总目录

财富的分配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

福利经济学：全2册

赋税论

《资本论》选读和简论

金融资本

经济学原理 上册

经济学原理 下册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

垄断竞争理论

人口原理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政治经济学概论

制度经济学：全2册

《资本论》选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财富的分配/（英）克拉克著；王翼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673-7

Ⅰ.①财…　Ⅱ .①克…②王…　Ⅲ.①边际效用学派-研究　Ⅳ. ① F091. 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1608号

财富的分配

作　　者
［英］约翰·贝茨·克拉克

译　　者
王翼龙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罗　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323千字

定　　价
29.8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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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贝茨·克拉克

约翰·贝茨·克拉克（1847-1938），美国经济学家，理论学派的开创者，代表作是《财富的分配》他承袭萨伊的劳动、资本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的庸俗思想，又把报酬递减规律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到了一切产业部门，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各自决定工资和利息的分配理论，据此宣扬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各有其源、公平合理因而谁也不剥削他人的思想，以此为资本主义辩护。该书最早区分了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西方动态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前　言

本书旨在说明社会收入分配是受某种自然规律控制的，以及如果这一规律在无阻力情况下起作用的话，则各生产要素就均能得到各自所创造的财富。尽管工资由于人们自由达成的协议而可能有所调节，但本书要人们注意的是，这种交易所达成的工资率，往往还会等于人们所在行业可归因于劳动自身的那一部分产品；尽管利息或许受类似自由达成的协议调节，但它还会自然地趋向于与可单独归因于资本的那一部分产品相等。在经济体系内财产所有权就要发生——劳动和资本得到国家随后视之为归其所有的那个数额——的这个时刻，社会惯例与财产权据以产生的这一原则是相一致的。只要这一原则不受干扰，那么人人生产多少也就都能得到多少了。

在1881年以来相继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中，我尝试着就该理论的各组成部分作了系统阐述，该理论是分别涉及价值、资本、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的。这些论文分别刊行和发表于《新英格兰人》（the New Englander）、《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耶鲁评论》（the Yale Review），《政治学季刊》（th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学会年报》（the Annal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Revued’ Economie Politique）、《政治经济学词典》（the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以及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出版的专题著作和专题研究丛书。现在，在对这些尚不属完全的叙述作出有条理的安排外，我还要作大量的补遗。

自然的这一用语被古典经济学家当作静态的一词的同义词，与价值、工资和利息等等的标准一起不经意地使用了；本书要提出的正是诸如此类自然的或静态的标准。本书旨在说明，假如工业领域的种类及其活动的特征方面发生着的变化停止在即的话，则货物的市场价格、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息会与何种费率相一致。本书的行文力图把在分配领域内起作用的静态因素与动态因素彻底分开。现实社会从来都是动态的，而其中我们最为关注的那个部分则尤其如此。变化和进步到处显而易见，工业社会在不断呈现新的形式以及推出新的功能。由于有了这一持续演变，当今的工资标准和利息标准，再过十年就不会照用了。然而，今天还是有正常标准的。在所有变化中，还是有在发挥作用的因素的，它把费率确定在这样一种水平，以至于无论何时工资和利息都会趋向于一致。不论海洋怎样地风高浪急，总会有某种理想的平展展的水面任凭波澜起伏而呈现出自己来，乃至汹涌的实际水面都因它而仅限于起伏而已。同样也有静态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就是动荡不止的市场、实际的价值、工资和利息也往往会趋于一致。

假如劳动和资本都是供给量固定不变的，假如生产方式的优化止步不前了，假如资本不复加强控制了，假如消费者的欲望永不改变了，那么工资率会怎样呢？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假设工业还要继续发展，而且尽管导致进步的因素陷于瘫痪了，但是社会财富还是会在完全非正统竞争的影响下继续得以创造出来的。当然，这种条件下继续保持的工资额和利息额以及工资率和利率，指的是在进步力量导致的一切失调的情况下存在的现象，而实际市场的行情是无论何时都会趋向于那些工资额和利息额以及工资率和利率的。它们是科学一直在探索的，从理论上说，是“自然的”工资率和利率。

在介绍这种自然工资率和自然利率所以是固定的这些规律时，本书试图完成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是建设性的，它是不会引起争议的。本书由于注意对比研究某几种理论，因而某几个观点就明白清楚而言会有所提高，但对这些理论的系统批评就差强人意了。如果各种分配理论都要加以详述的话，那就得写出篇幅不小于本书且还得是专论争议的这样一部书。原计划决定相对较少地提及其他著作，但这样一来，或许就让读者无从肯定本书的某个部分是否就是借用现有的经济学文献了，因此，这里似是很有必要申明，本书没有一个部分是如此有意识地照搬的。一开始发表上述一系列论文中的几种时，据我所知，只有一个重要论点是如此得来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或许就取自早期经济学家冯·杜能（Von Thunen）的著作；而且，要是我在发表某几篇含有某种类似说法的文章前就读过该著作中表述该论点的这一节的话，那么，那些文章也就不至于不提及这位经济学理论领域内的光辉先驱的这一著作的了。这一忽略现已给予弥补了。在一个冗长的注释中，我指出了冯·杜能的工资和利息的最终生产率理论与我自己的理论的异同之处。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理论可用同样的术语加以阐述；不过，实际上这两者的差别又是带有根本性的。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先生提出的工资是由一个人通过耕种不付租金的土地所能创造的那种产品而决定的这一见解，是最早令我探索的一种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即可使各地劳动的产品与共同起作用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产品脱钩，而且可以分别予以决定；导致获得要在这里加以描述的这一规律的正是这一探求，而探求所得的结果则表明，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根据这一规律，各种劳动的工资都趋向于与各自都可归因于这种劳动的产量。“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产量，与单独考虑起来的每一个单位的产量是相同的；而且，假如正常趋势是恰到好处地起作用的话，那么，这一说法不只是对每一个单位是适用的，而且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力来说也都是适用的，也即其产品及其工资都是相同的。

这里所述的理论与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von Wieser）的理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别；区别这里提出的理论体系和其他理论体系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承认永久资本也即生产资料的一种永久基金，与具体的资本货物也即使用过程中易损毁的生产工具之间的那种差别。该理论与前部长冯·庞巴维克（VonBohm－Bawerk）新近发表的那个引人注目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待论述分配的动态之后，再有一书问世即可说清楚。要是目前这个计划就接受了它的话，则我自当乐于引用和讨论对分配理论文献作出的很多具体贡献，例如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教授、弗朗西斯·A.沃克（Francis A.Walker）校长、阿瑟·T.哈德利（Arthur T.Hadley）校长、弗兰克·W.陶西格（Frank W.Taussig）教授、威廉·斯马特（William Smart）教授、约翰·A.霍布森（John A.Hobson）先生、查尔斯·W.麦克法兰（Charles W.Mac－Farlane）博士、斯图尔特·伍德（Stuart Wood）博士以及赫伯特·M.汤普森（Herbert M.Thompson）先生等等的鸿篇巨制。对以下三位，我要感谢他们的概括性的激励和建议，这种激励和建议影响所及，在我所作的任何理论研究中，莫不留下深刻的印记。他们是我的老师，海德堡大学已故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教授，我早期经济学研究的同事，也即哥伦比亚大学的富兰克林·H.吉丁斯（Franklin H.Giddings）教授，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西蒙·N.帕滕（Simon N.Patten）教授。

要了解成为本书编排依据的方案，这里有必要指出，最终生产率原理——正如本书所言，该原理是处于工资和利息规律的根基的地位的——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明；然而，如若果真如此，那么所用的术语的重要性就得作出大为扩展的释义了。例如，利息就得说是取决于最终一个单位的社会资本了。不过，这样一个最终单位究竟何所指以及又在何种意义上堪称是社会的呢？它高度综合，在采取某种细微调整后可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分配吗？它存在于到处可予以区别清楚的具体事物中吗？按照这个理论，据认为生产资料的这一增量，是由一定量的“永久资本”构成的，而其效率则取决于利率。但具体的工具则不是永存的，它们易损坏，因而需要不断更新。因此，必须知道这些在如此易损的工具与持久不变的财富的基金之间的那种真实关系。在不同行业间分配这一基金时，各种产品的市场价值都有其影响。因此，必须弄清价值规律与分配规律之间的关系。此外，由最终生产率规律决定的收入，也可以转化成可据以把租金原理应用于收入的一种模式了。租金的性质及其与工资和利息的关系需予以弄清。要使工资和利息的那个显然简单的最终生产率公式具有意义上的明确性和现实性，从而使这个公式能够解释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必须有涉及其他很多核心观点的引申性说法才行。

现在，先就这些解释性的内容作一陈述已经可以做到了，至于最终生产率规律怎么加以描述，那就留待陈述该规律时，当用的每一个术语的含义都已充分阐明以及用于表述实际商务的概念都非常清晰时再说。先讨论资本的性质以及资本货物、价值、小组关系、租金等等的性质，再谈涉及工资和利息的最终生产率规律的主要论点，这谅必是可行的。采取这样一种安排，按逻辑有正当理由。因为这种解释性说明会为提出某种简明扼要的结论性论点作好铺垫，该结论性论点会是包含这一理论的实质在内的。然后，此项研究就可以因提出一种总括性的说明而告以完成。但本书如此大篇幅专用于基本定义和讨论，这会对读者的耐心提出很高要求，而且还会在解释性问题与主题相衔接上增加困难。因此，我这里就先谈主题，后谈解释性的东西。后一部分所谈的内容除主题即最终生产率规律需要一开始就记住外，把各种说法融为一体并不容易。为使逻辑联系明显一些，我赋予了目录集各章要点之纲要的作用。不过，我并没有要让目录成为各章的摘要的意图。有很多段落并没有在目录中提到，但我希望本书的总的内容由于这些省略因而变得少而精了。

书中很多章节采用的数学表达方式是有意完全简化、非技术化的结果，就连数学中正流行的记号也没有用上。

本书最后准备阶段，我的同事E.R.A.塞利格曼（E.R.A. Seligman）教授、史密斯学院的H.L.莫尔（H.L.Moore）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A.S.约翰逊（A.S.Johnson）先生，以及同校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讲师A.M.戴（A.M.Day）先生等都曾给予帮助。尤其是戴先生不仅曾经反复读过我的书稿，而且还提出多项有用的建议，在修改数学证法上，更是给予了宝贵的帮助。在这里，谨一并对他们深表谢意。

约翰·贝茨·克拉克

目　录

【作者简介】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前　言

第1章　依靠分配解决的问题

第2章　分配在传统经济学各分支学科中的地位

第3章　分配在经济学各自然分支学科中的地位

第4章　一般经济规律中分配的基础

第5章　实际分配——社会组织的结果

第6章　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

第7章　静态社会状态下的工资——独特的劳动产品

第8章　劳动的具体产品可怎样加以区别

第9章　资本与资本货物的比较

第10章　资本和资本货物的种类

第11章　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取决于社会劳动与资本的数量关系

第12章　工资和利息的调节者——最终生产率

第13章　按地租公式计量的劳动和资本的产量

第14章　各行各业小组的收入

第15章　消费资料的边际效率——按小组分配的基础

第16章　消费资料的边际效率如何计量

第17章　生产资料最终增量的效率如何检验

第18章　资本依靠质的增量实现的增长

第19章　各行业小组分配劳动和资本的方式

第20章　资本分配巧当则生产与消费实现协调

第21章　经济因果关系理论

第22章　应用于各种具体工具产品产量的经济因果关系的规律

第23章　各种租金与价值及其与小组分配的关系

第24章　工业生产要素及其产品的计量单位

第25章　动态社会的静态标准

第26章　近似的静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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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依靠分配解决的问题

对于注重实际的人，以及对于学者来说，有一个经济问题极其重要，这就是，在对财富提出所有权要求的那些人中怎样分配财富。社会收入分成工资、利息和利润，这有自然规律可以作为依据吗？如果有的话，那又是怎样一条规律呢？这是需要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1]

大多数人都主要靠劳动谋生，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一切经济因素引起的结果，一般都是呈现为工资这种切实可行的形式的。技艺精通了，分工细化了，机器运转了，这一切所导致的结果是，雇佣劳动者所得到的等于雇主付给他们的工资。这个工资数额，不仅决定着这些人自己能够享有的舒适程度，而且还决定他们能为孩子确保多高程度的文化、健康和福利。另外，由于代代相传，工资高低对工人阶级福利的影响还是具有累积性的。一个人挣到钱了，这可以看作是凝聚为某种物质形态的潜在福利；这种潜在福利，设想工人现在得到了，而且足以使他们生活在很舒适的环境下，则他们的子孙的生活或许还会再舒适一些。由此可见，决定劳动者的长期生活水平是否会有某种升降趋势的，就是工资规律所具有的这一性质。

工资通常都是由一个人付给另一个人的，因此，所付金额按协议加以调节后，看起来似是取决于合同双方相对能力以及精明程度的。因为买卖策略就是劳资双方按照各自几个方面的能力付诸实施的一项重要艺术。不过，还是有一种市场工资率的，这种工资率基本上是受无可怀疑的和隐秘不明的因素所控制的。事实上，所谓“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也就仅限于一定的地方而已，而且还只在窄小的范围内才对劳动薪金额有所影响。我们下面还要指出，工人通常凭机敏或以坚定的立场向雇主索取的那个薪金额，是受劳动中所含的生产力限制的；而控制工资合同通行条款的那几种因素，则是决定生产力数量的那些因素。总之，在劳动力市场那种令人困惑的斗争中，存在着一条深奥的起作用的自然法则。

该自然法则的作用，在于把社会总收入分成通用的异质的三份。该法则使社会年总收入自行分成三大总额，即工资总额、利息总额和利润总额。[2]
这几项总额分别指劳动的收益、资本的收益和由劳动的雇主和资本的使用者完成的某种协调过程的收益。这类纯粹协调的工作，我们当称作企业家的功能，而这一功能享有的报酬，我们则称作利润。企业家的功能本身并不包括对资本的运作和所有，它完全在于建立和维持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有效关系。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工人尽管有可以采取的多种讨价还价的策略，但他们可从雇主那里得到的薪金工资还是受属于劳动自身的生产力的限制的，因此，有关工资规律的研究，也就必须探究决定这种生产力的那几种影响因素。现在，我们可以提出下列更为一般的一个论点——后面再予以证明——自然规律想怎样就怎样时，归属任何生产功能的收入所占的份额都由它的实际产量所估计。换句话说，自由竞争往往会使工人得到劳动所创造的东西，资本家得到资本所创造的东西，而企业家则得到协调功能所创造的东西。

按照这种看法，有关分配的这整个研究也就是对具体生产的一种研究了。它是对创造财富的活动所作的一种分析，是对三类要素共同形成财富这个过程中各自对共同结果所起的作用的一种探索。每一种生产要素都赋予产量中一个可以辨明的份额，每一种生产要素都赋予一种相应的报酬，这就是分配的自然法则。这个论点，我们还得予以证实；与任何导言所能说明的相比，更多的还得看它是否是真理而定。社会以其现状存在的权利，以及还会继续如此存在的可能性，显示出利害攸关。这些事实使分配这个问题具有了难以估量的重要性。

工人阶级的福利取决于他们获得的多少；但是他们对待其他阶级所持的态度——因此，还有社会状况稳定与否——则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生产了什么，而不是他们所得是多少。如果他们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就尽数归他们所有了，则他们很可能就不会寻求社会的革命性剧变了；但要是他们看来好像是生产得多，而归己的却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的话，则其中就会有很多人成为革命者，而且他们都会有权利这样做的。对充斥于社会的谴责之声是“剥削劳工”。“工人”，据说是“他们所生产的常受剥夺，而这种剥夺往往还是在法律形式内按照竞争的自然法则实现的”。要是这一指控证据确凿，那么，每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就都该成为社会主义者了；而他们改造工业体系的热情，就当成为衡量和表达他们正义感的标尺了。然而，如果我们要对此类指控加以检验的话，那我们就得进入生产领域，就得把社会各行各业的产品分解成它的组成要素，进而看看竞争的自然效应是否使每一个生产者都得到了各自促成的那个数额的财富。

要是每个生产者的所得产品和所占份额证明的确是如愿以偿了，那么我们还需深入了解这各项收入的增幅是绝对大了一些还是绝对小了一些。我们必须弄清楚，发展是使工人生产率提高了因而工薪上涨了，还是使工人生产率降低了因而工薪下降了。我们还得知道，在这几个方面，发展是重视资本以及企业的作用了，还是漠视资本以及企业的作用了；在发展过程中，资本的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者是境况好转了还是每况愈下。既已先行经由判别现行社会状态是否使人人都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财产了，检验了这种社会状态的公正的一面，接着我们还得弄清楚，但凡归属于人们自己的那一份财产，是变得越来越大了还是变得越来越小了，以期检验一下这种社会状态的慈善的一面。现行社会制度能否继续存在的权利，归根结底取决于它的公正；但是，令其按其自己的方式发展适合与否，则完全取决于它的慈善。因此，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我们是否有权令自然经济因素即如它们在起着作用的那样发挥作用；而且我们还得知道，以效用为理由让自然经济因素如此发挥作用是否就是明智。

当然，我们这个世界的全部收入都是在全世界所有人中分配的，但这门分配科学并不直接决定每个人该得到什么。人们的分享是另一类分享的结果：只有把社会的总收入分解为工资、利息和利润等部分，将作为独特的几类收入直接而且完全地纳入经济学领域内，则个人的分享才可望决定。按性质来说，这几类分享是各不相同和各有各的起源的，其中，一类源自完成工作，另一类则因提供资本而得以实现，再一类则是依据协调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成效大小而决定。另外，每一个人的收入几乎都是复合型的。工人拥有自己的某种资本，资本家完成某种劳动，而企业家则通常既拥有资本又完成某种劳动。某一个人的收入在何种程度上从一个来源取得还是从另一个来源取得，这取决于来源种类与本书所能包括的还要多的影响因素。我们无法探究一个资本家究竟完成了多少劳动。我们希望弄清楚的只是工资率本身由什么来决定，而纯利率本身由什么来决定，以及纯收益本身又由什么来决定的。一旦这几种费率一一确定了，则某一个人的收入也就取决于他所能完成的工作的数量和性质、他所提供的资本的数量，以及他所做的协调工作所及的范围和种类。凡是非人们所能控制的，而是由某种一般的纯粹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则都是由这样一种产品的归属所决定的，这种产品就是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所能够创造的而且最终所能得到的。

接下来，我们就尝试着揭示决定三类收入数额的那几种因素，而且仅限于此。不过，这可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即使我们仅限于这种探索，但要是成功了，我们确是解决了把人们按敌对阶层分类的个人隐私问题。发现决定工资率、利率和纯利润率的规律后，我们就可以判断甲某人对乙某人是否不满了。尽管我们并没有就弄清为什么其中一个人年收入仅500美元，而另一个人却是50000美元，但是就这两种收入来说，我们还是弄清楚了这两个人各自是否得到了理当归己的那一部分。不过，这两类分配尽管紧密相关，但还是得分清楚。

按人数分配，决定的是每个具体的人的收入。按照这种分配，甲某人年收入为500美元，乙某人为50000美元，而丙某人为500000美元，如此等等，而不论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收入是如何获得的。我们所谓按职能分配，则是决定在某个具体的行当应获得多少。这一分配就是决定某个等级的劳动的日工资为1.50美元，而不论是谁完成那项劳动；它决定利率为5%，而不论谁得到。这两类分配的区别既明显又重要，因为给其中一个人所划的界线，是影响到给另一人所划的界线的。把某个人的收入看作是被除数，那么，按照某种按职能的分配，你可以把这笔收入分成工资、利息和利润。因为这个人在这几个行当中的每一个行当都可能得到一点。如果把全部工资都看作是被除数，那么，根据按人数分配，你也可以把这个总额分成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那几份工资。

要强调的是，在理论上，利润并不对抽象意义上的工资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虽然获得利润的企业家或许就得给领工资的工人一点什么似的。权利总是属于个人的，而且只有感觉灵敏的人才有权利，因为只有明智的人才有责任感。因此，在工资从每天1.5美元降至每天1美元这一事实面前，就根本不存在对或错的问题；但是，从劳动力的每一个成员的日薪中扣下0.5美元，且把它加到雇主的所得上，这就在双方之间提出了一个公正还是不公正的关键问题了。问题在于：雇主占有工人生产的什么了吗？工人阶级之间始终悬而未决的正是这个问题。每一天都有一定的数量的日薪由一个阶级交给另一个阶级。这个数量是由人们可能同意而且是能长存的一条原则决定的吗？这条原则待人公平吗？这个问题是涉及个人的，但它又是由有关纯粹按职能分配的一门学科予以解决的。

要是每一种生产职能都按其产品数量付酬的话，那么，每个人所能得到的也就都取决于每个人各自能生产多少了。如果他是工作的，那么他所得到的也就取决于他所创造的；要是他还提供资本，那么他就还能从他的资本所能生产的那一部分中再得到一份；再进一步讲，要是在协调劳资关系上他提供服务了，那么他就还可以得到单独溯及那一职能的产品。只有按照这几种方式之一行事，一个人才能生产出东西来。如果他凭借这三种职能之中的任何一种，得到了他使之所生产的一切，那么他也就得到了他所创造的一切。如果工资、利息和利润，就其本身考虑起来，都是按照一种合理的原则确定的，那么，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就不会相互抱怨了。如果各项职能都是按照它们的产品计酬的，则人们就应该按产品产量付酬。因此，尽管权利是属于个人的，但是涉及分配的权利问题，却是经由职能的学习可以加以解决的。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深入地进行纯粹伦理的研究。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人都按产量计酬的一种规则，在最高层次的意义上是否就是公正。实际上，就有某些社会主义者宣称这一规则是达不到公正的。各尽所能、按需付酬，这是人们熟悉的用以表达某种公平分配的理想的一句常用套话。按照这一规则，那就得从某些人的产品中拿出一部分用予满足更急需的人们。不过，这样做会违背人们通称的财产权。这公正与否的问题，不在这里的探讨范围之内，因为它是个纯伦理学的问题；反之，我们面临的则是一个经济事实问题。自然分配就能识别出人们的产品及其收益了吗？我们得到的和民法使我们有权拥有的，果真就是我们凭创造而得的自己的财产吗？我们现有的实际财产，从一开始就是取决于生产吗？

工人带着他口袋里的工资离开工厂时，这是民法保证他可以这样带走的；但在离厂前，他可是所在行业当天创造的财富中的一部分的合法所有人。由于某种原因，他所不懂的决定他的工资会是多少的那个经济规律，是使他的工资额与他当天的产品产量相称呢，还是就迫使他把他合法拥有的工资中的一部分留给雇主呢？迫使人们把按照创造权说来就归他们所有的一部分财富留给雇主的一种谋生方法，当属一种体制性的敲诈勒索，这是对财产权据以形成的原则的一种违法行为。

这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与事实有关的问题。即使认为应该成为财产所有权依据的这一规律，也即“谁创造归谁所有”这一规则，果真就在财产所有权归属开始之处发挥作用了，那么，在工厂等处，就可以在那里就所创造的价值进行支付了，余下的，重实际的人就得按其性质完善这种行业制度，以至于这一流行规则的例外，或许就能少见一些、次要一些了。对不是体制性的敲诈勒索，我们就得反其道而行之；但是，显而易见，在认为财产权取决于一个生产者对他所创造的东西的这样一种要求权的社会，一般说来，必然维护在所有权起源之处即对劳动所作的支付上所拥有的权利，否则，在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就会有一种爆炸性因素，这个因素迟早会毁了这一基础。要是不保护财产，国家就没有必要存在。因此，一个国家要是迫使一个工人把凭借创造权就属于他的财产硬是扣除并留给工厂了，那么，它就会在一个决定性的关头归于失败。如果实际工资是劳动的全部产品，如果利息是资本的产品，如果利润是某种协调行为的产品，那么，财产一开始就会处于受保护之下。

[1]
所谓“财富”，是指人类福利的来源，即能转移的数量有限的原材料等。参看本书作者所著的《财富的哲学》。

[2]
土地的租金，考虑到后面要提到的原因，在这里是与利息合在一起的。不过，这就得扩充传统地租理论，而不是否定该理论。

第2章　分配在传统经济学各分支学科中的地位

我们已着手解决有关分配的一个检验问题，也就是检验一下把社会收入分为工资、利息和利润从理论上讲是否可行。我们已注意到，这就迫使我们开始研讨生产领域，以期断定这些收入是否分别各归其主了。其中每一种收入都是由获得它的那种生产要素创造的吗？要是的确是这样的话，那么整个分配科学岂不也就是一门具体生产过程的科学了吗？无论如何，创造财富过程与分配财富过程的关系，要有一种细致详尽的研究才行。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等术语，一直是分别用来称呼经济学的四个分支学科的。不过，这些分支学科并不是性质迥然不同的分支学科，因为其中的一个都还包括另外几个当中的两个在内。财富的生产在由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进行时，是既包括交换在内又包括分配在内的一个过程。这一事实使人们认识到，为了研究起见，经济理论必须予以重新分类，而且是按照某种新的原理予以重新分类。经济学过去的里程碑不会彻底消失，因为这门学科依然必须把生产、消费等等称为犹存的、可予以明确表示的和理解的过程。然而，作为这门科学的一个个分支学科，它们则都是会消失的，因为在这些分支学科之间所确定的那些界限，在现实生活中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它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区分，这种区分是为了把一个大得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的领域分解成小一些的几个领域而作出的。这些分支学科当着我们弃而不用时，经济学这个领域就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了，而且是不久就会形成共识的，这就是经济学领域的真实的、天然的面貌。不过，该领域还会有多个分支学科。说明交换、分配和生产是如何令人失望地交织一起的这一项研究，也有揭示经济学三个分支学科既自然又易懂的效果，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实际上，我们是由于认识到了我们为什么可能就不用那几个老的分支学科，这才有了这几个普遍适用的分支学科的。

生产，也就是使物品进行产生；而且除原始社会以外，在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生产都是通过分工完成的。现代的生产者都是专家，他卖出一种商品或一种商品的一部分，并用因此所得到的收入，需要什么就买什么。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它才是万能的商品创造者。也就是说，社会生产是借助于交换完成的。因为有了商品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传递，全社会也就都能生产各种商品了。一方面是“分工”、另一方面是“交换”的这两个措辞，无非也就是换种方式，描述了创造财富的那种有组织的方法而已，而这一方法，是与孤立的、独立的生产方法形成鲜明对照的。但凡一种物品，从筹划生产，直至成为成品，乃至最终被使用，始终是经一人之手的作用而形成的，这种情况也就说明生产尚未实现社会化。[1]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财富的生产者，而交换则是生产中的社会化要素，它是这个综合过程的一个典型的组成部分。

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迄今未变，而不论社会组织化程度现已多高。地球依然提供物质资源，而人类将之加以改造。就这一点而言，某种钢制工具在一个现代工厂的生产，是与一个史前人的一把石料短柄小斧的制作相近似的。社会生产之所以新，是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互依赖取代自给自足了：大型组织取代了一群松散的生产者。专业化和交换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生产，还与一些固定的价值观念直接相关。如果我们卖掉自己的产品，那就必须决定，作为交换，我们要得到多少。一个市场确定的那种并非违反常情的交易比例，现在已在这门学科中按照惯例定名为交换的那一分支中给予论述了。不过，交易比例在该分支学科中进行论述，适得其所吗？

有一类分配并不决定工资率和利率，而是决定一个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它的工人、资本家和企业家在内，与其他行业相比，能得到多少。这一类分配决定整个商业部门是否会比另一个商业部门繁荣一些。这属于整个分配行业中的一种中间成分的业务，是借助价格完成的业务。例如，小麦价格一高，与其他行业相比，农业工薪就高；而小麦一价廉，农业工薪水平就锐降。如果我们记住的是某种物品的所谓的“市场价格”，也即某种物品的供给量在既定条件下的那种即时价格，那么，这种价格也就成了我们所称的按小组分配的主导因素了。例如，如果钢铁售价高，那么，生产钢铁的那个小组也就获得了巨额收入。此项收入最终在该小组内各方面之间实现分配；至于工人得多少，资本家得多少，还有雇主得多少，这个问题我们暂不提出，这要由小组内进行的最终分配决定。按小组分配，是社会收入的一种初步分配，是涉及各行各业的分配。社会收入初步分配的价格取决于各种物品。农民希望小麦价格高，矿工希望矿石价格高，如此等等，是价格决定这些小组的收入。

全社会的巨额收入——有待分配的——实际上都是由具有某种用途的具体物品构成的。其中大多数都是消费品，它们是用于满足零售商店的备货待售需要的。这个日杂消费品储备，要以某种方式分成几份儿，不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们都可以从中得到一部分。绝无物品制成且已陈列待售后才开始并完成决定分配的条件的情况的。假如在物品储备准备就绪、消费者立等可取前，每个工人、资本家都能获得多少这一点都还没有作出决定的话，那么，分配也就只得根据某种随心所欲的规则而且就由国家的某个官员付诸实施了。但是，实际上已经定好的分配条件，是物品的生产处于进行过程中就定下了的：商品，的确是尚在制造中就给予分配了。

这样一种备用的商品存货总量的形成，是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一个综合过程。一个小组的生产者制造物品甲，另一个小组的生产者制造物品乙，再一个小组的生产者制造物品丙，如此等等。物品甲售出所得的收入总额，在制造该物品的小组内分配；物品丙售出所得的销售收入，按同样方式在共同制成该物品的那些人中分配。成品的价格于是完全决定各小组的收入。这几个小组也以同样严格的方式，分成若干个小小组。这种小小组吸收农民、羊毛商人、制造商、染匠、布商和裁缝等，做成一件件外套。各阶层的人们各自组成小小组，各小小组又都从那个大组那里得到任何情况下都视价格而定的一份。如果羊毛昂贵，则牧场主就兴旺发达；而如果羊毛价格与布匹价格差幅大，那么，制造商就红火。决定各小组和各小小组收入的都是时价。

不过，这些价格调节手段中，没有一种是直接决定工资和利息的。这是分配的最后一个且也是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发生于各小小组内，是构成必须完成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分配的。属于农场主、制造商等等的那几部分的收入，还得进一步加以细分，因为有一份是必须归属于每一个工人和资本家的。但是，这最后一次分配就不继续进行了，因为上述种种常规一些的分配，只不过是按照制成品销售量作出的分配而已。在这里，是包含了更为精细、难度加大了的种种调节在内的。现在，我们还得清楚地考虑到，进行可用商品存货总量的分配所取的那种系统方法，是遵循每个生产阶段进行时它所取的那种方法，以及它在决定交换价值中所起的作用的。这一分配分三个不同的阶段进行。社会收入需作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以及最后的一次再分配。首次分配决定各行业小组的收入；第二次分配决定各小小组的收入；最后一次分配调节全社会系统无数个小小组的工资和利息。各小组和各小小组所得的份额都完全取决于商品的价格，由此可见，是时价的决定导致了按小组分配条件的那种调节。

例如，令A″代表某种制成品，如面包；令A代表原料，该原料系由地里长着的小麦制成；A'即可代表经脱粒而后运往一家面粉公司谷物仓库的小麦；A″代表磨成面粉的小麦。依此类推，B和B'等等代表的是另一种商品，比方说，处于几个提升阶段的毛料衣服；而诸C系列又是代表一种商品。所有的A构成一个大组的产品。A″的价格决定其所有小组的收入的规模。B″和C″的价格决定制造它们的两个小组的总收入。类似地，A″的价格与A″的价格之差，决定了把一种产品变成另一种产品的那个小小组的收入。在此例中，此差价为烘烤业的毛收入。以同样的方式，A'与A″的差价决定了磨粉业的收入，如此等等。由此可见，整个系列中每一个小小组的收入均直接取决于价格。

但是，探究这种市场价格的一个宗旨，促使我们思考称为“自然的”或“正常的”价格的概念。这类价格是用货币表示的价格，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市场价格往往会与这种价格趋于一致。换句话说，这些常态价值也是分配现象。这是因为有某种在按小组分配领域起作用的因素，是这种因素确立了市场价格往往会与之趋于一致的正常标准。我们刚才指出，市场价格决定各个小组的收入，情况也的确如此，而且还在分配的几个早期阶段控制着分配。现在我们必须指出，还有一种更深刻的因素在分配中起作用并控制着正常价格。市场价格是按小组分配之因，正常价格则是某种分配现象之果。自然或正常价格的调整是分配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几种使价格成为“自然的”变动，实际上是由获取其收入的若干自然份额的各色人等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劳动和资本投入一个行业时形成的产量和收入，与投入另一行业时所形成的一样多时，价格也就处于自然水平了。正常价格，意即工资相等、利息相等。如果小麦、羊毛、铁、木材等等的价格，莫不如此，乃至只要离开生产这些产品中的某一个行业，转而全身心献身于制造另一种产品的某个行业的工人或是资本家，那便谁都不可能获得增强了的一种生产能力，此时，这几种商品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就都会是正常的了。

人们熟悉的自然价格的定义是：与生产成本相一致的价格。经济学家向来都是就凭想象力置身于企业家的位置上的，把自己付出用于制造某种物品的钱看作是成本，又把他销售该物品之所得看成是投资收益，这是他们的习惯。按照这种设想，竞争的趋势就会是使价格降至投资收益等于成本的程度。但是，这是对正常价格规律所持的一种利己主义的不全面的看法。这种看法是，该规律一出现，就会向创造财富社会活动中的某个人展示这种规律；另一种普遍的看法则是，该规律一出现就把它展示给了整个社会都在他的视野之内的一位学者。诚然，各种物品的正常价格都等于成本，这完全正确。但是，其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在于该行业的地方性：这与发生在制造该商品的这个小组内的一切都无关。我们要说，使棉布取某种自然价格的那种影响，是在整个生产体系范围内起作用的一种影响。事实上，使任何一种价格都成为正常价格的，正是某种具有广泛性的社会趋势。有关正常价格规律的这种传统说法固然并非不正确，但它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说法偏向某一方而且是不充分的。它是按照一个企业家的观点描述事物的，而不是按照一种社会观点描述事物的。

我们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充分的研究时就可以明白，销售的一切都是旨在如数获取相当于已经作为成本——包括作为成本要素的利息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在内——投入的这样一个金额，也就是把各行各业的各小组的利润总额按比例拉平，或者使各小组的单位生息资本等量于单位生息劳动。由此可见，成本价格等于提供等量收益的那些价格。

检验并确定这种价格是否正常的是比较收益，而不是任何一个小组的收益。例如，小麦的现行价格是这样的一种价格，按照这种价格，以致提供得了比另外某些行业所提供的还要多的单位资本的产量：它高于自然标准，而且，即使各地工资和利息都很高，但企业家抵补生产成本之后也还是一无所获。假如这种结果会导致从其他行业中把人与资本用于种植这类谷物的话，则这种经营就会把现有的所得减至零而宣告结束。只要没有其他原因搅乱按小组分工中劳动与资本收益能力相等的这种情况，价格就会趋于正常。正是由于其时实现的价格会导致各行各业的各小组收益均等，才会导致价格趋于正常。该词实际上是意指按小组分配，是处于某种自然状态的。任何地方都是单位劳动产量相等、单位资本产量相等——这是提供物品自然价格的条件。巧合的是，这一条件还导致了业已定义为成本价格的这一术语。

因此，当人们再无从一个小组换到另一个小组的动机时，也即按小组分配正常时，价格才是自然的。这就须是劳动和资本在各行各业中作如此分配，以至于既不存在某种产品生产过度，又没有某种产品生产不足等类似情况。总之，社会必须如此指导其生产力，以生产出恰好数量的产品。各种具体物品的产量都必须处于正常水平，以期其价格可能归于正常。使产量达至这一自然状态的影响，源自工人和资本家此举，也就是离开原来的小组，投身于产品价格高的小组，获取可能得到的任何特殊利益。这显然是按小组分配的结果。这样，源于分配的影响，导致了交换价值趋于正常的状况。那么，经济学四大传统分支学科内，交换价值研究应设在哪里呢？这一现象本身就与交换直接有关，其近似原因是生产状态，支配它的最终影响则是分配诸因素的一种作用。

市价研究显然属于分配科学。从表面上看，控制发生于不同小组间或各种行业间的分配，它是通过市场价格来完成的。不过，这种价格是瞬息万变的，而且是围绕着某几种更持久的标准波动的。按小组分配变成正常的——使各行各业的工资和利息都接近于相等——这种趋势使价格趋于正常标准。

那么，在交换这个标题下还要讨论些什么呢？那就只有物品的实际交换了。这个过程导致人们在各不相同的小组中进行角色分类，而每一类小组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有可能发挥作用。交换决定了工业社会组织的形式。商店向我们供应的每一种制成品的背后，都有着分门别类的一系列专业生产者，其中的每一个生产者都依次参与制成品的研制。诚然，从事生产的那种社会组织是错综复杂的，但使之成形的那些原则却又是简单的。这些原则是交换理论的研究对象，而交换理论则是工业社会的组织理论。当我们考察社会由以构成的那种小组制时，我们就会认识到这种说法的全部含义了。此时，指出交换逐次使工业分门别类就够了。交换调整工业在小组和小小组中的支配力，这种支配力的作用则由自然规律决定。

此外，对各种生产要素所进行的一切配置——即置某种劳动和资本于这里，又把他种劳动和资本置于那里——显然都是一种社会生产现象，是社会生产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对生产力作出的某种安排，是把生产力置于它们所能发挥最大效率之处。事实上，除消费外，一切经济活动莫不属于生产范畴。交换，无非是各个小组生产的典型特征而已。在此标题下，我们还要描述各行各业的小组制。我们已经注意到，决定各个小组规模以及各小组将创造的物品总量的就是在分配中见效的某种影响。如上所述，采用小组制，是既能防止某种产品过量生产，又能杜绝另一种产品产量不足。这也是那个无所不包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还有一种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分配，是属于生产范围的分配。与价值相联系，对其所作的研究产生了一种价值科学意义上的分配，这是全面发生于各种不同行业之间的分配。例如，小麦高价，促使小麦种植业成了一种报酬丰厚的行业，因此，共同种植小麦的工人、资本家和企业家这个小组集体得以拥有巨额收入。这巨额收入中有多少分配给工人呢？资本家得到多少呢？企业家又获得多少？这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都是涉及另一类分配问题的。在各行各业内都有这最后一种分配要进行。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小组的报酬定下来之后，这笔总数就得在其内部，在对该报酬提出要求的人们中间进行分配。而这是社会收入分配的最后一个环节。

在发生于各小小组内部的最后一次分配——把其中每一个小组的总收益都分为工资、利息和利润的这一分配——中，生产规律起支配作用。就自然规律是正常的情况而言，劳动往往就会把它独自生产的部分归于它自己，资本也是如此。帮助农民种植小麦的工人，自然得到了小麦产量中单独归因于他付出的那一部分劳动的价值。这一说法须有证明予以证实，而且会得到这一证明的；但这一证明必须体现现状，我们将它作为一个论点留待后面的研究中予以证实。现在已经清楚的是，如果是应予证实的话，那么，整个分配以及交换就都应包括在生产财富这样一个有组织的过程之中。弄清楚社会产品错综复杂的关系，穷源溯流，分配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这是一种分析性的研究。这种研究逐步上溯到那种综合而后又汇总很多不同的事物中，则大量可用物品的社会总收入分配额也就形成了。这种研究，首先追溯各小组在所创造的那个总额中各自所占的份额；接着是追溯各小小组各自作出的那部分贡献；最后再使劳动和资本分别享有创造小小组产品中各自应得的份额。

因此，有组织地采用某种社会方式继续着的各种经济过程，我们现在都可以把它们汇集成这门综合的生产科学。于是，这些过程看来是不见得有相继分离的情况的，但在各种传统理论中，它们却都是视为各不相同的科学分支的。例如，在制鞋厂工作的是一名男子日挣2美元。在这里，且让我们把他的工资额作一说明。他是一个小小组的成员；而我们首先就得对社会对各个小组和小小组作出的系统安排进行说明，这些小组和小小组是相互交换产品的。在这里，我们要用专业术语来狭义地、精确地讨论一下交换理论。在论述交换时，我们其实也就开始了有关生产的讨论了。这个人所得的是他所在小小组所得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是按小组分配规律——市场价值规律——决定的。不过，市场价值取决于所生产的各种物品的相对数量；也就是说，市场价值是取决于相对的小组产量的。不过，如果我们就这样尝试追溯小小组收入起因的话，那么其实我们也就还是停留在更一般的生产科学基础上了。实际上，我们是想要追溯这种小组收入的起因，该制鞋工人的工资是从小组收入中获得的。当我们已经发现作用于该小组收入的影响时，我们就必须弄清楚，那项收入中该制鞋工人所占的份额为什么是一天2美元。这就将把我们引向对具体生产的某种深入研究。首先，我们务必证实该工人工资是否与他独自生产的相等；其次，还得探明是什么决定他生产的产量。此系最后一个阶段的分配研究，但它也是有关生产的一种研究。因此，在调查该制鞋工人劳动而付2美元工资之原因时，我们是在部分地研究四个传统学科中除消费外的每一个了，不过，我们始终是在社会生产这个学科内进行的。

只有消费依然还是一种个性化的过程。粮食，我们固然是合作生产的了，但我们还是各吃各的。社会生产我们需要穿的衣服，盖好我们的住房，等等，但我们一旦得到衣服，我们就自行各穿各的，居住我们也同样是各住各的。不过，社会还是对我们的自然界起反作用了，而且改变了我们的必需品且使之成倍增加。各自消费时与他人有所分享的愿望，甚至有可能使消费某些产品的这一过程具有了某种集体性。例如，我们享受一块儿吃饭的乐趣，我们很多人一起听音乐、听演说，分享其他人到来后在一起的快乐，但在物品消费上，则又不存在与物品生产上出现的那种合作相似的合作。没有明显的小组制，没有诸如劳动和资本一类的生产要素的合作利用。产品着手解决的是个人的感情。因此，消费是社会经济的个人独特组成部分。

但是，要是我们看一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生产和消费并不处于同一水平。一种是集体活动：要是不加组织，那就一事无成；另一种则是个人活动：它存在于每个人都使用社会凭借其错综复杂的生产体系为他所制造的东西。按照某种精确的意义来说，这一个过程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个过程则不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

要是我们看一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生产和消费是完全协调的，其中的一方就是另一方的倒转。一种状况下是人类作用于自然，另一种状况下则是自然作用于人类。在土地上耕作，因而你有了粮食，因而你通过作用于自然形成了某种财富；但这粮食通过作用于你，又使你衰弱了的组织得以复原，使你丧失了的精力得以恢复。人类创造财富和财富创造人类，两者构成了整个的人类经济活动。在此过程的前半部分，是人类持主动的和进攻性的态势，而在后半部，则是取被动的和愿意接受的态度。在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下，这两个过程是发生的仅有过程。孤身一人生活的原始人，会杀死猎物并吃了它；他会做衣服并穿在身上；他会作用于自然并承受自然于他的反作用，而那就构成了他的整个经济活动。他与交换和分配全然无关。实际上，假如我们就视之为一个单位的话，则这就是一个经济社会所能做的。他生产食物、制作衣服、构筑住处以及制成一切能使他舒适愉快的东西，而且均归自用。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他安排和有序地制成的，而享用则又是任意而为的。伴随这一切的是称为交易和分配的过程；而生产和消费却使整个经济消耗殆尽：不存在超出这一切的财富现象。

这些都是一着手分配研究就必须认识到的事实。从着手这项研究直至到完成为止，社会生产这个领域我们都须臾不可忽略，交换这个还要偏窄的领域也不能从略。价值通常是已在交换部分予以论述了的主题，但是价值理论和按小组分配理论则完全是一回事。

[1]
按经济学意义来说，一种物品，直至该物品的零售商已找到买主，而该买主的需求在该物品能予以满足时，才能成为制成品。因此，制成品的销售是社会生产的终端行为。

第3章　分配在经济学各自然分支学科中的地位

现在我们可以指出有一种划分经济学领域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我们既能研究分配，又不至于淡忘分配与交换、交换与生产的关系。在社会经济学领域，共有三种各不相同的因素发挥作用。如果我们分别研究这三种因素，则我们就能把经济学分解成三个分支学科，而且其间的边界还是天然划清的。人类通过生产改变物质，物质通过消费改变人类。这些过程无需借助于由人类安排的任何组织的作用，人类无非是施加影响进而受到影响而已。这一切都可以由独自的个人去完成，或是由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很多人完成。这些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既有谋求保护之意，又有旨在享受一点点交往之乐趣，须知其时是不存在任何产品交换制度的。让每一个人都生产而后消费自己的产品，某种经济生活也就无所或缺了。

这样一种独具特色的生活，建立了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人人都为自己开拓了一部分物质领域，进而人人又都得到了自然界经开拓后所能提供的直接服务。在这些条件下，没有掩饰人们与地球始终保持的关系，对自然界的明显依赖，与其他人之间的明显的相互依赖，这就是每个人经济生活的规则。从地球提供的原材料那里，每一个生产者都创造自己的收入。既然已与此过程联系在一起了，那也就不存在什么分配问题了。

不过，在此种使人人都与自然界面对面的生活方式下，也就有了更属基本层次的即所有经济学规律都发挥作用的余地。例如，这里有原始森林中的狩猎者，他们既把动物之肉变成食品，又把动物的皮毛变为衣服和住处。他们这是在创造堪称财富的东西。这种东西具有现在源源不断涌向现代城市商店的财富的那样的本质性标记。他们使用资本，而且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全都包括于其设备内了。他们的消费自有其规律。他们的酋长是一个需要一切消费品的人。对他们的酋长而言，某一种物品既不能生产和使用过多，而另一种物品又不能生产和使用过少；要是他们创造的财富是要使这位酋长诸事顺遂的话，则他们就必须防止出现有的人吃得过饱而另外的人又吃不饱的情形。

于是，这就有了一整套清晰的经济规律了，这些规律的作用并不取决于组织。这些规律是带有根本性的，我们得指出它们是万能的。它们既在先进国家经济中起作用，也在最原始国家的经济中起作用。财富无论在何处都有同一区别性标记。对它的生产和消费，总是受制于同一个一般条件。因此，首个经济学自然分支学科，应该体现财富的普遍规律：该自然分支学科应该讨论生产的更一般规律以及所有的消费规律。

第二系列的现象可溯及另外一组因素，这组因素源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凡人们开始交换产品之处，这种关系就起作用了，就因为这一点，社会才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组或是特定的行业。令有的人生产粮食，另外的人盖小屋，然后相互交换产品，而非一般经济之规律所能说明的情况发生了，这些规律是解释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的。交换要得以实现，则非有价值的决定不可；而正是这些价值，它们决定了按小组分配的条件。

在每一个小组或每一个具体行业内，都出现雇主支付工资给劳动的人以及支付利息给提供资本的人的时候，社会的组织进一步扩大了。按照该术语的某种概括性定义，分配是由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的一类组织引起的。论述分配的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应首先论述取决于交换的按小组分配，然后再论述最终分配，因为它发生于各小小组内，它决定各小组的所得之工资、利息和利润。经总括的构思，确定了须内含有关按小组组织制及其产品交换的这样一种说明后，才能将分配科学包含在经济学的社会规律内。这样一门学科从对行业的小组制度作出说明起，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为小组与小组之间进行买卖的条件作出说明，而且指出，作为一个整体，各小组的收入是由什么决定的，然后，该学科说明在这种方式下某一个小组全体所拥有收入的情况。工人得到该小组所得收入的一部分，资本家得到其中的一部分，企业家得到所剩的全部——要是还有所剩的话。总而言之，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成为生产者时，所产生的这些清晰易辨的社会关系，就都可以按照这一标题加以论述了。不过，该术语不能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名称，要是这样用了，它就含有了这样一种概念，即按此名称所作论述的既非生产也非交换。分配是这样一个过程，就其所具有的完整性而论，是包括交换在内的，但这一交换又是属于生产内部的交换。因此，把经济学的第二个分支学科描绘成分配科学，这就不得当了。因为在公众看来，生产和交换有差别这一意思，是与该术语连在一起的。当我们获悉由于发生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所致的后果时，我们接着就得深入弄懂，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又发生了什么。

业务性质丝毫不变，而生产继续有组织地进行，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直到最后，人们自始至终就生产同类物品，而且就按同一加工方法生产此类物品，这会变得司空见惯。他们使用的工具，还有原材料，也可能从来不变；而且就连所在行业能够形成的财富总量，不管结果怎样，他们也可能不加改变。情况如此，人们就可以把社会生产视若停滞了。社会经济处于这样一种不变状态之下，分配无论怎样难乎为继，也还会起作用。各小组还会交换产品，而且每一个小组都会凭借各小组产品的价值谋求集体收入总量。农产品价格应当决定农场主的收入，而矿石价格则决定矿主的收入。作为一个整体，各小组的收益会在构成一个大组之下的小小组间加以分配，然后再采取某种措施，把所得收益分为工资、利息和利润。

我们称作价值的“自然”标准，或者工资、利息和利润的“自然”或正常的费率，等等，实际上也就都是静态费率。这种费率与一个组织严密、不存在进步所引起的混乱的社会中出现的那种费率是完全一样的。与古典经济学家所意识到的相比，此类费率与一种彻底研究关系要密切得多，这种研究就是他们所称的自然价值的研究。

把社会归结为一种稳定的状态，使各行各业一如既往地完全自由地存在，使劳动和资本具有绝对流动性，它们不只在行业间自由流动，而且在与李嘉图的研究中一样合乎情理的理论世界中也具有流动性，那么这就会有一种自然价值体系了。这些价值是各商业城市商店费率一直波动不止的价值。还会有一种自然工资和利息的体系。这些体系是各工厂、田地、矿山等等的劳动和资本的薪金额始终据以上下波动的标准。就这一点来说，自然的、正常的以及静态的等等词都是同义词。经济学中描述价值、工资和利息等标准的这一分支学科，应该有意识地呈社会静态经济学理论的形态。这种理论，当论述若不发生生产方式改变等等大的干扰就会继续存在的分配时，此类干扰是永远导致行情偏离在古典经济学中是合乎情理的那种自然标准的。

不过，这种静态状况是想象中的状况。一切自然社会都是动态的，我们必须侧重研究的那些社会尤其如此。历史上的理论研究是凭想象创造一种静态社会的那种研究。就现实世界来说，持续不断的变化，时时都在把劳动和资本从一种职业中推出，又推进到另一种职业中。在各行各业中，这种变化一次又一次地既改变生产方式，又改变产品的种类和产量。然而，这并没有否定静态理论得出的结论，因为静态规律毕竟是现实的规律。在理应保持某种固定形状且不得不以某种固定方式在世界中起作用的那几种因素，在变化了的现实世界中仍然起作用。我们总可注意到它们与其他各种因素一起发挥作用，但我们又必须把它们想象为单独发挥作用的因素。我们把它们分别加以研究，就是为使我们能从中了解在动态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设想了一种静态社会，进而把这种孤立方法冒险地和迫不得已地付诸应用了。

然而，仅仅由于疏忽，这才出现了那种与现实社会的动态状况不相符的想象的和静态的状况。一切在不变的世界中会起作用的因素，都不仅仅会在变化的世界中发挥作用，而且甚至还会是那种世界的主导因素。它们不仅使价值原原本本地维持着自然标准，而且还使之围绕那些标准波动；它们还使实际工资和利息始终相对接近于自然费率。

至此，我们说明了经济学两个分支学科的界限。第一个分支学科论述普遍现象，第二个分支学科论述静态社会现象。先论述不论人类是否组织起来都起作用的那些经济学规律，接着再研究取决于组织但不取决于进步的那几种因素，最后必须研究促进进步的那些因素。除社会处于静止状态所发挥作用的那几种因素之外，我们还得加上社会陷入变动和混乱状况时才起作用的那些因素。这就使我们有了一门社会动态经济学。该学科将使在我们的理论中合乎情理的这种社会呈现类似于现实世界的社会中所具有的那种状况。它将提供一种静态理论公开或有意置之不理的东西——改变生产方式和影响社会自身结构的种种变化。对这些变化的研究，是第三个经济学自然分支学科的内容。

需求正在变化之中，因而需要生产的财富的种类也得随之变化并进而予以改变。新的机械生产方法正在使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高效率机器淘汰质次机器；新的动力投入使用，新的原材料得到利用了；人口增长并迁移，随之带走了部分新增财富；大型工业发展，从而挤掉了小型工业；地球上到处都是人而且处处是财富。不过，这些变化中，没有一种是有助于阻止静态因素发挥作用的。就此而论，种种变化合在一起也是枉然的。无论自然价值规律还是自然工资率、利率和利润率规律，都丝毫无损。不同的一组因素与静态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实际价值、工资等等就是这两类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在着手动态现象研究时，我们的理论是自我完善了，所得的结果是使我们的理论对现实中的世界作出了充分的解释。要是构筑理论上的动态世界的该理论，不独是有根据的而且还是彻底的，那么，这个理论上的动态世界就的确是宛如现实世界的了。就像存在否定种种理论结论的影响一样，这个理论也包含摩擦和失调等因素，这是企业家身感实受了的。假如将理论上的动态世界的研究进行到底，其所得结果谅必就会填补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的这么一个空白，即一门经济摩擦与失调学。

就方法而论，就像李嘉图学派的理论一样，动态经济学理论也必须使用演绎法。它必须以静态经济学的假设为基础，静态经济学的结论，我们注意到，是毫不妥协地实现了理论化了的。然而，现实主义是动态理论的显著特征。动态理论在其理论观点领域，就包含这样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使某种演绎经济学全面诠释现实世界所需要的。

在竞争裁决何种价格波动是由静态因素决定的，以及何种价格波动是由动态因素决定的世界各地市场，实际价格就像钟摆时而在一条假想的垂直线的一侧、时而又在该垂直线的另一侧那样，时而高于标准又时而低于标准。该垂直线会与钟摆静止不动的那个位置重合，要是它仅受静态因素影响的话。诸如此类的摆动之所以出现，应当归因于动态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动态因素是可以计量的。诚然，我们先得了解静态因素之性质以及在唯静态因素起作用的情况下它们会使钟摆所达的位置。价格围绕自然工资的波动只有采用某种类似研究方法时，才能给予说明。自然工资、利息以及由实际费率所显示的这些标准的波动，莫不如此。静态因素决定标准，动态因素则引起种种变化。

不过，这并非动态因素的最大影响。我们在对实际价值、工资利息对自然率的偏离作说明时，我们并不了解有关它们的最重要的情况。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动态因素创造出了静态因素能够发挥作用的新条件。在这些新条件下，自然价值等就与在原有条件下不同了。例如，棉布价格，当此织物为手工织品时，它是完全自然的，可一旦成为机织的时候，就远非自然的了。棉布的正常价格，因为有瓦特、哈格里夫斯、阿克赖特以及克朗普顿等人的发明而降低了。在这些人着手纺织机械研究并取得成功前，棉布价格的波动约达一个自然标准，其后则是约达另一个标准了。类似地，由于深远的动态影响，工资的正常水平也提高了，而利息水平则降低了。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由静态因素决定的某种价值、工资和利息标准。此时，实际费率围绕这些标准的波动系动态原因所造成的。再过些时间就可以发现，这些标准自身也经历某种变化，这些非比寻常的影响，是都可归因于动态因素的最重要的影响的。实际上，失调和变差理论是经济动态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说得上是一种进步理论。如果有重要一些的经济动态因素继续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到了2000年，世界的正常财富数额就会比现在的还要大，而工资的自然水平却比现在要高很多。

现在，我们面临着经济学三个自然分支学科的划分。其中，第一个分支学科包括财富这一普遍现象。任何东西要是在社会发展的条件下获得和使用财富的过程都是适用的话，那么，它就属于这一分支，这就是物资。第二个分支学科包括社会静态经济学，主要是指在财富方面，如果社会是有组织的，如果在其组织形式方面或其行为方式方面不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那么进一步还会发生什么呢。第三个分支学科则包括社会动态经济学，讲的是，由于社会在形式和在活动模式上都正在改变的这一事实，进而就社会的财富和福利而言，还会有什么进一步发生。

如果我们想指出与四个传统分支学科有关的相类似的三个分支学科，那么我们还得讲一下论述普遍经济现象的第一个分支学科，它包括自然置于导言性分支学科内的基本概念和事实。不过，这一分支学科也可看成是包括所有有关消费的必要的讨论。既然这是一种个人的独特的活动，那么有关它的基本规律，在所有社会条件下也都是相同的。第二个分支学科，讨论已在交换项下一起予以论述的价值、自然或静态工资和利息，这些均已在分配项下共同讨论过了。第三个分支学科，专用于论述生产的动态，包括价值和分配的动态的整个变化。而且，由于人类需求变化构成消费的动态，因此，这种变化的结果也就被作为一个要素，纳入该分支学科论述的材料里了。这里提出的这三个分支学科尽管相互关联，但却是各不相同的。第二个分支学科从其数据中采用了在第一个分支学科中论述的事实和原则；第三个分支学科则以假定第二个分支学科阐述过或假设过的一切开始。就四个原分支学科来讲，[1]
其中的三个都无望得以彼此融合；而且，四个分支学科中没有一个是精确到与我们所称的三个分支学科相对应的。[2]

动态经济学所促成的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富有成果的研究领域，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要是在这里以某种更为详尽的方式，说明用一种社会经济进步理论解决某些问题是可行的话，那么，就事实这一点，还会变得清晰起来。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中，有涉及经济变化能给人类带来收益的种种可能性的。这些问题，就其实质来说，都是新的问题，因为流行的经济研究方式，迄今为止，一直尚未把它们逐个地给离析出来，使它们一目了然，而且提供解决它们的数据资料。这个理论不是没有提及进步的，它自身就是创立于整个学科据以分成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样一种四重区分的既古老而又令人困惑的一种方案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可能解决进步提出的那些问题。这是因为静态规律知识作为动态规律知识的基础，它是不可或缺的。就以力学来说，但凡静止的力都必须未等弄懂运动的力之前就了如指掌的。

[1]
这三个分支学科各不相同。这四个传统分支学科相互融合，与这里建议的这三个学科绝无重合之处。（因篇幅所限，将此边注置于此。——译者）

[2]
要是“静态分配学”这个名称已在使用中，而且所下的定义又是很笼统的，则在其所论范围上，这个名称看上去或许会与建议采用的三个分支学科之一的第二个分支学科有重合之处；而要断然去除此类疑虑，则又得给该术语，即分配，附加涉及面广的意思了。因为既然如此，该术语就得包括这样一层意思，即社会生产的组织就得细分为单个的小组了。

用两条相交的线划分，得到的是四个分支学科，而不是三个分支学科。对经济生活每一种可能的用语的论述，是要求我们研究附图中专业领域1，也就是原始静态经济学，然后是专业领域2，也即原始动态经济学。要是其后我们要开始研究社会领域，我们就该立即研究专业领域4，也就是社会动态经济学，而且应该不考虑必不可少的社会静态经济学这一分支学科。由于我们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弄懂动态社会工业的规律，因此仅包括1、3和4领域也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第4章　一般经济规律中分配的基础

本书首先提出的供讨论的静态分配规律，是按照我们的定义，在经济学三个自然分支学科中属第二个分支学科范围内的问题。在这里要提出堪称自然工资和利息理论的一种纯理论。本章不作统计研究，而且也不详述引起交换的种种实际过程。货币和银行、税收或者旨在影响分配条件而采取的政治性行动，都不加讨论。

按照广义理解包括交换规律在内的分配规律，特指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规律。因为对社会组成各种生产小组作出解释，以及就各个小组分别由工人、资本家和雇主等阶层构成提出理由的，就是这些规律。这些规律还要就这里所说的各个小组和各个阶层的相互交换加以说明。静态规律为各经济小组的收入以及各经济小组内部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提供据以趋于一致的自然标准。动态规律则反之。它首先对实际收入与这些自然标准呈现的变化程度作出解释；其次是就那种缓慢和稳定的变化作出说明，这种变化是随时间的推移发生于这些标准自身上面的变化的。

当前的自然工资与一年后的工资是不会相同的。如果社会按照某种正常方式发展，那么，未来的工薪标准也就会稳步提高。随着发展继续，实际工薪率会与提高中的理论标准相一致，但它的增幅则小于理论标准的提高幅度。工薪标准据以提高的速率和决定实际劳动薪酬偏离工薪标准的程度的影响，是某种动态分配理论的典型主题；而且在这些主题中，就本书所讨论的其中的任何一个主题来说，它都将进入理论经济学的第三个自然分支学科的领域。包括静态分配理论和动态分配理论在内的整个分配理论，即使不会等于某种完整的经济理论，但至少也会在其中的第二和第三分支中占有绝大比例。不过，社会动态经济学的这一领域还属于整个经济学领域中的处女地。如果本书确定的计划一一实现了，那么本书就会在适当的时候继之以另一项研究，此项研究当是专论动态规律的。在本书中要阐述的是“自然的”——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静态的——工资、利息和利润等的标准；动态的变动则着眼于讲清楚某种真实富有活力的社会的各行各业受静态规律支配这一事实，不过，它只是以最简略、最一般的方式作些描述而已。现实世界的工资尽管有急剧变动，而且是与理论规律的作用相抵触的，可实际上还是围绕着静态标准上下波动的；围绕这些标准的变动自身，就受这种规律支配。尤其要知道的是，使人与自然面对面，而且使人依附于他能直接为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实质上还是这种最复杂的经济规律。

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假设经济学的普遍真理都是已知的，那么，在论述一般经济理论的第一个分支学科时我们就应该完全不加考虑，而径直开始第二个分支学科了。实际上，适用于一切工业寿命的原理，基础专著中都已有详论，虽然这些专著都是注重阐明有组织的社会的经济的。这样的专著从未以这里所建议采用的方式对经济学理论作过划分，而且也从未以标志它们与取决于社会组织的那些事实和规律的这样一种区别描述过该学科的普遍真理。不过，就这些真理而言，我们已经作了阐述，这就使我们在对经济学的社会规律讨论中，不必一开始就详述很多更为一般的规律。我们知道何谓财富，财富分多少种，以及在财富的创造上又都有哪几种因素起作用。我们记住了劳动和资本的定义，以及固定资本与流动类资本的一般区分。我们熟知所谓的报酬递减规律，按照这一规律，处于耕作中的土地赋予劳动和资本的报酬是越来越少的，而用于既定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却越来越多。我们知道基本的消费规律。总而言之，我们掌握着一套原理，这套原理虽然尚未与某种独特的社会经济的原理分开，但是有了这套原理，我们就能研究社会问题，而且无须有关这些问题的某种冗长的介绍。[1]

不过，经济学的若干一般问题迄今尚未以奠定分配问题研究基础的这样一种方式予以论述。情况如此，我们就不得不作属于经济学分支的一般导言性论述了，要是真有这样一个分支的话。此外，就遭质疑的几个论点来说，我们还必须持有一种鲜明的立场，以及提出这样做的理由。

说也凑巧，在早些时候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该书作者就以这种方式介绍过若干财富的一般规律；而采用这种方式，就是旨在使这种规律与在这里要介绍的这种理论相一致，以构成这个理论的绪言。[2]
不过，对这些规律所作的那种论述还不全面。再说，那部著作也并非以用作本书的一种适当的导言为目标予以准备的。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尤其需要在一般经济学领域与社会经济学领域之间划一个清晰的界限。那么，这几个领域中的第一个领域又当包含哪些内容呢？

我们曾经指出，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决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社会规律既已纳入了分配理论，那它就势必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条普遍规律谅必能够指导我们确定一般理论中的一个首要分支的范围。我们说，基本的消费规律以及在不存在交换的情况下起作用的所有生产规律，都属一般理论这一导言性分支的主题。我们尤其需要知道的是，论述该主题的这样一个分支学科中所包含的有多少是必须用于这第二个分支学科的；有关经济学普遍规律的一种阐述，在多大程度上是用于提供某种价值理论以及工资和利息理论的先决条件的。

可以回想起来的是，在我们的分析中，价值的确定就等于按小组分配的条件的调整；而工资和利息的确定，则是在几个小组内所作的收入的最终分配。因此，有鉴于基本上也就是社会现象而已，从表面上看，价值、工资和利息[3]
也就是所提出的各个科学分支中的第二个分支的独具主题了。但事实上却正好相反，凡是取决于交换的，第一个分支也必定概不涉及：社会的组织以及这种组织所需要的一切，都不在该分支学科的讨论范围内。由于存在这种种限制，一般经济学理论能为价值、工资和利息的研究提供任何材料吗？我们继续研究。

先不谈交换。抹杀想象中存在的那种现代社会产业制度，就等于使堪称文明的大部分荡然无存了，结果是让人们直接面对自然，因而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收成谋生。一应产品人们都必须自产自用。人们必须始于采集最为原始的原材料终以制成产品。情况如此，人们所得进而归己的产品，势必寥寥无几。所得的质差且不说，制作过程也势必令人尴尬。据检测，在无交换的情况下谋生的人，其开化程度甚至不如蜜蜂、蚁类、狸类等动物高，这些动物的物质生产是有组织地进行的，然而人们还得过某种节俭的生活。人们会拥有财富，而其中有的会是资本。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还得受规律支配。

既然生产作用于自然，无非也就是因为自然还作用于生产者自身而已。因此，每个人的经济就都自然变成了这样一种过程，即凭借这一过程，人人都以自然原材料作为手段间接实现自我服务。这个“手段”就是财富。无论在何种经济制度下，人们都凭借手段一类的东西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服务。在原始社会制度下，同一个人既是提供服务者，又是得到服务的人；而在另外的社会制度下，则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服务。不过，财富总是借以提供服务的手段。单独一个人拟自用的物品，是他的财富所呈现的具体形式；而能使它们与其他物品有所区分的那种特性，在一个商业城市，就使何谓财富以及什么不是财富有别了。

在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财富都是由各种有用的物构成的，而这些物的效用则是堪称特色的这么一类的东西。储备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某种重要性。这一类物品可不像空气和水，不论排除多少立方码的空气和水都不至于造成危害。另一类物品其性质是这样的，即其储备一有增加，就会有人境况好起来；而储备一有削减，就会有人每况愈下，这就叫财富。可供私用的而且就具体方面来说，是有用的外界的物质性产品，就是经济商品，就是货物，或者说是财富的具体形式。这一描述既完全适用于一个野蛮人的一只小划子及其所运载的鱼，也完全适用于大西洋上的一艘轮船以及其所运载的丰富多样的货物。

如果某种物品对一个人是有用的，那么，对另外一个人来说，这通常也是有用的，因此，就其本身而言，这种物品是可以交换的。事实上，要是有某种社会经济建立起来了，它或许就是可以交换的。这种物品具有能诱使不是该物品的所有人为获得它而付出代价。深入思考为获得该物品而付出——比方说以劳动或劳动的产品的形式付出——多少为好时，这样一个人会运用读者现已都熟悉了的“最终效用”的原理。按照该术语通常的定义，它指的是一系列相似物品中的最后一个单位所具有的有用程度。给一个人物品甲一个单位，然后再给他该物品乙一个单位以及再一个单位，直至他拥有了该物品的十个单位。尽管该系列物品中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可能给他带来某种好处，但是，随着他所得的该物品的单位个数越来越多，给他带来的好处量却是持续递减的，待到他得到第十个单位的物品时，他所得到的好处就是最少了。尽管某种物品或许就是财富，可它供给量中的每一个单位，如上所述，对其所有者，都必须是具有某种重要性的。我们刚才引用的这条规律，把供给量中的最后一个单位确定为重要性最小的一个单位。这就是经济学的普遍规律之一。

至于最终效用规律这个概念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要说的还有很多，现代理论把它置于了价值理论基础的地位之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为使该理论与事实相一致，那就必须对它作某些重大修正。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使它具有某种假设的形式并暂时就用它。假如人们真的使用多个单位的消费品，而且都是属于某一种消费品的话，要是这些商品的具体效用随着他们所得的这种商品数量越来越多呈递减趋势的话，那么，人们为所得商品中的任何一个单位所要付出的，就将都由最后一个单位的商品的具体效用予以精确测定。现代价值理论的这些熟悉的假设，如能与严酷的生活现实相一致，那么，这个理论也就解释得了现代市场的商品的价格了。这个理论是有关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的真正的基本原理。

区分一般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的界限，位于最终效用原理与价值理论的原理之间。我们想象的原始经济，无法检验市场的最终效用，因为这种经济没有交换。那么，它就根本不能检验最终效用吗？我们很容易发现它检验得了，而且与有组织的社会进行同类检验毫无二致。最终效用原理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第一个分支，而且是在第二个分支学科的基础之上。

人们消费品的多样化总有好处。这是赋予一般消费规律的一种人性原理。原始状态的经济不可能使这种多样化的过程深入进行下去，因为它生产不了多种产品。试图有多种完全供自用的物品的一个人，会是各行各业中的一个仆人，其中的大多数会是如此贫穷，以至于作为生产者，通过产品多样化，他失去的会比他作为消费者得到的更多。仅仅生产几种物品，未开化的人即可因为某种产品生产过量，而使其为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提供服务的愿望落空。某种商品连续几个单位的效用的递减会使之敏锐地感觉到，如果在一个行业工作太久，要是手头有如此多的肉产品而于自己却几无用处的话，则他可能就转而砍掉小划子，转而制作手工弓箭或是盖小屋，否则他就会一事无成。因为再一个单位的某种生产过剩的财富，是不足以维持他继续工作的。

最终效用规律决定生产者不再生产一种产品而开始生产另一种产品的那个关键时刻。人们认为掌握着钱的一位现代工人，采购时应该考虑最终效用规律，而且就把每10块钱都花在这样的地方。在这里，考虑到各种商品供应在即，这能给他带来最大好处。我们假想的那种情况下的未开化人所拥有的，不是可花费的单个的10块钱，而是可以作出艰难尝试的支出，而他也确实是按照同一原理管理种种艰难尝试的支出的。一旦他对获得某种货品的急迫心理松弛了，他就会有另一件事要做。因此，市场和价格固然是现代现象，但有关市场和价格的研究中，在专用于普遍真理即最终效用规律这门学科的一个分支中，却没有合适的位置。这门学科的这一分支是用来指导在现代市场中进行采购以及指导那位孑然一身的人进行生产的。这是经济学的一种普遍规律。

于是，在一种交换经济理论也即交易经济学与处理人与自然的作用和反作用的一种原始经济之间，这就划定了一条分界线。在分界线的这一侧，你会发现市场、价值等等现象；在另一侧，你会找到决定价值的那些消费规律。在现代生活中，这些规律调节商店提供的各种各样商品的社会需求；但在原始社会条件下，它们则控制一个男子妥善而又节约地管理他的生产力，并在能给他带来极大好处之处使用这一生产力的那种方式。对于这两种经济来说，最终效用规律都是通用的。

这不是情况的全部。一个孑然一身的人把自己的劳动从生产他现已有供给的某种东西，转向生产某种具有高一些最终效用的东西，这说明现代生活的某种特点，这一特点是处于被忽视的危险之中的。整个社会凭借价值规律所做的就是这件事。这个社会正在按照最终效用规律，把它的集体精力从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市场和价值提供了这样做的机制。就把社会看成一个孤身独处的人，将其精力转向生产某种东西，直至它拥有了足够多的这种东西，然后才生产另一种东西，而你也就获得了一定的基本事实。交换经济科学使我们明白这一变化是如何实现的。

要是我们只是看处于现代状态的人，只注重他们如何相互打交道，那么我们也就忽略了基本真理了。由于个人的行为，比起社会错综复杂的行为要更简单，因此，我们必须有开阔的眼界：我们绝不能仅以某一个人为参照系，而且完全通过他的眼睛观察事物。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这就是市场上任何一种物品的供大于求的情况，都意味着某种独特商品存在着某种社会性的供过于求。情况如此，那么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对这种产品的有效需求，与实现了的相比，就要大一些了。然后，社会按照所示警告，凭借降价机制，把它的能力改用于生产另外的产品；而它采用的整个程序，无非也就是像一个孤身独处的人，一旦发现他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正在得到满足，那他就会做他该做的。

要是我们使社会个性化，要是我们使之整个儿成为一个孤独者，要是我们泛泛地视整个独立人类为一个有机体，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做着一个独处的人在效用递减规律下所做的事情。给市场上各种产品都确定一个价格，是这个集体机体估计其自己产品的一个重要行为。从理论上讲，它这是以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使每一种产品价格都有涨有落。劳动和资本从其产品价格已跌的一个行业转移至产品价格已涨的行业，这也是一种社会运行。这是社会的行为，表现出这种行为是旨在节约利用生产力，而且使生产力转移到能最大化效用之处。此举的动机固然是个人主义的，但其结果却是集体主义的。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作为其努力的结果，社会在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下，会像一个单独的人那样发挥作用。此规律本身是适用于任何情况的，而对其所作的陈述，则是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第一个分支学科的，而对该规律在一个社会中所起作用的机制进行的描述，却又是属于第二个分支学科的。

最深刻的经济问题势必都与工资和利息息息相关。而工资和利息是由各行业小组的最终分配决定的。令一雇主销售产品，为其原材料付费，且使用支付工资利息后所剩的钱，于是，此最终分配完结了。不过，原始社会可不见发生这一切。销售产品而后分享利润，这把我们引向了某种先进的社会状态。一个人一应所需均自给自足，其经济有分配之任何迹象吗？把集体收入分为单份以外，肯定毫无其他一切；在社会经济中支配这一分配的原则，则还是具有一如任何条件下都会具有的作用一样。

由此可见，市场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价值赖以确定的最终效用原理，就其范围来说，则具有普遍性。某个行业小组的收入分为工资和利息，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支配该分配的原理——具体劳动生产率原理——在原始社会中，与在任何地方一样，也具有支配性。

具体劳动生产率决定工资，这就是本书要证实的论点。弄清某种产品多大的一个产量可归因于受雇从事种植小麦、制鞋、炼铁、纺棉花等等的一个单位的劳动，你也就掌握了所有劳动均趋向于一致的那种薪酬标准了。具体资本的生产率以相似的方式决定利率。弄清某种产品多大的一个产量可归因于某种工业的单个资本，你就掌握了一切利息均趋向于实现自我调节的那种标准。

这个具体生产率原理适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阶段。不过，一个人离群索居时，以及当他以迥然不同的方式生活于某种商业社会时，此原理就不言自明了。当着资本和劳动无论何处均合作时，要是我们有眼力足以明白这一点的话，那就到处都会有可归因于其中的每一个单位的一种确切的产品。一个野蛮人花在制作一只小划子上的一个小时的劳动，创造出了某种数额的财富，就他这种职业中的任何一个单位的劳动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离群索居并借助于工具设备生产一应所需物品的一个人，对一个单位的劳动的生产率，必须形成某种概念。他或许有一个小时可用于捕鱼，或是制作能使未来捕鱼生产率高一些的一只独木舟。一个小时可专用于采果品，或者是制作一把铲以供铲土用，从而在未来生产出充裕一些的食物来。他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两种用法上进行分配时，他这是在以自己的那种原始方式计量一个单位的资本的生产率和一个单位的劳动的生产率。独木舟和铲代表资本，花费在这种资本上的时间，能在他的小额资金上增加一个单位；捕鱼或是采集果品上所花的一个小时，也能给他当天的劳动增加一个单位。相比较其中的哪一种生产率要高一些，答案要由当代社会分配基础的某种规律而定，但此规律本身则是普遍适用的。

随着消费品数量越来越少，其用处也越来越小，当其中一系列单位供给有保障时，生产资料也即各种资本，假如是某个人非用不可的，则其生产率也就越来越低了。与早些时候拥有的工具相比，人们所得到的最后一种工具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幅度会是小一些的了。如果一支固定的劳动力队伍所用的资本数量是递增的，那它就会受制于生产率的递减规律。该规律决定在一定的用工设备下，在确保领导们所作指示得以落实的前提下，以撤走多少工人为宜。从岸边抛一钓鱼线捕鱼，与设法制作一只小划子捕鱼，这个两者择一，就像是爬树摘野果与设法获得一把铲以备未来建果园时用的两者择一一样。实际上，两者都是由同一原理决定的。该原理决定一个文明国家的劳动力，当从生产消费品的工厂车间撤出后，而后又投入另一制造工具、机器等等的工厂车间，其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无论何处，劳动和资本的最终生产率原理都决定资本的积累。[4]

现在，我们必须指出下列这一事实，即一旦与某个固定量资本一起加以使用时，呈现劳动递减生产率的这种情形就是一种普遍现象了。不论原始经济还是社会经济，此事实显而易见。此一般原理的这种说法属于经济理论的第一个分支学科，而其在某种社会状态下、在自然工资理论中的运用，则属于第二个分支学科。在本书我们必须做的，正是此项运用。

与资本相关，经济学理论第一个分支学科与第二个分支学科的界限，应划在递减生产率规律与该规律的运用之间。给某个数量固定的劳动力提供接续几个单位的资本，而其结果是无论何处，你所得到的都是产量递减的结果。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它对人们的行为，乃至对在原始荒无人烟地区决定投入多少资本设备才划算，也有极大影响。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就没有可付的工资和利息，没有任何一种市场利率可加以决定；但最终生产率原理，就是在最简单的经济中，也足以使人疑虑全消，茅塞顿开，而声誉卓著。正是当此原理以这样一种方式起作用，乃至决定了在某种文明国家的产业之一究竟需要多少劳动和资本时，某种社会效益才会得以产生。一般规律的这个作用，对于社会经济学来说，是一个恰当的主题，而在这里，它成了分配理论的基础。

由此可见，普遍原理以及普遍原理在社会中的运用，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荒野无市场，然而，支配市场的最终效用规律却在那里发挥着作用。孤身独处者的经济中不存在支付工资和支付利息一说，然而，最终劳动生产率规律以及最终资本生产率规律，则还是普遍适用的。这两条规律，我们是从开始涉及分配的第二项讨论时略而不提的经济学理论的第一个分支学科中拿来运用的。不言而喻，有关财富的性质以及有关经济活动过程的特征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是一概视若人类对自然的一种征服的结果的。此外，为使用在即计，我们还得熟悉三种规律：第一种我们不妨称之为消费资料效率变差规律，该规律是自然价值的基础；第二种是生产资料效率变差规律，它是自然利息的基础；第三种是劳动效率变差规律，这种规率是自然工资的真正起源。上述这些规律，都存在于经济科学的普遍真理之中。

[1]
请读者参阅：约翰·穆勒、亨利·福西特、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英文原著；具有权威性的外国专著；诸如F.A.沃克、哈德利等的美国国内的著作。参阅这些著作中对在其运用是通用的经济学原理的出色的叙述，虽然这些著作并没有与其运用仅限于某种社会经济的著作正式分开。

[2]
参看《财富的哲学》。

[3]
此刻未提及的利润的成因很快就会显露。参看本书第54～55页和第62页等。

[4]
这里，对各术语所用定义，务须极其严谨。我们指出，决定工资的是具体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工薪与产量相一致；而这产量则是可具体归因于劳动力中任何一个单位的劳动的。这就是说，各单位劳动的产量都是相等的。以同样的方式，决定利息的是具体资本生产率。1美元的收益是该1美元所创造的，而这意味着在任何一笔资本基金中，正如上述所描述的，凡是1美元的产量都是相等的。然而，生产率递减规律却要求各不同单位的劳动和资本的产量应该是不相同的，而且，那最后几个单位的生产率应是最低的。显而易见，这里存在着惊人的矛盾，不过这种矛盾很快就会消失。假如给这几个术语都下严谨的定义，最终生产率还有具体生产率就会是同义的。这些术语只要是这样使用了，再说工资由劳动的最终生产率决定，而利息由资本的最终生产率决定，就是正确的了。此外，如果以另外的方式给最终生产率下定义，那就会得出一种剥削劳动的理论。假如处于一个系列前面的各单位劳动继续创造出比已得到的还要多的财富的话，那劳动就是遭到劫掠了。使社会公正的理论和使社会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劫掠劳动的制度的理论，这两者会因为所用的最终生产率这一术语的定义不同而有别。我们必须即刻弄清楚以相同术语所表述的这些相反的观点的性质。我们必须把与具体生产率同义的最终生产率这一概念，与同它意义不同的一个概念分开。不过，这是下一章的内容。

第5章　实际分配——社会组织的结果

交换，使原始生活的那种经济增色不少，但交换丝毫无损于那种经济的基本规律。人类还得控制并利用各种自然因素，把原材料改变成各种产品。创造财富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种种一般规律，在所有经济学中都依然如故；正因为适用于原始人生活的那些一般规律的文明条件迄今一直都保持了，因此，原始人的生活才值得加以研究。这些规律是在如此简单的条件下独自起作用的，因此，也就是在这一点上，这些条件现在可以一一分开研究了。这种研究所以纳入经济学的讨论范围，并不是由于鲁滨逊·克鲁索一类的人的生活十分重要，而是由于孤身独处的单个人的经济据以管理的那些原理仍然在指导着一个现代国家的经济。

诚然，现在是有新的因素与原有的因素一起发挥作用的，可是，就单独对这些新的因素作一番研究又是绝对有必要的。曾有人建议将整个经济科学的名称即交易经济学，用作经济科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名称，因为该分支学科是论述仅仅可归因于交换的那些现象的。当初，该分支学科就是采用对所有经济学都通用的那些事实和原理，然后再考察某种交换经济所特有的那些事实和原理的。产品交换掩盖但并不消除个人对自然的依附性。某个工人的收入看上去或许可以看成是来自另一个人的一种报偿，但实质上，这个收入还是自然对他的劳动所作出的反应——它是他自己的事实上的生产的产品。

有关交换的某种研究，自然是一开始就注意到采用交换的那种动机了。这个动机就是分工所固有的那种收益。不过，这一原理只是我们所提及的原始生活的一种原理的倒转。在那里，我们是注意到了孤身独处的一个人干多种活势必导致徒劳无益的结果。不论谁都干那么多活，懒洋洋地干，而其间能借助一下的势必只有少而差的工具而已。既然一个人同时干多种活必然是一种损失，那专业化就是一种增益了。此外，专业化愈是彻底细化，那人们在各自的工作中也就任务愈明确，完工愈迅速。

干多种活受损、干少数几种活获利这一原理，是适用于一切经济状况的；但是交换经济所提供的实现专业化的机会却并不具有普遍性。社会组成生产小组和生产小小组，这使人们只能生产一种产品或一种产品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他的各种需要却能都得到满足。

至此，自给自足的那些人我们暂先不论及，专谈制鞋这一专一的功能，并把它交由一个独立的阶层来承担。制鞋这个行业未必需要这个阶层的人全身心投入，然而，他们既已投身这个行业了，也就构成了一个行业性的小组了。现在，就把制衣者、确保肉类供应者、谷类作物种植者等分别归属各自的小组，那我们也就建立了首批且也是很具普遍性的社会生产组织了。于是，我们就有了多种可以创造的产品，而且我们还使各个小组的收入就都听凭其产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了。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小组的收入；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以及下面将要具体作出说明的，人们从收益低的小组流向收益高的小组，此举有导致各种物品的价格趋向某种自然标准的效应。我们已经注意到，正常价格是保证各小组的劳动和资本收益均等的那种价格。但凡正常价格起支配作用之处，这种价格也就表明各小组的这样一种安排，即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一天的劳动不仅所产的同样多，而且所得的也同样多。这种调节一旦彻底，那么，这样一个小组的收入，如果以价值计，那就为其自己的实质性产值了。各小组成员可能并不留存自己的产品，但他们是得到了“美元”，也即他们共同生产的财富的单位了。这就是交易经济学理论要确立的一个论题。

现在，再把这种有差别的过程进一步往下推，让每一种产品的生产都成为几个小小组的联合所致。令有的人养畜，有的人用鞣酸把畜皮制成皮革，另外的制鞋。再让制衣、生产食品等等加以细分，专业化固有之利便增加了。各个小小组的收入此时不再是某种成品的价值，而是某种独特效用的价值了，这种效用是这种收入赋予的那种产品。实际上，这确实是引人注目的现象；然而，这又是在某种不可分的商品中出现的而后又丧失的某种东西。在性质上，它是赋予产品的一种质量；而就价值来说，它又是该商品的一部分。交易经济理论必须建立的一个论点是，这种特殊效用或是子产品须有价格，而一旦这些价格是正常的话，那么，作为一种收入，每一个小小组得到的就都是它所创造的那种价值了。

现在，就把这一区别过程进行到底。各小小组内部，既有要完成的劳动，又有需要提供的资本。变皮革为鞋的这个小小组，它必须有足够多的机器和操作机器的人员。就让某个阶层的人给工厂提供机器和原材料。交易经济学理论必须证明，从事劳动的某个阶层的收入与提供资本的另一个阶层的收入，就各自而言都是其虚拟产品。若发生于小小组内的这种调整完全正常，那么，由各小小组构成的各个阶层以及各个小小组，也就都得到归其所有的几种产品中了。交易经济学必须研究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必须追踪在生产作业中所作的分工以及再分工的情况，必须注意趋向于认为各种要素与其虚拟产品一致的这种规律是如何起作用的，尽管存在着掩盖它的复杂性现象。这是一种有关生产的小组制的结构和功能的综合研究。价值、工资和利息要予以说明，而所做的这项研究也必须分析整个生产作业。

作为一个整体，交易经济学由两个分支学科构成，其中，第一个分支学科为静态交易经济学，而第二个分支学科为动态交易经济学。取得的进展主要是社会关系的结果。经济社会的一种功能是增长功能。增长幅度越来越大了，其结构也处在变化之中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利用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好的生产设备。经济社会的成员形成了新的欲望，社会则以其扩大的过程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机体的效率不断提高，而且还在推动社会成员达到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就生产作业而论，有鉴于人们对有关自然因素的认识程度提高了，采用的智慧越来越多了，因而各参与者之间的协作程度深化了；就自然一方面来说，它使人类在生产中得以利用更多的投入了，因为有更多的因素任由人类处理；再就是，工业品类自身效率也提高了。

有五种一般性的变化在继续着，其中的每一种变化都通过改变小组制的安排——为交易经济学之研究课题——对社会结构作出反应：

1.人口不断增加；

2.资本不断积累；

3.生产方法不断改进；

4.工业企业形式不断变化：低效率者归于淘汰，高效率者得以生存；

5.消费者的需求倍增。

其中的每一种变化都作用于社会生产机体，因为它改变了各种不同行业小组的相对规模。

让我们重提前面一章中所用的说明性表。有一个小小组从地球采掘出一种原材料，这种原材料一经加工就形成物品A″，且以A的形式传递给另一个小小组的工人。这种加工作业具有使这种原材料变成A'的那种效用。第二个小小组的工人半加工这种产品，使它成为半成品，变成了A″，且就以那种形状保持着，直至最后一个小小组加工为成品。至此，它成了A″，一种可供使用的商品，且要寻找需求它的人了。B是第二种原材料，经一系列小小组工人之手，它相继变成了B'、B″和B″。在这些形状中的最后一种形状，它就是一种制成品了。第三种原材料C也以相似的方式经历了变化，最后变成了C″。

A可以是西部一个大牧场的活畜的皮，A'是一个仓库内待运至一个鞣皮厂的大皮（原料），A″是用于鞣革的皮革，A″是鞋；B″可以是毛衣，经过类似加工，已成为羊毛制成品了；C可以是用小麦制成且经历了整个加工过程的面包。上述最终生产A″的所有的人，组成了一个生产小组；不是在A、A'和A″就是在A″的那些人组成另一个小小组（sub－group）。按照同样的方式，不是B″系列就是C″系列的人，则组成一个大组，它由若干个小小组构成。

这代表生产据以进行的计划。有了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程度的这个例证，上了零售店货架等待消费者的就不是三种商品，而是琳琅满目的无数种商品了。此外，使之成为具有成品状态的，还并非都经历了四个阶段的统一制成过程，有多种多样的制成过程得以体现。有的物品在生产过程中易手多次，有的则一路畅通，几乎不发生易手的情形。有的还含有多种原材料。这些复杂情况要适时予以研究。现在，我们只要指出上述五种涉及社会形式变化所致的影响就足够了。其中的每一种变化都从某几个小小组中抽出人来，而后又把他们安排到另外几个小小组。单就交换产品这一行为，就使之具有不仅仅为某种一般社会组织这一事实，而且还有此类组织的变化和进步的确凿事实。由此可见，体现某种动态经济特征的这五种变化，发生其中的任何一种而不对社会结构产生某种影响，都是断无可能的。作为最简单、最明显的结果，各小组的相对规模必然改变，要是这几种动态变化中的任何一种都在进行中的话。因此，把某种动态社会状态确认为这样一种状态，即其中有劳动和资本在转变其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从而使某几个小小组变得大一些而另外几个变得小一些，这是可行的。有的劳动和资本有可能实际上从某些小小组中流出进而流入其他小小组了。即使某个小小组实际上并没有失去设备，可它还是有可能变得相对小一些的——由于有新的劳动和资本流入到其他小小组了。

小组的此类量变并非某种动态社会状态的实质，还有更基本的变化在发生着。社会改变其结构是借以改变其生产功能的一种手段。而改变生产功能是旨在提高产量，增加品种，富有成效地达到上述目的。社会这是在使创造能力和享受能力的衡量标准上移。实际上，改变功能是动态的本质所在。我们是把小小组规模上发生的那些变化，用于对动态因素的那种存在的最可利用的东西进行检验。如果社会开始生产更多的新品种了，如果社会开始利用新的工艺规程了，如此等等，那就势必在某种程度上要借助于重新安排其行业小组和小小组体系来揭示事实了。例如，A″可以用多一些的人，而B″则少用些人。一种动态状况可以说成是这样一种状况，即生产方式的变化正在发生，而且正在对工业社会的结构产生影响。

在我们用上述术语的这个意义上，社会动态就不仅仅在于活动了，要是它不是改变社会结构的那样一种活动的话。在某种物理学意义上，一切行动过程都是动态的，各行各业从来都处于变动的过程中。物理学意义上的某种静态行业，就术语而论，显然是一种矛盾。在每一个农场，工人、工具、土壤的化学元素和太阳的光和热，都处于变化之中。在每一个工厂，机器都在完成错综复杂的流动，原材料都在加工成为有用的形状。不过，这一切都终归成为一种基本的动态：就人、工具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而言，这就是行动。但是，要是行为方式没有变化，那就不会有更重要的渐进式变化了，社会结构是因这种变化而改变的。要是没有劳动、没有资本从行业体系中的一个小组到另一个小组的空间位置的改变，那就不存在那种在更高层次的意义上我们称之为动态流动的东西。永远以同样的工具耕地，收获同类的作物，用同样的机器和材料在工厂劳动，总而言之，创造财富的方式丝毫不变，那么，你只能处于某种社会静态的行业中了。于是，生产的机体就使其形式保持原样不变。

当然，毫无物质性经济活动的世界就是一个呆滞的世界，不过，可以设想会有这样一种状态，其中，社会机体始终不变，生活继续。在某种行业组织的形式显示不变的世界中，人或许要工作，要吃饭，他们有生有死。由于一代代人的相继继承，每一个人都会继续他们父辈的行业，而后又传给他们的孩子。由于工具有损坏的时候，它们会被与它们毫无区别的工具所取代。其人口、财富、当地住所、生产方式、财富形式等一律不变。这样一种社会的确会存在，但其有机形式则不会发生变化。有活力但不是增强活力，它当属我们确定为静态社会的一种社会。

这是一种虚构的状态，但它所揭示的却是现实生活的事实。诚然，如此静态的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就连东方世界，也就只不过是变化比西方世界少一些而已。进步很缓慢的国家或许能找到，但丝毫无进步的国家则无处可觅；且与进步国家的互通往来，还会引起最落后国家的变化。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无疑是不断增强活力的，但我们为什么希望了解某种虚构的静态状况的规律呢？那是因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起作用的因素，在动态状况下也同样起着作用。这些因素是更有影响力的因素。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因素在一个现代国家相混合了；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多么不同，而我们分别考察它们又何等有必要。就这种虚构的静态状况所作的研究，是对那种孤立的研究方法所作的一种孤注一掷而又必不可少的运用，这种方法是每一门学科分析复杂现象时都采用的。因此，我们研究这种虚构的静态状况时，我们就是在研究现代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我们已经详列构成动态状况的五类变化了。在某个现代社会，其中的每一类变化都在进行中，而且都在作用于这种社会的结构形态。随着人口的增长，新工人都在以不合常规的方式在以生产的社会划分而成的各种小组和小小组中自行分配，有的小小组增速高于另外的小组。随着资本的增加，它的分配存在着同样的不规则性；有的小组新的生产基金其所占的比例并未增长。动态经济学理论应当说明，这些分配是按照何种原则决定的。

扰乱小组与小组的关系的因素中，尤以机械发明引人注目。就其本身来说，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某个部分的劳动上的很多节省，都是劳动向另外某几个部分自然分流的原因。种种新的物品都需要有新的工人按小组生产，而这些小组都是从原有各小组抽调工人和资本组建而成的。由此可见，我们列举了的使社会处于某种动态状况之下从而得以生生不息的每一大变化，都以作用于社会结构的方式宣告它的存在。产业本身只不过是社会的一种自维持状态而已，而它的成长和变化，这才是深一层的现象。把两者分开，这同样是重要的，这就像在水力学中仔细观察一个静止不动的池塘内那微量水的性质，这里的性质，是与水在被注入有涡轮机在转动的那个坑内的水的性质不同的。论述某个先进经济某些复杂问题的时候，成功的关键在于，对在它的内部恒定起作用的那些静态因素的分门别类的研究。

第6章　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

在文明社会发生的那些变化，不仅影响社会的整个集体生活，而且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这种社会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所行所思原本就各不相同，再加上又都亲历了那种社会经济动态的影响，因此，每个人都是各不相同的。

我们不妨就把这种动态变化引起的劳动和资本的就地转移，当做这种彻底改变的引人注目的标记记在心里。生产作业从小组到小组的每一次轮换，都是社会自行呈现静态规律时所需要的那种新的状态，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有了与任何时刻所拥有的同样多的人口，有了决定社会状态保持不变的另外几种因素，那就总有一部分自然属于小组体系内的各小小组的劳动力了。但是，随着新工人的增加，那就需要作出某种新的调整；而劳动还会继续朝着这样的地点流动，在这些地点，在扩大了规模的人口所形成的条件下，静态因素独此一种，就能使这部分劳动得以安置了；资本也必须作某种程度的流动。假如不再发生动态变化，那社会的劳动和资本就会流向新的地点并就地配置，如此配置的结果会是同单位劳动所创造的财富都相等了。

仅限于竞争就会使我们所称的各行各业的单位劳动的生产率均等化了，而且竞争对资本也有相同的消除差别的影响。要是任由其无障碍地发挥作用，那么，竞争以某种自然方式在各生产小组分配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果，就会使这两种生产要素各自单位的盈利能力都变成完全相同。

当然，熟练工人创造的财富总会比非熟练工人创造的要多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在其作为生产者的某种社会起作用时，总是有影响的。一种好工具用于生产某种物品，其产量总要比一件差的工具的要高一些。不过，这样的好工具所体现的资本的单位数，也总要比差的工具所体现的要多一些；而且我们就竞争所说的一切，无非也就是要把各种不同单位数量的资本投入到其利润相同之处的一种趋势。这本质上就是要求质优的工具——一如它们实际上所体现的大一些的资本额——获得的收入也应该多一些。与此相仿，等级高的工人所体现的劳动的单位数，就比等级低的工人所体现的要多。我们必须适时弄清的正是这样一个单位的劳动所体现的究竟是多少；我们暂且用非熟练劳动这一熟悉的术语，而且就把由一个没有特殊技能或天赋的人所完成的工作，当作是构成我们在说的那样一个单位来处理。不过，一位一流的手艺人所体现的显然就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单位而已，一位出色的企业管理人员更是体现很多单位的。

劳动和资本往往会各自都有不同的生产率，这种生产率在各小组和各小小组中都是相同的；导致这种趋势的是竞争所引起的那种流动。要是我们可以把动态影响看作是尽一时之力而已，而后也就荡然无存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应该让社会摆脱某种静态调整，并给予时间让其采取另一种静态调整。要是动态影响的作用是呈周期性的且有着加强活力的漫长间隔期的话，那社会就会获得无穷尽的一系列理想的静态调整，而且其间还不会有一次重复的调整。例如，一个平静的水池中的水，由于不存在流入和流出的水，因此是处于一种静态状况下的水。每一滴水承受的压力在各个方向都是不同的，因此，就没有哪一滴水是动着的。不过，它又是完全能流动的，任何一个方向上的压力，哪怕是最微小的量，就都会使这一滴水改变位置。这样一种不见运动的完全的流动性，就是某种静态的标记。运动受阻了，不过不是受阻于摩擦，而是受阻于推动着四面八方的每一滴水的各种因素的某种均衡。

现在，就开启闸阀，让水涌入该水池。均衡被打破，四面八方的水都处于运动中了。整个水面翻腾，那原先平静的一泓流体出现水流了。某种动态的力自行与原本处于静态的力汇为一体了，但那些静态的力并没有消失，它们在力丝毫不减的情况下继续起作用。流入的水被停止了；波涛和水流一度还继续着，但最终还是平静了。现在，水池中的每一滴水都达成了某种新的静态调整。在新的条件下，每一滴水都处于相同压力之处。每隔一定时间重复整个操作；每一次有水流入后，都会有重新配置水池中各滴水的一种运动。接着是一个寂静期，此时的水滴都呈现出某种静态均衡。

如果我们视工人为构成社会的分子，那就会有就像作用于水滴的那种压力的一种因素作用于他。这就是那种贪婪的念头——哪儿能获取最大利润即去哪儿的那种欲望。如果一个人在他所在的一个小小组的收益与他在其他地方所能得到的一样多，那他所承受的压力就可以说是在各方面都一样大，这样，他就在原地不动了。假如对于其他工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的话，则整个社会也就都处于某种静态均衡状况之下了。为动态条件的明显标志的那种劳动从小组到小组的流动，其时就完全不复存在了。但如果有人流动进来，相当于水之流入水池者，那社会的原子就会有一种重新安排。有的小组与以前相比工人多了，另外的则相对少一些了。如果不再有人口流入，而且也不存在其他干扰性因素，那么，一种新的静态状况就会出现。人们总会处于某种改变了的位置，在那里，一定层级的工人的收益再一次在不同小小组达至相等。不过，也有动态影响，而且作为导致社会重新安排的因素，比之于仅仅人口流入会引起的来，则其作用还是更为明显。例如，机器曾经是社会机体的迅速促变者，但就为说明我们考虑之中的原理起见，前述五种动态变化均可以，既然每一种都重新配置了工业社会成员的话。要是这种变化之后动态影响不再起作用了，那么，静态状况就配置成员于自然位置且让他们在那儿不动了。

现在，对于上述例子，我们假定有水源源不断地流入水池。静态因素还是如前地起作用，但是水受了干扰，静态因素就不可能使流体的每一滴水都复归原处了。如果不再有水流入，那这些静态因素就时刻使每一滴水都趋向于自然或静态的位置；不过，在每一滴水占有的实际位置与其静态位置之间存在着某种持久的变化。此外，水滴一度的静态位置还有别于水滴在另一时刻的位置。池中水量的这一增加，引起了对流体产生作用的那区区压力必须发生作用的条件的某种变化，而且在这种压力的影响下，水滴的那种配置在水池半满时产生了一种结果，而在水池满时则产生了另一种结果。

这相当于在社会上所发生的那种情况。就社会来说，有五大动态影响是恒久起作用的。静态因素也是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的，但其结果却根本不是静态规律所能独自形成的那样一种小组制度。在任何一个时刻，要是干扰性影响完全停止的话，则小组制便会有人人都接受的一个位置。在那个时刻，这个人被迫去那儿了，但实际上并不在那儿。社会总是显示出存在与其成员的自然静态安排相近似的某种安排，但这实际上它永无实现之时。对那种形式的某种长期异化，是由于各种动态因素持续不断作用的结果，那种贪婪的念头任由起作用的结果就会使社会呈现出那种形式。

这几种一般的变化因素也使社会某个时刻的静态状况有别于另一时刻的静态状况。某种标准形式的变化了的形式是动态因素作用的一种结果，而标准形式本身的恒久变化则是另一种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种先进的社会总有不断提高的工资标准，而实际工资又总与这一标准趋于一致。这种社会还会逐渐显现出无穷系列的理想形式，而且力求仿效这些形式。它近似其中的每一种形式，但又从未真正达到过其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小组制某个时刻试着达成一致的理想模式，与小组制在任何一个时刻趋向于一致的模式总是不同的。在其增长中，社会总是按照它的模式追求变化；然而，在竞争中，它的模式又总是过时的。

就静态经济学而论，任务是发现社会在任何时刻所处的那种自然状况。而就动态经济学而论，则是要确定导致变化的那几种因素的两种效应：首先，弄清在任何时刻社会的那种实际状况有别于那个时期的静态状况的改变；其次，则是弄清某个时刻社会的静态状况与另一时刻的静态状况的差别。

人们很难断然肯定静态因素在现实动态社会的那种支配地位。例如，狂风暴雨期间，一平方英里的海洋就绝非处于静态状况。对于在船上的一个人来说，动态因素似是决定性地占主导地位的，使船飘浮的是重力、压力和流动性等影响所致。按照海员的看法，这几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也是更为根本的。决定一个波浪撞击船身的一侧的每一击的是这些静态因素；使波浪不至于升至异常高度并使海平面保持接近于其自然水平的一种状况的，还是这同样的一些因素。在其最猛烈波动的时刻劈波斩浪于一种理想的海平面，重力、压力和流动性等等势不可挡地作用于水，会使其平面与那种理想的海平面趋近于一致；而实际的海平面，则体现为此理想海平面呈现出忽高于它和忽低于它的起伏状况，不过总是趋向于与它相一致的。类似地，投入处于某种进步状态的小组制的是社会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安排，对各人都起作用的竞争的因素是会与这种安排相一致的。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因就商品价值、地租和劳动工资所作的大胆推论而引人注目。它证实，存在各种商品的销售价格都倾向于与之相一致的“自然价值”，而且要是没有“干扰性影响”的话，这种价格还会与这种自然价值丝毫无异。每一片土地都有一种“自然租金”，而且要不是因为存在摩擦，实际租金就会等于这种自然租金。总括性的假设我们一一作出了，而目的就在于创造古典经济学家要求的那些条件。“经济人”被构思出来了，他们是无情而又明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的。他们知道什么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而且就无所顾忌地谋取利益。流动性是他们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一个方面的压力稍有点不堪重负，他们就马上会改变他们在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他们很快就会放弃一种职业进而转入另一种职业，且毫不迟疑。他们在转变职业上一路遂心如意。有了如此假定的条件，价格、租金、工资和利息等等就都设想为“自然的”了。商品的价格如果等于其生产成本，那么，在这些早一些时候的理论中就都说成是“自然的了”；而市场价格则是说成是围绕这一标准波动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给动手实干的人留下的印象是一种教条主义，在这种印象中，这个学科是成就卓著的。现在加以分析的这个领域，似是就在这个学科内创立的，但这是不真实的。一切结论都取决于假设，而这些假设又似是都与严酷的现实生活不相一致的。按照假设的前提，结论是合理的；但这些结论似是唯适用于某种虚构的领域而已，于其余所有领域则概不适用。总之，有鉴于干扰性的影响，这些假设看似在起作用，因此，价值、租金等等的理论标准也就都无从实现了。李嘉图学派的理论无意识地、不完全地实现了的，也就是区分了静态因素与动态因素而已。该理论确是研究某种静态领域的，但它并没有以独具特色的完整思想研究这种领域。在这些早期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过有两组性质不同的因素这一概念，而这两组因素实际上是共同发挥作用的，因此，哪会有分别研究它们的系统对策。

他们提出的那种“自然价格”实际上也就是静态价格。这种价格指的是，在动态影响全然终止的情况下，某种现实的市场会与之相一致的那种价格。商业领域的某种带有冒险性的变化，某一组神经陷于麻醉，某一组下属机构绝对罢工——情况如此，市场才会呈现那种所谓“自然的”状况。人口的增长和财富的增长，以及生产活动及其成果的性质的变化一概停下来，只让工业继续发展着，只让完全的竞争继续存在着，那就会使该领域的标准理论价格成为实际价格，使正常的工资率和利率均得以实现。要是李嘉图学派承认他们这是在尝试研究某种静态领域，继而并一直研究这种静态领域的话，那么，他们那个理论体系贴近现实也就不再是遥遥无期的事了。凭想象强行抑制一组现实的因素发挥作用，以期更容易地研究另一组现实的因素的作用，那就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结论，这种结论固然失之偏颇，但未必就不真实。这些早期的学者们在后来要是从事着他们从未想过要做的研究，而且在分别考察各种动态因素后使他们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的话，则他们一定会开创一门完整而又切合实际的科学。

当然，与生产成本相一致的那种价格是这样一种价格，即按照这种价格，企业家得不到净利润。产品按照这种价格销售的企业家，不论他完成的劳动量有多大，工资总会得到；而不论他可能提供多少资本，利息总会得到。然而，就收益而言，他可就无以证实了。要是把他自己的劳动以及资本的使用计入成本的话，那他就会按照构成他的产品的那些要素实际上所花费的数额销售他的产品了。我们会明白，无利润的这种状况正好与那种价格相符，这种价格是由对各种生产小组的静态调整所引起的。要是我们为使劳动和资本这两种要素的利润在此小组体系的各部分都一致，而就各小组、各小小组的这两种要素作如此调整，那我们也就能确定这样的价格了。因此，古典学派的自然价格就是静态价格，这种价格并非是完全构想而成的。一种无利润体制，是各单位劳动和资本收益无差别的一种体制，就其本身而言，假如有关工资的这种古典研究曾经是彻底的话，那么它也还只是提供某种静态劳动工薪的标准而已。

早期的学者们并没有打算对正常利率作出解释。他们是把供给和需求称为利息赖以调节的机制的，但是没有列举理由说明这几种因素为什么就可以根据任何一种可限定的利率确定资本收益。利率就其达到自然标准的趋势来说，古典经济学只是作了一种无意识的而且是不完整的介绍，然而在静态社会，这种利率会是盛行的。

这些研究给人们留下的那种不现实的印象，要以使这些研究臻于完美才能予以消除，而此举就要按照这些研究据以开始的同一理论方案付诸实施。在作出这些假设时，我们必须胆大心细，就假定劳动和资本具有绝对流动性，而且假定竞争是理想的以及完全地起作用的。我们必须富于想象力，从该领域消除我们曾经称为动态影响的那些系列影响。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排除了使纯经济规律失效的一切摩擦。因为诸如此类的摩擦都是动态的结果，其中毫无静态可言。假如我们把致一个人进入一个小小组的那种因素等同于把他引入另一个小小组的那种因素的话，那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使他在不同小组的盈利能力都达到相同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不会在小小组之间流动了。当然，在从一个小小组进入另一个小小组时，那也就不会再有阻力了。而使古典经济学家的所谓自然规律无效的，正是这一类摩擦。实际价值、工资和利息总是有别于纯理论中合乎情理的、正常的那种相同概念的，就因为劳动和资本无法立即畅行无阻或是不致浪费地实现小组间的流动。

那么，既然需要生产要素此类区际流动的是动态变化，既然导致这种摩擦的就是此类流动，那么这种静态状况也就没有这种干扰性影响了。我们已建议恢复这个经济领域的那种无摩擦状态。依据想象，这五种有机变化中的每一种，我们都要让它们停止下来，它们实际上都是使各种经济要素流动因而重新配置的。实际上，有别于实际生活的也就是由此形成的那种经济；不过，就由于其存在的那种不完整性而言，这种经济才是有别于实际生活的。在此设想的领域内继续发挥作用的那几种因素还照样发挥着作用。工作在继续，工具还在使用，而这些就是真实的现实。工作模式和工具形式的变化已停止了，但留下的经济，就其本身而言，它们是真实的。我们得到的价值、工资和利息的标准，就是现实世界的费率围绕其波动的那样一些标准。

接着，我们设法使我们研究中的经济既现实而又完整。我们不仅要使这种经济获得此前缺乏的那几种要素，而且还要使它就完整性而言，与现实世界的经济毫无二致。在我们这项研究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还要重提我们所作的前面几个假设中被排除了的那几种动态因素，并着重指出这几种因素的作用所产生的那些特殊影响。由此我们也就能首次理解和计量这些因素的作用了，因为它们的影响会自行显现。我们可以创立一门科学，论述小组体系内继续着的那种流动以及流动受阻的情况。以前创立常用的自然价值、工资和利息等等术语时，其中鲜有提及社会经济动态的。不过，这种动态不应该就作为一种导致失调的影响加以讨论。这是科学本身必须包括在其结论中的一种要素，假如我们置之不理，无意恢复它，我们就会得出不真实的结论，因为它极其不完全。但如果首先排除这种动态变化，然后又把它恢复过来，那么，我们也就能够创建且充分解释经济寿命的科学了。

在以这种合乎逻辑的方式所作的初步研究中，人口和资本是可以看作既不递减又不递增的。按照所采用的这种假设，发明既不曾出现过，生产方法也从未有过改变。成为近年来如此引人注目的劳动和资本的富有特色的几种合并中，现在并没有形成。商品种类长期不见有过改变。有鉴于此，劳动和资本也就持续不变，而价值、工资和利息，在标准的意义上，都是自然的；反之，在完成了的研究领域中，则是人口和财富都在递增中；组织方法和程序在变化中；新产品在创造着；劳动和资本的小组间流动在进行着，这种流动是这些变化的明显预兆。总之，这就是一种完整的假设展现给我们的真实世界。理论固然是贯穿始终了的，但科学却是以其假设的完整性而使自己更合乎实际。

动态经济学与近年来的那些历史经济研究之间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历史经济研究是如此富有吸引力和如此富有成果，以至于进步就在于需要这种研究事实。显而易见，世界现状是既有别于五十年前而又有别于五十年后的。历史经济学记载而且计量此类差别，动态经济学理论则对这些差别作出解释。历史经济学将记录和计量一百年来移民、机械发明所实现的收益，而动态经济学理论则把就这些收益追本溯源，研究起因，并提供经济演变的某种基本原理。随着它们的日臻完善，该理论会使人们以加倍的信心宣告未来可望实现的种种变化。

作为一个整体，动态经济学会把历史经济学纳入自己的范畴。世界上发生着的变化，在未来将既以演绎法、归纳法予以研究；而归历史经济学家研究的，正是其中的归纳部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需要吸收大部分科学工作的，也正是这一部分。因此，静态经济学规律理应早日尽人皆知，动态经济学规律则不必如此早地就为人所知了；不过，这些变化不论何时予以科学证实，计量对社会起作用的某些影响性的效果的工作都还得要做。例如，机械发明的影响或是一个新国家的拓殖对工资率的影响有多大？诸如此类的问题即使回答得了，移民和发明是自然提高还是降低工资率这一问题，所需的研究也还会是困难得多的。

假设20世纪在成为历史前人们就知道继人口增长、资本扩充、以新的方式组织工业或有某种新的消费资料投入利用后，其所产生的结果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动态经济学的纯理论就会对这些变化加以定性分析。该理论必须逐一研究正在改变世界面貌的那一系列重大动向，而且弄清楚其中的每一种动向所产生的那种效应的性质。该理论必须分析每一种效应赖以产生的全过程。至此，此项研究尚未着手数量的计算，即还没有对每一种效应的数量进行计算。不过，诸如此类的纯定性研究会给理论经济学家开辟一个启发灵感的界域，从而促进理论经济学家所从事的那门科学的未来发展。该规律能确保唯最优才能生存吗？人类能从工业领域发生着的种种变化中得到好处吗？所获得的这些好处多半惠及工人了吗？从农场主业已把其父辈的镰刀丢一边而使用收割机的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工人得到什么净结果了吗？随着廉价动力行将得到利用，随着电线能使任何地方都具有无用电之虞，那未来的工人前景会是怎样的呢？只要按一下电钮，当自动化机器就以不费力的代价生产出原本已不复存在的商品时，这又会导致何种结果呢？当世界到处都是密集的人口时，工人会面临怎样的境况呢？要是人们的生活受制于人满为患的境遇，而再增加生产资料又不敷所需，那人们的生计又会是怎样的呢？资本家暴富了，但现在还是贫穷的这个阶级会有怎样的境遇呢？资本的所有权会大为分散吗？总而言之，诸如此类的极其重大的问题，都在于进步所取的方向；而工人，这种进步的体制则是与其命运休戚相关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也都是动态经济学理论所必须解决的。

还有一种实证和计量的工作。假如增值趋向于提高工资，统计学就当证实它，而且还应计量利润率。经济学家还需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包括比较统计资料的各种应用，例如，计量现实生活中共同起作用的各种不同动态变化的影响等类的应用，等等。因此，我们要问，就额外工资而言，此时其中有多少可归因于电气车辆的利用？仅用现在的信息手段，这是一个无法答复的问题。更何况有关此类问题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因为这类问题会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乃至无穷，而独此动态经济学理论就会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很多倍，它会把该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纯粹经济变化规律将开辟这门科学未来发展的途径。这一说法将提供着手研究的还要大的一个领域的一条通路。但未来最大且也是最持久的工作，必须包括历史和统计研究，而且以有关经济规律的原原本本的知识为指导。

附注：
前一章提出的那种说法，即静态状况排除真正的企业家利润，并不否定一种合法的垄断可以代替企业家获取利润，而且这种利润，就像创造它的那种规律那样是长期不变的——即使在一种初一看似是静态的社会条件下，情况也是如此。劳动和资本等等要素会因受阻而无法流入享受优惠的行业，尽管各种经济因素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会使它们流入。不过，这种状况并不是如在这里下了定义的真正的静态状况。这种真正的静态状况我们将它比成了一片静止不动的湖水，其所以静止，就因为各种力达到了某种均衡。湖水并没有因结冰而成固态，但是每一滴水在四面八方都受同一大小的力的推动，因此，也就保持某种特定状态了。有某种绝对的流动状况，但绝无流动；而且，各行各业的小组，一旦劳动和资本等等工业生产要素显示出绝对流动性但无流动时，也会以某种同样的方式处于真正静态状况。一种合法的垄断，在某一关键时刻破坏这种流动性，是被我们看成是一种破坏因素或者摩擦因素的。因为这一因素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至于不仅仅阻滞了某种经济因素在不受阻的情况下发生的一种流动，而且还会从根本上阻碍这一流动。

第7章　静态社会状态下的工资——独特的劳动产品

一种商品的价值如果是由人们天赋冲动所引起的，那这种价格就可以称之为“自然的”。有的冲动固然并不促使人们参与商业上的竞争，但却促使人们另有所为了。竞争是使价格变成惯常意义上来说的自然的一种活动。实际上，竞争过程就是竞相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以低于（同类产品）竞争对手的价格出售商品的商人，实际上就是在向公众提供利益，这种利益比其竞争对手所给的回报还要高。当然，商人的这种动机是利己主义的，而且这一动机所导致的行为，也就是旨在获取财富的一种自发而又一般的尝试。不过，这种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向公众确保就高效率服务而言人的现有能力所能产生的至高效果；另一种作用则是控制商品价格。

自然价格就是竞争的价格。只有竞争处于理想完美的状态时，这种价格才实现得了；可是，这种状态无处存在。不过，如果无论何处都是政府既没有调节价格，垄断企业也没有使价格失效的话，则这种价格就总会接近现实。如果某种商品是公营工厂的产品，而售价却是由国家专断确定，是旨在获得某种收益或是达到某种隐秘不明的目的的，那么，调节这种价格的方法就会与自然的调节方式正好相反。假如国家就是要造成或促成某种私人的垄断，那么，给其产品所定的价格也必然会违背自然标准。事实上，在某种行业的条件下，就总有劳动和资本趋于流动，但又存在无法绝对自由实现流动的一定程度的垄断。生产要素从来就不具备完全的流动性，因此，价格也就始终程度不等地偏离人们竞争所促成的那种不受限制的行为会坚持的价格。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经济学文献中所用的“自然的”和“正常的”等词语，也就都是静态的同义词。排除一切动态的流动和一切摩擦这一假设，就能使价格趋于正常。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事实是与我们刚才所说的——自然价值等于竞争价值——相一致的。因为，假如我们停止一切动态流动和一切摩擦的话，则我们也就能使竞争完全起作用。早些时候经济学研究中描述的那些价格标准已经达到，但并没有为此而有意识地简单化地把社会设想为处于静态的状况。因为，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区别社会的动态和静态活动的这一概念，并非出自这些学者们的笔下。他们提出的那种自然价格，实际上也就是通过观察实际市场所产生的某几种价格趋势得出的；而关于标准价格，他们则把它们定义为这样一种价格，即按照这种价格，雇主们就能使这种商品形成所需要的支出获得补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家所作的有关自然价格或是静态价格的一项简单初步的研究，这项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完整但又不是不正确的理论。

当然，成本价格就是无利润的价格。就各种商品来说，这种价格是提供足以支付劳动的工资和生产该商品的资本的利息的，但是这种价格并没有赋予企业家本人以净剩余。既然动态变化使这种商品或那种商品的价格产生了这样一种剩余，那么，这种变化也就不会使这几种商品的价格像纯粹竞争的价格或成本价格意义上的那种价格进而成为不自然的了。不过，动态变化本身在另一种而且是更为广泛的一种意义上来说，却又是自然的。自然本身固然总是使自然价格制度失调，但竞争却始终力图恢复这种制度。此刻，很多商品并不是都按成本出售的；然而，就其中所有的来说，还都是有在起作用的多种因素的，这种作用如果无以抵消，则这几种因素的作用就会使价格处于成本水平上。合乎理想的情况是，此刻是一切都会有一种自然价格的，而且，要是我们能够消除失调和摩擦等因素的话，则自然价格就会达到并保持理想标准。如果我们是研究动态经济学的，则我们就会提出，如果某种真正反常的因素给予引进的话，那某种实际价格会在多大程度上偏离这样一种理论价格。在动态经济学中，价格偏离标准的变动必须予以研究，更何况，在该术语的更为广泛的使用上，就有诸如自然变异一说。不过，现在我们在研究的是用于计算变异的那种标准，而我们正在效法古典经济学家，称此类标准为自然的。自然的、正常的或静态的价格，都是成本价格，或者说都是无利润价格，它们都是导致利润均等化的价格，因为它们导致各行各业的单位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均等化。例如，此类价格，在就对一定等级的劳动的支付上，是做到让钢铁厂商与儿童玩具、手推车等制造厂商一视同仁的；而且，还能使两类雇主都支付同一资本利率。自然价格和成本价格排除了一个行业小组可获得的任何特殊收益。

假如资本和劳动都是具有绝对流动性的，则此类价格实际上就会是流行的。要是某个行业的人们能够迅即离开该行业而全身心投入另一行业的话，则这后一行业在向他们提供的收益的数额上不会有失偏袒。此时，假如我们能够排除阻碍一位钢铁制造商成为儿童玩具手推车制造商的一切因素，那我们也就能够排除一个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获得高于另一个行业的薪酬的一切机会。只要我们消除了经济摩擦，那静态价格即可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得以实现。而如果动态变化是非止住不可的话，则摩擦就会继续存在，此类价格就会换种方式得以实现。例如，从此不准改进生产方法，且让人口、财富等等永不改变，那么，次年价格标准水平与目前水准相比，就会丝毫无变。现在，实际价格并非等同于标准水平，但在竞争影响之下，它们会趋向于标准水平。劳动和资本都趋向于达到报酬为最大之点，但这一变动会受阻于摩擦。随着动态变化的结束，此摩擦会逐渐被克服。尽管有这种情况，不过劳动和资本的流动还是发生了。阻止动态变化，等待流动发生，这就会导致工业社会缓慢形成，进而使静态因素趋向于利用它的那种状况。因此，这种状况丝毫未变，一旦社会达到这种状况，它就将持之以恒。每一个单位的劳动和资本就都在所在小组永不易地，价格也就经久不变了。

这里就有两种假设某种静态的——或者按李嘉图著作中的意思，也即自然的——价值体系的方法。由于动态变化不止，而摩擦已经消除，因此，价格标准每天都在变，但实际销售率却天天与之相一致，存在着无穷的一系列的各不相同的价格，但是市场所定的价格与理论所要求的价格从来就不存在任何差别。随着动态变化的消失，而摩擦不止，则价格的静态标准也即成本标准，就成了不变的一种标准。不过，一开始偏离标准价值的实际价值，还是需要时间与标准价值保持相一致的。最终，实际价值与标准价值相一致，而且其后始终保持不变。

最好还是假设总是阻碍竞争的动态变化和摩擦都停止。按照这个假设，劳动和资本便都可以迅即投入利润大的领域；而这一变化，立即就会使价格降至现在为其静态水平的那种水平了。由于此后再无改变那种水平的变化了，因此，价格——包括自然的和正常的价格在内——其后就必定会保持不变，绝无实际价格偏离完全竞争价格的情况；绝无理想的竞争价格自身的变化；绝无定价条件的变化——这就是创造某种完全静态的构想。劳动和资本具有流动性，但流动并没有发生。这里，我们不妨研究一下那种纯粹的和简单的静态价格。

这里，也不妨注意一下某种理论上的自然工资率能否以某种相似的方式予以确定。只要注意一下劳资双方那种交易，我们就能明白工资围绕多少有些类似于商品的自然价格的某种标准的波动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我们发现，古典经济学家眼里的商品市场价格和市场工资率之间确有某种相似性。我们暂先不谈工资标准，工资围绕这个标准的波动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间隔期才能显现，我们现在来看看短期的工资率是怎样确定的。我们终会发现，工资率得以确定的方式与商品的即时售价赖以确定的方式，其两者有相似之处。下面我们就会明白，上述两种情况下，市场汇率都是围绕永久标准波动的。

我们现在用商业术语提一下“劳动力市场”。让我们记住何谓需求和供给行为，并指出需求与供给就像它们给商品定价一样，也以某种方式给劳动力定价。与此有关的是，此类术语的精确性还大有说头；初步研究中就这样使用这些术语，不会有我们竟至于会得出错误结论的危险。事实上，我们是能以这种方式确立一般劳动的某种正常薪金额的，这种薪金额与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熟悉的那种正常价格标准会有某种类似性。

“劳动的产品”，亚当·斯密说，“构成劳动的自然补偿或实物工资。在占有土地和囤积存货前的情况下，全部劳动的产品都归属工人。既没有地主与他分享，也没有雇主与他分享”。继而在同一章他又指出，现代工业改变了这种自然状况，工资现在是以雇主的资本形式付出的，而且工资也不再是劳动的产品了。按照亚当·斯密的看法，导致这种彻底变化的是地主和雇主的存在。

我们强调的是，无论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工资也即劳动的产品一说，大致上是始终坚持的，这种产品还提供工资短期波动据以衡量的标准。实际上，整个行业的产品显然并不全归工人所有。如果劳动和资本的整个相关产品全都在我们考虑之中的话，那么，提供土地、工具、建筑物、原材料等等的那些人也就都享有其中的一份了。如果我们所指的是这一总量中可归因于劳动自身的那一部分的话，那么，工人所获得的全部就不只是可能实现的了，而且，假如竞争可以完全起作用——假如工资的静态标准付诸实施了——工人就能理所当然地获得其全部了。此外，有助于揭示何谓劳动产品的是雇主的存在，而使工人能够获得等同于那部分产品的工薪的则是雇主的行为。

假如我们准确地表达了那几种简单行业中所发生的情形，那么，我们就要说，不是“全部劳动的产品都归工人所有”，而是整个行业的产品都归既是工人又是资本家的这位独立的人所有。在现实经济中，绝无如此原始且竟至于这一经济是绝不利用资本的；而且，但凡有资本者，该行业产品中必有一部分是应归因于资本的存在的。就“事物的原本状态”来说，一个人几乎不可能说他所得的产品中，有多少仅可归因于自己的劳动。不过，劳动的全部产品与全行业的全部产品之间的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全行业是非有劳动和资本的合作不可的。

让一个人用他自制的最简易的钓鱼线、钓鱼钩在一只独木舟钓鱼，他能钓上岸的鱼，就是他的劳动和资本的产品。借助于钓鱼的工具，确保了鱼能被钓上岸。在所有的产品中，有多少该归因于人，又有多少该归因于独木舟和渔具？这些问题，这个人毕其一生也讲不清楚。他能把这些鱼分成两堆，然后说“这一堆全归因于我的努力，那一堆则归因于我的设备”吗？每一条鱼都是连带产品——实际上一条鱼的每一个鰭或鳞片都是如此；而且，难还难在把其中的每一个鳍或鳞片再细分为一一可归因于各生产单位的这一点。无望与资本产品合并的是独立生产者的劳动产品。固然有这样一种情形，在其中，劳动的工资与其他收入不难区分，而且是确定为“劳动的产品”的，但也有诸如实际上的确存在的这样一种原始经济，是劳动自身的产品无法说清楚的一种经济。

亚当·斯密所用的这个例子，实际上是假定其中没有资本的，因此，无论何种产品均靠劳动创造，他就这样避而不谈这一难题了。引证中提及的这种状态，是“先于存货积累”的一种状态。如果一个人是在既没有雇主又没有资本的条件下工作的，那他的工资也就是他所生产的产品了。他的工薪是物理规律而不是社会规律所能决定的。他将毫不夸张从地里找到他的工资，从海里取出它们来，在狩猎场追捕并俘获它们，如此等等，而且，他还不必与任何一个同行伙伴分享所得。就这种状况虽然并没有绝对达到但已接近达到的那种经济制度来说，观点和见解不可谓不多。亨利·乔治先生就提出了一种理论，即把处于这种状况下的人们所得的利润确定为总工资的标准。例如，擅自占地者，可以使用比一锄一锹还要精巧的农具耕种无须缴纳地租的土地。他可能就靠一只独木舟谋生，也就只有价值数美元的一点点适销资产。尽管这种事态日复一日地延续着，可这个人还是没有足以使这个工资问题复杂化的资本；为了说明起见，还不必让他拥有土地。要是他就像是按照美国政府的《宅地法》定居下来的移民那样成为农场主了，一种复杂的情况也就产生了，这种情况使他的工资归因于他所有的全部收入一说无法成立。

乔治先生曾经正确指出，只要土地充裕到只需要求一下即可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愿意在一个工厂工作的人就可以对他的雇主提出付薪要求，而且这薪金额为数之巨，对他而言还足以补偿他因为不接受一个农场而放弃了的一切。在一大片国土适值处于移民开拓过程中而农业已成主导产业的这个时期，一切工资的标准，毫无疑问，都是由农场始终给予不仅耕种它们而且还拥有它们的那些人的收益决定的。不过，这些收益是综合型的。这种收益，无论如何，它并不只是劳动产品而已。他拥有他的土地这一事实，就使按《宅地法》定居下来的这个人获得了一笔收入，这笔收入是对他仅靠劳动所得的那一点收入的巨额补贴。这种局面具有过渡性，而且是反常的。因为在工厂工作的这些人得到的薪酬，一般说来，与获得工资而且还有一大笔补助的那些人的收入相近了。政府已经给了按《宅地法》规定给所建农庄用的公地的这些人所得的酬偿，不仅在于种植谷物的收入，而且主要还在于土地自身附带的增值收入，这种收入是逐年都有的。按照美国法律规定拥有这种公地的人的收入中，大一些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存在于土地价值中的那种所谓“非劳动增值”。这种人对这块公地提出所有权要求时，他的农场一英亩也许价值1美元。一两年内，一英亩增值达5美元，而且还会很快增至10美元。就为取得这一项收入，这种人这才愿意蛰居山坡之下的家中，一时间，他一身破衣烂衫，以玉米为主食，等等。他的工作的直接产品取草皮的形式，而这草皮，是经由破土犁或交叉犁将地翻过来而成的，其劳动成果只有极少一点点是吃的穿的。与工资混在一起的，是收益中大一些的一个因素，而这个因素已显现，即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个人很快即可因土地自身而得平均每一英亩10美元的一笔收入了。

现在作一研究，详述并清楚说明获得州转赠一片土地的一个人，不是一个能为其工人提供与其产品相一致的某种工资标准的人，是适值其时了。前已指出，美国的工资，已经变成与按《宅地法》定居下来的人，凭借利用政府提供的钱物所能获得的一样多了。从表面上看这一说法固然不对，但它还是的确证明，工资与独力无助工人的收益一样多了。要是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所证实了的也就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工资等于数额大而且是复合的一笔收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土地。只要有人可以有一个农场，而且这一农场还是只要询问一下即可获得的，他就不会愿意在一个工厂或一家商店工作了，除非条件是，他的所得与农场主的利润不相上下。在可以获得大量优质空闲土地的这一短暂间隔期，在此土地可达范围内的每一种职业的工资标准，可以说都是固定于新占有的、人们正开始控制并加以利用的那个新开拓的荒野地带内的。这种状况将导致了工资因永久标准而变动，而不是与之相一致。按《宅地法》定居下来的人，所得的多于以作物形式的收入。土地的递升价值，直接构成其利润的一部分；而且它还直接构成仅限于工厂、商店等等手艺人的工薪的一部分，这工薪，约等于定居者的收益。土地的价值就这样到处延伸，延伸所及，这价值惠及东南西北，各行各业，而且是完完整整的。木匠、铁匠、厨师、车辆维修工、售货员，甚至还有医生和律师，都发现他们的收入，因为有一个社区在空地上的种植，使那片土地升值，因而增加了。一百年来，所有美国人的工资，或多或少地都有这个要素在里面起作用。这工资，始终不见下降，就为了近似地与可通过耕作并拥有土地而能获得的收益相一致，而不是与通过耕种免租土地所能获得的收益相一致。

随着定居者收入的来源多数不再成为收入的来源，在农场工作的家徒四壁的工人的收益，就仅限于从土壤里所得到的呈作物收成形式的东西了。一个租金免付的土地的占有者，而非其所有者，他只能得到不附加土地价值增量的工资而已。无论价值有多大的农场，都不可能长期只需要求一下便可获得。美国广袤无垠的肥沃土地，现如今无人认领的已经不多了。工资规律要持久具有法律效力，就得适用于这种情况。

与乔治先生所持的立场一样，下列观点也是可以坚信不疑的，那就是劳动始终是趋向于获得劳动可以在诸如可供免费利用的土地上所能生产的东西的。在工业发达的先进国家，如此提供的只有土质太劣而无法要求缴纳地租的土地，因而理论断言，工资的永久调整者是劳动可从边际土地和免租土地上强求的那种收益。不过，理论中也有一个可信赖的要素，因为有土地和其他形式的工具所呈现的资本的那个人，不会与任何一个人共享收益。他会与亚当·斯密笔下的那种原始工人经历同一处境，那个工人的劳动“先于存货的积累”，而且他“既无地主又无资本家与他分享”。他的收益都会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且这些收益完全都会是劳动的产品。使它们决定一切工资标准的这个理论，具有这样的巨大价值，这就是，它指出了一种方法，凭借这种方法，徒手工作的产品可与其余一切产品分开，而且就使它单独存在并予以单独计量。

我们现在就要证明，可单独归因于劳动的那种产品的确就是决定工资标准的；但是，要使没有价值的农场的耕种者，变成因其收益就制约每一个人的薪酬的这样一些人的话，那是绝难做到的。假如该理论标新立异，认为劳动的总工资由人们耕种免租土地即可实现的收益来决定的，那么，该理论就必然意味着，没有可观地租就不容出租的各片土地的占用人，也就是这样的人，即每一个人的工资都与他们的收益相近。根据这一点，这个国家任何工厂的一个工匠，就都得密切注意工匠们的简陋小木屋，看看各住户收益怎样，以期弄清楚他们可使雇主付给他们多少报酬。就其最合理的形式来说，该理论意味着，比利时一家工厂的一个工人所得，应当以其能力属于同一等级的一个比利时农民，以耕种海滨荒沙滩所能挣到的报酬。这就是说，瑞士制表工人必须接受这样的薪酬，考虑到各自能力有别，这一薪酬趋向于与其农民同胞可从悬崖峭壁中一小块、一小块草地上索取的那个数额相等。这就是说，在美国，免税土地一应分配给了所有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各地的工厂、商店、矿山等靠工资为生的人们，按平均值所得，就相当于其中一个有代表性者所能生产的产品，假如他要在一片贫瘠的未被租用的土地上盖一间简陋小屋，而且就在土地所有人勉强容忍之下继续耕作的话。这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人民主权”理论。这个理论把简陋小木屋的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这一境地是如此具有战略意义，乃至能够使他有能力支配各阶层的工人，决定他们的工资，而且还控制他们的生活水平。

尽管荒诞不经，然而至少该理论对工资趋向等于劳动所能自行生产的产品这一原则，还是具有吸引力的。假如该擅自占地者自有资本尚不足以称为某种生产要素的话，则他的全部收成也就只能归因于他付出的劳动了。置人于如此境地，这是区别劳动和资本、劳动的产品和资本的产品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似是提供了有关先进社会的一个例证，这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亚当·斯密在谈及原始社会时认为，工人获得的是某个行业的全部产品，而且是独享收益的。然而，听凭临时擅自占地者发号施令地规定每一个劳动者的薪酬数额这一荒谬之举，却是从此例子的外表判断起来确有其事的一个特征。

不过，寻找一片免租土地，以期并不荒唐地探索制约总工资的标准，这是可取的做法。假如占有这种土地的人具有调节一般工资的能力，那就必须给工人提供比无价值农业用地还要多的土地。这样一种土地近在手边，占有这种土地的工人是徒手而来的。他们实际上是无资本进行工作的，其所有产品就是工资。他们得到的这种产品的数量，也就是他们所得的工薪，其他所有工人都必须拿等于它的工薪。

先看时价而不是看自然价值，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这里有一条商业原则，它使任何物品供给的最终或是边际部分，都对整个供给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小麦总产量的价值与该产量的边际蒲式耳一致。假如有在具有小麦、棉花、铁矿石等等边际产量意义上的边际工人的话，那么，这些最后或者边际工人就同样处于某种重要地位。因为他们的产品是决定另外任何一个工人的工资的。

我们暂先采用重商主义的劳动构想，就把劳动当作某种商品在市场销售。任何一种商品的供给量中的最后一个增量，都是确定该商品的一般价格的，这是人们熟悉的一条商业原则。阐述这一原则的一种通用方法是，坚持以英国的报价估计美国小麦的价格——美国西北的农场主必须把其谷物的全部供给量，都看作是他们运往利物浦以后所剩余的部分。[1]
我们的小麦价格就是这样在利物浦决定的这种说法，表达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商业事实。大西洋沿岸西部的谷物价格，实际上等于东部的价格减去运输和管理的成本。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欧洲是收货场，而美国谷物的全部剩余都在那里销售。假如我们增加5000万蒲式耳的谷物出口，欧洲就会以稍低的价格买下它，而英国的报价则将表明减少量。当地的小市场不可能是一般价格的调控者。冰岛或拉布拉多可以输入美国小麦，但来自那里的报价没有商业意义。这样一个地区所能做的一切，都不会对美国的供给产生影响；而且，假如由于某种灾害的原因，该大陆小麦中的剩余部分也得投放该市场的话，那么，在那里，很快就会变成一件需要加以处理的烦心事。该国最终一个单位的小麦的效用决定所有单位的价格，不过，即使那个最终单位也是完全销售海外的，而且非常分散。拉布拉多会有一小部分小麦的价格与其他地方的价格相同。调控其他地方的价格，对这里也不会有多大作用。

在寻找剩余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必须寻找某种经济领域，在这种领域，有望实现无限数量劳动的就业机会。不过，这种市场缺乏免租土地，而这种免租土地，人们是有意前往以求的。流行的看法未能注意到，在所举的例子中，作为一个剩余劳动力市场，处于耕作极限的农业用地，与其说像利物浦，倒不如说像冰岛。因为冰岛完全缺乏吸收任何庞大劳动供给过剩的能力。把比利时的全部过剩人口都转向沙地谋生，那么，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的收益，按数学的必然性计算得出，得降低到饥饿极限的程度。比利时沙地和美国干旱平原的人们的收益，实际上是一致的，而且在极限内，计量着一般工资率。这是因为，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存在着庞大而又无限弹性的剩余劳动力市场，其中免租土地肯定只能吸收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世界最终劳动的供给增量决定工资的部分，作为最终商品的供给单位决定价格的部分，但这个单位散布于全世界各行各业。各处都能产生的是一般工资标准。

我们不仅承认，而且还明确断言存在着某种工资与之相适应的边际土地。这种边际土地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在这种边际土地上的人们所能获得的产品决定工资标准。实际想来，土地与劳动的关系，就像欧洲市场与小麦的关系，这是任何可能发生的劳动力过剩，都能按照某种生活费予以化解的地方。假如我们能发现这样一个市场，那工资规律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一开始就能找到此类市场，这种市场规模大，足以吸收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力。这种市场固然吸收不了为数无限的劳动力，但它毕竟还是一个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它是工资理论中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人们实际上是徒手劳动的，他们的收入是他们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在这一农业边际土地上所创造的。真正的耕作边际——精确地说，应该是利用边际——不完全是或者不是农业边际，而是遍布于整个经济体系的边际的。除土地以外，还有生产工具，这些生产工具都没有为其所有者生产租金；而且如果需要工人的话，只是需要一下便可得到。不过，工人本身未必能得到这一部分劳动力，而作为企业家的人们的利益却能确保将他们投入使用；这些人与企业家以及其他工人的工资什么时候有了保障，就在什么时候开始工作。棉纺织业、炼铁业、开店和客货运输以及其他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利用极限的问题。

劳动的一部分边际土地是由荒地构成的，这些荒地固然可以用于种植业，但它的收入在全部田地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还要大的一部分收益，则由他种免租工具提供；再大一些的一部分收益，是以使全部偿租工具存量都投入使用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使用过程中是租金免付的。利润颇丰的现代工厂，员工是以千人计的，他们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以及工厂自身所创造的产品的一部分，有的就被用作该厂的租金被支出了。假如有二十多人可在该厂找到职位，那这一批人一进厂，就会使该厂日产量大增。另外，增产部分或许就全部作为工资发出了，对此，厂主是不会提出要求权的。如果确实如此，这些边际工人就会得到他们的尽数产品。实际上，雇主也真的不会对其收益提出要求权，而就因为蒙所有者宽容，就当他们这是在耕种荒地，或是在经营一家已废弃了的工厂，而有的所有人都是会容他们在那儿谋生的。

由此可见，这里就有劳动供给中的一个边际部分，而且，看来似是能为全部劳动决定市场工薪额的。劳动力这一边际部分，与可以具体归因于这一部分的产品之间，这里显示出了某种直接联系。这一边际劳动的产品，就像一个最终增量决定商品价值的一般标准那样也决定工资标准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工资规律也就依然有效了：（1）按照某种商业规则，具有某种程度能力的人都必须获得能力相同的边际工人所能获得的报酬。这一原则决定了市场工薪额。（2）边际工人获得他们所生产的产品。此规则决定工资，但作用微不足道，只是通过决定工资的自然标准起到这种作用罢了。实际上，我们是用这一个公式接近于我们正在探索的这一规律，然而，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接近这一规律。一旦加以精确说明，那项真正的原则听起来会是很像前述原则的，不过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2]

[1]
这一观点会导致对价值规律的某种不完全的看法。因为直接决定小麦价值的当然是还在国内的那一部分小麦收成的最后效用。不过，英国仅代表欧洲市场；而这作为一个整体，美国小麦的输出足以明显减少美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如此留在国内的那一部分小麦的最后效用，提高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乃至可以如在欧洲一样，在国内获利颇丰地销售净尽。

[2]
欲知有关本章以及下一章的基本内容的早期出版物，请读者参阅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的一部专著，内含一篇论述“科学的工资规律的潜在价值”的文章。该文是提交该联合会于1888年12月举行的一次会议的，后于1889年3月以书面的形式发表。该文所作的那种说明的一个先决条件，见于本著作第8章结尾处。

本书第9、10两章基本内容中，很多刊发于美国经济学联合会论述“资本及其收益”的一部专著，还有一部分发表于1893年11月号《耶鲁评论》，见于“资本的起源”一文。

第8章　劳动的具体产品可怎样加以区别

在竞争会充分发挥作用并使工资达到某种自然标准的那种静态条件下，劳动的工资就会等于可单独归因于劳动的那种产品了。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样一种有限的领域，在那里，但凡生产出来的都得归因于劳动；但我们还得找到比这一个领域还要大而且富于弹性的一个领域。在这一领域，很多人都能前往谋生，而且进入后，他们实际上都会是既免租又免息的。除不纳税外，他们还必须能独力工作，以创造出某种可以辨别且全部归他们所有的产品。当然，少数人或许就得耕种一无用处的土地，因此，地主和资本家也就不会对他们提出什么要求了。为数多一些的人，很可能就得利用这样一类工具，即质次到根本无从对其所有人缴纳租金的那种工具。再多一些的人可能就会作为补充的工人在下述的农场中找到工作，在这种农场，有质优的工具，而且由于有边际工人，他们不付费就能使用这些工具了。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有的人由于希望他所在行业的那种产品不必给使用者报酬，他就得转身离开他们。独自耕种一片荒地的人，可能还有一个人与他紧邻工作，那个人也在一片类似的土地上为其所有人工作，所得工资就相当于他种植产品或饲养牲畜所实现的那个价值。这个人，就像是那种擅自占用土地的人那样，也是没有受过雇主勒索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一个人，尽管是为了雇主工作，但他是“既无地主也无雇主与他分享的”。假如按价值计，他向雇主提供的等于雇主为他付出的话，那他的产品就会是完整无缺的，这一产品是完完全全作为工资归他所有了。大多数边际工人所处的也就是类似于此的状况。他们固然不是孤苦伶仃地在那里工作，然而，他们的产品还是有别于另外所有的产品的。

有的工厂，有的熔炉，它们都是如此老式如此磨损，或是配置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所有者从中一无所获；可是尽管如此，只要负责人薪金能照拿不误，那普通工人自然工资一文不少，这些工厂和机器设备也就还会照旧运转下去。有的机器陈旧过时，对于其所有者来说早已不再有用，可还是运转不止，继续在给此类设备的操作人员提供赖以创造的全部产品。有的铁路，有的轮船航线，也就是在那里支出营运费用而已。有的商品存货，也就尽是些边角剩料和过时滞销的产品，就连用作售货员处理这些东西的处置费也不敷所需了。免租工具随处可见，而且种类无定数，涉及范围又不明确，劳动时果真要用这些工具的话，那就得在企业的全数品种的工具中，左挑右挑折腾个够。总工资率一有提高，这些工具有很多就得被扔掉。什么时候工资率降低了，这些工具又会被利用起来。任由移民缓解一个国家的人口压力，而又使另一个国家承受这个压力，那么，在前一个国家，各种免租工具都会给抛弃，而在后一国家，原先闲置的工具就都会复又纷纷投入使用了。

下列事实清楚说明免租工具为数不少，这就是因为使用而慢慢磨损的每一种工具、机器、建筑物、车辆或其他劳动辅助器械，在磨损过程中势必都达到某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这种工具不再为其所有者产生纯收益了。只要企业家不是弃置这一工具，而是始终用着，而且还总有所得，那么，他就会始终保有它。如果因为有这种工具他有所失了，那他就会弃而不用。这种磨损了的工具，如果他拥为己有，是既无得又无失的。也就是说，如果借助于该工具所得的全部产品，都必须以使用它的劳动付出代价的话，则此时，这一工具也就处于其经济使用期的终结阶段或是免租金阶段了。使用中损耗的一切，都经历这样一个先于废弃时刻的老化服务期，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任何一个时刻的一切，都足以构成很大一套免租金工具，劳动就借助于这一套工具而得以进行的。要是其余一切都保持不变，那么，人口增长的效应就会是延长一切诸如此类处于磨损状况中的资本货物的使用期的。为使现成的资本货物存量可供更多人使用，那就有必要使磨损了的工具、摇摇晃晃的发动机、不适于航海的船舶等等的运转时间，比处于以前那样使用的状况下的运转时间长一些。不过，一旦处于报废时刻，则使用诸如此类工具的劳动也就只有形成工资而已了。

利用质量最差的工具所创造的全部产量，都归使用这些工具的人所有，这些工具是始终在起作用的。这种产品的数量与一般工资率相一致且又体现一般工资率，这种产品的数量还是调节这种工资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使用这一类工具的人是劳动的最终增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增量的时价则调节全部劳动的价格。不过，这些人不是这一最终增量的全部，因为在此领域，还有不用任何一类没有价值工具的其他边际人。一个人，如果不想使自己仅限于使用无价值土地和工具的话，则他很可能是只得顺应资本家和地主的要求了。

假如这是一个失业者可以利用的唯一可供选择的东西，那么，我们研究所揭示的工资规律就会类似于乔治先生所指出的那种情况，即他坚持认为，一切工资都取决于耕作免租土地所实现的产量。不过，对此有一点我们要加以纠正，这就是，要是坚持此说的话，要是所有人都选择利用边际土地和其他没有价值的工具的话，那么，他们就都得接受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所能生产的产品作为他们的收益了。因此，按照一种观点，可供求职者利用的这一个领域，就比仅由农业所提供的边际领域还要大一些；但是，这并不构成可供他们实际上利用的全部田地。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看人们可能而且的确会前往何处谋生。

再说到农业，我们发现有一种既适于粗放经营又适于集约经营的边际土地。固然是有人从耕作区到免租地去找工作，但很多人还是靠辛勤耕种支付租金的土地谋生。每当有一个荒芜的农场复又投入利用了，新来的人很可能就给安排到很多好的农场干活。实际上，肥田沃地终究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导致劳动力外流进入劣质地的，正是工人们在越来越集约耕作这些高质量土地时所得到的那种递减报酬，于是，人们就从集约化耕作的中心被挤向外围了。向良田增投的劳动数量不再盈利的地方，可以称为集约化耕作边际。这些良田已经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增量的劳动力，此时，如果劳动力再有增加，就只能对别处有利了。

由此可见，一个人可以耕种一片多岩石的土地，但是这种耕作并不尽如人意，充其量也就只能是这里铲一铲种点庄稼，那里铲一铲种点庄稼，如此而已。此时，利用这片土地的这个人就堪称边际人了。再就是，三个人固然可以合种一块地，但他们的耕耘种植缓慢且不说，而且田地里还会有部分得不到漫长生长季节之利的。不过，四个人合种，这田野播种起来可就快一些了，因此，也就能使最后才种植的那一部分田地的作物，其成熟的时间就能长一些了。在此例中，这第四个人就是边际人，因为他的存在而引起的全部增产增收，即可作为工资而归他所有了。再一次地，收获季节收割田地里的庄稼有三个人也就行了，但四个人收割起来就能快一些，因此，也就还能使庄稼免受秋雨突袭的危险。这里，这第四个人就又是边际人了，他的全部产品就属他的工资。由于有了他而得以获得连年免遭破坏的小麦的产值，就可以作为劳动所得而归他所有了。或许还有一个在收割机后面拾散落的麦穗的人，他获得的也就是相当于他从地里拾起的散落的麦穗的价值。这样一个一个相继增加的人，常使种植过程或收获过程日臻完善。但是，如果其中的每一个人与实际所做的相比，他们生产的和得到的均较少，那他们就会相继离开贫瘠的土地。

由于假设了雇主之间存在完全自由的竞争，我们这才可以说，处于农业劳动力集约化耕作边际的那个人，他就将得到他的产品的价值。每当这样一个人心甘情愿地为一个雇主效劳时，他实际上就是在为该农场主尽心竭力，既增产又增收。假如对这增收部分，有的农场主就是不按市场价格支付，那就会有另一位农场主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只要竞争是完全地起作用的。不过，摩擦势不可免，这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此类调节，在任何一种社会都是不尽完善的。然而，我们所作的这一探索惟独在于确定工资往往会与之相适应的那样一种标准——在一种无摩擦社会工资会与之相适应的标准，因此，我们的回答是，工资与可归因于边际劳动的那种产量是相一致的。

我们还在设法弄清这种边际劳动究竟是何所指。在农业中，边际劳动中有很多是存在于优质土地集约耕作所利用的边际劳动的最终增量中的。这种劳动并不要求农场主的资本的投资非有相当大的增长不可。他无需购置更多的土地，或是把更多改良措施应用于他已经拥有的土地上。在很多情况下，他都不必给其全套工具增加任何一件。他就是要使其劳动力中增加这一个空手而来的人。任何超额的产量均可归因于这个人的劳动，而且也就是归因于他的劳动而已；再就是，完全的竞争往往还会把这一产量的价值作为工资付给这个人。

就劳动而言的这片农田的这样一种集约化边际，绝不仅限于农业，归根结底，这种边际在整个经济体系中都存在。到处都存在这样一个边际，在使利用真正适于工业工具的工人人数增加这一点上，超过这一边际就没有任何好处。尽管一百个人就可以使一艘轮船启航了，但一百零五个人可以使它扬帆行驶得更好。既然是那样，额外的这五个人就是处于该轮船集约利用的边际上，因此，实际上是租金免付的。凡是利用该船本身就必须给船主付费，由全体原先的船员驾驶时，也得给船主付费。因此，上了船的那最后五个人，就创造了某种独特产品。他们使那家运输公司成了一家效率更高的运输公司，并把钱放入所有者的口袋了；但他们领取工资时，又把这笔钱从所有者口袋中取回了。在工厂、矿山、商店、熔炉等等，都常有以此方式在狭小范围内使受雇人数改变而又不影响所有者收入的机会。如果吸收新成员，那么他们的全部产品也就都归他们所有了。

不过，工业体系内也有工人人数没有弹性的某几个时刻。这些工人可以是雇用而且雇用起来又是经济的。一定的机器总得有人操作，而且一个人也就够了。由此可见，在一个大企业，劳动力或扩大或缩小，而资本货物配备的性质并非无论何时都不加改变的。然而，在商业中，在可与某种适销商品一起使用的劳动数额上，则常有相当可观的弹性。在制造业和运输业中，劳动力也常常可以加以改变，而与劳动力一起使用的资本货物的数量或性质则保持不变。

当然，这种改变必须仅限于相对窄小的范围内。在工业中，在某一具体的时刻，五个人可增至多达一百人，可是所利用的资本数额，不仅不必加以改变，其形式也无需加以改变。在另外的领域，在同样的方面，一百人中可增可减的也就仅一个人而已。假如在社会为了生产而组织成的各个大组的每一个小组中，每一百人的人数就可增加或减少一个劳动力，而且还不必使他们使用的成套工具、机器、原材料等等作什么改变，光此事实即足以为一种工资规律提供某种理论基础。百人劳动力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离开他的雇主，而且还不至于就伤害或是惠及该雇主；而且，如果是他给另一人提供服务，并且要求其薪酬是他将为他自己生产的产品，那么，假如他得到了这雇主所提供的工作，那他就既不会惠及或伤害这第二个雇主。由此可见，确实有我们称之为的每一个企业家控制的就业领域中的无差异地带。在此范围内，人们来去自由，而不至于影响雇主的钱袋。非金钱利益的动机可使雇主接受提供给他们的新人，而且还有有限数额的劳动在经济体系内小组与小组间流动的有限机会。如果竞争在理想完全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了，那么，这些工人无论前往何处，他们都能得到他们作为工薪的实实的产品；尽管事实上竞争并非完全起作用，但这些人所得的，也就是近似于他们的产品而已。

任何一个人离开雇主时，决定他的价值究竟有多大，都是通过弄清楚劳动力中少了一个人进而造成了多少损失来确定的。情况或许是，离开的这一个人的特征并没有什么重要性。重要的或许在于下列事实：在工厂某处，原来是八个人一个组的，现在是七个人一个组了；或者原来是二十个人一个组的，现在是十九人一个组了。我们说，这个人是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技术的工人。如果没有下述情况，他是可以改变自己职业的，即当一个掌握了某种获利专业的人，他从一个小组转到另一个小组时，留下了转由他人承受的相当数量的浪费和摩擦。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人的离职，给前雇主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另一个问题是：因为有这个人的到来，这第二个雇主又能获得多大好处？

就向一个雇主效力的这些人来说，他们之间的可互换及可互补性是如此之显著，以至于他们中有哪一个人离职，对雇主来说都毫无关系。假如离开者一直做着对本企业非常必要的事，那么，雇主就只得以一直做无关紧要的事的人接替他。由于一个人的离职而虚位以待的工作，总是属于边际性的。在工厂的工人，则按层级自行安排，以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第一个层级的人做的是必不可少的某种事；第二层级的人做的事固然很重要，然而终究没有第一个层级的人那么重要；最后一个层级的人所做的事对于本企业的生产几乎是谈不上什么贡献的。假如第一个阶层的人离职，雇主只得以最后一个层级的人取而代之，那么，虚位以待的就是最不必要的工作了。任何这些可互换互补的人对其雇主的事实上的重要性，都以做着最无必要的工作的这个人的绝对重要性予以计量。

此外，我们还会发现，凡是有并非如此可完全互补互换的人的地方，如果有一个承担重要职责而且是卓越的人擅离职守，那类似于此的以一个人取代另一个人的情况就会照常发生。那项职责可不能任由其处于虚设状况。于是，就会有另一个人被安排以接替离职者留下的工作，而这一工作，一如以前，还会是属边际类的工作。为导致这一结果而必须作出的替代，的确是使雇主承担了一项特殊损失，因为有几种重要工作会做得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如此引起的额外损失所计量的是优秀者的特殊价值，这种人一旦离开就得有接替者才行。不过，各个层级的劳动最终实际上都是按照边际标准予以计量的；整个计量过程，当我们就有关边际劳动生产率所作的研究终于达到下面一点时，就可以理解了。

现在，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就人具有可互换性这一点来说，在我们姑且称之为有效生产率的这一点上，人们都是相似的。有一个人实际上或许就是做着某种必不可少的工作的，而另一人则是在做着另一种微不足道的工作的；但让第一个人离职进而造成的该企业产量的降幅，并不比让第二个人离职所致的产量减幅大，因为这第二个人固然的确是放下了他自己的工作，但他并没有停止工作，而是去做原先由第一个人做的那更具实质性的工作了。我们姑且称之为某个人的绝对生产率的那种生产率，就由这个人在做着的那种工作的重要性予以计量了。就让这个人腾出职位，留下他此前在做但未完成的工作，该企业因此会承受的一定的损失，就用以计量这个人的绝对生产率。由此可见，我们所称的一个人的有效生产率，在这个人离职，在雇主重新安排其劳动力，以期更为必要的种种工作照做不误的情况下，就由其雇主所承受的损失予以计量。雇主将安排B取代A、C取代B，如此等等；余下没有人来做的工作，就是那最没有必要的工作。假如人们可互换性强，则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有效生产率，就都会等于最终或边际人的绝对生产率，而这边际人的工作，干脆就无需安排了。我们会发现，工资是由领取工资的那些人的有效的而不是绝对的生产率自然调节的。就人们可自由相互替代这一点来说，一批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对其雇主所具有的价值，实际上就都等于该批人中的那最后一个人所完成的产值。

从雇主的角度来看，有这样一个地区，在这个地区内，他可以多安排几个人工作，条件是这几个人不会使他们的有效产量减至低于已在这个边际区内工作的那些人的产量。这种地区，我们把它称为无差别地带，所据的理由是，是否安排额外的这几个人工作，这对雇主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假如这个雇主雇用他们了，那他还得以他们的产品的形式给他们支付工资，可对此他们却不以为然。一小点影响就会决定一个雇主是否雇用这样的人。当然，无论什么时候，雇主要增减劳动力，就总得要克服一定的阻力。按照工人的看法这是不言自明的。设想我是一个失业的售货员，你会把我招进你的工厂吗？要是我能为你带来稍多于你付给我的工资的那一点点利益的话，你肯定会的；要是我带不来这么多，那你可就不会招我进厂了。即使我给你以前的产量增加的恰好等于我所要求的工资的产量，那你也还是会在接受我和不接受我两者之间犹豫不决的。由此可见，我的劳动就在经济无差别地带内，人道或他种动机会使你有个决断。要是我是在你的工厂工作的，你会解雇我吗？我给本厂的其他各项收益增加的产品，在不足以抵付我的实际工资之前，或许你是不会的。但是如果你是在企业适值一派兴隆时招我进厂的，那么，工厂无疑是暂时从我的劳动中实现了不是太大的一笔利润的，而这就足以克服你反对扩充劳动力的那么一点点惰性了；反之，如果你是曾经招收我成为工厂员工中的一员的，那么，此时，惰性的作用就对我有利了；你会始终不让我走，直到因为招进我而引起了亏损，而且亏损还很大，大到足以促使你采取措施解雇我为止。

当然，我们现在在此探索的是与劳动的工资趋向于一致的标准；但是，正如此前我们已经以一应必要的强调语气断言了的，在旨在发展成为具有彻底性的一切经济理论中，惰性和失调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有影响的因素。不过，这一席之地，不是在那一部分理论的阐述中，那一部分理论的阐述是旨在确立工资的自然标准的，而有关这一类标准，我们是必须计量失调的影响的。不过，即使如此，在工资的调节中，也还是会意外遇见大量导致失调的影响的。要是竞争导致劳动的工资总是降至劳动总供给中那边际部分的产品所确定的工资率的话，那么，就我们现在所持的这种目的来说，情况也就足以证实这一事实了；而这会是正确的，尽管摩擦和失调——不在这里研究的几个因素——已经使实际工资率与实际情况相比较，远离理论标准很多了。

我们至此得出的结论可以概述如下：工资往往会等于边际劳动的产品，因此，劳动力中占有无差别地带的那一个部分是属于边际的一部分。操作租金免付的机器或侵占更好机器的产品的最后一个增量的人，就在这个领域内；耕种荒地或对良田精耕细作的人，也是如此。这些人都创造了一定数量的财富。竞争往往会使他们得到这一切，而且，竞争还往往会使另外的工人接受这些人所创造的以及获得的东西。如果无差别地带内的工人构成一支相当大的力量，如果他们可以自由地调换工作，那么，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工人的有效产量，就都必等于在边际地带内的任何一个工人的绝对产量。就听凭任何一个劳动力离开雇主，然而，那个人的劳动或许必然就是雇主将失去的边际地带内某个人现在正进行着的劳动。他将招进现在做着最后的拾落穗的工作的这个人，并把他置于要完成更重要工作的地方。按事实上的标准看，所有人的劳动都同样重要，假定这些人是可以互换的。相互交换遇到的摩擦又是一个需要加以单独研究的因素。在无摩擦的情况下可以作区际流动的人，是有同等实际重要性和可获相同工薪即边际工人产量的人。

现在，可就达到一般工资标准采取另一步骤了。一个雇主在无差别地带内所创造的产品，往往会等于另一雇主在无差别地带内所生产的产品。假如某个制衣企业的边际机器——存在于该国的一个偏僻工厂的、过时的、摇摇晃晃的织机——很差，用这种机器工作的人的产量就会极低。设在其他地方的现代工厂，其边际工具就好多了，使用这种工具的工人创造的产品也就更多了，而且，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他们得到的产品往往也就更多了。至此，就让我们说一说从一个领域向另一领域转移的工人的情况。老旧机器要报废，使用这种机器工作的工人进入好的工厂，但在那里使用的机器却比起这些工厂一直在用的机器要差一些，或是他们对大量的好工具的使用效率要低一些。总之，他们要把就业边际往下压，直至生产率降至低水平；而且，这种流动还会继续下去，直到在一个雇主的工厂，其边际劳动创造并获得与其竞争者企业相同的财富数量。

这就是说，分属几个雇主的田地中的那些无差别地带，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贯穿所有小组或行业部门的人们各归其所的一个无差别地带。该地带内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离开一个雇主，进而投身另一个雇主，而且在创造财富的数量上对这两个雇主都一视同仁。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这整个地带都既是劳动生产率趋于同一水平，而劳动工资又是趋于同一水平的。工业社会随时都可能进行的那种静态调节，是隶属一个小组的所有企业的那些边际工人都能实现同工同酬的那种调节的。

这里，再次出现了各边际区内各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薪趋于相同的趋势。一个行业小组的无差别地带内的产量，趋向等于另一个行业小组无差别地带内的产量；而且，实际上，还有一个包括当地各地区在内的社会无差别地带。例如，制鞋业的边际劳动与熔铁业、采石业、运输业等等的边际劳动，无论生产率还是工薪率，都是同样趋高的，否则，就不会产生从生产率低的地区向生产率高的地区的稳定的劳动力流动量。假如某一行业的边际工人创造的价值是一天1.5美元，而在另一行业是一天2美元，则这后一行业的雇主就会对从生产率、工薪率均最低的行业中雇人更感兴趣。工人由这一行业向另一行业的这种转移，使一些就业边际的人们的生产率趋同了。转移的结果是，人们转移而至的这一行业将不再使用最质次的工具，好的工具则取最高效的利用方式。就人们离开的这一工业部门来说，上述影响是使好一些的工具成了边际工具；而且，上述影响还使好的工具的更赢利使用，成了最终的或是租金免付的使用。它不仅提高了边际劳动的绝对产量，而且还提高了所有劳动的有效产量。人们要加入的那一个小组的情况正好相反。在那里，次而又次的工具的利用，以及好工具越来越低效率的使用，成了普遍情形。边际劳动正在被迫进入生产率越来越低的行业和部门。流动的工具不再任由流动了，流动止于最终劳动增量生产率均等的耕作、纺棉、采矿、制鞋、养畜等等行业。总之，边际社会劳动处处趋向于生产率完全一致了，个人素质同一的劳动，在此工业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其生产率都均等了。是劳动的可相互交换性确保了这一点。因此，实施统一的工薪率了，因为工作领域无论何处的单位劳动的工资，都趋向于等于其边际部分的单位产量。因此，无差别地带扩展了，并通过每一个小组和小小组，一直扩展到了工业社会得以组成之处。有关这一点的显著事实是，对于一个雇主来说，到处都是一个无差别问题，不论是否在这个区域内，他要么雇用一个人要么一个也不雇用。

“地带”、“地区”和“行业”等等用词，都是比喻的表达方式；这几个用词真正表明的是劳动的机会。一块肥沃的土地或者一家设备充足的工厂，使一定数量的工人都有了高效率工作的机会。对工人而言的这种最好的机会，可以用这整个就业领域的一个同心圆图来表示。新增的工人创造的物品就要比先于他们进入的人少一些，因为他们的机会不如前者的有利；而这一事实，可以根据想象，用那个中心区周围的每一个同心区内人们所在的位置加以说明。有一系列的此类劳动机会，其中的每一个机会都比先于它出现的机会差一些，而最后的那个机会就是其中最不利的机会。各片田地中，最瘠薄的那一片，对劳动的机遇或机会来说，就是我们图中所示的最为外圈的那片田地，在这圈田地内，人们劳动所形成的产量只够支付工资。按照雇主的看法，这就是无差别地带。因为他要使人们在这个地带内干活，他就得倾他们所生产的所有产品都作为工资付给他们。假如有一个雇主付给他们的与按他们的生产力来说相比少了一些了，那么，假如竞争既是完全自由又是富有效率的，那就会有别的雇主付给他们高一些的工资。按理论来说，每个人的雇主之间都存在竞争，工人受雇于一个企业，这就给雇主提供了高出雇主付给他的工资的利润。因此，只有这种利润不复存在了，竞争才会停止。

就此而论，商品的自然价值与劳动的自然工资之间，有极重要的类似之处。早期的经济学家就曾经正确断言，某种物品的自然价格是一种仅抵补该产品的生产成本的价格，这种看法与日常经验是相吻合的。正常价格就是无利润价格。生产商品过程中直接有关的所有劳动，包括监督各家工厂、负责理财、记账、收取债款和管理业务等等在内的一应工作所需支付的工资，都由这种价格来体现。这种价格还得为企业所利用的一切资本提供利息，而不论这种资本是企业家自有的还是借入的。此外，如果价格正好处于正常价格水平的话，那就没有收益可说了；其所以如此，就因为企业家竞相销售产品，从而使价格降至无纯利水平了。

不过，价格长期维持严格成本价水平的情况很少，总会有波动进而使价格高于成本价、旋即又使价格降至成本价格的情况。因此，这种处于无利润水平的价格又是正常的。因为这种处于无利润水平的价格所保证的，并不是各种商品据以持续销售的那种价格，而是各种价格在竞争之处都总是趋于降低的那样一种价格。只要还有企业家净利之处，那就总会有商品的售价暂时高于正常价格的情况的。竞争的趋势是消除利润，而使实际价格达到公认的经济学理论以及日常经验表明为其“自然”水平的价格的，也是在于消除利润。摩擦有碍于以变动达到这种“自然”水平，这是后面要研究的一个主题；但我们已经注意到，如果没有这种摩擦，企业家的净利就永无可能存在。如果一应所需的价格都可以立即达到由其最低限度生产成本所确定的水平，那这样的一位企业家就会一无所获。

在雇用边际劳动时，如果竞争是自由而且是高效的话，那同样的结果就会发生：竞争会彻底消除一个雇主就他所雇用的最后一个增量的劳动可能产生的利润。雇主们都有同样的诱因，彼此为了能使他们获得纯收益的一种劳动而竞相抬价，就像他们不得不竞相压价以确保产生利润的货物的畅销那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是把价格往下压，直至不给他们自己留下赢利的余地；但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则是要抬高最后一个增量的劳动的工资，直至这种劳动无利润可图为止。由此可见，边际工资率自然是一种无净利的工资率，其原因就在于雇主之间的竞争。这里又遇到摩擦了，这是因为竞争并非是准确无误地发挥作用的。因此，也就有了与边际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时而盈利时而亏损的情况。不过，这种劳动的无利润工薪是自然的，商品的成本价格也是自然的，这一点的原因与此相同：在竞争的影响之下，无论何处的边际劳动的工资均趋向于实现这种工资率。

此外，由于边际劳动的工资都趋向自行改变，以适应这种劳动的产量，因此，其余所有劳动也就都趋向于自行改变，以适应该供给中那个边际部分的产量。假如雇主能够用这一个人取代另一个人，那么，在无差别地带内的一个人所获得的，另一个人也得同意接受。假如无差别地带一如所描述的那样，确是劳动的整个就业边际领域的话，那么，这一原则就会给工资提供某种充分有效的调节。不过，情况并非如此。除了利用无价值的工具以及发挥好工具的那种潜在可能性——也就是以在此作了描述的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扩大的整个劳动领域——使劳动力有一定增加以外，或许还能以另一种方式找到职业，而且在此职业中，劳动力的这一增加将创造一种独特的产品并获得其全部。因此，说无差别地带的劳动产品是所有劳动的工资与之相符的唯一而且充分的标准，这是不公正的。构成这一标准的是有面积再大一些的一片边际土地——刚才所描述的这一地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的产品。

已经以“无差别地带”这一术语作了描述的利用机会，存在于这样一种自由之中，有了这种自由以及资本货物也即具体的生产工具后，才能使它们的产量比已经达到的要高一些。就以世界的工具为例，假如我们在利用这些工具上多投入一些，那我们就可以获得多一些。这种情况有别于以某种相似强化劳动的方式从既定资本中多获得的一种情况。一家工厂，其机器数量不变，但它可以吸收比现在利用着的还要多的工人；但如果该厂价值百万美元，那么，这个资本数额就能雇用到比该厂现在所能利用的还要多得多的边际工人。美国拥有的庞大工具存量，能使比现在在职还要多的人实现就业；但不只是资本货物存在如此大的潜力，还有可以自由投资于任何其他东西的650亿“美元”，这是能使为数大得多的新增工人获得就业的一个有利机会。由一个特定资本货物存量确定的就业边际，与由既定资本确定的一个就业边际相比，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在工业领域的很多部分，多用几个工人还是少用几个工人，这与已经在使用中的那些资本数额有关，而且还不必对那种资本的形式作任何变化。例如，就让农场连同它的建筑物、活畜、工具等等原封不动，你照样可以给劳动力增加或是减少一个单位，这都不会影响雇主的收益。一个工厂劳动力规模上可以获得的这一小点弹性极为重要，不过，作为一个基本事实，与某种既定的资本可以获得的劳动力规模的弹性相比，则无关紧要。尽管有的商店多招一两个人不会有所损失，但也有的商店再招一个人就不经济了。也有的机器是全天都需要由一个操作工管理的。农场、花园、矿山、帆船等等多增加一个人，就意味着劳动供给上的冗员和不经济；但是，要是资本的形式可予以改变以适于工人人数的话，那么，以一定数额资本工作的工人人数就无此类限制。假如无论何时都可以增加工人人数，那就可以经常地、不浪费地把你的资本投入你会选择的任何一种新的形式中，你可以使你的人力增加一倍、两倍或四倍，而你的资本额却不必增加。因此，假如资本是形式无限的，那可以利用资本的劳动在数量上也就无限了。

与资本仅限于一成不变的情况下所能实现的相比，这一事实终于能使全行业体系内劳动的小组间流动量大多了。不过，即使情况如此，能流动而且流动起来还不至于造成灾难性浪费和失调的，也还是仅限于无差别地带的人。假如有两种行业，分别都利用10万人和价值1亿美元的资本，此时，1000人可以从一个行业自由流向另一个行业，而生产率却毫无增减。但如果有1万或5万人要流动，而那类行业中的资本形式又要保持不变，那会是行不通的。从那一批工厂中撤出一半劳动力，并把他们投入其余的工厂，那么，在那第一批工厂就会有很多机器不得不停工；而在那另外的工厂，这些人又会无所事事，而这些人原本是很有用的，足以使他们现在工厂的价值与他们原先工厂的价值一样大。然而，劳工具有完全流动性，这是我们的主要假设之一。除非劳动力流动了，否则就无法确保各行各业的盈利能力均等，以及一般或是社会工资率无从确立。显而易见，在以注重实效的方式思考决定一般工资率的方式时，我们都是不言而喻地认识到，就其本身而论，资本是具有利用不等数额劳动的无限能力的。由于各小组的资本都具有这一能力，因此，各小组也就都达成某种均衡，各小组的产量也就都变成正常了。由于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整体具有这一能力，在正常条件下，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力也就总关心着其产品能否决定其工薪标准的就业机会。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工业社会是能吸纳任何数量的劳动力的。假如资本在形式上是能自由变换的，那么，劳动力也就变成可以自由流动的了，而且能获得一个无限弹性的利用领域了。一个边际单位的劳动力在此弹性领域所能生产的，也就是可以具体归因于任何一个单位的劳动数量了。

第9章　资本与资本货物的比较

工资理论的下列主要论点，现在可以用一种易懂的方式加以说明了：各行各业劳动的工资都往往会与社会劳动的边际产品相一致的，而社会劳动是与某一固定数量的社会资本一起使用的。要使这种说法的完整含义变得清楚，科学必须确认的“资本”与“资本货物”之间的差别就必须给予详述。

资本由生产工具构成，而这些工具总是具体的和物质性的。这个事实极其重要。就断言资本就是一种物质存在来说，我们是胜过很多经典经济学家的，因为我们并不把工人后天获得的能力看作是生产资料基金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人花钱接受培养或获得教育以谋取有用职业时，都并没有使自己的资本增加。实际上，他得到的是使自己的生产力提高了；不过，他们又不得不履行节制，为的是以后能够生产以前生产不了的产品。必须承认，投资接受技术教育与投资购置工具，两者的效应有某种相似性。但在使用资本这个词时，我们当以严谨的解释人的身份约束自己，而且坚持认为，资本决不会是人类自身用于生产的一种要素。世界拥有的资本，可以说都是劳动者掌握的一种利器——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耐久要素其外身包裹着的那种盔甲。

我们称为资本的要素最具特色的独一事实是永久性。经济要富有成效，资本就必须保持有效状态。侵占它——破坏了它的任何一部分，你就会遭受损失。你要是把你有的资本都毁了，你就得仅靠劳动，竭尽所能，从头开始谋生。然而，就为了不至于失败，你就得毁掉资本货物。设法使资本货物免遭破坏，但没想到却使你的资本遭到破坏，这都是你咎由自取。让你工厂里那些机器停止运转以免磨损，对机器又是包扎又是装箱以免锈蚀，可你的资本的生产功能消失了。更有甚者，资本自身最终也会毁灭。因为总有一天你的机器会变成如此陈旧过时，以至于再想利用也无法利用了。

由此可见，工业要获得成功，资本货物就不仅可以听凭毁坏，而且还必须毁掉；资本货物必须如此加以处置，资本才能保持有效状态。小麦种子必须腐烂，小麦才能生长。就起源而论，适用于生产的这种资源的一个名称是永久性，因为这种资源是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就必须始终保持原样。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名称，资本货物与免税收益才能截然不同，后者是既可用于一个人的生活，也可用于一个人的娱乐消遣的。把你的资本用于放高利贷，得到作为高利贷利润的收益，你就可以花费而且安全无事了；但花费资本，你未必就能安全。不过，保全经济中这一绝对必要的要素的那种方针，就是要使包括这个绝对必要的要素在内的物质工具几乎尽数损毁。资本与大多数资本货物之间最显著的差别之处就在于，一个具有永久性，另外一个则易受损，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土地是为求它所体现的那种生产资源基金得以永存的，因而它是不必予以损毁的唯一一类资本货物。

资本具有完全流动性，而资本货物则远非如此。把100万美元撤出一个行业进而投入到另一个行业，这是可行的。在有利的条件下，这样做可能不会造成浪费。不过，把属于某一个行业的工具如数撤出而后又投入另一行业，其可行性就小得多。曾经投入新英格兰捕鲸业的资本，在某种程度上现在是用于棉纺织业了，但捕鲸船并没有改作棉纺织厂用。这些船陈旧了以后，原拟用于造更多船只的捕鲸业的部分利润，实际上是用于盖纺织厂了。资本的船舶形态消亡了，但资本犹存，而且可以说是从某一类原材料的形态转变为另一类原材料的形态。实际上，资本通过改变体现它的形态从而改变它在行业小组体系中的地位，其基本能力是无限的。

现在，我们有与生产资料有关的一个科学问题的答案了。为什么商人要从钱的方面谈及资本？要是你向一个商人提出“你的资本是什么”时，为什么他会回答说“是我投入到我商店的10万美元”？这是因为在他用“10万美元”这一说法时，他是意指一种持久不变的事情，而这是他刚开始经商时就必须面对的事，而且现在也还是如此，除非他的生意一直不成功。然而，体现他的资本的种种事物的性质，他通常不会牵强附会，而且尤其在他明白诸如此类的东西并不在于是金属货币，抑或是其他任何货币的这个问题时，更是如此。要是他的资本中，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他也是给锁起来妥藏在保险箱内，或是银行保险库，或是散置于商店各存放现金的抽屉内，那他就是一个不成气候的商人。他的生产资料是存在于商品、房屋等固定设备中的，以满足商品卖出并交货等等时候客户提出的要求。然而，他还是出于本能并无意识地认为，资本就是钱。他可以储存他的“钱”，而且可以把这笔钱从一项投资改用于另一项投资。用于生产的一种抽象数量的财富，一种永久基金——是我们的例子中那10万美元所真正表明的那一价值。一种价值、一定量的财富或是一种基金——假如其中之一，是被认为除体现它的那些具体东西外再无别的了，那就是一种抽象概念；但是，如果是被看作体现于某种具体东西的，那就不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是一种物质存在。上述商人总是把他的10万美元看得如此具体化，而且能迅即说出体现它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他知道他的投资是具体的和有形的，但是他又是很本能地通过某种抽象的措辞想起它并提到它的。

资本曾以某种脱离现实的状态存在这一说，我们固然得引以为戒，但为了科学的目的，企业家的那种俗话和套话，我们还是可以很有把握地使用的。我们可以把资本看作是一笔生产资料，这一笔生产资料是投入不断改变的原材料的，但这笔生产资料就其本身来说还继续存在。可以说，资本就是要通过流动，也即从一批企业撤出旋即又投入到另一批企业，如此循环往复而得以存在的。在其他各方面都相同的条件下，商业活动的进行愈是活跃，基金自身便愈是充满活力。这样一种资本的寿命，就不像缓慢移动的一类爬行动物的寿命那样呆滞，倒是很像高度有组织的动物的寿命，此类动物是短期间内就淘汰和更新其组织的。[1]

诸如此类描写某种具体东西的抽象套话，在每一个思想领域也都是常见的。我们已用了水力的例子。水力，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抽象概念，但体现落水无穷系列的水滴的力，则又不是抽象概念，而显然是具有物质性的，是具体的。生命，本质上是一种抽象概念，但体现于无穷的一系列人的生命，则又是具体的。按单位计量、以货币表示的生产力是抽象的，但这种生产力一旦体现于无穷的一系列资本的货物之中，则它又是具体的。我们不妨就把资本，即我们作了描写的那种永存的东西，称为转移性货物，此类货物有着无穷的系列，而且始终是具有一定数额的价值的。一旦我们把资本称为长期不变投入于一系列易损东西时的一定数额的“钱”时，我们的确就意指它了。

正是由于采用了这后一种表达方式，永久这个概念才得以最好而又最简单地表达了，因此，在这个方面和在另外几个方面，就有一致的见解支持这一概念了。制造商在获得获取流经其暖气管的无穷系列水珠的权力时，他所购买的是一种水力。地球上继续存在的是生物，人却是瞬息即逝、昙花一现的。在工业中得以延续的是一种基金，亦即一笔生息的生产性资源，随着一系列持续制造的生产工具得以留存，制造这种工具的工业则可谓是有生有死的。这里，当有一个例外给予指出：投入土地的资本没有理由抛弃它的实质内容进而换一种内容。总的生产基金中的这一部分，正如我们业已指出的那样，不必转移也可以永存，但这是可以这样做的唯一部分。

资本和资本货物都应该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自属必然。这里有很多问题，而且都得加以解决，其中有的涉及资本，有的涉及资本货物；而这一事实令人遗憾的是，由此事实看起来在政治经济学论文中，资本这一独一无二的术语是用于指称生产资源的。资本这一术语，由用于我们下了定义的资本一律用于资本货物了，而且反之亦然。一个重要单词有双重意思，这就造成了无穷的麻烦和混淆。例如，工资是用资本支付的吗？工资就是如此予以支付这一点，是工资基金学说的实质，该学说长期以来几乎未曾受到过质疑。在这一点上，资本这一术语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生产资源的持久不变的基金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如此长时期流行的这一说法，必然就意味着工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是消耗这一基金的，而且使它减少了。商业中这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至少暂时是必然减少了；不过，谁都知道情况并非如此。资本这个术语就像早期学者们所用的那样，真的是意指资本货物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们就这个术语提出的说法，也就只不过是断言一个工人的所得及与其家庭共享的实际工资，是取自商人的存货而已。诚然，在此以前，它们曾经是资本货物，但现在是消费品了；而且，它们在资本货物存货中的地位，已为其他类似的商品所取代了。资本未曾有过减少，尽管或许有过压缩以及其组织的更换。这会使这些事实变得清楚起来的一种说法，当会排除无数有关词义的争执和很多混淆；而有关把资本与资本货物区分开来的此类术语的定义，当能达到这个目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资本定义为存在于生产工具之中，例如，存在于各种器具、建筑物、原材料等等中。由于思想上的混淆，他们通常都把满足工人需要的食品作为多种资本之一包括在内，而食品是一种典型的消费品；但除此之外，他们又说，资本存在于促进劳动的工具、建筑物、原材料等等之中。然而，既已采用这种方式给资本下定义了，那他们开始考虑利息问题时，也就不得不——就像人人都得如此——重提作为基金的资本的那种可根据钱描述的一般概念了；一间房屋，年平均5%的利息都挣不了，尽管投入该建筑物的“钱”或许就能挣得。

那么，什么叫利息呢？利息不是财富的一种永久基金自身每年所挣的一部分吗？它等于100美元每年所挣的5美元。利息通常以百分率表示，而百分率则意指资本自身及其年收益两者均以价值的单位数予以描述的东西。一间房子，或是一台机车，或者一艘船，真的一年就自行挣得了那一部分吗？这种利息在年终出现比年初出现就多1/20吗？世界上的各种建筑物如机车和船舶等等所体现的资本真的就是这样自行扩大的吗？资本挣的是利息，而各种具体工具所挣的不是利息，而是租金。

租金这一术语的某种通俗而又准确的使用，使它能够用于描写任何一种具体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租金。例如，一间房屋能挣得了租金，作为房地基的土地也能获得租金，但事实上，该房屋可以承载的每一台机器或每一种原材料，也莫不如此。由此可见，租金是一种一次总付的钱，而不是一个百分率。就让一切都供出租，按照通常的用法，你能由此得到的就都是取租金的这一名称了。不论供出租的是一个农场、一间房子、一种车辆、一艘轮船、一种工具，还是另外任何具体的一种资本货物，它们都会挣到租金；就其本身而言，资本所能挣的却是利息。编制一份世界性的各种具体生产工具的库存清单，清单中包括有助于生产其他商品的每一种商品，而且就在对应于每一种商品的品名之处，都标上一年可以为其所有者挣得那个总数的每一种商品的名称，然后把这几项总数数值加在一起，所得总额也就是持有财产阶层的总收入，因为这一收入换算为租金的形式了。现在换种做法，使这些款额相加，再加上存货总额，由此得出的总额就能说明世界的永存资本规模了。求出该基金哪一部分一年自行所能挣得的金额，你就知道利息率是多少了。求出这一部分资本基金等于多少美元，而你得出的也就是利息总额了。这又等于拥有财产阶层的总收入；但这一次，这个总收入所取的是表达为产品的利息的形式，这种产品不是不经久耐用的工具，而是一种已用作投资的永久基金。就与实际的想法相一致，以及我们这就要证实的那些术语的一种使用来说，其用法是完全科学的，租金和利息就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收入。租金是资本货物可以获得的一次性总付的总额，而利息本质上则是永久资本基金所得获的那一部分。

计算利率时可以注意到，我们首先是要弄清楚几种工具合在一起时所能获得的绝对金额，或者是一次总付的钱。在某种意义上，利息取决于租金，经折合，利息等于一定百分比的总资本。就另外一种而且也更深刻的意义来说，租金是由利息决定的：任何一种工具所获的租金总额，都取决于此类正在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任何一类工具的数量一旦有所增加，其中每一件工具的收益就会减少；而数量递减，则每一件工具的收益就会递增。自然投入使用的每一种工具的件数都取决于利息规律。某一种工具、机器、建筑物等等的资本，与另一种的一样，都是要与另一类资本一样占有尽可能大的比例；每一种资本货物的数量就作这样的调整，以使它达到这一点。这种导致均等化的因素决定各种资本货物的数量，而这又决定各自所能获得的租金。要是已有如此多台的车床开工了，再有一台开工，其所能获得的租金，占其成本的份额，就不可能有另外某台车床所能占得的份额一样大，这另外一台车床，无论制造还是投入生产，都比上述的车床早。大致准确地说来，租金确定利息。已知有某个数量的各种资本货物，它们所获的就是这样一个数额，如果加以算术约化，也就折合为利息了。从根本上说，利息决定租金。已知某个数额的永久资本基金，而且是取了如此多种的形式，按某种具体形式，也即资本货物所获的租金，其数额与以另一种形式所获得的该资本货物的价值就一样大。有关租金和利息的规律的一种详细陈述，下面将会讲清楚。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在对基本资本的描述中有这样一则断言，即凡是资本都注定要毁灭。他说，原材料将变成成品，而后用掉，工具必损耗，建筑物陈旧倒塌，如此等等。这里是对原义的一则天真的复原，这一原义是按照当时流行的资本——资本货物这一概念——的若干定义表达的。这些的确不是经久耐用的；但有关资本的基本事实——原是给它取的名字的事实——除非遭灾被毁，否则绝不可能是易毁的。

穆勒先生的另一基本论点是，资本起源于节制。按照这种见解，这里所指的也就是永久资本了。不过，称为节制的这一功能我们要想透彻了解的话，那可不能粗心大意；因为关于节制，在理解上，人们不仅过去颇多混淆，而且现代也还是有混淆的。我们不用某种东西，此时有的人就会说，我们这是“省钱”。的确，我们因为节制总是有所得；但我们弃用的与我们所得到的是迥然不同的。我们不拿的——我们弃之不用的和不消费的——不是资本货物，而是消费品，即我们应该购买和使用以使生活舒适——而不是为省钱才买——的那种物品。我们并没有弃用并毁掉一台机器或一幢建筑；我们使用它们及至使它们慢慢毁掉。不过，为得到它们，我们则是戒绝能使人身心愉悦的乐事和物品的。节制，无非也就是决定使我们的收入呈创造财富的商品形式，而不是呈提供商品的使人愉快的形式。正是在我们决定不买——因此，也就不是为我们生产的——这些货物的这一点上，我们是履行节制了。原本不存在的就更别提了，尽管只要我们需要，它们就会是存在的。

我们因节制而获得的是真实资本，而这意味着我们获得的那些资本货物，并不只是为着替代我们在耗费中的其他资本货物而存在的。那些资本货物都是新产品，体现着我们的基金的某种净增量。无论何种情况下，借名副其实的节制所获得的一种工具，都意味着这个人拥有的永久资本比以前多了。在适当时候，这种工具会自行耗尽，继而会有另一种工具取而代之。实际上，而且并非言过其实，总会有另一种工具被创造出来；而在此系列中的这第二种工具以及其他种种工具都会陆续生产出来，而无需进一步节制。每当我的棉纺厂的织机由于老化和存在缺陷而行将遭淘汰时，我都不会擅自动用我的收入去购置新织机进而丢弃我已习惯消费了的种种货物。因为除该织机已为我获得的纯收入外，它还提供了某种自行积累的偿债基金，而不会强加于我任何进一步的负担。由此可见，资本货物的创造并非都得履行节制。全新一系列资本货物的着手制造就是如此。这就是说，节制始终都是旨在一点一滴使永久资本积少成多。

在现代经济学的文献中，有把连续不断的生产分成几个周期进而使这些周期与资本联系起来的一种倾向。按照某种形式的分析，每一个资本都应该强行介入生产获得劳动果实进而消费开始的那个间隔期。不过，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这就是资本货物所起的作用，即正是资本货物最终使劳动与享受分开，而这种享受，则是在劳动借以进行的某种特别东西成熟可用时提供的；而资本则反之，它使劳动与其成果同时发生。我们可以用某种资本货物强行介入劳动与其成果的那个间隔期计量一个生产周期。这是在用两种不同主观经验——生产某种物品时的付出的代价与使用这种物品时获得的个人收益之间的间隔期——予以计量的。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工具自身的使用期计量这种周期；而且，要是它是一种提高效率的劳动工具的话，那我们就得用划分人类寿命的方法，把这种工具划分为一个增长周期和一个成熟周期。物品有在工人手中成形的一个周期，而且还有通过帮助其他工人生产完善其自身命运的一个周期。

资本货物是相继接连不断相互仿效而且是各有各的全盛期的；资本则反之，没有周期一说。它持续不断地起作用，因而没有把其连续寿命划分为几个周期的方法，除非是任意的划分，如天数、月数或年数。在其功能上，没有可以成为诸如我们涉及资本货物寿命的那样一种划分的基础。资本本身不存在起源、成熟，然后耗尽自己进而让位于其他资本的情况，资本货物则有这种情况。不过基金没有这种情况。未见永久资本先有成熟而后开始满足直接需要的：不成熟是资本的天性。有的现为资本货物的原料就是以这种方式成熟的；尽管是这样趋于成熟的，可它们还是跨越把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分开的这种分工，因为它们成熟供使用时，它们不再体现资本了。

我们后来用作例子的那个水库，单独考虑起来，每一滴水都是有其生产周期的。水从一端进入水库，而后缓慢流进整个水库；这里，它的作用就是帮助保持水面的某种水平状态——保持所谓水位差，以期能够按照某种高度驱动水车。最终，水迅速流经水车的专用坑，瞬间，其生产功能结束。那特定的水就这样达到结束期；反之，水力则没有周期性，除非一天中某个时刻人为地关掉水闸，停止发动机运转。要是水能用于驱动日夜工作的发电机，那么，就连溯及其作用的人为时期也都不存在了：电力是永动的。

近些年来，似是有有关使用“等一等”一词的讨论，该词是与节制同义的；所指的等一等，是与界定某种资本货物的寿命联结在一起的。如果有人节制了，他仿佛就是为自己制造会有鼎盛期的某种生产工具，而最终是在给他提供消费品的某种作业中耗尽了。情况仿佛是这个人计量这一工具持续到自然结束所需的时间长度，然后衡量和计算等待该消费品通过这样一个时期的成本。他仿佛是直至该时期结束才会获得这种消费品的。工具自行磨损，然后才有必要制造一种新的工具；而如此，此人当计量其持久期，并计算对他而言如此等待的成本有多大了。据此观点，若此时期漫长，那就需与特定资本一起有大量节制或等待需要作出；如果这个时期短，这些就会相对少一些。

如果消费品果真是按照周期生产出来的话，那么，贯穿于特定生产工具的那种经济有效期使节制变成对消费品的等待，这就会是合理的；不过，情况并非如此。各种消费品都是断断续续生产出来，而它们都是从工具开始发挥作用这一刻起，就开始相继生产出来的。从一加仑水流入水池上部的那个时刻起，处于底端的水轮机就因为发生的外流而运转了。工厂主观察水内流是纯系多此一举，要注意时间并计算那特定加仑水流要多长时间才能抵达水车专用坑。事实上，这一水流是缓解了与特定资本货物一起的任何等待的必要性的。在此时间开始之时，工厂主没有时机估量其结果，因为任何时刻都不会发生的，最终也还是什么都不会发生的。池中水滴的特性有某种转变，有水车在永久发挥作用；外流率是假设为既定的，可水流经过水池所需要的时间并不表明就是如此。

当原料A开始其生产过进程时，就没有理由计算特定原料A变成A″以及变成进入消费者之手的最终产品会需要多长时间。该A一到场，A″即脱离资本家之手进而作为一种用品进入消费领域了。于是，它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外流则另当别论。这样，一开始就不必计算A经过转化成为制成品的时间。消费者不必等待它，而且即使制成制成品的时间遥遥无期，此事实也不会使消费者感到有多大的不方便。由资本货物寿命界定的生产周期长度是一种实际事实，而此事实是完全无差别的，只要消费者获得生产的乐趣就行。假如水库大，那么，使某一加仑水流经水库的时间就会很长；而若水库小，水流就快，但同时又就会导致水外流了。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种植一片树林，通过一棵棵树缓慢生长成林，届时可砍伐，这需要为期五十年。我们按行植树造林，每年植一行。在此过程中的部分时间属于等待时间；尽管在此等待期内，并不意味着我们非得有什么回报不可。新长的和正在成长的树木具有价值，这给了我们的劳动以回报，而且是随着劳动过程的进行会迅即给予回报的。不过，此回报是以我们无法用于消费的形式赋予我们的，即或是作为木柴用，我们也还是非等待不可。五十年后，采伐开始；此时，一切等待皆成过去。我们每年都可以砍伐林地已成林的那一端的一行树，而且在相反的一端又植上一行新树。从此时开始，即进入成熟林缓慢丧失重要性的漫长时期。新栽种的一行新树木与五十年前栽种的那行原生林，会是大相径庭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人工林是迅即提供木柴了。它取我们现在砍伐的那一行而代之，而且这一取代，还使这一砍伐根本不至于侵占这片森林所体现的资本；假如树木需五百年而非五十年才能成林，而且假定就那种情况而言，只有如此林地才会有五百行的话，则上述情形也就会有此结果。即使在那种情形下，作为树木种植者，我们也得断然决定，就种植橡树而言，只要这一树种能神奇地使它们很快即成树龄高达五个世纪的橡树即可。我们现在正在栽种的那些特殊树木所达到的成林的时间，有鉴于我们现在并不依赖于它们，因而它们也就失去了重要性了。只要这森林能给我们生产任何另外的等量成林，这就足够了；而只要我们以森林形式的永久资本得以维持足额不变，就能做到这一点。而年复一年，新的一行又一行的林木的栽种，老的一行又一行的成林，此过程本身就具有护林的作用。若此过程持续不断，就像是一片按不同成熟程度分级和分行安排的树林那样，此过程就会以同样状况持续到底。就花费于它们上面的精力而论，每年都是如此——植一行、伐一行，新栽树长成林就无需等待了。我们持之以恒地付出的一切的等待，全在于使树木的资本处于它应该完成其功能的状况之中。

假如以我们新表中的A列代表某一行业，且假定A要花五十年才成为A″，而假定B一年就能成为B″，那么，该第一个行业一旦按当前的顺次进行，就不会有比第二个行业需要更多的等待时间了。天天都会各有一个新的A和B的生产出来，而且每天又都会有一个A″和一个B″用于消费。总之，非节制不可的是新资本的形成。新资本的维持，也即对其浪费了的组织进行的更新，并不需要节制。特定组织的持续期间对节制数额没有影响。我们已经指出，取代一种老的工具的新工具的创造，没有招致所有者制成新工具的亏损；因为工具实际上——尽管并非真正地——是创造自己的接续者的。工厂的损耗和将被更新的织机，在其使用过程中，已为该厂的股东们挣出了它自己在股利中的份额，不但如此，它们还为他们挣出了购买一台新织机的款额。因此，没有必要从股东们的收入中取走新的织机的成本，那会迫使他们实施真正的节制的，而且还不得不这样做。如果该织机总是在生产着那些产品——要是它没有建立更新自己的一笔基金——那么，或许就得为股东们估价一下那些新机器的成本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只得节制了；不节制，这些新的机器就得侵占他们的收入，而且他们还得放弃某些消费品。

由此可见，节制产生新的资本：原为确保消费品用的收入，转而用于确保生产工具了。这也就等于说，节制在于获取呈生产资料形式的收入——是决定要获取可供使役的马而非可供驾驶的马、商船而非汽艇、工厂而非游乐宫，这些始终都是自行节制的那些人的收入的一部分。其结果，见诸于我们例子中的诸如树木、大量的水和A等等一系列配套的资本货物，一应齐备。一旦履行节制，就不再有收入的转移。成系列的资本货物安排就绪，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工厂、船等等，实际上是一有损坏就得去旧换新的。这些事实表明，在某种静态条件下，资本货物，固然是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会无限地得以创造出来，但资本则无从创造。生产资料基金的任何净增量都无从发生。这只有在动态条件下才会发生，而这部分净增量构成动态经济学的典型的、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节制就是彻底放弃消费的某种满足和全新资本增量的获取。要是花钱购买了消费品，人们或许会得到某种享受；可要是节制了，他们就永远得不到这种享受了。他永远放弃了；而作为补偿，他会得到利息。只要不彻底失败，此后新的资本就总会创造出源源不断的产品的。

人们习惯于视节制为某种“节俭美德”，而且以此为理由证明获取利息是正当的。在我们看来，此番辩驳原无必要。假如我们使社会复归某种静态，而且就保持这种状态，那么，社会所拥有的资本就都会具有创造财富的固有能力。假如拥有这些资本的人都把这些资本归自己支配，那么他们会获得该资本的产品；但若他们把这些资本借出了，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出售该资本的产品，而且，就会像在做另外任何一笔生意时会做的那样，他们还会要求获得某种等价物。

对于维持生计之余还有收入的每一个人来说，那就都有一种两者择一的取舍，这就是，他们那些收入是借以获取一时之快乐而后终于化为乌有了呢，还是借以获取自身绝不会给带来任何快乐，但永远地，每一年都会创造一定数量的会使自己身在幸福之中的一种东西了呢。提供这种选择的是自然界，而不是人类的组织机构。对一个孤苦伶仃的猎人说下列这种话的不是政府：“你可以徒步追捕猎物，能抓到什么就抓到什么，或是制作一把弓，从而获得多一些的猎物。”使猎人的猎物有所增加的是那把弓的性质；而且，还是那把弓的性质使他的产品增加到能使他腾出时间再制作一把弓。当第一把弓受磨损时，可供他捕猎的工具还是有。总之，物质不灭定律使资本富有生产力。既然是富有生产力的，物质也就既可以改变给其所有者的产品，又可以改变给另外某人的产品，此人会给其所有人付钱。支付利息等于购买资本的产品，就像支付工资等于购买劳动的产品一样。由此可见，资本创造产品的能力是利息的基础。

资本的产品可供出售这一事实，对形成节制的动机极为重要。资本所有者的资本总有用不了的时候。人没有永生这一说，但资本则永存；而且，尽管可以把资本传给自己还没有能力用的孩子或他人，但如果他把资本出借给他人，因而也就是把产品卖给其他人的话，则继承人还是会获得那些产品的价值的。这就揭示了积累生产资料的动机。积累生产资料就是旨在获得永无止境的一笔收入；因此，这动机也就是旨在获得一项收入，而其中也就是仅有一小部分会给他人而已，而不是给予因节制创造了资本的这个人。资本每年都会得到一个增量，只要不发生灾祸，资本就会一直得到这一增量，直至最后——此时期，比起任何一个人的一生来都要长得多。

我们假设社会处于静态状况以及没有损毁资本的种种灾祸，还假设资本数量固定、获利能力也固定。如果这种静态状况持久存在，那利率就会永远维持于开始时的那种水平。不过，这种固定状况维持不了多久，除非从人们的收入中取出一部分作为储蓄。在这种静态条件下，根本没有节制或是创造新的资本一说。因为现有资本在手，人们坐享其乐，结果是其基金规模大到得不偿失的程度。正如刚才所说的，创造资本的问题属于动态经济学的一部分。此过程包含现时快乐与无穷系列程度低一些快乐的一种两相对比，其结果主要是惠及履行节制之人的继承人的。

新近提出的一种光辉理论，[2]
是把利率与所谓生产周期，也即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间隔期的长度联系在一起了；在此间隔期，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只要有人生产出一种工具，就势必会出现劳动与那种具体工具之间的联系。当这个人开始为制造一把粗糙短柄小斧而把石头磨尖时，这几个时期中的一个便就开始了；而当此工具完成对木柴的劈和砍之后，除使主人有用起来方便的木柴外，便再无别的结果。而这时，该时期也就结束了。平均周期愈长，利息就愈小。不过，实际上还得考虑此首把短柄小斧的接续物。它指的是首把小斧的实质上的产品；它继续体现首把小斧所体现的同量的永久资本。此资本的生产周期不受任何一种具体产品的寿命制约。若此首把小斧在其使用前就创造了资本，且仅以劳动创造的，那么，该单位生产资源的寿命就有一个开端了，但它无结束之时。其存在仅以一方为界，而不以另一方为界。当我们创造相对数量的新资本时，我们也就开始了另一个无穷时期，不过我们不延长任何一个业已开始的时期。这样，我们即可给我们的设备增添一种又一种的工具，直至我们创造出了某种社会现在借以运行的复杂机制；我们可以继续此过程无限地发挥此机制的作用。但我们不会给这样一个时期哪怕只是增加一天，这个时期介于创造首件工具的节制与标志其生产过程实际上的结束之间，或者说与标志首件粗制工具所体现的那种真实资本的生产作用的结束之间。事实上，就没有这样一种结局，即有一笔永久资本投入其生产过程，那处于静态状况下的资本的使用期也就无限了。

我们可以做的这件事就是使相当数量的新资本得以产生，并以类似的无穷周期使用这些资本。仿照这把短柄小斧，我们就可以生产一把铲，然后待这一把铲完成了使用过程后，又会凭借它而给我们另一把铲。由此，我们这就又发现，这是开始了第二个无限系列的资本货物了；而这就是说，我们会对永久的资本倍增我们的贡献。总之，使漫长时期存在的资本单位数量增加，这是做得到的，但使资本存在的时期增加至几百年，这做不到。

要是我们漠视实际上创造着自己的接续物的生产工具的作用，那我们就要说，与这样一种工具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周期是在有人开始制造它时开始的，在所有者把它扔了时结束的，然后，我们有了长度明确的周期待处理了；但现在，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再给这种周期增加长度未必会使现成资本的数量相应增加。假如如此，那么，即使增加周期长度也未必会产生系列影响。卓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曾归结这一延长所会产生的影响，因为这一延长并没有降低利率。实际上，利率是时期长则高而时期短则低的。不过，利息是在永久资本数量增加时才降低的。保持有效的时期短的很多工具所体现的资本，与保持有效时期长的几种工具所体现的资本是一样多的。假如我们要以十来只渡船替代水泥砖石结构结实的一座桥梁，一开始，我们会有同量的资本投入；而且调整如果自然的话，那我们还会得到同样的利率。然而，生产周期——一如不是按资本的使用期而是按某种资本货物的使用期界定的——就会大有缩短。

冯·庞巴维克教授所持的观点是，短期生产率高、周期愈长，则生产率愈低；就平均长度的增幅来说，同一个行业产量的增幅必比其前的增幅小一些。在我们看来，现有的永久资本数量每增加一些，同行业的产量必有的增幅也就必小于其前的增幅。我们还认为，诸如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此类周期的平均长度，不论再长一些还是再短一些，不论现有资本数量还是其收益率，都不会受到影响。这是因为，与资本自身的持续期间有联系的时期是不能予以延长的。这里有一种困境，要是我们按真实资本的持续时间计量生产周期，那它们是无限的；要是我们按照特定资本货物的使用期计量生产周期，那它们的生产周期，无论予以延长还是予以缩短，都不会影响利率。就此例而言的更深刻的事实是，按资本货物持续期间计量的生产周期，在对资本家认为非等待不可的消费的满足的数量的影响上，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总而言之，节制，也就是永久放弃某种东西，而不只是推迟使用它。[3]

[1]
在1888年5月出版的美国经济学联合会论述“资本及其收益”的一部专著中，我希望人们注意到资本与资本货物的区别，而且把真实资本这一术语运用于生产资料的那种永久基金了，这种基金，本章就简称为资本。“真实”这个词，意指没有某种混合物，而被排除了的那种混合物，则是一种与诸如工具等等的具体的物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混合体。不过，表达真实资本无需在这种混合体内就能客观存在的这样一种想法，这根本不是我的意图所在。然而，就该概念本身来说，我认为是必须摆脱这种混合体的。“它有持久性”，正如我们所说的，而且“它有行业间的流动性”；但工具则不，它们是无持久性的。作为工具，它们是不改变其所在的地方的。资金、“美元”或者说真实资本，都是可以易地的。当一套衣服破旧了，另一套取代它时，我们说这是资本在延续，不过，这也只是一个抽象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当真有一个继续的存在。该抽象过程的具体体现也就是有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有了这种理解，真实资本在理论上也就可以称为资本了，尽管客观上这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概念。真实资本是体现于商品的价值之中的，其特性是变化不止，以便可由永久基金解释的任何一种事例予以证实，今天适用于一系列事物，明天又适用于另一系列事物，如此等等。在这里，这是合乎逻辑的区别的核心所在。就资本货物所作的一种证实以及需要保留的商品的特性这一概念来说，我们说“一切资本货物都易损毁”，根本不是意指属于资本这一类的一切物质都会从地球上消失，而是指我们在断言中识别的那些资本货物会从地球上消失。上述专著所作的如实描述中称作真实资本的，在这里则称为资本，而实际上是均可称为生产资料的某种数量的物质，这种物质可以根据价值予以计量，而且具有永远改变其整个特性的一种特征。绝无商品可以证实为逼真的东西，因为具体的货物自身也不会是永远存在的。这样的断言唯就资金而论可以作出。

[2]
见冯·庞巴维克教授的《实证资本理论》。

[3]
使新的一系列协调的资本货物得以产生，这是需要时间的。我们所举的例子中说明的一开始的那种植树造林，需等整整五十年后才有首行树木可供采伐。不过，这倒不是利用资本上的那种不可或缺的等待。要是根本就没有形成什么新的资本，那么，现存的巨额资金就会长期起作用。利息还得要形成，而且，如果资本是靠贷款筹集的，那么，利息就得由一个人支付给另一个人。就此而论，那当然无须等待了，而最初的那个造林者则是非等不可的；我们已注意到，这是整个过程中涉及的唯一等待。

此外，在形成诸如森林的树林或是我们所举的日常例子中，那些A、B和C等某种新的协调一致成系列的资本货物的那一等待，等的并非是收益。就是收益，资本家也还是每年都有的，但他是不得不以更多资本的形式获得收益的。森林一旦到可供采伐之时，其价值就会比每年林地养护所花费的金额高五十倍还要多。假如到时候，这价值还不足以给投入造林的全部资本支付利息的话，那这就是一项亏损的投资了。投资人就得放弃呈木柴形式的股息，而且就投资公司而言，还不得不接受现实资本过剩的这一状况。决心获得栽种林木工具、挖掘运河和隧道等生产工具的资本家，在此类工具处于生产时期，必须放弃呈消费品形式的一项收益。不过，即使在那个期间，他也不会等待他的真正收益；其后，他不再等待消费品或其余一切。就其本质而言，这一工具实际上是创造它遭废弃时取代它的新工具的：成系列的资本货物是能使自身永久存在的。资本货物始终都会为其所有者产生呈消费品形式的一笔纯收益；这种形式的收益的形成，就像资本起作用那样，会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今天的工作带来明天的收益，明天的工作照样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就随着资本增加以具体工具的始末为界的周期而论，其平均长度会有某种缓慢的增加，这是因为这一增加是以耐用品替代易损品这种形式的。有的边际资本呈现为诸如用钢结构桥梁替换木结构桥梁，但是体现真实资本的该系列钢铁桥梁的持久期限，与木桥的并无不同；该系列桥梁中的任何一座，它的持久期限，按照以特殊收益自行替代的假设，对于资本家而言，都是一个没有差别的问题。此外，平均期限的延长与资本的增加不是成比例的，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的生产率就取决于这一资本的数量。

关于前一章所下的地租和利息的定义，请参看本书第19章和第22章。

第10章　资本和资本货物的种类

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两类。这两个专门术语是对真实资本恒常基金的两个不同组成部分，而不是对两类资本货物所作的贴切描述；正式表达思想和发表演说时，这两个术语以这种方式使用的情形就要多一些。例如，提及商人时，是说他有固定资本5万美元和流动资本20万美元。不过，按照科学的用法，这几个术语现在是用于说明两种资本货物了。于是，混淆的情况复又出现，这种混淆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这就是，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那两种不同概念，它们本身就是可以笼统地互换使用的。正如经济学家所告诉我们的，称为固定资本的是某几种工具，而另外的某几种工具则是流动资本；建筑物、机械设备等代表前一类，而原材料、半成品等则代表后一类。

粗略地说，这几个名称都是描述两类不同工具的运转情况的，科学的术语自有证明它自己的正确之处。家具木工手上拿着的木工刨，在这里可以说是固定的，因为为了发挥其工效，它无须离开这个人而归另一个人所用。但是，木匠正在刨着的那块木板或许就得改变其所有关系了，因为可能性是无法确定的，这个人加工的某种物品或许是归另一个所有的。照此看来，情况是某几种工具似是完成着或许粗略地堪称为流动的工作的，而另外的那几种工具则不这样。一张桌子在细木工工厂一竣工，或许就直接送到需用它的那个人家里，而且就留在那里了。但凡流动的，而且总会有竣工之时的一切，就这样一概归结为从一个所有人到另一个所有人的某种单程流动。资本货物除了一两种例外，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流动的。货币是例外，因为硬币、纸币等等都是在必然无限易手中完成其职能的。另外任何一种商品，固然也流动，但这种流动势必是比较少的。人与人之间不断发生易手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存在浪费的：从制造商到使用者，流通环节愈少对社会愈有利。制造过程中所有权发生几次变更，这或许在所难免，而且在各行各业组织化程度高处，这种变更次数较情况相反的次数要多，这甚至可能在所必需；但就一定的社会组织阶段来说，我们已经提供了生产方法，有了这种方法，各种产品的流通环节是愈少也就愈好了。

另一种区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经采用过，而且现在经济学的专著仍然常用——则断言，意指固定资本可以利用很多次，而流动资本却只能使用一次。例如，锤子，木匠常常是用上一会儿接着就放一边了。他也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随身带着，而且还无数次地用它钉钉子；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一旦他把为某个顾客做柜子用的木板都给钉成一块儿了，那么，他就得出钱购买赔偿用的木板，而且他就不想再看到这块木板了。因此，这原材料就称为流动资本，而锤子则称为固定资本。

这一区分是一种模糊的区分。在某种工具的使用上，是什么构成如同上面所使用的那样的一“次”呢？一个人可以带一柄锤子，使用一阵而后放在一边，再使用一次再放一边，如此循环往复，乃至无穷，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原材料他也可以照样这么办。他也可以先加工木板，然后停一停再加工。要是这个定义完美无缺会有什么价值——就像在几种形式的说法上该定义所达到的——说构成流动资本的商品，若要不经历质变，就只得用一次。在木匠依次的巧妙处理之下，首先是粗糙的木板变成了光滑木板，继而成为一个柜子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除了不可避免的损坏外，木工刨及锤子都是完好无损的。假如就这样定义资本货物所用的“次数”的话，那我们也就能了解到一定程度的真实情况了。事实上，体现固定资本的这种商品可以一再使用，而在其经济地位上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而体现流动资本的商品，则是每使用一次就获得一种新的经济地位的。假如我们就这种商品经所经历的经济地位改变这一特征加以描述的话，那我们就能就这一类资本货物与另一类资本货物作出绝对必要的区别了。

资本货物协助生产有两种全然不同的方式。有的，例如石匠手中的工具，是有助于使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适于人类利用的。这类资本货物能起一种生息的而非无息的作用，因为它们是把效用给予其他东西了。改造物品的机器、运载物品的车辆和保护物品的建筑物都属于这一类；而且，在人与自然的竞争中，所有的器械无不加入人类的行列，帮助人类力克阻碍人类利用种种要素的抵制因素。这些工具构成具体资本中的生息资本的一类。

反之，工具作用所及的那些原材料则属于机械而无息的一类。它们是获取效用的，而不是提供效用的；它们经受改变，却改变不了其余一切。在人类与自然的竞争中，它们加入自然一边，对人类的行为及其生息类工具持接受的态度。棉花是不生息的，而纺锤则属于生息类；铁条是无息的，辊轧机和锤子则是生息的；因此，在整个经济领域，都是过程自身的特征，在生息类工具与无息类材料之间——人类的进攻性武器与自然界的防御性对象之间，也即与遭征服的因素之间——划清了界线。无息的工具这一类，不仅包括工业据以开始的未加工物质，还包括以非成品形态从一个劳动小组向另一个劳动小组传递的产品。在这些产品中，不仅包括矿石还包括铁，不仅包括羊毛还包括纱、布，甚至还有等待购买的成衣。它还包括商人手中的一切商品库存，而这一库存是在等待形态、地点效用的，它是使之完全可供随时消费而必不可少的微小效用。

这个区分奠定了通常所谓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那一区分的基础。列为固定资本——建筑物、工具等等——的各种工具，都具有要完成的生息的经济功能；而列为流动资本者，则有无息的功能。不过，务实的思想通常并不把固定和流动这两个术语用于资本货物，而是把它们用于真实资本的永久基金的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这里，通常的用法又得经受仔细分析的检验。正如前已谈及的，具体的东西并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流动，它们经过一系列的易手，这才为使用者所有而且不再易手。但是，也有真正流动的。真实资本是经历过无限系列的外形的改变的。我们把真实资本称为永久基金，它的确就是永久基金，但它只有不断从一个人之手抵达另一个人之手才能成为永久基金。它依靠迁移存在，而其流动则必须始终持续。

应当强调而且有关这个主题的现行讨论也经常强调，构成一种工具的一部分的原材料使一种具体的资本转变成了另一种资本。从五金店进入铁匠铺的锤子已说成是固定资本了，可此前是流动资本。这里清楚的是，这把锤子此前的功能是无息的，可现在它呈现某种生息的经济功能了。这把锤子连续重击铁水，这就使这种铁水具有效用了。在钢条形态上尚属无息类资本货物的钢铁，在它变成锤子时就成了生息类的资本货物了。无论什么时候都不难确定某种东西的属性，因为它的功能即表明它不是给予效用就是接受效用的。因此，我们就是按照其功能把两类资本货物区分为生息类和无息类的。

如果抱着那些过时的词汇手册不放的话，那么，就这种区分来说，差不多每一个人的心目中或许都会有某种想法，人们会尽力说哪一些是“固定资本”，又有哪一些是“流动资本”。人们会本能地选择一台发动机、一种工具、一幢大楼，或是选择不易损耗的那些产品，或是选择可供吃的产品，或是选择直接满足欲望的消费品，如此等等，把它们当作前一类的例子。就其实质而言，这一些都是永无“成熟”之日的商品。它们是永远有别于熟透了的水果的。水果是适时投合消费者味觉需要的，并能补偿他们体内那消耗了的能量。生息类货物完成其功能时，永远不会变得更完善一些。这一类货物从其生产过程一开始，就不存在为人们所直接消费的可能性，而且永远不会接近于此可能性。它们始终是人们进行繁重工作的生息的辅助物，而这种工作是在人们在把自然界那种无息的原材料改变成可供使用的那种状况时所进行的。工厂绝不会一空而净，它随时都会帮人们获取可供消费的食物。

因此，固定的和流动的这两个术语可是丢不得的，因为确有用它们的一种方法。我们曾经指出，严格说来，它们也就适用于永久资本基金的两个部分。事实上，这个总基金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而就流动性来说，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与另外两个部分无相似之处。其中，一个部分是注定流动不止的，而且是其所有者能使之流动多快就流动多快的；另一部分则是其所有者能使之流动多慢就流动多慢的；还有一部分则根本毫无流动性可言。后面这两个部分，我们就把它们归于固定资本名下，前一部分则归于流动资本。

要是有企业家说“我有一笔5万美元的流动资本”，那他这是意指他有取货物形式的5万美元，而这些货物也即他那仓库里的制成品，或是他那工厂里的半成品，他是急欲尽快销售一空的。他非时刻留意它们不可，也即使其具有某种效用，然后赶紧脱手。这些货物一脱手，它们所体现的资本也就呈现新产品的形式了。资本改变其形式愈是频繁，对其所有者就愈有利。这就是所谓的“薄利多销”，这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举措。假如这个企业家有固定资本5万美元，那么，这个数也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即这个人保存这笔款额有多久，其价值也就会有多久保持不变。鞋在工厂制成后售出得愈快就愈好；但厂里这些制鞋机器则就不是迅即予以更换为好。在机器那里的“6便士硬币”不会因为是灵活的而使其增益，在这里最好的即是“迟钝的先令”。

在5万美元这笔固定资本中，有的或许投资于土地了，这一部分是永远不会耗尽的；有的或许投资建房了，这些会是缓慢损耗的；还有的或许投入于机器和工具了，这一部分损耗就要快一些。在诸如此类的投资中，值得注意的基本事实是，此项资本消耗殆尽对生产没有好处。5万美元这个总额有可能不得不改变其多种投资形式，但是对这种改变，资本所有者或许会持异议，因此，他会尽可能长时间地往后拖，以期久悬不决。不过，最终他还得拿定主意。除投入土地的那一部分资本外，其余资本都得靠迁移谋出路。最后，还不得不撤出一些投资领域，进而进入另一些投资领域。甚至就连在大型建筑物中，资本也不会久留不撤，因为就连建筑物也会逐渐毁坏。而如果对该建筑物持续维修的话，那它会慢慢更新，但就连这种情况下也还得注意实质性的流动。最后，或许旧楼果真坍塌而终致另盖新楼了。由此可见，就连生产中体现的大量生息工具来说，资本也是流动的。因此，使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有别的，看来并非在一些投资领域持续的时间的绝对长度，而是下列事实，即在一种情况下，流动是生产性的，是人们尽可能快地使之流动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流动不是生产性的，而是浪费性的。一个工厂处于缓慢损耗中，因而必须重建甚或整个儿另建新厂，这一事实本质上是不利于生产的。这在工厂主的经历中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他听凭它发生，无非也就是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1]

现在，我们准备检验各种资本与工资的关系，以及各种资本货物与工资的关系。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我们就不会遇到常使询问者难堪并使荒谬言行貌似有理的困难了。尤其是不是与工资基金学说本身有关，就是与该学说的任何一种伴随的谬误推理有关的一切困难，我们都可以避免了，而后者就是与这个学说联系在一起的。

确有纯粹就是一种“维持劳动的基金”的资本吗？果真有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以及百来位学者一再说过的，先把食品积累和储存到足以度过一个漫长的时期，然后在那个时期里使某种东西例如船、帽或工具变得有用这样一种资本吗？储存的食品就是原始资本吗？按照我们的检验，假如资本就是存在于食品之中，那它就必须存在于经过工业加工过程的食品之中才行。小麦是一种无息类资本货物，因为它是接受效用的；磨制中的面粉、揉制中的面包、烘烤中的肉等，也都是无息类资本货物。假如不是原料，而是该词完全意义上的食品——是既不接受效用，也不把效用给予其他商品的，而且是唯为食品而已者——那么，它就根本不是资本。研究资本这个问题的那种传统方法，是把这样一种东西看成是资本的最重要而且也是最典型形式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就是指耗竭自己以满足消费者欲望的东西。假如这样一种东西从根本上来说也可以看成是资本货物的话，那么，这也只有采用把工人当作发动机、把食品当作使发动机运转的燃料那样一种奇特和有悖常情的东西，那才能做到。相对于创造财富的机器来说，肉就是煤炭了。

这里，一个明显的难题出在目的论这一方。整个经济过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就是利用。而利用，也就是消费者的神经兴奋和高一些的敏感性中出现的那种满足。过后，要是消费者工作了，那么，这一劳动可不要以为是他吃了的那种食品驱使所致；这一劳动是其后能获得并接着吃的那更多的食品，以及他还会享受的营养品以外的很多东西所致的。劳动之后的食品是劳动的吸引力之一，而且，就那个意义来说，它还是引起劳动的原因。先于工作的食品，则无论按何种正常的目的论来说，无非也就都是食者本人的一种影响效力的起因而已。随着这吃而来的是一个经济周期的结束，因为属于那个周期的种种活动都已经产生其完美无缺的效果了。随着另一天的黎明的静悄悄到来，有更多劳动开始之时，但见一个新的周期启动了；而待到本文中的人享用一天成果之时，这新的周期又会与前一周期一样结束了。

不过，食品本身为什么不应视为一种资本货物，或是视为一种永久资本基金的任何一部分，这还不是最有说服力的原因。实际上，就按反常秩序安排的种种现象这一思想所作的整个经济学研究也是可望完成的；就解决实际问题而言，甚至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尽管其理论是被某种不合逻辑的目的论歪曲了，但结论性的反对理由却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一种食品储存这一事实。实际上，有鉴于冬季势必到来，为土里不长庄稼的时节储存原料，乃必不可少之举。如此储存的原材料，属于无息类的资本货物。换句话说，它体现的是流动类永久资本。这种资本未到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食品并端上餐桌之前，便总要获取效用。小麦是借助于能进行吊卸、储存、有时兼附加工的谷物仓库，进而磨成面粉以获得“时间效用”的；而小麦的价值，则是随着其经碾磨而获形态效用，经运载而获地点效用，经烘烤而进一步获形态效用的。

当然，但凡存在周期性生产之处保有储备，这都是确保消费得以连续不断进行所必不可少的举措。一天一次注满水的储水池，可能整天都不间断地泄水；有鉴于此，零售此类每隔一定时间才生产的商品的一种储备，按A.T.哈德利校长所讲的贴切的话，可以“把周期性的生产流解释为不间断的消费流”。这一类商品的储备，也可以采用缓慢而又连续的生产予以积累，然后又一举迅即消费净尽。水库可以凭涓涓细流，日久天长，终于注满；同时，又可以一天一次通过泄水闸门，急剧放水，即可使库底裸露。烟火可以是在年内制造而在7月4日就用了的。这里的不间断的生产流是解释为某种周期性的消费；一年中一定时段才能用的多种商品，就用以说明这一过程。

这是一种与考虑中的这个理论所指的储备不同的一种储备。与生产是不间断的还是周期性的诸如此类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无关。这里提出的观点是，资本，就起源而论，按照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为求劳动得以维持而加以利用的一种储备。随着生产和消费稳定且按均一速率日复一日地进行，就得借助某种储备给人们提供食物，如上所述，此举必然发生。

由于农业存在的周期性，食品原料所经历的这一储备，就其性质来说，是与亚当·斯密和另外很多学者，作为一种独特样式的自产资本加以援引的那一种不同的储备截然不同的。这一假设的储备，是独为“工人”形成的，仅由资本家完成。形成这一储备的目的，是把工人作为一种生产机械加以使用。这种情况是假定由于资本对劳动的关系而发生，而根本不是由于收获季节存在的那种周期性而发生。有的人获得以食品形式呈现的资本以期供养工人一天进而获得某种形态的资本。工人是资本货物的传送者，只要有必要，即使一年四季，他们每一天都能种植小麦，而每一天也都能有所收获。不过，诸如此类的食品储备，也还是必不可少的。[2]

再来假设A代表原料，并相继成为A'、A″和A″，而且在最后的那个条件下，就可供消费者使用。令各B和各C代表生产过程各相应阶段的其他产品。有生产原料A的两类人即工人和资本家，以及把A改变为A'的人，接着的每一次改变都由工人凭借必要的工具、建筑物和其他工具付诸实施。有一系列按相似方式组织而成的生产企业，它们从事生产B，并把它相继改变为B'、B″和B″。还有类似的一系列生产和转变原料C的生产者，各小组都由工人、资本家和企业家构成。A″、B″和C″都是便于消费者使用处于最终形态的商品；而按照逻辑的一致性来说，这些商品作为资本货物处于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环上。现在，它们是在零售店等待购买者。如若再前行一步，它们就不复为资本货物，而是成为消费品了。作为一个生产有机体的社会，将把它们交付欲购它们的每一个消费者。于是，生产社会就不复掌握不是工具的那种形态的资本了。A″、B″和C″一旦为个人所有，它们也就成为消费品了。

假如我们坚持我们的静态假设，因而假定资本的数量和劳动的数量都保持不变，而且各行各业所用的生产方法也都不发生变化，那么，一切收入也就都必须视为无利息类的成熟的资本货物了。除了取制成品形式的A″、B″和C″可得的那部分收入外，谁也得不到收入。因为把资本货物看作是一个人的收入的一部分，仅仅会使资本有所增加，因而这会是一种动态过程。各种产品情况竟至于成了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它们其实是一直在接受效用，因而成为流动资本的体现又构成每一种产品的收益了。那么，为工人独立筹措而又专门储备的粮食基金又在何处呢？它无处存在。确认它为一种资本的困难在于下列事实，即这一基金根本就不存在。工人和其他人的衣、食和其他消费品，存在于现成可用的A″、B″和C″中。流动资本的物质性组织浪费了，因为其中有的是因其是制成品而获得了收入，但同时这种组织又被工业所替代了。

假定商品为供工人使用而储存于某处的理论不应涉及下列事实，那就非有资本家所用的消费品的某种类似储备了，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帮助生产原料A的资本家，必须拥有取A″形式的每日收入，等等。他每天都在生产原材料制品，并使用现成可用的产品；他的态度与同他一起工作的工人如出一辙。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开始时都既不吃不穿也不用粗制品。未等此类完全相同的原材料开始使用，三个性质上决然不同的生产周期也就必然过去了，而他们在此过渡期还得生活。他们是资本家也好还是工人也好，A″、B″和C″三者都缺一不可。难道储备以及原材料制品在可用前非让他们得到满足不可吗？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作出回答了。至于不断出现的A″、B″和C″，资本家是迅即各获一份的，而工人也得到了A。无论哪一种情况来说，都无须等待。现在我们坚持的论点是，假如为满足生产A的那个小小组的工人的需求就得有一个供货的商店的话，那么，正是由于这同一原因，在A的资本家的需求也得予以满足。资本并非有增无减的这一静态假设，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意味着资本家阶层的纯收入总额是以消费品形式用完花尽的，它还意味着，资本又并非是递减的，因而还有可用于满足资本家需求的并非是他的生产资料基金的一种收入。实际上，他还有一种最终避免挨饿的预防措施，工人则没有；因为改变他的生活计划，他的资本就会用尽耗竭，但他自然不会这样做；而且，这里的静态假设也规定他绝不能这样做。而假如工人需要有一笔勉强糊口的财物的话，那工人就得有这样一笔财物才行。不过，有鉴于业已作了充分阐述的理由，那他们谁也不必有这样一种储备了。

一方面，有各种各样货物在接受效用；而另一方面，又有货物在给予效用。这一情况也就使整个门类的资本货物终至于耗尽枯竭。货物接连生产了，货物接连消费了，循环往复，无穷无尽。它们在这里被赋予了富有特色的名称，使资本的这个独立存在体得以长存。

[1]
某几种不生息资本货物的纯基金的性质保持不变的时间，要比某几种生息工具的资本纯基金要长。例如，金刚砂是一种把金属擦亮的生息要素。在用于擦金属时，金刚砂给予了效用，但没有接受效用；然而，它本身保持有用的时间并不长，可将它用于擦亮金属，则可以以某种不生息工具的形态留存长得多的时间。煤炭也是一种生息工具：煤炭置存于工厂并不是为获取更多的效用，而是旨在有助于工人传递效用。煤炭的作用是变成动力，从而使工人能够少消耗体力，但其自身很快就会化为灰烬。就煤炭来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工厂需要煤炭，而目的就为着工厂主的砂轮得以维持有效运转的时间尽可能长，煤炭保持燃烧的时间也就尽可能长。资本呈蒸汽的形态可以留存瞬间，而由它获得的燃料可以留存一个小时；但半成品所体现的则可留存几个星期。体现于机器的资本能留存数年，而体现于兼容资本的建筑物也能留存数十年，但体现于矗立着建筑物的土地中的固定资本则永不消失。固定资本的形态总能保持很长时间不变，而流动资本则很快就会改变形态。

[2]
凯恩斯教授后来致力于重振工资—基金学说，他把资本分成了见诸于原材料、固定资本和工资基金的几类。假如不折不扣地理解他所用的术语的话，那么，按照这个分类，要得出一个总数，那就非得把两种质量与一种纯粹数量加在一起不可了。工资基金是现有各种资本的一个数量部分；而原材料和固定资本，按照凯恩斯教授用此术语的含义，则指的是工资基金的物资形态——各种资本货物。

然而，假如我们把这三个术语解释为就是指各种财富而不是指数量的话，则我们就又遇到了另一难题，而这个难题又同样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且让我们把见于这个上下文里的工资这一术语，理解为就是意指工人的各种消费品，于是，我们现在就有原材料、固定资本（意即生息的生产工具）以及工人的各种消费品这样三种资本货物了。不过，这第三类资本货物是无处存在的。工具类财富全包括于前两类了。这一类财富属要么不是见于生息的生产工具类之中的，就是见于无息的工具类之中的；它要么不是见于性质会改变的工具之中的，就是见于性质正在改变的物质之中的。

显而易见，凯恩斯教授谅必不至于打算要用工资基金这个术语称呼零售店商的商品，因为零售店的商品有很多是专供他人而非供工人使用的。假如这些商品既不是原材料也不是固定资本的话，那么，在凯恩斯教授的分类中，它们是无法对号入座的；不过，此类货物显然又是代表商人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打算把各种各样资本全都包括在内的一种一览表，可不能漏掉零售商的存货，它们不是向工人销售的商品。假如这些商品不是原材料的话，那么，按照凯恩斯教授的分类，它们也就根本不是各种资本；而若它们是原材料的话，那么，存货中工人将购买的那些商品，就都属于同一类，因而也就不应该第二次看作是“工资基金”的。

事实上，零售店的存货是承接效用的无息资本货物。例如，一家商号货架上的鞋，除非有人认为正合他的脚穿，否则他无法获得其全部提供的服务；而成卷摆在柜台上的织物，也只有顾客来了，而该织物又正合他的意，这才会充分显现出它的充分的效用。尚待按正好的数量打包并在顾客家中交货的所有商品，都是在等待生产者对它们作最后画龙点睛似的修整的商品——就像其他任何原材料一样，它们都是在制造过程中的消费品。

S.N.帕滕教授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889年1月号上的一篇论文，绝妙地论述了有鉴于农业的周期性而不得已为之储存食品的问题，而且，还与资本及其功能一起，对时间这个要素作了一项敏锐的研究。

第11章　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取决于社会劳动与资本的数量关系

贯穿全书，资本一词所描述的，就是企业家按照该词所理解的，即资本是生产资料的永久基金，也即投入产成品的“钱”的通称。不过，这两者的同一性又是不断变化的。体现这一基金的各种货物，就像江河的水珠，都是在消失中的；而该基金自身，则又宛如江河，是持久不变的。

劳动也是一种永久的因素——一种永不枯竭、作用不止的人的能量的储备——这是引人注目的事实。人与资本货物一样都不是长存不灭的，但劳动与资本作用也都具有永久性。工资与那种永存的生产要素——劳动现在具有的和将来仍然会具有的那种持久的利润率——有关。问题是，今年、明年、后年等等，劳动会创造并获得什么呢？假如工资率是此后呈现提高之势的，那就意味着劳动会是年复一年地获得相应提升的生产力的。重实际的人们注意到的是涉及具有永久性的劳动的利益、权利和争夺，而不是单个工人的利益、权利和争夺。

正像资本一样，劳动这种持久要素既不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也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我们看它就有如我们看戏，不是只看剧情细节而不看演员，因为这种要素是由情节发展中的人物所构成的。此外，这些人是以消费者的资格获得工作的收益的，因此，他们有决定他们的工作当取何种形式的特权。就像一个资本家决定由哪几种货物构成他的生产资料一样，工人也决定他们要把他们的体力和智力投入于何种生产。也就是说，到底是成为农民、矿工、织造工呢，还是做一名印刷工呢，这全由他们自己决定。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是作为生产者的个人的所有人的形式存在的，他决定把他的能力投入到某种具体的活动中，这在他看来，就是答允产生最高产量。

一代又一代的人变化无定，劳动所取的形式也持续改变。1800年的条件需要有某几种劳动，1900年的条件是需要不同的几种劳动了。年轻的工人相继登上工业舞台；而当他们那个时代的条件类似于他们父辈时代的条件时，他们或许就会从事他们父辈所从事的行业了。不过，即使到了那个时代，他们通常也还会采取新的方式投身于那些行业的，而且只要环境允许，他们都会掌握全新的技艺的。劳动这一永久的人的要素，就其形式来说，与资本这个永久的物的要素一样，也是变化不止的。正像一种用旧了的工具会由另外一种工具接续下去一样，一个退休工人也会是不乏改行的后继人的。人固然是瞬息即逝的，可是工作会永远继续下去。不过，由于人总是变化的，所以，工作的种类也处于变化之中了。

因此，这也就有了两种长期不变的实际存在物，使世界的经济兼而有之。一种是资本，或者说是财富，资本或者说财富是以抛弃和更新有形的物体即资本货物而得以永远维持原状的；另一种是劳动，它以相似方式得以维持原状，今天由一组人予以体现出来，明天又由另一组人予以体现。这两种永久的生产要素都有整体变化的无穷能力：它们是每年每天都在改变它们的体现特定思想的具体形式的。

这里称作经济动态的这个因素，迫使劳动和资本完成这一变化。有新的欲望就得予以满足，因此，人们必须生产种种新的消费资料，而且他们还得采用有别于已往的方法，利用有别于以往的工具做到这一点。种种机械发明既改变了劳动的形态，又改变了资本的形态。以一家大工厂取代很多小厂，然后又把此类很多大厂置于一个管理部门之下的这种集中化过程，做的是同一类事情。劳动本身绝无停止的时刻，但劳动的某几种形式则是被废止了，并由其他的形式取代了。资本绝不会消失，但资本的某几种形态不复采用了，继之以其他形态。这两种永存的生产要素总是处于无穷的自我质变的过程之中。

就此而论，已经出现的而且使我们忐忑不安的是下列事实，即与某个既定数量的资本一起加以利用的劳动的数量的任何增减，都使资本不改变其形态就不行了。按平均计算，每一个工人拥有500美元的资本，此项基金呈现某种形式；而每一个工人拥有1000美元的资本，则此项基金就呈现他种形式。此时，劳动也以同样方式改变它的形式。现在，在以数额不如以前大的一些资本进行工作的工人完成一类任务，而以资本数额大一些进行工作的工人完成另一类任务。资本倍增且呈昂贵而又精巧的机械的形态时，人们总是练就新而改变了的技术以完成职守。但凡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数额改变了，这就意味着两者的形式均应改变，也就是说，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必须适应另一种要素的需要。不论这两种要种素在何处加以组合利用，都必须相互适应，这就是规则。

我们现在就检验一下这两种永存生产要素中的每一种要素的最后一个增量所具有的生产力。工人总数1000人，数十年来人数既不减也不增；有100万美元的资本，这些资本也既不减也不增。情况如此，单位劳动的产出有多大呢？提供工资和利息规律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些收入是由作为永久生产要素的劳动和资本的最终生产率决定的。

有一个曾用于解释地租的公式，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利用这个公式。我们不妨暂先不理会有耕种土地的劳动所需的辅助资本的这种情况，且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假设每一个工人都持有一种简单工具，这种工具的成本很低，体现不了任何规模的财富。因此，这个工人是一无所有的，他徒手耕种一片土地并创造呈作物产量形式的一定量的收入。这里要指出，即使把辅助资本不折不扣地减为零，也不会对我们这里正在研究的这一原理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即使是我们用了一个更难以处理的例证，但如果我们这里的工人具有一应俱全的工具、种子、活畜等条件，那么，我们所必须予以证实的，也还是能相当准确地给予证实的。不过，由于有关劳动的最终生产率原理的那个最简单例子，可以溯及用于土地的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所能获得的产品，因此，其所提供的也就是最可获得的那一部分，而且仅此而已。

这就是我们正在探索的一种静态工资标准。田地和劳动力都假设保持不变，方法和环境也假设恒定。按照这些条件，多大的恒久收入当归因于那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呢？我们从这支劳动力队伍中削减一个人，再削减一个人，而且就照此逐一削减乃至解雇剩余的所有人，而这一削减人数的行为并没有导致该行业多大的混乱。这片田地依旧如数耕种了，不过，活计是不如以前精耕细作了，产量也有一定的减少；反之，我们也可以给这支劳动力队伍增加人，而且对这批人施以重组，以排除增人所致的失调。结果就会是，土地集约耕作程度提高，产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

劳动力中削减一个耕种者所致的产量的减少额，是计量能力相同的每一个工人的有效生产率的。选择哪一个工人进行计量，这无关紧要。减去任何一个人，这支劳动力队伍也就都只减少了一个单位；而我们想要计量的，正是那一个减产额，它由劳动力减少一个单位所致。不论减去谁，人们所能实现的产量，就都不如有这个人（对产量作出贡献）时，由土地和劳动所能创造的要多。

不同的人从事的工作种类有别，一个人所能做的，对于确保任何产量或许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另一个人所能做的，或许就无关紧要了。播种者是不可或缺的，但对土地作最后几方面的微小变动以及为土地接受种子作好准备的那个人，对其不加利用所致的损失就会少一些。不过，这一个工人与另一个相比，只要他们是可互换的，那么，其实际重要性就是不相上下的。让播种者离去，另一人就可取而代之。要是离去的那个工人是负责次要工作的，收获量就会与原先不相上下。实际上，作为个人，所有的人都是不相上下而且又都是可互换的，这样，他们的产量也就都一样了。可归因于任何一个人的产量，但又唯归因于其中独一无二的那个人的产量，对这种产量进行检验，那就必须把那个人撤出劳动力队伍，对剩下的工人则予以重组，而那最次要的工作，则任由无果而终就是了。

现在要是暂先假定这片土地仅属一个种植园，而工人不存在行业领域间的流动现象，那工资率就由一个人对这个独一无二的种植园实际上所具有的价值决定了。一个人可以提出要求获得他在这里实际上给予他工资的雇主的那样一份收入，而不是从他处获得收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才是由可归因于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产量所决定的。

假定劳动力是持久减少的，因而劳动力规模越来越小，而且永远如此，那么，由于劳动力这一递减，产量也就逐年降低了。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而不是减少一个单位的劳动，类似的检验也可以做。在那种情况下，若增加是持久的，而劳动力是继续一个单位和一个单位增加的，那么，平均产量就会大一些。这就使我们能计量可归因于一个单位的劳动的永久性收入了。

工资是由如此计量的那种“最终”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最终”这个词，意指某种相继接续的顺次，它表示有要加以挑选出的第一个、第二个和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按照举例说明价值规律的常用方法，就是某个人所消费的某种最后一个单位的商品。我们给他某种产品，然后再给他另一种，再过一会儿再给他最后一种，此时我们发现，随着该系列进行直至结束，这一个一个单位的产品对他的有用性是越来越小的。最后那一个单位的效用之小，甚于另外任何一个单位。按照业已为奥地利学者的研究使人们熟悉了的，此系列某种商品中任何一种的价值，都由最后一种的效用所决定——最终效用无一例外地估计价值。

我们着手用于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的这一原理，此前刚用于劳动了。只要有这想法，我们就可以以某种相似的虚构的系列，安排个人能力相似而且可以互换的这样的一些工人。然后，我们再把这些人一次一个地引入田地，看看各人实际上是如何生产出产品来的。一定面积的一块田里安排一个人，按平均计算，就可以获得某种产量了。但如果安排两个人，产量的增幅达不到一倍，则第二个人所创造的产量就比第一个人的要小。一旦确定耕作固定面积的一片田地，则连续几个单位的劳动生产率的这一相继递减，就为一条一般规律奠定基础了。

当然，如果两个人能以富有成效的方式组合他们的劳动，彼此采取必不可少的方法互相帮助，那么，具体生产率就未必下降。两个人就可以形成某种初步劳动的组织了，而这是一种新的影响，某种全面的研究必须予以考虑。假如我们以一个人耕种的面积很大的田地开始，在工作中他很可能会处于不利条件；第二个人不仅能确保产量倍增，而且还比第一个人处于更有利的条件。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等等，或许就使此组织日臻完善，乃至使我们业已引用的报酬递降规律暂时归于失效了；但最终，此规律复又会显示威力。例如，田里有二十个人时，再增加一个人，这第二十一个人于改善该组织，就无明显影响可说了；反之，人数过度增加，反倒会导致拥挤，土地不堪重负，乃至利用过度。我们现在必须研究的就是这种利用密度过大所致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对劳动加以组织，而不理会该过程的前几个阶段所得的利益。这对劳动力人数多的情况来说确是如此的，因为工资标准就是由这最后一个单位以其产量予以决定的；而这一单位所起的作用，并非使该组织尽善尽美所必不可少的。

研究土地上工人安排过多，乃至人多误事这一纯粹影响，最好还是首先暂不顾及组织所带来的利益。这种利益，我们必须遵循专用于经济动态的分工理论进行单独研究。组织，就像机械发明，也就是改善应用接续几个单位劳动的条件而已。这也仿佛就是所来的人随身带来了好一些的工具。假如我们要单独研究并计量就因为用人过多而对土地造成的那一纯粹影响，那么，我们就得假定这一情况以及另外的情况都暂且先不加改变。

这样，我们就得假设有一个人被安排到一大片土地上，然后又有人接二连三的人被安排到这片土地上，乃至最后共有二十人被安排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还要假设他们的这片土地耕作方法保持不变，对劳动力在一开始增添人数那几个阶段相互合作所致生产能力的那种提高也不加置评。当然，如此形成劳动力的全过程纯属凭空想象的产物，它体现的是经济动态的某种不真实而且片面的过程。此种实验无处可找。实际上，一个农场主绝不会是二百英亩土地就安排一个人，让他在那里计量一年的产量，然后，接着再在下一年里在那里再安排一个人并计量产量的增长情况。他肯定不会连续二十年始终如一地进行此项实验的，乃至使他的那个农场竟成了一个实验室，任由经济学家全程观察耕作中的土地的报酬递减规律。既已给那两百英亩土地安排了二十个人，实际上，采用某种实验方法，那农场主是肯定能弄清楚多大一部分产品当归因于那第二十一个人的劳动的。他会检验那最终的劳动生产率，而且他还会发现，可归因于那第二十一个人之存在的产量，是小于一个人在尚未如此拥挤时就进入而能使之出现的产量的。这一事实，是凭经验得到充分证实的，而且以演绎推理给予进一步确定了的，是经济学中毋庸置疑的真理之一。一定面积、一定质量的土地，随着耕作的人数越来越多，人均产量势必越来越低。说明此规律的最简单而又最自然的方法，首推这样一种想象，那就是在一片田地上配置人力，一次就配置一个人，直到计有二十个人时就位为止。其中，每一个人在对导致产量的增长所作的贡献上，都可以看成是比先于他的那一个人的产量一一递减的。可归因于任何一个人的产量，随着整个劳动力的逐步形成，乃至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始终是越来越小的；而可归因于那第二十个人的数量的，则是其中最小者。假如其中所有人都需把这最后一个人的产量作为工薪接受下来，那我们也就有了这个工资问题的解决办法了。[1]

在某种静态条件下，劳动力是既不增也不减地保持原状的，生产的方法和条件也永不改变。劳动力中的人员经历了有人去世就有人替上的必然的一致的变化，但劳动力本身并无变化，劳动的过程和环境也固定不变。不存在从少数几个人开始逐步集聚劳动力的这一情况，而按人均计算的产量也不变。然而，人们的收益则还是按最终生产率规律予以决定的。实际上，在现成劳动力中没有一个人会不复工作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工人之所得，也就都等于雇主之所失。计量劳动的这一最后产量，以及支配总产量的一项原则的一种方法，就是设想劳动力是逐个单位地增加而达到其现有规模的。有助于劳动力增长的每一个单位，暂时都先后分别是最后一个单位，它还暂时决定工薪标准。但到那真的最后一个单位到来时，这一单位的产量遂成了永久标准了。这是因为劳动力的规模不再扩大，而人们的工薪也不再改变了。这整个过程都是想象的；但它说明了两项原则，它们共同控制着劳动者的命运，这就是：（1）任何时候工资都等于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产量；和（2）此产量在其余一切均不变的情况下，不是变得越来越大就是变得越来越小。前一原则是静态的，它调节各个时期的工资；而后者则是动态的，它连同其他动态原则控制工人阶级的命运。在无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一项即为一种致贫的影响。

现在，可归因于最后一个人的产量怎样竟又决定所有人的工薪呢？这里，我们可是马虎不得，务必设法使我们所举的例子与活生生的事实相一致。一位农场主在一个综合市场雇工，其所依据的工资率是该市场以某种方式决定的。然后，他把雇来的人投入到田地上，直至按照报酬递减律最后那一个人的产量变得小到仅能产生工资为止。须知工薪率主要是在该农场外决定的，而该农场最终劳动生产率又得与此工薪率相一致。

要是根本不存在决定工薪率的外部市场，那情况又会怎样的呢？农场即为整个经济领域，它又会怎样？这一设想会简化经济，乃至使它荒唐地迥异于现实世界，不过，它会把在现实世界中起作用的工资规律阐述得非常清楚。如果该农场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它既不销售产品又不购买产品，而且也不按照其范围外决定的工薪率引进劳动力，那么，工薪率就会在农场内部根据那里所雇用的劳动的最终生产率予以决定。

例如，假设有一个船只无法出入的海岛，岛上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再加上恒常的人口；没有需加考虑的工业，不过有农业。我们无须谁告诉我们说这种状态是想象出来的，荒唐到与现实世界毫无相似之处。不过，在下列某一关系重大的细节上，这种状态与现实世界又还是有些相似的，那就是，在此不存在流动性的人口中的最后一个人所生产的产品所决定人们的工资。任何一个人对他的雇主的有效价值，都是这一个人万一不再工作的时候所可能发生的一切所决定。劳动力中任何一个人的有效产品数量，都决定劳动工薪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之相一致的标准。现在，尚未顾及外部劳动力市场——该岛不存在进口——工薪率，该工资率由外部周围世界决定。我们把该岛即看成一个世界，而且认为，任何诸如此类的社会都把所有工人中最后那一个工人所生产的东西给所有工人，且视之为他们获得的自然的酬偿。

如果要使我们的这个例子无所或缺，那就是要使我们的种植园成为一个完全组织化的社会。我们要使它地域广阔，而且使它的居住者不仅从事农业，而且还经营各行各业。我们使这个社会有自己的铁匠、木匠、编织者、鞋匠、矿工、印刷工等等这样一些配套的行业。我们会提供所有需要的资本，而且保证有必要的种种形式的资本。我们要确保每一种具体行业都占有其社会基金总额，而且还要精心维护原始风貌，即该社会是与世界余部相隔绝的。它自身就是一个世界，而且不存在其他易接近并可从中得到其工资标准的另外世界。那么，劳动的工薪率又是由什么予以决定的呢？显然，它是由与各种各样附属的小组和小小组，或者是各行各业的生产资源的基金总额，它们共同加以利用的劳动的最终生产率决定的，而工资标准则是由最终一个单位的社会劳动所创造的那种产品所决定的。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可作为依据的决定工薪的其他标准。从其他某个地区的商店、铁路等雇用工人的某个农场主，我们原以为对于工人的工资他会是商店等等支付多少就支付多少的，但实际上，农场主既已雇用了如此多的人了，因此，农场主有限的土地上的最后一位工人，也就是仅挣工资而已。其中的这最后一人的产品并不决定工资率，而只是使工资率与外部的工资率相一致而已。在一个独立的社会，工资率不应该是一种引进的工资率。而且既然就此例来说，根本就没有外面一说，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从外面雇用人进入这个社会，以及以高薪雇用他们来工作的这个问题。既然这些人从一开始就置身于这个社会了，那他们也就还是留下为好，而且人人都得有工作。但凡愿把自己奉献给某一雇主的人，就总有可惠及雇主的一点什么的，既然无论受雇于哪一位雇主他都能提高那里的产量，那么，按照一定的工资率，那位雇主就一定会雇用他的；而如果竞争是完全的，则工资率实际上就会与雇用他的那家工厂、农场或商店因他的加入而提高了的产量相一致的。如果这个人的付出多于雇主所给予他的，那就会诱使另外的雇主按高一些的工资率雇用他。另外，各行各业的人也都处于同样地位，社会劳动的工资等于这种劳动的某种复合的最后一个单位的产量。

这一产量如何加以计量呢？我们需注意一下，因为削减这样一个单位的社会劳动而减少了什么，或者是因增加了这样一个单位的劳动而又增添了什么。无论就哪一种情况来说，我们注意到，全都有可归因于一个单位的劳动要素的产量，却不见有可归因于另一种要素的产量。接着，让我们撤出我们称之为一个社会单位的劳动要素。这是一个复合单位，它由该社会所包含的每一个行业小组的某种劳动构成。我们还要按照经过仔细校正的比率，减去耕作者、铁匠、木匠、织造工等等的劳动，结果，最终一个单位的劳动在各行各业中都突然不见了。

我们削减工人时，各处资本的数量都是维持不变的，但是各行各业中的资本形式，我们则都需加以改变，以使资本精确无误地符合那稍有减少的劳动力的需要。要是我们的检验结果是合乎理想的，那就绝不会有减少这个单位的社会资本所引起的混乱。全部资本都必须持续得到利用，一旦那些离开的人们把他们的工具扔掉时，那就绝不允许任由他们把工具弃置于地上，因为那是代表着如此多的浪费的资本的。而若果真如此，这些人的离去也就意味着，那就不只是失去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产品而已，而且还有如此多可归因于那些人所用的工具生产的那些产品的进一步丧失。留下不走的人或许并不需要这些丢下的工具，但他们的确需要这些工具所体现的资本。我们必须履行节约，而且我们已采取描述过的那种促进变化的方法履行节约了。那丢弃了的镐和铲，凭借奇迹般的改变，体现为马和马车质量上的提高了。现在，专职干挖掘工作的人是少了，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却与以前一样多，而且，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资本是以拥有资本的人数减少这种形式给予体现的，这种资本他们可以利用。类似地，在工厂有废弃的机器，而留下的工人却无法使这些机器运转起来。不过，这些机器所体现的资本，假如转变为留下的工人在用的那些机器在质量上的提高的话，那就等于还是给利用起来了。现在的情况是，无论何处工具都少而精，而资本则一丁点儿无减。

这个假设是，揭示工资实际标准的是对一个单位的徒手劳动的工人的生产力进行的那种检验。如果100人构成我们描述的那样一个单位的社会劳动，而如果他们的离去使各行各业的产品减少了相当于200美元这么一个数额的话，那么，这些产品就是唯可归因于那100人劳动的产品的。如果他们是具有相同生产能力的有代表性的工人的话，那么，日均2美元也就是一个人的自然工资了。

对工人的生产力进行的这样一种检验，多么富有凭空想象的色彩。实际创建我们所假设的那种种植园所构成的微观世界，其可能性又多么微乎其微！在各行各业中分配劳动，实际上是无法做到恰如其分和不差毫厘的。在就工资规律所作的某种实验室检验中，这种分配是应该具有代表性的，或者说就撤下的人来说，数量应该是恰好的。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还应予以减去时，这种检验的那一实质性内容，就会迅即把资本变成那种削减了的劳动力会持续所体现的那种形式，这是多么不可思议！

然而，这一切却又是在实际行业中发生了。世界天天都在不假思索地而且是不作观察地做着此类不可思议的事情。依靠普遍存在于经济体系中的影响，世界对每一种行业都提供了它在整个社会资本中应得的那一部分资本。在各种情况下，这种影响都把那一部分资本具体化为各小组的工人所需要的那种形式了。无论工人过少还是过多，这种影响都会改变资本的形式以符合人们的需要。这种影响作了一种无意识然而又是实际的最终劳动生产率的检验，因为它不仅仅只是揭示一旦有一个单位的劳动要撤出，一旦资本持续得到充分利用了，这个世界会失去什么；而且它还使劳动的工薪符合这一标准。这个过程还涉及一种永久的社会资本基金，一支永久的社会劳动力队伍，以及对经济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工资的某种自动调节，这一切都旨在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最终劳动生产率相一致。

附注：
假如在这种静态研究中我们能把把目光放远，并使发生着变化的那一部分田地尽收眼底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表述现行自然工资标准的那个公式就揭示了那几种影响中的一种，而且是这种影响导致该标准提高了。如果资本是变得充裕起来了，而劳动的供给却保持不变，那么，就像劳动的供给递减而资本的供给维持不变一样，这同一结果还是会产生的。某种环境下安排的工人过多这种情形，它是一种逆效应，它是使一个人的效率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了。世界的资本愈是充裕，工人的生产力就愈是提高。这个思想领域我们现在未必就要进入，但是我们现在或许就可以正确指出的是，在财富增长期的任何一个时刻，劳动都将实现其由我们讨论过的规律所决定的那种自然工薪率。再过五十年，工资会比现在还要高，但是那种工资会是由处于其时的更富有成效状态下的劳动最终生产率所决定。

[1]
在劳动力的最初几个增长阶段，如果人们的组合得到改善，或者是耕作方法有了改进，那报酬减少的可能性是可以予以排除的，这一点，就像另外的动态影响一样，也得在经济学理论的单独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加以研究。

第12章　工资和利息的调节者——最终生产率[1]

我们即将要考虑的，不是我们前例中的那类种植园，而是具有不可胜数的各行各业以及一应齐全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设备的这样一个世界。当然，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因为无论产品、工人还是工具，都无从输入也不会输出，而且就连它实行的工资率，也必须完全在其内部决定。

现在，我们可以从逐个单位地为这个社会提供劳动的这个虚构过程中得到某种好处，条件是，我们这样做不会得出最终生产率规律的作用全部依赖于这一虚构过程。这只是阐明这一规律的作用的一种方法而已。如果也就只是从整个劳动力中抽出一个单位而已，如果进一步发生的产量的降低被注意到了，那么，单个劳动的生产能力也就得到实际而又实质性的检验了。这种检验我们付诸应用了。现在，我们假设某一支劳动力队伍是通个逐个单位增加而形成的，同时又假设资本总额维持不变，而其形式则因有每一个新的单位的劳动的加入而加以改变，这全是旨在对最终生产率规律的作用有一种更为全面的看法。对于每一个劳动增量单位，我们都会以1000名工人予以构成，而且每一个增量中，都会按照精心调整的比率使农场主、木匠、铁匠、织造工、印刷工等等无所不包。在这个劳动的增量中，各行各业都有代表在内，这些代表的相对人数按照某种规律予以决定，这一点很快将成为我们的研究任务。有关这一规律，我们现在必须了解的是，它如此在各种小组和小小组间按比例分配，乃至各行各业的劳动的生产能力都具有了某种相同性。通常的和适应性的劳动成果在一个小小组与在另一个小小组是务必需要达到一样多的。

现在，就给这个孤立的社会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资本，而且还要逐渐给它引入一支相应的工人队伍。如果给具备这些条件的那个优越的环境投入1000名工人的话，那么，他们的人均产量就会是巨大的。这些工人从事借助资本劳动的程度，可以达到人均10万美元之巨的水平。这个资本金额会以工人能以最高效率利用的多种形式，以及可供每一个工人使用的工具、机器、原材料等等形式来体现。要是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一种条件下还有什么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源的话，那我们就得让自动机械、电动车以及瀑布发电、潮汐发电和波浪发电等等都成为人们屡见不鲜的东西。我们应该获悉制造原材料、人造土壤等等的化学奇迹。我们应该把工人安置在具有大自然威力的那种不可一世的主管的岗位上，这种威力是如此显赫，如此多种多样，乃至这种主管看上去与其说像是世界贸易的工具，倒不如说更像是空中的超自然的力量。不过，情况是，资本固然是缓慢而又平稳地增长的，但相对于人口的增长却还是要快一些，而且就显示出它取相对少的工人会需要的必需品的形式。诸如此类的一切，是种种自然经济增长的目标。

现在，再给这支劳动力队伍第二次增加1000名工人，不过人均产量会是比此前更低。这是因为供工人使用的各种工具更为适于更多人使用，它们所体现的形式改变了，而这种改变是必要的。这第二次劳动增量，只有供其使用的资本也即人均10万美元的一半，而这还是取自原用它的人的。在使用资本的过程中，新来的工人与原有工人均分。原有工人中，一个人有一台精密机器，但现在，每人只有一台价廉而低效的机器了，而新工人也仅有廉价类的机器。原有工人所用工具的效率的这一降低，在估计新工人能给工业产量增加多少时，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有了新工人，首批工人所用的工具价廉了，这使他们的效率有所降低。新工人在原先资本中所占的份额，是由原在其相邻田地上工作的工人转给他的，它们存在于价廉而低效的工具之中。因此，由于这两种原因，新工人所创造的财富是不如首批工人创造的多的。

在全部田地上，可以说会有数亿美元用于满足倍增的工人之需的。其中有几种工具有以前的两倍那么多，但这些工具无论是价格还是效率都比以前降低了。建筑物多则价廉，这就是规则。铁路弯曲处多，斜坡多；耐用桥梁少，真正好的工厂少。现在有两艘帆船，而原来也只有一艘；现有两艘木船，而原来也只有一艘钢制船。该社会的资本总额未变，但取了较前有外延性的形式——工具到处倍增，但是价更廉了。

有关计算这一变化的技巧，我们得小心谨慎。当然，可以归因于这第二次劳动增量的产量，根本不是这一增量借助于前一批工人转交给它的资本创造的；使此前所创造的产量增加的，也仅仅是由于有了这一个增量而已。在有1000名工人使用这整个资本的情况下，产量的价值是4个单位；在有2000名工人使用这整个资本的情况下，产量的价值是超过4个单位；而略高一些的产量，则不论何所指，都是计量仅归因于第二次劳动增量的产量的。计算可归因于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产量时，有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负量。首先，假如我们获取该劳动增量借助于转交给该增量的资本所创造的一切，然后减去来自前一批工人的产量及其由于他们转交新工人的那一份资本，那么，我们就获得了新工人给该行业的产量创造的净增量。

尽管会是比第一个单位所创造的产量要小一些，但在巨额资本得以利用后，该新的一个单位的劳动，给在没有此笔巨资的条件下就形成的那个产量所增的产量，还会是很大的。此新的劳动力中，每一个人的产量都足以与一个幸运的淘金者相匹敌。劳动的增量一个接着一个，直至该劳动力增加至10倍；而可归因于最后这一增量的产量则还要大，一增再增，直至该劳动力增至10万人之巨，而且仍还有价值10亿美元的资本，只不过形态改变了。届时，工人们的装备水平，与当今美国工人就不相上下了。认为劳动的这一最后增量应该实现的，而社会根本无须借助于规模相当于该国劳动力的这样一些劳动力就能实现的那个产品增加量，通过增加再就业就能单独予以创造出来。

现在，假如劳动的这第100个增量是这个与外界隔绝的社会所有的最后一个增量的话，那么，我们就得谈一谈工资规律了。我们是所有人口储备都用于安排就业了，因此，我们即使有虚位以待的工作也是久等而无应聘者了。最后这一个合成单位的劳动——最后1 000人构成的单位——创造了其自己独有的产量。这部分产量，比可归因于此前任何一批中的产量都要小，不过，既然这一部分劳动力是在野外的，因此，这一部分的劳动比其他任何一部分劳动都卓有成效。假如早一些的任何一批劳动力都是需求比这最后的一批的劳动力都大的话，那么，雇主也就可以解雇他们，并就以最后一批人取而代之。从1000人中去掉任何一人，雇主所失去的应当以决定工作的最后一人生产的产量予以计量。

由此可见，对于雇主来说，每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价值都是以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所决定的。当劳动力完全时，1000人中没有一个人离去而不会减少整个社会的产量，这个产量相当于我们最后安排工作的那一个人的同一数量。劳动的任何一个单位的实际价值，都等于全社会以其全部资本所生产的产量减去那个单位的生产量。这确立了通用的工薪标准。在假设的例子中，一个单位的劳动由1000人组成，而这一单位的产量就是1000人的自然薪酬。假如这些人都一样，此产量的第1000份，也就是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自然薪酬了。

当然，我们这是在探求一种静态工资的标准。但是，如果形成了由1000人到10万人的规模，并导致资本随着劳动力增加而改变其形态，那么，这个过程就不是一个静态过程了。使劳动力聚集而达到其静态足数是一种动态活动。不过，从这支劳动力队伍人数一应齐全之时起，我们就任由它不再变化，我们就听凭如此达成的那种静态状况始终保持下去。完成这个作为例证的动态过程和逐个单位地组成这支永久劳动力队伍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样一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它产生了可归因于那个“最终”单位的产量。

实际上，没有最终单位一说。有以亿美元作为单位计量价值的资本人数即10万人，他们年复一年地工作，因此，没有哪一部分的1000人可以单独游离出去，而且就把他们看成是以其产量决定工资的。对雇主来说，这样一批人的价值都是等于那最后一批人的产值，即使我们以我们作为例子描述的那样一种顺次使他们开始工作，他们仍会获得这一总额，而这是由雇主间的竞争所确保的。这最后的作为一个劳动单位的1000人，当其为雇主服务时，其手中握有某种潜在的产品。要是有一批企业家不给这批人的产品确定价值，那么，只要竞争是完全的，那就会有另外的人会给他们的产品确定价值。有了某种理想的自由竞争的制度，每一个单位的劳动就都能获得确属最后一个单位所生产的价值。不过，即使竞争不完全，每一个单位的劳动也都还会趋向于获得这个数额。劳动的最终产品决定劳动的薪酬标准，而实际工资尽管变幻莫测，但也趋向于获得这个数额。

我们曾经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企业家的净利润是对竞争的一种激励。这种利润是商业利润，意即雇主是在以获取高于他们的工资和利息总额的收入方式销售他们的产品，也即商品的售价是超过构成商品的各种要素的成本的。我们曾经指出下列事实，即按照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自然价格”是一种工资加利息的价格，因为它等于这两种支出之和。一种产品的利润的价格大于上述两种支出之和，而又趋向于消除那个利润的那种竞争，会使两者的利润归于零。在销售商品时竞相出价的结果，会使雇主降低价格；而在雇用工人和资本时，通过竞相出价，他们则又是使工资和利息上涨了。只要劳动力中的那些人所得的总比最后一个人所生产的要少，劳动就总有利润；但是，竞争又总是趋向于使劳动的薪酬与最后一个单位劳动的产品等值。

正如一再所说的，我们在这里建立了略去一切干扰事实的一种理想社会，而且至此我们一点也没有描述过现实生活中的纯粹规律所遇到的那些障碍。我们没有对工人薪酬实际上暴露的那种偏离最终生产率标准的数额作过估计。诸如此类的这一切研究，在本书的动态部分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一如万有引力那样不容置疑的是把人们的实际工薪，拉向由最终生产率规律所决定的一种标准的那种力。该规律是适用于万物而又永恒的，无论何处，它都经受得住改变其作用的那种局部的和易变的影响。我们就是要获得我们所生产的产品，这就是首要生活规则；而我们借助于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则由最终一个单位的劳动的增量所决定；最终生产率调节工资。现在，我们可以按照下列论点概述我们就工资的自然标准所得出的结论了：

（1）与商品一样，劳动也是受某种边际评价规律支配的。市场安排其中的每一种供给的最后一个单位劳动的价格，市场也给整个供给安排了。正像最后一个单位的消费品是一种决定价格的商品一样，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也是决定价格的一种单位。

（2）最后一词并不指明可以辨别出并与其他各单位分开的一个特殊单位。例如，在美国谷物仓库中，就没有一批特殊的处于某种战略地位而又是他种小麦所没有的那种定价权的货物。这种商品的单位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单位，在经济学的意义上都是一个最终单位，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最终单位，才使某种商品的供给与它当时生产的实际产量相一致。与此相似，最后、边际或最终一个单位的劳动，也并非由某特定的几个人所构成的。尤其必须警惕的是这样一种见解，那就是，其产品决定一般工资率的那最后几个人，也就是由于其能力是最差的因而也是极少受雇用的人。我们一直慎言的成为工资规律基础的就是这样一些人的若干单位的劳动；而若要构成这样一个单位，这批人就得具有普通工人的平均素质。

（3）描述最终效用规律时，按照惯例，是把某种商品的各个单位安排为呈某种假想的系列，然后逐次逐个地展示它们，并弄清楚各个单位对消费者而言有多重要。不过，对商品来说，迄今未见有过如此投放市场的通例。如若有某种商品现有全部供给都在市场以备出售，则售价视最后一个单位商品的重要性而定，假如这批商品的供给是以这样一系列单位出售的话。

以同样的方式给工人安排工作时，一次就安排一个人或是一批人工作，以期发现市场对最后那一个人的重视程度，进而采用这样一种虚构的方式来表述工资赖以决定的规律，我们认为也是很有用的。这里揭示的是生产率递减律的作用。不论我们是把一个人还是一批人都看作是一个单位的劳动，只要这些劳动力是以这种方式被安排劳动的，那么，作为工薪，任何一个单位的劳动力就都能得到相当于最终一个单位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产品价值。

（4）如此决定的工资标准是一种静态标准。只要劳动和资本量不变，继续按照相同工艺规程和不变的组织形式生产同类的东西，那么，工资就会继续处于这一检验确立的等级之上。使人们处于连续工作的状态，这属于一种想象的动态，但它所揭示的却是一种静态规律。

在图12－1中，劳动的单位数假定是按线段AD计量的。让这些单位的劳动与某种固定数额的资本加在一起呈现系列工作状态。第一个单位借助于所有资本的劳动，由线段AB计量。第二个单位的劳动使产品增加的部分，系线段A'B'所示的数额。第三个单位，使产量按A″B″所示的数额计量。第四个单位，使产量按A″和B″所示的数额计量。第五个单位，使产量按A″″和B″″所示的数额计量。最后一个单位，使产量按DC所示的数额计量。线段DC，计量该系列中任何一个单位的劳动的有效生产率，并决定一般工薪率。如果第一个单位的劳动提出的要求超过DC所示的数额，那么，雇主就会解雇他，且以最后一个单位取代他。雇主们因解雇他整个劳动力中的任何一个单位而招致的损失，都是线段DC所示的数额。

图12-1

极其重要的一个事实现在显现了。我们使该规律的应用颠倒一下，便得到了一条利息规律。假设劳动为数量不变的那个要素，再假设资本为有一系列增量得到供给的一个要素。

AB，现在是以与整个劳动力相关的一个资本增量获得的产量。A'B'，系以第二个资本增量创造的额外产量。A″B″，是第三个资本增量的产量。DC，为最后一个资本增量的产量。DC这一产量决定利率。该系列的各单位资本中，没有一个单位的资本能为其所有者获得比最后一个单位所生产的产量还要多的产量。假如第一个增量的所有者为使用它而要求比这还要多的增量，那么，企业家就会放弃这一点资本，而且就使最后一个单位取而代之。就产品而言，他所失去的就是最后一个资本增量的直接产量，也即DC所示的数额。这体现每一个增量的实际产量，因为它是该系列资本中撤出的其中的任何一个资本就会失去的资本额。

我们曾经就资本总额既定而劳动力有增无减的这种情况，在资本形式上必然发生的变化所作的一切说明，在这里，在这些条件都倒转的情况下，一概适用。在劳动总量固定的情况下，不断增加的资本就会使形式不得不发生某种类似的变化。有了一个单位的资本，再加10个单位的劳动，所用工具就会既简单又廉价了。手工工具通常就会占相当大的比例，而建筑物、道路、桥梁、车辆等等都会属于临时代用品类，这样，每种工具就都会以相当小的成本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即可用于工作。如有两个单位的资本，某种改良型工具即可开始流行起来。资本总额的每一增加，都主要在使质次类的工具变成改良类的工具。实际上，不只工具多，原料也多，然而，突出的事实是，工具等等都是成本大而效率高的。有了第十个单位的资本的增加，状况就可看作是接近于我国当今的状况了，例如，有那么多贵重的机器、年深月久的大楼、供给充分的巨轮、高效率的铁路等等。

对成本我们或许是有些喋喋不休，但至此叙述的是一种递增了的资本的变化，因为这就是的的确确发生了的。资本在过多积累和高速增长，进而使劳动成了无足轻重的一个要素。我们可以把实际存在而不是虚构的世界看成是我们的例子。随着资本积累的实际进行，现有工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品种。社会拆车棚，盖其他又好又庞大的建筑物；社会使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冲云霄，而且既防火又经久耐用；社会以钢制船舶取代木船，以汽船取代帆船；社会消除了铁路上的弯曲度和坡度，建造经受得起时间考验与磨损的桥梁和高架桥；社会挖通穿山越岭的隧道，以免除爬山之难；修建跨地峡运河，以缩短船舶航程。随着资本变得非常充裕，隧道和运河越修越长，它免去了此前工程中的陡坡和短航程之苦。但上述工程项目也代表着收益小、支出大的一种局面。社会还使一切机器的自动化水平能达到多高程度就达到多高程度，以便只用一个工人的控制就能使很多机器高效运转。社会到处都发生着以巨额资本适应相对较少劳动力的情况。

有鉴于资本数额的增加，因此，资本形式上不得不施以的变化，就说明了资本收益率递减的一个原因。能够制成的简陋的短柄小斧，就可以大大提高小斧所有人获得木柴的能力。这把小斧或许用一年就磨损了，可是在这一年里，它却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而这些时间，如果没有这把小斧的话，人们就得以某种缓慢而痛苦的方式全用于采集木柴，而有了这把小斧，人们就能制造出六把新的短柄小斧来。尽管人们或许不用这节省出来的时间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不论用它干什么，人们投资于这第一把而且也是生产效率最高的工具的资本，均能使他们得到此项资本的百分之五百的利息。第二把工具可以节省出自我替换五次的劳动。它的所有者实际上只更换了它一次，而且会用能给他这一工具的四个复制品的时间制造供自用的其他东西；但是，因有这第二个工具才会有的业余时间，按独立劳动计算，现在是这一工具的百分之四百了。

当然，就人们精确判断工具的几种生产能力而言，工具是按其生产率顺次加以利用的。给某种年产量多倍于其成本的任何东西，这是不可能的；而资本，它那最终增量的利息则成了该资本自身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随着生产基金变得越来越雄厚，其不断递减，而且随着工具等等质量的提高，进而成为越来越多积累的一种投资形式。粗制或质次的短柄小斧，与一把好一些的短柄小斧的差别，代表了一个资本的增量，但是，这一个增量就其数额来说，其生产能力不如原有的工具那样大。

随着积累的继续，总有昂贵的机器被生产出来，进而是体现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使用这种机器所获的产品，占其成本的比重则越来越小了。把铁路的所有弯道都弄直，是资本借以找到投资的方式之一。采取此举的成本，或许与铁路相应部分首次成形时的那笔支出一样大；但此举所致解放的劳动，与其成本相比，却并不像当年修筑那弯弯曲曲的铁路时所致的成本一样大。为避免翻山的一处短程陡坡而挖通一条长隧道，就资本而言，并没有造成一样多的收益。这资本是为修筑一条短隧道以避开一处陡坡而投入的。资本的各种形式无处不显示出收益率的差别，而资本的所有者首先选择的是最高产的那些形式，然后才是生产率低一些的那些形式。目前出现的低利率应归咎于这一事实。我们这是在利用处于各系列后一些位置、就生产率的等级来说低一些的投资机会。

我们曾经指出，绝无资本增量能为其所有者获得比这最后一个增量所能生产的还要多的产品。换种方式来说，这就是，绝无哪一种资本形式可以肯定在一年内为其所有者消耗的成本势必比其在最低效形式下所能生产的产量还要高一些。在现代条件下，假如为了获得极其必需的一种工具而愿意出借“钱”的那个人，要求获得因为使用这一工具而确保全额的话，那么，身为借款人的企业家就会拒绝这一款项，而且为了获得如此急需的这一工具，将会使用包含于产品一览表中那最后且也是最不重要的那种工具的那笔款项。就更为原始的生活来说，假如承担生产一种非常必要工具的这个人，要求获得这一劳动所创造的整个产品，那么，企业家就会拒绝利用这种工具进行劳动，进而将那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的劳动转用于制造他最需要的那种工具。由此可见，资本的形式完全是可能发生变化的。社会可以停止制造某种设备而制造另一种设备，因此，资本货物是可以相互交换的。不过，尽管如此，那也还是绝无资本货物能为其所有人，获得比最后一个增量所能生产的还要多的东西。

当然，随着资本的积累，劳动也在改变其形式，这是自不待言的。看管某种复杂机器的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某整套动作，这与以手持工具工作的人所完成的工作迥然不同。每当我们改变资本的形式时，就凭这一事实，我们也就改变了工人的特征。形式上的相互适应，是这两种生产要素的一般原则。仅仅因改变其中之一与另一种的数量比例，你就得因此而改变两者的性质。既然十个单位的资本配以十个单位的劳动，就会有某一个等级的工具和与这些工具共同完成某几种工作，那么，十一个单位的资本配以十个单位的劳动，就会有颇有些不同的工具和不同的工作方式。此外，这一双重变化还必须从理论上加以延伸，直至扩展至整个资本和劳动过程。届时，到处都会出现新而改进型的资本货物，以及利用这种资本货物的各种新的方式。

有了这一限定性条件，我们就能够以逐个增量这种形式逐步形成社会资本基金，并计量其每一个单位的产量，进而表述利息规律。我们在这一个虚构的过程中，揭示了各种不同生产率当中共同存在的一种真正规律，这正如我们所说的，它就是，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所致的产量的增加额决定利率；每一个单位的资本都能为其所有者获得最后一个单位的产量，而且它不可能有再多的。总而言之，最终生产率规律在两个方面起了作用，并提供了一种工资和利息理论。

[1]
本章以及后面的两章提出的这个理论，先是以两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的，这两篇论文题目分别为：“地租规律所决定的分配”（1891年4月）和“经济变差的普遍规律”（1894年4月）。

第13章　按地租公式计量的劳动和资本的产量

按照惯例，地租历来定义为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此外，尝试解决分配问题时，按照惯例，首先必从社会收益中减去地租的要素，然后再设法找到能说明剩余部分原由的原理。地租与工资、利息或企业家利润迥然不同，这从来都是最为流行的看法。按照这种看法，土地的收益就是某种差额所得，是由它自身的一条规律所决定的，这条规律再无别的适用之处了。计量某一片土地的租金的做法是，以它的产量与在最贫瘠土地上投入的等量劳动和等量资本所取得的产量进行比较，然后确定。按照这一独立测算，社会收益中减去源自土地的那一部分收益后，这就朝解决分配难题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一旦对土地的产品置之不理，那么，解释工资、利息和纯利润就会容易些。

不过，现在变得明显起来的是，工资由劳动的最终生产率决定，而劳动又是与固定资本总额共同加以利用的，因此，在计算资本总额时，假如各种资本货物不一并加以考虑的话，那我们岂不搞乱了？构成与劳动共同起作用的那种复杂的力，是呈多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的基金总额。一旦作为整体的生产资料总额保持不变，而劳动数量有增无减，则我们所阐述过的报酬递减规律也就起作用了。劳动——它是与土地以及另外每一种工具共同起作用的——这个要素的最后一个单位，随着该要素的单位个数越来越多，产量也就越来越少，工资标准也随之降低了。劳动力增长停滞之时，工资率便固定不变了。

如果假设各种人造形式的资本数额都保持不变，而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那就可以断言，同一结果也会产生。土地的数量可以认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假定我们可以计量以建筑物、工具、原材料等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料，而且还假定其数量不变的话，那么，我们描述过的那种状况也会出现。于是，生产资料的总额固定了，那我们就可以让劳动按逐个单位增加，就像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去检验劳动最终生产率。

这种阐述方法固然可以把有关劳动生产率降低的事实讲清楚，但引起这种结果的真正原因还是没有给予说明。与劳动相结合的不只是人造资本，而是人造资本再加上土地，它们合为一体，从而创造出了总的促进劳动的一种力。随着劳动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其中有的就致力于利用迄今为止免收租金的土地——劳动力规模的这一扩大，就把土地利用的边界向外推了。此外，在劳动力处于增长的同一时期，又不断有新的工人参加优质地的耕作，各处土地的耕作和利用方式的集约化程度都趋于提高。人造资本就其本身而论，仅可谓得到了它自身的那种递增的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而已。这一部分劳动力促进了土地的开发利用，而两部分合在一起，则是获得了全部新来的工人了。由于这样的资本和土地合在一起，两者便无法使第十个单位的劳动像第一个单位的劳动那样富有生产率，因而工资便下降了。

因此，要理解劳动的最终生产率何以降低的原因，必须加以考虑的就是人口赖以不断增长的整个经济环境。土地和人工制品浑然一体，而那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则生产这整个复合生产要素能生产的东西。在此复合体内，只有两个普通成员是可以决定工资率的。因此，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既决定工资又决定利息的是劳动和全部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相对数量的变化程度。

单就术语表这个问题来说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倒是有必要找到用来称呼这种生产资料的整个永久基金的某种专有名词，而这个专有名词的名称就是资本。[1]
包括该永久基金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具体货物，也都得有一个专有名称才行；我们姑且就把包括土地在内的诸如此类的一切都称为资本货物。随着我们继续有关分配过程的分析，但愿能以其成果证明这个术语表述的是正确的。无论如何，重要的是在于强调决定工资和利息的自然或者静态的标准，一方面是劳动的数量，另一方面则是所有生产资料的数量。

地租，我们应当把它作为某种资本货物的收益——无非也就是利息的一部分——予以研究。[2]
现在，我们可以设想工资和利息尽管是由最终生产率决定的，但是它也完全与地租一样是能够加以计量的。这就是说，说明一片土地所获得的报酬的李嘉图公式，也可以用于表述整个社会资本基金的所获。我们可以使一切利息都取某种差额的所得或剩余的形式。因此，李嘉图公式又可以用于说明整个社会劳动力的收益。至于工资，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种差额所得：一方面它是所有劳动的收入，另一方面它是所有资本的收入。两者竟完全地类似于地租，这是最引人瞩目的经济事实之一。它们是两种一般的租金，而假如用此名称，我们就当意指差额产量了；而土地的收益则构成其中之一的部分。

现在，且让我们暂不理会在先进的农业国大量用于土地的那种辅助资本，以此我们来简化地租规律。假设我们用作例子的土地由实际上一无所有的工人耕种。每一个工人都带有一件工具，但是这件工具所体现的资本的利息，也就是这个人一年中所得的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因此，我们也就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尚需讨论了，体现所有资本的土地和劳动。辅助资本不加考虑，也不会对我们正在研究的原则产生任何影响。因为，要是我们把各种资本都考虑在内，从而使我们的例子复杂一些，那么，我们所必须予以证实的，也就可以完全——虽然精确度小了点——得以证实了。劳动的差额所得，独此一项应用于肥沃的土地，这就提供了可用李嘉图公式加以计量的那种不同收入的最清楚的例子。这是各类租金中最典型的一类。[3]

劳动一旦应用于土地，也就立即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给四分之一平方英里的一片土地——这片土地上有草甸和森林——安排一个人的话，他准会得到丰厚的报酬。同一片土地上安排两个工人，每一个人所得就会比此前少了；安排三个人，所得还要少一些；而若增至十个人，此时，那最后一个人或许就仅得工资而已了。不过，为什么这第十个人仅得工资而已，要弄清楚其原因，我们只有深思熟虑才行。假如这些人都是按照通用的工资率受雇于该土地的所有人的，那么，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这支劳动力队伍业已扩大到直至最后这一个人的产量仅够支付他的收入的这样一个规模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在第10章中所说的，决定这片田地的集约耕作范围的是工资了。我们必须据以支付这些人工资的工资率，为我们决定了可为我们的农场雇用多少人。然而，要是我们的农场是独此一家的，而工人又独自形成了一个社会，要是从中我们雇用了十个人，那我们也就会安排他们一起工作，而支付给他们每一个人的工资也就与最后一个人所能生产的一样多了。情况如此，决定工资率的也就是边际劳动的产量，而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中就提到了；这里的这种情况，也就说明了何谓真正的地租规律。[4]

该系列中早一些进入的所有人，他们都创造了剩余产品，而且都是比最后那一个人的产量要高的产品。可他们所能获得的也就仅限于那最后一个人的产量，其余是全归农场主—地主所有了。土地所有人之所得是一系列产量之和，而这些产量是分别取自可归因于早一些时候进入的那些人当中作为被减数的一个人的产量，以及可归因于作为减数的那最后一个人的产量的。

那独一无二的一个工人在整个一片田地都归他所有时所创造的产量，这里称为P第一
。有能力从事生产的第二个人所添加的那个产量，这里称为P第二
，如此等等；称产量中最后一个人的增加额为P第十
。

假如我们把该系列这种减法一无省略地做完，而且把9个差数相加，那么，所得之和就等于这片土地的租金了。这等于所有工人借助于土地创造的产品总额相对应的的价值金额。

P第一
+P第二
+P第三
等一直到P第十
，而且包括P第十
之和在内，就是这片田地以及花费于这片田地上的劳动的总产品。这是前面系列所有被减数，再加上最后一个人增加给它的产品的总和。10×P第十
等于减数之和；该田地地租之和等于这两个总数之差。换言之，该田地地租之和等于总产量减第10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产量的10倍。

根据图13－1，我们再来按照线段AD计量工人人数，以及按照线段AB、A' B'等计量接续几个增量的产品。假如我们能使这几条线都具有相当可观的宽度，乃至这一系列的线段能使整个图ABCD填满，那么，该图的面积就能计量我们这个作为例子用的农业社会的所有劳动和所有资本的产量了。资本实际上是完全呈土地形式的，因而我们就可以把实际由土地创造的那一部分产品归因于土地。

图13-1

最后一个单位劳动创造的产量由线段DC来表示，因此，每一个单位的劳动具有的价值，实际上也都正好等于那个雇用工人的农场主所得到的数额，而且，每一个单位的劳动都是作为工资而得到了该数额。AECD计量工资总额，EBC则计量地租总额。该数额，我们把它说成是由一系列剩余或者差额产品构成的，它在每一例中都是通过早一些的劳动增量之一的产量与最后一个增量的产量之差来计量的。线段AB减线段CD得出这样一个剩余，而这是地租的一部分。粗一看，还以为土地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即削减并自行要求获得部分劳动产品，也就是似是土地的租金那早一些的全部劳动增量的部分剩余产品。

实际上，这项剩余是土地所提供的辅助的果实，而且也就仅可以归因于土地而已。正确了解任何一种租金的性质，就都能使这种租金得以有具体的增加额，而这种增加额是一种生产要素能给可归因于另一种生产要素的产品的增加额。土地对劳动的最后一个单位以外的每个单位的产品都作出了贡献，并使之有所增加。仅有一片土地可供利用时，如果不投入劳动耕作它，那么，其所得产量即为零。一个单位的劳动与土地结合一起时，产量是线段AB了；按照这种说法，我们是把全部产量都归因于劳动了。[5]
第二个单位的劳动不借助于资本而投入田地，是一无所有的一个人使劳动力增加了。不论这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产品是什么，它都使某个人的耕地增加了。增劳动而不增资本所创造的产品是线段A'B'。线段AB与线段A'B'之差，即线段E'B，它计量的是一个人在有整块地助他生产时实现的超出他孤立无援时的产量的那个部分。最后这个人给整个生产小组增加了劳动，但没有增加资本；第一个人则是有土地，而土地使劳动实现的最低限度产量的增加额构成了差别数量，也即地租。地租科学是对产品穷源溯流的一门经济因果关系的科学。获得地租的人也是产品的创造者。

也是一无所有的这第三个人，他创造的是数量A″B″；E'B+E″E'是计量土地到此时为止对土地和劳动的连带产品所作出的贡献。使各垂线延长，并使其宽度足以让这些线填满该全图，于是就有了AECD，也即所有劳动在逐个单位地投入以后所创造的产品。ABCD是劳动借助于土地所创造的，EBC则是土地与此联合体的产品共同

所作的贡献，它所计量的是10个单位有助劳动的产品与10个单位无助劳动的产品的差额。

现在，我们可以使报酬递减原理付诸真正重要的应用了，这一原理是确定边际生产率和地租的。实际上，商业领域到处都在使用这种原理。独一无二的一个农场其全部资本也就是土地，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而与农场相对应的真正的劳动领域则是世界，它拥有整个经济领域连同其复杂的资本设备。

现在，对于面积固定的一片土地来说，应该把它理解为永久社会资本的一项固定基金。此刻，该基金是一笔精确的数额，而且会使此现状得以持久且规模保持不变。当然，人造工具是损坏后旋即又更新的；但是，要是资本的形式根本就无须改变，那么，一种损坏了的工具就会以另一种一模一样的工具予以替换。以锄替换锄，以船替换船，这些新的生产工具将成为旧的生产工具的不折不扣的复制品。在完全静态的条件下，这会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是要把劳动的逐个增量逐步地引入这个总的经济领域，因此，这当然会迫使我们已经作了描述的那一类的资本形式加以改变。资本总额固定不变，而工具则随着劳动力的规模增大而变得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廉价。

图13-2

劳动一旦指定投入土地和其余所有工具体现的全部资本基金中，那就要受报酬递减规律支配。如图13－2第一个单位的劳动产量为AB，第二个单位产量为A'B'，第三个单位的产量等于A″B″，最后一个单位的产量等于DC。这最后一个单位的产量决定工资率，而AECD的面积则计量工资总额。该面积不包括EBC面积所表示的社会资本基金中的租金总额。由此可见，一切利息都是盈余，与地租是完全属于同一类的，就像李嘉图的公式所表达的：利息是可归因于值得作为某种收益的一种要素的具体产品的。

此外，这种租金还由一系列真正的差额所得构成。这种租金不像我们前例中的那种农场租金，那种租金我们认为实际上是取决于到处通行的工资率的。社会资本全部基金的租金，则是某几种产品与最后一种或者标准的产品的一系列差额之和。真正的差额存在于各种不同产品之间，而不是存在于产品与工资之间。规定工资率的线段DC，首先体现于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产品。我们是假设全社会的人都工作，然后才计量劳动力最后增加的那个人所创造的产量，而且我们还计量了此前每一个单位的劳动所创造的高于此数额的盈余。在每一种情况下，此盈余都是一种真正的差额产品。这是因为，它不只是支付工资后留下的一种存货，而且还是一种产品量与另一种产品量之间的差额。这个盈余是辅助劳动的产品产量与实际上独立劳动的产品量之间的差额，而这些差额之和等于社会资本基金的租金。

现在把情况倒过来，即假设劳动为固定的要素，且让社会资本扩充，而且在扩充中改变其行为方式。

图13-3

见图13－3，ABCD是总产品。AB为第一个单位的资本产品，A'B'为第二个单位资本的产品，A″B″为第三个单位资本的产品，DC则是最后一个单位资本的产品。一个单位的资本在不给整体生产小组增加新的劳动的情况下，产品的增长数量是DC。这个增产部分是单独考虑的，任何一个单位的资本都会形成这样一个增产数额。每一个单位的资本的事实上的重要性都是相同的。尽管资本货物不是可互换的，然而，真实资本则是完全可以互换的。因此，真实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处于收益能力的同一水平上。一个商人、一个制造商或是一个农场主，假如他们能确保安全的话，那么，他们就能按照这样一种利率借到自己需要的“钱”，这种利率是确保他们以最少的钱投入他们的企业，而产出又能确保他们偿还借款的。这有剥削前几个单位资本的成分吗？这些金额的借款人敲诈出借人了吗？

假如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的产量是DC，那么，该单位的资本就能得到作为利息的一个金额，当然，也就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单位的资本得到什么了。AECD即利息总额，而EBC则是盈余，不过，这是偶然可归因于劳动且只可归因于劳动的盈余。仅可归因于资本与可归因于资本加上另一生产要素的产量之间的差额，就是那另一要素之存在并起作用的结果。

假如我们要把租金这个词用于诸如此类的所有盈余，那么，我们就得说EBC是与资本共同起作用的那一批工人的租金。这一数额由一系列差别产品构成。显然，AB—DC是首个单位资本的产量与最后一个单位资本的产量之间的差额，A'B'—DC是第二个单位资本与最后一个单位资本的产量之间的差额，如此等等。劳动的租金，要是我们就用这个措辞的话，那也就等于与前几个单位的资本一起但又不归因于它们的那些剩余产品之和。工人们好似获得了前几个单位资本的部分产品了，但是，实际上，这是资本加上劳动的联合产品与资本单独对此联合产品的贡献所致的产品的两者产量之间的差额。因此，EBC是仅可归因于劳动的那个产量。

有一条规律决定工资和利息，那就是最终生产率规律。按照对此规律的一种表述方式（图13－4－Ⅰ），我们是获得作为直接决定于这一规律的一个数额的工资的：这个数额的工资等于图中AECD的面积。按照数学的表述，所有的劳动收益都等于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乘以单位总数之乘积。在表明工资就是这样确定的图13－4－Ⅰ中，利息是具有租金性质的一个剩余。如果换一种方法表述最终生产率规律（图13－4－Ⅱ），那我们就得出作为由最终生产率规律明确确定的一个利息数额了，而工资则是类似于租金的那个剩余。这两个数额相加，就构成了社会静态收入总额。

图13-4

在这种静态条件下，利润是不存在的。永久然而又与动态变化无关的那两类收入，分别是劳动的产品和资本的产品。其中的每一类收入都由最终生产率规律直接决定，而且每一类又都是一个余数——不是一个剩余就是一个差别量。按照这几个术语的普遍用法，社会各行各业的全部产品减其他收入所得之差，就是租金。

这样一个余数归于自然获得它的人们，就因为它是一个余数而就没有别的人对它提出要求吗？在图13－4－Ⅰ中，表述利息的EBC是由地租规律决定的一个剩余，资本家就因为劳动不能得到它吗？整个产量等于ABCD，而劳动仅能获得AECD。假如不存在利润，资本必然能得到这个余数。那么，资本家仅仅是由于这些工人留给他们的才能拥有这一项收入吗？

这个问题相当重要。争论中的这个问题无非也就是任何静态收入是否都是由剩余来决定的，显然，从来就未曾如此决定过。绝无这样一种情况，即静态收入是从社会产品中扣除另一种收入而留下的某个余数。这项余数呈现的任何收入，都必须归企业家所有。因为图13－4－Ⅰ中的EBC不在劳动要求之列，因此，它也就归企业家所有了。至此为止，它一直就是一项剩余额。此外，重要的是，这个数额就当以此方式归雇主所有，因为就凭这一数额，他才能支付资本家所要求的利息。然而，仅此一个数额，他并非就非得给资本家支付利息不可。资本所有人迫使企业家支付的利息是由资本的最终生产率决定的。资本的使用者必须为资本的最后增量支付其所生产的那个产量值，而且他们还得按同一利率为另外所有增量偿还利息。假如这个必需品从中获取劳动归他们的全额即EBC，那么，EBC也就全归资本家所有了。不过，其所以如此，仅仅因为资本家可以凭借最终生产率规律的作用对此提出要求，而且就得到它了。按照这个原理资本家所能得到的，见图13－4－Ⅱ所示。这里的AECD是直接和明确决定了的利息总额。无论如何，这个总额必须由企业家转移给资本家。

由此可见，企业家支付如图13－4－Ⅰ中AECD所示的工资后，手中还有EBC，他可用此支付利息。他必须支付的利息是图13－4－Ⅱ中所示的AECD。如果图13－4－Ⅰ中的EBC面积大于图13－4－Ⅱ中AECD的面积，那就会有归企业家所有的一个余数。这就会是一项纯利润，而且是曾由余额决定的唯一一类收入。

从这些事实的外表判断起来，这两类静态收入，即工人和资本家的所得收入，显然都是由企业家支付给他们的，该企业家不仅获得而且还售出了他们合作生产的那种产品。在棉纺厂，把纺织品投放市场并以所得收入给工人和资本所有者付酬的，是资本和劳动的雇主。假如雇主先给资本家支付应用于资本的最终生产率规律所要求的，那么，他也就会有一个余数，他必须用这个余数支付工资。现在，决定他以什么作为支付工资的是最终生产率规律。要是还有什么的话，那么，在作了这两项支付后，还有可供他自由支配的也就是利润了。由此可见，利润和剩余收入这两个术语是同义语。

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反向按顺序用我们的图加以说明。在图13－4－Ⅱ中，AECD是直接决定的利息，EBC则是由企业家掌握以供支付工资的那个余数。企业家必须付给工人的是图13－4－Ⅰ中的AECD，假如它小于图13－4－Ⅱ中的ECD，那就是归企业家所有的剩余，也即利润。不过，静态条件由于能使这两个面积相同，因而也就能使此类利润不复存在了。

于是，我们确立的论点如下：

（1）工资和利息都是由最终生产率规律决定的。

（2）作为例证，这些收入之一如此决定时，另一项收入也就是一项剩余了。

（3）作为一项剩余，这样一种收入当归企业家所有，不过，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还是因为有最终生产率规律的某种深化作用而取自企业家。

（4）企业家的利润与剩余收入是同义词。[6]
本书中假定的静态状况排除了此类企业家利润的存在。

[1]
可以注意到，这里没有把土地称为资本。但凡提及土地时，都会以其通用名称称呼它。由土地和人造工具体现的永久生产资料的总基金是常有必要提及的。现实生活中把这（总基金）看作“用于投资的钱”时，用于称呼它的是资本一词；本书中，这也称为资本。要是所有生产资料都可以“抽象地”称为资本的话，那么，反对称土地为一种资本货物的理由也就站不住脚了。有可能导致反对这一用法的任何意见都不如下列意见尖锐，即反对通过漫长的讨论后才使用诸如“生产资料的永久基金”这一类说法，或是某种相当的和用起来同样不方便的表达方式。我们采用的这个术语不只是防止把土地与这一基金混为一谈，而且还防止把任何另外的工具——具体的备受重视的——与它混为一谈。就此而论，至少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信奉构成主义的术语。

[2]
参看本书第22章。

[3]
这些分别是指（1）所有资本的租金，（2）所有劳动的租金，（3）特定资本货物的租金，和（4）特定工人的租金。

[4]
地租规律，要是按通称的表述，有一种如这几个情况中的前者所说明的那样一个缺陷，即在那种情况下，它是用于指劳动的报酬的。在有关该规律通用的那种说法中出现的农场主，是按照在他周围经营的各行各业中通行的工资标准雇人的，而假如他发现雇工人数过多，多至他们的产值不足以抵补工资时，他就不再扩大劳动力规模了。早雇的人中，每一个人的产值都抵补工资而有余。我们考虑提供一种使用有限的一片土地的租金核算方法，即把这种租金当作起减数作用的工资，而不是劳动的最终产品。因为决定最终产品的是工资。假如我们要的是某种真正的差别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使我们的工作组织与世隔绝，然后计算工人人数，给他们全都安排工作，且让其中最后一个人竭尽所能进行生产。这样，前面那些人每一个所生产的，都与这最终的或者说标准的产品之间只有一个差额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都是一个真正的差别产品。对这一产品的计量，不是通过比较农场主所创造的产品和其所支付的工资进行的，而是通过对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的比较进行的。

[5]
就第一个劳动增量而论，我们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辩证法，把全部产品都归因于土地。单凭劳动什么也创造不出来，而如果增加了土地这个要素，则就使全部产品都生产出来了。而如果再把一个单位的劳动分成小一些的一系列单位，我们就可以把产品部分归因于劳动的部分归因于土地。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产品就会确定这样一个标准，即工资或者所有各单位的劳动的有效产品都会与之相一致的标准；而表明这一事实的图，如右图，A'B'为可归因于各单位劳动的产量，AA'B'E为可归因于全部劳动的产量，EB'B则是可归因于土地的产量。多少应归因于全部劳动，多少应归因于土地，这只有在不仅仅是一个单位的劳动起作用时才会变得清晰起来。

[6]
上述论点似是与已故弗朗西斯·沃克校长提出的工资理论相对立的，按照他的工资理论，工资是称为分配中的那个剩余份额的。实际上，工资是一种手段，要消除论述陷于混淆的起因，并赋予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这一理论应有的评价，只要提一下下列事实即可明白，那就是，他的研究实系有关动态经济学的一个研究主题。假如工业总产品产量比此前提高了，而利息、租金和利润却没有比以往高，那么，此时工资就必定会吸纳其全部的增长额。按照这种观点，剩余额即可看成是一个余数，即全行业现时的产品产量减以前的产品产量所得的差额。对劳动获得动态变化所致的全部增长额的这种观点，当与这样一种观点相一致，即在无论何时发生的静态调节中，工资总是按最终生产率规律直接决定的，这与总产品的其他份额也是如此决定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断言，这会使全行业生产率更高，因而也会使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更高，而其他要素的生产率则不变，这是一种进步。于是，在发生的每一次静态调节中，就像资本家会做的那样，工人也会迫使企业家给他们以自己的产品。在静态条件下，工资会是直接决定的；而在动态条件下，它们当有部分存在于某种余数中，这一余数是从现时的产品里扣除全行业以前的产品形成的。

我们认为，生产方法的进步使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都提高了，而进步的成果即为两种要素按照进步赋予它们的具体生产率程度所分享。其时，劳动并没有得到全行业以前的产品与现时产品之间的差额。我们试图说明的是，工资和利息分配的份额必须由静态调节直接来决定，而不是由剩余额来决定。支付利息后，企业家有工资留在手中，但他是不得不给劳动支付的，因为工资是劳动的产品。进行此项讨价还价时，工人享有自由竞争之利。工人实际上是销售即可获得产品的，而且可以求助于另一雇主，如果现雇主拒绝使他获得产品的全部价值的话。资本家在就利息支付签订合同时，是以同一方式在销售其产品，而且可以强求其价值。没有这一权利，工人和资本家都难以从企业家那里获得其应得的份额。本章提及各原理的某种原原本本的阐述，读者可参阅著者1891年4月《经济学季刊》上的“地租规律决定的分配”一文。

第14章　各行各业小组的收入

属于人们熟知的地租基础规律的一类原理的适用性，我们至此尚未穷尽研究。此类原理，按惯例是应用于土地的产品中的；我们已经使之适用于所有资本的产品了；而且，在把该原理付诸应用时，特定的工具我们是暂不置评的，而是把资本作为一个整体看成是永久的生产要素。此类要素的产品，也即利息，可予以转换成类似于租金的一种形式。资本，构成一种社会基金；而且要是经济规律继续发挥调节作用的话，那么，资本的适度数额就会见于构成生产的有机组织即社会的每一种附属产业中。社会基金在各行各业小组中的这一分配，有助于确定各小组即将生产的商品数额，而且还会使商品价值不至于失控。价值，一如我们业已指出的那样，是控制各小组的相对收入的。因为，按高价销售商品的这个小组的收入会相对大一些，而产品廉价的小组收入就不丰了。价值本身受决定租金的同一规律的调节，不过，那是在另一领域发挥作用的规律。我们不得不仔细观察，该规律在决定价值时发挥作用的特殊方式，而这与调节各小组相对收入是完全相同的。按小组分配以及决定工资和利息的最终分配，是受同一规律支配的。

我们已经注意到，成为地租基础的那一规律，实际上是调节劳动的收入的；在研究劳动时，我们没有专就具体的单个的人详加研究，而是认为，就其整体而言，劳动是一种永久的生产要素。是有某些工人不再干田地的活，可有人接替他们了，因此，工作是未见中断的。劳动是一种社会生产要素，因为它跟资本一样，也是按一定数量在构成工业社会的小组和小小组中加以分配的。是经济因素自由发挥作用的结果决定各行各业究竟该配置多少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劳动既是一种第二类生产要素，也是一种按比例与资本结合在一起决定生产者收入的要素，我们是以这种分配和配置为先决条件谈及这个要素的。一般工资率和一般利率，都是经由全社会的劳动和资本相结合才得以确定的，但所有小组莫不贯穿着这一结合的脉络，而且原则上简单但真的付诸实施又极其复杂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往往会使人们追求的每一种职业都获得明确数额的社会劳动力和资本价值。而这，又是通过分配过程使小组的产品、价值和收入得以实现的。在完全自由的竞争条件下，各行各业都趋向于获得社会劳动力的价值，有了这一价值，各行各业由商品销售形成的物品产量和集体收入，就会趋于正常。

凭借某种极好的社会机制，这些结果都实现了。全世界的生产都由某种附属小组或者相关的行业进行，这些小组或者行业相互依存度极高，其中的任何一个小组或行业的变化，都会波及整个复杂的体系。而且，正是由于各行各业的这种相互依存度，才可以在各种情况下把劳动和资本说成是具有某种整体性、社会性和一般收益率的。

至此，我们再就一种很一般的规律提出某种看法已不至于有失草率了。实际上，这一规律是如此包罗万象，以至于它对经济生活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古典研究却因它们对农业报酬递减领域的作用有限在作了简单的探索后又终止了。正如古典研究所指出的，劳动和资本一旦以一系列增量或是“份儿”应用于土地，那么，按份儿平均计算，其产量是越来越小了。

现代价值研究则对该原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作用也只是提了一下。研究表明，同一人所得的一系列消费品按份儿平均计算，效用是越来越少的。效用的最终价值理论和农业报酬递减理论，都是依据同一原理提出的，而这一原理具有广泛得多的新的应用领域。因此，规律适用于经济生活，而理论，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都包含对经济生活的部分体现。价值理论是以这一一般规律的某种应用为依据的；地租理论则是以另一种应用为依据。由于这一规律可以溯及消费，而消费是某种物品的“最后增量”是越来越不如其前的几个增量有用的，因此，就生产而论，我们也就可以注意到，某种工业要素的最后增量不如其前几个增量富有成效了。由于价值取决于最终效用，故分配上的份儿也就取决于最终生产率了。由此可见，利息是由最后一个资本增量的产量决定的，而工资则是由最后一个劳动增量的产量决定的。一方面是商品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和资本，它们的生产率均取决于同一一般规律。不过，控制作为一个整体的小组的收入的是价值，而最终决定价值的则是该规律在消费领域的作用。在本质上，消费和生产是决然相反的。在其中的一个过程中，是自然对人类倾其所有，而在其中的另一过程中，则是人类对自然倾其所有。然而，这同一规律也还是适用于这几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的。这堪称经济效果变差规律；而且，要是就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表述的话，那么，该规律是能使经济科学达成出乎意料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该规律还同时对价值、工资和利息作出了解释。

消费是一种产生主观报酬的过程，该报酬按人们的敏感度加以计量，它是生产的最终目的。而生产的直接目的却相反，它是影响消费者敏感度的那种物的东西，这些物的东西是客观上存在的，但它们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是为人类所成就的。人通过物作用于人，这就是整个经济过程。因有这个过程，人们可从中获得多少？这是需加以回答的实际问题。人们的所得取决于人们获得某种产品时，该产品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同时，还取决于人们所能得到的产品数额。不过，这只是说所获得者取决于货物的效用，同时也取决于创造效用的各种要素的生产率。于是，人们的所得便取决于受此规律调节的那两种变异了。

对于最终效用本身，我们已以某种限制过窄的方法加以研究了。即以通常援引的情况来说，某种商品是经消费者看中后接受，然后按想象以数量递增的方式为消费者所获得的。而消费者所获得的连续几个单位的消费品合乎他的需求程度，确是一个比一个低了。一个人获得一连串的很多片面包，这给他以营养，并使他满意，但最终还是使他生厌了。第n片面包，要是他还得吃的话，那他是无可奈何强忍着才吃的，到最后，哪怕再多上一片面包，那就不只是不想吃了，甚至一看就感到恶心了。一套又一套地拿某种外套赠送给别人，而这外套很快就会失去了使人得到好处的能力。第四套，或许已是没什么用处了，以至于一个流浪者只需要求一下就可得到它。同一部书或同一幅画，一部又一部、一幅又一幅地塞满书架或挂满墙，人们的房间还就不如没有书和没有画的好。总之，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效用曲线”的下降，而图示中所表明的只是同一类接续几个单位消费品的服务而已。

改变商品的性质，你就会实现某种不同的效果。改变接续几套外套的重量、颜色以及款式，那么，这个人就会乐意要四套，甚或还嫌不够。如供他挑选的书是各种各样的，那他就会使其购入的书籍把他的住宅的贮存空间占得满满的。改变一下这些物品的质量，定会使你有产生各种欲望的冲动，而且只要人们的欲望尚需得到满足，那他就绝无理由不接受你所提供的。假如两身外套除重量而外余皆相同，那么，厚一些的服装所能满足的也就是另一种所未能满足的。单就该服装效用来说，他或许就得买下它了。不限于任何一种服装，凡是服装，它都显示出逐渐下降的一条效用曲线。一般食品其效用的递减，远不如面包一类单种物品那么急剧，与之相比是无法相比的。土豆加面包，再加肉，加油酥点心、水果和法国菜的精制品，你就会发现接续几个物品增量的效用的递减，远不如任何一种物品的效用的减少得快。但凡我们是如此改变着供消费者享用的某种物品的第二个增量的质量的，那我们实际上是给他提供了不同的物品，而这一物品是用来提供某种新而独特的效用的。

价值理论没有适当考虑下述情况，即某种质量同一的接续几个单位的物品向消费者提供时，其效用是急剧递减的。正常图示的那种缓慢递减效用，它说明的是对一类物品适用，而不是对某一种物品适用。[1]
因此，是需给价值理论提出某种纠正的时候了。

这还不是需要加以作出的唯一纠正。因为我们这是要概括作为价值理论基础的规律。实际上，这一规律是无所不包的。需要给予作出的第一个纠正，包括该规律应用于各种形式的消费资料，而不只是应用于某单个物品。人们越是富有，财富的效用就越少。单位效用越来越少的不只是均一系列的货物，还有财富本身形式不限的接续几个单位。给予人的不是外套，而是“美元”，持续地给，最后一个单位的美元的效用就会比此前的任何一个都要少。前几个单位的美元供人们吃穿住，但最后一个单位的美元则对人们是几乎毫无益助可言了。如此用了的一个单位的美元，意味着对中间形式的消费资料的一定数量的需求；而财富如果是一个单位接一个单位地给某个消费者了，那么，其具体效用就会立即丧失。应用此效用递减规律于一系列类似的商品中，则仅能得出属于价值规律基础的事实中的一个而已，但如果把它应用于能生产出来的最大一类消费资料时，则是向前迈进了科学的一步。由此可见，一个人拥有的供自用的消费资料越多，对他而言其效用价值就越少。

应该注意到，构成消费者专供自用的一般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有很多，而且是各种各样的商品。例如，任何人一年的消费中，一两种食品就可以构成第一个或最必需的要素。普通衣服可能构成第二个要素。简陋住处，稍加改善的食品，以及供热采光的某种燃料，它们可能构成第三个。但是，后面这几个要素将包括已有商品质量的变化在内，因为人们所需要的商品不仅量要多，而且质量还要好。他改进且多样化他需要用的原料，消费资料中的这后一个增量，具有很大异质性。消费资料几个增量的组合方式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就通行的阐述来说，按相同成本购入供消费的各种不同商品的最后一个增量，对于购买者来说，它们具有相同效用，不过，当然是打了一定折扣了。例如，某人要用他年收入中的最后一百美元购买此前未曾买过的某种特殊的东西，而且还要添加点质量高一点的东西。假如他的单子上的每一种独特商品均花费相同，那它们就会被视为效用相同，但事实上，其效用程度可是大相径庭的。如若通常所述的现代价值理论确实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大多数高级产品，其销售所得就会是实际所得的三倍。讨论至此，对价值规律作一点必要的纠正是适值其时了。因为小组的收入取决于该规律；因为这一纠正所依的特征对工资和利息有着最重要的意义。当我们着手研究资本最后投入的生产率时，我们会发现成功取决于专注此特征。

在价值规律的精心表述中是考虑到下列事实的，即当收入越积累越多时，早获得的物品的消费不可能出现数量上的连续不断的增加。有的消费品是从不重复购买和消费的，而有的有重复时，每获得一个单位的供给后，其效用就相对罕见了。例如，一块手表或许几乎不可或缺，可是第二块手表就几乎没什么用处了。对这一规律的通行表述的另一纠正就重要多了。什么是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它不是这样完整无缺的商品：几乎是种种商品效用之全新构成。可在心理上，这些商品总还是有别于构成全部商品的其他质量的，但又是与它们不能决然分开的。一个人的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主要由有助于构成他所用的那些物品的某些基本要素。很少有发现在一个富豪的餐桌上，就只有构成其消费的最后一个增量的一种食品的情况。在那儿，该有的几乎一切都概不缺乏。各种食品，如备制而成的蔬菜，各式烘烤糕点，如此等等，都是以这个人的最后几个美元购买的，且构成他的食品中的最后一个增量。

在纯理论中，有关消费这一事实应该如此表述：人们购买自用的每一种物品都含有某种组合的要素，其中，有的就构成他最终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一个人在给他增加工具时所要做的，首先就是要求他所用的物品都具有新的质量，然后才顾及其他。所用物品，他常常根本就不增加件数，但他要求它们需是以优质原料制成的或是更精美一些的。他要使他的消费资料有所增加的不是新的产品，而是新的效用，而这多半属于原来所消费的那些物品的附属性。既然他不可能完完全全地购买廉价物品，然后再下工夫使之精益求精，因此，他也就不买则已，买则非精品不可，而且就一次性买足。花费他最后这一美元的如实效应，就在于以优质产品替代廉价产品。因此，一旦他现成可用的工具类真的是少了一些的时候，他或许也就心满意足了。

例如，住处是首要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因此，富人豪宅总是要满足这一基本需求的。他现有的住宅或许是他所造的最后一套住宅，因此，就时间而言，这整套住宅就是属于最后的住宅，不过，就其整体而言，它并不包含于他的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在内。该住宅所包含的这一要素，代表着最早几个增量中的一个。他花费的部分美元，纯系为该住处所花的，有的是旨在获取舒适方便，有的则是旨在使住房考究精美，此系房主给其消费品单子上所增加的几项。就这个人而言，构成所享用的消费资料的这最后增量，正是这套住宅成本中的那最后几个要素的成本。对简单一些的物品来说，也可作如此概括。该人用早餐时会认识到，他盘中的那块排骨，实际上就是借助于其各种不同的效用构成其消费的整个一系列的，从第一个增量及至最后一个增量都是无所不包的了。它包含着，按逻辑来说，是以这个人第一个美元购买的营养品；它还具有花大价钱而给提升的质量。精湛而昂贵的烹调技艺使它大为增色，要不是在一位厨艺炉火纯青的厨子身上花费最后那些美元的话，那么这早餐也就不会就如此豪华了。简单有如这一商品，实际上，它是集各种质量之大成，其中有的就构成了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而另外的则广存于一系列的增量及至那最后的一个增量之中了。假如他能从这些质量要素中给离析出一个来，那他就会把整个增量置于这整个系列之中。但作为一个整体，那块排骨是以一笔款项购买的，在那笔款项中，有的就构成了这个人用于他自己满足的那笔“钱”的每一个增量。

显然，所谓“最后”一个单位的消费资料，并非就时间而言是最后所获得的那一个单位的消费资料。就我们举例中的住宅来说，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增量的消费资料是同时购买的，所有中间增量也都是如此，这也是通常规则。即使我们实际上是要一个单位接一个单位地把他在一年内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发给他，且要他按重要性设法购买那种种物品，但他也不会这样做的。例如，假定他年收入为1万美元，他把这笔钱以1000美元作为一个单位，且让他以头一个1000美元为一个有1万美元收入的人购买消费品的第一个量；接着，让他以第二个单位的收入为一个与他地位相同的人购买第二个增量的消费品；再以最后1000美元让他为这个人设法购买最后一个增量的消费品。他怎能做到呢？有了第一个单位的收入，他就得买最廉价的食品；他再以后来的几个增量加工这些原料以提高质量。但事实上，他不可能勉为其难。由于自知收入多寡，一次采购，他买了精细食品。按逻辑而不是按时间来说，构成消费品的第一个增量的是经济要素或是消费品的效用，而此类消费品，要是这个人仅有一个单位的收入供其使用的话，那就非得在某种形式上有保证才行。一个人不能以其第一个单位的收入建造一幢简陋小屋，再用以后几个单位的收入依次将其变成一间住宅或一座大楼或者一处豪宅。他造一座豪宅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在其内部某处，存在着与经济学意义上相同的东西。首先，就是有给其享用者提供某种住处的能力；其次，渐渐消失于此宏大建筑的这一效用，构成早一些的一个单位的商品。按照逻辑，这个单位在单据之始，因为它在重要性上超过其余大多数。不过，最终它完成了单据后面的效用。住宅的某种质量以及人们使用的其他商品的类似质量，按逻辑构成其消费品最后的增量。很多效用——给予所用消费品的逻辑上的、最后的、最好的那组质量——构成他的消费资料的真正的最后一个增量。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它要求——我们马上就要考虑的——对价值理论的某种彻底修正。

因此，人们在增加消费资料的途径中，与使之增加一倍的情况相比，还是以提升他们所用商品的品级为上策。他们，可以说，这是把财富给注入他们的用品之中了。他们使那些商品具有了提供新的服务的能力，而且还使呈最廉价的形式的那些物品，体现的却是每一种消费资料都取的一种形式，即它们体现的是两个、三个或是十个此类单位的消费品。

资本以同样方式在增加。[2]
生产资料的新的单位的增加，多以提高资本货物的质量的方式来进行，直接增加其单位数倒在其次。我们增加所用的工具，就是赋予它们以新的生产能力，如此而已。我们以一种好一些的工具替代我们正在用着的旧工具，而构成最后一个资本增量的，就是这两种工具之差别。

至此，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可概括如下：

（1）财富本身，不论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生产，在使用者一次就购买一个增量的情况下，都可以按照该使用者据以选择的顺次，以一系列增量的形式加以排列。

（2）该系列是虚构的，因为购买这些增量，无法逐个分开购买。

（3）一方面，消费资料的几个增量，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几个增量，与其说是构成商品的要素，倒不如说是构成作为一个整体的商品。

（4）最后一个消费资料的增量的效用随着该系列增量个数的递增而递减。

（5）一个系列中最后一个单位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率随着单位个数的递增而递减。

我们现在必须证明的另外两点是：一市场价值完全由我们刚才所定义的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的效用来决定，它一般不是由所有商品的效用来决定的；二利息由我们所定义的资本最后几个增量的生产率来决定，而不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工具增量的生产率来决定。一定类别的最后那个单位商品的有用性很少决定此类商品的价值，某一类的最终增量的生产率也很少决定利率。[3]

[1]
这几条曲线还表明，对可投入多种成品的原料也是适用的。可供销售的栎木，其效用会有所减少，但那是逐步减少的。因为可以用它制桌子、椅子、壁炉架、书架、门如此等等；但反之，若其用途仅限于做某种形式的餐桌，那么，这种木材的效用旋即很小了。不过，原材料并非消费品，因此，根本不应将它列入此项研究中。原材料具有生产力，但是我们一点也没有谈及其效用问题。

[2]
见第17章。

[3]
本章所阐述的变差规律，它是如此无所不包，以至于按照另一种作用方式来说，这一规律还是决定工资的。劳动的工资由劳动的最终生产率决定，而不只是由一个最后或边际工人的生产率决定。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工人的效率，也可以通过增加工人的人数，以期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对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也能提升人类的生产能力，进而增加新的产品的增量。就如此定义了的这一系列劳动增量来说，有可追溯的生产率递减规律实际上是决定工资率的，它正是如此定义的劳动的最后一个增量的那种生产力。

第15章　消费资料的边际效率——按小组分配的基础

对公认的价值理论必须作出的这个纠正，真是切合实际的。假如我们走遍一个城市的各家商店，任意挑选几种优质产品并记住这些商品实际上据以销售的价格的话，那我们或许就得把所有这些商品价格都乘以10，不过即使如此，这些商品的价格也还是没有达到最终效用理论通常所描述的那种商品可据以销售的那些价值。假如该理论按其未纠正的形式是精确的，那么，一个人实付的50美元的一件外套，很可能至少得付500美元；他实付的100美元的一块手表，很可能得付1000美元。一套住宅，大富翁会出价1000万美元，而非100万美元，如此等等。一旦如此应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各种商品，这个价值的最终效用理论得出的结果，就会是与市场所确立的价值不一致的，而且不一致到了荒唐的程度。这个理论是使质量最劣、价格最低的商品以外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大幅度提高了。

这里，我们记录的是一种针对现代理论提出的相当严重的指责。我们坚持认为，所谓的奥地利价值学说是以一种完全正确的原理也即最终效用原理为依据的，但是应用该原理的那种方式则需加以改变。给那些市场价值与之相一致的效用提供检验尺度的，是呈商品形式的财富的那几个最终增量，而不是一般说来的作为整体的商品。

一个人购买供自用的最后的某种商品，与他给自己所用的消费资料的最后的增添，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此人在以价格为50美元的一件外套替代价格为45美元的外套时，他是使其体现于其全部服装的财富增加了最后的这个增量的。在这外套上所花费的这最后5美元，是该服装所具有的某种质量的集中体现。这5美元是该外套的某种最终效用，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件服装，则远不是一种最终效用，尽管它是该所有者获得的属于其他类物品的最后一件。在调节该外套的价值上直接起作用的，只是这个人为此件服装所支付的最后5美元而已；而他在45美元上之所为，则构成了以另一种方式获得其价值的要素，而这种方式与此行为并不直接相关。

不过，在少数几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整体的各种商品就是最后几个单位的消费资料。确有某种商品除了消费者欲望满足之后，其余概不予以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商品就都直接算入价值的调整额中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商品确有若干要素是并不直接算在价值调整额中的，它们通常构成几乎整个商品。逻辑上非常必然的是实际市场用于待售商品的一种检验。非常微妙的地方在于其变货物为其经济要素的过程，以及对构成要素的每一种效用的评价过程。

我们这就预测一下必须就价值理论作出的那种纠正的东西，因为最终商品与商品最终单位的财富这一区分，在工资和利息理论中是同样重要的。事实上，一切资本的收益都是以最终资本增量的产量予以判定的；而此最终的增量，主要并非由全部生产工具构成，而是由这些工具的各种要素构成。

工资和利息是我们这里所作的研究的主题；但工资和利息又是取决于经济变异的一般规律的，这一规律还以另一种方式应用并调节商品的市场价值。在此规律的所有应用中，最终货物与货物最终财富要素的区别极其重要。所谓奥地利价值理论——读者谅必熟知——为下列商业事实奠定了心理学基础，即为力求尽数销出，待售的某种货物的量越大，价格就越低。正如古典经济学家所言的，为求尚未购买此类货物者终于购买一定量的该货物，以及为求已买了一部分该货物者多购买一些，就必须降低该货物的售价。为达此结果，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作出了说明。它提供了就各种货物而论堪称消费者采购极限的这样一种调节哲学基础。它告诉人们，价格为1美元时买了3个单位商品A的一个人，价格降至90美分时只买4个单位。该理论证实，采购者唯尊崇每花10美分钱都能获得最大效用这一规则。[1]

按常言来说，一模一样的同属某一类的商品，对于一个使用者来说，它是越来越不重要的了，他所拥有的一天比一天多。商品A或许是这个人最不可或缺的；这种商品的第一个单位要是于其生活是须臾不可少的，那么，它就会有无限大的效用。此物的第二个单位，对使用者来说，必要性少多了，此时，他要的是商品B的第二个单位了。为方便起见，不论何种商品，每一种的一个单位，我们不妨就都把它定义为市场以10美分所提供的东西。这个人会以一天他所能花费的以10美分为一个单位的钱数去购买一系列按重要次序来说对他重要的东西。确定实际上他买些什么东西的规律，就是接续几个单位的效用递减规律。

图15-1

如图15－1，令A、B、C等等分别代表各种不同的消费品，令其中价值10美分的每一种消费品对应刚才所说的同一人的效用，以代表他的那个字母与线段JI的垂直距离予以计量。第一个单位的A具有的效用等于AJ，第一个单位的H具有的效用等于HI，而B、C、D等等分别都具有从它们各自的点至线段JI的垂线计量的效用。A、B、C等等是这几种商品的第一批增量，而A'、B'、C'等等则为如上商品的第二批增量，A″、B″、C″则为第三批增量。以类似方式，我们可以标明第四批、第五批增量，如此等等。

我们要指出，这个人以系列的形式安排他一天所可能花费的若干个10美分。以第一个10美分购买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商品；以第二个10美分购买就重要性来说居第二位的商品；如此等等，直至他以最后那10美分购买最不急用的商品。因此，他一天中消费资料购买量中的第一个增量是价值商品A的一个10美分，第二个单位是价值商品B的一个10美分。作为对花费的下一个10美分的回报，呈现有两种效用程度相同的商品，它们是C以及第二个单位的商品A，这里示之以A'。这个人要花两个10美分买这两种商品。D和B'为重要性居第二位者，它们的效用相同。这个人要以第五、六两个10美分买下它们。他再以第七个10美分买C'或第二个单位的C。他再以第八、九和十个10美分别买E、B″和A″。当他看到H时，他认为该商品与B″、C″、D'、E'和F'相比，就其重要性而言对他是一样的，因此，这些东西，他以最后六个10美分全买了。总的一算，他共计花了21个10美分，他一天的免税收益全花光了。

此人所购买的每一种商品的最后增量，都是决定价格的增量。它们的销售量到此已定，因为把价格降至这样一种程度，这个人以其所有的钱再也买不到效用程度再高一些的东西了。换句话说，商品价格的降低使这种商品的增量，处于这个人的购买极限内和他人的购买极限内，而这些人是处于同样的经济状况下的。假如商品价格提高了，那他们当中便谁也不会买下属于他们的最后一个增量。假如整个供给都必须卖掉，那价格就得降到如此界定的程度。例如，在上述图15－1中，如果商品A比现在的要昂贵一些，那该阶层的购买者就都会宁愿购买商品I。但事实上，图中所示的H的增量是巨大的，确保此笔生意的价格，也即该商品其余所有单位的价格。

由此可见，最终增量，就其商业来说，具有战略意义。它的效用在定价时是算入的；早一些的几个增量的过多的效用，在这一方面则不具有任何影响。在就这些东西定价时，A和B的早先几个单位没有价值，即使价格再高一些，这些单位也还是会卖出去的。因此，即使卖主未使其价格提高至当前的水平，而A和B这几个极其耐用的单位，也照样畅销。这就是说，就各种商品而言，除最后一个增量外，所有增量都会使购买者获得纯收益，它们确保购买者获得称作消费者租金一类的东西。不过，对于购买它们的人来说，这些最后增量的效用却不产生消费者剩余。因为，这种效用完全被其成本所抵消了。这个人为获得这些最后增量而牺牲的是相当于这些增量的价值；反之，早一些的几个增量的额外效用，则未获得补偿。此额外效用等于个人利益的一个差额，或者说，某种商品的某几个单位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相当于超过最后一个单位所带来的好处。

图15-2

如图15－2，假如A接续几个增量的效用沿曲线AA'″降低了，假如AB是计量第一个增量的效用的，A'B'是计量第二个增量的效用的，A'″B'″是最后一个增量，那么，该商品早一些的几个增量给予消费者的差额，就由AC+A'C'+A″C″+A″C″+A″C″予以计量。若我们假设这些线段是同步移动的，具有填满一个面积的宽度，那么，面积CAA'″就是计量整个消费者租金的，而这些租金源自某个购买者的商品。这样一种消费者租金、差额或无补偿效用，不构成价格调节的一部分。这是到处适用的一条原则。

由此可见，各种不同商品的最后一个增量是都假定彼此互相竞争以求购买者欢心的结果，按同等费用获得的最终效用是相同的；该系列中早一些商品的效用彼此不相等，且总大于最后几个，此差额于价格无影响。

就连这最后几个增量也并不总算入市场价值的调节，这是为什么呢？有关这一规律的慎重说法已指出，情况有时就是如此。实际上，某种商品第一批增量的效用与第二批增量的效用，可能就有很大差别，而且，这样一种商品的效用曲线，可能就显示出一系列相当大的差别。该曲线不是持续向下倾斜的曲线，而是一系列或多或少间隔很大的点。第179页图15－1中分别用A'、A″、B'和B″等等字母标明的点，就构成这样的一个系列。就这类情况来说，某个人得到的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增量也许并不计算在内。为了获得这一增量，他或许会多支付一些，而不会盲目行事。消费者购买的很多商品的最后几个单位，对他而言，都有超过他按同一价格所购买的商品的真正边际效用价值。A和G的价格未等他停止购买这些商品或许就大幅上涨了；当然，也有价格大跌而并没有诱使他多买的商品。图15－1中的B″、C″、D'、E'和F'等等商品，的确是处于战略或定价地位的，你要是给其中任何一种商品提价，则该阶层的消费者干脆就都会拒购，而以购买另一种商品取代它。

当然，在给商品A为什么就按某种合适的价格出售找原因时，我们要弄清楚该商品的某一部分，即使按照丝毫不比上述价格高的价格出售，为什么还是会销售不出去呢。有了这样一种调整，消费第179页图15－1中所示的商品的那些人，就另当别论了。不过，也有人即A的一个增量，却是消费这些商品的最后一个增量。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些商品就其有用性来说，是与其以最后单位的收入购买的其他商品处于同一水准的。要是你提价了，那些人可就不会再买A了，这样，此类商品有的可能就滞销了。至此，简要地说，我们已经说明了公认的价值理论，而有关该理论的严谨描述中已有的内容之外已毫无补充之处了。某几种商品没有用一条效用曲线逐个连接起来的排列组合的情况，是该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假如我们理解价值原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把整个社会作为货物购买者纳入范围之内。某种商品，你要是提价了，那你就会发现，在公众消费的某个方面，就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就是该商品的购买者寥寥无几。提价的行动过程，使处于战略地位的某些人，凭其行为就能决定该商品的价值，而另外的人则言听计从。他们是这种商品的社会定价者。

不过，说这一原理只不过介绍了对价值理论的某种精妙阐释而已，这还不够。因为该理论是在某种货物的效用曲线接续几个单位失去连续性获得确认之前提出来的。在价值的调整中计算的是最终几个单位的财富，而不是那些最终的产品；作为一个整体，那些产品很少属于任何一个消费者层级的最终几个单位的财富。细察整个社会，这样的人你很可能一个也找不到，这就是，在他的估价单中，商品C是一种最终的或是定价的效用。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所有的商品均纳入了最后一个社会单位的消费资料范围，而这些商品的效用又是一个定价因素，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因为就大多数情况来说，某种商品就只有一个要素是这种消费资料标准增量的一个部分，而且只有那个要素才是一个定价因素。在整个社会，没有一个阶层，对他们而言，最后一个单位的C不是提供某种剩余效用的。如果C为一幢房子的话，那它提供的是住处，然而，它还能满足更为令人舒适的需求。就这幢房子来说，与其他特性合为一体的是某种真正最终效用的东西，对价格起作用的正是这种特性，而该幢房子所拥有的其他效用，则不是这种特性。

在就实际存在的价格作出说明的某种价值理论中，绝对必要的也就包含在下列几个论点中了。我们所以在此加以说明，就因为类似于这几个论点所断言的对资本适用，而且在一种会对实际通行的工资率和利率作出说明的分配理论中，它们是最基本的。要说明价值、工资或利息，经济变异的普遍规律就必须予以严谨阐述。

（1）计算在价值调节内的是消费资料的最后一个增量，而且也就是这一个增量的本身而已。

（2）作为一个整体，商品很少包括在消费资料最后的或者定价的增量内。

（3）供消费者使用的某种商品，就是这种商品服务的提供，而且是依据在社会消费的某些试销点该商品所能提供的服务数量予以定价的。

（4）大多数商品都同时提供几种不同的服务。属于此类的某种服务，就被看成是所有共同此类物品所体现的一个独特效用。

（5）实际市场的多次试销分别计量这些效用，而该商品的价值就由这一切计量所产生。

（6）构成某种商品的各种效用中，只有某种效用是某个人消费资料的边际部分，其他各种效用实际上都属于是边缘性质的。它们是高一些的效用，而且就消费者而言，于决定该商品的价格并无影响。

（7）只有作为分别适用于商品的每一种效用或每一种提供服务的能力的这样一种最终效用原理，才能对商品在实际市场所具有的价值作出解释。

假如要把最终效用原理应用于全部商品的话，那么，就大多数情况来说，该原理就将使价值与市场所确立的实际价值相比大好多倍；反之，要是把这个原理用于给商品的各种要素定价，那就会产生市场所予以证实的那种结果。这里，我们使理论与现实生活相协调了。现代价值理论是分析作为市场现象背后的原因的那种心理过程的，也就是说，它是追溯市场现象的起因，也即追溯购买商品者的心理活动的原因的。在每一个市场，都有计量活动在进行着，而予以计量的则是个人的利益。某种商品自身就体现提供几种独特服务的能力——这种商品是一种具有综合典型特点的商品，也即具有很多独特效用的商品——那么，下列事实就成为势必可免了，即凡是货真价实的评价，都必须设法对这些素质一一加以评价。而这些真实的评价就体现于这些质量性能之中，如果失之毫厘，往往会谬以千里的。

假如我们不想把对这个过程所作的这种分析进行到底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坚持老一些、简单一些的价值理论，以彻底避免市场交易的心理特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就曾告诉我们说，假如某种商品的试销价格高到了保证不了全部商品都销售完毕，那么，价格就得予以一降再降，直至新的购买者买走某些货物而老的购买者买走比过去的更多。这样说，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都言之成理；而且，除非我们不想了解确定消费者行为的心理活动，并使其购买止于某个明确的程度，否则这就还不够。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弄懂那种活动，我们就必须设法弄清楚那种复合的东西，也即一种普通商品的每一种效用实际上是如何加以计量的，以及那种计量又是如何控制市场的。因此，我们这就要检查一下效用本身在商业交易中受检验的方式，唯如此，才可能觉察出价值，以及取决于价值的小组的份额在实际上是如何加以调节的。

[1]
人们所花的钱，实际上代表由他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价值理论的一种详尽的提法，当把我们引入一个心理学领域，在这个领域，只要我们一说起成本，仿佛我们也就说起效用似的。说到底，成本无非也就是招致的痛苦，就像效用，是由别人给予的令人愉快的事。就这里所作的研究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再深入一步。对目前来说，这个人由于付出了成本代价，因此，他只有少量的钱可花了，他得研究如何购买其余的大部分。

第16章　消费资料的边际效率如何计量

价值规律可赖以起作用的最简单的条件，就是消费品存货中的每一种商品都能给其使用者提供某种服务，而且也就只提供一种服务。我们且假定这就是事实，等合适的时候我们再修改这个假设，即把一种商品实际上所能提供的各种不同的服务全考虑在内。

在任何一个时刻，一个人都不可能同时接受一种以上的服务，这是一种心理事实。假如此刻你能使他获得某种利益，但你做不到在同一时刻使他获得与第一种同样的第二种利益。以完全相同的两种服务使一个消费者表现出浓厚兴趣，这就像尝试使两个物体同时占用同一空间所经历的实际困难一样，两种绝对相同的效用，在某种程度上，就得进入消费者感官系统的同一方面，然而，它们又不可能立即做到。没有听说过同时享受两种绝对相似的令人愉悦的事的，要让人们乐在其中，这两种乐事就得相继出现。

要是任何一种商品能提供的也就只有一种服务的话，那么，如果是在一定时期内使用的，这种服务的第一个单位就得具有某种正效用，第二个单位又得具有某种负效用才行。第一个单位以后的任何一个单位，就会都是近在咫尺，因此，拥有者就得设法消除这种过近的空间距离。有了一件某种款式的外套，那么，如果再有一件，而且还是衣料完全相同的，剪裁也是同样的，那他定会任由它挂在衣柜内。要是他就是拥有这样一件外套，而且还非得立即穿上不可，且再绞尽脑汁也绝对想不出第二条使用途径了，那么，任何一个流浪汉只需向他要求一下便就能获得这件外套了。

情况如此，该商品遂无效用曲线一说。如图16－1，表示该商品接续几个单位效用的这条线，就将显示从一个正量的点突降至一个负量的点。假定正效用以线段GH自下而上予以计量，而负效用则以该线自上而下予以计量。自A向线段GH下行的那条线，计量一个单位商品A向某个消费者提供的服务数量，而自A'向线段GH上行的那条线段，则计量上述商品第二个增量的负效用。以同样的方式，自B、C、D、E和F等点下行各线，都是计量这些商品的第一个增量的效用的；自B'、C'、D'、E'和F'上行各线，则都计量其第二个增量的负效用的。穿越A、B、C、D、E和F的那条下行曲线，为有关此例的唯一的效用曲线，它描述的是按系列分类的各种不同效用的递减数量。从这些字母中的每一个字母起，直至水平线GH的那条线，是计量各单项服务的重要性的，这一类服务是人们所能获得的唯一服务。

图16-1

这里，我们就得说一说基本价值规律了。在一系列的相同的效用中，第一种效用按照正量计量，余则都按照负量计量。而且，随着相似效用种数的倍增，这些负效用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某人现有第二个不必要的A，与第一个相比，已经是颇多烦人之处了；第三个，那更是属于一种令人恼怒的累赘了；连续出现B、C等等，情况也都是如此。

不过，我们还是常可以从商品中获得某种从属的服务的，那就是把同类商品用于别的用途，同类产品的别种用途与商品首次提供的用途是如此有别，以至于我们感觉是在用两种相似的商品。冯·庞巴维克教授所援引的面包卷一例，[1]
就是这一类中的一个例子。对于面包卷，有的人们当作食品用，多余的则用来喂狗。情况如此，引进人类关心其福利的第二类有知觉力的生物——一类四足的消费者，我们也就避免了这样一种心理学难题，这种难题源于同时给同一消费者提供两种服务。

我们通常可以从商品中获得第二类服务，条件是不限定交货时间。例如，购置的如果是城市住宅，那人们便可以获得成套家庭用具、装饰、装潢等项服务；如果购置的是乡间住宅，情况也相似。于是，所有人就都可以依次使用两类商品了，一类的实际效用存在于另一类的运费的节约中。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第二个单位的商品实际上是有别于第一个单位的。第二个单位的商品，就其商业意义来说，可以是同一种商品，但它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的消费品。它满足不同人的心理的需求，对已享用该商品第一个单位的人来说或许有某种用处。

即使我们假设任何一种商品都仅提供一种服务，那我们也没有使价值基础的原理失去说服力。在作这样一种假设时，我们不考虑某种物品常常提供的辅助服务——我们不再把冯·庞巴维克教授所举的例子中那种既可以喂狗又可供人吃的面包卷放在心上。这是整体把市场上的物品的效用分门别类地予以分析了。有关这样一种孤零零效用的主要事实，是我们一次仅用其中之一，待到第二次使用，这种物品的效用价值便无几了。于是，第188页的图是用于证实有哪几种商品在决定市场价格上有作用的——也就是图中标有字母的F。我们要指出是，每一种商品的估计成本都是1美元，既然除F外其余都是提供消费者剩余或是“租金”的，那么，它们也就都不在消费品范围之内了，而你完全可以索价比过去任何时候的任何一种商品都高，而且还不至于失去这一顾客；但如果你提高在其购买范围内那最后一样东西的价格的话，那他就会不买它了。A、B、C、D 和E，就这个人的情况来说，并非是定价的商品。

那么，这些商品怎样实现市场价值呢？如果价格提高了，社会上总有某处某个时刻这些商品的销售必然停止的。事实上，此类时刻就有很多。例如，在消费层级E上人们消费的是一种边际商品，E的价格即如所定，是以使这些人会购买它为前提的。因为要使这种商品的供给实现成功的销售，他们的购买可是不可或缺的。关于D、C、B和A的情况，如果分别加以考察，那就得有这么一批购买者，如果涨价了，这些商品他们就不会购买，因此，这批人就是这种商品的社会定价阶层。该商品的制造商必须合理地定价，就是旨在确保这个阶层的光顾。

现在，按照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把这些商品结合在一起作捆绑式销售，让某种组合的所有效用尽在其中；让另一个组合包括A、B、C、D和E；再让第三个组合包括A、B、C和D；让第四个组合包括A、B和C；令第五个组合包括A和B。设A为独一无二者，因而可以单独购买。价值规律是怎样受捆绑式销售的影响的呢？把A、B、C、D和E与F捆绑在一起销售，就使这些商品具有了原先没有的影响价格的能力了吗？根本没有。F，就购买它的那些人来说，唯一定价者地位丝毫未变。消费层级已经包括从A直至F的这个人，他会一如既往地一切全买；其中，唯F是按其所具有的效用总量起调节价值的作用的。

如果F昂贵一些了，那么，这一购买者就不会购买包括F在内的那些商品了；他要买的，也就是含其他各种商品的商品了；而E，现在则成了他的一种边际采购商品了。同他经济地位相同的所有人都会如此。对到E为止的所有的商品组合的需求都会变得更加活跃，而对包括这一切以及F在内的那些捆绑式组合产品的需求则会变得疲软。生产就将自行调节以适应变化了的需求，结果就会是存在不包括F和F的那样一些组合，最终结果也就正好是各种商品都能单独得以销售的这样一种状况。F涨价导致以F为边际产品的人们不再购买它。F价格的回落则使人们重新开始对F的采购。事实上，F的价格对效用有适应性，该商品属于该消费阶层急需之列。

E的价格以类似方式加以调节，不过，这一调节是由另外的一批采购者完成的。有这样一个阶层的人，对他们来说，E为边际产品，它一涨价，这个阶层的人就会因此而立即持币观望。他们的做法是停购含E的商品，代之以购买含最不需要或边际产品D在内的那些商品。E的价格一复原，这个阶层的消费者旋即一仍旧贯，重新购买含E的产品组合了。由此可见，这个阶层是以自己的估计决定E的市场价值的一个阶层。另一个阶层的人与此相似，也是为D定价的一个阶层，因为这是他们的边际产品。总之，对于每一种商品来说，都会有一个明确的阶层，他们处于战略位置，是身在经济社会就要决定价值的。不过，这个阶层的人就他种商品的效用所作的估计，是不会对价值产生直接影响的。[2]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价值实际上是怎样决定的。除质量最低、结构最简单者外，每一种商品都是各种不同效用的一种合成物，而且都可以立即提供形形色色的服务。其所以为人们所需要或购买，就因为有这种种服务。效用，正如我们所说的，而且正如我们不能有失偏颇地说的，都是在决定价值时市场必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商业交易自有其衡量一种商品所能提供的各种服务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的方法，以期使之能表达出这些计量的结果。诸如此类的商品中，每一种都有某种边际效用，而且这是决定商品价格时算入的唯一一个方面。除质量最低、最廉价者外，可以生产的每一种商品，实际上都是一如我们作了描述的，都是捆绑式地结合在一起提供服务的要素。这种捆绑式结合在一起的边际要素对价格有直接影响，但另外的要素则没有此类影响。

例如，假设A、B、C、D、E和F各种不同的商品，其中的每一种都能提供某种服务，它们的效用有高低之分。这种商品可为使用者提供的有六种不同的服务；由于这些服务各不相同，因此，它们是可以同时提供的。A是这些效用中或是提供服务的能力中最重要的一种，F则是最次要的一种。因此，F暂时是唯一定价者。要是这种商品因质量高而昂贵了，则购买者就不会再购买那种商品了，而选用档次低一级的产品。换句话说，他们会不再购买包括A至F在内的一切效用，而是购买包括一览表中止于E的所有商品在内的一揽子效用。对这种效用，也即对F的需求因而是减少了，而那种特殊价值要素的价格也就随着下降了。

这绝非纯属想象，只要考察一下任何一类优质产品市场的运行情况即可明白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所举的实例在理论上的说明远没有如商业领域商品供求的运行那么微妙，乃至深奥难测。挑出商品中的价值要素并进行价格调整，就商品中的边际要素作出评价，这个过程也就不出差错地完成了。

例如，在荒野的一个湖中就有供人消遣的一只小划子，它是一种复合型的商品；而且，要是我们要把它分成使之具有价值的若干要素的话，我们也就会发现，就一切经济目的来说，实际上它也就在于一系列的效用。此一系列经济效用，按其重要性顺次命名，当大致如下：

（1）使人飘浮的能力。一棵枯树当具有这一性质。

（2）载人渡过成片深水区的能力。一根平滑的原木，即可提供这一服务。

（3）使所有人都保持不沾水并舒舒服服，而且不虚此行。一只小划子堪成此事。

（4）迅速易地且安全破浪航进的能力。精工巧制的一只小划子就能胜任此事。

（5）满足所有者爱好的能力。造型优雅、色泽亮丽的一艘轮船堪当此任。

这里所讲的是一只小划子提供的各不相同的五类服务，其中的第一项最重要。人们在水中想要安然无恙，某种飘浮工具就绝不可少。因此，支撑人在湖面久而不至于沉入水中的那种能力，就是这只小划子的首要效用。若他从事水上工作，那么，他一定会赋予他的此项工具的此类效用以某种无极限的“主观价值”了。尽管这一工具也就是一棵枯树而已，可它具有的这一效用则是比最好的小划子所能具有的任何其他效用都还要大。在所有者看来，就此精致优美的飘浮物来说，再没有堪与一根飘浮的枯树相比的东西了。就重要性居于第二位的质量来说它，是移动的能力，而这是一根平滑的原木所具有的。再者，该小划子所提供的还有增加了的宽畅的舒适度、优美的造型、较快的速度以及内饰装潢精美的考究程度。

比方说，相比一只很好的小划子，有一棵枯树、一根原木、一只独木舟、一艘方便且考究的帆船，这一切的特质都集中体现在一个愿意冒险的人实际上所获得的那一种手艺上。不过，我们必须铭记，就经济学的意义来说，这些特质中，只有最后那一种才是最终效用，整艘船则不可能是。就其整体而言，该船包括各种等级的效用，它的所有人为此很可能要支付75美元；但若按各种效用各自所具有的重要性来说，他或许还要再支付1000美元。该小划子使他在水面上漂浮的那种能力，就他而言，至少也值得为之付出500美元。使人们得以乘小划子往返的这一能力应当值300美元。运载能力算100美元，航速75美元，装潢25美元。这些数额是他为这些商品的各式各样的效用所付出的。要是此人就是这一商品的边际购买者，那么，他还要付出1000美元的价格。

这只小划子所具有的最后一种特质乃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最终效用。若这只小划子的装饰价值是30美元的话，那么，一个渔夫就会买装饰略差点的小划子。对装饰华丽的小划子的需求随之便会减少，而装饰略差者需求增加。对质次类独木舟的生产便会多起来，而对质优类独木舟的生产则会减少。最终结果是，那种产品量下降的产品在产品系列中属于效用居第五位的产品。小划子产量会一如往前，但这些小划子中，不会有构成最终效用的那种独特装饰的、质量最佳的一类小划子。在价值75美元的小划子中，这种效用显然是那唯一的一种，而作为对这种效用计量尺度，就是价格的唯一标准。

那么，此类小划子必备的其他效用又怎样获得市场定价呢？有这么一个阶层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小划子的第四效用，也即其速度，乃最终效用。他们是购买属于这第四等级的而非未作任何装饰的第五等级的小划子的。为求确保获得航速高一点的一只小划子，这些人的花费会给他们带来愉快，而这是投入与产出正好相等的一种结果。不过，该小划子的飘浮能力以及其他边缘内的特质，则是投入高于成本的，因而也就产生了某种“消费者租金”，也就是大于某种最低限度采购所致会获得的一项收益。因此，对于这个阶层的人来说，唯该小划子的第四种效用才是一种定价的效用。由于存在这个阶层的人的需求，因而该效用在市场会产生20美元。

同样，还有一个阶层的人，对他们来说，该复合式产品的第三种效用是不重要的；而这第三种效用的市场价值是由他们的需求所决定的。他们满足于舒适，因此，速度就无暇顾及了；他们的需求有可能使此第三效用定价为15美元。还有一个阶层的购买者，他们把第二种效用的价格定为——比方说，10美元；再有一个阶层把第一效用的价格确定为——比方说，5美元。假如有某种娱乐业——这些娱乐业，是我们作为例子选择的——提供五种各具特色的服务的话，那就得有五个独特阶层的人，由以决定各类服务的市场价值。最终效用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仿佛是这小划子所拥有的每一种提供服务的能力都成了某种独特的产品。对于所有意图和所有目的来说，各种不同的效用都是呈捆绑式地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有的五种效用全包含在内，也有包含四种、三种的，等等。没有一个消费者会把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商品视为最终效用。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而成的一批产品，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消费资料的最终一个单位，但其中的每一个要素，则都是某个阶层的最终效用；而且决定最终效用的价格的，也就是该阶层的心理估计。因此，该小划子也就有五种价格。把该小划子提供的五种各不相同的服务的价值一一表述出来，它们分别就是25美元、20美元、15美元、10美元和5美元。可见，整个小划子的市场价是75美元。

如果把手表的价格定得比实际价格高一些的话，那么，原本要花100美元买手表的人现在决不会空手而归，也即他会买一只原售价90美元的手表，而且还会放弃属于装饰品一类的东西。另一个阶层会购买原售价为80美元的这一档次的手表，而且放弃精确性一类特质的要素。各个阶层都不会放弃手表，而是放弃手表中的某种要素。然而，原购买1美元一只的手表的某个阶层就会不买这些表，因为再不会有比这种表更便宜的了。对于这些人来说，作为一个整体，那最低档次的手表可以列为最终效用。这些人的需求既决定最高级手表的价格，又决定最低级手表的价格。

虽然这样说似乎会把我们引向一个理论上的微妙领域，但毫无疑问，还是有大量事实表明，市场就是以这种分析方法起着作用，且在商业世界中扮演着一种角色，而这一角色就是这一情节的结果。要是最终效用规律作为一个整体，应用于各种商品决定其价值的情形的话，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工厂都会生产出不同于现在的各种的产品的，轮船和铁路车辆都会有不同于现在的容量，各地的商店的橱窗、货架和柜台上，都会有形形色色的商品陈列。假如我们能够使价值理论就像通常所表述的那样支配实际市场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彻底改变各种商品的价格；而且，实施这一改变时，我们还得改变生产和使用的各种货物的产量——我们应该实现世界经济生活的一种彻底转变。一般说来，此时精品的价格就会比它们现在的价格高好几倍。

要是在此我们是试图详细描述价值理论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特别强调指出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事实。实际上，各种产品都是根据最终效用价值得以出售的，但是，这是指的是它们对社会而言的效用价值。就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来说，某种昂贵商品的各种效用都处于某种最终效用的地位。我们认为，我们前面所举的关于王宫中的简陋小屋的例子，对某些社会成员来说，就是一种最终效用；决定王宫的那个基本组成部分所控制的市场价格的，正是那些社会成员所作的估价。王宫的这一显赫社会地位，我们不妨称之为构成该地位的价值要素中的第一个。构成王室住宅的，则是那些经济组成部分中最低廉的部分，这些部分或许用100美元就可以决定。该简陋小屋与一独幢小楼的区别可以看成是第二个价值要素；而且，它也有其勉强够格的购买者。假如先盖简陋小屋然后再改成独幢小楼行得通的话，那么，这两个价值要素就会在不同时间产生了。但是，实际上做的是盖了单幢小楼，而非盖简陋小屋；第二层次的买主，按其需求估计了这一替代的价值。独特的一个阶层的买主，则以此方式决定构成一个宫殿式住宅的每一个价值要素的实际价格。如果手表分为十个等级的话，那么，要是由十个层次的买主决定最高级手表的价值，那么，这些层次中的每一个层次遂都可以看成是特定价值要素的社会估价人和鉴定人。这个价值要素，在其成员的消费中，就是一种最终效用。因此，一般说来，当精品——复合物，即捆绑式独特要素——提供给社会时，也即提供给这大批消费者时，每一个要素都在社会有机体某处有决定社会价值一部分的作用。这种商品作为一个整体，绝无别的办法获得评价，它的效用对谁也不是最终的。[3]

[1]
参看冯·庞巴维克教授所著的《实证资本理论》，第146页。

[2]
当然，对价值的全面研究应当涉及我们在这里省略了的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价目表中任何一种商品的涨价，都会使首先提及的那个阶层的购买者一旦收入不变就拒购F。只要原本并非边际商品的商品一有涨价，各阶层购买者对边际商品的需求就会受到抑制。此外，一旦涨价，则不论是F还是另外任何一种商品，都会从采购单上给抹去；而另一种，比方说G，就会取而代之。不过，就此而论，无须对我们这里所证实的加以修改，这就是，各阶层的购买者都有各自的边际商品，对他们而言，那种商品的效用在调节该商品的价格上有直接影响，而该效用对其他商品的卖主，则对价值不产生直接影响。

[3]
很重要的一点是，很多商品除买主首先关注的用处外，还有第二位的用处，因此，这样的商品其用处就不只是一种，对消费者而言，因购买目的有多种，因而所要买的商品会有满足不同目的的用处。庞巴维克教授例子中那业已援引的面包卷，就既可用作人的食品也可以喂狗；而且，假如这狗，我们不是看作一个消费者，而是视其为他的主人的某种消费品，那么，缓解该狗饥饿的面包卷，就是起某种不同的居于第二位作用的东西了。再比方说，爱好打猎等户外运动的人，其暂住的地方位于阿迪朗达克诸湖之中的一个湖上，那他就可能把他的一些小船停靠在另外几个湖上，而其唯一目的就在于免除易地带船之辛劳。当然，这些小船中，除其中用处最小者外，作为一个整体，其余没有一艘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边际的决定价格的商品。假如为节约起见，所有者欲废弃其中的任何一艘小船的话，那么，这废弃的一艘就是边际商品了；而且，他只会把这一艘废弃给某个购买它的边际人，对他来说，这是值得的。这改变了我们刚才阐述了的那种原则，即价值取决于商品的边际效用而不是取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商品了吗？我们就来看看究竟。

假如这些船都涨价了，那么，正准备买下全套船只的那个人，就有这样一种两者择一的选择，假定这些小船所有者在这里会遵循某种处理方式，诚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不是消费者习以为常的那样一种。就绝大多数的情形来说，某种商品的涨价，势必使质次的边际商品而非全部商品不再有人使用。即使就准备买几艘非常相似的小船的人——并非太过于经常——的这种情形来说，涨价导致他废弃其中一艘或若干艘有质量问题的小船的可能性为十分之一。假如他这样做了，假如他误以为价廉船只就是质次船只的话，那么我们所阐述的原则就适用了。

实际上，质量等级最低的商品，就其整体而言，就可能是边际商品。如果有人要买的商品再无与之相比价格还要低的了，那他要么就买这种商品，要么就什么都不买了。即使此时，他也还会果断地寻找颇有些不同的某种商品，以期此种商品能权当他废弃了的船只的代用品；如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其结果仿佛也就是被丢弃了的质量等级还要低的那种商品还是存在的。

在这里要强调指出，大多数商品都是在使用过程中磨损的，因而要想使自备的储存用品具有此类完好或近乎完好无损的唯一办法，就是勤快一点和多买些新的。一件外套穿几个星期就丢弃，你还有其他的，你的着装也还是相当得体大方的，你一身的着装也还是相当时尚的，一点也不显得陈旧过时。不过，为做到这一点，你就得多买几套衣服，就为着达到上述所说；而且，由于此类着装件数多了，你也就真的提高了你一身服装的质量了。实际上，这是增加件数的唯一目的。消费品数量一多，质量也就得以确保了。这只是穿了一个短季的一件外套的最后的、也是最少的效用；而且，也就是为了恢复那边际效用，这个人才又买了一件。我们所阐述的那条原则在这里起作用了。增加消费资料数量总是意味着消费质量的提高，因为新的质量使人人所使用的一切都日日不同了。有一种全社会的效用增量——给提供服务的一切的质量的一种巨额而又综合的增量——这一巨额而又综合的增量，出现于增加世界财富的每一个阶段。这些，是控制市场的战略要素。价值是由对这些要素的计量来确定的。就每一种情形来说，做这种计量工作的人，都是控制整个消费资料市场中他们所要控制的各个部分的。

第17章　生产资料最终增量的效率如何检验

堪称分析性估价的这一原理，现在我们可用于决定工资和利息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市场都具有把各种具体的东西分析成它们的组成要素以及分别计量每一种要素的效率的不可思议的能力。该原理以同一方式对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作了论述。如果我们要弄懂该原理决定价格的步骤的话，那么，我们要找出并确定的也就是商品的某几种要素而已，而并不是某几种整体的商品。因此，假如要弄懂如何调节利息，我们就得采用类似方法，从生产工具中找到处于战略位置和控制全部资本收益的某几种要素。

资本的盈利能力是由资本的最终增量的生产率决定的。而一般来说，资本的最终增量并不构成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工具，它是构成此类工具的要素。正像我们是通过获得比我们一直用着的要好一些的商品增加我们的消费一样，我们增加我们的生产资料也是采取获得好一些的生产工具这一途经达到目的的。某一种机器磨损时，我们就用某一方面说效率高一些和成本高一些的机器取而代之，此时，资本就增加了一个最终增量。决定利率的是资本的那几个最终增量的生产力本身。作为企业家，我们所用的任何资本都得报之以资本的一个最终增量所能生产的产量；而这最终一个增量所能生产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以及另外的人们，通过使我们的大厦的宏伟性提高一度或是实质性地增加一度，使我们的机器运转速度提高一度或是使之更接近于自动化，使我们的发动机或水车功率高一度，使我们的原材料品级提高一度，如此等等。

我们已经意识到，在为数有限的几种情况下，消费资料的最终几个增量，都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商品构成的。例如，我们获得作为个人用的商品存货的某种增加量，也即处处都在生产的诸如此类最平常、最廉价的商品时，这整个产品也就属最终一个单位的消费资源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整体的商品，就有助于决定它的标准价格。没有人会比我们出还要多的钱，买这个消费品中同类的产品。因此，也就有了这样的情况，即全部生产工具都是生产资料的最终几个增量；而且，在这些情况下，就其整体而言，这些工具所生产的也就都有助于决定利息标准了。假如有一把锤子、一把铁锹或是一辆小车，它们都是如此质次价廉，以至于无论何处都找不到还有比这些品级更低的同类工具了，于是，这些工具，无论何时，我们买来了其中的一种，我们也就给我们的资本增加了一个最终增量。

不过，在利息的一般调整中，这些情况只是起很小的作用。因为，这个日益富裕的工业世界，其资本货物档次不断升级的趋势正在显露出来，制造世界上工作设备日益精良的工具层出不穷：越来越巍峨高大的建筑物拔地而起，船泊航速加快了，发动机性能更趋精良了，铁路线较前直了，铺设铁轨的地面近乎平坦了，机车大功率化，火车车厢节数多了，如此等等。决定我们能否支付得起利用这一最终资本的费用的，是借助种种精益求精的变化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产品我们终能获得多少。全社会所能支付的，也就是它与商品中最后这几个生产要素等值的全部资本。

这一事实并不因为下列事实而受到影响，这就是，随着社会日益富足，资本货物不仅质量提高了，而且品种也越来越多样化了。的确，我们不只是在造更多的机车，而且还在造更好的机车；但是，这新的机车多半是属于高精尖类，乃至就其整体而言，是不能视之为生产资料的最终增量的。例如，这里有一台新的机车，它尚未向拥有它的铁路公司交货以替换一台已经损耗了的机车，而是作为新增的一台机车，用于满足扩大了的运输量之需求。它是一个最终资本增量吗？否。除非该机车是可有可无的，否则，万一削减该铁路的资本是在所必需之举，那可就贻误大事了。事实上，该新机车的质量是由铁路路基、铁轨、桥梁、车厢等等的质量决定的，机车是有赖于这些才能使用的；把质次的机车与质优的车厢、铁轨等等结合起来使用会是不经济的。生产资料之间的这种互补性务必念念不忘，因为把一种质次机器加入某种优质设备之中，势必有减损该设备另外组成部分生产能力的情形。优质车厢等等，要是只得与质次机车配套的话，那就发挥不了它们充分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有既定数量的车厢，那就得有成比例数量的机车；而且，要取得最佳结果，车厢、机车、轨道、货栈等等整套设备，还必须都按统一质量标准予以维修保养。因此，用一种带有商业性意味的说法，那就是“货币”所代表的是“投资于”铁路的那部分资本的最后一个增量，这货币就花在使此全套设备都达到它曾经达到过的那种尽善尽美的程度上了。

按照某种更加科学的观点来说，货币是实物资本借以易手的一种工具，而且总会在某处存在有包含资本的资本货物。车厢、机车、轨道、建筑物等等，就都是这样的资本货物，它们包含铁路的全部资本；但是，如果我们试图找出并确定全部资本中“最后的”和决定利息的那一部分资本，那我们可就挑不出诸如具体的车厢、机车等等设备一类的组成部分了。我们必须设法找到全套设备中以及构成全套设备各种工具中的那种最终生产要素。在修建一条铁路并对它进行设备配备时，假如发现这一条铁路的实物资本，也就是它的载客、运货两用的具体的和物质性的全套设备，都必须改变成比原方案计划的要少一些的话，那么，铁路公司会削减哪一项支出呢？假如听其自然，拟议中的支出要达到的几乎一切的质量，就都会有所下降，铁路公司就会放弃对车厢、机车、铁路路基、建筑物等等作最后的完善化试验；铁路公司还可能根本就放弃几类工具。不过，这些工具自是价廉质次的。

当然，有些事实还得加以考虑。在实际情况下，有些事实会改变上述做法。如果上述例子中的铁路是一大铁路网中的一条连接线的话，那它就得承载其他铁路的车厢，它或许因此就得加宽其轨距，加宽其铁轨，加固其桥梁，以期满足上述需要。不过，这种情况倒是证实了而不是否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成比例地削减某行业的部分设备是浪费。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该小型铁路公司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企业了。它只有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大一些的一个系统，才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完整的工业企业。假如该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要削减资本，假如它有权通过廉价化某种设备，而且还要减少它们的数目以期达目的话，那它宁可使整个系统各部分的设备降低质量来维持各组成部分的合作能力，而不是系统的大部分互不相关，进而使某种铁路设备撤出其一部分。必须记住，我们这是在设法确定一个完整工业企业的资本的那个最终增量，而且就铁路系统而言，这个增量不是碰巧属于一个小公司的一项大型设备的一部分，而是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的。

此外，假如这条铁路修建在即，假如所有人发现自己能使用比原先预期还要大的资本，那他就会铺设同样轨道，以及设法采购他曾经计划采购的同一铁路拥有的全部车辆，外加部分计划外车厢或火车头吗？他会按原方案所规定的类型和质量建造火车站，只给工程目录增加一两幢建筑物吗？显然，用现金给其设备增添几样东西，这会使很多方面改观的，它会到处增加我们称为生产要素的一类东西的。

这家铁路公司的资本的这一最终增量，实际上是两类客货运输设备价格之间的一个差额。就此情形来说，其中之一是铁路连同其全部设备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这，有鉴于其现有资源，这是能做到的。再就是，造铁路以及铁路相应设备的安装配套等相关事宜，如果资源达不到原有的水平，其结果会怎样这是可想而知的。一条现实中的铁路，与一条拟议中的铁路，其间全面质量的差别，实际上也就是现公司所用了的最后一个资本的增量。这最后一个单位资本取得的结果，也就是铁路实际所挣得的收益与铁路质量降低了以后所能挣得的收益之间的差额。

该行业最后资本的增量显然不是可以从该行业中说除去就可以全然除去的，这可不像几台机车或几节车厢组成的资本增量那样简单，说卖就可以卖给另一家公司。[1]
问题就在于，这套设备存在于由工程师、乘务员、铁路运营段段长等组成的进行客货运输的复杂部门和组织之中。假如我们想就这特殊的一点儿资本的生产力作一次令人满意的检验的话，那我们就该求助于某种魔术，这种魔术会立即使此成套设备贬值为劣等设备的。

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实际检测，即可以听凭设备磨损，任由机车磨损易坏，客车年久失修，建筑物坍塌，如此等等。假如其间影响某条铁路的生产力的情况绝对未变，那我们即可就该设备磨损前的盈利能力与其后面的盈利能力加以比较。作此检测遇到的困难有两个：一是影响资本盈利能力的其他情况并不是不变的；二是除去生产工具的那种损耗的质量与下述这种质量不是同一回事，即后者在制造生产工具时就已决定“给它们少投资”——使其成本和效率都降低——这原本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谁也不会去蓄意制造检测资本生产能力的这样一种实验设备以使自己招来不好的后果的，然而，现已取得的实践经验，还是能使雇主形成有关最终单位资本生产能力的这样一种判断的。

难道企业家就不能采取一次性降低某种用品的质量的方式，检测他那主要体现于工作设备最终质量要素内的最终资本增量的生产能力吗？现在就让我们假设同时购置两台机器，它们除受磨损程度有别外一切都相同：一台新而完美无缺，另一台破旧。它们的生产能力有无差别，所有者难道就得不出一种正确的结论吗？再假设这里有两台机器，它们都是新的，不过，其中一台比另一台价格更高，质量也更好。企业家难道就无法告诉我们，就其盈利能力来说，一台机器超过另一台有多少吗？假如进行这一类的检测企业家都游刃有余了，那他为什么就不能就其设备的各部分都作一下检测呢？他可以逐个部分地了解一下他的设备和全套工具，并就其每一部分都得出结论，即在每一部分质量都更好的情况下，他能得到多少，而每一部分质量都差一些的情况下，他又会损失多少。

作此类实验会遇到的困难，在于某一种工具的质量的降低可能给成套设备造成的扰乱性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只要小心翼翼求变，就可以降低。此外，进行此类试验，如果所有者亲自从设备上拿下某种工具——这工具是使这整个成为资本货物有效配件所必不可少的——就可以避免造成更加严重的扰乱性影响。他甚至都不必使他在检测的机器损耗到会降低其余一切的效率的程度。假如该检测要以购买并使用某种劣质机器的这种方式进行，那它的所有人就不必使该机器质次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另外的机械无法与之正常运转。无疑地，一个人就能逐渐地以这种方式检测他的最终资本增量的生产能力了。尽管他会难以作出估计，而且可能估计错了，但他能够就下列两种效率的差别提出看法：他的部分资本体现于一套工具上的盈利能力，与这套工具或好一点或差一点情况下的盈利能力的差别。

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检验是经常做的。人们必须就每一种工具在其几个适当的场合就其“生利最多”的确切等级形成商业判断。随着一个工厂的设备及其自身逐渐老化乃至破败，工厂主就得不断进行决策，如他得购买何种等级的工具以替代他那全套工具中废弃了的部分。他必须了解——至少是大致了解——在质量等级上，某个等级的某种工具与等级高于或低于这种等级的某种工具之间的生产能力差别到底有多大。这是复杂过程的一个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社会就是凭借这个过程使其生产基金得以明智地具体化的。对这样一种最终资本增量的生产能力要不断作出神志清醒的心理估计，进而作出自己的判断。不过，弄清楚不是太廉价就是太昂贵的这种工具都要予以废弃，而恰好的那一类则予以保留，这并非是神志清醒的估计。

竞争以另一种不可变更的方式作了这一检验。竞争是如此蓄积而成的，以至于可以从其资本中获取绝大部分的服务。假如在某个工厂，其每一台机器、每一种工具都能如此明智审慎地选择，以至于最终生产要素作为纯收入均能占（姑且说）其成本的百分之五，如果那就是通行的贷款利率的话，则厂主就会处于经得起竞争的状况。此外，他借的资本的利率是百分之五，假如那就是设备完好的企业一般产生得了的最终资本增量的话，那一个人的全套资本设备必须如此选择和组合，则其各部分的最终生产要素才能产生同一利率，而这利率就是竞争者所用全套资本货物最终要素所产生的同一利率。竞争通过使不同人的资本的最终增量的盈利能力趋于相同而起到了平均主义的作用。这是通过排除最终资本存量——构成其各种资本货物最终生产要素——创造了小于标准的产量。有了这通常挣得的百分之五的最终资本单位，利息就取那种利率了。以百分之五的利息，其最终一个单位资本仅挣百分之四的借款人，就必须每年都取得弥补其资本赤字所需的百分之一。这是不能持久的一种程序，因为此人必须改变其资本的形式，并使此基金处于其收益能力上通行的标准，否则他就得亏损。

这里，我们在作能经得起更大考验的断言。我们证实，利息是由最终社会资本增量的盈利能力来决定的；该增量主要由生产工具增量构成，而不是由其工具构成；竞争起到了平均主义的作用，它导致资本货物的最终生产要素的盈利能力均趋向于某种正常水平；生产要素所挣的小于标准数额的任何一类工具都必须弃之不用。

在就这些说法所作的解释中，有须加评述之处，其中之一与下列断言有关，也即随着资本的增加，构成基金的那些新的部分就自行体现于商品的质量中。正是在这里，我们要假定劳动数量维持不变，而迫使企业家获得越来越好的工具的，正是资本的这种人均占有量的扩大。实际上，倍增工人，再倍增资本数量，资本货物也就没有必要提高质量，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假如我们会给新来的工人一如原有工人所拥有的全套工具，那资本或多或少地就会增加。诚然，由于土地与其他资本货物的关系这样做起来会有困难，但除土地外，这全套工具的各部分我们都可使之倍增；而且，由于我们无法倍增土地，我们这就不得不在扩大资本的同时，使体现它的那些商品的质量作些改变。我们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我们有关资本增加的自然方式的断言，涉及的是否是由劳动人口相类似的扩大进而所伴随的。在十个人手中有十个单位的资本的情况下，该资本是呈某种具体形式的；而如果十人手中有二十个单位的资本，则资本就呈不同形式了。工具的改善远多于工具数量的增加，这体现于并计量新的资本。资本的最终增量，尽管不都是，但多半是体现在质量上的。

情况假如如此，那么，在竞争的企业家中，以具体形式，也即一堆具体的工具，按照哪个企业家报价高就被哪个企业家所吸引而存在的资本概念，是远不正确的。资本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了竞争的对象，但资本货物则不然。成为竞争对象的资本不存在于工具之中——具体的、可见的、流动性的和即可投入十几种用途的工具；不存在于具有企业家都急于获得其份额的这样一种适应性的资本货物存量之中。不过，资本也存在着普遍竞争，而且竞争的结果是决定利率。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是该体系所存在的任何资本的可能的需求方。假如某个企业家能以该资本生产出比该资本的现持有人还要多的产量，那他的自然做法就是出价高于现持有人的索价，借此获得它。这样的资本莫不控制经济体系内的某个使用者或某个地方。然而，体现该资本的商品就像资本自身是自由的那样，在其流动中是受控制的。A的工具对B往往无用。假如我们要从A的商店完全买走投入于B的商店的用品，那我们不会给B以援助，这会使A的业务受损，谁也得不到好处。一座熔炉对一个冶炼厂有价值，但对棉纺纱工则毫无价值；一艘船对运输公司的人员有用，但对矿工等无用。总之，在各种不同工商企业的雇主间，资本货物仅存在极有限的竞争。

假如贸易工具流动性不十分高，那工具的生产要素又从何谈起？我们把冶炼厂的鼓风炉，即使之高效率和高质量的最后一个鼓风炉撤出，把它给了使用走锭纺纱机的纺纱工，这样行吗？这可能会降低鼓风炉的质量而提高走锭纺纱机的质量吗？是否那冶炼厂要把最终资本增量交出，而纺纱工就恰好得到它？

利息的最终生产率理论要扎实，这里列举能使之相互一致的部分事实是正当其时。

（1）利息一般与社会资本最终增量一致。

（2）此增量主要由生产工具的质量而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工具的质量构成。

（3）工具的生产行为种类有限，除专为之设计的企业外，任何类型企业在这点上都有限。

（4）当然，工具的质量确实不是可以转移到其他工具之中的。

（5）每一种企业的最终资本增量都存在于与该企业联系一起的某种要素之中。

（6）资本具有绝对流动性。它到处流动，可以离开任何一家企业而进入到另外任何一家企业中去，因此，它成了某种普遍的竞争对象。对于任何一个进行中的生产过程来说，使用任何一个单位的资本都是可取的；决定利率的正是对资本的全面竞争。

此外，我们说过，资本这一普遍竞争的对象并非先于索价，而是以人们看得见并运载至商店中的任何一种实物形式进行。根本不存在一大堆或一大批生产工具存量等待着给某个人提供服务，诸如见于各商店的商品存货是随时可用的情形。根本没有食品、服装、房子和其他各种生活用品的积累等待着发放给工人，以期工人制造出资本货物，进而把生活用品转变为资本货物。我们已经指出说明资本起源的饮食以及劳动的这整个理论何以站不住脚的原因，而且我们还意识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下列事实，即任何地方都没有生活用品的存货积累，而且即使有，存货也无法利用起来。[2]
因此，对资本的竞争，并非是对业已存在的资本货物的竞争。

涉及资本和利息的悖论，最全面的首推对资本的永恒而又普遍的竞争，这是一种为全面获取具体的东西的竞争，这些东西是即将出现的。社会的资本是直至它呈现供企业家使用的那种形式时才存在的。在原料和工具尚未可供制造商、商品尚未可供零售商、车辆尚未可供运输公司等使用之前，资本根本就不存在。美国价值1000亿美元的资本货物，实际上都是将它们作为满足某种目的的工具加以使用的，而且实际上它们也发挥着适于它们发挥的作用。

当企业家在市场上出价以争取再获额外一个单位的资本时，他这是在要求某种东西，有了这种东西，对他的企业来说，就意味着他的设备得以调整了。实际上，他这是在说：“为获某种数额的生产资料，实际上我是每年都支付百分之五的利息的，可这还是徒劳之举，除非我改变我使用中的设备。而如若如此，那我打算对设备所作的改进，就即将构成这新的一个单位的流动资本。此外，无论谁让与我一个单位的资本，那都必须采用同种类似的改变，即他务必使他的设备每况愈下。”

因此，出价竞争资本，也就是出价竞争事先并不存在的、而一旦存在了就多半在于工具质量的某种变化的某种东西。我们出利息获得资本时，[3]
实际上我们这是在要求获得一种权利，以这种权利来改变我们的工厂和工具的性质。这种质变是可能实现的，因为行将出现的那种种情况，以及我们要借“钱”以此扩大我们的企业时，我们所公开表明的就是要实施革新。在放置破旧工具之处，在行将废弃旧工具之时，我们可以代之以一种新的工具，而且是质量超一流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给我们的设备增加的一种新的资本要素，而又不存在增加一种全新工具的可能性。我们为此新资本的贷款付利息时，其实是在提供某种东西，以换取含有某种资本要素配件的新工具替换此类要素含量少的旧工具的这一权利。属于一等品的机器在很多方面都是需求量大的，而二等品是淘汰在即了。因此，新的生产能力处处都在不断促进社会资本货物存量的增长。

在进行此类变革的雇主中，没有一个雇主是旨在对某种最终资本要素进行某种科学检验和记录其生产率的；不过，待到这一类的很多变革实实在在付诸实施之时，这种检验也就可以应用上了，最终单位资本的生产率记录就可以在案了。某雇主在把某种新的资本要素注入其设备时，他认为他得到了的至少在争取更多的资本这一点上就成为了他的指南了，因为它告诉他能获得多少时他的付出才是值得的。类似的经验还告诉另外的雇主，他们为求有所得当以付出多少为宜；而且，一旦有了新的资本，亲身体会新的资本要素产生更大回报事实的这个人，就将出价竞买，而且还将获得新资本。所有这些检验都要花费时间，但社会的演变有足够的任由其支配的时间。慢慢地，且又是确定无疑地，每一个雇主都会根据由他们掌握的最好资本要素所能获得的收益，判断何种价值要素是最有价值的。慢慢地，且又是确定无疑地，社会的全部资本以其所能的最大产出方式尽数作出了安排，这就使资本从产量低的那些的人手里转移到产量高的人手里。因此，经过某种完全静态的调整，社会不仅达到了总生产率最高的一种状态，而且还达到了各地生产率均衡的一种状态。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确有某种劳动无差别地带，即范围有限的某种边际区域。在边际区域内，有的人可能就给排除出某一职业，改行投身另一职业，但资本的性质都不见有什么明显改变。这一事实于工资的实质性调整意义重大。还有与资本有关但又是与上述事实大致相似的一个事实，即少数工具在各行各业都适用。我们可以从一个商店内的一个专柜里拿出一把锤子，而后又把它放进另一个专柜；另外很多物品我们都可以照做不误，而且都不会引起所做工作性质的改变或是其余设备的特性的变化。由此可见，是有某种类似的资本的无差别地带的。

不过，这些地带并非全是工资和利息得以调节的整个边际地带。那些地带面积要大得多。工资趋向于与那个增加的一个单位的劳动可在该行业体系中任何地方创造的产量一样多，假如企业家借助改变其厂房设备的形状进而对它作出有利安排的话。利息，通过体现于资本货物全套设备的某种有利变化，通过几近于在任何地方都能创造的产量，趋向于等于额外的一个资本单位。当这些资本的更一般的配置业已完成时，无差别地带的资本的产量即成为更大边际地带生产能力的指标。

从一开始我们就记得，资本是物质性的，它仅存在于可见、可触及可搬运的货物之中。然而，现在，资本的最终增量似是无法沿袭旧的学说了。无论是按照字面理解还是根据物质形态来看，我们都无法从一台机器中取出除去我们刚才定义的一种最终的资本要素，且又使该机器的其余部分保持原样。根本就没有什么机械方法可以取出属于一等品的工具，而且还能使这一工具比属于二等品的工具还要好，甚至可以使如此取出的那种要素留下作为备用。资本的各个增量可以根据其生产效率的顺次，以一种虚构的系列予以分类，结果，最后一个单位是效率最低的一个单位；但是，从任何雇主的工厂取出的这一工具，还整体把它分成这样几个增量，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把各种不同机器分成几类，这不会达到这个目的；把这些机器拆开，当然也不行。假如就任由它们损坏，而后以购买另外某种高质量的成套设备代替它们，我们这就间接从其他工具中分离出了最终资本增量；当然，在此过程完结之时，我们还是有与某种新组合中其他分不开的那个增量的；所有的增量合在一起，这就构成了资本货物的存量，也即可以整体处理的工具。不过，单独看来，资本增量就是抽象概念，因为它们多半是物的质量。事实上，当我们就应用于一个农场、一个矿山或一个制造厂的接续几个“份额”的资本作推论时，我们这就是处在这样的抽象概念领域。为了研究方便起见，通过把资本概括为一系列工具，我们这就能把一种具体的东西分为几种质量了。不过，尽管这些合在一起的东西可以构成某种东西，可一旦分开，也就只是有一种理想的存在而已了。

因此，资本货物所体现的是混合而成的资本增量，“真正分离的资本增量”一说会引起矛盾。因为任何真正的分离都意味着资本货物的损毁和资本的毁灭。[4]
既然一艘船我们说造就造好了，那我们也就能造了一艘又一艘，直至我们有了一支船队；不过，假如这些增量按其生产能力的次序予以分类，那么，每一艘船都将包含整个一系列的资本增量，而且都将包含从第一个增量到最后一个增量为止的所有资本增量在内。当然，我们是可以真正地整体地销售我们的船只的，但无法就经济意义上来说对单个小组的船只进行逐个销售，除非采用以质次的船只代替船队的船只，且提高他处资本货物品级的方法。

尽管谈了这一切，可是计量真实资本最终增量的生产能力，是不仅可能而且实际上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一点上做不到的企业家就将被淘汰出局。按照竞争理想完美起作用的静态状况的假设，这整个领域都将属于这样的人，即他们是出色地做了这些检验，而且是逐渐获得了以极高效率利用生产要素能力的人。

[1]
假如在一个行业经营的一种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儿给撤走了，那么，这对剩下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就会有这样一种致乱的影响，即这种影响会使这两个部分的生产能力都降低。当然，从一条铁路中撤走所有机车，会使所有车厢、轨道、货栈等等一概陷于瘫痪；而且哪怕是撤走其中的一半，在更低的程度上也会有这种影响。不过，降低整套设备的质量就不会产生这种影响。撤走一个资本增量的这种方法，是从全行业产品中选取归因于该一个单位的那种产品，但并没有降低剩下的那些单位产品的生产能力。

[2]
参看第10章。

[3]
使资本货物更多的，是在不投入资本的情况下雇用更多的新工人。额外的工人可以从事不增加资本的某种职业，但他们只有在工具廉价而且倍增了的行业才能有利可图。

在说竞争是通过裁员——裁减所在企业这些要素所挣少于正常数额的那些人——检验最终几个资本要素的生产率时，我们并不否认决定利率的那些竞争当中的幸存者，必有办法弄清他们各自的工厂那几个最终资本要素为他们挣得了多少。通过各种比较，他们设法弄清了这些要素的生产量，且这个知识就是他们可以提出贷款申请的基础。

[4]
就在用的部分最廉价的工具来说，要指出这个规则有一个例外，即这些工具构成资本的第一个增量，不能从组合中分离出的是后来的那几个增量。

第18章　资本依靠质的增量实现的增长

图18-1

图18－1的利息和工资规律的示意图，现已给补添了几个重要细节。此前这个图是取其最简单的形状用以描述利息规律的，现在清楚的是，沿AD线递增的资本是一种永久基金，它由各种工具构成，而其中土地以外的每一种工具都是“易腐”的，但实际上它们又都创造出使这个系列完整无缺的一个个接续者。随着线段AD的延长，成为该基金组成部分的各个增量，多半都已融入已经成为全套工具的资本货物的新的质量了。假如我们试图就使资本从区区金额开始及至达到一种规模做一个实验——考虑到要利用资本的劳动的数量以及劳动要利用资本的数量——我们就得具有某种改造和改善每一种生产工具的魔力才行；而且，我们还得以我们能使这种生产基金不断增加的方式发挥这种能力。一接触这才知道，劳动所利用的一切几乎都可以随即提升一个等级；原有品级的一切存货与属于新品级的一应齐全的存货之间的差额，就等于真实资本的新的增量。那是最高程度的一种复合物，而且多半是质量已经达到新品级的原有杂项存货的荟萃。接着，我们还得看看，这一切都是依靠什么机制得以实现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实行小组制生产的条件下，就存在做成这件难事的一种魔力。

这样构成的新资本是处于一种高度综合的控制之下的。实际上，这种资本全是归社会机体所有的资产，它这意味着其中预先决定的某一部分是归该体系中每一个企业家所有的。有一种社会规律决定这种按比例的分配，而且，如果这种规律能在无摩擦、无干扰的情况下发挥作用，那它就能不出差错地进行这种分配。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价值100万美元的资本投入于全社会的周转资金，这其中就会有明确的一部分是归社会的每一个小小组所有的，且能起到追加的作用，这一规律能决定这几部分数量中每一部分应该有多大。在这种条件下，利息就会与这个真实资本的高度分散的增量相一致，这个增量多半是存在于新注入陈旧器具的质量之中的。因此，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探索社会采取的无意识的行动，而显然是某种集体的或者说是社会的行动所进行的按比例的分配，也即把资本的整个基金中的所有份额以及使这个基金增加了的每一个新增量中的那个明确的份额，分配给每一个小组和每一个小小组的那种方式。

在各个小小组中分配资本的这同一规律，也在各小小组中分配整个劳动力，因而各行各业也都在工人总数中占有某一个份额。劳动的这些增量都是属于社会的，因此，在各小组和各小小组中的分配也就都是通过社会的无意识的行动来实现的。这些增量多半还不是质量上的，因为劳动力不应看成是在使一定数量的人提高了效率后才逐渐形成的。的确，人员素质提高了会对社会劳动力规模的扩大起到推动作用，但是经济学首先必须论述的是，劳动力规模的这种扩大主要源自人口的增长。劳动力规模扩大所引起的最主要的质变，还是发生在资本货物领域，但这些质变的性质，正好与发生在就其数量来说，劳动力是固定而资本则增加的决然相反的情况下。人口增加，再增加一定数量的固定资本，这就意味着正如我们业已谈及的，资本货物是数量递增而质量递减了。在此前，一个人劳动之处现在有两个人在劳动，工具或许还是以前的两倍那么多，但每一件工具的价钱实为以前同一用途的工具的一半。既然是这样，数量的增量便是使劳动力增加了，而各种质量要素则离开了资本货物，这时，存货数量开始增加，而且使真实资本保持原样。

记住有关一般规律的术语的这些解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情况。首先资本是如何提高质量的，以及资本是怎样在各小小组中加以分配的。资本货物赖以提高质量的那种机制，与资本货物赖以使其性质保持不变的机制是一样的。我们强调每一种易坏的生产工具，实际上都是为自身创造接续物的。体现生产小组制的一览表，不仅揭示了这种情况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展现了随着真实资本数量的越来越大，体现真实资本的货物质量也越来越高了。

接着，让我们用一种极其简单但在某种程度上又能完全揭示据以影响劳动和资本的分配的那种规律的形式，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讲又能彻底揭示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受到影响的规律，从而使表示小组和小小组的这个表完整起来。

表中的各种A代表一系列基本必需品，也即A″是随时可以吃的食品，而A则是构成这一食品的加工程度最低的那种原料。A或许也就是代表小麦，A'可能就代表储存于谷仓的经过脱粒而且又扬去了糠秕的小麦，A″代表面粉，A″代表面包。B可能代表以呈羊背部羊毛形式制作服装的原料，B'可能是经过洗涤、分类然后储存于仓库的羊毛，B″是布匹，B″为服装。诸C相继代表林木、锯材原木、锯制板和房子。社会的一应需要有了这里表列的这些物品，就都能一一予以满足了。这实际上可谓是再简单不过了。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即使仅限于想象而已，也许还只是异常大胆的一种理论上的推测；但是，此前我们就建立某种想象的静态社会所阐述的理论，在这里还是适用的。我们这里暂先不谈其他无数事实，目的就在于这样就可以离析出另外某几个事实。决定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劳动和资本的这一规律，实际上就是决定最复杂社会的劳动和资本的规律。

在这些小小组当中的每一个小小组都有劳动和资本，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资本的物质组织，也就是构成资本的那些具体的东西，是处于一种被毁坏和不断再更新的过程之中。那么，被毁坏和再更新又是怎样所导致的呢？每当一个A″、B″或C″不再收回再利用时，无息货物的存量就有浪费了；对此提供补充的是继续在所有小小组中维持供给的那种产品。此类情况我们见得多了。有息资本货物——工具、机器、建筑物等等——的存量，有因为磨损而成废物的，有因为开始自然破损而成废物的。此存量又当如何予以备足呢？A类的小组显然没有能力恢复制造A″时用尽的那些生息资本货物，因为该小组的全部能力都在制造A″的过程中用尽了。

不过，在某处总会有另外一个小组，我们姑且用一系列H代表它吧。该小组的职责是制造工具、机器等等。在我们高度简化了的表中，我们会令H的这个小组补偿固定资本在整个系列小组中所遭受的一切浪费。现在，H、H'、H″和H″所代表的是制造生息生产工具所用的原料，而且还在四个改进阶段代表这种原料。H是加工程度最低的工具的基础原料，而H″则是随时都可用的各种各样的工具。正像其他各小组一样，该系列也是保持着良好的状态的：每个晚上，成品H″都变得越来越少；而每个白天，H″的存量则都由H″变为H″，由H'变为H″，由H变为H'，以及以创造一个新的H而得以补充了。整个系列的H从来都是完整无缺的，这就意味着，制造工具的小组的真实资本的数量是保持不变的。

那么，H″又前往何处？它给H小组的人带去了什么呢？它是该小组体系中无处不去的用于代替那里损耗了的工具的。其中有的前往A，有的前往B'，有的前往C″，如此等等；有的则返回H系列各个小小组，用于替代制造工具中磨损了的工具的存量。显而易见，小小组H″中的人们所得的收入，必须呈A″、B″和C″的形式才能得以获取。表中那最后一个小组的人们不可能以织机、脱粒机、磨面机等等作为食品，这些固然是他们亲手制造的，但他们必须吃A″所体现的面包。他们不可能拿他们的机器当衣服穿，或住在工厂，他们必须有衣服穿，有住所住。这些，他们必须拿前三个小组的某一部分产品才能换取。

工具制造者对消费资料某一部分的需要又从何处得以满足呢？是靠对其他各小组课税以获取吗？是出自其他人的工资而得以满足的吗？这一部分资源是由前几个小组的劳动或资本生产的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务必小心谨慎。因为在这里，在此分析中，在某个地方或许有某种诱惑，人们因而会说，通过供养制造资本的那些人，劳动在创造“资本”。小组A的工人当然会为小组H的工人劳动，作为劳动的回报，他们能获得资本货物。不过，事实上，小组H的工人的食品，并非A小组的任何人或任何工具的纯生产额的一部分，它是这些小组的工具的总产值的一部分。具有价值的每一种工具都创造某种产品，这种产品除系为其所有者的一种赠品外，还是弥补其自身损耗的。织机所织的布，用于弥补这匹布在织的过程中所致的未充分利用之处的，是这匹布转移给H″小组的东西。该小组的工人实际上是使磨粉机受损耗了，因为他们吃的是该磨粉机使自己磨损后所磨成的面粉，但他们只是吃了其中的一部分面粉，这部分面粉是留作补偿这一损耗的。

由此可见，是有A″、B″和C″定期惠及H″小组的一定数量的产品的。要是与这些数量相对应的价值构成这前三个小组的工人的工资和利息的扣除额的话，那么，H″的生产者对其余各小组的人来说，就成了从他们那里领补助金的人。然而，事实上，H″的人是以某种间接方式生产他们自己的消费品的，就像前三个小组的人一样，也是间接生产他们自己的资本货物的。H″的人不是领补助金的人，而是自给自足的人，是靠他们自己的工资和利息吃饭的人。也就是，就具体形式来说，他们的收入存在于货物之中，而此类货物原是供养他人的，且出自同一来源。A″、B″和C″等小组生产供养H″的人的必需品，但供H″的人消费的这些产品，也就是用机器等在前三个小组为更换成套设备而损耗了的部分。就数量来说，它完全有别于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也有别于真实资本的纯生产额本身。

由此可见，供养H″的人中的前三个小组的人，根本不存在以任何方式向他们课税的问题。一种工具即将报废时强加于这种工具的首项任务，就是创造足以购买像它自己那样的工具的财富。这是该工具的总产品的一部分，但它不是该工具所含资本的纯生产额的组成部分。唯无穷系列的工具所得的结果才会是自给而有余——只有这样一系列资本货物创造一项净剩余额，则资本本身才能为其所有者创造出经济价值来。

我们曾经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在何处，资本的生产率都是趋于相同的。不过，具有这种特点的是资本，资本货物则不然。在小小组A中，无穷的一系列生产工具的净产量，都往往会有与C″小组的无穷的一系列工具、B″小组或是他处的生产工具的净产量相同的趋势。按照这种趋势，在任何一个地方使用的每一种工具在经过某种正常的调节后，它们都能创造出这样一种产量，这种产量是除给予使用这一工具的那个人的一笔纯年收入——等于这一工具的成本中的那相同的一部分，即等于其他资本货物形成的收入——以外，是刚好足以抵偿这种工具实现自我倍增所付出的代价的。这就是统一利息规律中包含的不折不扣的和具体的事实。

分散于A、B和C等各大组的H″类的工具，除为自己的接续者作准备外，还得支付统一利息。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都挣得一笔偿债基金，而构成该偿债基金的货物则供养H″的人们。而完全有别于该基金的，是体现于那些工具的真实资本，这种资本，按照静态规律，在费率上是趋于一致的。供养H″的人们的商品呈物质形态，在比喻的意义上，固定资本的结构已转化为物质形式；而供养A″、B″和C″的人们的货物，则是这些小组的劳动和资本的真实产品。

生息的资本货物也即固定资本的结构，是自动维持的，除此之外，还有真实资本供其所有者。[1]
这种资本所给予其所有者的，即便他们用完，也丝毫不会损害资本货物系列的完整性。这一完整性是体现永久资本的特性的。

我们前面说过，有更多更好的资本货物，现在就可以注意到这种资本货物是如何获取的。就第215页的表来说，H小组的规模因生产工具的改进比以前扩大了，即便在使用中有损坏，也有更大数额的生产能力取代（补偿）固定资本的结构。现在，不论是更多的工具还是更好的工具都能制造出来了，但条件要求制造更好的工具。A、B和C各小组固定数量的工人获得了经过改进的工具，因而他们也就比以往生产出了更多的A″、B″和C″。经过改进的工具还是像原先那样得以维修；给H小组的消费品的特殊剩余，就足以维持处于扩大状态的这个小组。

存在更多资本的结果是，工资得以提高，利息总额得以加大。这意味着A″、B″和C″的产量都提高了，同时也使这些消费品的质量有所提高，而数量并非有所增加。我们就价值规律所作的研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一样，都主要是以质量的提高而自行增值的；可见，A、B、C与A″、B″、C″的差别是比以前大了。发生在同一种原材料上的每一种质变，都成了一种更具决定性的质变，与此前同样的制成品相比，这种最终产品还是更纯净和质量更优了。这种原材料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提纯”的。在A、B和C等小组不增加一名工人的情况下，就因为有更多资本——质量更高的资本货物——而使工人能力长进了，才使上述结果由可能性成为必然性。

资本起初阶段的扩大如何引起的，这是动态经济学的一个论题。每当我们探索社会资本的递增过程时，甚至都可能超出某种静态科学的研究领域。不过，通观本书，我们尽可以由我们自己观察直接导致静态调节的种种变化。就为了自行销售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产品，我们这才任由资本从区区小额的一个起点，增长至某种自然的但又是成规模的某个数额。基金归一个复杂的社会使用，该社会由小组和小小组构成，而该基金总额固定，其增长达到现在的规模，这是一种虚构。不过，取实例以为佐证，当尊重其无可回避的事实，并留神小组和小小组如此多的行为，这才足以揭示：首先，各种资本的物质结构都可予以保持；其次，各种资本货物的品级都能得以提高。当一种新而经过改进的工具取代了原有工具时，它们便在诸如此类永久系列工具的整体上，成了一种受过改造的工具系列了。这里的永久资本经过自行改造后结果更好了——丢弃质次的，增加质优的——而这是在总额增加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的。不过，总额不变和劳动增加的情况有时会更糟糕。这两种情况均由各行业的管理机构实现，这个管理机构，在我们第215页的简表中，是称为H小组的。

[1]
在前面的讨论中有此一说，也就是资本货物实质上——虽然并非真的就是如此——是造就它们自己的接续者因而就使资本保持完好如初的，生息工具则通过为取代它们的小组创造一种特殊的收入而做到这一点。无息工具或者原材料，例如第215页的表中的A、A'和A″，则是以最终变成该小小组系列的人们的消费品而做到这一点的，该系列小小组的人们的作业活动使该系列的A保持完好无损。生息工具使用过程中受磨损，但无息工具作为资本货物在使用过程中并没有磨损。在此过程中，它们获得了价值的自然增加，但却丝毫无损。唯不复为资本货物而且开始服务消费者时，它们这才开始遭损毁了。这种情况是在它们即可供消费时，才使层级低一些的那些小小组的人们形成流动资本结构，进而使低层小小组的人们及流动资本结构充满活力，且能自行替代。

这样说并非犯了老错误，那种错误，本书前面的一章中作过批判，指的是把为工人储存的食品称作第一资本形式。按照这里提出的看法是：（1）不存在这样的储存；（2）A″、B″和C″等类商品，它们一旦成为消费品，立即就不再是资本货物了；（3）这些商品不是“工人的食品”，而是所有工人和资本家的所得货物。此外，这些商品使资本结构完好无损的方法是，自行替代工人和资本家已经创造的并构成以那些收入原有形式的资本货物。A″、B″和C″等类产品随着通过小小组体系而得以使用，无非也就是把已存在的收入变成了可利用的形式。最低层级小小组所创造的A，完全是那个小组的收入。因为它不是该小小组的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是其已掌握的保持完好无损的资本或该系列的组成部分。它代表可供该最低层小小组花费于生活的数额。在某种静态状况下，该小组将花费整个数额。对于社会来说，这些货物在它们传递给A'小组时，它们是资本的组成部分，而社会是负担不起体现于完整系列A和A'中的那个数额的。不过，社会能花费刚从该系列最后几个步骤中出现的A″。社会所能做到的就是以A″替代那些半成品。对于现在拥有这些半成品的人来说，就金额而论，它们是收入；但就便于使用的形式来说，它们并不是收入。这些收入就以半成品初次存在的形式使社会资本完好无损。

第19章　各行业小组分配劳动和资本的方式

现在，我们将阐述这样一条规律，这是社会的全部资本据以在其增长的每一个时刻都按照某种固有的数量，在各小组和小小组自行分配的那种规律。我们在整个研究中贯穿始终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就意味着这样一种分配；因为除非社会以某种方式控制全部资本，而且以确保最好结果为宗旨加以分配了，否则，资本就不可能作为一种彻底社会化的生产要素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必须有某种经济力量，就像某种自然力给一个池塘注入它所需的全部水量从而使该池塘的水面变平一样，把社会拥有的全部资本中的一部分投入小组体系中的每一个小小组。

有一种正常的分配那自是无疑的。处于静态状况时，必定有一定单位数的资本分配于A、A'和B，乃至整个小组体系，这势所必然。那么，是什么使这些单位个数属于正常的呢？如前所述，在该小组体系内各处的劳动和资本全都富有生产成效，也即一个单位的劳动在某个小小组生产的与在另一个小小组所生产的一样多时，同时，一个单位的资本，无论在何处，都具有同样生产力时，这种分配，总的说来，它就是正常的。劳动所以往复流动，就是旨在寻找它能生产并获得最大财富的去处。资本在各处所能获得的并非是某种对劳动有吸引力的影响，因为只有工资才是劳动所追求的。资本也同样在小组体系内往复流动以寻找所能获得的最大利息之处。就动机而论，这几个要素都是相互独立的。

然而，这两个要素中的哪一个要素的流动，都不可能不影响另一个要素的生产力。如果有劳动离开小小组A'了，那么，原有的资本的生产力就会有所削减——单位产量减低了。至此，我们尚未提及价值，而价值是构成旋即要加以考虑的第二种要素的。首先必须予以考虑的是，一个单位的劳动和一个单位的资本分别有多大创造产品的能力？假如劳动撤离某个小组的话，则资本创造产品的能力就降低了；就此而论，劳动的流动有一种趋向于使另一个要素也跟着流动的效应。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效应的作用极其复杂，因为各行各业都是以非常具体和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控制流动的原理，说到底又是简单的。全部社会资本中，有多大一部分为小组A所拥有的自然数额，或者有多大部分归小组B或小组C所拥有的自然数额，这并不难理解。当有反常数额的资本见于这几个地点中的某一个地点时，不难发现的一种影响即自行起作用，以具体情况为转移，导致资本或是流入该地点或是从该处流入他处。

资本因同一种力而实现小组到小组间的流动，这种力导致资本质量的变化。两类变化都与小组H的干预直接有关。假如小组A有一种工具不拟予以更换，假如这一工具通过创造足够多的A″而获得了支付它的重置费用的偿债基金，那么，这个A″就能为（比方说） B小组所利用了。H小组的人们制造一种比方说有助于制衣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有助于生产食品的工具，那么，在A的企业家因而就交出某个数量的资本，从而归在B的企业家所有了。此让与得以实现的这种机制，我们刚才就予以追溯了，因为由一种工具创造的重置基金已当作报酬请人另造一种工具了。当然，是有工具全部从一个行业撤出进而投入另一个行业的情况的，不过，鲜有这样做而不造成资本流失的。使资本流动而又不发生任何损耗的正常方法，则是我们刚才作了说明的那种方法。当然，与固定资本流动一起发生的还有当地所用的原材料数量的变化，而这些也就相当于流动资本的流动了。

要强调的是，劳动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流动。人们进入某个行业或退出另一个行业，都较物质工具的撤离更容易，因为他们适应性更强一些；然而，工人改变职业而绝对不造成生产能力浪费的情况是很罕见的。即使是学会从事某一行业的工作了，那也还得花费时间才能同样胜任另一行业的工作。一般说来，高技能类职业的老工人，从来都不是在新的工作中逐渐获得他们在原工作中已经掌握的技能的。劳动实现流动，同时又不至于使劳动遭浪费的正常方式，是让一个工人的儿子学会与其父亲的不一样的手艺。社会劳动的永续力就以类似于社会资本得以保持的那种方式保持自己的结构。人们除为自己谋得生计外，还必须养育继承人，继承人将在该工作系列中接替他们。由此可见，劳动从一个小组到另一个小组的流动，意味着某些工人的接替者是从事种种新的工作的。作为一种永存的力，劳动可以说是完全富有流动性的，不过，这种转行如果要做到并不减少劳动力的数量，那就得设法避免易地调人。

不过，既然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劳动和资本是可以不牺牲其中的任何一方而具有流动性的，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期待符合某种静态条件的一个社会，即各种要素都具有完全的流动性，但它们又都未见流动起来。这种状况颇像一个池塘的状况，在那里，一块小圆石一投进水里就会使每一滴水都改变原来的位置，然而又未见有一滴水移动。静态的小组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一小点扰乱即可招致劳动和资本从一个小组到另一个小组的很多流动，不过迄今，就连一点流动也尚未见发生。换句话说，成系列的每一个小组和小小组，都有数量完全正常的劳动和资本。这一些劳动和资本，这种小组和小小组的体系又是怎样得到的呢？使该池塘的水面呈水平状态的，是致使呈现水平状态的那个均等压力。导致小组体系的劳动和资本的那种静态调整的是均等化的引诱力。

在前面的一章，我们已对控制劳动和资本在各小组中的分配规律作过说明了，且称之为经济变差普遍规律。该规律在消费领域见效了，而一旦应用于人数固定的若干工人，而且奏效了，那该规律就会导致递增数额的消费资料的具体的效用日见其少。该规律就这样调控价值，因为各种商品都是量越大价格就越低的。该规律也在生产领域起作用，所得结果是，只要某种生产要素一旦以递增数量与数量固定的另一种生产要素一起使用，那其单位生产力就递减无疑了。例如，劳动一旦与数额固定的资本一起使用，其使用量越大，单位产量就越低。在整个经济体系内，就自然总量来说，为分配劳动和资本，该规律所起的作用是双管齐下的；一方面它使价值固定，另一方面它又使生产产品的能力固定，遂得双重效应；所得结果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在整个经济体系内，单位劳动在一个小组形成价值的某种能力，与在另一个小组形成价值的能力一样大。单位资本显示出同一趋势。

现在，就让我们在整个小组体系内颇有些随机地分配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在有的地方，我们会安排它们比某种静态调节所要求的数量更多；而在另外有的地方，我们则会安排它们比某种静态调节所要求的更少。在有的小小组，与某种正常调节所需要的相比，某种要素我们会安排得多一些，而另外一种要素又会安排得少一些。假如在一个小组内的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是正常的话，假如在该小小组内这两种要素都过多的话，那结果就会自行表明，所涉及的行业的产品低价就无疑了。劳动和资本各自的产品，由于这些产品是以同样的方法计量的，因而都会是正常的。每一种要素都在该小组内创造出数量恰好的物品。

反之，但凡一种要素过多而另一种又过少，则数量过多的那种要素的一个单位所创造的物品，比之于原本应有的就要少一些；数量不足的那种要素，比之于原本应有的就要多一些。情况如此，这些物品的价格可能还会是正常的。这是因为，这两种要素各自的生产力不论怎样，这两种要素合在一起，其产量还会是正常的。在各种不同行业中分配劳动和资本时，我们确保一个小组作为一个整体，就有静态规律所要求的那种恰好数量的生产力，这种情况有，不过也不多；至于确保每一个小小组所得的劳动和资本，恰好会创造出为具体生产力所能创造的货物的数量来，那我们所抱的希望就还要小了。因此，每一个小小组所得的产品产量不是过多就是过少，而且产品价格也不是过低就是过高。差不多每一个小小组的工人的劳动，与自有资本额相比，均不是太多就是太少。与静态规律所要求的相比，这些生产要素中的一种的生产货物的具体生产力可能过大，而另一种的又可能过小。情况如此，那就会发生朝四面八方的流动了，这就好比是给一个池塘蓄水，水是以同样无计划的某种方式注入池塘各处的。不过，调节这种蓄水的原则所产生的结果还是简单的，尽管水流初看起来可能过于复杂，但对劳动和资本的流动也可作如此概括。

劳动和资本的流动由不同的推力所引起，因为这两种要素是各自寻求自己的利益而绝非对方的利益的。它们各有各的实现流动的动机，然而，它们的流动却又是相互依存的。因为这两种要素的流动是其中任何一种的生产力不改变便都会是无果而终的。有鉴于此，每一种要素也就都流向各自的产量能达到的最高之处了。每当一种生产要素所处的位置是任何流动其生产力都会递减时，它就会受到诱惑而就此止步了。不过，这样一种要素暂时可能还是有极大生产力的。而若情况如此，由于其他各种要素流动不止，因而它势必就会丧失这过多的部分。这种情况怎么出现，且看下文分析。

首先，就让我们仅注意各大组间的流动状况。这些大组的收入显然源自制成品的销售。例如，如果A″的价格高，则生产这种产品的整个组就富裕；而价格一旦跌落，则全组就会陷入困境。这种变化影响该组作为一个整体的产量和收入。不过，影响该组的产量及其劳动工薪的还有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我们已经注意到，指的是这一劳动的数量的减少，或是与这一劳动共同利用的资本数量的增加。总的说来，某种生产要素可以获得的收入，首先是取决于该要素在起作用的这个大组与另外各个大组的关系的；其次则取决于该生产要素与所在大组内其他各生产要素的关系。生产力名列第一的那种要素所在的小组是总产量极小的一个小组；再次，该要素所在小组的产量反常地低。要是用于制造供不应求的某种产品的价值大，要是使用的资本过多，因而可以溯及一个单位的劳动的部分产品产量高的话，则劳动就会有创造财富的极大能力。一个工人由于所持有的工具过多，因而一年间可以生产出很多双鞋；而且由于总供给还短缺，鞋价还会提高。这就是此类劳动生产率极高的条件所在。

工人显然会离开条件正好相反的那些小组而涌向这样的小组。这一涌入会产生两种效应：首先，工人创造产品的独具能力减少。因为一旦工厂工人多了——假如资本就形式来说是适应于人数增加了的工人的需要的——具体的某个工人与工人少一些的时候所能生产的鞋量，此时可能就少多了。其次，工人的涌入还意味着供销售的商品总量大了，因此，价格就会下降，而可归因于一个单位劳动的商品数量也就减少了，它的价格现在也要降低。按价值计算，这一具体劳动的产品会从两个方面减少，即与过去相比，每个人的产量都减少，且单位商品的售价也降低了。

现在，劳动的这一流入对该小组的资本生产力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一方面使资本减少，另一方面又使资本增加，还有一种情形或许就既不增加也不减少。该小组工人越多，小组内资本生产商品的具体能力就越大。就这一点而论，资本是因有劳动的流入而有增无减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劳动的这一流入也意味着该行业总产量的增加，因而产品价格也就降低了。这就是说，资本亏损了。尽管商品是增产了，然而，其起因应当溯及一个单位的资本，这些商品与过去相比，它们的售价低了。资本是因为自己的产品降价而亏损了，但它那按性质计量的具体产品的产量却是增加了。

劳动流入后，与它投入其他行业的情况相比，该小小组的资本生产力或许不是稍高一点就是稍低一点。不过，就劳动而言，这与正常生产力相比其降低程度还是较低。原假定的是小组的资本充裕，其产品的价格由于总量低因而也是高的。按原先的条件来看，一个单位资本的产量会是低的，但是，由于其产品的价格会是高的，因此，单位资本产生价值的能力或许就不至于有异常，一旦有新的劳动投入小组，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未见得会有大变。因为它会因为某种影响而减小，又会因为另一种影响而增大。因此，生产产品能力的扩大，最终会导致一个单位的资本创造出的价值与开始时的一样大。

因此，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有两种影响共同作用而降低了，也即一个单位劳动的产品产量既已降低，那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反之，资本创造价值的具体能力则是一个方面降低了，另一方面又是提高了。假如情况果真会像我们所说的那样，那么，资本在劳动完成转移后的创造价值的能力，与其他地方相比，那就会是不是提高了就是降低了，而且会有资本流入该小组或是从该小组流出的情况发生。这种流动会很快会使这一资本的生产力又正常起来。如若资本流入该小小组，则这一流动当以两种方式降低资本的生产力，即如我们所描述过的那样，使其生产产品的能力及其价格均递减。不过，这对劳动所产生的影响极小。因为只有它稍稍提高物品总产量和降低其价格时，才会增加可溯及劳动的物品产量。

此类流动显然具有矫正小组内劳动和资本的现有数量比例失调的能力。我们为这项研究选择了劳动生产力极大的一个行业，该行业的劳动所生产的物品产量大且不说，价格还很高。这样的一类小组对劳动展现了极大的吸引力；劳动遭到强烈排斥的那种小组会是与这些条件正好相反的小组。在这种小组，劳动相对于资本是充裕的，而且产品总量极大但商品价格却极低。在这种小组，单个人的产量极低，产品也极廉价，因此，人们处在随时会离开的极大诱惑之中。

在指明了搅乱一池进而又使水获得平展展的水平面的那种方式后，我们又假定处于风起水涌最高端的那同一水涌入并注满那最深的槽谷，这没什么不对。所以，就搅乱了的那些小小组来说，我们可以假设，劳动是由生产力最低的地点流向生产力最高的地点。假如由于地方原因，这种特殊劳动中的一部分止于路上了，那它也就未能引起同等数量的劳动流向生产力最低的地点，结果是该小组同样的这些人直接进入生产力最高的小组了。

就所产生的影响来说，有工人流出的这个小组与有工人流入的这个小组，两者当然是正好相反的。我们曾经指出，一开始是劳动过多的小组产品产量高但是价格低。然而，单位劳动的生产力之所以低，是因为它几乎没有生产多少产品，而且产品又不适销对路。随着一个又一个单位的劳动撤离这个小组，剩下的有限的劳动的生产率却提高了，产品也适销对路了。因此，劳动创造价值的具体能力从两个方面得到了提高：一方面，该小组的资本生产商品的能力降低了，但商品的价值却提高了；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影响在量上未必正好相互抵消，但是资本在小小组之间的某种少量的流入流出仍在发生，资本流动的量与劳动流动的量相比还微不足道。总之，在这些小小组中发生的此类变化，正好与我们一开始描述过的小组发生的变化形成对照。

由此可见，一个小组的劳动和资本的特有的生产力是由两类影响决定的：一类是产品价格，而价格取决于劳动的总量；另一类则是可归因于一个单位的劳动或一个单位资本产量中的那一部分产品，而这一部分产品又是取决于该小组内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数量的。凡是有某种要素——比方说，劳动——有过剩的，那就会有两类影响合在一起降低其数量；而就另一要素——资本来说，这两种影响则以截然相反的方式起作用。

有三种可能的情况会使某种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在所在小组相对缺乏：（1）该要素可能具有低下的生产产品的能力，而产品则具有正常价值。（2）该要素可能具有生产产品的正常能力，而产品则反常地廉价。（3）该要素生产产品的能力可能低，商品价值也低。第一种情况因有小组中劳动和资本相对数量的某种变化以及只有毛产量维持不变而给予纠正了。第二种情况因有商品绝对产量的某种变化以及劳动和资本相对数量的基本不变也给予纠正了。劳动和资本都可能流出该小组从而使商品的价格趋涨。第三种情况因有劳动和资本数量成比例地改变以及总产量保持不变而给予纠正了。如果劳动为报酬低的一类生产要素，则其中有的可能就从所在的行业流入别的行业了，而有的资本则流入该行业。因此，该行业的总产量会越来越低，而价格则趋高；与一个单位的资本的相比，一个单位的劳动的贡献性份额将变得大一些起来。

三种全然不同的情况使某种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变得异常高： （1）它可能具有生产商品的某种极大能力，而这种商品却具有正常价值。（2）它可能具有生产商品的某种正常能力，但所生产的商品则价格昂贵。（3）它可能具有生产商品的某种罕见的大能力，不过，其所生产的产品也反常地昂贵。但凡商品价格正常，某种要素的生产力奇大，则另一种要素的生产力必然奇小。因此，前一种生产要素必流入某个小组，而另一种则必流出该小组，而且是同时流进流出的。一种影响趋向于提高那种商品的价格，而另一种影响则反之。这两种影响最终相互抵消，而唯一有效的变化在于这两种要素中的每一种其独具的生产商品的能力。这是这种条件所需的那种调节，而这种调节则以使两种要素都具有正常的生产力而告结束。但凡有商品的价值必须作调节之处，无须改变劳动和资本生产商品的相对能力，只要劳动和资本合在一起共同流出或流入，即可使那种调节得以实现。但凡价值和相对生产力两者都须加以改变，以期导致劳动和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达到某种自然水平，则这种调节可由一开始我们描述过的那种过程加以实现。一种要素撤离或流入该小组，这由两种力共同发挥作用予以实现；而另一种要素则以彼此竞争的两种力起作用予以实现。若此两种力就劳动而论协调地发挥作用，则其合力即为迫使劳动流入或流出该小组的那种合力。若就资本而论，两种此消彼长的力合在一起起作用，则其间的差别用予计量对那个要素起作用的那种合力。

假如我们真要随意地在各行各业分配劳动和资本，那就会有几个行业，其中有的劳动和资本都会以差不多的数量流入，而有的其劳动和资本又会从中以相当的比例流出；还有几个行业，只有一种要素会流入，另外的行业则只会有一种要素从中流出。绝大多数行业都需要有此类调节的某种组合——要求有一种要素大量流入或流出，另外的要素则是少量地流出或是流入。这样发生的每一种流动，都会借助我们已作了描述的经济变差普遍规律的作用而产生。与另一种要素相协调的一种要素的数量越大，这种要素的一个单位的生产商品的能力就越小；而产量越大，其价值就越小。借助这些影响的作用，完全流动的要素很快就会达到各行各业的某种均一生产率状态。

我们提到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时，仿佛这种流动是自发发生的，且仿佛工人是出于自愿从生产力落后的地方流入生产力先进的地方似的。然而，实际上，流动的是企业家，促使企业家流动的是竞争。我们的理论假设的是人们会以为雇主与雇主间的竞争是有生气的、必然的，因此，竞争引起的劳动和资本的转移就是一贯正确的。在劳动的生产力微不足道的每一个小组，能支付的也就是低工资了；只要有稍高于现在所得工资的合约，工人就可能从某个小组被别人给挖走。就这里所作的这种理想化的假设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摩擦尚需克服：日工资增加五美分即可使工人改换职业，千分之一的利息即可使资本流动。

不过，在劳动生产力极大的那种行业，人们得到的实际工资却是取决于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的，而不是取决于那个小组的劳动生产力的。有一种一般工资率，进而使这个小组的雇主值得从其他各小组引进一批工人，在那些小组，这些工人的生产力要低一些。这样做，雇主就可获得利润。对于一个间隔期来说，他们能承受共同市场劳动工薪与其盈利能力之间的差额。不过，这是一种行将消失的差额，因为，随着竞争的作用，这一差额将从雇主的指缝中滑掉。不同的雇主获取该利润的急迫性，促使他们力争先于竞争者考虑扩大劳动力规模，直至劳动力规模的这一扩大至当地劳动的产量都等于的工薪，进而不再有更多的利润可得。

资本的流动是以同样方式由企业家的行为所引起的，归根结底是竞争使然，而利润则是使竞争起作用的那种普遍诱惑力，而整个流动的最终目标则是某种无利润状态。随着流动的继续，企业家利润的每一份都逐渐减少至化为乌有。静态不再诱发进一步的流动，也即静态并没有导致利润，因为利润总是诱致这种流动。[1]
因此，我们说在一种行业，劳动生产率高遂有其他的劳动流入该行业，也就是说该小小组的企业家是在获取这一高生产率之利了。他们使盈利彻底消失，其他企业家的竞争则使这一劳动流入该小小组，直至这里的劳动所产等于劳动所得——利润——不复存在。

小组体系的任何一种不平衡状态都使利润归于某一个人所有。这里工人过多而那里工人又过少，或者是我们说过的任何一种非自然状态，都意味着总有某处工人所创造的利润暂时比他们得到的要多一些。劳动的报酬由一般劳动生产率或者社会劳动生产率决定，但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劳动的生产率却总是高于这个一般标准的。这里所获得的利润是导致根据一般标准调节的当地工人的生产率发生变化的诱因。[2]

确定多少个单位的资本与劳动共同作用于一个大组，这并非是必须要作出的唯一的调整。因为每一个小小组都需从大组的劳动和资本中获得它正常的份额，而小小组只是大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第二类调整是由那些因素的同一作用实现的，它们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小组与小组之间的更为一般的分配。在每一种成品中都有一个独特的要素，这个要素构成每一个小小组的具体产品，而这些小小组是促成那种具体产品生产的。实际上，小小组A'的产品是融入成品A″因而不复存在的，但它又是确定那个成品的一个要素。它等于A 与A'之差。而A自身，则是该系列中层级最低的这个小小组的产品；第二个小小组的产品是这样一种效用，这一效用是在该产品转变成A'时给予A的。因此，A″小小组的具体产品，并不是整个儿的产品A″，而是那种独特的效用，是在把这一效用给予A'时，该效用转变成A″了。有了有关各小小组特有产品性质的这一理解，我们就可以把涉及更一般的小组的整个说明应用于各种产品上了。事实上，小小组这一名称在前面整个内容中，都可以用小组这一名称替而代之。[3]

在一个大组内发生的那种流动，因为标准统一的无息资本货物流量不可须臾或缺，因此，某种促成稳定的影响就必不可少，这些资本货物处在向制成品的转化之中，是很快就会变成制成品的。对处于加工程度各个提升阶段的原材料的某种微调始终必不可少。A的数量与A'的数量之间有一种需予以保持的关系，A'的数量与A″的数量之间，也有一种需予以保持的关系，如此等等。对于离开该系列一天的每一个A″，一个A″就必须在一天内变成A″；还有，一个A'必须变成一个A″，一个A必须变成一个A'，而且还得创造出一个新的A。这并不意味着在该系列中有多少个A就有多少个A'，有多少个A'就有多少个A″，如此等等。与此相反的情况是，除非A与使A变成A'的小时数相同，否则，常见于这些系列中的各种不同无息货物的单位数量就将是不相等的。要是制造一个单位A需要十天，而把这一个单位的A变成A'需要二十天，那么，某种总的均一流速就应常设为两倍于A的A'的存货。设有十个单位A的存货，那么，每天就得再增加一个新的A；而且，再让需十天才转化成A的一个单位转移到A'小组里。这里，在它可转移给A″小组前，还得有二十天以进一步完成转化。假如常有二十个A，则每天就都可给下一个小组转移其中的一个呈A'形状的A；但是，如果它们只有十个单位的A，那么，每天取走一个单位，也就必然意味着未等转化完成就被取走了。

假如森林中的树木需要二十年才能使它们适于采伐，又假设每年栽种一行又砍伐一行，那么，这片树林就得共有二十行。要是树木十年就成林了，那么，由十行构成的一片树林也可以保持同一采伐量；假如只需一年就成林了，那么仅有一行树也就够了。再就是，要是河道水流稳定，那么等量河水流经各点都只需一分钟；而如果水流湍急处，河道又窄又浅，则水流通过就不仅仅是一分钟了；水流缓慢处，河道必又宽又深，唯如此流速才均匀。因此，如果转变A为A'需要十周、转变A'为A″需要二十周的话，那么，就像在A'小组那样，在A″小组的使用单位势必有两倍那么多以期实现恒定产量的量，这也就势属必然了。

流动资本或者说无息资本货物所取的那种形式，按照最严格的逻辑意义来说，也仅是物质转变所需要的时间的唯一结果。假如我们把这种转变设想为转瞬即逝的，那就根本不会有这种资本了；假如一个工人一接触自然界处于自然状态的某种要素，这种要素就经历了其转化制为成品的一切阶段的话，那么，就再也不会有在近处发现无息资本货物的可能性了。但如果那种转化即使不是转瞬即逝但也还是非常快的，那么，此类物品就会是非常少的，只有缓慢完成转化的物品才会有很多。

因此，在资本的使用上，按照经济的要求，每一个系列的各种不同的小组的无息资本货物的相对数量都得给予精确调节，而且，这种调节主要由物品转化的相对快捷性来决定，而转化过程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小小组中发生的。当这种相互关系属于完全的时候，各个小组的劳动和资本就都恰好弥补了流动资本的损耗，这种损耗是在成品——比方说，一个A″——不是归有组织的社会所有的，而是在某个人用完了时所发生的。于是，不再有行业在制造供储备货物的时候出现浪费的情况，因为有恰好数量的A″足以取代A″了。

这里涉及的只是某一个大组内各小小组的各种不同数量的流动资本，而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是随时都可作微调的。一次就用一把刀劈砍两大块木头，这是不经济之举。而一次用两把刀劈砍一块木头，同样也不经济。增加与一定数量固定资本一起使用的流动资本的数量，结果会使前者的单位产量越来越小。有大量用于生产过程的工具，但无可供加工的原料，产量等于零。在原料极少而工具过多的情况下，原料很快就会给加工完毕，但一年加工成形的成品总量还是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小点库存原料中的每一部分就都很重要了。存货减少十分之一，总的说来，你就从该行业的日产量中得到了很多；给存货增加十分之一，你就使产量大幅度提高了。与大量固定资本一起如此使用的少量流动资本的单位生产率就很高了。可能的情况显然会是，工厂的现有原料太少，不足以为其机器提供发挥充分作用的余地，因此，机器生产的成品产量太小，而提供的原料又相对地太多了。

流动资本的单位产量随着流动资本数量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少了。首先，仿佛是有一根原木在等待十来个工人用斧子把它们削成正方形，但这些工人由于未能充分发挥工具的作用，因此，工作起来极为不便。在加工第二根原木时，如果撤下六个工人连同工具，那么就会导致产量的剧增。虽然这六个人无法像十二个人那样快地把一根原木砍削成形，然而他们还是干得差不多一样快；因此，这第二个单位的原木的出现会是非常地接近于使全行业的产量倍增的。产量的这一增加，代表了体现于一根原木的资本数额的一个巨大比例，即每一年百分之数千。

在这种情况下，总资本的任何增长都势必呈现扩大使用无息资本货物的数量。第二次倍增这一数额将极大增加总产量，尽管这不可能如前一次倍增那样有那么大幅度的增长，但肯定是无疑了。这些生息工具现在是有更大空间发挥其作用了。不过，假如我们接续增加原材料的话，那么，就增产幅度而言，这些原材料的进一步增长所起的作用，势必就不如生息工具的某种增加或改善所起的作用大了。这意味着，一方面体现于无息货物的资本，另一方面体现于生息货物的资本，其各自的生产率都相等了。因此，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单位的流动资本与一个单位的固定资本等值了。左手的原材料不再可供右手的工具有利可图地使用了，而右手的工具也不再就左手的原材料有利可图地进行加工了——这些就是调节的原则。有组织的工人和社会会遵循此项清楚易懂的规则。也就是说，单就一个工人而言，他会确定这两类资本的数额；而就社会而言，这可是一个棘手而复杂的调整，它遍及每一种货物生产上的最无足轻重的细节问题。矿石和采矿机械、羊毛和羊毛加工厂、原木和锯原木的锯——这一切，在量上都必须成比例；而且，它们还只是涉及某种调节的几个简单而粗略的实例而已，其中我们不能不指出的细枝末节，是贯穿于人们所追求的每一种行业中的。在每一个系列的各种不同的小小组内，呈处于各种不同提升阶段的原料形式的流动资本都必须按某种调适的比例准备就绪，随时立等可取，固定资本也得与流动资本保持某种关系。A'的商店里堆满各种工具，A″的商店中则限量存放，这显然会是赚不到钱的。但是，在这些大组内，这些分配做起来就容易多了。

土地是生息的商品之一，因此，在数量上必须加以改变以适应同属一个大组的其他各种物品。无论哪个行业均不许给予那么多土地，因为土地与其组合在一起的建筑物、工具和机器等等，无法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利用。例如，即使在本书第215页的表中，在生产A时，比起另外的资本货物来，土地还是相对多了。然而，在小小组A'中，土地则相对少了。土地自身的具体生产力，在A要比在A'的要大一些，这缘于生产A时少用的土地以及把A变成A'时多用的土地。

对土地赖以在经济体系内各小组和小小组中自行分配的那种方法，正常而又准确地表达起来，也就是，土地是在该体系内逐点转移直至它达到均一生产率为止的。均一生产率一词的含义，待我们行将研究地租[4]
时会倍加关注的。所谓均一一说，并不意指一英亩土地的生产率与另一英亩的就完全相同；或者说，一个人的产量与另一个人的就一样高。因为人跟人不同，一英亩土地与一英亩土地也自然不相同。然而，确有就像一个单位的劳动一样的，确也有一个单位的土地一说。正如在工业社会的各个小组以及各个小小组的劳动分配所导致的均一单位生产率一样，土地的分配也导致单位土地均一的生产率。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就经济意义来说，土地是具有流动性的；而资本货物本身则并不能撤离某种行业进而自由地投入另外的行业，此系该规则的例外。正如我们所知的，资本是具有绝对流动性的，而资本货物则通常并非如此。不过，土地的流动性这一点，我们始终认为，除非土地能实现行业间的自由流动直至各个行业都达到均衡点，否则，土地的生产潜力也就无从充分开发利用。只要有某个行业小组所拥有的土地不如应该拥有的那么多，而另一个行业小组则是所拥有的比应该拥有的少，那么，就不会存在呈此资本货物形式的土地的充分且正常的数量。有关土地及租金的一种真正科学的研究的起始点，是把这一生产要素看成是一个普通的生产者，因而看成是帮助创造各种商品的一种要素。这一起始点是把土地看成通过某种微调，进而自行在工业社会各小小组中分配的。非科学之处在于那种有限的看法，即在地租研究中，认为在视野内唯以某种神秘形式的那么多的土地是留出以生产某种产品的。地租不是小麦价格的结果，它是土地具有的创造各种各样财富的能力的结果。

前面一章中所描述的生产率变差规律决定下述情况。首先，它决定了应以多少流动资本与既定数额的固定资本相组合。在固定资本总额既定的情况下，投入的流动资本单位越多，按单位计量的产量就越少；反之，在流动资本数额既定的情况下，投入的固定资本单位越多，按单位计量的产量也就越少。其次，它决定了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资本总额如何进行分配。按生产率来看，一种资本的一个单位与另一种资本的一个单位是相同的。就是在固定资本内部，也得作某种调整。土地就是这种资本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包含体现于生息工具的整个基金的一个部分，而且是起给予效用而不是接受效用的作用的。该基金的这一部分受报酬变异规律的支配。要是你以越来越多的土地与他种形式的既定数额的资本相组合，则单位土地所得的产量就会越来越少；而如你以越来越多的他种形式的固定资本与既定数量的土地相组合，则他种资本的单位产量也就会越来越小。这两条原理要是充分生效了，那就会导致恰好相对数量的土地与恰好相对数量的他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组合，而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如此。

我们采取与另一种行业的资本总额相比较的方法研究某种行业的资本总额时，掌握了一种精巧的调节方法，这种调节是考虑价值的。无论何种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价值都取决于其产品的价格。不过，我们刚才提及的生产率变差规律并非主要与价值有关。考虑该规律时，我们涉及的是各种不同资本生产货物的能力，仅此而已。某个行业有了一定的资本总额，该总额就得按照某种生产力法则，在各种产品中予以分配。过多的固定资本与一定数额的流动资本相组合，意即一个单位固定资本生产货物的能力，就不如按单位计量应有的生产能力大。假如一家制鞋商对其周转基金作了这样错误的调节，那他一年的鞋产量就会不如他原本能够得到的多了。而这，他是可以通过纠正错误提高产量的。生产率变差规律可以有多种用法，但主要的含义在于，假如我们以递增的数量把一种生产要素与另一种生产要素组合利用，则该递增的要素的单位产品产量就会是递减的。因此，要是在任何一个小小组内——例如，在小小组A'内——我们逐个单位地增加土地的结果，就具体产品而论，单位产量就会是递减的。至此，我们尚未论及商品的价值。

但我们曾经指出，土地是自行在各种不同的小组和小小组中分配，直至它在一个小组或小小组与在另一个小组或小小组一样富有生产率为止。土地必须是能自由地从一个小组或小小组流入另一个小组或小小组的，直至达到数量相等为止，而且，人工资本和劳动的流动也是如此。我们在研究一个小小组内这些要素的组合时，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唯一一点，就是该小小组的产量——仅以实物估计的产量——中的哪一个部分，可分别归因于哪一种生产要素。例如，制鞋商有必要知道，首先，假如不改变资本的数量，但厂里多招些工人，一年内他可以多生产多少双鞋。此外，他还得了解，给他总资本增加数千美元，一年内他可多制造多少双鞋。他还需知道，多用固定资本、少用流动资本，或是相反，若还是计算鞋的产量的话，则其产量增幅是否就大一些。一旦要增加固定资本，他就得知道，与保持现有土地面积不变但扩大工厂一年相比，若用多一些土地而不扩大厂房、机器设备，采取哪一种做法鞋产量会高一些。在各小小组内或特定的行业内，生产要素必须相互协调——每一种要素的数量都必须予以确定；决定这种协调的首要东西，就是每一种要素生产商品的那种具体能力。

最后，几种生产要素的社会总供给必须在各行各业中加以分配，以期其中的每一种生产要素的恰好数量都可能成为归每一个小小组所有的一部分。此外，价值也构成这种调节的一个部分。因为鞋子中可归因于那最后一个单位的土地的价值，是有助于决定多少土地可用于该制鞋企业的。每一种要素生产某种商品的那种能力都是一个因素，而该商品的价值则是另一个因素；是这两个因素一起发挥作用决定各个小小组会拥有的各种要素该有多少。总而言之，受均一最终生产率规律——该规律计量价值形态而不是仅仅实物形态的各种产品——支配的社会各行各业的每一大类生产要素，都是处于相关要素投入其中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使用之中的。

[1]
如果不是获此纯收益的企业家都可以自由进入的话，那么，一个小组显然无法保住它在该体系中的地位。企业家难道均无法同时实现同一纯利率吗？难道就没有一种同等的和一般的利润吗？显然不是。因为，这会是资本家成为企业家的一个普遍的诱因，而且就以这种身份竞相出价和竞争劳动和资本，直至利润以增加工资、提高利息的形式在各处消失。因此，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些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都势必体现生产力的水平。

[2]
一个困难似是由下列事实引起，这就是，一个企业家在改变其企业的劳动或资本的数量时，可能并没有受到他的行为所致产品价值稍变的多大影响。一个小小组同时增加的资本会降低这个小小组的产值，但雇主所增的资本则绝无此类影响。情况碰巧或许是，一个小小组的全部资本数量都正常，但有的雇主的资本可能就少了点，有的则又是多了点。一个雇主拥有的资本与他所雇用的劳动力人数相比如果太少了，则这一点也不至于就吓得人们就不敢留在这里了。资本当然是要增加的，而这是下列事实所使然，即他会降低他的产品价格；拥有的资本过多而劳动过少的人，也会依然是拥有的资本保持不变，而工人则还要增加。但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出现，则整个小小组就可能因为降价而受到损失，因而劳动和资本就一并都给减少了。不过，这一类情况显然不会发生。因为，如果价格保持正常的话，则雇用的工人相对过多的雇主就会发现他的边际工人竟无薪可领，因而就会解雇部分工人；而资本过多的雇主，也会据相似的理由放弃部分资本。第一个雇主所解雇的工人按理论当受雇于第二个雇主；而第二个雇主所放弃的资本则该流向第一个雇主。一个小小组内部的这种调整，与各小组和各小小组之间的调整相比，做起来容易一些，而且也的确就是这样做的。切合实际的事实是，各个小小组通过试验，都获得了有关劳动与资本那种正常比率的知识，这一比率，在各小小组所在的具体行业能产生最好的结果。这一比率其后基本上会保持固定。随后共同增加或减少劳动和资本所致产量的增加或减少，以及确定这种增减的动机则是价格的状态。各个小小组的产品高价时，这种小小组的生产设施及其操作人员就一块儿都给扩充了。

[3]
劳动和资本在小小组间的流动未必是在同一系列小小组间的流动。劳动或资本从A'流向B″或C″都可以，不会有什么阻力；而且，若果真是这样流动了，则这种流动就是受本书前几页作过说明的价格和生产货物的能力的影响的。

[4]
见第22章。

第20章　资本分配巧当则生产与消费实现协调

人们熟悉的那种图所表述的最终生产率规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具体地逐字加以说明。如图20－1所示，我们知道，首先，沿线段AD递增的那种生产要素是资本的时候，那么，如此递增的就是真实资本的生产基金，而不只是就这样递增的资本货物；其次，在这几个增量中，多半也就是普通存货的质量有所提高；再次，该基金实现增值的任何一个时刻，它都是按照某种法则在各小小组间加以分配的；最后，各小小组这种基金的结构，都是通过同等程度的微调和同一规律的作用来决定的。同一图所示的总括性说明中，有的还得扩充成为专就企业寿命这种现象所作的详尽而又如实的描述。例如，CD计量的是资本的利率，而AECD则是表示这一收入的总额。在就社会所作的一种静态调整中，没有人会“存钱”并借以扩充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作为一个阶层的整体收入，都是以适于消费的商品形式归他们所有的。这些都是属于本书第215页表中A″、B″和C″类的商品，我们常用这种表说明小组、小小组制度以及生产各种不同财富的方式。各种小小组内的资本家都享有某种与其资本成正比的统一收益率，而且是以均一完成向制成品的转化的状态获得这一收益率的；不过，A、B和C等小小组，以及实际上除了该表最上层那些以外的所有资本家，还有表中除最上层以外所有小小组的资本家，他们现在都是在生产自己一定时间内并不准备使用的产品的。A小小组的资本家未等他们使用上此时正在生产的任何一种东西，数周或数月或许就过去了。但在此期间，他们还得生活。难道他们只得从A″那里的资本家借用商品，时间这个要素才不至于捣蛋，以扰乱图20－1所示的规律的那种简单作用，而且还使低层级的小小组的资本家不得不从高层级的小小组的资本家那里获得预供商品，又不得不为这些预供货物预先付款吗？这种付费方式不会扰乱该体系不同时点上的资本收益的均等状况吗？

图20-1

在各种不同小小组的工人方面，这些问题也出现了。在A″、B″和C″中的那些工人是制造成品的；假如他们能与资本家共同分享几个行业的总产品，而且就从资本家的工厂里获取他们所得的份额，那他们就只得相互交换，以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立即得到合乎他们需要的收入。不过，在A、B和C中的工人，就他们所处的位置来说，显然不那么有利。难道他们必须从最上面那个层级的小小组中的工人那里得到预供物品然后为预供物品预付钱，就像低层级的资本家似是只得从最高层级的资本家那里得到预供物品一样吗？

总的问题是，货物是否由一个层级的人向另一个层级的人预供，以便使那另一层级的人顺利度过一个等待的间隔期，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与一般而论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有关，而是同某些小小组与生产系列其他各小小组的关系有关。要是就得有预供货物的话，那么，必须向该系列中层级在其下面的所有小小组预供商品A″的存货的，应该是小小组A″；但是，该小小组真的预供这种商品了吗？假如预供商品一词是以任何准确的意思用了的话，那么，该词就必须意指某种无息资本货物在某一天不再储存，而要在另一天备足，而且还意味着在此间隔期内存货减少了。但是这一切都未发生。存货A″、B″和C″就像水管内的水从一端流入而从另一端则流出那样，都得同时加以利用并充分补充。

我们就用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式试验一下，看看这一类预供货物，无论是资本家对工人，还是一个小小组对另一个小小组，是否有必要。这里有三家人，每天都需用水。其中两家都有资本备用，第三家则只有劳动。其中的一家造了一个用泵抽水的厂，把水提到了高位；第二家配备了一个沉淀槽和一个过滤器，水经过这个过滤器以后，水便可供饮用；第三家只有劳动，只好为三家用泵抽水。那沉淀槽是满的。抽水在进行，纯净水在源源不断地流出。提供过滤器的人预先向提供抽水机的人和用此抽水机的人提供水了吗？他今天供给他们的水比今天正在用泵抽取的水处于某种更为高级的状态，这毋庸置疑，但在这样做时，他并没有使蓄水池中的水用尽。名副其实的预供当规定他把蓄水池中的水排除净尽，然后给它重新注满，但这一点他没有做。表面上储存的水只是提高水质的一种手段而已：此人给予了水以某种效用，但他并没有改变水的数量。

生产是呈周期性的，而使用则不容中断，因此，当然需有储存。但凡一如农业，由于自然的原因，生产是呈周期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备有某种储存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要是在我们的例子中，用抽水机抽水唯早晨可行，那么，除沉淀槽外，还得有一个洁净的蓄水池。不过，此类储存举措提出的问题，除完全源于劳动和资本的那区区关系的问题，或源于小小组和小小组的关系的问题外，还有别的问题。但凡生产是恒定的，就得有工人尚待提供的必要性，而且还有整个小小组生产原料的问题。这些小小组虽然得到了供自用的产品，但它们不会为任何一个人生产某种真正的预供成品。

任何时候即将出现的A″的数额，它与工资率有什么关系吗？[1]
工资率以某种方式影响工资的种类。若是对某种成品的需求不是连续的和均一的，而是周期性的和无规律的，那么，工人就有可能在某个时刻冒耗尽这种成品的风险，进而不得不获取他种工薪。在某种静态条件下，这会因季节改变而发生。例如，冬季服装的生产有可能全年进行，然而，在冬季开始时，就会有大到足以满足其时出现的需求的存货。在无此类周期性需求的情况下，A″会快到一旦制成制成品就被采用的地步，再不会有比此更快的情况了。有了各小小组的适当平衡，A″就会与A″、A'和A一样很快地用完，使此行业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会有积累。假如A所产的比之于同时所能转变成A'的还要多，那么，A的某种供过于求的情况就会接踵而至，它的价格会随之跌落，劳动和资本将迅速转移至其他小小组。统计规律就这样使各小小组在规模和生产能力上保持平衡，并使不生息的生产资料保持源源不断之流动性，而且还使每一个人的工薪都取决于此种流速。不过，不生息的生产资料，在该术语的正常意义上来讲，从来都不是一种基金。它们不保存于仓库，除非有不规则的需求需要这种生产资料。决定收入的是制成品的流动快速性；一切都是速度的问题——A″在既定时间内的数量问题。[2]

以刚才的这种追溯方式加以分摊的资本是同步生产和消费得以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劳动和时间是否就是如此合适生产的绝对仅有的必要条件？如果自然界以及人类的欲望和能力都事先给予假定了的话，那么，人类就只得劳动并创造财富。但是，在手头有正常资本的情况下，劳动及其成果也就以同样速度共同转化了。因此，正常资本是原材料迅即完成制成品的转化以及获得可消费收入的这样一种生产的必要条件。依据刚才作了描述的诸力的作用予以调整的一项资本永久基金，各小小组的人都可同时生产同时消费。他们的消费都可能紧密伴随其生产。

由此可见，在该术语的自然意义上，生产的普遍的必要的条件是努力，但通过努力进行的生产势必只是涉及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按一个间隔期，把生产作业的开始与其首批成果分开。如果这个人采伐树干造木筏，那可得有些时间他才能乘木筏渡河；他要盖小屋也还是用原始方法，那就还得费时才能有个躲避处。[3]
不过，这个人不会用这种简单方法盖小屋，他可以做得好一些，比如，先制一把简陋小斧。这种做法是“迂回”的生产方法，庞巴维克教授提到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事实，即花一定时间制成工具，花更多时间使用工具，一个人就能用一个月盖起更好更大的房子。工具使产品增加了，因而间接制造工具的时间也如此。

工具是生产特定产品的，但时间则是获得工具的条件——这是简单而又明了的事实。利用劳动的那种迂回或是耗时的方法，能确保生产出高效率的资本货物。假定时间用于此目的，那我们就可以说“时间就是生产力”，但我们必须留心这一事实，即完成这种生产的是以时间换取的工具。

当此短柄小斧磨损无用了，而用它所获的成果则摆在了宽大住所内的某个人面前，当他回首该过程开始以及徒手面对自然的情境时，他会说：“劳动成就这一切。工作和等待给了我所需要的东西。”实际上，是工作和等待两者保住了这小屋，它们是这种工作方式的附带成果。计划将其成果投入未来的生产，将作为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创造出资本货物，但劳动和时间则足以使最终效果成为肯定无疑的事实。就让这个人理智地工作到这个间隔期结束，消费资料的生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就生产而论，必不可少的终究还是劳动。但若时间介于这一劳动与劳动成果之间，那么，劳动可能首先就花在资本货物上，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必要条件，它确保劳动产品数量的增加。不过，它并非作为一个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因为没有它，财富照样能生产出来。

反之，不把成果投入未来的生产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为求努力以及努力的成果同时出现而必须付出什么呢？当一个野蛮人满足于用手采拾枯枝木条且扔入火中时，他在每一捆木柴上几乎就没有花什么时间。照此方法进行的某种行业的状况可想而知。不过，就连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从树林到炉灶的运送途中的木柴，也尚未使某个人暖和起来，劳动和享受不是那么同步。以任何精巧的全套工具进行劳动，都必须把劳动与享受一起置之度外。资本货物似是享受的推迟者，尽管享受到来时，资本货物显然是增加了可供享受的数量的。如果这就是享受的效用的话，那么，享受定将总是被推延了。不用工具劳动，这从体力上说做得到，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人们必然先制工具，然后才用于帮助劳动。制成的首件工具把劳动与其成果分割开了——使人们等待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工具，而且每增加一种工具都意味着更多的等待。对一种工具的成本来说，在人们的享受行将到来之前，每增加一天的劳动时间都将强制人们延长那个间隔期。一个现代社会赖以产生的大量的原材料和机器，是文明在劳动和产品之间导致变化的重要起因。这就是固化的时间或是大规模等待的物质成果；这就是下列事实的引人注目的证据，即某人为目前成果付出的劳动是在遥远的过去就开始了。

资本货物意即对劳动果实的等待，资本则正相反，意指这一点的直接对立面：它是避免一切等待的手段；它是时间间隔的消除者——促成劳动及其成果同步的绝对因素；它是使文明人，就时间而论，处于与下列一种相似的状态，即野蛮的森林居民，折断枯树枝，旋即付之一炬。所用的器具，就其范围和复杂性来说，按照某种观点，似是意指无穷的等待；而按照另一种观点，则又意指根本不等待，只不过是所投入的每一点劳动的稍纵即逝的最终成果。

那么，现在什么是时间间隔不合乎情理的生产的必要条件呢？劳动、资本和组织。承认今天努力的果实，也就等于承认了文明人所需要的东西的各种各样的形式。社会是一种有机组织，它作为一个有机组织的运转，需掌握恰当的工具。文明生活将使用的消费品的完整形状，就出自人们每一天的劳动。考虑到集体劳动而不是个别劳动，你就可以不考虑劳动与其成果的一切分离，这种分离是我们对现实世界采取不同看法时显现的。工人走进商店，然后又带着商品走出商店。劳动与商品之未来是同时发生的。

这种同时发生性——最终把各种劳动集合在一起以及其实际产品的完全制成品化——就是我们所称的资本函数。而资本有别于资本货物。且看一点资本货物，比方说，刚刚从梅萨比山脉某些地方脱落的一小块铁矿石，它将经由船运穿越五大湖，抵达一座冶炼炉，一开始是成为钢，继而经过加工成为刀片。其作为资本货物的资格的开始，与其作为一种消费品所提供的服务的开始之间，有一个漫长的间隔期。但是，且看炼钢业与刀具制造业，你可以注意到，这个间隔期却突然不见了。矿山和船上总有矿石，炼钢炉和工厂内总有钢。假如社会处于静态状况，广义的这个行业的各部门也始终会有同量的钢的。由于有从各部门回收来的钢，因此，更多的钢也就产生了，因此，总有某种固定数量的“成熟的”金属维持着某种连续不断的生产。由于劳动在远离刀具厂的部门继续着——由于挖掘等等中断了矿山成堆的矿石的运输——易用的刀具便生产出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这些刀具中，有的虽然并非不折不扣是在矿山生产中完成的，但就其实质来说，却是在矿山生产中完成的。这一切都源自永久资本储备的维持。

就让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现在流入一个工厂的蓄水池的水是一种处于原始状态的商品，它会相继推动该厂的机器运转，但得在一定时间过后才能启动机器。此刻，进入该厂供水池上部的水滴需有时间通过水轮的洞。现在以其原始状态临近几个入水口中的一个，需有多日才能“成熟”为给予涡轮机机轮以运动的水；正是这溢出的水使水轮转动起来了。有一种瞬间即逝的结果，它起因于“未成熟”的水的到来，而这一点的安全由蓄满了水的蓄水池给予保障。使实际上远离水轮的水驱动水轮的，是这一水力资本的永久数量。呈溢满水的水池形式的资本，使水从入口的流入和经水轮的流出同时发生，而构成水池的水的每一滴，则实际上是都永不改变的。

再举一个例子。令范围达二十英亩的一处林地足以为一户家庭提供木柴。一棵树二十年就可成林。就成长林的规模而言，则必须保持完好无损，否则，木材的供给就无从谈起。每一年，我们都沿树林的一侧植一行树，又从另一侧砍伐一行树。植树、砍树，从某一点上看是同时进行的。我们今天不烧今天植的树，但我们确是烧了一棵树了。这棵树的消费因今天的植树而变得可行了。由此可见，刚刚种植的那棵树是消费树龄达二十年的一棵树的某种可行的原因。如果种植一棵幼树而不砍伐别的树，然后等待它成林，那可是会成无柴之炊的；而一边植树一边等待林木的成长，同时又砍伐另一棵树供生火用，这确是一条捷径。树林是劳动及其实质上的果实的某种同步的协调者。切实可行的事实是，假如我们曾经有过永久的树林，那么，我们也就不必等待燃料。我们燃烧的树木的特性无关紧要，种一棵树而可以烧另一棵树，是因为已经种植了前面那棵树的缘故，它是取消一旦必须依赖于某一棵树的情况下会得以存在的那种间隔期的。使今天的劳动产生今天的燃料这种努力得以成功的关键是，放弃我们正在研究的那种事物的特性，以及立即利用的那种东西的特性。

假如作为消费者肯定会走运，以至于今天唯一需要实现的特殊的事情是使他们的欲望能得到满足，那么，当前的欲望是会使人感到失望的。在行业与其成果之间会有一个令人痛苦的间隔期。另外，如果全行业都是根据这样一个计划实施生产的，那么，我们也就只得等待。但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等待。我们消费某种东西还是消费与之酷似的另一种东西，实际上，对我们而言，无关紧要。我们的劳动计划是能使一种处于毛坯阶段上生产的产品成为我们所拥有的制成品的。在前述水力一例中，人工水池水满，这是导致入口处的水使工厂的机器运转起来的原因。输水管水满，就能提供从遥远山地引水满足城市人们对水的需要。就树林而言，各成林阶段保有的固定林木棵数，就能保障提供燃料。至于资本，那是无论何种情况下都起着同步化的作用的。这就是该社会生产要素的一种基本职能。

蒙大拿州的牧场饲养着牛；在宾夕法尼亚州，广袤的森林中有兽皮，可以用鞣酸制成皮革；在布罗克顿制鞋厂，皮鞋在制作中，等等即便处于原材料转化阶段的此类成系列的产品一个劲儿地杜绝外界影响的话，牛仔到了今天，他们的鞋靠自己动手做也能做成。这种结果所以能够达到，是因为存在着完整无缺的资本货物存量。我们必须有生长中的牛，有畜皮，有已鞣制的皮革，有半成品鞋和成品鞋，全都保有恒定的数量，就为了每一天都可能有一定数量的鞋为我们所用。牧场有羊，工厂有羊毛，成衣店有布，零售店柜台有现成服装，可以说，有了人们的劳动，瞬间就有衣服可穿了。一旦有了品种齐备的一系列资本货物，那么，今天的劳动当天就有结果了，而且还是花色齐全的成衣。

A　A'　A″　A″

令上述字母代表各竣工阶段的一系列商品。A为原料，A'为经过加工的原料，A″是更接近于竣工的同一原料，A″是制成品，它可供消费。这是一个工作日开始时的系列，在一天结束时，与之相对应的是：

（A）　A　A″　A″　（A″）

这里的（A'）是前一系列中的A，它已被该行业用十个小时的加工时间提升到目前状态，一个新的A就这样生产出来了。A″是前一系列中的A'，它也接近于竣工。A″即此前的A″，它已可供最后使用了。带括号的A″，代表前一系列的A″，已被可对其进行消费的工人和资本家加以分配了。

这个A″满足该系列所有工人和资本家的需要绰绰有余。他们各人均得到了一份，而且是无须等待就得到了。人人都在实施各自对资本货物存量拥有的权利，以保持该系列商品的完好无损。撤下A″，这是旨在满足他们所有人的需要，而且是预先决定撤下的。单就A″本身而言，不撤下会消耗资本货物的存量——这一消耗，原就非予以抵补不可的。无论如何该行业是保证不会缺A″的。某种新的A的生产以及前一系列中各剩余原料向制成品的转化，致使一个新的系列得以形成。该行业第二天一开始，就有第一天开始时存在的同样的状况：A等待着制成A'，A'等待着制成A″，A″等待着制成A″，而A″业已可供消费了。在该系列的各个时段，都会有独特的一批人准备就绪，作出非作不可的改变，而且各个小组现在也就都行动起来。每一个小组都完成各自规定的工作，待到第二天结束时，又都各领各的薪金。

这就是安排有序的行业的写照。世界上所有的农场、铁路、工厂和商店，无不如出一辙，它们做着我们所描述的情形，而且还是大规模地这样做的。在世界经济中，代表A″的是供人类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消费品，而且数额之巨难以描绘。这一门类的商品都处于采用我们的简单例子中所描绘的方法创造过程之中，每一种制成品后面都有其各种系列、各具特色的制成品。当有人用了这样一种制成品，旋即就会有另一种取而代之。某人从零售商那里买来了外套，他再买外套时就前往车间挑选。布匹进入车间，羊毛进入工厂，羊在西部牧场上放牧长大并生长羊毛供剪羊毛的人使用和销售。面包出自面包烘房供晚餐，复又有另外的面包取代前者了。面粉来自工厂，小麦出自谷物仓库，而归根结底都是来自土地。到处都有处于各种不同转化阶段的成系列的资本货物，到处都有致力于商品的这一存量，使之适于食和用，从而证实由消费品回收引起的商品细胞组织的废物再利用，并使该系列完整无缺。

由此可见，为求满足消费需求的财富得以立即创造，那就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处于各转化阶段的一系列消费品；（2）无处不在的工人和工具；（3）同步劳动。消费者的财富源自这种结构，而生产者的财富的供给从未中断过。资本货物存量从无到有。是替换性资本货物的永久存量，即真实的资本，使人们免于等待。[4]

[1]
有关这个问题的早期讨论，见本书作者所著的《财富的哲学》，第7、8章。

[2]
既定时间内的制成品A″的数额是数量和速度的积，因为同每一种产品日臻完善的速率有关的原材料的数量，决定某个既定时间内成品的总量。在原材料的数量与对其起作用的劳动和资本的单位数量成正比的范围内，单位劳动和单位资本的收益性货物的数量取决于流动的速度。工资和利息的毛额是流量和流速这两个因素的积，但速率则主要取决于速度。产品A可以以多快的速度制成并转变为A″呢？在本文中，在我们想知道的是工资率和利率的这种情况下，这就是要提出的最主要的问题。

[3]
一只尚未竣工的木筏就是财富，尽管它还不是消费品而是资本货物。为制造那只木筏的第一根原木就是这一类的一点财富。可见，必不可少的就是不失时机地在创造财富的早期阶段所作出的那种努力。不过，我们是一直小心翼翼地记住那些制成品的，它们处于向制造它们的那些人提供它们的效用。为确保这些得以实现，不可或缺的就是投入至少是估计得出的相当多的时间。然而，无论是多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要是不掌握巧妙处理可供利用的资本货物的话，那么，对原材料的加工处理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总而言之，由于存在人与自然，生产便以劳动开始，这样，最简单的某类资本货物也就产生了。随后持续不断地进一步的努力，就旨在确保消费品得以产生，但又并不是就不巧妙地处理那类处于过渡期的资本货物的原料了。资本是创造财富的前提，而财富则是能用于满足直接需要的。

[4]
有关这些原则的一种早期论述，见1893年《耶鲁评论》所刊论述“资本的起源”一文。

第21章　经济因果关系理论

假如社会是停滞的，而资本又不是递增的，那么，工资和利息就都会存在于示意图中的A″、B″和C″等类货物中。它们都会以某种持续流动的形式产生，这种流动是与各小小组的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活动过程同时发生的，因此，也就同时归这些小组所有的人消费了。

体现这些货物利息的仍然是资本本身，而资本的收益现在却都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这些收益都可以看作是在A的那些人所获得的A″、B″和C″，与在A″和B″的那些人所获得的一样多了。劳动的产量也全都变得相同了。整体看来，资本所获得的就是它所生产的吗？显然，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所获得的也就是它所生产的，而且，那也是另外每一个单位所必须得到的。然而，那早一些的几个单位难道就没有遭剥削的可能性吗？就劳动来说，它也有同样的问题，即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获得了它的产品，这可以承认，但那早一些的几个单位获得它们的全部产品了吗？说到底，工人这个整体，按照自然规律，他们实现的产量会相同吗？假如最终生产率规律完全起作用的话，那么，一开始的那些劳动增量就不存在受剥削的情况了吗？

记住这个问题，我们再来重提我们熟悉的有关最终生产率规律的图示，如图21－1。

假设资本的数量不变，劳动的数量由线段AD予以计量，我们再来重复一次逐个单位地提供劳动这样的一个全过程。第一个单位，只要它就只是一个单位而已，就会有巨额资本与它合作。为简明起见，我们就说每一个单位的劳动都是整个劳动力的十分之一，但第一个单位的劳动却是独一无二的，它有大量工具与它合作，并且这些工具都是最昂贵的。事实上，这个单位的劳动所得到的资本的援助，最终可多达十倍于它的数额。假如某种现实社会的劳动情况就是这样的，那它可真谓是资本过分饱和了，这使我们不得不想到昂贵的原材料、最坚固耐用的建筑物、充裕的动力，再就是昂贵的高度精密的自动化机械，这些自动化机械其昂贵和精密程度之高，就连发明已达超一流水平的工业部门也远远未达到。有了这样的机械援助它，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产量当然是巨大的了。

图21-1

在如图21－1中，我们是以线段AD来计量一个单位的劳动的数额的，而且指出以此线段的十分之一为一个单位，或是以该线段之间的距离为一个单位。我们可以A'B'B″A″的面积计量首个单位劳动的产量，它是在大量的社会资本援助下所产生的财富总额，它以供应全部人口的各种各样消费品的形式呈现。

现在，我们加上第二个单位的劳动，即数量A'A″，这是按面积A'B'B″A″计量该单位劳动所生产的数量的。这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这第二个劳动的增量所生产的数量，如前所述，是按照第二个图的面积加以计量的。这样说也许很容易与这样一种解释搞混淆，这一解释将把整个理论引向一个错误的结论，导致它直接与真理相对立。在此我们虽然作出了某种解释，但第二个劳动增量所生产的不如第一个增量所生产的多这一说法，还是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推断结果，即只要都按同一费率支付，那么，差不多所有劳动中的一部分产品都被剥夺了，而那也是被竞争规律的行为所剥夺的。这是一种源自最终生产率规律——一旦任由其不完整——的自然推断。假如有一个人一天的产值为1.5美元，而另一人则是1美元，如果此时两个人都得1美元，那么，这就显然是存在剥削劳动的情况了。[1]

劳动力首次分工导致的一部分资本的出让，是这里要加以讨论的一个重要事实。随着这第二个劳动增量的到来，工具是倍增了；但这些工具是如此廉价，以至于全部合在一起也只是体现了初始的资本额。我们如何估计劳动新增量的具体产量呢？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新的劳动力与原有劳动力一样分享整个资本的使用，再加他们现在又得到资本的援助，因而创造了等额的产品。过去的人们早已出让了他们原有的资本的一半，而且就在这次决定出让时，早期分工中的工人减少了他们所在行业原先额外资本份额所提供的那种生产能力。最重要的还是下列事实，即可归因于第一部分劳动力连同其工具和器具的产量，现在比以前少了，而原因也就是有资本从这里被抽走了。原先的产量中超过现有的这一部分，并非可归因于劳动的这一部分，而且也未曾有劳动剥削的现象发生，尽管这两个单位现在获得的都比原先获得的第一个单位还少。

有两项事实现在需要讲清楚，这需以两个论点加以支撑。这两个论点涉及整个的经济因果关系理论，也即某种综合的社会产品的每一部分可归因于哪一种生产要素的理论。（1）第一部分工人凭借利用整个资本所创造的产品产量与他们现在所创造的两者之间的差额，是唯一可归因于他们原先拥有的额外资本的一个数量。（2）劳动利用全部资本时所产生的一个劳动增量与两个增量借助于同一数额资本现在正在生产的这两者之间的差额，是唯一可归因于第二个劳动增量的。我们就采用这种方法，既检验某种数额的资本的具体生产率，也检验一个单位的劳动的具体生产率。

我们现在需要密切注意的是这后一项检验。我们一直以来小心谨慎的却是这样的概念，即在任何时期内，各种不同单位的劳动产量比重都有差别，其中的每一个单位的劳动，考虑到其所占有资本的比重，都生产整个行业产量的一半，但现产量的一半小于只有一个人借助于整个资本劳动时所得的总产量。这个减少额所计量的是一个单位的劳动所用的资本的一半的产量；反之，整个产量，既然是两个单位的劳动都在生产，那也就大于唯一的单位劳动生产的总产量了。产量的这一增加，完全归因于劳动的增加；而劳动的这一增加额，是计量那种劳动以及改变现状的所有劳动的产量的。

假如C代表该行业使用的资本额，L代表一个单位的劳动，此时，C+L的产量与
的产量的差额，等于可归因于资本额的一半的产量。C+2L的产量与C+L的产量的差额，则等于可归因于一个单位劳动的产量。在上述的公式中的第一个，被减数等于一个人利用全部资本从事生产所能达到的产量，减数等于一个人以一半资本从事生产所能达到的产量。在第二个公式中，被减数等于两个人以全部资本从事生产所得的产量，减数则等于一个人凭借全部资本生产所得的产量。

图21－2没有标明资本的数额，但它还是维持不变的。可归因于一半资本的产量，等于ABB'A'的面积减ABB″A″的面积之差的一半。仅可归因于一个单位劳动的产量，等于A'B'B″A″的面积，而这就是现在可归因于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实现的那个数额。由此可见，这第二个人的生产能力并不存在非自然制约的问题，他的产量绝非仅限于农业用地以及在别的田地上拾落穗所得。人人都得到在公正条件下一个单位劳动所创造的产量，而资本则获得可归因于资本的那一部分产量。

图21-2

现在，我们重提有关具体生产率规律的那个示图。为使原先的资本不受影响，我们仅改变其形式，然后再给劳动力增加第三个单位的劳动。该单位的产量，等于图21－3中的A″B″B″A″的面积所计量的产量；而且假如我们继续给劳动力作类似增补，直至该劳动力充裕为止，那么，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的产量，就将等于AⅨ
BⅨ
CD面积所计量的那个产量了。这就是工资的标准。它等于在共有十个单位的劳动时任何一个单位的具体产量。我们就第二个人在他还是最后一个人时的产量所说的，在这里也适用。在第十个人到来前，田里共有九个人，而他们是把全部资本都投入使用了，因此，这当然适用于那个数量的工人。每一个工人的产量都等于按长方形面积计量的产量，该长方形面积的边是AⅧ
AⅨ
和AⅨ
BⅨ
，他们的总产量等于AEⅠ
BⅨ
AⅨ
所示的面积的产量。线段EF与线段EⅠ
BⅨ
之间的那一窄条面积，计量的是九个人与所有资本一起投入劳动时所得的产量，以及这九个人和十分之九的资本一起投入劳动时所得产量的那个差数。这样说是公平的，因为十个人使用全部资金，人均实为资金的十分之一。AEFAⅨ
的面积代表十分之九的产量，这一产量系归因于拥有与之合作的全部资本的整个劳动，而且当然还进一步加大了其在合作中所得产量的份额。EEⅠ
BⅨ
F的面积所体现的，并不是某个数额的资本对该行业的产量所形成的整个增加额，而仅仅是资本的一个增量对该行业作为一个整体的产量中，可单独归因于劳动的那一部分产量的一个增加额。

图21-3

由此可见，有八个人工作时，其中每一个人都生产AⅦ
BⅦ
BⅧ
AⅧ
这么一个数额；他们合在一起的产量，则是AEⅡ
BⅧ
AⅧ
这么一个数额。水平线EⅡ
BⅧ
与EⅠ
BⅨ
之间的第二个窄条面积，计量的是八个人有全部资本与之合作的情况下形成的产量，同他们与第九个人分享资本后所形成的产量之间的一个差额。他们向这第九个人提供了整个资本的九分之一，因此，EⅡ
BⅧ
与EⅠ
BⅨ
之间的那一窄条面积，计量的是他们这一出让致使他们的生产能力中失去的那一部分。按照同样的方式，劳动力由七个人增至八个人时，资本总额中就会发生八分之一的出让，因而导致七个人的劳动中那独特产量的减少。人均生产资金的每一点的减少，都会使可具体归因于每一个人的劳动的那个数额有所减小。①

既已知道下图21－4－Ⅰ中AⅨ
BⅨ
CD的面积是计量最终一个单位劳动的产量的，那我们也就可以确信，劳动中绝无一个单位的产量会比这个数额要少。对最终生产率规律的概述，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该系列中前几个单位劳动的产量，是否并不高于最后一个单位劳动的产量。不过，那前几个单位劳动的产量与这最后一个单位劳动的产量一样高，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AECD是可溯及作为其存在之原因的劳动的最小数额的。

在图21－4－Ⅱ中，假设线段AD计量的是资本而不是劳动，再假设劳动数额为一个固定量，又假设接续几个单位的资本的产量都沿着曲线BC递减，那么，AⅨ
BⅨ
CB也就是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导致的那种产量了，不会再有另外一个单位的资本比此生产的更少了。AECD的面积，为可归因于全部十个单位资本的最小产量。

现在，在图21－4－Ⅰ中，EBC是非劳动所生产的整个产量之外的产量。如果图21－4－Ⅱ中的AECD与图21－4－Ⅰ中的EBC同样大，则这一数额，即EBC，也就是资本的产量了。因为长方形面积AECD肯定是资本的产量，因此，它当然也就是资本的产量了。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的完全竞争和完全静态调整的假设，企业家自身是不会实现利润的；而且，面积ABCD也就只包含工资和利息而已。因此，BEC总额不会比图21－4－Ⅱ中的AECD总额更大些，而且，EBC全部就都是资本的产量。

图21-4

EBC再一次以同样的方式证实了它就是劳动的产量。这个产量并不比图21－4－Ⅰ中的AECD的大。该静态假设使ABCD面积只包含工资和利息，因此，其中并不含企业家利润的面积。既然长方形面积AECD是计量可溯及劳动的最低数额的，那么，与图21－4－Ⅰ中AECD面积相同的EBC，也就是纯粹的劳动产量了。

由于在整个研究中我们始终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何时如果有一个人加入劳动了，那么资本也就改变其形式了，并使自己适合于使用它的人数。因此，我们必须如常记住这一事实，即劳动自身的方式也必须以类似的方式加以改变。一支劳动力队伍或许就是逐个单位逐步地建立起来的，因此，扩大劳动力队伍似是也得量化；不过，抽象地说来，劳动的变化多半是质量上的。随着劳动力规模的扩大，就必须付出更多的体力和精力。然而，情况表明，人们并没有做着比原先更为完善的事。假如工作是农业上的活计，那么，给土地施肥会施得均匀一些，种子播得稀密有度，如此等等。这是工人人数多了以后劳动作为一个过程的一类变化；另一类变化是随着劳动力规模的扩大，资本的总额并没有改变，它是由工人必须用的工具和其他器具改变了的性质所引起的。工人使用的工具的每一次变化，都改变了工人工作赖以进行的技术条件。不过，劳动尽管匀质，但还是可以用单位加以计量的，而且就有计量其一切产品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一个无差别地带，即在这个地带内，雇主可以按现行的支付工资的工资率标准多雇几个人，但又不至于亏损。在大企业中，是常有诸如此类劳动力规模上的有限的弹性的。假如某企业是一个大农场的话，则即便多上一个两个人，也总会有虚位使他们可以被雇用的，而又不至于非得弄清楚他们真正能生产的是否比别人察觉到的要少一些。正如我们所说的，这些人的产量是用于表达工资率的。在无差别地带的人，他们也是调节工资的人。我们的整个研究就是要求在此地带从事某一行业工作的人，与类似地带从事另一个行业工作的人的生产效率一样高。事实上，这是要求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无差别带遍布于整个行业领域，而且该社会地带各组成部分的生产效率都一样高。该行业领域各组成部分的劳动，都具有与在边缘地带的劳动一样高的生产率。

无差别地带的实际有用性在于促进竞争上的影响。求职中独一无二的一个单位，总是有供其选择的机会的。未精通某一技术的年轻人，总有很多就业机会供他选择，而且是可望在某地带获得可供他一显身手的工作的。对于学会某一行业某种技艺后还想另谋职业的人，可就在该综合地带的某个新区谋得一份新职业。若有一位企业家加入一个小小组，且通过某大型无差别地带为其工厂招纳许多工人，这不会引起任何扰乱。不论就在任何小小组内，还是就各小小组的关系来说，情况都是如此。不过，无差别地带的科学的重要性还是取决于它对所有工人实行的劳动生产率检验。要是唯很晚才作了描述的调整都已在进行中了，要是劳动和资本都在各行各业中已以精确的方式调配好了，那么，在无差别地带由劳动实现的产量就成为可归因于这样的一个指标了，而无论哪儿的劳动产量，这个指标都一概适用。

[1]
早期德国经济学家中最卓越的冯·杜能提出了一种理论，该理论把一种最终生产率检验应用于劳动和资本，并且使工资和利息都取决于其检验结果。他在所著的《孤立国》一书中指出，某个行业——比方说，农场耕作——雇用新进的人时，他们的产量是不如早些时候受雇的人高的。农场主依靠最后一个人的劳动所得，等于他给每一个人的劳动所定的工资。冯·杜能还断言，按照同样方式加以检验，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的生产力也有某种相似的减少，而最后投入使用的那个单位的资本产量决定利息标准。

冯·杜能的此说最终并没有使工资和利息问题得到解决，这是惊人的事实。经济学家们既已先于他就有了一种真正卓越的理论的开端，那为什么还要对工资率作出解释，说工资率取决于注定以工资形式在工人中予以分配的资本总额呢？另外，为什么他们还要说利率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呢？冯·杜能自己固然对他那个最终生产率公式比对另一公式——用于表达按照他的看法是社会向往而又合法的工资率公式——要重视得多，这无疑正确，但他对最终生产率原理所作的说明，看来是不会使调查研究者遵循正确的思路的。

上述解释可从冯·杜能的实际理论中存在的不完整性看出。他的理论徒具形式，不仅未能揭示有关工资和利息的最重要的事实，而且还似是与事实相抵触的。这一事实指的是，受完全自由的竞争影响，劳动的工资往往都会等于所有劳动的产量，而且所有资本的利息也往往都会与所有资本的产量相一致。

冯·杜能的工资理论显然是一种剥削劳动的理论。在他所举的例子中，一个农场就有数个劳动者在干活，现在再给这批人增加一个人。有了这个人，对农场主来说，拾田里的落穗这件活就能做得更细了。正如冯·杜能所指出的，农场主现在连此前不愿拾取更小更差的土豆都能给拾回了。如果这个人是在收获季节新进的，那么，他的产量也就体现在照此方式使收获量得到提高的产量上了。不过，这个人的产量显然比先于他来到农场的那些人低一些，因而那些人所获的工资显然也就因为他的低产量而相应降低了。杜能的论述中有这样的措辞，这些措辞似是意味着最终生产率规律是剥削劳动的法则。也有人指出，他的资本最终生产率规律是包含有早一些的几个单位的资本受剥削的这个意思在内的。

为使冯·杜能的说法包含与工资有关的极重要的一项原则在内，首先需要的就是业已称作“归因”或是在前一章中称作经济因果关系的一种理论。各个单位的劳动，无论何时往往都会具有同等生产率。由此可见，根本就不存在由于另外的人的加入的压力而被降级或是实际上遭劫掠的这样一类工人；另外的人的压力，系指有的工人生产的比他们的还更多，或是有的工人给他们确立了薪酬标准。作为上述例子中所描述的那个农场中的工人以前所得的过高的薪酬，当归因于他们以前所创造的高一些的产量，以及他们所得的更多的资本。就那额外的产量来说，该理论需溯及资本而不是劳动，是资本的某种过剩量确保那假设的例子中的那些人能在那系列中获得高工资。另外，研究可溯及一系列单位的资本定要一视同仁，同时表明该生产要素的前几个单位没有受到剥削。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断言每一个单位的劳动自然都倾向于获得它的全部产品以作为对它的报酬的，另一种则是说，大量工人都因为竞争而使他们的部分产品受到剥削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带有根本性的。更有甚者，这两种理论还都可能使用同样的语言，并讲述所有劳动的薪酬都是如何直接予以决定的。这两种理论都可能把最终评价的商业原则应用于劳动。然而，实际上，比方说，同一产品的同一市场是不能有两种价格的，但凡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引起的价格变化，所有劳动都会引起。再就是，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是导致该单位所生产的产量的。假如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所生产的产量少于其他各单位的劳动产量，那么，另外这些单位，由于它们与这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相关，因此，它们也就都成了受害者，它们丧失了部分产品。不过，要是处于目前情况下的所有单位其生产量都相同的话，那么，按照最终一个单位的产量决定所有产量的酬偿，也就不存在剥削一说了。冯·杜能的理论固然是一种最终生产率理论，但它还得是一种具体生产率理论，以使每一个单位的劳动的薪酬都与其自己的独特产量相一致。

用于解释工资和利息调整的一种理论，必须说明作为利息依据的“最后一份”资本，即决定利息的产品性质是怎样的，而这势必涉及资本与资本货物之间的区别。再就是，尤其是该研究还必须扩充它的范围，以便不仅包括某一个行业，而且还包括构成一个经济社会的整个小组和小小组体系。劳动的最后一个增量——其产品是决定工资的——是一种社会增量，其中，有的见于该系列的每一个小小组中，资本的最后一个增量也可以这样说。价值规律在进行按比例分配上是起作用的，因此，也得把价值规律作为分配理论的组成部分，即作为某种社会现象包括在内。我们有了冯·杜能的这部著作，谁还敢声称是他自己把最终评价原则和基于生产力的评价应用于劳动和应用于资本的。一个矿业国家的探矿者，实际上是可以单独发现并重新占有某种放弃了的所有权的，而这竟然是重新发现了劳动和资本的最终评价的独一无二原则，以及止于冯·杜能终极之处的人所会做的一切。深入研究并发现趋向于使在任何一个时期内的各单位劳动的产量相同、使各单位资本的产量达成均等、使劳动的整个产量和利息等于资本的整个产量的这几条规律，往往会使各种不同单位的劳动都达成某种均等，并使各种不同单位的资本产量达成某种均等，而且还会使工资都等于劳动的整个产量，使利息等于资本的整个产量。这一结果，正在达到工资和利息理论的基本真理。既然它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规律是迄今都是想怎样就怎样的，因此，它也就不包括一切掠夺在内了。如此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即劳动早期增量的产品的剩余部分实际上显然是资本的产品。这一结果是遵循这样的研究思路得出的，按照这一思路，冯·杜能采取了最初的几个步骤，这或许有可能导致最终结果有如此多的标题，就像一个矿工发现的作为矿井入口处的新矿脉，其实就是曾经废弃的有各种不同矿石和矿床的矿井。正像冯·杜能并不怀疑的那样，自然工资规律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而这一结果不仅可取，而且还按道德标准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这符合他的要求。

第22章　应用于各种具体工具产品产量的经济因果关系的规律

由于资本总是以货物的形式存在，因此，通过弄清楚由各种生产工具各自创造的那种产品的产量，从而对资本的收益总额作出解释，这应该是做得到的。有关资本本身的研究，也应以类似的有关资本货物的那种研究充分予以证实，而且这种研究也能够予以证实。说明所有资本与所有利息之间的那种因果关系，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即用每一种资本货物与其具体产品或租金之间的具体联系加以证实。

就租金这一古典概念来说，它总有与这一研究对象的通俗概念正好相反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种具体生产工具几乎都能获得租金。获得这一类收入的生产工具中提及频度最高的莫过于建筑物了，例如，人们或许就“暂时租借”一间办公室、一座公寓大楼、一所住宅、一间仓库等等。虽然租用其中任何一类的建筑物势必都租用一定数量的土地，但这个数量常常微不足道，在交易双方的心目中也都无足轻重。在通俗用法中，“租金”这个词也意指多种物品出租的收益，然而，物品在出租时却并不包括土地在内，例如，人们可以“租借”一艘船、一驾马车、一匹马、一种工具或是数以百计的具体东西中的任何一种。

流行用语中下述几个词的用法，实际上是以资本与资本货物有别这一点为依据的。利息本身就是永久资本所获收益的组成部分；而资本，尽管当然不是看成某种脱离现实的抽象概念，但总还是看成是某种永久财富的，至于它那各种改变着的具体形式，就任由视若不见了。利息不是建筑物、船舶、马等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永久基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永久基金，则是由无穷系列的诸如此类瞬间变动的东西所体现的。

至于租金，则正好相反，它有多种具体形式，而且就以此引起人们重视。有助于构成永久资本基金的每一种工具，在其生息存在期间，都获得一定量的财富，而这财富，可以按照某种总额加以计量。一柄斧子可以赚2美元，一把铲赚4美元，一艘小船赚50美元，一幢建筑物则赚10万美元，如此等等。诸如此类，其中都不存在与这些收益相联系的某种百分比的概念。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某种工具的总产值中实属净收入的那一部分换算为该工具价值的某个百分率。按照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把租金作一定扣除后折算为利息的形式了。假如我们要区别清楚该工具的总收益与净收益，那么，从总收益中扣除该工具用旧了以后以另一工具予以置换所致的那个金额，则此净收益即可视为该工具的价值的利息。假如我们效法市场习俗，那么，我们就得用租金这个术语把整个总收益都包括在其中。例如，一间房子的租金，也就是租用人为租用该房子所付的款额。不过，要是房东从房客的支付租金中留下一定份额供维修，一俟破旧了再置换，那他就必须为此留出一笔偿债基金，而且成为可获收入的也就是那留下的余额了。[1]
假如我们就使用中的一切工具都作这样的计算，那么，我们就会获得所有资本物品的一应净收益了，而且我们还可以把此项收益额与此物品所体现的资本额作一下比较，然后换算为利息的形式。为此目的，我们还可以得出这些工具以美元计的净收入，估计出这些工具以美元计的综合价值，得出这两个数量之间的比率，表明按十进小数计的比例，从而获悉利率——一定时期内资本所得的百分率；反之，要是我们制表表明所有在用的工具，而不提及其价值，并计算其一定时期内可以获得的一揽子总额，那么，我们就会获得取租金总额形式存在的总收益。不过，此租金包括了一种抵补此期间内整批工具损耗的偿债基金。在动态条件下，土地通常都是增值的；而在静态条件下，它可就不增值了。不过，即使处于某种静态条件下，大多数东西也还是因为使用而有损耗的。假如我们非得从租金总额中扣除偿债基金的话，那么，我们也能得到纯租金，也就是毛租金内实际上属于收入的那部分。这就是工具所有者可以放心用于个人消费的那一部分收入。

由此可见，租金净额无非也就是换种角度看的利息而已，它等于一次付清的货币总额，其中的每一笔都代表某种工具的净收益，在数额上它等于利息，它是我们在把它换算为获得它的那些工具时成为利息的。在静态条件下，净租金与利息的区别在于计算它们的方式。扣除资本货物一应维修的成本以后，表述各种资本货物获多少美元以及何谓一切资本货物的净租金也就明白了。租金等于利息总额，只不过在拿它与资本货物的价值相比较后，就把它换算为利率了。

我们把永久资本的产品看成是利息，一切资本货物的总产值看成是毛利；还是这一总额，减去更换此货物的成本，就等于净租金。在这里，我们是在遵循术语选择上的实用方法，一方面表述企业家对租金与租金成因所作的区别，另一方面则表述企业家对利息与利息成因所作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是建议采用租金与利息的另外一种区分方法的。这种区分方法试图把前一术语仅用于土地的产品，而且在不考虑土地价值变化的情况下就把这种产品定义为承租人因为利用土壤所“独具而且破坏不了的”属性而给地主支付的费用。这种用法，要是政治经济学起源于美国，或许永无推广普及之日。因为在美国，土地从来都是一种商品，无论任何人购置一块土地都要估计一下现行的投资方式与另外的投资方式相比利息是否一样丰厚。由此可见，弄清流行于普通生活中的术语的用法是否必然会更准确和更科学，这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通常援引为导致土地与其他工具有别的那两种特征是：（1）土地数量绝对固定，而工具可以倍增；（2）土地的收益存在于级差地租中，这种级差地租是指肥沃土地与贫瘠土地这两者所获得的不同土地收益量之差额。“一片土地的租金”，按定义所示，实际上“等于该片土地的产值减去种植用或是投入等量劳动和资本后又作他种利用的最贫瘠土地的产值所得之差”。因此，一方面有严格确定的土地数量，另一方面估计这种土地的产值的方法又有差别，这就是事实；就因为有这一事实，科学才认定这个要素与资本不同，而且作为一个经济要素考虑也有别于资本。

让我们看看在一项静态研究中此类差别究竟有多少。作为总体，资本的数量应该是固定的，这是静态的条件之一。另外，该假设所要表述的是在一种动态的条件下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全世界的资本总额不可能瞬间即变，而且此刻的利率是基于此刻的现有总额的。假如动态变化不发生，那么该总额理当是永久数额，而且所有资本都可像对待土地那样，把它看成是具有固定数量的。土地数量固定、资本可以随意增加以及资本想增加多大幅度就增加多大幅度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是以某种谬误为基础而得出的结论。这种谬见人们在经济讨论中已是习焉不察了。的确，如果有某种工具生产率极高，我们就是可以任意倍增此类工具，而且，事实上，我们是会使此类工具实现收益倍增的，直至这些货物的收益让我们眼看着不断减少为止。由此可见，投入这些工具的资本的收益，是我们使之减少为相当于社会资本那一般收益的所得率。工具的价值似是由其成本决定的，而此类工具的件数则据收益变动；反之，一片土地所获得的收益则是由李嘉图公式予以计量的那样一个数额，即土地的价值等于这些收益的资本化。当然，土地没有成本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界所提供的。按照这种看法，就土地而论，看来是它们数量固定和收益固定的，它们的价值和收益还完全一样。而就资本货物而论，看来数量是反复无定的，价值是反复无定的，收益则因数量之变而与价值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再仔细一点来看看，我们真正要加以比较的，总的说来是土地；就某一种形式来说，则是资本。拿我们的表来说，我们着重提到了所有土地的数量。土地是社会生产中适于各种用途的生产要素。我们还提到了某个小组所利用的资本。就其中的一种情况来说，我们取的是一种社会看法；就另一种情况来说，我们则是取的一种局部的看法。这是一种在另外很多场合采用过的方法，而且是从来没有不出现混淆的情况的。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以另外所有资本货物与所有土地作一番比较吧，让我们把整个社会都纳入我们的视野。每一个小组和小小组都有土地，而且还都有取人造工具形式的资本。在这两种要素中，没有一种在总量上是可以随意增加的。现存的人造资本的数量，无论什么时候都与土地的数量一样是固定的。增加人造资本的一般基金，以期足以在社会各行各业的条件下形成可察觉的影响，这在任何一种短时期内都是做不到的。无论何时，土地都有个定数，人造形式的资本也有个定数，这个问题难以解决，可我们又必须面对。此外，基于土地无从增加，而其他的情况则反之，面对这样一个概念所提出的土地与其他资本货物的区别，这在静态研究中显然就没有正确性可言的，这个静态假设本身就排除了资本的一切增加。

我们再来看看，在哪儿——如果曾经发生过的话——这样一个区别是适用的。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局限于某个小小组，进而进行一下有限的观察。即使在这里，土地固然无法增加，可他种形式的资本果真增加得了吗？这一区别，按照综合的看法是行不通的，且适用性也无从谈起。当然，把土地从其他小小组中分离出来，而后划归这个小小组，这可以做到。土地，在经济学意义上来说是具有流动性的；既然我们可以把某种产品的用地收回，那我们当然也就可以把它转供他种产品专用。以某种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增加人造资本的数额——我们可以从某个行业把它收回，旋即又把它投入另一个行业。就我们讨论所及的这个小小组来说，只要该小小组想要，我们就可以给它更多的工具和机器。假如我们关注制鞋企业，那我们就可以做到我们想留出多少台缝纫机就留出多少台缝纫机给这种企业，如此等等。如果这些缝纫机要很快投入到厂里，那就只有把他种形式的资本转投给该企业了。不过，在静态社会状况下，我们绝不会这么做，因为有一种经济影响阻止我们这样做。

我们会因为投资于这个行业的符合经济规律的土地总量是有限制的，因而认为我们投入那里的资本就不存在限制吗？有一种经济上的考虑实质是说：“为了取得最好结果，你的确必须有这么多土地投入这个行业，而你可能拥有的资本总额则是一个不确定的可变数额吗？不，它正相反，就像他种形式的资本数额是固定的一样，土地的数量也是固定的。土地具有流动性，人造资本具有流动性。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作过描述的变异规律，是严格决定各个小小组可拥有多少土地，以及他种形式的资本又可拥有多少的。”[2]
投放供利用的土地太多，那么，按商品估计，土地的产量减少了，货物的价值降低了，这两种影响同时起作用的结果，会使你把多余的土地从中给退出。投入太多他种形式的资本，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如果每个单位的资本形成的产量太少，而产品的价值太低，那么，过剩就会逐渐消失。

这一规律起作用的结果是，每一个小小组都有正常数额的土地以及正常数额的他种形式的资本。无论哪一个数额，如果加以改变了，那就会使这种小小组的情况每况愈下。这是因为，不论土地还是他种资本，如果调配失当，那所获得的收入也就会减少。这里，我们要指出连同人造资本对任何独特行业都无适应性的一种土地独特性，以期引起注意。这种独特性自由地改变其外向性，就像土地作为一种投入可以退出一种行业进而进入另一种行业，根本不存在使之永久地与某一种行业联系在一起的形式。实际上，有的形式的资本是非常持久的，当资本投资于它们时就难以撤出。如果没有极大推延，资本就根本不可能从这种投资中撤出，因为它就要滞留在那里，直至工具磨损。不过，总的说来，每一种行业都有足够多的资本货物会迅即损毁，须不断更新，使之有可能很快改变资本形式，而且不造成浪费。

另一方面，土地要转换利用上的归属，就得整个儿地转换。改变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改良的形式可以做到，尽管过快地做此会有浪费，但土地本身原本必须有小组到小组间的转换。我们不能等着某种土地易遭破坏而由另一种土地取而代之。假如用足够的时间来做，就土壤中各种破坏不了的要素来说，则据以不发生浪费的就是资本流动的过程，但这是不存在的。我们从一个小小组到另一个小小组转换土地时，我们是连同其所有品质均从一个小小组归入另一个小小组的。此外，土地还有其特殊适应性，除非这种适应性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否则，它绝不发挥其生产能力。有的土地对于放牧或植树造林是适宜的，但种植小麦却未必合适；对市场园艺合适的土地，把它作为建筑用地却未必也一样合适；而且就连用于某个目的的建筑用地适合的土地，也未必对另一种目的的建筑用地适合。

这一事实遂使在不同小小组间配置土地的规律的修改在所必需。对某种用途特别适合的土地，就明确投入那种用途而言，不存在把它撤出那种用途的合乎道德的可能性。要是必须减少如此用途的土地，那么，从该商业部门中撤出的土地未必就那么适合其他用途。例如，有某种适于放牧而不适于耕作的土地，因而撤出前一种利用而投入后一种用途，这就纯属浪费之举；反之，有很多边际土地是其中的哪一种利用都合适的。两类行业土地用量加以调节时，我们务必要珍视具有明显适用性的土地，而仅撤出两种目的无差别利用的那种土地。还有，有的土地用作商业建筑物的地址是如此适合，以至于这一点我们连想都不必想一下。不过，有的边际土地是既适于商用又适于住宅用的，只要我们削减某一目的的用地，增加另一目的的用地，通过转变此无差别土地的一部分即可达到目的。

我们会明白，待到我们有了计量价值的最终尺度时，那就会有取土地形式的一个单位的真实资本的这样一种情况。[3]
就经济目的而论，土地是既不按英亩丈量也不按平方英尺丈量的，而是按生产效率的单位数予以计量的。由此可见，纽约市心脏地区的一小片土地可能聚集大量资本，而落基山区六英里见方的一个地区资本也许就极少。但在各小小组中配置土地的法则却是如此，即每一个单位的土地——土地所体现的每一个单位的资本——都是投入到它所能发挥的最大效用之处的。极适用于某一种利用而极不适用于另一种利用的土地，体现的是很多单位的资本投入于某一种利用或者绝少单位的资本投入于另一种利用的情况。现在，假设必须从这些利用中的前者撤出部分土地，而把这部分土地投入到这些利用中的后者，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把在目前的利用中体现的十个单位的资本的那片土地改作只体现一个单位的资本的另一种利用吗？那样做会是毁灭性的。事实上，我们仅会从现在仅体现一个单位的资本的地方转换部分土地，从而使代表同一数额的资本就投资于此地方。也就是说，我们这是拟从小小组到小小组间进行土地置换，且绝不鲁莽地破坏取决于其适应性的生产能力。在现址，按照英尺或英亩计量的价值大一些的土地与在另外任何一个小小组的价值小一些的土地就不易地。转换后不致招致我们描述了的此类浪费的土地还会被转换，直至实现以下两个结果为止：（1）土地作为一个整体将作如此配置，直至最终能够发挥其最大生产力。这相当于说，这将体现其最大多数单位的资本。（2）当然，土地上的所有单位的资本都将均质地富有生产力。

有了有关拟选的土地种类的这一保留，在各不同小小组中，退出某种利用进而投入另一种利用的土地配置原则，也就与以他种形式在其间配置资本的原则完全相同了。各种形式的资本的单位生产率都均等了，而作为一个整体，资本现在是达到最高生产效率了。任何一种错误的资本配置都降低基金的总效率。上述规律下的各种资本配置都使其整体有了最大可能的生产力。按照某种静态假设，此类调节是进行而且坚持了，那么，各个小小组的土地和他种资本的数量也就都决定了。

现在，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土地的收益能力以及他种资本的盈利能力，都是完完全全按照同一方式给予决定的。我们不同意经典经济学家就土地提出的第二种见解，即土地的收益仅限于剩余，也即级差数额，而资本的收益则是采取他种方式决定的。我们认为，有两点是正确无误的：（1）各种资本货物的收益都可以取剩余也即微分数量的形式；而土地，就这一点来说，并非是独一无二的。（2）可以为其所有者获得的任何一种资本的利润，都是直接而不是间接地作为剩余决定的。就像各个单位的资本以创造财富的实际能力决定其利息一样，每一片土地创造财富的实际能力也都决定地租。租用土地的企业家，并不因为在满足另外的需求后他还有归他所有的一定余额就把地租转让给地主了。这一事实永远不会迫使他与此余额分手。他的确是转让此余额了，但他这样做是因为每一片土地都具有生产的实际能力，地主又迫使租户对该土地上的特有产品按质论价。假如这位企业家不为该土地上的产品按质付酬，那么就会有另一位企业家取而代之。是竞争迫使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使用者为其所有者支付此金额，因为拥有这片土地而使其所有者获得的利益，是直接决定而非按级差数额决定的。

有各种等级的土地投入利用了，也就有各种等级的人造工具在使用中。每一类工具中，等级最低的那一类都毫无收益因此，这种工具也就成了某种免租物品。包括土地在内的每一种高等级的工具都生产出某种产品，因此，预测某种货物的价值大小，实际上是以质优工具减去质量最次的那种工具所得的一种结果；而且，既然质量最次的那种产品是一文不值的，因此，那种预测无论怎样都会是正确的。

这种推测法把一切东西的租金都归纳为某种级差地租额。但是，下列事实则取决于使用边际如何确定，以及其是否具有重要性。质量最低级别的工具应予废弃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我们将说明有这样一个边际得以确定的原则——它确定级别之差达到何等程度的土地用于耕作会划算，工具质次到何等程度使用起来还会上算，工人的素质低到何等水平雇用了才会是有利可图的，如此等等。事实上，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产品，也就是它对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所能起到的那种增益作用。如果各个小组都处于正常的状况，那么，这些边际收入在这些小组中都会是完全相同的，而且还会成为社会工资和利息的标准。任何一种具体要素的产品，都是这一要素所能对劳动以及与劳动共同起作用的资本的产品——在这些产品就这样以边际的产品计算时——起到的增添作用。

计量一个单位的劳动需要有某种标准才行，而我们很快即可得到此类标准。作为一个单位，我们可以暂用具有平均素质的一个人的一天劳动予以计量。“平均素质”一词谅必要有而且很快就会有一个定义，资本也是如此，也得按单位予以计量；至于单位，我们不妨就暂用某种增值，即任何一个小组采用某个台数的可用设备，以某个天数的标准或平均劳动所能实现的增值。投入工厂车间制成生产工具的额外劳动会产生这样的效应，即凭借这种劳动，不是更多就是更好的工具便生产出来了。就这种情况而言，劳动导致资本货物量上的增加；而就另一种情况而论，则是劳动导致了资本货物品质的提高。但无论哪种情况，劳动都导致增量和增值。因此，现在我们必须确认下列事实，即生产资源的这一增加额可以看成是一个单位的资本，而这资源的增加全系归因于某个时间下的某一个工人的劳动。

根据我们已经完成的研究，我们知道是这样一些单位的劳动和资本创造出了一定数量的产品。一个边际单位的产品显然是一种可以详细说明的东西。因为任何一个组合中的工人，其所生产的产品数量若小于边际数量，那这个工人就会离开那个组合；同样，假如一个单位的资本无论何处所生产的都少于其边际数量，那它就会自行摆脱对它不利的组合，直至成为边际资本进而获得正常报酬为止。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不仅是土地而且还有其他所有工具的使用边际了。有的土地是如此贫瘠，以至于对与之组合在一起的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毫无益助。如果土地肥沃程度再低一些，那所产产品数量还要少，劳动和资本就会与之分离，从而寻求可获正常收益之处，即寻求不依赖于土地之处配置自己。这种土地属于劣等地，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尚未浪费另两种要素。然而，土地肥沃程度高一些的土地还是能使与之共同起利用的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有所增值的；此一增值是土地的真实产品，即土地的租金，它等于土地的总产值减工资以及作用于土地的劳动和资本的利息。

由此可见，是工资和利息，而非以某种数额的劳动和资本耕种的最贫瘠的土地，构成了计量土地产品的标准。事实上，是工资和利息决定了边际的位置，决定了多质次的一片地利用起来会值得。我们顺着土地的各个等级，直至我们获得一片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于事无补的土地为止，这也就是说，这与除工资和利息以外一无所获的土地毫无二致。就这样，我们把土地的利用边际扩大至了仅仅提供工资和利息为止。“一定数额的劳动和资本耕作的边际土地的产品总量”这一术语，就是“一定数额的劳动和资本的工资和利息”的一种累赘的表达。[4]

另外，任何东西的租金都是其真正的产品，没有这种产品，社会就会一无所有。假如投入于一艘废船、一台陈旧机器或是一幢旧楼的劳动和辅助资本，通过成为边际劳动和资本，同样可投资于别处，那么，利用这些东西社会就一无所获，而且它们的产品——租金——等于零。这些工具失去了它们的合力，或它们以给这些要素的独立产品增加一点什么的方式构成了一种组合的能力。

显而易见，只要我们能就任何一种优质工具与一种将要报废的工具的产品作出对比，我们就能计量出任何一种好的工具租金。这个租金等于净产品减去零，而质量最次的工具，即是产品为零的那种工具。不过，这种迂回曲折的话毫无价值，而且，讲这种话会有一定危险。简单一些说起来应当是，任何一种工具的租金都等于它的净产品。这可以归因于它的唯一产品，也即是可以给与它一起所用的要素的边际产品起增加额作用的那种产品。这个公式排除了来自这样一种假设的危险，即使用边际的扩展是租金上涨的原因，而实际上的情况却是，导致边际扩大的是租金的上涨。

在纯理论中，就连工资也是采用我们用以计量工具的产品的那种具体方法的。因为这种方法或许就把地租公式应用于具有各种不同素质的人们了。有这样的工人，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低而又低，因此，把任何资本交托他们使用都可能无法产生利益。与给他们一点土地，再给一点耕作所需的工具和种子，还不如给某个高效生产者增加些土地，以使他们拥有更多数量的土地。既然土地的边际增量增加了，则企业家手中的其他生产要素也得增加，而其产品产量就会有净增。此净增与一个低效工人手中的土地所能创造的产品数量相比要更大。另外，辅助资本留在低效的工人手中也赢利不了，还不如把它给撤出并使其边际资本在他处为更好一些。这一应用当提供四类租金，见本书第13章。[5]
我们把通常应用于土地的原理首先应用于资本，然后应用于整个劳动力，由此我们就可得出利息和工资的普遍规律，然后，把此原理应用于资本货物，同样还可应用于特定的人。

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是不招纳免租的人的；此举的理由可想而知，也就是因为要工作就要有牺牲，而招致牺牲不值得，除非所得收益是个正值。在雇用童工毫不顾及受害者的福利的那些时代和地方，虽然尚未完全免租，然而已接近于免租，人们的劳动和服务已受榨取。不过，但凡劳动所需要的代价由劳动所带来的利益相抵偿时，那么，完全没有生产能力的工人也可以受雇用。疯子或狱犯也工作了，而目的就在于他们能享受到空气和锻炼，即使他们所用的资本数量转为边际资本，这也会与他们所用的资本所能获得的产品一样多。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劳动产品产量等于零。

任何免租劳动之存在，都使我们能够使地租公式得以笼统化，而且把它应用于每一类生产要素之上。人、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都生产了可用这个公式计量的某种东西。其中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产品产量，都等于其自身创造的产量与同它结合在一起的其他要素的最后一个边际所能生产的产量之差额。这就是说，任何一种要素的产品都是它作为一种纯收入创造出来的，我们可以减去其中最为劣等的那个要素所创造的产品产量——这产品产量等于零——要是我们想这样做的话。总之，任何一个要素的产品产量，都是它对全行业总产量作出的贡献。既然认为任何一种要素都对与它相结合的其他要素的边际产品起了增加作用是必需的，那么，将这样一种产品产量归纳为级差数额是无用的。

几种使用边际的设置因有一项综合规律而行之有效了。企业家一旦认为有的东西对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毫不起作用，则便不再使用了。例如，若除了有关人道主义的一般考虑之外仅出于一己之利，一旦童工或残疾人的劳动对资本的利息毫无助益，那么企业家便就不再雇用这些人。一旦工具丧失了组合力，也即丧失了与工人结合在一起劳动进而使产品增值的能力，则这些工具便会弃而不用。人、工具、土地等等的使用边际都以同样的方式给予决定了，而且，这一些要素的边际扩大或缩小都是以一条普遍规律为准则的。尽管这一扩大和缩小是动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我们现在还是要强调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决定它们边际单位数量的这一规律的普适性。一切都取决于这几个合在一起的要素的数量。假如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资本都很充足，那么，雇用的工人素质再差也无碍大局。有充裕资本也就等于有了高工资率；而这或许就可以使童工、伤残者和年迈者等等成为冗员。不过，有充裕的资本又会使以前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被解雇的年富力强的工人又可以被雇用了。对这样的工人来说，增加资本的充裕度就会扩大就业规模。

再说了，就其本身而言，充裕的劳动力是能确保贫瘠的土地、质差的工具、参差的不齐楼宇等等都被利用起来的。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不经久耐用的工具会有一个长的使用期了。劳动力一旦稀缺，我们就得修理旧船、破旧工具、摇摇晃晃的机器等，以延长它们的使用年限。在一种静态状况下，总有一定量的不经久耐用的各种工具在使用着。某种机器要是从制成之日起便质量下降了，要是我们每年都制造一台供使用六年的机器，那我们就有六台这样的机器处于不停地被使用中了。但若每一台机器都使用七年，处于不停使用中的机器就有七台了。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很多工具，获得这些工具的一个办法就是延长每一台机器的使用期限。当世界人口剧增时，各种资本货物的利用边际，就像人们熟悉的各种理论中的土地耕作边际那样，都是大大扩展了。

按照经济学的意义来说，凡是低于边际等级的工人的劳动都不算是真正的劳动，应当弃而不用的或早就应当废弃的任何一种工具——土地、工具、建筑物如此等等——都不是真正的资本。尽管也可能存在徒劳的多此一举的情况，可真正的劳动从来都是富有成效的。依此类推，尽管有的土地和工具质次到了创造不了任何物品的程度，但真正的资本却始终是富有成效的。因此，就工人来说，那种边际界限把真正劳动的人与不是真正劳动的人给分开了；而就工具来说，这边际界限也把真正的资本工具和不是真正的资本工具给区分开来了。

[1]
但凡有大楼矗立于日益增值的土地上时，便总会有粗略的簿记把土地这一增加的价值，看成是对建筑物减少的价值的补偿。因此，人们一般不保留不是来自从建筑物的收益中留出的偿债基金，以备该建筑物日后毁坏时另置建筑物。就那种情况来说，租户支付的全部租金并不是很不精确地被看成是土地和建筑物的租金的。

[2]
参见本书第19章。

[3]
见本书第24章。

[4]
这不是针对老式表达的唯一反对意见，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异议见于这样一种可能的含义，即如果我们扩大这种边际就必须提高租金，而且还得借助扩展实现这一点。不过，不论强制还是笨拙地扩展都于事无补。这种边际的设置并非是租金的起因，土地使工资和利息有所增值的能力，这才是其起因，而且工资和利息在决定地租时是作为减数的。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地租的一种全面而又正当有理的公式。地租是一种纯生产额，它是使任何工具都能对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提供一定附加值的因素，它是一旦工具无从获得，各行各业也就会归于彻底失败的一个因素。土地利用边际的扩展是伴随和揭示着生产能力的某种增强以及某种生产要素租金提高的一种情况。既不存在能使一片优质土地进一步提高产量的因素，也不存在能使一片劣质土地的产量也有所增长的因素。但凡有做得到这一点的，那也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结果，即能使劣等地虽有碍于生产要素的流入，却总还能生产出一点点什么来。这一片土地，多亏条件改变了，不再有成为引进劳动和辅助资本的障碍一类的东西了，而且还处于免租地的地位了。更贫瘠的利用了的土地，也即以前生产要素损失更大的土地，现在的损失小了一些。这是从比边际等级低两度的土地的位置上提至低于它一度的位置上的。总之，地租的某种全面增长发生了：各种土地都获得了生产能力的提高，或是破坏力减小了。过去生产某种产品的土地，现在产品种类多了；过去什么产品也不生产的土地，现在有某种产品了；过去造成破坏的土地，现在既没有造成破坏也没有什么都不生产；过去要是得以利用就会造成大量破坏的土地，在新的条件下，造成的破坏少了。过去生产力全面注入土地的结果使土地利用边际扩大了。我们现在是利用直至零线的各个等级的土地。

在说到工资率和利率决定土地的边际时，我们并没有忽略下列事实，即边际土地上劳动的产品迅即成为工资和利息决定因素的一部分。这一论点在前面的一章中有过详细讨论。大体上，工资也就是一个单位的劳动连同其余所有劳动和大量资本，即包括各种工具以及各等级土地在内，所能生产的数额。

[5]
见本书148页注①。

第23章　各种租金与价值及其与小组分配的关系

概述工资和利息时还要补充说明很重要的一个细节问题，即用于计量各种形式的财富的一种单位。资本总量发生变化时，工资和利息都要改变，因此，就需要有一种单位用于计量资本，以期得出表示绝对金额的一种结果。这样一种单位在下面即将提出。不过，在搁置租金问题进而研究价值的基本单位前，我们最好还得确知，把工资和利息都分解成具有租金性质的剩余额，这是否会使人不知所措。例如，过去就一直有“租金并非是价值的一个组成要素，而利息则是价值的一个组成要素”的这样一种流行看法。在发现租金和利息，尽管视若不同，而且确也作了不同计算了，可事实上却是完全相同时，我们看来还得认为，利息不是决定价值的一个要素，租金同样也不是决定价值的一个要素。但按照普遍的看法，租金事实上就是决定价值和价格的一个要素。此外，由于价值具有控制小组分配的某种影响，因此，不论什么控制价值，社会收入在各行各业或小组之间的总分配都必然决定于价值。

各个小小组中劳动和资本的那种精细配置我们业已注意到了，要使价值达到正常状态，这种配置就必不可少。各个小小组不仅必须有竞争配置的资本数额，而且还得有自由竞争配置的各种资本数额，否则，价值就会处于某种混乱的、反常的状态。必须有恰好数额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且还必须有与他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相比较而言的适量的土地。要是自由竞争导致一定数量的土地从某一个行业中退出而进入到另一个行业，就会导致与自然规律的完全作用所要求的相比，某种产品产量低了，而另一种产品的产量则提高了。就每一种生产要素而论，情况也莫不如此。竞争不受任何限制时，这种竞争就能使每一个小小组都能就各种生产要素一一获得某种数量，但却无法按自然规律的完全作用所要求的，使某种产品的产量小一些或大一些、价格高一些或低一些。某种产品的产量但凡处于不正常状况时，该产品的价值也就是不正常的。

由此可见，在一个小小组起作用的某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是决定产品价值的一个要素。任何一个小小组拥有的各种自然要素的数量，同样都是价值的正常决定因素。由于它们创造了各种不同产品的数量，因而也就成了这样的决定因素，即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每一种要素的产品产量都构成了投放市场的商品供给量。

具体看来，某种要素的这种产品产量就是这种要素的租金。例如，制鞋厂的工具的租金，实质上就是一双双鞋的总数，而这个总数的鞋是可以归因于制鞋工具的。类似地，该鞋厂所利用的一平方杆（美国测量制，1杆相当于5.5码，也即5.0292分尺，现不通用。——译者）土地的租金，实质上也就是一双双鞋的总额，而鞋的制成，则可归因于那个数量的土地。把土地看作是贫瘠的，那就使该鞋厂占用的面积缩小到刚好足以从中除去一平方杆土地，而其余资本的数量则保持不变——诚然，由于面积缩减，形状是改变了——而你发现，你所生产的某个数量的鞋是一年比一年少了。可归因于土地被收回招致的减产，或是当归因于土地得而复用的增产，就是地租。实际地租与其他的一切都是一样的，也存在于由土地生产的产品中；而这些产品，又构成此类货物的供给的一部分，且帮助决定这些货物的价值。租金，主要是看成为可归因于某种具体生产要素的一种产品产量，或是主要看成是供给的一个部分。由此可见，地租作为可归因于土地的某种具体产品的产量，显然是一种决定价值的要素。适值社会处于某种自然的静态状况时，各种生产要素的租金都构成各种商品的总体供给；而其中任何一种生产要素所提供的部分供给——或者，换句话说，它的具体租金——当然是决定价值的要素之一。

就相对价值而言，它还是由各生产要素在各小小组中的配置决定的。使任何一种要素实现从一个小小组到另一个小小组的流动，这都会改变价值；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把一定数额的各种要素投入各小小组，那就会使相对价值处于正常状态。不过，这里的价值不仅仅是相对的，因为有可能得到某个价值的绝对单位；而用这个绝对单位，我们就可以给所有价值加总，从而得出总价值。如果商品A的价值为商品B的一半、商品C的三分之一，那么，这一事实就能使我们依据另外两个商品的价值说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不过，我们无法获得这三种商品的总价值。相互比较得不出总价值。不过，A、B、C三者的价值，假如可用有别于三者的某种东西加以计量的话，那我们是能够得出三者的价值之和的。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三者价值之和了；而且，不论我们何时得出，我们都会发现，租金是决定此价值总和的一个要素。我们此前曾说，租金是某种要素的产品产量，如果按照某种绝对价值单位计量，则现有的各种不同要素的总产量表明总产值。各种要素都得发挥各自的所能，否则其所创造的价值之和将有别于实际情形。阻止或减少某种要素的生产作用——减少其租金——这就将减少其所创造的价值之和。扰乱小小组中各生产要素的自然配置，这将会导致会减少它们创造的价值之和，假如价值是以绝对单位予以计量的话。

由此可见，租金不仅是决定相对价值的一个要素，而且还是决定所创造的价值之和的一个要素。就这一点来说，其本身与供给是完全相同的。特定行业的土地的租金就是该行业产品供给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是可溯及土地的。生产中所用的所有土地的租金，即是土地所产出的商品的供给的一部分。租金与估算的供给或者说溯及一种要素的部分供给，它们是同义词；而相对的供给则决定相对价值，总供给决定总价值。

“租金不是价格要素”，这就是有关该此问题的经典阐述，它甚至表达了现在普遍流行的观点。不过，该表述有些含糊不清，它似是意味着，要是无所谓租金一类的东西的话，那么，租金这一事实对价值的调整就不起作用了；另外，各种东西都会按照它们现在据以交换的那种比率进行交换。但是，要是把租金界定为可归因于某种具体要素的产品产量的话，那么，要坚持这样一主张显然就不可能了。即使把租金一词仅限于土地所创造的产品产量，而不是调整市场价值的一个要素，那它也是荒谬的。因为那就等于说，每一种商品产出量中的某一部分都对其市场价值没有影响了。当然，该表述中所提及的“价格”，它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市场价值。

古典经济学家真正试图证明的是，就价格而论，谁得到租金这都无关紧要。他们的论点只不过是证实下列事实，即租金作为分配中的某项收入或是份额，对价格毫无作用可言。所给予的证据实质上也就是诸如小麦一类的供给中，有的部分来自免租土地。对小麦的这一需求使土地得以利用了，促使种植小麦的办法就是把价格提高到这一土地投入耕作以后可以获利的程度。按照这一价格，某种明确数量的小麦可以种植了，但是，如果这片土地的质量达不到最低限度，那小麦就无法种植。因此，这种价格是与该地区的生产成本相一致的。这里能安全种植的作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想象为小麦供给中“最昂贵”的部分，或是按照“最大劣势”种植的部分。从企业家的观点来看，使用劳动和辅助资本于免租土地可获得的一蒲式耳小麦，确是按某种更大劣势生产出来的，比在肥沃土地上种植的小麦成本要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注意的问题。对此，我们还将再谈。我们发现，对于企业家来说，每蒲式耳的小麦成本是统一的；而且，如果静态规律完全起作用的话，那么，成本就等于价格。我们现在必须指出的是，免租土地种植某种小麦的成本与种植他种小麦的成本肯定是相等的，且就代表前一种小麦的正常价格。肥沃土地的所有人说“这片田地我不收租”的话，小麦价格不会因此而降低，供给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小麦种植量不会改变，免租土地上种植所产的边际数量还会是在所必需的，而且按原价购买，且供给量中的其他部分都会按照原价出售。使用这片肥沃土地的农场主还会按照他们现在达成的价格销售他们的小麦，而且还会把免除的租金加到他们的利润上。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租金仍会存在，且数量一点也不会减少。实际上，这是把租金留给农场主，而不是留给地主，但小麦价格却并没有受此转让的影响。该论点真正证实了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就价格而论，不论是地主还是农场主，把称作地租的那部分收益——可溯及土地生产的小麦产量中的那一部分所得的货币——据为己有，那并不重要。

该论点还可进一步加以细述。农场主可能说：“我们不会留下地租，我们要把地租留给我们的工人。我们会将它们在农场干活的所有人中按比例分配。”但这还不会使小麦变得廉价，因为小麦的边际数量还是在所必需的，而且会按成本价格支付小麦的价格。由此可见，不论地主、农场主还是工人收取地租了，只要土地在供给量中所占的份额加大，地租就总会是存在的，而且价格还持久不变。

我们还可以就此论点作进一步的探讨。工人有可能谢绝农场主答允给他们的工资外的补贴。按工人的善心，他们或许也就决定把这种补贴给公众了。但是，即使工人这样做了也未必影响小麦供给的整体价格。要是农场主销售小麦，并把体现地租的货币支付给工人，而这些工人把钱转交给公众的唯一方式，就是采用某种异乎寻常的随心所欲的分配计划，不过小麦仍会按正常的价格销售。要是租金采用实物形式交给工人，要是他们决定不接受，那他们就得设法放弃那一部分供给。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不论销售什么，农场主都会有价格可循的。

总体说来，与这个论点有关的不只是存在地租这一点，而且还有地租作为收入的处置这一点。这里我们没有效仿经典论点提出一个假设，而是取消地租这个要素：归因于土地的这一产品仍然存在。肥沃土地代理机构建造的谷仓里，总有地方存放一定数量蒲式耳的小麦。实际上，这里的小麦是地租，有的人懂得它作为收入的重要性。某一个人而不是另外一个人获得这项收入的这一事实，不是什么对价值有很大影响的事。这是传统论点已经证实了的。这一事实证实下列这一事实，即假如土地是耕种者或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财产的话，那么，欧洲的地主佃户制度就应该使土地价值适得其所。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地租都会存在，而且它还会构成影响产品供给中的一个要素。[1]

类似的结论也适用于另外每一种要素的产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可迄今鲜为人知。地租的原理，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也可应用于各种人造资本货物的具体产品，甚至还有工人的具体产品。在同样不精确的意义上，也可以说，地租不是价格的一个要素，工具的租金以及人自身的租金也即利息或工资，它们都不是价格的要素，至于谁得这些数量，这都无关紧要。价格还是相同的，而不论我们是否现在得到它或把它给别人，或是在哪里就任由留在哪里，价格始终不变。我们可以一字不变地重复说，涉及地租的这个论点适用于人的租金或人造工具的租金，而且无论何种情况下它都适用。质量上乘的人造工具的所生产的各种有差别的产品，仍构成其所体现的资本的利息；而质量上乘的人的有差别的产品，则构成工资。

人造生产工具，实际上是向资本家借“钱”后然后购买或制造后又供出租的工具。归资本家所有的，实际上是那些工具的收益，但这收益，取的是每年从他已预付的那笔款额中获得的一小部分形式，这一形式也称为利息而非租金。假如资本家说“这种利息我分文不取”，那么，那些工具的收益也就都归企业家所有了，而产品的价格却未见变化。其中有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用免租金工具创造的，价格就足以证明利用这些工具是恰当的。按照这种价格，公众就要求有某种数量的工具；而如果不使用这种免租金工具，则除非采用代价还要高的方式，否则就弄不到。数量有保证了，免租金工具便能使用。市场上有了这种数量的产品，价格也就会证明使用这些工具的正确性了。此时，企业家就会保留资本家转让给他的租金，而产品的价值则不变。

企业家可能拒收利润，且可能把它转让给工人，但利润还是作为具体生产工具的租金，或者作为其中所含资本的利息——实质相同——存在。这第二次转让对价格不会产生甚于第一次的影响。商品的价值还是足以证明使用边际工具是正确之举。若某些工厂的工人拒收这一租金，那就可以采用这些商品某种时价打折的形式以转让给这些企业产品的采购者，不过，类似商品的价格则保持不变。这些工厂所使用的质优工具等等的租金或是其中所含的资本还会存在，不过，以此资本生产的某些商品的采购商当拥有之。这一利息是归资本家、企业家、工人还是归受优待的顾客所有，这都无关紧要，价格不受这一利息从一个阶层转移到另一阶层的影响。实际上，利息的存在或是资本货物的租金是重要的，它是商品供给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跟供给的另外组成部分一样，它也是价格的正常决定因素。

同一原理也完全适用于劳动和工资。有一些免租金工人在工作，但人数不多，而他们所创造的产品实属产品供给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果这些人与现在的相比要多一些的话，那就可以表明，任何一种商品的供给量都相当充裕。它还证明，这一部分是完全由无租金的人拥有的资本——按“最大不利条件起作用”的资本——所创造的。公众需要这一部分供给，且愿意按成本价格购买这些产品，并委托边际工人管理资本。这些工人所拥有的资本其所创造的比在他处要少，企业家必须为这种资本付出代价。因此，就利息来说，产品供给的这一部分是“代价最大的”部分，因为企业家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本，借助质次劳动而非质优劳动生产既定商品。托付给一个无租金的工人5000美元可以创造的产品产量，并不比托付给一个一般工人500美元所能创造的多，不过，各部分供给的成本则一样。使用资本，支付资本以利息，并把资本交给无租金的人，所产生的成本完全变成了利息，而供给的大部分中就有一部分包括工资，但几部分的成本相同，各部分的价值也一样。

就此类情况所作的这种考虑后得出的意见虽有矫揉造作之嫌，但在这种条件下，任何一种资本货物的所有者都应拒收来自这种货物的收入这一点，还是揭示了这样一类事实，即某种收入的所有权并非是价格的一个决定因素，而这种收入的存在才是价格的一个决定因素。不过，这对工资来说，这种证明还是适用的。在人造资本和地租的利息并非是价格的要素这同一意义上，工资对价格没有产生影响。如果优秀工人放弃他们对雇主提出的要求，且工作了但一无所获，那么，产品的价格还会与其边际效用相一致。顺便提一句，此时，该价格就由依靠免租工人劳动创造的这些产品的成本来决定，即使企业家应该控制那放弃了的工资，或应该作为利息贴息把它们转给资本家，或作为商品市场价值的折扣转让给受惠客户，但无论何种情况下，工资都还会存在，尽管受雇用的劳动者并没有得到，价格也还会像分配未受到扰乱时那样。

这一假设有一点不自然的含义，因为假设的该行业免租工人很少。什么也不生产、什么也得不到的人们居然还工作，这样的例子罕见。他们在劳动中付出的代价会以某种方式以个人的获益给补偿；而这等于说，他们唯在不会有实质性付出代价的地方才工作。然而，涉及过地租的这一主题，与工资的一样完全正确。要是土地不是一个价格要素这有意义的话，那么，在同一意义上，工资也不是一个价格要素。这两种说法的真理的重要核心，在于对下列事实的坚持，即获取这些收入的人们的个性于影响价格而言无关紧要。不过，这些报酬的存在却又无关紧要，这是不正确的；正相反，地租、具体工具的租金及人的租金，都是商品供给的要素，也即都是价格的决定者。

如果工资不是价格的一个要素，那么，地租也就不是了，而这是一种荒谬的见解。作为一个整体，工资是社会劳动整体的租金；一个小组的工人的工资，是该小组整体劳动的租金。这里，我们不再把具体的工人视为租金的生产者或是具有各种不同生产能力的人。我们现在即可使以单位计量的那种永久的劳动力呈现在眼前。无租金工人体现的不仅限于一个单位的劳动；他固然可以尽力，但他独自一人什么也生产不了。但层级最高的人，也即那种高租金的工人，就可以代表很多此项单位的劳动，因为他有创造大量产品的能力。按单位计量劳动力，我们可以从表达利息规律的那个公式中得到一个剩余或者说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即纯粹劳动本身的租金。

见图23－1，我们再假设劳动单位的数量固定，而资本则是逐个单位地增加的，资本的数额按线段AD计量，而它每个单位的生产率则沿BC曲线下降。由此可见，AECD是利息，EBC则为剩余或是劳动的租金。

图23-1

按照这种看法，该产品最后一个单位的供给没有借助劳动，它是由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所创造的。在我们早先的研究中，我们提到了该最后一个单位及其产品的实质上的分离。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就得到了货物产出量的某种净增量，而且这还是在劳动力不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实现的。撤去一个单位的资本就会导致产品的某种净减少，而劳动力却不发生任何变化。一种情况下人们实现的单位产品的增加、另一种情况下人们实现的减少，都是人们分别增减资本单位的结果。若既不增也不减任何资本，就听凭那数量自行消长，那么，该产量中就会有某个最后或边际的资本单位，系完全归因于那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的存在，也即在生产该单位产品时劳动不合作的一个数额。

现在，假如有关土地及其产品的传统推理是正确的，那么同类推理在这里也是正确的。商品的价格必须高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企业家仅凭使用这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本，而不使用劳动，就能创造出这一产品的某个边际部分。一如实际情况所示，不借助于劳动，仅凭前几个单位的资本，就“以较强优势”进行生产的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价格。因为那等于那供给的边际单位的成本，而这一成本可溯及那边际单位的资本。假如我们把诸如这样一种情况设想为拒领工资但是又继续工作的这样一支完整的劳动力队伍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接受企业家把收益据为己有的这一结论。显然，他们是无须把这部分收益转交公众的，既然按照价值规律的作用，他们总是可以从公众那里得到这样一个价格，而该价格又等于产品边际单位的成本。这里，不包括劳动在内。如果企业家决定把这笔收益转让给资本家，那么对价格的影响就会是微乎其微的；而如果就任意地、全无必要地削减总供给当中的某种因素，并作为一种礼物转交给公众，那这就将引起价格波动。总之，总工资或者整个社会劳动力的租金同地租一样，都与价格有同样的关系。

实际工资是除资本以外的劳动所产生的物品。这些物品跟土地所生产的产品一样，也是整个商品供给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价格的一个要素，虽然谁得到它们这个问题与价格无关。如果实际工资或劳动的独特产品变得越来越少，那么，人们一年中所创造的绝对价值就会随之变得越来越少，而且不同商品的相对价值也受影响。不过，劳动对各种不同商品产量所作的贡献呈现递减状态，这就会影响其他不同商品的供给。因为，例如，劳动创造棉布及钢铁供给的一个部分，但如果工资水平降低或劳动产品量减少，这就会引起棉布、钢铁不同程度的减产，从而影响其相对价值。

租金总是产品——总产品中可溯及的某种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产品不是价值的一个要素一说显然是一种谬说，这正像断言产品的任何一个组成要素都不是价值的一个要素一样都是荒诞不经的。我们刚才指出，劳动的产品的某种全面缩减会参差不齐地削减各种不同产品的产量。因为，既然劳动在各种不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均一，因此，这些产品的相对价值就会自动改变。由于一个类似的原因，人造资本的产品的缩减也会产生如此影响。这种资本在各种不同产品的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已是各异的，要是资本的产品日见其少，则市场上各种商品的相对数量也就会改变。就连各种租金的总额也是相对价值的一个要素。某个小小组中的任何一种生产要素实现的租金，或者换句话说，该要素对该小小组的产品所作的贡献，显然是调节相对价值的一个要素。就这一点而论，地租、人工资本的租金以及工人的租金都是一样的。工资不是价格的一个要素，以下如此笼统和含糊的结论是滑稽可笑的；而以同样含糊、同样总括性的语言说地租不是这样一个要素，这也同样令人啼笑皆非。这些论点都是一种原理的多种具体应用。地租是产品，产品控制价值，任何一种产品的任何一个部分的存在都决定该产品的价格，这些是很重要的。但是，谁获此产品的问题，却并非如此重要。地租作为一种收入的形式，它不是价值的一个要素。

一种产品的各组成部分，均可由某个企业家按照自己带来的利益或是花费的成本给创造出来。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与就对价值的那种持久或“自然”的调节一起算入的是企业家成本。在静态条件下，从长远观点来看，一切往往都是按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耗费了多少成本而售出产品的。[2]
对于企业家来说，他雇用这种要素还是另外一种，或是两者皆雇用，这无关宏旨。因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是都以同样支出获得同样结果的。如果他使用良田，获得既定量产品，而付出的劳动绝少，那么，他这是在雇用大量的第一个要素，而对第二个要素的雇用则相对较少了；但实际上他还是按照土地的市场价值购进土地的产品的，而且也是按照劳动的价值购进劳动的产品的。雇用一种要素等于购进该要素的产品，而同一产品的各部分的价值都是均一的。当企业家用最贫瘠的土地因而不必为之付出任何代价时，他这是在雇用一种偿租的要素，而并非两种要素。不过，他这是按相同的即既不是高一些也不是低一些的单价获得此产品的。在一种完全静态的条件下，就任何一种产品来说，成本与价格一样，都是均一的。

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租金都是在企业家掌握下产生的，而且都存在于该生产要素所生产的货物之中。这些货物一经销售，租金固然是呈货币形式的了，但还是归企业家所有。企业家向该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支付租金时，该租金就等于该企业家成本。在静态状况下，企业家的成本都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对租金的所有权中。作为租金，在工厂里所创造的是产品，而由生产要素所有者收取的则是收入。所以，企业家所支付的租金就等于成本。在其严格意义上的存在阶段，租金都是由企业家支付的，而且正是在此阶段，租金和成本均为同义词。于是，成本是价值的决定因素。综合的说法是，就起源而论，租金根本上就是产品；决定价值的是产品的数量；而如此决定了的那个价值，其影响所及，各行各业作为一个整体所能得到的收入，概莫能外。[3]

附注：

对本章提出的这个理论所作的最早阐述，读者可以参阅美国经济学联合会1889年5月出版的一本专题论著《科学的工资定律的潜在价值》（The PossibilityofascientificLawofWages）中的一个冗长的增补注解。在同一时期，在维塞尔教授的著作《自然价值论》（NaturalValue）（第7章）中似是有一个论点断言不是级差地租而是一般地租是一个定价的要素；然而，假如获得这一收益的那片土地是专供“次要的或者派生的”用途方面的，那么，就连那个级差的部分也可以是这样一种要素了。在马歇尔教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s）（第五卷，第8章）中，据解释，由于存在各种不同的农业土地利用上的相互竞争，而专供某种作物利用的土地的数量或许有限，因此，那种产品的供给也就有可能减少，而价格或许就会受供给的这一限制因素的影响。读者会意识到，按照本书所持的论点，所有地租尽管已转换成级差地租了，但实质上它还是对商品的供给有所贡献并决定价值的要素。另外，上述已经列举过的所有租金，就这一点而言，都是相同的，而且经过计量的所有地租也都是相等的。

赫伯特·M.汤普森先生1892年出版的《工资理论》一书所持的论点是，与作为总体加以考虑的工资、利润和利息一样，“作为总体”的地租，也是构成生产费用的要素，而且两者“在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该理论与这里提出的这一理论也是极其相似的。

乔治·戈顿（GeorgeGunton）先生在所著《社会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SocialEconomics）一书的第4章第3节中，根据完全不同的理由，对地租与价格的关系的那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批评。

在差不多所有早期有关地租的讨论、尤其是与李嘉图进行的讨论方面，可以想起来的是，在这些讨论出现时，没有一个人是有意识地对该主题的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作区分的。研究地租的这种突然的愿望源自一种动态的事实——人口的递增密度和可归因于农业报酬递减规律所导致的食品成本的递增。那个时期的某位学者提出的在一年的时间内地租趋向于与之一致的一种标准——一个静态论题——当会被引向使之进入动态领域。这些，当它是为表明某种静态调整如何引起时，它是完全可取的。我们是在假设某个水池是以不合常规的方式引水，而且设法使原来起伏不平的水面变成水平的水面的情况下，通过说明何种运动能使水平面得以保持来解释使水平面保持不变的那几种因素的。与动态经济的因素的诸如此类的关联，也是说明各行各业的小组结构调整以及价值、工资和利息的调整时所必需的；而且，这种种关联同样适于解释一旦作为某种独特的产品而被独立出来时的地租。不过，要记住，静态和动态兼顾的那种论述方式，如果不对两者作出有意识的区别的话，那么，这将导致计量地租的公式在不加修改情况下就应用于动态条件，那其所得的结果就势必不是大于就是小于得自土地利用的实际收益了。当社会处于发明、人口迁移及工商界全面改组引起混乱之时，利用某片土地实际上得到的，常常包含理论上的静态的地租，即包含企业家的利润或亏损。吸引企业家投身新领域的是预期利润，而某种经济测试的严格应用，则是旨在确定综合收益中有多少是纯粹地租。此外，这样一种动态状况所提供的条件，使李嘉图理论中的那个公式不适用于分析综合所得的利益，以及从一切混合利益中分离出来的地租。为使某种动态社会条件下的地租得以实现科学的分离和计量，我们首先就需要类似于李嘉图的那样一种公式；其次还得要有一个深化的公式，这个公式应该是能解释李嘉图公式直接导出的那种理论地租，与一种不同的严格静态的实际地租有趋同可能性的地租之间的差别的。不过，有关地租动态的这种讨论，就留待另外一部著作来讨论吧。

[1]
最接近于取消地租的那种假设是土地都免费利用，而且工人和资本家都可以随意利用各处土地。例如，要是有十个人想耕种一英亩肥沃土地的话，那他们是会遂心如愿的；而如果第十一个人也想加入耕作，他们虽会被接受，但实际上根本行不通。仅就理论来说，这种做法也势必会使地租降低，因为那会造成良田沃土的过度耕作，而且还会使以某种比例的方式归工人和资本家所有的租金化为乌有。顺便说一句，这还会引起产品的相对产量偏离目前的相对产量，其结果就是影响价格甚至还会减少产值的绝对数量。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参看本书作者就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所写的一篇文章，载1891年3月《政治学季刊》。

[2]
当然，最终效用是价值的决定因素。不过，由于各种货物相对数量的改变，因此，那些具有按本书所界定的意义上的相同成本的货物，其结果则是具有相同的最终效用和市场价值的。

[3]
租金总额等于总供给，而且也是价值的一个决定因素。价值是小组分配决定的因素；但是，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小组分配往往会自行调节，以便消除利润和确保工资与利息不变。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保持不变这一趋势，是这些事实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第24章　工业生产要素及其产品的计量单位

为使工资和利息规律明白易懂，我们在这里就补充那个最后必要的细节。我们面临的是社会劳动与资本相结合以达到既定结果的情形。它们两者均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各自的收益都取决于最后一个单位的生产率。这里所指的劳动是一种永久要素，而资本则是一种永久基金。两者各以一系列无穷的具体形式存在，而这两种生产要素各自的数量一旦发生变化，则其存在的形式也迅即改变。资本的各个增量都存在于各种具体工具可以辨明的那些要素中，而不是存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各种工具中。资本和劳动都必须凭借某种细微的调节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各个小组和各个小小组中加以分配，而前提是价值、工资或利息都是正常的。劳动和资本各自的每一个增量，都必须按照同样的方式借助各种因素的同样作用加以分配。这样，工资与社会劳动的最终产品增量便会相一致，而利息与社会资本的最终产品增量也会相一致。这两种收益都可以转换为具体生产者的租金形式，而且工资、利息及租金跟所有的产品一样都是决定价值的因素。照此说法，只要懂得如何计量劳动和资本及其产品，那么，对于揭示分配的一切一般而又基本的事实，我们就都能应付自如了。但是，我们显然还得有普遍适用的价值计量尺度才行。

在应用于资本的报酬递减律这一说法中，连续几个单位的资本产量被认为是递减的。暂时不妨就依据货币计量的资本“份额”，[1]
不过，货币最终体现什么是终究还得确切予以了解的。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假设一个社会的资本由1万美元增至100万美元时，这到底是指资本所体现的是它过去的100倍那么多的劳动呢，还是100倍那么多的个人亏损呢？即使两者均体现了，那也还得设法表明所计量的是劳动还是亏损。

另外，如果我们既计量社会资本又计量社会产品，那么，显然也还有说明绝对金额的某种单位。从某一点上看，一个小组的资本与另一个小组的资本相比较结果或许是可以计量的，但是，单凭这种做法，全行业的资本总额便无从获取，社会总产量也如此。利息是所有个别资本的产品的总额与资本本身的总额的一个比率。考虑到这种种情况以及其他情况，要使最终生产率规律具有科学精确性，而一种计量经济价值的普通单位就是必不可少的。

实际上，有关财富的整体研究必须借助于计量财富的单位，否则便毫无意义。因为要予以回答的问题都是定量的。一个国家的财富有多大规模？进行这种探讨所研究的东西必须是可用某种单位加以计量的，而结果又是必须表述为一个绝对数量的。仅作相互比较那是得不出总额的。商品甲可定期在市场上与商品乙交换，两者又可与商品丙进行交换，但此事实并没有给我们以三者总价值的提示。单凭交换比率得不出经济学家孜孜以求的那种答案。

一个社会的实际财富存在于异质的物品当中。如果这些异质的物品终于加在一起了，那也必然是由于各种物品都包含有一个共同的要素，而该要素是可以给予绝对计量的。例如，不同的东西可以称重量，而其总重量可用一个总数予以表述，因为它们都受地心引力吸引，且对阻碍其运动的一切都施加一种力。因此，一个重量单位可以相继用于全然不同的很多东西，用以计量诸如此类迥然不同的东西所共有的要素。无独有偶，社会财富存货总值中，也有一个为一切异质物品所共有的要素，即每一种商品都有某种可加以计量的能力。

财富总量通常是以货币加以表述的。例如，我们说某某人“身价百万美元”，这并不只是说他可以按百万银币的高价出售他所拥有的一切。这些以货币作为价值标准的人物，心中所思所想都是青睐属于银币的那种权力的。这些银币可以用于购物或是雇人干活。每一枚银币对人类的福利都有一定的影响。上述例子中的那位富豪就是重权在握，而这一权力之大，正好等于百万银币中每一枚银币所具有的权力的一百万倍。与很多经济分析相比，处于此流行演说方式基础之上的这些直觉真理，距绝对真理都近了一些。这些例子识别出了人类权力一类的东西，抓住了权力的某个可利用的单位，并把该单位的权力应用到各种各样的商品中，并总括性地确定了计量方法。[2]

有效效用这样一个名称，在这里是指各种物品的超自然力。这就是一种商品的某一个单位所具有的改变其所有者的身份，进而提升其在享受待遇方面所应有的权力。给一个人一桶面粉就会使他的生活宽余多了。人们不是在救助他使他免于挨饿，尽管他可以靠人们给的食品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如果人们没有给他这些面粉，那他只要付出一定代价，面粉他还是会有的；而实际上人们所做的就是使他免于付出代价。这一效用计量的是面粉的价值。拿走这个人现在拥有的一桶面粉，再估计一下他遭受的损失，我们这是在换种方式计量有效效用。食品，这个人一定得有，而且在付出成本代价后他会得到，但未必能完全弥补得了失去的那一桶面粉，尽管他可以靠玉米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那桶面粉的效用就得按玉米的成本以及质优食品未得满足的程度予以计量了。

在弥补由另一种东西的丧失所带来的损害上，以一种东西代替另一种东西的这种能力在决定价值上发挥着某种非常广泛的作用这一点就会变得明显起来。就多种物品来说，所采用的那种替代产品，在本质上，都是有别于它所代替的那种物品的。某种福利既已丧失，那么人们也就只得尽力使自己过上与过去一样的生活。要判定有那么一匹马对某人来说有多重要，他或许就得弄清楚他必须工作多少个小时，才能凭借船、枪或网球用品等等，使他从中得到的快乐与他因有这匹马而得到的快乐一样多。此例中的心理过程，首先是对一种乐趣与另一种乐趣加以权衡的过程，以分清何种乐趣更合他的意；其次则是按成本计量被代替了的那种乐趣。两相对照以后，马的所有者才能确定这匹马对他来说究竟值多少。此例中的最后这一举措是一个棘手的举措，因为通过剥夺一个人的任何一种娱乐器材给他造成的最终伤害，演变成了他不得不承受某种程度的个人亏损的局面，这一亏损，是在致力于确保终将取而代之的某种东西的过程中出现的。

揭示有关有效效用的某种独特重要性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总是坚持不懈地忙于先弄清楚获得一种很独特的东西成本有多大，然后再判定获得某种东西有多重要。人们追逐的是通称为幸福的某种东西，而体现幸福的那种形式倒是其次。对抽象意义上的幸福的计量，是人们在交换中意识到的重要的事实。有的人或许垄断了某种增进幸福的手段，但他就连他想购买的商品也无从给定一个价格。其实，这是按照由社会承担的成本定价的，而社会定价是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是旨在确保幸福等量的。尽管通达乐园的阶梯可能有很多，然而，使用其中之一的通行费征收权却受限制。不论是采取何种形式，有效效用都是以纯粹量化的方法由市场计量的。

有效效用作为一个整体是由社会计量的。“有效社会效用计量”这一说法的重要性，本书作者在过去的研究中就该词曾作为价值的同义词使用过。这里要强调的是“社会的”一词。某种东西的价格的重要性不是归因于一个人，而是归因于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的人的。一种物品有效的服务能力，在使用者看来，是因人而异的，但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则不存在歧义。文明人是专家，某种产品他逐个单位地生产，然后交给社会。因此，判定价值的计量过程必须追踪独特的社会心理之谜。总而言之，简单的是交易——这比确定一匹马对自己来说有多重要的单个人的行为还要简单，他只要弄清楚他必须工作多久，才能买得起一艘船或网球用品就行了。

就这一点而言，“社会的”这个词的意思现在必须给予限定了。有所谓一个单位的社会改善或社会损害一类的事。不过，说也凑巧，就计量的目的来说，损害往往多于改善。因此，最终单位的价值是一定量各不相同的社会劳动所付出的成本代价。总之，社会决定某种东西的价值的做法是，弄清做多少工作才能取代它或获得与之等值的某种东西。

就其最简单的形式来说，分工意即某种产品的生产从开始到结束就由一个人来完成。这样说来，这个制作一双鞋、一座钟或一张桌子的生产者就是一位专家。取自自然界的原料经过他的加工随即变成成品形式，然后把它交付给社会供最终消费者使用。不过，劳动的差异化当然是远甚于这样一种程度的。现在，大多数工作都由高度复杂的小组完成了，每个人的工作都仅限于很窄的范围内。不过，我们正在研究的原则不受这一事实影响，而且我们还要考察一种更为原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任何一个产品都可以认为均由一人制成的。当这些物品一天一天离开生产者之手呈源源不断供给之势时，它们必须有购买者。尽管单个人一次不会买很多，但社会会尽数收购。为了不至于使要研究的这一原则变得无说服力，我们甚至还可以假定，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至少会购买一件。每一类商品都由一个人大量制成，然后又逐个单个地为很多人所消费，这是必须指出的重要事实。

能最好判别一种物品给予使用者的那种福利的是使用者自己，他们是连续对物品使用福利作出估计的人。我要买这个物品吗？为买它，我要付出我的收入乃至更为重要的东西，它们竟会使我无钱购买别的东西而空手而归吗？这个商品与另一个相比成本相同，但更可取吗？各种物品提供的效用上的此类比较，在很多消费者心中都不时地进行着，他们这就构成了购买公众。光是此类比较，我们从中得到的唯粗略比率而已，而不是总数。再说，此类比率就各种社会成员而论，还不尽相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计量一种商品的有用性而且值得一试，假定他能达到固定单位的努力程度，那么，他就能以一个总额说明多种不同商品的效用了。类似地，如果全社会实际上都像一个人那样起作用，且对所有商品都作这样的计量，那么麻烦也就会由于很多计量的人不见了这一事实而出现。有市场在确保这一结果不至于出现的危险，因为社会就像单个买主那样作为一个单位而起作用。

计量福利时，人们的敏感性是有限的，这就像眼睛测度光的强弱时能力是有限的一样。说两种光相同，这可能做到，然而，仅靠光对眼睛的作用，这就无法分辨一种光比另一种光强多少。说两种愉快相同，这可以做到，然而，说一种愉快是另一种的两倍那么多，可就不行了。不过，确定一种痛苦和一种愉快何时相互抵消，这又是可行的；再就是，要是我们可以拿多种愉快与一种痛苦相比，那么，两者相互比较以后就可获得多种不同愉快的一个总数。假如一个人知道为了获得一种满足他可以步行上一英里，而且可以再步行两次，他了解第二次步行所带来的好处是第一次的两倍那么多，而这两次步行所得的好处，是对每次一英里共步行三次的辛劳的补偿。类似这样的事是社会所做的，不过，它没有做得如此不成熟。

设法计量劳动创造的财富之初，不论采用什么方法，都表明有工作借助工具创造财富这一难题。而资本，乃称为节制的一项亏损的成果。物质享受无一仅由工人徒手促成。这一困难，就以边际劳动作为检验成本的标准即可克服。假设一家企业的资本规模不变，而劳动的供给稍增，那么，此时不论增产多少，实际上都可归因于劳动在起作用。投放市场的每一种产品的供给量中，都有一部分可以说成是可溯及工作的最后一个增量的。生产此种产品的每一个工厂都减少了一两个人，而资本依旧，此时，产品就不会再出现增量了。工人回厂，其余一切依旧，此时，就会重新出现产品的边际部分。这个实际上徒手工作的工人就是可计量价值的唯一一种要素了。使用劳动标准的种种尝试所以鲜有成功，就由于这种标准未能从资本中剥离出劳动，而产品是应归因于劳动的。正如本书前几章所证实的，边际劳动的产品是所有劳动的实质上的产品。有此事实，我们就能分清所有劳动以及劳动所用的资本，且发现该行业全部产品中有哪一部分可归因于资本。

此外，工作由人们的具体行为构成，而这些行为本身就像它们要予以计量的各种各样的产品那样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能就参与伐木、拉小提琴、排字等等的劳动得出一个总数吗？给构成社会劳动的各不相同的行为加总，似是无异于给构成财富之各种产品加总一样，都是难以做到的。构成劳动的具体行为中需有某种普遍的因素，而且是可以计量的。这样一个因素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就像效用对所有商品都通用一样，个人的亏损也对各种劳动都是通用的。一方面，人人都获得服务，另一方面人人又都因此而承受负担。社会自助——人类满足自己需要的行为——构成整个经济过程。人类作用于自然使之有用，且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劳动的痛苦；经改造的自然反过来又作用于人类即消费者，且于消费者产生某种补偿性的和有利的作用。假如我们能发现某个时刻的不利作用能正好抵消并计量有利的作用，那么，我们也就能按照痛苦判断快乐了。

随着每天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转瞬即逝，这对人类而言，要工作就得付出高代价。工作负担一开始是轻的，但后来就慢慢变得沉重了。社会的“陷于贫困的十分之一”的那些人，他们到了下午或晚间，其工作之疲劳达到了几近难以承受的程度，而层级高一些的人则相对会轻松一些。不过，无论如何，决定工人是否继续愿意延长工作日是一天工作中的最后几个小时。他可能心情愉快地工作两个小时，也可能四个小时也还没有疲倦感，八个小时尚有些勉强，而到十个小时工人就要反抗了。

当然，在一种组织化程度高的社会，花在劳动上的实际小时数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公司化的工作制是早开始就早结束的，这是一种优越性。不过，尽管有这个事实，决定正常工作日长度的原则还是起作用的；而且，有关还要简单化一些的条件的一项研究或许就能揭示这一点。因此，我们暂且不谈听命于汽笛来决定工作时间的工人的酸甜苦辣。

某个工人他是自己的产品的使用者，因此，他自然是每天都要工作到不付酬的那个时点为止的。延长工作时间自然能得多一点产品，但得到的那点产品的好处无法补偿生产该产品时付出的艰辛。此时，人已经疲乏，他感到那份工作的沉重负担。他要休息，他要自由。本能在驱使他离开工厂，温馨之家在向他呼唤。当这些诱使他离开工厂的因素产生效果时，他的正常工作日便结束了，而且也就是在这个时刻，他的生产的盈亏相抵。

归因于连续几个小时的劳动的收益，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直递减的，而人们获得的最后一个产品乃所有产品中效用最小的产品。要是他再延长工作一个小时，他就会生产出食品一类的产品，这些产品是维持生命的日用品。要是他再延长工作一个小时，这个小时就是专门生产必需品的了。要是再有时间，他就要给他生产的那些产品增加令人舒服的一类因素了。他最后生产的当然是奢侈品了，而且是无可怀疑的奢侈品。无论如何，这是他收益中贡献最小的一种产品，是他最后而且也是下苦工夫最大的一类产品。从维持生命及健康出发，他每天还必须工作一段时间以维持生活，同时，还必须留出一定时间以供休息。在他没有工作就与他整天工作会死于精疲力竭之间有一个平衡点，而在这个平衡点上，他所付出的代价和所得的收益正好相等。假如就在这个时点上，他停止工作了，那他的劳动的净收益就处于最高点。

在决定一年中把工作时间延长为每一天十一个小时是否划算时，这位工人总对一种愉快和另一种愉快进行比较和权衡，同时还对每一种愉快和工作的疲劳进行权衡。就全年每一天最后的几个工作小时来说，这位工人会得到各色各样的一连串令人愉快的事，他还要考虑这种种令人心旷神怡的事结合在一起，是否就补偿得了他工作三百多个小时所付出的代价。这是一种困难的抉择，但他要作这一抉择。他这样做时会得到从等量痛苦方面来说的最后一个单位的效用。具体他是怎样做的，这里不再予以详论。采用这个方法，是旨在决定一天工作十一个小时是否划算。我们现在假设这个人会得出正确的判断，下一步我们还想知道社会是怎么判断的。个人的心理特点是这一研究的主题，但个人的心理过程如何导致某种社会结果，这显然也是我们的研究领域。

假如以一条水平线计量一个工作日的长度，而该工作日必须达到的所获得利益与所付出代价相抵的情况，则以距该线远近的弧线加以体现。我们以图24－1来体现各单个工人的工作情况。

图24－1中，AB为工作日长度，AC是最早劳动付出的代价，BD是最晚劳动付出的代价。AE是第一件产品所获得的收益，BD是最后一件产品所获的收益。事实上，BD是两条线重合在一起的线，其中的一条计量最终劳动付出的代价，另一条则代表最终消费的收益。ACDB的面积计量当天劳动付出的总代价，AEDB的面积计量总收益，CED计量剩余收益，即该行业一天的净利。CD线以下的一切的收益总额全为成本所抵消了。

图24-1

我们所在研究的这个人其本身就是个社会：产品自产自用。BD是他的价值单位，计量他所生产的一切。尽管AE可以计量解饿用的面包所提供的绝对利益，但那片面包的实际重要性却并没有这么大。若此必需品给拿走了，那这个人就得专用最后一个小时烤面包，进而放弃因这一个小时的工作所能生产的其他产品。若中断当天的食品供给，他自然就会放弃以最后一个小时的劳动生产的奢侈品。BD计量的是那些奢侈品的效用，因而它也计量必需品供给所提供的有效服务。这种必需品是在一个相同的时间内生产的。ED线上的任何物品都有BD线计量的实际重要性，因为，要是不以这种方式计量，那也就得以另一种具有同样功能的重要性的物品取而代之。由于不存在这些物品与另外一些物品何者更具重要性的这一问题，因此，BD所计量的也就是这些物品中的任何一种物品的主观价值而已。

就视若一个单位的社会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它生产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其最终劳动的付出则计量其最终产品的效用，这一效用与该社会以工作时间的同样花费所创造的任何一种产品的有效效用完全相同。如果拿走归社会所得的由早晨一个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那些物品——社会绝对必需的衣食住等类物品——以及补偿社会晚几个小时工作所付出的代价，而这个时间社会原本是生产奢侈品的，那么，对社会而言，各种不同等级的商品的绝对重要性都是相同的，即拿走整个一类商品，就得以最终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取代之。而那最终劳动原本所生产的东西就会成为实际上所失去的产品，可它们的效用却是按照创造这些东西时所付出的代价计量的。

假如我们一如第310页那样排列一系列递减曲线，借以体现一个社会消费品递减的绝对效用的话，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社会价值单位——计量各种形式的财富的一个数量——的一种表示法。我们现在有一条适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递减曲线了。在EEV
与图24－2中的各虚线之间的几条曲线的截线上所示的商品，为社会所用的最基本的物品。这些物品要视为社会工作日第一个时间的产品，而它们向社会提供的绝对服务，则由从EEV
等线下垂至AAV
的各条线近似地加以计量。就各类不同的消费者来说，这些商品都是各不相同的，但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消费品则可视为社会最重要的商品的互补物。我们当称之为一号互补物，包括社会的生活必需品在内。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和第五号等等互补物也在图中给以标明了。所示商品种类，随着互补物不断增加而增加；其中的第五号物品含奢侈品，极其多样。对单个人适用的，在这里也同样适用。各种不同互补物的有效效用都一样，而且都由从线段DDV
至线段BBV
的各条垂线计量。除最后一种互补物外，损毁其中的任何一种物品，社会都会以另一种物品取代它，进而导致放弃最后一种互补物。总而言之，必须付出的代价始终是最后那个劳动时间付出的。

图24-2

假如我们使BD和BI
DI
等线段为数很多，且一一邻接，以至于它们填满BDDV
BV
这一面积，那么，该面积也就成了社会所消费的最后一种互补物的绝对效用。而且，它还是最初每一种互补物的有效效用；再进一步，它还是生产出的那最后一个互补物的劳动的负效用。因此，它代表了社会付出的总代价，对于计量的所有价值来说，此系最易得的那个单位。一个小时社会劳动所生产的一切，不论那种劳动是在某一天早晨完成还是在晚间完成的，都具有某种社会效用，它等于社会所消费的最后一种商品互补物的绝对效用，也等于整个社会在最后一个小时的劳动中所付出的代价，且是以这个代价来计量的。

不过，在这个例子中出现的独一无二的事是，物品的生产是由单个人完成的，而消费却是由整个社会来进行的。因此，人与社会的关系必须予以研究。就以应用于社会商品互补物的情况来说，规律其实还是十分简单的，因为它终归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所生产和所使用的。这里谈及的此类互补物来自于人的需求又满足于人的需求。社会机体通过劳动而得到各种互补物，且以那创造出的最后一个互补物的劳动计量其重要性。集体的劳动确保并计量集体之所得。

我们曾经注意到，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互补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绝对效用，其源概出于这些互补物均能满足各种程度不同的欲望。面包等生活必需品绝对要比珠宝等奢侈品重要得多，但就其效用来说，这些互补物又都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若其中的任何一种物品遭到了损毁，社会就势必连最后一组物品也会予以放弃。以类似方式，劳动的整个期限有着不同程度的烦人处，因为这最后一个小时是最令人厌烦和令人恼恨的；不过，就显著令人烦恼而论，它们又都处于同一水平。正如我们是通过假设某种东西将要失去，并看看其所有者的生活会糟糕到何种程度，以此来估计某种东西对于其所有者的实质上的重要性的，现在，我们也就可以通过使某个小时的劳动显得毫无必要，再来看看这个人这样一来，其身体会有多大程度的恢复，来估计某个小时的劳动所涉及的实质上付出的代价。要是把单个人通常在第一个工时也即最容易的工作时间所生产的产品送给这个人，那他就不必非工作到最后那个最难熬的时刻。送给这个人经过一个小时的劳动生产的产品，就相当于为他缩断了一个小时的劳动，这当然也是那最难熬的一个小时的劳动。类似地，构成社会消费接续出现的几种商品互补物中，假如我们能做到让自然无偿供给其中的任何一种，则影响所及，其结果也就会是消除了那最令人困乏和最令人厌倦的时期。由此看来，一切劳动中都存在着的明显的负效用，都是以当天收尾工作中的绝对无效用加以计量的。

可见，就单个人来说，我们可以用创造商品的那种劳动的纯粹绝对持续时间来计量各种商品的主观价值。一个小时内生产的所有产品的效用都相同，而各个小时的劳动又都有相同的显著的负效用。损毁一个小时劳动的产品，就会使某个人受到一定数量的损失；反之，若使自然界免费供给某个人一个小时的劳动产品，使某个人任何一个小时的劳动都成为不必要之举，则这个人就会得到一定数额的利益。如果产品的单位和劳动的单位都由图中的线段BD体现，那么，两个小时的劳动的产品，其主观价值会是仅劳动一个小时所得产品的主观价值的两倍。

就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各种不同社会产品互补物的价值都是以同样方式、以创造这些商品的集体劳动的持续时间予以计量的，当天不同时间所创造的产品的效用，也以同样方式计量。假设效用和负效用的单位是面积BDDV
BV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按照社会的主观评价，两个小时的劳动的产品按价值计，它就是一个小时的劳动的产品的两倍。区区劳动时间，是有关各种不同商品互补物价值的一种精确估计。

但区区劳动时间是对各种不同互补物的尚好估计吗？这里我们要引入一种复杂情况。无论劳动的持续期间是否痛苦，这对我们来说一概不适用。计量一种互补物的价值特点，就其整体而言，是下列事实，即集体生产和集体使用整个互补物。不过当一人创造一种物品且转让给社会时，情况就改变了。因为他付出了生产的代价，而社会得到的是利益。他的劳动的最终负效用与社会商品的最终效用不再有关系。尽管社会机体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会发挥作用的，直至它所得到的抵消了它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否会有人一直在劳动的，直至社会从他那儿所得到的也抵消了他所付出的呢？显然，一旦在享受的一方开始攻击另一方或受损的一方开始攻击另一方时，那就不会有抵消一说。因此，这类劳动的负效用与其产品的效用之间没有形成某种同等的效用。

但是，实际上，人们劳动付出的艰辛与其自己的享受之间却有某种同等效用。人们在生产自己产品中付出的艰辛是对他人产品的一种报偿，因为他所得到的也是别人的付出，代表的是他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某种东西的成本。同样，另外所有的人为他生产产品时付出的艰辛，代表的是他们从他这儿得到的某种东西的成本。成本与收益之间还有一个同等效用，而这一同等效用将提供一个单位的由我们加以评价的各种具体的商品。

假如A生产产品W，B生产产品X，C生产产品Y，D生产产品Z，而且假如每个人都得到并使用每一种产品的某个部分，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微型社会，在这个社会，各种关系都是一清二楚的。A向B、C和D销售产品；W的社会效用，则以B、C和D在当天最后一个小时创造的用于交换它的产品所付出的艰辛予以计量。假如货币用于交易，再假如W的价格与X的价格相同，则由于这两种商品的供给量中的最后一个单位提供给该微型社会以供消费时，就作为其享受的整个统一增加物了。该增加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由当天最后一个小时为得到它而付出的劳动艰辛所计量。由此可见，价格是各种商品社会购置成本的一个指标。

在体现一个工人一个工作日付出的劳动代价、收益和剩余利益的图ABCDE的背面，让我们安排一系列类似的图用以阐明上述微型社会每个成员的系列情形，见图24－3。

图24-3

从C、CⅠ
、CⅡ
、CⅢ
、CⅣ
和CV
上渐次升高的各条曲线，代表所有人连续几个小时劳动必须付出的递增的成本。而E、EⅠ
上等渐次降低的曲线，则表明所消费的不同增量物品所提供的递减收益。D、DⅠ
、DⅡ
等等为盈亏均衡点；从D、DⅠ
、DⅡ
等等渐次降低至B、BⅠ
、BⅡ
等的各线，计量社会最后一个劳动时间所付出的成本。

如果这种图的数量倍增，且图中的各线类似且相邻，那么，继CD、CⅠ
DⅡ
等各线的递升曲面就表明，随着一天的工时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全社会工作所付出的递增的成本；而递减曲面ED、EⅠ
DⅠ
等等，就代表一切消费品的递减效用。这些曲面与垂直平面CCV
EEV
之间的体积，就计量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因其工作而实现的总盈余。垂直平面BDDV
BV
的面积，表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每天最后一个小时工作所付出的艰辛的代价，而且，这就是最后一个单位的价值。只要某物的售价与任何一种劳动的付出相符，那么，这一售价就与该社会即消费者为得到它而付出的最后一个单位的劳动相符了。假如某人对一种产品与对另一种产品的所得是同样迫切的话，那么，为得这种产品，他情愿一天多劳动一分钟，这就像他为得另一种产品而情愿多劳动一分钟一样。按照都已熟悉的各种规律，这两种物品都将按同一价格销售，而这一价格就是为获得这两种物品在每天最后的劳动时间里社会所付出的同一成本。

因此，某种物品的价值也就是该物品给予整个社会的有效服务的计量尺度。这种服务的价格是主观估定的。据以估计该服务的价格的标准，是获得这种服务而使社会在每天最后的劳动时间里付出的代价。通过确立种类不同的产品所能满足的需求以及生产它们时所付出的代价，社会就能把各种不同情况下产品满足之数量作出比较。该物品的价格就是获得该物品所付出的代价，而该代价的单位，就是社会在每天的最后一个劳动时间内付出的代价；这样一个最后时间的集体劳动付出的代价，与另一个最后时间内集体劳动所付出的代价，它们是一样的。

生产某种物品的过程中，某个人付出的劳动代价与这种物品劳动的自然价值没有固定关系。杰出律师、艺术家或企业家等一个小时的劳动产品，其销售量可以等于火车头司炉工、女裁缝或碎石工一个月劳动产品的销售量。处处都有“贫困的犯人”，他们倾其一生奉献于可用妄自尊大的人的一首歌买下的一匹马车。但凡存在例外个人的权力与地位，从而使任何生产者都有垄断之优势之处，那就都会有成本与价值之间的差异。我们这是在说，成本是生产者的成本，而价值则是指市场价值。例如，试比较一下，按所要求使用它们的费率，维修电话机所涉及的劳动的情况也一样。不过，就垄断产品来说，它与另外的产品一样，我们的规则也适用。这种产品是按照为获得它们而花费的最后一个单位的社会劳动的负效用来销售的。不同生产者的财富差别导致一定产品的各供给单位的成本各异，进而导致并非所有成本都与市场价值相一致。富裕的工人早就休工且付出的劳动艰辛小，但他的产品的售价却与花费较多劳动的产品不差累黍。[3]

假如我们说的是商品的价格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数量和效率一致的话，那么，我们所讲的也就与上述论点不谋而合了。此例中出现的这种效率，是产生既定结果的能力和意愿，而意愿与能力这两者同样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虽才能出众，但若好逸恶劳，就不是一个工作效率高的工人。此外，据以估计这位工人的产生效率的是他所创造的财富数量，而这财富数量必须用我们刚才获得的单位加以计量。一个工人的效率实际上也就是促使社会进行劳动的能力，是这种能力促使社会为提供物品而发挥作用。因此，商品就必须按照这样一种价格销售，即这种价格与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数量和效率相一致。

于是，我们也就有了一种据以计量每个工人效率的方法，而且通过比较各种计量所得的结果，我们也就能看出一个工人比另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高多少。织布工甲和木匠乙都从事不同的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因此，尽管我们了解一位织布工在织一匹布上有多大贡献，而另一位木匠在盖一幢房上有多大贡献，可这些不同产品的数量我们仍无以直接比较，而两种工人的相对效率也就无由判断。不过，由于这些不同产品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共同因素，即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因而这一满足社会需求的量，就能由这一满足的量所需的社会劳动的总量予以计量。每一个工人的个人能力都体现于总体劳动的数量之中。假如甲工作一年能使社会为他工作两分钟，而乙使社会为他工作三分钟，那么，前者的效率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二。从事多种行业的一千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可以这样加以计量，计量的不同结果经过比较和平均，就可以给加总了。如果我们这一千工人能构成一种完整的工业社会，那么，一个普通工人也就能使社会每天为他劳动千分之一个时间。

有三种东西即消费资料、资本和劳动可以依据这一最后价值标准予以计量。消费品不仅导致社会劳动，而且其价值是与消费品分别引起的社会劳动的总量成比例的。资本创造消费资料，因而也间接地导致了社会劳动。资本本身可用这一社会劳动加以计量，这部分社会劳动是资本以其产品引起的。一个人劳动的结果是生产了消费资料，进而导致社会劳动，并以这个人的劳动数量体现效率的高低的。尽管因为这项研究我们进入了一个抽象领域，但它并没有使我们脱离现实世界。因为恪尽职守的每一个手艺人实际上都有支配和控制社会的能力，手艺人手中的工具和商人货架上的制成品也都是如此。诱发而成的社会劳动精确估计每一个手艺人的能力。[4]

[1]
在诸如此类的因果关系下，资本的产品不可能成为计量资本的基础，这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我们说不论什么人生产的一个单位的消费资料都等于一个单位的资本，那实际上等于我们什么也没说，而只是强调指出，在任何时间内所有单位资本的生产力都是相同的；反之，如果我们一方面说一系列单位的资本都显示收益递减，可另一方面还以这一系列单位的资本产量计量该系列单位的资本，这是自相矛盾的。

[2]
本章的基本内容发表于1892年11月号《耶鲁评论》（YaleReview），为1881年刊登于《新英格兰人》（theNewEnglander）上的一文的续篇。在1881年的文章中我指出，属于一切经济货物的那种影响力，称为“有效效用”。如此界定的这一本质，与杰文斯教授和美国经济学家的“最后”或“边际”效用关系密切，不过，他们的研究工作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探讨所及的内容带有社会性。这种观点全面判定了各种事物对社会的影响力。

[3]
在图24－3中，这一事实可以线段BD比线段Bv
Dv
短来表示。不过，这两者之间代表成本的这两条线，实际上不会按照某种同样的比例延长，从而使线段DD成为一条直线。

[4]
本书第274页说到过“计量呈土地形式的一个单位的真实资本”。这种计量借助于估计，也就是按照土地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即社会劳动估计每一片土地的生产效率。

最后一个单位的价值理论要能自圆其说，那就得回答几个颇有些微妙之处的问题。其中之一便与这样一种间接方式有关，那就是一个生产者的劳动是间接让人意识到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能力的。他或许是在制造有限的一部分社会所消费的某种东西；然而，作为对他的特殊产品的交换，他又能诱发真正的全社会的劳动，因为这种劳动赢得每一个社会成员某种比例的支持。他能使每一个人都以其工作日的一部分参与工作，能使人们都以某种固定的时间比方说一分钟作为投入工作的时间。诚然，这是一种简单化，也就是一种不准确的说法而已。不过，每个人对社会劳动（它计量社会价值）的贡献只能占他劳动的一部分。一分钟，对一个人来说或许多了些，对另一个人来说或许又少了些。不过，按目前的情况来说，社会劳动由每一个人一天劳动中的固定时间一点点构成，这已经是相当精确的了。不论是间接地还是直接地，一个生产者终归都能贡献出如此界定的一部分劳动。为简要说明起见，假如我们假设由二十个人构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且假定我们就让其中的第一个人生产产品以供其余五个人直接消费，那就会有十四个人的劳动可供第一个人进行一系列的中间交换。支配这些交换的原理极其重要是自不待言了。A是第一个生产者，可以直接吸引B、C、D、E、F等人的劳动。为了使G甘于劳动，A就必须给G某种产品，这一产品是他直接为之工作的人中的一个所生产的。通过为B完成的额外劳动，他得到了B的产品的第二份，并把它给了G，于是，A可以确保由G来完成工作；而且，以类似方式，他都可以让其他所有人都投身于劳动。这个社会上或许就有人概不消费B、C、D、E和F所生产的产品，他们是A为之直接生产消费产品的，这样，A与他们的关系或许就更间接了。A还应该进一步为B工作，从B的特种产品中取出一点给G，又从G的产品中取出一点给H，借以诱导该微型社会最后一位成员也投身工作。凭借一系列间接的联系，一个工人就总能对所有工人都施加我们曾说过的那种影响力。

就此而论，这些人对于人们起作用的影响的性质提供了一系列联系。这些影响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心理方面的。通过A对B所付出的劳动，B确立了一种动机，需要悉心记住的正是这个动机的性质。A的产品中的某种东西对B而言是一种最终的效用。在A所生产的物品中，这个因素构成了B所消费的财富中的最后一个次要增量的部分。不过，就B而言，这一最终消费是重要到足以让他在他一天中最后这一时间都还要继续工作，虽然应付出的劳动是难以承受的。如前所述，和付出最大代价的工作相抵的是最不重要的消费。当B的产品给了A，后来又给了G时，其中就有了对G而言是某种最终效用的一个因素，并使他还得工作，而这种工作，不独补偿，而且还调节他得到的利益。通过一系列的联系——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由某个人的某种主观经验构成——该社会的第一个工人购买其他人生产的产品并影响其余所有人。A给了B微不足道的满足，又因他而付出了劳动的艰辛；而当A把B的产品给了G时，那种相互抵消的现象又产生了，且产生了相同的结果。

这些事实的重要性在于能使我们避免一种困难，而这种困难是某种劳动价值尺度曾经无法加以避免的。假如我们说一件物品的价值与“平均质量”的劳动量相一致的话，那么，各种不同的劳动我们就得设法加以平均；而这只有用各种不同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才能做到；反过来，这些价值我们又不得不采用平均劳动加以计量，结果也就发现我们只是在做徒劳无益的逻辑推理罢了。不过，一种商品实际上是依据它所提供的社会服务计量其价值的。依靠那一系列这里作了描述的纯粹主观的联系，利益也就得以扩散至全社会了。在此联系的每一关键时刻，某个人都获得某种边际愉快，并使自己尽量减少某种边际代价。最终，整个社会都付出某种计量此货品价值的边际代价。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按经济学的思想，相当于由这种劳动引起并计量这种劳动价值的社会劳动，也即生产一种物品时所付出的个别劳动符合它的价值。但是，一种商品的价值并非由生产时在其背后的那种劳动所产生的，它由社会服务而来，这种服务尚待我们去完成。生产该物品的价值是派生的，它经由劳动的产品以及其产生的社会效益形成。

本书前几章提出的静态的定义，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取决于刚刚提供的一个单位劳动的定义。要是劳动和资本都能实现小组间的流动的话，那么，社会就处于静态状态，即使它们由于缺乏诱因而不发生流动情况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人们职业一般定下来后便不会随意改变，而加入任何一个小组的年轻工人，只不过补了老工人的空缺而已。工人的工作绩效如何未必都得以任何一种科学单位予以检测。即将要选择某种职业的年轻人可能体现多个单位或少数几个单位的劳动，但静态的实质在他的职业范围内所要求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会拼命以求。假如在此静态的描述方面我们临时性地谈及劳动的单位数的话，那这一表达旨在传递的意思也只是生产实体结果的某种能力而已。当一个人在挖沟时，人们或许粗鲁地以为，如果他一天挖出平均数量的土，那他这就体现出了一个单位的劳动了。他是棉织厂工人，要是他织的布能达到普通工人水平的话，那么，人们就会类似地认为，他体现了一个单位的劳动。价值以及价值的单位并不构成这样一种计量。

现在我们可以用真实单位的劳动界定静态状况了，不过，我们所提供的也只是有关静态的一个定义而已。一个人潜在的劳动量是所有工人和资本以正常或静止的方式在各小组间分配时按社会劳动计量的。如果存在生产要素失调的情况，那么这些要素的产量就会不同，而且总是与这些要素处于某种静态状况下的产量相比小一些。因此，一人所做的实际工作比之他潜在所能做的来，劳动单位就是少了一些。因此，静态可被认为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在此状态下，每个人的实际工作都体现其以科学单位计量的潜在工作的能力。

各种物品产量中的某一部分均可溯及资本，因而也就是溯及称为节制的那种成本代价；节制所致的个人付出的代价可以按照劳动的强度和长度加以计量。吉丁斯教授在《经济学季刊》1890年1月发表的研究论点所谈的很有价值。不过，既然创造一点点资本就确保了永久收入，那么由于节制所产生的社会劳动也是永久性的。现在节省一千美元就能确保以微小程度服务于社会以及从社会取获回报的一种能力，但在按其社会劳动的相当份额计量的节制的现成本，与（比方说）五十年按其时社会劳动计量的资本收益的价值之间，并无某种可计算的逻辑关系。对此问题详尽研究起来会费时极多。

第25章　动态社会的静态标准

如果按照严格的定义这项研究绝对仅限于社会静态经济学这个领域的话，那么，至此该项研究就该结束了，因为再深入下去，那就得着手研究动态经济学了。我们已经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内专事社会静态经济学研究的第二个自然分支学科，其研究所及，林林总总的现象概莫能外，而它们又都可归因于交换，也即都可归因于社会扮演生产财富这一有机组织的角色这一事实。不过，这种有机组织不断演变所引起的情形，则不在这个分支学科研究的范围之内。我们讲述与分配有关的事实时——这些事实仅可归因于创造财富的那种有组织的方法——是严格按照该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围，竭尽所能悉数讲述了的；对于静态分配规律作为一个整体，就它们在不发生根本变化，以及不存在这种变化引起的摩擦和失调的情况下所起的作用，作了描述。[1]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静态工业世界的写照，它不是一个静止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生气、发挥着作用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既生产财富又消费财富，但该世界所创造和所使用的财富的种类，以及它所创造的各种各样财富的数量，都始终保持不变。它采用的方法和使用的工具从不加以改变，而且投入生产活动的劳动和资本，无论是总量还是特性，都始终依然如故。这种社会起着作用，也运转着，但所取的方式则绝无变化。为生产起见，该社会是分成了小组和小小组的，其中没有一个小组就规模来说曾发生过变化的。这里的劳动和资本都不存在小组间的流动，这是静态状况毋庸置疑的外在标记。

在这里，从李嘉图学说的意义上说，价值是“自然的”，因为一切都是按照其“生产成本”销售的，而且还不存在企业家从中谋利的情况。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在各个不相同的企业中都是相同的。在同一意义上，工资和利息也都是自然的。各地工人都得到仅凭他们的劳动而产生的产品，资本则得到仅凭资本而产生的产品。此外，在整个小组和小小组体系内，单位劳动的产品都一成不变，唯如此，一个工人从一个小组转到另一个小组时，其所得才会毫无二致。资本的生产力也没有一处会不一样。孤立地论述静态因素，也就是把社会隔绝起来，使之不受变化和骚乱影响，于是社会就呈现出这种状态了。

当然，这幅图景是纯属想象的产物。此类静态社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社会；使人们在某种社会状态下聚集在一起的那几种因素，本身就具有改变社会存在形式及其行为方式的能力。实际上，社会结构每天都在形成和完善之中，而且会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除非有什么末日。使社会状况尚好并使其展现出鼓舞人心的种种可能性的，正是这种动态。

正如一开始我们所指出的，五大变化都在继续着：人口与日俱增；资本有增无减；生产方法日新月异；用于生产的劳动和资本的组织方式推陈出新；人的欲望不但多样化而且还精细化了。此外，这些变化中的每一种又都是某种非常正常的原因所引起的，而且就这几种变化应该相继发生这一点，它是完全与自然一致的。按照这种观点，某种一成不变的社会是不合乎自然规律的，因为这种社会与自然真正需要的那种社会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价值也是变化不止的，而且这种变化符合正常趋势。类似地，工资率之上升和利率之下降，这些情况也都是自然的。某个小小组或是某个小小组内的一个企业的利润不断产生，然后又慢慢消失；利润的这种产生和消失，是完全与自然因素相一致的。正在使社会置身于我们描述为静态的那种状况外的一切，广义说来都是自然的。因为这一切不只是与社会学规律协调一致，而且还是人类及其环境内在的影响所引起的。然而，在某种狭义的意义上，我们又是把价值、工资和利息的静态标准，称为自然的标准的；可这样做，我们又是正确的。

对纯粹静态的那种状况所作的描述，讨论的实际上就是现实。只有略而不提现实社会的某些状况，那才会是虚构的社会。因为这种描述所显示的，就是在这个真实的动态世界中起作用的那几种因素中的一个。导致我们刚才描述的小组调整的那几种影响，以及这种描述所涉及的一切，都不是虚构的：它们都是与地球上存在的一切同样真实。在各种动态因素导致的最急剧的混乱中，它们始终起着作用。我们在这里拿海洋作例子来详加说明。假如我们说一片静止的汪洋大海，这就是一种虚构，因为汪洋大海何尝有过静止的片刻。即便在暴风骤雨频生、危害最强烈的海洋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完全静止的时刻，尽管控制海洋的主导力量并非任由不干预就会使水域复归某种静止状态的。地心吸引力、流动性、压力等等都会产生使汪洋大海呈现出平展展的静止水面的影响。就风和潮汐导致之流动来说，上述这些影响还是主导因素。海洋并没有改变它的位置，海的深度并没有大的变化。考虑到其规模，表面所显示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不规则性而已。假如我们只是俯视海洋，那我们并不想说海的某种静止哲学就是充分的，我们可以把波涛和潮流看作是由于那种“干扰性影响”而发生的较小的异常变化。

不过，这样一种自然科学绝对会是达不到目的的。即使有一部分是保留近似静态的一种状态，变化也得给以说明。如果社会科学不论述进化和演变，那同样也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再没有比变化和运动更重要的了。不过，不首先懂得静止的因素，那就别想懂得变化的因素；不了解流动性和压力的作用，风之于海洋的影响也就永无了解之日；不了解仅凭竞争即可使之成形的社会，人们就永远理解不了我们已称作动态的种种变化作用。

这里所述的静态状况，是社会在竞争的影响下任何时候都趋于呈现的一种状况。因此，这种小组和小小组的静态体系是应该视若某种理想安排的，而这种安排，就像此前那种想象的海平面是从澎湃的波涛中产生的那样，是借助于现实的社会那种受了干扰的变化着的小组体系中产生的。首先，我们要注意按照现状看静态社会。静态社会不是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的某种荒谬世界，它是附着于现实世界的某种有条理的安排和一种行为方式。但凡我们要理解这种社会的实质性情况，我们就得至少提纲挈领地描述这种社会发生中的那些变动，而且说明静态因素是如何与那些变动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除非真的视这些因素起着作用了，否则，我们就会遭到指责，说我们的整个科学是理论的某种净化。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静态规律如何在某种动态状况下起作用。价值标准、工资标准和利息标准等等——按照李嘉图学说所指出的，都是自然的——在发生着的剧烈变动中，它们是如何产生预期结果的。如果要懂得静态理论的重要性，那这就是我们必须知道的。

上述一一列举的五种动态变化中，每一种都扰乱社会的静态调整。仿照其中的任何一种，静态规律都力图引起一种新的调整。在现实生活中，先于某种干扰而重新进行调整，这是做不到的。因此，实际的社会状态总有些不同于静态因素促成的那种社会状态。另外，无穷系列独此一种的变化，就会导致价值、工资和利息的永远有别于静态的价值、工资和利息。不过，实际上，世界所经历的是永久系列合在一起的五种有代表性变化中的一种：人口持续增长，资本有增无减，生产方法持久完善，工业大规模聚集，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和品种永远递增。

借助于静态理论，我们可以开始动态研究了。第一个步骤是分别研究这些变化以期弄明白每一种变化是如何引起实际价值、工资和利息有别于静态标准的；第二个步骤每一种变化又是如何引起标准自身变化的。至于这些变化一起发生时又会产生怎样的情况，那就留待动态理论予以说明了。显而易见，鉴于这一切变化，两大结果必然相继产生。首先，价值、工资和利息都将有别于静态标准；其次，静态标准自身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种动态理论的最终成果就是一种能力，凭借这一能力就可以就这些变化的方向和速率作出解释。

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揭示——实际上，不必详尽，而是最总括地——称为动态的这五种变化中的每一种的影响是怎样的。该研究应该说明，这五种变化中的每一种是如何使社会排除静态状况的，以及每一种变化又产生了什么结果。这种研究还应该简略地表明，这五种变化共同进行时，它们是怎样影响社会的。事实上，就小组的调整而言，它们多半是相互抵消的，因而与这些影响分别发挥作用的情况，与所可能发生的情况相比，它们会使社会的实际状况与理论静态近似多了。价值、工资、利息和利润，比起作用的干扰因素少一些的情况下所可能达到的，与处于完全竞争影响之下所能达到的，就近似多了。

偏离静态标准的程度，不是要给予解释的唯一情况。这一偏离程度固然属于动态经济学必须研究的一个部分，但这是相对小的一个部分。整个论述经济摩擦的科学，也即对实际价值、工资和利息偏离某种自然标准的程度作出解释的科学，是一门比对标准本身的变化作出解释的科学要窄一些的科学。几大动态变化中的每一大变化都改变那些静态价值，而且改变实际工资率和利率趋向于实现的那些静态费率。最有助于说明此观点的这个例证的动态变化，现已由生产工具的某种进步所引起了。例如，一项发明就使生产某种东西的成本降低了。这种发明首先使企业家从中获得利润，然后以我们作了说明的那种方式，使工资和利润都有所增加，这就相当于创造了新的财富。自从先进的生产方法投入生产那一时刻起，静态工资标准就已较过去高，社会收入显著增加了。现在行将实现的劳动工薪率，不是发明付诸应用前的那种工薪率，而是一种新而更高的工薪率了。现在，工资是行将与劳动现在所能生产的相等了，比以前所能生产的多了。当此发明的全部成果广泛应用于社会时，劳动的收益就将等于新的标准工资。

且让再有新的发明得以实现，而且是也会有利于生产的，那么，它就会创造利润；这一利润与前一利润一样，也是令人大惑不解的一个数额，企业家以为是利润，但是无法实际拥有。这个数额跟前一个一样，最终错过机会，为社会全体成员所有了。待新的发明付诸应用时，又为实际工资确定了一种新而更高的标准，而实际工资将追求该标准直至达到该标准，尽管过些时候，在其达到该标准前，还将推出更高的标准。

假如生产的进步只是每隔一定时期才发生的，而且这一间隔期还相当长，足以使某种进步的成果广泛应用于全社会，而后才有可能完成另一项进步，那么，这种成果就会是简单的。每隔一定时期总会有一项静态工资标准得以确定，而且因为有竞争的影响，劳动的实际工薪与此标准相符了。于是，新的一项更高的静态标准得以确定了。在这一间隔期内，工资缓慢地达到那一规定的水平。接着，某种新的发明取得成功，再高一些的工资标准推出，实际工资达到而且超过那一标准。总之，会有一系列的静态工资标准相继推出，每一项标准都高于前一项；而实际工资率也渐次提高，且每一次的提高幅度都将高于前一次。在更远的间隔期内，会短暂地出现实际工资率和静态工资率相一致的情况。

假如生产方法的改进不是每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进行的，而是持续进行的，它们紧密到这样的程度，乃至第二次发生时，第一次的成果才刚刚开始对劳动的收益产生作用，那么，其结果就将使工资标准不断提高，而实际工资也紧紧追逐不断提高的标准工资率。不过，又总是因有某种间隔期而保持不变的工资率的。

这个过程，就各行各业的现实状况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实际上，生产方法的改进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一次与另一次都难以区分了。这种改进发生在构成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小组和小小组中，其中的每一个小组或小小组在推动和提高所有劳动的工薪上，都起着各自微小的作用，即恪守竞争规律，实际工薪率与生产方法改进相呼应，不失时机地追逐节节提高的工资标准。不过，工薪率从来都未曾达到过那一工资标准。作为工人和资本家收益的一部分增量，近年来实现的生产工具改进的全部影响在其呈现最终结果时，劳动的工薪在任何一个时刻都不知究竟会怎样。时刻都有某种静态标准——而这，就是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以我们作了描述的原理下了定义的。选择到处都是生命和经济混乱的社会以及最富于想象力的社会，你就会发现，这种社会在经受着最革命的变化。在任何具体的一天，我们都可以说，静态规律适用于那样一种社会，它为工人确定了高于实际工薪率的一种工薪率，尽管在经过静态规律能给作出解释的一个间隔期后，实际工薪率就会达到那种工薪率。由此可见，社会是由静态规律所支配的。因为，要是我们阻止一切动态变化，而且听凭迄今实现的那种变化的成果自行转换为工资和利息的增量的话，那么，此刻劳动的工薪标准也就是实际工薪的水平了。动态经济学是研究当前工资率和利率偏离静态标准的程度，以及使之与现行的正常费率相一致的那个间隔期的；它还研究工资标准上调的速度、追求现行工资率的速度，以及正常利率下降和追求实际利率下降的速度。

我们常以海洋为例来说明工业寿命的静态和动态方面的状况，它在这里还是适用的。于是，有一种理想的海洋洋面，它是完全平展展的，只因波涛而起伏。止住了风，使波涛归于平静，使波谷填平，海洋便呈现出实际的水平面，它与想象的水平面相一致。这就如要是社会的动态变动得以阻止，因而使竞争得以发挥作用那样，利润得以扩散，收益归于正常。不过，要是有某种因素起作用了，继续使静态的水平面提高了，因而平静的次日就会导致水平面高于由平静的今天所呈现的水平面，这是一种类似于工业领域的情况。

继续着的种种生产方法的改进（亦即进步。——译者），使世界的整个收入都有所增长。这种改进，实际上是扰乱了现行的静态调整的。在这一点上，它们所起的作用就像是推波助澜的风，但是风所起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因为风还会使未来整个海平面、波涛以及一切的水平高度都提高了。就此，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个海上发现的例子以为佐证。海平面某处有一座山隆起了，如果令它沉没的话，则势必激起汹涌澎湃的巨大波涛，进而扩大至抵达大洋最远处的彼岸。这当然是波浪滔天了，因为它打破了原以为静态规律会维持的那种风平浪静的洋面水况。而且波浪滔天所致，使海洋增加了新的水，使那个原以为会再度寂静下来的海平面竟比以前高了。这样隆起于平静之海某处的一座海中之山，正例证了一旦生产工具的某一种进步，如果是全凭静态规律处理其成果的话，那么，将来所发生的情况就会如此。社会财富的增加就像海水的增加一样，因为生产工具的进步会使每一个人的收入都有别于理论工资率，且还使理论工资率自身也提高了。此种波涛，在诸如此类的间隔期内隆起于洋面，以至于在每一个间隔期都会未及其后继者显现就归于下沉，因而所起的作用恰如相当长间隔期实现的生产工具的种种改进。每一次的波涛都会搅乱原先的海平面，而且又都使海平面提高了。

现在，假设新的洋面内的山是如此接连不断涌现，乃至一座山刚刚下沉，另一座山又隆起了。假设这些山都是散布于整个大洋的，因此，环状波浪待其往前涌动时，它们在四面八方就都相互交织在一起了。海洋面的水每一瞬间都试着与某种静止的水平相一致，但绝不在两个连续的瞬间欲与同一水平相一致，因为这些水在追逐某种理想的平坦的水面。然而，水面又是不断升高的。现在，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动与上述海平面状况相同，我们可以以此来说明工资变动的概念，也即工资总是往上涨的，它围绕着某种静态标准上下波动，但它不会在两个连续时期围绕同一静态标准上下波动。

这些变化本身及其影响都是动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静态经济学是一次认可一种自然工资标准的纯粹而又简明的静态规律，正如它们在某种实际而又动态的社会中起作用一样，从不给不同时日规定同一工资率，而是规定连续一连串的静态工资率。动态因素创造出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是今天规定一种静态工资率，明天又规定一个高一些的静态工资率，第三天，还有第三天以后等等的每一天，都规定一天高于前一天的静态工资率。在这个领域，就静态规律所起的作用来说，这就是基本事实。

动态经济学论述的是原始状态下的利润，这种利润是经济进步的正常结果，其中的一部分归企业家所有；静态经济学论述的则是此后呈永久状态的也即变成工资和利息增量的某一部分利润。某某雇主现在怎么变得越来越富有了，这是动态经济学能讲清楚的；而工人怎么因某些行业的状况有所改善而得到了利益，这则是静态经济学所要告诉我们的。重要的是，利润在其作为工资和利息的某种增量时，与其存在于其最初形式也即企业主利润时相比，利润额要大。利润在不为雇主所控制时它会增长，而它们扩散时，会作为一个总体变得更大。最终把利润留给工人和资本家的竞争规律，导致给这些阶层的与从企业家那里取走的相比，还要多一些。整个经济产出量，在生产要素即劳动和资本按完全正常的方式在小组中分配时，为最大。而这时，这些要素业已流入已存在利润的各小组间，又直至这些收益渐渐消失，进而工资和利息又业已吸纳全部社会收入为止。

实际工资与静态标准之间的间隔期，这是摩擦的结果。因为，假如竞争没有受阻且不存在障碍的话，那么，纯粹的商业利润就会丧失殆尽——企业家本人绝不可能得到并保持任何收入。上述丧失殆尽的商业利润，系指变利润为另一种收入，且使这一收入在此转换中变得更大一些。动态理论必须对决定企业家所占份额的整个摩擦作出解释，而静态规律则是决定，一旦这种摩擦行将给予彻底克服时工资会是多少，以及假如摩擦立即消除时工资又当是多少。

动态理论揭示的是前已提及的那种间隔期与工资递增率之间的某种因果关系。要是不存在那种间隔期的话，则企业家就会一无所获，而不论他们给世界的生产力增加了多少。这样，他们就会对任何精益求精之举都无动于衷了，而既困难又耗资的提高产量的举措，显然会处于无人问津的危险境地。利润是确保工具等得以改进的诱惑力，而生产工具等等得以高精尖化，则是工资持久有增无减的动力之源。为确保工具的改进，这一诱惑力必须充分到足以能使人们争先恐后克服障碍、承担风险的程度。劳动实际工薪与某一天该工薪趋于实现的费率和租金之间的差额，是计量对使这些工具的改进得以实现的人们的奖励举措。由于今天工人们得不到昨天工具改进的成果，雇主们才可以得到收入；由于雇主们可暂时得到收入，因此，他们也就可以使工资不断得到提高。

动态理论必须证实确保极大进步率的那个间隔期，也即就利润而论，企业家究竟需要多大利润，以促使他们竭尽所能，使工资不断上调。这个问题就像动态经济学中的所有问题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但非常简单的是，静态理论所能证实的是，不管利润究竟有多大，可最终雇佣劳动者所能得到的也就是适当的份儿而已。今天做着工业领域管理工作的富人所得的巨额财富，按照静态规律来说，一定是与工资和利息的增长相加而成的。此外，他们所得的财富主要是加上工资在内的。实际上，在他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来自新的来源的收益就会给企业的老板带来好处，因而就总有利润。不过，这利润难以持久，因为假如我们识别得了今天的利润，那我们就会得到静态规律下的利润，而明天就可以把它的多半转让给工人和工具所有者了。因此，动态因素是为静态因素明天将开始转让的一种收入的存在作出解释的。

所有标准实现改变的速度都是分配理论后一部分的主题。速度、改变的方向、障碍、间隔期——这一切，都是动态经济学必须论述的，而静态理论则与之毫无关系。不过，静态理论还是论述近期目标的，它表明，如果演变停止在即的话，那很快就会有何种工资率。由此可见，它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方式中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这里的研究方便起见，我们只是从那几种有代表性的动态变化中挑选出了一种，也即发生于生产方法中的一种。我们已研究了生产方法的改变对分配的各部分之一即工资的影响，不过，其他四种动态的变化，每一种都相似地改变了社会，改变了价值、工资和利息。

显而易见，静态规律是完全在动态条件下起作用的。静态规律的效率，丝毫不是因为种种发明、新的组织、人口增长等等才一应齐备的。例如，就算是人口增长了，但这一增长也绝不会以每一个小组和每一个小小组自然而不存在任何调整的形式得到正常数额的新工人。劳动人口的这一增长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地方性的；这一增长，一个地区会比另一个多一些，而且，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人口的增长上，工业体系中各种不同的小小组都是不可能均分的。假如新工人纷纷流入纺织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就会得到比其他行业多一些的新工人。

在这些情况下，当地多余人口的某种流动就会发生。由于工业必占用土地，因此，当地居民的这一过剩就可能导致土地过于拥挤，尽管人口还要稠密的这个地区欣欣向荣的各行各业多半并非农业。我们在前几章已经描述过的持久的静态规律之一，此时，是要求我们视若在各小小组中的某种再分配了。的确，该规律是导致劳动和资本在大面积土地上分散了，这种土地是任其利用的。正如我们前面已指出的，地租是只有土地与劳动和资本呈某种组合的时候才达到其极大值；而且，该土地的每一份，都得有他种生产要素中的每一种与之组合。不过，如果某些地方人口聚集过多，这种情形就不可能出现。因此，静态规律必然使过剩人口就地扩散。导致过剩人口迁移的一种影响，就是这一部分人必须自行在各种不同的小组和小小组中扩散。因为在这种拥挤的地区，这些人口分布不均匀，而要他们达到某种自然的均匀状态，劳动就得迁移。有一个明显的人数，可以用来说明某些人应归属于制鞋业，而另外的某些人则应归属于炼铁业，如此等等。按照静态规律，每一种职业都有权要求这些新工人占有某种明确的比例，而且会经由此类扩散进而获得此比例的新工人。土地的密集利用本身，只不过是以同样方式起作用的又一种影响而已。

假如人口的涌入，无论开始还是结束，都带有某些突发性质的话，那么，就价值、工资和利息偏离静态标准的意义来说，就都会呈一时之反常性，然后，它们会缓慢地接近那些标准，而最终达到那些标准。只要有任何一个小小组的人口比例存在不恰当的情况，在静态意义上，价值就断无正常的可能。此外，当各小组失去平衡时，生产的财富总量就不会有情况正常时那么多了，因此，不论工资还是利息，就都不是处于某种静态最高水平的了。因此，在各种不同的小小组中分配新来的工人，其影响所及，也就是对价值作出重新调节，有的价值给提高了，有的则是给降低了。另外，这一影响还使劳动和资本所形成的产量都比过去高了，工资和利息因而也得以不断提高。

人口的第二次增长或多或少还是仅限于局部地区的，会造成一如前述的另一种干扰和另一种重新调节；另外，一系列的人口增长，就这一影响来说，会导致价值、工资和劳动，首先是偏离静态标准，而后则缓慢地符合静态标准，继而又偏离静态标准。

如果人口增长不是断断续续的而是持续不断的话，则其结果就会引起偏离正常标准的现象，而且是长期偏离正常标准。有的小组和小小组，可以说是新工人的接收站，然后再把他们转交给他们要久留的小小组。这种接收站势必呈一时之人满为患的现象；而且，尽管这种接收站终有一天会与接收的那些工人很快分手的，然而，一开始那种过度拥挤的影响却是经年累月的。人口增长独此一项动态的影响，就会使各小组和各小小组的产品的价值变得分外地低，而所谓“分外地”，就是意指那些产品的价值比某种静态调节会给它们确定的价格还要低一些。这一影响还使他种物品在同一特殊意义上的价值分外地高。

我们有关劳动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所讲的是同样正确的。实际上，在前面整个阐述中，我们都可以用“资本”代替“劳动”，而且就用它们来说明生产资料储备的扩大这一事实所出现的情况。同样，资本的流入也必须首先是地方性的。资本的流入起初就不应该置于各不同的小组中的每一个小小组或每一个地方，而应该置于与静态规律相一致的地方。就因为这一原因，资本就必须具有流动性，土地与配套资本必须重组，同时这也是地租规律所要求的。而且，只要静态规律在这几个方面未得体现，价值就不会是正常的。在此过渡期间，接受新资本用地的各个小小组都将生产出过剩的产品，因此，价格势必降低。

资本的周期性增长会导致价值反常，而后趋于正常，继而再度反常；但是，资本持续增长，在某种较小的程度上，就该词的特殊意义和狭义来说，将使价值持久不正常，因为这种增长将使价值有别于静态标准下的价值。在严格和精确的意义上来说，价值应有别于这些标准，这才称得上是自然的。动态社会中与自然一致的价值——该词在更高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即是自然的——是偏离静态标准的一个自然间隔期的价值。资本在各地的增加就像劳动的增加一样，也使总工资和利息低于静态标准下的一个实际而又短暂的间隔期。低一些的实际费率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费率，要是这种费率与标准费率的差距是一种正常差距的话。

现在，我们再把这些原则应用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第三种动态变化中，即源于发明或方法的改进的那种变化。此种变化对价值的影响，与人口增长或资本增加的变化相比，它不稳定多了。发明有时候会发生在这里，有时候又会发生在那里，有时又候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发明总是先降低一种物品的价格，然后又降低另一种物品的价格；而且，从那节省劳动的机器开始发挥作用及至生产某种物品的那个时刻起，就有了该种物品和其他各种物品的一种新的静态标准。当这种机器满负荷运转且产生的效果已达极限时，它所生产的物品就越来越多地供待售，这样，其价格就要下降了。从此开始，该低价遂为静态价格或者狭义的正常价格了。一开始，实际价格高于此价，但终于逐渐与它相一致。

如果发明仅限于一个小组，如果发明是呈周期性的，那么，该小组的产品的标准价值就会先是走低突降，然后再接着维持稳定片刻，继而由于接着的一次改进，价格会再度下降。假如该标准继续稳定足够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实际价值就可能降至某种静态水平，且维持一段时间不变。静态价值递减，但又不时赶上递减标准——可以说，这就是做出发明的某种行业不同时间段呈现的那种状况。

假如各种改进都只限于在某种行业持续不断取得的成效，那么，该行业的产品价值就始终会是追随着某种稳定递减的价值标准的。这两种价值都在递减，但其间有一个间隔期；如果那个间隔期是正常的话，那么，在与自然一致的真正意义上来说，那实际价值就可以说是自然的。价值的动态标准是一种自动的标准；实际价值恰如自然规律，当它按同一方向改变且就保持那支撑该标准和价值的原有间隔期的话，那就会达到那一标准。每当唯一的某种物品的价值如此递减之时，另外的每一种物品的价值都是在提高的。没有节省劳动的发明的各小组的产品，只要有这种影响，价值就总是在提高的；而且，这些产品还总是追逐并超过它们的某种提高了的标准的。假如这些改进都集中于我们列成表格的A″小组体系的话，那么，B″、C″和D″的价值，在任何时刻，都不可能有A″的产量大一些时的那么高。小小组A″的某种连续不断、一连串节省劳动的发明，导致A″的实际价值追逐某种递减标准但又绝不超过它，而这一标准又导致B″、C″和D″的价值追逐递减标准但又绝不超过它。

某种新欲望要是它一出现就需有某种绝对新产品予以满足的话，则这在小组体系内就会导致一种很大的干扰性影响。因此，就得组建新的生产小组，而且还得从原有小组那里引入劳动和资本。不过，通常来说，消费者欲望的改变所导致的是要求已经制造的产品而非新的产品的质量有一个变化。诸如此类的每一种变化，对价值、工资和利息也都有影响。新的欲望要求各种价值同时有某种新的静态调整，而这就得对工资和利息作出新的调整。连续一系列的新的欲望导致了价值、工资和利息的标准的持续不断的改变，而实际市场则由于其持久努力以符合变化中的需求，因而也就处于长期震动之中了。一般而论，这种新的欲望是颇有些降低满足原来欲望的产品的价值的。

动态影响就小组体系各部分中的劳动和资本的分配而言，多是相互抵消的；而有关它们的一个基本事实则是，既然它们是一个整体，则自然它们也就使价值、工资和利息相对接近于其静态标准了。它们引起了价值的一种永续的转移、工资的持续提高和利率的不断降低；它们还引起劳动和资本的实际薪酬有别于理论静态费率，而其差别程度，如果动态影响不是那么活跃和频繁的话，则就会小一些。因此，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为求在同一现实世界中实现其作用的准确性，静态规律是取决于动态影响的。例如，一种液体如果是黏稠的，则其表面就不易下沉而呈一种完全平坦的平面，但是，要是同时多角度摇动它，情况就不同了。还有，小麦的刻度可能有不规则的表面，而这种刻度取决于面粉，你摇晃它，它就会呈现平坦的表面。类似地，静态规律也得遭遇摩擦，遂使实际的价值、工资和利息与理论标准不相一致；不过，摇动有助于克服这种摩擦。标准自身变化是少了，因为各种不同动态流动彼此抵消了。

假如劳动的增加是局部发生的且仅限于一个地方，如仅仅在我们表中的小组A中有体现，则这一增加就会有非常大的干扰性影响，而且会使价值、工资和利息偏离静态标准。但事实上，劳动人口的增长在B、C、D等以及其中的每一个小小组中都产生了。因此，相对几无劳动迁移的情况这是必不可少的：使新来者置身于静态规律中相对容易。若是人口就在以这种一般而又扩散的方式在递增，而资本则不增长，那么，总工资就会稳降，利息则稳升；但事实上，资本也在数量上增加了。资本在数量上的增加甚至比人口的增长还快，因此，它的增长就抵消了人口增长对工资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工资和利息是存在着因为数量上新的资本与新的劳动不同而产生的实际干扰的，其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下列事实，即这些经济要素之一的增长比分配受影响的另外的要素还要快。归因于两种增长率之差的这一干扰，远不如诸要素之一数量之增加所引起的那种干扰明显。

假如生产的进步仅限于某一个小组或小小组，那么，这种进步会是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影响的；但这些进步发生于所有的小小组，而且还是以某种方法得以持续的。如果A″的产量恒定的倍增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就得要求它的相对价值永续下降，以及工资和利息的恒定再调整。但是，因为有B、C和D等小组也调整了，因此，必须完成的价值调整就相对小了。尽管工资率提高了，但工人所得的工薪却与静态标准相一致——在那里，提高幅度既大，扩散也好——与此类提高是局部性的相比较而言。显然，A″、B″、C″和H″等的产量增长幅度都大之处，与下列情况相比，人与资本从一个小组转入另一个小组的必要性就小一些了：其中一个的产量在增加，而另外的却是保持不变。由此可见，广泛扩散的进步是有助于使社会接近于静态规律所要求的状况的。

同一概括也适用于发生在消费上的变化。假如新的欲望多而且是多种多样的，那么，与只有某种新的欲望的情况相比，这些欲望导致劳动从一个小组到另一个小组的转移就少得多，妨碍价值的程度也低得多。假如社会竟开始仅生产和消费一种全新的商品，则这一情况当要求资本和劳动尽快实现点到点之间的流动；不过，既然有欲望的不断提升，再加产品质量相应地不断提高，此种转移的强烈程度是远不如前面的。劳动和资本可以还是就置于现在在利用它们的那些工厂里，但它们的产品则必须不断升级。

从这一点上看，使所有倍增产量的持续不断的影响被抵消了的是新的欲望的层出不穷。如果扩张的欲望并没有形成工厂产品的市场，则消费品的供过于求情况就会出现。对获得与曾经有过的产品完全不同的产品的欲望会不时形成，但对已经消费过的产品的质量的提高与精细化的要求是一个永恒的事实，而这就开辟了一个大市场。一个人所用的差不多的一切物品的质量都可以提高，而且，一般来说，质量提高了的物品可以由现在生产它们的同样一些人生产出来。由此可见，随着越来越精细化的欲望的形成，通过生产精品而不是追求产量，生产能力即可在整个大的体系中自行发挥作用，进而提高每一个小组的产量。这绝对不会导致劳动和资本由该体系的一部分向另一部分的灾难性转移，因而是不至于导致供过于求的。

欲望的多样化和精细化，或者换句话说，消费的动态提供了所需的产品弹性市场。假如这种动向与生产的动态保持同步的话，则大的供给灾祸是不至于发生的，而且经济领域就产量不断提高这一点而言，基本上会是始终平静然而又持续充满活力的。由于动态的变动并非是完全持续稳定的、对称的而又是互补的，因此，劳动和资本的小组间的某种不规则流动也就出现了。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又还是有劳动和资本的这样的流动的，这种流动显而易见且不说，而且还是相对稳定的。这些要素在朝着某些方向正常地流动着。由此可见，人口增长本身就会导致劳动和资本在小小组体系内稳定地向层级低的小组流动。独此一项影响，即可使人和设备不成比例地在农业小小组和矿业小小组中增加起来，这两类小小组都是生产我们称之为基本效用的某种东西的。人口增长遂对食品和原材料构成更大的需求，而为此致力于从地球上获取这些产品的结果，也就揭示了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供养这整个人口，这就需有全人口中越来越多比例的人投入相关行业以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正如我们所知，工资必降无疑；而这又意味着，工人所得的工薪又不得不取质次价廉的商品的形式。常用工业品中体现的形态效用少了，而基本效用则在世界消费中占绝大比重。此外，由于创造这些基本效用的是最低层级的小小组，因此，劳动和资本也就流向这些小小组了。

不过，社会资本数量的增加还是把这种效应给抵消了。尽管这一增加致使利率降低了，但它还是扩大了利息总额，因此，消费已达舒适奢侈水平的那个阶层的成员的收入增加了。这一收入增加本身就要求有更多形态的效用，因为与引起产品倍增的情况相比，它更大程度地导致了产品精品化、高价化。此外，资本增加的结果提高了利率，而这又意味着工人的消费品质优化了。随着层级高的小小组创造了形态效用，则若不考虑其他影响，资本的增长就必然使劳动和资本从层级低的小小组流向层级高的小小组。

工业领域方法的改进，或者说新的生产力的获得，要是仅限于产生某种节约劳动的影响的话，那么，它就会导致劳动和资本在小小组系列中从A″到A、从B″到B等等的移动。不过，这是因为这样一种改善的领域是存在于层级高的小小组而非层级低的小小组中的。农业机械曾经发明和应用都很迅速，但除非化学以惊人的方式援助农业，否则，从长远来看，显示出最大改善的或许还就是该领域的其他部分。假如从某种机器中获得的除可用于采用该机器的行业外而再别无效用了，那么，发明的进步当然就会导致劳动集中于节省劳动的技术应用得很慢而且规模小的那些行业了。

诸如机械改善一类影响的全部效应可描述如下：我们首先假设，现在是既无新产品创造又无原有产品倍增。A″、B″、C″等等的产量，不论发明进展有多迅速，都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不变。机械和生产方法的进步现在出现了，但它们都集聚于各系列层级高的小小组中。如果原在A″、A″、B″、B″等等中的劳动还是原地不动，那么，每天也就只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可资利用。情况如此，其收益必小无疑。但在A中的工人的收益会大得多，因而竞争会使部分劳动从A″和A″转移至A。这就将使层级高的小小组的劳动生产力和层级低的小小组的劳动的生产力等同起来，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将是各行各业的工作日都缩短了。

现在，且让方法上的改进不是作为节省劳动的办法发挥作用，而是作为增加产量的办法发挥作用，这样，其结果就会倒过来。就绝大部分来说，在A″和A″的劳动还在原处，为其新的生产力松绑。不过，扩大生产意味着优质产品不只是使其产量倍增而已。生产原料的A需要的生产力少一些，加工原料的A'、A″和A″需要的生产力大一些。总之，在社会的消费中，原始效用数额相对较小，而形态效用数额则相对较大。

事实上，生产方法的改进就发生于加工最接近于原原材料的那些低层次的小小组中；而且，这还有使劳动向高层次小小组以及向生产更精细一些效用的那些小小组转移的作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这些粗制品的需求缺乏弹性，而对形态效用的需求则富有弹性。我们更奢华的生活还显示出我们精心生产的状况，我们并不只是倍增人数而已，其结果就是，我们原材料的消费并没有如我们更精细生产的财富消费得那么快。因此，总体说来，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是在小小组系列中持续向层次高的小小组流动的，因为唯如此，才能找到其新的生产力的出路。

随着方法的改进，在这些方面，组织有同样的影响。作为一个实例，它发生于层次高的小小组中，而不是发生于层次最低的那些小小组中。大规模的合并并没有发生在农业领域。假如组织所起的作用仅限于节省劳动而已，而非产量乘数，那么，这就会导致劳动和资本集聚于矿业和农业的现象，因为工厂的失业者会不得不多半投身于农业和类似行业。不过，有鉴于组织所起的这种作用，再加倍增加产量，它就会强使精细类产品大批量生产，且使生产要素永远向层次高的小小组流动。

讨论两大类产品产量倍增的影响、工业方法和组织，我们不言而喻地介绍了我们讨论中的第五种也即最后一种动态影响，即欲望的倍增。由于对形态效用的欲望无限扩大，对原始效用的欲望相对无以扩张，以至于由于一切变化的结果，我们有了小小组系列劳动和资本的稳定地向层级高的小组的流动。此外，有的大组创造了新产品，这种新产品比之于他种产品，具有明显的质量上的升华，因此，它能满较小弹性的需求。与此同时，还有这样一种流动，即从满足需求小一些的小组流向需求弹性大一些的小组。

这些稳定和流水线式的流动，自身不会产生干扰性的破坏性影响，而且它们也不会给劳动强加任何困难或是导致资本的任何浪费。导致这种结果的是那些不规则的流动。小小组体系中某一点上产生的劳动的节约，即可起到改变劳动的配置的作用。各种发明并非在A″、B″、C″等中同时完成并付诸应用的，但是，除非它们就是同时完成并付诸应用的，否则，就必有劳动从各小小组之一流入其余各小小组，而后又如此回流。总体说来，某种高效率的机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裁员机。假如这种机器被引入了A″，那它就会导致产品A″增产，不过，市场会接受的这部分增加的产量，将不足以使所有原有工人继续在原处工作。如果市场接受这部分增加的产量，则将在他处为它们创造新的需求。所以，那种机器要是留在该整个工业领域，那就绝不可视之为裁员机。在A″中完成并付诸应用的那种发明并没有替代整个高层级小小组的劳动。将A″、B″和C″结合在一起，劳动或许还是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一样多。不过，在A″中的那一机器，创造了对在B″和C″而言相对还要多的工人的需求，创造了对A″而言是相对少的工人的需要；反过来，如果一项发明是在B″中完成的，则流动就会是反向的，也即从B″到A″和C″了。因此，按照不规则的方式看问题，劳动必须在该系列中的同等层次的小小组内部往复流动。尽管总的说来，劳动是在整个小组体系内向层级高的小组缓慢流动的，但也有朝同等级的小小组不规则突然流动的。

对于这些动态流动，我们也就只能泛泛而论了，它们是经济理论最后一个分支的主题。确有某些资本的流动正在进行中，但我们竟至于没有提及。不过，我们必须顾及两项基本事实：（1）小组系列中有劳动和资本稳定地向层级高的小组的流动；和（2）有发生于各层级小小组内的不规则的、混乱的流动。

看来，要是我们再就此项研究的动态部分作进一步分析的话，那么，就所实现的劳动技术的改进在一系列小小组内的高效应用来说，这种种改进也就抵消了相互之间的干扰性影响了。每当在A″、B″和C″中的发明差不多同时实现时，这些发明也就排除了给各个新岗位调拨很多劳动的必要性了。而且，劳动稳定地向层级高的小组的流动，可以降低不得不发生在同级小组间的横向流动的强烈程度。由于新的劳动势必进入层级最高的小小组，因此，即使在A″中引进一种新机器，但还是有可能有人离开A″而前往B″。劳动力规模在B″的扩大，或许是因有部分从层级低的小小组向层级高的小小组流动所引起。每当在A″、B″和C″的发明几乎同时发生时，这些发明成果也就排除了转移大量劳动至新岗位的必要性，而且，层级高的小小组劳动还是会减少发生在横向小组间的流动的强烈程度的。由于新的劳动总是进入层级最高的小小组，因此，即令有新的机器在A″中被采用了，就或许不会有人不得不离开A″而前往B″了。在B″中的劳动力规模的扩大，可能会受有的人从低层级的小小组向高层级的小小组的流动的影响。

另外，若这一研究还要继续深入下去的话，则资本的流动看起来就会使发明所需要的那种劳动流动量大为减少。作为经济动态的结果，世界性的趋势会是，工人阶级面临的不是苦难越来越多，而是苦难越来越少和收益越来越多。

要是继续研究这个动态领域可行的话，那么，这一切就都会变得清楚起来。不过，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界定在五大动态流动中共同发生着的这种状态下的价值、工资和利息的某种静态标准问题。在每一瞬间，静态因素自身都会对小小组体系内的劳动和资本作出某种明确的调节。静态规律要求A'、B″、C″等分别都有某种确切数额的劳动和资本。这种静态调节要是能立即就作出的话，那么就能立刻确保每一种产品的产量在此刻存在的条件下都是“正常的”。因此，这种调节也就使所有产品的价值都趋于正常了。同样，这种调节还能确保在各处都会有与劳动产量相一致的工资率或者工薪率。这种调节还会按照同一方案调节利息，使利息到处都与资本的产量相一致，使各处的利润都降至零。假如在任何一个时刻动态变化以及各种摩擦都停止了，那么，这类情况就会接着发生。

当然，这是一种简明扼要的重述。在前面，我们已经有了完全静态调节的图景，不过，还没有与此同样的事实。有的静态调节需要很长时间，有的只需一点点时间，有多种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把工资和利息的自然调节也计算在内了。在一年内，劳动工薪可以很快地接近于某种标准，而该标准又可能是十年甚或一个世纪又缓慢地接近于另一种遥远的标准的。

劳动和资本流入各小小组，在这些小小组内，静态因素甚至还会使某些工人和资本家卷入地方性的迁移。在这些工人和资本家中，有的因为迁移遇到了阻力，因而还需要时间。不过，新方法的推广或许进行得快一些。情况或许是，当一个企业家忽然发现一种新而成功的生产某种东西的方法，他的竞争者或许在几年内也能掌握它，虽然由于专利，他们不可能长期这样做。但是，一般来说，劳动从一个地方转移至另一地方进行得会相对慢，而资本则会很快就转移。对于相互竞争的竞争者来说，放弃低效生产方法和获得高效生产方法是个快慢不定的过程。

界定静态标准的一种方法，是假设一切动态影响均应立即止住，而静态规律则还要继续发挥作用，而且是无限期地发挥作用的。就此方案来说，在静态条件得以实现前，我们理应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期进行之中的最缓慢的调节也能相当顺畅地奏效。要是照静态规律所要求的以五十年的时间实现劳动力的空间上配置的话，那么，纵令只需五年即能统一正在流行的各种生产方法，我们也还得等上四十五年才能完全实现那种静态状态。由此可见，我们现在就应该让新的生产方法停止发展，而不是在四十五年后才让它停下来。如果我们于1900年使一切动态变化都停下了，而等到1950年才能自然地使人口自行配置，那么，我们作为例子加以说明的按小小组进行的生产方法，1905年才会达成一致，因而会继续采用，而不必再有四十五年作进一步的改进了。

这是界定此刻仅受静态因素影响的社会的状态的一种科学方法。要是我们立即制止一切动态因素，并且为使最缓慢的静态调节得以完成而等待足够长的时间的话，则这种状态是会达到的。[2]
社会现在正趋于达到的这种状态，在该漫长时期开始之时，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它只有待静态规律之所需最缓慢的那种调整有时间自行完成之时才会彻底完成。在我们这个例子中，那种调整是人口的流动；而且，由于这一人口流动非有五十年不可才能完成，因此，自然价值、自然工资和自然利息等等是都需如上漫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调整的。它们是只有在人口得以合理配置时，而非早一些时候所能实现的。

在静态因素而且只是在这些静态因素的影响下，社会才会趋于这一未来的调整；而且，要是一切障碍都可排除的话，那么，社会的这一调整即可完成。不过，摩擦有这种作用，即它使迅速起作用的动态流动得以在一种缓慢起作用的静态调整所需的漫长时期内一再发生。在大量人口从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迁移至人烟稀少的西部地区所需的五十年内，数以千计的机器将会发明出来，它们的价值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按每一台机器立即需要的水平得以调整。因此，我们必须认识有别于最终价值标准的标准。

[1]
要是当前的计划实现了，动态分配规律就要在随后出版的一部著作中给予阐述；而要是那本书现在就已准备就绪和付梓在即，则本书在这儿就收尾了。

[2]
让机械发明和其他多种改进举措延续到1945年是行得通的。因为要是这一切到那时都能停下来的话，则剩下的五年留待工业生产方法归于统一，也就足够了。到1950年，1900年的形势所需要的人口空间流动届时会告结束，社会行将恢复静态状况。不过，由于下列事实也即该时期下半期出现的生产方法的进步，住处的某些小的变动当属必需之举。再说，由于这些都需要时间，因而完全的静态调节在1950年恐难实现。如果我们漠视住处的这些非自发的小变动，那么，以1950年的那种方式实现的静态调节就会像1900年的那样，不会仅限于静态因素对社会所起的作用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最终会是某些动态因素四十五年连续起作用所致的那种结果。

第26章　近似的静态标准

在竞争的影响下，假如为期五十年，凡是需要之处，劳动都不存在匮乏之虞；假如为期二十五年间，资本的流向也始终都与需求相一致；假如某种产品的最好的生产方法十年后就变成通用的了。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则一切动态变化就都会停下来，而价值、工资或利息就都必须限定在静态规律可决定的费率上，而这需要整整五十年的时间去作调整。但是，情况也可能会是，劳动在小组体系内部自行调节所占用的这五十年时间，会因为存在空间位置的迁移障碍而受到影响。例如，一位矿工的儿子成为一名机械师，而不是子承父业，这或许容易做到；但如果很多年轻人都是如此，那就会出现工人离开矿工的小小组进而流入机械师行业的情况。不过，如果在工作上的这种改行有可能导致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则这就可能是一种缓慢而又代价大的过程了。在一个小国范围内，劳动力或许能够按照静态规律所要求的那样，在十年内就能安排得妥当，而资本在还要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这些地方性的调整，再加上总能一蹴而就的另外一些调整，就足以使这个小国范围内的价值、工资和利息达到某种准静态水平。要是我们严格制止一国范围内的动态变化的话，而且就听凭静态力量继续在那里发挥作用，那么，它们还是会接近原先要达到的水平的。

在爱尔兰、德国和意大利移民美国的浪潮中，人口激增时，这一流动即促成了全世界人口的自然而普遍的流动。在一项涵盖整个世界经济的研究中，这种移民当成为静态经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印度洋拥有的水似乎过多了，这过多的水使整个海洋的水都通过涌进大西洋，进而得以达到一种均衡。但在大西洋，这种动向却是不断变化的，整个海平面都在提高，而整个水体都充满汹涌的潮流。人们从亚洲涌进美洲，有望趋向于使整个世界的人口分布达到某种均衡；但仅就美洲而言，这应当是构成一种巨大而又典型的动态变化的。

另外很多变动的情形也都是如此。亚洲待要效仿美国的工厂和机器时，此举将是统一世界工业化进程的行动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往往会导致世界工业达成某种均衡，而且照此看法，它又是一种静态过程。然而，在亚洲，这却是一种极富动态性的过程。因为如果此举在每一个机械领域都迅速推进的话，那这简直就是发明无疑了。而美国作出的反应则又会是高度动态的。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情况，这两个差别显著的地区的民族都会亲眼目睹的。在世界范围内是属于某种静态调整的，则在世界有的地区或许就会导致某种动态变化。

不过，我们急于了解的是在世界有限地区内那种工资和利息的自然标准。但愿我们能知道美国、英国或意大利等国家工资据以波动的工资率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问题是有望解决的。有一种工资率在美国是可望实现的，条件是该地区内的动态变化停止在即，而竞争则无障碍地进行。要是整个世界都会达至某种静态均衡的话，则这种工资率当是有别于会实现的那样一种工资率的。除非世界上的劳动和资本的配置及流动处处都有理由——除非生产的方法以某种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统一了，除非消费者的欲望都正常了，否则，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工资率，是不会趋于正常的。在把一个国家仅仅归结为一种静态状况后，这个普遍的调整依然还是有待作出的。一个国家实现了的工资率还是有别于最终标准的，尽管它是确定为某个近似静态水平的。

研究世界有限的一部分活动，这种研究本身是不会缺乏科学性的。实际上，在我们的整个研究中，我们提到了社会，但并没有给社会设定任何地域。我们是不言而喻地假定竞争是超越某个地域的，源出于这个机体的任何一部分的某种机械发明所产生的影响，都会在另外每一个部分产生作用。这个机体包括所有的人吗？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的。因为除非有这样一个国家连同它的人民能够做到沉入海底而不至于引起其他国家的经济变化，否则，就绝不会有一个国家超出世界这个有机体的范围。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有机体是经济学家必须加以论述的。不过，那就不只是一种冒险性的理论推测了。因为，那会是一种反常的理论推测，而这种理论推测当假定整个世界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组织，以至于就在理论上而言，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工资率、一种利率和一种价值标准适用于这个组织的每一种商品。

地球上各地区之间相互提供经济动态理论的最困难、最富有成果的研究。考虑到欧洲和美国在亚洲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对实践中的人的重要性与对理论家之吸引力可以等量齐观。经济社会已经包括整个世界了。这是因为贸易把世界各地区都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一个地区的某种变化使另外几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都感受到了。不过，在这个大区内，尚须确认分界线。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是以各文明国家为中心划的，这些国家构成世界经济中心。按此分界线所划定的区域内，经济影响是无所不至的——对源于其他各个组成部分的影响，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敏感的。有鉴于此，这里也就有朝着设定均一价值以及均一工资率和均一利率的强烈趋势了。反之，跨出这一重要分界线，这样的影响就相对微弱地起作用了。在此分界线内外的各地区，无论价值还是工资率和利率，均有巨大差别。

把这个世界文明中心作为一个经济单位，进而制定一项科学计划，这是可行的。欧洲、美洲和其他各大陆与岛屿，它们紧密联系一起，构成这个中心；它的周围环绕着的对它起着作用的世界，因此，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处于中心的这个社会，与外围地区建立贸易联系，并输出那里的劳动和资本。不论具体进展会怎样，但该中心总会把工业方法逐渐传授给外围各地区的人们。由于着眼于商业利益，因而该中心以这种方式一个地带接一个地带地同化外围地区。也就是说，这个文明经济社会一部分一部分地同化未开化的、联系松散的外围地区。最终，这个外围地区都被同化了。若我们现在就能提出并在该中心内部实施的经济原则的话，那么，我们的理论最终就会适用于整个世界了。

既然如此，我们就把我们的研究仅限于这个经济中心。在这样一些条件下，给该中心输入的商品也就可以看成是相当于间接生产物品了；而且，如果采用这个方法比直接生产这些物品成本要低的话，那么，这个方法自然也就能得到采用并被推广。就消费品而言，该中心的人们所得到的，到底是直接生产的还是间接生产的，这都无关紧要了。

工人来到该地区，这可看成是加速人口增长的一种情形，而人口增长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会发生的。工人离开该地区，这种流动是阻滞人口增长的。资本流出还是流入该区，也就是改变资本的自然增加率而已。如果某种生产方法是从外围地区的人们那里借用的话，则该生产方法在该中心的影响就权当是在该中心发明的，因而其效果是一样的。

现在，中心要达到工资和利息的某种静态标准，我们假定，首先劳动和工资数量保持不变，这就停止了人口的出入境迁移和自然增长。其次，我们假定生产方法不变，因而这就阻断了对外国艺术的任何仿造。再次，我们假定其他经济要素保持不变，竞争无障碍进行，这样，在区域内我们就最终实现了静态工资率和利率。除抑制新的动态影响外，我们还抑制住了经由外围区域向中心区域传递的作用。事实上，我们注意到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某些统一流动正在使中心的一切都趋于某种静态均衡的状态；而且我们还看到，这样的流动就其于一个有限的地区的影响来说，它等于动态变化。过去的影响我们抑制住了，就像现在抑制住新的动态变化一样；而这些影响是形成地方性的静态状况的，它赋予了当地工资率、利率趋于正在形成的工资标准和利息标准。

如此一来，终于在商业文明中心起支配作用的工资包含有一个成分，我们不妨称之为准利润。就此而论，是有某种颇有点类似于利润的东西的，即企业家利润，而这种利润是这样一种收入，它不久就会与企业家失之交臂的，并呈现工资和利息的补充形式。就这样转归工人所有的这项收入，不久就会使该中心区的工资得到提高，不过，但该中心区域与外围区域隔离的障碍，将长期阻碍那里工资所产生的影响。完全的世界性竞争会使中国工人获得因发明制鞋机而产生的利益，但现在，这种利益会为美国工人所得。不过，既然这样一种完全的和普遍的竞争并不存在，因此，全世界的工人都可望得到的这种利益，就长期保留在世界这一文明地区的工人手中了。欧美工人的工薪中出现的这一补贴，与亚洲和非洲工人的那一部分相比，就是准利润了：它源自局部动态所产生的利润。虽然在遥远的未来，在全世界发挥作用的静态力量终将会使外围地区的人们得到这一利润，但是由于存在摩擦，现在人们还是无从分享这种利润。

就时间而言的区区优势，就如此赋予了工资和利息的优势。获得利润的是在创造商品的富有成果的方法的采纳上处于领先地位的那些人，而仿冒者虽说在一项发明诞生以后很久也使用了该项发明，但他们也许只能节省一点工资和利息而已。在一个在发明上处于领先地位地区工作的人们，他们能永远享有发明所提供的准利润，而最早采用原有产品更新换代技术的企业家，则无缘获得每一种产品更新换代后的成果。未来的戈尔康达，这个蕴藏着无限财富的地区，将会成为产生最大动态影响的地区。全人类正在进行着的某种领先地位的竞赛，就决定各个国家和各个大陆的相对财富之竞争。财富与领先的赛跑者同在。

潮汐波导致海洋大面积水平面高于静止时的水平面，同时又引起其他大面积水平面低于该水平面。由图26－1可知，线段AB代表整个海洋的静止水平面，双曲线AC则代表潮汐波所致此升彼降的水平面。波状线AD代表的是浪潮的高水面，系为风浪的浪波高度。在任何一个瞬间，实际海平面都有可能或高或低于潮汐波本身。现在，且赋予该图某种经济含义，就假设线段AB代表全世界最终的工资静态水平。假设动态影响都终止了，而世界范围的竞争却还继续着，则此时，线段AB就代表劳动的一般工资率。不过，事实上，增加的生产力已经导致有文化的工人的工薪，总的说来，与曲线AC上半部所示的工资率和未开化工人所取的由AC曲线下半部所示的工资率相一致了。该文明区域的影响已经导致各地的工资不同于曲线AC上半部所示的标准，结果，欧美各地区的男性的工薪与线段AD所示的各种工资水平相一致了。在某一点上，工资率高于在世界经济中心通行的一般标准，而在另一点，它又低于上述标准。

图26-1

于是，整个世界有了一种工资的最终静态标准，世界的文明地区也有了一种准静态标准，而文明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也都有了一种地方性的准静态工资标准。在欧美的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工人的工薪在竞争的影响下，都趋向于同地方性的准静态工薪率相一致。就整个世界而论，这种标准工资率都是趋向于采用最终静态标准的。

不过，那种最终静态标准是永无实现之日的。这里与水有关的这个实例，就其现状来说，其实是失灵了。潮汐波其实来自海洋的另一个部分，进而再把这水又输往海洋的另一个部分而形成的；而且，如果这种具有吸引力的影响被排除了，则整个海洋的水平高度就会变成完全一致了。反之，世界文明地区的高劳动生产率不是依靠降低他处的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这是产品新的增量的结果。这些增量是由文明自身从不存在之中想象出来的。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所说的，代表先进地区超常生产率的这一浪潮，必须通过给海洋表面的另一部分提供新的水以及通过阻止那些水流入其他部分形成。

设想一下从拉布拉多延伸到格陵兰，再从格陵兰延伸到挪威，以及从非洲延伸到南美洲的最近点的各个大坝吧，这些大坝会从四面八方把北大西洋的巨大水域围起来。如果把水汇集于这个水库内的话，则其水平高度比之于外海的要更高。这个例子说明了文明国家的工资与未开化国家的工资的真实关系，因为高水平面可以是永久的。即使那些大坝围得并非严丝合缝，因而有水缓慢流入外海，且往往会使水平面有所升高，直至与坝内下降的水平面齐高了，但是，新的水流入会更快得多，乃至就能维持或者提高坝内水平面的最高度了。使世界各先进国家出现新产品的如此动态的影响，可以保存甚或增加那里的劳动与其他劳动相比的更大的生产力的优势。

周期性反复出现的动态收益支撑着世界受惠地区的准静态工资率。出于讲求实际的理由，理论应该阐述的首推这个等级更高一些的标准，以及成为其组成部分的很多当地标准。就像马萨诸塞州人需要了解由什么决定当地工薪率一样，美国人也要了解美国劳动工薪率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主要的影响无论在何处都仅仅溯及劳动这一类产品。要是在那个地方动态影响会停止，而静态力量会孤立起作用的话，那么，会得以实现的将是那种工资率了。那个地方的劳动产品是某种独特资本的产品以在本书前面各章充分描述过的那种方式中派生出来的。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与其各地区的关系，在分配理论中并没有显示出什么大的难题。工资有近似的标准，还有最终的标准；各地的劳动工薪可能很快趋向于近似标准，而且始终维持这一标准，而这一标准本身又缓慢趋向于最终标准。这对工资来说是准确的，对利息和其他要素来说也就都是正确的。不过，就理论而言，有一个困难要严重一些。对很多人来说，以竞争为基础的任何一种理论看来好像都是具有某种理论浪漫性的。竞争本身很快就会变成过去的事吗？现在，各方都在组建托拉斯以及其他的资本合并，这预示着竞争之窒息、商业领域垄断体制之确立。若果真如此的话，那我们岂不终结了竞争分配理论，而唯发现该理论据以作出预测的事实不复如此了吗？假如适值竞争处于全盛时期，自然价值理论、自然工资理论和自然利息理论等等似都具有某种不切实际性了，但当竞争似是成了某种消失着的因素时，上述一切又当作何解释？

竞争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力，这是有待动态经济学予以证实的。目前这个时期，竞争的强化使竞争的作用方式改变了，但是，这种强化并没有消除竞争。因此，动态经济学决不会使一种假定竞争存在的理论丧失价值。无论何时，我们也无望使静态力遇到的障碍减至最小。静态理论独此要求的结果的变化随处可见。如果它属完整的理论，则动态理论就会告知不会有偏离现实生活的变化。因为预示结果是该学科分支的功能的一部分，该分支既要对每个摩擦因素都作出解释，又要对实际生活显示的每一种变化和变动都作出说明。在该理论将要提出的它将自行解决的任务中，有一项是把支配垄断企业、工会和其他联合体的种种原理归纳为明白易懂的习惯用语的。该理论将论述包括改变价值的保护性关税、影响工资的迁移规律以及影响资本流动与利率的货币规律。一旦试图归纳出人口增长和资本增长的规律，而且更进一步地尝试决定控制各种生产方法赖以变成更富有成效的各种条件时，该理论即可大有作为。

变化是动态经济学的总的主题。经济领域变化的方向和速度始终是该学科寻求作出解释的对象。研究工资要阐明工资率的实际升降；研究利息要阐明利率之降和利息总额之增；研究利润要阐明该利润各要素的此消彼长。各地和全世界得以繁荣的条件是该学科的另外的主题；在繁荣得以实现的条件性因素中，有各国和国际的政治方针等。实际上，世俗事务中，有对于人类而言几无重要性可说的东西，而它们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一分支研究的范围。

不过，发展这门学科的任务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没有数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是无望完成的。与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一样，动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难以穷尽的，而且，先前的研究成果或许并不太多，然而，取得其中任何一种的价值又都弥足珍贵，适足以酬偿最辛勤的劳动；探索者每向前跨出一步，展现在他眼前的未竟的领域就都会吸引他知难而进，获取超过至今已获成就的累累硕果。然而，任何变动，经济学的这个动态分支都总能予以发现和予以解释，而静态规律也从来未曾不是占支配地位的。有关任何运动规律的一切真知灼见也将都取决于精通静态规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美）奈特著；郭武军，刘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661-4

Ⅰ.①风…　Ⅱ.①奈…②郭…③刘…　Ⅲ.①新制度经济学-研究　Ⅳ.①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0210号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

著　　者
［美］弗兰克·奈特 　译　　者
郭武军　刘　亮

责任编辑
陈小兰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9.25

字　　数
238千字

定　　价
24.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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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兰克·奈特（1885—1972）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是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于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创新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作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他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作为一个批评家，他告诫公众，经济学家的知识是有限的，其预测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名教师，他培养出了像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布坎南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

他的主要著作还有：《经济组织》（1933）、《自由与改革：经济学与社会哲学论文集》（1947）、《经济自由与社会责任：经济学与伦理学》（1952）等。

【内容简介】

从收入分配理论中的利润问题出发：

1.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

2.说明了利润起源；

3.揭示了企业性质；

4.提出了减少不确定性的方法

对中国目前最具借鉴意义的，还有书中关于企业家作为自由企业制度中核心角色的论述。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目　录

【作者简介】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导　言

第一部分　引　论

第1章　利润和不确定性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

第2章　利润理论；变化、风险与利润的关系

第二部分　完全竞争

第3章　选择和交换理论

第4章　联合生产和资本化

第5章　没有不确定性的变化和发展

第6章　完全竞争的次要的前提条件

第三部分　贯穿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不完全竞争

第7章　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意义

第8章　应对不确定性的组织和方法

第9章　企业和利润

第10章　企业和利润（续）

第11章　不确定性与社会发展

第12章　不确定性和利润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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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就核心内容而言，本书标新立异的地方可谓寥寥无几。本书的目标是，对于传统经济学理论核心原则所隐含的内容，本书尝试比前辈经济学家表述得更为准确一些。因此，本书的宗旨是优化，而不是重建。本书是针对“纯理论”所做的研究。之所以这么做，笔者有两个动机。第一个动机是，面对这个时代泛滥成灾且俗不可耐的实用主义趋势，尤其是美国思想界的这一习性，笔者心中仍葆有这样的梦想：对于社会问题细致而严谨的思考，无论如何总是对人类的福祉裨有助益。第二个动机是，笔者认为，“实用主义”只是一时之兴，总会成为过眼云烟。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于只是一种装腔作势。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对粗陋肤浅的思想自会嗤之以鼻。而源自与生俱来的理性上的自尊，对于那些表达思想的名词和理论，他们希望能够更为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内涵。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渴望。为本文计，对于这些假设的第一条，多解说或者辩护几句也许不算过分。

为什么要研究通用经济学？一个“实用的”理由是，人们相信，通过改善满足欲望行为的组织形式，人们有可能提升人类生活的水准。更具体地说，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改良计划而言，它们无外乎通过一些更理性的社会或政策控制形式，用来代替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合约。只要和本书做一样的研究，必然会研究背后隐含的假设：对于我们计划修改或取代的系统，如果我们的改革是建立在对它的本质和趋势透彻理解的基础之上，这将会为创造切实的改善提供更大的机会。因此，本文着力分离和界定自由企业的本质特点。作为一种系统或方法，自由企业致力于实现和指导以社会团体形式展开的合作努力。我们的努力要想获得成功，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我们必须同意，不管是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还是对有待考察的系统所做的辩护或批判，我们必须将这两者严格区分开来。我们首先要揭示这个系统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可以进一步发现，这个系统能够实现什么，不能够实现什么。与此目标紧密联系的，是对经济组织问题的背景资料进行梳理。所谓的背景资料就是那些保持不变的物质以及条件，它们是组织机制赖以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只有对这些基本因素有着明睿而清晰的理解，我们才能回答以下诸多问题：什么将会是理想的组织方式？如果无法达臻这个理想结果，自由企业系统是否该为此承担骂名？如果它确实难辞其咎，在什么地方可以做出变革或者替代，才能提供足够的改善机会，从而使得变革的实验师出有名？

本书探索的最终结果绝不会是对现存秩序的辩护。恰恰相反，本书很可能强调自由企业制度内在的缺陷。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需要借助严谨的分析，一方面强调解决问题的根本困难，另一方面强调某些人自满的观点，这些人过于乐观地认为，只要对社会机制做出改革，前途就会一片光明。无论是对于本书的研究，还是对于经济学理论所划定的范围，能容得下有关变革的，就只这项基础。对社会政策问题来说，要想获得最终的定论，不仅要对组织的其他可能制度作相似的研究，还要根据要实现的任务目标，将这些制度与自由企业制度进行比较。“一家之言”可能有害而无益。没有哪一种模式的组织足以或在可容忍的限度内满足一切领域的一切目标。毫无疑问，在最终的社会，每一种可以想象的组织机制各就其位，问题的形式就变成为，为最适合的每种组织形式界定社会努力的任务和范围。

一般认为，企业家是自由企业制度的“核心角色”。在技术层面，本书力图对自由企业理论所做的特别贡献，是全面而细致地对企业家的作用进行考察。对于和企业家特别功能相对应的报酬，本书还将考察决定这种报酬的各种力量。在1914年春天，阿尔文·约翰逊博士将利润问题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主题。那时，阿尔文·约翰逊博士还是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在约翰逊博士离开康奈尔大学后，这项研究主要是在阿林·杨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对于这两位教授的帮助，除了谨致谢意，实无以为报。1916年6月，本文在康奈尔大学获准通过博士论文，并被选送参加浩狮迈论文竞赛。此后，在芝加哥大学的克拉克（J.M.Clark）教授的编辑指导下，我重写了本文。与我的同事哈迪教授的讨论，并有幸阅读他未出版的论文“风险和风险承担文选”，也让我获益匪浅。芝加哥大学的雅各布·维纳教授阅读了全部工作的校样，我非常感谢他的好意。应该致谢的经济学家还有很多，他们出版的著作对我帮助良多，我的文章和注释未能尽述。

第一部分　引　论

第1章　利润和不确定性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

第2章　利润理论；变化、风险与利润的关系

第1章　利润和不确定性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

在社会科学中，唯有经济学，或者更确切地说，理论经济学，一心一意地致力于登入精确科学之殿堂。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学之为精确科学，自然可分享精确科学的殊荣，却也要承受精确科学固有的缺憾。如同物理学或者数学，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抽象以及脱离实际的成分。事实上，就精确性而言，尽管经济学不可能达到物理学那样的高度，但两者的差异也仅体现在程度上。不过，出于特殊的缘由，虽然经济学获得了适度的精确，然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更大程度的不真实。精确科学无非是进行抽象，最理想的方法是解析法。解析与抽象实际上同出而异名。我们的任务是将那些盘根错节、相互关联的变化之复杂现象梳理得井井有条。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对复杂的现象进行抽丝剥茧，使之成为前后一致的事件序列或者行为，也就是规律；其次，我们要将各种基本事件序列分离出来，然后对每一项进行单独的研究。

在有些情况下，诸般基本构成要素在自然中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被单独发现。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人为地设计出一些实验。通过这些实验，我们要么将这些要素单独揭示出来，要么在受控的伴随条件下将它们揭示出来。后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自然正是自然科学的拿手好戏。不过，要想将此种方法应用于产业社会，通常会四处碰壁。我们必须从常规出发，通过诸般关联，或者借助对一般原则的直觉认识，或者借助逻辑方法，洞悉事件序列之个别联系的作用机制，找寻出复杂现象蕴含之诸要素的表现形式。

不管什么类型的问题，运用解析方法总是相当的不完全。对于复杂现象之诸因素，如果我们将它们置于正常而现实的情况下，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应对的情况，解析法对其中绝大多数都将无能为力。解析法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以下事实是否成立。在由一堆问题构成的某种情况中，某些特定的因素是共性因素，这些因素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数量寥寥，更兼作用巨大，足以成为此种情况之主宰。这样，对于这些为数不多的因素，洞悉它们之间存在的规律，将会使我们得到总体情况之近似规律。这些规律告诉我们，哪些说法“倾向于”成立，或者说，在“理想条件”下，哪些说法“将会”成立。所谓的理想条件，仅仅指的是这样的条件：对于那些数量众多、变化万千但重要性稍逊的“其他事情”，只要我们的规律未将它们纳入考虑，那么，这些事情就被假定为完全不存在。

就达臻精确的高度而言，物理学当属自然科学之翘楚。如果条件可以简化，而且所有的干扰因素能够消除，那么，仅凭可发挥作用的屈指可数的几条规律或原则，物理学就可大展经天纬地之能。物理学要做出简化的条件，包括对空间维度、质量、形状、平滑度、硬度、弹性以及物体通常具备之性质所做的规定。尽管在现实条件下这种规定无法得以实现，但是，这么做绝对必要。“干扰因素”仅是无需加以规定的其他一切事情。虽然说全部消除这些干扰因素也不太可能，然而，做出这样的假设同样绝对必要。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找到“规律”，也就是对现象之单独因素和单独行为所做的描述。由于这样的规律未臻完全，没有包容特定情况下的所有因素，因此，不可能在一切特定情况下都完全适用。但是，由于这些规律近似真实，这样的规律能够使我们理智地处理实际问题。而且我们知道，针对这些规律的不完全之处，我们该做哪些相应的折扣处理。通过解析法，我们处理现象之中更为重要也更普遍的方面，从而获得这样的近似。唯有通过这样的近似处理，人类的智慧才能洞悉物质运动的规律，人类当前驾驭自然的能力才可达臻惊世骇俗的程度。

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已经构建了理论经济学的主体框架，这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由于诸多的原因，我们采用的方式不尽完善，也不完全令人满意。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同样是“趋势”，也就是说，在简化条件下，“将会”发生什么。这些简化条件在现实中绝不会实现，不过，它们多少总是接近现实的。理论物理学将抽象分析方法运用得相当成功，相比之下，理论经济学在这方面要逊色不少。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理论经济学对解析方法的本质和局限性认识不清。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经济系统将会发生什么。然而，在哪些条件下竞争是不完全的？理论经济学对这个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偶尔提及。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与现实生活的偏差有多大？偏差的方式是怎样的？在将结论运用于实际生活时，我们要做哪些相应的“修正”？对于这些问题，要给出系统的、前后一致的回答，理论经济学任重而道远。[1]

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内涵是什么？如何使用？经济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莫衷一是。这表明了有关该主题的思想仍然含糊不清、悬而未决。在一个极端，我们有数理经济学家和纯理论家。[2]
对他们来说，从有限的几条被奉为普遍规律的假设出发，推导出一个封闭的系统，这才是合乎科学的经济学。除此以外，就算有，也只有极少的内容才能登入经济学的大雅之堂。另一个极端则全盘放弃抽象和演绎的方法，坚持纯粹客观的、描述性的科学方法。这个极端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着形形色色的观点。

笔者目前的观点是，如果公平地对待这两种极端的观点，我们不难找到一条正确的“中间道路”。抽象的演绎部分仅仅是经济学帝国广阔疆土中的一小块封地。然而，耕耘这块土地，不仅机会良多，更是必不可少。事实上，我们用来比较的理论物理学，也是自然物理学中一个非常小的分支，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却是“第一”分支，是物理学其他部分的根基和先决条件。对于经济学的“纯理论”，这一点也同样成立。理论经济学也是经济学的一小步，但却是第一步。这所谓的一小步就是，在社会系统中，针对数量相对较少并且能够对基本趋势进行分离，探寻它们之间合乎逻辑的结论，从而接近于实际理解这个社会系统。如果演绎法和归纳法在理论上可以分开使用的话，那么，无论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在经济学里都有着大量的需求。这对其他科学亦然。正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正确地论述的那样，[3]
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运用演绎法推理，并且，每前进一步，我们总是要通过观察到的事实，来验证我们的结论。在应用这种方法时，如果要处理的数据过于复杂，我们必须使用归纳法并推导出经验法则，将这些经验法则和“动物行为学”（“ethology”）（现在，我们应该简称为“人类行为学”）的一般原则联系起来。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应特别关注附带条件（proviso）。在运用演绎法时，我们必须经常运用观察的事实来检验得到的结论，并据此修改我们所做的假设。对于通过归纳法得到的经验法则，在认定它们是重要的或者可靠的之前，我们必须比较它们和该项科学一般原则是否相容。如果坚持这种做法，那么无论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分歧。[4]

任何领域之研究方法，只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运用解析法，只要研究的方法比纯粹的描述更进一步，那么都可以作为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是层层递进的近似方法。[5]
经济学研究先从理论分支开始，仅研究关键问题中最为通用的那些方面，然后依据递进原则，针对越来越严格的现象类别不断深入。这种研究能够深入到何种程度，既取决于研究者的兴趣，也取决于问题的实际需要。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一般不会花太大精力不厌其烦地描述某个规律的细节。在进行演绎推理时，如果要考虑的因素数量过多，研究进程很快就会变得难以控制，而且错误将在所难免。虽然研究结果更接近事实，但却丧失实际的通用性。如果基本因素变得太多，我们最好停止单独研究个别因素，而运用经验决定的修正，直接研究近似结果的最后几个阶段。

纯粹意义上的理论研究方法，是对通用原则完全而单独的研究。有些因素在任何阶段都要纳入研究之中。相比于这些因素，另有一些因素的通用程度要逊色一些。由后一类因素造成的诸般波动、变化以及偶然事件，将会被严格排除在研究之外。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要使此种方法对经济学有所裨益，严格到什么程度才是可以容忍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在我们要研究的现象之中，我们能否发现足够稳定、足够重要的通用原则，来证明我们小心翼翼地做出的分离和单独研究没有白费。笔者坚决认为，这个答案必然是肯定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的欲望满足行为的特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已在西方世界居于主导地位，并扩展到更大的行为领域。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企业或者自由竞争制度。显而易见的是，自由竞争制度压根不是指完全的或者完美的竞争，而是指以自由竞争作为其无可争议的基本原则。完全竞争是第一个近似假设。在完全竞争中，我们将不同程度和不同种类的偏差抽象出去。在自由企业背景下，我们对于完全竞争系统进行研究，意义也就相当清楚。即使从实用意义上说，理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也特别显著。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些问题无不和竞争之“自然”结果的特性直接有关。这些问题是，我们是需要深化竞争的趋势，还是要用其他方式进行补充，或者阻止并取代竞争？

此种第一近似假设的理论意义已然彰显；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时，这种做法遵循思维方法的运作机制，在逻辑上也是顺理成章的。自有经济学以来，自有这样的社会制度以来，经济学家就一以贯之地依此方法进行研究，足以证明上述做法之正确无误。可以肯定的是，在运用这种方法时，经济学家没少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就笔者目前的判断，对古往今来经济学理论家的批评，并不是批评他们没有遵循理论方法，不去研究竞争组织的简化和理想的形式，而是批评他们在运用该方法时，不仅头脑不清醒，而且运用得既不严格，也不明确。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他们的批评完全正当。在历史上，这些经济学家在讨论这种方法时，倒显得晓畅通达、妙辩无碍，[6]
令闻者欣然激赏。然而，不幸的是，轮到他们学以致用时，结果却相差甚远。

在运用科学的方法，也就是通过简单的假设进行推理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做出推理的人，还是运用他的成果的人，双方都应该明白无误地知道，他推理的过程是什么，他运用的假设前提有哪些。这一点不言而喻。在过去，人们在使用该方法时之所以矛盾重重，是因为运用的背后隐藏着两个极端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普罗大众强烈憎恶一切通用形式的思考方法，甚至大部分所谓的“学者”也不例外。至于第二个困难，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在经济学中运用近似方法的那些人，对于结论仅作为对趋势之近似描述的特点，本身就没有足够的认识，更没有向他们的读者交代清楚，就迫不及待地将社会原则和商业政策建立在不完全的数据资料之上。没能强调经济思考的理论特点，这一错误招致的恶果在实用经济学的每个领域都非常突出。理论经济学家在求解“原则”时，脑子里并没有具体而清晰的假设。很自然地，不仅他们自己，还有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实际工作的人，当然会忘掉那些业已做出的与事实不符的假设。他们在得出原则时过于冒失，在将原则运用于具体实例时，得到的结论完全缺乏保证。这种推导明显站不住脚，往往有害无益，只会使理论本身蒙羞。这种做法当然是错的。理论物理学的每一阶段都建立在持续运动的假设之上。但是，我们不会容忍永动机玷污理论物理学。但是，在经济学中，如果人们对一般原则不信任，这种怀疑对清晰的思维将是致命的。只要对经济学理论的假设依然模糊不清、变幻不定，这种不信任就会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然而，对于这些假设，我们确实又很难表述得足够明白晓畅。当前非常急迫的是，将这些简化的假设与现实生活的复杂事实进行比较，使这些假设尽可能地引人注目，也尽可能地尽人皆知，就像物理学的那些假设一样。

上面所指的方向正是本书的宗旨。我们将尽力揭示理论经济学假设的不实之处。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使理论经济学蒙羞，而只是揭示理论上的局限性。与物理学相比，就理论经济规律的近似特点而言，如果没有通过经验所做的修正，此种规律难有实用价值。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历史原因。我们已经提到过。理论近似结果的局限性一直就语焉不详，对理论经济学家、实用经济学家以及政府官员来说，他们根本不考虑做必要的修正，使之适合具体实际，就贸然运用这些结论。如果没有认识永动假设的实质，人们就在永动理论的推理之上制定政策，结果注定要一败涂地。

第二个原因是，相比于物理学，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补充和修正的工作量要大得多。我们不能忽略这些修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特别加以强调。一般性的原则不会使我们贴近现实。就经济情况而言，属于变化和波动一类的因素所占的比例更大些。

就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异而言，对竞争机制的研究要超过对物质和运动机制的研究。然而，人们对前一种差异的熟悉程度却要逊色很多，而且更容易忽略这种差异。自从人类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他们就一直在观察和处理物质和运动的现象，尽管人们的方法比较原始。然而，仅仅是几代人之前，人类才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根据科学方法进行清晰思维的习惯，运用假设，从偶然特定的事例中分离出一般原则，这样的做法只存在于文明程度更高的那些阶层，只存在于受人尊重的那些人脑海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甚至是某些种族的本能天赋。[7]

人们中间是否普遍传播正确的观点，这个问题对于人类关系的影响要远大于对物理学问题的影响。在传播有关人类关系的思想时，人们奉行的是民主控制的政策；而在传播物理学知识时，人们并没有用前者那样的方法。这种区别对待是祸是福，尚难言说。只要人们考虑的是物质结果，那么人们是否真心相信能量可以制造出来，加农炮弹在沉入海底的半路上会悬在海水中，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根本错误认识，这些都相对无关紧要。在此领域，人们至少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传统，那就是知识和训练是管用的。我们已经说服无知者尊重饱学之士的判断。在自然科学领域，普罗大众都会欣然接受、使用和制造以科学为基础的工具，他们对这些工具背后的科学知识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就算在一定程度上要证明这些科学的内容，也还是相当有可能的。因为只要看到“结果”，就足以让人们心服口服。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并非如此。这个事实对人类同样福祸难料。全部的传统倾向于认为，“张三李四”的知识和任何“知识分子”的相差无几。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学无术之辈一般并不怎么尊重博学多才者的观点。没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很难对结论做出客观的证明。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要想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方面有所作为的话，首当其冲的一条就是，它一定要能够成功地将观点“兜售”给普罗大众。社会科学不仅仅要正确，要令人信服，更要尽可能地“浅显易懂”，这其中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将科学上的精确方法运用于社会现象的领域，不管这种做法是否如笔者所相信的那样有必要，甚至是反对者也会承认，自从现代经济学创立后，这种方法已经在大量的著作中广为使用。同样得到认可的是，对于经济学教育和一般讨论所使用的术语、概念以及思考方式，在现在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学阵地都将被这个传统所占据。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从假设或简化假设出发的推理，强调假设的特点，强调得到结果有条件限制或者近似正确，这无疑会彻底捍卫对这种方法的使用。人们也都承认，如果不彻底遵循这种方法，如果我们在做假设以及将假设应用到结论时都粗枝大叶，那么，错误和误解将不可避免，并且人们呼唤像本文目前所做的这种研究也就顺理成章。

将经济学的理论部分与经验部分做出更明确的区分，形成更清晰的假设，这个趋势可以在经济学的历程中找得到，特别是经济学近一阶段所取得的方向正确的进展，更是如此。对于数理经济学和非数理经济学的纯理论派取得的成就，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经济学已经建立了清晰而严格的理论体系（一般而近似），成果蔚为大观，也颇令人满意。帕累托和威克斯蒂德（Wicksteed）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遗憾的是，他们的成果尚未得到充分的认可，也没有获得在经济学中应有的关键地位。数理经济学派似乎更像是一个宗教小团体，除了少数“启蒙者”，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更像是一本没有开启的天书。很明显，从汗牛充栋的经济学著作来看，没有迹象表明这些作者掌握了经济学的一般原则。如果要证明他们理解了一般原则的内涵和意义，他们还得拿出更多的证据才成。在假设和现实条件之间，以及理论结论和具体事实之间，人们还需要做彻底而严格的比较和区别。我们还要提请经济分析者及其使用者注意，纯理论的演绎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不是因为理论演绎与事实确切相符（从严格意义上讲，正是因为与实际并不相符，它们才更有用），而是仅当理论与现实真相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仅当所有使用这些假设工作的人牢记这种关联是什么，理论演绎才是必要的。就算是纯理论经济学家，他们也没有不辞辛劳地强调他们的工作对于实际的重要意义，以及他们的工作与经济学以外的联系。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理论经济学家只对构建一个先验的系统感兴趣。他们也许有一些倾向于将这个系统看做是经济学中颇为特殊的一部分。这样的偏向是很自然的，甚至是有益的。但是，这种用处只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此范围内，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他们的脑子里都不会本能地建立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并且作为补充，对理论的解释成为不可或缺的工作。

经济学在理论研究领域进步的标志，是大量围绕正常（normarlity）概念以及与之类似的静态概念的讨论。英国的马歇尔致力于“正常”的概念。美国的克拉克[8]
则提出“静态”的概念。笔者认为，在界定一些重要概念的内涵及意义方面，马歇尔的工作相当出色，经济学家中无出其右者。不过，马歇尔本人对这些重要概念的态度却显得小心翼翼，甚至几乎可以说是反理论的。马歇尔拒绝做出明确的假设，也拒绝严格依照假设推理。他坚持尽可能贴近具体事实，讨论“具有代表性的”的条件，以之与极限趋势相抗撷。我们认为，贴近具体和现实的好处被讨论得含糊不清、不成系统的缺点抵消殆尽。这种做法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将本质埋没在一堆条件和细节之中。另一方面，克拉克教授是公开的理论派，他坚持精心地运用抽象分析法。但是，对抽象什么内容、如何运用抽象分析法，笔者持有异议。就假设规定的具体程度和明晰程度而言，克拉克的理论超过了马歇尔的理论。不过我们认为，在准确性方面，克拉克比马歇尔要稍逊一筹。[9]

人们之所以反对纯理论，通常是因为不能理解它，更为常见的是对静态或正常假设之内涵存有误解。做出静态或正常假设，这种做法已经固化于经济学方法论之中，并成为经济学非常重要的方法。这个方法并非玄奥难解，也无需诉诸天才智慧，所需要的仅仅是来自实践的常识。科学的目标是预测未来，从而使得我们的行动更加理智。[10]
我们的理性进行预测的方法是，分离出某种形势下的不同力量或趋势，单独研究每一种力量或趋势的特点和影响。静态方法和推理两者相辅相成，除了在给定条件下描述某种力量或者变化的影响或者结果，我们没有其他研究途径。

经济学的“静态”方法只做这一件事。它探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并研究在这些条件下，在可辨识的力量（或者发展变化——我们对所谓的力一无所知，我们只是假设力是变化的“原因”，这是唯一的事实）发挥作用时趋向于产生的结果。这种做法“不切实际”之处，仅仅在于它对问题的简化，也就是说，保留了那些明显的力量和重要的条件，暂时忽略了其他力量和条件。人类有限的智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我们必须首先一次讨论一项变化，假设当此变化发挥作用直到产生结果时，其他变化暂时保持稳定，然后我们尝试将全部趋势综合在一起，评估各种趋势的相对重要性，最后做出实际的预测。这就是我们思维的方式，我们必须分而治之。对于某种复杂的情况，如果真能以一个整体加以研究，那就根本没有“思考”的必要。从科学的意义上说，思考与解析实则同出而异名。

对于最终结果，我们需要更深入一些的表述。均衡的概念和静态方法紧密相连。在一定条件下，就科学所知的程度而言，大千世界的一切变化，都会有“最终”结果。如果我们没有表述这些变化的最终趋势，那么对于变化的描述将是不完整的。滚滚红尘的每一种运动，都是也可以被视为趋向于平衡的发展。水流趋向于同水平面，气流趋向于同气压，电流趋向于同电压，辐射趋向于同温度。每一种变化是对导致该项变化的力量的平衡，该项变化倾向于带来这样的条件，在此条件下该变化不再发生。水流不止，风吹不息，这一切仅仅是因为阳光的普照。太阳产生的热能持续不断地制造着不平衡，而水与风的持续运动不断追求着平衡。太阳的机理相同，只不过能量再分配的时间更长而已。

经济现象亦复如是。商品从需求或者价格的低点位，流向需求或者价格的高点位，每一次运动都消除价格差。商品循环往复，概因人类的生产活动（生产财富）使得新的供给生生不息。至于生产能力从一人向另一人的转移，这种机理同样适用。有多少待研究的变化，有多少有待假设的给定条件，就有多少静态情况。针对消费品供需（生产和消费）的给定条件，我们说与此有关的这种静态，这种说法有些主观武断，但却是权宜之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还有另外两个至关重要的静态问题：第一个是假定消费品的供给固定；第二个是，如果一般条件给定，在此条件下，生产品能够被创造出来，欲望会发生变化。第一个问题是市场问题或者是市场价格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经常被称为动态经济学问题。

目前，我们论文的讨论将围绕着正常（normality）的一般观点。我们视正常的一般观点为分离的尝试，即研究竞争性社会组织的关键的或者一般性的原则。我们研究的目标是，揭示经济思考历史的假设或假定的内容，这里指的是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自然价格”理论。我们这里指的，并不是古典经济学具体设想的假设，而是定义完全竞争条件的必要假设。这些必要假设正是古典经济学的目标所在。对于实际经济过程有限趋势的形成，这些假设也非常关键。[11]

正如本书标题所揭示的，我们的任务由利润分配理论的直接观点而来。一般认为，竞争的主要贡献是“倾向于”消除利润或亏损[12]
，使得经济商品的价值等同于它的成本。这也是一目了然的，或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既然成本与除利润之外的分配份额同义，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表达相同的原则，那就是，竞争倾向于根据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在要素之间分配，不留任何剩余。不过，在现实社会里，成本和价值仅仅“倾向于”相等，只是在很偶然的机会下，两者才确定相等。两者之间经常有着边际“利润”的差额，正负皆属可能。这样，利润的问题变成了完全竞争和实际竞争之间如何比较的问题。

我们对利润问题的初步考察表明，这个领域的困难主要源自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些观点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思考的土壤里。解开这团乱麻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找到隐藏在风险或不确定性背后的机理。一旦我们达成使命，这类混淆将会云开雾散。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将围绕着这个思路而展开。如果我们能对利润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那么，竞争理论与实际竞争（如20世纪的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的状态将能得到缓解。不确定性是什么？不确定性如何影响经济过程？这其实是个两位一体的问题。随着我们对此做彻底的考察及评判，我们将能给出答案。

对于不确定性，人们最熟悉的概念是“风险”。不确定性和风险从来没有被正确地分开过，而我们必须严格做出区分。在日常对话和经济讨论中，人们对“风险”一词用得比较宽泛。这个词确实包含了两重意思，就其和经济组织诸般现象的关系而言，这两重意思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我们将在第7章深入分析这种容易混淆的本质。在这里，我们会简单说两句有关风险的本质的观点。“风险”的关键事实是，在一些情形中，风险是可以度量的，而在另外一些时候，风险则完全不具备这个特点。对于这两种风险，究竟哪一种风险真正存在而且在发挥作用，这种不同造成的差异影响深远而且异常关键。“风险”一词还有其他含混的地方，我们也会加以指出。但是，上面的混淆事关要害。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或者严格地说“风险”（我们就这么使用这个术语），与不可度量的风险有天壤之别，前者实际上不能算不确定性。我们严格将“不确定性”限定在不能量化处理的那一类。这种“真正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形成了合理的利润理论之基础，也能够解释实际竞争和理论竞争之间的差异。

我们首先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利润理论，以此作为讨论不确定性的涵义和因果关系的背景。我们会简短回顾经济学历史对这个主题的研究，直至近十年。在用风险解释利润的研究方面，学术界近期形成了一些富有争议的观点。针对这些观点，我们会进行特别深入的考察。经此讨论，对于可度量的风险和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两者之间的差异的关键特征将彰显无疑。

在第二部分（第3章至第6章），我们将勾勒一个理论上的完全竞争社会。在讨论过程中，完全竞争的首要特点是没有不确定性（指真实的、不可度量意义上的），完全竞争所寻求的事实仅仅是实际竞争趋向的目标。这里关键的假设是，人们必须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其他假设要么包含其中，要么从属于这个假设。既然人类被赋予学习能力，并且倾向于认识他们行动的结果，只要人们不可能无所不知，不能达到目标的失败原因就显而易见，我们将能立刻解释“完全”竞争的趋势。现在，既然一般意义上的风险并不排除完美的计划（这个原因很容易说清楚），这样的风险不能阻止竞争力量趋向于完全的实现或产生利润。

在简短地研究过完全竞争并得出结论后，通过一个篇幅较短的章节，我们将分析除了不完全知识之外其他完全竞争的限定条件。然后，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仔细分析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概念（第7章），深入研究两者的影响（余下章节），特别是不可度量的真实不确定性对经济组织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理论的影响。在此主题下，针对可以度量概率的狭义的风险，我们将对它的经济关系做一些扩展的讨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可知概率的风险和真正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我们只是附带研究前者。

[1]
参阅麦肯齐，《社会哲学入门》，第58页。也可参阅白芝浩，《经济学研究》，第1号，《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假设》。

[2]
理论数理经济学有三大流派或学派，分别和三位大师的名字相联系，他们是古诺、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当前，洛桑大学的维尔弗雷德·帕累托博士是经济学数理方法最出类拔萃的传道者。在纯理论经济学家中，威克斯蒂德、熊彼特、潘塔莱奥尼三人秀出同侪。

[3]
《逻辑学》，第六篇，第9章和第10章。

[4]
演绎和归纳之间的关系精微奥妙。如果生硬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区分，只会使人误入歧途。我们将在稍后（第7章）对科学方法的本质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我们将会发现，从本质上说，根本就没有一般人所理解的演绎这种事实。我们发现，推断总是从特殊到特殊，归纳总是离不开假设，并且只是一种省力的方法。事实上，只有根据假设，我们才能睿智地研究事实，也才会有所收获。然而，假设是否有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针对过去事实的具体知识之上。所以，实际的科学方法包括了建立假设和验证假设。在任何领域，第一个假设通常是从“常识”而来，也就是说，是外部世界直接作用于人类智慧而获得的表面知识。就任何假设而言，人们通过研究修正或者拒绝具有指导意义的归纳观点，并推出新的观点。不管是新的观点，还是物质的组织进程，也会被如法炮制，接受评判和检验。归纳法之所以意义非凡，原因在于，如果我们不带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对现象的观察注定徒劳无功，因为这就是我们思维构建的方式。这就是假设真正的内涵，假设是一个问题。表面的观察提出了问题，我们通过研究寻找答案。当且仅当答案能够肯定提出的问题，并且答案不和实际应用的检验或者因果关系的观察相悖，我们就洞悉了一条自然规律，也就是有关我们身处世界的真相。了解这个真相，有助于使我们的行动更为睿智。

培根主义的做法是穷尽对事实的收集和整理。这种做法就算有价值，也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必要和富有成果的。另一方面，如果演绎法除了提出可加验证的假设外还想另有作为，那也同样会一无用处。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些领域，我们基于常识的归纳能够达到很高的确切程度，为我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数学“公理”。我们目前的研究涉及人类现象。在这个领域，常识或者直觉的作用更为重要。在有关人类行为的大部分领域，观察和直觉实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殊难分开。我们对于自身的知识建立在内省式的观察之上。但是，这种观察非常直接，我们可以称之为直觉。当我们将内省式的观察扩展到同胞身上时，我们更多依赖的是对语言、手势、面部表情等交流信号的诠释，与之相比，甚少依靠对行为的直接观察。从本质上说，这种解释过程非常接近于本能和下意识。因此，经济学一些基本规律自然是从“本能”开始。当然，通过常规意义上的观察和统计数据处理的归纳，这些规律也总还是要接受检验和修正的。

读者一定不能将我们的这一小段表述视作在解决哲学问题。和穆勒一样，笔者也是一个经验主义者。笔者认为，一切通用的原理或公理最终都来源于对经验的归纳。将归纳法作为一种方法，意味着如下的做法：为了洞悉事件蕴含的规律，有计划地研究这些事件，进行深思熟虑的、科学的归纳。演绎法意味着将一般性规律运用于特定情况，从而获得新的原理。就目前的观点而言，无论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作用都仅限于启发思维。如果归纳法想要穷尽所有，抑或演绎法想要直指结论，这两种做法都一样的不可能。

[5]
读者可以回忆孔德的做法。他根据已经确立的通用性原则，对科学做了排序。数学是对空间和数量特性的抽象，可以应用于一切现象。数学并没有针对这些现象多说什么。至于物质的规律、生物的规律，其通用性稍逊一筹，表现出更多、更具体的现实特点。同样的原则可以应用于任何知识分类。

[6]
参阅穆勒的《关于经济学未解决的问题》第五篇，对这个主题确实没有留下太多要说的。同样参阅凯尔恩斯（Cairnes）的《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和逻辑方法》以及英国经济学家对于方法的泛泛之论。“经济人”这个概念就是对经济学假设的抽象和简化特点的一种强调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逻辑》一书中，凯恩斯（Keynes）对这个论题做出了思路清晰、结论明确的讨论。

[7]
必须承认的是，事实上，在整个人类之中，只有很少的一些人在物理学领域拥有特别的理论感觉。在接触过机器、有文化的成年人当中，绝大多数人对于力与力之间转换和等价的最基本原则一窍不通。就他们自身的洞察力而言，粗浅的永动机就会轻而易举地将他们骗得七荤八素。在这些人当中，会有比例可观的一部分人，他们会基于对此类事物的判断，不自量力地挑战科学世界公认的结论。我们的国会一再讨论这个让人耳朵长茧的话题。除了凤毛麟角的科学头脑，似乎所有的人都能发明一些机械（永动）“设备”。这些（永动）设备的发明者似乎非常可能将全部身家押在这种明显荒谬的事业上。甚至于那些非常能干的工程师，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对物理理论既不理解也缺乏正确的评价。

[8]
奥地利的熊彼特教授沿着严格的理论路线进一步发展了静态的思想。

[9]
正如克拉克教授所主张的，我们将试图揭示这一点并不代表古典经济学理论隐含的假设。

[10]
参阅杜威对推理的定义。他认为，推理是社会式的诊断和预测的方法。

[11]
在这里，我们只需提及这个明显的事实就够了。这个事实是，无论是对于垄断，还是对于竞争，或者两者兼有，理论方法都适用。当然，也会有理论上“理想”的垄断。在完全竞争的一般系统中，真正的假设将是完全垄断的特例。理论和现实的不同，以及“理想化”垄断的意义与完全竞争的情况一般无二。在合适的地方，我们也会讨论完全垄断的内涵（第6章）。

[12]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用的“利润”是“纯利润”的意思。这是一种分配份额，不同于土地、劳动、资本这些生产要素的回报。

第2章　利润理论[1]
；变化、风险与利润的关系

在引言中，我们提及了有关理论经济学和利润的关系，也提到这样的事实，那就是，经济学家对于一些根本的假设还是一头雾水。考虑到这些事实，利润理论是经济学理论最不令人满意、最充满争议的分支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不过，既然竞争“倾向于”消除利润的观点已经广为认可，而本文所采用的观点正是探究完全竞争为什么在现实条件不能得以充分实现，除了一处重要的例外，[2]
这些观点居然没能解决利润问题，这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事实上，直到最近一些年，经济学才认识到利润是截然不同的分配份额，对利润的解释才获得明确的地位。

和绝大多数研究特定领域之人类行为的科学一样，经济学理论受到现实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常生活对一些术语宽泛的使用，给经济学的术语体系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利润的概念与产业组织以特定方式紧密关联，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这种联系方式的实现程度各不相同，并且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着。

当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开始著书立说时，也就是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早期，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还无足轻重，只限于少数银行和贸易公司。经济生活中当然也会有一些收取利息的借贷行为。但是，使用自有资本雇用劳动，从他人那里租入土地，还是产业的主导形式。管理的职能集中在资本家身上。由于英国的产业更新频仍，扩张迅猛，所以竞争还未臻激烈。拥有资本似乎是产业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只是到了最近，随着资本的积累、金融制度的完善以及竞争的加剧，焦点才从利息转移到了经商能力，获得资本开始变得轻而易举，或者至少对于那些能力超卓的人是这样。如果他们自己没有直接占有资本，也有可能获得资本，这使得通过借入资源经营企业更为寻常。

在早期的这种条件下，人们将企业经理的收入与资本所有权联系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古典经济学著作中，我们无一例外地发现，“利润”一词都是这么用的。对于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这两个概念，古典经济学家随心所欲地加以定义和使用，这导致了更进一步的混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区别，直指经济学的本质和方法论的核心，早期经济学家应该做出区分。不过，他们的工作未臻完善，这既可以理解，亦复不可避免。直到最近，马歇尔对长期正常价格展开的研究、克拉克对“静态”问题进行的分析、熊彼特所做的有益尝试，才使经济学对“自然”或正常的条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而言，这种模糊掩盖了资本家经理的总收入和合约收入之间的本质区别。在解释分配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唯一需要考虑的区分，是将有关企业经理人收入的理论限定在对“正常利润”的解释之内，而“正常利润”从根本上被认为等于合约利息。对于利息和利润，还有一种障碍导致两者之间的关系未能得到清晰地表述，这就是未能充分理解资本的生产力。生产力理论也是近年才得出的研究成果，古典经济学家未能掌握这一理论。

然而，古典经济学认为，正常的利润和利息“近似”或者“实质上”可以视为同出而异名，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就算亚当·斯密和他的门徒也认识到，甚至正常的利润也包含了资本利息以外的成分。对于照看企业与监管的回报，两者也总是能够被区别开来。古典经济学也提到了风险，但指的是资本损失的风险，这尚不能清晰地将利润从利息中区分开来。[3]
亚当·斯密明确指出这些因素，马尔萨斯和麦克库洛赫（M′Culloch）则更为清楚。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以某种探索的口吻指出，管理薪酬与其他薪酬的决定方式有所不同，他还指出，除了管理薪酬（和利息），利润还包含第三个要素，就是对风险的报酬。白芝浩反对将利息包含进利润之中，美国的沃尔克（Walker）也持同样的反对意见。不过，在英国，利润一词的使用也不那么严谨，这在马歇尔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就算美国的公司会计理论取得发展，已经将管理薪酬从利润中分离出去，但也有将利润和利息混为一谈的趋势。

法国的早期经济学家，从萨伊（J.S.Say）开始，对利润的看法自成一派，或者至少对利润一词的用法有所不同。法国学派坚持将利润从利息中分离出来，并将前者明确定义为一种工资。比如说，冯·曼戈尔特（v.Mangoldt）指出，之所以会有方法上的区别，是因为法国产业的一般特点与英国有所区别，也因为在法国，相比于资本因素，经理人个人禀赋的作用更显重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概论》第四版中，萨伊将对承担风险的报酬也包括进利润中。而在之前的版本中，他认为这种收入是资本收入的一部分。但在第四版中，他又将此种收入还给企业家。这里要特别提一提库赛尔-萨尼奥尔（Courcelle-Seneuil），他坚持认为利润并非工资，而是源自承担风险。[4]

老一辈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的研究各执一词。一些经济学家延续“英国学派”对利润的分类，舍夫勒（Schäffle）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们认为利润主要是对资本的回报。其他知名学者如罗雪尔（Roscher），他们采纳了“法国学派”[5]
的观点，将利润视为工资的一种形式。罗雪尔甚至不用“利润”一词，代之以Unternehmerlohn。其他经济学家，如赫尔曼（Hermann）和劳（Rau），采取多少有些折中的立场。

其他经济学家团体的观点对于我们的研究目标更为重要。他们认为，应该将利润看成一种具有独特形式的收入，既不能归为对资本的回报，也不能归为对劳动的报酬。胡费兰（Hufeland）[6]
以某种谨慎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立场，而里德尔[7]
（Riedel）表达得更为明白无误。不过，最著名的当属屠能（Thünen）和曼戈尔特。在他的杰作《孤立国》中，屠能[8]
将利润定义为扣除以下诸成分之后的剩余：（a）利息；（b）保险；（c）管理薪酬。这种剩余包括两个部分：（1）对风险的报酬，特别是价值变化的风险以及整个企业失败的风险，这些风险都无法通过保险加以抵御；（2）因为他为自己而工作，经理人劳动的特别生产力，他因为经营苦心筹划而度过的“无数个不眠之夜”。屠能分别将这些因素命名为工业报酬（Industriebelohnung）和工业收益（Untemehmergewinn），总和称之为行业利润（Gewerbsprofit）

对利润分析得最仔细也最透彻的当属曼尔戈特，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曼尔戈特对产业组织做了细致的分类，并讨论了企业家职能的经济优势。在此基础上，他发现企业家的收入是多种独特因素的复杂组合。曼尔戈特将企业家收入分成三个部分：（1）有些风险从本质上不能通过保险将之转移，对这类风险的补贴是构成之一；（2）企业家利息和工资，包括仅对资本或生产能力支付的特别形式的报酬。除所有者以外，别人无权利用这些资本或生产能力；（3）企业家租金。最后一项又分成四个子项：（a）资本租金；（b）工资租金；（c）大规模企业租金；（d）“狭义的企业家租金”。这些租金都是来源于企业家特殊能力特点的稀缺性（最后一项是该种能力的特殊组合），称之“对稀缺性的贴水”（Seltenheits prämeien）。这种说法当然是一种诡辩（尽管许多经济学家也这么用）。这是因为，所有收入都有赖于归属其上之要素的稀缺性。任何可以想象来源的收入似乎都包含在这种更细致、更微妙的分类之中。

还有一派是德国社会主义学派，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包括洛贝尔图斯（Rodbertus）、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Lassalle）及其追随者。他们的利润理论应该在经济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些经济学家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对利润的研究。当然，这种继承只不过是狭义上的（有人会说是不严格的、表面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将所有的收入归于资本，他们加上了土地。劳动价值论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起点。社会主义学派将收入的归属与对劳动价值论的误读合而为一。他们对收入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类。他们认为，除去工资以外的收入都是利润，利润代表着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资本与财产同义。由于财产所有权拥有对劳动工具的压倒性优势，因此它唯一拥有压倒其他经济行为的力量。资本被比喻为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或者剥削的政治权利。在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著作中，皮尔斯托夫在对其他观点批判了一通后，延续了洛贝尔图斯的主要观点。[9]

1871年，门格尔（Menger）发表了《国民经济学原理》，这标志着德国、奥地利在价值理论上的分水岭，也使得人们对价值理论重拾兴趣。在这两国，人们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利润的著名讨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格罗斯[10]
和马塔亚[11]
的专著以及米特霍夫[12]
（Mithoff）和克莱因韦希特（Kleinwächter ）[13]
的收录在舍恩贝格（Schönberg）著作中的研究。格罗斯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非常明白无误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利润是产品成本和价值之间的差额。他研究了企业家在消费品和要素这两个市场的处境。企业家在生产要素市场购入生产性服务和原材料，并在消费品市场销售最终产品。我们可以说，格罗斯将利润归结为企业家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就是说，主要是他超人一等的知识和预见能力。不过，格罗斯没有对风险或不确定性的本质和意义做出系统的研究。他认为，从本质上说，对于承担风险的贴水不可能成为一种收入，因为收益和损失必然取得平衡。其他经济学家很少会同意这种说法。在格罗斯看来，利润的社会意义就是诱使人们严格遵循以下的经济规律：尽可能低廉地生产，尽可能从产品中获得最大效用。

马塔亚对于利润的分析更像是门格尔价值效用理论的应用。他解释价格差的方法是，拥有多种用途的“更高级别商品”生产不同种类的“低级别商品”，直至生产出不同的最终消费品，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差异就是造成价格差的原因。他的讨论并没有突破对这类问题的既有观点。

米特霍夫认为，一方面，企业家的收入包括租金、工资等，这些都是他向企业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市场标准价格。除此之外，企业家收入还要再加上“利润”，利润可以视为对他承担企业破产风险的报酬。他认为，利润充其量是一个抽象称谓，是对一些未确定之剩余的综合。他还认为，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企业家收入才有明确的内涵和实用价值。

克尔纳（Körner）也是通过高人一筹的议价能力来解释企业家收入。他将企业家的地位想象成灯塔上的守望者。总的来说，相比于他购买生产性服务的那些人，以及购买他产品的那些人，特别是他雇佣的劳动者，企业家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克尔纳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来自同类灯塔的守望者的竞争没有消除此人的特殊收益。德国非社会主义派的经济学家经常和所谓的社会主义者论战，以证明利润的社会合理性。

克莱因韦希特从社会角度来看待利润，认为利润是对承担生产双重风险的回报。第一重风险是技术风险和经济风险。这一区分由格罗斯做出。第二重风险是监管的风险。从个人角度看，利润是投机性收益，源自商品的价格和生产商品要素价格之间的差额。他在书中更全面地研究了分配问题。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对英国古典经济理论进行冷嘲热讽的攻讦。英国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格应该等于它们的生产成本，或者说是工资、利息、生产产品的要素支付的租金的总和。克莱因韦希特没有对该理论做出严肃的批评，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掌握了该理论阐述极限趋势的真正内涵。他总的结论是，利润的存在源自利润理论的条件和现实的差距。这个结论的确是我们目前研究的起点。他表述了问题，却没有给出解决方案。他解释利润的方法，是调侃那些说需要对利润思考如何解释的说法。

德语系以外的国家，没有就利润的主题形成有多少独立的专著和论文。在这些国家，经济学家往往将利润问题放在一般分配理论中处理（尽管法国和意大利有一些例外，更详细的历史研究中会提及）。我们不可能将所有国家最重要的理论家的观点都过一遍并总结他们的观点。对任何学派和团体蜻蜓点水式的研究都会弊大于利。我们已经提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对于基本的理论和立场阐述精深，但有一个例外值得一提。[14]
研究利润常见的一种方式，是将利润看成特殊的垄断收益，或者将垄断地位的特点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考虑。这种方法容易将两种收入混为一谈。用“垄断利润”指垄断收入的惯常用法，会直接导致这种混淆。

在美国，利润理论首先取得的重大发展，是出自弗兰西斯·沃尔克将军[15]
（General Francis A.Walker）的工作。沃尔克着力强调企业家或者“产业船长”的地位和重要性。他的工作有助于将经济学从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粗枝大叶的研究中解放出来，后者将利润视为利息的成分之一。不过，沃尔克自己的“租金理论”尽管流行一时，却不值得我们流连片刻。沃尔克先于马歇尔、克拉克[16]
和霍布森（Hobson）[17]
表明，所有的收入在收入的决定模式上都类似于租金。这个观点一经明确，租金理论化为工资理论，其特殊意义就消失殆尽。

最近，利润讨论的兴趣中心从沃尔克的理论转移到另外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上，分别是“动态理论”和“风险理论”。前者是克拉克和他的门徒们。后一个观点的拥趸主要是霍利[18]
（F.B.Hawley）。无论将利润和条件变化相联系，还是将利润和风险相联系，这两种做法都不算新鲜。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卓然成派，形成明确充分的原则，来解释企业家的独特收入。我们需要对这两派理论稍做深入分析。

克拉克教授的分配理论是基于无利润之“静态[19]
”情况，动态理论就是与此相关的理论。克拉克教授勾勒了理论经济学三个主要分支的系统结构。

首先讨论的是一般现象，其次讨论的是静态社会的现象。我们首先研究那些不论在有组织的社会还是在没有组织的社会都起作用的经济规律。其次研究那些依靠社会组织而不依靠社会进步的力量。最后，我们需要研究社会进步的力量。除了在静态社会起作用的力量以外，还必须研究那些只有在动态社会才能起作用的力量。这就是动态社会经济学。[20]

静止状态就是李嘉图和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所指的“自然”调整状态。

价值的“自然”标准以及“自然”的或正确的工资标准、利息标准、利润标准实际上都是静态标准。它们都是能够实现所谓“自然的”价值标准以及“自然的”或正常的工资、利息和利润，实际上都是静态的价值标准。这些自然的价值、工资、利息和利润是等于在社会有着完整的组织，而不受社会进步所扰乱的情况下，所可能有的价值、工资、利息和利润。如果社会是静止不动的，任凭产业完全自由，任凭劳动和资本不停地流动，一个自然价值的制度就出现了。[21]

要实现静止状态，我们必须消除五种变化，这五种变化在发展中很常见：

有五种变动不断地发生，其中无论哪一种变动都会引起社会机构的反应，因为它改变了交换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团体制度的安排。这五种变动是：

1.人口不断地增加。

2.资本不断地增加。

3.生产方法不断地改进。

4.产业的组织形式不断地改善，低效率的工厂等等被淘汰了，而效率高的依然存在着。

5.消费者的欲望不断地增长。[22]

在静止状态下，每个因素都获得它的产出，既然成本和售价一直相等，因为除了常规的监管工作的工资，没有任何利润。

这些旧派学说认为，当商品等于生产成本的时候，便是“自然”的价格。[23]

商品价格和生产成本相等，对企业家来说，当然没有什么利润可得。一个商人，按照这种价格出卖他的商品，只能得到他所付出的劳动的工资，和所提供的资本的利息，除此之外，并没有得到利润。如果把他自己的劳动和他所使用的资本都包括在成本里面，那么他出卖他的产品，只能收回他所花费在制成这个产品方面的成本。我们可以看到，商品的价格不能获得利润的状态，和生产团体静态的调整后所生产的状态，恰恰相同。[24]

利润就是动态变化的唯一结果。“显然，这些变化有两个结果：第一，价值、工资和利息和静态的标准不同。第二，静态标准的本身不断地变动着”[25]
。动态变化的类型就是发明。“由于一种新的发明，某种东西的生产成本降低了。这首先给予企业家利润。其次又按照我们所曾叙述的方法提高工资和利息……又有一种发明出现。这个发明也产生利润。这种利润和前面一个利润一样，也是不能经常保持的，企业家只能暂时占有它，而不能长久保持它。这个收入离开企业家的手，而分布到社会的全体成员中去”。[26]
这样，任何一项动态变化的结果只是产生暂时的利润。但是，在现实社会，这样的变化经常发生，再调整也总是在进行。“结果是，工资标准必须不断上涨，而实际工资也不断随着增高，但是总要比标准落后一些”。[27]

在另一层意义上，利润取决于“阻力”：实际工资与静态标准的不同，是由于阻力的影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纯粹的商业利润一产生出来就被消灭了……，[28]
“如果没有这个不同，无论这对社会生产力有多少贡献，他将一无所得”[29]
。

将条件变化作为对利润的解释和原因，对这种方法给予致命一击的批评是，在一段时间内，有可以预见的变化，也有不可预见的变化，该方法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带来的根本问题。现在，如果仅假设克拉克教授列举的所有“动态变化”，以及其他可以命名的变化，都在变化发生前足够的时间内可以预知，或者这些变化按照一般正确知晓的规律持续发生，如果很有必要的话，这些变化延伸到未来的路径是可以预知的。这样，基于变化影响效果的全部讨论都将土崩瓦解。如果此种反驳认为克拉克的观点完全有悖于事实，纯属无稽之谈，我们的回答是，克拉克的观点仅部分背离事实。某些变化可以预见，另一些则不能。某些变化的规律在可容忍的范围内能够准确知晓。其他规律则几乎完全不可能被掌握。[30]
正是由于这种预知的不同，如果可以获得真正理解某一情况之诸般要素，那么将变化的结果与另一些变化相分离，就显得非常必要。很显然，正如克拉克教授所定义的，社会一定是动态的，所有价格都是“自然的”，或者都等于生产成本。这个社会排除了企业家获得净利润的一切可能。将“自然的”条件定义成“静态”条件，是错误的做法。

我们无需通过先验的论证来证明，只要对发展变化有一般的预知，就不会有亏损，也不会有赢利的机会。这是投机的第一原则。对于土地价值预期变化的资本化，这种情况是尽人皆知。任何变化的影响只要能够预知，就会提前做出贴现处理，任何与此有关的“成本”都会按此方式影响，我们不可能将两者分开。

沿着这条思路再深入一步，将会是饶有兴趣的事。正如上面提到克拉克教授对利润的特性的界定，利润诱使人们做出努力，承担包括在发展之中的风险。从预知变化到认识到以下的事实，仅仅是前进了一小步。这个事实就是，现实的变化通常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变化本身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对于那些具有重要经济影响的变化，如果它的规律是已知的，那么，就导致这些变化之人类行为而言，隐藏在背后的动机与人类生产直接效用的动机一般无二。这些活动通过竞争资源追求利润回报，这样的竞争将会使资源在两个领域的使用调整至平衡状态。如果在某些领域，导致产业进步的活动曾带来非常难以预测的结果，那么置于这些条件下的产业发展一定会很容易地发生。不过，对于发明创造、发现新的资源等活动，一旦这些活动失去了投机特性，那么，针对这些活动的回报与其他任何种类的生产性行为产生的工资、利息以及租金并无二致。如果在相同的竞争性市场，这些回报数量上相等，决定方式相同，简而言之，它们将仅仅是工资、利息和租金，而不是利润。如果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见到（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这就是实实在在会发生的情况。只有当变化及变化的后果在本质上不能预期时，动态变化才能够产生特殊形式的收入。

既然只要变化的规律已知，就不可能有利润产生（事实上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那么，这个变化不可能是利润的原因。变化和利润之间的联系既是不确定的，也总是不直接的。变化可能会造成某种形势，如果变化导致人们对未来一无所知，那么从中可能会产生利润。如果没有符合这种情况的变化，将不会有利润，因为所有的事情将会沿着绝对一致的方式进行，现在绝对可以预知未来，竞争将会将事情调整到所有价格等于成本的理想状态。变化是导致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必要条件（尽管一无所知并不一定伴随着变化而来，而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如此），如果变化令我们出现错误，这样的变化才是利润的原因。

不仅存在着有变化发生而无利润的情况，在完全不存在“动态”或克拉克教授列举的发展变化时，也会有利润出现。如果条件出现不可预测的波动，[31]
一样会导致对未来的一无所知，竞争性调整的不准确以及利润的产生都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对变化的发生的预测出现错误，在效果上等同于变化无法得到预期。无论是动态的变化，或是任何变化，都不能产生利润。只有现实条件与预期之间出现的偏差，才是利润产生的原因。对未来的预期是人们做出商业安排的基础。为了获得对利润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要从“动态”理论转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理论。在日常用语和商业活动中，对于这种未来不确定的条件，人们宽泛地使用“风险”一词加以描述。

除了在一两处偶尔涉及之外，在我们引述中的著作中，克拉克教授并没有提及风险。在一篇名为《保险和利润》[32]
的短文（为反驳霍利先生而作）中，他认为承担风险产生了一类特殊的收入，但是他将之归于资本家，并没有将之给予企业家，仅此而已。但是，如何处理这类收入，这类收入和利息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这种收入不是利润，因为他将利润定义为“商品价格超过成本的部分”。[33]
“显然，企业的风险落在资本家身上。企业家则是两手空空。如果一个人一无所有，他无法承担风险”[34]
。在他稍后期一些的著作《经济理论的本质》中，风险主题再次受到漠视。[35]
风险被简单地排除在讨论之外，因为“风险的主要部分源自动态原因”。那些“无法避免的静态风险的剩余”，可以通过“将一小比例的年度收入”计提出来加以应对。“当这些损失发生时加以补偿，使得企业的获利和股票所有者、资本出借者、实际产品的劳动者这三者的稳定回报差不多。”

很明显，克拉克教授承认，他的完全竞争状态暗含着这样的假设，那就是，对现在和将来与他们的商业行为利益攸关的事实，所有社会成员完全知情。在这个方面，威列特博士（A.H.Willett）对静态理论进行了补充。[36]
在对租金的研究中，约翰逊博士（A.S.Johnson）也讨论过这个主题[37]
。威列特认识到，发展的干扰影响并不是导致实际社会和理论状态之间的偏差的唯一原因。“静止状态的概念是通过抽象过程达到”，就算消除了五项动态变化，抽象过程也不会就此“止步”。

就算所有的动态变化都停止，人类社会仍然无法实现理想的静止状态。我们还需要做其他的假设。例如资本和劳动的畅通流动、放之四海皆准的经济动机、准确预知未来的能力……

正是最后这几项干扰因素对静态工资和利息标准的影响，才是我们寻找的决定因素。只有对经济行为的结果的预期和实际结果之间不存在偏差，我们才能实现理想的调整。生产和消费必然绝对一致地进行，或按周期性的规律进行。[38]

上面业已承认，静止状态并非理想的竞争条件的足够表述，人们很容易推断，需要顺着整个静态理论，对利润研究做一些调整。但是，我们引述的这位作者并没有这么推想。威列特没有寻找，也没有发现利润和风险之间的联系。他明确同意克拉克的观点，也就是说，只有同时是资本家时，企业家才承担风险。承担风险结果的收入并不是利润。威列特在讨论风险承担的回报时，他甚至比克拉克还要强调，只有资本家才承担风险，并获得风险承担的回报。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观点”[39]
。但是，他不能解释人所熟知的如下事实：除了抵押已经拥有和投资的物质资源，人们还有其他方式来承担他们的义务，例如，通过抵押他们各种渠道的收入和未来的收入能力。

约翰逊博士在对利润的讨论中提到了风险。但他并不试图在风险中找到对利润的解释。他讨论了“幸运而有能力的企业家的收入”的四个要素：

（1）有关机遇的收益，其中一部分被更小的损失所抵消（由其他企业家承担）；（2）比起那些受雇佣者，企业家组织劳动和资本更有效率；（3）经济增长第一轮成果所占的一定份额；（4）相对于他们的需求，作为一个阶层，企业家的供给是有限的，由于这种稀缺性形成的获益。

我们无需停下来详细地批评这种分析。我们可以指出，第2条和第4条是重复的。这两条都不能将利润从工资中区分开（第4条不来源于其他收入）。第3条指的是对利润的“动态”解释，如果不作深入说明，有些不清不楚。第1条似乎指出了利润和风险的关联，但却没有说透。作为对于动态理念的修正，这些对风险的讨论无意解释利润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然而，我们对克拉克教授的讨论表明，讨论这种关联是必需的。这两个学者都反对利润是承担风险的结果的理论，并试图加以反驳。

霍利强烈支持利润只能够通过风险进行解释的理论。[40]
他还发现，承担风险是企业家的关键职能，也是他独特收入的基础。在霍利先生的分配理论中，企业家起着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企业家是唯一真正的生产要素，严格地说，土地、劳动和资本都降格为生产“手段”。针对作为企业家的回报的利润，霍利说：[41]

……企业的利润，或者说土地、资本、劳动（由其他人或者企业家自己提供）的要求权得到满足后的剩余，并非对于管理或协调的回报，而是对于企业家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回报。

没有任何人，也没有哪家企业，会让自己处于这样的风险中，他相信与此风险相当的实际价值—　—考虑到他的预测处于平均正确率—　—的净收入归于企业家整体，这项收入等于企业的收入及实际损失的差额。这项净收入显然是该企业未经预先确定的剩余，利润是对于承担责任的回报，特别是它并不是排他地包含所有权。[42]

在将利润定义为“剩余收入”这一点上，霍利先生和克拉克教授及其门徒是一致的。他们也都同意，与承担风险有关的特别收入的本质和基础，是超过风险的实际价值之上的报酬。这是因为，暴露在风险之下是“令人不快的事”。但是，霍利坚持，剩余收入和不确定性收入是可以互换的概念。[43]
而克拉克同样确信，承担风险的报酬必然要落到资本家身上。企业家的纯利润是垄断一类的收益，这类收益是由与动态干扰关联的因素所引发的。在静态条件下，他仅收获管理或者协调工资。霍利认为这种收入仅仅是工资，不是利润，不能成为区分“静态”和“动态”的条件。在霍利看来，由于存在所有权的事实，协调有别于劳动，“是一个争议的焦点”[44]
。利润不可能是对管理的报酬。因为可以雇佣经理人从事管理工作，而经理人却不承担风险，因此此人不再是企业家。

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家可以通过保险，支付固定成本，从而消除风险。但是，这样的保险行为也褫夺了商人的企业家职能。这点是可以承认的。“因为，企业家通过保险消除掉他所承担的所有风险后，除了管理薪酬和垄断收入，他将别无所获（也就是说没有利润）”[45]
。商人做出一定的保险，他就限制了他的特殊职能。不过风险仅仅转移给承保者。承保者接受风险，他自己就变成了企业家，接受事先不确定的剩余或者利润。“承保者的回报不是他收到的保费，而是保费和他最终遭受损失的差额”[46]
。

要解决以上的分歧，并澄清有关事实，线索只有等争议双方落入某种含混的概念时才会出现。我们假设，企业家在承担风险时，他知道这些风险的“真实价值”。正是这个假设会导致混淆难明的概念。是承担已知风险的回报，还是承担未知风险的回报，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已知的风险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回报或特别的付出。尽管威列特区别了“不确定性”、风险和损失的数学概率[47]
，终其研究，他仍将不确定性处理为数量可知。[48]
约翰逊也如法炮制。他也在多处暗示，真实风险或者风险的实际价值可能是未知的。他还花了一些笔墨提到屠能强调的可保险和不可保险风险的区别[49]
。但是，在对利润的讨论中，他完全没能考虑以下这个事实，那就是，包含在企业家职能中的风险在数量上不是已知的，也不可能是已知的。

霍利如法炮制，他反复提到不能保险的风险的事实，也提到“天生好运”，也提到“无人能预知的变化”。但是，他不能深入探究不能保险之风险的内涵，也认识不到它的理论之滥觞。[50]
他一度研究得如此之深入，他说：“在任何承担实际风险的企业中，我们发现，垄断利润的主要来源对不同企业其实各有差别，不同之处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环境。”[51]
他还说，“利润是明智选择风险的结果”[52]
。就算他曾经理解到这个程度，他还是没能达到应有的高度，没能从以下事实中得到结论：任何风险家承担风险的实际价值都是未知的，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的竞争者。

在某种意义上，霍利先生已经非常接近问题的核心。他坚持认为，所有者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是作为企业家根本的禀赋。企业家是一切实际财富的所有者，也包括风险。协调者“做出决策”，但是企业家“接受决策的后果”[53]
。他承认，除了确认的企业家之外，还有别人也面临风险。地主也是所有者，他的土地价值也可能会发生变化。资本家特别需要为他运营的巨大风险做出补偿。租金和利息的一部分相应就是利润。如果某人用自有资本投资于任何机会，他就综合了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两种职能。这个结论对劳动者也同样适用，因为他也与风险同在。

霍利先生没有认识到，需要给“风险”一词做出特别定义。但是，很明显的是，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他也认为风险可以按数量已知的方式处理。他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54]
他和他的反对者都没有察觉到，既存在可以确定的不确定性或风险，也存在不可确定且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而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对霍利来说，风险的价值是否可知，这个问题唯一的实际意义，就是决定该风险能否被保险，也就是谁才能获得承担风险的“利润”，甚至后面这一点也没有明确指出。现在，稍作考虑就会表明，如果某项风险可以保险，暴露这样的风险之下，并不见得会如何地“令人不快”。因此，针对这种所谓的不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收入。如果风险的几率或数学概率完全可以知道，那么不会有对承担风险的回报。风险存在的事实，不会对任何方式的收入分配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任何交易的收益或亏损的实际概率可以辨识，不管是通过计算先验概率得出的，还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运用统计学方法得出的，通过支付小额的固定成本，可以免除承受风险的负担。这里所指的成本仅用于提供保险的管理费用。

事实上，如果某种情况包括某种已知风险，这种情况也可以被称作“不确定的”。不过，这种不确定性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成实际的确定性。这是因为，如果类似案例的数量足够多的话，根据概率法则，结果将是可以预测的。随着样本数量的扩大，这种预测的偏差将会趋向于零。这样，可以发展出这样的商业组织，综合足够多数量的案例，从而将不确定性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这种做法正是保险机构的拿手好戏。

面临这样风险的人可能会自愿不选择投保。但是，很难将这种行为和精心的赌博区分开。将一般意义上的赌博收益当做分配理论中特别的一类收入，这种做法没有让经济学家觉得有什么不妥。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就算风险可以确定，实际的困难也会阻止保险的运用，我们的回答是，从技术意义上，保险只是可以运用该原则的方法之一。如果风险是可以度量的，我们会深入我们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一般探讨。“道德因素”或者一些其他的考虑会使得普通的保险也难以实行。人们会想出和采用其他一些方法，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当商业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程度可知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根本已经不是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如果样本组足够大，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会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对于这两种关于利润的针锋相对的理论，我们已经做出的分析结果应该能够揭示出，它们各自有哪些地方存在不足，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找到利润问题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已经知道，首先，如果变化是已知的，这样的变化不会妨碍竞争性调整。第二，对于那些不可预测的变化，如果它们出现的几率不管用什么方式可以度量出来，那么这种变化同样也不会有什么实际影响。在一个组织有序的社会，如果商人知道：（1）什么样的实际变化已经迫在眉睫，或者（2）他们面临的风险（也就是任何特定事实的概率）的影响从长期来看是同样的，这种变化的唯一结果是对生产能力做特定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会持续发生，不会对完全竞争条件带来任何干扰。[55]
预测会带来成本，组合风险以及消除风险不确定性的组织也会有成本。只要在竞争条件下这些成本是给定的因素，就都不会否定前面的结论。

无论是动态理论，还是风险理论，下面的原则都是真实的，而且这个真实的理论必定在一定程度上调和这两派的观点。一方面，利润事实上与具有经济性内涵的变化紧密相关（只是因为变化是不确定性的条件）；另一方面，利润显然是风险的结果。这里所指的风险，用其他更好的称呼，仅仅是独一无二的风险，是无法做出度量的风险。克拉克学派将变化与常见的但并非普遍的或者必要的变化内涵混为一谈。这两个学派都因循日常语言所犯的错误，即将风险视为同质的一类。风险在类别上的根本差异，正是解开全部谜团的关键。

“不确定性”的内涵，以及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以及它们在竞争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意义，将会是我们在本书加以研究的核心主题。我们下一步的讨论将是，在不确定性和与此相关的利润全都不存在的条件下，对价值确定和分配的竞争机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不确定性研究奠定一个可资比较的基础。在接下来的三章，我们将会研究完全竞争社会的条件和运作机制。在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一条将会一直是，所有竞争者掌握经济形势的准确而确定的知识。

[1]
针对利润的专著颇多。在这些专著的引言章节之中，作者们大都介绍了有关利润理论精彩纷呈的历史。对于这个主题，我们如再不厌其烦，那就有些多余了。特别参见以下的著作：

曼戈尔特，Die Lehre vom Unternehmergewinn，莱比锡，1855年；

皮尔斯托夫，Die Lehre vom Unternehmergewinn，柏林，1875年；

马塔亚，Der Unternehmergewinn，维也纳，1884年；

格罗斯，Die Lehre vom Unternehmergewinn，Leipsic，1884年；

波特，Entrepreneurs et profits industriels，巴黎，1901年。

[2]
这个例外就是克拉克教授的理论。克拉克的理论包括两方面，一是作为完全竞争理论的“静态理论”；二是作为发展结果的利润之“动态理论”。我们很快将从克拉克的理论入手加以评论。

[3]
想要深入了解英国经济学家这方面更深入的观点及引用，参见坎南，《生产和分配的理论》，第6章，第二节；也可参见同一作者在《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利润”条目下的文章。坎南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及其有关的批评，他认为后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英国经济学家。坎南认为，德国人和他们在法国的拥趸们所持的是利润观，仅是工资理论的翻版。就这两派的观点来说，坎南的观点从总体上略显公平，不过，很难说表达上的差异并不代表着思想上的不同。不过，绝大多数分歧无疑是用词上的差异。用旧瓶装新酒，确实会带来歧义。“利润”仍然一词多用。

[4]
文章，“利润”，In Coquelin and Guillaumin′s Dictionna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巴黎，1852年。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他倒没有这么明确。而且，在同一篇文章里，他提出，利润取决于企业家的聪明才智，以及他工作的条件是否对他有利。他的摇摆不定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Kleinwächter将他和萨伊的门徒归为一类，都属于工资理论派（参见，Das Einkommen and seine Verteilung，第278页）。不过，库赛尔似乎瞥见了一丝真相之光。因为，他认为，在进行承担责任的决策时，天然就包含着承担自我判断失误的“风险”，比之保险之中所承担的“风险”，这是一个迥乎不同的现象。我们后文的大部分基础，就是建立在这种区分之上。

[5]
这两大以国定名的学派在国界上倒也是泾渭分明。唯一一个显著的例外（除了孔塞拉），法国经济学家罗西（意大利籍）强烈拥戴英国学派的观点，或者说资本主义式的观点；而在另一边，萨缪尔·里德一方面同意当前英国学派对术语的使用，但与英国学派的核心观点分道扬镳，他赞成萨伊及其弟子的观点。里德坚持认为，“利润”与资本回报或者说利息是一回事，而企业家独特的收入应该是工资。他还强调，他所说的“利润”中包含了对“风险做出补偿”的要素。不过，他认为，导致风险的原因是未可确定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在本科学的藩篱之内”。引号中的话表明，他已经洞察到此类风险独一无二的特质，因为这表明此类风险不可能补之以风险贴水。参见他的《政治经济学》，爱丁堡，1829年，第263页及第269页，注释。

[6]
1Neue Grundlage der Staatswissenschaft，第一卷，Giessen，1807年。

[7]
National Ökonomie，1839年。

[8]
31821年，第三版，1876年。参见第三版，第二卷，第83页。

[9]
还可参见皮尔斯托夫在康拉德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中的文章Unternehmergewinn。凡勃伦博士关于资本和利润的概念强调倾向于同样的观点。

[10]
1821年，第三版，1876年。参见第三版，第二卷，第22页。

[11]
同上。

[12]
G.Schönberg，Hand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第二版（图宾根，1885年），第670起。

[13]
同上，第220页起。

可以和以上同为一组的其他著作有：

E. Aug. Schroeder，Dab Unternehmen and der Unternehmergewinn，维也纳，1884年（出版日期和格罗斯和马塔亚的著作相同）。

A. Wirminghaus，Das Unternehmergewinn and die Beteiligung der Arbeiter am Unternehmergewinn，耶拿，1886年。

E. Zuns，Swei Fragen des Unternehmer-Einkommens，柏林，1881年。

A. Körner，Unternehmen and Unternehmergewinn，维也纳，1893年。

[14]
在对利润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创新来自晚近的法国经济学家拉沃格内的著作Théorie des marchées économiques（巴黎，1910年）。他认为，利润是对idée productrice的补偿，他将idée productrice提升到独立生产要素的地位。在他的著作中，他已经独具创意而富于启发地勾勒出分配理论。参见杨教授的评论，《美国经济评论》，第一卷，第549页起。

[15]
《政治经济学》，第四部分，第4章。还可参见《商业利润的来源兼答麦克维恩先生（Macvane）》，《政治经济学杂志》，第一卷，第265页起，以及第二卷，第263页起（麦克维恩信奉的是垄断理论；参阅《政治经济学杂志》，第二卷，1页起，及第453页起）。

[16]
《由租金规律决定的分配》，《经济学季刊》，第五卷，第289页起。

[17]
《三类租金的规律》，引用同上，第五卷，第263页起。从详尽程度上看，无论是克拉克还是霍布森，都比不上威克斯蒂德（《分配规律的协调》，伦敦，1894年）。

[18]
这不是说，就我们讨论的问题，只有这两类观点值得一提。也不是说，在研究利润时，其他美国经济学家对分配问题没有贡献分毫的原创性思想。其他经济学家，诸如达文波特、埃利、费特、费雪、约翰逊、西格尔、西里格曼、陶西格等等，他们的讨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特别值得一提的，应该是卡弗的《财富的分配》。在利润一章中，他对承担风险的报酬和承担风险的结果所做的区分，为解决此类问题指明了方向。其他经济学家注意到对风险概念的关键解构。不过，没有人走得像卡弗这么远。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做出最杰出讨论的教科书，是泰勒教授未出版的《经济学原理》。这是一本自始至终推理正确、理论表述准确的杰作。

[19]
参见《财富的分配》，1900年，还可参见《经济学理论的本质》，1907年。

[20]
《财富的分配》，第30页、第31页。

[21]
同上，第29页。

[22]
同上，第66页。

[23]
《财富的分配》，第68～69页。

[24]
同上。在某些层面，约瑟夫·熊彼特教授对静态问题的研究比克拉克教授还要精深。他认为，在静态条件下，不存在正确意义上的企业家。他补充说，消费者是真正的企业家。不过，似乎更好的说法是，企业家职能是缺失的，静态条件下就是如此（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 Entwickelung ）。

[25]
同上，第404页。

[26]
同上，第405页。

[27]
同上，第406页。

[28]
《财富的分配》，第410页。既然利润的变化主要来源于资产价值的调整，这个错误甚至隐藏在假设里。当然，如果我们对“阻力”的定义如此宽泛，“畅通无阻”意味着没有任何力量违逆人类的意志，这个困难当可避免。然而，如果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一个制砖厂转瞬之间就能变成铁路站场或是快速船，人类的经济行为或者经济学都将成为多余。

[29]
同上，第411页。就这一点，克拉克教授有一个说法，沿着这个说法会推导出和他的分析大起冲突的问题。他说（第411页），“利润是进步的诱因，进步是工资持久增长的源泉。要确保进步，这样的诱因必须足够之大，从而使得人们愿意披荆斩棘、承担风险”（斜体是我加上的）。似乎努力和风险与“此类企业家”的收入有某种关系，就像变化和阻力那样。沿着这个思路，他在第1章（第3页）又说，“　自由竞争倾向于给予劳动者他所创造的产出，给予资本家资本所创造的产出，给予企业家协调功能所创造的产出”。如果我们要问（我们很快就会问），为带来进步而付出的“努力”及承担的“风险”，或者由此带来的收入，在本质上与其他的努力和风险及其收入有什么不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被迫说，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完全跳出变化这个事实，在别处寻找对于企业家独一无二的收入的解释。

[30]
有人认为，变化不可能被预见到，因为这样会使得变化立即发生，因而是荒谬不经的。这个观点可予一驳。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指的是发现一些事实，这些事实一旦被预期到，将会马上促成它们的出现。然而，并没有太多的经济变化属于这一类别。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确实相对更好预测一些。更为广义的欲望发展特点也是可以获知的，并且就算知道也不会对它们的变化带来影响。要是我们指的不是将在哪里发现的话，甚至对自然资源的预测也是可能的。不涉及细节的发明也是如此。事实上，在对企业运营政策进行评估和决策时，我们经常将发明创造和工艺提升的可能性也考虑在内。一切变化都可预测的假设有悖于事实，但变化本身不会自相矛盾。我们将把这个问题留待后面进行完全的讨论，以证明变化的价值和意义。

[31]
需要对波动做一个规定：在一个相对于人类寿命而言足够短的时段内，波动必须是达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是没有规律的，波动相互之间不能抵消，也不能简化到前后一致的或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

[32]
《经济学季刊》，第七卷，第40～54页。

[33]
同上，第41页。

[34]
同上，第七卷，第46页。

[35]
同上，脚注，第122～123页。

[36]
《风险和保险的经济学理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研究》，第十四卷，第二篇。

[37]
《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租金》。美国经济学会出版物，第三辑，第三卷。参见第6章：《租金、利润和垄断回报》（这些专著是克拉克教授指导下的博士学位论文）。

[38]
《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租金》，第13～14页。

[39]
威列特《，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租金》，第72页。

[40]
对霍利的理论最全面的说明是在他的《企业和生产过程》（1907年）一书中。最早一些时候发表在《经济学杂志季刊》上的文章包含了更简短的观点。

[41]
更早一些，霍利先生曾试图以最精炼的形式表述他理论的核心要点。在某些方面，他的表述更为出色，值得引用如下：

“对于最终的消费者，为了获得某个产品，他被迫接受的价格不仅足够包括企业家的所有成本项，在这些成本项中，不仅必须有一定的量足够支付企业家及他的保险者必须承担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所造成的实际或平均损失，还要另有一定余量，如果没有这样的量，就不足以诱使企业家或者企业主以及他的保险者承担在风险下的不愉快。

超出企业家的成本的消费者剩余，一般认为就是利润。就这种情况的本质而言，那种未经确定的剩余是诱使企业家或者企业主承担一切风险的诱因，不管这些风险的性质如何。这是生产的必要条件。究竟是诱使企业家采取行动（承担风险），还是对此行动的回报，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差别不在于事情本身，而仅在于看待这件事情的时间。作为诱使企业家在一切产业交易伊始冒风险的诱因，尚未决定的剩余同样应被看到对已经承担风险的结果的回报”（《经济学杂志季刊》，第十五卷，第603～620页）。（引用部分原来就是斜体字）

[42]
更早一些，霍利先生曾试图以最精炼的形式表述他理论的核心要点。在某些方面，他的表述更为出色，值得引用如下：

“对于最终的消费者，为了获得某个产品，他被迫接受的价格不仅足够包括企业家的所有成本项，在这些成本项中，不仅必须有一定的量足够支付企业家及他的保险者必须承担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所造成的实际或平均损失，还要另有一定余量，如果没有这样的量，就不足以诱使企业家或者企业主以及他的保险者承担在风险下的不愉快。

超出企业家的成本的消费者剩余，一般认为就是利润。就这种情况的本质而言，那种未经确定的剩余是诱使企业家或者企业主承担一切风险的诱因，不管这些风险的性质如何。这是生产的必要条件。究竟是诱使企业家采取行动（承担风险），还是对此行动的回报，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差别不在于事情本身，而仅在于看待这件事情的时间。作为诱使企业家在一切产业交易伊始冒风险的诱因，尚未决定的剩余同样应被看到对已经承担风险的结果的回报”（《经济学杂志季刊》，第十五卷，第106～107页）。（引用部分原来就是斜体字）

[43]
《经济学季刊杂志》，第七卷，第465页；第十五卷，第88页。

[44]
《企业和利润》，《经济学季刊杂志》，第十五卷，第86页。

[45]
《经济学季刊杂志》，第七卷，第464页。需要解释的是，霍利所谓的“垄断收益”包括因为稀缺而产生的收入。他发现，垄断收入在工资和利息中占有可观的比重，在利润中的比重更大些。一切租金都是垄断收入。我们已经反复观察到此种谬误的例子。我们要指出，没有哪项收入不是因为所需的要素是“稀缺的”。

[46]
《企业和生产过程》，第111页。

[47]
同上，第27页起。

[48]
霍利将风险定义为“主观不确定性的客观相关性”（第29页）。风险与损失的数学几率不同之处在于，数学意义上的事件发生与否的几率完全相等。既然假设数学几率可知，仍然可以将风险水平视作可知。对于这一点，威列特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霍利倒是这么做了（参见上面引文的42页）。不过，他的讨论表明风险水平被当成可知的。他拿赌博几率或者保险领域的情况举例，他说到“既定水平风险”（第65页）对投资者的影响，等等。他确实认识到，事实上风险的水平并不总是可知的。他也讨论了估计风险水平的方法。不过，他迫不及待地将估计风险实际价值的错误结果从他的讨论中消除掉了（第66页和第76页）。

[49]
《企业和生产过程》，第112页。

[50]
读者可以回顾许多早期关于利润的讨论（本章前面部分讨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曼戈尔特和屠能。他们都认识到某些风险是不能保险的，而其他一些则可以保险。目前，我们只能做出诸如“这种情况的本质”之类的表述，这意味着这种情况还不能做出解释。

[51]
《利润的风险理论》，《经济学季刊杂志》，第七卷，第468页。

[52]
《企业和生产过程》，第108页。同样参阅，卡弗，《利润的风险理论》，《经济学季刊杂志》，第十五卷，第456页起，以及《财富的分配》，第七章。还可参阅杨在《埃利的经济学概览》，第三版，第25章。由卡弗和杨都用“成功的风险承担”这样的表达，如同霍利的“明智地选择风险”，这些确实是对利润之源的描述。我们真正想要的，是对承担风险内涵的考察。只有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才会清楚在什么条件下承担风险会成功，并且揭示成功与失败的不同情况带来的至关重要的差异。

[53]
《企业和利润》，《经济学季刊杂志》，第十五卷，第88页。

[54]
《企业和利润》，《经济学季刊杂志》，第十五卷，第42页。

[55]
必须理解的是，我们说通过规律和机会“可知”，我们的意思是，它们普遍可知，所有关心它们的人都可能知道。

第二部分　完全竞争

第3章　选择和交换理论

第4章　联合生成和资本化

第5章　没有不确定性的变化和发展

第6章　完全竞争的次要的前提条件

第3章　选择和交换理论

现在，我们要从历史和批判的分析转到实际的构建工作。我们注意到，在历史上，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上。但是，对于这个假设的确切性质，经济学阐述得既不清晰，也不充分。为了简化及方便分析，前辈经济学家对要研究的问题做出了抽象假设。我们并不苛责他们的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既然做出了这些假设，就需要将这些假设隐含的内容彰显出来，并加以重点分析。我们揭示经济学理论推导背后的隐含假设，是为了解释有关利润的问题。利润存在与否，正是经济理论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对利润问题的解释，立刻演化为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不确定性存在与否，是以下这两类条件之间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区别：[1]
一类是经济理论不得不做出的假设条件，另一类是现实存在的条件。在本章和接下来的两章里，我们将致力于对完全竞争做出定义，并展开分析。对完全竞争的论述，可以看做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浓缩概要。对于那些未予重点关注又易被读者忽略的假设和隐含内容，我们会特别提及，并重点聚焦。除了这个特别的关注点，我们的论述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理论并没有太大差别，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更是相差甚微。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的科学，经济学的基础是人类行为原理。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内涵。这些行为控制着经济生活。斯宾塞（Spencer）认为，行动要适应结果，或者说，行动必须是对结果的适应。斯宾塞所说的行动，不同于更为广义的“行为”。从斯宾塞的观点看，经济分析研究的是“行为”（behavior），这种说法也许是没错的。斯宾塞假设，人类的行为受到有意识的动机的支配。更通俗地说，人类的行为被引导着指向“欲望的满足”。[2]
不幸的是，经济学从一开始就画地为牢。这是因为，就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经济行为而言，其中只有有限的一部分符合斯宾塞定义的特点。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心血来潮的，都是变化无常的，差别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承认，只要人们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或者有计划性的，就总体而言，经济学理论的结论符合斯宾塞所定义的条件。

行为局限性影响之深远超乎想象。这种局限性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人类行为在本质上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在这一点上，笔者自认为更近于非理性主义者。有人认为，人的行为受欲望满足的驱使，这就是人生的全部答案。这个观点虚妄不实。诚然，如果时间跨度足够之短，在特定的时空之内，人类行为的该项特点对个人可以成立。当我们不是为了行动而行动，或者不是为了经历本身而行动，而是为了某些未来的目标而行动时，我们才会按理性的方式思考。如果我们行动的目标如电光朝露般短暂无常，用这样的“欲望”来解释经济过程，将会力有不逮。这是因为，经济过程具有前瞻性。笔者相信，此种行为观点——尽管笔者主观上也接受——却也极尽肤浅。在现代文明人满足欲望的行动中，似乎只有相对较少的一部分摆脱了心血来潮或一时冲动。

严格地说，我们倾向于将绝大部分的人类动机归入比赛（game）精神一类。我们给自己设定做什么其实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们眼前要有目标。我们多少有些随意地发现目标、设定目标，比如教育充电、抚琴学画、赚钱生财等。但是，一旦目标确定，就有着毋庸置疑的价值，与个人的生活水乳交融、难分难解。至于具体目标究竟是蚕食竞争者的份额，是射门得分，还是其他什么，这些都纯属偶然。但是，一旦身处局中，此时此刻，实现目标即成生存之意义。更有甚者，不管是比赛，还是人生舞台，社会都为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当然，也有人崇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独居意境。

构成行为科学的基石，必然是行动和持久稳定动机的确定原理。然而，这个基石果真代表了人生的本质吗？这一点令人怀疑。人们不仅追求欲望的满足，更向往着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事实上，似乎只有新鲜刺激、出人意表的事情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人们倾向于以纯思维方式来判断我们行动的本质。对于这种倾向，我们要小心提防。思考即理性，或者至少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这原本就是“思维”一词的本义所在。逻辑思维是人类控制和利用外部环境的工具。理性思维创造了物质文明的奇迹。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带来的副作用也逐渐渗入个人的生活之中。笔者妄自揣度，这一侵蚀即便未至巅峰，却也渐行渐近。随兴而发的成功热望现在还主导我们的生活。然而，可以预期的是，更为冷静、更加伊壁鸠鲁式的生活态度将会取而代之。人们将更多地从理性思维角度剖析美和欢娱的本质，而较少从审美和享受本来的角度来看待它们。[3]

如前所观，经济学是关于人类行动之特定组织形式的科学。理性主义者认为，欲望既定而恒久，欲望引导经济行动。经济组织进一步缩小了理性主义的讨论范围。行为本身已然是前瞻性的，而组织行为在这方面更胜一筹。组织的运作机制多半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因为，组织的发展和运作都要经过日积月累。组织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是，组织必须根据越来越长的生产周期来预测消费者将来的欲望。这种预测暗含着一个假设，那就是欲望保持稳定不变。

经济学是关于组织系统的科学。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经济理论的这一特点。人类行动既可能是相对未经组织的，也可能是以多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历史，特别是现代史，其实就是一部组织发展史，一部组织形式变迁史。组织近乎是劳动分工的同义词。有组织的行动意味着个人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也分享他人的劳动成果。组织的两大核心问题是，指定任务和分配成果。未经组织的行动意味着个人包揽全部任务，同时尽享所得。一旦人们分工合作，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这项机制决定每个人做什么，他能分享多少他人的工作成果，他应该从自己的工作成果中让渡多少给他人。

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上述双重任务得以履行，主要是通过个人之间的自由协议和自愿交换实现。这就是所谓的“现行经济秩序”。经济理论的任务就是分析这个运作机制。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做出简化处理，也就是说，我们假设自由协议和自愿交换是人类关系仅有的两种形式。回溯到中世纪或者美国的拓疆时代，除了按性别分工以及在家庭内部分工这两种情况，联合生产活动实属罕见。那些为战争或宗教等而存在的组织并不遵循自由交换原则。不过，不同区域总是有一些商业组织，它们之间主要是通过交换做生意。时光荏苒，我们发现，组织发展是其中最大的变化，特别是这种自愿、自由交换的组织形式。当然，政府职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化也许会沿着一条大不相同的路径演进，这也是可以想象的。例如，在一个技术已经高度复杂的文明体系中，指定任务和分配收益有可能通过其他体制实现，如独裁体制、神权体制或军事体制。这些体制主要通过命令指定任务并分配产品。在这些体制中，个人对于工作和欲望满足的选择权被迫降到最低限度。[4]
或者，我们可能会选择民主社会主义诸多道路中的一条。有些人（无政府主义者）空想，即便没有交换关系或中央政权，仅仅通过人们的普遍共识也能实现组织的运行。不过，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组织的运行主要是通过相互竞争的自由协议实现。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这种机制，而不考虑其他机制。

就现行经济运行机制而言，首要而根本的一点是，它一次性同时解决了指定任务和分配成果两大核心问题。这种机制是个人主义的。它通过分配收益来安排任务。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决定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使得该机制完全自动自发。经济运行的基石是生产资源的私人所有权。私有产权与个人自由同义。所有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对自己能力的所有权；另一类是对其他生产资源的所有权。这两类所有权并无质的区别（随着我们讨论的深入，我们会理解得更多）。所有权在本质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1）对要素的控制权；（2）对要素产出的支配权。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资源的所有者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只要这么做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回报。现代社会（从经济层面）正是依此理论而组织的。这种制度包含着如下假设：即使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组织中，每一项单独的生产要素对生产做出的贡献，都能得到辨识。对于每一项参与生产活动的要素，自由竞争使得该要素获得的回报趋向于归属到该要素特定的贡献上。我们社会的经济秩序井井有条而非纷乱不堪，说明该机制在一定程度在发挥作用。这足以证明该假设之合理。

让我们换个视角来看看组织任务的三个步骤或者说三个阶段：

1.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人们必须确定不同种类消费的相对重要性，以此作为生产的指引。与此任务紧密相关而且也需要一并解决的是对现存商品的分配。现存商品是过去生产的产品，用于满足现有欲望。消费品市场日复一日地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形成了经济学的第一个主要分支，即市场价格理论。

2.这个社会必须切实组织生产。只要经济制度运行有效，每一项尚未使用的生产要素都将各就各位。不同生产要素按照一定的生产方式组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收入做出贡献［消费品市场形成产品的价值尺度（value scale），社会收入就是产品数量乘以产品价值］。在生产要素市场形成的机制引导生产资源投向不同用途。对于该机制的研究就形成了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分支。这个分支又花开两朵，分为短期的分配理论和长期的价值理论[5]
。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假设生产资源供给量固定不变，同时假设欲望满足保持不变。事实上，消费品价格以及分配份额两者既相互渗透，又同时受到第三个问题的重大影响。

3.一个社会首先要运用现有的资源满足现有的欲望。与此同时，该社会还要从现有的资源中留出一部分以派他用。首先，投入资源用以增加那些资源的供给；其次，投入资源找寻更好的生产方式，以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三，投入资源，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增加人口数量。投入资源，通过教育及教养提升人口质量。这再次涉及相对重要性和如何组织的问题。对一个社会来说，它必须在两个子问题上做出决策：第一个子问题是，从原本用于消费的社会收入中，应该抽出多大的比例用于推动社会发展；第二个子问题是，对于抽离出来的这部分收入，如何尽可能有效地实现该目标。通过现有商品和投资形成的预期产品两者在市场上的竞争，可以解决第一个子问题。这就形成了资本化比率或利率；通过不同的投资机会竞争储蓄，可以解决第二个子问题。[6]

理论的推理必须视野开阔，放眼人生的广度和长度。在研究欲望时，这个要求将引发很大的困难，并成为诸多混淆之源。人的欲望既是此起彼落，又循环往复。在某个短暂的时段内，某项欲望产生，该项欲望要求我们获取满足它的物品，在消费相对少量的物品后，该项欲望得到满足，然后我们转向满足其他欲望。但是，如果该欲望属于真正的基本欲望，它一定会如离离之草，经春风而再生。如果我们且放眼量看风物长，这类欲望及其满足都是连续的。如果我们前瞻的时间足够长到包括一定数量的“完整周期”，那么，不同欲望及其满足的交替更迭、不同欲望轮番主导的特点，也就是欲望的周期性将会消失。长远视野是制定欲望满足计划的必要前提。显然，我们在某一时刻采取行动，并不就是仅因为那一时刻我们感到了“渴望”。在到一家商店购买食品之前，我们无需摸着肚皮评估那一刻肠胃的饥饿程度。就我们的生活而言，饥饿这种欲望具有长期的重要性及连续性。我们对此非常清楚。

欲望满足的问题是比率或相对比率的问题。我们不研究欲望满足的绝对量。我们要研究的是，一方面，我们用多长的时间或者多大的收入份额来满足某项欲望或采取某类行动；另一方面，在每一年之中或者其他足够长的周期内，我们需要采取多少次行动，才能满足如潮涨潮落般波动的欲望。我们可以设想，在新年伊始，我们就规划了一年的生活，并依此展开实施。就努力、欲望满足、不同替代选项之间的选择而言，由于直接动机的影响，要讨论这些对象的“数量”形式，注定会语焉不详，而且弊大于利。直接呈现在意识里是动机，而不是欲望，这种动机不包含对需要或价值的判断。因此，经济学的数量关系无疑应该是比率关系。

欲望之间相互冲突，这是一个根本的事实。有意识的欲望在本质上似乎就是冲突。欲望是导致行动的有意识的动机。如果我们无需做出抉择，也就是不必有所为有所不为，那就没有欲望的存在。我们必须把欲望（want）与需要（need）区别开来。在我们有计划有秩序的生活之中，没有“需要”的一席之地。我们“需要”碘和维生素，还需要其他数不胜数的事物。对于这些事物，我们往往忽略了它们的存在。对我们来说，这也算无知是福。但是，我们对它们并没有产生“欲望”，因为它们没有给我们造成冲突，也没有触发我们的“行动”。我们说，冲突形成的基础也是欲望存在的基础，是因为用于满足欲望或需要的方法非常有限。由于欲望满足的方法数量有限，我们必须计划如何使用、如何增加供应。当我们开始行动时，欲望就应运而生。最常见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冲突，是安排时间和精力方面的冲突。另外，协助我们满足欲望的物质或手段也是有限的。个人的精力当然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尤其是持续劳作会导致身体不适，使人“想要”回避辛劳[7]
。严格意义上的欲望总是与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相联系，我们需要避免将欲望、权衡替代选项以及需要（或直接现实的形而上学解释）三者混为一谈。

事物所具有的满足有意识欲望的能力，或者说事物具有的人们所欲求的特性，经济学上称之为效用。效用与“导致行为的能力”同义。效用当然具有与欲望相同的基本属性或者维度。效用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数量，而是具有强度或比率的特性。我们说一定数量0的事物的效用。但是，这种说法仍然晦涩。实际上，心理变量是消费一定比率商品的效用程度。既然欲望与冲突相连，那么效用就与有限性相关。欲望强度与欲望满足手段的供给比率严格关联，并呈反向关系。换言之，随着满足欲望的物品加速供给，新增物品的效用强度失之桑榆，而冲突的欲望则收之东隅。[8]
前面说过，需要实际是欲望成因的理论假设。我们且定义数量极之丰裕的物品为“免费”物品。有人说免费物品也有经济效用。这种说法显然是将欲望和需要混为一谈。这种错误贻害匪浅。免费物品不会有劳我们采取行动。在行为科学中，没有免费物品的一席之地。在一定的环境里，许多物品，如空气和水，确实能够影响行动或效用。但在一般情况下断无此可能。这无疑是效用概念混乱之源。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注意到免费物品的“潜在”效用。如果被切断供应或面临稀缺，物品确实会拥有很大的效用。只有在不丰裕时，物品才有效用。

相对于其他欲望，或者就欲望满足手段而言，某项欲望获得满足，强度将减弱。欲望满足的效用此消彼长。这就是所谓的效用递减之科学表达。[9]
由于欲望满足“手段”的介入，这就模糊了欲望冲突和效用相对性之间的本质联系。手段越多，模糊越甚。深入分析可知，对那些根本手段来说，它们总是可以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其他用途，而绝无重大例外。这就是替代选择问题。欲望满足手段既通用又有限，欲望或满足之间必然存在相互替代关系。

欲望恰如江海之波涛，动静相隔、此起彼伏、交替轮换。对效用递减的误解因此而生。用男孩连续吃橘子的例子或其他“餐桌”上的例子并不靠谱。这种做法之谬误在于，这些事例会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不同单位的商品提供的效用是不同的。孩子吃橘子或是提前储备食品以备日后之需（甚至一次普通的超市购物），将这两种情况都当做满足当时之需，这样做同样是混淆思维。就对行为的影响而言（这也是唯一合理的考虑），任一单位物品产生的效用与其他单位并无二致。此处的关键事实是，商品数量越多，每一单位商品的效用相对越少。

相对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极易对这个特性视若无睹。每一次估值都是比较。不管是绝对效用，抑或是绝对的效用标准，我们对两者都毫无概念。如果没有替代、没有选择，价值将毫无意义。效用互为度量尺度——万物皆以自身为度量标准。更有甚者，某物与替代物的效用唇齿相依，缺一不可。效用与物理学中力的概念可有一比。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很难想象没有反作用力或阻力的力。

在经济分析中，效用之间最重要的冲突是，是辛苦劳作换来面包黄油，还是无所事事却忍饥挨饿。人们常常把“劳动”理解成“负效用”，与效用相反，用正数值表示。“负效用”这个概念的实用性诚然不错，不过用的时候还要留神。只要劳动的负效用不算自成一类，那么，它不会成为一般替代原则的例外。从事“劳动”，就不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其他令人愉悦的事情上。没有替代则谈不上放弃，也就无所谓动机、价值或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事实上，行为不关乎痛苦与快乐，而只关乎选择与“偏好”。快乐痛苦只属于内在意识的范畴，对行为选择等诸般经济学的问题没有任何影响。[10]
我们之所以区分替代选项，关注选择与放弃，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度量替代选项。没有劳动就没有产品，也就无法确定可能的用途。但是，通过替代选项的度量，我们能够近似找到决定时间和精力的满意解。

我们可以将行为理论归总为“选择定律”：面对可替代的、量化的行动或经历，我们按一定比例将之组合，使得与行动相关的数量或程度对个人的效用相等。[11]

为更好地强调替代行动的替代特点，我们用另一种方式表述选择定律。有得必有失，既然在本质意义上如此，在数量意义上也必然成立，也就是说有多少得必有多少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种欲望可借由同一通用“手段”或“资源”予以满足。因此，我们对行为基本规律重新表述如下：如果理性行动竞争有限资源，我们如此在相互替代的用途之间配置资源：等量资源收获等量回报。

选择定律表述的是理性的计划目标。第二种表述更为清晰地凸显了这一点。如果同一单位资源满足某一种欲望优于另一欲望，那么，理性的做法是，将用于满足后一种欲望的资源转出满足前一种欲望。资源的重要性此消彼长，直至平衡。[12]

按照通常的画法，效用曲线显然是用绝对的、独立的量纲来表示不断下降的效用和不断上升的付出代价（sacrifice ），这就将商品效用（以及劳动负效用）的变化归结为单位商品的持续增加。如果选择定律正确无误，我们有必要调整和重新诠释效用曲线。如果效用是相对的，本质上是比较的产物，那么效用曲线只能表示互为度量的两个变量。或者说，一条效用曲线必决定着另一条曲线的存在。货币的引入使问题更趋错综复杂。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这就是马歇尔关于小男孩采集和食用草莓的例子。[13]
经济学常用这个例子分析如何在替代选项之间进行选择。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将通用的选择定律与当前的主题及具体事例之间建立起联系。当然，我们需要对这个例子进行重新表述，使之更准确地符合我们讨论的主题，即在广泛、长期、有计划的行动之间（也就是说综合考虑）做出选择。我们很难设想，那个男孩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效用曲线，或者估计效用及负效用水平。这个男孩将会如下行事。首先，他要尽可能对不同的替代行动深思熟虑。[14]
随着“商品”数量的持续增加，他会考虑每次增加的效用与相对应的“劳动成本”。最后他会评估最终的效用结果是正是负，从而决定是生产及消费这一单位商品，还是就此打住。“劳动成本”是指将劳动用于其他一种或多种用途之上而导致的付出。一个人无所事事似乎不能算是行为，但这确实是行为，因为这是可选择的动机。这种行为仍然遵循效用递减原理，与其他行为并无二致。目光犀利之士也许会指出，一个人经历着递增的负效用，或是丧失递增的正效用，两者在“逻辑”上很难加以区分。但是，他们必须承认，这两者在“心理上”还是有所区别。两者对行动而言并无差别，对意识而言则有不同。至少，人类极其复杂的意识当能分辨之。

图3-1

效用是独立的绝对变化之间的比较，只要我们没有误解这一点，用图示来说明问题是比较好的办法。我们可以忽视商品轴，如图3-1所示。OY仅表示偏好沿着垂直方向增加。商品数量用刻度线来度量。不过，效用不适用任何度量。曲线U表示商品满足欲望的程度。曲线E表示劳动。随着商品生产和消费数量的增加，满足程度的价值相对下降，劳动的价值相对上升。无论是将上升曲线理解成某种放弃，还是理解成实实在在的痛苦，其实都无碍大局。同样的，使得人们想着将精力从现实的用途转移开来的，究竟是吸引力还是厌恶感，这也无关紧要。两条曲线的交点表明在某一点（用商品度量），这种转移将会发生。

交点以外的曲线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曲线E并无具体内涵，只代表可能的替代选项。曲线的上升趋势仅表示针对行动的压力迅速增加。该曲线不代表任何绝对价值。两条曲线间的垂直距离仅仅表明，两条曲线互为对方的“基准”。对于持续增加的草莓，该距离表示采集和食用草莓产生的“净效用”，也可以用它来比较所有替代的行动。

图3-2

要表示上述情况，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而且含混的程度要稍低一些。这个方法就是在笛卡尔坐标系中绘出一条净效用曲线。如图3-2所示，这条曲线穿过X轴或商品轴。交点表示其他替代选项更为有利。然后该曲线往下进入“负效用”区域。Y值的数量意义微不足道。这个男孩不会问多大的付出值多少草莓，他仅会问，是否值得用这样的付出来获得这些草莓。他甚至不关心这些草莓值得做出“多大”的“这种”付出。这里不包含任何心理意义上的度量，唯有用商品来度量，而且也是可以度量的。应该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感知偏好度的数量变化。因此，在表达意识的事实方面，这样的曲线也不是一无是处。该曲线唯一具有明确意义的是零点。这个点究竟是表示相互冲突的动机之间在行动上的数量平衡点，还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我们也只能存疑。[15]

心理变量要么不能量化，要么量化特征不确切。[16]
“剩余”在经济学讨论中大出风头。就算我们不能说这一概念纯属子虚乌有，说它幽暗不明、捉摸不透，却也不算过分。要是效用曲线的纵坐标没有实际意义，曲线下端区域的涵义也不会多到哪儿去。欲望的瞬时满足是一回事，根据欲望满足的相对重要性提前计划是另一回事。后一种做法是正确的理性决策。“剩余”概念的谬误之处，就是将两种情况混为一谈。人们不合适地套用“餐桌”的例子来说明效用递减，其错误也如出一辙。一般而言，人们不是比较当下的欲望才进行即时消费，然后据此决定如何支配收入，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在糖果店的孩童倒会这么做。由此看来，既然不同单位的商品能带来不同的心理体验，这就证明了剩余学说。这不是经济学的论证之道。只要人们按计划行事，他们不会按瞬时欲望满足的思考方式来支配收入、确定价格、配置资源、决定竞争结构。[17]
我们且看如何针对价值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如前所述，我们设想提前一年或五年决定如何配置自己的资源。我们会得出全然不同的观点。这样，不管商品是在效用平衡表的哪一边，任一单位的前后两个商品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达到某一点之前，效用余额为正值，在达到平衡点时，效用借方和贷方相等，之后效用余额变成负值。在这里，“爱默生补偿原理”（Emersonian Principle of Compensation）适用于每一单位的商品。其所值者等于其所费，其所费者等于其所值。

我们无法证明人生的欢娱恰好等于痛苦。这个问题与我们的研究无关，我们无需为此浪费笔墨。用“快乐单位”来确定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经济学分内的工作。经济学要做的是，把握人类行为的规律及社会的现实，在此基础上，发现商品价格规律和社会经济运行规律。[18]
因此，我们不考虑欲望满足的数量甚至强度（尽管贫乏的人类语言迫使我们经常使用这些术语），或者任何绝对度量。我们关心的是可供选择的替代选项之间相对重要性的判断。这个判断也纯粹是相对的。就行动而言，任何事物的重要性在于，为获取它需要付出的努力或做出的放弃。如果两物得此失彼或得彼失此，显然两物的重要性相当，就此谈论剩余会毫无意义。在交换经济中，按照现成的比率，不同的商品通过买卖随意转换。在此情况下，这种情况就愈发明显。我们认为，在此情况下，除了按照现成的转换或替代比率，我们无法想象事物还能经由其他方式成为行动的动机。

以下两点对理解估值的心理学内涵同等重要：（1）选择即是替代选项的比较和组合，依据的是理性的决策原理；（2）在一般情况下，两种替代选项之间有着实质的差异。我们对苦与乐的感觉并不相同，替代选项之间的差异或与此有关。替代选项的数量才是差异的根源（商品的物理特性而非心理特征）。在前面提到的男孩与草莓的例子中，男孩通过草莓来度量闲暇，草莓与闲暇的差异就非常明显。我们谈论的是一定数量的草莓与为此放弃的替代选项。我们不关注那些能够独立决定的数量。无论是“痛苦”，还是“努力”，它们都无法以其自身为尺度来进行度量，都只能通过草莓进行度量。正是“该项”努力是和一定数量的可度量的商品相联系，这样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正如前文所述，事实上，“这个”替代选项并非某个特定的替代选项，而是任意替代选项。因此，替代选项除了不可度量外，更兼非属一类，而且完全未经确定。这个事实把我们抛回到“资源”这个概念上。只有通过资源，才使我们深思熟虑的过程理性化，也就是说，使这个过程在数量上可以进行比较得以实现。正因为这个事实，运用“时间”来度量劳动就相当重要。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时间也无法度量替代选项或做出的放弃。如果说牺牲时间用于某种用途，首先仅仅是因为，这段时间另有“他用”，而这个“他用”才是真正的放弃。不过，因为时间是可以度量的，像溺水的人抓住稻草那样，我们得抓住某种数量化的东西以满足理性的需要。

尽管痛苦和快乐在本质上是相对的，而且作为一切可选择之行为的动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成双结对的，但是，从实用目的考虑，我们还是需要将生产行为划分为获得的“经济性”效用和付出的（资源，代表着）非经济的、未经确定的替代选项，也划分为正效用和负效用或者商品和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成本是“痛苦成本”，或者有人更愿意用“机会成本”这个词。这两个术语并无实质的区别。

我们对价值评估之心理学基础的讨论可能有些冗长，但却甚为必要。我们会深入探讨更为复杂的情况，逐渐接近对交换关系原理的研究。我们且设想如下情景。某人或者生产和消费一定量的“商品”，或者不进行生产，而是将时间用于“非经济性”活动。他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就是流落荒岛的鲁滨逊·克鲁索所面临的境况。很多经济学家乐用此例。选择原理在此依然适用。针对两个或所有的替代选项，此人在替代选项之间按如下方式配置商品的数量，或者对他的时间和“资源”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使得具体的替代选项或相关联的数量给他带来的满足不相上下。与男孩-草莓的例子相比，这里的情况更为复杂，在特点上也略有差异。这里多出来一些满足欲望的经济替代选项，它们不仅具体，而且可以度量，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确定的外部条件下，鲁滨逊如想切实获得最大的满足，就必须建立类似的价格体系或价值尺度。否则，他不可能“明智地”抓住机会实现目标。不同物品的获取都需要付出相应的劳动。首先，他要确定不同物品与以“劳动”衡量的主观性代价之间的比率。与此同时，他要主观地判断不同物品对于他的重要性。然后，他要将两套比率系统融为一体。不同物品之全套等价比率或者等价数量尺度，其实就是价格系统的本质。不同物品按照确定的数量关系便利地相互转换或者相互付出，这就是交换。在鲁滨逊经济中，在不同的生产之间进行选择，其本质结果也是一样。很显然，鲁滨逊需要考虑的数量应该是产品的数量，而非需要满足的量或其他心理数量。

在鲁滨逊经济中，“资源”概念和“成本”概念的作用也独具特色。要对所有物品都实现两两之间的估价，我们的智力显然力有不逮。权宜之计是，先粗略地度量“劳动”，再以劳动作为一般价值标准或“交换中介”（交换中介几乎就是这样形成的），进而统一物物之间的比较结果。显然，这是一个“工具式”的概念，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有些活动如荒岛探险、与鹦鹉聊天、运动或娱乐或“寄情山水”等无法具体量化，也“不是经济性的”活动。如何将非经济的活动整合到替代选项中，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些活动既不具体，也非属同类，更不确定，而“时间”又可以方便地粗略估价需要耗时的活动，经济学将时间作为度量替代选项的基本标尺。考虑到不同劳动的“痛苦程度”并不相同，同等时间生产出来的产品，其价值不能说一定相等。鲁滨逊的价值尺度有可能建立在以时间作为“第一近似”的基础之上，但是需要针对其他有待考虑的因素做出修正。

度量是相互的，这一点绝无例外。我们既可以用劳动度量物品，反过来，也可以用物品度量劳动。我们就此可以得到量化成本的概念，这一概念比放弃的任何替代选项内涵更为丰富。如前所述，我们在用“资源”来表述替代选项之选择定律时，成本概念还没有被赋予实质性的独立内涵。如果迫不得已的话，我们会用具体的替代选项来重新表述资源或劳动的成本。不过，作为工具概念，它不失为有用而普适。不过，现在还没有必要提及成本和价值回报之间可能的差额，也没有必要提及经营产生的“利润”。

替代选择有许多中间阶段，每一阶段都有着逐渐复杂的内容。就替代选择而言，每一步讨论都会揭示相应的经济关系。但是，目前我们最好先跨过这些阶段。我们将直接研究以下的情况：在自由市场中，不同团体的人们为了交换而从事生产。多人之间的欲望满足关系源自另一种“冲突”，即不同的个人基于相同的欲望的冲突。不同的个人的相同的欲望往往借由普遍而直接的手段来得到满足。而直接需要的商品又几乎全部依赖于基本生产资源的储备。存在交换的可能性极大地拓展并且复杂化了个人的选择。个人既可以为了生产和消费任意组合商品，还可以将任意组合的消费品与某些生产进行组合，这些组合都是按照既定的交换比率进行的。这是我们目前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为了研究交换关系的根本特点，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将情况简化。我们的方法是对现实做出“高度”的抽象。针对我们构建虚拟社会的特点，我们做如下假设：

1.无论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习得，该社会成员的禀赋无外乎凡夫俗子的那些特征。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方式和差异程度，就是西方国家熟悉的那种情况。他们是当今工业社会芸芸众生中的一个“随机样本”。

2.我们假设，该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完全“理性”。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人间天使，明辨善恶”。我们假设，他们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后面会提到一些限制条件），“对自己的欲望了如指掌”，知道如何“理智地”实现自己的欲望。如前定义，他们的行为（behavior）都是有明确动机的“行动”（conduct）。他们的动机、偏好和欲望真实、清晰、稳定而一致，是一切行动之源。我们假设，在行动的时候，他们对行为的后果一清二楚，他们根据这个后果展开行动。

3.在自己的动机推动之下，人们完全合法自由地从事生产、交换和消费商品。他们是“自己的主宰”，其他人或“整个社会”都不能对个人施加限制。每个人根据针对自己产生的结果控制自己的行为。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高的、绝对的仲裁者。[19]

4.我们还假设，个人可以随意制定、执行和修改计划，而不受客观物质的掣肘。换言之，经济调整必然“畅通无阻”，没有任何执行或转换成本。要实现这个理想状态，纳入经济考量的诸般要素如劳动、商品等，必须具有连续可变、无限可分的特点。生产活动不会固化成习惯、偏好或厌恶，也不会增减个人的生产活动能力。此外，生产过程是完整的，在周期上是连续而稳定的。不会有突发的调整打破生产周期，并使生产过程支离破碎。每个人连续而独立地生产某一商品。该商品一经生产出来就立刻被消费掉。商品交换瞬时完成，无需任何成本。

5.从第四条可以推导出，该社会是完全竞争的。社会个体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必然是完全的、连续的，并且没有任何成本。[20]
任何一个潜在买家都知道所有潜在的卖家，并在他们中间做出选择。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任何一种商品都能无限分割。分割的每一单位商品必然被单独持有，相互之间能有效地竞争。

6.社会的每位成员都独来独往，完全独立于其他个人。他不受社会欲望、偏见、偏好、禁忌等的干扰。如果某种价值完全不会在市场交易中体现出来，那么，他也完全不会受该价值的影响。这样，他的独立性才能达臻完美。最终商品的交换关系是个人之间唯一的关系。换言之，任何社会关系的形式都不能影响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属于交换各方的外部人士的利益，不管对交换有利还是有弊，都不予考虑。要保证个人行为的独立性，我们必须排除一切形式的冲突、一切程度的垄断或垄断倾向。

7.我们正式排除一切个人掠夺他人的行为。要获取商品只有两种方式：生产和公开市场的自由交换。这一条假设也是由假设二和假设三推导而出的。这样就排除了欺诈和偷盗等行为。这一点值得明确指出。

8.劳动分工和交换的动机必定存在而且发挥作用。自柏拉图以降，关于劳动分工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于分工背后的动机，讨论却不够充分。欲望的多元化、生产能力或禀赋的专业化或生产行为范围的物质限制，是形成劳动分工和交换的三个主要条件。与现实世界对应的事实是，资源的区域分布及人口流动的限制。另外的事实是，一些生产过程从客观特性上要求诸多生产环节同时运作。出于简化的目的，我们只需假设第一和第二个条件成立，就足以保证在任何时候个人只生产一种商品（参阅假设十一）。

9.未经特别指出，前面所提及的所有因素和条件在本章及以后都将保持不变。它们既不会发生周期性或进步性的变化，也不会发生异常波动。此处的假设与第二条假设（完全知识）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在静态条件下，个人能够很快地了解影响他行为的形势和环境。

以上的假设，特别是前八个假设，是对某些趋势的理想化和提炼。在现实世界中，这些趋势都能成立，只是成立的程度各异。这些假设是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在某种程度上，第九条假设应归到另外一类。即便有变化发生，根据该假设推论出的完全知识也可能存在，这才是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以上的假设与实际生活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别。除此之外，我们必须立刻分析与实际情况截然不同的两条假设。

10.第一条假设是，就目前而言，这个社会不存在常规意义上的生产性财产。每一项生产要素或能力都是某个社会成员个人禀赋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投入使用的物质生产设备要么是极丰裕因而是免费的，要么因与所有者不可分离（不能出租和销售）而不增不减。物资设备就算与所有者不是完全不可分离的，但其数量不变的特点确实暗含在静态条件的假设中。我们必须明确地观察到，个人能力在数量和性质上也固定不变。个人之间转移生产资料，特别是通过“投资”增加生产资料，对于这两种行为产生的社会性结果，我们将会放在后面展开讨论。不过，在讨论的初级阶段，我们假设，该社会不存在生产资料的这两种变化。

11.第二条出于“分析”需要的假设，暗含在前述的“理想化”的分工中。在第八条假设中，我们假设，劳动分工达到的程度是，一个人只生产一种商品。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劳动分工的程度无疑要深入得多。但是，以下这种社会形态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该社会组织生产的唯一方式，是通过最终产品的交换。[21]
我们会在后面讨论更复杂的组织形式的重要问题，即二次劳动分工。

我们暂时不考虑二次劳动分工，这种做法事关重大。这是因为，如果诸多生产要素合作生产某一商品，这会使产出的分配异常复杂，因为单一要素的产出不再能够直接得到辨识。在合作生产条件下，如何分离出单一要素的产出，这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归属”问题，用更技术一些的术语表述就是分配问题。这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问题。

以上所列的假设和人为的抽象让人望而生畏。就虚构的成分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偏差程度而言，我们不会刻意将之降到最低限度，而只会根据是否有必要、是否有用来决定做出多少假设。绝大多数假设在经济学讨论中已经屡见不鲜，如假设一到假设八，包括假设九的一部分。如果这些假设存在且属必要，或者不管是否有必要都还存在，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抽象出来的而且与现实不符，就贬低它们的重要性。

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勾勒出这个生生不息之社会的全景图，发现这个社会运动发展的均衡条件，或者说，在这个社会里运作的力量和趋势活动的自然结果。我们想象，人民在此地安居乐业，满足人生需要。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他也知道，通过与他人的交换，可以确保自己诸般欲望的满足，因此他才会从事某一种商品的生产。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后，他积累了一定量的物品。我们可以想象，大家都携带自己的货物来到市场进行交换。

这种情景在经济学讨论中颇为常见。每个人都储备了一定量的商品等待处置[22]
。我们不必深究商品间的固定交换比率是如何形成的[23]
。生产过程一经完成，全部商品都化为单一同质的交换等价物或价值的储备（fund of value）。我们也无需考虑如何表述和处理这一价值储备。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某种物品脱离出来充当标准的交换中介。不过，就目前而言，究竟只有一种货币还是有多种商品货币，其实并无大碍。

如果信息交流畅通无阻，交换只会形成同一价格。[24]
我们可以想象，价格和交换比率一样，都是通过询价的方式决定的。每个人对自己的商品与其他任何商品的比率关系了如指掌。这与下面的情况本质相同：商品的价格由卖家决定并公示，消费者在市场上花钱购买商品。个人手上的商品代表购买力，代表“资源”。他会遵循选择定律，在不同的用途之间配置他的商品资源，使得每一单位商品购得（交换到）等量的效用、欲望满足或“重要性”。

在价格给定的前提下，个人根据选择定律配置他们的购买力。价格尺度（price scale）如何就此破茧而出，这正是市场价格理论研究之鹄的。众所周知，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任一给定价格下（得失商品之间的比率），为换取其他商品，所用的自有商品越多，每一单位自有商品换取的欲望满足就越少（相对于放弃商品或交换进来的商品的欲望满足能力）。由此可得，商品价格越高（相对于其他商品或货币商品），个人购买的就越少。[25]
每个人针对每种商品都能构建一张需求表或者绘出一条需求曲线。该表或该曲线表示，对应于某一商品的任一价格（以其他商品表示），个人所能接受该商品的相应数量。将个人的数量进行加总，我们就得到整个社会的需求表或需求曲线。在短时间内，可供配置的商品数量固定，且须按同一价格出售。这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一种商品都会形成一个确定的价格。这个价格是现存商品全部得以配置的最高价格（包括由现在的所有者带出市场）。

图3-3

如果用图形表示市场价格均衡，效果将会简单而明了。在前文提到过的男孩和草莓例子中，关于效用关系的图示和分析在这里同样适用。图3-3表示交换的情况。横轴代表价格尺度。“需求”曲线D表示每个价格对应的潜在购买量。该曲线对个人和社会都适用，区别只体现在数量级上。产品的销售量是独立于价格的固定值，在图形中表示为一条水平线，与纵轴或商品轴垂直相交。供给线与需求线在特定的点相交。交点的横坐标值就是当前条件下的市场价格。[26]

特别有待观察的是，这里分析的所有数量都是实际数量，而不是心理数量。社会意义上的效用，无非是将个人效用上升到社会估价。如果个人意识层面的效用无法得到有效度量，“社会”效用也必如镜花水月般虚幻不实。社会效用的概念只是分析的需要。现在，全部的问题可以精确地表述为，客观而一致的价格究竟是如何从多变的、主观感知的个人偏好中破茧化蝶而出的。我们只有通过个人之间在现实市场上出价和竞价的交锋，才能展示这种蝶化过程。[27]
事实上，我们对个人的绝对效用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个人买入效用的绝对量。完全竞争引发的调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在既定条件（就是价格替代物，当它们固定不变时）下，个人依据选择定律，在不同替代选项之间分配他的资源（无论资源是什么），使得欲望满足最大化，从而实现理性行动的目标。（2）如果价格或交换比率对任何个人都是一致的，相对效用根据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我们马上可以得出结论：任何商品（任何个人毕竟要购买的）的相对效用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3）交换比率不断调整，直至某个交换比率下再没有人还有交换的意愿为止。

上文部分加了重点标记。之所以要这么处理，这是因为，就理想竞争之结果是否有益而言，结论要么在当前是模糊不清的，要么实际是混淆不明的。欲使竞争结果达臻理想与最佳，我们还需要另外假设，所有的假设条件或者竞争机制本身市场交换的作用机制，包括初始状态、交换开始前的商品分配，这些都尽可能的完美（也就是说，要么达臻理想的完美状态，要么绝对好到人力无法干预）。在自愿一致的前提下，自由交换倾向于通过商品的再分配使各方都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这是真实无误的（坦率地说，这种说法已是陈词滥调）。

在理想的交换下，商品间交换的数量在价值上相等，因此，不可能出现“利润”。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完全信息”是完美交换的主要条件。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条件无法得以实现。完全信息意味着，交换各方完全清楚各人的所作所为。[28]

我们假设在现实经济中不存在垄断。中间人确定的价格体现了他们对理论上的价格所做的最佳判断。这个价格确保现有的供给能得以配置。他们根据销售情况判断价格的高低，并随时做出调整。由于信息沟通不完全，在统一市场的不同地点，同一商品的价格可能会略有差异。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某些因素会干扰理论意义上的调整，从而加重价格的不确定性。（1）因习惯、漠不关心、对价格的近似处理等，导致的价格变化迟滞或没有伸缩性；（2）“商品”的广义内涵所延伸的内容（包括事实不存在的延伸），这既表现为天然的原材料，更表现为附加的功能、便利的区位或装修时尚的门店、精美的包装、商标、热情周到的销售服务等；（3）消费者的投机行为。消费者不是为了当前的消费而连续购买某种商品，而是基于对市场的预期而囤积居奇。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定义有关术语，并消弭同种商品存在的现实差异（包括假设二提到的一切因素），同种商品定会趋向形成明确而同一的价格。这个结论既无可争议，且显而易见，一般也能非常接近这个结果。当然，从标准化的角度说，谷物、棉花作为最接近标准化的商品，艺术品作为最难以标准化的商品，这两类商品之间实有天壤之别。

在我们虚构的完全竞争的社会里，交换完成，商品被消费掉，每个人重新投入生产。然而，每个人的职业选择将不同既往。这个社会已经建立了商品之间的价格尺度。每个人据此指导他的劳动的投向，度量劳动的强度，使他的决策符合选择定律。生产出来的商品被简单地视为超越一般商品的购买力。人们当前的选择方案是，要么生产“财富”，要么什么也不生产。后者意味着做一些事情，或者干脆就无所事事（也是在做事）。无论做一些事还是无所事事，都完全无法进行量化比较。正如鲁滨逊或摘草莓的那个男孩，每个人都一直劳动，直到替代选项的正效用和负效用在数量上同等重要。负效用是“真正”放弃的效用，但无法具体指出，或者不属于可定量一类。

生产继续，商品再次集聚在我们手中。人们一如从前地遵循着选择定律，在可交换机会之间配置资源。交换机会按同样的程序连续调整，直到某一时刻，效用比率等于价格比率。这种调整和再调整过程将趋向达到平衡。此时，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按不变比率进行。考察这个趋势所指向的条件，即是经济学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分支，即所谓的正常价格。[29]

在我们所描述的情况下，随着商品生产、交换和消费绵绵不绝地展开，比之鲁滨逊的个人经济，商品的价格尺度或量化等价体系越来越客观而确定。媒体上不断发布的交换比率信息，企业无一例外按照价格比率运作的事实，这些都在人们的脑海中刻下价格的数量特征，促使人们进行精确的计算和比较，从而深刻地影响着经济行为的“理性”程度。价格比率的形成，使得所有商品可以转化为同质的价值单位汇总或储备（homogeneous aggregate or fund of value units）。价值储备是解决替代选项问题的工具。借助价值储备，个人的经济过程在思维中被自然地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或阶段。个人生产出的产品仅被视为用于交换的价值。正如前面已经提出的，由于必须考虑两种替代选项，生产中组合替代的问题已经被独立出来，并得到简化。同样道理，通过交换的支出价值（expending value in exchange）这一形式，人们可以单独考虑消费问题。至于交换的支出价值，要么遵循理性的选择原理自主得出，要么根据资源在竞争性用途之间的分配得出。在消费这一部分，交换价值的概念正如劳动概念之于鲁滨逊。它是一个工具性的概念，本身没有实质性的内涵，但在解决选择问题时非常有用。在现实经济中，出于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人们需要储备交换价值，因而自然会生产出这部分储备价值。人们预先并不知道这些储备在未来的特定用途，这导致生产和消费的进一步分离。除了生产财富与消费效用有完全脱钩的趋势，交换价值更是趋向于成为竞技舞台上成功的标志或者游戏中的筹码。对于生产和消费之渐行渐远，这种趋势无异于推波助澜。

欲使价值系统更加成熟、客观程度更高，我们还需进一步对生产性付出或者说“劳动”进行确切的估价。所谓生产性付出，是指因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而放弃的非经济性之可替代活动。估价依然采用交换价值的形式。虽然，就目前讨论的条件看（仅是独立的个人产品），劳动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中进行交换，但是，生产性劳动也被纳入到一般的价值储备之中。对生产性劳动的估值，就是按照既有的经济性替代选项之等价尺度进行度量。这种估价为数量或价值意义上的“成本费用”提供了重要的内涵。毫无疑问，人们主要是按这个概念思考问题。

就理论构建目前达到的阶段，我们已经得出了一组条件。在该组条件下，某种商品的成本并不必然或近似地等于该商品自身的价值。这是因为，当商品价格向正常价格调整或者均衡条件出现时，劳动的“价值”是由市场即期的价格状况所决定的。而劳动生产出产品的价值要稍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这就导致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偏差。生产性劳动的价值由之前生产出来的产品决定。当期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进入市场，其价值已然时过境迁。产品价值和其（价值的）成本之间的差额类似于“利润”，不管这个差额是正值还是负值。这个差额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们的行动要么依据过去的条件，要么依据由过去到未来的不确定的推断，而不是根据与行动有关的未来的实际情况。只要人们能够准确地判断出某种产品生产出来后的真实价值，他们就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生产性劳动，利润偏差将会消失。这就是人们常规的做事方法，这种做法有一定的成功率，这样，均衡调整将使经济系统趋向消除利润。

正常价格的调整理论与市场价格理论非常相似。无论是通过交换，放弃一种商品而购买另一种商品，还是放弃生产一种产品而“购买”另一种产品，这两者之间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复杂程度不同）。无论是正常的价格理论还是市场价格理论，都只不过是选择基本定律的推导而已。

图3-4

对于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可替代规律，在生产部分，产品的效用或重要性即是它的购买力。产品的价格越高，该产品生产得就越多。欲望越强烈的产品，鲁滨逊会生产得越多。同样的道理，某一产品满足的欲望越强烈，个人在市场购买该产品就越多。然而，产品的价格越高，该产品能得到市场配置的数量就越少。生产和市场配置的数量显然一致。因此，价格会调整至某一点，在这一点，生产和销售的自然数量相等。如图3-4所示，横轴表示价格。上升的曲线表示不同的价格（以其他产品为表示）对应的生产或供给（比率）。下降曲线表示销售或需求（比率），两条曲线的交点即是均衡价格。

横看成岭侧成峰。略微转换一下视角，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弄清楚个人动机，并且揭示价值成本的意义。从另一个维度看需求曲线或者将坐标轴对换，实际就是生产成本曲线。任一价格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以时间单位或与其他产品的比率来度量），就是在该价格下正好不赚不赔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如果在某一价格下存在利润，资源就会从别处转移过来。反之，如果存在亏损，资源就会从该产品生产中抽走。利润的真正含义是，正在生产别的产品（以其他用途衡量价值）的资源，如果用来生产本产品，将会收益更多。类似的，亏损意味着，生产现产品的资源如果用在其他生产用途上，将会收获更多（资源的价值由最佳用途决定）。根据现在的观点，需求曲线表示不同的供给量对应的可能的销售价格。均衡条件是成本和售价相等。两条曲线的交点，从纵轴看是生产和销售的均衡比率，从横轴看是均衡价格。此处全部的分析皆源自选择定律的推导，无需进一步说明。[30]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能进一步思考这些基本原理。对于这些颇受争议的论题，我们的讨论失之简略，也不乏教条。不过，我们只能暂时做到这样。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还很难理解成本和价值的因果关系以及其他充满争议的难题。在竞争的条件下，价值包含等量的成本，反之则反是。价值和成本其实是同出而异名，只是观察角度不同而已（在替代选项之间进行选择，使最终效用相等，两者共用的套路）。这一点直接且显而易见。成本是融入某产品之资源的价值，也就是说，是资源应用于某种用途的价值。这种用途可能是“经济性的”，也可能是“非经济性的”（所谓经济性就是能够度量并且能够在市场出售，非经济性则相反）。如果某种“资源”没有其他竞争性的用途，它就不是“资源”。如果某物品无法用于满足其他欲望，那么它就没有（交换）价值。其中的道理一般无二。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定义效用，这个术语对我们将毫无意义。

上述讨论仅仅是选择定律（效用原理的正确形式）的详细展开。通过将不同的替代选项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组合，不同的替代选项之间的偏好比率等同于给定的外部物质的等价比率。这个过程首先体现在市场上，其次反映在生产中。在生产中，“物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包括对于相同最终资源的使用）。我们的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秩序井然，生产组织之所以能够存在，都因为有这个前提条件。生产组织是满足欲望的行为的组织形式，它建立在自由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进一步研究更为复杂的竞争情况，也就是多种生产要素通过组织形式生产单一商品。

[1]
不考虑垄断因素，但是可以参考第6章。

[2]
这更像是历史事实的表述，而不是本能或欲望的理论。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任何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以及能够从这些原理中得到有用的结论，这样的原理就没有理由不被当做纯理论的假设条件。另一方面，作为对现实的初步近似，加上我们处理的行为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别，毫无疑问可以作为可行的起点。如果我们需要知道个别的情况，我们必须通过分析过程（抽象）分离出根本趋势。在这里，我们并不想探究经济学研究本能或反射的可能性，更不想建立这样一门科学。历史的研究已经涉及我们称之为“行动”的行为部分，与我们的首要目标一致，并指出这一推理结论的相对局限性，我们依赖于这样的事实。如果坚持认为，这样的局限性不是对理论的有效反驳，这会是徒劳无功的（对于那些尚未掌握这点的人来说）。就算作为一个条件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和察觉这种局限。

[3]
不可能沿着这一思路深入到没有意义的程度。帕特里克·格迪斯在作为《经济学家的约翰·拉斯金》的演讲中，沿此思路做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圆桌会议系列）；还可参考斯图尔特教授“经济利益的层次”一文，收录于杜威和其他作者合著的《创造性智慧》一书中。还有韦斯利·米切尔登载在《经济学季刊》（第二十九卷，第1页起）上的文章“人类行为和经济学”。

在对立的极端面，在经济学非严格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在卡弗教授的作品中发现对近似化学纯性的理性化和去生命化。古典经济学家精明而睿智地运用经济人这个概念。对卡弗而言，经济人无异于路人甲。

[4]
据说，墨西哥（特别是秘鲁）消失的文明大都具有这个特点。

[5]
更完整的论述见第5章。

[6]
我们绝不能理解或者假设，这些事情能够通过组织系统的自由交换，经过最具可操作性的方法，得到理想的实现。特别是对于第一和第三个问题，也就是社会价值尺度的形成以及将资源用于深入发展，它的方法和结果面临着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们不会声称，在现实中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的任务是简洁地分析和描述纯粹自愿、个人主义的竞争系统的运作机制以及与组织基础任务的联系。

[7]
我们无意尝试对欲望进行细致的分类。对于不同欲望以及不同手段满足同一欲望之间的区别，我们曾经作出过提醒。例如，我们可以说想要食品或者想要不同的食品。在一定限度内，一种食品能替代另一种食品，但仅仅是在限度以内。最后，追求多样性本身也成了一种欲望。我们认为，欲望必须根据经济学的用途，针对现实市场对商品的分类做出分类。我们也无意深入欲望基础的心理学问题中。我们要紧扣行动讨论事物。只要行动本身和行动导致物质变化的关系清楚明确，我们究竟是想要某些事物，还是要我们预期得到它们那一刻的有意识的状态，或者其他什么，其实都无关宏旨。

[8]
这里描述的也似乎有一些例外情况，与现实并不相符。因为绝对稀缺，或者冲突的需求竞争欲望满足之手段造成的稀缺，似乎是有一些绝对的欲望。在经济学中，这些例外可以忽略不计。严格说起来，这些欲望已经趋向于丧失“欲望”的特点。我们很难看到，某种科学在处理特别变幻不定的现象时，能够有什么建设性的方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当然，从认为它们的存在并形成完全理论的限制角度，研究它们还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很少会将它们置于理论本身的考虑之中。

[9]
对于某些欲望，我们一定要达到餍足。因为，当欲望满足点接近绝对的餍足极限时，一步一步地计算所花费的精力要多于我们直接达到满足为止。吃面包的情况即是如此。这个事实也许有助于证明，从根本上说，绝对“理性”的生活态度是“非理性的”。我们最重要的“欲望”之一，是使自己免于这种无聊的估计。参阅克拉克，“经济学和现代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一篇和第二篇）。

[10]
甚至于说，“就意识而言”，快乐和免于痛苦之间的区别（或者相反）尽管真实存在，但却是“偶然”而变幻不定的。在一定的环境和预期下，同样的事件对某人是快乐，对他人是痛苦；甚至对于同一个人，在此时是愉悦，在彼时却是痛苦。这是非常显然的，无需讨论。假设某人继承了10万元的遗产，对一个完全意外的人，这当然是天降之喜。而如果此人预期能继承1000万元并已做出详细的计划，那他就会非常痛苦。对于一个原本要被判绞刑的人最后只判他蹲大牢，对他无疑也是喜出望外。对这两种情况，如果我们说这确实是逃脱更大的痛苦，或者继承了被剥夺的更大的快乐，这两种说法都荒唐可笑。对于替代选项和偏好事实的比较，这当然是真实的事情，快乐和痛苦只是偶然和主观的东西。

[11]
我们现在看到，“效用相等”一词应该是指无差异选择这个事实，而不是实际意义上数量之间的比较。我们避免使用“边际”（marginal）效用一词，因为该词暗含着如下的意思：对于同样的供给，随着比例的变化，物品的重要性会随之变化。在说到一单位物品供给的效用时，使用某个词表述每个单位效用和总供给效用的区别还是有用的。我们使用“特定效用（specific utility ）”来表达每个单位效用，这么做还是可行的。

将选择原理作为经济推理的起点的一般方法，将“效用递减”作为比较意义来处理，威克斯蒂德用得特别清晰和有力（《政治经济学的常识》），费特在他的近作（《经济原理》）中亦有此意。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只有行为主义才能代表心理学在该主题的正确应用。经济学家无须是快乐主义者（hedonist）（尽管杰文斯和埃奇沃斯是），他甚至无需考虑各种心理学派针对选择的观点（见米切尔著，“经济理论中货币的作用”，美国经济学会第28届年度会议）。效用和价值相对性的原理同样置于动机原理之下。安德森（《社会价值、货币价值》第1章）倡导绝对社会价值的理论，将价值定义为激励行为的力量。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没有认为这个定义和其他定义一样是相对的，事实上它应该是所有定义中相对性最强的一个。行动的动机意味着，比之其他一些行动，某人宁愿选择“这个”行动。如果没有不同的比较和选择，这个概念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达文波特（《企业经济学》第7章）尽管坚持认为经济推理中相对性的重要意义，但仍将效用处理成绝对量。对笔者来说，这样的效用是难以想象的。

[12]
严格仔细的考察，资源的效用能够给综合替代原则增加多大实际的解释价值，这很令人怀疑。我们称某物为“资源”，不是从它自身说起的，而仅是从数量角度看该物能够发挥的用处。到底有多少资源，显然也更取决于用途。但是，我们在考虑种类对立的效用的数量化替代特点时，资源概念至少可以起到中间桥梁的作用。事实上，基于付出或“成本”的单纯的精神形式，这会令人如堕雾中。如果我们问某物成本几何，我们似乎倾向于首先以金钱或劳动的方式来作答，特别是以“资源”的形式。但是，如果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很可能返回后者（资源）以其他曾经已有的一些效用来评估资源。对资源概念的“本体论化”（ontologizing）似乎是“工具概念”的一个例证，但是，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还真是寸步难行。

[13]
《经济学原理》，第五部，第2章，第一节。

[14]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虽不中亦不远矣。而且，我们这么说，也不是对这个男孩有任何不敬之词。恰恰相反！如果精打细算之估计的成本超所值，理性的事情反而变得不理性。人们仍常常率性而为，这并不损害经济推理预计可以达到的程度，因为这种非理性（不管理性还是非理性）倾向于相互抵消。就个人而言，一般的行为“理论”，在特定情况下，就像奇形异状之画作的边框。但是，对于大众来说，从长期来看，并非如此。市场表现出来的结果，就像是人们想要最精确地做出他们的选择那样。我们大多数人被迫生活得主观盲目而听天由命。然而，从平均意义上看，结果倒非常接近理性。

[15]
讨论假设，替代选项之间的数量关系保持不变，某一替代为另一替代付出的比率自始至终不变，或者“资源”之间相互转移的比率一致。在实践中，这种情况相当罕见。随着供给的变化，给定数量的不同商品的相对重要性会随着变化，而且，随着第一个商品供给数量的增加，付出它来获得第二个商品的数量也会随之增加，也就是“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除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个规律也会起作用（作用方向一致）。帕腾教授针对这种效用分析提出反对意义，他认为消费需要时间，这一时间需要从生产活动中留出来（参阅《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院刊》1892～1893年，第726～728页）。同样参考埃奇沃思（《数学心理学》，第68页），他也考虑了消费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精力。除了实际满足的经历，将其他一切包含进生产，这种做法在逻辑上更加准确一些。如果是这样，这样的反对就会失去其力量。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之视为不同替代选项之间（也就是综合考虑替代选项）的选择，将不同替代选项仅看做是它们在事实中的那样，这样全部的问题就变得无关紧要。

[16]
从技术表达说，与其说“数量的”，不如说是“序数的”。它们是变量，却不可衡量，可以排序，却不能加减。如果任何简单的感觉只被当做那一瞬间的感觉的话，这种属性之本质的神秘性就荡然无存了。要我们说出某束光线比另外一束光线亮一些，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们不可能说出亮多少。光线的亮度确实可以通过科学进行“度量”，但是，科学度量的方法其实与我们上面讨论效用的方法相似。将一束光线不断移远，直到它和我们设定的标准在亮度上相等，我们可以测量移动的距离。很显然，这种方法不包括对感觉的度量。同样道理，温度计并不是对热的感觉的度量，天平也不是对重量感觉的度量。表述“序数”变量更好的例子是在美学领域（当然是“价值”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可以说出一首诗或一幅画比另一首诗或另一幅画好，不过，没有人会很认真地度量好多少。在学校或者在竞技场上，我们经历过按百分比“评级”这样的事，但是，我们要选择尊重某人的意见，这种评级不会对结果附带任何影响。

[17]
在很大程度上，购买行为基于一时冲动，而不是基于相对长期重要性的估计，这种说法是不错的。特别是当“反潮流”的时装展示、广告宣传、营销等手段大行其道，就更是如此了。这是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现实时必须“修补”的重要因素。这种修补工作将一直持续，直到经济学的发展将这些现象化解为一般规律，并将它们融入演绎系统中（参阅第43页及脚注、第51页及脚注）。在大多数定律中，平衡的结果接近于理性决策。

[18]
在基本理论上，笔者与马歇尔之间的分歧屈指可数，剩余理论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中的一个（参见《经济学原理》第六版，第125～133页，特别见第129页的脚注）。我的质疑主要是针对“范围与方法”，而不太针对事实或逻辑。我只是看不到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人类行为或解释经济现象的用处何在。我相信，这个理论背后的混乱观点将会导致严重的错误，会从经济推理中得出完全不相干的结论。更有甚者，诉诸“单纯的常识”似乎完全不能证实这个现象的存在。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一定愿意花1000美元买下第一块面包，他没这块面包不行。但是，我们不能说，如果他仅花10美分就买到了这块面包，他会获得了价值999.9美元的免费满足。许多经济学家也看到了所谓剩余的神秘特征。我们希望上述讨论能够指出错误的源头，我们将能更容易辨识这个错误，并规避它。

[19]
这个社会的依赖性成员必须完全依赖某个特定的个人。任何依赖性个人的欲望，只会通过他的监护者感受到前者行为的方式产生效果。我们根本无需考虑他们。我们只要考虑社会独立成员，他们有着对家庭正常的关心。但是，每个人一旦进入经济生活，他要么与别人完全平等，要么完全没有。

上述假设的内涵并非必要，它们构成了一个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完全的描述。我们说我们只考虑他们的市场行为，这被假设为遵循对他们的规定，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强调的方式。

[20]
我们虚构的社会是“孤立”的，这点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能有什么事情，一定都只是在这个社会或者是从属于其他事情。

[21]
我们可以将这个社会界定为“手工”制度的社会，而不是“企业制度”的社会。在企业制度的社会里，操作者丧失了他的责任状态和生活。他不是生产和销售商品，而是将生产性服务销售给企业家。

[22]
我们将全部商品理解为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储备。当前所有者对他们自己商品的需要成为任何可能的储备价格的基础。事实上，这一需求和其他人的需求并无二致。就总体情况而言，代表一定数量的商品对应一定欲望的想拥有商品的人，这是可信的，也是重要的。而究竟是谁的欲望对已经建立的价格并无关系。当然，我们必须将商品现在的所有者对每个商品的需求包括在内。商品作为后备，而不是其他商品在手，也对结果毫无影响（参见达文波特，《企业经济学，第5章，第48页》）。

[23]
关于完全市场的这个问题，最好用数学方法（也就是符号法）处理。事实上，数理经济学家们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参见埃奇沃斯，《数理心理学》，第40页及以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附录F以及数学附录和脚注十二乙）。

[24]
可以用反证法轻易证明这一点。如果交换按照不同的价格发生了，高价的买主和低价的卖主可以在中间价格成交。

[25]
这两个命题在经济学讨论中常被视为是等价的，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并非那么简单。要从第一个命题证明第二个命题，要假设，在任何给定的价格下，个人决定购买的数量（基于与货币有关的简化的目的，我们不考虑商品的购买，我们认为两个商品之间通过倾向购买的比较，货币本身没有商品价值）。现在，假设，相对于另一件商品，其中一件商品的价格上涨，如果价格上涨的那件商品是非常重要的商品，个人还是将会花同样多的资源购买该商品，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这样，他买不到同样数量的该商品。他会花相对较少的资源购买替代的商品，购买较少的数量。但是，如果他购买同样数量的该商品和以前一样，两者之间的效用比例将会令他失望（既然要达到平衡），给定的资源只能购买到较少的效用，这些效用属于购买相对较多的商品。他会将资源从此商品转移到另一商品。这样，对于价格上涨的商品，他将购买的数量相对较少。（证明完毕）

[26]
考虑到现在商品持有者的储备性价格，我们也可能（但是会使情况复杂一些），画出其他人而不是现有商品所有者的需求曲线，画出一个上升的曲线，代表不同价格的销售。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同样的数据得到同样的价格，文中描述的那个人主要是描述性意义，因为不管是储备性价格，还是需求价格，实际的原因或动机并无区别。

[27]
塞利格曼的研究（《经济学原理》，第179～192页）是社会有机体谬误的特别明显的例子。安德森的《社会价值》也包含着同样的错误。安德森明显地将基于个人判断和偏好的社会影响与正确意义上的社会判断和偏好混为一谈。个人当然是社会动物，但是意识仍是个人现象，经济学家关心的行动也是个人现象。是个人的购买和销售行为决定了价格，而不是社会决定价格，除非是在那些未采用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其他形式的组织中。经济学研究的正是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这一类问题。

[28]
使用货币一点也不影响这个理论。使用流通信贷也无损于我们的讨论，如果流通信贷的价值保持不变

一方面，比之理论情况，实际情况要简单得多，由此产生的偏差要减少很多。过程的连续以及公开价格的持续存在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除非卖者愿意接受报价（或者更高的价格），否则他不会进入到市场。对买家也一样。这样，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多余的卖出报价或买入报价会如何使价格从平衡点向上或向下移动。实际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与价格的变化有关）价格是如何建立的，前者的复杂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后者。

[29]
另一个分支是静态条件下的分配理论。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假设，既然没有联合生产，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30]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我们的成本曲线是一条上升的成本线。这是我们目前需要考虑的唯一情况。递减成本的问题在后面将会讨论，而且是在更加复杂的条件下。要增加任何产品的供给，就需要将资源从其他产品中转移过来。这就增加了后面商品的价值，降低了前面产品的价值。既然资源是按照最佳可能的方式来使用的，这就是意味着成本随着产品而增加。在目前阶段的讨论中，既然只有一种要素可以用在每一种产品之中，我们不会涉及任何单位商品的成本或单位生产要素的收益。

第4章　联合生产和资本化

在第3章，我们构建了一个虚拟而高度简化的经济系统。在本章，我们将大量引入贴近现实的因素。出于简化的目的，许多属于日常生活的特征原来被抽离出去，现在将被渐次引入。我们将分别研究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和意义。依此方法，我们将最终决定，哪些特征对于完全的竞争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哪些则不是。我们将会发现，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绝大多数简化假设都可以放弃，且丝毫不会影响完美平衡的必要条件。在平衡状态下，成本与价值自始至终都保持相同。我们曾经强调，人们完全明了他们的所作所为，经济系统没有不确定性。只要我们坚持这项基本条件，原先抽离出去的那些现实要素仅会使调整过程更为复杂，却不会影响调整结果的本质。剥离一些现实成分，是为了简化对基本经济行为的研究，并且能够独立研究这些现实因素的复杂影响。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作为深入探讨这个虚构社会的第一步，我们首先要考察组织化生产的本质和意义。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个虚构社会做过如下限定：该社会的生产是未经组织的个人生产，这个社会只存在“初级”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通过最终产品之间的交换得以实现。我们的限定当然是根据主观需要做出的。现在我们转而考虑第二级劳动分工。也就是说，在一个单独的行业中，通过“职业”的分工，由多人合作生产单一产品。这种崭新的分工方式从根本上引发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不仅前所未有，而且事关重大，相互之间有着更密切的关联。第一个问题是，仅通过自由合约的运作机制，生产是如何在生产性团体之间组织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联合生产中，由于个人对于最终产品的贡献类型各不相同，最终产品是如何在他们之间进行分割的。后一个问题就是著名的“归属”问题，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分配”。

我们正转到经济学的第二大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我们有必要研究存在专业生产但不存在联合生产的情况。当然，在现实世界里，生产无一例外都是联合组织的。现在要讨论的主题是，社会组织通过自由交换，（在一定的技术和组织条件下）运用既定的资源（来生产产品）满足既定欲望的基本规律。这个问题属于“静态问题”。为了使生产团体和产品分配的问题尽可能简单，并且循序渐进地引入复杂因素，我们保持其他人为的假设不变。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有关生产的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最终产品的生产绝对连续；第二个假设是，生产一经完成，交换和消费都在瞬间完成；第三个假设是，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生产性“财产”。[1]
最后一条假设的意思是，物质生产要素要么是极度丰裕，因而免于任何费用，要么严格地附着于所有者个人，而且无法增减个人或物质要素的生产能力。我们唯一引入的变化是，在社会生产和消费着大量的商品中，至少其中的大部分是由个人之间组成的团体生产出来的。正是生产团体承担着大量不同种类的生产任务，个人没必要一定都承担独一无二的职能。更为普遍的情况反倒是，大多数人做同样的工作，不同工作的差异往往只体现在程度上。

组织能不能仅仅通过个人之间的自由协议就能做到自动运作，这种可能性取决于联合生产所遵循的技术原理。迄今为止，我们尚未提及这个原理。这个新的原理对于经济学思考及分析至关重要，它的地位堪与选择定律或效用递减规律比肩。这两大定律在表述上也颇为相似。生产要素比例变化的原理，就是享名已久的“收益递减原理”。不过，直到最近，经济学才能够透彻而接近准确地阐述该原理。该原理正是源自对于客观事实的归纳，正如选择原理是对人性本质的归纳一样。如同其他“规律”一样，这个原理也是近似的。我们必须将近似性的本质牢记于心，以此作为实际应用的前提假设。和经济学的其他原理一样，该原理也遵循相对性原则，仅处理比率关系。从这点看，相比于效用递减原理，该原理在表述时令人曲解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在解释该原理时，我们受绝对主义诱惑的可能性也会小一些。经济学家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近一个世纪）才发现这种固有的比例变化的逆向关系，进而推导出显而易见的结论，真是咄咄怪事。我们最终将会发现，比之心理学意义上的效用递减原理，收益递减原理要更加“真实”，也就是说，与事实相符的普遍程度和准确程度都更胜一筹。

不管是基于心理的效用递减原理，还是基于技术的收益递减原理，两者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在两大规律正式而准确的表述中，都包含自变量连续可分这个假设。这个假设对于特定的情况并不成立。但是，从实用角度看，这个假设对于规模巨大的市场倒是成立的。无论是哪种情况，无限可分性的假设都因（个体情况）存在最小量而土崩瓦解。消费品要对消费者有意义，在数量上一定有一个特定的最小量。同样道理，生产要素要对生产具有贡献，要素比例也一定有一个底限。人们往往从生存必需的最低数量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消费品的最小量，这其实并不正确。当市场承担界定和区分商品（这也是唯一合理或相关的方法）的任务时，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特定商品才是不可或缺的。

无论是效用递减规律，还是回报递减规律，两者都需要考虑最大数量的情况。超过最大数量，商品或要素不再成为行动的对象，而成为“免费物品”，我们最好称之为潜在物品。在生产中，我们对极度丰裕要素的正确处理方法等同于在消费中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绝对将极度丰裕要素视为当然，但是完全忽视它们的存在。只有物品“可能”不再极度丰裕，我们才会重视它，才会有意识地将它纳入到考虑的范畴之内。

在讨论回报递减规律时，我们会面临一个特别的困难。在回报递减规律时，会出现两种变化，一种是某种生产组合内的要素比例的变动；另一种是生产组合整体的绝对规模的变化。将两者混为一谈，正是导致困难出现的原因。严格区分这两种变化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在分配理论中，没有哪个单项问题能比这种混淆滋生更多的谬误。如果在某项组合中，所有生产要素的数量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变动，而且产品连续可分，那么很显然，某一规模组合的作用方式将与其他类似构成的组合完全一样。当此情况，生产每种产品的垄断趋势将不可阻挡。如果我们还想要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就必须做以下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任一要素要能够分解到这样一个程度：一方面，与该要素的总量相比，进行交易的单位要素微不足道；另一方面，就整个要素总量而言，该单位要素的加入能够有效地参与竞争，有效程度有多大姑且不论。第二个假设是，相对于整个行业规模，规模较小的企业效率要高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根据这两个假设条件，竞争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竞争使得行业中的所有企业达到最优经济规模；第二个效果是，竞争还会使该行业中保有足够数量的企业，以确保能够有效地竞争的生产要素。[2]

回报递减规律通常表述成如下形式：在某种生产组合中，其他要素的数量固定不变，某种要素的数量持续增加，该生产组合的实际产出将会随之增加。但是，在经过某一点后，产出增加的比例会低于该要素增加的比例，并且最终为绝对减少。[3]
此外还有一种更为通用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更强调比例和绝对规模之间的区别以及该规律的可逆特点。这种表述方式如下：假设某种生产组合的要素比例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连续变动。在第一阶段，单位要素的产出增加；在第二阶段，相对增加的单位要素的产出减少。在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单位要素的产出减少。由于任一要素都可能是增加的要素，其他要素都可能是减少的要素，所以第一、第三阶段是同义表达。[4]

如果一个生产团体处事理智，如果竞争价格决定生产要素在不同的生产之间配置，这就不仅迫使产出递增比率低于要素递增比率，更迫使等量增加的要素获得的产出逐渐递减。这两个原则的内涵完全不同。许多对回报递减规律的表述都错误地将两者混为一谈。第二条原理可以由第一条推导而出。第一条原理源自经济状况的本质。通过图形可以很好地表示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下图（图4-1）中，横轴（或X轴）代表某一生产组合中某一生产要素的变量。纵轴（或Y轴）表示相应的总产出。根据图示，从原点引出的直线与生产曲线相切得到点3。从该点起，产出回报开始逐渐递减。要素的投入量如低于这点（比例），要素的有效配置将不可得，即便该要素是免费亦如是。这是因为，即便当前要素无法按同一价格获取更多，只要放弃一定量的其他要素就能增加产出。图上也必然且先验地存在某一点。只要要素变量低于该点，产出递增比率大于要素递增比率。对曲线与X轴交点到3这一点的所有点，其切线必须正交于X轴。如果低于点3的点的切线正交于X轴，高于这一点的切线正交于Y轴，则显然该曲线相对于该点（3这一点）为凹型。这就是产出增量递减的图示。同理可证，从点3到最高点4的线段也为凹型，但无法证明先验如此。如果3到4这一段曲线与整个行业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如图中虚线所示，那一段的竞争态势将是捉摸不定的。不过，这一假设令人难以置信。

图4-1

3点以下的曲线是何形状无关紧要，只要切线正交X轴就可以。毫无疑问，行业曲线也定会存在收益递增阶段和递减阶段。并且，多种比例的要素组合有效而稳定。[5]

如果人们真的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么曲线的第一和第三阶段没有讨论的必要。第二阶段的两个边界代表着极限点。这两点以外，某一要素成为免费物品，因而不在考虑之内。这两点以外，增加某一要素，产品绝对减少。这显然荒诞不经。第一和第三阶段的内涵清楚明确。第一阶段实际上就是第三阶段的逆向反映。这不过是对结果如何在曲线上安排的问题，而不是结果本身的问题。超过“回报递减”边界，该原理不再成立，因而也不会有“经济层面”的考量。除非单位要素的回报确实递减，否则该要素不具有生产性。这是因为，增加一单位要素并未对生产组合做出丝毫贡献。假设要素回报递增，该要素则是负生产性的。举一个土地的实例。除非原来耕作的土地出现回报递减，[6]
否则不会有新增的土地投入。

生产团体中的要素比例可以变化。相对于不同要素的变化，产出遵循回报递减规律。正是因为这两个事实，通过自由合约运作的社会经济组织才有存在的可能。如果这两个事实不成立，生产团体的一切问题将毫无意义。除非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生产组合，而且不同的组合之间有可能进行比较（根据产出效果），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为什么选择某种生产组合而放弃其他组合。在联合生产中，辨识单独的要素对于产出的单独的贡献，既是生产团体的使命，也是它存在的条件和运作的基础。生产团体的基本机制是在竞争条件下通过自由合约实现。只要该机制能够将要素对于产出的贡献赋予要素所有者，生产团体就有了真实存在的可能性，该项机制也会行之有效。联合控制生产要素，同时赋予要素所有者的收益权，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原则。只有能够贡献更高的产出和更大的收入，这种组织形式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缺乏连接实际贡献和分配份额这二者的原则，我们的社会将不成系统，必将分崩离析。在联合生产中，究竟能不能辨识出要素的单独的贡献，显然已不成其为问题，因为现实生活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如果经济学家们还要对此说三道四，那就太不合时宜了。单独的贡献确实能够得到辨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解释如何辨识的相关机制。

不同的生产要素或不同的单位生产力究竟对生产过程有多大的价值，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商人们确实心里有谱。如果他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他根本就无法做生意。在对要素报价前，商人一定会估算增加一单位会对产出增加多少贡献（用经济学的术语表示，就是所谓的“边际”产出）。当要素的单位足够小，全部要素的单独而特定的贡献总和正好等于全部的联合产出。这个结论完全可以证明。[7]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某项生产组合中，新增一单位生产要素后，产出到底如何变化，回报递减规律之描述未能做到面面俱到。该规律单独作用的结果是，在要素被抽离的生产组合中，一单位该要素增加的产出将会增加；而投入该要素的生产组合中，一单位该要素的产出将会减少。[8]
实际情况不仅如此。对于要素抽离出的生产组合，它的总产出会减少。而对于要素投入的生产组合，它的总产出将会增加。因此，前一产品的价格将会上升，后一个产品的价格将会下降。在一个自由交换的社会里，生产者通常是根据交换价值而不是物质数量来估量产出。增加单位要素，既会导致单位要素实际产出贡献的变化，又会使贡献产出的价值发生变化。这两种变化方向相同，即都会降低产出的价值。我们称总的变化为生产力价值递减规律，或简称为生产力递减。我们必须将这个概念和物质回报递减相区别。[9]

为了研究归属的机制，除了劳动力外，我们还没有必要将其他生产要素引入我们虚构的社会。在生产同一商品时，个人结成不同的生产团体，不同的生产团体之间有专业分工，同一团体中的个人也进行专业分工。对于参与联合生产的生产要素，不管它们在自然属性上有何差异，这些专业分工大体上都能将它们包罗在内。我们可以将不同的职能归为要素一类，或者作为实际的生产“要素”。我们现在尽量避免使用“要素”这个术语，因为那样会招致歧义。我们正确地设定“静态”社会的条件，即生产和消费的条件保持既定不变。在静态社会里，能够称得上是财产的东西，就只有固化于个人身上的生产能力。除此以外，任何意义上的财产在此地都无迹可寻。[10]

至于财产问题，我们稍后将会深入分析。此刻我们只需理解以下两点。首先，生产要素的分类或分组是建立在物质事实基础之上的。其次，生产要素必然包括能在生产过程中相互替代的成分。如果我们一定说到生产“要素”（factor），不要马上就想到三要素，而是指数量不确定的那些要素。[11]

事实上，归属问题一直被弄得云山雾罩、神秘莫测，这原本毫无必要。归属问题不过是联合需求的一种情况，在本质上，与对消费品的联合需求并无不同，只是后者更常见罢了。劳动或特定种类的劳动并不会单独被雇用，我们需要分离出对不同劳动的需求。同样的道理，尽管对黄油的需求也和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捆绑在一起，我们还是可以构建出对黄油的独立的需求曲线。同样是对需求的分离，对于劳动需求的分离，并不比对黄油的分离更富于神秘色彩，也不会更棘手。可变比例原理是解决这两类问题的金钥匙。从消费角度来看，如果多个商品焦孟不离，而且数量比例恒定不变，则不能将它们归为可分离的商品一类，而应将它们视为一个商品的几个部分。虽然，只要生产条件各不相同，每个商品的价值都能独立计算出来，不过，这并不影响对它们的归类。

对于上述事实以及简化条件，我们请读者牢记于心。我们不难勾勒出生产团体的实际运作机制。像上一章那样，我们从随机的调整开始。我们将继续分析，生产团体如何通过持续的再调整直至均衡。我们假设生产者的生产团体通过抽签随机形成。每一个生产团体的产出由要素比率变动规则决定。生产团体的成员按原有的规则分配产出。每个人都有改善生活的动机。这种动机立刻会引发三重试探。首先，每个人将会尽可能搞清楚他对生产团体的价值，并将他的价值与他获得的产出份额进行比较；其次，他会搞清楚他对其他生产团体有多大的价值；第三，作为某个生产团体的成员，他会比较他和生产团体内其他人的价值，也会比较生产团体外潜在成员的价值。经过试探与比较，得到的结果是：（1）个人的报酬将会迅速调整，直到与他对生产团体的产出贡献相当的水平。这里的产出是他参与联合生产的结果；（2）任何人都会投身到他能做出最大产出贡献的生产团体之中。任何人的报酬如果超出贡献，他要么被炒鱿鱼，要么被迫自动降薪。任何人的报酬如果低于贡献，他也必能获得他的最大价值。[12]
以上结论成立的条件是，生产团体之间是完全的竞争。

为了获得现实或潜在成员的服务，所有的生产团体之间都要展开竞争。对社会里的每个人来说，他们都要竞争生产团体中的位置。对芸芸众生来说，竞争法则概莫能外。某个生产团体能够支付给某人的薪酬标准，显然相当于雇用他前后产出的差额。经过不断的调整，最终达到的状态是，个人对生产团体收入的贡献，等于他对社会的贡献。个人要追求最大的利益，就必须找到最能发挥自己所长的合适位置，从而能够做出最大贡献。[13]
竞争组织趋向调整至众所周知的“自由放任”之理想境界。在最终的调整下，生产团体将保持现状，因为任何改变将会产生无法补偿的损失。总产出按照要素贡献的产出增加值进行分配。[14]

这个理论结果的前提条件当然是抽象的，但却是完全竞争的条件。这些条件在现实社会中都接近存在，只是接近的程度大小各异。我们必须要理解完全竞争，因为社会多少接近这个理想状态。我们也要完全清楚人为设置的那些条件，因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实现完全竞争。一方面，我们需要理解自由竞争，社会确实多少接近这个理想境界。另一方面，我们还得完全清楚，为了实现完全竞争，我们人为地设定了一些条件。理解两个方面的重要性难分伯仲。

还有一种表述均衡条件的方法，那就是将调整看成是对生产要素的连续定价。这个过程和消费品价格决定的过程很相似。我们可以设想，每个生产者或生产团体持币到市场上购买抽象意义的生产能力。我们假设价格尺度已经确立。无论何时，生产团体以一定的货币成本购入这些生产要素，使之为产出提供最大的价格贡献（ price contribution）。由于现存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固定不变，竞争迫使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到这样一个水平，在此价格水平下，同等货币价值量的不同要素对产出的货币价值贡献相等。前文所述，单位价格的所有商品对消费者提供“等量的效用”，其理一也。作为一个整体，生产团体与消费者持币消费的机理非常相似。对于给定的资源，生产要素按如下标准最优配置：对于所有生产要素的使用，相同单位的要素得到的报酬相同。生产和消费的两个配置原则在生产组织中合二为一。如果我们不考虑货币这个中介工具，社会的实际资源倾向于按如下方式配置：对于需要在要素之间做出选择的任何人，相同的物质单位的要素所做出的物质贡献必然相同。

生产分配理论有许多反对观点，我们需要依次分析这些观点。其中一些观点业已得到回答，而且大概都不能算作反驳。借由严格意义上的分配理论，人们可以推导出一些影响深远的道德和社会教条。我们要坚持将这些教条与分配理论本身完全分开。在美国经济学家中，克拉克对分配理论的阐述最为精彩绝伦。但是，对于将分配理论与道德问题混为一谈，他也要负上一部分责任。他的观点反映在《财富的分配》一书中。[15]
卡弗教授是另一位分配理论的解释者。[16]
他精辟地分析了基于伦理推导的不合理。克拉克教授也为自己做了针对性的辩护。[17]
有些经济学家不喜欢生产力理论的社会内涵，这其中包括了达文波特教授[18]
和阿德里安斯（Adriance）教授[19]
。其实这是欲加之罪，因为生产力理论原本就没有这个内涵。对此，我们可以跳过不予置评。在第6章，我们会简略地讨论一下竞争经济系统的伦理内涵。

针对要素生产力分配理论，最早也是最常见的批评来自于维塞尔（Wieser）[20]
。维塞尔试图反驳门格尔对该问题的观点。霍布森（Hobson）的攻击与维塞尔同属一个阵营[21]
。他还特别提到了威克斯蒂德的观点。他们反驳的要点是，仅凭特定的或边际的要素生产力，尚不足以给出理论上令人信服的分配方法。这是因为，根据分配理论的定义，个别要素产出的总和并不等于总的联合产出，而是多出相当一大块。因此，他们认为，既然任何要素的增减多少都会使得生产出现不畅，如果将“一个单位”要素抽离，总产出减少的数量要大于该要素单独做出的产出贡献。因此，应用要素边际分配方法，按照单独“要素”的特定贡献，将总产出分配到每一要素上，这种做法根本行不通。维塞尔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该方案和泰勒的生产力理论并无二致[22]
。霍布森独断地认为分配问题无解。

上述推导的错误在于，他们关注的生产团体规模较小，关注的生产要素单位较大。当我们考虑到工业社会的实际规模以及绝大多数要素的一般单位时，那么，要素增减导致的“干扰”可以忽略不计。根据前面的理论假设，单位要素无限小，既能够独立拥有，又能有效竞争。用数学语言说，要素比例必须连续可变。在通常情况下，在竞争的调整过程中，与其他谬误相比，这个假设引发的错误并不算严重。如果要素分割的程度不高，或者完全不可分，就会有例外的情况出现。这时竞争就让位于某种程度的垄断。在规模巨大的行业中，这样的特例并不多见，但却非常重要。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涉及那些独一无二的或者不可分割的生产要素。[23]

我们曾经提到过帕丹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从一个特殊的立场批评克拉克对生产力理论的诠释。他明确指出，任何要素的回报取决于对边际单位大小的人为规定。这一点看似颇有道理，但实则风马牛不相及。要素单位的大小并不是纯方法论意义上人为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克拉克的问题不是出在假设层面，而是出在事实层面。生产力理论是否合理，竞争性分配能否实现，正是取决于生产要素能否细分到足够小的交易单位。[24]
我们认为，说“劳动”或任何“生产要素”一定会或趋向于获得它们应得的产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这个结论只对实际的个人或实际的其他要素才成立。

针对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第三种批评由达文波特和阿德里安斯提出。他们的批评颇有些哲学意味。他们认为，劳动的“边际”产出仍然是组合生产，与其他非边际单位的要素产出并无两样。就算劳动者耕作的是无需租金的土地，他仍然在使用那片土地。如果没有那片土地，他将一无所获。因此，产品不能单独地归因于劳动。陶西格教授与达文波特的观点类似。他只是略带谨慎地指出，所有的产出都是联合生产，无法分解并归属到个别要素上。与此同时，他倾向于认为，所有收入都是劳动的“产出”。[25]
考察他们的推导，会引出对生产的内涵及因果关系的思考，我们稍后将展开分析。当前，我们只需指出，第三种观点混淆了自然（机械）生产力和经济生产两者之间的区别。从技术上说，边际劳动者耕作的土地也许是不可或缺的，但从经济角度看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根据假设，如果该片土地被收回，马上就会有同样质量的土地填补其位置，否则该片土地就不是免费的土地。与这一谬误相映成趣的，是在消费理论中将“效用”（通常定义）和经济价值混为一谈。诸如空气这样的免费物品对生命来说不可或缺，但却没有经济价值（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就算这个术语被赋予了任何经济意义的内涵，也不能说它具有效用）。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霍布森对“边际主义”的批评。霍布森的基本观点是，边际主义是理性决策的必要条件。但是，以理性的视角来看待生活又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一点笔者由衷地赞同。霍布森的批评是否明确指向要素生产力理论，对此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说霍布森的理论是对实际生活的错误应用，这种评价未见得就错。我们承认，就其精巧程度和数量程度而言，经济行为在替代选项上达到的平衡，要远远超过我们讨论所相信的程度。这个问题牵涉过大，我们暂时止步于此。我们对生活构成的理解也不同于霍布森。他认为，一幅图画或者一块蛋糕的成分，已经严格地由预先的整体构思或者配方所决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工业生产确实是一个理性过程，是生产者根据单独要素的可分离效果不断调整的过程。霍布森在别处也提到[26]
，技术条件预先决定要素的比例关系。这个说法也不正确。至少在一些基础性的产业中，不管是劳动和土地、资本和其他要素，还是同一种类要素内部，这些要素之间的比例在一定范围内完全可以变化，而且几乎不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孰是孰非，还是要诉诸事实。对生产者来说，正是单位劳动、土地或资本对整个生产团体的增加值，决定了他在市场上竞价的要素数量，或者其他能以现有价格购买的物品数量。正是这“特定的产出”，决定了生产者如何在生产要素之间对收入进行配置。

正如上面指出的，绝大多数对生产要素理论的批评都和生产和产品这些词的内涵有关。这些批评最后都沦为咬文嚼字，而不是对分配理论应用的颠覆性反驳。在讨论某个大规模生产团体的情况时，对于要素对总产量的增加值，我们称之为要素特定的或单独的产出。在我们的语境中，“产出”与“原因”或“效果”或其他意思相同的词完全且唯一同义。一个事件绝无可能是另一事件的绝对原因。我们可以说，整个宇宙在某一时刻的状态是它下一时刻的原因。但是，当我们说A是B的“原因”时，我们总是假设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我们绝不会说，整个宇宙除了A空无一物，居然还能产生B。将任何个别事件归为另一事件的原因或结果，这样做总是相当武断的。每一事件有着无穷多的原因。我们只能依靠所处的环境、既有的认识以及面临的问题，才能从诸多的原因中找出“那个”指定的原因。某个现象的“那个”原因仅仅是必要条件之一。从控制的角度看，该条件在实践意义上非常关键，所以，那个原因我们非得自己考虑不可。环境允许我们将其他原因视作当然。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可以把先于某一事件的诸多事件定名为“它的”原因。在现实中，就特定产品的生产而言，我们有可能把其他要素甚至整个社会都考虑进来。我们这么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以下事实：在现实环境里，特定生产要素的（特定的）产出成为生产行为的关键。[27]

我们从两个主要层面分析表述静态组织的原则。我们的分析以价格为视角，以供需为基础。我们将分别研究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值问题。这两个问题通常被分别称之为“价值”问题和“分配”问题。出于方便的考虑，我们先分析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要素比例变动规律的有效形式，即是生产力价值递减规律。显然，所有的调整都涉及生产性资源的转移。资源的转移将引发价格变化，也就是提高资源转出的产品的价格，降低资源转移进入的产品的价格。价格的变化效果与实际的回报递减方向一致。在现阶段，我们对于消费品价格变化的认识不免流于肤浅。我们暂且以此为满足。我们将从分配份额角度找到系统的价格平衡条件。之后，我们将调整视角，不再把要素份额看成是对要素的回报，而看成是要素参与生产的产品的成本。我们所研究的调整和均衡，其实可以视为消费品价格和成本之间的联系问题。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两类分析合二为一，从而洞悉产品价值、成本和生产性要素价值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这三者三位一体，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到的社会收入。

我们目前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生产性要素的供给严格意义上固定不变。生产要素价值理论与上章的市场价格理论非常相似。在每一个价格下，特定的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可以通过图表表示。该图表也能够显示出均衡点。不过，要素供给和需求的情况要比消费品的情况复杂得多。在供给一端，在某一时刻，我们甚至不能将存量视为既定的数据。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处理的是要素对生产的服务，而非要素本身。要素的数量固然恒定不变，但是，即将投入市场服务的要素数量将会随着价格而波动。要素的服务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是根据要素的自然属性，另一种是根据要素的实际产出的结果。[28]
我们可以说，第一类要素乃造化之功。因此，我们在绘制需求曲线时，需要考虑相似要素的替代效应。要素的供给是特定种类的要素提供的服务。这个特定种类的要素就是，完全同质而且可以互换且能够归并成组的事物。

人们通常假定，薪酬越高，会诱使个人劳动越多（更辛苦或更长的工作时间）。这种假设似乎自然成理，但却失之肤浅。稍作考察就会发现，该假设之于理性行为实为谬误。一个理性行事的人，他的行为动机必定遵循效应递减原理。在赚钱和非经济用途之间，他往往按如下方式分配自己的时间：尽量投入较少的时间挣更多的钱。平衡点取决于金钱和闲暇之比较曲线的形状。在这里，金钱特指能够用金钱购买的所有事物，闲暇特指对于所投入时间的可替代的非生产性用途。以价格表示的即时要素供给曲线向下倾斜。[29]

在定义要素时，还有一个思路，也就是根据要素参与生产的实际产出。依此方法，在某一时刻，要素供给曲线的形状，仅取决于要素服务于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在专业化程度的一个极端，自然是没有任何专业化的要素，如不熟练劳动。如果该要素价格低于市场既定的竞争价格，则要素供给为零；高于该价格，要素供给数量无限制。该要素作为价格函数的供给曲线将是一条垂直线。专业化程度的另一极端，就是绝对专业化的要素，如钻石切割工或者飞行员。如果此类要素的价格低于某个最低价格，这些人转投别处也能挣到这么多钱，此时供给量为零。价格快速上涨直至某一点。在这一点，全部的专业人员都得到雇用。超过该价格，曲线形状是一条水平线（参见插图，表示了作为价格函数的供给曲线）。

图4-2

相比于对消费品的需求，对生产性要素之服务的需求要略简单些。需求的特点是：（1）要素需求总是间接或衍生的，反映了对要素产出之产品的需求；（2）要素需求总是组合需求。第一个特点也表明，要素需求是高度复合的需求。同一生产性要素能够满足范围广阔的欲望。不同的要素能够满足同样的欲望。鉴于生产性要素之应用的复杂性，就算不是绝无可能，我们也很难对要素之服务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分类。要素的组合需求和消费品的组合需求，两者之间的差异仅是程度上而已。

要素需求曲线的形状表示任意类型要素之服务的销售量与价格之间的函数关系。它和消费品需求曲线相似。该曲线就是前面提到的生产力价值递减曲线。该曲线向下倾斜，同时表示了实际生产力和价值的递减效应。如果某一要素的供应量增加，该要素在生产组合中的比例将会沿着供给曲线增加。（与此同时）该要素的价格将会相对下降，它在生产使用中的重要性反而相应上升。要素参与生产之商品的产出也会相对增加。在静态条件下，均衡价格就是供给既定之要素的特定生产力（我们要记住，即使是在某一刻，只要价格变化，要素之服务的供应量也会随之变化）。在均衡条件下，每项要素之服务的价值等于它对全部产出贡献的价值。相同要素的实际产出价值相等。对于这个规律，整个经济体系概莫能外。显而易见，竞争调整既确定消费品的价格，同时也确定了要素服务的价格。我们在上章提到，正常价格理论可以相比于市场价格理论，我们可以将供给需求分析同样应用于消费品。

在某一时刻，商品的理论价格是现存供给下的（“边际”）需求价格，即能够将现存供给全部从市场出清的最高的同一价格。供给是既定的物质事实，而非经济变量。供给在需求方程式中仅是一个常量。商品的长期均衡价格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长期关注的不再是商品数量是否恒定不变（再加上需求的情况），而是（在“静态”条件下）生产（和需求）的一般条件。如果其他情况相同，商品供给将随着价格的变化而自由地变化。价格调整的目标不再是将既定的供应量市场出清，而是使生产比率和消费比率相等。[30]
这两个比率都是价格的“函数”。

我们无需对需求曲线做进一步的解释。在供给一端，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假设在某一时刻，供应比率和需求比率都是价格的函数。价格显然必须调整到均衡点，使得这两个速率相等。商品的消费速度不能快于生产速度，反之则反是。两个速率之间的差距会反映到价格上。价格也会依据假设的函数关系反映到生产速率和消费速率上。这种调整一直到需求和供给符合现行价格为止。

为了研究供给和价格关系的基础及特点，我们必须考虑生产的动机。生产团体无论按什么方式组织，都必须支付足够的薪酬从而留住其成员（生产性服务的所有者）。该生产团体面临竞争。如果多雇一个人就能多盈利，生产团体将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生产团体哪怕只稍微提高一点工资，就能将志在必得之人从别处招至麾下。如果多雇之人招致亏损，他会被立刻炒了鱿鱼。而竞争对手一旦比自己出价稍高，该生产团体也无法留住员工。在任一价格下，商品生产会迅速趋至某一数量：生产该数量的商品，生产者不赚不赔。这是因为，如果该产品获得利润，哪怕只是蝇头小利，生产团体一定会增加其生产。反之则反是。我们可以将之前研究的图形做出调整，将坐标轴对调。这样，成本和价格就是供给量的函数。这种做法将方便我们对上述调整的研究。

通常假设认为，随着供给的增加，成本增加、保持稳定或递减的三种可能性都存在（售价实际总是在下降）。[31]
这个问题泥沼遍布，令经济学理论的探讨步履维艰。我们在此处不可能充分展开。但略经考察，情况似乎是：在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下，成本必定随着供给的增加而上升。如果想要保有竞争，相对于整个行业的规模而言，规模较小的企业定要比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效率，否则垄断将不可避免。行业要增加供给，只能通过增加同等规模企业的数量获得，而不是扩大其中任何一家企业的个体规模。换言之，行业内不存在规模效应。

供应增加，意味着必有生产性资源从其他用途中转移过来。由于资源从其他用途中转出，原来那些用途的产出将会减少，因而产品的价格将会上升。该要素在那些用途上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如果竞争存在，所有生产者都要面对要素价格的一致上涨。每单位供给的成本都相同，这一点不言而喻。[32]

某种产品成本函数的确切形式取决于如下情况：该产品在所需求的生产要素时的重要性。如果在要素的全部需求中，该产品的需求无足轻重，那么成本就是固定的。如果比重可观，成本将会快速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收益递减规律的技术条件也会影响成本函数的特点。成本也会随该特点而变化。随着产量的增加，相对于供应有限的要素，供应丰富的要素所占的比例会增加。第3章图3-4的图形表示了均衡的函数特点和内涵，也适用于联合生产的条件。

对于静态系统的均衡条件或长期趋势，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阐述。第一，从分配角度，每项要素都应配置到这样的位置：在该位置，要素对社会收入的价值贡献最大。要素的价值由它做出的贡献体现出来。第二，从消费品的角度，均衡价格应该能使所有产品的供应比率和生产比率相等，或者使得单位成本和售价相等。这两种表述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是同一现象在不同方面的表现。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产品的成本与分配份额同出异名，两者又都和价格同出异名。它们其实都是三位一体的社会总收入。在经济系统中，消费品和生产要素应如此定价：如果我们定义价值量为价格乘以数量，那么同等要素的价值量为消费品提供等量的价值量贡献，而消费品等量的价值量贡献又为经济系统中的任何个人提供等量的效用。显而易见的是，只有这个条件能够保持稳定，其他任何条件相互作用，以促成这个条件的出现。

迄今为止，我们仅仅讨论了不同类型的人力服务，将之作为引发竞争性归属现象的因素。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经济组织财产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注意到，只要生产性要素不能增减，不能脱离所有者而独立存在，个人能力也受到这两条规定的限制，它们就不会改变生产团体的规律。

生产要素的传统分类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前面多处将之树立成反对的靶子。如何对生产要素做出正确的定义和分类，这是个莫大的难题。我们现在深入关注这个难题正当其时。所有的分类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同质化。对于芸芸众生、机器设备、 自然要素，不管是自身特性还是服务贡献，它们都千差万别。凯尔恩斯曾尝试将劳动力近似同质化。他留给我们著名的“非竞争组织”这一提法。自然要素禀赋的差异更是突出，例如麦田与凤梨田、可耕地与草地或林地，所有这些土地和蕴含各种矿藏的土地。资本在同质化方面稍为特别，其“流动性”取决于时间的长度。

另一方面，如果从产出的结果来看，对于不同类的或者自然属性差别甚大的要素，它们倒有可能是等价的，是可以互换的。正如卡弗曾指出的，从经济意义上说，挖掘工与蒸汽挖掘机近乎相同，与会计师也无甚差别。[33]
竞争组织能否存续，离不开以下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要素比例可变；第二个事实是没有哪样要素不可或缺。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要素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因此，每项要素都必须与其他要素竞争。若非如此，生产者就不会到市场去单独获取某要素，单独的要素也无法通过竞价得到估价。不同种类的要素在生产中分工合作、各尽其职。分配问题正源于此。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不同要素对产出的价值贡献能否做到等价。因此，我们需要根据贡献来对生产要素进行分类和度量。但是，就目前来看，还没有哪一种分类或度量能够真正解决分配问题。要达到这项标准，同类的要素必须融汇成同质的要素集合。[34]
这的确是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并且不能置之不理。这是因为，如果连待估价的要素所谓何物都不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讨论要素的估值问题。我们在消费品领域也遇到过同样的困难。答案来自同一个源头，都源自纯粹的（unsophisticated）市场。同名同价则同质。反之亦如是。当然，我们还得紧扣要素的特征。生产要素之间能否互换，主要看要素的用途。两个要素可能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但只要能实现同一目标，就可以视为等价。消费品在此方面要打些折扣，这是因为消费品没有要素那么丰富的用途。要素之间的互换还牵涉到时间因素。无论是改变生产要素的形式，还是使要素适应新的用途，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我们引入对长期问题的考虑，特别是对资本内涵的考虑。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讨论。我们将会发现，这种考察趋向于极大地拓宽资本的范畴。从质上说，绝大多数生产要素都是之前某种资源的投资。

要素能够在不同的用途之间互换，这会引发诸多的变化，会使我们的研究变得异常复杂，进而导致理解上的混乱。通过要素互换创造出什么特定的实际产品，这其实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创造出来多少价值量。由互换引起的实际产品之变化，并不是竞争性分配活动的必要条件。如果要素能组合实现多种用途，不同行业的兴衰更迭就能保证要素之间的实际替代。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维塞尔一方面批判基于比例变化的生产力分配理论；另一方面，他却根据不同组合之间的不同比例，提出了本质相同的理论。泰勒用后一种互换解释生产力理论。与维塞尔不同的是，他指出，这两者其实完全可以等量齐观。在要素市场的实际运作中，不管是实际产品还是价值量的比例变化，都在考虑之中，而且也同时发生。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做过解释。

在对劳动力和要素进行区分时，以下四个成见是人们经常犯的错误。作为对生产要素的总结，我们对此要加以注意。（1）主动和被动。劳动由雇主指挥，而非劳动者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劳动与物资设备并无区别。这是企业的一大特点。从这点看，自由劳动者和一匹马之间实际上并无太大区别。更不用说奴隶和马之间的差异了，因为奴隶本身就是财产。与此联系紧密的是第二个误区，也就是（2）要素自身投入（a）什么种类和（b）多少数量的偏好。两者的区别在程度上也是模糊不清的。出于道德或情感考虑，财产所有者会限制对劳动的使用。但我们不可将要素的工作和所有者的人性混为一谈。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工具、一座建筑和一片土地和劳动者的手和大脑非常相似。在数量上道理也一样。物质要素无法决定它们工作与否。但是，就个人资源而言，通过限制劳动时间或增加休假时间，从而确保劳动者健康不受损害，是一个可能的选择。这种考虑其实对财产类资源（资本）同样适用。[35]

（3）另一个是边际要素和所谓的“次边际要素”之间流于表面的区别。“次边际要素”的定义为：要素质量太低，以至于无法使用。稍经推敲，这个区别就会立刻冰消雪融。有观点认为，不存在不付薪酬的劳动，同样也不存在免费的土地。事实上，边际和次边际劳动力和免费的土地同样常见，也同样重要。这两者在这方面都远胜资本。就算人生的目标千差万别，在个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有相当的时间当过所谓的“次边际劳动力”。在公共机构中，次“边际劳动者”比比皆是。在这个社会里，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富余劳动时间被白白浪费掉。这些劳动时间原本可以投入生产中。生产者如雇用这些富余劳动，还需要必要的机器设备。生产者必须要向机器的所有者支付竞争性价格。可以推导，该生产者所获得的最低回报将高于为机器支付的竞争性价格。另一方面，从过度劳动中无疑还会推导出同样的错误。这个错误推导的过程如下。生产者如果“深度剥削”能力更强的工人，那么这些工人使用的机器本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出。对于过度劳动的约束将迫使生产者雇用大量的工人。[36]

（4）还有人声称，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来自道德层面。严格地说，道德问题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们目前的讨论是纯粹描述性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察知该观点的虚妄不经。一些所谓的“改革家”宣称，个人劳动收入是“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而财产收入则不是“血汗钱”。这种说法亦足以混淆视听。要找到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之间的道德差异的基础，还要令人信服，这种努力就算不无可能，也极其困难。“人或生而伟大，或行而伟大，或坐享伟大”，这句名言同样适用于财富。在参与生产的要素或能力中，要想区分出有多少是勤勉努力的投入，有多少是先祖传留的优势，或多少纯属老天爷的眷顾，这完全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似是而非的区分同样贻害匪浅。这两种情况的危害性难分伯仲。能否进行实际的收入再分配，这两种情况的重要意义还是有所不同。这使我们想起了之前的一个假设。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为避免将研究复杂化，需要暂时搁置财产的问题。财产可以和所有者进行分离，而劳动通常不能和所有者分离，或者可以分离，但绝不可能达到财产那样的程度。我们在此插入唯一一条针对“社会”政策的结论。那就是，社会必须彻底放弃“挣来的收入才有价值”的观点。在实践中，我们已将“挣来的才有价值”这个观点抛到九霄云外。比如说，对大额“服务”收入征收无差别税收，对弱势群体的补助，仅此两项政策就可见一斑。社会之运行，既要组织有序，又要确保民生标准，如果我们希望鱼与熊掌兼得，我们要么彻底消灭弱势群体，要么将他们力所不逮的重负转嫁给强者（就算是这样，对弱者的宽容也不会漫无边际，而且运气因素非人力所能干涉）。

现在，我们要再次考虑财产属性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有一项属性既重要，又独具一格，我们要特别加以关注。我们假设，有些财产虽然不能出售，但可以出租，因而可以和所有者分离。这里唯一的区别是，就这样的财产而言，它的所有者从属于多个生产团体，同时为多项生产服务。在竞争条件下，整个社会组织的运作机理丝毫不受该变化的影响。

财产有可能通过交换实现永久转移。就算这种交换不导致财产数量的增减，但确实给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注入了新鲜的因素。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假设，即生产消费过程连续不断，并且不占用时间。财产转移的结果与该假设密切相关。我们首先放弃这条简化的假设，转而考虑抽象要素的影响。我们将修改一些假设条件，使之更符合实际情况。我们保持完全知识和静态条件下的其他假设不变。生产过程将经历更长的时间跨度，并且被分解成多个细分生产子过程。产品生产出来后，不再被即时消费掉，而是可以储备起来，以备将来之用，或者用于交换。经此修改，我们的经济社会将会发生哪些巨变呢？

生产过程分解成不同的阶段，由不同的生产团体或工厂分工完成。这种分解与生产周期密切关联。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稍作关注即可过快速跳过。这是因为，对组织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比较次要。在“无阻力”的假设下，产品的连续生产究竟是整合在一个生产团体内部，还是由不同的生产团体通过外部市场机制完成，这两者之间并无实质差别。在这些条件下，在任一时刻，该产品完整的生产构成异常复杂，包括了半成品、在制品等。当然，这些中间产品都有价值。我们要区分形成半成品价值的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产品本身蕴含着生产力，但需要耗费时间才能获得价值。另一种情况是，从生产到消费所经历的这段时间，会对产品价值造成直接的心理影响。

生产和消费这两者与时间的关系既错综复杂，又极富争议。我们这里只能稍做讨论。偏好眼前、厌恶未来的人性假设如此深入人心，要质疑它的理论基础，我们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却也势在必行。笔者认为，正是对时间偏好的错误认识，使得绝大多数观点误入歧途。人们用利息存在的事实，来证明人们对未来偏好打折的假设，这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事实上，利息和时间偏好的关系恰好相反。假设自由市场存在利息。通过当前的利率，可以计算出一美元在未来某一时刻值多少美元。只要人们可以进行自由交换，对于当前的一美元，与将来的一美元再加现有的利率，他们认为这两者是相等的。人们不会将现期全部的消费品无限期地延迟到未来。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人们偏好现在甚于将来。人们也不会希望将人生的全部欲望满足浓缩至此时此刻，而不管之后“洪水滔天”。[37]
同理，这也不能证明人们偏好将来甚于现在。

上述推导之谬误在于，度量时间偏好的起始点选择有误。认为现在就是一切、未来一钱不值，这不是时间偏好的立论基础。我们应该提出更合理一些的问题：其他条件不变，是今天享受明天节欲，还是今天节欲明天享受，个人更倾向于选择哪一种？或者，更准确一些的问题是：如果某人在年初收到一年的总收入，他如何安排全年的支出？他可以在头一天就坐吃山空，也可以将收入保存至当年的最后一天。如果时间偏好为零，意味着收入在这段时间内均匀分配。现在穷奢极欲，将来节衣缩食，这是将未来打折。现在节俭自持，期望换取未来的富贵荣华，这是将现在打折。当然，我们要将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剥离出去。如果在这两种选择中其他情况都一样，我们有理由说，这两种选择都有非理性的倾向。[38]

根据人性事实，我们可以认为，如何在一段时间内分配收入，不同的人的做法千差万别。毫无疑问，极少有人会循着直线或平滑的曲线行事，不管这些曲线是上升、下降或是水平。大多数人的时间分配曲线，周期长短不同，振幅高下各异。人们可能此一时适度消费，甚至节俭度日，彼一时放纵挥霍。事实上，这种无规则的安排本身不失为一个优点，至少对那些生机勃勃的人是如此[39]
。曲线的趋势是朝上还是向下，完全取决于个人。有些人信奉众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也有很多人深谋远虑，放眼量看风物长。马歇尔提到的那个孩童，首先挑选布丁上的李子大快朵颐。另外一些孩子把李子保留到最后，或者一直就不吃。在类似的情况下，成年人行为之间的差异也一如孩童之间。原始人的目光短浅已是众所周知。当然，考虑到人生苦短，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人们所做的折扣都不会是漫无边际的。我们只有今天活着，明天才能享受。只有在付出代价后，很多人方才醒悟到，今天的过度享受，往往是以牺牲实现未来享受的能力为代价。试图在这方面对人类进行概括总结，似乎总会徒劳无功。当一项选择包括复杂的外部条件时，试图用一条假设就想自圆其说，那就更是离谱。此一时人们会挥霍无度，彼一时他们又会锱铢必惜。这个事实无可争辩。我们对此没必要一定要寻求某种精确的平衡。

用时间偏好用来解释储蓄现象的重要意义微不足道。消费时间偏好问题的意义同样高不到哪里去。此时指出这一点可能会更为重要。消费或储蓄倾向，也就是说，是现在花钱消费，还是储备成财富，这种决策更大程度上受其他动机的影响。[40]
像其他人类行为一样，这种行为关乎社会标准，关乎“社会价值观”，也关乎“社会主流行为”或“社会禁忌”。商品的储备既可以给个人带来社会声誉，也能赋予他支配别人的权力。就算富人生产性的雇用不直接创造财富，他们可以借此彰显个人的恩威。当然，他们也可以凭借这种地位赚取利润。要想生活得穷奢极欲、富丽堂皇，储蓄当然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如果储蓄的都是消费品，则会招致可观的成本，如储存、维护和不可避免的损耗。[41]

社会个体成员的经济地位不同，对商品使用的时间偏好各异，这使得基于时间维度的交换能够实现互惠互利。针对属于自己的未来产品，现在提前消费掉，并承诺将来予以偿还，[42]
这样的交换对于张三是有利的。对于李四而言，将现在多余（闲置）的商品转变成为将来可靠的权利，比仅仅持有这些商品更为有利。

如果社会全体成员时间偏好的天平偏向现在，那就不会有大规模的商品净积累。对那些倾向于储蓄的人来说，他们会尽快将剩余的产品转让给那些寅吃卯粮的人。供给和需求的条件会在即期商品和未来商品之间建立交换比率。这个比率表示对现货的贴水。贴水的程度有多大，取决于对即期的偏好超过对远期的偏好有多大。很明显，对现货的贴水会刺激更多的生产，从而进一步抑制即期消费。最终的贴水率恰好使得即期剩余生产等于即期剩余消费。偿还贷款并不影响这个规律。这是因为，还款行为只不过最初借款交易的重复而已。从总量上看，即期消费的剩余不可能超过现期的生产。

另一方面，如果时间偏好的天平偏向延迟消费，结果将会是，相对于消费，生产一直会出现剩余，整个社会将会有净积累。现货和期货之间的交换将会建立对期货的贴水。发生交换的比率将会稳定在这样的水平上：在该交换比率上，向市场提供的每种服务的数量等于在此价格下会出清的数量。由于对期货存在贴水，积累将会持续不断。积累的增长率有多快，部分取决于贴水的水平。积累一直持续，直到贴水消失，或者贴水等于维持积累库存商品的成本。对未来的贴水不可能永无止境。不过，积累的条件可能是这样的：在达到均衡前，会经历一段不确定的漫长时间。在那种情况下，在任何时间，积累发生的实际条件是，伴随着不断递增的积累，对未来的贴水依然存在。

上面表述的“贴水”或者时间偏好率与利息颇有相似之处。然而，我们必须将它和利息（利息是正是负姑且不论）区别开来。利息才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现象。时间偏好率是影响生产性资本之贷款利率的要素之一，但它的影响力相对较弱。[43]

不管时间是即期还是未来，我们都可以将时间价值视作是商品的特别效用。这种效用与商品的营养价值、精美外观或者其他任何让人赏心悦目的属性并无二致。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对时间价值的报酬率显然取决于供需两方的“心理”估量。将时间价值现象与准确意义上的利息混为一谈，正是心理学派利息理论的基石。准确意义上的利息才是真正的分配份额（distributive share）。有关准确意义的利息这个主题，我们稍后讨论。我们将会发现，假设某个社会没有不确定性，储备的财富能为生产所用，甚至该社会随着财富的积累而进步。但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要知识和预测是完备的，准确意义上的利息将难觅踪影。

我们已然明确时间在经济行为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将重拾对财产关系的研究。我们先考虑简单的情况，也就是说，生产要素将和所有者分离，可以出租或受让。我们目前假设，财产的数量不增不减，也不可能通过改变财产的性质而调整其功能。这两条读者必须牢记于心。研究财产的变化及其影响效果，是经济学第三大分支的任务。这个分支研究的是，生产和消费财富的条件及其变化。要满足静态条件，我们必须先剥离掉这两类变化。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可以将“土地”视为这类财产。习惯上，我们认为土地乃造物主之恩赐。自混沌初开，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自此而定，永世不变。当然，这种提法全然不是我们对于土地的观点。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展开讨论。只是，就目前而言，我们需要为刚刚提及的那类生产要素找到一个权宜的载体。[44]
我们假设，该要素数量有限（也就是说遵循回报“递减原理”），并且没有同类的其他要素。无论是生产方面，还是需求方面，以及在分配关系方面，该要素与其他要素（劳动）并无二致。然而，土地要素的出现将深刻地影响收入的个人分配。

假设生产团体实现最终的调整，上述财产可被视为对持久商品或货币收入的要求权。因此，它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与消费品的时间分配非常接近。一片土地代表着特殊形式的未来产品。这些产品的收入价值均匀地分布在未来的时间段中。我们假设该片土地定会为人所欲求。在自由合约条件下，土地和消费品之间会建立起确切的市场交换比率。这个假设无需讨论。更准确地说，这个价格是土地收入（除了收入度量外，其他度量都无关紧要）和现期该产品的价值量之间的比率。可以将这个价格表述为多年收入的数量，或者表述为每年的百分比率，从而表示成尽人皆知的资本化现象。我们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明确地表述决定资本化比率的条件。

有些人倾向于储备财富以备将来之需，亦即对现在打折。他们就特别需要土地。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未来的产品。但是，未来产品的时间分布方式如何，反过来又会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条件造成新的特殊的限制。我们注意到，在一定的限度内，人们更愿意要未来的产品而不是现货，不愿意产品在未来被均匀地分配。对于大多数文明人来说，他们更愿意预期未来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而不至于一成不变，甚至每况愈下。他们按这样的预期来规划人生。倘若考虑无限的时间，情况将截然不同。

将数量有限的消费和享受在无限的时间内均匀分配，真实收入比率则为零。因此，对于恒久收入的产品，未来需求一定要有明显的折扣。显然，未来收入的折现率必须大于零，否则它的现值会为无穷大。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当现货有限时（也就是在经济性的条件下），对现货的折扣才成立。如果资本化率和土地市场价格已然形成，土地可以随意转化为一定价值量的消费品现货。如果用于恒久的收入产品交易的自由市场存在的话，只要实际的时间间隔是有限的，那么显性的时间偏好率都将趋于一致。某人如果不想等很长的时间后才消费，他当然无需煎熬苦等。他可以随时随地将他的储蓄转化为即期消费。在恒久的收入市场，期货对现货必然有贴水。对于任何有限的时间间隔，现货对期货的贴水同样存在。如果所有的人和团体都按照有限上升的曲线，在未来的时间里分配他们的消费，出现这种情况完全合情合理，与期货对现货贴水的情况并不矛盾。

当此条件下，个人可以通过购买和出售财产，获得任何确切的周期内自己喜欢的消费分布。他也可以针对未知的生命周期进行人寿保险。有人想要延迟消费，以确保未来收入的分布是上升的。他可以在早年购买这类财产，在后期渐次售出。有人预期未来有收入，因而寻求下降型的消费分配。他则可以逐渐出售他们的土地（如果人们没有土地，按照我们在前面讨论没有土地的情况，他只有根据预期产出做此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社会不可能预期将来的产出收入，除非另有一个社会可以进行拆借。社会可以通过对消费品的实际储备延迟总消费。虽然净储蓄的目标是不确定的未来，但现期生产和消费仍将达到平衡。在刚刚提到的例子中，在任何时候，通过既定的贴现率和净储蓄率，我们都可以获得储蓄和消费这两种动机的平衡。

通过市场，恒久的收入产品可以实现资本化比率。从分配份额的角度说，这个比率还不能算是利率。在我们已经描述的条件下，通过借贷购入或者使用收入性（持续消费性）财产（尽管作为尽人皆知的形式，消费贷款是有效的），人们看不出这么做的必要性。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用于生产目的的资本性贷款，能够将生产资料的两种所有权分离开来。其中一种所有权是权益价值的所有权；另一种所有权是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所有权。正是风险或不确定性的存在，才使这种分离裨有意义。在一个发展的社会里，就算没有不确定性，由专业人士而不是储蓄者承担投资的职能，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在一个既没有不确定性也没有增长的社会里，没有人会为了购置生产要素进行借贷。

[1]
见第3章，我们现在正按此假设展开。

[2]
在现实生活中，每家企业实际上都享有一定程度的局部垄断。因此，相似企业的竞争关系极大地复杂化。相同产品（一组效用）的生产者并不一定就是竞争者。铁路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作为从头到尾的交通，铁路无疑是有竞争者的。但对于本地交通，它又是垄断的。行业规模和企业规模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被经济学界极大地混淆了。布洛克教授分别就要素、行业总体的递减成本、单个企业成本递减或大规模生产经济三方面区分了三种可变比例的回报递减规律（参阅《经济学季刊杂志》，第16卷，第473页）。但是，就我所知，没有人正确地总结出这些成本规律（还可参阅达文波特，《企业经济学》，第24章）。达文波特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及布洛克深入。

[3]
参见泰勒，《经济学原理》，第4章。在这一章里，对于可变比例和回报递减的所有问题，泰特教授做出了透彻合理的讨论，并且没有借助数学方法。然而，我必须指出，对我而言，泰勒教授对于大规模生产经济性的研究不啻沙上之塔。

[4]
该项规律的第二个表述由第一个表述推导而出。正确地说，所有包含在回报递减规律中的内容，可以视为是以下不言自明的假设的推论。

1.某一生产组合中，不同要素的比例的变化并不影响其生产力。

2.相对于一定量的某要素（　比如说劳动），其他要素（　比如说土地）从零到无穷大连续增加投入数量，对于第二种要素，存在一定数量或者一定数量区间（既不是零，也不是无穷大）的投入，该数量所对应的总产出将会大于对该要素的投入—　—不管这一数量是大还是小。换句话说，如果一种要素相对于另一种要素的比例的增加没有限制，对于比例逐渐递减的要素，它的单位产出先是增加，然后减少，也就是，存在一个极值点或极值区间，在这一点或区间之外的两个方向，产出（比例递增要素的单位产出）将会递减。

3.任意两个方向的极端变化（还不到无穷）的产出都会是零。对于分配理念，这一点既可以证明，也必不可少。

对于要素递减规律，该规律的任何比例变化与任意要素现存的绝对数量无关，也与该要素的绝对数量的变化方向无关。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不过，将劳动应用于土地或者土地应用于劳动的传统例子，就非常容易用来理解这一点，也很适合证明它。我们可以想象一群开拓者登陆新大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对于无限的土地，用他们有限的劳动应该开发多少土地为宜。很显然，会有以下三种情况：

（1）他们可以开发不同数量的土地，仍可获得一些产出（Ax.l）。

（2）他们可以开发的数量过多或者过少，都不能获得最大产出（Ax.2）。

（3）他们可能开发的土地太多或太少，以至于不能收获任何产出。

[5]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假设个人企业的规模近乎可以忽略不计。

上述推理还证明，如图所示，曲线本身正交于X轴，并不穿过原点。由于要素之间的关系存在对称性，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导，曲线在经过最高点后，还会再次交于X轴，而不会渐近于X轴。如果它穿过原点，必会交于X轴。在这个细节上，泰勒教授的曲线画得并不正确。这是因为，曲线要么是渐近线，要么穿过原点。

[6]
其他要素确实应用于土地，但是我们还是遵循常见的表述。我们脑中应牢记以下假设：人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受最大化生产这个欲望的驱使。事实上，这一假设的结果被人们因缺乏知识而扭曲得很严重。人们原来生活的地方土地稀缺，这个传统的影响被带到土地丰裕的新国度。人们骨子里还是充满着对土地的渴求。在美国，还有土地先来先占这样的条件。

[7]
参阅下面的内容及脚注。

[8]
特定的或者边际贡献下降，这个结论很容易从单位产出的变化规律中推导而出。要研究详细的证明，参见泰勒的“摘要”，特别是第101页和第102页。在上述教科书中，单位“增加的产出”就是泰勒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所称的“要素”的“边际产出”。出于即刻会提到的原因，我倾向于避免使用令人误解的要素一词，就如同我已经不用边际一词。

[9]
这一术语多少有些主观专断。但是，它却是解开目前的混乱并将不同名称赋予不同事物的方法之一。在表述这一工具式的定律时，泰勒（“摘要”）　既使用“递减回报”这种表述方式，也使用“边际生产力”。这两种表述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它们并没有区分实际产出变化和价值产出变化。在对分配进行讨论时，泰勒已经非常出色地得出了递减回报规律。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没有使用这个规律，而是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推理路径。他假设单个企业不存在比例变化，通过不同行业的要素比例不同做出推理。泰勒认识到，同样的规律包含在这一推理中。因此，他在这一领域里显示出比维塞尔更显著的进步。我们已经回顾过，维塞尔运用了泰勒也用过的归属理论，但再往前走，却是用该理论来代替特定的生产力理论，将之独立运用于产业。泰勒批判了这种做法。

[10]
参见第3章。

[11]
正如达文波特指出的（参阅《企业经济学》，第22章）。但是，我们稍后将会批判达文波特的立场。

[12]
我们无需困扰于生产团体的内部组织模式。生产团体可以采取任何组织模式，只要该模式能够形成有效的日常行动和责任。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团体的组织通常以承担责任的企业家作为中间人。不过，就我们目前的讨论，我们必须排除企业家这项职能。事实上，除非在生产团体要做出调整时会短暂地存在需求，企业家的服务目前对我们纯属多余。假设组织之间对成员的竞争是完全的，这是对现实更大的曲解。该项假设首先又包含着整个社会的完全知识和沟通的假设。除此之外，该假设还要求有大量的生产团体使用每一种生产服务，并且它们之间完全不存在冲突。任何一类生产中的企业数量取决于每个企业的规模。而企业的规模又取决于有待组合的要素可以分解的程度。这样，上文列出的原则（第81页），竞争取决于生产要素可以分解的程度。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这点正确无误。但是，不同市场销售的商品不能代表同样的总效用，因而是不同的商品。

[13]
对整个社会价值贡献的内涵，在考虑这一点时我们会遇到困难。由于交换价值都是比率形式，因此交换价值的总和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无法确定，当最终的调整实现时，由市场对特定商品衡量出的社会价值的收入是否会大于其他安排的社会价值的收入。当然，我们不会说，个人得到的实际商品是由他促使社会生产的。我们的回答是，此人将会得到他所做出的实际贡献的价值，价值大到足够购买该商品。在理论上，真实的实际贡献应该包括在这个社会生产出来的所有商品的无限小的增加，可能也包含“闲暇”的增加。

[14]
对于上面描述的对分配过程理论的完全性，想要了解对此的完整讨论和证明（尽管有一些不同框架），请参见威克斯蒂德，《政治经济学常识》，第二篇，第6章，还有《分配理论的协调》，全书各处。读者将会注意到，上述假设调整的路径显著不同于美国经济学圈子众所周知的“剂量法”（特别参阅克拉克，《财富的分配》，第12章）。对于笔者来说，后一个方法似乎毫无必要的抽象和不切实际，比之追踪企业之前竞争效果的现实方法，这一方法在应用上过于困难。

[15]
特别参见第8页、第9页。

[16]
《经济学季刊杂志》，1901年8月。

[17]
《政治科学季刊》，1915年6月。

[18]
《企业经济学》，第10章。

[19]
《特定生产力》，《经济学季刊杂志》，第29卷，第149页，特别是第159页和第160页。

[20]
Der Natürliche Werth，3.Abschnitt，“Die Natürliche Zurenchnung des Productiven Ertrages，”§22.

[21]
《产业系统》，第5章，附录，第112～120页。帕丹采用的方法有些不同（准数学方法），但是目标相同。见《政治经济学杂志》，1901年，3月（第9卷，第161页）。

[22]
个别企业不存在要素比例的变化，仅仅是不同行业的不同要素的比例，就能得出特定的生产力。泰勒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事实上，无论是对行业还是对企业，要素比例变化都发挥作用。这一点我们业已提及。我们将会在下文深入讨论生产“要素”这一概念包含的谬误。

[23]
参见第6章。

[24]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帕丹提出的另一个观点，也就是回报递增对该理论的意义。通常认为，根据“剂量法”理论，在初始阶段到某一点，可能会有回报递增。但是，帕丹“假设”回报递增阶段将会贯穿始终，这就使得该方法的应用显得荒诞不经。这种推理方法比他早期的观点更加武断。所以，我们不会逗留于此。我们已经充分证明，回报递增是荒谬的。在此条件下，如果某要素提供的是负生产力，那还不如不用的好。兰德里教授（Landry）在批评卡弗教授的观点时，也忽略了这个假设（参见《经济学季刊杂志》，第二十三卷，第557页）。

[25]
《会议论文》，美国经济学协会第二十二届年度会议，第143页。陶西格认为，劳动生产出全部的财富，但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我的观点恰好相反。劳动不能算是产品唯一的源头，但可能提出全部消费掉它们的表面要求，而且该要求还合理。

[26]
《工业系统》，见上文的引述。

[27]
笔者的观点是，针对生产力理论的敌视态度，其主要的原因是，对于持敌视态度的人，他们注意到，劳动者和资本的生产力代表着在分配中各自道德上应得的报酬，他们还坚信现存经济秩序在道德上并未达臻理想状态。这些理论家将对生产力的报酬视为理想公平的同义词，他们只不过不加批判地喊出了流行的观点。正是这种流行的观点，是导致困难的源头。这个观点代表了最大偏离的那种混淆。这种观点导向了对下列问题同样混乱的推理，而研究这个问题，原本正是为了避免针对公平问题产生有偏差的结论。我们不可能在此深究这个问题。但是，稍加考虑会清楚，对与分配的道德必然性有关的生产因果贡献根本不存在。遗产和机会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因能力上的自然差异而获得有利的待遇也不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

[28]
像克拉克教授那样将它们以价格的形式定义，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件荒谬的做法（《财富的分配》，第6章）。如果用价格来衡量，只有一个因素，而且分配理论将会以一个纯粹待决之问题为论据（petitio principii）

[29]
如果稍加考虑，这一结论仍不明显，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推理加以证

明。假设在一小时或一件产品稍高的工资率下，如果在完美的均衡调整下，某人显然和以前一样工作，赚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假设现在他将要花掉剩余的钱，很自然地，他会增加消费商品的数量，并尝试消费新的商品。为了将他的资源按此方式进行分配，以保持各个领域重要性的均等，他显然必须使出他的部分新储备资金来增加闲暇，也就是买回他的工作时间，或者通过不去挣钱而花掉一些钱。还有一个重要的实际考虑是，就算花钱也需要时间和精力，如果可以获得最佳的结果，这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可以从工作领域省下来。这进一步证实我们的结论。

在劳动者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对于劳动供给曲线形状的事实，就算落后国家甚至赤道国家的本地劳动者都耳熟能详。但是，发达国家的白人并不总是如此理性行事。由于传统的影响，对于金钱可以买得到的各种满足，他们的偏好要高于更加内在、更属精神层面的享受。但是，这种可以预期的影响直到世界大战爆发后才非常明显。这里，一些特定工作的工资达到史无前例的高位。高工资带来的不是高产出，反而是更多的虚掷光阴和挥霍浪费。我们谈的是一种持久的变化。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偶然的涨一下工资，人们反倒会更理智地卖力工作，以挣得未来更多的闲暇。

对于这个主题，我们还观察到另一个谬误。那就是假设土地或者其他财产在这方面不同于劳动。这些要素也有可替代的非金钱用途。例如，如果土地租金上涨，地主会有实力将更多的土地变成草坪、花园、运动场、游戏场所、游乐园等等，更少的土地用于耕种和谷物。如果他们的估计接近，他们将会依此行事。

[30]
马歇尔将长期需求和供给处理为是时间的比率。他这么做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将这种形式的变量和市场价格的绝对量严格区分开来。

[31]
参阅陶西格，《经济学原理》，第12章、第13章、第14章。

[32]
经济学文献中充斥着背道而驰的假设。但是，在处理长期的正常价格时，这倒是一个具体的错误。在同一个行业中，不同企业的成本不同，而不同的原因不是由于会计处理的差异。这个事实的存在，就是竞争调整不充分的一个明证。经由同样的推理，当前的边际成本概念必然会土崩瓦解。生产者的估价是按单位成本和单位价格做出的。

[33]
《财富的分配》，第85页；还可参阅达文波特，《企业经济学》，第11章和第12章。

[34]
我们已经证明过这种因素分析的荒谬之处。克拉克教授在他的著作中特别举过例子。同样是克拉克，他犯了相似的错误，即通过要素的生产性贡献来衡量单独的要素。对于这一困难，他已经认识到并清楚地表达出来（《财富的分配》，第374页，注释），通过设定一个绝对主观的衡量标准，他显然想绕开这个障碍。笔者很难批评这种推理方法。我们的篇幅也不允许这么做。除了完全的失败，我看不到这种联系的意义。这是一个明显不合逻辑的推论。我们可以发现，只要这些理论用到“要素”，类似的谬误在其他所有的分配理论中比比皆是。这包括了研究这一主题的绝大部分文献，数量有多少无关紧要。

一个明显的例外是达文波特（《企业经济学》，第11章和第12章）。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堪称卓越。他的缺点是没能充分地将长期和短期的分配问题分开。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做不到这一点，经济学家在对分配（而不是财产或政策问题）进行学术解释时争议不断。从长期的视角看，分类的问题会呈现不同的一面，成为不同类型要素的供应条件的问题。考虑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约翰逊在他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租金问题》（特别参见第35页）中深入讨论了传统的要素三分法（或者更为特别的土地-资本分类法）。我们很快会讨论有关此问题的这一部分内容。我们将会指出，对要素的过于简单的分类存有隐患（参见下文，第5章）。

我们一面强力批判要素三分法，却在本书中仍将要素称为“土地、劳动和资本”，读者也许会困惑不解。如果需要解释，我们的解释是，这么做仅仅是出于表述的需要，我们有必要使用一些能够明确包含整个类别的术语。关键的要点在于，分类要做到独立排他。我们本可以用“动物、植物和矿物”或者“固体、液体和气体”，只是它们与这个主题的关联并不令人熟知。而对于那些熟稔的术语，就算没有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也有社会学和伦理学意义。

[35]
经济学滥用了牺牲一词。如果人们的数量一定、支出一定，同雇主一样，经济学家过于倾向于假设，主观意愿是制约劳动量的主要原因。如同经济学家一样，雇主们认识到薪酬丰厚的劳动者的效率。作为一个阶级，雇主为他们的雇员做更多的事，哺育他们，给他们穿衣，娱乐他们，低于最大实际效率，他们这么做无疑是损失巨大（不用说还要考虑更多）。就算是一个笨蛋，也不会这么做！个人雇主可能会支付低于维持最高效率必要的工资，而一代一代劳动者保持充足的供应，雇主可以从中获利（如果劳动阶级自己承担部分成本来维持劳动供应）。真正有意义的是，在面对同样的个人劳动者时，他们甚至在短期内仍支付了不经济的低工资。现存的闲置设备对雇主是巨大的诱惑。对于资产的雇用者，他们的过度劳动不那么引人注目。当然，工人的无知和粗心和雇主（的狡猾）都是原因。利弗休姆勋爵最近提出，如果人们愿意24小时两班倒，可以采取一天六小时工作制，不减少工资，将会惠及大多数英国的产业雇主。他的提案有些意思。

[36]
很多雇主之所以不愿意雇用童工，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从生意上看不划算。这一点现在正在被人所认识。随着每个工人资本数量的增加，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使用机器的比重越来越高，留给人履行的任务所需要人的能力级别越来越低。综合的结果怎么样，这很难估计。“失业者”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如何确认他？二是如何安置他？这个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和我们面临的诸多新问题一样，“失业”问题既是家庭单位分崩离析的结果，也是产业变革的直接产物。

[37]
这一点可以用一个故事说明。说某个流浪汉发现了一张百元大钞，立刻找到最近的餐馆，满怀喜悦地点了值一百美元的火腿和鸡蛋。其他条件不变，如果人们不按这个流浪汉的方式消费，他们的行为也不能证明，对于同样的消费量，他们对于将来的满足超过对现在的满足。

[38]
西德维克也认为，单独建立在时间基础上的偏好是非理性的。他批评了边沁将“时间接近”作为相同享受之间不同偏好的基础的做法（参见《伦理学的历史》，第241页，注释；还可以参阅杰文斯的讨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第72页），杰文斯在此处也持同样的立场。杰文斯举了一个漂流在海上的船只中消费储备食品的例子。这个例子非常有效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效果非常复杂。因死亡或残废丧失了未来的享受的可能性，或者因为其他意外事件导致未来穷困潦倒的危险，这两者必须同样引起关注。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更愿意丧失赚钱的能力，也不愿意丧失享受的能力。有需要，却没有满足需求的能力，哀莫大于此。也许，完全理性的经济学会将现在折扣到这样一点：根据他希望活多长时间，为未来特别紧急的需要做好储备，而超过这一点，他会对按递增的程度对将来打折扣。用快乐学派的理性主义解释实际行为时，这一点可以充分揭示这个理论的荒诞不经。

[39]
参阅斯宾塞，《第一原理》，第10章，“运动节奏”。

[40]
本金一经储蓄，就永不被消费掉，这一点对于现实的资本积累至关重要。如果本金在未来被消费掉，这个社会将不会有资本供给的净增加。人们进行储蓄，大多数情况下从没有想到消费掉资本或者资本创造出来的收入。正是这个原因，对笔者而言，比之更时髦一些的替代词“等待”或更古老一些的术语“节欲”表达得更栩栩如生一些。每年五美元的持续收入要比一百美元的现期收入意味着更多的消费。但是，没有人能消费永久的收入，也不会预期如此。甚至就算储蓄者足够长寿，能够消费掉他全部的投资，他消费的总量是否等于储蓄的本金也在两可之间。资本形成更是节欲而不是等待的结果。

事实上，“储蓄”一词本身就很误导人。通常情况下，人们不是为了消费财富才去生产财富，也就是说决定投资而不是消费。绝大多数投资本身就是出于投资的目的，否则根本不会有投资。

[41]
在这里，我们忽略不同类型商品是否适合储备的差异造成的影响。这一差异体现在商品的体积、腐烂的速度、满足需要的普遍程度、需求弹性等等。

[42]
在这里，我们必须假设，只有通过保险，承诺才能绝对可靠。

[43]
关于这一点，威克斯蒂德有着精辟的论述（参见《政治经济学常识》，第7章）。值得指出的是，工业社会之前的“高利贷”一直为道德家们所痛斥。比之现代利息理论，高利贷所涉及的现象与我们刚刚描述的情况更相符合一些。在工业时代的早期，为生产性投资而积累财富还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购买生产性财产也相当罕见。在实际生活中，众所周知的生产性要素仅有土地和奴隶。土地还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也很少有出于商业目的交易。而奴隶只能排他性地用于与土地和主人有关的活动上，甚至于不用于土地上就不合法。如果有消费借款的自由市场，除了风险因素外，我们描述的与储蓄有关的现象就完整了。缺乏竞争性的市场是高利贷这朵恶之花猖狂怒放的主要根源。高利贷的支付无疑代表这种缺乏竞争的扭曲。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意义上的利息通过商业风险的被动合伙制的中介，产生于消费贷款之中，而不是产生于独木舟、渔网等的交易中。后者都是一些利息理论家的主观臆想。

[44]
我们当然不关心历史里的实际财产。第一种近似的私人财产无疑是人类自己——奴隶或者可能是妇女或儿童。最后一件真正为私人所拥有的才是土地。不过，满足我们研究目的的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复杂程度的递增。

第5章　没有不确定性的变化和发展

我们现在转向理论经济学的第三大分支。我们要研究资源的几种使用方式。我们可以使用资源来增加资源，再用新增的资源生产出产品。对于原本用来直接生产消费品的资源，我们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转而用来提升我们的欲望。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直接使用资源生产出消费品，用以满足新的欲望。经济学有三大理论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以至于成为经济学诸多思考谬误的温床。经济学的第一大问题是，用既定的产品满足既定的欲望（产品经过初始分配，自由交换）。对于这类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就形成了市场价格理论。市场价格的第一个作用是，对于过去生产出来的数量既定的产品，市场价格将会决定这些产品如何得到配置；市场价格的第二个作用是，根据资源配置的情况，揭示社会对不同产品之间相对重要性的判断。至于资源配置的问题，由经济学第二大分支进行研究。在第一个分支中并无生产资料。这是因为，诚如杰文斯所言，“逝者已矣！”，已经发生的成本不会对价格产生丝毫影响。

经济学理论的第二大问题是，运用既定的生产性资源，生产出产品（总是符合市场价格原则），以满足既定的欲望。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静态社会或“静态”问题。这个问题又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与单独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有关。第二个方面针对特定消费品的价值。消费品的价值和生产该消费品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或成本有关。这就是消费品的长期价格或正常价格的问题。正如马歇尔指出的，对这个问题，又是按同一情况做出的两个层面，而且两种分类相互渗透。第一个层面是，以消费品为基础进行分类，表示商品的价值和生产该商品要素集合的价值相等。第二个层面是，以生产要素为基础，表明单位生产要素的价值等同于该要素向它参与生产之消费品所作的贡献份额。第一层面的问题是长期“价值”问题。第二层面的问题是短期“分配”问题。我们要研究消费品供应量（及其价值）变化与确定的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所谓确定的生产条件，特别包含了如下条件，那就是，生产资料的供给及组织方式都固定不变。

经济学的第三大问题同样关乎价值和分配现象。“产品供需的根本条件”的变化，导致了马歇尔所谓的“正常价格的长期变化”。面临变化的关键性“根本条件”，指的是某些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会显著地、直接地影响要素服务的价格和分配份额。和马歇尔一样，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将讨论限定在这个更简单、更直接的影响上，也就是分配状况的更改，以及要素服务达到均衡的趋势。[1]

首先，我们会尽可能清晰而准确地表述，发展问题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有哪些新的变量会进入我们的视野中？“供给和需求的一般条件”所指的确切内容是什么？或者，对于“既定的资源用于满足既定的欲望”，在我们之前的分析中，我们假设的是哪一个？最后，就这些要素而言，什么样的变化值得我们加以考虑，从而使我们虚构的这个社会最大可能地接近现实生活？我们目前的研究更接近马歇尔的观点。然而，对于这些问题，马歇尔似乎回避（我们不说逃避）给出明确的回答。他确实曾经开了个头，列举了这些基本因素，但很快以空洞的表述草草收场。这些表述我们上文引用过。[2]
在美国，克拉克教授的鼎鼎大名特别地与静态动态问题之比较联系在一起。就静态或需要排除的动态因素，克拉克拟出过一个清晰明确的清单。这份清单名闻遐迩。他给出了五种基本的发展因素：[3]
（1）人口增长；（2）新资本的积累；（3）技术进步；（4）企业组织方式的完善；（5）人类新欲望的开发。西格尔（Seager）修改了这份清单。他将第三和第四种因素合而为一，并新增了一个因素，也就是自然资源受损或开发出新的自然财富。笔者认为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

我们可以先分别考察需求条件和供应条件，这有助于我们厘清问题。需求的条件似乎包括下面的基本事实：

1.被视为消费单位的人口。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实际结构，比如年龄、性别、种族等；

2.人口的心理特征，人们对各种消费品的行为态度。心理特征和行为态度，既来源于遗传“本能”（这种情况不管从什么角度都是存在的），也来自各种“社会传统”，如社会习惯、风俗、时尚、社会标准、道德、禁忌等，当然也包括对商品实际特性的知识或信念。在这里，我们还要加上某些人控制另外一些人消费的制度，如父母的监护、奢侈法等；

3.社会人口即期的货币收入，包括收入总量和分配情况。在均衡调整下，收入和分配最终都取决于产品供给的一整套条件，特别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性资源的数量和分配情况。竞争调整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所有方面最初始的事实情况。牢记这一点很有必要。

4.从完整性考虑，将作为消费单位之人口的地理分布视为既定事实，也是很重要的。人口的分布由两个条件共同决定，其一是要素资源的分布；其二是影响生存和居住的环境条件。人口地理分布的差异对组织的影响无远弗届。

供给的给定条件特别包括生产要素的供给。但是，还有其他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做如下的分类：

1.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包括人口的数量和构成。

2.生产行为的心理或行为态度，包括针对生产行为的社会风尚、偏见等等，获得的方式包括遗传或后天习得。

3.即期的货币收入及其分配。最终，各种生产性资源所有权的分配。在这里，暂不对个人能力和生产资料做区分。显然，收入影响人们投入生产的偏好，作为系统的变量，独立于社会趣味。

4.从逻辑上说，制度因素应该隶属第3条，或者是第3条的推导。但是，考虑到制度对私有产权的内涵和外延的影响，我们还是将它单独列出。制度因素包括（a）对生产性要素使用的控制；（b）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收入权。我们仍不对个人能力和其他生产性事实（ productive fact）做出区分。

5.现存的物质生产要素的数量和形式。根据已经讨论过的静态条件，这些物质要素仅包括狭义的自然资源，或者可以称得上的类似物品。这些自然资源从前人那里继承而得，不能损耗，也不能增益。

6.生产要素的地理分布。

7.工艺水平、技术发展、企业组织等。

将两组合并，再剔除重复项，我们认为，下列因素的变化或者变化的可能性必须纳入我们的研究：

1.人口、数量和构成；

2.人们的趣味和偏好；

3.现存的生产能力的数量和质量，包括

a.劳动力；

b.物质要素；

（1）自然赋予；

（2）人工制造。[4]

4.对上述（第3条）生产能力所有权的分配情况，包括个人控制他人或者个人控制物质要素的全部权利（通过法律或道德的非人为控制与第2条所说的趣味和偏好无法区分）；

5.人口和要素的地理分布情况。这一分布与技术现状密切相关；

6.工艺水平。科学、教育、技术、社会组织的整个状况。

如果要追求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我们应该研究每种因素的变化，还要研究每项变化分别与价值及分配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变化与资本化比率、生产要素销售价格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启动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只要挑出那些对价格影响重大的变化，对它们加以研究，并对能够驱散理论迷雾特别重要的环节做出必要的解释。需要强调的是，变化产生的真正深远之影响，并不是变化本身这个事实的结果，而是正在变化着的世界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如果所有这些变化都有规律地发生，不管变化的模式是进步型的，抑或是周期型的，或者遵循不管什么已知的规律，它们对价格体系及经济组织产生的影响只需略加处理就可以了。我们通过现期和远期的交易机制，在变化发生前某一时间，对所有的价值做完全的“贴现处理”。这些变化不会妨碍人们的经济计划，也不会破坏替代选项之间业已建立的完美一致的平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变化可以预测，它们就不会对生产要素的完全竞争条件构成扰动。在这个条件下，成本和价值完全相等，利润无迹可寻。

事实上，生产和消费一般条件的变化对消费品价格造成的影响，要么显而易见，要么相当错综复杂，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做出预测。因此，系统地处理这些条件似乎并不值得。我们将讨论几乎完全限定在分配理论之内。在分配领域，我们要提醒一点。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预测发展型变化，并提前做出贴现处理，那么，在短期内，变化的影响效果通常就不重要。这些变化很少会对竞争调整造成干扰，更不是产生利润的关键原因。那些重大的兼且产生利润的干扰，多半是短期而异常的波动，是发展型变化的不规则属性，而非变化本身。在任何可感知的程度上，人口增长和新资本的积累都不算是干扰因素。由发明和进步而引发的干扰，是因为发明产生的方式是局部的、零星发生的。发明的总体趋势不会产生干扰。

在讨论短期分配理论时（生产要素供应固定不变条件下的分配），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的分类缺乏令人信服的基础。无论是传统的三要素分类法，还是其他分类，都概莫能外。这是因为，从对生产要素的需求讲，通过无数不可感知的分级，我们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将生产要素界定为相同或者不同。而且，短期问题，即要素供给条件（现存要素数量给定）对所有要素都是一致的。不过，如果采取长期的观点，供给变化问题会出现新情况。这种变化会产生真正意义的差异。供给条件的差异为合理分类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这种分类法多少有些像三要素法。从表面上看，认识到三种截然不同的要素供应条件，这不失为合理的做法。首先，我们会有这样一类要素，该要素的供给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所以，这类要素的数量不增不减，品质不优不劣。土地的传统定义符合这一描述（在此，我们不会质疑是否真的有哪种事物符合这种定义）。第二种情况是，某些生产性产品会像消费品那样自由地生产出来。该类产品的供给条件是，供应量是该类要素提供服务之价格的确切函数。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具有这个特点（我们再次对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不置可否）。最后一类要素的供应也是可变的，但却不是价格的函数，或者不是直接或即时与价格相联系。就劳动力的长期供给而言，传统的处理（评价仍然留待后文考察）就是从这方面将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区别开来。即使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对生产要素的传统分类也不能令人信服。我们会随着讨论的展开进行深入批判。不过，这种分类胜在浅显易懂，又深入人心，而且学术界也广为使用。用它作为研究起点还是可以接受的。

任何特定变化的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关联，从而使得影响效果特别复杂。只有近乎每一方面的调整得到一定的修正，我们才能大致察知影响效果。静态的第一个要点（即人口）就是如此。从历史上看，人口问题一般和人口的分布一同考虑。人口问题又关系到劳动供给，因而和工资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人口的增长意味对商品的需求增长，从而导致对所有生产要素的需求的增长，这其中又包括对劳动需求的增长。不过，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最终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行业的总产出；二是，在促使产出增加中，该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根据递减收益规律以及在该规律基础上推导的特定的生产力理论，劳动力供应的相对增长，将会促使该行业产品以低于劳动力增长率的比例增加，并导致相对劳动生产力的下降。这两个效应都趋向降低人均工资。除了劳动，这种推导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生产要素。

经济学家赋予分配份额五花八门的意思，这使得经济学的讨论乱象百出。例如，我们上面提及工资时，指的都是个人工资。对于其他具体的要素产生的收入，我们也如法炮制。对于这种观点的分配问题，坎南称之为“伪分配”[5]
。这似乎是一个不合宜的提法。这是因为，这个主题之于我们兴趣最大也最直接。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他们通常重点研究的，就是我们目前所讨论的“要素”收到的社会总产出的份额。对于分配份额，另一个显然还说得过去的意思是，用绝对量衡量的要素收获的总份额。

如果增加某种要素（意思是可以互换的生产单位组成的集合），它所获得的社会收入的份额会受多大影响取决于回报递减比率。这个比率通过如下方法实现：将该要素转移到业已存在的相对最接近的应用上的回报率。如果总产出与要素两者增加的比例接近（记住，总产出的增加比例不可能相等或大于要素的增加比例），那么要素在社会总收入中的回报份额将会上升。如果前者甚小于后者，该份额将下降。除非产出下降的比率等于或大于要素增加的比率，总收入归于要素的绝对份额将会增加。不过，这两点都与我们当前研究的兴趣点相去甚远。如果单位要素的收入已知，要素的相对和绝对份额自然可以通过更为间接的方式来决定。

生产要素数量的变化首先影响收入，进而影响对商品的需求。最后，影响波及生产企业和价格系统的方方面面。消费品价格的变化结果，就是马歇尔所谓的长期正常价格变化。如果仅是抽象地讨论这些影响，我们不太可能会有什么收获，虽然有需要的话有可能做得到。这里唯一值得观察的情况是，假定其他情况保持不变，如果某要素在一些产品的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当该要素供应增加时，该产品价值将会下降。

对于发展理论而言，真正棘手的地方并不在于特定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效果。这些影响虽然复杂，但还能运用市场法则（即供求“规律”）说出个大概。真正的困难之处在于预测这些变化本身。生产要素供给的条件是什么？对于要素供给，哪些变化能够合理地做出预期？这些变化趋向的目标或均衡又是什么？我们对于最后这个问题抱有特别浓厚的兴趣。这是因为，古典分配理论几乎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解决这些最终的均衡水平。我们的观点是，古典经济学误解了这些平衡条件，并夸大了它们的重要性。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平衡条件总是随手可得。生产一消费、成本一价值的正常价格平衡尽皆如此。他们所指的静态条件，就算还不是社会的现实条件，也是近在咫尺的条件了。[6]
我们认为，均衡是不确定的，而且是发生在遥远的未来。认识到这些（事实也要求我们），该理论将会出现重大差异。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条件仅仅是特定趋势的理论结果。这个条件会被其他趋势的影响效果极大地改变甚至完全颠覆。或者，在远未达到均衡前，某些无法预测的变局就已经彻底改变了均衡条件。因此，均衡并非是可以预测的结果。要想切实地预测未来事件，我们必须将起作用的所有趋势都要考虑进去，并且评估各种趋势的相对重要性，同时总是为那么无法预测的影响预留空间。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各种发展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错综复杂，各因素的功能也难以准确把握，同时还受到其他未知变量的影响。因此，要想确切地预测遥远的未来，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现在转向影响发展变量的条件以及每种条件可以预期的变化。我们先从人口因素开始，然后将整个（发展）清单梳理一遍。我们的计划不是随心所欲地研究理论假设，而是认真考察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我们要挑选出那些突出而有影响力的因素，并单独分析它们的内在趋势。这是整个分析过程中唯一武断或者说不真实的因素。和其他理论分析一样，这种分析的结果主要是一般原则，是片面性的原理。对于这些原理，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就草率地应用。我们需要将环境因素和经验数据加以综合，以辅助分析。历史上的人口理论或马尔萨斯主义将劳动描绘成与产品类似的物品，该产品按照固定成本供应。工资的均衡水平被一直压低到成本水平，该成本水平（真实成本，或按商品计量的，而非货币形式的成本）刚好维持人口不变。该理论并没有假设劳动者的再生产是出于追求金钱利润，[7]
而是假设，由于人口的生理一心理规律的作用，劳动力按照严格相似的方式供应。工资趋向于最低生活水平，其实是人口的增加不断对生活必需品施加压力的结果。这种推导似乎顺理成章。[8]

人们很快发现，这个劳动成本理论的早期版本站不住脚。于是，经济学家又推出了生活水准理论。该理论假设，即便工资水平变化，生活水准也将保持不变。古典经济学家发现，劳动供给的增长会导致食物供给的增长。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后者增长的比率相对较小（马尔萨斯简单的算术增长假设，以及主要是穆勒提出的几何增长，被科学性更强的回报递减原理所代替）。

穆勒也发现，就算工资水平提高，生活水准也不一定能保持稳定。但是，他对工资能否持久增长特别悲观（事实上比马尔萨斯悲观得多）。这是因为，工资要持久增长，只有满足以下条件：人为地拉开实际工资和控制人口增长的心理标准之间的巨大差距，并将这一差距持续到下一代。事实似乎是，由于工业的全面发展，或是发现了大量新的自然资源，导致工资骤然增长，人口也会增长，但抑制人口增长的心理标准也水涨船高。平衡建立后，新的工资水平要高于原先的水平。历史事实也支持这种看法。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启了现代工业的新纪元。自此以后，工业一直保持迅猛发展的势头，直到最近前进的步伐才逐渐放缓。技术进步很可能直到最近才开始发力提速。欧洲人口总量翻了四到五番，但平均生活水平（如果我们能给出这个概念确切的意思）同样大幅提高。我们难以度量这两大巨变之间的相对数量关系。不过，笔者总体还是同意马尔萨斯的假设。可以确定的是，人口和技术的变化仍都方兴未艾。[9]

古典经济学最严重的疏漏，就是忽视了实现长期调整所需要的时间。他们不仅忽视无数“其他因素”可能影响事件的进程，而且将均衡条件视作任何给定时刻的近似表述，这种做法更是谬之极矣。工业社会的人口保持快速增长，这证明工资水平过去是、现在也是远超最低心理标准。就算其他条件不变，试图推测均衡调整需要多长时间，也必将徒劳无功。除非当前的工资水平和心理底线的差距可以确切地获知，除此之外，根据这种两者差距以及所有较小的差距的各自的相对变化率也可确切地获知，否则，从理论上说，我们不可能求解出均衡条件。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深入讨论人口结构的变化。需要指出的一个主要事实是人口增减的差异以及人口移出、移入、内部迁移导致的变化。人性之中的一些禀赋对人们在市场上的表现影响不大。如果我们将这些禀赋抽象出去，并且假设完全信息和自由迁徙，移民因素很快就能达到均衡。

第二类发展变量是心理因素，也就是人们的偏好与品味。正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这个变量也同时成为影响消费和供给两方面的条件。人们的消费品欲望确实会发生变化，甚至是重大变化。生产的行为态度亦复如是。[10]
将价格视为这些变化的原因，这么做纯属徒劳无功。这是因为，我们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均衡条件。我们往往把这些变化归类为难以预测的外部干扰因素。这一点在生产方面尤为突出。人们经常会说诸如“来自城市的诱惑”之类的趋势，也就是说，工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在美国，人们对白领职业有着不理性的偏好。这种偏好导致机械工人的工资高于职员的工资，尽管职员需要更高的技能和更多的教育。我们还需要忽略对于特定工种的偏好和跟风，我们仅需指出，它们只是经济进程之既定条件的组成部分。这些因素的变化影响深远。我们在这些方面的考虑既适用于财产的使用，也适用于劳动力，只是前者的适用程度会低很多。

在消费一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倒颇适合于科学研究，尽管研究起来有些变幻不定。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私人企业运用经济资源开发、创造或引导消费欲望，也就是广告。[11]
是传递信息也好，是诱导消费也罢，企业通过广告增加价值的效果与其他任何形式的生产或“创造效用”的行为并无两样。只要不是直接贬低竞争商品，广告所创造的价值主要是从其他商品中转移过来的，我们也可以将该价值仅仅看做是商品的附加效用。[12]

当然，创造欲望的生意非常不确定，充满着侥幸或“风险”。但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只要能够预测行为结果，竞争会拉平创造欲望行为和其他领域的收益。只要无利润调整的条件存在，在经济系统中的每一处，成本都会等于价值。创造欲望的行为是否同样遵循收益递减原理？最终能否达至平衡？在什么场合下，创造欲望的行为不再发生，或者，它是否是导致持续变化的长久的内在原因？我们无法就其利弊加以讨论。笔者妄自揣度，还是倾向于后一个选项。

我们来考虑第三个发展因素，即现存生产资源的数量。第一个问题就是，从供给变化角度看生产性资源的分类。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必须认识到按照传统要素三分法导致的差异。但我们必须强调，这种差异被过度夸大了，而且按照传统方法做出的具体分类难以为继。[13]

劳动供给的长期条件包括两个因素：首先是人口因素，这点我们已经讨论过。第二个因素是广义的教育。教育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其作用视同于物质生产要素，或从现有消费用途转移而来的资本品。甚至于说，对那些靠劳动谋生的社会阶层来说，这个阶层的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他们对财富利润的考虑。因此，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当然，一定程度的区别依然存在。技术培训师无法出售或出租其培训服务，也无法超越其职业生涯而永续存在。至少资本就更少依附于所有者的个性（但资本绝不会与个人完全脱钩，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能够持久地发挥它的功能。另外，相比于追逐利润的动机，教育投资更受到其他动机的影响，因而无法通过和其他投资的竞争调整拉平各自的收益。[14]
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投资无疑是一项长期事业，它无法像其他形式的投资那样提前规划。从另外一方面说，教育投资的不确定性更大。毕竟，不同情况或类别的劳动生产出的产品差别有多大，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的产出的差别有多大，不同资源的投资的差别就有多大。只要没有不确定性，投资会分布在劳动力和资本两个领域，并遍布每个领域。竞争的存在会拉平所有投资的收益。也就是说（记住，成本仅仅代表有相互竞争的投资吸引力），由于没有不确定性，经济系统中所有投资的成本和价值都相等。生产和交换的组织完美而无利润。

包括对资源的投资在内，所有生产要素的供应条件在本质上都是相近的。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有要素的转移，也就是说，将原本用来满足现有消费的生产能力转而用于生产资本品。这些资本品将成为新的消费品收入的源泉。只有等到全部因素梳理完毕后，我们才会对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均衡条件做出讨论。这种情况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实际就是长期利息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土地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既定的。只有在这个假设下，我们才能提出地租理论。这个理论的推理方式有别于解释其他分配份额的理论[15]
。该假设也是地租和成本之间建立特别联系的基础。古典经济学给土地度身定制了一个定义，即认为土地的生产力源于自然而且不可耗尽，以使它符合固定供给这种特点。这个定义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到后来，土地天然的固定供给的理论，竟然成为鼓吹统一税的基础。我们不会深究这个问题，但还是要花一些笔墨指出它的谬误。如果新自然资源的发现、占有和开发是公开而竞争性的，用于此处和别处的资源的回报应该没有差别。任何偏差，要么是机缘使然，要么是人们对某一领域情有独钟，要么是各领域的心理诉求不一，相互之间抵消各自的净优势。从历史上看，土地经过日积月累才具有生产性用途，这个过程证明土地应该是被“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和其他可交换的商品一样，土地也是被附加了效用。我们再一次强调，这里仍要排除不确定性。在现实世界里，对土地的投机大行其道。不过，投机的存在并不是土地和其他类型商品相区别的原因，尽管就土地而言，投机大量存在。

在现代社会里，还有一类生产性资源也异常重要。这类资源主要是指特殊的生产工艺和独家的技术流程。它们有的已申请专利，有的还是生产秘方，有的甚至在整个生产领域“尚未”展开应用。和其他资源一样，工艺技术是收入的来源，也是通过现有资源的投资（通过研究和实验）以同样的方式首次研发出来。不过，与绝大多数资本品相比，这类资源还是别具一格。它们的维护成本和复制成本都相当低廉。[16]
如果将工艺流程大规模复制，直到它们成为免费商品，这种做法是有利可图的，除非该工艺固化在所有者身上而无法分离。除非这类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垄断”的，否则的话，它们往往被划归为增强了的个人能力这一类别中。新生产工艺如同开发自然资源，二者搏运气的成分都很大。但是，只要操作结果可以预测，对该项资源的投资还是可以和其他领域的投资相比较，因而有拉平回报的趋势。

现在，我们要转向资本品这项因素。资本品是创造出新生产能力的同义词，它是资源投资中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情况。通过与资本品的联系，我们可以更方便地讨论一般情况，然后简略地讨论劳动力、自然资源、生产工艺与资本品的关系。在上一章，我们讨论过时间偏好以及生产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等问题。现在的讨论与那些主题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说是那些主题的继续。我们现在探讨更为复杂的情况，即生产性产品不再是固定供给，资源可以从现存的消费品中转移出来，无限制地制造出生产性产品。对个人来说，对现有生产性产品（通过投资支付生产要素，使生产要素提前解放出来，[17]
用于生产新的设备）的投资活动，与交换现存生产要素的效果一样，两者殊途而同归。前面讨论的动机也适用于现在的情况，也就是说，它符合就资本形成动机做出的一般假设。我们还要提到新的动机。在前面假设的情况中，这种动机未曾提及，这就是创造机会的动机。这个动机自成一体，与占有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动机大相径庭，或者大大超越后一个动机。通过简短的观察，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复杂的储蓄动机中抽离出这个新的动机，并将创造新的生产视作持久收入的唯一来源（生产设备可以在任何时候出售变现）。[18]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对资本品的需求其实是对未来收入的需求。假设当前的技术保持不变，而且广为人知，相对于生产出资本品所必需的投资，所有资本品的生产力必然处在同一水平，因此可以把它们归为同质的一类。与对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一样，对资本品的需求也遵循我们业已熟悉的双重生产力递减原理。资本品生产越多，价值收入就越低。价值收入是用产品自身的实际数量来衡量的。投资者关心的不是生产出来的资本品，他并不去考虑这些因素，他只对下面两者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第一、他放弃的现有商品数量（也就是价值）；第二、他收获的价值收入。在此情况下，我们的有效需求递减规律演变成四重奏：（1）要生产资本品，就意味着资源从生产消费品中转出。这个转出的过程遵循实际回报递减规律；随着这一过程的深入，放弃一定数量和种类的消费品，生产者有可能生产的资本品数量将会越来越少；[19]
（2）在生产组合中，有些要素更容易通过资源投资大量地生产出来。这种要素所占的比重相对于其他要素逐渐增加。因此，在使用这些要素时，也会遵循实际回报递减规律；（3）相对于其他商品，相对增加的要素生产更多的商品，该商品数量增加，价格将下降；（4）最后，为了未来收入而放弃的现在的商品，随着获得未来收入的资本品越来越多，未来收入相对现在商品的偏好将会下降。

如果其他情况保持不变，资源投资最终将在某一点上达到平衡。在这一点上，在整个经济系统中，每项投资的价值收入量和为创造资本品而放弃现货的价值量相等。只要放弃一定数量的现货（生产出资本品，由该资本品）形成的收入还能吸引新的储蓄，新的储蓄会源源不断地生成。这样，一定量的投资所获得的价值收入将会减少。最终，投资会在某一点达到平衡。在这一点，投资的收获足以使现存资本维持既定量，而不增加新的储蓄。当然，有些人可能会随时消费以前储蓄形成的资本，另一些人会储蓄和投资。这两股力量会相互抵消。[20]

上述内容是“折中”利息理论简略的表述。长期利率与两种收入有关，一是资本品的年度价值收入，二是为创造该资本品所放弃的现货价值收入。这两种收入的比率就是理论上的长期利率。比率达臻平衡时，不再有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转换。如马歇尔所言，[21]
利率总是“趋向”这个水平。当然，我们必须假设“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因素既不会也不可能保持不变。某项投资一经完成，将会产生新的收入，保持原定数量的储蓄自然轻而易举，因此改善了新资本的供给条件。另外，如果投资引发的调整开始发挥作用，诸如欲望和口味甚至工艺技术也会随之变化。要是正确理解的话，该理论在逻辑上还算合理。它描述了在哪些条件下利率不太会变化，它也有助于对未来利率的预测。但是，如果要真正对现实做出预测，该理论还力有不逮，因为它遗漏了很多事实。很多因素的变化，如消费和储蓄的心理发生变化（部分因为收入的大小），如投资过程中有些要素数量是固定的，无法随意再生产，还有技术进步，更遑论战争和其他自然灾害，这些因素事实上通常都会极大地影响利率。与不断增加的储蓄和投资对均衡趋势的影响相比，它们的影响程度旗鼓相当。[22]

对折中理论（例如由马歇尔提出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新近提出的。该批评认为，折中理论没能认识到均衡的真正内涵。折中理论假设，现实条件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会达到那个状态。这个假设遭到了批评。实际情况恰好相反。这里的情况和我们业已讨论的人口颇有相通之处，但更为突出，也更重要。在某个社会里，如果某一时刻有新的投资发生，资本化率就是将现货转化成未来收入的比率。它是新增投资的“生产力”比率，是以下两种收入的比率：一、有待形成的资本品的年度价值收入；[23]
二、为创造该资本品所放弃的现货价值收入。资本品数量的变化，只可能源于以下两种途径：要么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相互转化，要么是现存资本因维护不善而逐渐减少。储蓄和消费心理不会对即时利率产生显著的影响。在短期内，资本品的供给不是利率的函数，而是既成的事实。心理变化会使人们的储蓄（或消费）多少有些变化。但是，与整个社会的资本品供需总量相比，这种影响微不足道。时间偏好比率决定了新资本积累的比率，并影响着未来的而不是当前的利率。由于储蓄有可能转化成投资，这促使个人将他的时间偏好比率向现行的生产力比率看齐。通过稍微增加个人的储蓄或者消费已经储蓄的资本，他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就算我们假设其他所有的条件都保持不变，在任何时候，对均衡调整所必需的时间也是难以确定的。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各个时期，只要社会条件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包括人们的心理、道德观念，特别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利率一直高于均衡水平。资本稳定而快速地积累的事实，足以证明上述结论。假设对资本的需求以及其他情况保持不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达到平衡，取决于以下诸项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人们决定是否储蓄的比率。这一比率是人们参考实际利率和均衡利率之间的偏差（这里还要补上收入增加和储蓄心理成本减少两种情况的调整）而自主决定的利率。第二项因素是，将新增资本应用于社会现存其他生产要素时，回报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的速度有多快。从历史上看，其他因素的变化如沧海桑田，绝对不能称得上保持不变。人口的增长、新兴自然资源的发现，这些都加快了对资本的需求。当此巨变，利率反而保持稳定。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我们需要注意，技术进步通常倾向于使劳动和土地更加经济，并增加对资本的需求。我们所能明确表达的均衡条件，产生这些条件的诸多事件的演变路径或者耗费的时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很可能是纯理论的，而且是徒劳无功的。我们完全没有执著于相信一定会有一条路径能够达到均衡。这一路径是否存在不会对理论本身的逻辑性合理性以及实用价值造成任何损害。这一点不言而喻。

上述分析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利率，而是资本化比率或交换比率。这里的交换比率指的是现期消费品和财产收入之间的交换比率，也是相对于其他投资机会的投资生产力比率。在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社会里，为获取利息而出借自由资本，这个现象是否存在，我们还不太确定。作为一种机制或工具，贷款能够将生产要素价值的所有权和实物的所有权进行分离。做出这种分离的动机是，未来的变化会导致要素价值的不确定。就算这不是唯一的动机，也应该是主要的动机。要素使用者有两种方式获得要素，一是通过租赁；二是通过贷款购买。如果要素的价值保持不变，或者价值的变化可以预测，不管用哪种方式都不会对要素价格产生任何影响，贷款合约和租赁合约可以相互替代。生产者借入资金，进行投资并转化成资本品。他投资的方式是，提前支付给劳动者、地主和资本家，以获得他们提供的资源。资本的初始所有者究竟是自己投资，还是出租生产要素，或是发放贷款，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如果未来可以完全预知，投资将没有任何成本。不过，投资显然需要投入最起码的关注和辛劳。这使得投资毕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不同于简单的提供资本。如果是这样，贷款和严格意义上的利息将会应运而生，采用的利率就是刚刚讨论的资本化或生产力比率（如果投资成本不能忽略不计，还要将它扣除掉）。

投资一经完成，投资收益就仅仅是资本品获得收入的问题。资本要素价值的计算方法是，将这种收入按现行利率进行资本化处理，现行利率由自由资本的市场决定。因为资本品能够大规模地再生产，它的价值不会与生产成本存在明显的偏差。针对资本品的需求变化，资本品的供给做出适应的调整要耗费一段时间。对于不同的资本品，耗费的时间各有差异。如果某种要素完全不能通过投资再生产出来，它符合古典经济学对土地的描述。笔者的观点是，这类要素在实践中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因为，从长期看，土地与其他资本品并无二致。对资源勘探和开发做出的投资，和在其他领域的投资相互竞争，与其他投资的生产成本在主要方面基本相似。将资本品供给按照有无弹性以及收入的特殊类别（马歇尔的“准地租”）进行划分，这么做都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没有不确定性，这种分类都无关紧要。

根据发展因素清单，我们还要简略讨论剩下的内容。在静态条件下，我们假设这些因素保持不变。第四项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影响个人能力（劳动）的条件和影响资产的条件完全一样。这些条件都完全依赖于社会制度。我们认为，获得收入的能力要么来自继承的财产，要么来自遗传。这样的判断来自我们的习惯。个人拿出现有的收入进行投资，开发出新的生产能力，不管这种生产能力是固化在他自己身上，或者凝结在资本品上，抑或是发现、开发出了自然资源，[24]
他并不必然应该获得这种生产能力的完全所有权（近乎没有限制的控制权，再加上全部的收益权）。对于继承财产和遗传能力这两类情况，我们的态度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对于遗传的个人能力，我们理所当然地将它认可为产权；而对于继承物质产品形成的收入，我们却将之贬斥为“不劳而获”。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对待，我们很难解释得通。社会需要不断鼓励开发各种生产能力，也要鼓励对这些生产能力认真而有益的使用（社会需要认识到，家庭关系能够确保资产一代一代的连续使用）。针对获得遗产的权利，还可以想出一些其他的办法来。不过，这些办法是否奏效，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主题。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正在加快限制产权（支配权和收益权两方面）的步伐。这导致在使用私有产权时束手束脚，依个人意愿工作的条件也被层层设限，大量的收入也借“社会”目标的名义被横征暴敛。

我们本应该多说说地理分布，但有限的篇幅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仅仅是人口聚集这样一个话题，且不论在哪里聚集，也就是说究竟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就颇意境深远而又引人入胜。人口移入、移出以及内部迁徙显然既重要又错综复杂。在此领域，我们可以判断出不同区域集聚优势以达成最终平衡的条件。相比在特定时刻我们设定的时间间隔，达到理论上的均衡目标的进程是异常缓慢的。欲望变化、与欲望变化相联系的追求私利的个人行动，这些变化与地理分布的联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美洲的政治史和经济史是土地投机和热钱驱动的矛盾作用的结果，而且热钱主要是土地投机的结果，这种说法并不算夸大其辞。人口的实际分布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自然资源的分布；二是影响交通的地理状况。环境是否适宜人居住也会有一些影响。不过，我们也饶有兴趣地发现，仅仅出于消费目的和社会动机，就能将五湖四海的人聚集在一起，结成规模、密度不等的各种团体。

列在静态条件清单最后的，是通常意义上静态的技术和知识。知识是科学研究中最捉摸不定的概念。提升知识的行动可能会对生产有所裨益。但是，很难就具体情况预测它的影响的结果。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扩大样本做出近似的预测。在很多领域，当研究数量足够大时，人们多少可以更“理智”地行事。科学研究的均衡条件是，对于某项深入的研究，它可能获得的报酬已不能吸引生产资源进入该领域。想要认真地谈论这个均衡条件，无异于摘镜中之花、捞水里之月。如果可以预见结果，那么资源将会按照各竞争领域投资的平均回报进行配置。每一份实现的价值，一定等同于创造出该价值的成本。在此领域，不确定性与发展如影随形。不过，我们还是有办法进行预测。不可预测的变化量独立于发展的变化量。它们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因果关系来将这两个因素区分开来。

我们已经将发展之变化的清单完整地梳理了一遍。行业产出在要素之间进行分配。在每种情况下，这种分配要达到完全、无剩余的充要条件有两条：第一条是完全竞争，第二条是，生产者在生产周期内能够预测该项变化。只要资源的使用结果可以预见到，竞争就会迫使任何一个生产资源的使用者必须付出他能支付的全部，也就是整个行业总产品的净分配。如果变化的规律已知，经济必将调整至没有利润的状态，任何变化都不能阻止这个趋势。

[1]
马歇尔对经济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的组织不甚清晰。我们已经看到，在讨论消费品时，他并没有提出市场价格和正常价格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他仅仅提到是正常价格的确定变化（secular changes），并说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结果这些章节一直没有出版。在研究分配问题时，他没有解释清楚，短期分配问题其实是消费品正常价格分析的一个阶段（phase）。更有甚者，他对短期分配问题显得兴味索然。《经济学原理》第6章几乎全部用来讨论分配份额的长期均衡趋势。对于给定时间的条件下，从分配视角的均衡条件或者供给被视为固定的短期内的均衡条件，马歇尔最多也只是一笔带过。他既没有明确提出分配的长期趋势问题，也未明确指出这一问题和正常价格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是对于社会经济组织的根本问题做出分析必经的阶段，的确定变化或者是必提的观点。笔者认为，只有认识到并且强调这一类关系，我们才能对价格的组织有着明智的表达和根本的理解。除此之外，对于价值和分配的短期价格理论，这种做法还有助于强调两者之间的方法论上密切的相似性，对价值和分配的长期或者正常价格理论也同样如此。

针对这种关系，将马歇尔和克拉克作一个比较将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在美国，克拉克因为运用静态假设而声名鹊起。克拉克的理论组织得甚至更不充分。特别令人吃惊的是，他丝毫没有提及他的方法和马歇尔的方法之间的联系。克拉克的“静态”和马歇尔的长期正常价格说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克拉克的经济动力完全可以和（马歇尔的）价值领域的确定变化和分配的长期趋势等量齐观。克拉克受到奥地利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而马歇尔则受到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克拉克带给我们对于分配理论的短期分析。除了认识到发展变化问题的存在，他几乎都没能再前进一步。而发展变化问题也就是均衡的条件或长期结果，马歇尔几乎连碰也没有碰过。克拉克确实对自己在此领域的无所作为不甚满意，而马歇尔对他的短期理论的成就倒还心安理得。毕竟，马歇尔确实相当出色地阐述了生产力理论，虽然他有些无心插柳。当然，如果将克拉克的“静态”和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静止状态”混为一谈，那就大错特错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静止状态指的是自然地静态的或均衡的条件。这一条件是发展理论或本研究第三大主题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出于方法论的需要，人为抽象形成的静态的状态（state made static）。然而，由于对这个概念缺乏足够的区别，这似乎导致几乎所有关于静态条件的讨论举步维艰。我们对分配的讨论也不够充分，这使得我们无法同时重视短期和长期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将以下两个假设区分开来：一个假设是生产要素的固定供给；另一个假设是生产要素的供给是价格的函数。我们对于该理论的自然分类画了一个粗略的表，希望能有助于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2]
参阅《经济学原理》，第六版，第379页。

[3]
《财富的分配》，第5章。

[4]
这里的区分遵循传统用法。我们很快会考察这种区分，并显示它站不住脚。

[5]
《生产和分配理论》，第7章。

[6]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四篇，第4章，第四节。

[7]
通常认为，社会“更底层”的人们生儿育女时不考虑一般的经济因素。事实绝非如此，而且这一事实常被忽略。多大年龄结婚成家，家庭维持多大的规模，这些问题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人们预期孩子将来赚到的钱和在孩子成人之间的抚养成本是赚还是赔，更少考虑能否维持一代一代人的生活水平（当然，这两种考虑相互交织在一起）。在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下，对于出生率的比较，对童工和义务教育法对出生率的影响的研究，对于揭示这一联系都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方法。

[8]
拉塞尔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著名的工资“铁律”完全统治了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工资理论，尽管它的逻辑基础正是它所痛斥的。如果工资趋向最低水平的基础是人口原理，任何社会重组方案（除非影响到人口的基本原理）除了暂时的改善，将完全徒劳无功，而且还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我们将会回忆起，戈德温在他的《政治正义》曾经提出千禧年之希望。为了回答戈德温的提议，人们正是就这一主题撰写了关于人口的论文，试图给出证明。

[9]
应该承认，上述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是肤浅的。但是，这里必须忽略其他因素。读者可以回顾一下，在考虑劳动供给条件时，凯尔恩斯对非竞争团体的讨论虽然过于简单地将劳动处理为完全同质，但在一定程度上还算接近事实。如今，社会对此问题的兴趣已经彻底转移。使我们优心仲忡的流行理论已经不再是马尔萨斯主义，而是它的反面—　—种族自杀论。更为严重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能力越低，繁殖反而越甚；上层社会生育不足。低于一定标准下，工资增长意味着人口增长；超过物质舒适不太远的某个特定点，工资与人口就呈现相反的关系。这个观点似乎合情合理。大众教育、工业化和城市生活以及时代精神中不能言说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问题错综复杂，难以估量。特别是，世界大战如此深远而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态度。除了自己确定无疑的事情，人们将不会贸然对任何事情评头论足。

[10]
社会对任何类型的商业或职业强烈的非议，无疑会使与该商业或职业相关的真正缺点更趋恶化。这就会这些企业或职业落入那些对社会的好评或非议都置若罔闻的人（这些人总是欲壑难填）手中。明显的例子是中世纪的放贷者（与现今的贷款人并无不同）和现代一些的烈酒生意。

[11]
针对社会和大众的部分对象，引导消费沿着社会认可的方向进行，这些努力既包括有组织的，还包括没有组织的，这些都不在对私有竞争性组织的研究范畴之内。

[12]
对于竞争商品的贬低必须被排除。基于对同样原因的考虑，我们也要排除下列做法，包括入室行窃，包括像分发金砖以及所谓的“灵丹妙药”这样的灵丹妙药等等手段拙劣的骗局。我们可以回顾，我们已经明确地排除了不代表市场交易的利益影响

我的观点看上去也许有些异想天开，但是，我发现很难将商品的实际形式的本质与它的外表区分开来。这两者对该商品实际既定的目的的实现效率没有任何不同（令人赏心悦目的色彩、精美绝伦的装饰经常与商品的实际用途、华丽的包装相辅相承）。另一方面，商品的声名卓著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宣传广告也构成了商品吸引力的另一类因素。这类因素确实使商品对消费者显出差异。在一个交换系统中，消费者是最终的裁决者。如果商品对他们是存在差异的，那就是有差异。如果他更愿意买这一类商品而不是另一类商品，那么第一类商品优于第二类商品。第一类商品蕴含第二类商品所没有的“效用”。这些效用到底是蕴含在商品本身，还是只是一些有关联的事实，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13]
我们要牢记于心的是，从短期问题的视角来看，供给发生变化不在考虑之内，仅有需求决定分配关系，根本没有任何分类是合适的。

[14]
在开发人类潜力方面存在着利润丰厚的资源投资机会，我们忽略了无数这样的机会，在同样的领域，我们又浪费了大量的投资。这些事实的存在恐怕是对现存社会最严重的批判了。不过，比之产业的私有企业组织（与家庭制度相分离），家庭制度更受诟病。

[15]
从前，级差地租理论一直被视为能够同样有效地应用于其他分配份额（参见克拉克，《　由地租规律决定的分配》以及霍布森，《三类地租规律》，《经济学季刊杂志》，第五卷）。事实上，级差地租理论什么也解释不了。这一点没那么多人了解。弗兰西斯·沃克将军提出的分配理论特别不同凡响。他的著作长久以来一直是美国大学的标准教材。他的理论是对下列假设进行阐述：在支付完其他要素后，每一项要素得到剩余的那部分。当我们用有意义的方式来表述级差理论，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它与特定生产力理论一般无二。参阅杨，Ely经济学大纲》，第三版，第415～416页。

[16]
人们有时假设，复制工艺思想完全无需成本，事实并非如此。约翰逊（《现代经济学中的租金》，第120页）认为，不能将工艺思想视为生产性要素。因为它“天然”地能够无限地自我复制。如果是这样，这个问题就简化为教育问题！在工艺思想扩散的性质方面，我们希望以能有一种可以操作的辨别方法。就算能够辨识，如果所谓的“天然”趋势受阻，在一个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生产性要素的情况下，有限的应用工艺思想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是生产性要素（见第6章）。

[17]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对“劳动者的提前支付”。这一观点总体正确无误。但是，该观点没有将其他生产要素和劳动一样包容进来，这就不对了。当然，根据他们的劳动理论观点，他们这么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18]
从资本中赚得收入是储蓄的唯一动机，这是有关储蓄与资本关系的假设。进一步的假设是，动机强度的变化与预期收入的大小成比例关系，或者说动机的强度按某种简单的规律和预期收入的多少相联系。这两个假设的真实性都令人怀疑。出于方便，我们仍然采纳这个传统的简单假设，只是借此机会记录一下我们对所有类似的方法的合理性的强烈质疑。在我们看来，储蓄的主要动机有两到三个，增加未来消费的欲望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像社会里人的其他行为一样，储蓄主要仅是既定的社会习惯、社会时尚、主流价值观、社会道德等的产物而已。其次，我们必须强调创造的冲动。最大的储蓄之源泉很可能是将收入用来做生意，这又来自人们骨子里从商的热望以及创立商业帝国的梦想。很多时候，就算人们最乐观地估计这个企业最不赚钱，他们也会一往无前地进行投资。更进一步的事实是，这个社会的大部分再投资是由公司的总裁们做出的，而他们无法获得投资的成果。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增加收入的欲望并不是储蓄投资最主导的动机。我们坚信，至少对那些胸怀大志的人们来说，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人生的真实动机都是理想主义的。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使命和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与这个使命合二为一，难分彼此。事业融入他的个性，他的人生价值就是使得他的事业王国蒸蒸日上，达臻理想境界。

[19]
这个观点也适用于资源投资的其他方式，如开发新的自然资源、培训员工、改进技术，这些和狭义的创造资本品一样。运用资源增加人口数量似乎是一个特例，因为人口需要消费品来维持生计，不会对生产方式带来改变。增加人口的举措只会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程度上考虑现货与未来商品的交换。

[20]
在将这一均衡严格类比于消费品正常价格的均衡时，我们要多一份谨慎。消费品在使用后湮灭殆尽。消费品的均衡，实际是消费与生产该产品的比率，并且消费完后该产品存在的实际数量可以忽略不计（当然，耐用消费品实际是资本）。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新的产品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过去全部的净产出中。在这种情况下，均衡点仍是现存产品的稳定量。在均衡条件下，当前的生产和消费的数量能够补充资本品的自然磨损。就这方面说，资本就像估值理论中的黄金。如果继续讨论，均衡条件其实是在不确定的未来得以实现。新增产出是稳定的，但相对于现存供给的总量，还是显得微不足道，这样，在一个适中的时间周期内，生产条件对价值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同样也像黄金的例子。

[21]
《经济学原理》，第六版，第536页。

[22]
我们还要提及银行、投机以及如潮涨潮落般的对外贸易。在非常短的周期内，这些因素可能会完全主导利率。如果我们跳过诸如短期同业拆借利率以及国际交易与利率的关系等现象，我们还是就银行利率说上两句。银行通过扩大信贷创造出暂时性新的资本供给，新增的流通货币倾向于降低利率。银行主要发行的是短期贷款，影响效果也仅限于此，不过可能不完全如此。通货膨胀通过影响实际储蓄形成影响，也就是将收入从当前的消费中转移出来，用于创造资本品。对于银行通过借给投资者而新增的流通货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并不是新的购买力。流通中介总的实际价值与流通中介包含的单位的数量没有关系。这在理论上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出现通货膨胀，新增的流通货币并没有创造购买力，而只是进行了购买力的转移。也就是说，购买力由原先流通中介的持有者转移到新增货币的持有者手中。历史上，通胀论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这一异端邪说之所以根深蒂固都取决以下事实：新增货币的消费效应要明显超出原有货币的递减效应。我们都熟悉的一句话：“我们所看到的，什么是没见过的。”

不过，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事务中，商业心理是至关重要的，而商业心理又是复杂、敏感甚至难以捉摸的。人们不会拿着一两条有关人类行为的简单的合理假设，仅仅通过原因-结果的推理，就会做出决策，制定政策。银行贷款可能会比它们供应的数量创造出更多的资本需求。不过，我们没有计划来研究商业条件或者经济周期变化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找到这个领域有些有趣的建议（如默尔顿和麦劳·沃特金合写的“商业银行的资本形成”，《政治经济学杂志》，1918年和1919年）。

[23]
现实生活中存在不确定性，一般能够预测到的产品，往往不同于在特定例子中实现的那样。

文中给出的关于生产力理论的准确表达使得费特教授的反驳以及时间贴现学派的观点都靠边站。时间贴现学派认为，资本的产出与资本并不同质，这样，除非资本化过程运用于资本自身，否则不可能出现资本化比率。在做出投资之前，资本以及它预期的产出相当同质。是尚未投资的资本的市场决定了利率。资本品一经创造出来，就会通过资本化估值。这种操作预先假定了利率。利率绝不受资本品及其收入关系的影响。

[24]
值得指出的是，资源投资的第四个主要领域，也就是通过研究和实验改善生产方法（我们现在不包含人口数量的增长），生产方法的改善带来的持久收入不会落入做出这种改进的人的腰包里。此人将会竭尽所能保持他的改善方法的思想的垄断地位，如通过保密，或者阻止非法复制。不过，在任何时间段内，这些做法都不切实际。对于技术发明的一些指定类别，社会会以专利的形式赋予该项发明，并给予一定的保护（在美国，我们发现了限制利用这种短暂垄断方法的趋势）。

第6章　完全竞争的次要的前提条件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尝试构建了完全竞争社会的分析模型。就私有产权、社会组织的自由交换而言，我们明确了它们理论趋势的确切含意，特别是实现这些趋势的必要条件。我们在第3章列举的抽象条件，其中一部分与现实生活的差异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做出的主观抽象。这种抽象是根据经济组织的根本特点，为了单独研究各个构成要素而做出的。我们在第4章和第5章讨论了这些条件的后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勾勒了完全竞争系统的主要框架。[1]
至此，我们已经实现了研究的第一个（更准确地说是初步） 目标。笔者也只准备到此为止。这么做也是明智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目标是，将我们虚构的这个理想的、完全竞争的社会与现实生活进行比较，考察业已建立的基本原理的局限性，研究在哪些方向上运用翔实的经验数据加以充实。最后，我们才有可能得出完全的、有实用价值的结论。

不过，我们的目标不是穷尽这个领域。我们只对一项简化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那就是完全的知识假设。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致力于探讨不确定的内涵和重要性以及信心和信念（belief and opinion）的不完全和不准确。信心和信念是经济行为的基础。至于其他抽象因素，我们只需略加关注，并将它们放入背景中就可以了。这么处理会有助于我们的研究。[2]

在第4章，我们提到了一些对分配纯理论的反驳意见，其中一些异议与必要的理论与抽象有关。这些意见一方面对我们完善纯分配理论颇有意义，另一方面也自有其局限性。这些意见其实并不算是有效的反驳，却被视作如此。这是因为，反对者误解了科学论证的本质，也误解了基本原理的内涵和应用方法。首先要提请注意的假设是，所有要素在数量上连续可变。“边际单位”的大小显然是相对于产业组织规模的变化而言的，两者必须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已经知道，将不同的生产要素合并成“要素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就算我们弃之不用，而只以要素自身作为实际的竞争单位，边际单位问题在实际处理中仍将非常突出，而且会严重制约理论的应用。我们特别关注劳动的情况。个人显然是劳动的有效单位。这不仅是因为个人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单位，而且个人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分身乏术。在一生中的任何时段，个人能从事的职业范围也是相当有限的。每个人都独具个性，与众不同。归属要求要实现完全竞争，个人就必须由个性的一端向另一端做平滑的变化。现实中的个人不可能达到这个要求。个人的数量也不可能足够之大（相对于变量的区间），使得他成为相似者之团体中无足轻重的一分子。[3]

一方面，自然要素在特征维度上差异明显；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经济组织规模的变化受到限制。这样，在许多个案中，在某种程度上，霍布森和维塞尔教授对于生产力理论的反驳是正确的。许多生产团体的要素数量较少，甚至独一无二。这些要素相互依赖，其他地方对它们并无有效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竞争，还无法确保能将全部收入分配给各个成员。其中很可观的一部分收入无法自动分割，只能作为联合产出而保留。这部分收入的多寡取决于组织的效率。合伙制企业证明了这一点。生产团体只要有正常的收入，就一定要有归属分配。但是，生产团体无法确保能够实现精确的分配。在合伙制企业中，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主要基于伦理立场，或者基于各自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就是说靠实力说话。产业的一般情况是，一部分收入通过竞争分配给生产要素。虽然要素所有者个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或在组织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在分配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超过部分的收入通常分配给了企业家。

在应用回报递减规律时，要素的连续可分问题引发更大的困难。某些生产要素因自然特性或环境使然，只能以相对大的单位而获得。因此，对这样的要素来说，竞争组织只能使用很少的单位，甚至是一个单位。生产技术组合可能会存在一些例外的点，这些点不遵循回报递减规律。在曲线上的某一部分，如果某一要素无法减少，只有增加其他要素一途，才能达到最佳比例，不遵循规律的情况就会更明显。铁路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铁路最关键的“要素”是线路权。如果交通需求足够大，需要无穷多的线路，需求曲线将会变得平滑。需求曲线最终会表现出来的情况，就和机器设备中的其他要素成本增加的情况一样。煤气、 自来水等公共产品都有相类似的特性。要素只在有限程度上可分，这个事实是造成不同规模的企业运作差异的主要原因。某些要素的数量不能连续可分，其他要素被迫和它们保持最佳比率，这就强制限定了企业的规模。个人已经是不可分的基本单位，这就最终决定了企业的规模。这种情况就算不是绝大多数，却也不在少数。

在讨论掠夺或不劳而获这一类的行为之前，我们需要再次讨论生产力分析的伦理内涵问题。在对经济现象做学术解释时，我们很容易将生产力的纯因果关系的内涵与社会或道德问题混为一谈。后者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我们一直坚持认为，特定生产力的分配理论中的“生产”一词，以及一般学术研究中的“原因”一词，这两个词在用法上完全一致。不过，“原因”一词在日常使用时本就模糊不清，经济学对这个词理解混乱也就再自然不过了。例如，由于受到非社会主义学派对这些词不严谨地使用的启发或证明，社会主义者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在这些非社会主义者当中，我们只需提及大名鼎鼎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就够了。在当代学者中，陶西格教授是这一派的急先锋。他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出了全部财富，但也许没能获得应得的全部。我们更倾向于相反的观点：在理想的条件下，劳动尽管没有“生产”出全部的财富，但却可能被赋予获取全部财富的资格。

当人们断言特定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在这种判断背后，（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往往隐含着人性的偏好或“偏见”。因果关系的提法自有其道理。但是，正因为这种说法大行其道，将之与因果术语的“学术”用法明确分开就显得更加急迫了。在日常的语境中，以下的说法都没有问题。厨师“准备”了晚餐。工程师放开机车制动闸，是火车启动的“原因”。这个工程师没有看到信号灯，是导致火车出事及旅客人身伤亡的“原因”。同样可以说，从某种角度看，一个大企业的全部产出几乎全归功于少量的要素。也可以说，“其他情况不变”，产出取决于要素之间的合作。

经济学显然不能这么使用“生产”一词。究竟什么是生产要素的产出（Product），只能是根据我们对它所做的定义，也就是产出取决于该要素提供的服务。换言之，只有有该要素的支持，该产品才能生产出来。没有该要素的支持，该产品不可能生产出来。这里还有一个社会假设条件，也就是说，组织在该要素使用上可以灵活变化。依此类推。假设我们将“要素”定义为能够互相替代的一组实际物品（这个定义可能算是比较合理的），就算我们按这个意思使用“要素”一词，我们也不能用经济“要素”的“产出”这一提法。至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总产出，同样是全无意义的误用。唯一能够得到辨识的特定产出，一定是单个的要素，如一个人、一台机器或一块土地（或流动资本），或者在实际中交换以及在生产中使用的要素（如果存在完全竞争，个别要素相对总体规模可以忽略不计）。

将道德因素强加到经济生产活动上，这种做法更是大错特错。生产活动中的物理和机械的特征（属性）是附着于物品之上，如果说附着于人的身上，这么说也不能算错。在生产中，个人的行为可能与道德无关，甚至可能是不道德的，也可能是道德高尚的。将因果关系和功过赏罚混为一谈，实在是谬之极矣。究其原因，这是现代社会的布尔乔亚心理在作祟。不过，生产力理论家也难辞其咎。[4]
我们必须警惕，不要让道德判断潜入竞争系统的“自然”调整之中。尽管从学术角度看，作为一种稳定的条件，自然调整是“理想”的。认为自然调整是“所有可能中的最优安排”，这么说只会是诡辩或是误用词汇。自然安排指的是，在商品供需条件既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对生产能力的分配也是现存的条件下，没有人有任何意图做任何改变。在多大程度上，个人对具体物品的欲望支配着行动，如果我们忽略上面的问题，同样忽略特定社会关系下的欲望类别，也忽略其他个人的利益（并非绝对相关），我们再假设交换中除了直接参与方的利益，没有任何其他利益，那么（自然调整的）结果一定仅为某种机械式的平衡，是正反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平衡。这两股力量都只关乎个人的自身利益。

我们需要牢记于心的是，竞争系统首尾呼应，浑然一体。这一切通过人类的动机和能力实现。人类的动机和能力要么与生俱来，要么后天习得。竞争系统本身全无道德属性。在现实生活中，拥有财产（或出众的训练）原本只是意味着进行储蓄，或发明创造，或其他对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但是，做出这些贡献，并不意味在技术层面上（更不用说道德层面）就能永享成果，或将该财产传诸子孙。考虑到这个过程中巨大的运气成分，情况就更非如此了。这里唯一涉及的伦理因素是，只有花钱才能买到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现存制度唯一可能的辩护是，除了现存制度以外，人们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我们要简略回顾一下上面提及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协议以外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协议的影响（直接的市场竞争除外）。在既定条件下，社会通过竞争性自由合约来协调个人之间的利益。这种协调机制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显然，合约对外部人的影响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如果是有利的影响，该合约显然没有达到最大的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总和）。如果是不利的影响，该合约显然走过了头。这些事实的存在构成了社会干预的重要理由。很多服务对整个社会贡献良多，也惠及个人，因此必须受到奖励，或者由公共部门接管和运作，否则它们很难实现最大的利益，例如交通和教育，更不要说法律。在现代社会里，这方面最著名的反例就是，个人使用土地而贻害邻人。相反的情况是，土地开发以及产业发展会使周边的土地增值。如果有可行的方法来评估增值情况，土地开发就会更加顺利，也减少了不公平。公共服务或者准公共服务都会造成巨大的无偿的价值转移。是否存在那种不对他人产生影响的协议，无论这样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这样的协议存在的话，它造成的影响是否大部分是对“社会”的？这些问题都令人满腹狐疑。

我们只能简笔素描式地提醒并坚持以下重要的事实：个人的绝大多数欲望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恰如唇齿之相依。人毕竟是社会动物。对于他心仪的人，他会为之劳心劳神。而对于另外一些人，他会对他们百般刁难，正如萨克雷所描述的，“给外地人一板砖”或“干掉黑鬼”。在人的七情六欲中，他对别人的诸般爱憎与他的个人需求完全可以相提并论。这种欲望的区分总是相对的，但绝对需要加以区分。与他人有关的动机和欲望并非指向物质，而是指向社会关系的形态。任何用“科学”方法处理经济现象的人，必定会要低估这类动机的重要性。

对于经济制度的道德问题，最极端的就是掠夺行为。继凡勃伦之后，达文波特比较强调（私人）掠夺和（社会掠夺性的）生产。他们将雇用打手、刺客、纵火犯也视同于劳动需求，并分析了盗贼及其工具的生产力，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让人们将窃贼、抢劫和自由合约区分开来，这不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打家劫舍这一类的行为，根本就不在组织合约理论的考虑之内。对现存经济制度的大部分苛责，都在等而下之地批评人们不辨善恶，只受欲望的驱使。这些批评家当然自诩为善恶标准的仲裁者。但是，他们却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列出任何道德标准，而这些标准却不是他赖以评估的个人偏好。如果我们少一些道德评判，多一些对自由合约的认真思考，那么，对经济学的发展善莫大焉。有关自由合约的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标准和条件下，自由合约能否协调个人利益，并且能够实现社会理想。有一些负面影响确实多少和组织有关，对此进行指责倒也不算偏颇。然而，另一些负面作用却是深深扎根于自然或人性之中，或者根本与组织形式无涉。我们最好将这两种情况区别对待。另外，我们不能光满足于批评交换制度，我们最好也要考虑可行的替代制度，而这种制度能够提供变革或进步的机会。[5]

经济秩序的道德问题与垄断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垄断问题在利润理论中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利润经常被部分或全部地归结为垄断收入。麦克文（Macvane）和克拉克学派提到这一点。“垄断”一词通常所指的现象必须和我们现在研究的现象加以区分。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垄断的内涵。通常对垄断的定义是，控制某种商品的供给。将控制供给和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混为一谈，是常见却致命的错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将地租视同垄断收入，也是对垄断一词的误用。甚至穆勒也犯下了类似的错误，他将垄断定义为有限供给。在误用垄断一词上，霍利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因生产资源“稀缺”而形成的收入，他一律称之为垄断回报。从分配角度看，所有收入都取决于投入要素的稀缺程度。霍利的描述显然毫无意义。同样，所有的收入都可以被称之为“稀缺性收入”，是不是称作垄断收入其实无所谓。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都不会有其他类型的收入。因此，霍利的这个定义既没切中肯綮，也没说出什么亮点。

我们目前并不想深入地讨论垄断问题。我们会跳过垄断现象的一般类型。垄断最初主要是法律概念，表示生产或销售某件商品的排他性权利。在现代社会里，垄断“合法”的代表类型是特许消费，而不是特许专利生产工艺（包括机器等）。我们稍后再考虑后者。垄断也许是建立在雄厚的财务实力之上，也可能是通过威胁在当地倾销、抵制消费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公平竞争”获得。这种做法实际上等同于在控制别人的财产或劳动力方面拥有发言权，也就是分割了他们的所有权。自由竞争意味着，对每一单位生产要素或自然资源拥有完全的、独立的所有权，同时还意味着完全占有每一单位的最大价值收益。任何严重妨碍竞争的行为，都与自由竞争的假设背道而驰，可以大致归为垄断。

在现代经济社会里，有两个重要的现象，我们也把它们归入垄断一类。第一种现象就是“囤积”。某种商品的存量一定，在短期内，人们无法通过扩大生产快速增加该商品，人们只是暂时性地囤积该商品。这样就可以控制该商品买卖的时间。第二种现象是商标、品牌、广告用语等。我们也可以将职业人士的名人效应包括在内（不管他们是名副其实还是徒有虚名）。就某种商品而言，也许它在本质上和它的竞争商品一般无二，但是，只要消费者自主判断自己的欲望，只要消费者买名气的账，这样的商品在他眼中当然就与众不同。只要某种商品赢得人们的信心，哪怕两种实际相同的商品，也会存有实实在在的差异。商标广告之类的当然就置于生产者的掌控之下，这个商品与其他品牌商品之间的竞争，其实是多少相似的产品之间的相互替代。垄断者总会以此作为垄断手段。

从经济学或者机械力学的因果角度看，垄断显然是“生产性”的。垄断品可以是独立的生产要素。比如，卓越的商业名声就是财产。作为收入来源，它可以与其他资产进行交换。为了获取该项收入，需要有一定的补贴，不过，这样的补贴究竟是强化垄断还是抵消垄断，这都在两可之间。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垄断地位赋予某要素出类拔萃的生产力，超过该要素用于其他场合的生产力。不管是某种垄断阻碍产品的生产，还是客观上没有能力生产出该产品，两者的效果是等价的。就像品牌商品，其实它和同类商品在本质上一般无二，但是，它们在经济性上确实存在差异。如果垄断是专利，可以和生产该商品的工厂相分离，并且可以有偿转让，那么，最好将它视为某种生产要素。

还有一种垄断，就是对某些生产要素供应的排他性控制。根据我们的实际定义，生产要素是可以互换的要素单位的集合。谋求这种垄断的唯一动机，是拥有限制某种消费品供应的能力。假设某种消费品的生产依赖于某种要素。如果生产者有能力将该要素从生产中抽出，或者限制它的生产，使该要素等同于其他用途，这样就控制了该生产要素，也就是控制了该商品的供应。不管是垄断者自己生产，或者将要素出租给别人，只要他已经限制了或者正在限制要素的供应，他就能够获得最终商品净收入的全部增加值。这部分净收入是由于商品的有限供给而获得的租金。很显然，对要素使用的限制，无论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获得的效果都等同于该要素自身拥有的独特性质。对要素供应量的限制导致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从因果关系上看，限制的效果等同于其中部分要素突然消失，或者突然丧失生产能力。将垄断的因果关系与社会政策的因果关系分开，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再做强调。

关于垄断，还有一种稍有不同的情况，这就是针对某种特别有效的生产方法或者制度实行排他性的控制。如果某种工艺受专利保护或尚处于保密状态，讨论它们的生产力就有些困难。经济学家对此也莫衷一是。例如，拉韦涅（Lavergne）坚持认为[6]
，生产工艺是和土地、劳动、资本平起平坐的独立要素。而约翰逊则认为，生产方法或思想不能视作生产要素，因为生产方法或思想可以无限复制。[7]
在这里，我们只能通过事实进行验证。生产方法或思想是否有相应的产品可以归属于它？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种提法：这种生产方法或思想是否可以出售，或者是否具有资本价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从经济的因果关系出发，生产方法就是生产要素。如果不能出售，生产工艺只能算是它的发明者自身之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这样的话，与生产工艺有关的收入将会以工资形式偿付给所有者。至于生产方法是否“应该”成为收入来源，这是一个不相干的道德问题。一方面[8]
，最好的生产方法越快越广泛地得到传播和运用，就会最大地惠及整个社会。而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说，这种传播几乎可以实现零成本。另一方面，对卓越生产方法的原创者给予公平的报酬，显然也是符合社会公正和利益的诉求。社会似乎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奖励创新，而不是仅给予创新者短暂的垄断地位就算了事。与此有关的探讨属于发展理论，同时也是社会政治问题，这些都不在我们当前的研究范围之内。

我们需要再次指出，生产方法具有“生产性”。或者说，生产方法赋予了相关要素出类拔萃的生产能力。[9]
从因果关系上说，人为专断的限制等同于实际的限制。生产方法如果使用受限，生产出的产品要少于无限使用时的情况（但却具有更高的交换价值）。生产性产品也同样有此矛盾。如果生产性产品可以无限复制，它就能生产出更多的实际产品，但它自身已然没有任何价值。生产方法与生产性产品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能以不太高的成本无限复制。从社会政治角度看，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但从经济的因果关系角度看，这个区别却无足轻重。围绕社会总的交换价值进行论证和推导，是危险的玩火之举。而用经济效用衡量人类福利的一切推论，就更是极端的居心叵测。对这样的做法，我们一以贯之地加以反对。在试图对社会政策下结论时，对于上面的两种情况，我们要深惕于心。[10]

上面认为，垄断具有生产力，这与克拉克及其追随者的观点针尖对麦芒。克拉克教授认为，垄断者仅是挪用了由其他要素生产出的产品。但是，如果说垄断收入是“从真正的生产者那里转移来的”[11]
或“剥削”来的，也就是说，创造该项收入的要素“没有获得应得的那份”[12]
，“创造”或“生产”这两个词又用的不是它们正确的（因果关系的）意思。除非生产者控制了消费品生产的关键要素，而且新增产出都正确地归属于该要素，或者归属于使控制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垄断将不可能出现。

迄今为止，在现实经济中，垄断生产要素的重要性还是受到限制。原因如下。就大多数生产性资源而言，它们的专业性只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替代品大范围的存在，迫使每一种资源都处于有效的竞争之下。在这样一个潜力无穷、日新月异的世界，层出不穷的新发明影响深远。对于绝大多数生产要素来说，哪怕是最特别的生产要素，它们的供给增势迅猛，而且难以预料。由于勘测与开发的适度投资，也使得这些要素的增长后劲十足。大企业实施全面控制的技术条件还不够成熟老到，而且难免百密一疏，更是面临着公众舆论与日俱增的反对的压力。从这些角度探讨绝对的自由竞争，将会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

在完全信息假设的条件下，组织成本自然趋于很低的水平。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假想不存在共谋，似乎已不太可能。在静态条件下（所有要素的存量固定且已知），垄断的大发展显然在所难免。即使不存在有组织的社会干预，经济运行条件也可能朝着全面垄断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者早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就算没有达到全面垄断，竞争性经济组织制度也将会完全崩溃。

前面提到，有效竞争的一个条件是，边际单位的大小可以忽略不计。这个条件倾向于强化上述观点。就一般意义上的垄断而言，除非集中控制是完全的，否则垄断将无利可图。如果组织成本很低，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组织将会不断增加交易单位的大小。一些生产力理论的反对者指出，交易单位越大，从理论上说，依赖该要素的产出的比率也会加大。正因为存在这种情况，对于哪怕很小的规模，生产组织也有将之整合进来的动机。这样可以不加限制地增加交易单位的大小。假设相同的要素组成一个要素组（block），该要素组构成的单位要素都能够单独交易。该要素组超出其产出以外的额外报酬，是来自与之合作的其他要素应得的份额，而不是在垄断情况下来自对消费者擅自增加的收入。

克拉克教授用“剂量法”来解释特定的生产力理论。上述讨论也可以借助这一著名的方法，通过图形来表达。生产“要素”表示一组可以实际互换的物品，而不是劳动或资本构成的某种生产单位的价值形态。所谓的价值形态，是通过竞争这个大石磨，将完全不同质的物品碾压混合而形成的。这种分析并无不妥。我们要牢记于心的是，这种方法纯粹只是一种逻辑工具，[13]
绝不表示我们评估生产要素的实际方法。让我们想象一个静态社会，并集中注意力于这么一组竞争要素。我们可以看到，该组要素的不同单位或成员，将会沿着众所周知的生产力下降曲线排列。如同效用递减曲线和需要价格递减曲线，生产力递减曲线也是纯假设意义上的。产出是一条“自然”的曲线，要素总量由横坐标表示，曲线每一点的纵坐标值将是每一单位要素的生产力水平。现在，这条曲线还不代表生产力的差异或其他任何什么。这条曲线只在已知的条件下，在有限的区间内适用。超过这个区间，该曲线的任何延展（指重要的生产要素）都会将我们引入纯粹的乌有之乡。

我们暂时不考虑绘制曲线的困难和虚构成分。根据归属理论，任何一组竞争性要素的收益，都取决于占据最不重要位置的要素的收益，也就是说最终“取决”于任何一组要素。如果两个或以上的要素组合成一个单位，而不是各自为政，它们能在曲线的较低端得到那一单位的总产出将高于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出。这样，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它们将组合成一个单位进行交易。出于同样的动机，它们将不断组合，直至垄断。

通过图形方法，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情况。假设曲线CD表示一系列连续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或一些能合并成组的要素单位。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每一单位的产出将是DE。而一组要素E′E的产出将是FDE′E。如果E′E单位组合成边际单位，它们将获得D′DE′E，比上面的收益多出了D′DF。要素组的所有者如果能防止要素组之外的任意单位进入替代，该要素组的产出要高过边际产品的总和。组合以外的要素只能获得DE工资。剩余收入来自于之合作的其他要素应得的份额，而不是来自对消费者加价的收入。要素组的雇主前后的产出并无变化，他们也只能按同样的价格出售同样多的产品。但是，其他要素的收入要少于它们的贡献，因为要素组不能在边际按一个单位被替代，而只能按要素包含的单位数量进行，这就必然抬高其价格。现实中，只有“阻力”（人员限制）才能防止这种情况，即“企业家回报递减”。

图6-1

这个进程会不会无限制地走下去，会不会有什么力量来阻止它？我们无需回答这个问题。完全竞争的观点显然包含着黑格尔式的自相矛盾。至于完全竞争的终点在哪里，任何推测注定徒劳无功。根据这样的情况，如果社会或社会里的某个人拥有极大的智慧和法力，能够遏制社会滑向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垄断逆转（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这个社会就有可能建立处于他或她控制之下的专断的分配制度，这个制度将以伦理、政治权力或暴力为基础。对于日益增强的产业能力，个人越发不能善加利用、创造福祉。相形之下，只有在法律和道德的辅佐下，这个社会才能使个人安然地使用并受益。这样的事实也许是或已经在拯救竞争社会了。考虑到现行商业的高速发展，靠善行的约束来承担拯救的职能究竟还能持续多久，我们对此深表怀疑。就完全竞争的理想系统而言，我们有必要指出，这个系统内含着自我毁灭的基因，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存在的可能。完全竞争所暗含的条件，特别是人性缺陷方面的条件，既会使得垄断大行其道，又令自由合约的组织生存无望，并终将使独裁体制凌驾于社会之上。[14]

说到生产力的内涵，我们也有兴趣提及政府的经济价值问题。如果政治组织将自己视为经济成员，为诸如交通建设这样的服务收费，那会对我们的经济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显而易见的是，对于绝对不可分割的商品，政府拥有垄断地位。如果没有对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履行合约的强制，任何商业活动都将偃旗息鼓。这是一个饶有兴趣但也是异常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能深入地展开。但是，政府承担的经济职能很难受到限制。[15]
为了使经济公平达臻更高的标准，绝大多数人建议通过合约关系进行社会干预，另一些人认为通过极端的税收方案来实现。笔者认为后一种建议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1]
此处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正如我们在第1章和第2章所观察到的，针对个别事件，如果存在不确定性，这个假设并不必然地会妨碍竞争的运作，或者阻止产业的产出在生产要素之间的无剩余分配。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不确定性可以衡量，通过合并成组，或者联合足够多的案例，以获得这一组的确定性，可以消除不确定性的影响。我们将会在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一般理论进行阐述后，才对这一例外进行研究（参见第8章）。

[2]
第3章所做的第二项和第五项假设，也就是人们完全理性，他们之间的沟通完全顺畅，显然是完全知识问题的两个维度。我们将会在第三部分着手研究。在本章，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假设三和假设四，也就是，人们的行动是自由的，可以随意迁徙，商品无限可分。假设六和假设七不存在垄断和掠夺。假设八、九、十、十一已经考虑过。不过，我们还会对假设八的第一点做深入说明，也就是相对于个人欲望的社会关系。我们要在这里提醒一点，为确保完全移动，假设生产周期不耗费时间，这一假设的其中一方面已经在第4章做过研究。除此之外，该假设还对生产要素的调整速度做出限制。也就是说，生产要素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只实现确定的用途，否则它会转变到其他有利可图的用途上。但是，就算实现了调整的特点，也不会影响最终结果。对于中间效果的讨论，必然和对利润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有通过对不确性的研究，才能扫清利润讨论道路上的障碍，我们才会论述关于“阻力”的全部主题。

[3]
此人没必要是某个特定企业的生产要素中无限小的一分子。企业之间通过对不同要素的竞争，自能解决归属问题。如果一些企业存在这样的情况，特定要素处于无差异边际，所有类似要素的收入将能得到准确的决定。

[4]
特别是克拉克教授，参见上文第4章。对我来说，克拉克教授（在上述引文中）的让步仅防守了部分区域。根据与生俱来的能力（当然不是那种能够根据对产出的货币需求进行衡量的能力，除非其他人都已是理想化的人物）进行分配，我看不出这种分配在道德上的完美性在哪里。我反而认为，相比于现行制度，这种分配只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更多的痛苦和歧视。在理论上，我也看不出天生能力和道德之赏罚之间能有什么瓜葛。难道天赋能力在道德上就高遗产一等？

[5]
参见达文波特，《企业经济学》，第9章，特别见第127页；以及参阅哈尼，《社会的观点》，《经济学季刊杂志》，第二十卷，第319-321页。尽管扒手的例子并没有给我们造成真正的麻烦，似乎没必要认真对待，不过，确实存在一些例子，标准的生产力理论对它们很难界定。例如，赌博就特别模棱两可。如果赌徒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只是小赌怡情，赌局也公平合理、童叟无欺，他们所冒的风险也不会超过能够付得起的娱乐，我得说，庄家的收益就是产出。如果所有的人都想着胜者为王，我想赌博就不具备生产性，它只能造成财富的转移，而不能创造新的财富。当然，我们也得承认，确实有那么一些不同于生产的财富转移，如接受馈赠，必须归为生产性活动一类。

其他情况就更加棘手。对于上当受骗和放纵感官享受，我们不可能在两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最大的难题是，我们完全不可能说出一个人“真正”要什么。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他想得到什么、他要放弃什么，没有外界的“强迫”（对替代选择进行人为操纵），他也确实拥有满足他实际欲望的手段，我们就认为，从经济意义上说，这类活动是创造效用的。但是，对于我们称之为“赤裸裸”（crude）的骗局，必须和被迫交换一道排除出交换关系之外。如果某人向别人出售威士忌、专利药品、有伤风化的文学作品或艺术品等等，只要有人想买，双方一拍即合，这样的交易是具备生产性的。但是，如果某人将镀金的铅块伪装成金砖出售给纯朴的乡下人，这样的活动就不是生产性的。但是，如果买家不在乎是铅块还是黄金，也永远发现不了真相，这种行动就很难分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他知道真相的话，他一定只会出低得多的价。某人买到的珠宝或古玩是赝品，他又绝不会发现两者的差异，他算不算真的上当受骗呢？假设有人买了Liquozone或者Peruna这样的万灵药，而且确实治好了他的病（不管是真病还是臆想出来的），又或者没被治好，他真正买到的究竟是药还是一种治疗？

我们又回到多次提及的观察。这个观察就是，对于任何关于行动的学术思想，它们都做两个假设，其一是，欲望是既定的实体（entity）；其二是，满足欲望的交换组织假设欲望的特点是可知的。至于那些既捉摸不定又尚在探索的行为，它们不适合进行科学处理（除非大规模组合后可以预测，这种情况我们已经顺延到后面的章节考虑）。在抽象逻辑的语境中，贯穿整个讨论，a都必须保持是a。对于行为而言，要做到这一点，行为要么在可感知的界限内保持不变，要么行为的变化遵循已知的规律。后一种可能可以回归到前一种做法。因为，只有变化的事物表现出内在的不变化的属性时，这样的变化才是我们所考虑的。

[6]
伯特朗·拉韦涅，Théorie des marchés économiques，巴黎，1910年。

[7]
《现代经济理论中的利息》，第120页，脚注。

[8]
假设最迫切需要之物是最大可能消费的商品。假设这时的最大达臻巅峰，这种情况不太明确，因为我们的最大“福利”问题仍然包括不确定性。

[9]
过度强调这两种生产力观点的区别是有风险的。需要牢记的是，所有的产出都是联合生产的。任何特定要素的单独生产力意味着，最终使得与之联系的其他要素体现出更高的生产力。

[10]
在通过规定“由谁来占有”或者可能被称之为竞争性自主占有，使之作为经济性生产力的条件时，里面可能存在着混淆。提出这一点似乎是合适的。生产力关乎稀缺。相对于对生产要素用途的需求，如果该种要素是稀缺的，需要有某个人决定谁将获得该要素的使用权，谁将无权获得。如果是通过赋予某个对象生产力，就一定会和对该要素的限制使用挂钩。因此，杨教授（《经济学概览》，埃利与他人合著，1908年版，第555～556页）认为，如果英国政府对过往的船只收费，直布罗陀海峡也是具有生产力的财富。但是，如果只要他们收费，过往船只的数量一定会减少。这就变成了纯粹的垄断问题。凡勃伦的观点中包括这样和其他一些类似的思维混淆（《论资本的本质》，《经济学季利》，第二十二卷，第917页以及第二十三卷，第104页）。他认为整个世界的知识总和是最重要的“资本”。知识之所以没有价值，仅仅是因为没有得到私有化的使用。如果限制对知识的使用，也就是通过垄断，知识就可以像资本那样使用。他认为，正因为限制进入了世界技术知识库，资本才显得重要。这种提法之所以荒诞不经，原因在于业已提过，是任何产出都是联合生产的。生产事物的生产力都可以被看做是其他事物所赋予的。

[11]
威列特。

[12]
约翰逊，第106页、第107页。

[13]
参见第3章。

[14]
由于增加边际单位的规模能提供收益，这就刺激了企业之间的合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趋势可能也对刺激合并产生作用。对于某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某人没有掌握该要素全部的供给，而是拥有很可观的批量供给。他可以通过限制对该要素的使用，来提高产品的价值。此人这么做能够有多大的收益，取决于他持有的供给占该要素的总供给的份额，以及与此要素相竞争的资源的供给弹性，还有就是该产品的需求弹性。每一家企业实际都是部分垄断，既然认识到这个事实，经济学理论居然还要么只研究完全垄断，要么只研究完全竞争，这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15]
许多经济学家不惜笔墨大谈“经济增加值”，其中就包括声名显著的霍布森。考虑到这一点，上述观点也就颇为有用（第153页）。为任何服务支付多少报酬，取决于这样的服务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购买者。如果加上人类道德以及遗传事实，问题就会大为复杂。但是，除非减少服务量，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剩余。对于垄断或者高度专业化的要素，这一点当然不正确。对于这些要素，给它们的报酬高得离谱。而且，如果要素服务量减少，给它们的报酬肯定会上升。

第三部分　贯穿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不完全竞争

第7章　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意义

第8章　应对不确定性的组织和方法

第9章　企业和利润

第10章　企业和利润（续）

第11章　不确定性与社会发展

第12章　不确定性和利润的社会问题

第7章　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意义

我们从个人心理估价开始，一步一步增加新的因素。现在，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竞争性的产业社会。在一些高度简化的条件下，这个社会进行估价和分配。之所以要对条件做出高度的简化，是出于完全竞争的需要。只有做出这些极端的假设，在竞争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力量才能不受干扰地自由发挥。尽管这些假设在现实社会不可能实现，不过，竞争社会的经济本质并未因此被改变或者发生变化，只是显得更加纯粹，更加超然于世。这些对现实的简化处理，都是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假设是，在竞争社会里，每个成员都是无所不知。在这一章，我们的任务就是更彻底地探讨这条假设的内涵。我们首先要简要地浏览知识理论，澄清一些探讨知识的本质和局限的观点，明确知识和行为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揭示与不完全知识有关的大量的经济现象。

回顾先前讨论的一些观点，我们就能明白问题之所在以及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在第2章已经指出，竞争失效以及利润的出现与经济条件的变化相关，不过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直接。利润来自如下的事实：企业家按照固定比率，通过合约预订好生产要素，使用这些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在市场上销售产品实现收入。这样，对生产要素的竞争必然以预期为基础。生产要素的价格就是生产成本。外部条件的变化增加了预期难度，使得成本和售价之间出现偏差，从而产生利润。如果没有外部条件的变化，竞争自会使成本和售价相等。如果所有的变化遵循的规律都一成不变、尽人皆知，那么，人们可以预见到每种变化在未来的发生情况。因此，任何变化都不会干扰产品价值在贡献要素之间的完全分配，利润（或亏损）自然不会出现。正是由于我们对未来的认识难臻完全，因此，是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变化本身，对理解我们的问题至关重要。

在第3章和第4章中，为了实现完全竞争，我们假设所构建的社会是静态的。静态假设是未来可知这一假设的推导。我们不是为了静态说静态。在静态社会里，所有变化都遵循已知的规律。这是可以想象的。事实上，大多数变化的发生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确已达到足以预测的程度。对未来的影响有两种：一种是因变化带来的影响；另一种是因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而造成的影响。将这两种影响区分开来，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既合情合理，同时也甚为必要。在第5章，我们致力于研究的情况是，当没有不确定性时，诸般变化产生的影响。我们在那一章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不确定性，对产品做出的分配结果，或者将产品价值归于生产要素的结果，总是完美无缺、无所遗漏，从而导致利润不存在。

进一步而言，正如我们第2章讨论的，如果可以预知其他所有的可能情况，并且每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都可知，那么，只要某种变化的发生可以预测，我们就无需假设完全的、无利润的归属。就算商人无法提前预知某项风险业务的结果，但是，如果他能够获得每项可能结果的概率的大小，他还是可以开展他的业务，而且可以根据概率，提出竞争性的报价。通过大量风险业务的计算（他自己的业务或者其他同类型的业务都适用），他可以将风险损失转化为固定成本。商人当然会特别关注这类特殊的成本，但它们仍只不过是成本，与其他成本并无二致，不会导致利润的产生（利润是成本和售价之间的差额）。简单也好，复杂也罢，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为了处理这类成本，当代商业社会推出了很多方法，这些方法已经构成了当代商业社会的重要环节。我们稍后会深入探讨其中一些重要的方法。目前，我们只需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变量。相比于知识的存在与否，知识的变化程度对现实问题的影响更大。

关于知识的变化，就算见识浅薄的人，仅凭肉眼凡胎，也能轻易地看出生活的真谛。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动不居、幻化不定的世界。关于未来，我们确有所知，但也仅此而已。然而，大而言之，生存之困惑，小而言之，行动之踯躅，都因为我们一无所知。无论是做生意，抑或人生的诸般行为，都概莫能外。在这里，最关键之处在于，任何行动都离不开个人信念。个人的信念多少都会言之有据，多少都蕴含着某种价值，所赖者，既非完全无知，也非无所不知，而是部分知识。我们要理解经济系统的运作规律，必须深入理解不确定的意义和重要性。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探讨知识的特性和功能。[1]

要研究知识和行为，我们首先会碰到的作为背景（datum）的对象，就是意识本身。显然，归入理性的高级精神活动，相互之间没有质的区别，区别只体现在程度上。它们只是“意识”之灵性火花的表述而已。从功能角度看，精神活动的本质似乎表现在它的前瞻性上。在人们的描述中，生命既是某一瞬间的适者生存，也是时间长河中的漂泊浮沉。在植物或无意识的生物世界，内外部变化同步发生。至于动物或者有意识的生命，它们所以能卓立于无意识的世界之中，正是因为它们有着一叶知秋式的预知能力。它们能“看到未来正冉冉走近”。从生物学意义上说，这就是全部神经系统的机能存在的价值。生物机体需要时间进行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生物机体“看”得越远，就越具有足够的适应力，生存能力也就越强。

哪一类意识能够预知未来，这个谜团根本就无从破解。[2]
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粗浅的事实：越是复杂的适应，意识越是如影随形。至少我们被迫推导出这样的关系。我们无法通过科学找到这样的关系，运用因果关系也无济于事。这样的关系变幻不定、难以捉摸。如果非要对这种适应调整立于文字的话，我们只能勉强用刺激和反应这两个词。不过，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针对过去的刺激进行反应，而是针对我们大脑中的“图景”（image）做出反应。这里所谓的“图景”，就是我们对事件未来状态的认识。就常识而言，无论在哪里，只要适应与直接的刺激脱钩，意识或者说这个“图景”就一定存在，而且发挥作用。换言之，适应是“主动自发的”，是前瞻的。显然，一切有机反应都是针对未来的。针对的未来越长远，生命的形态和行为就越“高级”。机械论科学认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是形成反应的原因。不管机械论的解释有多成功，人们更愿意诉诸常识。常识认为，适应来自对未来的认识。意识的作用就是给予机体未来的“知识”。若非如此，就算我们洞察眼前的一切，或者借助科学，我们对过去做到无所不知，我们仍不免沦为无知无觉的自动机器。幸运的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机器，至少正在说话的人就不是。对于和他一样的芸芸众生，他一定会将心比心。套用笛卡尔别具一格的表述，他一定会遵循内心的那个“本我”，在本我的引导下行事。我们先感知这个世界，然后才会做出反应。我们不是对已经感知的内容做出反应，而是对推断的结果做出反应。

这样，有意识的行为的一般形式是精心设计的、用于改变未来状况的行为。未来的状况可以通过现状加以推断。有意识的行为包括感知和双重的推断。第一重推断是，如果我们不做出干预，未来将会怎样；第二重推断是，我们的行动将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无论是哪一种推断，都不能够做到万无一失或完美无缺。这个事实对人类究竟是祸是福，实属难言。我们不可能感知现状的本来面目，也无法得窥全豹。由现在推断未来，我们绝难说多大的把握。至于行为的结果，我们也不能说就笃定了解。此外，还有第四种谬误之源需加考虑。我们的行动未必会严格按我们想象或意愿的那样进行。不能免于错误，这也许正是推断过程中神秘难解的一部分。似乎这也是非机械活动的重要特性。这是因为，一般而言，机器是不犯错误的（尽管从人类建造的粗浅简陋的机器中，我们还不能推断出造物主创造的复杂精微的有机体也是如此）。人易犯错。这是一个众所周知却又痛苦无奈的事实，也正是让我们全力关注的事实。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越是高级生命，感知能力反而越没有低级生命来得敏锐而可靠。至少，比起原始人和其他高等动物，文明人在这些方面要逊色一筹。在一定程度上，人类更为强大的推断能力可能取代了感知能力。我们的推理能力无疑有着长足的进步，但感觉的敏锐程度已然大打折扣。

我们需要指出，感知和推理之间其实并无严格的分界。我们的感知能力也训练有素、精微复杂。因此，就算是最简单的情况，等到反映到意识中时，也已经携带了更多推断的内容，融入了更多的想象力，而不仅仅是来自神经终端器官的直接信号。对于理性动物和有意识的动物来说，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也仅体现在程度上而已，前者更有意识些。我们说究竟感知多还是推断多，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从科学的角度说，我们能够将精神活动内容分解为知觉数据和想象数据。不过，就意识本身而言，我们很难做出这种区分。至少从实用角度可以这么说。即使我们从狭义的“思维”角度看，就算对外界对象的反应根本没有通过感觉，思维经历的过程其实也一般无二。意识的功能就是推断。所有的意识多半都是推断的、理性的。我们认为，不诉诸感官的事情能够有效地指导行为。理性或者所有的意识都是有前瞻性的。有关理性或意识现象的本质特征是，它们不具备如机器那样的精准无误的能力，它们易于犯错。

如果我们说有这么一个事件，它与有机体之间没有实际联系，它甚至都不存在，居然还能影响该有机体，这当然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这种影响必然是间接的。该事件影响该有机体的方式，是通过与该有机体在此刻有直接联系的情况施加的。所以，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如果不考虑意识联系的形式，而是将反应解释为当前原因造成的机械性结果，这在理论上倒也行得通。我们必须将呈现在意识里的情况而非实际的情况看做是主要的原因。这种做法在实际运用中同样正确。尽管行为科学的热心拥趸们草率地得出结论，但要说行为科学就此会取代心理学（非常不同于行为科学）或知识理论，就像该理论在历史上所做的那样，那不啻为痴人说梦。

当前尚未发生的某一事件经由当前的另一事件起作用。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取决于两个事件之间某种可靠的关系。对于知识和思维的这个基本原理，可以表达的词汇很多，我们可以称之为“因果关系”的“规律”或“原理”或自然“规律”。请读者牢记，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表象事实，而非形而上学式的解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推理都依赖于相似原则。假设现象之间业已建立起合理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将一直成立，我们可以“一叶以知秋”，我们能够以今推远。我们经由过去判断未来。经验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关系共存于现象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判断是可靠的。从哲学角度看，现象共存和接续一致性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思维和前瞻性行动的假设。然而，从更加浅显的常识角度看，“现象”这个词既模糊不清，又令人难以捉摸。我们可以引进更好的表述方式（formulation）。客观世界或“事物”（thing）在常识里更为实用。与现象间一致性的联系相比，事物这个词能够清晰地表述行为之固定不变的模式。所以，相比于现象之间的一致联系，事物似乎是一个更好的“概念”（category）。哲学家可能会对此蹙眉不悦，并会立刻反驳说，事物仅仅是行为模式的总和，将之分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实体属性这个概念曾经让洛克束手无策。一经审视，这个概念将会烟消云散。然而，如果我们使用这个概念，反倒会化腐朽为神奇。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讨论。

世界是由事物构成的。在同样的环境下，世界总是按照同样的方式运行。这就是知识理论的假设前提。该假设包含三个要点：一、我们应对的是什么事物？二、作为这些事物行动的条件，外部环境是怎样的？三、如果掌握了前面两类事实，那我们将预期到什么样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实际进行推断或预测都要围绕前两个要点。我们已经注意到，这里主要的逻辑问题来自“事物”这个概念（conception）。环境既是特定事物行为的条件，本身也是由其他事物及其行为构成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前面假设，在同样的环境下，对于同样的事物而言，它们的行为方式相同。这个假设引发了一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世界确实是由那种一成不变（属性和行为模式）的事物所构成的。很显然，我们所感知的客观对象并不特别符合这个描述。且不说像人类和动物这样的“事物”，小到嶙峋山石，大到日月星辰，甚至像这样的事物也与上面的描述相去甚远。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我们日常感知的并非“本质”事物，而是那些不变事物的混合体。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仅是表象上的。这个理论构成了科学的基础。科学方法就是将可变的复合体分解为不变的基本元素。根据目前的科学成果，我们知道的最基本的元素是电子。

上面假设，世界是由一成不变的元素构成的。然而，要使有关世界的知识实用有效，我们还要在这个假设之上添砖加瓦。这是因为，就算这些元素真的一成不变，但是，如果它们之间迥乎不同，相对于我们有限的智力，我们需要处理的客观对象仍然太多。我们需要深化这一理论，来揭示大量事物之间的单一相似性。我们不仅假设同样的事物按同样的方式运作，我们还假设同一类事物也是如此，而且事物的类别既是有限的，也是在人们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的。分类在思维和思维理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有限的智力要应对外部的世界，就必须能够借由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做出“一叶知秋”之类的推断。换言之，我们必须假设，在自然界中，事物的本质不会随意打乱和重新组合。这就是所谓的“分类事实”（reality of classes）理论，学过逻辑的人对此应该不陌生。

不过，就算有了分类理论，也还是不够的。即使我们严格遵守分类标准，也就是说，只有所有的方面都相同或完全一致的事物才能归为一组，事物的种类仍会相当庞大，超过人类智力能够处理的范围。从普通人的观察角度来看，要想相似性、一致性的完整程度符合实际的需求，我们的分组要么数量太少，要么数量太多。分类能否有效简化我们的问题，使之变得可以控制，这点令人怀疑。我们的世界并非如此。即便我们不考虑规模、外观等方面的差异，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当然，对于规模外观这一类的差异，我们的智力处理起来倒是得心应手。我们想要在这个世界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也就是说使我们的行为适应未来，我们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对一些事物来说，尽管它们在另一些特征上相差悬殊，但如果它们在某些特征上相似，仍会在特定的一些特征上表现出相似的行为。我们不可能穷尽对事物的分类，但必须根据我们的目标和研究的问题，在分组上做出变化和调整。换言之，我们必须根据某一特性（行为模式）吸收某些事物，根据另一特性吸收另一些事物。我们只需要事物之间相似特性或模式的实用数量，而不需要事物种类的实际数量。后者根本无法获得。只有这样，我们针对环境做出的假设也能实际可用。也就是说，对于那些需要我们做出反应的事物特性，我们必须将它们的数量限制在智力所及的范围内。

我们生活的环境是我们行为的基础，我们将与之有关的假设总结如下：

1.这个世界由客观事物构成。客观事物可感知的特性或行为模式丰富多彩、难以穷尽。行为模式难以被直接感知。就那些在特定行动中发挥作用的事物而言，如果要考虑它们的数量以及可能的变化，很显然，只有上帝无边广大的智慧才能把握所有可能的组合。

2.人类有限的智慧之所以还能应对这个世界，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a.事物可以辨识的特性和行为模式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自然界的无穷变化，源自客观对象有限特性的不同组合。

b.事物的特性一成不变。

c.事物的变化方式非常稳定，而且可以辨识。

d.事物还有一些我们不能感知的特性和行为模式。不过，对于事物的这类特性和行为模式，至少它们与可感知的特性通过前后一致的方式相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a，与其说事物在类型上的差异，不如说是在程度上的差异。

3.在我们这里，事物的数量特性以及人类处理数量的智力水平至关重要。

4.同样重要的是，事物在某些特性上的差异仅仅是程度上的。重量和空间量是事物的通用特性。它们各自的差异不是类别上的差异。

5.从第4点可以得出，一些最重要的属性对大多数分类都适用。特别是与行动有关的重要属性，在类别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如果我们将重要的分类简化为如固态、液态、气态，再如生物、非生物等等，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算还达不到无往不利的程度，也会得到大幅提升。如果我们将事物从一般到具体进行排序，[3]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然界中任何可以命名的事物，我们就能够用一定的方法加以分辨，并赋予它独一无二的个性。

6.我们自己以外的他人或动物同样都具有意识。对我们来说，他（它）们的意识是“客观的存在”。如果我们无视他（它）们的存在事实，我们关于理智行为的假设将是残缺不全的。行为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声音是刺耳还是悦耳，我们据此推断出的预期行为，并不是从这些肢体特征得出的，或者无法单独由此获得，而是通过“精神内省”[4]
察知“对象”的“内心”活动。如果没有这种神秘的解释力，我们不可能根据音容笑貌理解背后的深意。科学家们提出相反的观点并不奇怪。他们首先必须证明，我们其实并不是灵台清明。但是，对于他们五花八门的观点，常识总会予以迎头痛击。

7.我们必须了解自己，就像我们必须了解这个世界一样。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必须列出我们的行为及感知能力的清单。

在这里谈论三段论和它在逻辑史中的地位未免多此一举。经验主义逻辑学家们，如穆勒和维恩（Venn），已经讨论过这一论题。他们认为三段论本身并不包含真正的推断。当我们在做出假设时，其实就是在进行推断。对于不同方式表示的谓项，当我们认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着稳定而实际的关联时，推断就蕴含其中。

在这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逻辑学家得出的主要是确切知识的理论，也就是说是以严格论证为基础的理论。自柏格森（Bergson）以降，对很多人来说，摇身一变成为非理性主义者，并质疑逻辑方法的合理性，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笔者的观点是，柏格森的理论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的理论经常遭到误解。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笔者对此完全没有异议。这个世界在多大程度是可知的，这倒令人心存狐疑。至于说到自然对象行为的一致性，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似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做的由此及彼的推断，笼罩在这些假设上的疑云也不见得少到哪里去。如果这个世界真像柏格森学派（也就是赫拉克利特学派）认为的那样，“无物不变”，那么要进行推理显然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让人质疑的假设。为了将客观对象的数量减少到智力可及的范围，我们借助元素或客观对象的基本属性进行分解简化（实用角度有限）。我们假设，在进行不同“组合”（客观对象）时，这些元素保持不变。在某些联系中，这个假设无疑是有效的。比如，无论是有机生物，还是无机物，无一例外都具有重量、惯性等属性。但是，如果说像“有生命的”这样的属性，对于任何种类的生命体都是一样的，这就令人怀疑了。既然这些基本属性并不一致，那么，对于隶属不同类别的所有客观对象，我们就不能给出相同的具体内涵。从其中一组的成员出发，我们对另一组的成员做出由此及彼的推断，这种做法显然难言合理。对于有待分类的事物，要想分类有效，必须假设它们在某些方面相同。我们认为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性，将它们归为一类，并由一事物的行为推断另一事物。这种做法的基础是否也属于上面的情况，我们也很难确定。由此及彼的推断能力总是神秘莫测，很可能与那些常规的实际特性毫无关系。[5]

知识的实际局限性源自以下几个方面。从本质意义上说，宇宙可能并非可知（当然，我们指的是客观现象、行为，而不是超越日常经验事实之外的问题）。就算这个世界确定可知的部分，其范围之深广、内涵之复杂，也远远超出我们实际的认知能力。这样，有关大千世界的任何知识，只要缺乏真正的一致性，就会被我们所忽略。那些似乎还能算得上是行为基础的知识，在全部的正确知识中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微不足道。大多数人只要认真思考一下这个事实，他们一定会惊诧莫名。

我们只有将客观对象的行为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比如说取决于大小、质量、力量、弹性等物理特性，理论上的精确性才有可能实现，而且只有在精确的实验技术条件下才能实现。然而，生活中的一般决策大多依靠粗略而浅显的“估计”。未来受到我们行动的影响。未来的情况取决于无数客观对象的行为，同时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绝无可能将这些情况全都纳入考虑，更不要说评估和汇总各自的影响了。只有在非常特殊和关键的情况下，才能用得上数学（穷尽所有的、定量的）这样的研究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与实际决策相伴的精神活动如梦似幻、惝恍迷离。奇怪的是，无论是逻辑学家，还是心理学家，他们都对此兴味索然，可能是（笔者倾向于这个观点）因为这方面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预测似乎在很多方面和记忆都很相似，尽管预测以记忆为基础。例如，我们希望想起某人的名字或者回忆某段话，就算我们苦思冥想，有时也不见得就能奏效。然而，经常是当我们考虑其他事情时，需要的结果会不请自来，若非心有旁骛，结果或许就根本不会出现。对于这两个例子在大脑中的运作方式，我们完全莫名其妙，也无从说起。在某种形势下，当我们需要决定要做出什么预期并采取哪些针对性的行动时，很可能我们做的只是一些天马行空式的漫想。突然灵光乍现，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主意，我们行动的路线业已确定。我们对脑海中发生的一切几乎莫名其妙，它们似乎与科学探索常用的逻辑方法甚少相似之处。相形之下，我们发现，前者不是推理型的知识，而是“判断、”“常识”和“直觉”。当然，直觉判断也包含一些概略的分析。但是，更通常的情况是，我们是以过去的全部经验作为推断的起点。在某种程度上，估计所用的推断方式与我们处理一些简单的（不能分解的）问题的方式一般无二。比如说，当我们手头没有测量工具时，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估计距离、重量或者其他的物理度量的。[6]

前面关于推理的讨论，主要是针对理想的或完全的推断。这种推断要有两个基础：一是谓项之间的一致联系，二是可以表述的一般命题。当然，形式演绎逻辑也会研究所谓的“特定”命题（“particular” propositions）推理，即两个谓项有时同属一个主题，或者两类客观对象存在交集。特定命题的提法不尽准确。对于特定命题的这个“特定”，也许用“或然”表示会更贴切些。科学以去除这种形式的断言为己任。这种科学方法是，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寻该对象的其他的一般事实，这些事实能够与该对象形成普遍的联系，从而可以“解释”该对象出现与否的特征。但是，大量的情况是无法进行这样的科学处理。日常生活常用的“毛估估”，采用的就不是这种科学方法，但也经常用来进行或然推理。“有些X是Y”是比较原始的表述形式，科学人士当然不满意。这样的表述要么只能引起质疑，要么只作为深入研究的起点，在其他时候一无所用。通过语言这个工具追求表述的尽善尽美，既不可能，也不实用。在这个时候，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更科学的形式引入数据。换言之，X与Y有关联，我们确定这个例子中的数量比例，就得到了熟悉的概率判断。说90％的X都是Y，意思就是，90％的X表现出的特性也会表现在Y身上。如果这个联系具有普遍性，那对于行动的意义就非同一般。[7]

进一步而言，就算这个比例不是百分之百，而是一半或者更小，都无损其实用性。如果某类事例的既定结果并不确定，甚至不能说绝对可能，而只是存有可能，但是，只要能够知道它发生的概率，人们就可以据此采取明智的行动。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商业实践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曼戈尔特曾经举过下面这个例子。瓶子发生爆炸的事故不会给香槟酒制造业带来不确定性或者风险。对每个厂商来说，在生产过程中，酒瓶发生爆炸的比例是稳定而已知的。至于这一比例有多大，其实并不特别要紧。就像人工或材料成本一样，酒瓶爆炸造成的损失可以转变成行业的固定成本，然后转嫁给消费者。就算个别厂商不对大量的或然事件（在足够短的时间内）采取有效措施，以保持发生比例的稳定性，通过某个组织将大量生产者的风险包容进来，也很容易实现该比例的稳定。这就是保险的原理。我们最熟悉的是火灾险。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哪幢建筑会失火，大多数业主也无需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将损失减到某个稳定值（也有人会这么做）。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保险的作用就是扩大投保人群的范围，将或然事件转换成固定成本。至于由谁来对事例进行分组，是由内部人士还是由外部商业机构（保险公司），对保险的基本原则并无影响。

如果推断不再确定无误，而是具有了或然性，我们明智地安排行动的难度将显著增加。在或然性条件下，要想谓项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困难更是大到无以复加。有一些特例非常重要，值得在实验室或者“实验场”做深入研究。除此之外，要使这种联系接近精确的程度将是非常困难的事。如果联系是偶然的，证明这种可靠的联系已属不易。如果还要确定这种联系的精确比例，那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当然不会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所以，我们遇到的困难以及犯错的几率会大幅增加。我们不仅要“估计”那些关系、内涵和影响都已知的因素，更要估计这些因素（待估计的，即时可感知的属性或行为模式）与推断出的因素之间关联的可靠程度。后一类因素关系到我们对行动的控制。生活中的大多数决策都依赖脆弱而不确定的“推理”（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而不仅仅是我们刚刚描述过的确定无误的推理。我们必须估计某种情况下的给定因素。如果这些因素按假设的概率出现，我们还得估计这些因素产生特定结果的概率。

考虑到逻辑上的准确性，为了从实践的角度理解不同情况和模式，我们必须做进一步的分类。这种分类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经济学讨论中，这一分类被严重忽视。给定X和Y的数量比例，概率判断形式有两个基本的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先验计算，适用于博弈概率。通常将这种类型看成是对概率的逻辑和数学处理。还有一类概率无法通过先验法的计算来取得。我们只能运用统计的经验方法，通过对实际事例的处理来获得这类概率的结果。我们一定要将这两类概率区分开来。掷骰子就是第一类概率的例子。我们假设骰子是完美无缺的，而且人们都了解这个事实。如果有人非要掷上成千上万次骰子，才能判断朝上的点数的概率，那实在是愚不可及。就算真的有人这么做了，实验结果是否真的揭示出真实的概率，却也难说得很。根据投掷次数计算出结果分布的概率，这对数学家易如反掌。对于可能分布的概率值，有限次的投掷是不可能得到确定性的概率的。另一方面，考虑我们上面提到的大楼失火的例子。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之内，对于大楼遭受火灾的情况，却要求计算出先验概率；而对于掷骰子的情况，却要求计算统计概率。这两种做法的荒谬可笑之处，倒也难分高下。

当前引入概率分类的目的，是因为商业领域甚少数学或先验概率，而统计概率却比比皆是。就商业风险而言，根据它的不同结果的分布比例提前计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很难回答出来。[8]
如果可能的话，必须通过将经验数据汇集做统计处理。“如果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保留，我们马上就要加以讨论。通过统计学的分组处理，大量的风险事件可以达到相当程度的确定性，而重要性相当的另一类风险事件却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另外两个事实。首先，统计处理向来不能得出接近精确的定量结果。如果缺乏无限数量的样本，简单如机械式博弈的概率也不是最终值。先验方法的实用价值不大。这是因为，由于数据相当复杂，在将样本进行分组时，同质化程度很难实现均等，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还需要全面地展开这一点。第二个事实是，通过经验数据的运用，商业风险或概率可以在较窄的范围内运用理论方法。在大楼失火风险的例子中，如果样本不完全同质，这种情况就算不能通过计算，多少也可以通过判断予以抵消。某一个案的“实际风险”究竟是高于或低于整体风险，高多少或者低多少，对于这类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判断出来的。当然，这个过程必须小心谨慎。计算个案与标准类型的偏差是一种做法，进一步分组也是一种做法。我们不清楚这两种做法能否彻底脱钩。这两种方法形式上有所不同。不过，保险公司往往会同时加以使用。它们的做法是，首先，尽可能准确地定义分组；其次，根据具体环境，修正或调整同组内的相关系数。

我们发现，概率判断包括两类在逻辑上不同的推断，我们分别称之为“先验”概率和“统计”概率。在日常语境中，这两个概念用得不甚严谨，两者的关系也含混不清。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我们稍后就详细考察“真实概率”的确切意思。就真实概率而言，我们对这两类概率的感觉还是有差异的。不管掷多少次，掷骰子得到六点的概率“确实”是六分之一。但是，对于某座大楼，没有人能够确定它哪一天失火的“真正”的概率值。就特定例子而言，第一个表述有着直觉上的确定性，第二个表述仅仅是针对特定分组做出的经验归纳。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部分来自我们的思维习惯，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异根本就是一种幻象。不过，无论如何，就我们的思维而言，这两种方式既真实也有用。然而，这里面存在着逻辑上的悖论。如果我们质疑某种赌博的概率，除了通过大量的实验别无他途。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得出结论，那个骰子可能“被做了手脚”。这本身就是一个概率判断。判断的准确性取决于我们对骰子的材质构成和制作工艺到底知道多少。如果我们对骰子的了解程度已经确定，根据掷多少次骰子以及结果的分布情况，数学家可以告诉我们骰子被做了手脚的概率是多大。

先验概率和统计概率的实际差别如何，似乎有赖于对合并成组事件进行分类的准确性。在掷骰子的例子中，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连续掷骰子的动作是“相似”的。然而，不同大楼面临火灾的情况不可能是“相似”的。当然，保险精算师可以不断努力，将某一分组不断分解，直到分组内的事件实现最大可能的同质化。这样的分类自然更为精确。不过，这个过程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这是因为，分解到最后，我们会将真实概率运用到个别事件上。

同质分组的思想还会遇到更大的的困难，甚至会达到自相矛盾的程度。统计学文章连篇累牍地警告初学者，不要试图从不同质分组的分布中得出什么结论。人口的年龄和性别分布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这样的。由于驻菲律宾美军的死亡率低于美国总人口的平均水平，因此可以推断出环境是否有利于健康。这个结论肯定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总人口”不是一个同质的分组，它包括了年龄、性别、种族、职业阶层等。不同分类的死亡率差异很大。下面的悖论将我们引入了概率逻辑问题的核心。如果我们一定要分组绝对同质，我们得到的会是确定的结果，而不是概率的结果，否则我们必须放弃宇宙一致性、事物本质的持续性等理论。如果自然规律全面发挥作用，可能的情况是，人们彼此完全相像，在相同的环境下，他们将同时命归黄泉。在特定的时段，他们要么全都活着，要么全都逝世。概率之于他们全无意义。就算在掷骰子的例子里，如果我们信奉世界可以认知的假设，如果骰子制作得一模一样，投掷的动作也完全相同，它们落地的方式相同，骰子的点数也必然相同。

象征性地说，将上面的所有现象应用于个体案例中，然后进行预测，这么做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概率判断的根本假设是我们一无所知。如果我们能绝对准确地度量具有决定作用的环境因素，我们就能预测个别事件的概率。但是，很显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无论是一般的保险，还是人寿或火灾险，这些事件都做不到这一点，甚至赌博工具也做不到。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特定的例子中，我们掌握的知识不充分，原因究竟是我们认为没必要，还是真的无从掌握？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需不需要对两种情况做出区别？举一个罐中取球的例子。某人知道罐子里有红黑两种颜色的球，但不知道每种颜色小球的数量。另一个人知道红颜色的球有三个，黑颜色的球有一个。可以知道，“第一个人”取出红球的概率是50％，而第二个人的概率是75％。应该说后者（75％）才是“真实”的概率。但第一个人却无从知道这一点。如果依此决策采取行动，比如说下注，那么第一个人行动的假设是，他的机会是均等的。依此推理，如果信息完备，似乎只有确定性，而根本没有真实的概率可言。真实的概率理论如果是合理的，单凭一无所知这一点还不够，还必须假设某些因素根本就是不可知的（unknowability）。就算是这样的话，我们还必须不断求助于经验事实。这是因为，我们不会不假思索地假设，那些不可知的原因会根据不相关原则（law of indifference）分布在不同的事件中。我们似乎又陷入了逻辑的僵局之中。根据知识假设，我们可以推导出的结论是：在自然界中，哪座房子会失火、什么人会死亡、骰子的哪一面朝上，都是业已注定的。而我们实际运用概率的逻辑是，结果并没有提前确定，而且那些不可知的原因确实遵循不相关原则。现象是稳定分布的，这证明这种推理方法在总体上是合理的，但这却不是我们思维的实际基础。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发现不相关不成立，也就是结果表现出“偏差”，我们假设某些能起作用的原因正在发挥作用。我们全部的经验都证明该假设是合情合理的。

关于概率推断，还有一些饶有兴趣的问题。考察一下概率的数学原理就知道，对于概率的假设，要么完全决定，要么完全无关，非黑即白，中间没有灰色地带。无论什么问题，基本事件的概率（elementary probabilities）必然总是相等。如果某种结果的概率高于或低于0.5，这一定是因为，就所包含的基本事件的数量而言，该结果要多于（或少于）另一结果。基本事件的概率必然相等。全部概率的数学理论只不过是排列组合原则的简单应用而已。这种应用包括，寻找基本事件并对它们进行排列组合。显而易见，基本事件之间绝对不相关。如果不同的基本事件之间的结果不能显示完全的不相关，那它们一定不是基本事件，必须进一步分解，直到它们由概率的基本事件所构成为止。经验也证明了这种假设。

从整个宇宙看，我们假设它真正的无可确定（indeterminateness）吗？古诺是这么认为的。纯粹的一无所知理论虽然在概率论学者中间很流行，但仅有这个理论，似乎既显单薄，更非无懈可击。让我们再次回到前面提到的小球的例子。如果某人只知道罐子里有红黑两种颜色的小球，但不知道各自的数量，对他来说，他抓取红黑两色球的机会均等。一无所知理论用在这个例子上倒无不妥。[9]
但是，如果他知道各自颜色的小球的数量，情况就不一样了。决定论者认为，对于结果，一定有什么原因在起着作用，但常识对此却不买账。除非不可知的原因确实是不相关的，否则，经验如何证明概率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呢？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发现结果与概率理论所预期的结果存在“偏差”，我们认为肯定出现了与不相关原则不相符的原因。结果证明了过程的合理性。如果我们确信，我们已经除掉了可以度量的或一直保持一致的特别因素，我们就有信心通过大量的试验得到这样的结果。这种结果符合这样的假设，即那些无法度量或无法去除的因素必然不相关。不仅仅我们如此这般的感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

概率在某些赌博上的应用，其实与人的机体运动有关，例如，随机从一副牌中抽取一张牌，或者从一个罐子里取出一个小球，抛掷硬币或骰子等。对此进行观察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这些事实揭示了另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议话题—　—自由意志[10]
。如果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不确定，如果最终的结果是由人的机体运动决定的，这引出了行动的自由这个概念。如果我们关于意识对行为所起的作用感到莫名其妙，并且根据常识排斥虚妄的附带现象理论，但是，我们承认“大脑”以某种难以言说的方式触发了行动，就算可能性很低，这种说法也是合理的。承认这一点，对伦理实践有多重要，重要性又如何，这些问题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当然，我们无法证明，蒙特卡罗轮盘赌的确切结果，就一定不蕴含在混沌初开的星云深处。我们最终诉诸内在理性，也就是诉诸事实相符合的至简大道。这是人类根深蒂固而又无时或缺的理性倾向。关于这一点，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除内在理性外，我们将再无所依托。[11]

“常识”这个词上贴着五花八门的标签（某些饶舌之士坚持用这个词，是因为他们的常识是如此之不同寻常）。笔者认为，无论是一无所知理论，抑或是“有限理性”理论，都与我们的直觉背道而驰。硬币下落后究竟正面是朝上还是反面朝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仅仅感觉到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才导致这样，我们明确无误地感觉到，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原因，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会有信心做出概率判断。进一步而言，正是在没有原因这一条件下，经验结果才能巩固我们的判断。整个数学概率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上，即基本事件概率相等。笔者认为，这个基础应该是真正的不可确定性[12]
。

费雪教授认为概率“就是估计”。在一定的条件下，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针对这个条件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如果“估计”的外延足够广，费雪的观点“在理论上”还可以保留。我们对先验概率的理解是，无需任何原因，我们就可以判断硬币或骰子哪面朝上的几率更大。无论是我们所说的先验概率，还是费雪所指的等量概率的“估计”，如果两者之间并无区别，那么，我们的观点和费雪的观点也没有冲突。这个结论当然有违常识。我们认为赌博具有“先验的确定性”。这是因为，在赌博中，我们的信心程度达到了数学公理的高度，这就完全不同于“估计”。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允许在下注前看一眼罐子里的红球和黑球，但不允许数一遍这些小球，这种情况就是概率估计的正确意义。这是因为，这种情况不同于以下两种极端情况。第一种极端情况是，如果我们仅知道瓶中有两种颜色的球，但不知道各自的数量，我们的行动将是完全无知的。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如果我们能够数一数小球的数量，因而获得真实概率的完全知识，我们的行动是完全理性的。而看一眼瓶中球的情况，是介于中间的状态。对费雪观点的第二种解释是，我们必须承认，对大多数的真实事件来说，行动的基础正是估计。然而，这两个解释都不能证明概率就是估计。

不过，对学习商业风险的人来说，他们感兴趣的概率正是估计，尽管估计的内涵与我们一直讨论的观点有所不同。要从新颖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回到一般行动的逻辑原则，并且稍作逗留。我们已经强调，就行动决策所依赖的信念而言，精确推断科学能够做出的贡献甚为有限。这种情况的内在逻辑要么是穷举式的分析，要么是概率判断；而如果运用概率判断，要么是先验概率，要么是统计概率，概莫能外。在绝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行动更多地依靠估计而非推断，更多地依靠判断或直觉而非推理。说到现在，估计或直觉判断已经有些像概率判断了，但与我们描述任何一种的概率判断仍然大相径庭。这两者的关系极尽复杂之能事，如概率判断自身一样充满了逻辑悖论。如果我们将“概率”一词应用于估计（应该承认，这种用法如此根深蒂固，根本不可能甩得开），我们只得在这种分类下确认第三种概率判断。我们为前两类概率所做的分类框架，第三种概率与之颇水乳交融。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先验概率和统计概率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可以说一个极端是先验概率，另一个极端是统计概率。先验概率可以依照通用的原则计算出来。统计概率则由经验数据决定。这里的分类不同于维恩和埃奇沃思的观点。[13]
他们认为，先验概率也可以归入到统计概率中。统计概率是以大数经验法则为基础。他们接受真正的不可确定性这种假设。我们已经指出与此相关的精确分类问题。我们认为，赌博中的“事件”与“掷骰子”形成同质分组的可能性，要比之人寿及火灾更大一些。通过更为精细的分类，获得完全的同质，将会使我们的理论得到证实。这样努力的结果是，通过分组，只有真正未决定的因素与基本事件有差异。因此，根据我们分类的观点，可以在下面得出三种不同类型概率的摘要。

1.先验概率。指除了不能确定的因素外，绝对同质事件的分组。该类概率判断和数学命题处于同一逻辑层面上（笔者将之视为经验的“终极”演绎）。

2.统计概率。对谓项之间关联频率的经验估值。这种概率无法分解为同质之基本事件的变化组合。基本事件的概率相同。我们必须强调，过去的概率在未来依然成立。我们之所以对此信心满满，还是基于对不能确定因素的先验判断。我们必须将统计概率蕴含的两种不可能性加以区分。第一种不可能性是，对于那些并非真正不确定的因素，我们仍然无法完全消除。第二种不可能性是，列举等概率的基本事件，决定它们的组合方式，并通过先验计算来估计概率，这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类型的概率建立在对于事件经验分类的基础上。

3.估计。不可能对事件进行有效的分类。这种概率的逻辑难度最大，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不过，我们既要强调它与其他类概率的区别，又要揭示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联系。

我们知道，估计或判断都“易于”犯错。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大致确定这个“容易”的程度，但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通常，确定某项估计的价值只能来自经验，通过对事件进行汇总，将估计转化为统计概率类型。事实上，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在处理统计概率时，我们不可能实现事件分类的完全同质。显然，对第三类概率来说，任何分类都不可能。就统计概率和估计概率而言，两者之间的差异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像火灾或人寿那样，完全同质的分组是一个极端。完全个性的判断则是另一个极端。在两个极端中间，是分组同质化程度的一切可能分布。在实践中，一方面，我们不可能获得完全同质的分组。另一方面，在确定某项判断发生错误的概率时，要说居然没有任何可资参照的基础，那也是匪夷所思的事。

让我们考虑这两种概率：一种是与估计相关联的概率；另一种是保险所处理的现象之概率。这两种概率的理论差异极其重要。对于几乎所有要判断的事件，我们都可以辨识出这种差异。举一个典型的商业决策的例子。某个制造商考虑提升产能的方案。他大致“估计”手头的方案，也考虑那些多少可以衡量的因素。对于所有行动建议的可能结果，他一定会做出最终的“估计”。他判断失误的“概率”（严格地说，是任何指定的失误水平）有多大？这种概率既不能按照先验法则确定，也无法通过研究大量的案例，凭借经验判断得出。商业决策的“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有相同的其他事件或类似事件，数量大到足够形成价值推断的基础，从而获得我们感兴趣之情况的真实概率。这个事实至关重要，而且非常突出。绝大多数行为都是如此，而不独商业决策为然。

事实上，概率判断就是这么做出的。这个事实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商人不仅要对行动结果做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还要就他的估计的正确性有多大的概率再做出估计。在知道行动结果后，他感受到的“确定”程度或者说“信心”程度绝不可忽视，因为它的重要性无与伦比。有了信念之后是否行动，既取决于我们对该信念的信心“程度”，也取决于信念的内容是否有利。这些思考背后的逻辑或心理学基础唯恍唯惚。这也体现了生命或思想之深不可测，非科学之能为也。我们只能说，智慧生物被赋予了某种“能力”，可以根据直觉对事件进行判断，尽管判断的准确性高下不等。我们根深蒂固地认为，那些看似合理的事情，都有可能通过经验予以证实。否则，这个世界也不会是我们的舞台。

现实的心理学要求我们承认这两种独立的判断，也就是形成估计和估计价值。我们对费雪教授的观点持有异议。[14]
他认为只存在一种估计，也就是对概率本身的主观感受。进一步说，似乎最初的估计就是概率判断。他对某项事件概率估计的正确性再进行概率估计，然后才能依此行动。在完成决策后，如果预计的结果得以实现，他的信心度也会因此提升。在实践中，他会走得更远，他干脆就假定结果本身就是确定的。

我们前面提到三类概率。第二类概率依赖于对事件的经验分类；第三类则不依赖任何分类，而是对估计进行估计。这两类概率之间的关系，因为存在以下两种情况，而愈发显得扑朔迷离。第一种情况是，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独一无二的树叶。如果我们将门槛放低，把相似的标准放松，总是能够形成分组。这样，在上述例子中，研究工厂扩大规模的成功和失败的比例各自是多少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算出了工厂扩大规模的成功概率。不过，很难想象，有哪个企业家会根据这个概率采取行动。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方法多少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应该认识到，就算没有任何信息，通过概率判断，人们也能决定是否行动。这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经理人来说，适用于他的成功概率，是否仅仅是相似事件的统计概率，或者是完全信息缺失情况下的概率，我们应该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似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对自己的信念也有着价值估计。他的估计所占的权重将远超其他任何概率类型结果的权重。

还有一种情况更有趣些，实践意义也远胜前者。这种情况是，基于完全不同的背景，是否有可能构建相似事件的分组。换言之，我们不去管不同的人在相似的情况如何进行决策，而只关心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决策。毫无疑问，尽管这种情况不可能按照统计学的方式进行处理，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决策方法都会一以贯之地得到运用。数量惊人的决策正是依赖这种概率判断而做出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也就是说，人们借助经验，根据他们自己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甚至针对别人此方面的能力，确实能够做出大致合理的判断。两种概率分类基础都纳入上述的考虑过程之中。假设A会对某种情况做出预测。现在需要估计（由A自己做出，也可以由其他人做出）的是，该情况的结果正好是A预测之结果的概率。这种估计不会建立在对A形成判断之能力的总体估计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他在一个大致确定的领域内预测能力的总体估计之上。读者当知，企业家只有运筹帷幄、决断如神，方能在商界纵横自如。这是他领袖群伦的行为能力，也是他丰厚收入的源泉。一个企业是否在商界立于不败之地，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三大决策：一、准确判断这类人才的能力；二、将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三、给他相应的丰厚报酬。判断或评估一个人的价值是一项复杂的概率判断。相人之术当然要靠经验，也得看此人预测结果的历史表现。但从根本上说，这就是直觉判断，或者，有人更愿意称之为“无意识归纳”（unconscious induction）。

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进行分类，这样我们可以确定对于事件分类的另一种基础，从而实现概率判断。我们是指，我们对进行预测的那个人的主观信心的感觉。由于某种“预感”或“直觉”，我们可能会认为某种情况一定会按某种方式实现。这种感觉越强烈，持续时间越久，由此而来的信心也就越强。我们对基于直觉的预测抱有信心，这似乎是无稽之谈。但是，既然存在我们未经注意但却悄然而至的感觉，既然这种意识可能是我们深思熟虑的对象时，这种情况就不再虚妄不经。我们的研究不可能覆盖个人或受过教育的个人决策的所有领域，这样做有可能陷入迷信的泥潭。后面我们会对本章已经讨论的关键问题进行总结。

不确定性是完全竞争机制重要的干扰因素。完全竞争机制遵循纯粹理论性的规律，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知识和行为的基础。有两种关于知识的概念：一是科学家和逻辑学家使用的术语；二是来自实验室之外的信心或信念，它们是行动的基础。这两类知识之间的显著区别，正是我们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我们日常行动所依赖的信念，和决定经理人大部分商业决策的判断甚少有相似之处。后者通过详尽的分析和准确的度量得出结论。这两种情况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绝大多数的日常决策都是下意识做出的。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预期某件事会发生。我们是如何回忆起一个遗忘已久的名字，对此我们同样莫明其妙。毫无疑问，无论是“直觉”的下意识过程，抑或是符合逻辑的思维结构，它们之间具有某种可比性。两者都是对未来的预测。之所以有可能做出预测，都是因为自然一致性的假设。两者都包含着一定程度及一定量的分析和综合。但是，对判断这种能力来说，它的突出特征就是易于犯错。

人们往往忽略了日常行为的真正逻辑，或者说心理学内涵。逻辑学家更关注论证性推理的结构。这也难怪他们。这是因为，不管是本能，还是判断，两者都很难在意识中清晰地呈现出来，要做研究根本无从下手。对直觉估计问题的关注，往往和概率逻辑联系在一起，有时却不免混为一谈。这种混淆极大地削弱了对直觉估计的研究。对概率判断问题略加研究，我们就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分别称之为先验概率和统计概率。对于统计概率，我们不能通过客观数据计算出真正的概率（而对于先验概率则能够做到），而必须通过大量事件的归纳研究得出。这个限制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这是因为，统计学最多只能得出真实概率是多少的概率。在实践中，因为不可能获得完全同质的分组样本，更使我们的努力雪上加霜。在我们的定义中，先验概率中的“骰子之一掷”就是完全同质的。从实践意义上说，如果存在偏差，要么是有不可确定（indeterminate）的因素，要么是有尚未确定（undetermined）的因素。

信念或估计易于犯错。我们必须把估计的这个特点与两种概率严加区别。这是因为，在处于估计的情况下，分组不可能做到足够程度的同质，所以不可能计算出真实概率的数值。例如，一般而言，商业决策往往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汇成统计数据，从而给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指导。所谓客观上可度量的概率，根本就是一个不适用的概念。我们确实会估计我们的信念及估计的价值，或者说合理性，或者说可靠性。这样的判断与概率判断的形式也一般无二。比如说，这种估计也是一个比率，也用比值的形式表达。正是这两点造成了对估计和概率判断的混淆。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偏要从客观的意义上说某一判断正确的概率，这么说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有致命的误导作用。这些概率用语已经根深蒂固，既然做不到泾渭分明，我们建议将估计的价值列为概率判断的第三种类别，同时强调它与前两者的不同之处，而非相同之处。尽管这样做难保无害，但我们别无选择。

第三种类型的概率或者说不确定性一直为经济理论所忽略，现在是恢复它应有的地位的时候了。我们一再指出，通过各种方法，不确定性能够化解为客观的、定量的、确定的概率。通过样本分组，能将不确定性化解为完全的确定性。商业领域已经发展出多种组织方法，以实现这种合并。只要商业组织的技术充分发展，对那些能够度量的不确定性来说，它们不会给企业带来任何不确定性。在稍后的研究中，我们将会概览这些组织带来的益处。从概率角度说，这是不确定性造成的唯一一种经济影响。不过，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无法度量也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不确定性，阻碍着理论上的竞争趋势达臻完成，从而赋予了整个商业组织“企业家职能”这个独一无二的形式，并揭示了企业家的特殊收入。

[1]
当然，不确定性和风险问题对经济学不是新问题。我们引用过许多学术界的观点。学术界主要认识和讨论三层关系：（1）保险；（2）投机；（3）企业家精神。完全的姓氏索引，有必要研究本研究中引用的德国历史学派的著作。英国经济学家们心无旁骛地研究长期趋势或“静态”经济学，也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不确定性进行非常综合的研究，除了已经引用的作品，还可以参见罗斯，《作为生产要素的不确定性》，年报，美国学术界，第八卷，第304页。同样参见莱斯利、克利夫，《经济世界中已知的和未知的》，《政治经济学论文》，第221～242页；拉文顿《，不确定性和利率的关系》，《经济学杂志》，第二十二卷，第398～409页；以及《投机的社会利益》，引文同上，第二十三卷，第36～52页；庇古《，财富和福利》，海恩斯、约翰，《作为经济要素的风险》，《经济学季刊》，1895年，6月。

我们对于知识理论的概括当然肤浅，再去扩展引用哲学著作似乎并不重要。我们解释的理论是功能性的或者实用观点的。这点显而易见。通过一些“约定”，我们指出，讨论的基调仅来源于以下事实，那就是意识和知识的功能与行为的关系是我们感兴趣的，也是为着现在的目的。我们不会在文中表达任何关于现实或其他哲学立场的终极性质。事实上，笔者是一个极端的经验主义逻辑学家，也就是说，只要说到理论推理，笔者信奉的是经验的直接事实，除此以外的一切事物对笔者都是不可知的。

[2]
参见杜波依斯-雷蒙德精彩绝伦的演讲，Uber die Grenzen des Naturerkennens和Die sieben Welträtsel。

[3]
参阅孔德的《科学的分类》。

[4]
库利教授的描述性术语，参见《社会组织》，第1章。

[5]
参见詹姆士，《
理学》，第22章，“论相似的联系”。

[6]
马歇尔指出，相比于知识，商业经理人的决策更多地受到“训练有素的直觉”的引导（《经济学原理》，第六版，第406页）。

[7]
属性X和Y的程度变化纳入考虑时，我们必须运用统计理论的相关分析来处理。这个理论是概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参见皮尔逊和埃奇沃思的著作。对于相关统计的基础讨论可以在任何关于统计学的论文中的找到。鲍利的《分组和序列测量》对只是想泛泛了解的读者特别适用。爱德顿的《初级统计学》一书中提供了大致的观点。皮尔逊的《科学入门》第4章和第5章对于理解本章的全部基础颇有帮助。

[8]
通过抽签购买国债就是一个例子。在德国，债券持有人经常通过保险应对这种几率。

[9]
欧文·费雪教授特别坚持只根据知识的多寡解释概率。参见《资本和收入的本质》，第16章，第一节。

[10]
波雷尔，Le Hasard，第196～197页。

[11]
卡尔·皮尔逊的论文“蒙特卡诺轮盘赌的科学问题”，摘自《进化中死亡概率和其他研究》一书。简单向复杂假设经常诉诸教条主义倾向的必要性，由庞加莱做了杰出的研究，关于“概率”的一章，引自《科学的基础》，第11章。还可以参见庞加莱在同一书中对小原因和大影响的关系所作的引人入胜的阐述，《科学和方法》，第4章。庞加莱将等概率理论建立在以下的数学原理上，也就是，任何连续可分析函数的微小变化与自变量的变化比率相同。同样不令人满意（如果还不算荒谬的话）的“内在合理性”理论（一件事如何内在地比另外一件事可能？）　由别出心裁的鲍尔弗的《神性和人性》在第七讲提出，题为《概率、可计算和本能》。

[12]
对这个问题精彩绝伦的简短讨论还附有文献引用，建议读者阅读阿恩·费雪的著作《概率的数学理论》第1章“通用原则和哲学问题”。笔者的立场和费雪的一致，都秉持“强力推理”原则，与数学家信奉的旧式观点“不足推理”针锋相对。还可比较拉普拉斯的“关于概率哲学理论”的论文。

[13]
《几率哲学》，“思想”，1884年，第九卷。

[14]
《资本和收入的本质》，第266页。

第8章　应对不确定性的组织和方法

在上一章，根据能否度量这个标准，我们对不确定性做了分类。为了延续这种分类，我们用“风险”这个术语表示能够度量的不确定性，而用“不确定性”表示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在人们的日常用法中，“风险”泛指意外灾祸发生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指的是良好的结果。“风险”意味着损失，“不确定性”意味着收获。到目前为止，如果我们的论证是正确的，这两个术语之语焉不详，会给研究带来致命的影响。我们必须消除这种概念上的模糊不清状态。既然说风险与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或者保险概率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对这些术语做一些专业化的处理，这么做应该不算是心血来潮。我们也可以用“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分别用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上。这种表述方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意义如上所述。

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差异体现以下。对于风险而言，一组事件的结果的分布是可知的（要么通过先验计算，要么由对过去经验的统计获得）。正是在这个方面，不确定性不同于风险。不确定性的情况往往独具个性，不可能形成一组事件。不确定性最好的实例，就是对事件的未来进程做出判断或者形成信念。事实上，正是这种信念（不是科学知识）指导我们的绝大多数行为。有一组事件，就它们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而言，如果这些结果的分布可知，我们就可以借助分组或者将事件合并，以剔除掉真正的不确定性。可能做得到，并不意味着就将会这么做。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如果只考虑个别事件，究竟是可度量风险，还是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对行动而言都没有分别。此人将他对某项信念价值的估计包装成“在b次试验中成功a次”（a/b是正确的比例）的概率形式，这让他“觉得”他面对的信念与其他概率的情形一般无二。

这个主题充斥着逻辑上的困难和悖论。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我们要对上面的表述做一些约定。第一，如果我们能计算出真正的概率，或者，如果我们能够做100次试验，并确切地知道100次试验中将会有多少次成功的案例，那么，事件是否真的独一无二也就无关紧要了。如果我们知道某种赌博对于我们的成功几率，我们是集中下注、大赌一把，还是分散筹码、四处出击，其实都无分别。两种赌法的概率遵循同样的规律。但是，在商业领域，个别事件的概率很难计算。所以，这项条件应该占的权重比我们设想的要低一些。不过，既然还要考虑客观概率，很难想象一个聪明的人会将单个事件看成是绝对孤立的。唯一的例外是他将全部身家做孤注之一掷的情况。意外事件有多重要，以及类似的事件在一生中可能会重现多少次，这两个因素一方面会影响个人对个别事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他对有关成败之数学概率的态度。

我们在上一章曾经提到过，我们有可能将决策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从而形成事件的分组。这种做法关乎我们的第二项约定。尽管我们不能通过分组方法得到概率的值，但是通过分组，还是有消除波动、逼近稳定值的趋势。在做判断时，在严格意义下的概率情况中，我们发现两类共有的因素：（a）决定因素（判断能力的特性，相对稳定）；（b）实际的偶然因素。这类因素遵循不相关原则，随着决策的不同而变动。某项信念的不确定性和真实概率之间的区别在于，对信念的不确定性来说，无论是通过计算还是用经验分类，我们都没有办法将两类因素区分开，也不能分别对它们做出评估。而对真实概率来说，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程度上，在有限的范围内，我们有可能应用分类法。人生变幻莫测，充满变数。收之桑榆，失之东隅；得失之际，错综复杂。假设某人遭遇不确定性，如果他仅将之当做孤立事件来应对，那么不确定性能否度量，也就无关紧要了。

人们对待不确定性（不是当前目的下的那种可区别的不确定性）的态度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也是相当棘手，难度实不亚于不确定性本身。不仅仅是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反应易于犯错，不同的人的反应也千差万别。而且，和基于逻辑的行动相比，这种“正常”反应有着明显的偏差。亚当·斯密提到过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人们都愿意花上一笔小钱，期望赢得一大笔钱，尽管赢钱概率的倒数（不管是已知的还是估计的）要远远大于预期赢得数量与赌注之间的比率。而要他们花上一大笔钱来赢取一小笔钱，就算真实的概率有利于他们，他们也会拒绝这么做。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补上偏差。这个偏差就是个人对自己“运气”的坚定信心。如果不确定性的基础取决于他自己判断的质量，这种信心就愈加强烈。凡夫俗子对自己信念的准确程度所知甚少，对他们所依赖的“逻辑”（如果可以叫逻辑的话）的了解也多不到哪里去。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几乎无所不在的迷信。任何偶然事件，只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有可能上升到自然法则的高度，从而使人相信这就是“神谕”。即便仅凭“直觉”，或者纯粹就是“在内心深处，有种声音在启迪我”，毫无任何实际的或想象的基础，往往也会被作为无可置疑的事实，被善男信女欣然接受，继而成为行动的基础。

毫无疑问，回顾漫长的历史长河，人类有着将一切置于理性王国之上的趋势，甚至会将幻想和冲动也纳入版图之中。我们之所以只讨论具备理性基础的行为，如果仅仅是因为，在其他任何假设下，我们都不太可能理智地采取行动，这么做似乎倒不失为合理。我们要假设，为了未来的利益，必须以放弃现在的利益为代价，如果我们不再假设未来是确定的，而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么，未来的预期回报必须要超过放弃的量，才值得我们这么去做。此人感觉未来的不确定程度越大，超过的部分相应地就必须越多。[1]
在这个例子中，此人相信成功的机会是多少，这就是主观概率。不管他的信心是来自情况本身的客观概率，还是纯粹根据自己的预测能力得出的估计，主观概率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认为，人们会同时运用主观概率和客观概率。当然，大多数人不会如此煞费脑筋。此人的信念或预测可能是对客观概率的估计。他的估计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所以，此人所感受到的不确定性的程度，实际是两种概率比率的合成品。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实际生活中所有行动的决策都离不开信念。经过仔细考查，大部分依赖信念的决策，能够轻易地转化成对概率的判断。尽管在判断大多数情况时，个人可能都不会做所谓的“仔细检查”。

正常的经济情况具备以下特征：风险投资的结果处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区间内，投资者对结果有自己的信念。如果他倾向于做出风险投资，他的信念要么是预期获得一定的收益，要么就是相信较大的真实概率。他坚信，在此预测区间以外的任何结果，沿着两个方向偏离得越远，可能性就越小。所以，对于任何在经济上存在不确定性的事件，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在以下两类事件之间做出选择：一类事件回报较小，但人们对它的信心较大；另一类事件收益较大，但人们对它的信心较小。

对经济学来说，不确定性最本原的问题，就是经济过程本身的前瞻性。人们为了满足欲望而从事生产。生产需要耗费时间。生产需要做出两种不同的预测，从而形成了不确定性的两种基本情况。首先，生产者必须一开始就要估计生产的结果。而生产伊始，生产者很难精确地计算出以下两种情况的最终结果：一是生产多少产品；二是生产什么质量的产品。结果如何，取决于给定资源如何分配到生产中。其次，这些产品要满足的欲望出现在未来，预测未来的欲望同样带来不确定性。生产者必须估计：（1）他致力于满足的未来欲望的情况；（2）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他所进行的生产的未来结果。

在手段适应结果的过程中，理性行为竭力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人类憎恶这样的不确定性。这可能并非事实。对于一个一切都已“安排就绪”的世界，我们恐怕避之唯恐不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就不想自己的行为尽可能的理性。要想行事“理智”，我们就必须适应。而适应就意味着尽可能完全的预测。我们不可忽略行为当中的一个根本悖论。我们经常不由自主地追求一些目标。而当我们恢复“冷静和理智时”，我们承认这些目标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既是我们的目标，又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将两者合而为一似乎没有可能。不管什么情况，我们确实尽力在降低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并不希望它真的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殆尽。

是否有可能降低不确定性，取决于两类基本条件。第一类条件是，一组事件的不确定性要小于个别事件。在先验概率情况下，随着分组范围的扩大，不确定性趋向于完全消失。统计概率受限于分类的缺陷，不确定性消失的趋势会大打折扣。就算是第三种概率，即真正的不确定性，如果分组建立在近似的或者常规要素的基础上，也会表现出某种规律性的趋势。降低不确定的第二类条件，源自不同的人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差异。这种认识差异有很多类型，我们将逐项分析。在这里，我们要提请注意的是，形成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个人自身禀赋的不同，也可能是在不确定性有关的问题中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处理不确定性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方法是，通过分组降低不确定性；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寻找合适的人选来“承担”不确定性。对于这两种方法，我们分别称之为“合并”[2]
和“专业化”。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加上另外两种方法：（3）控制未来；（4）提升预测能力。这两种方法一说就明白，毋庸赘述。这两种方法密切相关，这是因为，知识主要的实际意义就是控制。这两种方法都和文明发展、技术进步和知识增长密不可分。可能还有第五种方法，就是对坏的风险结果进行分散。其他情况不变，某一事件造成100个人每人1000美元的损失，要比另一事件造成一个人损失10万美元要强一些。这就像两个人各坏一只眼睛，要好于一个人坏了两只眼睛。某种生产方法如果致伤的人更多一些，而致死的人却相应减少一些，也可以视为有进步。在实践中，这种风险分摊行为和事件合并不无联系，不过，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逻辑上的区别。在实践中，在一些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将两者区分开。我们必须同样注意到，合并和专业化的联系更为紧密。随着讨论的展开，我们会反复强调这一点。除此之外，还有第六种方法，这就是指导生产行为沿着不确定性最小的路径，而规避较大不确定性的生产行为。

不确定性对经济学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将可以作为我们深入技术性讨论的初步准备。经济组织行为的本质，就是由某些人生产出产品，用于满足其他人的欲望。由此引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究竟由谁来预测未来需要满足的欲望。很显然，生产者自己承担预测生产技术的职能。乍看起来，在预测欲望上，消费者似乎要比生产者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但是，我们立刻注意到，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经济组织首先要做的，就是向整个市场提供产品，而不是受命于消费者的直接指令。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产品交换是先于或者滞后于实际生产，这都无关紧要。如果存在不确定性（在生产领域和欲望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我们仍然可以设想人们可能交换生产要素而非产品，但不确定性发生作用会带来不同的结果。现代社会是按这样的理论（无论什么事实，都可以提出质疑）组织起来的：如果人们的行为惠及自己多于他人，他们会预测未来，并有效地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预测的结果。这样，控制生产的责任就落在了生产者身上。

但是，一般而言，消费者并不提前预订他的产品。可能是消费者自己也不能确定，他是否有能力在期末支付他预定的产品。不过，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消费者并不知道他将来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以及需要的强烈程度。因此，他将这些问题推给生产者，由生产者决定产品的生产，并让生产者为自己届时的决定时刻准备着。求解这个明显悖论的线索，就蕴含在“大数定律”之中，也就是对风险（或不确定性）进行合并。对个人来说，消费者只有自己一个；但对生产者而言，消费者仅仅是普罗大众之中微不足道的一分子。相比于消费者本人，局外人似乎要更容易也更能准确地预测出大众的欲望。这个现象告诉我们，经济现象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为市场而生产。这个现象也指出了与不确定性的影响有关的一般环境特点。这些影响有待深入研究。在我们继续探索风险归并的步骤和方法之前，我们还需要简略地考察一下，不同的人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和反应的差异，不管此时的不确定性能否度量。

尽管我们曾假设，如果人类的行动带有一些不确定性，那么生活无疑会更多姿多彩一些。当然，多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会让人感受人生的魅力，这因人而异。但是，人们的确在竭尽全力地想要准确地预测未来，并调整行动以适应未来。从这点看，在个人的禀赋和能力中，我们至少能找到五个基本变数：（1）感知事件的未来进程，并对之形成准确的判断，各人的能力在这方面存在差异。这种能力也不是均衡的。某些人对于某一类问题有着卓越的预言能力，而另一些人则在其他方面的预测出类拔萃。这中间的变化几近无穷，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理解人性、预测别人行动等项能力上的差异。这种能力不同于对自然现象的科学判断；（2）人们判断解决方法、分辨和计划相应的步骤和调整的能力，这些步骤和调整都是为了以满足预期的未来状况。各人采取这些行动的能力也相差悬殊；（3）执行计划，并做出必要而有用的调整，这方面的能力也是各不相同；（4）在某种情况下，会有两种不同的信心：一是形成判断时的信心程度；二是对自己执行能力的信心程度。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导致不确定性，进而又导致不同的行动。这种信心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与判断和能力本身的“真实价值”无关。（5）信心态度（conative attitude）是针对某种情况的意志态度，是在一定信心下做出判断的基础。个人在此能力上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做事四平八稳，难得会去碰碰运气。另外一些人则追逐梦想，更喜欢冒险而不愿谨小慎微。通常的情况是，人们对自己假设价值的信念并没有把握，但他们仍然据此行动。他们“对自己的运气坚信不疑”。

在行动过程中，实际的不确定性程度就是个人采取有计划的行动的主观信心程度。所谓有计划的行动，就是对未来的有效适应。上面的第4条业已提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说某个判断和某种行动能力的“真实价值”。但是，真正主导他的行动的，还是个人对于这些价值的自我信念。从个人角度说，上述五大变数可以缩减为两个：不确定性（主观的或感知的）和他对不确定性的主观信心。为了完整起见，我们要加上第六个不确定性因素：不确定性的形成是革命性的，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因此，该因素很难归入判断失误的类别中。

除了上面列举的五个或六个基本因素之外，我们必须提出，前三项本身也非简单纯粹（意思是复合的）。判断、预测以及计划能力和执行力可能会单独变化，但它们至少是以下四个独立因素的合成。（1）精确性；（2）迅捷性或速度；（3）时间长度；（4）空间范围。前两个无需解释。判断和执行的精确性和迅捷性是相对独立的禀赋。第三项指的是，未来的时间长度。行动据此做出调整。第四项是观察到的情况及计划运作的范围或度量（magnitude）。有的人追求细节，有的人则大开大阖，其间的差异不言而喻。以上诸因素确实令不确定性愈加错综复杂。但是，只要我们以“静态”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情况就会大大简化。在任何时刻，上述个人禀赋的差异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变革力以及沿着不同路径发展的能力，这些能力的重要性不遑多让。知识更应该体现在学习上，而不仅仅是绝对的判断。学习需要时间。在此时间内，外界的情况时移而事易，学习者本人也与时俱进。

我们将对不确定性的可能反应归为六大类，每一类都会产生特殊的问题。当然，在应对这些问题时，社会组织会有很多交叉重复的地方。我们认为，就不确定性而言，最根本的两个事实是：第一，通过对事件分组能够降低不确定性。问题在于，这种操作的实际可能性有多大；第二，个人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也各有不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不确定性的专业化成为一种趋势，也就是将不确定性专业集中到特定的个人或阶层手中。不确定性对社会经济组织的根本影响是，由生产者承担向整个市场提供产品的责任，这一点我们已经提过。这是通过事件合并或分组降低不确定性的典型情况。仅就向市场提供产品而言，这其中并没有承担不确定性的专业化分工。这里，有的专业分工仅仅是由生产者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即生产的专业分工），而非由生产者个人的独特个性所决定的。出于研究的需要，为市场而生产这一现象必须和其他因素独立开来，因此，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组织的纯“手工业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每个人都是某种最终商品的独立生产者，也是丰富多样之产品的消费者。中世纪末期大致描绘了产业领域的这样一个阶段。

不过，这种近似的画面已经属于久远的过去，甚至在发展到顶峰之前，手工业组织就已经在向一个迥乎不同的经济系统过渡。这个趋势无可抗拒，也是不确定性存在的结果。这个经济系统就是如今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企业”。自由企业之不同于为市场的生产，就在于通过对不确定性的分组，增加了承担不确定性的专业分工。这种差异之产生源于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预测未来的欲望，并根据预测结果控制生产活动。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解决该问题的责任既完全与消费者无涉，也不在数量众多的生产者手上，而是被置于少数“企业家”或“商人”的掌控之下。对绝大多数从事生产的人来说，他们已不再拥有对生产的担负责任的控制，而降格为起一些辅助作用。他们将自己的生产资源（劳动、土地和资本）交给企业家支配，并按固定的合约价格获取回报。

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自由企业这一现象。在这里，我们先提两个与自由企业有关的事实。首先，承担不确定性的专业化职能落在了企业家身上，这其中还包含着进一步的合并。第二，自由企业与技术方法的变化密切相关。这里的变化包括：（a）生产周期拉长，导致不确定性增加；（b）将生产者集中于一个企业中，便于集中控制。在本章剩下的部分，我们将要探讨的是，由应对不确定性而演化出的社会组织。根据目前的工作，我们将处理其中的一些现象。有些现象业已自成一体。从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系统性上看，有些现象影响广泛、地位突出，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对于其他问题，我们只会简要地勾勒出轮廓，详细的探讨要放到后续章节。针对企业家这一主题的讨论，我们也如法炮制。

我们已经给出处理不确定性的分类。沿着这个分类次序，我们首先要讨论的就是，通过合并处理不确定性的机构（制度）和特殊现象。最显而易见也是尽人皆知的方法，当然就是保险。对于保险的例子，我们真是用之不倦。用分组事件代替个别事件，从而消除不确定性，保险正是运用这项原则的典范。在前面对不确定性理论的讨论时，包括在研究的其他环节，我们按照能否能够度量将不确定性分成两类，并一再强调这两类不确定性之间的根本区别。不确定性是否能够度量，取决于能否将某个给定的事件融入相似事件构成的分组之中。该分组预计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我们需要找到分组中与每种结果对应之部分的比例。将事件吸纳入分组，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精确，不同结果的比例有可能在先验基础上计算出来。也就是说，能够运用排列组合理论，来确定等概率的基本事件之可能组合。不过，在现实的商业领域中，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分类可以极尽精确，但确定比例必须求助于经验。应用保险的原则，能够将较大的或然损失转变为较小的固定支出。然而，运用这项原则要有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尽量准确地进行分组，并在此基础上度量概率。保险业者要想承担大量事件的“风险”，就必须能够准确地预测他的总损失，进而报出要收取的保费。保费的大小取决于两条：一是必须确保他的业务正常运转不会招致破产；二是，与投保人可能遭受的意外损失相比，加诸在他身上的负担不能太大。但是，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除此之外，他还必须能够合理地解释下面的问题。随着保户增加到一定的数量，特定保户对保险基金（保险基金是损失赔付的来源）的贡献与他真实的损失概率相比是否合理一致？也就是，他是否公平承担了他的份额。

针对正在讨论的逻辑问题，要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曾经反复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所做出的那些最重要的区别，它们之间却往往倾向于相互渗透，从而使得相互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例如，通过事件分类，使得不确定性可以度量，就明显地属于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发现完全同质的分类（数学概率角度，如连续投掷完美骰子的情况）。从另一极端看，某个个案完全不能融入某一分组，因而无从度量，这种情况也属罕见。事实上，意外事件的概念似乎已将绝对个性的情况排除在外（天下没有绝对独一无二的事物）。我们说某一特定事件是“偶发的”（contingent），或是“可能的”（possible），或者是“可能发生”（may happen）的，这其实是相当于说，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之前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显然在某种基础上构成了一类事件。这样，我们要讨论的关键问题就是，（事件）能够融入的程度（assimilability），也就是确保分组的同质化程度，或者反过来说，就是不同类型的商业意外事件的独特程度。保险要处理的，就是那些非常适合分类的事件，或者个性化程度较低的事件。不过，在确保各自的概率度量的准确性方面，不同的保险分支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在考虑不同类型的保险之前，我们要提请注意一点，这就是，在保险业中，不同类型的机构都遵循同样的原则。就此做深入阐述当然有些多余。人们在面对风险时，不管他们是依赖现成的意外事件应对组织形式，如兄弟会或互助会，还是各自独立与外部机构签约，由后者来承担意外损失，这些做法都不改变这个原则。在竞争条件下，如果风险概率能够准确地获知，外部保险业者将不会获得利润。对于以上两种做法，保费都等于开展这项业务的管理成本。

有些保险的分支业务之所以能够得到迅猛发展，是因为在这项分支业务中，对风险事件的分类可以达到几近完美的程度，因而从业者能够精确度量风险事件的概率。这其中最具备“数学”基础的，当然就是“人寿保险”（既然它是“保险”，就不是一个投资方案。不过，它是对未来购买力的保险，而不是对死亡的保险）。在医疗检查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年龄、性别、居住地、职业、生活习惯等因素，保险业者完全可以获得最接近力学意义的理想概率（mechanical probability）的“风险”。生活在同样环境中的两个健康人，他们的死亡概率似乎在客观上是相等的。像其他自然现象一样，他们确实生死由天。当我们跳出“正常”个人的小圈子，我们必定会碰到一些困难。不过，就算超出这个圈子，人寿保险的业务也不能随心所欲。保险业也开发了新的业务，对标准以下的人收取较高的保费。但这项业务数量有限，可以看做是一个例外。[3]

与人寿保险截然相反的，是对疾病和意外事故的保险。这类保险很难对案例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类，业务的开展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它们的保费成本远超实际水平，搞得声名狼藉。保险公司认为，在调整赔偿方面采取慷慨的态度，这种做法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可以相应地提高保费。这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存在社会的监管，对工人意外伤害的补偿还算做得不错。但是，比起个人的经济损失，赔偿金额的比重也不算大，更没有对不适、痛苦或不便的补偿。在个人意外事件的领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符合“商业风险”本质的业务，除了已是明日黄花的商业雇主债务保险。它的过时令人拍手称快。

在将保险应用于商业灾害的诸多业务中，最典型的当属火灾险。火灾保险率理论与人寿保险的数学运用，两者之间形成了有趣的对比。相比之下，后者更接近客观概率，事实上，它如此接近于理想状态，保险业者甚至可以运用二项式定律来解决人寿保险问题。要知道，二项式定律往往是用来求解力学概率的。火灾概率则迥乎不同。在火灾险领域，形成近似同质的风险分类、度量真实概率，对于这两个实现保险的标准，人们直到最近才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所接近。尽管已经有成千万起火灾事件得到相对准确的定义，但是，该领域仍有着较大的空间需要应用“判断”[4]
。更重要的是，火灾保险并不关心火灾造成的损失对应的全部风险。考虑到“道德风险”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有必要将火灾险覆盖的范围限制在“直接损失和直接伤害”上，甚至是直接损害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相当大一部分的损失是由于火灾造成的业务中断和商业计划搁置。这些损失完全超出了火灾保险的范围。这样，无论对保险业者还是投保人，都存在着一个不确定的灰色地带，因而无法做出客观的同质分组，也无法正确度量损失概率。正因为边界存在模糊，火灾保险的每一方都有机会获得利润，或者遭受损失。由于不同的火灾之间并非完全独立，这也增加了火灾概率的复杂性。火灾一旦发生，就有可能蔓延开去，同一组就会有发生损失的趋势。在一定范围内，只要我们能够提前计算出火灾总的损失，这项损失就能够转化为固定成本。该成本由可能遭受损失的个人来分担。在此范围内，由于业务的这种不确定性，任何承担这种不确定性的人都不会实现利润。

除火灾险外，保险的原则还被广泛用于各种商业风险中，如航海船只及装箱损失、暴风毁坏谷物、偷盗与抢劫、雇员挪用公款、赔偿受工伤的员工、信用扩张的损失等。劳埃德的一些保险业者会推出一些标新立异的保单，吸引着公众的好奇心。风险的类型五花八门，“科学的”风险概率定级也变化多端。在一个极端，有些类型的风险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某种确定性，就像人寿保险那样。在另一个极端，有些风险干脆就是撞大运式的猜测。例如，对于皇家加冕是否会如期举行这样的事件，劳埃德会为与此有关的商业利益进行投保。它还会对某个地区的天气进行投保，而不管该地区居然完全没有可供计算的气象记录。即使在这些极端的事例中，根据直觉或判断做出哪怕模糊一些的分组，也还是有些可能的。只有借助于这样的方法，我们才能估计出各种可能的概率。

有些情况完全缺乏科学的数据来计算概率，就算是这样，保险原则甚至也能应用。即使对独一无二的意外事件投保，如果估计能做到既小心谨慎又一针见血，保费收入也能足以补偿损失。而且，一项风险投资的损失可以和另一项的收益相抵消，哪怕不同的风险投资之间没有明显的相似性。关键的一点似乎是，只要还能根据情况做出判断，就能够将它们吸收进一个组。就算是针对差异悬殊的问题做判断（相当有质量的判断），只要事件的数量够大，能够聚合成组，结果也会表现出稳定和可以预测的趋势。

限制保险原理应用于商业风险的原因，往往不是风险固有的独特性。这个主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展开，主要讨论企业家职能。我们提前预告两个观察：第一，对于典型的不可保商业风险（不可度量，不可分类），这类风险与商业管理者的决策有关。第二，尽管这种判断确实可以合并成组，进而消除波动，从而接近稳定和可以度量，但是，这一切都是事后发生的。考虑到人生苦短，这个现实将会极大地限制预测的基础。进一步而言，要是风险的分类、合并由决策者之外的机构进行操作，由于这个过程将充斥着特殊的难以根除的道德风险，操作的深度也将大打折扣。由于只有内部人才知晓“事件”的关键，因此，很难对该事件做出客观的描述和从外部进行控制。

如果是由外部机构如保险公司进行“风险合并”，上述困难是难以克服的。但是，如果个人将能够施加影响的合并积累到一定量，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对那些责任集中、利益统一的机构来说，这种方法同样适用。通过分组可以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度量的风险。正是这种降低不确定性的可能性，会推动企业扩大规模。企业扩张是现代经济众所周知的特点。一般规模的企业大肆扩张的原因很多，上述事实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对一个商人来说，通过借贷或其他方法，他可以做更多的决策和估计，这就扩大了他判断的范围。他既会做错误的估计，也会有正确的判断。正误两相抵消，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实现决策的整体稳定性和可靠性。在此程度内，不确定性得以消除，理性行为得以实现。

由更富效率也更具亲和力的组织形式取代保险机构，这种动机的重要性也不遑多让。这么做既可以消除或减少道德风险，又能够运用保险原则，对更广泛的风险事件进行分组。风险范围过大，个人企业家难免“首鼠两端”，无所适从。在基于信念和估计的活动中，资本的风险尤其之高。上述的组织就是围绕资本的供应而生。降低借入资本的风险，正是合伙制企业取代个人企业的迫切原因。依此类推，由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构成的公司制企业取代合伙制企业，其理一也。企业的高级形式之所以比低级形式更优越，是因为前者不仅扩大了个人决策、风险基础上或“风险事件”的数量，在协调共同利益方面也更为有效，从而降低了道德风险。所谓道德风险，就是他人的决策会对自己造成影响的风险。

上述两种考虑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大量的资本借给某个企业家，会使这些资本面临特殊的“风险”。企业家很难获得必要的财产资源。这就限制了这种合伙制企业的规模。另一方面，合伙制企业低下的组织效率，合伙人利益诉求的分歧，以及合伙制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出现较高的道德风险，这些因素都会限制合伙制企业的规模再上层楼，也使得合伙制让位给公司制。不过，随着财富的巨大增长，由少数人经营大型企业成为可能。我们发现，当前很多大企业都是采用合伙制。与合伙制有关的法律调整，如像公司制那样灵活的控制权分布、收入分享、清算时的资产要求权等，也会促进合伙制企业的演化。

对于上面提及两点中的第一点，即企业规模的扩张，可以说公司制已经解决了这个组织问题。如果有可能按公司制组织企业，只要企业有能力游说公众不断购买它发行的证券，那么，企业的规模扩张似乎没有限制。第二点是共同利益的有效性。与其他企业形式相比，公司制在这方面已然有很大的进步，不过，要走的路仍然漫长。要想达到绝对的共同利益，这完全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人性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个问题才能最终得以解决。然而，如果人性真有如此巨变，那么，无需任何组织，也足以立刻削除所有的道德风险。与此同时，与一些外部问题一样，公司的内部问题，如保护不同类型的成员、防止掠夺财产，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同样重要的还有外部问题，如谨防公司沦为盘剥公众利益的工具。[5]

就公司制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而言，有两类关系非常重要。其中一类关系是合并。另一类关系就是所谓的“分散风险”。如果所有权可以分割到很细微的程度，并且易于转手，那么，投资者不仅可以扩大单个企业的规模，还可以将他持有的股票分散在许多企业之间。分散风险的效果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对投资者而言，通过合并可以进一步抵消风险。他持有股票的公司数量越多，投资收益和损失相互抵消的趋势就越明显，他的投资总回报就越有规律性，越好预测。第二，在他的总资源中，相比于较大份额，较小份额损失几率的重要性大为下降。

至于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要略过。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公司的组织、资源和运作的公共属性越来越高。这主要是因为，公司沦为政府的傀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乍看起来，这种类型的组织确实降低了风险，而且不仅仅是将风险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这种针对有限责任的肤浅讨论，似乎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或者说，至少有可能得出这个结论，即转移风险，是公司制相对于合伙制的主要优势。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有限责任仅仅是将超过投资以外的损失从所有者身上转移到债权人身上。如果说这是公司制的仅有效果，债权人的损失却会抵消所有者的收益。导致这种致命后果的事实，就是风险的双重合并，这种合并伴随着更高的公共属性以及少数股东作用的稀释，后两个结果与合并的事实如影随形。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企业似乎都是成长于这样一些领域：该领域不存在劳动分工，对不确定性的合并和组合激励企业增长。而那些具有偶然性或间歇性特点的工作，往往适合采用合伙制，或者采用无需资本或只需很少资本投入的公司制。在这种类型的公司之中，员工的工作相对独立、任务完全相同。类似的例子还有侦探、速记员甚至律师和医生等职业。

在应对不确定性的两大主要原则中，第二项原则是专业化。在现代经济社会，通过专业化应对不确定性的诸般手段之中，除了自由企业制度本身，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投机。投机现象同样融合了不同的原则，对那些最愿意承担该项职能的人而言，如果仅仅通过承担不确定性进行专业化，收益之源很可能不在多数之列，而在少数之列。对于这种专业化风险承担的职能，我们现在最好暂不做详细的理论分析。这是因为，就个人与不确定性的关系而言，个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对于这个主题的讨论，我们将放到下一章，与企业及企业家职能一道讨论。我们仅在此强调两点，一是不同的专业化方法之间的联系，二是这些方法如何真正降低不确定性。

降低不确定性最根本的目标是，通过分组将不确定性转换成可量化的风险或者予以消除。专业化的一些事实已经指出了这个目标。有组织的投机惠及商业，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运用对冲合约。生产者从购买原料到生产出成品，这个过程会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在此时间间隔内，该原料的价值可能会发生变化，使生产者面临损失或收益的风险。生产者可以借助对冲合约这个简单的工具，将此种风险“转移”给职业投机者，从而消除损失或收益的风险。职业投机者就算没有更高人一等的判断力，或者预测能力，或者更完备的知识，只要他操作的数量和范围达到一定的程度，他都会从中获益匪浅。一个面粉加工商或棉花纺织商可能只进一次市场，而投机者会成百上千次地出入于市场。他的判断失误有着相互抵消的强烈趋势，这使他的操作回报相对稳定，而且可以预期。

其他对承担不确定性实施专业化的方法，其中的道理都一样。专业化意味着集中，集中也包含着合并。如果合并在一起处理的事件的数量足够大，不管“事件”有多么不同质，收益和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将会相互中和。专业化本身也是保险原则的应用。正如大规模企业的情况那样，如果不可能对事件做出客观的定义，或者不可能通过外部机构来控制个体风险或不确定性，或因存在“道德风险”不可能由外部机构或松散的风险组织来提供保险，风险承担的专业化在这些不可能的领域可以大显身手。

组织化的投机是专业化原则的一个例子，主要应用于生产或证券交易领域。除此之外，专业化还表现出这样的趋势：那些不确定性很高的或者具有投机特性的产业功能，与那些稳定的、可预测的产业功能相互分离，前者由不同的企业独立承担。在已经形成的投机的普通形式中，营销功能与生产的技术职能相分离，就是因为前者的投机特性要远胜于后者。在现代经济中，创建一个新企业往往独立于建成之后运营该企业。这种分离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但其重要性并不因此而稍减。我们要清楚，不是所有的新兴业务都是这么形成的，但趋势已然相当明显。的确有部分投资者，他们创办企业的初衷是企业能够正常的运作，这样，他会根据未来运营的稳定收入来计算投资回报。但是，对相当大一部分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另有打算。他们只想着企业一经建成就售出收回利润。然后，他们将资本再投入到新的风险项目中。个人创业投资者或一些公司只想着发起创办新的企业。该项业务的前景一旦明朗，他们就全部收回投资。这批人或公司的数量可观，而且还在不断地增长。这种创业投资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合并不确定性，并通过分组将不确定性转换为可度量的风险。这些创业投资者非常清楚，其中一些风险投资注定会失败，而且可能会招致较大的损失。大部分投资也会颗粒无收。但是，只要其中一项投资大获成功，他将全部收复失地。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那个基本的悖论。风险投资者并不“指望”他每项投资的“预期”回报都准确无误。他真正倚重的预期建立在平均值的基础之上，是对他“估计”的长期价值的“估计”。商业投机领域的专业化使得个人或企业能够处理大量的风险投资。这是一般保险原则的又一种应用形式而已。

读者的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关于该现象的其他例子。如果土地价值变动不居，与土地打交道的产业更倾向于以租代购。使用土地的特性表明，租赁在实践上还是可行的。对于某些贵重的机器设备或其他类型的设备，如果让一个小企业持有，它会面临较大的风险，人们自然以租代购。那些出租土地和设备的所有者，他们大概应该也算是各自领域的专家。通过聚合大量的风险投资，他们会降低经营风险。

投机功能实行专业化，除了可以通过合并降低不确定性，由此产生的其他优势也是相当明显的。我们在前面单独讨论了降低不确定性的优势。这么做并没有贬低或掩盖其他优势的意思。比起偶一为之的风险投资家，某一类风险的承担者自然要更熟悉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既然绝大多数不确定性与判断有关，降低不确定性自然也从判断下手。投机者或者创业者和保险者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在这里我们需要给予澄清。保险业者对特定事件的风险知道得更多一些，比如说某幢大楼失火的情况。但是，真实的风险并不因此而稍小些。这是因为，他是在假定那个特定事件的真实的风险。他的风险之所以变得小一些，仅仅是因为他假设了较大数量的事件。但是，对于因判断失误而产生的“风险”，将它们转移出去，这种做法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将风险进行转移就是广义的“投保人”。他消除不确定性的方法是将不确定性转移给专家。“承保人”（包括企业家、投机者或创业者）现在将他自己的判断来代替“投保人”的判断。当然，只要投保人的知识和判断更胜一筹，那他自己就是一个专家。考虑到通过合并成组的收益，个人的风险不太可能变成损失。卓越的管理和规模经济不仅适用于经济资源的使用，也可以运用于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的操作。

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研究不确定性的问题就变成了一般性的管理问题和经济控制的问题。经济生活根本的不确定性不外乎来自以下两种错误，一是预测未来的错误；二是调整现在的行动以适应未来时出现的错误。我们之所以对未来一无所知，是因为自然固有的不可确定性。我们只能运用大数定律来获得损失的分布，并使这些分布变得可以计算，而不是减少风险的数量。只有或然事件能够吸收进同质的组（也就是这些事件会重复出现），这种做法才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对于未来仅仅是部分无知，也就是说，不完全的知识或不完善的推断，我们不可能对事件进行客观的分类。信念形成的条件如果发生任何变化，都会影响信念的内生价值。就算扩大企业家个人的操作范围，分组的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这是因为，他估计的质量和他操作的数量以及运用的数据资料不无关系。但是，正如我们所见，通过专业化形成的分组更为有效。不确定性问题和管理问题，两者如影随行、不可分离。在讨论企业家职能时，这个现象的重要性将彰显无疑。这个现象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组织的根本特点之一，也是不确定性承担的专业化或提高经济控制的关键方法。管理工作包含着进行决策。而承担决策的后果，是产业风险承担的根本形式。这两者之间关系既复杂微妙，又联系紧密。如果控制的链条能够一以贯之，从最终承担责任之经理人的视角看，这两种功能须臾不可分离。

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被引向应对不确定性最彻底的两种方法：一是获得更完善的知识；二是控制未来。不过，正如前文所揭示的，这些方法代表的，仅仅是所有理性行动一开始所设定的目标。只有这些方法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一般轮廓，才需要本书这样的研究对它们进行讨论。企业家制度除了能够合并风险，并将风险置于最有能力的人手中，还能有效地提升管理。这一点非常关键。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还要有高度专业化的产业组织机构，由它们承担提供知识和引导方向的功能。

有组织的投机行为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提供了有关商业环境的信息。有了这些信息，商业人士预测市场的变化将更加得心应手。市场组织或者交易所以及成员们，他们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会提供信息。不仅如此，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更有必要有效地组织社会资源，确保用于搜集和整理信息的公共资金持续增长。这些信息包括工业产出、农业生产条件等等。在这个领域，存在着大量逐利的私人投资和私人企业。商业期刊、统计署和统计服务机构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在这个领域，政府的介入也愈见其深。经济信息如何按照有用的形式进行收集、消化和吸收，这是困扰大规模社会组织的一大难题。我们在这方面一无所获，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说未来一个阶段也难有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绝非危言耸听。有些信息，企业经理通过自己的资源就能掌握。还有一些信息，是他经营好企业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两类信息之间显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所有提供信息的专业化机构正致力于弥合信息供需之间的差距。高质量的信息有助于提升经理人直觉“判断”的价值，这是他最终赖以决策的基础。丰富的信息也极大地扩展了他的智力所及的疆界。

前面讨论的都是与生产有关的经济信息。有关消费者信息的产业，主要有发展势头惊人的广告业。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讨论广告的复杂现象。我们只要指出，我们一无所知的事实以及指导行为的必要知识都与广告有关。在全部的广告之中，只有一小部分内容是提供信息的。无论我们怎么理解“提供信息”的意思，上述说法都不为过。大部分广告都致力于说服（persuasion），说服和信服（conviction ）并不是一回事。广告既刺激既有的欲望，也创造新的欲望，这也许是可以区分的两个功能。除了广告，社会的大部分教育投入也起到教化大众的作用，如满足之道、品味兴趣等。一个突出的事实是，由于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业已成为经济组织致力于提供的主要商品之一。从这点看，“信息”是真是假是幻都无关紧要。如同在其他竞争性行为的领域一样，消费者是信息产品最终的主宰。如果人们在购买谷物和香皂时，他们愿意为富有诗意的“Sunny Jim”和“It floats”付钱，那这些品牌都是经济商品。如果圆珠笔或安全剃刀的品牌能够使它们的售价高出同类商品百分之五十，那么品牌就有着相当于三分之一售价的经济效用。就经济价值而言，商品的品牌与商品的颜色、笔尖或刀刃的品质或任何使它们有用及引人关注的特点并无二致。只有吹毛求疵的（以及天真）人才会认为，“真实”效用和“名义”效用之间泾渭分明。但是，他们将会发现，如果他们沿着这种区别走得太远，他们乐观的基础将变得岌岌可危。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那些让我们舍得掏钱的事物、那些让我们朝思暮想的事物以及几乎所有高端的“精神”价值，将会迅速落到“名义”效用那一类之中。

还有一类方法与生产和销售的信息稍有不同，就是指导商业行为的直接建议。这个行当发展势头迅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色。某些职业的行为总是和咨询挂钩，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医生和律师，牧师或教师大致也算得上。近年来，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行业专家或咨询顾问。不同于传统的信息提供，这些专家不止于提供诊断，他们还开药方。他们在组织结构、会计、人力资源、工厂解散、工艺流程等领域大展身手。他们是企业管理者之中的科学管理者。他们为企业或企业管理者所做的服务并非不计报酬。他们之中也不乏招摇撞骗之徒。但总体来说，他们的工作物有所值。他们从整体上提升了生产效率。在解决商业问题时，他们既不盲从传统，也不靠占卜算卦，而是依靠睿智和严谨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工作不无裨益。[6]

最后一个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就是多采用可预测而不是投机的行为路线。人们通常假设，社会需要为承担风险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为这类商品的不确定性更高，供给不足。这个命题又和我们提到的利润有无的问题有关。我们暂且按下不表。[7]
不确定性是否真的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以至于是否真的会将生产力降到一定的水平，需要拿出相等的固定成本来平衡，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答案是悲观的话，我们必须找到让我们非常悲观的理由。

[1]
事实上，主要局限较少与上面表述的有关，更多与只是有关未来回报的“行为”或行动理论有关。手段和目标似乎是我们思考我们行为的形式，而不是行为自身实际的形式。汗牛充栋的伦理学文献没能找到任何绝对目标。在人生中，任何目标都成为更新、更深入的目标的手段。理性化人类行为的尝试似乎是追逐自己影子的永恒之循环。（理性化）结论强加于我们身上，至善或者其他主观的“善”只是海市蜃楼。我们被迫相信，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那些结果是可能的情况的行动的兴趣要大于结果是确定无误的行动。

[2]
费雪教授的用法（《资本和收入的本质》，第288页）。我宁愿用更简单的“组合”（grouping），这个词更精炼，也更具描述力。

[3]
探讨人寿保险的社会问题，这儿并不是合适的地方。不过，有一个观察还是值得一提。有人认为，对风险的一切分类都是不好的事情，除非那些纯粹偶发的特殊风险，以及承担这种风险的成本能够转嫁给产品的消费者。从社会的视角看，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为什么对残疾人士的不幸必须被特别地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如果是这样，所有的风险按照统一的费率保险岂不更好？事实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费率应该随着风险反向累进（如上所述，职业风险除外）。只有政府强制实施保险计划才能按这种原则操作，这点不言而喻。在私人盈利动机的驱动下，竞争会迫使每家保险机构尽可能细致、准确地对风险进行分类。

[4]
胡伯勒，《财产保险》，第16章、第17章。

[5]
哈尼（《商业组织和组合》，第23章）使用“公司问题”和“信任问题”两种表达方式来指我分别所称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从垄断危害趋势的角度，他明白无误地强调公司问题的重要性，使大众和学术界的主流想法黯然失色。

[6]
有关对生产和销售做出“指导”的文章，参见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杂志》，第26卷，第一篇和第二篇。

[7]
威列特，《风险和保险的经济学理论》，第3章第22页以及第12章。

第9章　企业和利润

现在，我们要具体而细致地研究不确定对经济的一般组织形式的影响。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社会，再设想引入不确定性，尽力分辨不确定性对社会组织带来的变化。这似乎是最好的方法。这样，我们需要回到第4章。在那里，我们讨论了在没有不确定性（和进步）的条件下交换和竞争的机理。我们将沿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将从尽可能简单的问题开始，依次单独研究不同发展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以便“综合”分析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

为了确保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程度，也确保我们的讨论尽可能地贴近现实，针对我们的工作，有必要做几个假设。最显而易见也是最必要的初始假设是，我们不考虑社会发展这个因素。我们首先研究静态社会。不过，在实际应用时，这个假设需要加以区别对待。正如我们一再观察到的，在一个绝对没有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不确定性。在第4章，我们所做的分析就是严格遵循这个假设。我们生活的大千世界自然与这个假设格格不入。之所以要研究这个绝对静态的社会，是为了分离出每个不确定性因素单独造成的影响，并对这些影响加以分析。现实世界的变化种类繁多，变化程度各异。如果我们将变化限定在那些最重要的也是最难以根除的，然后再研究这些变化的种类和程度，那么，我们的假设无疑会少几分抽象，多几分现实。有些社会确实可能近乎停滞不前，或者曾经如此。所以，最显而易见的简化，就是排除基于发展的变化。

在第5章，我们列举了一般性发展变化的诸多因素。如果我们将这些因素尽数抽离出去，就那些在人类生活中仍挥之不去的大量的不确定性而言，它们产生的原因是波动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如果忽视了这些变化，将会对实际概率造成极大的冲击。既要使不确定性达至最低程度，还要具有现实意义，要建立严格满足这种要求的假设，不仅徒劳无功，也属多余之举。我们只要大致说明要讨论的情况，也就足够了。就那些有待辨识的不确定性而言，有些因素对它达到的程度有影响，因此必须纳入考虑之中。首先，我们要注意生产周期。生产周期越长，蕴含的不确定性程度自然就越高。经济生活的一般水平也是特别重要的因素。人们欲望的层次越低，越属于本能需要，这些欲望就越稳定，也越容易预测。欲望的层次越高，审美因素或社会因素在其中所占的比例越大，预测及满足欲望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另一方面，从生产角度看，在正常情况下，大部分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可控，生产结果也更能测算。相比之下，靠天获得收成的农业显然更难控制和预测。我们还需注意，科技和社会组织技术的发展也会对不确定性造成影响。人们预测未来以及控制事件进程的能力越强，越可以显著地降低不确定性。在上一章，我们提到通过合并降低风险的各种方法，它们的重要性不遑多让。

我们所做的假设究竟具体到什么程度合适，所有这些困惑应该也尽可能根据现实来处理。简单地说，可以想象我们正在讨论的对象是20世纪初叶的美国。但是，我们需要将发展变化的情况剥离出去。我们假设人口在数量、构成上保持不变，就人们生活的主要方面而言，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和进步（这些当然都是现代社会的特点）。我们还要排除发明、技术进步和组织改善，我们现今所知的有关它们的基本情况都一概保持不变。新增资本的储蓄、新兴自然资源的开发、人口在土地上的二次分布、产品所有权的再分配、教育等等，所有这一切也都保持不变。但是，我们不再假设个人无所不知、与天同寿，或者完全理性、摆脱无常。我们还必须忽略自然灾害、瘟疫、战争等因素。不过，说到气候的变化莫测，肉体凡胎的命数不定，[1]
人生际遇的祸福难料，我们当以“寻常”或“正常”视之。

现在，让我们回到第4章描述的社会组织。[2]
我们将探讨，在这个社会里，如果我们引入最低程度的不确定性，结果将会怎样。在第4章，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虚拟社会。对于这个社会的根本特点，我们要了然于心。我们假设个人拥有绝对自由，相互之间没有冲突。人们按照初级和二级劳动分工来组织经济生活。资本使用水平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情况相当。我们可以发挥想象的主要事实是生产团体或企业的内部组织形式。因为完全没有不确定性，而且每个人都拥有完全的知识，所谓对生产行为承担责任的管理或控制将难觅其踪。从现实意义看，就算像营销这样的活动也不会出现。原料和生产要素经由生产流向消费者，这个过程完全自动自发。

我们无需浪费力气假设人们拥有未卜先知的超自然的能力。这样的调整可以通过长期的试验来达成。这是可以想象的。仅仅采用试验-试错法，我们就能求解出调整结果。如果有关生活及个人的假设条件完全不变，对于最终形成的具体组织，没有人有任何动机做出改变。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假设，在生产团体的内部组织中，在正确的时间里，在一个与他人和谐共处的工作环境下，每一个工人都会做正确的工作。在生产组织中，也许会有经理或主管来协调个人的行动。不过，在完全知识和确定性的假设条件下，这样的管理人员也只不过是劳动者。他们履行纯粹规程化的职能，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他们的工作与机械操作工一般无二。

不确定性事关两个方面：一是，人们一无所知；二是，人们采取行动，更多的是依靠信念，而不是知识。我们一旦将不确定性引入这片宁静的净土，一切将会天翻地覆。在没有不确定性的时候，人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到执行上。在此情况下，智慧本身是否存在都值得怀疑。在一个无所不知的世界里，对所有的有机生命而言，它们的调整与适应似乎都变成机械式的反应，它们自己都变成了自动控制的实体。如果出现不确定性，执行事实上已经降格为生活的次要功能。生活的首要问题变成了决定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我们已经提到过，不确定性存在的事实导致社会组织出现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商品生产是为了市场。商业生产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欲望，而是预测超越个人之上的欲望，在此基础上才开展生产。生产者承担起预测消费者欲望的职责。第二个特点是，生产者要进行预测。与此同时，就生产进行技术性指导和控制的这类工作而言，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将进一步集中在为数不多的生产者身上。在经济舞台上，一个全新的角色粉墨登场了，这就是企业家。

不确定性一旦出现，决定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样的任务将凌驾于执行功能之上，企业内部的组织形式不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也不再只是技术上的细节问题。将决策功能和控制功能加以集中，已然迫在眉睫，这就像在有机生命进化过程中，“头脑集中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企业组织进化与生物进化，两者之间其理一也。针对组织演化的过程及其外部环境，我们将分析与此有关的假设条件。在第7章，我们根据个体的重大差异，对不确定性的基本因素进行了分类。我们会按照分类的次序对每个问题各个击破。

首先，有些职位需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知识和判断力。对于不同的职位，所需知识和判断力的种类和数量不尽相同。就算是应付常规工作的能力和品味，不同的职业也各有差异。生产企业除了技术工人在竞争，管理者也在竞争。大量的人事调整正是这种竞争的自然结果。当调整达到最终状态时，对于每个生产者而言，他的两种禀赋组合均达到最佳效果。

但是，更重要的变化是组织自身的专业化趋势。企业组织要找到具备杰出管理能力的个人，由他们来执掌整个企业的运作，并使得企业的其他成员服从他们的指挥和控制。产业组织之存续发展，有赖于下面这个基本事实：对于个人而言，指挥他人进行常规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对于这样的要求，他的智慧能够做到应付自如。这点显而易见，无需特别提出。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在对他人实施有效控制的能力方面，个人之间差异悬殊。与此类似的是，个人运筹帷幄的智力也迥乎不同。除此之外，信于决断、敏于行事、勇于冒险的能力和气质，个人之间的差异也判若云泥。正因为存在这些差异，导致了组织形式最重要的制度变革。在新制度下，那些信心十足、勇于冒险的人“承担”风险，或者由他们向那些疑虑重重、缩手缩脚的人做出“保证”，保证后者能够获得确定的收入，以获得对实际资源的安排。

在挑选人才、实行职能专业化方面，不确定性促成四个方面的趋势：（1）根据职位需要的知识和判断能力，对人才所做的调整适应；（2）根据职位需要的预测能力，挑选相关人才。某些行为特别需要这种预测的禀赋；（3）生产组织内部的专业化，拥有卓越管理能力的个人（预测和领导他人的能力）控制企业，指挥企业中的其他成员；（4）对自己的判断能力信心十足并敏于行动的人专门来承担风险。这些趋势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根本无法将信心和冒险精神分开。这两种禀赋近于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就像谚语所谓的“胆大心细，有勇有谋”，这两种禀赋往往总是合二为一，虽然我们在意识中将两者分开。除此之外，趋势三和趋势四往往协同发挥作用。如果洞察到人性的本质，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某人没被赋予指挥他人工作的权力，却要对后者行动的回报做出明确的保证，这根本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有悖常理的。另一方面，后一类人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保证，他也不会接受前一类人的指挥。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双重契约”，在历史上，它以规避高利贷法而著称。良好的判断一定意味着对自己和他人的判断抱有信心，否则整个系统将会陷于瘫痪。也就是说，无论对于自己的判断，还是对于他人的判断，无论是判断的种类，还是判断的程度，判断正确的次数要远远超过失误的次数。[3]

上述之多重专业化功能产生的结果，就是企业和薪酬体系，它们是不确定性的直接产物。在剩下的研究中，我们的任务是考察这个现象，深入分析该现象的诸般形态，以及该现象和人类经济行为及社会组织的诸般关系。企业这个形式既非不可或缺，也非不可避免，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组织形式。但是，在特定条件下，企业所具有的特定的优势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承担经济生活的指挥责任，对这样的功能实施专业化，这就是企业的本质。企业的另一特征是，责任和控制这两大要素不可分离，这一点经常被我们所忽略。在企业制度下，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指挥着社会的经济行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才是生产者。普罗大众仅仅是为他们提供生产要素，是将他们自己或他们的资产置于商人阶层的支配之下。企业家也向要素提供者做出保证，确保后者可以获得固定的报酬。正确地定义这些功能，并通过社会组织来追溯这些功能，这两项工作均任重而道远，这是因为专业化从来就不能完全实现。但是，我们最终将会发现，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从本质上说，责任和控制须臾不可分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任何判断的有效程度，必定对应着相应程度的承担风险决策之责任。

功能的专业化带来报酬的差异化。社会产出相应地分成两种收入，也仅有两种收入：一种是合约收入，也就是经济理论定义的租金；另一种是剩余收入或利润。不过，合约收入再往下分很难穷尽，这对利润也是如此。我们很难看到纯粹的合约收入或者纯粹的利润，每项收入都包含着租金和利润两种要素。如果存在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正是收入差异化的条件），我们甚至不可能分辨，在一项收入之中，究竟有多少是租金，有多少是利润。当然，做出部分的区分还是可能的。在因果关系上，这两类收入的差异却是泾渭分明。

且让我们想象，由于在企业组织中引入了不确定性，一个原本没有不确定性的社会将彻底改变。如前所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如此同样的动机下，个人按照同样的“试错法”进行调整。我们一直考虑的理想或极限（limiting）的条件仍然是，面对所有可行的方案，个人在各方案间分配劳动以及支配劳动成果，实现所有可选行为之间的平衡。在新的系统下，劳动和生产要素真正地进入市场，并且作为商品被购买和销售。它们都会被纳入可比较的价值尺度，经由价格转化为同质的价值储备。价值储备由满足欲望的直接手段构成。

引入不确定性后，另一个新的调整结果是，完全均衡的条件已不复存在。由于生产安排是以预期为基础的，生产结果与预期不相一致的情况当然司空见惯。调整引起的振荡不会消失殆尽。这是因为，个人所做的任何改变都与现有的价格体系有关，并且这个价格体系很容易受到不明干扰的影响。这样，生产安排中的个体变化持续不断地以不确定的方式发生。个人判断价值倚仗的经验活动往往得失参半，并且永不可能达臻完满。考虑到人生苦短，人类的经验总是周而复始地从头再来。

现在，我们开始研究企业组织的两类个人收入：合约收入和利润。[4]
我们将一如既往，从企业组织的个人行动和决策角度，设身处地地解释有关事件，并从普通人的动机出发，解释他们的行动。这个问题的背景（setting）就是自由竞争的状况。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物质要素，都要为得到使用而展开竞争，包括在那一刻致力于成为企业家的人。一方面，所有的企业家都在竞争生产要素；与此同时，所有的人都在竞争企业家的位置。要理解人们对这种情况的反应，关键的一点是，要理解人们行动和竞争的基础，那就是他们对未来的想法。为了使问题简化而具体，我们必须像前面那样做出以下假设。在企业中，不同类型的内部团体和物质要素处于另一类人的控制之下，后者就是企业家（一开始时，内部团体随机形成）。企业家和其他人的竞争情况如上所述。

生产-分配系统是通过市场叫价形成的。叫价建立在对未来的两类预期之上。一类预期是，劳动者认为企业家能为他支付多少工资。如果工资低于他能从其他企业家那里能够获得的工资，或者低于他自己做老板的预期，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另一类预期是，对于那些势在必得的劳动者，企业家认为他应该为之提供的报酬是多少。对这个劳动者的真正价值，企业家心中自有盘算。他所付出的报酬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他盘算的价值，否则，他就会卷起袖管亲自上阵。这里谈到的所有盘算都是针对未来的。过去甚至现在的条件，充其量仅仅是预测未来的背景。①

在自由市场里，任何商品只可能有一个价格。同理可知，上述的竞争叫价必然会形成统一的工资率。我们用产出来表示劳动者特定的贡献。这点前面已经做过解释。对于确定的工资率，我们可以描述为，从社会和竞争角度对劳动者产出价值的预期。决定工资率的不是参与雇用谈判各方对未来的信念，他们的信念仅仅设定了工在现实社会里，雇主和雇工身份之间的自由选择正常情况下取决于谁掌握最低数量的资本。既然得到证明的能力总是能获得商业运作所需的资金，假设这种自由的抽象程度如何并不重要。就算合约收入面临风险，一个一无所有的雇主有可能通过向合约收入做出保障保险。他也可能将承担风险和控制职能完全分开，如果组织发展得非常完善，商业荣誉高于一切，他可能获得生产要素的供应。但是，我们继续讨论就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出有效保障的一般条件还须纳入考虑。资率的上下限。如果超过上下限，双方不可能达到任何协议。劳动力市场的价格调整机制与其他市场的一般无二。劳动力市场总会形成一致的工资率，也就是使得供给等于需求并且保持稳定的工资率。在某一时刻，在劳动力市场上，一类是愿意以更高的工资率雇人的喊价者，另一类是愿意按既定的工资率接受雇用的喊价者，如果前者的人数要超过后者的人数，工资率会应声上涨。如果判断方向相反，结论可以同理推出。个人所做的最终决策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的比较结果。一个因素是当时的既定价格，另一个因素是，他对该商品重要性的主观判断。对商品重要性的判断实际是对该商品未来重要性的判断。这个判断受到技术和价格双重的不确定性的影响。雇主在决定是否提供现有水平的工资时，求职者在决定是否接纳这一工资时，都必须从技术及实际产出角度评估劳动的产出（指劳动的特定贡献），同时还得估计这种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这种估计也许包括两类计算，或者说概率判断。风险项目本身就带有赌博的性质，内在地包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对风险项目做决策，就是要“估计”项目成功的“客观概率”，或对不同程度的成功或失败的一系列概率做出估计。通达之士运筹之际，总是智珠在握。对于诸要素估算之可能的“真实价值”，他力求做到胸有成竹，算无遗策。

对于“社会”的或“竞争性”预期的内涵，我们很快就会了然于心。在对雇用协议进行谈判时，协议双方讨价还价的标的物是劳动者所提供的服务。对于这项劳动服务的报酬，自然存在现行的市场标准。对劳动服务的价值，劳动者自有判断。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再根据概率补偿进行贴现，最终的结果才是双方唯一关心的问题。至于这个差额有多大，倒是无关紧要。对那些高瞻远瞩的雇主来说，劳动之于他的价值，将远超他所支付的价格，对于这一点，他非常确信，而他只需按照现行的竞争工资率做出支付。只有当他在买还是不买之间首鼠两端时，他的购买行为才会对该工资率产生影响。正是对全部需求水平的总体估计，也就是“边际”需求价格，决定了现行的实际工资率。

如果没有不确定性和发展，我们正在讨论的组织之特性，在诸多方面与第4章的描述是一致的。劳动者或某件设备之于某一生产团体的价值，是由该要素对产出实际的特定贡献决定的。实际产出兼有数量因素和价格因素。随着该要素在生产组合中比例的增加，实际产出的数量遵循回报递减原理。随着该要素投入比例的增加，对于该企业生产的特定产品，它的市场价值遵循效用递减原理。企业制定计划所倚仗的事实，不可能像实验室那样的客观精确。即便所有的事实数据都需要通过估计才能得出，也都难以免于错误。这给以下两种职能带来的变化是颠覆性的，而不是流于表象的。一种职能是做出这些估计；另一种职能是，向企业其他成员“保证”他们的价值。这两种职能都落到了企业家身上。这个变化进而催生了全然一新的行为和收入类型。在没有不确定性的社会里，这种行为和收入类型闻所未闻。

在第4章，我们提到了一些假设条件。就算将企业置于这些假设条件之下，某些控制和协调功能也可能集中在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身上。但是，这些人的职责只会是常规性的，与企业其他的操作行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只不过是广大劳动者中的一分子，他们的收入与其他工资并无二致。然而，当管理职能需要做出的判断而且这样的判断可能会犯错时，进一步说，当经理人只有对他信念的正确性承担责任，企业的其他成员才会接受他的领导时，经理职能的本质已然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经理人也许还会和以前一样做一些常规工作，也领取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工资。但是，一旦他的决策需要承担责任，除了工资外，他的收入中将正式地包含一类差异性（differential）要素，经济学家称之为“利润”。与利润有关的两种情况是：一、经理人雇用之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在其他企业家的竞争下，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获取这些生产要素他不得不保证的报酬；二、由他指挥生产出来的产品，经过处置后他最终实现的收入。利润就是要素市场价格与最后实现收入两者之间的差额。

企业家收入的本质错综复杂，收入构成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微妙难言。企业家收入的第一个构成要素是普通的合约收入。合约收入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向企业提供常规服务，企业家个人所获得的收入；另一种是，通过向企业提供资产，企业家获得的收入。企业家收入的差异性要素更为复杂。这是因为，这类收入既包含预测的因素，也兼有运气的成分。就企业家收入中的这类特殊现象而言，我们要想获得令人满意的考察和分析，除了必须投入足够的时间，还要进行细致入微的思考。这个问题的背景事实应该是明白无误的。首先是不确定性的事实。人们的生活和行动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使得做生意离不开判断；其次是劳动分工的事实。在劳动分工之下，人们结成团队工作，控制功能及其他一些功能实行专业化，由此获得经济性；第三是人性的事实。一个人要想指挥别人，就必须对结果承担责任。最后是竞争的事实。每个企业家如想获得任何生产要素，就必须调整合约收入，在商业舞台上与生意对手展开竞争。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探讨企业家能力的内涵以及企业家这种生产要素的供需条件。在企业家收入中，主要的一类收入包括企业家个人为企业提供常规服务所获得的收入以及企业家投入资产所获得的收入。前者不过是向该水平的能力所支付的竞争性工资。后者是向该类资产支付的竞争性回报率。在现实中，工资率或回报率具体是多少，我们也许很难说得出来。现实生活跌宕起伏，我们无法获得事物和劳动服务的完美标准。更有甚者，既然企业家职能已经专业化，在近乎可以比较的条件下，与企业家之外的人相比，包括企业家之间，企业家的作为都不会千篇一律。对于收入的两类因素，一类是纯粹的工资或租金因素，另一类是因不确定性而生的因素，我们很难准确地将前者与后者分离开。企业家收入的后一类因素与他承担特殊的双重职能有关。第一重特殊职能是实施承担责任之控制的职能；第二重特殊职能是保障职能。他要向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保证，后者的收入免受不确定性或波动的影响。双重职能能否完成，判断和运气的成分参半，对此我们殊难理清。当然，这种特别收入不仅和企业家的努力和付出息息相关，还与企业家能力禀赋供需的特性和条件有关。企业家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努力和付出，背后起作用的正是这些能力和禀赋。

毫无疑问，企业家行为引发了大量的储蓄，也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大规模生产、组织完善的产业、细致的劳动分工，这些都离不开管理职能的专业化。既然是人性使然，保障职能必须和控制职能相辅相成。从最终控制的角度看，这两者理论上甚至都无法区分。只要企业家职能实现专业化，就算个人的企业家能力并非出类拔萃，他也能筹集到大量的投资。通过合并降低不确定性，他也会有不菲的收获，这也和企业家的个人禀赋没什么关系。这些经济效应要归功于企业制度，而不能归功于个人履行了特殊的企业家职能。企业制度带来的经济成效自然也惠及社会。在经济成效和个人行为之间，如果找不到唯一的因果关系，我们就不能赋予这种行为以特殊的分配份额。

对于企业制度带来的诸般本质要素，要估测这些要素之间带来的实际收益水平有多大，这么做可能会失之草率。但是，企业制度确实能够对经理人做到举贤任能，从而使经济系统获益良多。举贤任能成为可能之充要条件是，我们能够提前识别经理人有多“贤能”，而不必等到他上任后通过特定的事例证明自己。前瞻性强的企业家对他自己的适应力自有判断。对自己的预测和决策的真实价值，他也会形成自己的判断。他对自己的判断，别人未必会和这种判断意见一致。一个人要想成为企业家，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第一条道路是，如果他坐拥某项财产或者他的某项能力秀出同侪，他无需说服其他能人高手，自己就可以亲自上阵。第二条道路是，如果他只拥有部分资源，他还需要其他人提供生产资源。他需要向资源所有者承诺，保证向他们支付合约型收入，以获得他们的要素资源。如果他的自有资源能够保障后者的利益，并且作为决策的基础，他判断的准确性也足以让他们信心十足，他也能成为企业家。如果对于那些和他进行工资或租金谈判的人，他无法单靠自己提供这样的保障，他必须想办法说服他们相信自己，或者由外部团体为他提供这种保障。保障功能的转移对企业家职能的本质到底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精微奥妙的问题，我们这里暂时按下不表。保障职能属于企业家的本质职能之一，保障职能转移的效果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我们稍后就加以讨论。我们还可以想象到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对个人来说，尽管他自认并不适合控制企业的决策，但如果别人认为他能力超群、信誉卓著，他也能够成为企业家。将企业家职能进一步分解，必然会引出职业经理人的问题。这是所有问题中最复杂的一种。对于企业家职能，我们先考虑其中最简单的情况，即单一的、未经分割的职能。也就是说，控制和风险承担职责集于此人一身。企业之外的人，要么被他雇用，要么对他的能力漠不关心，或者自身的利益不受此人能力的影响。如果我们假设这是我们社会唯一的企业家形式，我们的问题无疑将得到进一步的简化。

首先，对于企业家收入的确定过程，我们还要对其特点多说一句。合约收入来源于向企业提供的服务，并且服务之中不包含判断。合约收入由企业家支付。我们认为，合约收入可以按要素归属，企业家收入才是剩余收入。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企业家收入和合约收入区分开来。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家的收入根本就是“不确定”的。这项收入是在其他收入得到确定后的剩余部分。对于社会现有的生产服务，企业家之间的竞争“确定”了它们的价格。企业家的收入并不固定。但是，在固定收入全部支付后，无论还剩什么，都将一箩筐地装进企业家收入中。我们首先会深入分析决定固定收入的诸般力量，研究它们与企业或社会总产出之间的关系，从而间接地考察企业家的收入。

我们假设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家面对的合约收入是固定的。合约收入由两种因素决定：一是每种要素的现存供给情况；二是企业家阶层对要素的竞争性或边际的预期。个人要想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一举成为企业家，关键在于他对自己判断的信心（信心强到可以据此行动）。对于同样生产要素的产出，他和别人的判断大相径庭。别人的判断决定了生产要素的价格（对判断的规定也相同，即信念一定会导致行动）。但是，企业家坚信，他能比这个确定的价格收获更多。一旦他成为企业家，他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能否够成功地生产出他预期的增量。在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收入取决于他的判断成功与否。如果他的竞争对手要么判断出现失误，要么能力不济，无论怎样，产生的结果都与他自己判断的成功的效果一样。与此有关两个因素是能力和对个人能力的判断。这两个因素相互关联，难以区分。商业能力也是由判断（对正在做判断的这个人自身以外因素的判断）或执行能力构成的。

进一步而言，即便是最佳判断和最强的能力，也都不能免于失误。某种情况的成功既不能全部归结为判断，也不能全部归结为能力，甚至不能归结为两者的结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某人是否显出某种能力，一次或少量试验的结果，最多只能建立有所偏向的假设。[6]
要想可靠地判断某人的能力，只能通过大量的试验。即便如此，不同种类的能力之间、不同程度的能力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以客观的、可以描述的标准判断，在商业管理中，没有两个案例是一模一样的。对任何有价值的“综合能力”，我们能够做出判断，这正是我们思维的神秘莫测之处。但是，我们确实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再进一步说，正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风险项目本身可能就是一次赌博。在商业和承担责任之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对于那些需要做出判断的决策来说，其中大多数都包含着无法估计的因素。这些因素完全没有估计的可能，人们根本无意一试。判断本身要么是对可能结果概率的判断，要么是对风险项目成功概率的判断。这里指的成功概率，是由该风险项目重复多次计算而得出。运气造成的差异体现在两方面。就需要做出判断的特定风险项目而言，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一方面用来揭示它的真实概率，另一方面在判断和碰运气之间做出区别。考虑到对事件的分类之粗糙，我们居然还能如此理智地生活，真可以拍案惊奇了。且让我们按照供需原理的形式，更准确地表述决定企业家收入的原理。

企业家的供应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个人能力（ability），能力也包括不同的子因素；（2）意愿；（3）提供令人满意之保障的能力（power）；（4）这些因素同时发生作用。就整个社会而言，要想获得质量上乘的管理，不仅需要企业家将个人能力和意愿相结合，或三个因素相结合，还需要每个因素的大量供给。企业家既有意愿，也提供保障的能力，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个人能力做支持，他只会是浪费资源。如果企业家徒有个人能力，没有意愿及提供保障的能力，他的个人能力也只会虚掷。从效率的角度讲，找到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使他们人尽其才，行使承担责任的控制职能，是经济组织最重要的问题。

一个社会能有多少生产单位，它们的规模能有多大，这主要取决于优秀企业家的供给数量。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大多数生产要素都会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制约企业规模的主要瓶颈是领导能力。这个观点广为人知，可能也是合情合理。企业家如果有能力领导大企业称雄商界，这种能力必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任何企业家要是具备下列两点优势，他的收入势必再上层楼：（1）他能力出众，财运亨通；（2）他信心十足，并有足够的感染力和物质能力，使得员工心悦诚服。这两种能力在当今社会实属凤毛麟角。第二种优势可能更为重要。成功管理企业的能力，无论丰裕还是稀缺，对利润都影响甚微。作为一个阶层，企业家们（实际的和潜在的）对生产要素竞价的态度究竟是鲁莽轻率，还是小心谨慎，才是真正影响利润的主要因素。企业家收入是剩余收入，是由对其他要素的需求所决定的，而非对企业家服务的直接需求。对其他要素的需求则取决于企业家阶层的自信。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企业家阶层完全可能会一直出现净损失，他们维持生计的收入，是通过其他能力获得的。在一个“余勇可贾”但能力平庸的社会里，这个结果再自然不过了。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判断较准，不管他们的能力水平是高是低，利润的一般比率很可能会比较低。但如果实际的能力水平较低，一般利润率的起伏变化都会很大。如果能力出众的企业家凤毛麟角，余下的企业家无论是能力还是首创精神都庸庸碌碌，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高额利润。

传统分配理论在处理租金问题时，已经对剩余收入做过类似的（误导的）关注。因此，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生而言，对利润的分析会简单许多。过分强调两者的相似性，问题反而得不到简化，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异更重要：如其他分配份额一样，租金是其他分配份额的产出全部扣除之后的剩余（产出是单位要素的边际贡献乘以要素单位数量）。这一点我们已经理解。利润（我们目前讨论的简单情况）是将为其他要素支付的费用尽数扣除后的剩余。利润由企业家阶层对所有总量要素的边际喊价所决定。就利润的情况而言，剩余不是产出剩余，而是两类人预测出现误差产生的剩余。第一类是企业家以外的团体。第二类是一部分资质平庸的企业家。对于需要为生产要素支付的价格，这类企业家支付的是他们愿意的上限，但是，他们无法迫使成功的企业家支付后者愿意的上限。

我们的讨论已经相当复杂，最好做一个总结。我们首先做了如下的假设。在我们的社会里，自己是不是企业家那块料，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但是，别人是否具有企业家的能力，我们都一无所知。社会收入如何在利润和合约收入之间做出切分，取决于合格企业家的供应量，以及企业家这项要素回报（其他要素应用于企业家要素）递减的速度有多快。当合格企业家的供应量较小时，利润所占的份额将增加。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别人的能力一样一无所知，利润所占的份额取决于他们对经济前景的总体把握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如果总体低估了，则利润份额会较高些。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企业家掌握着资源，对合约规定的固定收入提供保障。如果提供保障的资源不足，合格企业家供给稀缺，这都会影响利润的份额。如果企业家能力出众，该要素实际不遵循收益递减原理。如果这类企业家知道他们的能力，就算他们为数不多，他们之间的竞争也会提高合约收入率、降低剩余收入的份额。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能力，他们获得的利润份额再次取决于他们的“乐观程度”。他们越乐观，利润份额就越低。

一个人对自己能力的了解，实际上是他在相信自己的判断时，对所应对的不确定性程度的了解。如果他操作的数量足够大，又或者他的知识是完全的，那么我们都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不存在。就算判断本身不能免于失误，如果我们按照赌博事件固有的概率进行判断，如果判断的数量足够多，对于总体情况包含的可预测的结果，我们也能获得客观的概率。只有在对判断价值做出的估计是完全不确定的或者没有哪个组织能够综合足够多的事件获得确定性时，真实利润才有生存的土壤。如果一个人对他人的判断能力一无所知，这样的组织也不可能出现。一方面，我们自己是如何了解这个世界，对此我们一知半解。另一方面，对于增加确定性的间接方法，我们的能力又足以把握。这样，我们必须做一个更为彻底的约定。如果个人完全不知道别人的能力，但却知道这些人对他们自己的能力了然于心，我们同样可以获得所有人之能力的一般知识。就算这样的知识非常不完全，或者根本无法沟通（确实是这样），上面的结论也依然成立。有两类人与生产要素有关：第一类人为了合约报酬提供生产要素；第二类人对这些生产要素做出竞价。如果前者知道这些生产要素对后者究竟值多少，后者就会被迫支付全部他们愿意付出的价格，也就是他们所能付出的全部。在此条件下，竞争更像扑克游戏中的虚张声势。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真实的工资谈判并不具备这个特点。

随着人们对新世界的拓荒，欧洲的开拓者们置身于原始人之中。由于大多数人蒙昧无知，极少数开拓者识见超前，这就为他们赢得了暴利。对于受剥削的普罗大众，他们的精明之处最多体现在对开拓者的报价趋低避高。只要开拓者之间相互竞争，而且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在迫使价格达到竞争性水平时，就不会对大众造成任何影响。需要多少竞争者才能达到这种结果，既取决于回报递减曲线的陡峭程度，也取决于个人能够有效应对的企业规模的限制。我们必须放宽规模一词的概念，将需要处理的诸多情况全部包括在内。企业家这项要素的回报递减问题，其实就是不确定性有多大的问题。假设个人的能力足以管理一家规模和复杂性都趋于无限的企业，实际上就是在假设真正的不确定性完全不存在。[7]

我们目前讨论的还是一个经过简化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假设，社会成员知道事情某种程度的真实价值，他们的每一次判断、他们控制事情的能力都与此一致。我们还假设，只有根据他人明显的行动意向，我们才能知道各人对这些真实价值的个人信念。欲知其人，先观其行，再听其言，复察其貌等。知人者智，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知人是我们明智相处的不二法门。就知识和不确定性的实际意义而言，要科学地讨论与此相关的全部资料，这项工作的难度无与伦比。

在个人的一生中，在他做决策所依靠的资料中，比重最大的那部分，是对别人的信念及能力所蕴含的价值所做的判断。至少，在高度组织化的经济行为范畴内，情况就是如此。对他人的判断，也就是通过他人告诉我们，任何情况之于我们预期的结果。我们知道并相信自己对某个问题一无所知。但是，对于那些判断能力为我们所钦佩的人，我们知道他们对该问题的信心。我们接受他们的判断，以取代我们自己的信念。简单地说，对于自己当前所处的形势，我们拥有的信心程度，就是我们对“权威人士”判断价值的信心。这是因为，权威人士对于此类情形的看法，已经被我们奉为圭臬。需要明确的是，借由他人的信念形成自己的这些信念，这个过程的形成方式既错综复杂，也捉摸不定。而且，所有关于该情况的判断很难做到相互独立。判断的形成会相互强化。对某些假设，我们自己有一定的判断。这些判断与某些权威的观点不谋而合。我们之所以相信我们的做法，是因为权威也相信。这种情况就算不是普遍现象，也相当常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之所以相信权威，是因为他所持的观点与我们的倾向是一致的。我们相信自己，是因为我们认为别人相信我们，如此循环……至于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信念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只需提一提就可以了，无需用逻辑方法详加表述。我们知道他人对某项事实了如指掌。这种间接知识的重要意义，才是我们所强调的。

我们的行动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知识的不确定性是对权威人士估计的误差。对于这些权威人士，我们唯马首是瞻。在商业领域，知识不确定性的特性更是非常突出。我们需要进行特别细致的研究。讨论到现在，我们假设，企业家职能纯粹如一，未经分解。我们还假设，个人不可能获知他人的能力。正因为缺乏这样的知识，对业已达到共识的收入，某人向他人所做的保障，要是无法令后者信服，没有人会将自己的资源交由此人支配。[8]
如果此人做不出这样的保障，他又没有外部的支持，他也不能成为企业家。同样明确的是，没有人会向他人做出这样的保障。在此种情况下，企业家职能的形式最纯粹，专业化程度最完全，责任和控制合二为一。如果人们知道或者能相信他人具备企业家的能力，而且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将成为他行动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将改变。企业家职能不再是单一而绝对独立的职能。当然，这正是真实生活的写照。就企业家职能而言，进行部分专业化以及对职能进行进一步分解，这两种做法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要关注几种形式的组织和分配形式。

企业家的两个基本职能是控制和保障。企业家职能最简单的分法，就是将控制和保障两项职能分由不同的个人来承担。对企业家而言，既要求他在能力上出类拔萃，又要求他能够就承诺的合约收入提供令人满意的保障，这种情况实在是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家卓有能力，他可以与某人达成协议，由后者来保证他所承诺的合约，而此人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来指挥企业。这样的安排能够实现双赢。这种合伙制的形式以及由此进行利润分割的条件是非常多样的。事实上，我们知道，这通常会引发新一轮的工资谈判。提供保障者雇用经理人，经理人购入生产要素进行组织和控制，这两种做法其理一也。这种职能的转移包含着本质属性的改变，我们将在下一章做深入探讨。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将保障职能全部与企业控制职能分开，这种做法是不切实际的。被雇用的企业家以挣取合约收入作为他在企业唯一的利益诉求，这种情况几乎绝无仅有。他通常是所有者之一，或者，至少他的薪水可升可降，以此向他人表明，他在企业的地位是否稳固，取决于他管理的企业是否蒸蒸日上。

对企业家能力做出评估，将部分企业家职能转移给其他个人，这两者的重要性难分伯仲。这两种做法导致的结果是，在企业里，企业家职能的专业化可能相当不完全。上面曾经说起，针对承诺的合约收入，如果企业家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物质保障，人们就不愿意将生产要素（人或资产）交由他支配。但是，在这里情况就不再一样。如果要素提供者对经理人的能力和人品抱有信心，就算他们的收入只能得到部分保障，他们也会乐于和他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生产要素所有者显然分担了不确定性或承受了企业运作的风险。这样，他们也分享对企业的实际控制。这一点在后面的讨论中自会彰显。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原来的研究背景还原为错综复杂、模糊多变的现实生活（除了发展的假设依然保持之外）。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对企业家功能做更为细致的考察。

[1]
我们此处竭力想描述的情况，就是威列特博士似乎想通过“近似静态”表述的内容。参见《风险和保险的经济理论》，第15页和第16页。

与此相连的，我们不可能达到严格的逻辑和具体，除非我们容忍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不管是对于大自然，抑或是人性，我们不知道是否有绝对的真正的不确定性和无常。有可能是，所有的变化在一段时间内都是自我补偿的。如果没有发展，就算我们不能预言个体例子，我们最终将获得关于总体现象的预言的能力。看到科学在预测气象时的鲜有成功，相信真正不确定性的假设反倒不那么令人紧张。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对于周期性变化或抵偿波动所需的时间间隔，只有相对于人的寿命才有实际的意义。如果这种消除最终确实发生（有些作者，知名如尼采，就大胆假设），然而人的寿命相对于消除的周期显得不值一提，发生与否其实没有太大的价值。

[2]
读者可以回忆，在第5章，我们研究了在没有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发展的影响。在这里，我们稍微追溯一下我们的研究足迹，目的是考虑没有发展的不确定性，这样，对两个因素独立研究的设计就算完满。在完成目前这个任务后，我们将会（在第9章）对它们进行综合研究。不确性和进步（progress）这两者带来的影响不完全相同，但大部分还是可以区分开来，尽管如此，二者还是容易引起混淆。

[3]
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在暗示，个人判断确实会有真实的或客观的价值。这个假设将会在后面进一步的讨论中证明。

[4]
正如我们已经观察的，合约收入的理论特征就是那些在传统分配分析中与租金相联系的对象。从我们目前假设的观点看，假设所有生产性产品的数量固定，在社会成员的分布也固定，这种收入可以很自然地被称之为工资。正如我们一直坚持认为的，如果收入的来源在因果关系上或伦理层面没有太大的差异，对它们如何称谓无关宏旨。

[6]
这一点在游戏类技巧中很常见。在高尔夫运动中，距离20英尺打出一杆进洞，或者用来福枪距离一百码击中二英寸的靶心，这都不能证明此人技艺超群。三英尺都不能打进洞，或者打在八英寸的靶环之外，也不能证明此人水平差劲。不论此人是否技巧高超，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只有通过大量的尝试之后的成功与失败的比例，才能证明此人获得成功的真才实学。

[7]
经济学文献经常提到管理回报递减问题，但很少有科学的讨论。泰勒做过一个有趣的讨论，但笔者目前认为，他的讨论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参见《农业经济学》，第6章。我承认，我们自己对企业理论的讨论也是模糊的，不令人满意的。要做出全面的、逻辑上严谨的讨论将会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考虑到不确定性中包含的极其复杂的因素，其中绝大部分可能是独立变量，我们要做出彻底假设的可能数量将会令人望而止步。退一万步说，这种研究需要的篇幅如此巨大，如此难以深入，也绝少实用的意义，就算还有人看，也不能让人有决心开展这项工作。如果我们以上的讨论能够包括我们感兴趣的要点，那就谢天谢地了。最关键的因素是在企业家职能领域的个人能力，包括对未来的洞察力和执行能力，以及对他们自己的能力的知识以及相信自己采取行动的偏好。最有可能被忽略的是后面两个因素：自我认识和自信或自我驱动，这二者也是紧密相连但不是同一的。除此之外，愿意相信的知识，对别人的能力和判断的知识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只不过这些尚未讨论。

[8]
这不是说，他一定要有自己的财产，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就是实际的结果。不过，我们很容易想象，他可以诉诸自己的赚钱能力来向他的承诺支付提供保障。这种安排无需要求比之现实的保险赔偿更为复杂的组织，或者要求对人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10章　企业和利润（续）

在现代社会里，商业单位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公司。就公司而言，它的所有权是分散的，而控制权却是集中的。[1]
这是公司最重要的特点。从理论上说，公司实行的是间接的代议制民主。公司所有者选举董事，董事的主要职能是挑选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经营掌握在管理人员的手中。董事们则掌控公司的大政方针。如果公司规模很大，由董事挑选的执行经理对公司政策仅做总体监督。他们的主要职能是，继续挑选下属管理人员，由后者做出大部分实际决策，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当然，这个过程并不会就此止步。这种职能体系可能会有很多层级，每个层级的主要职责包括挑选该层级的下属。

在现代企业中，控制和责任两者相互分离。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理解以下的事实。我们所谓的“控制”，主要就是挑选其他人进行“控制”。商业判断是对人的判断。我们了解事情的方式是，我们知道了解这些事情的人。我们控制事情的方式也一样。判断目标和判断手段，两者之间的区分看似有例外的趋势，但这个结论仍然成立。商业行为只有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赚钱。在这家企业成立之前，这个目标就已确立。企业成员所做的任何决策都只是手段，就算这项决策事关公司的“大政方针”，也概莫能外。无论是针对公司大政方针的决策，还是针对操作细节的决策，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是各种程度之中的一种。这种区分本身就带有主观专断色彩。从严格意义上说，企业最终做什么，这项决策只能由消费者们做出，而且是由企业以外的全体消费者共同做出。

上面的结论不仅对商业组织适用，只要部门的职能是将社会行为组织化，结论也一样适用，对政治组织尤其适用。如果说政府官员的任务是得到工作，并找到其他人来履行职责，这不算夸大其辞。在组织领域，当我们实施承担责任的控制时，这种控制所需要的知识，既不是我们对形势和问题的了解，也不是影响变革之方法的知识，而是这样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那么一些人了解这些事情。从实际效果看，人们对事情的判断总有一些“真实价值”。无论是正在判断的本人，还是其他人，对“真实价值”都会有或多或少正确的估计。这个事实对我们的问题极其关键。对于理解组织行为的控制同样关键的是，就重要性而言，对他人的判断能力的判断，已经超过了对要应对的形势的判断。如果这些结论对知识是正确的，那么对不确定性也理当如此。如果在应对外部环境时，人们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有组织地出击，人们关注的和感兴趣的，不再是断事之误，而是察人之失。事实上，对自然环境进行有组织的控制，已经较少依赖于我们自己是否了解自然，而更多地依赖于我们对别人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是否确切地知道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掌握了自然知识，并能学以致用。

组织化行为背后的根本原理是，将个人决策汇总，估计他决策成败的比例或者全部决策的平均质量，从而降低个人判断和决策的不确定性。这仍是广义上的风险合并原则之运用，只不过应用的环境更加特殊。个人决策质量的估计结果，既不能通过先验数据计算出来，也不能经由观察事件的统计得出。它是最完全意义上的估计。它估计的对象可以说史无前例。我们之所以能对他人信念和能力之价值形成自己的信念，概因我们有着判断人性的本能禀赋，而与他处理相关问题的历史记录关系甚微。我们将某个问题交由此人处理之前，自然会观察他过去处理同类问题的表现。当然，我们会尽可能地利用观察得出的直接证据，但通常很难走得太远。最终的决策更近似于直觉，至于有多接近，我们可以极尽想象之能事。决策者能够在电光火石之间，敏锐地把握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常说相由心生，与此类似的判断都属于神秘难言的直觉世界。

我们要分析商业领域的不确定性，也要分析与应对不确定性有关的报酬，也就是利润。在企业中，由于对责任进行了特别的分解，这使我们的分析工作愈发地错综复杂、困难重重。做出决策，承担决策失误的“风险”，这两种职能已然明显地分离开来。在公司这个舞台上，职业经理人开始粉墨登场，这使得这两种职能更加泾渭分明。作为决策者的职业经理人，因为接受固定的薪酬，所以不承担“风险”。而股东承担风险，获得利润，但不做出决策，也不行使控制权。关于间接知识和间接责任，前面的讨论尽管只涉及一些皮毛，但也表明，这种分离更像是海市蜃楼。如果我们对控制的定义和定位正确无误，我们将会发现，决策的职能以及为决策后果承担责任的职能，这两种职能在本质上水乳交融，难以分割。

我们可以从公司这个金字塔的“最底层”开始。我们首先聚焦那些平凡而缺乏一技之长的劳动者，分析他们的“常规”任务。这种做法由浅入深，有助于我们对控制分离现象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我们知道，就算是最粗浅的、最一成不变的活儿，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遇到不确定性，也需要处理一些意外情况，这些意外无法事先精确地预见到。能够应对“新情况”，似乎是一切有意识生命的不可或缺的功能。如果生物生存的环境一成不变、始终如一，只遵循机械法则，那么生命的意识能力也必将停滞不前。在这样一个世界，所有的生物都不过是无知无觉的自动机械。生物体将会有如下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最经济地运用意识；二是通过无意识反应来应对所有可能的适应。在人类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一旦演奏者的技巧臻于纯熟，像弹奏乐器这种复杂的行为，也会变成下意识的动作。我们假设生存必要的活动历经世代变迁仍然一成不变，我们再假设，生物后天习得的特征不能遗传。那么，毫无疑问，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这些活动将会固化在细胞的生殖质（germ plasm）中。

进一步而言，在工业社会，纯规程化的操作已经完全由机器接手。机器管理员的职能看似一成不变、机械单一，但是，在整个操作中，情况却非总是如此。他的职能是不断地完善整个生产过程，使之做到完全地始终如一，这样能由机器接手，或先由机器形成同一输出，然后由人接手完全变化的工作。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一定程度的应变，也就是要应对不确定性，承担责任。后两个概念指的是最常见的意思。

考虑到上面讨论的间接知识和责任转移，从企业组织的角度看，从真正的意义上说，普通工人的工作不包括不确定性或责任。就算不能将普通工人的工作完全分解为机器能处理的常规任务（因为通常劳动的物质对象并不是始终如一，也不是一成不变），管理者也能很好地判断出，个人是否能处理工作中遇到的此类例外情况。将不确定性化解成常规事项来处理，正是产业操作工的职能！管理人员不可能提前告知工人每一步该怎么做。但是，他却能够提前判断，这个工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操作能力。因此，作为一种基本因素，不确定性被置于考虑之外。个人对外部环境的一无所知也让位于相人之道。

就算是针对低级的操作工，上面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大多数这样的操作工偶尔也会碰到某些意外情况。对于这些意外情况，他们预期可以求助他人，也就是那些判断和能力都优于他们的人。主管也不能完全了解操作者的工作能力。操作者必须独立判断，何时应该自作主张，何时应该请求指导。管理人员既然分配操作者的工作，确定他的薪酬，就必须能够准确地评判操作者的能力。这样的结果是，对操作工而言，不确定性和责任并没有完全消除，但他的部分责任转移到他的上级主管身上。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不确定性来自管理人员的判断，也就是说，在把一个人放到相应的工作岗位时，他对此人所做的判断。在企业金字塔的层级中，对居于最低层级的人来说，他不承担（“常规”）职责范围以外的一切责任。当出现偶然情况时，他也无需运用他的最佳判断。他的主管为他负责，所以，后者领受一份固定工资。[2]

很显然，这种责任转移的过程不会在从最底层转移的第一步就戛然而止。这种讨论的目标会引向何处，也是非常明显的。监工根据他对操作工的预期，判断操作工的能力，为他们的工作表现承担责任。他会发现，在企业中，他和他的上级的关系也与此类似。在对操作者做出判断时，监工自身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也会由他的上级审核通过，化解为常规型职能，这就如同他审核他的下属的工作能力一样。操作工碰到例外情况时，大多数时候会向他求助解决之道。在这方面，他对他的上司也如法炮制。他的责任也依次转移给更高级的管理人员（总管或其他什么称谓的人）。正是这个更高级别的管理人员挑选了他，安排了他的工作，在较少一些的情况下，接受他向上的求助。更高一级控制所需的知识，不是关于某一类问题的具体知识，而是知道能处理此类问题的人。更高级别的管理人员也许实际上能力出众，能够直接处理此类问题，但他不会这么做。值得注意的是，他也许并不胜任处理此类问题。毫无疑问，有些主管也许比他的监工更适合做监工。但是，他们判断和管理监工的能力更为稀有，价值也更高，当然应该在更高的位置上人尽其才。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也许能成为好主管，但却做不成好监工。这点毋庸置疑，也许更加常见。

沿着这个阶梯拾级而上，其中的道理一般无二。但是，到了企业金字塔的最顶层，情况就大相径庭。为简化起见，我们可以假设，某个人集企业各项管理职能于一身。他既是总裁，也是总经理。他的董事除了任命他的职务、支付他的薪酬之外，对他完全放任自由，不施加任何控制。从企业组织问题的角度看，就算此人如此位高权重，但在一些本质方面，他与最底层的机器操作工并无二致。他解决岗位所面临问题的能力，要么必须接受评估，要么就是已经得到评估。他的工作是在“规程”范围内做出最佳判断，而判断的后果则由他人承担。真正的责任被再次转移走。只有将他置于该位置上的那种判断，才蕴含着真正的不确定性。担当责任的决策并不是按照企业的政策发号施令，而是任命发号施令者，让他像“打工者”一样向下发号施令。最终的责任必须承担决策的后果。如前预判，说控制和承担风险能够明显地分开，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职业经理人的悖论，会给利润分析带来无穷的歧义。这个悖论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不能认识到以下的基本事实：在企业中，关键的决策是挑选做决策的人。这样，所有的决策和判断都将自动化解为规程化的职能。正如我们所分析的，以知人取代知事，正是大规模控制的本质。

从日常工作看，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在表面上似乎并无不同。但我们万不可受此误导，两者实有天壤之别。职业经理人的任务已由别人划定好，位置也由别人安排好，他只需在既定的岗位上执行任务。企业家则是根据他对自己的判断，量体裁衣地划定任务，并由自己主动执行。真正承担责任的决策，是由独立的企业家做出的，是为职业经理人而做出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发现，控制和不确定性承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离，我们就会察知，一定是我们将常规行为和真正意义上的控制混为一谈了。[3]

通过举贤荐能来应对未知的情况，这本身就包含着悖论，在理论上也是无解的。无论是商业世界的大部分实际问题，还是人生的全部问题，都概莫能外。但是，在生活中，对于大量不可能之事，人们仍在照做不误，商业领域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在特定时刻的理智判断，我们就不能准确地预测某种具体情况的发生并做出应对。尽管如此，只要在特定的环境下，重复出现的同类事件能够被某一类人才处理，而我们又能够挑选和评估他们，这种情况就能够预期。大型企业能够成功地组建而且运转得顺畅，这样的事实正是对上述原则的雄辩的证明。这个事实也表明，对于此类看似无解的问题，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解决方案中，正确的还是要多于错误的。一方面，我们通过汇总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尽管有些神秘难测，我们的确有着解读人性的天赋。知道他人具备了解事情的能力，比之我们直接了解事情，似乎要更准确些。

就企业家职能而言，还有一个层面同样是基于责任转移这个根本事实，这就是对企业家职能的部分专业化。引入这个事实，将会使我们的分析愈发地错综复杂。作为上述讨论的延续，我们会通过下述的问题引入我们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整个企业的行为和政策都由职业经理人掌控，他还能将责任最终转移给谁呢？答案显而易见：转移给企业中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者转移给企业家。在企业家职能专业化中，职业经理人通过与独立企业家签订合约，从而将责任转移给后者。在后一种情况里，企业家挺身而出，承担企业所有的不确定性，并对之实施控制。在一个大型企业中，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为他所签订的合约提供足够的保障。在这样的企业里，成长机会也相当有限。很显然，人们要么坐拥财富，要么拥有某种形式的未来生产力，他才能向其他人提供保障，才能真正承担不确定性或风险。某人如果在企业中“担当”了某种企业家的角色，他要承诺在企业中投入部分财富或生产能力。对企业的控制，一般落入为企业提供部分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手中。他们的资源有可能面临损失，这样就向其他“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所有者保证，后者将获得合约中规定的全部报酬。

企业家职能不可能完全专业化，或者不可能只有一种纯粹的形式。在一家企业中，如果某人一无所有，却在承担责任，这种情况可谓绝无仅有。就算此人完全靠举债和雇人来经营企业，只要他亲力亲为，他就不算一个纯粹的企业家。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绝大部分的管理工作可以化解为常规工作，并能以固定工资支付。如果此人经营企业的资源全部举借而来，然后他雇用一位经理人，并完全让他放手去干，这要算最接近纯粹意义上的企业家了。相比之其他一些生意，此人在他从事的生意中，不得不做得比企业家更多，也就是说，他要做承担责任的决策，否则他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

自然的结果是，在一个典型的现代商业组织中，通过层级分明的金字塔式的保障条款，企业家职能被复杂地分解或者说分担。针对每一层级，该保障条款都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控制权和免于风险的收入和投入资产。大部分真正的控制权往往伪装在固定收入的合同之下，这是这类企业系统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指望保障条件提供绝对保证，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保障并不完全，资源所有者显然是在承担部分责任或者风险。出现这样的情况时，资源所有者是否继续让企业使用他的劳动或财产，他的决策无疑会影响企业的运营。显然，他也在实施某种控制。所有者为企业提供生产要素，但却不拥有一丝一毫的控制权，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因为存在竞争，要素价值确保能够得到确定。这样，除了货币收入，要素所有者对其他一切都无所谓。

事实上，我们知道，对于那些为企业提供资源的人，他们保留一定的对经营的咨询权，这种情况倒也屡见不鲜。信任投票权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能保证有效的控制，是向资源所有者提供保障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的方法能够充分保护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当所有者财产的价值取决于它们是否按照承诺的方式得到合理的使用。随着产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有效的保障越来越难做出，投资者发现，有必要不断增加对企业的控制权。股票和债券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4]
将生产资料无条件地转移给企业使用，只是为了货币回报，却不想要一丝一毫的企业所有权，这样的情况可谓绝无仅有。企业会限量发行第一位置抵押债券。这种债券的所有者，如果担心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他就有权通过法庭问责管理者的诚信。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独特区位的出租（pure site value）。这种区位的价值，无论如何使用都不会损害变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和控制权完全无关。

劳动的情况有些特殊，概因劳动者会倾向于拿他的收入、生命和身体做无谓的赌博。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如果遭受损失，其中相当一部分将落在劳动者身上，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劳动者之所以甘冒风险，进入高危企业工作，无非冲着可以多赚一点工资，尽管这多出来的工资只能部分补偿他们所承担的风险。如果他无法承受损失，可以寻求社会福利，如诉诸优先权要求法或者留置权法以寻求保护。这样，从总体上看，工资还能保证接近合约中的规定。劳动者要不要从事高危职业，他的选择事关此类企业的运转。这样，他原本对企业有一定的控制。但是，企业实际上向社会外包出了风险，这样，他的控制力就消失殆尽[5]
。

至于利润和合约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深入说明。在对利润史的回顾中（见第2章），我们曾经提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用利润一词来表示企业所有者的收入。他们也将所有者视为真正的投资者。由于古典经济学家采用的是基于长期的理论分析法，他们对于利润和利息往往不加区别。所有者的收入既包含了工资成分，也含有风险因素。在一般合约中，利息已然包含了对风险的报酬因素。因此，古典经济学也很少从风险的角度对利润和利息做进一步区分。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假设，有多大风险，就相应有多大的实际控制，古典经济学将风险因素逐回后台，这种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经济学家的讨论受到边际效用理论的影响。这个理论主要讨论短期价值问题。美国经济学者更重视“管理薪酬”，将之与企业家的收入脱钩。因此，美国经济学界所说的“利润”或“纯利润”，要比古典经济学家所指的意思更狭窄些。彼时正值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因此，在美国企业中，管理职能的地位更显突出。然而，一旦周期拉长或处于静态环境之中，管理职能的重要性无疑会大打折扣。这是因为，环境变化越激烈，企业也就越重视短期利益。因此，风险因素更受到美国经济学家的重视。

随着会计理论近期的发展，由于视角的不同，投资利息是否应该当成利润，这个问题愈发尖锐，大有成为会计师和理论经济学家之间争论焦点之势。这当然毫无必要。这是因为，两方各自的立场不同，观点自然各异。经济学理论的旨趣有二：一是决定商品价格的力量；二是作为供给条件的生产成本。从长期来看，决定生产的条件是，资本回报等于竞争性利率。从成本角度亦复如是。这个结论不言而喻（当然，从短期来看，情况并非如此，这会引来混淆）。而会计师感兴趣的是所有权，也就是企业和它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他还关心的是，在所有者的收入中，哪些能够作为成本予以减除。进一步而言，会计科学其实是公司问题的研究分支。在公司制中，就算所有者没有向企业投入一分钱，或者，不管他在企业中的资产是否高于负债，只要他承担责任，会计学都将他视为投资者，将他的利息视同资本的利息。会计学既然将利润看做是投资的回报，那利润的形式自然就是回报比率。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利润与利息分离的尝试注定会徒劳无功。[6]
就利润和利息的关系而言，如果换个角度看，纯利息从现象上看属凤毛麟角，从概念上讲也是难以捉摸。纯利润亦复如是。企业家职能的专业化不啻是商业组织的关键事实。但是，由于我们业已阐明的原因，对企业家职能的分工不可能达臻理论上完善的境界。一方面，企业家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这几乎是他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对于将财产提供给企业的所有者来说，他们也不能完全免于风险和责任。由于高等级的“金边证券”的风险和责任因素可以忽略不计，拿企业家的实际回报与此类证券的竞争性利率进行比较，将会非常有用。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利润，或“纯利润”，后者是经济学针对利润而采用的术语。

有人将企业家投资的利息称为生产商品的成本。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仍要做一些保留。一般人都认可下面的说法：投资回报率如果不能达到平均水平，那么，从长期来说，投资不可能一直留在该企业中。显然，关于这个现象，我们对背后的真相更准确的表达是：对于某项投资所有者，如果可以自由地将之转作他用，那么，他预期在将来可以获得的回报，要等于他在别处确保可以获得的回报。当然，还要根据不同投资的本质差异，以及技术变化形成的差异，对投资回报做出不同的折扣。我们假设，在对企业的投资中，其中一半是机器、人力资本、土地或其他诸如此类，这些投资可以转移到其他方向。我们再假设，另一半是永久性投资，如果这些投资离开这家企业将一文不值，那么，这家企业的生产成本（扣除合约成本）仅仅是可转移部分资本的竞争性（预期）回报。当然，将这一半投资转移出去，势必导致另一半投资价值全无。

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在我们业已指出的限定的范围内，利润与资产收入之间存在关联，这种说法也算合理。但是，也有非同寻常的例外存在。无论如何，独立企业家还不算是一个灭绝的种类。在通常情况下，这类企业家同时为企业提供资产和劳动服务。劳动服务是指，能够得以雇用并按固定工资支付报酬的个人行动。这类企业家的收入既包含工资的成分，也包含利息的成分。某些会计学家认为，对于企业所有者的工作，可以以工资形式支付，除此之外的剩余部分，应该通通视为是他投资的回报。这种观点似乎站不住脚。这种谬误源于公司常规的（以及固有的）操作过程中形成的偏见。这是因为，在公司中，那些承担责任的所有者，他们都仅提供资产。从所有者收入中扣除竞争性利率，将剩余部分称作工资或管理工资，这样才算公正，也合乎逻辑。唯一重要的区别是总收入和“纯利润”之间的区别。纯利润等于总收入减去竞争性工资和竞争性利息。竞争性工资是企业所有者因工作获得的收入。竞争性利息是他投入资本获得的收入。如何决定严格意义上的工资率，这也是件异常困难的事。与确定纯利息相比，前者的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资本情况相比，一方面，如何估计劳动，另一方面，在竞争领域里，如何找到相同的劳动服务，从而形成可比较的基础，这两桩任务简直难上加难[7]
。

还有一些情况可以提一提。在现实企业中，这些情况可能所占的比例较小，而且大多出现在小企业当中。独立企业家在企业中没有财产性投资，他只提供劳动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美国式）的处理方法是将企业家的收入分成利润和管理工资，这种做法就非常重要。除了自己的劳动，企业家不投入任何财产，但是，他却雇用他人，并使用他人的财产，这种情况确实少见。原因在前面已经说过。但是，如果他自己的赚钱能力高人一筹，对于需支付固定报酬的外部生产要素，这种能力能够给这些要素所有者以充分的保障，那么，在某种限度内，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8]
。

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在大型企业里更是难得一见。不过，我们还需考虑其他两种有关保障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企业投在其他企业的财产所有权；第二种情况是，来自亲朋好友所做出的“道义支持”，这些人往往家境殷实。这种道义支持是否会成为企业家责任的一部分，这在两可之间。企业家最终的保障职能可能还是系于企业家潜在的盈利能力。如果没有资产关联关系的保证，出于道德风险的顾虑，这种能力很难在市场上定价和出售。

从总体来看，我们必须说，有关利润与管理薪酬关系的讨论已然泛滥成灾。相比之下，利润与资本收入的关系要更常见、更直接也更紧密。收入的剩余部分一定归于对企业实施承担责任之控制的人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剩余收入归于拥有资本收入的人。他是否有劳动收入，这在两可之间。就理论分析的目标而言，纯剩余收入或者纯利润与资本收入的区别最为重要。就重要性而言，纯利润与工资收入的关系相对不是主要的，无需在利润讨论中占据过多的篇幅。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还要在土地和资本之间进行区分，利润获得者除了利息或工资或者两者兼得外，同样也收获了地租。假设某个农夫拥有自己的土地，却借入全部的生产资本，并雇人完成所有的工作。在这个特例中，此人仅获得地租。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将纯利润与地租相区分。但是，这种情况有些虚构的成分。从此观点（地租和利息）看，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区别更属假想之列。

如果我们将“商誉”、商业关系、商业名声等看做财产，那么，财产所有权与利润两者之间的关系，其重要性将更为突出。如果我们将商誉等做资本化处理，并包含在投资之中，那么，某人除了雇用他人的劳动，接受他人的资本，自己并无一分一毫的投资在企业中，这种情况是相当罕见的。判断这些科目能否作为财产处理，正确的方法是看它们是否可以出售。商誉能否和企业的其他要素分离，要看它售出后是否会影响这些要素的价值。如果不影响，那么它就是独立的资产。我们先要计算商誉之销售价值的竞争性回报率，将之从所有者的收入中扣除，才能得到纯利润。如果商誉不能同其他财产要素分离，如地基，那它只是这种财产价值的构成要素之一。合在一起的总收入（商誉收入加那个财产的收入）还是同样视为财产收入，而不是纯利润。如果商誉固化在所有者身上，它就不是财产，而只是所有者个人服务的构成要素之一。正确地说，它的收入应该是工资而不是利润。如果商誉价值（从资产或收入角度）能够估算出来，那应该将它列入合约收入。它不会带来严格意义上的利润。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对于利润的讨论。企业组织意味着责任的集中，将分属多人的资源加以集中控制。研究表明，个人在生产中的职能包括做出决策、实施控制。如果控制不与决策的最终结果挂钩，那控制也不是最终意义的。要做出承担责任的决策，知人更甚于知事。正是最终的经理人，是他为整个企业制订计划，设置职能，根据这些职能挑选合适的人选，与市场上的其他叫价者展开竞争，评估候选人对整个企业的价值。而最终的经理人只有唯一可能的报酬，那就是留存下来的剩余产出。各方对生产要素（人和物）的竞争形成各自的价格。经理人按照既定的价格，支付所有的生产要素后的剩余，就是剩余产品。[9]
这种剩余就是利润。找到那些能够算得出价值的生产要素，将它们的价值从实现了销售的产品的价值中扣除，或者，找到通过竞争机制能够归属的生产要素，将产出归属到这些生产要素中。经过这样的操作后，最后留存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剩余。利润是无法归属的收入，所以要和企业所有者的总收入区别开来。通常，他的总收入中还有其他要素，既然这些要素不是由企业支付的，因此不能称之为归属，否则，这些要素可以表述为“剩余的归属”。

从理论上说，纯利润是无法归属的。产业组织的竞争系统将产品的价值归属到生产要素上。在竞争过程中，与要素有关系的全部产出价值都将归属于该要素。竞争的核心过程是，企业家或者候补企业家为了将来的使用，在市场上对生产要素展开竞价。竞价者对当前市场上的要素价值你争我夺式的估计决定了要素的报酬率。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或者人性预测能力的失误，使用这些要素获得的回报可能与要素的报酬率的估计值有偏差。企业家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多快能够提前预知收入，取决于他的判断能力是出类拔萃还是平庸无奇。这项收入理当归于拥有此类不同凡响的能力之人，而且是（管理）工资，而不再是利润。管理薪酬与执行常规工作的工资两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在此关系下，如果我们对各术语的定义有着正确的理解，那么，管理工作就是常规工作。在企业中，真正的不确定性是评估他人能力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应对不确定性的不二法门。

在一般情况下，财产所有权是真正意义上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在典型的现代企业中，承担责任的所有者并不向企业提供劳动服务，而只提供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定义的利润，就是所有者的投资回报与竞争性投资平均回报之间的差值。我们要将“利润”一词的学术用法和商业上宽泛的用法加以区分，尤其要和所有者的净收入区别开来。最好使用一个专用词，如“纯利润”一词，用以区分真正的剩余收入。在理论上，“纯利润”不同于履行常规职能获得的回报。履行常规职能的回报，通过竞争归属到相应的要素上。在所有者的收入中，可以归属的或者属于竞争性的成分，这一部分与产品价格的关系并不像已发生成本之于价格的关系。正是企业家预期会有如此的回报，他才会从事生产，为该商品的总产出做出贡献。但是，是否能实现这样的回报，却不能算作是必要条件。

如果说区分利润和工资是有必要的，那么，比较利润和承担风险的支出就更为关键。承担风险的支出也就是常规意义的保险。由于保险业务已经接近于科学管理，保险者本身并不承担风险。数量庞大的保险业务消除了个案的风险。至于这些保险的“案子”是完全同质化的还是自成一组，只要能确定真实的概率，都无关紧要。能够带来利润的“风险”，则是无法评估的不确定性，而且不可能按任何客观的标准归类成组。如果能够归类成组，个人决策就有接近客观价值的趋势，这样的决策就降格为常规决策，不承担最终的责任。只要企业家的能力能够评估出来，就可以将确定的回报归属于他的行动。这种回报就不再是利润，而是工资。[10]

能够导致利润的唯一“风险”，就是因承担最终责任而导致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独一无二，既不能被保险，也不能资本化，也不能化成薪酬。事情自有其内在的、绝对不可预测的属性。人类行为的结果也难以预期。另一个严酷的事实是，计算这两种情况的概率不仅绝无可能，也毫无意义。利润正是来源于此。特定情况下收获的利润，可以认为是企业家卓越判断的结果。然而，企业家的判断却是关于判断的判断，特别是对于自我的判断。在个案中，赚钱的原因到底是高超的运筹帷幄的能力，还是纯粹的财运亨通，我们很难分辨得出来。如果有足够多的连续案例，能够估计判断的优劣，或者能够决定出可能的价值，这就将利润变成了工资。

组织化行为的根本事实倾向于，通过形成对某人的信念和个人能力的近似评估，将个人判断和行动的不确定性转化成可度量的概率。根据某人要从事的岗位，对此人做出判断，“激励”此人能高效地判断其他人或事，这两种能力正是总经理的核心能力。

如果这种能力是已知的，施展这种才能所获得的报酬通过市场竞争就能归属为工资。正是因为这种能力不为人知，或者仅为自知，该能力才能产生利润。领导力是最神秘莫测也是至关重要的个人禀赋。这种禀赋与人类的文明和有组织的生活水乳交融。这种禀赋甚至超越了我们称之为理性力的感知、关联等诸般能力。判断能力是实施承担责任之控制的关键。正是这种最本质的判断能力出现的误差，构成了竞争性组织（其他类型的组织也适用）运营的不确定性，而且也是唯一的真正的不确定性。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正确地解释了严格意义上利润的内涵。对于这个内涵，经济学长久以来一直上下求索。这个内涵就是，利润是剩余收入，不能通过竞争机制将其归属到任何要素上。

我们将沿着这个思路深入分析。我们将要搞清楚，从企业组织的角度，现代经济生活的大部分现象都与不确定性有关。这些现象要么是不确定性存在的自然结果，要么是应对不确定性之方法的产物。不过，在讨论这些现象之前，我们最好先考察，在经济生活中，发展变化之于不确定性的意义。在这两章，我们仅仅讨论了自由企业一些更为基本的特征。自由企业所处的条件首先是静态社会，其次是，社会在物质上为自由企业提供了可能。我们也只涉及最低程度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家职能，我们剥离了许多与发展变化紧密相连的重要特点。发展意味着更大程度的、更特殊的不确定性。我们现在转向考虑的是，诸多动态因素或发展要素以及与之相连的不确定性，以及它们对经济组织的意义。

[1]
从组织角度看，这是最重要的特点。可能同等重要的是，公司与所有者相分离的法人性质。“有限责任”并不是描述性的。严格地说，公司成员根本没有责任。只有公司的财产，那些不直接属于所有者的财产，才对公司的负债承担责任。

[2]
无需指出，在这里，合并风险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对于被雇用的人，他们是否有能力做预期要做的工作，取决于雇主对雇员们“平均”能力的判断，平均值来源于每一个例子，并且经过挑选过很多雇员之后的错误之抵消。更高级别、承担责任的判断包括对工作进行安排和分解，使得每个员工适合相当同一级别的能力。

[3]
参阅霍利的论点（《经济学季利》，第十五卷，第88页），他认为，由职业经理人做出决策，而由企业家承担决策的后果，这样，职业经理人就不能算是企业家。

[4]
当然，执行控制的机制越来越间接，控制本身也越来越遥远。股票近乎于债券的实际位置，反过来也一样。其中一种形式的变化趋势是，发行股票（相比于债券）多于发行债券，在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从银行贷款的增加中也揭示了这个趋势，因为银行对投资的企业，特别会和管理层保持接触。

[5]
对于最终企业家的情况，和人打交道多于处理事情，知人多于知事，也揭示了相似的政治问题。民主在效率方面的进步似乎取决于下面的趋势，最终统治、选民、专注于挑选能干的代理人，由他们来实际形成政策和处理事务。委员会制的政府，经理人计划的地方政府，用在此处就很适合。在政治领域，最终目标是真正的问题。当然，如果制度仍保持民主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最终由选民操心。不仅仅是商业，选民对候选人的判断主要和候选人向选民宣传他们的对一些问题的观点有关，部分是因为主要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包含着最终的社会理想。库利教授（《社会组织》，第129页，第13章）将他对民主制的乐观认识建立在他对大众能力信任的基础上。他承认民众对政治问题和政府的运转技术一无所知，他们之所以能够比较靠谱的选对人，主要是基于对出类拔萃者个人的直觉认识。

[6]
我们这里提到的“利息”仅仅指的是财产收入。利润和租金的关系主要是“动态”问题。我们将会在以后的章节里讨论。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里，利息是否存在令人怀疑。这样，利息和租金的区别就无关宏旨了。同样，参见第5章。

[7]
我们需要再次指出，我们所指的“利息”的意思仅当做财产收入，尽

管表面上这与将它处理成“　比率”非常不一致。比之实际财产的纯粹的竞争性回报，纯粹的利息定义起来要容易得多。但是，就算是定义后者，也要比评价独立企业家提供服务的竞争性价值容易。

[8]
在一定程度上，他并没有向暴露在风险下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提供足够的保障，这样的人是真正的企业家。

[9]
当然包括该情况下的垄断因素。参见第6章。

[10]
由职业经理人来应对不确定性，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公司按照事先既定的工资雇用发明者、实验者、矿藏预测者、气象和收成预测者、市场预测者、投机者等。赌场付给荷官周薪，让他们给赌客玩牌。很显然，这类的雇员和职业经理人一样，仅对规程性的事项做出决策，他们不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决策由老板做出。是老板挑雇员从事有关的工作，合并不确定性原则在此也一样明显。在其他例子中，后一点并不明显。比如，是医生做决策，但他的病人要为他决策的正确性承担后果。

第11章　不确定性与社会发展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曾多次提到发展与不确定性相互关系的一般特性。某些类别的变化是不确定性存在的必要条件。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世界里，未来和过去一模一样，完全可以预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生活或行动的所有问题而言，变化都是这些问题存在的必要条件。对于和纯思维有关的大多数问题来说，变化也是它们形成的现实条件，因为所有这些多少都与实际需要密切相关。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悖论的世界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悖论是：我们之所以需要知识，是因为未来不同于过去；而能否获取知识，却又取决于未来和过去是否相似。正如我们在第7章所提到的，解决这个悖论可以从两个事实出发。首先，我们将世界分解为大体上能够表现一致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某些本质不变的元素按照某些变化的方式形成事物。如果我们可以穷尽这个过程，那么，对我们来说，世界就是完全可知的。从现实意义看，这仍然是一个保持不变的世界。读者如果熟悉我们的思维方法，就应该知道，我们解释变化的思路是将变化消去。在思维领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变化。对我们而言，按照已知规律发生的变化（遵不遵循规律，我们都称之为变化），不会产生不确定性。在实践中，在我们心目中的静态世界里，所有的变化都具备这个特性。

不过，根据不变的“规律”（“事物”行动之特性或模式）阐述变化，我们不能将这种做法穷尽到极致。为了逃离不可知的世界，我们的思维找到了第二个避难所，那就是排列组合规律。变化的规律意味着，在特定的条件下，会产生特定的行为。但是，任何对象行动的“给定条件”，是其他对象当时的状态和变化。我们可以将科学理论表述如下。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基本元素构成的，这些元素不仅保持不变（原子、分子、以太，诸如此类的），而且它们的活动规律可谓大道至简，清晰可解。但是，科学理论还认为，这些元素的数量庞大。就算它们发生很简单的变化（仅在空间做理论上的运动），都会产生千变万化的组合，要把握这些组合的详细情况，远非我们智力可及。我们已经考察过这种科学理论。我们不得不说，从哲学目的上说，不管这个理论看上去是多么地令人赏心悦目，但是，从逻辑上说，我们还是必须假设，我们的行为是真正的不可确定、真正的变化不定和真正的断断续续。

就算我们假设真正的不可确定，我们仍保有新的预测方法，那就是将现象归类，并运用概率推理。对于那些很难找到规律的个案，运用这种方法，我们能够预测归类成组后事件的发生情况。关于不确定性，第二个关键的事实是，这种办法并非无所不能。预测不确定性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针对个别情况，通过规律加以预测，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归类进行概率判断。在日常生活中，这两种方法也都用得束手束脚。不管用哪种方法，都需要花费成本，也需要花费时间来收集信息。对于一次行动的决策，这么做殊为不值。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决策的方法主要是“估计”。这种方法要么玄妙难测，要么纯粹依靠“直觉”，结果会产生很大的误差或者不确定性。

变化的重要性在于，变化带来了控制行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变化是否能够预测，其间的差别非常显著。日夜交替，四季流转，人生百态，现实与梦境，工作与休闲，生老病死，这些变化都要求行动，但不会产生行动的问题，因为这些变化是可以预期的。只有这些常规变化出现了偏差，才会产生行动的问题。如果社会停滞不前，在数量和重要性方面，这种偏差都会小很多。这个事实众所周知。这就是区别“静态”和“动态”风险的常用方法。正如我们所见，根本的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一些实际的发展变化会导致巨大的不可预测性。这种差异包含在这种不可预测中。首先，哪些是发展变化，哪些是波动，我们对此很难做出严格的区分。所有的事物皆取决于变化的周期性。如果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如相对于短暂的一生，某一事件能够自我补偿，它就不包括不确定性。另外，人们通过组织获得稳定的合并事件。组织方法日渐完善，大大延长了组织的生命周期，使之超过了实际自我补偿所需的时间。另一方面，就我们所知，所有的发展变化最终都按周期性特点展开。

发展变化并不必然伴随着不确定性。事实上，仅仅是发展变化倒不会有不确定性。如果变化的发生始终如一，或者遵循任何已知的数学函数（该数学函数以时间为自变量），那么，我们可以精确地预知未来，就如同从来没有发生变化一样。发展中的波动是影响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如果一些变化确实在“稳定”地进行，就不会产生任何干扰竞争的不确定性。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就是这种情况。其他的变化则起伏不定，不断干扰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预测，而这种预测是企业家参与竞价的决策基础。

我们已经讨论过发展变化的特点（第5章）。仔细剖析这些特点，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些有趣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对经济学研究非常重要。首先，我们区分自然的变化和人为导致的变化。我们注意到，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属于前者的发展变化。大自然的变化，要么是稳定条件下的自然波动，要么是变化的过程异常缓慢，不会对人类的判断产生影响。例如，据称太阳系会逐渐变冷。人为造成的变化分成两种情况。有些变化是人们有意为之。其他一些变化，多少是无心插柳式的偶然结果。研究行为的“真实”动机会将我们带得很远，很可能最终也不会满载而归。不过，我们可以大致做一个区分。技术进步以及大部分自然资源的发现，这些都带着直接的意图，当然后者的偶然程度更高一些。我们可以将资本积累也视作精心考虑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不同人之间的分配同样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只是例外的程度要更高一些。人类提升欲望的行为，一部分是有意为之，一部分是其他努力的附带产物，还有一部分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人口的增长则不能说是有意为之。人口天然的特性甚少受到人为的干预（现代工业社会中，在生儿育女方面，人们反倒回归自然，这是毋庸置疑）。个人的教育和培训受到计划行为和偶发事件的共同作用。

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方面，除了消费财富，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的，是有关生产财富的不确定性。在讨论不确定性时，我们业已充分认识了这个区别。我们将技术性的“风险”与市场变化带来的风险分开。随着现代工业组织的演进，营销职能已经超越严格意义上的生产职能。这个观察饶有兴趣。我们已经指出，企业的存在之本就是应对不确定性。在有组织的经济生活中，承担责任的决策是价格决策。其他的活动都降格为常规活动，可以通过雇人来完成。与技术进步引发的不确定性相比，市场产生的不确定性较难通过归类消除或减少。甚至在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销售公会大权在握，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伦敦同业公会”（Liveried Companies）。同业公会雇用生产者，分配他们的任务，拥有生产资源及最终产品。

我们可以观察到，对企业家影响最大的不确定性，就与其产品的售价有关。企业家在价格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生产要素购买者的地位。[1]
在现有价格下，企业家将生产要素转化成最终产品，并按照彼时的市场主导价格进行销售。就他购买的生产要素而言，它们的价格并没有不确定性。他对能够获得的实际产品确信无疑，只是对于产品的数量，他要承担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不过，这种情况的预测失误通常不会太大。企业家需要大赌一把的，是产品的价格因素。资本品价格（producers'goods）的变化对企业家的影响是间接的，因为它很可能受到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在预测未来销售市场的情况时，它只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除非我们将资本价值包括在内，否则它们很可能放到第二位再考虑。至于资本价值问题，我们将在稍后深入讨论。我们马上要考虑的不确定性的来源，主要是其他生产者预期的供给，以及消费者的欲望和购买力。

在发展所涉及的不确定性中，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理解的，就是对知识增长至关重要的那些因素。这个观点对技术进步、商业组织形式和自然资源的新发现也同样适用。从准确而细微的意义上说，这里对预期的说法有自相矛盾之处。这是因为，既然预期到增长，就意味着人们会马上采取行动。正如我们所见，即便到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变化和变化的不确定性是可以分离的要素。尽管我们不能描述一项尚未开展的新发明，也无法说出在哪里、开发出多少、什么质量的新的自然生产能力，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是可能通过知识抵消无知，在考虑未来时更多一些理智。这些变化主要是精心运用资源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行动的结果能够预测，企业家甚至可能以固定报酬雇佣员工、借入资本，将该项业务运作起来。

我们再深入两个基本的观察。然后，我们再分析，因发展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对于竞争性经济组织的形成和运作产生的具体影响。人们一般认为，经济过程就是生产产品，满足欲望。这种观点在两方面存在着重大的不足。第一个方面是，经济过程不仅制造产品以满足现存的欲望，也制造欲望。用于制造欲望的社会资源数量巨大，而且在不断地增长。人们对制造欲望的行为也视而不见。第二个方面是，那些用于满足欲望的间接工具一旦生产出来后，并不一定全部直接用于满足欲望。在很大程度上，财富的增长既是收入增长的手段，也是财富自身的目的。随着生活标准的提升，这种程度愈见其甚。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辛勤地工作，消费越来越成为附庸的目标，“发财致富”已成为终极目标。有人认为，现代工业的生产仅仅是为了消费，这个观点谬之极矣。消费变本加厉地日渐沦为生产增长的牺牲品，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不管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哲学为何，我们必须面对以下事实：“为了更多的生猪，人们种植了更多的谷物；为了种植更多的谷物，人物又要购买更多的土地。为了购买更多的土地，人们又需要更多的生猪，如此循环。”从一般的商业角度说，生产财富是为了生产更多的财富，一切都是为了财富的增长。

在第5章，我们已经提到发展的不同形式。现在，我们要根据它们对组织的影响，做一些区别对待的分析。这些形式包括人口的增长、教育和培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企业组织改善、自然资源的新发现、人类欲望特征的变化。在这些形式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讨论的，就是资本积累。

我们首先分析物质产品意义上的资本和社会基本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发展与私有产权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个发展停滞的社会，现代意义上的私有产权并不存在。私有产权之所以合理，是因为，资源控制和享有运用资源的成果如果能够合二为一，将能促进资源在生产中的有效使用。奴隶制是将私人作为财产的制度。之所以废除奴隶制，第一个原因是，奴隶没有自由人工作效率高。第二个原因是，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让他们自主决定自己的私人生活，要比养着他们并强迫他们劳动更加划算。

物质形式的财产道理相同。但是，在发展停滞的状态下，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意义。像在中世纪那样，如果生产方法一成不变，那就没有必要考虑发展，土地和工具的共同所有权（common ownership）占主导支配地位。一旦生产方法发生变化，控制的问题就尖锐起来。而改变生产方法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增加财产价值，是为了发财致富。推动现代经济向前的动力，与其说是消费产品的欲望，倒不如说是增加财富的欲望。这一点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当然，消费欲望和财富欲望这两者之间有着理性难以解释的心理联系。就算生活水平的提高确实来源于财富的增长，我们也不能说提高生活水平就是动机。这是因为，正如我们以前所强调的，财富持久的净增长只能来自个人的剩余产品。对于这些剩余产品，个人此生绝无计划将之消费，而只会留诸身后。[2]

在经济理论中，与发展之不确定性联系最直接的，就是对利息的解释。利息这个现象和社会物资设备的增长有关，它取决于这个增长过程中蕴含的不确定性。利息在“静态”社会是否存在，尚在两可之间，答案主要取决于我们规定“静态”内涵的严格程度。如果无论在形式上、数量上还是分配方式上生产资料都保持不变，也没有自由资本可以借出，利息将不会存在。如果所有的设备在形式和数量上都固定不变，但可以在个人之间进行转移，利息就有可能存在。如果生产资料数量固定（没有净储蓄或者消费“资本品”的情况），但形式可变，利息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无法将利息与收入分配明显地区分开来。就算我们说它是租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3]

要理解利息，我们必须清楚资本设备的形成机制。资本通过储蓄和投资过程形成。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劳动者的预付金”[4]
。这个观点至少可以作为研究资本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观点还是非常合理的。当然，我们还需要在两个方面做一些修正。首先，这种说法只适用于新增的或者“自由”的资本，即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资本。只有通过预留了消费品，资本品才得以形成。这一点没有问题。第二，预留的消费品不仅要提供给劳动者，也要提供给现存资本品（可以和资本品分开的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利息理论之所以充满混淆、难以理解，主要是因为对一些术语的使用随心所欲，模糊不清，特别是像“资本”这样的术语。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对“资产品”的定义是“过去生产出来的，为将来的生产使用的产品”，包括具体的工具和设备。我们将“资本”的内涵限定在较狭窄的范围内。这个定义指的是资本形成的前期阶段，或者是不同于资本品本身的价值阶段。

对于资本形成的本质，许多学者曾经做过透彻的分析。原始人制作工具是用以提高他的劳动效率。他的工具自然用到他老死，并将随他而去。在组织有序的文明社会里，这个过程在两方面有所不同。第一，作为专业化的结果，一部分人专注于生产设备，其他人不接触这类生产领域。第二，历经世代更迭，大量持久的商品储备得以建成，同时受到维护，并且与日俱增。总体而言，尽管劳动分工会使问题更复杂些，人类社会的情况在根本上还是保持一致。那些致力于生产设备的人，自然不必再操心自己的温饱问题。他们依靠两类剩余消费品过活，一类是提前储备的消费品，另一类是从同期生产消费品的人那里转移过来的消费品。不管消费品从哪里来，资本形成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有消费品剩余。也就是说，需要生产出更多的消费品提供给资本品生产者，供他们在资本品形成的这段时间内消费。这就是“储蓄”的核心内涵。

在文明社会，资本品的制造者既有地主，也有资本品的所有者，甚至还包括劳动者。不管是谁，只要他为资本品的生产提供生产要素，都会得到相应的消费品作为支付。这些消费品或者是先前生产出来的，或者是由同期的其他人和设备生产出的剩余消费品。资本品的关键在于消费品的剩余。通过“储蓄”，剩余消费品留存起来以待他用。生产性资源从生产消费品转移到生产资本品。这就是所谓的“预付”。

货币的加入使得资本的形成更加复杂。在学习经济学的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考虑货币的交换功能时，能够洞察背后所隐含的实物交换。认为储蓄就是存钱，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将产品收入看做是货币收入，其谬误之处也不遑多让。当然，货币是交换中介，它表示储蓄者拥有一定数量之社会财富的所有权。对于这笔财富，在既定的价格下，他可以按他自己喜欢的任何形式“提取”或“变现”。如果储蓄“被投资”，用于资本形成，这笔财富就已经转移到资本形成者的手中。他们将这笔财富“变现”成他们想要的商品形式，主要是消费品。无论是储蓄的，还是转移的，都是这些消费品。转移的消费品用于维持或支持资本品的生产者，他们包括劳动者、地主和资本品所有者。如果没有消费品的转移，资本品所有者就会亲自生产消费品，或者为了他们自己，或者用来交换。如果储蓄的财富不是由储蓄者自己来投资，而是通过贷款转移给别人，就会产生利息。财富的转移要么直接由储蓄者提供给投资者，要么通过承担中介职能的银行或金融机构。

收取利息的贷款其实是获得专业化功能的工具。借助贷款，一部分人能够储蓄剩余的财富，另一部分人能够将储蓄转化成资本品。这个转化过程是：将财富预付给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这些人提供要素和服务，用于生产出资本品；如果没有储蓄，这些生产要素原本用来生产消费品。就算没有专业化（分工），这个过程也能够实现。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劳动分工只带来经济性，并不是完成事情的不二法门。储蓄者可以向要素所有者进行预付，从而自主地创造财富。他们也可以生产新的资本品，或者将它们租借给企业家。将此功能转移给其他人，由后者进行投资，这样所获得的收益与其他相关的专业化的收益比，两者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指的收益与企业家的专业化或者说“控制加责任”功能形成的收益，两者也是一样的。这是因为，这些收益都蕴含在贷款之中。我们假设，储蓄者自己进行预付。同时，对于由他储蓄生成的资本设备，他也是所有者。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呢？他会运用新的资本设备生产出适合的产品。同时他还继续从事他原来的事业或职业，这是他储蓄的源泉。如果他将该资本设备以固定的租金出租给企业家运营，效果可能会好很多。实际上，这种情况也会经常发生。我们尽可能明确地指出，如果他将剩余消费品以固定的回报转移给企业家，并任由后者运用新设备，他的收益同样如此（或者由不同的企业家分担建设和运营的任务）。

显然，对剩余进行储蓄是一种功能或操作。运用储蓄制造新的设备，则是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功能。正如提供生产要素是一种功能，但运用生产要素生产出产品，则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将剩余消费品转化成资本品，是企业家在一般的生产领域的特殊职能。也就是说，这项功能蕴含着特殊知识以及对未来状况的预测。剩余消费品是流动资本（fluid capital）。运用剩余消费品，企业家可以生产出任何具体的设备。当然，企业家也不是随心所欲，他的生产受到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意识的限制。如果社会允许，剩余消费品甚至会生产或增加奴工。事实上，剩余消费品可以用来增加自然要素，或者创造新的发明，甚至创造新的欲望，或者其他可能称之为资本形成的事物。

在实践中，关键的问题是，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形式的新资本品？在什么地方生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生产？这类问题属于商业领域顶级的判断类型。如何回答这类问题，对此功能实施专业化，与控制企业的专业化一样，既同出一炉，也殊途同归。将储蓄起来的剩余消费品转化为资本，对此行动进行控制的个人必须承担决策的责任。当然，在前一种情况下，“控制”形式是挑选别人，由人选者立即控制常规性任务，并且他无需为结果负责。在发展形成之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需要做出判断的要求要高于常规操作条件的要求；由做出判断的人承担责任，这种必要性也相应地要大很多。这种判断既包括对形势的判断，也包括对判断者做出的判断。

在自由合约制度下，使专业化行之有效的机制也就是市场机制。这种机制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的工作机理等同于企业家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剩余消费品或与之相对应的货币或银行存款形成完美的标准化商品，非常适合进行交换。它流动性高，特别适合在最广大的市场内运作。银行和金融机构将此市场组织得井井有条。就运作机制而言，这个市场与其他市场并无二致。在任何时候，这个市场都有既定的价格。这个既定的价格通常都会是确切而一致的。事实上，这个市场并不是只交易一种同质的商品。这是因为，企业家专业化功能的程度不一样，其所需要的投资资金的类型相应地就不同。当然，就商品的种类和等级而言，信贷市场的价格比其他市场要狭窄一些。市场参与者要么是愿以现行价格购买的人，要么是愿以现行价格出售的人，这两类人由市场撮合配对，其他人不进入市场。在现行价格下，如果待售商品多过待购商品，则价格将下降，反之亦然。价格不断地调整，最终使得供需平衡。

购买者之所以做出进入市场的决策，是因为他判断的投资机会能够获得利润（此人还得有能力为特定的贷款所要求的利率做出保障）。在此情况下，企业家必须对未来进行估计。他必须估计与此决策有关的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借贷者（像其他生产要素的雇用者）如果借入款项是从事常规生产，他既要估计出运用此贷款生产的产品的实际数量，也要估计出届时该产品的销售价格。如果他借款的目的是为了制造新的资本品，[5]
他要从产出的角度评估他投资建设的结果。也就是说，一方面，他得估计新的资本设备投入使用后的实际产出，另一方面他要估计产品的成本和销售价格。对于所有这些情况的估计，他都要加上未来的期限，也就是必需的建设周期加上生产周期。除此之外，我们还需牢记的一点是，建造一座新的工厂，还包括将工厂投入运营，建立广泛的市场联系，以实现购售后的要求。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时间，要远超仅仅建造一座工厂本身所要花费的时间。

在很多方面，对企业家行为实施的专业化要比上述情况走得更远，特别是运用货币形式的剩余消费品建设新的工厂。这个过程可以和建成后运营该工厂相分离。不过，在现实中，情况可能倒不是这样。其中的原因很清楚。要建设一座工厂，在初始阶段所花的时间要长于狭义的建设周期。由于存在（初始阶段和建设阶段）时间上的交叠，要实现这种分离就比较困难。通常的情况是，在建设工厂的工作中，那部分比较机械性的工作往往固定包给别的企业家，也就是所谓的承包商。工厂一经建成就将它出售或出租给别人运营，这种做法并不鲜见。不过，我们很难称之为典型的商业模式。

到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地区分资本和资本品的重要性了。在工商界里，一般认为资本是货币形式的。货币仅仅是交换中介。在投资功能中，货币代表剩余财富，特别是指剩余消费品。这就是自由资本的真正涵义。自由资本处于资本品形成的初始阶段。现有利息理论的混乱之处在于，它没有认识到我们身处发展社会这个关键的事实。新增的净剩余消费品源源不断地通过信贷市场注入投资领域，并转化成资本品。[6]
换句话说，对于进行储蓄的个人或社会阶级，存在剩余消费品；但是，从整个社会角度看，其实并没有剩余消费品。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新增储蓄未用于增加新的资源，因此不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息，也就是作为分配份额的利息。分配份额这个概念对理论经济学家意义重大。可能会有消费贷款的利息。不过，和转化成新资本的贷款相比，消费贷款可以忽略不计。当然，这两种利息都采用利率形式，都根据本金和利息的安全程度进行风险折扣。[7]

利息是使用“自由资本”的报酬。如果使用资本品的人不是所有者本人而是别人，这项报酬就是租金。借贷者通过贷款获得资源，通过资源创造出资本品，通过资本品获得产出。利息显然就是用部分产出所做的支付。当借款者借进这笔贷款时，他想到的是资本品产出的一部分。对他而言，这笔贷款就是资本。我们必须再次将财产性收益和租金区别开来。前者是利用实物实现的实际产出，租金是使用财产的竞争性市场价值。如果出租该项财产，租金是出自财产性收益。如果所有者亲自运营资产，仍需按照公允的租金价值，将财产性收益归属到该项财产。财产性收益应该包括租金加上利润。利润是企业家用其特别的职能获得的业绩报酬。[8]

这三种类型的收入形成了连续的收入序列，与两种形式的利润相联系。就财产实际收益的构成而言，其中一部分是竞争性租金，另一部分是支付给企业家的报酬，是对他承担责任运作财产的回报。同样，租金也分作两份，其中一份是投资（创造投资而牺牲的初始价值），另一份是利润，也就是给企业家的报酬，是对企业家将投资转换成具体商品的回报。

租金和利息之间一项突出的区别，是导致利润理论混乱的特别根源。无论是租金还是利息，两者都表现为比率形式，每元/每年，但是，各自的含义却截然不同。利息是天然的比率，是两个价值之间的比率。由储蓄者转移给企业家的对象表现为价值形式，即一定数量的货币，代表一定价值的剩余消费品。资本的回报同样也是表现为价值形式。如果将租金表述为投资回报，内在关系则恰好颠倒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并不意味着初始投入的价值量，而是财产的销售价值，是依据现行利率资产化后的结果。在发展的社会里，只要存在利息，人们会源源不断地出借资金。价值储备和生产性产品之间的自由交换将会确定后者的价值，该价值等于必须能够产生相同回报的投资。在“心理学派”[9]
之中，有一些学者混淆了资本化现象中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支付利息的信贷所转移的价值储备并不是资本化的结果，而是对当前效用估计的价值。

要理解发展的社会的不确定现象，资本化和财产价值是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需要就其自身做深入讨论。新的生产企业一旦建成，就有望获得收益。相比投入其中资源的竞争性投资回报以及运营的必要成本，如果收益超过前两者的总和，并且根据现行利率折成现值，那么，该企业可以当做财产立即出售，从而收回投资或变现。[10]
结合上面所观察到的事实，人们拥有生产性财富的欲望绝不仅仅是为了消费生产性财富产生的收入。由于可以通过资本化预测未来的收入，这会使企业家开展新风险项目的动机倍增。就算企业所有者无意出售他的企业财产，只考虑运营企业获得收入，然而，作为他回报的一部分，资本价值形成的账面利润也纳入他的盘算之中，而且这部分回报多少独立于收入形式的利润。所谓收入形式的利润是高于竞争性投资回报的收入。

心理学派认为，经济的驱动力仅仅是追逐消费品。这种观点错得简直无以复加。就算是对收入的渴求，也不能归为追逐消费品。对于生活在社会生活必需线边缘的社会或者社会阶级，心理学派的观点倒更接近真实的情况一些。在美国这样的发达社会，所谓的“生存必需标准”也远远超过生理需求、保持健康和身体活力的基本需要。这并不意味着，按最低收入的消费水平，个人真的就能生活。因为，在文明社会里，源于习惯和传统的必需消费同生理需求一样不可或缺。追求传统需要的欲望不同于生理需求。遵守传统的欲望也不同于对食物和安全的需求。对于衣食住行的社会性需求和生理性需求，人们很容易混为一谈。低收入人群的大部分消费甚至都无法获得能称之为消费的满足；从起源和本质上说，这类需求都是社会性的。对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而言，很多需求已经是必需品。但是，在几代人之前，这些需求对我们的祖先完全是闻所未闻，就算是那个时代的富豪贵族也无福享受。

在人生的诸多欲望中，其中有两类欲望，一是追逐财富的欲望，一是追求消费品的欲望。在区分这两类欲望时，我们无意回头去分析所谓的“终极”欲望。不过，观察两者之间的联系，倒不算是不着边际的做法。在将本能心理学应用到经济学时，人们引用的效果适得其反。笔者认为，帕克和其他人列出的本能清单实在是肤浅得很。不过，应该承认的是，相比于传统经济学运用心理学的天真无知，他们的学术研究不乏进步的意义。本能（研究）的方向并没有问题，该项研究尝试将直接的努力追溯到更加基本的动机和冲动上。他们的工作目标明确，但却半途而止。在特定的环境下，以特定的方式行动，人们并没有在本能上如此行动的趋势。至少，在本能之上，我们就是如此行动。对于本能，我们正确地称之为反射的低水平。某人有一些需要，但是，如何满足这些需要，这些知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我们未经教化，只能通过刺激反射，将饥饿的痛苦和吃这个行动联系在一起，而不能通过教育获得有关饮食的知识，那么，我们就连吃什么都会一无所知。对于性行为，道理也一样。很显然，在我们更高级的生活中，我们的欲望和反应当然不限于饮食男女或者原始的快乐-痛苦反应。我们的这些行动都带有目的性，但是，我们的目的往往模糊不清、拐弯抹角。我们明确的欲望和行动往往来自外部环境的建议，或者是对外部建议的重要反应。所有的本能，只要不直接涉及生存（就算是这方面的本能，大多数知识也是来自后天的教育），就能够轻松地互相解释。本能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如果我们广义地加以理解，二者取其一，就能够解释我们绝大多数的行动。唯一有所变化的，是将休息的本能与行动的本能区分开，因为休息仅是一个被动项。

思维与机械行动大相径庭。将两者区分开，这么做理所当然。但是，这种情况仅针对极个别的人。对于真实的本能，[11]
本能理论家还是坚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则。

不管如何解释人性，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有两点。第一点，社会在物质层面的发展，主要是受获取财富的欲望所驱动。第二点，在资本形成中，正是因为存在不确定性，凭借出类拔萃的判断力或绝世好运，一个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财致富。另外，资本化可以通过归并降低不确定性。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那些天生适合或者热衷冒险的人，可以使风险投资专业化运作。一俟工厂建设完成，他们旋即将之售出。通过运作多个风险项目，个人（或一个企业）能够抵消决策失误。我们可以评估企业家展示出能力的客观价值，这能进一步降低特定的风险项目的不确定性误差。

无论是已建成的企业，还是新建的企业，资本化现象照样成立，这一点不言自明。任何财产的现有收益如果发生变化，只要该项收益被认为是可以持久的，就被累积反映到财产价值上。财产价值的变化往往掩盖了收入变化的重要性。资产价值的变化取决于对资产未来收入的预期。这并不需要等待收益变化实际发生，或者与现实收益变化同步。因此，人们会想方设法地去预测那些可以出售之资本品的收益。这种收益的变化，通过资本化的放大效应，会导致资本品的现值出现大幅波动。如果有人低买高卖，他就可以牟取暴利。这就大大刺激了投机行为。当然，追逐收入的动机依然存在。但是，对于那些富豪阶层，相比于从资产价值的变化中谋利，追求资本品收入的动机实在不值一提。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有很多现象金玉其外，但却败絮其里，根源皆出于此。在企业中，有些人掌控企业的大政方针。比起企业外面的人，他们能更好地预测企业未来的收益。显然，他们会利用这种优势大发横财，而不管是否危及他们作为经理人的管理效率。这一点防不胜防。“公司问题”大多源于这种情况。

对财产价值变化的把握，企业经理人显然要优先于外部人士。他们也很容易利用这种优势。他们往往操纵企业的管理和财务政策，从而人为地制造资产价值的变化，这会使问题愈发地雪上加霜。谙熟现代公司史的人一定知道，内部人大捞一票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不强化商业道德规范，并严格执行刑事法律，[12]
很难防范内部人的舞弊行为。内部人从各种舞弊行为中牟取收益，将烂摊子留给受害者和“无辜的股东”，由他们互相攻讦。这些现象严重地威胁到生产机制的效率。这种生产机制建立在私人产权和自由合约的基础之上。还有的内部人操纵企业政策，以期在证券市场大捞一把。这种行为和内部舞弊的动机一样可耻，性质一样恶劣，也是腐败的另一根源。在不确定性主导的世界里，一如在发展的私人产权社会，诚信这样的品质堪比钻石，弥足珍贵。

到目前为止，本章讨论的不确定性仅仅来源于将自由资本（以流通中介表示的剩余消费品）转换成业已熟知的新生产设备。自由资本的形成也面临着不确定性，需要引起一定的关注。我们不考虑储蓄者（不同时是投资者）方面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储蓄方面的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储蓄者自己的意识，不会对社会组织产生很大的客观影响。事实上，对于利息来说，生产企业需要通过利率来预测商业行为。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性的特点相对稳定，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不大，那么，新增储蓄的供给和需求也会相对平稳。如果市场足够大，利率也不会遭遇大起大落。利率的变化会导致财产价值的变化，这方面的影响效果等同于财产收益的变化对财产价值的影响。

对利率变化的解释，会将我们引入经济环境和商业周期的一般理论之中。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深入探讨这两个主题。我们需要指出，迄今为止，现代工业社会表现出波浪式的增长趋势。这样的趋势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发展线性论。人们常常用海滩来比喻这个过程。哪怕偶然一波浪潮，其中都有可能蕴含些微的进步。只是潮起潮落的现象不仅改变了进步的事实，也掩盖了这个事实。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和衰退交替往复，表现出周期性的特点。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周期。至于经济周期到底有多长，我们并不确定。在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往往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新资本的形成与商业银行的货币流通关系甚大。很多与经济周期有关的现象皆源于此。价格水平和利润空间更是依赖于不那么稳定的交换中介。私人控制下的信用货币倾向于扩大至不稳定的状态，甚至会达到一触即溃的边缘。严格意义上的企业经营者们发现，他们被绑在信用扩张的战车上向前呼啸狂奔。这些现象都急剧增加了企业运作的不确定性。不过，对于那些希望靠运筹帷幄或者靠亨通财运而大发横财的人，他们的机会却也因此变得俯拾即是[13]
。

上文描述了不确定性和社会发展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尽管简短而不充分，但也能满足目前的框架性要求。其他的发展因素尽管更为复杂，也更难处理，我们也要像分析资本形成那样，做一个简短的处理。我们会简短地分析人口增长的情况。总的来说，人口增长产生的不确定性尚不足以对社会组织造成显著的影响。如果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新开发土地的速度，人口的长期增长将导致土地价值的上升。这个趋势发轫于工业革命。人口变化的地区差异掩盖了人口的总体变化，后者往往为人所忽略。从总量上看，土地投机的获益要低于投资的竞争性回报，这一点并无疑义，但是很难证明。土地投资（投机）中的突出现象是，对于土地的投资，无论赚钱还是亏损，数额都很巨大，特别是同一家庭持有的房地产历经世代更迭而获得巨大收益的幸运事例。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话题。土地上人口的再分布会导致价值增长率的不同，这也是另一个发展因素。这一类不确定性带来的收益既包含远见卓识，也带有运气成分。这固然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但并不值得太多的评论。人口长期增长带来的另一个现象是，财富的再分配以及个人能力的变化。我们知道，富裕家庭的增长速度显著地低于不太富裕的家庭。对于个人能力，情况也是如此。财富和能力得到遗传的程度各不相同，至少从总体上是如此。这种差异产生的影响相当突出。这些事实既不影响竞争组织的形式，也不影响竞争理论发挥作用，但是，会对竞争机制产生作用的物质对象构成影响，从而使得结果处于变化之中。

前面还提到过的另一个发展因素，那就是自然资源供给的增加。如同“土地”和“资本”的关系，这个主题也不会耽搁我们太长时间。自然财富的新发现可能纯粹是运气。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资源的价值全部都是纯利润。根据资本化的原则，资源价值可以立刻被发现者变现。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对于农业土地来说，人们很容易辨识出不同土地的条件和收益的领先程度。要是耕作这类土地还能获得利润的话，那纯属例外，或者是对一些特殊的牺牲所做的补偿，也就根本不算利润。矿产资源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里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用传统方法来预测稀有金属，可能会招致巨大的损失。对于其他矿藏，如煤、石油、铁矿、铜矿等，笔者不敢谬议，但妄自猜测，寻矿热已然大为降温，意外的收益也甚低于损失。近年来，探寻稀有金属的科学基础有了很大的增强，因此，在总量上，现行的投资回报和正常的竞争性资源投资回报之间的差距要比以前小一些。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需要强调一点，那就是，发现自然资源可以发财致富，如果这一可能性是已知的，发现过程的费用也是已知的，人们会估计，相对于发生成本的成功机会，从而决定投入探寻矿产的资源。这种追求财富的方法变成一般的商业活动，同当期消费品的常规生产并不相同，不管这种生产遵循什么原则。当然，探矿的不确定性程度要比一般的商业活动要大一些。前面提到的应对不确定性的组织工具在这里同样也会派上用场，如大规模操作，在能够扩大预测基础的领域运用保险，对预测条件进行科学探索，控制结果等等。针对相同的基础性的生产资源，从事探测和开发的企业家与静态产业的企业家同场竞价。通过竞争，针对两种用途会形成一致的价格。由于竞争，在整个投资领域，同样产出的成本有相等的趋势。

另一个发展因素会产生异常复杂的不确定性，那就是人类欲望的变化。人类欲望的变化可能是随机发生的，也可能按照多少可以预期的规律变化，有可能是有意为之，也就是说，为了促成变化的发生，人们要花费资源。如果人类欲望的变化发生得出乎预料，对收入和资本价值的干扰必须归为纯利润或损失。只要这些变化可以预见，就不会有利润。只要这些变化的发生是精心使用资源的结果，那么这种行为与经济活动并无二致。能够获得多大的利润，取决于预知行为结果的竞争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欲望与制造产品并没有两样。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观察到的，从因果关系上看，广告、宣传、销售这些能够创造商品需求的行为，本质上和商品本身内含的效用并无区别。

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因素是知识，或者用更广义的术语说是“发明”。在商业领域，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技术和组织方式诸如此类的提升。就知识对象而言，哪些属于发现新的事实，哪些属于事实自身的变化，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很难做出严格的区分。我们可以说，从效果上说，发现新的自然资源，等价于创造出这些资源。但是，对人类的欲望来说，发现新的欲望和创造欲望，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更加模糊不清，也更为形而上学。从实用角度看，发现和创造之间的区别主要看实物相比于发明思想的复制成本。针对某个事实的知识，可以没有成本地在竞争社会的成员之间传播。当然，这类知识也可能不具备这种无成本传播的特点，很多人往往忽略了这个现象。一方面是从他人那里获得某种发明观念，另一方面是从别人那里获得一定的物质，两者的成本也许相同，这个过程总是在某个地方耗费了一定的投入。在一般情况下，假设没有阻力成本，与获得新设备相比，某个竞争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某项生产工艺或流程的新观念。仅仅是好奇心的满足，就足以补偿某人为获得某种观念而付出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成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可能变成负值。

我们之所以探讨新知识，根本原因在于，新知识是提升生产设备的质量、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必要条件。引入新的生产工艺，通常会要求生产要素在形式和属性上做出相应的变化，也要求生产要素之间进行重新组合。最简单的情况是用新瓶装旧酒。就像其他发展因素一样，新知识既可能是偶然产生的，也可能是有计划地运用现有的资源的结果。就算是偶然情况，我们也不能说，对于这方面的变化，我们完全不能预测，或者完全不能对此做出补偿。即使某些事情处于我们的知识或控制以外，如果我们说，在这些事情中，其中一些发生的可能性要超过另一些，这种说法倒不完全算是无稽之谈。我们确实在进行着如此的判断。不管判断的价值所依据的基础有多么的神秘莫测，在大多数情况下，判断的成功率确实要超过失误率。正如之前讨论的发展变化情况，只要能够估计出某项发明的概率，企业家会补充考虑该项发明的影响。这样，该项发明不会导致竞争性的误判，也不会导致企业家成本和收益之间出现偏差。这里说的成本，是企业家为相关生产要素所做的支付；这里说的收益是这些生产要素的产出。估计发明概率的价值自然非常之小，我们可以假设，由偶然的发明形成的干扰所造成的得失大部分相互之间抵消殆尽，这种抵消本身也是偶然为之的结果，而不是精心预计的结果。

如果新知识是精心思考、检查、实验的结果，那么，可以预测的成分当然会大很多。我们估计，这种发明成功的机会的玄奥难解之处一点也不逊色于偶然的发现。不过，我们确实形成这样的估计，而且这样的估计自有其价值，这也是不可或缺的事实。大量的科学和商业研究也是在近似的竞争条件下大规模地开展。针对这些发明研究，商业人士可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出平均的长期结果。他们随后调整此领域的资源，使得资源配置在某一点达到平衡。在这一点上，对同样的资源，在该领域的收益与在一般竞争市场的收益近似相等。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结果可以预测，获得新知识的投资会调整至一般的竞争水平上，也就是说，实现的价值等同于成本，从而消除了利润。

新发明一经获得，就能以极低的成本无限复制。这个特点使问题愈加错综复杂。为应对这个问题，发明者往往采取特别的措施，将他发明的成果的使用限制在自己的业务里。对于一些领域的发明，政府可以认可它们对社会的价值，并通过法律予以保护。在其他情况下，一般采用人为的保密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有直接的办法阻止发明的传播。发明能够获得利润的周期仅限于竞争者复制发明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领域，商业研究无疑会非常地稀少。就算是法律保护，也只会在有限的时间内生效。发明的秘密也不可能永久地得到保持。如果发明已经人人皆知，它很有可能成为免费品，就像生产中其他的丰裕要素一样。从实际的经济意义上说，它不再是生产要素。

新发明的成果之一是能够极大地提升物质的或人力的有限的生产要素之价值。如果这种要素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通过购入这部分财产，发明者可以永久地保有他发明的部分价值。如果收益包含在可复制的财产中，而增加这种财产的供给需要一定的时间，他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延长他的差异化收益。像专业化人力服务这种情况，通过签订长期的合同，也可以使扩散卓越的生产方法的速度变得迟缓甚至停滞。正如我们在垄断的讨论中观察到的，这种情况到底是发明或工艺的垄断，还是有限资源的垄断，其实无关宏旨。同样，发明很可能招致损失。这些损失也将落在专业化人力或设备之上。

通过提升生产工艺的方法，能够获得持久的收入。讨论实现这种收入的条件，我们自然会考虑一般的经济阻力及其对立面，也就是移动。我们已经考察过“动态”利润理论的观点。该理论认为，利润是发展变化的产物。该理论特别重视对经济阻力现象的分析。[14]
该理论认为，阻力是产生利润的必要条件。如果不存在阻力，利润消失的速度会和它出现的速度一样快。社会克服经济阻力的速度有多快，利润就会以同样的速度从企业家手上漏出，从而扩散到整个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在使用“阻力”一词时，该理论“万金油”式的用法令人无法接受。如果要用阻力来解释利润，这个术语应该能够涵盖阻碍生产活动变化和调整的一切形式。要想通过消除阻力去除利润，不仅需要有完全市场、完全竞争、无成本迁徙，还要加上一点假设，即人们无需花费时间或精力，就能改变资本设备的形式，更不要说自然资源和现存的劳动力。如果这些都能实现，任何生产性的努力都显得多余。也许，我们需要区分以下三种变化。一是仅向周边迁徙，二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重组，三是各种事物形式上的重大变化。显然，第三种变化并不属于克服“阻力”这一类。产品（或生产要素）的空间转移同样如此。这个过程也属于生产性转换。毫无疑问，从广义上说，绝大部分生产行为都可以称之为运输。

我们有必要将阻力问题置于不同的生产成本之下，然后研究导致调整滞缓的力量。这里所说的调整是，根据生产要素的贡献价值，调整对于该要素的支出成本。首当其冲的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调整是，引入新的工艺方法后，无论在形式和位置上，生产要素的价值都保持不变。一项新的发明会增加某些要素的贡献价值，从而减少另一些要素的贡献价值。这些要素市场价格的变化，要明显地滞后于企业家对价格的变化的推测。通过一定期限的合约，企业家以固定的价格雇用这些要素，以防它们出现骤变。在合约期内，企业家运用这些要素，既可能获得收益，也可能遭受损失。

即使没有引入有期限的合约，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可能会滞后。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就是相对于商品价格的生产成本。从总量上说，生产成本由商品的价格决定，并反映商品的价格。竞争的力量能够使商品的价值归属到生产要素上。但是，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造成滞后的主要原因是，获得知识的难度和不确定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企业家都需要花一些时间来了解事实的真相。对事实的了解，大多数人仅能做到蜻蜓点水一般，而且会经历缓慢的不断试错的过程。一般说来，人们不可能提前就能算出结果。任何人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才能发现生产价值和使用资源之间的确切关系，并找到调整至理想状态的方法。在此时间内，企业家的成本和回报之间必定存在诸多偏差，也就是诸多出现利润或是亏损的机会。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引入新工艺后，会对正在生产的产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般的影响趋势是，降低大部分产品的价格，但一般不会全部都降。当价格变化时，手上有产品的人会遭受损失。所谓手上有产品，不仅仅是指在新发明引入那一刻起就拥有那种产品，因为价格的变化可能会滞后一些。价值的损失取决于诸多因素，如相对于旧产品，新产品的领先程度、新旧产品之间的差异程度、旧产品通过新工艺转化的可能性和成本等。

只要物质生产资源不是不可再生的，寿命是有限的，形式上是可变的，那么，它们大致也可以置于生产产品的名目下。我们知道，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区别的大小取决于构成要素的性质。从一个极端说，资本就是正在生产的产品。从另一极端说，“土地”包含了一些要素，这些要素的供给是严格给定的，地段价值最接近理论上的有限供给。我们先分析土地的极端情况。只要一片土地的收入能够得到正确的调整，针对土地收入的变化进行土地资本化，会导致该片土地的价值可能增值，也可能贬值。对于一般的资本设备，我们必须根据要素的寿命、概率和成本，包括所需的时间，做出相应的补偿，以适应新的形势。所谓的适应，还包括地点的变化和形式的改变。就算某项发明是革命性的，会使现有的工厂设备在现有的形式下一无用处，却也不会完全毁掉它们的价值。就算在最坏的情况下，通过某些物资设备的再利用，最初投资的自由资本也可收回部分价值。

劳动者的情况有所不同。从经济组织的视角看，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工资调整滞后于劳动实际的新价值。劳动者专业技能价值的变化只体现在个人身上，不能够进行资本化处理。劳动者能否重新适应，情况等同于物资设备的适应。不过，这仍是个人的经济问题，对企业家没有影响。劳动者在调整适应方面的特殊性，是导致个人经济不平等和步履维艰的根源之一。劳动者历经艰辛获得知识，百炼成钢获得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都有可能变得一无用处。劳动者头上一直悬着贫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劳动者的身家系于冷酷无情的市场法则，这的确令人欷歔慨叹。不过，在我们目前所做的此类研究中，我们不可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1]
当然，很多例子的情况正好相反。通过签订合约，销售价格提前就能知道，成本支出反而是不确定的。

[2]
当然，一小部分资本财富来源于某类特殊的储蓄所做的短暂投资。这类储蓄稍后会收回和消费掉。对于这种类型的消费品剩余，在用它们进行生产时，人们包含着什么样的动机，这已经超出本书研究的范围。不过，笔者还是要说，比之鸦片有“使人安然入眠的优点”这样的命题，占有或者积累的“本能”理论的学术性甚至还不如前者。前者至少还是一种真正的财产或者对待某件事的行为模式。而人类的积累行为不算是一种特别的反应，只是能在一般的人类行为中可以发现的同样之趋势的表现。对“创造性”冲动的反驳其理一也。格罗斯、普雷尔、库利认为“快乐就是理由”。其他经济学家似乎认为，满足作为生命机器的有机体直接的和理性的需要并不是对行为最好的描述。将无法区分、没有背后动力（undirected）的趋势滥用为“本能”，只会徒增混乱。

[3]
参见第5章。该章第二个假设提到了财产。这种财产的销售价值决定或产生的“资本化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息。这个比率是由“时间偏好”的“心理”认识决定的。这种心理认识迥异于现代社会决定利率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会进一步细致地分析这些力量。

[4]
特别为陶西格正确地继承。参见《工资和资本》，还可参见《经济学原理》，第38-40章。

[5]
通过借贷来购买业已存在的生产性设备（土地或其他设备），这种做法显然不会给资本的供给和需求造成影响，所以也不会影响利率。

[6]
从利息理论最终长期处理的观点，这样的转换通常不绝对不可逆，这点非常重要。通常，这个过程可以逆转，通过对维护不力的资本品，将资本回收，财富以消费品的形式回收，回收的速度快慢不等，效率高低不一。

[7]
参见第4章。在静态情况下，我们讨论了使用财产可能会出现利息。在第5章，在没有不确定性的发展社会，我们有过类似的讨论。

[8]
作为一个阶级，或者平均来说，企业家是否保证获得他们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的报酬，也就是说，只为他们的工作以及使用他们的财产的所付的报酬，我们会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9]
时间偏好，或者对未来的打折，其他地方已经对这两个问题做过充分的解释。这个问题除了决定新资本的供给（储蓄比率），与利率毫无关系。在任何较短的时期内，相比于之前已经做出的总投资，更严格地说，和保持某种程度的流动性的部分相比，这段时期的投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于市场对资本的总需求，也同样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在长周期下，时间偏好才会有显著的间接影响。

[10]
必须对永久性收入的不确定性补上差额。

[11]
笔者认为，对人类行为的学术解释正确的路线，下面几本书表述得非常好，《方法论入门》（托马斯教授著）、托马斯和Czaniecki合著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夫》。托马斯教授在分析时用的“价值”（社会习惯、传统或者道德）和“态度”，个人对现存价值对批评态度以及倾向于不断变革和重建后者。他的观点和图夫斯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在他的论文《论道德生活》中，在题为创造性智慧的一章中给出了更通用的术语。

[12]
凡勃伦（《商业企业理论》）提到这类商业行为的诸多表现。经济学家忽略这一点很不应该。不过，凡勃伦声称，通过对商业安排的生产波动进行舞弊而获益，这对于现代商业生活司空见惯或者是根本特性的，这个观点当然是异想天开。达文波特不仅全盘接受凡勃伦的观点，甚至有走得更远的苗头，他认为现代经济社会通过相互掠夺能够获得双羸。

[13]
达文波特（《企业经济学》）强调指出，利率的短期变化是因为银行信贷的供给发生了变化。我们将会对他进行批判，因为他没有讲清楚，长期问题的处理路线完全不一样。也可参阅，默尔顿，“商业银行和资本形成”，《政治经济学杂志》，1918年，第484页起、第638页起、第705页起、第849页起。

[14]
参见第2章。

第12章　不确定性和利润的社会问题

不确定性是人生的基本事实之一。不确定性也是商业决策不能根除的因素，其他领域也概莫能外。我们已经知道，有很多种方法可以降低不确定性。首先，通过科学研究，加上必要数据的积累和研究，我们能够增加对于未来的知识。这些做法都需要花费成本，需要将资源从其他用途中转移过来，消耗在此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多种形式的大规模的组织来降低不确定性。这种做法也要付出成本，而且不仅仅是资源消耗方面的成本。任何组织的任何计划，都意味着个人自由的损失。这种损失会影响大多数人。当然，通过权力集中，一小部分人能够大权独揽，纵横捭阖。对他们来说，不确定性有百利而无一害。

第三种方法，是增加对未来的控制，这同样需要花费成本。这种控制包括两类成本，一类是实际成本，另一类是组织过程中招致的人员损失。最后一种方法是延缓前进的步伐。这种方法可以近乎无限地降低不确定性。除了前面的两种成本，这种方法还会带来直接的损失。

不管采用哪种方法，我们都会面对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不确定性的危害问题，也就是说，不确定性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为了降低不确定性，我们在其他方面能够付出多大的牺牲。如同所有的经济问题一样，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仍根据相对重要性递减原理，来解决替代行为的配置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用来降低不确定性，而不用于其他用途。问题是我们能走多远。使用资源降低不确定性的活动本身却带有最大的不确定性。这使降低不确定性的问题更为复杂。如果我们对一般的商业活动的结果心存狐疑，对于前面列举过的增加知识和控制的各自手段，我们对为此花钱而产生的结果更加不能确定。

和降低不确定性同等重要的是不确定性的分布问题。这个问题再次提出一个同样关键的论点。这一次，我们是从个人角度而不是整个社会角度来看待降低不确定性的内在欲望。如何平均分担不确定性的重负，集中或者专业化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个人对不确定性的态度。特别是，随着个人面对不确定性的不断增加，个人厌恶感的不断增加，负效用递增曲线越陡峭，我们越愿意相对分散不确定性的负担。高“风险”显然令人难以忍受。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或生活的最低要求笼罩在风险的阴影之下。不过，每个人对这个事实的认识程度实有天壤之别，这一点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已经注意到，认为旨在降低不确定性的行动都是明智无谬的，这种观点多少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依然认为，不管我们多么理智、多么冷静、多么深思熟虑，那种完全没有不确定性或者不确定性几乎消除殆尽的生活对我们没有丝毫的吸引力。

从总体上降低不确定性的绝对量以及分散不确定性，这两者之间联系密切。这是因为，大部分减少不确定性的方法，要么是影响不确定性的集中程度，要么是影响分散程度。对于这一点，再将两者合二为一，这样的做法既没有可能，也不值得。

做出决策，并承担决策后果，自由企业将这两种责任集于一身。我们不怕重复这个结论。与其他任何可能的替代方案相比，责任集中这个事实及其产生的结果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做出严格而细致的探索。分析伊始，我们不会对大规模企业提出问题。如果我们想要大型企业在效率上具有优势，我们就必须假设，企业经营权要在相应的程度上做到控制集中。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这并不意味着责任的集中。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人类行动，甚至最纯粹的常规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方式表现出前瞻的特点，也包括应对无法预期的形势，并做出决策。但是，这些决策并不必然包括责任。自由企业的突出特点就是，较低层的责任转移到上级管理者，该管理者负责挑选该岗位的人选，并在下级岗位出现例外的情况下，对偶然出现的问题做出回答。这两个功能不可分离。自由企业的最终责任主要包括，挑选一个人或极少数几个人，是他们来“组织”企业。但是，最高权力通常并不直接控制企业的大政方针。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固定工资外，企业高管还有直接股权。组织层级往下走，从承担责任这个意义上说，下属的绩效结果必须达到上司的预期，否则，他们就会丢掉自己的职位。

在当前的经济系统中，最终责任几乎总是与企业财产所有权中“处于风险”的那部分相伴相生。“风险”分散和控制的方式千变万化，但是总体趋势是明确无误的。低层级的劳动者几乎不承担什么风险，相应地，他们也没有多少控制权。对于较高级别的劳动者以及借入资本者，情况也差不太多。我们必须牢记，承担风险和担负责任的控制两者不可分离。既然对要素服务的报酬取决于企业的成功运作，为了使要素的使用与相机而定的报酬相一致，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会做出判断，对企业行使权力。不过，更大一部分的不确定以及能力是建立在特定财产的所有权基础上的。借助这部分财产，企业家向企业使用的其他财产和劳动的合约收入做出保障。[1]

对于责任和控制，我们不会探讨所有可能的实际安排。我们的讨论只限定在不确定性集中的一般问题上。我们需要记住，针对责任所做的实际假设，假设的基础要么是财产所有权，要么是未来人力生产力的留置权，而且事实上主要是以前者为基础。另一个初步假设是，在一定意义上，最终控制权是在消费者手上。但是，既然经济组织采用了自由企业的形式，这种控制是在这个事实之后得以实施的。我们所关心的责任是，在生产过程中最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假设，组织当中的企业家制度，加上为市场而非为个人生产的机制，以及经营权的集中，这些制度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它们要比其他自由合约制度更为优越，或者给各方带来的满意程度更高。我们首先要简要地探讨自由合约的意义。

除了“原因”一词和它的同义词，我们很难找到比“自由”一词滥用得更厉害的词汇了。在政治学中，我们找不到比“自由”与“自由合约”[2]
更令人吃惊的混淆了。自由指的是也应该是某人可能的选择范围，广义上与“能力（power）”更接近同义。另一方面，自由合约仅仅意味着，对于支配“自己的所有物”不存在正式的限制。事实上，从能力角度说，自由合约指要求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欲望与理想相符合。从这种意义上看，自由合约正处于自由的对立面。自由合约有什么样的内容，完全取决于某人拥有什么。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权的主要内涵是控制权与收益权的组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一个基于纯粹的自由合约的社会制度下，所有权和控制权这两个概念可以互换，[3]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形式的控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这个社会里，需要有某种类型的政府（state，即某个行政机构）来维护这种制度。但是，政府的功能也仅限于确保合约的执行，并防止合约以外的关系。行政机构之所以必需，是因为合约双方并非总是同时执行合约，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掠夺现象。也就是说，在自由合约制度下，政府的作用是将人类关系严格限定在相互自愿的范畴之内，也就是仅限于合约关系。我们再重复一遍，在这种制度下，一无所有的人将无法生存，除非他能忍饥挨饿，或者接受有产者的恩赐。任何人拥有多大的自由，取决于他有多少所有权。

在最简单的条件下，一个人拥有什么取决于三大因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他赤条条来这个世界时他拥有什么，也就是他从上辈那里继承了什么。这是纯粹的状态（status）问题。梅恩将身价和合约的差别描述为个人地位和状态，这在本质上是荒谬不经的。所有的自由合约都意味着，通过与另一方的自愿协议，这样的状态是可以改变的，而只要一方不同意，状态就不能改变。所有权的第二个因素是，（现在的所有权）之前签订合约的结果。能否通过相互自愿的协议改变状态，取决于某人签订协议时的状态，即他拥有什么，最终取决于他最初拥有什么。所有权的第三个因素或当前的状态是，针对过去的所有物，通过自愿和独自使用或者转换导致的变化结果。很显然，这个因素是初始状态或者初始拥有物产生变化的问题。在一个纯粹的自由合约制度下，没有产权就没有权力（控制）。只有产权（实际状态）的变化与自由选择相联系。选择的广度完全取决于之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最终取决于个人进入合约系统的初始状态。

通过签订合约以及采取经济行动，对某人业已拥有的财产或能力做出生产性的转化，以此增加所有权。以上的各因素都假设人们均会理智地采取上述行动。人类所有的设计和行为充满着不确定性。因此，针对所有权，我们必须加上第四个因素，运气的结果。进一步说，我们仍假设，个人之间的合约和行动完全独立，而且不受外部干涉。在现实世界中，受合约影响的利益绝不可能全部体现在协议中。这是对自由合约假设真正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将人类关系全部限定在相互自愿的范畴内。我们要考虑像处心积虑的掠夺这样的情况。

这个现象如此突出，以至于在实践中没有人鼓吹绝对的自由合约，也不会有人认为，全部的社会行为只是为了防止非合约关系的出现。毫无疑问，政府会在诸多方面限制自由合约，并鼓励其他类型的协议。政府对私人“财产”征收一定比例的税负，从而改变所有权。这种做法本身无可非议。这种对于私有产权的调整，其影响范围迅速扩大。这样，鼓吹政府加自由放任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现实基础。

所有权可能的对象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类别：一是个人内在的能力；二是物质财产。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在任何形式或者任何程度上，如果个人对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所有权，他就是一个奴隶，是其他外部主体的财产，这种情况不在我们讨论的系统之内。现代社会绝对承认，每一个成年人的能力都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只要此人没到极度不正常或者无能的地步。这一点放之四海而皆准，只对一些总体情况有所限制。其他制度很难确保个人的能力得到有效的使用，因此，现实的问题仅与物质财产的所有权有关。[4]
人们夸大了两大分类区别的重要意义。仅就这两者之间的自然区别而言，我们很难（就算不是不可能）从因果关系上发现两者对价格理论和经济组织或者道德立场的影响。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拥有某个人的需求条件、供给条件以及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两者非常相似。差异之处更多的是人为造成的或是源于传统的。但是，如果从与生产和消费有关的人性利益看，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自身的所有权要高于对外部对象的所有权。但是，当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获得和使用物质财产来维持生活时，这种区别必将逐渐淡化。认识到这个事实，我们就能够理解，社会对于“财产”态度的狂热和变化（狭义的财产）。

对于个人能力的所有权和物质财产的所有权两者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将导致不确定的甚至相反的结果。我们探讨的起点源自我们对企业的研究，也就是说，在对企业的控制不存在干扰的条件下，自由放任将导致最终的企业家职能将落在财产所有者手中，而非是人力资源所有者即工人手中。之所以如此，明显的原因是，商业风险项目损失的机会很大，当然高收益的机会也不小。在此情况下，只有财产才能提供防止净损失的保障。乍看起来，这个事实似乎为劳动和财产要素之间的另一种区别提供了基础。也就是说，劳动者仅仅是在企业中得到使用，而财产在企业中则被耗尽。劳动服务只是在生产中消耗，而物质财产则在生产中被破坏掉。

我们加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可能情况应该如此，但实际却非如此，也不可能如此。第一种情况是，劳动者受损害和损失的风险，很可能和财产所有者的同样巨大。对于财产而言，所有者仅损失生产能力。但是，劳动者牺牲了健康、肢体甚至生命，这种情况要残酷得多。社会逐渐认识到这种情况。所以，社会不断地通过立法，将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遭遇的经济价值损失转移给企业，再依次转移给产品的消费者。劳动者还有一种风险，就是专业技能和培训的损失。这种风险与特定的行业有关。培训的成本主要由工人承担。如果企业证明不能盈利，由此形成的培训损失自然全部落在工人身上。比起财产所有者遭遇的风险，这种“风险”似乎要大很多。但是，此类风险并没有赋予工人对企业的控制权。风险的承担者也不能通过竞争性自由合约（所知其详）获得合理的补偿。还需要补充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工人的风险的实际价值取决于企业的管理水平。管理却是物质财产所有者的事。

对于这种状态唯一明显的解释，要诉诸“人类心理学的事实”。“财物”的所有者如果没有足够的保障，要他相信别人控制的“事情”当属困难。而某人如果身无长物，面对可能的经济损失，哪怕要他提供最少的保障亦属不能。对于这两种情况，前者愿意相信别人的程度要低于后者[5]
。

显然，进行生产而不引发以下两种不确定性，这是不可能的。第一种不确定性是结果的不确定性；第二种不确定性是，对于使用人力的和物质的生产手段，它们保持不变的不确定性。生产要先于消费展开，而且需要耗费时间。在本次生产周期之内，对于之前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保持不变。而且，这些产品必须为它们的所有者提前预订。所有者并不一定将产品一直置于危险的境地，在整个生产过程完成之前，实际生产者也不必定就提前拿到他们全部的薪酬。但是，这却是自由合约下的运作之道。这些产品也并不一定非要为任何个人所拥有。我们接下来会讨论这一点。如果设备是私人拥有，那么设备可能的损失应该由有设备可损失的人来承担。对于物质的或人力的所有者，从纯经济的角度看，个人所有者的永久损失并没有实际约定。在“简单明了的自然自由合约系统下”，经济就是如此运作的。现在，我们必须简要地分析自由合约更重要的社会意义。

没有显著的迹象表明，自由合约是社会理性组织制定政策、精心选择的产物。系统的延续是一个问题，如哪些要从其优点讨论，哪些需要通过讨论最终决定。为了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排除和延后讨论个人的自我所有权。我们仅将讨论限定在物质生产性产品的所有权上。这类所有权既包括个人财产，也包含社会财产。讨论伊始，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区分社会组织两种不同的利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这两种利益是相互对立的。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认为，社会组织是“欲望”满足的机制。我们假设，组织的欲望清晰而明确，组织致力于采取行动，遵守相对效用递减原则。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一以贯之地强调该观点的局限性。但是，如果我们要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就必须从纯粹和孤立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另外的利益是渴望自由，追求权力，同时建立高质量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显著的利益。正是第二种利益，或直接或间接，最终废除了奴隶制，建立了自我的所有权。

假设可以将社会视作欲望满足的机器，而且可以应用效率测试法。那么，如果人们为决策结果的正确或失误承担责任，他们做出决策、实施控制的效率更高，自由的企业制度必然是合理的。就算财产社会化，我们仍然必须将决策的功能集中。但是，该项功能远远超出了常规任务，而且报酬与决策结果没有关联。回顾我们先前的讨论，这里出现了一个困难，我们必须小心地加以澄清。有两件事情将会明确发生。一是将自己的资源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企业；二是企业将会转变成由职业经理人控制的公众公司。在第一种情况下，变化的性质非常清楚。对于由职业经理人控制的公司，情况要模糊一些。这里的变化是，用某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方式来取代股东。从表面上看，直接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说决策者地位没有太大的变化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大型企业和政治民主之间的相似性与日俱增，这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强有力的论点。运用这个论点，他们反驳私有制变成公有制后效率会缺失。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样的事实，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被夸大了。对企业和政治组织来说，这两个主体的动机完全不同。对于一些大型企业，咬住它们庞大的股东数量不放，这种做法显然带有误导性。大多数股东并没有把自己视作企业的所有者。别人也没有把他们看做是企业的所有者。从形式上看，他们是股东。但是，从实质上说，他们仅仅是债权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企业内部的成员，都把这个事实视为当然。大公司实际上是被一小群人拥有和管理的。对于各自的性格和动机，他们相互之间都知根知底。他们也了解各自对政策的容忍底限。因此，社会主义政府的职业经理人，不管是由行政上司任命的，或者经由其他民主方式选出的，和现今企业的总经理和经理相比，他们所处的位置非常不同。很显然，他们不会如此直接地向最终企业家负责。这里所说的最终企业家，实际上就是社会。他们现在真正直接负责的最终企业家即该企业的实际所有者，也就是企业的“内部人”小团体。

公众取代小团体所有者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不可避免的主要变化是企业的规模。合作生产难以逾越的困难，使得个人感觉生产的结果取决于他的行动。大规模生产则使个人感觉到迷失无助，无足轻重。政治民主当然也遭遇同样的困难。我们可以相信，在一定的政治领域，对该问题的解决正在取得相当的进展。当然，在这些领域，决策的重要性相对弱一些，可以选择的替代方案也不关乎要害。通过一代一代的政治民主，有可能训练出个人来承担责任，这将使产业民主更加可行。

不过，这却是极其肤浅的观点。实际上，这是我们如何看待大量的财产所有者的问题，也是我们如何看待产业服务于大众的问题。现在，财产所有者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功能体。私有产权是一种社会制度。社会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或废除私有产权。社会在多长的时间内保留这种制度取决于以下事实：相比于其他社会要素的承诺，产权所有者是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利益。当然，关于自然权利，有很多道德层面的空话。这些空话神化过去的制度，会导致社会倒行逆施。但是，最终，也就是在不远的将来，大多数人民的想法会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式多少会有些冷血。如果我们通过集中的私有产权，获得了比某种民主制度更高的管理效率，主要的原因在于，当人们觉得自己不像政府官员那样为别人办事，而是为了自己而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体现个性价值时，他们会更加深思熟虑于自己的工作。

同样是这些人，如果不是有意识就是下意识地，他们“从内心深处”知道，他们是民主制的代表。他们会因为社会对他们的信任，而最终对民主负责。有钱有势的商人如此披星戴月地辛勤工作，他们追求的“个人利益”，已经不是为了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商品。他们为生产而消费，超过了为消费而生产。他们真正的动机，是渴望出类拔萃，是渴望在比赛中战而胜之，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发明的最伟大也最具魅力的比赛，甚至连政治和战争也难与匹敌。

我们立刻可以想到，同样根本的动机对经济民主秩序依然有效。在民主制度中，政治机制和政治智慧应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处于承担责任的位置的人，能够真正感受到，他的职位稳固与否，只取决于他能否胜任这一职位。这主要不是薪酬的问题，虽然从经济角度说，这些人应该生活得相当优越。这也是政治民主官员期待的，就算他充满爱国情操和服务公众的精神。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睿智地遴选这种承担责任的官员，严格地根据他们的业绩决定他们的升迁，并“放手”让他们发展自己的事业。如果我们想要经济民主成为现实，就必须学习这一课。如果我们用经济民主取代商业竞争（商业竞争当然也不是善男信女、请客吃饭），不断上演的政治煽动游戏、官场“恶棍当道”的潜规则都将大行其道，最终的后果只会是灾难性的。

在离开这个主题之前，我们需要指出另一个有关行政官员的有趣的误解。一般认为，职业经理人在处置属于别人的资源时，不会比该资源的所有者更用心。这个观点并没有体现出对人性的洞察力，也与我们观察的事实不符。官僚体制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官员的莽撞草率，而恰好相反。只要官员们还没有堕入欺诈和腐败的泥潭，他们一般都会表现出“安全第一”的极端保守趋势。一般情况下，由政治来控制经济生活，可能招致巨大危险。这种危险并不是对社会资源肆无忌惮的浪费，而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以及经济生活的死气沉沉。这才是我们所担心的。

上述观点自然而然引到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风险和利润时多次提到。私人企业家真的厌恶风险和不确定性吗？他们也秉持“安全第一”的原则吗？将承受风险及利润尽可能降到最低，这个趋势导致的社会成本正是不确定性问题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却并不那么为人所熟知。

传统观点认为，承受风险是令人不快的行为，利润是对承受这种“负担”的“补偿”。企业家自己是这么想的[6]
，经济学者的观点与之不谋而合。威列特[7]
认为，社会对承受风险的代价予以补偿，对于存在风险的生产，补偿的方式是提高商品的价格，否则人们就不愿意从事有风险的职业，该行业的产品供给就会相应地减少。罗斯[8]
也认为，风险是令人不快的，因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海恩斯[9]
更看重风险阻碍生产的影响，他引用了安德鲁[10]
的观点。其他作家不太愿意对承受的风险进行总结和分类或直接反对这一观点。曼戈尔特[11]
认为，大多数投机活动赔本要多于获益，因而声名狼藉。他相信，对于在安逸的环境中的企业确是如此。要这些企业从事风险项目，需要有合理的补偿。泰勒教授[12]
略带谨慎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坚持认为，为了补偿实际损失，需要投入一定量的保险基金，企业家获得的利润无论大于或者小于该基金数量，皆有可能。他认为可能的情况是，对较小的风险，企业家获得的利润要大于保险基金，而对于较大的风险，企业家获得的利润要比保险基金小得多。他最后得出结论，对于有风险的商品和劳务，社会会付更高的价格。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避免一些思维上的混乱。首先，认为利润是对承担风险的补偿或者诱因，这个观点并不正确。利润只有在将来才能实现。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利润是不确定的。因此，是对利润的预期或估计概率[13]
“推动人们的意志”（泰勒语）。实际的利润及个人对风险的厌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对此我们无法肯定。从社会利润总量的角度看，有关的问题是，究竟是否存在承担风险的分配份额？作为一个阶层，全体企业家是否均获得盈利或者遭受损失（当然是指净利润或者“纯”利润，即扣除所有生产要素补偿后的剩余）？

让我们认真地回忆一下商人追逐利润的精确形势。他提前想好要生产出什么产品，需要使用哪些生产要素，然后通过合约提前购入生产要素。就像购入一般商品一样，作为个别商人，他面对的价格是固定的，他根据既定的价格购入生产要素。所有购买者在总体上的竞争将使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到某一点，在这一点上，现存的供给在市场上全部出清。我们知道，在任何时候，生产要素的价格就是企业家的生产成本。在完全竞争下，这个价格代表着企业家预期他产品的销售价值。相比早先预期的价格，企业家的收入是在后期实现的实际收入。作为一个阶层，相对于他们的风险偏好，企业家如果低估了他们业务的前景，他们就会赚钱。反之，如果他们高估了业务前景（考虑到他们采取行动的信心程度），从总体上看，他们会遭受损失。如果他们总体估计正确，那么，他们不赚不赔。如果他们的估计纯属运气，赚钱赔钱两个方向的变化将会相等，平均准确水平以及总体利润水平都将是零。然而，如果没有正确的利润理论，就难以得出这个结论。[14]

有人认为，企业不可能在总体上遭受净损失。但是，稍作考虑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如果社会组织有序，企业家几乎总是财产的所有者，也必然是某种形式的生产能力的所有者。企业家有可能损失超过收益。两者之间的差异，等于企业家能力之外的某些能力应得的收入。真正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阶层，与个人生产服务或者投入企业财产的一般竞争性回报率相比，企业家的平均回报究竟是高还是低？

如果仅仅借助于归纳分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给出任何具体的答案。在统计学形式上，我们可以找到证据，来证明净结果是损失这个结论。但是，这种证明并不是决定性的。[15]
在先验的基础上讨论这种情况，如果除了可能的事实，我们并不想得出任何观点，这么做也许是没有办法的方法。笔者强烈认为，作为一个整体，商业企业会遭受到损失。我们熟悉这种情况的心理学事实。我们在前面也提及了一些这样的事实。人们在购买彩票和进行赌博时的行为是最为突出的事实。亚当·斯密指出，人性倾向于夸大以小搏大的价值。西尼尔[16]
认为，人们的想象夸大了收益和损失的概率。坎南[17]
认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风险特别巨大的或者特别安全的投资才别具魅力。普通风险如果收益太小，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因而实际回报要高一些。卡弗教授[18]
认为，商业风险居于支配性的特性有三个方面：第一，风险不算很大，但是可能的损失要大于可能的收益。第二，此类风险对于天生带有赌性的人的吸引力为负。第三，利润为正值。如果对风险投资全部的未来收益进行资本化，将其转换成现期财富，这种观点看上去非常令人怀疑。我们希望强调的一点是，这些“风险”与外部的客观概率没有什么关系，而只与个人把握机会的判断和执行能力的价值有关。亚当·斯密和曼戈尔特都观察到，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好运有着非理性的超强信心。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能力自信满满，并只拿自己大赌一把时，这种信心还会倍增。对于商人阶层来说，这个特点尤为突出。他们既不左思右想，也无举棋不定；他们精力充沛、乐观开朗，对自己及自己的事业信心百倍。

这种考虑会增加对竞争状况的刺激，对竞争者持续增加压力，正如在拍卖中，拍卖品往往价超所值。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性的固执，对于有着布尔乔亚心理的人来说，这一点尤为明显。人们刚开始从事风险投资时，可能会很胆怯谨慎。如果一旦进入，他就会坚持到底。生产要素最主要的叫价者是既有的企业家。我们还要考虑到企业家声誉和当老板的满足感。这些声誉和感觉的代价在一定水平上也是固定的，一般高于实际情况。统计数字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对企业家纯利润的讨论，我们就说这么多了。我们已经强调，利润和归属收入从未被正确地分离开。没有哪种收入是纯粹的利润，也没有不包含利润要素的收入。最显著也最令人熟识的莫过于利润和利息的联系了。我们不可能辨识所谓的“纯利息”。普通利息包含了“风险贴水”的因素。工资也包括一定的可变因素，可以解释为对不确定性的回报。这一点的真实性并不稍逊。职业人士的收入就是明显的例子。人们之所以进入这一职业，主要是因为，这些职业虽然成功的机会较小，但成功后名利双收，这样的诱惑要大于普通的职业。亚当·斯密确信，如果某项职位有机会升至高位、或者获得高薪，就算机会很小，比起那些收入平平的职业，该职位的平均回报要稍低一些。常识不断证实他洞见。在这类例子中，这就是承担风险的反向贴水。

对于大多数劳动的情况，存在概率因素的可能性相对很少。对于劳动的概率因素，我们最好将之视为对于特殊知识和技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直接的努力。如果斯密的理论是合理的，在每种情况下，承担风险反倒不是令人厌恶的。相对于那些收入一成不变的工作，人们更愿意做那些平均收入低一些但更富于变化的工作（或获得工作的能力）。对于地主而言，他出租土地时，不会有实际损失的风险，也不太可能收不到合约规定的地租。至于出借资本的情况，对于本金和利息损失的风险，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确定回报率的风险要素。我们很难得出纯利率的确切的涵义。对于高过纯利率水平以上的合约利率，通过保险基金来防止损失，这种做法将会徒劳无功。合约规定的利息、返还本金的实际收入，这两项平均下来是否等于纯利率加初始本金，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不可能有什么结论。

从社会政策角度看，我们需要提出两个问题。首先，假设“社会”是一个农夫，他最感兴趣的是，尽可能节省地完成工作。前面的分析似乎表明，从纯生产效率的角度看，考虑到所有竞争性因素，最好让个人来承担风险。从社会和人性的实际考虑，这个人不仅不会为他的服务要求什么，而且会为给他这样的机会而付出些什么。我们必须记住，对于财产，他确实不必承担风险。现在的问题是，要让他觉得他是在承担风险，因为财产“确实”总是社会的，是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的。对所有权的幻觉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的可能性和现状是否是社会给管理层奖以物质财富的原因，这一点尚不清楚。所有的问题都涉及人类动机。除非我们知道个人和社会的真实欲望，否则我们只能作出否定的判断。我们在考虑管理水平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实现管理水平的成本。但是，我们已经说过，所有值得讨论的内容都与当前讨论的主题有关。

我们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是否应该由个人来承担企业风险，即便他愿意承受损失。考虑到人们买彩票和赌博的态度，答案已经很清楚。社会允许成员承担风险是有限度的。特别地，只有独立的个体之间相互依赖，才能使整个社会获益。社会发展越迅速，越趋向于禁止劳动者不明智地从事危险的工作。应该将适用于财产风险的原则扩展到劳动者的基本尊严和自尊处于危险的领域。没有哪种理论会反对这种做法。

风险和控制的分散涉及诸多人类的福祉问题。保证最低的生活水平就是其中之一。在此，我们不可能深入讨论，也不会试着分类或罗列清单。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结果，我们仅再一次坚持强调下述经济观点的局限性：在任何静态条件下，作为运行机制的社会组织以满足人类欲望为己任。人生的主要意义是，发现生活的乐趣，而不仅仅是消费最大数量的财富。那些变化万千、标新立异、出人意料的事物给人带来的价值，我们必须给予极大的重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生产财富所花费的时间要多于消费财富。对于生产的经济行为，我们必须将动态变化的个人因素考虑进来，并通过效率因素做出衡量。我们心中的愿景是，不管人类是否有普适价值（尽管这个问题在任何生活中都难以分离），人们都应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同世界里，在那里人们相互认可，相互尊重，互敬互爱。这样，每个人担当责任，自由选择，最大可能地实现自我。如果在一个控制专业化且集中到最高限度的组织中，他的自我实现将会大打折扣。能否实现这个愿景以及如何实现，这是产业民主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作为总结，我们要关注不确定性和控制问题的长期影响。区别“静态”风险和“动态”风险，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但却和我们研究的关键问题密切相关。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业已强调指出，不确定性取决于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的变化。管理问题或者控制问题都与不确定性有关，两者都是对发展问题的衡量。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运用预测、控制、合并分组以及概率推断，我们可以较准确地获得关于未来的知识。在此条件下，管理问题简化为既定的规程式行动，不大需要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决策。经济控制的实际形式、自由合约，特别是物质的私有财产，都与一些关键的管理问题紧密联系。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动态”社会中，各种关系充满着极度的不确定性，这些都是导致管理问题的根源。现代工业时代开始之前，欧洲的经济生活处于停滞状态，欧洲的组织控制是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正是人们渴望发展的产物。当然，之所以说个人主义是直接形成的，是因为社会确信个人主义优越于集体主义，这种说法有误导之嫌。

关于私有财产社会理论的基础，存在两种假设。一种假设是，生产性资源如果是私有财产，那么，将它们用于生产消费品会更有效率。另一种假设是，私有财产能够激励人们承担行动的风险，增加生产性资源的供给，从而刺激社会进步；生产性资源包括物质的、技术知识和技能。用消费的时间偏好来解释积累和具有前瞻意识的放弃消费，我们已经说明这种利息观点的谬误所在。让渡现在，以满足未来消费，并不会增加总消费，延迟消费也不会太多地增加社会资本。“节欲”必须一以贯之，而不仅仅只是等待一段时间。私有财产的合理假设必须是，比之仅仅消费更多商品的欲望，对所有权的欲望更为隐蔽，这种欲望会刺激人们放弃消费，也能带来实际的控制。私有财产的社会政策是合理的，因为个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会放弃消费，并承担完全损失的风险，以此来增加财产。[19]
这条假设到底是真是假，我们现在并不关心。但是，与应用这条假设有关的一些事实倒是值得一提。

正如前面指出的，在实践中，一切形式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意味着通过放弃或“投资”现期消费，以不同的方式来增加社会生产能力。这些方式是开放的，相互竞争的，在数量上是可以比较的。通过现期产品，个人可以投资制造新的资本设备（传统方式），或者勘测开发新的自然资源，或者发展他自身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投资发展他人的能力），或者投资于发明创造，或增进企业的组织效率，或者创造新的社会品味和欲望。前两种投资方式会形成新的财产。社会保证成功的投资者获益，并能惠及子孙或指定受益人。

如果投资于个人，无疑会使个人掌握新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并不能亘古长留，随着个人生命的终结必将烟消云散。如果可能的话，比较这两种形式投资的吸引力，倒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因为企业理论讨论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使得一个人对企业的有效控制能够超越个人短暂的一生。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对投资将会是很大的激励。我们马上就回到这个题目。

投资于发明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可以低成本地无限复制发明，就很难将发明增加的生产能力做资本化处理。发明家或他的指定受益人尽可能长久地保守着发明的秘密。这种做法一般会得到社会的许可。但是，在现实情况下，这一点很难实现。这是因为，新发明的社会价值如此明显，社会采用专利制度只能起到暂时性的法律保护，时间一般也不会太长。显然，这种回报发明的方法相当简陋。不仅该产品的消费者需要支付高价（当然这是公平的），大多数人更是因为人为的高价无法使用该产品。在这种专利制度下，发明者也很少能够获得应有的公平报酬。如果说有人能够从发明中受益，此人应该是该项发明的购买者，或者发明者增加某些细节，使得发明能够用于实践，而前人已经完成了前沿性的探索和研究。社会需要借助政治智慧和行政管理能力，运用一些直接的方法来激励和奖励研究，以取代人为制造的垄断。

企业组织效率的提升以及相应的做法也不会形成持久的收益。这是因为，这种结果既不能形成专利，也无法保守秘密。这类形式的发展也代表了现期财富的投资，这些投资原本可以用于获得持久的财产权。没有迹象表明，企业不愿意花费资源提升组织的效率。但是，究竟是什么真正诱使人们放弃现期的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这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花费资源创造新的欲望，例如使用独特的品牌、运用法律保护商标等等，这些做法能够收获更持久一些的收益，其中一些投资能够转变成价值巨大的财产，而且能够出售。

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对于储蓄和投资的刺激，以下两种权利哪个更重要：一是财产权；二是将财产转让给他人的权利，或者百年之后遗传对事业的控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深入讨论遗产问题。遗产已经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遗产现象在现实生活的存在也不是依赖着什么明确的理论。只要家庭一直存续，遗产的属性多少固化于人性的自然禀赋之中。遗产之所以扩展到生产设备，是因为后者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生产资料的财产权一方面极大地强化了私人家庭的情感，另一方面也使得亲情日渐疏离。家庭以外的自愿遗产代表着最新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与家庭遗产背道而驰。

产权转移和遗赠的“理论”是，两者是刺激储蓄和积累财富的重要因素。笔者极度怀疑此观点的合理性。对此，我们需要做一些考虑，不至于仓促地做出根本的改变。困难在于找到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对于死者的财富进行公共没收，应该怎么办是一个关键问题。公共机构能否直接管理生产企业，有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通过对之进行出租或拍卖，将之变成债券形式的收入，这种做法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有些像圣西门派社会主义者的建议。[20]
在人民之中进行分配，或者将之用于公共用途，这些做法在实际操作中问题多多，令人担忧。

正如我们所知，个人能力面临类似的问题。个人能力对经济的影响无法和物质产品的影响完全分开。假设真有天赋这么一回事，那么，个人的天赋当然也是遗传的。除了修改关于个人能力的财产所有权的概念，我们对此无所作为。在某种程度上，一切微言大义的文化，教育培训的诸般形式，这些都可以传承后世，也可以馈赠他人。个人的影响力或“人格魅力”也不可置于各种考虑之外。对于这些方法的控制非常重要。特别是在那些废除实物财产权的国家，重要性很可能倍增，而不是减少。我们很难想象真正的机会平等以及真正的绩效制度。而且，我们也不指望与私有制家庭有关的制度能够靠近这个理想的巅峰。柏拉图认识到这个事实，而在当代，他的后继者对此却视而不见。

就任何主观的、人为的、道德的社会重建工作而言，最大的困难都离不开社会的生生不息这个事实。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一个人赤条条来，一无所有，一无所依，一无所知，一无所长。一个人要用掉生命的三分之一才能获得自由合约所要求的生存条件。不管我们认为如何达到理想的状态，就控制、个人能力、地位、机会、劳动负担、不确定性、社会产业的物质生产这些因素而言，它们的分布情况都不会轻易地发生重大改变。社会的根本现实是，社会由芸芸众生构成；凡夫俗子固然历经生老病死，但社会却一代一代薪火相传。关于现代文明的根本事实是，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源自三种积累的历史传承：一是物质产品和工具，二是知识和技能，三是社会道德。除了生命的绵绵火种，这个世界的物质财富，日益庞大而复杂的技术系统，以及适合人类社会生活的居住条件，随着上一辈人的老去，所有这一切都会以一定的方式传承给赤条条而来的新一代的手中。现存的社会秩序、私有家庭的制度以及私有财产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并无不妥），来自上一辈的传承，为人父母的责任感，这一切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多少可以接受的方法，尽管这些方法并非完美无缺。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考虑到急剧变革的困难，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对自己真正的愿望其实知之甚少，而且充满分歧和争议，那么，对于重建社会的各种主张，我们只希望各方多一些谨慎与谦恭。

[1]
在许多国家，劳动组织通过借入必需的资本、以固定的工资雇用工人单独参与企业的生产中，发展这种类型的组织进展甚微。我们可以举一般意义上的联合生产为例。但是，这些例子没有一个能够提供上面总结的一般情况的一个明显的例外，也就是劳动者很少借入资本。我们的文明不能让有才能的劳动者抵押他们的劳动能力从而获得资源，使得资源置于他们的指挥之下，并使资源有效地得到利用，这是我们文明的弊端之一。

在现代商业发展中，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在一切可能的程度下，对不确定性和控制实施专业化，并对这两者进行分解。公司发行多种多样的证券，代表着每个可以想象的级别，一个极端是从绝对安全的纯粹的债权人出发来划分级别，这类债权人对公司的商业行为毫不关心。另一个极端是风险和控制高度集中，哪怕收益最轻微的波动都会对高红利和公司估价带来影响。在商业流通甚至产业领域，信贷工具从一长串中间人那里经手，这些人对工具的可靠性增加了自己的保障，并加上或减去收益，然后向下传递。债券交易所、证券经纪人、承兑银行等在这个领域获得了有趣的发展。在劳动力市场，同样的趋势也很明显。中介雇主雇用劳动者的目的是为了倒手给真正的雇主，名头最响的就是包工头，在某些职业工作中也存在。每一次利润分享的发展都同样是风险和控制的重新分布。

[2]
梅因爵士和赫伯特·斯宾塞两人要特别为这种错误的和招致诘难的奇谈怪论负责。

[3]
很明显的是，在一个连续的社会里，纯粹的自由合约是不可能的，因为孩子和老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没有受他们控制的事情。为了这个纯粹的概念，我们被迫（参见第4章）假设，所有依赖别人的人都是绝对地依赖，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为社会的自由签约成员所“拥有”。

[4]
我们没有区分自然要素和制造的设备商品。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在竞争条件下，我们不能在优先占有权和生产之间做出最终的区分（参见第4章、第5章和第11章对土地和资本的讨论）。与此有关的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指出，我们没必要反对马歇尔将土地从资本中分离开来的做法（《经济学原理》，第四篇，第1章）。对某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来说，如果地球全部的自然资源已经开发殆尽，占有地球一块有限的面积，对于他们所占据的世界经济的新供给，或者对于如美国这样幅员辽阔的新国家，他们所处的关系就有所不同。

[5]
补偿法提出了工人的个人安全的问题，我们观察管理层对此问题的考虑将会是一件有趣的事，特别是旨在降低事故的“安全第一”的运动带来的可观的结果。

[6]
梅里尔，关于《投机》的文章，《谷物现行价格报道》，1915年，9月29日，第26～27页：“任何一种商业的风险越大，该商业必须赚得的利润就越多，或者，利润与风险成比例。这是一个商业的一般公理。”

[7]
《风险和保险的经济学理论》，第119页。

[8]
《美国经济学年会报告》，1896年，第119页。

[9]
《经济学季刊》，第九卷，第四号，第414页。

[10]
《经济学制度》，第54页。

[11]
Unternehmergewinn，第85页。

[1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913年），第366～367页、第383～384页。

[13]
穆勒说，利润的或然率倾向于平均化，但是，他在第五版将“或然率”一词改成“预期”，参见《政治经济学原理》，阿什利版，第412页。

[14]
霍利有时也认为利润是负数（《经济学杂志》，第十五卷，第609页），其他时候认为利润应该是正值（同上，第79页）。

[15]
波特，Entrepreneurs et profits industriels（巴黎，1915年），他根据马萨诸塞商业失败的特定数据论证了这个结论。纽约州立农学院对农场账目的研究结果表明，农夫们的工资和投资回报都要低一些，对于公共设施的风险投资的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美国，关于收入分配的最杰出的研究是金所做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美国每个企业家的平均利润大约是每个劳工平均工资的十分之一到十分之四（参见《美国人民的财富和收入》，第165页）。企业家的能力要比劳工高出这个比例，这么假设不大会有什么风险，特别是根据人口普查报告，有相当大比例的妇女、少年儿童也赚取工资。但是，金博士对收入分成不同的份额，以及他对每种收入类别的数量的估计充斥着大范围的演绎和假设，这给错误留下了太多的问题，结果几乎不可信。

[16]
坎南，《生产和分配理论的历史》，第369页。

[17]
《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关于“利润”的文章。

[18]
《财富的分配》，第283页。

[19]
要对这一点进行准确而详尽的讨论，我们必须区别企业家的动机，那些将他的财产权的使用权以固定的回报转移给企业家的所有者的动机。

[20]
阿尔文·约翰逊，“遗产税的公共资本化”，《政治经济学杂志》，1914年，2月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利经济学：全2册/（英）庇古著；金镝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728-4

Ⅰ.①福…　Ⅱ.①庇…②金…　Ⅲ.①福利经济学　Ⅳ.①F0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3867号

福利经济学（上、下）

作　　者
（英）庇　古

译　　者
金　镝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23.25

字　　数
669千字

定　　价
46.00元（全二册）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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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庇古

庇古（1877—1959），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军人家庭。1900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他一直师承马歇尔，从31岁起便接替马歇尔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直至1944年退休。他致力于传播马歇尔的经济思想，使马歇尔的经济思想成为剑桥学派在20世纪20～30年代里最正统的信条，也使自己成为“凯恩斯革命”前最后一位有影响力的剑桥学派正统人物。其主要著作有：《福利经济学》、《财富与福利》《、产业波动》《、就业与均衡》等。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中译者序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开始着手庇古先生的《福利经济学》的翻译工作。未曾经意之间，却渐渐醒悟到这实在是命运交付与我的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首先，我从事经济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二十多年，虽讲授过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门课程，但是却对福利经济学所知甚少。毋庸置疑，进行翻译的过程就是我在专业领域中继续深入学习的过程。庇古（A.C.Pigou，1877～1959），英格兰人，毕业于剑桥大学，1908年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至1943年，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1918年曾任英国通货与外汇管理委员会委员，1927年被评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庇古先生在《福利经济学》第一编第1章§7中指出：“人类既将‘自己作为活着的目的’，也将自己作为生产的工具。一方面，人被自然与艺术之美所吸引，其品格单纯忠诚，性情得到控制，同情心获得开发，人类自身即成为世界伦理价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感受与思想的方式实际上构成了福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可以进行复杂的工业操作，搜求艰难的证据或者改进实际活动的某些方面，成为一种非常适合生产可以提供福利的事物的工具。人类为之做出直接贡献的前一种福利就是非经济福利，而为之做出间接贡献的后一种福利就是经济福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可以自主地对这两种人作出选择，并且因此集中力量开发包含于第二种的经济福利，同时却在无意间牺牲了包含于第一种的非经济福利。”这使我进一步领会到了福利的深刻含义，它代表着人类的某种满意感，除了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所谈到的由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所组成的可以运用货币加以量度的经济福利之外，还包括由人的意识形态、信仰和道德等等所组成的无法运用货币予以量度的非经济福利。也使我理解了先哲们为什么在物质极度匮乏而人均寿命又相对短暂的人生中，能够创造出如此璀璨的文明；而在物质极为丰富而人均寿命明显增加的今天，人们却反而会有信仰的危机或者道德沦丧。这部八十七年前问世的著作，深入分析了我们今天或者正在面对，或者已经认识，或者尚未认识的问题，它对于我们个人、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恕我不能轻率地予以述评。

庇古先生的《福利经济学》的内容之博大，涉猎之广泛，思维之缜密，逻辑性之强，语言之优美，实为罕见。翻译工作开始后不久，我就意识到自己将接受一次严重的挑战。挑战不仅来自于英语和汉语，而且也来自于经济学、金融学、哲学、数学、文学、法学，甚至来自于历史学、物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等等。是否透彻地把握了作者的思想，是否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精神，是否准确地表述了作者的语言，是否完美地展示了作者的文采等问题犹如梦魇般地困扰着我，使我夜不能寐，食不甘味。通常我会在凌晨三点左右醒来，翻译两三个小时后再倒头睡去，如果没有其他必须完成的教学任务，我终日会在半醒半睡之间干到午夜。有时会面对一段文字因百思不得其解而枯坐数小时，有时又会多次在睡梦中因反复推敲同一段译文而辗转反侧。有人奉劝我，不要翻译，这实在是得不偿失，要自己写，哪怕借用作者的某些闪光点，演绎成自己的文字……。但是这些均不符合我的性格。翻译工作一经开始，我似乎就无法完全控制自己，既不能半途而废，也不能放缓脚步，更不能一改初衷。一种近乎使命感的半亢奋的情绪一直陪伴着我，直到完成全部译稿。其中的酸甜苦辣，不切身经历其中实在是无法深刻体验。当然，我并不认为完成一部经济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就是天降于斯人之大任，但是也不能苟同对于翻译工作的任何轻视。正是由于有了较好的译文，才能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因此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正是由于缺少较好的译文，才使中国人很少了解庇古先生的《福利经济学》，尽管它也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逐字逐句地翻译庇古先生的鸿篇巨制的时候，我身不由己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这似乎也非常具有宿命的色彩。庇古先生十分博学、机敏，充满智慧和幽默，也有些固执，但是使我的心灵受到巨大震撼的却是他那悲天悯人的宽大胸怀。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在不断提高，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却在日益加大。对此，有人认为这恰好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甚至反映了自然界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人与人之间的能力、性格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应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不公平的现实，甚至推波助澜并分得一杯羹。但是庇古先生却与此大相径庭，他恰恰是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来探讨社会福利问题的，他在第一编第1章§1就开宗明义地谈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希望对于人的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虽非必须直接或立即，但在一定的时刻并以一定的方式，会对社会的进步带来实际结果的话，则进行相关研究的多数学者均会认为，他们投入时间进行研究实在是一种浪费。这一点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不过对于经济学更是如此。因为经济学是‘对于日常商业生活中的人类所进行的一种研究’，而并非在日常商业生活中的人类最有情趣或最有灵性。在知识的果实以外寻求有关人的知识的人们，将会求之于宗教狂热、殉道或爱情的历史，而不会求之于市场。当我们决定关注人类日常动机的表现的时候——这些动机有时是卑微的、沉闷的且并不体面的——我们的冲动并不是哲学家的冲动，不是为知识本身求取知识，而是生理学家的冲动，是为知识有助于治疗而求取知识。卡莱尔（Carlyle）宣称好奇是哲学的起点，但并非是好奇，而是对于陋巷的污秽以及衰弱生命的苦痛进行反抗的社会热忱，才是经济科学的起点。在此，如果不是在其他领域，科姆特（Comte）的伟大的论断仍然成立：‘以心灵提出我们的问题，用智慧去解决它们。……智慧最为适合的唯一位置，是做社会同情心的仆人’。”

记得一位西方的现代的管理思想家这样告诫人们：如果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你就最好改变自己。而一位东方的古代圣人则这样回答他的弟子所提出的什么是耻辱的问题：国家政治清明，你出外做官拿俸禄；国家政治昏暗，你出外做官拿俸禄，这就叫耻辱。前者教人应变，后者教人规避。庇古先生则教人参与。他在《福利经济学》第三版的前言中郑重写道：“我愿意对每一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再进一言，他们很可能因为这里提出的问题似乎要求他们投入研究的努力过于艰辛而感到气馁。经济学家全力以赴所进行的复杂的分析并不是一项体育运动，而是一种改善人类生活的工具。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悲惨与不幸，某些富有家庭的肮脏的奢侈，笼罩着众多贫困家庭的可怕的不确定性——这些罪恶是如此地触目惊心，以至于令人无法漠视。运用我们进行科学探索所获得的知识，就有可能对它们加以阻止。冲破黑暗的光芒，寻求它就是任务，发现它可能就是奖赏，这正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对那些正视它的信条的人们的恩赐。”

每当我品味这些文字的时候，都禁不住心潮震荡，热泪盈眶。庇古先生虽然身为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终身教授，但是却有着异常真挚的穷人情怀，他终生致力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愿意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把这部著作郑重地介绍给广大读者，并祈求没有损害原著的光彩。

我的学生毕建凯和孙立新在上卷译稿文字输入和下卷翻译形成初稿等工作中给我以极大帮助，曲伟、汪振洋、崔佳、王青芳、李敏等也做了许多协助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正是在他（她）们的协助下，我才能“连滚带爬”地将这部译著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外，我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陆民仁先生的中文译稿，前人的工作对于后人总是大有裨益的。我由衷地感谢命运交付于我这样的任务。

金　镝

2007年2月20日于大连

目　录

作者简介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中译者序

第一编　福利与国民收入

第1章　福利与福利经济

第2章　欲望与满意感

第3章　国民收入

第4章　维持资本完整无损的含义

第5章　国民收入大小的变化

第6章　国民收入大小变化的量度

第7章　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大小的变化

第8章　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

第9章　对于人口数量产生的反作用

第10章　国民收入与国民素质

第11章　以下的讨论方法

第二编　国民收入的大小与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间的分配

第1章　导　言

第2章　边际社会净产量与边际私人净产量的定义

第3章　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与国民收入的大小

第4章　收益率与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

第5章　消除移动障碍的作用

第6章　不完备知识对收益均等性所造成的障碍

第7章　由于进行交易时所用单位的不完全可分性对收益均等性造成的障碍

第8章　不同行业和区域需求的相对变化对收益均等性所造成的障碍

第9章　边际社会净产量与边际私人净产量之间的差异

第10章　关于产业形态的边际私人与社会净产量

第11章　递增的与递减的供给价格

第12章　竞争价格的政府管制

第13章　供给的政府管制

第14章　垄断的条件

第15章　垄断竞争

第16章　单纯垄断

第17章　歧视性垄断

第18章　铁路运费的特殊问题

第19章　购买者协会

第20章　政府当局的干预

第21章　垄断的政府控制

第22章　行业公营

第三编　国民收入与劳工

第1章　行业秩序

第2章　行业纠纷的分类

第3章　进行调解和仲裁的主动性安排

第4章　调　解

第5章　强行干预

第6章　行业秩序的分析性考察

第7章　劳动时数

第8章　行业支付报酬的方法

第9章　职业与地域之间的劳动配置

第10章　职业介绍所

第11章　失业与短时间工作制

第12章　对提高工资率进行干预的可行性

第13章　雇用劳工的方法

第14章　在工资率不公平的地区和职业中为提高工资率所进行的干预

第15章　特定行业内的公平工资

第16章　基于可变关系的公平性

第17章　在工资率已经公平的地区和职业中为提高工资率所进行的干预

第18章　工资率与生产能力

第19章　国民最低计时工资率

第20章　某些行业的固定工资率和浮动工资率

第四编　国民收入的分配

第1章　不和谐问题概述

第2章　帕累托法则

第3章　资本和劳动的供给

第4章　发明与改进

第5章　工资管制

第6章　配　给

第7章　工资补贴

第8章　从相对富裕者向相对贫穷者的直接转移

第9章　对于从富人那里转移的预期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第10章　对于向穷人转移的预期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第11章　对于穷人所购买的物品的补贴

第12章　从富人那里向穷人转移的事实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第13章　国民最低实际收入标准

附　录

附录一　承担不确定性是一种生产要素

附录二　需求弹性的测算

附录三　竞争与垄断的某些问题的图形与数学分析

一　正常的供给价格

二　多企业行业

三　单企业行业

四　多企业行业的理想产量

五　单企业行业的理想产量

六　需求价格与边际需求价格

七　简单垄断与最高限价

八　歧视性垄断的某些问题

九　行业酬报的方法

十　剥削的含义

附录四　与税收相关的实际收入的量度

附录五　报废及其相关问题

附录六　实际收入与经济福利

一

二　问题的提出

三　有关收入的推断

四　有关经济福利的推断

附录七　双头垄断

附录八　全面垄断

附录九　不完全竞争

附录十　替代弹性

附录十一　效用的可量度性与可比较性

一　福利经济学的目的

二　经济福利的含义

三　同一个人所享有的满意感原则上的可量度性与可比较性

四　事实上的可比较性

五　个人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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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福利与国民收入

第1章　福利与福利经济

§1.当一个人投身于任何一项探索的过程中时，其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光明就是为了获得果实——不是为了求取知识本身而求取知识，就是为了求取知识所带来的美好事物而求取知识。在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两种理想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几乎所有引起我们关注的伟大的现代科学，都表现出同时求取光明与求取果实的特点。不过，在不同的科学中这两项目标相互结合的比例是各不同的。处于一个极端的是所有科学中最具一般性的科学——形而上学，即关于存在的科学。的确，研究形而上学的学者们可能为那些满怀企盼的灵魂带来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带来的一定是光明而不是果实。研究物理学最终问题的学者与形而上学的学者最为相似。迄今为止，物质的粒子理论仍然仅仅给人以光明而已。然而，粒子理论的另一个方面已经展现出远大前景，对于原子结构的探索也许会在某一天发现物质裂变的具体方法，从而开发出可供人类使用的原子的能量所蕴藏的巨大资源。在生物科学中，求取果实的一面表现得最为显著。毋庸置疑，现代关于遗传问题的研究具有最高的理论价值。然而，当人们想到这一理论的时候，几乎都不能不同时想到它在小麦育种方面已经取得的实际成果，并在略加沉思后联想到它在遥远的未来对于人类更好发展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以单个的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中，这种结合比例上的差异与在纯粹的自然科学中的情况相同。在心理学中，理论上的关注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为形而上学提供数据方面更是如此。不过，从某些方面评价心理学也会把它作为实践教育学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在人类生理学中，理论上的关注虽然存在，但却从属于次要的地位，因而长期以来一直将它主要作为医学的基础。最后，让我们考察一下被某些学者称之为社会学的新兴科学，它不以单个的人而是以人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许多人认为对于历史发展中所包含的规律的揭示，甚至对于具体事件的描述，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价值。而我却认为，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科学的基本认同是，它给予的光明从来都不非常重要，恰恰是它期许的果实而非光明才真正引起我们的关注。麦考莱（Macaulay）在其《史论》中有一段著名的但或许略显夸张的论述：“已经过去的事件均不具有任何内在的重要性。认识过去的事件的价值仅仅在于它能够引导我们形成对于未来的正确的判断。不能为此目标作出贡献的一段历史，尽管它可能充满了战争、条约和暴乱等，也会像马修·米特（Matthew Mite）先生所搜集的一系列的道路通行税单一样毫无用处。”这一悖论具有部分的正确性。如果不是希望对于人的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虽非必须直接或立即，但在一定的时刻并以一定的方式，会对社会的进步带来实际结果的话，则进行相关研究的多数学者均会认为，他们投入时间进行研究实在是一种浪费。这一点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不过对于经济学更是如此。因为经济学是“对于日常商业生活中的人类所进行的一种研究”，而并非是由于日常商业生活中的人类最有情趣或最具有灵性。在知识的果实以外寻求有关人的知识的人们，将会求之于宗教狂热、殉道或爱情的历史，而不会求之于市场。当我们决定关注人类日常动机的表现的时候——这些动机有时是卑微的、沉闷的且并不体面的——我们的冲动不是哲学家的冲动，不是为知识本身求取知识，而是生理学家的冲动，是为知识有助于治疗而求取知识。卡莱尔（Carlyle）宣称好奇是哲学的起点。但并非是好奇，而是对于陋巷的污秽以及衰弱生命的苦痛进行反抗的社会热忱，才是经济科学的起点。在此，如果不是在其他领域，科姆特（Comte）的伟大的论断仍然成立：“以心灵提出我们的问题，用智慧去解决它们。……智慧最为适合的唯一位置，是做社会同情心的仆人。”

§2.如果接受这种有关经济研究内在动机的理念，则可以推断经济学家所致力发展的这种类型的科学必然适用于形成某种技艺的基础。诚然，它本身并不就是一种技艺或者政府命令的直接表述。它是回答“是什么”的实证科学，而且倾向于不是回答“应该是什么”的规范科学。它也将使自己不局限于仅与眼前的实际问题明显相关的实证科学探索的领域。这样做将妨碍进行彻底分析并排除可能带来最终成果的研究。因为，如同已被恰如其分地表述的那样，“在我们的高度理论的精神状态中，我们可能最接近我们的最为实际的应用”。[1]
但是，尽管其战术与战略完全独立，但它的基本方向却仍然受到实际利益的引导。这一点决定了它对基本形式的选择。因为，主要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实证科学：一种是有关形式逻辑与纯粹数学的科学，它们的功能是发现蕴涵性；另一种是实在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它们所关注的是实际性。罗素（Russell）先生在《数学原理》一书中对于这种区别给予了揭示。“由于非欧几何的发展，纯数学不关心欧氏几何的公理和定理与实际之间是否一致的问题已经显现。这是实际数学予以确定的问题，通过在任何可能的决策的范围内进行实验与观察，我们发现，纯数学所证明的不过是如何从欧氏公理中推导出欧氏定理，即证明某种蕴涵关系：任何空间如果具有某种性质，那么其必具有某种其他的性质。因此，在纯数学中，欧氏几何与非欧氏几何同等正确：在某一体系中，除了蕴涵关系外并未确定什么。所有的定理是否实际成立，有如我们所居住的空间，不是由数学，而是由实验科学或经验科学予以解决的”。[2]
这种区别同样适用于经济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自行决定建立经济科学，使其或是属于以纯数学为代表的纯理类型，或是属于以实验物理学为代表的应用类型。这种意义上的纯理经济学——无疑是一门罕见的科学——将研究在人的群体之间由于任意动机组x的驱使而产生的均衡或均衡的扰动。在此学科之下，在无数其他分支学科之间，会立即包括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其中x被赋予对经济人——或者对正常人——产生作用的动机之值，以及一门非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与罗氏几何相对应，其中的x乃是由对于工作的热爱或者对于收入的憎恨所组成的。在纯理经济学中，两种政治经济学将会同等正确，且与探索当前生活在世界上的实际的人的x之值无关。与这种纯理论经济学相对应的则是实际经济学，它的兴趣集中于经验所知的世界，并不涉及天使社会的商业行为。现在，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实践，则很明显，如此扩展的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愉悦我们的一件玩具而已。因此，胜任我们研究任务的一定是实际的，而非纯理论类型的科学。我们将努力予以说明的不是任何一般体系的可能的世界，而是男人和女人由其经验所确认的实际的世界。

§3.不过，如果说一门纯理论类型的科学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的话，则说明实际主义，仅仅列举所观察到的事实，也同样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无穷无尽的描述本身永远不能完成预测，当然也不能形成实际上所需要的进行预测的能力。在获得这种能力之前必须对事实进行推理检验。除去无意识的事实之外，还必须加入如布朗宁（Browing）所说的“某些自己的东西，将其与大量的事实相混合，使之经得起推敲并记录在案”。恰恰是对于实际科学非常重要的这种“某些东西”，使得实际科学与单纯的描述区别开来。在实际科学中并非对事实加以堆积，而是经过思考加以罗列以便说明。波因加尔（Poincare）对此作出贴切的陈述：“科学建立在事实之上，正如房屋由石头所建造一样；但事实的堆积并不就是科学，就像一堆石头并不就是房屋一样。”[3]
天文物理学不仅仅是所观测到的某些星球在不同时刻所占据的不同位置的目录。每一门科学都是通过对于能够确认的具体事实进行检验以及交叉检验，去揭示产生这些作为例证的具体事实的一般性规律。天体运行展现着牛顿（Newton）定律的光芒；蓝色安德鲁斯（Andalusian）种鸡的培育显示出孟德尔（Mendel）的启示。进一步讲，这些规律不仅仅是对于所观察到的事实加以汇总并以摘要的形式重新作出描述，它们乃是进行“一般化”的结果。因为这样做将会使我们的知识扩展到未被观察到的事实中去，也许，甚至是尚未发生的事实中去。在这里，我们并不关注如何进行这种一般化的哲学基础。说明在每一门实际科学中都将完成一般化的过程已经足够。正如威森（Whethan）先生谈到物理学时所说的，扩展开来，任何同类科学“都寻求并建立描述所有个案中一系列现象的一般性规律”。[4]
只有参照这些一般性规律，才能使得实际所需要的预测成为可能。是规律的研究法则的基础方面，而非它对事实描述的肤浅方面，成为实际科学处理事物的根本。建立这类实用的研究法则并将其应用于具体问题，就是实际科学所追求的理想。

§4.然而，对于上述所说的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则有可能产生误导。在经济科学当前的发展阶段，它还不能自称可以提供这样一种研究法则，哪怕远距离地趋近它所设定的理想。借用马歇尔（Marshall）的一段话，为充分指导实际研究，需要定量的而不仅仅是定性的分析。“定性分析告诉炼铁者在他的矿石中含有硫磺，但是却无法使炼铁者决定是否值得冶炼这些矿石；如果要冶炼的话，应以何种工艺进行。为达此目的，炼铁者需要进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将告诉他在矿石中究竟含有多少硫磺”。[5]
当前，经济科学几乎还完全没有能力提供这种信息。在一般性的规律应用于具体问题能够产生定量结果之前，这些规律本身必须能够被定量的分析加以说明。规律是大前提，而任何问题的具体事实是小前提。当规律的陈述缺乏精确性的时候，其结论也必然具有同样的缺憾；而且不幸的是，建立精确的经济规律的工作几乎尚未开始。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第一，需要确定的关系实在太多。在物理学中的基本事物，表述距离与引力之间关系的引力常数，对于各种物质来说都是相同的。然而，在经济世界中的基本事物——表述人群对于不同种类的商品和服务的渴求或厌恶的关系——并不如此简单且划一不二。我们所处的地位如同物理学家遭遇到下述情况一样，即锌与铁的引力与其距离的立方成反比，与铅的引力则与其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铜又出现其他某种比例。我们无法像物理学家对于引力的表述那样说，对于若干种商品的每一个供给量与需求量都是价格的一个具有相同特性的函数。一般来讲，我们所能说的只是它是一组特定的价格函数中的某一个。因此，在经济学中不存在像动力学那样的一般性的应用的基本法则，而是存在着很多法则，所有的法则均如同它实际上的那样，可以表示为形式相似但常数不同的方程。考虑到这种多样性，确定这些常数或者对其进行拓展，测算经济学所关注的各种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的弹性，将成为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第二，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无法完全利用其他科学在研究中所使用的重要仪器。莱斯那多·达文西（Lesnardo Da Vinci）说：“理论是将军，而实验是战士。”经济科学已经拥有训练有素的将军，可是由于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本质上的原因，使得战士很难获得。“外科医生在对活人实施手术之前先行解剖尸体，而且在对人手术之前先对动物进行手术；机械师在制造整台机器之前先行建造工作模型并对其进行试验。只要可能，都要在风险排除之前通过实验对每一步骤加以验定。这种方法几乎完全剥去了未知事物的神秘面纱”。[6]
在经济学中，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自由的人这一简单的原因，几乎完全不可能在充分可控的条件下进行直接的实验。此外，还存在着第三项甚至更加难以克服的困难。即便经济学想要确定的常数不是很多，实验的方法更易于应用，但我们仍然面对着这些常数往往会因时间的不同而不同的困境。引力常数恒久不变，但是经济常数——这些需求和供给弹性——却如同它们实际上的那样，取决于人类的意识而极易改变。在环境的影响下，原子的结构，实际上，而且连同它的位置，也将发生变化。因此，早期英国统治爱尔兰对该国所造成的伤害，并非仅是对其某些行业的摧毁或是海上商业的掠夺。“真正的损害在于这种事实：从我们产业的特质中某些事物已被取走，并不会因管制的撤销即能恢复。不仅树被扒了皮，而且根也被摧毁了”。[7]
经济研究的实际内容所具有的这种可延展性，意味着其寻求的目标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即便今天有可能通过实验准确地确定出经济常数之值，但我们也不能确切地说这一数值明天依然高度有效。这就是我们的科学所具有的无法规避的弱点。的确，我们可以通过认真研究所有相关的事实，对若干事物的需求和供给的弹性有所理解，但是我们却不能以任何精确的程度确定出它们的量值。换言之，我们的基本规律以及在具体条件下从这些规律中得出的推论，均无法被彻底地以任何定量的精确形式展示出来。结果是，正如经常所发生的那样，一项实际问题需要通过多方面的思考加以平衡，虽然这些思考都是经济方面的，但经济科学也必须几乎总是以不确定的语调进行表述。

§5.前面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离题。现在有必要指出的是，正是我们研究的动机和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同样也控制了它的范围。寻求的目标是，设计出更加简单的供提高福利所使用的实际的方法，即政治家可能采用的建立在经济学家成果之上的实际的方法，正如发明家马可尼（Marconi）建立在赫兹（Hertz）的发现之上的方法一样。然而，福利是一种分布非常广泛的事物。这里无须对其内容进行一般性的讨论，只要或多或少地略带武断性地提出两项命题即可：第一，福利因素是意识的某种状态，或许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二，可以运用较大些或者较小些的这类概念对福利进行考察。对影响福利的因素群组进行一般性的探讨是一项异常繁复的任务，具有相当的不可操作性，因而有必要对我们的课题作出限制。为此，我们自然而然地被似乎对工作最为有效的科学手段所吸引。当可以利用某种事物对其予以量度时，就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使分析机制能够获得可靠的能力。很明显，在社会生活中，货币就是这样一种适用的量度工具。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将局限于可以与货币这种量度单位建立起关系的那部分社会福利。这部分社会福利被称之为经济福利。诚然，不可能将这一部分社会福利与其他部分以任何严格的方式加以分离，能够与货币量度建立起关系的这部分将因我们对“能够”这一词的不同界定而有所不同，即究竟是“容易的能够”、“有难度的能够”，还是“非常困难的能够”。因而，我们领域的界限一定是模糊的。坎南（Cannan）教授对此已有透彻的认识：“我们一定面对着并且勇敢地面对着这样一种事实，即在经济的与非经济的满意感之间并不存在着确切的分水岭，因此，经济学的领域就无法像政治疆土或土地资产那样用一系列标志或藩篱加以划定。我们可以在此领域内从显然为经济的一端到达显然为非经济的另一端，并发现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需要翻越的藩篱或需要跨越的沟渠。”[8]
不管怎样，虽然在经济和非经济福利之间并不存在着精确的分界线，但是有关货币量度适用性的检验仍然为两种福利的大致划分提供了相当好的手段。根据这种检验所粗略定义的经济福利，是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本书的目的就是研究在实际的现代社会中，影响经济福利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群组。

§6.初步观察这个项目，除略显狂妄之外，表面上看它无论如何都是合理的。但是立即出现的反响，表明孤立地处理影响一部分福利的原因的做法将遭受严厉的质疑。当然，我们最终的兴趣所在，是研究发挥作用的各种原因整体上对福利所产生的影响。不过，无法保证的是，它们对于福利中与货币量度相关的部分产生的影响，不会被它们对于福利中其他部分或方面产生的反向影响而抵消；而且，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结论中实际的有用性将面临灭顶之灾。这里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困难，并非是由于经济福利仅仅是福利整体的一部分。其实，福利经常发生变化而经济福利仍然保持不变，因此，经济福利一定的变化将不会引起福利整体同步发生等量的变化。这一点意味着经济福利将无法成为总福利的量度指标或指数。不过，对于我们的目标来说这些并不重要。我们想要理解的并非是福利有多大，或者曾经有多大，而是在受到当权者或者个人的力量所产生的因素的影响后福利的增量会有多大。经济福利不能作为总福利的指数这一点，并不证明对于经济福利的研究不能用来获得下面的信息：尽管整体可能由许多变动的部分所组成，且其中一部分发生的变化永远不可能成为总体变化的量度，但是部分的变化总是在整体上对总体的变化产生影响。如果这一条件得到满足，则经济研究在实际中的重要地位就会被彻底地建立起来。诚然，在引入某些经济因素之后我们无法知道总福利将变得与以前有何不同，不过，我们可以知道总福利将变得与如果不引入该因素时的状况有何不同：恰恰是这一点而非其他，是我们所探求的信息。真正的异议并非是经济福利为总福利的不良指数，而是经济因素可能影响了非经济福利并因此而冲抵了对于经济福利的影响。这种反对意见需要认真加以考虑。

§7.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下。人类既将“自己作为活着的目的”，也将自己作为生产的工具。一方面，人被自然与艺术之美所吸引，其品格单纯忠诚，性情得到控制，同情心获得开发，人类自身即成为世界伦理价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其感受与思想的方式实际上构成了福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可以进行复杂的工业操作，搜求艰难的证据或者改进实际活动的某些方面，成为一种非常适合生产可以提供福利的事物的工具。人类为之作出直接贡献的前一种福利就是非经济福利，而为之作出间接贡献的后一种福利就是经济福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可以自主地对这两种人做出选择，并且因此集中力量开发包含于第二种的经济福利，同时却在无意间牺牲了包含于第一种的非经济福利。很容易举例说明这一点。一个世纪之前衰落而且分裂的德国是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康德（Kant）与斐克特（Fichte）的故乡。道森（Dawson）先生在大战前数年出版的著作中写道：“我们知道古老的德国对世界的贡献。对于这份礼物世界将永
谢忱。我们却不知道当今的德国，一个谷仓充盈、商船满载的德国，除去它有关物质的科学和商品之外还能提供些什么……德国的教育体制，当其目的是生产学者和教师，或者生产官僚和公务员，去为复杂的国家机器发动引擎、拧紧螺钉、拖曳滑轮或者润滑轮轴时，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在塑造品格与个性方面却距同等成功相差甚远。”[9]
简言之，德国人的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学习如何做事，而未如早期那样学习如何做人。面对这种指责，德国并不孤单；由一位英国人从一位东方旁观者的角度对当代英国的描述即可证明这一点。“通过你们的工作对你们有所了解。你们在机械技艺方面的成就，刚好反映出你们在所有内在精神方面的失败。你们可以生产和使用各种堪称完美的机器，但是你们不能建造一座剧院，或者写一首诗，或者画一幅画，你们更不能奉献或敬畏……你们的外形与内心均已僵化，你们既聋又哑。推理取代了直觉，你们的一生就是一个无穷近的诡辩，从你们尚未验证的前提出发抵达你们尚未参与或将要参与的结论。到处皆是手段，却没有一个目的，社会就是一部庞大的发动机，但是发动机的齿轮却已脱位。这就是你们的文明显现于我想像之中的画面。”[10]
当然，这种指责有些夸张，但是也包含有真理。所有事件均毫无争议地集中于所讨论的这一点，即为造就人们成为良好工具的努力，可能引致为造就人们成为良好个人的失败。

§8.这里着重的探讨经济因素作用于经济福利与作用于福利整体所产生的影响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容易加以阐述的。作为一种准则，意识生活中能够与货币量度相关，因而属于经济福利的，是确定的和有限的一组满意感及不满意感。但意识生活是包含多种因素的复合体，它不仅包含有这些满意感与不满意感，也包含其他的满意感与不满意感，以及与它们相伴的认识、情感和欲望。因此，改变经济的满意感的环境因素的运作，可能以同一行为或以该行为的后果来改变某些其他因素。可以对这种状况发生的方式加以区分，为了便于举例说明，不妨将其划分为基本的两类。

第一，非经济福利易于被获得收入的方式所改变，因为工作的周边条件作用于生活的质量，道德的水准受到职业的影响——仆人工作、农业劳动、艺术创造、独立的以及从属的经济地位、[11]
相同操作的不断重复[12]
等——都作用于消费者的欲望，并驱使人们去工作以满足这些欲望。人们努力结交他人所形成的人际交往关系对此也发挥作用。在特兰斯威尔省的中国劳工的社会地位，以及澳大利亚牧场主维护流放制度使之成为劳动供给来源的努力，[13]
均与福利相关。同样，兴趣与职业的结合，也使得农业家庭与城镇居民家庭的特点相互区分开来。[14]
在印度农村，家庭成员的合作不仅节省了开支，也增加了劳动的愉快。工匠们和亲朋好友一起工作，更容易增进文化方面的交流。[15]
因此，当工业革命将农村居民从家庭引向工厂的时候，除了生产以外对其他的一切也造成了影响。同样，产出方面效率的提高，也并非是通过圈地和加大耕种规模而实现的农业革命所带来的唯一后果。在传统的自耕农阶层消亡的过程中，社会发生了变化，由工业关系所产生的人类关系也与此相关。例如，在伟大的合作运动中，非经济方面的因素至少与经济方面的同等重要。在通常的竞争性的行业组织中，竞争的销售者之间以及销售者与购买者之间利益的冲突必然表现得最为突出，这将导致人们不断欺诈以及彼此猜忌的后果；但在合作性的组织中，一致的利益是最重要的。环境对生活基调产生影响。“当社会的一分子与他人的利益相同时，个人将有意与无意地发展社会的道德。诚信变得非常重要，并被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不断强化，对于群体的忠诚成为个人能力获得良好发展的基础。欺骗社会就是伤害邻居”。[16]
在一般行业的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中，非经济因素有其充分的重要性。团队精神以及对于企业命运的关注，使得雇主与雇员之间建立起亲密的人际交往，这将给工人们以鼓舞，除了导致生产的财富增加以外，其本身就是福利水平的提高。在18～19世纪工业大规模扩张的年代，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距离日渐加大，彼此接触的机会不断减少。与这种有形的分离相伴，也产生了道德上的异化——“雇主与所雇用的为其工作的大量下属之间产生了个人的阻隔”。[17]
这种敌对心理是一种因经济原因而造成的非经济福利中显著的不利因素；而合作委员会、怀特利（Whitely）委员会和合作者协会通过彼此之间的工作对这种状况所给予的部分压制，是一种同样显著的有利因素。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造成“劳动者不安”这种不满意感的一个原因是工资率的话，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工资劳动基本条件的不满——人们感到现代的产业制度剥夺了工人作为自由人应该拥有的自由与责任，使其仅成为方便他人使用或抛弃的工具。简言之，这种情况正如马吉尼（Mazzini）早已经提出的那样，资本是劳动者的暴君。[18]
产业组织的变化，倾向于给工人以更多的控制自己生活的余地，无论是通过组建监督纪律事项的工人委员会，还是通过车间组织与雇主之间的沟通，或者通过由民主选举的议会直接负责国有企业，或者，如果证明可行的话，通过某种形式的由国家承认和控制的国家工会[19]
来实现这些变化，这样做都将增加总福利，尽管经济福利可能并没有发生变化，甚至实际上蒙受了损失。

第二，非经济福利易于因收入支出的方式而发生变化。产生相同满意感的不同的消费行为，一种可能诱导堕落，一种可能激励进取。[20]
公共博物馆或者市立浴池对人们素质产生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满意感相同的公共酒吧产生的影响。恶劣的居住条件所产生的粗俗与残忍也许是件小事，但其直接造成的不满意感却绝非无足轻重。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显然，它们都具有实际的重大意义。例如，设想一位政治家正在考虑，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程度达到什么水平，将对福利总体产生影响，而不是仅仅影响经济福利这个问题。他考虑到，富人某些欲望的满意感，诸如赌博的刺激或者奢侈的肉欲的享受，或者也许在东方国度的吸食鸦片，这些对品格造成的影响上低于基本物质需要的满意感所造成的影响。为了内心的宁静，如果富人将其所控制的资本和劳动转移给穷人，也许算是一种奉献。另一方面，他也考虑由富人所购买的其他的满意感——诸如那些与文学或艺术相联系的满意感[21]
——造成的影响在道德上高于与基本需求相关的那些满意感所造成的影响，而且更高于过度沉湎于刺激所获得的满意感所造成的影响。福利中这些非常实际的因素，在一组人用自己的收入为其他人购买东西的行为中，的确将建立起与货币量度之间的关系，因而被计量于经济福利之中。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可能考虑的是总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于这些人的满意感的影响，特别当受惠人是自己的子女时更是如此。因为，正如西奇威克（Sidgwick）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当不为习俗的暴君所阻碍时，我们对于邻居的真诚，会引导我们给予邻居我们所认定的对他最为美好的事物；由于天生的利己主义，我们会给自己我们所喜欢的东西。”[22]
因此，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经济福利与总福利结果之间的差异被部分地予以消除了。不过，一般来说并非如此。

§9.还有一点应该给予进一步考虑，其重要性已被近期的事件明确地予以证实了。它与很久以前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在富裕和防卫之间存在着可能的矛盾有关。缺乏成功反击敌人进犯的防卫力量可能造成极端严重的不满意感。这些事情超出经济的领域范围，可是它们的风险却极易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毋庸置疑，在经济实力与战争能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正如亚当·斯密所写的：“一个国家每年从国内工业的产出中，从自有土地、劳动和消费存货的收益中保留一部分节余，用于在遥远的国度购买消费商品，就可以在外国维持那里的战争。”[23]
但经济与军事力量之间的一致性，是最终的和一般的，而非直接的和具体的。所以，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国所采取的有关农业、海洋运输业以及生产战争物资的产业的政策，对于经济福利的影响，通常仅是其所产生的总影响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为了防卫战略的需要，可能造成对于经济福利的损害。用制成品在海外交换所需要的绝大部分食品，同时以草场的形式闲置三分之二以上的可耕土地——在这种状况下，投入相对较少的资本和劳动，同时生产较少的人类的食品，这样做在经济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更为有利。[24]
在一个能够维护持久和平的世界中，从整体上看，这种政策也可能是有利的。因为较小比例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并不必然意味着仅有较小比例的人口能够享受到田园风光。然而，如果考虑到进口因遭受战争的阻隔而被切断的可能性，上述结论则未必正确。无疑，德国常年承受经济上的损失，保存并发展农业的政策，与其他可能采取的政策相比，使德国在大战中更长久地抵御了英国的封锁。当然，尽管还有其他防御的方法，例如修建大规模的国家粮仓等，不过，从政治的观点看，是否在英国应该采取某些人为的措施对农业实施激励，以部分地减小战争期间食品供给困难的危机，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一问题，以及与此类似的与战争有关的物资和工业等方面的问题，不能单纯通过经济上的考虑就加以确定。

§10.以上讨论明确说明，无法通过对于经济福利的影响严格推算出对于总福利的影响。在某些领域，这两种影响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而在其他领域，则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又天上地下。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认为在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作出概率判断的余地。当我们已经确定任何一种因素影响经济福利时，除非有特殊的证据给予否定，否则我们则认为这一因素在方向上，虽然未必在数量上，将会对总福利产生一致的影响；而且，当我们确认一种因素比另一种因素对于经济福利的影响更为有利时，在相同的条件下，我们则得出这种因素对总福利的影响更为有利的结论。简言之，存在着一个假定——艾奇沃斯（Edgeworth）称之为“未经证实的概率”——关于一种经济因素对于经济福利的影响的定性的结论，将同样适用对于总福利的影响。在经验显示所产生的非经济影响可能很小的场合，这一假定更为成立。不过，对于这一假定做出证明的重任，将由认为此假定不成立的人来承担。

§11.显而易见，上述结果表明，充分发展的经济科学可以对实际产生有力的指导作用。不过，仍然存在着应当予以考虑的反对意见。当上一节的结论被证明成立时，关于它的实际效用的问题仍然被提了出来。即使说经济因素对于经济福利产生的影响，可能以某种方式代表了对于总福利产生的影响，但是我们实际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单纯从经济科学的视角进行局部的和有限的研究，这对于经济福利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无法确定的，理由是由任何经济因素对经济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很容易被非经济条件所改变。而这种情况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着，可是经济科学却对此无法进行探讨。这一难题最初清晰地展现于米尔（Mill）的逻辑学中。他指出，对于事物的一部分所作的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扩展以期得出比该粗略的结果更好的东西。“对社会状态任一因素所产生的不论什么影响，都将以适当的程度，通过这一因素影响到所有其他的因素……不去考虑社会在所有其他方面的条件，我们永远无法从理论上理解或在实践上控制社会在任一方面的条件。不受同一社会其他条件或多或少影响的社会现象根本就不存在，因而社会现象将受到正在影响任何其他同时发生的社会现象的每一种因素的影响”。[25]
换言之，经济因素的影响一定会部分地受制于非经济的环境，基于这种认识可以断定，在政治或宗教等基本条件不同的情况下，相同的因素将产生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相同的经济影响。由于这种依存性的限制，只有在经济范围之外的事物保持不变，或者变化没有超出规定范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出经济学中不严谨的命题。这种条件的限制是否摧毁了我们的科学的实际效用呢？我们认为，在具有稳定的基本文化的国家中，例如西欧各国，上述条件几乎完全可以得到满足，致使经济研究所得出的结果能够合乎情理地非常接近于真实。这也是米尔的观点。当充分地认识到“在任一已知的社会中，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基本状态，具有对所有局部的或从属的现象产生影响的绝对优势”时，他总结到，社会现象中的一部分，其直接的决定因素，原则上是通过对于财富的欲望所表现出来的，“起码在最初，它主要是仅仅取决于环境的某一个层次”。他还补充说：“由于受到其他环境的影响，使确定由环境的某一个层次单独所造成的影响，然后再确定变化的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成为一项异常艰巨且繁复的工作；特别地，当前一方面的环境经常变化，而与其相结合的后一方面的环境保持不变时，情况更是如此。”[26]
对于这种说法我无须赘述。如果接受这种观点的话，本节所讨论的困难将不再使我们止步不前。以经济科学的方法确定经济因素对于经济福利所造成的影响，未必是不切实际的，因而前面各节在经济福利与总福利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亦没必要弃之不用。

[1]
怀特黑德：《数学导论》，第100页。

[2]
《数学原理》，第5页。在这一段，我用“实际（realistic）”一词替换了罗素先生的“应用（applied）”一词。

[3]
《科学与假设》，第141页。

[4]
《物理学的近期发展》，第30页。

[5]
马歇尔：《经济学家的老一代与新一代》，第11页。

[6]
休·西赛尔爵士：《保护主义》，第18页。

[7]
普伦基特：《新世纪的爱尔兰》，第19页。

[8]
《财富》，第17～18页。

[9]
《现代德国的进化》，第15～16页。

[10]
迪金森：《约翰与中国人的书信集》。

[11]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机器变得越来越精密而且昂贵，工农业中的小人物们便越来越难以开创自己独立的事业。参看奎因坦斯的《农业机械》，第58页。

[12]
芒斯特贝格写道：“单调的感觉很少产生于特定种类的工作，而是产生于个人特定的倾向。”（《心理学与工业效率》，第198页）。不过，当然应该把单调对道德产生的影响与单调所造成的不满意感加以区别。马歇尔坚持生活的单调是重要的事物，并主张在机器取代了耗费精力的工作的情况下，现在生活的变化与职业的单调是相容的，因为“工厂中日常的工作并未使人们的精力完全耗尽”（《经济学原理》，第263页）。显然，这里所考虑的一定是工作时间的长短。斯马特认为，“大多数人的工作不仅仅辛苦、单调、乏味，而且占据了一天之中较为美好的部分，使人们的精力耗尽以至于无法从事其他活动”（《一位经济学家的再思录》，第107页）。

[13]
参看克拉克：《澳大利亚的劳工运动》，第32页。

[14]
参看：《美国经济学会论文集》，第10卷，第234～235页。

[15]
参看穆克吉：《印度经济的基础》，第386页。

[16]
史密斯—戈登与斯特普尔斯：《爱尔兰的农村再建》，第240页。参看沃尔夫所描述的有关瑞福森所规划的农村合作的一般性社会利益的热情图画：“它如何创造欲望及思想准则去接受并吸收教育、技术及民众，它如何帮助提高由它所联合的民众的素质，总体上使之节制，极端忠诚，家庭生活美满，生活条件良好。”他说，有目共睹的是，在“较有教育的德国农民中，不识字的意大利农民中，以及沙比亚原始的耕作者中”，已经产生了相应的效果；“而在印度农民中，也已经开始出现了与此相同的结果”（《农业的未来》，第481页）。

[17]
吉尔曼：《劳动的收入》，第15页。

[18]
参看马吉尼：《人的责任》，第99页。

[19]
参看贝克霍夫和贝克凯特所著的《国家工会的意义》以下各段：“劳动者对责任的需求的意义是，他被认定对社会负有责任，而不是对资本家负有责任。”（第100页）国家工会的目的“是由自我管理的工人协会来控制生产，与控制劳动者生产的国家相配合”（第285页）。在此原则上对产业进行重组，实际上将会遭遇到严重的困难，作者似乎对此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但这丝毫没有黯淡这种理想的光芒。

[20]
霍特里（Hawtrey）先生曾在此基础上批评我所做的分析，即使可以内在地使同等的满意感体现为同等的福利水平，然而在事实上，满意感还体现为不同程度的德行与恶行（《经济问题》，第184～185页）。不过霍特里先生与我之间在主旨上并无差别。我们两人都考虑到了质的差异性。对于同等的两种满意感，无论是说其中的一种自身包含着较多的善，还是说这两种满意感都是同样地好，但是它们对于享有它们的人的素质所产生的作用，在德行上可能不同，两种提法只存在字面上的差别。我在本文中把我先前的提法“人们的品格”替换为“人们的素质”。

[21]
因而西奇威克经过认真的讨论后提出：“因此，似乎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即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如果每个成员的财富完全均等，将会阻滞文明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原理》，第523页）

[22]
《实用伦理学》，第20页。

[23]
《原富》，第333页。

[24]
参看：《德国农业近期的发展》，1916年版，第42页及各处。

[25]
《逻辑学》，第二卷，第488页。

[26]
《逻辑学》，第二卷，第490～491页。

第2章　欲望与满意感

§1.在上一章中，经济福利被广义地认定为与货币量度相关的群组满意感与不满意感。现在我们要考察的是，这种相关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以欲望和厌恶为媒介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准备为某件物品所付出的货币，直接量度的并不是他将要从这件物品中所获得的满意感，而是他获得这件物品的欲望的强度。这种区别说出来很明了，但是说英语的学者们使用了一个术语——效用——本质上与满意感相关——来代表现欲望的强度，则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混乱。因此，当一个人对一件物品的欲望非常迫切的时候，则说明该件物品将给予这个人较大的效用。若干学者为了摆脱这种因用词所造成的混乱，努力用其他术语，例如用“意愿”等来替代效用一词。然而“欲望性”一词并不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它不包含有任何道德方面的含义，概念比较清晰。我本人应该使用这一术语。不过，用词上的问题属于次要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有权利用可以相互比较的货币的数量，这是某人为获得两件不同的物品而准备作出的支付，去量度该物品向该人所提供的可以相互比较的满意感，条件仅仅是这个人对这两件物品在感觉上的欲望的强度之间的比例，与这两件物品向该人所提供的满意感之间的比例同等。不过，这一条件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满足。当然，我们并不仅仅认为人们对于从不同的商品中获得的满意感所作出的预期经常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是，即使排除了这一点，有些时候上述条件也遭到破坏。因此，西奇威克认识到，“我并不判断快乐（除快乐之外的其他的满意感也是如此）在精确的比例上，比由它们所激起的想要保有或产生这些快乐的行动的愿望或大或小的影响之间，是大些还是小些”，[1]
而且“我并不认为应该假定直接的满意感的强度，与事先存在的欲望的强度之间成比例”。[2]
这种看法无疑具有很大的理论上的重要性。记得在不同的税赋与不同的垄断之间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对于消费者剩余造成的影响时，都暗中假定需求价格（欲望的货币量度）就是满意感的货币量度，这样做看起来也具有很大的实际的重要性。然而，这样做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具有很大的实际的重要性，仍然需要验证。

§2.我们认为，我们不妨从广义上以消极的方式稳妥地回答这一问题。合乎情理的假定是，绝大多数商品，特别是那些直接供人们大量消费的食品和服装，是被作为满意感的载体而被需要的，因而随之产生对其欲望的强度与它们所提供的满意感成比例。[3]
因而，从经济分析最一般的目的出发，当前这种做法，把货币需求价格等同为欲望的量度，以及欲望实现后所获得的满意感的量度，似乎并未造成大的损害。不过，对于这个一般性的结论，存在着一个不得忽视的例外。

§3.这一例外与人们对待未来的态度有关。一般来说，人们更偏好现在的一定量的快乐或满意感，而不是未来的同等的快乐或满意感，即使后者一定会实现也是如此。但是，这种对于现在快乐的偏好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想是自相矛盾的——一定量的现在的快乐就大于同等的未来的快乐。这只说明我们远见的能力是有欠缺的，因而可以说我们以递减的规模来看待未来的快乐。这是已被事实证明了的正确的解释。当我们冥想过去的时候，除了倾向于淡忘不愉快的偶然事件之外，我们都会有与此完全相同的省略的体验。因此，认为现在的快乐超过同等的确定的未来快乐的这种偏好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如果用现在的快乐来代替未来的快乐的全部价值，将产生任何经济上的不满意感。个人今年的偏好，今年消费而不是明年消费，所造成的今年的不满意感，会由个人明年的偏好，明年消费而不是今年消费，所造成的满意感加以平衡。因此，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抹杀这一事实，即如果我们配置一系列完全同等的满意感——是满意感而不是满意的物品——自今年起的一系列年份中，所有这些满意感都一定会发生，则个人对这些满意感所具有的欲望将不相同，表现出随着满意感配置年份的远去而其数量规模持续递减的特点。这一点揭示出经济深层次上的不和谐。因为这意味着人们以完全不合理的偏好为基础，在现在、不远的未来和遥远的未来之间配置他们的资源。当他们在两项满意感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不一定会选择两项之中较大的一项，偏好常常使他们投身于生产或选择较小的一项，却放弃若干年后可能实现的大得多的一项。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投入到遥远未来的努力小于投入到不远未来的努力，投入到不远未来的努力小于投入到现在的努力等等。例如，假设某人远谋的特点是将确切发生的未来的满意感按年率5％进行折算。只要给定的努力增量当时产生与投入工作的努力增量同等的满意感，那他将不准备为明年或今后的第十年工作，除非一定的努力的增量为明年工作可以产生的满意感，或者为今后第十年工作可以产生的满意感，是等量努力的增量为现在工作所产生的满意感的1.05倍或1.0510
倍才行。由此可以推断，人们实际上所享受到的经济满意感的总量，远远小于如果人们远谋的能力不被扭曲情况下的水平。不过，同等的（确定的）满意感不论出现在什么不同的时期，对其欲望的强度都是同等的。

§4.然而，这还远不是问题的全部。由于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因此，工作的这类成果或者相当长时间内累积的储蓄，可能未必被出力者所享用。这意味着与他的欲望相联系的满意感不再是他自己的满意感，而是其他某些人的满意感，这些人有可能是他认定其利益几乎与自己同等的直接继承人，也可能是他根本不予关心的在血缘关系或时间上相当疏远的什么人。由此可知，即使对于在不同时间内产生的我们自己的同等的满意感与我们的欲望是同等的，我们对于未来满意感的欲望的强度也将会经常小于对于现在满意感的欲望的强度，因为很可能未来的满意感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未来满意感的影响因素有可能实现的时间越遥远，这种偏差就越大。因为时间间隔的每一次加大，都增加了死亡的机会，不仅对本人，而且对其子女、近亲或朋友这些利益最受关注的人也是如此。[4]
毋庸置疑，为获得远期收益进行投资的障碍，部分地被股票交易的发展所消除。如果现在投资100英镑，预期在五十年后，按照5％的复利归还，最初提供这100英镑的人，一年后可以按105英镑出售他对最后成果的权利；购买者同样可以在一年后将其本金与5％的利息收回，依此类推。在这种情况下，促使任何个人将100英镑套牢五十年，要求较高的年利率的诱因，与促使他将等量英镑仅套牢一年的诱因，并无什么区别。不过，在现实中，这种方法的应用范围当然是非常狭窄的。在所考虑的投资，诸如在个人地产上植树造林或者开发排水系统等，只能依靠个人去完成的时候，这种方法就完全不适用；即使由公司进行的投资，投资者也不能实心实意地指望会有一个稳定且持续的不支付收入的证券的市场。

§5.欲望与满意感之间的自相矛盾本身形成了使经济福利受到损失的实际方法，即阻碍新资本的创造并刺激人们对现有资本的使用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即使较大的未来利益为较小的当前利益所牺牲。当行动与结果之间的时间间隔长时，总能体验到这种重大的影响。因此，关于对投资的阻碍，吉芬（Giffen）写道：“可能没有一项工程比在爱尔兰和大不列颠之间修建一条隧道，在长期对于社会更为有利，它将开启一种具有战略价值以及商业价值的全新的交流方式。但是在任何短期内它似乎都不能使私人企业获得任何补偿。”许多其他大型的事业，诸如造林和供水工程，它们的收益是遥远的，同样会因为对于遥远满意感的欲望的缺乏而受到阻滞。[5]
同样由于缺乏未来的欲望，也造成了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浪费倾向。有时人们为了获取所需，从长远看，他们采用的方法所摧毁的东西远胜过所得到的东西。过早地开掘最好的煤层，使较差但仍有开采价值的煤层受到覆盖而无法再行采掘；[6]
渔业开发导致人们对产卵季节的漠视，使得某些鱼类濒于灭绝；[7]
农业开发导致土地肥力被消耗殆尽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从损害经济满意感总量的角度看，也存在着浪费，一代人，虽然为其所得并未摧毁更多的资源，但是却为了并不重要的目的耗尽了某种天然的产出。这些产出现在是充裕的，不过对于未来的一代，相对于很重要的目的，它们可能会变得稀缺而且无法获得。如将大量的煤用于高速船只，使原本不长的航行时间再行缩短就是这类浪费的例证。我们将前往纽约的航行缩短一小时，很可能就是以我们的子孙将来无法进行此航行为代价的。

§6.鉴于人类具有将过多的资源用于当前服务，而将过少的资源用于未来服务的“自然”倾向，政府方面强化这种倾向的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会减少经济福利因而应受到限制，除非这些干预在分配的公平方面起到补偿作用。因而受到这种条件的限制，在与开支相比较时，所有对储蓄实行差别待遇的税收，一定会减少经济福利。即使在没有差别待遇时储蓄就已经很少了，而有了差别待遇后储蓄就将更少。财产税，在其存在的地方，以及遗产税，显然对于储蓄，都有差别待遇。英国的所得税虽然表面上看似乎是中性的，但实际上正如它在各处所显示的那样也如此。[8]
以上分析说明存在着弱化这些税收差别因素的基本情况。因此，有人建议从所得税中豁免对储蓄的收入课税，加重征收重大项目开支的间接税以平衡财产税，对前二十年间地方税率改进的贡献免予征税等等，都是值得认真加以权衡的。然而，在实际税收体系的建立中，考虑到在富裕程度不同的人们之间实现“公平”的问题，以及考虑到管理上的可行性问题，都迫使我们接受对于储蓄实施差别待遇的安排，尽管我们知道这些差别安排本身是不理想的。[9]

§7.我们的分析也说明，某些正确把握有利于储蓄差别程度的做法，能够增加经济福利。当然，没有人认为国家应该不顾及众多人的反对，强迫它的居民认定财富在现在与未来具有完全同等的重要性。基于生产力发展具有不确定性的观点，不要说国家以及人类种族自身终将消亡，即使在非常极端的理论中，这也不是一项健全的政策。不过，存在着一种共识，即国家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保护未来的利益，以抵消我们不合理的折算以及偏好胜过自己后代所造成的影响。美国开展的全部“保存”运动，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政府是未出生的几代人的信托者，就如同它是现在的居民的信托者一样。因此，政府的明确的职责是关注，并且在需要时，通过法律的制定，去保护国家将要耗尽的资源，免遭鲁莽的和粗暴的掠夺。不论是通过税收，或是通过国家贷款，或是通过保障利息的政策，政府对于那些资源流向如果放任自流工商界就将远离的事业的运作，都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很明显，如果我们认定政府方面具有足够的能力，则对投资实行某些人为的鼓励是符合情理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只有在许多年之后才开始出现收益的投资更是如此。然而，必须牢记的是，只要人们可以自由地为自己作出将要完成多少工作的决定，则运用财政或其他任何手段对人们使用资源的方式进行干预，都可能造成人们工作产出的总量的递减，并因此减少这些资源使用的总量。简言之，我们并不应得出以下推断，即如果将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改为二分之一用于投资，就可以增加经济福利，那就应该设法使个人受到法律的制约，或者受到税收和津贴的诱惑，以便实现这种变化。

[1]
《伦理学方法》，第126页。

[2]
格林等：《伦理学》，第340页。

[3]
参看庇古：《关于效用的若干评述》，《经济期刊》，1903年，第58页。

[4]
如果k代表我将1英镑留给我的继承人与留给我自己的这两者间的重要性之比，同时φ（t）代表我从现在起能活t年的概率，则用一定英镑的数量乘以{φ（t）+k［1－φ（t）］}就代表现在对我来说将该数量的英镑留给自己与留给继承人二者所具有的相同的吸引力。凡是使φ（t）或k增大的事物均会明显增大这一结果。

如果，通过命运或性格可以预见到的变化，t年后的1英镑相当于现在1英镑的（1－α）倍的话，则届时按前一种情况一定的{φ（t）+k［1－φ（t）］}英镑，将与届时按后一种如果我能继续活下去而且状况良好性格不变的情况相比，则现在确定的1英镑投资于我的继承人，将可获得上述很诱人的英镑总量。

[5]
在这一方面，参看努普的《都市贸易原理与方法》一书中的如下一段：“为增加城镇水的供给，很可能需要十年或十年以上不停顿地工作。这意味着一大笔资本在若干年内将不具有增值能力，因而严重影响该项事业的利润，并迫使董事会异常慎重地对待任何大的工程……无法想象由一家供水公司进行这样伟大的工程：从96英里之外康卜兰的舍密尔湖为曼彻斯特供水，从78英里之外北威尔斯的威尔威湖为利物浦供水，从80英里之外中威尔斯的依兰河谷为不列顿供水。”（所引书第38页）

[6]
参看乔沙－莫尼：《国有化的胜利》，第199页。

[7]
参看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410页。

[8]
参看庇古：《公共财政研究》，第二编，第10章。

[9]
例如，对两个人征税相同的情况，他们每人每年都支出450英镑，可是第一个人年收入为1 000英镑，而第二个人年收入为500英镑，从公平的角度看，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第3章　国民收入

§1.一般而言，经济因素并非直接地，而是通过形成和使用经济福利客观的对应物，经济学家称之为国民红利或国民收入，而作用于任一国家的经济福利的。正如经济福利是总福利中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与货币量度建立起关系的那一部分一样，国民收入因而也是社会客观收入中能以货币表示的那一部分，当然包括来自国外的收入。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这两个概念，是如此地相互对应，以至于对于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内容的描述，也就是对另一个内容相应的描述。上一章曾经说明经济福利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弹性的。相同的弹性量度也属于国民收入。为了严格定义这个概念，唯一可能的是对于自然所展示的连续性引入人为的界限。显然，国民收入最终是由一定数量的客观的劳务所构成的。其中一部分体现为商品，而其他部分则直接地体现为劳务。这些事物可以方便地称之为商品——无论是易耗品还是耐用品——和劳务。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当一项劳务已经按照它协助制成的一架钢琴或者一块面包的形式加以计量的话，就一定不可再次作为劳务本身加以计量。然而，无法完全明了的是，每年劳务流量的任一部分，或者商品和劳务，都可以包含于国民收入的名称之下。这正是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

§2.首先给出的答案是，那些并且只有那些最终通过销售换回货币的商品和劳务（当然要避免重复计算），才能包括在内。这样做似乎能促使我们以最好的方式运用货币量度单位。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这种做法所具有的协调性和完整性，使得被排除在外的劳务的一部分，与被包含在内的劳务的一部分内在地相互连接，甚至相互缠绕在一起。已被购买的和未被购买的劳务彼此之间在任何基本方面均无差别，而且经常地，一项未被购买的劳务转移进已被购买的劳务之中；反之亦然。这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矛盾。因此，如果某人租用属于他人的房屋和家具，则他从中所获得的劳务将被计入国民收入，正如我们在这里暂时确定的那样；但是，如果这个人从他人那里作为礼物而获得这些房屋和家具并继续占有它们的话，则他从中所获的劳务不计入国民收入。同样，如果一位农民在市场上卖出他的农场的产品然后买回他的家庭需要的食品，则相当数量的产品将计入国民收入；反之，如果他不是从市场上购买，而是将自己生产的一部分肉类和蔬菜用于农场的消费，则这部分产品不再计入国民收入。再者，从事不收取报酬的慈善性工作的人，教会工人们和主日学校的教师，无直接利益的实验师所作的科学研究，以及许多有闲阶级的成员所从事的政治工作，目前都不被计入国民收入；如果他们只获得某种名义收入，则计入国民收入的部分远远低于他们实际工作的价值；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支付薪水，则计入国民收入。因此，例如，法律批准国会成员的报酬，则大约增加250 000英镑的国民收入劳务的价值。同样，当妇女从事有偿工作，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家庭，妇女的劳务都将计入国民收入。然而，当妇女作为母亲或者妻子为自己的家庭而无偿工作时，则妇女提供的劳务将不再计入国民收入。因而，如果一个人与他的女管家或女厨师结了婚，则国民收入将会减少。这些事物都是相矛盾的。矛盾的还有，当《贫困法》或《工厂管制条例》要求女工将工厂工作或有偿的家庭工作调换成无偿的家庭工作，以便照顾她们的子女，准备家庭膳食，缝补家人衣物，节省家庭费用开支等等的时候，则我们所定义的国民收入将蒙受损失，对于这些损失没有给予任何利得方面的补偿。[1]
最后，这一项也是矛盾的，由于探寻煤炭或黄金，由于形式粗俗的商业广告，使得自然之美经常遭受破坏，但是依据我们的定义，这些都将使国民收入完整无损，虽然，如果可以操作的话，正如在个别场合所做的那样，对观赏风景收费，则国民收入将不再保持不变。[2]

§3.所有这些异议清楚地表明，它们可以被用来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任何有关国民收入的定义，除非给出一个能与全年的商品和劳务的流量相互一致的定义。但是，采用一个如此宽泛的定义等于放弃对于货币量度单位的依赖。所以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或者放弃任何形式上的定义，或者作出某种退让。前一种做法，虽然对其可以作出比通常所允许的更多的解释，但是必将引起不信任，尽管它不会造成混淆。因而，后一种做法整体上看似乎更可取一些。我们建议采用如下的方法。首先，与马歇尔先前提出的做法相吻合，我们采用由英国所得税委员会实际提出的有关国民收入这一概念的标准定义，因而我们将人们利用货币收入所购买的每一件物品，连同个人由其自有以及由其租用的房屋所获得的劳务一起包括于国民收入之中。不过，“个人为其自己所提供的劳务，以及无偿为其家人或朋友所提供的劳务；个人通过使用自己所拥有的个人商品（诸如家具或服装），或者通过使用诸如免费桥梁等公共财产所获得的利益，则不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而是另行计算。”[3]
其次，当以这种方式建立国民收入的标准定义时，我们保留充分的自由以及适当的警惕，当任何问题的讨论，由于过分学究气地依附于这一定义而遭受阻碍或损害时，可以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毫无疑问，这种妥协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然而，遗憾的是，舍此之外并非其他更为可取的方法。

§4.上述结论并未对我们的问题给予完整的解答。给定与国民收入相关的事物的基本层次，却不得不面对新层面上的问题。因为收入可以通过两种极端矛盾的方式加以理解：作为一年内所生产的商品与劳务的流量，或者作为一年内进入最终消费者之手的流量。马歇尔采用两种方式中的前者。他写道：“一国之劳动与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年生产商品、材料和中间材料，包括各种劳动的净的总量。这是该国真正的年净收入或收益，或称之为国民收入。”[4]
从本质上讲，由于每年工厂和设备都有磨损和报废，故总产出意指已对磨损作出补偿的产出量。为了明确这一点，马歇尔在其他地方附加道：“如果我们主要考察一周的收入，我们必须对提供收入的资源进行折旧。”[5]
具体地说，他的收入概念包括所有的新制成的物品，以及所有提供的未体现于物品之内的劳务的一份存货清单，并伴有负的一项，有关使用中的资本存量废弃和损耗的一份存货清单。另一方面，任何相信费希尔（Fisher）[6]
教授的人，都认定在任何情况下储蓄都不应作为收入，他把国民收入仅仅视为最终消费者经手的那些商品和劳务。[7]
根据这一观点，马歇尔的国民收入并非是指实际上实现的收入，而是指该国的资本得以维持并且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将会实现的收入。在静态的情况下，任何地方任何产业中新设备和厂房的建造，都刚好补偿，绝没有过多补偿，耗费所造成的损失，此两种收入的含义将在物质层面上等价。由两个定义所确定的收入都将简单地由最终消费者所经手的商品和劳务的流量所表示。因为所有在前一阶段进入工厂和商店生产过程的材料，将刚好被进入产成品中相应的材料所平衡；同时，所有新建造的机器和工厂刚好占据了这一年中损耗掉的机器和工厂的位置，而且仅仅占据了这一位置。然而，在现实中，一国的工厂从来都不是处于这种静态的状况的。因此，这两种国民收入的含义在物质层面上等价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也不可能使它们在分析的层面上等价。因此，如何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就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

§5.依我们之见，关于它的答案完全取决于我们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将一个社会在若干年内所获得的经济福利的数量加以对比，进而寻求一个客观的指数，使这一系列数量适当地联系起来，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所认定的费希尔教授的追随者们的概念较为恰当。当我们考虑一个国家为在有限的几年内发动一场战争能够生产多少产品的时候，这一概念也比另一个概念更为恰当，因为为此目的，我们想要了解的是一国所能挤出并“消费”的最大的数量，而且我们并不以资本维持不变为前提。但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并不关注战争而是关注和平，并不关注量度而是关注因果关系。我们的问题的一般形式将会是，“由这种或那种因素作用于1920年的经济环境，对于经济福利造成了什么影响？”人们的共识是，这种因素通过收入发生作用，关于其影响的直接陈述必须涉及收入。因此，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采用这两种概念分别导致的后果。根据费希尔追随者们的方案，我们需要确定一个因素，它不仅仅在1920年，而且在1920年之后的各年，对于收入均造成差异。因为，如果这个因素诱发新的储蓄，其对收入所造成的影响的陈述只有在其后所有各年所造成的影响均能正确估计的条件下，方能被费希尔的追随者们所认可。于是，根据他们的说明，如果一个大型工厂建于1920年，则能够计入1920年的收入的不是该工厂的资本构成，而只是该工厂在1920年提供的劳务流量；同时，该工厂建造的总的影响，在不考虑随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国民收入的情况，就无法予以测算。根据马歇尔的方案，这种不便之处即可回避。他的意思是，当我们指出某种因素对1920年的国民收入所造成的影响时，我们就已经无保留地包括了到目前为止能够预见到的，以及对1920年以后所有各年的国民收入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都体现在该工厂所提供的资本构成上。有如费希尔的追随者们所认同的那样，对于消费的直接影响是通过1920年收入的变化予以测算的。但经济福利与经济因素是通过总消费，而不是通过直接消费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马歇尔关于国民收入的定义，从整体上看，很可能更加实用，我们在后面将予以采用。当然，费希尔追随者们所提及的这一条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消费商品的国民收入，或者简称为消费收入。

§6.因此，对于国民收入的具体内容我们已经给出一个解释，虽然不大令人满意，但却也足够明晰。此解释对收入评估给出了明确的含义。首要且最明显的是，在计算产成品价值的时候，不应加上产品制造过程中所消耗的原材料的价值。在1907年的英国生产普查中，慎重地避免了这种形式的重复计算。它的方法可以直接描述如下：将耗用原材料的总成本，以及为完成产品生产而付给其他企业的费用，从任何产业或产业群组的总产出的价值中扣减从而得出最后的结果，为方便起见，可称之为该产业或产业群组的“净产出”。这一数字“完整地表示不含有重复计算的总量，即该产业或产业群组的价值（发挥作用的）总量，超过从外界购买的原材料的价值（发挥作用的）的部分，即代表生产过程中对于原材料的增加值。这一总值为任何产业形成一笔资金，从中必须将工资、薪金、租金、使用费、地方税、税款、折旧以及所有其他类似的支付予以扣除，之后形成利润”。[8]
然而，在想要对国民收入整体进行估算的时候，这些折让尚属不够。在已被用于生产面包的面粉，与已完成面粉向面包转换过程并被磨损的面包机之间并无实际的差异。如果在计算国民收入总量时将面粉与面包加总，则存在重复计算，正如将机器与面包加总一样。马歇尔指出：“逻辑上讲，我们应该扣减纺织厂购买的纺织机与棉纱的价值。同样，如果这座工厂本身就是建筑业的产品的话，它的价值也应该从纺织产出中（在若干年内）予以扣除。对于农场的建筑，也应如此对待。农场的房舍一定不能计入，为其他目的在产业中使用的房屋也是如此。”[9]
广义上讲，根据这些考虑计算的从各产业的净产品价值总量中进行的扣减，正如工业普查所作出的定义那样，作为年度折旧的价值，代表所有类型的机器和厂房更新和维护的年度成本。[10]
因此，如果具体的某种机器在十年间耗损殆尽——陶西格（Taussig）教授对于棉纺厂机器的平均寿命的估计[11]
——国民收入十年的价值相就当于净产品总值扣除这台机器的价值。[12]
同样，因为到目前为止任何庄稼均消耗土壤的出产能力，因此收入的价值，相当于总的净产品的价值扣除恢复土壤被消耗的化学成分所需要的成本。[13]
此外，当矿物质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时候，需要扣减一项差额，即当年使用的矿物质在其初始状态时所拥有的价值——理论上可用所支付的矿产开采费来表示——超过这些矿物在使用后遗留给国家的价值。如果“使用”意指出口以换回不作为资本使用的进口物品，则后一项价值为零。另一方面，其含义也包括如果大自然奇迹般地传输给矿物质某些东西，如果使其价值大于处于矿藏状态的价值的话，则我们需要增加而不是减少某些价值。揭示“维持资本完整无损”这一提法的确切含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7.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即如此估算的国民收入——当然尚需加上从国外获得的收入的价值——与社会所获得的货币收入之间的关系。从事物的表面上看，我们应该预期这两项总额实质上相等，正像预期个人所得与其支出（包括投资）相等一样。若能进行妥善的会计记录，显然应该如此。但是，为了使其能够彼此相等，有必要对于社会的货币收入作出如下规定：不包含个人得到的所有未能向国民收入存货提供劳务的礼品收入，例如，儿童从父母处得到的所有津贴，与此相同。如果A向B出售现存的财产或产权得到1 000英镑，这1 000英镑如果已经计入B的收入，则一定不应再计入A的收入。当然，很容易理解这些观点。然而，某些较深刻的含义却难以充分体现。因此，不应包括由老人年金或特种战争年金所形成的收入；尽管包括普通的文职人员年金，“因为这种年金，可以说等同于薪俸，而且年金体系只不过是为那些工人们现有的服务支付较高薪俸的可选的一种方案，并使他们能够自行解决离职金的问题”。[14]
本国的债权人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贷款利息收入也必须予以除外，这些贷款被非生产性地加以使用，即它们不像修建铁路的贷款那样被使用，生产性贷款沉淀于将被售出以换回货币的劳务的生产过程，并因此进入以货币估算的国民收入之中。这意味着，战争贷款的利息收入必须予以除外。认为为战争而支付的货币也是“生产性的”。因为它间接地防止入侵和物质资本的毁坏，使之目前可以生产用以换回货币的商品，也不能推翻上述结论；因为与战争支出可能相关的任何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与此类似的争论涉及有关学校建筑物的开支——已经通过物质资本所获得的收入予以计入。此外，以暴力或者欺诈所获得的收入并未提供实际劳务，似乎也不应予以计入。进一步讲，如何处理对于政府的支付也存在一定困难。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以它们所提供的如邮局或城市电车的劳务的净利润的形式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当然应予以计入。另一方面，财政部门得到的所得税和死亡费显然不应计入。因为这种收入已在个人手中予以计算，并非支付给财政部以获取由财政部提供的任何劳务，不过是以纳税人的身份向征税机构作出的一种支付而已。至于说到财政部获得的超额利润（现在已被废除）和公司税，正如在英国所实行的那样，则需要作出不同的解释。它们应予以计入，因为公司和个人的收入是在纳税之后加以计算的。因此，如果这些纳税款不在财政部加以计算的话，那它们将根本无法再被计入。[15]
最后，财政部所获得的关税和货物税的主要部分，虽然看似矛盾，但却是应该计入的，尽管事实上它们在纳税者手中已经计入了，而且它们也不是为了获取任何劳务而作出的支付。理由是，纳税品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与税额相同的幅度（我们可以假定是这样），因而，除非该国总的货币收入以同样的方式加以计算，并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否则，由于这些税款的征收，这一总的货币收入除以价格，即该国的实际收入将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虽然事实上它还像以前一样。[16]
在国家的名义货币收入被以各种方式加以“修正”的条件下，所得结果将非常接近按上述方案所估计的国家收入的价值（不包括来自国外的收入）。[17]

[1]
通过以上的讨论，做出战争期间大量妇女参加工业部门的工作，与工业部门之外工作的减少大致相同的推论是错误的。因为，首先，从事战争工作的妇女原来工作得很少，甚至不从事任何工作；其次，进入工业部门工作的妇女的位置，又主要被其他以前很少工作的妇女所取代，例如许多原来由仆人伺候的家庭主妇自己取代了仆人的位置；再次，由于战争中丈夫和儿女的离去，妇女必须完成的家庭工作也比正常年代大为减少了。

[2]
1907年的《广告管制法》允许地方政府制定细则，防止露天广告破坏风景区的自然之美或者公园以及休闲场所的优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注意到，因为费用过高，因此反对铺设地下有轨电车电力线系统，而支持地上铺设，并非是一个主要的理由。伦敦市政委员会就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慎重地选择了铺设地下电力线系统的方案。

[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524页。

[4]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523页

[5]
同上，第80页。

[6]
费希尔教授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国民收入或收入仅仅包括最终消费者，不论是从他们的物质方面还是从他们的人类环境方面所获得的劳务。因此，今年为我制成的一架钢琴或一件大衣，并非是今年收入的一部分，而是对资本的一种增加。只有这些物品在这一年之内提供给我的劳务才是收入（《资本与收入的本质》，第104页等段落）。从数学的观点出发，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无疑极具吸引力。不过，这种严重背离语言日常使用习惯的表述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已经超越了逻辑的清晰性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费希尔教授的方式，则我们很容易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但是不必非如此不可。只要我们不这样做，则定义的选择就不是一个有关法则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便利性的问题。

[7]
为了一致起见，所有者为自己使用所建造的新的房屋，如果其年租金的货币估计值已经记入收入之中，则有必要将该房屋从收入项中除去而列入资本项中。

[8]
《白皮书6320》，第8页。

[9]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614页。

[10]
参看弗卢克斯：《统计期刊》，1913年，第559页。

[11]
《经济学季刊》，1908年，第342页。《工业普查报告》（1907年）批准将一般建筑物和厂房的平均寿命合理地认定为十年的意见（《报告》，第35页）。

[12]
在某些产业中，大型单件资产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予以重置，通常在磨损资产的寿命期间每年以提取折旧的方式形成基金来满足这种需要。对于每年磨损大致相等的机器，杨教授认为，如果每年能够适当地提供所需要的更新与修复的费用，保证事实上资本维持不变，则不再需要提取折旧基金（《经济学季刊》，1914，第630页等段落）。的确，根据这种方法，一座已经经历一段时间的厂房，其任何一年的资本都可以维持在前一年的水平上。不过，杨教授本人证明，在静态条件下，当一座厂房已经建立一段时间，它常常会磨损接近一半（所引前文，第632页）。如果说磨损一半的厂房，相当于厂房已经经历了正常生命的一半——从技术上讲，与新厂房具有相同的效率，这种情况便不会破坏他的结论。不过在厂房的效率会随着岁月的推移而递减的情况下，情况就另当别论。如果资本维持在厂房首次投资建成时的水平，则有必要不仅仅提供所需要的更新与修复的费用，而且有必要维持一项长期折旧基金，以平衡全新的厂房的价值与已经磨损的、平均来看已经历其效率寿命一半的厂房价值之间的差异（参看同样是杨教授与戴维斯先生之间的一次讨论，题目为“折旧与比率控制”，《经济学季刊》，1915年2月）。

[13]
卡佛（Carver）教授笔下的美国：“就这一国家而论，很可能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如果达到农民不得不购买肥料以维持他们土地的肥力不至消耗殆尽的地步时，则整个产业很可能已经破产。……一般农民（大约至1887年）从来没有考虑把被消耗的土地的那部分作为他收成的成本的一部分。”（《美国农业概述》，第70页）然而，对于这种资本损失，必须视为土地结算的资本利得。

[14]
斯坦普：《财富与纳税能力》，第57页。

[15]
斯坦普：《财富与纳税能力》，第55～56页。

[16]
为什么只认定财政部所获的主要部分而非全部应计入收入的原因是： （1）商品税可能并非总是以其全额使价格上涨；（2）它们可能间接地引起生产规模的缩减。

[17]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本文建立的修正方法，仍然有一个矛盾尚未获得修正。假设有一种劳务，（税务部门）一直向实业家对该种劳务征收规费，但是这笔规费在计算收入之前已经合法地作为企业开支而被扣减了，这笔规费的征收作为所得税的一个增加值，将增加国家的货币收入，尽管实际收入并未改变（参看斯坦普：《财富与纳税能力》，第52～53页）。解决这项矛盾的唯一方法是，允许实业家扣减任何劳务的成本，不论事实上这些劳务是否是按规费支付，此项劳务如果以规费的形式支付，则应算做企业开支。

第4章　维持资本完整无损的含义

§1.现在讨论上一章§6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什么是“维持资本完整无损”的重要含义。我们受传统的限制，并不将留在消费者手上的商品——房屋除外——认定为资本耐用商品，尽管事实上，例如，在交付给劳动者使用的范围内，一辆属于驾驶者以外的任何人的汽车，与属于出租公司的汽车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然而，这乃是次要问题。就当前的目的而言，资本的真正内容是什么无关紧要，但是我们对其必须给出定义。资本很像一个湖泊，各种物质的东西注入其中，这些物质的东西均是储蓄的成果，并被不断地设计出来。这些物质的东西一旦流入湖中，就将提供不同时期的劳务，这主要取决于这些物质的东西的许多性质以及它们的命运。在它们中间有些寿命很长，如精心建造的工厂；有些寿命中等，如机器；有些寿命极短，如供消费所用的产品中需要的原材料或者供燃烧的煤炭。当然，这里所谓的寿命的长短是指它们作为资本在发挥工业机器之功能的过程中的寿命，并非是指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下它们的寿命。例如煤炭，如果弃之不用，可以在无限长的年代中保持形式不变，不过虽说如此，在资本之湖中的煤炭的寿命，即自其进入至其退出所持续的时间里，几乎总是相当短的。所有进入湖泊中的物质的东西，最后终将离去。它们中的一些，正如所说的，以其自身作为原材料体现于制成品中，像棉纱体现为衣服一样。但是，它们离去时并不总是，或者一般来说都不是仍然保持这些原材料当初进入时的外观。煤炭在冶炼钢铁的过程中燃烧，钢铁最终铸成刀剑，煤炭体现于刀剑之中，不再是煤炭本体，它自己已经离湖而去。与此相似，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机器被磨损，并非机器本身离去。然而，不论以何种方式，凡进入者都会离去。只要湖泊还具有内容，则总有一条溪水流出，同时还有一条溪水流入。任一时刻湖泊的内容，由前期流入减去已经完成的流出所剩余的一切的物质的东西所组成。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开列出这些物质的东西的清单，并逐项对它们进行评估。在谈及我们的关于国民收入的定义时，我们提到“维持资本完整无损”的概念，它指的乃是有关我们所描述的湖泊的内容的连续不断的清单，与对其连续不断的评估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某些含义。本章的任务，就是明确揭示这些含义究竟是什么。

§2.很明显，从我们当前的目的出发，维持资本完整无损并不一定要求有关湖泊内容的货币评估结果应该保持不变。每个人都同意，在我们计算国民收入的过程中，这些评估所包含的一些变化根本无须予以关注。因此，在任何一年内由于货币供给量减少的缘故，所有相关的货币价值都将显著减少，货币存量的货币价值也将随之减少；但是，没有人赞同在估计国民收入时应该考虑这一点。同样，马歇尔已经认识到：“融入改良土壤、建筑房屋、铺设铁轨以及制造机器之中的资本价值，是资本未来净收入估计值的总的折算价值。”[1]
这意味着，如果基本利率上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存量的货币价值将减少。这类减少与国民收入的数量无关。当资本存量中某些特定项目的价值，由于人们对于这些项目协助生产的东西不再感兴趣，或者由于国外竞争者以降低的价格提供这些东西而有所下降的话，我们想也不应该认为这是相关的；对于创造出来的新式资本设备，以及降低现有设备价值的情况，也应给予相同的考虑；诸如电气照明工厂的建立使附近的煤气工厂降值，或者新型战舰或制鞋机器的问世使现有的战舰或制鞋机器过时，均属此例。我们认为事实上我们可以非常原则地说，保持物质层面不发生变化的资本存量的任何部分的货币价值的减少，均与国民收入无关，而且它们的出现与维护资本完整无损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3.根据以上所述，初看起来似乎维持资本完整无损指的是，资本湖泊中包含的物品存货没有发生物质层面上的变化。很明显，如果这一存货没有任何方面的政变，资本则是在绝对意义上维持完整无损的；同时，如果某些物品从存货中退出，资本就未在绝对意义上维持完整无损。但是，为达到这种分析的特定目的，并不意味着要在绝对的意义上维持资本完整无损。这个概念在这里应该理解为，将必须使资本物质存量方面的一定的缩减，与维持资本完整无损相互和谐共存。因为，必须永远记住，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定义国民收入，使之没有背离由马歇尔提出的人们所熟知的术语。因此，假设地震或敌国突袭在一年内摧毁了英国财富累计存量的一半，为此得出我国国民收入将自动变为负数的结论是自相矛盾的和不恰当的。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说，这一损失是有关资本项目的损失，而不是有关收入项目的损失。换言之，这种类型的损失当然在任何文字意义上都是与维持资本完整无损不相一致的，尽管如此，它却与估算国民收入无关。因此，从我们的目的出发，维持资本完整无损必须规定为并非维持资本绝对完整无损，而是只要维持在不发生这种特殊类型的损失的条件下资本完整无损即可。

§4.也许有人会想，这将开启作进一步无休止地纠缠之路。例如，大火焚烧房屋或者风暴摧损船只所造成的损失也应予以同样看待，正如我们刚刚所讨论的损失一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除上一节所描述的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之外，资本商品的所有的解体，对于资本商品的使用来说，的确是偶然的，而且已经包含在收入的生产过程中。明白无误的事实是，当资本商品发挥功能时，机器和厂房均会发生日常的磨损和毁坏。闲置不用因时间流逝而发生的锈蚀亦属类似的情况。因为，使用的必要条件受制于时间的流逝，甚至火灾和风暴等偶然事件也属于相同的情况。因为房屋的使用意味着受制于火灾的风险，以及船舶的使用受制于风暴的风险，除非为重置所有这些类型的资本损失作出补偿，否则国民收入就无法真实地计算出来。因此，我们意指的维持资本完整无损等价于在绝对意义上的维持不变，只有因“上帝的行动和国家的敌人”所造成的损失才不必予以补偿。

§5.目前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基于我们的目的，维持资本完整无损要求资本存量所有日常的物质上的折损均应予以补偿。但是，我们所说的补偿到底指的是什么？当资本存量折损时，例如通过磨损和毁坏，其物质成分并非在世上消失，不过只是被重新安排从而对人类的用途较小而已。因此，真正损失的是体现一定价值量的物质上的安排，为方便起见，我们也可以用货币予以量度。为作出补偿，必须为资本存量增加新的物质上的安排，具有与这一货币量同等的价值量。因此，如果一台机器磨损后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则我们要求对该资本存量增加某些设备，其价值等于这台机器现在应当具有的价值，即维持机器物质上完整无损。这台机器的原始成本，不论以实际单位还是以货币单位来计算，都是不相关的。因此，制造这台机器可能需要的成本是1 000英镑，可是磨损使其价值总量比磨损没有发生时的有所减少，不是减少1 000英镑，而是减少500英镑或1 500英镑的价值，重置的机器必然具有500英镑或者1 500英镑的价值，而不是1 000英镑。特别地，由此可以得出，如果任何一件资本存量，例如钢铁厂设备，因为我国竞争的激化，结果价值下降，而且如果该设备的磨损折旧率为每年10％，为维持资本完整无损，我们需要补偿其现值的10％，而不是补偿这台设备的初始成本，也不是补偿这台设备的重置资本。如果国外竞争是如此之激烈，或者当前对于这台设备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减少得如此之彻底，以致这台设备的价值荡然无存，则这台设备因磨损和毁坏以及时间的流逝所造成的物质层面上的折损不包括价值上的损失，因此也无须予以重置。由我们的目的所决定的维持资本完整无损意味着，不是重置所有的价值损失，也不是重置所有的物质损失（不是来自于上帝和敌国的行为），而是重置除上述损失之外的物质损失所引起的价值损失。

§6.不难看出，不同的资本存量以不同的比率发生着这种损失——从资本之湖中流出。流动资本、原材料、煤炭等等——通常在湖中只有几个月的寿命，而固定资本，则有数年的寿命，长短视其性质而定。因此，为保持1英镑流动资本完整无损所需要的年度重置量远远大于1英镑的固定资本之所需。米切尔（Mitcher）教授引证一些数据说明，在美国由用于工农业的“可动设备”——机器等——所代表的固定资本部分大致与流动资本的存货相等，估计均为90亿英镑。[2]
如果可动设备的正常寿命设定为十年，而流动资本的寿命设定为一年，则意味着为维持固定资本完整无损所需要的年度重置量为9亿英镑，而流动资本的年度重置量为90亿英镑——是前者的10倍。因此，如果在任何一年，通过对资本存量增加新的1亿英镑流动资本而非固定资本，对固定资本1亿英镑的折损予以补偿的话，则在未来的年份中，为维持资本的总存量完整无损，则每年所需要的重置价值将在此范围内增加；在相反的条件下，它将减少。

§7.在结论中应该谈谈未能提供充分的补偿以维持资本完整无损将产生的影响。让我们假设我们在一种稳定的条件下开始，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储蓄需要按每天200万英镑的比例予以维持，而且事实上已经实现这一点。某些事件发生了，结果之后只实现了100万英镑。很明显，湖泊的水位一定下降。不过，不会连续无止境地下降。因为流入减少的缘故，流出必定也减少。由于资本存货渐渐地减少必将导致同期日消耗也渐渐减少。现在的流出必将减少到如此程度，即使得减少后的每天100万英镑的流入足以获得补偿。资本存量的萎缩至此告一段落，同时建立起新的均衡。为此所需要的时间的长短，则取决于最初存在于各种不同寿命的资本项目之间的比例，以及在下降过程中这些比例可能发生的变化。如果未能提供补偿以达到如此之程度，使得之后未再实现任何储蓄，则当然，资本存货最终一定会彻底消失。寿命短的项目将最先消失，然后其余的渐次离去。流出量递减至少而又少，最后随着寿命最长的项目的消失，流出量及其湖泊均将干涸。然而对此事件人类没有任何兴趣，因为在最后的资本项目消失之前，最后的一个人也早已消亡了。

[1]
《经济学原理》，第593页。

[2]
《经济周期》（1927年），第93页。

第5章　国民收入大小的变化

§1.一国的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大小密切相关，而且经济福利随着收入大小的变化而变化。目前，我们所注重的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理解这种相关的本质。为此目的，一项重要的前期工作是，对收入大小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形成清晰的概念。为方便起见，在第一阶段不妨假设我们正在研究其国民收入的那一个团体的大小保持不变。

§2.收入是一项客观事物，在任一时期均由在该期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所组成。因为它是客观事物，所以我们应该从本质上认识到，我们有可能根据某种客观的实际的单位定义它的大小的变化，同时丝毫也不必顾及人们对包含于其中的若干项目的态度。我们并不是说公众偏好的变化不会影响收入的大小，它们显然能够通过引起收入客观构成的变化影响国民收入的大小。我们是说，如果给定这些客观构成因素，则收入的大小仅取决于这些构成因素本身，而与人民的偏好情况无关。每个人从直觉上来说都同意采纳这一观点。

§3.如果国民收入仅由一种商品所构成，对比则不存在困难。每个人都将同意，收入的大小仅随着该种商品数量的增减而增减。同样，如果收入由一系列不同的商品所组成，不过所有这些商品的数量总是同比例变化，则也不存在困难。收入在任何时点都是由一定数量的复合单位所组成的，并在大小上随着复合单位的数量的增减而增减。

§4.如果国民收入是由一系列不同种类的物品所组成的，且这些物品之间的比例并不固定，但是某种事先建立起来的和谐使得当其他某种物品的数量增加时，其中任一物品的数量都不会减少，则我们不能再说收入在某一时刻是由这种单位的这一数量所组成的，而在另一时刻是由这种单位的另一数量所组成的。但是，我们总是能够根据实际的参照物来确定某一时刻的收入是大于或者小于另一时刻的收入；而从多种目的出发，这一点正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5.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国民收入是由不同种类的物品所组成的，它们之中某些物品的数量会在其他物品的数量减少的同时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直接的方法，而是可以根据各种实际的参照物去确定一个时期的收入是大于还是小于另一个时期的收入；于是，有必要转变搜寻定义的思路。很明显，定义的选择必须是，假设收入仅是由一种物品所组成的，那我们就总是可以说，这种物品数量的增加使得收入的数量增加，则与此不相同的定义就是矛盾的。以此为出发点，我们被引导前行。考虑某一个人，假定其偏好不变，如果第二时期他的收入中某些项目的增加量大于减少量，而这些项目又是他所想要的，则我们就说他第二时期的收入比第一时期的收入高。现在考虑一群人（数量已定），假定他们的偏好固定不变而且他们中购买力的分布也固定不变，如果第二时期他们收入中增加了某些项目也减少了某些项目，而他们为保有这些增加的项目所愿意支付的货币量，大于他们为保有这些减少的项目所愿意支付的货币量，则我们就说他们第二时期的收入大于第一时期。这一定义毫无含混之处。然而生产的技术已经改变，——尽管它变得使一种物品的生产成本更高而另一种物品的生产成本更低，尽管它变得能够生产某些全新的物品，而同时却又不能再生产以前曾经生产过的一些物品，——说到国民收入的内容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对其大小的影响，它能给出一个结论，并且只有一个结论。如果偏好及购买能力的分布的确固定不变，则不存在任何理由反对这种定义的方法所具有的优点。它是应予采纳的自然的而且明确的方法。

§6.然而，事实上，偏好与购买能力的分布二者都在变化。结果是，我们的定义在某些情况下，至少从表面上看，会导致相当矛盾的结果。于是，在第一时期，偏好是如此这般，而在第二时期，偏好却发生了某些变化；在第一时期，收入是组合C1
，而在第二时期，收入又是组合C2
。很可能同时发生这样的情况，该人群在第一时期的偏好会对第二时期所增加的项目支付的货币，少于对第二时期所减少的项目所支付的货币；而同时该人群（人数相同）在第二时期的偏好会对第二时期所增加的项目支付的货币，多于对第二时期所减少的项目支付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定义会使C2
既小于C1
又大于C1
，这是极端矛盾的。唯一能避免这一矛盾的办法是，承认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地谈论国民收入的增加或减少是没有意义的。从第一时期的偏好的角度看，收入减少了；而从第二时期的偏好的角度看，收入增加了。除此之外，无可奉告。[1]
很容易看出，在第一时期与第二时期之间购买力分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会出现相同的矛盾，同时也迫使我们找到相同的解决方法。这时我们同样只能说从第一时期的分布的角度看，或者从第二时期的分布的角度看，收入的数量是增加了：我们无法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谈论收入的增加或者减少。[2]

§7.于是，我们遭遇到了令人困惑的事实，即很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国民收入的构成发生某些变化时，我们无法从绝对意义上说它们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很明显，导致这种结果的定义将会招来激烈的反对。另一方面，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如果两个时期之间的偏好或分布改变了，以第一时期的观点判断，引起收入一定百分比的向上（或向下）的变化，及以第二时期的观点判断，也引起收入相同百分比的变化的话，则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以第二时期的观点判断，通常形成同一方向的变化。简言之，以两个时期的观点判断大部分因素，均将对收入有所增加或者减少。因此，通常无须反复说明或者繁复指出这两个时期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某种已知的因素已经增加或者没有增加国民收入的大小。我们定义中的缺陷因而也不是一项致命的缺陷。不仅如此，继续搜寻任何其他定义的努力均告失败，未发现其他的定义有多少缺陷。因此，不论已有的评论如何，我们建议为本书之目的，对人数给定的群组的国民收入数量的增加作如下定义：如果第二时期的偏好与第一时期的相同，同时第二时期的购买力分布也与第一时期的相同，则以第一时期的观点来判断，收入数量的增加是指其内容发生了如下变化，即该群组愿意为保有第二时期所增加的项目所支付的货币量，大于该群组愿意为保有第二时期所减少的项目所支付的货币量。对于第2章所讨论的，当获得想要的物品后，在欲望和满意感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予以忽略，则我们可以指出，上述定义同样可以作如下表述：如果第二时期的偏好与第一时期的相同，同时第二时期的购买力分布也与第一时期的相同，则以第一时期的观点来判断，对于人数给定的群组的收入数量的增加是指其内容发生了如下的变化，即由第二时期所增加的项目所产生的满意感（以货币量度），大于由第二时期所减少的项目所产生的满意感。以第二时期的观点判断，收入数量的增加，可按完全类似的方式加以定义。以绝对的观点判断，收入数量的增加是指收入内容发生的某种变化，而且按上述两种观点判断，这种变化均导致收入数量的增加。对于两项收入，如果以某一时期的观点判断，则这一项大于那一项，而以另一时期的观点判断，则那一项大于这一项；如果以绝对的观点判断，则这两项收入是无法比较的。

§8.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虑的是具有相同人数的群组。在人数不等的群组之间，对其收入进行直接比较的方法不多。不过，我们可以在想象中将较大群组的人数减少——同等对待各阶层的人——使之在比例上与较小群组相当，然后按相同比例减少其货币收入。这样得出的群组的收入就可以依据前面分析问题的思路，与较小群组进行比较了。其结果大体上就是两个原始群组的人均收入之间的比较。

[1]
当我们试图根据上面的定义在两个国家间比较国民收入大小的时候，遇到了非常类似的困难。因此，如果德国人有德国人的偏好，而却给他们以英国的国民收入，则其所获得的经济满意感可能小于从前；同样，英国人有英国人的偏好，给他们以德国的国民收入，则其所获得的经济满意感也可能小于从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定义将迫使我们说英国的收入既大于（从英国人的角度）德国的收入又小于（从德国人的角度看）德国的收入。还有一点应予附带说明，尽管这一点并不严格相关，在比较两国人民的偏好时，有时可能，虽然并非总能，利用统计的方法发现其差异性，例如，战前的德国人不喜欢吃羊肉，虽然它比猪肉便宜一便士；而英国人则乐此不疲（《白皮书4032》，第10段，第8～9 页）。同样，德国人吃黑面包而英国人吃白面包，我们知道这并非仅仅源于在德国黑面包相对便宜而且德国人比英国人穷些这一事实。因为，如果只是因为便宜所以德国人才消费黑面包的话，则必须认定德国较富有的人将多消费白面包，但并未发现这样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德国人与英国人不同，更偏好黑面包而不是白面包。

[2]
参看鲍莱博士的看法：“在收入中包含的价值是在交换中的价值，它们不仅取决于所涉及的商品与劳务，也取决于社会整体的收入和购买的全部构成……总国民收入的测算因而也与收入的分配相关，并与之同时变化。”（《社会现象的量度》，第207～208页）。同时参看：斯坦普：《英国的收入与财产》，第419～420页。

第6章　国民收入大小变化的量度

§1.前一章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使我们能够以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的观点，确定一个时期的国民收入是大于还是小于另一时期的国民收入。但是，为判断任何物品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提供标准，并不等于提供了量度这些变化的方法。我们必须研究设计恰当量度方法的问题。

§2.以任一时期的观点判断，收入增加的标准是，根据该时期的偏好和购买力分布，对收入中所增加的物品的货币需求，大于对收入中减少的物品的货币需求，从中自然可以得出，我们应该用来作为增加的某种量度的是，以该时期的观点判断，对该时期的收入所包含的物品的总量的货币需求（即人们为获得这些物品而不是不拥有这些物品所愿意支付的这种意义上的货币量）超过对另一时期的收入所包含的物品的总量的货币需求的比例。这种量度将完全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应该得出两个数据：一个数据给出以第一时期的偏好和分布的观点所判断的变化；而另一个数据给出以第二时期的偏好和分布的观点判断的变化。很明显，根据上一章所确定的标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则这就是我们应该采用的量度。

§3.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类型的量度完全不切实可行。在探寻的过程中遭遇到的一个事实成为最后的障碍，即对于任何时期收入中所包含的物品的总量的货币需求，根据以上解释的含义，是一个无法操作的概念。它所涉及的某一货币数量，可以通过加总以货币量度的来自于收入中所包含的每种商品的消费者剩余而得到。然而，正如马歇尔曾经说明的那样，用这种方式加总消费者剩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部分原因是由于存在着互补商品和竞争商品，即使可以在理论上利用严谨的数学公式解决这些困难，但在实际中这些困难仍然是无法克服的。[1]
即或抛开这些细微的复杂性，也仍然无法进行如此精细的量度，使其表述中不涉及收入中所包含的各种元素的需求弹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涉及相关的各种形式的需求函数。但在任何合理的时期内，我们都无法甚至不可能获得这些数据。需要使用这些数据的任何类型的量度都不得不予以放弃。

§4.循此思路作进一步探讨，我们很快就会得出结论，唯一有希望满足收入变化量度要求的数据，就是各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除此之外别无可用。因此，如果我们的确要构建什么量度的话，那我们必须使用这些数据。我们的问题现在变成：如果有的话，以什么方式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构建出一种量度，使之与上一章讨论的收入数量变化的定义相符合。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努力很自然地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一般性的探讨，即确定如果所有与数量和价格相关的信息均可获得，那么哪一种量度与定义最相符合；第二，数学上的探讨，即通过我们实际可获得的有关数量和价格的样本信息，确定出切实可行的量度，使之与上述量度最为接近；第三，综合一般性探讨与数学探讨，以确定实际量度作为上述量度的指数具有多大的可信度。

§5.在着手解决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也是最为基础的一个方面的问题时，我们不得不立即承认，获得完全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根据上一章的定义，以某一时期的观点判断，在某一种偏好和分布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将以一种方式改变；而在另一种偏好和分布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将以另一种方式改变。为了符合这一要求，我们关于变化的量度必须是两个：一个数据表示以第一时期的观点判断的结果；如果两个时期的偏好与分布不相同，则第二个数据表示以第二时期的观点判断的结果。仅仅依据数量和价格建立起的量度不可能满足这一要求。因为，尽管我们可以掌握当偏好和分布为A种时，第一时期实际的数量和价格，以及当偏好和分布为B种时，第二时期实际的数量和价格，但我们却既不可能掌握当偏好和分布为B种时，第一时期实际的数量和价格，也不可能掌握当偏好和分布为A种时，第二时期实际的数量和价格。因此，我们能够指望的项多是获得一种不依赖于需要比较的每一时期中的偏好和分布实际状况的量度，只不过要求当收入的内容发生变化以及经济福利（以货币量度）增加时，不论偏好和分布的状况如何，只要两个时期的状况相同，则该量度将总是增加的即可。即使我们能够获得有关数量和价格的所有数据，也不可能仅仅依靠这些数据就构建出一种量度以比上述量度更接近于我们的定义；而且很明显，这种接近的程度是很低的。

§6.对于这一切有所理解之后，我们开始根据所有的数据构建一种量度——今后我们不妨称之为完全数据量度——使之尽可能接近前一段所明确的最新的想法。所需要的量度在以下情况应该表示为收入数量的增加，即不管收入的内容发生什么变化，以每一时期的货币为单位，[2]
只要给定人数且偏好和分布不变的群组，对于所增加的项目的货币需求大于对于所减少的项目的货币需求即可；[3]
或者换言之，在第二时期该群组所获得的经济满意感（以货币量度）超过其在第一时期所获得的经济满意感。当然不必要求，当超出的经济满意感（以货币量度）是E时，我们的量度表示为增加1％，而当超出的经济满意感（以货币量度）是2E时，则我们的量度应该表示为增加2％。这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在收入仅由一种商品所构成的特殊情况下，它甚至是不合理的。所要求的是，当超出的经济满意感（以货币量度）是E时，我们的量度应该表示为某种增加，而当超出的经济满意感（以货币量度）是2E时，我们的量度应该表示为比其为E时更大些的增加。这就是我们所构建的必须遵从的基本框架。问题是如何构建才能够最好地满足已经明确的目标。[4]

§7.我们想要比较在任意两个时期中的第一时期，给定人数的群组将其购买能力用于第一种商品组合，而在第二时期用于第二种商品组合的情况。当然，每种组合均不可对同一物品估算两次以上。也就是说，只包括向消费者所提供的直接劳务，例如，医生的劳务，最终消费品，当年生产的耐用机器的一部分，[5]
但不包括体现于这些物品中的原材料和劳动，同时当然也不包括“有价证券”。在现阶段，让我们忽略这种可能，即在一种组合中，包括有新发明的商品，而在另一种组合中完全没有的情况。第一种组合，我们称之为C1
，包括x1
，y1
，z1
……个单位的各种商品；同时第二种组合C2
，包括x2
，y2
，z2
……个单位的相同的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第一时期设为a1
，b1
，c1
……；而在第二时期，设为a2
，b2
，c2
……。我们的群组的总量货币收入，在第一时期设为I1
，在第二时期设为I2
，则求证的结果如下：

第一，如果我们的群组在第二时期购买的各种商品与在第一时期的购买呈相同的比例，即是说，如果每一时期购买的商品组合的一般形式为C1
，则在第二时期所购买的每种商品等于在第一时期所购买的每种商品乘以分式

第二，如果我们的群组在第一时期购买的各种商品与在第二时期购买的商品呈相同的比例，即是说，如果每一时期购买的商品组合的一般形式为C2
，则在第二时期所购买的每种商品等于在第一时期所购买的每种商品乘以分式

以这些求证为基础，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我们的问题可以部分地得到解决。

§8.如果在第二时期，一个购买组合形式C2
，由以（x2
，y2
，z2
……）为比例的元素所组成的某个人改变选择购买组合形式C1
，则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行为不致引起价格的变化，因此他可以按照价格a2
，b2
，c2
……购买其新组合中的各项。类同的推论对于第一时期选择将组合形式C1
转换为组合形式C2
的某个人也成立。但是，当群组整体，或者我们更愿意说，当某个代表性人物以这种方式转变其消费时，就不能再假定价格不会受到影响了。如果在第二时期，该群组从组合形式C2
转换为组合形式C1
，让我们假定它必须支付的价格为a'1
，b'1
，c'1
。同样，如果在第一时期该群组从组合形式C1
转换为组合形式C2
，则它必须支付的价格为a'2
，b'2
，c'2
。在上一节结束时提出的假设是：{x1
a'1
+y1
b'1
+z1
c'1
+……}等于{x1
a1
+y1
b1
+z1
c1
+……}，以及{x2
a'2
+y2
b'2
+z2
c'2
+……}等于{x2
a2
+y2
b2
+z2
c2
+……}。这表明该群组在第二时期只要愿意，就可以购买组合C1
，尽管由于它决定这样做使价格发生了变化，但就像它的决定并未引起价格变化以及它所能做到的一样，对于在第一时期的该群组可作出同样的推断。如果所关注的所有商品是在不变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则上述假设将与事实完全符合。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为数众多的商品来说，假设因受到消费的影响，其价格向上变动与向下变动大体上相互平衡是合理的，因而一般来说，我们的假设与事实大致相符。然而，必须记住的是，这一假设是以下所有讨论的前提。

§9.让我们首先讨论在§7中得出的两个分数均处于1的同一侧的情况，即二者或者都大于1，或者都小于1。如果二者均大于1，这说明我们的群组在第二时期，不管它购买的是C1
还是C2
，只要它愿意，就可以购买比第一时期更多的商品。于是，在第二时期它选择形式C2
这一事实证明，它购买组合形式为C2
的商品所产生的经济福利（以货币为量度），比其在第一时期所购买的组合形式为C1
的商品可能提供的经济福利（以货币为量度）更大。[6]
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它必将大于该群组在第一时期所购买的实际组合形式C1
所产生的经济满意感（以货币为量度）。但是，由于偏好和分布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在第二时期实际的组合C1
所产生的经济满意感（以货币为量度）将等于第一时期实际组合所产生的经济满意感。因此，如果我们的两个分式均大于1，则一定可以得出在第二时期购买的组合C2
所产生的经济满意感（以货币为量度）大于在第一时期购买的组合C1
所产生的经济满意感。通过类似的分析，可以证明，如果上述两个分式均小于1，则与此相反的结论成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两个分式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处于二者之间的任何一数值，都将满足在§6中所建立的条件，即我们的量度满足了作为国民收入大小变化的一种标准的要求。

§10.因而，在以上情况下，我们设定的条件并未确定一种量度的选择，而只不过确定了这种选择必然所处的区间。此区间的宽度取决于两个分式之差的大小。在某些条件下，它们之间存在着几乎相等的关系。因此，在19世纪晚期，在英国人所增加的获得几乎所有重要的商品的能力中，主要的因素只有一个而且是同一个，即改进的运输；在制造业方面实现的主要的改进均是使运输工具更为廉价。在其他条件下，两个分数之差相当大。直接适用的例证也许可以找到。然而，我们必须对自己找到的一个例证表示满意，它并非来自于同一群组不同时期两种状况的比较，而是来自于两个群组同一时期状况的比较。这一例证仅在并非真实的假设条件下与当前的目的相关，即假定英国与德国工人的偏好相同，他们的购买仅仅由于他们的收入以及他们必须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此例证取自于商务部关于德国城镇生活成本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在报告形成时期，英国工人在德国的消费成本比在英国的通常高出大约1/5；同时，德国工人在德国的消费成本比在英国的通常高出大约1/10。[7]
因此，如果以字母下脚标1代表英国的消费量和价格，而以字母下脚标2代表德国的消费量和价格，则

§11.虽然我们的条件在目前所考虑的问题的类型中，仅仅确定了收入变化的量度应该分布的两个区间，但是为方便起见，在此甚至可以考虑从可能的量度的无限多个的数据中明智地选出一个，虽然这样做有些武断。当我们从这种问题转向另外较为困难的问题时，需要在更为狭小的范围内作出武断的选择。有些时候，偶然会出现上述两个分式中其中一个大于1而另一个小于1的情况。很明显，它们都不能指出该群组所获得的经济满意感（以货币量度）业已变化的方向。让我们假设在第二时期，该群组后期收入所能支配的形式如C2
的组合，比其前期收入所能支配的为大；而后期收入所能支配的形式如C1
的组合比其前期收入所能支配的为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可以认定，如果分式

以很大的比例小于1，同时分式

仅以很小的比例大于1，则该群组所获得的经济满意感（以货币为量度）很可能已经减小；同时，如果实际的条件刚好相反，则其很可能已经增大。当一个分式与1之差仅以微小之比例大于另一个分式与1之差时，似乎可以得一个相似的推断，虽然不能完全确定。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群组所获得的经济满意感——均将理解为我们所说的以货币为量度的满意感——在第二时期可能减小或增大，将依据下述表达式

或者这一表达式的任一次方，或者依据其略有变形的其他公式是大于还是小于1而定。因此，基于这些限定条件所构建的任何分式，都可以满足我们量度所要求的条件。

§12.在本书的前几版中，通过直接分析对上述常识性的看法作出如下证明。如果

以一个很大的分数小于1，则表明如果我们的群组在第二年购买形式如C1
的组合，其购买的每一项目均以一个很大的百分数小于在第一年中的购买，而且，因此——在偏好与分布没有改变的条件下——我们的群组所获得的满意感水平从一个很大的标准单位上来看将可能小于第一年的，设为K1
。而事实上，它没有这样做，它在第二年购买形式如C2
的组合，证明在第二年这种组合的购买所产生的满意感，与在第一年其他组合的购买所产生的满意感相比，不会小于K1
。以相同的方式，如果

仅以一个很小的分数大于1，则说明，如果我们的群组在第一年购买形式如C2
的组合，其购买的每一项目均以一个很小的百分数小于在第二年中的购买，而且——在偏好与分布不变的条件下——我们的群组所获得的满意感水平从很小的一个标准单位上来看将可能小于第二年的，设为K2
。因此，在第二年实际购买的组合所产生的满意感，与第一年实际购买的组合所产生的满意感相比，不会大于K2
。因为认定K1
相对于K2
更大，所以，产生于第二年的购买的满意感，要大于第一年的购买所产生的满意感；同时，更进一步地讲，因为这些不同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发生的概率，显然与任何其他方式都同等，所以，产生于第二年的购买的满意感很可能小于产生于第一年的。似乎对我们来说，现在这种推理的过程以一种并不正确的方式取决于先验的概率，因此，有必要更认真地考察这种方式。为此目的，让我们设定：

q1
代表第一时期的收入所能获得（并已获得）的C1
组合的数量；

q2
代表第二时期的收入所能获得的C1
组合的数量；

r1
代表第一时期的收入所能获得的C2
组合的数量；

r2
代表第二时期的收入所能获得（并已获得）的C2
组合的数量；

同时，Φ（q1
），Φ（q2
），F（r1
），F（r2
）代表与这些实际的或潜在的购买相关的满意感的量值。

我们假定

之后，因为在第一时期，C1
的q1
优于C2
的r1
，故我们知道，Φ（q1
）＞F（r1
）。以同样的方式，我们知道，F（r2
）＞Φ（q2
）。进而从（1）中得出Φ（q1
）＞Φ（q2
）；并且从（2）中得出F（r2
）＞F（r1
）。

设定　　　　Φ（q1
）=F（r1
）+A

F（r2
）=Φ（q2
）+B

Φ（q1
）=Φ（q2
）+H

F（r2
）=F（r1
）+K

于是，A，B，H，K均为正值，再根据简单的转换，可以得到Φ （q1
）－F（r2
）=1/2（A－B+H－K）。在所有场合，如果q1
/q2
比r2
/ r1
大很多，则不等式（3）允许我们判定很可能H＞K。不过，我们无法知道A与B之值。所谓的非充分理由法则，并不能使我们从这种未知中引申出可能（B－A）＜（H－K）的结论。然而，只能借助于某些这类命题的帮助，使我们推断出很可能Φ（q1
）＞F（r2
）。对于我们常识性的观点，不可能存在一般性的证明。正确的是，q1
/q2
超过r2
/r1
越多，第二时期的满意感小于第一时期的满意感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我们无法列举有关第二时期的满意感很可能大于而非小于第一时期的满意感的任何相关数值。正如凯恩斯（Keynes）先生所说：“我们面对着一个概率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任何一种具体情况，我们可能有相关的数据，但是在缺少这些数据时，这一问题则是无法确定的。”[8]

§13.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则可推出，当表达式

中，一个大于1而另一个小于1时，则二者之间不存在某一表达式，根据该表达式大于或者小于1，我们能够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明我们的群组在第二时期所获得的经济满意感可能增大了或者减小了。然而，只要当我们的限定表达式都处于1的同一侧时，则可明确地判断出两个时期之间的经济满意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在这两个限定表达式之间，确定某一个而不是两个表达式实际上更为便捷。存在着无数个适用的中间表达式，在它们中间作出我们的选择，由于不存在更深层次的偏好，我们则可能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合乎逻辑地受到出于对代数的优雅，算术的简洁，劳动的节省，以及在不同场合使用同一特定速记方法的内在一致性的考虑的影响”。[9]
因此，我们建议使用价格指数中有关技术有效性的两项基本检验指标——当然因为我们寻求的量度乃是价格指数的倒数乘以货币收入变化的比例——欧文·费希尔教授已经使其引人注目。首先，选择的公式应该具有如下特点：“不论选择哪一点为基础，在对其中的一点与另一点进行比较时，它都给出同一比率。”[10]
如果向前计算，它给出1910年的价格是1900年的2倍，则不应像所谓的索尔伯克（Sauerbeck）类型的非加权算术指数那样，当向后计算时，1900年的价格并非是1910年的1/2。其次，选择的公式应该满足费希尔教授所说的因素颠倒检验。“不论何时，存在着的任何交换物品的价格，都包含有其交换的，或生产的，或消费的，或其他形式参与的数量的意义，因此，一个价格指数的问题也包含有一个孪生的数量指数的问题……没有理由认为对于两个因素中的一个采用的某一公式，无法应用于另一个因素”。[11]
因此，所选择的公式应该是，假设我们研究的所有商品总的货币价值在两年间从E变为（E+e），则应用于价格时该公式给出价格向上的变动，从P变为（P+p），而应用于数量时该公式给出数量向上的变动，从Q变为（Q+q），即

除了要与这些检验相一致以外，我们还可能适当地要求我们的量度在结构上是简洁的，在处理上是方便的。这些不同的考虑归结为一点，整体上看，公式

作为变化的量度最能满足我们的目标。这一表达式中I2
/I1
右侧的部分是价格指数形式的倒数，费希尔教授将其归为对一般性美德的第一份奖赏，并建议称之为“理想指数”。[12]

§14.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公式，像限定公式以及区间公式，均建立于潜在的假设之上，即没有考虑仅包含于组合C1
或C2
中，而又不同时包含于这两种组合之中的商品。因此，如果一种商品适用于在任何两年中的一年所购买，而不适用于另一年所购买，则这种商品在它被购买的那一年所产生的满意感将被这些量度完全忽略掉。因此，到目前为止，如果在相互比较的两个时期之间引进新商品，则这些量度是不完善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新的商品，从与此相关的意义上讲，不仅仅体现在商品的新的物质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作为原有的商品在新的时间或空间上的可获得性方面。例如，十二月中旬的草莓，或者由于铁路向印度部分地区的延伸所引入的该地区以前从未见到过的小麦。很明显，我们不应该将十二月中旬的草莓与普通草莓同样计量，并因此对草莓进行虚构，迫使草莓价格上升，而必须认识到，十二月中旬的草莓是一种新的不同的商品。但是因为新的商品在初次引进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少在任何群组的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在对较为接近的两年时间进行比较时，由此所产生的不完善性就不可能非常严重。忽略新商品的存在，将我们的计算集中于老的商品，使我们的结果失效的风险并不是很大。但是，当相互比较的两年相隔很远时，在前一年中根本不存在的许多商品都需要在后一年中予以考虑，作为国民收入变化大小的一种量度（根据上一章的定义），忽略新的商品，将变得几乎毫无价值。[13]
因此，除非找到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的某些方法，否则对于相隔较远的两个时期进行比较的想法，很可能不得不放弃。不过，由马歇尔设计的链式法成为摆脱这种困境的适用的方法。[14]
根据这种方法，以两年中均适用的商品为基础，在对1900年和1901年的价格水平进行比较时，忽略在1901年引入的新商品以及退出的老商品，然后再比较1901年与1902年的价格水平时，将计算1901年引入的新商品，但忽略1902年的商品，依此类推。于是，我们不妨假设1901年的商品价格相当于1900年的商品价格的95％，1902年的商品相当于1901年的87％，1903年的相当于1902年的103％，等等。以此为基础，我们构建出一个链条，并将1900年的商品价格设定为100，根据上述数字，相应的链条为：

当把这些价格指数的倒数，显然它们构成了1英镑的购买力指数，引入我们关于国民收入的量度时，我们获得了对于相隔较远的年份进行一系列阶段的链条式的比较的一种工具，它比任何直接进行的比较都有效。假如我们无法构建出任何一种量度的标杆，且能够把它携带至100英里之外而保持形状不变，则就无法对于1 000英里之外的树的高度进行直接测量。可是，将第1英里处的树高与第100英里处的树高相比较，再将第100英里处的树高与第199英里处的树高相比较，并不断进行下去，就有可能完成间接的比较。[15]
的确，必须承认的是，如果在链式法的一系列的单个的比较中，每一个都确定地包含有一项小误差，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误差具有相同的方向，则相隔较远的年份之间，累积误差将会很大。如果人们忘记如何制造目前正在使用的物品的可能性，与发明新物品的可能性的程度相当的话，则不大会出现大的累积误差。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创新扩展的伟大历程并非以这种方式得到补偿。由于通过链式法引入的误差可能先验地具有确定的一个方向，这样，如果对于相隔较远的两个年代之间，这种方法给定英镑的购买力同等，则很可能英镑实际上在后面一年中比在前面一年中，给偏好一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个人所带来的满意感更大些。于是，如果我们的链式量度得出1900年英镑的购买力指数为90，而得出1920年的指数为100，则尽管同时有大量的新产品被推出和大量的老产品遭淘汰，但我们仍然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在§5中所设定的条件下，1920年的1英镑为我们的群组所带来的经济满意感的指数比1900年更大。不过，如果这些指数的顺序颠倒了，则我们就不能以同样的把握作出推断——的确，除非指数减小得非常明显，我们就不能以任何确定性作出推断——1920年的1英镑所带来的经济满意感的指数比1900年的为小。

§15.现在我们转向本章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选择具有完全的自由度，则我们应该选择§13中的公式。但是，实际上我们却无法采用这一公式。因为要构建它，需要获取实际上从来都无法满足的大量的信息。于是，有必要依据我们可能获取的信息构建出一个模型，或者代表性量度，使之尽可能地接近该公式。我们的充分数据量度，除去其代表收入变化的乘数I2
/I1
之外，由两部分构成： C1
组合价格变化的倒数（包含有等于x1
，y1
，z1
……的不同商品的数量），以及C2
组合价格变化的倒数（包含有等于x2
，y2
，z2
……的不同商品的数量）。因此，我们近似的量度也分别由近似地代表C1
和C2
价格变化的两部分所构成。但是，如何利用样本收集方法才能较为理想地获得这些近似值呢？

§16.不论我们所关注的商品的组合为何，它或者是由常人，或者是由工匠，或者是由劳动者，或者是由任何其他的人群在任何时间所购买的，它最好包含从若干不同的群组中选取出来的商品，它们价格变动的一般特征互不相同。一个好的样本组合，应该包含进入国民收入或者我们正在努力量度的那部分具有不同特点的所有群组的代表性商品。[16]
然而，遗憾的是，实际上的考虑使得这些应该予以满足的要求无法实现，而且甚至有必要求助于自身并不进入普通人购买的范围，而是商品的原材料的一类商品，例如小麦和大麦。因为我们能够观察到其价格，并能将其归入到我们的样本组合中的范围之内。

第一，除去一定大量流行消费的商品之外，很难掌握对消费者索取的零售价格。吉芬（Giffen）曾经对此深有体验，他说道：“事实上，发现只有在大型批发市场上交易的那些主要商品的价格可以使用。”根据商务部以及前食品部关于食品零售价格的研究，现在有必要对这种说法进行修正，不过，它仍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正确的。因此，尽管获取零售价格的困难可以克服，但这些价格依然不适用于连续年份的比较。因为在被定价的商品中往往包含着不同比例的零售商与运输商的劳务，所以，一个时期内的该种商品与另一个时期内的该种商品不同。“在海鱼只有在海边才可以买到时，它的平均价格是低的。现在火车使其可以销往到内地，它的零售价格中就包含着比以前高得多的运输费用。作为一项规则，应付这种困难的最简单的方法是采用其产地的批发价格，并允许充分考虑商品运输、人员、信息传播以及最重要的事项所分摊的费用”。[17]

第二，即使采用制成品的批发价格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虽然它们的名称未变，但是其特点和质量一直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斯第尔顿干酪曾经是双层奶油的，但现在为单层奶油干酪。不同酿造年份的红葡萄酒并不等价。火车车厢的三等坐席现在与四十年前大不一样。“一座平均有十居室的房屋很可能比以前的空间大了一倍，而且很大一部分成本缘于较早的房屋所不具有的水、煤气以及其他家用设施”。[18]
“在最近十二年间，得益于更为科学的解冻与冷冻的方法，在英国销售的外国羊肉的质量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外国牛肉的质量却在下滑，因为北美洲的供给实际上已经终止，取而代之的则是来自于阿根廷的质量较差的产品”。[19]
在试图评价许多直接劳务时遇到了类似的困难——例如医生的劳务，正如帕累托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比棉纺织业吸收了更多的消费开支[20]
——因为这些劳务，虽然称谓未变，但其实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于是，适用于观测的主要物品似乎是——虽然必须认同可用于更广泛观测的权威的加拿大指数以及美国所采用的多个指数——批发市场上，尤其是大型的世界市场上的原材料。这些物品——当然战争除外——近年来在价格上相对于运输成本占很少部分的小件物品已经下降，相对于人工劳务部分也已下降，而相对于制成品的部分已经上升，因为实际的制造工艺业已改进。从我们的样本中淘汰出去的项目之间的相互补偿的可能倾向，使这种淘汰因未发生相互补偿所产生的影响得到缓解。当然，相对于真实量度的近似值也在相同程度上出现偏差；同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因为原材料的价值通常在制成品的价值中仅占有很小的比例，所以原材料价值50％的变化，可能只引起制成品价值5％的变化，这将赋予所发生的波动以夸张的表象。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并不包括我们无力解决的全部问题。因为用于表示若干“组合”的样本的清单，并非只是单纯的价格，而是乘以购买数量的价格，而我们关于数量的信息甚至比关于价格的信息还要有限。很少有关于家庭生产的商品的年度产量记录——也缺乏年度购买记录。进口数量的确有记录，可是没有多少重要的物品是完全通过进口获得的。当然，出于某种目的可以求助于典型的开支预算进而将这一困难予以转换。这就有可能形成特定人群对于某些主要物品平均购买的粗略概念。但是，这一方法仍然没能比粗略的平均数据提供更多的信息。它不能使我们区分不同物品之间的数量，这些物品包含于代表非常邻近的不同年份的组合之中。

§17.下面，让我们假设到目前为止这些困难均已克服，包含所有相关时期的价格和数量的样本已经建立。下一个问题则是确定价格应该如何予以“加权”。根据初步判断，权重似乎自然应该与提取样本的组合中所包含的若干种商品的数量成比例，但是，至少在理论上，有时可以对这种方案加以改进。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信息的某些商品可能与未包括在内的某些商品相互关联，它们的价格通常以相同的规律而变化。这些商品既是其他商品的同时也是它们自身的代表，故可赋予它们适当的大于其自身应得的权重。因此，理想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拥有少数几种商品的信息，而每种皆取自商品的不同的群组，各群组中的商品又具有相近的品质，则妥当地赋予我们的样本商品的价格以权重，使之不是与其自身的重要性成比例，而是与其所代表的群组的重要性成比例。然而，这一点在实际上难以操作。可能有一些商品其代表性品质非常明显，可以正确无误地赋予它们已经修正的权数。但是，我们很少拥有足够的知识以实施这种差别对待。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使用我们的样本，一般来说就是最好的方案，它在实际上是适用的。[21]
因此，C1
组合价格变化的充分数据量度应为

对此最佳的适用的近似值应为

这里的项目数限定为样本中包含的物品数。继而可以推断，对于§13结束时建立起来的关于收入变化的充分数据量度最佳的近似值应为

§18.事实上，正如已经暗示过的那样，我们通常无法寻求一个合理的物品的样本，对于这一样本，在我们所要比较的两个时期（或地区）中，每一时期（或地区）所购买的相同物品的数量为已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得不使自己满足于这样一个样本，即在样本里我们所比较的年份中只有一年的数量是已知的。为此，我们不得不将我们的公式截短，并采用如下形式

这就是英国商会在生活成本指数中所采用的类型的公式（倒置的）。毋庸置疑，这种截短的样本不如完整的样本。不过，费希尔教授的研究表明，这种样本给出的结果与完整样本给出的结果并无非常大的偏差。因此，我们无须挑战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即是否不存在建立于相同数据之上的某些其他公式，可以给出对于完整样本来说更为接近的近似值。

§19.然而，此时有必要说明存在于上述公式与诸如索尔伯克的所谓的“未加权”指数之间的确切关系是什么。在这种类型的指数中，以某一年或平均若干年作为基础，基年或者基期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定为100，而其他年份的价格则当做100的适当的分数。如果基年的实际价格为a1
，b1
，c1
，而另一年的实际价格为a2
，b2
，c2
，则对于另一年来说英镑的购买力指数应为

当且仅当上节给出的公式中的x，y，z……之值与
，
，1
1
1

……成比例时，此表达式才与上一节的公式等价。即是说，索尔伯克的公式测算某一组合的总价格的变化，而构成该组合的每种商品的数量在基年或基期的销售额均为100英镑的同一倍数。事实上，这些数量恰好就是基年或基期实际的销售数量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只有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按索尔伯克方案构建的以任何给定的年份或时期为基础的公式，才能与按上一节的方案构建的、打算表现在基年或基期实际销售的组合总价格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的公式相互一致。

§20.综上所述，还可得出一个明确的推论。我们已经看到基于索尔伯克方案的指数以任何年份或时期R为基础，它量度某一组合总价格的变化，构成该组合的每种商品的数量，在年份R均值为100英镑。结果是，当基期由年份R1
转换为年份R2
时，一般来说要量度其总价格变化的该组合将发生变动。由于被量度的物品不同，所以估计将会获得不同的结果；并且目前也没有理由怀疑，为什么结果不应该不同。以R1
为基期的某一指数表示货币购买力的升高，而以R2
为基期的相似的数字（索尔伯克形式）表示货币购买力的降低。因此，当我们必须面对只有两种商品的情况时，如果一种的价格加倍，而另一种的价格减半，则这种形式的指数如以第一年为基年，则表示两种价格总体升高25％；如以第二年为基年，则将表示总体价格降低20％。在商会有关分别考察英国和德国城镇生活成本的出版物中，许多表格对这种类型的偏差提供了极好的实例。在蓝皮书中，利用指数计算伦敦、米德兰和爱尔兰的实际工资，其中以伦敦为基础（与我们的时间指数相对应，比如说，以1890年为基础），并将那里现行的消费价格和租金价格均定为100。根据这种方案，分别赋予消费及租金价格4与1的权重，商会发现伦敦的实际工资与米德兰的相同，但比爱尔兰的高3％。然而，如果以爱尔兰为基础，则实际工资指数伦敦是98，米德兰为104，爱尔兰为100。同样的困难出现于有关德国城镇的蓝皮书中。以柏林为基础，商会发现除一个城市以外，柏林的实际工资比其他任何地区的都高。[22]
“如果不以柏林而以北海港为基础，柏林就会排在第四位而不是第二位，其他地区的排序也将发生变化；同样，以德国中部为基础，排序甚至会受到更大的影响”。[23]
当然无须怀疑的是，这种类型的大的偏差可能不大会发生，除非存在着极大的偏差，或者在不同的时期对具有大的偏差的消费价格赋予很大的权重。不过，这种事实虽然实际上很重要，却与我们目前的讨论无关。

§21.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对想要比较的年份中的任何一年的数量都所知甚少，而且无数据可供猜测，因此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依据根本没有任何权重的价格关系的样本，确定我们量度中所涉及的价格指数。在这些情况下，前面的讨论非常明确地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一定不要用索尔伯克的方法，以简单的算术平均值结合价格关系来构建我们的指数。如果采用简单的几何平均值——如果我们商品中任一价格接近于零，则这种方法不适用；——或者采用价格关系的中位数，则可避开因方法产生的困境。费希尔教授对于这两种方法的比较优势进行过饶有趣味的讨论。[24]
当可以得到公式所需要的数据时，这两种方法显然都不如§18中所提出的加权公式。

§22.在结论中，我们还必须考虑各种实际量度的可靠性，这些量度均可以作为充分数据量度的代表。首先，让我们假设我们可以获取像充分数据量度那样的具有相同的一般形式的样本，包括对于我们想要比较的两个（或者所有）时期都适用的数量以及价格。这时，我们可以得出五项一般性的结论。第一，当样本是从充分数据组合中的最重要的商品集中中抽取出来的时候，它体现了典型的价格变动，则我们的量度可能具有的误差将比样本取自于非代表性商品时的为小。第二，当样本很大时，即与样本中所包含的项目相关的开支占我们的群组整个组合的总开支的很大一部分时，则可能的误差比样本小时更为小。第三，如果构成充分数据组合的每个项目均单独地承担了组合总开支中的一小部分，则可能的误差比某些项目单独承担总开支的很大一部分时更为小。第四，当样本中包含的项目离散程度小时，即我们比较的年份之间的各种价格变化程度非常相近，则可能的误差比项目的离散程度大时更为小。依据这种考虑可以得出，在不考虑§14中提及的新商品的困难的条件下，与年代相隔很近时相比，当年代相隔很远时，我们的量度可能发生的误差值将会很大。究其原因，正如米切尔教授在对事实进行广泛观察的基础上所证明的那样，在相邻两年之间批发价格变动的分布是高度趋中的，——比误差的正态分布本身还要趋中，——可是，在相隔很远的两年之间，其变动的分布则是高度离散的。“某些商品连续的价格变动在若干年间每年都显示出明显的持续向上的趋势，其他商品则存在着一直向下变动的趋势；还有一些商品，则无确定的长期趋势可言”。[25]
最后，如果我们无法获取与我们的充分数据量度相同的一般形式的样本，而不得不满足于§18中所描述的截短的样本的时候，则我们的量度的可靠性当然比获取较好类型的相同分布的样本时更为差。如果我们必须面对全然没有数量的局面，则只好使用简单的几何平均值或者价格关系中的中位数，这时的量度也具有较差的可靠性。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我们所比较的年份之间的价格变动具有很小或者中等的离散程度时，使用某种不良的指数公式对可靠性造成的损害，也像使用小样本所造成的损害一样，是不会非常大的；但是，当这种离散程度很大时，则这种损害会变得更大了。

[1]
《经济学原理》，第131～132页，脚注。

[2]
对于这些词句尚需考虑的问题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群组的总的货币收入改变了，则第二时期的“英镑”将不再等同于第一时期的“英镑”。

[3]
也许有必要用符号将先前用语言表述的内容再演示一下，任何商品的需求线的函数设为p=φ（x），则对于所增加的h个单位的货币需求不是（x+h）φ（x+h）－xφ（x），而是
。

[4]
欧文·费希尔教授在其卓越的研究著作《指数编制》中，也采用该观点编制这种量度，使之在绝对意义上是正确的，而不仅仅要求它给出一种与为我们想要的量度所服务的特定目标相和谐的量度而已。在检验许多不同种类的指数之后，他发现，当那些在技术上具有缺陷的指数被删除之后，剩余的指数，尽管是由多种不同的方案所确定的，却给出了大致相等的结果。于是他总结道：“就人力而言，指数是一种绝对精确的工具。”（第229页）。现在，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果之间的一致性，说明在什么地方一定存在着绝对正确的结果，使得这些指数都与之相近似。不过，迄今为止就我们所能看到的，还不存在接受这一玄奥观点的实实在在的基础。不妨以确定一组树的平均高度所设计的量度作为类比。很容易确定它们高度的算术平均值、几何平均值或任何其他平均值。在很多条件下，所有常用形式的平均值都将给出十分相近的结果。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天堂中隐藏着一个与所有结果均不相同的平均值，而且从绝对意义上说，比任何一个结果都更精确更真实。存在着一个真实的算术平均值，一个真实的几何平均值，一个真实的调和平均值；不过，在绝对意义上正确的原始平均值的概念，在我们看来，有如一种幻觉。当我们想要达到某种特定的目标的时候，最好问：算术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是否可以最好地满足我们的目的？如果这两个平均值恰好非常接近，那我们将十分满意。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出于偶然而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不过仅此而已，我们并不能再多说些什么。但是有理由相信，当费希尔教授声称对于计算价格指数公式的选择与寻求的目标无关时，他一定比我们更狭义地使用了目标这个词，并且不会不同意我们在此处的言论。

[5]
为了与第3章给出的国民收入的定义相吻合，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定义收入只包括当年实际上消费的物品，而机器不包括在内。根据我们的定义，我们应该严格地将所有新机器和厂房超过维持资本完整无损之所需以上的部分，减去当年这些机器和厂房在生产消费商品过程中的损耗，然后将剩余的价值包括进去。

[6]
这一推断以及据此得出的结果，取决于下述条件，即我们的群组能够以现行价格购买它在此价格下想要购买的任何商品的数量。当官方制定最高限价时，人们的购买或者由于配给过程，或者由于在这些价格下没有足够的商品满足需求将会受到限制，这一条件当然是无法满足的。在大战期间，由于法定价格经常偏离实际价格——至少在德国是如此，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7]
《白皮书4032》，第7页和第14页。

[8]
《货币论》，第一卷，第112页。

[9]
同上，第118页。

[10]
《指数的编制》，第64页。

[11]
《指数的编制》，第72～74页。

[12]
同上，第242页。

[13]
同样的考虑认为，“新的商品”，或在这种情况下，不如说不同的商品的存在，在对相距遥远的两个区域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比对邻近的两个区域进行比较，将变成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相距遥远的两个区域中（例如赤道与极地）的一个区域所购买的一些商品，在另一个区域不被了解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相邻的两个区域。在相距遥远的区域之间，理论上可以运用将要介绍的以中间区域作为链条的链式法，不过，这种比较方法实际上很可能是无法使用的。

[14]
参看马歇尔的论文，《当代评论》，1887年3月刊，第371页等等。

[15]
在我们看来，似乎费希尔教授对于链式法的这一方面并未给予充分的考虑。如果相隔较长的年份之间没有新商品需要考虑，或者新商品并不重要，则我们不应该再质疑他的立场。正如他所说的，在比较1900年和1920年时，我们的指数应该直接根据1900年和1920年的实际价格和数量进行计算，而与1910年的实际价格和数量是不相关的，如果采用链式法，则将包括1910年的数据，并因此成为出现错误的一个根源。例如，很容易看出，如果1920年完全重现了1900年有关数量和价格的状况，采用链式法得出的指数，很可能不符合1920年的指数应该等于1900年的指数的情况（参看《经济统计学评论》，1921年3月，第110 页）。不过，假设在1920年用于商品的开支中有一半在1900年的开支中并不存在，则链式法就不再是直接比较法的拙劣的替代品了，它乃是有可能完成比较的唯一的方法。出于这一理由，我们认为在创建一系列指数时，从整体上最好采用链式法，而不采用相对于某一（相同的）基年，计算每一年指数的方法。当不存在新商品的情况时，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平衡，因为链式法只能在连续各年之间给出完全正确的结果，其他方法——不变权重公式除外，它因其他原因而未被采纳——只能在基年与其他各年之间给出完全正确的结果。不过，有关新商品的争论，使得天平向链式系列倾斜。当然，如果已经构建出了一个链式系列，则我们希望对它所包括的两年之间（而不是连续各年之间）进行更为具体的比较，而且如果在这些年之间，新商品的问题恰好又不很突出，则为此目的直接计算出新的数据，以不采用链式法将会更好些（有关费希尔观点的比较，见《指数的编制》，第308页等等）。

[16]
米切尔（Mitchell）教授写道：“特别地，制成品与消费品价格的呆滞，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多变，木材价格的急剧升高，等等，都成为对于一般价格水平变动所产生的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数据范围设定的每种限制，都将转化为在结果显著性方面的某种局限。”（《美国劳工统计局公报》，173号，第66～67页）这是相当正确的观点，但是一定不要将其理解为制成品以及转化为样本制成品中的原材料都应包括在内。

[17]
参看马歇尔：《现代评论》，1987年3月，第374页。

[18]
参看马歇尔：《现代评论》，1987年3月，第375页；以及马歇尔：《货币、信用和商业》，第33页。

[19]
伍德女士：《经济期刊》，1913年，第622～623页。

[20]
库尔斯德：《经济政治学》，第281页。

[21]
这种推断可以利用逆概率法则予以证实。将以一定程度变化的样本，从以相同程度变化的完整的组合中抽取出来的方法，多于将该样本从以不同程度变化的组合中抽取出来的方法。因此，任何无偏差地取自于任一组合的给定的样本，到目前为止，均比经过任何修正过的样本，似乎更能正确地代表该组合。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价格变动与我们的样本主体非常不同的商品是否应该包括在内的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删除“奇异的观测值”，有时在实际测量的计算中被认为是理想的。如何处理这种问题，取决于与我们的样本相关的事先的期望值是否表明抽取该样本的初始分布遵从某种特定的误差规律。当然常常很难确定这一点。还应该说明的是，只有当我们的样本中的商品数量很少时，删除奇异的观测值的实际作用才可能是重要的；而正是由于商品数量很少，供确定进行删除的充分的背景条件也最难以获得。

[22]
《白皮书4032》，第34页。

[23]
凯恩斯：《经济学季刊》，1908年，第473页。

[24]
参看《指数的编制》，第211页等，以及第260页等。

[25]
美国《劳工期刊》，第173号，第23页。

第7章　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大小的变化

§1.很明显，假如穷人所得收入并未减少，那么总国民收入大小的增加，而且这种增加并未伴有任何其他事件的发生，则一定会带来经济福利的增加。因为，如果对富人供应商品的增加，伴随着对穷人供应商品的减少，则可能在以货币为量度的经济福利和在这里定义的国民收入的增加的同时，未以货币为量度的经济福利本身却在减少，这种双重变化的情况，由穷人所得收入不应减少的附加条件加以排除。但是，并不能由此断定，在维持穷人的收入不受损失的每一种情况下，总收入的增加，一定会带来经济福利的增加。因为有可能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产生了对经济福利不利的其他影响。因此，最好探讨在实践中应该如何估计这种可能性大小的问题。

§2.由于为获取收入中某些项目的设施的改进而产生的消费方面的变化，易于引起偏好的变化。但当任何具体的商品变得更加容易获取时，偏好的变化通常表现为偏好的加强。因此，当机器可供试用，或者物品以样品包装赠送，或者图片向公众免费展出时，人们对于这些物品的欲望是趋于增强的。在酒店、彩票或者图书馆易于被接触的情况下，对于饮酒、赌博或者文学的爱好来说就不仅仅只是被满足了，而是被激发出来了。当整洁、照明，[1]
或者模范寓所、样板农田被展示出来的时候，虽然仅能为邻居所见并不能为其所有，但其所起的客观作用是很突出的，它们使得许多未被人们所认识的事物的优越性得以显示。[2]
所以，“免费图书馆是创造欣赏高档文学习惯和能力的发动机”，同样，专门为穷人服务的储蓄银行是“传授节俭的发动机”。[3]
以类似的方式，许多德国城市制定政策，为戏院或者歌剧院提供补贴，使之每周两至三个夜晚举办交响音乐会，只收取非常低的门票。这是一项注重教育的政策，可以从欣赏能力的提高中分享成果。的确，对于一种物品偏好的加强，一般会伴随着对于任何其他满足相同或相似目的的物品的偏好的减弱，例如羊毛相对于棉布，或者新的“最佳型号”的汽车相对于原来的最佳型号；同时有些时候还会伴随着对于其他毫无关系的享乐手段的偏好的减弱。但是，在这些情况下，有理由判定为新的偏好提供的条件比为老的偏好提供的条件很可能会产生某些超出的满意感。因为，为获得收入中所包含的某些项目的设施的增加所带来的纯粹的后果，将是经济福利的增加。

§3.不过，上述讨论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它仅与中短期的效应而不是与最终的效应相关。当某一群体的人们已经摆脱了他们曾经十分熟悉的相对贫困的状态，并进入他们逐步适应的相对富裕的状态时，他们真的从他们环境的后一种状态中获得了比他们从前一种状态中更多的满意感吗？相对于改变后的条件，他们的欲望和习惯，以及期望的整个构架也将改变。如果终生都睡在一张柔软的床上的某个人被迫睡在露天的地上，他一定非常痛苦；可是，一直睡在柔软床上的人一定比一直睡在露天的人更能享受他的夜晚吗？在罗尔—罗依斯（Roll－Royce）汽车社会中的100台罗尔—罗依斯汽车，一定比在狗拉车社会中的100台狗拉车产生更大的总的满意感吗？在下一章将给出一些理由，质疑是否富人的消费收入明显减少，假定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经过一段适应期后，会显著地降低富人的经济福利的问题。在他们的消费收入增加时可以进行同样的质疑。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英国的人均收入是当前实际水平的二十倍，则很可能它进一步的增加——假设人口不变，将不会在经济福利上再增加任何东西。而实际上，以低水平的平均收入的观点来看，我们很有把握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收入的增加——除去荒诞地假设全部增加的收入均流入已经十分富有的人的手中——将最终而不仅仅是立即带来经济福利的增加。经济改善的目标并非只是幻想。[4]

§4.不过，仍然有一点须作进一步的考虑。一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存在于利用国民收入所获得的满意感，超过为形成国民收入而产生的不满意感的平衡之中，结果是，当国民收入的增加伴随着为生产收入所做工作之数量的增加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是否所做工作的增加并没有造成不满意感超过其产品所提供的满意感。目前来看，如果额外的工作是由于发明等等，或使用它的新的并且更为先进的方法已被开发出来的缘故所产生的话，就无须担心这一点；如果额外的工作是因为诸如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争吵等等，这些往往阻止想要工作的人去工作的障碍已被清除的缘故所产生的话，则亦无须担心这一点；如果额外的工作是因为酬劳工人们的方法已被改进，对额外的工作给予等价的额外的支付的原因所产生的话，同样也无须担心这一点。然而，很可能额外的工作是以与此不同的其他的方式被要求做的，例如，假设整个社会的公民在法律的强制下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而这一政策事实上不可能使国民收入增大。实际上可以肯定的是，额外产品所提供的满意感，必将大大地低于因额外的劳动所引起的不满意感。这里存在着某种因素，它增加了国民收入的大小，同时也减少或者并不增加经济福利的总量。这种类型的因素，实际上在当今的世界里并不重要，因为除去军事征召之外，我们都是自愿地而非被迫地去工作的。然而，可以想象到的是，即便在自愿的体制下，某些类似的问题也会出现。由于工人们对其自身实际利益持有某种错误的观点，他们很可能愿意接受一项时数增加的劳动，虽然增加了收入却损失了经济福利。此外，在雇主的盘剥之下，工人们有可能接受某项工作的增加，认为这样总比减少收入有利。这里存在着一系列可能的因素，它们增加收入的同时也造成经济福利的减少。不过，很明显，在与我们讨论的相关的因素主体中，上述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将会很小。一般来说，增加国民收入的大小同时也增加工作的因素，与增加收入的大小但并不增加工作的因素一样，在分配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都将增加经济福利。

[1]
参看沃波尔（Walpole）关于街灯的采用引起邻近房舍照明需求增加的说明（《英格兰历史》，第一卷，第86页）。一则精心设计的电灯宣传广告被怀特（Whyte）的《电气工业》（第57页）所引用。某公司在一座房屋内完全免费安装六盏电灯供试用半年，房主只需支付所消耗的电费。半年后，如果客户要求，该公司负责拆除全部设施。

[2]
参看奥克塔维亚·希尔（Octavia Hill）女士维持其房屋楼梯整洁之实践，以及普伦基特（Plunkett）先生关于1902年科克博览会之说明（《新世纪的爱尔兰》，第285～287页）。

[3]
杰文斯（Jevons）：《社会改革方法》，第32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马歇尔博士认为这种考虑的顺序具有相对较小的范围。他写道：“在长期，需求均表现出很大的弹性，而现在这些需求几乎在短期就表现出很大的弹性；因此，除去少数例外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谈到某种商品的需求弹性大或者小时，无须说明所涉及的时间的长或短。”（《经济学原理》，第46页）

[4]
参看邦斯魁特（Bousquet）的（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r，1929年10月，第174页及以后）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经济福利取决于收入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而收入的增长，在允许进行调整的时期过后，将引起需求的增加，致使收入与需求之间的初始关系得以重新建立。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代表性个人的经济福利是一个常量，在长期不受其收入变动的影响。

第8章　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

§1.如果收入能自富人转移至穷人，则所提供的不同种类的商品和劳务的比例将发生变化。昂贵的高档品将让位于更必需的物品，珍贵的酒类让位于肉和面包，新机器和服装厂让位于改造后的小型住房；同时，还将发生与此相类似的其他变化。[1]
鉴于这一事实，说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有利于或者不利于穷人是不严谨的。每年均会出现并非单一的确定构成的一些物品，间或以这种方式分配，间或以那种方式分配。事实上，以两年共同的观点来看，并不存在作为收入的这种物品，因而也不可能存在作为收入分配变化的这种物品。

§2.然而，这不过是一个文字问题而非实际问题。当我们说收入的分配发生了有利于穷人的变化时，其意思是指，在社会一般的生产能力一定的条件下，以富人们获得他们想要获得的物品的减少为代价，穷人们正在获得更多的他们想要获得的物品。初一看，可能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方式是将购买能力从富人转移给穷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即使两个群组的购买力的数量，即支配生产性资源的能力保持不变，也可能使穷人有利而富人受损。如果生产原先主要由穷人消费的某些物品的技术方法得以改进，而与此同时，生产原先主要由富人消费的某些物品的技术方法受到破坏，使其纯粹的后果保持第5章所定义的国民收入未发生变化，则可能发生上述情况。如果通过某种分配系统或某些其他的机构，迫使富人减少对于穷人来说十分重要的物品的需求，而这些物品是在需求减少因而价格降低的条件下被生产出来的，则上述情况同样可能发生。反之——在第四编中将会看到，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由穷人掌握的支配国家生产性资源的份额不论是相对增加还是绝对增加，而且如果他们获取这一较大份额的过程，引致在他们自己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物品的成本上升，则他们可能并未真正获取利得。因此，对于穷人有利的分配上的变化，可以通过购买能力转移或者支配生产性资源能力的转移以外的方式予以实现，而且并不意味着要将这些物品转移给他们。然而，这种转移是最重要的，同时也可能被视为是最为典型的，依靠这些方法，可使对于穷人有利的分配上的变化得以实现。

§3.如果可能，希望以此为基础，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与经济福利的变化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以便与上一章在国民收入大小的变化与经济福利的变化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相对应。在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任何人在任何时期所享受的经济福利取决于他们的消费收入，而并非取决于他们所获得的收入。因此，一个人越是富有，他可能消费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就会越少。如果假设他的总收入是某个穷人总收入的二十倍，则其消费的收入可能仅是穷人的五倍。无论如何，非常明显的是，收入从相对富有者向相对贫困者的任何转移，是以牺牲较不急迫的愿望为代价的，使得比较急迫的愿望得到了更多的满足，因此，它一定会使满意感的总和有所增加。这样，根据古老的“效用递减规律”，就可以毫无歧义地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使穷人手中的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有所增加的因素，在从任何角度判断均未造成国民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都将使经济福利增大。[2]
这一结论因为另一种考虑而得以强化。穆勒写道：“人并非想要富有，不过想要比他人富有。贪得无厌的人如果在邻里之间或者在国人中是最贫穷的，则他无论拥有多少财富都会感到很少满足甚至是不满足的。”[3]
西格努尔·里格纳诺（Signor Riguano）更为深刻地写道：“因虚荣而产生的需求，少量的能力支出与大量的能力支出一样，都可以使之得到满足。只是由于大量财富的存在，才使得必须用一笔很大的而非一笔很小的开支才能获得这种满足感。在现实中，如果某人希望比另外一个人看起来双倍地富有，即是说他拥有的商品（珠宝、服装、马匹、花园、奢侈品、房屋等等）是另一个人的两倍，则他在拥有十件物品而另一个人拥有五件的情况下，与他在拥有一百件物品而另一个人拥有五十件的情况下，所得到的满足感完全相同。”现在，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的区别，其所决定的部分很可能只占收入的一小部分，这部分收入只用来满足生活必需品和基本舒适品的供给，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加大。换言之，富人收入所产生的满足感的较大比例来自于他们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量。如果所有富人的收入一起减少，收入中的这一部分将不会被彻底清除，因而当控制资源的能力从富人手里转移至穷人的时候，富人所承受的经济福利的损失，相对于穷人经济福利的增加，远比效用递减规律本身所考虑到的要小得多。

§4.当然，必须承认，如果富人与穷人是属于心智结构不同的两个种族，富人天生就能够从任一给定的收入中比穷人获得更大的经济满意感，则这种类型的变化增加经济福利的可能性将非常值得怀疑。进一步地讲，即使没有关于天生的种族性差异的任何假设，也可能承认富人因其修养及教育的本质，能够从一定的收入中——例如1 000英镑——比穷人获取更大的满意感。因为，任何习惯于某种生活标准的人，如果突然发现其收入增加了，他就很容易将额外的收入挥霍于刺激性的娱乐之中，当把这种间接以及直接的效用考虑进去的时候，这甚至可能导致满意感绝对地减少。不过，对于这种争论，可以给予充分的解答。的确，在任一给定的时刻，长年贫困的人的偏好及性格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因而收入突然大幅度的增加很可能使他们有相当不理智的消费，这些消费所蕴含的经济福利很少，甚至没有。但是如果这一较高的收入能够维持较长的时间，这个阶段就会过去；反之，如果收入的增加是渐进的，或者更好地，收入的提高未能被人直接察觉——例如通过价格的降低——则不理智的消费阶段根本就不会出现。无论如何，坚持认为穷人的不理智消费行为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他们的收入的增加不会产生出任何经济福利的观点，将使矛盾超出合理的讨论能够进行下去的限度。我们认为正确的观点应该像梅赛·普林格尔（Messrs Pringle）和杰克逊（Jackson）在其向济贫法委员会所作的专门报告中曾经出色地指出的那样：“正是在没有技能并最无教育的这一部分人口中，酗酒继续占据着它的市场；当工作阶层中的这一部分人获得更加正常的就业和较高的工资时，人们将提高责任心和素质。整个国家的工资提高，饮酒账单的减少，这是我们最为期盼的进步现象之一。”[4]
问题的本质是，在现存的条件下，就穷人的智力结构而言，收入的增加纵然在短期没有带来什么利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更具体地说，如果时间长到允许新一代人成长起来的话——则拥有这笔收入，就有可能使他们通过教育或其他的方式，开发出适应享有增大了的收入的能力和本领。因此，从长期来看，富人与穷人在兴趣和偏好方面的差异，将会由他们之间收入的转移这一事实所弥补。因此，很明显，不能把它们作为证明不存在转移的利益的理由。[5]

§5.不过，上述类型的一般性推理为我们的理论提供形式上的判断虽属必要，但它并不必然使我们在实际上确信它是有效的。为此目的，只需回顾一下近期英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即可。由于数据不完整，因而无法对此进行任何精确程度上的计算。不过，以鲍利（Bowley）[6]
博士所做的工作为基础，我们不妨大胆地对战前时期作出如下粗略的估计。英国最富有的12 000个家庭大约获得总国民收入的1/15，最富有的1/50的人口大约获得总收入的1/4，最富有的1/9的人口大约获得总收入的1/2，其余的人口占总人数的一半多一点，系由少数独立工人们、年收入低于160英镑的薪酬获得者以及实际上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整个群体所组成。以下由鲍利博士给出的数据表，对于1911年最后这一群组各部分人口之间收入分配的估计，使问题更加深入。

一般全日制工作成年劳动者周货币工资率（包括实物工资评估）[7]

的确，在研究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与富有男人当家的家庭相比，在收入低的男人当家的家庭里，妻子和子女更倾向于去挣工资。因此，家庭之间的分配可能比个人之间的分配更为可取。不过，相比之下，这一点是无足轻重的。所引证的数字实实在在的含义由同一作者对战前四座工业城镇生活条件的研究非常明确地揭示了出来。这些城镇总体包括“大约2 150个工人阶级家庭，人口为9 720人。这些家庭中的293个或13.5％，这些人口中的1 567人或16％，生活在非常贫困的状态”，其收入之低，以至于完全合理地安排开支，他们也不能获得足够的给养。“出现在我们数据表中的3 287个儿童中有879人，或者27％，生活在不能达到为健康生存所必需的最低生活水平的家庭中”。[8]
当然，富裕阶层超出的收入量并不代表超出的消费量。英国每年新投资的主要部分——战前约为3.5亿英镑——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开支的大部分——超过2亿英镑——均由他们所提供。因此，每年由富裕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用于各种奢侈品的开支不会超过3亿英镑。此外，货币收入的估计倾向于相对地夸大富人的实际收入，因为对于相同的劳务，富人往往要比穷人支付更高的价格。例如，伦敦的一些商店，根据“优雅的风度”实行差别定价，旅馆同样也经常实行差别定价。有人认为，富人货币收入的25％，不代表相当的实际收入。[9]
同样，对货币收入的估计，由于忽略了对穷人有利的差别定价，有时会使穷人的实际收入看起来比其真实的水平还要低。因此，鲍利博士指出：“一位肉贩有可能对白天的客户提高价格而不会对其销售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不能对晚上的客户也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则比富人阶层承受稍微提高了的价格。这种考虑特别适用于周六晚间大批量购买的情况。”但是，在所有的修正都已加以考虑之后，上述引证的数字毋庸置疑地表明，战前以至于现在，富人阶层的确拥有相当一部分超出的收入，鲍利博士的术语，可以通过转移给予“攻击”。

§6.战后对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收入分配的某些研究，已由鲍利博士与特别关注1924年的乔塞亚斯·斯坦普（Josiah Stamp）所完成。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最富有的阶层，即税前总收入超过9 400英镑，大致相当于战前价格水平的5 000英镑，其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10]
一般来说，这些学者给出如下结论：在工资收入、其他收入与不劳而获的收入之间的分配关系，发生了稍微有利于工薪阶层的变化。从平均水平来看，体力工人们的实际收入略有提高，同时，他们还拥有在保险方案以及其他公共开支中对其有利的转移性支付。此外，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还大约减少了1/10。这一变化与源于房屋不动产和固定利率投资的实际收入的下降相关联。指标显示，两个时期（即1911年和1924年）核定的税前支付的总利润，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几乎相等。工薪收入阶层中的妇女和非技术工人在工资方面获得极大的实际利益；技术工人的大多数在1924年的收入至少与1911年的相等（对上升的价格调整之后）。[11]
这些变化对于极端贫困者的生活意义重大，鲍利博士在战后对上节所提到的四座城镇的生活条件所做的第二次调研，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他写道：“纵然假定所有的家庭在某一周均遭受失业之苦，没有足够的生活资源，并且其失业是长期的，1924年这些城镇中的贫困家庭的比例将降至1913年的比例的1/3（3.6％对应12.6％）。”[12]
此外，“如果假定实现了充分就业，则通常只靠一个男人挣钱养活的贫困家庭的比例，在1924年的仅相当于1913年的1/5；反之，如果假定失业造成了最坏的影响，则1924年的该项比例仅略大于1913年的比例的1/2。”[13]
这一明显的改进部分地是由于每个家庭子女平均数量的减少（占总影响的1/3左右），主要地则是由于非技术劳动者实际工资率的提高。然而，不管这一改进如何，不管这种事实怎样，“当把赋税的整体影响均予以考虑之后，富人所掌握的可用于储蓄或支出的实际收入，的确低于战前的水平”，[14]
不论税前还是税后的收入分配都仍然十分不均。例如，事实上在1924年，一年大约有1亿英镑的净收入，即全国总收入的2.5％被3 000个家庭所拥有。为此，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认定，只要收入整体没有减少，则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以富人阶层实际收入等量的减少为代价所实现的穷人阶层实际收入的任何提高，一定会带来经济福利的增加。

§7.应该注意到上述结论并不严格等于这一命题，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能使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降低的任何物品，均能使经济福利增加。如果社会只是由两个成员所组成的，则的确与此相符。可是在成员数量多于两人的社会中，“使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降低”的含义就会模糊不清。帕累托用收入超过任一数值x以上的数值的对数，除以x的对数，来量度分配的不均等的程度。除非我们接受帕累托的观点，否则很难采用这一量度。帕累托认为，在任何给定的收入分配中，两个对数之间的比值，对于所有的x的值，均大致相等；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是否他的量度的倒数，——当然，如果量度本身表示较大的平均程度的话，则其倒数应代表较不平均的程度，——比原量度更不可取。在其他有关不均等的量度中，人们最为熟知的是均值的均方差。根据这种标准可以证明，假定社会成员的性格基本相同，分配不均等程度的降低有可能，尽管不是必然增加满意感的总量。[15]

[1]
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分配的改变更有利于穷人，则人们将转而消费的物品之一就是准商品——休闲。众所周知，高工资的国家和行业，一般来说同时也是工作时间短的国家和行业，而且是为弥补家庭预算要求妇女和儿童从事挣工资的工作最少的国家和行业。美国劳工局的《第54号公报》（第1125页）关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木匠的工资率和劳动时数的统计数字可以说明前一点。西德尼·查普曼（Sydney Chapman）先生注意到德国矿工的收入占到其家庭收入的65.8％，而较为富裕的美国矿工的收入占到其家庭收入的77.5％（《工作与工资》，第一卷，第17页），这一事实可以说明后一点。仔细分析朗特里（Rowntree）先生关于约克郡的有趣的数据表，就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贫穷》，第171页）；维塞莉斯基（Vessllitsky）女士证明，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妇女从事低报酬的家庭工作，例如，在英格兰，“在那里男劳工恶劣的条件使其妻子不可避免地去补充丈夫的收入”，因此，在男人工资较高的地区，妇女只有在获得良好报酬的工作时才会在工业部门工作（《家庭工人们》，第4页）。同样，也可以在近期英国历史上出现的工资上涨与工作时数减少之间确定出类似的相关性。而且，我们认为在英国不同地区对工资率和工作时数所进行的研究，将揭示出同一类型的相关性。《1908年劳工统计摘要》（第42页及以后）给出的关于瓦工工资和工时的统计数字也是如此。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不容易与本书后面所陈述的方法相吻合，因为休闲并未作为一种商品包含于我们所定义的国民收入之中。然而，到目前为止，当分配的改进造成某些物品对休闲的替代时，一定会带来国民收入的减少。很明显，当我们考虑分配的改变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时，这种减少应该予以忽略。因为它们导致的生产的缩减所造成的福利的损失，一定小于由休闲自身所产生的福利的利得。

[2]
从变化之前的时期判断，某种转移造成了收入大小的缩减，而从变化之后的时期判断则不缩减；反之亦然。对于这种困难的情况，这里将不加以考虑。此后将假定，我们所谓的收入的变化，从两个相关的观点来判断不是正的就是负的，因此，除有特殊理由之外，我们均将简单地说收入增加或者减少。

[3]
《关于社会自由的遗著》，《牛津与剑桥评论》，1907年1月。

[4]
《白皮书4795》，第46页。

[5]
当然，同样地，当我们以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时，关于富人因实际收入的减少而获致特殊伤害的争论也变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富人们会被迫放弃他们原来形成的习惯。

[6]
《经济学季刊》，1914年2月，第261页；以及《战前工业产品分类》，1918年，第11页和第114页。

[7]
《当代评论》，1911年10月，第1页。

[8]
《生计与贫困》，第46～47页。贫困儿童比例过大的原因有二：一是贫困家庭通常比其他家庭的比例大些；二是大家庭本身即是生活贫困的原因。参看鲍利：《社会现象的量度》，第187页。

[9]
厄威克：《奢侈与生活的浪费》，第87页和第90页。

[10]
《国民收入》，1924年，第58页。

[11]
《国民收入》，1924年，第58～59页。

[12]
《贫穷减少了吗？》，第16页。在这一段所给出的关于1913年的百分数与《生计与贫穷》中所给出的百分数之间的差异，明显地来自于以下事实，即后面的研究在计算中没有包括480个中高阶层的家庭（参看《生计与贫穷》，第46页脚注）。

[13]
《贫穷减少了吗？》，第21页。

[14]
《国民收入》，1924年，第59页。当然必须明了的是，富人沉重赋税的主要部分，成为对于富人所提供的战争贷款的利息支付。

[15]
如果收入的平均值为A，收入的项数为n，而a1
，a2
，……是相对于平均值的差值，根据我们的假设条件，总满意感=nf（A）+（a1
+a2
+……）f′+
（
+……）f″+
（
+……）f'''+……，不过我们知道{a1
+a2
+……}=0。

我们无从判断第三项之后的各项之和是正值还是负值，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f″是负值。因此，如果第四项及其之后的各项相对于第三项来说都很小的话，则可判定，一般来说这是可能的，
越小，总的满意感就越大，当然，
之和与均方差或标准差
也会在同一意义上发生变化。道尔顿博士在《收入不均等性的量度》这篇出色的文章中已经证明，在众多的收入均远离平均值的社会里，上述推论成立的概率将会很小（《经济期刊》，1920年9月，第355页）。

第9章　对于人口数量产生的反作用

§1.在前两章里，丝毫不曾提及我们所关注的变化也许对人口的数量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一疏漏现在必须予以补救。人们对于分别与国民收入的大小和分配相关的一般性结论，可能持有反对意见。认为任何群组所享有的收入的增加，将引起群组中人口数量的增加，直至人均收入回落到原来的水平上为止，因而并未产生持久的利益。在现实中，这种观点经常被用来分析手工劳动者收入增加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与其他方面相比，这种观点似乎在这一领域更为可信，因而只要验证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为了便于说明，首先我们将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或者从某个想象中孤立的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然后我们再探讨应该如何对所获得的结论进行修正，使之适用于相互关联的现代国家中的单个国家。在对这两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中，必须了解的一点是，在我们心目中的工资所得者收入的增加，并不包括国家为鼓励多生子女实行的有目的的补偿或公开的奖励。根据联合王国老的《济贫法案》，实际上是提供这种奖励的，我们现在的《所得税法案》，也对此作了一定的考虑。同样，在战争爆发前夕的法国所通过的法律中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1]
当然，穷人的这种类型的收入的增加，具有增加人口的倾向，而且在某些实际问题中，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然而，我们目前所关注的收入的增加，并不包括对哺育儿童提供特殊的差别性诱导的成分。

§2.如果我们暂时忽略增加的收入对于愿望和偏好所造成的深层次影响，则我们的讨论最终将会演化成对于有名的“工资铁律”的有效性的探究上了。根据这一定律，人口数量将连续扩张，迫使工人收入降低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实现人均实际收入的增加。在了解这一点时应该注意到，即使这种定律真的存在，也不能断然推翻工人较好的命运能增加经济福利的论点。因为依然可以认定，在工人家庭的整个生活过程中存在满意感超过不满意感的任何剩余的情况下，成员数量的增多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福利的增加。[2]
不过，从我们当前的目的出发，还没有必要剖析这一可疑的观点。人口并不具有以这种方式扩张的倾向，以使人均收入回落到原先维持生存的水平。无须怀疑的事实是，任何群组所得收入的增加，其直接或立即的结果很可能是人口的增加。众所周知，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结婚率与小麦价格负相关，但在下半叶，却与出口、票据结算的收益等等正相关，与之相伴随的是财富增加和死亡率下降；反之亦然。但是与经验相矛盾的是，断定因收入增加而激起人口的扩张会达到这样一种程度，致使单个工人的所得将重新回落到生活改善之前他们所拥有的水平上。手工工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行使他们所增加的控制事物的权利，一是增加他们人口的数量，一是提高他们生活的舒适标准。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差别，可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以下两方面相对照的内容加以说明。一方面，他发现18世纪由于马铃薯引入爱尔兰导致的财富的增加，“几乎全部用于维持常见的大家庭”；而另一方面，当英国的玉米价格在1660年至1720年间下降时，很大一部分工人所“增加的实际工资，被用于他们所消费的食品质量的改进，还有对自身的舒适和便利标准的提高上”。[3]
事先预言投入到这两个方面的增加的资源的比例究竟为何，是不可能的。这一比例将会因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而改变。例如，勒鲁瓦·博留（Leroy Beaulieu）认为近期在比利时和德国，人口耗用占据主要地位，而在其他欧洲国家，则以舒适标准耗用为主。但是——这是关键的一点——实际上可以肯定，绝不会允许人口的耗用吸纳尽因控制自然能力的提高而产生的全部果实。

§3.正如开始时所说的，以上讨论并未涉及收入扩大可能产生的深层次影响。以布伦塔诺（Brentano）教授为代表的某一重要学派认为，在任何阶层中，物质财富增加的直接效应和即时效应，一般来说，都是提高结婚率，继而提高出生率。但是他们坚持，在长期，增加的财富将促进较高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其中包含对于子女未来的更多的考虑，以及生儿育女之外的更多的满足。因此，他们争辩道，从长期来看，任何阶层收入的增加很可能根本没有导致他们的出生率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反而却造成了下降。于是，布伦塔诺教授宣称：“在比较不同的阶层以及在比较同一阶层相同的人们发展的不同阶段时，财富和文化方面永久性的进步，均使我们看到出生率的降低。……随着财产的增加，与婚姻相竞争的休闲的需求也在增加；而与此同时，对于子女的感情也有了变得更新更加细腻的特点，所有这些事实均抑制了生养并哺育子女的欲望。”[4]
例如，拥有某些物品可以留给子女的那些人，比没有物品可以留给子女因而行为缺乏经济动机的那些人，更容易受到如下事实的影响：如果他们的家庭很大，则在他们死后，所遗留的东西必然会分割成若干个小部分。赫伦（Heron）博士在1906年对伦敦的统计研究为这种观点给予了详尽的确认。在某些选定的地区，他确定出每100位已婚女子的子女数与各种社会状况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选择的指数是有工作的男人中从事专业工作的男人的比例，每100个家庭中女仆的人数，每1 000个男人中普通劳动者的人数，2人以上同居一室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每1 000人中贫民和疯子的人数。结果发现，低繁荣指数和高出生率同时出现。根据这一结果需要指出的事实是，低繁荣指数同样也与高婴儿死亡率相伴。但是研究表明，过量的死亡并未与过量的生育相平衡；同时得出结论说：“在富裕程度和文化水平都最低的地区的已婚女子（当然，贫穷的妻子嫁给贫穷的丈夫），她们往往都拥有最大的家庭。”[5]
不仅如此，1851年与1901年的条件的对比更是揭示出了惊人的事实：“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在近五十年间几乎加倍了。”[6]
赫伦的结果已经被后期更大范围的研究所充分证实。因此，耶鲁（Yule）先生写道：“今天（1920年）不容怀疑的是，婚姻条件下的出生率，从上等和专业阶层非常低的数字，连续攀升至非技术劳动者的极其高的数字。”[7]
以相同的方式进行一项精细研究的结果，史蒂文森（Stevenson）博士做出结论：“在1861年之前，社会各阶层签订婚约的婚姻的出生率之间的差异性很小，之后迅速加大，并于1891年至1896年间达到最大。其后各阶层之间的出生率略有接近，这很可能属于表面的而非实质性的情况。从广义上讲，社会各阶层之间生育率的差异性是一个新的现象。”[8]
直到上世纪中叶，即使在上等阶层，那些充分赚钱的能力的开发晚于手工工人的人，也倾向于晚婚并因而子女较少，这种倾向大致与他们中间较低的死亡率相平衡。他们婚后的生育能力并不是很低，而且他们中间的存活率仅仅稍低。现在，由于他们的生育率相对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结果他们的存活率却变得非常低了。[9]
的确，这些统计事实给出的论断，不像表面上第一眼看上去那样令人信服。高度繁荣与低出生率之间的相关性可能部分地源于以下事实，即身处小家庭的人其积累财富的条件较好，而造成富裕地区与低出生率之间的相关性的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家庭仆人和依附者在该地区的聚集，他们属于生育能力特别低的阶层。不仅如此，财富与小家庭之间相关性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生理上生育能力低的人，将他们的财产在较少的继承者之间分割，结果从平均水平上看，会比普通人更富有一些。[10]
这些考虑虽然重要，但是有理由相信，它们并未完全说明客观的事实。我们所谓的繁荣的深层次影响，显然强化了我们的论断，即在一个隔绝的社会中，穷人财富的增加不可能因为引起人口的大扩张而自行抵消。

§4.当考虑到现代世界上没有国家是与其他国家相互隔绝的事实时，问题就变得较为复杂了。当然，如果任何地方的手工工人阶层的实际收入，都因为该阶层的平均能力的提高而增加的话，则不会对其他地方产生移民的诱惑。可是，如果他们实际收入的增加，是由于发明或发现，或是由于使一国经济比其他国家获得更大改进的政策的冲击，则会产生移民的诱惑。如果在某一社会中，由于立法或其他措施使收入自富人转移至穷人——当然，假设移民进来的穷人未被排除在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则也会发生相同的情况。[11]
这些考虑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说明在一个隔绝的国家中，倾向于使工薪阶层人均实际收入增加的许多因素，最终在该方向上产生的影响，将比最初所设想的要小得多。然而不应忘记的是，改变移民虽然使这一因素对主要地区的影响作用弱化，但却改善了所有地方的劳动者的命运。因此，在任何事件中，条件变化的有利影响不会被消灭，而不过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而已。在受到主要影响的国家中，经济福利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提高。

§5.以上讨论推翻了工薪阶层实际收入增加所带来的经济福利的有利影响，将会因人口的扩张而被抵消的观点，但是并未推翻将收入自富人向穷人转移所产生的对经济福利的有利影响，会被如此抵消的观点。因为要使这一观点成立，无须要求穷人经济福利的利得被取消，而只要求此利得小于富人经济福利的损失即可。无可否认，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像联合王国这样不均等的话，则有许许多多的高收入可以被削减，而不致引起经济福利的较大的损失，在这种条件下，就有理由认为上述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将会很小。

[1]
参看《经济期刊》，1913年12月，第641页。

[2]
不过，参看西奇威克的观点：“似乎至少需要高度质疑的是，是否生活在英国一般非技术劳工生存条件下的人口数量的增加，能够被视为人类幸福感的量的增加。”（《政治经济学原理》，第522页注释）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使这一量值最大化的人口，比使人均实际收入最大化的人口，似乎更有理由被称为最佳人口。因此，目前相当流行的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的这一术语是不合适的。

[3]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52页和第254页。莱特先生在评论19世纪晚期出生率下降时认为，控制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当其自我表现为价格的下降时，较其自我表现为较高的货币工资时，更可能被用做对舒适标准的改进，因为人们还不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货币的本质（《人口》，第117页）。

[4]
《经济期刊》，1910年，第385页。

[5]
《男性生育能力与社会状态之关系》，第15页和第19页。贝铁龙先生证明，一般来说，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是相关的。这种相关性部分基于儿童死亡促使父母多要子女这一事实，部分基于高出生率往往意味着许多儿童诞生于贫困环境中并且极易死亡这一事实。因此，纽斯荷姆博士认为，观测到的相关性“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家庭通常处于最贫困的阶层中，而这些阶层特别易于受到造成婴儿过量死亡的因素的影响。”（《关于婴儿死亡率的第二份报告》，《白皮书6909》，第57页）。在艾尔特顿的《关于英国出生率的报告》第一部分中，对英格兰北部给出了类似的结论。

[6]
同上，第15页和第19页。

[7]
《出生率之下降》，第31页。

[8]
《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20年，第431页。

[9]
《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20年，第417页。

[10]
参看达尔文：《优生学与经济学和统计学之关系》，《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19年，第7页。

[11]
如果以定居二十年作为领取养老年金的资格的话，则由养老年金所产生的移民的诱惑就会很小。因为遥远的利益虽然影响行为，但作用甚微。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的可能性使之更具有不确定因素而且遥远的话，则情况更是如此。

第10章　国民收入与国民素质

§1.直到近期，第7章和第8章所给出的一般性结论依然有如它们被揭示出来时的那样被陈述着，并没有引起争论或纠纷。但是最近若干年间，生物学有了长足进步。在早期，经济学家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了经济因素对于人口数量的影响，以及对于由环境所决定的人口质量的影响，不过并未提出关于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由基本生物属性所决定的人口质量的问题。现在，情况已经不同。生物学家和孟德尔学派的学者们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学，并坚持根据遗传法则对我们的科学加以适当的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据说经济学家们的讨论，有如我们关于国民收入的状况对经济福利产生的直接影响的讨论，是在浪费他们的精力。直接影响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分别对好的和坏的世系家庭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才至关重要。因为福利的每一种形式，最终都取决于比经济的安排远为基本的某些元素，称之为决定生物选择的基本力量。我们有意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来陈述这些观点。因为我们热衷于研究这一问题，故以一种建设性的而非批判性的精神把它提出来。在以下部分，我们将尽可能地予以准确说明，生物知识近期的进步，对我们的科学实际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为此目的，我们应该识别：第一，尽管极具价值，但并不与经济学直接相关的该知识的某些成果；第二，在以前各章中根据经济研究方法得出的、但已被新知识判定为无足轻重且不重要的一般性结论；第三，关于新知识开始直接触及到的我们所着手研究的问题的某些观点，并对已经得出的结论给予必要的修正。

§2.迄今为止，现代生物学研究对社会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对某些先天性缺陷所具有的一定的遗传特性给予确认。不论对遗传的生理机制持有何种观点，实践的结果均属相同。我们知道，具有先天缺陷的人如果结婚，很容易将有缺陷的生理构成要素遗传给他们的某些子女。有关一般性的理想的素质，尤其在精神方面的，我们并不具备确切的知识。贝特森（Bateson）对此表现出来的谨慎十分明智，他写道：“虽然我们关于某种构成的极端不适应性的经验相当可靠并且确实，但是我们却对估计社会可用或也许可用的素质，或者可能需要它们的在数量上的比例所知甚少……在有关较高精神素质的家族世系方面还不具备任何知识，足以说明它们遵从任何简单的遗传系统。似乎智力与更显著的体力的发展更主要地取决于若干因素之间的相互协调，而不是取决于拥有任何一种遗传的基本成分。”[1]
同样，惠斯姆（Whetham）夫妇正确无误地观察到，理想的素质诸如才能、道德品质、身体健康、体力充沛、优雅、美丽且有魅力，“以遗传的观点看，均与迄今为止所考虑到的坏的素质截然不同，它们取决于许多因素的相互结合。在遗传过程中，追踪这种结合一定非常困难，很可能每种品质独立地遗传下来，或者不同的品质连接在一起，或者彼此互不相容，其方式比我们在植物和动物素质方面追踪到的远为复杂。我们目前的知识远不足以使我们能够预测，形成一位有才能或有魅力的男人或女人特征的一种复杂的多种因素的结合，将如何在他们子女身上重现”。[2]
事实上，在这一领域，我们被如此之多的问题所环绕，必须保持较高程度的谨慎。唐卡斯特（Doucaster）清醒地意识到：“在此方向上，经验规律与常识仍然需要遵循，直至科学能够确切地发表意见。”[3]
更晚些时候，已故的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先生曾经发表过权威性的观点：“对于那些已经研究过这一问题，并在头脑中对一般性的结果不存在任何疑问的人们来说，所掌握的已经足够充分，但是不够充分的是，除去极端的情况之外如何定量地进行公正的立法和采取其他行动的问题。”[4]
最好不要忘记贝多芬（Beethoven）的父亲酗酒，而他的母亲则死于肺病。[5]
关于这些确定无疑的缺陷，我们的无知尚不十分严重。高尔顿考虑过这些极端的情况。不少医学界的人士长期呼吁在弱智、白痴、梅毒和肺病患者中间，采用强制性的手段防止其繁育，以便从根本上消除一系列有缺陷的人口。这个问题对于精神不健全的人群来说尤其紧迫，如果放任自流，则他们倾向于多生子女，会形成极高的出生率。因此，作为一名特别富有经验的见证人，特雷德戈尔德（Tredgold）博士对低能者问题皇家委员会提出，“在公立小学就读的家庭的子女的平均数约为4人，而在特殊学校就读的精神智障者家庭的子女的平均数为7.3人，而且未包括流产的数字”。[6]
不仅如此，精神不健全的妇女通常在非常早的年龄就开始生育；而且必须牢记的是，纵然家庭的大小不受影响，早婚也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在任何人群中，如果通常的婚姻年龄提前了，“则各代人将会以更快的速度相互延续”，致使该群组中具有初始成员血统的人口比例增大。[7]
不过，精神不健全者并非是对其繁育最好加以限制的唯一的一部分人。某些学者认为，犯罪的一定形式以及助长贫穷的一定素质也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从种族中予以清除。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教授提出建议，如果正确的话，将极大地增加这种政策达到目标的可能性。他认为，许多不同种类的缺陷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不存在类似于胚种退化的某些元素，其自身表现为同一机体的不同缺陷或者不同机体的多种缺陷上”。[8]
贝特森的观点虽然属于不同的理论，但却具有相同的实际作用。他认为在极端的情况中，存在着一系列的“标识，其不适应性的遗传因果关系比较显著，虽非经常但却可能被识别，使之归结为因某种简单的遗传因素的存在所造成的”。[9]
总之，正如最后引证的学者所说的，不容怀疑的是，“只要社会如此决定，那么某些肉体和精神方面的严重缺陷，几乎可以确定的某些病态的素质，以及某些形式的恶习和犯罪，就可以被消除”。[10]
这一结论极为重要。它似乎也是看起来容易被接受的且实际应用起来也没有很大困难的某些措施之一。这样的机会经常出现，堕落的人，不论是犯罪还是精神错乱，都会被强制送交给政府机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经过仔细盘查，或者通过永久性的隔离，或者可能时，如某些美洲国家由法律授权通过外科手术，是可能防止其繁育的。[11]
我们拥有的知识似乎已经相当充分，足以指导我们在此方向上采取某些谨慎的步骤。不必怀疑的是，这种政策将会增加社会的一般性福利和经济福利。为此结论以及为由此结论可能产生的伟大步骤，我们对现代生物学感激良多。但是，这种结论已经超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且并未以任何方式对前几章所得出的结论产生干扰。

§3.因此，我们转向某些其他问题，其相关性无论如何都是不容置疑的，即由生物学家所证实的认定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均属无足轻重且具有方向错误的所有这类观点。从广义上讲，其指责是这样的，即经济的变化，诸如国民收入在大小、组成或分配等方面的调整，只对环境产生影响，但环境并不重要，因为环境的改进并不能够对享受这些改进的人们所生出的子女的素质产生影响。庞尼特（Punnett）教授使这种观点更加明朗化，他宣称：“卫生、教育等等至多也不过具有短暂的缓冲作用而已，它们延缓了但却增加了需要解决的困难……永恒的进步是一个关乎育种的问题而非教学的问题；是配子之事，而非培训之事。”[12]
洛克先生[13]
甚至进一步强调了与此相同的观点。这些学者的观点在实践方面，与卡尔·皮尔逊教授的观点完全一致。

当然，所有这些观点得以成立的科学基础是，由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品质是不遗传的这一命题。这一点至少对于比较复杂的多细胞机体来说是正确的，生殖细胞将最终形成生命体的后代，但最初是与形成生命体实体的那些物质相区别的。于是，威尔逊先生写道：“认为遗传发生在自父母的肉体至子女的肉体的过程中，是对正确观点的颠覆。对子女的遗传来自于父母的生殖细胞，并非来自于父母的肉体，而且生殖细胞所拥有的品质，并非来自于承载它的肉体，而是继承于先前已经存在的相同种类的生殖细胞。因此，肉体是生殖细胞的产物，事实的确如此。就遗传而言，肉体只不过是生殖细胞的携带者，为后代承载委托。”[14]
唐卡斯特采取与此完全相同的立场：“在早期的遗传理论中，均认定生殖细胞系由肉体所产生，故假设其包含肉体的所有各部分的样本，或者至少由这些部分所派生的各种单位，以便在下一代中实现自身的发展。逐渐地，随着有关遗传以及生殖细胞实际起源的研究的开展，生物学家放弃了这种观点，而变得更乐于相信胚种的连续性，即胚芽物质派生自先期的胚芽物质，肉体也是它的一种派生。因此，子女像其父母，不是因为他（她）产生于父母，而是因为子女和父母均产生于属性相同的胚质。”[15]
如果这种观点成立，则可以认定某一机体的确切品质，其形态是由生殖细胞存在的确切的结构或物质所决定的，不能被某一祖先后天获得的素质所直接影响。仅有那些数量性并不确切的品质，不妨假设因生殖细胞与肉体的其他细胞相互交感并从它们那里吸收液体或易溶物质，才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受到影响。当然，如此保存下来的品质并非都不重要。是否生殖细胞对于毒化了的环境的屈从将给予这些细胞的后裔以永久性的影响，这一问题似乎尚无定论。汤姆森（Tomson）写道：“在毒化生殖细胞以及肉体，和以一种特定方式影响它们并使之在发展过程中能够诱发变异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16]
生殖细胞并不引致“一种美好的生活，不受其承载者肉体的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意外事故或偶然事件的影响”。[17]
恰恰相反，有证据表明，不仅仅直接的毒品如酒精，而且来自于父母身体方面的损伤，也可能通过影响生殖细胞的营养进而造成对子女的一般性缺陷并导致其不良品质，尽管目前对子女的子女将受到多大影响仍不可知。不过，生物学家的一般观点似乎是，一代人后天获得的品质对于下一代品质的影响，与这代人先天的品质对于下代人品质的影响，无论如何都要小得多。[18]
“教育之于人恰如肥料之于豆。受教育者自身因教育而变得更好，但他们的经历丝毫不能改变其子女那些不可改变的本质”。[19]
同样，“粗心大意、贫苦穷困以及父母无知，其结果虽然严重，但却并不具有显著的遗传性影响”。[20]

这一生物学命题，因其在专家中间的主导地位，使门外汉没有资格进行争论，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它已经成为这种观点的科学基础，经济状况由于它们是属于环境的，因此，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便不具有实际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生物学的前提，我们接受，然而，对于这一社会学的结论却要质疑。西德尼·韦伯（SidneyWebb）先生曾对过分孤立地关注社会问题的生物学表示过善意的不同意见。他写道：“总而言之，如果几代人过后，某些家族世系成长出坏人，则使所有的儿童均出生于良好血统是没有太大用处的。一个出身高贵但体力与道德退化的成人世界并不美好。”[21]
然而，我们的批判比这更为深刻。庞尼特（Punnett）教授及其追随者们将接受韦伯的辩解。他们完全承认，周围的环境能够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立即产生影响。不过，他们无论如何都坚持认为，这些环境是不重要的。因为环境不可能影响子孙后代的先天素质，不可能产生任何持久的结果。我们的回答是，一代人的环境能够产生持久的后果。因为它能够影响后代人的环境。简言之，环境像人一样，也有子女。尽管教育等不能影响物质世界的新生命，但是却能够影响观念世界的新生命；[22]
而观念一旦形成或者被某一代人所接受，则不管它们能否实现物质化、形成机械发明，都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子孙后代们所处的环境，而且可以开辟未来前进的道路。[23]
因为，正如每一位新人一定起步于上一代人起步之处一样，每一个新发明都开始于前期发明的终结之处。[24]
以这种方式，就可以实现环境持久性的或者毋宁说是进步性的变化；同时，因为环境被认定能够对处于其中的人们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这种变化很可能造成持久的后果。的确，对于动物来说，或者对于人类的原始种族来说，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在这里，某一代在观念世界中获取的成果很难与其后裔进行交流。“当人类的种族分布非常广泛，而且不能进行相互沟通的时候，就会使相同的发现进行一百次。其努力与成就可能因某人的死亡而消失，或者依靠传统的口头传授的发明可能因家庭中最后一位成员的死亡而消失。”[25]
但是在文明人类中，书写和印刷的技艺使得思想随时间而积累，并因此给予每一代人塑造和再塑造其后代人观念环境的能力。塔德（Tarde）把握住了这一点，他写道：“促进进一步的生产，是资本的主要功能，也是该术语应被加以理解的方式。但是，资本是从何而来的呢？来自商品或者来自特殊种类的商品？都不是，无疑是来自于由记忆所保存的那些幸运的试验。资本是传统的或社会的记忆。资本之于社会恰如遗传或生命的记忆，——神秘的术语，——之于生命体。至于那些被节省并储存的产品，将被用于构建发明所获模型的新的副本。对于这些模型来说，它们就是真正的社会的胚芽，正如植物的子叶，不过是食物的储备，相对于植物的胚芽一样。”培根（Bacon）也曾经说过：“新发明的引进，对全人类的活动来说似乎是最重要的。新发明的利益可以扩展到整个人类世界，可是，良好的政治活动虽然值得尊重，但却仅能惠及特定的国家。后者持续不过几代人，而前者却持续至永远。”马歇尔以同样的精神写道：“世界的物质财富如果被消灭，只要生产财富的观念仍然存在，则财富将会被迅速地重新置备。然而，如果观念已失，即使财富尚在，世界也将走向衰亡并重返贫困。我们关于实际的大部分知识如果失去了，只要思想中建设性的观念仍在，它们都可以被迅速地予以恢复；然而，如果观念死去，则世界将再次进入黑暗世纪。”[26]
不，这还不是问题全部的严重性。正如马歇尔在另一处所观察到的那样：“向一代工人提供较高收入并使其获得开发他们素质的较好机会的任何变化，都将促使物质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使他们拥有养育子女的能力；同时，通过增加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远见，这种变化也将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他们为子女的美好未来而牺牲个人欢娱的愿望。”[27]
反过来，这些子女变得更为健壮而聪明，长大后就可能提供某种对其子女等来说更好的环境——在环境一词中，我们包括了母亲在生育之前以及刚刚生育之后的物质状况。[28]
这种影响不断地自我累积。祖先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力量，连续并累积地改变着后代环境的状况，并因此也改变着对当前的环境负有部分责任的人类的素质。对此，庞尼特教授的主张给予了高度的概括。[29]
进步不仅仅是永恒的，而且也是增长的，其产生的原因能够与养育和繁殖无关。诚然，我们不应该满足于“能够”一词。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历史上所发生的人类精神文库中的无数进步，并不与任何显著的胚种的变化相关联。随着人口密度的加大，思想机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合作得到了开发，与前代人所拥有的相比，这些人初始的天赋并不特别伟大。“这是人口问题的悖论。在自然状态下，物种的变化以胚种孤立的变化为基础；而我们人类之前的祖先中间所发生的变化，与人口素质的变化是同一问题。但是，在近代史上，对于从广义上看最为突出的事实即知识和能力进步的急剧加速的解释，都认为这是人口数量的而非质量的变化。”[30]
于是，我们的结论是，假想作用于后天所获素质的因素与作用于先天素质的因素的种类之间，并不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任何一方的学者均无权蔑视另一方研究的成果。

§4.现在我们将话题转向本章§1讨论中所提出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新的生物学的知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修改了第7章和第8章中所给出的结论。应该记住的这些结论是，在其他事物相同的情况下所造成的影响，（1）国民收入大小的增加——假设这种增加并未给劳动人民带来不应有的压力，——以及（2）收入分配发生某种有利于穷人的变化，将很可能增加经济福利，并由此增加一般性福利。针对这些结论，在生物学领域训练有素的批评家们表现出极为慎重的态度。他们提出质疑，难道沿着第一条线索的进步，没有因妨碍自然选择的自由进行，而使天生弱质的儿童得以存活，并产生使国民经济衰败的累积的影响？而且，难道沿着第二条线索的进步，没有因实施有利于低劣血统的差别化措施而产生有害的影响吗？难到没有理由担心进步潮流的光芒极具欺骗性，它在流动中承载着灾难的种子，而我们所宣称的可能产生福利的变化，顶多具有令人怀疑的重要性吗？现在有必要对这一命题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予以检验。

§5.许多学者都强调，一般来说，福利的增长会导致国力的危机。在较严峻的环境中将死掉孱弱的儿童，而在优裕的环境中则能够存活并养育自己的子女。[31]
甚至有人认为这一事实隐藏着许多富贵骄人的国家或贵族最终消亡的秘密。的确存在某些令人宽慰的情况可以淡化这种观点。首先，根据最新的生物学观点，如果孱弱儿童的先天不足是偶然造成的，而非遗传性缺陷的话，则其生存最终并不会对血统造成损害。因为孱弱儿童的子女很可能是相当强壮的。其次，婴儿的缺陷并不必然就是基本的先天性缺陷的最好的显示。耶鲁先生在运用数学方法对统计数字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很可能“婴儿的死亡仅仅是对婴儿的特殊危险有选择能力，而且其影响很少延续到生命的第二年之后，对于患病婴儿来说，缺陷的影响更为持久”。[32]
这些令人宽慰的情况虽然未能推翻，但却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一命题，即在没有任何防卫的情况下，财富的增长很可能恶化种族遗传的质量。还有更加令人宽慰的情况，虽然不是最为根本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即使种族的遗传质量在某种程度上被损害了，也不能判定最终产品，当然它包含有遗传的环境的素质，受到了如此深刻的损害。如果说增加的福利消除了对不适应性加以排除的影响，那它同时也就消除了适应性所具有的缺陷的影响。这种双重行为的总效果可能是相当有利而非有害的。这一事实在由地方政府委员会关于婴儿死亡率与一般死亡率之间关系的一份重要报告中得以披露。在此报告中，纽塞姆（Newsholme）博士与这种观点展开了直接的较量，即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将使更多的弱者得以存活，对于人口的平均健康程度一定是有害的。他发现，与此相反，“婴儿死亡率高的各郡，一般会在人们生命的整个前二十年继续具有较高的死亡率，而那些具有低婴儿死亡率的各郡将会在生命的前二十年间继续表现为相对低的死亡率，尽管后期的优势并不如前期那么显著……可以合理地假定，根据普遍的经验，患病人数与死亡人数的变化大致相同；同时没有理由怀疑与婴儿死亡率所造成的损失较小的各郡相比，在具有高婴儿死亡率的各郡，——移民除外，——在年轻人和成年人的生活中患病者较多，而健康标准较低。”[33]
的确，纽塞姆的论断公开回答，各郡婴儿死亡率以及晚期死亡率之间的确切的差别，可能都是由于国民素质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这一论断无法证明由于较多的财富带来的较好的环境所产生的直接的有利的影响，比因为它对自然选择的妨碍所产生的间接的不利影响更大些。情况很可能是有害的影响实际上更强些，但却隐蔽于统计数字中，因为它作用于起初就具有超出平均水平的较好的体魄的人的身上——的确，正如所设想的那样，他们有能力挣更多的钱并因此生活在较好的条件下。这种批判削弱了纽塞姆博士统计推断的力量。[34]
不过，直接观察到的事实还在，即良好环境消除了倾向于削弱适应性的影响。连同本节开始时所提出的考虑，这一事实不利于该观点，即增长的收入和与之相伴的改进，共同带着未来的缺陷的种子，并最终有害于而不是有利于经济福利。在任何情况下，它们可能产生这种影响的危险，都能够被适当地并彻底地予以消除，只要采用§2中所建议的隔离不适应者的政策即可。正如汤姆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允许他们繁育后代，则不会因缺陷的保留而产生任何生物性的灾难。[35]
因此，无须放弃我们的结论，即，使收入扩张的因素，一般均能产生经济福利，并通过经济福利产生总福利。

§6.因收入分配的改进对国家实力与效率所产生的危险，似乎先验地非常重要。因为改进的分配很易于改变后代中分别出生于较为富有及较为贫穷阶层的人数的比例。因此，如果较为贫穷阶层与较为富裕阶层相对比，拥有较低效率的血统——事实上，如果经济状况确是先天性素质的一种指数的话——则改进的分配一定改变了先天性素质的一般水平，并因此在长期一定反应在对于国民收入量的积累的力量中。现在，我们不赞同那些认为贫穷与先天性的无效率一定有显著关系的观点。毋庸置疑，极端的贫穷常常是由于缺乏责任心的品格、虚弱的体质以及其他成年人的不良素质所带来的结果。但是，这些本身一般都与不良环境有关；把认为不良素质主要来源于不良的初始环境而非不良的初始品质的观点，看做毫无价值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36]
无论如何，尽管这并非是不说自明的，但我们想很可能在贫穷与不良初始品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量度上的相关性。但是，在相对富有的人中间，总有一些人是从贫穷的环境中升迁上来的，现在仍然贫穷的他们的许多伙伴，在孩提时代曾与他们分享这种环境，而且这种变动很可能将会伴随着教育等机会更多地带给贫穷阶层而愈加显著。同样，在穷人中间也有一些人是从优裕的环境中败落下来的。在这些相对富有者的初始品质中，天生存在着产生效率的素质，这成为他们升迁的原因；而在相对贫穷者的初始品质中，则天生存在着与此种类相反的素质。[37]
因此，很可能正确的是，影响相对富有者与相对贫穷者之间的相对生育率的因素，分别以相同的方向影响着他们“较好”或“较差”的初始品质（从效率的观点判定）之间的相对比率。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话，即贫困阶层的富裕程度的提高，将伴随着较高的生育能力，则可以推断，收入分配的改进，将会增加出身于非最佳血统的父母所养育的子女的数量，并因此而提高其比例。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所有最低阶层的人群的繁育，实际上是不受经济方面的考虑的约束的，穷人整体财富的增加，可能仅仅增加了较为贫穷的而非最为贫穷的那部分人的子女的数量。因此，不应必然得出整体人口的平均素质将被降低的论断。然而，也无须在这一点上止步不前。前面已经提到的布伦塔诺教授的研究认定，某一阶层富裕程度的提高，从整体上看，倾向于降低而不是提高该阶层的生育率，并给出理由说明这一倾向并未被伴随的死亡率的变化而完全抵消。[38]
因而，似乎实际上可以预期，收入分配的改进将减少出生于劣等血统的儿童的比例。简言之，生物学的考虑，目前从反对第8章关于分配的改进将产生经济的和一般的福利的结论，转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对该结论给予支持。故该章的成果与第7章的成果一起均未到受损害。

[1]
孟德尔：《遗传法则》，第305页。

[2]
《家庭与国家》，第74页。

[3]
《独立评论》，1906年3月，第183页。

[4]
《概率优生学的基础》，第29页。

[5]
参看贝特森：《对英国学会的主席致词》，《自然》，1914年8月，第677页。

[6]
《家庭与国家》，第71页。

[7]
海克拉夫特：《达尔文主义与种族进步》，第144页。

[8]
《国民优生学的范围与重要性》，第38页。

[9]
孟德尔：《遗传法则》，第305页。

[10]
参看第二编第18章。但必须记住的是，一种不良的退化的品质不可能通过禁止有这种品质的人们进行繁育而予以消除。因为这种品质也将诞生于许多表面上看起来是正常人的细胞的染色体中。弱智显然是一种退化的品质（参看盖特：《遗传与优生学》，第159页）。计算表明，如果现在人口中有3％是弱智的，则需要250代（即约为8 000年），才可能通过对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实施隔离或绝育，使其比例降至1/100 000。不过，识别那些表面上正常但却携带弱智退化品质的人，且防止其繁育，则是以我们当前的能力所无法完成的一项任务了（参看第二编第9章）。

[11]
有关这一课题的标准著作是《美国的优生绝育》，劳克林著，1922年。

[12]
《孟德尔遗传理论》（第二版），第80～81页。

[13]
参看《变异、遗传与进化研究的新进展》，洛克著。

[14]
威尔逊：《发展与遗传中的细胞》，第13页；洛克：《变异、遗传与进化研究的新进展》，第68页。

[15]
汤姆森：《遗传学》，第124页。

[16]
汤姆森：《遗传学》，第198页。

[17]
参看第二篇第10章。

[18]
洛克：《变异、遗传与进化研究的新进展》，第69～71页。

[19]
庞尼特：《孟德尔遗传学原理》，第81页。

[20]
艾科尔兹：《对体质退化委员会所作的证词》，《报告》，第14页。艾克尔兹博士的观点似乎形成得较晚，并未成为一般的生物学规律的推论。

[21]
《优生学评论》，1910年11月，第236页。

[22]
可以对这两个世界的进化过程进行有趣的比较。在两者中我们发现了三种要素，即突变的发生、突变的传播以及突变之间的冲突。

在两个世界中，突变发生的类型似乎是偶然形成的且是无法控制的，虽然在两个世界中，有人认为突变的倾向是由所在环境的巨大变化或者特殊类型所促成的。例如，雷先生认为，以下条件有利于发明的出现：一般性的骚乱，诸如战争或移民，以及某种新材料的任何新形式的应用——如在建筑业中使用钢铁——不论是由于老材料的匮乏，还是由于拥有了特别有效的新材料，同时他还说明在稳定的农业领域中很少出现发明（《资本的社会学理论》，第172～173页）。此外，在两个世界中，随着变异的每一次增加，将发生一次“好”的突变的机会在增加。因此，如果其他情况均相同，则促进变化的环境就意味着好。于是，关于地方政府，马歇尔写道：“与秩序和经济管理相协调的变异的所有能力，几乎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好。进步的希望因平行实验的多次重复以及众人观念的相互沟通而增加，每个人都拥有机会实际检验他自己的设想的价值。”（《地方税收皇家委员会备忘录》，第123页；再参看布思：《工业》，第五卷，第86页；以及霍布豪斯：《民主与反动》，第121～123页）

从另一方面看，突变的遗传在观念上与在机体中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对于后者来说，生存下来的突变成员的生育能力，不受其适应性或者必要的成功抗争的影响，对于前者来说，却受到这种影响。动物只要活着，不论是失败者还是成功者，都有同等机会生育后代。但是在观念上，失败者可能不育，而成功者则可能多产。

在这两个群体中，突变成员所发生的抗争的特点之间的差别更为显著。在物质世界里，这个过程是消极的——失败者遭淘汰；而在观念世界中，这个过程却是积极的——成功的观念被采纳并被模仿。一般来说，其结果之一，就是一项成功的试验比一种成功的“娱乐”自我扩散的速度还要更快。

[23]
这种考虑提供了某种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使国家基金应用于对当代女孩的培训，使其变成有竞争力的妻子和家庭主妇。因为仅仅教育一代人，就很可能使家庭传统建立起来，同时使利用公共成本首次传授的知识，无须进一步耗费任何人的成本，就可以通过后代人自动地传播下去（参看《生理退化内务部委员会的报告》，第42页）。

[24]
参看菲斯克：《发明》，第253页。

[25]
马耶夫斯基：《科学与文明》，第288页。

[26]
《经济学原理》，第780页。

[27]
同①，第563页。

[28]
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可由1905年伦敦教育委员会的观察加以说明，在婴儿死亡率低的年份出生的儿童，其健康程度高于平均水平；反之亦然（参看韦尔斯：《旧日的新世界》，第216页）。

[29]
在庞尼特教授著作后来的版本中，他的概括略显不足，但并不与以上观点相冲突（参看：《孟德尔遗传学原理》，第三版，第167页）。

[30]
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第481页。

[31]
参看海克拉夫特：《达尔文主义与种族进步》，第58页。

[32]
《白皮书5263》，第82页（1909～1910年）。

[33]
《1909～1910年度报告》，《白皮书5263》，第17页。

[34]
纽塞姆博士的观点遭受到严厉的批判——部分是由于对其目的的误解——卡尔·皮尔森教授，《卡文迪什演讲》，1912年，第13页。纽塞姆博士在其第二份报告（1913年）中予以答复，《白皮书6909》，第46～52页。

[35]
《遗传学》，第528页

[36]
在社会问题的许多统计研究中都出现过这种类型的困难。例如，由牛津的班级名单和哈罗与查德豪斯的学校名单揭示的一项关于能力遗传问题的有趣的研究，若干年前由舒斯特先生所发表。不过他的成果的价值在某些方面——尚无法说明在哪些方面——受到这种事实的损害，即有能力的父母往往是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舒斯特先生认为（第23页）因这种状况产生的误差不可能很大（同时参看卡尔·皮尔森：《计量生物学》，第三卷，第156页）。

[37]
帕累托忽略了这些考虑（《系统统计学》，第13页），他认为富人养育的子女的相对数量的增加，一定会削弱国力。因为与穷人的子女相比，富人的子女遭受不到严厉的抗争，孱弱儿童如果生于穷人家庭将会死去，而如果生于富人家庭，则将会存活下来，继而养育出孱弱的子女。根据本文所提出的事实，这种状况应该仅仅被认为是一种抵制的力量，削弱却并未消灭富人的生育能力的相对提高可能产生的有益的后果。

[38]
参看前引著作第9章§3。

第11章　以下的讨论方法

在前面各章中已经证明，经济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易于（1）通过国民收入的大小，和（2）通过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方式而受到影响。如果影响收入大小的因素对收入的分配没有影响，并且如果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对收入的大小没有影响的话，则我们下面的研究将会变得简单些。我们将依次对每一组因素分别予以考察。然而，实际上同样的因素常常是同时通过两个渠道而发生作用的，结果就很难找到完善的分析方法。在权衡不同的分析过程的比较优势之后，我们提出如下设想。在第二编和第三编，我们将研究通过收入大小对经济福利产生作用的因素进而影响经济福利的方式。我们并不打算充分考察适合此项条件的所有因素。发明和发现、外国需求的广泛源泉的开发、营销技术的改进以及累积资本的增长，将基本不予讨论。第二编将关注社会的生产性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间的一般性分配方式。而在第三编，将从各个方面关注劳动的组织。完成这些讨论后，第四编将致力于研究在一种意义上通过收入的大小影响经济福利的因素，实际上是如何在不同的意义上通过收入的分配对经济福利产生影响的、并对出现这种不和谐时所产生的问题加以研究。

第二编　国民收入的大小与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间的分配

第1章　导　言

§1.在本编，我们将关注通过作用于一国的各种生产性资源在不同用途或事业之间的分配方式，进而增加或减少国民收入大小的因素。在这一讨论的过程中，除非明确指出，否则某些资源背离所有者的意愿而处于一般闲置状态的事实将不予以考虑。这样做，可以简化陈述，同时并不影响推论的实质。导言这一章的目的就是揭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一般范围。

§2.某些乐观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追随者们，认为只要政府戒除干预，“利己主义的自由发挥”将自动地促使任何国家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如此进行分配，致使“自然”实现的配置比除此之外的任何配置所能获得的产出都要大，并进而获得更多的经济福利。即使亚当·斯密本人，也曾提出赞同政府行为的某些例外，“从来都不能为了任何个人或少数个人的利益去兴办和维护某些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他断言：“任何系统均力图，或者通过非常的激励措施将社会资本的较大份额吸引到某一具体的产业部门，使其份额大于自然流入该部门的水平；或者通过非常的限制措施迫使资本流出某一具体的产业部门，否则它将被该部门所使用，……延迟而非加速，社会开始真正富有并具有强大的进程，同时减少而非增加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出的实际价值。”[1]
当然，从任何抽象的或普遍的意义上对这一段作出解释都是不合理的。亚当·斯密头脑中有着他所了解的现实世界，它拥有文明政府的组织系统以及合同法律。他将不会与后期的经济学家们就以下陈述而进行争论。“人类的活动沿着两条线路而展开：第一条以经济商品的生产或流通为导向；第二条则是将他人生产的商品据为己有”。[2]
很明显，为占有而努力开展的活动不会促进生产，如果将其导入勤奋的轨道则可能对生产起作用。因此，假定制定的法律基本上能防止单纯的占有行为诸如拦路抢劫者和赌徒的犯罪的话，那我们就必须理解他。他所设想的利己主义的自由发挥，是在“由我们的一般社会构成，特别是家庭、财产和区域性政府所限定的确定的方向上”[3]
进行的。更一般地，当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商品时，他应该理解，他获得商品的过程不是通过掠夺，而是通过公开市场上的交换来完成的。在那里，交易双方理智地进行竞争，而且公平地掌握各种条件，因而有理由相信，即使亚当·斯密对此也未充分认识，即天赋自由的制度，在其促使国家的资源以最具生产能力的方式被使用之前，需要特定的法律予以完善和保护。一位学者最近曾经说过：“利己主义的活动具有一般性的利益，不是因为在利己主义的个人和全体人的利益之间的自然的吻合，而是因为人类的制度是如此安排的，它迫使利己主义朝着它所能发挥有益作用的方向展开。”[4]
因而尽管如此，抛开任何制度不谈，对于每一个人的利益来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个人都应该戒除偷盗，只要求单个人戒除偷盗将不符合任何单个人的利益，除非每一个人都戒除了偷盗。为了实现这种局面，单个人可以诱导其他人效法自己的行为——但这是单个人无法做到的——或者存在惩戒偷盗的法律和其他道义上的约束。这种将利己主义导入社会轨道的强制性法律的设置，可以利用某些文明国家强加于财产所有者的绝对权力之上的限制予以说明——诸如巴伐利亚法律禁止森林的所有者不允许路人途经他们的领地，法国和美国的法律禁止个人焚烧自己的房屋，以及在所有的国家实际流行的在紧急情况下，对私人所有的财产予以征用的制度，只要这种征用符合一般利益的需要。[5]
现代国家对于各种类型的合同所持的法律态度，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赌博的债务、限制贸易的合约、免除特定法律责任的协议——认定这些违背了公共政策，并因此由法庭判为无效。[6]
为了达到将利己主义导入有益轨道的目的，在相当多的细节上对制度进行了调整。但即使是最先进的国家，也存在着失败与不完善。在这里，我们不关注有时为满足较不重要的经济利益而牺牲较高的非经济利益的组织上的缺陷。比这些更重要的是，许多障碍阻止社会资源以最有效的方式在不同的用途与事业之间进行分配。对于这些的研究构成我们当前的课题。为此所进行的某些分析具有很大的难度。不过这样做的目的是非常实际的。这一研究寻求当前可行的或者最终将变为可行的某些方法，使政府用它们来理智地控制经济力量的运行，进而提高全体国民的经济福利，并由此提高总福利。[7]

[1]
《国富论》，第四编，第9章，倒数第3段。

[2]
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手册》，第444～445页

[3]
坎南：《地方税制史》，第176页。同时参看卡佛：《社会公正论文集》，第109页。

[4]
坎南：《经济评论》，1913年7月，第333页。

[5]
参看伊利：《财产与契约》，第61页和第150页。

[6]
伊利：《财产与契约》，第616页和第731页。

[7]
参看马歇尔的说明：“通过认真地搜集有关需求和供给的统计数字，并对其结果作出科学的解释，将个人的经济行为导向为幸福总量附加最大的价值的轨道，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经济学原理》，第475页）

第2章　边际社会净产量与边际私人净产量的定义

§1.正像我们把国民收入看做是一个连续的流量那样，我们自然地也把形成国民收入的资源作为类似的流量而非存量来加以理解；同时，依此类推，我们认为资源在不同的用途或位置之间进行分配，不是将静止的池塘分成若干部分，而是将河流分成几条溪水。毫无疑问，这一概念涉及与以下两个方面相关联的许多困难，即不同的产业所使用的设备具有不同的耐久性，以及产业整体所具有的动态的变化倾向。然而，尽管有这些困难，一般性的思维足以满足当前的目的。这一目的是，为基本贯穿本编的概念，即边际私人与边际社会的净产量的价值，必须提供一个恰当的定义，关键是必须将这些认定为流量——作为资源的某一给定数量的边际增量的每年使用量的结果。以此为基础，我们即可推演出我们的定义。

§2.为了完全精确起见，有必要将资源的边际增量这一术语，在可能使用的两种意义之间加以区分。这一术语可能被认定为是一种附加，这么说意味着是从外部对已存在的资源的总量提供一种净的增加量，或者是一种转移，即从其他用途或位置向我们正在研究的具体的用途或位置的转移。如果在某一具体的用途或位置上，追加的一个资源的增量对于生产的影响，与其他方面所使用的资源的数量无关，则边际增量的这两种类型的净产量将相等。然而，经常出现的情况并没有满足这种不相关的条件。因此，正如将在后面的一章中所证实的那样，某一企业所使用的第n个单位的资源，将与同一产业中其他企业所使用的资源的数量的大小相关，将生产出不同的产品的数量。按照以上两种方式解释的来自于资源的边际增量的净产量，也许可以分别称作为附加的边际净产量以及替代的边际净产量。然而，一般来说，在任何用途或位置上，来自于这两种资源的边际增量的净产量彼此之间差别并不显著，因而出于多种目的，可以将它们作为同等处理。

§3.下面我们要对搁置的这一点给出更精确的定义，即，当我们说将在任何用途或位置上所使用的资源的边际净产量，作为在那里所使用的资源的边际增量的结果时，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相当于说，资源的某一给定数量的边际净产量等于通过对于这些资源增加或者减少一个小的增量，进而使该资源的总产量产生的差值。然而，这还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可以通过若干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增加或者减少一个增量，进而相应地得到不同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强调一种具体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在任何用途或位置上所使用的任何资源的流量的边际净产量，都等于该资源流量在适当地加以组织的条件下所能提供的产量总流量，与该资源流量相差一个小的（边际的）增量的资源的流量，在适当地加以组织的条件下所能提供的产品总流量之间的差值。在这一表述中，短语“适当地加以组织”很关键。如果我们是在这种意义上考虑边际净产量的话，即它等于资源的两个相邻的流量的产量之间的差值，我们通常会认为对于其中的一个流量来说如果组织得适当的话，则一定对另一个流量组织得不适当。然而，由于我们关注的是资源的两个相邻的流量的产量之间的差值，因此，自然认定对于两个流量中的每一个的组织方式，对于它们自身来说，都是最恰当的。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概念。克拉克（Clark）教授对此作过出色的解说。他写道，铁路公司所投资本的边际增量，实际上是“运送商品和乘客的两种装置之间的差值。其中的一种是铺设的铁路，连同现有资源可能实现的完善程度最高的全部设施；另一种则是如果资源减少一个单位所能提供的铁路和设施，则实际的和可能的铁路之间的全部品质之间的差值，实际上就是该公司目前实际所使用的资本的最后增量。资本最后一个单位的产量，就是该铁路实际生产的与资本若减少一个单位所可能生产的量的之间的差值”。[1]

§4.还有一点需要交代清楚。某种生产要素的边际净产量是减少该要素任意（小的）单位所造成的总产量之差，因而边际单位不是任何特定的单位，更不是像某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是现有的资源中最差的那个单位——在雇用的所有工人中最不具竞争能力的那一个，它是完全相同的全部单位中的任何一个（小的）单位，通过这种单位，我们可以在想象中将全部单位予以划分。但是，纵然边际单位是任何单位，它却不是随意定位的任何单位；相反，它是被确认定位在边缘上的任何单位。通过事例的帮助，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的含义。在任何产业中撤下一名照管新式机器或者在某一轻松岗位工作的工人使之不再工作，比撤下一名照管老式机器或者在某一艰苦岗位工作的工人，当然会对总产出造成更为严重的影响。在某一特定产业，工作的边际净产量乃是撤下（相同的工人中）任一工人一天的劳动对总产量所造成的影响，如果必要的话，则需要重新安排剩下的工人，其结果就会使未被照管的机器或者未被充实的岗位成为到目前为止仍在使用的机器或岗位中最不具有生产能力的机器或工作岗位。

§5.理解到如此程度之后，我们下一步将精确地区分两种不同的边际净产量，我分别称之为社会的边际净产量和私人的边际净产量。边际社会净产量是产生于任何给定的用途或位置上的资源的边际增量的物品或客观劳务的总的净产量，而不管这一产量中的任何部分将归属于谁。例如，很可能发生未被关注的强加于他人的成本，在后面的一章中将对此予以充分说明，比如说铁路发动机的火花给周边的树木造成未获赔偿的损失。在计算投入到任何用途或位置上的任何数量的资源的边际增量的社会净产量时，所有的这些影响因素都需要包括在内——它们中的一些为积极因素，其他的为消极因素。同样，在任何产业中一家企业使用的资源的数量的增加，也可能在该产业整体中提高外部的经济性，并因此而减少在生产中有关联的其他企业的给定产出的实际成本。这种类型的每一件物品均需计算在内。出于某些目的，最好也把对源于人们的偏好，以及人们从自己的购买或者拥有中获取满意感的能力所产生的间接影响计算在内。然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第一编第3章和第5章所定义的国民收入及其变化，因此不包括精神方面的后果，资源的任何给定数量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仅由物质要素与客观劳务所组成，除非给出与此不同的具体说明。边际私人净产量是产生于任何给定用途或位置上的资源的边际增量的总的净产量中的物品或实际劳务的一部分，它首先——在销售之前——成为在那里对资源进行投资的责任人的利益。在不同的条件下它等于或者大于或者小于边际社会净产量。

§6.在任何用途或者位置上使用的资源的任何给定数量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不过是边际社会净产量在市场上所值的货币总量。同样，边际私人净产量的价值是边际私人净产量在市场上所值的货币总量。因此，当边际社会净产量与边际私人净产量相等，而且投资的责任人销售他所获得的产品时，相对于资源某一给定的数量的两种类型的边际净产量的价值，均等于在生产产品中使用资源的该种数量时的产量的增量，乘以产品销售的单位价格。[2]
例如，假设100万个单位的资源投资于纺织行业，每年其两种边际净产量相等，则二者的价值等于这100万加上一个小的增量，如101万的产量超过100万个单位的产量，即为棉布大捆的数量乘以当这一产量被生产出来时的每捆棉布的货币价值。[3]
附带地还应该注意到的是，边际净产量的价值与使用101万个单位的资源的总产品的货币价值超出使用100万个单位的资源的总产品的货币价值以上的部分是不相等的——如果的确存在着这一超出部分的话——而且没有理由将二者相互混淆。

[1]
《财富的分配》，第250页。在上面引用的句子中，我们用“生产的”一词替换了“挣得的”一词。

[2]
此定义潜在地假设实现的价格等于（边际）需求价格。如果因政府的价格限制引起它暂时低于需求价格的话，则边际净产量的价值应该解释为边际（实物）净产量乘以边际需求价格，同时，在这些条件下，边际需求价格不等于实际销售价格。

[3]
参看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847页。细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即使当附加性边际净产量等于替代性边际净产量时，依照边际净产量作为附加性边际净产量以及替代性边际净产量的解释，它们的边际净产量价值也不会相等。不过，一般来说，这一差值属于二阶无穷小。

第3章　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与国民收入的大小

§1.让我们假定某一给定数量的生产性资源，该资源在不同的行业或者区域之间的流动没有成本，而且具备只有资源的一种安排可以使每一处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均相等的要求和条件。[1]
根据这些假设条件，很容易证明资源的这种安排所确定的国民收入，比任何其他安排所确定的国民收入都要大。根据第一编第5章给出的国民收入大小的变化的定义可以得出这一点。在任何用途中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是在该项用途中的资源的边际增量所产生的满意感的货币量度。因此，每当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在任何一种用途中的水平，低于在任何其他用途中的水平时，就可以通过将资源从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较低的用途中转移至较高的用途中，使满意感总量的货币量度增大。由此可以得出，因为根据假设条件，只有一种资源的安排使得在所有用途中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彼此相等，所以这种安排就必然是使国民收入实现在这里所定义的最大值的安排。[2]

§2.此结论可以扩展并用以说明，在寻求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完全相等的过程中，它们中间不均等程度的某种降低，很可能对国民收入是有利的。但是，不加解释就无法提出这一结论。如果仅在两种用途中使用资源，此结论的含义将非常清晰，其有效性将不容置疑。然而，事实上，用途的种类繁多，这种情况加大了问题的难度。关于这一点，我们曾在另一处提到过。[3]
在大量的价值之间具有较大的或较小的均等性这一概念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究竟是通过量度相对于平均值的平均偏差，或者标准差，还是通过量度可能的误差，或者某些其他统计值来量度均等的程度呢？如果我们用标准差作为标准，则根据与第一编第8章§7中最后的脚注相似的推论就可以证明，在不同用途中的社会边际净产量价值中，不均等程度的降低将有可能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不过这并不必然总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不均等性的降低是由单个价值的一组变动（一次或多次）所造成的，而且它的每一次变化本身都具有降低不均等性的趋势才行。因此，如果资源的分配发生如此的变化，使低于平均值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均增加，或者使高于平均值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均减小，则收入将一定会增加。但是，如果某种因素发挥作用，在降低整体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之间的不均等程度的同时，却增大了某些高于平均值的价值以及减小了某些低于平均值的价值，则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不过，这种类型的困难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所必须考虑的对于均等性不利的因素，在绝大多数场合，都是一般性的因素，它们将在发挥作用的几乎所有的点上，都产生完全意义相同的影响。

§3.下面让我们考虑现实中在将资源从一个行业或区域向其他行业或区域转移的过程中，通常都会产生成本的实际情况，然后探讨这一事实是否迫使我们必须修改上面所得出的结论。这个问题的实质可以表示如下：假设在A、B两点之间，一个单位的资源的转移，在被移动的这个单位的资源于其所在的新的一点上继续从事生产性的工作期间内，将发生与每年n先令的年度费用相当的资本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资源从A点向B点移动，使得B点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的年度价值比A点的高出n先令，则国民收入就会增大；同时，任何资源的这种移动，使得B点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的年度价值比A点的高出不足n先令，则国民收入均将减小。如果在移动之前A与B之间的资源分配方式，使得B点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高于（或低于）A点的价值不到n先令，例如为（n－h）先令，则现存的安排——在此安排下两点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相差（nh）先令——就是最佳安排，但并非绝对如此。因为如果不存在移动成本，就可能有更好些的安排，[4]
这与初始分配和存在的移动成本的实际情况相关。需要注意的是，最佳安排并非仅仅与存在的移动成本相关。我们不能说，当移动成本相当于n先令时，某种分配最有利于国民收入，在此分配方式下，A和B两点的边际社会净产值的价值相差这一个或那一个确切的先令数。唯一精确的说明应该是，当A、B两点之间的移动成本相当于n先令时，无论如何，只要现存的安排所确定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不含有大于n先令的偏差，则现存的安排是最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安排的；如果现存的分配含有大于n先令的偏差，则通过充分的资源的移动使其偏差降低至n先令的新的安排，就是最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安排。

§4.在前面两节中提出的结论，建立在如下假定之上，即只存在着一种资源的安排，它使各个区域的社会边际净产量价值相等，或者从移动的成本的角度来衡量尽可能地相等，为国民收入的利益考虑，这样的安排就是最为可取的。如果在多种用途的每一项中使用的资源的额度越大，使用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就越小的话，则这一假定就能够被证实。但是，存在着两组与此不相符合的条件：第一，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中使用更多的资源，一段时期后，能够改进所开发的组织的方法，这就意味着递减的供给价格的出现，[5]
致使较大数量资源的边际（实物）净产量大于较小数量的资源的边际（实物）净产量，于是，无论何时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当然并不必然，使得用于某种商品生产中的若干不同数量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品价值彼此相等。第二，经过一段时间，在某种商品生产中使用的附加资源，导致消费者相对于任何商品数量所乐于支付的每件商品价格的提高。因为消费者对该种商品的偏好可能在持续加大——对于音乐和烟草的偏好即是明显的佐证。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较大产量的每单位价值（经过适当的时间段之后）就会大于较小产量的每单位价值。由此得出，即使商品生产没有受到前面所提到的递减的供给价格的影响，也可能存在着，当然并不必然如此，若干不同数量的投入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彼此相等。[6]
因此，上面给出的结论需要加以修正。出于对移动成本的考虑，实际上收入不能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最大值，除非在所有的用途中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都相等。因为，如果它们不相等，就总是能够通过将资源从某些用途的边际转移至其他用途的边际的方法，进而使收入进一步增大。但是，当所有用途中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都相等时，收入并没有必要达到某个确切的最大值。因为，如果若干种安排都可能实现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的相等，则这些安排中的每一种相对于收入来说，的确都可以称之为相对最大值；不过，在这些极大值中，只有一个是确切的或绝对的最大值。所有相对最大值，即是所谓的高于环绕区域的群山的山峰，而它们中间只有一座是最高的山峰。更进一步地讲，所有相对最大值的位置不一定比所有非最大值的位置代表着更大的收入；与此相反，接近形成绝对最大值的某种分配方式，本身并未满足边际产出相等的条件，但其所确定的收入水平，很可能比许多那些满足这种条件并成为次级的相对最大值的收入水平要高。靠近最高山峰顶点的一个点，可能比除最高顶点之外的任何顶点都要高。

§5.这些考虑说明，即使各个区域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都相等，或者只存在着通过移动成本的方式所证实的差别，但仍然存在着为增大国民收入和提高经济福利所设计的政府的活动空间。通过临时性的奖励（或临时性的保护）打破工业系统在相对最大值的位置上的现行的平衡，并诱导它重新平衡于绝对最大值的位置——所有山峰的最高点，可以实现更大的利益。这是对新兴工业提供临时性的保护或者其他激励措施的理论基础，而且如果正确的新兴工业得以选择、实施保护的程度得当以及在正确的时机撤销保护的话，则该理论将是非常有效的。通过永久性的奖励，安排自最高顶点到任何位置的不同的比率，驱使工业系统从它们所确定的山峰的顶点移向高于当前位置的较高山峰坡面上的某一点，也可以实现更大的利益。使奖励有可能产生这种作用，不是使经济系统转移至它所在山峰的不同位置所需要的条件，的确有些特殊，但是可以证明，在一定的需求和供给的状态下，某种奖励比率，一定具有这种作用。[7]

[1]
在第三编第9章§2中所有的更加深入的考虑，此处暂时予以忽略。

[2]
附带地，还应该提及次要的一点。在未使用资源的行业中，资源的边际净产量的价值一般来说，将比使用某些资源的行业中的水平要低些。很明显，从任何意义上讲，这种状况都不意味着边际净产量价值的不均等性的存在，不能与国民收入的最大化相互一致。可是，如果在任何地方，出现在未使用任何资源的某一行业中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大于使用某些资源的某一行业中的水平的情况时，——例如，由于某种原因，人们在开发某项盈利性产业中遭受了失败，——则这种不均等性就是一种有效的不均等性，而且将不能与收入的最大化相互一致。

[3]
参看前文，第一编第8章§7。

[4]
参看本编第5章§6。

[5]
对此概念的研究可参看本编第11章。

[6]
如果在某一具体物品的生产中投入1 000个单位的资源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因为存在着递减的供给价格与投入5 000个单位的资源的相等，则在后一种安排之下产生的国民收入必然会较大些。如果因为对偏好产生影响，投入1 000个单位与投入5 000个单位所确定的边际净产量价值相等，则从投入5 000个单位的生产时期的观点来看，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在后一种安排之下必然会更大些。但从其他时期的观点来看，在5 000个单位的安排之下产生的国民收入可能会较小。在这些场合，第一编第5章§7中之定义迫使我们得出这种结论，从绝对的观点看，在两种安排下的收入都是不可相互比较的。

[7]
需求和供给曲线的形状以及奖励的大小必须如下：当需求线因为奖励而向上移动时，不再与供给线相交于原来对应的交点，而是与供给线相交于原交点右上方的某一稳定的均衡点。这种条件很容易用图形予以表示。

第4章　收益率与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

§1.在任何用途中的任何数量任何种类的生产性资源所获得的以货币表示的单位收益率，一般来说，等于在那里的该数量该种类资源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因此，在不同的行业与区域之间，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与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之间的关系相同，致使收益率之间的均等性或不均等性，与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之间的均等性或不均等性是同一回事。为方便起见，在本章及下面的四章中，我们有时将用收益率——或者比较粗略地用收益——代替较长的同义语。

§2.控制任何数量任何形式的生产性资源的任何人，都将努力在不同的用途中分配这些资源，使之给自己带来最大可能的货币收入。如果他认为扣除移动成本等等，可以通过将任何用途中的一个单位资源转移至任何其他用途中，从而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货币，他就一定会去这样做。由此可以推断，利己主义的自由发挥，只要未曾受到无知的阻碍，在不发生转移成本的条件下，就倾向于在不同的用途和区域之间如此配置资源，使得各处收益率均相等。由此不难推出，当存在着移动成本的时候，利己主义的自由发挥，同样在未曾受到无知的阻碍的条件下，不再倾向于实现收益率的均等性，而是限制均等性相对于获取最大值的总收益的离散程度，使之不超过移动的成本。

§3.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各处的私人与社会净产量相一致，则未受到无知阻碍的利己主义的自由发挥，将倾向于在不同的用途和区域之间如此配置资源，以便提升国民收入，再由此提升总经济福利至最大值。[1]
在前一章最后一节中所作的区分表明，的确可能存在若干个最大值。不过，这是一个次要问题。我们当前目标的主要一点是，当边际私人净产量与边际社会净产量相一致时，任何阻止利己主义自由发挥的障碍，一般都会对国民收入造成损害。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边际私人与边际社会的净产量常常并不一致。这一事实将留待本编第5～8章加以探讨。不过在后面，特别是在第9～11章，将充分讨论由此而产生的结果。

[1]
当然，为此目的，在利己主义的自由发挥的概念中，必须排除垄断的行为。参看本编第14章至第17章。

第5章　消除移动障碍的作用

§1.本章的目的是研究消除因认识不足和移动成本所造成的生产性资源的移动障碍，将会对国民收入的大小产生什么影响。为此目的，忽略边际社会净产量与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之间的差别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即使某种移动的障碍阻止了边际私人净产量的均等性，但却促进了边际社会净产量的均等性，也没有理由假定，移动的障碍一般地会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妥当的做法是，把社会的和私人的净产量之间的离散程度作为造成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的不均等性的一个因素，同时，把移动的障碍作为造成这个结果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因此，一般可以预期，削弱任何一个因素的影响，都将促使理想中的均等性的提高。作出如此假设之后，为简化说明，我们将在这一章和以下各章中谈及边际净产量时，不再附带任何形容词。

§2.如果用于生产过程的生产性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初看起来似乎减少任何一种障碍的影响，必然会促进不同用途和地点上的收益率或者说边际净产量价值不均等性的降低；同时，相应地，一般会使收入增大。然而，在现实中，事物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同时由移动成本和知识欠缺所构成的移动障碍使问题复杂化了。因为我们不得不利用尚不完善的知识努力去降低成本，同时负担着成本去增进知识。

§3.很明显，如果人们认为将资源从A处移送至B处去使用可以获得较大的收益，且是成本的降低促使资源作如此移动的话，则由此造成的实际结果将是资源如果离开它所在的位置，生产力水平就会提高。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成本的减少很可能促使边际净产量价值更不均等并由此减少国民收入。不过，附加的脚注利用技术手段证明，从整体上看这是不可能的。[1]

§4.在移动成本保持不变而知识得到增进的情况下，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复杂性。这种增进并不必然提高边际净产量价值之间的均等性。因为，假设条件是，如果在拥有完备的知识的情况下，A点的边际净产量价值超过另一点B相应的价值1先令，而将一个单位的资源从B点移至A点的移动成本恰好与此相当的话，情况即是如此。不过，事实上，如果进一步假设知识是不完备的，人们认定A点的边际净产量价值比其实际水平要高，则人们将会从B点向A点转移比具有完备知识条件下所转移的更多的资源，并因此使得A点的边际净产量价值超过B点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将会比n先令更小。在这些情况下，正确的判断能力将明显地提高A、B两点边际净产量价值之间的不均等程度。但是，与此同时，这也必将增加国民收入。在不发生费用的情况下，对于因认识不足所造成的障碍的减少将总是增加国民收入，虽然它并非总是通过促进边际净产量价值之间的均等性来实现这一点的。

§5.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困难。到目前为止，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的总量都是一定的，但是，事实上，对于生产性资源的移动性障碍的排除或减少，可能会改变投入使用的资源的数量。因此，我们不得不质疑，是否作为障碍消除的结果，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的数量永远不会减少到这种程度，即使国民收入变小并且不大于原来的水平。根据库尔诺（Cournot）的推理，这种结果是可能出现的，他认为，当“过去被壁垒所阻断的两个市场重新放开交流后，因为商品可以实现一个市场的出口和另一个市场的进口，故任何商品生产的总量未必一定增大”。[2]
在某些条件下，（迄今）廉价商品产出的增加将不会像（迄今）昂贵商品产出的减少一样大。通过分析，似乎可以认为迄今为止相互隔离的行业或地域之间的交流放开，可能引起生产过程中劳动的总量或者创造资本的总量有所减少；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减少可能足以引起国民收入的减少，尽管事实上仍然保留下来的劳动或资本是在比以前更为优越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同意作为交流放开的结果，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数量或者创造的资本数量可能被减少了。不过，我们在设想我们已经认同的国民收入可能被减少这种情况发生的条件时却遇到了困难。因为，为什么每个人会选择比以前更多的休闲呢？除非新条件使他从工作中获得比以前更大的总收入；而为什么每个人会选择比以前较少的储蓄呢？除非新条件使他从储蓄中获得比以前更大的总收入。很可能一项透彻的分析能够揭示我们尚不理解的这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一定会很小。无疑，从广泛的一般意义上看，上一节提出的建立在生产过程中资源数量一定的这一假设条件之上的结论，在该假设条件去除之后依然会成立。

§6.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澄清，它与为减少知识欠缺或者移动成本所设计的政府奖励的作用有关。[3]
通过把这些东西的成本的一部分转移给政府，使知识和转移对于个人来说更为经济，与通过成本实际上的降低来实现这一点相比，是一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和工作。这样，两种实现经济的手段都具有促进处于不同点的边际净产量价值之间均等性水平提高的倾向，除去上面提到的例外情况。但是，如果经济性是通过转移实现的话，则结果的均等性的提高，是相对于现存条件最有利的结果之外的一种提高。显而易见，这种类型的经济性，虽然一般地会促使边际净产量价值更加均等，但却很可能对国民收入造成损害。[4]

[1]
证明如下。人们对投资于B的资源的边际净产量价值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对A的相应价值的估计与实际价值偏差了数量k。不妨设A与B之间的移动成本相等，且等于分摊于某一时期的年度总额，在此时期内该单位资源完成移动并在其新的位置上获取利润，从A移动至B或者从B移动至A所形成的这一年度总额并不必然相等。例如，运输“下坡比上坡要容易得多，顺流比逆流要快等也是如此，……语言上的障碍从英国到德国比从德国到英国要严重”（麦克格雷戈：《工业组合》，第24 页）。然而，为了当前之目的，我们不妨忽略这种复杂性，并将任何方向的成本都用年度总额n来表示。构造一个图形，使正值以O点右侧表示，负值以其左侧表示。画出OM使之等于k；同时分别在M两侧画出MQ和MP，使之等于n。可以明显看出，B的资源的边际净产量价值超过A的水平——不妨设为h——是不确定的，同时可以处于价值OQ与价值OP之间的任何一点上，价值OQ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同样地，价值OP也是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n值减小代表P和Q两点间的部分朝向M的移动。只要k值与n值使得P与Q处于O之两侧，显然这种移动使得h原来可能的最大正值或最大负值成为不可能，同时没有其他影响。然而，当P与Q处于O之同一侧时——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可能的h值都具有相同的符号——这种移动使得h原来可能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均成为可能。这种双重的变化增大或减小h值的可能性相同。因此，如果事实上P与Q处于O的同一侧，则我们就不能推断出，n值的减小将如何在每一方向上影响h值的大小。但是事实上，P与Q处于O两侧的情况一定经常发生。考虑到这些及其他情况，我们可以认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n值的减小很可能减小h值。换言之，移动成本的降低，一般很可能使资源的边际净产量价值的不均等性减小。不仅如此，很明显的是，当MP和MQ的距离一定时，P与Q处于O同一侧的概率，因而与h值的增大相关联的MP和MQ的距离减小的概率越小，k值也就越小。

[2]
参看库尔诺：《财富的数学原理》，第11章；埃奇沃斯：《国际价值理论》，《经济期刊》，1984年，第625页。

[3]
参看后文，第三编第9章的§11～§14。

[4]
为避免误解，应该补充两项修正性的考虑。首先，刚刚提出的反对为加强流动性而对某一行业提供奖励性资助的假设，不过是反对对任何行业提供奖励性资助的一般性假设的特例。因此，如果存在着特别的理由，认定如果不给予奖励，则所讨论的该行业的投资水平将无法达到理想水平的话，就可以推翻这一假设条件。其次，当政府接手这项工作，或者提供信息，或者提供变动的手段，并且无条件地选择免费或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它努力的成果时，一般来讲，我们所做的就不仅仅是向这些行业提供奖励性资助，而且同时通过大规模的方法的引进，实现了真正的经济性。因此，即使奖励的因素在新的配置中被证明是有害的，它仍然有可能对配置整体是有利的。

第6章　不完备知识对收益均等性所造成的障碍

§1.在本章，我们将详细研究认识不足所造成的障碍性影响。资源流动的溪水持续不断地形成并奋力前行，在所允许的不可避免的移动成本的范围内自行配置，从收益率相对低的各点流向收益率相对高的各点。奋斗的成功与否受到不完备知识的干扰，它影响人们所掌握的指导溪水各个支流归属的能力。为了对这种因素所造成的损害的规模有所认识，最好简略地研究一下现代商业财务某些方面的问题。

§2.首先，必须认识到作为引导资源正确配置的重要指标的收益，是由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中在各个相继的时刻向其转化并累积而形成的。用某项经营的净收入除以过去投资于该项经营的所有的货币的总量所得到的商值，在静止状态下，就成为在该处的当前投资收益的真实量度。可是，在实际条件下，如此得出的量度经常令人失望地给出错误的导向。例如，某人可能对制造某种特定物品的工厂投资了10万英镑，而该工厂被大火焚毁或者因即将过时而失去任何价值。现在，他投资1万英镑可能刚好获得2 000英镑的收益，即新投资的20％，可是总投资的收益却是11万英镑的2 000英镑，还不到2％。不论商业会计编制得多么精细，也无论会计账目公开得多么完整，这类困难仍然能够掩盖相关事实。

§3.其次，需要说明的是会计实际上具有的一般特点。由私人企业从事的经营活动不公开利润账目。由股份公司从事的经营受到法律的限制从而作出一定程度的公开，但是，股票注水或者常用其他手段来蒙骗局外人，使人们无法了解实际投入的资本所获得的收益率。因此，即便它能够成为当前投资收益的合理的指标并指引未来的前景，对于除了专家之外的任何人来说都是此路不通的。需要预测的前景不仅涉及当前收益，而且包括分布于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收益，这一事实使得困难更加严重。很明显，在考虑这些收益时，即使对于刚刚过去的时期的收益的认识是正确的，但也只能对未来给出并不完善的指引。从这些事实出发，似乎在现有的条件下，认识不足几乎完全限制了在任何时点上流入不同用途的资源的收益的均等性程度。不过，这种观点过于悲观。马歇尔写道：“尽管了解个别商人经历的经验教训很难，但是商业整体的状况却无法彻底隐蔽，也无法长期隐蔽。尽管人们不能仅仅通过观察几个拍击海岸的波浪就判断出是涨潮还是退潮，但是只需稍有耐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商人中间存在着某种一般性的共识，即某项交易中的平均利润率在大起大落之前早就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同时，虽然有时一位商人比一位技术工人在决定是否应该通过改变交易而改进他的状况时难度更大，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发现现在或者未来其他交易的机会要多得多，而且，如果他希望改变他的交易，一般来说他要比技术工人更容易做到这一点。”[1]
简言之，即便个别企业能够成功地隐瞒它的状况，但是整个行业却难以做到这一点。忽略利用资源在不同的用途方面开始新的经营以进行收益比较的情况，在一般公众中可能非常普遍，但是初步看来，这一问题在那些控制着大部分资源流动的人们中间，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尽管如此，商业的公开性仍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2]
而且，如果这种提高得以完成，认识不足的程度将减小，边际净产量价值之间的均等性将提高，国民收入的大小也会因此而增加。

§4.再次，我转而讨论认识不足与控制资源使用者的素质之间的关系。在早期社会，投资几乎完全是由各行各业的企业家所进行的，他们致力于属于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的配置。只有他们的素质与我们的问题相关，而且很明显，所做预测的误差分布可能大些或小些，取决于他们是能人还是不适合于从事经营的人。在现代世界，工业中的大部分投资仍然是由实际上从事各种经营的人们所进行的，他们将自己的利润再投资，或者从对于相关情况充分了解的合作者或者自己的朋友那里获取资金。有人曾经指出，新的房屋开发投资总量的一半以上是以这种方法在货币市场相关机构之外使用并配置的。[3]
不过，除去这些方法以外，现代世界还求助于其他方法。产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实际从事经营活动以外的众多的人的资源中融通资金的。一方面，这些其他的人包括职业金融家、公司发起人或辛迪加创办者；另一方面，则包括一般公众中的有钱人，他们受到发起人的诱导而投资于发起人的风险项目中。米切尔教授写道：“发起人的特别任务是发现并引起投资者关注新的赚钱的机会，新的自然资源的利用，新工艺的开发，新产品的制造，新机构在现有商业企业中的设立，等等。一言以蔽之，发起人就是产业大军前进的指路人……这里提出的方案上的总量总是超过可以融通的适用资金的额度的。在拒绝一些而接受另外一些这类方案的过程中，这些阔佬们决定如何雇用劳动、使用什么产品、何处建厂等事项，充当着虽不惹人注意但却极具影响力的角色。”[4]
于是在现代产业中，社会投资的大部分是由热衷于公司开发的职业金融家与一般公众中的有钱人所共同控制的。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控制机构的能力和经营决断力又能说些什么呢？

§5.职业金融家与普通商业人士——早期的企业投资者——发现企业良好的新的契机的相对能力的大小是不难确定的。首先，职业金融家是从事这一具体工作的专家，而对于普通的商业人士来说，如果机会真的到来时，必须立即把握它。显然，专家比一般的参与者能够预测得更好些。其次，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许多产业近来已经带有国际化色彩，这使得专家们具有比以往更大的优势，他们获得比在当地条件下的知识，诸如一位有才能的商人自然所拥有的知识，所能提供的进行良好预测所需要的更为充分的基础。最后，专业化这一事实，赋予破产甄别机构以更为自由的活动空间，用以排除承担开办新企业的决策却又不能做好决策的人士。当一个人将金融家与制造商的特质集于一身时，他极有可能因其制造技能——良好的商业技术——而崛起，尽管其经营策略并不高明。当两种特质相互分离时，选择其中某一方面的任何人如果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不具有竞争能力，他就很容易蒙受损失并被逐出相关领域。进一步讲，这种自然选择的效率可以由以下事实加以解释，即一位职业金融家从事大量的交易，其结果中运气的因素占次要成分，而效率的因素占主要成分。因而，毋庸置疑的是，进入任何行业的职业金融家，都比在行业中匆忙物色的人具有更好的预测未来状况的能力。由此必须承认这一事实，最终向职业金融家所组建的企业提供资金的芸芸众生，要比普通商人预测未来状况的能力还要低得多。如果从总体上看，发起人总是致力于创建有利可图的企业，与之不同的另一些人也能够将其管理成最为盈利的企业，则即使追随他们的这部分人认识上有所不足，但也许也就不再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了。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专业人士常常从自己的兴趣出发，运用自己的能力散布错误的信息，并以其他方式有意干扰缺乏专业训练的同仁们的预测。正是这种事实，使得现代体系对于社会投资在开创的各项事业中间的分配所产生的最后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令人忧心忡忡。当法律禁止新公司以极小面值的股票进行融资的时候，正如战前的德国所做的那样，可能有利方面的因素会增大。因为这样一来，一定数量的最易于被欺骗的穷人，他们也许也是欠缺知识的人，将不会再被卷入。[5]
同样，运用任何能够实施的法律法规，查处不诚信的专业人士对能力欠缺的投资者所进行的欺诈性剥削，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大众预测错误的损失，使社会变得更为可靠。“对于公开创办新公司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对于反对欺诈性创办公司进行有效管理的法律支持，对于在股票交易所公开挂牌的股票更为严格的要求，以及建立高效的向投资者发布信息的机构，等等，均属此列”。[6]

§6.当创办公司的事情掌握在银行家手中的时候，当然他们的信誉仰仗于他们自己创建的事业的长期成功，这不妨可考虑一项更为基本的修正方法。在德国就是这么做的。德国银行拥有专职的技术人员，对于任何可能进入提案的行业进行调查并作出报告，在认真研究之后决定开创什么事业，并且直接向实业界安置自己的金融员工。下一段很好地说明了与此不同的英国的体制。“英国联合股份公司（即银行）奉行这一宗旨，不以直接的方式参与融资以及证券发行业务，同时远离交易所的投机交易。但是这一确凿的事实带来了其他的重大弊端，即银行从不对新成立的公司，或者由这些公司发行的有价证券感兴趣，而德国的体制具有明显的优势，德国银行不仅仅对自己发行的信用证券感兴趣，而且总是在关注着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公司的发展”。[7]
毫无疑问，银行充当开办者的这种实践涉及很大的风险，同时绝对要求它们的资本资源相对于负债而言，要像德国银行那样。[8]
它还应该比英国银行通常的水平高很多才行，如若不然的话，在开办公司的业务中所造成的损失，或者甚至在此项业务中资金的短期占用，都有可能使银行无力满足储户负债的要求。不仅如此，还应该牢记的是，英国作为世界银行业的中心，近年来已成为主要的黄金自由市场，因此，如果银行的资源被长期的冒险事业所占用的话，则将会比其他国家遭受更大的危险。因此，我们并不认为迄今为止英国银行所采取的基本政策确有加以改变的必要。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条件允许银行安全地从事开办公司的业务的话，实际上将会产生有利的后果。与某些类型的私人金融家相比，它们更有远见开办真正成功的公司，完全不同于开办那些短期看起来不错的公司。的确，很可能在某些场合，由于受到不同国家之间利益竞争的影响，在相关业务链上经营的有能力的银行机构很可能对金融工具实施某种政治变革，并因此有可能使其业务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冲击。不过，这一方面的问题不适合在此加以讨论。

§7.然而，不是仅作为开办公司的代理人，银行家才能够帮助将资源导入生产性渠道。事实上，普通的银行家为商人提供贷款，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通过证券经纪人，都不过仅仅是关注债务的安全性而已。当可以接受的安全保障得以提供时，他们对潜在借款人偿还债务的能力作出判断，但是并不对不同的潜在借款人将其成功融通的资金所投资的事业的相对获利能力作出判断。不过，当银行家必须为未能提供充分银行保障的个人进行贷款时，他们就不得不承担一种更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能仅仅依据一种还款的承诺就把钱贷出去，而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被迫认真审查借款人的诚信程度以及他可能的使用贷款收益的目的。谈到印度的农民借款人时，西奥多·莫里森（Theodore Morison）先生写道：“友善地相信农民不过是渴望获得资本以便立即投资于改进并发展其财产等方面，是于事无补的。”[9]
同样地，1907年发表的《缅甸信用合作社法规的工作报告》中强调：“在缅甸，借款大部分属于习惯性行为而且缺乏远见，它并非是由于必要所引起的，真正为耕种（奢侈品除外）融资所需要的资本比一般设想的水平要低得多；同时，通过合作社或其他途径所提供的廉价资金，基于公众目前的思想状态，将诱发收入的浪费而不是节俭；而且最后，在缅甸有必要保持高度的谨慎，以保证合作社的管理真正将防止浪费、鼓励节俭有效地刻印在成员们的脑海中。”[10]
国民银行，诸如德国的瑞福森（Raiffeisen）银行以及他们的意大利合作伙伴，均是实施这种类型的控制和监督的著名的机构。这些银行通过某种双重过程获取必要的知识。首先，仅在较小范围内发展银行的会员以作为潜在的借款人。这样做，使得控制委员会能够轻松地获取全体人员的详细个人信息。只有控制委员会自己对其财产和基本优良品质满意的那些人才能被允许成为会员。在某些银行中——例如在意大利的波波拉里银行中——委员会从一开始就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申请，并开列出它们认定的可以安全提供贷款的各种委员的总体名单。[11]
之后这一名单即成为提供贷款的基础，正如在法国，将公社成员的名单作为发放贫困救济金的基础一样。其次，通常贷款都是以用于限定的目的为条件而发放的，同时受制于放款人所拥有的一定的监督权。因此，大多数地产银行（采用实物但保）“按照借款人的意愿使用抵押收益，例如归还贷款，按比例分给幼子等等”，瑞福森银行进行认真的调查以掌握需要贷款的真正目的，同时编写相应条款，如果借款人背离这一目的，就将贷款收回。[12]
这种安排基本上倾向于减少因认识不足的影响所进行的投资的数量，这些投资在事业中获取不正常的低收益，故这种安排间接地增加了国民收入。

[1]
《经济学原理》，第608页。

[2]
参看莱顿：《资本与劳动》，第4章。

[3]
拉文顿，《英国资本市场》，第281页。

[4]
米切尔：《经济周期》，第34～35页。

[5]
在德国绝不允许股票面值低于10英镑，通常股票面值均不低于50英镑（参看舒斯特：《德国民法总则》，第44页）。在1924年，最低面值减小到1英镑（20马克），而通常面值为5英镑（100马克）。

[6]
参看米切尔：《经济周期》，第585页。

[7]
里塞尔：《德国大银行》，第555页。

[8]
英国银行的一般性业务是“提供银行服务”，即是说为票据贴现或其他业务提供短期货币之垫款，而非为长期货币提供垫款之“金融服务”。有时人们抱怨这样做对那些在短期内发现工厂扩张有利可图的机会的英国产业部门来说造成了损失，例如，如果它们接受了某宗大批量的订单，就有可能进入某一新的市场。因为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获取更多的资本必然需要更多的时间。有时人们还抱怨我们银行的做法使英国的贸易进入外国市场遭遇困难，因为他们在外国市场上的购买通常都需要长期的信用。从满足这些要求的目的出发，法林顿爵士的金融服务委员会（1916年）建议，应该成立一家拥有巨额资本的机构，它并不从事普遍的存款业务，而是在本国和任何需要的地方，为产业的发展以及为国际贸易的拓展提供金融服务。这一建议得以实现，所设想的这种机构——英国贸易公司——在1917年4月取得了公司执照。

[9]
《印度某省的工业组织》，第110页。

[10]
《报告》，第15页。

[11]
参看沃尔夫：《国民银行》，第154页。

[12]
关于瑞福森以及相关银行的情况，参看费伊的《国内与国外的合作》，第一编。

第7章　由于进行交易时所用单位的不完全可分性对收益均等性造成的障碍

§1.除上一章所讨论的不完全知识以外，还有移动成本。这种成本的某一部分，当然是以对于资本市场上的各种机构所作的支付为代表的，创办人、金融辛迪加、投资信托、律师、银行家以及其他人等等，他们根据投资的性质在不同程度上协助将资本从一处转移至被使用的另一处。[1]
但是，还有一部分不太显著而且比较特殊的移动成本，值得对其细节进行研究。对于经济问题进行纯粹的数学处理时总是假定，当无论何处存在着有利使用一定数量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机会时，那里所获得的每种要素的单位都是无穷小的，而且能够完全与其他要素的单位相分离。目前鉴于这种假设并未得到证实，故可以看出收益均等性趋势的形成尚不完善。因为，一方面，如果某企业对于任何一种要素仅能按照以1 000英镑价值为一个单位的方法来融资的话，则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当均衡实现时，虽然价值1 000英镑的该种要素从一处向另一处的转移，未能提高总收益，但是总量价值低于1 000英镑的转移，如果允许这样做的话，却可以提高总收益。简言之，当转移过程中所使用的单位不是无穷小时，在所有用途中收益的均等性的趋势降低为受限制的不均等性的趋势——限制的程度随着单位大小的增加而减小。另一方面，如果某企业仅能以要素之间某种固定的单位的组合的方式为任何两种要素A与B进行融资，则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尽管这些复杂的单位组合从一处向另一处的转移未能提高总收益，但是某种数量的两种要素中的任何一种要素的单独的转移，却可以提高总收益。因此，当转移时的单位是由两种或多种要素的固定比例所构成的话，则同样会使在所有用途中收益的均等性趋势降低为受限制的不均等性的趋势，并由此得出，用以实施转移的单位的庞大与复杂性，将以与转移成本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一般来说，它将妨碍利己主义促使在所有的用途中生产的各种要素的收益均等趋势的形成。

§2.在一个时期，实际上进行资本交易所采用的单位明显地大。然而近些年来，这些单位的大小却以两种方式大大地缩减了。一种方式很明显，另外一种方式却相对隐晦。明显的方式是银行所接受的个人存款的价值的下降——例如，储蓄银行允许以便士进行储蓄——同样类似地，公司发行的个人股票的价值也在下降。[2]
比较隐晦的方式取决于如下事实，即资本的单位是一个二维的实体。一个人不仅可以通过改变贷出的确定期限的英镑的数量，也可以通过改变贷出的确定数量的英镑的期限来减少他所提供的资本的量。缩减借入资本单位的时间跨度在现实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论如何，大多数企业长期需要资金，而许多放款人非常顽固地仅乐于在短期内出让他们的资源。当代世界运用两种措施缩短了所需要的资金的期限。第一种措施是企业家实际上接受了短期贷款，这部分取决于他们的企业贷款愿望的弹性，也部分取决于在其他地方再次借款的机会。第二种措施是股票交易所机构，企业融通的债务能够通过它加以转让，——从放款人的观点看，这项措施的下一阶段即是从企业直接收回贷款。这两种措施拥有相当不同的空间。过分依赖短期贷款让人感到很危险。“在恶劣时期失败的危险性与仰仗信用而非依靠实缴资本或者长期信用的情况成比例”——无力使用信用展期。[3]
因此，逐渐形成的粗浅的共识是，运用短期票据为新设备等融资是不合适的，因这些设备的周转速度非常慢；短期票据应该用于为原材料或者雇用劳动的支出所作的融资，它们很可能在票据到期之前被销售出去。[4]
不过，这两种措施之间的差别对于当前的目的来说并不重要。两种措施基本上相似，因为它们都基于一般性的概率，即整个社会放款的意愿的可变性均低于具有代表性的个人。其结果是，一方面，通过银行的票据贴现，公司资本的一部分为从不同个人的手中借入的一系列短期的资本，从而可能只需要这些人中的每个人仅提供几个月的贷款即可。另一方面，个人为应付不时之需所进行的储蓄，不是以他预期的方式存储的，而是以投资于长期有价证券并依靠股票交易所机构使之在他需要钱的时候得以变现的。这些措施尚不完善，在紧张时期，贴现新票据可能非常困难而且成本高昂；同时如果不承受巨大的亏损，可能就无法通过出售股票使资本变现。不过，它们有效且大幅度地缩减了资本进行交易所采用的单位的时间跨度。至于说到劳动交易，很显然其单位是非常小的。因此，在现代社会，除去此处不便讨论的土地交易中的某些特殊问题之外，交易单位过大对利己主义所形成的收益均等性造成障碍的唯一部分，似乎只剩下雇佣能力了。与在任何用途中运用的雇佣能力总量相比，雇佣能力的平均运用水平不能被视为无穷小。这一事实表明，在不同用途中雇佣能力的收益可通过对于均等性的非常密切的研究加以检测。因此，国民收入将小于雇佣能力更为完全可分的情况下的国民收入的水平。

§3.下面，让我们考虑交易所采用的单位的复杂性或综合性方面的特点。像以前一样，是资本引起了最为广泛的讨论。因为正如通常在经营活动中所感受到的那样，资本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基本的生产要素。当然，实际上它或者表现为厂房和设备，或者表现为与其相联系的称之为商誉的一种网。不过，实际资本总是由两种因素以各种比例相互结合而成的，这两种因素就是等待与承担不确定性。[5]
在早期的条件下，如果一家企业由一个以上的人去经营，实际上有必要为这若干个贡献者中的每一个，确定等待和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在总量中所需要的比例。事实上，他们投入的资本，将贷出的每一英镑均作为承担不确定性的相等的量度。他们将成为合作者，或者如果我们愿意假定他们采用有限责任的形式，成为一家公司的联合股东，他们的资本全部由普通股构成。然而在现代，不再必须如此。一家需要x个单位的等待加上y个单位的承担不确定性的企业，也不需要从每位出资人那里获得一个单位的等待和y/x个单位的承担不确定性。通过担保的措施，可以将其需求分离成两部分，这样做，使等待从一组人中获取，而承担不确定性从另一组人中获取。担保可以设计成众多的形式，它们是由保险公司向实业家所提供的，这样做是考虑到，实业家的收入不应该受到火灾和意外事件的影响。担保是由外汇银行所提供的，例如1893年之前印度的外汇银行，它们在进口商与出口商交易时购买他们的票据，并以此为价格保险，以避免在交易与票据兑现的间隔期内因外汇波动而造成损失（或者利得）。在实业家经营大宗商品之处，逐渐出现机会建立起期货市场，对于这些较为一般的经营风险，担保是由投机者所提供的。对于面粉商和棉布商来说，签下一份供应面粉或棉布的合同后，可以购买投机者为其原材料按条款拟定的未来的总量所提供的承诺，而不管市场上将来的价格究竟如何。当一家银行打算为一家工业企业贴现票据时，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担保，只要有第二位银行家，或者票据经纪人，或者某些独立的个人，同意接受或承兑这些票据就行，或者提供和苏格兰一样的“现金信用”，为初始借款人提供支持。[6]
当一家人民银行，或者以无限责任的方式经营，或者以保证认捐的资本经营，为自己当地的客户借入资金时，实际上中央银行也获得了担保。[7]
当一位借款人以“抵押”存款担保的方式从一位银行家或其他放款人处获得贷款时，银行家与放款人最终也获得了担保。目前，最有效的担保形式包括政府证券和工业企业的股票。因为持有这些证券不同于持有动产担保证券，对持有者不造成现值损失；同时，它们的寿终正寝也对持有者有利，不像抵押贷款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那样容易造成困难和威胁。不仅如此，由世界股票交易所为证券提供的“连续市场”，保护着证券的持有人，抵御价值突然大幅下滑所带来的风险，持有附属担保品和不动产所有权凭证的人很易于遭受这类风险。[8]
近来，部分由于合伙制被联合股份公司所代替的结果，[9]
以债券与股票为代表的因而适用于抵押品担保的部分，在国民财富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加大。根据施穆勒（Schmoller）对战前几年的估计，一百年前任何国家的财富中，这种形式的财富只占很小的比例，而现在，德国却占到了17％，俄国据说是占到了33％，英国40％的国民财富是由证券构成的。[10]
根据沃特金斯的调查，在英国，居民拥有77％的资本价值，1902～1903年间，对其征收“个人”财产税，而在这些个人财产中，有70％均为账面资产。[11]
很自然的结果是，可以应用担保措施的领域，并因此将“等待”从“承担不确定性”中分离出来的领域，都得了很大的扩展。

§4.不过，这种措施并非唯一的方法，可以通过精巧的设计将资本复杂的单位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使得等待与承担不确定性相互分离。但是，承担不确定性本身并不是一件单纯的事，使承受风险的1英镑等值于21先令或者19先令的机会，与使其等值于39先令10便士或者2便士的机会不是一回事。简言之，存在着非常多的不同的不确定性的等级，会有不同的人愿意去承担。除此之外，还存在着非常多的不同的不确定性的等级，会由各种各样的商业企业所承担。很明显，当产业的任何给定的需求可以通过把个人不适应的若干不同的等级结合在一起而得到满足的话，就可以将所提供的需求更为令人满意地调整到所想要的程度。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当企业的资本是由若干人所提供的时候，企业就往往采用合伙制的方案，投资者所关注的他们投入的资源均承担同一等级的不确定性，结果是，除非找到充分数目的人准备承担这一等级的不确定性，否则有获利能力的企业项目也极易被搁置。在现代社会，这一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通过现在大都采用的联合股份公司的方案被克服，这些公司以不同级别的证券进行资本融通，与投入企业的每一英镑都承担同一等级的不确定性的安排不同，我们已经有了将公司债券、累积优先股、非累积优先股，以及某些时候更为特殊的亚变种证券相结合的资本化体系。这些证券的每一级别均代表某一不同的等级，或者说，承担不同水平的不确定性。在促使资源分配对国民收入产生最为有利的影响方面，这种将股票细分为若干不同级别的做法，与将股票细分为两个级别的做法，使一个级别承担某种不确定性而另一个级别不承担不确定性，具有相同的作用。

§5.股票细分的形式不止一种。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暗中假定，一家公司持有某种类型的证券将保持其首次被持有时的形态而不改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公司已经建成时，其持有物中最初所包含的极大的不确定性已经有所减少。现代产业融资体系能够对这种事实作出调整，因此，一般来说，在公司初创时，公司的股票是由一组人所持有的，而当公司建成后，公司的股票则是由一组人所持有的。于是，伴随着一项重要“事业”的浮动，初始资金是由捐助辛迪加所提供的，或者是由承销辛迪加所担保的，组成的人员愿意为获取高额利润而承担巨大亏损，但却不准备让他们的资本被长期锁定。辛迪加在其早期阶段可能成功地将许多股份按一定的差价转卖给投机者和其他人，这些人同样愿意提供承担不确定性，而不是提供等待，[12]
因而这些人在短期投机之后，将依次转手将股份再卖给其他人，正如以前别人卖给自己一样。在较后阶段，当事实业已证明人们所关注的事业究竟如何，并因此而大幅度地减小了股票中所包含的承担不确定性的程度之后，急于提供等待而不掺杂其他成分的“投资公众”将进入此领域并购买股票。

§6.现代开发出来的这些内容广泛的成果，可以将当初实现资本交易时所必须采用的复合单位，分解为简单的和方便的不同的部分。在对劳动和土地的交易产生影响的单位中——将于第三编中将检验的事实除外，即有时必须将家庭作为移民的单位——从来都不包含任何严重的复杂性。在“企业”的领域内，复杂性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涉及雇佣能力的问题时，如果雇佣带来了一定量的资本，就可能发现复杂性的身影。不过，为联合股份公司的利益而工作的雇佣经理人的出现，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分解了这里的复杂的单位。因此，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现代社会，进行交易的单位结构上的复杂性，对实现不同行业中收益的均等性所作的调整来说，并不构成一项重要的障碍。

[1]
关于这些机构的出色分析，可参看拉文顿的《英国资本市场》，第18章。

[2]
必须牢记上一章§5所给出的结论，这种趋势有可能是不利的。

[3]
伯顿：《金融危机》，第263页。

[4]
参看米德：《公司金融》，第231页。

[5]
人们对待“等待”这种服务的实质，有很大的误解。有时认为它是指货币的提供，有时认为它是指时间的提供，有时指这两种，并且认为它对收入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实际上没有一种假设是正确的。“等待”简单地意指延迟人们有权立即进行的消费，以便使可能已被消耗的资源以生产工具的形式，成为“指引自然能力的装置，在人类奋斗的进程中为人类提供帮助”（弗勒克斯：《经济学原理》，第89页）。“等待”的单位是一定数量的资源——例如劳动或机器——在一定时间内的使用量。因此，利用卡佛教授的例子，如果一位制造商一年内每天购买1吨煤，提前一天供给下一天之所用，则该年他供给的等待是一年的1吨煤——一年吨煤（《财富分配》，第253页）。以更为一般的术语表述，我们不妨说等待的单位是年价值单位，或者最简单地，虽然不够精确，利用卡斯尔博士的语言，一年镑。承担不确定性这一概念所涉及的较大的困难见附录一中给出的讨论。通常的观点认为，在任何年份中累积资本的额度必然与该年度形成的储蓄的额度相等。对于这种观点应该持谨慎态度。即或将储蓄解释为净储蓄，因此排除一个人将自己的储蓄借出供他人消费的情况，并且不考虑未被使用的请求权的短期积累以银行货币的形式所提供的服务，上述观点也未必正确。因为许多储蓄原本应该变成资本，但事实上却由于错误地配置于浪费的用途中而未能成功。

[6]
不论是货物接收方所签发的票据，还是接收机构所签发的融通票据，由接收者的签名所提供的担保的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借出其姓名供他人权衡。当然，如果接收者是提货机构以别名设置的一家分支机构，那它所签发的被称之为“把猪当火腿卖”的各种融通票据就与此不同，因为这些票据实际上只签署着一个名字；同样，当签发机构与初始借款者的命运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一家的严重受损几乎一定引发另一家的严重受损，情况也必然如此。

[7]
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拥护者之间的矛盾，有时演化得异常激烈。普通银行与舒尔茨—德莱茨人民银行，奉行有限责任的法规。而另一方面，意大利人民银行和原先未被帝国联盟吸纳之前的德国瑞福森银行，则均采用无限责任制度，这就是为什么银行虽为穷人们所设立，但是穷人们却发现不管怎样都很难成为股东的缘故。

[8]
参看布雷斯：《机构投机的价值》，第142页。

[9]
参看费希尔：《利率》，第208页。

[10]
由沃特金斯所引用，《巨大财富的增长》，第42页。

[11]
出处同①，第48～49页。

[12]
为获得细节，请参看米德的《公司金融》，第153～187页。

第8章　不同行业和区域需求的相对变化对收益均等性所造成的障碍

§1.现在，我们介绍一个新的概念，即产业领域内不同部分的需求的相对变化。如果在所有的点上在给定价格条件下对任何种类的生产性资源的需求量在总体上是不变的，而在若干点上的需求量个别地是变化的，则两个时期之间需求的相对变化，例如，在连续两年之间的相对变化，可以通过在第二年所有需求量增加的点上的需求量超过第一年这些相同点上的需求量的总和加以量度。如果在所有的点上生产性资源的需求量总体上不是常量，则可以或者通过在相同的点上，第二年的需求量超出前一年的需求量的总和，或者通过需求量相对于前一年的对应量的不足，对这种变化予以量度，并以这些总量中的这一个或是另一个较小的为准。

§2.以这种描述为基础，可以证明按照刚才所作解释的意义所确定的需求的相对变化越大，其阻碍移动的影响，即引起收益均等性的背离，一般来说也就越大。让注意力集中于这些障碍，因为虽然这些障碍在长期不足以阻止收益趋向均等，但却可以阻止立即形成均等所需要的移动。如果工业领域各个部分相互之间一直波动，这一类的障碍将总是促使收益不相等。米尔（Mill）来自海洋波浪运动的例证对此完全适用。在这种不利的影响之下，虽然永远存在着使所有部分的水面均等的倾向，但是由于任何扰动过后，这一倾向都需要时间进行自我恢复，而在所需要的时间结束之前，总会出现某种新的扰动，所以事实上，水面均等根本无法实现。很明显，水面不均等的平均幅度，部分地取决于这些扰动的强度。同样很明显，收益不均等的平均程度，在阻碍移动的任何体系方面，部分地取决于产业领域的不同的点上所承受的生产性资源需求的相对变化的大小。本章的任务就在于区别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于这些相对变化的程度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影响。

§3.第一，很明显，到目前为止，当在不同的行业和地域上对于生产性资源的服务的需求受到独立的因素的影响时，促使在任何特定用途和位置上发生变化的任何物品，均可能从整体上增大需求的相对变化。因此，影响特定产业的所有因素，在第三编第20章我们将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其进行研究，在此均属有关。

§4.第二，当在若干个中心生产的商品的需求在各个中心之间波动时，妨碍反映商品需求变化的生产性资源需求的变化的任何情况，都将减小这些资源需求的相对变化。某些企业在过度繁忙时期以委托的方式将一部分生产任务交付给同一行业中的暂时轻闲的其他企业去做这一事实，就具有这种作用。当一个行业中的企业结合成一家公司时，当然这一措施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贯彻。不论在哪一点上接到的订单，都可以在联合体的成员间进行分配，这样一来，为完成这些订单，就不存在对资源的若干需求上的相对变化。

§5.第三，有时存在着生产上的原因，造成需求从行业的一组向另一组的转移。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气候条件季节性的变化，例如，在夏天人们比在冬天需要较少的照明用的燃气，却需要较多的驾车用的汽油。在时尚的影响下，人们的偏好从一组高档物品转向另一组，也属于相同的情况。同样地，即使当每个人的偏好都保持不变时，收入从具有一组偏好的人向具有另一组偏好的人的转移，也将涉及对于第一组人偏好的产品的需求相对于第二组人偏好的产品的需求的转移。因此，以富人收入的减少为代价，穷人收入的增加必将引起对穷人商品的需求的增大，对富人商品的需求的减小；同时，这种变化必将反映在对于生产这两类商品的生产性资源的需求上。

§6.第四，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某些一般性因素，在大量的行业中以相同的意义但不同的程度影响着对生产性资源的需求。因此，心理的、货币的和其他的因素，潜藏于通常所说的行业的周期性波动中，造成对于工具性商品的需求的波动比对于一般性消费商品的需求的波动剧烈得多，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对其中的原因努力作出了解释。[1]
当然，这意味着对于生产这两类商品的生产性资源的需求彼此将发生相对的波动。因此，任何成功地抑制行业周期性波动的幅度的政策，也将同时减小不同行业的需求的相对变化。

§7.如果我们假设，从某一均衡位置开始，并设想两种行业之间发生了需求的相对变化，直到进行生产性资源的适当的转移为止，国民收入一定会降到它的最大值之下。但是无论如何，出于某些目的，对于在两种行业中的需求以相同方向相对变化的情况，与一种需求增加而另一种需求减小相对变化的情况加以区分，这是很重要的。当雇佣劳动者面对需求下降的情势而企业又维持固定的工资率时，萧条行业中的失业者将有可能在扩张行业中获得就业，但他们却难以在一个虽不十分萧条，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萧条的行业中获得就业。排除移动的障碍——如果这样做的开支不是非常大的话——在第一种情况下将有助于国民收入，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却没有作用。

§8.在结论中应该说明的是，对于不论是地域之间还是行业之间的生产性资源的需求的相对变化，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相对变化发生的速度的快慢。如果某一行业或区域缓慢衰退，而另一行业或区域缓慢扩张，则可以根据新的条件进行调整，而无须在它们之间进行任何实际的资源的转移。所有必然发生的是，在衰退的行业或区域中，资本的磨损、工人的退休或者死亡，未被完全重置；同时，新创造的资本和年轻的达到工作年龄的男人与女人转向扩张的地区或行业，直到满足扩张的需求所需要的程度为止，在这种方式下转移的障碍并不损害国民收入。然而，当急剧发生需求的相对变化时，在所描述的方式下，无法充分完成调整，而且如果进行调整，就一定会发生实际的转移。因此，在这里，移动的障碍必然对收入造成损害，排除它们（如果完成这一点不需要过高的成本的话）将有利于收入。从本讨论所持的观点出发，“缓慢的”与“迅速的”相对变化之间的严格界限，可以根据所关注的行业和区域中资本的正常磨损率以及劳动力所需要的正常的重置率加以确定。正如我们将在另一部分中所要考察的那样，一般来说，女性工人的年度流量相对于总体存量的比例比男性工人的要大得多。[2]

[1]
参看庇古：《行业波动》，第一编，第9章。

[2]
参看后文第三编第9章§6。

第9章　边际社会净产量与边际私人净产量之间的差异

§1.一般来说，实业家感兴趣的不是社会的而是他们经营的私人的净产量。以第5章中谈到的关于移动的成本为条件，利己主义将倾向于促进实现以不同方式投资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的均等性。但是，除去边际私人净产量与边际社会净产量相等的情况外，它将不倾向于实现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的均等性，当两种边际净产量之间存在着差异的时候，利己主义将不具有实现国民收入最大值的倾向。于是，有理由期望在正常的经济过程中采取某些特殊的干预行动，即不是减少而是增加收入。因此，探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某一行业中投资的任何给定的（第r个）增量的社会净产量价值与私人净产量价值彼此在哪个方向上很容易出现偏差，就变得很重要了。人们看到即使在单纯竞争的条件下，也存在着某些一般类型的偏差，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增加了某些类型，而在双边垄断的条件下，又引入了其他的类型。

§2.如果只有一种类型的生产性资源，例如素质一定的劳动，则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将是完整的。如果虽然有若干种类型的生产性资源，但在每个地方和所有的情况下它们都以完全相同的比例结合在一起，则该说明也将是完整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多种类型的资源，而且不仅在不同的行业，即便在同一行业相对于产出的不同数量，它们都是以不同的比例相互结合的。因此，对“在某一行业投资的第r个增量”的表述，上一节曾使用过，在这里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阐明。在某一给定的行业中，y个单位的产出量是联合运用三种类型的生产性资源或者生产要素a、b和c（实物的）共同生产的结果。当该行业的产出增加为（y+Δy）时，各种要素的数量便为a'、b'和c'。没有理由假定（a'－a）/a、（b'－b）/b和（c'－c）/c将彼此相等，故清晰地描述生产性资源数量上的改变整体上将导致该种商品产出上的一定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投资的第r个增量具有非常精确的量度，它一定被解释为某一种生产性资源（例如素质一定的劳动）第r个（实物的）增量，加上与此增量相互完美配合的其他种类资源数量上的增加量。这些数量都是完全确定的，并由下述条件所决定，即相对于任一给定的产出的数量，各种生产要素必须以实现它们的总货币成本最小的方式相互结合。[1]
初看起来，上述定义似乎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根据这个定义，投资的第r个“单位”与第（r+h）个“单位”的实物的构成一般来说是不同的。当然，如果我们所关注的是比较投资的不同增量或单位的净产量，则这种异议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所关注的是比较由投资给定的增量所产生的社会的和私人的两种净产量。由此目的出发，不同的增量或者不同的单位之间的关系就是无关紧要了。我们的定义不过就是消除了一种含混不清的意义，使我们能够沿着上一节所勾画出来的分析的路线畅通无阻地前行。

§3.在单纯竞争的条件下，边际社会和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之间出现一般性偏差的原因，是由于在某些事业中，资源的一个单位的产量的一部分是由某些物品所组成的，在第一阶段并不属于投资这一个单位资源的人，而是作为正的或者负的项目在此阶段（例如销售之前，如果销售确实发生的话），则属于某些其他的人。其他的这些人可以划归于三个主要群组之一：（1）生产性耐用工具的所有者，投资者是这些工具的租赁者；（2）不是该种商品的生产者的那些人，投资者投资于该种商品；（3）该种商品的生产者。相对于最后这一组人来说，社会的和私人的净产量价值之间的偏差很容易加大，对此我们将在本编第11章单独进行讨论。在本章，注意力将集中于另外两个群组的偏差上。

§4.首先，让我们考虑与某些生产性耐用工具的租赁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分离相联系的群组。当然，实际的所有者将耐用工具维护和改进的工作托付给临时的占用者的情况，在不同的行业中是不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便利方面的考虑；它还部分地取决于传统和习惯，在不同的地区，它会进一步随着所有者和占用者的相对财富的改变而变化。例如，在爱尔兰，由于许多地主很贫穷，因此他们将有关土地的开支全让租赁者负担的情况比在英格兰要多得多。[2]
细节虽然不同，但无须怀疑的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人们所设计的投资的某些部分，常常是将改进生产性耐用工具的任务交付给所有者之外的人去完成的。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容易造成投资的私人的和社会的净产量之间的某些偏差，而且偏差的大小是以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合同的条款为依据的。现在，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条款。

§5.给定一笔投资的社会净产量，在仅于租约结束时，以工具当时的状况为条件，将工具的收益提交给所有者的制度中，私人净产量将大大地低于社会净产量。在这种安排之下，投资的任何第r个增量的私人净产量，低于社会净产量的数额几乎与将来能够划归于该工具的全部延迟利润相当。并无必要使低于社会净产量的差额几近全部等于这种延迟利润。因为承租人知道，保持承租的工具处于良好的状态，就有可能更易于获得他们并比不这样做的其他人获得较为优惠的条件。目前看，谨慎的承租人产生出一种私人净产量以及社会净产量的要素。然而，由于分开的合约的签订，往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跨度，所以这种素质并不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将其置之不顾。我们注意到，由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投资在改进和维护工具方面的作用渐渐自行消失，所以，根据刚刚描述的承租的形态所造成的私人净产量低于社会净产量的问题，在一份长期租约的前期年份中并不引人注意。不过，在这种租约的后期年份以及短期租约的整个时期中，这一问题可能就变得异常重要了。的确，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农民在其租约接近期满的时候，极其自然并且不加掩饰地努力收回尽可能多的他的资本，从土地中榨取得太多，以至于土地的产出惊人地减少。[3]

§6.刚刚所描述的土地的租赁形态，可以由地主与佃农之间原始形式的合同予以说明。合同中对于租约期满时土地的条件只字未提，但是并不局限于这种形式的合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以对于燃气公司、电灯公司等等的“特许”为代表。在这种安排之下，特许权享有公司最后将工厂没有补偿地交还授予特许权的城市，与没有对于承租人的改进给予补偿的条款的土地租约体制完全相同。这种形式的安排，在一段时期内控制了柏林电车道工程。公司的特许条款为：“在合同结束时，位于城市街道的所有道路设施，包括电线杆、电线、建于城市土地上的任何候车室以及专利，无偿地全部归为城市所有。”[4]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制度类似于1870年的英国的《电车道法案》和1881年的《电灯法案》，它们都设有接管公司的工厂的条款，“关于对未来价值的支付（不包括对此项事业过去的和未来的利润的补助，或者对于必须的销售或者其他无论哪方面的考虑的补偿）”[5]
，关于“再生产成本”，其价值在此意义上似乎体现出，预期许多年之前建立的企业的价值，一定比现在运行中的企业要降低很多。由此可以得出，与德国和英国相类似的方案，终止特许系统一定减少投资的私人净产量，除非采用某些方案取消该结果，正如在最初工厂的建立和后期的扩张那样，使之低于社会净产量，因此致使它们运行的数量远远低于公民收入最佳利益所需要的水平。而且很明显，这种限制的影响在特许有效期接近结束时最为突出。根据这一事实，科尔森（Colson）提出一项政策，根据此项政策，特许权更新的谈判应该在特许权失效之前的十五至二十年就进行。

§7.与社会净产量相比较，投资第r个增量的私人净产量的不足，与我们所说的原始形式的租赁合同相关联，可以通过各种程度的赔偿方案予以弥补。根据土地租赁的近代历史很容易对此作出说明。当佃农离开他租用的土地时，不管他对土地造成损害还是带来利益，均将根据条款对其给予补偿。根据租约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负向的补偿在现实中比比皆是。最简单的方式是基于承租人的错误所确定的货币罚款，随土地交还所有者后用做“租赁修复”之用。可以根据实际的法律合同直接进行这些惩罚；也可以根据禁止佃农违背当地耕作习惯的制度间接进行这些惩罚；或者同样根据修改过的基于当地习惯的制度进行操作，使具有开拓精神的承租人更加自由，不再承受这些简单形式的制度所给予的重负，但又不违背这些制度的宗旨。根据1906年的《农业土地租让法案》，佃农可以违背当地的习俗，甚至可以违反合同，以便获得可耕地的产出，只要他采取“适当并充分的措施，防止租用土地受到损害或者退化”——租赁合同期满之前一年除外。在此条款下，如果承租人的行为确实对租用土地造成了损害，则地主有权要求修复损害，并在必要时强行禁止承租人的行为继续下去。正向补偿出现得较晚。关于它的规定最初出现于早期租约中地主主动提出的条款。泰勒先生引用了约克郡的租约，在租约中地主对承租人作出承诺，“只要不同的两个人都认为合理，则租约到期之前两年内在正常耕作过程中投放到土地上的资本，均将获得赔付”。[6]
逐渐地，补偿方案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根据1870年的法案爱尔兰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很少具有英国类的习俗——地主提供建筑物和永久性的改进——的国家对于它的需要非常大。[7]
1875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通过了一项有关对于即将离去的承租人给予补偿的相关条件的法案，但是允许免除。1883年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农业土地租用法案》，其中废止了免除条款。这一法案对于必须获得地主同意的改进与无须获取地主同意的改进区别开来。[8]
现在苏格兰执行与此相近的法案，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废除了老式的长期租约，这些租约实际上几乎不复存在。[9]
在所有这类法案具体的起草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由如下事实所造成的，即某些改进并未给不动产带来相当于改进成本的永久性增值。如果对于这些改进按其成本予以补偿，则私人净产量将超过社会净产量。事实上，这一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反对以初始成本作为补偿价值的基础，并且某些类型的改进以获取地主的同意为条件而加以消除的。例如，1906年（爱尔兰）的《城市租赁法案》规定，当承租人提出进行某项改进的时候，他必须通知地主，而且如果后者反对，则应由城市法庭决定是否这一改进合理并将为出租土地增加价值。《英国地主与佃农法案》（1927年）含有类似的条款，就商业让渡物品租赁期满时，对于改进和商誉予以补偿。但是，即使这种方案，仍然会使私人净产量略有超出。为了使私人和社会净产量相互吻合，出于补偿的目的，一项改进的价值应该根据以下事实进行严格的估算，在更换承租人期间，土地可以停留一段时间不予租让，而且在此期间该项改进不可能产生全部年度价值。如果不这样做，为鼓励投资对承租人所作的偿付将会轻微地——非常轻微地——超出或者地主或者社会为鼓励投资所愿意偿付的水平，并且因此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地方，进行改进可以不争得地主的同意，同时禁止地主转租土地。因此，从理论上讲，在1906年的《农业土地租让法案》中有一个错误，它确认对于一位即将离去的承租人对于改进可能要求的补偿，相当于“这一改进对于新承租人的价值总量”。标准的提法应该是“对于地主的价值”。不过，当像通常那样，在几年内改进就自行枯竭的话，则这一轻微错误的实际影响可以忽略，而且不会引起任何第r个增量的私人和社会净产量的显著差异。

§8.到目前所考虑的这些有关补偿的安排，具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它一般来说阻碍了私人和社会净产量之间所进行的调整。诚然，承租人可以通过解除租约提出对改进给予补偿的要求，但是，他知道正是甚于他的改进的强度地租可能会有所提高，同时他的补偿要求无法实现，除非他采取放弃农场的极端步骤。因此，投资的私人净产量仍然低于社会净产量。1906年的《农业土地租让法案》使这种结果部分地得到缓解——在1920年又给予某种程度的加重——它的条款提出，“当地主缺乏正当的并充分的理由，或者所持理由与良好的资产管理不相协调，依据发出的辞退通知中止租赁时”，或者当承租人因可证实的因承租人的改进的结果而提出增加租金的要求而离开时，承租人可以要求不仅对其改进给予补偿，而且“对因其中断土地租赁而直接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这些损失涉及家庭用品、耕作器具等等的出售或转移。然而，上述修正在若干方面尚存在缺陷：第一点，由于承租人中止承租土地时，在其企盼的条件中不包括对于“商誉”损失的补偿，或者因家庭住址变动而带来的非货币性的不变的补偿，因此，承租人仍将非常不情愿就此离去；同时，地主仍然掌握着强有力的武器，迫使承租人接受增加的租金。第二点，因为出售而通知终止租赁不被认为“与良好的资产管理相协调”，结果是，当已定居的佃农的耕作的土地被一位地主转卖给另一位地主时，该佃农如果离开的话，将不会得到以上所描述的第二类补偿。于是，他将更不情愿就此离去。可是，如果他选择在新地主手下租赁这农场，他“即是租赁他为之尽力做出了许多改进但却不曾获得任何补偿的土地”。[10]
可能正是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农民中间关于获得法律保障的需求不断增长，即当地主打算出售时，允许他们以原来的租金为基础购买所租用的土地。在1906年（爱尔兰）《城市租赁法案》中也包含有与《农业土地租让法案》相类似的有害于第二类补偿的条款。在这里，在特定的场合，甚至还可以提出对于“商誉”的补偿。不过，即使依据这一条款，可靠的调整也只能是片面的。[11]

§9.鉴于补偿方案中的这些不完善性，人们常常断言，实际上需要真正充分调整的，不仅仅是对辞退租用土地的佃农要给予补偿，而且需要租赁的法律保障，以及法律禁止以租金的形式夺走佃农的改进成果等。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无须任何法律干预就可以获得这种政策所期望实现的情势。例如，在比利时，依靠习惯的力量在各处基本上建立起了相应的制度，[12]
而且无须怀疑，许多英国地主也以同一种精神指导着他们对财产的管理。因此，很明显，假定地主们总是怀有拒绝使用法律所允许的经济手段来为自己谋求利益的主观愿望是要不得的；的确，如果应该这样假设，则我们正在做的有关《补偿法案》精心发展方面的讨论就是毫无必要了。于是，我们受到鼓舞，进一步思考如何向佃农提供安全并且“公平的租金”的法律保障的政策问题。这种形式的政策存在着两大主要难题：第一点，赋予佃农的安全性不可能是绝对量。因为如果它是绝对量，有时就会导致巨大的经济上的浪费。因此看起来，安全性一定是以合理良好的耕作为条件的。不仅如此，它也一定是“以土地尚未因公共利益而被征用为条件的，不论是用于小块租用地、分配用地、劳动者的农舍、城市发展用地、矿业开采，还是用于排水系统的建设、道路建设，以及污水处理工程等等都是如此。一旦土地被征用，不管出于以上什么目的，城市法庭都有权终止租赁，并确保给予承租人以充分的补偿”。[13]
精确地陈述全部相关条件看起来并非易事。第二点，如果地主能够通过人为地增加租金而迫使佃农主动辞退租约的话，则租赁的安全性就纯属无稽之谈了。因此，无论如何都有必要确保公平的租金，不能仅仅通过禁止任何租金的增加来做到这一点。因为有时候租金的增加是公平的。例如，将由于完全与佃农的行为无关的农产品价格的某些一般性变化带来的土地价值增加的利益，从地主手中取走转交给佃农，也将是不公平的。于是，这一政策似乎涉及某种法庭的建设，以便规定租金水平，或者在所有事件中，当有诉求提出时解决有关租金的争端。如果土地法庭或者可能构建的无论什么机构无所不知且大智大慧，则的确对此不会存在反对意见。然而，鉴于所有人类机构必然存在的不完善性，必将产生某种危机，即佃农为实现降低租金的目的，故意造成他的租用土地价值的下降。在爱尔兰的司法裁决租金的制度之下，为抵制这种欺诈行为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允许拒绝调整租金。不过事实上并未实施过这一补救措施。常常在租金的修订方面，“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量，并且更加确切地说，是第十五年的产量的实际水平，成为决定性因素”。[14]
波恩教授对此作了说明：“两个兄弟将一个农场分成价值相等的两份——其中的好农民从法庭那里获得了7.5％的租金减免，而坏农民则获得了17.5％的减免。”[15]
然而，怎样分析均无法明确显示，这种确定规定租金的政策将在实际上比简单补偿法案可以使边际私人净产量与边际社会净产量更为接近。两种边际净产量之间的差距能够完全被消除的唯一方法是，拥有土地的人就是投资于土地的人，但是，这样的安排往往又会产生另一方面的不经济性。因为，特别当农民从事小农经营时，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往往发现为那些大规模的改进筹集所需资本的困难重重，基于英国的土地制度，这些项目现在通常都是由地主来承担的。对于所提出的相互矛盾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不过，已经进行的讨论充分说明，当在事业中不得不将资源投入到耐用设施上的人并不拥有这些设施时，就很可能会出现边际私人净产量与边际社会净产量之间的一种形式的偏差。

§10.现在，我们转向在§3中加以区分的边际社会和私人净产量之间的第二种偏差。在这里，问题的实质是某人A在向某人B提供已经给予支付的某种服务的过程中，同时也对其他人（并非相同服务的生产者）提供了服务或者造成了损害，但是他既未能从受益方获取支付，也未对受损方作出补偿。如果我们学究式地忠实于第一编第3章所给出的国民收入的定义的话，就有必要进一步在行业之间进行区分，确定其中未予补偿的利益或者负担能否与货币量度相联系。然而，这种区分只具有形式上而非实际上的重要性，只能混淆而非澄清主要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在我们将要给出的例子中有意地将其一带而过。

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能首先列举一系列的情况，因为向技术上难以收取支付的第三方附带地提供服务，结果只能造成边际私人净产量低于边际社会净产量。正如西奇威克所观察到的那样，“很容易出现的情况是，位置甚佳的灯塔带来的利益，被绝大部分途径的船只所享有，但又不方便向这些船只收费”。[16]
同样，当资源投入城市中的私人花园时，也提供了未获补偿的服务，虽然公众不得进入这些花园，但周边的空气得到了改善。同样正确的是——虽然此处也应对在其他方面所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资源投入道路或者电车轨道建设将会增加毗连土地的价值，——的确，除非依据人们享受到的改进情况，向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征收一笔特别的投资改良费。与此相同，资源用于植树造林也是如此。因为对于气候所造成的有利影响往往超出造林负责人所在的土地的边界。资源投入于私宅门前矗立的灯具同样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必定会将光线投射到街路上。[17]
资源投放到防止工厂烟囱排放烟气的事业也是这样。[18]
因为这种烟气在大城市中给社会造成了大量未予补偿的损失，它对建筑物与蔬菜造成损害，增加衣物清洗和打扫房屋的开支，增加提供人工照明以及其他形式的开支。[19]
最后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投入到科学研究基础问题方面的资源也是如此，其中以无法预料的方式，常常出现具有高实际效用的发现，还有发明的完善与工业工程的改进。后者往往具有既不能申请专利又无法保守秘密的特点，因而全部额外的回报，最初归于投资者，但很快就以价格递减的方式从投资者转移至一般公众。事实上，《专利法》的目的就是让边际私人净产量与边际社会净产量尽可能地接近，对于一定类型的发明提供获取报酬的希望。它们实际上未能成效显著地刺激发明创造。因为大部分发明创造都是自发产生的。不过它们的确将发明创造导向一般性运用的渠道。[20]

与上述造成边际私人净产量低于边际社会净产量的投资相对应，也存在着某些其他投资，由于对其相伴产生的损害予以赔偿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故而造成边际私人净产量高于边际社会净产量的结果。当某位保持狩猎活动的一块土地的占有者，将过多的兔子驱赶到相邻土地上践踏的时候，这时，除非两块土地的占有者之间属于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可以通过租金的调整予以赔偿，否则双方都会给第三方造成相伴的不能获得赔偿的损害。同样，当一位所有者在城市居民区建起一座工厂，极大程度地破坏了周边居民的宁静时，或者在较低的层次上，他对自己位置的利用遮挡了相邻位置上相对房屋的光线，[21]
或者他将资源投放于闹市区大楼的建设，由于挤占了空间和相邻的游戏场，就会对在那里居住的家庭的健康和效率造成影响，会对第三方带来不能获得贴偿的损害。再者，第三方——这次主要是一般公众——遭受到相伴的不能获得赔偿的损害，例如，将资源投入汽车驾驶，而将路面磨损即是如此。将资源投放于酒类商品的生产与销售，假设公众的偏好未发生变化，也属于类似的情况。为了能够从投资于这类生产的边际英镑的私人净产量中推算出社会净产量，肖伯纳（Bernard Shaw）先生认为，这类投资应该由政客与犯人用其额外的成本来负担，因为正是他们才间接地使得这类投资成为必然。[22]
某些国外投资的措施一般来说也具有完全类似的问题。因为如果外国人依靠出卖承诺就可以从我们这里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出口商品的话，他们就无须再送来这么多商品。这说明我们进出口之间的交换比率起码对我们略有不利。对于某些类型的国外投资，应考虑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当国外的一项投资增量的间接影响，或者为争取投资所采用的外交策略成为一场进攻战或者保卫战的时候，这些物品的成本应该在计算该投资增量对于国民收入产生的净贡献之前，从任何利益中予以扣除。这样做，正如在许多国家中经常发生的那样，高利润的项目仍然得不到开办，艰苦的谈判可能被腐败的官员所左右，即使那些投资可能为投资者提供非常高的收益，但是它们的边际社会净产量可能极易显示为负值。同样，当一项投资包括向外国政府提供的一笔贷款，使外国政府发动了一场它原来无力发动的战争，则一般来说英国从战争造成的世界贫困化的局面中遭受到的间接损失，应该从英国金融家那里获得的利息中给予扣除。这里，边际社会净产量也可能为负值。不过，私人净产量超过社会净产量的许多例证，可以由妇女在工厂中的工作予以提供，特别是她们在分娩之前或之后的短时间内就参与劳动，这样的劳动除了可以给妇女自己带来收入外无疑也会给其子女的健康造成伤害。[23]
这种罪恶的真实性，并未因有时发现母亲的工厂劳动与婴儿死亡率之间的低相关性甚至负相关性所否定。因为，在妇女从事这种工作盛行的地区，往往都是极为贫困的——这也不应成为妇女工作的原因。这种贫困，显然伤害儿童的健康，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比家庭中妇女减少工厂工作的其他地方，这种伤害容易变得格外严重，而且很可能的是，这种严重的贫困比工厂工作更甚。[24]
这种考虑符合人们所共识的统计事实。因此，它们不可能不支持如下观点，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母亲参加工厂工作是有害的。所有这些倾向于说明，这类工作的禁止，必须伴随着对那些必然遭受禁止的家庭提供援助。[25]

§11.在此，最好对一项貌似有理的谬误提高警惕。某些对于数学分析不够熟悉的专家曾经设想，当引进某些商品生产改进后的方法时，投资于开发这些方法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小于其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因为在后者中没有包括任何费用以补偿因这些改进所引起的现有设备的折旧。由于它的存在，为了计算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应该把这些费用包括在内。[26]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就有理由证明是否对铁路认可取决于铁路公司对现有的运河的赔偿，以市政电车的利益而拒绝对汽车发放许可，而且为电灯公司设置障碍以保护对税收做出贡献的城市煤气公司。但是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投放于改进某种给定商品生产方法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一般来说并非不同于其边际私人净产量。因为原生产者通过其产品价格的下降所遭受的无论什么损失，均将由价格下降给予这些产品的购买者的利得所平衡。很明显，新投资进行之后，原有机器以降低的价格继续生产与以前相同的产品。如果原有机器的生产由于变化而递减，初看起来似乎是值得怀疑的，然而，略作沉吟，便使其明朗化，即没有由原有机器当初生产的任何一个单位的产品将被新机器所生产的产品所替代，除非当新机器能够以比原有机器设备在其生产中所发生的直接成本还要低的总成本进行生产时才行。除非，即是说，它能够以如此之低的价格生产产品，以至于原有机器以此价格进行生产将一无所获。这意味着新机器从旧机器那里夺取的每一个单位的产品都将以降低的价格出售给公众，降低的幅度相当于原有机器生产该单位产品扣减直接成本之后所能获得的全部净收益。因此它证明，不存在原有设备的所有者当初生产的每一单位产品未被消费者等量利得所补偿的损失。由此得出，将这些所有者相对于新机器夺走的每一单位产品的损失，计为生产该单位产品的社会成本的一部分，是不正确的。

当然，仍然应该努力避免得出这一结论。不妨同意，目前就直接影响而论，有关改进工艺的投资的普通商业政策，并未因考虑其他人已建设备的收入而受到限制，这一点仍属合理。可是，还存在着间接影响的问题。如果昂贵的设备很容易在新发明出现后的短时间内急骤降低它的收入，那么这种设备的建设是否应该予以阻止呢？如果先进工艺将一定受到未来更先进的工艺的竞争而迅速老化的话，那么难道从整体上看引进先进工艺是值得鼓励的吗？毫无疑问，对此问题直截了当的回答，应改为“是”。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事实上提出的政策应该在高级方法适用的情况中仍然保留初级方法的使用。两种影响的结合导致整体上获利还是受损，似乎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但是，这一无济于事的结论并不是最后的陈述。到目前为止，争论中一直假定，发明改进的速度与其实际上被采用的速度无关，而且正是在这种假定的基础上，我们关于竞争政策的比较才没能得出确切的答案。然而，事实上，如果早期发现的最好的方法已在实际运行中加以应用并引起关注的话，而之后如果它们又被体现在已建设备的利益中的话，则改进随时随刻都可能发生。因此，搁置政策所延迟的不仅仅是对这些改进的采用，而且是新改进的发现本身。这种情况几乎必然转变平衡。因此，对于普通竞争性引进来说适用的政策，从一般而且全面的角度来看，比竞争政策具有更大的社会利益。经营者试图引进改进的新方法，应否考虑他们一方未来的行动对其他的经营者造成威胁，并不是社会感兴趣的问题。某些市政当局延迟电灯厂的建设直到其煤气厂完全报废，这样的实例并不值得模仿，而且也不应成为涉及社会和私人净产量之偏差的有效佐证。在英国，业已发现有益的进步遭受到利益相关的市政议员的愚蠢的阻碍的情况，他们利用授予中央权力机构的条例，对地方选举施加影响，以反对私人电力企业的发展。商务部所执行的政策，可由1910年《关于安德鲁森塞尔科特地区电灯法案报告》的摘录予以说明：“依据商务部一贯支持的政策，以与煤气公司相竞争为反对的基础，即使该煤气公司属于地方政府，也不足以成为拒绝批准《电灯法案》的理由，商务部决定向安德鲁森公司颁发许可证。”[27]

§12.目前，我们所讨论的只是由于存在着未获补偿的服务或未予赔偿的损失所造成的私人与社会净产量之间的偏差，而且潜在假定时尚偏好等一般性条件保持不变。这与第二章§5中所给出的社会净产量的定义相一致。然而，正如在那里所指出的那样，出于某些目的，最好采用更宽泛的定义。当这样做时，我们看到进一步造成社会与私人净产量之间偏差的因素，虽然对于国民收入实际的内容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于经济福利却很重要，它们可能体现于对消费者从所消费的产生直接影响之外的物品中所获得的未予补偿或赔偿的满意感的影响中。因为，某些人现在可以消费某种新物品的事实，可能使其他人产生心理上的反应，直接改变了他们从老物品的消费中所获满意感的水平。可以设想，这种反应可能使他们从该物品中获得的满意感有所增加，因为他们可能乐于使用某种物品，仅仅由于它们已被淘汰并且或多或少地具有古老风韵。但是，一般来说将采取其他方面的反应。因为依据某种量度，人们对于物品的最佳品质的偏好，就是基于最佳品质这一事实本身；而且当某种新的物品的最佳品质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当这种物品的最佳品质超越老的物品的最佳品质的时候，老的物品中的最佳价值元素就已被消灭。因此，如果发明出一种改进型的汽车，则一位想要超越一切“最新事物”的发烧友，在未来将不会再从此项新发明之前曾经给予他极大快乐的旧汽车中获取任何满意感。在这种情况下，投入于生产改进型号汽车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在某种程度上小于其边际私人净产量。[28]
很可能某城市引进电灯会在某种非常轻微的程度上，产生相对于煤气的这种心理反应；同时，这种可能性，易于提供某种实际的辩护附加于上一节所描述的为市政当局延迟引进电气的政策所作的错误的辩解之上。然而，这一所谓的有效的辩解，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得出这一论断的理由，就是在上一节所描述的支持市政当局不应该允许与它们的煤气工厂相竞争的观点。一般来说，它们独立于任何涉及心理反应的问题，并因此很类似于对运河系统感兴趣的人反对对早期铁路授权的理由。它们都是完全错误的。

§13.显然，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考虑的私人与社会净产量之间的这种偏差，不可能如同《租赁法案》所产生的偏差那样，可以通过修正合约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而有所减少。因为由服务或损失造成的偏差作用于合约各方之外的其他人。然而，如果政府同意，却可能通过对于在此领域的投资给予“特别鼓励”或“特别限制”的方法消除这种偏差。这些鼓励与限制可能采用的最为明显的形式，当然是补贴以及征税。很容易给出广泛的例证，说明这种干预政策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在生产和销售酒类饮品过程中，任一单位投资的边际私人净产量均不合理地大于边际社会净产量，结果是，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要对这种经营课以特别的税种。马歇尔赞同以相同的方式来处理投放于在闹市区兴建房屋的资源。在皇家劳动委员会之前作证时，他建议：“应该强迫在人口稠密地区兴建房屋的每一个人做出提供免费游乐场的贡献。”[29]
这一原则很容易体现于一般性的运用中，虽然它被采纳的方式还不够彻底，但还是运用于英国向汽车用户征收汽油费和汽车牌照税，以及将收入用于有关道路的服务中。[30]
同样，它以一种独创的方式运用于《国民保险法案》中。当任何地区的发病率异常高时，条款规定将因此而产生的超额支出由雇主、地方政府或者自来水公司来承担，如果可以证明高发病率是因这些团体的疏忽和不慎所造成的话。某些专家曾经设想，对于外国投资的收益，可以采用差别征税的政策。但是，由于§10所描述的不利因素仅仅属于这些投资的这一部分，而不属于另一部分，因此，这一方案并不令人满意。不仅如此，外国投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惩处，一方面是对国外条件缺乏一般性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外国投资所获得的收入，经常受控于外国所得税以及英国所得税的相关制度。在某些行业，任何一个单位的增量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不合理地小，例如农业，它产生间接的服务使居民的体质可以应付军训。部分地出于这一原因，在德国，农业获得间接的保护性津贴。城市规划、警察管理及贫民区清扫是享受津贴的更为突出的领域，政府当局为其提供全部所需要的资金。这种类型的津贴也提供给在某些行业中对生产工艺改进信息进行传播的方面，不过由于该方面的工作得不到潜在受益人的充分认可，故很难向他们为此项服务而收取费用。因此，加拿大政府建立起一套系统，“依靠这一系统，任何农民都可以咨询与经营有关的任何问题，甚至无须支付邮资”；[31]
而内政部在一个时期有时也提供有关耕作的指导。[32]
许多政府在对待有关劳动的信息方面，也采取同样的做法，提供免费的信息交换服务。在联合王国，各种农业组织团体是自愿将赞助资金用做与此类似的津贴的机构。用霍勒斯·普伦斯特（Horace Plunkett）先生的话来说，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免费提供给“那些在宁静的田园中终老的人们以较宽观察视角才能获得的经验，以及对商业和工业事物更多接触的机会。”[33]
1909年的《发展法案》，关于对农业科学的科学研究、教育以及实验提供资助的条款，也遵从同一原则。

应该附带说明的是，有时因为受到影响的个人之间相互关系异常复杂，政府可能发现在提供津贴之外还有必要进行某种行政控制。因此，可以理解政府的这一准则，必须由政府掌握的在一定区域内所允许兴建的房屋数量的权力，限制可能出现的建筑的高度——因为兵营式住宅的建设，很可能造成区域内的严重拥挤，虽然房屋并不密集，[34]
——并且逐渐控制个人的建筑行为。期望规划良好的城市来自于相互隔绝的投机者独立的活动，如同期望得到一幅佳作，而画面的每一平方英寸均由不同的独立的艺术家来绘制一样，是徒劳的。不能依靠“看不见的手”通过部分的分别行动的结合获得整体的良好安排。因此，必须由涉及广泛的权威机构干预并处理诸如美观、空气和光线等集体问题，正如煤气和自来水等其他集体问题已经处理的那样。于是，在战前不久，德国很早以前曾经实践过的方案重新现身，形成伯恩斯（Burns）先生极为重要的《城市规划法案》。在此《法案》中，首次以整个城市结构的观点，而非以个别结构的观点，对每座建筑均予以控制，并将其授予乐于接受这种权力的市政机构。《法案》第二部分的开头写道：“可以根据《法案》本部分之条款制定城市规划方案，适用于处于开发过程中的任何土地，或者看起来很可能作为房屋建设的用地，其一般目的是，确保与所计划和使用的土地及与其相邻的土地在卫生、舒适和便利等相关方面达到适当的水平。”如同德国人的习惯一样，这一方案可能在实际房屋建设许多年之前就已拟定，以便事前即为未来的发展确定方向。不仅如此，如果愿意也可能将其扩展，使之包括已建房屋的土地，以保证“任何房屋今后的拆毁或修缮，必能使方案得到实际执行”。最后，当市政当局因其自身原因而在规划制定方面有所疏漏时，中央政府的相应部门有权命令它们采取行动。然而有理由期望，一旦人们变得完全熟悉城市规划以后，本土主义以及地方之间的仿效，将使得保持来自上面的压力的必要性不断减小。

§14.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考虑的边际社会和私人净产量之间的偏差的形式，即使在单纯竞争条件下也会发生。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35]
——每个生产者的产量各占总产量可观的一定比例的若干个销售者之间的竞争——一种新型的投资被开发出来，这就是竞争性的广告业务，它由唯一的目标所指导，这个目标是对于某种商品的需求，自某一个供应资源处转移至另一处。[36]
诚然，对于质量划一的相同商品，或者如同食盐、原木、谷物等质量极易检测的商品而言，这种投资的机会很少，但是，对于质量检测困难，特别是以小批量销售，很容易采用不同的包装形式以方便零售客户使用的商品来说，这种投资的机会就非常多了。[37]
当然，并非所有的广告都是激烈竞争的；相反，某些广告具有社会目标，向人们通报适合他们口味的现存的物品。的确，有人说“广告是通过说明进行销售的必然结果”，这在过去是由中间商所完成的，这是他们销售产品的工作的一部分。[38]
没有广告宣传，许多诸如新机器等有用的物品，以及许多诸如人寿保险等有用的服务，可能根本无法引起对它们具有实际需求的潜在购买者的注意。不仅如此，某些广告能够开发出消费者全新的欲望，其满意感实际上增加了社会的福利；同时，这种满意感大规模的开发，使得提供这种商品生产的规模增大，从而变得更为廉价。[39]
以此为着眼点，很可能提出一个案例，即由希腊政府安排的，旨在惠及该国无核葡萄种植者主体（不提及个人的姓名）的特别的广告系统。[40]
当然，尽管对于无核葡萄的偏好的增强，可能以对于其他事物偏好的减少为代价。但是，以我们的目的来看，并无必要估计严格竞争的广告在广告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这一总成本在联合王国达到每年8 000万英镑，而在全世界则达到每年6亿英镑。[41]
很明显，在现代世界的广告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严格竞争性广告。[42]
像那些较为明显的广告形式，诸如图片展览、报纸刊载、[43]
旅行者、推销员等等是如此，即便那些比较隐讳的广告形式，诸如大型的珠宝橱窗展示、信用授予，以及由于簿记和坏账选择而随之发生的开支，还有在销售者不方便而且费用昂贵的时段保持商店开业所发生的开支以及其他等等也是如此。显然，这种类型的投资对于那些目前仍然存在且获利的投资者来说是一种“顺境”，像关于国民军备的开支一样，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私人净产量。代表一系列投资增量所产生的私人净产量的曲线，在很大的范围内都具有正值。这条曲线与代表一系列增量的社会净产量的曲线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第一，很可能各种各样的竞争者为彼此之间的争斗所作的开支的最终结果，将导致他们之间的某种联盟的出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则由垄断竞争状态产生的开支，实现了像单纯垄断的转变。似乎不可能以统一的方式确定单纯垄断以及垄断竞争对其产出的相对影响。结果是，对于代表投资连续增量的社会净产量的曲线，在其变化过程中的任何部分是否将为正值，无法给出一般性的结论。

第二，很可能竞争中的垄断企业用于广告宣传上的开支的作用，将在彼此之间相互抵消，结果是使该行业保持在如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进行此项开支的情况下所处的位置。因为很清楚，如果两位竞争者做出相同的努力以吸引公众脱离对手的话，则总的结果将与没有任何竞争者做出任何努力的情况完全相同。这一观点以非常清晰的方式陈述于巴特沃斯先生于1908年对商务部铁路委员会所作的《备忘录》中。他指出，在竞争性的安排之下，竞争公司的高级职员们将其时间与精力的绝大部分用于“如何保证自己线路的运输的策划，而不是寻求使经济与工作效率实现最佳结合的措施。铁路公司很多高收入的职员们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均消耗于商业社会并不感兴趣的工作上，而只对激烈竞争的公司的股东们的利益，才具有必要性”。在这些场合，代表投资连续增量的社会净产量的曲线将全部呈现负值。

第三，很可能这种开支简单地导致在一个市场上由一家企业生产的商品，被另一家企业生产的等量的相同商品所替代。如果假设生产在A企业与B企业中均遵从不变的供给价格的规律，而且单位成本相同，很明显，这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公众从这两位生产者处购买商品的结果是一样的。换言之，每位生产者为建立商誉而消耗的资源的所有单位，其社会净产量为零。如果条件为，某些订货从B转移至A造成该种商品的生产总成本下降，则为从B吸引订货由A使用的资源的某些单位将产生正的社会净产量；与此同时，则为从A吸引订货由B使用的资源的所有单位将产生负的社会净产量。如果我们假设效率较高的企业与效率较低的企业在敌对状态消耗大致相同的资源，以至于抵消彼此之间的作用后，使一切回复到双方的作用没有发生之前的状态，很明显，整体上看，这些努力的复合单位的社会净产量也为零。不过，有些许理由相信生产效率低的企业比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沉迷较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因为很明显，它们具有更强的动机把钱花在强化竞争手段之上，诸如特别设计的包装，以避免在相同的价位上，人们对它们所提供的大量的商品与其他生产者所提供的相比较。这种考虑说明，代表资源连续增量的社会净产量曲线全部显示为负值。

上一段的讨论使问题明朗化了，一般来说，资源任何第r个增量的社会净产量，像私人净产量一样大的可能性极低，结果造成的浪费极有可能通过竞争者之间采取不做广告的行动而减少，就像律师、医生和伦敦股票交易所成员之间有效的做法那样。如果这样做不行，国家可以通过对竞争性广告征税或者禁止等方法向此等浪费挑战，条件是将竞争性广告与非纯粹竞争性广告加以区分。如果垄断竞争的条件被摧毁，则此等浪费就完全可以予以消除。

§15.现在我们转向双边垄断的条件。在此条件下，单个的购买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关系并未被周围的市场所硬性固定下来。在此意义上展现的双边垄断意味着某种理论上未予确定的因素，因此，产生了采取行动或使用资源的余地，以便努力改变交换率，使得此一或彼一“垄断者”受益。根据不同的垄断者，这种不确定性表现的本质是不同的，垄断者可能是实体，诸如唯一的个人和联合股份公司，或者代表性单位，诸如商会和雇主联合会，其正式代表经谈判建立起某一工资率，而各个成员在此工资率已经形成后，仍然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执行还是放弃。从某些目的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是重要的，不应予以忽略。[44]
不过，这与我们目前的研究并无直接的关系。因为不论这种不确定性的本质如何，用于调整交换率的行为和资源可能产生正的私人净产量是很明显的，但是它们不能——即使最早投入的那部分也不能——产生正的社会净产量，而且在某些条件下他们可能产生负的社会净产量。[45]
这里精心安排的活动主要包括“谈判”所需的脑力劳动，以及实际上两种类型的欺诈中的这种或那种欺诈——因为直接抢劫所需要的体力并不通过交换来运用。这里所说的欺诈，首先是对于供销售的物品实际性质的欺诈；其次，当物品的实际性质给予正确描述时，是对于供销售的物品未来产生合理预期的欺诈。

§16.对于议价本身无需多说什么。很明显，为此目的而投入的聪明才智和资源，不论从这一方还是另一方来看，并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对于社会整体而言都不会产生净产量。根据卡佛教授的观点，商人精力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这种行为，也产生于这种行为。[46]
这些行为均属浪费。它们对于私人而不是社会产生净产量。但是这一结论并未终止这个话题。人们常常指出，当其对手，不论是客户还是工人，能够被压榨时，雇主们倾向于施展其能力完成这种压榨工作，而不是去改进他们工厂的组织结构。当他们如此做时，即便是最早投入谈判的那部分资源的社会净产量，也不仅仅只是零的问题，而是负值。不论何时出现这种情况，没有一种产生收益的赋税，能够提供完全的补救，虽然有可能对改进产生影响。为实现完全的补救，需要绝对的禁止。但是绝对禁止谈判在实际上是不可行的，除非由政府机构将销售价格和条件强加于私人产业之上。[47]

§17.对于供销售物品实际性质的欺诈，往往通过错误的重量和尺度、伪劣和假冒商品、虚假广告来实施。在合作社时期以前，在生产性城市的“后街上充斥着小商店，它们销售最劣等的商品，无法检测尺寸，无从证明重量”。当前，类似的情况仍然很流行。在营销“生产性商品”中很少采用这些做法，这里的购买者是大型工业团体，如铁路公司等，它们拥有精心组织的检测部门。但是在对穷人或者无知的购买者推销“消费性商品”——特别是像专利药品等半神秘性质的消费商品——甚至向农民等非专业的购买者推销生产性商品时，仍然存在着某些诱惑。对于销售者来说，“提供似是而非的实际有用的商品，只要似乎与实际之间的差异不被注意”[48]
，就总是有利可图的。对于供销售的物品未来产生合理预期的欺诈，主要是由不顾廉耻的金融家在推销公债和股票时所为。在这些方法中，经常采用的有操纵收入分配、　“套购”、有意发布错误信息[49]
以及——较难确定公平与否——有意封锁相关信息等。[50]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进行任何一种形式的欺诈的行为都将带来一项正的私人净产量，但不是正的社会净产量。进一步讲，它们经常会增加实施欺诈物品的购买，进而增加其生产。于是，他们会将原来投放于可以获取正常边际收益的资源转而投放于这种物品的生产。因此，在考虑这种间接结果的情况下，即使投入到欺诈方面的资源最早的那一部分的社会净产值，一般来说也不为零而为负值。如果所说的物品，其生产不涉及资源方面的开支，例如诡诈的注册师所造的虚假情况，当然其社会净产量不会将到零值以下。因为这种假想状况的额外生产，并未从任何其他地方撤出资源。然而，作为一种规律，投入到欺诈行为方面的资源的任何部分的社会净产量均为负值，结果是像谈判一样，没有一种可以产生收益的赋税能够提供充分的补救，虽然它可能对改进有所影响，而且需要对此行为给予绝对的禁止。为建立绝对的禁止已经做出的努力，一方面包括关注虚假的重量、尺度以及假冒的食品等等的法律，另一方包括面是制定各种法律以控制并且规范公司促销的实践。不过，要使法律行之有效，必须在实际上不仅仅只是受到损失的一方加以执行，而且公众监督员和调查团也要加以执行。[51]
在其他领域，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更为直接的方式，如建立消费者协会加以解决，该协会可以协调买卖双方的利益。[52]

[1]
因此，设问题中的商品的产出为y，相互结合以生产该种商品的若干种生产要素的（实物的）数量为a、b和c。即y=F（a，b，c）。设这些要素的价格为f1
（a）、f2
（b）和f3
（c），则相对于产出的任何数量，若干要素的数量是由下式所决定的：

[2]
参看博恩：《现代英格兰》，第63页。

[3]
参看尼科尔森：《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418页。

[4]
比米什：《都市问题》，第565页。

[5]
当然，英国的方案在租期接近尾声时对设备投资方面的设计，没有德国方案那么苛刻。因为，不妨假定，在短期内同制造这些设备的成本将保持相当稳定的水平。但是，为创建商誉并通过商誉开拓未来经营而设计的投资，它就非常相似了。因此，根据1905年的协议，邮局于1911年以重置成本买断国民电话公司部分适用的设备。国民电话公司主席指出：“公司将不再尝试开创性事业，它们需要精心哺育及耗费时日才能发展；公司将自行作出限制，去经营那些从一开始就能获得利息或所有其他费用的业务。”（迈耶：《公共所有权与电话》，第309页）为解决本文所考虑的困难而采取的措施，体现于1919年延缓柏林电车道公司特许权的合同中。此合同特别说明：“如果在合同生效期间，城市主管部门要求在城市范围内进行在合同中并不包含的方面的扩展，则公司最多修建93英里的双轨线路，按单轨计算。但是，公司应该从城市当局获得自1902年1月1日至1907年1月1日之间议定的所有线路建设成本的二分之一。之后，城市当局必须为所有议定的线路支付全部建设成本，或者相当于运营成本的全部津贴，如后期协议所确定的那样。初期，城市当局要求使用蓄电池除外均使用有轨电车；不过，如果之后出现任何其他可行的动力系统，并经城市当局判断更为适用的话，则公司当予以引进，而且如果城市当局要求的话，公司必须予以引进。如果公司由此增加成本并对新系统生成利润应当给予补贴的话，则城市当局必须对公司作出补偿。”（比米什：《市政问题》，第533页）

[6]
参看泰勒：《农业经济学》，第305页。

[7]
参看史密斯—高登和斯特普尔斯：《爱尔兰农村之重建》，第20页。

[8]
参看泰勒：《农业经济学》，第313页。

[9]
同上，第320页。

[10]
《佃农委员会的报告》（《白皮书6030》）第6页以其土地欲作为建筑用地为由，向定居于土地上的佃农发出通知，这样做也“不属于与良好的耕作习惯不相协调”，并且不给予第二类补偿。显然，在这里给予第二类补偿的做法是危险的。因为它将鼓励在农业改进方面对资源进行投资，却以更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延迟已经具备条件的土地改做建筑用地。

[11]
应当注意的是，补偿的理由并非是应使承租人受益。尼科尔森教授是正确的，他注意到，“对于改进的补偿并非如一般设想的那样为承租人带来很大的利益。因为优惠条件自身具有某种金钱的价值，这即是说，地主将要求，且佃农有可能提供某一比例较高的租金。而原有的经过改进的租约，正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租金很低。因为永久性的改进最终归属于地主”（《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322页）。参看莫里森的《关于印度方案的说明》（《印度一个省份的工业组织》，第154～155页）。

[12]
参看郎特里：《土地与劳动》，第129页。

[13]
《土地调查报告》，第378页。

[14]
史密斯—高登和斯特普尔斯，《爱尔兰农村之重建》，第24页。

[15]
波恩：《当代爱尔兰》，第113页。

[16]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406页。

[17]
参看斯马特：《经济学研究》，第314页。

[18]
据说在伦敦，由于烟气的作用，只有百分之十二的太阳光线能够正常通过，五分之一的大雾完全是由烟气所造成的，而且所有的大雾均遭受到烟气的污染并得以延长其弥漫的时间（格雷厄姆：《阳光的破坏》，第6页和第24页）。似乎仅仅出于无知和惰性，人们在许多场合不采用防烟气装置，虽然利用它们可以提高燃料的效率，直接为使用者带来利益。不过，整体的利益要求使这些装置的使用超出了它们所作“支付”的限度。似乎不应怀疑，利用机械供煤、热气鼓风和其他方法，可以使工厂的烟囱达到无烟的状态。碱厂排放的有毒气体，比烟气受到更为严格的法律的限制（出处同上，第126页）。

[19]
因此，1920年部门委员会关于《减少烟气与毒气的中期报告》中包括如下段落：

“17.煤烟所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无法通过任何完整而且精确的统计结果，说明烟气对于整个社会所造成的损失的额度。不过，我们不妨引证下面的调查结果。

“在1912年由美国匹兹堡的工程师、建筑师和科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所完成的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中估计，烟气对匹兹堡造成的损害的成本约为每人每年4英镑。

“18.在1918年由曼彻斯特空气污染顾问委员会完成的一项有价值的调查中，涉及曼彻斯特——烟气之城，与哈罗盖特——清洁之城家庭洗涤的比较成本。该项调查获得曼彻斯特和哈罗盖特工人阶层的家庭每周洗涤成本方面的一百条完全可比之资料。结果表明，曼彻斯特每周每个家庭在燃料和洗涤材料方面的成本高出7.5美元。整个城市总的损失，仅计算在燃料和洗涤材料方面超出的成本，而且假设中等阶层家庭不比工人阶层家庭遭受更大的损失（明显地低估），对于这座拥有75万人口的城市来说已经超过每年29万英镑。”

[20]
参看陶西格：《发明者与赚钱者》，第51页。

[21]
在德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规划方案，使这类反社会行为成为不可能，但是，在美国，私人土地所有者似乎拥有全部的自由，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所欲为，而在英国则拥有大部分的自由（参看豪：《工作中的欧洲城市》，第46、95、346页）。

[22]
《城市交易的常识》，第19～20页。

[23]
参看赫钦森：《经济期刊》，1908年，第227页。

[24]
参看纽塞姆：《关于婴儿与儿童死亡率的第二份报告》，《白皮书6909》，第56页。以上考虑同样适用于儿童晚间的劳动。的确，关于晚间雇佣工作部门委员会没有得到有关这种工作伤害儿童健康的任何有力证据。但是，他们发现此事以另一种方式伤害了儿童，即实际上剥夺了儿童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等等。我们的《工厂法》的理论显示，只有在不如此将招致更大损失的条件下，才允许雇用年龄在14～18岁之间的儿童参加晚间的连续性的工作。然而，这些法案的实施，允许雇用儿童参加晚间非必要的、非连续性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在同一工厂中原是属于连续性的工作的。因此，该委员会提议在未来“这类允许应该对工作加以核准，而不能不提工作只谈条件、工厂或工厂的一部分”（《白皮书6503》，第17页）。

[25]
参看《地方政法委员会年度报告》，1909年10月，第5～7页。认为母亲在工厂工作的有害后果，可以通过聘请未婚妇女在工厂工作的时间里照料其家庭的方法加以消除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妇女的工作对于其子女具有一种特殊的人文价值。在伯明翰，人们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因为在稍微经历了将子女置之“脑”外的不良结果之后，已婚妇女，据说在战前，离开了工厂并返回家庭（参看凯德伯里：《妇女工作》，第175页）。

[26]
例如，霍布森的《社会学评论》，1911年7月，第197页，以及《黄金、价格和工资》，第107～108页。即使西奇威克也可能被本文所提出的赞成的理由所疑惑（参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408页）。似乎人们没有注意到，如果这一理由成立，将会认定政府禁止使用能够替代专业技能机械师服务的新机器为合理，直至拥有该项技能的一代机械师全部去世为止。

[27]
参看努普：《都市商业的原理与方法》，第35页。

[28]
应该注意的是，文中的结论即使在当初消费的产品完全被新的竞争产品所替代的情况中也适用，因而不会再有人从老产品中获得递减的满意感。因为除非人们对于老产品的欲望，由于我们所关注的生理反应的缘故而已经有所减小，否则完全的淘汰就不会发生。进一步讲，前面的论述说明，发明可能实际上减少了总的经济福利。因为发明可能引起劳动从其他形式的服务中撤出，去生产某种新的不同的物品以淘汰老产品，如果没有出现发明，老产品将继续使用，并且产生出与新产品现在所产生的同样多的经济满意感。广义上讲，这是正确的，正如新式的战争武器的发明，被所有国家都掌握之后的情况一样。因为竞争对于已经拥有它们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再具有改进的军事装备方面的优势。

[29]
《皇家劳动委员会》，Q.8665。

[30]
这一原则的运用是不彻底的，因为这些税赋的收入由道路委员会管理，必须“并非投放于普通道路的维护上，而是可能负有某种法律责任，将全部投放于新道路的修建以及特殊道路的改进上”（韦伯：《皇家公路》，第250页）。因此，主要地，汽车司机并未对其造成损失的一般道路作出赔偿，但是从他的赔偿中获得了回报，即对其有用而不是对一般公众有用的附加的服务。

[31]
马弗：《关于加拿大西北部的报告》，第149页。

[32]
同②，第78页。

[33]
韦伯：《工业合作》，第149页。

[34]
道森先生认为这种类型的拥挤在德国城市中具有相当程度的体现。他写道：“因坚持严格的制度，过于宽阔的街道为房屋建设增加了很大的成本，同时为了实现自我增长并获得最大的利润，建筑商开始在垂直方向上而不是水平方向上扩展其房屋。”（《德国的都市生活与政府》，第163～164页）。因此，德国市政部门现在控制建筑物的高度，给出由市中心向外扩展的不断递减的允许高度的等级。

[35]
参看本书，第二编，第15章。

[36]
在单纯竞争条件下，不存在进行广告宣传的动机。因为根据假设条件，市场将会以市场价格吸纳任何一位小型销售者打算销售的所有产品。现实中，垄断竞争包含所有形式的非完全竞争。

[37]
参看詹克斯与克拉科：《托拉斯问题》，第26～27页。

[38]
参看肖：《经济学季刊》，1912年，第743页。

[39]
参看：《关于建设性与战争性广告的讨论》，马歇尔，《工业与贸易》，第304～307页。

[40]
参看古德尔：《广告》，第49页。

[41]
出处同①，第2页。

[42]
应当看出，这种类型的广告，目的在于施加影响，使客户从竞争对手处转向自己，很可能发展到现代国家的法律所不容许的程度。因此，在一些欧洲国家，某些肯定错误的说明，如宣称在展示会上获得奖励，或者进行例外的可招致破产的清仓大甩卖，或者直接诬蔑竞争对手的人格或产品，以及将自己的产品冒充著名企业的产品，等等，均属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参看戴维斯：《〈托拉斯法案〉与不公平竞争》，第10章）。

[43]
当然，投入到这些物品中的“资源”，是由这些文章所介绍的生产过程所包括的实际资本和劳动的量所量度的，并不是由报纸所关心的垄断性收费——如果的确这样做了的话——所量度的。

[44]
对于实体来说，解决轨迹——即可能的协商的范围——位于契约线上，而对于代表体来说，解决轨迹则位于两条互为需求（或供给）的曲线上的某段。关于这个问题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请参看庇古的论文《双边垄断条件下的均衡》，1908年1月，第205页及以后；以及庇古的《工业和平的原理与方法》，附录A。

[45]
可以理解，这里的净产量代表收入的净产量。当然，并不否认，如果一位穷人对一位富人讨价还价成功，会产生正的经济满意感的净产量；同时，如果一位富人对一位穷人讨价还价成功，则相应产生负的满意感的净产量。

[46]
参看：《美国经济协会》，1909年，第51页。

[47]
许多国家关于私人劳动交换的立法与此处的讨论相关。对于这一立法的考虑，参看伯克和伯恩哈特的文章。

[48]
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416页。

[49]
对于部分这些方法生动的说明，参看劳森的《狂乱的金融》；对于1804年《德国法案》中包含的保护性措施的分析，参看斯库斯特的《公司发起与依据德国法律评估公司资产》，《经济期刊》，1900年，第1页及以后。应该注意的是，利用按照“全要或全不要”的条件，禁止大额公债制定买价和卖价的规则，可以使“套购”难于进行。因为存在这种规则时，进行套购的卖者和买者将会有更多的机会使自己不必与自己不信任的某人完成交易（参看伯瑞斯：《有组织的投机的价值》，第241页）。

[50]
有趣的是，法律经常裁定，公众观念一般也是如此，即认定销售者封锁相关信息为有罪，而对那些如此行事的购买者却认为他做了一笔“好交易”。因此，从人迹罕至的茅屋中以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购得一件价值不菲的栎木家具，被某些人认为是讲求诚信的；而且没有人坚持认为罗斯柴尔德，他依据对于滑铁卢战役较早认识的优势购买政府公债创立了家族的财富，应该在采取行动之前诚实地公开他所掌握的信息。关于这种差别的理由可能是人们认为一件物品的拥有者完全有机会了解该物品的实际价值，而且如果因为疏忽他没能做到这一点，则他应该成为理所当然的牺牲品。一位公司经理以其在董事会上得到信息的优势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将受到普遍的谴责。因为一般的股东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51]
参看范·海斯：《集权与控制》，第76～78页。

[52]
参看本书第二编，第19章。

第10章　关于产业形态的边际私人与社会净产量

§1.在前一章，我们研究了投放于各个行业或产业中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与边际私人净产量之间的偏差。现在，有必要对投放于若干行业或产业的各种经济组织中的资源进行分析。很早以前，马歇尔就认识到：“替代法则作为一般性的规律——它不过是适者生存法则具体且有限度的一种应用而已——具有使一种工业组织取代另一种工业组织的倾向，只要该种组织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直接的以及迅捷的服务就行。而不论提供哪一种间接的或最终的服务，一般来说，在均衡时的作用都很小或者不发生。”[1]
这些间接服务构成投放于任何形式的经济组织中的一个单位的资源的社会净产量与私人净产量之间的偏差。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区分它们发生重要作用的主要领域。

§2.到目前为止，由一个国家的一般经济组织所提供的最重要的间接服务，除满足它的作为生产工具的功能之外，它还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充当着培训经营能力的基地。为了使它能够有效地发挥这种作用，经营单位的规模应按不同等级划分，以使具有良好天赋的人能够首先在小型的而且简单的机构中学习企业规则，然后随着他们能力的不断提高，他们将逐级上移，踏上更重要的而且更难于驾驭的岗位。也可以用以下方式表述这种观点：在农业或工业的阶梯上梯阶相隔很大的情况下，人将难以适应；如果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实践经验，正处于生活的一个阶段，却因为偶然事件进入了另一阶段，那他将很难寻找到对他来说最为合适的位置。因此，给出一个假想的例子，如果农业与工业各自以很大的单位相互分开运转，每个单位仅由若干劳动者协助的一至两个企业家经营，则诞生于劳动阶层的人不管具有多大的管理与指挥才能，都没有施展或者发展的机会。许多具有天生禀赋的人于是只能成为旁观者，而非实干家。但是，正如杰文斯（Jevons）准确地指出的那样，培训是做而不是看。他写道：“彻底研究几个标本，比透过玻璃柜上千次地观察它们所传授的要多。同样，整个大英博物馆能够教给一位年轻人的，并不比他在现场采集化石或矿物标本，如果可能的话，然后将它们带回家中进行检验、阅读并思考所能获得的更多。”[2]
1885年，马歇尔在对合作社协会的讲演中对于这一点给予了更为贴切的说明：“驾驶一艘渔船比观察只有桅顶露出于地平线之上的三桅船，对于海员来说是更好的培训。”[3]
因此，似乎在缺少合适的阶梯的情况下，大量降生于劳动阶层的经营才俊一定会被浪费殆尽。然而，如果工业或农业被组织成许多不同规模的单位，具有超出其所在阶层正常水平的智力的工人，不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就有可能使自己变成一家小型机构的企业家，并且不断前行，同时提升他的能力，在提供给他的阶梯上向上攀登。

§3.这一系列的想法认定，在一个按照当代工业国家一般的发展路经所组建的社会中，工作者协会与小型的合作工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产业组织，对其进行投资，很容易产生超过边际私人净产量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由于这类工厂作为阶梯的第一梯层，它必须成为提升几乎一定潜藏于手工劳动者阶层的管理才华的伟大储备。因此，正如实际的情形那样，它们装备了第一所学校，使人们的才华得以开发；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也向社会贡献了服务，即不仅仅是贡献了靴子和鞋子，还贡献了经过良好培训的具有竞争力的人才，正是这些人的工作将使国民收入今后得以增加。对于在农业方面的劳动者经营所作的分析，可以得出与此相同的结论。各处农舍附近的园地或小块田亩为工人们提供了正规的就业，各处大片的田地为工人们偶然提供了临时性的工作，以及小块租用土地使工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租用土地的工作中，这些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阶梯通道，使人们从单纯的劳动力通向独立的农场主。这一阶梯通道生产的人力资本所能提供的农产品价值超过这些田地直接生产的农产品价值。然而，社会净产量既未归于规范农业租用土地规模的那些人，也未包含在投资于它们的资源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中。这足以建立起很有希望地依靠政府行为或者依靠工作者协会，以及各个级别的田亩和小块租用土地等私人慈善事业实施的“人为激励”的案例。工作者协会得到这些激励，在英国它们获得了零售合作社的支持，在法国和意大利它们获得了特殊的便利使其为政府所做的工作得到补偿。同样，在英国开发田亩和小型租用土地的活动也得到了政府的帮助。

§4.从另一方面看，根据同一思路不难发现，致力于形成更大范围的产业“托拉斯化”的行为的边际社会净产量很可能要小于其边际私人净产量。因为大型企业联合体——这并不适用于那些卡特尔，它们的成员们相互分离并在生产方面保持独立——减少了对企业家能力进行培训的机会，因而阻止了这些人经营能力水平的提高，使之低于原本可以达到的水平。“少数企业天才高水平的发展，仰仗于众多企业经验的广泛基础”。随着产业的主要部分组建成百万美元的联合体，联结管理才能不同阶段的阶梯将受到严重破坏。即使在大公司中获得成为部门经理的机会也于事无补，因为将部门经理与控制企业相比较，除了独立思考的程度受限制以外，部门的规模变化将很小，而其规模也无法缩减到有如私人企业才可能具有的水平。在1908年对皇家经济学会的讲演中，马歇尔呼吁关注对于小本经营进行教育的可能性，并以当时牛奶业的组织结构说明他的观点。他指出，目前凡由政府经营的产业——当然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由大型商业联合体经营的产业——背离了这种教育的阶梯，不过证明了它目前比私人经营更加经济，但却无法证明它在整体上更为经济。[4]
这与边际社会净产量小于边际私人净产量的说法含义相同。就目前争论的进展程度来看，实际上的结论是明白无误的。虽然在特别紧急的大战时期，刻不容缓的产出是最为重要的，政府进行干预并强迫组建各种形式的联合体是正确的，否则这些联合体是不会出现的，但是在正常的和平年代，政府在鼓励这样做之前总是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应该防止大企业增长过度的威胁，不论这些大企业属于国有还是私有。然而，很明显，以上讨论尚未包括所有与此问题相关的内容。在第14章和第21章我们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5.与上面相同的有关一般性问题的考虑，还涉及标准化生产的方法及其应用方面的某些发展。[5]
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相对于有限的标准形式，集中生产能够获得成本方面的极大的经济性并增加产量。进一步讲，这种经济性并未止步于标准化被首先应用的那一点上，因为如果一个产业同意标准化它的产品的话，则生产制造该种产品的机器或者工具的产业也依次可以标准化它们的产品。英国机械工业标准委员会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它为螺钉、螺母、某些发动机部件以及其他物品制定的标准化规格，基本上已在英国的机械工业中得到全面的应用。大战的经验是，战争中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规格必须统一，这比以往都更加清楚地说明，这部分地是由于雇用非技术工人的可能性的提高，产品的专业化在适当的环境中，可以创造出全方位的直接的经济性。在政府的管理下，需要以最低的成本提供像船舶和靴鞋这类刻不容缓的大批量产品，最终形成标准化的生产。问题的关键在于，整个行业某些产品的标准化，通过使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以及另外一些为该产品生产提供生产工具的企业，比以前更为专业化且紧密地相互结合在一起，将会使该产品的产量立即实现大幅度的增长。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把这种增加的产量，称为标准化方法的私人净产量。然而，如果注意力单独地集中在这一点上，该方法的净利益有时将被过分地夸大。因为标准化不可避免地阻碍了新模式、新工艺和新思想的发展。制定规章制度、定期更新标准规则固然很好，但这并非是一项完善的补救措施，因为标准化的真正危险并不在于当新产品的优势已经被人们意识到了的时候，阻碍采用这些产品，而在于它将大大减少促进制造者进行发明和试验新产品的动因。因为在一般的行业中，一个人从改进中所获得的利润主要是在该项改进被广泛采用之前，在他超越其竞争对手的那一段时期内所实现的。在标准化的僵硬的体制下，没有人能超越其他任何人，或者在整个交易改变模式之前，都不会引入任何新的模式。简言之，必须整条线同时前进，这意味着根本没有任何部分具有很大的前进的动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标准化间接阻碍发明和改进并因此而降低未来生产能力的范围内，投入到标准化方面的努力的边际社会净产量小于其边际私人净产量。很明显，对于不同的商品来说，两种净产量之间的差距是不同的。很难相信，诸如螺栓和螺帽这类物品的尺寸或形式的标准化会阻碍任何重要的改进。对于这些简单的物品的来说，所具有的改进的空间本来就很小。但是对于复杂的制成品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甚至在大战过程中，当大批量产出变得格外重要的时候，要想使飞机的生产标准化也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为发明创造和新机型的生产所提供的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对于许多已经完成的制成品来说，都不能认为其最终的形式已经确定。因此，依据标准化，我们不断地增加商品的生产使其成本降到最低，总是具有危险性的。在政府为了迅速直接地刺激产出而对标准化采取任何支持行动时，头脑中都要对这种危险给予再三的斟酌。

§6.同样，我们这里所作的分析，也适用于所谓的“科学管理”的某些方面。这种管理体系的特点是人所共知的。受过训练的专家对于各种操作进行仔细观察，将这些操作分解成各自独立的元素，并以这种分解为基础，结合对优秀工人实际进行这些操作的仔细观察，通过综合，构造出一种优于当前的理想的操作方法。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改进，可由吉尔布瑞斯（Gilbraith）先生关于砌砖问题的研究结果予以说明。他“研究灰泥桶和砖堆最佳的高度，然后设计出一个带有搁板的抬架，所有的材料都放置在搁板上，以便使砖、灰泥、人和墙总是保持在合适的相对位置上。随着墙的升高，这些抬架由一位特别为此目的而指派的专人为所有的砌砖工进行调整。这种方法节省了砌砖工为每一块砖和每一铲灰泥均需弯腰到脚然后再直起腰来所作的努力。假设每位砌砖工体重为150磅，每次弯下腰2英尺，再伸直腰把一块砖（重约5磅）砌到墙上。试想，多年来这种动作所造成的浪费有多大。况且，每位砌砖工每天大约要重复这样做1 000次”。[6]
然而，这种装置，只不过是科学管理努力获得的一般性结果的一个实例。其中的核心思想是，把设计方法的任务交由训练有素的专家来完成，再对工人们详细说明他们应该如何做，甚至包括他们应该如何在连续操作和运动之间加以停顿或进行休息。“管理者至少提前一天就要对每一位工人的工作作出完整的规划，而每位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得到全面的文字说明，详细解释他应该如何完成任务，以及工作中需要使用的工具。同时，以这种方式提前规划的工作构成了一项任务，像上面说明的那样，并非单独由工人来完成，而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由工人和管理者的共同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不仅仅确定要干什么，而且明确了应该如何干以及完成任务在时间上的严格限制”。[7]
告知工人应该如何做，检查工人是否理解并正确予以执行的这一份工作，交由被称为“功能性领班”的职员阶层去完成。这些职员，工作中与财会人员相联系，可以立即审查每位工人的产出的成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事前设计好的成本水平，而且能够集中精力发现有希望改进的任何一点并作出指导。[8]
现在明显看出，这种形式的工业组织可以产生大量的直接的经济性，而且其中所包括的认真培训一项，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永久性的利益。不过矛盾的是，“虽然在体育界教练指导拳击手如何平衡自己并运用手臂，板球专家不断地研究如何改进击球手与投球手的效率，但是在产业界，教授操作者如何挣钱糊口的价值还是几乎没有被人们所认识”。[9]
无论如何，存在着将这一新形成的科学吹捧过头的实际的危险。如果将其运用得过头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可能使它自取其败。首先，假定为完成某项工作只存在着一种与工人个人的心理和生理的素质无关的最好的操作方法，这是不妥当的。很可能会有若干种处于第一档次的方法，某些方法会使某个人发挥得最好，而另一些方法则更适合于另一些人。[10]
其次，随着单个工人的操作逐步减少而由机器的工作所替代，指导部门获取标准方法——即不同工人变动个别方法的最佳点的某种组合——的初始源泉将趋于干涸。工人在方法改进方面提出公开建议的可能性也将减小。当然，这一损失可以通过聘用擅长新方法试验工作的科学专家获得部分的补救，但是不管怎样，适用于普通工作管理制度的东西，不能作为泰勒体系的特殊成果而掩盖它的失灵。完全有理由使人担心，工人一般的创造力和独立行动的积极性，会因绝对服从功能性职员细节上的控制而遭受损害，这与身处过分僵化机械的军事系统中的士兵的一般创造力会因受到压制而被损害的情况非常相似。创造力实践机会的丧失，使得创造能力本身也被消灭，劳动力的素质很可能以这种方式微妙地被降低了。只要发生这些情况，投入到开发和应用科学管理方面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将会低于边际私人净产量，除非国家或者慈善机构予以干预，否则就有危险使工业组织的这种方法比国民收入整体的利益所需要的——且不说社会的一般利益所需要的——推行得更为彻底而且应用得更为普遍。

[1]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597页。

[2]
《社会变革的方法》，第61页。

[3]
前引书，第17页。

[4]
我们可能注意到，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里，当市场的狭窄性和其他原因阻止了任何大规模产业发展的时候，产业阶梯的顶端被削断了，因而难以为较高水平的经营能力提供充分的培训基础，这与我们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困难可进行类比（参看莫里森：《印度一省的产业组织》，第186页）。

[5]
在《工业与商业》第二卷的第2章和第3章中，马歇尔在对具体的个体生产者的标准化与产业大部分一般性的标准化加以区分之后，对现代标准化的发展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讨论。

[6]
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第78页。

[7]
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第39页。

[8]
参看埃莫森：《效率》，第7章。荻克西先生对于这些方法与士兵实际训练的各种形式进行了富有指导性的对比分析（《经营方法与战争》，第2讲）。

[9]
军火工人健康委员会：《中期报告》，第77页。

[10]
参看迈尔斯：《智力与工作》，第192页。

第11章　递增的与递减的供给价格

§1.在第4章§3中，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该章讨论过的边际私人和社会净产量之间的两类偏差之外的另一种类型的偏差。当在任何行业中，因使用一个单位资源所造成影响的一部分所组成的某些物品，不是发生在第一阶段投入这一单位资源的人的身上，而是发生在第一阶段该行业中其他人的身上时，就会出现这种类型的偏差。为了简化有关这种偏差的研究，我不妨设想一个典型的企业，其中投资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与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彼此相等，而且一般地相当于代表各行业中的中心值。[1]
处在单纯竞争条件下的任何一个实际的行业——每位销售者相对于当时的市场价格倾其所能进行生产，而且并不因期望价格上扬而限制他的产量——投资和产出必须达到这样一点，即投资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与中心值相一致。因此可以得出，在该行业投资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如果与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相背离的话，则它一定也背离这一中心值。本章将单独考虑单纯竞争条件下的情况。

§2.让我们想象某一国家每年流入的资源的流量，被有规律地分配到各个行业中。假设当任何给定数量的资源投入到某一给定的行业中的时候，这些资源呈现的具体形式——例如它们在或多或少个企业之间的分配等等——是适合于该数量的新资源的最为经济的形式（基于与我们的问题相关的时间、期间观点）；而当稍大些的数量投入到该特定行业中时，呈现的具体形式是适合于该数量的最为经济的形式（基于相同的观点）。作出这些假设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通常流入某一行业中的任何给定类型的资源增加一个单位，[2]
则该单位将与该流量中其他的单位生产出相同的净产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这些单位都是可以互换的。但是，虽说如此，多出的一个单位的出现可能改变其他单位的产出，致使总产出的增加量在比例上多于或者少于投入资源的差额。在所有其他的单位均属于该给定单位的投资者，并且在第一阶段其他单位的产出方面出现的差额也属于他的情况下，它将计入该多出单位的私人净产量并计入其社会净产量中。不过，在其他单位属于该给定单位的投资者以外的其他人的情况下，其他单位产量方面出现的差额将计入该给定单位的社会净产量而不计入其私人净产量中。于是，在该具体行业中，这两种边际净产量以及它们的价值将有所差别。于是，在竞争条件下进行的投资达到这样一个点，即使在那里配置的资源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与中心值相等，但在该行业中的社会净产量价值也一定会偏离中心值，而且国民收入没有最大化。[3]

§3.现在，这一说明必须与人们所熟知的经济概念，比如递增、不变或递减的收益，或者有些人所乐于称之为的递减、不变或递增的成本，相互联系起来。作为一项准备工作，我们最好为自己选定恰当的专业用语。上面援引的用于当前讨论中的术语，目的在于描述某种商品的产量与为生产该种商品所消耗的以货币为量度的开支之间的特定关系。递减和递增收益意味着，随着商品产量的增加，每单位货币开支的产量递减和递增；递增和递减成本意味着，随着产量的增加，每单位商品的货币开支递增和递减。这两组概念可以说互为倒数。然而，两者似乎都受到某种质疑。从表面上看，是否每单位货币开支的收益，或者每单位收益的开支指的是平均或边际收益或开支，并不是很清楚；同时，当递减收益（或递增成本）相对于某些产量成立，而且递增收益（或递减成本）相对于另外一些产量成立时，似乎一定存在着一定的产量，其边际收益递增（或边际开支递减），同时其平均收益递减（或平均开支递增）；反之亦然。因此，我们认为，最好将以上两种表达方式都放弃，而依据它们是否符合递增、不变或递减的供给价格对行业产生的影响而给予区分。附录三将证明，在竞争行业中，任何产量的供给价格既等于我们称之为该行业中的均衡企业的边际开支，也等于其平均开支，而且这是一个免于造成混乱的概念。这里无须对相关的讨论予以重复。对于那些并不过分注重分析精确性的读者们来说，从实用目的出发，我们的递增、不变和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法则，与通常所谓的递减、不变和递增的收益的法则，或者递增、不变和递减的成本的法则是完全对应的。[4]
当然，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在长期或者是在正常时期，而不是在任何形式的短期的供给价格。

§4.这些法则所表述的供给价格的变化与产量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就是在它们历史上持续存在的关系，而是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能够持续存在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随着一般性的知识的进步，新的生产方法不断引进，同时新的机器不断发明。这些变化中的一部分，是由即使行业产出的规模保持不变也会发挥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其他的则是对应于需求的改变而发生的产出规模变化的结果。当然，在现实中，判断某项具体的发明，如钢铁制造工艺，是否是仅由产出规模的变化所决定时，往往是不可能的。不过，从逻辑上讲，这种区别相当明显。因为从当前的目的出发，对于非因产出规模变化而导致的改变完全不予考虑。所以，某一行业很可能在若干年中一直显示下降的供给价格，却并不属于这里所考虑的递减供给价格条件下的情况。[5]
同样，例如当某国的煤层开发殆尽时，某行业持续显示升高的供给价格，也不属于递增的供给价格条件下的情况。[6]
除去并非因产出规模变化而发生的技术或其他发明的变化以外，当随着产出的增加伴有递增、不变或递减的供给价格时，处于这种情况下的行业才称得上符合递增、不变或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

§5.下面，我们的注意力必须转向另一种区别，从当前的目的出发，它是十分重要的。当我们未加限制地谈论递增、不变或递减的供给价格法则时，我们乃是从生产该种商品的行业的角度出发，考虑商品产出的变化与单位商品供给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这些变化并非总是或者一定是等同于从社会的角度判断的每单位该种商品供给价格的变化。试想，某一行业仅向其他行业购买生产要素，当相对于任何物品产出的一定数量的增加，导致均衡企业每单位产出的货币开支增加时，这两类变化是一致的。因为对于每一单位的产出，该企业都必须以与以前相同的价格买进数量更多的这种或那种要素。但是，当单位开支的增加是因为该企业必须以较高的货币价格支付它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所造成时，则该企业作出的额外的支付将与若干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所获得的大小相等但方向相反的额外支付相平衡。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并未产生每单位产出的额外支付。同样，当某行业中均衡企业每单位开支的减少是因为该企业以较低的货币价格购买它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时候，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也不存在着每单位产出开支的节省。在附录三，对这一问题作了更为详尽的说明。于是，我们可以比较简洁地说，某行业遵从递增、不变或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法则，乃是从行业的观点说明，相对于产出的增加，供给价格的变化，在不考虑对以上所区别的转移因素的补偿时，分别为正、为零或者为负值。当这些变化，经排除对转移因素的修正之后为正、为零或者为负值的时候，则我们是从社会的角度说明该行业遵从递增、不变或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法则。[7]

§6.从社会的角度看，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显然在本质上以及形式上都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当行业的规模增大时，经常导致行业中的企业的内部结构与工作方法的改变，或者虽然生产要素的单位价格并未改变，但是所使用的若干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例发生了使生产成本降低的变化。因此，众多学者呼吁关注如下事实，即当某一行业的规模小时，行业中的每个企业都需要进行各种不同型号或规格的商品的生产，它们或多或少地是承担所有工作的企业。不存在足够大的而且可靠的市场允许实现精细的专业化生产。然而，随着一般需求的增长，使企业实现某产品特定型号的专业化生产变得越来越有意义。所以，西德尼·查普曼（Sydney Chapman）先生注意到，在英国棉纺行业的规模相对增大以后，这一行业不仅出现了纺纱和织布工艺之间的专业分工，而且进一步出现了纺细纱与纺粗纱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与此相反，“德国的典型工厂所承担的工作范围，远远地大于英国的典型工厂所承担的工作范围。因此，很自然地，在德国操作的技能较差、浪费的时间较多而且工厂的组织结构较不完善”。[8]
行业整体规模的扩大，使其零部件企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成为可能，这经常带来成本的大幅度下降。在纯理论的范围内，这一下降很可能伴随着典型企业的规模不变甚至下降。实际上它也很可能带来着企业规模的增大。因此，马歇尔写道：“任何物品生产总量的增加，一般来说将增加（这类）代表性企业所具有的规模，并由此增加其内部的经济性。”[9]
然而，这不过是次要的考虑。重要的一点是，某行业经常性的生产规模的加大，将改变——一般是减小——行业中均衡企业的平均（以及边际）成本，而不管它是否也改变其规模。因此，不难看出，从社会的角度看，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法则，不仅仅只具有形式上的可能性，而且具有实践上的可能性，致使许多制造行业予以遵循。

§7.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的存在却很困难。与前面一样，我们考察某一行业购买供自己使用的生产要素，不过没有其他的配料，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均衡企业维持其处于初始产出规模的状态。事实上，除非目前某些其他的规模有可能使每单位产出实现较低的成本，否则它将一直持续生产下去。因此，从社会的角度看，为使递增的供给价格有可能出现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应该是，该行业整体仅在产出上的增加将引起均衡企业的平均开支——正如在附录三中所证明的那样，它等于该行业的供给价格——的增加，尽管该行业继续生产的产品产量与以前完全相同，并且为自己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支付了完全相同的价格。毋庸置疑，这种性质的不经济性——仅仅由于新企业的出现造成对老企业效率的损害——是可能发生的。但是，从表面上看，它们的发生是极为罕见的；同时，也很难测算在它们如果发生时，超过上节中所描述的引起递减供给价格的因素的作用到底是多大。因此，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采购范围仅限于生产要素的行业，从社会的角度看，即排除转移因素之后所表示的供给价格的变化，不可能遵从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法则。

§8.当一个行业除了购买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外，也购买原材料或机器等等时，则问题不再如此简单。这些物品价格的变化，如果以如下方式发生，目前就不再一定只属于转移性的开支了。例如，当棉纺行业的规模扩大后，纺织机械因专业化和标准化的影响而能够被更为廉价地生产出来时，即是如此。不仅从行业的角度看，而且从社会的角度看，当棉纺行业扩张时，因这种方式导致的纺织机械价格的下降，是与该行业的供给价格的法则相关的。不过，由于卖给一个行业生产要素以外的东西，一定是另一个行业的产品，故从上节的讨论中可以推导出，在某一给定的行业中，产出的增加（以及因此对于原材料和机器的需求的增加），除了引起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的升高以外，不可能引起该行业所购买的其他物品的价格的升高。因而，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与较为简单的情况一样，从社会的角度看，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是不存在的。从世界的角度看，它们是绝对不存在的。不过，从一个在海外购买原材料的具体的国家的角度看，它们可能是存在的。因为，如果由于某一行业规模的增加而引起进口的原材料价格的升高，尽管这也是完成了向协助生产这些原材料的要素的所有者的一种转移，但是这些所有者属于其他国家，因而在只考虑一个国家的情况下，这种转移就不会自行排除。

§9.现在我们转向§2中的结论。应该注意到，在该结论中，没有提及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从物质的意义上讲，资源的数量与产出的数量相关，因此所作的讨论已经很充分。现在，假设在某一给定的行业中，产出的（微小）变化并未引起任何生产要素的价格的变化，因此对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的变化，就可以适当地通过该行业为自己使用而购买它们的开支的货币量的变化加以量度。在这些条件下，§2中的结论可以被解释为如下相反的形式，即均衡企业的边际私人净产量等于该均衡企业的每单位成本的平均净产量，同时也即是该产品的供给价格的倒数。另一方面，边际社会净产量则是该行业产品的边际供给价格的倒数，即由于产量增加一个微小的增量时，该行业总货币开支的差值的倒数。因此，说在任何行业中投资的边际私人净产量大于（或小于）边际社会净产量，等同于说供给价格小于（或大于）该行业的边际供给价格。这一事实，与附录三§16和§17中的结论一起，说明在一个有多家企业的行业中，任何数量的投资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大于、等于或小于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从行业的角度看——所需要的假设条件与从社会的角度看所需要的相同——与行业遵从递增、不变或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相对应。在一个竞争的行业中，当产出的变化引起所使用的某些生产要素的价格的变化，以至于从两个角度看，供给价格的变化率不同时，则可以对上述结论加以扩展说明，投资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大于、等于或小于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并非从行业的角度看，而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与行业遵从递增、不变或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相对应。[10]

§10.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有待研究，即如果我们仅仅相对简单地（即从行业的角度看）知道某一行业遵从递增、不变或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此一项或彼一项的法则的话，则我们对于边际社会和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之间的关系还能知道有什么，如果有的话，更多的了解呢？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从事物的表面即可看出，任何商品产量的增加，引起用于与产量增加之前所使用的相同数量的所有要素组合上的总货币开支下降，是根本不可能的。[11]
因此，当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相对简单地成立时，则从社会的角度看，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一般来说必然也成立，因而在竞争的条件下，该行业的投资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一般来说将小于边际社会净产量。然而，当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相对简单地成立时，则从社会的角度看，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不一定也成立。的确，除去§8中描述的情况之外，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相对简单的递增的供给价格法则，并不意味着在竞争的条件下，某行业中投资的边际私人净产量大于边际社会净产量；与此相反，它很可能小于边际社会净产量。于是，除去少数例外的情况，虽然在递减的供给价格（相对简单地）的行业中，单纯竞争总是造成投资过少，但是在递增的供给价格（相对简单地）的行业中，单纯竞争并非总是或者甚至一般地造成投资过多；与之相反，在这种行业中，它很可能造成投资过少。例如，英国的农业尽管明显地符合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相对简单地），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却可能是一个具有递减的供给价格的产业，并因此而遭遇投资不足的危险。

§11.在任何行业中，如果投资量刚好达到那里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与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中心价值相等的水平，则在所考察行业的范围内，国民收入将实现最大化。不考虑多种极大值存在的可能性，为方便起见，我们建议将在行业所作之投资称为理想投资，将因此而获得之产出称为理想产出。在单纯竞争的条件下，如果在某一行业，投资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大于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则表明所获得之产出小于理想产出；如果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小于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则表明所获得之产出大于理想产出。由此得出，在单纯竞争的条件下，对于每一个行业来说，如果其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大于其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的话，则将存在着某一津贴率，政府按该津贴率提供资助，将会改变产出水平，促使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在一般意义上更接近于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因此——假设用于津贴的资金只以不对生产造成任何损害的方式予以转移——促使国民收入的大小以及经济福利总量的增加，而且将存在着一个津贴率，以其提供资助的方式将在这方面产生最佳的影响。同样，对于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小于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的每一个行业来说，则存在着一定的税率，政府按其向各行业的企业征纳赋税，将使国民收入的大小增加并提高经济福利；同时存在着一个税率，将在这方面产生最佳的影响。这些结论与上一段所谈的结论相互联系，创立一种假设，赞同政府对相对简单地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成立的行业提供津贴，而对从社会的角度看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成立的行业征收税款。当然，它们并未创立一种假设，赞同对偶然选择出来的行业给予财政的干预，或者通过津贴率或税率予以运作。正确无误的是，特殊的药品只有按特定的剂量在特定的时间服用才可能治愈疾病；同样正确的是，一般来说，药品混杂在一起服用对于健康都是极为有害的。

§12.此外，有必要使进一步的考虑更加明晰。当上面的论述提到在某些行业中投入的资源的数量错误，因为那里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不同于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的时候，实际上是默认在大部分行业主体中这两个价值是相等的，并因此存在着空间，可以通过在所考察的行业与大部分行业主体之间资源的转移增加国民收入。如果在所有的行业中，边际社会与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之间的偏差都达到完全相同的程度，即应视为实现了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且在这些方面，不存在进行财政干预的余地。然而，一般来说仍然可以维护对行业提供津贴的制度，所需资金由一次性缴纳的税金形成，以便促使投入到行业中的努力与等待随着经济福利的增加而提高。进一步讲，即使只关注若干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问题，但已经得出的结论并不意味着从社会的角度看，仅仅依据在所有的行业中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递减的供给价格的特点，就排除了财政干预的可能。通过将资源从递减供给价格法则表现的程度较低的行业转移到该项法则表现的程度较高的行业——至少从理论上讲——使国民收入得以提高，仍将是可能的。

§13.为完整起见——虽然严格地讲这一问题已经超出我们正式讨论的范围之外——还应附带地关注一下类似于第9章§12中所提及的某种类型的反应。在某一行业中资源的增量投资，除了为购买者生产出一项产品之外，还可能使改变了的生产成本并未体现在投资者的利润方面，而是改变消费者从他们给定数量的开支中所获得的满意感的水平，生产出更深层次的产品。这种间接产品的形式，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在有些商品中，对其产生拥有的欲望，部分地是由于其他人拥有了它，第1 000个单位商品的生产对总体满意感的增加量，超过该件商品自身包含的满意感的水平。因为它使得每一个单位的商品都变得更加时髦。高级礼帽就是例证。在有些商品中，对其产生拥有的欲望，部分地是由于其他人没有拥有它。第1 000个单位商品的生产对总体满意感的增加量，小于该件商品自身包含的满意感的水平。因为它使得每一个单位的商品都变得更加俗气。钻石就是例证。[12]
在行业之中，如果对其产品的欲望产生于产品本身，而非任何形式的展示特色的手段的话，则第1 000件产品的生产对总体满意感的增加量，就等于该件产品自身包含的满意感的水平。以这一分析为基础，就很容易得到§11中所提出的论断。对于每一个行业，如果对其产品的欲望会因产品较不流行而增大的话，则必有某种税率存在，按其对行业征税将增加经济福利；对于每一个行业，如果对其产品的欲望会因产品的更加流行而增大的话，则必有某种津贴率存在，实施之将会产生类似的效果。但是有理由相信，大量的供人口中绝大多数人消费的普通商品，都是完全根据它们自身的特性予以设计的，并不能成为任何显示特色的手段。因此，即便在绝对明智而且绝对正直的政府的掌握之下，这些财政措施的应用范围也比想象的要小得多。

§14.这些结果，类似于与垄断相比较所得出的结果，均属于纯粹理论上的结果。开拓并扩展它们的尝试往往因无法在实际中应用而遭受非议。因为人们争辩道，虽然我们可以说通过向属于某一范畴的行业提供津贴，而向属于另一范畴的行业征收赋税，就能增加国民收入并提高经济福利总量，但是我们却无法说现实生活中的各个行业究竟属于我们的哪种范畴。换言之，人们坚持认为经济学的匣子以及其中的小匣子，虽然贴着递增、不变和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标签（不论是相对简单地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等等，却都是空匣子，因而除了当做玩具之外别无他用。然而，这一结论并无充分的道理，即使我们永远无法装满这些匣子和小匣子，用于研究它们的劳动也绝非空掷。例如，利用它们我们能够看出，当说明征税或者运用垄断性的政策将产生如此这般的结果时，其内在的假设条件是什么。于是，我们处于发现并揭露诡辩家的牵强附会的教条的地位。确切了解可能对某一问题作出解答所需要的事实是什么，尽管该事实尚无从获得，也比停留在混沌与轻信的观点的迷雾中更佳。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将各个行业按照理论分析所划分的范畴予以分类一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无须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它是不可能的。统计技术本身，虽然因适用的材料的数量在增加和准确性在提高，但仍不足以帮助我们完成这项任务。因为统计仅仅涉及过去。不过，掌握着有关各个行业实际条件的具体知识的经营英才们，将有能力向经济学家们提供使其作出可能的初步判断所需要的新材料。孤立无援的经济学家们不能装满他们的空匣子，因为他们缺少必要的实际知识；同时孤立无援的经营者们也不能装满它们，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匣子在哪里，以及这些匣子是什么。然而有理由相信，二者联手最终会找到获取成功的方法。至少值得为此而努力去尝试。因为目前缺乏稻草而失去耐心就将制砖机器毁坏的做法，是不够成熟的表现。较好的做法是到海外去宣传我们急需稻草，并鼓励有志者去生产它们。[13]

[1]
并不需要假定任何企业真的达到了这一中心水平，而是将其定为在单纯竞争的条件下，某一具有不变的供给价格的行业将会达到的水平。

[2]
根据第9章§2中给出的关于投资增量的定义，我们一定不要说资源增加某些单位而不提流入某一行业。

[3]
在某一行业，其产品的需求弹性为1，当资源任何第r个增量的社会净产量为已知时，不论该增量的社会净产量是等于还是大于私人净产量，为生产而投入的资源的数量将显然是相同的。因此，相对于投入资源的边际单位，存在着社会净产量大于私人净产量的某一超出量的影响，在竞争条件下，它使消费者刚好无偿地获取这一超出量；而相对于投入资源的其他单位，当存在着（已知）社会净产量大于私人净产量的某一超出量的影响时，它会使消费者无偿地获取所有这些超出量的总量。然而，在需求弹性不为1的行业中，（已知）投资的不同数量的社会净产量大于私人净产量的超出量的存在，将造成投资的数量不同于在其他情况下投资的数量。这意味着，由于相对于边际的该单位的投资，存在着社会净产量大于私人净产量的超出量，故对于消费者的物质状态的影响，不再简单地就是该超出量。同样，对于实际使用资源的单位的所有超出量的总和对消费者的物质状态的影响，也不再简单地就是这些超出量的总和。当然，由此可知，对于消费者的满意感（以货币表示）的影响，不能像在单位需求弹性的情况下，以其对于他们实际获得的产品数量的总体需求价格，如果（已知）社会净产量始终等于私人净产量，超过对于他们希望获得的产品数量的总体需求价格的水平加以量度。种种考虑说明，除非需求弹性为1，否则说在竞争条件下，边际社会净产量超过边际私人净产量的超出量等于存在着这种超出量的情况下消费者所获得的“增加的利益”，这是不妥当的。出于这种考虑，我在本文中修改了第三版相应部分所使用的表达方式。

[4]
坎南教授反对在提及上面所定义的递减或递增的收益时，使用“法则”这一术语，理由是由于某些行业具有递减的而另一些行业具有递增的收益，而一项科学法则应该在所有的情况下，而不是仅仅在某些情况下，都成立（《财富》，第70页）。对此的回答是，事实上上述观点仅仅对于大部分物理学中的一般法则来说是正确的，例如，生物学者常常谈起孟德尔遗传法则，并无任何含义指所有的遗传均遵从这一法则。不过无论如何，这只是字面上的争论而已。

[5]
几何上，成本的连续下降将表示为整条供给曲线的下移。

[6]
在这种情况下，在任何时刻煤层被开挖的程度当然与在此之前的产出的规模有关，但是这并不对我们所作的区别造成影响。

[7]
这一概念虽然在数学上很简单，但是在用普通语言对其加以表述的时候，却需要谨慎对待。某行业遵从递减、不变或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从行业的角度看，即简单地意味着供给价格增加的比率（随着产出的增加）为负、为零或为正值；从社会的角度看，该行业遵从递减、不变或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意味着供给价格增加的比率为负、为零或者为正值。供给价格方面从行业的角度看，其增加的比率是一项微分，积分就是供给价格。供给价格方面从社会的角度看，其增加的比率也是一项微分，但是与其相对应的积分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供给价格从社会的角度看的变化率，与从社会的角度看的变化率含义并不相同。从社会的角度看并不存在分开的供给价格；从整体的角度看，只存在着一个供给价格。

[8]
《工作与工资》，第一卷，第166页。

[9]
《经济学原理》，第318页。

[10]
参看附录三的§17。

[11]
应予以理解的是，这种情况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例如，如果某一行业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它们在各自的总供给中仅占很小的比例，同时使用了第三种要素几乎全部的供给，则如果产出的规模的增加促使某种新方法的引进，而该方法导致对于第三种要素需求量的绝对地减少，则前两种要素的价格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同时第三种要素的价格将会显著下降。结果是第一种要素的a个单位加上第二种要素的b个单位加上第三种要素的c个单位，将会低于以前的成本。不过很明显，这种类型的组合是不大可能出现的。

[12]
应该附带说明的是，当流行性或独特性成为评价人们拥有某物的一种因素的时候，往往并非单独地表现为一般的流行性或一般的独特性，而是在许多场合，同时表现为在一部分人中的流行性，而在另一部分人中的独特性。正如麦克杜格尔先生对于时尚追求者的描述那样：“每一位受害者不仅为其所效法的人的声望所陶醉，而且也为那些尚未接纳该时尚的人的与众不同的理念所感动。”（《社会心理学》，第336页）然而，这方面的问题在此无法探究。

[13]
参看1922年9月《经济期刊》中克拉彭博士的论文《经济的空匣子》，以及本书作者在12月份在同一杂志上所作的回应。

第12章　竞争价格的政府管制

§1.前面的讨论似乎在表面上证明，暂不提私人和社会净产量之间的偏差，旨在改变自由竞争机制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将损害国民收入。因为对这种竞争放任自流，将会不断地促使资源由生产力较低的位置（以货币量度的经济满意感为单位）流向生产力较高的位置，因此总能促使社会资源的配置从较不理想的状态向较为理想的状态转化。现在我们必须将这种一般性的假定，与欧洲大战期间英国及大多数其他国家政府广泛采用的价格管制政策相印证。我们建议，首先对该种政策作出一般性的说明，然后研究依据所获经验，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如果有必要的话，对前一章的结论作出修改。

§2.从广义上讲，基本情况如下。战争以两种方式引起某些物品的严重短缺：一方面，对于军火、军服等等，出现了远远超过正常供给的新的大量的政府需求；另一方面，由于适用的船舶吨位的缩减以及劳动力向军队和军事工作的转移，使得普通民用物品的供给大大低于正常供给水平。由这种或那种方式所造成的短缺，赋予偶然地囤积了这些短缺商品的人，或者赋予有能力迅速生产它们的人以权力，使他们对这些商品的要价，远远高于通常的水平。当短缺是由于增大的政府需求所造成的时候，这些人的生意的规模将会像以前一样大，甚至更大，他们能够索要的高价使他们获取了超出正常水平的巨大利润。当短缺是由于供给不足所造成的时候（即通过劳动力的撤出或者生产的其他障碍所造成的），高价带来的利得很可能被销量的减少所冲抵，以至于无法获取超出正常水平的巨大利润。然而，对于大量的物品来讲，需求的状况使得供给方面10％的短缺，可能造成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的上涨远远超过10％。对于这类短缺物品的销售者来说，即使是由于供给减少所造成的短缺，往往也意味着超常的利润。当然，某些超常利润可能看起来比其真实的水平还要大。因为，如果所有的价格都翻了一番的话，加倍的货币利润只能使人们获得与以前相同数量的物品。不过，十分常见的是，货币利润增长的比例远远超过一般物价增长的比例。不论何时发生这种情况，一些特别幸运的人将从战争的直接后果中获取暴利。这种状态自然会引起有些人的不满，并呼唤政府的干预。

§3.这种干预可能遵循两种主要途径之一。一方面，可能允许幸运的销售者根据市场所确定的价格定价，并在第一阶段获取超常利润，然后财政部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征收一笔很高的超额利润税取走这种利润的大部分。另一方面，权威机构可能按照估计出来的某一比率限制他们定价的水平，使他们无法获取超常利润。排除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考虑，对于幸运的销售者们来说，这两种方案半斤八两。但是对于那些恰好需要他们销售的这些商品或服务的人们来说，这两个方案却不相同。因为在最高价格方案下，他们未受波及，但是在超额利润方案下，他们却为一般纳税人的利益接受了一种特殊的征缴。由此可知，当纳税人本身通过政府（也即最主要的购买者），或者通过公众（也是购买者）并或多或少地与其作为纳税人成一定比例关系时，从这两种方案中选择哪一个关系并不重大。但是，相对于食物类的所有的生活必需品来说，与富人相比较，作为某种物品的购买者，穷人占有的数量极大，但是作为纳税人，穷人缴纳的赋税却较少，此时对两种方案的选择则是关系重大的了。因为，如果政府采用超额利润方案而不是最高价格方案，则将减轻富人很大一笔税款，并通过迂回和半秘密的方式转嫁于穷人。不论对从相对贫困人口的身上为战争开销榨取较大贡献的做法持何种观点，很明显，这种类型的措施绝无可取之处。结果是，在此问题的较大范围内，超额利润方案实际上不可能成为防止幸运的销售者大发战争横财的主要措施，坚持最高价格方案是很必要的。

§4.在实施这一方案的过程中，会遇到相当多的困难，在此逐一道来。第一个是定义的困难。同一个名称常常涵盖着许多型号且是不同品质的物品，这使得采用任何形式的表格都难以将它们归类。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一般性的规则实施对价格的控制是不可能的，必然退而采用繁复的单独估价的方法。于是，在1918年3月《关于生可可的法令》中规定，除非按照“一种公平的价值”，否则不允许销售生可可，这一公平价值则由食品总监任命的鉴别各个档次可可级别的专人来确定。1917年年底，为了控制市场上生牛羊肉的销售价格，采用了类似的做法。然而很明显，这种方法不可能大规模使用，因为它牵扯到大量的劳动。其结果是，一般都要对它进行必要的调整，而且进行等级上的一般性的分类，尽管可能出现由它所造成的这种或那种偷漏行为也在所不计。

在确定质量等级的问题解决之后，第二个困难是事实上这些等级往往过多。为如此之多的等级直接制定价格，是一项超出任何权威机构所设想的艰巨任务，至少在运行初期是如此。等级较少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可以在专家的建议和帮助下开展工作；但是当等级非常多的时候，一般认为最好不再依赖于一份最高价目表，而是依赖于一道命令，以确定未来可能的定价与过去已有的定价之间的关系。1916年8月发布的《军需部法令》就是这种方案的实例，该法令禁止机床的销售者此后的定价高于1915年7月的价格水平，部长核准的除外。当一种商品（也许对其确定等级已不成问题）是在许多地方以不同的条件生产出来的时候，很明显，制定单一的最高价格的做法将不能公平地对待不同的生产者。此时，同样无法制定一份随环境而变动的价目表，控制部门被迫回到并非确定未来的价格，而是确定未来价格与过去价格之间关系的方案上。因此，1917年3月发布的一项法令规定，进口软木不得以高于1917年1 月31日前一周流行于若干个地区的价格出售。之后，这一法令对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进口产品作了修改。不过，对此我们不予关注。

到目前为止，一直默认对于某一等级的任一商品所规定的最高价格是单一价格。然而，对于某些商品来说，不存在全年都与其生产和销售条件相适合的同一价格，必须规定一系列的最高价格。很明显，正确确定一系列价格比确定单一价格要难得多。结果控制部门不得不再次运用确定未来和过去价格之间的关系的方法，于是，在1917年7月的法令中规定今后各地每一法定标准加仑牛奶的批发价不得超过一年前同一月份的价格6.5便士，同时，每一法定标准加仑牛奶的零售价不得超过这一对应的价格2便士。1915年的《煤价（限制）法案》采用与此相同的做法，它规定任何煤矿公司的定价均不得超过1913年至1914年间相同时期类似的销售的价格4先令（以后提高到6先令6便士）。

显然，所有这些间接且迂回的控制方法均为偷漏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并证明其难于实施。结果是，控制部门在其对各个行业的条件有了更好的掌控以及充分的了解后，便会朝向制定较为精细的最高价目表的目标努力前行。逐渐地，这就变成了最主要的方法。食品类重要物品大部分的出厂价和批发价直接由价目表限定，由军需部控制的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也是如此。对于大多数商品来说，制定单一价格已经足够。不过，有时对英国不同的地区规定了不同的出厂价。例如，对于干草，苏格兰规定了一个价格，而英格兰则规定了另一个价格。同样，有时规定系列价格用于一年的不同时期。对于土豆1917年2月的法令为3月31日之前规定了一个价格，而为该日之后又规定了另一较高的价格。对于豌豆和菜豆，1917年3月的法令为在6、7月和之后的月份中的销售价格规定了依次递减的三个价格。同样，对于在联合王国收获的小麦、燕麦和大麦，1917年8月食品总监规定了自1917年11月至1918年6月每两个月连续递增的系列价格。一项较迟的规定牛奶的最高价格的法令，也对一年中的不同时期采取了类似的差别定价的方法。很明显，直接规定最高价格，如果该价格能够令人满意地迅速确定出来的话，则被证明比其他任何迂回的方法更为有效。

迄今为止，我们仅仅考虑了简单组织起来的行业，生产者只向消费者销售最终产品，没有任何中间产品。然而，在大多数行业中，从最初的原材料和服务到消费者手中的最终产品之间存在着若干个阶段。这一事实提出深层次的问题。假设对于任何最终产品的需求的条件不变，当对生产和销售最终产品的任何原材料或服务规定人为价格的时候，最终产品的价格并不必然会相应地有所下降，而是取决于在原材料和服务的供给者与最终产品的供给者之间的供应链上的其他人，他们的加价相当于被管制的销售者所减少的那一部分。因此，如果煤价在煤矿坑口处因政府行为而降低，而且没有任何其他辅助措施的话，则唯一的后果就是煤商可以更为便宜地购进煤，同时保持原有的销售价格。同样，如果牛价被迫降低，但没有实施其他措施，则零售价可能保持不变，于是屠户和肉贩子获利甚丰。再者，如果进口原材料的运费因国家行为而保持人为的低水平，则在自己的行业中使用该种原材料的各式各样的人，可能获得全部利益。这已并非仅是可能发生，而是将会发生的事情。一般来说是如此，除非拥有这些超强能力的人出于爱国热忱，或者惧怕大众不满，决定放弃他们的利益。为了对此加以预防，在生产的前期阶段对最高价格的限定，必须与后期阶段对制造商或交易商的利润的控制相配合，防止他们对这些价格作出进一步的加价。进行这种控制的一种方式即是在整个链条中对每位销售者设定加价百分比限制。例如，在1917年5月，规定由俄国进口的木材不得以高于购买价格的10％的价格销售；而在1917年10月，制定了一份鱼类价目表，规定了加工商、批发商以及其他销售商之间的价格，并禁止他们加价超过价目表相应价格的10％（零售商除外）。更为常见的做法，不是限定加价百分数，而是限定加价的绝对数。因此，根据1917年的《奶酪法令》，英国生产的各种奶酪的第一手价格由市场确定，除制造商之外的任何交易商均不得在实际发生运费的基础上加价并且超过，一般来说，是每100磅6先令。在10月，该《法令》又进一步规定零售商不得在他们实际支付价格之上加价超过每磅2.5便士。在同一个月，也对各种皮革的价格以基本相同的方案加以管制。同样，在1917年11月也颁布法令对马匹和各种家禽的价格予以管制，禁止生产者定价超过他们的原材料实际成本即每吨1英镑10先令；而其他销售商加价则不得超过如下规定：销量600磅以上，加价每100磅1先令；销量300磅至600磅，加价每100磅3先令等等。对于肉类制品，首次采用了这一方案的某种变形，主要考虑到解决因零售商在不同的销售环节获得不同比例的利润的习惯所造成的困难。在1917 年9月的法令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在两周之内零售肉类制品在其实际支付价格及成本之上加价超过事先规定的百分数（均应低于加价每磅20％或2.5便士）。在1917年8月，对腌肉和火腿的零售商设置了相同方式的规定。

很明显，在对后期阶段商品转到消费者手里过程中的价格控制所制定的这类方案中，包含有与对早期阶段生产者价格控制所制定的迂回方案中相同的不利因素，即很容易出现偷漏行为，结果是，当控制部门能够进一步掌控它们的工作的时候，它们便开始努力寻求更为令人满意的方案。1917年8月的《黄油价格法令》，就是这种阶段性变革的例证。该《法令》规定零售商不得对其销售价格在相对于他们的实际成本之上加价超过每磅2.5便士。不过该《法令》又进一步规定，当地食品控制委员会可以依据该《法令》的基本精神（包括对制造商、进口商和批发商价格的规定）预先设定零售价格最高限度，即便符合要求也不能免除任何零售商不得加价超过每磅2.5便士的规定。所采用的关于煤炭零售价格管制的方案，是略为高级的阶段性变革的例证。设定的基本原则是，零售商不得在其自己的购买价格之上加价超过处置并交易的实际成本（包括除去交易商薪水以外的业务费用）即每吨1先令以上。这一原则可以说并未空设。它要求地方管理机构在咨询和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适用于他们地区的确切的零售价格表。当控制机构对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不止一个环节制定出最高价目表时，便进入了更高的阶段。1917年的《马铃薯法令》就属于这种类型。规定对于种植商的最高价格，如果批发交易商在任何一周的售价使其获利超过每吨7先令6便士，便要扣除他们所有的购买马铃薯的总成本——这些成本随着不同地区运输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同时规定了一个精确细致的零售价格标准，将每磅至每百磅所允许的价格相联系，包括零售商为不同等级的马铃薯实际支付的运输价格在内。当控制机构完整地制定出——对于生产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是如此——确切的价目表时，便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正是食品部不懈实践着的方案。对于英国的洋葱，大部分鱼类制品，牛羊肉，制果酱的水果和果酱，豌豆和菜豆，稻草，燕麦与小麦的秸秆，等等，都已经完全实现了这种方案。为避免因情况了解不全面而造成这些标准的制定忽略了某些地区的特殊性，往往采用向地方食品委员会授权的补救方法，要求它们在获得食品总监批准的条件下，调整它们地区的最高价格。这一条款被引入1918年2月的《关于规定兔子最高价格的法令》中。以相同的方式，它也被用于1917年9月的一项法令中，令食品总监和地方食品委员会满意的是，以例外情况为理由，可以不按照官方的最高价格零售面粉或面包，“以便实现合理的利润”，可以向委员会所属的整个地区或部分地区发放许可证，允许按较高价格销售。在1918年2月的法令中所制定的关于大部分鱼类制品的最高价目表中，作为零售价格，就允许进行类似的地方性的调整。1918年3月的《牛奶价格法令》也是如此。在1917年9月的《马铃薯价格法令》中，也授予地方食品委员会在获得食品总监的批准后，调整当地零售价格的权利。

到目前为止，注意力局限于制成品上，这些商品离开生产者之手与到达消费者之手均保持基本相同的形态。当我们关注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原材料时，遇到了更大的复杂性。在此，由于原材料在不同类型和等级的最终商品中占有不同的重要性，因此一般来说不可能为原材料以外的物品制定价目表。于是，对于靴鞋和服装这两种重要物品，采用了一项精巧的迂回方案。一种尝试是引导或强迫制造商将其绝大部分设备用于“标准化物品”的生产，并以按成本折算为基础的计算价格出售，希望通过这些物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迫使非标准化生产的相同物品的盈利性价格下调。对于靴鞋来说，要求制造商将其设备的三分之一用于生产“标准靴鞋”的民用产品。对于服装，虽然没有提出必须用于生产标准化商品的设备的固定比例，但是却通过对制造商实施羊毛原料配额等方面的相对优惠的政策，诱导他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棉纺商品，虽然对于棉纺原料的价格进行人为的控制，但是并非尝试对最终商品予以相应的控制，理由是因为可能用于操作的纱锭和织机的减少，棉布织造商需要为失去工作的工人们的利益缴纳一笔特殊的税款，已有相当重的负担。

§5.以上对在价格控制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所采取的对策作出的说明，提出了一个具有某些理论价值的问题。非常明显的是，在控制的早期阶段，出于实际的考虑，必然是以生产者而不是以消费者为起点的。因为在零售价目表中所需要体现的地方性差异，一般更为重要而且需要更多的了解才能给予公平的确定。然而，正如业已说明的那样，随着控制部门变得更为专业并能够更好地掌控它所在的行业，它产生对从生产者到最终销售者全程制定价目表的倾向。于是，最终常常规定零售最高价格。值得质疑的一点是，当所有这些均已安排妥当，是否仍有必要继续进行早期阶段的控制？难道最高零售价格不能沿整个链条反推回去，并且自动终止早期阶段的“暴力行为”吗？对此持肯定意见的观点似乎对食品部的部分控制工作产生了指导作用。例如，规定任何人销售萝卜和甘蓝的价格不能高于每磅1.5便士，规定任何人销售巧克力和糖果的价格分别不得高于每盎司3便士和每盎司2便士。不过一般来说，仍有人认为保持分开的早期阶段的控制价格，并对零售最高价格进行调整更好一些。在纯粹竞争的条件下，这样做似乎不再具有真正的必要性。如果零售最高价格得到了严格控制，则链条上的每个人都将被迫按照使其获得普通利润率的价格销售。对于销售价格人为的控制所起的作用，与公众对于商品的需求的下降以充分抵制供给短缺所起的作用完全一样。不过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安排会引起一定的摩擦，某些受到影响的商人会对那些刚好主要依赖于他们的店主或其他人施加准垄断性的压力。因此，在关于早期阶段的最高价目表已经投入使用的情况下，再将它们放弃，并希望零售商的价目表能够充分发挥自我控制的能力，使整体上达到预想的结果，很可能不是明智之举。

§6.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对战争年代的这些权宜之计所作的广泛的分析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在当时所尝试的这类价格管制与国民收入的大小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战争的巨大扰动已经使得现存的资源配置变得极为不经济，这从用于生产某些特别稀缺的物品的资源的边际净产量（社会的和私人的都是如此）价值超常之高即可看出来。外部干预除外，超高的边际净产量价值意味着投资者超常的收益，同时这些超常的收益具有将资源从生产力相对较低的用途，吸引至生产力较高的用途的倾向。当价格被依法降低时，在任何用途中任何给定数量的资源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均被确确实实地降低了。因为我们已经定义此价值为边际净产量与实现的价格之乘积。不过很明显，这一定义默认实现的价格与需求价格相同。当二者被人为地加以分离时，我们的定义也必须予以修改。资源的边际净产量价值，为了国民收入的利益将使之在各处相等，由边际实物净产量与需求价格的乘积所构成。理解这一点以后，就清楚地认识到人为地降低价格，使受其影响的行业的收益减少的同时，却使投资于该行业的任何数量的资源的实际边际净产量价值未发生改变。因而从国民收入的观点看，资源转移的渴望性未发生变化，尽管造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影响有所减弱。不妨以较为一般性的概念描述同一观点，即强加于竞争条件下（即并非由一位垄断者）所生产的物品价格上的任何外部约束，一定会减少人们必须生产该种物品的诱因。通常恰恰是以高价格和高利润才使得任何物品的短缺自行得到纠正。对于获取额外利得的期望，引导着自由的资源流入生产短缺物品的行业。断绝这种期望，则对国民收入有利的供给的增加也将遭受阻碍，而且对于“自然”价格降低的幅度得越大，其遭受到的阻碍也就越严重。

§7.在大战的特殊的环境中，这种价格限制所造成的损害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影响所抵消。因为政府自己在行业的许多部门承担了在不同的用途之间配置资源的任务。它建立军工厂，控制船舶制造，通过在土地、拖拉机以及由军队提供劳务等方面的承诺，激励农业生产。因此，尽管价格管制有可能削弱通常由经济动机造成的指导力量，但是指导性的工作却是由另一家更有实力的机构来完成的。毋庸置疑，如果将任何用途中的价格人为地压低，致使“代表性”企业降到一般的货币水平之下，则不管政府的压力如何，资本和劳动都将流向他处。但事实与此相反，经常听到的抱怨是，规定的价格过高，足以使企业获得超常的高额利润，不仅仅那些完全可以被认定为“代表性”的企业是如此，而且甚且那些非常弱小的、低效的企业，在通常情况下蒙受亏损并被淘汰出局的企业也是如此。[1]
因此，从整体上看，我们可以得出所谓的结论，即在政府超常规行事的观点中，同时应该加上呼唤爱国主义的有效性，可知战争期间特殊环境下的价格控制，很可能对国民收入的量没有造成什么损害。

§8.然而由此而推断，一项旨在防止生产者群体在市场条件给予他们能力这样做的场合，获取超常利润的一般性的永久的管制政策同样是无害的，则是一项重大的错误。人们在选择他们的投资的时候，考虑了这些变动不居的因素，并在他们认为正确的范围内，以如下方式配置他们的资源，即在不同的用途中，从平均水平和整体上看，资源将提供给他们大致相同的边际产出。很明显，在这样的环境中，当需求与供给的状况使任何行业能够获取超常利润的时候，任何一般性的政府政策将价格压低到竞争水平之下，必将在实际上使该行业处于比其他稳定的行业更为不利的地位。因为如果有一个山峦起伏的地区，平均山高与谷深相同，使该地区刚好相当于一个平原，现在将最高的山峰削掉，则其平均海拔一定会降到该平原的海拔以下。政府对生产所进行的任何直接的管理，都不能对这种差别化行动所造成的阻碍效应给予补救。因为，在这里，我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关注当价格管制机制生效时自由资源向他处流动的趋势，而且还要关注持续发挥作用并妨碍在受到威胁的行业中，固化于永久性设施中的资源无法寻求不同投资机会的倾向。例如，若英国采取一项基本国策，禁止农民们在世界性粮食歉收期间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抬高粮价，则必将阻碍在英国农业方面的投资。因为人们期望在时有发生的世界性粮食歉收时期寻求高价，然后用于补偿丰收年景低价的损失。因此，一方面，我们的分析并不认为在战争年代特殊环境下所采用的价格限制政策对国民收入造成什么损害，另一方面，战争的经验并未提供任何依据，可以对在非垄断的行业中实施一项永久性的价格限制政策将产生这种不利影响提出质疑。当然，这一结论受到前一章所考虑的条件的限制。同样它也受到修正条件的限制，即如果最高限价规定得很高，使所有普通的销售者并未受到影响，而仅仅保护了一位偶然软弱的购买者免受贪婪的商人的盘剥，则这种干预将不会破坏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配置的方式，并因此将不会对国民收入造成损害。不仅如此，如果政府为防止生产者群体在有利时期获取超常收入所进行的干预，与政府为防止生产者群体在不利时期蒙受超常损失所进行的干预相互平衡的话，则虽然它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在有利时期和不利时期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但是最终的结果不一定必然造成他们生产总量的缩减。

[1]
如果好的与坏的企业形成某种形式的联合体，以追求联合体整体的正常利润为目标，则可以证明在相当低的水平上限定价格是可行的。陶西格教授曾经指出，在这种安排形成之前，必须克服非常严重的管理上的困难，并精心设计详尽的成本核算系统（《经济学季刊》，1919年2月）。除去这种技术性的反对意见之外，还存在着进一步的更为一般性的反对意见，即单个企业中的高效管理的积极性将遭受严重的挫折，因为它不会给该企业带来多大回报。

第13章　供给的政府管制

§1.不仅仅在价格方面，战争提供了政府对竞争行业实施干预的实例。而且在不同的行业，同一行业中不同的企业，以及不同的最终消费者之间商品的自由分配方面，也存在着广泛的干预。必须进行这种干预以克服上一章中对于价格干预所造成的困难。因为在竞争的行业中，当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到它们自然可能达到的水平以下时，规范商品在不同的购买者之间分配的一般的市场影响，便不再发挥作用。在不存在价格限制的情况下，每个人出于各自的目的在任何价格下购买某种物品的量，就是在该价格下他想要购买的量，这一过程将吸纳全部供给。可是在竞争的行业中，当价格被人为地压低的时候，所有购买者出于所有的目的所产生的需求总量将大于供给总量，也可能是远远地大于供给总量。在美国，全年的小麦源自于国内的收获，未实施价格限制的分配政策的结果是，在收获初期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全部小麦，而在后期则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使用小麦的替代品。[1]
简言之，这是一种在时间上的错误的分配。然而，对于大部分商品来说，生产与消费是连续进行的。因此，不应该有时每个人能够获得他想要得到的所有物品，而有时又出现持续性的短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分配将变成一项长时间伫立于等待的队列中而不晕倒的充满事故和影响的并考验耐力的运动。没有理由期望通过这种机理形成的分配，从任何意义上讲，将会是一种正确的分配。于是，在战争期间，在实施价格管制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有必要也对分配予以控制，为达到这一目标，应建立起某些标准，以规定不同的购买者所拥有的适当的份额。诚然，不仅仅只是在价格管制的情况下，才应该对个人的供给进行控制。在某些未实施价格管制的场合，也应该对供给进行控制，以防止个别人为自己所用而过量购进政府因战争所迫切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在这里，控制不仅仅是对某一已经受到限制的总量的分配予以管制，而且是对个人消费的总量予以限制。然而，对于供给的管制，不论是否伴有对于最高价格的限定，其涉及的技术问题都是相同的。

§2.当交易的商品是可供不同目的使用的某种材料时，最显著的控制标准，从为国民战争服务的观点看，是与这些目的的紧迫程度相关的。运用这种标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制定规则，从最不紧迫的用途开始，部分或全部削减该种材料的供给。因此，使较为紧迫的用途得到较多适用的供给。

这种方法的实例有：

（1）对于新的国外投资，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对于民用房地产业的发展，由财政部给予强制性的限制。

（2）发布条例，不经过批准，造价超过五百英镑的建筑或者耗用钢材的建筑均不得施工建设。

（3）减少铁路提供有别于军事用途的各种形式的民用服务。

（4）禁止为娱乐而耗用汽油。

（5）从次要的有轨及轻轨项目向具有较大国民重要性的项目转移材料等等。

（6）对城镇和农村马匹的使用以及基本道路交通的控制予以管制。

（7）禁止将纸张用于报纸海报、某些条件下的商业传单以及不予“退货”的通知。

（8）木材供应部门禁止以木板箱和板条箱包装各种物品。

（9）禁止将电力用于商店门前之照明，并以法令限制宾馆与饭店餐厅使用人工照明或者戏院继续营业的时数。

这种方法完全是消极的。最不紧迫的用途予以排除，不是通过一般性的法令，就是通过颁发许可证——对最不紧迫的用途予以拒发——作为从事这项活动的条件。

§3.很明显，具有这种特点的措施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它们没有考虑到除去最不紧迫的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也具有不同程度的紧迫性这一事实。于是，如果当最不紧迫的用途被排除之后，可用的材料和劳动对于剩下的所有用途仍然不够充足的话，则有必要对于剩下的所有用途采用某种优先安排的制度。其中所尝试的最简单的方式如下。材料仍然由私人控制，但采用优先凭证制度，只允许将材料销售给持有凭证的潜在购买者，而且只有当持有较紧迫凭证的购买者满意后，才能卖给持有较不紧迫凭证的购买者。授予政府的工作第一级凭证，授予具有特殊国民重要性的工作（例如对保障外汇富有价值的出口事业）第二级凭证等等，形成级别系列。钢铁制品即按此方案处理，而方形石料和其他建筑材料则按稍显粗略但基本精神相同的方案处理。当对政府战争事务或其他特别紧迫需要适用的商品所占的比重极大时，优先凭证本身也并非总是万无一失的。政府得到的可能少于它所需要的。为了消除这种风险，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或者征收的方式，使自己成为那些特别紧迫需要的商品的所有者（或承租人），然后再交由企业参与政府工作中或其他特别紧迫的工作中急切需要的物品的供给，但是即便如此，仍然需要根据某种优先制度将剩余分配给其他企业。对于进口的皮革、亚麻和某些金属也采用了与此大致相同的方案。

§4.战争期间，在对抗性用途之间比较紧迫程度采用各种不同形式的标准，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不过这些困难必然小于如果在正常的和平年代运用这些标准可能遇到的必须予以克服的困难。因为在战争年代，不同用途紧迫性的比较，取决于它们对于国民战争的效率所作的贡献。这对所有的工作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很明显，食品、军需品以及武装部队的给养必须排在所有其他物品之前，而且尽管军火与船舶之间对于钢铁的需求竞争异常激烈，但经若干部委的代表之间的磋商，虽然困难但仍有可能公正地确定出令人满意的优先排序的结果。理由是每一件事情都围绕着一个唯一的相对简单的目标而展开。在已经建立起和平的制度下——当然可能的“关键”性行业除外，对于它们最自然的帮助的方法是提供津贴或关税保护，而非对物资进行配置——不存在这种唯一的目标。我们不再处理政府对于战争服务的需要，但是要处理广大的不同的人们对于必需品、享用品和奢侈品的需要。在战争年代，虽然输入钢铁比输入纸张更重要，而且生产军用烤炉比生产民用厨房设备更重要。但是在和平年代，就无法像这样对物品加以简单排序。必须生产的那些物品，应该是最为需要的，并且能够提供最大的满意感。但是，政府不能决定这些物品是什么，而且，即使它能够在某一时刻决定这些物品是什么，但是很可能在决定尚未付诸实际之前，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且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很难看出，一项在国内各个行业之间分配物资的永久性政策，能够如何令人满意地克服这种障碍。

§5.根据比较不同用途之间的国民紧迫程度，对这些用途配置物资，并非是对战争问题的完整解答。在用途的每一等级中，购买是由若干急于将物资用于最终产品生产的竞争的企业所进行的。通常，价格自身形成的水平，即为每一企业为获得给定数量的材料而乐于支付的价格水平。在价格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有必要假定在这些企业之间，以及在紧迫程度不同的级别之间，将形成进行分配的另一种基础。英国政府采用的基础是战前的相对购买量。对其说明如下：

（1）棉纺控制委员会的管制（1918年）是，限制任何企业所保留的可能用于加工美国棉花的机器的比例。

（2）纸张控制委员会对进口商规定的条件是，他们应按与1916年至1917年间相同的比例向其客户（即制造商）供货。

在高度组织起来的交易中，向棉纺行业那样，在这些方面实施管制并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在许多金属交易中，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创立特殊的机构。很明显，这种分配的基础不能与任何旨在持续较长时期的政策相联系起来使用。因为一种旨在维持同一行业中的不同企业总在某一仲裁年份处于特定相对位置而不变的安排，将会对效率和进步造成令人无法容忍的阻碍。

§6.当最终产品以及它们的原材料的价格都受到管制时，在最终消费者之间进行分配，将不得不面对与上面完全类似的问题。为此，需要构建一个可靠的基础，但是这样做仅仅对于广泛的、有规律的、连续性的消费商品来说才是可行的。在这里，此基础的目标并非是比较战前的购买量，而是对于现行需求进行比较所作的一种估计。对于煤炭、煤气和电力来说，对其需求的客观的量度是房间的数目和大小，以及在不同的人们的房屋中居住的人数。对于食物产品，当对于士兵、海员、重体力劳动者、残疾人和儿童通过补贴的方法实施差别待遇时，均假定所有人口的一般身体上的需求都是相同的，并以相似的方式予以分配，从而使这个主要的难题得以解决。这种分配方法与其他两种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从战争向和平的过渡，并未毁弃或者严重破坏为此而制定的标准的适用性。然而，很明显，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确也是如此，这种方法必然具有的粗疏及武断的特点，对其产生了一种严厉的否定作用。“财富相同的家庭消费不同的生活必需品的比例是非常不同的。在平时，他们以似乎是最佳的方式在不同的必需品之间分配他们的开支，某些人得到较多的面包，某些人得到较多的肉类和牛奶等等。以同一种方式分配将抹杀所有的差别；每个家庭按每人相同的数量配给每种商品；对于年龄、性别和职务等其他事项的补贴实在是难以确定”。[2]
无须怀疑的是，战争年代的英国的食品配给制度，不管其如何无能，的确开创出了远比放任抢购更为令人满意的局面——在抢购过程中，富人能够实施各种手段争取商人——结果必将导致食品价格管制而放弃配给制度。不过，在和平时期，在其他方案比配给更容易令人接受的情况下，配给制度所具有的不方便性和不公平性便格外突出了。

§7.如果我们满足于将我们所描述的各种安排，只作为已经决定实施的价格限制的补充措施来看待的话，则很明显，虽然它们可能影响国民收入的大小，但似乎只能是间接地——例如，优先用钢铁制造机器而不是生产汽车——并不能直接地或基本地对其产生影响，它们改变收入中某些元素的配置方式，但不改变收入中所包含的元素的数量。这些是由上一章说明的价格管制的方式所改变的，它们并没有被任何在分配方面对这些管制给予补充的政策所进一步改变。因此，以本编的观点看，无须再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多的分析，尽管在第三编中还将对富人与穷人的分配关系加以研究，并且对食品配给问题进行内容更为广泛的讨论。

[1]
参看《美国经济评论》，1919年3月增刊，第244页。

[2]
坎南：《经济期刊》，1917年12月，第468页。

第14章　垄断的条件

§1.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主要的争论上来了。在第6章中我们指出，利己主义对单纯竞争所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我们证明在这些环境中，除去在第4章中所讨论的这些类型的偏差之外，在任何行业中，资源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一般来说均倾向于与边际净产量中心值相等，并且探讨了某些行业在什么环境中，其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将与那里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相背离。现在，我们必须考察利己主义可能发挥的其他的基础性作用。正如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单纯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位销售者的供给只是市场总供给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以至于他们满足于“接受市场价格，而不是企图有目的地去改变它”。[1]
如果任何销售者的产出都占总量中很显著的一部分，则存在各种垄断活动的机会，当出现任何种类的垄断性活动时，利己主义并不倾向于达成某一产出水平，促使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与各处所使用的资源的产出相等。在后面的各章中，我们将详细研究垄断行为。然而，在这样做之前，为方便起见，应该对决定垄断能力存在的条件进行某些研究。

§2.首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某行业的总规模一定，而使之具有结构经济性的典型的单个企业很大时，则在此范围内将增大单个销售者控制该行业总产出较大份额的可能性。事实上，单一企业相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能否变得足够大，以产生某种垄断力因素，取决于所关注的各个行业的一般性特征。在生产工艺品的行业中，单个企业更容易实现“专业化”。因为在这些行业中，广泛的一般性市场往往包含有若干个小市场，它们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非竞争的。在这种情况下，单一企业的供给很可能占所在小市场的较大的比例，但其自身的绝对量并不很大。在少数与原材料和服务有关的特殊行业中，很可能因为内部经济性的特点导致单一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控制该行业总产出的主要部分的地步。沿任何确定的路线进行的铁路运输的行业，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实例。考虑到建设适用线路所需要的巨大的工程成本，显然在任何确定的两点间只建设一条或少数几条铁路以完成全部服务工作，远比建设许多条铁路，而每条铁路只承担服务总量中很小的比例要节省开支。对于为城市提供自来水、煤气、电力或电车运输服务的行业，也可以给出同样的结论。许多独立的企业的存在，造成大量主体管道、线网和路轨的铺设。但是，一般来说，任何地区的所有业务只需要极少量的这些主体设施即可完成。因此，许多独立的企业的存在，意味着投入到这些主体设施方面的大量的资本，其工作能力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得到利益，避免进行这样的投资具有明显的经济性。这种经济性乃是最终的理由，可以说明在刚刚讨论的这类行业中，为什么单一企业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以提供总供给中的较大比例。这种情况部分地被如下的事实所掩盖，即一般来说，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的理由是，国家或地方政府机构方面不能够容忍超过必要水平的更多的人的更多的次数对其重要领域的权力提出诉求，对其街道造成干扰。然而，隐藏于权威部门方面这种不情愿背后的是这些事件所造成的额外的成本。在与原材料和服务有关的行业的主体内，铁路及其相关行业的特殊的条件未被复制。在不同类型的行业中，内部经济性在不同的点上达到极限水平。在棉纺行业达到一点，在钢铁行业达到另一点。对于一般行业来说，在其发展的前期阶段即可能达到这一点，而在劳动的重要性相对较小的行业来说，在其发展的后期阶段才能达到这一点，不过，总是在单个企业真正成长为其所在行业的重要的一部分很早之前，就会达到这一点。[2]
显然，在出现这种情况后，内部经济性就不能再为垄断力承担责任了。

§3.其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行业的总体规模和典型单个企业的规模一定，而使之具有结构经济性经营管理典型特征的特定单位——例如众多企业由一家管理机构所控制——规模变大时，则在此范围内将增大单个销售商控制他所在行业的总产出较大部分的可能性。这一结论近来已经变得格外重要，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各种结构的经济性问题，因为它已成为在各种情况下，形成大规模控制的原因。

某些学者对实际情况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发现，当若干个平行的企业在共同的领导下组成团队后，不同的设施可以对应于某种工作的特定级别实现完全的专业化运作。与此相类似的其他事实是，某地区的订货可以安排与该地区最近的工厂来完成，从而节省运费。对于特定物品或者甚至特定工艺实现完全的专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非常之大，战争期间英国的机械行业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这尚不足以显示，为获取这些经济性，对众多个别企业实行统一控制是必要的。一旦它们的极大的重要性被人们所了解，即便不同的企业保持独立状态，仍然可以预期，在一般的经济动机的影响下，行业组织将会倾向于朝着该方面发展。例如，美国的造纸行业，作为一种行规，每家工厂自行限定只生产某种质量的纸张；[3]
同时在兰开夏郡的棉纺行业，不仅精纺、粗纺以及织布分别位于不同的地方，而且单个企业常常专精于纺织领域一个非常狭窄的方面。[4]
开发副产品获取经济性与此道理相同，但这并不表示在市场营销方面的那些经济性，是促进联合的主要因素，虽然某些学者也将其归结为大规模的控制。因为，“如果某生产者购买的原材料价格，通常存在着所有人购买它时都必须支付的市场价格，而且任何人只要购买量达到惯例的最低水平时就都可以买到它；同时，如果该生产者购买的是某种半成品，购买量每年达到数百英镑的价值并能及时付款，一般来说就有可能按照最低的价格买进。对我们来说，在购买原材料方面大企业所能享受到的唯一利益，似乎基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过剩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存货能够完全售出的情况，这是小企业根本无法企及的一些购买活动。然而这种运作具有投机的性质，而且得到这种利润，也很难称之为生产成本的降低，相信促成这种特殊购买的机会不会时常出现，而且即使机会出现，既可能使其获利，也可能使其受损”。[5]
同样，也不应过分强调规模化管理的重要作用，诸如“办公集中化，为商品建立中心仓库，集中提供保险和银行服务，建立统一的财会系统，简化分支机构工作的比较分析，建立统一成本体系以及中央销售机构”，[6]
等等。因为在较低层次的协定价格的卡特尔中，很难实现这些经济性，这种情况在德国很普遍，即使在企业集团或者股份公司中，[7]
它们也很快就会因为非常难于找到对庞大的经济体进行管理的恰当人选而失去其重要意义。

然而，存在着规模化管理的结构经济性，它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且有较大的适用范围。第一，较大的规模的确意味着实际上的较大的财富，它使企业有能力在试验方面花费更多的钱并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的确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大部分英国工业企业设计成小规模已经成为研究组织机构方面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因为这些机构为获得我们主要行业基础方面的关键问题的解答，需要进行长期复杂的研究。”[8]
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不清楚为什么这些小企业不能在其他方面保持完全独立的同时，锐意精诚合作以促进研究工作的开展。第二，许多企业形成联合体，意味着每家企业不仅仅掌握自己发明的独特的工艺，而且能够掌握所有企业的秘密。第三，许多企业联合而成的经济体，一般来说将与各种不同的市场打交道，而各个市场需求的波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当其成员企业必须调整各自的产量时，比它们处于分散控制状态下所需要进行的调整要小得多。不过，如果一家企业的平均产量为A，是由第一年生产（A+a）个单位而第二年生产（A－a）个单位所决定的，则其成本将小于如果第一年生产（A+2a）个单位而第二年生产（A－2a）个单位的情况。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本设施必须满足“产量峰值”（A+2a）个单位的需要，而不是在前一种情况下（A+a）个单位的需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由合作社——奶酪合作社等等——热切地希望它的成员对其忠诚，而且海运公司通过延期退税或其他手段来维系它的客户等予以说明。[9]
不仅如此，即使没有联合体时各成员企业产量总的变动幅度已经达到最低水平，即等同于总产量的变动幅度，联合仍然可以通过提高工厂主体运行的稳定程度带来经济性，出现糖业托拉斯的模式之后，往往保留一家特殊设计的工厂，使之根据总需求的波动调整自己的产量。[10]
第四，由于预测各种好的和坏的运气对若干联合体的影响，比预测对每一个个体的影响范围要容易得多，所以，运营由许多企业结合而成的经济体，从整体上比运营分离状态下的各部分所承受的不确定性要小。由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一般的经济性，可能自行体现为能以较高的融资能力获得贷款，或者为贷款付出较低的成本，或者联合体为调剂股利而需要保存的储备资金比例较小，或者其他方面。不过关键的一点是，不管经济性如何体现，一般来说它必然存在。受控个体规模越大，这种经济性就越大。的确，随着该个体的规模增大到某一点之后，经济性的增长就会变得异常缓慢。但是，在该个体达到非常大的规模之前，经济性一直是在快速增长的，并形成强大的力量促进大规模个体的发展——虽然毫无疑问，在适合于分级的商品中，会出现一种投机性的市场，并且有可能让一些小型个体，在自身承受某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通过套期保值的运作，使自己跻身于与大型联合体相当的地位。[11]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在某些特殊行业中，大规模的控制不仅仅因承受不同企业各自命运的波动所形成的不确定性的减小，而产生直接的经济性，它也因出现波动的概率的减小，而产生间接的经济性；在公众的信任非常重要且这种信任又是通过资本资源的巨大规模加以建立的场合，情况即是如此。银行业就符合这种条件——越是如此，银行家的账目公开就越是普遍。当然，在这方面银行不同于其他联合体的原因是，银行的客户是它们的债权人，而不像在大多数交易中，是它们的债务人。[12]

§4.到目前为止，我们单纯地考虑了我们的所谓的结构的经济性。还存在着其他种类的经济性，在一定的环境中，有利于大规模管理的发展。只要一个行业是由若干个分别控制的实体所构成的，就一定会发生各个实体为捍卫自己的市场而防止他人进犯的开支。正如第4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开支的大部分用于广告宣传和旅行推销员方面。不过，即使这些企业是相互竞争的，但当行业中任何若干分支企业处于同一管理之下时，这种开支中的大部分均可得到减免，第4章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A与B联合后，双方都将失去花钱争夺彼此客户的兴趣，即不论是通过旅行推销员还是什么其他方式，使客户选择自己的而不是对方的市场。在1908年的商务部会议之前，关于铁路有人指出，“众所周知，铁路公司都认为有必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钩心斗角的游说，而如果竞争能够通过合法的合并予以消除的话，则用于这方面的大部分资金会得到省节”。[13]
当然，除联合外，如果“竞争性”广告宣传的开支最大的话，则这种经济性也将最大。换言之，这种经济性并非体现于提供极易识别的标准物品的主要行业中，而是体现于各种日用品的交易中。[14]

§5.下面让我们假设在某一行业中，单个企业的规模以及单个控制实体的规模已经被调整到获取了结构的经济性和其他的经济性的水平，同时，这种形式的实体尚未大到足以展示其任何垄断力特点的程度。于是，很明显，对于垄断力将不能再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副产品那样仅仅被偶然提及，却无须对其进行认真分析。不过，正如其影响所倾向的那样，人们仍然抱有对于垄断力可能产生的利得的直接期望。当发起人仍有理由相信业余的投机者期望一定的垄断性会使公司具有超过其真实水平的盈利能力的时候，这就会使那些建立联合公司的人们获得超额利得。因为他们可以按增高的价值出售他们的股票。[15]
不过，除此特殊考虑之外，我们可以断言，依靠垄断所能获得的利得的数量，在供给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取决于所考虑的商品的相关数量的需求弹性，即相应购买数量变化的百分数除以价格（小的）变化的百分数。[16]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弹性越小，可能获取的利得就越大。应予以附带说明的是，这种状况以及下一章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可能促使垄断者将其控制范围扩展到与其产品相竞争的其他产品上去，例如，美国五大肉类罐头商吸纳了（1）非美国的肉类制品，以及（2）非肉类的食品。[17]
现在，需要分析可以形成高的非弹性需求的主要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该种商品属于不易找到便利替代品的一类商品。对于羊肉的需求，由于牛肉的存在而变得比较有弹性；对于汽油的需求，由于煤气的存在，以及对于电车的需求，由于公共汽车的存在，都变得更有弹性了。以同样的方式，在英国，对于铁路运输服务的需求可能比美洲大陆的更富有弹性。因为“英国拥有漫长且曲折的海岸线以及数量众多的港口”，可以提供极具竞争力的水上运输；[18]
同时，对于任何具体的铁路线路的服务的需求，一般来说都具有相当的弹性，即使不存在水上运输的竞争，也会受到其他铁路线路的间接竞争。[19]
我们现在考虑的关于这一点的另一领域中的贴切的实例，由杰文斯在其《煤炭问题》一书中所提供：“当西西里政府对硫磺课以重税时，正如所设想的那样，意大利成为自然硫磺的垄断者，我们的生产者立即投身于硫铁矿或硫化铁的提炼之中。”[20]
至于说到容易采用替代品的商品的种类是什么，则没有一般性的结论可以提供。不过可以看出的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产品如果是以质量而非数量取得领先地位的话，则其产品较少遭遇替代品的竞争。例如，英国质量上乘的牛羊肉，并未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贸易发展的影响，并未使之处于劣等质量的牛羊肉的境地。这是一项商业上的重要的事实。英国的制造商在壁纸、高档纺织品及电缆等产品的质量上占有显著的领先地位，但是在电气和化工行业则绝对处于劣势地位。[21]
很明显，从当前的观点来看，在对于任何拥有垄断力的销售商所生产的任何商品的替代品中，我们必须包括其他销售商生产的相同的商品。因此，一位拥有垄断力的销售商在任何市场上所提供的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越大，对于他的服务的需求弹性就越小。所以，对于垄断商品的非弹性需求，在竞争企业的供给被高昂的运输成本、高关税，以及不同国家的联合生产者为划分领地而签订的国际协议所阻碍的行业中，得到了强化。进一步讲，为了使需求弹性受到替代品的影响，实际并不需要真的竞争性的供给。在某些行业中，进行生产的人通常就是购买者，这些人自己就是自己的一种可能的竞争性的产品的供给者。因此，家庭工作委员会观察到：“除非这些物品（婴儿服装以及妇女衬衣和内衣）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中等收入人士的妻女，否则本来可能成为购买者的人们会去购买原材料，并在家中自己生产这些物品。”同样的评述似乎也可以用于洗衣或家庭杂物等工作。若有充分的理由，贫困的家庭主妇完全有能力自己去做这些事情。结果是，对专门为这些工作提供服务的需求具有特别大的弹性。[22]
例如，伯明翰（Birmingham）即曾经说过：“在任何商业萧条期间，洗衣女工均属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由于在艰苦岁月所出现的第一件需节俭的事情就是自行洗涤衣物，所以当地的小洗衣店很快便门可罗雀了。”[23]

造成需求非弹性的第二个条件是，一种商品被用于生产任何其他延伸商品时，只使生产的总成本增加一个很小的比例。当然，其中的理由是，当这一比例很小时，我们所关注的该种商品的价格以较大的百分比增加，将仅引起该延伸商品价格以较小的百分比增加，并且因此，将仅引起消费以较小的百分比缩减。利维（Levy）博士人为，这个条件造成对于工业的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高度的非弹性。[24]
一种相似的思路揭示出，对于消费者来说，零售及运输开支在商品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则对于批发商品的需求的弹性就越小这一事实。

第三个条件是，如果利用我们的商品生产任何延伸的商品，而该延伸商品的替代品难于发现。于是，用于房屋建筑的原材料将比用于机器制造的原材料具有较小的需求弹性。因为与外国的房屋和英国房屋的竞争相比较，外国的机器更易于与英国的机器相竞争。[25]

第四个条件是，在生产某种最终产品的过程中，与我们的商品协作生产的其他商品或服务，很易于被“轧空”，或者以技术性语言来表述，则应该是具有非弹性的供给。

所有这些曾由马歇尔加以区别的四个条件，都直接涉及人们对于不同商品的欲望的本质。还存在着另一个条件，它取决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对于任何商品的源自于对它的欲望表的需求表，在形式上与该欲望表相同，只有当用于该种商品的开支占人们收入的比例非常之小，以至于人们购买量的改变不能引起人们货币的“边际效用”显著改变的时候才会如此。当这个条件未被满足时，如下考虑变得很重要。假设世界上仅有一种商品，而且无法储藏货币，则不论人们对于该种商品的欲望表为何，他们的需求表一定是，不管一定的商品量是多少，人们用于该种商品的开支的总量都相同。换言之，相对于所有可能的消费量来说，需求弹性都必然等于1。由此，我们不妨总结如下：对于任何商品的欲望的弹性一定，人们的收入中通常用于这种商品的开支所占的比例越大，人们对于该种商品的需求弹性与欲望弹性相背离的程度也就越大，并且越来越趋近于1。因此，对于耗用人们收入大部分的商品的需求来说，与对于耗用人们收入小部分的商品的需求相比，既不可能具有很大的非弹性，也不可能具有很大的弹性。[26]

§6.以上分析说明了为什么经常可以发现一些充分运用垄断力的控制单位，尽管它们的形成既不包含结构方面的经济性，也不包含广告宣传方面的经济性。正是为了挑战在竞争的销售者之间达成协议的困难与成本，才形成了这种局面。这种困难与成本取决于如下的基本状况。第一，与销售者数量多相比，数量越少则联合越容易。因为数量少不仅简化了协商的实际过程，并且减少了某些成员将来违背协议的概率。根据利夫曼（Liefmann）的报告，1883年组建德国钟表业卡特尔的努力宣告失败，因为需要协商的独立的生产者不少于245人。第二，当不同的生产者彼此相距很近，便于聚集在一起，则与相处位置分散相比，更容易形成联合。在德国煤炭行业的联合非常流行，而在英国却不是这样。部分原因就是德国的煤炭生产集中于少数几个地区而不像在英国那样分布甚广。[27]
基于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广泛地说明，为什么一般来说销售者形成联盟似乎比购买者形成联盟更为多见。因为可以看到，在拍卖过程中即使由于购买者聚集在一起，但他们之间的联盟亦并非罕见。第三，当不同企业的产品是简单的、质量划一的、不以个人喜好而加以调整的，并因此可以被理智地带有或多或少的精确性予以识别的话，则较易于形成联合。马歇尔写道：“几乎不可能为地毯和窗帘制品制定一份统一的价目表，其中羊毛的质量不同，棉、麻和其他材料所占的比例各异，面料及式样也在不断翻新。像饼干和印度草帽一样，对于这类物品，没有形成卡特尔的余地，它们的多样性以及高质量，正是影响需求的决定因素。”[28]
一位学者认为，英国企业联合程度低于外国企业的原因就在于，英国企业习惯上认为自己生产的都是具有高专业化水平、高质量的商品，而非“大批量商品”；[29]
同样，这也说明为什么在德国形成焦炭卡特尔要比形成煤炭卡特尔更为容易，因为一般来说焦炭的质量更为划一。[30]
第四，当一个国家的传统和习惯更乐于联合行动时，与不乐于这样做的情况相比，联合更容易形成。如果雇主们具有在商会中就折扣、回扣以及与工会谈判等问题进行讨论以达成一致意见的习惯，则为签订价格协议需要解决的矛盾，将比为此目的他们首次聚会协商所要解决的矛盾少得多。因此，“商会——诸如纽约商会——的确没有垄断力，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对社会产生影响，并具有形成更强有力的组织的导向作用，如联合或合并等等”。[31]
同样，《新西兰仲裁法》“要求雇主加入公会，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此法案下实现自我保护，这自然促使限制竞争的机构的发展”。[32]
此外，无须怀疑，各种形式的联合行动，例如大战期间英国机械企业被迫所做的那样，都将会为未来的联合铺平道路。如果所涉及的生产者是公司而非私人企业，则相互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会小些。因为在私人企业的运营中，个人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7.上一节暗中假定，当因联合而获得的利得超过涉及的成本和麻烦时，联合实际上就会形成。然而，这一假设并不充分。因为即使存在着对所有成员都有利的合作的机会，也不必然得出合作实际上将会形成的结论。理由是，相互之间的嫉妒可能造成A和B放弃尚未切开的共同利得这个西瓜，以免对方获得他自认为比自己大得多的份额。“参与性”是与若干联合企业的能力，或者与它们近年来的平均产量，或者与它们在工厂和商誉方面已经做出的投资的额度，或者与某些其他的数量成比例的吗？“一位制造商拥有专利和特殊设备，这些造成了他的很大的成本开支，也使他持有很多存货。他将不会加入拟议中的联合体，除非他的这些成本得以补偿。另一位制造商拥有雄厚的生产能力，例如50台制钉机器，他很可能难于找到一个市场，哪怕只吸纳他的机器所能生产的一半的产量。但是在联合体中，他坚信自己的全部能力都有用武之地，于是他坚持应以生产能力作为托拉斯分配份额的基础。第三位制造商，仰仗他精良的设备和得力的方法，使其设备得以满负荷运作。不过，尽管他生产能力较大，但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较差，且下属也比较无能，因此使他仅能以一半的时间进行经营。这位成功的制造商坚持，应该以平均销售量作为分配的基础”。[33]
如果试图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则这些方面的争论很可能妨碍达成一项协议。然而，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些争论绝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并因此可以减少联合的困难。当一项联合是通过渐进的吸纳过程（如英国银行间的例子）予以运作时，或者当公司发起人对若干竞争对手采取赎买或者兼并的方法，分别与每一家谈判联合的条件，而无须卷入与其他各家的争论时，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帕累托：《政治经济学讲义》，第一卷，第20页。

[2]
参看范·海斯：《关于美国各个重要行业发展的说明》（《集权与控制》，第42页及以后），以及西德尼·查普曼先生《关于棉纺行业单个工厂正常规模的讨论》（《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14年4月，第513页）。

[3]
参看查普曼：《工业与工资》，第一卷，第237页。

[4]
参看马歇尔：《工业与贸易》，第601页。

[5]
霍布森：《工业制度》，第187页，转引自汉密尔顿的《与递增产出相关的生产成本》。

[6]
麦克罗斯基：《经济期刊》，1902年9月，第359页。

[7]
利夫曼博士：《卡特尔与托拉斯》，第114页。

[8]
《报告》，第25页。参看马歇尔的《工业与贸易》，第24页脚注。

[9]
参看本书第二编第19章§4。

[10]
参看杰克斯和克拉克：《托拉斯问题》，第43页。

[11]
参看布雷斯：《机构投机的价值》，第43页。

[12]
为对§2和§3中所讨论的问题有充分的了解，参看马歇尔的《工业与贸易》，第二卷，第3、4两章。

[13]
《铁路会议》，第26页。

[14]
认为联合能够节省旅行推销员的数量和质量等等方面的开支的这种看法，并未被某些联合体在形成以后旅行推销员的年度工资总额反而增加这一事实所推翻。因为这种增加很可能是由于联合体企图将其市场扩展到联合前任何组织成员均未正式进入的领域，或者将其经营渗透到任何单独的企业均不值得派遣推销员进入的领域所造成的。

[15]
以下摘自克拉克先生《间接成本经济学》的段落，对此讨论很有意义：“联合的经济性有多大？目前，随着横向联合的发展，杜文关于三十五家联合体的研究为此提供了确切的定量的佐证，每个联合体均至少由五个当初处于竞争状态的实体构成，到1914年之前已有十年的历史，由于战争的干扰才无法对其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他发现，这些联合体的发起人都曾预言，充分的节省将会增加他们的净收益，平均来看，会超过他们原先水平的43％。这一平均水平是严格估算出的结果，并不包括不切实际地想象所形成的显著夸大的成分。然而，结果却是另一回事，合并后第一年的净收益的平均水平比成员企业原来的收益约低15％，而合并后十年的结果更为糟糕，比成员企业原来的收益约低18％，而且尚未考虑在这十年期间，大量新资本投入这一事实。”（所引书，第146～147页）

[16]
如果x代表购买量，而φ（x）代表每单位的需求价格，则需求弹性为φ （x）/xφ'（x）。如果对于所有x之值，此式均等于1，则需求曲线为等轴双曲线。书中文字的定义，就是对上述专业性的定义所作的近似的说明，只要充分强调其中包含的“小的”一词即可。但是，如果需求弹性等于1，价格50％的下降当然会使消费增加100％。当然，必须理解的是，当谈论垄断在需求弹性方面所获利得的时候，实际上是约定俗成地根据以上弹性的定义，在讨论需求曲线相关区段上彼此的偏差不是很大的若干点的情况。多尔顿先生建议（《收入的不公平性》，第192页及以后），当任何事物的价格增加任何确定的百分数时，应该用其去除相应的数量变化的百分数，并称之为“弧弹性”。但是，由于从某一起点开始，价格不同程度的变化，一般来说，必将产生不同的弧弹性的结果，因此，从不宜操作的角度来看，这一新概念很容易造成混乱。

[17]
参看《联邦贸易委员会报告》，1919年，《关于肉类包装行业》，第86、89页。

[18]
参看麦克弗森：《欧洲运输》，第231页。

[19]
参看琼森：《美国铁路运输》，第267～268页。

[20]
《煤炭问题》，第135页。

[21]
参看利维：《垄断、卡特尔和托拉斯》，第227、229、237页。

[22]
参看查普曼：《兰开夏郡的失业问题》，第87页。

[23]
凯德伯里：《妇女工作》，第172页。应该予以附带说明的是，以短期的观点看，对于某些耐用新产品的需求的弹性，由于中度磨损的服装及其他类似物品是新产品的可能的替代品这一事实，使得这些弹性比无替代商品时的弹性要大（参看查普曼：《兰开夏郡的棉纺行业》，第120页）。

[24]
《垄断、卡特尔和托拉斯》，第280页。

[25]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房屋整体无法进口，但是房屋部件的进口却总是比较容易的。自1890年至1902年间，精制石料、大理石和细木制品的进口翻了一番；而伦敦自各郡“进口”的这些物品增长得更多（迪尔：《伦敦建筑业》，第52页）。

[26]
参看伯瑞克：《边际价值理论》，第133～134页。

[27]
参看列维：《垄断、卡特尔和托拉斯》，第172页。

[28]
《工业与贸易》，第549页。

[29]
列维：《垄断、卡特尔和托拉斯》，第187页。

[30]
沃克：《德国煤炭行业的联合》，第43页。

[31]
鲁宾逊：《美国经济学会》，1904年，第126页。

[32]
克拉克：《美国劳动公报》，第43号，第1251页。

[33]
米德：《公司金融》，第36页。

第15章　垄断竞争

§1.当两位或多位销售者，为其所属市场提供相当数量的产品时，则存在着形成垄断竞争的条件。可以证明，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在这种行业中投入资源的量并不体现趋向于我们所谓的理想投资的特点，即一般来说，该量并未使那里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等于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中心值。[1]
对于这一命题，若忽略在第9章中已经分析的边际社会和私人净产量之间可能的偏差，则可以用一般性语言解释如下。

§2.让我们首先不考虑那些旨在牺牲当前以获取未来竞争优势的所有形式的活动。于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即是纯粹的“多头垄断”的问题。这个问题认定只有两位垄断者存在的情况为其最简单的形态，数理经济学家们已就这种形态给予了大量的讨论。众所周知，库尔诺认为，在双边垄断条件下，投入于生产中的资源的量是可以确定的，它处于分别在单纯竞争和单纯垄断条件下的投入量之间的某一水平。而另一方面，埃奇沃斯在一项深刻的批判中，坚持这一数量是无法确定的。在更为近期的讨论中，显然出现了回归库尔诺观点的某种趋势。该理论认为，如果两位垄断者中的每一位在规范其行为时，都假定对方不会因自己的行为而改变他的产量的话，则由这两位投入生产中的资源的总量是可以根据库尔诺的计算加以确定的。如果每位垄断者都假定对方不会因自己的行为而改变他的价格的话，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则由这两位投入生产中的资源的总量是以单纯竞争条件下的量所确定的。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市场中某些购买者对于一位垄断者比另一位更为偏爱——则该量可以确定为小于单纯竞争条件下的量的某一水平，市场越不完善，偏小的幅度越大。[2]
更一般地讲，如果每位销售者对于对方的行动都形成并保持某种确切的假定，则似乎由这两位投入生产的资源的总量是以不大于单纯竞争条件下的量，且在完善市场条件下不小于库尔诺的数量，在不完善市场条件下不小于单纯垄断下的量的某个量所确定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认为每位销售者都不可能对其竞争对手的思维方式持有任何不变的观点，他的判断将发生变化并且充满不确定性。正如在弈棋的对局中，每位弈者都将根据对于对方的某种预测而采取行动；不过他据以行动的预测，是根据他的情绪以及他对于对方心理的揣度而进行的，因而可能是这种结果，也可能是那种结果。于是，似乎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坦率地承认，在仅仅具备影响这两位垄断者的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方面的知识的情况下——不管该成本条件是彼此独立的还是相互联系的——我们都无法对投入生产中的资源的确切总量作出预测。不确定性的范围在完善市场中要比不完善市场中的更大，而且在每一种市场中都将随着垄断者的数量在两个以上递增的过程而减小。在任何场合，投资总量都不会大于单纯竞争条件下的量。不过，在第11章我们已经研究过，使用受制于递增的供给价格的进口原材料的行业除外，这个最终的数量，都不会大于理想投资。由此可以得出，这些行业除外，多头垄断条件下产生的投资不会大于理想投资。

§3.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价格战的影响排除在外，价格战的目的在于将竞争对手驱逐出相关领域，或从协议中剔除对其有利的条款。刚刚描述的不确定性在垄断竞争条件下也存在，即使没有一位垄断者“希望通过割喉价格摧毁其他竞争者时也是如此”。然而，在许多垄断竞争的情况下，价格战——割喉竞争——事实上的确时有发生。它包括事实上的亏本销售，以便使竞争对手受到伤害。现实中必须严格区分将价格降到或趋近于直接成本的情况，这在经济萧条时期经常发生。后面这种做法可能涉及价格大幅度降到“正常”水平之下，而且当需求在变动而同时直接成本相对于辅助成本较小时，一些人就一定会这样做，但是，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赔本销售”。只有当相对于任何商品量的销售价格，均低于该商品量相对应的短期供给价格的时候，才爆发真正的割喉竞争。当它发生的时候，可能的投资总量的范围，不再以单纯竞争条件下的投资量为其上限，而是很可能超过这一数量，超过的程度取决于每位竞争者对于其对手的持续力的判断，以及其他方面的战略考虑。很明显，它并不具有朝向理想投资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再说它很可能小于理想投资，如同忽略割喉竞争时我们所能说的那样。

[1]
参看本编第11章§11。

[2]
霍特林：《竞争的稳定性》，《经济期刊》，1929年3月。

第16章　单纯垄断

§1.当仅存在有一位行使垄断力的销售者——不管市场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销售者，他们都接受由这位销售者确定的价格——同时，当运输成本等已获得补偿时，则同一价格控制着他的整个市场。为了使单纯垄断的影响在与单纯竞争相对比时更为清晰，我们当然应该假设两种条件下生产的经济性和技术水平相同。[1]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往往不相同并产生出新的问题，在第21章中我们将对此予以讨论。单纯垄断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一种是进入该行业受到严格的限制，以致除在该行业已被使用的资源以外，再没有资源可以进入；另一种是进入该行业是自由的。我们首先研究进入受到限制的行业。

§2.在第11章中已经证明，在第9章所讨论的边际社会和私人净产量之间并无偏差的情况下，从社会的角度看，在受制于递减的供给价格的行业中，单纯竞争条件下的实际产量将小于理想产量。在此意义上，在受制于不变的供给价格的行业中它将等于理想产量；在此意义上，在受制于递增的供给价格的行业中它将大于理想产量。在单纯垄断的条件成立时，是垄断者的利益在决定他将如何控制自己的产量，以便促使总收益尽可能地大于总成本（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收益）。由此可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单纯垄断的产量将总是小于单纯竞争的产量。因此，从社会的角度看，在递减的供给价格的行业中，以单纯垄断替代单纯竞争，将造成原本就低于理想产量的实际产量还要更低；在不变的供给价格的行业中，在此意义上将造成原本等于理想产量的实际产量低于理想产量；在递增的供给价格的行业中，在此意义上将造成原本高于理想产量的实际产量有所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到比以前更接近理想产量的水平。造成这种结果的条件，可以通过数学的方法予以确定，但是，除非引入不同寻常的假设条件，否则它们无法用简单的概念加以说明。不过，这并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实际上从行业的角度看，单纯垄断更易于进入具有递减的供给价格的行业而不是其他行业，但是，正如在第11章中所证明的那样，一般来说，从社会的角度看，这些行业也是具有递减的供给价格的行业，因此，有关结果的不确定性并不存在。

§3.当垄断力是通过价格协议机制由销售者联盟予以实施时，对于投资的限制性影响可能由未来的环境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得到增强。制定一个涉及一到两个以上粗略确定的服务的级别的协议，是难以实际运作的。结果是，由于无法确定对其可采用的收费标准，致使中间级别很可能被取消，尽管如果人们能够按照某一合乎比例的收费标准获取这些服务的话，许多购买者——其中部分人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购买——将会购买这些级别的服务。因此，在垄断协议结构完善的条件下，可能投入到这些级别的服务的生产中的资源，在实际协议结构不完善时将不会再被投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于铁路和船运公司的经营上，这些公司受到运费惯例的束缚，但又要在它们有关火车或船舶的发运次数、速度和舒适程度等方面进行竞争。[2]
于是，头等高速船舶可能被用来运送根本不需要用其运输的物品。因为如果采用较慢且较为便宜的船舶的话，则协议又排除了低运费服务的提供等等。[3]
在单纯行使垄断力所造成的资源错误配置之外，又增加了以这种方式造成的资源错误配置。

§4.在暂时的低价位可能开发出新需求的行业中，对以上结果有加以修正的必要。因为，当这种预期存在时，特别地，如果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存在，同时如果当前关于投资的利率低的话，则垄断者在一段时间内接受低价位，即使造成生产上的亏损，但为了将来的利得也是值得的。然而，对于数量众多的竞争的销售者中间的任何一位，这样做都是不值得的。因为由垄断者的行为所产生的未来的利得中仅有很小的一部分，会真正归其所有。不过，认识到这种往往归功于垄断所创造的新需求是否真是一种新需求，并非只不过是同时已被消灭掉的某种其他需求的替代物，因而的确是一种社会利得，是十分重要的。例如，若铁路公司通过采用临时性的低价位，“发展了”某一地区的货运业务，但却以摧毁位置同样良好的另一地区的货运为代价，则它就不是一种社会利得；并且，如果某一商业集团采用类似的方法，使原来从衬裙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满意感，但未曾从窄底裙中获得满意感的人们，改为从窄底裙中获得相同程度的满意感，而未从衬裙中获得满意感的话，则它也不是一种社会利得。通过这种分析可以得出，刚刚提及的单纯垄断的转移利益，与前面分析的长期利益相比，一般来说就不是非常重要了。

§5.应该附带对某些重要问题做进一步的考虑。在第二编第3章§11中已经证明，为了保持设备现存形式的价值而阻止新发明等等，一般来说为公众所带来的损失，超过为该设备的所有者所带来的利益，而且进一步证明，单纯竞争并不具有产生阻止这种作用的倾向。而另一方面，在垄断状况下，则总是存在着这种倾向。因为垄断者个人所关心的是垄断带给他的利益，而不是与消费者的满意感方面相联系的损失。在该章也认识到，某类新型最终产品的引进减少了所有者从现在某类型号最终产品中获得的满意感，故存在着对于“进步”的利得的替代性的抵消，因此个人垄断的趋势并不必然总是反社会的。但是，当问题所涉及的是生产最终产品的新工具和工艺时，就不存在这种抵消，而阻止政策就一定具有社会性的伤害。鉴于新发明及生产方法的微观改进经常迅速发生，因而这一点实际上变得格外重要。以下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据估计，在美国所有的行业中通常因陈旧过时而减低的价值，相当于折旧的两倍；[4]
而根据进一步的事实，在进行总裁问卷调查的200家代表性企业中，43.6％的企业要求在两年内收回新设备的成本，64.1％的要求在三年或短些时间内收回。[5]

§6.截止到目前，我们的讨论均假定，在单纯垄断的条件下，行业进入受到阻碍和限制，致使除去行业中实际已被使用的资源外，没有资源可以加入进来。作为一种原则，这一条件是得到满足的。因为当它不能被满足时，就不再值得去克服困难以形成垄断性的协议。不过，在没有进入限制的情况下，有时也会造成垄断性协议。容易证明的是，在这种协议下，国民收入蒙受的损失，会比存在进入限制的情况下，实行相同的垄断价格政策时国民收入的损失还要大。因为广义上讲，这时将发生如下情况，即在垄断行业中实际使用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与进入限制条件下的相同。但是，除去行业中原有这些资源以外，还有原为他处所使用的被吸附到该行业的其他资源。这些额外的资源或者处于自行闲置状态，或者使该行业中的相应数量的原有资源处于闲置状态。因此，收入将会降低到进入限制体制下收入可能达到的水平之下，二者的差值即为在垄断行业中为投入生产过程而负担其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资源的生产能力，与为使该行业的所得能够提供正常收入的那一数量的资源的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值。当然，这种分析并不证明，在垄断性行业中，行业的进入限制是社会所希望的。因为很可能进入自由会迫使垄断者改变策略，进而采用近似地与竞争相当的策略；它不过证明，在那些——很可能是例外——消除限制也不会影响价格政策的垄断行业中，限制是有利的。[6]

[1]
因此，如果某行业的总产量为y，典型规模企业的产量为x，该企业生产的总成本表示为F（x，y），则我们可以用等式
确定x。我们决不可假设垄断的出现，是因为某种新技术的引入，使F变为ψ，使得相对于某一给定的y值
比

给出的x值较大，并因此更容易形成某种价格协议。我们必须假定在两种体制中F保持不变。

[2]
铁路运输公司之间的这些协议，合并协议除外，有时包括关于速度的协议；在某些，并非全部，船运联合会的成员之间包括准许不同成员相对发航次数的协议（《皇家委员会关于船运联盟的报告》，第23页）。

[3]
《皇家委员会关于船运联盟的报告》，第108页。

[4]
《战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第158页。

[5]
《近期经济变化》，第139页。

[6]
必须注意某种特殊情况。假设同一生产过程生产两种联合产品，一种产品受到垄断性的控制，而另一种没有。于是根据上面的证明，如果进入该行业能够受到限制，则单纯垄断所生产的两种产品产量都将少于单纯竞争条件下的产量，所生产出的全部非垄断的联合产品都将被售出。但是，假如对于垄断产品的需求弹性小于1，而且相对于产量的最佳盈利规模，对于非垄断产品的需求价格超过了生产两种产品的生产过程的供给价格的话，则部分垄断产品将被抛弃。如果对于进入该行业未作限制，则更多的资源将会进入该行业，超过单纯竞争的状态。根据假设，所有这些资源将投入生产过程而不会被闲置，这意味着在上述条件下，非竞争联合产品的产量和销量均将大于单纯竞争的水平。很可能，尽管不至于如此，其纯粹的结果是产生比单纯竞争所能允许的水平还要大的总消费者剩余。

第17章　歧视性垄断

§1.到此为止，我们一直假设垄断，当它存在时，将采取单纯的形式，即对于不同的客户，并不实施差别定价。现在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垄断绝非唯一可能的类型。歧视性力量有时将与垄断性力量相伴而生，而且当它存在时，结果将受到影响。因此，确定垄断者能够运用歧视性力量的环境、运用的程度以及发现运用这种力量之利益之所在，就是非常重要了。

§2.当对某种商品的任何单位的需求价格都与每一其他单位的销售价格无关的时候，就是最有利于实施歧视的条件。也就是说，歧视将为垄断者带来最大的利益，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可能取代另一个单位的地位。这一点反过来又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在某一市场上售出的商品，没有一件能够转卖到另外一个市场上；第二件事是，确切地属于某一市场的需求，没有一个单位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上。对于前一种转移无须多说，而后一种转移却有些微妙。如果公布煤炭产地A与B采用不同的运费标准，则将以不利地区的亏损为代价，使得较为有利的地区增加煤炭生产。为了使条件对于可能实施的歧视最为有利，这种以及另一种转移都必须予以排除。在现实生活中可行的各种垄断性安排之下，以上各种转移以不同的程度存在或者不存在。我们将在刚刚予以区分的每一标题之下提出若干例证。

§3.商品的单位完全是不可能转移的，当所说的商品包含有销售商向其客户直接提供的服务时，诸如医生、律师、教师、牙医、旅店老板等的服务即是如此。一位医生对一组人收费低而对另一组人收费高，并不能导致一组人成为另一组人所需服务的中间商。销售者直接对交付给他们处置的商品所提供的服务，诸如运送不同物品的服务，也是完全不可能转移的。一家铁路运输公司向钢材商人索要每吨每英里的运价，而向煤炭商人索要另一较低的价格，不会导致出现中间商的行为。因为客观上不可能为了运输的目的先将钢变成煤，之后再将其变回来。通常所提供的与购买者个人住所有实际联系的服务中，存在着略低程度的不可转移性，不过也仅仅是略低而已。向私人住宅提供的煤气和自来水即为明显的例子。在这里，转移性并未被完全排除，因为以充分的金钱和困难为代价，有可能将所购买的商品从分送工厂运抵其他各处，在其转移性仅仅受到高运输成本或者高关税阻碍的商品中，存在着较低程度的不可转移性。在这些情况中不可转移的程度，可能显著大或者小，依据分割试图予以歧视的两个市场之间的距离或者关税的税率是大或者小而定。以类似的方式，通过强制购买者执行惩治转卖行为的合约，可以人为地形成各种不同程度的不可转移性。例如，在鲁尔煤炭产地，由辛迪加与工业购买者（战前）制定的协议规定，“对铁路、煤气厂、砖厂或者石灰窑的转卖行为，或者在当初的目的地发生的任何转运行为，都应当受到惩罚，即提高销售价格至每吨3马克”。[1]
如果没有这种协议，没有运输成本，或者没有关税存在，则将形成完全的可转移性。

§4.当所关注的商品是供最终消费的物品，而且当试图实施歧视的市场之间是根据购买者的财富水平予以区分的时候，对于该种商品的需求的单位就几乎完全不可能从一个市场向另一个市场转移。例如，很明显，医生愿意向穷人收取低于向富人收取的费用，绝不会导致任何富人为了廉价就医就变成穷人。通常，按不同价位向煤炭商人和钢材商人提供的运输服务，也绝不会导致任何钢材商人为了廉价运输而变为煤炭商人。毫无疑问，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有可能通过高明的欺诈手段形成某些轻微的可转移性，诸如部分富人伪装成穷人群体中的成员，或者在煤炭的掩盖下偷运钢材，但是，这种做法不具有实际上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销售者常常人为地创造出上述类型的不可转换性，如对不同等级的产品贴附商标，采用特殊的品牌，特殊形式的包装，等等——所有这些做法，均用以防止相对于生产成本而定价高的等级的可能的购买者，变成以较低利润率销售的等级的购买者。[2]
在旺季旅馆接待业市场与淡季旅馆接待业市场之间，存在着较小程度的不可转移性。因为大幅度的歧视可能使更多的人改变他们的休假时间。在自A至B的铁路运输中，在由希望直接将特定商品从A运往B的商人所组成的市场，与由希望将该种商品由C经过A运往B的商人所组成的市场之间，也存在着较低程度的不可转移性。因为运费大幅度的差异，将导致通常发生在较为不利地点和位置上的生产，向较为有利地点和位置上的转移。当市场由某种标志予以区分时，将存在着完全的可转移性，附加该种标志并不发生成本，例如，若铁路对于携带铅笔的乘客索要一种票价，而对未携带铅笔的乘客索要另一种票价即是如此。这种歧视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将较为不利的市场的需求全部转移给较为有利的市场，同时歧视政策没有给垄断者带来任何利益。

§5.当一方面存在于商品单位的，或另一方面存在于需求单位的，某种程度的不可转换性大到足以形成歧视性利润时，垄断销售者与每一购买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一种严格的双边垄断关系。因此，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合同条款，在理论上是无法确定的，而必须经过“讨价还价”的过程，其社会影响已在第9章末予以分析。当铁路公司与少数几大家货主协商条款时，不可确定的因素可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然而，通常在歧视具有实际利益的情况下，并非是一个大的卖主与若干个大的买主相对峙。某一单个客户的购买的损失，相对于垄断销售者来说，比众多的垄断购买者中的任何一位来说都要小得多，除非建立购买者联盟，否则他们中间的每一位都将一定会接受垄断销售者的价格。他们将认识到，坚持自己的条件以期通过虚张声势而获得让步是徒劳无益的，同时，只要对他们规定的条款给他们保留了些许消费者剩余，他们都将予以购买。在以下内容中，我们均假定客户按这种方式采取行动。如此假定之后，我们可以区分一位垄断者可能想到的运用歧视性力量的三种级别。第一级别是，对于商品所有不同的单位均索取不同的价格，致使每一单位的价格都等于每一单位的需求价格，因而没有留给购买者任何消费者剩余。第二级别是，垄断者能够确定n个不同的价格，致使需求价格大于x的所有单位都按x价格销售，需求价格小于x但大于y的所有单位都按y价格销售，并依此类推。第三级别是，垄断者能够将其客户划分为n个不同的群组，用某种可行的标记将他们相互分割开，并对每一群组的成员分别索要不同的价格。应该注意到，这一级别与前面两个级别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即在一个市场拒绝满足的需求所对应的需求价格，超过了在另一个市场上某些给予满足的需求的需求价格。

§6.虽然从理论上讲，这三种级别的歧视性力量都可能存在，但是从实践上看，它们却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相反地，在实际生活中仅能看到第三级别。无须怀疑，我们可以想象即使第一级别的歧视性条件也能得到满足。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需求表的话，[3]
则他们有可能通过一种简单的做法就能实现，即对于小于每位消费者每单位时间内所需数量的商品拒绝销售，同时确定每份商品的价格，其水平使消费者值得并且仅仅刚好使他们值得购买这份商品。因此，如果某需求者乐于支付1先令购买某种商品第100个实物单位，而同时他已经有了99个单位的该种商品，如果他宁肯支付300先令得到100件商品，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的话，则该垄断者可以将100个实物单位的商品作为他的销售单位，并且定价每销售单位300先令。如果购买者之间没有形成联盟，则销售出去的份数就会与按每实物单位1先令的价格销售的数量相同；同时，事实上，对于满足不同迫切程度的需求的实物单位，是按不同的价格销售的。不过，这种歧视性的做法，不论是完整的还是局部的形式，都很难操作。因为构成市场需求表的个人需求表，作为一种规律，绝不会彼此完全相同。由于这种原因，对于这一方法的分析仅有学术上的价值。[4]
除去这种方法，仍然可以想象通过与每一单独的消费者进行详尽的协商而建立起一级歧视性待遇。但是，这种做法将带来很大的成本和麻烦。不仅如此，由于需要与每位消费者单独进行协商，所以这不仅开通了错误丛生的道路，也会因贿赂而误入歧途。这些方面的考虑，一般来说将足以使垄断者自己就不愿意再采用这一方法；即便他们并非如此之不愿意，鉴于这种方法为“不公平”竞争提供了众多的机会，政府也绝不可能对其放任自流。“不论是财务上的利益为何，针对每一种情况每一项运输活动而采用某一种费率，根据这种方案确定的费率体系的武断的本质就决定了它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且极易被滥用，故我们不得不对其持反对意见”。[5]
因此，一种强有力的影响总是在发挥作用，劝导或者迫使垄断者遵照一般的规则行事，采用公开的费率，尽可能减少暗中折扣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这表明，除非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他们无法采用第一或者第二级别的歧视，而只有第三级别才具有实际上的重要意义。

§7.垄断加上第三级别的歧视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理论上可以将任何市场以无限多种不同的方式加以分割，其中某些可能为垄断者带来或者多些或者少些的利益。假设垄断者在处理这一事务时具有完全的自由度，则他将如此划分市场，使子市场A的最低需求价格超过子市场B的最高需求价格，并依此类推。如果这些市场合并的总需求具有全部都大于1的弹性，则最终形成的体系就与第二级别的歧视完全相同。因为每一群组的最低需求价格，也就是用于计算从该群组所能产生的最大垄断收益的价格。如果总需求的弹性并非全部都大于1，则某些群组的最大化价格将大于该群组的最低需求价格，而该系统将因此而不同于上述系统。从垄断者的观点看，对市场进行分割，使第一个市场的最低需求价格大于第二个市场的最高需求价格等等，无疑比任何其他分割方式都要好。但是，实际上，前面已经提及，垄断者行为的自由往往需要遵从一般规则的限制。这种考虑促使他必然为其子市场选择由某种易于识别的标记相互区别开来的群组。此外，由于敌对的舆论可能导致法律的干预，他的选择一定不能违背公众的公正意识。因此，他将不去划分或者集合全新的群组，而将利用自然存在的划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在某些环境中，不可转移性不是普遍存在的，而是仅在一定的市场之间才存在，这些都不以垄断者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某种重要关税的存在，或者向其国家边界任何部分的进口均有高昂的运输成本——当该国因为岛国的特殊地理位置极易形成这种条件——则有可能促使一位销售者对其商品在国外比在国内索取较低的价格，以免导致他的商品出口转内销的风险。因此，很明显，一位垄断者不可能幻想发现一系列的子市场完全符合他的理想。不过，他很可能找到其中的一个，第一个子市场中仅有相对少数的需求价格高于第二个子市场中的最高的需求价格，所有的子市场均属如此等等。

§8.现在我们开始对结果进行分析，与上一章一样，我们首先考虑垄断行业的进入受到限制的情况。为了完整起见，此分析需要考虑这一事实，即在现实生活中，一位购买者对于任意第r个单位的某种商品的需求，有时部分地取决于该种商品卖给其他购买者的价格。[6]
当市场以这种方式相互影响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但是一般性的结果，虽然具有较小的确定性，却并未显示出太大的变化。因此，在以下内容中，我们均假定每一子市场的需求量，都只取决于该子市场通行的价格。这样，便可以采用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努力使用的一般性的方法了。

§9.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我们实际的兴趣集中在垄断加上第三级别歧视的问题。但是在研究这些之前，我们最好首先粗略地探讨一下由两种较高形式的歧视所代表的比较简单的问题。易于看出的是，从行业的角度看与从社会的角度看，在供给价格变化率相同的行业中，在垄断加上第一级别歧视的条件下，垄断者进行理想的投资以及生产理想的产量将总是值得的。这意味着，在不变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垄断加上第一级别的歧视将促使国民收入与单纯竞争所能达到的水平相同。在递减和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它将总是对单纯竞争的结果给予改进。对其改进的程度可以由单纯竞争的产量与理想产量的差值予以量度。很明显，对于该行业生产的商品的需求越具有弹性，同时该行业从任一方面偏离不变的供给价格的条件越显著，这种改进就越大。最后，应该看出的是，当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成立时，垄断加上第一级别的歧视可能以一种更为特殊的方式，使国民收入的大小增加。它可能在某一产业中形成相当数量的社会所需要的投资，但在单纯竞争的体制中，可能根本没有任何人有兴趣进行任何投资。附录三证明，以下情况最可能出现这种结果，（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供给价格下降迅速，致使产量的些许增加，就造成单位供给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以及（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对于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在价格水平已经降到相当低的时候，仍然是富有弹性的。[7]

§10.在从行业和社会的角度看，供给价格的变化率不相等的行业中，问题变得稍微有些复杂。正如第16章§§6～8所示，我们不妨假定从社会的角度看变化率，一般来说比从其他角度看的变化率为稍大些的负值，或者稍小些的正值。由此推断，第一级别的歧视性垄断的产量将小于理想产量。从行业的角度看，在递减的供给价格的行业中，其将大于单纯竞争的产量，并因此更接近于理想产量。从行业的角度看，在递增的供给价格的行业中，其将小于单纯竞争的产量。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竞争的产量可能大于理想产量。因此，很可能第一级别的歧视性垄断的产量比单纯竞争产量与理想产量的差距更大。不过，因为我们已在第16章§2中有所说明，预期垄断行为主要发生在递减的供给价格的行业中，因此这种可能性并不重要。

§11.可以看出垄断加第二级别的歧视产生的作用与垄断加第一级别的歧视的相近似，并随着垄断者可能索取的不同价格的数目的增多而变得更为接近，正如圆内的多边形的面积随着边数的增多而更接近于圆的面积一样。若我们称第一级别的歧视的产量为理想产量a，则第二级别的歧视的产量将小于a，不过将随着垄断者能予区分的不同价格的群组的数目的增多而更接近于a；同时，投资于我们行业中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同样也随着这一数目的增大而更接近于一般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

§12.对于垄断加第三级别的歧视的研究，比两个较高形式中的任何一个的研究都要复杂。在这些讨论中，我们有可能利用在各种环境中形成的平均产量与我们所谓的理想产量之间的关系。与实际产量超过、低于或等于理想的产量相对应，我们能够判断投资于我们行业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将小于、大于或等于一般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但是，在垄断加第三级别歧视的情况下，实际产量与理想产量之间的关系，不再能够形成一个标准。理由是，当以需求价格p为代表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以大于p的需求价格为代表的全部需求，并不必然，正如以前它必然得到满足那样，也必然获得了满足；与此相反，在一个市场上，垄断者可能使以高于p的需求价格为代表的需求都得到满足，而在另一个市场上，他却拒绝满足以小于（p+h）的需求价格为代表的任何需求。由此得出，投资于该行业的资源分布于若干不同的部分，每一部分的边际社会净产量都互不相同。因此，我们无法再质疑投资于该行业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与一般情况下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究竟是什么关系，而只能探讨投资分布于该行业若干市场中每一个的资源边际社会净产量各个价值与标准之间的关系为何。我们的理想产量不再是整个行业的某一单独的产量，而变成在分割的市场上销售的一系列分割的产量。整个行业某一给定的产量，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在这些市场中间划分，而且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体系，将依据实际上划分的方式而有所不同。于是，将在该行业领域内不同部分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分别与单纯垄断或单纯竞争加以对比时，对于垄断加第三级别的歧视对产量所造成的影响的研究，只不过是对于其所造成的影响的研究的第一步。不管怎样，这一研究都是应该进行的。为便于研究，让我们假设对于某一行业产品的需求可以划分为两个市场A和B，在它们之间实行价格歧视是可行的；同时让我们首先探究，第三级别歧视性垄断条件下的产量，是否绝对地分别大于或小于单纯垄断和单纯竞争条件下的产量。

§13.为了将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的产量与单纯垄断的产量加以比较，我们可以适当地区分三种主要的情况。第一，设其条件为，我们所关注的单纯垄断中的某些商品，将在A与B两个市场消费。在这些条件下，没有充分的理由预期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的产量将大于或者小于单纯垄断的产量；如果需求与供给线均为直线，则两个产量将相等。[8]
第二，设其条件为，在单纯垄断状况下，某些商品仅在A市场而不在B市场消费。在这些条件下，不可能由于引入歧视性力量而造成产量下降；相反，如果在市场B存在着实际需求的话，则它一定会导致产量上升。如果B的需求是具有弹性的，而且如果商品（简单地）遵从递减的供给价格的话，则产量的增加将特别大。在国外或其他遭遇竞争的市场上，以特别低价常规销售产品的卡特尔中间，常常满足这些条件。一项有趣的实际推断是，如果某种商品的生产遵从递减的供给价格并被垄断，则政府允许该垄断者按低于国内的价格在国外销售，比依然允许其处于垄断地位，但禁止其实行这种歧视，对生产国的消费者更为有利。对于利用该种商品作为原材料的较先进的行业，也不能推翻这一推断。因为以那里的市场价格在国外销售——这是垄断者的出口在一般情况下无法敏感地施加影响的价格——并未使国外的用户以比他们以前所能得到的更为低廉的价格获取该种商品。第三，设条件为，在单纯竞争环境下，市场A或B均不消费该种商品。在这些条件下，歧视性力量的引入导致产量递减是不可能的。很可能它将造成产量增加。这种情况的条件，与下一节将谈及的条件相同，都能使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生产若干产量，但单纯竞争却不会进行相应的生产。

§14.现在，我们已经将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的产量，与单纯竞争的产量进行比较。在不变的和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很明显，任何级别的歧视性垄断的产量均不可能大于单纯竞争条件下的产量。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的产量一定小于单纯竞争条件下的产量。然而，当递减的供给的条件成立时，问题就比较复杂。在前面的段落中已经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垄断加上第一级别的歧视一定将其产量提高到了单纯竞争的产量水平以上。更进一步地讲，当需求可被分割的市场的数目大致接近于任何现有需求单位的数目时，第三级别的歧视显然趋近于第一级别的歧视的情况。于是，可以得出结论，在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垄断加上第三级别的歧视可能将其产量提高到竞争的产量以上，能够实行差别定价的市场的数目越多，这样做的可能性就越大。有时，当然并非经常如此，像第一级别的歧视一样，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将提供若干产量，而单纯竞争则不予提供。然而，鉴于实际考虑造成的限制，诸如可能形成的市场的数目，以及垄断者以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分割市场的自由程度，就整体而论，似乎在任一随机选择的行业中，垄断加上第三级别的歧视所提供的产量，均不大可能大于单纯竞争的产量。

§15.在上一节，我们已经将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条件下确定的产量水平，分别与单纯垄断条件下和单纯竞争条件下的绝对产量进行了比较。下一步将要比较在这些不同的系统中，其趋向于理想产量的近似程度。以上讨论使我们可以得出广泛的结论，即不论什么样的供给价格的规律成立，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的产量，很可能比单纯垄断的产量更接近于理想产量，但是很可能不如单纯竞争的产量更接近于理想产量。不过如果条件为（1）存在着一种理想产量（不为零产量），（2）单纯竞争未提供产量，以及（3）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提供某些产量，则该产量一定比单纯竞争的零产量更为接近理想产量。

§16.现在，我们回到§12中提出的问题。该处指出，在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的条件下，某一行业的总产量与理想产量之间的相应的量度，不像在其他条件下那样，是一个确定性的指标。例如，假设这一级别的歧视性垄断提供的产量，比单纯垄断或单纯竞争条件下所提供的产量，都更接近于理想产量。我们还是无法据此推断出，在该行业使用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更接近一般情况下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因为，不再有任何像该行业中所使用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而只存在着该行业不同部分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不同的价值。适用于低价市场需要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都小于适用于高价市场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于是，在任意行业，即使当歧视性垄断提供的总产量，比单纯垄断或单纯竞争条件下的产量更为恰当地接近于理想产量时，也并不能推断出它在行业整体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之间提供较大的均等性。我们也无须止步于这一消极的结果，可以进一步证明，在任何行业中，给定的产量与差别定价相结合的情况，比给定的产量与统一价格相结合的情况，更可能导致整体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之间的较弱的均等性。因为，设一般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为P，同时设投入到我们行业中的资源的数量达到这种程度，即，如果在所有的市场中都按相同的价格销售产品的话，则提供给每一市场所使用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均将等于p。于是，如果这一相同数量的资源投资于该行业，但是产品在某些市场的销售价格却要高于其他市场，则用于较高价格市场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将大于p，而用于较低价格市场的资源的将小于p。这意味着这些不同的价值对于P的均方差（我们的不均等性的量度）很可能要比这些值均为p时来得大。于是，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比单纯垄断或单纯竞争将更利于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之间均等的概率，要小于它比它们将更利于实现理想产量的生产的概率。因此，它比它们更利于国民收入的概率，也将小于那个概率。

§17.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假设歧视性垄断伴随着限制进入该垄断行业中。当这一条件未被满足时，则可运用上一章结尾处的推理分析。引导进入该行业的资源将倾向于达到这一点，使其预期收益与其他各处的相同。只要垄断价格仍然能够维持，就意味着引导进入的资源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处于闲置状态，而且没有提供什么净产量。因此，很明显，国民收入因没有进入限制的歧视性垄断所蒙受的损失，要比因具有进入限制的歧视性垄断所蒙受的损失来得更多。但是，与单纯垄断相同，这里也是如此，无论如何，更为理想的是限制应该予以禁止。因为，当不存在限制时，会有更好的机会使得垄断能力的确立最终被瓦解。

[1]
沃克：《德国煤炭行业的联合》，第274页。

[2]
但是，必须附带说明的是，虽然有时商标不过是一种创造垄断力的手段，但是无论如何，有充分的理由应该通过法律条款保护它们免遭侵犯，因为“由此给出了生产满意物品并继续生产它们的一种诱因”（参看陶西格的《美国经济评论》（增刊），1916年，第六卷，第177页）。

[3]
一个人关于任何商品的需求表是，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上，他将购买的该种商品的不同数量的一览表。参看马歇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96页。

[4]
关于这一分析，参看庇古的论文《垄断与消费者剩余》，《经济期刊》，1904年9月。

[5]
科尔森：《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六卷，第211页。当一家铁路公司本身就是某种商品如煤的大的生产者，同时又为与其竞争的生产者运输这种商品时，就存在着实施这种有害的歧视性措施的特殊机会。为防止这种状况可能导致的弊端，在美国1906年通过的《赫伯恩法案》中的“商品条款”规定，任何铁路公司参与由其自行开采或者制造的商品的内部运输为非法。然而，这一法规并未禁止铁路公司运输由其占有大股的公司所生产的商品，因此，设法规避这一法规并无很大的困难（参看琼斯：《无烟煤联合体》，第190页及以后）。

[6]
参看本书第二编第11章中的§13。

[7]
参看附录三中的§26。

[8]
参看附录三中的§28。

第18章　铁路运费的特殊问题

§1.上一章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是抽象的。不过，当为不同的客户群组或不同的目的供应诸如自来水、煤气和电气等这类物品时，在与商品收费的方案等方面相联系的问题中，上一章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在解决铁路公司可能遇到的收费问题中，它具有更大的意义。在坚持应以“服务的成本原则”和应以“服务的价值原则”为基础确定这些运费的人们之间出现了相当大的争执。[1]
实际上，“服务的成本原则”是在第6章中所讨论的单纯竞争问题，而“服务的价值原则”则是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问题。对此类问题的争论在已做分析的启发之下，能够清晰地予以解决。本章将对其进行研究。我们不关注在第16章中已经解释过的情况，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歧视性力量的铁路公司，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在一定的地区之间或者某些选定的商品之间，收取特别低的运费以开拓新需求，是有利可图的。也不关注与此相关的下述情况，即如果该项需求真的是新的需求，而不仅仅只是对于另一种曾经存在的需求的替代品，则这一政策所提供的经济福利，如果不是对于国民收入的话，[2]
比单纯竞争所能提供的——除非由某种政府津贴制度予以修正——具有更多的利益。这里，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置它们于不顾，我们将以具体的形式表述服务的成本原则——或者单纯竞争——的含义，以及服务的价值原则——或者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的含义，并比较相关的结果。

§2.一般均同意，目前销售给一组购买者的运输服务，是与销售给另一组购买者的“联合供给”的、单纯竞争倾向于形成对于相同的服务采用每吨每英里相同运费的制度。[3]
对于这些服务，统一运费的水平将使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相互一致，而且，当铁路运输服务的销售是与某些其他服务相互联系的时候，诸如货车运输或包装，则将在运费上增加一笔适当的附加费用。其一般性的分析可以简要地阐述如下。

首先，单纯竞争对任何特定铁路线路所采用的统一的按英里计算的运费的实际水平，将取决于该线路所处的环境与位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铁路穿越崇山峻岭，其工程造价非常之高，或者经由交通时常不很规律的地区，则采用特殊的高运费是适当的。[4]
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沿线的所有运输的供给价格都特别高。同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线路穿越人烟稀少的地区，其运输需求不足，或者所经区域到某些终点地之间，已有水路运输系统成为某些级别的商品的陆路运输现成的替代品，则采用特别的高运费也是适当的。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需求特别低，同时供给符合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建设并运营用于运输量很少的铁路的费用，比进行大批量运输服务的生产的费用，在比例上要高得多。无疑，在了解这些的基础上，英国国会分类规定中的最大值，对于不同的线路来说也是不同的，当然，分类标准本身对于所有线路都是相同的。

其次，在单纯竞争的条件下，只要对每吨每英里运输的购买者需要同时提供其他含有费用的附加服务，则将发生对统一的按里程计算的运费进行调整的情况。所需要的这种调整，完全类似于以成本、保险费加运费价格向距离产地不同的购买者所发运的白色棉布的价格的调整。因此，当包装方式方便铁路运输时，这些类别的商品的运费相对就比较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小批量运输比大批量运输要贵。“小批量对于铁路来说意味着三种严重的附加费用的发生：分别收集与交付；在终点站分别处理、开具发票、核算记账等；火车车皮中的物品的装卸困难”。[5]
于是，在英国国会分类中，将以4吨为批量装运的货物定为A级——最便宜的一类，将以2～4吨为批量装运的货物定为B级，而将以小于2吨为批量装运的货物定位C级，是恰当的。基于相同的原则，英国铁路公司主动作出安排，将按一定数量装运或以一定形式包装的某些货物，定为比国会分类所要求的级别更低，这也是恰当的。此外，当包装一定时，每吨运费应当随着影响处置成本的条件的变化而加以调整，诸如体积庞大、易碎、液态、易爆、特殊结构的物品等；同时也应随着所要求的服务的速度和规范的不同而加以调整。[6]
这一点，已经明确无误地显示于美国铁路委员会的一项决议之中。该决议声明：“由于与运输草莓相联系的服务的特殊性质，对其索要相对较高的运费应该是合理的。由货物的高度易腐烂性、途中需要冷藏、迅速运送、提供特种列车以及到站后及时交付所决定的特殊服务是必要的。在处理收货和发货过程中额外的困难也涉及这类服务，如提供‘钻孔’换气的车厢、减小悬挂车厢数量以使火车运行更平稳、车厢不得满载、空车厢返程，以及其他可能出现的类似的偶然情况。”[7]
最后，运送商品从A途经B再沿相同线路至C的运费低于运送商品从A至B（B即为商品消费的目的地）的运费是恰当的，只要卸货费是在运费中一起支付的，这样做的理由就很充分。因为前一类型的商品完全节省了在B的卸货费。即便不考虑卸货问题，从A至B的运程，如果作为某一较长运程的一部分，它也比作为单独的运程节省成本。粗略地讲，其理由是任何长途运输之后，发动机与设备休整的时间，都将发生成本并归结于该运程，但是休整时间的长短却并不随着它所结束的运程的长短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长途运输比一系列带有多次中途等待的短途运输，可以从同样的发动机、车皮、车乘人员等等中间获取更多的里程；发动机与车皮具有较好的负载能力，而且线路被连续地使用”。[8]
除去装卸费之外，这种考虑提出运输服务某种形式的递减的运价。英国（战前）商品运价分类中接受了这种观点，它规定对于最初的20英里按某一最高的运价计算，对之后的30英里按低于最高运价的水平计算，对之后的50英里按更低的运价计算，而对之后更长的运程，则按最低的运价计算。此范围并不包括卸货费，卸货费的确定与运程距离无关。

再次，必须对如下事实予以关注。虽然在物质层面上看，某些服务在成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当在一天内不同的时间或一年中不同的季度提供它们时，其成本就不一定相同了。这种考虑对于电力供给具有实际的重要性。为了可能提供满足“负荷高峰期”所需要的电流，必须在没有小时或季节例外需求时的状况之外，附带安装大量的设备。让我们假设，在1/5的时间内需要每小时200万个单位的电力，在其余的时间内需要每小时150万个单位的电力，结果是，设备的成本必然要总是保持在150万个单位的成本的4/3倍。于是，负荷高峰期电流的实际成本，在其取决于设备成本的范围内，可以计算如下：在全部非高峰期内生产所需单位电量的设备成本为4/5乘以总设备成本的3/4（即3/5），而高峰期内生产所需单位电量的设备成本为1/5乘以总设备成本的3/4，再加上该全部成本的1/4，即为总成本的2/5。也就是说，在满负荷时提供200万个单位的成本等于在非满负荷时提供600万个单位的成本的2/3。换言之，满负荷期内服务的每单位产出的设备成本（直接成本除外）是正常服务的设备成本的2倍。这说明，单纯竞争或者服务的成本原则，对于在不同时间提供的电力应规定不同的价格。很显然，相同的情况也适用于电话服务和电报服务，且不说卡特尔专为季节性游客提供的旅馆和公寓服务。在某些行业，其产品在淡季可以被储存，因而其设备可以被调整到适合需求的平均产量水平而进行连续性生产，这些差异不应超过储存成本及利息损失。然而，铁路至少在客运问题方面直接与电力服务相类似，即它们所提供的服务必须在供给时予以生产。因此，服务的成本原则似乎有理由对繁忙季节和每天的繁忙时刻的运程比其他时间索要较高的价格。当然，这种性质的差别定价并未严格地加以实施。的确，事实上的情况是，出于其他原因，刚好为每天和每周最拥挤的时刻发售最低价的车票（工人票和周末票）。不过，这种类型的差别定价以隐匿的形式的确存在。因为，当一个人在晚上五点钟乘坐伦敦地铁，作为拉着吊环的站客，他支付了与在三点钟舒适旅行时相同的票价，但却得到了不同的低档服务。这就如同他在两个时刻旅行，都得到同样舒适的服务，但为拥挤时段支付相对较高的车费一样，成为实际上的差别定价。

最后，在某些条件下，服务的成本原则逻辑上将导致对连续性购买者比间歇性购买者索要较低的价格。理由之一是，连续购买者不会对满负荷的峰值造成影响，而间歇购买者却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其造成影响。于是，如果不能像高峰期与非高峰期之间那样对服务采取差别定价的话，则有时可对连续性和间歇性的服务试着采取差别定价的方法。这种做法是不完善的，一位具有间歇性的但均属于非高峰期的需求的消费者所牵涉到的成本，比具有连续性需求的要小。实际上，这种类型的差别定价仅在需要装置专用设备，以便分别地为不同的客户提供服务的行业中才能见到。很明显，如果设备使用的次数少，将比使用频繁的情况对每次服务索取更高的费用。如果有必要进行调整，可对该设备的安装索取总费用或年租金，然后对使用该设备的每个人每单位服务收取相同的费用。这是电话行业广为采用的方法。然而，当出于任何原因并未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通过服务的价格实现全部收费时，则服务的成本原则将必然导致对单独负荷因素小的用户索取公开的歧视性价格。但是，这种考虑并未直接应用于铁路运费问题，因为，除了对特殊的专用线直接收取费用以外，铁路并未提供服务于特定顾客的专用设备。

§3.目前所得出的结果，仅当向不同的购买者群组销售的运输服务不是联合供给品时才有效。如果它们属于联合供给品时，则单纯竞争或者服务的成本原则，将不再受到上一节中所提出的条件的限制，即每吨每英里的运输服务必须按相同的价格销售。因为，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商品或服务是同一过程的联合产物的话，即如果没有其他各种产品的供给，其中一种产品的供给就不能实现的话，则单纯竞争所引发的就不再是各种产品每磅（或其他单位）相同的价格，而是相对需求调整后的各种价格，以便售出所有的产品。因此，如果商品A和B的运输，或者商品A为目的X和Y的运输属于联合产品的话，则单纯竞争很可能对它们收取不同的每吨每英里的价格。于是，确定铁路公司提供的各种服务，实际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上述意义的联合产品，是极具重要性的。

§4.许多权威人士坚持，在铁路运输行业中联合成本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认为，沿着同一路线从任何A点至B点的煤炭运输与铜材运输主要地而且基本地属于联合产品；同样，商品从A点运送至B点而且在B点消费，与商品从A点运送至B点但将再运送至C点也是如此。陶西格教授对此观点说明如下。首先，他发现，“不论何时，当大型固定设施非为单一目的而为多种目的而使用时，联合成本的影响就会自行出现”。[9]
进而，“修建铁路的劳动——或者换一种表述的方式，凝结于铁路的资本——似乎同等地服务于运输的每一件物品……不仅仅是铁路的固定资本，而且很大一部分营业费用，事实上很可能是最大部分的营业费用，不能为运输的每一项所分离，而是对运输的全部或大部提供共同的服务”。[10]
根据陶西格教授的观点，大量共同的追加成本的存在，其本身并不足以实现联合供给。为此，可用于不同目的的设备才是关键的。于是他写道：“在大型设备用于生产一种相同产品的场合——例如生产钢轨或素色棉布——当然就不可能发生联合成本的特殊影响。”[11]
不仅如此，他更乐于认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从A点至B点的不同物品的运输，与同种物品为不同目的的运输，都属于相同的商品，均处于与素色棉布完全相同的地位。若干吨商品的货物将卖给铜材商人，而若干吨将卖给煤炭商人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与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商品一样。然而，他认为，这些运输虽然在一种意义上是相同的，“但在对于当前的目的十分重要的意义上——作为需求的条件来看的时候”，则不是相同的。[12]
因此，他主要关注的是，当一种商品，在它的生产中追加的一般成本占有很大比重，不是提供给同一市场不同的人，而是提供给一系列分割市场中的不同的人，对一个市场的供给与对其他市场的供给联合进行时，预期单纯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采用差别定价体系。

现在，是否将联合产品这一称谓用于与陶西格教授所探讨的相关的服务，当然只是一个文字上的问题，然而，这些服务是否是联合产品，从预期单纯竞争有可能采用差别定价体系的意义上看，则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了。我们认为，巨大的共同的追加成本，其产出的供给与分割的市场相结合，并未使铁路服务在此——唯一重要的——意义上成为联合产品。为了使它们可能成为联合产品，必须更进一步地，在设备等方面追加的投资不仅仅有助于每一市场的供给，而且该追加投资不可能被用来促进一个市场的供给而没有促进其他市场的供给。对此观点可以说明如下。当棉布商品供给两个不同的且独立的市场时，发生于这些不同的市场的成本，大部分是共同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存在于棉布行业的追加支出中，而无法具体分配给运往不同市场的商品。然而某一给定的追加的投资，并不必然对适用于这两个市场中每一个的产出增加了什么东西。如果投资前第一个市场得到了x个单位的棉布，而第二个市场得到了y个单位，而投资后增加的棉布可能在两个市场之间分配，或者全部进入第一个市场，或者全部进入第二个市场。不过，当棉纤维和棉籽通过一个相同的过程提供给不同的独立的两个市场的时候，给定的追加的投资却必然对于适用于这两个市场的产出增加了某些东西。在后一种情况中很容易看到，单纯竞争，一般来说，将导致差别定价；然而在前一种情况中，却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许多销售者为若干具有分割的需求关系的市场的运输或其他任何方面进行竞争，而且如果其中某一市场的价格比其他市场的高，则必然激发起每一个单个销售者的兴趣，将其提供的服务从低价市场转向高价市场，而且这一过程必然使不同市场的价格最终达到相同的水平。在单纯竞争的条件成立的情况下，这一结果均会出现，而与所讨论的商品或服务的生产中，追加成本是否在主要成本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无关。因此，我们不能接受陶西格教授的观点。联合供给，从我们在这里使用这一概念的意义上讲，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以基本的和一般的方式存在于铁路运输行业中。[13]

§5.同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铁路公司所提供的服务中，联合供给的确发挥了某种作用。这在由A至B的运输与反方向由B 至A的运输之间尤为明显。铁路的机制像轮船公司的一样，要求从A行驶到B的列车接着从B行驶回A。在移动列车方面增加1百万英镑的开支，必将同时增加列车从A至B以及从B至A的移动次数。这意味着真正的联合性。由此可以推断，一种铁路或轮船运费的竞争的机制，一般来说将不会对从A至B以及从B至A的运输中索取相同的费用，而是对较大需求的运输方向收取较高的运费。当然，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对于价值相同的商品从英国运出货物的费率，相对于运进的费率低的原因。我们的进口，大部分为食品与原材料，我们的出口，除去煤炭之外，主要为制成品，前者自然产生对于运输服务的较大的需求。如果没有我们煤炭出口的影响，则二者之间的差异一定比现在更大。在美国向东和向西的货物——虽然不是乘客——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因为“那些向世界供给食品和原材料的人造成了比他们所购进的货物大得多的吨位”。[14]
然而，联合性的这种因素仅具有相对小的重要性。与铁路经济学著作者的一般观点不同，由铁路公司所提供的服务，主要地，并非是联合供给。因此，结论是，在本章§2所设定的条件下，单纯竞争一般将形成对于所有商品收取相同每吨每英里运费的制度，而不论商品具有何种性质，以及商品是在B消费还是经由B运往更远之处。

§6.“服务的价值原则”或者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具体含义较为复杂。上一章已经说明采用此原则的垄断者将把他们所服务的市场分割成若干个子市场，并在这些子市场之间实行差别定价以促使自己的利益尽可能最大。上一章还进一步说明，在实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了最理想地实现这一目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分割市场的形式，是让每一较高价格的市场包含有尽可能少的需求，其需求价格低于下一个子市场中所包含的最高的需求价格。这些子市场一旦分割完毕，对于它们索取的价格的确定并没有理论上的困难，可以运用某种简单的数学公式予以表述。[15]
的确，有时人们认为，如果采用此方案，对于不同市场确定的相关费率简单地取决于这些市场的需求的相对弹性（对某种未确定的产量而言）是不正确的，或者认为其简单地取决于这些市场的相对需求价格（也是对某种未确定的产量而言）也是不正确的。真正的决定因素是代表不同市场的完整的需求关系的整体条件。[17]
而且，尽管这些决定因素一般来说是复杂的，但是只要不同的市场构成被确定下来，它又是非常精确的。受到实际条件的限制，对于某一铁路公司来说，真正的困难在于在各种不同的子市场系统之间做出选择。有关从公司的角度出发如何选择最有利的系统的研究，实际上在对客运和货运市场分类方案两方面而展开。为了说明服务的价值原理在实际上的应用，有必要对这些方案加以描述。

在客运方面，铁路公司发现，服务的价值原理几乎完全可以由主要以不同乘客群组的财富水平为基础的分类方案所满足，相应的假设条件是，较为富有的人们对于运输的大部分需求所产生的需求价格，比较为贫穷的人们对于运输的大部分需求所产生的需求价格要高些。由于实际上无法直接按财富的差别进行分类，故采用了各种与财富水平相联系的指数或者标志来进行分类。因此，在美国铁路公司对于移民制定了特别低的费率——低于当地美国人的费率，尽管当地美国人很愿意乘坐移民车辆。[18]
在某些殖民地区，存在根据旅行者的肤色制定的差别费率，如黑人，一般认为其经济状况较差，故收取比白人低的费率。[19]
同样在英国，以及仍然十分明显地在比利时，铁路公司对于工人票制定了非常低的费率。[20]
这种做法非常类似于伦敦店主的做法，他们对于衣着入时的顾客的要价高于其他人。同样，剑桥的船夫往往对下午租船的五人组成的团体要价5先令，而仅对一人租船者要价1先令。然而，基于财富指数进行的分类是相当粗略的。因为相对给定的旅行，拥有同样财富的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将产生差异很大的需求。认识到这一事实后，铁路公司则依据旅行过程中的舒适程度、速度、时间等等，以及预定的旅行的目的构造出各种相互交叉的分类制度。因此，对于头等服务或某些特快列车的费率，均高于较差服务或较慢列车的费率，其差异程度超过了提供这些类型的服务的成本上的差别；[21]
而对于凌晨的车次则规定了特别低的费率。以相同的方式，在分割假日旅行方面作出尝试，依据与商务旅行相比较低的需求，提供特殊的旅游项目票、周末票或观光票。

在货运方面，铁路公司发现服务的价值原则几乎可以被主要以运输的商品的相对价值进行的分类所满足，其假定条件是关于较高价值的商品组合的运输的需求所产生的需求价格，高于关于价值低的商品组合的运输的需求所产生的需求价格。这种假设成立的理由如下：对于任何商品任何第n个单位从A至B的运输需求所产生的需求价格，可以通过该种商品在B的价格超过如果该单位商品未予运输而在A销售的价格以上的部分予以量度。但是，依据任何分配的法则，任何物品分别在A和B的价格之间的可能的差异程度，将因两地之间缺乏理想的运输联系而加大，正如A与B两地白杨树高度的可能的差距，大于两地卷心菜高度的可能的差距一样。预期昂贵商品差异的百分比数比廉价商品的更大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预期其差异的绝对量更大则是有理由的。对于英国铁路在《铁路费率与运费法案》之下采用的分类的细节所进行的研究说明，相关商品的价值被用来作为分类的基础。广义上讲，清单上任何层次的较低的位置，均包含着较为廉价的商品。[22]
同样，美国铁路委员会的若干决策也是建立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制椅材料比制成的椅子，葡萄干比干果，等等，均是如此。[23]

有时，公司或者管理部门在实践中难以直接根据价值对商品予以分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其差异易于反映价值差异的指标，对商品进行分组，间接地取得相同的结果。由于一般来说，对于任何高质量的商品均比低质量的商品要进行更好的包装，故有时根据所使用的包装的方式来调整运费。例如，在法国，好酒一般以220公升或230公升的桶装，而普通酒则以650～700公升的车装，桶装酒的运费处于较高的等级。

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对于客运服务以及货运服务，单纯以运输商品的价值进行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是粗略的。由于这一原因，往往也利用其他标准进行交叉分组。因此，在从A运输至B的一定价值的商品组中，可能会依据是否在B容易自行生产，或者从A以外的其他地方容易获取，或者既不容易生产又不容易获取等差别对该商品进一步分类，并对后一类索要较高的运费。此外，在由同种商品的单位所构成的单一组别中，也可以再划分小类。例如，在英国收获期之前的几周内，自德国运往英国的蔬菜的运费，比英国收获期之后的要高；从法国南方运往北方的蔬菜的情况与此相同。同样，有时会根据所运输的同样物品，将因投入不同的使用方式进而制定不同的费率，例如建筑用砖、铺路用砖或耐火用砖分属不同的等级。然而，应该看到，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拒绝承认以此为基础进行分类的有效性，[24]
更为重要的是拒绝根据最终目的地所进行的再分类。于是，从A运往B并在B消费的商品，将与从A运往B再运往C的商品分属不同的组别，并计取不同的运费，理由是世界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并不与其距离上的差别成比例。不能设想，如果A位于B的500英里之外而非100英里之外，则在B处所生产的某种商品的成本将比在A处更高些。因此，与短途运输相比较，在商品的长途运输中，对于第r英里运输价值的需求可能要小些。对于食物和原材料等物品来说，这种考虑尤为适用，它们实际上可以在温度或气候的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差异。不过，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所有商品均有关，无须怀疑，这也正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实行对于商品——而非旅客——逐渐降低的费率制度的部分原因。[25]
当A与B直接由水路运输相连，以及A与B由铁路运输相连，加上B与C由更多的铁路或水路运输相连时，差别定价的做法更为突出。在这些情况下，对于在B处消费的任何商品将其从A处运送到B处的许多单位的需求价格，比对于将其从A处运到B处，并将继续将其从B处运送至C处的任何单位的需求价格，很可能都要高得多。基于这一事实的分类可以说明，为什么从柴郡进口经由利物浦运往伦敦的货物的费率，远低于产于利物浦的相同的货物运往伦敦的费率。根据同一原则，“普鲁士邦铁路对于自俄罗斯运往海外各国（瑞典、挪威、英国等等）的谷物，制定了特殊的费率，自边界至德国港口、刚格斯堡、但泽等地的每吨每公里运费，低于德国的谷物运往相同各地的运费。……需要指出的是，制定如此低的费率的目的在于，确保普鲁士铁路的运输量，如果运费不降低，货物可以经由里加、雷威尔和列加进行运输，而不一定再通过普鲁士铁路进行运输”。[26]

§7.现在，是从国民收入的观点将服务的成本原则与服务的价值原则加以比较的时候了。众所周知，按照通常的观点，以服务的价值原则，或者换句话说，以货物所承载的价值所确定的费率，毫无疑问地优于与其竞争的另一原则。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流行的观点主要建立在两种含混的认识之上：其一是假定铜材的运输与煤炭的运输，以及从A处至B处的运输当接续运输分别为需要与不需要的时候，均为联合产品。在本章§4中已经证明这种假定是靠不住的。由此进一步假定，采取比较边际需求的方法为联合产品确定运费，即是以服务的价值原则定价。这一假定与另一个假定同样靠不住。稍加考虑即可看出，以这种方式为联合产品定价，就是在遵循服务的成本原则，——或者对相同的物品冠以不同的名目——单纯竞争的原则。其二是采用歪曲对方的手法驳斥对方。进一步的争论证明，从歧视性垄断的角度出发，服务的价值原则优于单纯垄断。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在垄断者能够为自己制定最为有利的费率的条件下，受到必须对铜材运输和煤炭运输制定相同费率的限制时，将使他完全停止煤炭运输，而继续按某种高运费进行铜材运输，如果允许在这两种费率之间实行差别定价，则可以使国民收入有所增加。[27]
显然，这种观点虽然就其自身来说是成立的，但是对于是否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不优于单纯垄断而优于单纯竞争的问题来说，是毫不相干的。廓清这些混淆之后，在铁路运费方面采用服务的价值原则与采用服务的成本原则之间的问题，构成了在上一章中提出的这一基本问题的特殊情况，即所谓的第三级别的歧视性垄断与所谓的单纯竞争之间的问题。

§8.对于该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一般来说单纯竞争更为有利。不过存在着一组条件，使它的竞争者处于优势地位。这些条件是，当无法确定能够收回与任意产品数量生产开支相对应的价格时，差别定价制度是可行的，这将使某些产品有利可图。它们已由哈德利原则所说明，即对于从A处运送至B处的货物，在与B处消费以及经由B处进一步运往C处的货物之间实施差别定价。他写道：“假设，问题在于是否可以通过两大城市之间的农村地区修建一条铁路，两大城市之间已经拥有水路沟通的便利，而中间地带却没有。”对于由起点A经由中间某一点B，将进一步运往另一终点C的货物收取的运费，必须要低些，该运费应该低到这种程度，即如果将该运费应用于所有从A处运送至B处的货物的话，将使得这一段铁路的运营无利可图。但是，对于从A处运送至B处并将停留在B处的货物的需求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它无法支撑该段铁路的运营，无论所确定的运费如何高或如何低均于事无补。“换言之，为了最起码的生存，铁路必须确保不同的两件事——对于它的当地运输的高费率，以及仅能依靠低费率所吸引的转运货物的庞大运量。如果修建这条铁路，则必须实施差别定价”。[28]
可以构建一种与此完全相同的观点，即当条件为除差别定价之外，将不会发生任何货物运输，而货物的销售收入将补偿其生产成本时，对于不同的商品应制定有差别的每吨每英里费率。依据同一原则，可以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应该允许铁路公司对于迂回线路两个终点之间的运输收取异常低的费率，起到防止在这两点间修建直线铁路的作用，其条件是，若无这项安排，建设任何迂回铁路都是无利可图的，从而使它所服务的中心地区蒙受损失。我们对于这些条件实际上可能存在的假设并无异议。然而，哈德利原则及其追随者们，并不满足于上述所能给出的解释，未加证明地暗中强加于人，认定这些是整个铁路世界的典型，因而自行假设，已经证明了应该用服务的价值原则确定所有的铁路运输费率。这种不加证明的推断，显然令人无法接受。认真探讨某种条件的范围，用以判断服务的价值原则在实际上可能的扩展，这是必要的。

§9.从分析的角度出发，情况是很简单的。正如在上一章所作的说明那样，为了使垄断加上第一级差别定价能够生产单纯竞争无法实现的产量——我们依据最简单的情况，即某一市场的需求与其他市场的价格无关——这里所描述的，在需求与供给的一般条件之间，必然存在着某些特定的关系。能使垄断加上第三级差别定价导致这一结果的条件，则较不确切。使得第一级差别定价刚好取得成功的条件，一般来说，将无法使得第三级差别定价取得成功。然而，大体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即当条件使第一级差别定价获得利润丰厚的成功时，第三级差别定价也将拥有成功的好机会——实施差别定价所分割的市场的数目越多，以及根据垄断者的观点，它们的构成越令人满意，则机会越好。我们的问题是，确定这种状况实际上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第一，已经证明在递减的供给价格法则作用很强的投资的形式中，这种可能性最大。[29]
有理由相信，在相当的发展已经实现之前，这一条件在铁路公司中一般均可得到满足。理由是，一家铁路公司的固定设施，不可能在运量低于某一最小水平的情况下予以修建。对于铁路运输来说，安排每周一盎司货物的运输的总成本，与安排数千吨货物运输的总成本几乎相同。因为为了勘测和法律费用，在山谷间与湍流上造桥、开凿通过岩石的隧道、修建车站和月台等，均要承担同样巨额的成本。这意味着直到进行某项巨额投资之前，递减的供给价格都在发挥强大的作用，之后才有所递减。因此，到目前为止，与其他行业相比，铁路服务领域更易于具备使歧视性垄断优于单纯竞争的条件。

第二，已经证明在对弹性需求的产品进行投资的形式中，歧视性垄断可能生产某一产量而单纯竞争产量为零的可能性最大。[30]
在铁路服务中，一旦运费降低到相当的水平，就有理由相信，运费的小幅下降将引起需求的大幅上升，增加的需求不仅来自当初由其他机构运输的商品，而且来自当初根本未予运输的商品。换言之，有理由相信该项需求一般来说是富有弹性的。于是从此处可以再作一次推断，铁路服务领域比其他某些行业，更易于具备适合歧视性垄断的条件。然而，对于直到相当巨大的货运量已经达到之前递减的供给价格法则均会发挥强大作用，以及对于铁路运输服务的需求是弹性的两点的认同，并不说明单靠这些条件就可以充分保证歧视性垄断将可能生产某一产量，而单纯竞争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必须进一步具备的条件是，相对于某一小量的服务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更为一般地，整体上的需求表与供给表——应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相互联系。很明显，如果相对于某一小量的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则单纯竞争就有可能生产某一产量，因而我们所关注的条件并未出现。同样明显的是，如果相对于某一小量的需求价格远远低于供给价格，则无论是单纯竞争还是歧视性垄断，均不可能生产某一产量，因此，同样这些条件没有出现。为了使这些条件有可能出现，似乎某种中间状况必须得以建立。于是，一方面，受到影响的地区一定不是非常繁忙而且人口密集的；而另一方面，它又不是非常冷清而且人口稀少的。所需要的是具有中等水平的经济活动与人口密度的一定的范围。这一范围，与整个可能的范围相比较，自然不是宽阔的。因此，对于在任一时刻随机选定的任何铁路公司来说，使歧视性垄断比单纯竞争更为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必要条件出现的可能性，似乎是先验地非常之小的。的确，有许多实际方面的专家宣称，这种可能性的范围实际上是很大的。但是，正如对于这一点给予高度关注的埃奇沃斯所认识到的那样，毋庸置疑，“如果高级权威人士反复强调对于该先验的不可能性的充分认识，必将产生更为重大的影响”，但他们却不肯这样做。[31]

§10.必须看到的是，随着任何国家人口和总财富的扩张，对于任何线路的铁路服务的需求都在逐渐增大。因此，在任何时刻进行随机的选择，影响随机选择的任何铁路的条件都不可能是这样的，即基于服务的价值原则的铁路费率体系比基于“服务的成本原则”的对于收入更为有利，任何随机选择的线路将经历具备这种条件的时期，并非是不可能的。当财富和人口的增长达到某一点时，这种条件便会出现，而当其后又达到另一点时，这种条件便会消失。如果服务的成本原则永远适用的话，而且如果不提供国家补贴，直到达到后期的这一点之前，某些铁路将不会予以修建——当通过供给的经验出现“建立起”某种需求的时候，当然这一点并不必须是铁路值得修建的时刻——即使事实上抵达前期的一点时，它们就可以被修建，并且有利于社会。其结论是，当任何线路处于这两个阶段的中间状态时，应该采用差别定价或者服务的价值原则，一旦人口的增长和需求的扩张大到使其脱离该状态时，这一原则就应该让位于单纯竞争或者服务的成本原则。[32]
似乎在大部分普通的铁路线上，适用服务的价值原则的时期都是很短促的。[33]

§11.甚至该原则这种有限的应用，也仅仅在纯粹的服务的价值原则与纯粹的服务的成本原则之间不存在第三种方式的前提下才可以。然而，事实上，存在着第三种方式，即可以在坚持服务的成本原则的同时由国家提供补贴。显然，在加速铁路建设方面，由服务的成本原则加上补贴的协助予以完成，与由服务的价值原则没有补贴的协助予以完成，将产生完全相同的效果。社会整体将从税收中提取部分款项以确保铁路必要的利润，在另一方案中，该利润则来自于购买运费最为昂贵的服务的人们。因为铁路的修建符合公众的利益，故而从整体上看，似乎由纳税人而不是特殊层次的商人——或者最终由这些商人的产品的消费者——提供这笔资金更为公平。考虑到上一节所描述的中间阶段通过之后，需要将差别费率体系转换为非差别费率体系的实际难度，则从管理的便利性方面看，提供一段时间的补贴，然后在不再需要时取消补贴的方案，也是较优的。如果将廉价的铁路运输在以下诸方面所产生的间接利益也计算在内的话，如方便将劳动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区域内均予以分配，使大规模的地方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通过加强市场间的沟通而减小地方物价的波动——所有的变化均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生产获益——认为铁路运输业是应该长期给予一般性补贴的一个行业的看法，这是站得住脚的。显然，无须运用第二种工具去完成自己就能够完成的补贴的工作，因而服务的价值原则实在是毫无用武之地。

§12.关于服务的成本原则或者适用于单纯竞争的价格问题，以及服务的价值原则或者适用于歧视性垄断价格的比较优势问题，这就是需要讨论的全部问题。不过，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的方案。一家铁路公司可以进行如下控制，以保证整体上仅仅获取竞争的或正常的利润。不过这些利润的获取，来自于将某些收费低于成本而另一些收费高于成本的某种结合，正如一位医生的利润的获得，来自于对贫穷患者索取的低价与对富有患者索取的高价的某种结合一样。在铁路服务的某一领域，存在着充分的条件适用于这种做法。提供廉价的工人车票可以产生大量的社会利益。因为在适宜的条件下，这使得工人们虽然要在城镇上班，却有可能在农村居住，并因此使他们的子女在较为健康的环境中成长。[34]
如果铁路公司被迫这样做的话（假设其收益由于管制已降至正常的竞争的水平），这一规定是可以兑现的；同时允许铁路公司通过对于其他的运输进行“垄断的”收费进行自我补偿。然而，很明显，也可以动用国家收入对铁路公司提供必要的补偿，进而达到与此完全相同的结果。似乎没有更好的理由说明应该将这一负担仅加于利用铁路服务的人身上，而不应加于全体纳税人的身上。因为，即使铁路服务可以成为向其使用者课税的恰当的对象，我们也不能认定对其课税的总量，恰好达到对铁路服务的贫穷购买者提供补贴所需要的资金的额度。同样，也缺乏理由批准差别费率的确定，不是基于购买者的利益，而是出自铁路公司自己的选择。因此，这种附带有管制的利润的差别定价的制度，整体上看是不合理的。于是，我们就只剩下服务的成本原则了，在需要时将其予以修正，有时附带一般性的补贴，有时则对特殊服务提供补贴，使该项特殊服务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

§13.还有最后一点需要说明。恰如我们在上述§2中所指出的那样，正确地应用服务的成本原则，涉及若干审慎的调整。因为这一原则并非对所有的人都制定单一价格，而是制定随着每次服务所发生的即时成本，以及服务完成的时刻与负荷高峰期的相互关系而变化的多种价格。实际上，完成这些调整往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涉及昂贵的技术与簿记问题。因此，就总是存在着应该与其所追求的理想接近到什么程度为更好的问题，即究竟在哪一点，使进一步的接近所带来的利益，将会被这样做所产生的复杂、不便以及费用所抵消。提供电话服务的初期，在制定费率时为了简单和便捷，形成了不计呼叫次数的收取同一费率的制度；而且自来水费仍然不以实际用水量的任何量度为基础，而是依据所住房屋的租金估算可能的用水量来收取。至于电力，虽然已经设计出精密的仪表，不仅能记录电量的消耗，而且能够对于高峰期的用电量赋予较大的权重，然而由于这种仪表的成本很高，所以在许多地区小型房屋的用电仍然按照未测量的统一的费率收费。同样，对于包裹的运送，在取费上已经考虑了因其重量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的服务的成本问题，但是对于信件的投递，却没有考虑这一点；而且不论是对于包裹还是对于信件，均未考虑因其运送距离的不同（在英国版图之内）而制定不同的费率。同样出于对简单与廉价的考虑，决定依据服务的成本原则确定费率制度的铁路当局，在一定的范围内，无论如何都需要忽视不同的乘客所携带的行李重量上的差别。这一类的考虑说明，当铁路管理当局选择采用地区运费制度时，并未对服务的成本原则的精神有丝毫的背离。显然，市区有轨电车系统必须这样做。因为事实上不再有比1/4便士面值的硬币小的硬币，因而不可能对每一个不同距离的旅程均制定不同的票价。只要地区狭小，地区性票价对于一般的铁路公司来说都是合理的。不过，如果地区的范围过大的话，则服务的成本原则被便遭到故意违背了。在一广大地区之内，对所有的地方都收取相同的费率的制度包含着重大的歧视，使那些远离其市场的企业比靠近其市场的企业获得实惠。事实上，这种制度向它们提供了某种补贴，但却以它们的竞争对手的支出为代价。的确可以证明，在一定的环境中，如果采用某种特定的方式，优惠一种供给的来源而不利于另一种，将对国民收入有利。然而，这种来源于地区票价制度的差别是随机性的差别，并非是对认真选择出来的企业群组给予优惠。因此，平均来看，它类似于优惠一组企业而不利于另一组相似企业的差别待遇。这种差别待遇造成商品的某些部件的生产（包括运输）成本高于其必要的实际成本。因为在该地区，提供给市场的远距离地域的任何物品生产的边际实际成本，均大于提供给市场的近距离地域的该种物品生产的边际实际成本。[35]
可能有人会认为，由此造成的直接损失，可能被地区票价制度对分散的属于同一行业的生产性企业产生的作用所平衡，该制度使得企业相互结合并进行反社会的垄断性的活动更为困难。[36]
不过，这种观点似乎并不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该观点自身并非想要阻止大规模生产单位的形成，因为这种大规模生产单位具有经济性。正如即将予以说明的那样，为消除垄断行为的恶劣后果，似乎直接阻止合并以减少与之俱来的威胁，比间接地试图阻止合并的发生是更为可取的策略。[37]

[1]
值得注意的是，零售商店在所出售的各种商品上，如何为其零售行为确定费用的问题，非常类似于铁路运费的问题。不过，在零售商品中间存在着附加的复杂性，即有时零售商店通过销售并无零售利润的某种知名商品，以获取一般性的广告宣传的利益。

[2]
参看本书第二编第3章§4中的脚注。

[3]
诚然，有时人们坚持认为，如果“单纯竞争”被定义为包括销售给消费者的物品的完全的可转移性时，这种情况才会出现，并且指出，除去这个条件之外，竞争已被证明是与由运输公司以及零售商向售给不同人群的服务实行差别收费相互协调的；不同种类的货物按不同的运费运输，同时对于零售工作绝对的收费，是依据不同的物品而有所不同的（参看沃特金斯的《差别收费理论》，《经济学季刊》，1916年，第693～695页）。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后人们认识到，当竞争真正形成时，销售者A一定总是会以低价与销售者B相竞争的，即对B的优质客户按略低于B的价格提供服务，而这一过程最终一定会使所有的运费持平。上面提到的差别定价，并非因完全转移性的存在而产生，而是因为事实上存在的习惯做法以及相互默契所引入的某种垄断性行为的因素所造成的。

[4]
参看威廉斯：《铁路运输经济学》，第212页。

[5]
阿克沃斯：《铁路经济学基础》，第120页。

[6]
参看海恩斯：《限制性铁路法规》，第148页。

[7]
《经济学季刊》，1910年11月，第47页。

[8]
阿克沃斯：《铁路经济学基础》，第122～123页脚注。

[9]
《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221页。同时参看第二卷，第369页。

[10]
陶西格：《铁路运费理论》，载于里普利的《铁路问题》，第128～129页。

[11]
《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221页。

[12]
《经济学季刊》，1913年，第381页。

[13]
关于联合成本概念相对铁路运输的关系的一般性问题，参看陶西格教授与我之间的讨论，1913年3月和8月，《经济学季刊》。还有两点应予说明。

第一，就本书赋予它的意义而言，联合成本的概念有时适用于生产一种商品，但适用于商品生产过程的单位比商品的单位相对大的场合。例如，当生产过程的边际单位生产100个单位的产品时，则可认定这100个单位的产品必须提供某一价格，足以补偿这一单位的生产过程，但是对于供应商来说，这100个单位的总价格是如何由单个价格组合而成的并不重要。然而，在以上述的一般形式提出问题时，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事实上100个单位的产品既可以从100个生产过程的每一个成果中所扣除，也可以从一个生产过程单独获取，而且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如果任何单位产品价格不等于1个单位生产过程供给价格的1/100的话，则将会自然而然地采用后一种扣除的方法。这表明，由相同的生产过程在相同的时间内所生产的物质上相同的产品，一般来说在任何意义上均不是联合产品，尽管生产过程的边际单位很大。但是这种答复并不切题，当实际提供的生产过程的单位数，是进行任何生产客观上所提供的生产过程的最小值时，联合供给的概念就不能予以排除。在这些情况下，不存在与本书所认定的最后产品单位为联合供给相矛盾之处。通过任何地区，使铁路得以建成的造价最低的铁路的建设成本，是铁路所提供的各种服务项目的联合成本，由此可以推断，这种分析思路可以获得与本章§8中以不同的分析思路所得出的相同的结果。在探讨使铁路得以建成的最低造价的铁路的特殊问题中，这两种思路同样适用（参看《经济学季刊》，1913年8月，第688页）。不过，由于通过联合供给的方式所进行的分析，仅适用于单一的具体类型的问题，而通过歧视性垄断的方式所进行的分析，本书将采用的分析的方法，适用于所有的问题，故后者应予以优先考虑。

第二，如果愿意，联合供给的概念可以用于由同一设备在不同的时间内所提供的相同的服务。因此，对于夜间和白天的铁路运输服务，可以称之为联合的服务，并以此为基础收取不同的运费。这种考虑对于电费的收取尤为重要，它证明以某种形式的差别定价取代全天或全年几近相等的收费方式更为合理。如果我们考虑在两个时段对变动的需求提供相同的服务，则会以不同的思路得出相同的结果。相对于铁路在相同时间运送不同的物品而言，这一点的差别是，铁路能够调整并运送任意数量的物品，以至于运送A并不影响运送B的能力；但是不能仅仅假定铁路在白天运送A，除非认定它在夜间也有运送A的能力。当然，如果资本设备能够在确定的使用期间内而非时间期间内维持其全部价值，则这种差别将失去其大部分重要性。因为过去在夜间使用较少的话，则之后可以在白天较多地使用。但是，事实上设备大部分因时间的流逝而损耗，而与使用与否无关。例如，铁轨与枕木因气候而变质（参看沃特金斯的《电力费率》，第203页），并同时变得陈旧。

[14]
参看约翰逊：《美国铁路运输》，第138页。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在铁路一等和三等旅客服务之间的联合性很小，但是在轮船一等和三等旅客服务之间的联合性却可能相当大。因为轮船的建造，必然同时形成轮船上较舒适和较不舒适的部分。

[15]
因此，令φ1
（x1
），φ2
（x2
）……代表n个分割市场中的需求价格，f（x）代表供给价格。

在第三级别歧视性垄断条件下的各分割市场的适当的价格，由满足n个如下形式的方程式所确定的φ1
（x1
），φ2
（x2
）……的值所给出：

这n个方程式足以确定出n个未知量之值。

[17]
当代表需求关系的曲线为直线时，这种复杂的决定因素退化为简单的形式，即为每一个这样的市场中相对于最急切的需求数量的需求价格。在这些条件下，如果不变的供给价格的条件成立，则可以证明每一市场适当的垄断价格应为供给价格与相对于最急切的需求数量的需求价格之间差值的一半。

[18]
《经济学季刊》，1910年11月，第38页。

[19]
参看科尔森：《政治经济学讲义》，第六卷，第230页。

[20]
参看朗特里：《土地与劳动》，第289页。

[21]
科尔森认为所有列车都接纳三等乘客，但是对快车收取追加成本的方案，比目前大陆铁路公司的方案更优，在该方案下，希望快速旅行的乘客必须支付三等与二等票价之间的全部差额。

[22]
参看马里奥特：《运费与票价的确定》，第27页等有关这些清单的内容。

[23]
参看《经济学季刊》，1910年11月，第13、15、29页。

[24]
里普利：《铁路、费率与条例》，第318页。

[25]
参看马里奥特：《费率与票价的确定》，第43页。

[26]
《铁路会议报告》，1909年，第99页。

[27]
参看本书第二编第17章的§13。

[28]
《铁路运输》，第115页。可以想见，在这些情况下，铁路的修建可能被否决，即它将对其竞争行业水路运输损害到完全冲抵了铁路所带来的利益的这种程度。然而，只要铁路自身能够予以维持，则证明这项反对并不适用。参看本书第二编第9章§11。

[29]
参看本书第二编第17章§9，以及附录三§26。

[30]
同①。

[31]
《经济学期刊》，1913年，第223页。

[32]
比克戴克先生（《经济期刊》，1911年3月，第148页）与克拉克先生（《美国经济学学会会刊》，1911年9月，第479页）认为，事实上，从一种体系向另一种体系的转换，并非发生在当增大的需求使该铁路超过刚才所描述的状态的时刻，如果发生的话，则发生在需求增大到与供给曲线相交于其斜率由负变为正的那一点。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没有任何充分的依据。

[33]
根据与上述相同的思路，有可能认为，当铁路建成之后，并且已经达到基于服务的成本原则盈利的运营阶段时，则另一阶段即将到达，于是基于服务的价值原则将使第二线路的修建成为可能，并且有利于社会，虽然在基于服务的成本原则的费率体系中，这种扩张对于公司并非有利。这种看法证明建立某种差别费率体系，仅运用于新线路的货物运输是合理的；同时，对于该种看法加以修正，便可以证明建立这种体系，专门运用于任何附加的列车或车厢的货物运输是合理的，如果不实行差别定价，这些列车或车厢就不值得运营。然而，事实上，不可能以这种有限的方式运用服务的价值原则。如果将其只运用于第二条线路或附加的列车的运输中，则更进一步地，必须将其中用于该线路的所有货物运输上。以上所提出的观点并不能证实这一点。

[34]
在比利时，被大加完善的廉价的工人车票体系，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而发挥作用的。（参看朗特里的《土地与劳动》，第108页）。马哈姆博士对于它在事实上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某种肯定，比利时是一片拥有“大型城镇”而不是“庞大都市”的土地，与法国和德国不同，它的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居民为5 000～20 000人的市镇上。同时，马哈姆博士认为廉价车票也是具有负面影响的。

[35]
参看《经济学季刊》，1911年2月，第292～293页，第297～298页，第300页；以及《关于铁路运费的分组委员会报告》，第10页。

[36]
参看《经济学季刊》，1911年5月，第493～495页。

[37]
参看本书第二编第21章§2。

第19章　购买者协会

§1.前一章的结论明确说明，在许多行业中，不论是单纯竞争还是垄断竞争，不论是单纯垄断还是歧视性垄断，均不能使其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与一般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相等，因而它们都不能使国民收入或者经济福利最大化。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所探讨的系统，都是由一部分人生产商品然后销售给另一部分人的系统。全因这一事实，造成他们调整上的失误。于是，自然会出现如下问题：通过购买者的自愿组合，由我们提供给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做法，能否排除这些失误呢？

§2.不论是最终商品的消费者，还是利用购买进行未来生产的生产者所组成的购买者协会，其政策均由极大化购买者的总收益与总成本之差所指引。因此，必须确定的只是某一产量，除该种商品的购买者以外的其他人受到该生产的影响之外，这一产量将使得用于该生产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等于一般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必然在一般的意义上消除了似乎属于垄断和单纯竞争的不和谐。然而，这一初步的抽象的说明，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它仍不足以说明，如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购买者协会将有利于国民收入。在我们能够据此对于这些协会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任何作用作出推断之前，我们必须追究在残酷的经济效率方面，它们如何与一般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因为很明显，购买者协会在价格政策上以及由此对于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间的配置上可能拥有的任何优势，如果在生产方面是无效率的，则都将被抵消。

§3.作为这一工作的前奏，最好谨防某些混淆。首要的并且最为明显的是，我们需要排除认为在某些领域，购买者协会比将其成员作为单独个人而进行经营时具有更高效率的所有陈述。易于指出多数人均以单个小量所需要的众多服务，却可能更为经济地大批量地生产出来。由小农小批量生产的各种质量的农产品的销售服务，就是很好的例证。为了更加经济地销售，需要认真进行质量等级划分，并对每一等级保持连续供给。而试图单独销售奶酪和鸡蛋的小农们，无法在足够大的规模上经营并令人满意地满足这些条件。因此，赖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先生关于丹麦写道：“在1882年，所谓的‘农民奶酪’比大农场生产的头等奶酪少销售33％，而在1894年，联合经营的奶酪，当然大部分仍然来自于农民的农场，比来自于大农场的奶酪获得了更大的荣誉和回报，通常所说的二等或三等奶酪已经在丹麦贸易的商品中销声匿迹了。”[1]
不过，事实上，因为这种理由，奶酪的生产、火腿的熏制以及蛋类的推销虽然“为合作原则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但却与当前的问题无关。因为这些事务同样为商业原则提供了广阔的前景。[2]
诚然，在这一领域购买者协会能够比单一的小农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经营，但是所有这些对于一家向农民们提供市场营销服务的普通商业企业来说，也完全相同。鲁（Rew）先生对此给出了两个例证。“一个例子是法国的奶酪贸易。该贸易由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商人所进行——他们在当地市场从单个农民手中购买奶酪，然后在他们的混成作坊中进一步加工。另一个例子是苏塞克斯的海斯费尔德地区的家禽贸易。该贸易是由饲养者从孵化小鸡的农民处购买小鸡，然后将其饲养、宰杀、处理，再由送货者或铁路部门收集，再运往伦敦或其他市场。这两个都是没有合作的完整的组织机构的例子。”另外，我们必须摆脱对于英国合作历史事件的过分的强调，理由是，当购买者协会这种机制引入零售贸易时，是否同样公平地引进了与之竞争的机制，这很值得怀疑。部分地由于不同商店之间不完善的竞争的结果，并非所有适用的经济性得以展示出来。[3]
甚至他们自己也认为，“零售商作为一个整体，开办了比实际所需要的多得多的商店，为吸引少数客户承受着太多的麻烦并付出了过多的成本，然后苦心孤诣地使这些少数的客户在长期——非常长的长期——对于那些他们以信用所购买的商品，或者说他们赊去的商品，以及所有他们必须付费的一切予以偿还。零售贸易是一项易于进入的行业——马歇尔可能并不认为家政管理与家庭烹饪也是一种经营——其中有许多经济性也受到了影响”。[4]
这一观点被帕累托的考证所强化，即零售商店很容易在竞争中不仅仅被合作社，也被大商场所取代[5]
——对此，在英国尚需加上非常重要的连锁商店。然而，将自从我们的消费者商店出现后所进行的零售贸易与这些商店加以对比，不能作为一项关于它们所代表的工业形态的相关特征进行结论性的检验，它就像将一个有某种理由怀疑其健康水平低于其同胞的平均健康水平的种族的成员，与另一种族的完全健康的成员相对比一样。因此，不能对历史的事例赋予过高的权重，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6]

§4.根据这种观点，在尝试估计购买者协会的经济效率的过程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协会在结构上属于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与任何其他的联合股份公司一样，一家购买者协会由股东们所拥有并且由在股东代表委员会监督之下的经理所控制；与其不同的是私人商号与一般的商业公司。为了比较它与它们的经济效率，我们自然会考察其管理的组织结构。在这一方面，购买者协会与商业公司相对于私人商号来说，都是较差的，恰如目前的政府部门缺乏私人企业所具有的那种快速反应与个人激励的机制一样。[7]
但是购买者协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激发其经理人与代表大会的热情，对其低效率给予补救，因为事实上他们正在从事一项适合于唤起公众精神的服务。实际上购买者协会可以在利己主义的动机之外，利用利他主义的动机，提高行业的效率。然而，与这种考虑不同的是，尚须进行另一方面的考虑。迄今为止，购买者协会都是由穷人所组成的，他们不熟悉大规模的经营，很可能不愿意授予经理人以充分的自由，并且在薪水待遇等方面过于吝啬，从而使经理人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不仅如此，他们的代表大会的成员，是从比较狭窄的范围内遴选出来的，往往比商业公司的董事们的经营经验要少。当然，这些相互冲突的因素在不同的情况下产生着不同的影响。

其次，当一个国家的工业的任何部分形成垄断竞争的时候，一般的商业机构都不得不在广告方面浪费大量的支出，正如在第9章§14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这一方面，购买者协会处于相当有利的地位。当它们提供涉及以下方面的服务时，诸如购买农业饲料和肥料、开展批发贸易工作等，则它们可以不必进行任何直接的努力，即可确保满足其成员的全部需求。当它们所提供的服务为包装鸡蛋，或熏制火腿，或将牛奶和乳脂加工成奶酪和奶油时，它们的成员有时的确会因其他地方给予更好的待遇而离去，但对于协会来说，仍有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忠诚”作为会员资格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这类行为的发生，而无须求助于广告。当它们提供零售或授信服务时，利用规章制度推行忠诚的确是行不通的，并且未作尝试；不过，即使这样，忠诚事实上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成员在其自己的商店中的业主利益而得到加强。毫无疑问，在非成员中间想要开展协会的任何经营时，这种或那种广告宣传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购买者协会与一般联合股份公司相比，具有相当的优势。因为它不仅能为加入它的成员提供廉价的商品，而且也在某种重要的企业制度下为其授予了部分所有权的意识。因此，它所推行的广告宣传往往更有效率，仅需较少的投入即可达到同样的效果。故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它的效率会高于其竞争对手。

再次，除节省广告成本之外，还有另一种方式使“忠诚”产生经济性。正如在第14章§3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使得合作联合体的工作可以在没有大的波动的情况下稳定展开，而私人企业则常常受到波动的困扰，并因此而明显地增加了成本。因此，坚持忠诚作为腊肉厂和乳酪厂合作会员资格的制度，使得这些联合企业能够比私人企业获得更加稳定的原料供应；[8]
并且，以同样的方式，英格兰和苏格兰批发协会和地方零售协会，集中控制着它们自己生产部门的需求中较稳定的部分，而把变动的部分交由外部商人去做，这种做法极大地减少了自己生产部门所遭受的波动。无须怀疑，从国家的角度看，合作联合体以这种方式确保的经济性，将会与由于增加外部企业的波动而造成它们的不经济性所平衡。不过，对于国家来说，这并未形成一项净利得。然而，对于合作性企业本身来说，这却是一项净利得。不仅如此，只要市场的总需求或总供给是稳定的，而且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部分的波动大于整体的波动时，则某一部分稳定性的加强将不会增加，而必然会减少其他部分的波动。于是，有可能由合作性企业产生的忠诚所影响的很大一部分经济体将展现出相对于社会的以及对于它们自身的一种效率上的净增长。

第四，在一家合作社的各成员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有关最佳的生产方法的知识在他们中间的传播。因此，霍勒特·普伦基特（Horace Plunkett）先生对于爱尔兰农业部的工作发表如下见解：“仅在农民们以适当的各种合作社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时候，农业部所提供的各种知识才能有效地传授给农民阶层，或者许多农业专家对他们所进行的指导才能有力地得到贯彻。”[9]
费伊（Fay）先生发现了合作社的本质，他写道：“合作社与企业都是交易机构，并且它们对于农民的支付均不会高于农民牛奶的价值。但是，当企业的补救之道是通过支付低价以惩罚农民时，合作社的做法却是教育农民使之获得高价。”[10]

第五，当行业的任何领域存在着双边垄断的情况时，一般的商业企业与其客户将采用第9章§§15～17中所描述的方式，如不增加开支，也要下大力气扩展势力，以便求得比对方更好。如果存在购买者协会，则这类支出很可能会减少。在合作零售商店，正如马歇尔已经观察到的那样，由于经营者也就是客户，故他们没有对其商品掺假的动机，因此，为预防这些行为的成本不低的警惕性措施均失去了其必要性。[11]
这种利益对于向其成员提供保险和小额贷款服务的合作社来说，也同样显著。保险合约以购买者遭受到的某些事件为条件。在前一种场合，购买者可以通过伪造或甚至主动制造被保险事件，以牺牲销售者的利益而获利；在后一种场合，他可以通过故意违约，或使自己不能兑现承诺而获利。当然，现在单个购买者可能通过这种行为而获利，不仅当购买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同一性整体上不存在时如此，而且当其存在时也是如此。然而，关键的是，在联合股份形式的工业组织中，一位购买者的欺诈或准欺诈行为对于其他购买者并不发生影响，因而只能够通过精心设计的持续的检查制度予以抵制。不过，在购买者协会的形式下，其他的购买者将直接受到这种行为的伤害，并因此而关注对于它的预防。如果购买者协会是由左邻右舍所组成的，则大家都将附带地并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自动地进行相互之间的检查。通过这种方式，小型购买者协会关于保险或小额贷款的提供，事实上大大地节省了不仅仅只是名义成本，而且包括实际成本，这些成本是联合股份公司在完成这些服务时所不得不承受的。只要相对于商业公司来说，人们更不愿意对互助协会进行欺诈——对成功的渴望除外，这方面的利益就会增大。

§5.以上已被列举的各种优点说明，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内，购买者协会至少都与其他经济组织形式一样有效率，同时由其成功的生存能力证实了它们在行业的许多部门中的适应性。这对通常由农民组成的所谓的供应协会同样正确——换言之，该协会向其成员提供来自生产性企业的诸如肥料、种子以及农业机械等方面的服务。这对于农业销售合作社是正确的，这些合作社提供对于鸡蛋或奶酪的挑选、分等、销售和包装服务。这对在丹麦和爱尔兰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合作乳制品厂也是正确的，它们的服务包括制造与营销等活动。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是，这对于以消费者商店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分布广泛的机构来说同样也是正确的，这些机构为大量聚集的有固定住所的工人们提供了基本家庭用品（包括房屋本身）的零售、批发，有时甚至是生产等方面的服务。

§6.然而，即便是在经验对于效率和成功非常重要的工作部门，也不可断言购买者协会将总是得到发展。非常贫穷的人们可能缺乏建立购买者协会的初衷以及对其必要的理解。移民似乎更缺乏相应的热情——这种情况说明了为什么合作商店“似乎会避开大都市和航海家聚集的城镇”。状况上乘的人士们，如果他们希望，就完全有能力使购买者协会发展起来，不过，事实上他们并不希望这样做。那些他们仅仅偶然动用收入的很小一部分予以购买的商品——对于绝大多数购买者来说近乎为奢侈品——可能实现的节省太少，并不值得求取；或者即使值得，也可能通过其他麻烦较小的方式获得相同的利益。例如，英国的佃农拥有传统上的权利，在困难时期聚集在广场上要求减少租税，他们却难以克服与生俱来的个人主义，不能与其左邻右舍合作以取得（对他们）相对来说太小的利益。毋庸置疑，政府的行为可以给他们以鼓励。于是，在加拿大，“自治区农业部门在1897年建立起向自行组织黄油和奶酪生产协会并将其产品提供给合作乳制品厂的农民们提供贷款的制度，这些乳制品厂也是利用这些贷款装备起来的。该部门承担起组织这些乳制品厂的管理工作，生产并以每磅4分钱（2角）的固定价格销售黄油，同时每磅加收1分钱用做偿还贷款”。[12]
不过，这项措施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不仅如此，还有多种非常重要的工作，对于它们来说购买者协会这类机构的形式并不适用。不论何时，存在着大量投机性因素的时候即是这样。换言之，在承受大量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生产的这种形式将不会现成地产生于组织起来的购买者。因为，如果投放资本承受着某种风险，则投资者将渴望拥有控制权，以期多少按照风险的一定的比例获取投资的利润。协会以固定的利率融资，并根据购买量而不是投资量分配投资利润，这将无法促使人们从事这种工作。联合股份公司施行的信用债券、优先股和普通股的分等机制，使人们更加满意，因而在承担风险方面，购买者协会并不胜任。同样，在经济上要求集中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但购买者的分布非常分散，购买时间没有规律的情况下，购买者协会也无法胜任。例如，认为现在由棉纺行业提供的服务，也可以通过购买者协会令人满意地予以完成的想法是过于天真的。“在许多情况下，服务的用户或消费者，除去他们自己均为居民之外，并未形成实际的支持者以控制相关的管理工作。国家的铁路服务根本无法通过由我们各大城市的终点站倾泻而出的乘客所组成的松散的群体的选票而加以掌控，或者特色的城市服务可以由城市选民以外的任何其他成员来管理。”[13]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尽管在克服一般性竞争和一般性垄断行业的缺陷方面，购买者协会已经发挥了令人信服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实中它所适用的领域是有限的，因而仍然需要研究如何对其进一步加以完善的问题。[14]

[1]
《丹麦农村》，第195～196页。

[2]
同样，除去最终消费者之外的人群所组合的购买者协会的发展，也可能产生对于那些无关的消费者的垄断性行为。因为商业企业的发展也可能如此。

[3]
不过必须注意，不要把零售业中必然发生、公众也乐于为其支付的那部分成本当做浪费。“设想每一位打算购买一双鞋或者一套衣服的人，被要求在其购买的一两周之前进行预订，并对所要的物品支付一笔订金，然后同意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保证完成这项购买。很容易看出零售工作能够如何有条不紊地予以开展，销售队伍如何连续地处于就业状态，库存如何被减少到最低水平。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为了使用自己时间的自由，为了犹豫不决和选择，为了维持能够应付所有的偏好与紧急事件的存货与人员，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谈论竞争的浪费是正常的，在现实中其大部分都是与自由相联系的必然出现的浪费”（陶西格：《美国经济评论》，1916年增刊第1号，第六卷，第182页）。

[4]
马歇尔：《合作社会议开幕式致辞》，1889年，第8页。

[5]
参看《政治经济学讲义》，第274页。

[6]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即使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合作社的红利支付与其他企业的具有相同的交易价格，也不能证明它具有较高的管理效率。因为正如一般情况所示，如果社会的现金销售体制得到极大程度的发展的话，则在此范围内的红利不过是对购买者前期清偿的债务的利息支付罢了。

[7]
在美国，公司总裁往往拥有相当大的个人权力，有时他代表公司行事，就像是一位私人老板一样。“一般来说，一家美国公司的总裁为其公司办事就像为自己办事一样，充满了自由与活力”（努普：《美国商业企业》，第26页）。当他愿意时，他只咨询董事长。

[8]
在丹麦的合作腊肉厂中，忠诚一般是以协议条款的形式予以保证的，条款要求成员必须在七年之内将全部可销售之生猪（存在某些特殊例外情况）均卖给合作工厂，除非在此期间内他迁离了该地区。以同样的方式，许多爱尔兰奶制品合作社规定：“任何会员，如果未获得委员会的书面同意，在其入会之日起的三年时间内，将其牛奶供给非合作社所属的乳品厂，则将失去其股份以及全部合作社存款。”（《关于合作社的报告》，《白皮书6045》，1912年，第39页）应该注意的是，在这类合作社中——而且只有在它们中间，才以规章制度的方式推行忠诚——大量使用设备，以维持稳定的需求，比起其他合作社，例如农产品购买合作社，在降低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新世纪中的爱尔兰》，第241页。

[10]
《国内与国外的合作社》，第164页。

[11]
参看《合作社就职演说》，1889年，第7页。

[12]
马弗：《关于加拿大西北部的报告》，第44页。

[13]
韦伯：《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252页。

[14]
关于各种形式的合作活动的充分讨论，参看维德·费伊的《国内与国外的合作社》。我也得益于费伊先生与这一章内容相联系的有价值的批评和建议。

第20章　政府当局的干预

§1.在行业的很大范围内，当购买者协会不足以克服较为普通的经营方式下所产生的在行业调整方面的失误时，就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公共干预，不论是对于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公司予以控制，还是对其实行直接管理，能够使国民收入的水平得到增加。在这一章，我们并不关注这两种干预方式的比较分析，而是一般性地探讨干预的各个方面。

§2.很自然地，首先，可以从战时的经验中获取有关这一问题的启示。对于增加军火，国内生产的食品、船只和其他某些物品供应的全国性的迫切需求，导致国家对于生产的广泛干预。建立国营生产机构，控制私人机构，有时提供专项资助使其扩大运营能力；同时，农业部动用行政力量鼓励，在需要时强迫扩大土地耕种面积，同时利用战士和囚犯的劳动，以及特别在进口机械方面，为农民提供各种便利。的确，研究在这些或那些名目下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过，这并不能对我们现在的问题给予多少帮助。战争与和平的状况实在是相差太大。在那紧迫的四年时间内，政府的工业活动的绝大部分动机是迫使资本、企业和劳工，不计任何成本，投入到特别急切需要的物品的生产中去。当任何物品相对于其需求都处于短缺状态时，没有人会反对这样做，这种事实总是趋向于激发民众倾其所能生产这些急需的物品而非其他物品。但是，这种反应往往是迟缓的；而在大战中主要的需求都是急迫的，政府协助和强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这一点。向各种障碍发起直接进攻以求迅速战而胜之，而在一般情况下，这只会成为一种缓慢且渐进的行为。当然，对于这类行为的需要在政府自行实施最高限价的行业中得到强化并增加生产之后，消除了正常情况下对于私人努力的主要激励。随着战争的结束，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有关国民经济的问题不再是努力实现生产体制从这一种向那一种的瞬间的转变，而是如何对最好的一种体制持久地加以维护。证明政府适合（或不适合）完成前一种类型的任务，并不能证明政府适合（或不适合）完成后一种类型的工作。不仅如此，大战中推行的生产体制适合生产直接为政府本身所使用的、种类划一的大宗物品。证明政府适合（或不适合）控制和运营涉及这种体制的行业，并不证明它也适合（或不适合）控制和运营和平年代所推行的较为多变的体制。并且，在大战期间，政府进行的管制，一定是在异常艰难的时期在承受着压力的情况下匆忙作出的决定。在这些条件下作出的干预是浪费的或无效率的，但却不能证明在正常生活中较为有利的条件下，它会表现出同样的缺陷。由于这些理由，战时的经验实际上仅能给予非常有限的指导，而我们的问题必须运用其他手段加以解决。

§3.对于某些人，关于这一问题的直接的研究受到了某种假定的阻碍，即认为某些动用国家征用权的行业，如铁路服务（国家的和城市的）、煤气照明、电力供应、自来水供应等等，适合实施公共干预，而其他行业，由于没有动用国家征用权，故不适合实施公共干预。这种假定是错误的。的确，动用国家征用权，实际上意味着垄断。因为不管是国家政府还是市政府，都不会允许存在着对于街道和高速路的双重并行的干预。但是，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把这些公用事业服务归类于一般的垄断性服务，但却并未使它们在任何主要方面，与其他划归于该类型的服务——像美国的石油和烟草行业——有所不同。因此，国家征用权决非通过许可证实施政府管理或政府控制的先决条件。公共屠宰场，特许经营的麻醉品商店，伦敦酒店的许可证制度，等等，都是关于这一事实的实际佐证。相对于我们所考察的是垄断性行业还是非垄断性行业来说，广义的政策问题是不同的；同样，相对于我们所考察的垄断行业中间，实际上是否实施差别定价来说，它也是不同的；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论所考察的行业是需要行使还是不需要行使国家征用权，它却是相同的。无须怀疑的是，正如将要说明的那样，这些行业发展之初，必然需要行使这种权力。因为人们在最初开始时都要与政府部门相接触，并因此在任何既得利益出现之前立即得到控制，能够比其他人更易于受到干预的约束。这种实际的差别非常重要，但却不是也不应作为一种原则上的差别。

§4.在任何行业中，如果有理由相信利己主义的自由发挥将导致一部分数量的资源的投入，不同于最有利于国民收入的资源投入的数量时，就具备了实施公共干预的初步条件。不过，直到我们判定预期可能实施干预的政府机构具备相应的素质之前，这种情况也不过只是具备了初步条件而已。将对于不受约束的私人企业的不完善的调整，与经济学家在其研究中所设想的最佳的调整相互对比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不能预期任何政府部门将实现，或者甚至将全心全意去追寻这一理想。受到私人利益的左右，这些部门易于出现玩忽职守、屈从部门压力以及个人腐败等问题。它们的选民中爱发议论的人们如果组织起来参与选举活动，很容易形成压倒的多数。反对在行业中实施公共干预，既反对通过私人公司的控制进行干预，也反对通过政府直接的经营进行干预。一方面，不仅在获取特许权的过程中，也在行使特许权的过程中，公司可能利用腐败，尤其是在受到连续的管制的情况下更会这样做。“管制并未随着一份令人满意的合约的形成和采用而结束，管制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待一项特许权，就如同对待宪章、法规或者许可证一样。已被证实的是，这样的一份协议并不能自我实现，而必须为之努力争取，经过很长时间才可能兑现，恰与形成和采用它的时期一样艰难。一个具有敌意的掉以轻心的或者懵懂无知的城市议会，甚至摧毁或者严重扭曲协议的价值”。[1]
为此原因，公司坚持不断地游说。“正是从公司那里，政客们获得了竞争的资金”。[2]
这种罪恶具有累积效应，因为它阻碍正直的人们进入政府，进而使腐败的影响更加肆无忌惮。另一方面，当政府部门自己经营企业的时候，腐败的可能性仅仅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由主张市政经营的人提出的新议案，涉及商人、包工头、建筑师等等数百万美元的交易，增加上百个重要的办公室，雇用数百名新的公务员。政党领袖将成比例地增加其授予官职的权力。每一个政府机构都成为一个潜在的、以某种自利的形式损害公共利益的机会”。[3]

§5.很明显，关于政府部门不予进行干预的理论的说服力，在所有时期与地域总是不同的。因为任何给定的政府部门，在效率和公共责任的意识方面，都随着时代的基本观点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上一世纪的英国，“政府的廉洁、能力、公正以及资源均大幅增长。……而现在，人们有可能管理他们的管理者，阻止某阶层对于权力与特权的滥用，这种状况在基本教育水平和剩余的精力尚未超越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所得水平之前的年代，是不可能出现的”。[4]
这一重要事实说明，由任何政府部门所进行的干预的任何给定的部分，现在都比从前更为有利可图。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除去政府部门现有工作形式的改进之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其干预形式的改进。这一点可以陈述如下。市政和国家代表大会作为控制和运营经济的机构，其主要的不利之处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在英国——尽管这一点并不符合德国的情况——这些团体是为相当不同于干预产业的其他目的而选择出来的。因此，没有理由预期其成员具有完成这项任务的专业能力。第二，国家政府和市政议会的变动不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普里斯（Preece）先生写道：“在我的脑海中仍然保留着有关电气照明的经历。大型市政当局通过建立小型的和强有力的委员会，选举同一位主席克服这一困难，以保持政策的某种连续性。小型的合作起始于非常大的委员会；它们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其结果有目共睹，有时无法就采用的系统达成一致。”[5]
不仅如此，这种成员变动的事实有可能导致短视行为——紧紧盯住下一次选举，而不顾及社会的长远利益。第三，由于政府部门工作范围的限制，往往侧重于非商业方面的考虑，因而很可能不适合从事某一行业任何形式的干预性的工作。例如，众所周知，某些市政部门企图管制，而其他市政部门企图经营城市交通和电力供应服务，结果均由上述原因而遭遇巨大困难，由于现代发明的进展，这些服务能够更为经济地以远大于任何市政部门所限定的规模予以运营。第四，如上所述，到目前为止，正规的政府机构均由选举产生，因而很容易遭受选举压力的伤害。这四方面的不利之处都是相当严重的。但是，它们都能够在很大的限度内得到缓解。其中的第一、第二和第四项，事实上可以通过流行于德国的市政体制予以消除，在那里，市长和元老们，相当于英国的委员会主席，是领取全职薪金的专家，并享有终身的任期。所有四个方面的不利因素都可以利用近期发展起来的设立专业委员会或特设班子的办法予以克服，甚至可能使之更为有效，这些机构是以行业经营或控制为明确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英国新南威尔士的铁道部，或者伦敦港务局，都是为经营的目的而建立的专业委员会的实例。这类专业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根据他们对于其工作的适合程度予以选择，使其任期延长，对其工作范围适当地进行调整，并使对于他们的任命的条件，整体上不受选举压力的影响。设立专业委员会或特设班子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可以进一步避免遭遇到市政议会这类机构对于行业干预的坚决反对。正如梅杰·达尔文（Major Darwin）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干预“减少了这些机构可能用于其主要的和重要的职责方面的时间，同时增加了繁忙的人们不情愿地将其时间投入公共事务的程度，它还降低了地方政府平均的管理能力”。[6]
对于专业委员会来说，这种反对无计可施。其广泛的结果是，现代政府部门在结构和方式上的发展，使得这些部门在以前不能证明干预是必要的条件下，也能够对行业进行有益的干预了。

[1]
《公用事业的市政经营与私人经营》（《对于国民民权联盟的报告》，美国），第一卷，第39页。

[2]
比米斯：《市政垄断》，第174页。

[3]
《公共事业的市政经营与私人经营》，第一卷，第429页。

[4]
马歇尔：《经济的歧视制度》，《经济学期刊》，1907年，第18～19页。

[5]
迈斯：《大不列颠的城市所有制》，第258页。

[6]
达尔文：《城市贸易》，第102页。

第21章　垄断的政府控制

§1.在第9、第10和第11章中，当利己主义通过单纯竞争所发挥的作用，不能使国民收入实现可能的最大化的时候，常提到国家干预的方法。除去政府在某些行业的运营，否则适当的资源不会流入这些行业的情况之外，也除去在极端情况下进行刑事立法之外，这些方法的特征是财政性的，包括发放补贴和征收赋税。当利己主义不是通过单纯竞争，而是通过单纯垄断而发挥作用时，财政性的干预显然不再奏效。诚然，有可能人为地安排某种补贴，以防止受到限制的产量低于社会所希望的水平，不过这样做的成本是，使垄断者在其原已十分丰厚的利润之上又增加了一笔来自于国家的赎金。因此，在这一章，我们打算考虑在垄断条件下适用的方法。为简化陈述，我们将忽略在第11章中所提出的限制条件，而仍像某些古典经济学家的忠实信徒们所信奉的那样，认定单纯竞争可以使国民收入最大化。然后，国家将某一垄断行业或可能形成垄断的行业所产生的收入与单纯竞争条件下的收入相互比较，其问题不是使事物达到尽善尽美，而是使它们在垄断力不发生作用时尽可能地好。

§2.在垄断力是通过企业联合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行业中，国家可以设法防止垄断力的形成，或者在其形成后予以铲除。美国最初的《联邦反托拉斯法案》　（1890年），即通常所说的《谢尔曼（Sherman）法案》，公开地反对“在各州间限制贸易或商业的行为”，不过在最高法院的早期判决中，把该《法案》解释成禁止所有大到足以拥有某种实际的垄断力成分的企业联合。因此，大法官哈伦（Harlan）在1904年北方证券案件的判决中，主张“为使依据《国会法案》所指控的企业联合无效，无须证明该项联合事实上已经导致或将要导致对于贸易的总的压制或者垄断的形成，而只要证明其运作具有限制州际或国际贸易与商业的倾向，或者在这些贸易与商业中形成垄断，并剥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公众所获利益的倾向即可”。[1]
1914年的《克莱顿法案》对于已经形成的企业联合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对于将来新联合的形成则根据这种解释予以执行。它不仅规定，一个人不能担任一家以上的大银行或大公司的董事，还规定当这种并购的后果实质性地削弱了竞争时，或者限制了社会中任何部门的商业的发展时，或者倾向于在任何商业系统中形成垄断时，则一家公司不能收购——已经获得者不受此规定的影响——任何其他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票。然而，这种一般性的政策——托拉斯的禁止与分割——容易受到三方面的坚决的反对。

第一，这是一项极其难于有效执行的政策。立法机构与法庭有可能会成功地取缔某些形式的企业联合，但结果往往不过是出现其他的一些形式的联合——就像如果一项非正式的限定价格的协议取代正式的合并时可能出现的那种形式，它牺牲了原有联合的优点，却未消除其缺点。美国的高等法院宣称，由若干个公司授予共同的托管人以代理人职权的行为是越权行为，结果导致在某些行业中，这些所谓的托管人收购了每家公司大部分的股票，而在另一些行业中，则以控股公司形式取代了托拉斯。针对政府对控股公司的打击，可以采取完全合并的方法，如果这样做并不违法的话，或者通过将其分解为若干家小公司，使每家公司均受制于相同的控制目标的方法。奥地利《反卡特尔法案》有可能对财政收入造成损失，取缔了卡特尔所拥有的中央机构；结果不过仅仅是以非正式的谅解取而代之。英国铁路协议与合并委员会（1911年）针对这种情况总结道：“尽管国会可以颁布法令规定这样做禁止那样做，但是过去的经验证明，在防止两个团体或者通过协议，或者没有正式协议，有意回避这两个团体都不愿意参与的所谓的积极竞争的活动方面，即使国会也显得无能为力。当然，国会可以拒绝批准授权两家或多家铁路公司进行合并或者形成联盟，而且可以规定某些类型的协议无效甚至非法，但是它却无法防止铁路公司（当然对于其他公司也是一样）为采取某种共同行动，或者为规避实际的竞争相互之间达成谅解。”[2]
近来美国政府和法院关于强迫垄断性公司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并同时作出各种规定防止它们处于共同控制之下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的确更有效率，并且虽然它未能成功地在原来的同业之间激发起真正的竞争，但是却通过它的干扰效应，大大降低了组建新联合体的魅力。恰如1914年杜兰德（Durand）教授指出的那样，自从政府开始依据《谢尔曼法案》提起指控后，就不曾再形成新的联合体。[3]
然而，这一点不再成立。1927年，在商务部对工业和贸易委员会所提交的有关《美国企业联合问题的备忘录》中，给出以下结论。“在防止联合体的增长或者竞争的削弱方面，仅仅取得了非常局部的成功。似乎是在重复1890～1914年间执行《谢尔曼法案》的经历。当一种形式的联合受到打击并被判定为非法时，律师则劝告公司采取某种新的形式，即使最终遭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对，但有可能造成相当长时期的混乱”。[4]
因此，从整体上讲，作为经验的一种传授，仍然可以这样说，以“维护竞争”为直接目的的法律，成功实现其目标的希望非常渺茫。

还有第二项坚决反对这一政策的意见。该项政策所持有的基本思想是，竞争促使事物的某种条件得以形成，在这种条件下相关经济领域投资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大体上与在其他地方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相等。但是，忽略第9章和第11章中所提出的关于这种观点的限制条件，我们必须注意到，可以预期的上述竞争的美好结果是“单纯竞争”，而法律所反对的联合导致的竞争很可能是垄断竞争，即所谓的在少数竞争者之间的竞争。对于铁路联合体来说，必然是这种结果。因为运营于任何给定的两个中心之间的铁路联合企业的数目一定是非常少的。对于行业联合体来说，初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比较含糊。因为对于任何给定类型的行业康采恩来说，其数目并不必然受到这种限制。然而，当我们认识到事实上只有在行业中主要企业的数目少时，才有可能形成企业联合，则这种反对意见的力量就被大大地削弱了。在行业的联合企业间以及铁路的联合企业间，解体后很可能将形成垄断竞争，而不是单纯竞争。然而在第15章中业已证明，垄断竞争并不倾向于促使某产品达到这样一种数量，使在相关行业投资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等于其他各个地方的水平；与此相反，该产量是无法确定的。当竞争者希望相互消灭或吞并时，我们可能面对“割喉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将会扩张到造成绝对亏损的程度；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会因某家大企业渴求战胜其他企业以获取哪怕无益的胜利而增大。简言之，即使“维护竞争”的法律能够防止联合，但这种条件仍然不能保证该项竞争的建立，能够使人们预期价格水平和产品数量将达到从国民收入的角度判定的最佳的标准。

然而，即使现在，我们正在考虑的反对此项政策的状况仍未终结，还存在着第三个方面的反对意见。企业联合并非仅是垄断之母，它也经常带来附加的利益。因此，正如在第14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一家与其从事交易的市场相比规模较大的联合企业，往往比一家小型的单独销售企业更热衷于开发潜在客户的需求。因为它相信自己会获取为这一目标所进行的任何投资的利得的较大份额。不仅如此，大型联合企业常常会享受到某种生产的经济性，而如果政府采取某种维护有效竞争的政策的话，则该种经济性将不复存在。毋庸置疑，某些这种形式的卡特尔协议，保证了若干成员的市场份额。因为它们倾向于保全弱小企业，而竞争会“自然地”淘汰这些企业，不仅不会产生经济性，甚至实际上产生不经济性。[5]
然而，应该看到的是，联营协议并不以这种方式发生作用。例如，英国《托拉斯委员会（1919年）报告》称，在很多联合体中执行这样一种协议，即产量低于其配额的企业，可从集团储备中获得其不足量5％的价值。某些证人指出，这种措施利用提供津贴这种比较经济的方法，而不是与之斗争的成本较高的方法，将弱小企业从行业中淘汰出局。[6]
的确，针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指出，事实上用于津贴的这笔钱，是以某种企业税收的方式从超过配额的企业那里征缴来的——成为对于这些企业的一种必要的负向激励。不仅如此，在某些形式的联合中，每个成员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整体的效率，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精力与管理的松懈。但是另一方面，在所有涉及共同管理的联合体中，都会或多或少地获取第14章中所提到的利益。在某些类似于电话通讯的特殊的行业中，如果提供给A的实际服务，会因B也从同一机构中获取供给而改善的话，则这种利益将会更大。在较为一般的行业中，它也可能是相当可观的。其他情况除外，与竞争条件下的情况相比，落后的装备或不良的设施将以更快的速度遭到淘汰，而且可以预期，在保存下来的企业中间，为一定目的服务的“比较成本会计”，其所发挥的力量对于管理者能力的激励，将大大超越市场竞争的盲目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水平。[7]

不过，我们必须对此持慎重态度。因为必须意识到进行企业联合，我们指的是现存的企业联合，是由关于控制单位的规模的考虑、关于垄断的考虑、关于结构的和其他方面的经济性的考虑所决定的，因此，这个单位往往要比效率最大化的单位更大些。我们所考虑的这样的企业联合，如果重新组建更有利可图的话，则在完全排除行使垄断力的情况下，的确将极大化直接的效率，但是，如果将最终的间接效应以及直接效应均加以考虑的话，则很可能证明这一单位过大。有两个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第一个原因是，一位控制任何行业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在考虑采用任何机械方面的改进是否明智的问题时，将不仅只考虑投资于该项改进的资本的直接的正收益，而且也会考虑到该项改进因减少他现在的设施的报酬所造成的间接的负收益。如果他这样做，则正如第二编第9章§12中所证明的那样，他将不采纳该项改进，但是从国民收入的利益出发，他应该采纳这项改进。垄断使得缺乏商业价值的进步的力量无法充分发挥——至少受到如此行事的诱惑，致使它们大量地被弃而不用。[8]
第二个原因在第10章中已经指出过，即大型企业联合减少了企业家能力的培训机会，这种机会可以使在一家公司业绩斐然的管理者到另一家公司承担更重要的工作，而且削弱了竞争企业的竞争所能提供的对于进取和效率的激励，倾向于间接地阻碍经营能力平均水平提高到它原本能够达到的高度。

这些考虑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它们有力地证实了克拉克教授的观点。他写道：“一种近乎理想的条件是，在这种条件之下，行业的每一部分都有一家大公司，它无摩擦地运转，体现出巨大的经济性，并被迫向公众提供该经济系统的全部利益。”[9]
不容怀疑的是，无论如何，在某些条件下竞争机构相互联合形成托拉斯和主宰市场的大公司，的确会产生相当可观的净的经济性，即使从长期的观点看也是如此。[10]
这些经济性可能如此之大，致使由它们所产生的对于垄断商品产量的有利影响，超过了由于垄断力的行使所产生的对于该产量的不利影响。为了通过比较任何联合形成前后的价格或者材料的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以确定是否经过如此尝试之后仍不可避免地要归于失败。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考虑制造方法和副产品方面的变化，或者准确地估计联合将要形成之前发挥作用的价格条件——很可能是非正常的条件。[11]
不过，进行分析后我们能够说的是，联合很可能从整体上抬高了相关商品的价格，并因而减少了它的产量，除非联合的经济性非常大，否则如果引进非垄断的条件，则将会使产量提高到原有水平的两倍左右。[12]
由于如此之大的经济性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并不认为在行业的任何部门防止企业联合将造成该部门的产量小于它可能达到的水平。但是——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联合对于它所影响的产量的效应，与联合对于国民收入的效应不是一回事。因为，假设联合所产生的经济性，能够使利用当初生产性资源的一半的数量，生产出与联合之前相同的产量；再假设垄断行为的后果，并非使这一实际产量增多，则释放出来的生产性资源，一般来说将不会被闲置，而一定会被用于增加其他商品的产量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商品的产量被削减，而某些商品的产量有所增加。很明显，这意味着国民收入的总量将增大。据此可以推断，防止企业联合有时将对国民收入造成损失，即使它能使受到直接影响的商品的产量大于其原有的水平。然而，对于这一点不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肯定，当企业联合产生任何纯粹的经济性的时候，防止联合一定比允许联合但防止其行使垄断力，对国民收入造成更大的损失。

§3.可供政府采用的第二类政策如下。不是通过阻止企业联合，极力预防行业康采恩变成拥有垄断力的组织，而是努力寻找方法保存潜在的而非实际的竞争，以其自身的利益促使联合企业不使用垄断力。当然，这种想法是，如果它们预期若限制产量抬高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就会有新的竞争者进入该领域的话，则它们就不再有将价格定于“合理”价格水平以上的动机。根据这一思路而制定的政策，会被认为是对运用可能赶走潜在的竞争者的“联合”手段加以惩治。在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有两种，即本篇第15章所描述的割喉竞争，以及各种形式的联合抵制，也就是对第三方施加压力，以提供相同有利的待遇为条件，使其不向某位竞争的销售者购买服务或销售服务。[13]

§4.很明显，割喉竞争或者有时称之为“毁灭性倾销”这种武器，当由一家大到足以垄断行业任何部门的企业加以运用的话，一定具有抗击新进入者的绝对的力量。垄断者必须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且可以倾其所有，动用几乎无限的数量，去消灭一位新的而且推测其财富要少得多的入侵者。当一位经营多家市场或多条商品线的垄断者，与一位只经营少数几个市场或者少数几条商品线的竞争者相抗衡时，这种情况尤为显著。因为在这些条件下，既可以通过垄断企业公开的降价，也可以通过某一虚设的独立公司的降价，[14]
将竞争者予以消灭，而这样做，只对垄断企业很小的一部分造成影响。标准石油公司某些反对者的证言，为这种类型的削价提供了极为典型的实例，“雇用人员去打探竞争者的踪迹，了解谁是他们的客户，然后向这些客户提供更低的价位，而且更进一步地，时不时地贿赂竞争者办公室的人员，使其向标准石油公司泄漏经营秘密”。[15]
无须强调这一武器的惊人的力量。“在两到三次与杰伊·古尔德公司的自纽约至费城的电话线路进行竞争的企图，由于费率降低到有名无实的地步而彻底失败后，这一可怕武器的恶名充分阻止了进一步竞争的企图”。[16]

§5.联合抵制这种武器比割喉竞争的适用范围窄些。除特别负有法律义务的项目之外，它通过拒绝与在其他地方与其他的销售者也进行交易的人进行交易的办法发挥作用。当统治式的销售者向与其进行交易的人提供恶化的条件，使其客户受到的损害超过该客户其他交易的损失时，垄断者就能够迫使客户对竞争者采取联合抵制行动。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垄断者必须使其提供销售的商品或服务在本质上或人为地具有不可转让性。[17]
因为如果他拒绝销售的客户，能够从中间商那里买到垄断者拒绝销售给他的商品的话，则该客户不可能受到损害。因此，当商品本质上不具备不可转让性的时候，则在垄断者和置身于他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的任何中间机构之间的合同中，必须包括有严格的有关转卖的条件。不过，仅具有不可转让性仍然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具备的条件是，竞争的生产者按现行价格对于一位不顺从的消费者可能的供给量应当非常之小。当然，尽管通常任何一位销售者的销售量相对于市场总消费量来说都要小些，但却比任何代表性的单个消费者的需求量要大许多。在这种情况下，不顺从的消费者可以成功地对抗垄断者对他的拒售，从外界竞争者手中买到他所需要的一切，而将垄断者的产品全部留给那些顺从的消费者。然而，这种考虑并不能彻底摧毁联合抵制这种武器。因为纵然不是全部，至少在许多行业中，生产者是通过批发商或者深加工制造商或者承运商间接地与消费者打交道的，他们每一位均购买相当数量的产品。[18]
当存在着这种类型的中介组织时，有效的联合抵制将是可行的。

第一，当垄断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是单一的，而是若干种，对于其中某一种或多种的需求非常急迫，而垄断企业通过专利或商誉（例如烟草的品牌）或其他措施对它们拥有完全的控制能力时，则能够实施联合抵制。由部分企业控制某些重要专利的靴鞋业，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获得专利的机器并不售出而只租赁，条件是“除非租用该专利机器的制造商同时使用同一所有者提供的其他机器，否则禁止租用专利机器，……其中的一个条件是，最新的机器不得用于生产在任何其他生产过程中接触过由其他制造商提供的机器的商品”。[19]
热销的优质商品的生产者有时从零售商那里获签的“要素协议”，也体现了这种类型的联合抵制。

第二，对购买者来说，在及时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显得非常重要的场合，如果购买者的这种需求增加了，而一位普通的供应商，虽然他所生产的这种服务的总量大大超过单个购买者的需求量，但却无法在某些指定的时刻提供满足该购买者需求量的服务的情况下，也能够实施联合抵制。非常易于腐烂的商品运输，或者对于商品运输的需求非常急迫，一经提出必须马上实现的商品运输，都具备这种条件。在这类商品的海上运输业中，联合抵制的方法已被充分使用。对于具有相当稳定的需求且不需要快速运送的商品的运输，如果购买者愿意，可以全部安排不定期的轮船或小型航运公司来完成，但是，对于紧迫商品的运输就不能这样安排。因为不定期船和小型航运公司无法保证定期航运。[20]
因此，它导致航运集团对独立的航运公司实施联合抵制，它们通常是通过“延期回扣”的方式实现联合抵制的。[21]
这种回扣分为两个等级。在航运集团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公开发表后（1909年），在西非航运联合会以及所有该联合会参与的与印度和远东的贸易中，仅向出口商支付回扣，条件是这些出口商未对竞争货运商的运输服务感兴趣，且不再为他们的运输进行代理，而必须将自己其他客户的商品也交由联合会的船只运输。[22]
然而，在南美联合会中，“当货物运输是通过运输代理完成的时候，关于回扣请求权的签字需由运输代理以及货主共同提供，而且，如果运输代理有关它的所有客户所有货物的运输未能符合回扣规定的条件，则对于回扣的请求权是无效的”。[23]

第三，当垄断者希望作为工具使用的中介，不是制造商或者购买其竞争者商品的批发商，而是一家运送它们的铁路公司时，则可以实行联合抵制。当存在着适用于垄断者货物运输的另一条路线时，他能够以撤销自己的运务为要挟，有时可以使自己处于控制铁路公司的地位，迫使铁路公司实施差别定价以对抗自己的竞争者。在由石油托拉斯发动的一次联合抵制行动中，甚至出现铁路公司被迫将其从托拉斯的竞争对手那里收取的一部分超额运费，交与托拉斯管理当局的情况。[24]
当联合抵制的当事人，实际上自己拥有运输机构时，当然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力量将会更大。[25]
也可以通过银行实行联合抵制，对银行施加压力，使其拒绝向竞争的生产者提供贷款。

§6.通过法律条款防止割喉竞争，即毁灭性倾销的努力，遭遇到规避这一难题。美国工业委员会建议，“在任何地方，将价格降到原来的一般水平以下，以达到消除当地竞争的目的”，应视为违法。任何遭受损失的人有权申诉，请求给予惩罚，并要求官员起诉违法者。[26]
然而，很明显，即便有可能坚持公开运输费率，像要求公共服务公司所做的那样，仍然可以通过对特定的客户实施不公开的折扣或回扣进行规避；由于难以发现，故对于违法者给予重罚也不能确保人们遵从这种规定。在受到并非公共服务公司，而是不同地区多种商品生产的工业企业所参与的毁灭性倾销的威胁的情况下，定期公布费率的法令也无法施行。因此，立法者所遭遇的问题，是需要排解更为复杂的症结。在针对某一具体的竞争者或竞争者群体的地方市场，以压价的形式进行毁灭性倾销的情况下，这种违法行为至少是明显的。然而，如果是通过某一虚设的独立公司来操作的话，它将变得异常难于发现。为抗击由外国人运作的这种类型的毁灭性倾销，捍卫本国居民的利益，加拿大政府（1904年）和南非政府（1914年）通过反倾销立法，规定当出口给它们的商品的价格，扣除运费等等之外，明显低于国内价格时，这些商品必须缴付一项特殊的进口税，其值相当于国内和国外的价格差。[27]
然而这一立法，不仅打击了这里所定义的毁灭性倾销，而且也打击了（1）在经济萧条期间以低于国内价格在外国市场对富余存货的清理，以及（2）由外国垄断性生产者，按照国际价格在国外永久性销售在国内可以收取垄断价格的商品。对于这两者中的前者实施打击的政策，其理由值得争论，不过很明显，对于后者实施打击根本无话可说——的确，除非以最令人无法接受的全方位保护为理由。美国政府希望完全以立法的手段打击毁灭性倾销，在1916年《联邦收益法案》中，包括下列对加拿大《反倾销法》条款的修改。该《法案》第801款规定：“任何人从任何外国向美国输入或协助输入任何物品，在美国境内以显著低于该类物品在其出口美国时、在其生产国的主要市场或其正常出口的其他外国市场，在这些市场的价格或批发价格之上附加运费、关税以及其他费用，或者将其输入并在美国销售时所必然发生的费用和支出之后的实际的市场价格或批发价格，一般地和系统地输入、销售或者引致输入或销售这类物品，都是违法的。前提是，这项行动或这类行动的目的是摧毁或损害美国的某一行业，或妨碍美国的某一行业的建立，或限制和垄断美国该类物品的贸易或商业的任何部分。”违背这些条款，将受到惩罚，但并非像在加拿大那样征收特别关税，而是收缴罚金。在1921年的《紧急关税法案》以及1922年的《最终法案》中，删除了有关目的的阐述；同时规定，每当美国某一高效运作的行业，受到或可能受到以低于出口国主要国内市场价格加上离岸价格的成本价格的进口的损害时，即对其征缴特别关税。在1921年英国的《工业保护法案》中，规定来自任何外国的商品，在英国以低于在该国对消费者收取的批发价格的95％的价格销售，包括运费在内，则对该种商品征缴特别关税，前提是，由于进口的缘故，英国任何行业的就业，受到或有可能受到影响。在1921年，澳大利亚通过了与此特点基本相同的法案，尽管根据该法案，如果执行部门愿意，允许其不采取行动，自行酌情处理。这里，我们无须自寻烦恼，担心这类立法对负责探究相关事实的官员们所提出的难题——包括根据1916年的《联邦收益法案》去分辨外国销售者的动机——以及我们如何查清并防止通常独立的机构对法律监督的规避，它们是否按全价买进商品，然后以低价向外推销。为了我们当前的目的，主要的一点是，依据此项立法所设定的条件，当毁灭性倾销企图以不同地区间的价格差异的形式开展时，则防止它的任务相对容易完成，因为某些事实十分清楚。然而，正如国内贸易经常发生的情形那样，当我们不得不面对，某种商品全线降价时，又难以确定其是否违法。因为很明显，并非所有商品降价都属于毁灭性倾销，而在降价行为中区分清白与罪恶是很困难的。一位权威人士提出一种检验的方法，“如果某一特定级别的商品的价格首先降低然后又重新提高，而在此期间竞争者被挤垮了，则可以判定这种降价的目的为非法”。[28]
在1910年美国曼—埃尔金斯铁路中采用了这种检验的方法，它规定，“当铁路公司降低竞争激烈的两地之间的费率时，将不得允许它在竞争消除之后再提高该费率，除非它能使委员会相信，并非仅仅由于水路运输竞争的消除，而是因其他条件的变化才重新提价”。[29]
1916年美国的《航运法案》关于州际贸易的运费问题也有相同的规定。但是，这种检验不得执行过严。因为，如果执行过严，则任何企业在衰退期间或为试验的目的降价，而相同商品线的任何其他企业恰好破产的话，则他们都将不能在日后再行提价。

反对联合抵制的有效的立法，遭遇到相同的困难。的确，这类立法已经全面铺开。美国［依据《克莱顿（Clayton）法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根据惩治条款，都禁止任何人对购买者提供附加条件，以开展对于任何竞争者的商品均不加使用或从事的销售活动或销售项目。基于相同的考虑，1916年9月美国的《联邦收益法案》“对在进口商或其他人必须完全使用这些商品的协议下进口的商品，征收双倍关税”。[30]
同样，1916年的美国《航运法案》规定延期回扣为非法。然而，很明显，在制造商和交易商之间达成这样的条件或协议时，他们双方都会从中获益，故防止他们的规避行为一定是非常困难的。当联合抵制不是通过批发商，而是通过铁路公司来运作的话，则这种困难会更大。美国法案长期致力于防止铁路公司对大型托拉斯实行优惠差别定价，但是，一位托拉斯的狂热之徒对我说：“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无法抵制标准石油公司的竞争对手的列车，但是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它拖延列车的发运。”[31]
“发货通知书承认收到70袋面粉，但仅有65袋装运，同时铁路公司对于缺少的5袋面粉的损失作出赔偿”。除去法律要求改变费率需早期通知外，费率有可能突然改变，仅秘密通知了受优待的承运人，而不通知其他人等。的确，在通过《埃尔金斯法案》之后，1903年美国司法部长宣布：“根据一项能够有效实施的针对公司以及针对个人的法律，现在禁止给予或收取铁路回扣。”[32]
然而，这种观点似乎过于乐观。州际商业委员会针对1908年的状况，报告说许多承运人仍然在享受非法的优惠待遇。“因此，回扣作为运输业中的一种罪恶，自1906年至1910年间法律修改之后，尽管处于控制之下，但却仍然没有销声匿迹。徇私舞弊活动在每个阴暗角落里呈现出几乎所有的色彩和形式。表面上看起来是必要的而且合法的行为，经证实隐藏着实质性的特别的优惠”。[33]
通过铁路公司运作的联合抵制竟然如此难以消除。不过据说在美国，1920年的《运输法案》创建了一套铁路监督制度，才终于将其送往墓场。[34]

这些考虑清楚地说明，禁止使用联合手段的法律政策，难以有效地预防规避行为。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能够予以规避的法律，如果带给人民以巨大的痛苦，事实上往往并未被规避。因为仅仅是一项法律的通过，就会对由法律建立起来的公众意识与实践方面造成影响，产生强大的责任的力量与惯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具有这一特点的法律，如果通过认真的准备，则无论如何将在其直接的目的方面取得部分的成功。因此，非常值得关注的是，1914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以不公平手段竞争的商业特此判定为非法”，并且成立联邦贸易委员会，无论何时，当其认为从公众的利益出发应该行动时，便采取措施执行这项规定。《克莱顿法案》第14款进一步规定，无论何时，一家公司违背反托拉斯法的任何刑事条款，“对这种违法行为应该追究每个董事、职员或该公司的代理人的责任，只要他授权、命令或从事全部或部分该项违法行为，均应承担责任”。一经判定有罪，任何董事、职员或代理人，将被处以5 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者一年以内的监禁，或者两方面兼而有之，由法庭酌情处理。

§7.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措施防止联合手段的话，则我们仍须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对它们的防范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维护潜在的竞争。克拉克教授似乎坚信这样做将完全有益于这一目的。他写道：“到目前为止，由于关注对生产中竞争的立法，故开办新的矿场是相对安全的。”然而，事实上，虽然联合手段遭到禁止，但是对于维护充分竞争的其他障碍依然存在。首先，在任何行业中当单个企业正常的规模都是非常大的时候，创建新企业所需要的高额资本将挫伤具有进取心的投资者的热情。在这一方面应该注意到的是，单个企业正常的规模近来已经增大。例如，自1841～1903年间，英国造纸行业的产量从43 000吨上升到773 080吨，而企业的数量却从500家下降到了282家。[35]
生铁行业也发生了相同的变化。其次，包含在垄断性销售者方面因集中经营所体现的生产的经济性越大，出现新竞争者的诱惑就越小。因为，如果集中产生了大量的经济性，则潜在的竞争者知道，垄断性销售者通过简单地放弃部门垄断收益的做法，就可以在不承受任何真正损失的情况下，轻易地将其逐出市场。再次，如果政策允许企业对于成本和利润加以保密的话，则使外界很难估计在垄断性销售者满足于获得竞争行业中正常资本利得的情况下，他能够按照什么水平的费率进行销售，这将进一步增加拓展新的竞争的障碍。第四，联合企业通过大规模的宣传或者广为人知的品牌，可能已经建立起某种商誉方面的垄断，这将迫使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必须付出巨额的广告费用才能将其打倒。的确，可能会有人认为，即便如此，联合企业也可能因担心新创办的竞争企业会抱着迫使联合企业将其购并的念头不放而受到约束，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的发生远小于初步考虑中似乎包含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一位竞争者的这种策略的确获得了成功的话，则联合企业资本的增长一定非常之大，从而使单位资本可获得的利润非常之小，使竞争者消耗的时间失去了冒险的价值。[36]
当然，这种考虑将会迫使竞争者有所收敛。因此，通过防止联合手段的使用以维护潜在竞争的努力，最好的结果也仅是获取部分的成功，它是限制拥有垄断力的康采恩使用垄断力的非常不完善的措施，甚至对于行业本身来说也是如此。在某些生产部门——大致由公用事业康采恩所控制——竞争造成的浪费显而易见，政府当局实际上不会允许它的存在，并因此会排除原本出于对垄断的恐惧而设置的障碍。

§8.作为一种旨在维护企业竞争防止建立联合企业的控制手段，以及旨在维护潜在竞争反对联合的立法，它们的不完善自然导致有关采取直接干预措施的建议。在铁路协议与合并部门委员会（1911 年）对于铁路的专门评价中，对不亚于铁路的行业垄断提出了这种看法。他们写道：“总而言之，我们坚决认为，到目前为止，就对可能与铁路合并有关的任何后果所需要的保护而言，这种保护应由处置这些后果的一般性立法予以提供，而不管是否因存在协议才产生这些后果。这种措施将比对协议的管制提供更为广泛的保护。不论是在双方相互谅解还是双方签署协议的情况下，它都对公众给予保护。……它将不会在存在协议的情况下对公司可能的合理行为加以区分进而产生混乱。”[37]
如果能以充分的精确性运用这一方法，则当然就没有必要辅之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任何间接措施了。然而，事实上，直接处理垄断力的后果的政策，正如即将要表现出来的那样，面对着相当大的困难。不仅如此，由于在许多形式下，运用该方法几乎都必须以合理收入的某种标准为基础，这需要根据其他存在竞争的行业环境推断出来，如果维护潜在竞争的努力全部归于失败，而且到处都采用直接方法的话，则困难将会变得更大。结果似乎是，维护竞争的政策应在各处大力推行，而处理后果的直接方法，不应作为前者的替代，而应成为前者的补充。

§9.初看起来似乎很明显的是，直接处置垄断力所造成的后果意味着，也仅能意味着，政府方面的某种直接的干预。当然，这的确是其主要的含义，但是，出于某种理论上的考虑，应该注意到基于航运集团皇家委员会关于航运问题所倡导的另外一种思路的可供选择的政策。事实上，该委员会建议，政府应当支持建立对抗垄断销售者的、由购买者组成的也拥有垄断力的联合企业。它希望购买者联合企业有可能打消销售者索取垄断价格的念头。这种方案可用来对协议制度所产生的罪恶给予部分补救。从理论上讲，这个方案是脆弱的。因为创造第二个垄断者，并未使价格趋向自然的或者趋向竞争的水平，而是将价格拖入一个相当大的变动不居的范围内。无须怀疑，购买者的状况较之不存在联合企业时将会更有所改善，而且也有理由相信，从国民收入的角度看，价格和产量会比当初更接近理想的水平。但是两家联合企业之间的讨价还价，完美达成接近单纯竞争后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即使所成立的与销售者相抗衡的垄断企业是由最终消费者所组成的，这种困难依然存在。何况最终消费者很少会以这种方式相互联合起来。能够如此相互联合的人，只有处于最终消费者与垄断的销售者之间的中间人——而中间人不会特别地关心如何争取消费者的利益的问题。[38]
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则商品在抵达最终消费者手中之前，将不得不经过两个垄断者之手。这些对于人们将要支付的价格所造成的影响，在经济上是无法确定的。价格很可能低于如果中间人未进行联合时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高于该水平。不管怎样，它将使最终消费者所获得的服务的数量极不稳定。[39]
这些考虑证明，在这些委员会的政策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40]

§10.政府方面实施的干预，并不意味着必须规定销售的条件，它很可能只是通过公布有实力的公司的反社会行径，使其受到实际上的约束。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所承担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进行调查并发布公告。英国托拉斯委员会建议，商务部应以年度报告的形式获取并发布有关信息，以说明到目前为止，为达到通过建立垄断企业或者限制贸易以控制价格或产量的目的，相关的组织机构发展的情况，以及应该调查有关这些组织行为的指控。当然，必须动用权力，迫使这些相关组织的官员们提供他们的账册并接受查询。担心由公众信任的调查机构发布不利的报告，常常可能扭转不利的形势进而使垄断力不致过分滥用。简言之，不必怀疑广而告之这种武器能够完成某些重要的工作，但却不能完成所有需要完成的任务。

§11.于是我们转而分析政府对于销售条件的干预——在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考虑的“补救”方法均被证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干预，政府运营除外，对公共事业康采恩来说无疑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讲，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如下说明。假设对于单纯竞争适当的产量（当然，允许在任何经济系统的生产中引入企业联合），就是对于国民收入最为有利的产量，我们需要这样假设以管制各种物品的生产，使得该产量得以实现。在具备递增的供给价格的行业中，单独运用价格控制机制无法完成这类管制。因为，如果由政府限定的价格处在适合竞争条件的水平上，即如果竞争的条件成立，产量将被调整到实现正常利益的水平上，但是，这一价格水平将使垄断企业生产较少的产量。在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量，垄断企业同样将降低供给价格，并因此获取垄断性利得，相当于管制价格乘以产量与供给价格乘以产量两项乘积之间的差额。这将促使垄断企业控制自己的产量，以便实现尽可能大的垄断性利得。依据需求表与供给表的不同形式，最终的产量可能大于或小于垄断未受管制情况下的水平，但是不管怎样，它都将小于政府所追求的对于竞争来说最适当的水平。然而，这个问题只出现在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在价格被限定于竞争水平的情况下，它将不会促使垄断企业将产量减少到竞争的产量水平以下，因为这样做不会使垄断企业实现任何成本上的节省。结果就是，如果政府能够成功地将价格限定在竞争水平之上，也将同时直接地确定了竞争的产量水平。[41]
就实际而论，由于趋向于垄断而有必要予以管制的康采恩（不论是工业性联合企业还是公用事业性公司），很少属于受制于递增的供给价格的这种类型的企业，我们对比必须有所估计。因此从总体上讲，干预就意味着价格上的控制。

§12.读到这里，不可避免地会想起大战期间曾经实施过的那种价格控制，以及在本编第12章中对其所作的某些分析。然而，非常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与那些完全不同的问题。在控制垄断的过程中，需要防止垄断企业提高价格。因为这样做，它将减少产量，使之低于为它提供正常利润的产量水平。正如以上所解释的那样，在不变的供给价格或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相对于“竞争的”产量水平限定最高价格，事实上将促使该产量水平得以实现。对于某一产量水平，公众所乐于支付的需求价格，是否超过与该产量水平相联系的最高限价这样的问题并不存在。[42]
但是，在战争问题上，正如在本编第12章中所清晰地阐明的那样，干预的整个要点就在于规定最高价格低于消费者根据需要准备支付的，与所实现的商品的数量相对应的需求价格。这是为什么相对于最高限价，需求量总是大于能够实现的供给量的主要原因，因而同时也是为什么为防止随之而来的分配上的不公平，要对所有消费者——许多人的购买量小于其期望值——实行配给制度的主要原因。因为需求价格高于政府所希望限定的价格，例如对航运运费已经限定，却未同时限定以限定的运费购进的货物的价格，则可能使处于航运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商自己获取全部的利益。因此，仅仅对最初的生产者限定最高价格是不够的，还必须限定所控制的商品之后将要通过其他生产者（无论是深加工者还是零售商）之手的最高附加价格。当然，对于垄断价格的管制，不需要进行第二个层次上的安排。

§13.现在，我们可以对这种形式的价格控制进行直接的研究。实际上运用它的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它可以对“不合理”的行为采取一般性的管制，而将什么是不合理的问题留给委员会或法庭去裁决。事实上，这种方式在调整费率的问题中，仿效了1921年之前英国铁路委员会的做法，以及《赫伯恩法案》通过之前美国铁路委员会的做法。委员们必须决定任何拟议中的费率的提高是否合理，并相应地予以批准或否决。因此，他们的任务相对来说是轻松的。他们并不需要总是管制所有的价格，而只是干预那些特别不合理的价格，而且不仅如此，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会对不合理价格的制定产生间接的阻碍作用。[43]
这种消极的方式在某些特许经营中也予以采用，它允许市政府以适当的价格——一个含混的术语——接管一家特许公司经营的业务，如果该公司“未能合理地满足公众的需求而运行或发展的话”。[44]
同样，在加拿大行业《联合调查法案》（1910年）中，也采用了这种方式。该《法案》作出规定，在有人对任何物品提出指控时，必须确定是否“存在着任何形式的合谋，通过将价格提高到适当的水平以上，以损失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使制造商或经销商获得高额回报的情况”，而且，如果这一指控成立，将给予惩罚。在1910年的《新西兰法案》中，也进行了与此相同的审查。“不论当事人或者代理人，以不合理的高价销售或供给，或者承诺销售或供给，任何商品，如果该价格以任何方式直接地或间接地，被任何商业性托拉斯所确定、控制或影响，而该人或当事人（如果有的话），系为该托拉斯的一位成员的话，则这个人将被判为违法”。俄罗斯的《刑法》具有相同的条款：“商人或生产者将食品或其他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提高到比其他交易相同物品的商人或生产者的价格高许多的水平上，应处以监禁作为惩罚。”在所有这些条例中均禁止定价过高，但却并未尝试以某种程度限定价格。另一种方式——积极的方式，在实施的控制中包括由官方决定的确切的最高费率或者最小的服务的供给量。通常从市政府获得经营公用事业服务许可的公司的合同条款，以及根据1906年《赫伯恩法案》由州际商务委员会授予“确定和规定”铁路、电话或其他通讯服务的最高价格的权利，都是这种方式的例证。

§14.不论采用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管制方式，都必须规定某种制裁措施，以使法律更为有效。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做到这一点。有时对于违法行为的惩处是直接罚款，有时在被保护国，例如在巴西，[45]
它包括免除与之竞争的外国商品的关税。1910年的加拿大《行业联合调查法案》规定，采用两种类型的惩罚。如果特别委员会“发现存在着某种联合，政府可以或者降低或者免除关税。此外，还将对在委员会的判决正式公布后，仍继续从事罪恶勾当的人课以每天1 000美元的罚金”。[46]
在1912年的《巴拿马运河法案》中有条款规定，禁止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任何船东的船只使用巴拿马运河，[47]
提供了另一种饶有趣味的制裁的形式。有时，制裁包括政府将要参与竞争的威胁。因此，依据1892年的协议，邮电局接收国民电话公司的长话线路，财政部长暗示，尽管政府保留竞争的权力，但是，如果该公司能够合理经营，则政府很可能不行使这项权力。[48]
同样，有时制裁包括政府将进行买断的威胁，即由政府以事前规定的条件或者以仲裁裁定的条件，购买被管制企业的全部设施。最后，有时，——事实上，这似乎是对《谢尔曼法案》的官方解释认真考虑后所得出的方法，正像美国高等法院在标准石油公司的案件中（1911年）所做的那样——发现联合企业的价格政策（或其他政策）是合理的，则对其不予干涉，但是对于运用市场权力损害公众的联合企业，则应依据法庭的指令而予以解散。[49]

§15.然而，尽管许多制裁在捍卫法律方面是适用的，它们其中的某些也是相当有利的，但是仍然需要认识到的是，不论采取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方式，要防止人们规避这些制裁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战前时期，我们的铁路公司实际上提高了它们的费率，但并未报请铁路委员们批准。租用铁路支线等等的费用都增加了；除非提供令人满意的包装，否则铁路公司拒绝运输的风险由货主自负的物品的种类增多了；回扣被取消；同时采用了其他诸如此类的手段。[50]
但是，最难以处置的规避是通过改变质量以应付价格管制的问题。为防止这个问题，必须在规定最高的价格水平的同时，也规定最低的质量标准。但是，对于某些情况，诸如公交车辆服务的舒适性和准点性，以及屠宰场和下水道的卫生条件，很难规定什么是最低的质量要求。当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质量等级的时候，相互之间必须有所区别，并且分别规定不同的最高价格——确定甚至像茶叶这类简单物品的不同级别，以及更多的像帽子这类复杂物品的不同级别。不过对上述不同的级别进行有效界定的难度非同寻常，很容易造成较低等的物品按较高的价格销售的情况。其他的情况，诸如自来水的供应、煤气的供应、牛奶的供应及房屋的提供等，质量检查可以作为进行界定的一种基础，但是可能难于发现它所规定的偏差的最低水平。毋庸置疑，对于某些物品可以建立起精细的检查制度，像为支持《食品和药品伪造法案》的施行所发展起来的检查制度那样，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可能出现规避的漏洞都是很大的。

§16.然而，即便能够完全克服这些困难，直接管制过程中最令人难以对付的障碍依然存在。必须确定什么样的价格被视为不合理的，而且当采用积极的方式需要限定最高的价格时，必须确定该最高价格的水平。正像在本章开始时所解释的那样，设定的目标是竞争价格，即如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该价格水平下，将促使适合单纯竞争的产量而非适合垄断的产量的形成。不过，管制当局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把这一价格水平确定下来呢？可以理解，某些读者粗略地考虑过最近的经验之后可能宣称，竞争的价格可以直接根据原材料转换为制成品过程中所记录的支出数据确定下来。然而，很明显，为了获得完整的转换，我们必须了解，对于所研究的物品在其原材料和劳动的成本上，应该增加多少企业的固定成本的份额。的确，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转换成本核算——该技术在战争期间获得了长足发展——确定出任何具体的产出或联合产品组合的恰当的价格水平，[51]
但是反向的推算却是不可能的。对于任何价格管制的具体过程来讲，转换成本的计算是不可或缺的步骤，但它仅是附属的步骤。

§17.显然，我们的问题似乎只能通过参考投资的“正常”收益率加以解决。我们知道，如果所做的投资适合竞争的条件，则基于之后的能够获利的产量，使该项投资产生正常收益的价格，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价格。然而，遗憾的是，已经完成的投资很可能不等于适合竞争条件的投资。如果垄断在一开始就形成了，也就是说，所做的投资将低于适合竞争条件的水平，而如果垄断是卷入割喉竞争的数量过多的实体组建联合企业的结果，则所做的投资将会高于该水平。很明显，之后我们所需要的价格，并不等于相对于实际的投资来说可获利的产量进而所产生的正常收益的价格，除非该价格偶然地等于使适合竞争的投资量所产生正常收益的价格，假设该投资量为已知。这个条件意味着，我们所关注的商品及其生产，从长期的观点看，处于不变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在垄断从一开始就形成的情况下，如果商品是在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生产的，则使实际的投资产生正常收益的价格将会非常低；而如果商品是在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生产的，该价格将会非常高。事实上，正如已经分析的那样，在垄断的控制之下，商品受制于递增的供给价格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之后出于管制的目的，我们通过识别什么样的价格相对于该价格下最为获利的产量将产生正常收益，计算我们的“适当的价格”，[52]
则我们所获得的数据，在垄断一开始就形成的条件下，很可能过高。而另一方面，在垄断是经历过度投资和割喉竞争之后形成的条件下，该数据则很可能过低。不过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能见到的来说，根本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计算出这一数据。[53]

§18.如果之后，我们由于别无他法而决定使用这一方法时，则有必要确定对于任何具体的企业，如果对其产品的价格必须予以管制的话，那究竟什么样的利润率可被视为正常。初视之，似乎这个问题极易解决。难道对于管理的收入已经给予补偿之后所剩下的，按照一般的比率作为公司资本的利息的，不正是正常的利润吗（正如联合股份公司自动所做的那样）？然而，很容易证明这种似乎成理的观点是非常不完善的。让我们首先假设，一般利润率的确体现了所有企业的正常利润水平，不过我们仍然需要确定该一般利润率下所偿付的资本究竟是多少。显然，我们不能把它认定为公司的市场价值。因为企业的市场价值不过是它预期收益的现值，这些收益必须产生按普通利率计算的利息，允许承受特定的风险，再将它们加总。的确，如果我们打算采用现有的市场价值作为我们的基础，由于这取决于人们对于费率管制制度的判断，则我们实际上危险地接近了循环论证的泥潭。因此，为了费率管制的目的确定的资本价值，与例如为了税收的目的确定的资本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必然指的是事实上在过去投入到企业中的资本，但是这毕竟是难以计算的。当投入于任何康采恩中的资金总量中包括支付给建立联盟的创办人的佣金时，其预期的利益表现为从公众手中收取垄断的费用，除非联盟也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否则这笔佣金似乎不应计算在内。当我们从美国某些行业联合企业的高级官员处了解到，“组织的成本，包括支付给创办人和金融家的费用，常常达到发行股票总量的20％～40％”时，[54]
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在处理以提高的价格买断现存的康采恩，进而希望联合企业将使得垄断性行为可行的这部分资本开支时，必然面对相同的难题。除去这些困难的项目之外，我们想要确切掌握的是原始资本的开支，不论是用于实际的建筑、议会活动的成本、专利的购买，还是与树立形象相联系的广告宣传，以及之后为保持原始资本不变用于维修与更新的尚未从收益中提取的超出的部分，都要对不同日期的各项投资给予折扣。[55]
对于即将成立的新的企业，依据法律，是可以确切获取这些信息的。但是对于成立多年的企业来说，可能无法获取这些信息。例如，用于商誉等方面的相同的支出，某一家公司可能作为资本性支出，而另一家公司可能作为流动性支出，实际上可能难以对二者加以区分。考虑到这些困难，不得不采用某些迂回的方式，对实际的数据作出近似的估算。显然，为此目的，名义资本的用处不大，它很可能已经被注水，或者以彻底掩盖真实情况的方式加以篡改。我们已经证明资本的市场价值是不适用的。因此，通常或者使用对该康采恩的设施“再生产的成本”的估计值——如果自原始投资发生之后，相关价格发生了显著变化，则这样做可能会引起误解——或者使用对设施的直接的实际的评估值——当然它取决于评估所采用的原则；——然后，对于创办成本、用于商誉建设的投资、专利权等等给予人为的或多或少的补偿。这些数据本身并不是人们想要的，但是却可以用来在实际的资本投资难以确定的时候，对其作出估计。分析这个过程中所包含的困难，已经超出了我们当前的目标。[56]

§19.还剩下一个更为复杂的基本问题有待解决。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暗中假定在任何康采恩中投入的资本，都是以恰当的毫不含糊的投入其中的货币量加以表示的。然而，实际上，1 000个工作日的劳动的实际投资，很可能在某一年被测算为200英镑，而在另一年却被测算为400英镑，甚至在无法质疑的条件下被测算成40 000英镑。在货币剧烈波动的时期，如战后的俄国和德国，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将变得异常突出。显而易见的是，是实际投资而非货币投资才是问题的根本，并因此严格地讲，当一般物价水平发生变动后，出于我们当前的目的，必须依据实际情况对货币投资作上下的调整。这意味着要对过去年份的所有记录加以修正，将各年的货币投资额乘以当年的一般物价指数。了解到现有指数数据的不完善性，几乎不能相信使用这种方法实际上可获得具有充分可信度的数据。如果像经常所发生的那样，康采恩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债券的形式完成的，而且不论价格如何变化，这些债券都按合约负担着某一固定的货币利息的话，则可能进一步引起坚决反对使用这种方法的意见。允许用双倍的总货币收益抵消价格双倍的上涨，将导致以股票持有人与债券持有人的损失去抵偿股票持有人的损失，但却使债券持有人无助地承受着厄运的苦难。[57]
然而，整体上忽略一般价格水平的剧烈波动，正如大战所造成的后果那样，是容忍并效法对事实严重歪曲的行为。这些考虑，加之在上一段中所提出的问题，充分地说明确定一家康采恩提供所允许的“一般的”利息的资本，并非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

§20.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任何企业的正常的“竞争的”利润就是该企业实际投入的资本以“一般的”利率计算出来的利润，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同企业的建立，涉及不同的风险水平以及不同的初级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收益。因此，在这些方面应该给予获得成功的企业的投资者以适当的补偿——政府能够与之打交道的唯一的投资者——他们必须获得足够的支付以平衡那些失败者的损失。[58]
诚然，在生产已经或多或少地具备了常规特征的行业中，这样做并不一定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但是，对于所有处于初创阶段的行业来说，它却体现出极大的重要性来。[59]
不仅如此，即或没有风险，我们也不能认定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将产生一般利率的价格就是更为恰当的价格，而只能认定，如果管理以及原始投资的实际构成都是由“一般的”能力所实施的话，则产生该利率的价格才是恰当的价格，但这是一个模糊且难以理解的概念。正如陶西格教授透彻地认识到的那样：“每一个人都知道财富是在竞争惨烈的行业中形成的，并将其归功于非比寻常的经营才能。……当一家垄断企业或准垄断企业获取高额回报时，我们如何才能将其垄断所作的贡献的部分，与优异的管理水平所作的贡献的部分区分开呢？”[60]
允许投资浪费的公司与投资良好的公司获取相同的收益率，显然不利于经济的生产。如果刚好要处理两家相互竞争的联合企业，从逻辑上看，需要迫使管理较好的一家企业比另一家索取较低的价格，这不仅立刻造成令人尴尬的结果，而且对良好的管理给予了残酷的打击。在这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进一步扩大企业联合，只要这种扩张包含有经济性，它就是一种良好管理的表现；而且，如果价格管制不允许给予带来利益的良好管理以任何利益，则将沦为打击这种良好管理的一种形式。最后，当为满足预期的远远超过当前需求的未来的需求兴建一套设施时，赞许在未来的需求得到开发之前就足以使全部投资获取充分收益的高费率，显然是不合理的。[61]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掌握这些问题的局限性——因为作为一种规律，在专业技术方面，控制者一定大大地落后于被控制者——政府部门几乎一定会或者向康采恩提出过于宽松的要求，或者向康采恩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虽然使它们不再垄断，但也阻止了它们的行业向适合单纯竞争的状态发展。1870年英国的《城市交通法案》就在后一方面表现得很失败，并应对英国电车交通发展的滞后负责。

§21.显而易见，在决定什么样的收益规模应被视为任何具体的生产性企业的正常的收益规模时所遇到的困难，很容易使消极的管制方式复杂化，在这种方式下，立法机构只对不合理的价格给予谴责，而将确定任一给定的价格体系是否真的不合理的问题留给法庭去解决，而积极的方式则需明确制定最高价格。然而，很明显，这些困难使积极方式复杂化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另一种方式。一家普通行业的康采恩，生产数量众多的商品，其原材料的成本不断变化，制成品的特性不断在调整。对于任何一家外部管理机构来说，为这种类型的康采恩制定出一套可允许的价目表，将是一项令人绝望的工作。另一方面，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委员会或者司法机构来说，如装备得像英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那样，进行充分的调查，在广义上解决确定某些特定的大型联合企业——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或者其他公司——对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或者在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索取高价，经计算产生高于该环境下认定的收益水平是否合理的问题，并不是不可能的。在正常时期对于行业性康采恩的管制，从未产生过要超越消极方式的企图，基于目前的经济知识和政府能力等条件，似乎也不能或不该产生任何这样的企图。消极方式可能产生的结果的确是不完善的，但是仍然优于另一种方式盲目冲撞所造成的后果。再一方面，在对公用事业康采恩的管制中，积极方式多于消极方式的困难相对要小些。一般的规律是，这些康采恩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单一的并且是相对简单的——煤气、自来水、电气、旅客运送等。因此，并不需要规定许多不同的价格——当然，铁路运费费率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进一步看，其需求一般不受时尚的影响，同时设备在成本中占有极大的份额，而原材料的价格在费用中的地位已无关紧要。最后，即便这些事情并非如此，所销售的商品的本质以及用户们对便利性的要求都迫使索取的价格不可能经常改变。因此，基于这些考虑，一般均会采用积极方式，即规定最高价格。

§22.这样做之后，必须寻求避免犯两种极端错误的最好的方法，这两种极端的错误就是在本章§20中所提到的在所有管制中都容易发生的过于宽松的或过于苛刻的问题。为此目的，常被建议的一种方法是，通过拍卖来发放经营某种公用服务的许可证。这种方案允许有志于此的人们自行展示能使他们获利的各种估计的条件。这种方法被描述如下：“根据目前所流行的最好的方法，将市政工程建设的特许权卖给公司，公司要对严格遵守特定条件、以最低费用来完成自来水工程进行投标。有时这种特许权是永久性的，但常常给予政府以选择权，可以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收购该项工程。”然而，由于在许多城市中，有能力参与投标的公司毕竟很少，尤其是它们自己所作出的估计都具有很大的试探性，因此这种方式很可能造成大的偏差。绝大多数行业的条件持续变化这一事实，使得发生偏差的可能性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一时期适用的管制价目表，必然无法适用于另一时期。

§23.为限制偏差的范围所作的进一步的努力是，对于实施的管制方案进行定期的修正。“鉴于条件在迅速变化，故特许权不能永久性固定不变，或理所当然固定不变”。[62]
随着改进等方面水平的提高，很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后，基于竞争的条件所设计的最高价格，变得比未受限制的垄断企业的获利价格还要高了，并因此完全失去了管制的意义。“在所有的情况下，公众均应获得在增长和未来利润方面的利益”。[63]
然而，在特许经营中定期修订的规定，由于增大了不确定性，故有可能使所关注的行业中的投资受到限制，甚至达到损害国民收入的程度。更进一步地讲，如果每隔固定的期间就进行一次修订的话，则有可能促使公司在一个期间即将结束时撤回重要的开发项目，直到下一个期间开始为止，以免它们成果中的大部分被以降低价格的方式取走；[64]
同时，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对不时出现在各处的技术改进及应用给予激励的条款完全加以解决。缓解这些危机的一种方法是，制定保护公司利益的条款以限制修订机构的行为。例如，1844年的《铁路法案》规定，在线路核准二十一年后，如果红利达到了已付资本的10％以上，则财政大臣可以修订通行税或运费等等，但条件是保证下一个二十一年间达到10％的分红。另一种方法是使修订的期间延长，以减小修订对于一个已经开始的项目投资的预期所产生的影响。很明显，正是由于采用了这样的保护措施，才使得修订作为缩小实际管制与理想管制之间差距的一种手段的功效大打折扣。但是，如果无论如何都要实行管制的话，则由政府以某种形式保有修订的权力，就绝对是有必要的。如果修订实施的原则明白无误地表述出来并被理解的话，修订似乎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要对投资或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查。可以指导修订人员在每次修订时，将价格——或者，当他们处置联合产品时，将若干相关价格——限定在足够高的水平，使公司实际的总投资持续获得某一公平的收益率，同时要考虑在最初阶段投资承受高风险的事实，而在之后追加到同一项目中的资本则应获得较低的回报。可以进一步指导修订人员在决定公平收益的影响因素时，考虑整体上所实施的管理的水平，对管理好的要比管理一般的或差的，确定能产生较高收益的价格。无疑，这种修订在技术上的难度极大，但不至于达到开始管制时的困难程度。有理由推断，可能有一批官员最终会投身于有关这一问题的决策工作中去，当这种工作建立在充分的统计资料的比较之上的时候，就能立即获得未来投资者的信任与赞赏。这些投资者将宽慰地了解到，一方面，他们产品的价格可能被迫下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原材料和劳动的成本发生不利于他们的变化时，产品价格将会被合理地予以提高。

§24.此外，还有为限制错误范围所设计的另外一种方法。在所有一般性的行业中，原材料等成本方面的许多变化，是在一系列的修订期间内发生的。如果要保证对单纯竞争的追寻，则应相对于这些变化调整对消费者索取的价格。无疑，对于铁路服务等来说，不断改变价格所造成的技术上的不便是相当大的，从整体上看，最好不追逐这种短期的波动，不过，这种情况可能很少出现。管制机构有时致力于通过某种自行调整的方案促使必要的价格变动。一种运用于英国煤气公司的粗略的方法是，限定某种最高的红利水平。如果管理上的竞争能力保持不变，则当成本下降到某一水平之后，对消费者索取的价格也必须下降。然而，这种方法具有致命的缺点，一旦加以实施，它很可能削弱人们提高管理机能、增加责任心以及减少浪费的正常动机。一种略为细致的方法是，规定收益的标准水平，即总是允许价格高到足以形成这个标准水平的收益，当超过标准时，其差额的某一固定比例将用来降低价格，其剩余部分则用来增加利得。在1920年的《南方大都市煤气公司法案》中采用了这种方法，超过标准收益的差额无论多少，其3/4都将分配给消费者。现在英国的铁路运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采用相同的方法加以管制的。1921年的《铁路法案》以1913年的收益为基础，对于新的投资给予补偿，然后为每一家联合公司规定了标准等。如果经验证明，由运费法庭规定的运费费率或经有效且经济的管理产生了高于标准的收入水平，则指导运费法庭将会将运费费率降低到如此水平，即“影响该公司的净收入并使之在随后的年份中减少到与超出额的80％相当的程度”；而且，如果实际所产生的净收入连同对新资本的适当的补偿转而低于标准的收入水平的话，则法庭应提高运费费率，使收入达到这一水平，前提是低效率并不是由于管理中缺乏效率和经济性所造成的。很明显，这种方法对于技能与经济性的打击将比最大红利方案在最大值已经达到之后所产生的打击要小，但是考虑到任何法庭必须对管理的效率和经济性予以裁定这种极具困难的问题，则可认定这种方法比另一种方法在最大值尚未达到之前所产生的打击要大些。此外，还有第三种方法，它是把在任何特许经营期间股东红利支付方面的变动，以某种机动的方式，与销售价格方面的变动相互联系起来。英国《国会法案》对于煤气公司的处理，以某种方式反映出了这种方法的特点。例如，战前的一项法案规定每1 000立方米煤气的标准价格为3先令9便士，该价格每增加或减少1便士，则当价格下降时公司可以，而当价格上升时公司则必须，将红利增加或减少0.25％。管制批发电力的《兰开夏电力公司法案》提供了另一个实例。该《法案》“规定红利为8％，电价每低于《法案》限定的最高价格的5％，则电价每次再降低1.25％，红利可以在8％的水平上每次上调0.25％”。[65]
当然，如果要使这种机动的方法行之有效，则必须将它们与政府对该公司发行新股本的管制结合起来——像机动的工资规模制度一样，它们不是替代而是补充有关特许经营条件定期修改的制度。因为，如果将它们作为永久性方案，则不论是康采恩自身还是其他公司所作出的减少生产成本的所有改进和发明，都会稳定而且持续地提高利润水平。对于新公司来说，这些方法的实施较难。因为在未获得康采恩经营的某些经验之前，无法确定恰当的价格和红利的标准。但这种方法是可行的，而且在战前，商务部在处理煤气公司问题时也采用了这一方法。商务部首先限定了某一简单的最高价格，并保留了在一段时间过去后将其改变为机动价格的权力。[66]
这些机动的方法像前面所讨论的其他方法一样，具有值得商榷之处，它们不仅在原材料和劳动的成本上升时促使价格提高，而且在公司因管理不力导致利润下降时也同样促使价格提高。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机动方法——标准收益方法——经过精心制定之后，有希望建立起最接近适合单纯竞争的价格体系，比在修订期间内，硬性限定价格的任何其他方法都要好。不仅如此，打击有效管理的危机也可以通过制定某些规定予以缓解，例如英国《铁路法》规定，在收益下降不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而是由于缺乏竞争的原因所造成的时候，允许管制当局否决提价的动议。

§25.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我们已经描述的这些方法，虽然在对原材料的成本变动等进行修订的期间，可以对价格的调整作出公平的规定，但是对于需求的变动，它们却是非常不适用的。因为，在凡是遵循单纯竞争的场合，需求的增加——当然，在这里我们只关注短期的波动——应该伴随着价格的提高。然而，这些措施的作用，却使其伴随着价格的降低。不仅如此，需求的变动非常重要，它可能引发相关价格大幅度的变动。在需求变动一定的条件下，在辅助成本相对主要成本所占比重大的行业中——该项成本并不随着产量的减少而成比例地下降——相关价格变动的幅度将更大。事实上，辅助成本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某种比例将限定的价格的变动，不是与收益的变动，而是与所提供的服务量的变动相联系，就有可能将需求的变动以及成本的变动都考虑进去。然而，据我们了解，目前任何地方都未建立起这种自行发挥作用的制度。

§26.还有一个不同程序造成的难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到的大部分内容都潜在假定，在制定管制政策的时候，我们将根据某一清晰的程序采取行动。对于那些在我们确定政策的基本路线之后形成的行业垄断，以及对于那些基于授予初始特许权时制定的条件所建立起来的公用事业公司来说，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必须面对的是或者根本未曾实施过当前的政策，或者以非常不完善的方式实施过当前的政策的垄断性康采恩的话，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将这些康采恩置于我们精心设计的价格管制制度之下，很可能将大幅度地降低它们的收益以及它们股东的资本价值。对于原始股东以及由他们那里获得继承的人们来说，这并不是大问题。这些人在过去已经获得超额利润的这种事实，并不应成为允许他们在未来也这样做的理由。但是对于近期股票的购买者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的购买价格受到之前所具有的条件的严格限制，或者受到这里所说的认真制定的制度的严格管制。现在这些人可能获得其资金的8％，而管制很可能把它降低到5％，即将他们的资本价值降低了1/3，甚至1/2。实施管制，对任意选定的完全无辜的人群进行残酷剥夺，并非是一件应当坦然处之的事情。政府对于合法预期进行肆意蹂躏的权力是应受到限制的。然而，放弃应予实施的管制，因为过去我们疏于职守而未予实施，则将使我们自己受到过去错误的羁绊。屈从于“寡妇孤儿”的喧嚣，实际上即意味着放弃政策。所能指望的这种冲突的解决方案肯定是不完善的。但是，它似乎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妥协，以及一种十分谨慎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当依据上面阐述的原则突然引进全面的价格管制措施时，一定会造成价值大幅度的下降，故这种管制的引入，只能是在发布公告一段时间之后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

§27.然而，即使在某种程度上不考虑这一特别的困难，前面一般性的考察都明确说明，在政府对于私人垄断的任何形式的管制之下——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虽然引证的实例仅涉及特定类型的私人垄断，而争论却涉及所有类型的垄断——理想与实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管制的方法，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言以蔽之，都是极不完善地促使行业大致朝向适合单纯竞争的价格和产量的水平发展的方法。不仅如此，它很可能被证明为是一种浪费的方法。正如杜兰德教授所评论的那样：“政府对于私人康采恩的价格和利润所进行的管制，总是包含着大量浪费的能量和成本双重消耗的因素在内。它意味着两套人马各自从事着一套相同的工作。公司的经理们和员工们必须研究成本会计和需求条件，以便制定价格政策。政府的官员们和雇员们必须跟踪并将这一切从头至尾再做一遍。不仅如此，这两班人马在完成各自的工作中持有不同的动机这一事实，意味着摩擦与争讼，而且这些将造成更大的支出。在庞大的私人企业的机构之上添加设置庞大的政府机构是一种浪费，如果可能，应当予以避免。”[67]
这种观点是不容忽视的。在将垄断性行业中的私人企业制度的实际效率，和与之竞争的公有企业制度相比较之前，应当将对垄断性行业中的私人企业进行政府监督所发生的费用，从该私人企业的收益中予以扣除。

[1]
詹姆斯和克拉克：《托拉斯问题》，第295页。

[2]
《铁路协议与合并部门委员会》，1911年，第18页。

[3]
参看《美国经济评论》（增刊），1914年，第176页。关于美国反托拉斯法律和案件的详细说明，参看戴维斯的《托拉斯法与不公平竞争》。

[4]
《工业与商业的效率因素》，1927年，第107页。

[5]
参看沃克：《德国煤炭行业的联合》，第322页。然而，沃克先生指出，在鲁尔卡特尔的所有方面，在它给人们造成的初步印象中，这种倾向似乎很小。因为大型矿场可以通过挖掘更多的矿井或并购小型矿场，增大其经济性（参看该文第94页）。摩根罗斯强调这一点也适用于一般的卡特尔。他进一步指出，卡特尔倾向于发展“协同作业”而使其反经济的效应得到缓解，它们拒绝对将来用于自己产品中的原料产品的产量设置限制。因此，在这些重要的协同作业中，竞争的选择性影响并未受到协议的约束。

[6]
《托拉斯委员会报告》，1919年，第3页。

[7]
参看麦克格雷戈尔：《行业联合》，第34页。美国钢铁公司大张旗鼓地运用这项措施（范·海斯的《集权与控制》，第136页）。詹克斯在1900年发表的《美国劳动公报》中的第675页，对此有详细说明。

[8]
克拉克：《托拉斯的控制》（修订版），第29页。

[9]
同①。

[10]
杜兰德教授赞成分裂托拉斯的政策。他认为，一般来说，联合以外的企业单位已经足够大了，实际已可以保证实现适于托拉斯的所有生产上的结构经济性和其他经济性（《经济学期刊》，1914年，第677页及以后）。然而，应该注意到，即使这一观点正确，也不能说明分裂托拉斯的政策优于限制托拉斯垄断力的政策。因为两项政策都将促使产生最大效率的规模的企业单位的建立。然而，事实上，很明显，这一点在所有的行业中都不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分裂托拉斯将导致所建立的企业规模太小，不足以产生最大的效率。

[11]
由于这些原因，詹克斯在《托拉斯问题》一书中关于价格的卓越的研究，不足以支持他所作出的关于企业联合的有利效应方面的论断。

[12]
在假设需求线和供给线均为直线的条件下，这一结论完全正确。

[13]
联合抵制这种武器，也可以用来迫使零售商签订协议，将他们所销售的某种商品的价格维持在该种商品制造商所确定的水平上。似乎制造商不希望优质产品以过低的价格卖给客户，这至少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很可能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如果商品被生产成“招牌货”，仅起到宣传其他商品的作用，而零售商从中很难获得任何直接利润的话，则零售商就会失去开拓该种商品销量的动力（陶辛：《美国经济观察》，1916年，第1号增刊，第六卷，第172～173页）。

[14]
由标准石油公司曾经运用过的这种方法属于非法。当然其目的是避免来自于其他市场的客户，要求对于自己的购买也同样降价的喧闹（参看戴维斯：《托拉斯法与不公平竞争》，第319页）。

[15]
《美国工业委员会》，第20页。

[16]
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革命》，第219页。

[17]
参看庇古：《垄断与消费者剩余》，《经济期刊》，1904年9月，第392页。

[18]
因此，詹克斯（《美国劳动公报》，1900年，第679页）指出：“大约一半的联合企业报告说其销售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

[19]
《时代》，1903年2月8日。参看（英国）《托拉斯委员会报告》的附录，1919年，第27页。在澳大利亚，依据1903年的《专利法》，直接禁止这类行为（参看戴维斯：《托拉斯法与不公平竞争》，第247页）。1907年的英国《专利法》允许这类行为，只要求提供租赁专利机器机会的合约，没有基于“合理的”，然而似乎不是平等的条件的附加条款。

[20]
参看《航运集团皇家委员会报告》，1903年，第13页。该委员会建议，出于这一理由，延期回扣制度不适用于我们在煤炭方面的出口贸易，或者我们大量的原材料的进口贸易，而只适用于那些需要高级轮船提供定期服务的货物的运输（参看上述《报告》，第77页）。

[21]
1919年航运集团皇家委员对这种方法作了如下描述：“公司向托运方发出通知或函件，通告他们如果在一定时期（通常为4～6个月）结束时，他们的货物未由联合运输公司成员派出的船只以外的任何船只装运的话，则他们将获得总价值相当于在该时期他们为托运货物所支付的总运费的一部分（通常为10％）的信用额度。如果在下一个时期结束时（通常为4～6个月），他们继续坚持使用联合会成员所属的船只托运货物，则将这笔钱支付给他们。这笔付款被称之为‘延期回扣’。目前在南非贸易中，这笔回扣的额度等于托运方所付运费的5％。该项回扣在两个为期6个月的时期结束时予以计算，分别为6月30日和12月31日，它们对托运方的支付要到下一个6个月的时期过去后才会完成。也就是说，如果托运时期为1月1日至接下来的6月30日，则回扣将在下一年1月1日才会支付；同样，如果托运期间为7月1日至12月31日，则回扣将在来年的7月1日才会支付。由此可知，在本例中，对于任何特定的货运项目的回扣，均由船东至少扣压6个月的时间，而且当货物是在1月1日或7月1日托运时，回扣则被扣压了12个月的时间。如果在任何期间内，货主利用非联合运输公司成员所属的船只装运任何数量的商品，不论数量是多么少，他都将失去获得在该期间及之前他利用联合运输公司的船只运输货物的回扣的资格。”（报告，第9～10页）自从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发表后，一种绑定货主的新方法，即所谓的协议制度，开始流行。当南非在1911年立法“要求与南非从事贸易的航运公司放弃回扣制度时，在南非贸易协会与南非航运联合会之间的谈判结束后，达成了一项协议……货主签署协议，同意积极支持联合会的定期航线。作为回报，航运公司将保证按照广告上确定的日期发船，不论满不满载，并且保持运费的稳定，这一点在协议中予以明确表述，并对大宗和小宗货物收取相同的费率”（《皇家航运委员会报告》，1923年，指令1802号，第20～21页）。

[22]
《航运集团皇家委员会报告》，第29～30页。

[23]
《航运集团皇家委员会报告》，第30页。上议院对于1892年莫格轮船公司案件所作的决议的依据是，被这一措施所伤害的当事人，没有对损失采取行动的余地，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联合企业反对可能发生的行动本身是合法的（戴维斯：《托拉斯法与公平竞争》，第234页），虽然看起来像是合法的。在德国皇家法庭一个相似的案件中（1901年），通过了反对歧视的一项禁令（上文，第262页）。

[24]
参看《大石油集团》，第40页；里普利：《铁路、运费及管理》，第200页。

[25]
当联合抵制的当事人自己拥有堆货场和冷藏库，像五大肉类包装公司那样，而其竞争者又必须使用这些设施时，则可据此向竞争者实施差别定价。联邦贸易委员会在1919年《关于肉类包装行业的报告》中提出，为了消除这些，应该由政府拥有这些堆货场和冷藏设施。

[26]
《美国工业委员会》，第十八卷，第154页。

[27]
关于这些法律，可参看戴维斯的《托拉斯与不公平竞争》，第550～551页。澳大利亚（1906年）颁布更为复杂的法律，规定加拿大人所解释的倾销，连同某些其他的进口的形式，归类于一般性的不公平竞争，并对其进行罚款，而不是征缴特殊的赋税。关于反倾销立法的一般性讨论，参看瓦伊纳的《倾销》（1923年），第11～14章。关于最近的情况，参看《关于不同国家反倾销立法的备忘录》，国家联合会经济金融处，1927年1月7日。

[28]
克拉克：《托拉斯的控制》，第69页。

[29]
《经济学家》，1910年1月25日，第1412页；参看里普利：《铁路、费率与管理》，第566页。

[30]
1917年英国《专利与设计修正法案》禁止这类排他性交易合同，除非销售者、出租人或技术引进方证明，当签署该项合约时，其竞争者拥有在不具备排他性条款的情况下，基于合理的条件，是否接受该专利商品的选择权（戴维斯：《托拉斯法规与不公平竞争》，第539页）。

[31]
由伊利引自《垄断与托拉斯》，第97页。

[32]
《经济学家》，1903年2月，第28期。

[33]
里普利：《铁路、费率与管理》，第209页。

[34]
鲁索斯：《卡特尔和托拉斯及其发展》（国家联合会经济与财务部，1927年），第9页。

[35]
利维：《垄断、卡特尔和托拉斯》，第197页。

[36]
参看詹克斯和克拉克：《托拉斯问题》，第69～70页。

[37]
《铁路协议与合并部门委员会报告》，第21页。

[38]
参看马歇尔：《工业与贸易》，第625页。

[39]
参看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五卷，第14章，第9节。

[40]
1923年皇家航运委员会在推行这一政策时观察到，（在航运领域内）“只有两家重要的实体是基于委员会的建议而组建的，之后公布了它的委任”。

[41]
参看附录三中的§23。

[42]
如果用专业语言来讲，则对垄断价格的限制将使交易指数沿着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而对竞争价格的限制将使交易指数移至需求曲线之下。

[43]
参看范·海斯：《集权与控制》，第261页。

[44]
国家公民联合会：《公用事业的政府与私人经营》，第一卷，第41页。

[45]
参看戴维斯：《托拉斯法与不公平竞争》，第294页。

[46]
《经济学家》，1910年3月26日，第665页。参看《美国科学院年报》，1912年7月，第152页。

[47]
参看琼森和许布纳：《海洋运输原理》，第386页。

[48]
迈耶：《公共所有权与电话》，第56和199页。

[49]
参看大法官怀特的裁决，他在该案件中建立起现在众所周知的“理性法则”（转引自詹克斯和克拉克的《托拉斯问题》，第299页）。

[50]
参看《铁路联合会报告》，第57页。

[51]
当然，对于联合产品来说，单纯地将生产成本划分开是不可能的，而且它们之中的每种产品“适当的”价格将分别取决于对它们的相对需求，以及它们联合的生产成本。这一事实使得任何可能的价格管制工作变得更为复杂。

[52]
细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假设垄断企业所拥有的设备能力大于适合竞争条件的水平的话，则不可能找到可以接纳全部按照上述方式确定的价格水平生产的可获利的产量的市场。不过，这一事实并未对本文中的分析造成任何影响。

[53]
在我的著作的早期版本中，并未关注上面一段所涉及的困难，奈特教授发人深省的文章《投资管制与收益管制》，发表于1930年2月《经济学期刊》，最先提到了这个问题。

[54]
詹克斯和克拉克：《托拉斯问题》，第90页。

[55]
参看海尔曼：《公用事业评估原则》，1914年2月的《经济学期刊》，第281～290页。

[56]
参看巴克：《公用事业之费率》，第5章和第6章。

[57]
参看鲍尔：《用于有效费率管制的公平价值》，《美国经济观察》，1924 年12月，第664～666页。

[58]
参看格林：《公司金融》，第134页。

[59]
如果已经成功地渡过了投机性冒险的第一阶段之后，一家康采恩被一家公司所接管，其购买价格中将可能包含有超出成本的一大笔款项。这可能是对甘愿冒风险与承担不确定性的公平的补偿。但是，很明显，在这些已经被偿付之后仍然允许这家新的公司获取利润，包括对公司所承担的风险的调整以及上述全部资本的回报，就是在迫使公众对其并无义务的风险承担提供报酬，并对已经补偿过的再次给予补偿。请参看利克的《商誉：它的本质以及如何予以评价》一书关于商誉的精彩的论述。

[60]
《美国经济观察》（增刊），1913年3月，第132页。

[61]
参看哈特曼：《公平价值》，第130页及以后。

[62]
比米斯：《市政垄断》，第32页。

[63]
《公共事业的市政经营与私人经营》，第一卷，第24页。

[64]
参看怀特：《大不列颠公共服务公司的管制》，第224页。

[65]
迈耶：《大不列颠的政府所有制》，第281页。

[66]
参看怀特：《大不列颠公共服务公司的管制》，第129页。

[67]
《经济学季刊》，1914年，第674～675页；以及《托拉斯问题》，第57页。

第22章　行业公营

§1.在本书的最初几章中曾经说明，即使在单纯竞争的条件下运营，私人企业自行发展，也常常导致资源的配置比其他可能的配置更不利于国民收入。在某些使用方面，所用资源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小于其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结果造成投资不足；在那些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大于后者的行业中，则造成投资过度；而在另一些行业中垄断力的运用使产量减少，导致投资大大低于公众利益所需要的水平。当竞争占据优势的同时而社会的和私人的净产量在边际上不相一致时，理论上可以通过征缴赋税或发放补贴对其进行修正；当垄断占据优势时，理论上可以通过价格管制——在某些情况下，辅之以产量管制，使其得以纠正。然而，前面已经进行过的讨论都明确表示，用于纠正私人利益的偏差的这些方法具体施行起来都很困难，根本无法进行到底。于是人们自然会想到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政府自行运营某些层次的实体，而不是努力去管制私人企业对它们的运营是否更为有利的问题。

§2.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里提及的问题所关注的是公营，而非公有。公有制本身除去任何分配上的变化之外，在没有给予充分补偿的情况下获得所有权的意义极小。例如，假设市政府为建一家电力供应工厂而举债100万英镑，按5％的利息率偿付利息，并于五十年后利用偿债基金偿还本金。其法律地位是，自该工厂建成之日起，就归市政府所有，这实际上是对资金所有者的一项抵押。如果一家私人辛迪加投入自有资金建立这家工厂，然后以完全相同的条件将工厂借给市政府，并承诺五十年后将其所有权移交给市政府，则在这五十年间，该辛迪加是该工厂的所有者。但是，假如市政府有权自行决定如何处置该工厂的话，则不论是改变它还是完善它，市政府在此方案中所处的地位，都将与另一方案中的完全相同。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差别将仅仅涉及无实际作用的专业术语而已。同样，如果政府部门将100万英镑以5％的永久性利息率借给私人康采恩，使之能够建成该电力工厂，则其地位与政府部门自行建设工厂，然后以等量的永久性利息率将工厂租借给私人康采恩所处的地位完全相同；但是，在前一方案中该工厂的名义上的所有者是私人康采恩，而在后一方案中则是公共部门。形式上不同，但实质上一样。然而，另一方面，在公营与私营之间，却总是存在着必然的实质上的基本差别。

§3.鉴于前几章业已呼唤人们关注的、在对私人行业有效实施政府管制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难题，公营问题，无论如何在具有垄断倾向的行业中，基于在不同的用途之间正确配置国家资源的观点，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事实上人们已经意识到某些民主制度国家的政府铁路，很可能被用来满足地方和部门甚或是个人的目的，但是公营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公有企业运营所产生的危机已经被超议会“委员会”的发明而得到缓解，在本编第20章中已经对此加以介绍。但是，在比较公共管制与公共运营的效应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正确配置国有资源并非是我们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所必须考虑的唯一问题，除此之外还涉及其他问题，正像我们在自主型购买者协会与普通商业企业之间进行比较时也涉及其他问题一样。我们无权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就假定在公营与私营的生产中具有相同的经济性。很可能公营比处于公共管制之下的私营具有较小的经济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公营在经济性方面的劣势，应与它在不同用途之间配置资源的优势相互平衡。因此，在对我们关注的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回答之前，必须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对公营与私营进行某些比较分析才行。

§4.最好在开始时就清除产生于战争经验的两个观点，它们建立在对于效率概念的滥用之上却并不真正与之相关。

首先，人们曾作如下推断：“如果个人主义信条是正确的，则政府在战争期间的作为明显是荒唐的。例如接管铁路，如果分开的铁路控制有效率，为什么还要干预它？为什么不让它按照常规运行？在运送车辆和旅客的途中究竟有哪些不适合铁路公司完成的业务？为什么要干预它们？如果在战争年代动员铁路运送数十万或数百万人员变得异常重要的话，则为什么在和平时期不以最大的利益去动员铁路一年中大约运送3亿吨煤炭呢——而煤炭正是英国工业的生命之源呀？”[1]
这种推理假定政府在战争年代接管铁路，是为了促进它们实现技术上的更高的效率。事实上，政府接管铁路是为了保证政府对于铁路线路和设备拥有全部指挥权，而且避免在与私人的要求发生冲突时铁路不再为政府的需要提供服务。通常，铁路与其他康采恩一样，为金钱而销售产品，将产品依据其各种客户有效的即时需求予以配置。战争年代，绝对有必要放弃以有效的即时需求为主导因素、在竞争的客户中间分配铁路服务的原则。这样做获得普遍认同这一事实，并不证明任何人认为铁路在技术上具有较低的效率，即为了达到一定的结果，私营比公营需要更大的实际成本。

其次，曾经形成一种类似的观点，认为国家军工厂的建立，可以使政府获得大量军用品的供给，并且比从私人企业中获取（实际上是这样做的）要便宜得多。但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军需品的私人销售者面对着无限大的政府需求，可以将价格提高到远远超过其生产成本以上的水平。的确，这种情况确实为政府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国有弹药工厂可以用低于私人工厂迫使政府支付的价格的成本生产出弹药这一事实，并不说明它在技术上更有效率。技术效率关注的是生产的实际成本，而不是在短缺条件下或垄断条件下所确定的销售价格。在这里我们并不想质疑，是否事实上政府所有的比私有的弹药工厂生产的成本更低些。但不论是与不是，肯定都不能通过比较政府工厂的生产成本与私人工厂的销售价格来加以证明。因此，这一观点与前面的那个一样，其地位也一落千丈。

§5.可以提出另外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否定命题，即打算借助统计数据进行这种对比分析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毫无疑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能够证明为获得一定的产出，一般来说，政府管理比私人管理的实际成本更大些或更小些的话，那就得到了关于这两种形式的组织其相对效率的实际证据。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以同一称呼命名的服务质量，在一个地区与其他不同地区往往发生惊人的变化，而且几乎无法恰当地估计这些变化。“我们的公交车辆，不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都比任何其他国家的跑得快和载客多，不过，发生死伤的事故也多。似乎我国人喜欢这样，而英国则不”。[2]
怎么可能把这类差别考虑进去呢？同样，生产的条件在不同的地区也完全不同。“在锡拉丘兹（美国）水受引力作用流入城市，而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水必须用泵来输送”。[3]
以每单位电力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劳动的相关数量为基础，“将一家在大都市内经营的私人公司与地处郊区市镇的某家政府企业相比，大都市中有充裕的供给，并且能够满足相毗邻的两家公司或企业的产权不受侵犯的特殊的条件，这对两位竞争对手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样，也无法对比两座灯塔，它们具有大致相当的年服务量，在毗邻利益方面所处地位相同，但是一座在北方，另一座在南方，它们每日提供服务的时间却因天黑的时数的不同而不同。出于相同的理由，我们不能将一座灯塔夏季提供的服务，与另一座灯塔冬季提供的服务相对比，即使我们努力将它们调整到某一共同的基础上，得出每单位电力所消耗的劳动时数也不行”。[4]
简言之，即使撇开疏忽大意的研究者在理解政府账目上可能遇到的陷阱，[5]
但在这个领域内利用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也几乎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评价一般来说是适用的。但是，鉴于战争时期特别的心理条件，政府对于大批富有能力的、通常就职于私人企业的临时人员的使用，以及考虑到政府企业战时所生产的商品是为国家而非为市场这一事实，则可知这些都与来自于战时经验的观点相关。

§6.既然统计数据是如此的不适用，则必须以一般性分析的方法来进行比较，正如我们在研究自发性购买者协会时所做的那样。让我们从比较公营企业与未受管制的私营企业开始。一般都认为，当所具备的条件允许私人小型生产性企业经营时，这些企业领导人获取的成功以及个人利益都将对效率提供激励，这是私人联合股份康采恩和公有康采恩所缺乏的。然而，在行业的很大范围内，实际上不是在私人企业和公有企业康采恩之间，而是在联合股份公司与公有康采恩之间进行选择。这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行业中的资本家们在经营自己的相对小型的企业的过程中所拥有的动力、自由和利益。这是一个不同的但却更公平的也是一个均衡的问题。对于它的讨论，可以恰当地援引美国民权联盟的一段声明作为开始：“如果条件相同，没有具体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私营或者公营的财务状况应该有所不同。”[6]
当然，得出这种评论的理由是，不论是私人公司还是由公共政府部门提供服务，经营实际上一定是相同的。必须任命进行总体控制的专家班底，一种情况是由股东们推举的董事会来任命，而另一种情况则是由委员会、专项委员会、市政会、市政部门，或者像伦敦港务局那样的特设机构，代表公众予以任命。从整体上看，管理权实为选举人、董事或者委员会，或者不论何种控制机构，或者为全体员工所授予。似乎并不存在先验的依据，在不考虑控制机构特殊的性质的情况下，即可判定是公营还是私营哪个在技术上更有效率。

§7.在某些虽然不可忽视但并不很重要的问题上，诸多经验都说明公共部门具有优势。这种优势与人们在生产性协作过程中所发现的优势相同，即相对于一定数量的薪酬，与私人管理企业的招募人员情况相比，公营企业更容易招聘到效率更高的工程师或经理人员，原因是公务员的岗位本身具有吸引力，并能激发起利他主义的动机；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可以用较低的薪酬获得具有同等效率的工程师或者经理人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优势是真实的，并非是一种以工程师或者经理人员的损失为代价的恩惠。因为这时创造出了新的价值，即这些服务于公众的工程师或者经理人员事实上从中获取的超额的满意感。在能力一定的人士愿意为一家私人公司工作与他乐于为政府部门工作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就职于公共形式的行业组织所获取的多出的产品。当然，这一差异并不等价于政府部门首脑的收入与私人企业首脑的收入之间的差异。因为在后者的收入中一般还包括“等待”和“承受不确定性”的报酬；而在政府部门，这些服务都是由纳税人提供的。将战前美国铁路大王的收入超过普鲁士国家铁路行政长官的收入的部分，视为私人企业相对浪费的量度，这是错误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优势属于公营企业，它可以用低成本雇用优秀的技术专家。

§8.更重要的问题是，位于技术性经理人员之上的权威人士的经营能力究竟如何，是他们决定基本政策。在政府的实体中，这种权威人士一般属于市政议会委员会，其成员是因为政治的而非商业的能力而当选的，并且比公司的董事们更易于在短时间内失去他们的席位。还存在着更大的困难，即市政企业中的雇员在选举市政议会的议员时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很可能导致某些市政议会的议员们出于政治的目的而干涉高层官员们执行规章制度或其他受托之权力之情况，甚至在某些城市，出现工程师们受到市政议会的阻挠，不得引进节省劳动装置的情况，因为这将使某些议员的选民们的就业受到威胁。[7]

在由政府部门运作的国有实体中，其高层机构是一个从属于对国会负责的某一政治首脑的公务员团体。通过这位政治首脑，能够对该实体的运作形成各种压力，有些在性质上很可能是反社会的。但是，即便这些没有发生，无须怀疑的是，虽然公务员组织在为其所设定的最主要的目标方面是非常优秀的，但却很容易抑制效率。在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往往采用政府办公室中传统的工作方法，结果出现延缓滞后、犹豫不决和无所作为的情况。[8]
因此，贾斯蒂斯·桑凯（Justice Sankey）先生在其《关于煤矿行业的报告》中说：“现代公务员制度是以服务年限、公务员等级，从一位公务员向另一位公务员精确地复述或报告薪水和养老金等条件中进行人员的选用与提升的。”在纯粹的日常工作中，这一制度可能没有大碍，可是当需要进行企业的和迅速的决策时，就无法证明在为一定的工作选择最适当的人选方面，以及在实际开展工作方面，它没有成为绊脚石。应当注意的是，在完全为政府进行生产的康采恩中，特别地，正如战时某些康采恩所做的那样，这种考虑就变得极不重要了。因为这种工作必须按指令完成，无须预测市场，但是恰恰在这些方面，政府部门往往逊色于私人企业或联合股份公司。因此，莱费尔特（Lehfeldt）教授深刻地认识到：“可以接收一家工厂全部产出的任何人——政府、公司或者个人——都可以在为自己建立这样一座工厂的过程中证明自己；但是，一般的工厂必须销售它的产品并寻找客户：那就是相当不同的另一码事了。”（《战争经济学》，第26页）。在这方面，电报通讯的早期历史十分有趣。光学电报机信号系统发明于18世纪末，被法国政府用在军事方面，并仅限军方使用，完全由政府经营。1845年，法国政府以同样的精神和相同的目的，开始生产电动发报机。“政府部门感到它们自己的需要，并且发现没有其他人向它们供货……从严格意义上讲，电报机的公营在开始时并不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它只不过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一项附属任务，是因为缺少私人企业的经营而强加在政府身上的”。[9]
当一个行业主要从事供一般大众消费的商品的生产时，当然会对远见卓识和成功投机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行政机构工作方式的缺点就相应地更加明显了。

因而，人们逐渐认识到，国有实体的公营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些实体是由以行政机构的原则所组织起来的政府部门来运营的。伦敦港务局就是一个工作方式与政府部门大相径庭的特殊的机构。加拿大已经创建的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政府是其唯一的股东，但所任命的运营经理像普通的经理一样，被授予管理上的完全的自由。[10]
桑凯委员会的建议，目的也在于建立一个煤矿开采部门，虽为国有，但主要应以非官僚式的也非政治化的方式予以运营。消费者的代表与该部门的管理层相互沟通，正如瑞士国家电话服务已经实施的那样。[11]
将这种类型的机构与联合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相对比，比拿运营邮局的机构与这种董事会相对比，更有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显然，不对运营具体的公共实体的组织机构进行详细的了解，就无法对企业竞争性等方面的问题做出归纳总结。

§9.到目前为止，已将政府运营与未经管制的私人或联合股份公司进行了比较。然而，实际上，正如已经清楚地予以说明的那样，公营是可以灵活处置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对私人或联合股份公司给予管制，但管制一定会挫伤进取心，而这正是私人企业最主要的优点，而且管制的程度越高，对其造成的挫伤就越大。如果管制深入到规定生产的物品以及生产的方法中去了，则必然极大地挫伤进取心。而另一方面，如果管制的程度并未超出仅限定某种保证充足利润的最高价格，甚或辅之以限定某种滑动利润或价格，就像对某些煤气公司卡特尔所做的那样，则当然，管制对于进取心的挫伤就小得多了。因此，不可能从一般的意义上对政府运营与管制下的私人运营的技术性效率进行对比。因为管制下的私营可能包含大量不同的问题。的确，正如前面几节所说明的那样，政府运营自身可能也是如此。对此，我们能够给出的一般性结论只能是，将公营与管制下的私营之间的技术性效率进行比较，比公营与未受管制的私营相比较，对公营的技术性效率的评价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有利些。

§10.然而，这一似乎空泛的结论并未使讨论就此结束。当我们的视野超出技术性竞争能力之外的时候，尚有三个重要方面的考虑认定，公营很可能——当然并非总是，但一般来说是——从收入的角度看，次于公共管制。其中之一与如下事实有关，即不仅仅在相同行业中的不同的生产者，而且在几乎毫不相干的行业中的生产者，在现实中往往都是相互竞争的。无疑，可以设想一个行业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形成垄断，以致达到不仅在行业内部没有与之竞争的企业，而且在行业之外也是如此。有理由相信为现代城市提供用水的服务就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了垄断。把若干个目前相互分割的行业结合在一起，创建这种类型的垄断将是可能的。例如，将各种交通运输工具，像公共汽车、电车、汽车和铁路客车等等，完全可以汇集在一起接受统一的领导。也可以想象将所有提供人工照明的装置或提供能源的装置作出同样的安排。不过，这种安排与实际状况根本无关。就当前的情况而言，除供水行业以外，我们对任何其他行业能够形成这里提及的广泛意义上的垄断持怀疑态度。现在，从有利于国民收入的角度出发，要求当若干企业，不论是在同行业中还是在不同的行业中，为供应公众需要的商品而竞争时，则以最高效率供应商品的企业，应该压倒其他企业。当任何企业是由政府部门运营时，即使它比其竞争对手更缺乏效率，也会因人为的支持而维持下去。理由是控制该企业的人们，很自然地热衷于让企业获得成功，倾向于将整体的利益等同于本部门的利益。于是政府部门从事经营，如果缺乏商业能力，则几乎必然会从它的非商业性武库中搬出几件不公平的武器，尽管它的生产方式比其竞争对手的成本都高，但仍然可能或长或短地永久存在下去。这类不公平的手段主要有两种，分别为政府企业提供保护，对竞争对手制造障碍。

防御型的非商业手段主要包括有意或无意地为一般公众提供差别性补贴的措施。一个部分参与经营、部分提供无报酬服务的政府部门，可以将用于经营方面的支出，让另一部分的工作给予补偿。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伦敦郡议会为购买工厂住宅用地所确定的价格，不是一般的市场价格，而是专为此购买目的而制定的价格。同样，都市的电车账目很可能会将应当划归它的道路的开支，计入一般的道路账目中，用这种方法来粉饰繁荣。[12]
在城市当局没能建立起一笔特殊基金，以平衡它比私人企业在融资方面的优势，即能够以优惠条件获得资金时，便会以较为温和的方式采用与此相同的手段。“城市当局可以发行债券，以比私人公司更低的利率融通资金，因为城市所有的可评估的资产，一般均可用做利息和本金的支付，而公司仅能以其设施作为担保”。[13]
城市当局这方面的能力主要地产生于这一事实，即它可以强迫纳税人承担偿付债券持有人的义务，即使企业经营失败也这样做。然而，私人公司通过提供较高的回报获得债券购买者，而这些债券的持有人已经做好了一旦企业失败将会损失自有资金的准备。除去担心失败之外，债券持有人要求更高的补偿是由于不了解某些实际情况，与政府机构相联系的这些情况，比与公司相联系的更容易确定[14]
——致使政府运营只形成小额的实际储蓄——政府廉价贷款的社会成本，与公司相对的高利率贷款的社会成本是相同的。要实现两种企业的公平竞争，政府机构应当把其因较好的信用获取的利得中的一部分划归为地方税，然后再核算企业的账目。如果不这样做，则实际上政府的企业是在一般公众所做贡献的支持下运行的。在能以较低的代价聘用经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方面，也源于这种事实，即由纳税人承担着风险，使这些受聘人员得到保护，减少了他们的雇主破产的可能性。因此，同一情况再次重复产生，除非它把在这方面所获得的利得也划归地方税才行。当然，如果政府对企业的运营的确拥有高效率，则它将比私人康采恩出现亏损的可能性为小，其中包含着真正的利得。但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纳税人最有价值的担保，所以这种利得并不反映在政府机构融资的较好的条件上。

进攻型的非商业手段之所以能够得逞，是由于事实上政府机构除了运营自己的企业之外，还常常拥有管制其他企业的权力。当它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时，就存在着致命的危险，诱使政府机构滥用管制的权力，达到阻碍甚至伤害竞争对手的地步。例如，教育部在运营自己所拥有的小学校的同时，对竞争对手的学校的运营制定规则时，就会受到这种诱惑。一家曾经负责建造房屋并起草房屋框架建筑细则的机构，以及经营煤气照明或电车运输并对电气照明或汽车运输进行管制的政府机构，都产生了与此相同的问题。在进攻型的手段中，可供它们排选的最简单的一种就是对于偿债基金条件的规定，使之对自己的企业更为有利，与强加于私人公司的在特许期届满时所规定的购买条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政府部门设立偿债基金清偿自己企业的资本债务，以及设立基金冲抵折旧或报废，事实上是为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对当代的居民征税。[15]
与此相类似，对于私人公司授予特许经营权的政府部门，规定在特许经营期届满时，该公司的设施应免费或以“重置成本”移交政府，这也是在征收同样的赋税。不难看出，偿债基金和特许经营的条款，可以分别加以调整，使偿债基金的负担较轻，而使私人公司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以此来对抗与政府企业竞争的机构。

然而，有些进攻型手段比以上所述更为恶劣。运营自己所属煤气厂的市政当局运用否决权以及其他手段，势大气粗地阻碍电灯发展的行为，已是声名狼藉。同样地，“自从1898年以来，保护当地市政电灯厂的欲望，在纵容之下已经发展到妨碍所说的批量发配电公司的扩展的地步”。[16]
以相同的方式，中央政府为了对自己的电报业垄断提供保护，对于其他电气通讯的发展设置行政性障碍。在1884年，邮政总长拒绝同意国家电话公司任何局所收取或发送文字信息，并且为此做出辩解：“我很担心，如果允许传递文字信息，将会使电报业的收益出现漏洞。”[17]
与此相类似，当（1881年）一家公司希望获得建设德莱梅和奥斯陆之间长途电话线路的执照时，政府提出了一个条件，即要求该公司保证承担两座城市之间的（政府的）电报线路可能发生的全部损失；而且对于其他电话业的倡导者们也提出了相同的赔偿要求。[18]
最后，在1906年在对马可尼无线电公司颁发的特许证中规定，允许该公司在英国和北美洲之间传送无线电信息，并且特别规定，不允许与除意大利之外的任何欧洲国家发送或接收信息，意在保护属于英国和欧洲大陆政府所有的海底电报业的利益。[19]

正如已经说明的那样，由于运营企业的政府部门对于非商业性质的防御型和进攻型的武器的运用，因此保证了它们所运营的企业得以生存，尽管事实上其竞争企业可以更经济地实现政府企业所要达到的目的。在结论中必须注意的是，这些方法的运用，对于经济上优秀的竞争者的伤害，比初次印象所感知到的似乎还严重。因为它不仅直接地，而且间接地通过预期而发挥着作用。它不仅排挤市场上现存的竞争者，而且也阻碍新的进入者。当一个人打算创办一家慈善性企业时，如果了解到，他试验成功的话，则政府部门将进入他已经证明富有成果的领域，这个人将会——或者说应该——感到高兴。但是，当他经营商业性企业时，如果了解到政府可能介入的话，他的目标将不会像慈善性企业那样得到进一步的推进。与此相反，这种挫折将使他把精力转向他处。市政府在房屋建设方面试行的方案，已经展现出这样的效果。如果这些考虑是正确的话，那将不可避免地增加政府部门运营实业对生产性效率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当然，除去在可能的最为广泛的意义上属于垄断的行业之外，这些考虑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11.我们开始讨论第二种想法。这与任何工业性企业都涉及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这一事实有关。正如在附录一中将要详细讨论的那样，让资金承受不确定性是生产中所包括的一种必然的因素，它将使产量大于缺少它时的水平。在长期，企业勇于冒险投入100英镑，以相同的机会获取160英镑或者50英镑，必定有助于国民收入的提高。如果在受到管制的行业中，人们让金钱承受不确定性的意愿“人为地”遭遇限制，则推动行业进步的企业和冒险事业以及相应的生产，必将遭受损害。不仅如此，这种损害的程度远远超出初步设想所能感知到的水平。因为，任何未经努力实施的试验都可能失败，让金钱承受不确定性的意愿的下降，意味着对于试验的一种限制，并因此减少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们进行有价值的发明创造的动力。毋庸置疑，有理由相信，随着工业对于非商业性科学的依赖性的增加，这种考虑已经变得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默茨（Mertz）博士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上一世纪最伟大的发明都是在实际生活、工业和商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完成的，但是近五十年间，在化学、电工学以及热力学方面最伟大的发明都是在科学实验室中完成的。前者均是由实际的需求所激发的，而后者则是由自身激发起的基本的需求，并开辟出劳动、工业和商业的新领域”。[20]
不过，虽然这些基本的发明常常是非商业性的，但是通过“发明”实现对于它们的应用，在这些发明未经证明之前的早期阶段，一般都需要某种商业性质的激励。因此，在任何行业中，对于冒险意愿造成不正当限制的任何事情，必将引致重大的损失。我必须指出的是，参与运营实体的公共部门，很容易对这种意愿给予不正当的限制。

为捍卫这一立场，请看如下理由。首先，政府认为人民方面对于政府的敌视是一种灾难，同时它们也认为一项不成功的政府的投机活动，“如果它使未来数年间赋税流失或加重，则必将在其下属的各个部门中造成普遍的反感，以及对于政府自身的深切的不信任”。其次，任何时候，在控制政府部门的人的权力产生于政党体制的情况下，则这个人不能失败，而且知道“失败将会赋予其反对者以大好的夺走权力的机会”。[21]
再次，这些人能够部分地感受到，如果人民被迫按其房屋的征税估定值的一定比例，让其资源承受不确定性所作出的牺牲，则将比用总量相同的资源承受相同程度的不确定性，通过自愿捐赠作为丰厚的利润，按比例提供给优秀队伍中若干作出贡献的人所作出的牺牲更大。最后，实际上这也是最基本的一点，即如果发明家需要求助于政府官员，则他们所接触的事实上都是社会中具有平均冒险精神的人，但是如果它们可以自由地求助于私人企业，则他们可以求助于从高于平均水平以上的人士中挑选出的佼佼者。正如勒鲁亚·博留（Leroy Beauliea）透彻地写道：“一位创业者在一个国家的四千万民众之中，总会找到某些勇敢的人，并信任他和追随他，将自己的命运与他相连，或者将为他作出自我牺牲。但是当他在努力说服这些统治集团的官僚机构的时候，却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而这些官僚机构正是一个国家思想和行动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机关。”由此可以推断，一般来说，对于私人企业，获利的希望更大，而对于政府部门，损失的担忧更多。当然，这一点在战争年代并不成立。届时，正如近期的经历所证实的那样，政府为主持新型的毁灭性武器的试验将会不再顾及成本。但是，在战争年代不成立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它在和平年代也不成立。正如经验所示，它在战争年代不正确，而在正常条件下却是正确的。一般来说，政府部门与私人康采恩相比，较不愿意承担风险，或者更准确地说，较不愿意承担不确定性的要素。英国政府在1892年邮政局接管电话长途线路之后对其运营所采取的做法，对于这种倾向给予了很好的说明。“财政部要求邮政局执行相关政策，除非私人或有志于此的地方当局，相对于所估计的特定距离的长话线路的工作和维护成本，能够保证特定的年收益，否则拒绝延长任何前景不明的线路”。[22]
不妨引用乔治·吉布（George Gibb）先生的观点，用以证明这种做法代表了公共部门的基本态度。他写道：“不论对于私有和公有的特点进行如何判断，不能否认的是，除军需品的压力之外，私人企业的确比任何政府部门都更乐于承担风险。”[23]
马歇尔清晰地指出，政府机构不乐于承担风险对于发明创造所产生的影响。“众人皆知，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以高薪聘用了工程和其他进步产业方面的数以千计的公务员，但是这些公务员却仅仅做出了少量重要的发明；而且这些很少量的工作，也几乎都是像W.H.普里斯（W.H.Preece）先生这样的人在进入政府部门之前，业经自由企业彻底培训完成的。政府几乎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政府能够印制莎士比亚著作精装版，但是它不能撰写这些著作……都市电力工程的躯壳属于政府官员们，而其灵魂则属于自由企业”。[24]
同样，美国民权联盟的发言人写道：“商务部的部长助理佩勒姆（Pelham）先生通报（民权联盟）委员会，他们不鼓励市政当局有关新发明的尝试，或者有关带有试验性质的制度的尝试。他们等待私人企业对这些给予证明。进步总是与公司相伴。”[25]
不仅如此，现在由政府机构运营的相对少量的实体，都是处在以私人企业为主导的大背景之下的，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士中的大部分，都在私人企业的环境中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有企业变成主导者，而不再是局外人，则它有可能雄起，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它不曾拥有的进取心的高度。[26]

现在，很明显地，在承担风险的意愿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对于发明创造的激励方面的限制，对于生产的经济性所造成的影响，在不同的行业中差别很大，要依据这些行业所包含的投机性因素而定。因此可以推定，与私营比较，公营的相对的低效率在高度投机性实体中表现得非常显著，然后递减，直至在那些不包含投机性因素的行业中降低为零。这种思路有时被行业划分为投机性和非投机性的两大类的尝试具体化了，这是效法受托管理人区分投机性有价证券与投资性有价证券的做法。有时可以适当地进行这种分类，一边是处于试验阶段的新型行业，另一边是业经试验并已成熟的行业。于是，一位当代学者将“飞艇制造、无线电发报、装饰品与奢侈品贸易、单件特殊机器的制造以及特别的运输安排、巨型复杂的建筑物的修建等等”归为前者，而将“煤炭开采、钢铁制造和水泥、火车、电话、电缆、汽车的生产等等”划归后者。[27]
同样，乔治·吉布先生根据这种观点认定，铁路行业属于早期发展起来的已经成熟的行业。“无论如何，就建设的年代而言，英国已从由私人企业兴建的铁路系统中获得无数利益。但是我承认，铁路系统建成后如何经营它的问题，与建设它的问题完全不同。”[28]
以同样的方式，康芒斯（Commons）教授于1904年在赞许当时的城市电灯厂的建设时写到，那些城市如果“提前八到十年就进入城市电灯照明时代，这是会招致批评的”。他主张，“应当鼓励私人团体在所有未知的领域中挺进”。[29]
无疑，坚持这种区别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然而，有两点应予注意：第一，在一个地方早已建成的行业，需要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建设，建设条件中可能仍然会包含有大量的投机性的因素。例如，自来水供应行业在一个城市中已成老旧行业，但在另一个水资源不同的城市中，由于供水沿线具有相当大的特殊性，因此一座城市供水系统的建设，很难从另一座城市的现成经验中得到借鉴。第二，到目前为止尚不存在任何一个行业已经发展到不再需要利用试验——它都涉及投机——对方法加以改进的地步。从某种角度看，所有的行业仍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进行新的发明创造，都需要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因此，任何妨碍这种准备的事情，皆可能是有害的。由此看来，基于本节所讨论的各种情况，认为公营的相对不经济的特点，仅对新兴行业来说才是突出的，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很可能对几乎所有的行业它都具有一定的显著性，不过对于那些尚处于试验阶段的行业来说，它的重要性当然最大。

§12.我们开始讨论第二个方面的考虑。由于公营对于不同的生产要素最经济的组合方式的干预所造成的相对劣势——事实上，妨碍人们准备承担风险或者勇于挑战的不确定性的情况——在许多行业中，是与它对经营单位的最经济的规模的干预所造成的进一步的劣势并行的。实际上讲，公有实体只能由结合成某种形式的政治组织的人们来经营。但是，对于任何行业的运营最经济的管制范围，在规模上刚好与现代国家中所存在的政府部门所涵盖的范围相对应，是极为不可能的，因为政府部门设定许多超出行业有效运营的其他目标。一般来说，必然的结局或者是基于行业运营的目标创建特定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在这些行业中调整管制单位的规模，使之适应现存的公共部门的范围。对于那些范围处于中央政府和相关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常大的企业来说，经验证明，能够建立起或者已经创建起了与其范围相适应的特别的政府机构，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各种港口托拉斯或者码头托拉斯，以及伦敦码头管理局和伦敦港务局。另一种办法是成立由两到三个地方政府部门的代表所组成的联合管理委员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907～1908年间，共有二十五家董事会或委员会负责自来水的供应，两家负责自来水和煤气供应，一家负责电气供应以及电车企业的管理。[30]
然而，虽然对于非常大的企业来说创建特别的政府机构是可行的，但是并不能经常采用这种方法。在公营体制下，范围不够大的地方政府将成为这种运营的代理人，这在初期适合这些代理人管辖的范围，而在后期受到新发明的影响，业已适合更大范围的行业中，产生了极大的危险。早期，最适合自来水供应、煤气照明和电力供应行业的管理范围，大致与某个城市的面积相一致。但是随着某些当代技术的拓展，有理由相信经济上最有效率的范围往往已经远远超出了城市的面积，因而“以马匹为动力时，各地方政府活动的范围大致就是商业活动的范围。而以电气为动力时，在一个综合的体系中教区便成了微不足道的小辖区，商业活动的范围可能扩展到全国”。[31]
同样，随着大容量电力供应方法的改进，电力供应的最经济的范围已经大到数千平方英里。即使在自来水的供应中，现代大城市的需求也可以通过引入远程的湖水得到满足，很可能由一家联合供水机构向水管铺设沿线的若干个城市同时供水更为经济。的确，似乎行业中只有煤气照明的最为经济的管理范围，目前尚未超出城市的范围。然而，适合管理范围的这些变化，一般来说，并未由于公用事业行业转移给新设立的特别的政府部门而得到体现；排斥市政当局的工作，遭遇到无数的反对意见，很难取得成功。因此，实际上公营往往意味着那些最经济的管理范围处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业，事实上将由地方政府统一运营。当然，这一点也就意味着管理单位将降至经济上最佳的规模以下。[32]
在最为经济的管理范围比现有的规模最小的政府部门所涵盖的范围还要小的行业中，为运营它们的特别目标设立新的政府部门根本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如果这些行业要被任何政府部门接管的话，则这个政府部门只能是已经存在的并为其他目的所设立的部门。因此，在这些行业中，公营总是意味着所引进的管理的规模大于经济上最有效率的规模。

§13.现在，如果事实是在私人企业制度下，所有的行业总能形成最经济的管理单位，则可以推断，公营在这一方面不会比私营更好，一般来说，只可能更差。在通常具备单纯竞争条件的行业中，诸如银行、牛奶供应、房屋建设或农业中，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假定，对于大多数私人企业来说，都将形成最有效率的单位规模。但是，在出现任何垄断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则无法再作如此假定。最经济的单位很可能因其自身实现过程中所产生的摩擦，或者因公众对于大型联合体的厌恶，或者因其他问题而遭遇阻碍。在通常不具备单纯竞争而是垄断竞争条件的行业中，遭遇这种阻碍的可能性就特别大。因此，正如在本编第9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时由于竞争性广告宣传等等造成了大量的浪费，由单一管理所形成的集权可能将其消除。例如，关于铁路乔治·吉布先生数年前曾经写道：“每家铁路公司均为自己的线路工作，其结果是不必要地多跑了里程，却减少了货运数量……如果处置并安排铁路运输的负责人能够在统一的领导下工作，则将获取经济性的成果，并在所有的情况下，使承担运输任务的这些线路发挥最佳的工作能力，毫无疑问这产生最大的经济性。”[33]
这种观点诞生于战争期间英国铁路联合运营的经验，尽管必须记住的是战争时期运输的特点、火车装运大批的军火和部队，它们特别有利于经济性运营。有时类似的经济性并非从处于相同生产领域的不同企业的联合中获得，而是从处于不同生产领域的企业联合中得到。利用公共街区的不同的行业，在统一领导下开展合作，也可能产生经济性。“输水管线可以在街道修建之前予以铺设，以免为铺设水管挖开修好的路面造成损失与开支”。[34]
以相同的方式，通过国家医药服务系统直接开展目前由公共保健部门承担的疾病预防工作，将在医疗方面产生重大的经济性。因此，尽管可能出现在本编第10章§4中所讨论过的间接的不良后果，并且尽管某些垂直一体化，例如某些特定的煤矿和炼铁厂之间所形成的那样，产生的结构的经济性可能遭到破坏，但至少可以说，在这种类型的企业中，公营没有妨碍，而实际上是在加快最为经济的管理单位的成长。[35]

§14.到此为止均属一般性的分析。当具体问题上升到对于某一特定类型的与国民收入关系重大的企业，究竟应予以公共管制还是公共运营的时候，则为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有必要既考虑两种形式的管理可能产生的对于生产效率的相对作用，又考虑依据公众意愿可能采用的不管何种规定的相对便捷性。在与公共保健紧密相关的行业中，质量可靠最为关键，而全面检查又不易进行，故公营可能更为可取，即使竞争性的而非垄断性的生产也无法与之相媲美。为此，可以就有关在德国要求所有的屠夫都利用公共提供的屠宰场，以及公共提供的牛奶哺育婴儿的情况作多方面的说明。美国民权联盟的发言人阐述了这种见解，“侧重考虑卫生目的的事业，应予以公营”。[36]
另一方面，在典型的生产单位小且大都为私人企业而非联合股份公司的行业中，则政府部门的管理完全不适用。除少数特殊的例外情况，只有在典型的生产单位大并因此具有垄断倾向的行业中，实行公营的动议才有生命力。关于公共运营的情况，正如反对公共管制的情况一样，在需要冒险的范畴已经相对很小，运营已经或多或少地步入正轨的行业中，才最为适宜。对于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私营的行业竞争的行业，或者其通常的管理单位所包括的范围，与现存的政府部门所涵盖的范围极为不同的行业来说，公营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无法以一般的方式确定，对于某一具体的垄断性的行业，究竟应该予以公共运营还是公共管制。在这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方案之间作出选择之前，必须对该行业进行详细调查，并且对于所涉及的具体的公共部门的质量，以及它的新任务对于其他重要的以非行业的目标为基础的职责可能造成的影响，作出正确的估计。

§15.如果基于前述事项或者其他考虑，决定将现在由私人运营的行业让政府部门接管，则必须解决采用何种方式经营的问题。为简化起见，让我们假定在公共运营的条件下，生产的技术效率不发生变化。公营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公营，垄断的或部分垄断的康采恩则将努力提高价格损害公众利益，并阻碍其控制下的行业的发展。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某一政府部门按其市场价值买断这家康采恩，它将不得不或者对其服务索取与私人公司曾经索取的相同的价格，或者承受该康采恩经营中的亏损。换言之，如果它是按其市场价值买断这家康采恩的话，则业主们已让政府购买了利用垄断进行巧取豪夺的权力。当然，该市场价值中的一部分，即是人们相信它们拥有这种权力的结果。因此，认为不应按其实际的市场价值购买它的观点是合乎情理的，而应按扣除这种反社会的权力之后的市场价值进行购买。但是，在上一章结束时所提出的考虑不由得使我们顿生疑虑。似乎对于那些近期出于善意，以现存的高价值购买该康采恩股票的人们的利益，必须作出某些让步。当然，无法一般性地确定出究竟应该作出多大的让步。在每一个个案中，必须对所有相关情况进行详细考察，包括已经形成的“合法的预期”，并以此为基础，运用常识给予某种“合理的”妥协。当购买价格确定后，当然应该由政府，或市政机构，或“公共部门”（例如伦敦港务局）发行带有固定利息的股票完成支付，而不应用现金进行实际交割。

§16.购买价格问题引发某种非常重要的考虑，可以作为本章完美的结局。从初步印象出发，似乎如果政府按全部市场价值买断具有垄断性的康采恩，该价值对其产品索要过高的价格，则不会产生任何国民利益。该垄断者一下子拿到了否则他将会得到的全年所勒索的款项。然而，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垄断的罪恶并非仅仅是或者甚至并非主要是，它能够使一部分人骗取另一部分人的钱财。垄断的罪恶是，它造成资源从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高于其他任何地方的投资方式中撤回，并因此减少国民收入。消除这种垄断性政策，将提高国民收入的水平，并增大社会福利，虽然事实上为了消除垄断，社会的一部分必须为另一部分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理由，毋宁由政府来偿付垄断者的勒索，削减部分购买价格，然后运营康采恩，使之获取不存在勒索的正常的收益，这远比允许垄断者继续经营、索要高价、收缩生产规模、阻断流入企业的资源为好。的确，如果这样做，政府将不得不从公众那里借入该购买价格，结果是通过征税向其提供利息支付，而且这笔税收的额度，大致与垄断者否则可获得的勒索相当。不过，我们可以假定，征缴的税收或者是直接税，或者如果是间接税，则将分摊到若干种商品上，并因此不会使行业的努力方向偏离正常的轨道，与垄断者实施勒索的情况保持基本一致。当然，这项考虑决不允许代表公众利益并参与谈判的人士，过分屈从于有意销售的一方的压力。但是无论怎样，这种考虑都是十分重要的。当垄断性康采恩的新股东们的法定利益，促使政府不愿意动用某种管制政策进而迫使价格降到适当水平的时候，它便成为赎买政策的重要依据。如果买断的话，其合乎情理的结果就是由政府自己运营该行业。如果出于任何理由，政府不希望这样做，而是将其卖给或租赁给私人来经营，其条件是自行承受一定的金钱上的损失，则建立起适当的价格水平的话，它仍然会消除垄断性的限制产量的弊端，并且间接地有利于国民收入。

[1]
奇奥扎·莫尼：《国有化的奇迹》，第86～87页。

[2]
《公用事业的公营与私营》，第一卷，第287页。

[3]
同①，第21页。

[4]
比米斯：《市政垄断》，第289～290页。

[5]
参看努普：《城市贸易的原理与方法》，第5章。

[6]
《公用事业的公营与私营》，第一卷，第23页。

[7]
《公用事业的公营与私营》，第一卷，第23页。

[8]
霍特里先生写道：“将一位官员替换成一位独立商人，他发现自己不能做任何他无法解释或者需要时无法对上级进行辩解的事情……对实际问题的判断部分地属于无意识的过程，而且在有意识的范围内，它的心理过程也不能用语言加以表述。甚至将决策用语言加以表述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为所作决策的依据做出说明，往往在心理和文学写作两个方面，都是一种挑战……在任何官僚等级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将决策仅限于可以通过语言从一位官员向另一位官员进行沟通的那些部分……争取摆脱偏见的官僚机构将采用每一种适用的方法，以规避使之瘫痪的局限性，并尽可能地将其转移或分散。但是这种局限性在该项制度中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不可能完全予以消除。”（《经济问题》，第339～340页）。

[9]
《战争经济学》，第26页。

[10]
阿克沃斯：《国家铁路所有制》，第12页。然而，经理人员仅获得一年的任命。因此，通过选拔效忠自己的经理，事实上政府有能力在任何时候突出管理上的政治性。

[11]
参看霍尔库姆：《欧洲大陆电话业的公有制》，第252页。

[12]
《公用事业的公营与私营》，第一卷，第469页。

[13]
比米斯：《城市垄断》，第45页。

[14]
这里提到的适用于政府企业的优势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人们通过一家中介机构对任何实体进行投资时，总是面对着这家中介机构不诚实而且不愿意兑现承诺的可能性。以这种方式所承受的不确定性形成一部分实际的生产成本。当政府作为中介机构时，它的诚信以及财务能力，一般来说是广为人知的，致使这部分成本因素受到抑制。

[15]
农业部已经做出一项新的改进，不再要求市政议会向从它们手中租用土地的小型持有人收取高到足以提供此类偿债基金的地租（《白皮书4245》，第12页）。

[16]
迈耶：《公有制与电话业》，第351页。

[17]
同①，第18页。

[18]
参看霍尔卡姆：《欧洲大陆的电话公有制》，第375、377页。

[19]
同①，第341～342页。

[20]
默茨：《欧洲思想史》，第一卷，第92页。

[21]
迈耶：《公有制与英国的电话业》，第349页。

[22]
迈耶：《公有制与英国的电话业》，第55页和第208页。

[23]
《铁路国有化》，第9页。

[24]
《经济季刊》，1907年，第21～22页。同时参看瑞安：《分配的公正性》，第165页。

[25]
《公用事业的公营与私营》，第一卷，第437页。

[26]
参看阿夫特林：《社会主义概论》，第233～234页。

[27]
参看阿夫特林：《社会主义概论》，第233～234页。

[28]
《铁路国有化》，第11页。

[29]
比米斯：《市政垄断》，第56页。

[30]
努普：《市政贸易的原理与方法》，第117页。正如努普教授进一步指出的那样，市政当局常常与较小的政府部门合作，将其电车、自来水、煤气系统拓展到自己的边界之外，甚至包括相邻的区域。

[31]
波特：《市政所有制的危险》，第254页。

[32]
这种观点可能受到反驳，市政管制往往可以替代市政经营，而当市政当局的范围太小时，这种管制可能使私人企业像市属企业一样没有效率。但是将管制权转移给一家比市政当局权力范围更大的部门，比将经营权转移要容易得多。1906年英国《轻轨铁路法案》，以轻轨铁路委员会的形式建立起这样一个范围更大的部门（参看迈耶的《英国的市政所有制》，第69页）。同样，“像在马萨诸塞州一样，当一家电车公司从10家，在某一情况下从19家，不同的城市获得特许经营权变得司空见惯的时候，独立的市政控制变得毫无疑义。国家铁路委员会是从法律上对这种实际情况所给予认定的。”（参看罗：《美国研究院年报》，1900年，第19页）

[33]
《铁路国有化》，第21页。

[34]
比米斯：《市政垄断》，第46页。

[35]
当然这一结论并不会被如下事实所推翻，即如同近期整合英国铁路的法案所表明的那样，政府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在某一行业中的管理的单位，但同时仍将该行业置于私人手中。

[36]
《公用事业的公营与私营》，第一卷，第23页。

第三编　国民收入与劳工

第1章　行业秩序

在行业的整个或部分范围内，当劳工和机器设备因遭遇工人罢工或企业主关门停工而被闲置时，国民收入必将受到影响，并使经济福利减少。而且，由这些纠纷造成的产出损失往往远远超过行业自身受到的影响。下面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1912年3月的煤炭工人罢工期间，英国整个工会组织的失业率一直高于11％，而在1903年到1912年的10年间，3月份的失业率平均水平仅为5.5％；并且，大家一定还记得1921年那次罢工，它导致了一次震惊世界的大萧条，那时的失业率竟高达23％。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个重要行业的生产停滞将从两个方面导致其他行业的巨大动荡。一方面，直接处于生产停滞行业的人们会变得贫困，这将减少他们对其他行业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如果生产停滞发生在为其他行业的生产大量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行业，则此行业将减少对其他行业原材料或设备的供应。其实，各种罢工或停工在后一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某一行业所涉及的领域越广，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越基础，它所造成的影响就越显著。例如，煤炭和运输服务对于几乎所有行业都是极为基础和重要的，因此，在程度上和持续时间上，矿工或列车乘务员的罢工所造成的直接影响都远大于纺织工罢工所造成的影响。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生产停滞都会造成国民收入的减少，这是由于停滞除了直接损害本行业以外，还会因影响其他行业而产生间接的损害作用。毫无疑问，因劳资纠纷造成的产量的缩减最终一般都会小于当时出现的缩减，因为一个行业生产的停滞可能会立刻促使其竞争对手的生产得到增加，或者是经历一段时间后，（为满足拖延的订货）该行业自身的生产又得以增加。同时，我们也得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机器设备和生产组织管理会受到生产停滞的刺激而发生改进，这些改进将弥补罢工或停工所造成的部分损失。1868年内史密斯（Nasmyth）先生在对工会委员会的发言中曾经强调过这一点，他说：“我相信，如果存在一个由罢工和停工所构成的具有社会利息的借贷账户，则达到一定程度后，它会发挥有利的作用。罢工和停工使人们感到无比的烦恼，这种刺激激发起人们的创新意识，成就了许多机器自动化的伟大进步，将你的窗框或蒸汽机的活塞杆制造得如此精确，令欧几里得看了也会垂涎三尺。这些事物大量涌现，正是罢工给人们带来的烦恼刺激着人们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并非得益于旁观者的赞赏，我认为从背后推动有时与从前面引导一样有用。”[1]
利益冲突产生的反应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一个行业组织对一些潜在冲突作出的反应往往是过激的，只考虑这些过激反应的益处，而忽视冲突本身的破坏力，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当这些反应适应了发生变化的环境以后，虽然损失程度可能有所降低，但是确实不能完全消除已经发生的损失。如果一个国家与其邻国之间建立起一道贸易壁垒，这两个国家都将立刻受到负面影响，有时这种影响还会相当大。虽然两国通过改变贸易方向和特点，可能会减少一定的贸易损失，或者真的找到新的贸易途径，甚至这种新的途径只有在建立贸易壁垒之后才有可能被人们发现，而且这个新途径又可能存在着巨大的优势，使贸易封锁时期的负面影响不值得一提。然而，所有这些结果又极可能不会发生，同时，由于结果的不确定性，也不会有人会幻想通过制造贸易壁垒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劳资纠纷也是如此。无疑，某些纠纷可能使一些尚无建树的发明者活跃起来，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使他们的创造略有提前就是最好的。从广义的角度看，预期收益都是假定的，而实际的损失总是大于假定的收益，这些损失发生于直接遭受冲击的行业，以及一些由于原材料供应被中断或无法最终完成生产的相关行业。进一步说，被牵连的行业的工人可能会受到长期的损害，比如为了应对紧急状况而欠下一堆债务，或者因为处于非常时期使子女营养不足造成健康状况的下降。这些损害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停产的商品对于低收入阶层的重要程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对于人们生活、健康、安全和秩序的重要程度。但是，无论如何，劳资纠纷对国民收入造成的损失都是很严重的。曾经有人中肯地发问：“如果打算铺一段铁路，或建一个灯光球场，或运营一个矿场或工厂，或增加一条海运航线，而可用的机器设备总是会定期出现故障，不进行维修就只能闲置，试问哪个公司的经理会愿意选择使用这种机器呢？同样，企业的几乎所有部门对劳工的选择使用也是这样。”[2]
可以降低这类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任何事物，都将被认为是对国民收入极为有利的。于是，社会改革家们迫切地希望建立和强化行业秩序的机制。他们的确认识到，即使在安定的生产环境中，章程与合同也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就像在国际谈判中一样，在行业中，完善的机制与坚定的信念和良好的愿望相比，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因此，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不应该仅仅只是技术。不过，对于不同类型的机制的选择一定具有某些影响，而且影响也可能很大，或者是直接影响，或者是通过转变劳资双方的态度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因此，就当前的目的来说，考察在建立机制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这一主要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在其帮助下有望建立起行业秩序。

[1]
《证词记录》，第71页。克利福德（《农业停产》，第179页）描述了农民受1874年纠纷的刺激改进自身组织和利用更少的劳工进行相同生产的情况。同样，美国1902年无烟煤矿工人的罢工，成就了更加经济的、利用其他燃料的发明，在恢复了正常情况后，这些发明仍然被人们所使用。

[2]
戈因：《工程杂志》，第二十卷，第922页。

第2章　行业纠纷的分类

§1.为进行分析，我们有必要先对纠纷加以分类。很自然地，首先根据纠纷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可以将其分为两类，每一类又可以进一步加以细分。这两类分别包括“工资摩擦”纠纷和“职能划分”纠纷。

工资摩擦纠纷可细分为：（1）与劳工奖励相联系的部分，这通常是指与货币工资率有关的部分，但有时也会涉及生产过程中的罚款或特殊津贴，不论这些罚款或津贴采用货币的形式还是实物的形式。（2）与工人工作或劳动强度相联系的部分，这主要涉及工作时间长短的问题。

关于职能划分纠纷，除了众所周知的但相对比较次要的一些纠纷，比如同行业之间不同的职务分派所引起的纠纷以外，主要涉及工人要求在工作中拥有更多管理权问题的纠纷。对职能划分纠纷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在不同的工人阶层和机器设备之间，工作是按照什么标准分派的；（2）雇主选择雇员的途径；（3）在解决工作条件的问题上，雇员意见的重要性如何。根据这些所作的进一步的分类涵盖了与工会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歧视工会会员、优先雇用工会会员和只雇用工会会员等。

§2.从多种目的出发，上述分类都是适用的。但是，要建立维护行业秩序的机制，这种分类就不那么有价值了。因为，实际上在构思这种机制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考虑不同的工资水平，或不同的工作时间，或不同的职能划分。因此，我们必须找到适合我们现在的目标要求的分类方法。在本研究中，我们沿着两条思路前行，它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而且之后又会以某种方式汇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的分类。划分这两条思路的依据是，纠纷中不同当事人自主的程度，以及他们在理论基础上相同的程度。

§3.对于这两种划分中的前一种而言，控制谈判的一方与直接承受谈判结果影响的一方之间的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谈判所涉及的雇主或工人可能都是完全独立的，也可能都附属于某些大组织的分支机构，或者可能雇主是独立的而工人附属于某组织，或者工人是独立的而雇主附属于某组织。然而，这种划分的界线在实际中多少都会有些模糊不清，因为，附属于一个更大组织的分支机构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控制与自己利益相关的谈判。地方组织附属于全国性工会的程度，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往往都是不同的。这些地方组织可能是完全自主的，也可能只有签订协议而却没有撤销协议的权利，也可能从工会那里得到一些建议，或者可能不需要对工人支付罢工期间的津贴，也可能仅作为分支机构被迫执行上级的指示。最终的结果是，这种分类不具有鲜明的划分界线。

§4.对于后一种而言，上述结论也同样成立。在所有的行业纠纷中，各方当事人之间是具有某些共同点的。即使当他们的分歧很大时，他们仍会一致认为最后的结果必须“公正”。有时“公正”这个概念就成了双方达成共识的最低标准。例如1893年的煤炭工人罢工，雇主们考虑到公正，认为应该根据工作效率支付工资；工人们也考虑到公正，认为应该根据需要支付工资。正如刚才所说的，当公正作为一种信念在人们心中形成共识时，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共识，双方可以共同接受的原则都会放宽。公正这一信念表现在工资方面，就是工资水平要与外界可以普遍接受的指数水平保持基本一致。往往一小部分工人的工资出现问题，就会进行工资调整，使之达到合适的水平。因为大家基本都认为，作为一条规则，一个行业不应该使自己的工资水平与相似行业的工资水平偏离太远。将工人的工资水平放到更大范围内加以考虑，也会对工资进行调整，使之达到合适的水平。因为如果其他的物价都基本平衡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工资水平也应该调整到与物价相适应的水平。因此，普赖斯先生（Mr.Price）通过对英格兰北部钢铁业一系列贸易仲裁的研究发现，“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进行裁决的主要根据，是工资与销售价格之间的关系”。[1]
不过，这里的共同基础仅仅是：物价上涨时，工资应该上调；物价下跌时，工资应该下调。但是这两个方面的变动应该保持怎样的比例，或者如何根据已经变动的一方“相应地”调整另一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当工资变动适应一些已有变化的比例关系能够被大家都接受时，就能使共识达到更高的程度。在任何地区或企业，例如纺织企业，如果雇主和雇员们按照他们认定的共同标准都同意接受同行业或本地区的平均效率工资水平，或者都同意按照工资与物价之间固定的滑动比率制定工资水平的话，就能够完成工资调整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一提到原则，共同基础就会发挥作用，而且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也只局限在实际问题上了。

§5.前面两节说明，我们正在讨论的两条思路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划分依据。但这并非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后说明。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还是很必要的，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学者们易于追随传统知识的天性，而树立起自己前进的里程碑。这一里程碑是从对行业纠纷的普通分类中脱颖而出的，转而采用“对现有雇佣条款进行解释”和“使未来雇佣条款具有一般性”[2]
这一分类标准。熟悉法律常识的人可能了解，这种分类方法似乎遵循的是法学理论：“可以把解决这种一般性的问题当做是一次立法行为，把解释和应用合约当做是一次审判行为。”[3]
任何特定纠纷的性质主要取决于这一纠纷是否由当事人双方的一份正式合约所控制。所有由存在的合约而产生的纠纷均被称作“解释性纠纷”，它们不同于“为了未来的生存而签订雇佣合同或服务协议的提案所引起的纠纷”。[4]
进一步讲，这种纠纷往往由地方机构的行为引起，却需要由上级部门加以解决，这些纠纷“大多发生在个别机构内，并不十分重要，而且其中的许多纯粹系由个人所引起”，[5]
很可能需要处理一些关于实际的数量、质量，或者如何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更加精确地定义质量本身等方面的争论。而另一方面，“一般性纠纷”大多属于那些独立的组织机构所直接关心的问题，它们“往往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能够影响众多的群体，是造成大规模罢工或停工的最主要的因素”。[6]
当然，并不能以此就认定解释性纠纷所造成的影响较小。对于公正地制定出的法律加以解释，不仅有可能对法律进行令人不易察觉的改动，而且有可能涉及一般性协议的问题，出现在更为广泛的领域解释法律并提出问题的情况。例如，装运一吨煤应付多少英镑，或者工人装车时必须装多少这一问题，与装运每吨煤或每车煤应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多少这一问题，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不仅如此，有时也会出现刻意将一般性问题置换为讨论法律解释应如何选择参照依据的情况。例如，1871年陶器业繁荣时期，曾经选择出某些个案，对进行陶器交易的各个机构进行仲裁，并且要求所有的机构都接受仲裁的结果。[7]
在以后的判案中，一般类型的案件也都给出了完全相同的仲裁结果。同样地，这也并不意味着有关确定未来合约条款的纠纷所造成的影响，就一定比有关解释现存合约条款的纠纷所造成的影响更大，并且会影响更多的群体。对于组织管理不力的工会的地方机构来说，它们不得不自行谈判，在没有一般性参照依据的情况下制定新合约，这时受到影响的人数就很可能相当少。不过，上文中所引用的美国工业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劳工委员会的报告，还是提供了大量的实际情况，为进行粗略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1]
普赖斯：《行业秩序》，第62页。

[2]
《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第十七卷，第145页。

[3]
同②，第146页。

[4]
《皇家劳工委员会报告》，第49页。

[5]
《皇家劳工委员会报告》，第49页。

[6]
同①。

[7]
参看欧文：《陶瓷业》，第142页。

第3章　进行调解和仲裁的主动性安排

§1.众所周知，随着行业组织的完善和雇主与雇员协会的壮大，除一般性问题以外的纠纷都变得越来越容易调解了。这些强大组织并不热衷于琐碎问题的斤斤计较，也不会，当然并非总是如此，利用自己的力量刻意去控制小的成员机构。人们采取许多措施——兰开夏郡棉纺业著名的“职业专家”系统就相当完善——快速有效地处理这些小纠纷。我们并不需要停顿下来对此加以考查。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仅与那些宽泛的一般性纠纷有关，英国为以纯粹自愿的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实例。

§2.为此目的，在对不同类型的机制的比较优势进行研究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是否以某种简单的合约作为大家意见的基础更好些——当然这种合约需要不断地更新或者废止——当存在着潜在的冲突时，运用规定的调解程序进行处理，或者作为一项合法的协商的机构，永久性地建立并维护它。关于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存在着相当一致的观点。除非已经建立了某些机构，不然在出现激烈争论时必须指派协商人员，反对这样做不仅会造成耽搁，而且还可能为阻挠和摩擦提供机会。一般来说，正如福克塞尔（Foxwell）教授多年以前观察到的那样：“事实是，一旦涉及人类，一旦需要依靠人际关系，一旦道德的力量发生作用，某些确定条件的持久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作为社会构成的一部分，利他心理和社会责任感可以大大减轻对各种努力的厌恶感和行业摩擦，但这两方面的发展似乎都需要时间，并且除非它们体现在同一个组织文化中，否则很难充分发挥作用。”[1]
无疑，当雇主与雇员协会双方的力量都很强大并且关系相当融洽时，这种担心就是多余的了。不过，一般说来，设立永久性的委员会，使雇主和雇员的代表经常聚会，就可以使行业秩序得到很好的发展。而且如果这一委员会被授权，根据惠特利（Whitley）提案，能够为全国、各地区和当地的主要行业不仅仅调解纠纷，而且关注某些方面的合作，如确定工作条件，薪金发放办法，科学技术教育，行业研究，工艺改进，等等，行业秩序还可能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共同工作，雇主和雇员代表都会把对方当做合作伙伴而不是敌人，然后即使双方确实出现了分歧，他们之间的讨论也会在一种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并且他们内心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采取过激的行动，以避免破坏这个对双方都相当有利的组织。

§3.接下来需要考虑如何设立这个委员会或者议会的问题。重要的一点是，双方的代表，尤其是雇员的代表，必须得到委托人的信任。如何做到这一点，应根据两个组织不同的性质加以决定。钢铁业的某些委员会和奉行1914年合约的铁路调解委员会的代表们，是由不同公司或地区的雇主和雇员投票选举产生的。不过，当协会力量很大时，这种做法就没有多大必要了，即使不采用这种方法，代表们也会得到组织中基层官员们的信任，重要的是获得联盟主要官员们的信任。如果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也就同样能够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委员会的权威就无从谈起。所以，虽然不同工种的代表仍然可以参与信息的提供，但是委员会必须代表协会本身。旧的形式存在的话，可以继续保留，新的形式也可以仿照旧的形式加以建立。但是，代表们必须由协会的官员们所控制，并且在许多情况下，由他们所任命仍然是有利的。

§4.下面一点涉及一些做法问题。“一般性问题”是重要的，并直接影响着所有相关人员的长远利益，这一事实使得委员会本身和受其决定约束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变得特别谨慎。因此，即使双方关系融洽，也有必要把容易造成冲突的所有因素从行业秩序的机制中加以排除。

从这一原则出发，能得出的最明显的第一个结论就是，技术人员和律师不能成为委员会成员。这项政策，不仅节省时间和费用，而且还能使双方表现出来的对立程度降低到最小，并间接地使对立真正爆发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这样做可以避免为取胜而进行残酷斗争，并无须再担心会出现“感情用事”的情况。根据英国一些主要的委员会的实践经验和劳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看出，把法律界代表和他们可能带来的法律体系排除在外的政策，得到了充分的认可。最后，与诉讼不同，应该更加重视安排好谈判中的调解人员这一角色，同时使主席（雇主代表）和副主席（雇员代表）在委员会内并肩而坐，这样就可以创造出使大家能够商谈某些棘手问题的机会。[2]

第二个结论是，委员会不能简单地以多数表决制来裁决任何事情。当双方的态度都很明确时，显然经常会出现完全一致或均分的投票结果。但是，当组织不够完善时，就有可能出现双方内部人员改变立场的情况。如果忽视这种情况草率决定谈判结果，无疑会招致极大的危险，许多不满之声便会因此而出现，使这种调解机制很快被颠覆。然而，这种问题在英国好像尚未出现过，并且，在许多事件中，要实行多数表决制，应当满足下列条件：如果出席的雇主和雇员的数量刚好相同，那么进行投票的人数也只能相同。然而，在美国，由于工会的力量薄弱，因此很可能会出现交叉投票，情况将会有所不同。因此，工业委员会秘书杜兰德先生断言，简单的多数表决制将不起作用，而完全的一致表决制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3]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结论是，一般来说，委员会的会议不应该像美国州际烟煤会议那样公开举行。会议公开可能确实具有教育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英国一贯奉行的秘密讨论的方式，可能会使得讨论本身更加坦诚，也利于人们更加容易接受讨论的结果。

§5.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两种处理分歧的方式：一种是采取调解的方式；另一种是将仲裁作为最终的解决方式。这两种方式各自的相对优点已经成为人们长期以来讨论的焦点。一部分权威人士主张前者，并且兰开夏郡的棉纺业、英国的工程业和美国大多数“重要的集体谈判体系”[4]
均采取这种方式。相反，其余的权威人士同意克朗普顿（Crompton）先生的观点：所有的调解协议应该包含某项条款，以便“保留避免出现罢工的某些权利”。[5]
英国最发达的行业大多采用这种方式。因此，在煤矿开采业、铁矿开采业和靴鞋业的重要的调解程序中，已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制定了有关仲裁的条款。

在讨论这两种方式的特点之前，我们发现两种方式的拥护者表面上均持有一种相同的观点，即每个人都承认，在处理“一般性问题”这样重要的分歧时，通过仲裁解决与通过调解委员会解决相比，容易引起更大的不满和厌恶。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该采取仲裁这种方式。两种方式中，调解应该得到发展，而仲裁应该尽量减少。在英国，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如果不这么做，在任何领域中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都不会融洽。在美国，这种正确做法表现得也很突出。在那里，仍如二十年前所主张的那样，对于工人们来说，将自己工作条件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局外人，仍会感到非常不快，除非谈判失败，并且别无他法，否则他们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6]
因此，在一般性问题上，即使保留仲裁这种方式，也应努力推迟采用。人们总是希望通过一场相对冷静的谈判便可以解决问题，地区煤炭行业联合委员会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一次会议没有达成协议，就举行第二次会议，但要给出二十一天的公告期。在第二次会议上，中立的主席会到场，但只有在做了一番努力，仍未使双方找到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之后，他才会行使自己的投票权。

然而，就算仲裁是一种备用手段，问题仍然存在。即是否应该规定将仲裁作为最后的手段。同意在行业协议中加入这一规定，是由于从这一规定中可以得到明显的直接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一手段，分歧可能导致罢工或停工，使原材料受损双方相互怨恨，并且即使找到了解决当前问题的权宜之计，我们也不能确保争论会结束，并且不会对现有调解机制造成破坏。[7]
不过，如果提前制定了仲裁条款，则双方都会尽量避免情绪过分激动而努力保持平静。他们的政策与一些人的行为很相似，这些人不相信自己的意识是清醒的，因而自愿进入酒徒收容所。力量总是往向往和平的一方倾斜，因为除坚决退出委员会之外再没有别的更妥当的解决方法了。

持相反意见者则认为，仲裁条例的存在必将导致间接的损害。首先，双方代表不会如此努力地追求共识。他们在做出让步时会犹豫不决，以免在日后的仲裁中，他们的建议被用来反对他们；[8]
或者为了效忠自己的组织，他们可能会“感到承担着夺取胜利的义务，如果可能的话，就通过投决定性一票的人来实现”。其次，获取利得的可能性与生产停顿的危险性不相平衡，将会进一步加剧投机性的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能防止一两次罢工，最终发展到仲裁地步的纠纷的数量也将会大量增加，并导致大量冲突的发生，最终的结果是，不用太长时间，所有的安排将被瓦解。事实上，如果双方的关系融洽并且对各自的最终利益有合理的认识，这种危险就会相对小一些。仲裁人员有权命令败诉一方支付全部仲裁费用的规定，可以降低申请仲裁的概率，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当然，不可能全部消除这种危险。

对于这两种冲突的意见，无法提出一般性的先验的结论。我们无法判断在调解无效后，应否在行业协议中加入实施仲裁的规定，除非我们了解以下因素，即每个具体行业中双方的态度，或者对这种“令人厌烦的政策”的倾向性，他们组织的力量，他们领导人的权力和一项仲裁的决议能被服从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第三种方法最好。例如，在东北海岸的铸造业，莱斯特的印染业和苏格兰的煤炭业三个行业中的许多调解协议中，虽然并没有设定仲裁条款，但当双方都希望签订，并且时机已成熟时，就会签订“彼此都满意”的仲裁协议。当然，这种制度与有仲裁条款支持的制度相比，往往更可能因为一项难以处理的纠纷而导致罢工。但是，在两种制度下，只要我们还不能分别掌握棘手事件发生的概率，这一结果就无法确定，难以处理的局面就会出现。不过很明显，如果引入仲裁条款不会有带来间接的消极结果的危险的话，那么它所带来的直接利益将使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接受它。

§6.设定仲裁条款，就必须确定仲裁机构的组成。我们需要考虑其成员的素质、数量和适当的委任方式。可以按上面所说的顺序进行选拔。

对于一个胜任的成员来说，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公正与能力。不过，很难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在任何事件中，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会认为，缺乏实际知识的人不可能对该领域出现的问题做出明智的判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遵循米德兰德斯钢铁委员会的准则，[9]
该准则规定中立主席本人必须对本行业有所了解。然而，由于除了曾经是或者仍然是雇主或雇员的人之外，很难再找到有实际知识的人，所以能够得到双方信任的不偏不倚的专家十分罕见。因此，似乎不得不放弃与“实际知识”有关的要求了。不过，事实上，这一点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对关于工资和工时的广泛争论做出裁决，主要需要“掌握相关产业大体的情况，以及当涉及所有产业时，对全国各产业都有所了解就行”。[10]
当需要技术知识时，可以求助于代表双方利益的仲裁助手，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仲裁人提供所需要的各种帮助，但不参与决策。然而，即使这样，选举仲裁人的工作仍受到限制。例如，雇主对下议院的政客们并不感兴趣，因为工人的选票更值得争取；而工人们则倾向于认为，专家阶层，由于他们生活和成长的环境所造成的本性，更容易偏袒资本家一方。因此，即使法官或者上议院的成员能够使雇主感到满意，也无法得到雇员的认同，因为工人们理想中的仲裁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很难是任何其他的人。于是，除非出现像大卫·戴尔（David Dale）爵士或阿斯克威思（Askwith）勋爵这样的人，双方对其形成共识并且信任，否则选择的办法只能是折中妥协。[11]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选择一位声名显赫的人，他许多有意的行为都不会受到怀疑，因为这些行为往往被视为是他下意识做出来的。这样的人，像后来的赫里福德郡的詹姆斯（James）勋爵或是爱德华·弗赖（Edward Fry）爵士，如果不需要经常得到报酬但仍然认真服务，就有可能逐渐赢得广泛的尊重和整个行业的信任。另一个解决途径就是选用政府部门的职业仲裁人。当官方的仲裁人员由贸易委员会选出时，就表明在这一方面的尝试已经开始。根据1919年的法案建立了行业常设法庭，说明朝这个方向又前进了一大步。

上面已经内在地回答了仲裁机构成员的人数应该如何决定的问题。声名显赫的局外人一般不能太多。如果确实需要他们的服务，一个人已经足够——这个人很可能还身兼调解委员会中立主席的职位。不过，这还不是反对成立一个复杂的仲裁机构的唯一理由。常识告诉我们，即使可行，也应该反对这样做。这个复杂机构最具吸引力的组成形式应该包括两位代表，双方各一位，还有一位由这些代表或其主要官员选出的仲裁人员，以便在双方出现分歧时进行裁决。赞同的理由是，这样做有可能使双方代表达成共识。芒代拉（Mundella）先生和威廉姆斯（Williams）先生有一次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耀若斯（M.Jaures）和雇主代表在卢瓦尔的一次煤矿罢工中，也效仿了这种做法。通过这种方式作出的决定，比单纯由仲裁人强加给当事双方的决定，更容易获得较高程度的信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双方代表达成共识是不大可能的，真正的决定还是由仲裁人做出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复杂的仲裁委员会很像一台精心制作的机器，不过其中的三分之二都属于装饰物品。不仅如此，如果在这种委员会的机制下经常出现意见分歧的话，则其裁决的权威性就会被削弱。意见的分歧确实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加以掩饰，就像斯塔福德郡陶瓷业的协议中所采用的手段一样。“一般来说，通过仲裁做出的决定，需要有仲裁长和仲裁员的个人签字，以联合仲裁书的形式公布，人们不可泄露，也不可通过仲裁书透露仲裁过程中仲裁人员是否达成一致，或者仲裁结果是否仅仅代表多数人的意见。”[12]
然而，可能有人会问，这种权宜之计是否真的可行。因为很可能，尽管或也许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往往认为委员会并不赞同这样做，这是关键的一点。因此，除非双方非常强烈地倾向于建立这种由多人组成的机构，不然很明显，仲裁机构还是由单独的一个人组成为好。

另外，我们必须考虑仲裁人员的委任方式。遴选仲裁人的方法很多。[13]
最令人满意的莫过于达拉莫工资委员会的方法，他们在每年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上选出仲裁人。这种年选与延长任期并不矛盾，还可以避免终身制或长期任职可能带来的危机。因为一旦有一方认为仲裁人坚定不移地偏袒另一方，则会爆发剧烈冲突。并且，定期委任优于临时委任，因为仲裁人是由双方共同选出的，必然得到更多的信任，但是如果拖延到出现纠纷之后才考虑对他的任用，情况将完全不同。不过尽管有这些考虑，当临时委任被通过时，双方显然应该首先努力遵从仲裁人员的意见，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点，则应接受由一个公正的局外人提名的仲裁人。但是这样做存在的问题是，之后指派给双方的这个人可能是他们曾经为之努力但并未达成共识的人，或者像其他提名人一样是他们没有明确理由但曾经共同激烈反对过的人。因此，最令双方满意的是指定一个公正的人，例如下议院议长，他的职责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委派一位仲裁人员，而此人不能是调解委员会曾经讨论过的人。

§7.不管最后是否进行仲裁，都需要关注以下问题。总的来说，允许将诸如投票的权利从指定的谈判人员身上转移给雇主或雇员本人的做法，即使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似乎也不明智。没有确实根据的争论，极易引起大众参与，并很可能激起民愤、滋生冲突。当调解委员会没能达成共识，并且不存在仲裁条款时，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代表们尝试着向其所代表的民众求助，似乎可以使防止争斗发生的渺茫的希望有所增强。然而实际上，允许公众投票的条款的存在往往弊大于利。假如男人的代表——投票只对男人来说具有实际意义——认为某一点值得争取，那么他们所代表的男人一定至少会与他们一样为之努力斗争。假如代表们认为不值得争取，在没有公众投票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安排一次投票；如果有公众投票，他们就会变得软弱，设法推卸责任，这时男人们就可能选择斗争。而且，对于雇主们来说，如果达不成共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而只是有可能会发生罢工，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大，但是他们往往由于乐观而忽视调解的作用，并可能因此而削弱他们进行调解的努力。[14]
在这种情况下，达成共识的概率实际上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大了。当存在仲裁条款时，在调解不成功后，采用委员会成员立即投票的做法具有同样的问题。因为，男人们仍然一定会支持好战的领袖。如果他们投票全体反对仲裁人员的裁定，将不利于稳定人心或给人以好的印象。对于公众投票来说，避免仲裁的侥幸比避免罢工的侥幸是一种更为错误的理由。

在调解委员会没能达成共识的争论中所提出的反对这项政策的意见，当然在那些达成共识的争论中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仲裁条款，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投票不是不可能以争斗代替和平。另一方面，如果有仲裁条款，公众投票就会失去作用，因为，在某一方反对调解委员会决议的时候，就会有仲裁人员出面，如果没有对反对方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他实际上一定会重申这一决议。

当然，这种结果总是遵从于一项基本规律，即理论上最好的在实践上不一定是可行的。当男人的组织力量很薄弱或其领导人的权威很低时，公众投票可能是唯一的一种能够得出最后结果的方式了。在1902年格里姆斯利的一次渔业纠纷中，煤气工会的官员们发现，就连一项不是由调解委员会而是由双方选出的贸易仲裁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是否公布这样的问题，都要通过投票才能决定。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困难。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即将本应由谈判者进行的投票转变为公众投票，不管可行与否，都应该予以避免。

§8.最后是有关担保的问题——无论是对双方直接达成的协议，还是对他们都同意服从的仲裁人员的裁决。在一些协议中，每一方都以货币形式上缴一定的存款，作为违约的担保。于是，在1895年的大罢工以后，英国靴鞋业的全国联盟同意向每位受托人各提供1 000英镑作为担保，如果属于联盟或总工会的任何厂商或工人组织“被认为是违反了协议、仲裁书或决议”，[15]
其中的一部分将被没收；然而，“如果协议中的任何条款，或者仲裁书、协议或决议被违背，而联盟或总工会又无法在十天之内引导它们服从这些协议、决议或仲裁书，或者没有将其驱逐出本组织，那么这些联盟或总工会就被认为是违反了协议、决议或仲裁书”，于是，它们就有责任负担部分或全部的罚款。无疑，当一个组织约束成员纪律的能力具有不确定性时，它们应对违约成员说明其行为会带来罚款的后果，这样做将有助于增强它们的地位。然而，除去这方面的考虑之外——并且对于一些力量强大的工会组织来说，这也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货币担保金制度的价值就令人怀疑了。在1912年《工业委员会的报告》中，对其优缺点作出如下说明：“关于货币担保金的作用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见解。如果这项资金是用来作为一种惩罚，对所造成的损失给予等量的补偿的话，则显然，许多小组织都没有能力从自己的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为一次牵涉人数众多的事件准备这项资金，或者无法获得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资金。而另一方面，如果这种惩罚仅仅是象征性的，则这样做并不能对为维护协议已经提出的道德上的责任产生多大的限制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以存款形式存在的货币担保制度，不能被认为是确保目标能够实现的可行的并且有效的方法。与此同时，当有人自愿提供货币担保金时，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人提出反对采用这种方法的意见。”[16]
这一结论很可能会获得共识。

[1]
《劳工的权利》，第190页。

[2]
像米德兰德斯钢铁委员会那样（阿什利：《英国工业》，第57页）。

[3]
《行业调解会议》，第43页。有人认为由绝大多数人，如八分之七，同意作出决定可能是更好的方案，因为它消除了因少数出席者意见不同而妨碍作出最终决定的可能性。

[4]
《美国工业委员会》。

[5]
《行业调解会议》，第134页。

[6]
参看奥尔德里奇：《美国劳工联盟》，1898年，第253页。

[7]
1896年联合煤矿曾经出现这种结果（麦克弗森：《美国劳工局期刊》，1900年，第478页）

[8]
参看1893年仲裁之前鞋靴行业会议的讨论。雇主非常认真并坚持，当必须进行仲裁时，他们所做过的承诺不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并参看克拉克（V.S.Clark）先生《关于新西兰劳动条件的报告》，《美国劳工局期刊》，第49期，第1192～1193页。

[9]
《工业委员会》，第十七卷，第500页。

[10]
舒尔茨·盖伯尼茨：《社会秩序》，第165页。

[11]
即使是受工人领袖完全信任的大卫·戴尔（David Dale）爵士，似乎也曾在一次事件中被不太了解他的人们所猜疑。

[12]
《罢工和停工》，1892年，第217页。1901年，美国新闻出版协会与国际印刷工会之间也达成协议，对国际仲裁委员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工业委员会》，第十七卷，第367页）。

[13]
北美窗玻璃刀具联盟采取如下一种有趣的选任方法：“如果仲裁人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话，则每人分别在纸条上写下两个利益无关团体中的人名，投入一个袋子中，之后从中抽出的第一个人名将被确定为最终仲裁人的人选。”（《工业委员会》，第十七卷，第365页，第18项规定）

[14]
当公众投票在美国钢铁和锡矿劳工联合工会的章程中有所规定时，这一理由较为有说服力，而前一理由相对薄弱一些。当雇主与雇员不能达成协议时，“需要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投票同意，才能保留引起争论的那些要求”（《工业委员会》，第十七卷，第340页）。

[15]
《共同协议报告书》，协议第9款，《白皮书5366》，1910年，第231页。当工会不能开除1899年伦敦罢工的参与者时，赫里福德郡的詹姆斯勋爵提出从工会存款中拿出300英镑对雇主给予赔偿（引文同前，第515 页）。以拒绝补充可提取货币资金的方式来逃避缴纳罚金，可以通过一种规定加以解决，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存款将被全部没收。1909年重新修订协议时，删除了从组织中予以开除的条款。

[16]
引文同前，第11页。

第4章　调　解

§1.英国和美国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其表明在友好的气氛下，实施由雇主和工人参与的完全自愿的方案，非常有助于促进行业秩序。但是这些方案并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保证免于出现罢工或者停工。纯粹的调解方案，即使是在执行过程中也可能遭遇破坏，并引发冲突；而包含仲裁规定的方案，在其执行期行将结束时也可能无法重新修订。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行业缺乏足够的自愿机制时，如果要避免冲突，就必须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我们自然会想到的措施是进行友好的调解，并且我们有充分的而且直接的理由支持这种观点。当双方的分歧加重或者进一步发展到公开冲突时，双方都会倾向于争取“优势”，就像在纠纷中争取达到自己特定的目标一样。他们坚持不能丧失尊严和金钱，因此他们的固执表现得比仅仅由物质方面的考虑所表现出来的还要明显。不仅事实上如此，而且双方往往也都承认这一点。他们经常会考虑为什么事情值得冒决裂的风险，而往往忽略了一定会引发决裂的事情。因此，当决裂真正出现的时候，所需要的可能是某种策略，即便于把双方从危机的边缘拉回来，又不致损害双方的尊严。在冲突初期，即使看上去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有一点迟早也会实现，即如果能“保全面子”，有一方是愿意屈从的。此时便给调解斡旋人员的出现带来了机会。在这种场合下调解人员的出现，将使事实明朗化，即包含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都希望能够安定，这一事实在矛盾激烈的时候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在某些情况下，调解人员只要建议召开一次会议就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在这种很有可能成功的方法失败后，一次融洽而亲切的会餐仍然有可能间接地促进实现安定的环境。[1]
因为，在调解人员面前，“自尊心”和“从不屈服和放弃的勇气”等因素将会消失，此时调解将被认为是一次对朋友的恩惠，而不是对敌人的让步。进一步讲，即使调解斡旋没能真正解决问题，双方也会认为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纠纷，而无须以冲突的方式去解决纠纷。对于调解人员来说，要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帮助双方解决以下难题，即寻找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来给他们作出裁定。在这种事情上，英国贸易委员会的助理，在其权力被劳工部取代之前，经常被调用充当这一角色。

§2.既然存在着进行调解的余地，那么考察对调解起不同推动作用的制度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调解人——声名显赫的局外人、非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与国家政府体系中的某些部门相关的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之间并非互不相容，而是可以成为有利的相互补充。第一种调解人的最大的优势是，像韦斯科特（Westcott）主教，罗斯伯里（Rosebery）勋爵，詹姆斯（James）勋爵，阿斯奎斯（Asquith）先生，或者现任首相等人参与调解，会使得争论双方意识到自己在事件中的重要性，而趋向于促使事件的缓和。一般的调解委员会，无论是非官方的还是官方的，都无法与如此声名显赫的人相比，因而到目前为止所起的作用都比较小。因此，对某一类争论的调节来说，声名显赫的局外人是不可或缺的。

§3.非政府委员会的作用一般得到的认可较少。的确，它比第一种具有某些优势，它不是特别设立的，易于发挥作用，并且在罢工或停工即将爆发以前，在进行调解可能有效的情况下，它的意见更容易受到重视。不过也有人认为，在英国许多城市的商会和贸易委员会均成立了大量的调解委员会，但是除了伦敦委员会之外，没有一个能起到哪怕一点点作用。简言之，这种观点认为，对于非政府委员会的制度已经进行了尝试，实践证明它是无效的。但是，所引用的事例不足以证明这一宽泛的结论。失败的委员会都是城市委员会，而对于英国这样的劳工组织来说，即使是对纯粹的地方性纠纷进行调解，也不应该完全交由地方委员会去完成。难道我们不应该公平地说，这些委员会的失败并不在于它们的非政府的性质，而在于它们管辖的范围太小吗？伦敦委员会的相对成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观点。况且，即使可以对事实作出他们那样的解释，也不能使我们相信，地方非政府委员会在工会组织尚不完善的欧洲大陆注定会失败，更不能证明非政府的全国性委员会注定会失败。事实是，这种形式的委员会，以全国民权同盟产业部的名义，在美国确实获得了成功。

§4.不过，虽然忽视非政府委员会的可行性是一种错误，但是很明显，它们很难实现那些附属于国家政府机构的委员会所具备的某些优势。首先，后者具有特殊的能力——仅次于某些特定行业的自发性调解委员会所具有的能力——尽可能迅速地察觉纠纷发生的能力。因为，当罢工或停工发生或者出现严重威胁时，人们会要求政府官员随时提供最新的消息。其次，后者拥有更多的智力和资金资源，并且能够更加自如地运用它们。因此，小范围内的纠纷的当事人更倾向于请求后者而不是前者给予调解，这样由劳工部——以前是商业部——培训出来的人就完全胜任了。最后，如果采用英国的做法，调解人员由中央直接派出，而不是像法国那样，只有地方官员才被授予调解权力的话，则调解人员可能会拥有某种威望有助于他们的调解工作。因此，现代行业纠纷的调解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附属于某些政府机构的部门来完成的，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某些国家，必须由纠纷的一方或另一方提出调解申请。因此，比利时1887年的一项法案要求，建立地方性的行业委员会和劳工工会要有代表不同行业的部门，并规定：“当情况需要时，根据任何一方的请求，省长、市长或者发生纠纷行业的部门主席，必须通过调解召集这一部门，努力安排解决措施。”[2]
不过，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调解由权威机构的判断来决定，而不管纠纷的双方是否提出调解申请。这种安排依据的是法国1892年的《法案》和英国1896年的《调解法案》。例如后一个《法案》规定：“当雇主或任何雇主集团与工人之间的纠纷存在或在酝酿过程中时，如果贸易委员会认为适当的话，它就可以动用以下所有的或部分的权力：（1）调查纠纷的起因和状况；（2）委员会会采取他们认为可行的措施，这一措施是在双方共同选出的或贸易委员会的或某些个人或组织指派的主席的主持之下，使双方人员或其代表聚会，目的是通过友好的方式使双方的分歧趋于一致；（3）在雇主及有关工人的请求下，在考虑了这一地区或贸易领域等其他有关情况，以及调解方案的可行性与充分性等问题之后，确定一人或若干人为调解人或组成调解委员会。”1919年《工业法庭法案》规定，劳工部从贸易委员会那里继承了这些权力。实践证明，运用一定的技巧并以同情的心态去进行调解，往往会获得成功，而通过其他方式去进行调解则很可能造成生产的停滞。

§5.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即声名显赫的局外人、非政府委员会和官方调解机构，在其各自的范围之内都有存在的价值。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它们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它们存在的间接结果，可能会对促进行业秩序的机制的发展——比“优秀的调解办公室”更为有效的调节方法——造成某些阻碍。为防止这一后果，调解机构的判断力是很重要的。它们只能把自己的作用定义为过渡性的，并且努力促成行业共同委员会的建立——就像1896年的《调解法案》下的英国贸易委员会，以及作为后继部门的劳工部，所一直追寻的目标那样——行业共同委员会可以使各方相互联系起来。

[1]
参看韦伯夫妇关于罗斯伯里勋爵为调解1893年煤炭业的纠纷而举行便餐的作用的意见（《行业民主》，第242页）。

[2]
《美国劳工局期刊》，第60号，第421页。

第5章　强行干预

§1.就像分歧可能过于尖锐难以通过自愿和解的方式来解决一样，它也可能藐视调解人员所做出的努力。除了行业秩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行业之外，这些难于处理的纠纷出现的可能性，或进一步说是出现的经常性，使得我们不得不质疑，是否应该或者以何种程度运用国家强制性的权力。这种强行干预可通过四种基本方式来进行。其中最简单同时也是最温和的方式就是制定规则：当纠纷双方同意这样做时，就应当接受政府强行的判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新南威尔士1901年的《行业仲裁法案》，授权任何行业工会与其他工会或某一雇主，对于任何行业事宜达成协议，此协议“如果存在特定期限且不超过三年，并且如果副本保存于注册处备查，则此后对于双方或其中任何人，当其仍为任何一个工会的成员，而此工会又遵从这一协议时，此协议均具有约束力”；并宣布，“受同一协议约束的双方之间的任何协议，就如同仲裁法庭的裁决一样，均具有相同的效力，并能以相同的方式予以执行”。[1]
新西兰法律规定，行业协议如同国家仲裁法庭的裁决一样，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执行。1872年芒代拉先生夭折的《英国法案》中，马萨诸塞州规定，当双方将纠纷提交国家委员会时，这项决议自动生效；根据1898年的《联邦铁道法案》，州际运输业自愿建立起具有强制力的仲裁委员会，[2]
在性质和目的方面也具有相同之处。虽然该《英国法案》最终流产，于1896年被取缔，但在马萨诸塞州和新西兰却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反对这项措施的人可能认为，首先，一旦同意仲裁，公正的意识和对公众意见的尊重就已经提供了一项充分的保证，促使人们会服从判决。其次，援引法律给予制裁就是对忠诚实施打击——收缴了罚款就应该对人们的过失给予宽恕[3]
——制裁的真正效力也会不如以前。第三，因为习惯于将强制与仲裁联系，所以“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向调解委员会提起的诉讼会比现在受到更多的限制”。[4]
然而，这可能意味着，即便在最坏的情况下，仍然偏爱非强制性仲裁的人不再相信，哪怕有一点机会，可以使分歧得到和平的解决。第四，强行制裁在阻止诉讼，甚至阻止向实行这种制裁的法庭提起诉讼等方面的作用，远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在某些情况下，它的影响可能实际上会趋向于相反的方向。在纠纷中，如果双方都认为在一种软弱的制裁制度下自己是比较强势的，并且都知道对方也这样想，则这场纠纷就不会得到任何解决，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认为背弃这种软弱的制裁制度有什么价值。从而，为了规避这种无效制裁的风险，双方可能会拒绝仲裁。然而，如果所给予的制裁是强而有力的，情况就会不同。在裁决时，一系列可行的措施将被提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因自己的利益而违背这些措施，并且双方都甘愿冒风险，因为他们因失败所遭受的风险可以由成功所带来的收益予以补偿。最后，使用法律制裁可以增强各个组织的领导人对心存不满的成员的控制力。在对单个成员的直接控制相对较弱的工会，如像美国的工会那样，这种考虑尤为重要。然而，即便在英国，也不能忽视这一点，因为虽然说在较大的工会中违背高端决议的事件很少发生，但在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这种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因此，总体而论，这一切似乎将促使形成某种制度，在此制度下，将分歧提交给具有强制力量的法庭的机会，将被赋予那些希望这样做的人。

§2.国家进行干预的第二种方式是，对于一项由代表劳资双方的主要团体通过的协议，允许雇主和雇员通过政府的帮助将其推广到整个地区或国家。1910年澳大利亚南部的一项法案规定，在没有工资委员会的行业中，劳资双方有五分之三的人数通过即可达成一项协议，并请求政府将其颁布，用以约束整个行业。1917年英国的《军火法案》包含了基本相似的规定。赞同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如果没有这种法案，由某一行业的主要参与者达成的协议，易于被少数“不良”雇主以竞争的形式加以破坏。因为，在所有的竞争者都支付较高的工资或者规定较短的工作时间的情况下，某一雇主或某些组织也这样做并不会损失什么，但是，如果这一前提没有得到满足再这么做的话，他们就会损失很大并拒绝再这么做。因此有人说，“伦敦爆发第二次灾难性的交通运输业大罢工的一个原因是，某一运输公司为了同其他公司竞争而支付较低的工资，从而退出了一项已经签署了的协议”。[5]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许多问题需要予以考虑。首先，这一类的政府行为将会加速危害消费者的集团或联盟的形成，这是很危险的。其次，有时很难决定这项推广要持续多久。因为同一行业的产品在不同地区的相似程度看起来往往比实际上更高，并且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维持它们之间通用的工资率的平行变动，将对行业秩序有害而不是有利。英国以前实施的某些自愿性规定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如1874年米德兰德斯和英格兰北部的钢铁业就曾经建立了联合工资制度。然而，北部的主要产品是钢轨，而米德兰德斯的产品却已经包括了钢条、钢板和角钢。前者属于夕阳产业，而后者属于新兴产业。根据这一工资制度的第一次调整，北部的雇主不得不将工资提高三便士，虽然他们主要产品的价格在下降。结果，这一工资制度在一年内便瓦解了。同样，在兰开夏郡的许多地方也曾出现过这种观点，即其纺织工工资的涨跌应该与奥尔德姆（Oldham）地区的工资水平保持一致。但是，“生产棉纱产品的地区差异化在不断增大，使得一项许久以前虽不是理想的，但仍可行的措施难以实行。笼统地说，原来存在的唯一的棉纱市场，变成了多个市场，不同等级和质量的棉纱的价格开始独立地变动，使得它们之间任何滑动调整的措施都无法实施”。[6]
当然，这项政策的推广并没有完全排除对不同地区进行不同条件下的调整。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进行这种调整的过程中，与相关官员的耐心和智慧相比，更需要具有弹性。第三，可能有人认为，当工人组织的力量很强大时，政府的推广就变得多余了，因为私人企业足以保证实现相应的推广。雇主急于使反对的竞争者与其保持一致，工人也热切地协助他们。因此，“工会将帮助雇主协会强迫雇主们遵从他们并没有签署的协议”，并且，“集体谈判将会扩展到工会主义以外的范围”。[7]
例如，美国行业委员会发现，在伊利诺伊州联合煤矿工会社为了使反对的雇主遵从协议，准备进行罢工或以罢工相威胁，并在实际上取得了成功。[8]
然而，这种考虑并不包括工人组织的力量比较薄弱的行业。总之，尽管可能给消费者带来风险，并且存在上面提到的许多问题，同时尽管存在以下危险，即“将各组织的利益推广到无组织的单位，可能使某些劳工所奉行的无工会主义和某些资本家所奉行的无联合主义得以长兴不衰，他们会从各组织那里得到好处的同时却拒绝支付相应的费用”，[9]
但是似乎人们还是倾向于在行业纠纷中采取有严格限制的强制性干预措施。1912年行业委员会的报告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但仅限于下列情况，即商务部不得考虑应用推广协议这种措施，除非这种应用得到协议双方的同意。1920年的《煤炭行业法案》规定，由地方委员会、区域委员会或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决议，应强迫该行业的从业人员都遵照执行，前提是商务部同意这样做；还有，在1921年的《谷物产品法案》（已废除）——被三年后的农业工资委员会制度所取代——中规定，如果该委员会希望，并且得到农业部的认可，自愿调解委员会关于最低工资率的决定，就可以在本地区内作为一项法律强制执行。

§3.国家进行干预的第三种方式是，在罢工或停工被法律核准进行之前，通过法律手段强制性地将行业纠纷提交到法庭处理。最好以1907年加拿大的《行业纠纷调查法案》对这种制度加以说明。该《法案》已被南非以及其他国家效仿，并作为美国1925年通过并颁布的、覆盖多个州的《行业纠纷法案》的模型。[10]
1925年1月，在其实行了十八年之后，被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宣布为越权，理由是它侵犯了地方政府的权力。这一判决的结果是，通过了一项《修正法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权限，但确保它的实质不变。[11]
这项法案并不通用，仅适用于如果生产停顿可能会对全社会造成更大损害的行业。这些行业包括：采矿业，交通业，各种形式的铁路服务业，电力供应以及其他能源行业，船舶业，电报电话业，煤气和自来水供应等行业。具体地说，在这些行业中，只要出现了严重的生产停顿的威胁，并且由于双方同时拒绝遵从调解而无法加以避免的话，这项法案就会生效。其主要规定如下：雇主与雇员关于合约条款提出的变更意见必须在三十天以前予以公示。如果另一方不同意此变更意见，则需政府指定一委员会对纠纷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连同有关恰当的解决办法的建议措施一同上报，最后由劳动部予以公布，在此之前的罢工或停工都是被禁止的并将受到惩罚。在报告公布以后，双方都有权不接受建议措施，此时罢工或停工便合法了。但是，在公布以前，这将被法律禁止，并且对参与者进行惩罚，给予关厂停工的雇主每天100～1 000元的罚款，给予参与罢工的劳工每天10～50元的罚款。

需要注意的是，此项法律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它确保争执的双方进行长时间的严肃的讨论——这实际上包含在委员会的调查范围之内——并在公正的政府机构的指导及协助下为解决纠纷作出努力。第二，它给予政府指定的法庭以充分的权力“来调查与纠纷有关的事件，同时在证据采集、文件制作以及开展检查等方面，使之具有在民事案件中同样的权力，并且还要考虑，如果调解失败，如何做出使当事人认可的公正的裁决”。[12]
第三，它使得停止生产变成一项违法行为，只有在纠纷调查结束并且报告公布之后才合法。曾经研究过此项法律实施的权威人士认为，从实际上看，第一点最有价值。在向美国劳工局提交的报告中写道：“委员会主要的工作是把对立的双方带入友好的谈判中，并且引导谈判使其自愿达成和解方案。”[13]
又说：“指派委员会的政府，以及在指导过程中做得最为成功的委员会都是这样解释此项《法案》的，即它就是一项有关采用某种非正式调解手段的法案，目的是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方案。”[14]
同样，1913年阿斯克威思（Askwith）勋爵（之后乔治·阿斯克威思爵士）在向英国商务部递交的报告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进取的精神和调解的意愿是《加拿大法案》最有价值的部分。”[15]
不管怎样，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公布一项权威报告和建议这种做法，有时也会带来很好的后果。的确，对于那些社会公众很少关注的小纠纷，来自公众舆论的一点点压力都会起作用，而对于冲突激化的大纠纷，即使是很大的压力也可能被忽视。但是，当某个事件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产生解体的威胁时，如铁路服务或煤炭供应，公众舆论便成为一种必须予以考虑的力量。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起初拒绝委员会的解决建议，并且出现罢工或停工，但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在本质上还是建立在委员会这些建议的基础之上的。有关本法律的第三点，即关于在委员会公布报告之前罢工和停工均为违法这一点，看起来最令人产生疑问。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如果当事人持有坚决反对的立场，实际上将无法执行这项法律。[16]
此外，一次罢工的成功往往依靠其突发性，因此强制性地推迟时间将阻碍工人的行动。这些反对意见的确是实实在在的，虽然在某些行业，例如运输业，罢工并未经常被这种推迟所削弱。另一方面，必须关注以下事实，一旦爆发行业战争，纠纷中争论的焦点便会在争夺控制权的过程中退居次席，这种争夺只有两败俱伤之后才会结束。此外，即使这项法律常常无法阻止行业战争的爆发，但是仍有可能避免造成严重的社会损失，这也成为赞同它的一个理由。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般性的结论。事实上，应当做的事情主要取决于工人和雇主究竟认为应该做什么，并准备予以支持。但是现在的主流观点是，以《加拿大法案》作为参照模式，对委员会颁布建议措施前的罢工和停工不予惩罚，同时尽可能维护自愿的调解方案和仲裁计划免遭过激行为的破坏，按照阿斯克威思（Askwith）勋爵的话来说就是，“这对于英国是适合的也是可行的”。1919年《产业法庭法案》的第二部分便以此为有效构成。它赋予劳工部长一项权力，当纠纷产生或者即将产生时，指定某一法庭进行调查，并有权强行获得宣过誓的证人所提供的证据，任务是做出有关纠纷性质的公正的报告，如果部长认为合适的话，此报告可以公开。现在看来，不应草率地将有争议的惩罚性条款写进《法案》，而且对于这项《法案》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如果国家联盟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运用强制性手段推迟政治斗争爆发的话，则社会公众便有可能会同意接受一项针对行业战争爆发的限制性措施。

§4.政府干预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方式是人们通常粗略了解的强制仲裁。根据《加拿大法案》，如果双方对调解的努力和舆论的劝导持有抵触情绪，罢工或停工最终还会爆发，但不违反法律。澳大拉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邻近的南太平洋诸岛的总称）殖民地首先使用了这样一种立法，即公开指定一个委员会对纠纷的解决提出意见，同时该意见具有法律约束力，与之相违背的罢工或停工将受到惩处。一般来说，这样做并非是对讨论与调节方式的一种不适当的否定，主要是强调了在难以解决的冲突中，当一般的折中措施失败时，应尽量避免发生罢工或停工。事实上，在新西兰仍然存在着法律上的漏洞。因为殖民地的《强制仲裁法案》只适用于在这项《法案》中签过字的劳工组织，而其他的劳工仍属于1913年《修正法案》所包括的范围，该项《法案》不过是《加拿大法案》的衍生物而已。[17]
但是在新南威尔士（1918年《修正法案》取消以前）和西澳大利亚的相关法律中，没有以上规定，并且在涉及范围超过一个州的纠纷的普通财产法中，情况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法律中，仲裁判决书是以货币罚金作为执行“保障”的。在新西兰，雇主个人或工会组织违反此项法律将支付500英镑的罚款，如果工会组织无力支付罚金，其成员将每人分摊10英镑，在工资中直接给予扣除。像新西兰一样，澳大利亚西部完全依靠罚款，而新威尔士法律还规定对无力支付罚金的人进行监禁，并且联邦法律规定，对于第二次违反此项法律的人不再处以罚金，而是直接予以监禁。1923年德国政府决定引入适用的强制性仲裁条款。调解委员会有权干预行业纠纷，既可以接到一方申请后再进行干预，也可以主动进行干预。“假如委员会未能在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则可以提出判决，这一判决如被接受，则将具有集体达成的书面决议的效力。如果判决未被双方共同接受，而其中的规定是公正、合理的，考虑到了双方的利益，或者它的实施对经济和社会来说是必要的话，则它将被宣布具有法律效力；地区调解员，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为联邦部长，有资格作出此项宣布。”[18]
1927年鲁尔（Ruhr）煤矿一次重要的纠纷就是通过这一规定予以解决的。1926年，意大利通过了在行业纠纷中采用强制性仲裁的法律，并以罚款和监禁作为对反对者的制裁。[19]
显然，没有一项法律上的禁止和采用惩罚措施的规定能够保证所禁止的事件不会发生。也不必惊诧于澳大拉西亚的殖民地事件，那里虽然有强制性法律，但是仍然出现了源于行业纠纷的停产。这些只不过是一种期望罢了。强制仲裁措施的拥护者也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并非看不见实际存在的一些困难，如当事人共谋规避此项法律或坚决拒付罚金等。他们所坚持的理由是，这一《法案》并非能够创造出一个“无罢工的国家”，而是通过形成比无组织观念更直接、更有效的压力，作为《加拿大法案》最后的屏障，使停产行为发生的次数比以往更少一些。在新西兰和澳洲联邦的实践中，这种理由到底有多大的市场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只能在进一步研究之后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但是，以英国政治家目前的观点来看，这种研究并没有必要。他们认为，众多的群体会强烈地反对此项《法案》，并迅速证明此项《法案》是难以实施的，这将在一般的意义上造成对法律的亵渎，而这项法律却是要维护所有群体的利益的。《新西兰法案》的拟定者彭伯·里维斯（Pember Reeves）先生亲口说过：“企图将这一条款强加于不心甘情愿接受它的人的身上，注定会带来灾难。”[20]
在英国——可能在美国也是如此——强行制裁，不同于商务部在组织不健全的行业所建立的制度，现在似乎并没有得到雇主和雇员的信任。在这种情绪相当普遍的情况之下，直接援引此项《法案》既不实际，也不明智。无疑，公众舆论会发生改变，并且现在遭到拒绝的事情将来可能会受到欢迎。但是现在，无论如何考虑该《法案》所具有的抽象的优点，在英国的所有行业实施强行制裁都是行不通的。在战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并非一定是可以成功避免罢工的方法——战时曾经实施的《军火法案》在三十三个月中被150万工人所违反；[21]
在平时，当国家施加的压力减小时，这些措施很可能更不会被接受，也因此而更不会获得成功。[22]

[1]
《劳工报》，1902年2月，第39页。

[2]
《美国行业委员会》，第十七卷，第423页。

[3]
参看《行业委员会关于行业协议的报告》，1912年，第7页。

[4]
《皇家劳工委员会报告》，第99页。当然，全面强迫接受制裁，而不全面强迫提供证据，将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这种作用。

[5]
拉姆齐·麦克唐纳：《社会骚动》，第109页。

[6]
查普曼：《经济期刊》，1899年，第598页。

[7]
吉尔曼：《行业和平方法》，第116～117页。

[8]
参见《美国行业委员会》，第十七卷，第329页。

[9]
科尔：《劳工世界》，第314页。

[10]
参见蒙德：《工业与政治》，第131页。

[11]
参见工业与贸易委员会的《行业关系调查》，1926年，第355页及以后的部分。

[12]
《乔治·阿斯克威思爵士的报告》，《白皮书6603》，第17页。

[13]
《美国劳工报》，1910年，第86期，第17页。

[14]
同②，第76期，第666页。

[15]
同①。

[16]
事实上，在加拿大曾经出现过多次非法停产，但是很少对其进行惩罚。劳工部副部长曾公开宣称：“这并不是历任部长的政策，虽然他们执政时的法律是包含执行这一规定的。”（《美国劳工报》，1918年，第233期，第139页）并参见研究加拿大和美国行业情况的代表团的报告，《白皮书2833》，第80页。

[17]
在一些情况下，这项《修正法案》承认罢工是合法的：（1）罢工的工人并非在业经签署的判决书、行业协议或秘密投票所产生的决定下工作，以至于这些决定对他们不存在约束力；（2）在罢工开始两周之前通知劳工部长罢工的计划（《经济期刊》，1921年，第309页）。

[18]
《最低固定工资制》，国际劳工局，1927年，第56页。

[19]
同②，第85～87页。

[20]
《澳大利亚的国家试验》，第168页。

[21]
参见蒙哥马利：《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劳工政策》，第345页。

[22]
参见提交给重新建设部的《关于调解和仲裁的报告》，《白皮书9099》，1918年，第二编。

第6章　行业秩序的分析性考察

§1.前面各章所讨论的内容足以满足实际上的一般要求。但是，经济学家却总是致力于更深层次的考察，并且以新的方式提出一些更为广泛的问题。从一种分析的角度来看，劳工工会与雇主组织之间的纠纷类似于两个国家之间的纠纷。当纠纷涉及诸如工作的一般条件、工资的支付方式、工作的时间长短以及任务分派等问题时，这种相似性就变得更加明显。不过，工资问题具有一种重要的特殊性。政府之间的问题往往不会涉及两种物品之间的交换比率，而关于工资问题则常常要涉及这种交换的比率，但是并不涉及交换的数量。[1]
在具有这种性质的谈判中，一方往往不会通过强迫对方接受更多的不合理的条款来使自己获利；相反，在超过某一点之后，此比率的任何提高，都将造成对方原本打算购买的物品数量的减少。用看似矛盾的话来说，胜方表面上获得了较好的条款，但实际上反而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当讨论的是关于一项比率的问题时，常常会设定明确的上下限，任何一方都不会去争取这一范围之外的比率，但是当讨论其他问题时，则往往不一定存在这种界限。

§2.当雇员和雇主双方都能够进行完全自由的竞争时，工资率的讨论将确定出由双方相互需求的条件所决定的单一的明确的比率。如果任何工人向任何雇主索要更高的工资，则该雇主一定会拒绝雇用他，并转而雇用他人；同样，如果任何雇主提供给雇员的工资较低，该雇员也将拒绝为其工作，并转而为他人工作。然而，如果工资率不是由自由竞争所确定的，而是由劳资双方谈判所确定的，则这一比率将不会再限定于某个单一的水平上；相反，工资率将在一个不甚明确的范围内变动。工会组织倾向于索取稍高于上述比率的、更有竞争力的工资水平，而雇主协会则倾向于支付稍低些的工资水平。事实上由于，工资率上涨会造成对劳工需求的减少，所以一定存在着工会组织不希望超过的最高比率；同时，由于工资率下降会造成劳工供给的减少，因此也一定存在着雇主协会不希望过低的最低比率。以上所说的不确定的范围是包含在这两个极限比率之间的。让我们假设该相应工资率下的工资范围处于30先令到40先令之间。对于这一范围之外的比率，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将促使其向同一方向变动。因此，不可能用超过这一范围的其他比率来解决问题，如果要解决问题，必须将比率定位于这一范围之内。雇主对劳工需求的弹性越小，而且劳工对雇主所提供的工作机会的需求弹性越小，这一范围就越大。

§3.在考虑它们的政策时，工会组织将慎重思索，如果它们选择通过斗争来争取工资的话，这项斗争可能消耗很多，而最终达成的协议却可能不过如此。权衡了这些以后，它们就会确定一项最低工资比率，如果必要的话，这比斗争更值得接受。这一比率将成为它们的立足点。如果它们认为斗争会使牺牲很大，而又不会带来太好的后果，则这一立足点的水平会降低。可能比与30先令相对应的工资率还要低，这是我们以前提过的不确定范围的下限。另一方面，如果它们认为斗争的牺牲较小（或者虽然很大，但其实际过程有利），并且最后会达成有利的条款，它们立足点的水平就会提高。可能会达到与40先令相对应的工资率上，但不会更高，这是我们提到过的上限。因此根据不同的情况，劳工所坚持的工资水平不会高于40先令。同样的原因，在不同的条件下，雇主付出的工资水平也不会低于30先令。当工人的立足点比雇主的立足点低时，双方立足点之间的工资差距就成为实际可商讨的范围，当然还要具有下面将要谈到的限制条件。因此，如果工人不斗争的条件是得到32先令，而雇主不斗争的条件是支付37先令，则这一范围就包含了32与37先令之间的部分。然而，当工人的立足点比雇主的立足点高时，如雇员最低要求35先令，而雇主则最高支付33先令，就不存在实际上进行谈判的余地，此时，除了斗争便不会有其他的方法能解决这一问题。

§4.如果双方对斗争的结果及其所形成的工资率有相同的预期，并且如果每一方都相信斗争的过程会造成实际损失，那么工人的立足点必将低于雇主的，因此必将存在实际上进行商讨的余地。然而，即使双方都预期斗争会造成损失，但是如果工人预期斗争争取到的工资率比雇主预期的要高，则没有进行商讨的必要了；同样，即使双方的预期一致，但是如果有一方认为斗争会给他们带来实际上的利益——即负的成本——则仍然没有进行商讨的必要。

§5.对此必须补充说明的是，负的成本并非像乍看上去所感觉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数字上的幻想。对于雇主来说，如果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需求非常缺乏弹性，而且在爆发冲突期间他们大量持有股票，则很容易实现这一点。因此，有时可以认为，煤矿主可以利用冲突“出清因缺货而升值的股票，同时可以在罢工条款下推迟履行他们的合约”。[2]
此外，如果他们有理由相信，在经营不佳时期引发一次冲突可以弥补经营顺利时期的冲突所造成的损失的话，那么他们也将预期会发生负的成本。[3]
对于工人来说，在行业工会形成的早期，负的成本是屡见不鲜的。因为在那个阶段，工人的目的不是获得高工资，而是获得对其所在工会的尊重，以便将来可以得到公平的对待。或者说，斗争的真正目的是强化工会自身，并吸引工会以外的人员加入同一行列。只要斗争是源于这一目的，由实现这些目的而预见到的利益，均应从预期损失中予以扣除，而在扣除之后，剩下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负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就会选择斗争，即便他们预见到在斗争过程中可能被打败，或是遭遇更大的困难。不过，负的成本总是例外的。实际的规律是，双方会预期斗争的结果是使双方都遭受损失。

§6.有必要再次提出在本章§3中曾经提到的限制条件。既然劳工的立足点可以在不确定范围的上限以下的任何一点，那么它也可能位于下限以下。同样，雇主的立足点也可能位于上限以上。因此，对于30～40先令的不确定范围来说，可以使劳工的立足点为25先令，雇主的为48先令。在这种情况下，实际能够商讨的范围就不会达到这两点，因为不确定范围之外的任何商讨都是不可行的。即使一方愿意不进行斗争而接受这一工资率，另一方也不会同意。因此，对于任何高于劳工的立足点或低于雇主的立足点的工资率，只要处在这一范围之外，就是完全无效的。实际有效的商讨范围，是双方无须进行斗争就可以接受的范围，是由以下的工资率（如果有的话）所构成的，即高于劳工的立足点，并低于雇主的立足点，且落在不确定范围内的工资率。这种解释对于我们下面将要给出的结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7.就像在第上述§2节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范围的大小决定于双方的相互需求弹性的大小。因此，现在看来，可以将其视为是固定不变的。在任何情况下，实际可商讨的范围都不会超过由此确定的界限。在这个界限内，这一范围可由劳工立足点的向下移动或雇主立足点的向上移动来扩大。劳工立足点的下移可由预期到斗争会带来损失的增加而实现。雇主立足点的上移也可由预期该项损失的增加而实现。劳工组织力量的增加可能导致他们预期损失减小和雇主预期损失加大两个方面的后果。因此，将会造成两个立足点同时上移，但并不能说二者的差距会增大。同样，雇主协会力量的增加也会造成两个立足点同时下移。实际上，一方组织力量的增加往往必然导致另一方组织的力量也增加，所以双方力量都增加是最有可能实现的力量增加的方式，因而双方预期的损失都会增大。这将意味着劳工立足点的下移和雇主立足点的上移。因此，在不确定范围之内，它将从两方面扩大实际可商讨的范围（假设其已经存在），或者说如果原本不存在的话，它可以使其出现。如同在行业谈判中一样，在国际谈判中也会出现这种趋势。如果通过战争来解决政治纠纷，是指通过双方都拥有强大联盟的世界大战来解决的话，那么巨大的战争开支可以使我们确信，必定存在着可以进行商讨的余地，除非引发战争的事件的确是，或者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同样，当某个行业的劳工和雇主的组织扩大到整个国家范围，而不仅仅局限于本地区时，若爆发罢工或停工，也将是全国范围的。这时，对于那些在过去影响较小范围工资率的问题，因没有实际可商讨的余地而引发的纠纷，现在则不能再说没有商讨的余地了。广义上讲，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国家和行业协会拥有巨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给出以下结论，对于由大多数重要事件和解释方面的问题所引发的纠纷来说，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实际的谈判余地。可以说，有很多能够解决关于非洲某一偏僻部落的政治地位问题的方法，或者能够解决关于矿工和矿主之间所要达成的一项固定工资协议问题的方法，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优于双方通过斗争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当问题十分重要，比如涉及范围很大又很富饶的领土的归属问题时，或者涉及一个行业的工资标准时，当然就无法确切地说，一定存在着实际上进行商讨的余地。

§8.当两个国家，或分别代表劳资双方的协会达成了一项协议，要通过仲裁而不是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则对于其中任何一方来说，如果它破坏此项协议，将遭受到两个方面的损失，一部分属于道德方面，另一部分属于物质方面（因为可能会丧失外界的支持）。不管是否签署了仲裁协议，这都增大了冲突所带来的直接成本。因此，这种协议的设立增加了双方在斗争中的损失，以至于在不确定范围所限定的界限内，能够产生甚至会扩大实际上进行商讨的余地，如果本来就存在的话。未签订此协议的劳工，原本可能会宁可斗争也不接受32先令的工资，若签订了此协议，则可能接受31先令就行了；对雇主来说，原本可能在35先令便会停工，签订协议后则可能会接受36先令了。

§9.在自愿进行仲裁的情况下，加入这一协议意味着，对于每一方来说，都有可能遭受如下风险，即达成的工资率可能比加入协议前不进行斗争时所要求的最低工资率还要低。但是这种风险并不会妨碍双方加入这一协议，前提是每一方都认为这种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可能会被相应的收益所补偿，但是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出现这一弥补。例如，如果实际上可商讨的余地的下限已经是不确定范围的下限，则加入仲裁协议并不能向对雇主有利的方向扩大此范围，而有可能向与之相反的方向扩大此范围。这时他们就会对仲裁协议失去兴趣。当情况相反时，同样的问题就会发生在劳工身上。然而，如果加入仲裁协议使可商讨的余地的上下限都处于不确定的范围之内，则此协议所引致的收益与损失对双方来说可能实现平衡，结果是双方都愿意加入此项协议，即使它所带来的损失比斗争可能带来的损失还要大。

§10.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能够以某种方式达成自愿性仲裁协议，事先即规定仲裁者做出的判决不得超出由一般条件和协议内容共同决定的实际可商讨的范围之外，那么，事实上就再没有什么问题可说了，但是在实际的方案中很难包含这种规定。即使在由于某种单一纠纷所引发的仲裁中，双方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而事先将自己的立足点透漏给仲裁者，以便将他束缚在相应的范围之内。当此一般性的仲裁条款涉及的是一项还没有发生过的未来的纠纷时，这种困难会更大。然而，如果没有这种规定存在的话，纠纷双方都会害怕仲裁者所做的裁决对自己不利，以至于即使存在这一协议，他们还是感觉有必要通过斗争的形式来获得有利的结果，最终使他们的名誉受到净损失。对于这种危险，仅仅知道对方可能因结果相反的裁决而采取相同立场是于事无补的。因此，双方都希望将仲裁协议按照纠纷的类别加以限制，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协议可以使仲裁者不会做出超越自己立足点的裁决。在国际条约中，各国都要极力维护有关的“自身利益”和“国家荣誉的问题”；并且在国家联盟的诸多方案中，常常要区分“可裁决”纠纷和“不可裁决”纠纷，前者将提交法庭，成员国必须服从法庭的裁决，后者则将转交某一委员会，委员会只给出不具有限制性的建议。行业事件与此类似，雇主与工人一般均会同意将小问题或解释性纠纷提交仲裁，却常常不愿意以这种方式解决基本的工资率问题。

§11.各方不情愿加入广泛的自愿性仲裁协议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决定政府应该如何进行干预的重要因素。强制性地将纠纷提交给某一指定的机构，让其提出而不是执行一项裁决，就像前面提到的加拿大《行业纠纷调查法案》一样，将有可能扩大实际可商讨的范围，因为反对公正的社会权威机构所提出的建议，将引起公众舆论的谴责，从而使相应的损失进一步加大。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从未出现过的商讨范围。《加拿大法案》相当于下述国际措施，即在国家联盟准许国与国之间爆发战争之前，双方都必须将其纠纷提交国际联盟委员会。如果一项法案不仅仅规定双方应将纠纷提交仲裁，而且还规定双方必须接受仲裁结果，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从而使固执己见的一方发动战争的损失加大而成功的可能性降低的话，则此项法案将以更加强硬的方式形成，并在上下两个方向上扩大实际可商讨的范围。

§12.现在我们必须分析这些结果对行业秩序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已经说明，如果不存在实际可商讨的范围，则想不通过斗争就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此范围存在就一定有和平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此范围的存在意味着存在着多种可能的调整，不论是涉及领土、工资还是其他任何事情，纠纷双方都会首先选择接受调整，而不是选择斗争来解决争端。然而，每一方都会很自然地希望达成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条款，并且会忽视对方想要得到多少才不至于进行斗争的问题。不过，后一问题对分析并不重要。为此，我们不妨假设，某工会决定进行斗争而不接受30先令以下的工资，并且与其相对应的雇主协会选择斗争的上限是35先令。此时30先令至35先令之间的工资就包含在一个实际可商讨的范围内。但是，即使工人知道雇主的立足点是35先令，同时雇主知道工人的立足点是30先令，却仍然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因为还要在30先令至35先令之间选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确切的工资水平，每一方都想让对方接受其底线。雇主可能会想，如果自己足够坚持，“不用超过31先令”，对方就会放弃；工人也会想，如果自己坚持34先令，雇主将会放弃。结果是，双方都将失败，成为欺诈行为的受害者，并将发现他们进行斗争是不值得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态度越诚恳，引导双方进行友好协商的机制越完善，避免爆发斗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当一个常设的调解委员会着手处理，或者在其未着手处理之前有一位双方都接受的富有经验的调解员予以干预时，问题得以和平解决的希望就会加大。如果最后还有仲裁机构参与的话，这一希望还会进一步加大。因为，一旦仲裁结果落在实际可商讨的范围之内，双方就都不会选择斗争，而是会接受它。当然，某一方可能会考虑再一次通过欺诈性的协商来修改仲裁结果。但是，裁决总是伴随着对双方的道德压力，自愿性仲裁更是如此。除非裁决结果超出了某一方的立足点，即超出了实际可商讨的范围，否则不太可能引发斗争。当然，商讨范围越大，一次仲裁就获得成功的概率也就越大。因此，通过仲裁来解决纠纷时，实际可商讨的范围大比小更容易使友好的调整获得成功。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通过协商来解决争端，这一结论便不会成立。由于商讨的范围越大，双方进行欺诈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相反的结论似乎更为合理一些。

§13.通过以上讨论的一般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仲裁者的需求并非源于双方对纠纷的无知，就像人们有时提到的那样；另外，还能看出，仲裁者的作用并非仅是“简单地发现价格会很自然地达到什么水平”。[4]
持有这种观点的舒尔茨·盖沃尼茨（Schultze Gaevernitz）博士认为，“相对力量的强弱，原本是通过竞技来决定的，但是也可以通过智慧来决定。就像我们可以使用特殊的仪器来测量气压，而不必通过锅炉的爆炸来测量一样”。[5]
这种观点的含义是，当双方都知道了事实以后，实际可商讨的范围就会变成一个点，这个点表示的是通过斗争能够实现的工资水平。但是我们看到，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一位仲裁者若想获得成功，他必须成为经济趋势的解释者，而不应是控制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必须将裁决制定在实际可商讨的范围之内——我们必须记住，对于仲裁者的指派有可能使这个范围加大。此外，如果双方知道了所有的事实，由斗争所实现的工资水平必将落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这一工资率并不是诉讼者可以接受的唯一的裁决结果。实际可商讨的范围并不仅限于这一点，除非双方都掌握了所有的事实，而且对斗争所造成的损失均持无所谓的态度才行。[6]

[1]
参看《股金》，第二编，第9章，第14节。

[2]
《政治科学季刊》，第十二卷，第426页。

[3]
参见查普曼：《兰开夏郡的棉纺业》，第211页。

[4]
舒尔茨·盖沃尼茨：《社会秩序》，第192页。

[5]
引文同①，第136页。

[6]
对于本章所讨论的问题的数学分析，请参看本人所著的《行业秩序的原理与方法》，附录A。

第7章　劳动时数

§1.我们下面必须研究的问题是，由国民收入的大小反映出来的经济福利与劳工工作时间长短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改进的轮班工作制的影响，在这种制度下，与工人工时相对应的机器的使用时间将延长，并且用于维持某一既定产量所需要的机器的数量将减少。很明显，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在任何行业中，延长正常的工作时间会使劳工更加疲惫，最终将减少而不是增加国民收入。在生理学中讲到，人体在压力下工作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间歇性的休息来恢复体力，并且这种间隔时间增加的速度比工作时间增加的速度要快。没有充足的休息，人们工作将变得越来越迟钝。人们往往无法很好地吸收由增加的收入所提供的额外的补给，这些补给的收效甚微。“疲劳达到如此程度，接受教育却未能获益，参与娱乐却无法欢愉，进行休息也不能恢复体力”。[1]
不仅如此，除了造成这些直接的效率损失之外，还会产生间接的伤害，即由于疲劳引起使用刺激品或采用不健康的兴奋方式所带来的伤害。[2]
结果是，注意力不集中和不遵守时间会造成时间的浪费，轮班也会使人失去兴致因而懈怠，这些都会降低产量。当然，最佳的劳动时数应依据气候的不同而不同，超过最佳的劳动时数均将减少国民收入。在较热的国家，应在强度较小的环境下工作较长的时间；而在较冷的国家，由于摄取的食物不同，故应在较高的强度下工作较短的时间。[3]
它还与劳工的特质有关。儿童和妇女，尤其是妇女，除去从事生产工作，还要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因此，一般来说，她们应该比男人工作的时间短一些。对于妇女和儿童来说，多些闲暇时间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孩子们可以更好地休息和玩耍，妇女也可以更好地照顾家庭。[4]
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工作的性质。长时间地从事体力劳动，或者长时间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比只是长时间地轻松工作更易于降低效率。收入高的工人，可以得到更好的营养补充，也就比收入低的工人能够承受更长的工作时间。此外，效率还与工人如何安排闲暇时间有关，即他们究竟是在放纵自己，或者在卖力地修整自家庭院，还是在真正地休息。这一问题还关系到，所谓减少工作时间是否意味着以后的工作强度和压力会加大，这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是采用计件还是计时工资制度，是通过改进技术还是通过增加劳动强度来实现产量的增加，以及是否对休息与工作时间的安排进行最佳效率测试。[5]
很明显，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并不能得出劳动时数与国民收入之间的确切关系。它们的关系会因工人的特点和工作的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因工时延长’使主要依靠机器进行的生产受到的损失较小，而使主要依靠人工进行的生产受到的损失会很大。有时，疲劳的工人也能够高效率地完成纯机械化的工作，而技术性的工作则需要判断和谨慎，不可缺乏活力与精力”。[6]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不论正规与否或完备与否，工人都能够完成一台全自动机器的操作，但是人们也相信，一位不疲劳的工人可以操作的机器的数量要比疲劳的工人更多。[7]
因而，关键的一点是，在许多行业中都存在着与不同的工作相对应的特定的劳动时数，超过了就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不利的影响。1916年有关军工行业工作条件的一项调查给出以下结论，可以提供最大产出量的劳动时数应当这样确定：对于男性工人来说，高强度的为每周56小时，较高强度的为每周60小时，低强度的为每周70小时；对于女性工人来说，适度强度的为每周56小时，低强度的为每周60小时。[8]
不过必须清楚的是，正如调查所指出的那样，调查的数据来源于那些从事军工生产的工人，他们不会因过度疲劳而被淘汰。不仅如此，在和平年代，工人可能会很自然地希望能够保存一部分体力，在工作之余从事自己所偏好的活动或者开展娱乐活动；而在战时，他们可能会竭尽全力去工作，这说明和平时期他们如果长时间的工作可能不会像战时那样努力。[9]
“因此，适合于和平时期的最佳劳动时数比上面所提到的要短一些”。[10]

§2.总体来看，这个结论好像更有学术上的意义，而无实际用途，因为，雇主和劳工的利己心理总是会避免不适当的长时间工作；但是与此乐观的观点相反，大量的事实证实个人的利己心理在这件事情上往往根本不起作用。对此，没有必要提起早期工厂制度可怕的历史。最近一段时期，蔡斯（Zeiss）工厂的阿贝（Abbe）教授根据自己的实验得出结论说，预期所有行业中至少四分之三的工人，每天正常工作8～9个小时的绝对产量——不是每小时的产量——比每天正常工作更长时间的绝对产量要多。[11]
通过自己的研究，“他发现，在253种不同的工作中，在使用完全相同的机器的前提下，工作9小时比工作10小时得到的产出要多4％”；[12]
他还记录了战前和战时的一些相似的例子。[13]
诚然，即便是在这一领域中进行最严格的试验，也很难得出恰当的结论，因为试验的结果可能被误解，原因是：（1）可能每小时获得额外的产出仅仅来自于工人暂时的热情苦干，而不是效率的真正增加；（2）可能工时的减少是由于生产组织模式的改进所引起的，例如，用三班倒来代替两班倒，即将使用机器的时间从每天15个小时增加到24个小时；（3）可能缩减工时使进行这种尝试的工厂雇用到比原先更为优秀的劳工。然而，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14]
以下事实业已得到充分的证明，即实际上所确定的劳动时数已经超过最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工作时间。当我们联想起任何长期的影响，如较短的工作时间可能会延长劳工所关注的劳动寿命的问题，在这项试验中并不能得到显现时，上述结论就更加正确了。

§3.初步看来，很难确定通过什么方式来解释此类事件。因为使得劳动时数超过实现最大产量的工作时间，似乎既不符合工人的利益，也不符合雇主的利益。不过，这种明显的矛盾很容易解释。第一，工人们会考虑他们可以接受的每天的劳动时数，而不会在意长时间的工作对他们工作效率的影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远见，这等同于人们预知未来所有事物的一般能力，即人们对于自身之间将要发生的什么事情比对于将要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什么事情更缺乏远见。第二，雇主也会经常忽视较短的工作时间可能会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从而于己有利的事实。第三，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关键性的一点，除去在行业中具有垄断地位的厂商会希望长期雇用自己的员工之外，对于其他厂商来说，劳资双方非长期性的合作会使得雇主不顾长期的整体利益而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有一位雇主曾经对此给予很好的说明，他本人很成功地为他所雇用的工人的福利作出了一些有利的安排。他说：“这样的雇主主要不是考虑最优化工作时间的长短。他想得到的只是充足的、高效的劳动力来实现他的即时需求，而不管这种供给最终将逐渐减少，除非整个国家能够对这种损耗给予补偿，以刺激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否则，在我们现有的竞争体制下，他仍不会具有长远的眼光。他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经营，但永远不会超越他们。只要他关注的是当前的有限的，而非最终的整体的利益，他的经济前景都将与全国整体的前景形成鲜明的对比。”[15]
考虑到下列原因，将雇主的追求定位于短期产量而不是长期产量，显得尤为重要。当人员的流动性和工会组织不够完善时，以及当劳资双方存在着不确定的商讨范围时，就像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不公平的工资”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雇主在工时问题上的谈判能力比在工资问题上的更强。因为，工人争取到更高的工资不过相当于增加了自己的负担，而且作为一项规律，雇主在工时问题上对工人做出的任何让步，出于技术上的原因，都不可能不关系到广大的劳工，因此，雇主不会情愿做出这种让步。尤其是当雇主通过压低工资成功地剥削工人时，工人们会由于收入的减少而情愿工作更长的时间来增加收入。因此，当存在剥削时，剥削的形式极有可能会表现为工作时间的延长，以使整个国民收入达到最优。其不利影响将表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涉及妇女和儿童时，表现得更为严重，他们整个一生的效率都会由于青年时期的过度压力而受到极大的损害。

§4.不仅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于国民收入所产生的影响上是一种误导。因为一般来说，能够在长期实现最大产量的适当的工作时间，由于在工人和其他人之间还存在着财富分配的问题，所以从经济福利的角度看，并非就是适当的工作时间。经济福利所要求的每日工作时间是指，工人最后一个小时的工作所得到的工资——应该考虑到的事实是，每增加一个小时的工作，都将减少用工资购买到的任何事物使他们予以享受的机会——正好补偿该小时的工作给他们所带来的不愉悦感。存在着一个事先的假设，即满足这一条件的工作日应该短于实现哪怕长期的最大产量的工作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正常的经济力量的作用往往会导致工作时间超过最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工作时间，更不用说超过最有利于经济福利的工作时间了。

§5.上述内容足以作为国家进行干预的初步理由。但是，即使是在组织不健全，没有强大的工会来防止雇主进行剥削的威胁的行业，除非考虑到了逃避法律的可能性，否则这些理由都不能说是完备的。正如即将说明的那样，在关于工资的法律里，这一点有着很重要的实际意义。例如，当要求提高工资率的理由是，工资的增加会相应地使能力增加时，此项要求会被如此加以拒绝，即由于能力无法立即增加，因此在提高工资率的压力下，雇主会倾向于解雇一些尚不值得在更高工资率下雇用的工人。但是在反对减少工作时间的提案时，这种拒绝的理由便不再成立。由于每小时的工资率并没有上涨，所以除机器设备减少之外，在其他所有的情况下，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都不会促使雇主选择雇用更少的工人。因此，要求得到充分的休息时间往往获得批准，而要求提高工资率却无法总是获得批准，因为充分的休息使生产能力得以改善，会自我予以补偿。这意味着，当解雇的威胁真正出现时，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已经可以中和或者消除它了。这种考虑很重要，但并非是决定性的。还必须考虑的是，政府是否有能力制定经研究所证实的周密的调整法规。迄今为止，制定政策所依据的系统化的基础知识还很有限，需要研究的领域还很广泛。与此同时，可以认为当前的法律限制行业工作时间的一般性原则是合理的。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之外，几乎所有的行业均确定一般最多8小时的工作日制度，这在许多国家进展得相当迅速。从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来看，这是非常合理的。但是，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不同阶层的工人的需求是不同的，而且不要让一般的工作时间的最高限度变成最低限度。

§6.对于这个问题需作更进一步的考虑。很明显，不论设置什么样的限制，都不应该是完全刚性的，因为如果这样做，在某些偶然情况下，当对工作的即时需求非常急切时，生产往往会受到阻碍，产生间接的不良后果。例如，某种材料只适合于马上使用，否则就有可能全部变成废品。一个很好的实例是罐头生产行业所使用的水果。拒绝临时的加班工作，往往意味着这些高价值的农产品的完全损失。[16]
某种形式的维修工作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有时对于它们的需求异常迫切，必须立即进行维修，否则将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很明显，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将刚性的规定变得宽松一些就非常必要了，不管这种规定是政府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的，还是基于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所达成的协议。换言之，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加班有些时候是允许的。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让步不能被滥用。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加班可以通过相同时间的假期来补偿，但是加班通常会造成有害的后果。“在加班期间，娱乐和休息被减少，与此同时，人体将对其产生更强烈、更持久的需求。不可避免地，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失去平衡……当我们身体的调节能力被过度地扩张之后，往往很难迅速复原，甚至根本无法复原。女工要恢复到良好的新陈代谢水平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休息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停工休息的补偿措施显然来得太晚了。肌肉完成双倍的劳动量之后，可能需要的不是双倍，而是四倍的休息。同样，对于人体的其他组织以及我们的整个生命来说，在过度劳动之后，也需要超过相应比例的休息才行”。[17]
“在一个人完成正常工作时间的工作后已经感到很疲劳的情况下，不进行适当的休息消除疲劳就继续加班，将会对其生理上造成很大的影响，与不疲劳时等量工作的肌体消耗相比，实际的消耗要大得多”。[18]
在所有的工作时间已经接近最高水平的行业中，不管理由多么充分，这些有害的影响都将伴随着加班工作而出现。因此，对于加班的理由必须给予非常严格的审核。在审核的过程中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禁止加班所带来的直接损失，实际上往往要比乍看起来的小得多。因为，首先，当某行业中的一些厂商出现压力，而其他厂商还很轻松时，禁止加班并不会对完成工作造成障碍，有关厂商不妨将这些工作以委托代理或直接订购的方式转让给其他厂商。其次，对于可以将生产出来的过多的产品转为库存的行业，在经济繁荣时期，禁止加班固然将直接减少在此期间加工产品的时间，但是它却间接地增加了先前萧条时期加工产品的时间。进一步讲，此时应该赋予“转为库存”这一概念比平时更为广泛的涵义。专为个别订货而生产的产品是不能由一般的库存来应对的。但是，只要产品能够在购买者需要以前就生产出来并加以储存，就可以给予同样的考虑。当济贫法案委员会的少数派在讨论以下问题时，他们所考虑的就是这种类型的商品：“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劳动时数，可以缓解消费者需求变动所造成的压力。当棉纺业的工作时间是由单个工厂主自行决定时，棉纺业进行的是典型的季节性交易；同时生产商又不能回绝客户的立即交货的要求。现在，最长的工作时间是由法律予以确定了的，因此购买者就会学着将其需求变得更有规律。如果服装生产工人坚决拒绝加班的话，则伦敦服装行业极端的季节性波动无疑会得到控制，客户也就不会过分坚持，不合理地要求必须在较短时间内交货了。”[19]
结果是，先期的产量将增加，并部分地弥补了繁荣时期不准许加班所造成的产量的减少。最后，总是有一些物品，不管能否在任何意义上作为存货加以储藏，对它们的需求却可能予以推迟。只有单一用途的商品或服务一般不会包含在内。现在对面包、啤酒、医生服务或铁路运输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这一事实，并不能使未来的这些欲望，如果已经得到满足的话，比现在更为强烈。的确，某些商品和服务，哪怕属于即时消费的东西，对于它们的需求却有可能予以推迟。例如，有人计划一生中进行一次欧洲大陆的旅行，如果今年未能成行，就会想明年去做。但是，对于大多数需求可以推迟的物品来说，大都是耐用品，如靴子、衣服、钢琴、机器和房子等。对于这些物品的需求都会预期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提供服务。例如，假设一辆自行车的寿命是七年，而我现在想买一辆，如果我买了，我就不会有明年再买的欲望；但是如果我没买，明年就还会有一种购买的欲望，至少是现在欲望的强度的七分之六。在所有制造此类产品的行业中，繁荣时期禁止加班对产量造成的限制，可以部分地由萧条时期对生产的刺激给予补偿。当然，对于这些考虑还必须关注其另外一面。如果禁止加班，雇主可能会发现对他们有利的情况，通过支付较高的工资，相对于以前必要的劳动力来说，他们实际可以获得的劳动力的储备更大了。后备劳动力越多，由于不能加班而导致无法完成订单的可能性就越小。[20]
然而，当后备劳动力很多时，处于边缘上的工人只有在繁荣时期才能得到雇用，在普通时期和萧条时期，他们在需要其提供服务的行业中将处于闲置状态，不会被雇用，而如果在不同的行业中，他们则有可能会被雇用。只要出现这种情况，禁止加班将使直接受到影响的行业所完成的工作量在繁荣和萧条两个时期都基本保持不变，而使全部行业整体所完成的工作量在两个时期都有所减少。这种反应的形式，对于主要以临时工的方式雇用劳动者的行业来说，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受到这种威胁又无法成功予以排除的情况下，主张严格禁止加班的立场便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动摇。

[1]
戈德马克：《疲劳与效率》，第284页。

[2]
参看查普曼：《劳动时间》，《经济期刊》，1909年，第360页。

[3]
参看基尼：《对国家联盟提交的关于原材料及食物的报告》，1922年，第41页。

[4]
参看马歇尔：《皇家劳工委员会》，Q.4253。

[5]
参看《关于早餐前开始工作对产量的影响》，《白皮书8511》，第58页及以后。该报告认为，在某些类型的军工行业中，取消早饭前开始工作可能对增加产量有利（第66页）。

[6]
《关于行业疲劳的第二次临时报告》，《白皮书8335》，第50页。

[7]
参看利弗哈尔曼：《六小时工作日》，第21页。

[8]
梅默兰德姆：《军工生产工人的健康》，第12号，《白皮书8344》，第9页。

[9]
《关于工作时数与产量之间关系的报告》（国际社会进步协会英国分会），1927年，第6页。

[10]
梅默兰德姆：《军工生产工人的健康》，第12号，《白皮书8344》，第10页。

[11]
康拉德： Handwo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第一卷，第1214页。

[12]
在连续性工作行业中有关劳动时数的特别委员会，《劳工协会报告书》，第10页。

[13]
在连续性工作行业中有关劳动时数的特别委员会，《劳工协会报告书》，第11～12页。

[14]
对于如何避免在有关工时和效率之间关系的实际研究中出现缺陷的较好的讨论，请参看萨金特·佛罗伦斯的《工厂的统计数据在行业疲劳研究中的应用》。

[15]
参看普劳德：《福利工作》，第50～51页。

[16]
然而，正像戈德马克女士所指出的那样，并不能将这种考虑作为延长工作时间的借口，在美国罐头生产行业通常流行于工人之间的做法是，在罐头封口以后再添加标签和印章（《疲劳与效率》，第187页）。

[17]
戈德马克：《疲劳与效率》，第88页。

[18]
《关于行业疲劳的第二次临时报告》，《白皮书8335》，1916年，第16页。

[19]
《济贫法案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1185页脚注。

[20]
这一点可以由定制服装行业的情况间接地予以说明。在此行业中，女工比男工加班的现象要少。男工是技术性工人，其数量的增加和补充较为困难。而女工不是技术性工人，并且，“可以随时雇用男工的半技术型的妻女们，缓解了该行业较低技术部门或女工部门的季节性压力”（韦伯：《季节性行业》，第87页）。

第8章　行业支付报酬的方法

§1.一种比劳工时数的重要性小些，但实际上也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行业支付报酬的方法，它会对国民收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福利。在任何行业中，无论采用什么方法，经济力量的一般趋势将促使支付给每一类工人的工资水平，在一些我们这里并不涉及的条件限制之下，接近于该类工人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如若果真如此的话，那初看上去似乎不管支付工资的方法是否是常用的方法，问题都应该以同一种方式加以解决。但事实却与此相反。因为，虽然在所有的制度下，都按照工人从事一年的工作所创造的价值来支付工资，但是在某些制度下，工人可能愿意比在其他制度下完成更多的工作，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于是，支付的工资水平可以不依据在任何时刻工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加以确定，而仅需根据经验预期在相应的支付方式下工人工作的平均完成额予以调整；或者不仅仅根据平均完成额，而是根据连续的、具体的完成额，或者对这些方法进行某种折中予以调整即可。宽泛地讲，通用的工资支付方法越趋近于根据个人实际的完成额进行调整，工人的产量就越大。毫无疑问，这一点并非总是正确的。存在着某些类型的工作，人们可能只是对这种工作本身感兴趣，或者对工作成果的使用方式感兴趣。这些将促使员工尽力工作，而不在意对于他们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这对于大多数原创性的艺术创作，或者公务员的高级行政工作，甚至某些私人商务活动来说，差不多都是正确的。对于这些职业，如果支付固定的年薪或固定的小时工资，而不依据某一特定时期工人们的实际完成额来调整，国民收入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如果该项工作足够稳定，使劳动力的流动性变得没有必要，则甚至可能会出现下述情况，即支付按年递增的终身薪俸按照的不是它的产品价值可能发生的变化，而是按照它在国内的地位以及对它的需求的变化来进行调整的。然而，大多数普通手工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常规工作，并且由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他们的产品与最终产品之间的关系往往很远，因此很难期望他们有足够的兴趣持续地、自发地并且无私地努力工作。无疑，即使如此，还可以发现有些人怀着追求工作完美的热情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在竭尽全力地工作着，并不期盼未来能够有所回报；在劳动合伙制成功地使劳动者公司产生主人翁意识和爱护心理的企业，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不过，在从事普通手工劳动的群体中，却很难发现这种情况。如果工人的工资是依据他们劳动时数的变化而变化的话，那么他们每一小时、每一周或者每一年所完成的工作量将比工资不随之变化时要大。对于任何一位工人们来说，对于他们所增加的努力所支付的报酬，与这些努力所带来的总产量增量的价值越接近，国民收入就会越大，并且在这一问题上，任何由于调整方面的改进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都会引起经济福利的增加。[1]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支付的工资应该等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工人的产出，因为这一产出还部分来源于机器和设备，如果不雇用他，这些机器设备则可以提供给其他工人来完成生产，甚至也不意味着，应该完全按照我们所理解的工人的劳动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比例来支付工资。在工厂中——当然不是在家庭工人们之间——工人缓慢地进行生产，与快速地进行生产相比，在生产等量产品的情况下，他将更长时间地“占用”雇主的机器和工作空间，并且使得他人无法使用这些机器和工作空间。因此，为了在工资和边际净产量价值之间进行完整的调整，我们需要支付的工资与工人的产量之间不仅要成比例地而且要累进地变动，并且在一个工厂中，设备的价值相对于工资支出的比重越大，这一点就越重要。[2]
然而，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以现在的观点看，在其制约之下，很明显地应该按照一般所理解的产量的一定比例（该比例是可以计算的，并且依据职业的不同而不同）支付工资。换言之，对于任何工人来说，在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应该与其工作的实际成果相对应。

§2.为了建立这种工资制度，即工资的支付直接取决于工人的产出，我们必须采用具有某种精确度的方法来确定不同时期的实际产出有多大。这一过程将遭遇许多障碍，其重要性随职业的不同而不同。其中第一个障碍，虽说不是最主要的，却是对工人产出的界定。严格地讲，除了由工人的体力劳动和使用的机器进行创造之外，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附加因素。因为，就像杰文斯很久以前描述的那样：“在一个工厂中，工人有很多的机会维护或者损坏设备，假如可以使工人们感到他们的利益与雇主的利益相一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工厂的利润在许多情况下均能大幅度地提高。”[3]
在这些附加因素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工人们提出的更有效率、更加经济的生产方法，以及他们对形成工厂和谐、友好的工作氛围所产生的影响了。当然，可以对这些因素以某种粗略的方式加以考虑，并且可以通过货币奖励的方法引导工人对此做出贡献，但是对于本质上具有模糊特征的任何事情来说，要量度其价值是绝对不可能的。[4]

§3.第二个困难是，由工人的体力劳动所提供的产出，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会有所不同。因此，仅具备量度其数量的能力是不够的，除非能防止工人为了增加数量而以降低质量为代价。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认真制定的检查监督制度做到这一点。在某些类型的工作中也可以采用化学仪器来检验。有人曾经说过：“在军火工业的生产中，精确性是非常重要的，专门负责检验产品的工人的数量几乎与实际从事生产的工人的数量一样多，并且，每一件产品——不仅仅是样品——都需要通过检验这一程序。”[5]
然而，这种方法既不能有效地应用于工人在分散的地区所从事的生产性工作，也不能应用于工人的劳动成果——如铺设管道和疏通下水道——被迅速掩埋的工作。在这类工作中，质量上的缺陷将严重地损害健康，一般认为，最好避免试图通过产出的数量来决定工资的任何做法。

§4.即使存在着一个可以采用的完美的质量标准，而且可以排除损害质量的不良行为，但就量度产品数量的本身来说仍然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当生产过程包括一般的监督与关注，而不仅仅是操作机器时，情况更是如此。海员、电话电报接线员、司机和铁路信号工人的工作都具有这种性质。还有许多农业方面的工作也是如此。因此，贝丝（M.Besse）写道：“可量度的事物的本质是其同质性，是与其自身的特性等同的。例如，收割和除草可以采用计件工资，因为对于这种劳动以天计算或以周计算都是一样的，并且为了量度其效率，需要做的只是清点收割的捆数或计算除草的面积。大多数的耕作劳动也与此相类似。但是另一方面，照顾或管理动物的工人的工作在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内都在发生变化，并且翌日清晨又都会以同一种方式重新开始，这使汇总或者求和变得很难。它包括照看牧地、调教动物、清理厩房等等，所有的操作都比较复杂，需要在一个限定的时间段里或者固定的时间点上予以完成，因此不存在一般性的量度方法，并且对这种性质的工作给予的额外刺激往往收效甚微。这就是为什么在英国的畜牧业中很少使用广泛流行于英国东部和东南部的计件工资制的原因了。”在使用机器的生产过程中，工人的产出一般来说都是明确的，并且是可量度的。但是，即使这样，有时也很难区分并分别量度不同的个人做出的贡献。对于需要群体收割者或工人从事的工作，这一困难特别显著。对于店员的工作，这个问题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不仅要服务于顾客，当他们经营自己的店面时，还要非常老练地应对其他的副手。

§5.现在我们不妨假设，我们要应对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解决了上述问题，因此对于工人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劳动，已经可以给出粗略的量度或者估计了。这时需要根据估算对工资的支付加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比一般设想的程度要高——这一点可以，并且已经由一般的计时工资制所实现了。虽然无法根据工人逐天或逐周完成额的变化来调整工人的计时工资，但是，可以采取措施，以人们合理预期的一个较高的工资率作为工人较好工作表现整体上的奖励。不仅如此，当没有这种机会时，也要采取措施使工人几乎在萧条时期也一定不会离开企业，或者获得可能晋升到更高收入的岗位的激励。[6]

§6.不过，显然可以通过计件工资制来实现进一步的调整。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和指定的机器设备在一定的工作条件下工作，按照产出中他们体力所占的比例获得报酬。当然，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工厂主通过提供更先进的机器、模具或配件，或高速钢切割刀具（而在起初使用的是碳钢刀具），减少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时间，这将可以非常公平、合理地降低计时标准”，这意味着，实际上要减少计件工资。如果不这样做，任何行业中的改进所带来的利益将被该行业雇用的特定劳工所占有——并且他们为了保有这种利益，将会形成一个紧密的圈子排斥新人的进入——而不会像理所应当的那样，将利益分配给广大的购买者共同享有。然而，在给定的条件下，以现在的观点看，简单的计件工资制是直接按工人的劳动占产量的比例来支付工资，工人每单位劳动的收入近似等于工人协助机器完成这一产量的劳动的（边际）价值。[7]
诚然，如在上述§1结束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调整也并不是非常精确的。即使是在计件工资制下，也并未对工人的更大贡献直接按比例支付报酬。不过，考虑到以下事实，就像计时工资制一样，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人工作得越好，就越能得到正常的雇用，于是可以公平地说，这项调整已经近于精确了。结果是，除去这一工资制乍看上去似乎增加了工人可能受到的压力之外，如果工资水平得到适当调整的话，它将一定能够促使实现最大的实际产量。[8]
这种制度已经建立了很长时间，并且已经在英国的煤炭行业、纺织行业、靴鞋制造行业和其他一些行业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7.然而经验表明，在许多行业中计件工资制都失败了。当引用计件工资制后，在其影响下，工人增加了产出，而雇主却认为某些工人得到了太多的工资，有时会削减工资率。工人们察觉到这一点后认识到，他们额外的努力不仅可能给他们带来暂时工资的增加，还可能造成计件工资率的降低，这使得他们为了得到以前的工资而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他们倾向于签订正式的协议或以其他方式限制他们的产量，以至于与计时工资制相比，计件工资制对国民收入的增长所起的作用，如果有的话也是相当有局限的。

§8.显然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并已经在某些情况下加以采用了，即要求雇主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得削减工资率。例如在美国，“1902年春天，制模工与雇主保护协会达成了正式协议，协议规定在调整计件工资的过程中不应考虑个别制模工的收入，故不得在石模制造部门限制产量”。[9]
然而，工作性质的轻微改变如果引起工资率大幅度调整的话，则会造成工资率的间接削减，这将使肆无忌惮的雇主以不诚信的方式回避这项承诺，致使工人产生疑虑。除了工人的这种疑虑之外，由于很难在一开始就将工资率确定在合理的水平上，结果使哪怕最好的雇主都会犹豫是否应做出此项承诺。因为他们很可能最终发现对于相同的产量，他们长期支付的计件工资水平往往是自由市场工资水平的四至五倍。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认为，为保证不削减工资率的承诺有效，他们也需要得到一项保证，即保证该项承诺不会使他们付出过高的代价。这是以一般的奖金分配方案为基础的各种付薪方式的起源。奖金分配方案的主要特点是，由于超额完成任务所带来的工资的增加，在比例上一般都小于产量的增加，但是这种补偿——起码在理论上——兑现了对工人的承诺，只要现行的生产方法不发生改变，工资率就不会被削减或蚕食。奖金数量和超额完成的产量之间的具体关系随着不同的工资制度而有所变动。根据知名的哈尔西（Halsey）方案，超过标准水平之后产量每增加1％，工资则在标准水平之上按1％的固定比率增加。根据同样知名的罗恩（Rowan）方案，工资将按1％的某一不变的递减的比率增加。[10]
这些方案的支持者认为，与简单的计件工资制相比，较低的奖金比率以及对雇主义务的限制，使不蚕食工资率的承诺真正得到保证，并且从总体上看，与简单的计件工资制相比，它将报酬与产量之间的关系调整得更加紧密了。工人的能力基本相同的工厂除外，采用这种奖金分配方案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如果工人的能力相差很大，如一个强壮的人比一个虚弱的人的产量多出一倍，而他的收入却没有多出一倍，这时就很容易出现摩擦。不过，由于技术性原因，当工人的产量之间不存在巨大差异时，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并且可以说，奖金分配有可能成为激励工人生产的有效手段。[11]

§9.如果能够使工人们相信他们受到了公平的待遇，并且相信雇主不削减工资的承诺，则这些方案将可能比使工人们有所疑虑时更为有效。然而事实上，这些方案并不是公平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工人的产量翻番以后，因为其生产等量产品所占用的机器的时间减少了，所以他对雇主所作的贡献大于原来的贡献的两倍。而根据所有的奖金分配方案，雇主对工人的支付均少于原先支付的两倍，这就是剥削，而且，工人对于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之后，就会感受到自己是在被剥削。下面这种解释也不尽合理，即应该保留一部分收益以激励雇主为工人提供更多的方便与帮助——“辅助设施、小工具、更多的动力支持、改进的照明装置、更好的组织管理等等”[12]
——它们本身对工人产量的增加作出了部分贡献。这些东西可以提供，也可以不提供。如果提供，工资率应该据此做出调整。但是奖金分配方案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承诺；它们所坚持的是，即使条件完全没有变化，而且所有超额的产量均来自于工人的努力，仍然要对工人双倍的产出支付不足双倍的工资。这种不公平迟早会被发现，并且当其被发现以后，工人所产生的愤恨情绪将很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并削弱奖金分配方案最初对国民收入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计件工资制来说，奖金分配方案所具有的唯一优点是，可能会有效地保证不削减工资率的承诺。然而很明显，这些方案一定比不上解决了削减工资问题的计件工资制。实际问题不是回避完善这种制度的任务，奖金分配方案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而是在那些难度很大的行业中，面对并完成这些任务，就像在纺织行业和煤炭行业已经完成的那样。

§10.削减工资这种措施可能被一位诚信的雇主所采用，因为实际情况显示设定的工资率高于一般的工资率水平了，当然也可能被一位不诚信的雇主所采用，但纯粹是为了剥削，试图对工人支付低于其边际价值的报酬。很明显，前一种性质的削减，在任何令人满意的制度下，均须予以实施，就像设定的工资率过低时，应该做出提高工资率的规定一样。必须采取特别慎重的措施确保少出现这两种错误，但是，如果真发生了，则应当采取修正措施。如果这种修正机制得到工人的信任，那么对于这种削减的疑虑所造成的损害就会较小。另一方面，剥削性质的削减必须绝对地予以制止。如果计件工资率是单个的劳动者与其雇主经过个别协议所达成的话，则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尤其是当一位坏的雇主在这种方案下成功地削减了工资率之后，他的成功将迫使其竞争者不得不步其后尘，从而形成一种连锁反应。然而，并不是一定要通过个别协议来确定计件工资率。这样我们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集体谈判可以提供一项避免剥削性工资削减的保障，并且很容易建立起一种机构——无论是联合委员会还是联合指定的工资制定者——可以在原来规定的工资出现错误时，对其进行调整。在这方面应该注意的是，计件工资制在机械行业中的迅速推广，主要发生在战争期间——无疑，这是由于战时对同种产品的大量需求所引起的——“这种推广导致多种形式的集体谈判的出现。在某些公司中，在与个别工人谈判以前，可能先将一个新的计件价格提交给劳工委员会。而在另一些公司中，可能首先成立上诉委员会，来考虑、处理对公司管理层确定的计件价格或奖金分配次数所提出的意见。同样在另一些公司中……计件价格的谈判，不是与个别工人单独进行，而是与他和他的两三个工作性质相似的同事一起进行”。[13]
当然，有关具体工作的集体谈判并非相互独立。它们的目标是对特殊工作环境下的工资率进行调整，使之与行业中由雇主和雇员的代表集体谈判所达成的标准环境相协调。[14]
在计件工资制已经成功实施并被工人广泛接受的行业中，如纺织行业、煤炭行业和靴鞋行业，经常会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问题。而在计件工资制的实施难度较大并遭遇反对的行业中，如机械行业、林木采伐行业和建筑行业，由于产品质量及细节上的微小区别，以及不同单位所使用的机器的数量和种类的巨大差异，使得统一形式的计件工资制度无法适用，并因此妨碍了集体谈判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用计件工资代替计时工资往往意味着放弃集体谈判，转而采用了实际上由雇主或其代表组织与单独的工人的谈判所任意制定的工资率。为了使计件工资制及其对生产的激励具有更为广泛的基础，需要完善这些难度大的行业的相关机构，以便使计件工资制完全处于集体谈判的控制之下，就像纺织行业的情况那样。[15]

§11.这里必须对所谓的任务工资给予说明，它与计时和计件工资均不相同，而与“科学管理”的发展有关。这种工资的支付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其内容如下。通过实验以确定第一等级的工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尽全力而不过度紧张地进行生产，在给定的时间内能够完成多少产量。由此确定的产量则可以作为标准任务量。根据这种方法选择雇用工人并加以培训，以至于实行这种制度的工厂所雇用的工人，都成为此制度下第一等级的工人——如果他们属于其他等级，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都同样地做得好一些——符合相关的运行标准，并且工资制度会作以下调整，即他们完成标准任务量，与没有完成相比，将得到高得多的报酬。[16]
有人曾对这种工资制度作如下描述：“在这种制度下，指派给每个工人的工作，均是按照已经明确规定好的方法所确定的任务量，并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完成。这个任务量的确定，是在对一位训练有素的专家采用最佳的工作方法所做的工作进行详细研究之后得出的，任务量的确定者或其助手担当讲师，指导工人如何按照规定的方法和时间进行工作。如果工人在专家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并且质量高于标准，工人在其每天得到的工资以外还将获得额外的奖励（通常为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的报酬的20％～50％）。如果工人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或者质量没有达标，工人只能拿到当天的工资。”[17]
这种工资制度的甘特（Gannt）形式，对于完成标准任务量的工人，支付的是正常的计时工资加上很大的红利；而其泰勒形式，支付的则是正常的计件工资，但是完成了标准任务量之后，计件工资率会有很大的提高。

§12.在美国这一方案实施至今，其标准均由雇主决定，并不通过集体协议。当劳工可以接受这些，而且雇主是明理、公平的时候，无疑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很明显，存在着不讲道德的雇主可能利用他们制定标准的权力进行剥削的危机，[18]
并且可以确定，在英国，由于工会力量比较强，因此劳工根本不会同意将这种权力拱手相让。只有相关标准是通过集体商议确定的，工人才可能接受，而且即使这一标准适当，可能出现的最好的结果也仅仅与稳步推进的计件工资制相同。此外，要实现最佳结果，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应用这一标准的工人在能力和素质等各个方面必须完全相同。除非这种不可能存在的条件得以满足，否则对任务工资制所进行的调整必然不如安排得比较合适的对计件工资制所作的调整。因此，就整体而言，由于很难让人相信存在着可以合理安排任务量，却无法合理安排简单的计件工资的情况，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将任务工资制引入到英国了。

§13.本章意欲说明的实际结论是，当直接的报酬调整到与劳动成果尽可能地接近时，国民收入及其所产生的经济福利将会得到最大幅度的提高，一般来说，通过集体协议确定计件工资率可以最有效率地实现这一点。对于这个结论，可能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工人在计件工资制度之下所完成的最大产量，是以工人的过早衰老为代价才能得到的，这将影响他们长期的工作效率和产量。如果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则将至少部分地说明我们所讲的计件工资制的优点是不切实际的。必须承认，当计件工资制首次应用于对其尚不习惯的劳工时，它有时会导致劳工的精力突然迸发，这种状况维持时间过长一定会产生不良后果。但是，经验并未显示，工人在这种制度下，并逐步适应新环境之后，一定会出现过度疲劳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应该记得，更大的劳动强度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思考、细心和兴趣——这并不蕴含更大的损失——而不是更多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19]
因此，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无须过分关注，同时，认定上述结论是成立的。

[1]
参看本编第13章。

[2]
有时将这种考虑作为一项理由来反对在某些生产中对女工支付与男工相同的计件工资。例如，某些雇主曾经认为，在某些工程性的操作中，妇女与男工相比动作缓慢，结果提高了一般管理费用所占的比例（《战时内阁委员会关于产业女工的报告》，第84页）。很显然，这种观点应该认定的是，对于所有动作慢的工人，无论是男工还是女工，比动作快的工人，应支付水平较低的计件工资，而不是按性别来确定较高或较低的计件工资水平。

[3]
杰文斯：《社会改革的方法》，第123页。

[4]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进步的厂商经常采取某些措施，激励工人向领导提出建议，并且保护工人免遭监工或工头由于妒忌心理对他们所进行的干涉；同时对措施已被采纳的提出者颁发奖金或奖品（参看吉尔曼：《劳工的收入》，第230页；朗特里：《行业进步》，第31页；米金：《模范工厂与村庄》，第322页）。在范·马肯的工厂里，设置了一项对“友好合作行为”的奖励，“从而鼓励那些行为对稳定生产有利的人”（米金：《模范工厂与村庄》，第315页）。

[5]
萨金特·佛罗伦斯：《工厂的统计数据在行业疲劳研究中的运用》，第72页。

[6]
参看本编第15章§2。

[7]
当然，这种说法不适用于“集体计件工资”，即每个人的工资都取决于他所在的整个集体的产量。当这个集体很小时，这种形式的计件工资可以激励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当这个集体很大时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8]
人们可能注意到，如果所有行业普遍以计件工资制代替计时工资制，则会导致工人们付出的努力大量增加，这一事实将使工人们每单位努力的价值略微地有所降低，因此对增加的努力和产量所支付的工资水平也会稍有下降。因为，如果在1先令/时的计时工资制下每小时可以生产2件产品，即每件付6便士，那么在一般的计件工资制下，调整的基础将比6便士/件略低。不过，仅在一个行业将计时工资制变为计件工资制时，这方面的影响（在不同行业之间对工人的配置予以调整以后）一般将会很小。

[9]
麦克凯布：《美国工会的标准工资率》，第224～225页。

[10]
这些方案很容易通过下面的方程加以推导，这些方程可以变换为施罗思在1915年12月《皇家经济协会期刊》上所发表的方程。

设W是标准工资率，P是标准产出率，w是工人实际获得的工资率，p是工人的实际产出率，则哈尔西方案的一般性方程为

n为任意整数。在哈尔西的著作中，相对于这一方案的具体形式，n值为2。罗恩方案的一般性方程为

在罗恩的著作中，这一方案的具体形式为f（p）=
，因此w所能得到的最大值为2W。在英国，而不是在德国，这种类型的方案通常与保证提供不考虑产量的最低计时工资率的方案联合使用，也就是说，当p＜P时，此方程式不成立，但仍然支付标准工资率W。

[11]
参看查普曼：《工作与工资》，第二卷，第184～185页。

[12]
罗恩·托马斯：《罗恩奖金红利制度》，第12页。

[13]
《工作委员会报告》，1918年，第11页。

[14]
同①，第37～38页。

[15]
对于这一问题的经典讨论参看韦伯的《现代工作管理》，第6章，以及科尔的《工资支付》全书。许多事实说明“德意志共和国早期，劳工组织表现出来的对计件工资制的强烈反对，已经转变为对它的接纳，即使当初极力排斥和坚决反对计件工资制的采石业和金属业等行业也是如此。赖克斯－阿伯特斯布拉特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事实，即工人（根据德国《联邦宪法》第165款）在工资条件的管理上，以平等的身份与雇主合作，并且根据1920年《劳工委员会法案》的第78款，特别授予工人委员会（或某些情况中的工作委员会）以监督执行集体协议的权力，或者，当这些都不存在时，与雇主合作设计固定的计件工资率或其计算基础。在相当多的集体协议中都包含有类似的规定。因此，工人得到了一份既有法律作为保障，在一些案例中，又有契约作为保障的承诺，承诺他们所接受的计件工资制度不会不公平地向雇主方面倾斜，而且对于任何产量的增加所带来的收益，他们都能够共同分摊”（《劳工期刊》，1922年11月，第440页）。

[16]
应该注意到，在关于决定工人每天劳动时数的问题上，这种方法实际采用了一种非常严格的形式，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按照常规工作日进行工作，他根本就不会被雇用，更不会得到工资。当然，可以从工厂管理的技术性因素中找到这样做的原因。让工人在工厂里按不同的时间工作，与让他们按不同的劳动强度工作相比，将会给管理带来更大的不便。

[17]
戈因：《工业工程原理》，第135页。

[18]
某些研究成果并不说明泰勒机制可能对一些受雇女工造成恶劣影响的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经济学季刊》，1914年，第549页）。但是，霍克西先生对此并不持乐观态度（《科学管理与劳工》，第44页及以后部分）。他写道：“事实上，在实行科学管理的工厂里可以找到为设定任务量而进行的时间研究和所涉及的所有可能的方法与结果。在某些工厂中，对列举的各个方面因素都设定了最高标准——全部或很大比例的劳工均受到时间上的限制；规定工作中可以阅读规程的次数；时间研究人员与工人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限定时间后，时间研究人员往往提醒工人不要加快劳动速度，并且，如果出现问题，允许放宽时间上的限制，以解决所有可能发生的错误。自由是工作的主旨。但是在另外一些工厂中，由于总是要追求最大的任务量，结果将这种方法给扭曲了。他们选择动作最快的工人，对其加以计时，并让他在某种特殊的诱惑或恐惧之下进行工作，只提供两三次阅读规程的机会，同时不考虑时间宽限问题，或将其压缩到最低水平。实际上确定的百分之百效率下的任务量是工人处于强制状态下才有可能完成的工作量，这在时间研究以前就曾经出现过。进行时间研究的主要目的不过是要向工人证明，任务量是可以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的。”（《科学管理与劳工》，第53页）

[19]
凯德伯里先生曾经这样描述计件工资：“如果训练得当，工人们将会努力寻求最快的工作方法，同时付出最少的体力，并且已经发现，当计件工资制应用于当初采用计时工资制的工厂时，产量翻番了，却并未产生任何过度劳累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采用了更好的工作方法。对于手工劳动生产过程来说，这一点尤为明显。”（《产业组织试验》，第142页）

第9章　职业与地域之间的劳动配置

§1.本章主要研究不同职业与地域之间的劳动配置问题。在这里，我们假定不同素质的劳工的供给是一定的，并将对不同素质的劳工进行教育和培训的资金的配置问题，以及不同素质的劳工的配置问题，留到第四编第9章予以讨论。前面的分析说明，如果要绝对地实现国民收入的最大化，不同用途中的各种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彼此必须相等。除此之外还进一步说明，对于许多职业来说，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并不等于边际私人净产量。因此，国民收入最大化并不要求所有用途中资源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彼此都相等。恰恰相反，这种普遍相等的情况与实现最大化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的讨论还说明，在精心设计的推进国民收入的方案中，与形成任何一点的均等性相背离的做法，都可能预示着国民收入将降到它本应达到的水平以下。这个一般性的结论也适用于劳动因素。各种素质的劳工的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如果不能彼此相等——此价值总是等于需求价格，也一般地等价于在不同的地域支付给每一有效的单位劳动的工资——则可能意味着劳动将在不同地域之间进行配置，而不是考虑进行最有利于国民收入的配置。因此，一般说来，引起需求价格与特定素质的劳工之间的工资产生偏离的原因，也是对国民收入造成损害的原因。这些原因可以分为三大类：无知或知识不完备、转移费用以及外部对转移强加的限制。

§2.但是，对此结论必须附加重要的限制条件。某些职业和地域具有一些与工资率无关的优缺点，但并非所有的职业和地域都具有这些优缺点。因此，对于某些职业来说，人们必须在一些令人极其不愉快的环境下进行劳动，如在黑暗、脏乱或社会的责难下进行工作——如刽子手的工作。又有些职业很危险、有碍健康或者经常使人处于失业状态。有些则会在很短的几年时间内就耗尽工人的精力和体力，若从事其他职业这些工人则可能会有更长的工作寿命。而对于不同的地域来说，有些地方生活费用中的房租或其他因素的花销要比其他地方大些，有些地方的气候条件更优越些，有些地方的社会舒适程度更高些。只要这些职业和地域附带的优缺点被择业工人充分认识并且加以考虑，它们就会像工资率一样引起劳动在用途与位置之间的重新配置。与这些附带的优点在各处均相同的情况相比，当其不同时，配置于附带优点较少的职业和地域的劳工会较少，而配置于附带优点较多的职业和地域的劳工会较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边际净产量价值不会彼此相等，并且在一般情况下工资率也不会相等，而是会因这些附带优缺点价值上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基于存在着彼此不同的附带优缺点这一事实，国民收入不会由于刚才所描述的那种因边际净产量价值偏离均等水平所造成的劳动的转移而有所减少；相反，它会得到增加。当附带的优缺点可以简单地与一种货币量度相联系时，这一结论就更为明显了。如果其中包括社会的舒适程度——在洁净环境下工作比脏乱环境下工作具有更大的愉悦感——那么，我们必须扩展当初对国民收入所给出的定义，以便得出正确的结论。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既然国民收入只是影响经济福利的媒介，因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对此项定义的扩展犹豫不决了，因为很明显，这里所说的边际净产量价值相对于均等水平的偏离，或者说劳动配置造成的结果，是对经济福利总量有利的。

§3.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立即引申出，当不同职业和领域的附带优缺点没有被参与其中的工人所充分认识并加以考虑时，劳动配置的方式事实上将会使边际净产量价值的均等程度，超过有利于国民收入时的均等水平。现在很少有人怀疑，从整体上看，与对安全、健康以及稳定的工作的估计相比较，挣钱糊口的人往往低估危险、有碍健康以及不稳定的工作的缺点；另一方面与对支付较少的直接工资而给予较多培训机会的工作的估计相比较，又往往高估那些支付较多直接工资但基本上不培养个人能力的工作的优点。这两种错误的估计主要来自于一个共同的原因，即人们容易把握明显的、直接进入眼帘的事物，而不容易发现遥远的、需要探索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地方所支付的工资率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发生事故或失业的可能性，以及专业技能培训可能增加的预期收入，在未曾认真研究或密切关注的情况下，往往难以被人们所充分认识。不仅如此，劳工对于危险、有碍健康以及不稳定的工作的缺陷给予夸大的心理——关于进行职业培训和不进行职业培训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编分别予以讨论——被存在于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某种潜意识所加强，这种潜意识就是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比处于同种状况下的其他的“普通”人要优秀。他们无须用栅栏将机器围起来以保证安全，他们的体魄还不至于柔弱到因为缺乏光线、空气和卫生设备就会受到伤害的地步，他们不是那种一遇到不景气的年景就会被解雇的人。简言之，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工人们天生就具有“某种本能的自信，这种自信多数人都会有，他们不仅仅相信自己有能力，而且相信自己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这种对与个人直接相关的事物所持有的乐观心理，增加了人们充分把握事物本质的难度，对此，这代人与上代人有着相同的经历。只要存在着对于事物的错误判断，劳工就会从事危险、有碍健康以及不稳定的职业，直到其边际净产量价值降到其应有的价值以下，而这正是由于对想象中的这些职业的优点的高估所造成的，并且，只要错误的判断得以纠正，其边际净产量价值的扭曲就会相应地减少。针对这些错误的判断，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纠正措施。《工人补偿法案》以及国家强制保险均属于这些具体的措施，由若干行业分别提供资助予以实施，针对比一般行业更为危险、有碍健康以及不稳定的行业中所发生的事故、疾病（包括因连续劳动造成工人精力的过早衰竭）与失业问题。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这些措施通过降低工资或用工资立即支付等显而易见的手段，向人们揭示了那些遥远的、不明显的伤害、疾病及失业的可能性。因此，它们能够使进入危险、有碍健康以及不稳定行业的工人数量趋于减少，从而使得这些行业的边际净产量价值不再接近于一般的边际净产量价值，而是更接近其应有的水平。采用这些措施的国家，通过提供补贴引导人们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购买保险，也是为了促进实现同样的目标，虽然并非十分奏效。另一方面，国家所提供的针对行业事故、疾病及失业的保险，不论是由政府的税收出资，还是由社会保险费出资，而且不论是提供全部金额，还是部分金额，均会对危险、有碍健康以及不稳定的行业有所倾斜，以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这些行业。

§4.与前两节我们所讨论的那些偏离边际净产量价值的形式不同，由劳动配置所造成的偏离，就像已经阐明的那样，一般会引起国民收入的损失，从而影响到经济福利。在现实生活中造成配置“误差”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无知、转移费用以及由外部强加于转移的限制。

§5.其中第一种原因，无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方式，是破坏新一代劳动者进入各个行业时所应进行的初始分配。那些指导青年男女选择所希望从事的职业的人，对这些年轻人在将来的一生中，对不同行业提供某种素质、某一数量的劳动的需求价格一无所知，同时，也对届时这些年轻人在不同行业所能提供的劳动的数量一无所知。当然，在这个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世界中，大多数的无知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根据最新的经验不断地修正人们的观点，更新的经验仍然会使得现在看起来最有根据的预测失真。但是，除去这些不可避免的无知以外，还存在着因为个人意志薄弱和缺乏系统信息所带来的无知。相对于资本配置而言，人们对于职业选择的无知可能更广泛一些；出于同样的原因，相对于投资的选择来说，人们对于不同形式的消费的比较优势的无知可能更广泛一些。那些必须指导子女选择职业的人，并未受到高效的竞争机制的约束。对子女的一切进行无偿投资的父亲，永远不会丧失父亲这一身份，而是不断地，虽然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充当着企业家的角色。这种毁灭性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许多父母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办公室或者当电报投递员，因为这些似乎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也可能是无从知晓，从事这些工作是否具有良好的前景。在技术工人委员会的许多报告中都曾经提到过这一点。如果父亲本人并未从事某一较好职业的话，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帮助子女选择一份好的职业。”[1]
若干年后，卢埃林·史密斯（Llewellyn Smith）爵士通过研究，对于这一点做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在克拉德利·希思人工制钉行业中，“虽然这一行业已经没落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年轻的一代人仍然选择他们的父辈从事过的职业，并势头猛烈地涌入这一行业”。而且，“绝大多数父母不知道其他职业具有什么比较优势，子女们总是追随老一辈的脚步进入同一间厂房或工场，或者至少进入相同的行业，即使即将进入的行业是很低等的，他们仍然会选择这条障碍最少的路线”。[2]
当然，可以通过收集并传播与不同职业的前景相关的各种信息，同时改进教育以促使父母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公开的信息，来克服这种类型的无知。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如果父母自己未能很好地研究劳动市场的话，他们可以通过某些途径向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士进行咨询。然而，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由于所谓的前途只是现在找工作的孩子们长大之后才能表现出来的前途，所以这种类型的无知必将广泛存在。

§6.但是，这种类型的无知，并非是妨碍以使任何特定素质的劳动的需求价格——边际净产量价值——在各种用途之间以同等的方式对劳动进行初始配置的唯一原因。对前途未卜的各个男孩或女孩所具有的劳动素质的无知也能造成同样的后果。因为，不同的孩子天生具有的能力和资质不同。如果具备某种素质的孩子从事某种职业不如具备其他素质的孩子从事此项职业更为适合，那么他所提供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就会低于其应有的价值，即低于更适合从事此项职业的那种素质的孩子所提供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并且，如果人们在从事过许多不适合自己的工作以后，最终才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则因择业所造成的损失，虽然会有所减少，但毕竟无法完全消除，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作出的努力大都得不偿失。因此，从提高国民收入的角度看，对不同智力水平的孩子进行合理的分类，并引导他们从事适合他们素质的职业是非常重要的。“职业介绍所对于即将离校的孩子来说，可能具有很大的价值，它可以确保具有较高智力和能力的孩子获得一个良好开端的机会。正是孩子们的无知，引导他们走上了不适合的工作岗位”。[3]
关于所需要的这种组织，在斯特拉斯伯格有一个或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职业介绍所的工作与市立学校的老师有着明确的关联。我们1910年的《教育（就业选择）法案》努力加强了这一方面的关联。但是，如果要想使这种类型的机构绝对有效，就不能只是依据一般的印象粗略地判定孩子最适合的工作是什么。我们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一方面分析不同职业所需要的劳动素质，另一方面分析不同的孩子所具有的素质。实际上芒斯特伯格（Munsterberg）教授已经以一种饶有趣味的方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谈到一家自行车工厂，对不同工人的反应时间进行科学的测算，其结果用来确定工人是否适宜于从事检查自行车轴承钢珠这项工作，[4]
并且，他还描述了自己所发明的测定汽车工人适应性的某些方法。具有与此大致相同目标的测试方法，近来已被军方权威机构用做选拔皇家空军新兵的辅助手段。当某人首次从事某项职业或者刚从孩童转变为成人时，[5]
这些方法与通常粗略、反复地摸索和碰壁相比，可以对人们进行更为有效的择业指导，极大地减少其盲目性。如果可以不仅仅测定现有的能力，还可以测定通过培训可能获得的能力的话，那这种方法将会更加有效。因而，令人很感兴趣的是，有关“测定个人独立的先天性特质——心理机能的适应性——的实验实际上已经开始。”[6]

§7.当新一代劳工在对他们开放的各种职业间的最初分配出现哪怕很短时间的错误时，现有的全部劳工的总体分配必然也会出现错误。当然，这种错误可以通过对新劳工的重新引导加以纠正，而无须对原有劳工进行实际调整。相对于每年补充的新人占总人数的比重较小的行业，在该比重较大的行业中上述修正表现得更快一些。在以女工为主的行业中，尤其是这样，因为婚姻使妇女留在行业中的时间特别短。不过，虽然对于劳动初始配置的失败所造成的错误，无须进行劳动的转移便可以得到纠正，但是很明显，通过劳动转移也可以纠正这种错误。并且，即使不存在初始配置的错误，也可能出现调整，因为当初适应某一职业的工人，之后可能继续适应，也可能不再适应；可能应该被提拔，也可能应该将其安置到一个权责较小的岗位。同样，劳动的配置，包括在职业之间以及地域之间的配置，由于经常出现对不同事物的需求与供给的短期波动，所以即使通过完美的智慧引导新一代劳工的初始配置，仍然有可能造成错误。因此，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存在着在不同地域和不同职业之间进行劳动转移的机会，以使劳动配置得更好些。[7]
现在必须考虑的一点是，在我们所描述的损害之外，由于无知而妨碍劳动转移并使之偏离正确方向，将对国民收入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8.毫无疑问，对于不同地区或职业的劳工所提供的服务的相对需求价格——这一价格代表他们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应该如何进行比较，人们所知甚少，这类无知大量存在于某些地域或职业的劳工之间。由于季节性的或其他原因，某些行业的生产活动比另外一些行业的更加没有规律，因此，日工资或周工资本身并不能从总体上成为一个适当的量度用以比较相对需求价格，这一事实使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变得更为复杂。只有将全职工人和可能失业的工人两者都予以考虑的工资率，才能作为这样一种量度。很明显，相对于收集不同职业相对工资率的信息来说，工人们收集不同职业的失业预期的信息会更难一些。然而，在此无须对于这一点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工资率上。人们对于不同地域以及不同职业的工资率的把握主要依赖于以不同形式所签订的工资合同。某些形式的合同使得未来将支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的数量更加难以计算一些，而另外一些形式的合同则会相对简单一些。实际上，几乎所有形式的合同都包含有大量晦涩的内容。因为，从最宽泛的角度考虑，实际工资包括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如卫生条件、安全设施等，而工人没有真正在这些条件下工作以前，对此就无法完全了解。但是，当对工作的损失处以罚金，并且对这方面的信息加以隐瞒，同时以某些虚假定价的商品作为工资的一部分进行支付时，这种晦涩的程度将进一步恶化。因此，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对包含有这些因素的合同加以限制，这已经成为重要的事实。针对直接隐瞒相关信息的问题，英国在1901年《工厂与作坊法案》中增加了特别条款，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干预。“这一部分规定，在服从于国务大臣命令的行业，按照要求完成工作的人，应当从雇主那里得到与所规定要完成的工作相对应的工资明细列表，以及各个工资率所对应的工作，以使得工人可以计算与其工作相对应的工资总量。这项规定的执行权赋予工厂监督人员，以确保工人事先得到有关工作的价格的一些信息，并在其从事生产的过程中，保证已定的工资率不会被任意改变或减少。这项规定已经由国务大臣在许多行业的工人中间予以推广”。[8]
针对通过支付一部分虚值物品间接隐瞒信息的做法，英国的法律采用了一项广泛地禁止以实物支付工资的规定，尽管这样做有可能会在不经意中对某些有用的制度造成损害。[9]
1831年《禁止实物工资法》的基本规定是，“工资仅可以用本国的流通货币进行支付”，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哪个单位以及无论对谁，工资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允许以实物进行支付。[10]
1887年法案的规定适用于所有已经与雇主签订明示契约或默示契约，并在此契约下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它不适用于以产量而不是以劳动量订立契约的接受任务回家完成的工人。法庭所判定的降低机器、厂房等物品的租金与这项法案并不矛盾，因为工资正是对这些进行支付以后所剩余的部分。罚款措施也用来惩处触犯条例的人。然而，根据1896年法案的要求，“针对不良生产行为或使用劣质原材料等给雇主带来损失的情况给予的罚款，以及对工人提供的原材料、工具和其他便利措施等方面，均受到规定条件的限制，以保护工人免于遭受来自雇主方面的苛刻的或不公平的待遇”。[11]
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1908年的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12]

§9.现在我们已经完成对于无知——造成劳动配置出现错误的第一个原因——的研究。因此，我们转而研究上述§4中所提到的第二个原因，即“转移费用”。当这种费用不存在时，劳动的转移可能会纠正出现的配置错误，而当其存在时，则会成为纠正错误的障碍。当然，当这种费用存在时，劳动配置的失调未必一定达到以下程度，即除去本章§2和§3中所考虑的因素之外，两个职业或地域之间劳动的边际净产量价值一定会出现偏差，水平为在两者之间进行劳动转移时所发生的费用。该偏差不会超过这一水平，但是也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它不应低于这一水平。[13]
我们下面所研究的大部分转移费用是指一次性的转移行为的总费用。在对此进行详细讨论之前，必须澄清某些一般性的问题。就像在本书第二编第5章§3的脚注所说明的那样，最为简便的方式是将转移费用视为已经转移的工人所期望获得的利益，它相当于该工人处于新的地区或职业的期间内的一项年薪（或日薪）的总额。计算这一总额并非易事。第一，对于所有可转移的工人来说，转移费用并不相同。例如，有家庭的较老的工人与年轻的未婚工人相比，由于家庭的存在而更加倾向于稳定。诚然，乍看上去这一事实对我们似乎影响不大，因为我们所关注的转移是指转移费用最少的那些工人的转移，不是总体进行流动，而只是处于边缘的人进行流动。但是，转移费用低的工人的转移本身又取决于所有正在转移的工人的数量。因此，为了更加精确，我们在考虑转移费用时，不应该将其视为一个常数，而应视为转移人数的一个函数。然而，出于近似性方面的考虑，我们只要分析若干个可以确定不同的固定转移费用的大致非连续性的群组就足够了。因此，不论A和B是代表不同的地区还是职业，也不论转移是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还是在不同的职业之间进行，我们通常——当然大战后期的情况是不同的——只将那些没有成家的年轻人的转移费用视为我们所说的转移费用。的确，应该注意到的是，当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没落以后，年轻人将逐渐离去，此时相对的转移费用会趋于上升，因为人口的年龄分布将发生变化。统计研究表明，没落行业的老龄化程度高于正常水平，并在没落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高。[14]
但是，这种复杂性只是一个细节而已，并非十分重要。第二，当给定转移的资本成本时，年薪（或日薪）总额——我们应该使之与转移费用等值——并不是固定的，工人向期望收入更高的新职位进行转移所需要的时间越短，此项金额就越大。例如，对于一位正在考虑是否离开对劳动力需求减少的行业的工人来说，如果说这种萧条是季节性的，很快就会过去的话，则此项金额就会较大；相反地，如果萧条将要持续很久，那么此项金额就会较小。第三，从目前的观点来看，在两个地区或职业A和B之间，转移费用并不一定就是实际的成本，而可能比实际成本略低一些，我们不妨称之为“实质性”成本，它包括A与B之间各个不同阶段的转移费用的总额。当所考虑的费用仅仅是物质运输的费用时，这一点可能并不非常重要。因为，一般来说，按公里计价，长途运输比短途运输更为便宜，因此，将不会出现“实质性”成本比实际成本低的情况。然而，如果我们所考虑的费用是为掌握特殊才能需要进行学习而引起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农业劳动者和大制造商两个职业之间的转移费用可能会是无限大的，但是在农业劳动者和零售商店店主之间、零售商店店主和大商场主之间、大商场主和百货商场经理之间、百货商场经理和总经理之间以及总经理和大制造商之间进行转移的话，转移费用可能都会很小。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由于远离家乡、客居他乡的心理负担所造成的费用。一次1 000英里的转移，与二百次5英里的转移相比，转移费用可能要高出很多。下面有关中世纪法国的描述对此给予了很好的说明：“假如里昂需要工人，可以去查隆薄呢—苏尔—萨欧尼招募，查隆薄呢出现的缺口将由奥克希尔的工人予以补充，奥克希尔发现劳工供不应求后便求助于森斯，而森斯在需要工人时将依靠巴黎，等等。因此，所有的地区都立刻出现有关劳动需求的行动，就像士兵列队前行，而不管相距多远，都不过前进了很小的一段距离。”[15]
这方面的考虑是很重要的。

§10.现在，我们可以研究转移费用的细节问题了。我们可能立刻发现，在给定的两个地区之间，对于一个想要进行转移的工人来说，转移费用不仅包括他们在转移过程中所发生的纯粹的货币成本，还包括失去所结识的商店老板的友好情谊，以及远离熟知的朋友和生活多年的热土所遭受的痛楚。当然，在所有的国家中上述货币成本都在降低，原因是交通方式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成本的降低。同样，伴随着旅行速度的提高，其他方面的成本也在降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更容易调整工作，而无须同时改变住址。在两个给定的职业之间，由于职业的发展造成某种职业所需要的操作技能与其他职业的操作技能越相近，转移费用也将越低。劳动分工的发展越深入，这种形式的同化作用就变得越显著。因为劳动分工意味着将以往整体操作的复杂的过程分解开来，按照基本步骤进行操作，然后使相对少量的基本步骤以某种方式相互组合，形成一个整体，结果是，转移大军对劳工们敞开了胸怀，

便于生产任何需要的物品，“通常，当本领域内的相互交换能力变小时，与其他相关职业的相互交换能力就会变大”。[16]
正如德劳希尔斯（M.de Rousiers）所说：“不断稳定发展的机器的应用，正在使技工的类型变得更接近于商店店员。店员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商业领域转移到另一个商业领域，从服装店转移到副食品店，再从装饰商店转移到家具商店，以至于现在的零售商店。如果经营者很有能力的话，将不再局限于一两家分店，而会成立更大规模的百货商场。制造业还不能完全与此相提并论，但是，正如店员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柜台转移到另一个柜台，工人也可以很容易地从看护这台机器转移到看护另一台机器，从织布转行干制鞋，从造纸转行干纺纱等等。”并且，同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糊制火柴盒、做搬运工、清扫楼梯或者当小贩；济贫法案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已经发现一位女裁缝在从事装订工作，一位做果酱的女孩在做螺钉，而一位机械师以每小时一先令的价格教授钢琴”。[17]
在这些进步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多面手。对于现在的职业来说，专业技能相对于一般的能力而言，所起到的作用比起以前已经越来越小，这意味着劳动者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所需要的培训费用将越来越少。还应附带说明的是，只要人们预期的新的培训费用比实际费用高，这些预期的费用便与劳工的流动有关；并且，如果人们认识到预期偏高的话，则会趋向于进一步增加流动。人们有理由认为，战争的经验已经说明，可以比想象中的情况更容易、更快地获取专业化技能。[18]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分别讨论了地域之间的转移和职业之间的转移。当然，实际上人们在职业之间转移的同时也需要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因此，类似的职业，即对劳动的需求的变动可以或多或少相互补充的职业，如果其间的转移是在相邻的地区内进行的，则从一种职业转移到另一种职业的总费用就会保持在很低水平。这正是印度农村地区家庭手工业的优势之一。在那里，每年有三个月的农闲时间，[19]
并且，这也是近来不断发展的小规模的农场和货栈的优势之一，当人们在其主要的工作部门暂时失业时，可以在此获得就业的机会。当在同一家工厂中存在候补的职位时，转移费用将会降低得更多。为此，贸易委员会在大战爆发之前不久发布的一份报告令人很感兴趣。“能力相对较强和考虑问题相对较多的雇主，可以通过优秀的组织安排来克服自然的季节性的波动。他们将果酱和果冻的生产与糖果和肉类罐头的生产结合起来。于是，他们充分利用了所雇用的工人的大部分时间。一位人造花卉的生产商，雇用了二百多名女孩和妇女，但一年只开工六个月，之后他引进了第二项业务，加工装饰帽子所用的翎毛制品，现在可以全年雇用工人工作了。草帽生产是勒顿的支柱产业，但是每年有六个月生产很不景气，于是引入了毡帽生产。现在人们经常发现，一家公司会在一年内的不同时期，雇用相同的工人，分别从事这两种产品的生产。”[20]
毫无疑问，做出这种安排有时源于善意的动机，但有时强烈的利己主义动机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很明显，一家公司全年进行生产比建立两家公司分别进行半年的生产要省钱，并且，当厂房和设备都很昂贵时，这种节省所带来的利益更大。因此，一旦可行，雇主们都会努力安排自己的公司——如果该公司当初进行季节性的生产的话——生产一系列不同的产品，以便在一年中的每个时间段都有产品可以生产。能够促进雇主之间进行这种安排的任何措施，都会降低劳动转移的有效费用。

§11.在前面几节中，我们进行了某些细致的分析。回到较为概括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给出如下一般性的结论，即劳动者从现有岗位向另一岗位转移，为的是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并假定边际净产量价值会增大，但是这种转移往往会因成本过高而受到阻碍；同样，当劳工从所在的地区转移到其他地区或更加遥远的国度时，也会受到类似的阻碍，如果两地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差异，情况更是如此。但是，就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费用的形式而言，劳动在国内转移时，尤其像在英国这样的小国，不管怎样也仅会受到很小的转移费用的阻碍。然而，还有一种特殊形式的费用阻碍着劳动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即便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这种费用也是相当大的。这种费用来源于丈夫、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一般都要生活在一起这一事实。因此，一个家庭成员要迁移的话，意味着其他成员也要迁移，而其他成员的迁移可能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先前所享有的工资待遇很可能会降低。这种损失实际上也是一个家庭成员为了更高的工资而转移所产生的转移费用的一部分。例如，对于男性劳工来说，他们的伴侣在某个地区可能有就业的机会，而在另一地区他们自己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工资，而他们的伴侣却失去了就业的机会。于是，在计算劳动移动所带来的利益和可能遭受的损失时，他们必须将伴侣预期失业的损失计算到实际的转移费用中去。这项费用可能很大，并且形成边际净产量价值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导致在类似的小国的两地之间，同等级劳工的工资也出现了巨大的差距。马歇尔曾经说过：“大体上，在地理位置的迁移中应当将家庭看做是一个整体，因此，在钢铁或其他重金属行业占主要优势的地区，成年男性劳工的工资相对高一些，妇女和儿童的则相对低一些；而在其他地区，成年男性劳工的工资相对较低，还没有达到家庭收入的一半。”[21]
显然，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交通工具速度的提高和交通费用的降低，将减少劳动配置所带来的损失，并且减少因劳动配置所造成的国民收入的损失，因为这使得家庭成员可以仍然生活在一起，同时工作的地点却可以相距较远。

§12.除了无知和转移费用之外，还有造成劳动配置失误的第三种原因，即在上述§4中已提出的，由外部强加的对转移的限制。这些限制可能具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例如，直到18世纪末期，地区之间的迁移一直受到《定居法》的严格限制，目的是避免在一个地方出生的人到另一个地方去挣更高的工资，这大大限制了人们转移的权利。亚当·斯密曾经说过：“一个穷人要穿过教区的人为边界，比军队跨越海洋或翻越高山还要困难。”此外，在当代的某些行业中，职业之间的转移会受到工会管辖范围的划分所形成的阻碍——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保护工人在某些特定行业中的就业机会，为减少罢工的威胁，禁止其他行业的劳工进入。例如，工会不允许一个制砖工干石匠的活，也不允许制模工从事装配工的工作。同时，工人也不可能通过变更所加入的工会组织轻易超越这种障碍。因为，除了相近的工会组织之间存在着合作性的协议之外，如果某人离开所在的工会，则将失去该工会赋予他的权利，并且很难立刻获得新的权利。这一困难可以通过发展行业工会，如国家铁路工人总工会，与发展同业工会加以解决，或者可以通过发展同业工会自身之间的联盟或同业工会与非技术工人工会之间的联盟加以解决。不过，现在最为严重的人为限制可能来自于某些传统的习惯或习俗，它们阻碍着并且实际上阻止了已经形成某种人格特征的劳工流动到其他部门，那些部门的劳工虽然与他们相类似，但是却具有另一种人格特征，创造出的边际净产量价值也要高于其他劳工可以自由进入的部门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在某些国家，有关行业中不同职业的习俗、习惯对各种族和肤色的劳工是开放的。但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在欧洲所关注的范围内——是妇女工作的问题。对于许多职业来说，如果允许妇女从事，其创造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及相应的工资率要高于她们目前的职业所创造的水平，但是由于传统和习俗她们却被排斥在这些职业之外。新的职业，如打字员和电话接线员的出现，或旧的职业由于新式机器的产生而改变，实际上都为妇女提供了一个更为自由的领域。但是，长期以来男工习惯性地将某些职业认定为只属于他们自己，所以即使现有条件已经使妇女足以替代男工，传统与习俗仍会发挥强大的排斥作用。实际上这种排斥依然控制着人所熟知的一些职业，如果不加具体说明的话，是司法系统中的两个部门。直至一两年以前，宾馆侍从和铁路职员也是很明显的例子。正如坎南教授所说，1914年以前，妇女进入这些职业都是受到阻碍的，“不是由于法律，而是由于雇主的惯性思维，以及他们担心现在所雇用的男工会坚决地予以抵制，以致造成麻烦”。[22]
这种抵制可能会由于像世界大战这样的震撼全球的大事件而消除，但是1915～1916年间为消除这种抵制所带来的困难说明，即使是在兵器制造业，这种抵制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或许雇主并未如想象中的那样提出强烈的反对，因为女工可能在结婚后不久便会离开。正如一位雇主所说：“有很多工作我们可以教给女工如何去做，但是，似乎不值得冒与男工发生争执的风险，你知道，一个女孩越聪明，在她刚刚开始有用的时候，越容易结婚并离去。”[23]
可以通过严格的规定来限制男工的抵制，即规定与男工效率相同的女工将获得相同的工资，因为这种规定可以减少男工对失去工作的恐惧。但是另一方面，也许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规定，与不存在此项规定时相比，使雇主有时候更不急于对女工敞开大门。[24]

§13.我们已经研究了各种素质的劳工的配置与最有效的劳动配置相背离的主要原因。所有与其相类似的原因都会造成国民收入的损失——从§2中所强调的意义上讲——并且因此初步看来，如果能够消除造成劳动配置偏差的主要原因，国民收入必然会增加。然而，这一结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三种不同的方法。对于在实现所谓的理想化配置的过程中所存在着的障碍，可以从内部予以排除，也可以运用公共支出予以排除，或者任其存在但努力予以超越。这三种方法的效果是不同的，需要分别加以研究。

§14.当我们说从内部排除理想化配置的障碍的时候，通常是指一般的观念上的进步，以及在流动机制中引进大规模的组织机构或其他一些方法，使提供给劳工的信息和转移措施更为便宜，或者削弱传统习俗对转移所持有的敌对情绪。问题的关键是降低整个社会的实际的转移费用，这些费用包括对全社会提供信息和运输服务的成本，而不仅仅只是降低了购买此项服务的个别工人的花费。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劳动的实际配置将接近于理想化的水平。诚然，如果得以排除的障碍仅包括转移费用的降低或传统习俗的改变，并不一定会发生上述结果。因为，正如第二篇第5章所指出的那样，当知识不完善时，转移的自由程度的提高很可能将转移引向错误的方向。所以，仅仅降低劳工的交通费用，而未辅之以其他的改变，是否真的会产生有利的后果，将会成为一个无法确切回答的问题，当然，如果费用的降低明确指向具体的职业空位的话，则一定会产生有利的后果，这是完全可以确切回答的问题。以下事实说明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其一是，英国的工会当初不加区别地向所有寻找工作的成员提供交通补贴，但是现在有选择地主要向那些已经真正找到工作并且前往工作地点的成员提供补贴；其二是，英国《职业介绍所法案》规定，准许介绍所在得到财政部许可的条件下，向前往具体工作地点的劳工预先提供用做转移费用的贷款；其三是，德国的职业介绍所不是向一般的寻找工作的人，而是向已经找到确定工作的人提供廉价车票。[25]
举例说明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经济学家们已经达成的共识是，随着现代文明国家关于职业状况的信息机构的发展，随着转移费用的降低，随着排外的传统观念的改变，在一般情况下，劳动的配置将会更加接近理想的状态。只要产生这种效果，就能增加国民收入。

§15.当我们说通过公共支出排除理想化配置的障碍的时候，往往指的是向劳工提供更为便宜的信息和转移措施，这并非降低了实际费用，而是将费用的一部分转嫁给纳税人承担。这种形式的费用的减少与上一节所讨论的减少以不同的方式对国民收入产生影响。因为这种减少意味着与正常情况相比，它需要在获取信息和改进转移方式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事实上，这意味着以提供津贴的方式刺激一项特殊形式的投资，并且一般假设该项津贴将损害国民收入。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二篇第9章以及第11章中已经说明的那样，对于任何特定的行业来说，此项假设都可能被推翻，只要有确切的理由相信，在没有此项津贴时，对该行业的投资尚未充足到使其所用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已经降到了一般的基本水平。有利于促进劳工转移的行业，部分是因为它们的产品很难以满意的价格售出，使我们有确切的理由相信它们就属于上述特定的行业。结果是，在一定的限度内，用于促进转移的公共支出可以提高国民收入。不过，国家有必要认真控制这项支出，因为，如果支出过多，边际成本将超过边际收益。

§16.当我们说超越理想化配置的障碍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并未改变无知、转移费用和传统观念，不过，尽管所有这些障碍依然故我，却还是有可能通过强制性手段使劳动配置向不存在这些障碍时的方向发展。政府强迫劳工进行转移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更为可能的是，像第14章§5将要说明的那样，政府可以采取干预工资率等措施达到这个目的。然而，这一方式对于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问题来说并不重要。我们想要确认的是，即使上述障碍继续存在，劳动配置的改进究竟对国民收入造成什么影响。在不考虑反对无知和传统的情况下，使劳动的重新配置更接近理想配置，一定会对国民收入有利。因为无视这些障碍并不发生什么费用，并产生与从内部排除障碍相同的结果。但是，在不考虑降低转移费用的情况下，劳动重新配置的结果却有所不同。因为，在克服由转移费用所形成的障碍的过程中，又会发生新的费用。因此，无视这些障碍确实发生的费用，就会产生与通过公共支出排除障碍相同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观点——当然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推翻这一观点——这一方式将对国民收入造成损害。[26]

[1]
杰克逊：《关于童工的报告》，《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附录，第二十卷，第9～10页。

[2]
杰克逊：《关于童工的报告》，《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附录，第二十卷，第161页。孩子们进入其父母所在行业的一般性趋势，可以通过查普曼教授和艾伯特爵士关于曼彻斯特近郊的一项有趣的特殊研究予以说明（《统计期刊》，1913年5月，第599页及以后）。

[3]
杰克逊：《关于童工的报告》，《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附录，第二十卷，第31页。

[4]
《心理学与工业效率》，第54～55页。

[5]
参看悉尼·查普曼爵士的研究：“某些职业即使完全成熟时，也不能获得足够的从业人员，例如铁路行业的体力劳动、无特殊技术的工作、码头搬运工作以及建筑行业中的某些工作都是如此。这意味着其他职业必须超过自己的长期接纳能力而雇用更多的年轻人，除非听任一些寻找工作的年轻人被闲置在市场中。但是，让各个行业进行自我充实来扭转这种趋势并非明智之举，因为，让一个成年人做一个孩子的工作，或者让一个孩子做成年人的工作都是不经济的，并且，生产效率就是产生于从社会劳动力大军中做出一定量的选择的过程……可能局部的就业瓶颈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劳动培训机构的建立就变得更有意义，而且特别地，会使被某些行业拒绝的人提供服务的人才市场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对于这些人，必须在他们的士气受挫或遭遇体能和精神上的打击之前予以帮助。”（《行业招聘与劳工替换》，《曼彻斯特统计学会报告》，1913～1914年，第122～123页）。

[6]
芒斯特伯格：《心理学与工业效率》，第126页。对于在大型且复杂的公司开始工作的劳工来说，这种最初的能力测试可能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公司中，如果雇主发现雇员不适合当初安排的某种工作的话，他可以很快地将其调派到其他部门。对于采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念的厂商来说，“通过仔细研究一个部门中的每一个工人，可能会发现很多人在生理或气质上不能适应此部门工作的特殊要求，但是却适应某些其他部门的工作要求。这就会使工人在部门间进行再分配，结果是，总体的劳动支出没有增加，但是总产出却增加了。这是使手段适应于目的的科学的方法”（塔克学校会议，《科学管理》，第6页）。但是在相对小型且单一的企业中——这样的企业所雇用的劳工总量占社会劳工的很大比例——“如果工人不能胜任他开始从事的工作，将没有在同一个企业中展示自己其他方面才能的机会，或者至少对因他的弱点所造成的后果予以补救的机会。如果他的产品在质量和数量方面有缺陷，他往往会失去工作，并再次尝试在具有同样偶然因素的其他工厂开始工作，致使他无法深入了解自己所具备的特定的心理素质及其与某些具体职业之间的关系”（芒斯特伯格：《心理学与工业效率》，第121页）。

[7]
这些考虑使我们能够意识到，当地域与职业之间的劳动配置正确时，大规模的工作轮换是一种社会浪费，但当劳动配置错误时，工作轮换却可能成为消除社会浪费的一种措施。

[8]
《关于家庭工作的小型特别委员会报告》，1908年，第8页。

[9]
参看怀特对美国相关制度的说明，这种制度要求公司的商店只能设立在远离普通商店的地点（《美国工业革命》，第282页及以后部分）。

[10]
《关于禁止实物工资法案的小型特别委员会报告》，第6页。公司能够规避这项规定，它们会建立一个供货商店，非公开地迫使工人在店里购物。1910年法国法案以下列规定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即禁止任何雇主“将工厂与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向雇员或其家属出售任何种类物品的商店相联系”（《劳动期刊》，1910年5月，第156页）。

[11]
《关于家庭工作的小型特别委员会报告》，1908年，第9页。

[12]
因此，该委员会发现罚金方面的某些扣减有利于维持纪律，并建议以法律规定的方式防止滥收罚金，即“一周内法律所允许的最高罚金额度或积累额度不得超过工人工资的5％”（《关于禁止实物工资法案的小型特别委员会报告》，第29页）。对原材料等造成损坏所收取的罚金予以扣减，通过某些措施可以用来防止浪费，如收缴相当于新投入的原材料价值的罚金，并将其加到以后使用这些原材料生产的工人的工资里（第41页）。不过他们也认为，这种收缴可能具有欺诈性质，应该予以禁止，只能在特殊情况下（原材料十分昂贵）得到内政大臣的批准后才准许解禁。该委员会进一步指出，《禁止实物工资法案》的一般性规定应予以扩展，使之也适用于从事户外作业的工人（第78页）。他们讨论了但是没有明确地建议，制定禁止雇主强迫工人居住于他们所提供的房屋等方面的法规（第53页）。反对这种强迫性行为的真正理由，不是因为雇主有可能以此隐匿实际工资率的水平，而是因为雇主有可能在工人罢工期间以此对劳工施加不正当的压力。

[13]
参看：《关于禁止实物工资法案的小型特别委员会报告》，第138页。

[14]
参看布斯：《生命、劳动与工业》，第五卷，第43及49页。同样地，邓拉文勋爵发现“爱尔兰老年人口的比例高于英国的其他附属国”（《爱尔兰展望》，第21页）。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直接通过这一点来推断当地是没落还是繁荣。因为，在某些职业中，正常的年龄分布与平均水平相差很大。电报投递员是年轻人从事的职业，他们期望未来能够从事其他职业，而驳船的船夫往往都是一些已经退休的海员。此外，某些职业的老年工人的比例很大，仅仅是因为这些工人非常健康，或者这些职业吸引非常健康的老年工人。

[15]
方威尔： Transformation desmoyens de transport，第396页。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存在着非常类似的情况。美国人可能将一定量的资本转移到中、南美洲，同时由于存在着不确定性——源于对地区了解上的差异——英国人也可能将等量的资本转移到美国，因为这比直接转移到中、南美洲的总费用要小些。因此，在现实中，便出现了这种迂回式的投资行为（参看霍布森：《资本的出口》，第29～32页）。

[16]
卢埃林·史密斯：《劳工的流动》，第19页。

[17]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406页。

[18]
参看坎南：《工业改造》，第3辑，第11页。

[19]
参看马克耶：《印度经济的基础》，第323页。

[20]
《劳工阶层的生活费用》，《白皮书3864》，第284页。

[21]
《经济学原理》，第715页脚注。

[22]
坎南：《财富》，第206页。

[23]
《协商会议》，1916年3月，第275页。

[24]
参看本编第14章§10。

[25]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401页。

[26]
这一结论包含着不便用语言表达的内容，即劳动的理想配置当以某种方式出现时，可能并非是最好的配置。然而，如果我们重新借用§2中的限定条件，即所谓的理想状态就是使各处的边际净产量价值都相等的状态，那么所谓的理想配置就只是绝对意义上的理想配置，这样可以避免混淆。对于个人来说，最好的配置是指在所有相关情况下他都具有无限的权利，并能随意取消转移费用以及所能完成的配置。然而，对于一个必须在残酷的现实中接受转移费用并力图在限定的条件下实现国民收入最大化的人来说，这便不是最好的配置。参看前文第二编第5章§6。

第10章　职业介绍所

§1.上一章我们所讨论的劳工的转移，是指自发地或强制地使劳工从一个地区或职业向另一个地区或职业的转移，以有利于国民收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劳工发现他们不单是就业于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低的职业，而且根本就是处于失业状态。我们现在并不想要追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不想探究失业与工会工资政策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当前的观点来看，在工资政策一定的情况下，劳工很可能发现自己在某一地区或职业中处于失业状态，如果另一地区或职业正在提供工作机会，并且相应的工资率是他们可以接受的，而且他们没能转移到这一地区或职业的原因不是由于转移费用过高，而是由于对事实的无知，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显然，这种情况对国民收入造成的损失与劳动者由于无知而被迫受雇于对劳动力需求较低的职业，而同时需求较高的职业却正在向他们招手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损失十分相似。我们需要对造成这种损失的无知的类型以及解决的方法进行大致的分析。

§2.如果没有工作的劳工对现有的空缺职位一无所知，则他们只能非常盲目地完全依靠运气去寻找工作。他们往往一事无成，只能漫无目的地徘徊在有空缺职位和没有空缺职位的公司之间，使自己疲惫地“从一家公司到另一家公司，希望通过递交一份又一份的申请，来发现需要员工的公司”。[1]
通常，无知的程度还不至于如此。会有一些一般性的信息可以提供不同地区和职业对劳工需求的相关情况。这些信息可以通过报纸上的广告、与朋友聊天和工会发布的有关当地情况的报告中得到。迪尔（Dearle）先生曾经就此对伦敦建筑业的发展进行过有趣的分析：“这种在寻找工作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互助关系，即个人与同事互相协助寻找工作的关系，已由工会通过编写求职登记簿的做法，以一种更加系统的方式加以推广和实施。任何人一旦失业，便可以将姓名填到工会地方支部或会议室的求职登记簿上，然后该支部的所有其他成员——支部一般由20～400 或500名成员组成——便开始行动为他寻找工作，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支部的全体成员都在寻找空缺的职位以协助失业工人从求职登记表上除名。当任何地方需要工人时，工会每个成员都有义务通知支部书记，同时，在某些工会中，例如木工与装配工联合工会，对协助将失业工人从求职簿上除名的成员给予少量的奖励，通常是每人6便士，而对将工作机会提供给非本工会成员的处以重罚。一般的过程是，首先告知书记哪里需要或可能需要工人，之后就是告知失业者本人在哪儿最可能找到工作。”[2]
英国自1893年起，由政府通过《劳动期刊》将具有这种性质的更加完善的情报，以更为广泛、更易获取的形式予以公布。当前，职业介绍所同样扮演着有影响力的信息提供机构的角色。它们扩展了工会所进行的咨询业务，并且“通过走访附近的机构使劳工确信，它在整个伦敦进行调查以便为自己特定类型的劳工提供服务”。[3]
当不同城镇的职业介绍所建立起相互的联系之后，劳工便可以获得更为广泛的信息了。于是，在德国，“为了确保劳工的流动性，认为下面的做法是十分重要的，即德意志帝国不同地区的职业介绍机构应该建立起相互交流的制度。这项制度由劳工登记联合会实施。在巴顿大公国，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电话完成的，因此当某一地区出现劳工短缺或劳工过剩的情况时，其他所有的人马上都会知道”。[4]
在巴伐利亚，由乡村公布空缺职位清单来实施这项制度，这些乡村还没有职业介绍所。[5]
在英国，由各自为战发展为联合行动，并于1910年以《劳动介绍所法案》的出台为标志达到顶点。很明显，这种制度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为失业人员找到需要他们的空缺职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3.表面看来，似乎一旦这项制度建立起来了，就无须再寻求进一步的发展了。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目前有关某企业存在两个空缺职位的信息，并不保证人们在得知这一信息后前来寻求工作时此空缺职位仍然存在。因此，有可能进一步降低阻碍转移的无知的程度，条件是，在发布有关不同企业或企业不同部门空缺职位信息的中心地区，设立能为这些企业或企业的这些部门确定雇用到相关劳工的中心机构。实现这一点以后，劳工不仅只得到在某处有空缺职位的信息，而且当他到达那里以后这个工作仍然虚位以待。实际环境不同，形成这种联合机构的可能性也会不同。属于同一家公司的不同的企业——在此范围内，这是一个支持托拉斯的理由——如果它们的位置固定，而且在实质上相互联系十分密切的话，则它们实现这种联合的障碍最少。因此，伦敦和印度造船厂的联合在多年前就形成了。[6]
当不同的企业相距很远并且经常变动时，即使它们隶属于同一家公司，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遭遇到更大的阻碍，伦敦的建筑业就是如此。毋庸置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也实现了联合。一位证人在向就业问题委员会提供证词时谈到建筑业：“在事关某位雇主的案例中，该雇主说他并没有按照实际中通常的做法，将雇用工人的责任交给工头，而是由自己来承担，以达到长期留用工人，并使其能够从一个职位转移到另一个职位的目的，而工头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工头没有能力安排工人到别的工头所负责的地方去工作。虽然人们知道实际上为什么采用了其他方法，但是起码从表面上看，这位雇主所采用的方法是很有推广价值的。”[7]
然而，一般说来，伦敦建筑业的工人是由雇用工人的企业的不同的工头独立雇用的。如果各家企业不是属于同一公司或个人，而是属于多个公司或个人的话，联合的障碍将进一步增多。这时，为了能够实现联合，可以由相关公司自行建立，也可以由外部团体建立专门用来招聘工人的实体机构，并且在建成以后，一定要为这一目的提供服务。当然，为此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4.很显然，在困难得到克服的前提下，作为招聘代理机构的职业介绍所为某一地区的空缺职位补足的比例越大，则无知被降低的程度以及流动性增大的程度将越高。在自愿参与的情况下，这一比例越大，介绍所对雇主就越具吸引力。经验似乎表明，如果职业介绍所能够赢得大量的客户，它们就应当是公共的——不是以可能欺诈客户的私人投机的形式来经营，而是由雇主与雇员的代表联合经营；它们应该对罢工或者关门停工不予理会，而只允许各方在职业介绍所张贴一份公告，说明在某个企业出现了停止生产的现象；它们应该从根本上避免具有慈善性质——如果具有这种性质，会使优秀的工人由于感觉自尊心受到伤害而离去，并且会使雇主不再情愿利用职业介绍所；它们应该从市政或国家当局那里获得良好的声誉，并且如果可行的话，应该进一步成为政府部门招募工作人员的专门机构来加大宣传的力度。关于是否应该向借助于职业介绍所的劳工收取费用这一问题，是值得讨论的。1904年法国的法律规定，即使是私人介绍所也不能向劳工收取费用。但是南非的德兰士瓦省济贫委员会认为，“收费是迄今为止将那些并非真正想找工作的人排除在外的最有效的方法”，[8]
如果能够排除这些人，对于雇主来说，介绍所无疑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除此之外，如果一个国家决定这样做的话，可以采取某些法律劝告措施来增加由介绍所补足的空缺职位的比例。要想使所有失业的劳工都在介绍所登记并使之成为一项义务，必须采用以下措施，因为采用这种措施，会进一步激励雇主利用这些招聘机构。对此，济贫法案委员会的观点如下：“我们认为，正如下面所建议的那样，如果国家向每一位失业的工会成员提供失业救济金的话，那么国家不妨提出如下条件，即当工会会员失业时，除了将其姓名登记于工会的求职登记簿（如果工会有这种要求的话）之外，还必须亲自将其姓名注册到当地的职业介绍所。如果国家支持并且激励工会组织，那么工会支持国家以及国家所需要的职业介绍所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9]
在1920年的法案所引入的广泛可行的失业保险制度下，刚才的建议实际上已经实施了。因为失业后，投保人必须将保险书递交给相关的职业介绍所。有时还会出现另外一种争论，即是否应该进一步要求雇主在需要工人的时候必须通知介绍所。在德国，根据1922年的法案，联邦部长要求雇主将有关职位空缺的报告交给合格的职业介绍所，以便为接受强制疾病险的工人提供服务。[10]
然而很明显，如果雇主坚决反对这样做的话，则很难达到这一要求。[11]
为此有必要采取一项更为严厉的措施，即雇主和雇员之间绝不能不通过介绍所就签订劳动合同。在英国商船船队海员的招聘过程中已经执行了这种政策。威廉·贝弗里奇爵士曾经提出对短期雇用普遍采用这项政策的建议。“工厂法规中的新条款，例如，规定除非工人来自于合格的职业介绍所，否则雇用的时间不得短于一周或一个月，将成为这项已被广泛接受的原则的合法且不得回避的扩充，该项原则是国家应该而且必须禁止采用的有害于公民身心健康的雇佣条件”。[12]
1911年英国的《国民保险法案》，虽然尚未达到这种高度，但是对于那些通过职业介绍所雇用工人的雇主提供了一项优惠待遇，即在要求必须对雇员的疾病和失业投保时，实际上对这些雇主收取的保费略有降低。[13]
1923年11月的《俄罗斯法案》规定，除了一定的特殊情况以外，所有的工人必须通过劳工委员会的地方支部来雇用。[14]

§5.所有这些促进广泛利用介绍所的措施——如果主流观点反对，当然可以不采用这些措施——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均能降低对劳工的需求无知的程度，进而减少失业并增加国民收入。其他机构能够使空缺职位与失业工人加以联系的机会越少，则介绍所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在战前的德国，工会组织还不十分发达，职业介绍所在为技术工人寻找工作与为非技术工人寻找工作两个方面都很有效；在英国，职业介绍所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为后一阶层在周边地区寻找工作的所有活动中，这一阶层并没有强大的工会组织。[15]

[1]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少数派的报告，第1125页。

[2]
《伦敦建筑业的失业问题》，第133页。

[3]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少数派的报告，第1125页。

[4]
《白皮书2304》，第65页。

[5]
同③，第93页。

[6]
关于1889年大罢工之后道克造船厂引用新政策的讨论，参看《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356页。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对此概括如下：“从前该公司的47个部门在雇用员工方面是相互独立的；每个部门均由作为核心的具有正规编制的正式员工以及大量的临时员工所组成；80％的工作是由非正规编制的临时员工所完成的。现在道克的整体制度是，公司作为雇用员工的单位将招聘工作纳入公司的工作范围；由中心办公室直接指挥不同部门的员工完成公司80％的工作，对这些员工实行统一管理，按周付薪。”（贝弗里奇：《经济学期刊》，1907年，第73页）

[7]
《关于就业不足问题的委员会的报告》，艾维斯的证词，Q.10，917。

[8]
《德兰士瓦省济贫委员会的报告》，第135页。

[9]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少数派的报告，第403页。

[10]
《国际劳工局关于失业补偿的报告》，1922年，第70页。

[11]
参看《关于职业介绍所工作的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第13页。

[12]
贝弗里奇：《当代评论》，1908年4月，第392页。

[13]
参看《国民保险法案》，第99节，第1款。

[14]
《劳工期刊》，1923年5月，第161页。

[15]
参看施洛斯：《经济期刊》，1907年，第78页；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pour la lutte contre le chomage，1913年9月，第839页，以及《关于职业介绍所工作的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第13页。

第11章　失业与短时间工作制

§1.前面两章所进行的一般性分析，对初看上去似乎很遥远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问题将决定雇主在萧条时期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对国民收入所产生的影响。由于对产品的需求减少，雇主会发现仍然按照原先的规模进行生产将遭受损失，一般来说，他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减少产量：（1）全天开工，但是解雇部分员工；（2）全天开工，同时保持员工数量不变，但是实行轮班制，使任何时间段内只有部分员工（如2/3）在工作；（3）缩短工作时间，同时保持全体员工一起工作。

§2.在短时间工作制和其他两种方法之间进行选择，主要受到技术方面的相关影响。如果被削减掉的时间段是最昂贵的时间段的话，如需要额外的照明或保暖费用的时间段，则短时间工作制是最便利的。但是，如果结束短时间工作制会产生巨额的复工费用时，如重新点燃已经冷却的锅炉，则其他两种方法中的任一种都是更为便利的。

§3.在解雇部分员工和另外两种方法之间进行选择，主要取决于雇主对现有雇员保持留置权的意义。如果员工工作的技术性很强或专业化程度很高，则对雇主来说保持留置权就很重要。[1]
拥有特殊才能的劳工对于已经雇用了他们一段时间的公司来说总是具有特殊的价值。首先，部分地是因为不同的企业所使用的具体工作方法不同，已经适应了某些特殊企业的工人会比其他同类型的工人具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尤其是当他所做的工作综合性很强时更是如此。其次，部分地是因为技术性工人往往使用昂贵的原材料、操作精密的仪器和设备，而雇主总是宁肯将这些托付给已经获得他的信任的有素质的工人。最后，在生产某些专利产品的公司中，工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往往被认为掌握了有关该公司产品的一定的秘密，因此公司不希望它的员工到竞争对手的公司去工作。[2]
因此，“在金匠和珠宝商中间，店主总是对长期雇用的员工分配工作，因为这一行拥有太多的秘密和特殊的样式，往往需要通过短时间的加班来调整生产”。[3]
同样，雇主也很希望能够保持对发动机操作人员、家政服务人员以及特殊的农业劳工的留置权。[4]
即使对于所需要完成的工作来说，曾经受过雇用的工人并不比不曾受过雇用的工人更有价值，确信或者希望情况将会好转的雇主在经济不景气时也会与更多的工人保持联系，当然现在还不需要这些工人，但是这样做可以确保在日后需要的时候有足够的工人可以雇用。对于季节波动性比较显著的行业，这种考虑对雇主的影响更大，因为，在这些行业中，往往需要在短期内再次招聘全部员工。人们认为，煤炭行业和农业实行短时间工作制就与这类季节波动性有关。此外，如果让雇主自行选择，即使他们倾向于解雇部分员工的方法，工会也不会表示赞同，因为这将使工会承受巨大的失业救济负担，所以工会更倾向于其他的两种方法。

§4.在解雇部分员工和其他两种方法之间进行选择，受到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即工资按效率进行调整的精确程度。与较好的工人相比，如果付给较差的工人的工资相对于其工作效率来说偏高的话，就会强烈地促使雇主在萧条时期解雇那些对他们来说最没有价值的员工。因此，与实行计件工资的行业相比，采用解雇员工的方法在实行计时工资的行业中更为流行是很正常的。卢埃林·史密斯（H.Llewellyn Smith）爵士在讨论英国为应对需求不足所采用的主要措施时曾经写道：“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两项主要措施：其一是对被雇用的全部或大部分劳工均实行短期雇佣制或短时间工作制的方法。采矿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行业中的大部分企业在经济萧条时期并没有进行大量裁员，而是让这些矿工每周只工作很少几天。鞋靴业（这里仅包括实行普通计件工资制的企业，而不包括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大企业）是另一个例子，在萧条时期该行业也没有造成很多工人处于完全失业的状态，而是让大量的工人完成少量的工作。其二是其他某些行业所采用的、并非缩短工作时间而是解雇一定比例的员工的方法，这些工人便成为边缘失业者。发生这种情况的行业包括建筑业、工程业与造船业等。我们不是说在这些行业中没有缩短工作时间的情况，或者在经济繁荣时期没有加班加点的情况，而是说其应对变化的主要方法是裁员或增员。”[5]
对这里所提到的行业进行研究之后，卢埃林·史密斯认为，采取短时间工作制这一方法的行业，以实行计件工资制的行业为主，而采取解雇员工这一方法的行业，则以实行计时工资制的行业为主。诚然，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会认为工程业违背了这种原则。然而，虽然该行业实行了大量的计件生产，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以计时工资制为主的行业，因此，并不算是例外。[6]
以相同的方式很容易看到，战前的德国工会力量相对较弱，并且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在实行计时工资制的行业中，严格的标准工资率的执行与英国相比效率极低，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期往往普遍采用短时间工作制，而不是采用解雇员工的方法。“德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宣称，某些行业采用短时间工作制，造成年收入减少了1/4或1/3。不过，虽然英国的一些行业也采用短时间工作制，如采矿业和棉纺业，但是它们因此而蒙受的损失远远小于德意志帝国。”[7]
我们并不想过度地强调这些事实。然而，它们似乎印证了本节开始时所阐述的一般趋势。

§5.在采用轮班制和其他两种方法之间进行选择，主要的问题是，轮班制的安排相当麻烦，并且涉及大量的组织管理和工人合作方面的问题。这一方法流行于“泰晤士河畔的农产品搬运工当中，使他们在萨里船厂的工作很有规律”；[8]
在英格兰北部的钢铁工人中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实行这一方法；1918年在棉纺行业中，实行短时间工作制的同时开始尝试这一方法。此外，在与裁缝工会谈判之后，裁缝业主协会宣布：“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在淡季（以一定的解释为条件）应该公平分配工作，而且我们将督促我们全国的会员贯彻执行这个原则。”[9]
但是，一般来看，这种方法的不便性使其无法被更为广泛地采用。

§6.一般性的结果是，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应对萧条所采用的方法是短时间工作制和裁员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或是两种并用。西德尼·查普曼（Sydney Chapman）爵士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数据，可以说明实行相同工资制度（即计件工资制）的不同的纺织行业，分别采用这两种方法的不同程度。在1907年11月到1908年11月之间，对棉纺业几家企业调查的结果是，产量总体缩减13.3％，其中的5％是通过裁员，而8.3％是通过短时间工作制得以实现的；在丝绸业，产量缩减8.1％，其中的6.2％是通过裁员而2.1％是通过短时间工作制得以实现的。[10]
众所周知，主要采用短时间工作制的采矿业，在萧条时期会减少每周轮班的次数；建筑业、造船业以及工程业则主要采用裁员的方法。[11]
1912年提交给意大利国会的一份议案提出：“（对于任何康采恩来说）在不得不进行裁员的事件中，解雇员工之前，必须在将工资成比例减少的同时，将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36小时这一底线。”[12]

§7.从国民收入的角度讲，初步看来似乎解雇或者裁员的方法比短期工作制更加有害，不仅因为对失业的恐惧会使工人有意拖延完成工作的时间，而且因为遭受长期或短期失业会使工人的身心蒙上阴影。很明显，与短时间工作制相比，这种方法会造成失业工人的个人收入更大的损失，这不但使失业的工人本身，而且使其妻子、儿女均遭受到食物、衣物及燃料严重不足的威胁。如果问题进一步恶化的话，则这些不足很容易导致身体状况永久性的伤害。不仅如此，这也可能迫使失业工人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最终走上道德败坏的不归之路。尤其是它会导致人们对于《济贫法案》的过度依赖，因为，众所周知，英国的贫困曲线以大约滞后一年的方式追随着失业曲线。[13]
然而，根据某些人的观点，求助于《济贫法案》或者流浪是人们即将走向堕落的标志。在保持奋斗及自立精神的贫困与接受救助的贫困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界线。“通常，接受救助的人并非不快乐。他们不会感到羞愧，不希望变得自立，也并不痛苦，没有不满。他们已经越过了区分两种贫困的界线”。[14]
并且，“进入救助站或者开始流浪的人，将其家人留给《济贫法案》去照顾，他们的身体每况愈下，也不再受人尊重。并且，一旦如此，他们几乎不会重新回到生产领域”。[15]
卢埃林·史密斯爵士对此总结如下：“我认为，这是根据历史事实以及现实经验得出的明确的结论，即当风险超出某些重要的而且可计量的限度时，简言之，就是当风险转化成所谓的赌徒的风险时，这些风险就不再是振聋发聩的兴奋剂，而是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16]
勒鲁瓦·博留同样坚持认为：“一般来说，某些情况除外，今天造成社会犯罪的原因不是收入的水平低，而是就业的不稳定。”[17]
也不仅仅是因为有不安全感才造成伤害。除非通过在自己的或租用的土地上进行劳动降低人们的闲散程度，[18]
否则仅仅闲散这一事实，无须包括常常与其相伴的贫困，就可能对经济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总体效率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闲散人员数量的增多而急剧增大。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委员曾经证实：“在完成一项工作的过程中，被闲置的工人十之八九会光顾附近的酒馆。在紧张工作和完全闲置两者之间的频繁变化，自然而然地摧残着人们的身心健康，最终导致人们不再胜任工作，即便有了工作机会也于事无补。”[19]
根据1921年意大利国会的报告，一位大老板曾经说过：“我有5％～6％的技术工人现在处于失业状态。长期的闲散生活，使他们都颓废了，其中一些人颓废得尤为显著，这些人工作的熟练程度降低，能力下降。所有像我这样与大量劳工打交道的人的一般经验是，没有什么比长期闲散对劳工的能力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更为严重的了。”[20]
德兰士瓦省的济贫委员会报道说：“失业是造成永久性的、令人绝望的贫困的最主要的原因。无论一位工人的技术有多高，长期失业也会使他堕落。他的双手不再灵巧，并养成懒散的习惯。这种趋势使失业者沦落到没有能力再被雇用的水平。”[21]
有证据表明，劳工一旦成为临时工，便很难迅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22]
美国近期的一项调查结果同样可供参考：“如果被强制地闲散一段时期是恢复和休息的大好机会的话，则失去工作便有了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强制性的闲散并没有带来恢复和休息。寻找工作比工作本身更加令人疲惫。一位正在一家慈善机构前等候代理人的求职者，讲述了他寻找工作的经历。他早晨五点钟起床，步行到据说可能找到工作的三四英里远的地方。他一大早就出发，以便比别人抢先一步到达，并且他是步行，因为他付不起车费。第一个地方令他失望后，他就要步行到几英里以外的另一个地方，结果仍然是失望……他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面对着一件残酷的事实，即失去工作不仅仅意味着金钱的损失，而且意味着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生命的枯竭。”[23]
不仅如此，萧条时期所遭受的损失并不能由繁荣时期的收获予以补偿。诚然，繁荣时期工人经常进行长时间的加班，但是其后果不仅无法对萧条时期的损失给予任何补偿，反而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8.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前两章所作的分析是与此相关的。通过上述分析似乎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国民收入来说，应对萧条的短时间工作制总是优于裁员这种措施，但是不要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一结论。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加以考虑。在刚才所提到的分析当中，对转移费用进行讨论时曾经潜在假设，即通过转移得到的利益完全是由经济状况所决定的，无须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然而，实际上这一假设并不完全成立。如果某工厂（或者某行业）雇用了100名工人，在现有的工资率水平上——我们假定这一水平保持不变——因产品需求的减少需要削减原有产量的1％，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点，工厂既可以缩短所有工人1％的正常的工作时间，也可以裁掉一位工人。很明显，按照本编第9章所提到的方法将转移费用转化成每天的支付额，如果比每天的工资支付额低，则此人向其他地方转移将对国民收入有利。如果采用裁员的方法，那么当上述条件满足时，假定这个被解雇的工人充分了解情况，他就会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但是，如果采用短时间工作制（或轮班制），则没有任何工人会转移，除非按照上述方法转化后的转移费用小于日工资的1％。因此，从这一方面看，与裁员相比，短时间工作制更不利于国民收入。当转移费用很庞大（例如所涉及的是技术型行业之间的转移），或者预期需求紧缩只会持续相当短的时间时，两种方法均不会促使转移的发生，也就不存在反对短时间工作制所具有的直接的和立刻即可获得的利益的理由。但是，在裁员会造成转移，而短时间工作制不会造成转移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将遭受损失。如果某家企业自己面临需求不足，而同行业中的其他企业面临需求旺盛，与所有企业均面临需求不足相比，该企业更可能采用短时间工作制，因为阻碍企业之间转移的费用低于阻碍行业之间转移的费用。上述对于短时间工作制的异议值得重视，但是当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值得关注的是思路完全相同的一项异议，体现于反对棉纺业战时政策的意见之中，该项政策规定向将工作分配给所有劳工、使其生产时间超过与机器运转时间成正常比率的雇主征收特别税款，以向失业者支付失业救济。[24]
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被用来反对所有的失业保险方案，因为如果工人转移到可能获得工作的新行业中，那这些计划都将减少工人的收入。[25]
毋庸赘述，这一异议也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转移造成的差别一般会很小，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任何规定反对转移，那很多人都有可能从失业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中得到救助。不过，存在异议这一事实不应被忽视。在英国1912～1913年的特殊环境中，如我们所见，战争期间人员的大量流入使得工程业和造船业的人数过多，[26]
当基于一般利益需要大批劳工流出这些行业时，它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了。

§9.在进行上述分析的过程中，关注的只是应该如何对待在当今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体力工人们的方法。然而，无法回避的情况是，这些方法均不适用于领取薪金的商界和其他行业中的高层人员。这些人被长期雇用，获得薪酬，没有人会不时地审查他们应该完成的工作情况。在案件较少的时期，法官是不会被解雇并领取失业救济款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国家公务员、大学教授、军人和海员，无论是官是兵，以及私人或者联合股份企业的主要职员。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以这种方式对待体力工人们？为什么他们一旦被雇用后不能依据他们所展示出来的工作能力和条件被永久性地予以对待，不管在任何时期，分派给他们的工作是多、是少，还是没有，均使他们领取全部的薪酬？必须立即认识到的是，在对劳工需求完全稳定的公司里里，采用永久性薪金的方法并不会使国民收入受到影响。如果工资水平得到正确的调整，那么工人将能够在领取全部工资的条件下被长期雇用。然而，在对劳工需求变动频繁的公司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由于工人在不工作时仍然能够得到工资这一事实，会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以使一般工人的年收入保持在以前的水平上。劳动将成为一种固定费用，就像对资本设备的利息支付和对高级职员的薪金支付都属于固定费用一样，但是雇主在繁荣与萧条时期支付的总额，与当前支付的总额完全相同。因此，从表面上看，这种设想的方案与现在讨论的方案似乎仅在会计簿记方面，而不是在本质方面有所不同。然而，问题实际上并非如此。就像在萧条时期虽采用短时间工作制但却更具有强制性，该方案会终止劳工从暂时或永久萧条的公司向需要劳工的公司转移。对于无论公司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留下的高级职员来说，这不是太大的问题。把他永远束缚在他所待的地方不会造成什么损害。但是对于普通的体力工人们来说，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因此，虽然此项方案可以应用于公司所雇用的一定比例的普通工人，不会损害国民收入，但是却不能应用于所有的工人，并且，应用于哪些工人，不应用于哪些工人，操作上的难度很大。还需要对于最近提出的一项修正方案多说几句。该方案是，体力工人们也应该变成领取薪金的雇员，不是属于某个公司，而是属于他所在的整个行业。劳工一旦在某个行业登记后，就会被专门的机构派往该行业中需要劳工的任何一家公司提供劳动服务，并从该机构领取全部工资。这一修正方案——实际系为由行业提供相当于全部工资水平的失业保险制度——将不会干预同行业中公司之间的转移。但是，对于行业之间的转移来说，它所造成的障碍并不会比修正以前的少些。并且，在确定某人可以在某个行业而不能同时也在其他行业注册时，会产生许多技术层面上的困难。然而，我们在这里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

[1]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一般来说，技术工人的流动性比非技术工人要低。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为此请参看施里克特的《劳工的流动》，第57～64页、第73页。

[2]
参看费伊：《行业合作制》，第90页。

[3]
韦伯：《季节性行业》，第43页。

[4]
引文同②，第23页。

[5]
《关于就业不足问题的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三中的证词，Q.4540。

[6]
同①，报告三中的证词，Q.4541及以后部分。

[7]
《关于德国城镇生活费用的报告》，《白皮书4032》，第522页。

[8]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1156页脚注。

[9]
《关于集体协议的报告》，1910年，第28页。

[10]
参看查普曼：《兰开夏郡的失业问题》，第51页。当一家企业同时雇用工厂作业工人和家庭作业工人时，在萧条时期，它当然会选择解雇家庭作业工人，而不是等量地同时解雇两类工人，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机器保持正常运转。还应予以指出的是，雇主所拥有的以这种方式对待家庭作业工人的权利，间接地阻止了他们以工厂生产完全替代家庭生产的做法，因为这使他们在周期性的繁荣时期，无须将生产规模调整到大于正常时期所需要规模的水平（参看威塞利茨克：《家庭作业工人》，第3页）。

[11]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行业不存在短时间工作制；相反，虽然当产量缩减到正常需求水平以下时采用裁员这一方法，但是实际上，当产量下降不过仍处在正常需求水平以上时，还是经常采用短时间工作制的。因此，在工程业，以前采用短时间工作制的企业非常少，但是往往在工人正常的工作时间以外安排3.75％的加班（《白皮书2337》，第100 页），这样，相对于加班来说，正常的工作时间当然就成为较短的工作时间了。所有这些意味着，“这些行业为应对需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主要方法就是裁员或者增员”（卢埃林·史密斯：《关于就业不足问题的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三中的证词，Q.4540）。

[12]
《外国媒体的经济评论》，1921年7月22日，第190页。

[13]
这一时间段可能部分地来自于储蓄、家庭财产典卖以及子女们的收入等等所造成的滞后；部分地来自于以下事实，即阻止外来贫民的流入并不能带来本国贫民的减少，除非流入量降到由于死亡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流出量以下才行（参看贝弗里奇：《失业》，第49页）。

[14]
亨特：《贫困》，第3页。

[15]
贝弗里奇：《失业》，第50页。

[16]
《经济期刊》，1910年，第518页。

[17]
Repartition des richesses，第612页。

[18]
在比利时，劳工可以购买廉价车票，这使许多劳工在有农场的村庄中定居，以便在失去正常的工作后可以转而在农场中劳作（参看朗特里：《失业》，第267页）。

[19]
转引自：《少数派的报告》，第1138页。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英国饮料的消费总量在就业水平高的时期比较大，因为，一般来说，就业水平高，人们的支出能力就强。参看韦伯：《英国酒类消费》（统计期刊，1913年1月）；以及卡特：《酿酒业的管制》，第90～94页。当然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与就业期间相比，人们在失业期间的实际饮酒量一定会小些。

[20]
奥尔登：《失业，全国性的问题》，第6页。

[21]
《德兰士瓦省济贫委员会的报告》，第120页。

[22]
提交给C.O.S的非技术工人委员会的某些证据表明，由于工人拒绝正规化，致使将临时码头工人转为正式员工的计划破产（《报告》，第183页）。

[23]
《美国劳动局期刊》，第79期，第906～907页。

[24]
要了解战时棉纺业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参看亨德森：《棉纺业管制委员会》。1918年8月，废除了始建于1917年的轮班制，并决定今后将特别征收的税款，仅用于支付给被确切地、长久地解雇的失业者的救济款。1918年3月的《黄麻管制法》制定了一项计划，对黄麻的消费量减少10％所导致的某些机器停产而遭解雇的工人给予补偿。但此项补偿只提供给无法找到其他工作的劳工，并且对那些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而拒绝合适的工作的劳工将不再提供进一步的补偿（参看《劳工期刊》，1918年，第135页）。几乎在同时，德国对因煤炭短缺而遭受失业的工人也制定了一项与此相同的计划（《劳工期刊》，1918年，第141页）。

[25]
根据1927年的《英国保险法案》，可以要求投保人在适当的条件下，除原有的工作之外再接受一份工作，不过，从本质上讲，只有到最后一步才有可能这样做。

[26]
参看鲍利博士等：《失业的第三个冬天》，第24～25页。

第12章　对提高工资率进行干预的可行性

§1.本编后面几章的目的是研究，应否并且在何种情况下能够通过干预来提高国民收入的大小，这里的干预意指将某行业全部的或部分的工资率提高到“自然工资率”水平之上。所谓的自然工资率，系为未受与工人或雇主无直接关系的个人或团体的干预所形成的工资率。垄断行为，无论产生于雇主还是雇员，都是包含在“事务的自然演化过程”之中的，我们必须考虑的干预仅包括来自于消费者的干预，以及来自于作为管理者而不是消费者的政府部门的干预。

§2.消费者的干预包括，试图通过同意购买给予劳工公平待遇的雇主的产品，来迫使雇主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对于不同行业来说，这一方法应用的范围变动很大。例如，消费者能够观察到零售商店店员工作时间的长短，却观察不到工厂或家庭工人工作时间的长短，故在前一种情况下更容易应用这一方法。它往往由于消费者知识的不完善而受到限制，也由于许多物品在到达最终向消费者销售的商家之前必然经过许多环节而受到限制。尽管如此，私人组织仍然通过名单和工会标签等措施而采用了这一方法。[1]
可以提供大量订单的政府部门采用这一方法，效果也十分显著。1893年英国下议院的公平工资决议案敦促政府部门采用这一方法，要求在政府的合同中规定“对雇员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前（在本地区）通行的工资率”。伦敦郡议会提出了一份工资表，要求所有参与投标的企业必须同意按照此表向工人支付工资。不仅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还坚持，如果企业不支付“公平”工资，则不与其签订任何合同，不仅包括城镇合同，还包括所有工作的合同。于是，“贝尔法斯特和曼彻斯特拥有的长期订单，想要投标或开始着手完成订单的签约人必须向所有工人支付由雇主和雇员双方的组织共同达成的工资率，遵守工作时间方面的规定，并不得禁止工人加入工会；同时，在布拉德福德，签约人必须保证，在其投标的三个月以前，他已经向工人支付由雇主组织和工会双方达成的工资。”[2]
政府作为管理者而不是消费者，它们运用权力进行干预，人们已经熟知澳大拉西亚的政府在这方面的经验，这些对英国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确定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国民收入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必须分阶段地进行研究。在本章我们首先提出一个初始的问题，即这种干预实际上是否可行，以及是否真的会对国民收入的大小产生影响。

§3.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地取决于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雇主和雇员是否能够规避干预者的建议和命令而不被发现。由于下列事实，使得发现这种回避行为的难度很大，即雇主对雇员所设定的关于他们服务的合同是复杂的，它不仅包括货币工资，还包括外部的或内部的条件，如工作速度、对工人工作时的舒适程度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某些采用实物工资的规定。如果雇主蓄意的话，就可以通过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措施，调整货币工资的综合表现。[3]
然而，并非只有这种情况造成对于干预的规避。如果一个穷人宁愿接受低工资而不是选择失业的话，则在他和雇主之间便可能出现共谋，就像在维多利亚的中国工厂中那样，实际支付的工资比名义上的工资要低许多。当劳工没有组织时——如果他们非常穷，或者工作地点远离家乡，则他们没有组织的可能性更大[4]
——即使是很强硬的政府，更不用说消费者协会了，在实现其意愿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这一事实可以由我们自己关于卫生、安全以及妇女儿童工作时间的法律方面的经验予以说明。我们经常发现，要使行业中较小的、不起眼的单位接收监控是很困难的——对于工作时间的监控尤为如此——因为，相对于“家庭作坊”或独立的劳动者来说，家庭工作与工厂工作很容易相互混淆。[5]
现在，不论在英国什么地方，如果雇主在自己家里进行生产，但却雇用外面的工人，就被认定为工厂，并需要遵守《工厂法》的基本规定；若雇主在自己家里生产，但只雇用自己的家庭成员，则被认定为“家庭作坊”，其卫生设施，以及年轻人和儿童的工作时间的长短，尽管相对于一般的工厂来说其重要性略低，但同样受到管制。不过，当家庭工人们独自在家里为外面的企业工作时，则这些方面均不受管制。即使在工厂或家庭作坊里，也让人怀疑现有的检查人员能否保证令人满意地实施这些干预。[6]
自始至终，检查人员的工作量都是非常大的，以至于英国检查人员的数量总是不足。然而，如果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管制是如此困难的话，则对工资的管制将会更难。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样，与卫生设施或时间长短等问题不同，检查人员很难确切掌握工资率的情况。[7]
因此，雇主违反规定是难以被发现的，除非工人采取断然的行动，不过，当工人没有组织时，单个工人会由于害怕厄运临头而不采取任何行动。英国《商务部法案》的实施正是被这种困难，尤其是关于家庭工人们方面的困难所阻碍的。[8]
然而，在成立了有效的劳工组织的地方，这个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工人中间产生了团结的意识，他们将不再由于担心失业而接受低于工会工资率的工资水平，他们将向工会提起申诉，并且，即使个别工人没有这样做，工会领导也会担当起眼光敏锐的义务检查员的角色。因此，令人欣慰的是，政府为了提高萧条行业（如链条制造业）的工资率所采取的行动极大地促进了工人组织的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商务部的成立相互配合），出现了一种令人欣慰的现象，即在受到影响的行业中，妇女们热心地加入工会组织，使得某些工会组织增加了大量的成员。一项经常被人提及的反对工资管制的理由是，工资管制对于没有劳工组织的行业来说是无效的，但是恰恰是这些行业最需要进行工资管制。而事实似乎是，工资管制的实施可以让这些穷苦的工人产生一种意识，知道社会公众是支持他们的，从而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组织”。[9]
当然，与此同时，给工人更多的钱，使他们更便于缴纳工会会费。这些分析似乎表明，虽然干预有时会被未能察觉的规避所阻挠，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会被阻挠的。

§4.然而，这一宽泛的结论并未完全公允地说明建立真正严密的管制制度可能遇到的困难。如果管制机构能够自行建立并且强制推行完整的计件工资率标准，当然对此就毋庸赘述了。但是这种管制方式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才适用，因为许多行业在机器装备、厂房设施、产品的质量标准（如缝制纽扣）等方面存在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计件工资率“适用于”不同企业的局面，而且商务部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很难掌握应对这些差别所需要的知识。[10]
结果正如英国《商务部法案》授权的委员会所发现的那样，它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规定一个所谓的最低日工资标准，然后要求雇主制定一份工资表，保证所采用的计件工资率能够使该行业的普通劳工得到与日工资标准相当的收入。考虑到计件工资比计时工资更能促进工人努力工作这一事实，1918年在《商务部法案》的授权下，商务部规定了一个更高的最低日工资标准作为计件工人的工资标准，该标准高于对本来按日工资制进行雇用的劳工所规定的最低日工资水平，并且商务部系统的大多数行业，采用计件工资制的企业均已采用了这一标准。[11]
尽管如此，问题仍未完全解决。除非做出某些更具体的规定，否则“普通”一词含义上的模糊不清一定会给规避行为带来机会。为了弥补这一漏洞，对于这个词必须给出明确的限定。商务部在确定纸盒制造业的工资率标准时，是通过以下规定来解决上述问题的，即要求所有的厂商保证其雇用的计件工人中的85％的计件工资收入高于最低日工资标准。此时，100个工人中按能力排序从上面数的第85个工人便代表了最为“普通”的工人。但是，即使是这种量化的限定也不能完全消除规避行为。实际上雇主仍然有办法降低这项一般性标准，他们可以解雇最差的工人和雇用较好的工人取而代之，然后设定比保证原来所雇用的劳工的85％的收入能够达到标准日工资所需要的计件工资率更低的计件工资率。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商务部在缝纫业为“普通”工人规定了一个最低的计时工资率，并表示，如果厂商85％的雇员能够获得此项最低工资率，则必然证明此时所采用的计件工资率是适当的。但是，相对于某一特定的工资率水平，动作较慢的工人实际上被雇用的数量在减少，这一信息使上述结论蒙上了一层阴影。当该厂商未对劳工进行特别选择时，这100个人当中的第85个将被认定为动作最慢的工人。[12]
商务部对于纸盒制造业的规定与之类似。[13]
这种规定显然会引发细节方面的棘手问题，此时我们不得不提起某些形式的联合委员会，这也是我们最后所能求助的了。于是，（煤矿开采业）《最低工资法案》规定，由雇主与雇员的联合委员会判定，雇主希望将其认定为低于普通水平的任何劳工是否得到了正确对待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规避行为不能完全消除，但无论如何也得到了有效的牵制。

§5.然而，如果认为未能发现明显的违法行为，就不会发生规避行为的话，那么这件事本身不会使对工资率自然进程的干预真正可行。因为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即使发现上述违法行为，也没有制裁措施来消除规避行为。但是，事实上制裁措施是有的。甚至消费者协会可以拿起联合抵制这一武器，当其获得工会的支持时，也可以号召工会举行罢工进行斗争。政府部门可以采用更多的制裁措施。在这些措施中，最缓和的是借助公众舆论，就像加拿大《行业纠纷调查法案》中所做的那样。根据这种模式，马萨诸塞州在战前不久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成立委员会，有权调查——通过工资局——任何厂商，如果人们有理由相信该厂商支付给女工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其正常的生活需要，以及不能保证其身体健康”的话，则在召开听证会之后，该委员会将提出相关工资率的建议，并“颁布一项裁定，附带一份尚未接受或拒绝接受该项裁定的雇主的名单。该名单将至少刊登在四份报纸上，但是并不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14]
轻视这种形式的制裁是一种错误。无疑，英国的低等级劳工的工资率，受到传统的或习惯的标准的影响，低于实际应有的水平。[15]
战前女工的工资率通常接近10先令/周的水平，很可能在某些方面就是公众舆论制裁的产物。1909年的英国《商务部法案》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采用了一种略加严厉的制裁措施。该《法案》规定，在商务部强制执行决定之前，政府合同只能给予按照所要求的工资率进行支付的厂商。1906年的澳大利亚《消费税法案》提出一种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之后该项措施被最高法院判定为违反宪法。[16]
对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公平合理”的工资率水平的本土厂商，强行征收歧视性消费税。一项本质上与此相同的政策已经在澳大利亚立法的某些方面得到贯彻。“1907年的《奖金法案》、1908年的《制造商奖励法案》以及1910年的《页岩油补贴法案》，都规定要对国内产业的发展给予扶持，但同时又规定，如果商品的生产并没有对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支付公平合理的工资的话，则拒绝给予奖励，或者减少奖励。”[17]
如果这些较轻的制裁不起作用，则必须采取缴纳罚款的制裁措施，这种制裁不仅在维多利亚和澳大利亚的其他殖民地的一些重要法案中以及英国商务部的法案中有所体现，还体现在1913年俄勒冈和华盛顿两个州通过的更近时期的法案中——仅适用于妇女和少数民族。[18]
这些法案中的一部分还包括给予监禁的制裁措施。不仅如此，还有比罚款和监禁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因为导致雇主反感并宁愿选择暂时停工来进行抵制的工资率与迫使所有雇主撤出该行业的工资率两者之间，总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国家或其他公共机构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利用这一差距。第一，在某些情况较为特殊的行业，他们可以威胁雇主，除非按照他们所规定的工资率支付工资，否则将其驱逐出该行业。例如，像普通的铁路运输行业或城市交通行业，必须得到政府的特许权才能经营，为取得这种特许权而签订的合约可能会规定，经营者对政府关于工资率的决定如果有任何违背，将被剥夺该项特许权。[19]
第二，在一般的行业，如果固执的雇主坚持以低于规定的工资率水平支付工资的话，政府将对举行罢工反对雇主的劳工发放补贴，或者甚至强行关闭工厂。这将使雇主除了服从和永远退出该行业以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种方式并不会因为可能出现的过程中的混乱而变得难以实施。我们不能认为这不过是政府与固执的雇主之间无休止的冲突而一笑了之。因为我们坚信这种方式一定会取得成功，如果雇主体验到政府的决心的话，将很难再进行反抗。最起码的是，力量的一次展示就足以解决问题了：

强大的双臂发动机倚门而立

随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

这种制裁措施是所有可行的措施中最为强硬的一种。[20]
当然，无论是这种制裁措施还是其他措施，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绝对的或有强制力的。批评家可以轻描淡写地说，当雇主非常顽固时，通过干预来提高工资率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这一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符。如果询问如何强迫人们在遭受损失的情况下继续在某一特定行业中经营的话，答案将是人们并不能接受这样的强迫。但是，正如在关于强制性仲裁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证明一项法律在实现其目的的过程中有时会失败，与证明该项法律本身无效，是根本不同的两件事情。杀人犯与纵火犯犯了法并逃过惩罚，并不是不可能的。法官可以命令一个母亲将其子女交给其他某人监管，但是，如果她选择失踪，或者选择最后一条路即伤害子女或者自己的话，那么法官便无法强迫她服从判决。然而，没有人引用这些事实来证明我们的法律主体缺乏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同样，也没有人会引用下列事实，即政府关于确定工资率的制裁措施尚不完善，来证明这些制裁措施并不存在。这些制裁措施是真实的并且是强有力的。借助于它们，使得旨在提高工资率所进行的干预实际可行。

[1]
1905年澳大利亚的《商标法案》规定，所有待售商品均应配以标签，用来说明制造商是否完全雇用的是属于工会的劳工，但该《法案》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背宪法，理由是联邦有关商标的立法资格并不包括对不以制造商的利益为目的而设计的商标立法（《经济学家》，1908年9 月19日，第532页）。

[2]
《关于公平工资率的委员会的报告》，第50页。除非要求签约人不仅仅是对个别合约中所指的工作，而是对其雇员全部的工作支付标准化的工资，否则没有道德的签约人就能够设法进行规避，他们会对合约中所规定的时间段内的那部分工作支付全额工资，而对其他时间段内的工作支付特别低的工资。

[3]
关于这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州、华盛顿以及威斯康星州的工资委员会被授权不仅可以干预工资率，而且可以干预工作时间的长短以及他们辖区内妇女的工作条件（《世界劳工法案》，1914年2月，第78页）。

[4]
劳埃德先生写道：“设菲尔德和佐林根的磨工比刀具工匠更容易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工作中以更高的程度相互聚集在一起。”（《经济期刊》，1908年，第379页）

[5]
有时人们认为，如果规定家庭作坊中摊派工作的人，甚至地主以及雇主，必须对自己违反法律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话，则更易于执行该项法律（参看韦伯：《对关于劳工问题的皇家委员提供的证词》）。在曼彻斯特，有时将责任归咎于摊派工作的人。

[6]
参看新西兰及维多利亚在实施限制店员工作时间的法律的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在新南威尔士，存在一项管制商店工作时长的通用法律，而不管这些商店是否雇用了员工，从而使得这一困难得到了部分的避免（参看艾维斯：《关于商店雇员的工作时长的报告》，第12页）。

[7]
麦克唐纳夫人：《经济期刊》，1908年，第142页。

[8]
参看维斯列斯基：《家庭工人们》，第7章。

[9]
哈钦斯和哈里森：《工厂立法史》，第269页。关于商务部对缝纫业中的组织进行赞许的证据，参看托尼的《缝纫业的最低工资率》，第90～94页。

[10]
有关这些困难的说明，参看蒂利亚德的《工人与国家》，第58页。

[11]
参看蒂利亚德：《工人与国家》，第60页。

[12]
参看托尼：《缝纫业的最低工资率》，第50～51页。

[13]
参看巴尔克利：《纸盒制造业的最低工资率》，第21～22页。

[14]
《世界劳工法案》，1913年2月，第49页。

[15]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十七卷附录，第377页。

[16]
在《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一书第394页及以后部分中，圣·莱杰记录了最高法院的判决。

[17]
《联邦手册》，第476页。参看布莱斯：《现代民主》，第二卷，第245页。

[18]
参看《劳动期刊》，1913年1月，第204页。到1923年底，美国有17个州已经通过了《最低工资率法案》，但是法院从那时起便判定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违反宪法的。仅依靠公共舆论进行制裁的新法案在马萨诸塞州以及威斯康星州得以通过（参看劳工中介局，《最低工资率设定机制》，1927年，第113页及其以后部分；以及委员会在1927年对加拿大和美国的行业状况进行研究后作出的报告，第92页）。

[19]
参看米切尔：《组织起来的劳工》，第345页。

[20]
参看庇古：《行业秩序的原理与方法》，第191～192页。

第13章　雇用劳工的方法

§1.在对提高工资率进行干预的成效进行考察之前，有必要对雇用劳工的方法进行初步的研究，因为干预的成效部分地依赖于这些方法。造成这种依赖的原因是，当任何地区或职业的工资提高时，会产生一种影响，根据不同的情况，它可能将新的劳工引进该地区或职业，或者与之相对应地，也可能将原有的劳工逐出该地区或职业。由于工资发生变动，造成该地区或职业对局外劳工和原有劳工的吸引力发生变化，上述影响就是通过这些变化而发生作用的。对这两部分人的吸引力的变化不仅取决于工资水平的变动和对于劳工的相对需求的特点，还取决于与当前流行的雇用劳工的方法有关的某些其他条件。对此可以说明如下。各个地区或职业的收入的数学期望值，等于任何时期该地区或职业中特定素质的全部劳工的年收入除以这些劳工的人数。如果雇用的方法保证具有该项素质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已被雇用的还是尚未被雇用的，都具有相同的雇用机会的话，则该地区或职业对局外的和原有的劳工的吸引力均与该数学期望值相当，并且，从双方的角度看，数学期望值的变动与吸引力的变动也大体相当。但是，这种对应性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由较高的名义工资和较差的就业前景构成的“收入期望值”，与由较低的名义工资和较好的就业前景构成的等量收入期望值相比，前者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关于济贫法案的委员会曾经报道说：“在利物浦，人们盛传名义上的高工资可以吸引乡下的和爱尔兰的劳工，因为给他们造成了在这一工资水平下可以找到正常工作的印象。”[1]
迪尔（Dearle）曾经说过在伦敦制造业存在同样的影响。[2]
贝弗里奇爵士在战前也曾写道：“人们可能不屑于每周15或18先令的正常工作，但却倾心于每两周约有四次的每天5先令的工作。”[3]
但是，此处无须过分强调这种考虑。对于所需要的条件来说，收入的数学期望值的变化与该行业对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吸引力的变化大致相符就足够了。然而，如果雇用的方法是，对于素质相同的劳工，雇主更倾向于雇用行业中原有的工人，而不是雇用新人，那么当工资率被强行提高时——并且附近可供就业的机会减少——对行业外的劳工的吸引力将为零，而不管这种变化对收入的数学期望值有何影响。还有，如果雇用的方法是，对于已被雇用的素质相同的劳工，雇主总是依据某一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经过排序的录用名单重新雇用工人，那么当工资率被强行提高时，对该名单底部附近的劳工的吸引力将为零。当然，由于人们很早便考虑子女应该接受何种职业培训的问题，所以使雇用方法所造成的差异有所淡化。然而，这并没有削弱这些差异与对提高工资率进行干预所产生的影响之间的相关性。面对着被强行提高的工资率，存在着三种可能的情况：（1）对于局外或局内的劳工来说，受到影响的地区或职业变化后的吸引力均与收入的数学期望值相对应；（2）对于所有的局内人来说，这种吸引力与数学期望值相对应，而对于局外人来说，它为零；（3）对于失业的局内人来说，就像所有局外人一样，这种吸引力可能为零。如果雇用方法的选择是随机的，并且是短期雇用，那么将会出现第一种情况；如果局内人总是优先于局外人，而且局内人彼此是平等的，那么将会出现第二种情况；如果根据雇用的标准，对所有乐于从事该地区或职业工作的劳工，公开地或暗地里划分优劣等级，那么将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对于按照这种方式加以区分的三种雇用方法，很明显，可以将第一种称之为随机雇用法，将第三种称之为偏好雇用法。对于第二种，尚无合适的称谓，但是可以创造一个名称，我将其称为特权阶层雇用法。

§2.可以举例确切说明如何区分这三种方法。如果无歧视地接受所有素质相同的申请者（对素质不同的申请者则无此必要），则采用的是随机雇用法。这种方法的一般特征是很明显的。有人认为，对于大部分厂商来说，如果通过某一中央机构雇用工人，则这种方法必将遭到排斥。但这是一种糊涂观点。对于职业介绍所来说，与单个厂商一样，是可以通过随机法来雇用工人的，并且，它们的许多条款规定，它们必须这样做。因此，法国工会组织的许多职业介绍所都规定，“对成员工作的分配是严格按照递交申请书的先后顺序来进行的”。[4]
“安特卫普劳工局的规定是，按照工人将申请书递交到所里的顺序，开展工人工作岗位的派遣工作——这种方法曾遭到大量的批评”。[5]
柏林酿酒业劳工局规定，“工人在被安置之前必须等待，例如在登记时领取一个号码，并且必须等到排在他的号码之前的所有工人都被安置以后才行”。[6]
所有这些措施采用的都是随机雇用法。1912年《利物浦码头法案》中正式出现特权阶层雇用法。该《法案》规定，在某个特定的日子里发放给所有到场的码头工人一个标签，与没有得到此签的工人相比，对于拥有此签的工人优先雇用，但同时保持这一特定阶层的工人之间的地位平等。[7]
偏好雇用法，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应用的范围十分广泛。这意味着，对于素质相同的不同的工人并非一视同仁地加以雇用，而是或宽或严地依照某种排定的顺序加以雇用的，以至于无论工作为何，雇主总是倾向于雇用排定的工人，而其他的工人则一无所获。如果雇主实际上使用一份经过排序的录用名单，则依照现有的观点，这份名单以什么为标准进行排序是无关紧要的。一份根据申请者在本行业工作的时间长短列出的名单——对于夕阳产业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或者根据姓名字母顺序列出的名单，均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实际上，对于相同的工人进行排序的录用名单，不过是对于不同的工人进行排序并设计名单的副产品罢了。因此，伦敦（失业者）中央机构建议，在它的模式的规定中，“监管者将根据申请人对工作的适合程度来推荐就业，而雇主可以从登记的申请人中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加以录用”。[8]
一般来说，这一政策由柏林中央劳动登记局所推行。[9]
此项政策就其将相同能力的劳工按照排定的顺序进行安置而言，蕴含着这里所讨论的偏好雇用方法的精神。

§3.毋庸赘述，不同地区和职业所采用的雇用方法并非严格地划分为上述三种类型。实际上采用的措施一般都是与其中之一相近似，但并不与之完全相同。决定选择何种方法的影响因素，与第11章所讨论的在萧条时期对不同的应对方法进行选择的影响因素非常相似。雇主考虑到许多因素而不愿意采用裁员的方式——如担心丧失在某些方面对其具有特殊价值的员工等——这些因素也使他们不愿意采用随机雇用法。因此，只有当工人为非技术性人员，并且具体的设备和工作非常相似，对于雇主来说该工人的价值并未因曾被雇用而显著增加时，这种方法才会被采用。当保留同一个工人继续工作显得非常重要，而在生产淡季保留比短时间工作制所需要的人数更多的工人将非常浪费或有害时，偏好雇用法更受欢迎。当短时间工作制不会造成严重的技术性问题时，特殊阶层雇用法将被采用。容易让人理解的是，在“静止状态”下，后两种方法将导致同样的结果。

§4.值得注意的是，在随机雇用法与短期雇用法之间具有某种联系。的确，长期雇用在某种程度上与随机性是不相容的，因为即使是按年雇用，若雇员就业合同的到期日不同的话，则随时都存在着一定的就业机会；而若所有雇员就业合同的到期日相同的话，则届时才会出现全部的就业机会。而在短期雇用的条件下，实际上存在着持续不断的所有的就业机会。因为仅当出现就业机会时，才可能体现随机性，所以与短期雇用相比，长期雇用无法充分发挥随机雇用法的作用；或者，更一般地讲，在采用随机雇用法的行业，正常雇用时间的每一次延长都会对随机雇用法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基本来说，长期雇用只是造成雇主更倾向于采用偏好雇用法或特殊阶层雇用法而非随机雇用法的某些因素的副产品，其本身并不是原因。不过，有时长期雇用会由于除此之外的其他一些原因而得到进一步的采用，进而长期雇用，或更为严格地说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被适当地看成反对随机雇用法的新的理由。在技术性手工劳动者之间，在对公众提供持续性服务极其重要的行业中，长期雇用有时被用作避免罢工的手段。南都煤气公司与其合伙人的协议书可以作为例证。“对于我方来说，此协议代表着一项明确的义务，即给予劳工三到十二个月的工作，并且确保绝大多数劳工在此项协议下工作。你可能听说了，签署这份协议的起因是为了防止大批劳工同时向我们发难。1889年罢工爆发的时候，所有的罢工人员就是在同一时刻向我们发出通牒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协议，每周都有部分协议到期。协议的签署不具有强迫性。工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签署，不过签署的工人可以得到公司的优惠。现在，已经签署协议的工人的工资为此而增加了10％，因此，你可能认识到，使大多数人签署这份协议并不困难”。[10]
不仅长期雇用非技术性工人的这种积极动机一般很弱，因为发生罢工后他们的工作很容易被替换，而且往往有某种消极的动机在发挥相反的作用。因为，对于技术性工人来说，他们自身的高智商以及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存在使得惩罚机制变得没有必要，而对于非技术性工人来说，工头发现除非握紧可以随时解雇他们这件武器，否则很难迫使他们踏实工作。[11]
不仅如此，还应该记住的是，在各种等级的工人之间，正如本章§1所提到的那样，短期雇用也可能受到劳工自己的偏爱，正因为是短期雇用才使得随机性成为可能。关于济贫法案的委员会的多数派认为：“所谓的码头工人的故事是，他与所有生意人不同，当他愿意时可以一天不做工，而且不会遭到损失……在南安普敦码头，有些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那里，长期工申请转为临时工。”[12]
同样，沃尔什认为，大部分的劳动者来到码头，“因为该处的工作是间歇性的，所以比其他一些正规的职业，更符合他们的偏好”。[13]

§5.政府通过直接干预鼓励重新雇佣合同已经到期的工人而不雇佣新的工人，在阻碍随机雇用法方面与长期雇佣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关于济贫法案的委员会写道：“限制临时性工作的方法之一是征收我们所谓的‘就业终止费’。也就是说，终止雇佣关系，无论是由雇主还是由劳工提出，都需要支付一笔小额款项，由雇主与雇员共同负担，其本质上是一种罚款或上交给国家的印花税。可以在‘就业终止费’表格上附加印花，并且规定劳工在职业介绍所登记时出示此表格，这样即能轻松地完成对该项税款或‘就业终止费’的征缴。人们认为，采用这种做法具有三方面的优点。第一，它能防止雇主或雇员随意提出终止雇佣关系的行为。第二，它能限制临时工的就业，因为康采恩雇用的临时工越多，它不得不缴纳的‘就业终止费’就越多。第三，即使它没有产生上述两个方面的成效，它也可以成为一项收入的来源，用以支付为实施我们即将提出的建议所需要的费用。”[14]
采用这项措施，无疑会使雇主更愿意在一个岗位上尽可能长时期地雇用同一位工人，因而进一步激励雇主采用除随机雇用法以外的雇用方法。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案》的规定（在1920年的法案中未予继续使用）就具有这种性质，其大意是“如果雇主连续十二个月雇用同一位工人，他将能收回为该工人支付的保险费用的三分之一”[15]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所有这些措施不仅鼓励雇主要在其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设定的岗位上连续雇用同一位工人，而且以略小的力度也鼓励雇主要在不雇用工人就有可能被暂时撤销的岗位上连续雇用同一位工人。至此为止，这些措施均阻碍了劳工由需求减少的中心向需求增多的中心进行自由转移，因而也阻碍了最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就业状态的形成。这些措施以这种方式对国民收入造成的直接损失，必须从它们可能带来的任何间接利益中予以扣除。

[1]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353页。

[2]
《伦敦制造业的失业问题》，第127页。

[3]
《失业论》，第197页。

[4]
《美国劳工期刊》，第72期，第761页。

[5]
同①，第766页。

[6]
施洛斯：《关于处理失业问题的机构和方法的报告》，第84页。

[7]
参看威廉姆斯：《利物浦码头法案第一年的执行情况》，第1章。

[8]
《美国劳工期刊》，第72期，第803页。

[9]
参看施洛斯：《关于处理失业问题的机构和方法的报告》，第87页。

[10]
《关于慈善机构协会的委员会关于非技术性工人的报告》，1908年，第170页。

[11]
参看普林格尔及杰克逊：《递交给关于济贫法案的委员会的报告》，附录第十九卷，第15页。

[12]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335页及354页。

[13]
《关于码头工人的报告》，第19页。

[14]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410～411页。

[15]
《辩解备忘录》，《白皮书8911》，第5页。

第14章　在工资率不公平的地区和职业中为提高工资率所进行的干预

§1.货币工资这一术语非常便于在广义上予以使用，它包括可用货币估值的所有可能形式的任何支付。因而对农业劳工所提供的食物和水，对煤矿工人所提供的煤炭，以及对家政工人所提供的住所和食物，等等，都应该归到货币工资的名义之下。为了达到本章的目的，下面所提到的工资都是指通过这种方式加以修正后的货币工资。假如在所有地区和职业中支付给劳工的工资均等于相应工作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出于当前的研究目的，暂时忽略私人的和社会的净产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并且，假如所有层次的劳工在不同地区和职业间的配置使得第9章§2中不同工人的工资率之间就形成了某种关系。我们把这种关系定义为公平的关系。[1]
在相同的工人之间，经过对第9章§2中所描述的附带的优缺点的差异加以调整之后，这种关系与均等性的关系相当。因而我的定义与马歇尔的定义是一致的，他曾经写到，在任何行业，如果对有关劳工的需求的稳定性方面的差异给予补偿之后，“该行业的工资与其他具有相同的难度和不适宜程度、需要相同的天赋才能及相同的培训费用的其他行业的劳动工资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的话”，则其工资水平相对于一般行业的工资水平而言是公平的。[2]
在不完全相同的工人之间，公平的工资意味着在对附带的优缺点进行调整后与效率成比例的工资；劳工的效率，通过其边际净产量[3]
乘以该产品的价格来测算。然而，尽管它意味着这一点，但却并非仅仅只是这一点。[4]
以上述观点为基础，结合第9章给出的结论，我们将发问：第一，为提高某领域不公平的、相对低于一般行业工资水平的工资率所进行的干预——例如，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某一地区或职业的计件工资率等于那里某著名厂商所支付的工资依据的工资率——是否对国民收入有利，如果是，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有利；第二，为提高已经公平的工资率所进行的干预，是否对国民收入有利，如果是，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有利。在本章以及后面各章，我们将在假设工人的收入对工人的能力的反作用可忽略不计的情况下，努力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将在第18章讨论当这上述假设不成立时，需要如何修正我们的结论。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章的主题，即在不考虑收入对能力的反作用的情况下，对不公平的工资率进行干预所造成的影响。

§2.在现实生活中，当工资率处于不公平的低水平时，这种不公平性可能是由不同原因所产生的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公平因素分别作用的结果，这些作用既可能是同方向的，也可能是反方向的。实际中面对这种情况时，需要分别检验对于不同的不公平因素进行干预的结果，因为很可能会出现某种干预是针对某种不公平因素的，而并非针对另一种不公平因素的情况。虽然这种考虑给实践带来困难，但是对于我们分析的形式却没有造成影响。因此，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合理地忽略了这个问题，仅集中考虑由单一因素所造成的不公平的工资率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下面建议采用的方法。

§3.对两种主要的不公平的工资率的形式加以区分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是，一些地区或职业的工资率不公平，是因为虽然该工资率等于该处所雇用的工人的边际净产量价值，但是却不等于其他地区或职业中相同工人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和工资率。另一种形式是，一些地区或职业的工资率不公平，是因为工人受到了剥削，他们的工资率在一定程度上低于雇用他们的企业所提供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对于这两种形式的不公平进行干预所产生的影响是全然不同的，对于它们的讨论也必须严格地分开进行。在下面三节中，我们将只考虑对前一种工资率所进行的干预，即该工资率虽然不公平，但与其相对应的工资却等于相关劳工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并不存在剥削的情况。

§4.应该对问题的基本特征进行一项初步的分析。相对于某地区或职业中（具有某种特定素质）的劳工的数量，即在该处现有的需求状况下，劳工的边际净产量价值未能充分形成一种公平的工资率水平，此时进行干预对国民收入造成的影响与决定该处需求状况的因素完全无关。细想起来，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当前的争论中这一点往往被忽略，因而边远地区的厂商总是宣称由于机器设备低劣而且运费开支庞大——降低他们对劳工的需求的原因——所以他们以比竞争者更低的工资率水平进行支付是合情合理的。在伊利诺伊、印第安纳、俄亥俄以及宾夕法尼亚各州煤炭业的一项协议中，这项辩解的有效性得到了正式的认可，并且“将工资等级进行适度调整，以便要求拥有优质煤炭并且运费较低的行业，以比其他行业更高的工资率水平进行支付，从而与其卓尔不群的天然优势相平衡”。[5]
针对这项辩解的合理性展开了许多争论。正确的答案是既非合理也非不合理，因为这项辩解与我们所考察的问题是无关的。对任何一点不公平的低工资率进行干预对国民收入所造成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取决于干预对不同的地区和职业（包括职业的闲散程度）之间劳动配置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因为决定该处关于劳工需求状况的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它仅取决于下列原因，即阻碍该处劳工的数量自行调整，在现有需求状况的条件下，达到与其他地方的边际净产量价值相等的原因，或者造成该地区工人的生活费用偏离正常水平，与其他地区适当的水平不同的原因。[6]
因此，我们必须区分未能进行调整的主要原因，并对由不同的原因所形成的不同类型的不公平工资率进行干预所产生的影响逐一给予考查。

§5.首先，造成某些地区或职业的工资率不公平而且较低的原因是，转移费用阻碍了人们从该处转移到工资率较高的地区或职业中去。在这类不公平的低工资率中包括非常低的工资率，存在于（1）距离工资率较高的地区遥远，而且种族、语言以及宗教与之不同的乡村中；（2）职业的转变将使劳工所具备的技能变得百无一用的职业中；（3）某些主要由低层次的非技术性劳工所从事的职业中，这些劳工曾经努力地从事某些技术性工作，或者为某些企业提供特殊的服务，但是未能成为较高层次的非技术性劳工，也未能成为其他行业的技术性劳工；（4）下列这种地区，即若劳工从该处转移出去，将会失去该地区为其配偶所提供的获取收入的特殊机会；（5）某些类型的工作中，如家庭工作，与仅重视经济因素的当前高度发达的工厂生产相比，从事家庭工作的工人——很大一部分家庭工作们是已婚妇女或寡妇——更多的是考虑照顾家庭等非经济性的问题。[7]
可以概括地说，为提高这些形式的不公平的低工资率而进行的干预，除去对于才能的反作用之外，将对国民收入造成损害。唯一看上去有利的影响是使某些劳工从工资低的地区或职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如果能够发生转移的话——也是如此，因为对未曾转移的劳工来说，现有工作的减少显然只能给他们带来损失。第9章已经说明，劳工的转移，虽说看上去似乎是有利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工资的改变并不能改变转移费用，它只能使转移的障碍得以超越或克服而已。然而，只要转移费用保持原状，则仅由于考虑转移费用而与绝对理想化的配置不同的劳动配置，如第9章说明的那样，便是相对于事实上所存在的这些费用而言的理想的配置。[8]
因此，只要那些费用不变，任何配置的改变一定会使国民收入低于原有的水平。很明显，此时任何获利的机会均不复存在。[9]

§6.其次，某些地区或职业的工资率不公平而且较低的原因是，无知使劳工滞留在原处，如果只存在转移费用的话，人们会发现转移是有利的。与上一节所讨论的情况相比，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干预所造成的影响更难。因为，正如第9章所说明的那样，克服由转移费用形成的障碍将给国民收入造成损失，而克服由无知形成的障碍将使国民收入受益。于是，只要提高低工资率地区或职业中的工资率的影响，就能使劳动者从该地区或职业中转移到其他地区或职业中，国民收入就会增加。在转移发生的地方，由转移带来的表面的利益也是实际的利益。然而，在对干预的综合影响作出结论之前，我们需要研究将工资率提高到何种程度，并在何种环境下，才能将多余的劳工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当采用偏好雇用法时，很明显，无论对劳工的需求有无弹性，都不会有多余的新雇员被吸引到工资率提高的地区或职业中，并且所有从该处就业队伍中被逐出的人都会意识到他们一定永远地被逐出了。因为，这种方法使得某些人总是优先于其他人，不论出现何种工作机会，都将落到他们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其他人来说，既然不转移意味着一无所获，则必然会非常强烈地选择转移。因此，工资率提高的总体影响，将包括使劳工从有效就业机会较少的地方转移到较多的地方。除去转移过程中所发生的暂时性事件之外，到处可能增多的非完全失业或半就业，可以视为对该项利得的某种抵消。因此，为了将工资提高到公平水平而进行的干预必将有利于国民收入。

当采用特殊阶层雇用法或随机雇用法时，干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根据在工资率提高的地区或职业中对劳工的需求弹性小于1或是大于1而有所不同。如果对劳工的需求弹性小于1，该地区或职业对原有的工人的吸引力将增加，因为收入的数学期望值将增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劳工向其他部门转移的现象，并且在随机雇用法下，还可能出现劳工向该地区或职业流入的情况。然而，由于该地区或职业中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必然会减少，因此国民收入必将遭受损失。如果对劳工的需求弹性大于1，工资率的提高将使得该地区或职业对原有的以及局外的工人的吸引力有所降低。因此，显然有些劳工可能会转移出去，不过应当记住的是，与持续就业的前景相比，劳工对名义工资率更具有切肤之痛从而更为重视，故转移可能会遇到相当大的阻碍。对于那些最易于转移的劳工，即不像一般劳工那样容易被失业所击倒的年轻人，这种阻碍会更大一些。当达到出现转移的程度时，国民收入将增大。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对于从前的全日制劳工来说，无论如何都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滞留在该地区或职业中从事非全日制的工作。国民收入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其他劳工的转移所带来的收益，不可能得出最终结果是不利还是有利的一般性判断。在不同的情况下，答案不同。然而，在一种情况下可以得出明确的答案。即当需求弹性非常大，以至于将工资提高到“公平”水平将使对劳工的需求减少为0时，该地区或职业对所有劳工的吸引力也必将降低为0，该地区或职业的劳工也因此一定会离开。如果某些雇主非常无能，或者某些工厂或矿场的位置非常不利，以至于在其他厂商的竞争之下，支付公平工资，将促使他们全线崩溃的话，则上述条件便能得到满足。当其被满足时——必须记住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情况是，造成劳工移动障碍的不是费用（例如学习新业务的费用），而仅是无知——为实施公平的工资率所进行的干预，必将使国民收入有所增加。

§7.现在我们转而分析§3所区分的第二种主要的不公平的工资率，即该不公平的工资率的形成，不是因为该处劳工的边际净产量价值未能得到与他处相等的实际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额，而是因为剥削，雇主强迫劳工接受低于其边际净产量价值的工资。诚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虚假现象，因为，如果任何雇主或雇主群体对其雇员存在着剥削，那么一般来说他们将无法雇用到在正常情况下所能雇用到的劳工的数量，结果是其雇用的劳工的边际净产量价值会间接地提高。因此一般来说，如果一位雇主剥削其雇员，支付的周工资比这些雇员的边际净产量价值低5先令，这并非意味着他们的周工资比相同的工作在他处可以得到的公平工资低5先令，而是仅低4或3先令。[10]
了解这一点，我们便可以进一步研究由于剥削形成的不公平的低工资的表现形式了。

根据第6章的解释，如果各处皆处于完全自由竞争的状态，那么所有行业的所有雇主支付的工资都将确定为一个相同的值。素质一定的劳工对所有雇主所提供的边际净产量价值都将相等——为了便于说明，我们暂时忽略不同地区生活费用方面的差异——并且，如果雇主支付给某位工人的工资低于其他雇主所支付的水平，则该工人知道他马上就可以从其他雇主那里得到等价于其边际净产量价值的工资。然而，在劳工的转移仅仅被无知和费用所阻碍的范围内，可以在工资谈判中引入一种垄断性因素。因此，形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工资范围，在此范围内，实际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水平受到具体谈判结果的影响。这一工资范围的上限等于工人为其雇主所提供的边际净产量价值，我们已经知道，此价值并不是由外界因素决定的，而是部分地取决于该雇主决定雇用的员工数量；其下限则等于工人认为他转移到其他地方所能得到的工资减去用于弥补转移成本的一笔费用。劳工的下限和雇主的上限之间的差距因情况的不同而不同。若某一地区的雇主秘密地或公开地达成协议，不通过竞价相互挖人的话，则此项差距会较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劳工若不接受这些雇主提出的条件，则无法在附近找到工作，而只能到一个陌生的地区去。例如在某些地区，战后支付给农业劳工的工资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和惯用的工资。虽然现在的情况与当时已大不相同，但是没有人试图率先打破这项传统。土地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写道：“农场主已经习惯于按某一固定工资率水平支付工资，并且觉得农场的状况不允许他们超过这个限度，同时我们已经发现，他们宁肯在一段时间内不雇用工人，也不愿提高工资率……他们的防线因彼此之间利益的一致性而得以加强。如果镇上的某位农场主真正打算提高工资水平，他必须要勇于面对其他农场主可能表现出来的不满。但是农场主之间的个人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优秀的农场主对于社会的排斥非常敏感。我们从英国的许多部门听到一些情况，那里的农场主愿意提高工资，但是却畏惧当地的舆论。因此，一位农场主告诉我们，为了避免表面上支付的工资高于周边的水平，他实际上不得不进行规避，并且采用分红的办法。”[11]
这项差距越大，雇主运用诸如蒙蔽雇员使其对所获得的实际工资水平所知甚少等手段的自由程度就越高——这些手段已经受到第9章§8讨论的“特殊条款”、《禁止实物工资法案》及其他形式的保护性立法的反对。只要存在着这种差距，就有可能对劳工进行以此为限的剥削。[12]

当这种差额存在时，是否会出现剥削，其程度又将如何，这一问题的答案部分地取决于相关雇主和雇员的谈判能力，部分地取决于能力较强的一方运用这种能力的意愿。即使这一差额很大，也不一定会出现剥削，而在劳工已经具备组建以储备基金为基础的强大工会的能力，并且进行集体谈判的行业中，甚至不可能出现剥削。但是在劳工没有组织起来的行业中——不管是因为他们在空间上比较分散，还是因为他们贫穷或无知，或是因为她们是打算在婚后就离开该行业的女工，或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就有理由担心会出现剥削。其中主要的理由是，当劳工未能相互联合时，一般来说，雇主所拥有的战略力量会更强大些。首先，雇主更熟悉谈判的程序，并且受过某种意义上的训练，而对劳动民众来说却并非如此。从这个角度看，女工和童工均属于弱势群体。其次，部分地由于雇主比较富有，部分地由于雇主雇用了大量的劳工，因此，当雇主与单个劳工的谈判不成功时，雇主所遭受的生活福利上的损失通常比劳工所遭受的要小些。于是，雇主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可以将事态推向极端。雇员数量上的重要性可以通过雇主在家政服务的工资谈判中的相对劣势体现出来：“有钱的妇女某天没有仆人服侍，可能就像仆人失去工作一样，并且，对此妇女来说，雇用另一位仆人时所产生的担忧和不便，至少像仆人为寻找另一份工作所承受的不便一样。”[13]
再次，在某些情况下，工人拒绝雇主提供的条件所遭遇的不幸远不止于工资的损失。如果某位劳工不仅是雇员，而且居住在雇主所提供的住所里，并因此可能被从该住所中赶出去，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生。由此看来，如果某位雇用无组织的劳工的雇主，意欲锻炼自己的谈判能力的话，则他可以按照接近劳工下限的水平支付工资，而不是按照接近自己上限的水平支付工资。如果雇主想要在某一岗位上长期雇用同一位劳工的话，则雇主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免于损害这些工人长期的效率，会愿意提供比他们需要提供的更为优厚的条件。不仅如此，仁慈和慷慨往往也会促使雇主放弃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的权利。但是，当他们自己也很穷困时，便很可能不再慷慨，而且，即使他们不是很穷困，但是如果他们需要使用计件生产利润进而雇用工头或分包商进行生产的话，则慷慨也是毫无指望的。[14]
由此可以推断，对于没有能力进行集体谈判的无组织的劳工来说，众多的男工和女工的工资更有可能是按照接近该范围下限的而不是上限的工资率水平来支付工资的。一般来说，这一工资率会低于届时其他地方相同工作的工资率，也就是说，它们是“不公平的”。[15]

§8.无论何处采用这种类型的不公平的工资率，都不会直接造成实际的劳动配置与最优配置之间出现任何差异。它直接造成的结果是，在一些地区，某些不管怎样也将得到雇用的劳工可能会由于谈判对手强大的战略性力量而损失一部分可能获得的收入。因此从表面上看，虽然消除这种形式的不公平，可能会通过阻止相对富裕的阶层从相对贫困的阶层那里获利而从整体上有利于经济福利，但是对国民收入的数量则不会造成任何差别。然而，这种肤浅的结论没有充分考虑某些重要的间接影响。这些间接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下面我们对其逐一进行讨论。

第一，强制降低某些地区或职业的工资率，虽然并未使劳工供给大幅度减少到迫使雇主不再降低工资的程度，但由于一部分劳工会选择离去，故劳工的供给仍然会有所减少。[16]
当这一现象发生时，该处雇用的劳工数量将减少，从而其边际净产量价值会比其他地方的大些。这将对国民收入造成损害。因此，强制提高工资率，以便从其他边际收入较低的职业吸引劳工进入，将有利于国民收入。例如，战前由于农场主之间所达成的默契，致使农业劳工的工资一直很低，因此通过法律实施一种较高的工资率将会增加农业劳工的数量，显然对国民收入有利。[17]

第二，第二编第9章§16曾经指出，“当他们的顾客，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劳工，能够被压榨时，雇主会倾向于殚精竭虑地进行压榨，而不是努力地改进其工厂的组织结构”。防止雇主利用谈判能力寻求利益，会间接地促使他们通过技术进步寻求利益。因此马伦（Mallon）写道：“某位雇主，迫于商务部‘推行的最低工资制度’，对自己的工厂进行整顿，发现由于工厂的管理松懈，劳工经常需要等待安排工作来做，因而对劳工和自己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他们设法消除了这种浪费状态，很快便能提供给劳工连续稳定的工作，结果给劳工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并且至少在相同程度上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利益。这种情况不胜枚举。在许多工厂和作坊中，雇主起初并不拥护该项制度，但是在对其生产方法和设备进行第一次检查之后，他们都对结果感到兴奋和惊讶。”[18]
这一段话可以与布莱克（Black）女士类似的一段话相互印证：“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当雇主通过雇用廉价劳工或恶劣环境进行经营的做法被阻止后，他们会设法通过改进工艺等方法进行经营，改进体现在扩大产量和降低价格两个方面。”[19]
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无人质疑，但是它并不等同于下面这种观点，即如果某个国家的普通劳动力很充足，并因此很便宜，那么雇主便不希望使用机器。因为机器本身就是劳动的产品，所以说这后一种观点是错误的。然而，如果在某一特定地区或行业中，雇主能够剥削某阶层的劳工，则他们将不希望使用机器，因为机器包含着其他阶层劳工的劳务，这是该雇主所无法剥削的，与当地相应的劳工的效率相比，这些劳务的效率更为昂贵。

第三，如果某位雇主在谈判中获胜，并以此迫使其部分或全部劳工接受低于边际净产量价值的工资，那么该雇主的收入必然会高于与他能力相同的其他雇主的正常收入——鉴于行业之间雇用能力的不完善的流动性，这种状态很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如果进行剥削的雇主在他所处的群体中的能力一般，那么为强行将其支付的工资提高到公平水平而进行的干预，只不过是简单地将以前由劳工那里强行获得的利益交还给劳工而已，并不会产生其他影响。然而，事实上，剥削行为更多地发生在能力较弱或位置较差的雇主身上，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进行剥削就无法维持经营。从历史上看，小型雇主往往都是最为贪婪的剥削者。因此，剥削主要以牺牲劳工的利益为代价，对能力较弱和所处地理位置较差的雇主提供补偿，来防止剥削将使这些雇主更迅速地溃败于比其效率更高的竞争对手。这一观点，连同前面的其他考虑，明确地说明了对于我们所描述的由于剥削形成的不公平的工资率进行外部干预，从利于国民收入以及其他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必要的。

§9.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包括等于边际净产量价值的不公平的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以及由于剥削而小于边际净产量价值的不公平的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所作的讨论，在一般情况下都适用。它对于男工的工资和女工的工资来说同样正确，当然，在较差的组织中，剥削对妇女造成的危害特别大。对于任何地区或职业中的任何性别的工人的不公平工资的任何辩解，都需要据此给予检验。不过，仍然存在着一个我们先前没有分析过的特殊问题，它涉及男女工人之间的工资关系。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某个地区或职业中女工的工资相对于其他地方女工的工资来说是公平的，但是与该地区或职业中男工的工资相比却是不公平的。不过，这一结论与女工的平均日工资比男工的低很多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没有任何关系。以动态的观点来看，妇女确实因为结婚成家而不会像男人那样长期接受职业培训，也不会将其一生中最为年富力强的时期完全贡献给自己的职业。因此，18～20岁以及25～35岁之间的妇女在领取工资收入的职业妇女中所占的比例大幅度地下降，这无疑是由于她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因为结婚而离职的结果。萨金特·弗罗伦斯（Sargant Florence）教授写道：“未婚妇女正常的结婚年龄是21～25岁，妇女通常的职业生涯是8年。”[20]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女工天生的智力和体力与男工相同，一般来说并不相同，她们的日工资不低于男工的日工资才会令人困惑不解。所以，这里所谈到的女工的工资低这一事实并不包含不公平的成分在内。然而，在某些地区或职业中可能会出现不仅仅是女工的日工资，还有计件工资，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效率工资低于男工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那些地区或职业中女工的工资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女工的工资来说是不公平的。这种原因并无特别之处，我们已经在前文中作过分析。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可以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就是虽然该处女工的工资相对于其他地方女工的工资来说是公平的，但是相对于该处男工的工资来说却是不公平的。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

为了正确地解释这种情况，分析是必要的。通常认为之所以支付给女工的工资比男工的低，是因为男工需要维持一个家庭，而女工只需要维持自己就够了。这是非常肤浅的认识。正确的分析方式似乎应该如下。一个代表性女工的生产效率与一个代表性男工的生产效率相比，在不同的职业中是不同的。在诸如护理和育婴的职业中，会高一些；而在其他的诸如采矿和海员的工作中，就会低很多。在充分理解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可以制出一份有关所有职业的清单，列出每个职业中正常女工一天或一周的工作量，与正常男工相应的工作量相对应。对于女工的工作的需求表与对于男工的工作的需求表之间的关系，由此清单列出的事实以及对于各种职业的产品的一般需求状况而定。女工和男工供给之间的关系，部分地由生理上的事实所决定，即无论男女工的相对工资率如何，男童与女童存活的数量是几乎相同的，部分地由经济上的事实所决定，即现有的男人和女人在行业中提供工作服务的比例，不仅取决于分别支付给男女工人的工资，而且由于丈夫的收入越多妻子参加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也会取决于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这两组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并决定着支付给代表性男女工人的日工资水平之间的一般关系。[21]

在均衡位置，确定了代表性男工的日基本工资和代表性女工的日基本工资，其中哪一个比较高些取决于相应的供给状况，以及公众需要的商品更适合哪种性别的工人进行生产。[22]
在男工与女工的效率之间的比率超过两者日工资之间的比率的行业中，只雇用男工；反之，则只雇用女工，在男女工人的效率比率与日工资比率相等的处于临界状态的行业中，男女工人没有差别。也就是说，在这些临界行业中，男女工人的效率工资相等。这种效率工资的相等意味着，在可以接受的给予补偿范围内，两者的计件工资是相等的。主要的补偿包括，第一，支付给男工的工资会稍高一些，因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要求男工从事夜间工作，并且受到责骂时不会过分在意，即是说雇用男工似乎更为方便一些；第二，不论是对男工还是女工，支付给更有技术的工人的工资会稍高一些，因为完成相同的工作，他们占用机器的时间比技术较低的工人所占用的时间要短。在允许提供这些补偿的条件下，均衡时，在这些临界行业中支付给男女工人的计件工资是相等的。[23]
这就是经济的力量发挥作用所形成的局面，同时，事实上在此范围内，不可能出现在某地区或职业中女工的工资相对于其他地方女工的工资来说是公平的，但是相对于该处的男工的工资来说却是不公平的情况。[24]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的情况说明，这样的经济均衡是无法实现的。在某些特殊行业中，雇主可能支付给女工一份效率工资，虽说这相对于其他地方女工的工资来说是公平的，但是却比支付给男工的效率工资要低，并且仍然雇用一部分男工。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是，在短时期，他们正处于用某种性别的工人代替另一种性别的工人的过程中，或者在长时期，他们迫于工会的压力和习惯势力，不得不保留一部分男工，或防止女工进入的数量过多。在这些情况下，“对相同效率的劳工支付相同工资”的要求是否合理？为将女工的效率工资提高到男工的水平所进行的干预，通过什么方式影响国民收入？

如果传统、习俗和工会压力允许雇主对女工支付较低的工资，而不是被迫支付较高的工资，那么被吸引到该行业的女工的数量以及被雇用于该行业的女工的数量都不会发生变化，故国民收入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然而，这是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假设。因为，即使可以被雇用于这一行业的女工的数量被严格地限制着，也有可能由于较高工资的出现使得接受培训或被吸引而来的女工的数量超过所限制的水平的情况，并且，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国民收入必将由于女工被吸引而来但却并未被雇用而遭受损失。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准许支付女工较低的工资将很难不对那里的女工数量造成影响，也很难出现男工不被替代的情况。例如，“在斯托克地区，有大量的妇女和女童受雇于陶瓷业中。在该行业的一些部门，越来越多的女工从事几年前由男工所做的工作，她们现在开始与男工竞争，并且由于她们可以在较低工资水平下从事相同的工作，致使男工正逐渐地被排挤出去”。[25]
这种考虑证实了坎南教授的观点：“如果不准许妇女以低廉的价格从事劳动，那么增加她们就业机会的希望将变得非常渺茫。”[26]
因此，一般来说，强迫雇主支付给女工的工资与她们所希望进入的行业中的男工的工资相等，同时又比其他行业支付给相同女工的工资高，这将打击雇主为雇用女工而与阻止她们进入的陈规陋习进行斗争的积极性，因此，必将直接地或间接地阻碍她们的进入。但是，由于假定了相对于男工来说她们在这些行业中比在那些临界行业中的效率要高，因此她们进入这些行业必然有利于国民收入。因此，一般来说，通过干预强制将女工工资提高到相对于男工工资来说“公平”的水平，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女工工资来说这是一种不公平的高工资，因此这种干预将有损于国民收入。[27]
不过，仍然会有人赞同进行干预，他们出于社会因素的考虑，希望尽量将女工排除在工业生产之外。然而，这种辩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里所讨论的这种干预不仅减少了工业生产中妇女的总量，而且还以低效率的方式将妇女配置到不同的岗位上。将妇女从工业生产中排除出去的社会因素，一般来说并不能作为支持具有此种效果的政策的理由。

§10.鉴于本章所确定的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的工资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很明显，不加区别地对它们进行干预将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造成损害。最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干预方式，如果可行的话，需要根据本文所提出的不公平工资的含义对每个相关地区或职业的情况分别进行检验和处理。然而，可能会有人辩解说这项做法是行不通的，并且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么通过一般的规定对不公平的工资率普遍加以干预，要么就干脆不做任何干预。因此，通过并实施一项如1915年的法国法案那样的法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该法案规定对家庭作业女工支付计件工资，并使其平均收入与工厂作业工人的平均收入相等，[28]
但是这种做法往往是无法操作的。因为当较低的工资是由于家庭负担使得家庭作业女工不能到工厂中工作而形成时，会获得法律的认可；而当较低的工资是由于存在着剥削而形成时，则会遭到法律的禁止。此时，制定的政策必须建立在对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情况加以平衡的基础之上。

[1]
如果我们考虑社会各阶层的相对收入，则很容易认定这种关系是公平的，这种关系是在不仅使本节正文中所提到的条件得到满足，而且在本编第9章§1中所提到的教育和培训机会等不平等因素被剔除的情况下存在的关系。关于何时对这种广义的不公平进行干预对社会有利的讨论，将与正文中讨论的思路相同。然而，我们在这里考虑公平问题时所关注的工薪收入阶层，因机会不均等所造成的影响相对来说并不十分重要。

[2]
马歇尔为普赖斯的《行业秩序》一书所写的序言，第13页。我冒昧地用“同样的”一词代替了马歇尔原文的“同样稀少的”自然禀赋，后者似乎不十分确切（参看后文，第16章）。

[3]
参看本书第二编第2章§4。正如当前需要详细说明的那样，这里考虑的效率不仅是劳工个人品质的函数，也是周围环境的函数。但是，尽管如此，如果其他情况相同，生理、心理以及道德力量的增强一般来说会带来效率的提高。我们必须将这一术语的这种用法与其他两种用法区分开来。我们所说的效率不同于工程师所说的效率，指能量的产出与燃料的投入之间的比率，或者换言之，指工人产出的价值与工资的比率。我们所说的效率也不同于爱默生所说的效率，指一个人的实际产量与工作安排人员认为他无须过度紧张即能完成的产量之间的比率，一个百分之百有效率的人是指能够将给定的任务全部完成的人。

[4]
参看本编第16章。

[5]
协议第八款，《美国劳工期刊》，1897年1月，第173页。

[6]
参看本编第9章§2。

[7]
参看维斯列斯基：《家庭工作们》，第13页。

[8]
然而，应该注意到，随着老雇员的死亡，这些费用也将不复存在，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在我们所考虑的职业和其他职业之间进行选择是没有成本的。因此，如果该处的工资率在多年以后仍然不公平且较低的话，将不得再归咎于转移费用，而且上述反对干预的理由也将不再成立。

[9]
因此，只要家庭工作们能够得到与其边际价值相等的工资——通常情况下是低于该价值的，因为受到高效的机器设备的直接竞争——并且出于家庭的需要而无法转移到工厂工作，除对其才能可能产生的反作用之外，国民收入将会因强制提高其工资率而受到损害。

[10]
参看附录三§30。

[11]
《土地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914年，第一卷，第40页。

[12]
有时认为，与计时工资制度相比，雇主的剥削能力在计件工资制度中一般要大些。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劳工的工作节奏取决于雇主所控制的机器设备，工人通常更倾向于计件工资制，因为他们不需要像在计时工资制度下那样，由于不得不加快速度而体力透支。在棉纺业和靴鞋业中大量使用机器的部门似乎存在着这种倾向（参看劳埃德：《工会主义》，第92～94页）。

[13]
韦伯：《行业民主》，第675页。

[14]
有理由相信，童工在旧工厂制度下遭受的过度的压力，部分地源于以下事实，即工头支付的是计件工资（参看吉尔曼：《劳动收入》，第32 页）。同样，有时在分包商雇用的雇员中所发现的“血汗工资制”，很可能并非源于分包制度，而是源于以下事实，即分包商一般是获取计件利益的较小的雇主。

[15]
反对上述分析的意见认为，虽然雇主通过谈判可能会成功地迫使员工接受低于其边际净产量价值的工资，但是这些员工指的是除了对其最为昂贵的员工以外的其他员工，对于那些最为昂贵的员工来说，他们不值得这样做。因为在工资与对其最为昂贵的工人的边际净产量价值相等之前，一直雇用新手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因此，对于支付给所有员工相同的效率工资的任何雇主来说，是不可能支付给每位员工的工资均低于其工作的边际净产量价值的。但是，这种观点潜在假定，需要以一种剥削性质的工资率雇用新手的雇主，将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去这样做。因此，这种假定是不能成立的。

[16]
可能剥削会使得被剥削的劳工比在较高工资水平下完成更多的工作，因而，即使进行相关的考虑，剥削也有可能引起国民收入的增加。然而，考虑到这对他们劳动能力的反作用，发现这种影响将不会是长久的。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国民收入的这种增加——如果有增加的话——没有人会将其认定为是对剥削的充分补偿。因此我们认为，虽然在这里考虑到了这种可能的经济不和谐的情况，但是在论述中我们应当将其予以忽略。

[17]
因此，17世纪之后在英国所发生的耕地转化为牧场的事件，可以正确地说部分地是由于低工资率将劳工从该领域逐出的结果（参看霍尔：《战后的农业》，第121页）。然而，发生这一事件的另一个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进口食品价格的降低，这使得雇用英国的劳动资源从事粮食生产，相对于从事其他职业来说，所获得的利益比以往的水平降低了。以牧场替代耕地是英国减少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资源数量的唯一方法，这样做可以增加其他产品的生产，以便出售后从国外购买食品，因为，正如霍尔爵士所说：“土地（当然除了特殊的情况之外）用于耕种比用作牧场仅生产三倍多的食物，但却需要投入十倍多的劳工。”（霍尔：《战后的农业》，第127页）。

[18]
《行业波动与生活工资》，第155页。

[19]
布莱克：《我们服装的生产者》，第185及192页。

[20]
《经济期刊》，1931年3月，第20页。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后一年龄段的群体中，既包括正常的陆续参加工作的妇女，还包括因丈夫去世而参加工作的妇女。西德尼·查普曼爵士将这一点与家庭工作联系在一起，指出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技术，是任何人在一生中的任何时段都能够掌握的技术，并且是由未经过专门培训的，它由“突然发现必须要做些事情或者必须要赚钱”的人来从事（《家庭工作》，《曼彻斯特统计学报》，1910年1月，第93页）。

[21]
关于这一分析的数学推导如下：

设w1
为女工的日工资率

w2
为男工的日工资率

行业中特定工资率下女工的供给量部分地取决于男工的工资率——一般来说，男工的工资率越高，女工的供给量越小——女工的供给量可以记为f1
（w1
，w2
）。同样，男工的供给量可以记为f2
（w1
，w2
）。同时我们知道，
和
为正值，并且
和
为负值。

并且，行业中特定工资率下女工的需求量部分地取决于男工的工资率——一般来说，男工的工资率越低，女工的需求量越小——女工的需求量可以记为φ1
（w1
，w2
），男工的需求量记为φ2
（w1
，w2
）。同时我们知道，
和
为负值，并且
和
为正值。

则足以确定这两个未知数的方程式为：

（1）f1
（w1
，w2
）=φ1
（w1
，w2
）

（2）f2
（w1
，w2
）=φ2
（w1
，w2
）

还必须说明的是，如果行业中提供劳动的男女工人的比例仅仅取决于现有的男女的比例的话，则我们还要解决所谓的联合供给的问题，因为很明显，男女的相对数量是由经济因素所影响的范围以外的生理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工人的供给量都将是某个变量的函数，这一变量可以由代表正常家庭收入的表达式，如（w1
+w2
），加以表示。对于f1
（w1
，w2
）和f2
（w1
，w2
），我们可以将其改写为f（w1
+w2
）和kf（w1
+w2
），在男女数量相等的国家，k值等于1。

[22]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战争时期，男工由于应征入伍而从工业生产中不断退出，自然会出现男工的工资相对于女工的工资有所提高的现象，而公众所需求的商品的性质却倾向于向相反的方向变化。有关军装的缝制和军火的制造两方面的需求大量增加，与一般的工业生产相比，似乎这更适合女工来完成。在关于战后劳工安置问题的英国协会的会议报告中曾经提到，总体来看，政府战时的特殊需求是，“一种对某类商品的需求，与正常的和平时期相比，雇用较大比例的女工生产这类商品比雇用男工更有效、更经济”（《报告》，1915年，第8页）。

[23]
实际情况是——的确可能只是一种推断——在英国这种临界行业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关于济贫法案的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约五分之四的在职男性工人在男人所垄断的行业中，或并不将妇女列为有力竞争对手的行业中工作，例如农业、采矿业、渔业、建筑业、运输业、伐木业、煤气及自来水业，以及主要的金属制品业和机器制造业等，这些行业的工作岗位实际上全部留给了男性。只有五分之一的男性工人受雇于有1％的职业妇女可能会进入的行业。”（《报告》，第324页）。韦伯夫妇见证了相同的情况：“很少会发生男女工人在具有相同操作过程的行业中互相直接竞争的情况。”（韦伯：《行业民主》，第506页，同时参看斯马特：《经济研究》，第118页）。当一方入侵另一方的领域时，事实上生产工艺和工人都在发生变化。于是，机器和男工已经进入编织业和洗衣业；机器和女工已经进入制鞋业和裁缝业。关于济贫法案的委员会的报告写道：“在靴鞋业——以前被视为男人的行业——由于分工出现了某些较为轻松的工作，较为适合女工去做，而这些以前都是男鞋匠工作的一部分，于是妇女的确获得了较强的竞争力。例如，拖鞋的生产现在已经完全成为妇女的工作了。”（《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324页）并且，根据商务部对工人阶级生活费用的权威性调查：“在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例如，在设菲尔德，打磨工作以前是由大量的家庭女工完成的——需要更多的是熟练而不是力量——现在由笨重的机器来完成，所以需要男工来操作。”（《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324页）委员们将其观点总结如下：“结论是，当妇女和儿童现在受雇于由于机器的应用而变为她们所能够从事的职业时，无论对何种职业或生产过程来说，这都不意味着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替代了成年男工，因为她们被雇用后并没有从事过去男工所从事的工作。似乎只是在新的领域，或在男工从未从事过的领域女工增加了很多。我们还必须记得，即使是女工被雇用于原先雇用男工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男工去了可以获得更高收入的职业。最近几年，采矿业、机器制造业和建筑业吸引了大量的男人和男孩。”（《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325页）。欧洲战争期间发生的情况充分地印证了这种观点。1915年英国商会关于战后劳工安置的会议的报告指出：“即使在目前的紧急时期，女工在某种程度上从事以往由男工从事的工作，如本报告中对各个行业进行详细分析的部分所示，这些工作在程序和条件等方面与男工当时的情况均不相同。随着女工的雇用，这些工作通常不得不被进一步细分，同时，至少男工工作的难度有所加大，时常需要加班或者上夜班以便完成更多更紧张的工作。在最近为女工建造的厂房中，已经装配了许多机器，这些机器不同于雇用培训过的男工时所需要安装的机器。”（《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15页）同时参看：《关于工业女性员工的内阁委员会的报告》，1919年，第21～22页。

[24]
正文中采用的分析方法也能应用于以下情况，即某一阶层的劳工的效率均不高于另一阶层任何岗位上的劳工的效率，但在某些岗位上二者的效率相同。如果在这些效率相同的岗位上，该阶层的劳工数量多于所需要的数量，那么均衡时，他们的工资就会比其他劳工的工资低，但是如果他们的数量不多于所需要的数量，那么均衡时，他们的工资就会与其他劳工的相等。关于这一问题，亨利·福特的《我的生活与工作》一书值得注意：“职业细分创造了实际上可由任何人填补的岗位。在细分的职业中有比盲人数量更多的岗位可由盲人填补，有比跛足者数量更多的岗位可由跛足者填补。并且，眼光短浅的人将大部分从事这种工作工人视为慈善事业救济的对象，尽管他们可以获得与最敏捷最健全的人一样的收入。将身体健全的人安排在由跛足者也能胜任的岗位上是一种浪费。”（《我的生活与工作》，第209页）

[25]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323页。

[26]
《财富论》，第206页。

[27]
有可能在提到妇女的工资时在某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不公平”一词，并且认定一般来说妇女的工资处于不公平的低水平上，因为它们低于她们应该获得的工资水平，如果不是习俗和传统将妇女永远地排除在她们所适合的某些职业之外，以致强迫她们中间的一些人不得不从事不适合她们的工作的话。如第9章所说，排除所有这种人为的障碍将有利于国民收入。但是，只要这些障碍存在，通过与本章第6节相同的推理过程可以证明，任何阻止将女工的工资强行提高到不存在这些障碍时的水平的行为，都将有损于国民收入。

[28]
《劳动期刊》，1915年9月，第357页。

第15章　特定行业内的公平工资

§1.第8章是从激励特定劳工的生产行为的效果的角度讨论支付报酬的方法的。现在我们需要从不同劳工之间的公平的角度进行讨论。为了公平起见，任何行业中从事相同工作的不同劳工的工资，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必须像第8章§1中所分析的那样，与其工作效率成比例。我们准备分析在两种主要的工资制度下，即计时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预期这一条件能够得到满足。

§2.在计时工资制下，可以做的事情比通常所想象得要多。通过仔细的记录和相应的调整，可以将工资率按不同的水平来制定，以适合具体劳工不同的效率。[1]
事实上经常有人会争论，在已经制定了标准的平均工资率的条件下，或者是通过劳资双方的组织进行谈判得出，或者是通过政府出面加以干预得出，对低于或高于平均能力的劳工所进行的调整，必然是非常不完善的。然而，经验并不完全支持这种看法。

从低于平均能力的劳工的方面看，当其相对劣势是由某些必然的生理因素所造成时，如衰老，便可自由地进行调整。工会通常做出具体规定，准许年过60岁的劳工接受低于标准的（计时）工资率。威廉·贝弗里奇爵士说过，这些规定“出现在若干家具行业，以及其他的如印刷行业、皮革行业和建筑行业的工会的章程中。事实上，在一个工会中，年过56岁的劳工不仅仅是被批准接受低于标准工资率的工资水平，而且他所属的分工会很可能会强制他必须接受这种工资水平（以便结清失业基金）”。[2]
他还说：“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有关例外情况的正式规定可能很少会被实行，或者分工会拒绝接受较低的工资率。此外，很明显的是，许多工会实际上对于它们上了年纪的会员做出了许多特殊的安排，但是却并没有就此问题做出正式的规定。木工与装配工联合工会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在较低的水平上，工程师联合工会也这样做了。的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涉及的分工会的能力和同情心。如果标准工资率已经稳定地建立起来了，那么对老年人的特殊问题做出规定似乎更稳妥一些。”[3]
然而，行业中还有很多相对低效率的劳工，甚至在入会时曾经接受过公平严格的能力测试的工会成员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的低效率并非一定是由客观的原因如年老或疾病所造成的。针对这类人的情况进行的调整，就会比较困难一些。这些困难的本质可以由新西兰《仲裁法案》中关于“动作慢的劳工”的讨论予以说明。有关最低工资的裁决，通常仲裁法庭会为动作慢的劳工制定一项低于标准的工资率作为仲裁的依据。[4]
在执行该《法案》的初期，低于标准的工资率的确定，需要获得相关工会的主席或秘书的批准。但是人们发现，与那些因年龄、事故或疾病而遭受不幸的劳工不同，对于动作慢的劳工，官员们通常不愿意给予批准。因此，在修正后的法案中，在听取工会代表的意见之后，将批准的权力授予当地的调解委员会主席。在维多利亚，批准权掌握在工厂首席检察官手中，并受到如下条件的限制，即获此批准而接受最低工资率的工人不得超过全部成年工人的五分之一。[5]
工会不愿意给予批准是顾虑到，该行业中普通劳工所要求的工资标准会因此而提高，同时最低工资率则会在暗中有所降低。[6]
当然，当工会必须对于失业的会员支付大量的失业津贴时，这种不情愿就会消失。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作用。英国的《商务部法案》，对于动作慢的劳工根本不给予批准——而仅批准生理或心理不健全的人。因此，认为对于低于标准工资率的劳工进行调整是一项完全顺利而且简单的事情，是缺乏根据的。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有很多工作已经得以完成。

从高于平均能力的劳工的方面看，当然绝没有任何对于他们不得支付高于标准工资率的工资水平的正式规定。但是常有人认为，雇主实际上会拒绝支付高于标准的工资，因为他们担心工会会以此为借口要求提高标准工资率，[7]
毋庸置疑，这是符合事实的，尤其是当大的雇主之间很容易形成一致的工资率标准，从而能够有效地防止对于不同的个别情况进行调整时更是如此。“组合屋顶工会的秘书长估计，纽约市仅有不到2％的工会会员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蒸汽滤清器工会的某位官员估计，纽约市本行业的这一比例不低于5％，但也不高于10％”。[8]
然而，总体看来，最低工资转变成最高工资的趋势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强劲。因此，1902年维多利亚的工厂检察官指出，服装业男女工人的最低工资分别是45及20先令，而平均工资为53先令6便士及22先令3便士。[9]
并且，1909年的《劳动局报告》也写道：“在奥克兰城工厂的2 451名雇员中，除去低于标准工资率的工人和青少年以外，949人得到相当于最低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1 504人，即全部人数的61％，得到高于最低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在惠灵顿，得到高于最低工资率水平下工资的雇员的比例是57％，在克里斯特彻奇是47％，在达尼丁是46％。”[10]
美国某些工会的政策粗略地证明了同样的结论，这些工会就标准工资率与最低工资率两方面与雇主达成了协议。位于诺福克和罗阿诺克西部的铁路工厂，最低工资一度曾是20美分，而该工厂大多数工人能够得到的标准工资是每小时24美分。此外，1903年苏氏铁路公司和国际机械工人协会的协议，“规定该铁路公司的机械工厂的最低工资率应为每小时30美分，标准工资应为每小时34.5美分”。[11]
1915年美国劳工局的《报告》曾经对整个问题作出了很好的总结：“雇主经常和我讲，他们相信在这个方向上——即最低工资变成最高工资——存在这种趋势，但是很难从自己的公司中找到这种迹象的证据。有时我通过调查发现，在他们自己的工厂中没有一个工人得到的是最低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雇主的观点似乎是通过先验推理得出的结果，而不是通过实际经验得出的结果。也没有事实能够让人们看出为什么最低工资会变成最高工资。似乎没有理由说明，在这种制度下雇主为得到高效率、高技能的工人而进行的竞争与在旧制度下的竞争有何不同，并且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些工人不能根据自己的高效率获取工资。关于这一点，维多利亚的统计数据是不完整的，但是新西兰的最低工资率是由仲裁法庭制定的，1909年由劳动部公布的有关工资率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该辖区内四大工业中心存在法定最低工资率的行业中，获得高于最低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的工人的比例，从达尼丁的51％到奥克兰的61％不等。没有理由认为维多利亚的统计分析将显示不同的情况。[12]
即使将较高的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作为高效率的奖励而公开地支付给工人的做法，在某些地方也由于冲突或嫉妒而被阻止，但是想要达到的目的有时仍然可以通过秘密支付的方式来实现。[13]
还应该记住的是，当制定的计时工资很精确，并且不存在支付高于标准工资率的机制时，标准工资率在不同的中心地区通常会确定于不同水平，并且素质上或多或少相近的男工趋向于集中在各个不同的中心地区。因此，即使特别有才能的劳工如果滞留在原处无法得到额外的收入，他还是能够通过转移到工资更高、产量更大的部门来达到这一目的。

然而，即使额外的高效率没有得到额外的工资作为奖励，他也可以通过在萧条时期得以继续留用而得到补偿，或者在拥有大量收入不等的雇员的行业中，如铁路运输行业，可以通过享有提升的机会而得到补偿。这些补偿中，前者尤为重要。这一点可由工程师协会在该行业处于计时工资制时所作的记录予以说明。此协会的“空缺岗位簿”，对好坏年景不同的若干年份的情况作了记录，给出以下由于缺岗而失业的平均日数表：

因此，大部分失业都集中发生在相对少数的工人中间。[14]
其分布与低效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由1895年（具有中等年景的一年）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男工的年龄分布的附表看出。[15]

一年中平均失业日数

这些统计并未考虑由于短时间工作制、疾病、不守时或行业纠纷等等原因所损失的时间，也未考虑由于加班所赢得的时间。统计结果显示，年纪较大的人，同时也可以认为是效率较低的人，遭受到的伤害最大。[16]
不仅如此，“将1890年与1893年进行比较，发现统计结果十分令人费解，即工会会员的年失业率在最好的一年（21.4％）与最差的一年（26.4％）之间的差距并不大”。[17]
1962年劳动部调查了《失业保险法案》下投保人所构成的大量样本的情况。结果显示，样本中63％的男工和66.2％的女工在两年半的时间里（1923年10月至1926年4月），并未获得任何利益，而在获利人当中，近一半的人的获利小于该时期的10％。[18]
报告还说，尽管有某些复杂的考虑，“很明显，在45岁以上男工以及35岁以上女工的失业问题中，年龄的确是一个影响因素”。[19]
在（战前）德兰士瓦省济贫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曾经明确指出了这一事实：“真正有效率的男工，除了在变换工作的短时间内，是几乎不失业的，因为他们是称职的，所以他们将是最后被淘汰出就业大军的人，并且一般地，他们拥有足够的资金能够顺利地转移到需要他们能力的地方去。”[20]

因此，这一讨论的一般性结论是，在计时工资制下制定工资率，使得某个行业中被雇用的各种劳工的工资之间并非处于严重的不公平状态，并不是不可能的。

§3.在计件工资制下，实现公平的困难似乎要小得多。因为这种制度精心的设计使得工资支付与产量成比例，这正是第9章§1中所提出的条件下的公平所具有的性质。然而，稍加思索便会发现，只有当不同的劳工在相同的环境下工作时，工资与产出成比例才是公平的。除此之外，工资与产出成比例和工资与效率成比例两者并非是等价的。[21]
因此，为了在计件工资制下实现工资的公平性，必须为在不同条件下的工作的劳工提供各种不同的补偿。

§4.首先，不同的劳工使用的机器不同或工作的自然条件不同，因而从这两方面得到的便利程度就不同，对此必须给予补偿。因此，对使用陈旧机器设备或在最易采掘的矿藏已基本采尽的矿场工作的劳工，比对可以使用最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或在最易采掘的矿场工作的劳工，应该支付更高的计件工资率。这种补偿已经在重要行业的工资安排中有所体现。例如，“在煤矿中，支付挖煤工人每挖一吨煤所获得的工资，不仅在矿坑与矿坑之间，而且在同一矿坑的不同煤层之间，都根据煤的品质以及不同的采掘地点等条件，几乎不受限制地改变着；而在同一地区，如诺森伯兰和达拉莫郡，工资管制的协议规定全区的工资率应该使每个矿坑的工人均能获得某种协议收入，即全区的平均收入”。[22]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有地区或行业经验的人能够非常正确地估算出在不同的情况下这项补偿应该定为多少。

§5.其次，必须对同行业中不同的劳工所生产的产品质量上的差异提供补偿。在重要的行业中也经常以计件工资表的形式对这种补偿做出规定。劳动部的《报告》明确地说明了一般采用的方法：“近期的检查表明，不管这些表格列出的具体细节有何不同，它们某些结构和措施方面的特征，至少对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来说，是相同的。这些共同特征中最值得注意的应当是对标准产品和工艺加以定义，并对其制定出相应的计件工资率。以此为基础制定各项工资水平，通过提高、降低或补偿的方法确定所有其他产品及工艺的价格，并在表中列出它们与标准之间的明确差异。采用这种方法可在一份价格表中展示大量的精确划分的生产工艺水平。在这里我们以伦敦印刷行业中排字工人的劳动尺度为例：

“所有英文作品，包括十四号铅字和八点活字在内的普通内容的排字，每千字为7.5便士；七点活字为7.75便士，六点活字为8.5便士，细铅字为9便士，珍珠型铅字为9.5便士，钻石体活字为11.5便士，标题和间隔包含在内。

“在此，我们为最简单形式的工作制定了一种计件工资率，如果是外文，如果内容带来特殊的麻烦，如果有其他任何变化或额外要求，则可以为这些情况确定一种尺度，并列出由于与工人所要完成的标准工作发生特殊偏离而需要额外给予补偿的数量。”[23]
在“仅生产有限的若干种主要产品，质量几乎相同，并且每年都按照非常相近的工艺进行大规模生产”[24]
的行业中，经验表明，技术专家能够非常精确地估算出不同的补偿应该各为多少。

§6.某些操作因为并未经常采用而没有被标准化，例如大部分的修理工作，以及在新产品出现时所有缺乏经验的新型工作，于是准确地计算这类补偿便很困难。但是近年来由于设计了“基本工资率”，因此使得这些计算已经变得比较容易了。这种设计基于以下事实，即大量的操作过程是由一些相对少量的基本操作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到一起的。因此，根据经验可以确定每个基本操作所需要的时间，便可能事先确定这种从未进行过的复杂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当然在将任何一组基本操作进行结合的过程中，经验丰富的人完成得要快些，而很少有机会从事的人则慢些。因此，我们计算适合于某项工作的计件工资率时，将根据是否经常进行该项工作因而能否使劳工变得更为专业而有所不同。但是这项困难相对来说并不严重。设计“基本工资率”的基本特点可以说明如下：假定需要完成的工作是刨平铸铁部件的表面。在普通的计件工资制下，工资制定者将审查刨床的工作记录，直到发现尽可能与设定的产品相近的加工记录，然后推算完成这件新产品时所需要的时间。然而，在基本工资率制度下，将会进行以下分析：

“很明显，工作是由一些基本操作组合而成的，每个基本操作的时间很容易通过观察加以确定，并且，尽管完全相同的操作组合很可能不再发生，但是在同一工厂中差不多每天都会出现由类似的基本操作组合而成的新的工作。工资制定者很快便能熟练掌握每个基本操作所耗用的时间，甚至能够记住并默写出来。对于由机器完成的部分，工资制定者可以参考为每台机器制作的用时表，该表列出了加工不同宽度、厚度及长度的任意规格的铸铁部件所需要的时间。”[25]
当然，这种方法并不完美，因为在两个基本操作之间应该保留多长的间歇时间，确定起来仍然略带武断。[26]
无论如何，这种方法无疑能够使我们确定出与各种工作相对应的公平的工资水平，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7.最后，由于管理者的合作程度不同，因而劳工在工作中获得不同的帮助，对此亦应予以补偿。若企业的调度不力，导致劳工常常停工待料，则效率一定的劳工的产量将较少。为此，与调度有力时相比，应支付更高的计件工资，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位富有经验的观察者在其评论中也曾经提到：“工作的方法和调度在不同地区差别很大，工人所获得的实际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领导者的组织及管理能力的影响。下面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受雇于同一家工厂但分配于不同车间的劳工，在相同的外界条件下以相同的计件工资从事完全相同的工作，但是每周的平均工资水平却不相同，某个车间的往往一直高于其他车间的。”[27]
很明显，在试图准确计算对于这种情况应该给予多大的补偿时，必将遇到很大的困难，其中一个并非最不起眼的困难是，所有企业的管理水平时刻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困难无法完全克服。然而，当它们看上去非常严重时，可以制定一项最低的计时工资率，将其作为计件工资制的附加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困难，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支付给普通素质的劳工的工资都不得低于这一最低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强大的工会的基本目标就是要确保这一点，[28]
而（矿工）《最低工资法案》则通过法律强制执行这一点。实际上这种措施对最无效率的管理提供了一项补偿，同时也对管理水平的偶然波动提供了一项补偿。对于管理能力整体上处于平均水平的所有工厂或矿场来说，对各位劳工的工作所提供的支持，必然经常发生变化。“假设一组工人卸煤以吨位计算工资，而调度人员调出空车和调入煤车耗时较长，从而使工人浪费了大量的工作时间，或者调度人员调入煤车的停靠位置不佳，从而使工人在不利的环境下卸煤，并需要将煤抛得更远一些。这时劳工可能并非由于自己的错误而不能获得公平的工资。再如，假设一组工人是由工头调集的，以至于生手与老手相互混杂，于是生手由于自己的笨拙而降低了整体的产量。并且，如果采用的是计件工资制，则该组工人收入的减少同样不能归咎于他们自身”。[29]
无疑，从长期的平均水平来看，上述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对于所有被雇用的劳工来说是均等的，因而每个人基本上都将获得近似的公平工资。然而，一个人普通的周工资偶然发生大幅度的波动是有害的，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尽量予以避免。附加一项适当的最低计时工资率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了使它能够为低效管理和意外波动提供保障，同时又不招致其他不希望发生的后果，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当引入最低计时工资率时，应适当降低通行的计件工资水平，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该行业支付的平均效率工资实际上将被提高，而这是不希望出现的结果。与此相对应的推论是，当一个地区的平均计件工资发生变化时，最低计时工资也应当改变。第二，制定的最低计时工资率的水平，应该使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所获得的计时日工资收入，略低于他在正常情况下对于计件日工资收入的预期。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则设计计件工资所试图达到的激励工人努力工作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将被破坏，并造成产量的大幅度下降，这是第二个不希望出现的结果。第三，应该做出规定，从而保证最低计时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仅支付给正常能力的劳工。如果最低计时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成为一项对所有员工都适用的最低工资额，将意味着——这是第三个不希望出现的结果——强行提高了能力较低的劳工的效率工资的一般水平。因此，需要建立一项制度，就像英国（矿工）《最低工资法案》所规定的那样，那些在正常的一周内，并非由于事故、疾病或工作环境的异常变化而经常不能生产出规定数量的产品的劳工，将被排除在享受最低计时工资收入的员工的范围之外。

[1]
有关这一方面的更多的研究，可以参看甘特的《劳动、工资、利润》，第4章。在伯明翰的黄铜制品行业中，“全国黄铜制品行业劳工工会的执行部门根据每位劳工的能力划分劳工等级，并将其定为七个不同等级之一，每个等级都有一个通过集体议价所确定的最低工资率。如果雇主怀疑某位工人的能力，则由市黄铜制品行业学校的管理者对该工人进行一项有关该行业工艺操作方面的测试”（古德里奇：《控制的边界》，第165页）。然而，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安排。

[2]
《失业论》，第124页脚注。

[3]
同①，第124页。巴恩斯在递交给济贫法案委员会的证词中指出了这些措施的特殊性及不确定性：“在工程师联合工会中，我们并不要求劳工在50岁以后应由某个城市转移到其他城市，并且一般来说，我们也不要求他在55岁以后仍需得到标准工资——而是由负责此类事件的委员会全权处理。”但是，利用这一点的劳工的比例很小。“事实上，虽然我们准许55岁的劳工可以在这一水平的工资之下继续工作，但是，55岁甚至60岁的劳工并不利用这个机会。工会中强烈的纪律责任心以及为同伴两肋插刀的意识，使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宁可放弃工作也不愿接受较低的工资率。因此，工会并不是阻碍劳工接受低工资，而事实正好相反，他们会鼓励其接受”（援引《报告》第313页脚注，巴恩斯的证词）。

[4]
参看布罗德海德：《新西兰对劳工的政府管制》，第66页。

[5]
参看艾维斯：《工资委员会的报告》，第61页，以及雷诺：《论最低工资率》，第96页。

[6]
该《法案》的制定者已经清醒地看到，准许执行低于标准的工资率有可能成为规避提供合理报酬的工具。“在批准时，首席检察官主要考虑的是某些个人的残疾，而不是行业或个别企业的困难。如果情况改变，使得因后一种原因的申请变得更迫切，则可能会出现一致的观点，即相关的委员会将很可能会重新考虑它的决定。在执行决定的过程中，应保持工资条件与决定相符合，并且有人认为未来会证明他们强行阻止和延迟工资下降的做法所具有的巨大的价值。这只是一种愿望，但是尚未进行这种方式的检验。需要在此强调的一点是，当前不应将批准视为一种适当的违约的手段”（艾维斯：《工资委员会的报告》，第63页）。

[7]
值得注意的是，当涉及个别劳工的工资高于标准计时工资率下的工资水平时，计时工资制下的工会便不能求助于集体议价，因此雇主的谈判能力，与制定工资标准时相比，高于劳工谈判能力的可能性更大（参看麦凯布：《美国工会的标准工资率》，第114页）。

[8]
麦凯布：《美国工会的标准工资率》，第118页。

[9]
参看韦伯：《社会主义与国民最低工资率》，第73页。

[10]
《经济学季刊》，1910年，第678页。当然，最低工资转变成最高工资率的趋势，在某些情况下比在其他情况下要强劲。因此，布罗德海德这样描述新西兰：“在与外国不存在竞争的行业中，许多工人根据其技术水平得到的工资高于法庭规定的最低工资，但在存在进口货物竞争的其他行业中，我相信，将最低工资作为最高工资的做法相当普遍。在后一种情况下，雇主声称他们无力支付给任何雇员高于法律所规定的工资。”（《新西兰对劳工的政府管制》，第72页）

[11]
霍兰和巴尼特：《美国工会主义研究》，第118页。

[12]
《最低工资法案》，《美国劳工统计期刊》，1915年，第167期，第136页。

[13]
例如，新西兰的一位雇主告诉艾维斯先生：“我在一项严格的薪酬制度下得以生存，并且我对一些工人每天都支付‘额外的报酬’，但这是秘密进行的。对这些人支付的是纸币及金属货币，然后将一些零钱夹在纸币中间。这些封口的小袋子要经我亲自过目。交付的速度很快，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将收入告知他人。”（《工资委员会的报告》，第109页）。同样，英国的一位雇主告诉非技术性工人慈善组织委员会：“如果一位工人优于其他工人，我会在周末多付给他1～2先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确保他人对此所知甚少，或者追究前因后果。他们不知道这是因为此人对于我们的贡献更大一些。你不能公开说‘我要多给你2先令’，否则这个人将会受宠若惊的。”（《报告》，第109页）

[14]
有关来自于美国的确实的证据，参看斯卡利斯特的《工厂工人的流动》，第44～45页。

[15]
参看《英国与国际贸易和工业》，第二辑，第99页。

[16]
有证据表明，在1922年英国的工业萧条中，男工失业的分布，像预期的一样，在25～40岁之间最少，而对于20岁刚出头的青年人与老年人来说，前者失业更多（参看莫泽莱：《由年龄和性别决定的失业分布》，《经济期刊》，1922年12月，第484页）。对此可能做出的解释是，20岁出头的男工是由于战争的阻碍而未能学到一技之长，并且非技术性劳工的工资相对于技术性劳工来说高得过分，因此，非技术性劳工中此类年轻人特别多，他们比技术性劳工更难找到工作。然而，这种“解释”比猜测也好不到哪里去。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意大利通过了一项法案，目的是“在必须解雇工人时，将成为留用人员的优先权给予年长的劳工以及家庭人口最多的劳工”（《外国报刊评论》，1921年7月，第191页）。

[17]
贝弗里奇：《失业论》，第72页。

[18]
《关于英国失业保险投保人样本的就业及保险状况的调查报告》，1927年，第46～47页。

[19]
《关于英国失业保险投保人样本的就业及保险状况的调查报告》，1927年，第38页。

[20]
《德兰士瓦省济贫委员会的报告》，第121页。

[21]
参看前文第二编第2章第4节。

[22]
《关于标准价格率的报告》，1900年，第14页。

[23]
《关于标准价格率的报告》，1900年，第16页。

[24]
施洛斯：《关于利益分享的报告》，第113页。关于美国的计件工资尺度依据产品的大小及样式、使用的原材料和工作的自然环境的不同而调整的措施的详细说明，参看麦凯布的《美国工会的标准工资率》，第1章。

[25]
《工程杂志》，1901年，第624页。

[26]
参看霍克西：《科学管理与劳工》，第51页。

[27]
布莱克：《服装生产者》，第145页。

[28]
参看科尔：《工资的支付》，第4页。

[29]
戈因：《工业工程原理》，第123页。

第16章　基于可变关系的公平性

§1.根据第14章§1，公平工资意指在对偶然拥有的优势进行调整后，相对于素质完全相同的劳工来说获得相同的工资，并且在所有环境中均是如此。同样，相对于素质不同的劳工来说，公平工资意指在任何给定的环境下，与工作效率成比例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定量关系的工资。初看上去可能会认为，就像相同劳工之间为求得公平而存在着的同等的关系一样，这种定量关系也会在所有的环境中保持不变。但其实并不尽然，原因是具有某种素质和能力的人在不同环境下所发挥出来的相对效率是不一样的。本章的任务就是要明确这一点。为此目的，我们可以将劳工之间的差异分成两类：（1）某种给定能力大小上的差异；（2）分别拥有的能力种类上的差异。我们先忽略能力种类上的差异，假设只有一种能力，而不同的劳工拥有这种能力的大小不同。

§2.马歇尔在关于土地肥沃性的讨论中提出了这一关键性的论点。他指明，不应忘记的是，即使我们仅考虑相对于一种农作物的肥沃性——对应于我们所说的“一种能力”——不同的两块土地的肥沃性之间也不存在着在所有情况下都同等的单一的数量关系；与此相反，这种关系在不同的需求状况、不同的资本供给条件等情况下是互不相同的，甚至可能出现一块土地在一种环境下比另一块土地肥沃，而在另一种环境下却不如另一块土地肥沃的情况。同样，现在我们发现劳工A的净产量（指边际净产量），及其效率相对于劳工B的净产量（同样指边际的），及其效率之间的数量关系，根据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等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因此，虽然在一组特定的条件下两位劳工的公平工资之间存在着某种确定的数量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非简单地取决于个人的素质，而很可能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3.基于马歇尔对肥沃性的分析可以作出进一步的推论，即一般来说，将会更倾向于提高能力较低的劳工的效率，使之与能力较高的劳工的效率持平，致使他们工资之间的公平比率更加趋近于1。他写道：“与特定土地的现行农作物及耕种方法的适应性的任何变化无关，存在着某种不变的趋势，即不同土地的价值趋向于相等。除去所有与此相矛盾的特殊因素之外，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将促使贫瘠土地的收获接近富饶土地的收获。”[1]
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与此相类似的、关于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能力的劳工的命题应该也成立。基于相互之间存在差异的土地能够对马歇尔的命题给予严格的证明，在这里土地之间的差异表现为，相对于所有的r值来说，一块土地第r个单位投资的产出率超过另一块土地第r个单位投资的产出率某一相同的常量。马歇尔利用图表说明这一问题。[2]
不过，土地之间当然无须一定以这种方式相互联系。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直到第R个单位以前，相对于每一个单位的投资，土地A的产出率均小于土地B的产出率，而在第R个单位之后则大于后者，并且会大得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当投资量是（R+k）个单位时，B将是较差的，但是其盈利性——一种土地肥沃性的量度——当对其产品的需求增大得使投资量超过（R+k）时，可能会更加远远地落在A的后面。于是，生产特定农作物的不同土地的盈利性是否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趋于同等这一问题，取决于马歇尔所谓的随机选取的不同土地的产量曲线（即相对于不同投资量的产量表）之间的关系通常的类型。依我判断，一般的（可能的）关系均能印证马歇尔的结论。[3]
如果是这样，依此类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对于具有类型相同而大小不同的能力的劳工所支付的公平工资，将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加而趋于相等。

§4.下面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实是，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多种能力，并且每一种能力的大小都不相同。无疑，两个人或两块地之间可能以某种方式保持着相互之间的差异，即当资本的价格处于某一特定水平时，他们的能力之比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同等的。不过，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小。当资本的价格处于某一特定水平时，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如体力方面，与另一个人可能存在某种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如数学才能方面，与另一个人则存在着另一种关系。就像一块地在种植大麦方面比另一块地好10％，而在种植小麦方面则好20％。的确，在不同的条件下很可能出现两个人之间优劣势排序不同的情况。滕尼（Tunney）在拳击方面比爱因斯坦有优势，而在实验室里却不如他。因此，当公众对不同的才能所提供的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时（无论是偏好变化的结果还是不同偏好的群体收入分配变化的结果），或者当技术进步改变了不同的才能在服务或产品生产中的重要程度时，（1）改变培训不同类型人才的投资量将是有利可图的，（2）不同类型人才的相对效率，包括净效率和总效率（即将资本的利息也计算在内），及其“公平”的相对收入，均将发生变化。因此，当战争造成对普通士兵的需求大增时，非技术性工人的效率和收入便提高了，而同时音乐家的效率和收入则减少了，并且，如果战争永远继续下去，那么天生具有特殊的当兵才能的儿童的预期收入将相对高一些，而天生具有音乐才能的儿童的预期收入则相对低一些。此外，技术进步使得精密仪器需要有技术的人员去操作，于是聪明儿童的预期效率和收入将会提高，而天生具有使用斧头的气质和体格的儿童的收入则会降低。并且，如果一项发明使得盲人较之以前更加容易从事某份工作的话，则盲人将逐渐进入这种职业，而其他人将退出，直到最后，盲人的相对效率会提高，其收入相比其他人过去的收入也会有所提高。贝特森（Bateson）的立意相同而视野更宽，他写道：“当我国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发展时，家庭或个人会变得声名显赫，或者会变得穷困潦倒，这一事实并没有证明他们的家族在过去以及不同的环境中所处的相对地位不同。在不同的环境中，获得成功所需要的素质不同。”[4]
不同人的效率既不是仅仅由他们的天分所决定的，也不是仅仅由他们的天分与资本的供给价格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所有这一切与对不同服务的需求状况以及不同职业的生产技术状况共同决定的。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说明将来人们的偏好及技术的发展将造成相关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收入发生何种变化——更加离散还是更加趋于均等。

§5.当探询某行业的现行工资率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是否公平这一问题时，上面的分析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当然，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不同行业中普通劳工的工资之间的关系。因为当已经确定某一行业普通劳工的工资相对于其他行业普通劳工的工资来说是公平的工资后，再确定对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工应该给予多少补偿则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了。如果我们通过直接的判断或其他方法，知道这些普通的劳工在各个方面完全一样，那么我们也就应该知道，按第14章§1所述，相等的工资即是公平的工资。但是，如果我们无法判断我们所比较的行业的劳工是否完全相同，则这个问题便趋复杂化了。正如上一节所说的那样，如果工资不与效率成比例——以边际净产量乘以价格加以计算——则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公平的关系，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它们成比例，则说它们之间存在公平的关系，这是不正确的。只有在满足第二个条件的情况下，这样判断才是正确的，那就是，劳动在各个行业之间实现了理想配置，即实现了第9章§2所说的广义上的国民收入的最大化。[5]
目前，在这些条件下，有可能实际上确定一个行业中的工资率相对于其他行业的工资率来说是公平的，或许也是不公平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一种操作方法是适用的。确定某些典型年份或标准年份是完全可能的，即在该年份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共识，认为该行业的工资率相对于其他行业的工资率来说是公平的。这一工资率就是我们的起点。确定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便试图通过统计调查发现自标准年之后其他行业工资率以何种程度变化。假定已经上涨了20％，那么，如果该行业和其他相互对比的行业中的工人的平均素质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则我们可得出结论：该行业现行的公平工资率应该达到标准年份的工资率再加20％的水平。在战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煤炭行业调解委员会采用这种方法，并且经常能够确定出一项合理的公平工资率。然而，根据我们当前的分析，只有在对于该行业和其他行业各自使用的主要能力的类型和水平的总体需求没有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才是正确的，才可以使用。如果从标准年份开始，人们对赛马的偏好大幅度增加，而对诉讼的偏好大幅度减少，那么相对于成为一名律师的能力而言，成为一名好骑手的能力将会变得更有价值，继而骑手的公平工资相对于律师的公平工资而言，也将比标准年份的水平提高很多。当然，这两种能力的相对供给并非取决于天赋，而是取决于对初始能力相近的人们的培训和教育的投资水平。我们可以预期，进入需求增大的行业的人数，相对于进入其他行业的人数来说会有所增加，从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新旧公平关系之间的差异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小。因此，相对于非技术性工人来说，对技术性工人相对需求的减少，将使两类工人工资之间的公平关系，在长期中比在短期中发生的变化要小。如果我们可以假定，与对拥有律师天赋的人的需求相比，对拥有骑手天赋的人的需求有所增加，将会促使拥有骑手天赋的一类人养育较多的子女的话——我们不妨假定，他们的天赋可以分享——则最后形成的新的公平关系，与旧的公平关系之间的差异将会进一步地减小。

[1]
《经济学原理》，第162页。

[2]
同①。

[3]
如果两块土地的产量曲线相互平行，那么，根据马歇尔的证明，无论其形状如何，对其产品（如小麦）的需求的增加使得较差土地盈利性增加的幅度大于较好土地盈利性增加的幅度。如果两条线均为直线，并且其中一条全部在另一条之上，那么也会有同样的结论，即使两条线不平行也是如此。如果两条线是直线而且相交，则该项结论不能成立。如果两条线是直线，而且在开始时相交（即相对于第一个单位的投资量而言），那么这两块土地的盈利性之比在所有的需求情况下均相等。如果两条线既不平行也不是直线，则无法给出一般性的结论。很容易通过简单的图表说明上述结论。

[4]
《生物事实与社会结构》，第32页。

[5]
参看本编第14章§1。

第17章　在工资率已经公平的地区和职业中为提高工资率所进行的干预

§1.在第14章的分析中，我们提出，某些地区和职业中有着不公平的低工资率水平，而其他地区和职业中却对相似的劳动支付相似的收益，那时我们关注为将前者强行提高到与后者相等的水平而进行干预所产生的影响。然而，有时人们会提出，与对于较低而且不公平的工资率进行干预一样，对于较低而且公平的工资率，采取强行提高的政策通常也是有利于国民收入的。现在我们必须研究在何种程度上、何种环境下这种观点是成立的。

§2.罗（Rowe）先生在他的趣味盎然的《实际工资与理论工资》一书中极力主张，强行提高工资率可以激励雇主改进组织结构和技术方法，这种情况不仅发生于存在剥削的地方（如第14章§8所述），而且遍布于整个工业系统。[1]
这种局面的出现往往取决于各个行业中主要的雇主团体采用现有的最佳措施已经达到的程度，同时取决于改进这些措施的机会的大小，不过，通常都会产生一些有利的影响。结果是，间接提高了能力一定的具有某种素质的劳工的边际净产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民收入；工资率的提高引致劳工能力提高的方式，恰如下一章所作的描述。这方面的考虑形成了某种假定，支持小幅度、渐进式提高工资率的政策，即使在工资率已经公平或者对劳工能力不产生影响的地方，这样做也是有利的。然而，本章并不考虑这种形式的问题，并且我们的研究所基于的假设条件是，雇主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方法并未受到工资政策的显著影响。

§3.第一，第14章§2曾经介绍，某些地方的公平工资有时可能是两个或多个不公平因素之间的斗争或者妥协的结果。于是，在某些地区或者职业中，劳工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可能会非常高，因为某种习俗或者高昂的进入成本而使当地的劳工数量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率将处于不公平的高水平。不过也可能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例如，劳工在谈判中可能会输给雇主，从而被迫接受低于边际净产量价值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则工资率将处于不公平的低水平，也可能出现这样两种相反的作用完全相互抵消的情况，从而形成正好处于公平水平的工资率。不过，这种公平包含着两种不公平的因素在内，仅对其中一种不公平因素进行干预，将不利于国民收入，但同时也干预另一种不公平因素，则有利于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利益要求工资率不应该是公平的，而应该设定于两种相互抵消的不公平因素当初的水平上。因此，尽管工资率是公平的，但仍然需要进行干预。然而，两种作用相反的不公平因素完全抵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总体上表现为公平的工资率，除非常特殊的情况外，均不可能被合理地预期为包含有任何不公平的因素在内。所以本节所考虑的问题，虽然揭示出某些不公平的工资率的复杂性，但是在考虑公平的工资率时，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罢了。

§4.第二，在某一地区或职业中的工资率相对于其他地区或职业来说是公平的情况下，为了使这一工资率从国民收入的角度看也是适当的，还必须满足某种确定的条件。该条件是，在一般的地区或职业中，劳工得到的一定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等于其边际净产量价值。如果得到的一定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低于此价值，他们便没有足够的动力为我们提供实现一般利益所需要的劳动。将一定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提高到供求价格相互平衡的水平，将促使国民收入增加，该增加额将大于对于劳工所牺牲的额外的休闲生活而进行的全部补偿。现在，在一切均由较为稳定的条件所决定的情况下，经济因素的作用可以确保一般行业的一定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真正与劳动的边际净产量价值相互联系。但是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新器械的发明、资本的积累、国际贸易的开展、作为货币使用的物品的供给增加等等。这些变化中的任何一种都必将提高一般职业中劳动的边际净产量（以货币表示的）价值。因此，原来的工资率虽然仍是公平的，但却太低了。为了有利于国民收入，所有的工资率均应适当提高。然而，如果每个个别工资率的公平性成为反对进行调整的决定性的理由的话，则上述变化就不会发生。例如，假设或者全部出于自愿或者部分地受到政府部门的操纵，使得整个行业的工资率均由调解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所设定，并且这些委员会所遵循的原则是，使该行业的工资率等于其他行业对于相同工作所支付的工资依据的工资率。因此，在一般的条件发生改变后，将会形成一种地地道道的僵局。还可以设想的情况是，即使在稳定的条件下，劳工的工资可能在各处都被“剥削”到完全相同的程度，并且由于这个原因，可能在各处都低于劳工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同样，如果存在反对对公平的工资率进行干预的硬性规定的话，则必将造成无法对种种弊端进行任何纠正的尴尬局面。因此，工资率的公平性不能作为反对通过干预提高这一工资率的决定性理由。

§5.如果实际的情况是，或者劳工在整个工业系统中都受到剥削，或者由联合委员会决定整个工业系统的工资水平，而且以公平性作为唯一原则，则上一节的结论在实际中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干预强行提高公平的工资率，会使国民收入获益的空间很大。然而，事实上，整个工业系统并非是由仅以公平性为原则的联合委员会所控制的，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存在剥削的地区或职业不过占全部地区或职业的一小部分而已。因此，对某些职业的工资率（尽管已经是“公平”的）进行干预的理由并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必须承认，当生活的货币成本突发巨变时，例如纸币的大量发行，货币工资一般来说并不会立刻发生相应的调整，结果是，一段时间内的实际工资水平将变得非常低。因此，如果政策仅限于干预不公平的工资率的话，则必将丧失及时地进行必要调整的时机。如果一个外部机构能够将某个或某些行业中当时仍然“公平”的老工资率，强行提高到未来短期内即表现为“公平”的新水平，必将对国民收入有利。当然，应该理解的是，当生活的货币成本突发巨变时，货币工资方面的反应——该机构理应对此作出的快速调整——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同的。如果生活货币成本的增加，等量于源于银行或者通货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一般物价水平上升的部分的话，则正常的反应应该是，将货币工资提高到使实际工资与原来相同的水平上。如果生活的货币成本的增加，等量于源于生产设备减少所引起的一般物价水平上升的部分的话，例如战争摧毁了实际资本，则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或者不提高货币工资，或者提高后的水平低于当初的实际工资水平，因为对于劳动的实际需求已经减少。同样，如果生活的货币成本的增加，源于人们使用工资所购买的主要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的增加，与此同时，其他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并没有发生类似变化的话，则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或者不提高货币工资，或者提高后的水平低于当初的实际工资水平。不过，并非总是能够清楚地分辨出这些差别。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因素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生活的成本”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各个阶层人口数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中的道理很容易理解，因为与穷人相比，富人习惯于多样化的购买，而且更有能力以涨价幅度较小的商品替代涨价幅度较大的商品。所以，实际上，人们的收入水平越低，战时所造成的物价上涨使其生活成本增加的比例越大。这种考虑揭示出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短期内所采用的生活成本滑动费率——除低收入者之外——均相对地低于商务部的生活成本指数的主要原因。如果工资上涨的幅度对于所有的工资收入者来说均相同的话，则可以认定，与收入较低的工人相比，收入较高的工人的相对状况将会得到改善，而并非保持不变。

§6.现在，我们需要考虑更为广泛的要求。即是说，对于工资偏低的任何职业，无论工资水平（相对于从事这种职业的工人的效率水平来说）是否公平，都应该将工人的工资大幅度地提高，使之达到所有工人体面的平均最低生活水准。这种体面的平均“最低生活费用”，对于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来说意义不同，因为男性要支持一个家庭，而女性则不必。与1909年的《英国劳资协商委员会法案》不同，在1918年的《修改法案》中进一步确认了这种要求。初始法案制定在行业内刚刚建立劳资协商委员会之时，此前的工资水平格外低，之后对法案进行修改时，已经可以在没有任何组织的帮助下进行贸易，因此，工资只是比较低。在其他地方，这种要求已经被明确认可。因此，1912年《南澳大利亚行业仲裁法案》规定：“法庭没有权力指定或制定不能确保雇员最低生活工资的工资率。‘最低生活工资’指雇员在以前或者现在工作的所在地生活所必需的工资。”[2]
《西澳大利亚法案》规定：“不得制定使工人无法合理地舒适生活的最低工资率或者报酬率，这是对工人应尽的义务。”[3]
1918年的《新威尔士法案》用数据解释了这些一般性的规定。在公众对生活费用提出要求后，劳资协商委员会宣布，在全国或者规定地区每年将分别公布成年男性与女性雇员（非常低效的雇员除外）的最低生活工资，并且任何行业的协议都不能制定低于这种最低生活工资的工资水平。在澳大利亚州立仲裁法庭上，贾斯蒂斯·希金斯（Justice Higgins）先生（针对非技术工人）阐述了同样的问题，要求按照男人支持一个五口之家、女人支持其自身生活的最低生活工资制定基本工资。[4]
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针对女性制定了《最低工资法案》，最低工资被定义为足够支付必需的生活费用和维持雇员健康的工资。[5]

§7.对于这些提案的探讨，由于受到一个令人迷惑的观点的影响而变得模糊不清，那就是认为任何行业中具有正常生产能力的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资即是“最低生活收入”，这一点当然是不正确的。人们通常认为，对于男性工人来说，最低生活工资是能够供养他的家庭并且在家人生病时能够接受治疗，从而足以维持良好生活的工资。但是在需要供养的家庭人口超过平均水平或者家人患病次数太多时，该工资就显得不足了。[6]
“最低生活工资”也没有考虑到供养父母的费用，而父母却在年轻时养育了他们的子女；也没有考虑到某些工人的妻子对家庭的贡献微乎其微，而其他一些工人的妻子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情况。此外，那些为填饱肚子而工作的人在某些时候能够维持家人的生计，而在其他一些时候却没有足够的收入做到这一点。考虑这些是非常必要的。例如鲍利博士以1912年的数据为基础，研究得出了为保持理想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最低开支，“结婚的时候为16先令，逐渐地增加到25先令，五年后增加到28先令，假设家庭中有四个小孩，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将保持在28先令，再过五年当孩子们都独立生活时又降低为16先令”。[7]
对于女性工人来说，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尽相同，有些由丈夫供养，有些自给自足，有些则还要供养家庭，以至于最低生活工资与最低生活收入的关系大相径庭。综合各方面的考虑，显然可以看出，在任何行业强迫执行的最低生活工资，由于概念的混乱，所以对于那些即使能够按时得到这笔收入的工人来说，它与“最低生活收入”的关系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本质上所希望的在各个行业对于最低生活收入的保障，与所谓的“最低生活工资”实际上并不相关。对于某些低等级的劳工来说，他们的公平工资率，根据第14章的定义，低于最低生活工资率——无论我们如何定义——所以在雇用这些劳工的行业中执行强制提高工资率的政策时，必须分别考虑两者内在的确切含义。

§8.某种得到广泛支持的观点如下：“如果某个行业消耗人力资本但却没有给予足够补偿，那么该行业将不能自我维持下去，并对社会造成危害。因此，当某位女性部分地从其他人那里，如父亲、丈夫等，获得经济来源时，雇用该女性的行业就是在从其他人那里得到补贴，从而使该女性的工资低于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水平。”[8]
换言之，允许这种低工资率得以延续，将造成这种补贴必不可缺的局面，这是对未来的生产能力与国民收入不断遭受蚕食的放任不管。但是，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它依赖于“消耗”一词含义的模糊不清。如果人们在某一行业中从事劳动会耗尽并破坏他们的生产能力，则这些人若不从事该行业的劳动就可能提高社会福利，因此，这种生产能力的破坏必须记在这个行业的账上。该行业的社会净产量实际上降到了私人净产量的水平之下。但这并不构成一般性的假设，即认定如果某个行业雇用低等级劳工并支付给他们与其他行业所支付的相同的工资，便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人力资本的消耗。因为，如果这个行业不雇用这些工人，他们会受雇于其他行业并且得到相同的工资，或者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在这样的两种情况下都不能认为他们的生产能力消耗得较少。因此，该行业只是在使用或者雇用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消耗的意义上，使用了他们的生产能力，因而劳动所带来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与（边际）私人净产量相同，即使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也不会对社会福利造成不利影响。受雇于此行业的工人得到了其他人的补贴这一事实（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并不对此项结论产生任何影响。正如第14章所充分说明的那样，如果某一职业或者这一职业的某个部门为了自身的存在，给予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雇员的工资低于该雇员在其他地方所能得到的工资，那么该职业或者该部门的继续存在将会对社会资源造成浪费。这里存在着一种寄生行为，其实质在于从事此项工作的工人在其他地方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资。如果不存在这种情况，即使工人得到的工资不足以维持生计，也不存在寄生行为。支持应该动用法律禁止行业支付低于“公平工资”的行为，即便这种禁止可能造成该行业崩溃也在所不惜的论点，完全不同于支持同样应该禁止对自身价值，无论从什么角度考察，均低于“最低生活工资”的工人支付低于“最低生活工资”的行为的论点。因此，这种流行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在问题的研究中将不再予以考虑。

§9.我们假设某一行业雇用低等级的工人并支付给他们工资，鉴于工人的相对效率较低，与其他行业的工人相比，他们得到的工资是公平的，并且我们进一步假设不同行业间的效率工资相同，边际净产量价值相同，同时工资与价值一般来说也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所处行业的工资率被提高，会对雇主产生刺激，将较差的劳工从最适合他们的岗位上调离，用能力较强的人取代他们。例如在不同的城市，（实际）工会工资率不同，能力较强的工人到了实际工资率较高的城市，例如，1889年“码头工人六便士工资制”的建立，便部分地源于乡村强壮的移民替代了原来码头中体质较弱的工人。如若出现这种类型的反应，也不会真正达到劳工全都获得超过原有水平的较高工资的程度。所能发生的仅是不同能力的劳工在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再分配，最终对社会福利的大小不会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事实上，试图以专门有利于某些劳工的方式所进行的干预，将会遭遇规避。然而，让我们假设由于某种原因，劳工的再分配不再可行。于是，除非对劳动的需求弹性为零，否则工资上涨的行业一定会解雇一些劳工，结果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这些劳工或者彻底失业，或者在大大低于过去的净产量价值的条件下就业于其他行业。这是第14章的分析所得出的必然结果。由此可以推断，在雇主的技术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除去对劳工能力的影响之外，在公平的工资率低于最低生活工资的行业中，将工资强行提高到“最低生活工资”水平的做法，一定有损于国民收入。

§10.从表面上看，自然会认为造成的损害将与受到干预的职业的个数大致成比例，例如，同时在三个公平工资率低于最低生活工资的相似的行业内，采用最低生活工资，与在一个行业内采用相比，国民收入将减少三倍之多。然而，这是一种低估。当劳动——资本也是如此——被逐出某一行业时，一般情况下会转入其他行业，尽管低于从前的水平，但是仍然可以提供可观的产量。如果只有少量的劳动和资本需要转移，并且可以接受它们的行业很多，那么这些资本和劳动会提供与原来几乎等量的价值。但是，如果有大量的劳动和资本需要转移，而可以接受它们的行业相对较少的话，则它们将被投入到价值较低的用途中。因此，当干预量扩大两倍或三倍时，将损失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并对福利造成大于两倍或者三倍的损害。在考虑强行提高英国低报酬行业的工资率可能造成的影响的时候，必须始终牢记澳大利亚的经验。因为“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工业化的形式比较简单，工业化的程度也很有限。农业是主要的行业，并且不受仲裁法的影响，所以农业成为被逐出工业领域的所有劳动和资本的出路”。[9]
在英国，农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因此推行提高行业工资的政策以后，劳动和资本的出路将非常有限。不仅如此，实际上可以断定，在联合王国的范围内，需要在对农业实施这项政策的基础上，才能对工业实施这项政策。因此，与澳大利亚的情况相比，这项政策对英国国民收入产生的危害将会更大。

§11.到目前为止，在确定工资率时我们沿袭了传统的分析方法，暗中忽略了婚姻和家庭状况。但在最近几年，人们格外关注以家庭为基础规定工资的提案。这些提案导致现实工资与理想公平工资的背离程度远大于与上述“最低生活工资”的背离程度，并且要求工作能力相同但是抚养子女的数量不同的工人，应该得到不同的工资。战争时期，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薪金与家庭补贴都计算在内），实际上就是按照此项原则所规定的，并且由于生活成本增加，所以支付给警务人员的补贴也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人们早已了解到，如果愿意，政府机构能够对自己的公务员采用此类支付方案，但是人们同样意识到，在一般的行业中，采用这种方案一定会造成需要抚养大家庭的工人失业。然而，在最近几年，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所谓的“家庭工资制”运动，在德国，由于实际工资水平严重下降，有些家庭不能在一般的工资水平下生活。出于这种原因，“根据家庭规模支付补贴的制度目前非常流行。为此，德国劳工部最近对当前集体协议的条款进行了分析。分析显示，几乎没有哪一个行业不采用家庭工资制，而且不难发现，相当数量的重要行业，包括煤矿业、机械工程业、纺织业、造纸业和纸板制造业等等都是如此”。[10]
在法国，此项政策在1916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之后得到迅速发展，到1923年，大约有250万劳工受其影响。各个行业都建立了补贴基金，由雇主根据各自支付的工资总额占全行业工资总额的比例分摊，然后利用此项基金支付全部的家庭补贴。[11]
由于这种制度向每位工人提供相同的补贴，并不考虑工人家庭的规模，因此不会促使雇主更乐于雇用单身工人而不是已婚工人。在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家，这一制度也非常盛行。[12]
不难看出，在支付的工资总额一定的情况下，与普通的最低生活工资制度相比，这种制度将产生更大的收益。但是在其他方面，任何形式的家庭工资制度，均遭受到严厉的批判。反对者认为，对大家庭提供补贴而对未婚者课税，即是对为人之父母者的一种奖励。原则上，我们对此不作评价，仅顺便指出与此相关的一点，即那些未婚者在婚后也将得到补贴，这弥补了他们婚前的损失。显然，对于工作能力相同的未婚者应该征收等量的税额。不过，当采用家庭工资制度时，那些刚好在未婚者所占比例（与已婚者相比）较小的行业中工作的工人，与在该项比例较大的行业中工作的工人相比，将会受到更大的打击。为了向大家庭提供更多的补贴而增加纳税额度，最好采用一般的税收机制，而不是隐蔽且不公平的税收机制。以国家命令的形式将家庭工资制度向所有行业推行时，也应作此考虑。有人进一步反对家庭工资制度，认为它不能适用于拥有大量大家庭的已婚者，却没有为他们提供赋税的未婚者的那些行业。[13]
1927年新南威尔士通过了一项《家庭养老金法案》，以无子女的工人所享有的官方规定的最低生活工资为标准，对所有工资低于该项标准的母亲，每周支付5先令，每个儿童每年累计支付13英镑，由雇主根据各自支付的工资总额占全行业工资总额的比例分摊。[14]

[1]
《实际工资与理论工资》，第204～214页。

[2]
《美国劳工统计局公报》，第167期，第165～166页。

[3]
同①，第167页。

[4]
参看贾斯蒂斯·希金斯：《法律和秩序的全新领域》。他指出，对于技术工人来说，应在其基础工资之上附加“二级工资”，二级工资的确定主要考虑该行业将会承担的部分。不难看出，根据希金斯先生的原则，支付给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率将永远不会发生改变。

[5]
参看《美国劳动局公报》，第285期。这些法律若只是对少数人产生影响，则不会规定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工资率，而只会规定一个“适当的”且“并非不合常理的低工资率”。

[6]
朗特里曾经证明，在纽约，如果以养育5个孩子的家庭为基础设定工资率的话，则不少于20％的儿童将在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得不到足够的供给（《人类对劳动的需求》，第41页）。

[7]
《社会现象的测定》，第179～180页。

[8]
《新政治家》，《妇女增刊》，1914年2月21日。

[9]
查普曼：《劳动与工资》，第二卷，第263页。由于1918年通过了《工业仲裁法案（修正案）》，所以对于新南威尔士来说，农业不受仲裁法案影响的说法不再完全正确。

[10]
《劳动公报》，1923年3月，第86～87页。

[11]
同①，第86页。

[12]
参看拉思伯恩：《经济期刊》，1920年，第551页。

[13]
参看海曼：《德国有关家庭工资制度的争论》，《经济期刊》，1923年12月，第513页。有关法国“家庭工资制度”的说明，参看道格拉斯的《法国的家庭补贴和结算基金》，《经济学季刊》，1924年2月。拉思伯恩女士的著作《没有后代的家庭》，对家庭工资制度和各种家庭补贴的形式进行了生动的讨论。同时，可参看科恩的《家庭收入的增加》。

[14]
有关该项《法案》的说明，参看《经济学季刊》，1928年5月，第500页及以后部分。

第18章　工资率与生产能力

§1.在前面三章的分析中，我们没有考虑通过干预强行提高工资率的政策，以利于改善劳工的心理、生理状况，以及提高劳工的道德水平和工作效率等方面的问题。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市场中存在着一些不需要或者只需要很少技能的行业，在这样的行业里，即使那些所谓的具有良好身体状况的工人的工资率也是非常低的。在这些行业里——例如在家里从事简单的缝纫劳动——对于劳工来说，即便十分公平的工资率，也是非常低的，更不用说不公平的工资率了。表面上看，政府通过干预提高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将有可能最终提高工人的生产能力，从而间接地增加国民收入，尽管直接影响可能与此相反。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一部分是生理方面的，通过摄取更好的食物并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形成；另一部分是心理方面的，通过感受公平待遇以及憧憬美好未来而形成，并且进一步理解了在高工资水平下，工作懒散松懈导致失业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雇用等级很低的工人的职业中——虽然说服力比雇用等级较高的工人时要低一些——与前几章所讨论的情况相比，存在着另外一种支持通过干预强行提高工资水平的理由。现在，我们分析这一问题。

§2.有时，人们认为通过对比不同企业或者职业的收入不同的雇用工人的生产能力，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难看出，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具有更高的能力，并由此推断，如果后者得到与前者等量的工资，后者一定会相应地提高自身的能力。但是这种推断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一般来说，获得高水平工资的工人比获得低水平工资的工人拥有更高的能力，并不表明是高工资带来高能力。因为正确的解释与此相反，应该是高能力带来高工资。那些从低工资地区转移到高工资地区的工人，能够挣得高工资地区所应该获得的工资水平这一事实，也并不能证明是高工资带来高能力。因为，愿意进行远距离转移的工人恰恰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强于邻居的人，并且自认为应该获得比邻居更高的工资。上述问题的所有统计方面的论据都很值得怀疑。为了通过试验证实收入的提高是如何对能力产生影响的，我们需要考察在相同环境下，同一劳工分别在低工资与高工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情况。我们由此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增加支付对不同级别工资水平的工人产生影响的程度。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研究实际上并不可行。诚然，在大战期间，被军队征召和训练的士兵进步迅猛，这说明人的素质，在青年时期的所有经历中，都具有超出人们想象的更为迅速、更为彻底的可塑性。正如相关研究人员所报道的那样，在服装行业和制盒行业中，由于商务部授权提高工资所产生的正面影响，都给出了同样的结论，[1]
这些事实虽然给予我们以希望，但是，并不能让我们从中得出任何精确的结论，于是我们最终又回到已经成为人们共识的模糊猜测的工作上来。结果意味着对于那些极端贫困的工人来说，干预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他们会由于得到更好的食物、服装以及住房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改善的程度会因为他们的年龄以及初始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对于就业非常规律的工人来说，收入提高可能会帮助他们建立起一种确定的生活标准；而对于那些就业总是时断时续的工人来说，就难以建立这种确定的生活标准，也就是说收入变化所持续的时间越长，工人的生产能力提高的幅度就越大。

§3.在一些地区和行业中，工资率低是由于低等级的工人被雇主剥削所造成的，雇主所支付的比工人应该得到的要少得多。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强行将工资提高到公平工资的水平，会造成工人哪怕一小段时间的失业，因为雇主并未支付给工人高于其劳动价值的报酬。为此，我们只需要考虑干预对高工资工人的生产能力的直接影响即可。因而，实际上可以确定，提高工资会给国民收入带来净收益。此外，有理由预期这种收益将会累积起来。如果对剥削听之任之，工人被迫接受不利的谈判结果，将导致工人生产能力的下降以及边际净产量价值的减少，并形成他们下一轮谈判的一个更低的工资基础；如果他们再次被迫接受不利的谈判结果，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弱势——这正是工人当前的状况——并且一次次地以这种方式使自己的工资水平不断下降。他们的生产能力如同他们所得到的工资一样不断地逐步降低，国民收入将因此遭受巨大的损失。但是，如果剥削是违法的，而且工资水平被强行提高到公平水平的话，则生产能力将会得到提高，提高的过程与降低的过程相同。高收入形成更高的生产能力，更高的生产能力加强了争取更高工资的能力，这是因为工人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越来越高。由于状况的改善，工人在谈判中将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更高的工资收入将会再一次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这样的过程也是不断累积的。这种考虑对于那些极端贫困的劳工来说特别重要，他们的贫困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将迫使他们成为那些具有谈判优势的雇主们的牺牲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验证第14章所给出的结论，即提高因为剥削的存在而形成的不公平的低工资，将会增加国民收入，如果考虑到对于生产能力所产生的影响的话，则对该项结论会给予进一步的加强。

§4.第14章和第17章的分析说明，强行提高已经公平的或者并非源于剥削但在某种程度上尚不公平的工资，除了对于工人的生产能力产生影响之外，也会有助于增加国民收入。正如相关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些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强行提高工资水平很可能有利于工人整体的生产能力的提高，并且几乎不可能有损于生产能力的状况。于是，通过生产能力对国民收入所产生的间接影响与强行提高工资水平对国民收入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是相互一致的。但是，如果强行提高工资水平对于生产能力没有产生影响，则强制提高工资水平将会对国民收入造成损失，况且目前还难以确定这种影响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工人会因为他们所在的地区或者行业工资水平的提高而被迫离开工作岗位，或者沦为失业，或者情况稍好的是转移到净产量价值低于原有工作的岗位上去。如果不发生这种情况，国民收入就不会受到损失。于是，我们现在可以给出的结论是，如果不考虑对于生产能力所产生的影响，则工资的提高将有损于国民收入。不过，如果一些工人的状况恶化，则对于生产能力所产生的净影响将不仅仅包括为实际上获得了较高工资的工人所带来的利益，也包括对其他人造成的伤害。表面上看，似乎有理由相信，如果某一行业提高工资水平之后，全行业的工资总额比以前有所减少的话，则工人整体的生产能力将不会得到提高。不考虑对于国民收入造成的损失，提高某一行业的工资水平，有可能使所有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得以增加的这种情况，将在本书第四编加以讨论。显然，如果工资水平被强行提高的行业对劳动的需求是非常缺乏弹性的话，则将得到最佳的效果。从短期的角度看，如果单独考虑对于生产能力的影响的话，则造成需求缺乏弹性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一般要比长期的作用更大。例如某个群体的工资水平被强行提高后，只要雇主手上还持有订单，他就不会解雇现有的工人。如果工资对生产能力产生影响的时间十分短的话，只要受到工资上涨影响的商品不是主要由工人来消费的，则很可能出现更为有利的后果。如果其他劳工的工资并没有迅速地大幅度上涨——否则会发生大规模解雇的情况——而是缓慢地小幅度上涨，上述特点尤为突出。因此，可能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不考虑对生产能力的影响时，工资的提高会对国民收入造成损失，不过，对于生产能力所产生影响会抵消掉一部分损失。如果政府有能力帮助那些偶然失业的工人，则提高工资的间接影响将促使政府做出更多的贡献，这些贡献会使上述的抵消作用比其他情况下更大一些。这种抵消作用所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它必须予以平衡的国民收入所遭受的损失，对此则无法简单地加以判断，而是需要考察各个方面的具体细节。

§5.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节所讨论的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干预，在任何情况下，基本上均为临时性的干预。在采用计件工资制度的行业中，这种干预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都是临时性的。因为，虽然提高计件工资率——通过提供更多的收入——有可能提高工人的生产能力，增加每天加工的产品的件数，并因此使工人能够在老的计件工资率的基础上长久地增加收入，但是它无法使劳工本人的价值与新的计件工资率相匹配。因此，没有理由在较长的时期内，超过对生产能力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保持新的计件工资率——至少从国民收入的角度看，这么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如果保持的时间过长，它并不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反而由于阻碍了劳工以最佳的方式在不同行业之间进行流动，会对国民收入造成损失。在采用计时工资制度的情况下，合理的干预在形式上不再是临时性的，并且也没有理由再降低已经提高的计时工资率。但是它在本质上是临时性的，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生产能力提高了，工人的价值将与新的计时工资率相匹配，使之成为“自然”工资率，也就没有必要再以干预的方式加以维持了。

[1]
参看托尼：《服装行业的最低工资》，第121～134页；以及巴尔克利：《制盒行业的最低工资》，第51页。在制盒行业中，工人的生产能力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得提高的，因为执行高工资率，促使雇主更加注重对于工人的培训。“每位工人都需要接受训练以赚取最低工资，在此之前，雇主并不关心工人赚得如何之少”（《制盒行业的最低工资》，第51页）。

第19章　国民最低计时工资率

§1.在第17章中，我们考虑了将低工资行业的全部或部分工资率提高到公平工资率水平以上所进行的干预所产生的影响。问题的核心是一般工人的工资率，并且假定根据工人的相对效率进行调整，以确定实际所支付的工资其所依据的高于或者低于平均水平的工资率标准。现在，我们考虑另外一种形式的干预，即直接针对个人而不是直接针对企业所进行的干预。假设在所有或者大多数行业中，一般的劳工均已得到合理的报酬，但是他们之中非常低效的那一部分人，由于效率过低，如果给予与其效率相匹配的报酬，他们只能得到非常低的工资，这将使公众的良心受到伤害。人们普遍认为，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即保证对于雇用工人的支付不得低于法律所规定的国民最低日工资水平。必须认识到的是，这一政策与第15章§7所描述的单纯制定的国民最低日工资——排除低于这一工资水平的工人——本质不同，其范围更广。可以援引澳大利亚的《劳动法案》——虽然非常不完善，因为除了极其低效的学徒以外，该《法案》所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均远远低于任何工人的自身价值——对此予以说明。维多利亚与南澳大利亚议会都“规定任何登记注册的企业不得以低于最低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雇用任何工人——维多利亚为每周2先令6便士，南澳大利亚为每周4先令”。[1]
同样，1908年新南威尔士的《最低工资法案》规定，不考虑需要支付的加班费，每周应该支付至少4先令工资，否则不得雇用工人或店员。[2]
并且，新西兰的《工厂法案规定》，受雇于工厂的有生产能力的任何工人都有权从雇主处得到协议中所规定的一定工资率水平下的工资。在该行业中，被雇用的第一年，周工资不得低于5先令，此后，每年的工资增长不得少于每周3先令，直到每周能够获得20先令工资时为止。[3]
在《初始法案》中——上述内容引自经过少许变更的1907年的《修正法案》——该项条款的通过是出于防止被工厂雇用的工人得不到“合理的货币报酬”这一目的的。确定工资支付，总是不考虑加班工作，奖金也是被禁止的。[4]
1913年，美国犹他州制定的法律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为所有有经验的成年妇女规定最低每天1.25美元的工资，甚至对于有缺陷的工人也一视同仁地规定了最低工资，[5]
1917年，亚利桑那州也制定了同样性质的《统一工资率法案》。[6]

§2.正如第17章§8所述，任何试图将低等级工人的工资率提高到公平水平的努力，只要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就完全可以通过一种合法的形式予以规避，只要将该地区或职业中与其他地区或职业中不同等级的劳工进行一次重新配置，就可以使上述努力化为泡影。然而，当政府为规定的国民最低工资率而进行干预的时候，受到干预行为影响的地区不再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相反，影响一般是全国性的，将不允许任何领域的低等级劳工得到低于这一水平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可能再以不同职业之间重新配置不同等级的劳工的方式来规避政府的干预。因而可以证明，这种干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并且是实质性的。

§3.国民最低计时工资率的制定将阻止某种不公平的即所谓的具有剥削性质的低工资的支付，比如说支付给工人低于其劳动价值的工资。正如第14章所分析的那样，强行提高这种形式的工资率，通过加强能力较强与能力较弱的雇主之间的竞争，可以给国民收入带来有利的影响。它的优势并非仅仅体现在这一方面。即使低工资是公平的，即是说工人的工资率与生产效率成比例，也并不意味着将低工资提高就一定会使工资率变得不公平。因为，正如上一章所阐述的那样，一位能力较低的劳工如果能在一段时间内获得稳定的较高收入，他或她的生产能力就可能因此而提高，使其价值与较高的工资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将因此而获益。然而很明显，这种情况的发生纯属偶然，是制定国民最低计时工资率的副产品，而非主要产品。

§4.制定国民最低计时工资率的主要后果是，大量低等级工人被逐出私人企业，规定的最低工资率的水平越高，被逐出的数量就越大。当法律规定将来支付给低等级劳工的工资不得低于他们现在已获得的工资水平时，必然造成他们中的某些人不再值得被雇用。当然，并非所有价值低于新工资率的工人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当一些工人从私人企业中退出后，会导致保留下来的工人的价值有所提高。当然，保留下来的一些人，即使在新工资水平确定以后，他们的价值与新工资水平仍然是不相匹配的。这样的人占全体工人的比例或多或少地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弹性的大小。有时，人们认为一般来说对劳动的需求弹性都很小，因为统计数据表明某些行业——如连锁业——对劳动的需求弹性就具有这种特点。但是，当我们考虑一般性的最低工资率时，相关的劳动需求则是指对劳动整体的需求，而不是仅仅是指某些行业中对劳动的需求。并且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对劳动整体的需求弹性远大于个别行业——如连锁业——对劳动的需求弹性。[7]
因而，实施国民最低工资制度，使许多低等级工人得到高于其目前劳动价值的工资，必将导致私人企业不再愿意雇用他们，而且这类工人的数量是相当大的。无须怀疑的是，某些雇主出于仁慈或者怀念旧情等原因，会将一些工人保留下来。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失去工作，同时也会失去只有获得更高工资才能提高生产能力的机会。因此，在考虑到这些人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将不会得到任何间接的利益，并且由于劳工从私人企业生产中退出而遭受直接的损失。毋庸置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被安置到国有部门中去工作，但是在这些部门中，被迫接受帮助的工人总是要进行生产，而且产量又总是非常之少，因此，不管怎样，这些人主要的生产能力都将会遭到浪费。

§5.在国家的完全隔绝并且被动的政体之下，这种影响是很明显的，国民收入无疑将受到损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记得，良好的穷人保障体系将会重新提高个人的能力。这些人因为失业需要公众救济，或者在农业收容所或其他地方，接受对于他们今后谋生具有实用价值的培训。实施国民最低工资制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引起一些工人从有效的生产中退出，但是从长期的角度看，如果这种制度能够与本书第四编将要说明的一系列面向穷人且组织良好的政府政策相配合的话，则即使考虑这些失业工人的问题，也不能断定最低工资制度的建立将会不利于国民收入。

然而略加思索就可以发现，这种相互配合所带来的利益要比想象得少许多，不过比没有这些政策配合的国民最低工资制度所能带来的利益多一点点而已。如果没有组织良好的穷人保障体系，就无法保证任何一个因为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而被逐出私人企业的工人有可能得到培训和安置。但是，即使存在这样良好的保障体系，也只有那些与保障体系相接触的人才能获得帮助，因为这一保障体系并不救助那些家庭有能力并且希望自食其力从而不需要国家救济的人。但是，如果不执行国民最低工资制度，则由于最低工资本身是基于最低生活成本确定的，因此，那些因最低工资而被私人企业解雇的大多数人的收入将非常之少，以至于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将自己纳入到国家为救助低收入者所建立的保障体系中去。所以，该组织将拥有很多机会——与实施国民最低工资制度所具有的机会相同——对那些被私人部门解雇的工人提供救助，适合培训的加以培训，需要治疗的予以治疗。

以上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需要进一步理解的是，并非所有因国民最低工资制度而被迫从原行业中退出的人们均会从政府的培训中得到好处。对于迄今为止仅做过很少工作、主要依靠家人或朋友资助的老人来说，获得此种帮助的希望便很渺茫。这些人很容易被剥夺从事他们有能力并且愿意提供部分劳动或者临时性劳动的机会。年老的家庭妇女及在工厂劳动的年轻女工的生产能力较低，从而会从丈夫和父亲那里得到部分资助，她们便符合上述情况。领取国家救济金的人，以及其他那些如果条件允许则很乐意根据自己的能力从事工作以求自食其力的人，也都属于上述情况。如果将这些人划归为懒惰而且不愿意工作的人的范畴从而对其提供救助，则会对国民收入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为了不造成损失，则在任何有关国民最低工资率的法案中都应该规定，将上述类型的即使接受培训也不能提高效率的劳工排除在外，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做出一种令一部分人满意同时又不引起其他任何人反对的安排是极其困难的。在做出这种安排之前，我们可以断定，从总体上看，制定一个有效的国民最低工资率（其有效性是指使工资水平高于大多数人当前的收入水平），是有害于而非有利于国民收入的。毫无疑问，在没有制定国民最低工资率的条件下，大量低等级的工人，特别是有家庭负担的低等级女工，是在不足以糊口的工资水平下在私人企业中工作的。正如在第四编将着重讨论的那样，这一弊病必须予以矫正。但是，这种矫正并不会达到国民最低工资率的制定使低等级女工全部遭受私人企业排除的程度，而是通过国家的直接干预，以保障每位公民的家庭生活为目标，在需要时，以政府基金的形式向人们提供足够的全方位的最低生活保障。

[1]
艾维斯：《工资委员会的报告》，第88页。

[2]
《劳动公报》，1909年3月，第103页。

[3]
参看艾维斯：《工资委员会的报告》，第88页，以及雷诺：《论最低工资》，第335页。

[4]
《论最低工资》，第88页。

[5]
《世界劳动法》，1914年2月，第77页。

[6]
参看道格拉斯的论文，《美国经济评论》，1919年12月，第709页，并参看《美国劳动局公报》，第285期，第22页及以后部分。

[7]
参看前文第三编第4章§8。

第20章　某些行业的固定工资率和浮动工资率

§1.在现实中，由于不公平或者其他原因而对工资率进行干预时，立刻便会面对一个新的问题。有效的干预包括或者是由政府制定一种新工资率，或者是通过诱导，促使雇主与雇员协商达成一种新工资率。不论这种制定的和商定的新工资率是否彼此相等，如果保持所形成的新工资率永远不再改变的话，则是非常荒谬的。总体来看，行业形势与特定的贸易环境一样，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无论是制定还是商定，无论是本质上还是表面上，新工资率都应当被限定在短期内，具体时间的长短应该由具体的问题来决定。由于情况可能随时改变，因此也应该允许制定或商定的结果发生改变。然而，实际上，出于便利性方面的考虑，往往需要设定某种短期的间隔。当然也出于其他一些方面的考虑，例如除非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非常好，否则频繁地重新设定基本工资率就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有鉴于此，政府往往决定在一定的间隔内保持工资率不变，例如保持两年不变。为了便于目前的讨论，我们假设这种做法被广泛地采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制定的或者商定的工资率被确定之后，都将至少保持两年不变。因为伴随着需求——我们假设该期间内供给状况不变——临时性的变化，是可能采取某些措施来调整制定的或者商定的工资率的。为此，需要在固定的与浮动的两种方案之间进行选择，只有在这样两种方案的相对影响得以确定之后，才能完成我们的相关研究。

§2.让我们假定存在这样一个行业，从整体上看，既不扩张也不收缩并且处于一般的均衡状态，但是，此时对劳动的需求降低到平均水平以下，或者升高到平均水平以上。我们同时假设其他的需求状况暂时保持不变。第14章至第17章的讨论已经证明，在考虑到某些障碍以及对生产能力的影响后，最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工资率，如第16章§1所述的，应当与该时期内其他地方支付给同等级劳工的工资率相等。那么，对于国民收入有利的工资率应该是固定的还是浮动的呢？

首先，我们考虑劳动需求增加的情况。如果采用固定工资制度，则意味着名义工资保持不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劳动供给量也不变，并且所完成的工作总量小于浮动工资制度下所完成的工作总量。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虽然人均工资是相同的，但是对新雇员的每有效单位劳动的工资上升了。工资的调整要么是由于雇主按照优秀工人的工资率水平来雇用较差的劳工的，[1]
要么是以特定的工资率水平来要求加班工作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新工人的单位的支付均多于对于老工人的支付。如果需求增加很少，新增工人数量占雇用工人总量之比例将与一般工资率以相同的比例增长。区别在于雇主通过为新工人和老工人制定两种工资率而为自己节省一部分资金，而在单一工资制下，这些资金将用于对后者的补偿。可以通过对于加班问题的分析说明这一点。假设在正常情况下工人每天工作6个小时每小时工资1先令——工人从事第6个小时的工作时，要求对于他所承受的不舒适支付1先令。进一步假设，一个工作了6个小时并赚得6先令的工人，再以相同效率继续加班工作1小时要求得到15便士工资。此时雇主可以用两种方法获得工人每天7个小时的工作，一种是将每小时的工资提高到15便士，另一种是前6小时与以前一样，而仅为加班的1小时支付15便士。这两种方法的工作是相同的，[2]
唯一的差别是如果采用前一种方法，雇主多支付18便士，而采用第二种方法，他自己相对节省了18便士。这一点很重要。然而，人们通常认为，如果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很多，雇主所需要的额外劳动并不能通过加班或者雇用较差的劳工得到满足。因此，虽然在固定工资制度下国民收入会增加，但是不会像浮动工资制度下所增加的那么多。

其次，我们考虑对劳动的需求减少的情况。如果工资率仍然维持在原来的水平上，则雇主值得雇用的劳工数量会下降。如果工资率下降，则劳工数量仍会减少，但减少的程度却不会如此之大。战前英国商务部对英国和德国进行比较分析的报告说明了这一点。“德国工会的标准工资率没有达到英国的水平，结果是，人们在低于当初就业时所获得的工资水平下，寻求工作的机会更多，萧条时期更是如此。某些工作可以更快地为雇主提供回报，并因此而减少了工会的失业人数”。[3]
也就是说，在经济萧条时期，与固定工资制度相比，在浮动工资制度下可以完成更大的工作量。

综合两方面的分析可以推断，无论年景好坏，浮动工资制度允许工资围绕着平均水平而变动，保持与当时的劳动需求相一致，与固定工资制度相比，可以完成更大的产量并实现更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这些收益是需求与供给得到良好调整的结果，是生产组织得到改进的产物，与机械设备的改进所带来的成果相似。它不像专利一样被某个企业长期占有，而是分布在整个社会内，形成更佳状态下的新均衡。因此，为了有利于国民收入，不应该在两年的时间内都保持工资处于平均水平不变，而应该保持工资在短期内围绕平均水平不断浮动，以便使劳动的需求与供给尽量随时处于均衡状态。

§3.有人对此结论持反对意见，这些意见的局限性需要认真研究。持有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个人工资的浮动间接地损害了他们的道德品质和经济效率。查普曼教授写道：“在建立一种舒适且精心安排的生活标准方面，一种稍微稳定的工资制度——变动频率和幅度较小——与变动猛烈且幅度较大的工资制度相比，具有更大的机会。”[4]
果真如此的话，则不难推断，与需求变动相联系的浮动工资率所带来的直接利益比间接损失更大。因为，虽然国民收入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提高，但是最终会由于某些工人的生活质量遭受损害而以更大的速率降低。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我们会立刻发现，“工资”这个词应该用“收入”一词代替，是稳定的“收入”，而不是稳定的工资，使享受美好生活成为可能。因此，如果现在不涉及与在不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有关的问题，则我们可以将收入在浮动工资制度下不会低于固定工资制度水平的全部职业放到一边不予考虑，这并不受查普曼教授论断的影响。于是，这些职业排除了那些劳动的需求弹性大于1的职业。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这种观点，因为这些职业在浮动工资制度下，萧条时期工人整体的收入相对更多些，但是个别技术水平很高，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工作做的工人，收入相对减少，并且他们收入的稳定性比其他工人收入的稳定性要更高一些。然而，由于这些人应该会比技术较低的工人赚得更多，所以对于后一种观点存在着争议。因为，毋庸置疑，在穷人收入浮动的程度与富人收入浮动的程度相当的条件下，穷人会遭受更多的伤害和生产能力的损失。所以这种反对意见并不成立，并且由此可以推断，在劳动的需求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查普曼教授反对浮动工资制度的论断没有说服力。

从短期的角度看，对于那些对劳动的需求弹性非常小的职业来说，结果可能有所不同。此时，在浮动工资制度下，工人整体在萧条时期的总收入会减少。如果工人在繁荣时期为萧条时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则浮动工资制度对工人的生产能力以及国民收入的负面影响将不会太大。但是众所周知，普通工人不能“使其开支和收入与标准工资保持协调一致，并将获得高于标准的工资，以作为工资低于标准时的保险储备基金”。[5]
因此，上述负面影响很可能会很大。然而，针对这一点，有必要指出的事实是，在固定工资制度下，除非对劳动的需求弹性非常小，否则萧条时期可能雇用的劳工数量将很小，绝大部分工人都会失业。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必然发生，在某些行业中，如棉纺行业，减少劳工的使用是通过在短期内闲置所有的劳工，而不是通过解雇部分劳工得以实现的。而在其他一些行业，有时则是通过轮班工作制得以实现的。但是总体来说，与浮动工资制度下的情况相比，萧条时期固定工资制度下的实际失业人数将会更多一些，并且全体失业者的生产能力很可能遭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害。因此，即使在劳动需求弹性很小的职业中，只要弹性不为0，浮动工资率对生产能力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与固定工资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相上下。当然，这并不表明从整体上看，浮动工资率比固定工资率更加有损于生产能力，并因此更为严重地间接招致国民收入受到损失的情况永远不会发生。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证明，不妨留给那些坚持认为在任何场合这种情况都会发生的人。由于上面谈到的这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过于模糊，因此，实际上无法确切地比较它们的大小。在缺乏特别详尽的资料时，我们不妨基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得出结论，即随着劳动需求的变化而浮动的工资率将给国民收入带来较好的直接影响。因此，一般来说，本节所提及的对固定工资率制度的辩解，都应该被判定为是错误的。

§4.如果认同随劳动需求变化而浮动的工资率是必要的话，则确定调整的频率便是非常重要的了。从理论上看，似乎应该每日都进行调整，甚至应该每时每刻都进行调整。但是对这种调整来说，存在着实际上无法解决的困难。将调整所需要参考的数据加以收集和整理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方便记录和开展日常的经营活动，确定一个时间的底线，尽量使前后两次调整之间的时间间隔不短于这个底线是必要的。当然，这样的底线并非总是相同的。例如，在规模较小的地方性行业中，这种底线就会低于全国性行业中的底线。但是在所有的行业中，底线都必然高于理论上所推崇的无穷短的间隔水平。在仅将提高便利性作为考虑因素的条件下，如在滑动比例制度下，可以根据行业的实际情况作出决定。一般来说，进行调整的时间间隔似乎不应该短于2～3个月。[6]

§5.在明确了为了更有利于国民收入应该采用按一定时间间隔进行调整的浮动工资率制度，并且确定了调整的时间间隔以后，下一步需要解决的便是应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调整的问题了。很明显，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需求变动越大，相关的工资变动也就应该越大。现在，有必要明确进行调整的具体原则，并且分析需求量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影响来自于两个方面：（1）雇主对我们所关注的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需求表的变动，以及（2）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互补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表的变动。我们现在着手分析这两个方面的影响。

§6.雇主对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需求的变动直接源于社会对该种商品的需求的变动。当然，该种需求的变动会因商品的种类不同而不同。在用于满足个人需要的商品与用于炫耀的商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对于前一类商品的需求可能更为稳定，正如杰文斯所述，人们对于这类商品的需求在长期是稳定的。例如，人们发现围裙生产的稳定性，“（在伯明翰）没有任何其他的服装生产在短期内所遭受到的损失是如此之少”。[7]
另一方面，炫耀性商品倾向于成为需求波动型商品，因为公众所认定的承载炫耀性的物品往往由此及彼地发生转换。因此，消费量较大的普通商品的需求没有奢侈品的需求变化大。除了这些特殊的考虑之外，还应该给予某种一般性的考虑，即由较多独立的部门所组成的、为较为广阔的市场提供商品的行业所面临的需求，比为较为狭小的市场提供商品的行业所面临的需求更具有稳定性。这不过是统计学者所熟知的一个宽泛的命题的具体应用，该命题是，“一个平均值的精确度与其所含项数的平方根成比例”。[8]
拉扎德（Lazard）有关失业与职业相互关系的研究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他根据法国190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整理出其中所记载的某些行业的失业率，并与这些行业中每个工厂的平均男工数量进行比较，最后通过他自行设计的方法，确定出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他将高失业率与劳动需求的变动相互联系，解释这种相关性。“对于劳动的需求与雇员数量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当市场足够大时，大规模的工厂才可能存在。当前，大的市场也必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因为在这种市场中，某些顾客对该种商品消费量的减少可以通过其他顾客消费量的增加来弥补；同时，需求的稳定性意味着生产的稳定，也意味着失业现象的减少甚至消失”。[9]
此外，他还指出：“随着我们的视角从基础行业转向最终产品行业，失业率似乎在逐渐上升。这种情况也可以根据相同的理由予以解释，即处于生产链顶端的行业因其更加专业化因而面临着更为狭小的市场。另一方面，生产原材料的行业能够为其他很多行业提供产品，因此有较多的出路可供选择，并从中获得利益。”[10]
当然，这个原则也可以用来解释对于铁路运输服务的需求的稳定性，以及对于诸如煤、糖和钢铁等商品的需求的稳定性。同样，对于那些同时在国内外市场大量销售产品的行业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仅在国内市场销售产品的行业面对着更为稳定的需求，除非外国购买者由于关税等原因减少了对其产品的需求。

§7.当已知公众对某种商品的需求的变动时，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雇主对该种商品的需求的变动将与之完全相同。然而，事实上，雇主需求的变动往往相对要小一些，原因是他们通常需要保持一定水平的库存。在萧条月份，雇主的实际库存量大于他们所希望的当期销售所需的库存量，而在繁荣月份，由于他们可以依靠这些多余的库存维持供货，因而他们需求的增加量要小于公众需求的增加量。简言之，雇主在某一个月份中的需求是对公众相当长时期内的需求的预期所形成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期的变动。不同行业的库存水平是不同的。单位库存的成本越高，库存对于雇主的吸引力就越小。当然，库存成本部分地取决于一种同样影响其他所有商品的因素，即利率。因为所有的跨期持有均意味着未将商品出售而承受利息损失。库存成本还取决于不同商品的具体情况。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储存费用。决定此项费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商品抵抗物质耗损的能力，或者更为广泛地说，是经受腐蚀或者意外损毁的耐久性。在这一方面，贵金属和诸如乔木之类的坚硬物品尤为突出。正如人们所认定的那样，从地下开采出来的物品一般比在地上生长出来的物品更具有耐久性。值得注意的是，冷藏和其他储存方法近期的发展已经使许多商品，主要是食品等，比以往更具有耐久性。例如，啤酒花委员会于1908年写道：“在1856年所进行的研究中，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啤酒花在储存期间会变质，这妨碍丰收年份为歉收年份供货’。冷藏方式的出现有助于丰收年份和歉收年份之间的调整，并因此而影响到商品的价格。”[11]
可以附带说明的是，由牧师、医生、教师、火车司机和出租马车车夫等等直接提供的服务是完全不能储存的，并且诸如煤气和电气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能储存的。决定储存费用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商品抵抗精神损耗的能力，或者更为广泛地说，是商品价值的稳定性。我们加以对比的是需求稳定的大路货——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曾经列举哲学和光学仪器作为这类商品的代表[12]
——和需求不稳定的时髦货。显然，对于下周便无人问津的商品和有着稳定市场的商品两者来说，前者的储存成本更高，雇主对前者囤积的动机更弱。因此，自行车的某些零部件，无论当前流行的整车车型如何变化，它们都是非常相似的，从而总是被大量地储存；而对于整车而言则完全不是这样，因为车型是依据时尚而不断变化的。不适于储存的商品的极端例子是晚礼服，每位购买者都希望晚礼服是为他量身定制的，早已做好的现成品对他毫无意义。也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某些物品在某个时期通常是为个人定制的，而后来却变成了批量生产；反之亦然。房屋有时为私人订单而建造，但有时也作为一种投机商品而建造。靴鞋业已经由早期的个人订制阶段发展到现在的批量生产阶段。另一方面，在某些纺织品的生产中，出现了反方向变动的迹象。近期，费城有关失业的一份报告写道：“二十年前，生产商制作地毯、袜子或者服装，然后出去销售它们。现在，一些特殊设计的订单会送上门来，要求提供特制的纱线或者丝线，并且要求每英寸含有特定的股数，生产商则按照这些特殊的订单进行生产。[13]
过去，生产商根据自己的生产线生产标准的产品，并在淡季将其储存起来。现在，生产商一般很少保留库存，而主要是根据订单进行生产。”显而易见，迈向标准化生产的每一步均使保留库存更为可取，而远离标准化生产的每一步均使保留库存更无意义。

§8.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指出一点，在认定保留库存使得雇主需求的变动小于公众需求的相关变动之后，轻率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两种变动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固定的分数表示出来，虽然这个分数对不同行业来说并不相同，但是对于某个行业来说，无论需求变动多大，这个分数均保持不变。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如果公众需求增加或减少了一定的百分比，雇主需求以5/6的比例相应地增加或减少，则并不能认为公众需求变动较大时这一比例仍然成立。一般认为，较小的诱因可以促使库存达到某一水平，而达到这一水平之后，再继续增加库存将是非常勉强的。因此很可能当公众的需求在发生轻微的变动时，不会对雇主的需求造成任何影响。只有超过某一点之后，大众需求的进一步变动才会引起雇主需求进一步的变动，并以更快的速度趋于相等。这些考虑说明了常见于滑动比例工资制度的规定的合理性，即商品价格的变动必须达到某一确定的水平之后，工资率才应该进行调整。[14]
这些考虑也同样可以说明下列规定的合理性，实际上这是一项一般性的规定，即当工资是在滑动比例制度下与价格相互联系时，工资变动的百分数应该小于相关价格变动的百分数。[15]

§9.下面我们分析§5中所区分的另外一种决定劳动需求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与劳动互补的生产要素中，供给变动最为明显的是该行业所使用的原材料。在资源性生产行业中，如煤炭行业，原材料的影响并不很大，但是在大多数行业中，原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根据§6的分析，显而易见的是，当原材料是由数量众多而且相互独立的供应商所提供时，与不得不依赖单一的供应商提供相比，供给的变动可能会更小一些。因此，通过对原材料征收高额关税来排斥外国原材料供应商的做法，将可能引起供给变动增大。除了原材料以外，与劳动互补的生产要素还包括为辅助工人和维护设备所提供的服务。例如，机械改良实际上会引起该行业中资本所提供服务的供给减少。尤其在某些行业中，自然事物本身就是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互补性生产要素，从太阳中得到的光和热即是如此。因而在建筑行业中劳动需求的季节性变动很大，因为严寒严重妨碍砌砖、筑墙以及粉刷工作；同时，白昼变短将会延长人工照明的时间，从而增加成本，进一步妨碍建筑行业的劳动。毫无疑问，当今的一些改进，如用水泥代替灰泥，能够减小气候变化对建筑行业的影响，[16]
但是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大的。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伦敦码头的装卸行业，该行业也易于受到严寒以及霜雾的影响。另一方面，室内工作以及受天气变化影响较小的工作，如工程行业和造船行业——此处并未涉及服装行业——则表现出相对较小的季节性的供给变动。因此，根据卢埃林·史密斯爵士多年的研究成果可知，在最好月份以及最差月份之间失业率的平均差距在建筑行业中达到3.25％，而在工程行业和造船行业中仅为1.33％。[17]

§10.当某个行业的劳动的需求变动时，所引起的工资率的变动当然不仅仅是由劳动需求变动的大小所决定的，还取决于该行业劳动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需求弹性越大，工资率的变动就越大；供给弹性越大（此处是从短期的角度考虑的），工资率的变动就越小。对于前一个论断并不需要给予特殊说明，但是对于后一个论断的实际应用性则需要予以说明。某种职业的劳动的供给弹性大，说明工资率的轻微变动将促使劳工在该种职业和其他职业之间产生大规模的转移，因此一般会出现以下情况：第一，当某个规模较小的行业毗邻一个类似的规模较大的行业时，如苏格兰的页岩矿行业和煤炭行业，[18]
对应需求的变动而发生的工资率的变动将比某一行业孤立存在时要小一些。第二，某些情况将使专门在某种特殊行业或特殊领域工作的劳工的工资率发生一定的变动，相比缺乏专业技术的劳工或者一般的管理人员来说，这些情况将使他们的工资率发生较小的变动，因为他们的流动性更大些。[19]
第三，对于为从事特定的工作而接受特定培训的劳工来说，当其他行业也需要他们的劳动时，本行业劳动需求的变动所引起的工资率的变动将会较小。因此，在煤炭行业的繁荣或者萧条时期，矿场所雇用的机械工人工资的变动将小于挖掘工人工资的变动。第四，在计件工资制度下，需求变动所引起的工资变动将小于计时工资制度下的工资变动。因为，在计时工资制度下，工资的提高在促使工人每小时提供更多的劳动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从而劳动的每效率单位的供给弹性较小。第五，更为广义上的变动，诸如信息的传播、交通的改善以及部分工人更加愿意在远离家庭住所的地方工作等等，将会提高劳动供给的弹性，并使需求变动所引起的工资变动减小。第六，在存在季节性变动的行业中，许多劳工会主动学习其他技能以应对萧条时期，而在萧条时期，对于这些技能的需求也会增加。因此，在规律性的季节变动的范围之内，劳动的供给将会具有较大的弹性。结果是，需求季节性的变动将不会严重地改变工资水平。众所周知，尽管在冬夏两季对煤气的需求变动很大，工资却不会，也的确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动，因为这些工人通常会受雇于制砖企业，而对制砖这种技能的需求在夏天也会增加。

§11.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仅限于需求变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工资变动两者关系的一般性质。仍然需要研究的是，在某个行业中无论劳动需求变动的大小以及方向如何，它所引起的工资变动是否总是以相同的方式与之联系的问题。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为劳动供给在不同的数量上以及两个变动的方向上所具有的弹性是不相同的。诚然，当需求在两个方向上所引起的变动相当接近时，其弹性不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例如，在英格兰北部的煤矿区，“流动矿工中包含有大量的技术性机械工人，他们根据各个行业所提供的不同水平的收入，将时间分配在采矿业以及其他手工业之间，并随时从中选择收入较高的行业”。[20]
因此，需求的少量增加与少量减少一样，一般会导致工资率相同比例的变动。但是对于需求大规模的增加或者减少来说，这种对称性便不复存在。当劳动的需求大量减少时，存在着一个极限，工资不可能降到这个极限以下，而同时又不使可雇用的劳工数量减少到零。对于非技术性工人来说，这个极限将由他们全部失业并依靠失业保险维持生计时的生活条件所决定，而对于技术性工人来说，这个极限起码也要相当于他们从事非技术性职业所能得到的收入水平。因此，当劳动的需求降低到某个限度时，进一步降低将只会引起工资以较小的比例下降，甚至根本不再下降。[21]
另一方面，当劳动的需求大量增加时，它对非技术性工人工资的影响将与需求增加较少时的影响成比例。对于技术性工人来说，工资增加的比例甚至会更高些。因为，可以从事加班工作的在职工人，以及可能存在的一个失业工人的流动性团体，很容易满足劳动供给的少量增加。然而，当需要劳动的供给大量增加时，这两个来源便不再有效。[22]

§12.基于一般性的分析，我们现在必须研究，在政府规定或者商定的条件下，能否建立起根据一定时期内的需求变动自动进行工资率调整的机制。支持这种想法的最典型的措施——曾经广泛运用于煤炭行业，并且目前正流行于钢铁行业[23]
——是一种将行业的工资率与其产品的价格联系在一起的滑动比例工资制度。此项制度将产品价格的变动作为有关产品生产的劳动需求变动的指标，并且建立起一种将产品价格的变动与工资的变动相互联系的具体方案。当然，这种方案以本章前七节的讨论为基础，并且将依据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其目的是，希望这种精心设计的方案能够使工资率按照这些讨论所确定的应有的方式进行调整。

§13.对于所有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一机制的人士来说，最容易提出的一点就是，这项制度是根据前期的价格变动——例如上一季度的价格变动——而不是当期的价格变动对工资率进行调整的，因此，这样的调整必然不是正确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对于任何商品来说，公众需求对于雇主需求所产生的影响，通常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雇主需求的变动落后于他们最初所应进行的变动。一般来说，只有当产品价格上涨一段时间之后，雇主才会谨慎地考虑扩大生产的问题；当萧条出现时，他们也会对减少产量而犹豫不决。雇主在任何时期对劳动的需求总是取决于在此之前的公众对商品的需求。因此，滑动比例制度所谓的缺点，即根据过去的价格而非当期的价格调整工资率，[24]
实际上却是一个优点。诚然，有时存在着这样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在事件发生之前，对于这一事件的明智的预期将会影响该行业中企业日后的行为，只要这种趋势盛行，则以过去的价格作为未来需求指标的适用性必将降低。“那么，为什么当行业领导展望未来，认为需要扩大产量并因此需要更多的劳工时，工资会自动降低？或者，为什么当雇主判断好行情已经过去并且打算使生产停顿一段时间时，工资反而应该提高？”[25]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的回答，来自于“公众需求”一词更深层次的内涵。从当前的意义上看，它所代表的不是最终消费者的需求，而是从制造商那里购买商品的中间商的需求，他们的运作是批发价格变动的直接原因。当这类人存在时，极不可能出现行业领导预期乐观但价格下跌，或者行业领导预期悲观但价格上扬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些预期将被中间商所共享，并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预期将会反映在他们当前的需求上，从而反映在当前的价格上。因为上述反对意见仅在制造商的预期与中间商的预期不相一致时才有意义，而由于前者的预期主要基于后者的预期，所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14.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更为严谨的反对滑动比例制度的意见。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产品价格的变动可以作为对生产该种产品的劳动的需求变动的指标。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其他情况往往并不总是相同的。因为这些其他情况中包括原材料的供给情况，为辅助劳工所提供的服务的供给情况，以及为维护机器设备所提供的服务的供给情况等等，所有这些供给情况都是可能发生改变的。显然，这些供给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在任何方向上的某种变化，都将促使雇主对我们关注其工资水平的劳工的需求发生改变，改变的方式将与雇主对于产品的需求表中所发生的等量的反方向变动相同。因此，为了通过雇主对于产品需求的变动推导出他们对于劳动需求的变动，我们需要将后者减去其他生产要素供给的任何变化所造成的变动。当然对于以下情况无须进行上述更正：（1）当其他要素的供给的确不会发生变动时；（2）当该种要素在产品的成本中所占的份额很小，以至于在不追求十分精确的前提下可以将其变动予以忽略时。我们很难想象能够满足前一种条件的行业，而后一种条件在自然资源性生产行业中，如煤炭行业中，是能够成立的。在这样的行业中，几乎所有的成本都是劳动成本。除去这样的行业之外，将产品价格变动作为指标的确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产品的价格下跌既可能源于对产品的需求减少，也可能源于原材料供给价格的下降。因此，存在着两种途径将价格变动与劳动需求变动联系到一起。一种途径引起的价格变动预示着对劳动需求的减少，而另一种途径引起的价格变动则预示着对劳动需求的增加。例如，如果钢铁价格上涨是因为公众对钢铁的需求增加，则将增加对钢铁工人的需求，但是如果钢铁价格上涨是因为钢铁行业的工人罢工使得产品的成本上升，则将减少对钢铁工人的需求。显然，在后一种情况下，工资率不应该追随产品的价格，而是应该反方向变动。

§15.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时有人建议不应该将产品价格作为相应的指标，而应该将产品价格与所使用的原材料的价格的差额作为相应的指标。棉纺行业工会的官员曾经使用过这种“差额”，并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他们“从纱线（共11种）或者白棉布（共23种）的价格中减去原棉的价格（根据5种主要品种的价格计算得出）”，[26]
从而得到此项差额，并据此安排工资谈判。该项指标所具有的优点是，工资率随着产品需求的减少以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以相同的方式变动。然而，这种解决办法并不完善。在产品的生产过程所消耗的生产要素中，原材料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为辅助劳工以及维护机器所提供的服务的供给也都是易于发生变化的，但是它们的变动并没有体现在这些“差额”的变动中。例如，机器设备的改进实际上意味着维护服务将变得更为便宜。因此，当这种改进发生时，该项“差额”便会出现误差，就像粗略的价格统计所造成的误差一样，虽然严重程度可能较低一些。不仅如此，差额相当于价格，而价格又进入有关差额的计算过程中，这给实际操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在生产的精确度和产品的种类经常变动的行业中，这种差额是不可能成为很好的指标的。在这些行业中，价格的明显变动可能仅表明所生产产品的种类发生了变化。当价格是由出口的数量和价值推断出来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有理由认为，较为廉价的商品将逐渐取代做工精细因而昂贵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16.不过，还有另一项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即建立基于利润的而非基于价格或者差额的滑动比例制度。棉纺行业工会在1900年的《工资谈判报告》中明确指出，在该行业中，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得到所谓的具有“代表性”的利润或者总利润的令人满意的估计值。[27]
例如，应该如何对待已经完全破产并且消失的企业的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为解决大规模煤矿工人罢工的问题所达成的协议提出了一种基于利润的滑动比例制度，即为每个地区制定了标准工资与标准利润（相当于标准工资成本的17％），并且在每个月份中，当工资以外的成本被扣除以后，将余额以17∶83的比例在利润与工资之间进行分配。煤炭行业可能比其他大多数行业更适合于采取这种方案。

§17.以上讨论虽然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阐述了建立滑动比例制度可能遇到的问题，但是仍然明确指出，充分考虑劳动需求所有变动的滑动比例制度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条件准许的情况下，例如在煤炭行业中，劳动是生产中最主要的成本，没有理由不探讨如何更接近理论上的理想状态的问题。显然，经过探讨不难发现，一项基于滑动比例制度的裁定将比基于单一固定工资率的裁定要优越得多。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非常完善的滑动比例制度也显得力不从心。在某种滑动比例制度下，某种商品的价格或者某个行业的利润的增加或者降低，可能是由于对于该种商品的实际需求发生的变化所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货币或者信用的膨胀抑或是收缩所引起的，后一种情况影响的是货币价格的一般水平，但是有关需求的实际情况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显然，如果煤炭的价格或者矿主的利润上涨，比如50％，而这是纯粹的货币因素所造成的话，则煤矿工人的工资也应该增加50％。但是如果这是由于对煤炭的实际需求的增加所引起的话，则如§8所述，煤矿工人工资上涨的幅度将远小于50％。因此，在任何滑动比例制度下，当煤炭的价格或者矿主的利润由于煤矿某种具体的原因而发生变动时，依据该项制度将会对工资水平进行一次正确的调整，但是当煤炭的价格或者矿主的利润的变动是一般性的货币因素所造成时，则依据该项制度所进行的工资调整必然是错误的，有必要对这些缺陷采取补救措施。可以通过使工资的变动不仅依赖于煤炭价格或者矿主利润的变动，同时也依赖于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或者如果人们可以接受的话，依赖于“生活费用”的变动对此予以补救。[28]
因此，有可能修改上一节所论述的那种形式的比例制度，使之并不涉及煤炭价格的绝对变化，而是涉及煤炭价格和一般价格水平两者之间的差额的变化，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还可能建立另外一种比例制度，使工资的变动与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或者生活费用的变动保持相同的比例。因此，如果煤炭涨价50％，而一般价格水平上涨20％，那么工资除了上涨20％以外，还应该加上煤炭价格特别上涨30％的一定的比例（相对于煤炭价格特别上涨的部分）。不过，虽然这种方案在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是由于货币或者信用因素所引起的时候是可行的，但是正如第17章§4所述，当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完全地或者部分地是由于以下原因所造成的话，如战争时期资本遭受破坏、农业歉收、交通运输方式的改进等等，则该项方案将难以给出正确的结果。

§18.但是，仍然存在着另外一种任何形式的滑动比例制度都必然面对的很难补救的问题。这些比例制度都是基于工资变动与相关行业的劳动需求的变动之间的相互联系设计而成的，实际上并不能识别或者涉及由于雇用同类型劳工的其他行业的发展或者衰退所引起的该行业的劳动供给的变动。很显然，工资率为满足劳动供给的变化所进行的调整，应该与为满足劳动需求的变化所进行的调整同等。没能实现这一点的比例制度有时会带来非常不合理的结果，使自愿加盟比例制度协议的一方也必须让步于比该项制度所承诺的更为优惠的其他条件。

§19.通过这些考虑可以看出，虽然我们可以认为滑动比例制度比固定工资制度能够对工资率进行更好的调整，但是如果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足够融洽，从而在政府或者协议所规定的时期内可以实现工资率每两个月或者每个季度调整一次，并且不是呆板地仅仅依赖价格或者利润指数的变动，同时还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其他相关情况的话，则仍然有可能得到更好的调整结果。进行这种类型调整的实例很多。1902年《苏格兰煤炭行业协议》的部分内容一直保留到了1907年，该《协议》规定：“在确定当期矿工工资的上下限时，除了考虑行业的现状以及前景之外，还应该考虑当期矿坑坑口煤炭的平均实际价值，并且在当前的一般情况下，以1988年为基年，煤炭价值每吨上涨或下跌4.5便士，工资相应地上升或下降6.25％是合理的。”[29]
同样，1906年联邦地区达成的协议也规定：“煤炭销售价格的变动不能作为委员会决议所参考的唯一因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种因素，并且每一方都有义务根据任何理由，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如果销售价格没有发生变化，则工资率就应该保持不变。”[30]
这种调整方式要求每隔两个月或三个月就采取合理的并且双方意见一致的行动，而不是自发的行动。因此，只有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的行业中，才能成功地运用这种调整方式。

[1]
因为无论工人是谁，一定的工资率与一定的产量之间的关系总是保持不变的，所以可以认为在计件工资制度下，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但是（1）同种产品的质量可能不同，而且消耗雇主的成本也可能不同（如采矿中滥采的一吨矿可能破坏了周围的矿藏），（2）即使两件产品完全相同，一位工人可能比同事耗用了更长的时间才完成加工工作，从而更长时间地占用了固定的厂房设备。

[2]
由于在加班的方案下工人得到的工资较少，并且因此相对于他们的货币的边际效用略高，所以在加班的方案下所得到的产量，严格地讲，应该略大于其他方案下的产量。

[3]
《关于德国农村生活费用的报告》，第521页。

[4]
《经济期刊》，1903年，第194页。

[5]
这是斯马特向他提出的建议，《滑动费率制度》，第13页。应该注意到，典当行业以及信用贷款为短期失业提供了部分储蓄的替代品，尽管有时候它们是有害的。

[6]
有关进一步的说明，请参看普赖斯的《行业秩序》，第80页。

[7]
凯德伯里：《妇女的工作与工资》，第93页。

[8]
鲍利：《统计学原理》，第305页。

[9]
《失业与职业》，第336～337页。

[10]
同②，第337页。

[11]
该委员会的《报告》，第10页。

[12]
《产业论》，第253页。

[13]
《稳定的就业》，《美国政治科学研究院年报》，1916年5月，第6～7页。

[14]
参看普赖斯：《行业秩序》，第97页。

[15]
参看马歇尔：《工业经济学》，第381页脚注。

[16]
参看迪尔的文章，《经济期刊》，1908年，第103页。

[17]
参看有关渴望就业苦恼问题的委员会的《报告》，Q.4580。

[18]
参看谢里夫·詹姆森对于页岩矿工仲裁的判决书（《经济期刊》，1904年，第309页）。

[19]
当行业或地区的专业化程度很高时，在工资率变动很大的情况下劳动的供给仍然会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工人们知道他们的技术在其他行业或地区将毫无用处，因此，在决定离开之前会被迫接受降低的工资率，但是却不一定相应地削弱个人的能力（除了铁路工人或者其他类似的劳工以外，他们的工作性质使得他们的体力尤其依赖于营养）。因此，劳动的供给弹性很可能接近于0。同时，工人的保守思想也可能导致弹性的下降。例如，克拉彭博士曾经如此描写手工纺织业的衰败：“老一代工人的独立性及其对本职业的自豪感，使他们憎恨工厂批量生产的方式，而坚持家庭生产的方式，从长期来看，这对他们是没有好处的。”（《布拉福德纺织协会会刊》，1905年6月，第43页）

[20]
《统计学报》，1904年12月，第635页。

[21]
这些考虑与滑动比例工资制度相互联系，同等对待技术性劳动和非技术性劳动，建立起没有以任何相应的最高工资率作为补偿的最低工资率。

[22]
这种考虑给出了某种理由，可以支持一项达到某一点之后给予“双倍提高”的措施，这项措施在南威尔士煤矿行业早期的比例工资制度，以及英国某些滑动比例工资制度中均有所体现。

[23]
参看工会代表大会出版的《行业会谈与协议》，1922年，第46页及以后部分。

[24]
参看阿什利：《工资率的调整》，第56～57页。

[25]
查普曼：《对于滑动比例制度理论上的反对意见》，《经济期刊》，1903年，第188页。

[26]
舒尔茨·盖夫尼茨：《社会和平》，第160页。

[27]
普赖斯在讨论这次谈判时提及棉纺行业工会的“利润”比例制度，认为这“比一般形式的滑动比例制度更能体现利润分摊的思想”（《经济期刊》，1901年，第244页）。只要是将代表性企业的“利润”作为该项指标，这种观点就是不正确的。当然，个别企业参考自己的利润支付工资的做法则另当别论。

[28]
完全根据生活费用建立比例制度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例如某些战后的比例制度，因为这样做忽视了需求的变动。这类比例制度在1922年应用于羊毛业、织袜业、制绳业、造纸业以及其他一些行业（工会议会：《行业谈判与协议》，1922年，第22页）。

[29]
《有关集体协议的报告》，1910年，第32页。

[30]
同①，1910年，第27页。

第四编　国民收入的分配

第1章　不和谐问题概述

在前面两编中，我们已经考察了某些重要的因素组合影响国民收入大小的方式。当然，我们并未试图对所有相关的影响因素都加以分析。许多十分细微的因素（如决定人们工作、储蓄意愿的因素）或者许多并非十分细微的因素（如影响机械发明、改进车间管理方法的因素）都没有涉及。对于这些不足，我们并不打算补救。然而，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不足必须给予关注。根据第一编第7、8两章的论述可以得出，在排除某些例外的情况下，任何能够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损害穷人收入的绝对份额，或者能够使穷人收入的绝对份额加大而不损害国民收入[1]
的行为，都一定能够使经济福利有所增大。增加众多数量中的一个，同时减少其他几个，这种行为对经济福利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确定的。坦白地讲，当这种不和谐发生时，任何因素对经济福利所造成的整体影响，只有通过认真权衡对国民收入总量的损害（或增益）和对贫困阶层实际收入的增益（或损害）才能予以确定。这种类型的问题不可能存在一般性的答案。因此，确定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一定要判断不和谐地作用于国民收入整体和穷人收入绝对份额的因素的出现究竟是相当频繁还是极为偶然。当发现不和谐时，必须研究由此所产生的各种实际问题。

[1]
也就是说，不论从发生变化之前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发生变化之后的观点来看，都没有对它造成损害。参看第一编第5章§7。

第2章　帕累托法则

§1.有关这一问题的陈述使我们触及到一个有趣的命题，如果命题成立，将使问题立即得到解决。这个命题是，不可能存在从相反的意义上对国民收入的总量和穷人收入的绝对份额产生影响的因素。它的证明基于一项归纳。归纳的数据来自于帕累托发表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的某些著名研究成果。其中针对若干国家的收入的数据，主要依据19世纪的进行统计分析。有关的表述如下：如果x代表给定的收入水平，N代表收入超过x的人数；以x的对数为横轴，以N的对数为纵轴，予以考察的全部国家的数据所形成的曲线接近于一条与纵轴呈56度角的直线，偏差在3～4度之内。这说明如果收入大于x的人数等于N，则对于任何m值来说，收入大于mx的人数均等于N/m1.5
（因为tan56°=1.5）。因此收入分配的方式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我们面前是大量的有着相同化学成分的结晶体，有大号的、中号的和小号的，它们的大小虽然不同但是都具有相同的结构”。[1]
这就是帕累托所发现的事实。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他给出的结论包括两部分。他这样解释在收入方面不均等性下降的原因：“收入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趋向于均等，[2]
即，或者是高收入的降低，或者是低收入的提高。让我们关注后者在降低收入的不均等性方面的重要意义，即当收入低于的人数相对于收入高于的人数有所减少时，收入趋向于均等。”在此基础上他发现，第一，“总体上我们可以断言，相对于人口的财富的增长将或者提高最低收入的水平，或者使收入的不均等程度下降，或者同时产生两方面的影响”。[3]
第二，为了提高最低收入的水平或者降低收入的不均等程度，财富增长的速度必须大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解决贫困的首要问题是创造财富。[4]
现在根据帕累托的定义，“提高最低收入的水平，或者降低收入的不均等程度，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本质上相当于“增加了国民收入中穷人收入的绝对份额”。实际上这个命题意味着：一方面，能够使国民收入增加的任何事物，一般来说也一定能够使穷人收入的绝对份额有所增加；另一方面——这与当前的问题相关——能够使穷人收入的绝对份额有所增加的因素，都不可能不增加国民收入整体的水平。因此，上一章所提到的那种不和谐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可能遭遇到使国民收入增大同时又使穷人收入的绝对份额减小的方案，也不可能遭遇到使前者减少同时又使后者增加的方案。

§2.显而易见，对这类基于归纳法的概括性命题，是需要认真加以考虑的。因此，关注统计基础方面的某些缺陷是必要的。总体来说，虽然讨论中的各国的收入分配在形式上是近似的，但是它们却是并不完全相同的。就整体而言，收入的对数曲线——至少对于中等收入水平是如此——近似于一条直线。直线的斜率虽无很大的偏差，但根据所观测的统计数据的不同，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例如，通过大量数据的计算表明，帕累托的正切值最小为1.24（贝尔地区，1887年），最大为1.89（普鲁士地区，1852年）。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正如鲍利博士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所观测到的最重要的一组数据（亦来自于普鲁士地区），可以得出曲线的斜率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递减的结论。鲍利博士的数据与帕累托的略有差异，但是，两组数据给出的结果大体相同。根据帕累托的观点，该曲线的斜率越小，意味着收入分配中的均等水平越高——必须记住，这一结论仍然具有争议。[5]
因此，鲍利博士自然会对普鲁士地区的数据加以解释：“普鲁士地区的收入分配变得越来越均等，数据表明，普鲁士的收入分配比英格兰的收入分配更为均等。”[6]
与帕累托的比较分析同样有趣的是，以它们为基础建立起任何精确的定量的分配原则显然都是不合理的。

§3.但是，如果能够充分理解它们的地位，则最好放弃这种想法。让我们假设帕累托推理的统计基础并不包含前面所述的缺陷。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地方值得推敲。如果我们考虑分配的结构或者形式究竟是什么的话，似乎可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们不妨将其以一种较为简单的曲线的形式加以表示，但是不同于帕累托的做法，我们用横轴代表收入的水平，纵轴代表该收入水平下的人数，则该曲线将迅速地上升至它的最高点，然后缓慢下降。这一曲线表述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平均值，相对地，仅有很小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高于平均值。简而言之，目前的收入分配的本质是，绝大部分的收入集中在收入水平较低的一端。这一事实对下述推论是十分重要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类肉体方面的属性——同时也有相当的证据表明人类精神方面的属性——是按照与此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分配的。例如，根据任意人群所绘出的身高曲线，并不像收入曲线那样呈现出单峰向一侧倾斜的形状，而是呈现出像三角帽一样的对称形状。专业术语称之为高斯曲线或者误差曲线，该曲线以其均值为对称轴，在两个端部没有大量的数据堆积，但是高于平均值与低于平均值的人数大致相等，并且在两个方向上随着与平均值的差距的加大，相对于各身高的人数逐渐减少。现在，面对这一事实，我们有理由期望，如果人们的才能是按照这种方式加以分配的，则其收入将以同样的形式加以分配。为什么这一期望未能实现呢？或许部分地取决于对“才能”一词更加深入的分析。我们所指的才能是获取收入的能力。但是人们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取收入的，可以划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因此，从获取收入的角度看，我们假定面对的是单一的同质的群体，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考察一所大学和一所初级中学学生身高的情况，将两组数据合并，所得到的身高表将不会与正态曲线相一致。如果大学的人数比初中的人数少很多，则远超过平均身高的人数将不会太多。可能脑力工人们构成同质的一组，而体力工人们则构成同质的另一组，但以获取收入为目的，两者并不构成同质的一组。常规法则对各组都是成立的，但是当把大学组和初中组合并在一起时，就不成立了。通过上面的阐述可以部分地解释收入—分配曲线所具有的特殊形态。不过，还有一种解释更为重要也更为确切。获取收入不仅依靠脑力的或者体力的能力，还有赖于才能与所继承的财产的结合。财产的继承并不按照才能进行成比例的分配，而是集中在较少数人的身上。即使排除巨额财产的拥有者能够通过培训增进其能力的事实，这种情况也必然使收入分配曲线偏离正态分布的形式。很明显，就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收入—分配曲线的形态，部分地取决于遗赠和继承的实际情况的话，则在目前条件下所发现的占主要地位的具体形态，并不具有普遍性，除非假定财产继承的方式大体上保持不变。于是，将任何具体形式都看做是必然现象的所谓的确定性法则，必会遭遇到绝对无法反驳的质疑。[7]

§4.帕累托所引用的统计数据并没有提供对此加以反驳的任何基础。因为很明显，作为一项逻辑问题，如果统计数据除反映人们均获得收入这一事实之外，还涉及人们所具有的任何其他的共同特性的话，则不可将建立在此项基础之上的有关收入分配的推论扩展到不具备这些特性的群组中。实际上，所有这些群组都是享有当代欧洲《继承法》的社会团体。[8]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这些法律被废除或者本质上发生了改变，收入分配的方式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是无法确定的。在《政治经济学教程》出版若干年之后，帕累托又出版了《政治经济学讲义》，并在其中显然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我们不能断言如果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例如集体所有制代替了私有财产制度的话，这一曲线的形式将不会因此而改变。”[9]

§5.设想诸如修改《继承法》这样的大变动，以便使收入曲线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任何显著的方式，促使劳动收入和投资收益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化的任何事件，都可能产生与此相同的后果。支持这种观点的理由具有双重含义。第一，人们根据经验发现，基于财产继承所获得的收入比基于脑力或体力劳动所获得的收入，在再分配上更为不均等。瓦特金（Watkins）先生在其《巨额财富的增长》一书中给出了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图表，并在其后作出如下评论：“根据此表进行比较分析时，所采用的标准必须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容易获得的相关数据是上十分位数或者上百分位数相对于中位数的比率。对于工资的统计数据显示，上十分位数通常小于中位数的两倍，并且在九分之一的职业中，它略高于中位数的四分之一。在工资的分配中，上十分位数约等于中位数的两倍，其不均等的程度与主要的工资收入相比，并无太大的差异。但是在上述两种分配和主要基于财产所获得的收入分配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在马萨诸塞州遗嘱查验的统计中，上十分位数是中位数的八倍或九倍，而且毫无疑问，误差是被低估的，因为相关数据并非净值，所以应该从小额遗产中扣除大笔的债务，而且许多小额遗产并未通过法庭加以继承。在法国，遗产中上十分位数是中位数的十三倍。”[10]
英国现有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出财富的集中程度比收入的集中程度更为显著。这一点可以通过克莱（Clay）教授自己对1912年联合王国的资本分配的估计，与鲍利博士对1910年收入分配的估计进行对比分析加以充分说明。他写道：“94.5％的人口拥有56％的国民收入，而96.2％的人口仅拥有17.22％的国民资本，98.9％的人口拥有71％的收入，而相同百分比的人口仅拥有13％的资本。”[11]
第二，基于投资的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则基于劳动的收入分配也可能越不均等。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基于投资所获得的收入上的差异，使投资者可能拥有不同程度的教育水平，并因此拥有进入有利职业的不同的机会。贝尼尼（Benini）用一个图表说明了这两类收入之间的相关性：“一部分代表人们由财产获得的收入，并假定人们以5％的单利投资于各种不同的项目；另一部分代表人们由劳动获得的严格意义上的个人收入，并由他们所享有。例如，2 000里拉的总收入，连同9 016里拉的资产的投资收益，可以认为包含451里拉的是投资的成果，而1 549里拉则为工资投入。以这种方式进行计算，我们得到如下表格：

当然，从表中不难看出，当总收入超过16 000里拉之后，个人活动所获得的收入的部分便开始递减，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的收入在递减，它仅说明这时很多人并没有工作，而只是依靠资产所获得的收入谋生。这些人的行为使他们所属阶层的劳动收入的平均数减小。”[12]
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可能改变收入曲线的形态。在培训分配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这是对人的投资，将造成新的基于投资的收入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变化必然直接改变工资收入的分配方式，即使初始才能按照某项（相同的）误差法则加以分配也是如此。这种变化可以解释莫尔（Moore）教授在对美国工资统计数据的研究中所获得的结论，即1900年（相对于同一时间段的不同人口之间）的工资变动比1890年的要小些。

§6.确认了这些观点之后，关于“帕累托法则”即使作为具有有限的必然性的法则的一般性辩护也均遭失败。依据他的统计数据并不能推断出其他因素的介入将会对分配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因素并未以大致相同的形式——而且它们的分布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出现在至少一个提供该项统计数据的社会中。这种考虑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帕累托被迫放弃了他当初似乎已经完成的有关他的公式的整个主张。在《政治经济学讲义》中他坚持该公式纯粹是经验性的。“一些人将会从中推导出一般性的法则，作为降低收入不均等性的唯一方法。但是此项结论远远超出了相关前提所能够涉及的范围。经验性的法则，就像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其他法则一样，在实验性地确认其正确的限度之外，仅具有很小的价值甚至没有价值”。[13]
这就意味着，即使法则的统计基础比法则本身更为可靠，也很难使我们认定任何精心设计的变化一定能够保持收入分配的方式不变。事实上，鉴于它的统计基础具有的缺陷，我们更加无法做到这一点。统计数据并不能证明国民收入总量的变动与穷人收入绝对份额的变动二者之间不可能出现不和谐的情况，因此必须认真研究这一问题。

[1]
《政治经济学教程》，第二卷，第306～307页。

[2]
《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71页。

[3]
《政治经济学教程》，第二卷，第324页。

[4]
同①，第408页。

[5]
参看第一编第8章§7。

[6]
有关所得税的特别委员会的《证词》，1906年，第81页。

[7]
参看贝尼尼：《统计方法原理》，第310页。

[8]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当代欧洲各国的《继承法》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在细节上仍然具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与英国的法律相比，法国的法律要求在子女之间更为平均地分配不动产，长子没有特权。有趣的是可以将这一事实与贝尼尼的观察联系起来（《统计方法原理》，第191页），即在财富的分配上，法国比英国更为均等（参看艾莱：《财产与契约》，第一卷，第89页）。

[9]
帕累托：《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70～371页。

[10]
《巨额财富的增长》，第18页。

[11]
《曼彻斯特统计学会论文集》，1924～1926年，第64～65页。关于当前的收入与资本分配方面的统计摘要，参看卡尔·桑德斯和琼斯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社会结构》，1927年，第9、10两章。

[12]
《统计方法原理》，第336～337页。

[13]
《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71～372页。

第3章　资本和劳动的供给

§1.在进行这一研究时，我们不得不使用一种粗略的近似方法。我们的分析涉及某些因素对国民收入的大小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分配的相对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讲，不存在直接研究对于分配所产生的影响的机制。但是经济学家已经从另外一种意义上，对影响分配的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达成共识，即研究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问题。这两种类型的分配并不相同。但是如果每一种生产要素都是单独地由某一组人所提供，而这一组人并不提供其他生产要素的话，则这两类分配就可能是相同的了。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同一个人可能提供若干种生产要素，并从这种和那种要素那里获得收入。地主不单纯是“土地初始的和永久的”所有者；相反，地主常常将大量的资本投放到他的土地上，并且有时还要花费相当的精力挑选承租人，控制他们使用土地的方法，并在必要的时候收回土地。一个店主提供资本并等待，但在一定程度上他还需费心去判断客户的信用水平，特别是依靠信用进行销售时更是如此，并且需要承担数额不小的坏账负担。一个大资本家雇主，显然也是资本家、脑力劳动者和不确定性承担者的结合体。最后，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一个资本家。很明显，在考虑到这些因素后，关于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理论，不能直接地和毫无保留地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分配问题。然而，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并不是非常严重的。到目前为止，英国贫困阶级的绝大部分还是依靠工资收入的人。诚然“在赚取工资的人、直接为顾客工作的人，以及小雇主和小农之间并无明显的界线……而在工资和薪水之间也没有明显划一的区别”。[1]
但是，工资收入获得者在穷人中所占据的主要地位，这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加以说明。大战之前，他们的人数是1 550万，而年收入低于160英镑的非工资收入获得者的人数是350万。[2]
不仅如此，可以合理地假定，大部分获取少量的薪水或者为自己工作获得收入的人，与通过工资获得收入的人一样，受到相关的主要经济因素大致相同的方式的影响。因此，从当前讨论的目的出发，如果我们将体力劳动者和穷人视为同一阶层的成员，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失误。统计数字表明，到目前为止，英国的穷人实际上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获取收入的工具，就是他们的体力劳动。正如我们已说过的那样，工资收入获得者的人数为1 550万，而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数为3 000万，差不多达到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大战前，这些人积累的财产估计为4.5亿英镑（当然现在的财产数量比那时大了很多），因此其利息可以达到每年0.2亿英镑。这可能稍高于工资获得者总收入的三十五分之一，其余的则是劳动的工资收入。[3]
因此，正如我们在前面把穷人与工资获得者同样对待一样，现在要把工资获得者的收入与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收入等量齐观。这种简化不会带来很明显的错误。当我们这样做时，便可以直接进行经济学家的分析了。

§2.我们可以将相互结合、共同决定国民收入结果的生产要素分为两类，即体力劳动要素和非体力劳动要素。当然，两种类型的要素不包含由相同的单位所构成的同质的群组。体力劳动包括全部非技术性工人以及各种类型的手工工匠所进行的工作。非体力劳动，连同大自然的杰作，包括了多种脑力劳动和资本工具所进行的工作。但是，这种情况与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关。目前的问题是，确定经济因素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从某种意义上影响国民收入整体，同时从相反的意义上影响到劳动的收入。本章将关注两组最广泛的因素，即分别影响一般的资本供给的因素以及影响一般的劳动供给的因素。首先研究前者较为便利。

§3.资本，或者采用具体的术语表达为资本工具，是劳动本身、对劳动成果的等待及对对于不确定性的承担的化身。因此，除去我们将要讨论的发明和改进以外，资本工具供给的增加必然意味着人们愿意为劳动成果付出更多的等待，愿意为这些成果的不确定性承受更大的风险。换言之，它意味着对于等待的供给，或者对于不确定性承担的供给，或者对于两者共同的供给增加了。很明显，这一类因素将使国民收入整体增加。它有可能同时造成实际的劳动收入的下降吗？马歇尔进行了与此问题相关的分析。在某些不影响当前结论的重要的限定条件下，这一分析证明：第一，对于每一种生产要素，包括企业家的工作在内，[4]
一般来说，趋向以等价于商品的边际净产量的工资率标准下的工资来支付报酬。第二，它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这种意义上讲，当每种生产要素的供给量增加到某一相当低的最小值以后，其边际净产量将递减。[5]
因为，随着任何要素供给量的增加，若其他要素的供给量保持不变，则该要素的边际净产量将沿着许多途径向一个不规则的边界趋近，[6]
并且，该要素增加的量越大，则与新增加的每一个单位的要素进行搭配并给予协助的其他生产要素的量就越小。这一命题可以称之为单一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减规律。不可将这一规律与第二编第11章所提到的，一般来说投资于某种用途的资源的收益递减规律相混淆。

§4.通过此项分析，能够得到与我们当前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个重要命题。此命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如果任何生产要素的数量增加，那么所有与该要素完全竞争的（即可以完全替代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每一效率单位的收益将递减，而所有与该要素完全互补的且无任何替代关系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每一效率单位的收益将递增。这一命题的前半部分是显而易见的。在零售业中，中国移民进入零售业必定损害英国零售商在新西兰的利益，并且低素质的欧洲移民不断进入美国也必定降低美国非技术性女工的工资。[7]
很容易对该命题的后半部分给予如下证明。因为对处于增加状态的要素的每一个单位都需要支付相同的报酬，并且对增加后的单位支付的报酬小于对增加前的单位支付的报酬，所以原有单位的与新增单位的产量的一部分将划归与之合作的要素。[8]
作为例证，我们不妨注意到，新兴国家通行的工资水平往往很高，原因是，首先有大量可供使用的土地，其次是将土地抵押给外国人还可以使本国居民获得大量的资本。[9]

§5.当然，如果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部分是合作的部分是竞争的，实际上一般的情况即是如此，则某种要素数量的增加对于其他要素的收益所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分析。假设要素A的数量从A增加到（A+a），并且新增加的x个单位被以前所使用的mx个单位的B要素所替代。此时对于要素B的单位收益所产生的影响为，两种要素处于完全互补状态的产量，以及A的数量从A增加到（A+a－x），B的数量从B增加到（B+mx）时的产量。很明显，这种影响可能表现为要素B的单位收益或者增加或者减少这两种情况，并且
相对于
越大，就越可能表现为增加。在不掌握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函数关系的情况下，无法对此做出任何更为精确的说明。笼统地讲，在现有的假定条件下，A的数量的增加引起B的单位收益增加的条件是，要素A新增加的单位中的绝大部分能够有利地替代以前所使用的要素B。因此，一般来说，当两种要素既存在合作关系又存在竞争关系时，如果合作关系比竞争关系更为突出，则一种要素的增加将提高另一种要素的单位收益，并因此增加国民收入的绝对份额。

§6.实际上，对于一般的等待以及承担不确定性和一般的劳动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合作性的还是竞争性的这一问题，无法给出先验的答案。如果人类学会制造的唯一一种资本工具，是只能完全模仿体力劳动者的劳动而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的人形怪物的话，则二者之间的关系将完全是竞争性的。因此，实际上这种关系究竟如何，主要取决于人们将劳动与等待及承担不确定性相互结合所能够创造出来的事物的性质。如果我们现实地考虑这些事物主要指的是什么的话——当然，当所考虑的是等待与承担不确定性的供给呈现一般性的增加时，我们必须假定这些增加的供给将用于原有资本工具的各个方面——则显然这是一种合作关系。铁路、船只、工厂建筑、机器、汽车和房屋，无论是属于个人还是属于将其出租的商人，从广义上讲，对于人类来说，它们都是工具，而不是竞争者。通过提供帮助，它们可以使任何劳工比不使用它们时生产更多的产品或者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不通过取而代之强迫劳工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更少。这是经验所给予的基本启迪。的确，在特殊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竞争性的。但相对而言，这并不重要。正如马歇尔所说：“一般的劳动与一般的‘伴随着承担不确定性的等待’之间存在着真实且有效的竞争。但是竞争关系只占整个问题很小的一部分，并且相对于劳工廉价地获得资本的帮助，并因此在生产中采用更为有效的方法所得到的利益而言，它也是不重要的。”[10]
换言之，总体上来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合作性的。对于在§2的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必须给予否定的回答。在当前的条件下，实际上不存在某种因素（发明与改进除外，这两点将在下一章讨论），在为提高国民收入而一般地增加资本供给的同时会造成劳工实际报酬的减少。当然，也可以给出与此相对应的结论，即不存在某种因素，在为降低国民收入而一般地减少资本供给的同时会造成劳工实际报酬的增加。简言之，在这一方面，不可能出现不和谐的情况。

§7.这一结论引发了在国外进行资本投资的难题。除去在第二编第9章§11中所提出的特殊的限定条件以外，我们还可以假定，因为除非预期会得到更高的回报，否则不会有人选择不在本国投资而是在国外投资，所以自由地开展对外投资将提高国民收入。针对这一点，似乎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会导致劳工的实际报酬的减少。海外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必须或者通过出口商品，或者通过减少进口有进口许可证的商品加以筹措。一项贷款的批准是否要求所贷款项必须用于在贷款国购买铁路器材或其他拟购买的货物，对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倘若提出这项要求，则我们出口的商品的种类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出口的总额将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不管怎样，对国内能够立即提供的商品的数量将减少。实际上，这一定会给劳工带来直接的损失，或者使劳工购买的商品更昂贵，或者使劳工在生产中所需要的工具的数量减少。诚然，因为部分资本将不再用于国内，因而造成国内利率上升，这将鼓励储蓄以创造更多的资本。但是这种趋势仅能减轻而不能完全消除当初对劳工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就一般情况而言，劳工所获得的福利水平必将低于禁止对外投资时的水平。

然而，这个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在某些条件下，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从劳工乐于购买的某些物品来看，劳工仍有可能受益匪浅。因为，受到对外投资的间接影响，这些物品可能已经变得更为便宜了。实际上的确如此。乔治·佩什（George Paish）爵士在1914年写道：“总体来看，大不列颠在最近七年内对本岛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差不多价值6亿英镑的铁路工程投资（包含在它所提供的11亿英镑的总投资之中），所有这些钱都投放到我们赖以取得粮食和原材料的国家或地区。”[11]
当我们的对外投资具有这种性质时，劳工的实际收入就表现出来的意义而言，必然有所提高，因此，也不会出现不和谐的情况。毫无疑问，如果有特殊的理由使我们相信，禁止资本输出，这些自由资本将用于对劳工特别有利的国内建设，例如建造大量的有益于工人健康的住宅，则上述结论便无法成立。但是，一般来说，并不存在使我们相信这些的特殊理由。

不仅如此，还必须考虑对外投资所产生的更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自由输出的资本，在国外能够获得收益更高的机会，与没有这种机会相比，促使英国创造更多的资本——以代替消费——并且也能使资本的一部分投资于收益更高的企业。于是，一个时期内自由输出的资本，对稍后一段时间内一国实际总收入的增加，发挥着双重的作用。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这将使稍后一段时间内所能创造出来的新的资本的数量有所增加。这种作用本身将年复一年累进地加强着。所以，在最后，如果我们假设每年的资本输出量保持不变——当然，如果我们假设对外投资的利息收入作为追加投资仍然投放于原处的话，该投资量就会改变——则由过去输出的资本间接造成的国内资本的增加额，必将超过同时期资本输出造成的国内资本的减少额。基于这一假定，整体上看劳工最终将获益而不是受损。因此，虽然从短期看有可能会出现不和谐的情况，但是从长远的整体的角度看，不和谐是有可能被适当地予以消除的。实际的结论是，对于所有基于保护劳工的利益而提出的限制资本输出的建议——除去上面援引的第二编第9章§11所讨论的特殊情况之外——都需要进行非常慎重的批判性的审查。

§8.现在我们回到§2所区别的第二类主要因素，即通过劳动的供给发生作用的因素。显然，这种供给的增加，不管是源于劳工数量的增加，还是源于劳工平均才能的增加，都必然会增加国民收入。因此，我们的问题是要确定这种情况对劳工实际总收入的影响。前一节的分析表明，一般情况下，劳动的边际净产量及其每单位的实际收益一定递减。因此，其总收益增加与否取决于对一般劳动的需求弹性是大于1还是小于1。如果该弹性大于1，劳工获得的绝对收入将比以前有所提高；如果弹性小于1，获得的绝对收入将减少。[12]
因此，必须确定实际的需求弹性是大于1还是小于1。[13]

让我们首先忽略行业中现有劳动的增加，会对与其互补的其他要素的供给产生影响这一事实。于是，可以发现，存在着某种个人服务领域，在那里生产工作实际上并未得到其他要素的协助，因此，每一单位劳动的生产能力并未随着劳动数量的增加而显著下降，并且在吸纳大量劳动之后，不会大幅度降低以其他事物所表示的劳动产品的价值。至此，这种情况指出当劳动的数量增加时，对其（实际）需求的递减率将很小，尽管无法确切地说明这一递减率的大小；或者换言之，无法确定对劳动的需求弹性的大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忽略劳动供给的增加对其他要素供给的间接影响是不合理的。特别地，我们知道资本的供给绝不是严格固定不变的。当劳动的数量增加，并间接地导致单位资本的收益提高时——无疑，尽管已经确定留给后人一定数量资本的人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储蓄那么多——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增加储蓄，从而创造更多的资本。[14]
并且，由于国民收入总量增大，人们的储蓄能力也会提高。引致资本的增加又将反作用于任何给定数量的劳动，进一步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能力。因此，即使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对劳动的总体需求也很可能是非常富有弹性的。[15]
当仅考虑单个国家的劳动需求时，这种可能性会更大。因为资本的流动性非常强，以至于在任何国家单位资本收益率的些许增加——除去双重征收所得税的复杂问题之外——都将不可避免地大量增加资本从外国的流入，或者与此相同地，大量减少资本从本国的流出。因此，对英国劳动总需求的弹性比仅与资本相关的那部分劳动需求的弹性要大。的确，前者比后者要大很多，以至于在关于后一种弹性的任何合理的假定之下，从当前的问题所关注的长期的角度来看，总需求弹性一定远大于1。

因此，劳动供给的增加，无论是单个普通劳工所提供的效率一定的劳动单位数量的增加，还是提供固定劳动单位数量的普通劳工的人数的增加，都将提高劳工的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毋庸置疑，下面的说法是正确的，即在广泛的劳动阶层中，仅提高某一群体的才能，有可能伤害才能没有提高的其他群体。然而，即使有这种危险，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予以避免，如果不同的群体并非完全同质，而是部分互补的，或者某些非技术性劳工接受专业培训，从而间接地减少才能没有提高的人数等等，就可以实现这一点。不仅如此，对于广大的劳动群体来说，这些事情无论如何都是比较次要的。一旦证明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加，劳动整体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有的绝对份额，具有与国民总收入同步增加的性质的话，与目前的讨论直接相关的唯一命题便得以成立。

§9当劳动的增加源于劳工才能的增加时，显然，根据上一章的讨论，劳动增加将引致劳工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有的绝对份额的增加，并将增加劳工的经济福利。然而，当劳动的增加源于劳工数量的增加时，尽管存在着劳工整体的绝对份额会增大这一事实，但是每位劳工的绝对份额将会减少。如果有理由使我们相信每位劳工的损失将会很大的话，则我们在判断此时劳动供给的增加也将促使劳工经济福利增加这一结论时应该谨慎从事。不过事实可以证明，在英国当前的情况下，每位劳工的损失是很小的。从一般商品的角度看，断定这种损失非常小，是基于已经存在的事实，即在英国，对劳动的需求弹性很大。如果劳工数量的增加将引起主要由劳动阶层消费的食物或其他物品的价格显著上涨的话，则从这些对劳工极其重要的商品的角度看，劳工的损失是很大的。然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可以自由地从国外进口粮食，使得像我们这样的小国的人口增长将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粮食价格的上涨。因此，从各个角度看，劳动阶层每人实际工资的下降将很少。[16]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劳动所占绝对份额的增加，即使是由于劳工数量的增加所引起的，也将促使劳工经济福利的增加。因此，促使劳动供给增加的因素，将在相同的意义上影响着国民收入总量以及劳工实际收入总量，没有必要为了完善这一结论，再强调增加劳工财富的因素有时可能减少劳工福利的情况了。

§10.本章得出的结论可以用来反驳两种流行的观点。第一个流行观点是关于劳动时间长短的，其意义是工作日的普遍缩短，由于减少了劳动供给，将使得劳工从整体上获得比以往更好的条件，从而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总额。真实的情况是，只有当工作时间的减少引起工人能力的增加，且能力的增加额大于工作时间的减少额时，才会对国民收入和劳工的绝对份额有利。但是，如果工作时间的减少额超过了能力的增加额，并且损害了国民收入的话，那么从劳动的需求弹性的方面考虑，劳工的实际收入也必将受到损害。第二个流行观点是，如果从人们的工作中强行扣除政府的补贴的话，则将增加穷人的实际收入总额，因此，从劳工的利益出发，这一点应该受到鼓励。与此相关的两种意见已经被提交到关于老年贫民问题的皇家委员会，作为领取养老金的条件，其中之一要求“领取养老金的人（不论男女）不得从事任何工作”，而另一个则将强调退休金应发给“每一个超过六十岁并被禁止工作的人”。[17]
为维护这些意见所进行的辩解认为，如果领取养老金的人不放弃工作，那么独立的劳工将发现他们的收入减少了。然而，长远来看，贫民的利益不能只与那些独立的劳工的相一致，而应与所有的劳工相一致，而所有的劳工在其一生中总有一天会变得不再独立。根据上一节的论述可以直接得出，如果劳动供给减少，那么独立的和不独立的劳工共同的总收入将减少。因此，就当前的争论而言，不值得采纳这两条有关养老金政策的意见。不过，应该注意到，可以从一个更加特别的角度来为停止领取养老金的人的工作进行辩护。可以说，养老金的领取资格不应该由年龄来决定，而应该由体力的衰退程度来决定。虽然无法直接检验这一点，但是如果将放弃工作作为领取如10先令养老金的一个条件的话，则满足这一条件将意味着领取养老金就真正无法再得到比10先令更多的收入了。因此，这种措施虽然使得收入不足10先令的劳工放弃了工作，但是却可以成为防止其他人领取养老金的有效手段，这些人由于获得或者预期能够获得养老金，将不再努力工作。某些互助会所采用的养老金政策似乎便是基于这种考虑的。[18]
然而，很明显，当领取养老金的条件不是体力的衰退，而是一定的年龄时，这种理论便没有什么意义了。

[1]
鲍利：《工业产品的分配》，第12页。

[2]
同①，第11页。

[3]
参看柴奥扎·玛内：《富有与贫穷》，第49页。

[4]
对于企业家收入这一特殊问题，埃奇沃思教授曾在1904年2月的《经济学季刊》上进行过详细的讨论，并在1907年12月《经济期刊》的论文《数学的理论》中也有所提及。

[5]
特哥特通过一组详尽的数据完美地表述了这种观点（参看卡塞尔：《利息的本质和意义》，第22页）。在说明时需要注意的是，利率下降将使生产者用品更为稳定，并且在需要时可以更加及时地修正和更新。

[6]
这一限定条件的意义是，在其他生产要素一定的情况下，一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增加到最佳生产规模所需要的数量时——例如，足够数量的人举起一棵大树，或在一个行业中，足够数量的人经营最佳规模的工厂——不一定会出现收益递减。下述情况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无关，即人口的增加，通过思想上更密切的接触和相互启发，可能间接地引起资本供给的增加及组织机构的改进，因此，产量增长的比例很可能大于人口增长的比例。报酬递减规律研究的是当其他要素不变时一种生产要素的增加所产生的影响。

[7]
陶西格教授在1906年提出，当美国大多数人的货币收入已经增加时，“普通的零工以及工厂的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率似乎保持不变，有时甚至降低了”（《经济学季刊》，1906年，第521页）。非技术移民与美国技术工人之间的关系，主要的是竞争性的还是合作性的，这是另一个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豪威士曾经写道：“仅仅因为新移民已经提供了非技术性的劳动，所以当地工人以及老移民就被晋升到劳动贵族阶层了。”（《移民和劳工》，第12页）。同样，普拉多教授认为，一般来说，素质低的移民从事的是本地劳工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并且，无论是中国和欧洲移民流入美国，还是意大利和比利时的移民流入法国、瑞士和德国，这种说法都是正确的。

[8]
下面的内容与目前的问题无关，但是为了完整起见，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为了满足增加的需求，这些合作要素的数量趋向于增加，但是，由于其供给曲线的斜率为正，故不能增加到足以将其收入降低到原有水平的程度。

[9]
参看马歇尔：《关于劳工的皇家委员会》，Q.4237～4238。

[10]
《经济学原理》，第540页。

[11]
《资本输出和生活费用》，《曼彻斯特统计学报》，1914年2月，第78页。

[12]
文中提到的是一种特殊情况，而一般性的命题是，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任何一种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假定该要素的需求弹性大于1，将使得该种要素在产品中所占有的绝对份额增大。使该要素在产品中所占有的相对份额增大的条件与此不同，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予以确定。假定其他要素的供给固定不变，总产出P取决于可变要素的数量，如果x表示该要素的数量，则P=f（x）。因此，该可变要素的绝对份额由xf'表示，相对份额由
表示。当x增加时，后一数量增加的条件是：

设e代表该要素的需求弹性，则

通过简单的变换，上述条件可以表示如下：

因此，e超过1的量越大，可变要素变动以前在产品中的相对份额就越大。正如高尔顿所提出的那样，上面用符号表示出来的条件可以用文字表示如下：“需求弹性大于其他所有要素总体相对份额的倒数。”（《收入的不均等性》，第187页）。

[13]
需求弹性这个词，如马歇尔及其文章中所使用的，表示当变动非常小（严格地说是无穷小）时，数量的相对变化除以价格的相对变化。此即高尔顿所称的“点弹性”（参看《收入的不均等性》，第192～197页）。因此，为了使正文中所说的结论相对于供给显著增加时也能够成立，则我们不仅是对原有的或新增的供给量，而且是对所有介于此两者之间的中间量，均须假设需求弹性是大于1或小于1。

[14]
参看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235页。

[15]
参看埃奇沃思：《微积分在经济学中的应用》，Rivista di Scientia，第七卷，第90～91页。

[16]
参看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672页。

[17]
《关于老年贫民问题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72页。

[18]
《关于老年贫民问题的皇家委员会的证词记录》，Q.10 880。

第4章　发明与改进

§1.我们已经发现，在现存的条件下，一般地通过资本供给发生作用的因素与一般地通过劳动供给发生作用的因素，二者的作用是协调一致的。它们或者使国民收入和劳工的实际收入均增加，或者均减少。当初始因素是对生产工艺或方法的发明或改进时，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由于此类进步可以使以前从未生产过的东西被生产出来，或者使以前生产过的东西更容易地被生产出来，因此这些进步必将增加国民收入。除非它们同时间接地改变了分配方式，造成对劳工不利的影响，否则也必将增加劳工的实际收入。因此，在抽象地考虑所有的发明时，均潜在地假定其影响是协调一致的，即是说它们在增加国民收入的同时也会给劳工带来利益。但是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一项发明会改变资本和劳动在产品价值中的比重，从而使得劳动相对于资本来说价值比以前有所降低，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劳工收入的绝对份额就可能会减小。我们的问题就是要确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能产生这种后果。有趣的是，当初始因素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发明，而是使国家可以通过生产其他商品，用以从其他地方购买某种需要的商品，从而更廉价地获得而无须直接生产这种商品的进步时，完全相同的分析也是适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同时劳动和资本在产品中的比重也可能发生了变化。

§2.用以解决我们这一问题的比较流行的方法是相当简单的。人们认定，如果发明导致受雇于相关行业的劳工数量减少，则劳工将蒙受损失，如果导致受雇的劳工数量增多，则劳工将受益。这种观点会立刻激发起人们的乐观情绪。的确，霍布森已经证明，发明并非总是增加相关行业雇用劳工的数量：“兰开夏郡和约克郡引入纺纱机和编织机，从而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大量形成于19世纪30～80年代期间的成功的发明和改良，也具有类似的成效，然而之后机器设备的增加却没有带来相同的后果。相反地，某些纺织品的生产所雇用的劳工数量则有所下降。在印刷行业自动排字机的引入也大幅度地提高了就业的水平；而在制鞋业缝合机的引入却造成就业的减少。”[1]
借助农业可以广泛地说明进步导致某些行业就业人数锐减的情况。众所周知，机器设备已经取代了相当多的农业劳动工人。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同这一点。总体上看，有关问题的研究者仍然相信，发明提高了而非降低了相关部门的就业水平。因此，利韦塞尔（Levasseur）写道：“一般的观点认为‘机器驱逐了劳工’，并夺走了劳动阶层的部分工作。在相同的时间内，配备精良的机器设备的工厂，与制造同样产品的手工工厂相比，在数量少得多的工人的协助下，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也是人们在第一种情况中所感受到的。不过，进一步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利用机器经济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售价一般都比较低，这会增加大量的新的购买者，因此必须增加产量，进而必然会比使用机器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济贫法案委员会很欣慰地发现，大生产商之间对于机器改进所造成的影响这一问题具有非常一致的观点。他们相信，这种改进“确实会暂时地减少发生这种变化的部门对劳动的需求，不过这种替代一般并未减少每个生产单位中劳工的数量，被替代的工人很容易被同一家企业所接纳——尤其是造船行业，在那里缓慢地发生着变化，在一段时间内只会对很少的一部分工人造成影响——并且最终的结果是，会有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工人被雇用”。[2]
现在，我们不打算否定这些结论中所包含的经验的部分。我们也不反驳济贫法案委员会的主张，即认定在发明得以应用的领域最终会实现就业增加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在实际上通常是得到满足的。然而，我们的确要反驳的是下面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即认为这些事实直接关系到发明与改进对劳工乃至全体贫民的命运是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为了阐述这一问题，必须进行不同的而且更为深入的分析。

§3.每一项发明或改进，或者使业已存在的商品或服务可以被更加便利地生产出来，或者使新商品或服务的生产成为可能。因此，这必将降低受其影响的商品的价格，增大消费的数量。由于生产方法的改变、产量的提高，必然使该行业以及为其提供机器设备的行业所使用的劳动和资本（或等待）的数量发生变化。我们不妨假设，工人们绝对不购买因发明而降价的产品。此时，发明对他们的实际收入的影响取决于它对其他行业中劳工的边际净产量价值的影响。因为当实现均衡时，在应用发明的行业中工人所得到的实际工资将与其他行业中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处于相同的水平。为了当前的目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忽略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随后不难推断出，如果由于发明，在除去应用改进的行业及其附属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中，劳动减少的比率大于资本减少的比率，或者劳动增加的比率小于资本增加的比率，则以劳工所购买的物品所表示的劳动的边际净产量价值——进而劳工的实际收入总量——将增加；反之，该实际收入总量必将减少。如果这两种变化的比率相等，则该实际收入总量将不发生变化。我们将具有这些影响的发明分别称之为劳动节约型发明、资本节约型发明以及中性发明。当然，应该看到这些术语的使用不同于通常的用法，一般来说，任何发明若能使生产等量产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数量减少，则便属于劳动节约型发明。

§4.如果在一个行业（及其附属行业）中，所雇用的劳工占一国劳工总数的比例，与所使用的资本占一国资本总量的比例相等，则很容易对实际情况进行上述分析。在这类行业中，任何使所用劳动和资本的比率向一个方向变动的因素，必将造成其他行业中的这一比率向相反的方向变动。因此，根据我们的定义，任何发明或改进如果能够降低应用它们的行业所使用的资本与雇用的劳动的比率的话，就是资本节约型的；能够提高该项比率的，就是劳动节约型的；未使该项比率发生变化的，则是中性的。于是，依据这些条件，我们可以非常确切地区分各种类型的发明。在上述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如果采用两班倒或三班倒的工作制度可以使机器更加连续的运转，则这项制度便是资本节约型发明。因为，如果一天不只工作12小时，而是工作24小时，那么100名工人，50名白天工作，50名晚上工作，与100名工人同时白天工作相比，则在生产相同数量的产品时仅需要半数的机器即可。当然，由于机器每天的工作时间加长，所以磨损会加快。不过，对于许多机器来说，其工作寿命——考虑到因陈旧过时而遭淘汰——往往比其物理寿命要短。结果是，虽然每班12小时的两班倒的工作制度，与每天12小时的日工作制度相比，在产量相同的条件下，不会将所需要的资本减少一半，但是一般来说，资本减少的幅度仍然是相当大的。因此，无论通过什么方式使产品的绝对数量发生变化，均将降低所使用的资本与所雇用的劳动的比率。对于任何商品的制造商、批发商及零售商来说，能够减少他们在经营中以存货形式所占用的资本数额的改进，也会产生与上述相同的结果。理由同样是，无论绝对量如何变化，所使用的资本与所雇用的劳动的比率均将下降。为提高存货的经济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附录一将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说明，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已经使其变得可行。对于通常称之为发明的进步，即使被应用于仍然按照过去正常的比例使用资本与雇用劳动的行业，如马可尼（Marconi）无线电报的发明，也可以定性为资本节约型的发明，因为它消除了人们对于电线的需要。不过从狭义的角度看，大多数发明都可能被视为属于劳动节约型的发明，因为正如卡塞尔（Cassell）所说，“几乎所有的发明家都在寻求以耐久性的工具替代原先的手工劳动”。[3]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结论并非必然适用，只有在发明产生以前，这些行业（及其附属行业）是按照所有行业一般的平均比例雇用劳动和使用资本的才行。如果该行业所雇用的劳动或使用资本的比例非常大，那么一项发明无论使该比例向哪一个方向发生变化，都将使其他行业的这项比例在相同的而非相反的方向上发生变化。例如，假设某行业雇用了3 000个单位的工人和使用了1 000个单位的资本，而其他行业雇用劳动和使用资本各1 000 000个单位。一项发明使得该行业只需雇用2 000个单位的工人和使用500个单位的资本。此时该行业劳动与资本的比率从3∶1增大到4∶1。同时，其他行业的比率从1∶1增大到1 001 000∶1 000 500。因此，很明显，即使了解应用发明的行业的这项比率所发生的变化，也无法判断这一发明是劳动节约型的、资本节约型的，还是中性的。但是，显然我们没有理由认定我们所谓的劳动节约型发明是不存在的。如果它们在我们目前的分析所考虑的条件下发生了，那么必将造成不和谐的情况。国民收入将会增加，但是劳工的实际收入将会减少。

§5.然而，以上所考虑的条件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该条件假定劳工绝对不购买因发明或改进而降价的商品或服务。显然，这一假定对预期实际收入的增长是非常不利的。如果在此项条件下假设劳工获益的话，则实际上他们可以购买这些商品，因此他们将获益更多，并且，即使在此项条件下假设劳工遭受损失的话，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也可能是获益者。简言之，与某项发明相关的商品在穷人的消费中的地位越重要，该项发明的综合影响对于穷人来说就越有利。

受到上述结果的启发，可以认识到实际情况的重要性，即主要由劳工阶层所购买的物品都是相对粗劣的，很容易利用机器进行批量生产；而主要由富人所购买的物品则都是质量很高的，需要大量的手工劳动予以加工。马歇尔写道：“为穷人提供一磅商品所耗费的马力可能相当于为富人提供一磅商品所耗费的马力的两倍。”但正是这种情况为机器的发明和改进提供了众多的机遇，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出现了涉及非常广泛的发明与改进。毋庸置疑，穷人在住房和食物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要比富人大得多，而在建筑劳动和农业劳动中机器设备所发挥的作用却很小，在这一方面，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大有用武之地。这种情况对于极端贫困的穷人来说尤为重要。“价格的下降并未与工资直接挂钩并使广大的工资收入阶层获益。租金以及其他某些必需品如燃料的支出对于大多数劳工来说已经增加，它们在低等级劳工的预算中占有更大的比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价格下降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最贫困的阶层购买商品的数量非常少，因此从房屋和燃料以外的其他商品的降价中所获得的利益也非常少”。[4]
但是这些情况尚未触及最主要的结果。总体来看，与其他阶层相比，贫民较大比例的收入将花费于本身更容易出现发明的物品。因此勒鲁瓦·博留指出：“需要裁缝量身定做服装的显赫人士，不会从面向大众出售的成衣的大幅降价中得到任何利益。”他对比分析“当初不曾为大多数人所使用而现在已经广为使用的、既有助于劳工家庭的卫生又增加体面和彰显尊贵的所有物品。袜子、手帕、更多样更舒适的服装、窗帘、地毯以及少量的家具，这些大众化的奢侈品，正是人类生产能力进步的成果。”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就像马歇尔所强调的那样，对于美国来说，还应该进一步指出主要由穷人消费的物品大部分来自于国外这一事实，并且近期最为显著的成就之一是交通工具的改进，结果使交通费用大幅度下降。还需要指出的是，合作商店已经完成面向贫民的货物零售机的重要改进，从而大大降低了零售服务的成本。

当然，现代的发明已经极大地影响了直接或间接进入劳动阶层消费领域的商品的这一历史事实，并不能说明将来的发明也一定具有同样的性质。然而，这却使我们可以认定它之所以与当初先验的预期相一致，不仅仅是因为获取利润的机会及其对发明的刺激，对于广泛消费的“大宗商品”来说显得尤为强烈，而且也如马歇尔所指出的，以及汽车行业中汽油驱动卡车和公共汽车的发展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是最初仅为富人所设计的奢侈品，也会通过自行推广而成为其他阶层的适用品。[5]
这些思考所给出的结论，与上一节的结论相比，认为任何发明损害劳工实际收入的可能性会更小些。

§6.然而，对于本章§3和§4所进行的分析必须附加另外一个限制性条件。在那些分析中存在着一项潜在的假设，即我们所关注的发明对于人们每年计划提供的新的等待或资本的数量没有影响。然而，这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某些发明由于创造了新的“消费品种”，因而可能使得富人减少储蓄，进而减少提供给生产的与劳动相互结合的资本。为私人旅行所设计的豪华汽车的发明，促使人们将更多的收入花费在汽油、司机的工资等方面，就有可能产生这种影响，并且处于研制阶段的舒适的私人飞机的发明也可能具有这种影响。[6]
这种影响并非仅来自于开发新消费产品的发明，也可能来自于降低业已存在的商品的成本的发明，只要对于这些商品的需求具有较高的弹性即可。原本会增加储蓄进而创造资本的人们可能会被诱导而增加消费。另一方面，降低需求弹性较低的商品的价格的发明，使人们以较少的花费即能够消费该种商品，将给人们带来较大的剩余并储蓄起来，从而间接地增加每年新资本的创造。无论由发明所形成的此种趋势促使每年新增资本的额度是递增还是递减，都将不断累积起来，即连续各年新增资本流量的额度均将累积在所有资本存量的额度之上。由于此项原因，这一点比当初所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当发明的间接影响使储蓄减少时，即使是资本节约型的发明，也将有损于劳工；当发明的间接影响使储蓄增加时，即使是劳动节约型的发明，而且将一些产品引入劳工的消费领域内，也将有利于劳工。有理由相信，迄今为止，一般的发明将产生增加而不是减少新资本积累的机会和愿望的影响。

§7.显然根据这些不同的讨论，并不能得出严密而且确切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所支持的一般性观点是，虽然可能会出现，但是并不会经常出现有害于劳动阶层实际收入的发明和改进。大多数发明和改进均将在增加国民收入总量的同时也增加劳工的实际收入。不和谐有可能成为发明的后果之一，但是绝对不会出现危机。没有人会因此而严肃地建议，为了提供某种保障，应该对发明进行干预或者加以阻止。

[1]
霍布森：《行业制度》，第231页。

[2]
《报告》，第344页。

[3]
《利息的本质和必要性》，第112页。

[4]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309页。

[5]
《经济学原理》，第541页。

[6]
这一论述并非与下列事实相矛盾：（1）制造汽车所消耗的资源本身转而具有“资本”的功能，以及（2）一定价值的私人汽车的存在（通过将人们从其他岗位吸引到与汽车有关的服务业），可能促使工资提高到与由于行业中机器的存在促使工资提高的水平相同的程度。

第5章　工资管制

§1.在第三编的后半部分，我们详细考察了在个别行业或地区强制性提高工资率将损害国民收入的条件。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工资管制对劳工实际收入的影响，以及对贫民整体的影响。为了简便起见——在论述的实质上不会产生异议——我们将针对第三编第17章§8和§9所考虑的情况进行研究。在那里，我们假定某种职业的工资被强行提高了，而且该行业原来的工资相对于其他行业是公平的，并等于所支付的工作的边际净产量价值。我们还假定雇主的生产技术不变，工资得到提高的劳工的能力不变，同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已经证明国民收入一定会减少。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如果存在这种条件的话，劳工整体的实际收入仍将增加呢？

§2.研究这一问题的第一步，是确定在何种条件下，一项强制执行的不经济的高工资率——用这个词来说明损害国民收入的工资率是合适的——将增加某一劳工群体的实际收入。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任何行业中执行不经济的工资率所采用的形式是，或者专门提高支付给较差工人的每单位劳动的工资率下的工资——即向这些人支付与有能力的工人相同的计时工资率下的工资——或者普遍提高所有劳工每单位能力的工资率标准下的工资。显然，前一种不经济的提高一定促使较差的劳工全部失业，也将在与后一种提高完全相同的程度上减少就业的劳工的总量。因此，与后一种提高相比，前一种提高对相关劳工群体的总收入有着更为不利的影响。所以在下面的论述中，仅须考虑不经济地提高某行业中全体劳工每单位能力的工资率的情况。理论上确定采用这种形式的不经济的高工资率能够增加该劳工群体实际收入的条件是非常简单的。即，如果对这一劳工群体的需求弹性小于1，则增加；如果该弹性大于1，则减少。这一结果——当然是在假设相关劳工本人完全不购买自己生产的产品这一条件的限定之下——在数学上显然是正确的，可以根据弹性的定义直接导出。为了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现在必须研究，以决定对于任何特定劳工群体的劳务的需求的弹性大一些或者小一些的条件。

§3.在第二编第14章§5中，我们曾经对不同种类商品的需求弹性的决定因素进行过分析。这种分析对不同种类劳工的需求同样适用。对此可作如下说明。

第一，存在着一项基本事实，即越容易找到替代品的物品，需求弹性越大。这一事实相对于劳工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某些行业中，手工生产过程的成本稍有增加，就会促使雇主采用机器进行生产。例如，艾维斯（Aves）援引某位离职女质检员的观点，认为在维多利亚服装行业，最低工资率的确定在不经意间伤害了家庭加工业，结果就业转移到了使用机器的工厂中，并且“所有的场外加工工作实际上都终止了”。[1]
同样，维多利亚的制革工人，在评述该行业的工资委员会的作用时指出：“被迫大量地使用节省劳动的机器设备，以至于可以说，自从建立起工资委员会制度起，制革业实际上就经历了一场革命。”[2]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需求的弹性大客观上源于这一事实，即存在着易于获取的与劳动的服务呈现竞争关系的替代品、资本，或者更为残酷地，还伴有大量焦急等待就业的其他劳工。因为与时间短相比，时间长更易于引入替代品，所以由上述因素所决定的需求弹性，长期的比短期的要大些。

第二，存在着一项基本事实，即在一种产品中，某种原料的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越小，对该种原料的需求弹性越小。依据这种一般性的事实，我们可以指出在某些行业中，对某些特殊职业的劳工的需求弹性很小。缝制网球和手球的女工的职业就是其中之一。[3]
此外还有制作裤扣的职业。阿斯克威思（Askwith）勋爵写道：“富人的裤子可能是由要价颇高的裁缝缝制的。那些裤扣可能是由雇用廉价劳动力的工厂生产的。对裤扣的付费较高但只占整件产品的成本的一小部分。”[4]
在建筑公司中，工程师所从事的工作也具有与此类似的特点，因为这些人只是被临时雇用的，并且在全体劳动大军中充当着无足轻重的角色。同样，对于那些零售商的服务相对批发价格占有较大比重的商品来说，初始劳动所发挥的作用也很小。“例如，当我们发现支付给女装生产工人的工资只有10便士或1先令，而女装的售价高达25～30先令时，则会感到相对于售价来说所支付的工资水平显然非常之低，即使工资翻番，也不一定会对售价造成影响，即使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5]
在特定生产活动中劳工的作用很小这一条件，会经常地得到满足，并且在生产中所配置厂房和机器的重要性增加时，该项条件更容易得到满足。某位专家甚至曾经提出，“在大多数行业中，生产中劳动的成本往往不能显著影响产品的价格”。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煤炭生产的主要工作中，采煤工人的劳动在总成本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上面所说的条件便不能得到满足。

第三，存在着这样一项基本事实，即与任何物品在生产中具有互补关系的物品的需求的弹性越大，则对该种物品的需求的弹性越大。这一事实表明，在使用高度非弹性供给的原材料的行业中，对劳动的需求弹性就非常小。原材料除外，在所有的行业中劳工的主要互补要素就是资本工具、管理能力以及其他劳工。从长期的角度看，毫无疑问，这些要素对于任何一个行业的供给弹性都是很大的。但是从短期或中期的角度看，很可能弹性较小，因为专用的机器设备、专门的管理技术以及专业性的劳动服务，在转瞬之间，既不可能被创造出来或者迅速从他处获得，也不可能被破坏或者马上转移他处。这种情况再次说明，影响需求弹性的因素，在长期所发挥的作用比在短期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应该附加说明的是，在某些行业中，尤其是在煤炭行业中，自然界本身便表现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互补性生产要素。在需求扩张时期，新劳工必须在比正常条件还要恶劣而且产量也更低的矿层中工作。[6]
从短期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对劳动的需求弹性非常小。

第四，存在着这样一项基本事实，即对于利用任何物品所生产的下游产品的需求弹性越大，对该种物品的需求弹性越大。这一事实意味着，对于生产需求弹性很小的商品的劳动的需求来说，其弹性也非常小。很明显，当公众对于任何商品的需求弹性一定时，从短期的角度看，对于重新生产该种商品的需求弹性究竟会更大一些还是更小一些，取决于储存该种商品的难易程度。其他影响商品需求弹性的各种情况，已经在第二编第14章中作过讨论。对于我们当前的分析来说，是否存在着国外的竞争在这些情况中最为重要。为此，一位评论家这样评论新西兰工资管制所造成的影响：“在某些行业中，为了与进口商品竞争，雇主便无法应对一些额外的生产成本。因此，他们不得不放弃一部分自行生产的产品而增加进口。在制革业和毛皮业，最低工资率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我将通过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多年以前，迫于仲裁法庭所强加的条件，某公司关闭了设立在达尼丁地区的工厂，并将其转移到澳大利亚。克赖斯特彻奇地区某公司的职员告诉我，自从大约六年前坎特伯雷地区仲裁法庭的判决书下达之后，该公司将更大比例的羊皮运往伦敦，而不在当地加工处理。原本在当地鞣制的生皮也被运往外地。判决以前，该公司所支付的工资额度为10 000～15 000英镑，而现在仅为5 000英镑。判决以后，该公司每年梳剪的羊毛从未超过2 000包，而以前为6 000～8 000包。”[7]
然而，当这些问题与国外的竞争相互联系时，我们就必须格外谨慎。让我们设想在英国共有十二个行业，具有同等规模，并且在国内市场上以同等的程度承受着国外竞争的压力。单独考察其中每个行业，我们可能得出结论，对该行业的产品的需求弹性如下：国内生产这种产品的成本提高10％，将导致进口增加，而本国产品的需求量则下降50％。很自然地，由此可以推断，所有这十二个行业的生产成本提高10％，将使所有这些行业的产品的需求量下降50％。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外国的进口同样构成了国外对英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因此，不论原因为何，当增加某种物品的进口较为有利时，其他种类的物品的进口将趋于减少，这种调整是通过——但并非源于——价格水平的变化来进行的。因此，当国内生产成本增加引起进口增加，从而减少对于某行业产品的需求时，这一减少将由其他行业减少国外产品进口进而相应增加对于本国产品的需求来抵消一部分。换句话说，对于遭受国外竞争的英国产品的整体需求而言，与对于这些产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某一种产品的需求相比，弹性较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是对遭受国外竞争的若干行业而非仅对一个行业进行提高工资方面的干预的话，那么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工将会因此而获益。

§4.基于这些结论，可以进行研究这一问题的第二步，以确定在什么条件下，制定一项不经济的高工资率会在提高相关劳工实际收入的同时，也提高所有劳工的整体的实际收入。我们仍然假设，获得不经济的高工资率的劳工所生产的商品完全由其他劳工所消费。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当造成对于我们所关注的特定劳工群体的劳务的需求缺乏弹性的某种要素的供给弹性很小，并因此在与其具有协作关系的劳工群体中产生“挤出效应”时，则前一群体所获得的部分利益将被后一群体遭受的损失所抵消。不过，为了进行一般性的分析，我们不妨忽略这种较为特殊的情况。

如果对于工资被提高的行业的劳动的需求弹性小于1，并假设该行业所采用的是第三编第13章所描述的随机雇用法或者特权阶层雇用法，则所有劳工的整体收入将有所提高，而不仅仅只是该行业劳工的收入有所提高。在采用随机雇用法的情况下，该行业之外的劳工将被吸引进入该行业，直到该行业内外的人均预期收入相等为止，并且该行业外由于劳工数量减少，工资率将提高。这说明该行业内外的整体收入一定会增加。在采用特权阶层雇用法的情况下，既没有劳工会被吸引进入，也没有劳工会被排挤逐出该行业。于是该行业外的收入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按照假设，由于该行业内的劳工的收入增加了，所以也能断定该行业内外的整体收入将会增加。如果采用偏好雇用法，我们可以断定整体收入将不会增加。因为工资提高的行业必定会逐出部分劳工，虽然留下来的劳工将会得到比以前更多的收入，但是如果被逐出的劳工所进入的行业对于劳动的需求的弹性小于1的话，则可能促使进入行业的劳工的收入有所减少，从而抵消工资提高的行业中留下来的劳工所获得的利益。不过，正如第3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一般行业的劳工的需求弹性都很大，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所需要的条件并不存在。因此，在现实中，假如某行业对劳工的需求的弹性小于1，那么当一项不经济的高工资率被强制执行于该行业时，所有劳工的整体收入将会有所提高。

如果对于工资被提高的行业的劳工的需求弹性大于1，假设该行业采用的是随机雇用法或者特权阶层雇用法，则基于同样的理由可以断定，劳工的整体收入将不会有所提高。因为某些劳工被逐出该行业之后，将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使一个行业中的个人预期收入与其他行业中的个人预期收入相同，而这一预期收入的水平将由于新劳工的流入而变得比以前更低。然而，如果采用偏好雇用法，则即使需求弹性大于1，劳工的整体收入也将有所提高。在该行业留下来的劳工将得到更高的工资，而且即使其他行业的劳工的工资有所降低，但是如果其他行业对劳工的需求弹性较大的话，则其他行业劳工的损失将小于该行业劳工的收益。

§5.现在是摒弃本章§2所提出的假设条件，即工资受到干预的劳工所生产的产品完全由其他劳工进行消费的时机了。由于该项假设，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忽略对于货币收入的影响和对于实际收入的影响之间的差别。摒弃该项假设之后，我们便不能再这样做了。货币收入的增加可能与实际收入的减少相互联系，并因此使人们受到蒙蔽。如果由获得利益的劳工所生产的产品，除了劳工阶层以外并无他人消费，则一定会出现这种蒙蔽的问题。因为对于同时也作为消费者的劳工（包括享受特权的行业内外的所有劳工）来说，必将蒙受比所获利益更大的损失。如果消费者包括部分劳工和部分其他阶层的人，则无法确切地推断出作为生产者的劳工所获得的收益，与作为消费者的劳工所遭受的损失哪一个更大些。我们所能断定的仅仅是，非工资收入者在消费中占有的比重越大，制定不经济的高工资率就越有可能使劳工整体的实际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因此，当任何劳工群体所生产的产品的大部分由其他劳工群体消费时，虽然制定不经济的高工资率可能会提高得到这一工资率的劳工的实际收入，但是并不一定提高所有劳工的整体实际收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是富人为富人生产并提供了多数的奢侈品，而贫穷的工资收入者只为社会最低阶层的其他工资收入者生产并提供产品。因此，博赞基特（Bosanquet）女士指出：“在研究收入最低的劳工的状况时，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绝大多数都从事供他们自己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这件事更令人惊讶的了。低收入的裁缝制作的是富人不屑一顾的廉价服装，低收入的侍者提供的是有教养的人根本不能容忍的服务；而富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如果这里指的是艺术、音乐以及文学之类的东西，则都是由专业人士所提供的。”[8]
并且，“绝大多数的工资收入者从事为其他工资收入者所进行的生产活动，而与非工资收入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多数的建筑工人是为工资收入者盖房子；服装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为工资收入者制作服装；大多数食品生产工人都是为工资收入者准备食品。最为突出的是血汗行业中的劳工们，这种情况几乎达到绝对的程度，没有任何例外，即他们仅为工资收入者工作，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上涨的价格将仅由工资收入者来支付。有产阶层怎么可能为成衣、廉价女衬衣、劣质鞋、果酱等商品的价格上涨的部分作出任何支付？担子肯定会落到消费者身上，而这些消费者就是工资收入者”。[9]
当然，博赞基特女士并未认定在富人的奢侈品的生产中穷人没有做出重要的贡献。不过可以看出，联合王国的穷人的劳动对于这些奢侈品的供给所做的贡献并不大。[10]
因此，对个别的劳工群体制定不经济的高工资率，与忽略货币收入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别时相比，促使劳工整体的实际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将会更小。[11]
不过到目前为止，它促使劳工整体的实际收入增加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6.但是，由于某种矫正倾向所发挥的作用，致使这种可能性向现实的转化遭遇阻碍。如果劳工的实际收入总量的增加是由于对工资的管制所引起的话，那么社会生产能力中便只剩下较小的一部分可以用于对资本的服务进行支付了。如果国民收入的结构没有发生改变，这便意味着提供给新资本的实际利率将有所降低。国民收入的结构发生改变，包括生产偏离正常的轨道，并不能阻止这种降低的趋势。因此，对工资的管制似乎无法做到既使劳工整体受益，同时又不引起储蓄受益的减少。现在毋庸置疑的是，实际利率的降低并不会引起所有人的储蓄都减少。以在死亡时给子女留下确定数量的财产为目标的人们的储蓄，实际上将会有所增加。对于富人来说，他们进行储蓄只不过是将满足惯常生活所需以后的剩余的金钱保留起来，这种储蓄根本不会受到影响。然而，毫无疑问，一般来说，利率的下降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储蓄的减少，而且当然，储蓄的减少将伴随着可以提供的新的资本设备的减少。在这一方面，某种间接的影响会发挥作用，趋向于在未来若干年期间降低对劳动的报酬。很明显，这是一种并不和谐的相反的趋势。不仅如此，这种趋势的量化指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制定某项政策，增加当期劳工的实际收入，同时造成新资本的供应量每年减少1％，这并不一定是与以前相比，而是与不制定这一政策时相比。在任何一年当中，国内资本设备总量的损失都将是很少的，但是每年的损失是累积的。因此，十年之后，可用来协助劳动完成生产活动的资本存量可能比没有这种政策时要小很多。[12]
尤其是这一资本存量的减少本身即减少国民收入，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此，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资本向劳动转移，必将给利润带来连续递增的负担，致使国民收入减少的水平（或者增长受到阻碍的程度）必将是第二年大于第一年，第三年大于第二年等等，结果是资本存量的降低率必将累进地加速。随着资本存量减少到低于没有制定这种政策时的水平，劳工的年收入也将不断地下降。最后的结果似乎是，为对抗在初期以损害国民收入为代价而有利于劳工的政策，必将出现这种累进的趋势，并且从充分长远的时期看，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和谐均将消失。不过，因为相对于资本存量来说，每年新创造的资本很少，并且每年新创造的资本可能发生的变化也很小，所以这种趋于和谐的倾向的作用发挥得相当缓慢。这说明，在个别行业制定不经济的高工资率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必将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7.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关注的是制定一项不经济的高工资率的后果，似乎仅考虑了自力更生的行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为保护弱势群体，不可避免地应该结合国家的相关政策。如果某行业执行了不经济的高工资率，从而造成大量劳工的长期失业，国家将不得不帮助他们。因此，如果我们将国家提供给这些人的帮助看做是穷人实际收入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从广义上看，劳工的实际收入将由于这项政策而提高。不过，这项政策使劳工实际收入中通过劳动赚取的部分有所减少。因此，我们不妨假设，强制提高某些行业的工资率，将使国民收入受到损失，并使留在原行业的劳工所获得的利益略小于被逐出该行业的劳工所遭受的损失。这样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和对穷人实际收入的影响从狭义上讲是和谐的。但是，如果由于失业增加过多，政府救助穷人的支出比原来增加了100万英镑，则这两方面的影响从广义上讲便是不和谐的。于是便产生了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强行提高低等行业工资率的特殊的理由。也有人可能认为国民收入和劳工整体的实际收入均将减少。但是可以说，如果采用偏好雇用法，那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量的原本收入很低而且无法自行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现在都将得到足够的收入。诚然，其他人的收入很可能会比原来的收入低一些，也可能一无所有，但由于政府的行为，他们的收入并不会比过去的收入低多少。因此，我们应该认定，并非一个大规模群体中的所有人都是偶尔地或者部分地由国家维持生活，而是一个适度规模的群体完全自力更生，同时另一个适度规模的群体几乎完全无法自立。从福利经济整体的角度看，特别地，当完全能够自力更生的群体比另一个群体大很多时，看起来后一种状态可能更好一些，尽管事实上可能造成较低的国民收入。无疑，有人会持反对意见，认为当前能够自力更生的人，可能是由于对恰巧是由他生产的产品征收一种特殊的商品税而得以维持的，但是照顾能力较低的公民是全社会的义务，而不仅仅是那些购买网球或者其他任何商品的人的义务。然而，可以对此加以反驳，如果考虑到能力较低的公民仅能生产一般性的消费品，或者他们通过生产并不打算出售的商品或服务效力于城市或政府的话，则这种反对意见便失去了说服力，并且，无论如何，因为任何间接税都必然会“不公平”地落在某些人的身上，所以上述反对意见并没有多少分量。尤其是，获益的劳工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想象他们是“被他们的顾客所救助的”，在他们身上并不存在产生任何类似于“贫困的堕落”的有害的道德影响的危险。显然，对于有关这些考虑的争论不可能给出一般性的答案。无论如何，当依据本节所提出的理由建议在某个行业中实行不经济的高工资率时，只有在认真研究所有的相关条件，并且严格对比各种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1]
《工资委员会的报告》，第197页。这项“决定”规定了一项计时工资率和一项计件工资率，而将后者标准下的工资强制性地支付给场外工人。其目的是保持两项工资率基本相当，但是雇主在实际中发现计时工资率要低得多。该离职女质检员还说：“当计时工资率和计件工资率大致相等时，如在衬衫业和内衣业，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并且在该项决定实施十年之后，这些行业还拥有许多场外工人。”对于到底是雇用场外工人还是场内工人，受到以下事实的影响，即雇用场外工人时，雇主可以节省工作场地、照明、保暖等方面的费用。“厂房租金、维修费用及监督费用的节省是家庭工作比计时工作更廉价的重要影响因素。”（布莱克：《服装制造商》，第44页）当然，另一方面，有时在工厂作业中也能实现对于监督费用和能源成本的节省。

[2]
《工资委员会的报告》，第179页。并请参看本书第三编第14章§8。

[3]
参看利特尔顿的论文，《现代评论》，1909年2月。

[4]
《半月评论》，1908年8月，第225页。

[5]
凯德伯里和香恩：《血汗劳动》，第124页。

[6]
参看胡克的论文，《统计期刊》，1894年，第635页。

[7]
布罗德海德：《新西兰对劳工的国家管制》，第215页。

[8]
博赞基特：《人民的力量》，第71页。

[9]
博赞基特：《人民的力量》，第294～295页。

[10]
关于“血汗工人”生产的产品被非工资收入者消费的情况，请参看凯德伯里和香恩的《血汗工作制度》，第123页。

[11]
当个别的劳工群体致力于将其工资水平提高到正常工资水平之上时，在这一个别工资收入群体的利益与其他工资收入者整体的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一般来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正如亨德森所指出的那样，这很可能是由于大部分的工资变动都是与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同群体的工资率总是一起升降，并且，对于偶然的旁观者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比实际的情况还要和谐（《供给与需求》，第157页）。

[12]
参看马歇尔：《工业经济学》，第372～373页。

第6章　配　给

§1.在第二编第13章中，我们对配给政策已经进行过一些讨论，这项政策与国家对竞争环境下的商品价格进行管制相互联系。现在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项政策进行简要分析。对于富人阶层实施基本商品的配给政策，无论是否伴随着价格管制，将作为确保穷人在合理的价格下能够得到充分供给的一种手段而受到人们的拥护。表面上看，这项政策可能一个方面会影响国民收入的大小，而另一个方面会影响穷人收入的绝对份额，从而造成不和谐的局面。本章就是要检验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否如此。

§2.在大战期间的特殊的情况下，某些商品的供给由于一些无法克服的原因而短缺，无论怎样限定销售者的价格也无济于事。因此，价格管制和配给政策并未像第二编第12章和第13章所论述的那样，明显地降低了国民收入的水平。同时，两项政策的相互结合使穷人免于遭受灾难，而如果没有它们，这场灾难将是无法避免的。在工资的基础上提供高额补贴，并不能保证穷人获得供给不足但却与富人相关的需求弹性而又很小的基本商品。诚然，这些商品的价格将上涨，但是富人可以加大支付并获得与供给短缺之前相同数量的这些商品，这将相应地减少穷人可能获得的商品份额。因此穷人的实际收入将蒙受巨大的损失，即使他们的货币收入与一般商品的价格成比例地增加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实际上将无法获得那些至关重要的特定商品。尤其是仅限定最高价格而不采用配给政策是不够的，因为富人仍然可能利用各种手段将市场挖空。在战争期间与配给政策相互结合的价格管制政策并未有损于生产，却极有利于分配。有时，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可能推断，在正常的情况下，相同的政策也会带来同样和谐有利的后果。而这正是需要我们加以审视的问题。

§3.从现在的观点看，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必须探讨配给和限定价格之间的关系。显然，在商品短缺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与一定的配给制度相结合，为大量价格受到管制的商品中的任何一种制定最高价格都是可行的，因为在此期间，产量（在一定限度内）和可供出售的商品量与价格无关。但是，当我们在平时实施这种政策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首先，假设已经形成某种配给规模，即在未实行任何限价的情况下，每个人均购买了自己的全部配给份额。这意味着需求量是一定的，并且一般来说一定的需求量只与一个价格相对应。如果政府限定的最高价格高于该价格水平，则销售者根本无法将价格提到这一最高限价以上，说明这种最高限价形同虚设；反之，如果政府限定的最高价格低于该价格水平，则供给量将减少，并且无法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他的配给份额，此时，要使配给制度有效，即是说保证任何人在想要得到配额时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则必须调整配给的总体规模，使之与新的价格水平相适应。其次，假设已经形成某种配给规模，但是在部分人的购买量被这一规模所限制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的购买量却小于指定给他们的配额。如前所述，任何购买总量均对应着与之相关的一定的价格水平，如果政府制定的最高价格高于该价格水平，则该项最高限价将是多余的；如果政府限定的最高价格低于该价格水平，表面上看将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在这种新的平衡条件下，当初的购买量低于配额的人有可能会购买全部的配给份额。但在实际上，由于较低的价格一定对应着较低的数量，所以除非有些人的购买量少于当初的购买量，否则将不会有任何人的购买量能够多于甚至等于当初的购买量。因此，必将会出现某些原来购买全部配额的人无法实现自己愿望的情况。于是，该配给规模再次变得无效，并且必须建立起新的较低的配给规模以适应新的价格水平。一般来说，对任何有效的配给规模，只有一种价格水平与之相对应，政府要想制定其他的价格水平而不调整配给规模是不可能的。这一结论对于我们当前的研究目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说明，我们没有必要既单独分析配给本身又分析伴随着价格管制的配给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当对数字表示的常量给予调整之后，两者将在完全相同的方向上发挥作用。因此，仅对配给的后果加以考察，便可以解决全部的问题。

§4.显而易见，任何以造福穷人为目标所设计的配给制度，一定会设法减少富人的消费数量。不过，有些事实与此并不相关。例如，依据穷人能够接受的水平所设计的一种统一的面包配给制度便没有实现这一点，因为通常穷人的面包人均消费量比富人的要大。在这里我们并不关心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而只关心原则，任何配给方案。为增加对穷人整体的供给，必须如此设计——当然配给标准无须相同——即减少对富人整体的供给。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便可以对正常情况下的配给政策进行分析了。我们的分析是针对在递减的供给价格和递增的供给价格两种情况下所生产的商品分别进行的。

§5.从行业的角度看，在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将富人的一部分需求挤出市场的最终结果，必将是该种商品生产的萎缩，正如第二编第11章所述，由于产量下降——因为从行业的角度看递减的供给价格，通常也意味着从社会的角度看递减的供给价格——国民收入将会减少。同时，价格将上涨——这是在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所生产的商品的供给的减少必然产生的后果——这将迫使穷人将购买量降到原来的水平以下，进而对其所购买的商品作出更大的支付。因此，穷人显然受到了伤害。国民收入总额和穷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同时遭受损失，不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6.从行业的角度看，在递增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将富人的一部分需求挤出市场当然也会使该种商品的生产萎缩。如果从行业的角度看递增的供给价格，相当于从社会的角度看不变的供给价格的话，则在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商品量，即是实现国民收入最大化的最佳产量，而强制性地降低该产量一定会降低国民收入。另一方面，如果从行业的角度看递增的供给价格，也相当于从社会的角度看递增的供给价格的话，则在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商品量——如第二编第11章所述——将会过大，从而无法使国民收入最大化；若强制性地降低该产量，且没有超出某种限度，将会有利于而非有损于国民收入。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商品的价格都将下降，因此，穷人们将以较低的价格消费到较多的商品，因而穷人们定将受益。在上面所分析的第二种情况下，如果富人需求减少的部分不是很大，将会出现一种与递减的供给价格的条件下情况相反的一致性，即国民收入和穷人收入的份额都将增加。但是如果对于富人购买量的限制超过某种水平，则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穷人仍然受益，国民收入整体却遭受损失。在上面所分析的第一种情况下，不论对富人购买量的限制达到什么水平，都将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7.上述分析显示，在正常时期实施配给政策，只要技巧完善而且避免任何冲突的发生，就有可能形成某种社会净收益。然而，上述分析并未证明实际上在正常时期对某种商品实施配给政策是必要的。不仅因为政府官员的技巧有限，而且因为在形成任何正面的利益之前，都必须扣除一项因不便和愤怒所产生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尤其需要记住的是，富人的数量相对较少，他们对普通物品的消费——煤炭除外，因为这项消费取决于住房面积的大小而非个人的体能——只占社会整体消费的一小部分，他们人均购买量大比例地下降只能减少整个国家消费的很小的比例，而对于大多数商品来说，它减少全世界消费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一般来说，将具有递增的供给价格的商品的价格降低，提供给穷人所产生的影响是很难被察觉的。实际的结论似乎是，富人主动地自行限制对这些物品的购买将更有利于大众的利益；而在正常时期，基于现有的经济知识和行政效率，政府通过任何强制性的配给制度来限制富人的购买，都是弊大于利的。[1]

[1]
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500位富人以一定的比例减少对某种物品的消费给穷人带来的利益，将小于1 000位富人这样做时所带来的利益的一半。因为当某一位富人自愿减少消费某种物品后，另一位富人很可能由于受到该种物品价格降低的诱惑而增加消费。这一点也是提倡执行强制的（并且因此是普遍的）而非自愿的配给政策的理由。

第7章　工资补贴

§1.在处处都根据供需条件确定工资率，因而不存在不经济的高工资率，而且失业水平尚未达到不得不对经济波动进行调控的社会中，政府对个别行业提供工资补贴，一般来说会破坏生产资源的配置并损害国民收入。[1]
对所有行业提供工资补贴的政策虽然不会破坏生产资源的配置，但是也不会改善这种配置，并且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增加国民收入，然而这很可能是以大幅度增加工作量为代价的，所以是有害于而不是有利于经济福利的。因此，我们给出的结论是，在读者通常设定的条件下，即在没有补贴的、处处根据供需条件确定工资率的社会中，任何工资补贴政策都可能被证明是反社会的。

§2.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或者个别的行业，或者所有的行业，工资率很可能被限定在一种不经济的高水平上，也就是说，高到对劳动的需求无法完全吸纳对劳动的供给的程度，以至于失业的人数超过由于经济波动而不得不进行转移所引起的失业的人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英国战后的经济萧条时期，部分地源于政府的行为，部分地源于失业保险的发展赋予劳工组织更强的谈判能力，工资率在很大的范围内被限定在上述意义的不经济的高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舆论坚持应该给予失业者一定的援助，工资补贴政策便不再是表面上所判断的反社会的政策了，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

§3.通过高度简化的虚拟的案例，很容易说明社会获益的可能性。设想一个农业社会，地主拥有土地并雇用劳工，劳工的技术水平相同，除小麦以外不生产任何产品，工资以实物形式支付。假设情况如下：以每天1蒲式耳小麦的工资，所有的劳工都将被雇用，但是当工资变为每天1.25蒲式耳时，10％的劳工将失业，并且小麦的总产量将从A减少到（A－a）蒲式耳。假设政府出于人道，坚持失业者应得到1/3蒲式耳小麦来维持生计，并假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无论需要多少小麦均向地主索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看出，如果对地主的收入征税或者土地租金的额度征税，将其用做对劳工工资一定比例的补贴，则不仅劳工将获益，而且地主——当其税收上的损失由小麦的额外产量及其对失业者支付的节省所补偿时——也可能获益。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不妨求助于象征性的说明。

§4.设某行业中劳工的数量是（x+h），产品不出口；w2
为所有劳工均被雇用时的工资率；w1
为实际现行的工资率，x为实际被雇用的劳工数量。如果一切顺其自然，则该行业中将有h数量的劳工失业。出于人道，应对这些人的生活提供援助，假设对每人支付r，并且——为了使案例更具有说服力——设总量hr全部由非工资收入者提供。这是没有提供任何补贴时的情况。现在假设对每位雇用工人支付比率为s=（w1
－w2
）的补贴，并假设补贴基金由对非工资收入者的征税（即所得税）筹得。此后支付给每位劳工的工资（包括补贴）仍将是w1
——已处于雇用状态的劳工得到的不会比以前多——但是，现在提供给雇主的劳工数量将是（x+h），而不是x。新进入的h名劳工的产量的价值将介于hw1
和hw2
之间（取决于劳动需求曲线的斜率）。假设其为（hw2
+hc），在劳动需求曲线为直线这种特殊情况下，该值为
，亦即
。通过这些数据很容易计算出损失和利得。劳工整体显然获益，因为在其所希望的工资率w1
下，增加了h数量的被雇用的劳工。对于一直被雇用的x数量的劳工，非工资收入者既不获益也不损失。对于其他需要他们支付附加hw1
补贴的工资率的劳工，他们获得了价值等于（hw2
+hc）的额外产出，该值小于hw1
，他们节省了对失业者hr的支付。因此，非工资收入者的净收益等于（hw2
+hc+hr－hw1
）=h（r+c－s）。如果需要支付的补贴率小于需要支付给失业者的分配率，则该值为正。当这一条件满足时，显然劳工的绝对收入和国民收入的总量都将大于其他条件相同但不存在补贴时所可能达到的水平。[2]

§5.前面的分析仅限于产品不出口的行业。如果将补贴政策应用于产品出口的行业，利益与损失之间的平衡将不再那么令人满意，因为外国人将取代本国人从补贴带来的降价中获益。事实上，英国非工资收入者支付了为外国人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成本，如果没有补贴，这些成本本应是由外国人来支付的。因此，如果国外需求的弹性很大，从而一项补贴s使得就业从x增加到（x+h），而（x+h）s小于hr的话，那么英国的非工资收入者将得到一份净收益。所以，将补贴作为减少不经济的高工资率不良影响的工具，对出口行业的实际作用比对其他行业的要小。然而即使如此，这种补贴政策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将减少任何采用它的（有着不经济的高工资率）行业的失业者的数量，并且只要补贴的额度合适而且该行业的产品不出口，则补贴政策便会相应地增加本国的实际收入。

§6.前面的分析说明，如果不得不需要维持不经济的高工资率的话，则原则上对于除去出口行业以外的其他所有行业实施工资补贴政策是可取的。然而，当我们从一般性的分析转为更为具体的思考时，便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漏洞。最突出的困难就是要解决如何应对不同行业的劳工的相对待遇的问题。如果对于所有的行业都能够严格地加以区分，即不仅个人不能直接地从一个行业转入另一个行业，而且每一代的新人对即将进入的行业的选择也是严格固定的话，则一切都将变得非常简单。每个行业都将被单独对待。然而，实际中不同的行业并非是严格划分的，必须考虑一项补贴政策对被吸引到不同行业的劳工比例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如果对所有行业的财政鼓励完全相同，那么将不会出现这种影响。然而，毋庸置疑，实际上提供给低工资率和高失业率的行业的补贴将大于其他的行业。例如，现在相对困难的建筑行业和造船行业就比铁路行业需要更多的优惠待遇。当对一个行业的产品的需求减少因而该行业的困难增多时，就需要为其提供更多的补贴，无论是绝对量还是与其他行业之间的相对量都是如此。这种要求通常会被满足。结果是，在某些行业中被安置工作的人过多，而在其他行业中则安置过少。为了防止以这种方式执行工资补贴政策，政府方面需要具有非凡的力量和才能，否则，将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损失。还有另外一种危险，即如果政府在控制补贴数量的同时，还能控制劳工的工资需求，使之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的话，则采用上述政策将不会引起工资需求的明显变化。然而，实际上，一旦实施该项政策，失业率将因此而下降，劳工便会产生提高工资率的强烈欲望，而雇主也希望通过增加补贴使自己获得更多的补偿，故可能不会坚决地反对劳工提高工资的要求。这样一来，工资率和补贴率都面临着持续上扬的压力。这种趋势，即使在静态社会中也会存在，在现实社会中则更加突出。因为在繁荣时期，像现在这样，工资趋于上涨；而当之后萧条时期降临时，很可能由于雇主和劳工共同的作用，会产生一种很强的增加补贴的需求以防止工资的再度降低。因此，每年为提供这种补贴所需要的收入将越来越大，加在非工资收入者身上的负担将超过他们所能得到的利益，并且二者之间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他们在工作和储蓄方面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将受到挫折，最终导致国民收入和劳工的实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绝对份额都将减少。

§7.这就是一般性的结论。如果工资收入者坚持将实际工资率提高到上面所说的比较经济的水平以上，并且国家没有采取相应的调解行动的话，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量失业的问题，并伴随着由此而产生的物质流失和道德沦丧。从理论上看，这种不幸似乎很容易通过工资补贴制度有效地予以缓解，并且不会对社会产生普遍的损害。但是，实际上这种制度很可能被滥用，致使采用该项制度的社会所遭受的损失大于所获得的利益。

[1]
参看本书第一编第9～11章。

[2]
在劳动需求曲线为直线这一特殊情况下，此净收益等于
；假如补贴率小于对失业者的分配率的两倍时，该值为正。

第8章　从相对富裕者向相对贫穷者的直接转移

§1.现在我们讨论在实际中迄今为止可能发生的最不和谐的问题的领域。通过种种方式，基于种种理由，生活在文明国家的穷人，主要通过政府机构，以牺牲其富裕同胞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帮助。1925年英国中央政府基金为公共服务提供了11 300万英镑，主要用于老年抚恤、教育、失业保险、健康保险以及住房补贴；同时，地方政府基金也提供了7 900万英镑，主要用于教育和《济贫法案》所规定的救济。[1]
显然这19 200万英镑中的绝大部分实际上代表着相对富裕者的收入转移成了相对贫穷者的利益。表面上看，这种帮助带来的转移一定会增加穷人的实际收入，并且也一定被精心安排以保证增加穷人的实际收入。于是，某种救助穷人的具体方式是否可能造成不和谐的问题，通常等价于其间接后果是否会增加或者减少国民收入这一问题。以下四章将讨论这个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的内容。但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两种流行的观点进行简要的评论，一种观点认为资源不可能会转移到穷人那里，因为实际上从富人那里拿来的金钱本来就来自于穷人；另一种观点也认为资源不可能转移给穷人，因为受益人将会同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从而将所获得的利益予以归还。

§2.前一种观点认为从富人那里得到的金钱，无论是自愿缴纳的还是强制征收的，转移给穷人都必然意味着给其他贫民增加了等量的负担，主要因为富人必将减少对穷人所提供的服务的购买。可以对这种观点的基础作如下说明。显而易见，富人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直接地或间接地包含了对劳工的雇用，如果富人的收入由于纳税而减少了2 000万英镑，他们用于消费和资本投资的支出总量也必将减少相应的额度。关注这些事实的人们会立刻得出结论，如果没有税收，某些劳工的服务可能会被购买——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自愿捐款的情况——如果缴纳这些税收，他们将损失大量的收入，大致等于所得税额2 000万英镑。不过这一观点忽略了以下事实，即由富人那里征收的2 000万英镑是假定转移给穷人的，而由穷人支出这笔钱与由富人支出这笔钱相比较，很可能并不会减少就业。无疑，如果我们考虑为了穷人的利益而对富人的征税增加2 000万英镑所造成的直接影响的话，则可以看到一些失去工作的人与在另一些找到工作的人并非是同一些人，从而一定数量的已经接受过特殊技能培训的人可能会发现他们所掌握的技术的无形资本永远地失去了价值。然而，这种损失并不是由于税收所引起的，而是由于税收额度的变化所引起的，并且如果为了穷人的利益而将对富人的征税减少2 000万英镑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的问题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一特征。我们是要将下面两项长期的制度进行比较，一种不对富人征税并且不向穷人转移收入，另一种对富人征税2 000万英镑并向穷人进行收入的转移。我们刚才的讨论与这一比较分析是无关的。从广义上来看，而且将特殊的情况排除在外，我们可以说，无论每年是否将2 000万英镑从一个阶层转移给另一个阶层，对于劳工的就业及其工资水平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因此，认为这一观点将使得为转移所进行的努力失去意义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3.上面加以区分的后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任何穷人群体接受了任何形式的补贴，那么他们便乐意接受低于其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的工资，因而实际上将从富人那里得到的补贴归还给富人了。这一观点部分地基于一种先验的想当然的推论，部分地基于所谓的经验。因此，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先验的推论源于一种事实，即依据《济贫法案》提供补贴后，人们可以接受与没有补贴的情况下相比更低的工资水平，仍然不至于忍饥挨饿或者捉襟见肘了，并且该种观点进一步认定，如果一个人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那么他一定也乐于接受这一较低的工资。现在看来，在特殊的情况下，所得补贴不足以使其过上常规生活的劳工，如果面对着一位对他来说拥有垄断力量的雇主时，无疑这种推论是可以成立的。然而，一般来说，在雇主之间存在竞争的情况下，这种推论便是无效的。一个人如果小有积蓄，则可以认为他具有比没有积蓄的人接受更低的工资的能力。与领取救济的穷人相比，百万富翁也具有接受更低的工资的能力。但是具有这种能力非但不会使人们屈从于较为不利的讨价还价，反而很可能会促使人们更加有恃无恐。从事体面工作的人的妻子是不可能同意丈夫接受不正常的低工资的；相反，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这位“具有反抗能力的”妻子一般会成为最坚决地反对低工资的人群中的一员。[2]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所谓的经验。它源于两项公认的事实。第一项事实是，在《济贫法案》下领取补贴的年老体弱的劳工，从他们的雇主那里得到的工资与通常他们所从事的相同劳动的正常工资相比要低很多。第二项事实是——见1983年提交给济贫法案委员会的证词——政府拒绝为补贴工资而发放救济，“迅速产生影响，使得地主对劳工的支付变得公平了”。根据这种事实作出推断，认为在享受《济贫法案》所规定的补贴的地方，劳工接受的工资低于其提供给雇主的劳动的价值。然而，这种推断是不正确的，因为另外一种解释可能更为合理。对于年老体弱者，他们的低工资难道不是由他们在同样的时间内所生产的质量较低或者数量较少的产品所决定的吗？在旧的《济贫法案》下，劳工的低工资难道不可能是由他们在不甚完善的制度的影响下松懈而且低劣的工作所决定的吗？当陈规陋习得以废除之后人们便更加努力地工作，这不正是他们的工资水平发生变化的原因吗？有人认为，这才是对所谓经验的经过一般性的思考所进行的正确分析，从中并不能得出接受救济者所创造的价值低于他们相对于雇主的价值这种见解。这种观点已经由进一步的研究加以证实，这些研究表明，如果两个人的区别仅限于一个人接受了《济贫法案》所提供的补贴而另一个人没有接受的话，那么这两个人的工资水平实际上是相当的。1909年济贫法案委员会指派的研究人员对院外救济款对工资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调查，并在调查报告中写道：“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得到院外救济的家庭的女性工资收入者所获得的工资有所降低。她们总是在大致相同的工资水平下工作，融入数量庞大的未曾得到救济的女工大军之中。我们也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如果贫民的女儿接受的工资率或者得到的收入低于他人，是与她们的贫穷直接相关的。”[3]
因此，后一种观点与§2中所讨论的前一种观点一样，都是站不住脚的。通过慈善机构或者政府行为将资源从相对富裕者直接转移给相对贫穷者，无论研究证明这种做法的最终后果如何，它起码不是不可行的。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接受救助的工人或者其他工人额外的劳动可能使基本工资率的水平略有下降。[4]
但是，这种观点与认为对工作中的人提供救助总是会产生这种影响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4.有鉴于此，我们将不受任何干扰地继续研究我们的主要问题，即确定各种转移对于国民收入的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不难看出，某些转移会提高国民收入，而另一些转移则会降低国民收入。因此，我们必须探讨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的条件究竟是什么。通过对转移的实际所产生的影响和对转移的预期所产生的影响加以严格区分的某种分析，可以对这些条件进行最有效的检验。当然，如果我们必须进行的征税，仅是为满足某些偶然的需要，因而是对全民的一次性征税，并不存在以后会连续征税的预期的话，则无须考虑对转移的预期所产生的影响。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某一年所进行的征税实际上总会伴随着对未来几年内仍将继续征税的预期，因此其后果一定与实际和预期都相关。我们将首先考虑对于从富人那里进行转移的预期，然后考虑对于向穷人那里进行转移的预期，最后考虑这些转移的实际结果。

[1]
参看卡尔—桑德斯和琼斯的《英格兰与威尔士的社会结构》，第158页。

[2]
有关从事场外作业的家庭女裁缝的情况，参看维斯列斯基的《家庭工人们》，第17页。

[3]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三十六卷，第6～7页。

[4]
参看本编第3章§10。哈维克博士在其《移民与劳工》一书中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因为他在说明移民美国的劳工在同等效率的劳动水平上所得到的工资率并不低于本土劳工之后，便认为这一结论意味着移民不会影响美国本土劳工的工资率。

第9章　对于从富人那里转移的预期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1.对相对富裕者征税的预期，如同对其他任何阶层征税的预期一样，根据纳税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则有所不同。自愿纳税意味着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用途，因而更愿意将资源投入这种用途，而不再投入其他用途。这意味着人们拥有资源的欲望加强了，因此为了获得资源，他们愿意付出的等待和努力也增加了。于是富人对于从富人那里自愿转移的预期可能会带来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如果政府企图实行强制征税，虽然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但是假如所有的人都非常明智地变得仁慈了，那么将只会出现有利的结果”。[1]
因此，简单地说明这种类型的转移在当代世界中存在的范围是很有必要的。

§2.这种转移能够采取并且已经采取的最为明显的方式，是富有的雇主对雇工所安排的具有慈善性质的活动。由于这些雇工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雇主提供的厂房里以及受到雇主控制的环境中度过的，所以雇主有能力为提高雇工的利益而增加开支，并产生一种特殊的影响。通过与雇工代表的密切合作，雇主往往以安排年轻雇工的就业为条件，向雇工提供各种便利设施、娱乐形式以及接受教育的机会。因此，鲍尔威勒的凯德伯里（Cadbury）先生要求他的所有不到18岁的雇工定期参加体育训练以及其他精心设计的培训，由公司安排并支付这些活动的一部分费用。[2]
拥有组织这些活动的机会可能使雇主之间产生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责任感。知名的荷兰实业家马金（Marken）先生对感悟颇深，他声称：“我认为雇主的职责是通过所有能够运用的方式——他的心灵、智慧和金钱——帮助其雇员实现生命的价值。我自己深信，雇主这样做并未做出任何牺牲。但是，如果他必须做出牺牲的话，则从肉体或精神的角度看，就让他竭尽所能地做出牺牲吧，因为这是他的神圣的职责。”[3]
通过对富有的雇主进行观念上的教育，人们逐渐看到这种具有保护性的责任感在不断增强。并且，这种责任感还可能由于某种利己主义的考虑而得以巩固和扩散，这种考虑指的是慷慨地对待雇工是一种很好的广告宣传，它会间接地带来巨大的利润。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好引用阿什利的经典语录：“不要以此作为理由而对其（雇主们的福利工作）加以令嘲热讽，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激动的事实，闪现着非常令人崇敬的人类的本性。它表明消费者等芸芸众生已经意识到这种事实的存在。美国消费者联盟的工作以及我国基督教社会同盟所制定的名单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让人们坚信，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工作是一件‘好事’。随着相关内幕的不断公开，以及各个阶层之间亲切感的日渐加强，情况的发展变化使我对此愈加坚信不疑。”[4]

§3.资源的自愿性转移也可以采取慷慨捐赠的方式，实现资源从富人一方向与其具有同乡或同胞关系的穷人一方的转移。这里同样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及其对慷慨行为所产生的特殊激励，因为捐赠如公园和运动场等物品的富人，具有一种与选择捐赠礼物、以某种方式对其使用加以指导、亲眼目睹其发展成长等方面相联系的满意感。地方性的捐赠很容易扩展为一种广泛的爱国心，使其不仅得到来自于本城市的同胞之间，而且得到来自于全国的同胞之间的激励。纯粹的公益心通常使富人自愿提供大量的资金以造福于穷人，这部分地完成于他们的有生之年，部分地以遗产的形式完成于他们的百年之后。并且，这种公益心通常会由于渴望享有捐赠所引致的影响力而得到强化，某些人的这种渴望尤为强烈。

§4.促使富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自愿地将资源转移给公众的普通动机已经相当明显，并且有待于获得进一步的激励。马歇尔写道：“无疑，人们能够做出比平时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无私的服务，并且，经济学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寻求迅速开发这种潜在的社会资源的途径，并使其得到更为正确的认识。”[5]
这一方面的成就为数不多。不过，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政府决定这样做的话，它具有将有关慷慨捐赠的其他低层次的动机转化为高层次的动机的能力。为了获得名誉和赞扬，人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对于个人的慷慨行为也可以提供某项名誉作为奖励。于是，社会能够以一种乔装打扮的方式，即通过颁发荣誉或勋章，从富人那里购买到资源的转移，并不需要任何人为此付出代价。资源的转移立刻成为荣誉的象征和载体，因为当一位凡人被授予勋章时，那些对所有获得勋章的人都充满敬意或装作充满敬意的人，也会对这位接受勋章的凡人表示出同样的敬意。无疑，对新人授予勋章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原有受勋者的价值。对杰出的砖匠广泛地授予荣誉勋章将彻底地消除为某一阶层的利益所设计的勋章的魅力。然而，通过设立新的荣誉勋章，而不再推广原有的勋章，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按照这种思路设法提供足够的激励，以确保从富人那里转移出大量的收入并非是不可行的，同时这样做并未减少为提高国民收入而付出的等待和努力的预期，而是显著地增加了这种预期。

§5.遗憾的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自愿性转移比社会在一般意义上所需要的要少得多。因此，有必要进行相当数量的强制性转移。这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征税，或者很可能更主要地是对高收入者和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征收累进的直接税。实际上可能采用的征缴的税种是所得税和遗产税。下面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税种上，为此需要分别考察征收这两种税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6.我们首先考虑不将储蓄区别对待的所得税。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说明的那样，广义上讲，这是一种认定储蓄本身以及储蓄所带来的收入皆可免税的所得税。[6]
当此项所得税是累进的，从而迫使富人做出相当大的贡献时，对于征税的预期将可能以三种方式对国民收入产生影响。预期征收这种税之后，第一，有能力获得高收入的人可能会选择去其他不征收这种税的国家生活和工作；第二，有能力进行高额储蓄的人可能会选择去其他国家投资；第三，有能力获得高收入的人可能会选择仍然留在英国工作，但是工作量比征税以前要小（或者像将要说明的那样，感觉工作量比征税以前要大）。下面将依次分析这三种影响方式。

§7.如果一个国家征收的所得税比其他国家高很多，则这一事实将激励有能力获得高收入的人出国定居。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许多富人来说，在本国定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其财富优势主要来自于社会优势时更是如此，因此，只有当纳税额度相差巨大时，这种方式的影响才能产生。尤其是对于高收入者征收累进所得税的政策已经得到普遍采用，打算通过出国来逃税的人必然会考虑到他将投奔的国家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如此征税。因此，所得税以这种方式对国民收入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是非常重要的。

§8.另一方面，表面上看可能会认为第二种方式的影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富人虽然不愿意离开母国，但是一般也不会反对将其资本转移到国外去。然而无论如何就联合王国的情况而言，对于高所得税将驱使大量资本转移国外的担心，则是由于人们对英国所得税征收的确切范围不甚明了所产生的。无疑下面的情况是属实的，即一种针对资本收入所征收的赋税，对在英国的外商投资而言，则削弱了他们在英国投资的优势，并且到目前为止，不但促使外商撤回私人资本，而且还促使跨国公司撤出总部。不过，这仅是比较次要的一面，因为众所周知，在英国的外商投资的数量很少，因此，真正值得担心的应该是，高所得税可能驱使英国人所拥有的资本流向国外。但是，这种担心缺乏充分的根据。因为英国的所得税的征收，与殖民地的有所不同，是对在英国获取的所有收入征税，而不仅仅是对在英国国内获取者或积累的收入征税，所以，高所得税一般来说不会成为英国居民将资本投向国外的诱因。当其将在国外投资所获取的收入带回国内时，必须缴纳所得税，并且1914年通过的《所得税修正法案》规定，即使当其将收入留在国外继续用做投资时，也必须缴纳所得税。问题还不仅如此。从目前的情况看，英国人在国外的投资通常也必须缴纳由外国政府征缴的所得税或其他税，因为如果个人是为了逃税而将资本转移到国外的话，则实际上将缴纳更多的税赋。所以，除了精心的策划和有预谋的诈骗之外，英国的资本转移向国外，往往意味着英国的资本家也移居国外。有人认为高所得税的间接影响，即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可以防止资本的所有者随着资本一起转移到国外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将无法纠缠英国的工厂主，也不会使拥有外国证券的英国人遭受干扰。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高所得税迫使有能力者出国工作的趋势受到限制的同时——亦即人们希望在本国工作——必然也限制了人们将资本转移到国外的趋势。

§9.还剩下第三种方式的影响，即对于那些缴纳高所得税的人们的工作量的影响。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表面上看可能会认为，对于劳动成果必须缴纳所得税的预期，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打击劳动的积极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收入由于纳税而减少的话，那么在其收入上增加1英镑，与收入不曾因纳税而减少时相比，将使其欲望获得更大的满足。因此，在缴纳所得税的情况下，虽然增加劳动所带来的货币净收益较低，但是所能带来的满意感净收益却较高。依据同样的思路不难断定，如果精心设计所得税的税率，无论个人收入多少，征收的税额能够使所有（秉性相似的）纳税人都做出同样的牺牲的话，则他们所选择的工作量将不会因为对于缴税的预期而发生变化。正如卡佛教授所言：“通过一种使所有人的牺牲均相同的税收分配制度，我们便可以实现（行业和企业所承受的）压力最小化。如果在每一种情况下大家都做出等量的牺牲，则不会有人因为获得了财富或高收入，抑或因为从事了这项或那项职业而感到心理上的不平衡。”[7]
目前，我们还不完全了解收入的差异与其所产生的满意感的差异之间的数量关系，因此尚无法判断何种渐进性的所得税的税率与等量牺牲的原则相一致。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都认为，比例所得税的税率，给穷人带来的牺牲比给富人带来的牺牲要大，而采用某种程度的累进所得税的税率，给富人带来的牺牲却并未超过给穷人带来的牺牲。因此，认为政府为了取得转移给穷人所需要的收入，可以根据等量牺牲和无害于国民收入的原则来设计对于富人的征税方式的想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一个有能力的人从事某项工作的主要目的仅仅是“求取成功”，这不会受到给予他和他的竞争者相同打击的任何税收的影响。对于较高的应税收入，可以采用一种非常激进的累进税率制度，同时却不会违背等量牺牲的原则。不过，令人易于理解的是，实现等量牺牲原则所需要的税率，比实现总牺牲最小化所需要的累进税率要平缓得多。因此，大多数人会赞同采用比实现等量牺牲原则所需要的税率更激进的累进税率。如果采用这种税率，必须排除它对工作量以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压制性影响。然而，认识到下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与一般的看法相左，它对具体的纳税人所产生的压制性影响，并非取决于纳税人纳税额度的绝对数量或者相对于其收入的绝对百分比，而是取决于这一数量或百分比与纳税人应税收入增加或减少一点后其纳税额度的数量或百分比之间的关系。

§10.当一种不将储蓄区别对待的所得税由于阻碍生产而减少了当年的国民收入的时候，它也将间接地减少未来年份的国民收入，因为当年国民收入的减少，将减少可供投资和消费的收入总量。依据相同方案制定并且带来相同收入的所得税制度，将储蓄区别对待比未将储蓄区别对待，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无须像未将储蓄区别对待时那样，假设这种税收制度将影响工作量以及当年的国民收入。因为无论对劳动成果的影响如何，未将储蓄区别对待的所得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劳动所产生的利益；而将储蓄区别对待的所得税制度在较低的程度上减少了支出所引致的利益，在较高的程度上增加了储蓄所引致的利益。两种情况下的所得税制度对劳动数量的净影响很可能是完全相同的。[8]
不过我们可以预料，与未将储蓄区别对待的所得税制度相比，将储蓄区别对待的所得税制度将对储蓄造成更为严重的阻碍——尽管实际上可能增加某些人的储蓄[9]
——因此会更加严重地减少未来年份的国民收入。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这种影响的严重程度究竟如何。我们能够指出的是，如果以足够长远的眼光看，则与相同收入条件下对于未将储蓄区别对待的所得税的预期相比，对于将储蓄区别对待的所得税的预期，将对连续若干年的国民收入造成更大的损失。

§11.上述§5区分的第二种财政工具是对遗产采取累进税制度，运用这种工具可以对富人征缴大量的税收。这种税收实质上等于对财产所带来的收入延期征收所得税，显然是将储蓄区别对待的。因此，对于这种税收的预期将会限制储蓄，而且会减少未来年份的国民收入。不过，由于它一般是在储蓄发生若干年之后才产生影响，所以产生的限制性影响不会太大。假设每年需要征税2 000万英镑。这可以通过对20万人每人每年征税100英镑（所得税）予以完成，或者通过在人们死亡时，假设平均寿命为20年，对每人征税2 000英镑（遗产税）予以完成。这两种方法的选择对于政府来说是等价的，但是对于相关的个人来说确实有所不同。正像人们对于所有未来的事物加以贴现一样，人们也会精确地贴现未来的赋税，并且如果人们知道某种事物要在他们死亡时才会到期的话，则会大大降低对于这种事物的关注程度，所以对于第二种征税的预期对人们所创造的资本数量的影响将是非常有限的。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遗产税对于资本创造的阻碍作用相对较小。激励资本积累的因素之一是财富所能带来的权力和威望。诚然，对于有子女或者希望有子女的，而且仅拥有少量财富的人们来说，这种动机并不非常强烈，抚养子女的意愿可能是最主要的动机，并且如果不是为了抚养子女，很多人是会选择提前“退休”的。不过，正如卡佛教授所说：“当一个人的积蓄超过了抚育后代并使家庭真正富裕所需要的数量之后，他进一步提高积蓄的动机就会发生变化。此时，基于筹划和权力的偏好，他可能从事企业经营，将积累的资本变为游戏的工具。只要在作为所有游戏者中的一员时他可以拥有这一工具，他就不会因为在他过世以后是国家而不是某位继承人将得到他的积累这一事实，而不再进行积累。”[10]
与此见解相同，已故的卡耐基（Carnegie）先生写道：“对于具有想要遗留大笔财富并且流芳百世的野心的阶层来说，将巨额财富移交给国家更具有吸引力。的确，这是一种高贵的野心。”对此，还可以引用沃尔特·拉斯诺（Walter Rathenau）的评述：“企业家的工作、担忧、骄傲以及奋斗的目标都紧紧地围绕着他的事业，即他的商业公司、工厂、银行、船厂、剧院或者铁路。这些事业通过簿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形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与企业家生死与共。为了使他的事业成为繁荣、健康、活力四射的机体，企业家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11]
因此，在未掌握存在的并最终必须缴纳的这些遗产税对于富人的储蓄究竟造成多大影响的情况下，国家是可能对巨额财产——特别是对遗留给非直系亲属的那部分财产——征收非常重的遗产税的。

§12.遗憾的是，这种分析的一般性结论显得模糊异常。整体看来可以明确的是，与从富人那里自愿性转移的预期不同，通过税收的强制性转移的预期将不利于国民收入，当这些赋税很重或者税率的累进速度很快时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并不能确定这些负面影响的大小，即便明了税收征缴的额度和税收制度的安排也是枉然。[12]

[1]
卡佛：《社会公平》，第142页。

[2]
参看凯德伯里：《产业组织的试验》，第17页。

[3]
米金：《模范工厂与农庄》，第27页。

[4]
凯德伯里：《产业组织的试验》，序言，第13页。

[5]
《经济学原理》，第9页。

[6]
参看《财政学研究》，第二编第10章。

[7]
《美国研究院年鉴》，1895年，第95页。

[8]
如果将收入用做储蓄的欲望比将收入用做消费的欲望更富有弹性的话，则可以证明将储蓄区别对待的所得税对劳动的限制作用比另一种更大些；反之，则更小些。但是，从长期的角度看，我们无法判断有关收入这两种用途的欲望哪一种更富有弹性或者更缺乏弹性。

[9]
参看本编第3章§8。对于某些人的储蓄征税将促使其储蓄增加的可能性，类似于对于某些人的劳动征税将促使其劳动增加的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储蓄或者劳动能够增加的最大数量，必须足以保证这些人有能力负担全部税收，即纳税人在纳税以后的可支配收入，与不征税情况下的收入相等。

[10]
《论社会公正文选》，第323页。费希尔教授甚至写道：“我相信，一般依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的美国百万富翁更多地存在着以下倾向，即考虑到将由子女继承他的百万遗产时是充满焦虑的。”（《政治经济学期刊》，第二十四卷，第711页）

[11]
松巴特：《资本主义的本质》，第173页。

[12]
关于不同种类的税收所产生的相对影响的充分讨论，参看《财政学研究》，第二编。

第10章　对于向穷人转移的预期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1.在转而考察向穷人那里转移的预期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时，我们立刻联想到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原有的《济贫法案》所带来的教训已经使人们忧心忡忡，担心对于公共基金救助的任何预期均会促使穷人变得更加懒散和浪费。我们往往——或者起码在战前是这样——听到人们对国家在住房、保险甚至教育等方面进行救助提出质疑，认为这实际上构成了对于工资的补贴，从而成为已被废除的斯比恩海兰德政策的翻版。这种结论源于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中所具有的缺陷，即在分析中潜在地假定向穷人进行任何一种形式的转移的预期，都与其他形式的转移的预期一样，将以相同的方式产生作用。实际上，不同形式的转移的预期产生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如果不考虑这一事实的话，就无法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不同形式的转移主要包括未助长懒散与浪费的差异化转移、中性转移以及助长懒散与浪费的差异化转移共三种。

§2.第一种转移是以接受救助者按照公平地代表个人能力的某种规格自行维持生计为条件的转移。对于这种转移，可以进行如下安排。首先，除去对其有利的任何资源的转移以外，根据“合理预期的能够自行提供”的必需品的数量对社会中的穷人加以分类。当然，设定的能力标准将依据机会各异的不同的人而调整。例如，来自于储蓄的收入，这是达到一定年龄的个人合理预期得到的保障，会随着个人生活状况的变化而改变。战前，周薪为12先令的某人因储蓄而获得每周1先令的年金，与周薪50先令但获得每周3先令的年金的某人相比，他的节俭便显得更加实在。根据某些权威学者所提供的分类范围和技巧，可以或者粗略或者精确地将不同的个人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在理想的情况下，可以为每人估算出标准的个人能力。其次，标准设定后，以生产活动达到所设定的标准为条件，将资源向穷人那里转移，可能还会根据超过标准的部分进行额外的转移。当然，没有必要对能力不同的人给予相同的补贴。一般来说，满足条件的比较穷的人与满足同样条件的不太穷的人相比，前者应该得到的更多。体现这种政策的各项措施，出于种种原因，已经被马歇尔所认可。他写道：“难道不应该对场内和场外作业工人的救助加强管理，使之能够鼓励节俭，并赋予财产很少但是仍然渴望尽力做好的人以希望吗？”[1]
实际上，这种转移所包含的理念是，一个能够达到甚至超过为其合理设定标准的人，应该比与其状况相似却未能达到标准的人得到更好的待遇。丹麦的老年抚恤金管理制度中大致体现了这种理念。为了获得领取抚恤金的资格，人们必须工作并且进行足够的储蓄，以便在50～60岁之间不再需要领取抚恤金。在这种体制下，虽然在提前为60岁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之后，社会上有可能出现不利于节俭、劳动和个人捐赠的倾向。但是，“在另一方面，只要人们注重为50～60岁之间的生活所需做好准备，便已经极大地激励了社会的节俭和个人捐赠。人生在这一时期的自立精神得以巩固，其积极效果得到加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将难度有限的且可以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努力予以完成的一份工作交付给虽然贫穷但却诚实勤劳的人，或者交付给愿意帮助他的朋友、以前的雇主或其他的什么人。很多人不敢尝试看起来无法完成的任务，当将这份工作置于某个群体可能完成的范围之内时，人们的勇气便会被激发出来，否则将会深藏不露”。[2]
毫无疑问，进一步实现这种转移的机会是存在的。显而易见，向穷人进行这种转移的预期将会提高而非降低潜在的接受者对增加国民收入所做的贡献。

§3.第二种转移是中性转移，它由满足一定条件的各项转移所组成，而且并不以潜在的受益者在经济领域内的主观行为而有所改变。于是，它包括通常的老年抚恤金制度（仅需满足达到某个年龄这一条件），普遍的抚育基金的发放（仅需满足拥有子女这一事实），或者为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某种必需品的普及性的馈赠。迄今为止，这些宽泛的措施尚处于构想阶段。但是，一些较为低调的中性转移的方式已经在实际的法律中有所体现。在这些法律下，是否给予救助并不取决于接受者的成就，也不取决于他的成就与估计的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估计的能力本身。沃德豪斯（Wodehouse）在1872年提交给济贫法案委员会的报告中区分对工资进行的救助和对收入进行的救助时，曾经谈到这种转移的基本理念。他写道：“对收入进行的救助显然不能脱离场外救助制度。于是，所有的工会都会对身体健康但需抚养子女的寡妇提供救助，并且很明显，所有救助都是通过安置这些寡妇洗衣、做零工或其他类似的工作，帮助她们增加收入来进行的。同样，我所访问过的几乎所有的工会，也都会对年老体弱者提供救助，这些人虽然无法从事常规工作，但是仍然可以完成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我认为，对于这两类贫困群体的救助不属于对工资进行救助的体系，后者在现行的《济贫法案》实施以前就已经普遍存在了。”[3]
战前许多贫民救济委员会向年老体弱的妇女以及抚育多个子女的寡妇提供救助，是更为接近上述理念的实例。人们似乎认为，大多数男工从事的常规工作，对于具有平均能力、能够全职工作并且没有任何拖累的劳工来说，可以提供相当充足的收入，但是对大多数女工从事的工作却不能提供充足的收入。一位具有中等能力的寡妇，即便没有子女，每日长时间的工作等等，也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并应对人生中经常发生的变化”。[4]
于是，我们接触到这样的评论：“一旦某个妇女被列入（接受场外救助的）名单之内，只要她没有道德问题，也不经常酗酒等等，那么她将永远不会被停止救助。她的收入可能会时而多些时而少些，但是救助却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只是在她首次提出救助申请时，会对她的收入进行调查，之后则几乎不会再进行调查了。某位官员将这种普遍存在的情况概括如下：‘我们从不费心去考虑妇女们的收入是多少。我们知道她们决不会挣到10先令。她们总是找到仅能挣得2.5先令的工作机会。’这说明，在并未就这些问题进行认真调查的工会中——即是说在绝大多数工会中——贫困的女工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并未因此而遭受打击。”[5]
1893年法国的《疾病救助法案》具有类似的性质。该《法案》规定，任何公社均应定期编制有权得到救助的患病人员的名册，只要患病人员不具备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的能力，就有资格被列入该名册。与此相似，同一原则也体现在英国的强制支付制度中（无论是通过收回贷款的方式还是其他方式），政府将从被判定有能力做出贡献的人那里收缴的款项，对已经获得医药帮助的人或者由政府机构抚养其子女的人进行救助。救助的数额并不等于贫民所获得的实际服务的成本，而仅相当于扣除贫民有能力自行负担的部分之外，期望从他人那里获得救助的估计值。因此，教育部的《552号通知》主张，当父母无力支付子女的全部餐费时，“最好在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支付一部分，而不是免交全部餐费”。[6]
换言之，应该完善政府对于不同家庭的救助工作，使救助的水平取决于被救助家庭自行负担的能力的估计值，并依据估计值进行反向调整。

§4.对中性转移的预期将以何种方式影响国民收入水平，取决于所转移的物品的种类。当然，这种物品一般被认定为货币。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看可能会认为，潜在接受者对于努力和等待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国民收入的水平完全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任何一位具有特定能力的劳工如果知道他每周将获得1英镑捐赠的话，那么他对第n个单位的货币收入的渴望程度会降低。但是他对于所要提供的第r个单位的劳动的厌恶程度会保持不变，或者额外的收入所带来的新的享受闲暇的机会甚至会使该项厌恶程度有所提高。因此，如果与往常一样提供等量的劳动，那么他对最后一个单位劳动的厌恶程度将超过他对相应的收入的渴望程度。于是，对于每周捐赠的预期将促使他减少劳动的数量，从而减少对于国民收入的贡献。这种影响的严重程度将随着捐赠数量的不同，以及（1）关于劳工相对所获得的不同货币数量的渴望程度的函数和（2）关于劳工相对所提供的不同劳动数量的厌恶程度的函数这两个函数的不同而不同，但是不管怎样，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劳工对于国民收入的贡献都将减少。

§5.然而，转移的也可能不是货币，而是其他形式的物品。如果不存在转移，接受者将用自己的收入去购买这些物品；或者不属于上述情况的物品，不过，接受者能够将其出售或者典当从而转换成货币的话，其影响则与货币转移产生的影响相同。但是如果转移的物品无法出售或者典当，而是为了满足某种不存在转移时接受者就无法得到的某种需要的话，则这种物品的转移将产生不同的影响。人们要求在行业中自行赚取的最后一个单位的货币能够满足同样的需要，从而对于该单位货币的渴望程度与不存在转移时的相等。因此，人们通过劳动或者等待对国民收入所做出的贡献并不会减少。可见，对于转移给贫民集体使用的公园或者私人享用的花卉的预期，将不会对国民收入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一结论对于转移一般的卫生设施的预期来说也是成立的。公共基金对卫生设施方面与对医疗服务方面提供资助，两者的立足点是不同的。正如济贫法案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卫生设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超出个人能力范围的，它是一种公共需求，必须提供给公众；而医疗服务是一种个人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是很容易实现这种需求的。”[7]
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的说法在对贫民子女实行免费的学校教育或者仅要求支付部分费用——当教育费用是由政府规定时——的问题上同样也是成立的。因为，某些人非常贫困，如果要求他们自己支付，他们没有能力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投入教育，因此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并不会降低他们对每一单位收入的渴望程度。同时，当子女接受教育时，其父母将失去他们所能获得的一部分收入，所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即使在提供免费教育的同时也提供免费的饮食，都无法减少其父母的生活负担，此时他们认为于己有利的劳动和等待对于国民收入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减少。在这些情况下，对于这种中性转移的预期将不会使国民收入发生变化。

§6.还有第三种可能性。由于某些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其他某些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密切相关，以至于赠送这些商品和服务将增加接受者对于相关的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因而增加了他对可能挣得的第r个单位购买能力的渴望程度，并最终增加了他为获得这一购买能力所愿意提供的劳动和等待。例如，有人认为某些初级学校对孩子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会使得孩子的父母更愿意与校方合作，这会对这些父母的生产工作产生有利的影响。我们引用佩特森《过桥》一书中的观点来说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目前学校用餐的问题集中于母亲这一方面。她对孩子接受教育漠不关心，缺乏与学校合作的意识，这使她有时只想得到好处，而不愿分担责任。她缺乏责任心并非源于为她所提供的少的这一事实，而是在没有她的情况下很多事情已经完成。只要她与子女的教育完全脱离，她就会处于长期的孤单状态，将每个委员会都视为天生的敌人，并放弃为她所提供的一切可能的机会。家庭作业、走访、报告以及所有加强学校与家庭之间自然联系的缺失，是父母责任心的真正敌人。没有一位母亲会因为子女受到他人的关怀而受到伤害，只要这种关怀能够提高她的境界并确保她与学校之间开展进一步的合作。”[8]

引自《奥克塔维亚·希尔（Octavia Hill）书信集》的以下内容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

我有时会梦想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我试图振奋贫困者的精神时”，我不是让冷酷的自立封闭他们的心灵，而是设法使他们能够帮助他人，并以此激发他们心灵深处进行自救的愿望，这正是我们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唯一基础。[9]

已故的卡农·巴尼特（Canon Barnett）也对上述观点予以肯定：

“例如，儿童乡村假期基金为城市儿童安排乡村假期活动并要求其父母承担费用，立刻激发起儿童家庭对乡村宁静和美丽的渴望，并形成满足这种渴望的新的能力。当父母们意识到这种假期的必要性，而且知道如何保证享有这种假期的时候，该项基金将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10]

考虑到这些情况后，资源的中性转移便有了适用的空间。对它的预期不仅不会降低国民收入，而且还由于它为劳动和储蓄带来了新的诱因，从而实际上增加了国民收入。

§7.现在我们讨论第三种转移——即助长懒散和浪费的差异化转移，这意味着给予接受者的帮助越多，他们自食其力的成分越少。所有的济贫制度中几乎都包含这种类型的转移，即确定一个最低的生活标准，不允许任何居民的生活水平低于这一标准。因为政府潜在地承诺，当达到这一水平的所有自食其力的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到该水平以下时，都将获得由政府提供的相应的补偿。所以，对于这种差异化转移的预期将大大削弱许多穷人自食其力的动机。因为，不论国家所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如何低，不能全部自食其力但是能够自行满足部分需要的人，与完全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会得到相同的待遇。所以，就个人的自食其力与个人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相互一致而言，助长依赖心理的差异化转移将严重地损害国民收入。

§8.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使得许多人开始考虑一些方案，以限制接受这种差异化转移的群体范围。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不应该有人忍饥挨饿，这只能通过进一步扩大接受中性转移群体的范围来实现，即不论每个人的收入如何，其基本需求都可以因此而得到实际上的满足。有关这一方面的动态，很好地反映在支持和反对一项普遍性的老年抚恤金方案的争论上。[11]
该项方案的支持者认为，如果所有超过一定年龄的人，无论收入如何，均能得到规定的抚恤金的话，就不会出现任何差异以促使某些人到老年时赚取低于其原本能够赚取的收入。然而，如果仅对那些超过一定年龄而且收入低于所规定的最大值的人支付抚恤金，则将导致那些原本能够在该最大值至该最大值外加抚恤金之和之间赚取一定收入的人，只能赚取低于该最大值的收入。同样，滑动抚恤金方案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不过影响程度略低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一方指出，根据上一章的推论，以税收的方式获得资金必然会对国民收入带来不利的影响。征收的资金越多，这种不利的影响越大。因为普遍性的老年抚恤金方案的开支必将大于有限性的老年抚恤金方案的开支，所以遭受到反对意见的攻击。几乎完全相同的争论，仅仅由于对优生问题的考虑而略显复杂，[12]
并在以下两种观点之间展开，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应该仅对有年幼子女且自身无力抚养的母亲提供补贴，另一种观点则支持“母亲捐助基金”。此外，在支持对初级学校的所有学生提供免费饮食的人与支持仅对父母无力支付餐费的学生提供免费饮食的人之间，也展开同样的争论。在最后一项争论中，还需要考虑学校在对两类学生进行划分时所造成的社会性的尴尬局面，以及在确定学生父母是否具有支付能力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13]
谋求争论中矛盾双方的均衡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并不需要在这里说明。不过，如果支持普遍性的抚恤金方案和普遍性的母亲捐助基金的观点——支持国家向每一个人发放最低生活标准，而不论其收入如何，以避免进行差异化转移的观点——本身被广为认同的话，则权衡利弊得失的工作将变得不再复杂。在这些情况下，毫无疑问，上述§7所描述的那种反应将产生很大的作用，从而使国民收入遭受巨大的损失。无论如何，现实的政治家都不会赞同那些不考虑人们的个别需求，而对大范围的群体提供普遍性的救助的方案。并不存在迫切的现实问题，促使国家一定要废除这种直接以接受者的实际财产为基础的差异化转移。

§9.正如我们以上所说，这些转移的预期必将损害国民收入。然而，如果在对接受者提供救助时附带一些限制条件的话，则可能减少这种损害。于是，为了有利于国民收入，应在何种情况下对国家救助附带限制条件，并且，如若决定附带限制条件，则限制条件采取何种形式最好等问题便应运而生了。为了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上述7§中的最后一句话，即有利于低收入者的差异化转移将严重损害国民收入。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是，个人的自我供给与个人对公民收入的贡献相对应。一般都假定个人的自我供给完全等于个人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因此个人自行总供给量的减少——对穷人进行差异化转移的结果——意味着国民收入等量地减少。这对于通过劳动所获得的收入，以及通过投资于产业并且之后并未收回的储蓄所获得的收入来说，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存在互助保险的社会中，根据过去对该社会做出的贡献，人们可以利用保险抚恤金的索取权获得收入。对于这种收入来说，上述结论便是不正确的。因为病人或失业人员以这种形式获得的收入，仅为用于生产性资本投资的储蓄的收入的一小部分。大体上，它包含其他人员从同期收入中做出的支付——以便换取一种承诺，即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得到同样的救助，但是这一部分只是实际收入的转移，就像朋友之间的馈赠一样，而不是创造出来了新的实际收入。事实上，穷人自我供给的主要部分，除去同期工作的所得之外，就是来源于某种形式的保险，尽管通常会被模糊地认作来源于储蓄。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由差异化转移对穷人同期工作的所得造成的任何阻碍，如果相应地造成国民收入减少的话，则对穷人工作以外的其他形式的所得造成的任何阻碍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减少要小很多。因此，对于无法得到这些收入而由国家提供救助的穷人附带限制条件，将不会产生任何作用。

§10.但是，对于同期劳动获得较低收入的人，实施有利的差异化转移是一件必须谨慎处理的事情。例如，众所周知，在必要的时候国家会将每个人的收入提高到每周3英镑，结果很可能使每个劳动所得低于3英镑的人都会变得懒惰起来，并且不获得任何收入将对他更有利。这必将损害国民收入。当然，其损害的程度，将取决于国家所规定的最低标准，以及自己所能获得的收入低于这一标准的人数。如果这一标准高于大多数人自己所能获得的收入，则这种转移所造成的损害必将是非常巨大的。济贫法案委员会在1832年所提出的建议中明确指出，“不能让所有身体健全的贫民的处境，等同于或者看起来等同于社会最底层的独立劳工的处境”——那些成年而且健康的普通非技术工人的处境。在那个时期，非技术工人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因此，如果保证每个人的待遇都优于这些工人的正常收入，则将促使大量的工人退出生产领域，而这些工人的总产出在国民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从而将对国家造成严重的威胁。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如果现在的最低标准相当于1832年非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也仅会对国民收入造成很小的损害，因为现在自己能够得到的收入达不到上述水平的工人的数量大大地减少了。即使最低标准高于目前非技术工人的收入，也将对国民收入造成较小的损失，因为目前非技术工人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少于1832年的水平。然而，很明显，对于国家来说，无论最低标准是否公开，只要高到足以影响大多数劳工的程度，则必将严重地影响国民收入水平。因此，这种情况将与附带限制条件的国家救助产生实质性的联系。当然，对于真正没有能力找到工作因而失业的人提供救助时，无须附带限制条件。他们虽然知道不满足这些条件则无法得到救助，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没有能力的状况。而对于不愿意寻找工作的人提供救助时，则必须附带限制条件，因为这些限制条件将提高他们寻找工作的主动性。但是，到目前为止，出于区分这两种人的实际困难，以及一般来说并不情愿严格对待前一种人的倾向，使得有关限制条件的安排并不令人满意。于是，形成了一种折中的方案，不是对一类人没有限制却对另一类人严加限制，而是对两类人均适度限制。诚然，这种方案使得无辜的一方免受压制，但却是以另一方受到大量庇护为代价的，因此是一种不够充分的限制。不过在若干年之后成立的职业介绍所形成了一种机制，人们通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检验有关失业并非自愿的辩解的真实性。对于某些职业来说，人们一旦得到工作，便可以“永久地保持”这份工作，如果职业介绍所未能为申请就业者找到工作，则可以暂时接受失业者的辩解，即相信他们是不幸的受害者，而不是懒汉。然而，对于临时性职业来说，劳工不断地摆动于就业与失业之间，就无法简单地运用这种检验。因为在职业介绍所帮助劳工找到这种职业后，劳工会工作一段时间，但是与实际需要他工作的时间相比，他可能选择不工作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必须认识这一困难，同时也必须承认，1918年11月停战以后，在英国政府提供免费保险的特殊时期内，许多人得到了失业救济，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原本是可以找到工作的。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无须怀疑，职业介绍所的发展已经可以使我们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区分无力找到工作的人和不愿寻找工作的人。因为可以完全排除对前一种人的限制，所以现在可以加强对后一种人的限制——需要加以限制的人，否则他不会合乎情理地在某一私人部门中持续工作——以使之真正有效。

§11.至于这些限制所应采取的形式，可以从英国《济贫法案》的实施中得到一些启示。例如，该《法案》明确指出，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劳动是非常重要的。在1832年递交给皇家委员会的证词中对于这种重要性做出了说明。某位证人在有关利物浦问题的备忘录中指出：“劳工的涌入造成住房紧张。有时出现来自普利茅斯的咸肉的供应短缺；当供应短缺时，便意味着穷人蜂拥而至，但是当他们看到门外挂着大量的咸肉时，便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再度处于游手好闲的状态。”[14]
基于同样的考虑，索尔福德市的审计长宣称：“为由于就业不足或者失业而申请救济的人寻找工作，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当找到的工作与人们过去习惯从事的工作不同时更是如此。在索尔福德，雇用劳工敲碎公路上的石块，在过去的两年中为城市节省了数百英镑。的确，很少有人愿意连续数日从事这项工作，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只要提出这项工作他们就会欣然接受。他们会主动找活干，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不惹麻烦。虽然存在例外的情况，即在其他人到来之前，如果他们手边的石头已经完全处理完毕的话，则他们会再次提出救济申请，而且政府当局也不得不给予救济。但是只要又有石头运到，他们便会再次主动找活干。”[15]
在白杨木工会近期的一份报告中，也介绍了同样的情况。但是，虽然强制性的劳动似乎是限制条件中的重要因素，但并非是充分因素。主要的理由是，很难迫使一个人在为济贫局工作时达到为私人雇主工作时所需要的强度。实际上，不可能为每个被救济的人在其本行业中安排工作，并且也不可能为每个人制定特定的工作标准，因此，必须设立某种一般性的劳动。同时，为每个人所设定的标准也不得不“适当地考虑其原有的本职工作、年龄和体能”。由于这些都不能客观地予以评价，“因此无法强制完成什么特定的工作。所雇用的人的能力是不同的，所以只能要求每个人必须完成看上去他能够完成的工作量。工作量的标准实际上是由这些不情愿的劳工自己制定的”。[16]
不能采用一般的解雇方式这一事实，使济贫局对于上述问题的防范一筹莫展。因而会出现潜在的受益者，如果某些人不愿意在私人行业中工作，并主动成为接受政府救助的人选的话，则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工作将不会非常艰苦。即使能够克服这方面的困难，由于济贫局所安排的工作具有确定性和持续性，从而减少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在其他工作中所承受的失业以及重新就业的风险、困难和成本，那么仍然比自谋职业更具吸引力。因此，对于有效的限制条件来说，除了强制性劳动之外还需要其他某些内容。富有经验的行政人员会认为，剥夺公民权（在英国已于1918年废除）以及冠以贫民称号的做法是不够的。对于那些需要维持生计却又不愿意自食其力的人，必须采用惩戒措施。这意味着可以对过度旷工之人给予拘留管制。在欧洲大陆各国，身体健全但因不愿工作而导致无法独立维持生活的人，将被长期拘禁在失业收容所中。在比利时，这种人在莫科珀拉斯囚犯隔离区可能被判处两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拘禁。[17]
伯尔尼（Berne）州的法律规定将这种人收容在劳动教养院六个月至两年不等。[18]
德意志帝国的《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19]
现在，有人强烈建议在英国也采用与欧洲大陆各国所采用的相同的措施。因此，关于流浪者问题的委员会建议：“应该通过法律界定习惯性流浪者阶层，而且此阶层应该包括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内，曾经触犯即将实施的有关流浪者的法律条款三次或三次以上的人，这些条款包括诸如露宿街头、乞讨、拒绝从事所安排的临时工作、拒绝或者忽视独立维持生计以及具备缴纳贫民税的能力等等。”[20]
如果可行的话，能否以“善待”这些人的观点来安排限制条件呢——结果必将适得其反——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习惯于游手好闲的人来说，这种“善待”，无论是培训、教育还是其他方式，都会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遭到限制。因而，采用拘禁措施是必要的。拘禁的采用——能够区分善恶的职业介绍所的发展使其变得更为可行——将使一种优于英国目前存在的限制有意逃避劳动的制度与国家的救助相互联系。然而，我们不能天真地期望这种制度会变得非常完善，从而消除对于差异化转移的预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国民收入水平的负面影响。

[1]
《经济学期刊》，1891年，第189页。

[2]
《丹麦及其老年贫民》，《耶鲁评论》，1899年，第15页。下面所引用的《关于英国失业保险法案的第一次报告》中的内容也与此相关：“在我国工会中有20家工会，对86 000多名会员实行强制性保险，自从该《法案》通过后，便开始未雨绸缪，为失业提前做好准备，凡是完成这项准备的联合会，会员人数都有显著增加。”（《白皮书6965》，第4页）可见，对保险所提供的帮助似乎已经激发起了个人的进取精神。

[3]
引自附录，第十七卷：《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白皮书4690》，第355页。

[4]
参看斯蒂尔·梅特兰先生和斯夸尔女士递交给济贫法案委员会的报告，附录，第十六卷，第5页。当然，在没有与妇女相关的职业的地区，寡妇的境况似乎尤其困难。在这些地区，“没有获得任何遗产的贫困的寡妇会立刻申请贫困救济，并在其寡居的生活中一直接受救济”。如果存在从事家庭劳动的机会，贫困的到来可能延迟，不过通常要以大大超过规定的最低工作时间标准的劳动为代价，有关此项最低标准将在第12章中予以说明（参看该报告第182页）。

[5]
参看威廉姆斯女士和琼斯先生递交给济贫法案委员会的报告，附录，第十七卷，第334页。

[6]
该《通知》第四部分。1910年该委员会在有关此项《法案》实施的报告中指出，从父母处实际收到的金额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主要源于下列事实：（1）许多地方的教育局有意限制对需要提供饮食的孩子们提供饮食；（2）在提供饮食的情况下，有能力支付餐费的父母不愿意将孩子送到餐费支付与否和饮食的质量好坏均没有差别的地方就读（参看巴尔克利的《学校儿童的饮食》，第107～109页）。此时，父母有能力支付餐费的孩子们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对于精神病人来说情况会有所不同，对于从亲属处得到巨额捐助的人来说情况也不相同（参看弗里曼的论文，《经济学期刊》，1911年，第294页及以后）。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对于无论支付费用与否均将提供的服务来说，实施强制性支付实际上难度很大。进一步反对“可收回贷款”方案的理由是，人们会将精力从努力进行生产中转移到设法逃避支付方面，正如博赞基特夫人所说的那样：“许多资金被随意浪费掉了，因为如果不花掉，这些资金也是落在收债人的手中。”（《经济学期刊》，1896年，第223页）

[7]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231页。

[8]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110页。

[9]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207页。

[10]
《实用社会主义》，第237页。

[11]
在1919年部门委员会《关于老年抚恤金方案的报告》中，清晰地反映出有关争论的情况。大多数委员建议取消领取抚恤金的财产限制，少数人对此持反对意见。

[12]
参看达尔文：《公共救助的种族效应》，第13～15页。

[13]
参看布鲁克斯：《劳工对社会秩序的挑战》，第228页及以后部分。

[14]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1832年，第161页。

[15]
同①，第162页。

[16]
《关于失业压力问题的委员会的报告》，引自贝弗里奇的《失业论》，第153页。

[17]
参看道森：《流浪者问题》，第136页。

[18]
同②，第179页。

[19]
同②，第193页。

[20]
《关于流浪者问题的部门委员会的报告》，第一卷，第59页。

第11章　对于穷人所购买的物品的补贴

§1.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直接的转移。此外，还存在着通过补贴或者本质上类似于补贴的其他方式所进行的转移。共有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利用征缴的税收收入，对主要由穷人购买的特定商品的全部消费给予补贴；第二种，同样利用征缴的税收收入，但是仅对全部消费中实际上由某一范畴内的穷人所享用的那一部分给予补贴；第三种，政府对价格进行干预，以便使富人在购买特定商品的同时也负担起穷人购买该种商品的部分成本。其中的第一种方式，可以通过世界大战期间为将面包和马铃薯的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而进行的特殊补贴加以说明。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仅当涉及的是第二编第17章中所确定的非转移性商品或服务时才是可行的。第二种方式在《爱尔兰劳工法》中有所体现。该《法案》规定，并不对相关地区的所有房屋的建造提供补贴，而仅对为劳工居住的房屋的建造提供补贴，同时在为应对战后住房紧缺问题而采用的更为一般性的规定中也有所体现。第三种方式可以由与具有垄断性的“公共事业”所提供的服务的相关特殊安排加以说明。无论这种服务是由私人提供还是由政府提供的，如果政府决定给予补贴，便能够强制性地将这种服务以某种亏损的价格出售给特定的穷人群体，并通过对其他人收取较之往常更高的价格来补偿这种亏损。这种方式在《有轨电车法案》中有所体现，该《法案》规定以特别低的费率为工人乘车提供便利的服务。为此，“伦敦郡议会公路局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估计，经营工人乘车服务的业务所造成的损失为每年65 932英镑”。[1]
另一方面，战前威斯巴登市所采用的政策也体现了这种形式的补贴。该市通过预付式电度表的方式——较为昂贵的供气方式——提供煤气，对房屋年租金低于400马克的住户，收取与以普通电度表的方式提供煤气相同的费用。[2]
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方法并不一定局限于垄断条件下所生产的商品或者服务。如果某种商品是不可转移的，或者被制作成不可转移的，那么政府便可以规定一个价格，要求任何从事这一指定行业或职业者，都必须按照规定价格向特定范畴的人出售所需数量的商品。其结果是进入该行业或者职业的人的数量将受到限制，直到从该处得到的预期收入——向穷人以及其他人出售该种商品的联合收益，其中其他人的买价是由正常的供求法则所决定的——等于与该处的困难以及厌恶感相似而且培训费用相同的其他行业或者职业的预期收入为止。当然，这样做意味着，在对受到优待的人收取低价的同时，对其他人收取了高于不强制实施低价政策时所通行的价格。

§2.所有这些方式都曾遭遇到同样的反对意见，即认为它们给实际状况相近的不同的穷人所带来的利益一定是不相等的。例如，努普教授曾经写道：“人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早上很早上班的工匠、机修工与散工能够享受特权，而在商店中工作的男女店员、职员和其他劳工，其经济状况并不比前者更好，却享受不到特权。”[3]
对此可以回答如下，如果某件事物本身是好的，则并不能因为它的部分的实现，就在它的整体的实现尚不可能的基础上要求它的整体的实现。然而，我们并不关注这一种反对意见或者另一种反对意见的有效性，后者指的是与前者不同的、更加流行的反对意见，它以公平性为出发点，尤其可以用来反对第三种方式的补贴，即认为这种方式将帮助穷人的成本强加到特定人群的身上，而不是强加到全体纳税人的身上。[4]
为了当前的目的，只要知道上面所区分的三种方式的补贴实际上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多个领域就足够了。

§3.这三种方式中的第一种必然属于，并且如果其他两种方式所选择的特定范畴的人群使其他人实际上无法通过补贴而进入受益者的范畴的话，则这两种方式也属于上一章§3中所解释的“中性转移”，而非差别对待的转移。因此，对它们的预期仅通过人们对货币的边际渴望而对穷人的生产活动产生作用。但是，它们与我们目前从某一方面考查过的那种中性转移不同。如果穷人对所赠物品的需求弹性小于1，则这些方式将在很小的程度上减少穷人的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如果该弹性大于1，则这些方式将在很小的程度上增加相应的贡献。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穷人对货币的边际渴望会降低，因为有更多的货币可以保留下来用作购买其他物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穷人对货币的边际渴望将会提高。事实上，补贴很可能用于需求比较强烈从而需求弹性比较低的物品。补贴的潜在受益者会逐渐变得懈怠从而对生产造成阻碍，这意味着将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民收入，虽然减少的幅度可能会很小。

§4.到目前为止，为了对穷人提供帮助，在补贴和中性转移这两种方式之间似乎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每个接受者所能消费的含有补贴的商品的数量是由政府规定的，如英国的自由的以及强制性的初等教育制度，事实便的确如此。如果该数量虽然并非由政府所规定，但是出于其他原因不随补贴的变化而变动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穷人养成了通过共同购买基金来购买物品的习惯，该基金各位会员所作的支付不会因为个人购买量的不同而不同。医疗俱乐部便是根据这种方式进行安排的。不存在任何理由促使该俱乐部的成员增加每年寻医问诊的次数，因为他作为会员应该支付的款项已经由政府代为支付。然而这些情况均属例外。一般来说，当给任何商品提供某种补贴或者补贴的等价物时，购买者由于考虑到补贴的存在，会比直接收到等量的货币津贴时购买更多数量的商品。资源通过这种方式从生产的自然途径转移出来，并且可以推断——当然，正如第二编第11章所解释的那样，这可能被特定的认识所改变——这种转移将对国民收入造成更大的损害，大于上一节所提到的额外的损害。如果这项补贴足够大，便可能促使含有补贴的商品的产量大幅度地增加，对于穷人来说，不仅以货币表示的供给价格，而且以满足感表示的供给价格，均将超过需求价格；或者换言之，他们由最后一个单位的消费所得到的经济满意感会低于生产该单位的产品所产生的经济不满意感。一般来说，对于补贴特定商品向穷人进行转移的预期，比等量的直接的中性转移的预期，给国民收入所造成的损害可能更大一些。然而尽管如此，补贴的方式有时仍然比其他的方式要好，不仅因为一些特殊的经济的或者非经济的因素会刺激对含有补贴的特定商品的消费，而且还因为它的“慈善”色彩并不明显，而是隐藏于补贴之中，与呈现于表面的直接施舍相比，对接受者自尊心的伤害要小一些。

[1]
努普：《市政贸易原理》，第266页。

[2]
《市政贸易原理》，第213页。

[3]
同②，第266页。

[4]
参看本书第四编第5章§7。

第12章　从富人那里向穷人转移的事实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1.在前面三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关于从富人那里转移的预期以及关于向穷人转移的预期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我们已经分析的这些转移，通过影响当年劳动所做的贡献，以及影响为满足当年的需要而在前些年所投入的资本设备的质量，会对当年的国民收入产生影响。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一年里——在任何一年里——基于这些预期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将处于某个水平。在该水平下又会出现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这一事实在之后的若干年里，又将在我们已经考虑的影响之上增加新的影响。因为当年国民收入的用途，除了基于预期所引起的变动之外，又发生了新的变动。为了当前的目的，可以将这些可能的用途划分为：提供富人的消费品、提供未来生产所需要的机器以及提供穷人的消费品。当发生资源从富人向穷人转移的情况时，消耗于第三种用途的收入将增加，同时，另外两种会减少。我们的问题是要确定，某年国民收入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上的变化将对以后各年国民收入的大小所造成的影响。

§2.如果没有发生任何转移，表现为机器形态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将对之后几年国民收入的增加做出一定的贡献。富人消费的那一部分，由于可以在生产中得到更有效率的利用，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这一点。然而，在富人之间，任何实际消费的减少并不至于明显地降低效率，当然如果沉重的赋税使其收入从5 000英镑减少到100英镑，则情况便会有所不同。因此，可以大致认为，在任何一年中转移给穷人的那一部分收入，即如若未被转移则会转化为资本的那一部分收入，是唯一会对未来的国民收入做出巨大贡献的一部分转移。这一部分转移的数量取决于所采用的征税的方式。在征收所得税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认定，每年所征收的2 000万英镑是对20万人每人征收100英镑而获得的；在征收遗产税的情况下，这一税额则是对1万人每人征收2 000英镑而获得的。无疑可以做出某种安排，使得这两种方式的本质相同。因为在遗产税制度下，每人每年可以向保险公司交纳100英镑，在其死亡的那一年再由保险公司代缴遗产税，而不是像在所得税制度下每年向财政部纳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以每20年为周期的资本所征收的税款，在征税当年之前或之后的不纳税的年份中，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提供。结果在遗产税制度下，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实际纳税年份从所积累的资源中取出用于纳税的部分必然远远多于100英镑，而在其他年份从所积累的资源中取出用于纳税的部分必然远远少于100英镑。然而，非常明显，随着从某年所创造的资源中取出用于纳税的部分的增加，人们的习惯将会受到影响，变得越来越希望将资源用做消费。因此，将会出现一种趋势，即纳税人用做消费的大部分资源将来自于通常用做储蓄的那一部分资源，如果这些资源还不够的话，则会通过出售资本予以筹措。当然，这后一种措施并不意味着以实际资本的形式向国家纳税，而是意味着其他人原本会将资源用于建造厂房和机器设备，现在却用这些资源购买纳税人不得不出售的厂房和机器设备，于是社会的储蓄总额会由于纳税人将原有资本重新投放市场而等量地减少。因此，一般来说，如果用间隔期较长而所征税额较大的遗产税取代间隔期较短而所征税额较小的税种，则意味着以这种方式转移的潜在资源，远多于征集等量资源的所得税制度下所转移的潜在资源。这种观点得到下列事实的进一步证实和加强，即在遗产税制度下，所选择的征税时间是指继承人取得一份完全新的财产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继承人不会认为其所得到的新财产就是通常所认为的“属于他”的财产了，他会将缴纳遗产税以后的剩余部分作为所继承的财产，并且不会用新的储蓄来弥补遗产税的征收所造成的相对原有数量的差额。在潜在资本的税收支付范围内，这一点也成立。然而，在这一方面对遗产税和所得税所进行的区分是次要的。即使是在遗产税制度下，当从富人处收缴一定数量的资源时，我们实际上可以肯定，其中的一部分来源于（可能通过保险费）富人收入中原本用于消费的部分。这说明富人收入中原本将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将不会因纳税总额的水平而减少。因此，如果穷人的投资，通过提高其生产能力所产生的收益，不低于实物资本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的话——即是说，大体上不低于正常的利息率——那么从富人那里向穷人所进行的任何转移，在不考虑前几章所讨论的影响的情况下，就其本身而言，定将提高未来的国民收入水平。

§3.在此我们必须承认，对于某些类型的穷人来说，任何资源的转移都不可能提高他们的效率。这些类型的穷人占道德、智力或者体力方面具有缺陷的人中的绝大多数。国内外失业收容所的历史以及英国为低能者设立的特殊学校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对于这些类型的穷人来说，实际上无法给予真正的治疗。“在被问及能否如实说明送往莫科珀拉斯的罪犯中有多大比例因此而在道德或交际方面有所改善时，收容所官员的回答是，他们进行的挽救工作很少能起作用”。[1]
这是不止一处看管非刑事罪犯的层次最低的一类人的收容所共同得出的结论。事实上，经济领域如同人之躯体，社会总是面对着一定数量的无法治愈的病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当我们发现他们时，所能做的顶多是立即消除他们寄人篱下、播撒道德疾病并且使子女步其后尘的可能性。社会对于残留的心灰意冷的堕落者、心智有缺陷的人以及其他的不幸者，仍然需要给予人道的呵护，放弃进行任何治疗是不对的，哪怕只能使其中极少数人的生活改观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们的努力主要应该是通过教育的方式，以及更进一步地，通过限制患有智力疾病或者肢体残疾的人生育后代的方式，从根源上消除这些缺陷延续的可能性。在真正的意义上使这些人痊愈，已经超出了人力所及的范围。对于那些并非由于遗传而身患疾病，虽然大半生的社会生活都很正常，但是却由于年老多病或者遭遇严重意外而丧失能力的人们来说，这种观点也同样成立。在这里，从投资的角度看，这些土地过于贫瘠了。将资源向这些人进行转移，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虽然可能会因为其他某些理由而显得很有必要，但是在提高这些人的生产能力方面，却不可能带来任何显著的收益。

§4.然而幸运的是，这些类型的穷人仅占所有穷人的一小部分。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穷人来说，其能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投资是能够产生真正的影响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可能认为在这方面得到的边际收益与真正的工业生产中所得到的边际收益相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一个能够精确调整的社会中，资本将投向对于不同的人所进行的抚养、教育和培训，而不论其出身如何。进行投资的方式如下，即已知现有资本的供给情况，对于不同才能所提供的服务的相对需求的情况，以及现有的行业的技术情况，使投资所产生的边际净产量价值处处相等。因此，在拥有的才能的类型相同但是大小不同的劳工之间，资本将更多地投向能力更大的劳工；而在才能的类型不同的劳工之间，一般来说，资本将更多地投向对其才能的需求更大的劳工。然而，有理由相信，经济力量的正常发挥倾向于不适当地减少对于一般穷人的投资，因此，投资于大多数（并非全部）穷人及其子女的资源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会高于投资于机器的资源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产生这种观点的理由是，穷人没有足够的资金对自己的或者子女的才能进行投资，同时，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下，拥有足够资金的其他人士也往往因为受到某些限制而无法对他们进行投资。在奴隶制社会中，或者在按照如下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制度中，即如果接受外界投资的人有时可以将其才能作为担保申请贷款的话，情况便会有所不同。但是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不存在任何简单的方法能够确保资本家可以获得他对穷人的才能进行的投资所产生的绝大部分收益。如果他们提供贷款，没有办法完全保证他们能够收回资金；如果他们直接投资，为自己的雇员提供教育，则也没有办法保证——除非他们是专利产品的生产商，所需要的劳动多少具有专业性，并且这种专业性劳动对于其他厂商来说毫无用处——他们的雇员在短期内不会辞职而去，即使存在这些保障，雇主也会预见到，工人们将会依据已经提高的能力，要求与效率成比例地提高工资的水平，从而将雇主投资的利益据为己有。实际上，对穷人进行投资所受到的阻碍，类似于对由富人承租而为穷人所有的土地进行投资所受到的阻碍。所有者没有能力进行投资，而承租人由于并不能确保其生活状况一定会得到改善，并且他的投资的私人净产量只能是他的投资的社会净产量的一部分，所以也不愿意将投资进行到国民收入所需要的那么高的水平。出于这些考虑，有理由使人们坚信，如果将适量的资源由富人转移给穷人，并且仅仅是出于尽可能地提高穷人的效率这一目的而对穷人进行投资的话，那么由于穷人能力的提高，这些资源所产生的以增量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收益率，将远远高于投资于机器和厂房的资本的正常的利息率。[2]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并不一定具备以下条件，即以生产效率最大的方式雇用穷人。因此，有必要对几类主要的转移所产生的影响分别予以考虑。

§5.首先，考虑以行业培训的形式对从成年、健全的工人中筛选出来的人员进行转移。这一阶层中总有一些人因为无法适应所从事的工作，所以收入特别低，但是他们的先天条件都很好，以培训的方式对这些人进行转移很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事实，这不仅表现在对战后的复员官兵所进行的特殊安排，还表现在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案》中。该《法案》第100款规定，如果在进行了测验和面试之后，“保险工作人员认为某位工人（经常失业）的技能或知识存在缺陷，但是有理由相信这种缺陷可以通过技术指导予以补救的话，则根据商务部的指示，只要保险工作人员认定对工人所进行的技术指导，最终将节省用于该工人的失业基金，他就可以动用失业基金支付技术指导所需要的全部或部分费用”。这项政策最为适用的人群，包括那些年纪不是太大，但是某些发明使他们曾经学习并从事的工作，现在可以由一些非技术工人借助一些自动化工具来完成，从而导致他们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变得毫无用处的人，还包括由于意外事故或者疾病丧失专业技能的人，以及由于时尚发生永久性的变化而受到伤害的人。用于指导这些人从事新的职业所花费的资金很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回报。还有一些人，他们拥有从事某项职业的才能，但是出于偶然或者任性而从事了其他的职业。如果能将这些人辨别出来的话，那么对其进行上述指导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这些人中应该包括那些生长在农村，适应农村生活，但是被城市的繁华所吸引而放弃了适合于他们的工作的人。不过，应该非常谨慎地决定接受农业培训的人选，他们应该是真正喜欢农耕生活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3]
这很可能是造成英国早期农业收容所实验失败的主要原因。劳工部于1925年在萨福克郡的布兰登和克雷顿建立的农业培训中心似乎非常成功。[4]
如果这些中心不是仅限于对失业者提供服务，而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开放，成为一般性的农业培训学校，并且具有产业特点而不是充斥着训导的氛围的话，那它们的作用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5]

§6.其次，我们考虑以医学护理和治疗的形式对遭受短期疾病困扰的人进行转移。如果这些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延误的救助相对来说是无效的——其健康状况很可能永久地恶化。提供医疗服务或者适当的食品可能防止其能力的大量丧失。当然，为了得到较好的结果，资源转移必须要充分，医疗护理或监督一定不能在较早的阶段就终止。基于这种认识，《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少数派的报告》严厉地谴责了英国济贫医院的管理：“对于每周从工棚以及济贫医院离去的数以百计的肺病患者和其他病人，并未设法到其家中跟踪调查，以确保病人采取最起码的防范措施，没有防范措施的话，疾病很可能在病人及其邻居中间泛滥。”[6]
然而，如果对病人进行合理的转移，则完全可以预期他们的能力会大幅度提高。

§7.再次，我们考虑以培训或养育穷人子女的形式对穷人进行转移。对此进行投资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年幼的子女为多种投资方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且正是在这一时期，贫困的家庭处于最艰苦的境地，这也是它最没有能力对子女进行投资的时期。在任何时期，极其贫困地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子女所占的比例，都远大于同一时期处于相同情况下的家庭所占的比例。因此，根据类似于朗特里（Rowntree）的贫困线所设定的生活标准，鲍利博士发现，在战前不久，“雷丁地区半数以上的工人家庭的子女在14岁以前的某些时期内，生活在无法达到上述生活标准的家庭之中”。[7]
戴维斯（Davies）女士对考利地区的乡村进行研究时也指出：“救济区中全部儿童的2/ 5甚至1/2来自于易于令人忽视的、最为贫困的1/8的家庭。”[8]
正如第一编第8章§6所述，这种情况在战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一方面源于非技术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另一方面源于每个家庭平均子女数量的减少。因此，在1923～1924年间，雷丁地区14岁以下儿童所在的家庭达不到上述生活标准的比例，从1/2下降到1/7（假定没有失业）。[9]
然而，即使如此，这种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1924年，鲍利博士根据收集到的五个城镇（北安普敦郡、沃灵顿、雷丁、波尔顿和斯坦利）的数据得出如下结论：“1/6以上的儿童在其青少年时期的一段时间里生活在（他所计算得出的）贫困线以下，其中较小比例的儿童连续多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人生最具有可塑性的阶段里，对这些儿童给予适当的帮助将有助于他们强健体魄的塑造以及活跃思维的培养，使之起码达到一般的智力水平，甚至掌握某项特殊的技能。

当然，要使这些转移能够富有成效，必须进行合理的实施。例如，花费资金对依然羁留在堕落的家庭中的儿童进行教育方面的投资是没有用的。如果他们在家庭中得不到妥当的照顾，则应将对他们的转移中的一部分，用于谨慎选出的他们可以寄宿的家庭，或者将他们强行送往某个机构或者职业学校。因此，济贫法案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均同意，必须将在父母接受救济的家庭中被忽视的儿童，强行送往“某个机构或者职业学校”，[10]
并且对于时进时出的儿童，必须动用权力将其留在这些机构，而将其父母拘留于收容所。[11]

同样，花费资金对营养不良以致无法学习而且学习仅是在破坏其神经系统的儿童进行教育方面的投资也是没有用的，甚至是有害的。[12]
对营养不良的儿童除了提供教育之外还应该提供食物，并且无须赘言，这种食物供给必须是经常性的，而不是在一周中对不同儿童偶尔提供两次或三次，甚至在假期也应该保持提供，否则将丧失之前工作的大部分成效。同样，如果在当时或不久以后，允许接受教育的儿童从事一项经研究证明有违教育初衷的职业，那么花钱对儿童进行教育方面的投资也是没有用的。我们有理由假定，目前对儿童开放的多种非技术性劳动，不仅没有使他们受到良好培育，反而使他们的能力降低，成为受害者。杰克逊在提交给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清楚地写道：“仅仅是手和眼睛的技巧并不能代表一切。我们必须加以训练与发展的是个性和责任感的强化，并且不仅是道德，还有勇气、精力、智力、坚定、韧性以及耐力。”但是，如果非技术性童工存在的局面没有改观的话，则这些一般性的素质无法有力地与之对抗。杰克逊提出了“男童搬运工很可能会破坏整个教育事业”的观点，并进一步说明，“人们普遍认为，沿街叫卖将使儿童的道德败坏。这并非全是未对儿童传授某种技术性职业方面的知识的问题，而是在儿童最需要接受教育的时候，却纵容他们从事败坏品德且摧残生命的工作的问题。”[13]
显然，如果要使对于穷人子女的教育富有成效，就必须在教育他们的同时剥夺或者至少限制他们从事这些工作的权利。

此外，就像对待病人一样，对儿童所进行的照顾也必须适当地予以延长。“将一个14岁的孩子置于一种并不适合的处境中，并任其自己照顾自己是不够的”。[14]
简言之，对儿童的能力进行投资，如果组织不当——如同其他组织不当的投资一样——产生的收益将非常有限，而组织得当的投资，尤其是对于天分不同的儿童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将更有希望获得高额回报。对具有平均资质的儿童开展教育的成果，也不会因此而大打折扣。在大量的工人阶层的家庭中，经常会出现具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对于这些孩子的投资所获得的成效，应该归功于对所有儿童开展普及教育所进行的投资。马歇尔曾经为此据理力争：“没有一种浪费能够比让贫穷父母所生的天才子女从事低下的工作而未被人察觉更不利于国民收入的增长了；没有一种变化能够比改善学校，尤其是改善中级学校，更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了。这些改善包括设立一项广泛的奖学金制度，以保证劳动家庭的聪明的子女能够不断求学深造，直到获得时代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理论与实践的教育为止。”[15]

§8.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考虑了以特定的形式对特定的穷人群体所进行的转移，并且我们已经发现，这些转移产生的收益有可能远大于对机器进行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因此，在能人的管理下，这些转移必将有利于国民收入。以控制购买能力这种一般的形式进行转移所造成的影响则不能如此简单地予以确定。主要的问题在于，许多穷人由于缺乏知识因而不能以最佳的方式对自己或者子女进行投资。对此，教育部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儿童的营养不良大多数是由于饮食不当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缺乏食物引起的。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城市中相对贫困地区的初级学校在改善学生健康状况的问题上，如果能够教育或者劝导学生的家长以更加先进、更加科学的方式将一定数量的开销用于学生的饮食，则将优于以等量的开销用在间歇性地提供营养上。”[16]
同样，博赞基特夫人认为，在朗特里所界定的贫困的3/9中，有2/9属于“二级贫困”。她写道：“问题的核心在于父母的无知与疏忽，他们并不缺乏生活得更好些所需要的财力。这种观点已经得到大量事实的进一步证实，即大多数的营养不良都是由于错误的饮食所引起的，而不是由于饮食不足所引起的。”[17]
显然，将无知与缺乏管理能力归咎于全体穷人完全是一种诽谤。我们必须严格区分收入虽低但却相对稳定的贫困家庭与家长从事临时性或间歇性工作的贫困家庭。后一种家庭的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一样缺乏计划性，从来都不知道每天或每周的收入将会是多少，因而无法较好地安排开支。而前一种家庭的情况是，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形成一种十分确定的生活方式。在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的开支计划，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十分合理及明智的，并且，如果他们的家庭和睦，妻子的工作负担较小，则他们的生活水平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虽然指责某些穷人缺乏管理能力是非常荒谬的，但是对于许多穷人来说，这种指责并不为过。从事物的本质上看，必然如此。花钱的技术永远不如赚钱的技术进步更快，不仅对穷人来说是这样，对所有阶层的人来说都是这样。人们对产业进行投资通常会求助于专家的意见，这些专家是相互竞争的，他们之中提供错误意见的人最终会被淘汰，但是人们对自己的才能进行投资则是由自己决定的。也就是说，并非由专家决定，而是在没有通过竞争加以选择的情况下进行的。企业自身范围内的事例很好地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为市场生产商品的企业家通常均会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因此，愚昧无知的企业家将遭淘汰，而具有该群体平均智力水平的人则可以继续做企业家。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不是用于市场销售，而是自己消费，则竞争的压力锐减，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家的能力标准将会降低。英国纺织业的发展历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工业革命时期，羊毛和亚麻的加工是与农民生活的常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棉花的处理则不具有这种联系。“在各个地方，人们都开始专业化生产，而不再将其作为家庭副业，以此来追求利益”。[18]
其结果是，棉花生产的技术改进和推广远快于其他纺织品。显然，花钱的技术得以改进的条件与家庭劳动所具有的条件相同，而与专业化生产所具有的条件不同，缺乏促进竞争的主要因素以及对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选择的能力。因此，米切尔教授写道：“家庭生活的限制有效地阻止了我们充分地运用智慧。高效率的家庭主妇具有条理性和控制力，但却不能将其应用到帮助低效率的邻居的工作中，使邻居杂乱无章的生活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些邻居以及高效率的主妇的丈夫会认为，对他们懒散生活态度的批评，无论是否中肯或者是否具有建设性，通通是多管闲事。同样，一位善于理财的妇女，也不能像有魄力的广告商令其倔强的对手屈服那样，强迫其不求上进的妹妹违背个人的意愿而采纳她的意见。因为有能力的家庭主妇并不能像有能力的商人征服平庸的客户那样，战胜懒散的但是却当家的丈夫。不同个人花钱能力的改进，被严格地囚禁于单个家庭的高墙之内。”[19]
在所有的阶层中，以及在穷人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对于不同的花钱方式所产生的相对（边际）利益，人们的无知的确在所难免。因此，下面这种想法是过于天真的，即认为以一般购买力的形式将资源转移给穷人后，穷人可以将这些资源应用到能够产生最大收益的领域。当问题非常严重时，穷人的能力的提高对国民收入做出的贡献，与由于资源的转移而未能进行正常投资，即如果没有资源转移则可能进行的投资，所造成的损失相比还要小一些。[20]
更为危险的是，从国民收入的角度看，以指定的购买力的形式对穷人所进行的资源转移，将会形成浪费。例如，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对英国许多地区实施的普遍救助表示不满，认为不过是“在长期地维护最为落后的社会现象和道德状况”。[21]
许多贫民救济部门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去了解接受者将所得之物究竟如何使用。[22]
“虽然存在某些例外情况，不过一般来说，贫民救济部门在发放失业救济和补贴时，并没有要求接受者告知哪怕最基本的生活状况。我们曾经见到有些接受公共基金的家庭，处于一种无法形容且易被忽视的状况，这些家庭的成员酗酒成性，生活毫无规律”。[23]

§9.根据这些讨论所能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能够对接受者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监督，则以指定的购买力的形式对穷人所进行的转移，将更可能有利于未来的国民收入。当然，必须非常谨慎地进行这种监督以及与其匹配的任何管制。必须充分认识到的是，人并不是机器，人的生产能力——更不用说人的做人的能力——是人的道德、体质以及环境的函数。如果作出的安排使当前比较受人尊重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四处流浪，居无定所，则他们的生产能力将遭遇危机。另一方面，如果在提供物质帮助的同时伴有朋友般的关心、慰问或者忠告，则他们将持续受到很大的鼓励并愿意从事生产和进行储蓄。经验丰富的卡农·巴尼特写道：“我知道曾经有过许多改革的计划，但是根据一十年的经验，我可以说，没有一项计划触及到了罪恶的根源，即是说没有一个计划能够使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形成一种朋友关系。”[24]
某些管理体制，如埃伯菲尔德（Elberfeld）和伯根（Bergen）的计划——它的基本精神在目前英国许多城镇快速发展的自愿性救助协会中得到了体现[25]
——采用了大量的人性化的措施，并且证明，即使纯粹从货币的角度来看，这种管理体制下所进行的转移，与依赖呆板的法规所进行的转移相比，也是一种更好的投资。这种观点强调了将主观能动性与政府对穷人提供救助的官方机制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性。

[1]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附录，第三十二卷，第17页。

[2]
应该注意到，如果转移的数量非常之大，造成有形资本的短缺可能会引起利率略有升高，因而在对穷人能力的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与对机器投资从而引起利率上升所带来的收益两者之间，人们必须加以权衡。

[3]
在欧洲大陆，“农业收容所与失业收容所不同，一般来说，它并不接受真正的失业者，即不接受那些并非出于自身意愿而失业的人。常客大多是懒惰的流浪者，他们在一年中最艰难的季节或者最不幸的时刻来此寻求庇护，以避免自己长期处于困境，或者被迫进入失业收容所”（《美国劳动局公报》，1908年，第76期，第788页）。

[4]
参看韦布：《英国地方政府》，第四卷，第692页。

[5]
参看《济贫局职能转变报告》，第26页。

[6]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少数派的报告》，第867页。

[7]
《皇家统计协会期刊》，1913年7月，第692页。

[8]
《英国的乡村生活》，第287页。

[9]
《贫穷减少了吗？》，第24～25页。

[10]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第620页。

[11]
同①，第187页。

[12]
参看巴尔克利：《学校儿童的饮食》，第179页。

[13]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附录第二十卷，第23～27页。

[14]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附录第二十卷，第188页。

[15]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213页。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对于与这种得到改善的教育投资没有直接关系的体力劳动阶层来说，这项政策也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因为能够胜任经理的人数的增加，将导致对于劳动阶层所提供服务的需求的增加，而且将前者排除出体力工人的行列，将造成对于劳动阶层所提供服务的供给的减少。

[16]
《白皮书5131》，第5页。

[17]
《体质下降与贫困线》，《现代评论》，1904年1月，第72页。

[18]
参看克拉彭：《剑桥现代史》，第十卷，第753页。

[19]
《退化的花钱技术》，《美国经济评论》，第二期，第274页。

[20]
可能会出现反对意见，认为在对产业所进行的100英镑的投资中，有50英镑或者更多的部分将用于发放工资，这也就是对穷人的转移。这是一种误解。当有100英镑投资于产业时，相当于100英镑的劳动和工具将用于制造机器；而当100英镑投资于穷人本身时，相当于100英镑的劳动和工具将用于制造穷人所使用的消费品。

[21]
《关于济贫法案的皇家委员会多数派的报告》，第102页。

[22]
同①，第267页。

[23]
同①，第750页。

[24]
《实用社会主义》，第104页。

[25]
参看斯诺登：《地方政府委员会关于救助协会的报告》。

第13章　国民最低实际收入标准

§1.当我们要确定在任何一年从富人向穷人所进行的一定量的资源的转移，以及对事实的预期是否增加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重视前几章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毫无疑问，可以制定出某种计划，使得涉及大量资源的转移能够完成，并且产生有利于生产的结果。由于这些转移普遍地增加穷人的实际收入，因此必将以一种毫不含糊的方式促使经济福利的增加。另一方面，对于国民收入不利的转移，通过讨论过程中所指出的各种影响方式，将会降低穷人的相对收入。并且，如果这种转移的数量保持不变，则很可能会造成穷人的年收入与接受的转移之和最终将小于没有转移时穷人自己能够获得的收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些转移也会以一种毫不含糊的方式对经济福利产生影响，但是这一次是对经济福利造成损害。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转移，表现出来的结果将不再是毫不含糊的。我们指的是一种逐年变动的转移制度，其方式如下：对穷人劳动所得的收入中减少的部分给予补偿。政府一旦制定出一种全国性的最低实际收入的标准——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的工资水平低于这一标准——便意味着采用了这种转移制度。因为制定这种最低标准，就是在实施一种差异化的转移制度，它将有可能降低国民收入，但是与此同时，它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加穷人的实际收入。因此，要确定这种最低标准将如何影响经济福利，就需要对上述两种反向的作用进行比较。

§2.在进行比较之前，对于最低标准的确切含义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不能将最低标准视为一种主观的最低的满足感，而应当视为一种客观的最低的环境条件。这种环境条件不仅包括生活的某些方面，还涉及各个方面。因此，最低标准规定了住房、医疗、教育、食品、娱乐、工作场所的卫生条件以及安全设施等等方方面面的数量和质量。更进一步地说，这种最低是绝对意义上的最低。如果某位公民能够在各个方面都达到这一标准，那么政府并不考虑他的主观意愿是希望放弃哪个方面。例如，政府将不会允许公民为了拼命储蓄而居住在不适宜居住的地方。的确，这种政策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对于政府来说，确定穷人应该如何将资源在各种相互排斥的需要之间进行配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人们的秉性和生活环境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以至于任何硬性的规定都无法令人满意。因此鲍利博士写道：“下面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穷人被迫（由于法律规定了住房的数量与质量的最低标准）支付高于其食物标准的住房标准，因此，如果降低穷人的居住条件而提高食品的质量，那么将很可能会增加穷人的收入。”[1]
我们必须认识这种危险，而且时代的公德心还要求我们必须面对这种危险。不应该允许任何人为了将某个方面提高到标准以上，而将其他方面降低到标准以下。同样，如果某位公民在所有方面都无法达到最低标准，但是通过将某个方面当前的水平进一步降低则能够促使他保持自立的话，则政府也不能以此作为袖手旁观的理由。政府不能准许任何地方的童工或者女工的劳动时间长度以及居住条件达不到最低标准的要求，尽管准许达不到要求，某些家庭就可以自我维持。而不准许达不到要求，这些家庭就无法维持，因为，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就不应该强求这些家庭必须设法自我维持。对于下面这种政策，即“准许贫穷的寡妇和丧失劳动能力的父亲让子女辍学以便干活谋生”[2]
，也无须多做争辩。儿童就业法案委员会是完全正确的，它宣称：“我们尤其受到震撼的是，有关目前在经济上依赖于童工的寡妇或者其他什么人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应该再以牺牲未来为代价以满足现在的需要，而是要通过更为科学、更为可行的慷慨的社会救助来解决问题。”[3]
同样的推理可以应用于常见的争论，甚至表现得更为有力，诸如应该准许妇女在分娩之前或者之后不久就参加工厂劳动，因为，如果不允许这样做的话，她们及其婴儿将受到贫困的冲击等等。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应该担负起某种责任，不是废除法律，而是保护那些弱者免于遭受不幸。

§3.真正的慈善家普遍认同的是，所制定的最低标准必须达到使任何人都不至于遭受极度物质匮乏的水平以上，并且必须完成为了达到这一水平所需要的从富人那里向穷人的转移，而无须顾忌这样做可能给国民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4]
通过分析可以证实真正的慈善家的这项政策，如果我们相信物质极度匮乏对个人所造成的痛苦将是非常巨大的话，则说明就整体而言这样做是有利于经济福利的，因为消除物质极度匮乏所带来的利益，与国民收入的减少所带来的不利是无法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比较的。因而，到此为止，并未遭遇严重困难。但是，我们的分析不能止步于此，仍然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经济福利是否会由于某种最低标准的制定而得到提高，制定什么样的标准可以使经济福利得到最有效的提高。现在，一般均承认，在达到物质极度匮乏的水平以上之后，收入的增量所带来的满意感的增量是有限的。因此，转移所带来的直接利益与国民收入的减少所造成的间接损害一样，二者都是有限的数量。并且我们上述问题的正确形式的答案应该是，将最低标准制定在这样的水平上，致使从富人那里向穷人转移的最后一英镑所带来的利益恰好能够抵消国民收入因此而减少所造成的间接损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福利可以得到最有效的提高。

§4.以这一形式的答案为基础，可以对某一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应当制定的实际收入的最低标准进行定量估计，这需要获得并分析大量的相关信息，而在目前的条件下，学者们尚无法做到这一点。因而，有把握给出的一个合乎实际的结论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全社会实际人均收入的水平越高，该最低标准应当予以制定的水平也就越高。当然，给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是，平均收入的每一次提高，都意味着无法以自身能力达到最低标准的人数的减少，并且，执行该项标准可能给国民收入带来的损害，不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也在减小。于是可以认定，当我们面对着艰苦环境下的拓荒者群体时，应当将最低标准制定在较低的水平上。不过，伴随着层出不穷的发明和发现，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对大自然认识的提高，这一最低标准的水平也应当与时俱进。因此，有理由认为，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只能给它的穷人提供较低水平的帮助，而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则可以给它的所有穷人提供较高水平的帮助。

§5.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必须明确富裕的国家的真正含义。从当前的目的出发，国家并非指政府，而是指人民。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用于帮助穷人的税收，取决于政府在其他方面必须提供的资金的额度。由此认为，为满足各年偿付战争债务的需要，英国预算显著增加证实了这一点，并且的确造成社会支出的大幅削减。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对于连续征缴8亿战后英镑年度赋税的预期，在阻碍生产方面所造成的间接影响，远大于对于连续征缴2亿战后英镑年度赋税的预期所产生的影响。但是这一点虽然正确，却仍属次要问题。重要的事实是，当利息是支付给国内的政府债券持有人时——当然，当利息实支付给国外的持有人时情况会有所不同——国家实际收入中没有任何一部分被直接消耗掉。资源只是在国内由一群人转移给另一群人。无疑，当一国需要偿还大量的源于战争的国内债务时，便表明资源已经用于战争，而没有用于建造资本设备并提高实际收入。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在人们战时借给政府的资源中，绝大部分并非来自于将要成为实际资本的那一部分，而是来自于人们对消费以及某些生产活动的节省，如果没有战争，这些节省可能不会形成。因此，即使作为国家对穷人提供帮助的能力的一种象征，战争的国内债务的规模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种能力的正确测定可以直截了当地进行，即比较实际收入总量与人口。当然，必须从中适当扣除不得不用于非生产领域的资源。因此，当国家必须将实际收入中的绝大部分用于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或者用于偿还国外贷款，或者用于建设维持国内秩序的机构时，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不过相对来说，作为规律，这些并不重要。与人口数量相关的实际收入总量才是关键因素。

§6.就联合王国的情况来看，1913～1914年国民收入总量的最佳估计值，按当时的价格计算，约为22.5亿英镑，扣除大约2.5亿英镑的财产税和所得税，以及大约2.3亿英镑的新投资，将剩余进行分配，如果能够实现平均分配而且在分配过程中没有损失的话，则拥有4个半人的代表性家庭将获得162英镑的收入。[5]
当然，事实上以这种方式将国民收入汇集起来，同时又未造成以货币表示的商品或服务的大量流失，是完全不可能的。不实现生产组织的巨大进步，这种进步是我们所希望的，但当然也是无法预测的，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英国的实际人均收入——我们尚无须过多考虑货币的通货膨胀问题——在未来几年内一定会比1913～1914年的水平提高很多。这些事实说明，英国目前的富裕程度，与以前相比，以及与现在的多数邻国相比，均处于绝对意义上的低水平。在当前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通过分配方式的调整为全体国民提供真正高标准的生活水准。因此，如果社会改革家需要仰仗财富分配方式的改进——有别于生产方面的改进——才能大展宏图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失望。现在所制定的全国性最低标准可以合理地高于一个或半个世纪以前的水平。但是，由于人均国民收入并没有增加，所以国民最低标准也不可避免地被限定在一个可悲的低水平上。

§7.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评述另外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最低标准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英国禁止许多反社会的行为，如雇用女工在晚间工作，使用没有防护措施的机器，建造没有适当安全设施的工厂，以及工作时间过长，等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仅在英国禁止这些行为，与所有工业国同时禁止这些行为相比，使我们付出了更大的实际成本。支持这一观点的时髦的理论是，一国单独施行这种政策将会造成大量的进口，从而摧毁该国的工业。但是这种说法并未考虑到的是，事实上，在某些众所周知的条件下，如果未能实现出口的大量增加，进口是不可能长期增加的，因此，英国的工业整体并不会像这些人的想象那样受到损害。不过，千真万确的是，如果仅仅一个国家发生某种阻碍生产方法改进的情况，则该国将会出现就业安置能力下降、资本和劳动外逃的趋势。如果各种要素均以相同的比例外逃，则该国工业的规模将相应地减小，而支付给每单位要素的报酬却基本保持不变。国民收入的减少不一定与生产的减少等量，因为资本家虽然将资本投到国外，但自己却仍然居住在国内，并且在国内取得收入。由于资本——我们假定有关征收双重所得税的问题，已由国际或国内协议的签署而消除——比劳动的流动性大，所以不妨假定资本将以更大的比例外逃，并因此而减少每位劳工的收入。不论以什么方式揭示变动的细节，很明显，受到影响的国家的经济福利将很可能会减小。应该看到的是，不能通过对劳动立法尚不完善的国家征收进口关税的方法与这种损害相抗衡，否则便会事与愿违，征收这种税会影响本国的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正常配置，从而一般地会减少国民收入，并使上述损害加重。然而，如果通过国际劳动立法使较高的最低标准所形成的障碍扩展到各个主要国家的话，则资本外逃的危险会被消除，但要以我国商品与外国商品的交易条件略受损失为代价。

§8.基于这些考虑不难推断，国际劳动管制立法的推广——这些立法本身是合乎理想的，同时又对工业的发展产生实际的阻碍虽然以不同于通常所想象的方式——可以减少，单独进行管制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某一国家能够说服其他国家与其采取同样的行动，则可以轻易地消除这些措施或者过程的弊端；并且，当这些措施着重影响到某个行业时，该行业中的人们通过签订国际协议不难对其予以否决，我们相信，对于这些当事人以及社会全体成员来说，这一点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国际劳动立法机构的发展，将为工业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许多方法的改进，根本不能成为真正的障碍，但是由于它对效率以及纯利产生影响，所以被广泛地视为一种障碍，并且如果没有得到外界的激励的话，则谨慎的政治家将不会轻易地采纳这种改进，且越是如此，这种改进所能带来的利益就越大。国际社会可能会经常提供这种激励，赋予社会进步缓慢或者特权阶层的权力过分强大的国家的改革家以力量。例如，毫无疑问，1906年《法意条约》的签订，就间接地激励了意大利政府，使之着手对《劳动法》的执行与监管进行全方位的改进。同时，期望国际杠杆能够发挥比其所能发挥的更大的作用也将是一个错误。制定国际化的最低标准，为确保获得广泛的认可，将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大多数进步国家本身的最低水平。如果习惯性地将这种国际化的最低标准看做是本国的最高标准，这将是非常可悲的，因为这将阻碍领先国家的发展，并且间接地阻碍整个世界的发展。就像一位优秀的雇主在赞同《工厂法案》的同时，会将自己工厂的相关标准设定在法律所规定的水平以上一样，一个优秀的国家将比遭受国际制裁的国家更热衷于维护本国的法律。[6]

§9.对于最后的结论应该再进一言。不管第一编第9章如何讨论有关财富的增加对生活标准可能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我们都必须承认，由于政府制定有效的国民最低标准，必定在实质上（如果不只是在名义上）有利于大家庭因而具有差异性，所以将在一定的程度上促使穷人出生率的提高。有理由相信这种趋势并不非常明显，因为受到影响的人，主要是家庭的规模并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因素的人。然而，对于与此相关的另外一种趋势却无须多作说明。如果仅有一个国家制定有效的最低标准，则其他国家中相对低效的穷人将被该国的救助所吸引而移民该国，从而使该国的人口大量增加。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则数量日渐增多的移民的消费将超过他们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该国的本土居民为了维持这些移民的生计将承受日趋加重的负担。因此，当一国制定了高于邻国的最低标准时，禁止那些不借助公共基金的救助就无法达到该项最低标准的外国人移民本国，将对本国有利。因此，白痴、低能者、残疾人、乞丐、流浪者以及年龄高于或者低于某一标准的人将会被排除在移民之外，除非他们是与有能力供养他们的亲人一起，或者通过可以获得足够收入的个人投资申请移民才行。[7]
然而遗憾的是，建立一种既能够排除“不理想的”移民，同时又不发生排除“理想的”移民的错误的机制，是非常困难的。

[1]
《社会现象的计量》，第173页。

[2]
参看亨德森：《美国的工业保险》，第301页。

[3]
《报告》，第15页。

[4]
人们有时会认为，本书前面所讨论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可能使某些人达不到这一最低标准。作为分析问题的一种观点，这样说是无可厚非的，劳动能力的提高实际上等同于供给的增加，因此会引起质量一定的单位劳动的实际工资略有下降。然而，鉴于一般的劳动需求弹性的特点，由于这种变化而造成的自食其力的能力没有得到改进的劳工的数量一定是非常少的。

[5]
参看鲍利：《工业产品的分配》，第20页及以后部分。

[6]
1919年的国际劳工会议在讨论《妇女就业公约》时制定了较高的标准。该项《公约》的每一条款都分别落后于某些国家所采用的标准，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现行法规符合该项《公约》的全部要求（赫瑟林顿：《国际劳动立法》，第90页）。

[7]
有关这一问题的相关法律的概要，参看格伦塞尔的《经济保护主义》，第281页及以后部分。

附　录

附录一　承担不确定性是一种生产要素

§1.在经济学的讨论中，人们习惯于将自然所提供的服务、等待以及各种智力和体力劳动一起归类为生产要素。当所有的未来事件都可以被完全预测时，这样的归类是非常妥当的。不过，实际上，未来事件并不可能被完全预测；相反地，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当其处置处于等待状态的资源时，这些资源都承担着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资源将被投放到其结果不可预知的用途中。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上面提及的生产要素之外，还应该把承担不确定性列入其中。

§2.实际上，这种分类方式并不被广泛接受，因为承担不确定性和等待密切相连，在分析中将二者加以区分的可能性不大。然而，通过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并非是必然的或者是固有的。事实上，这两者往往被同时发现，但它们本身并不是一回事。为此，不妨设想某人有一个花瓶，这个花瓶本身价值100英镑，但是打碎后则一文不值。再设想花瓶的主人知道这个花瓶中装有某物，可能是具有从0～250英镑之间等概率价值的任何物品。所以，如果他打破这个花瓶，则他可能损失100英镑，或者获得150英镑，而且这两种情况发生的概率相等。因此，他的机会的实际价值为25英镑。如果有100万人处于与他相同的状况，而且都选择打碎花瓶，则他们的财富总价值将很可能增加2 500万英镑左右。换言之，这100万人的劳务，在承担每人所持有的100英镑的不确定性时，即机会均等地变为价值在0～250英镑之间的任何物品时，是以可能使国民财富额外增加2 500万英镑为代价的。这个例子说明，不确定性的承担尽管往往与等待相互联系，但是在分析中还是与其颇有差别的，并不真正需要寻求与实际生活相距甚远的事例。如果某人签约，于六个月之后供货100蒲式耳小麦，他心存侥幸，希望能够在交货日以低于合同的价格买进小麦然后交货，则这个人就像打破花瓶的人一样，虽然承担了不确定性，但却没有付出等待。因此，可以将承担不确定性视为一种独立的而且基本的生产要素，与人们所熟知的其他生产要素地位相同。

§3.把承担不确定性视为生产要素，有两点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对于第一点可以作如下分析。众所周知，生产要素通常都是二维的，即任何生产要素的一个单位只能表示为由一定的时间所确定的某种实际量的乘子。于是，等待的单位可以理解为英镑/年，劳动的单位可以理解为劳工/年。[1]
因此，如果要把承担不确定性视为与等待、劳动处于同等地位的生产要素，就必须把它与时间相互联系。但是，与等待和劳动不同，承担不确定性本质上与时间无关，在纯粹理论的范围内，它可能瞬间完成。因此，相对于一定的时间段，承担不确定性的某种数量的这种表述，乍看起来似乎只不过是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短语。然而，这一难题可以由事实所排除，实际上任何承担不确定性的行为，都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通过一个时间的过程才得以完成的。例如，一个股份公司的创始人所承担的不确定性，直到公司上市才得以解除，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使我们可以赋予承担不确定性与等待和劳动同种形式的单位。这个单位是1英镑所承受的某种形式的不确定性，在一项活动中得以完成所需要的时间与一年的比例。如果1英镑在一年之中连续承受这种形式的不确定性，在活动中得以完成所需要的平均时间为10天的话，则相当于包含10/365个这样的单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已经得到了承担不确定性的单位，它与等待和劳动的单位一样，是二维的。这样，本节所讨论的难题才能得以解决。

§4.第二个难题源于这样的思考。劳动和等待都提供客观的服务，对劳动和等待的选择因人而异，但是这种服务本身，对于每个人则都是相同的。然而，承担不确定性，本身就属于一项主观上的判断，的确，它也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但是这些外部条件对于具有不同性格并掌握不同信息的人所产生的作用完全不同。因此，在完成任何经营的过程中所承担的不确定性的量，不仅取决于经营活动本身的性质，还取决于承担不确定性的人的性格和学识。但是，这种概念不能满足我们所作分析的对称性要求。如果要与劳动和等待真正处于同等地位，则我们必须客观地定义不确定性的承担。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任何给定资源的投资所承担的不确定性指的是，由具有典型性格和学识的人完成这项投资所承担的不确定性。如果投资是由那些在主观上对于任何信息都不产生不确定性感受的人，或者是由那些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从而完全消除了主观上的不确定性的人予以完成的话，则我们应该说，并非他们所承担的不确定性较小，而是一定量的不确定性已经由性格和信息所决定的某位优秀的风险承担者所承担了。必须承认，在定义我们的重要术语方面，存在着武断性和主观性，不过这是很难避免的。

§5.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承担不确定性像劳动一样，是一个包含有很大一组，而并非单一的生产要素的概念。不过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需要进行讨论。就像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劳动一样，不确定性也有很多种类，它们存在于许多不同的预期收益的分布中。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资源便承载着这些不确定性。一个预期收益的分布可以用如下的图形予以描述：

图1

沿着基础线OX标示出1英镑在该项分布所承受的不确定性可能产生的所有收益率，与OX上的每一点相对应，垂直成比例地确定实现相应收益率的概率值，连接这些垂线的顶点就可以得到此图。显然，任何预期收益的分布都能够由这种方法所确定的曲线加以表示。不仅如此，我们可以对可能出现的分布的主要类型进行分组。在OX轴上确定点B，让OB代表该曲线所表示的收益机会的精算价值，或者换言之，OB等于每一纵坐标与对应横坐标的乘积之和再除以所有纵坐标之和，并设过B点的垂线与曲线交于H点。同样，在OX轴上确定点M，让OM代表相对于所考察的预期收益分布来说最有可能实现或者最“经常”出现的收益水平，并设过M点的垂线与曲线相交于K点。首先，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依据是否对称对曲线加以区分，如果BH与MK重合则曲线是对称的。对于对称的这组分布来说，如果在任何分布中1英镑承担风险的收益的精算价值为r，则对于所有h值，获得收益为（r－h）和（r+h）的概率相等。对称的这一组包括所有其他的分布。只有满足以下条件分布才有可能对称，即1英镑所承担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收益不能大于1英镑，因为根据常识，1英镑所承担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损失不可能大于1英镑。其次，在对称的这一组中，我们可以将曲线进一步划分为离散型，如同张开的雨伞；或者趋中型，如同收拢的雨伞。前者表示该项分布的实际收益与最可能实现的收益之间的离散程度较大，后者表示该项分布的实际收益与最可能实现的收益之间的离散程度较小。最后，在不对称的这一组中，我们需要区分MK处于BH的右侧与左侧时的两种情况。当MK处于BH右侧时，表示该项分布很可能决定一项稳健的投资收益，获得较小收益的可能性要大于获得较大收益的可能性，很像提供大量的小额奖项而仅有一两项空奖的彩票。同样，如果借给某人1英镑，且有96％的机会全部收回；有1％的机会收回10先令，有1％的机会收回5先令，还有2％的机会全部未能收回，
则这一分布的精算价值是　英镑，最有可能实现的收益为1英镑。当MK处于BH左侧时，表示该项分布所决定的最有可能实现的结果是一项较小的收益，不过获得较大收益也是可能的。这种分布很像普通的彩票，仅提供很少几项大奖，以及很多项空奖。当然，我们还可以对上述两种情况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许多分布的预期收益不能用连续的曲线加以表示，而只能用相互分离的各点来表示，点与点之间的缺口处与不可能获得的收益相对应。

§6.各种分布的预期收益不同，代表着不同种类的不确定性。初看起来这似乎否定了前面各节将承担不确定性和等待等同视之的论述。因为等待是划一的事物，而承担不确定性却是一组不同的事物。而且，等待供给的变化的含义是清晰的，但是我们却难以理解承担不确定性供给的变化。不过，这一自然产生的难题却也容易解决。因为承担不确定性毕竟与劳动有非常相似之处，劳动一般具有大量不同的种类和性质，这一事实并没有阻碍我们在使用等待的概念的同时使用一般的劳动的概念。为了使这一个过程合法化，我们需要做的是人为地选定某种具体类型的劳动作为我们的基本单位，再以基本单位相对的市场价值为基础，衡量其他类型劳动的数量。通过这种方式，任意时期内供给和需求的所有不同种类的劳动均可以用一个数字加以表示，与某种人为选定级别的劳动数量相当。对于承担不确定性来说，可以采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我们不妨人为地选定某项分布中1英镑承担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收益为基本单位，再以其相对的市场价值为基础将其他的不确定性缩减为与这一基本单位相当的数量。只要理解这一点，便立即克服了将承担不确定性与其他生产要素等同对待时所遭遇的巨大障碍。

§7.在克服了这些障碍以后，不同行业的人们所提供的资源的各种不确定性转化成某些有代表性的预期收益分布所承担的不确定性之后，便形成承担该项分布的英镑的需求表和供给表，恰好类似于承受“等待”的英镑的需求表和供给表。相对于一定数量的英镑承担不确定性的需求价格或者供给价格是超过供给或者需求如此明显的1英镑的精算价值以上的部分。相对于不同的承担不确定性的数量，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当然也是不同的。相对于某些数量，供给价格将为负值。达到某一点之后，人们将进行赌博，因为他们喜欢这种刺激，即使人们知道，从总体上看，他们很可能会输钱。虽然某些数量的承担不确定性像某些数量的劳动一样，即使没有预期的回报，对于产业来说也将是唾手可得的，不过，在目前的条件下，对于这些要素来说，所需要的总是多于所能得到的。主要原因是不确定情况下的精算的100英镑货币所产生的满意感，大大小于确定情况下的100英镑货币所产生的满意感。这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笔90英镑的收入加上一笔110英镑的收入，比两笔均为100英镑的收入产生的满足感要小。因此，相对于现代产业实际使用的承担不确定性的数量，其供给价格像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一样为正值，并且决定承担不确定性的价格或者价值的一般条件，也与决定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的条件相同。

§8.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为承担不确定性的需求和供给所做的支付，与风险行业中成功人士所获得的额外利润并不是一回事。不确定的事业就是风险性事业。不过风险一词一般是指获得的收益小于精算的可能收益的机会。这一点必须以获得比精算的可能收益更大的收益机会予以补偿。即使对于承担不确定性无须给予支付，在风险性经营中一项成功的事业仍然需要获得额外的利润，以此弥补失败的事业所蒙受的损失，否则，该项经营的投资者整体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将低于正常的收益。因此，对于承担不确定性是存在支付的，不过这项支付并不是成功者所获得的超过正常水平以上的全部收益，而仅是其他相关的被淘汰出局的失败者的损失中未被超额收益所弥补的部分（一般很小）。

§9.下面必须考察——我们延续§4的思路——有关承担不确定性的供给问题，正如定义客观地所指出的那样，能够使拥有更多知识的人替代学识浅薄的人去经营风险型企业，都将使承担不确定性的产品供给有所增加。能够将风险转移到专业人士肩上的任何组织形式——对粮食价格进行套期保值，将风险由农民身上转移给投机者的产品交易所；将风险由银行家转移给票据经纪人的票据贴现大厅；将风险由生产商转移给专业出口商的出口代理机构，等等，都具有这种作用。除此之外，当风险由富人承担而不是由穷人承担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因为，假设一个人拥有（x+100）英镑，在承担5％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他有相同的机会获得（x+105）英镑和（x+95）英镑。但是有理由相信，一般来说，不仅仅是对额外一个单位的资源的欲望会随着占有资源数量的增加而递减，而且这种欲望递减的速度也会随着占有资源数量的增加而递减。由此可以推断，x的数值越大，则因承受上述机会均等的不确定性而不是持有确定的（x+100）英镑所损失的满足感就越小。

§10.就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承担不确定性可以促使技术效率的提高。使技术效率真正得以提高的关键环节，是建立在现有知识基础之上的预测，总体来说，对于某种集合整体进行预测，将比对于集合中的个体进行预测更为准确。当然，如果集合中的个体相互联系密切，总是保持行为一致的话，则另当别论。但是，在许多集合中，某些个体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在假期中，室内娱乐经营者的盈利很大还是很小是不确定的，因为天气状况是阴雨还是晴朗难以确定。由于相同的原因，室外娱乐经营者的盈利状况也是不确定的。不过，当把两者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相当准确地进行预测了。[2]
在汇率浮动的条件下，两国之间的出口商和进口商的情况与此相同；在国际贸易签约至交易完成的这段时间内，汇率上浮或者下浮，将使进口商与出口商受到相反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建立某种机构，将相互补充的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合二而一，就可以使之彼此中和或者抵消。当个体之间不存在互补关系的时候，合并也可以减小不确定性。即使个体是相互独立的，这样做也会产生较小的抵消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人们熟知的误差正态分布定律的推论，“一项平均数的精确程度与其所包含的项数的平方根成正比”，可以预期，合并将减小不确定性。[3]
这意味着，如果将100英镑用于一项指定的风险投资，有相同的机会获得多于95英镑而少于115英镑的收益的话，则将100英镑分配给100个相同的投资，并且影响投资的各项因素都是相互独立的，将有相同的机会获得多于104英镑而少于106英镑的收益。如果仅有部分因素是独立的，而部分因素是共同的，则与进行单项投资相比，投资收益的分布区间很可能会大于{104，106}英镑，但仍然小于{95，115}英镑。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有100个人，每人拥有100英镑用于投资，而且每个人将投资分别投入100家企业，则整体所承担的不确定性的总量比每人将投资集中投入一家企业所承担的不确定性要小得多。然而，这些投资整体的效果，实质上是相同的。因此，无论不确定性彼此相互独立的程度如何，将它们加以合并，结果都会减小承担不确定性的数量，或者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那就是承担不确定性这一因素从技术上变得更有效率了。[4]
商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道理，很早以前就把保险以及基于变化的投机性交易作为经营的基础。因此，某些商业活动中的投机因素的分散化，以及向相对少数的投机者的集中化，不仅改变了产业所需要的承担不确定性的分布，而且减少了承担不确定性的总量。在现代，这个原理的应用范围从三个方面被极大地扩展了：第一是法律方面的变化，即承认联合股份公司拥有有限责任的特权；第二是经济方面的变化，即有组织的投机市场的发展；第三也是经济方面的变化，即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发展。现在将考察这三个方面的变化是如何促进上述原理的运用的。

§11.只要责任是无限的，人们分散投资的兴趣就会受到抑制。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他就增加了可能对其资源提出无限追索的地点。英国在1862年颁布的《有限责任法案》和其他国家的相关条例，使进行分散投资同时又不增加风险成为可能。不仅如此，自身即由有限责任武装起来的中介机构的发展，使拥有极少资源的个人也能够分散风险。由于工商企业最小的股份基本上都是大于1英镑的，因此，小投资者直接分散风险的能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储蓄银行、兄弟会、工会、房屋互助协会、合作社和信托公司等等——它们都是有限责任的结合体——可以像大资本家一样处于优势地位。有限责任制度的优越性不仅仅体现在分散投资方面，它也能使广义的风险分散和风险合并成为可能。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每一家企业都需要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与若干家企业相互往来。如果其中一家企业损失了100万英镑，则在无限责任制的条件下全部损失都将落到本企业的股东与合伙人的头上，除非他们有足够的资源进行应对，但是在有限责任制的条件下，其中一部分损失将分摊到多家企业的股东与合伙人身上。因此，企业的每一位股东都将不确定性中适当的一部分在本企业加以合并，而将适当的另一部分与其他企业的不确定性加以合并。由此可以推断，投资于产业的正常的100万英镑由于经营失败被迫承担的不确定性的分布仍然可以进一步地缩小。通过将经营失败的企业的一部分实际成本转移给外国人，有限责任制度赋予一个国家的这项利益，可以进一步增加，并且不同于任何直接的国民利得。

§12.有组织的投机市场的发展，使承担不确定性由生产阶层转移给投机者，并在投机者手中抵消掉绝大部分。于是，签约在数月后按照议定的价格交付面粉的面粉商，可以在签约的同时买进“未来”的小麦以保护自己。其后，当面粉商需要小麦进行加工时，他可以以现货价格购进各种级别的小麦同时售出期货。同样地，农民可以在前期售出期货以保护自己，之后在现货市场出售真正小麦的同时，在投机市场再买进期货以补平。显然，这一过程大大降低了承担不确定性的数量，并获得确定的结果。马歇尔对适合这种有组织的市场交易方式的任何类型的产品需要满足的条件简单说明如下：（1）产品不会很快腐烂；（2）每种产品的量能以个数、重量或者长度来表示；（3）产品质量可以通过检验加以确定，如果检验人员是职业的和诚实的，则不同的官员对同一产品给出的检验结果是相同的；（4）产品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拥有大量的买家和卖家。[5]

§13.尚待讨论的是关于通信工具的发展。它以简洁的方式使不确定性的合并变得异常容易。因为它使投资者比过去拥有更多的相互接触的机会。尽管这种影响相当重要，但因其显而易见而且直截了当，因此无须多加说明。不过，通信工具的发展还以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卡塞尔博士观察到，相对于其整个商业来说，工业企业已经减少了原材料的库存量。这方面的改进可以应用到各个方面。在生产方面，“在管理最佳的行业中，两次不同的生产活动之间，物料被闲置的情况非常少，即使这些生产活动在不同的工厂里进行，而且工厂之间的距离很远。一个现代化的炼铁厂，既无大量的原材料库存，也无大量的产品存货，然而却在不断地输入矿石和煤炭，并且生产出铁来”。[6]
以相同的方式，工厂正在逐渐减小因为存放平时不常使用的机器而闲置的厂房资本。零售业也展示出同样的发展趋势。平均存货量占年度周转总量的比例也小于过去通常的水平。“在当代的条件下，一国的商业是在零售业逐年壮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保留大量库存的做法几乎不复存在，订货仅需满足当前的需要即可”。[7]
交通工具的改进是促成这一切的原因之一。“美国的铁路干线及其分布广泛的支线，使得城市以及较大村镇的商人每天都能够充实他们的柜台和货架。因此，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从10月起就开始准备冬天所需的大量库存。乡村之间的道路也得到了拓展，这对乡村的店主非常有利。他们凌晨打电话给托利多、克利夫兰和底特律的供货商，提出要求，下午就可以将订购的商品摆上货架”。[8]
现在，乍看起来，这一习惯的改变似乎意义不大。因为归根结底，零售商制成品库存量的减少，以及制造商机器设备储备量的减少等等，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业内人士持有这些物品的总量在减少；相反地，我们自然会想到的是，批发商和机器制造商将在其客户减少库存的同时，必然增加自己的库存。然而事实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理由是，批发商和机器制造商代表着可以将不确定性加以合并的环节。因而到目前为止，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直接地将承担不确定性的任务转移给他们，并且间接地减少了他们所需要承担的不确定性的数量。简言之，使承担不确定性变得更有效率。承担较少的不确定性可以得到与以前相同的成果，或者，安排较少的等待，以缓解对它的需要，可以达到相同的目标。

[1]
参看第二编第7章§3脚注。

[2]
参看马歇尔：《工业与商业》，第255页。

[3]
鲍利：《统计学原理》，第305页。

[4]
当然，以直接消费和投资为目的，环境允许资源的释放，否则这些资源将被储备起来。例如，将社会上的黄金储备集中并形成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降低了黄金的必要储备总量，增加了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同时在相应的范围内降低了利率（参看布朗的论文，《经济学季刊》，1910年，第743页）。

[5]
《工业与商业》，第256页。

[6]
《利息的本质和必要性》，第126页。

[7]
因格列斯：《商务部铁路会议报告》，1909年，第33页。

[8]
伊理士：《发明家正在工作》，第483页。

附录二　需求弹性的测算

§1.以目前所能获得的资料来看，不同商品有关需求弹性的任何命题，均不可能超出第二编第14章所讨论的命题范围之外。正如马歇尔已经指出的那样，[1]
试图通过直接比较不同时期的价格和消费量来决定市场内商品的需求弹性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能够假设需求量对价格的变化反应迅速，如果实际价格的变化与人们预期价格的变化同方向或者反方向可以予以排除，而且如果由于信心以及货币购买能力的变化所引起的需求曲线的上下移动是得到允许的话，则对于那些有统计数据可查的商品来说，将其各年间价格变化的百分数与同年间消费量变化的百分数相互比较，就能够粗略地测算出围绕平均实际消费量小范围内的消费量的弹性值。[2]
对于某些商品作出以上假设似乎是合理的。基于这样的假设，李费特（Lehfeldt）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测算了联合王国对于小麦的总需求的弹性约为－0.6。[3]
不过，以这种直接的方式测算其他弹性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需要探寻是否存在适用的间接的计算方法，以克服因各项反应显示滞后所带来的困难。[4]

§2.几年前我们研究出一种方法，其基础是在给定的价格水平上比较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的消费的商品量，而不是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上比较特定收入水平的人的消费的商品量。这一方法所需要的统计资料可以在家庭预算中找到。国务院以及私人都对这些预算进行了认真研究，已经刊出的若干数据表给出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对各种主要商品的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可以从中得出有关需求弹性的一定的信息。

§3.让我们设想数据比实际状况好些，而且数据表给出了工人在30～31先令、31～32先令等各种工资水平上的支出数据。对于这种细微的分组，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处于任何相邻两组收入水平的劳工，都具有相似的偏好和性格特征。即是说，对于任何一种商品（或一组商品）第x单位的欲望，并不与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显著相关，对于工资水平在30～31先令、31～32先令组别中的典型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设对商品第x单位的欲望的数量是φ（x），或者说y是对第x单位的欲望，并设该商品的欲望曲线表示为y=φ（x）。在没有具体的信息表明存在相关性的前提下，我们从总体上对不同收入水平劳工的商品欲望曲线作出进一步假设，认定它与其他商品的消费量是无关的，因此，与货币的边际欲望也是无关的。设较低和较高收入水平组别的劳工对货币的边际欲望分别为μ1
和μ2
，商品的消费量分别为x1
和x2
，因为不同收入水平组别的劳工必然对商品支付相同的价格，所以价格
。但是，根据合理的假设，当收入水平非常接近的时候，x2
和x1
仅有微小的差别，φ （x2
）一般可以写为φ（x1
）+（x2
－x1
）φ'（x1
），所以φ'（x1
）=
·
。但是对于任意的消费量x1
，欲望曲线的弹性为
。把该弹性记为ηx1
，则
。但是，因为当任意一种普通商品的支出只占一个人总收入很小的比例时，该商品的消费量发生较小的变动，不会引起这个人的货币边际欲望发生明显的变化，[5]
所以，对于任意消费量x1
的欲望曲线的弹性，等于对该项消费的需求曲线的弹性。因此，在较低收入水平的劳工的消费量都为x1
时，其需求弹性和欲望弹性是相等的，用ηx1
表示，则
。

§4.假如我们知道μ1
和μ2
的相对值，这个方程使我们可以测算出最低收入水平的劳工对任何商品的需求弹性，对于该种商品的需求，相对于该组目前消费的数量而言，与对于其他商品的需求并不显著相关。同样的方程使我们可以得出其他收入水平组别相应的需求弹性。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我们的结果实际上受到高收入水平的劳工比低收入水平的劳工消费较好质量的商品，而不仅仅是消费更多的商品这种事实的挑战的话，则在我们的公式中用代表该组对于这种商品总消费开支的数据替代商品的消费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克服这项困难。这种方法将质量的提高视为另一种形式的数量的增加，规避了提出的反对意见。为了得到该种商品整体的需求弹性，必须计算所有收入小组各自的弹性，然后在各组相应购买量的基础上将它们加以合并。

§5.但是，我们并不知道μ1
和μ2
的相对值，因此我们不能使用上述分析方法，在绝对意义上求出任何商品的需求弹性。[6]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研究。因为通过上述过程可以求出任何收入水平下的需求弹性，μ1
和μ2
不变，在方程中仍表示为
。假定各种弹性为ηx
，ηy
和ηz
等等，任何一种弹性都可以由其他弹性所表示，而不必引用μ1
和μ2
。这些未知数就可以消去，我们可以获得下面这个公式：
。不难看出，这一结果直接源于以上说明，条件是用于这两种商品的开支通常仅为典型个人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然而，一般来说，虽然只有在这个假设条件下得出上述结论的弹性的绝对公式才能成立，但是当对于这两种商品的支出为典型个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时，上述相对公式仍然近似成立，只要对这两种商品的支出彼此相差不是很大即可。理由是两项绝对弹性公式中的误差必然相互合并，并且相互抵消。我们的相对公式只有在测算某一小组对两种商品的相对需求弹性时，在一种商品的支出中占小组收入的比例很大，而另一种商品的支出中所占比例很小的条件下，才会变得非常不可靠。此外，利用收入水平十分接近的劳工对不同商品的支出或消费的统计数据，这一公式可以使我们得到任何收入水平的劳工对于一种商品（消费该种商品的数量）的需求弹性和对于其他商品的需求弹性的比率。这一信息本身往往就非常有价值。知道每周收入35先令的劳工对衣服的需求弹性是对于食物的需求弹性的5倍还是10倍，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信息的价值也是间接的。因为如果我们能以某种其他的方式——通过审查零售店主的账本或者其他方式——确定任何收入水平小组或者一组收入水平小组的劳工对于某一物品的需求弹性，则我们在这里就架起了一座“桥梁”，使我们有可能通过这座桥梁进一步确定他们对于所有其他物品的需求弹性。

§6.就像开始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解释上面的方法时，已经假设数据比实际状况要好些。我们认为这样假设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事物的本质上讲，没有理由拒绝进一步完善统计数据，并且毫无疑问，数据一定会有所改进。当然，即便如此，当任何人准备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时也会遭遇严重的困难，其中一个困难，也许并非是最小的困难，就是如何分别处理不同的商品以便达到使它们联合发挥作用的度。毫无疑问，在某些实际问题中，这些困难可能是无法解决的。但是，《财政蓝皮书》第二版（第215页及217页）所提供的数据研究成果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希望。这些是有关工资率分别在20先令以下、20～25先令、25～30先令、30～35先令以及35～40先令之间的劳工对“食物”和“服装”的支出数据。根据我们的方法所确定的以上几个收入水平的劳工对于服装的需求弹性与对于食物的需求弹性的比率如下：

除去对于收入为30～35先令的劳工来说，这一比率下降之外——在此顺便指出，本实例中求取平均值的群组的人数仅为相邻两个群组人数的一半——这些数据是连续的，并且与我们通过一般的观察应该产生的预期并不一致。在非常贫穷的人群中，对于服装的需求具有几乎与对于食物的需求一样低的弹性，随着我们转入较为富有的群组，它的相对弹性应该加大。因此，这一小型实验并不令人沮丧，但愿某些经济学家能沿着相同的思路进行更为广泛的研究。[7]

[1]
《经济学原理》，第109页及以后部分。

[2]
莫尔教授在他的《经济循环》一书中（第4章和第5章）计算了某种商品的需求弹性，而并未考虑到上文中提出的问题。但是如他自己所讲，根据他的方法计算出的并不是真正的需求弹性，在一般情况下也不等于马歇尔在本书中提及的方法计算出的需求弹性。马歇尔的需求弹性可以预测一种新的影响供给的因素将如何影响价格；莫尔教授的需求弹性可以预测当供给变化时价格如何变化，进而同时引起其他的变化，而这其间可能是有关联性的。这一区别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对于生铁的需求弹性，按马歇尔的理论，显然是负数，即供给的增加引起价格的降低；而按照莫尔教授的理论，由他的统计数字所计算出的结果是正数。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需求扩张（需求函数向右移动）引起生铁价格的变化，而不是供给发生变化引起价格变化。在供给变化引起价格迅速作出反应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莫尔弹性推导出马歇尔弹性。如果没有这一条件，即使统计资料再详细也无法进行推导。

[3]
《经济评论》，1914年，第212页及以后部分。

[4]
由于一件物品的需求弹性是随需求量变化的，通过直接方法和任何可能的间接方法来求得弹性都受到了阻碍。因此，我们假设价格为P时的消费量为A，且价格是影响需求的唯一因素，价格上涨p％，消费减少a％。我们不能推导出消费量为A或者为A（1－
）时的需求弹性等于
，除非p很小，确切地说是无限小。假如p并非很小，则在作出任何推论之前，必须对相关的弹性关系作出某些假定。一种可能的假设是，需求线是一条直线，在这种条件下，消费量为A时的需求弹性是-
，而消费量为A（1－
）时的需求弹性为
。另一种可能的假设是，对于从A到A（1－
）的消费量来说，需求弹性是常量。在这一假设条件下，正如道尔顿（Dalton）博士向我们所指出的那样，需求弹性并不是
，而是
，这一数值一定界于
和
之间，可能与
相差不大。

[5]
当然，严格地讲，这一变化必定引起货币边际欲望的某些变化，除非被考察的商品的需求弹性为1。如果需求弹性为1以外的其他值，则此商品消费量的变化必将引起货币支出在商品之间的转移，这必然影响支出相对于这些商品的货币的边际欲望，并且其边际欲望如果在某一方面受到影响，则进而将影响到各个方面，因为在各个方面它都必须是相同的。

[6]
文西教授在他引人入胜的论文《消费弹性》中指出，如果考虑到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别的话，则可以将上述方法予以扩展以确定绝对弹性。高收入群组与低收入群组支付相同的价格。但是文西认为，实际价格占两个群组收入之差的比例小于这一水平。因此，如果高收入群组的收入多出10％，则它支付的等量货币价格，即实际价格，应是名义价格的10/11；需求弹性可以通过1/11的虚拟价格差额去除以表示相关消费差额的分数获得（所引书第22页）。不过，这一分析过程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是建立在高收入劳工所消费的所有商品的虚拟价格均为低收入劳工的10/11这一基础之上的。结果是，任何特定商品消费量的差异并非仅由该种商品的价格差异所决定，因此，一般来说，不能将其带入确定需求弹性的公式中。事实上，文西教授已经潜在假设，两个群组的货币的边际欲望是同等的——只有当两个群组对所有商品，而不是仅对调查中的这种商品具有单元需求弹性时，这一假设条件才能成立。

[7]
参看庇古的论文：《确定需求弹性数值的一个方法》，《经济评论》，1910年12月。

附录三　竞争与垄断的某些问题的图形与数学分析

本附录旨在研究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不借助某种技术性工具便难以处理。

一　正常的供给价格

§1.我们将相对于任意产出水平的正常的供给价格定义为，刚好足以召唤行业在内部充分生产且不存在垄断行为的条件下，提供该正常产量时所对应的价格。显而易见，随着行业产出的增加，行业的供给价格可能降低、保持不变或者上涨。根据这一种或那一种情况，可以称此行业分别为遵循递减的、不变的或者递增的供给价格法则的行业。[1]
当然，同一个行业可能相对于某一产量水平遵循这项法则，而相对于其他产量水平则遵循另一项法则。本附录将对正常供给价格的变动与产量的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2.大多数行业是由若干家企业所组成的，这些企业有些处于扩张时期，有些处于衰退时期。马歇尔将行业比作森林，而把企业比作林中的树木。因此，当需求不变、行业的总产量也不变时，单个企业的产量却可能是变化的。整个行业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单个企业之间扩张和紧缩的趋势可以相互抵消，但是单个企业却没有处于均衡状态，并且有可能均未处于均衡状态。当需求状况发生变化并且必要的调整已经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假定整个行业相对于另一个产量水平和另一个供给价格再次达到均衡。不过，同样，行业中有多家企业，或许是全部企业之间扩张和紧缩的趋势相互抵消，而单个企业仍未处于均衡状态。因此，对上述厂商的行为直接进行研究是非常复杂的。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找到一种间接的方法。因为当一个行业的总产量根据特定的需求进行调整时，单个厂商扩张与紧缩的趋势相互抵消，所以当考察行业总体的供给表时，可以假定单个厂商之间是不相关的。当需求状况发生变动时，整个行业的产出和供给价格变动的方式，必定会与如果在原有的和新的两种需求状态下，行业所包含的每家企业均处于均衡状态时所发生的变动方式完全相同。这一事实形成了我们应该称之为均衡企业的概念。它指的是无论何时，当整个行业处于均衡，即相对于正常的供给价格p，提供正常的产量y时，都能够存在某家正常产量为xr
的企业本身也单独处于均衡状态的情况。[2]
行业的状况与这样的单个企业的存在是和谐一致的，有关这些状况的相容关系，不论事实上存在还是不存在，都是有效的，如果它确实存在，则它一定成立。出于研究这些状况的目的，我们说它们实际存在是有理由的。于是，相对于行业整体任意给定的产量，行业整体的供给价格在保持行业整体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必然等于维持均衡企业仍然处于均衡状态的价格。因此，随着行业整体正常产出率的提高——在此，我们不考虑短期的波动——行业是遵循递增、不变还是递减的供给价格法则，取决于维持均衡企业处于均衡状态的价格是递增、不变还是递减。在仅包含一家而不是多家企业的行业中，行业整体与均衡企业当然是一致的，除去均衡企业之外并无其他企业。下面我们将考察（1）与行业总产量相比，单个企业的产量相对很小的行业，这意味着均衡企业的产量xr
相对于y来说很小；（2）仅包含一家企业的行业。处于中间状态的行业，即行业中的xr
既不比y小很多，也不等于y——包含若干无法进行确切测算的情况——我们不予考察。此外，我们自始至终均假定，潜在的进入者并未因法律规定或者结盟手段而被排除在所要考察的行业之外。

二　多企业行业

§3.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与内部经济性的讨论，使人们熟悉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在一个由多家企业构成的行业中，单个企业长期的生产成本有时不仅仅取决于企业自己的产量，还取决于整个行业的总产量。不过，这一思想可以分三个阶段予以更为精确的阐述。在最简单的阶段，单个企业的成本仅仅取决于自己的产量，不存在外部的经济性或者不经济性，而可能存在的内部的经济性或者不经济性，则完全不受整个行业规模变动的影响。如果我们用y代表整个行业的总产量，xr
代表均衡企业的产量，则均衡企业的货币成本可以由Fr
（xr
）加以确定。在下一阶段，单个企业的货币成本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取决于自己的产量，而另一部分则取决于整个行业的总产量，我们可以称前者为内部成本，后者为外部成本。后者包括企业购买原材料和机器等物品的支出，其价格将随着整个行业对其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此时均衡企业的货币成本可以由Fr
（xr
）+
（y）加以确定。在第三阶段，成本与单个产量和总产量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将单个企业的货币成本仍然视为相互分割且相互独立的两部分已经不再妥当。这些成本相对于自己产量一定的变化，取决于整个行业的总产量处于什么水平，进而将发生不同的变化；这些成本相对于整个行业总产量一定的变化，取决于企业自己的产量处于什么水平，也进而将发生不同的变化。均衡厂商的成本可以由Fr
（xr
，y）加以确定。最后这个公式是一般性的公式，当然涵盖了前面两种特殊情况下较为简单的公式。因此，在我们的分析中采用这个公式是最为方便的。

§4.设整个行业的总产量为y，均衡企业的产量为xr
，均衡企业的总成本为Fr
（xr
，y），行业的供给价格为p。之后还需要区分下列各量。

首先，均衡企业的边际附加成本，即在其他企业的产量保持不变，当该企业的产量由xr
增加到（xr
+Δxr
）时，其总成本的增加量等于
。其次，均衡企业的边际替代成本，即行业的总产量保持不变（该企业产量的增加由其他地方产量等量地减少所平衡），当该企业的产量由xr
增加到（xr
+Δxr
）时，其总成本的增量等于
。最后，均衡企业的平均成本等于
。

§5.当一家企业考虑它的产量略微增加或者减少，会使其总成本发生怎样的变化时，如果该企业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使其他企业的产量发生变化的话，则将测算边际附加成本的差值；如果该企业认为由于自己产量的扩张，迫使其他企业相应地减少产量，结果使整个行业的总产量包括自己的产量没有发生变动的话，则将测算边际替代成本的差值；如果该企业认为实际情况处于以上两种情况之间的话，则将选定介于边际附加成本和边际替代成本之间的某一数值。如果无论其他企业的产量为何，任何一家企业产量一定时的总成本都相同的话，则这两种边际成本彼此相等。不管怎样，只要整个行业的总产量比任意一家企业的产量大得多，则这两种边际成本之间就不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依据我们的假定，均衡厂商认为其产量的略微增加，将会使整个行业的总产量等量增加、保持不变或是介于两者之间，针对这些不同情况进行讨论的技巧会略有不同，但就广义上的结果而言，并未造成任何差异。因此，由于均衡企业如果认为自己产量的微小变化将造成竞争者相反方向等量变化的话，则分析最为简单，所以我们将沿用这一假定，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于是，只要我们考察多企业行业，就不再提及边际附加成本，对于边际成本，也不再作任何限定，即指边际替代成本
。

§6.至此不难看出，如果行业的供给价格低于均衡企业的边际成本，按供给价格进行销售将使企业遭受损失，那么该企业将减少产量。如果供给价格大于均衡企业的边际成本，则该企业将扩大产量获取更多的收益，同时使其他企业的收益减少，在该企业原有产量的成本由销售价格给予补偿的同时——该销售价格不会发生变化，因为总产量没有改变——新增产量的成本也将得到更大的补偿。[3]
因此，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均衡企业均未处于均衡状态。因为根据假定，实现均衡的条件是，行业的供给价格必须等于均衡企业的边际成本，即

§7.如果供给价格低于均衡企业的平均成本，显然该企业将蒙受损失，因此其产量将趋于下降，这将不能满足它作为均衡企业的条件。因此，供给价格不能低于均衡企业的平均成本。同样，如果供给价格高于均衡企业的平均成本，潜在进入者将试图进入这一行业，建立相似的企业，增加行业的生产能力，直至产量y的供给价格不再低于均衡企业的平均成本为止。因此，供给价格不能高于均衡企业的平均成本，于是，供给价格只能等于均衡厂商的平均成本，[4]
即

§8.用文字进行说明，这一条件与前述条件共同指出，相对于所有的产量水平来说，多企业行业产品的正常供给价格等于均衡企业的边际成本及平均成本，当然，这里的成本应该被理解为货币成本。这两项条件是基本的，并且具有一般性的应用价值。结论性的公式

也可以通过以下命题直接推导，即当y值给定时，xr
之值应使
最小。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应该予以补充说明的是，由于xr
是y的隐函数，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将整个行业的供给函数表示为单变量函数，并且用平面图形加以表述。

§9.存在三种类型的均衡——不稳定均衡、中性均衡和稳定均衡。对于某一系统来说，如果发生任何微小的扰动后，生成的力量能够重新恢复到初始状态，则系统就是处于稳定均衡；如果生成的力量不能重新恢复到初始状态，但也不存在引起进一步扰动的力量，致使系统维持在变动之后的状态，则系统就是出于中性均衡；如果微小的扰动生成进一步扰动的力量，且以累积的方式造成系统远离初始状态，则系统处于不稳定均衡。龙骨很重的船是稳定均衡，平放的鸡蛋是中性均衡，而竖立的鸡蛋则是不稳定均衡。显而易见，从实际目标出发，不稳定均衡根本就不是一种均衡。为了确保均衡可能是中性的，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条件是
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常量。为了确保均衡可能是稳定的，进一步条件是

§10.现在让我们依次考虑在§3中所区分的三种情况。其中最简单的情况是均衡企业的成本仅取决于自己的产量，而与整个行业的总产量毫不相干，则表达式Fr
（xr
，y）可以简化为Fr
（xr
）。均衡的两项条件变为

而均衡是中性的或者是稳定的条件变为

在多企业行业中，条件（3）与条件（1）一起，排除了产量等于或者大于实际销售量时，供给价格遵循递减法则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该项法则成立，则对于从属于这一行业的单个企业来说该项法则也必然成立，而且这家企业一旦偶然起步，便会变本加厉地以低价倾销自己的产品，挤垮其他的所有企业。然而，条件（3）并非真的需要排除供给价格递减的法则，因为条件（1）和条件（2）相结合，已经排除了供给价格递减法则和供给价格递增法则，很容易证明这一点。通过两项条件可以推导出

这一结果意味着xr
和Fr
'（xr
）都与整个行业的总产量无关；这一结果也意味着，无论行业的产量增加多少，行业的供给价格总是不变的。换言之，该行业必定遵循供给价格不变的法则。

§11.在简单的情况下，均衡企业的成本函数能够以平面图形加以表述——当然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不能——无论整个行业的总产量水平为何，这一平面图形都是有效的并且相同的，这为那些更乐于使用图形而不是代数式进行上述分析的人士提供了帮助。在附图中，SSm
表示在不同的产量水平下均衡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SSa
表示平均成本，当然，这两条曲线是以某种确切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如果M为OX轴上的任意一点，过点M的垂线与SSm
交于Q，与SSa
交于P，则不论这两条曲线的形态如何，SQMO的面积均等于长方形RPMO的面积。不难看出，如果任意一条曲线始终向下倾斜，则另一条曲线也必然始终向下倾斜（见图1）；如果任意一条曲线始终向上倾斜，则另一条曲线也始终向上倾斜（见图2）。如果曲线SSm
先向下倾斜，之后反转向上倾斜，则曲线SSa
先是向下倾斜，直至与SSm
相交，之后转为向上倾斜（见图3）。假如曲线SSm
先向上倾斜，之后反转向下倾斜，则同样地，曲线SSa
先是向上倾斜，直至与SSm
相交，之后转为向下倾斜（见图4）。最后，如果两条曲线不论是在始点相交，还是经过一段后再相交，自交点后任意一条为水平线，则另一条必然与之重合也为水平线（见图5、图6、图7）。[5]
上一节所提出的均衡企业的均衡条件，可以表示为，该企业生产的产量为OM，垂直于OM的直线与曲线SSm
和SSa
相交于同一点。因此，基于图1和图2所表示的条件，不可能存在任何类型的均衡。在图4所表示的条件中，存在不稳定均衡的一个点；在图5至图7所表示的条件中，存在中性均衡的一段范围；而在图3所表示的条件中，存在稳定均衡的一点，即在这一点内部经济性已经达到极值点，意味着生产的平均成本达到最小值。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不稳定均衡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存在中性均衡，则均衡企业的产量可能发生变化，但不会引起整个行业总产量的变化。如果存在稳定均衡，则均衡企业的产量是固定的，不能发生变化，整个行业总产量的变化只能通过企业数量的改变或者非均衡企业产量的变化来实现。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存在中性均衡还是稳定均衡，均衡企业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以及行业的供给价格，相对于行业的所有产量水平来说均是相同的，即行业符合供给价格不变的条件。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12.在§3所区分的第二种情况中，均衡企业的成本公式简化为Fr
（xr
）+
。两项均衡条件变为

而中性均衡或者稳定均衡的条件不变，仍为

同上一种情况一样，从条件（1）和（2）可以推导出
=Fr
'（xr
）。因此，到目前为止，当我们关注均衡企业的内部状况以及我们所谓的内部成本的时候，可以看出，它们与上述情况完全相同。每一单位产品的内部成本是固定的，与整个行业的总产量无关，同时均衡企业的规模也与该产量无关。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整个行业必然遵循供给价格不变的法则。因为虽然
一定独立于y，但是当y变化时，
这一项，进而
在我们当前讨论的范围内，是在自由地上下变动的。因此，如果棉纺行业的产量增长，引起它的原材料原棉价格上涨的话，则整个棉纺行业将遵循供给价格递增的法则；如果产量扩张引起原棉价格下跌，则遵循供给价格递减的法则。为了确定当某一行业的产量增加时，其他行业供给该行业的原材料、机器等物品的价格是上涨、下跌还是保持不变，我们应该站在该行业之外，重点考察并研究其他行业的生产条件。

§13.显然，在§3所区分的第三种，也是最一般的情况中。该三项控制条件没有对可能存在于供给价格的变化与产量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加以任何限制。仍然正确的是，在整个行业的产量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均衡企业的产量必然使其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相等。但是当整个行业的产量水平发生变化时，将导致使两项成本相等的均衡企业的产量，以及彼此相等的这两项成本的大小在任一方向上发生一致的变化。因此，即使从外部购进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价格并未随着我们的行业规模的变化而变化，该行业本身的供给价格也可能发生变化。对于一般类型的多企业行业来说，相对于不同的产量水平，将完全不受限制地既可能遵循供给价格递增、供给价格不变或者供给价格递减法则中的任何一种，也可能遵循这些法则的任意组合。在总需求的状况使人们以PM的价格购买均衡企业的产量为OM的条件下，仍然可以用图3正确地表示均衡企业的供给条件。当总需求发生变化时，曲线SSm
和SSa
也发生变化，它们上下移动，或者改变形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变化之后，与以前一样，只有当销售价格与均衡企业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都相等时，才能实现均衡。该企业的均衡产量仍然由OM表示，而点M为过曲线SSm
和SSa
交点的垂线与横轴的交点。不过，无论如何，销售价格以及均衡企业的产量都可能与变化之前的水平有所不同。

三　单企业行业

§14.现在我们转而讨论与单企业行业相关的供给价格法则。在这种情况下，均衡企业与整个行业是一体的，因此不再需要使用含有两个变量的函数，而且边际成本即是指边际附加成本，因为此时不再有边际替代成本。如果我们盲目遵从以上讨论的诱导，我们将作出结论，认定均衡条件为

这就意味着，仅仅相对于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孤立的产量水平，如果边际成本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相交若干次的话，存在着一个供给价格，除非该行业符合供给价格不变的条件。似乎只有这样，一般形态的连续性供给表才可能存在。然而，不难看出，这种观点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因为，对于多企业行业的均衡企业来说，认为只有当它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均等于该行业的供给价格时才能实现均衡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单企业行业的均衡企业来说，这种观点便是不正确的。诚然，如果平均成本大于供给价格，而整个行业是以供给价格进行销售的话，则不可能实现均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该行业将减少产量。同样地，如果边际成本大于供给价格，而整个行业以供给价格进行销售的话，则也不可能实现均衡，因为在这种条件下，该行业同样将减少产量。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所考虑的是单企业行业，所以并不排除平均成本低于供给价格时实现均衡的可能性。[6]
同样地，在平均成本等于供给价格的条件下，如果边际成本低于供给价格，并且该行业是以供给价格进行销售的话，则该行业将不会增加产量，因为任何产量的增加必然造成损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不可能实现均衡的。[7]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单企业行业中，相对于一定的产量水平的供给价格等于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二者中间较大的一个。在正常的考虑范围之内，该行业不受限制地可以遵从递减的、不变的或者递增的（货币）供给价格。如果它始终遵从递减的供给价格，则供给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相互重合；如果它始终遵从递增的供给价格，则供给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相互重合；如果它始终遵从不变的供给价格，则供给曲线同时与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两条曲线相互重合。如果该行业相对于某些产量水平遵从递增的供给价格，而相对于另外一些产量水平遵从递减的供给价格，则当平均成本曲线位于边际成本曲线上方时，供给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相互重合；而当边际成本曲线位于平均成本曲线上方时，则供给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相互重合。

图8

四　多企业行业的理想产量

§15.在任何行业中，实现国民收入最大化，并且当忽略不同个人的货币的边际效用之间的差异时，同时实现满意感最大化的产量，即是我们所谓的理想产量。正如第二编第11章所指出的那样——在不考虑存在多个极大值的可能性时——当投入到所考察的行业中的每一种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等于一般行业中的，或者更为严格地说，等于第二编第11章§1中的中心的典型行业中的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时，即可以得到理想产量。在中心的典型行业中，每一种生产性资源都具有一个与其边际单位的净产量价值相等的单位货币价值。因此，在我们的典型行业中的理想产量，将是使产量的需求价格与生产产量的边际单位所消耗的资源的货币价值相等的产量；换言之，它将是使需求价格与对于社会的边际供给价格相等的产量。

§16.设在总产量为y的行业中，均衡企业的产量为xr
，yr
的生产直接地需要国内拥有的若干要素（当然包括生产要素），或者间接地需要这些要素的制成品，其数量分别为a，b，c，价格为p1
，p2
，p3
。设需要国外拥有的生产要素（例如进口机器或者原材料）的数量为q，价格为pq
。在多企业行业中，我们可以区分以下各量：

第一，供给价格

第二，对于行业的边际供给价格，即产量增加一个微量时，该行业总货币支出的变化量

第三，对于社会的边际供给价格，即产量增加一个微量时，社会总货币支出的变化量

第四，当产量增加时，从行业角度看的供给价格的变化率

第五，当产量增加时，从社会角度看的供给价格的变化率

从公式（4）中消去我们行业的均衡企业与其所使用要素的国内业主之间的转移的增量，即可得到公式（5）。

§17.上述的公式（4）乘以y可以测算公式（2）对公式（1）的超出量；同时公式（5）乘以y可以测算公式（3）对公式（1）的超出量。因此：

（1）在所有行业中，当产量增加时，若从行业角度看的供给价格的变化率为正（即供给价格递增的条件简单成立），则供给价格小于对于行业的边际供给价格；反之，则大于。

（2）在所有行业中，当产量增加时，若从社会角度看的供给价格的变化率为正（即供给价格递增的条件从社会的角度看成立），则供给价格小于对于社会的边际供给价格；反之，则大于。

§18.在第二编第11章§10中已经说明，表达式

不可能为负，而且在同一章§7中的表达式

绝对不可能为正。虽然可能存在例外，我们不妨认定这两个不等式一般来说都成立。另一方面，如果
为正，则表达式

可能为正，当然，从行业角度看的供给价格的变化率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因此：

（1）一般来说，当产量增加时，从行业角度看的供给价格的变化率大于或等于从社会角度看的供给价格的变化率。因此，（简单的）供给价格递减意味着从社会角度看的供给价格递减，但是（简单的）供给价格递增并不意味着从社会角度看的供给价格递增。

（2）一般来说，除了使用供给价格递增的进口原材料的行业之外，当产量增加时，从社会角度看的供给价格的变化率为零或为负，并且供给价格等于或大于对于社会的边际供给价格。

（3）在一般性的行业中，对于行业的边际供给价格等于或大于对于社会的边际供给价格。

§19.如上文所述，当对于社会的边际供给价格等于需求价格时，即可求得理想产量。

当供给价格等于需求价格时，可以求得适合于简单竞争条件下的产量。

当对于行业的边际供给价格等于需求价格时，可以求得适合于第一级别歧视性垄断条件下的产量。

一般来说，下列推论成立（即在§18中所提出的不等式成立时）：

（1）除了使用供给价格递增的进口原材料的行业之外，适合于简单竞争条件下的产量等于或者小于理想产量。

（2）在任何行业中，如果对于社会的边际供给价格与对于行业的边际供给价格不同，即从行业角度看的供给价格的变化率与从社会角度看的供给价格的变化率不同，则适合于第一级别歧视性垄断条件下的产量低于理想产量；如果相同，则等于理想产量。

（3）适合于简单竞争条件下的产量是大于还是小于适合于第一级别歧视性垄断条件下的产量，取决于该行业是遵循简单的供给价格递减还是递增法则。

（4）在供给价格递减简单成立的条件下，适合于简单竞争条件下的产量小于理想产量的差额，超过适合于第一级别歧视性垄断条件下的产量小于理想产量的差额。但是，在供给价格递增简单成立的条件下，在适合于简单竞争的产量大于适合于第一级别歧视性垄断的产量的同时，适合于简单竞争的产量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理想产量。前一种情况下，国民收入的状况比第一级别歧视性垄断条件下的状况要好一些；在后一种情况下，国民收入的状况可能较好一些，也可能较差一些。

§20.下面可以对上一段中第（4）项举例说明。假定从社会角度看小麦遵循供给价格不变的法则，但从行业角度看遵循（简单的）供给价格递增的法则，是因为当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种植小麦时，土地的价格就会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价格等于社会的边际供给价格，适合于简单竞争条件的产量等于理想产量。但是，如果我们假定种植小麦的农民从实施第一级别歧视性垄断的地主处租用土地的话，则他们将减少小麦的种植，因为这样做可以使他们减少必须支付的地租。于是，他们的产量将小于理想产量，而不再像从前那样等于理想产量。如果种植小麦的农民的土地是自己拥有的，并非租用的话，则行业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之间的差别就会消失；同时，第一级别歧视性垄断条件下的小麦产量将与简单竞争条件下的产量一样，均等于理想产量。

五　单企业行业的理想产量

§21.在仅有一个企业的行业中，当
，且产量y的供给价格为
时，以上讨论所进行的分析是适用的，只需要对正规的表达式略加修正，另xr
与y相等即可。在单企业行业中，当边际成本超过平均成本时，情况需要有所不同。对于行业的边际供给价格与供给价格均等于F'（y）。因此，如果不涉及转移因素，致使对于行业的边际供给价格等于对于社会的边际供给价格，则使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相等的产量——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产量既是适合于简单竞争的产量，同时也是适合于第一级别歧视性垄断的产量，将等于理想产量，尽管实际上该行业遵循供给价格递增的法则。一般来说，当使用供给价格递增的进口要素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如果涉及转移因素，使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相等的产量将小于理想产量。[8]

六　需求价格与边际需求价格

§22.在前面的讨论中，潜在假定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类似，可称为边际需求价格曲线。数量为y的任意商品的边际需求价格，是使消费者一年（或一周）的总购买量为y时的欲望（以货币表示）与购买量为（y+Δy）时的欲望之差。y单位商品的需求价格即为维持每年（或每周）的购买量为y时的价格，该价格等于在数量y中对于该项增量的购买者来说最小的愿意增加的数量（△y）的欲望（用货币测算）。如果对于边际单位的购买间接地增加或者减少了购买者持有其他物品的欲望，边际需求价格则不等于需求价格。如果对于某些商品的欲望部分地是对非正常商品的某种欲望时，则对于这些商品的边际需求价格曲线，当购买量为零时是与需求曲线相互重合的，将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越来越远落在需求曲线的下方，而对于某些商品的欲望部分地是对正常商品的某种欲望时，相反的结论成立；如果对于某些商品的欲望单纯来源于这些商品自身所提供的直接的满意感，则这两条曲线相互重合。[9]
当这两条曲线不相重合时，最大满意感——假设所关注的群体具有相同的财产和性格——是由使边际供给价格与边际需求价格相等，而不是与需求价格相等的产量所决定的。

七　简单垄断与最高限价

§23.如果政府为了保护消费者而反对垄断，将最高限价规定在适合于自由竞争的价格水平上，那么显而易见，在供给价格不变或递减的情况下，垄断者将通过增加产量直至与自由竞争条件下所生产的产量水平相等而获利。然而，在供给价格递增的情况下，值得垄断者生产的数量，亦即使产量与管制价格和供给价格差额的乘积最大时的产量，必然小于竞争的产量。这一产量既有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未受管制时垄断企业的产量。如果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均为直线，则其必然等于这一产量。从准确描绘的图形中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24.在供给价格递增的条件下，如果政府规定的最高限价，低于垄断价格但高于竞争价格，则一般情况下，这一产量很可能介于竞争产量与未受管制的垄断产量之间。如果需求曲线与供给价格曲线均为直线，这一结果便是确定的。在图9中PM代表竞争价格；OM代表竞争产量；QN代表垄断价格，ON代表垄断产量。设政府的管制价格用OV表示，高于竞争价格，低于垄断价格。过V的水平线VBT与DD1
交于B点而与SS1
交于T点。很容易证明垄断产量ON是竞争产量OM的二分之一，而当管制价格定为OV时，值得垄断企业生产的产量，将由过V点所画水平线与SS1
交于T所确定的VT线段的二分之一，或者VB线段加以计量，这取决于两条线段中，这一条还是那一条较短些。但是由于OV大于PM，显然VT大于OM。于是VT的二分之一必然大于OM的二分之一。这就证明了管制价格下的产量大于垄断产量，但是由于VB小于RP，所以管制价格下的产量又必然小于竞争产量，即它介于两种产量之间。

图9

§25.对上述结论加以扩展可以证明，在所考虑的条件下，当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均为直线时，控制价格的水平，可以得到比其他价格水平下的产量都大的产量，将导致VT与DD1
的交点即B点，与VT的中点即H点，相互重合。设∠SDP=θ，∠DSP=φ，可以证明这一产量等于适合于简单竞争的产量与分式
之乘积。

八　歧视性垄断的某些问题

§26.考虑某一行业在供给价格递减的条件下，供给曲线全部位于需求曲线之上，因此不论是简单竞争条件下的产量，还是简单垄断条件下的产量都无法得到。在图10中画一条需求曲线DD1
及一条供给曲线SS1
。过S点画曲线SS2
，如果由SS1
上任意一点P画垂线与SS2
交于Q点，并使所完成的图形对于所有位置的P点与Q点，都显示SQMO的面积与长方形KPMO的面积相等。如果DD1
完全位于SS1
和SS2
之下，显然在第一级别的歧视性垄断下，与简单竞争条件下一样，企业均不可能进行生产。但是在某些供给价格递增的行业中，很可能出现DD1
位于SS1
之下，却与SS2
相交的情况，而且必然会与其形成两个交点，分别设为R和Q。于是，在简单竞争条件下，企业不会进行生产。但是在第一级别的歧视性垄断条件下，如果RQ的面积大于DSR的面积，则产量OM将使总收益超过总成本，企业将予以生产。曲线SS1
下降的斜率越陡峭（也就是说，供给价格递减法则发挥的作用越大），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当OM的距离一定时，SS1
越陡峭，PQS的面积就越大，并且使RQ的面积大于DRS的面积的需求曲线的范围越大。当SS1
的斜率一定时，如果需求曲线在初期向下倾斜并不非常陡峭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直到价格水平非常低的时候，需求弹性仍然很大的话），则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也越大。

图10

§27.第二编第17章§5中所定义的第二级别的歧视性垄断，当垄断者索取的价格数目不断增加时，其影响接近于第一级别歧视性垄断。在一般情况下，这一结果是非常明显的，可以通过具体例子加以详细说明。设适合于第一级别歧视性垄断的产量为a，令n为不同价格水平的数目。在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均为直线的条件下，能够证明，当商品遵从供给价格递增法则时，对于所有的n值，产量将等于
。也就是说，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价格，则产量为
；如果可以选择两个价格，则产量为
，依此类推。当商品遵从供给价格递减法则时，如果n等于1，则产量仍为
，但是如果n大于1，则产量将小于
。

§28.我们下一个问题分别与第三级别歧视性垄断的产量——由第二编第17章§5中所定义——以及简单垄断的产量相关。设供给价格不变并且仅有两个市场。如果两个市场的需求曲线均为直线，则可以得到确切的结果。设D1
D2
及D1
'D2
'代表两个市场的需求曲线，并在横轴的垂直距离OR上画出SS'，其中OR代表固定生产成本。过D1
'点画D1
'H，使其平行于SS'；并且过H点作直线HT，使PT等于RP'。在歧视性垄断的条件下，这两个市场的产量分别为
RP'及
。在简单垄断条件下，如果PH大于HD1
，产量将为
RT。但是因为PT等于RP'，所以
。因此，根据上述条件，简单垄断与歧视性垄断的产量将相同。如果PH小于HD1
，在某些条件下，简单垄断的产量将为
RP，在较差的市场上将不会产生消费。当这些条件成立时，简单垄断下的两个市场之一将不会产生消费，用歧视性垄断替代简单垄断则可以增加产量；不过，除去上述条件以外，产量将维持不变。如果将条件从供给价格不变改为供给价格递增或者递减，也不必修正上面得到的结果。因为只有当产量发生变化时，供给价格递增或者递减才会发生作用。[10]
然而，供给价格递减将导致第二编第17章§13中所提及的可能性的出现，并与上面§26中所考察的情况相类似，但与前面的讨论无关。由此可见，在某些条件下，简单垄断和简单竞争均不会造成产量的增加，而歧视性垄断则可能造成产量的增加。

图11

九　行业酬报的方法

§29.通过图形，可以对第三编第8章的主要议题更加清晰地予以说明。让我们假设某一行业雇用的劳工人数以及每日的劳动时间长度均为已知。然后，有可能构造出一条需求曲线，代表雇主对于典型工人在单位时间内所提供的不同数量的努力的需求价格（以产品表示），而另一条供给曲线，代表不同数量的劳动的供给价格（以产品表示）。OX轴代表做出努力的数量，OY轴代表相对于不同努力数量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以产品表示）。

由于劳工方面努力的每一次增加，都可以使雇主更快地完成任何一项给定工作，从而使机器开始某些其他工作，于是需求曲线DD'将向右上方倾斜。由于当一个人处于失业状态时，公众舆论和个人意愿都不允许他无所事事，所以供给曲线SS'与OX轴的交点将与原点有一定的距离，之后将较为陡峭地向右上方倾斜。设SS'与DD'交于P，过P做PM垂直于OX轴，PR垂直OX轴。排除此处未加考虑的对能力可能造成的损害，典型劳工所提供的最有利于国民收入和经济福利的努力的数量由OM表示，同时他的相应的产出的数量由长方形OMPR表示。如果支付给他的工资与他的努力以及相应的产量完全无关的话，则他所提供努力的数量近似等于OS，他的产量近似等于OSQK。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相当于OM的努力的数量以及相当于OMPR的产量，一是通过对每单位的努力支付相当于PM的工资率（以产品表示，意味每单位努力得到PM件产品）；二是通过提供相当于OMPR的总工资（以产品表示），以日或者其他任何时间单位计算，条件是劳工生产OMPR件产品，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没有达到标准，都将导致工资的大幅度下降。

图12

十　剥削的含义

§30.设DD'为雇主对劳动的需求曲线，SS'为对于任意地区或者行业的劳动的供给曲线。设PM为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工资，即相当于所关注的等级的劳工的一般工资水平；并设如果劳工争取到的话，对其最有利的工资水平为QM″；对雇主最有利的支付工资的水平为RM'。第三编第6章所描述的不能决定的范围由QM″和RM'之间的全部工资率所构成。如果雇主得以将支付的工资水平降到RM以下，则一定存在剥削。让我们假设其支付的工资为RM'。如果他们得到相当于QM'的劳动，那么工资上的不公平程度便与PM超出RM'的部分相对应，但是剥削程度却是与KM'超出RM'的部分相对应。如果工人成功地获得高于PM的工资，则交易指数必然沿着需求曲线降至P点左侧的某一点，例如Q点，我们不妨说存在工人对于雇主的剥削，剥削程度与QM″超出FM″的部分相对应。

图13

[1]
参看本书第二编第11章。

[2]
马歇尔提到的“代表性企业”可以被理解为“均衡企业”，但它的含义更广。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家具有平均规模的企业，马歇尔将其描绘为“典型的”企业，实际企业的规模都近似于这家企业的规模。出于一定的目的，他认为不妨确定若干家不同的典型企业，例如，一家以公司的形式出现，而另一家可能较小一些，或者属于私人企业。这一概念是切合实际的，1914年查普曼和阿什顿对若干实际企业规模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来说，在各个行业中，都存在着一种适当的企业规模。这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各个企业的增长都倾向与之趋近的一种典型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规模，在企业的各个部分之间具有典型的比例与典型的结构……正如一个人具有正常的身材和体态一样，企业也具有正常的规模和形态，不过不够显著而已。”（《纺织行业中的企业规模》，《统计期刊》，1914年，第512页）。这并不值得惊讶。因为如果我们对实际情况加以抽象，假定有不同级别的管理人才，每个行业都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聘用那些“相对效率”最高的管理者。如果y为行业的总产出，x为典型企业的产出，F（x，y）为该企业生产该产出的总成本，F必然是由技术水平所确定的一个函数，对于任意给定的y值，x之值可以由
所得出。但是，出于我们有限的目的，并无必要假定任何代表性的或者典型的企业规模的存在。企业的规模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任何标准。所需要的条件仅是，有一家企业是——或者存在某些条件使一家企业能够成为——前面所确定的意义上的“均衡企业”。

[3]
如果边际附加成本是边际成本的相关形式，则此处的说明将略有不同，但是结果相同。参看以下§14脚注2。

[4]
应该注意到的是，前面的说明和§3提出的条件，各种非均衡企业产量增加和减少的趋势必须相互平衡，两者均不必然意味着供给价格与整个行业的平均成本相等。

[5]
当然，如果愿意，我们可以画出更为复杂的图形，曲线将不止一次地改变方向，但是这样做未能给予有关新法则的启示。

[6]
如果该企业的供给表为图3所描绘的那种类型，而且如果OM占有市场在价格为PM时所能吸收的产量的很大一部分，则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在这些条件下，该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而不会招致新的竞争者的进入。

[7]
这个问题最好利用图形加以说明，设DD'为需求曲线，SSm
为单企业行业的边际成本曲线，SSa
为平均成本曲线。设产量为OM，并且以PM价格进行销售，P为DD'与SSa
的交点。假如把产量从OM增加到ON，超出部分以低于PM的成本进行生产。然而在所有产品均需以相同价格出售的条件下，以低于QN的价格出售产量ON必然使行业蒙受损失。但是P点右侧的DD'曲线必然位于SSa
之下，对于产量ON来说，不可能以QN作为销售价格。因此，如果该行业的产量超过OM，则将蒙受损失，从而它不会选择增加产量。当SSm
和SSa
代表若干家企业中一家均衡企业的成本曲线时，则情况将完全不同。现在的需求曲线如DD'不再妥当。如果均衡企业产量的增加都由其他企业产量相应的缩减所平衡的话，则市场价格绝对不会发生变化，而且在其他企业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价格也几乎不会发生变化——假设均衡企业相对于整个行业而言非常小。因此，均衡企业可以将产量增加到ON，并且仍然能够按照接近原来水平的PM价格进行销售。于是，均衡企业能够售出增大后的产量，并且销售价格高于与该产量相对应的平均成本，从而获取利得。因而，对于多家其他企业中的一家企业而言，行业的供给价格等于这家均衡企业的平均成本，但是高于其边际成本的状况，并不是一种均衡的状态。

[8]
需要注意的是，在单企业行业中，如果实际投资不等于理想投资，则不能通过边际社会净产量和边际私人净产量的差异来解释这一分歧。因为只有一个企业，这两种净产量必然是一致的。由于不存在竞争，当分歧存在时，边际私人净产量（等于边际社会净产量）不等于平均净产量。如果该企业能够获得正常利润，则其平均净产量价值等于第二编第11章§1中所设想的中心行业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因此，单企业行业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与该项价值并不相等。

[9]
参看第二编第11章§13。

[10]
在简单垄断仅能在A市场销售而歧视性垄断仅能在B市场销售的条件下，很容易证明引入歧视性做法将按照下面的方式影响A市场的消费和价格。在供给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两个市场将保持不变；而在供给价格递增的条件下，则消费减少，价格上升；在供给价格递减的条件下，消费增加，价格下降。考虑上述问题对政府是否应该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国外销售是非常重要的。

附录四　与税收相关的实际收入的量度

（对应于第一编第3章）[1]

§1.让我们定义（1）实际收入作为所有生产要素各项产出的总和，以及（2）货币收入作为对在生产上述各项产出的过程中提供服务的这些要素所作的支出的总和。所有通过价格来衡量实际收入的可用方法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即是说，假设只生产一种商品，货币收入除以价格指数应该等于实际收入同质单位的数量。我们必须提出构建价格指数时应该采用哪种或者哪些方法处理间接税，才能与此项条件相互一致的问题。当然，上述问题的答案并不能使我们决定价格指数构建方面更为重大的问题，但至少是有所裨益的。

§2.首先，假设销售给私人的我们的商品都要纳税，而税收收入用做对政府的服务为生产其他产出使用的生产要素所支付的报酬。

设Q1
代表非政府产出，Q2
代表政府产出；

c代表两个部门单位产出的成本；

p代表含税销售的应税商品的销售价格；

t代表税率；

P代表价格指数；

I代表上面所定义的货币收入。

显然，Q1
t=Q2
c。

为满足我们的条件，价格指数P必须满足
=Q1
+Q2
。因为很明显Q1
p=I，所以P可以表示为

也就是说，如果（1）非政府商品的价格按含税价格计算，则政府商品设计为零价格；或者如果（2）非政府商品的价格按无税价格计算，则政府商品设计为成本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收入均按上文所定义的方式计算。然而很明显，如果（3）P表示为

此项条件也同样得到满足，而且为了测算实际收入，货币收入由税收收入所放大，可以表示为（I+Q1
t）。这些计算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均满足我们的条件。但是，如果非政府商品的价格为含税价格，政府商品按成本定价，而货币收入没有被放大，仍然根据I加以计算的话，则无法满足我们的条件。鲍利博士的计算方法，在他发表于《曼彻斯特统计学会》（1939年11月）的论文中有所阐述，赞同上述方法（1）。

§3.其次，假设政府将通过间接税征缴的货币，无偿地转移支付给退休金领取人等等——收入的形式并不包括这里所定义的货币收入中。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为了满足我们的条件，在通过税收收入测算实际收入时，必须对于应税商品的价格采用无税价格，或者对于货币收入加以放大才行。

§4.所以，假设我们决定将政府商品的价格设计为成本价格——似乎这是很自然的做法——我们既可以按无税价格计算应税商品的价格，又可以通过税收收入对货币收入加以放大，两种方法都能够满足上述两种情况的要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同时使用它们。

[1]
转载自《经济评论》，1940年12月。

附录五　报废及其相关问题

（对应于第一编第4章）[1]

第一编第4章讨论了四个问题，现在（1951年），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评述。

§1.首先，是报废问题。根据文章的论述，资本物品价值的变化，源于对于它们所协助生产的物品的偏好的变化，或者源于可以用来生产满足相同偏好的物品的与它们相竞争的新的资本商品的引进，但与资本存量的规模无关。另一方面，经营活动为了保持资本的完整性，必须对报废的资本商品予以补偿。我们认为区分真正存在于资本存量中的要素，与从资本存量中被抛弃的要素，可以将这样两种片面的观点相互协调。只要某种要素仍然存在于资本存量中，就必然要面对测算该种要素数量的问题，这与估价并无关系。不过，由于某些恰好涉及估价的物品、要素可能从资本存量中剥离出去，当它们被剥离时，资本就在此范围内减少了。因此，尽管估价与在任何时刻都存在于资本存量中的这些要素的数量无关，但是却与或者可能与存在于资本存量中的某些要素有关，并且以这种间接的方式确实影响着，或者可能影响着资本存量的数量。于是，只要一台机器与一定数量的劳动相结合，与其在其他地方所能获得的相比，还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价值，则这台机器就仍然存在于资本存量中，否则，它将被废弃。

§2.其次，是如何处理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遭受有形的磨损但却仍然存在于资本存量中的这种资本要素的问题。应该将对有形的变化加以区分，一种变化使要素仍然保持当初的生产能力，不过缩短了该项要素最终突然终结的时日；而另一种变化使要素当前的生产能力及其租用价值下降。我们认为，发生前一种形式的变化，直到最后终结之前，资本存量均应被视为是完整的。发生后一种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便捷地进行有形的剥离，其数量可以由磨损工具的初始数量乘以该项工具出租价值下降的比率加以测算。当然，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采纳某种不同的观点也无损于主要的论点。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我们承认某些种类的资本受到有形变化（或陈旧）的影响而被剥离的形式，不是逐渐的、部分的，而是突然的、整体的，也不意味着所有种类的资本整体上均以不连续的方式被剥离。而且上面所说的一切也并非与下述观点不相一致，即人们建议特定企业在考虑非连续类型的剥离时，最好采用连续性的方式，通过正常的年度支付所形成的折旧基金加以处理。

§3.再次，是如何划定资本的损耗与维持资本的完整性相关与不相关之间的界限的问题。我们曾经在第一编第4章§4中试图说明其他形式的损耗与由于天灾人祸当场造成的普通损耗是不同的，后者对于受到影响的资本工具的使用来说是偶然的，但是这种说法在考虑时间的流逝所造成的损耗与火灾或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时便无法令人满意。正如原文所述，这并不足以证实对于时间的流逝以及因此对于这些损失的风险所使用的必要条件是主观的。当发生地震和战争的时候，会出现与此完全相同的争论。一个较为妥当的方式是，如果已经对于资本损耗中可以公平地称之为“正常”的部分加以补偿，则可以说维持了资本的完整性；而对于损耗的这种正常性的实际判断即使并非十分具体，但在整体上是相当规范的。这种判断形成了折旧名义之下的对于所有形式的损耗所给予的补偿，不管损耗形成的原因是由于机器的实际运转，还是仅仅由于时间的流逝——锈蚀、啮齿类动物的撕咬等等——以及所有由于报废而形成的正常的剥离所给予的补偿，无论报废的原因是由于技术进步，还是由于时尚的改变。它也带来对于所有常规事故，例如船只失事、火灾等等，通常以保险的方式予以补救的做法。但是它却没有考虑对那些由于天灾人祸所造成的资本损耗，以及诸如英国明天决定禁止生产威士忌和啤酒这样的奇迹所造成的资本损耗所予以的补偿。这类资本损耗的形成，在确定本期纯收益之前无法很好地予以折算，而资本的损失是与本期纯收益无关的。在这两种类型的资本损耗之间无法精确地划出分界线来。它可能会因为时间或者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英格兰这样的国家与经常发生地震的国家之间，通常都制定有关地震保险的条款。

§4.最后，是我们应当补充说明的这样一个问题。显而易见，当出现报废的时候，为了使产生报废的资本得到补偿，必须使用数量足以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补偿废弃要素的资源。但是应该以何种方式来使用这一数量的资源呢？理想的情况是，所选择的方式应该使对资本存量的现值所提供的可能的附加值最大化。如果一台机器受损，为了使其继续运转必须加以检修，一般来说，对于为补偿其中的资本损耗所使用的资源最具生产力的使用方式，就是检修这台机器。但是，如果某种产品的需求下降，导致目前生产该种产品的工具处于遭受废弃的状态，则对于补偿性资源最具生产力的使用方式应该是，为某一行业制造需求同时增加的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机器。在此，我们拥有一项明确的准则，这项准则的基础体现于资本的概念之中，作为一种实在物，资本可以在改变形态的同时保持数量不变，并且本质上总是趋近这样的形态。可以说，在这些形态下，利润之光当时正在闪耀。不过，考虑到不论是在相同的还是在不同的行业中的不同企业，往往都是由不同的人所控制的这一事实，则以理想的方式应用这一准则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

[1]
基于《净收入与资本折旧》一文，《经济评论》，1935年6月。

附录六　实际收入与经济福利

（对应于第一编第5章和第6章）

附录中所提到的题为《实际国民收入的评价》一文，是萨缪尔森（Samuelson）教授1950年1月发表于《牛津经济文集》中的文章。在文章中，萨缪尔森教授非常委婉、有力地批评了本书第一编的第5章和第6章。编辑请我对此作出评价，并非想要就任何实质性问题对萨缪尔森教授发起挑战，我认为处理这一问题最为实用的方式就是，我以我自己的语言直接阐明为何目前对我来说这些事物看起来是成立的。以下内容再次展示了我所作的答复。[1]

一

在这一领域任何调查的起点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实际收入是由一种可量度的同质商品所组成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收入将与组成它的商品的数量成比例地变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实际收入是由大量的不同质的商品所组成的。如果它们的结合方式，保证它们的若干数量总是以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的话，则实际收入将伴随这一比例而变化。我们仍然需要一种确切的方法来量度这种变化。如果条件是这样的，当实际收入中所包含的一种商品的数量增加（或者减少）时，其他商品的数量没有减少（或者增加），则我们就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实际收入较之其他情况有所增加（或者减少），即使我们无法确定其增加或者减小的比例。在实际生活中，即使第二项较为宽松的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也不多见。因此，一般来说，不可能通过实际测算的方式来说明一项实际收入以某一确切的比例比另一项大一些或者小一些，甚至不可能说明它是否大一些或者小一些。当我们提及某一年的实际收入，或者由工业产品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实际收入，比另一年的多出5％或者10％时，并非是对客观事实作出的正确表述。两年的实际收入实际上是没有共同的比较标准的，并且没有代数运算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在此，我们究竟应该向何处去？

二　问题的提出

设有两种情况I和Ⅱ，两种情况下的人数相同，并且设他们的总货币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实际收入的支出）也相同。在两种情况下，实际收入都是由相同种类的不同质的商品所组成的。在情况I之下，各种商品的数量分别由x1
，x2
……表示，价格由a1
，a2
……表示；在情况Ⅱ之下，各种商品的数量分别由y1
，y2
……表示，价格由b1
，b2
……表示。

当然，由此可以得出a1
x1
+a2
x2
+……=b1
y1
+b2
y2
+……。

假设各项x's，a's，y's，b's的值满足（1）a1
x1
+a2
x2
+……以某一比率大于或是小于b1
x1
+b2
x2
+……，以及（2）b1
y1
+b2
y2
+……以某一比率大于或是小于a1
y1
+a2
y2
+……。

通过这些统计数据能够分别得出有关（1）实际收入和（2）经济福利的什么推断呢？这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　有关收入的推断

对于这一问题首先不妨考虑在情况I下的真正实际收入与在情况Ⅱ下情况I模式的潜在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即是说，给定情况I的实际收入所包含的各项数量x1
，x2
……，即所谓的x模式，能够对这一实际收入与这一模式在情况Ⅱ下的潜在收入之间的关系说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知道在情况Ⅱ下各处都遵循供给价格不变的法则，则我们可以断定，如果它的xn
单位的生产好像与yn
单位的生产一样的话，这种情况下的任意第n项的价格都是相同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形成的价格，也就是适合于情况I的相应数量的价格。所以，b1
x1
+b2
x2
+……便是情况I的实际收入在情况Ⅱ下得以购买的总价格。因此，给定a1
x1
+a2
x2
+……以某一比率大于或者小于b1
x1
+b2
x2
+……，则在情况Ⅱ下潜在的x模式的实际收入将以同一比率大于或者小于情况I的真正实际收入。

如果我们不知道在情况Ⅱ下各处都遵循供给价格不变的法则，则我们就无法断言b1
，b2
……而不是实际的y1
，y2
……将被生产出来。因此，知道a1
x1
+a2
x2
+……以某一比率大于或者小于b1
x1
+b2
x2
+……，并不能使我们断言在情况Ⅱ下潜在的x模式的实际收入将以某一比率大于或者小于情况I的真正实际收入，或者甚至根本无法断言前者究竟是大于还是小于后者。的确，我们可以以一般的方式承认，正如我们在文章中所表述的那样，[2]
目前预期的“误差”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并非在一定的程度上——抵消了情况Ⅱ下潜在的x模式的实际收入可能大于（或者小于）情况I的真正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不过，这种先见之明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其次不妨考虑在情况Ⅱ下的真正y模式的实际收入与在情况I下、情况Ⅱ下的模式的潜在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对字句进行适当的调整，不难看出，上述结论在此同样成立。

很明显，没有任何因素能够阻止在情况Ⅱ下潜在的x模式的实际收入大于（或者小于）情况I下的真正的x模式的实际收入；以及在情况I下潜在的y模式的实际收入大于（或者小于）情况Ⅱ下的真正的y模式的实际收入。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因素以一般的方式阻止这一点。然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对有关问题的这一陈述产生矛盾，从而不再成立。

四　有关经济福利的推断

例证一：首先，假设在情况I下所有购买者的偏好和购买能力都相同；在情况Ⅱ下他们中的任何人均未发生变化，但是在该种情况下，或者生产中的资源总量，或者部分或所有行业中的技术条件发生了变化。

在此，表面上看，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如果在情况Ⅱ下潜在的x模式的收入小于在情况I下实际的x模式的收入，则我们知道消费者偏好的是情况Ⅱ下的实际的y模式的收入，而不是偏好情况I下的实际的x模式的收入的某种物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偏好它，而不是实际的x模式的收入本身，并因此得不出有关经济福利的任何推断。然而，如果在情况Ⅱ下潜在的x模式的收入大于在情况I下实际的x模式的收入，则由于每位购买者一定偏好他们实际购买的东西，而不是他们能够购买的东西，并且由于每位购买者能够购买比他在情况I下所实际购买的更多，因而相比情况Ⅱ下x模式的收入，所以他们的经济福利将会更大些。

然而，正如萨缪尔森教授所证明的那样，这一点是不确切的。每位单个的消费者，当y模式的收入实际上被生产出来的时候，他知道无论他怎样做都无法使价格有别于b1
，b2
……。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认为在情况Ⅱ下潜在的x模式的收入中他所占的份额将有多大。然后，假设在情况Ⅱ下想象的潜在x模式的收入大于在情况I下实际的x模式的收入，则无论情况Ⅱ下的潜在的x模式的收入究竟是多少，都可以推断出，在情况Ⅱ下的经济福利大于在情况I下的经济福利。也就是说，在我们这里所假设的条件中，如果a1
x1
+a2
x2
+……＞b1
x1
+b2
x2
+……，则在情况Ⅱ下的经济福利较大。

在这些情况下，可以推断，在情况I下想象的潜在y模式的收入，不可能大于在情况Ⅱ下实际的y模式的收入，即是说，b1
y1
+b2
y2
+……不可能大于a1
y1
+a2
y2
+……。为此将限定在情况I下的经济福利大于在情况Ⅱ下的经济福利，这与上面所提出的论断相互矛盾。当在两种情况下都具有不变的供给价格时，想象的以及真正的潜在收入相互一致，对于想象的潜在收入所作的论断和真正的潜在收入来说同样成立。实际上，在这个特殊的例证中，还强加了一项约束性条件，排除了一般来说可以被接受的某种关系，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见到的那样。

例证二：其次，如前所述，假设每个人在情况Ⅱ下的偏好和购买能力均与在情况I下的相同，但是不同购买者之间的偏好和（或）购买能力却互不相同；同时，如前所述，供给方面也发生变化。

在此例证中，根本无法通过价格以及数量的统计数据推断在情况Ⅱ下的经济福利将与在情况I下的有何不同。假设a1
x1
+a2
x2
+……＞b1
x1
+b2
x2
+……，则如前所述，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将偏好在情况Ⅱ下所购买的实际的y模式的收入，而不是可能已经购买的想象的x模式的收入。但是无法肯定的是，在情况Ⅱ下想象的x模式的收入，虽然它大于情况I下的实际的x模式的收入，会比其产生更大的经济福利。因为得到较多物品的人们对于他们所得到的附加物品的欲望可能较低，而获得较少物品的人们对于他们无力得到的物品的欲望较高。于是，假设只有两种商品面包和啤酒，面包仅燃起一组消费者的欲望，啤酒仅燃起另一组消费者的欲望；而且面包便宜了，啤酒却涨价了。显而易见，如果两组消费者关于面包和啤酒的效用函数属于一种类型时，计算出来的经济福利将会大些；属于另外一种类型时，将会小些。

例证三：与例证一的条件相同，不过，在此假设偏好统一发生了变化；同时，生产中的资源数量与技术条件完全没有改变。如果a1
x1
+a2
x2
+……＞b1
x2
+b2
x2
+……，则我们可以肯定，人们偏好在情况Ⅱ下已经实现的实际的y模式的实际收入，而不是可能实现的想象的x模式的实际收入。但是我们无法肯定的是，是否在情况Ⅱ下想象的x模式的实际收入将比在情况I下较小的实际的x模式的收入产生较多的满意感，因为在两种情况下的偏好并不相同。因此，无法得出有关比较经济福利的推断。于是，假设实际收入仅由一种商品所组成，它的总供给固定不变。显然，如果人们比以前更加喜爱这种商品的话，则他们的经济福利（满意感）将会增加；如果他们的喜爱程度大为下降，则它将会减少。但是价格以及数量的统计数据无法区分这些情况。

更为复杂的例证：没有必要讨论更为复杂的例证，诸如假设偏好和购买能力都相同，两者与生产的技术条件均发生变化，或者偏好和购买能力相互不同，则它们与技术条件都发生变化。基于已经完成的论述可以确定，无法根据价格以及数量的统计数据对经济福利的变化作出推断。

所以，只有在我们上述的例证一中，在资源的数量和技术条件发生变化，而所有购买者的偏好与购买力都相同，并且没有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对经济福利作出推断。

[1]
《实际收入与经济福利》，《牛津经济文集》，1951年2月。

[2]
参看原文第62页。

附录七　双头垄断[1]

（对应于第二编第15章）

现在我们认为第二编第15章§2中有关双头垄断的讨论并不令人满意。下面的内容旨在对其加以修正并取代。

§1.让我们假设只有两家卖主，其生产函数一定，他们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生产相同的商品，产品在整个市场均以相同的价格出售，并且每位卖主均以自己当期净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让我们进一步假设生产和销售的过程形成连续的周期，通常设为一年。这是不够现实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样假设并不至于推翻相关结论。然后，相对于任何确定的周期，均与四个变量相关： A的实际产量，我们不妨称为xa
，B的实际产量为yb
，B预期的A的产量为xb
，以及A预期的B的产量为ya
。假设市场的需求状况一定，A会基于对B的预期产量确定自己的产量，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同样，B也会按照这种方式确定自己的产量。这些条件为我们提供两个方程式。但是由于有四个变量，所以我们什么也不能确定，还需要与这两个方程式相互独立的另外两个方程式。现在A必须预期，或者为达到我们相同的目的，尽管他在预期，有关B的产量的某些事物是确定的；而且对于B来说也是如此。“确定”一词非常重要。假设A应该仅仅预期B将基于他对A的预期努力实现他的净收益最大化，同时B也应该照此办理是不够的。因为这不过意味着我们把先前的两个方程式重写了一遍。A和B均对对方的某些事物作出确定的预期。这样的预期进一步提供了两个独立的方程式。的确，它们并不意味着相对于任何给定的周期来说价格—数量的关系均是唯一确定的。因为很可能的情况是，一系列可供选择的价值组合均可能使我们的方程式得到满足。不过，它的确意味着每一周期的状况均可以通过数学的方法给予确定。

§2.到了这一地步，我们必须研究可能假设的第二组方程式的形式。广义上讲，A和B每一家将预期以下两件事物之一：首先，另一家的产量将是不变的，独立于它自己可能确定的常量；其次，另一家的产量将是它自己产量的某种函数。从实际上讲，我们可以这样处理，如果A预期B的产量是不变的，这意味着A预期它将与B前一周期的实际产量相同，或者与B前面若干周期的产量的某种可能的推导结果相同，它将不会通过思考一个抽象的数字构想它的预期，并把它记录下来。当然，这些对于B的预期同样成立。如果A预期B的产量是它的产量的函数，则这个函数既可以是一项简单的乘子，也可以是较为复杂的事物。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事实上，这些预期往往受到限制，很可能会因周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不过，相对于任何给定的周期，它们将应该怎样就是怎样，而且整个系统是可以确定的。

§3.但是，得以确定的如果属于短期——一个周期——均衡，就不属于长期均衡。如果除去控制性因素的变动之外，不存在使系统在不同的周期之间发生变化的趋势，并且如果该系统不具有内在的因素可能促使控制性因素发生变动的话，则该系统处于长期均衡。当然，这些因素总是易于变动的，可以说，其本性如此。例如，偏好可能变化，或者生产的技术，或者A对B的预测变得更为乐观，因为A刚刚服用了一剂苯齐原林，或者变得更为悲观，因为它患了感冒，或者，出于与系统没有内在联系的任何原因。从刚刚说明的意义上讲，这些事物并不阻止系统处于长期均衡，尽管它们导致不同时期的长期均衡状况有所不同。但是，如果在第一个周期A对B在第二个周期的行为的预期与实事相矛盾的话，则该系统根本无法实现长期均衡。同样，对于B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个周期的预期一定会发生变化，与第一个周期的预期有所不同，并且仅当一方对另一方的预期导致正确的结果时，也就是说，如果xa
=xb
以及yb
=ya
时，我们才能拥有长期均衡的状态。

§4.于是我们进而研究，当上述条件得到满足时，长期均衡将表现出何种特点。设不带下脚标的x为A的产量，同时（由于处于长期均衡），这也是B所预期的，而且，y同样之于B。然后，以φ （x+y）代表价格，则（x+y）φ（x+y）就是A与B的总收益。如果没有生产成本，恰如库尔诺所虚构的矿泉，则（x+y）φ（x+y）也代表净收益——A与B一起的垄断收益。让我们继续讨论这种情况。

§5.为实现长期均衡，两个方程式必须同时得到满足，即

因此

由此可以得出

并且得出

于是根据（1）

这意味着一定存在使（x+y）φ（x+y）实现最大化的（x+y）之值。也就是说，如果A和B共同行动，就像是一家垄断企业一样，就可以确定该值。初步看来，似乎
和
可能等于－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φ（x+y）=0，则我们的方程式将会得到满足，即是说成本为零，而且总产量与竞争条件下的总产量相等。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
，因此上述结论意味着x或者y应为负值，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可能的长期均衡状况就是，A和B的联合产量与它们相互结合，与形成一家垄断企业时将要生产的产量相同。[2]

§6.下面考虑存在生产成本的情况。不过，单个垄断者的单位平均成本完全不取决于它自己的产量，而仅取决于两家企业的产量之和——而不论随着产量的增加它是增加或者减少或者保持不变。让我们将生产的平均成本记为f（x+y）。我们只需要用［φ（x+y）－f （x+y）］替换我们每一个方程式中所有的φ（x+y），就可以立即得出上一段中所得到的结论。

§7.之后，将情况调整为，每位销售者生产的平均成本仅取决于它自己的产量，而不取决于总产量。如果它们两家都在供给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生产，而且如果它们的供给价格相同的话，则很明显，将再次得到与上面相同的结果，否则，情况将会比较复杂，而且需要满足的使长期均衡得以存在的方程式也有所不同。将A的生产的平均成本记为fa
（x），将B的记为fb
（y），它们是

因此，对于长期均衡来说不再必须有

意味着
。[3]
然而，一定至少有一对x和y之值满足这两个方程式，并且导致长期均衡状态。除去脚注所描述的特殊情况之外，这并非是实现总体净收益最大化的一对数值——基于联合垄断得出的一对数值。但是无论如何，这是长期均衡的一种状态。

§8.在我们所建立起来的所有三种情况中，如果A和B所持有的对于对方的产量的预期如此相互联系，使基于它们的实际产量与预期的产量相等，则一种长期均衡的状态将自行建立起来，并且我们已经看到在若干情况下长期均衡将如何形成。但是这并未告诉我们在双头垄断的条件下，长期均衡状态实际上是否易于出现。如果A和B所持有的预期很难以我们所描述的方式相互协调的话，则很难实现长期均衡。当然，现在当诸如生产力和需求之类的各项条件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如此相关的预期同时出现是可能的。的确，并未以此方式相互联系的一对预期所分布的范围，比以此方式相互联系的一对预期所分布的范围要大得多。然而，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此，面对竞争市场的独家垄断企业，开始时很难正确地估计市场的需求表，从而调整它的产量以实现它的净收益最大化。然而，经过一段磨难和失误的过程，它将很快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将被迫不断地越来越接近正确的判断。对于以双头垄断的方式行动的两家企业来说，是否具有相同的趋势，以相同的磨难和失误的过程很快形成与长期均衡状态相互协调的一对预期呢？显然，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无论最初本能地所持有的预期是否相互协调，都是无关紧要了。假设A发现它最初对于B本能的预期是错误的，例如B的产量实际上多于比它对它的预期，A可能会相应提高它对于B的预期，并减少自己的产量。如果B的行为完全独立于A的行为，而且受到市场的一般需求表的限制，则A将不得不这样做，但是B的行为并非完全如此独立。因而，A可以相应提高自己的产量，并预期B会因此而降低产量。当然，B的反应很可能是不确定的。所以，通过磨难和失误促使一对预期相互调整，进而实现长期均衡状态的趋势是不存在的。倾向于将与长期均衡状态不相一致的自发所产生的预期，转化与其相互一致的自发的预期及其发挥作用的影响力也是不存在的。我们应该转而寻求一种不确定地拖长的一系列的状况，而其中并不包括长期均衡的状态。可以说，这种状态的出现是偶然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双头垄断将与长期的不均衡相互联系，并因此而不断波动。

§9.不难看出这种波动必然处于一定的限度之内。不管一方如何预期另一方的产量，很明显，在任何周期内如果停止生产的话，无论是A还是B都将是得不到补偿的。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对此作出更多的推断，除非认定A和（或）B对于另一方的预期以某种方式受到限制才行。另一个极端是，不管对方如何生产，如果它们的产量过大，致使价格降到它自己的平均生产成本以下——除非它忽视自己的损失，有意以此消灭竞争对手，否则A和B都将是得不到补偿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存在这样的动机，不均衡范围的上限就可能会无止境地扩张。

§10.在讨论中我们曾经假设，除去刚刚提到的割喉竞争这一特殊的情况之外，我们的销售者中的每一位都是在独立地寻求，即没有与另一方达成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协议，它的净收益最大化。基于这种假设，除侥幸之外，长期均衡是无法实现的，即使我们的双头垄断者中有一家较大，其产量远远超过另一家，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也许会认为不均衡的范围将会很小。然而，这种观点也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我们认为，实际上较大的生产者并未要求他自己，像我们到目前所假设的那样，最大化他的当期净收益，而是自行决定某一产量或者价格，使其尽可能地接近令他感到满意的水平，然后坚持这一水平，并不会理会他的弱小的竞争对手如何行事。弱小的竞争者则在充分考虑强大一方行动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选择对他最为有利的方案。这便确定出某种长期均衡的状态。不过，在双头垄断企业的规模和力量都不相上下的情况下，这个条件是很难得到满足的。

[1]
除去很短的一段之外，本附录并非复制1948年12月发表于《经济学》的《关于双头垄断的评论》，但部分地沿用了它的思路。

[2]
这个结果与库尔诺得出的结论相矛盾。众所周知，库尔诺基于长期均衡状态的总产量介于适合于独家垄断的产量与适合于完全竞争的总产量之间。实际上库尔诺只孤立地考察了一个周期的情况。相对于这一周期，他假设A对于B的产量具有确定的预期，然后他研究在该项预期成立的条件下，A需要生产的产量已极大化它的净收益。A对于B的预期被视为常量，这种方法可以给出A在该周期的确切产量，而且，相同的过程可以给出B的确切产量。然而，对于长期均衡而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预期必须都是正确的才行。这与认为A和B预期均为常量的观点是不相协调的，为了得出正确的预期，它们之中的每一方都必须关注另一方的实际产量。相对于单一周期而言，库尔诺的假设条件是一致的，并且如果假设条件得到满足，则可以得出确切的结果。但是在研究长期均衡时它们并不合理。这很容易从我们的方程式中看出来。因为库尔诺的假设意味着
都等于0，由于x和y代表实际产量，所以，很明显，这种结论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库尔诺的长期均衡状况是不存在的。

[3]
除非一位生产者预期另一位的产量是自己产量确定的倍数，否则不论双方的产量为何均将视为产量相同（参照《关于双头垄断的评论》，《经济学》，1948年11月，第255页及以后部分）。在特殊的情况下
=n （n为常量），所以有
=n，或者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有x
。

附录八　全面垄断

（对应于第二编第16章）[1]

§1.在本书中，对于一个行业内以简单垄断替代竞争的结果进行了一些研究。值得进一步考虑的是，应该如何对比分析所有行业均处于垄断条件下的系统，与所有行业均处于竞争条件下的系统。我们假设在两个系统中使用的资源总量相同，并且每家企业都具有最佳规模。为了便于分析，尽管与实际有差距，我们还是假设所有的各种商品彼此独立，即基于马歇尔的定义，既非替代商品也非互补商品。

§2.需要弄清的首要问题是，没有更多的数据这样的系统能否予以确定。考虑到一位垄断的购买者与一位垄断的销售者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情况时，将会对此产生怀疑。但是在我们的讨论中，每一位垄断者均对公众中的个人（不论是否是它的雇员）进行销售，而不对其他的垄断机构进行销售。换言之，它们中的每一位都面对着竞争的市场，而且很明显，这种状态是可以确定的。

§3.由于假设所有垄断企业的控制者都是以最大化他们的净收益为目的的，所以基于在垄断与竞争条件下系统所使用的资源总量相同这一条件，可知在垄断条件下要素受到了“剥削”，与竞争条件下的情况相比，被迫为较低的收益而工作（排除他们自身作为控制者所享受到的垄断的成果）。在我们高度抽象的世界中，必然假设在所有的行业中要素获取的收益率都是相同的。因此，在所有的行业中成本的一致下降是以牺牲要素的利益（而不是控制者的利益）为代价的。这将使我们能够确定向垄断体制的转变是如何改变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配置的。

§4.首先考虑供给线与需求线均为直线时的最简单的情况。在任何行业中，如果垄断取代了竞争，同时成本没有降低的话，则产出将缩减为竞争时的一半。然而，在垄断条件下成本的下降将对各处的产量产生同比例的影响，就像在竞争条件下一样。若供给价格保持不变，则成本的降低将使产量增加，同时使资源的使用量增加，并且产品的需求曲线越平缓，与陡峭的情况相比，产量增加的比例就越大。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资源使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全面垄断取代全面竞争时，在产品需求曲线平缓的行业中，产量和资源的使用量将增加，在产品需求曲线陡峭的行业中，产量和资源的使用量将减少；而在需求曲线的斜率处于两者之间的行业中，产量与资源的使用量将保持全面竞争条件下的水平。在供给价格变动的条件下，这一结论同样成立。因为我们可以排除这种收益增加的可能性，即使用较少的资源却能够生产出较大的产量。并且，在需求条件相同的行业之间，当全面垄断取代全面竞争时，在需求曲线没有倾斜到使较大产量的成本低于较小产量的成本的条件下，在任何行业中，如果产品的供给曲线向下倾斜，则供给曲线越陡峭，其资源的使用量越有可能增加；如果产品的供给曲线向上倾斜，则供给曲线越平缓，其资源的使用量越有可能增加。如果需求曲线超过了相应的陡峭程度，则可以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用图形不难说明这一点。

§5.如果我们放弃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均为直线这一假设条件，并且将那些模糊不清的说法，诸如较为陡峭或者较不陡峭等等，在一般的意义上替换为弹性较大或者弹性较小的话，则可以更为广泛地得出相同的结论。需要借助数学才能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1]
此问题与《静态经济学》第41章结果相同，而讨论的方法不同。

附录九　不完全竞争

（对应于第二编第17章）

§1.书中正文没有涉及目前流行的有关不完全竞争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早期，罗宾逊（Robison）夫人和钱伯林（Chamberlin）教授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毫无疑问，如果他们提前几年进行这项研究的话，则这一问题就会在我的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了。显然，无处不在的不完全竞争，就像简单垄断一样，改变了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并且影响了国民收入；不仅如此，它还通过迫使单个企业实现最佳规模对上述各方面造成进一步的影响。不过，罗宾逊夫人和钱伯林教授的研究问世较晚，没能给我提供帮助，而我自身也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

§2.从本书的观点出发，从这项新的分析中所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可以展示如下。附录三的第二部分说明了在竞争的条件下——这里指完全竞争——任何行业内均衡企业的边际成本必然与平均成本相等。这显然意味着企业必须达到平均成本最低时的规模。

§3.当前，完全竞争的特点是每家企业产品的需求弹性都为无穷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家企业的价格略高于其他企业的价格，则它就将失去所有的顾客。然而，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任何一家企业产品的需求弹性都不是无穷大的。如果它相对于其他企业稍微提高价格，由于一些人偏好该企业的产品而不是其他企业的产品，所以它只会失去一部分顾客而不是全部。基于这种观点，为了寻求垄断利得，企业会受到激励而提高价格，并且在小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规模上运营。事实上，它们并不能确保可以获得垄断利得，因为正如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进一步所作的假设那样，生产要素可以在各个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从而会有新的竞争对手进入，使他们这样做的尝试受挫。不过，它们仍将努力这样做。

§4.可以推断，与完全竞争相比，在不完全竞争的行业中，企业的数目将更多些，而均衡企业的规模将更小些。在完全竞争的行业中，均衡企业的规模将使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相等；企业的规模较小将使边际成本不等于（大于）平均成本。因此，平均成本将不会处于最低水平。

§5.因此，与完全竞争相比，任何行业中的不完全竞争，使资源集中于未能达到技术上最有效率的规模的企业中，造成资源使用上的浪费。

附录十　替代弹性[1]

（对应于第四编第3章）

1.20世纪30年代早期，希克斯（Hicks）博士、罗宾逊夫人和卡恩（Kahn）先生发展并讨论了替代弹性的概念。它并非像不完全竞争那样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是创造了一项新的术语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因此在第四编第3章§8的脚注中曾经对此予以说明，为了使两种生产要素中的一种略微增加——假设不存在其他要素——而同时保持两种要素的比例份额不变，所需要的条件是，增加的要素的需求弹性在数值上应等于总产量除以另一种要素的份额。用一项新的术语说明就是这两种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在数值上等于1（这两项推断彼此相当的证明过程，详见《静态经济学》，第310 页）。因而，在解释了替代弹性的概念之后，我们想知道的是，与其他工具相比，它作为思考的工具究竟具有多大的实用性。

§2.作为最基本形式的替代弹性可以定义为“（用于生产任何商品的）要素数量的比率的比例性变化，除以它们的边际实际生产力的比率的比例性变化”。[2]
这一定义——运用于某一行业，正如这一术语的提出者罗宾逊夫人对其所作的运用那样，而不是运用于单个的企业——可以用符号表示为：设生产A和B的任意两种生产要素（究竟使用多少种生产要素无关紧要）的使用量为a和b，它们的边际产量为pa
和pb
。当a增加到（a+Δa）时，b变为（b+Δb），pa
增加到（pa
+Δpa
），pb
变为（pb
+Δpb
）。我们不妨将替代弹性称为η，它等于

我们将
分别写作α，β，π，π。于是，我们得到a
b
最为简化的形式

§3.对这一概念的这种定义方式意味着，在任意两种相关的要素之间，都存在着一个简单明确的、与初始均衡状态受到干扰的形式无关的替代弹性。正如即将说明的那样，事实上，这种蕴含关系仅在生产力函数为一次的齐次函数——所有生产要素的等比例变化将引起产量相同比例的变化[3]
——并且只使用两种生产要素的特殊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蕴含关系显然不能成立。当任意两种要素的成比例的数量发生一定的变化时，在一般情况下，它们的成比例的边际生产力所发生的变化，将因所发生的干扰的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取决于它是由A的，还是B的、C的或者D的供给曲线发生的移动所引起的。因此，在任何两种生产要素之间，不是只有一个替代弹性，而是有很多个这样的弹性。作为A和B之间所存在的这些弹性，按其最初的均衡受到A的，还是B的或者C的供给函数移动的干扰，分别记为a
ηab
，b
ηab
，c
ηab
，等等。同样，在任何两种生产要素Q与R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替代弹性，在相同的意义上，可以表示为a
ηqr
，b
ηqr
，c
ηqr
等等。于是，如果一共有n种生产要素，则一般来说共有

项替代弹性。事实上，在仅有两种要素且为一次的齐次函数的特殊情况下，由这一公式所确定的两个弹性a
ηab
与b
ηab
恰好相等，当然，这并未违背这项原则。

§4.现在，让我们具体研究一般情况下的，即排除生产函数为一次的齐次函数而且仅涉及两种要素这些附加条件的替代弹性a
ηab
。出于我们的目的，考虑一个包含有三种生产要素的系统就已经足够了。引入较多的数字将扩展代数分析的范围，使之异常繁琐，却不会产生任何令人感兴趣的新观点。用F表示生产力函数，a，b，c表示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则产量为F（a，b，c）。为使分析简化，我们选择各项单位，以便使a=b=c。当然，这不会对所得出的结果产生影响。A的边际产量记作pa
，它等于
，同理可以得到B和C的边际产量。下面区别一系列的弹性，称其为偏生产力弹性。对于每一种要素来说，针对其本身的以及其他每一种要素的供给函数的移动，均存在相应的偏生产力弹性。要素A相对于要素B的偏生产力弹性是，当所有其他要素的数量不变时，由于B的数量一定的成比例的变化所引起的A的边际生产力的成比例的变化，除以该成比例的变化。于是，用a
∈a
代表相对于A的变化的A的偏生产力弹性，用b
∈a
代表相对于B的变化的A的偏生产力弹性等等，则有

同样，
也具有相应的含义。

用db和dc分别代表由于A的供给函数的移动，A的数量发生变化，由a增加到（a+da）时，所引起的B和C的数量的变化。最后用ea
，eb
，ec
分别代表A，B，C供给函数的弹性，则对应于A的供给函数的移动的A与B之间的替代弹性为

于是，经过代数运算我们得到

§5.这一公式含有两个未知项，
，因而没有价值，除非能够确定两个未知项的数值。为了使之成为可能，必须对要素B和C的报酬率与它们的边际产量之间的关系作出某种假设。自然的假设是二者相等。如果生产力函数为一次的齐次函数，并且是处于完全竞争的条件之下，则这一假设与事实相符。每一种要素的报酬率都将等于其边际产量。如果齐次性的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则这一点便不再适用于所有的要素，因为按此种方式支付报酬将使所有要素的总收益大于或者小于总产量，但是对于B和C这两种要素按其边际产量进行支付，仍然是可能的。让我们假设事实上是对它们这样支付的，由此可以得出，为了实现均衡，B的边际产量必须等于它的现存数量的供给价格，对于C也是如此。于是，由于A的移动所引起的B的边际生产力的变动必然等于它的供给价格的变化，对于C也是如此。

因而

但是

于是

同样

令
以及
，通过这些方程式我们可以得出

以及

通过将得出的
代入方程式（1），我们可以用eb
，ec
以及各个∈值表示
。没有必要写出相关结果的非常复杂的表达式。关键的一点是，代表B和C的供给弹性的eb
和ec
，包含在表达式内。

§6.现在让我们假定，不仅要素B和C是按照其边际产量支付报酬的，而且它们也是以一次的齐次函数关系相互联系的。在此条件下可以得到等式

以及两个与此相类似的等式。因为相对于一次的齐次函数来说，当所有的要素的数量按相同比例变化时，每一种要素的边际产量保持不变。于是我们得到

对于
最终的复杂表达式所做出的简化并不显著。特别地，eb
和ec
两项并未从中消去。因此，不论我们假设生产力函数是否为齐次函数，由于A的移动所决定的A与B之间的替代弹性，既不能用来说明一般的生产力函数的任何特性，也不能用来说明供给函数的任何特性，而只是一种生产力与供给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果。

§7.下一步让我们关注只有两种生产要素的特殊情况。如果我们要求要素B按照其边际产量进行支付，但是不要求生产力函数为一次的齐次函数的话，则由于A的供给函数的移动所确定的A与B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公式会得到极大的简化。当然，
一项消失了，而
一项可由简单的方程式推导出来

于是

将此值代入一般方程式（1），我们得到

当然，这一表达比适用于三种（或更多种）生产要素情况的表达式要简单得多。不过可以看出，B的供给弹性，即eb
，仍然包含其中。

§8.最后，让我们增加生产力函数为一次的齐次函数这项条件。与§6所作的说明相一致，当只有两种要素时，可以得到

于是上一节复杂的公式简化为非常简单的表达式

这一表达式也可以通过方程式（1）直接推导出来。与此相对照的表达式
显然具有相同的值。如果服从生产要素收益递减规律，而且如果按照我的做法不加入负号，则该值一定为负。因为a
∈a
和b
∈b
每一项均为负值。无论如何，不管是否如此，eb
一项已被消去，当然，此时ec
一项并不存在。替代弹性描述了生产力函数的某些特征，而且与供给条件没有任何形式的关系。这是一项基本事实，而不是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9.完成以上分析之后，我们必须考虑如何使用这一概念。首先让我们考虑只有两种要素，而且生产力函数为一次的齐次函数的特殊情况。在此情况下，如果由替代弹性所界定的生产函数的特征，对解决任何重要问题有所帮助的话，就有理由将其加以阐述并命名。这一点能够并且已经得到证明。因此，正如§1所指出的那样，在上述条件的限制下，当两种要素中的一种要素的数量增加时，对于该种要素的产量的比例性变化，可以通过考察替代弹性与1的数量关系加以表示。同样，希克斯博士已经利用这一概念——当然，再重复一遍，在上述条件的限制下——将马歇尔的重要理论加以推广并实现一般化。应该还记得，马歇尔对于以固定比例相互结合的两个组成部分制成的商品，例如包括刀身和刀柄的刀具，所作的研究，有关准则将一个组成部分的需求弹性与整件商品的需求弹性，另一个组成部分的供给弹性与两个组成部分在总成本中所确定的相应部分联系起来。他还观察到，没有完成正式的证明，对于产量不同以及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也不同的商品来说，也无须对这些准则进行实质性的修正。[4]
不难看出，当某种商品是通过两种生产要素的联合行动生产出来的时候，则这些要素即充当着类似于马歇尔的例证中的组成部分（刀身与刀柄）的角色。因而，如果它们相应数量之间的比例绝对固定，或者并不固定，而是制成商品数量的函数的话，则马歇尔的弹性准则仍然适用。不过当然，实际上，当我们涉及的是生产要素，而不是刀具的刀身与刀柄时，这些条件并未得到满足。因为所使用的要素的比例将部分地取决于它们的价格，而对于大量耗用这些要素的商品来说，当商品的产量改变时，这些要素的价格也将发生变化。因此，发现在较为一般的情况下，与马歇尔在特殊情况下组成部分的比例与它们的价格无关所建立起来的准则相对应的准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两种要素的一次的齐次生产力函数，希克斯博士确定了这一准则。以E表示对商品的需求弹性，e表示要素B的供给弹性，m表示在总成本中对A的支付所占的比例，而λ表示对要素A的需求弹性，则当马歇尔的条件得到满足时，他的准则可以表示为公式

希克斯博士实际上已经证明，[5]
如果我们用η表示A与B之间的替代弹性，则

在马歇尔的简单的情况下，η为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一般性的公式简化为（当然必然如此）他的公式。希克斯博士的结论非常重要，同时符号η的使用使其表示为非常严谨的形式。罗宾逊夫人已经完成这一新概念的第三项有意义的应用。她已经证明——当然同样在两种要素并且生产力函数为一次的齐次函数的情况下——当一种要素的数量增加时，对应于另一种要素现有使用量每单位的需求价格是升高还是降低，取决于对该种商品的需求弹性（数值上）是大于还是小于替代弹性。[6]
因此，这一新概念目前仅在其得到运用的较小的范围内被证明是有价值的。

§10.然而，如果我们面对多于两种要素的情况，结果将不再如此。因为此时的替代弹性描述的是与生产力函数的特性相互缠绕的要素供给的一个或多个函数的特性。而且，如果当我们将有关某些事件的条件加入到包含有替代弹性的公式中，我们只是将现在需要分清的组成部分纠缠在了一起。当然，没有哪一个弹性公式本身能构成实际的知识，它最多成为通向知识的桥梁。不过，一个包含有替代弹性的公式是一座不必要的桥梁，除非仅有两种生产要素，并且能够排除与这些要素的供给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才行。它并未使我们免于跨越必要的桥梁，而是提供了一条通往必要桥梁的迂回曲折的道路。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并不比沿着直接的道路前进更加容易，而且还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11.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继续使用有关替代弹性的定义，我们已经对此进行研究并且明确地认识到，这一概念仅在§9所讨论的情况下的狭小范围内可用；或者修正这一定义，消除e的ab项。希克斯博士曾经私下建议我据此完成对定义的修正。在这种情况下，a
ηab
等于

要求当少量的A替代B时，总产量保持不变，并且其他生产要素C，D等等的使用量也保持不变。这意味着
，并且有
使得
（apa
+bpb
+cpc
）=0。因此由方程式（1）得到

相对应的关于
的表达式显然与此相类似。排除e的各项的另一种更为简洁的方式是，仍然按照以上的方式定义a
ηab
，但是要求当A增加很少的数量时，包括B在内的所有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均保持不变。这意味着
，同时
，因而由方程式（1）得出

相对应的关于
的表达式则为
）。当仅有两种生产要素并且是一次的齐次函数关系时，按照上述两种方式定义与按照前面小节所讨论的方式定义，将使替代弹性得出相同的结果。所有的方式将使
都等于
。因而，对于这种情况来说，采用哪种定义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一般的情况来说，则并非如此。这两种新的定义方式所具有的优点是，在描述生产力函数的特征时，没有受到来自于要素供给方面的任何干扰。第二种定义的方式显然是这两种定义方式中较为简单的一种。能否将它们中的任何一种运用于解决两种以上的生产要素之间的配置问题，尚需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在我自己的著作中，我已经发现分别处理偏生产力弹性比把它们结合到一起处理要更为简便一些。[7]

[1]
转引于《经济期刊》，1933年3月，内容有所修改，并且改写了第一段。

[2]
罗宾逊夫人：《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330页；卡恩：《经济研究评论》，1933年10月，第72页。

[3]
在多企业行业中，这意味着企业所使用的任意生产要素的边际实际生产力，与相对于整个行业的它的边际生产力相等，即边际私人产量与边际社会产量相等。

[4]
《经济学原理》，数学注释第15页。

[5]
《工资理论》，第244页。在这个由希克斯博士的译文直接翻译而成的公式中，根据他的方式，η被定义为
，而不是根据我的方式将负号删去。

[6]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259页。对于最后两项运用，替代弹性必须定义为两种要素数量比率的比例性变化，除以它们的货币价格比率的、而不是它们的边际产量比率的比例性变化。然而，如果如同此处所作的假设那样，要素是按照它们的边际生产力来支付的话，则显然无论以哪种方式定义，替代弹性都是一样的。

[7]
参看《静态经济学》，附录十一。

附录十一　效用的可量度性与可比较性

本附录由《经济福利的某些观点》一文的前半部分所构成，载于1951年6月的《美国经济评论》。

一　福利经济学的目的

福利经济学关注对于可能影响世界或者某一具体国家经济福利增长的主要因素所进行的研究。研究福利经济学的人们所持有的愿望是，对可能施加这些影响的政府或者个人建议行动——或者不行动——的准则。没有人会假定经济福利即等同于全部福利，或者政府应该严格地追求它而不顾及其他利益——诸如自由、家庭的愉快、心灵的追求等等。不过，在这里我们不关注这些事物，而仅仅关注经济福利，即福利中与生活的经济方面相互联系的部分。首先并且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搞清楚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同时更为具体地作出判断，它是否属于可以运用较多或者较少以及增加或者减少等概念加以描述的那一类事物。因为如果它们不适用的话，则福利经济学的任何部分和任何方面，都将归于毁灭，不会留下一丝浮光掠影。

二　经济福利的含义

首先，让我们考虑单一的个人。这样的个人的经济福利指的是什么？一般都会认同的是，这一定是存在于他的头脑或者意识之中的某种状态。当我们基于一个人的收入或者财产粗略地谈论“物质福利”时，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福利。物质福利可能是达到福利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一定不等同于福利或者福利的一部分。在我们看来，福利必须用以说明一个人头脑中的优越状态，或者其中所包含的满意感。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满意感的优越状态仅仅取决于其强度的话，则不必作出这种区分。一般均以某种不确切的方式感觉到，某些类型的满意感本质上优于其他的满意感，并且与其后是否会引起不满意感基本无关。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则包含较多满意感的状态不一定就比包含较少满意感的状态为好。出于当前的目的，我们提议将福利的含义指定为满意感而不是美德，因而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允许政府，即政府“应该”——鼓励政府“应该”倡导美德——促进形成一种含有较少福利（但是含有较多美德）的状况，而不是含有较多福利的状况。

这样，一个人的福利便包含于他的满意感之中。但是满意感又指的是什么呢？并不是简单的幸福感或者愉悦感，因为一个人的欲望可能由其他的事物所指引并因此而得到满足。情况可能是，当他的欲望一定时，他的满意感直接取决于其欲望得以实现的程度。不过，欲望实现后所产生的满意感并不总是与欲望的强烈程度保持相同的比例。不仅人们可能会犯错误，对某种事物产生欲望，希望从中获得满意感，但事实上这些事物并未带来满意感，而且还像西奇威克所观察到的那样，“我并不严格依据愉悦感在激发那些维持或者产生愉悦感的行动中所发挥的较强或者较弱的影响的比例，来判断愉悦感的大小”。[1]
某些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一点，将满意感和欲望不加区别地用“效用”一词所代替。在这里我们用效用表示满意感，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经济福利是由他的效用所构成的。为了进行更加全面的讨论，我们还需要考虑工作可能给人们带来的不满意感或者负效用，或者与闲暇所产生的进一步的满意感或者效用相当不同的事物。这样做并不难，但是却使讨论变得更为复杂而且冗长。因此，我不打算进入这一领域。

三　同一个人所享有的满意感原则上的可量度性与可比较性

在§1中我们曾经提到，如果经济福利是一种不能用较大或者较小的概念进行描述的事物，则福利经济学将消亡殆尽。有时人们认为除非满意感是可量度的，否则这一概念无法加以运用。

现在对于任何类型的量来说，如果它是可量度的，则意味着在它与基数之间能够建立起独特的并且交互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外延的量，例如长度，即在这种意义上是可量度的。愉悦感、满意感以及效用是内涵的量，并且是不可量度的。它们并不是那一类我们能够将其与一系列的基数相互联系起来的事物。

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即有时某种内涵的量与某种外延的量相关联，因此可以间接地对其进行量度。这一点对于满意感来说是正确的，如果由于某种奇妙的原因，满意感与体温或者脉搏的速度稳定地联系起来的话即是如此。不仅如此，事实上，在我们的领域存在着所需要的这种适用的外延的量，即一个人为了避免丧失一定的满意感或者愉悦感所乐于支付的货币的数量。不应忘记马歇尔所强调的，由于拥有这种量度工具，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所具有的优势。然而，除去我们已经提及的，当某种欲望的目标已经实现，除由它所产生的满意感的强度与欲望的强度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之外，马歇尔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认为除了对一个人很小的一部分满意感进行量度之外，货币还能够使我们量度任何其他事物。如果我有1 000英镑的收入，则有理由说，我花费2英镑得到的商品的增量所带来的（或者更为严格地说是预期的）满意感，是我花费1英镑得到的商品的增量所带来的满意感的2倍。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我从全部1 000英镑的收入中所得到的满意感，只是单个边际英镑的开支所带来的满意感的1 000倍。因而货币并不能使我们将满意感与一系列的基数相联系，即基于这里所理解的意义去量度它。我们必须承认，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不能量度的。

但是，这绝非意味着原则上满意感是不能比较的。伯特兰·拉塞尔（Bertrand Russell）下面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那些习惯于强调数字的数学家们，对于不能加以量度的量的限定性是无话可说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对于所有量度所依赖的基础的相等性的直接判断，如同对于较大或者较小的直接判断一样，在可量度性失效的场合仍然是可能的。只有当差别很小的时候才有可能令人生疑，并且在这一方面所作的量度均使疑虑的边际更小——这纯粹是一项心理学的成就，在哲学方面尚未显示出它的重大意义。于是，不适用于数字量度的量，能够按照从较大到较小的顺序排列，这甚至是严格意义上的数字量度的定量性的成就。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量大于另一个量，而第三个量介于两者之间；同时，因为量之间的差值仍然是一个量，所以对于这样的问题，即两个量之间的差值是大于、小于或者等于同类的另外两个量之间的差值，（至少在理论上）总能给出一个答案……因而，不进行数字量度，量与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具有它们可进行数字量度时全部的确定性——从理论上讲，赋予它们相关的数字并未增加什么。”[2]

一个必然的结论如下，或者说似乎如下。如果原则上我们可以认定，某两个量之间的差值大于或者小于另外两个量之间的差值，则同样地，我们可以对差值之间的差值予以认定。这表明尽管效用实际上是不能量度的，但是原则上设想一条边际效用曲线的存在仍然是合理的，并且，不仅可以说明它是向上还是向下倾斜的，而且还可以说明随着自左至右的移动，其斜率是变大还是变小。

诚然，即使在原则上也不可能为这条曲线画出一条基准线。不可量度性决定了这一点。因此，说某人在一定时期内由x单位的某种商品所得到的效用是由y单位的该种商品所得到效用的两倍或者任何其他的倍数，或者说该曲线是一条双曲线，或者其与双曲线存在某种特定的关系，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使得我们无法比较当某人享有不同规模的收入时，其收入发生一定比例的变化对福利造成的损害。这类问题涉及是否无论收入如何，比例所得税都将导致等量的损害，或者为了实现这一点，是否需要征收某种形式或者程度的累进所得税，这些问题不仅因为缺乏数据，而且在原则上也是无法回答的。因此，效用的不可量度性排除了这类形式的问题，如果效用可被量度，便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我确实在我的《公共财政研究》一书的第二编第7章中假定它是可量度的，并且这样提问过。然而，这并没有严重地缩小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没有使人口增加了。但是个人的满意感减小了以及总福利是否增加了这样的问题，无论在实际中还是在原则上，都因为无法给予回答进而成为了严重的事。

四　事实上的可比较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原则上的可比较性。满意感或者效用是否是能以较大或者较小加以描述的事物，或者是否这样的解释就像说某种东西更红一些或者更具有流动性一样没有意义？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但是在原则上承认它们具有可比较性，与实际上能否对它们加以比较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发现它们实际上无法加以比较，并不代表它们在原则上不可加以比较。假如所有的温度计和相关仪器全部损坏了，也不能否定温度在原则上的可比较性；反之，正如我们已经做的那样，发现效用、效用之间的差额，以及差额之间的差额在原则上能够比较，并不意味着它们所有或者其中任何一个在事实上能够比较。然而，根据将要提到的一项修正，一般都同意，当一个人选择满意感A而未选择满意感B时，说明满意感A大于，或者更严格地说是预期大于满意感B。因此，对于确定的个人来说，选择便成为对于不同量的效用或者满意感进行比较的一种客观的量度。对于边际效用或者满意感，也就是来自不同种类的商品的边际增量的效用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但是没有人在边际效用A超过边际效用B的差值，以及边际效用C超过边际效用A的差值之间进行选择，或者能够进行选择。因此，这些二级差额，虽然我们坚持在原则上是能够比较的，但是在实际上却不能比较——起码以这种量度的方式不能比较。然而，对于我们的主要结论来说，这一点并不重要。

五　个人之间的比较

至此，我们仅仅考虑了影响同一个人的满意感的可比较性。一旦我们放弃了唯我论，承认其他人的存在，则以上所做的说明将足以证明，由不同的人所享有的效用，本质上并非是不可比较的——说A比B更幸福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实际上它们是否可比却是个更加难以回答的问题。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选择的量度方式也不再适用。无疑，父母能够为他的一个儿子选择满意感A，而不是为另一个儿子选择满意感B，并且，假如他对他们是公正的，这意味着他判断满意感A更大一些。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借助这一点，因为父母的选择不是直接的选择，而且在他作决策的时候，他正好面对着我们所遭遇的相同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将我们的负担转嫁给他。对于福利经济学来说，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不同个人的满意感不能进行比较，则福利经济学大部分内容的根基将被削弱。诚然，我们不是不能说，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某种物品增多了，而没有其他人减少了任何物品，只要他们的欲望没有改变，则群组整体的福利将会增加。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富人与穷人之间收入的转移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探询个人之间的满意感或者效用实际上是否可以比较，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

现在，如果我们随机地抽取在同一国度长大并属于同一种族的一群人，我们会发现在许多通过客观的量度可以比较的特征方面，平均来看，他们是非常相似的，并且，对于一些基本的特征来说，我们确实无须将对人的分析限定于同一种族或者同一国家。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进行类比和推断，认定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是非常相似的。在所有的实际问题中，我们均依据这一假定。我们并不能证明这是正确的。不过我们也无须这样做。没有人能够证明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存在，但是不管怎样，每个人对此都是十分肯定的。简言之，我们并非从虚空状态开始，也没有理由说明我们应该从虚空状态开始，并且强迫我们自己认定，自然人所拥有的每一个念头在证明其清白以前均是罪恶的。重负应该颠倒过来。否认这一点不仅损害了福利经济学，也破坏了实际的思想的整体构架。以类比、观察与交往为基础，我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是可以妥当地进行的；不仅如此，除非我们有特殊的理由相信相反的观点，否则可以假定等量的物品会带来等量的满意感，而且这些并非一定是发生在任意的两个个人之间，也可能是发生在两个群体各自的代表之间，例如发生在伯明翰的市民和利兹的市民之间。为使福利经济学的这一分支充满活力，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当然，只有在非常重要的限制条件下，才有可能通过对它的研究得出实证性的结论来。

[1]
《伦理学》，第126页。

[2]
拉塞尔：《数学原理》，第182～183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赋税论/（英）配第（Petty,W.）著；邱霞，原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651-5

Ⅰ.①赋…　Ⅱ.①配…②邱…③原…　Ⅲ.①税收理论　Ⅳ. ① F8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3626号

赋税论

作　　者
［英］威廉·配第

译　　者
邱　霞　原　磊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罗　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6

字　　数
96千字

定　　价
18. 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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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1623 -1687），古典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创始人，被马克思誉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赋税论》是配第的代表作，主要讨论了国家的财政税收问题，即在国家公共支出费用等不尽合理的情况下，为保证税收来源的稳定性，应从税制上进行改革，做到“公平”、“确定”、“简便”和“节省”，以从根本上减轻人民负担。本书还从根源上探讨了价格、工资、地租、货币和利息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赋税论

本文结合爱尔兰的现状及社会问题主要阐述下述几个重要税收类型(或者作用相当于税收的措施)的性质和职能:

同时也在行文中穿插了下述几个与税收相关的概念:

1899年重印版说明

《赋税论》(全称《关于税收和捐献的论文》，英文全称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译者注)是威廉·配第最早的经济学著作。由于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回顾其近期著作的时候，提到了1662年1月出版的格兰恩特的《根据死亡率表作出的对自然和政治的观察》(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一书，并且我们知道威廉·配第在1662年10月底以前一直居住在爱尔兰[1]
，因此我们推测《赋税论》其写作应当是在1662年前期完成的。当时的威廉·配第刚刚从他的政治野心中解脱出来，抱着极大的热情重新投身到对科学的追求中。[2]
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双层底子，这一时期他写作了著作《赋税论》;同时，他还做了几个演讲:关于制衣的问题，关于如何对待垂死的皇家学会历史的问题以及关于海运的问题[3]
。

《赋税论》其确切出版日期无从考订。如果我们承认《赋税论》中“最受它的国民拥戴的国会”这句话，意指1662年3月4日爱尔兰众议院投票决定将3万英镑作为礼物馈送给奥尔蒙德(Ormond’s)国会[4]
这件事情，并且认为威廉·配第是从4月19日白厅[5]
的来信中得到这一消息的，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怀特·肯奈特的推断[6]
:《赋税论》是在1662年的5月写成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引用配第自己的话，《赋税论》恰好是在奥尔蒙德公爵行将前往爱尔兰任总督之际诞生的，那么《赋税论》就应当是在1662年7月正式出版的。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后来可能由于国王举行婚礼的缘故，奥尔蒙德公爵将启程的时间从原来的5月份推迟到了7月份[7]
。如果把这两种推断进行融合再加以思考，我们认为配第在写下序言的时候，以为奥尔蒙德公爵将马上启程去爱尔兰，但却没有料到后来行程的延期。因此，我们推断，《赋税论》是在1662年5月出版的。

迄今四个版本的《赋税论》都是在配第生前出版的。[8]
在这四个版本中，第一版(1662年版)有可能是配第亲自主持出版的。第二版(1667年版)是当配第在爱尔兰的时候，由伦敦方面印刷出版的。而第三版(1679年版)的出版似乎并非出于配第的本意。1678年5月29日，配第给奥布里(Aubrey)[9]
写了一封信，信中谈道:“关于重印《赋税论》一事，我不想参与。我从来不敢奢求能够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也不认为自己应当被载入史册。”[10]
10月5日，配第在写给罗伯特·索斯韦尔(Robert Southwell)爵士的信中，再次表达了不愿重印《赋税论》的想法。[11]
第四版(1685年版)仅仅是将1679年的版本换了一个封面，然后就重新出版了，因此没有独立的版权。我们目前是对第一版的重印，[12]
这一版本被认为是这四个版本中最可靠的版本，虽然我们没有找到这一版本的手稿，但是从该版的前言中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版本的出版是经过作者本人授权的。当初的版本是匿名发行的，关于这部著作的原创作者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配第第一次公开承认是这部著作的原创作者，是在查尔德(Child)出版发行的专门讨论有关贸易和货币利息问题的刊物的一期增刊上，1668年，伦敦，伊丽莎白·卡尔弗特(Elizabeth Calvert)著。[13]

[1]
根据是威廉·配第写给罗伯特·默瑞(Robert Moray)爵士的信，见《英国皇家学会书信手稿集》，第1页和第2页。——1899年版注

[2]
参阅:威廉·配第后代菲茨莫里斯(Fitzmaurice)所著的《配第传》，第104～107页。——1899年版注

[3]
参阅:伯奇著《英国皇家学会的历史》(Birch，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第一卷，第65页;《配第书目集》(Bibliography)，第7页和第28页。——1899年版注

[4]
参阅:《政治体制解剖》(Political Anatomize)，第9章。——1899年版注

[5]
白厅即是指英国政府。——译者注

[6]
参阅:肯奈特，《编年史记》(Kennett，Register and Chronicle)，第703页。——1899年版注

[7]
参阅:卡特，《奥尔蒙德公爵》(Carte，Ormond)，第二卷，第257页。——1899年版注

[8]
参阅:《配第书目集》，第六卷。——1899年版注

[9]
约翰·奥布里(J. Aubrey，1626～1697)，英国古董收藏家及作家，其作品《短暂的生命》在其逝世后发表，其中包括对其著名的朋友的性格刻画，如托马斯·霍布斯、约翰·密尔顿及弗朗西斯·培根等。——译者注

[10]
参阅:菲茨莫里斯的《配第传》，第258页。原信件保存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奥布里手稿》，第二卷，第110页。配第的后代贵族菲茨莫里斯捐献给大英博物馆的是这封信的附件。——1899年版注

[11]
参阅:素普书目图书馆藏《索斯韦尔手稿》(MSS. Bibl. Southwelliance)，1834年版，第403页。——1899年版注

[12]
1662年版的印刷很粗劣，存在非常明显的拼写错误，如把“encrease”误作“enrease”(英文原版第24页)，把“statesman”误作“statseman”(英文原版第41页)，把“beer”误作“beeer”(英文原版第74页)，这些错误在本版中都已得到了改正。除此种情况之外，本次印刷完全终于原版。——1899年版注

[13]
后来再版在查尔德的《贸易新论》(New Discourse of the Trade)一书中，1693年版，第26页。——1899年版注

前　言

1.对那些不现实的年轻人来讲，虽然他们结婚的根本和惟一的目的不是为了生儿育女，更不是为了生育适合某一特定职业的儿女，但是一旦有了孩子，他们还是会尽力按照孩子的兴趣和意愿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对我来讲也是如此，虽然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除我脑海里的一些令我烦躁的想法，而不是为了供他人参考，或者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是既然这本书已经完成，并且它的问世恰逢奥尔蒙德公爵[1]
即将出任爱尔兰总督之际，因此我希望它对于分析爱尔兰或者其他地方事务，会有可借鉴之处，虽然这种可供借鉴的意义也许并不大。

要想统治爱尔兰，就必须要保持大批的军队，以防爱尔兰人将来叛乱，这种叛乱既有害于爱尔兰自己，也有害于整个英格兰。为了维持这样大批的军队，就必须要向那里贫困的国民和荒凉的国土大量征税。因此，让爱尔兰人了解一下各种税收的内容和征税的标准还是有必要的。

2.对爱尔兰来讲，通过对教区进行合并再重新加以划分，[2]
使那里成为适合传播福音的地方，这是十分必要的，这项工作正好可以依据马上就要制作完成的新的爱尔兰地图[3]
来做。另外，我曾经谈到的关于牧师的很多问题，在爱尔兰也是存在的。

3.爱尔兰地区资源丰富，因此如果不采取措施增加出口，反而会对该地区不利，而出口的增加有赖于关税和消费税的征收尺度的明确。

4.由于从总体上讲，爱尔兰的人口是不足的，并且在将英格兰人迁往爱尔兰，或者将爱尔兰人迁出爱尔兰之前，[4]
当地政府必须要花费大量的经费来供养军队，才能维护当地安全，所以我认为要吸引英格兰人迁往爱尔 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他们知道，从全国范围来看，国王的收入占全国的财富、租金及个人所得的十分之一以上;而在爱尔兰，公共费用会在随后的几年里减少到英格兰地区的什一税水平;并且随着国王收入的增加，国王的支出会相对地减少，这是一种双重利益。

5.[5]
雇用英格兰的乞丐修理公路、疏浚运河，将会有利于爱尔兰的羊毛和家畜的出口。

6.对爱尔兰来讲，充分理解货币的性质、不同铸币的不同经济效果、提高货币价值和降低货币价值的不同的经济效果以及货币价值的不稳定性，才是一门最实际的学问;正因为缺少这门学问，爱尔兰最近才会经常发生货币发行混乱的情况[6]
。

7.在爱尔兰，一片土地的价值仅仅相当于其6～7年的地租，然而在海洋彼岸的英格兰，一片土地的价值却要相当于其20年的地租。在没有想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以前，让爱尔兰人知道价格存在差异的原因还是有好处的。

最后，我想如果有人能够对爱尔兰的问题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和意见的话，在奥尔蒙德公爵担任行政长官的时候向政府提出来会是一个最佳的时机，这是因为:

(1)奥尔蒙德公爵对爱尔兰的情况了如指掌，无论是和平时期的爱尔兰还是战争时期的爱尔兰。他不仅了解爱尔兰国内某些特殊人物和一切党派的利益关系，他还了解英格兰以及那些和爱尔兰有关系的国家的情况。

(2)奥尔蒙德公爵已经用他的智慧鲜活地证明了他是关心英格兰在爱尔兰的利益的，并且他也能够做到尽可能地去解决那里的种种问题。

(3)奥尔蒙德公爵在爱尔兰所占有的土地之多是爱尔兰历任总督之最，因此他不会面对坎普登曾经提到的那种危险。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坎普登(1551～1623)曾经向其他爱尔兰总督提出过这样的警告:爱尔兰人是有怨言的。奥尔蒙德公爵之所以不会遇到被爱尔兰人埋怨的危险，是因为一个已经获得了最多土地的人没有理由会去想获得再多的土地了。

(4)当某些只是为了搜刮民财而入主爱尔兰的总督不顾爱尔兰国民的疾苦和怨言一达到目的立马就一走了之的时候，奥尔蒙德公爵却向爱尔兰国民保证要实施仁政，并且预先扫除了一切施行仁政的障碍。

(5)奥尔蒙德公爵敢于去做任何他认为是恰当的事，他可以为了某一个公民获得公平的待遇而力排众议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使被心怀嫉妒和不满情绪的人所曲解也不在乎。奥尔蒙德公爵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在于他举世闻名的宽宏大度使得国民不会反对他;第二个在于他对陛下久经考验的忠诚会使得传到陛下耳中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

(6)奥尔蒙德公爵对于一切提出创造性建议的努力都给予大力支持，并且重视这些精辟的建议，在慎重选择之后能够大胆采用和大力实施，这使得英格兰东部的明智之士都愿意追随他前往爱尔兰。

我们伟大的奥尔蒙德公爵是在爱尔兰的发展还有如一张白纸的时候来到这里统治这片土地的，这时的爱尔兰议会向他表示了好感。这时候，爱尔兰议会是忠于国王并且乐于谨慎地进行改革的，他们非常愿意接受他的建议，遇事也会向他咨询意见。正因为如此，在奥尔蒙德公爵执政的期间制定的成文法和自然法的通过才是可能的。

因此，这时候把我的一些理论观点用来分析爱尔兰的社会情况，我想我的老调重弹是对的，是趁热打铁，我认为至少应该在它们有用的时候把它们发表出来。在此我想要广而告知世界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能够改变世界的，我们能够把握世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得到和平，让每一个人都各得其所，这样世界才会按照自己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我非常清楚“事物的发展是不应被人为破坏的”[7]
，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一定会说，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法则，自然是不能被欺骗的。所以我所写的这篇东西，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只是为了使我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和解脱。因为我的脑海里一直充满着我日常听来的关于优先发展贸易和调节贸易的议论以及关于税收等等问题的抱怨。无论我所写出来的东西是否会受到蔑视和责难，我都不在乎，对于这一点我的想法就如同为了儿女的奢华生活而疲于奔命的富翁的想法一样，明知道日后儿女们会挥金如土也要为他们先赚下许多钱，我也一样，我明知道这篇东西也许毫无意义我也要把它先写出来。像龟兔赛跑一样，在跑步比赛中并不是跑得快就能够得第一，每个人都有获胜的机会，我愿把这篇文章献给那些公正的人士去评判，对于他们的批评指正我会虚心接受。

[1]
奥尔蒙德公爵(Duck of Ormond)，本名詹姆斯·巴特勒(James Butler，1618～1688)，出身爱尔兰贵族，保皇党成员，曾先后三次出任爱尔兰总督。——译者注

[2]
1662年爱尔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将各个教区合并进行重新划分的法令。参阅查理二世14年和15年的第10号法令。我们不清楚配第和这项法令的颁布有没有关系，但是这项法令看起来似乎反映了配第的观点:“在这个王国有些地方，教区的划分过于狭小，1英里或者2英里的范围内就有五六个教区，这就使得教徒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不必要的建筑和维修多个教堂的费用，而教堂的费用本来就少得可怜，有时候甚至连一个牧师的费用都负担不起;而有些地方的教区划分得又过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该教区的教徒从家里去一趟教堂都很难一日往返;还有就是教区的划分也不合理，比如某个教区的教徒去别的教区的教堂反倒比去他自己所在教区的教堂更方便。”因此，从1662年的米迦勒节(Michaelmas)开始，在各相关方面一致同意的前提下，爱尔兰总督下令将各个教区合并进行重新划分。——1899年版注

[3]
大概是指配第以山区测量原图为基础刻制的爱尔兰地图。在这个地图中，标明了各郊区的边界。参阅:拉克姆编《配第在山区测量方面的贡献》(Petty’s Hist. of the Down Survey，ed. by Larcom)，第49页。1665年，配第请求国王“协助编制爱尔兰地图”，后来这一请求获得了批准。同上书，第400～401页，第323页。但是配第在编制爱尔兰地图的过程中，似乎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因此在1672年，配第宣称他自费制成了各区、各村以及各郡的详细地图，并把它们雕刻成铜版，并通过这种方法制成了各州以及整个王国的地图。参阅:《爱尔兰的政治体制解剖》(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第9章。随后，各村地图以《爱尔兰概况》(Hiberniae Delineatio)为名称获得了出版，但出版日期不详。参阅:《配第书目集》(Bibliography)。这本出版日期不详的地图在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都有收藏。都柏林(Dublin)的三一大学(Trinity College)图书馆也收藏了3本。这几本地图中，除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那本以外，每本都包含一张配第的肖像图，这一肖像图是由爱德文·桑迪丝(Edwin Sandys)刻版的，日期为1683年。英国博物馆在编排印刷地图目录的时候，把它的出版时期推测为1685年。但是这本地图的扉页“爱尔兰总图”［由萨顿·尼古拉斯(Sutton Nicholls)刻版］则附有考克斯(Cox)所著的《爱尔兰的历史》(History of Ireland)这本书的广告，而《爱尔兰的历史》第一卷是在1689年出版发行的。爱尔兰国立博物馆的收藏本是为了献给配第的后代亨利(Henry)，即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的再版本。因此这一版本只可能是1719年(谢尔本被授予伯爵爵位)之后，1751年(谢尔本逝世)之前出版的。——1899年版注

[4]
通过将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同化的方法解决爱尔兰问题，是配第自1665年以来持有的得意见解。据说，同文森·古金(Vincent Gookin)一样，配第坚决反对将爱尔兰人迁移到康诺特(Connaught)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且一直到他去世都坚持这种观点。参阅:菲茨莫里斯的《配第传》(E. Fitzmaurice，The Life of Sir William Petty)，第31页，第32 页;配第的《论爱尔兰》(William Petty，Treatise of Ireland)。——1899年版注

[5]
原文为第“6”条，没有第“5”条，这里加以调整，以下逐条按次顺延。——译者注

[6]
在共和政府期间，私人滥发铸币的情况非常严重。在配第来到爱尔兰之前不久，就有几个伦敦人因为将伪造的或者贬值的英格兰货币和秘鲁币走私到爱尔兰而被执行死刑。参阅:西蒙的《论爱尔兰货币》(Simon，Essay on the Irish Coins)，第48～49页。虽然会被处以严厉的刑罚，但是这种货币走私行为并没有得到制止。同上书，第49～52页，第118～122页。1660年1月29号，共和政府发布了一个通告，明确规定了金银铸币的固定比率。同上书，第123～124页。1661年8月17日，共和政府又发布了一个通告，禁止私人铸造货币。参阅:鲁丁的《英国及其附属国的铸币史》(Annals of the Coinage of Great Britain and its Dependencies)，第二卷，第4页;弗利特伍德(Cf. Fleetwood) 1653年2月16日写给瑟楼(Thurloe)的书信;《国情报告》(State Papers)第二卷，第94页。——1899年版注

[7]
这是配第非常喜爱引用的一句话。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这句话，如在他所著的《论二重比》中(参阅:《政治算术》，献辞注，1674 年)，还有在他1686年6月2日写给索斯威尔(Southwell)的信中(见菲茨莫里斯的《配第传》，第274页)都引用过这句话。有人说配第是这句话的作者，也有人说这句话是当时社会上的一句流行语。——1899年版注

目　录

【作者简介】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赋税论

1899年重印版说明

前　言

第1章　公共开支的内容

第2章　公共开支增加和加重的原因

第3章　导致国民不甘心承担赋税的原因如何才能减少

第4章　赋税征收的方法

第5章　利息

第6章　关税和自由港

第7章　人头税

第8章　彩票

第9章　捐献

第10章　刑罚

第11章　垄断和官职

第12章　什一税

第13章　其他几种征款的方法

第14章　货币的升值与贬值

第15章　国内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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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公共开支的内容

1.公共开支的第一项内容是国家公共开支， 是指保卫国家领海和领空安全的国防开支，用于维护国内外的和平并抵御外来军事力量的入侵。这部分开支我们可以称之为军费开支，其开支数量一般情况下不低于其他国家开支;但在非常时期，比如战争时期或者存在战争威胁的时期，其开支数量就会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开支，甚至成为最高的国家开支项目。

2.公共开支的第二项内容是政府公共开支， 是指政府官员的薪俸。这里我所指的政府官员，不仅包括那些目前正在全职为政府工作的正式官员，还包括那些正在花费时间和精力努力使自己成为正式的政府工作人员的人，他们努力地想让自己的上级领导赏识自己。

3.要维持政府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就要使他们获得 丰厚的远远高于私人职业者薪酬的薪俸，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自然地或者依靠人为赋予他们的权力去完成政府工作。

4.所以如果王室成员把他们中的一位王子尊为国王，那么这位被拥立的王子除了外表看起来要比其他王子英俊外，他还必须能够奖励那些顺从他、尊敬他的人，惩罚那些不顺从他、不尊敬他的人，否则即使这位王子的体力和智力优于其他人，他被立为国王的意义也不大。

5.有些官职只是名誉上的，如州长、治安官、巡警、教会委员等等，尽管担任名誉官职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会以被信任为荣耀，以被敬畏为乐事，并且还认为这就是对他们有能力担任这项官职的最好的回报。

6.司法开支也属政府公共开支之一，它包括私人之间、国家或者社会团体与国家和社团中的某些个人之间因发生法律纠纷从而产生的费用支出，以及惩罚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及事实和防范未发生的犯罪行为而产生的费用支出。

7.公共开支的第三项内容是神职人员的神职薪俸，神职人员是拯救人类灵魂、开启人类良知的人。也许有人认为神职薪俸不应该属于公共开支的范畴，他们的理由是神职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的，既然如此，那么理所当然地不应该属于公共开支之列。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逃避世俗的法律制裁是多么容易，隐藏犯罪证据、捏造证词、歪曲法律条文的意义、妨碍司法公正等等都是那么容易做到，我们就应该认识到神职薪俸这部分公共开支是多么得必要，我们确实需要上帝的约束，上帝可以提醒我们注意魔鬼的意念与企图，让我们看到更隐秘的行为，在另一个世界里对那些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只受到轻微处罚的罪犯给予终极的惩处。

8.那么，那些从事这种公共服务事业的神职人员所获得的薪俸相应地也必须十分丰厚，而且还要使他们有能力给予世俗的人一些物质回报，以此来吸引人们信仰上帝。其实过去很多人信奉基督教，不过是因为基督能够给他们食物而已。

9.公共开支的第四项内容是各类初级学校和大学的教育开支，特别是教授人们阅读、写作和算术的教育开支。阅读、写作和算术是人们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它们对每个人都有特殊的用处，比如计算有助于推理，阅读和写作有助于记忆。至于教授神学是否应该成为一种私人职业，我觉得这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10.是的，现在大部分的学校和学院都是某些特殊的人物捐助的，或者说学校和学院是某些特殊的人物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而投入金钱和时间的地方。但是，如果这些人的善举最终的结果是帮助了所有那些最优秀的、天资最聪颖的人去揭示自然界的奥秘，那么毫无疑问，这也不是什么错事。从这种意义上说，学校和学院的开支也就应该属于公共开支之列。在选拔从事上述工作的人员时不能依据其亲友的意见进行选择，就像乌鸦总以为自己的孩子是最美丽的鸟一样，父母和朋友对自己的亲友的意见总是带着偏爱和自夸的成分的。所以我们在挑选这些人员的时候，应该像土耳其政府从基督徒子弟中选拔最能干的下属所采用的方法一样，征求其他更加公正的人的意见，依据这些意见进行选拔，后面我还要讲述。

11.公共开支的第五项内容是政府抚养孤儿、弃婴和流浪儿的开支，其实弃婴和流浪儿也都是孤儿，另外还包括各种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和失去工作的人的开支。

12.从人道的角度讲，人人都不应该挨饿，在政府可以给那些挨饿的人食物的时候，但却不是给他们食物而是让他们去乞讨，这对于政府来说，后者比前者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另外，我们认为应该限制穷人的工资。不过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样会使穷人在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失去工作的时候因没有任何积蓄而无力渡过难关。

13.公共开支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修建重大公共福利设施的开支，如修建公路，疏通河道、水道，建设桥梁、港湾，等等。

14.公共开支还应该有其他的内容，这里我就不再说了，让别人去说吧，或者其他人超越我也好。我列举的这六项内容是公共开支里的最主要的和最显著的内容，就我的目的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第2章　公共开支增加和加重的原因

1.论述完了公共开支的内容后，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促使公共开支增加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

在促使公共开支增加的诸多一般原因中，第一个原因是国民不情愿负担这部分开支。人们怀疑政府课征的赋税过多，而且所课征的赋税都被贪污或者浪费掉了。人们认为这种课征是不公平的，所以不情愿缴税，并且认为用拖延和推诿的办法就最终能逃掉政府课征的赋税。所有这些都会增加不必要的征收赋税的开支，而且还会使得君主加强对国民的统治和镇压。

2.赋税加重的第二个一般原因是，政府强迫国民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以货币形式缴纳税款，而不允许他们在实物收获的季节以实物的形式缴纳税款。

3.第三个原因是，征收权不明确。

4.第四个原因是，货币的短缺和铸币的混乱。

5.第五个原因是，人口的缺少，特别是劳动力和技术工人的缺少。

6.第六个原因是，政府对于人口数量、国民手里的财富和民间贸易的情况知之甚少，这导致了重复征收和追加补征情况的出现。事实上重复征收和追加补征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们只是为了纠正原先因不了解情况而导致的错误。

7.下面我来谈谈关于促使公共开支增加的特殊原因 。引起军费开支增加 的原因和那些引起战争和战争威胁的原因是一样的，不论是对外战争还是对内战争。

8.进攻性的对外战争 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可告人的私人恩怨引起的，但是却往往以公共利益为堂皇的借口而发动。对于这种战争我们无话可说，但是我想说目前是一些错误的观点挑起了战争，特别是在英格兰，比如有的观点认为，我们国家的人口有很多，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的领土，那么与其从美国人那里买，不如以战争的形式向我们的邻居要，后者比前者要便宜得多;还有的观点认为，君主的伟大与光荣不在于他的臣民的数量、技术水平和勤劳程度，而在于他所统治的疆域有多大;甚至还有的认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土地和海洋中获取财富不如用欺骗和盗窃的办法从别人那里取得财富来得光荣，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但是它们都会挑起战争。

9.上述这种由私人动机引起的战争在那些主要统治者税收收入很少的国家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太少的国家税收收入是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战争的。一旦偶然发生了这种战争，并且战争持续打了起来，一直打到需要增加赋税的程度，那么，那些有权力增加赋税征收的人就应该问一问是什么人发动了这场战争?战争的目的又是什么?在扑灭战火的同时也要严厉声讨战争的挑起者。

10.防御战是因被入侵国家没有战争准备引起的，比如，腐败的军官用低劣物品冒充优良的军用物资配给到军火库;军队的募征不合理，士兵不是司令员的佃户就是司令员的佣人，再不就是那些想要逃避法律制裁的犯了罪的人和负债的人;军官不了解自己的职责所在，擅离职守;军官由于不愿发放军饷而不敢惩罚士兵等等，这些都可以算作没有战争准备。因此，在国内始终保持战备状态是抵御外国入侵战争的最经济的办法。

11.在欧洲，内战当权者对于异教徒的惩罚不是通过恰当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在公共场所、公开场地，在大多数无知的平民面前将之处以极刑，剥夺他们的自由，残害他们的身体，这的起因往往是宗教问题。也就是说就是内战的起因。事实上，如果对那些异端分子采取罚款的方式进行惩罚，凡是有良知的人都是会缴纳罚款的，拒绝缴纳罚款的人也正暴露了他们伪善的面目。

12.内战的另外一个起因是某些人幻想整个社会的混乱会改善他们个人不良的处境。但是实际上，短暂的混乱过去之后，即使他们能够得以幸存，他们的处境也只会变得更糟。

13.此外，引起内战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大都认为，多数政权都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使国民的财富发生重大改变;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政权不一定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政权;任何已经建立的王朝和正在位的君主其实都不一定比政权的觊觎者好得多;甚至通过选举产生的看似最佳的领导人选也不一定比未当选的人好得多;政权是无形的，它并不是一定要附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些人。[1]

14.引起内战的再一个原因是国家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同时国家又没有某种办法保证任何人都不变成乞丐、盗贼或者都不被迫去做士兵。

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允许某些人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眼看着某些人饥寒交迫，这也是爆发内战的一个原因。

在没有明确动机的情况下，随意地对某些人施以恩惠，对没有显著功勋的个人或者党派给予巨额赏赐，这些都是引起思想单纯的民众产生敌意的原因，而民众又是最容易被少数阴谋家所利用的，他们会成为内战的导火索，一触即发。

15.公共开支增加的宗教原因是各教区的范围和教会的职责没有随着天主教的改革，以及殖民地和贸易状况的变化而改革与变化。既然现在传播《福音书》[2]
的牧师是向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的群众同时布道的，那么教区为什么不可以再扩大呢?或者说，既然现在每只羊每年只需要梳剪羊毛三四次，那么羊群中，羊的数量为什么不可以再增加呢?[3]
如果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只不过五百万，那么为什么需要五千个以上的教区呢?也就是说，就像每个羊群里只有一千只羊那样，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每个教区里平均只有一千个教徒，而伦敦的一个中等教区里就有大约五千个教徒。按照伦敦现在的情况来看，英格兰和威尔士现在只需要一千个教区就足够了，但是现在那里却有近一万个教区。

16.如果每个教区每年给牧师的薪俸按一百英镑计算，那么减少一半的教区就可以节约五十万英镑。此外，如果牧师的人数减少了一半，那么主教、副主教以及牧师会和大教堂的费用也都会减半。现在这笔费用恐怕大约要在二三十万以上。这样人们对神圣教会的崇拜将更加虔诚，而且自古传下来的神圣的教会制度不会受到任何损害，它靠什一税来维持其经济来源的传统做法也不会受到任何损害。这些都可以通过进行较大规模的宗教改革，再加上适当的方法来实现。

17.[4]
但是也许有人会说，在一些荒僻的地方，数量为一千的人口所占的居住面积有可能会达到八平方英里。对于这个说法，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地方是很少的，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这样的地方。我所知道的最大的教区也没有超过三平方英里或者四平方英里的，所以在这些地区，人们每周到某一个中心地点聚会一次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的。

18.另外，我还想说，即使是一个学问平平的助理牧师，只要他的生活条件比较好，对他的任命也比较合适，那么他就应该能够愉快地胜任每个礼拜日到四个教堂布道的任务;而那些学识渊博、口才极好的传道士可以隔一个礼拜日在这些教堂里布道一次，这个礼拜日在这两个教堂里布道，那个礼拜日在那两个教堂里布道;再加上每日的布道之外的教义问答，我认为这样的布道也能够像现在这样进行下去，而且在需要上帝保佑的时候，祈求上帝保佑的各种仪式也能够像现在一样进行。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基督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的。[5]

19.为了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我想作如下断言:如果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部土地按每三平方英里划分为一个区域，那么我们可以建立教区的区域也不过只有四千个而已。

20.如果有人说把这部分什一税转让出去是窃取圣物有悖天理的行为，那么我想说的是，只要把它们用于保卫上帝的教堂，用于对抗土耳其人和罗马教皇，以及将它们附属于他们的民族，那就不是窃取圣物。如果把这部分什一税的四分之三都给予那些在发放这项津贴的法令颁布之前就已经去世了的牧师的妻子和儿女，那就更不是有悖天理的行为了。

21.如果我敢于提出削减教会财政来源这种建议的话，那么我就不怕再提出来，对剩下来的每个教区的牧师削减一部分他们的什一税和他们所获得的薪俸，让他们部分地靠教徒的自愿捐助去生活，这才是促进福音的途径，而且这样也不会触怒那些自认为自己的全部薪俸都应该依靠什一税来保障的人。

22.我还要说的是，由于英格兰的男人比女人多，[6]
而这种男女性别的不平衡是不利于人们繁衍后代的，所以这时候让牧师恢复单身生活，或者不允许已婚的人去做牧师，对全社会来说是有好处的。事实上，从五百万人中找出五千个能够并且愿意过单身生活的人是不难的，其比例只有千分之一。这样一来，由于牧师不能够结婚，独身的牧师们只需要他们现在薪俸的一半就可以维持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了。

23.但是教区数量和牧师薪俸的削减必须始终坚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这种削减不能使现在正在奉职的牧师蒙受损失。

24.至于如何削减行政、 司法方面的开支 ，解决的办法有:废除不必要的、多余的以及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官职;把其他保留下来的官职的待遇降低到与执行该职务所需要的劳动、担任该官职所需要的能力以及民众对该官员的信任度相适应的程度。事实上，有很多官员的职责是由该官员的助理人员完成的，这些助理人员的薪俸是非常低的，而那些薪俸比这些实际干活的助理人员高出十多倍的官员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官职的职责是什么，不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已经做了什么。

25.如果给予官员的薪俸是合理的，那么剩余下来的那部分赋税就应该或者交还给那些向君主缴税的国民，或者由君主保留以作为公共开支之用。但是，切不可在某些人反反复复的请求之下，将省下来的这些税金赐给这些人，这种恩惠只会使他们以及他们的跟随者变得更加懒惰，更加使他们不顾国家的利益，不顾他们自己真正的利益，也更不顾公共福利。

26.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不想特别地伤害哪一个人，所以在这里我也不再继续说下去了，我只希望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能够得到全面的改正，其实这样任何人都不会受到损失。因为所有人都受到了损失就等于所有人都没有受到损失。计算贫富的标准不是占有财富的绝对数量，而是占有财富的相对比例。如果所有人都失去自己现有财富的一半，那就相当于每个人都没有变穷;同样的道理，如果所有人现有的财富都增加一倍，还是相当于每个人都没有变富。

27.关于如何削减各个大学的教育开支 ，这里我把伦敦的那几个法学协会也算在各个大学之内，它们的开支不是很大，我认为，应该通过减少神学、法学和医学这三个专业的社会需求量来减少这三个专业的学生人数。

上面我已经谈了神学的问题，下面我再来谈一下法律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能够做到我说的以下几点，那么我们再接受到的诉讼案件和再处理的法律文书将决不会超过现有的十分之一:设立土地财产登记簿，设立登记所有人的土地财产以及土地财产转让的凭证和契约;创建公共贷款银行，允许存在职业贷款业者，或者创建以存款、金银器皿、珠宝、布匹、羊毛、丝绸、皮革、麻布、金属以及其他耐用品为担保的信贷银行[7]
等等。

28.此外，如果我们按照人口、土地及其他类型财富的拥有状况把法官和法院公证人员的人数进行调整的话，那么法院剩下来的人数是决不会超过现有人数的百分之一的。鉴于我曾经听到有人说现在的法官以及法院公证人员的人数比实际需要的人数多十倍;而且现在的诉讼案件也要比进行了我说的上述改革之后可能出现的案件在数量上多十倍。所以整体来说，改革之后我们所需要的司法人员和从事相关法律事务的人员的人数可能还不到现在人数的百分之一，并且与此同时犯法和犯罪的几率也会大大减少。

29.至于医生，我们通过观察最近的人口死亡率表所列的数据，就不难从死亡人数中得到伦敦的病患人数，也不难从城市的患病率中得到农村的患病率。根据这两方面的数据以及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医学院的意见，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全国一共需要多少名医生[8]
，也就可以计算出我们应该招收多少学生去学习医学，这其中包括政府给予一定奖励资助其学习医学的学生。最后，在得到这些数字结果之后，还可以确定出学习做外科医生、药剂师和护士的学生分别应占多少比例。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医生这一神圣职业中的骗子和滥竽充数者全部清理掉。要知道医生这一职业是世俗职业中的神圣职业，它是我们的救世主本人在开始布道之后最初从事的职业。

30.此外，如果上述我谈的几点意见和建议能够为大家所同意，那么，大家认为公共服务到底分别需要多少牧师、医生、文职官员(即由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呢?假设按照现在的情况目前有这些人员一共一万三千人，那么按照我的建议进行人员精简改革之后，这个人数将降到不足六千人。假设每年每四十个人中就有一人死亡，那么各大学每年只需要培养不到三百五十名学生就够了。假如这些学生在大学里学习的平均时间是五年，那么在校生的人数就是大约一千八百人。我这里是对那些立志以做学问为谋生之道的人讲的。

31.我估计，如果有一千八百名学生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英格兰的教区儿童和孤儿共有四万人，那就是说，这些孩子中每二十人里面就会有一个将超凡脱俗和前途无量。

如果社会能够保证所有儿童自由地发展，而且我们的大学也有能力同时培养一千八百名以上的学生，那么大学教授在选拔和教育学生的时候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到后面再谈。

32.这里我还想再附加说一下，由于有了前面我所谈到的贷款银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全部商人的信用和资产情况，也就能够有效地预防货币方面的一切意想不到的风险;由于我们很好地掌握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工业品生产状况、消费状况以及进口状况，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需要多少贸易商来经营我国的剩余产品与别国的剩余产品相交换的业务，也就能够知道我们需要多少零售商来经营把商品再分配到我国国内的每个村庄以及再把农村的剩余产品收购上来的业务。在这种计算的基础上，我估计商人数量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可以削减的，而且商人本来也没有从公众那里获得任何好评，他们只不过是以贫困的劳动人民的劳动作赌注互相赌博的赌徒，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人的身体，那么国家的血液和养分就是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而商人们只是促进国家的血液和养分循环的静脉血管和动脉血管而已，他们本身是不生产任何东西的。

33.如果能够把那些与行政、司法以及教会相关的许多官职和费用予以削减，把那些从事对社会的贡献微不足道、所获得的报酬却极为可观的职业的人数也予以削减，比如律师、法官、医生、贸易商、零售商等等，那么公共支出的支付将会是多么容易!这部分赋税的征收又将会变得多么公平!

34.第1章中我们列举了六项公共开支的内容，这一章我们已经首先大约谈了其中四项应该削减开支的内容，谈了它们为什么会增加以及怎样才能使它们得到削减。下面我们将重点来讨论另外两项内容的情况，因为这两项内容是应该增加开支的。

一般说来，我把这两项内容中的第一项叫做贫民救济，包括收容身体尚好的老人、盲人和跛足的人等的收 容所的费用开支;各种医院的费用开支，如治疗疑难杂症、慢性病的医院，收治可以治愈的病人，或者患有绝症的病人，或者内科病人，或者外科病人等各种病人的医院，还有治疗急性病和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医院等等;收容孤儿、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弃婴的收容所的费用开支。关于弃婴，只要他们的姓名、家世和亲属的情况能够被保密，不管他们的人数有多么多，收容所一律不能拒绝接收。因为当这些孩子长到八岁或者十岁的时候，国王就可以对他们进行选拔了，通过对这些孩子的选拔，国王可以得到为他执行各种事务的最好的帮手。这些孩子都会像国王的亲生子女一样，忠心耿耿地为国王服务，这一点将是毫无疑问的。

35.其实这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是在有些国家它们往往被忽视了，所以才会被看成是罕见新奇的事。人们并非不知道这些机构已经结出了非凡的果实，我们以后在别的地方再谈这个问题。

36.如果所有无依无靠的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得到了赡养，所有懒惰成性的人和盗窃成性的人都受到了法官的管束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为所有其他的贫民寻找一份固定的工作了。如果这些人能够循规蹈矩地好好工作，他们是应该能够丰衣足食的;他们的子女如果尚年幼还没有劳动能力的话，也应该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被送到其他的地方去抚养。

37.那么，我们要给这些贫民寻找的固定职业是些什么样的职业呢?我的回答是，这些职业应该是公共开支第六项内容所涉及的那些职业，包括:所有公路的加宽 、加固和养护 ，这样可以大大减轻旅行的烦恼和车马的费用;疏浚河道 ，使河流通航;在合适的地方植树造林，以供砍伐、观赏和水果种植;修建桥梁 、河堤;开采金 矿 、石矿 、煤矿;冶炼钢铁 ，等等。

38.首先，我把这些人从事的所有这些行业作如下分类:第一，本国稀缺的产业;第二，需要劳动力多而技术少的产业;第三，在英格兰新出现的产业，它们可以填补我国几乎完全破产的纺织业[9]
。

其次，有人也许会问，谁来供养从事这些产业的人呢?我的回答是:所有人，由所有的人共同来供养从事这些产业的人。我的理由是，假设某一个地区共有居民一千人，其中有一百人为全体一千人生产生活必需的食物和衣服;有两百人生产用以和其他国家以货币形式或者以实物形式相交换的产品;有四百人从事服务业，负责全体居民的休闲娱乐，制作奢华的装饰品;再有两百人是行政官员、牧师、法官、医生、贸易商和零售商，这总共是九百人。余下的一百人就可以固定地从事上述的职业，他们完全可以被供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有富余的食物可以供这一百人吃，但是他们怎样才能得到这些食物呢?是乞讨还是偷窃?他们是应该因为乞讨不到食物而饿死，还是应该因为偷窃而被处死?再或者干脆把他们送到那些愿意接受他们的国家去?我的意见是，很显然，既不能让他们去乞讨，让他们饿死;也不能让他们去偷窃，让法官把他们处死;更不能把他们送到别的国家去。如果让他们去乞讨，他们一定会今天饿得饥肠辘辘，明天可能又有机会大吃一顿，这样会引起疾病并且还会养成不良恶习;如果让他们去偷窃，情况也会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些人乞讨到的食物或者偷窃到的东西多于他们维持生存实际需要的数量，这就会使他们产生以后永远都不想再去劳动的想法，即使他们偶然遇到了一个改变现状的绝好的机会，他们也不会去争取，因为他们已经不肯再去劳动了。

39.鉴于上述理由，我们可以知道，相比较而言，把社会剩余的东西给这些人确实是一种较为安全保险的方法，否则的话，这些剩余的东西也会最终丢失或者被浪费掉。如果社会没有剩余产品，那么可以把其他人饮食的质量和数量降低一些，因为绝大多数人的实际消费都不会低于维持生活的最低消费的两倍。

40.这些多余的人的工作最好是不需要耗费外国商品的工作，即使是让他们到索尔兹布里平原[10]
修建毫无用处的金字塔;或者让他们把斯顿亨奇[11]
的石头运到塔山[12]
上去;或者让他们做其他类似的工作，都无所谓。至少这类工作既可以锻炼他们的精神，使他们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又可以锻炼他们的身体，使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从事为社会带来更多收益的劳动。

41.为了证明以上我的建议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接下来我还要谈一谈修筑公路、疏通河道、建设桥梁河堤这些工程，除了可以用于休闲娱乐和美化市容市貌之外，还有些什么别的用处。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也作为回答前面问题的一个例子，道理是一样的)，这些工程还有助于把爱尔兰的牛羊大批运出去，同时也有助于把英格兰的优良马匹大量地运进来。英格兰的马匹品种优良，健美、强壮、勇猛、敏捷、耐性好等各种特性都在别国的马匹之上，这是英格兰的水土带给英格兰特有的财富，是其他地方仿造不了也抢不走的，所以它们在欧洲的销路非常好。而且，马这种商品是能够把自己和商人一起运到市场里去的，无论路途有多远。

[1]
这里配第大约是暗指发生在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1611～1677，17世纪英国的共和主义者。——译者注)的罗塔俱乐部(Rota Club)中的争论，以及哈林顿关于选举和政权的理论。安东尼·乌德(Anthony Wood，1632～1695，牛津大学的古文物研究者。——译者注)曾经说，“威廉·配第博士也是罗塔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并且经常与哈林顿进行辩论”。至于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出于意见的分歧，还是纯粹是为了争论而争论，我们就不得而知了。——1899年版注

[2]
《福音书》:《圣经·新约》的前四本书之一，记载了耶稣的生平、死亡、复活和他对弟子的教导。——译者注

[3]
基督教中“牧师”的原意即取自“牧羊人”，基督教把世人看成是“迷途的羔羊”，所以需要“牧羊人”给他们指引方向，即通往天堂的方向。——译者注

[4]
1662年版“第17条”到“第20条”编号错编为“第18条”到“第21条”。——1899年版注。因此原文缺少“第17条”，而有两个“第21条”，这里按正确顺序修正。——译者注

[5]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1章第20～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译者注

[6]
参阅:《根据死亡率表作出的对自然和政治的观察》(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第8章。——1899年版注

约翰·格兰恩特(Graunt，1620～1674)是当时伦敦的一个缝纫用品商，人口统计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也是配第的好友。格兰恩特书中所根据的死亡率表原来是伦敦几个教区所埋葬人数的每周和每年的统计表。——译者注

[7]
当时把荷兰的财产登记制度和信贷业务介绍到英国来，是所有主张学习并模仿荷兰的人们的共同的要求。参阅罗雪尔:《十六和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史》(Roscher，Gesch. der engl. Volkswirthschaftslehre，1851～1852)第63页;蔡尔德:《间断的观察》(Child，Brief Observations，1668)重印于《贸易新论》(New Discourse)第5页和第7页;坦普尔:《荷兰联邦的考察》(Observations upon the United Provinces，1673)第83～85页，第200页。——1899年版注

威廉·罗雪尔(1817～1894)，旧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主要造诣在历史哲学方面，除《十六和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史》外，其代表著作还有:《德国国民经济学史》(1874) ;《工商业国民经济学史》(1881) ;《财政学体系》(1886) ;《济贫制度与济贫政策体系》(1894)，等等。

乔赛亚·蔡尔德爵士，著作家，重商主义者，他力主利率应进一步减少到3%，这个利率是那时荷兰的时率，而且据认为这给了荷兰商人一种对他们的英国竞争者的优势。《贸易新论》英文全称A New Discourse of Trade，1668年初版，1690年二版。

威廉·坦普尔勋爵(1628～1699)，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在他1670年左右写的《荷兰考察记》(Observations on the Nether－lands)中他还提到，荷兰的商业在那时已经过了它的最高峰;可以肯定是，荷兰商人的大部分资本，主要是积累在荷兰与克伦威尔、查理士二世以及路易十四的各次战争之前，那时利润率比以后任何时期都要高很多。——译者注

[8]
配第曾经在1650年6月25日被确认为伦敦医学院的教授候选人。1655 年7月14日，他还被选为伦敦医学院的校务委员会委员，但是由于他当时在爱尔兰，所以直到1658年6月25日才正式就任该职务。参阅:《伦敦皇家医学院名册》(by W. Munk，Rol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第二版，第一卷，第271页，“他(指配第。——译者注)也是1664年3月26日任命状中所任命的40位校务委员会委员之一。”另参阅:《皇家医学院》(by C. Goodall，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1840)，第70页，“他(指配第。——译者注)的建议并没有完全地背离这个组织(指伦敦医学院的校务委员会。——译者注)的宗旨，这个组织建立的目的就是旨在‘改进和完善行医的质量、水平，把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不学无术的庸医开除出去’。”——1899年版注

[9]
英格兰的纺织品贸易已经开始衰落，这在1662年是人们的一种普遍观点(1899年版注在这里列举了一些曾论述过当时英国纺织品产业和贸易衰败的书籍文章，因为书名、作者采用了简写形式，无从查证，故略去不译。——译者注)。——1899年版注

[10]
索尔兹布里平原(Salisbury Plain)位于英格兰中部的威尔特郡，距离伦敦市约90英里。——译者注

[11]
斯顿亨奇(Stonehenge)是索尔兹布里平原上的古代石柱群。——译者注

[12]
塔山(Tower Hill)，山名，有千年历史的伦敦塔建于其上，伦敦塔中间的城堡称为白塔，是英国王室最早的居所。——译者注

第3章　导致国民不甘心承担赋税的原因如何才能减少

1.我们已经从大体上对公共开支的六项内容分别作了论述，指出了哪几项开支应该削减，哪几项开支应该增加，尽管论述得不十分全面并且还很仓促。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减少导致国民不甘心承担赋税的一般原因，使人们心甘情愿地缴纳赋税。

2. (1)国民认为国王的索取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假如国王能够从他的臣民那里按时征收到他想要的赋税的话，那么，如果他预先把这部分税金从他的臣民那里征收上来，然后存到他自己的金库里，这其实是他自己的一种极大的损失。原因是，货币在国民手里是可以通过商品交换或贸易等行为获得增值的，但是储藏在国王金库里的货币却是毫无用处的，这不仅对国王本人毫无用处，而且还很容易被其他人乞求了去或者被挥霍掉。

3. (2)不管赋税多么重，如果政府能够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按照合理的比例对每一个人征税，那么相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由于负担了赋税而使自己的财富减少，道理和前面说过的一样。如果所有人的财富都减少一半或者都增加一倍，人们的贫富关系不变，相当于每个人都和原先一样富有或者一样贫穷。因为每个人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地位、尊严和身份。而且，以赋税的形式征收到的国家货币并没有流向国外，所以和任何其他国家相比，本国的富有程度也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发生改变，所改变的只是在短时期内，也就是在将从某些人那里征收来的货币返还给那些人或者其他缴税人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内，国王所拥有的财富和国民所有拥有的财富之间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经过重新分配，可能会出现某些人获得收益而另一些人蒙受损失的情况;或者说，重新分配以后，每个人都有可能变得比以前更富，当然也有可能变得比以前更穷。

4. (3)使纳税人感到最为不满的，是对他们课征的税额高于对他们的邻居课征的税额。对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发生这种情况有时候是由于一时的错误，或者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在下一次征税的时候就可以纠正过来从而使人们满意。即使确实是有人故意要对某人课征比他的邻居高的赋税，那也只能说可能是税务官有意要这样做，而不能说我们的国王有意要这样做。而且，我认为做了这种事情的税务官，在他下一次征税的时候一定会受到那个对他的做法不满的纳税人的报复。

5. (4)当人们想到他们所缴纳的赋税被花在搞宴乐上、盛大的集会上，被用于粉刷凯旋门等事情上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不满。对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这种支出实际上是把征收来的赋税又支付给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比如搞盛大的集会，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是正是这种盛大集会的支出使得被征收上来的货币立刻回到了那些对社会最有用的人手里，也就是回到了酿酒师、烤面包师、鞋匠、裁缝等人手里;而且其实国王从这些集会和宴乐中所获得的乐趣，并不比他的十万个卑贱的臣民从中所得到的乐趣多多少，他的臣民们从中得到的乐趣也不比他们的国王少多少。人们一边发牢骚对这种奢华表示不满，一边又不惜远路跋涉前来参加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惹人烦的盛大集会。

6. (5)人们经常抱怨国王把依靠从国民那里征收赋税所得来的钱财恩赐给了那些被他宠爱的人。关于这一点，我想说，国王赐给他的宠臣的货币一转手就会再流入到纳税人的手中，或者说流到那些人们希望的或认为值得得到这些钱的人手中。

7.关于这一点，我还想说，今天这个人是国王的宠臣，明天也许是别的人，甚至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国王的宠臣。国王的感情是飘忽不定和捉摸不透的，他要宠信哪一个人是没准儿的，他要不宠信哪一个人也是没准儿的，所以根本用不着羡慕别人，要知道登山之路也是下山之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况且，不论英格兰的法律还是习俗，都没有规定出身卑贱的人的子弟不得担任国家要职，更不用说不允许他们得到国王的宠信了。

8.所有这些一般人脑子里容易产生的想法都使得人们不愿缴纳赋税，而这样反过来又会迫使国王对他的臣民们采取严厉的手段强迫他们缴税。如果国王采取的严厉手段偶然地被用在那些家庭负担重和极度贫困的人们身上时，他们就会顽强地反抗纳税，这就会使那些容易轻信表面现象的人对国王的压迫产生不满，进而对国王所做的其他事情也产生不满，这样反过来又加重了原先的不满。

9. (6)政府对于本国人口的数量以及产业和财富的状况一无所知，这通常也是使人们不得不承受不必要的纳税负担的一个原因。由于政府对本国的这些状况了解不够，原来只需要课征一种赋税的情况，现在却要课征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甚至再加倍，使得国民的负担加重，备感艰辛。最近的人头税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政府不了解国民的情况，不知道应该加以征税的各类人到底有多少，也没有评估税率的明确标准，又把财产和头衔、官职混杂在一起，所以在征税的时候犯了很多错误。

10.此外，由于国王不了解国民的财富状况，也就不知道他的国民到底能够负担多少赋税;又由于国王也不了解国内的产业状况，所以也不能判断出什么季节应该是向国民征收赋税的最佳时节。

11. (7)征税权不明确，这既是使国民不愿缴税的最重要的原因，又是迫使国王采取严厉手段征税的原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船舶税，它是我们整个王国二十年来所发生的所有灾难的重要原因。[1]

12. (8)人口的缺少才是真正的贫穷。如果两个国家的国土面积相同，但人口数量一个国家是另一个国家的一倍，比如一个国家拥有八百万人口，而另一个和它国土面积相同的国家拥有的人口却只有四百万，那么这个人口多的国家其富裕程度就会比这个人口稀少的国家高不止一倍。这是因为供养行政官员的开支是很大的，但是一个行政官员管辖的人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对于他是否能够完成自己的行政任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也就是说，同样数量的行政官员不管他们管辖较多的人口还是较少的人口，他们差不多都能同样完成任务。

13.关于人口的问题，我还想说第二点，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少到只需要靠自然物产，或者只需要靠经营畜牧业之类的轻微劳动就可以维持人们的生活，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就会变得没有任何技能;而且世上哪有不愿动手劳作的人是能够忍受精神上的折磨的?精神上的折磨有很多，比如过度思虑。

14. (9)货币短缺也是造成缴税情况不好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即土地、房屋、船舶、商品、家具、器皿，也包括货币等，其中只有百分之一是铸币，就像英格兰现在只有六百万英镑的货币一样，[2]
也就等于在英格兰每个人只有二十先令的货币，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一个人拥有很多的财富，要让他一下子支付一大笔货币也是很困难的。而一旦他一时筹不到这么多的货币来缴纳税款，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一系列的责罚，比如罚款。发生这样的事件虽然非常不幸，但也无可厚非，因为让一个人遭遇这种不幸总比让所有人都遭遇这种不幸要好，只有一个人遭遇某种不幸的时候，这个人对于这种不幸比较能够采取容忍的态度，虽然实际上当所有人都遭受某种不幸的时候，其实人们更加会采取容忍的态度。

15. (10)政府规定所有的赋税都必须以货币的形式缴纳，这看起来似乎是有些不合理。因为这样的话，由于肥牛和谷物等实物不能作为缴纳赋税的一种形式，所以农民不得不先把这些实物运到很远的可能十英里多远的地方去出售以换回货币来缴税。现在假如国王要向停泊在朴次茅斯[3]
港的船舶调拨粮食，那么他就要用收上来的货币形式的税款再到很远的可能十英里多远的地方去购买粮食谷物，这完全是一种浪费。

16.另外，由于农民急于要卖出他们的谷物，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以低价出售，而国王由于急于要购买这些谷物，这就迫使他不得不以高价购买，所以，假如可以在当时当地以实物缴纳赋税，那么贫苦的农民就可以减轻许多苦难。

17.再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过高的赋税对全体一般民众而言有什么样的影响，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里我们不考虑赋税过高对前面我们所说过的那些特殊的人的影响以及对他们产生的后果。关于这一点，我想说，维持一国的商业和贸易正常运行所需要的货币量是有一定的标准和一定比例的，货币量过多或过少都会对一国商贸的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这正像流通中的货币存在一定量的铜币的情况一样，为了便于和银币兑换，也为了便于结算不能用小银币结算的款项，在为数不多的零星小买卖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铜币的存在，但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货币，这里指金银铸币，对生活必需品(即食物和衣服)的关系，正像铜币及其他地方性辅币对金银铸币的关系一样。

18.商业中所需的铜币量是由人口数量以及铜币的交换次数来决定的，主要是由最小银币的价值决定的;同样，商业中所需的货币量也要由货币的交换次数和支付额度来决定，而通常并不是由法律和习惯来决定的。所以，如果国家设有土地财产登记簿、登记所有人的土地财产及其转让的凭证和契约;或者设有金银器皿、毛纺织品、亚麻布、皮革及其他的必需品的存储所;或者设有经营货币的银行，那么，维持商贸正常运转的货币量就可以减少。因为这样一来，所有的大笔巨额支付行为都可以通过土地来进行，其他所有的大约在十镑或者二十镑以上的支付行为都可以通过信贷业者和借贷银行的信用来进行，那么就只有十镑或者二十镑以下的支付行为是需要货币进行的了。这种情况就如同银币的最小价值单位为多少和市场上所需的铜币量之间的关系情况一样，比起银币的最小价值单位是两便士的时候来，银币的最小价值单位是六便士的时候，市场上交换所需的铜币量会少一些。

19.根据上述谈到的各点，我想说，即使一国国内的货币量过多，国王也应该允许(并且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问题)他的子民用他们最容易拿出的实物来缴纳税款，只要国王把所有多余的货币都存入自己的金库就可以了。实际上，如果国王能够这样做，则无论对社会对国王，还是对每个人，都是有益无害的。

20.另一方面，如果国家课征的赋税过多，使得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不足以维持国内正常商贸活动的需要，那么直接的后果就是工作量的减少;工作量减少的害处和人口减少、工人技术水平及勤劳程度降低的害处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如果把一百镑货币作为工资在一百名工人手里传递，那么这一百镑货币就会产生价值一万镑[4]
货币的商品，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继续就业的动力，那么这些工人就会终日无所事事，变成无用的废人。

21.在我看来，如果国家把各种类型的税收都直接用于购买国内生产的商品，那么征收赋税对于全体国民来说就是没有害处的，它只是使人们的财富和财产发生变化而已，最明显的就是使财富和财产从某些占有土地而游手好闲的人手里转移到了那些聪敏而勤劳的人手里。举例来说，某个地主以每年一百镑的租金把自己的土地租给农场主若干年或者若干代，而国家为了维持海军军需，每年向某个地主征收二十镑的赋税，这二十镑货币将被分配给海员、造船工人以及其他与海军有关的各行业的人。因为地主对自己的土地是自己说了算的，那么他在每年被政府课征二十镑货币，也就是政府所课征他的田赋占到了他所收取的地租总额的五分之一的情况下，他一定会按照这个比例向他的转租人增加地租，或者把所出售的家畜、谷物和羊毛的价格提高五分之一。其实靠这个地主的土地生存的其他人也会这样做，这样一来这个地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收回相当于他所缴纳的田赋金额的货币了。最后，只要所征收的税款被全部投入了海中，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每个人都必须增加五分之一的工作量或者减少五分之一的消费量。如果对外贸易状况能够得到改善，那么结果就是前一种情况，人们要增加劳动量;如果对外贸易状况不能得到改善，那么结果就是后一种情况，人们就要减少消费量。

22.我认为，在一个施行了良好政策的国家里，上面我所谈到的这种赋税应该是国家开征的所有赋税中最不好的一种赋税。但是，在那些对乞讨和盗窃行为没有一定预防性政策的国家里，乞讨和盗窃才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这里，我承认，过于沉重的赋税会引起社会物资的极度短缺，甚至会引起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并且，由于这种社会物资的极度匮乏来得非常突然，这样对于那些个别的愚昧无知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一下子就找不到赖以生存的活路了，按照自然法则，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这些人认为只有依靠自己和相信自己，也就是通过抢劫、诈骗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是依照我们现行的法律，他们抢劫、诈骗的行为势必会违反法律，受到法律的制裁，如被判处死刑、截肢、体罚、监禁等。因为抢劫和诈骗是严重危害国家和个人利益的犯罪行为。

[1]
在英国历史上，查理一世任国王期间(1625～1649)，由于与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致使政府严重财政困难，因此国王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强征关税，尤其是在伦敦及其他港口城市，以沿岸警备为名，命令各地提供船只和船员，这就是“船舶税”，对此，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英国议会与国王进行了长久的斗争。——译者注

[2]
配第在他的《政治算术》第9章中又提到了这个数字，并且用数学方法进行了推算。

[3]
朴次茅斯(Portsmouth)，英格兰南部的自治市，邻英吉利海峡，与怀特岛相对相望，1194年取得自治权，是主要的海军基地。——译者注

[4]
1679年版为“一千镑”。——1899年版注

第4章　赋税征收的方法

第一，把国家的全部领土按照一定比例划分出一部分作为王领地用以征收土地税，将其用于各项公共开支。

第二，对私人财产或者地产作估价以征收估价税或者土地税，将其用于各项公共开支。

1.假设引起公共开支增加的各种原因可以被尽可能地减少，而且国民对于政府开支和国防开支以及维护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所需要的开支愿意承担他们应承担的份额，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提出来的是，通过哪些方法和途径能够最容易、最迅捷地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把这些赋税征收上来。在提出这些方法和途径之前，我想先分析一下近年来欧洲各国实行的主要的征税方法的便利之处和不便之处，以及其他一些不常用也不重要的征税方法的情况。

2.设想一定人数的居民在某一个地方耕种土地，经过计算得出，这些居民每年需要两百万镑的公共开支;或者我们设想，这些居民比其他地区的居民更加勤恳地劳作，这时候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应该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全部劳动所得的二十五分之一扣除下来用于公共开支，也许这个比例是十分适合英格兰的情况的，这一点我到后面再说。

3.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或者几种方法可以征收到这些用于公共开支的经费。我们提出的第一种方法是，对土地本身进行划分，也就是说，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部所有两千五百万英亩的土地中划出可以提供两百万镑地租[1]
的土地作为王领地，划出的这部分土地大约占土地总数的六分之一，也就是四百万英亩左右的土地，就像过去爱尔兰那四个州[2]
被没收充公的情况一样;或者采用第二种方法，即课征全部地租的六分之一作为土地税，这个比例与爱尔兰的投机分子和士兵缴纳给国王的免疫税的金额大体相等。这两种方法比较起来，后一种显然更好一些。因为对于国王来说，后一种方法更加安全可靠，而且有更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人。但是征收土地税的人力、物力以及经费开支要尽量节省，以免抵消它对于第一种方法的优势。

4.这种方法在新的国家里应该是比较适合的，比如在爱尔兰，在人们甚至还没有占有任何土地之前，全国上下就对征收和缴纳土地税达成了一致。这样，今后任何在爱尔兰购买土地的人就都不必再缴纳原本应该课加在他们身上的免役税了;这种情况就和今后土地面积大幅度减少，或者购买土地的人们知道这里的土地要缴纳什一税，因而就再不必承担免役税的情况一样。如果一个国家平时就把地租的一部分以征收土地税的形式留给国家，而不需要对国民征收临时的或者突然的税收，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一个幸福安康的国家。因为临时的或者突然的额外征税其实才是税收负担沉重的真正原因。前面已经说过，在政府开征土地税的情况下，不仅仅是地主要缴税，而且每一个依靠这片土地生活的人都要缴税;人们哪怕只吃了一个鸡蛋或者一颗葱头，对于那些雇用这些吃鸡蛋和吃葱头的雇农的雇主也都要缴税。

5.但是，如果国王提出在英格兰征收土地税的话，或者说，从每个地主的地租中征收一部分给国家的话，由于英格兰的地租已经固定并且长期以内不能改变，那么，就只能由地主来承受这种沉重的赋税负担了，而其他人却会因此而得到好处。我们假定地主A和地主B各有一小块土地，且土质和价值都相等。再假设地主A已经把他的土地以每年二十镑的租金出租，而地主B还没有租出他的土地。假如现在政府同时对这两块土地征收相当于其地租五分之一的土地税，那么，这时地主B是绝对不会以少于二十五镑的地租出租他的土地的。因为这时地租如果不到二十五镑，则地主B缴纳完田赋之后余下的租金就不到二十镑了;可是这时地主A却只能得到十六镑的富余地租。但是尽管如此，租种地主A土地的人，却可以以二十五镑租金租种地主B土地的人的身份出售其产品的价格，来出售他以二十镑租金租种的土地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的结果就会是:第一，地主B出租其土地所得地租的五分之一归国王所有，国王得到比原来更多的税收;第二，租种地主B土地的人获得了比国家没有征收这种田赋之前更多的利益;第三，租种地主A土地的人所获得的利益等于国王获得的利益与租种地主B土地的人获得的利益的两者之和;第四，国王征收的土地税最终是由地主A和消费者负担的。这样一来，土地税实际上最终变成了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课征的国内消费税，而且怨言越少的人负担的这项赋税越重;第五，一部分地主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只有那些预先确定了地租的地主会蒙受损失，并且这种损失是一种双重损失。因为一方面这些地主的收入不能增加[3]
，另一方面他们所要消费的粮食的价格却上涨了。

6.我们提出的另外一种可以征收到公共开支经费的方法是征收房屋租金税。征收房屋租金税比征收土地税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房屋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它是消费的方式和途径;另一方面它又是获得收益的工具。例如，在伦敦的同一座建筑物里，用来开商店的房间与用来开餐厅的房间相比较，显然无论从建筑质量上来说还是从建筑费用上来说，前者都不如后者，但是前者的价值却远远大于后者。同样的道理，地窖和地下室的价值都比舒适明亮的房间的价值大，原因是后者是用于消费的，而前者却是能够带来收益的。因此，根据它们的性质特征，后一种房屋的价值要用评估国内消费税的方法来进行评估，而前一种房屋的价值则要用评估地租的方法来进行评估。

7.这里我们想顺便谈一个问题:由于国家不鼓励新建房屋[4]
，特别是在新地基上建房屋，所以有时候国家是对房屋课征了不合比例的赋税的，国家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限制像伦敦这样过度发展以至于威胁到了君主政权的城市[5]
的发展，虽然比起那些像威尼斯那样的政权掌握在市民手里的地方，英格兰的政权还是比较稳定的。

8.但是我想说，政府这种限制新建筑物增加的方法并没有达到它最初的目的。因为其实建筑物的增加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而如果人口没有增长，建筑物就不会增加。所以为了避免上面所说过的像伦敦那样过度发展的城市威胁到君主政权这种事情的发生，解决的办法是找出人口增长的原因，只要能够消除人口增长的原因，其他问题必然会得到解决。

那么政府禁止在新地基上建新建筑物的真实效果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政府不鼓励建新建筑物的政策使得城市保持和固定在它原来的位置和地基上面不发生位移;如果政府鼓励新建建筑物，那么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会在不知不觉中离开原来的位置和地基而向外发展，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必经过多少年就可以完成的。

9.发生大城市在不知不觉中离开原来的位置和地基而向外发展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人们不愿意以拆除旧房屋为代价来建筑新房屋。这是因为，先把旧房屋拆掉，再把旧房屋的地基作为新房屋的地基重新建筑新房，这两项工程都是耗资巨大的，而且新建筑还会受到原有建筑的很大限制，非常不便利，所以人们都是在新的没有任何限制的地基上面建筑新的房屋;对于旧房屋，只要没有坏到无法修理的地步，人们都只会粗粗地进行一下翻修而已。等到这些旧房屋坏到无法维修的地步的时候，它们不是变成流氓团伙的巢穴，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变成荒地或者菜园了，这样的例子在伦敦附近比比皆是。

如果大城市的自然特性就是倾向于移动它的位置，那我想问，它们会向什么方向移动呢?我的回答是，就伦敦的情况来看，它必然是向西移动的。这是因为在伦敦一年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风向是从西往东吹的[6]
，所以东部地区几乎终年笼罩在烟雾、蒸汽和臭气里，在烧煤的地区这种臭气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西部地区却很少有这种情况。如果大人物的住宅因为这个原因都移向了西部地区，那么那些依靠他们生活的人的住宅自然会尾随这些大人物也慢慢地移向西部地区。现在我们在伦敦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伦敦市区达官贵人的旧宅已经变成了交通厅的办公楼或者被改成了公寓，而达官贵人们的住宅则都已经移向了西部地区。因此，我深信再过五百年，国王的宫殿会移到切尔西(Chelsey)[7]
附近，白塔的旧建筑群会按照那时的实际情况另作他用。如果在现在的王宫原有的地基上修建新的王宫，那么无论是修建庭院还是修建其他宏伟的建筑，所能修建这些建筑物的地方都显得过于狭窄，这是不利于建筑工程的进行的。所以在我看来，再要修建的宫殿要远离现在房屋拥挤的地区，就像原来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旧宫远离伦敦城一样，那时候弓箭手不到拉德门(Ludgate)就不必弯弓搭箭，而泰晤士、舰队街(Fleet－street)和霍尔班(Holborn)彼此之间的空地有现在的芬斯贝利广场(Finsbury－Fields)那么大。

10.我承认说这些题外话没有任何意义，它既与赋税问题无关，其本身也毫无用处。我们连一天之内要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一百年以后的事情担忧呢?况且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我们也不可能全部都移居到美洲去，而把这里留给土耳其人践踏，就像现在许多著名的东方帝国那样。

11.但是我确信无疑的是，只要英格兰有人居住，那么最大的居住区就一定会在现在的伦敦附近。泰晤士河是我们岛内最便利的河流，而伦敦所处的位置又是泰晤士河最便利的地方，所以伦敦有便利的交通条件，这是非常有利于都市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雇用所有游手好闲的人去修建公路、桥梁、河堤，并且疏通河道，这又叫我回到我刚才偏离的征税方法的问题上了。

12.在详细讨论各种与赋税相关的租金之前，我想我们应该先要尽力解释说明一下土地和房屋的租金以及货币的租金，也就是利息其所具有的神秘性质。

13.假设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某一块特定的土地上种植谷物，也就是说，这个人自己可以承担在这块土地上种植谷物的所有劳动，如耕地、犁地、耙地、除草、收割、搬运、打谷、扬筛等等;并且假设他有种植这块土地所需要的谷物的种子。现在我想说，从这个人一年收获的全部谷物中，扣除掉他下一年种植谷物所需要的种子，再扣除掉他自己一年所需要食用的粮食以及他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所需要同他人进行交换的部分，剩下的就是这块土地这一年理所当然的正常地租。这样一般连续七年，也就是大约经过歉收年和丰收年的一圈自然循环，求其平均数就得到用谷物表示的这块土地的一般地租了。

14.但是，进一步来讲，还需要考虑一个连带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谷物和这些地租价值多少英国货币?我的答案是，这些谷物和地租所值的货币量，等于另一个专门从事货币制造的人在相同的时间内制造出来的总货币量，除去他自己生活必需的货币量之后剩下的货币量。也就是说，让这另一个人去白银产地开采、提炼白银，然后把提炼出来的白银运到种植谷物的那个人所在的地方去，在那里把这些白银铸成货币，并且我们假定这个制造货币的人在从事这一系列铸币工作的同时，自己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衣服也能够得到满足。我认为，铸币制造者制造的白银和谷物种植者种植的谷物，这两者的价值一定是相等的:假定铸币制造者制造的白银为二十盎司，谷物种植者种植的谷物为二十蒲式耳[8]
，那么根据上述分析，一蒲式耳谷物的价格就等于一盎司白银。

15.即使从事银币制造可能比从事谷物生产需要更多的技术，并且可能要冒更大的风险，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如果让一百个人在十年中从事谷物生产，又让相同数量的人在同一时间里从事银币制造，我以为，银币制造的全部净收入就等于谷物生产的全部净产出的价格，而且银币制造的部分净收入就等于谷物生产的相同部分净产量的价格，尽管不是所有从事银币制造的人都非常熟悉提炼和铸造技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躲避掉在矿山中工作带来的危险和疾病。这种方法也是确定黄金价值与白银价值之间的真正比率的方法，尽管许多时候黄金价值与白银价值之间的比率的确定会受到一些社会上流行的错误的干扰，有时候过高，有时候又过低，并且影响到了全世界。顺便说一句，这种错误也正是我们先前感觉黄金过多，现在又感觉黄金不足的原因。[9]

16.我想说的是，上面所说的方法正是权衡各种价值，确定各价值等量关系的基础。当然，我也承认，在上层建筑和具体实践中，也是存在着很多变化的，也是错综复杂的，这一点后面我们再谈。

17.全世界都是用黄金和白银来衡量各种物品的价值的，但是主要是用白银。因为同时有两种尺度是不合适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各种尺度中较好的一种必然成为惟一的尺度。也就是说，一定重量的纯银最终成为了人们衡量各种物品价值的尺度。但是如果衡量白银的重量和判断白银的成色非常困难，我从这方面经验最老到的专家们的各种各样不尽相同的报告中已经知道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就算假使白银的重量和成色保持不变，其价格也是会上涨和下降的: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白银价格比在另一个地方贵一些，原因或许是远离矿山或者其他的偶然因素;也可能现在的白银价格比一个月前或者几天前贵一些。由于在白银价格增加或者减少的各个不同时期，那些用白银衡量其价值的物品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还应该努力研究金银之外的某些其他的自然标准和尺度，当然前提是不使黄金和白银的作用减小。

18.关于黄金和白银，我们可以用许多种计价单位来表示它们。在英格兰，我们通常用镑、先令和便士来表示它们，所有黄金和白银都可以用这三种计价单位中的一种来表示。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所有的东西都应该由土地和劳动这两种自然单位来衡量其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航船或者一件上衣值多少面积的土地，或者说值多少数量的劳动。原因是航船和上衣都是由土地和投入其中的人类劳动创造的，这就是事实。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土地和劳动之间发现一种自然的等价关系，那么我们就应该感到非常高兴。如果能够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土地和劳动中的一个量非常容易地来表示另一个量，就像用便士来表示镑一样，也就能够单用土地一个量或者单用劳动一个量来表示其他物品的价值了，这样会与同时用土地和劳动两个量来表示一个事物的价值效果同样好，甚至要更加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世袭租借地[10]
的自然价值，即使我们的发现没有用益权[11]
的自然价值的发现那么有意义，我们也还是会感到很高兴的，关于这一点，我想尝试作如下分析。

19.在发现了地租和每年的用益权的价值之后，现在的问题是，按照我们平常的说法，一块世袭租借地的自然价值应该相当于多少年的地租呢?如果我们提出一个无限的数字，那么一英亩土地的价值就可能等于同质的一千英亩土地的价值。因为一单位的无限大和一千单位的无限大是一样的，这简直太荒谬了!所以我们必须确定某种有限的数字。我认为这样的有限的数字就是有限的年数;要得到这个年数，只要计算出一个五十岁的人、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和一个七岁的人同时在世的年数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祖、父、孙三代人同时在世的年数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那个有限的年数。[12]
几乎很少有人会忧虑再下一代的子孙，因为当一个人做了曾祖父的时候也就将不久于人世了。所以，一般说来，在直系亲属中能够同时在世的只有祖、父、孙这三代人，虽然也有人四十岁就做了祖父，但是也还有些人六十多岁以后才当上祖父，所以我们计算有限年数的方法可以说是一种比较一般的方法。

20.因此我认为，表示任何一块土地的自然价值的土地年租年数等于三代人一般情况下能够同时在世的年数。我们估计，在英格兰三代人同时在世的时间大约为二十一年，所以英格兰的土地价值也就应该大约等于二十一年的土地年租。假如有人认为这种计算本身是有错误的，就像死亡统计表的观察者[13]
他就认为这种计算本身就有错误，那么这些人就可能会改用另一种方法来计算，除非他们考虑到这种错误具有普遍性，而且又关系到很多互相依赖的事物，他们才会放弃采用另外的计算方法的企图。

21.我认为，在土地所有权能够得到保障并且能够确实可靠地得到土地年租的地方，土地的价值就等于二十一年的土地年租。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由于土地所有权更有保障，人口也更多，而且对祖、父、孙三代人同时在世的时间有更准确的统计，所以它们对土地价值的把握也就更准确。在这些国家里，土地的价值大约等于三十年的土地年租。

22.还有一些地方的土地由于附属在其上面的某些特殊的荣誉、欢乐、特权以及法律上的权利等等，其土地价值所值的土地年租年数就会更多一些。

23.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地方，比如爱尔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那里的土地价值所等于的土地年租年数却要少一些。我在这里要说一下这些原因，这些原因也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造成土地价格低廉的原因。

(1)在爱尔兰，叛乱不断地发生。在这些叛乱中，如果你被打败了，那你就会失去一切，即使你胜利了，你也会遭受到成群的小偷和强盗的侵扰;而且执政当局内部也存在矛盾，先来的英国执政人员对后来的执政人员心存嫉妒，不肯支持他们的工作。英国派遣官吏到爱尔兰执政迄今为止不过四十年，但是严重的骚乱从英国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没有停止过。

24. (2)在爱尔兰，希望得到别人财产的人的要求太多，并且很容易为这种无理要求找到一个好的借口，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英国向爱尔兰派遣总督和行政官吏的这四十年中，这些在爱尔兰当权的总督和官吏大都是偏袒那些提出这种要求的人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爱尔兰人经常伪造证词和滥用庄严的宣誓。

25. (3)在爱尔兰，人口非常少，爱尔兰的人口还没有超过它所能养活的人口数的五分之一。而且在爱尔兰现有的居民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劳动工作，像其他国家那样勤劳的人就更少了。

26. (4)在爱尔兰，包括不动产和私人财产在内的全部财产的绝大部分都属于外居地主[14]
所有。这些外居地主把从爱尔兰获取的收益都转移到了爱尔兰之外的地方，并且没有再对爱尔兰进行任何投资。所以虽然爱尔兰的出口大于进口，但是却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那就是发展中的爱尔兰却越来越贫困。

27. (5)在爱尔兰，法律的执行非常困难。太多掌握实权的人在利用职权之便袒护自己，同时也袒护别人。犯罪和欠债的人为数众多，而陪审团和政府官员却想方设法地偏袒这些人。再加上在这个国家里，深谋远虑的法官和律师根本得不到应有的鼓励，这就会使审判的过程和结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比起那些明白独断专行会带来危险的人来说，无知的人更容易大胆地犯独断专行的错误。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如果适时地、及时地加以注意，都是可以改善的;如果目前的现状能够得到改善，那么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可以把爱尔兰的国家价值提高到和其他国家同等的水平上，使爱尔兰人受到同样的尊重。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别的地方作更详细的讨论，因为下面我们先要讨论利息问题。

[1]
这里指高额地租(Rack－rent)。——译者注

[2]
这四个州是都柏林(Dublin)、基尔德尔(Kildare)、卡罗(Carlow)和科克(Cork)。——1899年版注

[3]
原文为“一方面这些地主的收入能够增加”，应为作者笔误。——1899年版注

[4]
1656年第24号法令，参阅:斯考贝尔编著的《法令汇集》(H. Scobell，A Collection of Acts and Ordinances of General Use)，第二卷，第484页;肯宁汉姆编著的《英格兰工商业的发展》，第二卷，第174页(W. Cunningham，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这条法令的目的是限制伦敦市郊建筑物的过多增加。——1899年版注

[5]
原文为“国家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限制城市的发展，我们可以设想像伦敦这样过分过度发展的城市是会威胁到君主政权的”。——1899年版注

[6]
伊夫林曾经提议通过议会立法，把所有使用煤炭作燃料的工厂都搬到距离伦敦市区五六英里以外的泰晤士河中下游去。他的理由是，等于或者少于五六英里的距离，其造成的空气污染不仅有害于陛下的王宫所在地，而且还会使我们举世罕见的最辉煌最美丽的风景在每年整整九个月的季风期(指令人讨厌的刮西风的日子)里被笼罩在一片烟尘之中。参阅:伊夫林的《防风》，1661年版，第16页。——1899年版注

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著名的英国作家兼政府官员，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防风》(Fumifugium)一书全名Fumifugium on the Smoke of London Dissipated，是一本关于空气污染的书。伊夫林在此书中严厉批评了工业资本家的冷酷和短视，并且对城市空气污染的相关议题，包括都市计划、建筑物的维护和造林技术等，提出了许多建议。——译者注

[7]
今伦敦自治城市，为文艺界人士聚居地。实际上英国王室的宫殿后来移到了伦敦市威斯敏斯特区。——译者注

[8]
体积单位，容量等于八加仑。——译者注

[9]
为了缓解黄金的不足，1661年6月10日，英国颁布了禁止黄金出口的法令，但是黄金依然还是在不断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和议会采纳了专家的意见，又人为地将金币价值作了提高。1661年11月20日又颁布了禁止车辆镀金的法令作为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参阅:鲁丁(Ruding)的《英国及其附属国的铸币史》(Annals of the Coinage of Great Britain and its Dependencies)，第二卷，第4页。——1899年版注

[10]
世袭租借地(Fee simple of Land)，不限制继承权的产业或地产，即继承者拥有绝对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地产。——译者注

[11]
《罗马法》“人役权”中有一种为居住权，其出现晚于地役权，包括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和奴畜使用权四种。用益权(usus fructus)，指无偿使用和收益他人的物而不损坏或变更其物本质的权利。——译者注

[12]
参阅:弗里德里克·维塞尔的《自然价值》，第159～160页。——1899年版注

弗里德里克·维塞尔(Friedrich Wieser，1851～1926)，奥地利经济学家。《自然价值》(Natural Value)一书把边际效用思想引进价值决定问题之中，书中第一章提出边际效用的问题;第二卷研究“自然价值”(并以此为书名)，研究它同交换价值的关系，同社会主义国家中价值的关系等;最后一卷探讨了边际效用理论同宏观经济学的关系，特别是税收和政府开支的问题。——译者注

[13]
格兰恩特并没有直接讨论这个问题。参阅:《根据死亡率表作出的对自然和政治的观察》，第11章。——1899年版注

[14]
指占有爱尔兰的土地但生活在爱尔兰境外的那些地主。——译者注

第5章　利息

1.人们借出或者借入某些物品的时候，这里的物品可以是任何物品，如果物品的出借人可以随时向借入者索回他借出的物品，只要他提出索回要求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人们要收取和支付利息呢?我不理解。货币或者由货币规定其价值的其他生活必需品被贷出之后，如果必须按照贷款人的意愿决定还款的时间和地点，而放贷人不能在他所希望的时间和地点收回他的贷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人们也要收取和支付利息呢?我也不理解。但是，如果某个人在把自己的货币贷放出去的时候，同时向贷款人承诺无论在这期间他自己对这笔货币有什么样的需求，在到某个特定的时间之前他不能要求收回他贷出的货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贷出货币的人就理应为这种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承诺获得补偿，这种补偿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利息”。

2.当一个本地人给一个住在远方的外地人提供货币的时候，如果他们约定在某个特定的时日，在那个外地人的所在地进行交付，并且违约要受到巨额罚款，在这种情况下，外地贷款人支付给本地放贷人的报酬就是我们所谓的“汇费”，或者叫“地区利息”。[1]

比如说，在最近内战的纷飞战火中，如果卡莱尔(Carlisle)[2]
的某个人需要一百镑货币，而从伦敦到卡莱尔的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到处都是士兵和强盗，又有很长的水路，还经常被阻断不能通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能够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把这一百镑货币从伦敦运到卡莱尔，伦敦的放贷人为什么不能多收这个借款的卡莱尔人一点钱呢?

3.现在由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利息和汇费的自然标准?关于利息，在安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它至少应该等于用借到的钱所能买到的土地所产生的地租;但是，在安全无法得到保证的情况下，除单纯的自然利息之外还必须加上一种保险费，这时候利息就会很自然地被提高到低于本金的某个高度。现在，如果英格兰的事情确实是这样，确实像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没有安全保证，所有的贷款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危险，并且贷款的手续繁琐，费用很高，那么，我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时候，都完全没有理由去限制利息，要知道这是违背世俗习惯的，除非制定这项法律的是贷款人，而不是放贷人。但是，制定违反自然法则的民事法律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在别的地方也说过同样的话，而且还就许多特别之处作了分析。[3]

4.关于汇费的自然标准，我认为，在和平时期，最高汇费应该等于且仅等于运送现金所花费的劳动;但是，如果是在存在危险的地方，或者某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更加迫切地需要货币，再或者关于某地危险性和对货币需求的迫切性的消息真假难辨，在这些情况下，汇费就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5.与这种情况相同的一种情况是我们在前面略过未谈的土地价格问题。之所以说土地价格和汇费的情况相同，是因为正如货币的需求量大汇费就会高一样，谷物的需求量大谷物的价格就会上涨，而生产谷物的土地的地租也会上涨，进而到最后土地本身的价格也会上涨。比如说，维持伦敦居民或者一支军队的生活所需要的谷物要从四十英里远的地方运来，那么如果要在伦敦附近或者这支军队的驻地附近一英里的地方种植谷物，这时候谷物的价格除去其自然价格的部分之外，还应该要加上相当于三十九英里的运输费的部分;如果是鲜鱼、水果等容易腐烂变质的物品，那么这时的商品价格还要加上避免这些商品腐烂变质的保险费的部分;最后，对于那些在当地食用这些食品的人，比如在酒馆里吃饭的人，他们所要支付的价格，除了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些部分之外，还要加上各种附加费用的部分，如房租、家具折旧费、服务人员的报酬、对厨师的技术及劳动的报酬等等。

6.所以，由于上面谈到的原因，我们得到结论:人口稠密的地方其附近的土地，或者说为了维持其居民的生活而需要很多土地的地方其附近的土地，比起远离这些地方但是土质和这些地方相同的地方的土地能够产生更多的地租，并且，相应地，土地年租也就更多。这也是因为在那样的地方占有土地能够得到非同寻常的快乐和荣誉，正像诗里面所说的:“把效用和快乐结合成为一体，是人们所共同欣赏的。”[4]

7.在结束了对地租标准、土地价值标准以及货币标准的讨论之后，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征收公共开支所需费用的第二种方法，也就是征收一定比例的地租的方法，我们通常也把这种方法叫做征收估价税，也叫征收土地税。然后我们再来谈一谈计算这种地租的方法:计算这种地租不能以少数无知的人在轻率、不了解情况，或者一时冲动、酒醉的时候互相进行的买卖为依据，但是，我承认，如果把在三年内，或者说把在土地可能发生的一切偶然事故能够周转循环一次的时间内，人们所做的一切买卖求平均数，或者计算出一般值，就可以达到我们计算出这种地租的目的。因为这样计算的结果是综合了各种偶然估计得出的。现在我要通过区分各种不同的原因尽力列举分析一下目前的情况。

8. (1)因此，我的第一个提议是，从教区、农业征税区等行政区划和由海、河、岩石和山岭等所界定的自然区划两个方面，来测量全部国土的形状、面积及位置。

9. (2)我的第二个提议是，依据一块土地通常所能生产的产品来评定每单位土地的质量。因为有些地方的土地会比其他一些地方的土地更加适合生长某一些木材、谷物、豆类或者根类作物等。还可以依据这块土地上所耕种的农作物的年产量，以及各种农作物之间相互比较所显示出的相对优越性来评定每单位土地的质量。注意，这里不是和货币这个共同的标准作比较来评定土地的质量。举例来说，如果这里有一块十英亩的土地，我会先判断它是适合种植牧草，还是适合种植谷物;如果这块土地适合种植牧草，那么然后我再判断这十英亩的土地和另外一块十英亩的土地比较起来，谁生长的牧草多，谁生长的牧草少，以及这十英亩的土地和另外十英亩的土地所生长的同样重量的牧草比较起来，谁饲养的家畜多，谁饲养的家畜少。但是，不要把牧草和货币进行比较。因为如果把牧草和货币进行比较，牧草的价值就会由于货币量的多少而增减，自从西印度群岛被发现以来，货币量的变动一直是很大的;而且它还会由于居住在这十英亩土地附近的居民的数量的多少，以及他们生活的奢侈程度或者说简朴程度而增减。例如，在一些天主教国家里，鸡蛋在四旬斋[5]
前期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在四旬斋之前鸡蛋的质量和味道都是很差的;还有，在犹太人看来，猪肉是没有一点价值的;另有一些人认为刺猬、青蛙、蜗牛、菌类等的东西是有毒的，或者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这些人不吃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在这些人看来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再有，由于国王的敕令[6]
宣布葡萄干和西班牙出产的葡萄酒使本国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而要对这两种商品的贸易实行全面禁止，那么，这时候这两种商品也是一文不值的。

10.上面所谈的我把它叫做对土地内在固有价值的研究;下面要谈的我把它叫做对土地外在附属价值或者附加价值的研究。我们说过，货币存储量的改变会使那些我们用某些计价单位或者符号(即镑、先令、便士)来计算的某些商品的价格发生改变，对于这种相应的改变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把一盎司白银从秘鲁的银矿里运到伦敦来，那么后者就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如果现在又发现了新的矿藏更加丰富的银矿，这时候获得两盎司白银和从前获得一盎司白银的难易程度相同，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现在一蒲式耳谷物售价十先令就等于从前一蒲式耳谷物售价五先令，相对价格相等。

11.因此，我们似乎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计算我国的货币量。我认为我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而且在短期内就可以完成，不需要任何成本，更不需要调查任何人的钱包，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种方法。现在假定我们知道两百年以前英格兰所拥有的黄金量和白银量，也知道现在英格兰所拥有的黄金量和白银量;知道当时的货币单位和现在的货币单位不同，两百年前铸造三十七先令所需要的白银现在可以铸造六十二先令[7]
;也知道当时和现在铸币的含量、铸币时所花费的劳动、铸币重量和铸币成色的公差以及国王所征收的铸币税之间的不同;还知道当时的劳动者和现在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的差别，可是，即使我们掌握了这些情况，如果我们只用货币本身来计算，也无法说明当时和现在我国财富状况的差异。

12.因此，在知道了上面说的这些情况之后，我们还要知道人口数量差异的程度，这样我们才能得出下面的结论:如果把一个国家的所有货币平均分给所有国民，而且每个被分给货币的人都会用分到的货币雇用大量的劳动者进行生产，那么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每个国民都会变得更加富裕。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现在的和过去的人口量和金银量的情况。我认为，过去我们有多少人口和金银是不难知道的，现在我们有多少人口和金银就更容易知道了。

13.更进一步地讲，假如我们掌握了上述情况，那么我们就能够确定伦敦附近的土地的附加价值。也就是说，首先我们应该大体计算一下伦敦附近各郡，即埃塞克斯(Essex)、肯特(Kent)、萨利(Surrey)、密德塞斯(Middlesex)、赫特福德(Hertford)五郡，每年能够生产多少食物和衣服的原料，再计算一下居住在上述五郡和伦敦市内的消费这些物品的消费者的人数。如果我们通过计算发现，居住在上述地区的消费者比居住面积相同的其他地区的消费者人数更多，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通过计算发现居住在上述地区的消费者比居住面积相同粮食产量也相同的其他地区的消费者人数要更多，那么，我认为，上述五郡的粮食一定比其他那些地区的贵。在这五郡之间，粮食的价格也会因为它们距离伦敦的远近不同而高低不同，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五郡之间的粮价会因为它们将粮食运往伦敦的费用不同而高低不同。

14.因为，如果上面说过的五郡在现有的条件下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生产它们所能生产的商品，但是需求仍然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就得从其他远的地方运来商品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样的话，距离较近的各郡的物价就会相应上涨;或者，上面说过的五郡花费比现在更多的劳动，通过改进技术，如用犁地代替锄地，用固定种植代替原来的分散种植，挑选优质的种子播种而不像原来选种不分好坏，用事先浸泡过的种子播种而不像原来不对种子进行任何加工就播种，用盐施肥代替用腐烂的稻草施肥等等，想尽办法使土地的产量增加，这样的话，这里的地租也会因为土地产量的增加超过劳动的增加而加倍上涨。

15.劳动的价格必须是确定的。我们知道，劳动的价格是法律规定的，法律限定了各类劳动者的计日工资。不遵循这项法律，[8]
或者不使这项法律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这会是很危险的，这会有损于我们为改善我国的贸易状况而作出的所有努力。

16.另外，判断是否应该进行上述技术改进以促使土地产量的增加，其标准就是要看在无需技术改进就能自然生长这些农作物的地方，或者在花费很少人力耕种就能生长这些农作物的地方，收获这些农作物所需要的劳动是否不少于进行技术改进所需要的劳动。

17.可能会有人反对上述观点，说上面这些计算即使可能，也会非常困难。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只想这样回答:这些计算的确是困难的，特别是在没有人愿意麻烦动手或者动脑去做这些计算的时候，可是他们又不准别人去做这些计算。但是尽管这样，我也认为，如果不进行这样的计算，我们的贸易就会成为一种任何人都无法用头脑去经营的靠不住的事业。因为，思考如何发展本国的贸易需要和掷骰子赌输赢一样的智慧，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考虑怎样把骰子拿起来，怎样摇动它们，又要用多大的力气把它们掷下去，从哪一个角度把它们掷到桌面上，思考如何发展本国的贸易同样要动这些脑筋。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些人从他们的邻居那里赚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从土地上或者从海洋里得来的。其实，从邻居那里赚到一些东西这种情况是很偶然的，这不是由于自己的智慧和正确判断得来的，而是由于别人的估计错误得来的。这时候，信用在一切地方都变成了完全虚幻的东西，特别是在伦敦，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如果对其他人所拥有的财富或者其实际财产状况毫无所知，那么我们就不能了解这个人是不是可靠的，以及是不是值得信任的。所以我认为，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应该通过考察一个人靠自己的技能和勤劳赚钱的能力来判断;一个人的财产的多少也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判断方法，而法律的严格执行则是让一个人能够尽其能力偿还其债务的方法和保证。

18.我本来应该在这里详细阐述一种似是而非的有争议的理论，以此来证明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把他的财产状况写在他的前额上，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能明白无误地公开他的财产状况，那么我们的贸易就会因此得到很大的发展，即使那些有进取心的又比较贫穷的人一般都会比其他的人更加勤劳。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在别处谈，现在就不在这里谈了。

19.另外一种反对对地租和土地价值作如此精确计算的观点认为，这会使得国王过于精确地了解每一个人的财产状况。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想这样回答:如果国家开支能够尽可能地削减，这主要取决于议会里各个议员的努力;如果国民愿意并且也准备缴纳这部分国家开支所需的经费;如果政府能够采取措施使国民在没有现金的时候也可以用他们对土地和商品的信用来缴纳税款;如果国王本人很清楚要是征收的税款超过了他的实际需要，那对他也是非常不利的，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君主如此精确地了解每一个人的财产状况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而且就每个纳税人所承担的纳税比例来说，还有什么人愿意乘混乱的机会，利用自己的手艺和影响力营私舞弊来减轻自己所负担的赋税呢?难道他们不怕这一次赚了便宜，下一次就会吃苦头吗?

[1]
利息和汇费是不同的，不能类比。利息是由于贷出货币获得的报酬;而汇费则是由于汇出货币而获得的报酬。参阅:配第的《货币略论》(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第29～32个问题。——1899年版注

[2]
现英国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坎布里亚郡首府。——译者注

[3]
配第曾著《论利息》和《利息》两篇文章专门论述利息问题。——译者注

[4]
见贺瑞斯的《论诗的艺术》，第343页。——1899年版注

贺瑞斯(Horace)，公元前65～8年，罗马诗人，讽刺家，原名为Quintus Horatius Flaccus。——译者注

[5]
宗教节日。——译者注

[6]
指查理二世12年，第18号律令，第8条。——1899年版注

[7]
亨利六世49年(1460年)，按照旧标准一镑白银，即纯银十一盎司二打兰加合金十八打兰(打兰，dram，英制常衡，合1. 7718克)，铸造三十七先令六便士，据说以前可以铸造三十先令。根据查理二世国王和弗里曼爵士在查理二世12年(1661年)所订的契约，重量相等的生银在此之后可铸造三镑两先令。参阅:朗德斯的《关于尝试改革银币的报告》(W. Lowndes，Report containing an Essay for the Amendment of the Silver Coins)，第39、40、54、55页。——1899年版注

[8]
参阅:肯宁汉姆的《英格兰工商业的发展》，第二卷，第199～200页。——1899年版注

第6章　关税和自由港

1.关税是对出口和进口各国国王领地的货物课征的一种赋税。在进出口货物的国家中，关税税率为二十分之一，这个税率不是参照各国商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价格制定的，而是参照各个国家协调了有关各方面之后所规定的商品的固定价格制定的。

2.为什么人们既要向国王缴纳进口税，又要向国王缴纳出口税?我也无法很好地猜测这其中的自然原因。但是如果某个国家缺少某些货物，而另一个国家的国王允许他的商人们向那个国家出口这些货物，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出口国的国王从中收取一些报酬也还是有些道理的。

3.因此我想，关税最初是进出口商人们为了保护他们进出口的货物免遭海盗的劫掠，以寻求各国国王的保护而向各国国王缴纳的报酬。如果在进出口的货物遭到海盗抢劫的时候，国王对商人们所遭受到的这种损失负有赔偿责任，那么我认为我关于关税最初意义的解释是非常可信的。我想这个每百镑征税五镑的税率的确定，是因为商人们计算到如果不与国王达成这样的协议，一旦他们遭到海盗的抢劫，他们的损失将会更加惨重。所以，最终我认为，关税原本是一种为了防备遇到敌人遭受损失而投保缴纳的保险费，正像现在流行的对海险、风险、天气引起的危险、船险以及其他一切危险投保缴纳保险费一样;还有在某些国家人们用房屋年租的一小部分为房屋投保火险，也属这种情况。但是，不论关税最初是什么意义，它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法律明文规定了，所以在法律取消关税之前，人们没有理由不缴纳关税。在这里，我希望从一个哲人的角度，当然哲人通常都没有什么用处，来谈论一下关税的性质和标准。

4.对于出口货物征收关税的标准应该是，某国商人所需要的某种本国商品在本国缴纳了出口关税之后，再扣除出口商应得的合理利润，这时候我国这种商品的售价还是比这个外国商人从其他地方购买的同类商品低。

举例来说，锡是我国占领了国外市场的一种商品，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比我国更加容易、更加便利地生产和出口锡。

现在假设在康沃尔(Cornwall)生产一磅锡只需要花费四便士，而在法国最靠近我国的地方这种锡每磅能卖十二便士，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种额外的利润看做是王室的财源，或者是“捡到的财宝”，国王理应占有他应得的份额。国王可以通过对锡的出口征收出口关税来拿到属于他的那部分利润。但是关于这种关税的征税额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确保劳动者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资料，土地所有者能够得到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要确保本国的锡在外国的售价比其他任何国家出口的锡的售价都低。

5.对于国内消费的锡也可以进行同样的课征，除非情况不允许这样做，比如法国国王在其国内食盐产地征收盐税的情况就是这样。

6.但是很显然，如果走私和行贿的费用加上被捕的风险总和的价值都超不过国家征收的关税税额的话，那么，这样高额的关税就会使人们不向海关审报出口，或者不肯缴纳这笔关税。

7.因此按照关税的这种性质，征收额度的标准应该是，确保守法人的负担比违法人的负担轻，守法人的安全比违法人的安全更加能够得到保障，守法人比违法人更加能够得到利益，除非在当局执法很容易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当局执法力度很强的情况下，可以不遵循这样的标准。例如马匹的出口，某地附近没有小河，而装运马匹出口的小港口每次潮水上涨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逃避关税就会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马作为动物是不能伪装的，不能把马匹装进布袋或者铁桶里面，装运的时候一定会有响声，还需要很多人手。

8.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标准是:

第一，对于所有已经加工完成的可以直接用于消费的商品，进口关税的征收可以高到使进口商品的售价略高于国内生产和制造的同类商品，前提是其他条件相同，而且征税方法切实可行。

第二，对于容易引起奢侈行为和犯罪行为的非生活必需品，进口关税的征收可以高到足以禁止人们消费这些商品，这样还可以替代禁止消费奢侈品的法令。不过也要注意税率不能高到使人们觉得走私比纳税更合算。

9.相反地，对于所有那些没有制造完成的需要进一步加工的商品，如生皮、羊毛、海狸皮、生丝、棉花、工业用的工具、原料以及染料等等，进口关税的征收应该从轻。

10.如果关税的征收能够严格执行的话，那么国王也许会出人意料地一种关税接着一种关税的征收;如果关税的征收不能严格执行的话，那么只要人们能逃避关税就一定会逃避，只要人们能逃避法律也一定会逃避。

11.征收关税的缺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制造完成的不能直接使用的东西，即尚在制造过程中需进一步加工的商品，征收关税就像不用腐朽败落的树木而用幼嫩的树枝做燃料一样不划算。

第二，关税需要很多官吏，特别是在那些港口多、潮水在任何时候都便于装运货物的地方，尤其是这样。

第三，很容易通过行贿受贿、官商勾结以及把商品进行藏匿或者伪装等办法来进行走私。要想通过让犯罪人向主发誓或者对其进行罚款的办法来制止这些不法行为是没有用的，而且即使这些犯罪人已经被抓获，他们也有各种办法可以部分逃避或者完全逃避上述惩罚。

第四，英格兰全体国民每年的开支大约不下五千万镑，这其中包括国家的公共开支，而对于英格兰本国所生产的用于和外国货物相交换的少数商品所征收的关税，只占全部国民开支中的极微小的一部分，所以在关税之外还需要开征某些其他的税种。但是，如果开征了其他税种，而这种税种可能被认为是最好的税种，那就意味着关税可以完全取消，因此，征收关税的缺点还在于在关税之外还要开征其他的税种。

12.为弥补关税上述的缺点，作为权宜之计，我提出这样一种方案，就是对所有出入关的船只征收吨税，以此来代替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关税。吨税是依据全世界都看得见的东西征收的，所以它的征收只需要很少的人手;而且吨税只是运费中的一部分，约占全部运费的百分之四左右。也就是说从每年的五千万镑中抽取两百万镑缴税，它是从全部消费额中扣除的，足够支付一切公共开支。

13.还有另一种方案，就是把关税变成一种保险费，而且这种保险费可以增加和调整，以便于国王能够承诺确保进出口商不因进出口货物遭受海险和海盗劫掠而承受损失。如果能够实行这种方案的话，那么全体国民都会关心所有这些损失，商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更加愿意申报自己所要投保的商品，并缴纳应付的费用。

14.但是，可能会有反对的人认为即使废除了关税，为了防止违禁品的进出口，总还是需要和现在一样多的官吏的。为此，我想通过下面两三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禁令的性质。

15.禁止货币出口，这几乎是一件无法实行的事情，所以这种禁令根本就是徒劳无用的。违反禁令的危险是可以完全转化的，人们可以通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来代替被拘捕，或者通过对检查人员行贿付出一定的所谓和解费的额外费用来逃避法律的惩罚。举例来说，如果在五十次偷运出口活动中有一次被捕，或者每偷运出口货币五十镑通常要付出默许费二十先令，那么，用这些偷运出去的货币买进的商品，在卖给消费者的时候，售价至少要比原先贵百分之二。可是，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贸易收入不能负担这样的额外费用，那么就不会有人任意地把这些货币偷运出口。假如这种禁令是可行的，那它倒可以成为一种限制奢侈腐化的法令，约束一般国民的消费支出不超过他们的收入所得。这是因为，假如我们禁止货币出口，而且除货币之外又不能出口本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那就等于在事实上禁止所有外国货物的进口。再假如我国正常出口的货物足以抵偿我国所购买的一切外国货物，但是在某些不正常的情况下，比如我国的土地和劳动力大大衰退的时候，我国所能够出口的商品只能抵偿正常进口商品额的一半，那么，禁止货币出口的禁令就确实能够起到限制奢侈腐化的法律的作用了，它可以确保我国进口的外国货物不超过原来消费额的一半，所不同的只是对于进口或者不进口某类商品，在限制货币出口的情况下是由进口商决定的，而在实施限制奢侈腐化法令的情况下则是由国家来决定的。举例来说，假定我们想以削减价值四万镑的进口货物来平衡我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比如我国可以削减价值四万镑的咖啡豆的进口，或者削减价值相同的西班牙葡萄酒的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施行的是货币出口禁令，那么削减某种商品的进口可以由进出口商任意决定，或是削减其中一种商品的进口，或是同时削减这两种商品的部分进口;如果我国施行的是限制奢侈腐化的法令，那么削减某种商品的进口就要由国家来决定，国家会考虑我国是应给予我国的咖啡进口国以鼓励和优惠，还是应该给予我国的葡萄酒进口国以鼓励和优惠，据在咖啡上的花费和在葡萄酒上的花费哪一种对我国国民的危害更大等等，然后做出决定。

16.其实货币自由出口所能得到的利益只有一点，举例来说，假如一艘货船从英格兰运出价值四万镑的布匹，同时船上还装载运出四万镑货币，那么只要这个商人能够坚持自己的贸易条款，就可以通过贱买贵卖获得收益。但是我要顺便指出的是，这个商人通过出口货币获得的收益是以牺牲他所出口的货币的利息和□□[1]
得到的。如果每百镑货币的利息是五镑的话，那么这个商人与其靠出口前面说的这笔货币来赚钱，还不如将自己出口的货物每百镑少卖四镑划算。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很多话可以说，但是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羊毛的问题。

17.荷兰已经抢占了我国在织布制造业中的地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靠的是比我们更加先进的技术，更加辛勤的劳动和更加节俭的生活，而且他们收取的运费、关税和保险费也都比我们低。这几乎使在英格兰人疯狂了起来，甚至想采取超常的过激的方法禁止羊毛和白土[2]
的出口。[3]
但是，这样做只会使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贸易中受到加倍的损失。因此，为了恢复我们的理智，重新开展我们的贸易，能够决定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些什么之前，我们必须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经常被迫从外国购买谷物，但是我国国内又有很多游手好闲的人，甚至有少数劳动者生产的毛织品都卖不出去，人们对此很有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缩减牧羊业，让更多的人从事农耕，不是更好吗?因为这样的话，一肉价上涨，从而会鼓励渔业的生产，这种激励作用会是前所未有的;二我国的货币也不会因为购买谷物而那么快地流向国外;三我国的羊毛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过剩;四我国的赋闲人员可以从事农耕或者渔业生产，而如果让这些人去牧羊的话，那么每个人单靠他自己和牧羊犬的力量就可以管理数千亩的土地，这更将造成羊毛的过剩。

第二，假如我国不缺少谷物粮食，也没有赋闲人员，且所有的羊毛都已经多到了我们自己消费不了的程度，这时候，毫无疑问羊毛是适宜出口的，因为连技术熟练的人手也大都已经被雇用到更加具有比较优势的贸易产业中去了。

第三，假如荷兰人是由于更加先进的技术才在织布制造业中胜过我们的，那么我们就把他们经过筛选后胜出的优秀工人大批量地引进到我国，或者把我国最优秀的人员送到他们那里去学艺，这样不是更好吗?如果能够成功地这样做，显然这是一种比无休止地去讨论那些违反自然常理以及去遏止风浪的做法更加自然的方法。

第四，如果我们要使我们当地的食物比荷兰的食物价格低，那么就应该取消那些沉重的、无意义的、过时的苛捐杂税及相应的政府官职。

我认为即使是这样，也比那些想要让流水从低处向高处流，一直流过自己的源头那样不切实际的想法要好得多。

第五，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认真考虑一下，即使是再高明的医生也不会给他们的病人胡乱地服用过量的药物，相反地，他们都会认真地观察他们的病人，然后遵循自然的规律，而不会用他们自己配制的猛药来反抗自然的规律。所以，同样，在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上也要有这样的认识，因为“人虽然能够一时地战胜自然，但是自然还是会恢复它的威力的。”[4]

18.但是，如果荷兰人的织布制造业并不比我国好很多，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只比我国略胜一筹，那么我认为只要我国禁止出口羊毛就足以扭转这种形势了。但是是否要采用这种方法，我只能留给别人去判断了，因为我本人既不是商人也不是政治家。

19.关于禁止进口的问题，我认为，只要进口没有明显地超过出口，就没有必要禁止进口。这是因为，虽然我们不愿意用优质的生活必需的织布去换取那些会让人堕落的酒类或者影响更坏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来销售我们的布匹，那么用布匹去换酒总比停止织布生产要好，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即使把一千个人的劳动产品一下子全部用火烧掉，也比让这一千个人由于失业而失去劳动机会要更好。简单来说，如果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要变成讨论制定限制奢侈腐化的法令的理论和性质，以及如何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合理地应用这项法令了。

20.自由港的问题也属于关税问题要讨论的一部分，由于各国在贸易中只考虑本国的利益，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想要把本国过剩的商品出口，而只进口本国所必需的商品，所以设自由港，不仅毫无用处，甚至还是有害的。举例来说，假设有人把一桶酒运进一个自由港，先把它贮存在那里，然后再偷偷地把酒卖掉，之后用污水注满酒桶，再将这个酒桶装载上船，一等到船驶出海面就马上把酒桶打开倒掉里面的污水，在这种情况下，酒税就被逃掉了，这样的方法还有很多很多。[5]

21.现在也许会有人说，即使各国进行海外贸易只应该为本国的利益着想，但是由于我国的港口比其他国家的港口交通更加便利，所以会有比其他国家的港口更多的船只出入，因此，如果在我国设立自由港，即使不对进出关的货物征收前面所说的那样的关税，我国也会在船只上的海员和旅客的花销、港口劳动者的工资以及码头仓库的仓储费等等方面征税以增加我国的国民收入。但是我却以为，对那些仅对我国的港口作上述用途的来往船只征收小额的关税也是合理的;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从有些人说的码头仓库的仓储费、码头搬运工的工资中获取收益。因为这些收益本来就是有理由获得的，且也是合情合理的。

22.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各国之间充当中间贸易商，那就没有理由对正在生产中的商品以及需要进一步加工的商品征收像我们在前面所讲过的那样的关税。至于那些欺诈逃税的行为，像上面我们提到的关于酒的那个案例，我确信我们通过征收国内消费税就可以克服和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了。

[1]
原文为空白，1679年版添上“利益”二字。另外，原文也可能漏“汇费”二字。——1899年版注

[2]
漂布用的原料。——译者注

[3]
1660年8月15日，英国下议院提请国王发布告禁止出口羊毛、带毛的羊皮、棉纱及漂布用的白土，并为此草拟了法案。这项法案后来被通过，这就是查理二世12年的第32号法令。在后来一次1662年3月4日的议会会议上，一个类似的更加激烈的法案又被提了出来，这一法案在次年5月才成为正式的法令，这就是查理二世14年的第18号法令。当配第写作本文的时候，这项法令应该正在审议之中。见《众议院议事录》，第八卷，第120页，第236页，第378页，第414页，第432页。——1899年版注

[4]
见贺瑞斯的《书札》(Epist)，第一卷，第10章，第24节。——1899年版注

[5]
配第试图反驳的观点包含在下列一书中:《自由港，它们的性质与必要性》(Free Ports，the Nature and Necessitie of them stated)，1652年版，威廉·迪加尔印刷。——1899年版注

第7章　人头税

1.人头税是一种针对人身征收的赋税，它或者绝对地无差别地针对所有的人征收，或者根据某些世人所共知的头衔和徽号有针对性地征收;这些头衔和徽号有的是纯粹的荣誉，有的是谋求来的或者是上级官员授予的，有的是一种特权，有的只是一种称号;根据头衔和徽号征收的人头税是不考虑由此所产生的富裕和贫困的差别、收入和支出的多少以及获益和损失的大小的。

2.近一个时期来，征收人头税的方法非常混乱，比如对于某些单身而富有的人按照最低的税率征收人头税，而对于某些连生活必需品都缺少的勋爵却要征收二十镑的人头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有些贪慕虚荣的人希望在填写收据的时候签上绅士的头衔，政府就给他们绅士的头衔，以此来鼓励他们以绅士的身份纳税;政府还想让某些人以医学博士或者法学博士的身份缴纳十镑的人头税，但是这些人从这些身份资格上却得不到任何的收益，实际上他们也不想从事这类事业;此外，政府还强迫一些贫穷的商人充当伦敦同业公会的会员，让他们缴纳他们根本无力承担的人头税;最后，政府还想让某些人按照他们的财产状况纳税，但是这些人的财产是由那些对他们的财产情况毫无所知的人估价的，实际上这些人根本无力缴纳相应的人头税，而且这还会给某些破产的人抓住骗人的机会，让世人相信他们确实拥有那么多的财产，而这些财产实际上是由那些互相勾结的估税官故意估定的。[1]

3.可以这样来形容目前我国征收人头税的情况:混乱十分、独断专行、杂乱无章、权责不清等等，所以我们也无法估计现在这种征收人头税的方法是不是适合，就像有时候我们无法估计某种药膏对于一种伤口是不是适合一样。同时，用这种方法征收的人头税其计算是否正确，也无从核实和查证。

4.所以，在这里我不打算谈论这种复杂的人头税的征税方法，我只想谈一谈人头税。首先我要谈的是，针对全体国民征收的绝对的人头税。教区负责缴纳针对接受教会施舍的人征收的人头税;未成年儿童的父母负责缴纳针对未成年儿童征收的人头税;行会师傅负责缴纳针对学徒工和其他暂时没有收入的工人征收的人头税。

5.这种征收人头税的方法其缺点是非常不公平，能力不同的人都要缴纳同样的税，子女越多的人负担的税款越多，而子女最多的人则负担的税款最多。换句话说，越穷的人赋税越重。

6.这种征收人头税的方法其优点有以下几条:第一，征收速度快且费用少;第二，人口数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来所要征收的税款的数额;第三，这样还会刺激所有的人都让他们的子女按照各自的特长去从事某种有意义的职业，以便让他们的子女用自己的收入来缴纳自己的人头税。

7.我要谈的第二种人头税是针对每一个仅有空头荣誉头衔但却没有任何官职和特权的人征收的人头税。这些空头荣誉头衔包括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从男爵、勋爵、绅士(世袭爵士的长子)以及世家子弟(如果他们自己这样称呼自己的话)等等。这种征收人头税的方法比前一种征收方法要公平得多。因为有这样头衔的人大部分都相对富裕，即使他们不是很富裕，像他们这样显贵的人还是拥有崇高的地位的，而这种崇高的地位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花钱买到的，就算这些显贵的人自己也不能花钱买到，——我的意思是说，就这些头衔所带给他们的东西来看，即使这些头衔使他们要缴纳比一般人多的人头税，也是合理的。

8.此外，由于计算人口数量的方法有很多种，并且计算的结果也很准确，所以征收这种人头税也是很容易和很迅捷的，而且征收费用也很低廉。同时，由于这种征税方法的征税额是可以提前计算出来的，所以还可以根据国王的需要加以调整然后再收取。

9.至于各种官职，它们中的大部分确实是很高贵的，但是这种高贵却是以履行这些官职的职责所付出的操劳为代价的。举例来说，担任伦敦市的参议员的确是一种荣耀，可是却有很多人宁愿支付五百镑的货币以求不被委任这一官职，原因可能就是这些人认为担任这个官职太过操劳。

尽管如此，对于人们谋求来的官职或者那些人们接受的官职，尽管它们可能被辞掉，加以征税也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某个有称号的人[2]
愿意放弃他的称号，并且永远不再恢复这种称号，那么就不应该强制这个人按照这种称号缴纳人头税。

10.特权和表明身份的头衔不应该是缴纳人头税的条件，因为拥有这样的头衔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或者可能有能力缴纳相应的人头税，并且这些头衔本身还带有很大的不平等性。不过，如果某个人由于有了开业许可证而赚到许多钱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认为他也应该相应地花费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征收国内消费税就不至使他遗漏，这个办法也适用于前面谈过的对身居官职的人征税的情况。

11.炉税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人头税，但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人头税，而是一种累积的国内消费税，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

[1]
配第在这里所指责的复杂的人头税是遵照1660年9月查理二世12年第9号法令征收的，该法令规定各项人头税必须在十二天以内缴纳完毕，目的是为了筹集四十万镑的货币以备军队遣散费之用。但是，截至11 月24日为止，实际缴纳的税款数额仅为二十五万两千一百六十七镑一先令四便士(参见:《众议院议事录》，第八卷，第196页)。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同年众议院又提出了两个补充法案，但是由于议会在该年的12月29日解散了，所以这两个法案最后没有通过，事实上议会讨论这些提案的程序是非常复杂的。(参见:《众议院议事录》，第八卷，第38 ～234页。)关于逃税的例子，见配皮斯的《日记》(Pepys，Diary)，1660年12月10日，第一卷，第283页。——1899年版注

[2]
在1659年的爱尔兰人口普查中，“在单纯的人口数量之外，还把小城镇和街区的主要的和著名的住户列在英文－西班牙文混合名称‘有称号的人(Titulado)’之下”。参阅:哈丁的《最早发现的爱尔兰人口普查手稿》(Hardinge，Earliest Known MS. Census Returns of the People of Ireland) ;吉尔伯特的《都柏林古代纪事年表》(Gilbert，Calendar of Ancient Records of Dublin)，第四卷，第8页。——1899年版注

第8章　彩票

1.那些拥有头衔的人可能预见到他们会因为这些头衔而被征税(这些头衔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那些头衔)，所以这些人好像一开始就同意这些课加在他们个人身上的捐税，尽管由于议会中的议事院完全是由有称号的人组成的，而且绝大部分的议事院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种征税方式是不太可能被议会通过的。

2.在发行彩票这种方式之下，虽然有个别的人有发财的希望，但是对一般人而言，买彩票的行为就是自己向自己征税，所以彩票实际上是对那些不幸的自我陶醉的傻瓜们所征收的一种赋税，或者说，彩票是对那些对自己的运气有充分信心的人，或者是对那些迷信算命和卜卦的人所征收的一种赋税。那些替人算命和卜卦的人为人们占卜中彩的时间和地点，承诺某人一定会在购买彩票中取得巨大的成功，甚至还会撒谎说某人会在占卜之处的西南方中彩。

3.现在世界上有太多这样的傻瓜了，可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个缘故就认为凡是想欺骗人的人都可以轻易地欺骗那些容易被欺骗的人的话，那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做的是，用法律来规定国王应该对这些愚蠢的人提供保护，否则那些受到国王宠爱的人就会请求国王给他们从这些愚蠢的人，甚至精神病人，或者弱智的人身上得到好处的权力。

4.因此，彩票在没有得到当局授权的情况下是不能够发行的。而当局要授权发行彩票，就必须事先规定国民要对自己的错误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还要注意不要让国民被骗得太多和太过经常，因为从前他们常常如此。

5.发行彩票这种方式只适用于筹集小额款项，或者筹集对于个人和公众都有利的项目经费，比如疏通河道、架设桥梁和修建公路等项目，而用于维持陆军和装备舰队的经费是不能通过发行彩票的办法来筹集的。关于彩票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9章　捐献

通过捐献来筹集资金，看起来似乎没有强加于任何人，也没有从任何人那里索取他们自认为超过了他们有缴纳能力的税款，但是事实上这里却有很多问题。原因在于，国王和显贵面临的威胁及压力并不比因不缴纳某种捐税或者某种附加税将受到拘捕的压力小;同时捐献人还要经常面对被可恶的谗言者和告密人诬陷的危险，这些人会诬告捐献人不满政府要求其进行捐献的理由，而这又会引起政府对捐献人的不满，发生这种危险比捐献人和其他人一样按照适当的比例缴纳一定的税款而蒙受损失的情况还要经常，前面我已经说过，按照适当的比例缴纳一定的税款是不会使人变贫穷的。

捐献制度的优点在于:当政府的某项开支只同某些人有关而同其他人无关的时候，捐献可以避免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向全体人民征税。例如，在1638年和1639年我们同苏格兰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就只有教会的高级僧侣和这件事的关系最大。有时候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些人比其他人得到了国王的更多更优厚的恩惠，比如在1660年陛下复位的时候，[1]
那些因为得到特赦令而被特赦的人就得到了这样的恩惠。还有的人明显地比其他人有更多更好的机会获取收益和得到好处，比如刚才说的陛下复位以来，牧师是得到了最大的好处的。在所有这些情形之下，都可以提出实行捐献制度的建议，尽管有时候这种制度也有缺点，这些缺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某个捐献人所捐献的金额，没有那些心怀嫉妒的旁观者认为的他本应该捐献的金额多，那么这个捐献人就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受到国王和显贵的威胁，让国王和显贵对他感到不满。

第二，捐献制度在很多时候会把全体国民分割成很多部分，或者至少会使各部分人的财力被那些根本没必要把情况了解得那么清楚的人了解得非常清楚。同时，与这种情形相反，捐献制度还会使人们有意地把自己财力的真实状况掩盖起来，以此来逃避政府有技巧的调查措施。

第三，某些人可能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而捐献巨款。也就是说，他们捐献的目的是为了迎合某些喜欢这种事情的显贵们的心意，然后希望显贵们给他们以恩惠，这样他们的巨额捐献就可以得到补偿。但是他们这样做对其他人是有害的，因为这会引起显贵们对其他人的偏见。

第四，还有那些曾经拥有过巨额资产的没落贵族，尽管他们日趋败落，但他们却还是喜欢摆阔，喜欢过优裕的生活;不过由于他们对人们慷慨大方，所以他们也就能够得到别人的报答，也就能够从他们结交的朋友中得到某些人的保护，甚至得到法官的庇护。正是这些没落贵族的捐献行为给那些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获得积蓄的人树立了很坏的榜样。这些没落贵族是不怕捐献的，因为进行捐献能够提高他们的信用，信用提高了又能使他们借到更多的钱，但是最终这些破产者的全部捐献负担都会转嫁到那些勤劳俭朴的爱国者身上，而这些勤俭的爱国者才是真正维持社会公共福利的人。

[1]
见查理二世13年(1661年)第1号法令，第4条，“关于向尊敬的陛下自由和自愿地捐献之法令”。——1899年版注

第10章　刑罚

1.普通的刑罚包括死刑、断肢、监禁、当众受辱、短时间内的肉体刑罚、严刑拷打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罚款。这里我们重点讨论最后一种处罚形式——罚款，至于其他的刑罚，我们只讨论它们能否由罚款的处罚方式来代替。

2.某些罪行，依据上帝的戒律，是要被判处死刑的。对于这些一定要被判处死刑的罪行，除非我们认为，虽然这些戒律是由上帝规定的，但它们不过是犹太共和国的民法的内容。有很多近代国家也确实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它们不像犹太人那样对通奸这类罪行判处死刑，但是对于偷窃这种小小的罪行，它们却不是对罪犯处以罚款，而是判处死刑。

3.根据上面所谈的，我想斗胆提几个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不可救赎的犯了重罪的人是否就有理由被处以极端的死刑呢?

4.用严刑拷打的方式公开执行死刑就能够威吓住人们不去犯叛逆的重罪吗?这里的叛逆罪是指能使成千上万无辜且对社会有用的人死亡或者陷于悲惨境地的罪行。

5.用秘密执行死刑的方法就能够惩罚那些犯了隐蔽的不为人所知的罪行的人吗?这里秘密执行死刑是因为对于某些不能公开的罪行来说，如果公开执行死刑就会使这种罪行被世人所周知。比如某些危险的宗教异端邪说，用秘密执行死刑的方式就能够把它们扼杀在摇篮里吗?其实使我们所谓的罪大恶极的那些人去承受苦难，更会使支持异端的人受到鼓励，并且使这些异端邪说广为流传。

6.割耳、割鼻等刑罚是为了给罪犯一种永久的侮辱，带枷示众则是要给罪犯一种短时的侮辱。这些惩罚(顺便提一句还有很多其他的类似的惩罚)都会使得那些本来可以挽救的罪犯自暴自弃，变成绝望的无药可救的人。

7.断肢，比如切断手指，可以使那些惯用手指特长进行犯罪的人永远不能再犯这种罪行，例如扒手、伪造印章和文书的人等等;切断身体的其他部分，可以惩戒通奸、强奸以及乱伦等等罪行;比较轻的肉体刑罚还可以用来惩罚那些无力缴纳罚款的人。

8.监禁看起来是一种对实际犯罪人的惩罚，但是事实上它是一种对犯罪嫌疑人的惩罚。也就是说，把某些人监禁起来，这就给司法人员创造了一种机会——可以根据这些人的言行对这些人进行调查，看他们是犯了偷窃等较轻的罪，还是犯了叛国或者谋反这样的重罪。但是如果监禁不是判决以前的暂时的拘禁，而是依据判决执行的监禁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只需要把这些人隔离起来就可以了:说话能迷惑人的人和做事能诱惑人的人。但是这些人将来有悔悟和改正的希望，或者这些人在那些现在还没有而将来会有的工作上有用武之地。对于这样的人，只要把他们隔离起来，让他们无法与人交谈也就可以了。

9.至于根据判决而执行的无期徒刑，这种刑罚看起来好像是让罪犯慢慢地死去，就像自然死亡一样，但是监禁生活的愁苦、孤独、对往事的回忆等等，都无异于疾病的折磨，会让人早死，实际上等于加速了死刑行刑期的来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没有能活很久的，无期徒刑只不过是把死刑的行刑期延长了而已。

10.这里我要重申一下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是创造财富的能动的要素。所以我们要记住，国家杀死其成员，或者切断其成员的肢体，或者将其成员监禁，都等于惩罚国家本身。因此，国家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对其成员实行这种惩罚，而把这种惩罚改为能够增加劳动力和公共财富的罚款。

11.依据上面我们所说的理由，对于那些资产丰厚的人，如果他们犯了杀人罪，为什么不让他们交出他们全部财产的一部分来赎罪，而要焚烧他们的双手呢?

12.对于那些没有能力缴纳罚款的窃贼，与其将他们处死，为什么不罚他们做奴隶呢?如果这些人成为奴隶，就可以强制他们从事他们体力所能承担的最繁重的劳动，而他们所过的生活却是他们所能忍受的最低标准的生活。这样的话，对于社会来说，就等于增加了两个劳动人手，而不是失去一个劳动人手。如果英格兰的人口尚达不到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数量，假如只达到了一半，那么我认为，除了要设法使人口数量倍增外，还要设法使现有的人口加倍地工作。也就是说，要使某些人成为奴隶。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别处讨论。

13.还有，与其对窃贼和骗子处以死刑，或者带枷示众、鞭笞，为什么不对这些人进行若干倍的罚款呢?不过这样就会有人问了:比如对扒手，应该处以多少罚款呢?我的回答是:要想得到这个答案，我们可以对一部分从事这种勾当的“手段高明”、“手法娴熟”且又能坦白自己罪行的人进行一番调查，看看他们因偷窃而被捕的频率是怎样的。假如十次偷窃行为只会被捕一次，那么对他们进行七倍的罚款，他们也还有一部分利润，即使对他们进行十倍的罚款，他们也不会有损失。因此，要对他们要进行二十倍的罚款，也就是使他们的偷窃行为所要冒的危险加重一倍。其实这样也不过是对他们的犯罪行为的加倍罚款而已，二十倍就应该是对偷窃罪行的恰当的罚款比例。

14.在《摩西律法》[1]
中提到的对偷窃行为要进行两倍、三倍、四倍，甚至七倍的罚款，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意思，否则，人们也许就会把偷窃当成是一种十分正当且合法的职业了。

15.人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是:在收上来的许多倍的罚款中，应该交给被害人多少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绝不能超过全部罚款金额的十分之一，这样才能使被害人今后更加小心谨慎，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然后把全部罚款金额的十分之三给予揭发人;剩下的部分留作公共开支之用。

16.第三点，对于犯通奸罪的情况，其大部分是不需要罚款的，也不需要处以其他的刑罚，只需对通奸犯施加侮辱即可，而且只要在极少数人面前使其受辱即可。这种惩罚的方法会使通奸犯感到永远羞愧，即使是对那些声誉很好的人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知道的，当人们身处悬崖绝壁感到眩晕的时候是不会考虑什么名声的，所以人们犯通奸这种罪，往往是在疯狂、郁闷、精神失常、丧失理智或者感情冲动的时候，而决不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17.此外，依据“谁犯罪，谁受惩罚”的原则，如果非法同居的实际目的是要防止生育的话，那么，就应该让犯了堕胎罪的人用自己的双手加倍劳动，以此来补偿国家因为她的堕胎而失去一双劳动的手所遭受的损失，或者让她缴纳能够达到同样效果的罚款。这就是明智的国家常用的方法，它们用这种方法来处罚那些防不胜防的犯罪行为。《圣经·福音书》也没有对世人所犯的这种罪应处以何种处罚有什么特别的启示，它只不过声明犯这种罪的人在来世不会受欢迎。

18.我还可以列举许多更详细的例子，但是如果我上面所说的是合理的，那么说这么多已经足够了;如果我说的是不合理的，那么即使举出更多的例子，也没有任何用处。所以，我只想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最适合我们目前时代和情况的例子，那就是关于处罚宗教异端的方法的问题。

19.如果一个地方官员相信一旦他容忍了某个宗教信仰不坚定的人，他马上就会为此受到上帝的惩罚，那么他一定不会容忍宗教信仰不坚定的人;同样，如果人们相信一旦他们的宗教信仰变得不坚定了，他们马上就会为此受到上帝的惩罚，那么人们一定会得到信仰的自由和普遍的容忍心。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也可以允许异端邪教的存在，这一点从那些允许异教使节出使本国的国家的惯例上似乎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即使出使本国的异教使节前来的目的只是谈判一些临时的事情或者琐碎的小事。当然，外国异教使节所信仰的宗教也不能令人十分地憎恶。

20.因此，由于地方官员可以允许或者默许那些他们认为适合信奉的宗教存在，也可以对那些他们认为信奉了不宜信仰的宗教的人进行惩罚;又由于对异教徒处以死刑，或者断肢，或者关监牢，这样不仅等于处罚了国家本身，而且还会使这种异端邪说反而广为流传。所以，罚款才是在这种情况下惩罚信奉异端邪教的人的最恰当的方式。如果这种宗教的赦免可以同国家的安定相互协调一致的话，那么，与其说罚款是一种没有痛苦的刑罚，还不如说罚款给了人们在宗教上被免罪的希望。这是因为，没有一个邪教异端分子会奢望在自己扰乱了社会公共的秩序之后能够被社会所容忍;如果他们有这种奢望，那他们就不会违背地方官员的意愿拒不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承担应有的责任，也不会拒不缴纳由此对他们所进行的巨额罚款。实际上罚款是给他们创造重生的机会。

21.此外，如同我们有理由宽恕那些有良心的异教徒一样，我们也有理由严厉处置那些伪善者，尤其是那些滥用神圣的宗教去掩盖其世俗目的的伪善者。为了对这两种人分别处以适当比例的罚款，现在有没有更简单且更有效的方法来区分这两种人呢?那些上帝的虔诚的信徒们，他们尽忠职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每天工作十小时，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会不愿意以每天增加一个小时的工作为代价来换取信仰的自由吗?这正像虔诚的信徒会比那种散漫的人每天多花一小时时间来祈祷一样，或者还可以说，这正像有些人穿的衣服是用每码价值二十一先令的毛织品做成的，如果相对地降低一个先令的消费可以换到信仰自由的利益，那他们会不肯穿用每码价值二十先令的毛织品做成的衣服吗?那些不肯这样做的人，都不是真正信仰上帝的人，也不是真正愿意为上帝受磨难的人，无论他们自己怎样吹嘘自己。

22.也许这里会有人反对上述观点，认为即使可以容忍某些邪恶的宗教，但是也不能容忍全部的邪恶宗教呀，比如那些会破坏城市安定的邪恶宗教就不能容忍。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的回答是:

首先，没有任何一个同国教相分离的教派，即使是再小的教派，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同我们整个国家的统一和和平相一致，也没有哪个教派有那么完美的良知，对社会而言，它们都会产生最大的危害。例如文纳[2]
和他的同谋者所采取的行动，其动机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良知，这一点可以从他们从容就义的行动中得到证实;但是，他们坚持国王是耶稣基督的权力和皇位的篡夺者，这却是危害全体国民的罪恶，决不能宽恕，也决不能把他们和其他一般的邪恶宗教分子同等对待。

23.但是另一方面，没有哪一种异端邪说的力量能强大到须动用死刑、监禁或者断肢这样的刑罚才能压制它们不至危害国家。简单地说，最危险的异端邪说无过于那种不相信“灵魂不灭”的邪说，这种邪说会使人变成禽兽，丧尽天良;或者说，这种邪教会使人无所畏惧，无恶不作，只要他们能够逃避人类的法律对他们的罪行所采取的刑罚;而且它还会让人们对一切注意不到的邪恶念头和邪恶企图完全失去戒心。不过我认为，即使是对这种异端分子，用下面我说的办法来处罚他们也已经足够了:把他们当作禽兽来看待，让他们一无所有，因为这些人对应该如何获得财富是没有任何良知的;不让他们做证人或者提供证词，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可能说实话;不让他们获取任何荣誉和谋取到任何官职，因为这些人只考虑自己，不会保护别人;此外，还可以让他们去最大限度地进行体力劳动，而国家从他们的劳动中所得到的好处，就等于我们所说的罚款，而且是最重的罚款。

24.至于其他危害性没有这么大的异教邪说，可以根据其不同的情况分别处以适当的罚款，确定罚款金额的标准是:它们在地方官员自己认为的许可范围之内可能对社会造成危险的程度，以及防止它们危害社会所需要的经费开支。

25.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怎样预防和纠正宗教上的异端邪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了怎样惩罚犯罪的“羔羊”，我想这会儿我们应该来谈一谈“牧羊人”的问题了。牧师本身是不应该完全逃避责任的。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家有很多学校是不收学费的;我们的各个大学以及其他类似的地方办学经费都很充足，足以传播所有有利于保卫国教的知识;并且我们还有很多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图书馆。此外，如果在我们的教会里有很多德高望重的人，而且他们都同时拥有财富、荣誉和权力，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很少有的，那么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会发生下面这样的事情:由于我们的牧师的懒惰、形式主义、无知和生活不检点，致使我们的羔羊误入歧途，如皮肤生了疥癣，或者被狼和狐狸吞食，而我们却认为错误只在羔羊身上，补救的办法也只有恫吓那些误入歧途而又不知回头的羔羊，或者把那些生了疥癣的羔羊连皮带毛一同都剥去。其实恰恰相反，万能的上帝一定会向牧羊人索取已经被吞食了的鲜血的。

26.因此，如果牧师会由于某些人脱离教会而失去这些人所承担的那部分什一税的话(其实这些人的什一税并没有被免掉，只是被国家悉数收去而已)，而脱离教会的那些人既要为他们分裂教会的罪行缴纳一定的罚款，又要负担他新加入的教会和那里的牧师所需的费用的话，那么我认为让牧羊人和羔羊共同来分担责任才更加公平。

27.此外，在公正的世界里没有人会认为，我们的牧师之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崇高的地位，仅仅是因为他们会说教，或者是因为他们关于某些宗教观念的见解比一般人更高明，或者是因为他们能够用教父和圣经的言语表达自己的观点等等。我们之所以给予他们崇高的荣誉，可以十分确定地说，那是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信徒，他们能够在克己、禁欲以及苦行方面以身作则，使大部分教徒能够按照上帝的训诫以他们为模范。如果牧师所做的事情只是在教坛上进行那些枯燥的说教，那么有些人就会想，这些说教早都已经被印刷成文字了，现在印刷本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其数量大约已经达到了实际需要的一万倍以上，而且今后可能还会出现更多更加动人的说教。使罗马教得以长存的是修道院的纪律，而摧毁罗马教的却是红衣主教和高级教士的奢华生活，这真让人匪夷所思。

28.因此，在上面关于教会问题的讨论中，我们说过的所有的话的主旨是:只要牧师的职责范围不过大，那就会有助于教会内部的和平;只要牧师的生活是节俭朴素的，那就会使教徒能够和他们和谐相处;当整个教会由于某个成员的脱离而遭受损失的时候，如果让牧师来承担这种损失中的一小部分的话，那么牧师就会对这种损失有所切身的体会，我这样说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处理所有这些事情的方法和准则，我想就把它们留给那些和这些事情有关的人们去思考。

29.关于刑罚和刑法，我还想补充说一点，那就是刑罚和刑法的滥用。如果制定刑罚和刑法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人们犯法，而是为了使人们受到处罚，那就是滥用刑罚和刑法;如果执行刑罚和刑法的人不是在人们犯罪之前把刑法规定的犯这种罪行会受到的刑罚公之于众，而是到了有人犯了罪之后才去拿着刑罚和刑法去恫吓那些可怜的又不是故意犯罪的人，这也是滥用刑罚和刑法，这就像警察从不事先贴出告示告知人们不得在警岗附近随地小便，但一旦有人这样做，他们就会去抓人家的衣服，强迫人家缴纳他们开出的罚款单。

[1]
摩西(Moses)，《旧约》中希伯来人的先知和立法者，曾率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摩西律法》(Moses Law)，又被称为《摩西五经》，也就是后来被收入《圣经》中的著名法律文献，它是希伯来法的集中体现。我们现在从《圣经》中看到的《摩西律法》已不是公元前6世纪创立时的原貌，而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被学者们不断地整理、加工和修改过了，有很多内容是后来加进去的。——译者注

[2]
托马斯·文纳(Thomas Venner)是伦敦的一个酒桶匠，他领导了1661 年1月6日第五王朝派的起义。参阅:《关于1661年伦敦叛乱发动者的控诉和审问的报告》(A Relation of the Arraignment and Trial of Those who made the late Rebellious Insurrection in London)，原载《索默尔文集》(Somers Traces)，1812年版，第七卷，第469～472页;豪威尔的《国家审讯集》(Howell，State Trials)，第四卷，第105～120页，第67～70页注释;贝奈特的《现时代的历史》(Burnet，Own Time)，第一卷，第160～161页。——1899年版注

第11章　垄断和官职

1.垄断，顾名思义，就是专卖权。谁拥有了这种权力，谁就能在他所享有的权力范围内，按照他所中意的条件，或者他所中意的价格，或者同时既按照他所中意的条件又按照他所中意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

2.法国国王征收的盐税[1]
就是垄断的一个典型例子。法国国王征收盐税的实质是把成本只不过是一法郎的东西[2]
以六十法郎的价格卖给老百姓。对所有阶层的人来说，食盐都是一种普遍需要的东西。比起富人来，食盐对于穷人是更加稀缺的。如果所有人都消费同量的食盐，或者像有些地方的情况那样，不管他们是否需要消费食盐，所有人都被强迫去购买食盐，那么，这时候法国国王所征收的盐税就和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绝对的人头税[3]
具有相同的效果。但是如果人们消费的食盐或者说食用的食盐是不等量的，实际上这才是人们消费盐的一般情况，或者人们在购买了他们所需消费的食盐之外不再被强迫去购买更多的食盐，那么，这时候法国国王征收的盐税就只相当于一种累积的国内消费税，特别地，当人们消费的食盐同质的时候尤其是这样;否则，这种盐税就是一种特殊种类的赋税——垄断。

3.垄断的作用，或者说实行垄断的堂皇的理由有如下两点。

首先，垄断可以起到保护发明权的作用。法律可以通过赋予发明者对其发明的一定时间内的垄断权来奖励发明创造。在拥有垄断权的这一段时间内(例如在英格兰这段时间为十四年)，发明者就能够根据世人对其发明的认可度或多或少地获得一定的报酬。

顺便提一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什么新发明曾经通过垄断权获得过报酬。因为尽管发明者常常自我陶醉于其发明创造的价值当中，想当然地认为全世界的人都会侵犯他的发明权，可是根据我的观察，[4]
一般人是很少愿意使用这些新技术的。因为这些发明本身还没有经过彻底的考验，还没有经过时间来证明其有没有潜在的缺点。所以，当一项新的发明最初被提出来的时候，几乎所有人在一开始时都是反对的，而可怜的发明者则总是会受到那些急性子名士们的左右攻击。每个人都能发现这项新发明的缺点，没有人肯定它，除非发明者按照人们提出的意见对他的新发明进行改良。能够经受得住这样责难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即使经受住了这样责难的人，最后也还是按照人们各式各样的意见对其发明进行改进。正因为如此，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敢说某项新发明完全是自己的，甚至于这项新发明的哪一部分与最初的发明者有关都不乏争议。更糟的是，当围绕着新发明的无休止的争议平息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那可怜的发明者不是已经作古就是已经为此发明债台高筑了，不免被出资与他合作的人所咒骂。这样，所谓的发明者和他的发明就彻底地化为了乌有。

其次，垄断在一定时间内可能确实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也即当一种新产品刚刚开始生产的时候，这时候一方面我们需要非常精湛的技术来做好这种新产品，另一方面这种新产品的技术又没有被一般人所掌握，这时候垄断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了。举例来说，假定有一种备受好评的药物，只有某一个药剂师能够高质量地配制出来，虽然也有其他人能够配制，但是其他人配制的都不如前面那个药剂师。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拥有最高配制技术的药剂师就应该被准许在一段时间内享有该项技术的垄断权，直到有其他人在他的指导下积累了充分的经验，也能够和他一样高质量地配制出这种药物为止。这是因为:第一，在人们既不能凭感觉来分辨这种药物的细微差别，也不能凭理智来判断疗效的情况下，社会上就不至于有人会滥制这种药物;第二，如此情形，其他人才有可能得到精通这种药物配制技术的药剂师的精心指导;第三，精通这种药物的配制技术的药剂师还可以在传授这种药物的配制技术的过程中获得报酬。不过由于这种类型的垄断不能给政府带来巨额税款，因此这种类型的垄断和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不是很大。

官职与垄断的性质相同，是由政府设立的，不同的官职有不同的薪俸。只不过官职与人的活动和职务有关，而垄断与商品买卖有关罢了。并且，社会对于官职的态度也和对待垄断的态度一样，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随着我们王国的日渐繁荣强盛，花样繁多的事物、各式各样的活动，甚至语言词汇都日益丰富起来。这正如我们所周知的，繁荣强大的帝国的语言也是丰富而优美的，穷山恶水的国家却正好相反。现在随着王国事务的增多，官职(即专门执行或者完成这些事务的权力机构)也随之增多了。但是，相反地，随着官职的事务增多了，占据这些官职的官员在处理这些事务时遇到的困难和危险却意外地相应减少了。根源于这种情况，原本在设立之初只能由能力和创造力最强的多才多艺的人(比如那些能够应付一切突发的、紧急的、难以处理的事件，并根据自己执事所经历的一系列偶然事件，通过自己的观察，总结出其中的规律和法则，再以此为后来的人指路的人)担任的官职，现在却由最最一般、最最浅薄、最最愚笨的副职和助理担任了。

然而最初国家对官职付以高薪(这在当时也还是被认为是很微薄的，远远低于这些官员理应得到的薪俸)是为了补偿在位行政官员的执行能力、信誉和他们辛勤的工作。但是现在，尽管占据这些官职的行政官员的业务水平和信誉有了很大的降低，但支付给他们高薪的政策依旧未变，而且他们获得的实际薪水要比以前又极大地提高出了数倍。因此，现在这些官职(其业务已经变得简单之极，任何人都能够胜任，就连见都没见过这项工作的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也能胜任自如)的收益也像其他年俸享受权(Annuity)那样被按年或者按代买卖了[5]
。法院工作的收入之丰简直令人眩目，被人们称为“法律之光”，当法学教授和司法人员无事可做的时候，它却大放异彩。尽管国家设立这种官职的负担之重以及这种官职的毫无用处已经被注意到了，但人们却把它当成是购买它的那些人的一种不动产，就这样任其存在下去了。

在我国这类的官职为数众多，所以无论是它们按年提供给国王利润，还是一下子把它们出卖掉若干年，国王都会从中获得巨额收益。要把这些官职卖出去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一这类官职的薪俸很高，这是由于在确定它们的薪俸的时候它们数量还很少;二薪俸种类很多，这是由于目前的业务量成倍增加的缘故;三现在的业务只要最平庸的人就能够胜任，这是由于只要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做好这类官职的工作就会变得十分容易，根本不会重蹈赴任初期被人蒙蔽、失信于人或者管理不善的覆辙。

因此，实际上这些官职就成了向那些无法逃避、不得不求助于它们来解决问题的那些人所征收的一种赋税。而设立这些官职的最初起因，是由于人们经常把自己陷于决斗[6]
的灾难之中，可是这种决斗无论哪一方胜出，其所带来的灾难都是巨大的。很显然，事实确实是这样，人们并不总是依靠法律去伸张正义，有时候明智的民众并不比弱智的陪审员们差，而且人们还可以像跟自己的律师谈话一样向法官说明他们在诉讼案中的优势。因此，官职还可以说是一种好辩好斗的人自愿缴纳的赋税，这就好像国家向好酒的人征收酒的国内消费税一样。

[1]
“Gabel”，今拼写为“Gabelle”，专指法国1789年大革命前的盐税。——译者注

[2]
这里指“食盐”。——译者注

[3]
这里“绝对的人头税”由“simplest Poll－money”翻译而来，见本书第7章的注释。1899年版本所注的1679年版此处为“simple Poll－money”。——译者注

[4]
配第曾经发明过一种用于复写的机器，并且还从上议院获得了专利权，时间大约是在1647年或者1648年的3月7日，其专利权的有效期限为十七年。他特为他的这项发明出版了使用说明书(使用参考书)，努力地想以这项发明为基础创立企业联盟(辛迪加)，显然他没有成功。参阅菲茨莫里斯(Fitzmaurice)所著的《配第传》，第10～13页。——1899年版注

[5]
意指由于担任官职可以获得丰厚的收益，所以官职就像其他年俸享受权那样也被拿去买卖了，出卖官职的是国王，出卖的方式是按照年数(Years)或者按照几代人的代数(Lives)来进行的。——译者注

[6]
配第最近正好避免了一场决斗。参阅:伊夫林的《日记》(Evelyn，Diary)，1675年3月22日，第二卷，第403页;沃克的《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书信》中的“奥布里手稿”(Aubrey in Walker’s Bodleian Letters)，第二卷，第485页;菲茨莫里斯的《配第传》，第151～152页。——1899年版注

第12章　什一税

1.什一的“什一”(Tythes)与十分之一的“十一”(Tenths)是同一个意思，它的本意就是按十分之一比例征收的租税，或者也可以叫做按十分之一比例扣除的财富。这就像对进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一样，我们通常叫做吨税或者磅税，而实际上应该叫做“二十分之一税”。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什一税不仅仅是指一种赋税，而且它还指这种赋税的用途。例如牧师的俸禄，当什一税是指一种赋税的时候，我们就说这里什一税的意义是牧师俸禄的物质内容，如土地和水上的直接出产物，或者投入到土地和水上的人力、技术、原料的出产物;当什一税是指这种赋税的用途的时候，我们就说这里什一税的意义是指牧师俸禄。除上述两项含义外，什一税还指缴纳这种赋税的方式，即它必须用实物(Specie)缴纳，而不能用货币(Money)缴纳，除非由于特殊的原因或者纳税人自愿缴纳货币。[1]

2.前面我们在说牧师俸禄的物质内容时已经说过，用以缴纳什一税的必须是土地上的直接产物。也就是说，用以缴纳什一税的必须是成熟可收割的谷物，而不是将谷物脱粒，筛糠，磨成面粉，加水烘烤而制成的面包。

3.除了以土地的直接产物缴纳什一税之外，也还有其他选择。多产的家畜所产的幼仔也可以用来缴纳什一税，只要幼仔大到可以脱离母畜而独立生存就可以。如果有的家畜所产的幼仔只有一只，那么就可以以货币来代替缴纳了，这种以货币来代替缴纳什一税叫做和解费(Composition)。[2]

4.刚剪下来的羊毛也可以用来缴纳什一税;如果以猎鸟和捕鱼为职业，而不仅仅是为了娱乐，那么鸟和鱼也同样可以用来缴纳什一税，依此类推。

5.除此之外，在大城市里，什一税也是一种以货币形式来缴纳的和解费(Composition)，其征收的对象是那些使用已经缴纳过什一税的原材料进行生产的工匠的劳动和收益。

6.因此，当一国的劳动增加的时候，什一税在任何地区都会随着劳动的增加而增加，而劳动的增加是随着或者应该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由于英格兰的人口每两百年就会翻一番，因此在过去的四百年之中，英格兰的人口比原来增长了大约四倍。而在英格兰人的全部开支中，土地地租所占的比例大约只是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的开支则用于劳动和原料投入之花费。[3]

7.由此，现在的什一税就应该是四百年前的十二倍[4]
了，这可以通过比较国王账簿中记录的不同时期的牧师俸禄的情况就十分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由于土地地租支出和劳动投入支出的比例是随劳动人手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这里面还应该扣除掉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或许应该说现在的什一税仅是四百年前的六倍[5]
。也就是说，现在的什一税所能够支付的劳动者的工资[6]
，或者所能够养活的人口数，是四百年前的六倍。

8.如果现在的教区和四百年前的教区相比，在数量上没有变化，也即现在的和当时的教区是一样多的。但是，我们知道，四百年前每个教区中的牧师人数是比现在多的，再加上那些既是信徒同时又兼做牧师的人，神职人员就更多了。而且，由于当时无论是去教堂忏悔的人还是宗教节日，以及教堂的日常事务都比现在多得多，所以当时的教区和牧师的工作要比现在更加繁琐和繁重。现在教区和牧师的主要工作当然还是布道，但采用的是一种新的方法，那就是一下子对成千上万的听众同时布道，而不再像从前那样接受太多的个别人的忏悔，用单独问答的方式解除个别信徒的疑惑，也不再多做关于殡葬死人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的明显的事实是，现在的牧师比从前的牧师要富裕得多了。过去做牧师是一种苦行，而现在的牧师，感谢上帝，工作既清闲，生活又奢华。难怪人们都说，当圣杯的质地是木头的时候，牧师的质地是金子;当圣杯的质地是金子的时候，牧师的质地是木头。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当宗教信仰最鼎盛的时期，牧师的工作是最艰苦的，但现在事情反过来了，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在律师们几乎无事可做时候，法律看起来却是最绚烂的。[7]

9.但是，不管教会的财富怎样增加，对于我都是无所谓的，我不会对之有任何嫉妒之心。我只是希望教会能够找到恰当的方法，既稳妥又安定地享有教会的财产而自得其乐。我想有一种方法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那就是教会必须确保它所培养的牧师人数不能超出它所分到的牧师俸禄所能够负担的限度。也就是说，如果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一共只有一万两千名牧师的职位，那么培养两万四千名牧师的做法就是不明智的。在牧师们看来，或许教会可以通过改变分配方案的办法，用一万两千名牧师的俸禄来养活两万四千名牧师，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旦教区培养了超额的牧师，其结果只能是那一万两千名得不到俸禄的牧师不得已去另谋生路。当他们别无选择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再容易不过的就是去对人们说，那一万两千名拿到了俸禄的牧师毒害甚至杀死了他们的灵魂，并且在他们去往天堂的路上给了他们错误的指引。请相信，这些无路可走的穷牧师在私心的诱惑下，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很成功。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些拿不到俸禄的编制以外的牧师，往往要比那些能够拿到俸禄的职业牧师更加卖命地传教，他们每个星期传教更多的次数，每天传教更多的小时，每次传教更长的时间，总之他们尽其所能做得比职业牧师更出色。这就好像诗歌里说的:“迫于环境，饥饿的希腊人也能上天。”[8]
这些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俸禄的牧师，他们愤怒，他们痛苦，他们为自己的事业、理想和目标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并为之孜孜不倦地奋斗，然而他们却只能靠个别的捐助维持生活。这一切都会使人们觉得他们才更正统，更值得尊敬，也更能得到上帝的垂青。可是现在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客观地来做一做评判，是不是得到上帝的垂青的人就应该得到援助而获得牧师应得的俸禄呢?但是，从近期的经验看，这些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10.现在也许你要问了，那么教会怎样才能确保它所培养的牧师人数不超出它所分配到的牧师俸禄所能够负担的限度呢?或者打个比方说，到底我们栽种多少棵果树才是适合我们的果园大小的?我的回答是:如果英格兰能够提供一万两千名牧师的俸禄，包括高级僧侣也在内，那么教会就应该每年只培养四百名牧师，接着我们上面比方说的，就应该是每年在我们的葡萄园里新栽种四百棵果树，这样教会既可以正常地进行它的传教工作，又不会有额外的负担。因为依据死亡统计表[9]
上的数字来看，一万两千名成年人每年死亡的人数大约正是这个数字，这里成年人即指那些达到工作年龄的牧师，他们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可以为自己和他人很好地服务。

11.上面的讨论我们跑题了，但我之所以要谈论上述问题，主要是为了说明什一税的性质。当然我们讨论上述问题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说服人们安心地承担他们的税收负担，不要顶风而上;再说得直接一点，我们讨论上述问题的目的和我们讨论其他所有问题的目的一样，最终就是为了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所以我不觉得我插入上面这样一小段讨论有什么不合适，我只是为了我们[10]
“耶路撒冷”[11]
的和平。

12.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谈一谈作为赋税或者捐税的什一税。我想说的是，无论在设立之初它如何是或者看起来如何是一种赋税，但在现在的英格兰它已经不再是了。这正像国王在爱尔兰征收的免役税(Quitrents)[12]
一样，现在它也已经不再是一种赋税了，以后它也不会再是了。在开征了免役税之后的时代，只要缴纳完免役税，人们就可以根据自己土地收益的余额多少，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花销和开支。[13]
这就不会出现因为额外的征税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因为赋税之所以会成为人们肩上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就是由于课征的突然。突然的额外课征甚至可以使人们动用武器来反抗，人们会为了逃避人世间的苦难煎熬而不惜一蹈地狱炼火，战争和灾难便是不可避免的严重后果。

13.现在我们知道什一税并不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赋税，下面我们就仅把它看做是赋税的一种形式或者一种模式，来对它作进一步的讨论。我可以肯定，为了支付全国的公共开支和教会的日常费用，规定人们必须缴纳什一税是最公平和最无害的方法。因为按照规定，全国所有的谷物、家畜、鱼类、鸟类、水果、羊毛、蜂蜜、白蜡、油、亚麻、大麻等产品，它们作为土地、劳动、技术和原料资本的产物，都要拿出其中的份额来缴纳什一税。当然，对于房屋、棉布、酒类、皮革、羽毛等以及以它们为原料制作的几种人工制品，没有严格的征税标准。也就是说，城市和农村所缴纳的什一税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了这种不同，并针对这一点对什一税税则重新进行规定的话，那么我想单单这一点是不会引起大规模的骚动的。

14.然而，什一税在具体征收的过程中也有其不合理的地方，我主要列举三个。第一个不合理的地方是，凡应当缴纳什一税的产品，每年都必须拿出相应的部分缴纳给国王。我们知道国王的收益也同教会的收入一样，是随着物价的涨落而变化的(除非教会收入的变化是由于某些特殊商品的缺少引起的，地租正是根据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折算成货币缴纳的。我们这里不讨论这种情况)。但是对于全部的物品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衡互补的。假设歉收年或者丰收年是通过作为主食的谷物来定义的，那么相同的年景中，谷物可能会歉收，但对国王来说，可能引起谷物歉收的原因会带来其他物品的丰收，这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此，所有应当缴纳什一税的产品，无论年景如何，每年都要缴纳什一税，这是不合理的。

15.第二个不合理的地方是在爱尔兰观察到的，这就是牧师的俸禄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而什一税却是以实物形式缴纳给国家的，这就导致了国家在实际上不可能仅仅接受以实物形式缴纳的什一税，这样一来又会迫使农民不得不在田地里就把谷物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商人，而这样的交易是充满了欺蒙诈骗、营私舞弊，甚至是官商勾结的。当然，如果国家将这种交易行为只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并没有任由其继续存在下去的意图，那么，由此造成的危害或许是能够补救的。

16.第三个不合理的地方前面已经提到过了[14]
，那就是对于那些用缴纳过什一税的物品进行生产而制成的产品，需要用另外一种税制来对它们征收什一税。然而，或许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和现行什一税性质相同的新的什一税税制，这种新的税制是不需要靠其他税制来弥补其不足的。而且如果这种新的什一税税制能够实行的话，那么征收这种税款的税务官们还会因此得到一份全职的工作，而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整天混日子，简直是国家蛀虫。

[1]
什一税起源于《旧约》时代，是教会所采用的赋税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信徒要按照教会当局的规定或法律的要求，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用。什一税可以以谷物、牲畜等物缴纳，以为神职人员薪俸、教堂日常经费以及赈灾救济之用。英格兰在十世纪规定必须缴纳什一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原则上同意向世俗君主缴纳什一税，什一税制得以继续执行。这既有利于天主教会，也有利于基督教会。但什一税自始至终都遭到人民的反对。1789年法国在革命时期废除了什一税，对直接收取什一税的人也不予补偿;其他国家也陆续废除了一些类别的什一税，但都对直接征收什一税的人进行补偿。今天在某些新教国家，什一税的残余形式依然存在。例如，德国规定公民如未正式宣布退出某一教会，即必须缴纳教会税。美国从无法律规定需缴纳什一税，但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会派都要求信徒纳什一捐，其他会派中也有些信徒自愿纳什一捐。——译者注

[2]
欧洲中世纪时期，当教职人士或信徒因违反教规、戒律、教会法、禁令等而犯罪，需要得到赦免以达到赎罪目的时，必须与教皇达成和解，其形式是缴纳一笔和解费(Composition)。十四世纪以前，和解费一般均用作圣战军费。这里沿用了“和解费”这一名称。——译者注

[3]
缴纳什一税是教徒的基本义务。在中世纪早期，由于社会经济衰退和生产力落后，什一税总量有限，只能维持教会的生存。到了中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欧社会经济的复兴和发展，什一税总量也迅速增加，成为天主教会财富的重要来源，它已大大超出维持教会生存的范畴，而成为教会腐败的重要经济因素，遭到了西欧人民的反对。——译者注

[4]
“十二倍”是配第根据他在前面第六条中的分析得出的一个大概的数字，即配第认为，在过去的四百年中，英格兰的人口增长了四倍，由此在生产中可以追加更多的劳动和原料投入，在土地地租支出和劳动投入支出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也就是配第说的“在英格兰人的全部开支中，土地地租所占的比例大约只是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的开支则用于劳动和原料投入之花费。”这一句话在第六条最后显得特别突兀，不易理解)，单由于劳动人口的增多所带来的产量的增加，也使什一税量随之增加了，其增加的倍数是“十二倍”。然后配第又用国王账簿中记录的不同时期的牧师俸禄的情况来对自己的推算加以证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用统计数据来证明经济问题，所以我们说，配第也是一位统计学家。——译者注

[5]
配第得出现在的什一税是四百年前的十二倍的结论，其前提假设是在土地地租支出和劳动投入支出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这里配第解除了这个假设的限制，实际上土地地租支出和劳动投入支出的比例不可能是不变的，它是应该随劳动人手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才是实际情况。“六倍”也是一个大概估计的数字。——译者注

[6]
指牧师的俸禄。——译者注

[7]
见本书第11章:“法院工作的收入之丰，简直令人眩目，被人们称为‘法律之光’，当法学教授和司法人员无事可做的时候，它却大放异彩。”——译者注

[8]
1899年版注:见“贾维纳尔，《讽刺诗》，第三卷，第78页”。贾维纳尔(Juvenal)，中文也译作尤维纳利斯(Juvenalis)，古罗马讽刺诗人(公元60～130年)，著有诗集“Sat”，中文译为《讽刺诗》，或者直接译为《诗集》。这句话的语境是指，古代希腊人在打仗的时候一般都是靠饥饿迫使被围者投降的。——译者注

[9]
参阅:格兰恩特的《根据死亡率表作出的对自然和政治的观察》，索引第96页。——1899年版注

[10]
1679年版删掉了“我们”二字。——1899年版注

[11]
耶路撒冷(Jerusalem)，巴勒斯坦著名古城，今以色列首都，位于该国中东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缺少和平的地方，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先后被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十字军和土耳其人统治过，最后受国际联盟的托管国英国控制，以色列军队在1967年控制该城。配第在这里用了比喻的写法。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圣地，也许正因为此，配第在这里使用了“我们”二字。——译者注

[12]
免役税最早始于英国。欧洲在经历了可怕的黑死病风暴之后，由于劳动力相对匮乏，加之贸易和工业的兴盛，导致了土地的贬值，最终使五花八门的封建性负担转变为固定的免役税。免役税的特点是“白色”(White)，亦即“银租”(Silver Rent)。也就是说，它是以货币形式而不是实物形式缴纳的。佃农或者其他土地耕种者通过缴纳免役税即可免除他们每年的所有其他应负担的封建义务。所以，免役税实际是一种领地所有权的象征。我们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免役税“是契约奴在劳动期满获得‘解放’、得到一小块土地以后，为了表示对业主——授地者的忠贞，必须按时缴纳的一定量的租金”。这种说法的正误，学界尚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对于免役税决不能望文生义，单纯地只把它看成是封建时代人们为了免服兵役而缴纳的租税。配第在此的论述也可以看做是我们正确认识免役税的一种佐证。——译者注

[13]
免役税税收负担是固定的。——译者注

[14]
这里指本章第五条提到的“在大城市里，什一税也是一种以货币形式来缴纳的和解费(Composition)，其征收的对象是那些使用已经缴纳过什一税的原材料进行生产的工匠的劳动和收益。”——译者注

第13章　其他几种征款的方法

1.当人们对某种赋税形式感到厌烦的时候，我们的政策设计者们肯定会马上提出新的政策，而且他们还保证不像原来的政策那样，他们新提出来的政策是能够解决所有公共开支问题的，以此使人们接受并服从这些新政策。举个例子来说，假设目前的地价税(Land－tax)不合人意，人们对缴纳地价税感到十分厌烦，这时候我们的政策设计者就会站出来讲，国家不征收地价税照样也有解决公共开支问题的办法。可是他们的办法，不是倡议开征人头税，就是开征消费税，再不就是设置一些新的官职或者垄断。当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能吸引到一些人去聆听他们的讲话，然而最愿意听他们讲这些话的是怎样的一些人呢?无外乎是那些不能从目前的赋税制度中获得利益的人们，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新政策中，希望在新政策中能够谋得一官半职。

2.下面我列举几种我在欧洲一些地方观察到的其他的几种征款方法。

第一种，在某些地方，国家会充当全部或大部分货币的公共司库(common Cashier)[1]
，就像银行那样，这样国家就能够获得相应的利息。

第二种，国家有时还会充当公共放贷人(common U-surer)，就像信贷银行和当铺那样。而且如果国家手里有土地财产登记簿的话，可能国家经营这项业务的效率会更高，从中获得的收入也就会更多。

第三种，国家有时候也充当或者也算是公共保险人(common Ensurer)。或者依据我们英格兰的关税最初设立的目的，只对海上被海盗侵犯的危险进行投保;或者对一切战争、天气、海难以及船只遭遇的危险都进行投保。

第四种，国家有时候还垄断某种商品的买卖，从而获得由此带来的收益。例如布兰登堡公国(Duke of Brandenburghs Countrey)对琥珀[2]
的垄断，从前爱尔兰对烟草的垄断，法国对食盐的垄断，等等，都是这种情况。

第五种，国家有时候还会充当公共募捐人(common Beggar)。例如，荷兰就是这样，荷兰政府经常采用募捐的方式筹集钱款。不过，在荷兰募捐到的钱款只提供给隐蔽的需求者，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些人不会因为自己贫困的事实被揭露出来而蒙受耻辱;而不提供给那些真正的需求者，因为他们的贫困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了。

第六种，在某些地方，由国家充当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和智障病人的惟一监护人。

第七种，在其他一些地方，由国家负责建造和经营剧院以及公共娱乐场所，国家负责支付演员的工资，但是经营这些场所获得的大部分利润归国家所有。

第八种，在某些地方，房屋由国家投保防火险，国家每年对每所房屋征收少量的保险费。

第九种，在某些地方，过往使用由公共经费修建和养护的桥梁、公路、渡口，国家都要征收过路费。

第十种，在某些地方，国家规定死去的人必须把自己财产中的一小部留给公众;还有的地方，国家对结婚和生产(这里指生育)也做这样的规定。

第十一种，在某些地方，国家对外国人，特别是犹太人，要征收特殊的税款。这种方法在人口过剩的国家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是在人口较少的国家就不是这样了。

3.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是有能力承担一定的额外负担的。因为他们几乎不跟基督徒一起饮酒吃饭，他们不把简朴的生活当作耻辱，他们的生活甚至是肮脏污秽的。但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却能够逃避国内消费税，国内消费税是根据人们的(mens[3]
)[4]
消费来征收的;也正因为此，他们可以比其他商人更廉价地出售任何商品。除此之外，由于犹太人主要从事汇票、珠宝和货币的交易，虽然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欺诈行为，但是他们因此而受到惩罚的时候比其他人都要少;又由于(for)[5]
他们居无定所和随遇而安，这又使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任，所以他们还能逃避其他的一些赋税。

4.第十二种，在某些国家和地方，有一种古老的税制直到现在还依然存在，这种税制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财产税”，即凡个人财产都要缴纳某一完整的部分作为赋税，有的需缴纳个人财产的五分之一，有的需缴纳二十分之一，这里的财产包括个人的动产和不动产、官职、特权以及假象的财产等等。征收这种财产税很容易带来欺骗、勾结、压榨和纠纷。有的人为了骗取人们更多的信任故意多缴纳这种税，但是还有的人为了少缴纳这种税进行贿赂。这种财产税的税值是无法核准和查实的，并且税款征收的情况也无据可查(它不像烟囱里的灰那样会留下痕迹)。我是反对这种税制的，对此我没有耐心
嗦更多了，我更愿平静地下此结论，用滑稽剧里面小 丑的话说就是:征收这种赋税毫无意义，完全没有意义，十分没有意义，一点儿没有意义。

[1]
银行或公司的“司库”就相当于商店的“出纳员”，所以这里配第说国家充当的是“公共司库”。——译者注

[2]
关于普鲁士对琥珀垄断的历史，参阅:特斯多夫《从教团时期到今天普鲁士琥珀的开采与加工》(Gewinnurg uud verarbeituurg des Bernsteins in Preussen von der Ordenzeit biszur Gegenwart，von W. Tesdorpf)，耶拿(Jena)，1887年版，第6～22页。——1899年版注

[3]
中古英语。——译者注

[4]
1679年版此处为“mean (普通的——译者注)”。——1899年版注

[5]
1679年版此处为“but”。——1899年版注

第14章　货币的升值与贬值

1.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些国家会主动把本国货币的价值提高[1]
或者贬低[2]
，这些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使流通中的货币加倍或者减少，使货币能够发挥比原来更大的作用。假如一个国家把它的货币价值提高了(当然，我不知道它们使用这种方法根据的是什么不成熟的意见)，从表面上看是这个国家希望用原有的货币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或者劳动。但是这种做法的实质，相当于国家对那些借债给国家的国民征收了赋税，或者也可以说国家用这种办法侵吞了它所欠的国民的债务;同时，也还会对那些依赖养老金、固定租金、年俸、津贴和捐赠生存的人产生同样不利的影响。[3]

2.如果要把这个问题阐述详尽，我们必须对货币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货币的秘密浩如烟海，我在别的地方讨论其他问题的时候已经谈了一些我对于货币看法，这里我想通过解释我赞成和反对货币升值与贬值的原因，竭尽我所能再谈一些我的看法。首先我来谈一谈货币贬值的问题。[4]

3.按照铜和锡本身的价值铸造的铜币和锡币是不会贬值的，只是因为它们不如银币那样轻巧和便于携带，才使它们的价格比银币低廉。

按照铸造工艺和金属材料两者的价值铸造的铜币(就是那种正反两面雕刻着精致的人物肖像和花纹的铜币，看起来就好像是一枚勋章)也不会贬值，除非这种铜币的数量过多(至于数量怎样算过多，怎样又算过少，其衡量的标准，我在这里暂不确定。后面我还要讨论精炼的一镑银币中铜的含量应是多少为最合适，一百镑银币中铜的含量又应是多少，那时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这种铜币的数量过多，那么构成其价值一部分的精巧的铸造工艺，这时候除了观赏价值之外就再完全没有其他用途了(原因是由于这种铜币的滥制而使其变得越来越普通，其铸造工艺的价值也就越来越低)，从而造成这种铜币价值的贬值。

4.为了零售交易的方便，比如解决找零钱的问题，而私铸的代币也不会贬值(前提是私铸代币的人能够确保其有能力用白银将这些代币换回)。

5.但是我认为，如果金币中掺杂了过多的铜或银，那么金币是会贬值的。当然，在金币中掺杂铜或银是必要的，因为金的自然属性过于柔软，作为货币在流通中会磨损得很快，在其中添加铜或银可以增强金币的硬度，但是不能过多。我同样认为，如果银币中掺杂了过多的铜，超过了足以增强银币硬度的标准，银币也会贬值。为了使银币具有足够的硬度，在铸造时能够经受住捶击、打压、碾磨，掺杂一些铜是必要的，但同样不能过多。

6.因此，像荷兰的先令(Shillings)、斯提弗斯(Stivers)，法国的苏尔兹(Soulz)，爱尔兰的庞加尔(Bon－galls)，等等[5]
，这些都是贬值的货币，它们大部分个头很大，但价值其实很小。回答为什么铸造这些货币的第一个理由或者说借口是，这些货币体积比较大，使用方便，而且其中所含的银比较不容易丢失或磨损。

7.除了这个理由以及我们前面说过的必须按照标准在金银币中添加其他金属以增强它们的硬度那个理由之外，铸造这些货币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防止铸金匠和买卖金银的人把它们熔化掉，以及外国人把它们出口到外国。因为无论是把它们熔化掉，还是把它们出口到国外，由于它们是贬值的货币，所以从事这两种勾当的人一定会遭受损失。我们假设一枚面值两便士[6]
的斯提弗斯其纯银的含量只有一便士，如果买卖金银的商人仅仅为了获得白银而将斯提弗斯熔化掉，那么在分解的过程中他就会损失其中的铜以及提炼白银的费用;对于外国人，他们也不会把这种斯提弗斯出口到别的国家去。因为在任何其他的国家，这种货币原有的产地价值消失了，其价值要按照它的实际含银量来计算，那么出口这种货币的人就必然要蒙受损失。

8.[7]
而反对这种贬值货币的理由有很多。第一条，这种货币被伪造的危险性比较大。原因是人们在使用货币的时候，通常不是用专业手段对货币的真伪进行辨别，而只是凭经验通过对货币的色泽、声音和重量来辨别其真伪;如果国家发行的货币其本身金银含量过低，那么人们就无从凭经验把它们同伪造的货币区分开来。

9.第二条，如果小额的这种货币，比如两便士面值的这种货币，有时候升值或者贬值百分之十二，有时候又升值或者贬值百分之十五，有时候又是百分之十六，而老百姓对于这种微小的变化是无法计算也不易察觉的，那么这就会给老百姓造成一定的损失。举例来说，假如这种货币有时候贬值百分之十，有时候贬值百分之十一，有时候又贬值百分之十二，我们说这时候实际上一枚两便士的货币只值一便士半货币的价值。也就是说，这时候这种货币实际上贬值了百分之二十五，而老百姓对此是完全察觉不到的。升值或贬值的其他比例，情况也是如此。[8]

10.第三条，如果这种货币非常不方便使用，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熔化掉再重新铸造，那么，我们同样也会遭受到前面提到过的买卖金银的商人在熔化贬值货币时所遭受到的一切损失。

11.第四条，如果两便士银币的含银量，只有一先令银币含银量的八分之一，[9]
那么对于同一种商品，如果其售价是一先令的标准货币，那么这时候出售它的商人就会要求买者支付十五便士的这种货币。

12.现在我再来谈一谈货币升值的问题。[10]
所谓货币的升值，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按照金衡制(Troy)计量的一磅标准银分割成比以前更多的块数，比如从前仅仅把一磅标准银分割成二十块，而现在却把它分割成六十块以上，而且从前的二十分之一磅和现在的六十分之一磅都叫做先令;另一种是对已经铸成的货币用更高一级的货币单位来称呼。对于进行这种货币升值的借口或者理由是:本国货币的升值会导致外国货币的流入，从而使本国货币的铸造材料更加丰富。可是，假如政府宣布法令，原先一先令货币现在价值两先令，那么除了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随之上涨一倍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吗?如果政府同时宣布另一项法令，劳动者的工资等都不能随着货币的升值而提高，那么这种法令实际上就是强加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赋税，迫使劳动者的工资白白损失一半。这种政策不但不公平，而且也行不通，除非工人能够依靠这一半的工资生存(这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对工人工资作如此规定的法律不是公正的法律，法律应该保证工人能够得到生存所必需的费用。当然如果法律确保了工人能够得到双倍的工资，而工人却只做了他们实际所能够做的工作的一半，那么这对于社会来说又是一种损失，相当于损失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13.法国四分之一埃居(Quart d’Escu)[11]
通常价值十八便士，现在假设其价值提高到三先令[12]
。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英国货币都会变成四分之一埃居。因为这时候英国的货币都会被运到法国去了。那么为什么这时候英国的货币都会被运到法国去?因为这时候法国四分之一埃居的金含量，只有我们英国货币金含量的一半，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虽然提高了货币价值，但实际上也就是等于改变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这一点任何国家都可以做到。但是，一旦有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方式提高货币价值，那么我们由于提高本国货币价值而获得的利益就会被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完全抵消掉。

14.现在假设四分之一埃居的价值提高了一倍，为了弥补上面这个缺陷，我们禁止我们国家的货币出口和它进行交易。我认为，这种禁止是无效的，也不会被执行。假如这条禁令能够执行的话，那么，法国四分之一埃居价值提高的实际效果，就要由我们用提高了一倍价值的四分之一埃居从法国购买商品，变成了我们以原先价格的一半向法国出售商品。[13]
这样，需要这些商品的法国商人还是享有了因法国四分之一埃居价值的提高而产生的全部利益。因此，即使这条禁令能够被执行，其结果不过是相当于降低了我国商品的价格，由此而导致法国人极大地提高购买我国商品的比例，这和提高他们国家货币的价值所产生的最初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无论是提高货币价值，还是降低商品价格，都不会使外国人对我国商品的需求超过他们的需要，即使他们在前一年由于有利可图购买了一些暂时不用而多余的商品，以后他们就会相应地减少对这种商品的购买。

15.如果实际情况和我们上面所说的一样，实际情况也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自古以来会有那么多英明的国家经常采用这种方法来吸引别国货币流入它们各自的领土呢?即使现代也还是有很多国家在采用这种办法。

我觉得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人们的愚昧和无知，他们不能立即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有许多十分聪明的人，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提高货币价值的意义并不大，但却不能马上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举例来说，有一个英格兰人，虽然没有工作但是却很有钱，当这个人听说爱尔兰一先令货币的价值提高到可以兑换十四便士的时候，他会比以前更快地跑去爱尔兰购买土地。他没有马上搞明白，同一块土地，以前用他六年的地租就可以买到，但现在却要用七年的地租才能买到。而爱尔兰的卖主也没马上搞明白，应该相应地把他的土地价格提高。由于他的目的只在于达成交易，所以他只以六年半地租的价格就把土地卖了。如果这种差额很小的话，就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也弄不明白其中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准确地根据这种差额来调控他们的交易行为了。

16.然后，尽管我认为外国货币价值提高一倍同我国商品价格降低一半之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上的不同，但是如果我国出售商品的默许条件(tacite[14]
condition)是外国以它现在的货币(present Money)来进行支付的话，这就会使我国的货币增加，这就好像用货币交易和以货易货之间会存在差异一样，以货易货赚得会多一些;提高外国货币价值和降低本国商品价格之间也会存在差异。也可以用即期付款和延期付款的差异来说明这一点。我们知道，一国用它现在的货币进行的交易和用延期付款的方式进行的交易，这之间也会存在收益的差异，而提高外国货币价值和降低本国商品价格之间会存在差异，也是这个道理。这里提一句，以货易货是一种没有固定交易日期的交易。

17.假定英国的毛织品每码售价六先令，法国的帆布每厄尔(ell)[15]
售价十八便士。现在的问题是，为了使英国的货币增加，是让法国的货币价值提高一倍，还是让我国的毛织品价格降低一半?这两种方法是否具有完全相同的效果?我认为这两者的效果是不同的，而且前者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前一种方法或建议具备获得外国货币的条件，而不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获得帆布。其实，这两种方法的差别是人人都承认的。因此，如果我国仅仅是为了获得邻国的货币才把我国的商品价格降低一半的话，那么，提高邻国的货币价值，我国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获得像前文提及的货币交易和以货易货之间的差异利益那样的差异利益。

18.但是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靠大概估算了，而要依赖于准确计算商品价格的方法。

为了说明计算商品价格的准确方法，我先给出下面几个假设:

第一，假设有一个地区，共有一千个人生活在那里，这些人可以充分地耕种这片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土地。在这里，谷物就是人们生活的全部必需品，就像我们在祈祷文中把面包视为我们生活的全部必需品一样;第二，假设生产一蒲式耳谷物所需的劳动和生产一盎司白银所需的劳动相等;第三，假设只要十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也即一百人，就可以为全部人口生产足够的谷物;第四，假设土地地租，前面我们已经谈过求地租的方法了，是全部产品的四分之一(这个比例与实际的情况相去不多，像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一些地方是以缴纳四分之一的收成来代替地租的) ;第五，假设尽管这种耕种只需要一百人，但实际上却有两百人参加了耕种;第六，假设尽管每个人有一蒲式耳谷物就能满足生活需要，但由于这种谷物的味道极好，所以每个人都用了两蒲式耳，并且把这两蒲式耳谷物都磨成了面粉。

现在我们就可以由上述假设得出以下推论:

第一，土地的优劣或土地的价值，取决于该土地生产的产品的产出量和为生产这些产品而投入的简单劳动量之比，到底是多于投入的劳动量还是少于投入的劳动量。

第二，谷物和白银之间的比率，只意味着一种人为的价值，而不是一种自然价值。因为谷物和白银之间的比较是一种自然有用的东西和一种本身没有存在必要的东西之间的比较。顺便提一句，这也就是银的价格不像其他商品的价格那样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和波动的部分原因。

第三，产品自然价值的高低取决于生产产品创造自然价值所需要的人手的多少。当一个人可以生产十个人所需的谷物时，谷物的价格要比他仅可以生产六个人所需的谷物时要便宜。此外，由于人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对某些生活必需品有时候消费得多，有时候消费得少，所以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政治廉价(Political Cheapness)取决于任何行业中超过实际需要的少量多余劳动者的数量。换句话说，如果同样的工作一百个人就可以完成，但是却让两百个人来做的话，谷物的价格就会上涨一倍。把这个部分上涨的价格和由此额外所产生的费用加在一起(要实现由上述原因引起的价格上涨一倍，需要增加两倍的费用)，自然价格看起来就要提高四倍。这个四倍于自然价格的价格就是基于自然价格计算出来的实际的政治价格(Political Price)。

将这种政治价格用通用的人工标准银来表示，就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价格，即真正的市场价格(Price Currant[16]
)。

19.但是，鉴于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有替代品，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商品又都具有多种功能，所以一种商品设计是否新颖，构思是否巧妙，式样和效果是好是坏，这些无法检验的不确定因素都会促使商品的价格上涨和下降。因此，除了我们上面所讲的那些决定和影响商品价格的必然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到这些偶然因素，而商人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明智地预见和估计这些影响商品价格的偶然因素。

现在，我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扯这些题外话。我认为，要使我国的货币增加，不仅要知道怎样使货币的价值降低或者提高，还必须知道怎样使商品的价格降低或者提高，这就是我讲这些题外话的目的。

20.总结本章全文，我认为，提高或降低货币的价值，实际上是一种强行课加在国民身上的税收负担，而且是一种十分不公平、不合理的税收负担。它是国家衰败的象征，这样的国家把提高或者降低货币价值看成是它们的救命稻草，为了让世人以为它们的货币没有掺假，甚至不顾体面，把国王的肖像刻在货币表面，公然违背公共的信义，把不存在的事情说成存在，而其实事情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1]
这里货币价值的提高指以更少的重金属代表更高的价值。——译者注

[2]
这里货币价值的贬低指货币本身重金属含量的降低。——译者注

[3]
配第这里讲的货币的升值与贬值，其意义与现代金融学中所讲的纸币的升值与贬值正好相反。——译者注

[4]
配第这里谈的货币贬值的情况，正好相当于现代纸币升值的情况。——译者注

[5]
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曾使用过的一些小额货币，如斯提弗斯(Stivers)是荷兰 使用过的一种硬币，相当于二十分之一盾。注意，这里“荷兰的先令”是指一种古代荷兰货币，有别于英国古代的货币单位“先令”。——译者注

[6]
金币、银币、铜币、锡币等为英国古代流通中使用的货币，镑、先令、便士为英国古代货币单位(见本书第4章的第18条)。在配第的时代一便士等于十二分之一先令，一先令等于二十分之一镑。

[7]
原文编号“7”重复，各版均如此。——1899年版注这里修正为“8”，以下逐条顺延。——译者注

[8]
这一条中的几个百分比数只是配第用于说明问题的举例，它们之间没有确定的数学关系。——译者注

[9]
按标准计算，一便士银币的含银量应为一先令银币含银量的十二分之一，那么两便士银币的含银量就应为一先令银币含银量的六分之一，这里贬值到了八分之一。——译者注

[10]
配第这里谈的货币升值的情况，正好相当于现代纸币贬值的情况。——译者注

[11]
埃居(Escu)，法国古代货币名，种类很多，价值不一。现代欧洲货币单位“欧元”的英文缩写“ECU”便来自这个词。法文中“埃居”一词是指法国中世纪骑士使用的盾牌，一种货币以盾牌命名，让人感到它的坚挺。但在欧盟国家最终确认以“ECU”代表欧元之前，它也曾遭到反对，因为“埃居”还有贬值货币的含义。——译者注

[12]
即二十四便士。——译者注

[13]
配第这里的意思是，当法国货币升值时，如果英国通过禁止从法国进口而防止英国货币流入法国，那么法国则会扩大从英国的进口，将升值的法国货币输入英国，英国同样会遭受损失。——译者注

[14]
中古英语。——译者注

[15]
英国旧时丈量布匹的单位，合45英寸。——译者注

[16]
中古英语，现代拼写为“current”。——译者注

第15章　国内消费税

1.众所周知，人们应当根据他们在良好的公共秩序中获得的收益和利润，也就是根据他们的资产或财富，对公共开支有所贡献。财富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事实上的财富;另一种是潜在的财富。一个人是不是事实上的或者说真正的富有，要依据他在吃、喝、穿以及其他方面的实际享受的情况来判断。有些人自己觉得自己的财产多得惊人，但却几乎不动用或者不使用这些财产，那么这些人的富有就只是潜在的或者想象的。与其说这些人是他们自己财富的所有者，还不如说他们是为别人忙碌的管家和司库。

2.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个人都应当根据他们自己所得到的和实际享受的多少来缴纳税款。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通过计算每个人的消费支出来计算本国的消费支出总额;然后再计算必需的公共开支部分占其中的比例。这两种计算，尤其是前一种，正如大多数人所想象的一样，是非常困难的。

3.其次，我们必须理解消费税的确切概念，即消费税是对每一种已经成熟到可以消费的特定必需品征收的赋税。换句话说，在谷物没有做成面包之前，在羊毛没有织成毛织品，甚至在没有做成衣服之前，不得征收消费税。只要对最终的制成品如衣服征收消费税，就可以把对羊毛、织布以及裁缝工艺，甚至针和线的消费都包含进去了。但是要区分成熟消费品和未成熟消费品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应当编制一份天然产品和人工制成品的目录，列明那些最容易获得和最经常使用的消费品，并且在它身上或者在装储它的容器上加盖官印。这样，只要我们再计算一下每件商品在制成之后和消费之前又耗费了多少劳动和费用，把耗费在某件商品上的全部劳动和费用加总，再乘以消费税税率，就可以得到其应缴纳的消费税税款。举例来说，假设有两种布料都价值一百镑，一种条纹的布料用来做窗帘，另一种是衣料用来做高级男装。我认为做高级男装的布料所应承担的国内消费税应该比前面做窗帘用的条纹布料要更多一些。因为做窗帘用的条纹布料只要把它缝起来就可以最终被人使用，但是衣料要制成衣服还需要裁缝工艺、线、丝、针、顶针、纽扣和其他一些特别的东西，所有这些附加的零星东西的国内消费税都应该加在衣料的国内消费税上一并征收，除非它们的价值大到值得各自分别征税(像纽扣、花边、丝带可能有时候会是这样)，并且也值得列入上面我们说的目录中。

4.加在衣料上一同缴纳国内消费税的东西，应该尽可能地仅限于用在衣料上的物品，或者说，任何其他的没有用在衣料上的物品都不应该加在衣料上来缴纳国内消费税。比如，有些特殊类型的花边，如果没有直接用在衣料上，就不应同衣料一并缴纳国内消费税。所以对谷物来说，为了把它们烤制成面包而花费的磨制费、筛制费及发酵费等，就都应该加在谷物上面一同缴纳国内消费税，除非有像我们在前面所讲的那样，这其中有些特殊情况值得对它们各自分别征税。

5.这里就有这样的问题，任何出口的本国商品是否应当缴纳国内消费税?任何作为出口补偿的进口替代品是否不需要缴纳国内消费税?我的回答是:本国出口的商品不必缴纳国内消费税。因为它们并没有实际在本国消费;而为补偿本国出口而从外国进口的并且在本国消费的商品，如果在外国出口时没有缴税，那么在本国进口时就应当缴纳本国的国内消费税。在外国出口时没有缴税这个条件，是为了避免对同一个消费品重复征收两次同样的税。但是如果运回来的是金条，而我们又把它们铸成了货币的话，那就不需要缴纳国内消费税了。因为货币会为我们带来其他的需要缴纳国内消费税的商品。但是，如果这些金条被铸成了餐具或者器皿，或者被炼成金线、金丝花边，或者被打成金箔，那就需要缴纳国内消费税。因为这时候它们就是被消费了，并且会被完全消费掉，打金丝花边和镀金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这也正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通常称为“关税”的那种赋税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荒谬的原因。像金条这种商品，不管它在国内作何用就一概地在消费前对它征税，这是不合理的。

6.关于累积的国内消费税我们已经提到过几次了，我们的意思是通过这种方式把许多物品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商品一次征税。例如，制造特效药或者解毒药需要很多种药材，而这些药材只能用来制造这些药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任何一种药品征税，都可以使全部药材的国内消费税被一并征收。因为任何一种药品都使用了全部药材中的一部分，使用的比例是一定的。所以对布料征收国内消费税，也就意味着对制造工艺、制造工具和羊毛都征了税，其他商品也是这样。

7.但是，有些人扭曲了我们这里“累积”的含义，主张把所有商品的国内消费税累积于某一种单一的特殊商品上进行征收。这种特殊的商品在他们看来是最接近所有消费品的共同标准的。这些人提出这种主张的主要目的是:

第一，为了掩饰“国内消费税”这个名称。对这些人来说这个名称是很让人讨厌的，他们既不知道纳税和吃饭一样是必需的，也不知道按照消费比例征收消费税是符合自然的真义的。

第二，为了避免征税过程中的麻烦和免花征税过程中的费用。

第三，为了保持商业的稳定发展。我们以后讨论某些赞成或反对征收国内消费税的理由时再来谈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先来谈几种世人议及的累积的国内消费税。

8.有些人提议把啤酒作为征收国内消费税的惟一商品，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喝酒的话，那么他一定进行了其他消费。这种提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如果浓啤酒所要缴纳的国内消费税比淡啤酒所要缴纳的多五倍(就像现在这样)或者多更多的时候。因为贫苦的木匠、铁匠、毛毡工等所喝的浓啤酒要比绅士们所喝的淡啤酒多一倍，结果他们就要多十倍的国内消费税。而且，累积于这些工匠们所喝的啤酒中的，只是很少的面包和奶酪，烂皮衣，牛脖子的肉，一周吃两次的动物内脏，不新鲜的鱼，不加黄油的老豌豆，等等。而累积于绅士们所喝的啤酒中的，却是需要更多的自然物和人工才能制成的物品。此外，这种征收国内消费税的方法，即使被很好地执行，也会跟我们以前所讨论过的绝对人头税一样，既不公平又难于征收，且不易查实。其实，绝对人头税也是一种累积的国内消费税。

9.除了啤酒以外，还有人提议把食盐，或者燃料，或者面包作为征收国内消费税的惟一商品。但是把这些商品作为征收国内消费税的惟一商品所存在的问题，和把啤酒作为征收国内消费税的惟一商品所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这些商品，有些人消费得多，有些人消费得少，并且许多家庭的消费个体往往由于他们的财产或其他家业的消长而有所变化(人们只知道对每家每户征税，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各个家庭成员的多少)。

10.在所有人们议及的累积的国内消费税中，炉税，或者说烟囱税，看起来是最好的一种了。这仅仅是因为炉子的建造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所以它最容易、最清楚、最能够反映每家每户的收入情况。炉子的数量很容易弄清楚，因为它不像人口那么容易流动;即使是已经没有用处的多余的炉子，缴纳小额税款也比将炉子改建或者拆掉容易;炉子又不太可能被藏匿，因为大部分邻居都知道它的存在;并且人们在盖房子的时候如果愿意花四十先令建造一个烟囱，那就决不会因为两先令的税而不建它。

11.这里应当注意的是，炉税必须是极其轻微的，否则人们就将难以承受。对一个年收入一千镑的绅士来说，缴纳一百个烟囱的炉税(有一百个以上烟囱的大宅第就很少了)要比一个一般劳动者缴纳两个烟囱的炉税轻松得多。此外，如果只由地主缴纳这种炉税的话，那这就不是对所有商品征收的累积的国内消费税了，而是对一种特殊商品征收的特殊的消费税，这种特殊商品叫做“房屋”。

12.现在我来谈一谈我赞成征收国内消费税的几点理由:

第一，每个人都应当根据他实际获得的享受缴纳税款，这符合自然的真义。基于此种原因，这种赋税几乎对任何人都不存在强制缴税的问题，并且对于那些满足于过最低自然标准生活的人来说，这种赋税是极其轻微的。

第二，如果这种赋税不是承包给某些个人去征收，而是由国家按照规定有规律地定期征收的话，那么它还会有鼓励人们生活节俭的作用，并且这也是惟一的能够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方法，这一点从荷兰人、犹太人和所有凭借经商获得巨大财富的商人身上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第三，征收这种赋税可以使人们避免对同一种商品缴纳两倍的税款或者两次缴税。因为任何商品都只能被消费一次。我们会经常看到，人们不但要缴纳土地税、炉税、头衔税和关税(所有的人都缴纳关税，尽管主要是商人和关税发生关系)，还要缴纳什一税和进行捐献。如果开征国内消费税，那么任何人都就只需要缴纳一种税，或者更确切地说，任何人都就只需要缴税一次即可。

第四，[1]
通过征收国内消费税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对我们国家任何时期的财富、经济增长、贸易和国力水平进行精确的计算。

可是，尽管有上述这些赞成征收国内消费税的理由，但征收国内消费税的权力却不能混乱;国内消费税应该合理征收，既不能由某些特别的权力机构复合体来征收，也不能把征收的权力外包给某些个人，而只能由全职的税务官来征收。这样，所花费的征税费用将不到现在各种各样税收费用的四分之一。这是因为，如果地方税务官花钱雇用一些有经验的人来替他们收税的话，税收费用就肯定会高于实际费用。对于地方税务官来说，任何额外的麻烦和风险都无异于是对他们的一种苛税，所以每当这时候他们就宁可花钱去雇用一些有经验的人来替他们收税。上述这就是反对征收国内消费税的一般理由。

13.我本应该在这里再附加说一说国内消费税的征税方法，不过我想我们参照荷兰在这方面的实践就可以了;或许我还应该谈一谈什么样的人可以被培养成为适合去征收国内消费税的人，以及什么样的人可以被培养成为适合从事其他公共事业的人，如司库、仓管员、税务官等，不过我想我还是在有更充裕的时间里以及在更恰当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2]

[1]
原文此处为“第五”，各版均缺失“第四”。——1899年版注这里修正为“第四”。——译者注

[2]
1662年的版本缺失两页，全文到这里结束。——译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论》选读和简论/（德）卡尔·马克思著；刘炳瑛选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8（2017.4重印）

ISBN 978-7-5080-8895-2

Ⅰ.①资… Ⅱ.①卡…②刘… Ⅲ.①《资本论》-□马克思著作研究 Ⅳ.①A8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4662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资本论》选读和简论

作　　者　[德]卡尔·马克思　　 选论　刘炳瑛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陈小兰　增慧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8月北京第1版

2017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开

印　　张　38.75

字　　数　576千字

定　　价　58.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马克思1867年8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

谨献

献给

我的难以忘怀的朋友

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威廉·沃尔弗

1809年6月21日生于塔尔瑙

1864年5月9日死于曼彻斯特流亡生活中

《资本论》选读和简论说明

《资本论》博大精深，对其选读和简论，是一项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本社特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本论》研究专家刘炳瑛，对《资本论》做选读和简论。在这里说明几点。

1.保持《资本论》体系及其篇、章、节框架，从中选读科学原理的
论述。

2.面对当代普遍存在的市场经济的现实，突出选读《资本论》对商品、货币、资本、市场的论述。

3.适应《资本论》教学和自学的需要，从《资本论》一至三卷的250多万字中，选读50万字，并做解读简论。

4.《资本论》的解读简论，深入浅出，对当代怎样学习研究《资本论》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方法，特别对《资本论》的科学原理及其实践意义，紧密联系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了简明阐述。

5.本书选读和简论的《资本论》，采用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译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华夏出版社

2006年11月

目录

封面

扉页

版权信息

谨献

《资本论》选读和简论说明

《资本论》简论

《资本论》概观

领会马克思对阅读《资本论》的提示

《资本论》第一卷选读的理论内容及其实践意义

《资本论》第二卷选读的理论内容及其实践意义

《资本论》第三卷选读的理论内容及其实践意义

《资本论》选读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跋

法文版序言和跋

第三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第1章商品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第2章交换过程

第3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1.价值尺度

2.流通手段

3.货币

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4章货币转化为资本

1.资本的总公式

2.总公式的矛盾

3.劳动力的买和卖

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5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1.劳动过程

2.价值增殖过程

第6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第7章剩余价值率

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2.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3.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4.剩余产品

第8章工作日

1.工作日的界限

2.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

3.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4.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

5.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6.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7.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第9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10章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第11章协作

第12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1.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

2.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3.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

4.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5.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

1.机器的发展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4.工厂

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纺织业的危机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9.工厂立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

10.大工业和农业

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14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第15章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1.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已定），劳动生产力可变

2.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劳动强度可变

3.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工作日可变

4.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

第16章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第六篇工资

第17章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第18章计时工资

第19章计件工资

第20章工资的国民差异

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21章简单再生产

第22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2.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3.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

4.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5.所谓劳动基金

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1.在资本构成不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4.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

1.原始积累的秘密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3.15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第25章现代殖民理论

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恩格斯编

序言

第一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第1章货币资本的循环

1.第一阶段 G—W

2.第二阶段 生产资本的职能

3.第三阶段 W′—G′

4.总循环

第2章生产资本的循环

1.简单再生产

2.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3.货币积累

4.准备金

第3章商品资本的循环

第4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第5章流通时间

第6章流通费用

1.纯粹的流通费用

2.保管费用

3.运输费用

第二篇资本周转

第7章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第8章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1.形式区别

2.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补偿、修理和积累

第9章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第10章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第11章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第12章劳动期间

第13章生产时间

第14章流通时间

第15章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1.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

2.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

3.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

4.结论

5.价格变动的影响

第16章可变资本的周转

1.年剩余价值率

2.单个可变资本的周转

3.从社会的角度考察的可变资本的周转

第17章剩余价值的流通

1.简单再生产

2.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第18章导言

1.研究的对象

2.货币资本的作用

第19章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1.重农学派

2.亚当·斯密

3.以后的经济学家

第20章简单再生产

1.问题的提出

2.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

3.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Ⅰ（v+m）和Ⅱc的交换

4.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5.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中介作用

6.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

7.两个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8.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

9.对于亚当·斯密、施托尔希和拉姆赛的回顾

10.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

11.固定资本的补偿

12.货币材料的再生产

13.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再生产理论

第21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1.第Ⅰ部类的积累

2.第Ⅱ部类的积累

3.用公式来说明积累

4.补充说明

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上）恩格斯编

序言

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第1章成本价格和利润

第2章利润率

第3章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第4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第5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1.概论

2.靠牺牲工人而实现的劳动条件的节约

3.动力生产、动力传送和建筑物的节约

4.生产排泄物的利用

5.由于发明而产生的节约

第6章价格变动的影响

1.原料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

2.资本的增值和贬值、游离和束缚

3.一般的例证：1861～1865年的棉业危机

第7章补充说明

第二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第8章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第9章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第10章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第11章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第12章补充说明

1.引起生产价格变化的原因

2.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3.资本家的补偿理由

第三篇利润率趋向飞降的规律

第13章规律本身

第14章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1.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

2.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3.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

4.相对过剩人口

5.对外贸易

6.股份资本的增加

第15章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1.概论

2.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

3.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

4.补充说明

第四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第16章商品经营资本

第17章商业利润

第18章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第19章货币经营资本

第20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第21章生息资本

第22章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第23章利息和企业主收人

第24章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

第26章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第28章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下）

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第29章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第30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Ⅰ

第31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Ⅱ（续）

1.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

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第32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Ⅲ（续完）

第33章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第34章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第35章贵金属和汇兑率

1.金贮藏的变动

2.汇兑率

第36章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第37章导论

第38章级差地租：概论

第39章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

第40章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级差地租Ⅱ）

第41章级差地租Ⅱ——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第42章级差地租Ⅱ——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1.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2.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

3.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提高

第43章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第44章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

第45章绝对地租

第46章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第47章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

1.导论

2.劳动地租

3.产品地租

4.货币地租

5.分成制和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

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第48章三位一体的公式

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第50章竞争的假象

第51章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第52章阶级

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

作者简介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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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简论

《资本论》概观

一、《资本论》是“千年思想家”马克思以毕生精力撰写的伟大巨著

1.马克思由公众评选为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思想家”

在千年交替之际，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由教授们发起，以“谁是公元第二个千年思想家”为题，开展评选活动。评选的投票结果，马克思位居第一。

相继，西方颇有影响的作为英国政府广播电视机构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全球互联网上举办评选第二个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的投票活动，欢迎世界各地人士依照自己的良知参与投票。投票结果，名列榜首的是马克思。

2.马克思以毕生精力创作《资本论》，完成由四卷构成的全书

从《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可以看到，在《资本论》的成书过程中，马克思夜以继日地“通常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撰写”；“由于工作量很大，晚上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吃饭的时候，往往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饭菜，又匆匆回到摊着书稿的桌前。“在种种困苦的包围之下”，马克思长期营养不良，而又劳累过度，致使疾病缠身。但他以惊人的毅力，抵抗着疾病的折磨，坚持创作《资本论》。马克思在与友人通信中写道，“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问题，陆续写了一系列经济学手稿。这为后来《资本论》成书，提供了研究资料。经过千辛万苦，马克思终于在1865年完成了《资本论》的全部草稿。

《资本论》全书包括四卷。其正文连同脚注有380多万字。其中第一、二、三卷为理论部分，有250多万字，第四卷（包括三册）为史论部分，有130多万字。人们平常说，《资本论》有三大卷，只是指它的理论部分。

二、《资本论》出版传播影响深远

马克思原计划对《资本论》草稿要作为“完整的艺术品”逐卷修订出版。对这草稿，马克思在修订中总是反复推敲，一改再改，有时为了润色几个句子，也要花上整天时间。1867年9月，马克思修订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后，没有来得及修订出版其他卷，就与世长辞了。

之后，恩格斯承担起整理《资本论》草稿的艰巨工作。他对友人说：“只要我不病倒，就一定把全部草稿都整理出来，”还说，“不管怎样，都要坚持下去，因为这部书将成为马克思的纪念碑。”（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当花了12年时间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以后，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第四卷，恩格斯就逝世了。

之后，《资本论》第四卷先由考茨基编辑出版，称《剩余价值学说史》；后来，由前苏联重新编辑出版，称《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论》有德文、俄文、法文、英文、波兰文、丹麦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日文、中文等几十种文字，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各种版本，在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大洋洲广泛传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不少著名大学的专题讲座课里和著名学者的论著中，都有对《资本论》重要观点的介绍。

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首次宣扬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1920年，上海出版的《民国》月刊登载的一篇署名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序》（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的中译文介绍），是我国最早的《资本论》的部分中译文字。相继，由《资本论》的部分中译文字到《资本论》各卷的中译本陆续出版。现在，既有《资本论》各卷中译的单行本，又有以《资本论》第一、二、三、四卷为内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4、25、26卷的中译本。在我国，研究《资本论》的专著和论文层出不穷。《资本论》的光辉思想在传播和应用中发扬光大。

三、《资本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建立理论体系

劳动价值论是指对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论述。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本论》一至四卷的理论体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运用劳动价值论：（1）从分析商品开始，以论述商品价值的形成和实体为中心，建立了商品理论；（2）以论述商品价值的表现为中心，建立了货币理论；（3）以论述商品价值的运动为中心，揭示了价值规律；（4）以论述商品价值的增殖为中心，建立了资本和剩余价值生产理论；（5）以论述商品价值增殖中的资本增大为中心，建立了资本积累理论。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运用劳动价值论：（1）以论述企业生产经营中追求投资的价值增殖为中心，建立了资本循环理论；（2）以论述企业投资反复循环的周期为中心，建立了资本周转理论；（3）以论述社会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为中心，建立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运用劳动价值论：（1）以论述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为中心，建立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2）以论述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中心，建立了资源节约理论；（3）以论述生产和消费的排泄物的利用为中心，建立了循环经济理论；（4）以论述信用制度为中心，建立了股份公司理论；（5）以论述超额利润转化为土地所有者收入为中心，建立了地租理论。

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运用劳动价值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学派在剩余价值上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的评论和分析批判，同时以论战的形式对一系列重要经济问题进行了正而的研究和阐述。《资本论》第四卷分为三册。其中第一、二册述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对剩余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有关经济问题；第三册述评古典学派以后的各学派对剩余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有关经济问题。

四、《资本论》具有伟大意义

1.《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

《资本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它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提供了科学原理。

2.《资本论》是划时代的伟大著作

《资本论》证明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划时代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及全人类走向解放的规律。人类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由古代到近代，由近代到现代，由现代到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提出的并在《资本论》中充分论证的科学论断所述：“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3.《资本论》的科学预见在当代社会发展实践中得到验证

事实验证了《资本论》及其证明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的如下预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必将逐步缩小；社会制度必然呈现变革的趋势。这些预见正是当今世界的现实。

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潮流，尽管会出现高潮与低潮相互交替的现象，但前进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美国克罗拉大学教授马拉布尔，在他的一篇题为《改造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写道：“我们必须敢于具有历史的想象力，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能够这样，那么就要确信，1989～1990年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死亡，总有一天会像凤凰那样将其自身转化为新生。”（转引自《特区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8期许明达的论文）

五、《资本论》在当代怎样学习研究

1.采取坚持、发掘、发挥、发展的态度

一要坚持。针对“过时论”的偏见，要强调坚持《资本论》的科学原理。有一种说法，所谓《资本论》一百多年了，已经“过时”。这是一种不顾事实的偏见。历经2500年的《孙子兵法》，其战略思想和用兵之道，现今依然受到国内外政界、军界以及商界的推崇，怎么能说论述一百多年来一直存在发展的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运营的《资本论》竟然过时了呢！经典著作的科学原理必须坚持。

二要发掘。针对过去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对《资本论》忽视或埋没的科学原理要发掘出来。比如，本来《资本论》对资本的含义，既论述了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性，也阐明了其在商品货币关系中存在的一般性。但是，在过去的认识中，只承认资本的特殊性，而否定资本的一般性。因而认定资本为资本主义经济所独有，不正视在商品货币关系中生产经营的公有制经济的投资同样是资本，结果抑制了其投资作为资本运营的功能。要发掘资本的一般性，要正视资本在当今世界的商品货币关系中普遍存在。

三要发挥。面临现实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要教条主义式地对待《资本论》，要对其科学原理的精神加以发挥。比如，《资本论》论述商品、货币、资本、市场，没有直接归结到市场经济。但是，对《资本论》的论述加以发挥，一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论》论述的商品货币关系及资本运营和市场竞争，正是通过市场而实现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的内容；另一方面可以深刻地认识到《资本论》阐明的商品生产得以产生或存在的条件（即社会分工以及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正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

四要发展。面对时代的变迁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要丰富和发展《资本论》的理论。比如，“资”和“社”并存共处的“一球两制”以及“一国两制”的经济关系，在《资本论》中是没有也不可能论及的。这就要求必须面对国内外的现实经济生活，在经贸交往中采取互利双赢的态度。要正视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生命力，要承认现实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需经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既要坚信现代社会必然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大方向，又要确认新旧社会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交替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2.运用“钻进去”和“跳出来”的方法

首先要“钻进去”。《资本论》博大精深，必须“钻进去”读懂，看马克思讲了什么和怎样讲的。从而掌握其科学原理，提高理论素质。

然后要“跳出来”。把掌握的科学原理，应用于现实，增强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的能力。

“钻进去”和“跳出来”不可分割偏离。只“钻进去”，不能“跳出来”，导致“书呆子”；不下功夫“钻进去”，而只想“跳出来”，充其量不过是一知半解而已。

领会马克思对阅读《资本论》的提示

——学习研究《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及其实践意义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对于学习研究《资本论》所做的提示，是指导我们深刻领会《资本论》的总精神。

一、《资本论》不难懂

马克思说：“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阅读《资本论》也是这样。马克思勉励读者：“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这里和本文下面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是《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原文）

二、《资本论》运用抽象法分析经济形式

1.抽象法的含义
。抽象法是对研究对象做抽象思维活动的科学方法。马克思强调“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抽象法的运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由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就是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的“具体”出发，调查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抽象”即概括出概念、观点。另一方面是由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就是说，运用上述研究方法中“抽象”或概括出来的概念、观点，把研究对象作为理论的“具体”叙述出来。《资本论》的成书正是运用抽象法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结果。

2.抽象法的实践意义
。（1）既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又为撰写“调查报告”提供了叙述方法。（2）抽象法为著书立说写论文提供了科学方法。社会科学论著是无不体现抽象法的运用的。

三、《资本论》有其特定的研究本题和研究对象

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两点。

一是《资本论》研究的本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说，《资本论》不是泛泛地研究“生产方式一般”，而是瞄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里提出“研究的本题”是有根据的。马克思为了明确研究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曾经撰写了一篇《导言》，其中强调“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页）。

二是《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是说，《资本论》研究的对象，不是泛泛地研究“生产关系一般”和“交换关系一般”。本来生产关系可以包含交换关系。这里把交换关系同生产关系并列提出来，强调了交换关系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

领会《资本论》研究的本题和研究的对象，其实践意义在于指导我们在经济研究的实践中，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必须首先明确研究的范围，从而得以集中深入地研究问题。

四、《资本论》以英国做例证，具有普遍意义

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所以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这是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生动形象地指出：“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理论阐述有例证，增强了理论说服力。《资本论》为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问题，提供了范例。

五、《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经济运动规律

马克思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凡规律都是反映事物运动的趋势或必然性。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运营中贯彻，表现为以下必然性。

一是投资作为资本来经营，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

二是为了提高利润率，必然扩大生产规模并为降低成本而节约资源。

三是为实现利润而占领市场，必然进行市场竞争。

四是为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胜，必然不断推进科学技术进步与应用。

五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必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六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必然为现代社会向更高阶段过渡而创造条件。

《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告诉我们，要从规律上分析研究问题，要深刻认识现代社会在生产力推动下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从原始发展到今天，都是由社会生产力推动的。现代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条件的。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要以生产力为标准，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六、《资本论》的根本观点确认社会经济制度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马克思在谈到他在《资本论》中贯穿的根本观点时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我们把经济的社会形态可以看做社会经济制度，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发展体现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而“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现代社会经济运动的历史趋势，必然向更高历史阶段过渡，它正经历着“自然史的过程”。

《资本论》的根本观点的实践意义，在于指导我们从发展上看问题、看社会。一定经济的社会形态，有其历史存在的必然性，但不会固定不变，必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对现代社会，要坚信它必然逐步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大方向。

七、《资本论》体现马克思的科学态度

经济问题涉及利益关系。不同的阶级在利益关系上不仅相互对立而且矛盾很激烈。这在《资本论》的科学研究遭到的攻击中可以看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马克思强调要坚持科学态度。马克思严正声明：“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伟大的佛罗伦萨人”是指著名的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年）。因为他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其诗作享有盛名，所以马克思称之为“伟大的佛罗伦萨人”。但丁的著名长诗《神曲》中，有含“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的诗句，马克思借以倡导，在理论研究中要排除干扰，走科学研究之路。

在这里，马克思的科学态度，指导我们在理论研究中，既要欢迎任何的科学批评，又要振作科学探讨问题的勇气。

《资本论》第一卷选读的理论内容及其实践意义

这里要掌握的重点：一是商品理论；二是货币理论；三是价值规律；四是资本和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五是资本积累理论。

一、商品理论的要点及其实践意义

1.商品具有二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1节）

《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开始，一方面把商品的有用性概括为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把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凝结概括为价值。这样，各种商品既有用而具有使用价值，又凝结了劳动而值钱即具有价值。

2.掌握商品二因素原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是运用商品二因素原理，指导商品生产经营。商品生产经营之道有这样的说法：只有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才能占领市场实现效益。怎样才能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呢？运用商品二因素原理，一方面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角度，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商品质量，从而做到“物美”；另一方面从商品的价值角度，减少劳动耗费、降低商品成本，从而做到“价廉”。

二是运用商品二因素原理为评价企业管理提出一个标准，看企业在商品二因素上是否有保证物美价廉的切实有效的措施，以此评价企业的管理水平。

3.马克思和恩格斯界定了商品含义

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1节的最后一段里，马克思在阐述什么是商品时，恩格斯加注解，共同界定了商品含义：第一，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第二，商品是其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

4.商品的含义不单纯是概念问题，还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商品含义表明，只有为交换而生产的、不是自产自用的劳动产品，才成为商品。这就为生产的商品化提出了一个标准：只有改变“大而全”或“小而全”的自然经济状况，发展社会分工，培植各自的优势，面向市场，依据市场，为交换而生产市场需求的劳动产品，才能实现生产的商品化。

5.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2节）

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从其具体形式看，称为具体劳动；另一方面撇开或抽掉其具体形式，抽象地看做一般人类劳动，称为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不是两种劳动，也不是两次劳动，而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

为什么要把生产商品的劳动划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是由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关系决定的。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不同商品之间相交换，比如麻布和上衣相交换，在其生产时的具体劳动形式上，因性质不同没有可比性，即织麻布的劳动和做上衣的劳动不能用统一标准比较，只有抽掉劳动的具体形式，把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劳动，都看做性质相同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它们才有可比性，从而按照一定比例实现交换。

6.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原理，用来指导商品生产经营的管理

生产经营商品的企业，运用划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原理，分别对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加强管理。一方面从具体劳动的角度，不断改进生产技术，用更先进的技术加以武装，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商品的技术含量，去占领市场；另一方面从抽象劳动的角度，缩短劳动时间，减少劳动耗费，从而降低商品成本，在市场价格竞争中占上风，去实现效益。

7.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因素（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2节的最后一段）

生产各种商品的劳动，一方面由于具体形式不同，因而生产出各种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另一方面由于抽掉劳动的具体形式，作为抽象劳动的凝结，形成各种商品共有的价值。可见，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因素，即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

在这里指导我们明确认识商品价值的性质。商品的价值是各种商品的共性，只能由生产各种商品的性质相同的抽象劳动决定；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各种商品的个性，只能由生产各种商品的性质不同的具体劳动决定。由此可以回答或澄清所谓为什么具体劳动不能形成商品价值的问题。

8.商品生产得以产生或存在，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2节）

《资本论》的阐述：各种商品“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但是，只有社会分工，还不能决定商品生产存在。“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这里阐明了决定商品生产得以产生或存在的两个条件：

第一，社会分工。这是商品生产得以产生或存在的前提条件。

第二，非社会统一安排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要通过市场去交换。这是商品生产得以产生或存在的决定性条件。“私人劳动”是相对于“社会劳动”而言的个别劳动。在未能由社会统一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下，社会分工中的各行业各企业各个个人所从事的劳动，都是个别劳动或称私人劳动。

在历史上，一直到当今，由于个别劳动或私人劳动还不能直接成为社会劳动，所以社会分工中的各行业各企业各个生产者，都要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商品相交换，从而形成商品生产。这也就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

由商品生产得以产生或存在的客观条件，启发我们深刻认识市场经济的根源。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而运行的经济。为什么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运行呢？就是因为当今世界社会分工中的各行业各企业各个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或私人劳动还不能直接成为社会劳动。

9.在商品生产中，商品价值的创造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在条件上是不同的（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2节）

商品的价值（也称为价值财富），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创造的。例如，付出100元购买木板及其辅助材料，通过劳动做成了桌子，就可以售价100多元，比如150元或200元。为什么呢？因为做桌子的劳动创造或形成了价值。

物质财富（由种种商品体构成）是由劳动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生产的。例如，作为物质财富的桌子，如果只有劳动而没有与木板及其辅助材料等生产资料相结合，是生产不出桌子的。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在这里，可以澄清一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只肯定劳动创造商品价值，而否定生产资料的作用，并认为生产资料也创造商品价值。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解，是由于既不懂商品价值的性质，又混淆了商品价值的创造与物质财富生产的不同条件而造成的。

10.研究商品价值的创造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启发我们分析各个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问题

商品的生产既创造价值财富，又生产物质财富，表现为创造商品的价值和生产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体。这是投入生产商品过程的人力、财力、物力等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结果。由此就出现了各个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即凭人力劳动、凭财力、凭物力都获得收入。

这种收入分配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了工资、利润、地租等收入形式。在这里，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家占有资本为前提，地租以土地所有权为前提。雇佣工人出卖劳动力得到工资，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分割为由资本家凭占有资本而获取的利润和由土地所有者凭土地所有权而获取的地租。《资本论》深入分析这种情况，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关系。

在我国现阶段，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确认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并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单行本第20页）

11.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以简单劳动为计量单位，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2节和第5章第2节）

生产商品的不同工种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人们往往拿打柴的劳动和制造钟表的劳动为例，把前者看做简单劳动，把后者看做复杂劳动。《资本论》论述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及其相互关系。

所谓简单劳动，是指不经过专业训练、没有专长的劳动者可以从事的劳动。所谓复杂劳动，是指只有经过专业培训、具有专长的劳动者才能从事的劳动。从事复杂劳动的“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它也就表现为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相互关系。由于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里，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会凝结为更多的商品价值，所以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这种计量在市场上表现为少量的复杂劳动的产品，可以换取多量的简单劳动的产品。对此，人们是习以为常的。

这里要澄清一个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指体力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这是由于不懂得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的计量单位的含义以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关系所造成的误解。

12.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指导我们分析国内外的工资差异

（1）从国内看，由于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内，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会创造更多的商品价值，所以，从事复杂劳动者的工资应该高于从事简单劳动者的工资，从而激发人们力争受教育提高本领，消除“读书无用论”。

（2）发达国家之所以比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高，是因为其生产技术比较先进，从事复杂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高和创造的商品价值多。

13.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必然出现商品拜物教（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

（1）商品拜物教是指人们对商品的崇拜。由于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只有商品交换出去才能保证生产者的生活。因此，商品生产者认为商品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就形成了商品拜物教。马克思拿宗教信仰做比喻，把商品生产者对商品的崇拜称为商品拜物教。

（2）商品拜物教与商品生产分不开。只要商品生产存在，就必然出现商品拜物教。因为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相联系的社会关系采取了商品之间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并且由物的关系支配人的关系。这就必然出现商品拜物教。

二、货币理论的要点及其实践意义

1.货币在商品价值形式的发展中产生（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

商品价值形式是指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它随着产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由简单价值形式发展到扩大价值形式，又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发展到货币形式，就产生了货币。

（1）简单价值形式。当人类社会的生产成果有了剩余时，两种不同的剩余产品相交换，就形成了单纯的只在这两种不同剩余产品之间表现价值的简单价值形式。

（2）扩大价值形式。随着产品交换的发展和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生产的产生，参与交换的商品日益增多。一种商品可以与其他多种产品相交换，这就形成了某一商品的价值可以由多种商品来表现的扩大价值形式。

（3）一般价值形式。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在市场上容易交换出去的商品，被人们看做交换的手段，于是这种商品成为商品价值的一般代表，形成一般价值形式。

（4）货币形式。在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过程中，当贵金属金和银商品固定地充当了商品价值的一般代表时，就形成货币形式。这就出现或产生了货币。

货币的谜长期未能从价值形式上揭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资本论》在研究商品价值形式的发展中揭示了货币的谜。

2.货币作为商品交换过程的产物，体现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见《资本论》第1卷第2章）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产生时，提出了一个科学论断，即“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

在货币产生以前，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发生了困难，甲要求用自己的商品交换乙的商品，而乙却要求用自己的商品交换丙的商品，如此产生了难以实现交换的“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在市场上人们把容易交换转手的某种商品作为交换手段，先把自己的商品换成这种商品，然后再用这种商品换取自己需要的商品。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当金和银商品固定充当了交换手段时，就形成货币。

马克思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的科学论断，指导我们在现实工作中，不仅要正视或承认矛盾问题，而且还要分析产生矛盾问题的原因，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手段。这是工作能力强的一种表现。

3.货币的产生或起源表明了货币的含义（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

（1）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

（2）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独特商品。

货币的含义表明，货币本身并不神秘。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出现了货币拜物教。

4.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见《资本论》第1卷第2章末尾）

货币拜物教是指人们对货币的崇拜。由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换取任何商品，因而人们把货币看做是万能的，并加以膜拜。

货币拜物教来自商品拜物教。由于商品之间相交换的物的关系支配起人的关系，从而形成的商品拜物教，随着货币的产生就表现为货币拜物教。

研究货币拜物教，指导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深入分析拜金主义。拜金主义实质上就是迷惑于金钱的货币拜物教的表现，认为货币万能，因而不择手段地追求货币，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危害社会。这就提醒社会，必须健全立法，严格执法，才能保障市场规则和社会秩序。

5.货币行使五种职能（见《资本论》第1卷第3章）

一是价值尺度。货币可以衡量和表现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或多少。这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货币对商品标价。

二是流通手段。也称购买手段。货币可以用来购买任何商品，从而形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

三是货币贮藏。也称贮藏手段。货币可以贮藏起来备用。这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银行存款。

四是支付手段。货币可以用来偿还债务。

五是世界货币。货币可以越出国界，在世界行使职能。

货币的职能告诉我们，必须正视货币的地位和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货币是方便生产、生活的不可替代的一种手段，要充分发挥货币的职能作用。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商品货币关系中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货币。货币在国内国际事务中是一个关键因素。

6.货币把商品价值表现出来形成商品价格（见《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1节）

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一辆汽车为什么比一辆自行车的价格高，就是因为汽车的价值量大。

商品价格要划分标准。就是说，作为商品价格的货币本身要划分出等份，叫做货币标准或称价格标准。这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人民币的元、角、分。

7.商品的价格可能与商品的价值量不一致（见《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1节）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就是说，商品的价格是波动的。这由供求关系的变化引起。当一种商品供不应求时，消费者争相购买，其价格会高于其价值；当一种商品供过于求时，经营者竞相推销商品，其价格会低于其价值。

商品价格的波动表明，繁荣的市场既衡量商品生产的成本，又制约商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商品的成本越低，廉价商品的竞争力越强。商品价格能否完全实现为货币，要受供求关系变化的制约。

8.商品价格形式，“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见《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1节）

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这就是商品价格的质（即性质）。但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不是商品的东西也可以有价格。这就与价格的性质相矛盾了。马克思举例说：“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

在这里，启发我们深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这是在价格形式下发生的，要靠严厉的一视同仁的党纪国法去治理。

9.货币推动商品流通使商品实现为货币，“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见《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2节）

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成为商品流通。在流通中，商品实现为货币有风险，因而“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马克思生动而精彩地阐述了这个过程，强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风险何在？

一方面，从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看：（1）每种有用的商品，众多厂家生产，大量商品难以完全卖出。（2）即使生产一种新产品，也未必能够如愿地立即打开销路。（3）某种商品今天可以售出，到明天可能被一种类似的商品代替。（4）社会需要是有限度的，每种商品都不能保证卖出。

另一方面，从商品的价值上看：（1）商品可能不会按原价出卖。因为同行的生产技术改进了，成本降低，使商品降价了。（2）即使每种商品的各个生产者都采用了新技术，从而都降低了成本，也不能保证商品按原价卖出。因为每种商品的总量不一定与社会的需要量相一致。不论哪一种商品，其总量只要超过社会的需要量，就不能完全按原价实现为货币。

“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表明，商品的生产经营始终要以社会需要为依据，以市场竞争为手段，以改进生产技术为条件，既要了解市场的现状，又要预测市场的动向。

10.“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见《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3节）

这是因为货币具有二重性的矛盾。一方面货币具有质的无限性。就是说，从货币的性质看，它可以购买任何商品而不受限制。另一方面货币具有量的有限牲。就是说，从货币的数量看，货币少不能购买更多更贵的商品。这两方面的矛盾即质的无限性与量的有限性的矛盾，推动人们无止境地贮藏货币。

11.货币流通有其规律（见《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3节）

一个国家在一定期间，所需要的货币流通量得以决定的规律，叫货币流通规律。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考察一定时期内的流通货币的总额。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消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作为流通手段、时而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的流通次数。”

对于马克思的阐述，可以归结为如下公式：

一定时期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到期的支付总额-彼此抵消的支付）÷同一货币的流通次数。

上述“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是指投入市场的商品价格总额减去赊销部分之后的数额。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上面马克思的阐述中，先说明的“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消的支付”，都是数额，而接着说明的是“最后减去同一货币”的“流通次数”。怎样理解这里的数额减次数？这是读《资本论》原文时遇到的一个难点。下面试做解读。

数额减次数，这要依据其特定的内容来解释。假定：（1）“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为100。（2）“到期的支付总额”为20。（3）“彼此抵消的支付”为40。（4）同一货币的“流通次数”为5次。这里的特定内容是计算出货币流通1次所推动的数额。这个数额也就是这一定时期所需要的货币量。现以x代表货币流通1次所推动的数额（这也就是所需要的货币量），按照假定的数字，可做如下计算：

x=[（1）100+（2）20-（3）40]÷（4）5=16。这16，就是货币流通1次所推动的商品流通额。这里的计算可推出如下等式：5x=100+20-40=80。这表明，货币流通5次能够实现80的商品流通。这里的计算又可推出如下等式：

80-5x=0。或者80=5x。这表明，市场上商品流通的价格总额，与“最后减去同一货币”的“流通次数”共推动的数额相等。从而证明，这一定时期所需要的货币量为16是正确的。

1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币制改革的一种正确观点时，提到了一位中国人（见《资本论》第1卷第1篇的脚注83）

马克思是这样提出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咸丰）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一位中国人，并且赞同其货币观点，这使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经郭沫若、吴晗等专家考证：王茂荫（1798～1865年），安徽省歙县人。他在清朝任户部右侍郎期间，看到政府大量发行不能兑现的官票宝钞，造成物价飞涨的局面，焦虑不安，苦思补救对策。为了制止通货膨胀，控制官票宝钞的发行和使之保持社会信用，他提出了政府发行的官票宝钞都应该随时兑取现银或现金的主张。这个主张体现了当时以金属币为本位的货币流通规律，实施这个主张能够兼顾国家、商人和一般百姓的利益。然而当局不但不采纳这一正确主张，反而对之大加指责。马克思赞同王茂荫的货币观点，是同情王茂荫的。

三、价值规律及其推动力和实践意义

《资本论》各卷都贯穿着对价值规律的论述和运用。这里集中阐述几个要点。

1.价值规律有两重含义（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和第3卷第37章）

价值规律的第一重含义：就每个商品来说，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及其等价交换的必然性，叫价值规律。每个商品的生产都要耗费劳动。在市场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检验劳动耗费，使劳动耗费少的生产者得利，使劳动耗费多的生产者发生亏损。这就是价值规律的表现。

价值规律的第二重含义：就一种商品来说，生产一种商品总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量，决定该种商品总量的价值量及其实现为货币的必然性，叫价值规律。多方面的社会需求，要求各个行业成比例地生产各种商品。哪一种商品总量超过了社会需求，表明其过多地耗费了劳动，必然造成全行业的商品积压和亏损；哪一种商品的总量与社会需求相一致，表明其劳动耗费没有超过必要的范围，因而必然使全行业的商品畅销而盈利。这是价值规律制约各行业生产的表现。

价值规律的两重含义表明，在商品货币关系中，价值规律既在微观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又在宏观经济方面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当今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必须以价值规律支配的市场为基础。

2.价值规律的贯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形成物质利益动力（见《资本论》第3卷第10章）

在价值规律支配下，就企业来说，谁节省资源，减少劳动耗费，谁就得利；就个人来说，谁积极肯干，工作效率高，谁就收入多。物质利益动力推进企业及其员工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当今世界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发达起来，其员工之所以分秒必争、工作效率高，都是与物质利益动力分不开的。

3.价值规律的贯彻以市场竞争为条件，形成市场竞争压力（见《资本论》第1卷第12章第4节）

在价值规律支配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个人竞争上岗、竞争中进取。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对企业、对个人都是无情的。不论企业或个人，谁满足现状、不求进取，谁就可能被淘汰。这就是促进企业以及个人不断上进的市场竞争压力。

当今世界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发达起来，其企业和员工之所以在创新中上进，都是与市场竞争压力分不开的。

4.价值规律，得以贯彻的形式是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贯彻的过程表现为“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1节）

商品价值决定商品价格。供求关系的变化影响价格波动。比如一辆自行车由其价值决定的价格为300元。当市场上自行车供不应求时，在购买者竞相购买的情况下，自行车的价格会向上波动；反之，当市场上自行车供过于求时，在售卖者竞相推销的情况下，自行车的价格会向下波动。但是，自行车的价格不论怎样波动，也不会持久地远离自行车的价值。因为在价值规律支配下，商品的价格最终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

价值规律得以贯彻的过程就是价格上下波动的过程。本来商品的价值决定商品的价格，这是价值规律的规则。但是，供求关系的变化却影响价格离开价值上下波动，因而“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可是，从整个过程看，商品价格的上下波动会互相抵消，因而价值规律表现为“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在这里，启发我们深刻认识各个规律的贯彻过程。凡规律都体现必然和趋势。虽然在规律的贯彻过程中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会出现背离规律的现象，但是，这不能扭转规律的趋势。比如一年四季的规律，春季到来，趋向变暖。虽然一股寒流会使气候变冷，但逆转不了春季日益变暖的趋势。再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必然由低级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会使发展过程出现曲折现象，但这扭转不了人类社会必然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趋势。

不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其必然的趋势就是规律的规则。虽然规律的贯彻受其他因素影响或干扰，出现“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但是，规律要冲破影响或干扰，作为“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5.价值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

凡规律都是对事物运动的抽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客观存在。价值规律也不例外，因而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价值规律支配着商品价值的决定，成为一只手。但这只手看不见，因为商品价值的决定不在表面而在现象的背后。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商品价值由货币相对地表现出来，叫做商品相对价值，成为商品价格。商品价格的“表面运动后面”，隐藏着商品价值的决定。这是看不见的“秘密”。

这里启发我们深刻认识到，经济运行总有规律在支配。当今世界，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既有价值规律在支配，又有宏观调控在支配。

6.价值规律有三方面的作用（《资本论》各卷都有论述。这里加以概括）

第一，调节作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表现为市场优化配置社会资源。在价值规律支配下，市场上某行业的商品，畅销而收益大时，引起社会资源即人力、财力、物力向该行业转移；而另一行业的商品积压而亏损时，其原来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就会向效益高的行业转移。社会资源由效益低或亏损的行业，转移到收益大或效益高的行业，体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反映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第二，促进作用。价值规律的促进作用，表现为物质利益动力和市场竞争压力的推动作用。价值规律的核心是制约劳动耗费而实现经济效益。在价值规律支配下，各个商品生产经营者，一方面为追求效益，势必努力加强经营管理，力争减少劳动耗费而降低成本，分秒必争而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为实现效益，势必千方百计地增强竞争能力，从而积极改进生产技术而提高商品的技术含量，重用人才而不断推进技术革新，为占领市场创造条件。

第三，分化作用。价值规律的分化作用，表现为排除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价值规律以物质利益为动力，激发商品生产经营者凭投入和效率实现收益。投入多而效率高者，收益大；投入少而效率低者，收益小。在当今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价值规律和宏观调控共同发挥作用，既排除平均主义而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又调节收入分配而防止收入差距过大。

四、资本和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要点及其实践意义

1.资本是追求和实现价值增殖的价值（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

资本采取货币形式，称为价值。货币投入生产经营，发生了价值增殖，即获得了利润或实现了盈利，此货币就转化为资本。

2.资本具有一般性（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

资本的一般性，是指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本所具有的共同点或共性。比如资本主义以前的资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都依存于商品货币关系而追求盈利。

资本一般性的表现：（1）凡资本其起点是商品流通。（2）凡资本其最初表现形式是货币。（3）凡资本就要追求价值增殖。

3.资本具有特殊性（见《资本论》第3卷第48章）

资本的特殊性，是指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本各自所具有的特性或个性。比如各自反映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的特殊性时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

4.掌握资本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用来拓宽研究资本

资本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表明，对待资本，既不能用特殊性否定一般性，也不能用一般性代替特殊性。

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资本，但资本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独有的。资本主义以前也存在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商品货币关系中追求价值增殖或盈利的投资，也是资本。资本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一般性不能否定。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本，各自具有特殊性。这是不能由资本一般性代替的。《资本论》强调资本的特殊性，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剥削关系。

5.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1节）

凡资本都要在运动中追求利润，并且追求利润最大化，不然就不叫资本。资本只有在生产经营中不息地运动，才有可能不断地获得利润。因此，资本的生产经营者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必然分秒必争地紧抓机遇和应对挑战，千方百计地推动资本运动。投资作为资本来经营，其基本要求就是操作资本无限度地运动。

6.货币所有者在什么条件下变为资本家（见《资本论》第1卷第9章）

《资本论》在假定条件下阐述了货币所有者，必须具有一定的货币额和雇工人数，才能变为资本家的情况。假定一个雇佣工人一天劳动12小时。其中维持普通工人生活的必要劳动时间8小时，剩余劳动时间4小时。

第一，货币所有者如果雇工1人，他就必须投入用于支付1人工资和购买12小时劳动所需生产资料的货币额。这时，货币所有者一天只能占有1个工人提供的4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

第二，货币所有者如果雇工2人，他就必须投入比雇工1人成倍的货币额。这时，货币所有者“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要”（每天1个工人提供4小时剩余劳动时间，2个工人共提供8小时剩余劳动时间。这正是维持普通工人生活的8小时必要劳动时间）。

第三，货币所有者如果雇工8人，他就必须把投入的货币额增加到雇工1人时的8倍。这时，货币所有者每天可以占有8个工人提供的32小时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每个工人每天提供4小时剩余劳动时间，8个工人可提供32小时）。

货币所有者对占有的这32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可做如下支配：（1）拿出一半即16小时创造的剩余价值，用于生活消费。这可以使他的生活“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维持普通工人的生活费用需要必要劳动时间8小时）。（2）另外的一半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这时货币所有者仍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那么“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

第四，货币所有者，只有既投入更多的货币额，又不直接参加生产过程，而代表“资本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他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

7.资本的总公式以价值增殖为内容（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1节）

资本的总公式是：G（货币）—W（商品）—G′（更多的货币）。它的内容是投入的货币因增殖而带来更多的货币。生产企业的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运动都如此。而生息资本虽然不经营商品，但也是由货币带来更多的货币。“因此，G—W—G′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

8.资本总公式的矛盾由劳动力商品来说明（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2节）

从资本总公式G—W—G′本身可以看出，商品的买（G—W）和卖（W—G′）发生了价值增殖，是与商品等价交换相矛盾的。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前面阐明的所有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就是说，货币在商品的买卖中发生价值增殖而转化为资本，即“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与商品等价交换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

谁能说明既等价交换又发生价值增殖？就在这里说吧！马克思引用了《伊索寓言》中的一个故事——一个吹牛说大话的人，自吹是跳远冠军，曾在罗陀斯岛跳得最远。旁听疑问者说：“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对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针对既等价交换又发生价值增殖的难题，马克思通过研究劳动力商品，彻底阐述清楚。由于G—W购买了劳动力商品，劳动力在劳动中创造了剩余价值，从而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出售，就会实现价值增殖，即W—G′。

9.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生产的剩余产品的价值（见《资本论》第1卷第7章）

这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含义或一般性。马克思阐述了以下观点：

（1）“把价值看做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

（3）“我们把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称为剩余产品”。

10.剩余价值的特殊性反映剩余价值与一定社会制度相结合的特性（见《资本论》第1卷第7、8章）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剩余价值的特殊性，强调了以下观点：

（1）“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

（2）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

（3）“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

（4）“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

11.剩余价值生产有两种基本方法（见《资本论》第1卷第5至16章）

这两种基本方法：一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马克思说：“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见《资本论》第1卷第10章）

资本主义初期，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技术改进缓慢的情况下，主要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应用，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主要靠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在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货币价值不变的条件下，降低了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应地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就会在工人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

12.掌握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当代资本经营的商品生产过程（见《资本论》第1卷第9章）

当代商品生产过程的一般性，表现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一方面在劳动过程中，资本生产经营要在具体劳动上装备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质量好、技术含量高、物美而竞争力强的商品；另一方面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资本生产经营要节省劳动耗费、降低成本、生产价廉的商品，从而以物美价廉的商品占领市场，力争实现利润最大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重论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的特殊性。一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一是“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二是“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增殖过程，实质上是资本家阶级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或其剩余产品或其剩余价值的过程。

五、资本积累理论的要点及其实践意义

1.资本积累的一般含义（见《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1节）

对于资本积累的一般含义，《资本论》做了这样的概括：“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

2.资本积累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见《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1节、第24章）

资本积累的一般性表现为，凡是资本生产经营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只要当作资本使用，就形成资本积累。对于资本积累的特殊性，《资本论》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之后的资本主义积累。

3.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实质是创造资本关系（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1、6节）

对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资本论》做了这样的概括：“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了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创造资本关系。“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种资本关系是通过残酷的剥夺农民和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而建立起来的。

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表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4.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暴力和历史作用（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1、6节）

《资本论》阐明了以下观点：

（1）“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

（2）“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的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

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5.资本主义积累显示了资本的历史作用（见《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3节）

对于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利润而不断把获取的剩余价值变为资本而积累的情况，马克思阐述了资本的历史价值。“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

6.资本主义积累形成资本积聚并发生资本集中（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2节）

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资本化。资本积累加入原投资而增大资本量，成为资本积聚。资本的积累和积聚，伴随发生资本集中，即社会上分散的资本合并或联合在一起。

《资本论》阐述了由资本积累到资本集中的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通过竞争，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促进资本集中；通过信用，成立股份公司，促进资本集中。

马克思强调资本集中的重要的实践意义：“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7.资本主义积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形成相对过剩人口（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

马克思对资本有机构成做了这样的阐述：“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来决定的；从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简称资本构成。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生产技术改进，劳动生产率提高，致使生产过程中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资本的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从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

相对过剩人口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流动的形式。时而就业，时而失业。二是潜在的形式。就业没有保障。三是停滞的形式。就业极不规则。此外，还有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的待救济的赤贫者。

8.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

资本主义的非劳动者的私有制代替劳动者私有制，有其历史必然性。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发展的劳动者私有制，“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到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

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不断增长中，“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人类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必然向更高阶段迈进。

9.资本主义被历史否定之后，要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必然被历史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这里强调“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要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如何理解？恩格斯在其论著《反杜林论》中做了说明：“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得德语的人来说，这也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到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73页）

在《资本论》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劳动者私有制，被剥夺的个体劳动者既丧失了生产资料，又丧失了生活资料，成为以出卖劳动力而维持生存的雇佣工人。在未来社会，则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在生活资料或消费品方面“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从而使丧失的生活资料或消费品回归”。

10.资本积累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资本积累在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中普遍存在。为了增大自有资本的投入量，商品生产经营者必然从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进行积累。

扩大再生产依靠积累。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要依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要不断增进积累。这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二要使资本积累实现资本积聚，并促进资本集中，从而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

《资本论》第二卷选读的理论内容及其实践意义

这里要掌握的重点：一是资本循环理论；二是资本周转理论；三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

一、资本循环理论的要点及其实践意义

1.资本循环是资本在生产经营中的往返运动（见《资本论》第2卷第1章第1至3节）

以货币资本为例。在生产企业里，货币资本从购买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开始，然后经过车间生产出产品，最后把产品销售出去，又回到货币形式上，实现循环。在这里，货币资本经历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售卖阶段，完成循环。“因此，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是：G—W…P…W′—G′。在这个公式中，虚线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W′和G′表示由剩余价值增大了的W和G”。

2.资本在全过程的总循环中，依次采取货币资本形式、生产资本形式、商品资本形式（见《资本论》第2卷第1章第4节）

产业（即生产企业）的投资，首先采取货币资本形式，进入购买阶段，购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后进入生产阶段，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形式，生产出包含剩余价值的产品。最后进入售卖阶段，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形式。商品售卖之后，资本又回到货币资本形式。资本的总循环包括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商品资本的循环，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

其中“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货币资本的循环不能全面反映产业资本循环的全过程，因而“最片面”；但它直接反映出投资的价值增殖，因而“最明显”；同时，它反映出产业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目的，因而“最典型”。

3.资本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是并存性和继起性（见《资本论》第2卷第1章第4节）

所谓并存性，是指生产企业的投资同时分配在三个阶段、三种形式上，即购买阶段的货币资本形式、生产阶段的生产资本形式、售卖阶段的商品资本形式，从而使企业的采购科经常有货币资本用来购买生产要素；企业的车间经常有生产资本保证生产产品；企业的推销科经常有商品资本保证有可售卖的商品。资本循环本身“要求资本在各个循环阶段中在一定的时间内固定下来。在每一个阶段中，产业资本都被束缚在一定形式上：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所谓继起性，是指货币资本不断购买生产要素，来推动生产资本不断生产出产品，从而推动商品资本不断售卖产品。“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

并存性为继起性提供资本循环的前提，继起性为并存性提供资本循环的保证。

4.在资本循环的生产阶段，可以分析到社会结构的不同经济时期（见《资本论》第2卷第1章第2节）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要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

人类社会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人类自身时，成为原始社会经济；在奴隶劳动者和奴隶主占有的生产资料结合时，成为奴隶社会经济；在农奴劳动者和封建主占有的生产资料结合时，成为封建社会经济；在雇佣工人和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结合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在我国并存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与劳动者相结合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

5.资本循环理论指导现代生产企业投资的有效运作

第一，资本循环理论指导生产企业按规律办事。资本循环过程的规律性，要求生产企业面向市场、依据市场，既搞好货币资本的循环，又搞好生产资本的循环，还搞好商品资本的循环，从而使企业的整个投资在正常的循环中实现效益。

第二，资本循环理论指导生产企业抓经营机制。购、产、销的衔接和互动形成生产企业的经营机制。购买阶段为资本循环提供前提；生产阶段为资本循环奠定基础；售卖阶段为资本循环实现效益创造条件。要把购、产、销形成互相作用的制约关系，保证资本循环正常进行。

二、资本周转理论的要点及其实践意义

1.资本周转反映资本周期性的运动（见《资本论》第2卷第7章）

《资本论》对资本周转做了这样的概括：“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过程，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生产企业的投资经过一定期间的反复循环，带着盈利又回到投资者手中的运动，形成资本周转。

2.资本周转速度受生产资本构成和周转时间的影响（见《资本论》第2卷第7、8、13、14章）

企业资本周转速度=企业一年的经营额÷企业投资额。

（1）生产资本的构成影响资本周转速度。企业的投资在生产阶段的生产资本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构成。其固定资本比流动资本的比重越大，则周转越慢。重工业就是这样。反之，流动资本比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则周转越快。轻工业就是这样。

（2）周转时间影响资本周转速度。企业的周转时间即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越长，则周转越慢。反之，周转时间越短，则周转越快。

3.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平均周转（见《资本论》第2卷第9章）

生产企业的投资，在生产阶段存在的生产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定资本的实物形式如机器、厂房等，在生产过程中逐渐耗费，要经过若干年才更新补偿，因而周转慢。流动资本的实物形式如原材料等，在生产过程中随时耗费而随时补偿，因而周转快。

企业一年中预付资本总周转次数=（固定资本周转额+流动资本周转额）÷预付资本。

4.资本周转速度影响企业盈利和投资量（见《资本论》第2卷第15章）

资本周转快，表明一年中周转的次数多，因而多次带来盈利。反之，资本周转慢，表明一年中周转的次数少，因而带来的盈利也少。

两个生产企业，其经营额一样，但其周转速度不同。周转速度快的企业，能够以较少的投资量完成其经营额。而周转速度慢的企业，则要有较大的投资量，才能完成其经营额。

5.资本周转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指导生产企业从投资的周期性出发加强管理

资本周转理论表明，生产企业的经营由投资到回报具有周期性。因此，在经营管理中，对于投资的环境和条件要充分利用，并不断加以改善；同时，对于购、产、销要形成互动的经营机制。既优化生产资本的结构，又缩短周转时间，从而加速资本周转，实现利润最大化。

三、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要点及其实践意义

1.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反映全社会生产的连续进行（见《资本论》第2卷第18章第1节）

社会总资本也称社会资本，是指全社会的单个资本的总和。“社会资本的运动，是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反映全社会生产的连续不断的进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

2.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包括消费和生产要素的补偿（见《资本论》第2卷第18章第1节）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要使社会总产品，一方面用于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另一方面用于补偿生产资料，从而才能再生产。“这个总过程，既包含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中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中介的形式转化或交换”。

3.在单个资本的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货币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见《资本论》第2卷第18章第2节）

一是第一推动力作用。货币资本是投资的起点，从而推动购、产、销连续进行，实现再生产。

二是为再生产持续进行提供必要条件。在再生产过程中，有些环节需补充货币，防止再生产中断。

4.研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首要的是明确两个前提条件（见《资本论》第2卷第28章第2节）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反映整个社会生产连续不断的进行。社会生产的各行各业及其交换关系非常复杂，如何理出头绪是个难题。马克思从两方面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方面把复杂的社会生产的各行各业划分为两大部类：一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类（用符号Ⅰ表示）；二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部类（用符号Ⅱ表示）。

另一方面为分析各行业之间的交换关系，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分成三部分：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依次分别用符号c+v+m表示。

5.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依据规模的不同，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此外还可能出现有缺陷的再生产（见《资本论》第2卷第20章第1节）

简单再生产是指“没有任何积累”，从而保持原规模的再生产。

扩大再生产是指进行积累而增大投资，从而扩大了规模的再生产。

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它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如果不顾及简单再生产这个基础和现实因素，背离客观条件而主观盲目地所谓大干快上来扩大生产规模，那么不但实现不了扩大再生产，而且还会冲击原规模的简单再生产。从而如马克思所说的：“造成的结果，是出现一个不完备的——有缺陷的——再生产。”在这里提示我们，要记取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

6.运用两个研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前提即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和价值分成三部分，揭示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规律（见《资本论》第2卷第20章）

马克思列出了以下实例：

Ⅰ.4000c+1000v+1000m=6000（生产资料）

Ⅱ.2000c+500V+500m=3000（消费资料）

这个实例表明，全社会一年生产的总产品有第一部类的价值6000的生产资料和第二部类的价值3000的消费资料。在没有积累而进行原规模的再生产的情况下，通过以下交换实现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

一是第一部类的4000c，即价值4000的生产资料，在本部类内部进行交换，解决本部类次年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二是第二部类的500v+500m，即价值1000的消费资料，在本部类内部进行交换，解决本部类次年所需要的消费资料。

三是第一部类的1000c+1000m，即价值2000的生产资料，与第二部类的2000c，即价值2000的消费资料相交换，解决第一部类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和第二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交换，原规模的简单再生产就可以进行。其规律是：第一部类的v+m=第二部类的c。这里表明了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7.运用两个研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前提即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和价值分成三部分，揭示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见《资本论》第2卷第21章）

马克思列举了以下实例：

Ⅰ.4000c+1000v+1000m=6000（生产资料）

Ⅱ.1500c+750v+750m=3000（消费资料）

在这个实例中，（1）第一部类的总4000c和第二部类的750v+750m，各自在本部类内部交换。（2）第一部类的1000v+1000m与第二部类的1500c相交换，则第一部类的1000v+1000m大于第二部类的1500c。这表明有了剩余的生产资料，从而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基本条件。下面按这个实例的数字具体分析社会总资本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过程。

（1）明确投资的构成。实例中的第一部类的投资构成是：4000c+1000v，即c：v=4：1。第二部类的投资构成是：1500c：750v，即c：v=2：1。

（2）为了扩大再生产，假定实例中的第一部类的1000m的一半即500用于积累。这新投入的500，按c：v=4：1的比例，追加到第一部类，就转化为400c+100v。这样，第一部类就形成如下情况：（4000c+400c）+（1000v+100v）+500m（原来1000m，用于积累500以后，还有500m用于个人消费）。这时，第一部类有（1000v+100v）+500m共1600，要求与第二部类交换。

（3）第二部类相应积累。原来第二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为1500c。现在为扩大再生产，第一部类要为第二部类提供1600的生产资料。这就要求第二部类相应积累。

第二部类的积累要与第一部类的积累相协调，首先从其m中提取100作为追加的c，然后按照c：v=2：1的比例，再从m中提取50作为追加的v。这样，第二部类积累后，其原来的1500c加上追加的100c，共1600，与第一部类相交换，彼此都实现扩大再生产。

上述可以看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协调积累，是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规律。

8.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有两条途径（见《资本论》第2卷第8章第2节）

实现扩大再生产的两条途径：一条是外延扩大再生产；另一条是内涵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

所谓外延扩大再生产，是指单纯依靠增加人力、财力、物力而扩大生产规模所实现的扩大再生产。这属于粗放型。在历史过程中，生产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一般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在当代，如果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只凭增加投资而扩大再生产，那么这也属于外延扩大再生产。

所谓内涵扩大再生产，是指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的扩大再生产。这属于集约型。这是当代普遍追求的扩大再生产的途径。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再生产来说，就是追求内涵扩大再生产。

在理论上区分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可以指导我们自觉地主动地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内涵扩大再生产。但是，在实践中，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外延上扩大，也有技术改进；内涵上扩大，也有场所或厂房扩大。

9.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为当代研究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提升到理论上来，就是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相互协调积累、共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

由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的关系，可以具体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侧重于重工业；第二部类即消费资料的生产，侧重于轻工业和农业。

由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的关系以及农、轻、重的关系，可以具体到三次产业的关系。在当代，产业划分为三次产业，通过协调三次产业的关系来协调国民经济。三次产业是按如下划分的。

第一次产业，也称一次产业或一产，是指直接作用于自然界而生产初级产品的产业。它包括农业的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狩猎业等。

第二次产业，也称二次产业或二产，是指把初级产品加工成为满足人类生产、生活进一步需要的物质资料的产业。它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煤气、电力、供水等。

第三次产业，也称三次产业或三产，是指为满足人类在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以外的进一步需要而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它包括商业、金融及保险业、运输业、服务业以及其他公益事业等。

《资本论》第三卷选读的理论内容及其实践意义

这里要掌握的重点：一是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二是资源节约理论；三是循环经济理论；四是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理论；五是地租理论。

一、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要点及其实践意义

1.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是以由本质到现象的三个转化为前提（见《资本论》第3卷第1、2、3章）

（1）所费资本转化为成本价格。商品生产要耗费资本。资本家把这种所费资本称为成本。这种成本由货币来表现就称为成本价格。

（2）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本来，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资本家却把剩余价值看做是由整个投资带来的利润。这样，剩余价值就转化为利润。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

（3）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马克思的阐述：“用可变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剩余价值率；用总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利润率。”“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进行研究的本质的东西，而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形式，却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

下面可以看到，在上述三个转化的前提下，出现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2.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见《资本论》第3卷第9、10章）

（1）通过竞争，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从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原来，不同生产部门有高低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的投资向利润率高的生产部门转移。这就会导致两种情况：一是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由于投资日益减少，生产规模逐渐缩小，当其产品供不应求时，因其产品价格上升，会提高利润率。二是利润率高的生产部门，由于投资日益增多，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当其产品供过于求时，因其产品价格下降，会降低利润率。这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在平均利润率的前提下，等量的投资不论投入哪个生产部门，都可获得大体相等的平均利润。

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是极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率或称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都不是人们计算出来的，而是在竞争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趋势。

马克思在分析到平均利润率和平均利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性时指出：“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2）在平均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的前提下，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品价值=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平均利润。在这里，成本价格是由所费资本即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转化来的。

3.平均利润率从而平均利润的形成，表明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见《资本论》第3卷第10章）

在平均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的前提下，等量的资本不论投入哪个经济部门，都同样获得平均利润，“最低限度要按照那个会提供平均利润的价格，即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在这个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

4.各经济部门的投资都依据平均利润率获得平均利润，从而经济部门之间协调并存（见《资本论》第3卷第16至22章）

（1）商业资本获得相当于平均利润的商业利润。产业资本要在获得平均利润的前提下，以低于零售价的批发价把商品卖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以高于批发价的零售价卖给消费者，从中获得的批发价与零售价的差额相当于平均利润。

（2）借贷资本在其运动中形成的银行资本，从借贷业务中获得相当于平均利润的银行利润。

5.平均利润形成以后，依然存在超额利润（见《资本论》第3卷第10章）

《资本论》特别提到，平均利润的存在并不排除“每个特殊的生产部门中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的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因为率先独自采取更先进技术的生产经营者，劳动生产率高于一般水平，商品成本降低，但仍按市场的生产价格出售其商品，就会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

这里体现的激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这种激励机制表明，平均利润不是对利润搞平均主义，还有超额利润激发生产经营者不满足于平均利润，而主动积极地去率先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力争获取超额利润。这是调动生产经营者积极性，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与应用，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激励机制。

6.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实践意义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反映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关系和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当今世界各国，在商品货币关系中，如何协调社会分工中的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固然要发挥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但这是以市场为基础贯穿着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指导的。

二、资源节约理论的要点及其实践意义

1.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是增大利润的途径（见《资本论》第3卷第5章第1节）

《资本论》阐述：“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即工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规模，不管用来工作16小时，还是12小时，都会仍旧不变。”因此，延长了工作日，节约了不变资本，就会提高利润率。

2.生产条件的节约是大规模生产的特征（见《资本论》第3卷第5章第1节）

（1）生产条件“是作为社会劳动的条件，社会结合的劳动的条件，因而作为劳动的社会条件执行职能”。

（2）生产条件“在生产过程中由总体工人共同消费”。

（3）“在一个有一台或两台中央发动机的大工厂内，发动机的费用”，“不会和发动机的可能的作用范围，按相同的比例增加”。

（4）“生产资料的集中可以节省各种建筑物”以及“燃料、照明等等的支出”。

3.“生产条件节约的另一大类”是“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见《资本论》第3卷第5章第1节）

这是“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这种废料“会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

4.机器的不断改良为资源节约创造条件（见《资本论》第3卷第5章第1节）

机器的材料和制造的改良使机器便宜而节约资源。

5.产业之间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方面相互作用，节约资源（见《资本论》第3卷第5章第1节）

产业之间相互促进，并与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就会节约资源。铁、煤、机器等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使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为纺织工业、农业等部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减少，从而费用降低。

6.大规模协作节约资源，提高利润率（见《资本论》第3卷第5章第1节）

“工人的集中和大规模协作”，在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费用，比小规模生产相对地说要少，从而提高利润率。

7.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追求利润的驱动下，竭力节约生产资料（见《资本论》第3卷第5章第1节）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家千方百计地节约生产资料，“要做到一点也不损失，一点也不浪费，要做到生产资料只按生产本身的要求的方式来消耗”。“这部分地取决于工人的训练和教育，部分地取决于资本家强加给工人的纪律”。

8.投入生产经营的资本有追求利润和节约资源的功能（见《资本论》第3卷第5章第1节）

马克思指出：“资本有一种趋势，要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要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因而要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同样，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到它的尽可能最低的程度。”

资本是追求价值增殖即利润的。实现利润最大化在于提高利润率。利润率的提高在于节约活劳动即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从而显示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功能。

9.改进动力生产、动力传送和建筑物，节约资源（见《资本论》第3卷第5章第3节）

（1）采取加快蒸汽机速度的办法，得到更多的动力。

（2）机器改良，增加生产，减少支出。

（3）建造适于安装新机器的工厂。

10.资本主义的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有其历史特殊性（见《资本论》第3卷第5章第2节）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曾以牺牲工人为代价。《资本论》揭露了当时的情况。

（1）靠牺牲工人节约劳动条件。“1860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在工厂里“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

（2）“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做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做提高利润率的手段”。

11.资源节约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资源节约理论为当代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资源节约理论表明，社会生产既要消耗资源又要为节约资源提供条件。这就指导我们，立足于社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利用和积极创造节约资源的条件，不断节约资源。同时，发挥物质利益动力作用，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节约资源。

（2）资源节约理论指明了资源节约的途径。一是大规模生产能够节约资源。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能够节约资源。三是在生产资料使用上能够节约资源。四是在资本的生产经营中，按照资本的性质和要求操作，能够发挥资本节约资源的作用。

三、循环经济理论的要点及其实践意义

在《资本论》第3卷第5章第1至5节中，论述循环经济，阐明了以下要点。

1.生产和消费的排泄物的利用，体现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反映经济活动的往返。例如，从生产和消费出发，其排泄物加以利用，再变成产品，又用于生产和消费，从而又回到出发点。“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

2.生产排泄物可以再次利用

“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例如制造机器时废弃的铁屑等，又可“作为原料进入铁的生产”。

3.“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

“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例如人的粪便和破衣碎布等，可以为农业所利用。

4.“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

原料越昂贵，越激发人们利用废物重作原料。

5.废物利用的循环经济以大规模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条件

一方面有可利用的大量的排泄物；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发现了废物的有用性质。例如大规模的毛纺织业，收集废毛和破烂毛织物，利用科学方法进行再加工，为消费者提供低廉价格的普通质量的毛织品。

6.化学工业对废物利用最显著

“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运用新的方法，利用本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废料，提炼染料和药品。

7.循环经济有两方面的节约

循环经济在以下两方面节约：一方面对废物再利用而节约；另一方面使废物减少而节约。“后一种节约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

8.废料的减少取决于有关条件

这有以下条件：一是机器构成的零件加工得越精确，抛光越好，机油、肥皂等物就越节省；二是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越高，所用原料变废料越少；三是原料的质量越高，出废料越少。

9.循环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循环经济理论，阐明了循环中发展的经济含义，明确了废物再利用的原则，揭示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程，为当代发展循环经济指明了方向。

（2）循环经济理论，指导我们树立新的资源观。一要推进废物资源化。二要循环使用资源。三要提高资源利用率。

（3）循环经济理论，指导我们积极创新，完善激励机制，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为废弃物的再利用创造可靠的条件。

四、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理论的要点及其实践意义

1.信用是借贷关系的基础（见《资本论》第3卷第21章）

信用，在经济学上是指以守信为条件的经济关系。这种守信关系的制度化，成为信用制度。在以信用为基础的借贷关系中，同一货币额对贷出者和借入者双方，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从而利润发生分割。其中归借入者的部分叫企业主收入，归贷出者的部分叫利息。

2.通过信用形成的借贷关系，在企业中引出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问题（见《资本论》第3卷第23章）

上面谈到，由于资本的借贷关系，使企业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企业资本家获得的企业主收入是否为管理“劳动的监督工资”？

马克思的回答是：“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就管理的一般性来说，“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好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

另一方面，就管理的特殊性来说，“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1）资本家的监督劳动，“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2）资本家的监督劳动所得到的收入，“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他人劳动的量”，其多少“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3）工人自己组织的“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执行职能的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自己发展到最成熟时，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

3.信用制度的自然基础是商业信用（见《资本论》第3卷第25章）

信用制度是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信用即商业交易的赊购赊销，为信用制度提供了客观条件，故称“自然基础”。

“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在信用制度下，“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

4.信用制度与货币经营业联系在一起，形成银行信用（见《资
本论》第3卷第25章）

“银行业务是，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

5.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资本论》第3卷第27章）

第一，信用制度为利润率的平均化提供了条件。通过货币资本的借贷，推动了资本自由流动，从而促进利润率平均化。

第二，信用制度减少了流通费用。通过信用，节省货币，并使金属货币为纸币所代替，加快了再生产过程，减少了流通费用。

第三，信用制度推动了资本集中和股份公司成立，使生产规模扩大。

第四，信用制度形成的股份制度，使资本家取得了对社会资本的支配权。

6.由信用制度促进成立的股份公司显示出优势（见《资本论》第3卷第27章）

第一，“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

第二，“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第三，资本所有权“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

第四，股份制度为资本家提供了对他人的资本和劳动的支配权。“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做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

7.股份公司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见《资本论》第3卷第27章）

股份公司的成立，“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

所谓扬弃，是指对旧事物，吸取其积极因素，抛弃其消极因素，使之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身范围内发展股份公司，在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创造条件。因而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行扬弃，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向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

8.马克思赞扬工人自己组织的合作工厂（见《资本论》第3卷第27章）

第一，“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

第二，在工人合作工厂里，“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

第三，“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

第四，工人合作工厂依存于工厂制度和信用制度。“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和“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第五，“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9.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信用制度固有二重性质（见《资本论》第3卷第27章）

“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多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传者，从约输·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10.以生息资本为前提、以信用制度为条件，形成虚拟资本（见《资本论》第3卷第29章）

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并能够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它的形成，以生息资本为前提、以信用制度为条件。

生息资本是以贷放给他人而获取利息的资本。它在资本主义以前称为高利贷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称为借贷资本或银行资本。生息资本的借贷以信用制度做保证。

马克思对虚拟资本做了这样的阐述：“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

马克思举例说明：“例如，在年收入=100镑，利息率=5%时，100镑就是2000镑的年利息，这2000镑现在就被看成是每年取得100镑的法定所有权证书的资本价值。对这个所有权证书的买者来说，这100镑年收入实际代表他所投资本的5%的利息。”这个证书即有价证券，可以自由买卖。

虚拟资本有多种形式。公债券、股票等都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形式。虚拟资本的种种形式及其交易繁荣了以货币资本、有价证券等为交易内容的金融市场。

11.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资本论》对信用制度的论述，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信用制度的作用。

第一，完善信用制度，发展银行信用，为资本流动转移和优化配置社会资源创造必要条件。

第二，完善信用制度，发展商业信用，推进商品营销，加快企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第三，完善信用制度，发展国家信用，通过发行公债或国库券，协调国民经济发展。

第四，完善信用制度，发展消费信用，为提高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服务。

（2）《资本论》对股份公司的论述，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展股份制。

第一，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通过它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提高企业及其资本的运作效率。

第二，股份制提供多种公司形式，可依据企业自身的条件选择建立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建立不公开发行股票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建立国有独资公司等。

第三，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能和组织管理体系，并协调与党委会、职代会、工会的关系。

第四，按照股份制的要求，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五、地租理论的要点及其实践意义

1.地租是凭土地所有权获取的收入（见《资本论》第3卷第37章）

在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形成体现农业生产关系的地租。所谓土地所有权是指一些人对一定量土地的占有、垄断的权利。

2.资本主义地租体现经营农业的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农业雇佣工人的关系（见《资本论》第3卷第37章）

在资本主义农业中，经营农业的产业资本家，从土地所有者那里租来土地，雇农业工人劳动耕作，由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马克思指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

3.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及其地租，在历史上反映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成果和巨大功绩（见《资本论》第3卷第37章）

下面看马克思的阐述：

（1）巨大成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凭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脱出来”。

（2）巨大功绩。“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才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变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因为土地所有者不仅凭土地所有权不劳而获取地租，而且还阻碍土地的改良和技术装备（其成果在租地契约期满后将成为提高地租的借口）。因此，对于土地所有权，“在产业资本家自已及其理论代言人同土地所有权进行斗争的热潮中，曾被斥责为无用的和荒谬的赘瘤”。

4.地租的资本化形成土地价格（见《资本论》第3卷第37和46章）

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没有由劳动形成价值，因而也就没有由价值决定的价格。但是，地租的资本化形成了土地价格。

马克思举例做了说明：比如租用一块土地，地租为200英镑。如果把这200英镑地租资本化，即把这200英镑看做是由贷放出去的资本带来的利息，假定利息率为5%，那么，200英镑÷5%=4000英镑。这4000英镑就称为这块土地的价格。

土地价格的变动规律是：（1）土地价格与地租成正比。一块土地的地租量越大，则这块土地的价格越高。（2）土地价格与利息率成反比。利息率上升，则土地价格下降。

5.地租有不同社会性质和不同类型之分（见《资本论》第3卷第38、39、46、47章）

（1）不同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社会性质的地租。如封建主义地租、资本主义地租、社会主义地租等。

（2）租地用途不同有不同类型的地租。如耕地地租、建筑地段地租、矿山地租、渔场地租、森林地租等。

（3）按租用地的条件规定的地租，有级差地租。

（4）不论租用地的条件，只要租地就必须支付的地租，有绝对地租。

6.级差地租是由超额利润转化来的（见《资本论》第3卷第38章）

所谓级差地租，是指与土地优劣不同的等级相联系所支付的地租。土地有优劣之分，租用优等地支付地租多，租用劣等地支付地租少，这就形成级差地租。

假定租地经营的工厂，多数厂家用蒸汽机做动力，个别工厂由自然瀑布推动。后者利用自然力成本低，但其产品依然按市场的生产价格出售，这就获得了超额利润。

“利用瀑布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不是产生于资本，而是产生于资本对一种能够被人垄断并且已经被人垄断的自然力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也就是说，它落入了瀑布的所有者手中”。

“在这里，超额利润来源于资本本身（包括它所推动的劳动）”，“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

7.级差地租有两种形式（见《资本论》第3卷第39、40章）

一是级差地租第一形式，或称级差地租Ⅰ。租用的土地肥力强、位置距市场近、交通方便，则支付的地租就多。这就形成级差地租Ⅰ。例如在城市的繁华地段租用一个地方经营商品，或者在城市郊区租用一块耕地，肯定要支付较高的地租。为什么呢？因为租用的地段条件好、收益大。这就是级差地租Ⅰ的问题。

二是级差地租第二形式，或称级差地租Ⅱ。如果租用一块耕地连续投资，能够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收益，那么就要支付较多的地租。这就是级差地租Ⅱ。

8.级差地租反映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见《资本论》第3卷第39章）

由于土地的优等地和中等地都有限，它们的农产品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在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劣等地可以耕种，其产品的价值决定市场的农产品价格。这时，优等地和中等地的产品，虽然耗费的劳动少而成本低，但要按照劣等地的产品价值出售，从而收益大，支付级差地租多，这就形成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即优等地和中等地的产品，出售时的价值高于其实际的价值，出现了“虚假”。

这虚假的社会价值，对购买农产品的消费者来说，过多支付了货币，是“负数的东西”。但通过虚假的社会价值而获得级差地租的土地所有者来说，确实得到了收入，因而“负数的东西”，“却成了正数”。这就是马克思所阐述的：虚假的社会价值，“被当做消费者来看的社会在土地产品上过多支付的东西，社会劳动时间实现在农业生产上时形成的负数的东西，现在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即土地所有者来说却成了正数”。

9.绝对地租体现土地所有权的绝对垄断（见《资本论》第3卷第45章）

所谓绝对地租，是指在存在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无论租种何等土地，都绝对必须支付的地租。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如果不支付地租，宁可把垄断的土地闲置起来，也不许耕种。这表明“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产生地租”。

10.在农业资本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构成的情况下，绝对地租是农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见《资本论》第3卷第45章）

由于农业资本构成低，即可变资本的比重大而雇工人数多，所以农业资本能够推动和支配较多的剩余劳动，从而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在农业中，由于土地有限和土地所有权垄断，限制了资本自由转移，阻碍了农业利润率平均化，致使农产品按其价值出售，这比按生产价格出售多出了余额，从而得以支付绝对地租。

这里表明，“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来自于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的绝对地租，都只是农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都只是这个剩余价值到地租的转化，都只是土地所有者对这个剩余价值的攫取”。

11.在农业资本构成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资本构成的情况下，绝对地租“只能来自产品的垄断价格”（见《资本论》第3卷第45章）

如果农业资本构成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资本构成，那么“它的不变部分比它的可变部分相对地增大”，“就不会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也就不会实现更多的剩余劳动”。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地租“只能来自产品的垄断价格”。

12.地租与垄断价格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见《资本论》第3卷第46章）

“究竟是因为产品或土地本身有一个与地租无关的垄断价格，所以地租才由垄断价格产生，还是因为有地租存在，所以产品才按垄断价格出售”？

第一，垄断价格造成地租。例如一个葡萄园，其独特的葡萄能够制造独特的葡萄酒，这就会有一个垄断价格，从而实现一个相当大的超额利润。由于葡萄园的所有者具有所有权，这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第二，地租造成垄断价格。如果在土地所有权支配下，对不支付地租者就不允许耕种其土地，那么租用土地者就会因要支付地租而把土地产品以高于其价值的垄断价格出售。这样，“地租就造成垄断价格”。

13.租用建筑地段、矿山等而支付的地租，同租用耕地而支付的地租，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特点（见《资本论》第3卷第46章）

第一，“真正的矿山地租的决定方法，和农业地租是完全一样的”。

第二，建筑地段的地租有提高的趋势。这是其显著特点。人口的增加，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用地，“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

14.资本主义地租起源于封建货币地租（见《资本论》第3卷第47章第4节）

封建地租经历了三种基本形式：一是劳动地租或称劳役地租。地主对租地劳动者的无酬劳动直接占有。二是产品地租或称实物地租。地主占有租地劳动者的产品。三是货币地租。租地劳动者用货币支付地租。资本主义地租就是在封建货币地租的进一步发展中产生的。

“货币地租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导致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所支付的地租”。“一旦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就出现了农业资本家雇农业工人经营农业、与土地所有者确立租地契约关系的情况，于是形成了资本主义地租。

15.分成制是由封建地租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见《资本论》第3卷第47章第5节）

所谓分成制，是指租地人和土地所有者共同经营农业、共同分配产品。租地人既提供劳动（自己的劳动或雇工的劳动），又提供一部分资本。土地所有者既提供土地，也提供一部分资本。生产的产品，双方按一定比例分成。

分成制之所以成为由封建地租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是因为分成制有了出资经营农业的资本主义因素。一方面租地人既使用别人的劳动又出资，因而“作为他自己的资本家，要求产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不只是根据他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且也出资“作为资本贷出者，要求得到自己的一份”。

16.小块土地所有制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见《资本论》第3卷第47章第5节）

小块土地所有制是个体自耕农对小块土地和自己劳动的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它“是个人独立性发展的基础。它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点”。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

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使自耕农必须投入一笔资本购买土地，从而减少用于耕种的资本；同时，小块土地所有制追求小规模，使“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互相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

17.地租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一，地租理论指导我们正视或承认社会主义地租的存在。地租理论告诉我们，只要土地所有权存在，就决定了地租存在。土地所有权就是获取地租的权利。在我国虽然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但土地所有权依然存在。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部分以外，都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如此的土地所有权，决定了土地有偿使用的社会主义地租的存在。

第二，运用地租理论，实行地租所体现的土地有偿使用，促进土地资源使用的合理化。在我国农村，通过土地承包及其有偿转包，有利于推进多种形式的联合，促进土地相对集中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益，加快农业发展。在我国城市，通过土地有偿使用，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率。

第三，运用地租理论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中提高土地利用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外商独资在我国开办企业以及我国与外商合资、合作开办企业日益增多，其占用的土地不断扩大。要通过有偿使用土地而征收地租，促进合理使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资本论》选读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一版序言

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1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
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
：这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像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像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像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我在本卷中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内容
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
：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卡尔·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

第二版跋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3000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一篇专谈《资本论》的方法的文章（1872年5月号第427～436页）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

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兴趣。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
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个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
：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惟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各种秩序的序列、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
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卡尔·马克思

1873年1月24日于伦敦

法文版序言和跋

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亲爱的公民，请接受我对您的忠诚。

卡尔·马克思

1872年3月18日于伦敦

第三版序言

马克思不幸已不能亲自进行这个第三版的付印准备工作。这位大思想家——现在，连反对他的人也拜服他的伟大了——已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

我失去了一个相交40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我应感谢他的地方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现在，不论出版这个第三版的任务，还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的任务，都落在我的身上了。在这里，我应该告诉读者，我是怎样履行前一项任务的。

说到文体，马克思亲自彻底校订了许多章节，并且多次作过口头指示，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去取舍英文术语和英文语气。马克思一定还会修改那些增补的地方，并且用他自己精练的德语代替流畅的法语；而我只要把它们移译过来，尽量和原文协调一致，也就满足了。

最后，我说几句关于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
：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
是，所提到的经济学见解在科学史上具有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来确定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现在我们也会明白，和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情况一样，为什么马克思只是在极例外的场合才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3年11月7日于伦敦

英文版序言

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
：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惟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
（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
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以及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
：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11月5日

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第1章商品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如一打表、一码布、一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

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么，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英担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再次把交换价值当作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而且不只是简单地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作为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作为代役租的粮食，还是作为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
[1]

IIa）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我们就拿两种商品如1件上衣和10码麻布来说。假定前者的价值比后者的价值大一倍。所以，如果10码麻布=W，那么1件上衣=2W。

上衣是满足一种特殊需要的使用价值。要生产上衣，就需要进行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由自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我们简称为有用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劳动总是联系到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

上衣和麻布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同样，决定它们存在的劳动即缝和织，也是不同质的。如果这些物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从而不是不同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它们就根本不能作为商品来互相对立。上衣不会与上衣交换，一种使用价值不会与同种的使用价值交换。

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由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引起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可见，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

对上衣来说，无论是裁缝自己穿还是他的顾客穿，都是一样的。在这两种场合，它都是起使用价值的作用。同样，上衣和生产上衣的劳动之间的关系本身，也并不因为裁缝劳动成为专门职业，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的部分就有所改变。在有穿衣需要的地方，在有人当裁缝以前，人已经缝了几千年的衣服。但是，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现在，我们放下作为使用物品的商品，来考察商品价值。

我们曾假定，上衣的价值比麻布大一倍。但这只是量的差别，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要记住的是，假如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那么，20码麻布就与1件上衣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作为价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实体的物，是同种劳动的客观表现。但缝和织是不同质的劳动。然而在有些社会状态下，同一个人时而缝时而织，因此，这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只是同一个人的劳动的变化，还不是不同的人的专门固定职能，正如我们的裁缝今天缝上衣和明天缝裤子只是同一的个人劳动的变化一样。其次，一看就知道，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劳动需求方向的改变，总有一定部分的人类劳动时而采取缝的形式，时而采取织的形式。劳动形式发生这种变换时不可能没有摩擦，但这种变换是必定要发生的。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
本身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
或不如说多倍的
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
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

因此，正如在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中，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差别被抽去一样，在表现为这些价值的劳动中，劳动的有用形式即缝和织的区别也被抽去了。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是有一定目的的生产活动同布和纱的结合，而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同样，这些价值所包含的劳动之所以算作劳动，并不是因为它们同布和纱发生了生产上的关系，而只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正是由于缝和织具有不同的质，它们才是形成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而只是由于它们的特殊的质被抽去，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即人类劳动的质，它们才是上衣价值和麻布价值的实体。

可是，上衣和麻布不仅是价值一般，而且是一定量的价值。我们曾假定，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它们价值量的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由于麻布包含的劳动只有上衣的一半，因而生产后者所要耗费劳动力的时间必须比生产前者多一倍。

因此，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进一步的质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么，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种商品应该总是等量的价值。

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了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

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商品是以铁、麻布、小麦等等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表现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

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

显然，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因此，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为一个商品提供了最简单的价值表现。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

（1）价值表现的两极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

两个不同种的商品A和B，如我们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这里显然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则成为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前一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后一个商品起被动作用。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或者说，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处于等价形式。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来表现麻布的价值。20码麻布=20码麻布，这不是价值表现。相反，这个等式只是说，20码麻布无非是20码麻布，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价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即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因此，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要求有另一个与麻布相对立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另一方面，这另一个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不能同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它不表现自己的价值。它只是为另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提供材料。

一个商品究竟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等价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

（2）相对价值形式

（a）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要发现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怎样隐藏在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首先必须完全撇开这个价值关系的量的方面来考察这个关系。人们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两种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们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

不论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件上衣，或=x件上衣，也就是说，不论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个这样的比例总是包含这样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是同一性质的物。麻布=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

可见，通过价值关系，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B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A的价值的镜子。商品A同作为价值体，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的商品B发生关系，就使B的使用价值成为表现A自己的价值的材料。在商品B的使用价值上这样表现出来的商品A的价值，具有相对价值形式。

（b）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

凡是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15舍费耳小麦、100磅咖啡等等。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着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因而，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一般，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因此，在商品A和商品B如麻布和上衣的价值关系中，上衣这种商品不仅作为价值体一般被看做在质上同麻布相等，而且是作为一定量的价值体或等价物如1件上衣被看做同一定量的麻布如20码麻布相等。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一等式的前提是：1件上衣和20码麻布正好包含同样多的价值实体。就是说，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等量的劳动时间。但是生产20码麻布或1件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织或缝的生产力的每一次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我们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种变化对价值量的相对表现的影响。

Ⅰ.麻布的价值起了变化，上衣的价值不变。

Ⅱ.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

Ⅲ.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劳动量可以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比例同时发生变化。

Ⅳ.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各自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它们的价值，可以按照同一方向但以不同的程度同时发生变化，或者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等等。这种种可能的组合对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影响，根据Ⅰ、Ⅱ、Ⅲ类的情况就可以推知。

可见，价值量的实际变化不能明确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即相对价值量上。即使商品的价值不变，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不变，最后，商品的价值量和这个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同时发生的变化，完全不需要一致。

（3）等价形式

我们说过，当商品A（麻布）通过不同种商品B（上衣）的使用值表现自己的价值时，它就使商品B取得一种独特的价值形式，等价形式。商品麻布显示出它自身的价值存在，是通过上衣没有取与自己的物体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而与它相等。这样，麻布表现出自身的价值存在，实际上是通过上衣能与它直接交换。因此，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就是它能与另一个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

在考察等价形式时看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

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

既然这种具体劳动，即缝，只是当作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表现，它就具有与别种劳动即麻布中包含的劳动等同的形式，因而，尽管它同其他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私人劳动，但终究是直接社会形式上的劳动。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在一种能与别种商品直接交换的产品上。可见，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位伟大的研究家，等价形式的后两个特点就会更容易了解。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他就是亚里士多德。

首先，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别一种商品来表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因为他说：

“5张床=1间屋”“无异于”：“5张床=若干货币”。

其次，他看到：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要求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这种本质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为可通约的量而互相发生关系。他说：“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到此就停下来了，没有对价值形式作进一步分析。“实际上，这样不同种的物是不能通约的”，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在质上等同。这种等同只能是某种和物的真实性质相异的东西，因而只能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

可见，亚里士多德自己告诉了我们，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作进一步的分析，这就是缺乏价值概念。这种等同的东西，也就是屋在床的价值表现中对床来说所代表的共同的实体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只要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东西，对床来说屋就代表一种等同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劳动。

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4）简单价值形式的总体

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包含在它与一个不同种商品的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商品A的价值，通过商品B能与商品A直接交换而在质上得到表现，通过一定量的商品B能与既定量的商品A交换而在量上得到表现。换句话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通过它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得到独立的表现的。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它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孤立地考察，它决没有这种形式，而只有同第二个不同种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时，它才具有这种形式。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上述说法就没有害处，而只有简便的好处。

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商品A同商品B的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商品A的价值表现，就会知道，在这一关系中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态，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式或价值形态。这样，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式，就是该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简单表现形式。

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代，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由此可见，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同时又是劳动产品的简单商品形式，因此，商品形式的发展也是同价值形式的发展一致的。

一看就知道，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种胚胎形式，它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才成熟为价格形式。

商品A的价值表现在某个商品B上，只是使商品A的价值同它自己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因此也只是使商品A同某一种与它自身不同的个别商品发生交换关系，而不是表现商品A同其他一切商品的质的等同和量的比例。与一个商品的简单相对价值形式相适应的，是另一个商品的个别等价形式。所以，在麻布的相对价值表现中，上衣只是对麻布这一种个别商品来说，具有等价形式或能直接交换的形式。

然而，个别的价值形式会自行过渡到更完全的形式。通过个别的价值形式，商品A的价值固然只是表现在一个别种商品上，但是这后一个商品不论是哪一种，是上衣、铁或小麦等等，都完全一样。随着同一商品和这种或那种不同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也就产生它的种种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它可能有的价值表现的数目，只受与它不同的商品种类的数目的限制。这样，商品的个别的价值表现就转化为一个可以不断延长的、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的系列。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z量商品A=u量商品B，或=v量商品C，或=w量商品D，或=x量商品E，或=其他（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40磅咖啡，或=1夸特小麦，或=2盎司金，或=1/2吨铁，或=其他）

（1）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

现在，一个商品例如麻布的价值表现在商品世界的其他无数的元素上。每一个其他的商品体都成为反映麻布价值的镜子。这样，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因为形成这个价值的劳动现在十分清楚地表现为这样一种劳动，其他任何一种人类劳动都与之等同，而不管其他任何一种劳动具有什么样的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对象化在上衣、小麦、铁或金等等之中。因此，现在麻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个别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作为商品，它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公民。同时，商品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列表明，商品价值是同它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没有关系的。

（2）特殊等价形式

每一种商品，上衣、茶叶、小麦、铁等等，都在麻布的价值表现充当等价物，因而充当价值体。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一定的自然形式，现在都成为一个特殊等价形式，与其他许多特殊等价形式并列。同样，种种不同的商品体中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现在只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同样多种的特殊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

（3）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的缺点

第一，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是未完成的，因为它的表现系列永无止境。每当新出现一种商品，从而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表现的材料时，由一个个的价值等式连接成的锁链就会延长。第二，这条锁链形成一幅由互不关联的而且种类不同的价值表现拼成的五光十色的镶嵌画。最后，像必然会发生的情形一样，如果每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都表现在这个扩大的形式中，那么，每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都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无穷无尽的价值表现系列。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的缺点反映在与它相适应的等价形式中。因为每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在这里都是一个特殊等价形式，与无数别的特殊等价形式并列，所以只存在着有局限性的等价形式，其中每一个都排斥另一个。同样，每个特殊的商品等价物中包含的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都只是人类劳动的特殊的因而是不充分的表现形式。诚然，人类劳动在这些特殊表现形式的总和中，获得自己的完全的或者总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还没有获得统一的表现形式。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用他的麻布同其他许多商品交换，从而把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其他的商品上，那么，其他许多商品占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们的商品同麻布交换，从而把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同一个第三种商品麻布上。因此，把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其他等等这个系列倒转过来，也就是说，把事实上已经包含在这个系列中的相反关系表示出来，我们就得到：

C.一般价值形式

（1）价值形式的性质变化了

现在，商品价值的表现：1.是简单的，因为都是表现在惟一的商品上；2.是统一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同一的商品上。它们的价值形式是简单的和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

新获得的形式使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在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同一种商品上，例如表现在麻布上，因而使一切商品的价值都通过它们与麻布等同而表现出来。每个商品的价值作为与麻布等同的东西，现在不仅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相区别，而且与一切使用价值相区别，正因为这样才表现为它和一切商品共有的东西。因此，只有这种形式才真正使商品作为价值互相发生关系，或者使它们互相表现为交换价值。

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使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价物商品即麻布，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麻布自身的自然形式是这个世界的共同的价值形态，因此，麻布能够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它的物体形式是当作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一般的社会的蛹化。同时，织，这种生产麻布的私人劳动，也就处于一般社会形式，处于与其他一切劳动等同的形式。构成一般价值形式的无数等式，使实现在麻布中的劳动，依次等于包含在其他商品中的每一种劳动，从而使织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一般表现形式。这样，对象化在商品价值中的劳动，不仅消极地表现为被抽去了实在劳动的一切具体形式和有用属性的劳动。它自身的积极的性质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把一切实在劳动化为它们共有的人类劳动的性质，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独特的社会的性质。

（2）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发展关系

等价形式的发展程度是同相对价值形式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但是必须指出，等价形式的发展只是相对价值形式发展的表现和结果。

一个商品的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使另一个商品成为个别的等价物。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一个商品的价值在其他一切商品上的表现，赋予其他一切商品以种种不同的特殊等价物的形式。最后，一种特殊的商品获得一般等价形式，因为其他一切商品使它成为它们统一的、一般的价值形式的材料。

价值形式本身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两极即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的对立，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

（3）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

一般等价形式是价值本身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可以属于任何一种商品。另一方面，一个商品处于一般等价形式（第三种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它被其他一切商品当作等价物排挤出来。这种排挤的结果最终只剩下一种独特的商品，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

等价形式同这种独特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独特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独占权。在第二种形式中充当麻布的各种特殊等价物，而在第三种形式中把自己的相对价值共同用麻布来表现的各个商品中间，有一个特定的商品在历史过程中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这就是金。因此，我们在第三种形式中用商品金代替商品麻布，就得到：

D.货币形式

在第一种形式过渡到第二种形式、第二种形式过渡到第三种形式的时候，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第四种形式与第三种形式的惟一区别，只是金现在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金在第四种形式中同麻布在第三种形式中一样，都是一般等价物。惟一的进步在于：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现在由于社会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独特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

金能够作为货币与其他商品相对立，只是因为它早就作为商品与它们相对立。与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过去就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在个别的交换行为中起个别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与其他商品等价物并列起特殊等价物的作用。渐渐地，它就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一旦它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货币商品。只是从它已经成为货币商品的时候起，第四种形式才同第三种形式区别开来，或者说，一般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货币形式。

一个商品（如麻布）在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如金）上的简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就是价格形式。因此，麻布的“价格形式”是：

20码麻布=2盎司金，

如果2盎司金的铸币名称是2镑，那就是：

20码麻布=2镑。

理解货币形式的困难，无非是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从而理解一般价值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的困难。第三种形式倒转过来，就化为第二种形式，即扩大的价值形式，而第二种形式的构成要素是第一种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或者x量商品A=y量商品B。因此，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胎。

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就商品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它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

可见，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第二，说到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最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

可是，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富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私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

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上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

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当这些比例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例如，1吨铁和2盎司金的价值相等，就像1磅金和1磅铁虽然有不同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但是重量相等一样。实际上，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而成为商品流通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上衣、皮靴等等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者金银，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

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那么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一类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因而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个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种种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家庭劳动的不同产品，但它们不是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纺、织、缝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会职能，因为这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就像商品生产一样，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但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本来就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因为个人劳动力本来就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的。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在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有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使一部分经济学家迷惑到什么程度，也可以从关于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既然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像例如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

因为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因此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像今天这样是占统治地位的从而是典型的方式），所以，它的拜物教性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连这种简单性的外观也消失了。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当它考察资本时，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认为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的重农主义幻觉，又破灭了多久呢？

为了不致涉及以后的问题，这里仅仅再举一个关于商品形式本身的例子。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感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为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

第2章交换过程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占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乐意，人可以使用强力，换句话说，把它拿走。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在研究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

商品占有者与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对商品来说，每个别的商品体只是它本身的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任何别的商品，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商品所缺乏的这种感知商品体的具体属性的能力，由商品占有者用他自己的五种和五种以上的感官补足了。商品占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对别人有使用价值。对他来说，他的商品直接有的只是这样的使用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而是交换手段。所以，他愿意让渡他的商品来换取其使用价值为他所需要的商品。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可见，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

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为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

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只想让渡自己的商品，来换取另一个具有能够满足他本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只是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作为价值来实现，也就是通过他所中意的任何另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来实现，而不问他自己的商品对于这另一个商品的占有者是不是有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是一般社会的过程。但是，同一过程不可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占有者只是个人的过程，同时又只是一般社会的过程。

我们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对每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每个别的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特殊等价物，因而他的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但因为一切商品占有者都这样做，所以没有一个商品是一般等价物，因而商品也就不具有使它们作为价值彼此等同、作为价值量互相比较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因此，它们并不是作为商品，而只是作为产品或使用价值彼此对立着。

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在他们的困难处境中是像浮士德那样想的：起初是行动。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就已经做起来了。商品本性的规律通过商品占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他们只有使他们的商品同任何另一个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对立，才能使他们的商品作为价值，从而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分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只有社会的行动才能使一个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因此，其他一切商品的社会的行动使一个特定的商品分离出来，通过这个商品来全面表现它们的价值。于是这个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独特的社会职能。这个商品就成为货币。

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

直接的产品交换一方面具有简单价值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还不具有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x量商品A=y量商品B。直接的产品交换形式是x量使用物品A=y量使用物品B。在这里，A物和B物在交换之前不是商品，它们通过交换才成为商品。使用物品可能成为交换价值的第一步，就是它作为非使用价值而存在，作为超过它的占有者的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量而存在。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这种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生活中也成为商品。它们交换的量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的占有者彼此愿意把它们让渡出去的意志行为。同时，对别人的使用物品的需要渐渐固定下来。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少有一部分劳动产品必定是有意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从那时起，一方面，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的分离固定下来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交换价值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它们互相交换的量的比例是由它们的生产本身决定的。习惯把它们作为价值量固定下来。

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每个商品对于它的占有者直接就是交换手段，对于它的非占有者直接就是等价物，不过它要对于后者是使用价值。因此，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的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随着进入交换过程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这种形式就越来越成为必要的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如果不同商品占有者的不同商品在它们的交易中不和同一个第三种商品相交换并作为价值和它相比较，商品占有者拿自己的物品同其他种种物品相交换、相比较的交易就决不会发生。这第三个商品由于成为其他不同商品的等价物，就直接取得一般的或社会的等价形式，虽然是在狭小的范围内。这种一般等价形式同引起这个形式的瞬息间的社会接触一起产生和消失。这种形式交替地、暂时地由这个或那个商品承担。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殊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

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已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职能而得到证明。但至此我们只知道货币的一种职能：它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商品价值量借以取得社会表现的材料。一种物质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质的，才能成为价值的适当的表现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类劳动的化身。另一方面，因为价值量的差别纯粹是量的差别，所以货币商品必须只能有纯粹量的差别，就是说，必须能够随意分割，又能够随意把它的各部分合并起来。金和银就天然具有这种属性。

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二重化了。它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种由它的独特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

因为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来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关系。

还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人们已经知道货币是商品，这在货币分析上是跨出很大一步的开端，但终究只是开端而已。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

我们已经看到，在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个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就已经存在一种假象，似乎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自己的等价形式，似乎这种形式是天然的社会属性。我们已经探讨了这种假象是怎样确立起来的。当一般等价形式同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没有出什么力就发现一个在它们之外、与它们并存的商品体是它们自身的现成的价值形态。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第3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1.价值尺度

为了简单起见，我在本书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

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这样，金执行一般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并且首先只是由于这个职能，金这个独特的等价商品才成为货币。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对象化的人类劳动，从而本身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独特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独特的商品就转化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

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X量商品A=y量货币商品——是商品的货币形式或它的价格。现在，要用社会公认的形式表现铁的价值，只要有1吨铁=2盎司金这样一个等式就够了。这个等式不需要再同其他商品的价值等式排成一个行列，因为金这个等价商品已经具有货币的性质。因此，现在商品的一般相对价值形式又具有商品最初的即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样子。另一方面，扩大的相对价值表现，或相对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列，成为货币商品所特有的相对价值形式。而这个系列现在已经在商品价格中社会地提供了。把一份行情表上的价目倒过来读，就可以看出货币的价值量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商品上。然而货币并没有价格。货币要参加其他商品的这个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就必须把自己当作自己的等价物。

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形式，同商品的价值形式本身一样，是一种与商品的可以捉摸的实在的物体形式不同的，因而只是观念的或想象的形式。铁、麻布、小麦等等的价值虽然看不见，但是存在于这些物的本身中；它们的价值通过它们同金相等，同金发生一种可以说只是在它们头脑中作祟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监护人为了向外界表明商品的价格，必须把自己的舌头塞进它们的脑袋里，或者给它们挂上一张纸条。因为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是观念的，所以要表现商品的价值，也可以仅仅用想象的或观念的金。每一个商品监护人都知道：当他给予商品价值以价格形式或想象的金的形式时，他远没有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金，而为了用金估量数百万的商品价值，他不需要丝毫实在的金。因此，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

凡是价格已经确定的商品都表现为这样的形式：a量商品A=x量金；b量商品B=z量金；c量商品C=y量金，等等，在这里，a、b、c代表商品A、B、C的一定量，x、z、y代表金的一定量。这样，商品价值就转化为大小不同的想象的金量，就是说，尽管商品五花八门，商品价值都转化为同名的量，即金量。这些价值作为这样的不同的金量互相比较，互相计量，这样在技术上就有必要把某一固定的金量作为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本身通过进一步分成等分而发展成为标准。金、银、铜在变成货币以前，在它们的金属重量中就有这种标准，例如，以磅为计量单位，磅一方面分成盎司等等，另一方面又合成英担等等。因此，在一切金属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的货币标准或价格标准的名称。

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价格标准，货币执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它是价值尺度；作为规定的金属重量，它是价格标准。作为价值尺度，它用来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价值转化为价格，转化为想象的金量；作为价格标准，它计量这些金量。价值尺度是用来计量作为价值的商品，相反，价格标准是用一个金量计量各种不同的金量，而不是用一个金量的重量计量另一个金量的价值。要使金充当价格标准，必须把一定重量的金固定为计量单位。在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规定中一样，尺度比例的固定性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同一个金量越是不变地充当计量单位，价格标准就越是能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能。金能够充当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本身是劳动产品，因而是潜在可变的价值。

首先很明显，金的价值变动丝毫不会妨碍金执行价格标准的职能。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不同的金量之间的价值比例总是不变。哪怕金的价值跌落1 000%，12盎司金的价值仍然是1盎司金的12倍，在价格上问题只在于不同金量彼此之间的比例。另一方面，因为1盎司金决不会随着它的价值涨落而改变它的重量，所以它也不会因而改变它的等分的重量，这样，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金作为固定的价格标准总是起同样的作用。

金的价值变动也不会妨碍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这种变动会同时影响一切商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相互间的相对价值不会改变，尽管这些价值这时都是在比过去高或低的金价格中表现出来。

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提高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降低时，才会普遍提高。反之，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降低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提高时，才会普遍降低。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货币价值提高，商品价格必定相应降低，货币价值降低，商品价格必定相应提高。这只适用于价值不变的商品。例如，某些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同时按同一比例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不会改变。如果这些商品的价值比货币价值增加得慢些或者增加得快些，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的降低或提高，就由这些商品的价值变动和货币的价值变动之间的差额来决定。依此类推。

商品的价值量表现出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随着价值量转化为价格，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可见，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自身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

价格形式包含着商品为取得货币而让渡的可能性和这种让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金所以充当观念的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在交换过程中已作为货币商品流通。因此，在观念的价值尺度中隐藏着坚硬的货币。

2.流通手段

（a）商品的形态变化

商品交换过程是在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因素同时就是商品占有者的两种行为，一种是卖，把商品换成货币，一种是买，把货币换成商品，这两种行为的统一就是：为买而卖。

因此，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在下列的形式变换中完成的：

商品一货币一商品

W—G—W

从物质内容来说，这个运动是W—W，是商品换商品，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的结果一经达到，过程本身也就结束。

W—G。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社会分工使商品占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这个产品只有在货币上，才取得一般的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而货币又在别人的口袋里。为了把货币吸引出来，商品首先应当对于货币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说，用在商品上的劳动应当是以社会有用的形式耗费的，或者说，应当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产有机体，它的纤维在商品生产者的背后交织在一起，而且继续交织下去。商品可能是一种新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它声称要去满足一种新产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唤起一种需要。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作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可能已经成熟，或者可能尚未成熟。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即使某种劳动，例如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特许的一部分，这也决不能恰好使他的20码麻布的使用价值得到了保证。社会对麻布的需要，像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接受赠马，不看岁口，但是我们这位织麻布者决不是到市场去送礼的。我们就假定他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得到了证明，因而商品会把货币吸引出来。但现在要问：它能吸引多少货币呢？当然，答案已经由商品的价格即商品价值量的指数预示了。我们把商品占有者可能发生的纯粹主观的计算错误撇开，因为这种错误在市场上马上可以得到客观的纠正。假定他耗费在他的产品上的只是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商品的价格只是对象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量的货币名称。但是，织麻布业的以往可靠的生产条件，没有经过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许可而在他的背后发生了变化。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码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货币占有者会非常热心地用我们这位朋友的各个竞争者定出的价格来说明这一点。我们这位朋友真是不幸，世上竟有很多织麻布者。最后，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所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时间仍然可能过多。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像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像俗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
[2]

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

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像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的事情。同时，分工使这种转化能否成功成为偶然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应当纯粹地考察现象，因此假定这种现象是正常进行的。其实，只要这种现象发生，就是说，只要商品不是卖不出去，就总会发生商品的形式变换，尽管在这种形式变换中，实体——价值量——可能在不正常的场合亏损或增加。

G—W。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或最终的形态变化：买。因为货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转换形态，或者说，是它们普遍让渡的产物，所以它是绝对可以让渡的商品。货币把一切价格倒过来读，从而把自己反映在一切商品体上，即为货币本身变成商品而献身的材料上。同时，价格，即商品向货币送去的秋波，表明货币的转化能力的限度，即表明货币本身的量。因为商品在变成货币后就消失了，所以，从货币上就看不出它究竟怎样落到货币占有者的手中，究竟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来的。货币没有臭味，无论它从哪里来。一方面，它代表已经卖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买到的商品。

G—W，即买，同时就是卖，即W—G；因此，一个商品的后一形态变化，同时就是另一商品的前一形态变化。

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包含四个极和三个登场人物。最先，与商品对立着的是作为它的价值形态的货币，而后者在彼岸，在别人的口袋里，具有物的坚硬的现实性。因此，与商品占有者对立着的是货币占有者。商品一旦转化为货币，货币就成为商品的转瞬即逝的等价形式，这个等价形式的使用价值或内容在此岸，在其他的商品体中存在着。作为商品第一个转化的终点的货币，同时是第二个转化的起点。可见，在第一幕是卖者，在第二幕就成了买者，这里又有第三个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同他对立着。

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相反的运动阶段组成一个循环：商品形式，商品形式的抛弃，商品形式的复归。当然，在这里，商品本身具有对立的规定。对它的占有者来说，它在起点是非使用价值，在终点是使用价值。同样，货币先表现为商品转化成的固定的价值结晶，然后又作为商品的单纯等价形式而消失。

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的相互关系，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因此，卖和买的同一性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人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没有被商品占有者卖掉，也就是没有被货币占有者买去，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这种同一性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这个过程成功，它就会形成商品的一个休止点，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可长可短。既然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是卖又是买，这个局部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买者有商品，卖者有货币，也就是有一种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进入市场都保持着能够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

作为商品流通的中介，货币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能。

（b）货币的流通

货币流通表示同一个过程的不断的、单调的重复。商品总是在卖者方面，货币总是作为购买手段在买者方面。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是在它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而货币在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把商品从卖者手里转到买者手里，同时自己也从买者手里离开，到了卖者手里，以便再去同另一个商品重复同样的过程。货币运动的单方面形式来源于商品运动的两方面形式，这一点是被掩盖着的。商品流通的性质本身造成了相反的外观。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货币的运动，而且是商品本身的运动；而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只是货币的运动。商品在流通的前半段同货币换了位置。同时，它的使用形态便离开流通，进入消费。它的位置由它的价值形态或货币化妆所占据。商品不再是包在它自己的天然外皮中，而是包在金外皮中来通过流通的后半段。因此，运动的连续性完全落在货币方面；这个运动对商品来说包含两个对立的过程。但作为货币本身的运动却总是包含同一个过程，就是货币同一个又一个的商品交换位置。因此，商品流通的结果，即一个商品被另一个商品所代替，似乎不是由商品本身的形式变换引起的，而是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引起的，似乎正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使本身不能运动的商品流通起来，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并且总是朝着同货币本身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货币不断使商品离开流通领域，同时不断去占据商品在流通中的位置，从而不断离开自己的起点。因此，虽然货币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看起来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货币运动的结果。

每一个商品在流通中走第一步，即进行第一次形式变换，就退出流通，而总有新的商品进入流通。相反，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却不断地留在流通领域，不断地在那里流动。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货币不断地被流通领域吸收。

假设商品量已定，流通货币量就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增减。流通货币量之所以增减，是因为商品的价格总额随着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增减。为此，完全不需要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上涨或跌落。只要若干主要商品的价格在一种情况下上涨，或在另一种情况下跌落，就足以提高或降低全部流通商品的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从而使进入流通的货币增加或减少。无论商品价格的变动是反映实际的价值变动，或只是反映市场价格的波动，流通手段量所受的影响都是相同的。

假定有若干互不相干的、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卖，或者说局部形态变化，例如有1夸特小麦、20码麻布、1本圣经、4加仑烧酒同时出售。如果每种商品的价格都是2镑，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就是8镑，那么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必须是8镑。相反，如果这4种商品是我们上面所说过的形态变化系列的各个环节，即1夸特小麦—2镑—20码麻布—2镑—1本圣经—2镑—4加仑烧酒—2镑，那么，有2镑就可以使所有这些商品依次流通，因为它依次实现它们的价格，从而实现8镑的价格总额，最后停留在酿酒者手中。这2镑完成了4次流通。同一些货币的这种反复的位置变换，既表示商品发生双重的形式变换，表示商品通过两个对立的流通阶段的运动，也表示各种商品的形态变化交错在一起。这个过程经过的各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不可能在空间上并行，只能在时间上相继发生。因此，时间就成为计量这个过程久暂的尺度，或者说，同一些货币在一定时间内的流通次数可以用来计量货币流通的速度。例如。假定上述4种商品的流通过程持续1天。这样，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为8镑，同一些货币1天的流通次数是4次，流通的货币量是2镑，或者就一定时间的
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在一定的时间内，一个国家的流通过程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许多分散的、同时发生的和空间上并行的卖（或买）或局部形态变化，其中同一些货币只变换位置一次或只流通一次；另一方面是许多部分互相平行，部分互相交错的具有多少不等的环节的形态变化系列，其中同一些货币流通的次数多少不等。但是，从流通中的全部同名货币的总流通次数中可以得出每个货币的平均流通次数或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例如，在每天流通过程开始时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当然由同时地和空间上并行地流通着的商品的价格总额来决定。但在过程之内，可以说每一货币都对另一货币承担责任。如果一个货币加快流通速度，另一个货币就会放慢流通速度，甚至完全退出流通领域，因为流通领域只能吸收这样一个金量，这个金量乘以它的单个元素的平均流通次数，等于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因此，货币的流通次数增加，流通的货币量就会减少。货币的流通次数减少，货币量就会增加。因为在平均流通速度一定时，能够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也是一定的，所以，例如只要把一定量1镑的钞票投入流通，就可以从流通中取回等量的索维林——这是一切银行都很熟悉的手法。

既然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即商品通过互相对立的形态变化而实现的循环，那么货币流通的速度也就表现商品形式变换的速度，表现形态变化系列的不断交错，表现物质变换的迅速，表现商品迅速退出流通领域并同样迅速地为新商品所代替。因此，货币流通的迅速表现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由使用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再由价值形态转化为使用形态——的流水般的统一，即卖和买两个过程的流水般的统一。相反，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互相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本身。一般人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

可见，在每一段时期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总量，一方面取决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商品世界的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流动的快慢，这种流动决定着同一些货币能够实现价格总额的多大部分。但是，商品的价格总额又决定于每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这三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流通的商品量、货币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变动，因此，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以及受价格总额制约的流通手段量，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在这里，我们只举出商品价格史上最重要的几种组合。

在商品价格不变时，由于流通商品量增加，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减低，或者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反之，由于商品量减少，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增加，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提高时，如果流通商品量的减少同商品价格的上涨保持相同的比例，或流通的商品量不变，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同价格的上涨一样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减少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比价格的上涨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下降时，如果商品量的增加同商品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同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流通手段量就会依然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增加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比商品价格的跌落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

各种因素的变动可以互相抵消，所以尽管这些因素不断变动，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从而流通的货币量可以依然不变。因此，特别是考察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国家中流通的货币量的平均水平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稳定得多；除了周期地由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引起的，以及偶尔由货币价值本身的变动引起的强烈震动时期以外，流通的货币量偏离这一平均水平的程度，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小得多。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货币量或货币材料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个可除部分同金属堆的一个可除部分相交换。

（c）铸币。价值符号

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货币的铸币形式。在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名称中想象地表现出来的金重量，必须在流通中作为同名的金块或铸币同商品相对立。正像确立价格标准一样，铸造硬币也是国家的事。金银作为铸币穿着不同的国家制服，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又脱掉这些制服。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国内领域或民族领域，同它们的普遍的世界市场领域是分开的。

因此，金币和金块本来只有形状上的差别，金始终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它离开造币厂的道路，同时就是通向熔炉的道路。这是因为金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有的磨损得多，有的磨损得少。金的名称和金的实体，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开始了它们的分离过程。同名的金币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因为重量不同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因此，金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中世纪和直到18世纪为止的近代的铸币史就是一部这样混乱的历史。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转化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这种倾向甚至为现代的法律所承认，这些法律规定，金币磨损到一定程度，便不能通用，失去通货资格。

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分离，使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那么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铸造重量极小的金币或银币在技术上有困难，而且起初是较贱的金属而不是较贵的金属（是银不是金，是铜不是银）充当价值尺度，因而在它们被较贵的金属赶下宝座之前曾一直作为货币流通，这些事实历史地说明了银记号和铜记号可以扮演金币替身的角色。这些记号在铸币流通最快因而磨损最快的商品流通领域中，即在极小额的买卖不断重复进行的领域中代替了金。为了不让金的这些侍从篡夺金本身的位置，法律规定一个极小的比例，只有在这个比例内，它们代替金来支付才能强人接受。不同种铸币流通的各种特殊领域当然是互相交错的。辅币在支付最小金币的尾数时与金同时出现；金不断地进入零售流通，但是又因与辅币兑换而从那里不断地被抛出来。

银记号或铜记号的金属含量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它们在流通中比金币磨损得还要快。因此，它们的铸币职能实际上与它们的重量完全无关，就是说，与价值完全无关。金的铸币存在同它的价值实体完全分离了。因此，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纸票，就能代替金来执行铸币的职能。在金属货币记号上，这种纯粹的象征性质还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着。但在纸币上，这种性质就暴露无遗了。我们看到，困难的只是第一步。

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
[3]

国家把印有1镑、5镑等等货币名称的纸票从外部投入流通过程。只要这些纸票确实是代替同名的金额来流通，它们的运动就只反映货币流通本身的规律。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诚然，流通领域所能吸收的金量经常变动，时常高于或低于一定的平均水平。但是，一个国家的流通手段量决不会降到一定的由经验确定的最低限量以下。这个最低限量不断变动它的组成部分，就是说，不断由另外的金块组成，这种情况当然丝毫不会影响这个量的大小和它在流通领域内的不断流动。因此，这个最低限量可以由纸做的象征来代替。但是，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货币的饱和程度，那么明天这些渠道就会因商品流通的波动而发生泛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过，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么，撇开有信用扫地的危险不说，它在商品世界仍然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例如，如果一定的纸票量按其名称代表2盎司金，而实际是代替1盎司金，那么事实上1镑比如说就是
盎司金的货币名称，而不是原来
盎司金的货币名称了。其结果无异于金在它作为价格尺度的职能上发生了变化。同一价值，原来用1镑的价格来表现，现在要用2镑的价格来表现了。

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是价值符号。

最后要问，为什么金可以用它本身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符号来代替呢？而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当金执行铸币或流通手段的职能而被孤立起来或独立出来时，金才可以被代替。当然，这种职能的独立化不是发生在个别金币上的，虽然磨损了的金币的继续流通已表明这种职能已经独立出来。金块只要实际处在流通中，它就是单纯的铸币或流通手段。对于个别金币不适用的情况，对于能由纸币代替的最低限度的金量却是适用的。这个金量经常处在流通领域中，不断地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从而只是作为这种职能的承担者而存在。因此，它的运动只表示商品形态变化W—G—W的两个互相对立过程的不断互相转化。在这种形态变化中，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商品对立，只是为了马上又消失。在这里，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独立表现只是转瞬即逝的要素。它马上又会被别的商品代替。因此，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因而才能在纸币形式上取得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

3.货币

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金作为货币执行职能，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必须以其金体（或银体）出现，因而作为货币商品出现，就是说，它不像在充当价值尺度时那样纯粹是观念的，也不像在充当流通手段时那样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表；另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的职能——不论由它亲自执行，还是由它的代表执行——使它固定成为惟一的价值形态，成为交换价值的惟一适当的存在，而与其他一切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对立。

（a）货币贮藏

两种对立的商品形态变化的不断循环，或卖与买的不息转换，表现在不停的货币流通上，或表现在货币作为流通的永动机的职能上。只要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一中断，卖之后没有继之以买，货币就会停止流动，或者如布阿吉尔贝尔所说，由动的东西转化为不动的东西，由铸币转化为货币。

随着商品流通本身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态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中介变成了目的本身。商品的转换形态受到阻碍，不能再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或作为只是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而起作用。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

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价值的多余部分转化为货币。这样，金和银自然就成为这种多余部分或财富的社会表现。在有些民族中，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需要范围是固定封闭的，在这些民族中，这种素朴的货币贮藏形式就永恒化了。在亚洲人那里，特别是在印度人那里，情况就是这样。

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成的，所以，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
[4]

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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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

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

要把金作为货币，从而作为贮藏货币的要素保存起来，就必须阻止它流通，不让它作为购买手段化为消费品。因此，货币贮藏者为了金偶像而牺牲自己的肉体享受。他虔诚地信奉禁欲的福音书。另一方面，他能够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取出的，只是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产得越多，他能卖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劳、节俭、吝啬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卖少买就是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

除直接的贮藏形式以外，还有一种美的贮藏形式，即占有金银制的商品。它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一同增长的。

货币贮藏在金属流通的经济中执行着种种不同的职能。它的第一个职能是从金银铸币的流通条件中产生的。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商品流通在范围、价格和速度方面的经常变动，流通的货币量也不断增减。因此，这个量必须能伸缩。有时货币必须当作铸币被吸收，有时铸币必须当作货币被排斥。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现有的金银量必须大于执行铸币职能的金银量。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流通中的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

（b）支付手段

在上面我们所考察的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中，同一价值量总是双重地存在着，在一极上是商品，在另一极上是货币。所以，商品占有者只是作为现存的互相等价的物的代表来接触。但是，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关系也发展起来。这里我们只举出其中一些最简单的关系也就够了。一种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长，另一种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短。不同的商品的生产与不同的季节有关。一个商品的产地就是它的市场所在地，另一个商品要旅行到远方的市场去。因此，一个商品占有者可以在另一个商品占有者作为买者出现之前，作为卖者出现。当同样一些交易总是在同一些人中间反复进行时，商品的出售条件就按照商品的生产条件来调节。另一方面，某些种类的商品例如房屋的使用权是出卖一定期限的。买者只是在期满时才真正取得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因而他先购买商品，后对商品支付。一个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由于商品的形态变化或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在这里起了变化，货币也就取得了另一种职能。货币成了支付手段。

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角色在这里是从简单商品流通中产生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的改变，在卖者和买者身上打上了这两个新烙印。最初，同卖者和买者的角色一样，这也是暂时的和由同一些流通当事人交替扮演的角色。但是，现在这种对立一开始就不是那样愉快，并且能够更牢固地结晶起来。而这两种角色还可以不依赖商品流通而出现。

现在我们回到商品流通领域来。等价物——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卖的过程的两极上。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所卖商品的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支付货币的承诺中，但它使商品的转手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支付手段才真正进入流通，就是说，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流通手段转化为贮藏货币，是因为流通过程在第一阶段中断，或商品的转化形态退出了流通。支付手段进入流通，但这是在商品已经退出流通之后。货币不再是过程的中介。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或作为一般商品，独立地结束这一过程。卖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通过货币来满足某种需要，货币贮藏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以货币形式保存商品，欠债的买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则是为了能够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财产就会被强制拍卖。因此，现在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必要性，商品的价值形态即货币就成了卖的目的本身。

买者在把商品转化为货币之前，已经把货币再转化为商品，或者说，他先完成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后完成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卖者的商品在流通，但它只是靠私法的索债权实现它的价格。它在转化为货币之前，已经转化为使用价值。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只是以后才完成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定时期内的流通货币的总额。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消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作为流通手段、时而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的流通次数。例如，一个农民卖谷物得到2镑，在这里，这2镑起着流通手段的作用。他在支付日把这2镑用来支付织布者先前交给他的麻布。这时，这2镑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接着织布者又拿现金去买圣经，于是这2镑又重新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如此等等。因此，即使价格、货币流通速度和支付的节省程度是既定的，一定时期内例如一天内流通的货币量和流通的商品量也不再相符。货币在流通，而它所代表的是早已退出流通的商品。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货币等价物只有在将来才出现。另一方面，每天订立的支付和同一天到期的支付完全不是可通约的量。

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中去。

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

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长了。

（c）世界货币

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也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相对立。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执行职能，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

在国内流通领域内，只能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从而充当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双重价值尺度，即金和银。

世界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执行职能。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由此产生重商主义体系的口号——贸易差额！金银充当国际购买手段，主要是在各国间通常的物质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的时候。最后，它们充当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是在这样的场合：不是要买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财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商品市场的行情或者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许这种转移以商品形式实现。

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4章货币转化为资本

1.资本的总公式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

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内容，撇开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只考察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

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然而，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存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

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

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惟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做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通过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所谋求的无休止的价值增殖，为更加精明的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而实现了。

为卖而买，或者说得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G—W—G′，似乎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买和卖的间歇，即在流通领域以外发生的行为，丝毫不会改变这种运动形式。最后，在生息资本的场合，G—W—G′的流通简化地表现为没有中介的结果，表现为一种简练的形式，G—G′，表现为等于更多货币的货币，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

因此，G—W—G′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

2.总公式的矛盾

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阐明的所有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

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它使商品占有者互相依赖，因为他们双方都没有他们自己需要的物品，而有别人需要的物品。除商品使用价值的这种物质区别以外，商品之间就只有一种区别，即商品的自然形式和它的转化形式之间的区别，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区别。因此，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卖者即商品占有者和买者即货币占有者之间的区别。

假定卖者享有某种无法说明的特权，可以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把价值100的商品卖110，即在名义上加价10%。这样，卖者就得到剩余价值10。但是，他当了卖者以后，又成为买者。现在第三个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和他相遇，并且也享有把商品贵卖10%的特权。我们那位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赚得了10，但是作为买者要失去10。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结果是，全体商品占有者都高于商品价值10%互相出卖商品，这与他们把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完全一样。商品的这种名义上的普遍加价，其结果就像例如用银代替金来计量商品价值一样。商品的货币名称即价格上涨了，但商品间的价值比例仍然不变。

我们再反过来，假定买者享有某种特权，可以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在这里，不用说，买者还要成为卖者。他在成为买者以前，就曾经是卖者。他在作为买者赚得10%以前，就已经作为卖者失去了10%。结果一切照旧。

因此，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的转化为资本，既不能用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来说明，也不能用买者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来说明。

可见，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是等价物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

因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这样，就得到一个双重的结果。

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3.劳动力的买和卖

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上，因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它所购买或所支付的商品的价格，而它如果停滞在自己原来的形式上，它就凝固为价值量不变的化石了。同样，在流通的第二个行为即商品的再度出卖上，也不可能发生这种变化，因为这一行为只是使商品从自然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G—W中所购买的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这种商品的价值上，因为互相交换的是等价物，商品是按它的价值支付的。因此，这种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消费中产生。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但是，要使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就必须具备各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占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占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这种关系要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始终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间，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转化为奴隶，从商品占有者转化为商品。他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消费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

货币占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

一个人要出卖与他的劳动力不同的商品，他自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如原料、劳动工具等等。没有皮革，他就不能做皮靴。此外，他还需要有生活资料。任何人，即使是未来音乐的创作家，都不能靠未来的产品过活，也不能靠尚未生产好的使用价值过活。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可见，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占有者相遇，对这个问题货币占有者不感兴趣。他把劳动市场看做是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货币占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研究不属于商品分析的范围。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转化为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能够产生。产品要表现为商品，需要社会内部的分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但是，这样的发展阶段是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

如果考察一下货币，我们就会看到，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根据经验，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这些形式的形成。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6]

41）

现在应该进一步考察这个独特商品——劳动力。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也具有价值。这个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对象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人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劳动力只有表现出来才能实现，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来。而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支出增多，收入也得增多。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

劳动力所有者是会死的。因此，要使他不断出现在市场上（这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

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

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它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的改变而改变。

现在我们知道了，货币占有者付给劳动力这种独特商品的占有者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货币占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在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过程中才表现出来。这个过程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如原料等等，是由货币占有者在商品市场上买来并且按十足的价格支付的。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消费，像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因此，让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5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1.劳动过程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劳动力的卖者也就由此在现实上成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成为工人，而在此以前，他只不过在可能性上是工人。为了把自己的劳动表现在商品中，他必须首先把它表现在使用价值中，表现在能满足某种需要的物中。因此，资本家要工人制造的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定的物品。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来加以考察。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相反，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原料。例如，已经开采出来正在洗的矿石。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里不谈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体的器官是惟一的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但是它在农业上要起劳动资料的作用，还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较高的发展为前提。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在太古人的洞穴中，我们发现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后者只是在化学工业中才起着重要的作用。

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也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活动场所。这类劳动资料中有的已经经过劳动的改造，例如厂房、运河、道路等等。

可见，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动者纺纱，产品就是纺成品。

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

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些使用价值，以前的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

在采掘工业中，劳动对象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采矿业、狩猎业、捕鱼业等等中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农业中，只是在最初开垦处女地时才是这样）；除采掘工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就是这样。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做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通过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尤其是说到劳动资料，那么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

原料可以构成产品的主要实体，也可以只是作为辅助材料参加产品的形成。辅助材料或者被劳动资料消费，例如煤被蒸汽机消费，机油被轮子消费，干草被挽马消费；或者加在原料上，使原料发生物质变化，例如氯加在未经漂白的麻布上，煤加在铁上，染料加在羊毛上；或者帮助劳动本身的进行，例如用于劳动场所的照明和取暖的材料。在真正的化学工业中，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因为在所用的原料中没有一种会作为产品的实体重新出现。

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所以同一产品能够成为很不相同的劳动过程的原料。例如，谷物是磨面者、制淀粉者、酿酒者和畜牧业者等等的原料。作为种子，它又是自身生产的原料。同样，煤作为产品退出采矿工业，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采矿工业。

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同一产品可以既充当劳动资料，又充当原料。例如，在牲畜饲养业中，牲畜既是被加工的原料，又是制造肥料的手段。

一种已经完成而可供消费的产品，能重新成为另一种产品的原料，例如葡萄能成为葡萄酒的原料。或者，劳动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只能再作原料用的形式。这样的原料叫作半成品，也许叫作中间成品更合适些，例如棉花、线、纱等等。这种最初的原料虽然本身已经是产品，但还需要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它不断改变形态，不断重新作为原料起作用，直到最后的劳动过程把它当作完成的生活资料或完成的劳动资料排出来。

可见，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随着地位的改变，它的规定也就改变。

因此，产品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也就丧失产品的性质。它们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在纺纱者看来，纱锭只是纺纱用的手段，亚麻只是纺纱的对象。当然，没有纺纱材料和纱锭是不能纺纱的。因此，在纺纱开始时，必须先有这两种产品。但是，亚麻和纱锭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这个过程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正如面包是农民、磨面者、面包师等等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营养作用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一样。相反，如果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显示出它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种性质，那是由于它有缺点。不能切东西的刀，经常断头的纱等等，使人强烈地想起制刀匠A和纺纱人E。如果产品很好，它的使用属性由过去劳动创造这一点就看不出来了。

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受到自然的物质变换的破坏力的影响。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作自已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

因此，如果说，现有的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而且是劳动过程的存在条件，那么另一方面，它们被投入劳动过程，从而与活劳动相接触，则是使这些过去劳动的产品当作使用价值来保存和实现的惟一手段。

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把它们吞食掉，因而是消费过程。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只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劳动就是为创造产品而消耗产品，或者说，是把产品当作产品的生产资料来使用。但是，正如劳动过程最初只是发生在人和未经人的协助就已存在的土地之间一样，现在在劳动过程中也仍然有这样的生产资料，它们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

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

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我们离开他时，他已经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用内行的狡黠的眼光物色到了适合于他的特殊行业（如纺纱、制靴等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于是，我们的资本家就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当然，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

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在劳动中它被使用时损耗的必要程度。

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像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买者使用；劳动力的占有者提供他的劳动，实际上只是提供他已卖出的使用价值。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劳动过程只是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才能消费劳动力。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

2.价值增殖过程

产品——资本家的所有物一一是一种使用价值，如棉纱、皮靴等等。虽然例如皮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进步的基础，而我们的资本家也是一位坚决的进步派，但是他不是为了皮靴本身而制造皮靴。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决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在这里，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我们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下述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购买它们，他已在商品市场上预付了宝贵的货币——的价值总和。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

因为这里谈的是商品生产，所以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显然只考察了过程的一个方面。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现在我们就把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过程来考察。

我们知道，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该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的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而归我们的资本家所有的产品。

如果我们现在把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而持续下去，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

其次，如果我们把价值形成过程和劳动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劳动过程的实质在于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在这里，劳动只是从质的方面来考察，从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从目的和内容方面来考察。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一劳动过程只是表现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在这里，进入劳动过程的商品，已经不再作为在劳动力有目的地发挥作用时执行一定职能的物质因素了。它们只是作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来计算。无论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或者是由劳动力加进去的劳动，都只按时间尺度计算。它等于若干小时、若干日等等。

但是，劳动只是在生产使用价值所耗费的时间是社会必要时间的限度内才被计算。

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分析商品时所得出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同一个劳动之间的区别，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不同方面的区别了。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我们在前面指出过，对于价值的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还是较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是毫无关系的。比社会的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但是，无论纺纱工人的劳动和珠宝细工的劳动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珠宝细工用来补偿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在这两种场合，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在一种场合是棉纱生产过程，在另一种场合是首饰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的平均劳动，例如一日较高级的劳动化为x日简单的劳动。因此，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我们就能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

第6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

工人把一定量的劳动——撇开他的劳动所具有的特定的内容、目的和技术性质不说——加到劳动对象上，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又成了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包含在棉纱的价值中。可见，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这种转移是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发生的，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它是以劳动为中介的。然而它是怎样进行的呢？

工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劳动两次：一次由自己的劳动把价值加到棉花上；另一次保存棉花的旧价值，或者说，把他所加工的棉花和使用的纱锭的价值转移到产品棉纱上。他只是由于加进新价值而保存了旧价值。但是，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虽然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只劳动一次），因此很明显，这种结果的二重性只能用他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来解释。在同一时间内，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或转移价值。

我们叙述了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产品的总价值超过产品的形成要素的价值总额而形成的余额，就是价值已经增殖的资本超过原预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一方的生产资料，另一方的劳动力，不过是原有资本价值在抛弃货币形式而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

可见，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把它称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

相反，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转化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

第7章剩余价值率

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我们已经知道，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的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

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surplus labour）。把价值看做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

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因为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
。这两个比率把同一种关系表现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种是对象化劳动的形式，另一种是流动劳动的形式。

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

2.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把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分成几个量。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劳动，或不变资本部分。另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必要劳动，或可变资本部分。最后一个量的产品只代表同一过程中加进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

3.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1836年的一个早晨，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纳索·威·西尼耳，这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克劳伦的人，从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经济学，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习政治经济学。工厂主选中了他，要他充当斗士去反对新颁布的工厂法和比工厂法更激进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鼓动。工厂主以惯常的实际经验上的敏感看出，这位教授先生“还需要好好地最后雕琢一番”。因此他们写信叫他到曼彻斯特来。而这位教授先生把他在曼彻斯特从工厂主那里学到的课业，加以润色，写成一本小册子：《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一段很有教益的话：

“按照现行法律，凡雇用不满18岁的人的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得超过

小时，就是说，一周的前5天每天劳动12小时，星期六劳动9小时。下面的分析说明，这种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来源于最后一小时……劳动时间每天缩短1小时，纯利润就会消失，缩短

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

但是这个致命的“最后一小时”是“十足的胡说”。失掉这最后一小时，你们并不会丧失“纯利润”。

4.剩余产品

我们把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称为剩余产品。决定剩余价值率的，不是剩余价值同资本总额的比率，而是剩余价值同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比率，同样，决定剩余产品的水平的，也不是剩余产品同总产品的其余部分的比率，而是剩余产品同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的比率。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同样，富的程度不是由产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剩余产品的相对量来计量。

第8章工作日

1.工作日的界限

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它的一部分固然是由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而变化。因此，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

另一方面，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不过它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长到超出某个一定的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一个人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像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弹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例如我们看到有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16小时、18小时的工作日，也就是有各种各样长度的工作日。

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资本家有权要工人在一日之内为他做工。但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当然比一个自然的生活日短。短多少呢？关于这个极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资本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

我们看到，撇开弹性很大的界限不说，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独特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2.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

3.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面包掺假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在伦敦尤为厉害。这种现象最先是由下院“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1855～1856年）和哈索尔医生《揭穿了的掺假行为》一书揭发出来的。揭发的结果是1860年8月6日颁布了“防止饮食品掺假”法，这是一项无效的法律，因为它对每个企图靠买卖假货“赚正当钱”的自由贸易论者当然是极端宽容的。委员会本身也相当坦率地承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品”贸易。

不管怎样，委员会把公众的目光引向了他们“每日的面包”，从而引向了面包业。与此同时，伦敦面包工人在群众大会上和在向议会的请愿中，发出了反对过度劳动等等的呼声。这种呼声如此急迫，以致当局把我们上面屡次提到的1863年委员会的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先生，任命为皇家调查专员。他的报告和列举的证词激动了公众，不过不是激动了公众的心，而是激动了公众的胃。熟读圣经的英国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因此，不管“贸易自由”多么神圣，这个一向“自由”的面包业终于受到国家视察员的监督（1863年议会会议快结束时），同时，这次会议通过的法令还禁止18岁以下的面包工人在晚上9点至第二天早晨5点这段时间内做工。这项最后的条款充分说明了这个带有古代遗风的工业部门中过度劳动的情形。

至于这些“卖低价面包的老板”，连资产阶级观点也承认：“工人的无酬劳动是他们进行竞争的基础”。而“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则向调查委员会揭发说，他的“卖低价面包”的竞争者盗窃别人的劳动，并在面包中掺假。

“他们所以走运，全靠欺骗公众，压榨工人，要工人劳动18小时，而只给12小时的工资。”

面包掺假和卖低价面包的面包业主阶层的形成这两种现象，在英国是从18世纪初发展起来的，那时，这一行业的行会性质刚刚消失，而资本家以面粉厂厂主或面粉代理商的面目，出现在名义上的面包房老板的背后。这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为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和为夜间劳动奠定了基础，虽然夜间劳动甚至在伦敦也只是在1824年才真正站稳脚跟。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委员会的报告把面包工人列为短命的工人；这些工人即使幸运地逃脱了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通常都难免的夭折，也很少活到42岁。可是，等着去面包业做工的人总是非常之多。就伦敦来说，这种“劳动力”的来源是苏格兰、英格兰西部农业区以及德国。

1858～1860年，爱尔兰的面包工人自己筹款组织了多次群众大会，为反对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进行鼓动。公众怀着爱尔兰人的热情表示站在工人一边，例如在都柏林1860年的五月大会上就是这样。

4.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

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存在，只是为了吮吸劳动，并且随着吮吸每一滴劳动吮吸一定比例的剩余劳动。如果它们不这样做；而只是闲置在那里，就给资本家造成消极的损失，因为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就成了无用的预付资本；一旦恢复中断的生产必须追加开支，这种损失就成为积极的损失。把工作日延长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长到夜间，只是一种缓和的办法，只能大致满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劳动力，从身体上说是不可能的，因此，为克服身体上的障碍，就要求白天被吸尽的劳动力和夜里被吸尽的劳动力换班工作。换班有各种办法，例如可以使一部分员工这个星期做日班，下个星期做夜班，等等。大家知道，这种换班制的经营方法，在英国棉纺织业等部门方兴未艾的青春时期是很盛行的，今天，在莫斯科省的纺纱厂中也很流行。这种24小时连续不停的生产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直到今天还存在于大不列颠的许多依然“自由”的工业部门中，其中如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炼铁厂、锻冶厂、压延厂以及其他金属工厂。

5.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资本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可以在多长的时间内消费劳动力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可以把工作日再延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资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没有这种休息时间，劳动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首先，不言而喻，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惟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例如，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14世纪起一直到18世纪中叶的劳工法。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那些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的。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劳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因此，从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资本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力图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长程度，同19世纪下半叶国家在某些地方为了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大体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

6.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越过这个极限，延长到十二小时自然日的界限。

现代工业中的正常工作日，只是从1833年颁布了有关棉、毛、麻、丝工厂的工厂法起才出现的。1833～1864年的英国工厂立法史，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资本精神的特征！

1833年的法令规定，工厂的普通工作日应从早晨5点半开始，到晚上8点半结束。在这15小时的界限内，在白天的任何时间使用少年（从13～18岁）做工都是合法的，但是有一个条件：除某些特别规定的情况外，同一个少年一天之内做工不得超过12小时。

7.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占有者与其他商品的占有者相对立，即作为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多么大的变化啊！

第9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在这一章里，也同前面一样，假定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再生产或维持劳动力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是一个已知的不变的量。

在这个前提下，知道剩余价值率，同时也就知道一个工人在一定的时间内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量。

由此就得出如下第一个规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预付的可变资本量乘以剩余价值率，或者说，是由同一个资本家同时剥削的劳动力的数目与单个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之间的复比决定的。

因此，在一定量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一种因素的减少可以由另一种因素的增加来补偿。如果可变资本减少，同时剩余价值率却按同一比例提高，那么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仍然不变。

但是，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或延长工作日来补偿工人人数或可变资本量的减少，是有不能超越的界限的……平均工作日（它天然总是小于24小时）的绝对界限，就是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或者说，就是受剥削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这个非常明白的第二个规律，对于解释资本要尽量减少自己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即减少转化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的趋势（以后将谈到这种趋势）所产生的许多现象，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趋势是同资本要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量的另一种趋势相矛盾的。反过来说，如果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或可变资本量增加了，但是它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不成比例，那么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会减少。

第三个规律是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这两个因素而得出来的。如果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已定，劳动力价值或必要劳动时间量已定，那么不言而喻，可变资本越大，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也就越大。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必要组成部分的界限已定，那么，一个资本家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显然就只取决于他所推动的劳动量。但根据以上假设，他所推动的劳动量取决于他所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或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的人数又是由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量决定的。因此，在剩余价值率和劳动力价值已定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成正比。

从以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如果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么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还要工人除这8小时外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这时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作为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他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中世纪的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转化为资本家，限定一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

单个的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如柯尔培尔时代的法国和直到目前的德意志若干邦就是这样。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的形成，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

我们不详细谈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在生产过程的进行中的变化，也不谈资本本身的更进一步的规定。这里只着重指出少数要点。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

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单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看来是与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的。它在旧式面包业中和在现代棉纺业中同样有效。

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10章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相对剩余价值。

要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生产力的提高必须扩展到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它们或者属于日常生活资料的范围，或者能够代替这些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使商品取得最终形式的那种劳动的量，而且还取决于该商品的生产资料所包含的劳动量。例如，皮靴的价值不仅取决于鞋匠的劳动，而且还取决于皮革、蜡、线等等的价值。因此，那些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提供不变资本物质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产业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它们的商品相应的便宜，也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相反，那些既不提供必要生活资料，也不为制造必要生活资料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变得便宜的商品当然只是相应地，即只是按照该商品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例如，衬衫是一种必要生活资料，但只是许多种必要生活资料中的一种。这种商品变得便宜只会减少工人购买衬衫的支出。但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总和是由各种商品，各个特殊产业部门的产品构成的，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价值总是劳动力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劳动力价值随着它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缩短而降低，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全部缩短等于所有这些特殊生产部门中这种劳动时间缩短的总和。在这里我们把这个总结果看成好像是每个个别场合的直接结果和直接目的。当一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例如衬衫便宜的时候，他决不是必然抱有相应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但是，只要他最终促成这个结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必须把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同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

这里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但是，为了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根据已经得出的结果，要作如下的说明。

如果一个劳动小时用金量来表示是6便士或
先令，一个12小时工作日就会生产出6先令的价值。假定在一定的劳动生产力的条件下，在这12个劳动小时内制造12件商品；每件商品用掉的生产资料、原料等的价值是6便士。在这种情况下，每件商品花费1先令，即6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6便士是加工时新加进的价值。现在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在一个12小时工作日中不是生产12件这种商品，而是生产24件。在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每件商品的价值就会降低到9便士，即6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3便士是最后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一个工作日仍然同从前一样只创造6先令新价值，不过这6先令新价值现在分散在增加了一倍的产品上。因此分摊在每件产品上的不是这个总价值的
，而只是
，不是6便士，而是3便士，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就每件产品来说，现在加到生产资料上的，不像从前那样是整整一个劳动小时，而是半个劳动小时。现在，这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这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少于在社会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大宗同类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每件商品平均花费1先令，或者说，代表2小时社会劳动；在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以后，它只花费9便士，或者说，只包含
个劳动小时。但是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它的现实价值不是用生产者在个别场合生产它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而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因此，如果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按1先令这个社会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那么他的商品就是超出它的个别价值3便士出售，这样，他就实现了3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一个12小时工作日现在表现为24件商品，而不是过去的12件商品。因此，要卖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他就需要有加倍的销路或大一倍的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的商品只有降低价格，才能获得较大的市场。因此，资本家要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又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来出售商品，例如一件商品卖10便士。这样，他从每件商品上仍然赚得1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对于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总会这样提高，不管他的商品是不是属于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是不是参加劳动力的一般价值的决定。因此，即使撇开后面这种情况，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

然而，甚至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也是靠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的相应延长。

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一个12小时社会平均工作日总是生产6先令的价值产品，而不管这个价值额以怎样的比例分割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而劳动力的日价值，从5先令下降到3先令，那么剩余价值就从1先令增加到3先令。为了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从前需要10个劳动小时，现在只需要6个劳动小时。有4个劳动小时空了出来，可以并入剩余劳动的范围。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决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第11章协作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

因此，起初只是量上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一定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工人人数本身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且，就商品价值的生产来说，劳动过程的任何质的变化，看来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由价值的性质得出来的。

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人数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藏原料等的仓库、供许多人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总之，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的。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20个织布工人用20台织机劳动的房间，必然比一个独立织布者带两个帮工做工的房间大得多。但是，建造一座容纳20个人的作坊比建造10座各容纳两个人的作坊所耗费的劳动要少，因此大量积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不会和这些生产资料的规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单个产品上去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较小，部分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转移的总价值要同时分配在较大量的产品上，部分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的价值同分散的生产资料相比，绝对地说虽然较大，但从它们作用范围来看，相对地说却较小。因此，不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降低了，而随着这部分价值的量的减少，商品的总价值也降低了。其结果和商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变得便宜时所产生的结果一样。生产资料使用方面的这种节约，只是由于许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它们。即使许多人只是在空间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协同劳动，这种生产资料也不同于单干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分散的并且相对地说花费大的生产资料，而取得了社会劳动的条件或劳动的社会条件这种性质。一部分劳动资料甚至在劳动过程本身取得这种社会性质以前，就已经取得这种社会性质。

生产资料的节约一般要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方面，它使商品便宜，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它改变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也就是同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之间的比例。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作协作。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总产品要多得多。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尽管许多人同时协同完成同一或同种工作，但是每个人的个人劳动，作为总劳动的一部分，仍可以代表劳动过程本身的不同阶段。由于协作，劳动对象可以更快地通过这些阶段。例如，瓦匠站成一排，把砖从脚手架的下面传到上面，虽然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些单个操作构成一个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块砖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通过的各个特殊阶段。因此，总体劳动者例如用24只手传砖，比单个劳动者每人都用两只手搬着砖上下脚手架要快。劳动对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同样的空间。另一方面，例如，如果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尽管协作的人做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会发生劳动的结合。144小时的结合工作日可以在空间上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因为结合劳动者或总体劳动者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这样，144小时结合工作日完成总产品，比只能比较单方面地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多少是单干的劳动者的12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要快。产品的不同的空间部分同时成长。

我们所以着重指出，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是因为这种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即使在最发达的协作形态中也起着重大作用。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

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同样，随着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其次，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

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政治经济学家在拿独立的农民或独立的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作比较时，把这种监督工作算作非生产费用。相反地，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却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的从而对抗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

在人类文化初期，在狩猎民族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这两点使得这种协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协作。在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偶尔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大多数以奴隶制为基础。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不过，历史地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对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协作不是表现为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

正如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协作本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这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一变化的前提，即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雇佣工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和资本本身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

上面所考察的简单形态的协作，是同规模较大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代的固定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它至多不过在仍然保持手工业性质的初期工场手工业中，在那种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适应的、仅仅由于同时使用的工人的数量和所积聚的生产资料的规模才和农民经济有本质区别的大农业中，近似地表现出来。简单协作在那些大规模运用资本而分工或机器还不起重大作用的生产部门，始终是占统治的形式。

虽然协作的简单形态本身表现为同它的更发展的形式并存的特殊形式，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

第12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1.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居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

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方式，它由手工业形成的方式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以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结合为出发点，这些手工业非独立化和片面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它们在同一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它把这种个人手工业分成各种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和独立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每一种操作成为一个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但是不管它的特殊的出发点如何，它的最终形态总是一样的：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

2.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如果我们进行更仔细的考察，那么首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同时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劳动，所以，这样获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下去。

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同类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钻具、凿具和锤具等，用于不同的劳动过程，而同一种工具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又用于不同的操作。但是，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并且每一种局部操作在局部工人手中获得最合适的因而是专门的形式，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工具形式变化的方向，是根据从工具原来形式带来的特殊困难中得出的经验决定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前者使同类的工具获得了适合于每种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后者使每种这样的特殊的工具只有在专门的局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单在伯明翰就生产出约3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这样，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

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构成工场手工业的简单要素。现在我们来考察工场手工业的全貌。

3.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的组织有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形式虽然有时交错在一起，但仍然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类别，而且特别在工场手工业后来转化为使用机器的大工业时，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二重性起源于制品本身的性质。制品或者是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装配而成，或者是依次经过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过程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态。

例如，机车是由5 00多个独立部件组成的。但是它不能算作第一类真正工场手工业的例子，因为它是大工业的产物。钟表才是最好的例子。

第二类工场手工业，是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它生产的制品要经过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例如，制针手工工场的针条要经过72个甚至92个专门的局部工人之手。

由于这种工场手工业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它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制品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同样，用在这种转移上的劳动也减少了。这样，同手工业相比，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这种提高是由工场手工业的一般协作性质产生的。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特有的分工原则，使不同的生产阶段孤立起来，这些阶段作为同数的手工业性质的局部劳动而互相独立。既然各个孤立的职能之间要建立和保持联系，制品就得不断地由一个人之手转到另一个人之手，由一个过程转到另一个过程。从大工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形表现为一种具有特征的、破费的、工场手工业原则所固有的局限性。

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特有的机器始终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的总体工人本身。一种商品的生产者顺序地完成的、在其全部劳动过程中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操作，向商品生产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在一种操作中，他必须使出较大的体力；在另一种操作中，他必须比较灵巧；在第三种操作中，他必须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同一个人不可能在相同的程度上具备这些素质。在各种操作分离、独立和孤立之后，工人就按照他们的特长分开、分类和分组。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么工场手工业一经建立，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发展起来。现在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个体化而成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转化为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

因为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所以他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因此，工场手工业发展了一种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工资的等级制度。一方面，单个工人适应于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另一方面，各种劳动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然而，每一个生产过程都需要有一些任何人都能胜任的简单操作。现在，这一类操作也断绝了同内容较充实的活动要素的流动的联系，硬化为专门职能。

因此，工场手工业在它掌握的每种手工业中，造成了一类所谓的非熟练工人，这些工人是手工业生产极端排斥的。如果说工场手工业靠牺牲完整的劳动能力使非常片面的专长发展成技艺，那么它又使没有任何发展开始成为专长。与等级制度的阶梯相并列，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对后者说来完全不需要学习费用，而对前者说来，由于职能的简化，学习费用比手工业者要低。在这两种场合，劳动力的价值都降低了。但也有例外，当劳动过程的分解产生了一些在手工业生产中根本没有过的，或者不是在同样大的范围内有过的新的综合的职能时，就是如此。由学习费用的消失或减少所引起的劳动力的相对贬值，直接包含着资本的更大的增殖，因为凡是缩短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事情，都会扩大剩余劳动的领域。

4.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我们首先考察了工场手工业的起源，接着考察了它的简单要素——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最后考察了它的总机构。现在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

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作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作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作个别的分工。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随着共同体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各氏族间的冲突，一个氏族之征服另一个氏族，这种分工的材料也扩大了。另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共同体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因为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共同体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从而使它们转化为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共同体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的联系是以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为中介的。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但是关于这种对立，我们不在这里多谈。

一定量同时使用的工人，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同样，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在这里，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一个工场内的密集。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

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到目前为止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行业，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转化为各种独立的行业。前面已经指出，在制品是一个由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装配成的整体的地方，局部劳动又可以独立化为特殊的手工业。为了使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更完善，同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其原料的不同，根据同一种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时是崭新的工场手工业。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是互相制约的，相反地，在职业的分离自然地发展起来、随后固定下来、最后由法律加以巩固的早期社会形式中，一方面，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另一方面，工场内部的分工还完全受到排斥，或者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

5.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人数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反过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须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另一方面，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人数，而且只能按倍数来增加。但是随着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也必须增加，建筑物、炉子等共同生产条件的规模要扩大，原料尤其要增加，而且要比工人人数快得多地增加。由于分工，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一定劳动量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也就按比例增大。因此，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

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简单协作中一样，执行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不仅使以前独立的工人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而且还在工人自己中间造成了等级的划分。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社会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

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

1.机器的发展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化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这里只能谈谈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热力机、电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等。传动机构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形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机构的这两个部分的作用，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这样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在这里我们就有了机器，但它还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

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有机体的工具转化为一个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我们以上所考察的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现在，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作机。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在简单协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专业化的协作中，社会化的工人排挤单个的工人还多少是偶然的现象。而机器，除了下面要谈的少数例外，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决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

在考察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我们知道，共同消费某些共同的生产条件（如建筑物等），比单个工人消费分散的生产条件要节约，因而能使产品便宜一些。在机器生产的场合，不仅一个工作机的许多工具共同消费一个工作机的躯体，而且许多工作机共同消费同一个发动机和一部分传动机构。

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转给日产品的价值部分之间的差额已定，那么这个价值部分使产品变贵的程度，首先取决于产品的数量，就像是取决于产品的面积。

如果机器转给产品的价值的比率已定，那么这个价值部分的大小就取决于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少，它加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务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务。而用机器生产机器，会使机器的价值相对机器的规模和作用而言降低下来。

比较分析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产品中，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这就是说，它的绝对量是减少了，但它同产品（如一磅棉纱）的总价值相比较的量是增大了。

很明显，如果生产一台机器所费的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节省的劳动相等，那么这只不过是劳动的变换，就是说，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没有减少，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但是，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显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只要机器所费的劳动，从而机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这种差额就一直存在。因此，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

如果只把机器看做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么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因为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a）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转化为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购买例如有四个劳动力的一家人，也许比以前购买家长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些，但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格按照四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了。现在，一家人要维持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b）工作日的延长

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么，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他人劳动的贪欲。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

（c）劳动的强化

不言而喻，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这一特殊类别工人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自然也会增加。

缩短工作日，这种起初创造了使劳动凝缩的主观条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付出更多力量的办法，一旦由法律强制实行，资本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段，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即扩大他的劳动范围。改进机器结构，一方面是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这本身又是和劳动的强化伴随在一起的，因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资本家在生产费用上面精打细算。

4.工厂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机器体系的构成。后来我们看到，机器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机器怎样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最后，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的增长的产品，但又怎样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现在我们转过来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发达的形态。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

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

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的补偿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任何一种机器产品，例如一码机织布总是比被它排挤的同种手工产品便宜，所以就产生一条绝对的规律：如果机器生产的物品的总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物品的总量相等，那么，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就要减少。生产劳动资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劳动量的减少相比，必然较小。不然的话，机器产品就会同手工产品一样贵，或者更贵。但是事实上，人数减少了的工人所生产的机器制品总量不是不变，而是远远超过被排挤的手工业制品的总量。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纺织业的危机

政治经济学上一切头脑健全的代表人物都承认，新采用机器，对那些首先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旧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状况上遭遇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性，成为正常的现象。

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为条件。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在工业循环的退潮期和涨潮期内实现。它还经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的队伍拒之门外，而工厂的单纯的量的扩大在把被逐出的工人吸收进来的同时，还把新的人员吸收进来。工人就这样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而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a）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

据亚当·斯密说，在他那时候，10个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针48 000多枚。但是现在，一台机器在一个十一小时工作日中就能制针145 000枚。一个妇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4台这样的机器，因此，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产针近60万枚，每星期就可以生产300多万枚。如果一台单个的工作机代替了协作或工场手工业，那么，工作机本身又可以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手工业生产在机器基础上的再现只是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只要机械动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来推动机器，工厂生产通常就会出现。

（b）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

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时而挤进工场手工业的这个局部过程，时而又挤进那个局部过程。这样一来，从旧的分工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就发生溶解，并给不断变化腾出位置。此外，总体工人即结合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反，现在，只要可行，分工的计划总是把基点放在使用妇女劳动、各种年龄的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工人劳动上，总之，放在使用英国人所谓的“廉价劳动”上。这一情况不仅适用于使用机器或者不使用机器的一切大规模结合的生产，而且适用于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所谓家庭工业。这种所谓的现代家庭工业，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现在它已经转化为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外部分支机构。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居住在大城市和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

（c）现代工场手工业

关于现代工场手工业（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规模的工场）中劳动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节约，可以在《公共卫生报告》第4号（1861年）和第6号（1863年）中找到大量的官方材料。报告中关于工场，特别是关于伦敦印刷业和裁缝业工场的描绘，超过了我们的小说家的最可怕的幻想。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枢密院主任医官兼《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在我的第4号报告（1861年）中曾指出，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围内，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曾指出，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实现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现在，无数的男女工人的生
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

（d）现代家庭劳动

我现在来谈谈所谓家庭劳动。为了对这个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资本的剥削领域和它的骇人听闻的状况有个简略的了解，不妨考察一下例如英格兰某些偏僻乡村经营的那些表面上充满田园风味的制钉业。不过在这里，只要从花边业和草辫业中完全没有采用机器，或者同机器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完全没有发生竞争的部门中举出几个例子就够了。

花边整理当作一种家庭劳动，或者是在所谓“老板娘家”进行的，或者是在妇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进行的。那些开设“老板娘家”的妇女本身也是贫穷的。工场就是她们的私宅的一部分。她们从工厂主或商店老板等人那里承揽定货，使用妇女、少女和幼童的劳动，其人数要看她们房间的大小和营业需要的变动情况而定。雇用的女工的人数有些工场是20至40人，有些工场是10至20人。儿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龄是6岁，但有些儿童不满5岁就开始劳动了。劳动时间通常是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中间有1.5小时的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很不规则，而且往往是在臭气熏天的小工房里吃饭。生意好的时候，往往从早晨8点（有时是6点）干到夜里10、11或12点。

（e）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中的实行而加速

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化的趋势。助长这种趋势的，首先是缝纫机本身的性能，它的多种多样的用途促使以前分散的生产部门在同一个厂房里和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联合起来；其次是，初步的缝纫工作以及其他一些操作最适合在机器所在的地方进行；最后是，那些用自己的机器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人不可避免地遭到剥夺。现在，这种命运已经部分地落在他们身上了。投在缝纫机上的资本量的不断增加，刺激了生产，并造成了市场停滞，这就发出了家庭工人出卖缝纫机的信号。缝纫机本身的生产过剩又迫使急于打开销路的缝纫机生产者按周出租缝纫机，这就造成了把小的机器所有者置于死地的竞争局面。机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使旧机器也不断地贬值，以致只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买这种机器的大资本家，才能从使用这种机器中获利。最后，用蒸汽机代替人，在这里也像在一切类似的变革过程中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蒸汽力的运用最初遇到了一些纯粹技术上的障碍，例如机器发生震动，控制机器速度有困难，轻型机器损坏很快等等，但经验很快就教会了人们克服这些障碍。如果说，一方面许多工作机在比较大的手工工场中的集中促进了蒸汽力的应用，那么另一方面，蒸汽同人的肌肉的竞争则加速了工人和工作机在大工厂的集中。

这种自发进行的工业革命，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工业部门的推行而被人为地加速了。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等，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另一方面，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集结起来。每一种受工厂法威胁的工场手工业所一再狂热鼓吹的主要反对论据，实际上不外是：必须支出更大量的资本，才能在旧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至于说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之间的中间形式以及家庭劳动本身，那么，随着工作日和儿童劳动受到限制，它们也就日益失去立足之地。对廉价劳动力的无限制的剥削是它们竞争能力的惟一基础。

9.工厂立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

撇开卫生条款中使资本家容易规避的措辞不说，这些条款的内容也是非常贫乏的，实际上只是就粉刷墙壁和其他几项清洁措施、通风和危险机器的防护等做出一些规定。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很快从教师的证词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

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种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做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学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立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10.大工业和农业

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这样，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幼年未发展的形态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农业中，像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像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14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当他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然物实行个人占有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来他成为被支配者。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它就不再适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在阐述理论史的本书第四册将更详细地谈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做生产工人的决定性的特征。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工人所下的定义，随着它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

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通过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的各种方法来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

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只要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就够了，例如，只要从前为自己劳动或者作为行会师傅的帮工的手工业者变成受资本家直接支配的雇佣工人就够了；另一方面却可以看到，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也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正是表现为大工业的特有的产物。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个生产部门，它就不再是单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那就更是如此。这时它成了生产过程的普遍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现在它作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方法，只在下面两种情况下还起作用：第一，以前只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那些产业为它所占领，也就是说，它扩大作用范围；第二，已经受它支配的产业由于生产方法的改变不断发生革命。

从一定观点看来，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对剩余价值是绝对的，因为它以工作日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为前提。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因为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个部分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运动，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并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只要涉及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觉到了。假定劳动力按其价值支付，那么，我们就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如果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的正常强度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相对量的变化才能提高，而这种变化在工资不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情况下，又以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强度的变化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要的生活资料，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阶级。

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有一个自然基础，但这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即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身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比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作食物。决不应该像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把各种神秘的观念同这种自然发生的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会出现。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他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部分人也就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起来。此外，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决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

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决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在西欧社会中，工人只有靠剩余劳动才能买到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劳动的许可，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提供剩余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一种天生的性质。

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

第15章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劳动力价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这些生活资料在形式上虽然可能有变化，但是在一定社会的一定时代，它们的量是一定的，所以可以看做是一个不变量。变化的是这个量的价值。还有两个因素决定劳动力的价值。一个是劳动力的发展费用，这种费用是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另一个是劳动力的自然差别：是男劳动力还是女劳动力，是成年劳动力还是未成年劳动力。这些不同劳动力的使用（这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工人家庭的再生产费用上和在成年男工的价值上都造成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下面的研究中，是撇开这两个因素的。

我们假定：1.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2.劳动力的价格有时可能比它的价值高，但从不比它的价值低。

在这种假定下，我们看到，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取决于三种情况：1.工作日的长度，或劳动的外延量；2.正常的劳动强度，或劳动的内涵量，即一定时间内耗费一定量的劳动；3.最后，劳动生产力，即由于生产条件发展程度的不同，等量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显然，这三个因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或者是其中一个因素不变，其他两个因素可变；或者两个因素不变，一个因素可变；最后，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变化。这些因素同时变化时，又因为变化的大小和方向可以不同，组合也就更加多种多样了。下面只谈谈几种最主要的组合。

1.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已定），劳动生产力可变

在这个假定下，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由三个规律决定的：第一，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从而不论产品量和单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

第二，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按照相反的方向变化。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它的提高或降低，按照相反的方向影响劳动力的价值，按照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

第三，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始终是劳动力价值相应的减少或增加的结果，而决不是这种减少或增加的原因。

2.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劳动强度可变

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为前提的。因此，一个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一个时数相同但强度较小的工作日体现为更多的产品。诚然，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同一个工作日就提供较多的产品。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劳动比以前少，单个产品的价值就下降；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单个产品的价值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但它们的价格没有下降。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它们的价格总额也就增大，但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一价值总额不过表现在增大的产品总量上。可见，在劳动时数不变的情况下，强度较大的工作日就体现为较多的价值产品，因而，在货币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也就体现为较多的货币。强度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变化。因此，同一个工作日不再像以前那样表现为一个不变的价值产品，而是表现为一个可变的价值产品。

3.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工作日可变

工作日可以向两个方向变化。它可以缩短或延长。

（1）在假定的条件下，即在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时，工作日的缩短不会使劳动力价值，从而不会使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它会缩小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随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下降，它的相对量，即它同劳动力价值的不变量相比的量也就下降。资本家只有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才能避免损失。

（2）工作日的延长：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或劳动力价值是3先令，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剩余价值是3先令。那么，整个工作日就是12小时，并表现为6先令的价值产品。如果工作日延长2小时，劳动力价格不变，那么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就随同它的绝对量一同增加。

随着工作日的延长，劳动力的价格尽管名义上不变，甚至有所提高，还是可能降到它的价值以下。

4.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

很明显，在这里可能有许多种组合。可能两个因素变化，一个因素不变，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它们可能在同一程度上或在不同程度上变化，可能向同一方向或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以致它们的变化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互相抵消。其实，根据Ⅰ、Ⅱ、Ⅲ节所做的解释来分析一切可能的情况并不困难。只要顺次地把其中一个因素视为可变，把其他因素视为不变，就会得到任何一种可能的组合的结果。

第16章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率是用下列公式来表示的：

前两个公式是价值的比率，第三个公式是生产这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的比率，它们表示同一个东西。这些互相替代的公式在概念上是严格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些公式诚然在实质上已经制定出来，但是还不是有意识地制定的。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下列派生的公式：

这里，同一个比率交替地在劳动时间的形式上，在劳动时间借以体现的价值的形式上，在这些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形式上表现出来。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产品价值只能理解为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不包括在内。

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的第三个公式是：

这个公式会引起一种误解，好像资本家是向劳动而不是向劳动力支付报酬，但是这种误解经过前面的说明已经消除了。
这个公式只是
这个公式的通俗的表述。

第六篇工资

第17章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在这里，人们说劳动的价值，并把它的货币表现叫作劳动的必要价格或自然价格。另一方面，人们说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围绕着劳动的必要价格上下波动的价格。

但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呢？这就是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动的对象形式。我们又用什么来计量商品的价值量呢？用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计量。那么，比如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包含的12个劳动小时决定的；这是无谓的同义反复。

实际上，在商品市场上同货币占有者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是工人。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

总之，就“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言，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而后者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

第18章计时工资

我们记得，劳动力总是按一定时期来出卖的。因此，直接表现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等等的转化形式，就是“计时工资”的形式，也就是日工资等等。

工人靠日劳动、周劳动等等得到的货币额，形成他的名义的即按价值计算的工资额。

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果日劳动、周劳动等等的量已定，那么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本身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值而变化，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偏离而变化。反之，如果劳动价格已定，那么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日劳动或周劳动的量。

第19章计件工资

计件工资无非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正如计时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一样。

现在我们比较详细地来考察一下计件工资的特点。

在这里，劳动的质量是由产品本身来控制的，产品必须具有平均的质量，计件价格才能得到完全的支付。从这方面说，计件工资是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

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这就会引起那种在研究计时工资时已经指出过的反作用，更不用说，即使在计件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本身就包含着劳动价格的下降。

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除少数例外，通常是对同样的职能支付同样多的工资；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虽然劳动时间的价格是由一定量的产品来计量的，但日工资或周工资却因工人的个人差别而变化，因为某一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只提供最低限额的产品，另一工人提供平均数额的产品，第三个工人则提供超过平均数额的产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工人的实际收入，会因其技能、体力、精力、耐力等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

第20章工资的国民差异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动，在生产一个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进行的价值计量。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但是，价值规律在其国际范围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名义工资，即表现为货币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国家会比在后一种国家高；但这决不是说，实际工资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资料也是这样。

但是即使撇开不同国家货币价值的这种相对的差异，也常常可以发现，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在前一种国家比在后一种国家高，而相对的劳动价格，即同剩余价值和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在后一种国家却比在前一种国家高。

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

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假定，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资本家如何回到商品市场
：既不研究资本在流通领域里所采取的那些新形式，也不研究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再生产的具体条件。另一方面，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当作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或者，不妨把他当作所有参加分赃的人的代表。所以，我们首先抽象地来考察积累，也就是把积累只看做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第21章简单再生产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在例如一年里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只有在实物形式上为数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换，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再生产或保持自己的财富，这些新物品要从年产品总量中分离出来，重新并入生产过程。因此，一定量的年产品是属于生产的。这部分本来供生产消费之用的产品，就采取的实物形式来说，大多数不适于个人消费。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一种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一种手段。某个人之所以扮演资本家的经济角色，只是因为他的货币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比如说，如果100镑预付货币额在今年转化为资本，生产了20镑剩余价值，那么，在明年及以后各年它必须重复同样的活动。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

如果这种收入只是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或者说，它周期地获得，也周期地消费掉，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简单再生产。虽然简单再生产只是生产过程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但是这种单纯的重复或连续，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

生产过程是以购买一定时间的劳动力作为开端的，每当劳动的售卖期限届满，从而一定的生产期间（如一个星期、一个月等等）已经过去，这种开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报酬。因此，工人既生产了我们暂时只看做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用。

因此，可变资本不过是工人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基金所以不断以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但是劳动基金的这种表现形式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把工人自己的对象化劳动预付给工人。

诚然，只有从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可变资本才会失去从资本家私人基金中预付的价值的性质。但是，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因此，从我们上面所持的观点来看，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无酬的他人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占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进入市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还会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资本的可变部分，而且影响整个资本。

如果1 00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200镑，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5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等于5×200，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1 000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么，在生产过程重复10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10×100=1 000。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他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么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的总额。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么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

因此，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人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无酬的他人劳动在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上的化身。

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利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工人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本身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是他的生产消费。同时这也是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他的劳动力的消费。另一方面，工人把购买他的劳动力而支付给他的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这是他的个人消费。可见，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消费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消费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一种消费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一种消费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情况就不同了。当资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资本转变为劳动力时，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他一举两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西中获取利益。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像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中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

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它不让这些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在它不断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从他们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跑掉。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的独立性这种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拟制来保持的。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第22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我们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作资本积累。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

但要使这些组成部分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阶级还需要追加劳动。如果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都不能增加对已经就业的工人的剥削，那就必须雇用追加的劳动力。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也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把工人阶级当作靠工资过活的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够用来进行繁殖。资本只要把工人阶级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同已经包含在年产品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就完成了。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

我们在这里撇开资本家自己所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说。追加资本是同原有资本合并，还是同它分开而独立增殖；是由积累它的同一资本家使用，还是转入别的资本家手中，这些我们暂时也不必过问。只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每一个积累的资本就它同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的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如果追加资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产出来的人，那么他们首先必须继续使原有资本增殖，其次要对自己过去劳动的产品用比它所费劳动更多的劳动买回来。如果我们把这看做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交易，那么，即使用从前雇用的工人的无酬劳动来雇用追加的工人，问题的实质也不会有丝毫改变。资本家也许还把追加资本转化为机器，而机器又把这种追加资本的生产者抛向街头，用几个儿童来代替他们。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这就是所谓“资本生资本”。

第一个追加资本2 00镑的积累的前提，是资本家所预付的、由于他的“最初劳动”而属于他的10000镑价值额。而第二个追加资本400镑的前提，只能是第一个追加资本2 000镑的先行积累，400镑就是这2 000镑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现在，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惟一条件。资本家积累得越多，他就越能更多地积累。

既然构成第一个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用一部分原资本购买劳动力的结果，而这种购买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从法律上看来，这种购买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自由地支配属于他的价值；既然第二个追加资本等等不过是第一个追加资本的结果，因而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既然每一次交易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实际价值进行的；那么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是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占有他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因此，不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好像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如何矛盾，但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决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只要略微回顾一下以资本主义积累为终点的各个依次发生的运动阶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这一点。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价值额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全按照交换规律进行的。契约的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方购买劳动力。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让渡给后者。后者就借助于现在也归他所有的劳动，把已经归他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一种新产品，这个产品在法律上也归他所有。

这个产品的价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有用劳动不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就不能消费这些生产资料；但劳动力要卖得出去，必须能够向使用它的工业部门提供有用劳动。

其次，新产品的价值包含了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一个剩余价值。这是由于按一定时期（一日、一周等等）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它在这期间被使用后所创造的价值。但是，工人得到了付给他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让渡了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同任何买卖都一样。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能提供劳动，从而能创造价值，但这并不触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所以，如果说预付在工资上的价值额不仅在产品中简单地再现出来，而且还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那么，这也并不是由于卖者被欺诈——他已获得了自己商品的价值——而只是由于买者消费了这种商品。

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这一规律甚至从来就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并且同它们的消费毫无关系，因为消费只是在买卖结束和完成以后才开始的。

可见，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的。尽管这样，这种转化仍然有以下的结果。

1.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

2.这一产品的价值除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外，还包含剩余价值，后者要工人耗费劳动，而不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但它却成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

3.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找到买者就可以重新出卖。

简单再生产仅仅是这种最初的活动的周期反复。货币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转化为资本。因此，规律并没有遭到违反，相反地，只是得到不断发生作用的机会。

诚然，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从它的更新的不间断进行中加以考察，而且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阶级和与它对立的工人阶级，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

在商品生产中，互相对立的仅仅是彼此独立的卖者和买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他们所签订的契约期满而告结束。要是交易重复进行，那是由于订了新的契约，它同以前的契约完全无关，在这里同一买者和同一卖者再次碰在一起只是偶然的事情。

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或属于商品生产的过程按商品生产本身的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换行为就其本身来加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换行为的一切联系。因为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去寻找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和先行积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这同一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

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性，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

2.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在进一步探讨积累或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某些规定以前，我们必须清除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一种含糊观点。

李嘉图和一切以后的经济学家追随亚当·斯密一再重复地说“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这就大错特错了。根据这种看法，所有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要成为可变资本了。其实，剩余价值和原预付价值一样，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是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被资本家消费了。它通过自己的职能——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同时，购买劳动力所付出的货币，转化为不是由“生产劳动”而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

3.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

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资本家作为收入消费，另一部分用作资本或积累起来。

在剩余价值量已定时，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分割的比例决定着积累量。而谁进行这种分割呢？是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资本家。因此，这是他的意志行为。至于他所征收的贡品中由他积累的部分，据说是他节约下来的，因为他没有把它吃光用尽，也就是说，因为他执行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即执行使自己致富的职能。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人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此外，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是像货币贮藏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像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因此，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

艾金医生在1795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曼彻斯特的工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工厂主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劳动。”

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6便士一杯果汁酒和1便士一包烟叶。直到1758年，才出现了划时代的事情，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实际从事营业的人坐上自己的马车”！“第四个时期”，即18世纪最后30多年，“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如果善良的艾金医生今天在曼彻斯特复活的话，他又将说些什么呢！

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的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以资本形式同他相对立，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

4.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假设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积累的资本量显然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

我们记得，剩余价值率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等同起来。在论述剩余价值的生产的那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一定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但其下降比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缓慢的情况下，剩余产品量也会增加。因此，在剩余产品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增加，而积累基金并不减少。积累基金的相对量甚至可以靠牺牲消费基金而增加，而由于商品变得便宜，资本家享用的消费品仍和过去相等甚至比过去还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即使在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实际工资从来不会和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这样，同一可变资本价值会推动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推动更多的劳动。同一不变资本价值会表现为更多的生产资料，即表现为更多的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从而会提供更多的形成产品和价值的要素，或者说，提供更多的吮吸劳动的要素。因此，在追加资本的价值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下，积累仍然可以加快。不仅再生产的规模在物质上扩大了，而且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比追加资本的价值增长得更快。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对原资本或已经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发生反作用。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是由劳动资料如机器等等构成的，这些劳动资料只有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会被消费掉，因而被再生产出来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但是，这些劳动资料每年都有一部分死亡，或者说，达到了它的生产职能的终点。因此，每年都有一部分是处在周期的再生产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的阶段。如果生产这些劳动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发展了，而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那么旧的机器、工具、器械等等就会被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械等等所代替。撇开现有的劳动资料在细节上的不断改进不说，旧的资本也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产出来。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在一年当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其中由农业生产的大多是一年再生产一次。因此，改良方法等等的每次采用，在这里对追加资本和已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几乎同时发生影响。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当然，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同时会使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地贬值。只要这种贬值通过竞争被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用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劳动把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是同劳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的。因此，虽然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给自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由劳动转移到产品上的旧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

随着资本的增长，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在增大。换句话说，劳动资料如建筑物、机器、排水管、役畜以及各种器械的价值量和物质量都会增加，这些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里，在不断反复进行的生产过程中，用自己的整体执行职能，或者说，为达到某种有用的效果服务，而它们本身却是逐渐损耗的，因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越是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发生作用而不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也就是说，它们越是整个地被使用而只是部分地被消费，那么，它们就越是像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电力等等那样，提供无偿的服务。被活劳动抓住并赋予生命的过去劳动的这种无偿服务，会随着积累规模的扩大而积累起来。

在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人数和资本的量是相适应的，虽然它们的比例是变动着的。所以，资本由于连续的积累而增加得越多，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价值额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资本家既能过更优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最后，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运作得越是有力。

5.所谓劳动基金

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资料的量或所谓劳动基金，被虚构为社会财富中一个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为了推动社会财富中要作为固定资本，或从物质方面说，要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那一部分，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劳动。这个量是由工艺所确定的。但是，推动这一劳动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数不是已定的，因为这个数目随着单个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变化，这个劳动力的价格也不是已定的，已定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弹性的最低界限。这一教条所依据的事实是：一方面，工人对社会财富分为非劳动者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一点无权过问；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运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可能靠牺牲富人的“收入”来扩大所谓“劳动基金”。

把劳动基金的资本主义界限改写成劳动基金的社会的自然界限。

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1.在资本构成不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我们在这一章要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进行中所起的变化。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投入一定生产部门的许许多多单个资本，在构成上或多或少是不同的。把这些资本的一个个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最后，把一切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加以总平均，就得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构成，我们以下要谈的归根到底只是这种构成。

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组成部分，即转变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的增长。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总要有一部分再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追加的劳动基金。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么，对劳动的需要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因为资本每年都生产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资本，因为这种增殖额本身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的扩大每年都在增长，最后，因为在致富欲的特殊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只要改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积累的规模就能突然扩大，所以，资本的积累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或工人人数的增加，对工人的需要，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来，工资就会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变，这种情况最终一定会发生。因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迟早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时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提高。在整个15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就可以听到这方面的怨言。但是这些多少有利于雇佣工人的维持和繁殖的情况，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

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加而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大都把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在这里，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用它的服务或它的产品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买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是生产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劳动比他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多，也就是包含一个不花费他什么但会通过商品的出售得到实现的价值部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劳动力只有在它会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来保存，把自身的价值当作资本再生产出来，并且以无酬劳动提供追加资本的源泉的情况下，才能够卖出去。所以，劳动力的出卖条件不管对工人怎样有利，总要使劳动力不断地再出卖，使财富作为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我们已经知道，工资按其本性来说，要求工人不断地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即使完全撇开工资提高而劳动价格同时下降等情况不说，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

作为所谓“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如下：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不外是转化为资本的无酬劳动和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决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量，即资本量和工人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相反地，归根到底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至于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么，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这样一点，即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

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

每一单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每一个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大规模生产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础。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的。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各单个资本以及与之相联的生产资料的积聚，会按照它们各自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份额的比例而增长。同时，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杈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在这方面，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分产起着重大作用。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家的人数也多少有所增加。这种直接以积累为基础的或不如说和积累等同的积聚，有两个特征。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聚的增进，受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第二，社会资本中固定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部分，分在许多资本家身上，他们作为独立的和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着。

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这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与积累等同的积聚。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这一过程和前一过程不同的地力就在于，它仅仅以已经存在的并且执行职能的资本在分配上的变化为前提，因而，它的作用范围不受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或积累的绝对界限的限制。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膨胀成很大的量，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人手中丧失了。这是不同于积累和积聚的本来意义的集中。

资本的这种集中或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不可能在这里加以阐述。简单地提一些事实就够了。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其次，我们记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除此而外，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成长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面创造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手段。因此，现在单个资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虽然集中运动的相对广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资本主义财富已经达到的数量和经济机构的优越程度来决定，但是集中的进展决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这正是集中与积聚——它不过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另一种表现——特别不同的地方。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增长成巨大的量，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惟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惟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

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不论经营规模的扩大是积累的结果，还是集中的结果；不论集中是通过吞并这条强制的途径来实现——在这种场合，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融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

不过很明显，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

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积累的增进时，今天已经默默地把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内。

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见第22章第1节），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从头到尾地会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在这种形态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不言而喻，经历这种更新过程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聚集，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也就越厉害。

可见，一方面，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

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资本积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是从以上我们看到，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而实现的。

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

4.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因此，相对过剩人口时而在危机时期急剧地表现出来，时而在营业呆滞时期缓慢地表现出来。如果撇开这些形式不说，那么，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

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矿山等等，工人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因此总的说来，就业人数是增加的，虽然增加的比率同生产规模相比不断缩小。在这里，过剩人口处于流动的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泥潭里。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因此，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它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它的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人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中一个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阶级的增长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谬的。它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

最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撇开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话，撇开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说，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a）1846～1866年的英格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1855年是851 369人，1856年是877 767人，1865年是971 433人。由于棉荒，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 079 382人和1 014 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

（b）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

在伦敦，随着城市不断“改良”，以及与此相联的旧街道和房屋被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增多和人口流入，最后，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中等阶级其他下层的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条件中了。

（c）流动人口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它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它扎营的附近地区。在像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企业主本人通常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木棚里各有1个、2个或3个洞穴，住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2先令、3先令或4先令。

（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勒、米尔沃尔、格林尼治、德特福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15 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000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

（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些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摇篮。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摧毁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获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

（f）爱尔兰

爱尔兰1846年的饥荒毁灭的人超过一百万，然而全是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20年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不像三十年战争那样，在减少人数的同时也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像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反而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有组织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口钻开一个出口，而是使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多于新生的人数，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1846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像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

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

1.原始积累的秘密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它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在追求绝对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决不是这件事情的惟一原因。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强行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佛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转化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

在16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阶级行列。很大一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者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户大批地赶走，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在一起。

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失了。

18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手段。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

最后，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clear-ing of 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清扫”是前面谈过的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我们在上面谈到现代状况时知道，在已经没有独立农民可以清扫的地方，现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3.15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

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转化为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在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是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罗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过活动范围狭小一些。在14世纪下半叶，管事被由地主供给种子、牲畜和农具的租地农民所代替。这种租地农民的地位同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他剥削更多的雇佣劳动。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农或半租地农场主。他筹集农业资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地主提供。双方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配总产品。这种形式在英国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在15世纪，当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同时又独自耕作的雇农靠自己的劳动而致富的时候，租地农场主的境况和生产范围都同样是中等的。15世纪最后30多年开始的、几乎在整个16世纪（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以同一速度使农村居民变穷，使租地农场主致富。对公有牧场等的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

在16世纪，又加进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当时，租约的期限很长，往往达99年。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下降，给租地农场主带来了黄金果。把前面已经指出的其他一切情况撇开不说，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资。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不费租地农场主一点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货币资本，而他必须支付的地租，却是按照以前的货币价值签订在契约上的。所以，他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此，在16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转化为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得，工场手工业只占领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总是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这就是首先使研究英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一个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起怨声不断（只是有时中止），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他总是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在不同的时期，有时以谷物业为主，有时以畜牧业为主，因而农民的生产范围也跟着变化。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工业资本家不是通过像租地农场主那样的渐进方式产生的。毫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转化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他们逃出来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要。而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

高利贷和商业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在转化为工业资本时，曾受到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这些限制随着封建家臣的解散，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新的工场手工业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陆地区。因此，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公共信用制度首先在荷兰确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惟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学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债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转化为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而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也大发横财，因为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人他们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现、发放货物抵押贷款、购买贵金属。

随着国债的产生，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

因为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一笔接着一笔的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中对这种制度备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中等阶级下层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

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国家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为谋利者效劳，就不仅为此目的而间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还要用暴力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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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像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人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其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第25章现代殖民理论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一起继续存在的、属于过时的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的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占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自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穷的人为的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的甲胄就像松软的火绒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爱·吉·韦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么新发现，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本家一样，英国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的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韦克菲尔德把这称为“systematic colonization”（系统的殖民）。

首先，韦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向我们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荷兰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300名工人阶级成员——男人、妇女和儿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为了理解韦克菲尔德下述的发现，要作两点说明。我们知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的物质实体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韦克菲尔德就是这样。其次，他把生产资料为许多互不依赖而独立经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分散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均分。政治经济学家的做法和封建法学家一样，后者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上，也贴上自己封建法律的标签。

我们已经知道，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的秘密。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占有者即资本商品占有者和劳动商品占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到这里来的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种转化又反过来对劳动市场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像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我们的爱·吉·韦克菲尔德那样勇敢，那样雄辩，那样感人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是由此而来的。

他埋怨说，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是过少，而且没有保证”。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恩格斯编

序言

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册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文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

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我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10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册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的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

马克思多次对我说过，《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是献给他的夫人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于伦敦

第一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第1章货币资本的循环

资本的循环过程经过三个阶段，根据第一卷的叙述，这些阶段的形成如以下序列：

第一阶段：
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或者说，经历G—W这个流通行为。

第二阶段：
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经历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

第三阶段：
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说，经历W—G这个流通行为。

因此，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是：G—W…P…W′—G′。在这个公式中，虚线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W′和G′表示由剩余价值增大了的W和G。

1.第一阶段 G—W

G—W表示一个货币额转化为一个商品额；对买者来说，是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对卖者来说，则是他们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使一般商品流通的这个行为同时成为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中一个职能上确定的阶段的，首先不是行为的形式，而是它的物质内容，是那些和货币换位的商品的特殊使用性质。这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商品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它们的特性，自然要与所生产物品的种类相适应。如果我们用A表示劳动力，用Pm表示生产资料，那么所要购买的商品额W=A+Pm，或者简单地说，就是
。

但是，
除了表示G所要转化成的商品额有这种质的分割之外，还表示一种最具有特征的量的关系。

要购买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此，
不仅表示一种质的关系：一定的货币额，比如说422镑，转化为互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它还表示一种量的关系，即用在劳动力A上面的货币部分和用在生产资料Pm上面的货币部分的量的关系。这种量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工人所要耗费的超额即剩余劳动的量决定的。

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对追加劳动的利用，需要追加多少生产资料形式的价值，是与这里的问题完全无关的。问题只是在于：耗费在生产资料上的货币部分，也就是在G—Pm中购买的生产资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充分的，因此，必须一开始就估计到这一点，并按照适当的比例准备好。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资料，买者所支配的超额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他对于这种超额劳动的支配权就没有用处。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不能转化为产品。

因此，
或它的一般形式G—W，即商品购买的总和，这个一般商品流通的行为，作为资本的独立循环过程的阶段来看，同时又是资本价值由货币形式到生产形式的转化，或者简单地说，是由货币资本
到生产资本
的转化。可见，在这里首先考察的循环公式中，货币表现为资本价值的第一个承担者，因而货币资本表现为资本预付的形式。

2.第二阶段 生产资本的职能

这里考察的资本循环，是以货币转化为商品的流通行为G—W即购买开始的。因此，这个流通必须以商品转化为货币这一相反的形态变化W—G即出售来补充。但是，
的直接结果，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的流通的中断。通过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资本价值取得了一种实物形式，这种形式的资本价值不能继续流通，而必须进入消费，即进入生产消费。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只能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资本家不能再把工人当作商品出售，因为工人不是资本家的奴隶，并且资本家买到的仅仅是在一定时间内对他的劳动力的使用。另一方面，资本家只能这样来使用劳动力，就是通过劳动力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形成要素来使用。因此，第一阶段的结果是进入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阶段。

运动表现为
，这里的虚线表示：资本流通被中断，而资本的循环过程在继续，资本从商品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因此，第一阶段，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只是表现为第二阶段即生产资本的职能的先导和先行阶段。

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每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的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即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一册做了详细的阐述。商品生产的每种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手中即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么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生产资料本身，只有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本的人的存在形式，能够和生产资料相合并时，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物的形态或生产资本。因此，正如人类劳动力并非天然是资本一样，生产资料也并非天然是资本。

生产资本在执行职能时，消耗它自己的组成部分，使它们转化为一个具有更高价值的产品量。因为劳动力仅仅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器官发生作用，所以，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所产生的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形成要素价值的余额，也是资本的果实。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是资本的无偿劳动，因而它为资本家形成剩余价值，一个无须花费任何等价物的价值。因此，产品不只是商品，而且是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它的价值=P+M，等于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本的价值P，加上这个生产资本产生的剩余M。

3.第三阶段 W′—G′

商品，作为直接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职能存在形式，就成了商品资本
。

资本在商品形式上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构成资本的物品，本来就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必须卖掉，转化为货币，也就是必须要经历的W—G运动。

商品量W′，作为已经增殖的资本的承担者，还必须全部经历形态变化W′— G′。在这里，出售商品的数量，成为决定性的事情。

由于W′—G′的完成，预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得到了实现。二者的实现，是在商品总量的分批出售或整批出售中同时进行的，表现为W′—G′。

4.总循环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总运动G—W…P…W′—G′，或它的详细形式
。在这里，资本表现为这样一个价值，它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转化，经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而这些形态变化也就形成总过程的一系列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两个属于流通领域，一个属于生产领域。在每个这样的阶段中，资本价值都处在和不同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同形态上。在这个运动中，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长了，它的量增加了。最后，在终结阶段，它回到总过程开始时它原有的形式。因此，这个总过程是循环过程。

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
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
。这里所说的产业，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

因此，在这里，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并不是指这样一些独立的资本种类，这些独立的资本种类的职能形成同样独立的、彼此分离的营业部门的内容。在这里，它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产业资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

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

另一方面，理所当然的是，循环本身又要求资本在各个循环阶段中在一定的时间内固定下来。在每一个阶段中，产业资本都被束缚在一定的形式上：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只有在完成一种和它当时的形式相适应的职能之后，才取得可以进入一个新的转化阶段的形式。

可见，资本的循环过程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包含二者在内。

因此，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产业资本的目的和动机——价值增殖、赚钱和积累——表现得最为醒目（为贵卖而买）。因为第一阶段是G—W，所以也表明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来自商品市场，同样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受流通、商业制约。货币资本的循环不仅是商品生产；这种循环本身只有通过流通才能进行，它是以流通为前提的。这点已经很清楚，因为属于流通的形式G是预付资本价值的最初的纯粹的形式，而在其他两种循环形式中则不是这样。

只要货币资本的循环始终包含着预付价值的价值增殖，它就始终是产业资本的一般的表现。

第2章生产资本的循环

生产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P…W′—G′—W…P。这个循环表示生产资本职能的周期更新，也就是表示再生产，或者说，表示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增殖价值的再生产过程；它不仅表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表示剩余价值的周期再生产；它表示，处在生产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不是执行一次职能，而是周期反复地执行职能，因此，过程的重新开始，已由起点本身规定了。

1.简单再生产

现在，我们首先考察生产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在这里，和在第1章一样，假定一切条件不变，又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买卖的。根据这些假定，全部剩余价值进入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商品资本W′一旦转化为货币，货币总额中代表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就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继续流通；另一部分，即已经转化为金的剩余价值，则进入一般的商品流通，这是以资本家为起点的货币流通，不过是在他的单个资本的流通之外进行的。

2.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生产过程可能扩大的比例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技术上规定的，因此，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虽然要资本化，但往往要经过若干次循环的反复，才能增长到（也就是积累到）它能实际执行追加资本的职能的规模，即能进入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的规模。因此，这个剩余价值凝结为贮藏货币，并在这一形式上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这种货币资本所以是潜在的，因为在它停留于货币形式时，不能作为资本发生作用。可见，在这里，货币贮藏表现为一种包含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随着它发生，但同时又和它有本质区别的要素。因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形成并不使再生产过程本身扩大。正好相反，潜在的货币资本在这里形成，倒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者不能直接扩大他的生产的规模。

3.货币积累

贮藏货币形式只是不处在流通中的货币的形式，这种货币的流通中断了，因此就保存在货币形式上。至于货币贮藏的过程本身，它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而只有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形式中，才为贮藏货币而贮藏货币。而在这里，贮藏货币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形式，货币贮藏表现为随着资本积累暂时发生的过程，这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货币在这里充当潜在的货币资本；这是因为，货币贮藏，即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的贮藏状态，是一个在资本循环之外完成的、为使剩余价值转化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所进行的职能上确定的预备阶段。

我们这里考察的货币积累，是它的本来的实在的形式，是实际的货币贮藏。

4.准备金

在以上考察的形式上作为剩余价值存在形式的贮藏货币，是货币积累基金，是资本积累暂时具有的货币形式，并且就这一点来说，它本身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不过，这种积累基金还可以完成特殊的附带的职能，也就是可以进入资本的循环过程，而并没有使这个过程具有P…P′的形式，即没有使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扩大。

如果W′—G′过程超出了正常时间，商品资本不正常地停滞在它向货币形式转化的过程中；或者，在这种转化完成之后，比如说，货币资本必须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超过了循环开始时的水平，这种起着积累资金作用的贮藏货币，就可以用来代替货币资本或它的一部分。这样，货币积累基金就充当准备金，来消除循环中出现的干扰。

第3章商品资本的循环

商品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

W′—G′—W…P…W′。

在W′…W′形式中，全部商品产品的消费是资本本身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全部个人消费包括工人的个人消费和剩余产品中非积累部分的个人消费。因此，消费是全部——个人的消费和生产的消费——作为条件进入W′的循环。生产消费（其实也包括工人的个人消费，因为在一定界限之内，劳动力是工人个人消费的不断的产物）是由每个单个资本自己进行的。个人消费——除了资本家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消费——只是被看做社会的行为，而决不是作为单个资本家的行为。

第4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如果用Ck代表总流通过程，这三个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Ⅰ）G—W…P…W′—G′

（Ⅱ）P…Ck…P

（Ⅲ）Ck…P（W′）。

如果我们对这三个形式进行概括，那么，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中介，反之亦然。

所有这三个循环都有一个共同点：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是动机。

如果把任何一种循环都看做不同的单个产业资本所处的特殊的运动形式，那么，这种区别也始终只是作为一种个别的区别而存在。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单个产业资本都是同时处在所有这三种循环中。这三种循环，三种资本形态的这些再生产形式，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例如，现在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货币资本，但同时另一部分则离开生产过程，作为新的商品资本进入流通。因此，W′…W′循环形式不断地进行着；其他两个形式也是如此。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是连续进行的，就像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和依次经过这三个阶段是连续进行的一样。可见，在这里，总循环是资本的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

实际上，以上所说适用于处在运动中的资本的每一个部分，并且资本的所有部分都要依次经过这种运动。假定10 000磅纱是一个纺纱业主的一周的产品。这10 000磅纱要全部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其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必须全部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只要资本价值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它就不能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它必须先进入流通，并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A+Pm。资本的循环过程是不断地中断，是离开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抛弃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种形式；其中每一个阶段不仅以另一个阶段为条件，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

但是，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的。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例如，在10 000磅纱作为商品资本进入市场，并转化为货币（不论是支付手段，还是购买手段，甚至只是计算货币）时，新的棉花、煤炭等等则代替纱出现于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已经由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从而开始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在第一个10 000磅纱转化为货币的同时，以前的10000磅纱则已经进行它的流通的第二阶段，由货币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资本的所有部分都依次经过循环过程，而同时处在循环过程的不同阶段上。这样，产业资本在它的循环的连续进行中，就同时处在它的一切循环阶段以及和各该阶段相适应的不同的职能形式上。对第一次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部分来说，W′…W′循环才开始，而对作为运动中的整体的产业资本来说，W′…W′循环则已经完成。货币是一手预付出去，另一手收进来。G…G′循环在一点上的开始，同时就是它在另一点上的复归。生产资本也是如此。

因此，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统一，只是由于资本的每个不同部分能够依次经过相继进行的各个循环阶段，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从一种职能形式转到另一种职能形式，因而，只是由于产业资本作为这些部分的整体同时处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中，从而同时经过所有这三个循环。在这里，每一部分的相继进行，是由各部分的并列存在即资本的分割所决定的。因此，在实行分工的工厂体系内，产品不断地处在它的形成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同时又不断地由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因为单个产业资本代表着一定的量，而这个量又取决于资本家的资金，并且对每个产业部门来说都有一定的最低限量，所以资本的分割必须按一定的比例数字进行。现有资本的量决定生产过程的规模，而生产过程的规模又决定同生产过程并列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量。但是，决定生产连续性的并列存在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资本的各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运动。并列存在本身只是相继进行的结果。例如，如果对资本的一部分来说W′—G′停滞了，商品卖不出去，那么，这一部分的循环就会中断，它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就不能进行；作为W′继续从生产过程中出来的各部分，在职能变换中就会被它们的先行部分所阻止。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生产就会受到限制，整个过程就会停止。相继进行一停滞，就使并列存在陷于混乱。在一个阶段上的任何停滞，不仅会使这个停滞的资本部分的总循环，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

过程采取的下一个形式，是各个阶段相继进行的形式，因而，资本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是由它离开另一个阶段所决定的。因此，每一一个特殊循环都有资本的一种职能形式作为出发点和复归点。另一方面，总过程实际上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这三个循环是过程的连续性借以表现的不同形式。总循环对资本的每一种职能形式来说，都表现为它的特有的循环，并且每一个这种循环都决定着总过程的连续性；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运动决定着另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总生产过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从而是总生产过程的每一个要素的循环——这对总生产过程来说，特别是对社会资本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形式。因此，每一种职能形式虽然其中表现出来的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但都和其他职能形式同时经过它自己的循环。资本的一部分，一个不断变动、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部分，作为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资本而存在；另一部分作为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货币资本而存在；第三部分则作为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而存在。所有这三种形式的经常存在，正是由总资本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循环为中介而造成的。

因此，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但是，每一个部分都不断地依次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职能形式，从而依次在一切阶段和一切职能形式中执行职能。因此，这些形式都是流动的形式，它们的同时性是以它们的相继进行为中介的。每一种形式都跟随在另一种形式之后，而又发生在它之前，因而，一个资本部分回到一种形式，是由另一个资本部分回到另一种形式而决定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断进行着它自己的循环，然而处在这种形式中的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而这些特殊的循环只是形成总过程的各个同时存在而又依次进行的要素。

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而不致发生上述的中断。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

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一方面，生产资本的形成要素必须来自商品市场，并且不断从这个市场得到更新，作为商品买进来；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商品从劳动过程产生出来，并且必须不断作为商品重新卖出去。例如，我们把苏格兰低地的现代租地农场主和欧洲大陆的旧式小农比较一下。前者出售他的全部产品，因而必须在市场上补偿它的全部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后者则是直接消费他的产品的绝大部分，尽量少买少卖，只要有可能，就自己造工具、做衣服等等。

据此，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

第一，这三个形式并不代表对等的发展阶段。所谓信用经济本身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两个名词都表示生产者自身间的交易职能或交易方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因此，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人们根据同样的理由，似乎也可以把自然经济的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作为对等的东西，和这两种经济对立起来。

第二，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所以，在考察第一个范畴时，似乎也应该这样做。因此，似乎应该是交换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像秘鲁印加国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就不属于这些范畴中任何一个范畴了。

第三，货币经济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产品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生产机体中表现为商品。这样，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的，似乎只是产品以怎样的规模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来生产，从而，产品本身的形成要素以怎样的规模必须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再进入产生它的经济中去。

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是作为生产的普遍形式的商品生产，但是，它之所以如此，在它的发展中之所以越来越如此，只是因为在这里，劳动本身表现为商品，因为工人出卖劳动，即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并且如我们所假定的，是按照由它的再生产费用决定的它的价值出卖的。劳动越变为雇佣劳动，生产者就越变为产业资本家；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商品生产）只有在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也是雇佣工人的时候，才充分地表现出来。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然而，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做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

第5章流通时间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是按照时间顺序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个阶段完成运动的。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生产时间，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流通时间。所以，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

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互相排斥的。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是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如果我们考察循环的最简单形式，也就是总资本价值每次都是一下子由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那就很清楚，在资本流通时间持续的时候，生产过程就中断，资本的自行增殖也就中断；并且生产过程的更新根据资本流通时间的长短而或快或慢。相反，如果资本的不同部分是相继通过循环的，也就是总资本价值的循环是在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循环中依次完成的，那就很清楚，资本的各组成部分在流通领域不断停留的时间越长，资本在生产领域不断执行职能的部分就必定越小。因此，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或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的作用。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也就是说，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例如，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按订货生产，因此他在提供产品时就得到支付，又假定支付给他的是他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那么，流通时间就接近于零了。

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而这种持续时间的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可以极不相同，因而对资本的生产时间限制的程度也可以极不相同。

资本在流通领域内，不管按这个序列还是那个序列，总是要通过W—G和G—W这两个对立的阶段。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也分成两个部分，即商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时间和货币转化为商品所需要的时间。

第6章流通费用

1.纯粹的流通费用

买卖时间

资本由商品到货币和由货币到商品的形式转化，同时就是资本家的交易，即买卖行为。资本完成这些形式转化的时间，从主观上，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就是买卖时间，就是他在市场上执行卖者和买者的职能的时间。正像资本的流通时间是资本再生产时间的一个必要部分一样，资本家进行买卖，在市场上奔走的时间，也是他作为资本家即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的一个必要部分。这是他的经营时间的一部分。

但是，形态变化W—G和G—W，是买者和卖者之间进行的交易；他们达成交易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因为在这里进行着斗争，每一方都想占对方的便宜，生意人碰在一起，就像“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就发生激战”一样。状态的变化花费时间和劳动力，但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使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里，事情并不因双方都想借此机会占有超额的价值量而发生变化。这种劳动由于双方的恶意而增大，但并不创造价值，正像花费在诉讼程序上的劳动并不增加诉讼对象的价值量一样。这种劳动对于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即对于包含着流通或被包含在流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它同比如说燃烧一种生热用的材料时花费的劳动一样。这种燃烧劳动，虽然是燃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并不生热。

簿记

劳动时间除了耗费在实际的买卖上外，还耗费在簿记上；此外，簿记又耗费对象化劳动，如钢笔、墨水、纸张、写字台、事务所费用。因此，在这种职能上，一方面耗费劳动力，另一方面耗费劳动资料。这里的情况和买卖时间完全一样。

资本作为它的循环中的统一体，作为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两个阶段，首先只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这种运动是由包含商品的定价或计价（估价）在内的簿记来确定和监督的。这样，生产的运动，特别是价值增殖的运动——在这里，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只是这样一种物品的名字，这种物品的观念的价值存在固定为计算货币——获得了反映在观念中的象征形象。在单个商品生产者仅仅用头脑记账（例如农民；只有资本主义农业，才产生使用簿记的租地农场主），或者仅仅在他的生产时间之外附带地把收支、支付日等等记载下来的时候，很明显，他的这种职能和他执行这种职能所消耗的劳动资料，如纸张等等，都是劳动时间和劳动资料的追加消耗。这种消耗是必要的，但是既要从他能生产地消耗的时间中扣除，又要从那种在现实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参加产品形成和价值形成的劳动资料中扣除。不论这种职能集中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手中，不再是许多小商品生产者的职能，而是一个资本家的职能，是一个大规模生产过程内部的职能，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规模；还是这种职能不再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而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独立化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的职能——这种职能本身的性质都不会改变。

但是，簿记所产生的各种费用，或劳动时间的非生产耗费，同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毕竟有一定的区别。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只是由生产过程的一定的社会形式而产生，是由这个生产过程是商品的生产过程而产生。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监督和观念上的总括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但是，簿记的费用随着生产的积聚而减少，簿记越是转化为社会的簿记，这种费用也就越少。

货币

货币的磨损也要求不断得到补偿，或要求把更多的产品形式的社会劳动转化为更多的金和银。这种补偿费用，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是很可观的，因为一般说来被束缚在货币形式上的财富部分是巨大的。金和银作为货币商品，对社会来说，是仅仅由生产的社会形式产生的流通费用。这是商品生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随着商品生产，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增大。它是社会财富中必须为流通过程牺牲的部分。

2.保管费用

由价值的单纯形式变换，由观念地考察的流通产生的流通费用，不加入商品价值。就资本家来考察，耗费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部分，只是耗费在生产上的资本的一种扣除。我们现在考察的那些流通费用的性质则不同。它们可以产生于这样一些生产过程，这些生产过程只是在流通中继续进行，因此，它们的生产性质完全被流通的形式掩盖起来了。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观点看，它们又可以是单纯的费用，是活劳动或对象化劳动的非生产耗费，但是正因为这样，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它们可以起创造价值的作用，成为他的商品出售价格的一种加价。这种情况已经来源于以下事实：这些费用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是不同的，在同一生产领域，对不同的单个资本来说，有时也是不同的。这些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时，会按照各个资本家分担这些费用的比例进行分配。但是，一切追加价值的劳动也会追加剩余价值，并且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总会追加剩余价值，因为劳动形成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本身的量，劳动形成的剩余价值则取决于资本家付给劳动的报酬额。因此，使商品变贵而不追加商品使用价值的费用，对社会来说，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则可以成为发财致富的源泉。另一方面，既然这些费用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这种加价，只是均衡地分配这些费用，所以这些费用的非生产性质不会因此而消失。例如，保险公司把单个资本家的损失在资本家阶级中间分配。尽管如此，就社会总资本考察，这样平均化的损失仍然是损失。

储备形成一般

在产品作为商品资本存在或在产品停留在市场上时，也就是，在产品处在它从中出来的生产过程和它进入的消费过程之间的间隔时间内，产品形成商品储备。

商品资本要作为商品储备停留在市场上，就要有建筑物，如栈房、储藏库、货栈，也就是要支出不变资本，还要给把商品搬进储藏库的劳动力支付报酬。此外，商品会变坏，会受有害的自然因素的影响。为了保护商品不受这些影响，要投入追加的资本。一部分投在劳动资料上，即物的形式上，一部分投在劳动力上。

可见，资本在商品资本形式上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存在，产生了费用，因为这些费用不属于生产领域，所以算作流通费用。

真正的商品储备

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而资本主义生产在广度和深度上越是发展，情况就越是这样。因此，不管和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相比，还是和发展水平较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即使生产规模相同，产品中大得不可比拟的部分是作为商品存在的。但是，任何商品——从而任何商品资本，它们只是商品，不过是作为资本价值存在形式的商品——只要它不是从生产领域直接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因而在这个间歇期间处在市场上，它就是商品储备的要素。因此，商品储备本身（即产品的商品形式的独立和固定），即使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也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增大。我们已经知道，这只是储备的形式变换，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商品形式的储备所以增大，是因为在那一方面，它在直接的生产储备和消费储备形式上减少了。这只是储备的社会形式的变化。如果商品储备同社会总产品相比，不仅它的相对量增大，而且它的绝对量也同时增大，那么，这是因为总产品的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增大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的规模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对产品的直接需求，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支配的资本量，取决于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欲以及他的生产过程连续进行和不断扩大的必要性。因此，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中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或寻找销路的产品量必然增大，在较短或较长时期固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量也增大。因此，商品储备也增大。

最后，社会上绝大部分人变为雇佣工人，他们靠挣一文吃一文过活，他们的工资按周领取，逐日花掉，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作为储备的生活资料。不管这种储备的单个要素的流动性有多大，其中一部分总要不断地停留下来，以便储备可以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所有这些因素，都来源于生产的形式和它所包含的、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形式转化。

不管产品储备的社会形式如何，保管这种储备，总是需要费用：需要有贮存产品的建筑物、容器等等；还要根据产品的性质，耗费或多或少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以便防止各种有害的影响。储备越是社会地集中，这些费用相对地就越少。这些支出，总是构成对象化形式或活的形式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因而，在资本主义形式上，这些支出就是资本的支出——它们不进入产品形成本身，因此是产品的一种扣除。它们作为社会财富的非生产费用是必要的。它们是社会产品的保存费用，不管社会产品只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形式即商品形式及其必要的形式转化才成为商品储备的要素，也不管我们把商品储备只是看做一切社会所共有的产品储备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们是社会产品的保存费用，即使产品储备不具有商品储备形式这种属于流通过程的产品储备形式。

现在要问，这些费用在多大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

如果资本家已经把他预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上的资本转化为产品，转化为一定量现成的待售商品，而这些商品还堆在仓库里，没有卖出去，那么，在这个期间不仅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会停滞，为保存这种储备而用于建筑物、追加劳动等方面的支出，也会形成直接的损失。如果这个资本家说，我的商品存放了6个月没有卖出去，在这6个月期间，为了保存这些商品，不仅使我的这样多的资本闲置起来，而且使我花掉了x量的非生产费用，那么，最后的买者就会嘲笑他。买者会说，这算您倒霉！除了您以外，还有另一个卖者，他的商品前天刚生产出来。您的商品是陈货，放了那么久，不免多少有些损坏。因此，您应该比您的对手卖得便宜些。不管商品生产者是他的商品的实际生产者，还是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是商品的实际生产者的代表，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的生活条件。他必须把他的物品转化为货币。他由于把物品固定在商品形式上而支出了非生产费用，这只是他个人的冒险行为，和商品的买者无关。买者不会对他的商品的流通时间实行支付。在发生现实的或设想的价值革命的时候，资本家会有意把他的商品从市场上抽回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捞回那笔追加的非生产费用，要看这种价值革命是否出现，看他投机是否成功。但是，价值革命并不是他的非生产费用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如果储备的形成就是流通的停滞，由此引起的费用就不会把价值加到商品上。另一方面，没有流通领域内的停滞，没有资本在商品形式上的或长或短的停留，就不会有储备；也就是说，没有流通的停滞，就不会有储备，就像没有货币准备金，就不会有货币流通一样。因此，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流通。如果这种必要性对资本家来说不是出现在W′—G′上，那对他来说则是出现在G—W上；不是出现在他的商品资本上，但出现在另一些为他生产生产资料并为他的工人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的商品资本上。

商品储备必须有一定的量，才能在一定时期内满足需求量。这里要把买者范围的不断扩大计算在内。为了满足比如一天的需要，市场上的商品必须有一部分不断保持商品形式，另一部分则流动着，转化为货币。在其他部分流动时停滞的部分，会和储备量本身的减少一样不断减少，直至最后完全卖掉。因此，在这里，商品停滞要看做是商品出售的必要条件。其次，储备量要大于平均出售量或平均需求量。不然，超过这个平均量的需求就不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储备因为不断消耗，所以要不断更新。这种更新归根到底只能从生产中得到，只能从商品的供应中得到。这些商品是否来自国外，是与问题无关的。更新以商品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为转移。在这个期间，商品储备必须够用。至于储备不是留在原来的生产者手中，而是经过了从大商人一直到零售商的各种各样的储藏库，这仅仅改变了现象，而并不改变事情本身。从社会的观点看，只要商品没有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资本的一部分就仍旧处于商品储备的形式。生产者本身为了使自己不直接依赖于生产，为了保证自己有一批老顾客，总想保持一批与平均需求相适应的存货。购买期限是适应于生产期间的，商品在它能够由同种新商品替换以前，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形成储备。只是由于有了这种储备，流通过程从而包含流通过程在内的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连续进行，才得到保证。

必须记住，对W的生产者来说，W′—G′可以已经完成，虽然W仍然在市场上。如果生产者本人想在他自已的商品卖给最后的消费者之前把它保存在仓库内，他就必须使二重的资本发生运动，一次是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另一次是作为商人。对商品本身来说——无论是作为单个商品来看，还是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来看——储备的费用不管是由生产者自己负担还是由从A到Z的一系列商人负担，事情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既然商品储备不外就是储备的商品形式，这种储备在一定规模的社会生产中如果不是作为商品储备存在，就是作为生产储备（潜在的生产基金）或者作为消费基金（消费资料的储存）存在，所以，维持这种储备所需要的费用，也就是储备形成的费用，即用于这方面的对象化劳动或活劳动，不过是社会生产基金或社会消费基金的维持费用的一种变形。由此引起的商品价值的提高，只是把这种费用按比例分配在不同商品上，因为这种费用对不同种商品来说是不同的。储备形成的费用仍然是社会财富的扣除，虽然它是社会财富的存在条件之一。

只有在商品储备是商品流通的条件，甚至是商品流通中必然产生的形式时，也就是，只有在这种表面上的停滞是流动本身的形式，就像货币准备金的形成是货币流通的条件一样时，这种停滞才是正常的。相反，一旦留在流通蓄水池内的商品，不让位给后面涌来的生产浪潮，致使蓄水池泛滥起来，商品储备就会因流通停滞而扩大，就像在货币流通停滞时，贮藏货币会增加一样。在这里，不论这种停滞是发生在产业资本家的仓库内，还是发生在商人的栈房内，情况都是一样的。这时，商品储备已经不是不断出售的条件，而是商品卖不出去的结果。费用仍旧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现在完全是由形式产生，也就是由于必须把商品转化为货币而产生，并且是由于这种形态变化发生困难而产生，所以它不加入商品价值，而成为在价值实现时的扣除，即价值损失。因为储备的正常形式和不正常形式，从形式上是区分不出来的，而且二者都是流通的停滞，所以，这些现象可以互相混同，加上对生产者来说，虽然他的已经转移到商人手中的商品的流通过程发生了停滞，但他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仍然能够畅通，所以，这些现象更可以使生产当事人本身感到迷惑。如果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扩大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储备的规模也会扩大。商品储备会同样迅速地被更新和被吸收，但是它的规模更大。因此，商品储备的规模由于流通停滞而扩大的现象，会被误认为是再生产过程扩大的征兆，特别是在现实的运动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而变得神秘莫测时，更是这样。

储备形成的费用包含：1.产品总量的数量减损（例如，储存面粉时就是这样）；2.质量变坏；3.维持储备所需的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

3.运输费用

在这里，我们不必考察流通费用的一切细目，如包装、分类等等。一般的规律是：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流通费用，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
。这仅仅是实现价值或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需的费用。投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包括它所支配的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必须从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种扣除，就像对工人来说，购买生活资料所需的时间是损失掉的时间一样。但是，运输费用起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必须简短地加以考察。

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是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阶段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完成的。这种物质变换可以要求产品发生场所的变换，即产品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实际运动。但是，没有商品的物理运动，商品也可以流通；没有商品流通，甚至没有直接的产品交换，产品也可以运输。A卖给B的房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棉花、生铁之类可以移动的商品价值，经过许多流通过程，由投机者反复买卖，但还是留在原来的货栈内。这里实际运动的，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本身。另一方面，例如在印加国，虽然社会产品不作为商品流通，也不通过物物交换来进行分配，但是运输业起着很大的作用。

因此，虽然运输业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表现为产生流通费用的原因，但是，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

产品总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产品的自然属性因运输而引起的变化，除了若干例外，不是预期的效用，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因此，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后一种价值追加，就像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下一样，分为工资补偿和剩余价值。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价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运输的距离成正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相对价值部分，和商品的体积和重量成正比。

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运输业一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而形成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

第二篇资本周转

第7章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我们已经知道，一定资本的总流通时间，等于它的流通时间和它的生产时间之和。这就是从资本价值以一定的形式预付时起，直到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以同一形式返回时止的一段时间。

单个资本家投在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价值，在完成它的运动的循环后，就重新处在它的原来的形式上，并且能够重复同一过程。这个价值要作为资本价值永久保持和增殖，就必须重复这个过程。单个循环在资本的生活中只形成一个不断重复的段落，也就是一个周期……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过程，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作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因此，资本的周转时间计量总资本价值从一个循环周期到下一个循环周期的那段时间，计量资本生活过程经历的周期，或者说，计量同一资本价值的增殖过程或生产过程更新、重复的时间。

假定我们用U表示周转时间的计量单位——年，用u表示一定资本的周转时间，用n表示资本的周转次数，那么
。举例来说，如果周转时间u等于3个月，那么
；资本在一年中完成4次周转，或者说，周转4次。如果u=18个月，那么

，或者说，资本在一年内只完成它的周转时间的
。如果资本的周转时间等于几年，那么，它就要用一年的倍数来计算。

在进一步研究周转对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影响以前，我们要考察两种新的形式，这两种新形式是资本由流通过程得到的，并且会对资本周转的形式发生影响。

第8章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1.形式区别

我们在第一册第6章已经看到，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它帮助形成的产品相对立，保持着它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一定的使用形式。因此，它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总是反复地执行着相同的职能。例如厂房、机器等，总之，凡是称作劳动资料的东西，都是这样。这部分不变资本，按照它在丧失自身的使用价值时丧失掉自身的交换价值的比例，把价值转给产品。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量。这个持续时间，从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现出来时为止。

因此，这部分不变资本——真正的劳动资料——的特征是：

一部分资本是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即生产资料的形式预付的。生产资料在它保持着进入劳动过程时的独立使用形式的期间，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执行职能。完成的产品，从而已经转化为产品的产品形成要素，脱离生产过程，作为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流通领域。相反，劳动资料一进入生产领域，就不再离开。它的职能把它牢牢地限制在那里。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被固定在这个由劳动资料在过程中的职能所决定的形式上。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并因而损耗时，劳动资料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另一部分则仍旧固定在劳动资料中，因此也就仍旧固定在生产过程中。这样固定的价值不断地减少，一直到劳动资料不能再用；所以它的价值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分配在由一系列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产生的一批产品中。但是，只要它还起劳动资料的作用，就是说，只要它还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就总是有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它里面，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原来固定在它里面的价值则转移到产品中，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组成部分进行流通。劳动资料越耐用，它的损耗越缓慢，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这个使用形式上的时间就越长。但是，不管耐用的程度如何，劳动资料转移的价值份额总是和它的全部职能时间成反比。如果有两台价值相等的机器，一台5年磨损掉，另一台10年磨损掉，那么，前者在同一时间内转移的价值就是后者的两倍。

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这部分资本价值，和其他任何部分一样要进行流通。我们曾经一般地说过，全部资本价值是处在不断流通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资本都是流动资本。但这里考察的这个资本部分的流通是独特的流通。首先，这个资本部分不是在它的使用形式上进行流通，进行流通的只是它的价值，并且这种流通是逐步地、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和从它那里转移到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产品中去的价值相一致。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它的价值总有一部分固定在它里面，和它帮助生产的商品相对立，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由于这种特性，这部分不变资本取得了固定资本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资本的其他一切物质组成部分，则与此相反，形成流动资本。

一部分生产资料——即这样一些辅助材料，它们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时由劳动资料本身消费掉，例如煤炭由蒸汽机消费掉；或者对过程只起协助作用，例如照明用的煤气等等——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不过它们的价值形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产品在它本身的流通中，也使这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流通。在这一点上，它们和固定资本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在所参加的每一个劳动过程中被全部消费掉，因此对每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来说，必须全部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它们在执行职能时不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使用形式。因此，在它们执行职能时，资本价值没有任何部分固定在它们的旧的使用形式即实物形式上。这部分辅助材料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只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加入产品的价值，成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材料的职能被牢牢地限制在生产领域之内。

在物质上加入产品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即原料等等，有一部分由此取得了以后能够作为享受资料进入个人消费的形式。真正的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只被生产地消费，不能进入个人消费，因为它不加入它帮助形成的产品或使用价值，相反，它与产品相对立，在它完全损耗以前一直保持独立的形式。运输工具则例外。运输工具在它执行生产职能而停留在生产领域时产生的那种有用效果即场所变更，同时可以进入个人消费，例如旅客的个人消费。这时，旅客使用运输工具就像使用其他消费资料一样，也要支付报酬。我们说过，例如在化学工业中，原料和辅助材料彼此是分不清的。劳动资料、辅助材料、原料之间也是如此。例如在农业中，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质，就有一部分作为产品的形成要素加入植物产品。另一方面，这些物质会在较长的时期如4～5年内发挥作用。因此，其中一部分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同时也就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部分则保持它原有的使用形式，把它的价值固定在这种形式上。它继续作为生产资料存在，因而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牛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如果它被吃掉，它就不是作为劳动资料，从而也不是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了。

决定一部分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具有固定资本性质的，只是这个价值的独特的流通方式。这种特别的流通方式，是由劳动资料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或者说，在生产过程中充当价值形成要素的特殊方式产生的。而这种方式本身，又是由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的特殊方式产生的。

固定资本的独特的流通，引起独特的周转。固定资本因损耗而在实物形式上丧失的那部分价值，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来流通。产品通过流通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劳动资料中被产品带入流通的那部分价值也变为货币，而且随着这种劳动资料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承担者，它的价值也就在多大程度上从流通过程中作为货币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因此，这种劳动资料的价值这时获得双重存在。其中一部分仍然束缚在它的属于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脱离这个形式……在这里，生产资本的这个要素在周转上的特征显露出来了。它的价值转化为货币，是和作为它的价值承担者的商品蛹化为货币同时进行的。但是，它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使用形式，是和商品再转化为商品的其他生产要素相分离的，确切地说，是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期间决定的，即由这样一段时间决定的，在这段时间内，劳动资料已经损耗掉，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在这个再生产时间到来之前，它的价值先以货币准备金的形式逐渐积累起来。

生产资本其余的要素，一部分是由存在于辅助材料和原料上的不变资本要素构成，一部分是由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资本构成。

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第1册第5章）表明，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是完全不同的。由辅助材料和原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完全一样——是作为仅仅转移的价值，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而劳动力则通过劳动过程，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追加到产品中去。或者说，实际上把它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其次，一部分辅助材料，如充作燃料的煤炭、用于照明的煤气等等，在劳动过程中消费掉，但不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而另一部分辅助材料以物体加入产品，并成为产品实体的材料。不过，这一切差异，对流通来说，从而对周转的方式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辅助材料和原料在形成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它们就把自己的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这个价值也全部通过产品而流通，转化为货币，并由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要素。它的周转不像固定资本的周转那样被中断，而是不断地通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全部循环，因此，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

至于生产资本中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组成部分，那么，劳动力是按一定时间购买的。一旦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并把它并入生产过程，它就构成他的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它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作用，在这个时间内，它不仅把它一天的全部价值，而且还把一个超额剩余价值，追加到产品中去；在这里，我们暂且把这个超额剩余价值撇开不说。在劳动力比如说按一周购买并且发生作用之后，这种购买必须按习惯的期限不断更新。

因此，预付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我们在这里总是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同产品一起经过流通领域的两个形态变化，并通过这种不断的更新，不断并入生产过程。所以，在另一场合，即就价值的形成来说，不管劳动力和不变资本中形成非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多么不同，它的价值的这种周转方式却和这些部分相同，而与固定资本相反。生产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部分和投在形成非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料上的价值部分——由于它们在周转上的这种共同性，便作为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相对立。

劳动力在把它自己的价值加进产品的同时，还不断地把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化身，追加到产品中去。因此，剩余价值也和成品的其余价值要素一样，不断地被成品带入流通并转化为货币。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首先是资本价值的周转，而不是和它一起同时周转的剩余价值的周转，所以，暂且撇开后者不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或生产资本有不同的周转。而周转之所以不同，又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是按照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而不是由于它们在产品价值的生产中有不同的作用，或它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各有独特的作用。最后，价值转给产品的方式——从而这个价值通过产品而流通的方式和通过产品的形态变化而以原来的实物形式更新的方式——之所以有差别，又是由于生产资本借以存在的物质形态有差别，这个物质形态的一部分在形成单个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另一部分只是逐渐消耗掉。因此，只有生产资本能够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2.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周转，从而它的必要的周转时间，包括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多次周转。在固定资本周转一次的时间内，流动资本周转多次。生产资本的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只是由于它借以存在的生产资料在产品制成并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的时间未被全部消耗掉，才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规定。它的价值的一部分必须仍旧束缚在继续保存下来的旧的使用形式上；另一部分则被完成的产品带入流通，而完成的产品的流通，却同时会把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全部价值带入流通。

3.投在固定资本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是为构成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整个期间全部一次预付的。因此，这个价值是由资本家一次投入流通的；但它只是通过固定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加进商品的价值部分的实现，而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再从流通中取出的。另一方面，一部分生产资本借以固定的生产资料本身，则一次从流通中取出，在它们执行职能的整个期间并入生产过程，不过在同一时间之内，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不需要再生产……这就是说，它的价值不断地有一部分作为商品的价值部分而流通，并转化为货币，但不由货币再转化为它原来的实物形式。这种由货币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的再转化，要到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间结束，即生产资料完全不能用的时候，才会发生。

4.要使生产过程连续进行，流动资本的各种要素就要和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一样，不断地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不过这样固定下来的流动资本要素，要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生产资料是通过同一种新的物品，劳动力是通过不断更新的购买）；而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在它们存在的整个期间内，本身既不更新，它们的购买也不需要更新。原料和辅助材料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是当旧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在完成的产品的形成上用掉时，总是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更新。劳动力也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这只是由于劳动力的购买的不断更新，而且往往有人员的变动。相反地，同一建筑物、机器等等，却在流动资本反复周转时，在反复进行的相同的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职能。

2.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补偿、修理和积累

在同一个投资中，固定资本的各个要素有不同的寿命，从而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例如就铁路来说，铁轨、枕木、土建结构物、车站建筑物、桥梁、隧道、机车和车厢，各有不同的执行职能的期间和再生产时间，从而其中预付的资本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

磨损首先是由使用本身引起的。一般说来，铁轨的磨损和列车通过的次数成正比。

其次，磨损是由于自然力的影响造成的。例如枕木不仅受到实际的磨损，而且由于腐朽而损坏。

最后，在这里和在大工业的各个部门一样，无形损耗也起着作用。原来值40000镑的同量车厢和机车，10年之后，通常可以用30 000镑买到。因此，即使使用价值没有减少，也必须把这些物资的市场价格的25%的贬值计算在内。

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变革。因此，它们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变革了的形式进行补偿。一方面，大量固定资本投在一定的实物形式上，并且必须在这个形式上达到一定的平均寿命，这一点就成了只能逐渐采用新机器等等的一个原因，从而就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劳动资料的一个障碍。另一方面，竞争斗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大灾难即危机。

损耗（无形损耗除外）是指固定资本被消耗而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部分。这种转移是按照固定资本丧失使用价值的平均程度进行的。

这种损耗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固定资本有一定的平均寿命；它为这段时间而全部预付；过了这段时间，就要全部替换。

固定资本的另一些要素，可以周期地或局部地更新。在这里，必须把这种局部的或周期的补偿与营业的逐渐扩大区别开来。

固定资本有一部分是由同一种组成部分构成的，但这种组成部分耐用时间不一样，因而要在不同期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更新。例如，车站上的铁轨要比别处的铁轨替换得快些。枕木也是这样。

固定资本的其他部分，是由不同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它们在不同期间内损耗掉，因而必须在不同期间内进行补偿。机器的情形特别是这样。前面我们关于一个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寿命所说的，在这里对于作为这个固定资本的一部分执行职能的同一台机器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寿命来说，也是适用的。

关于在局部更新的过程中企业的逐渐扩大问题，我们要指出如下几点。虽然固定资本，如上所述，继续以实物形式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但它的价值的一部分，按照平均损耗，已经和产品一起进入流通，转化为货币，成为货币准备金的要素，以便在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时来补偿资本。固定资本价值中这个转化为货币的部分，可以用来扩大企业，或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这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有了再生产，并且从社会的观点看，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是由从固定资本的本体分出来、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资本而引起的。一个企业能够在什么程度上，以多大规模进行这种逐渐的追加，因而也就是说，为了能够以这种方式再投入企业，准备金必须积累到多大数量，这又需要多长时间，所有这些，当然都部分地取决于该企业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现有机器的局部改良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当然取决于改良的性质和机器本身的构造。

固定资本需要有各种特别的维持费用。固定资本的维持，部分地是依靠劳动过程本身；固定资本不在劳动过程内执行职能，就会损坏。

但是固定资本的维持，还要求有直接的劳动支出。机器必须经常擦洗。这里说的是一种追加劳动，没有这种追加劳动，机器就会变得不能使用；这里说的是对那些和生产过程不可分开的有害的自然影响的单纯预防，因此，这里说的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把机器保持在能够工作的状态中。

真正的修理或修补劳动，需要支出资本和劳动。这种支出不包括在原来预付的资本内，因此，它至少并不总是能通过固定资本的逐渐的价值补偿而得到补偿和弥补……任何固定资本都需要事后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上一点一滴地支出这种追加资本。

通过资本和劳动的这种追加支出而追加的价值，不能随实际支出而同时加入到商品价格中去。例如，一个纺纱业主不能因为这个星期坏了一个轮盘或断了一根皮带，就在这个星期以高于上个星期的价格来出售纱。纺纱的一般费用，不会因为一个工厂发生这种事故而起任何变化。在这里，和在所有的价值决定上一样，起决定作用的是平均数。经验会告诉人们，投在一定生产部门的固定资本在平均寿命期间遇到的这种事故和所需要的维修劳动的平均量会有多大。这种平均支出被分配在平均寿命期间，并以相应的部分加进产品的价格，从而通过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

这样得到补偿的追加资本也属于流动资本范围，虽然支出的方法不规则。因为立即排除机器的故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每一个较大的工厂，除了真正的工厂工人，还雇有工程师、木匠、机械师、钳工等人员。他们的工资是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的价值分配在产品中。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上需要的支出，也按平均计算决定，并按照这个计算，不断形成产品的价值部分，虽然这种支出实际上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预付的，从而也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加入产品或固定资本中去的。这种投在真正修理上的资本，从某些方面看，形成一种独特的资本，既不能列入流动资本，也不能列入固定资本，但作为一种经常支出，宁可算作流动资本。

我们已经讲过，为补偿固定资本的损耗而流回的货币，大部分都是每年，或者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就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尽管如此，对每个资本家来说，仍然必须设置折旧基金，以用于经过若干年才一朝达到其再生产期限，从而要全部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

第9章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我们知道，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是按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期间周转的；我们又知道，同一企业的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根据它们的不同的寿命，从而不同的再生产时间，又各有不同的周转期间。

1.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是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平均周转；计算方法见后。如果问题只涉及不同的期间，那么，计算它们的平均数当然是再简单不过了。但是：

2.这里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差别。

进入生产过程的流动资本，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要使生产过程不间断地进行，它就必须通过产品的出售，不断用实物来补偿。进入生产过程的固定资本，只把它的一部分价值（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尽管有损耗，但它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因此，固定资本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需要用实物来补偿，但这种补偿无论如何不像流动资本那样频繁。补偿的这种必要性，再生产的期限，对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来说，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如前所述，一部分寿命较长、能使用多年的固定资本，能一年或不到一年补偿一次，以实物形式加到旧的固定资本中去，而具有其他性能的固定资本，其补偿只能在其寿命终结时一次进行。

因此，必须把固定资本不同部分的特殊周转化为周转的同种形式，使它们只有量的差别，即只有周转时间上的差别。

如果我们用P…P即连续性生产过程的形式作为起点，这种质的同一性是不会发生的。因为P的某些要素必须不断用实物来补偿，另一些要素则不必如此。但G…G′形式无疑会提供周转的这种同一性。例如有一台价值10 000镑的机器，寿命为10年，因而每年有1/10=1 000镑再转化为货币。这1 000镑在一年之间，由货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又由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它像我们在这个形式下考察的流动资本一样，回到它原来的货币形式，而这1 000镑货币资本，年终是否再转化为一台机器的实物形式，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计算预付生产资本的总周转时，我们把它的全部要素固定在货币形式上，这样，回到货币形式就是周转的终结。我们总是把价值看做是以货币预付的，甚至在价值的这种货币形式只是以计算货币形式出现的连续性生产过程中，也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平均数。

3.由此可见：即使预付生产资本的极大部分，是由其再生产时间从而周转时间形成一个持续多年的周期的那种固定资本构成，但是，由于流动资本在一年内反复周转，一年内周转的资本价值还是能够大于预付资本的总价值。

4.因此，预付资本的价值周转，是和它的实际再生产时间，或者说，和它的各种组成部分的现实周转时间相分离的。假定一个4 000镑的资本每年周转5次。这样，周转的资本是5×4 000=20 000镑。但每次周转终结时流回而被重新预付的，是原来预付的4 000镑资本。它的量不会因为它借以重新执行资本职能的各个周转期间的数目而改变（把剩余价值撇开不说）。

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与此相适应，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也会延长为持续多年的寿命，比如说平均为10年。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也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切的数字。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第10章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在魁奈那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表现为“原预付”和“年预付”。他正确地把这种区别说成是生产资本即并入直接生产过程的资本内部的区别。在他看来，农业上使用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是惟一的实际的生产资本，所以，这种区别也只是对于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来说才是存在的。因此，他也就认为，资本一部分是每年周转一次，另一部分是多年（10年）周转一次。重农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偶然把这种区别应用于其他种类的资本，应用于一般产业资本。年预付和多年预付的区别对社会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在斯密以后，还是要回到这个规定上来。

亚当·斯密的惟一进步是把上述范畴普遍化。在他那里，这种区别已经不仅涉及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而且涉及每一种形式的生产资本。因此，不言而喻：从农业中得出的年周转和多年周转的区别，被周转时间的不同这个一般的区别所代替，因而，固定资本的一次周转，总是包含流动资本一次以上的周转，而不管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是多少，是一年，一年以上，还是不到一年。这样，在斯密那里，“年预付”就成为流动资本，“原预付”就成为固定资本了。但是，他的进步只限于范畴的这种普遍化。他所做的说明是远远落在魁奈后面的。

第11章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李嘉图提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价值规律的例外，即工资率影响价格的各种情况。

在李嘉图那里，投在劳动材料（原料和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价值，不出现在任何一方。它完全消失了。这就是说，它不适于放在固定资本方面，因为在流通方式上，它和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它也不应放在流动资本方面，因为这样一来，从亚当·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并不声不响地沿用着的那种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立等同起来的做法，就会站不住脚。李嘉图凭丰富的逻辑本能，不会不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这部分资本就在他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12章劳动期间

假定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棉纺业，一个是机车制造业，它们的工作日一样长，比如说10个小时的劳动过程。在一个部门，每天、每周提一定量的成品，棉纱；在另一个部门，劳动过程也许要反复进行3个月，才能制成一件成品，一台机车……尽管每天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在这里是一样的，但生产行为的持续时间，即为提供一件成品，把它作为商品送到市场，从而使它由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所必须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却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显然，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在资本支出一样多的时候，必定引起周转速度的差别，从而引起既定资本的预付时间的差别。

在整个劳动期间，固定资本每天转移到产品上去的那部分价值，层层堆积起来，直到产品完成。这里同时也显示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的实际重要性。固定资本是为较长时间预付到生产过程中去的，要经过这个也许是许多年的期间才有更新的必要。蒸汽机是每天一部分一部分地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棉纱这种可分立的劳动过程的产品中去，还是在3个月内把它的价值转移到连续生产行为的产品一台机车中去，这对购买蒸汽机所必需的资本支出毫无影响。在一个场合，蒸汽机的价值是零星的，比如说，每周流回一次，在另一个场合，却是以较大的量，比如说，每3个月流回一次。但在这两个场合，蒸汽机也许要经过20年才更新。

相反，预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就不是这样……每周必须有新的追加资本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如果把一切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即使资本家每周零星地支付工资，他仍然需要有支付3个月工资的能力。流动资本的其他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也是这样。

为取得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应达到的有用效果的特殊性质，需要或长或短的劳动期间。

缩短劳动期间的方法，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中其应用程度是极不相同的，并且不会抵消不同劳动期间长度上的差别。再用我们上述的例子来说，如果采用新工具机，制成一台机车所必需的劳动期间可以绝对地缩短。但是，如果由于纺纱过程的改良，每天或每周提供的成品更迅速地增加了，那么，制造机器的劳动期间，同纺纱的劳动期间相比较，还是相对地变长了。

第13章生产时间

劳动时间始终是生产时间，即资本束缚在生产领域的时间。但是反过来，资本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时间，并不因此也必然都是劳动时间。

这里要说的是与劳动过程长短无关，而受产品的性质和产品制造本身的性质制约的那种中断。在这个中断期间，劳动对象受时间长短不一的自然过程的支配，要经历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劳动过程全部停止或者局部停止。

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预付资本的生产时间由两个期间构成：第一个期间，资本处在劳动过程中；第二个期间，资本的存在形式——未完成的产品的形式——不是处在劳动过程中，而是受自然过程的支配。这两个期间是否有时会互相交错和互相穿插，对问题没有任何影响。劳动期间和生产期间在这里是不一致的。生产期间比劳动期间长。但是，产品只有到生产期间结束以后，才能完成、成熟，因而才能从生产资本的形式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形式。所以，资本的周转期间，也要随着不是由劳动时间构成的生产时间的长度而延长。如果超过劳动时间的生产时间，不是像谷物的成熟、橡树的成长等等那样，由永恒的自然规律决定，那么，资本周转期间就往往可以通过生产时间的人为的缩短而或多或少地缩短。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农业上特别显著。在我们温带气候条件下，土地每年长一次谷物。生产期间（越冬作物平均9个月）的缩短或延长，还要看年景好坏变化而定，因此不像真正的工业那样，可以预先准确地确定和控制。

第14章流通时间

我们以前考察的一切情况，引起了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资本的周转期间的差别，从而也引起了资本所必须预付的时间的差别。这些情况都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发生的，例如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劳动期间的差别等等。但是，资本的周转时间等于它的生产时间和它的流通时间之和。因此，不言而喻，流通时间的长短不一会造成周转时间，从而造成周转期间的长短不一。

流通时间的一部分——相对地说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是由出售时间，即资本处在商品资本状态的时间构成的。流通时间，从而整个周转期间，是按照这个时间的相对的长短而延长或缩短的。

商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地点的距离，是使出售时间，从而使整个周转时间产生差别的一个经常性的原因。在商品运往市场的全部时间内，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的状态；如果商品按订货生产，就要停留到交货的时候；如果不是按订货生产，那么，商品运往市场的时间，还要加上商品在市场上等候出售的时间。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移动期间；但不同的商品资本或向不同的市场移动的同一商品资本的不同部分，由于移动而在流通时间上发生的相对差别，不会因此消失。

现在我们来考察流通时间的第二段时间：购买时间，或者说，资本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的时间。在这期间，资本必须以或短或长的时间停留在货币资本的状态，因而，全部预付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不断地处在货币资本的状态，尽管这个部分是由不断变化的要素构成的。

购买时间、离原料主要供应地的远近，怎样使人们必须为较长的期间买进原料，并且使它们保持生产储备的形式，保持潜在的或可能的生产资本的形式以供使用；因此，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必须一次预付的资本量就会增加，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也会延长。

第15章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在这一章和后面的第16章，我们要考察周转时间对资本价值增殖的影响。

我们假定，在一切场合，每周的预付资本是100镑，周转期间是9周，因此，为每个周转期间预付的资本等于900镑。

1.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

这种情况虽然实际上只是偶然的例外，但是必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在这里关系表现得最简单、最明了。

两个资本（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资本Ⅰ，和在资本Ⅰ的流通期间执行职能的追加资本Ⅱ）在它们的运动中会互相交替，而不会互相交叉。因此，除了第一个期间以外，这两个资本各自只为自己的周转期间而预付。

2.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

资本Ⅰ和资本Ⅱ的劳动期间和周转期间互相交叉，而不是互相交替。同时这里还发生资本游离。这种情况是以上考察的场合所没有的。

但是和以前一样，下述情况不变：1.全部预付资本的劳动期间的数目，等于预付资本两个部分的年产品的价值之和除以全部预付资本。2.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两个周转额之和除以两个预付资本之和。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这样考察这两部分资本，就好像它们是在完成彼此完全独立的周转运动。

在假定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场合，无论如何，在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总会有一个货币资本游离出来，它的量和那个为流通期间而预付的资本Ⅱ的量相同。

3.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

我们在这一节论述的对象即生产资本流动部分的周转的性质，是由这个资本部分本身的性质引起的。一个劳动期间使用的流动资本，在完成它的周转以前，即在它转化为商品资本、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再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前，是不能用于一个新的劳动期间的。因此，为了使第一个劳动期间立即由第二个劳动期间继续下去，资本必须重新预付和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动要素，并且它的量要足够填补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流动资本的流通期间所形成的空隙。正因为这样，流动资本的劳动期间的长短，对劳动过程的经营规模，对预付资本的分配以及对新的资本部分的追加，都发生影响。而这正是我们在这一节所要考察的。

4.结论

对社会总资本来说——就其流动部分而言——资本游离必然是通例，而在生产过程中依次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的单纯交替的现象必然是通例。因为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或者流通期间同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相等，即周转期间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这种均匀的比例性，和事物的性质完全无关，因此，大体来说，也只能是例外的现象。

因此，一年周转多次的社会流动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在年周转周期中，周期地处于游离资本的形式。

其次很清楚，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这种游离资本的量和劳动过程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一起增大，因而总的来说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起增长。

5.价格变动的影响

以上我们一方面假定价格不变，生产规模不变，另一方面假定流通时间缩短或延长。现在，我们反过来假定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变，生产的规模不变，但另一方面假定价格有变动，也就是说，假定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的价格下跌或上涨，或者前两种要素的价格下跌或上涨。假定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格和工资一样，都下跌一半。这样，在我们的例子中，每周的预付资本就不是100镑，而是50镑，一个9周的周转期间需要的预付资本就不是900镑，而是450镑。

第16章可变资本的周转

1.年剩余价值率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也就是商品资本中包含的、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并且已经并入产品的剩余价值完全撇开不说。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到这部分价值上面来。

假定每周投入的可变资本100镑生产100%的剩余价值等于100镑，那么，在5周的周转期间内投入的可变资本500镑，就会生产一个500镑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工作日的一半是由剩余劳动构成的。

如果可变资本500镑产生500镑剩余价值，那么，5 000镑就生产10×500=5 000镑的剩余价值。但是，预付的可变资本是500镑。我们把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和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额之比，称为年剩余价值率。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年剩余价值率=

。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比率就会知道，年剩余价值率等于预付可变资本在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率乘以可变资本的周转次数（它和全部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是一致的）。

2.单个可变资本的周转

剩余价值的生产，取决于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量和劳动剥削程度。但是，这件事情会影响为在一年内推动一定量劳动力所必须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因而，会决定年剩余价值率。

3.从社会的角度考察的可变资本的周转

现在我们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假定一个工人每周需费1镑，工作日等于10小时。A和B一年内都雇用100个工人（100个工人每周需费100镑，5周就需费500镑，50周就需费5 000镑），每一个工人在每周的6天中劳动60小时。因此，100个工人每周劳动6 000小时，在50周内劳动300 000小时。这个劳动力已经由A和B一手占有，因此不能再由社会用在别的目的上。因此，就这方面来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A和B的情况相同。其次，A和B的各100个工人每年都得到工资5 000镑（200个工人合计得10 000镑），并且从社会取走相当于这笔金额的生活资料。就这方面来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A和B的情况又相同。由于工人在两个场合都是每周得到报酬，所以他们都是每周从社会取走生活资料，为此，他们在两个场合也都是每周把货币等价物投入流通。但是，区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一
，A的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不像B的工人那样，只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形式（实际上是对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支付手段）；从开业后的第二个周转期间起，它已经是工人本身
在第一个周转期间生产的价值产品
（=劳动力的价格加上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工人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劳动的报酬就是用这个价值产品来支付的。而B却不是这样。从工人方面来说，在这里，货币虽然是他的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支付手段，但是这个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报酬，不是用这个劳动本身的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产品（这个劳动本身所生产的价值的货币形式）来支付。这种情况要到第二年才会发生，那时，B的工人的报酬才用他自己前一年的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产品来支付。

第二
，这和第一点区别有联系，B的工人和A的工人一样，也是用那个在他手中变成流通手段的可变资本，来支付他所购买的生活资料的费用的。例如，他不仅从市场上取走小麦，而且也用一个货币形式的等价物来补偿小麦。但是，和A的工人不同，B的工人用来支付并从市场上取走生活资料的货币，不是他在这一年内投入市场的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因此，他虽然对生活资料的卖者提供货币，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后者用得到的货币购买的商品——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相反，A的工人却提供了商品。因此，在B的场合，从市场上取走了劳动力，取走了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取走了B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形式的固定资本以及生产材料，而把货币等价物作为它们的补偿投入市场；但是，在一年内没有把任何产品投入市场，来补偿从市场上取走的生产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

第三
，至于所使用的流动资本本身（可变流动资本和不变流动资本），由劳动期间的长短引起的周转期问的长短，会产生这种区别：在一年周转多次的场合，可变流动资本或不变流动资本的一个要素可以由它本身的产品来提供，例如煤炭生产，服装业等等。在不是这样的场合，就不能这样，至少在一年内不能这样。

第17章剩余价值的流通

除了实际的积累或者剩余价值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以外，还进行着货币积累，即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积攒起来，这部分货币资本只是在后来达到一定数量时，才会作为追加的能动的资本执行职能。

把甚至阻碍再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的那些干扰撇开不说，再生产只能有两种正常的情况：

或者是再生产按原有的规模进行；

或者是发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积累。

1.简单再生产

在简单再生产的场合，每年或者在一年的多次周转中周期地生产的和实现的剩余价值，都由它的所有者资本家个人消费掉，也就是非生产地消费掉。

问题不在于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而在于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基础是雇佣劳动，工人的报酬是用货币支付的，并且实物报酬一般已转化为货币报酬——只有在国内现有的货币量能充分满足流通和由流通决定的货币贮藏（准备金等）的需要的地方，才能够得到较大规模的、比较深入和充分的发展。这是历史的前提，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一点理解为，必须先有充足的贮藏货币，然后才开始有资本主义生产。应当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贵金属有足够的供给。因此，16世纪以来贵金属供给的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问题涉及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供给货币材料，那么，一方面以产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时，没有该产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货币，另一方面以金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时，无须事先由产品转化为货币。

要转化为货币的追加商品会找到必要的货币量，因为另一方面要转化为商品的追加的金（和银）可以不通过交换，而通过生产本身投入流通。

2.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如果积累以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形式发生，那么很明显，它对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

就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来说，它是由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提出来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作为货币资本，而不是作为货币形式，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已经在资本家手中。只是它的用法不同而已。

我们现在要考察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发生实际的积累，即没有直接扩大生产规模，但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会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作为货币准备金积累起来，以便以后转化为生产资本。

这里积累的货币，是已经出售的商品的货币形式，并且是对商品所有者来说表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价值的货币形式（假定这里没有信用制度）。积累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是相应地卖而不买。

如果按实际情况进行考察，为了以后的使用而积累的潜在的货币资本有以下几项：

1.银行存款。

2.公债券。

3.股票。

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第18章导言

1.研究的对象

正如每一单个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分子一样，每一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有个体生命的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正如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是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系列——商品流通——的一个环节一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它的周转，是社会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

这个总过程，既包含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中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中介的形式转化或交换。一方面，它包含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从而包含劳动力的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里，工人是他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是这种商品的买者。另一方面，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阶级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包含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这里，工人阶级是买者，资本家是向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

商品资本的流通，还包含剩余价值的流通，从而也包含对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即对剩余价值的消费起中介作用的买和卖。

因此，总括起来成为社会资本的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也就是说，就社会资本的总体来考察的循环，不仅包括资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后者本来只能由两部分构成：1.资本本身的循环；2.进入个人消费的商品的循环，也就是工人用工资，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或其中的一部分）购买的那些商品的循环。当然，资本的循环也包括剩余价值的流通，因为剩余价值构成商品资本的一部分，而且还包括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工资的支付。但是，这个剩余价值和工资耗费在商品上，并不构成资本流通的环节，虽然至少工资的耗费是这个流通所不可缺少的。

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我们考察的，始终只是单个资本，只是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但是，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

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

2.货币资本的作用

（虽然下面阐述的内容属于本篇的后面部分，但我们还是想立即研究一下，就是说，把货币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察。）

在考察单个资本的周转时，货币资本显示出两个方面。

第一，它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

第二，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和周转期间各组成部分——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的比例不同，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预付和更新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与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即连续进行的生产的规模之间的比例也就不同。但不管这个比例如何，能够不断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那部分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总是受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与生产资本同时存在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的限制。这里说的只是正常的周转，一个抽象的平均数。在这里，为消除流通的停滞而追加的货币资本是撇开不说的。

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在社会的生产中，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一样，在劳动期间较短的生产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因此，这种情况是由各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在社会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我们知道，如果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劳动期间的持续所引起的，那么，这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
，货币一般地说是每一单个资本（撇开信贷不说）为了转化成生产资本所必须采取的形式；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由一般商品生产的性质引起的。第二
，必要的预付货币量的产生，是由于在较长时间内不断从社会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却不向社会提供任何可以再转化为货币的产品。

第19章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1.重农学派

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上一年度的收获，理所当然地构成生产期间的起点。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总产品的一部分——它和总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作为使用物品，是过去一年劳动的新的结果——同时只是以同一实物形式再现的原有资本价值的承担者。它不流通，而是留在它的生产者租地农场主阶级手里，以便在那里重新开始它的资本职能。魁奈还把一些无关的要素包括在年产品的这个不变资本部分中，但是他把握住了主要问题，这要归功于他的有限的眼界，即认为农业是使用人类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惟一领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是惟一的真正生产的领域。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后者的显而易见的条件，会阐明前者的条件，并且会排除只是由流通幻影引起的思想混乱。

2.亚当·斯密

斯密的一般观点

亚当·斯密就是这样把一切个别考察的商品的价格和“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分解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三个源泉，即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在这之后，他还是不得不迂回曲折地把第四个要素，即资本的要素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通过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区别来达到的。

斯密把交换价值分解为v+m

亚当·斯密的教条是：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商品价值=v+m，即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而且我们确实也能够把利润和地租还原为一个我们叫作m的共同单位。

不变资本部分

现在让我们看看，亚当·斯密企图用什么魔术，把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从商品价值中驱逐出去。

他在所举的例子中承认，谷物的价格不仅由v+m构成，而且也由生产谷物时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构成。但是，他说，这一切生产资料本身的价格，和谷物的价格一样，也分为v+m；不过亚当·斯密忘记加上一句：此外，还分为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本身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他引导我们由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又由另一个生产部门到第三个生产部门。商品的全部价格“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v+m这个论断，不过是一个空洞的遁辞。

亚当·斯密所说的资本和收入

亚当·斯密所说的，是完全错误的：

“维持生产劳动所使用的资本部分……在为他[资本家]执行资本的职能之后……就形成他们[工人]的收入。”

资本家用来支付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货币，所以能“为他执行资本的职能”，是因为他由此把劳动力并入他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而只有这样，他的资本才能够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我们应当分清：劳动力在工人手中是商品，不是资本，并且在工人能不断地反复出卖它的时候，它构成工人的收入；在它卖掉之后，在资本家手中，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它执行资本的职能。劳动力在这里起双重作用：在工人手中，它是按价值出卖的商品；在购买它的资本家手中，它是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力。

总结

总之，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开始就是戴着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面具出现的。因此，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也直接与这种考虑相一致：一方面这个价值在什么程度之内只是所花费的资本的等价物；另一方面它在什么程度之内是“免费的”、不补偿任何预付资本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从这个观点加以互相比较的各部分商品价值，这样就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它的独立的“组成部分”，并且最终地转化为“一切价值的源泉”。进一步的结论是，商品价值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或“分解为”不同种类的收入，这样一来，不是收入由商品价值组成，而是商品价值由“收入”组成。但是，正如商品价值或货币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并不改变商品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性质或货币作为货币的性质一样，商品价值后来执行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收入的职能，也并不改变商品价值的性质。亚当·斯密所要研究的商品，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它除了包含生产商品时消耗的资本价值，还包含剩余价值），也就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因此，本应该先分析这个生产过程，从而分析其中包含的价值增殖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本身又是商品流通，所以，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就要撇开这个生产过程，事先分析商品。亚当·斯密有时“内在地”抓到了正确的东西，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也只是在分析商品的时候，也就是在分析商品资本的时候，才考虑价值的生产。

3.以后的经济学家

事实上，李嘉图完全接受了亚当·斯密关于商品价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理论。

拉姆赛反对李嘉图，他说：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固定资本。”（《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74页）

亚当·斯密把商品的价值，从而把社会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从而分解为单纯的收入，但是他反对从这种论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全部年产品都可以被消费掉。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从来不会作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把这件事留给萨伊和麦克库洛赫之流去做。

萨伊实际上轻而易举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一个人的资本预付就是或曾经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和纯产品；总产品和纯产品的区别纯粹是主观上的。

顺便指出，萨伊的这个发现也为蒲鲁东据为己有。

施托尔希在原则上也接受亚当·斯密的学说，但发现萨伊对这一学说的实际应用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施托尔希忘记告诉我们，这个不变资本部分的存在，和他所接受的斯密的价格分析，是怎样一致的，按照这种分析，商品价值只包括工资和剩余价值，并不包括不变资本部分。

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并且事实上把对这种关系的特殊解释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一个科学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说明，没有作出一丝一毫的贡献。

巴顿、拉姆赛和舍尔比利埃都试图超出斯密的解释。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不能把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之间的区别，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明确地分开，从而一开始提出问题就是片面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他惯有的妄自尊大，重复亚当·斯密传给他的后继者们的理论。

结果是：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

第20章简单再生产

1.问题的提出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资本，即总资本——各单个资本只是它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的运动，既是它们的单个的运动，同时又是总资本运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一年内执行职能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么必定会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再生产过程和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二者又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年产品既包括补偿资本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即社会再生产，也包括归人消费基金的、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就是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这种消费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

显然，我们应当分析的是
这个流通公式，在这里，消费必然会起作用；因为起点W′=W+w。即商品资本，既包含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也包含剩余价值。所以，它的运动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

为了我们当前的目的，再生产过程必须从W′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观点来加以考察。

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上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值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态。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为总资本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

既然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没有任何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是一种奇怪的假定，另一方面，生产条件在不同的年份不是绝对不变的（而假定它们是不变的），那么，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就只是表现为一个抽象。前提是：一定价值的社会资本，今年和去年一样，再提供一样多的商品价值，满足一样多的需要，虽然商品的形式在再生产过程中可能改变。但是，只要有积累，简单再生产总是积累的一部分，所以，可以就简单再生产本身进行考察，它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年产品的价值可以减少，而使用价值量不变；年产品的价值可以不变，而使用价值量减少；价值量和再生产的使用价值量也可以同时减少。这一切就在于，再生产不是在比以前更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就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后者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出现一个不完备的——有缺陷的——再生产。

2.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

社会的总产品，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

Ⅰ.生产资料
：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Ⅱ.消费资料
：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拥有的所有不同生产部门，总合起来都形成一个单一的大的生产部门：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另一个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两个生产部门各自使用的全部资本，都形成社会资本的一个特殊的大部类。

每一部类的资本都分成两个组成部分。

1.可变资本
。从价值
方面看，这个资本等于该生产部门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等于为这个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工资总额。从物质方面看，这个资本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本身构成的，即由这个资本价值所推动的活劳动构成的。

2.不变资本
，即该部门在生产上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又分成固定
资本：机器、工具、建筑物、役畜等等，流动不变资本：生产材料，如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

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借助于这些资本而生产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都分成：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按其价值来说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c的价值部分和由全部年劳动追加的价值部分。后者又分成：补偿预付可变资本v的部分和超过可变资本而形成剩余价值m的部分。因此，每一部类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和每个个别商品的价值一样，也分成c+v+m。

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要以下列公式为基础，其中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并且假定价值增殖率m/v=100%。数字可以表示几百万马克，几百万法郎，或几百万镑。

Ⅰ.生产资料的生产：

资本…………………………4 000c+1 000v=5 000，

商品产品………………………4 000c+1 000v+1 000m=6 000，以生

产资料的形式存在。

Ⅱ.消费资料的生产：

资本…………………………2 000c+500v=2 500，

商品产品…………………2 000c+500v+500m=3 000，以消费资料

的形式存在。

概括起来说，全年总商品产品：

Ⅰ.4 000c+1 000v+1 000m=6 00生产资料；

Ⅱ.2 000 c+500v+500m=3 000消费资料。

总价值等于9 000，按照假定，其中不包括继续以实物形式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

现在，如果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基础上（这里全部剩余价值都是非生产地消费掉）的各种必要的交换，并且先不考察作为交换中介的货币流通，那么，我们一开始就会得出三大要点：

1.第Ⅱ部类工人的工资500v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500m，必须用于消费资料。但是，它们的价值存在于价值1 000的消费资料中，这种消费资料掌握在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的手里，补偿预付的500v，并代表500m。因此，第Ⅱ部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在第Ⅱ部类内部同第Ⅱ部类的产品交换。这样，就有（500v+500m）Ⅱ=1 000以消费资料形式从总产品中消失。

2.第Ⅰ部类的1 000v+1 000m，同样必须用于消费资料，即用于第Ⅱ部类的产品。因此，它们必须同第Ⅱ部类产品的其余的、数量与它们相等的不变资本部分2 000c交换。为此，第Ⅱ部类会得到数额相等的生产资料，得到体现第Ⅰ部类的1 000v+1 000m的价值的第Ⅰ部类产品。因此，就有2 000Ⅱc和（1 000v+1 000m）Ⅰ从计算中消失。

3.还剩下4 000Ⅰc。它们由生产资料构成，只能用于第Ⅰ部类，以便补偿该部类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因此，要通过第Ⅰ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互相交换来解决，就像（500v+500m）Ⅱ要通过第Ⅱ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或通过第Ⅱ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解决一样。

3.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Ⅰ（v+m）和Ⅱc的交换

我们从两个部类之间的大宗交换开始。（1 000v+1 000m）Ⅰ——这些价值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于它们的生产者手中——要和2 000Ⅱc，即以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的价值交换。通过这种交换，第Ⅱ部类的资本家阶级把他们的不变资本2 000从消费资料形式再转化为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不变资本可以重新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且为了价值增殖而作为不变的资本价值执行职能。另一方面，通过这种交换，第Ⅰ部类的劳动力的等价物（1 000Ⅰv）和第Ⅰ部类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1 000Im），在消费资料中实现；二者都由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一种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实物形式。

由此得出结论：在简单再生产中，第Ⅰ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也就是第Ⅰ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Ⅱc，也就是第Ⅱ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或者说，Ⅰ（v+m）=Ⅱc。

4.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年商品生产的第Ⅱ部类是由种类繁多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但是，按它们的产品来说，可分成两大分部类。

（a）消费资料。它们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但因为它们是必要生活资料，所以也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的一部分，虽然就其质量和价值来说，往往和工人的必要
生活资料不同。为了这里研究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整个分部类概括为必要消费资料这个项目。至于像烟草这一类产品，从生理学观点来看，是不是必要消费资料，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要习惯上认为它是必要消费资料就行了。

（b）奢侈
消费资料。它们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所以只能和花费的剩余价值交换，而剩余价值是绝对到不了工人手中的。就前一个项目来说，很明显，为了生产该项目的种种商品而预付的可变资本，一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流回到第Ⅱ部类中生产这些必要生活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家阶级（即Ⅱa的资本家）手中。他们按照支付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的数额，把必要生活资料卖给他们自己的工人。尽管各有关产业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很频繁的，并且通过这种交易流回的可变资本是按比例分配的，但对第Ⅱ部类资本家阶级的整个分部类a来说，这种回流是直接
进行的。这是靠工人支出的货币直接提供流通手段的流通过程。而分部类Ⅱb的情况却不同。我们这里考察的价值产品的整个部分，即Ⅱb（v+m），是以奢侈品的实物形式存在的，就是说，这种奢侈品，同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商品价值Ⅰv—样，工人阶级是无法购买的，尽管这种奢侈品和那种生产资料都是这些工人的产品。因此，这一分部类预付的可变资本以它的货币形式再回到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的那种回流，不能直接进行，而是像Ⅰv一样，必须间接进行。

从（Ⅱb）v在（Ⅱa）m的一个等价部分中实现这一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年产品中的奢侈品部分越是增大，从而奢侈品生产中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越是增加，预付在（Ⅱb）v上的可变资本要再转化为可以重新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来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因而在Ⅱb中就业的那部分工人阶级要生存和再生产——他们的必要消费资料的供给——也就越是要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挥霍，越是要取决于这个阶级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奢侈品。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以Ⅱ（v+m）在Ⅱa和Ⅱb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从而也是以Ⅱc在（Ⅱa）c和（Ⅱb）c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因此，这种分割从根本上影响着生产的性质和数量关系，对生产的总形态来说，是一个本质的决定因素。

简单再生产实质上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虽然攫取剩余价值表现为单个资本家的动机；但是，剩余价值——不管它的比例量如何——在这里最终只是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

既然简单再生产是每个规模扩大的年再生产的一部分，并且还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个人消费的动机总是和发财致富的动机本身相伴而生，同时又和它相对立。实际上，问题表现得更复杂，因为掠夺物——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会作为独立于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出现。

5.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中介作用

对商品流通来说，有两样东西始终是必要的：投入流通的商品和投人流通的货币。

例如，在Ⅱc和Ⅰ（v+m）之间的流通中，我们假定，第Ⅱ部类为这个流通预付了500镑货币。大的社会的生产者群之间的流通，分解为无数的流通过程，其中，时而这一生产者群的某个人，时而那一生产者群的某个人，首先作为买者出现，从而把货币投入流通。

6.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

现在留下还要研究的是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4 000Ⅰc。这个价值等于第Ⅰ部类的商品产品中再现的价值，即在这个商品量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在第1部类，全部商品产品由生产资料，即由建筑物、机器、容器、原料和辅助材料等等构成。因此，其中用来补偿这个部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能够以它的实物形式立即重新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执行职能。如果它进人流通，那也是在第Ⅰ部类内部流通。

当构成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部分产品不再直接进入自己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自己那个生产部门的时候，这些产品只是变换了位置。它们以实物形式进入第Ⅰ部类的另一个生产部门，而第Ⅰ部类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则对它们进行实物补偿。这只不过是这些产品的换位。它们全部作为补偿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因素再进入第Ⅰ部类，不过不是进入第Ⅰ部类这一个群，而是进入这个部类的另一个群。在这里，只要交换是在第Ⅰ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这种交换就是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的交换，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交换。这是第Ⅰ部类的不同的单个不变资本部分的互相交换。只要产品不是直接在本生产部门作为生产资料使用，这些产品就离开它们自己的生产场所，进入另一个生产场所，因而，互相得到补偿……如果生产是社会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Ⅰ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

7.两个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当年再生产的第Ⅱ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第Ⅱ部类的剩余价值（即等于第Ⅱ部类当年生产的价值），加上当年再生产的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第Ⅰ部类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第Ⅰ部类当年生产的价值）。

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当年生产的全部价值。其所以必然如此，因为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全部价值将被消费掉。

8.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

就总产品价值9 00和它分成的各个范畴来说，对它们的分析不会比对一个单个资本产品价值的分析遇到更多的困难，不如说困难是一样的。

困难不在于社会产品价值本身的分析。困难是在于把社会产品的价值
组成部分和它的物质
组成部分作比较时产生的。

不变的、仅仅再现的那部分价值，等于由生产
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并在该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当年的新的价值产品即v+m，等于由消费
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并在该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但是，除了一些在这里没有意义的例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商品，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实物形式或使用形式的产品，从而也是完全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的产品。使用机器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是和制造机器的劳动完全不同的。年总工作日（其价值表现等于3 000）好像全部耗费在消费资料等于3 000的生产上，其中没有任何不变的价值部分再现出来，因为这3 000=1 500v+1 500m，只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不变资本价值等于6 000则以一种和消费资料完全不同的产品形式，以生产资料形式再现出来，社会工作日好像没有任何部分耗费在这种新产品的生产上；相反，这整个工作日好像只是由以消费资料而不是以生产资料作为结果的劳动方式构成。秘密已经揭穿。年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第Ⅱ部类的产品价值，等于新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但是，这个产品价值，比耗费在消费资料生产（第Ⅱ部类）上的那部分年劳动大
。年劳动只有
耗费在消费资料的生产上。这个年劳动的
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也就是耗费在第Ⅰ部类。第Ⅰ部类在这期间生产的价值产品，等于第Ⅰ部类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等于第Ⅱ部类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现的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所以，它们可以互相交换和互相用实物补偿。因而，第Ⅱ部类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也等于第Ⅰ部类+第Ⅱ部类的新价值产品之和，或者Ⅱ（c+v+m）=Ⅰ（v+m）+Ⅱ（v+m），所以等于年劳动以v+m形式生产的新价值之和。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Ⅰ）的总价值，等于以生产资料（Ⅰ）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同以消费资料（Ⅱ）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所以，等于在社会总产品中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

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社会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

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生产生产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也就是说，既把新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中去，又把在它们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生产资料中去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外是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用来补偿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以旧生产资料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

9.对于亚当·斯密、施托尔希和拉姆赛的回顾

我们再次看见了亚当·斯密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淹没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之中所造成的恶果。拉姆赛所说的不变资本是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他所说的流动资本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二者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其中一个和另一个一样，都不能生产剩余价值。

10.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

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为了摆脱理论上的困难，即对现实联系的理解，提出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反过来说也一样。这种看法部分地说是正确的，如果使它具有普遍意义，那就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种看法包括对在年再生产中进行的全部交换过程的根本误解，也就是对这种部分正确的东西的事实根据的误解。）

在资本家那里最初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货币，现在在工人手中作为他的工资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工人又把工资转化为生活资料；所以，这些货币是作为收入
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这种收入是工人靠不断反复出卖他的劳动力得到的。

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一简单事实：买者（这里指资本家）的货币从买者手中转到卖者（这里指劳动力的卖者，即工人）手中。这并不是可变资本
执行双重职能，既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又作为工人的收入；而是同一个货币
先在资本家手中作为他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从而作为可能的可变资本；当资本家把它转化为劳动力时，它就在工人手中充当所出卖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同一个货币在买者手中有一种用途，在卖者手中有另一种用途，这是一切商品买卖都有的现象。

11.固定资本的补偿

至于机器以及其他具有比较耐久形式的固定资本，则会发生而且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整个建筑物或机器的躯体寿命很长，但是，其中有一些部分却必须在这一年内全部进行补偿。这些部分，与那些必须在一年内补偿的固定资本要素属于同一个范畴。

一旦这种固定要素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寿命已经完结，不能再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它的价值就在它旁边存在着，全部由货币来补偿，即由货币沉淀的总和，由固定资本逐渐转移到它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已经通过商品出售而转化为货币形式的价值的总和来补偿。接着，这些货币就用来对固定资本（或固定资本的要素，因为固定资本的不同要素有不同的寿命）进行实物补偿，从而对生产资本的这个组成部分进行实际更新。

损耗的价值部分在货币形式上的补偿

如果我们现在从下列公式开始：

那么，商品2 000Ⅱc和同等价值的商品Ⅰ（1 000v+1 000m）交换的前提是：2000Ⅱc全部以实物形式再转化为第Ⅰ部类所生产的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实物组成部分；但是，后者借以存在的商品价值2 000包含着补偿固定资本的价值损失的要素，这个要素不需要立即用实物来补偿，而要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逐渐积累成一个总额，直到固定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更新的时候为止。

固定资本的实物补偿

除了用货币补偿损耗部分以外，还用实物补偿寿命全部完结的固定资本。

第Ⅱ部类是由许多资本家构成的，他们的固定资本处在再生产的完全不同的期限中。对一些资本家来说，固定资本已经到了必须全部用实物更新的期限。对另一些资本家来说，它和这个阶段多少还有些距离。对后一类资本家的全体成员来说，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固定资本并没有实际再生产，即并没有用实物来更新，或者说，并没有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补偿，它的价值则相继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前一类资本家则完全处于企业开办时的那种情况（或部分地处于那种情况，这一点和这里的问题无关）。那时，他们带着货币资本来到市场，一方面要把它转化为（固定的和流动的）不变资本，另一方面则要把它转化为劳动力，即可变资本。

结论

关于固定资本的补偿，一般应当指出：

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不仅生产规模不变，而且特别是劳动生产率也不变的前提下，如果Ⅱc的固定要素比去年有更大一部分已经寿命完结，从而有更大一部分要用实物更新，那么，还在死亡途中的、在死亡期到来以前暂时要以货币形式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必然会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因为按照这个前提，在第Ⅱ部类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部分的总量（以及价值总量）是保持不变的。

12.货币材料的再生产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要素我们完全没有考虑，那就是金和银的年再生产。金和银如果仅仅作为制造奢侈品或镀金等等的材料，那也和任何其他产品一样，不必在这里专门提起。但是，它们作为货币材料，从而作为可能的货币，是起重要作用的。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这里只是把金当作货币材料。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只有美国是金和银的生产者。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金以及绝大部分银都是从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南美和俄国得到的。

金的生产和一般金属生产一样，属于第Ⅰ部类，属于包括生产资料生产的部类。

13.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再生产理论

这位卓越的著作家关于社会再生产和流通的总过程做了如下说明：

“有人问我，这些产业主怎么能赚取这样大的利润，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得这样大的利润。我回答说
：那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按照德斯杜特先生的说法，货币资本——资本家以这种形式把工资预付给工人——流回到资本家手里，就成了这些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第二个源泉。

德斯杜特，这位“非常卓超的著作家”，法国研究院院士，费城哲学协会会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庸俗经济学家的一颗明星，最后要求读者赞赏他在说明社会过程的进程时那种惊人的清晰，赞赏他在这个问题上倾注的光辉。

第21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第一册已经指出，单个资本家的积累是怎样进行的。由于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也转化为货币。资本家把这样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他的生产资本的追加的实物要素。这个增大的资本，在生产的下一个循环内，会提供更多的产品。但是，在单个资本上发生的情况，也必然会在全年的总再生产上出现，正像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我们已经看到，在单个资本的场合，单个资本的已经损耗的固定组成部分相继沉淀为贮藏货币的现象，也会在社会的年再生产上表现出来。

1.第Ⅰ部类的积累

货币贮藏

显然，投在构成第Ⅰ部类的许多产业部门的资本，和投在每一个这样的产业部门内的不同的单个资本，都会由于它们的年龄不同，也就是由于已经经历的执行职能的时间不同——完全撇开它们的规模、技术条件、市场关系等等不说——处于剩余价值相继转化为可能的货币资本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而无论这种货币资本是要用来扩充它们的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还是要用来创立新的工业企业（这是扩大生产的两种形式）。因此，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把他们的已经增加到相应数量的可能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也就是用通过剩余价值的货币化而贮藏起来的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即追加的不变资本要素；而另一部分资本家则仍然从事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贮藏。因此，这两类资本家是互相对立的：一方作为买者，另一方作为卖者，并且每一方在这两种作用中都只起一种作用。

例如，A卖给B（可以代表一个以上的买者）600（=400c+100v+100m）。他已经卖掉商品600，换成货币600，其中100代表剩余价值，他把这100从流通中取出，以货币形式贮藏起来；但是这100货币不过是剩余产品即价值100的承担者的货币形式。货币贮藏根本不是生产，因此从一开始也就不是生产的增长。在这里，资本家的活动不过是把出售剩余产品100所得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抓住它，把它扣留下来。不仅A这样做，而且在流通领域的许多点上，其他资本家A′、A″、A′″也这样做，他们都同样热衷于这种货币贮藏。在这许多点上，货币被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许多点也就像是流通的许多障碍，因为它们使货币的运动停止，使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能力。但是必须注意，远在商品流通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以前，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已经产生了货币贮藏；社会现有的货币量，总是大于它处于实际流通中的部分，虽然这一部分会由于情况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同样的贮藏货币和同样的货币贮藏，不过现在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因素。

在信用制度下，所有这些可能的资本，由于它们积聚在银行等等的手中，而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可贷资本”、货币资本，而且不再是被动的东西，不再是未来的音乐，而是能动的、生利的东西。

但是，A所以能进行这种货币贮藏，仅仅是因为就他的剩余产品来说，他只作为卖者，而不接着作为买者出现。所以，他的剩余产品——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连续生产，就是这种货币贮藏的前提。在只考察第Ⅰ部类内部的流通这种场合，作为总产品的一部分的剩余产品的实物形式，和总产品的实物形式一样，是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的实物形式，也就是说，属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范畴。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在B、B′、B″等等买者手中，它将会变成什么，将会执行什么样的职能。

在这里，首先要记住一点：尽管A从流通中取出相当于他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把它贮藏起来，但另一方面，他也把商品投入流通，而没有以此从流通中取出其他商品，因此，B、B′、B″等等就能够把货币投入流通而只取出商品。在这个场合，这种商品，按照它的实物形式和它的用途来说，是要加入到B、B′等的不变资本的固定要素或流动要素中去的。

追加的不变资本

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对于它的占有者，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他们用不着预付任何货币或商品，就可以得到它……因此，第Ⅰ部类资本家预付的，不外是他们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人不仅通过自己的劳动，为他们保存了不变资本；不仅用一个新创造的具有商品形式的相应的价值部分，为他们补偿了可变资本价值；而且，工人还用自己的剩余劳动，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以剩余产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他们通过相继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形成了货币贮藏，形成了追加的可能的货币资本。在这里考察的场合，这个剩余产品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构成的。这个剩余产品，只有在B、B′、B″等等（Ⅰ）的手中，才执行追加的不变资本的职能。但是，它在出售以前，在货币贮藏者A、A′、A″（Ⅰ）的手中已经是潜在的追加的不变资本了……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Ⅰ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为第Ⅱ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应地多为第Ⅰ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完成这种过渡往往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由于第Ⅰ部类的有些产品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在两个部类起作用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过渡就容易些。

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只考察价值量，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简单说来，这种物质基础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用在第Ⅰ部类潜在的追加资本的创造上的第Ⅰ部类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因此，A、A′、A″（Ⅰ）方面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通过相继出售他们的在没有任何资本主义货币支出的情况下形成的剩余产品——在这里也就只是追加地生产出来的第Ⅰ部类的生产资料的货币形式。

追加的可变资本

因为以上我们只考察了追加的不变资本，所以现在要转入考察追加的可变资本。

在第一册，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力总是准备好的；在必要时，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数，即不用增加劳动力的量，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这里暂时没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而只要假定，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中可以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在应该转化时总会找到劳动力。

2.第Ⅱ部类的积累

现在，我们要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第Ⅱ部类的积累。

Ⅱc方面的第一个困难，即怎样由第Ⅱ部类的商品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转化为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是与简单再生产有关的。让我们采用以前的公式：

假如第Ⅰ部类的剩余产品的一半，即
m或500Ⅰm，再作为不变资本并入第Ⅱ部类，留在第Ⅰ部类的这部分剩余产品，就不能补偿Ⅱc的任何部分。它不转化为消费资料（在转化为消费资料的场合，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这部分流通中发生的，是商品的实际的互相的交换，也就是双方的商品换位，这不同于以第Ⅰ部类的工人作为中介的1 000Ⅱc由1 000Ⅰv进行的补偿），而要在第Ⅰ部类本身内作为追加的生产资料来用。它不能同时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完成这个职能。资本家不能既把他的剩余产品的价值花费在消费资料上，同时又对这个剩余产品本身进行生产消费，即把它并人他的生产资本。因此，能转化为2 000Ⅱc的，已不是2 000Ⅰ（v+m），而只是1 500，即（1 000v+500m）Ⅰ。这样，500Ⅱc就不能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第Ⅱ部类的生产（不变）资本。于是第Ⅱ部类就会发生生产过剩，过剩的程度恰好与第Ⅰ部类生产已经扩大的程度相适应。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也许会这样反映到第Ⅰ部类上，以致第Ⅰ部类的工人用在第Ⅱ部类消费资料上的1 000，也仅仅是部分地流回，因而这1 000也不是以可变的货币资本的形式回到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第Ⅰ部类的资本家将会发觉，仅仅因为他们有扩大再生产的企图，就连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会受到阻碍。这里还要注意，第Ⅰ部类事实上只有简单再生产，公式中列举的要素只不过为将来的扩大，比如说下一年的扩大，进行不同的组合罢了。

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一种特殊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源于这种组合的变化，否则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3.用公式来说明积累

现在我们按照下列公式来考察再生产：

首先要指出，年社会产品的总额8 252，小于第一个公式的总额9 000。我们尽可以假定一个大得多的总额，比如说，一个增大10倍的总额。但这里选择一个小于第一个公式的总额，正是为了要清楚地说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在这里，这种再生产只是指用较大的投资来进行的生产）与产品的绝对量无关，也正是为了要清楚地说明，对一定量商品来说，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前提只是，既定产品的各种要素已经有了不同的组合，或不同的职能规定，因此，按价值量来说，这种再生产首先只是简单再生产。所改变的，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各种既定要素的量，而是它们的质的规定，并且这种改变是以后随着发生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前提。

在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不同时，我们对公式的表述可以不同，例如：

这样，这个公式似乎是为简单再生产而列出的，以至于剩余价值全都作为收入花掉，而没有积累起来。在（a）和（b）这两个场合，年产品的价值量是相同的，只是在（b）的场合，它的各种要素在职能上的组合使再生产按照相同的规模再开始，而在（a）的场合，年产品各要素在职能上的组合却形成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在（b）的场合，（875v+875m）Ⅰ=1750Ⅰ（v+m），它和1 750Ⅱc交换时，没有余额，而在（a）的场合，（1000v+1000m）Ⅰ=2 000Ⅰ（v+m），它和1 500Ⅱc交换时，却留下一个余额500 Ⅰm，供第Ⅰ部类进行积累。

第一例

（A）简单再生产的公式

（B）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开端公式

假定在公式（B）中，第Ⅰ部类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即500被积累。因此，首先，（1 000v+500m）Ⅰ或1 500Ⅰ（v+m）要由1 500Ⅱc补偿；这样，第Ⅰ部类留下的是4 000c+500m，后者要用于积累。（1 000v+500m）Ⅰ由1 500Ⅱc来补偿，是简单再生产的一个过程，这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已经阐明了。

我们假定，500 Ⅰm中有400要转化为不变资本，100要转化为可变资本。要在第Ⅰ部类内部资本化的400m的交换已经阐明了；它们能够直接并人Ⅰc；这样，第Ⅰ部类是：

4 400c+1 000v+100m（最后一项要转化为100v）

第Ⅱ部类方面为了积累的目的，要向第Ⅰ部类购买100 Ⅰm（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于是这100 Ⅰm形成第Ⅱ部类的追加不变资本；而第Ⅱ部类为这个目的而支付的100货币，就转化为第Ⅰ部类的追加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这样，第Ⅰ部类的资本是4 400c+1 100v（后者以货币形式存在）等于5 500。

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现在是1 600c；第Ⅱ部类要运用这个资本，就必须再投入50v的货币来购买新的劳动力，从而使他的可变资本由750增加到800。第Ⅱ部类这样增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共计150，要由该部类的剩余价值来偿付；因此，在750Ⅱm中，只剩下600m作为第Ⅱ部类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他们的年产品现在划分如下：

Ⅱ.1 600c+800v+600m（消费基金）=3 000

在消费资料上生产的150m，在这里已经转化为（100c+50v）Ⅱ。它将以它的实物形式，全部进入工人的消费：如上所述，100为第Ⅰ部类的工人（100Ⅰv）所消费，50为第Ⅱ部类的工人（50Ⅱv）所消费。事实上，因为第Ⅱ部类的总产品要以积累所必需的形式制造出来，所以增大了100的剩余价值部分要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如果再生产实际是按扩大的规模开始的，第Ⅰ部类的可变货币资本100，就会通过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手，流回到第Ⅱ部类；第Ⅱ部类则把商品储备中的100m转给第Ⅰ部类，同时又把商品储备中的50转给本部类的工人阶级。

为积累的目的而改变的组合，现在表述如下：

其中，资本是：

在开始生产时则是：

如果实际积累现在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说，如果用这个已经增加的资本实际进行生产，在第二年结束时，我们就得出：

第二例

现在假定有年产品9 000，这个年产品完全是处在产业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商品资本，其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一般平均比例是1：5。这种情况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此相应，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也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生产规模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扩大；最后，在工人阶级中造成相对人口过剩的所有条件也已经有了发展。这时，把分数去掉，年产品就会划分如下：

现在假定，第Ⅰ部类的资本家阶级只消费剩余价值的一半=500，而把其余一半积累起来。这样，（1 000v+500m）Ⅰ=1 500要转化为1 500Ⅱc。但是因为在这里Ⅱc只等于1 430，所以要从剩余价值那里补进70。285Ⅱm减去这个数额，还留下215Ⅱm。于是我们得出：

Ⅰ.5 000c+500m（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基金1 500（v+m）

Ⅱ.1 430c+70m（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285v+215m

因为在这里70Ⅱm直接并入Ⅱc，所以，为了推动这个追加的不变资本，就要有一个可变资本
。这14也要从215Ⅱm中扣除；剩下的是201 Ⅱm，因此我们得出：

Ⅱ.（1 430c+70c）+（285v+14v）+201m

和1500Ⅱc的交换，是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已经讲过了。不过，在这里还必须指出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在有积累的再生产中，
不是单单由Ⅱc来补偿，而是由Ⅱc加Ⅱm的一部分来补偿。

不言而喻，既然把积累作为前提，Ⅰ（v+m）就大于Ⅱc，而不像简单再生产那样，和Ⅱc相等；因为1.第Ⅰ部类已经把它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并入自己的生产资本，并把其中的
转化为不变资本，所以，它不能同时又用第Ⅱ部类的消费资料来补偿这
；2.第Ⅰ部类要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Ⅱ部类进行积累时所必需的不变资本提供材料，就像第Ⅱ部类必须为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提供材料完全一样，这个可变资本应当推动第Ⅰ部类的剩余产品中由第Ⅰ部类自己用作追加不变资本的部分。我们知道，实际的可变资本是由劳动力构成的，因此，追加的可变资本也是由劳动力构成的。第Ⅰ部类的资本家不必为了他们将要使用的追加劳动力，向第Ⅱ部类购买必要生活资料，把它们储备起来，或积累这种必要生活资料，而奴隶主却不得不这样做。工人自己会和第Ⅱ部类进行交易。但是，不妨说，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追加劳动力的消费资料只是生产和维持他们势必要有的追加劳动力的手段，因而是他们的可变资本的实物形式。他们（这里指第Ⅰ部类资本家）自己的直接活动，只是贮存为购买追加劳动力所必需的新的货币资本。一旦他们把这个劳动力并人他们的资本，货币对于这种劳动力来说，就成为第Ⅱ部类商品的购买手段，因此必须找到劳动力的消费资料。

因此，就像第Ⅰ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Ⅱ部类提供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Ⅱ部类也要同样为第Ⅰ部类提供追加的可变资本。就可变资本来说，当第Ⅱ部类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它的总产品的更大部分，特别是它的剩余产品的更大部分时，它就既为第Ⅰ部类又为它自己进行积累了。

在以资本的增加为基础的生产中，Ⅰ（v+m）必须：Ⅱc加上再并入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加上第Ⅱ部类扩大生产所必需的不变资本的追加部分；而第Ⅱ部类扩大生产的最低限度，就是第Ⅰ部类本身进行实际积累，即实际扩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

积累时Ⅱc的交换

在Ⅰ（v+m）和Ⅱc的交换上有不同的情况。

在简单再生产时，二者必须相等，必须互相补偿；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正像前面说过的，简单再生产就不可能不受到干扰。

在积累时，首先要考察的是积累率。在以上各个场合，我们都假定第Ⅰ部类的积累率
，并且每年保持不变。我们只是假定这个积累资本分成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会发生变化。这里有三种情形：

1.
。因此，Ⅱc小于Ⅰ（v+m）。必须总是这样，否则第Ⅰ部类就无法积累了。

2.
。在这个场合，要完成这一补偿，就要把Ⅱm的一个相应部分加进Ⅱc，使Ⅱc的总额
。这里的交换，对第Ⅱ部类来说，不是它的不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而已经是积累，即它的不变资本已经增加了用以交换第Ⅰ部类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剩余产品。这种增加同时包括第Ⅱ部类还从它本身的剩余产品中取出一部分相应地增加它的可变资本。

3.
小于Ⅱc。在这个场合，第Ⅱ部类没有通过这种交换而全部再生产它的不变资本，所以必须通过向第Ⅰ部类购买，才能补偿这种不足。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需要第Ⅱ部类可变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因为它的不变资本只是通过这种购买在原有数量上全部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第Ⅰ部类中仅仅积累追加货币资本的那一部分资本家，却已经通过这种交换完成了这种积累的一部分。

4.补充说明

对第Ⅱ部类来说，原始的货币源泉是第一类金生产者用来和Ⅱc的一部分进行交换的v+m……只要指出，第Ⅱ部类的不同生产部门内部的积累，以及每个单个生产部门中的每个单个资本家的积累，都是处于不同的阶段，这个问题就已经可以得到说明了，如果作相应的变动，这也完全适用于第Ⅰ部类。一方面还处在货币贮藏、只卖不买的阶段，另一方面却已经处在实际扩大再生产、只买不卖的阶段。诚然，追加的可变货币资本首先是投在追加的劳动力上；但是这种劳动力向那些从事货币贮藏，持有追加的、供工人消费的消费资料的人购买生活资料。同这些人的货币贮藏相适应，货币不会从他们手里回到它的起点，他们会把货币积累起来。

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上）恩格斯编

序言

我终于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第三册，理论部分的终结，交给读者了。当1885年第二册出版的时候，我曾以为，第三册的困难大概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实际上情况也是这样；但我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全书这些最重要的章节会给我造成这么多的困难，同样也没有想到，还有其他一些障碍会如此严重地拖延本书的付排。

首先而且主要妨碍我的，是长期视力衰退，因此，我多年来不得不把写作时间限制到最低限度，直到现在，我在灯光下写东西也只是很偶尔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无法推卸的工作，如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就是说要订正、作序、增补（而这些工作没有新的研究往往是不可能进行的）等等。首先要提到的是第一册英文版，我对这个版本的文字负最后责任，所以它占了我许多时间。谁要是稍为注意一下最近10年国际社会主义文献的巨大增长，特别是马克思和我以前的著作的译本的数量，他就会同意我下面的看法
：我很庆幸自己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对译者有所帮助，因而对译者的文字负有进行校订的不容推卸的责任。但是文献的增加不过是国际工人运动本身相应发展的一个象征。而这种发展又赋予我新的责任。从我们开始公开活动的那些日子起，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在本国进行的运动之间的联络工作，大部分落到马克思和我身上；这项工作随着整个运动的壮大而相应地增加了。但在马克思去世以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马克思担负，在他去世以后，这项不断增加的工作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不过在此期间，各国工人政党互相间的直接交往已经成为常
规，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情况越来越是这样；虽然如此，从我的理论工作考虑，人们要求我给予的帮助还是太多了。但是谁要是像我这样50多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活动，对他来说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也像16世纪一样，在公共利益的领域内，只是在反动派方面还有单纯的理论家，正因为如此，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家，而只是反动派的辩护士。

我住在伦敦，进行这种党的交往，在冬季主要是靠通信，在夏季大部分是靠面谈。由于这个缘故，并且由于我必须注视着运动在日益增多的国家中的发展以及增加得更快的机关报刊的情况，因此，凡是不容中断的工作都只好等到冬天，特别是一年的最初三个月去完成。一个人过了70岁，大脑中的迈内尔特联想纤维工作起来迟钝得令人讨厌，要克服困难的理论工作上的中断所造成的影响，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和迅速了。因此，一个冬天的工作要是没有完成，到下一个冬天很大部分只好重新做起。这种情况发生了，特别在困难最多的第五篇。

读者从下面的叙述将会知道，本册的编辑工作根本不同于第二册。第三册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表达的思想是按照形成时的原样写下来的而越冗长，越复杂。在许多地方，笔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并且逐渐加重；这种情况起先使他独自进行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时常使他的工作完全无法进行。这并不奇怪。在1863年和1867年之间，马克思不仅已经为《资本论》后两册写成了初稿，把第一册整理好准备付印，而且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和扩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病体的严重症状在1864年和1865年就显露出来了，这使他不能亲手完成第二册和第三册的工作。

我的工作首先是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授一遍，弄出一个易读的抄本；这个手稿的原文，甚至连我也往往费很大劲才能辨认。这件事
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抄完以后，才能开始真正的编辑工作。我把这种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尽可能保存初稿的面貌。个别重复的地方，我也没有删去，因为在那些地方，像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样，问题总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或至少是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方括号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我加的脚注有时没有用括号；但是，凡是注的末尾附有我的姓名的缩写的地方，这个注就全部由我负责。

在这个手稿里面有许多提示，表示这些地方留待以后阐述，可是这些诺言并没有全都实现，这对一个初稿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让这些地方保持原样，因为它们可以表明作者打算将来进行加工的意图。

弗·恩格斯

1894年10月4日于伦敦

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第1章成本价格和利润

我们在本册中将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个商品W的价值，用公式来表示是W=c+v+m。如果我们从这个产品价值中减去剩余价值m，那么，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

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东西和商品的生产本身所耗费的东西，无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部分，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什么东西，因为它耗费的只是工人的无酬劳动。但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工人自己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后，就成为执行职能的并属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资本家是实际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对资本家来说，商品的成本价格必然表现为商品本身的实际费用。我们把成本价格叫作k，W=c+v+m这个公式就转化为w=k+m这个公式，或者说，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

因此，把商品价值中那些只是补偿商品生产上耗费的资本价值的部分概括为成本价格这个范畴，这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商品的资本主义费用是用资本
的耗费来计量的，而商品的实际费用则是用劳动
的耗费来计量的。所以，商品的资本主义的成本价格，在数量上是与商品的价值或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不同的；它小于商品价值，因为，既然W=k+m，那么k=W-m。另一方面，商品的成本价格也决不仅仅是资本家账簿上的一个项目。这个价值部分的独立存在，在现实的商品生产中，会经常在实际中表现出来，因为这个价值部分会通过流通过程，由它的商品形式不断地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也就是说，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不断买回在商品生产上消费的各种生产要素。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商品价值的一个要素，即成本价格。现在我们也必须看看商品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首先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但是，因为成本价格等于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并且不断地再转化为所耗费的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所以，这个价值余额就是商品的生产上耗费掉的并且会从商品流通中流回的资本的价值增加额。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虽然剩余价值m只是产生于可变资本v的价值变动，因而本来只是可变资本的一个增长额，但在生产过程结束以后，它同样也成为所耗费的总资本c+v的一个价值增加额。

但是，剩余价值不仅对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预付资本部分来说是一个增加额，而且对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预付资本部分来说也是一个增加额；因而，不仅对用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补偿的所耗费的资本来说是一个价值增加额，而且对生产中所使用的全部资本来说也是一个价值增加额……总资本虽然只有一部分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在物质上总是全部进入现实的劳动过程。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虽然只是部分地参加成本价格的形成，但会全部参加剩余价值的形成。不管怎样，结论总是：剩余价值是同时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的。

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因此，一个价值额之所以成为资本，是因为它用来生产利润，换句话说，利润之所以产生出来，是因为有一个价值额被当作资本来使用。如果我们把利润叫作p，那么，W=c+v+m=k+m这个公式，就变成W=k+p这个公式，也就是商品价值
=成本
价格
+利润
。

因此，我们目前在这里看到的利润，与剩余价值是一回事，不过它具有一个神秘化的形式，而这个神秘化的形式必然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因为在成本价格的表面的形成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看不出来了，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变化的起源，必然从可变资本部分转移到总资本上面。因为在一极上，劳动力的价格表现为工资这个转化形式，所以在另一极上，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这个转化形式。

我们知道，商品的成本价格小于它的价值。因为W=k+m，所以k=W-m。只有m=0，公式W=k+m才会化为W=k，即商品价值=商品成本价格。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是决不会发生的，虽然在特殊的市场情况下，商品的出售价格可以降低到商品的成本价格，甚至降低到商品的成本价格以下。

因此，如果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那么，利润就会被实现，这个利润等于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也就是等于商品价值中包含的全部剩余价值。然而，资本家即使低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也可以得到利润。只要商品的出售价格高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即使它低于商品的价值，也总会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总会获得利润。

这不仅可以说明日常的竞争现象，例如某些低价出售的情形，某些产业部门的商品价格异常低廉的现象等等。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政治经济学迄今没有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即调节一般利润率和由它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的规律，就是建立在商品价值和商品成本价格之间的这种差别之上的，建立在由此引起的商品低于价值出售也能获得利润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的。

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预付资本价值就会消失。从这个观点来说，资本家就乐于把成本价格看做商品的真正的内在价值，因为单是为了保持他的资本，成本价格已是必要的价格。况且，商品的成本价格还是资本家自己为了生产商品而支付的购买价格，因而是由商品的生产过程本身决定的购买价格。因此，在资本家面前，在商品出售时实现的价值余额或剩余价值，表现为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它的价值的余额，而不是表现为它的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因而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好像不是通过商品的出售来实现，而是从商品的出售本身产生的。

第2章利润率

资本的总公式是G—W—G′；这就是说，一个价值额投人流通，是为了从流通中取出一个更大的价值额。这个更大价值额的产生过程，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这个更大价值额的实现过程，是资本的流通。资本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商品本身，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或他的个人消费。资本家实际关心的产品，不是可以摸得着的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的价值超过在产品上消费的资本的价值的余额。资本家预付总资本时并没有考虑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他把这一切组成部分同样地预付出去，不仅是为了再生产预付资本，而且是为了生产一个超过预付资本的价值余额。

虽然只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它只有在另一些部分，即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下，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家只有预付不变资本才能对劳动进行剥削，因为他只有预付可变资本才能使不变资本增殖，所以在他的心目中，这两种资本就完全混同在一起了。而且，因为他实际获利的程度不是决定于利润和可变资本的比率，而是决定于利润和总资本的比率，即不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利润率，所以情形就更是这样。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与剩余价值率
不同的利润率

o

用可变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剩余价值率；用总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利润率。这是同一个量的两种不同的计算法，由于计算的标准不同，它们表示的是同一个量的不同的比率或关系。

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不是相反。实际上，利润率从历史上说也是出发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进行研究的本质的东西，而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形式，却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

由于资本的一切部分都同样表现为超额价值（利润）的源泉，资本关系也就神秘化了。

尽管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数量上不同，而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数量上也相等，但是利润还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被抹杀了。实际上，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分析才得以从利润中剥离出来。在剩余价值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资本和利润的关系中，也就是在资本和剩余价值——它一方面表现为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个通过它对总资本的关系而获得进一步规定的余额——的关系中，资本
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资本作为原有的价值额，同它自身创造的新价值相区别。至于说资本在它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运动中创造出这个新价值，这一点是人们意识到了的。但是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却神秘化了，好像它来自资本本身固有的秘密性质。

第3章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当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数量上被看做相等时，利润的大小和利润率的大小，就由在每个场合已定或可定的单纯数量的关系来决定。因此，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

我们仍然沿用第一册和第二册的各种符号。总资本C分为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生产一个剩余价值m。我们把这个剩余价值和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
叫作剩余价值率，并且用m′来表示。这样，
，因而m=m′v。这个剩余价值如果不是同可变资本相对比，而是同总资本相对比，就叫作利润（p），而剩余价值m和总资本c的比率
，就叫作利润率p′。这样我们就得到：

用m的上述的值m′v代替m，我们又得到：

这个方程式也可以用如下的比例来表示：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比，等于可变资本和总资本之比。

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利润率p′总是小于剩余价值率m′，因为可变资本v总是小于C，即v+c之和，可变资本加上不变资本之和；不过要把v=C这种惟一的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有的情形除外，也就是要把资本家完全不预付不变资本，不预付生产资料，而只预付工资的情形除外。

第4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周转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影响，已经在第二册作了说明。这种影响可以简述如下：因为周转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在生产中不能同时使用全部资本；一部分资本总是以货币资本的形式，以储存的原料的形式，以已经制成但尚未售出的商品资本的形式，或者以尚未到期的债权的形式闲置起来；在实际生产中即在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中发生作用的资本，总是要减去这个部分，而所创造和占有的剩余价值，也总是要按相同的比例减少。所以，周转时间越短，同全部资本相比，这个闲置的资本部分就越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大。

第二册已经详细说明，周转时间或它的两个部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缩短，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但是，因为利润率表示的，只是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参加剩余价值量生产的总资本的比率，所以，很清楚，每一次这样的缩短，都会提高利润率。我们以前在第二册第二篇对剩余价值的阐述，同样适用于利润和利润率，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不过，我们要着重指出几个要点。

缩短生产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进步。如果这不会同时由于添置昂贵的机器等等而引起总投资的大大增加，从而不会引起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的降低，那么利润率就必然会提高。在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上许多最新的进步中，情况确实是这样。

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近50年来，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快捷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网。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1847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少还需要12个月（见第2册第235页47），现在已经减少到12个星期左右。1825年到1857年期间的两大危机策源地，美国和印度，由于交通手段的这种变革，同欧洲的工业国家靠近了70%～90%，因而失去了它们的爆发能力的大部分。全世界贸易的周转时间，都已经按相同的程度缩短，参加世界贸易的资本的活动能力，已经增加到两倍或三倍多。不用说，这不会不对利润率发生影响。

要把总资本的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纯粹地表示出来，我们就必须假定，互相比较的两个资本的其他一切条件是相等的。所以，除了要假定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相等，还特别要假定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假定资本A的构成是80c+20v=100C，剩余价值率为100%，资本每年周转两次。这样，年产品就是：

160c+40v+40m。但是在求利润率时，我们不是按周转的资本价值200来计算40m，而是按预付资本价值100来计算。因此，p′=40%。

让我们用这个资本和资本B=160c+40v=200C比较一下。资本B有同样的剩余价值率100%，但每年只周转一次。这样，年产品就和上述的年产品一样是：

160c+40v+40m。但在这个场合，40m要按预付资本200来计算，利润率只有20%，也就是只有资本A的利润率的一半。

由此可见，在资本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率相等，工作日相等的时候，两个资本的利润率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反比。如果在互相比较的两种情况中，资本构成不相等，或剩余价值率不相等，或工作日不相等，或工资不相等，那当然会造成利润率的进一步的差别；但这些事情同周转无关，所以也同我们这里的问题无关。

周转时间的缩短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直接影响，在于使可变资本部分由此提高效率。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册第16章《可变资本的周转》中考察过了。那里指出，一个每年周转10次的可变资本500，和一个剩余价值率相等、工资相等，但每年只周转一次的可变资本5 000，会在这个时间内占有同样多的剩余价值。

一年内占有的剩余价值量，等于可变资本一个周转期间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乘以一年内可变资本周转的次数。如果我们把一年内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叫作M，一个周转期间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叫作m，一年内可变资本周转的次数叫作n，那么，M=mn，年剩余价值率M′=m′n。这一点已经在第二册第16章第一节说明过了。

要使年利润率的公式完全正确，我们必须用年剩余价值率代替简单的剩余价值率，即用M′或m′n代替m′。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让剩余价值率m′——或者让C中所含的可变资本部分v——乘以这个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的次数n。这样我们就得到：
，这就是年利润率的计算公式……——弗·恩格斯]

第5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1.概论

在可变资本不变，也就是说，按相同的名义工资使用的工人人数不变的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剩余劳动从而工作日的延长——不管额外时间有没有报酬都一样——会相对地降低不变资本同总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价值，并由此提高利润率（这里也是把剩余价值量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可能的提高撇开不说）。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即工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规模，不管用来工作16小时，还是12小时，都会仍旧不变。工作日的延长并不要求在不变资本的这个最花钱的部分上有新的支出。此外，固定资本的价值，由此会在一个较短的周转期间系列中再生产出来，因而，这种资本为获得一定利润所必须预付的时间缩短了。因此，甚至在额外时间支付报酬，而且在一定限度内甚至比正常劳动时间支付较高报酬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都会提高利润。因此，现代工业制度下不断增长的增加固定资本的必要性，也就成了惟利是图的资本家延长工作日的一个主要动力。

把机器和固定资本其他组成部分的价值再生产出来的持续时间，实际上不是由它们的单纯的存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们在其中发挥作用和被使用的整个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如果工人每天必须做苦工18小时，而不是12小时，那么，一周就会多出三天，一周就会变为一周半，两年就会变为三年。如果额外时间没有报酬，工人就会在正常的剩余劳动时间之外，每两周再白送一周，每两年再白送一年。这样，机器价值的再生产也会加快50%，并且只要平常必要时间的
就行了。

在论述协作、分工和机器时，我们已经指出，生产条件的节约（这是大规模生产的特征）本质上是这样产生的：这些条件是作为社会劳动的条件，社会结合的劳动的条件，因而作为劳动的社会条件执行职能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由总体工人共同消费，而不是由一批互相没有联系的，或最多只是在小范围内互相直接协作的工人以分散的形式消费。在一个有一台或两台中央发动机的大工厂内，发动机的费用，不会和发动机的马力，因而不会和发动机的可能的作用范围，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传动机的费用，不会和传动机所带动的工作机的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工作机机身，也不会和被它用作自己的器官来执行职能的工具的数目的增加，按比例变得更贵，等等。其次，生产资料的集中，可以节省各种建筑物，这不仅指真正的工场，而且也指仓库等等。燃料、照明等等的支出，也是这样。其他生产条件，不管由多少人利用，会仍旧不变。

但是，这种由生产资料的集中及其大规模应用而产生的全部节约，是以工人的聚集和协作，即劳动的社会结合这一重要条件为前提的。因此，如果说剩余价值来源于单独地考察的每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那么，这种节约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甚至在这里可能进行和必须进行的不断改良，也完全是由大规模结合的总体工人的生产所提供的和所给予的社会的经验和观察产生的。

关于生产条件节约的另一个大类，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指的是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地探讨的这一类节约，也是大规模社会劳动的结果。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因为正常范围内的废料，即原料加工时平均必然损失的数量，总是要算在原料的费用中。在可变资本的量已定，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不变资本这一部分的费用的减少，会相应地提高利润率。

我们已经说过总体工人——社会结合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造成的节约。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考察由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在这里，交通工具的发展是重要的物质要素）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上产生的节约。但在这里，应该立即想到机器的不断改良所引起的节约，也就是：1.机器的材料改良了，例如铁代替了木材；2.由于机器制造的改良，机器便宜了；这样，不变资本固定部分的价值虽然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但远不是按相同的程度增加；3.那种使现有机器的使用更便宜和更有效的特殊改良，例如蒸汽锅炉的改良等等，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地讲到；4.由于机器的改良，废料减少了。

凡是使机器从而全部固定资本在一定生产期间内的损耗减少的事情，不仅会使单个商品变得便宜（因为每个商品都在它的价格中再现归它负担的损耗部分），而且会使这个期间内相应的资本支出减少。维修劳动等等，凡是必要的，在计算时就要包括在机器原来的费用之内。这种劳动会因机器更加耐用而减少，这会相应地降低机器的价格。

所有这一类节约，在大多数场合又只有在存在着结合工人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并且往往要在更大规模的劳动下才能实现，因而要求工人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达到更大规模的结合。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表现为另一些
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减少，从而费用减少的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商品作为产品从一个产业部门生产出来后，会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另一个产业部门。它的便宜程度，取决于把它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它的便宜程度不仅是它作为生产资料参加其生产的那种商品变得便宜的条件，而且也是它构成其要素的那种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的条件，因此又是利润率提高的条件。

产业的向前发展所造成的不变资本的这种节约，具有这样的特征：在这里，一个
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
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得到的好处，又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虽然并不是他自己直接剥削的工人的产物。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在这里，劳动生产力在其他部门即为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发展，相对地降低资本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润率。

提高利润率的另一条途径，不是来源于生产不变资本的劳动的节约，而是来源于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工人的集中和他们的大规模协作，一方面会节省不变资本。同样的建筑物、取暖设备和照明设备等等用于大规模生产所花的费用，比用于小规模生产相对地说要少。动力机和工作机也是这样。它们的价值虽然绝对地说是增加了，但是同不断扩大的生产相比，同可变资本的量或者说同所推动的劳动力的量相比，相对地说却是减少了。一个资本在本生产部门内实现的节约，首先是并且直接是劳动的节约，即本部门内工人的有酬劳动的减少；而上面所说的那种节约，却是用最经济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既定的生产规模上，用最少的费用，来实现对他人无酬劳动的这种尽可能大的占有。这种节约的基础不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对用于不变资本生产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利用，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就这一点说，这种节约或者是直接来源于一定生产部门本身内的协作和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是来源于机器等的生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致机器等的价值不是和它们的使用价值按相同的比例增加。

在这里，要注意两点：如果c的价值等于零，那么p′就等于m′，利润率就达到它的最高限度。但是第二，就对劳动本身的直接剥削来说，重要的决不是所使用的剥削手段的价值，不管这些剥削手段是固定资本，还是原料和辅助材料。就机器、建筑物、原料等充当劳动吸收器，充当劳动从而剩余劳动在其中对象化或借以对象化的手段来说，它们的交换价值多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这里，惟一重要的是，一方面，它们的数量在技术上要适合与一定量的活劳动相结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们要合乎目的，因此不仅要有性能好的机器，而且要有优质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原料的优劣。优质材料留下的废料比较少；因此，为吸收同量劳动所需要的原料数量也较少。其次，工作机遇到的障碍也较少。这甚至会部分地影响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原料差，工人加工同量的原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在支付的工资不变时，这会减少剩余劳动，还会大大影响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

因此，资本家狂热地节约生产资料是可以理解的。要做到一点也不损失，一点也不浪费，要做到生产资料只按生产本身的要求的方式来消耗，这部分地取决于工人的训练和教育，部分地取决于资本家强加给工人的纪律。

生产资料的相对便宜，当然并不排除它们的绝对价值额的增加；因为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绝对数量，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大大增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考察，部分地只是生产资料作为工人的共同生产资料执行职能和被消费的结果，所以这种节约本身表现为直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的产物；但是部分地又是那些为资本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把总劳动和总资本对立起来考察，而不仅是把资本家X所使用的工人和这个资本家X对立起来考察，这种节约就再表现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而区别不过是，资本家X不仅从他自己的工场的劳动生产率中，而且也从其他工场的劳动生产率中得到利益。

因为大规模生产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一方面是疯狂追求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是迫使人们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商品的竞争，使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从而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但问题还不只是限于：在工人即活劳动的承担者这一方和他的劳动条件的经济的，即合理而节约的使用这另一方之间，存在着异化和毫不相干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做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做提高利润率的手段。

因为工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生产过程中度过的，所以，生产过程的条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是工人的生活条件，这些生活条件中的节约，是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方法；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这种节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用资本家的话来说，这叫作节约建筑物；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像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更不用说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正如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产品通过贸易进行分配的方法和它的竞争方式，它对物质资料也非常浪费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各个资本家获得的东西。

资本有一种趋势，要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要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因而要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同样，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尽可能最低的限度。如果说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么，正是资本才实现这种决定，同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商品的价格就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因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每一个部分都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了。

我们在考察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时，必须注意如下的区别。如果使用的资本的数量增加了，它的价值额也随之增加了，那么，这首先只是表明更多的资本积聚在一个人手里。然而正是在一个人手里使用的资本量的这种增大——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此相适应，被使用的劳动量绝对地增大，但相对地减少——使不变资本的节约成为可能。就单个资本家来看，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必要支出的数量增大了；但就所加工的材料量和被剥削的劳动量来说，这种支出的价值却是相对地减少了。

现在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对这一点作简要的说明。我们从最后一点，也就是从生产条件的节约说起，因为生产条件同时又是工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

2.靠牺牲工人而实现的劳动条件的节约

煤矿。对最必要支出的忽视。

“在煤矿主之间……盛行竞争的情况下，除了为克服最明显的肉体上的困难所必需的费用之外，不再花别的费用；在煤矿工人（他们的人数通常总是过多）之间存在着竞争的情况下，煤矿工人情愿冒极大的危险，忍受最有害的影响，为的是挣得比附近的农业短工略高的工资，此外，还因为矿山劳动能使他们的儿女找到挣钱的机会。这种双重竞争……使大部分煤矿只有极不完善的排水设备和通风设备；往往是竖井建造得很差，支架很糟，机械师不够格，坑道和车道设计和修建得不好；结果是生命、肢体和健康遭到损害，关于这方面的统计展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矿山童工调查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1829年4月21日》第102页）

1860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据《煤矿事故》的报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10年内共死亡8 466人。

工厂
。在这里可以看到，即使是真正的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关于产业大军伤亡的战报（见工厂年度报告）很大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样，车间拥挤，通风很差，等等。

室内劳动
。大家知道，空间的节约，从而建筑物的节约，使工人拥挤在狭小地方的情况多么严重。此外，还有通风设备的节约。这两件事，再加上劳动时间过长，使呼吸器官的疾病大量增加，从而使死亡人数增加。

3.动力生产、动力传送和建筑物的节约

伦·霍纳在他的1852年10月的报告中，引用了帕特里克罗夫特的著名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人詹姆斯·内史密斯的一封信，其中谈到：

“加快蒸汽机速度的办法，现在几乎已经普遍采用了，因为经验表明，这样做不仅可以由同一台机器得到较多的可供利用的动力，而且因为飞轮的力矩更大了，运动也更有规律了。在汽压和冷凝器真空度不变的情况下，单是加快活塞的运动，就得到了更多的动力。”

以上关于发动机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传动装置和工作机。

“近几年来机器改良的迅速发展，使工厂主能够不增加动力而扩大生产。由于工作日缩短，必须更节约地使用劳动。大多数经营得法的工厂，都在不断考虑既能增加生产又能减少支出的办
法。”

机器的这些改良，只有在它们被安装在适宜的新厂房中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谈到机器的改良，我必须指出，首先在建造适于安装这种
新机器的工厂方面，已经有巨大的进步……我把底层全部用来并纱，把29 000个并纱锭全部安装在这里。单在这个车间和库房，我至少节省了10%的劳动。”

4.生产排泄物的利用

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化学工业在小规模生产时损失掉的副产品，制造机器时废弃的但又作为原料进入铁的生产的铁屑等等，是生产排泄物。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是消费排泄物。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

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

总的说来，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当然，在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中，例如在伦巴第，在中国南部，在日本，也有过这种巨大的节约。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也就不能用于其他生产部门。

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 1863年10月的工厂报告中提到的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租地农场主不愿种植亚麻和很少种植亚麻的一个主要理由是：

“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在加工亚麻的时候留下……很多废料……在加工棉花时废料比较少，但在加工亚麻时废料却很多。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精细处理，可以使这种损失大大减
少……在爱尔兰，亚麻通常是用极粗糙的方法梳理，以致损失
28%～30%。”

这种损失，用较好的机器就可以避免。因为留下来的麻屑这样多，所以工厂视察员说：

“有人告诉我，爱尔兰一些梳麻工厂的工人，常常把那里的废麻拿回家去当燃料，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

毛纺织业比亚麻加工业精明。

“收集废毛和破烂毛织物进行再加工，过去一向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但是，对已成为约克郡毛纺织工业区的一个重要部门的再生呢绒业来说，这种偏见已经完全消除。毫无疑问，废棉加工业很快也会作为一个符合公认的需要的生产部门，而占有同样的位置。30年前，破烂毛织物即纯毛织物的碎片等等，每吨平均约值4镑4先令；最近几年，每吨已值44镑。同时，需求量如此之大，连棉毛混纺织物也被利用起来，因为有人发明一种能破坏棉花但不损伤羊毛的方法；现在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工人从事再生呢绒的制造，消费者由此得到了巨大利益，因为他们现在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普通质量的优秀毛织物。”（《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07页）

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转化为药品。

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

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机器零件加工得越精确，抛光越好，机油、肥皂等物就越节省。这是就辅助材料而言的。但是部分地说——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这还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化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

5.由于发明而产生的节约

固定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省，如上所述，是劳动条件大规模使用的结果，一句话，是劳动条件成为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劳动的条件，或成为生产过程内直接协作的条件的结果。一方面，这是力学和化学上的各种发明得以应用而又不会使商品价格变得昂贵的惟一条件，并且这总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从共同的生产消费中产生的节约，也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中才有可能。但是最后，只有结合工人的经验才能发现并且指出，在什么地方节约和怎样节约，怎样用最简便的方法来应用各种已有的发现，在理论的应用即把它用于生产过程的时候，需要克服哪些实际障碍，等等。

附带指出，应当把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二者都在生产过程中起着自己的作用，并互相转化，但二者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劳动，一切发现，一切发明。它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

以上所述，从时常观察到的下列事实中得到新的证明。

1.一台新机器初次制造的费用和再生产的费用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2.经营一个建立在新发明基础上的企业所需要的费用，同后来在它的废墟上，在它的遗骸上出现的企业相比，要大得多。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致最初的企业家大都遭到破产，而后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建筑物、机器等等的人才兴旺起来。因此，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数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

第6章价格变动的影响

1.原料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

因为利润率是
或
，所以很清楚，一切使c的大小，从而使C的大小发生变化的东西，即使在m和v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使利润率发生变化。但原料是不变资本的一个主要部分。甚至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产业部门，也有原料作为辅助材料或机器组成部分等等加入，这样，原料的价格波动也会相应地影响利润率。如果原料的价格降低了，降低的数额=d，那么，
或
就变为
或
；因而利润率就提高。相反，如果原料价格提高了，那么，
或
就变为
或
，因而利润率就下降。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的高低和原料价格成反比。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原料的价格波动时产品出售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就是说，即使完全撇开供求关系，原料价格的低廉对工业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还可以看出，即使撇开对外贸易由于使必要生活资料便宜而对工资产生的任何影响，对外贸易也会影响利润率。这就是说，它会影响工业或农业中所使用的原料或辅助材料的价格。

2.资本的增值和贬值、游离和束缚

首先要问：我们怎样理解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增值和贬值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它们不外就是指：现有资本由于某些一般的经济情况（因为这里说的不是任何一个私人资本的特殊遭遇）在价值上增加或减少了，也就是说，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撇开它所使用的剩余劳动造成的增殖不说，在价值上提高或降低了。

我们把资本的束缚理解为：当生产要按照原有的规模继续进行时，产品总价值中的一定部分必须重新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各种要素。我们把资本的游离理解为：当生产要在原有规模的限度内继续进行时，产品总价值中一个一直必须再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部分，现在成为可以自由支配和多余的了。资本的这种游离或束缚和收入的游离或束缚不同。如果一个资本C的年剩余价值比方说=x，那么，由于资本家所消费的商品便宜了，现在用x-a就能获得和以前一样多的享受品等等。因此，收入的一部分（=a）就会游离出来，它可以用来扩大消费，或者再转化为资本（即积累）。反之，如果需要用x+a才能继续维持同样的生活方式，那就必须或者对这种生活方式加以限制，或者把以前用作积累的收入部分（=a）现在当作收入来花掉。

增值和贬值，既可以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也可以发生在可变资本上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当它们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的时候，它们又可以发生在固定资本上面，或者发生在流动资本上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

就不变资本来说要考察的是：原料和辅助材料，包括半成品（我们把以上这些统称为原料）、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

以上我们考察了原料的价格或价值的变动及其对利润率的影响，并且得出了一个普遍规律：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利润率和原料价值的高低成反比。这个规律对于新投入企业的资本来说，是无条件正确的，在这种场合，投资，即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是第一次发生。

但是，撇开这种新投入的资本不说，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处在流通领域中，而另一个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一部分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存在，需要转化为货币；另一部分，不管具有什么形式，作为货币存在，需要再转化为各种生产条件；最后，第三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其中一部分具有生产资料的最初形式，即原料、辅助材料、从市场上买来的半成品、机器以及其他固定资本，另一部分是正在制造的产品。增值或贬值在这里怎样发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相互比例。

至于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那么，这方面发生的增值，特别是和建筑物、土地等等有关的增值，离开地租学说是无法阐明的，因而不是这里应当讨论的问题。但是，关于贬值，以下所说却具有一般的意义。

首先是不断实行的改良，这会相对地减低现有机器、工厂设备等等的使用价值，从而减低它们的价值。这个过程，特别是在采用新机器的初期，在机器尚未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以前，具有强烈的影响，因而在机器还没有来得及再生产出自身的价值以前，就不断变得陈旧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盛行无限延长劳动时间、日夜换班工作的原因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较短期间内再生产出机器的价值，而又不使机器的损耗算得过高。反之，如果机器的短暂的作用期间（在可以预见的改良面前，机器的寿命总是短暂的）不能用这种办法得到补偿，它就会把过大的价值部分作为无形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这样它甚至连手工劳动也竞争不过。

现在还需要提一下可变资本。

如果劳动力价值提高，是因为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提高了，或者反过来，劳动力价值降低，是因为这种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了——而可变资本的增值和贬值不外就是这两种情形的表现——那么，在工作日长度不变时，和这种增值相适应的是剩余价值的减少，和这种贬值相适应的是剩余价值的增加。但是，和这种现象同时联系在一起的还可能有别的情况——资本的游离和束缚。这些情况，上面还没有研究，现在必须简略地谈一谈。

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降低（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格的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那么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就会有一部分游离出来。这就是可变资本的游离。这种情况对于新投入的资本产生的影响不过是，这个资本在执行职能时具有的剩余价值率会提高。它可以用比过去少的货币，推动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这样，无酬劳动部分就靠有酬劳动部分的减少而增加。但是对于已经使用的资本来说，不仅剩余价值率会提高，而且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的一部分还会游离出来。这个部分过去被束缚起来，形成一个经常存在的部分，如果企业要按原有规模经营，这个部分就要从出售产品所得的货款中扣出，投在工资上面，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现在，这个部分可以自由支配，因而可以当作新的投资来利用——或者用来扩大同一企业，或者用在另外一个生产部门。

刚才研究的可变资本的游离和束缚，是可变资本各种要素即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贬值和增值的结果。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工资率不变时，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减少了，那么可变资本也能游离出来。反之，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的降低，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增加了，那么也能发生追加可变资本的束缚。另一方面，如果有一部分以前作为可变资本使用的资本，现在作为不变资本使用了，因而只是同一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分配起了变化，那么，这固然也会影响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但不属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资本的束缚和游离的范围。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要素的增值或贬值，不变资本也可能被束缚或游离。撇开这一点不说，如果劳动生产力增长了，同量劳动可以生产更多产品，因而可以推动更多不变资本，那么，不变资本才有可能被束缚（在一部分可变资本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情形下）。如果生产力降低了，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发生同样的现象，例如，在农业上，这时同量劳动要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就需要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例如更多的种子、肥料或排水设备等等。如果由于各种改良、自然力的应用等等，一个价值较小的不变资本能够发挥以前一个价值较大的不变资本那样的技术作用，那么，即使没有贬值，不变资本也能游离。

3.一般的例证：1861～1865年的棉业危机

“目前营业已经不振……少数棉纺织厂缩减了劳动时间，许多丝织厂只是部分开工。原料昂贵。几乎在每一个纺织业部门，原料价格都超过了广大消费者能够承受的程度。”（《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4月，第33页）

第7章补充说明

在这一篇中，我们假定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占有的利润量，和投入这个部门的总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总和相等。即使如此，资产者也不会把利润和剩余价值即无酬的剩余劳动，看做是同一的东西，其原因如下：

1.他在流通过程中忘记了生产过程。在他看来，实现了商品价值——包括商品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就是创造了剩余价值。

2.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撇开信用制度所引起的一切变化，撇开资本家互相间的一切欺骗和诈取，再撇开对市场的一切有利的选择，利润率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这取决于采购的原料的价格的贵贱，原料采购人员的内行程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生产效率、适用程度和便宜程度；取决于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总安排的完善程度，即原料的浪费是否被杜绝，指挥和监督是否简单而有效，等等。总之，如果一定量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已定，这个剩余价值会表现为多大的利润率，从而会提供多大的利润量，在很大的程度上还要取决于资本家自己或他的经理和职员的经营本领。

利润率的提高总是这样发生的：剩余价值同它的生产费用即同全部预付资本相比，相对地或绝对地增加了，或者说，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差额缩小了。

第二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第8章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在前一篇中已经指出，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利润率会随着不变资本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化以及资本周转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或者这些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比率不同，那么，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会不同。我们以前当作同一个资本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变化来考察的东西，现在要当作不同生产部门各个并存的投资之间同时存在的差别来考察。

在这里，我们必须研究：1.资本有机构成
上的差别；2.资本周转时间上的差别。

不言而喻，这整个研究的前提是：当我们说到某一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或周转时，我们总是指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平均正常状况，一般说来，也就是指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平均状况，而不是指投在这个部门的各个资本的偶然差别。

其次，因为假定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不变，并且因为这个假定也包含着工资不变，所以，一定量的可变资本表示一定量的被推动的劳动力，因此也表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

如果在生产部门A的一个投资中，总资本每700中只有100用在可变资本上，600用在不变资本上，而在生产部门B的一个投资中，600用在可变资本上，只有100用在不变资本上，那么，A的总资本700就只能推动100劳动力，按照以前的假定，也就是只能推动100劳动周或6 000小时活劳动，而B的一个同样大的总资本却能推动600劳动周或36 000小时活劳动。因此，A的资本只能占有50劳动周或3 000小时剩余劳动；而B的一个同样大的资本却能占有300劳动周或18 000小时剩余劳动。可变资本不仅是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的指数；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它同时还是超出这个限度所推动的超额劳动或剩余劳动的指数。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在前一个场合，利润为
；在后一个场合
，是前者6倍的利润率。但是在这个场合，利润本身实际上也是前者的6倍，对B来说是600，对A来说是100，因为用相等的资本，B所推动的活劳动为A所推动的活劳动的6倍，所以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生产了6倍的剩余价值，也就是生产了6倍的利润。

用百分比计算的不等量资本——或者说等量资本，在这里是一样的——在工作日相等、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利润量，因为它们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量；确切些说，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它们的可变部分也就不同，因而它们所推动的活劳动量也就不同，它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即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实体的量，也就不同。在不同生产部门，总资本的大小相等的部分，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大小不等的源泉，而剩余价值的惟一源泉是活劳动。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资本100所推动的劳动量，从而它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取决于它的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

以上的论述是以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为前提的。一个商品的价值，等于该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加上该商品中再生产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这个可变资本的增长额，即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剩余价值量显然取决于可变资本量。资本100的产品的价值，在一个场合是90c+10v+10m=110；在另一个场合是10c+90v+90m=190。如果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那么，第一种产品就卖110，其中10代表剩余价值或无酬劳动；第二种产品就卖190，其中90代表剩余价值或无酬劳动。

除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以外，也就是说，除了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会推动不等量劳动，从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会推动不等量剩余劳动以外，利润率的不等还有另外一个源泉，即不同生产部门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我们在第4章已经看到，在资本构成相同，其他条件也相同时，利润率和周转时间成反比；我们还看到，如果同一个可变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它生产的年剩余价值量就会不等。所以，周转时间的差别，是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在相等时间内生产出不等量利润的另一个原因，因而也是这些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不等的另一个原因。

从本册第一篇可以得出，不同的生产部门，不管资本的有机构成如何不同，只要为生产产品所预付的资本部分相等，其产品的成本价格总是相等的。对资本家说来，在成本价格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消失了。资本家为了生产一种商品，必须支出100镑，不管他的支出是90c+10v还是10c+90v，这种商品总是耗费一样多。对他来说，商品总是要耗费100镑，不多也不少。不管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多么不同，成本价格对投在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来说总是一样的。成本价格的这种等同性，形成各个投资竞争的基础，而平均利润就是通过这种竞争确定的。

第9章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为了简便起见，假定不变资本到处都是同样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资本的年产品。其次还假定，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会和它们的可变部分的量成比例地每年实现同样多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说，我们把周转时间的差别能在这方面引起的差别暂时撇开不说。这一点以后再研究。

让我们拿五个不同的生产部门来说。投在这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各不相同，例如：

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同的生产部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下，按照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有很不相同的利润率。

投在五个部门的资本的总额等于500；它们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额等于110；它们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等于610。如果我们把这500看做一个资本，Ⅰ—Ⅴ不过是这个资本的不同部分（比方说好像一个棉纺织厂分成不同部分：梳棉间、粗纺间、纺纱间和织布间，这些部分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各不相同，而整个工厂的平均比率只有通过计算才能得出），那么，首先这个资本500的平均构成是390c+110v，用百分比表示为78c+22v。既然每个资本100都只是被看做总资本的
，那么它的构成就是这个平均构成78c+22v；同样，每100都有22作为平均剩余价值；因此，平均利润率等于22%；最后，这500所生产的总产品的任何
的价格等于122。因此，全部预付资本的任何
所生产的产品，都必须按122的价格出售。

但是，为了避免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必须认为不是所有成本价格都等于100。

在资本有机构成等于80c+20v，剩余价值率等于100%时，如果全部不变资本都加入年产品，资本Ⅰ=100所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就是80c+20v+20m=120。在有些情况下，这个结果也许能在一定生产部门内发生。但在所有c和v的比率等于4：1的地方，很难都有这样的结果。因此，在谈到不同资本每100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时，必须考虑到，商品价值会因c中由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之比不同而不同，并且不同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又会快慢不等地损耗，从而在相同的时间内把不等的价值量加入产品。不过，这对利润率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不论80c是把价值80，50，或5转移到年产品中去，从而也不论年产品是80c+20c+20m=120，还是50c+20v+20m=90，或者是5c+20v+20m=45，在所有这些场合，产品的价值超过产品的成本价格的余额，都等于20；并且在所有这些场合，在确定利润率时，这20都按资本100计算；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Ⅰ的利润率都等于20%。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在为上述五个资本编制的下表中，假定不变资本各以不同的部分加入产品的价值。

如果我们再把资本Ⅰ—Ⅴ看做一个总资本，那么就会看到，在这个场合，这五个资本的总和的构成是500=390c+110v，平均构成等于78c+22v，仍然和以前一样；平均剩余价值也是22。把剩余价值平均分配给Ⅰ—Ⅴ，就会得到如下的商品价格：

总起来说，这些商品比价值高2+7+17=26出售，又比价值低8+18=26出售，所以，价格的偏离，由于剩余价值的均衡分配，或者说，由于每100预付资本有平均利润22分别加入Ⅰ-Ⅴ的各种商品的成本价格，而互相抵消。一部分商品出售时比自己的价值高多少，另一部分商品出售时就比自己的价值低多少。并且，只因为它们是按照这样的价格出售，Ⅰ—Ⅴ的利润率才能同样是22%，虽然资本Ⅰ—Ⅴ的有机构成不同。求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把这个平均数加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上，由此形成的价格，就是生产价格
。生产价格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个一般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化为同样多的平均率为前提。这些特殊的利润率在每个生产部门都等于m/c，并且像本册第一篇所做的那样，它们要从商品的价值引申出来。没有这种引申，一般利润率（从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因此，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依照一般利润率按百分比计算应加到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或者说，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

由于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不同的有机构成，因而，由于等量资本按可变部分在一定量总资本中占有不同的百分比而推动极不等量的劳动，等量资本也就占有极不等量的剩余劳动，或者说，生产极不等量的剩余价值。根据这一点，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是极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一个商品的价格，如等于这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生产这个商品所使用的资本（不只是生产它所消费的资本）的年平均利润中根据这个商品的周转条件归于它的那部分，就是这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例如，我们拿一个500的资本来说，其中100为固定资本， 400为流动资本，并且在流动资本每一个周转期间内，固定资本的损耗为10%。再假定这个周转期间内的平均利润是10%。这样，在这个周转期间内制造的产品的成本价格就是：固定资本的损耗10c+流动资本400（c+v）=410，它的生产价格则是成本价格410+利润50（500的10%）=460。

因此，虽然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收回了生产这些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但是他们不是得到了本部门生产这些商品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而只是得到了社会总资本在所有生产部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剩余价值或总利润均衡分配时归于总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每100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构成怎样，每年或在任何期间得到的利润，就是作为总资本一个部分的100在这个期间所得的利润。就利润来说，不同的资本家在这里彼此只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发生关系，在这个公司中，按每100资本均衡地分配一份利润。因此，对不同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各份利润之所以有差别，只是因为每个人投在总企业中的资本量不等，因为每个人在总企业中的人股比例不等，因为每个人持有的股票数不等。因此，商品价格的一个部分，即用来补偿生产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从而必须用来买回这些用掉的资本价值的部分，也就是说，成本价格，完全是由各生产部门的支出决定的，而商品价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加在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却不是由这个一定资本在这个一定生产部门于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利润量决定的，而是由每个所使用的资本作为总生产所使用的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在一定时间内平均得到的利润量决定的。

因此，如果资本家按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他的商品，他就取回相当于他在生产上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量的货币，并且比例于他的只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的预付资本取得利润。他的成本价格是特殊的。加在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不以他的特殊生产部门为转移，而只是归于每100预付资本的平均数。

可见，一般利润率取决于两个因素。

1.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各个部门的不同的利润率。

2.社会总资本在这些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即投在每个特殊部门因而有特殊利润率的资本的相对量；也就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吸收的相对份额。

到目前为止，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别，只与质的变化，与形式变换有关，而在转化的这个第一阶段上，实际的量的差别还只存在于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

现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与商品出售价格中包含的利润相一致，这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现在，不仅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而且利润和剩余价值，通常都是实际不同的量。现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时，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对社会资本的总平均利润，从而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比直接对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更重要。它对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他那个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平均利润的调节。但这是一个在他背后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他所看不见的，不理解的，实际上不关心的。现在，在各特殊生产部门内，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不仅是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一一实际的量的差别，把利润的真正性质和起源完全掩盖起来，这不仅对由于特殊利益在这一点上欺骗自己的资本家来说是这样，而且对工人来说也是这样。随着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定的基础本身就被掩盖起来。

第10章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一部分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具有中等构成或平均构成，也就是说，这部分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完全是或接近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

在这些部门中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同这些商品的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如果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数学上的极限，那么，用这样的方法也许可以达到。竞争会把社会资本这样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以致每个部门的生产价格，都按照这些中等构成部门的生产价格的样板来形成，也就是说，它们等于k+kp′（成本价格加上成本价格乘以平均利润率所得之积）。

在这里，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利润到一般利润率的这种平均化是怎样进行的，因为这种平均化显然是结果，而不可能是起点。

我们先假定，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切商品都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出售。这样一来会怎么样呢？如前所述，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就会是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即按照它们包含的价值的比例，按照与它们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来交换），还是按照那种使它们的出售能为它们的各自生产上所预付的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的价格来出售，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
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
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定资本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的总价格，应该满足这种要求。但是，这些商品的总价格，只是资本所生产的各个商品的价格的总和。

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不同商品的价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互相确定或调节，它们的变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价格就会降低；如果增加了，价格就会提高。

因此，撇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

要使商品互相交换的价格接近于符合它们的价值，只需要：1.不同商品的交换，不再是纯粹偶然的或仅仅一时的现象；2.就直接的商品交换来说，这些商品是双方按照大体符合彼此需要的数量来生产的，这一点是由交换双方在销售时取得的经验来确定的，因此是从连续不断的交换本身中产生的结果；3.就出售来说，没有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能使立约双方的一方高于价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于价值抛售。至于偶然的垄断，我们是指那种由偶然的供求状况所造成的对买者或卖者的垄断。

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这个假定，当然只是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是它们的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而且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这个重心来拉平的。此外，必须始终把市场价值
——下面我们就要谈到它——与不同生产者所生产的个别商品的个别价值区别开来。在这些商品中，有些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也就是说，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少于市场价值所表示的劳动时间），另外一些商品的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做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做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并构成该部门的产品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只有在特殊的组合下，那些在最坏条件下或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才会调节市场价值，而这种市场价值又成为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不过市场价格对同类商品来说是相同的。如果满足通常的需求的，是按平均价值，也就是按两端之间的大量商品的中等价值来供给的商品，那么，其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就会实现一个额外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而其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却不能实现它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不管价格是怎样调节的，我们都会得到如下的结论。

1.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

2.决定生产价值的平均利润，必定总是同一定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所分到的剩余价值量接近相等……既然商品的总价值调节总剩余价值，而总剩余价值又调节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这是一般的规律，也就是支配各种变动的规律——那么，价值规律就调节生产价格。

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发展。

要使生产部门相同、种类相同、质量也接近相同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
，不同的个别价值，必须平均化为一个社会价值，即上述市场价值，为此就需要在同种商品的生产者之间有一种竞争，并且需要有一个可供他们共同出售自己商品的市场。为了使种类相同，但各自在不同的带有个别色彩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相一致，而不是同市场价值相偏离，即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市场价值，这就要求各个卖者互相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以便把社会需要所要求的商品量，也就是社会能够按市场价值支付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场上来。如果产品量超过这种需要，商品就必然会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反之，如果产品量不够大，就是说，如果卖者之间的竞争压力没有大到足以迫使他们把这个商品量带到市场上来，商品就必然会高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市场价值发生了变化，总商品量得以出售的条件也就会发生变化。如果市场价值降低了，社会需要（在这里总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平均说来就会扩大，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能够吸收较大量的商品。如果市场价值提高了，商品的社会需要就会缩减，就只能吸收较小的商品量。因此，如果供求调节市场价格，或者确切地说，调节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偏离，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值调节供求关系，或者说，调节一个中心，供求的变动使市场价格围绕这个中心发生波动。

在这里顺便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这里再一次表明，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虽然商品和货币这二者都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但我们已经看到（第1册第1章第3节），在买和卖的行为上，这两个规定分别处在两端，商品（卖者）代表使用价值，货币（买者）代表交换价值。商品要有使用价值，因而要满足社会需要，这是卖的一个前提。另一个前提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要代表社会必要的劳动，因而，商品的个别价值（在这里的前提下，也就是出售价格）要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

让我们把这一点应用到市场上现有的、构成某一整个部门的产品的商品总量上来。

如果我们把商品总量，首先是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当作一个商品，并且把许多同种商品的价格总额，当作一个总价格，那么问题就很容易说明了。这样一来，关于单个商品所说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市场上现有的一定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商品的个别价值应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这一点，现在在下面这一点上得到了实现或进一步的规定；这个商品总量包含着为生产它所必要的社会劳动，并且这个总量的价值等于它的市场价值。

现在假定这些商品的很大数量是在大致相同的正常社会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因而社会价值同时就是这个很大数量的商品由以构成的各个商品的个别价值。这时，如果这些商品中有一个较小的部分的生产条件低于这些条件，而另一个较小的部分的生产条件高于这些条件，因此一部分的个别价值大于大部分商品的中等价值，另一部分的个别价值小于这种中等价值，如果这两端互相拉平，从而使属于这两端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同属于中间的大量商品的价值相等，那么，市场价值就会由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商品总量的价值，也就同所有单个商品合在一起——既包括那些在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包括那些在高于或低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实际总和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即其中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就由中间的大量商品的价值来决定。

相反，假定投到市场上的该商品的总量仍旧不变，然而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不能由于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而拉平，以致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无论同中间的商品相比，还是同另一端的商品相比，都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量，那么，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就由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品来调节。

最后，假定在高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大大超过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甚至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相比也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量；那么，市场价值就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这里撇开市场商品充斥的情况不说，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市场价格总是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并不是和市场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而是市场价值本身的不同的规定。

事实上，严格地说（当然，实际上只是接近如此，而且还会有千变万化），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中等价值调节的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等于它们的个别价值的总和；尽管这个价值，对两端生产的商品来说，表现为一种强加于它们的平均价值。这样，在最坏的一端生产的人，必然低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在最好的一端生产的人，必然高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

在第二种情况下，在两端生产的两个个别价值量并不拉平，而是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起了决定作用。严格地说，每一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的每一相应部分的平均价格或市场价值，在这里是由那些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相加而成的这个总量的总价值，以及每一单个商品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的。这样得到的市场价值，不仅会高于有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而且会高于属于中等部分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它仍然会低于不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至于它和后一种个别价值接近到什么程度，或最后是否和它相一致，这完全要看不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量在该商品部门中具有多大规模。只要需求稍占优势，市场价格就会由在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来调节。

最后，假定和第三种情况一样，在有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量，不仅同另一端相比，而且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相比，都占据较大的地盘，那么，市场价值就会降低到中等价值以下。这时，由两端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额合计得到的平均价值，就会低于中等价值；它究竟是接近还是远离这个中等价值，这要看有利的一端所占据的相对地盘而定。如果需求小于供给，那么在有利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不管多大，都会把它的价格缩减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以便强行占据地盘。但市场价值决不会同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这种个别价值相一致，除非供给极大地超过了需求。

以上抽象地
叙述的市场价值的确定，在需求恰好大到足以按这样确定的价值吸收掉全部商品的前提下，在实际市场上是通过买者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在这里，我们就谈到另外一点了。

第二
，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

在上述关于市场价值的各个规定中，我们假定，所生产的商品的量是不变的，是已定的，只是这个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因此，同样数量的商品的市场价值按不同的方法来调节。假定这个量就是通常的供给量，并且我们撇开所生产的商品的一部分会暂时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不说。如果对这个总量的需求仍旧是通常的需求，这个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出售，而不管这个市场价值是按以上研究过的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情况来调节。这个商品量不仅满足了一种需要，而且满足了社会范围内的需要。与此相反，如果这个量小于或大于对它的需求，市场价格就会偏离市场价值。第一种偏离就是：如果这个量过小，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因而市场价值就由两端中的一端来决定，尽管单纯就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各个量的比例来看，必然会得到另外的结果。如果需求和生产量之间的差额更大，市场价格也就会偏离市场价值更远，或者更高于市场价值，或者更低于市场价值。但是所生产的商品量和按市场价值出售的商品量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双重原因产生。或者是这个量本身发生了变化，变得过小或过大了，因而再生产必须按照与调节现有市场价值的规模不同的另一种规模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发生了变化，尽管需求仍旧不变，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相对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现象。或者是再生产即供给保持不变，但需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增加或减少了。在这里，尽管供给的绝对量不变，但它的相对量，也就是同需要相比较或按需要来计量的量，还是发生了变化。结果是和第一种情形一样，不过方向相反。最后，如果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方向相反，或者方向相同，但程度不同，总之，如果双方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改变了它们之间的以前的比例，那么，最后结果就必然总是归结为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让我们首先考察供给，这就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为了不涉及在这里完全无用的细节，我们在这里只考虑每个产业部门的年再生产总量，而把不同商品有多少能够从市场取走，储存起来，以备比如说下一年消费这一点撇开不说。这个年再生产首先表现为一定的量，是多大量还是多少个，要看这个商品量是作为可分离的量还是作为不可分离的量来计量而定；它们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这种使用价值还以一定的量出现在市场上。其次，这个商品量还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价值可以表现为单位商品的或单位商品量的市场价值的倍数。因此，市场上现有商品的数量和它们的市场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有些商品的价值特别高，另一些商品的价值特别低，因而一定的价值额可以表现为一种商品的很大的量，也可以表现为另一种商品的很小的量。在市场上现有的物品量和这些物品的市场价值之间只有这样一种联系：在一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制造一定量的物品，都需要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尽管这个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同这些物品的用途或它们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a量的某种商品花费劳动时间b，na量的商品就花费劳动时间nb。其次，既然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所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社会的一部分人，由于分工的缘故，要把他们的劳动用来生产这种既定的物品；这部分人，当然也要从体现在各种满足他们需要的物品上的社会劳动中得到一个等价物。但是，一方面，耗费在一种社会物品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即总劳动力中社会用来生产这种物品的可除部分，也就是这种物品的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数量，和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特定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会根本卖不出去。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结果就会相反。但是，如果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要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适应，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的通常规模相适应，那么这种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是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而不是反过来，从偏离出发来说明规律本身。

现在，我们考察另一个方面：需求。

商品被买来当作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以便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即使有些种类商品能达到这两个目的，也不会引起任何变化。因此，生产者（这里指的是资本家，因为假定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和消费者都对商品有需求。看来，这首先要假定：在需求方面有一定量的社会需要，而在供给方面则有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定量的社会生产与之相适应。如果棉纺织业每年按一定规模重新进行再生产，那就要有往年那样数量的棉花；如果考虑到再生产因资本积累每年在扩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还要有棉花的追加量。生活资料也是这样。工人阶级要维持通常的中等水平的生活，至少必须再得到同样数量的必要生活资料，虽然这个数量在各种商品上的分配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如果考虑到人口每年在增长，那就还要有必要生活资料的追加量。这里所说的情况，经过或多或少的修改，也适用于其他阶级。

因此，在需求方面，看来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的某种物品。但是，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变动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种假象。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对这些商品种类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这里完全撇开需要救济的贫民等等不说，这种人的“需求”甚至低于他们的身体需要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比如说，如果棉花便宜了，资本家对棉花的需求就会增长，投入棉纺织业中的追加资本就会增加，等等。这里决不要忘记，根据我们的前提，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并不妨碍资本家在他作为例如棉花的买者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代表着对棉花的需要；就像对棉花的卖者来说，棉花的买者把棉花转化为衬衣料子，还是转化为火棉，还是想用它来堵塞自己和世人的耳朵，都是无所谓的。可是，这种情况对于资本家是什么样的买者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他对棉花的需要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本质的变化：这种需要实际上只是掩盖他榨取利润的需要。市场上
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
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界限，对不同的商品说来当然是极不相同的；我说的是下面二者之间的差额：一方面是所要求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是商品的货币价格发生变化时可能要求的商品量，或者，买者的货币条件或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可能要求的商品量。

要理解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真正的困难在于确定供求一致究竟是指什么。

如果供求之间的比例，使某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既不高，也不低，供求就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如果商品都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供求就是一致的。

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有两种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相等的作用，它们就会互相抵消，而不会对外界发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各种现象，就必须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来解释。如果互相抵消，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就不会对市场价值发生影响，并且使我们更加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来说明（完全撇开对这两种社会动力的更深刻的分析不说，在这里不需要作出这种分析），因为这种规律只有在供求不再发生作用时，也就是互相一致时，才纯粹地实现。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做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是为了找出供求变动的实际趋势，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趋势确定下来。因为各种不平衡具有互相对立的性质，并且因为这些不平衡会彼此接连不断地发生，所以它们会由它们的相反的方向，由它们互相之间的矛盾而互相平衡。这样，虽然在任何一个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它们的不平衡的接连发生——而且朝一个方向偏离的结果，会引起另一个方向相反的偏离——从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使供求总是互相一致；然而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由此，各种同市场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按平均数来看，就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因为这种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数互相抵消。这个平均数决不是只有理论意义，而且对资本来说还有实际意义，因为投资要把或长或短的一定时期内的变动和平均化计算在内。

因此，供求关系一方面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另一方面是说明抵消这种偏离的趋势，也就是抵消供求关系的作用的趋势。（那种有价格而没有价值的商品是一种例外，在这里不必考察。）供求可以在极不相同的形式上消除由供求不平衡所产生的作用。例如，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但这也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由于某种发明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市场价值本身降低了，因而与市场价格平衡。反之，如果需求增加，因而市场价格高于市场价值，结果，流入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就会过多，生产就会增加到使市场价格甚至降低到市场价值以下；或者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引起价格上涨，以致需求本身减少。这还可以在这个或者那个生产部门，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引起市场价值本身的提高，因为所需要的一部分产品在这个期间内必须在较坏的条件下生产出来。

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竞争，同供求比例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归结到这个标准上来。

但是，说到供给和需求，那么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个人在这里不过是作为社会力量的一个部分，作为总体的一个原子来发生作用，并且也就是在这个形式上，竞争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
性质。

在竞争中一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同时就是这样一方，在这一方中，个人不顾自己那群竞争者，而且常常直接反对这群竞争者而行动，并且正因为如此，使人可以感觉到一个竞争者对其他竞争者的依赖，而处于优势的一方，则或多或少地始终作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来同对方相抗衡。如果对这种商品来说，需求超过了供给，那么，在一定限度内，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提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另一方面，卖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来出售。相反，如果供给超过了需求，那么，一个人开始廉价抛售，其他的人不得不跟着干，而买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把市场价格压到尽量低于市场价值。只有每个人通过共同行动比没有共同行动可以得到更多好处，他才会关心共同行动。只要自己这一方变成劣势的一方，而每个人都力图靠自己的力量找到最好的出路，共同行动就会停止。其次，如果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即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如果一方占了优势，每一个属于这一方的人就都会得到好处；好像他们实现了一种共同的垄断一样。如果一方处于劣势，每个人就可各自努力去取得优势（例如用更少的生产费用来进行生产），或者至少也要尽量摆脱这种劣势；这时，他就根本不顾自己周围的人了，尽管他的做法不仅影响他自己，而且也影响他所有的同伙。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问题不仅在于，要用那个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额，取出另一种形式（货币形式或其他商品形式）的等量的价值额，而且在于，要用那个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取出和任何另一个同量资本所取得的一样多的或者与资本的大小成比例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不管预付资本是用在哪个生产部门；因此，问题在于，最低限度要按照那个会提供平均利润的价格，即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
，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并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质。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它所关心的只是生产剩余价值，在劳动产品中占有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同样，从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按它的性质来说，也不关心它的劳动的特殊性质，它必须按照资本的需要让人们变来变去，把它从一个生产部门抛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第二，事实上，一个生产部门和另一个生产部门好坏都是一样的。每个生产部门都提供同样的利润，而且，如果它所生产的商品不去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它就是无用的。

但是，如果商品都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那就像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人，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主义或多或少能够实现这种平均化，资本主义在一国社会内越是发展，也就是说，该国的条件越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就越能够实现这种平均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种生产的各种条件也发展了，这种生产使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全部社会前提从属于它的特殊性质和它的内在规律。

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会进行得更快：1.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其次，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在各个资本家面前集中起来；最后，不同的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最后这一点，在我们假定一切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已经包括在我们的前提中了；但是，如果有数量众多的非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部门（例如小农经营的农业）插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间并与之交织在一起，这种平均化本身就会遇到更大的障碍。最后还必须有很高的人口密度。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是不关心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化为简单劳动；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最后，特别是工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属于专门研究竞争的范围。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得出结论，每一单个资本家，同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所有资本家总体一样，参与总资本对全体工人阶级的剥削，并参与决定这个剥削的程度，这不只是出于一般的阶级同情，而且也是出于直接的经济利益，因为在其他一切条件（包括全部预付不变资本的价值）已定的前提下，平均利润率取决于总资本对总劳动的剥削程度。

平均利润和每100资本所生产的平均剩余价值相一致；就剩余价值来说，以上所述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平均利润来说，不过要把预付资本价值作为利润率的一个决定因素加进来。事实上，一个资本家或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对他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上特别关心的只是：或者通过例外的过度劳动，或者通过把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以下的办法，或者通过所使用的劳动的例外生产率，可以获得一种额外利润，即超出平均利润的利润。撇开这一点不说，一个在本生产部门内完全不使用可变资本，因而完全不使用工人的资本家（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的假定），会像一个只使用可变资本，因而把全部资本都投到工资上面的资本家（又是一个极端的假定）一样地关心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且会像后者一样地从无酬的剩余劳动获取他的利润。但劳动的剥削程度，在工作日已定时，取决于劳动的平均强度，而在劳动强度已定时，则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因而，在可变资本的总额已定时，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取决于劳动的剥削程度。一个部门的资本，与总资本不同，对本部门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会表现出特别的关心，而单个资本家，与整个本部门不同，则对他个人使用的工人的剥削会表现出特别的关心。

另一方面，资本的每一个特殊部门和每一个资本家，都同样关心总资本所使用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因为有两点取决于这种生产率：第一是平均利润借以表示的使用价值量；这一点有双重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平均利润既可以充当新资本的积累基金，又可以充当供享受的收入基金。第二是全部预付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的大小；在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已定时，这个价值的大小决定利润率或一定量资本的利润。在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或这个部门的特殊的单个企业内出现的特殊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它使单个部门同总资本相比，或者使单个资本家同他所属的部门相比能够获得一笔额外利润的时候，才会引起那些直接有关的资本家的关心。

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市场价值（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适用于生产价格）包含着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把危机和生产过剩的情况完全除外，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的市场价格，而不管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有多大的偏离。就是说，市场价格包含这样的意思：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的价格，虽然这些商品可以在极不相同的个别条件下生产出来，因而会有极不相同的成本价格。（这里我们不说那种普通意义上的垄断——人为垄断或自然垄断——所产生的超额利润。）

此外，超额利润还能在下列情况下产生出来：某些生产部门可以不把它们的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不把它们的利润化为平均利润。在论述地租的那一篇，我们将研究超额利润的这两种形态的更进一步的变形。

第11章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假定社会资本的平均构成是80c+20v，利润是20%。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就是100%。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工资的一般提高就是剩余价值率的降低。对平均资本来说，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假定工资提高25%。以前花费20来推动的劳动量，现在就要花费25。因此，一次周转的价值以前是80c+20v+20p，现在是80c+25v+15p。可变资本推动的劳动和以前一样，生产一个40的价值额。现在v由20增加到25，所以余额m或p只等于15。利润15，按105计算，等于
，这是新的平均利润率。因为平均资本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和它们的价值一致的，所以这种商品的生产价格不变；因此，工资的提高，虽然引起利润的降低，但不会引起商品价值和价格的变动。

由于工资提高25%：

1.对于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保持不变；

2.对于较低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提高了，虽然不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提高；

3.对于较高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降低了，虽然也不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降低。

第12章补充说明

1.引起生产价格变化的原因

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发生变化，只能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
，一般利润率发生变化。它之所以能够发生变化，只是因为平均剩余价值率本身发生变化，或者，平均剩余价值率不变，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和预付社会总资本的总额的比率发生了变化。

第二
，一般利润率保持不变。这时，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能够变动，只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已经变动，只是因为它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增多了或减少了，这或是由于生产取得最终形式的商品本身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或是由于生产那些进入该商品生产中的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

2.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偏离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

1.加在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上的，不是该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而是平均利润；

2.一个商品的这样同价值偏离的生产价格，会作为要素加入另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因此，撇开商品本身由于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额而发生的偏离不说，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就已经能够包含同该商品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的偏离。

因此，即使就中等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成本价格也可能同构成生产价格的这个组成部分的各种要素的价值总额发生偏离。

3.资本家的补偿理由

在这里，基本观念是平均利润本身，是等量资本必须在相同时间内提供等量利润。而这又以下述观念为基础：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都应按照各自大小的比例来分享社会总资本从工人那里榨取来的总剩余价值；或者说，每个特殊资本都只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每个资本家事实上都作为总企业的一个股东，按照各自资本股份的大小比例来分享总利润。

第三篇利润率趋向飞降的规律

第13章规律本身

利润率因生产力的发展而下降，同时利润量却会增加，这个规律也表现为：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下降，同时商品所包含的并通过商品出售所实现的利润量却会相对增加。

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构成的提高，会使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所以，总产品中每一个可除部分，每一个商品，或者说，所生产的商品总量中每一定量商品，都只吸收较少的活劳动，而且也只包含较少的对象化劳动，即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损耗以及所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中所体现的对象化劳动。因此，每一个商品都只包含一个较小的、对象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生产中新追加的劳动的总和。这样，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下降了。尽管如此，单个商品中包含的利润量，在绝对剩余价值率或相对剩余价值率提高时仍能增加。它包含较少的新追加劳动，但是这种劳动的无酬部分同有酬部分相比却增加了。不过，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情况才是这样。当单个商品中包含的新追加的活劳动的总和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大大地绝对减少时，其中包含的无酬劳动的量也会绝对地减少，不管它同有酬部分相比相对地增加了多少。尽管剩余价值率提高了，每一个商品中的利润量却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大大减少；而这种减少和利润率的下降完全一样，只是由于不变资本要素变得便宜，由于本册第一篇所指出的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时使利润率提高的其他情况才延缓下来。

第14章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如果我们考虑到，同以往的一切时期相比，仅仅最近30年间社会劳动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除了真正的机器，又有大量的固定资本加入社会生产过程的总体，那么，一向使经济学家感到麻烦的困难，即说明利润率下降，就会让位给相反的困难，即说明这种下降为什么不是更大、更快。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因此，我们也就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叫作趋向下降。下面就是这些原因中最普遍的原因。

1.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

劳动的剥削程度，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占有，特别会由于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而提高。

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决定剩余价值量从而决定利润率的一个因素。这特别是因为这种提高，如上所述，在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完全没有增加或不按比例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个因素不会取消一般的规律。但是，它不如说会使一般的规律作为一种趋势来发生作用，即成为这样一种规律，它的绝对的实现被起反作用的各种情况所阻碍、延缓和减弱。但是，因为使剩余价值率提高（甚至延长劳动时间也是大工业的一个结果）的同一些原因，具有使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劳动力减少的趋势，所以同一些原因具有使利润率降低的趋势，同时又使这种降低的运动延缓下来。

2.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在这里，这种情况只是作为经验的事实提出，因为它和其他许多似乎应该在这里提到的情况一样，实际上同资本的一般分析无关，而属于不是本书所要考察的竞争的研究范围。但它是阻碍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最显著的原因之一。

3.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

就总资本来看，不变资本的价值并不和它的物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例如，一个欧洲纺纱工人在一个现代工厂中加工的棉花量，同一个欧洲纺纱业者从前用纺车加工的棉花量相比，是极大地增加了。但是加工的棉花的价值，并不和它的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情况也是这样。总之，使不变资本量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的同一发展，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使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减少，从而使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和它的物质量，就是说，不和同量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物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虽然不变资本的价值会不断增加。在个别情况下，不变资本各要素的量，甚至会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保持不变或甚至下降的时候增加。

同上述情况有关的，是现有资本（即它的物质要素）随着工业发展而发生的贬值。它也是阻碍利润率下降的不断发生作用的原因之一，虽然它在某些情况下会使提供利润的资本的量减少，从而使利润量减少。这里再一次表明，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一些原因，也会阻碍这种趋势的实现。

4.相对过剩人口

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是和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的，并且由于这种发展而加速。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这个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表现得越明显。一方面，相对过剩人口又是造成下述情况的原因：许多生产部门中劳动或多或少不完全从属于资本的现象继续存在，而且，即使这种现象初看起来和一般发展水平已不相适应，这种现象仍会继续存在；它也是下述情况造成的结果：可供支配的或被游离的雇佣工人价格低廉和数量众多，一些生产部门出于其本性而更加强烈地反对由手工劳动转化为机器劳动。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生产部门，特别是生产奢侈品的部门，这些生产部门把其他生产部门中常常由于不变资本占优势而被游离的上述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基础，而这些生产部门本身又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只是逐渐地走上其他生产部门所走过的路。在这两个场合，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工资则低于平均水平，结果这些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都非常高。因为一般利润率是由各特殊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平均化而形成的，所以，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一些原因，在这里又会产生一种和这种趋势相反的对抗力量，或多或少地抵消这种趋势的作用。

5.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就这一点说，它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一般说来，它在这方面起作用，是因为它可以使生产规模扩大。因此，它一方面加速积累，但是另一方面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同样，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了同样的二重作用。

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已经看到，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消这种下降。这些原因不会取消这个规律，但是会减弱它的作用。否则，不能理解的就不是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反而是这种下降的相对缓慢了。所以，这个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

6.股份资本的增加

除上述五点外，还可以补充下面一点，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暂时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和加速的积累同时并进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资本的一部分只作为生息资本来计算和使用……这里的生息资本是在下述意义上说的：这些资本虽然投在大的生产企业上，但在扣除一切费用之后，只提供或大或小的利息，即所谓股息。例如，投在铁路上的资本就是这样。因此，这些资本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因为它们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如果它们参加进来，平均利润率就会下降得更厉害，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把它们计算进去，这样得到的利润率小于表面上存在的并且对资本家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利润率，因为恰好在这些企业内，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最大。

第15章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1.概论

利润率的下降和积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积累，就引起劳动的大规模集中，从而引起资本构成的提高来说，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积聚，并且通过对小资本家的剥夺，通过对那些还有一点东西可供剥夺的直接生产者的最后残余的剥夺，来加速资本的集中。所以，虽然积累率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但是积累在量的方面还是会加速进行。

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少了，而是因为所使用的劳动同所使用的资本相比少了。

利润量甚至在利润率较低时也会随着所投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这同时需要有资本的积聚，因为这时各种生产条件都要求使用大量资本。这同样需要有资本的集中，即小资本家为大资本家所吞并，小资本家丧失资本。这不过又是劳动条件和生产者的再一次的分离，这些小资本家还属于生产者，因为对他们来说，本人的劳动还起着作用；一般说来，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比，就是说，和他成为资本家的程度成反比。正是劳动条件和生产者之间的这种分离，形成资本的概念；这种分离从原始积累（第1册第24章）开始，然后在资本的积累和积聚中表现为不断的过程，最后表现为现有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许多人丧失资本（现在剥夺正向这方面变化）。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总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

2.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

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
是资本自身
，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3.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

单个资本家为了生产的使用劳动所必需的资本最低限额，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这个最低限额所以是必需的，既是为了剥削劳动，也是为了使所用劳动时间成为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使它不超过生产商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积聚也增长了，因为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这种不断增长的积聚，达到一定程度，又引起利润率重新下降。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经营部门的指挥者去支配的资本的过剩。资本的这种过剩是由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同一些情况产生的，因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补充现象，虽然二者处在对立的两极上：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

4.补充说明

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

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

2.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

从这两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扬弃了，虽然是在对立的形式上把它们扬弃的。

3.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也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四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第16章商品经营资本

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个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现在，我们要在分析资本的核心构造所必要的范围内，较详细地说明这两种资本的特征。

商品资本的运动在第二册已经分析过了。就社会总资本来说，它的一部分总是作为商品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货币，虽然这部分的构成要素不断改变，甚至数量也在变化；另一部分则以货币形式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商品。社会总资本总是处在这种转化即这种形态变化的运动中。只要处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这种职能作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独立起来，作为一种由分工赋予特殊一类资本家的职能固定下来，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营资本或商业资本。

商品经营资本不外是这个不断处在市场上、处在形态变化过程中并总是局限在流通领域内的流通资本的一部分的转化形式。我们说一部分，是因为商品的买和卖有一部分是不断地在产业资本家自身中间直接进行的。

商品经营者，作为资本家一般，首先是作为某个货币额的代表出现在市场上；他作为资本家预付这个货币额，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个货币额从x（这个货币额的原有价值）转化为x+Δx（这个货币额加上它的利润）。但是，对他这个不仅是作为资本家一般，而且特别是作为商品经营者的人来说，不言而喻的是，他的资本最初必须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因为他不生产商品，而只是经营商品，对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而要经营商品，他就必须首先购买商品，因此必须是货币资本的占有者。

商品经营资本无非是生产者的商品资本，这种商品资本必须经历它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必须在市场上完成它作为商品资本的职能；不过这种职能已经不是表现为生产者的附带活动，而是表现为一类特殊资本家即商品经营者的专门活动，它已经作为一种特殊投资的业务而独立起来。

此外，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商品经营资本的特有流通形式上。商人购买商品，然后把它卖掉：G—W—G′。

对生产资本家来说是W—G的行为，即他的资本执行其商品资本这一暂时形态上的简单职能的行为，对商人来说却是G—W—G′的行为，即他所预付的货币资本实现特殊增殖过程的行为。商品形态变化的一个阶段，在这里，对商人来说，表现为G—W—G′，也就是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资本的演变。

既然商品经营资本在自行销售的生产者手中显然只是他的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上，即停留在流通领域的时候所表现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是什么情况使商品经营资本具有一个独立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性质呢？

第一
，是下面这个情况：商品资本是在一个和它的生产者不同的当事人手中完成它最终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即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完成它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资本所固有的职能的；商品资本的这种职能，是以商人的活动，即商人的买卖为中介的，于是这种活动就形成一种特别的、与产业资本的其他职能分离的、因而是独立存在的业务。这是社会分工的一种特殊形式，结果是，一部分本来要在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里就是流通阶段）中完成的职能，现在表现为一种和生产者不同的、特别的流通当事人的专门职能。但是单有这一点，这种特殊业务还决不会表现为一种和处于再生产过程的产业资本不同的、独立于产业资本之外的特殊资本的职能；在商品经营只是由产业资本家的推销员或其他直接代理人进行的地方，它实际上还没有表现为这种职能。因此，还必须有第二个因素。

第二
，这是由于独立的流通当事人，商人在这个地位上要预付货币资本（他自有的或借人的）。那个对于处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来说只表现为W—G，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或单纯的卖的行为，对商人来说却表现为G—W—G′，即同一商品的买和卖，因而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回流，这个货币资本在商人进行购买时离开了他，通过出售又回到他手中。

因此，商品资本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形式上取得一种独立资本的形态，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商人预付货币资本，这种资本所以能作为资本自行增殖，能执行资本的职能，是因为它专门从事这样一种活动，即作为中介实现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实现这一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职能，也就是实现它向货币的转化，并且这一点是通过商品的不断的买和卖来实现的。这是商品经营资本的惟一活动；对产业资本流通过程起中介作用的这种活动，就是商人使用的货币资本的惟一职能。通过这种职能，商人把他的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把他的G表现为G—W—G′；并且通过同一过程，他把商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

商品经营资本，只要它以商品资本的形式存在，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来看，显然不过是产业资本中那个还处在市场上、处在自己的形态变化过程中、现在作为商品资本存在和执行职能的部分。因此，这只是商人预付的货币
资本，这种货币资本是专门用于买卖商品的，因而只采取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形式，而从来不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并且总是处在资本的流通领域中。

只要商人资本没有超过它的必要的比例，那就必须承认：

1.由于分工，专门用于买卖的资本（在这里，除了购买商品的货币以外，还包括在经营商业所必要的劳动方面和在商人的不变资本即仓库、运输等等方面必须支出的货币），小于产业资本家在必须亲自从事他的企业的全部商业活动时所需要的这种资本。

2.因为商人专门从事这种业务，所以，不仅生产者可以把他的商品较早地转化为货币，而且商品资本本身也会比它处在生产者手中的时候更快地完成它的形态变化。

3.就全部商人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关系来看，商人资本的一次周转，不仅可以代表一个生产部门许多资本的周转，而且可以代表不同生产部门若干资本的周转。前一种情况是，例如，在麻布商人用他的3 000镑购买麻布生产者的产品并再把它卖掉以后，在这个生产者再把同量商品投入市场以前，他又去购买另一个或几个麻布生产者的产品并再把它卖掉，这样也就对同一生产部门中的不同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后一种情况是，例如，在商人把麻布卖掉之后，接着买进生丝，从而对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

商人资本的周转，与一个同样大小的产业资本的周转或一次再生产是不同的；相反地，它同若干个这种资本的周转的总和相等，而不管这种资本是属于同一生产部门还是属于不同生产部门。商人资本周转得越快，总货币资本中充当商人资本的部分就越小；商人资本周转得越慢，总货币资本中充当商人资本的部分就越大。生产越不发达，商人资本的总额，同投入流通的商品的总额相比，就越大；但是绝对地说，或者同比较发达的状态相比，则越小。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因此，在这样的不发达状态下，真正的货币资本大部分掌握在商人手中，这样，商人的财产对于其他人的财产来说成为货币财产。

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的流通速度取决于：1.生产过程更新的速度和不同生产过程互相衔接的速度；2.消费的速度。

商人资本仅仅为了完成上述周转，不需要按自己的全部价值量先买进商品，然后再把它卖掉。商人同时完成这两种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商品资本构成，另一部分由货币资本构成。他在这里买东西，从而把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他在那里卖东西，从而把另一部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一方面，他的资本作为货币资本流回他手中，另一方面，商品资本流到他手中。以一种形式存在的部分越大，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部分就越小。二者互相交替并互相平衡。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应用和由此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应用结合在一起，那么，商人资本的货币资本部分同这个商人资本完成的交易额相比，就会更加减少。如果我购买了价值1 000镑的葡萄酒，支付期是3个月，在3个月期满以前，我已经按现金交易把葡萄酒卖掉了，那么，进行这笔交易就一文钱也没有预付。

商人资本不外是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流通过程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是在流通过程中，任何价值也没有生产出来，因而任何剩余价值也没有生产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同一价值量发生了形式变化。事实上不过是发生了商品的形态变化，这种形态变化本身同价值创造或价值变化毫无关系。如果说在生产的商品出售时实现了剩余价值，那是因为剩余价值已经存在于该商品中；因此，在第二个行为，即货币资本同商品（各种生产要素）的再交换中，买者也不会实现任何剩余价值，在这里货币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交换只是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做了准备。相反地，既然这些形态变化要花费流通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根本不生产东西，因而也不生产剩余价值——这个时间也就限制价值的创造，表现为利润率的剩余价值会正好和流通时间的长短成反比。因此，商人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就是说，它不直接创造它们。但既然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于市场的扩大，并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资本能够按更大的规模来经营，它也就能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既然它缩短流通时间，它也就提高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就是提高利润率。既然它把资本的一个较小部分作为货币资本束缚在流通领域中，它就增大了直接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资本。

第17章商业利润

商品经营资本——撇开可以和它结合在一起的一切异质的职能，如保管、发送、运输、分类、散装等，只说它的真正的为卖而买的职能——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它只是对它们的实现起中介作用，因而同时也对商品的实际交换，对商品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让，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但是，因为产业资本的流通阶段，和生产一样，形成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流通过程中独立地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必须和在各不同生产部门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一样，提供年平均利润。如果商人资本比产业资本带来百分比更高的平均利润，那么，一部分产业资本就会转化为商人资本。如果商人资本带来更低的平均利润，那么就会发生相反的过程。一部分商人资本就会转化为产业资本。没有哪一种资本比商人资本更容易改变自身的用途，更容易改变自身的职能了。

因为商人资本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很清楚，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但是现在问题在于：商人资本怎样从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中获得归它所有的那一部分呢？

认为商业利润是单纯的加价，是商品价格在名义上高于它的价值的结果，这不过是一种假象。

很清楚，商人只能从他所出售的商品的价格中获得他的利润，更清楚的是，他出售商品时赚到的这个利润，必然等于商品的购买价格和它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必然等于后者超过前者的余额。

假定一年中预付的总产业资本为720c+180v=900（比如说以百万镑为单位），m′=100%。因而产品等于720c+180v+180m。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或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叫作W，它的价值或生产价格（因为就全部商品来说，二者是一致的）就等于1 080，总资本900的利润率等于20%。按照前面的阐述，这个20%是平均利润率，因为在这里剩余价值不是根据这个或那个具有特殊构成的资本计算的，而是根据具有平均构成的总产业资本计算的。因而W=1 080，利润率=20%。现在我们假定，在这900镑产业资本之外，还有100镑商人资本加入，它要按照自己大小的比例从利润中分得和产业资本相同的份额。按照假定，它是总资本1 000中的
。因此，它从全部剩余价值180中分得
；也就是按18%的比率获得一笔利润。因此，留下来要在其余
的总资本中进行分配的利润实际上只有162，对资本900来说也是18%。因此，产业资本900的所有者把W卖给商品经营者的价格是720c+180v+162m=1 062。因此，如果商人对他的资本100加上18%的平均利润，他就是按照1 062+18=1080，也就是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或者就总商品资本来看，也就是按照商品的价值来出售商品，虽然他的利润只是在流通中并且通过流通才获得的，只是由于他的出售价格超过他的购买价格的余额才获得的。不过，他还是没有高于商品的价值或高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而正是因为他是低于商品的价值或低于商品的生产价格从产业资本家那里购买商品的。

因此，商人资本会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拿上述例子来说，平均利润率=18%，所以，如果不是总资本有
是商人资本，由此使一般利润率降低了
，那么一般利润率就会等于20%。这样一来，关于生产价格也就出现一个更确切的有限制的规定。我们仍然要把生产价格理解为商品的价格，即等于商品的成本（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价值）+平均利润。但是，这个平均利润现在是由另外的方法决定的。它是由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总利润决定的；但不是按这个总生产资本来计算的，而是按总生产资本+商业资本来计算的。在前一个场合，如果总生产资本如上所述等于900，利润等于180，平均利润率就会是
；在后一个场合，如果生产资本为900，商业资本为100，平均利润率就是
。因此，生产价格等于k （成本）+18，而不是等于k+20。在平均利润率中，总利润中归商业资本所有的部分已经计算在内了。因此，总商品资本的实际价值或实际生产价格等于k+p+h（在这里，h代表商业利润）。所以，生产价格或者说产业资本家本人出售商品的价格，小于商品的实际生产价格；或者，就商品的总体来看，产业资本家阶级出售全部商品的价格，小于这全部商品的价值。这样，拿上述例子来说，900（成本）+900的18%，即900+162=1 062。现在商人把他花费100的商品，按118出售，他当然加价18%；但是，因为他用100买来的商品本来值118，所以他并没有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我们以后要在上述这个更确切的意义上使用生产价格这个用语。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产业资本家的利润等于商品的生产价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而和这种产业利润不同，商业利润等于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这个生产价格对商人来说就是商品的购买价格；但是，商品的实际价格=商品的生产价格+商业利润。正像产业资本之所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利润作为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的价值中一样，商业资本之所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产业资本在商品的价格中实现的并非全部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因此，商人的出售价格之所以高于购买价格，并不是因为出售价格高于总价值，而是因为购买价格低于总价值。

可见，商人资本虽然不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加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润率已经意味着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了属于商人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产业资本的利润做了一种扣除。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同产业资本相比，商人资本越大，产业利润率就越小。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2.如果像第一篇已经说明的那样，利润率总是表现为一个小于实际剩余价值率的比率，也就是说，总是把劳动的剥削程度表现得过小，如以上述720c+180v+180m的情况为例，一个100%的剩余价值率仅仅表现为一个20%的利润率，那么，既然平均利润率本身在商人资本应得的份额计算进来时表现得更小，在这里，是18%，而不是20%，这个比率就相差得更大。因此，直接进行剥削的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率所表现的利润率小于实际的利润率。

商人除了为购买商品而预付的货币资本以外，总是还要预付一个追加的资本，用来购买和支付这种流通手段。如果这个成本要素是由流动资本构成的，它就全部作为追加要素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如果这个成本要素是由固定资本构成的，它就按照自己损耗的程度，作为追加要素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不过，这样一个要素，即使它和纯粹的商业流通费用一样不形成商品价值的实际追加，也会作为一个形成名义价值的要素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但是，这全部追加资本不管是流动的还是固定的，都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纯粹的商业流通费用（因而发送、运输、保管等费用除外），归结为这样一些费用：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使之由商品转化为货币或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必需的。在这里，我们把那些会在流通行为中继续进行的并且可以和商人业务完全分开的生产过程撇开不说。正像例如真正的运输业和发送业事实上可以是而且是和商业完全不同的产业部门一样，待买和待卖的商品也可以堆在码头或别的公共场所，由此引起的费用，如果必须由商人预付，会由第三者记在商人账上。这一切都会在真正的批发商业中发生。在批发商业中，商人资本以最纯粹的形式出现，最少同其他职能交织在一起。运输业者、铁路经营者、船主，都不是“商人”。我们在这里考察的费用，是指买和卖方面的费用。以前已经指出，这种费用归结为计算、簿记、市场、通讯等方面的开支。为此必需的不变资本包括事务所、纸张、邮资等。另外一些费用则归结为可变资本，这是为雇用商业上的雇佣工人而预付的。

所有这些费用都不是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时花掉的，而是在实现商品的价值时花掉的；它们是纯粹的流通费用。它们不加入直接的生产过程，但是加入流通过程，因而加入再生产的总过程。

在这些费用中，我们在这里惟一感兴趣的部分，是花费在可变资本上的那部分。

现在要问：商业资本家即这里所说的商品经营者所雇用的商业雇佣工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从一方面说，一个这样的商业工人，和任何另一个工人一样，是雇佣工人。第一，因为这种劳动是用商人的可变资本，而不是用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购买的；因此，购买这种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替私人服务，而是为了使预付在这上面的资本自行增殖。第二，因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他的工资，也和一切其他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由他特有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决定的，而不是由他的劳动的产物决定的。

但是，在商业工人和产业资本直接雇用的工人之间，必然会出现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从而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之间出现的同样的差别。因为商人作为单纯的流通当事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因为他由自己的费用加到商品上的追加价值，不过是原先已有的价值的追加，尽管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他究竟怎样保持和保存他的不变资本的这个价值？），所以，他雇用的执行同样职能的商业工人，也不可能直接为他创造剩余价值。

商业资本只是由于它的实现价值的职能，才在再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而才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从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对单个商人来说，他的利润量取决于他能够用在这个过程中的资本量，而他的店员的无酬劳动越大，他能够用在买卖上的资本量就越多。商业资本家会把他的货币借以成为资本的职能本身，大部分交给他的工人去承担。这些店员的无酬劳动，虽然不创造剩余价值，但能使他占有剩余价值；这对这个资本来说，就结果而言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这种劳动对商业资本来说是利润的源泉。否则，商业就不可能大规模地经营，就不可能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了。

正如工人的无酬劳动为生产资本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商业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也为商业资本在那个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

困难在于：既然商人本身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尽管这种劳动为他在已经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他用来购买商业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把直接投在商品买卖上的资本叫作B，把在执行这个职能时消耗的不变资本（物质上的经营费用）叫作K，把商人投入的可变资本叫作b。

B的补偿不会造成任何困难。对商人说来，它只是已经实现的购买价格，对工厂主说来，它只是生产价格。商人支付这个价格，但在再出售时会把B作为他的出售价格的一部分收回；在这个B之外，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他还会得到B的利润。例如，商品值100镑。利润假定是10%。那么，商品就要卖110镑。这个商品原来就已经值100镑；商人资本100只是给它加进了10。

再说K。它至多和生产者在卖出和买进上所消耗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一样大，但事实上总是比后者小；然而这部分不变资本会形成生产者在生产上直接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一种追加。但无论如何，这个部分总是必须不断由商品的价格得到补偿，或者同样可以说，必须有一个相应部分的商品不断以这个形式支出，就社会总资本来看，也就是必须不断以这个形式再生产出来。这部分预付不变资本，和直接投在生产上的全部不变资本一样，会对利润率发生限制作用。只要产业资本家把他的业务的商业部分转交给商人，他就无须预付这部分资本。商人会代替他预付这部分资本。但这只是名义上的预付；商人既不生产也不再生产他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物质上的经营费用）。因此，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表现为某些产业资本家的专门业务，或者至少表现为他们的业务的一部分。这些产业资本家所起的作用，是和那些为生活资料的生产者提供不变资本的产业资本家所起的作用一样的。商人首先要得到这种不变资本的补偿；其次要取得这种不变资本的利润。因此，二者都会使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减少。不过，由于与分工相连的集中和节约，利润的减少，比在产业资本家必须亲自预付这种资本的情况下要小。利润率的减少比较小，因为这样预付的资本比较小。

因此，到现在为止，出售价格是由B+K+（B+K的利润）构成的。出售价格的这个部分，根据以上所说，不会造成任何困难。但是，现在出现了b，即商人预付的可变资本。

这样一来，出售价格就变为B+K+b+（B+K的利润）+（b的利润）。

按照假定，只是商业劳动，即只是对资本的流通职能即对W—G和G—W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但商业劳动是使一个资本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对从商品到货币和从货币到商品的转化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这种劳动实现价值，但不创造价值。并且，只是由于一个资本执行了这些职能——也就是说，一个资本家用他的资本进行了这些活动，进行了这些劳动——这个资本才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规定，也就是说，才从总利润中取得它的份额。不过在b+b的利润中，看来要支付的是：第一，劳动的报酬（不管产业资本家是为商人自己的劳动支付报酬，还是为商人所雇用的店员的劳动支付报酬都一样）；第二，对这种劳动——本来应由商人自己完成的劳动——所作的支付额应获得的利润。商人资本第一会得到b的补偿物，第二会得到b的利润；因此，这是这样产生的：第一，它让人对那种使它得以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的劳动付给它报酬；第二，它让人付给它利润，因为它作为资本执行了职能，也就是说，因为它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完成了一种应得到利润作为报酬的劳动。因此，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假定B=100，b=10，利润率=10%。我们还假定K=0，以便使购买价格中这个与这里无关并且已经得到说明的要素不再不必要地重新加入计算中去。这样，出售价格=B+P+b+p（=B+Bp′+b+bp′，P′在这里代表利润率）=100+10+10+1=121。

但是，如果商人不是把b投在工资上面——因为b只是用来支付商业劳动的报酬，而这种劳动是实现由产业资本投入市场的商品资本的价值所必需的——情形就会变成这样：商人只好花费自己的时间用B（=100）从事购买或出售；我们假定，这是他能够支配的惟一时间。如果这个用b或10来代表的商业劳动不是通过工资而是通过利润来支付，那就要假定另外还有一个商人资本等于100，因为它按10%计算为b=10。这第二个B（=100）不会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但是这个10%却会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因此，会有两个用100进行的业务，加起来等于200，这样，商品要按200+20=220来购买。

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由他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决定的，而这个劳动力的应用，作为一种发挥，一种力的表现，一种消耗，却和任何别的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不受他的劳动力的价值限制的。因此，他的工资并不与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量保持任何必要的比例。资本家为他支出的费用，和他带给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量。他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劳动——一部分是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

对产业资本来说，流通费用表现为并且确实是非生产费用。对商人来说，流通费用表现为他的利润的源泉，在一般利润率的前提下，他的利润和这种流通费用的大小成比例。因此，对商业资本来说，投在这种流通费用上的支出，是一种生产投资。所以，它所购买的商业劳动，对它来说，也是直接生产的。

第18章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商人资本的周转，因为事实上只是商品资本的独立化的运动，所以只是把商品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W—G，表现为一种特殊资本自我回流的运动；从商人来看的G—W、W—G，表现为商人资本的周转。

因此，一定量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在这里和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流通的反复，十分相似。正像同1个塔勒流通10次就是买了10次价值1塔勒的商品一样，商人手中的同一货币资本，例如100，周转10次就是买了10次价值100的商品，或者说，实现了价值10倍的总商品资本：1 000。但是有一个区别，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进行流通时，同一货币要经过不同人的手，就是说，反复完成同一职能，因此流通的货币量由流通速度来弥补。但是，在商人那里，同一货币资本（不管它是由哪些货币单位构成），同一货币价值，却是按其价值额反复买卖商品资本，因而作为G+△G反复流回同一个人手里，也就是作为价值加上剩余价值流回它的起点。这就是它的周转作为资本的周转所具有的特征。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总是比投入流通的货币多。此外，不言而喻，随着商人资本周转的加速（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了货币的主要职能），同一货币量的流通也会加快。

但是，商品经营资本的反复周转，始终只是表示买和卖的反复；而产业资本的反复周转，则表示总再生产过程（其中包括消费过程）的周期性和更新。但这一点对商人资本来说，只表现为外部条件。产业资本必须不断把商品投入市场，并从市场再取走商品，商人资本才能保持迅速周转。如果再生产过程是缓慢的，商人资本的周转也就是缓慢的。当然，商人资本对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但这只是就它缩短生产资本的流通时间来说的。它不会直接影响生产时间，而生产时间也是对产业资本周转时间的一个限制。这对商人资本的周转来说是第一个界限。第二，把再生产消费所造成的限制撇开不说，商人资本的周转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速度和规模的限制，因为商品资本中加入消费基金的整个部分，取决于这种速度和规模。

但是（把商业界内部的周转撇开不说，在那里，一个商人总是把同一商品卖给另一个商人，在投机时期，这种流通会显得非常旺盛），第一，商人资本会缩短生产资本的W—G阶段。第二，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商人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因此，它可以在已购买的物品最终卖掉以前反复进行购买。在这里，无论是我们这个商人直接把商品卖给最后的消费者，还是在这二者之间另有12个商人，都与问题无关。当再生产过程有巨大的弹性，能够不断突破每一次遇到的限制时，商人在生产本身中不会发现任何限制，或者只会发现有很大弹性的限制。因此，除了由于商品性质造成的W—G和G—W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创造出一种虚假的需求。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

如果1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为1镑，商人用100镑就能买到100磅砂糖。如果这是他在一年内买卖的数量，如果年平均利润率为15%，他就会在100镑上加进15镑，即在1磅的生产价格1镑上加进3先令。这样，他会按1镑3先令的价格出售1磅砂糖。现在，如果1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下降到1先令，商人用100镑就能买到2 000磅砂糖，并且会按每磅1先令
便士的价格来出售。投在砂糖营业上的100镑资本的年利润仍旧等于15镑。不过在一个场合，他只要卖100磅，在另一个场合，他却要卖2 000磅。生产价格的高低，对利润率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每磅砂糖的出售价格中构成商业利润的部分的大小，也就是说，对商人在一定量商品（产品）上的加价的多少，却有很大的、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很小，商人预付在该商品的购买价格上的金额，即为一定量该商品预付的金额也就很小，因此，在利润率已定时，他从这个一定量廉价商品上获得的利润额也就很小。或者，换一种说法也一样：商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用一定量资本，例如100镑，买到大量这种便宜的商品，他从这100镑上获得的总利润15，会分成很小的份额，分配到这个商品量的每个单位上去。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这完全取决于把商人所经营的商品生产出来的那个产业资本的生产率的大小。如果把商人是垄断者并且同时垄断着生产的情况，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情况撇开不说，那么，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下面这种流行的看法更为荒唐的了，按照这种看法，就单个商品来说，是薄利多销，还是厚利少销，完全取决于商人自己。他的出售价格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商品的生产价格，这是不由他做主的；另一方面是平均利润率，这也是不由他做主的。他能够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经营昂贵的商品还是经营便宜的商品；但即使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支配的资本量和其他一些情况也在起作用。因此，商人怎么干，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商人的愿望。

对商人资本来说，平均利润率是一个已定的量。商人资本不直接参与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创造；它按照自己在总资本中所占的部分，从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只是就这一点来说，它才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对商人资本来说，利润率是一个已定的量，一方面由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决定，另一方面由总商业资本的相对量决定，即由总商业资本同预付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总额的数量关系决定。它的周转次数，当然会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影响它和总资本的比率，或影响流通所必要的商人资本的相对量，因为很清楚，必要的商人资本的绝对量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如果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它的相对量，即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就由它的绝对量决定。如果总资本是10 000，那么，在商人资本等于总资本的
时，就是1 000；如果总资本是1 000，它的
就是100。就这种情况来说，尽管商人资本的相对量仍旧不变，它的绝对量却不同了，按照总资本的量而不同了。在这里，我们假定它的相对量已定，比如说是总资本的
。但是，这个相对量本身又由周转决定。在周转快的时候，它的绝对量在第一个场合比如说等于1 000，在第二个场合等于100，因此，它的相对量
。在周转较慢的时候，它的绝对量在第一个场合比如说等于2 000，在第二个场合等于200。因此，它的相对量就由总资本的
，增加到总资本的
。各种会缩短商人资本平均周转的情况，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都会相应地减少商人资本的绝对量，从而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同以前的状况相比，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对商人资本产生双重影响：同量商品可以借助一个数量较小的实际执行职能的商人资本来周转；由于商人资本周转的加速和再生产过程速度的加快（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商人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比率将会缩小。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切生产都会变成商品生产，因而一切产品都会落到流通当事人手中。

但是，假定商人资本同总资本相比的相对量是已定的，不向商业部门中周转的差别，就不会影响归商人资本所有的总利润量，也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商人的利润，不是由他所周转的商品资本的量决定的，而是由他为了对这种周转起中介作用而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决定的。如果一般年利润率为15%，商人预付100镑，那么，在他的资本一年周转一次时，他就会按115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如果他的资本一年周转5次，他就会在一年中5次按103的价格出售他按购买价格100买来的商品资本，因而在全年内就是按515的价格出售500的商品资本。但是和前一场合一样，他的预付资本100所得到的年利润仍旧是15。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商人资本就会随着它的周转次数的增加，比产业资本提供高得多的利润，而这是和一般利润率的规律相矛盾的。

因此，不同商业部门的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会直接影响商品的商业价格。商业加价的多少，一定资本的商业利润中加到单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上的部分的大小，和不同营业部门的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或周转速度成反比。如果一个商人资本一年周转5次，而另一个商人资本一年只能周转一次，那么，前者对同一价值的商品资本的加价，就只有后者对同一价值的商品资本的加价的
。

此外，不言而喻，商人资本周转的这个规律在每个商业部门中——撇开互相抵消的、较快的周转和较慢的周转交替出现的情况不说——只适用于投入该部门的全部商人资本的平均周转。和资本B投在同一个部门内的资本A的周转次数，可能多于或少于平均周转次数。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资本的周转次数就会少于或多于平均周转次数。这丝毫也不会改变投在该部门的商人资本总量的周转。但是，这对单个商人或零售商人来说却有决定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赚到超额利润，正像在比平均条件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产业资本家会赚到超额利润一样。如果为竞争所迫，他可以卖得比他的伙伴便宜一些，但不会使他的利润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如果那些使他能加速资本周转的条件本身是可以买卖的，例如店铺的位置，那么，他就要为此付出额外的租金，也就是说，把他的一部分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第19章货币经营资本

货币在产业资本和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进来的商品经营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因为商品经营资本把产业资本的一部分流通运动当作自己特有的运动承担起来）所完成的各种纯粹技术性的运动，当它们独立起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职能，而这种资本把它们并且只把它们当作自己特有的活动来完成的时候，就把这种资本转化为货币经营资本了。产业资本的一部分，进一步说，还有商品经营资本的一部分，不仅要作为货币资本一般，而且要作为正在执行这些技术职能的货币资本，不断处于货币形式。现在，从总资本中有一定的部分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分离出来并独立起来，这种货币资本的资本职能，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活动。就像在商品经营资本的场合一样，这里也是在流通过程中以货币资本形态存在的一部分产业资本分离出来，替其余的所有资本完成再生产过程中的这些活动。所以，这种货币资本的运动，仍然不过是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一旦借贷的职能和信用贸易同货币经营业的其他职能结合在一起，货币经营业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这种情况即使在货币经营业的最初时期也总会发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论述生息资本时再谈。

如果整个货币流通就它的规模、它的形式和它的运动来说，只是商品流通的结果，而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商品流通本身只表示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这里，就收入花费在零售商业中来说，既包括资本对收入的交换，又包括收入对收入的交换），那么，不言而喻，货币经营业就不只是对商品流通的这个单纯结果和表现方式，即对货币流通起中介作用。这个货币流通本身，作为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对货币经营业来说是既定的。货币经营业作为中介，担任货币流通的各种技术性业务，使之集中、缩短和简化。货币经营业不进行货币贮藏，而是提供技术手段，使自愿进行的这个货币贮藏（因而，既不是闲置资本的表现，也不是再生产过程紊乱的表现）减少到它的经济上的最低限度，因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准备金，在对它的管理是为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场合，不需要像它由每个资本家各自管理的场合那样大。货币经营业不购买贵金属，只是在商品经营业买了贵金属以后对它的分配起中介作用。就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来说，货币经营业会使差额的平衡易于进行，并且会通过各种人为的结算机制减少平衡差额所需要的货币量；但它既不决定各种互相支付的联系，也不决定它们的规模。例如，在银行和票据交换所内互相交换的汇票和支票，就代表完全独立的营业，是已经完成的各种活动的结果，问题只在于使这些结果的平衡在技术上更完善。就货币作为购买手段而流通来说，买和卖的规模与次数就完全不以货币经营业为转移。货币经营业只能缩短买和卖引起的各种技术活动，并由此减少这种周转所必要的货币现金量。

可见，我们在这里考察的纯粹形式的货币经营业，即与信用制度相分离的货币经营业，只与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即货币流通的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货币职能有关。

这是货币经营业在本质上区别于商品经营业的地方。商品经营业对商品的形态变化和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或者，甚至使商品资本的这个过程表现为一个由产业资本分离出来的资本的过程。因此，如果说商品经营资本表示一个独特的流通形式G—W—G，在其中，商品两次换位，货币由此流回（这和W—G—W相反，在其中，货币两次转手，由此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那么，在货币经营资本那里看不出这样的特殊形式。

显然，货币经营者所操作的货币资本的总量，就是商人和产业家的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资本；货币经营者所完成的各种活动，只是他们作为中介所实现的商人和产业家的活动。

同样很清楚，货币经营者的利润不过是从剩余价值中所作的一种扣除，因为他们的活动只与已经实现（即使只是在债权形式上实现）的价值有关。

第20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以上我们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内，来考察商人资本的。但是，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古老，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

因为商业资本限制在流通领域，而它的职能是专门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以，它的存在——撇开由直接的物物交换所产生的各种不发达的形式不说——所必要的条件，无非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所必要的条件。或者不如说，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是它的存在条件。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商人资本为之作中介的两极，对商人资本来说，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就像它们对货币和对货币的运动来说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一样。惟一必要的事情是这两极作为商品已经存在，而不管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还是投入市场的只是独立经营的生产者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以后余下的部分。商人资本只是对这两极的运动，即对它来说已经作为前提存在的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

产品进入商业、通过商人之手的规模，取决于生产方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时，即在产品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时，这个规模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另一方面，在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商业都会促进那些为了增加生产者（这里是指产品所有者）的享受或贮藏货币而要进入交换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因此，商业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就是说，一旦资本支配生产本身并赋予生产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独特形式——商人资本只是表现为执行一种特殊职能的资本。在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商人资本表现为资本的真正职能，而生产越是为生产者本人直接生产生活资料，情形就越是如此。

因此，要理解商人资本为什么在资本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式，这丝毫也不困难。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2.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一个个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另一方面，商人资本的一切发展都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但是像我们在下面马上就要进一步叙述的那样，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

资本作为商人资本而实现的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就是说，资本还是在一个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因此，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

独立的商人财产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意味着流通过程离开它的两极而独立，而这两极就是进行交换的生产者自己。这两极对流通过程仍保持独立，而流通过程对这两极也仍保持独立。产品在这里通过商业而变成商品。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

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这个规律，在例如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荷兰人等经营的转运贸易（carrying trade）的历史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贸易上，主要利润的获取不是靠输出本国产品，而是靠在商业和一般经济不发达的各共同体间的产品交换中起中介作用，靠对两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

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不如说，像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最初的独立的、获得巨大发展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商业，是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介人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商业对于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掌握生产的余额，而且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依附于它。不过，这种解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事生产的共同体的性质。

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

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和世界化，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因此，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到处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也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存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相反，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

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会从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中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工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与此齐头并进，在这里，却完全取决于另外一些情况。在古罗马，还在共和制的后期，商人资本已发展到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工业的发展却没有什么进步；在科林斯，在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其他希腊城市，商业的发展却伴随有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正好与城市的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的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它们固有的特征。

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交往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图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体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进程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没有直接政治权力的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

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

这里发生了三重过渡：第一，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在各种以商业为基础的行业，特别是奢侈品工业中情形就是这样；这种工业连同原料和工人一起都是由商人从外国输入的，例如在15世纪，从君士坦丁堡向意大利输入。第二，商人把小老板变成自己的中介人，或者也直接向独立生产者购买；他在名义上使这种生产者独立，并且使他的生产方式保持不变。第三，工业家成为商人，并直接为商业进行大规模生产。

起初，商业是行会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封建农业转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前提。它使产品发展成为商品，这有时是因为它为产品创造了市场，有时是因为它提供了新的商品等价物，为生产提供了新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并由此开创了一些一开始就以商业为基础的生产部门，它们既以替市场和世界市场生产为基础，也以世界市场造成的生产条件为基础。一旦工场手工业相当巩固了，尤其是大工业相当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造市场，并用自己的商品来夺取市场。这时，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而对工业生产来说，市场的不断扩大则是它的生活条件。不断扩大的大量生产，会使现有市场商品充斥，因此，它不断扩大这个市场，突破它的界限。限制这种大量生产的，不是商业（就它仅仅反映现有需求而言），而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产业资本家总是面对着世界市场，并且把他自己的成本价格不仅同国内的市场价格相比较，而且同全世界的市场价格相比较，同时必须经常这样做。以前，这种比较几乎完全是商人的事，这样就保证了商业资本对产业资本的统治。

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第21章生息资本

货币——在这里它被看做一个价值额的独立表现，而不管这个价值额实际上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能转化为资本，并通过这种转化，由一个一定的价值变为一个自行增殖、自行增加的价值。它会生产利润，也就是说，使资本家能够从工人那里榨出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把它据为己有。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在这里，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或者换一种说法，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

我们先来考察生息资本的特有的流通。然后第二步再来研究它作为商品出售的独特方式，即它是贷放，而不是永远出让。

起点是A贷给B的货币。A把货币贷给B，可以有担保，也可以没有担保；前一种形式是比较古老的，不过用商品或用像票据、股票等等的债券作担保的贷款除外。这些特殊形式和我们这里无关。在这里，我们只是考察普通形式上的生息资本。

货币在B手中实际转化为资本，完成G—W—G′运动，然后作为G′，作为G+△G回到A手中，在这里，△G代表利息。为简便起见，我们在这里暂且把资本长期留在B手中并按期支付利息的情况撇开不说。

这样，运动就是：

G—G—W—G′—G′。

在这里，出现两次的是，1.货币作为资本的支出；2.货币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G′或G+△G的流回。

贷出的资本的回流是双重的；在再生产过程中，它流回到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然后回流再进行一次，转移到贷出者即货币资本家手中，偿还给它的真正的所有者，它的法律上的起点。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借贷资本
在它的所有者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运动。现在来研究利息
。

贷出者把他的货币作为资本放出去；他让渡给另一个人的价值额是资本，因此，这个价值额会流回到他那里。但单是流回到他那里，还不是作为资本
贷出的价值额的回流，而只是一个贷出的价值额的偿还。预付的价值额要作为资本流回，就必须在运动中不仅保存自己，而且增殖自己，增大自己的价值量，也就是必须带着一个剩余价值，作为G+△G流回。在这里，这个△G是利息，或者说平均利润中不是留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而是落到货币资本家手中的部分。

贷出者和借入者双方都是把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支出的。但它只有在后者手中才执行资本的职能。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对两个人来说取得了双重的存在，这并不会使利润增加一倍。它所以能对双方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只是由于利润的分割。其中归贷出者的部分叫作利息。

第22章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因为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按照我们以上的前提，这个部分要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货币资本家，所以，利润本身表现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等于零。撇开利息事实上可能大于利润，因而不能用利润支付的个别情况不说，我们也许还可以把全部利润减去其中可以归结为监督工资的部分（这部分我们以后加以说明）的余额，看做是利息的最高界限。利息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它可以下降到任何程度。不过这时候，总会出现起反作用的情况，使它提高到这个相对的最低限度以上。

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也就是说，假定利息和总利润之间的比率或多或少是不变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就能够并且也愿意与利润率的高低成正比地支付较高或较低的利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利润率的高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利息率的差别实际上表示利润率的差别，一个国家利息率的高低就同样会和产业发展的水平成反比。我们以后会知道，情形并不总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利息是由利润调节的，确切些说，是由一般利润率调节的。并且，这种调节利息的方法，甚至也适用于利息的平均水平。

不管怎样，必须把平均利润率看成是利息的有最后决定作用的最高界限。

要找出平均利息率，就必须：1.算出大工业周期中发生变动的利息率的平均数；2.算出那些资本贷出时间较长的投资部门中的利息率。

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在这方面，像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的。

至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那么，它和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在每一时刻都是作为固定的量出现的，因为在货币市场上，全部借贷资本总是作为一个总额和执行职能的资本相对立，从而，借贷资本的供给和借贷资本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当时市场的利息状况。信用制度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信用制度的集中，越是赋予借贷资本以一般的社会的性质，并使它一下子同时投到货币市场上来，情形就越是这样。与此相反，一般利润率只是不断地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使各种特殊利润率平均化的运动而存在。

第23章利息和企业主收人

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产生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产生出利息率。

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利润分为纯利润和利息这种纯粹量的分割，怎么会转变为质的分割？换句话说，只使用自有资本，不使用借入资本的资本家，怎么也要把他的总利润的一部分，归人利息这个特殊的范畴，并特别把它作为利息来计算？从而进一步说，怎么一切资本，不管是不是借入的，都要作为生息的资本，和作为生出纯利润的资本的自身区别开来？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谈一下利息形成的实际起点；也就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货币资本家和生产资本家实际上互相对立，不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身份，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或者说，在他们手中，同一资本实际上要通过双重的完全不同的运动。一个只是把资本贷出去，另一个则把资本用在生产上。

对那种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生产资本家来说，总利润会分成两部分：利息和超过利息的余额。他必须把前者支付给贷出者，而后者则形成他自己所占的利润部分。如果一般利润率已定，这后一部分就由利息率决定；如果利息率已定，这后一部分就由一般利润率决定。其次，无论总利润即全部利润的实际价值量在每个具体场合可以怎样同平均利润发生偏离，其中属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仍然要由利息决定，因为利息是由一般利息率（撇开特殊的合法协议不说）确定的，并且在生产过程开始以前，也就是在它的结果即总利润取得以前，已经当作预先确定的量了。我们已经知道，资本的真正的特有产物是剩余价值，进一步说，是利润。但对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来说，那就不是利润，而是利润减去利息，是支付利息以后留给自己的那部分利润。因此，这部分利润，对他来说必然表现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产物；这对他来说确实也是这样，因为他所代表的资本只是执行职能的资本。他在资本执行职能的时候，才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在它投在产业或商业中带来利润，并由它的使用者用来从事本营业部门要求的各种活动的时候，才执行职能。因此，同他必须从总利润中付给贷出者的利息相反，剩下归他的那部分利润必然采取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形式，或者用一个把二者包括在内的德语名词来表达，就是采取Unternehmergewinn（企业主收入）的形态。如果总利润等于平均利润，这个企业主收入的大小就只由利息率决定。如果总利润同平均利润相偏离，总利润和平均利润（在二者都扣除利息以后）的差额，就由一切会引起暂时偏离——不管这种偏离是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还是某个资本家在一定生产部门获得的利润同这个特殊部门的平均利润的偏离——的市场行情决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利润率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而且取决于许多其他情况：生产资料的购买价格，效率高于平均水平的生产方法，不变资本的节约，等等。并且撇开生产价格不说，资本家是否高于或低于并且按什么程度高于或低于生产价格购买或出售，因而在流通过程中占有总剩余价值的一个较大的或较小的部分，取决于一些特殊的市场行情，而就每一笔交易来说，取决于资本家的狡猾程度和钻营能力。但是不管怎样，总利润的量的分割在这里都会转化为质的分割，并且，由于这种量的分割本身还取决于供分割的东西是什么
，取决于能动资本家怎样
用资本来经营，取决于这个资本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就是说，资本家作为能动资本家执行职能，使他获得怎样的总利润，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里，职能资本家被假定为资本的非所有者。对他来说，代表资本所有权的是贷出者即货币资本家。因此，他支付给贷出者的利息，表现为总利润中属于资本所有权本身的部分。与此相反，属于能动资本家的那部分利润，现在则表现为企业主收入，这一收入好像完全是从他用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完成的活动或职能产生出来的，特别是从他作为产业或商业企业主所执行的职能产生出来的。因此，利息对他来说只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表现为抽掉了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资本自身的果实，即不进行“劳动”，不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对他来说则只是表现为他用资本所执行的职能的果实，表现为资本的运动和过程的果实，这种过程对他来说现在表现为他自己的活动，而与货币资本家的不活动，不参加生产过程相对立。总利润这两部分之间的这种质的区分，即利息是资本自身的果实，是撇开了生产过程的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则是处在过程中的、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资本的果实，因而是资本使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的果实——这种质的区分决不仅仅是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的主观见解。这种区分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因为利息归货币资本家所有，归资本的单纯所有者，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之前和生产过程之外单纯代表资本所有权的贷出者所有；企业主收入则归单纯的职能资本家所有，归资本的非所有者所有。

对于用借人的资本从事经营的产业资本家和不亲自使用自己的资本的货币资本家来说，总利润在两种不同的人，即在两种对同一资本，从而对由它产生的利润享有不同合法权的人之间的单纯量的分割，都会因此转变为质的分割。利润的一部分现在表现为一个规定上的资本应得的果实，表现为利息；利润的另一部分则表现为一个相反规定上的资本的特有的果实，因而表现为企业主收入。一个单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果实，另一个则表现为用资本单纯执行职能的果实，表现为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果实，或能动资本家所执行的职能的果实。总利润的这两部分硬化并且互相独立化了，好像它们出自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源泉。这种硬化和互相独立化，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资本来说，现在必然会固定下来。而且，不管能动资本家所使用的资本是不是借人的，也不管属于货币资本家的资本是不是由他自己使用，情况都是一样。每个资本的利润，从而以资本互相平均化为基础的平均利润，都分成或被割裂成两个不同质的、互相独立的、互不依赖的部分，即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二者都由特殊的规律来决定。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同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一样，把他的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利息归他所有，因为他是资本的所有者，是把资本贷给自己的贷出者，企业主收入也归他所有，因为他是能动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因此，对于这种质的分割来说，资本家实际上是否和另一个资本家共分，是没有意义的。资本的使用者，即使是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也具有双重身份，即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者；他的资本本身，就其提供的利润范畴来说，也分成资本所有权
，即处在生产过程以外
的、本身提供利息的资本，和处在生产过程以内
的、由于在过程中活动而提供企业主收入的资本。

因此，利息固定下来，以致现在它不是表现为总利润的一种同生产无关的、仅仅在产业家用别人的资本从事经营时才偶然发生的分割。即使产业家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他的利润也会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因此，单纯量的分割变为质的分割；不管产业家是不是自己的资本的所有者，同这种偶然的情况无关，这种分割都会发生。这不仅是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利润的不同部分，而且还是利润的两种不同范畴。它们和资本有不同的关系，也就是说，和资本的不同规定性有关。

为什么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这种分割，一旦转变为质的分割，就会对整个资本和整个资本家阶级保持这个质的分割的性质，现在理由变得很简单了。

第一
，这是由于下面这种简单的经验的事实：大多数产业资本家都按照不同的比例兼用自有资本和借人资本来从事经营，并且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之间的比例在不同的时期是变动的。

第二
，总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息形式，就会使它的另一部分转化为企业主收入。一旦利息作为独特的范畴存在，企业主收入事实上就只是总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对立形式。

第三
，不管产业资本家是用自有的资本还是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都不会改变这样的情况，即货币资本家阶级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家，货币资本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利息是作为一个与这种特别资本相适应的独立的剩余价值形式，来同产业资本家相对立的。

从质
的方面来看，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是资本自身提供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的所有者一直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因此，是资本在和自己的过程相分离的情况下提供的剩余价值。

从量
的方面来看，形成利息的那部分利润，表现为不是同产业资本本身和商业资本本身有关，而是同货币资本有关，并且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的比率，即利息率，又把这种关系固定下来。因为第一，利息率——尽管它取决于一般利润率——是独立地决定的；第二，利息率像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同不可捉摸的利润率相反，表现为在任何变动中都是固定的、一致的、明确的、总是既定的比率。

利息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的表现：价值一般——一般社会形式上的对象化劳动——在现实生产过程中采取生产资料形态的价值，会作为独立的权力与活的劳动力相对立，并且是占有无酬劳动的手段；它所以是这样一种权力，因为它是作为他人的财产与工人相对立。但是另一方面，在利息的形式上，这种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却消失了；因为生息资本就它本身来说，不是以雇佣劳动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是以执行职能的资本为自己的对立面；借贷资本家就他本身来说，直接与在再生产过程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相对立，而不是与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相对立。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
的资本与作为职能
的资本相对立的。但是，资本在它不执行职能的时候，不剥削工人，也不是同劳动处于对立之中。

另一方面，企业主收入也不与雇佣劳动形成对立，而只与利息形成对立。

第一
，假定平均利润已定，企业主收入率就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利息率决定。企业主收入率的高低与利息率成反比。

第二
，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不是从他对资本的所有权中，而是从资本的职能中，即同资本只是作为惰性的所有权而存在的规定性相对立的职能中，得出他对企业主收入的要求权，从而得出企业主收入本身。一旦他用借入的资本来经营，因而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归两种不同的人所得，这种情形就会表现为直接存在的对立。企业主收入来自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也就是说，是来自于职能资本家执行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这些职能时所从事的那种活动或行动。但是，充当职能资本的代表，并不像充当生息资本的代表那样，是领干薪的闲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资本家指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对生产劳动的剥削也要花费气力，不管是他自己花费气力，还是让别人替他花费气力。因此，在他看来，与利息相反，他的企业主收入是同资本的所有权无关的东西，宁可说是他作为非所有者，作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

因此，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的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不是他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工资
，是监督工资，wages of superintendence of labour，是高于普通雇佣工人工资的工资，1.因为这是较复杂的劳动；2.因为是资本家给自己支付工资。利息归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执行资本家的任何职能，而只是资本的所有者；相反，企业主收入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由于这种对立，人们完全忘记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由于利润即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两个部分的对立形式，人们忘记了，二者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并且它的分割丝毫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它的起源和它的存在条件。

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代表他人所有的资本，同雇佣工人相对立，而货币资本家则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来代表，参与对劳动的剥削。由于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职能同在再生产过程外的资本的单纯所有权的对立，人们忘记了：能动资本家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代表同工人相对立，才能执行职能，才能使工人为他的利益而劳动，或者说，使生产资料执行资本的职能。

现在，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企业主收入。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特有的社会规定性的因素——具有支配他人劳动这一属性的资本所有权——已经固定下来，利息又因此表现为资本在这种关系中生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企业主收入——就必然表现为：它不是由作为资本的资本生出的，而是由同资本特有的社会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已经以资本利息这个名称取得特殊存在方式）相分离的生产过程生出的。但是，生产过程同资本分离开来，就是劳动过程一般。因此，同资本所有者相区别的产业资本家，不是表现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而是表现为甚至与资本无关的执行职能的人员，表现为一般劳动过程的简单承担者，表现为劳动者，而且是表现为雇佣劳动者。

利息本身正好表明，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同劳动处于社会对立中，并且转化为同劳动相对立且支配着劳动的个人权力。利息把单纯的资本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手段。但是，它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某种在生产过程之外属于资本的东西，而不是表现为这个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规定性的结果。它不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同劳动直接对立，而是相反地同劳动无关，只是表现为一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的关系，也就是说，表现为一种存在于资本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因此，在利息上，在利润的这个特殊形态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固然得到了独立的表现，但是表现成这样：这种对立在其中已经完全消失，完全抽掉。利息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这个利息形式又使利润的另一部分取得企业主收入，甚至监督工资这种质的形式。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执行的特殊职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区别和相对立中具有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他除了具有作为资本家的属性以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现实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剥削的劳动，像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利息成了资本的社会形式，不过被表现在一种中立的、没有差别的形式上；企业主收入成了资本的经济职能，不过这个职能的一定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被抽掉了。

在资本家的意识中，这里所说的情况同本册第二篇论述利润平均化为平均利润时提出的各种补偿理由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些在剩余价值分配上作为决定的要素起作用的补偿理由，在资本家的观念中，已被歪曲成为利润本身产生的理由和为利润本身辩护的（主观的）理由。

企业主收入是劳动的监督工资这种看法，是从企业主收入同利息的对立中产生的，并由于下面这个事实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利润的一部分事实上能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并且确实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或者不如反过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一部分工资表现为利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如亚当·斯密已经正确地发现的那样，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这个利润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同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总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后作为所谓企业主收入留下的那部分利润相独立并且完全分离出来。

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

另一方面，完全撇开商业部门不说，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里，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一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

在那些亲眼目睹奴隶制度的古代著作家的著作中，像在那些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绝对生产方式的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一样，监督劳动的这两个方面在理论上是和在实践上一样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我马上就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现代奴隶制度的辩护士也懂得怎样把监督劳动用作替奴隶制度辩护的理由，就像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懂得怎样把这种监督劳动用作替雇佣劳动制度辩护的理由一样。

关于卡托时代的斐力卡斯：

“庄园管事（villicus von villa）居于庄园奴隶（familia rus-tica）之首，他掌管收支、买卖，执行主人的命令，当主人不在的时候，还发布命令，执行惩罚……管事自然比别的奴隶较为自由；马贡农书建议允许管事结婚，生育子女，有自己的钱财；卡托也建议让男管事和女管事结婚。也只有这种管事可以指望在品行端正的情况下，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除此以外，他们的地位与奴隶一样……每一个奴隶，包括管事本身在内，每隔一段时间，按照规定的标准，从主人那里取得自己赖以维持生活的必需品……所得的数量以劳动为准，例如，管事的劳动比奴隶的劳动轻，所得的数量也比奴隶少。”（蒙森《罗马史》1856年第2版第1卷第809、810页）

亚里士多德：

“因为主人（资本家）不是通过获得奴隶（通过使他有权购买劳动的资本所有权），而是通过使用奴隶（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者，在今天是使用雇佣工人），来证明他自己是主人。这种学问并没有什么博大高深的地方；那不过是，凡是奴隶必须
会做的事情，主人应当会命令。在主人不必自己操心的地方，这种荣誉就由管家来承受，而主人自己则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编，第1册第7章）

亚里士多德直率地说，在经济领域内和在政治领域内，统治权把各种统治的职能加在掌权者身上，这就是说，在经济领域内，他们必须会消费劳动力。他还说，这种监督劳动没有什么博大高深的地方，因此，主人一旦有了足够的财富，他就会把干这种操心事的“荣誉”让给一个管家。

指挥和监督的劳动，当它不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特殊职能，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时——不管这种劳动力是像奴隶制度下那样同劳动者本身一道被人买去，还是由工人自己出卖劳动力，因而生产过程同时表现为资本消费工人劳动的过程——这种由奴役直接生产者而产生的职能，常常被人们用作替这种关系本身进行辩护的理由，而对他人的无酬劳动的剥削即占有，也同样常常被人们说成是资本所有者应得的工资。但最妙不可言的，是美国奴隶制度的一个维护者奥康瑙尔律师，他在1859年12月19日在纽约的一次集会上，打着“为南方说几句公道话”的旗号发表高论。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说道：

“是呀，各位先生，自然本身已经决定黑人要处于这种奴隶状态。他身体强壮，干活有劲，但是，给他以这种强壮身体的自然，却既没有给他以统治的智慧，也没有给他以劳动的意志。（鼓掌）这两样东西他都没有！而没有给他以劳动意志的同一个自然，却给了他一个主人，把这个意志强加于他，使他在适合于他生存的那种气候条件下，成为一个既对他自己又对统治他的主人有用的仆人。我认为，使黑人处于自然安排他所处的那种状态，给他一个主人来统治他，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如果人们强迫黑人再去劳动，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这并没有剥夺他的任何权利。”

现在，雇佣工人也和奴隶一样，必须有一个主人叫他去劳动，并且统治他。既然这种统治和奴役的关系成为前提，那么，雇佣工人被迫生产他自己的工资，并且在这个工资之外再生产监督工资，作为对统治和监督他而花费的劳动的补偿，“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监督和指挥的劳动，就它由对立的性质，由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产生而言，因而就它为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共有而言，这种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直接地和不可分离地同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交给单个人作为特殊劳动去完成的生产职能，结合在一起的。一个Epitropos（古希腊的“管家”）或封建法国所称的réisseur（管家）的工资，只要企业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足以为这样一个经理（manager）支付报酬，就会完全同利润分离而采取熟练劳动的工资的形式，虽然我们的产业资本家远没有因此去“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

尤尔先生早已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关于企业的商业部分，我们已经在上一篇中说了我们必须说的一切。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进行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执行职能的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自己发展到最成熟时，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只要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劳动不只限于剥削他人劳动这个职能；从而，只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像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作为资本家的职能是必要的，这无非意味着，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竟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相对于货币资本家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他人劳动的量，而且就他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的精力来说，上述的工资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为进行这种剥削所付出的并且在适当的报酬下可以让一个经理去承担的那种努力的程度。每一次危机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英国工厂区看到许多以前的工厂主，他们现在作为经理，为了低微的工资，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

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管理工资同企业主收入的分离，在其他的场合是偶然发生的，而在这里则是经常的现象。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随着信用而发展起来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人资本的占有权相分离，这完全像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同土地所有权相分离一样，而在封建时代，这些职能却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但是一方面，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同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即货币资本家相对立，并且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并且由银行贷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贷出；另一方面，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既不能以借贷也不能以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

根据英国各合作工厂公布的账目，我们可以看到，在扣除经理的工资——这种工资同其他工人的工资完全一样，形成所投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后，利润大于平均利润，虽然这些工厂有时比私营工厂主支付更高得多的利息。在所有这些场合，利润高的原因是由于不变资本的使用更为节约。但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里，平均利润（利息+企业主收入）实际地并且明显地表现为一个同管理工资完全无关的量。因为在这里利润大于平均利润，所以企业主收入也大于通常的企业主收入。

企业主收入和监督工资或管理工资的混淆，最初是由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造成的。由于一种辩护的意图，即不把利润解释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把它解释为资本家自己劳动所取得的工资，这种混淆就进一步发展了。针对这种情况，于是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要求：要把利润实际地缩减为它在理论上伪称的那种东西，即单纯的监督工资。不过，一方面，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这种监督工资会像所有其他工资一样，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随着导致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下降的普遍发展，这种工资也像所有熟练劳动的工资一样，越来越降低，这样一来，上述这个要求对于理论上的粉饰来说就越发变得讨厌。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没有支付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因此，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实际上是在剥削劳动，并且在他是用借入资本从事经营的时候，他的剥削的结果就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即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

第24章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在商人资本G—W—G′上，至少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形式，虽然这种运动只处在流通领域内，因而利润只表现为让渡利润；但不管怎样，利润仍然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
的产物，而不是表现为单纯的物的产物。商人资本的形式，仍然表现一个过程，表现两个相反阶段的统一，表现一种分为两个相反行为即商品的买和卖的运动。在G—G′这个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这种运动就消失不见了。

G—G′。在这里，我们看到资本的最初起点，G—W—G′公式中的货币，已归结为两极G—G′，其中G′=G+△G，即创造更多货币的货币。这是被缩简成了没有意义的简化式的资本最初的一般公式。这是已经完成的资本，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因而是在一定期间内提供一定剩余价值的资本。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这种性质是直接地表现出来的，没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中介。资本表现为利息的即资本自身增殖的神秘的和富有自我创造力的源泉。现在，物（货币、商品、价值）作为单纯的物已经是资本，资本表现为单纯的物；总再生产过程的结果表现为物自身具有的属性；究竟是把货币作为货币支出，还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贷出，取决于货币占有者，即处在随时可以进行交换的形式上的商品的占有者。因此，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这里显示的，不是货币到资本的实际转化，而只是这种转化的没有内容的形式。像在劳动力的场合一样，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是创造价值，创造一个比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货币本身在可能性上已经是会自行增殖的价值，并且作为这样的价值被贷放，而贷放就是这种独特商品的出售形式。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货币贷放人也是把他的货币作为这种可以生息的东西来出售的。

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

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等），在我们的计划之外。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这种信用的发展和公共信用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也在考察范围之外。

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种支付凭证概括为票据这个总的范畴。这种票据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就这种票据由于债权和债务的平衡而最后互相抵消来说，它们是绝对地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无须最后转化为货币了。就像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互相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票据，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

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自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我们在前一篇（第19章）已经看到，实业家的准备金的保管，货币出纳、国际支付和金银贸易的技术性业务，怎样集中在货币经营者的手中。由于这种货币经营业，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的管理，就作为货币经营者的特殊职能发展起来。货币的借人和贷出成了他们的特殊业务。他们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人的身份出现。一般地说，这方面的银行业务是：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人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

银行拥有的借贷资本，是通过多种途径流到银行那里的。首先，因为银行是产业资本家的出纳业者，每个生产者和商人作为准备金保存的或在支付中得到的货币资本，都会集中到银行手中。这样，这种基金就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商业界的准备金，由于作为共同的准备金集中起来，就可以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而本来要作为准备金闲置起来的一部分货币资本也就会贷放出去，作为生息资本执行职能。第二，银行的借贷资本还包括可由银行贷放的货币资本家的存款。此外，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结合成为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这种收集小金额的活动是银行制度的特殊作用，应当把这种作用同银行在真正货币资本家和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作用区别开来。最后，各种只是逐渐花费的收入也会存入银行。

贷放（这里我们只考察真正的商业信用）是通过票据的贴现——使票据在到期以前转化成货币——来进行的，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贷款，即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债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凭证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是通过存款透支等等来进行的。

银行家提供的信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向其他银行签发汇票、支票，开立同样的信用账户，最后，对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来说，是发行本行的银行券。银行券无非是向银行家签发的、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最后这一种信用形式在外行人看来特别令人注目和重要，首先因为这种信用货币会由单纯的商业流通进入一般的流通，并在那里作为货币执行职能；还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发行银行券的主要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物，事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它们的银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因为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的是，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但银行家也经营一切其他形式的信用，甚至贷放存在他那里的货币现金。实际上，银行券只形成批发商业的铸币，而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

第26章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在英国，正在发生追加财富的不断积累，其趋势是最终采取货币形式。但是，在获得货币的愿望之后，下一个迫切的愿望是，按照某种会带来利息或利润的投资方法，再把货币投放出去；因为，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因此，如果在过剩资本不断涌来的同时，投资范围得不到逐渐的充分的扩大，那么，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就必然会周期地，在不同情况下多少不等地积累起来。多年来，国债一直是英国过剩财富的一个大吸收器。自从国债在1816年达到最高限度，不再起吸收器的作用以来，每年至少有2700万在寻找别的投资场所。此外，还有各种的资本偿还……在经营上需要巨额资本并不时地吸引多余的闲置资本的各种企业……至少在我国是绝对必要的，以便为在普通投资部门找不到地盘的社会过剩财富的周期积累打开出路。”（《通货论》1845年伦敦版第32～34页）

关于1845年，该书说：

“在很短的时期内，物价已经由萧条时期的最低点急剧回升……利息率3%的国债券几乎照票面价值买卖了……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黄金总额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储备额。各种股票的价格都高到几乎前所未闻的程度，而利息率却降到几乎只剩一个名义了……这一切都证明
：在英国，又一次出现了闲置财富的沉重积累；不要多久，我们将又一次面临投机的狂热时期。”（同上，第36页）

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到现在为止，我们关于信用制度所作的一般评述，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Ⅰ.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

Ⅱ.流通费用的减少。

1.一项主要的流通费用，就是货币本身，因为货币自身具有价值。通过信用，货币以三种方式得到节约。

A.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

B.流通手段的流通加速了。这一点，和第2点中要说的有部分共同之处。一方面，这种加速是技术性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的、对消费起中介作用的商品流转额保持不变时，较小量的货币或货币符号，可以完成同样的服务。这是同银行业务的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信用又会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从而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

C.金币为纸币所代替。

2.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另一方面，信用又使买和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机的基础。）准备金缩小了，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流通手段减少了；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缩减了。

Ⅲ.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以前曾经是政府企业的那些企业，变成了社会的企业。

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3.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润（因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不再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即从借入者获得的利润中理所当然地引出来的利息）表现为对他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异化，生产资料已经作为他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在我们作进一步阐述以前，还要指出一个经济上重要的事实：因为利润在这里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所以那些仅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

[自从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产业经营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大工业的一切领域内，生产现在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与此相反，这些增产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却不断地变慢。大工业在几个月中生产的东西，市场在几年内未必吸收得了。此外，那种使每个工业国家同其他工业国家，特别是同英国隔绝的保护关税政策，又人为地提高了本国的生产能力。结果是全面的经常的生产过剩，价格下跌，利润下降甚至完全消失；总之，历来受人称赞的竞争自由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在：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但是生产社会化的这个形式还嫌不足。各个公司的利益的对立，过于频繁地破坏了这个形式，并恢复了竞争。因此，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在美国，这个办法已经多次实行；在欧洲，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个实例是联合制碱托拉斯。这个托拉斯把英国的全部碱的生产集中到惟一的一家公司手里。单个工厂——超过30家——原来的所有者，以股票的形式取得他们的全部投资的估定价值，共约500万镑，代表该托拉斯的固定资本。技术方面的管理，仍然留在原来的人手中，但是营业方面的领导则已集中在总管理处手中。约100万镑的流动资本是向公众筹集的。所以，总资本共有600万镑。因此，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弗·恩格斯]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

Ⅳ.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随着它的扩大和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私人产业——撇开不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以上所述特别适用于经手绝大部分社会产品的批发商业。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变成荒唐的了，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如不久前整个法国为巴拿马运河的骗子总共节约了15亿法郎。巴拿马运河的全部骗局在它发生整整20年之前，就已经在这里多么准确地描绘出来了。——弗·恩格斯]他的奢侈——奢侈本身现在也成为获得信用的手段——正好给了另一种关于禁欲的说法一记耳光。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还有某种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以上，我们主要联系产业资本考察了信用制度的发展以及在这一制度中包含的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以下几章，我们将要联系生息资本本身来考察信用，考察信用对这种资本的影响和信用在这里所采取的形式；同时，我们还要作几点专门的经济学的评述。

在此之前，先谈谈下面这点。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和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第28章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把流通作为收入的流通和作为资本的流通之间的区别变成通货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是完全错误的。

总的结果是，在繁荣时期，用在收入的花费上的流通手段的量，将会显著增加。

至于资本转移所需要的通货，即资本家自身之间必需的通货，那么，这个营业兴旺时期同时也就是信用最具弹性和最易获得的时期。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流通的速度，直接由信用调节，因而，支付结算，甚至现金购买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会相应地减少。绝对地说，它可以增加；但相对地说，和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比来说，它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减少。一方面，较大额的支付，无须货币介入就可以了结；另一方面，在再生产过程非常活跃的时候，同量货币无论作为购买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段都会以较快的速度运动。同量货币会对更多单个资本的回流起中介作用。

总的说来，在这样的时期，货币流通显得很充足，尽管第二部分（资本的转移）至少会相对缩小，而第一部分（收入的花费）会绝对扩大。

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下）

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第29章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银行资本由两部分组成：1.现金，即金或银行券；2.有价证券。我们可以再把有价证券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商业证券即汇票，它们是流动的，按时到期的，它们的贴现已经成为银行家的基本业务；另一部分是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和各种股票，总之，各种有息的而同汇票有本质差别的证券。这里还可以包括地产抵押单。由这些物质组成部分构成的资本，又分为银行家自己的投资和别人的存款，后者形成银行营业资本或借人资本。对那些发行银行券的银行来说，这里还包括银行券。我们首先把存款和银行券撇开不说。很明显，银行家资本的这些现实组成部分——货币、汇票、有息证券——决不因为这些不同要素是代表银行家自有的资本，还是代表存款即别人所有的资本，而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论银行家只用自有的资本来经营业务，还是只用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来经营业务，银行家资本的上述区分仍然不变。

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个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一个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

事情是简单的，假定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镑的金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会生出25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25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做500镑资本的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除非这25镑的源泉——不论它是单纯的所有权证书，即债权，还是像地产一样是现实的生产要素——可以直接转移，或采取一种可以转移的形式。我们以国债和工资为例。

国家对借人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向债务人宣布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耗费了。它已不再存在。对于国家的债权人来说，1.他持有一张比如说100镑的国债券；2.他靠这张国债券有权从国家的年收入即年税收中索取一定的金额，比如说5镑，或5%；3.他可以随意把这张100镑的债券卖给别人。如果利息率是5%，国家提供的保证又很可靠，那么占有者A通常就能按100镑把这张债券卖给B，因为对B来说，无论是把100镑按年息5%借给别人，还是通过支付100镑而从国家的年赋税中保证每年得到5镑，是完全一样的。但在这一切场合，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这不仅是说贷给国家的金额已经不再存在。这个金额从来不是要作为资本支出的，不是要作为资本投下的，而只有作为资本投下，它才能转化为一个自行保存的价值。对于原债权人A来说，他在年税收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着他的资本的利息，就像对高利贷者来说，他在浪费者的财产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着他的资本的利息一样，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贷出的货币额都不是作为资本支出的。国债券出售的可能性，对A来说，代表着本金流回的可能性。对B来说，从他私人的观点看，他的资本是作为生息资本投下的。但就事情本身来看，B只是代替了A，买进了A对国家的债权。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一旦债券不能卖出，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种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

为了同国债资本对比——在国债的场合，负数表现为资本；因为生息资本一般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所以，在银行家的观念中，比如债券可以表现为商品——我们现在来考察劳动力。在这里，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例如，如果一年的工资等于50镑，利息率等于5%，一年的劳动力就被认为是一个等于1 000镑的资本。资本家们思考方式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在17世纪下半叶（例如在配第那里），这已经是一种很流行的观念，但是一直到今天，一部分是庸俗经济学家，另一部分主要是德国的统计学家，还非常热中于这个观念。在这里，不幸有两件事情和这种轻率的观念令人不快地交错着：第一，工人必须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利息；第二，他不能通过转让的办法把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货币。其实，他的劳动力的年价值只等于他的年平均工资，而他必须由他的劳动补偿给劳动力的买者的，却是这个价值本身加上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这个价值的增殖额。在奴隶制度下，劳动者有一个资本价值，即他的购买价格。如果他被出租，承租人就首先要支付这个购买价格的利息，此外要补偿这个资本的年损耗。

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例如，在年收入等于100镑，利息率等于5%时，100镑就是2 000镑的年利息，这2 000镑现在就被看成是每年取得100镑的法定所有权证书的资本价值。对这个所有权证书的买者来说，这100镑年收入实际代表他所投资本的5%的利息。因此，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像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信用制度怎样产生出联合的资本。这种证券被当作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权证书。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所预付的、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这里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不过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A可以把这个证书卖给B，B可以把它卖给C。这样的交易并不会改变事物的性质。这时，A或B把他的证书转化为资本，而C把他的资本转化为一张对股份资本预期可得的剩余价值的单纯所有权证书。

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债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样一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能够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本。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它们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殖）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一方面，它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假定一张股票的名义价值即股票原来代表的投资额是100镑，又假定企业提供的不是5%而是10%，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利息率是5%时，这张股票的市场价值就会提高到200镑，因为这张股票按5%的利息率资本化，现在已经代表200镑的虚拟资本。用200镑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到5%的收入。如果企业的收益减少，情况则相反。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但是，假定现实资本的增殖不变，或者假定像国债那样，资本已不存在，年收益已经由法律规定，并且又有充分保证，那么，这种证券的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如果利息率由5%涨到10%，保证可得5镑收益的有价证券，就只代表50镑的资本。如果利息率降到
，这同一张有价证券就代表200镑的资本。它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想的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因此，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不管这种证券保证它的持有者取得的收益，可能像国债券那样是不变的，也不管这种证券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增殖，可能像在产业企业中那样会因再生产过程的扰乱而受到影响，在这两种场合，这种价格跌落的现象都是会发生的。只是在后一种场合，除了上述贬值以外，还会加上进一步贬值。一旦风暴过去，只要这种证券代表的不是一个破产的或欺诈性质的企业，它们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它们在危机中的贬值，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发生作用。

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

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

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

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都有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moneyed capital）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

银行家资本的一部分，就是投在这种所谓有息证券上。这本身是准备资本即不在实际银行业务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这些证券的最大部分是汇票，即产业资本家或商人的支付凭据。对货币贷放者来说，这种汇票是有息证券；就是说，在他购买汇票时，会扣除汇票到期以前的利息。这就是所谓的贴现。因此，从汇票所代表的金额中扣除多少，这要看当时的利息率而定。

银行家资本的最后一部分，是他的由金或银行券构成的货币准备。存款，如果没有立据规定较长的期限，随时可由存款人支取。这种存款处在不断的流动中。在有人支取时，又有人会存入，所以，在营业正常进行时，存款的一般平均总额很少变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的准备金，总是表示贮藏货币的平均量，而这种贮藏货币的一部分本身又是自身没有任何价值的证券，只是对金的支取凭证。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债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要求权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不论有利息，或者没有利息。

存款总是存入货币——金或银行券，或者存入对它们的支取凭证。除了根据实际流通的需要时而收缩时而扩大的准备金外，事实上，这种存款一方面总是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手里，他们的汇票靠这种存款来贴现，他们也是靠这种存款来取得贷款；另一方面，这种存款是在有价证券的交易人（交易所经纪人）手里，或者在已经出售有价证券的私人手里，或者在政府手里（例如在发行国库券和举借新债的场合）。存款本身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它们会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因而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只是作为存款人提供的贷款记在银行的账簿上。另一方面，在存款人相互间提供的贷款由他们的存款支票互相平衡和互相抵消时，它们只是作为账面项目起作用；在这里，无论存款存在同一银行家那里，由他在各账户之间进行结算，或者存款存人不同的银行，由各该银行互相交换支票，而只是支付差额，情况都完全是一样的。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全部存款，除了准备金外，只不过是银行家账上的结存款项，但它们从来不是作为现金保存在那里。如果存款用在转账业务上，它们就会在银行家把它们贷出以后，对银行家执行资本的职能。银行家彼此之间通过结算的办法，来互相偿付他们对这种已经不存在的存款的支取凭证。

既然同一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多次购买，它也可以完成多次借贷，因为购买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借贷不过是货币不以购买为中介而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对任何一个卖者来说，货币都代表他的商品的转化形式；而在每一个价值都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今天，说货币在各次借贷中先后代表各个资本，其实只不过是以前那种认为货币能先后实现各个商品价值的说法的另一种表现。同时，货币还充当流通手段，使那些物质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在借贷中，它并不是作为流通手段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只要货币在贷出者手里，那么货币在他手里就不是流通手段，而是他的资本的价值存在。在借贷中，贷出者就是在这个形式上把货币转给另一个人。如果A把货币借给B，B又把货币借给C，而没有以购买作为中介，那么同一个货币就不是代表三个资本，而只是代表一个资本，一个资本价值。它实际代表多少个资本，就取决于它有多少次作为不同商品资本的价值形式执行职能。

正如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于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人们以为终究可以从里面抓到一点实在东西的“准备金”也是如此。

第30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Ⅰ

我们现在在考察信用制度时要遇到的仅有的几个困难问题是：

第一
，真正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在什么程度上是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标志，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标志，又在什么程度上不是这种标志呢？所谓资本过剩（plethora），一个始终只用于生息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用语，仅仅是表现产业生产过剩的一个特殊方式呢，还是除此以外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呢？这种过剩即货币资本的供给过剩，是否与停滞的货币总量（金银条块、金币和银行券）的存在相一致，从而现实货币的这种过剩，是否就是借贷资本的上述过剩的反映和表现形式呢？

第二
，货币紧迫，即借贷资本不足，又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出现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不足呢？另一方面，它又在什么程度上与货币本身的不足，即流通手段的不足相一致呢？

在以上考察货币资本和货币财产的积累的特有形式时，我们已经把这种积累的形式归结为对劳动的所有权要求的积累。前面已经说过，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这些为原来借入的并且早已用掉的资本而发行的债券，这些代表已经消灭的资本的纸制复本，在它们是可卖商品，因而可以再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对它们的占有者来说，就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公用事业、铁路、矿山等等的所有权证书，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事实上是现实资本的证书。但有了这种证书，并不能去支配这个资本。这个资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这种证书，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这种证书也就成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正如提货单在货物之外，和货物同时具有价值一样。它们成为并不存在的资本的名义代表。这是因为现实资本存在于这种复本之外，并且不会由于这种复本的转手而改变所有者。这种复本所以会成为生息资本的形式，不仅因为它们保证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为可以通过它们的出售而能得到它们的资本价值的偿付。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就像动产征税单的扩大表示这种动产的增加一样。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它们的价值额，也就是，它们在证券交易所内的行情，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就这种下降与货币资本特有的运动无关，只不过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结果来说——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势，所以，单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想像的财富，就其原来具有一定名义价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表现来说，也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这种想像的货币财产，不仅构成私人货币财产的很大的部分，并且正如我们讲过的，也构成银行家资本的很大的部分。

为了尽快地弄清问题，我们不妨把货币资本的积累，理解为银行家（职业的货币贷放者）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即私人货币资本家一方和国家、团体以及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另一方之间的中介人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但是无论如何都证明，他们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

让我们在较狭小的范围内来谈谈这个问题，国债券也像股票及其他一切有价证券一样，是借贷资本即用于生息的资本的投资领域。它们是资本贷出的形式。但它们本身不是投在它们上面的借贷资本。另一方面，就信用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直接作用来说，必须指出下面一点，产业资本家或商人拿汇票来贴现或申请一笔贷款时所需要的，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国债券。他需要的是货币。所以，如果他不能用别的方法取得货币，他就把那些有价证券抵押或卖出去。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就是这种
借贷资本的积累，而且，特别是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房屋、机器或其他固定资本的借贷。我们也不涉及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在商品上和在再生产过程范围内进行的借贷，虽然我们对于这点也要预先进行比较仔细的研究。我们这里只研究银行家作为中介人对产业资本家和商人发放的贷款。

因此，我们首先分析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每一个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接受信用。我们首先撇开银行家的信用不说，它是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要素。如果这些汇票通过背书而在商人自己中间再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间没有贴现，那就不过是债权由A到B的转移，而这绝对不会影响整个的联系。这里发生的只是人的变换。即使在这种场合，没有货币的介入，也照样可以进行结算。例如，纺纱业者A要向棉花经纪人B兑付一张汇票，棉花经纪人B要向进口商人C兑付一张汇票。现在如果C又出口棉纱（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他就可以凭这张汇票购买A的棉纱，纺纱业者A又可以用这张由C支付而得到的、要经纪人B自己兑付的汇票，来偿付经纪人B。在这里，至多只有差额要用货币来支付。这全部交易只是棉花和棉纱相交换的中介。出口商人只代表纺纱业者，棉花经纪人只代表棉花种植业者。

在这种纯粹商业信用的循环中，需要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
，这些互相的债权的抵消，取决于资本的回流；也就是说，取决于只是延期的W—G。

第二
，这种信用制度并不排除现金支付的必要。

如果我们把这种信用同银行家的信用分开来进行考察，那就很清楚，这种信用随着产业资本本身的规模一同增大。在这里，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一个东西；贷出的资本就是商品资本，不是用于最后的个人的消费，就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所以，这里作为贷出的资本出现的，总是那种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上的资本，它通过买卖，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不过它的代价要到后来才按约定的期限由买者支付。

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

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信用将会收缩，1.因为这种资本闲置不用，也就是停滞在它的再生产的一个阶段上，因为它不能完成它的形态变化；2.因为再生产过程顺畅进行的信念已经遭到破坏；3.因为对这种商业信用的需求已经减少。纺纱业者缩减了生产，并且还有大量卖不出去的棉纱堆在库房里，他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棉花；商人也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商品，因为他手中的商品已经过多了。

因此，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要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因此，如果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无论就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萎缩的消费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此外，我们撇开价格的变动不说。这种价格变动使总资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状况下实行补偿，并且，由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由信用发展起来的这种联系），这种价格变动必然总是引起暂时的普遍停滞。同样，我们撇开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不说。这样，危机好像只能由各个不同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然而实际情况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用。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货币资本的积累。

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大，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危机过后的那个阶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借贷资本大量闲置不用。在这种时刻，生产过程紧缩（1847年危机后，英国各工业区的生产减少三分之一），商品价格降到最低点，企业信心不足，这时，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这种低微的利息率无非是表明，借贷资本的增加，正是由于产业资本的收缩和委靡不振造成的。当商品价格下跌，交易减少，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收缩时，所需的流通手段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在对外债务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产而偿清之后，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货币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了；最后，汇票贴现业务的规模，随着汇票本身的数目和金额的缩小而缩小——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不论是用于流通手段，还是用于支付手段（这里还谈不上新的投资），都会减少，这样，借贷货币资本相对说来就充裕了。不过，正如以后将会看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也会实际增加。

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实上这是惟一
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低利息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可以说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回流容易并且具有规则性，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靠货币信用进行操作的冒险家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张。现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一旦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并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时，利息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因此，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说来是方向相反的。有一个阶段，低的但是高于最低限度的利息率，与危机以后的“好转”和信任的增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另一个阶段，利息率达到了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离它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位点——只是在这两个阶段，充裕的借贷资本才和产业资本的显著扩大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过多地结合在一起。伴随“好转”而来的低利息率，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业信用还是立足于自身。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商品资本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的那种属性，在危机中和一般地说在营业停滞时期，将会大大丧失。虚拟资本，生息的证券，就它们本身作为货币资本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流通而言，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其次，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这种信用的缺乏迫使证券所有者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种证券，以便获得货币。最后，就股票来说，它的价格下降，部分地是由于股票有权要求的收入减少了，部分地是由于它们代表的往往是那种带有欺诈性质的企业。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的行情的下降，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

第31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Ⅱ（续）

关于以借贷货币资本形式进行的资本积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现实的积累，即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一致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探讨完。

货币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是一件比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更简单得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把以下两点区别开来：

1.货币单纯地转化为借贷资本；

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只有后一点，才能包含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相联系的、真正的借贷资本的积累。

1.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

我们已经看到，只是由于和生产积累成反比而同生产积累有联系的那种借贷资本的堆积或过多，是能够发生的。这种情况发生在产业周期的两个阶段上：第一是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两种形式上的产业资本已经收缩，也就是危机以后周期开始的时期；第二是在已经开始好转但商业信用还不大需要银行信用的时期。在前一种场合，以前用在生产和商业上的货币资本，表现为闲置的借贷资本；在后一种场合，货币资本以不断增长的规模被使用，但利息率很低，因为现在正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迫使货币资本家接受条件的时候。借贷资本的过剩，在第一种场合，表示产业资本的停滞，在第二种场合，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相对独立，这种情况，是以货币回流顺畅，信用期限短，经营主要靠自有资本进行为基础的。依赖他人信用资本的投机家，这时还没有出场；用自有资本进行经营的人，距离近乎纯粹的信用经营还很远。在第一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正好是现实积累的相反表现。在第二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同再生产过程的新扩大结合在一起，伴随着后者，但不是后者的原因。借贷资本的过剩已经减少，仅仅同需求相比还相对地过剩。在这两种场合，现实积累过程的扩大都会得到促进，因为在第一种场合同低廉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以及在第二种场合同缓慢上升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都会增加利润中转化为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在繁荣时期的顶点，当利息提高到平均水平的时候，情况更是这样，因为这时利息虽然增加了，但是还比不上利润的增加。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没有任何现实积累的时候，借贷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各种纯技术性的手段，如银行业务的扩大和集中，流通准备金或私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节约（因此，这些准备金在短期内就转化为借贷资本）而实现。

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说到不是作为收入来花费，而是要用于积累，但产业资本家最初还不能在他们自己的营业中利用的那部分利润。这个利润直接存在于商品资本中，构成商品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并且和商品资本一起实现为货币。现在，如果这个利润不再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要素（我们先把商人撇开，我们将专门来谈他们），那么，它就必须在货币形式上停留一段时间，甚至在利润率下降的时候，这部分利润的总量也会随着资本本身总量的增加而增加。要作为收入来花费的部分，是会逐渐消费掉的，但在消费以前的那段时间内，它会作为存款，构成银行家的借贷资本。因此，甚至作为收入来花费的利润部分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逐渐的不断反复的积累。用于积累的另一部分，也是这样。因此，随着信用事业及其组织的发展，甚至收入的增加，即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消费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积累。并且，一切逐渐消费的收入，例如地租、高级工资、非生产阶级的收入等等，也是这样。它们都在一定时间内采取货币收入的形式，因此可以变为存款，并由此变为借贷资本。一切收入，不论是预定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累的，只要它存在于某种货币形式中，它就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从而是现实积累的表现和结果，但不是生产资本本身。如果一个纺纱业主把他的棉纱换成棉花，但把其中构成收入的部分换成货币，那么他的产业资本的现实存在，就是已经转到织布业主或者例如私人消费者手中的棉纱，而棉纱不管是用于再生产还是用于消费，都既是它包含的资本价值的存在，又是它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存在。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棉纱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量。但剩余价值一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就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价值存在。而货币作为这种存在，就变成了借贷资本的要素。如果这个货币没有被它的所有者本人贷出，只要它变为存款，它就可以变成借贷资本的要素。但是，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这个货币就必须先达到一定的最低限额。

第32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Ⅲ（续完）

现在还要说一下货币资本积累的几种特殊的形式。例如，由于生产要素、原料等等价格的下降，资本会游离出来。如果产业家不能直接扩大他的再生产过程，他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就会作为过剩的货币资本从循环中排除出来，并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其次，特别是在商人那里，只要营业中断，资本就会以货币形式游离出来。如果商人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交易，现在由于这样的中断，要到以后才能开始新的一系列交易，那么，已经实现的货币，对他来说，就只代表贮藏货币，即过剩的资本。但是，这种货币同时也直接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

借贷资本的积累只是在于，货币作为借贷货币沉淀下来。这个过程，和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很不相同的；这只是货币在可能转化为资本的形式上所进行的积累。但这种积累，像已经证明的那样，可以表示各种和现实积累很不相同的要素。在现实积累不断扩大时，货币资本积累的这种扩大，一部分是这种现实积累扩大的结果，一部分是各种和现实积累的扩大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要素造成的结果，最后，一部分甚至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仅仅由于这些和现实积累相独立但和它相伴随的要素扩大了借贷资本的积累，就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并且这种过剩会随着信用的发达而发展。因此，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同时，这种现象必然总是在引起反作用的各种形式上出现。

第33章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通货速度的大调节器是信用。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货币市场上尖锐的紧迫状态，通常是和通货充足的现象同时发生的。”（《通货论》第65页）

这一点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一切节省流通手段的方法都以信用为基础。而另一方面，以一张500镑的银行券为例。A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B；B在同一天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在同一天用它来为C的汇票贴现；C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贷给汇票经纪人等等。银行券在这里为购买或支付而流通的速度，是由它不断以存款的形式流回到某人手里，并以贷款的形式再转移到他人手里的速度所决定的。流通手段的单纯节约，在票据交换所里，在到期汇票的单纯交换上发展到了最高点，这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主要职能只是结清余额。但这种汇票的存在本身又是以工商业者互相提供的信用为基础的。如果这种信用减少了，票据，特别是长期票据的数目就会减少，因而这种结算方法的效力也会减小。这种节约是由于在交易上排除货币，完全以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为基础，而这种职能又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这种节约只能有两种（撇开已或多或少发展的集中支付的技术不说）：汇票或支票所代表的互相的债权，或是由同一个银行家结算，他只是把债权从一个户头转到另一个户头；或是由不同的银行家互相之间进行结算。把800万到1000万的汇票集中在一个票据经纪人（例如奥弗伦一葛尼公司）手里，是在当地扩大这种结算规模的主要手段之一。流通手段的效力通过这种节约而提高了，因为单纯结算差额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变小了。另一方面，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流通速度（流通速度又节约流通手段），完全取决于买卖的顺畅进行，在支付依次以货币进行时，也取决于各种支付的衔接。但信用会作为中介促进并从而提高流通速度。如果货币原来的持有者A向B买，B向C买，C向D买，D向E买，E向F买，也就是，货币只是以现实的买卖作中介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那么，同一货币就会比如说只流通5次，并且在每个人手里都会停留较长的时间——这就是没有信用介入时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情形。但是，如果B把A付给他的货币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C的汇票贴现而把它付给C，C向D买， D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再把它贷给E，E向F买，那么，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购买手段）的速度本身，就是以多次信用活动为中介的：B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C贴现，D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E贴现；就是说，是以这4次信用活动为中介的。如果没有这些信用活动，同一货币就不会在一定时间内依次完成5次购买。在没有现实的买卖作为中介的情况下，同一货币在存款和贴现上的转手，在这里，加快了它在一系列现实的买卖中的转手。

在考察简单的货币流通时（第1册第3章第2节），我们已经证明，已知通货的速度和支付的节约，现实流通的货币量是由商品的价格和交易量决定的。银行券的流通也受这个规律的支配。

另外一些情况，如一便士邮政制、铁路、电报，总之，各种改进了的交通工具，也有助于流通手段的节约；因此，现在英国虽然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一样，却可以经营5倍甚至6倍的营业。

只要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货币，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就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不能兑现的纸币；不能兑现的银行券，只有在它实际上得到国家信用支持的地方，例如现在的俄国，才会成为一般的流通手段。因此，这种银行券受不能兑现的国家纸币的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在以前就已经阐明过了。（第1册第3章第2节c《铸币。价值符号》）——弗·恩格斯]

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按照交易的需要来调节的，并且每一张多余的银行券都会立即回到它的发行者那里去。

英格兰银行不用它的地库内的金属贮藏作准备金而发行银行券时，它创造了一些价值符号，它们不仅是流通手段，而且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它们还按没有准备金的银行券的票面总额，形成了追加的——虽然是虚拟的——资本。并且这一追加的资本，会为它提供追加的利润。

银行还有其他的创造资本的手段。根据同一个纽马奇的说法，各地方银行，正如上面谈到的，习惯于把它们的剩余基金（即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送到伦敦的票据经纪人那里去，而经纪人则把贴现的汇票送回给它们。银行用这种汇票来为它的客户服务，因为从当地客户手里接受的汇票，银行照例是不再发出的，以免客户的营业活动被客户周围的人知道。这种从伦敦得到的汇票，不仅会在客户不愿要银行本行签发的在伦敦兑付的汇票的时候，被用来发给那些要在伦敦直接支付的客户；它也被用来结算本地区的支付，因为银行家的背书，可以作为这种汇票在当地有信用的保证。例如在兰开夏郡，这种汇票已经把地方银行本行的全部银行券和英格兰银行的大部分银行券从流通中排挤出去。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各银行创造信用和资本的方法：1.发行本行的银行券；2.签发以21天为期在伦敦兑付的汇票，但在签发汇票时，立即收进现金；3.付出已经贴现的汇票，这种汇票之所以有信用能力，至少对有关地区来说，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因为有了银行的背书。

第34章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商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货币价值的跌落，而货币价值的跌落，我们从李嘉图那里知道，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也就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货币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商品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水平。

1844年的银行法把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

但是，把银行分成两个独立的部的办法，实际上使银行董事会不能在决定性时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资金，因而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当发行部还有几百万镑金和1 400万镑担保品原封未动时，银行部却已经濒于破产了。

第35章贵金属和汇兑率

1.金贮藏的变动

关于贵金属的流出和流人，必须指出：

第一
，要区别以下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区域内流来流去，另一方面，金银从它们的产地流入其他各国，以及这个追加额分配在这些国家之间。

第二
，贵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各国中间不断地流来流去；同一个国家不断地把金银输入，又同样不断地把金银输出。

2.汇兑率

[众所周知，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如果英国对德国的支付多于德国对英国的支付，马克的价格，以英镑表示，就会在伦敦上涨；英镑的价格，以马克表示，就会在汉堡和柏林下跌。如果英国多于德国的这个支付义务，比如说，不能由德国在英国的超额购买来恢复平衡，向德国签发的马克汇票的英镑价格，就必然会上涨到这样一点，那时不是用汇票来支付，而是由英国向德国输出金属——金币或金块——来支付就变得合算了。这就是典型的过程。

如果贵金属的这种输出的规模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英国的银行准备金就会被动用，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英国货币市场就必然会采取保护措施。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保护措施，主要就是提高利息率。在金大量流出时，货币市场通常会出现困难，就是说，对货币形式的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大大超过它的供给，因此，较高的利息率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英格兰银行所定的贴现率会适应于这种情况，并在市场上通行。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金属的流出不是由于普通的商贸关系，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例如借款给外国，向国外投资等等）引起的，伦敦的货币市场本身，没有任何理由要实际提高利息率；于是，英格兰银行就会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大量借款，如通常所说，首先“使货币短缺”，以便人为地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好像利息的提高是有理由的，或者必要的。这种手法对英格兰银行来说，一年比一年更难实行了。——弗·恩格斯]

第36章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

高利贷资本的存在所需要的只是，至少已经有一部分产品转化为商品，同时随着商品买卖的发展，货币已经在它的各种不同的职能上得到发展。

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并且特别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是联结在一起的。在古代罗马，从共和国末期开始，虽然手工制造业还远远低于古代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商人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已经——在古代形式范围内——发展到了最高点。

我们已经知道，有了货币，就必然出现货币贮藏。但是，职业的货币贮藏家只有当他转化为高利贷者时，才起重要的作用。

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因而，在货币通过购买奴隶、土地等等而成为占有别人劳动的手段的一切形式中，货币正是因为可以这样使用，所以作为资本可以增殖，生出利息。

然而，高利贷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各时期具有特征的存在形式有两种。我说的是具有特征的形式。同一些形式会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再现，但只是作为从属的形式。在这里，它们不再是决定生息资本特征的形式了。这两种形式是：第一
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主要是对地主放的高利贷；第二
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因为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中，只要这种状态允许独立的单个小生产者存在，农民阶级必然是这种小生产者的大多数。

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二者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但是，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像在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并且是否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

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同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

因此，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总之，破坏和毁灭生产者仍然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

高利贷在生产资料分散的地方，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的憎恶，这种憎恶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极点，因为在那里，生产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同时是政治关系的基础，即市民独立地位的基础。

在现代信用制度下，生息资本要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条件。高利贷本身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还摆脱了一切旧的立法对它的限制。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给那种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

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货币贷出者相对立的借入者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即使得到贷款的产业家或商人是没有财产的人，那也是由于相信他会用借来的资本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占有无酬劳动。他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的。

把现代银行支配的资金，单纯看做是有闲者的资金，这是错误的。第一，这是产业家和商人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暂时闲置的资本部分，即货币准备或尚未使用的资本；所以，是有闲的资本，而不是有闲者的资本。第二，这是一切收入和积蓄中永远或暂时用于积累的部分。这两点对于确定银行制度的性质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决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

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正如早在1697年出版的《对英格兰利息的几点看法》一书已经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的和最发达的产物。因此，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对商业和工业拥有极大的权力，虽然商业和工业的现实运动仍然完全处在它的领域之外，而它对于它们的现实运动也是采取被动的态度。当然，银行制度同时也提供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我们已经知道，单个资本家或每个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是由这个资本直接占有的剩余劳动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总量决定的，每个特殊资本仅仅是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剩余劳动总量中取得自己的股息。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另一方面，还不仅如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地，但也仅仅是自在地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夺走了资本的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这样一来，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

其次，银行制度用各种形式的流通信用代替货币，这表明货币事实上无非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社会性与私人生产的基础相对立，归根到底总要表现为一个物，表现为和其他商品并列的一种特殊商品。

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

高利贷有两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占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

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第37章导论

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我们只是在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围内，研究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和制造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种资本家和其他资本家的区别，首先只在于他们的资本和这种资本推动的雇佣劳动所投入的部门不同。对我们来说，租地农场主生产小麦等等，和工厂主生产棉纱或机器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支配农业这样一个假定，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统治生产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部门，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转移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完全成熟。我们所考察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土地所有权的一个独特的历史形式，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权或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在后一场合，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之一，而他对土地的所有权
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
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受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而转化成
的形式。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说来是以劳动者被剥夺劳动条件为前提，那么，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被剥夺土地并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

对我们来说，考察现代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我们要考察资本投入农业而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不作这种考察，对资本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

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作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领域。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就在于说明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经济价值，即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实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凭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土地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只代表一定的货币税，这是他凭他的垄断权，从产业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那里征收来的；[它]使这种联系发生如此严重的解体，以致在苏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他的一生。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简单地说，就是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附属物，而这种附属物，像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在产业资本家自己及其理论代言人同土地所有权进行斗争的热潮中，曾被斥责为无用的和荒谬的赘瘤。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才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变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完全贫困化为代价而取得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开发场所，作为对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这个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家，为了得到在这个特殊生产场所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可，要在一定期限内（例如每年）按契约规定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他所开发的土地的所有者一个货币额（和货币资本的借入者要支付一定利息完全一样）。这个货币额，不管是为耕地、建筑地段、矿山、渔场还是为森林等等支付的，统称为地租。这个货币额，在土地所有者按契约把土地租借给租地农场主的整个时期内，都要进行支付。因此，在这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其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

资本能够固定在土地上，即投入土地，其中有的是比较短期的，如化学性质的改良、施肥等等，有的是比较长期的，如修排水渠、建设灌溉工程、平整土地、建造经营建筑物等等。我在别的地方，曾把这样投入土地的资本，称为土地资本。它属于固定资本的范畴。为投入土地的资本以及为土地作为生产工具由此得到的改良而支付的利息，可能形成租地农场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的一部分，但这种地租不构成真正的地租。真正的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不管这种土地是处于自然状态，还是已被开垦。

地租还可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和利息相混同，以致它的独特性质为人误解。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块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货币额。我们已经知道，任何一定的货币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也就是说，都可以看做一个想像资本的利息。例如，假定平均利息率是5%，那么一个每年200镑的地租就可以看做一个4 000镑的资本的利息。这样资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购买价格或价值，一看就知道，它和劳动的价格完全一样，是一个不合理的范畴，因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可是，另一方面，在这个不合理的形式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如果一个资本家用4 000镑购买的土地每年提供200镑地租，那么，他从这4 000镑得到5%的年平均利息，这和他把这个资本投在有息证券上，或按5%的利息直接借出去完全一样。这是一个4 000镑的资本按5%增殖。在这个假定下，他就会在20年内用他的地产的收入，补偿这一地产的购买价格。因此，在英国，土地的购买价格，是按年收益若干倍来计算的，这不过是地租资本化的另一种表现。实际上，这个购买价格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而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它是按普通利息率计算的。但是，地租的这种资本化是以地租为前提，地租却不能反过来由它本身的资本化而导出和说明。在这里，不如说，和出售无关的地租的存在，是出发的前提。

由此可见，假定地租是一个不变量，土地价格的涨落就同利息率的涨落成反比。如果普通利息率由5%下降到4%，那么一个200镑的年地租就不是代表一个4 000镑的资本的年增殖额，而是代表一个5 000镑的资本的年增殖额，并且同一块土地的价格因此也由4 000镑上涨到5 000镑，或由年收益的20倍上涨到年收益的25倍。在相反的情况下，结果也就相反。这是和地租本身变动无关而只由利息率决定的土地价格的变动。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所以，从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此外，即使撇开利润率不说，由于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大，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土地价格，即使撇开地租的变动以及土地产品价格（地租构成它的一个部分）的变动来看，也有上涨的趋势。

在研究地租时，有三个妨害分析的主要错误应当避免。

1.把适应于社会生产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租形式混同起来。不论地租的特殊形式是怎样的，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共同体的个人，如在亚洲、埃及等地那样；这种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对直接生产者人格的所有权的附属品，如在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下那样；它又可以是非生产者对自然的单纯私有权，是单纯的土地所有权；最后，它还可以是这样一种对土地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在殖民地移民和小农土地所有者的场合那样，在劳动孤立地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

不同地租形式的这种共同性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即不同的人借以独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虚构在经济上的实现，——使人们忽略了区别。

2.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地租在它的不发达的形式即实物地租的形式上，还直接是剩余产品。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只要把剩余价值本身和利润本身的一般存在条件解释清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地租——它始终是超过利润的余额，即超过商品价值中本身也由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构成的那个部分的余额——剩余价值的这个特殊的独特的组成部分也就解释清楚了。这些条件是：直接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必须超过再生产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即再生产他们本身所需要的时间。他们总是必须完成剩余劳动。这是主观的条件。而客观的条件是：他们也能够
完成剩余劳动；自然条件是，他们的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
，就足以使他们自己作为生产者再生产出来和自我维持下去，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会耗费掉他们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自然的肥力是一个界限，一个出发点，一个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是另一个界限，出发点，基础。更进一步考察就是，因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所以在这种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即经济学上最广义的农业劳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率，使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不致全被直接生产者的食物生产占去；也就是使农业剩余劳动，从而农业剩余产品成为可能。进一步说，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劳动者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虽然食物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对他们自己来说也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对社会来说，它所代表的只是生产食物所需的必要劳动。并且，不同于一个工场内部分工的整个社会内部的全部分工也是如此。这是生产特殊物品，满足社会对特殊物品的一种特殊需要所必要的劳动。如果这种分工是合乎比例的，那么，不同类产品就按照它们的价值（进一步说，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或按照这样一种价格出售，这种价格是这些价值或生产价格的由一般规律决定的变形。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量是否符合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量上一定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量上一定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商品的价值的前提。这一点只有在这种比例的破坏使商品的价值，从而使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时候，才会影响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例如，假定棉织品按比例来说生产过多了，尽管在这个棉织品总产品中实现的只是既定条件下生产这个总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特殊部门消耗的社会劳动是过多了；就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已经没有用处。可见，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价值规律本身进一步展开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如许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由于使用价值才产生的。社会在既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如许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但是，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本身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和一定的形式（不管是利润形式或地租形式）无关。这些条件对剩余价值本身起作用，而不管它采取什么特殊的形式。因此它们不能说明地租。

3.正是在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中，在地租的发展中，有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就是：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获得者的参与所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和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因此，很容易把一切生产部门及其一切产品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在它的整个范围内都是商品生产）基础上共有的现象，当作地租的（和农产品一般的）特征来理解。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地租的量（从而土地的价值）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结果而增长起来。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产品的市场和需求会增大；另一方面，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因为土地本身对一切可能的，甚至非农业的生产部门来说，都是进行竞争的生产条件。确切地说，只是就真正的农业地租来说，地租以及土地价值会随着土地产品市场的扩大，从而随着非农业人口的增加，随着他们对食物和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增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

其实，这并不是农业及其产品所特有的现象。不如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这对其他一切生产部门和产品来说都是适用的。

这些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而且是具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也就是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会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这决不是农产品的特征。

只有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确切地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地租才能作为货币地租发展起来，并且按照农业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程度而发展起来；也就是，按照和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而发展起来；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当商品生产，从而价值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时，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生产也按照相同的程度发展起来。但随着后者的发展，土地所有权依靠它对土地的垄断权，也按照相同的程度越来越能够攫取这个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从而提高自己地租的价值和土地本身的价格。资本家在这个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发展上还是一个能动的执行职能者。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中一个这样无须他参与而不断增大的份额。这就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至于土地产品的价值，从而土地的价值总是随着它们的市场的扩大，需求的增加，以及同土地产品相对立的商品世界的扩大，换句话说，也就是随着非农业的商品生产者人数和非农业的商品生产量的扩大，按相同的程度增加，这却不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但是，因为这个结果是没有土地所有者的参与就发生的，所以下面这种情况在他那里就表现为某种特有的东西：价值量、剩余价值量以及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向地租的转化，都取决于社会生产过程，取决于商品生产一般的发展。因此，例如达夫这样的人，就想以此来说明地租。他说，地租不取决于农产品的量，而取决于它的价值；但这个价值，又取决于非农业人口的数量和生产率。其实，这种说法也适用于任何其他产品，因为产品只有随着构成它的等价物的其他商品系列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才作为商品发展起来。这一点在价值的一般论述中已经指出了。一方面，一个产品的交换能力，一般说来，取决于在它之外存在的商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这个产品本身能够作为商品来生产的数量，尤其取决于这种多样性。

任何生产者，不管是从事工业，还是从事农业，孤立地看，都不生产价值或商品。他的产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才成为价值和商品。第一，只要这个产品是社会劳动的表现，从而，他自己的劳动时间表现为整个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第二，他的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通过他的产品的货币性质，通过他的产品的由价格决定的普遍的可交换性，表现为他的产品所具有的社会性质。

因此，如果说一方面，被说明的不是地租，而是剩余价值，或者更狭隘地说是剩余产品一般，那么，另一方面，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即把作为商品和价值的一切产品具有的性质，说成是农产品特有的性质。这种说明，当从价值的一般规定，回溯到一定商品价值的实现时，变得更加肤浅。每一种商品都只能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它的价值；它是否实现它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的价值，这取决于当时的市场条件。

因此，农产品发展成为价值，并且作为价值而发展的现象，也就是说，农产品作为商品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非农产品和作为商品的农产品相对立的现象，或者说，它们作为社会劳动的特殊表现而发展的现象，并不是地租的特征。地租的特征是：随着农产品作为价值（商品）而发展的条件和它们的价值的实现条件的发展，土地所有权在这个未经它参与就创造出来的价值中占有不断增大部分的权力也发展起来，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也就转化为地租。

第38章级差地租：概论

在分析地租时，我们首先要从下面这个前提出发：支付这种地租的产品，也就是其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而其总价格的一部分转化为地租的产品——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想到农产品或者甚至矿产品也就够了——也就是说，土地和矿山的产品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是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的。就是说，它们的出售价格，等于它们的成本要素（已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一个由一般利润率决定的、按照预付总资本（包括已经消耗的和没有消耗的）计算的利润。因此，我们假定，这些产品的平均出售价格，等于它们的生产价格。现在要问，在这个前提下，地租怎么能够发展起来，就是说，利润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转化为地租，因而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中。

为了表明地租这个形式的一般性质，我们假定，一个国家的工厂绝大多数是用蒸汽机推动的，少数是用自然瀑布推动的。我们假定，在这些工业部门，一个耗费资本100的商品量的生产价格是115。15%的利润，不是仅仅按已经耗费的资本100计算的，而是按这个商品价值生产上曾经使用的总资本计算的。前面已经指出，这个生产价格不是由每个从事生产的工业家的个别成本价格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平均条件下生产这种商品平均耗费的成本价格决定的。这实际上是市场生产价格，是和它的各种波动相区别的平均市场价格。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正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形式，进一步说，正是通过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而表现出来。

因为所确定的数字比例在这里完全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要再假定，用水力推动的工厂的成本价格只是90，而不是100。因为这个商品量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是115，其中有利润15%，所以靠水力来推动机器的工厂主，同样会按115，也就是按调节市场价格的平均价格出售。因此，他们的利润是25，而不是115；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所以会允许他们赚到10%的超额利润，并不是因为他们高于生产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而是因为他们按照生产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因为他们的商品是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即在优于这个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平均水平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或者说，因为他们的资本是在这种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执行职能的。

这里立即表明两点：

第一
，用自然瀑布作为动力的生产者的超额利润，和一切不是由流通过程中的交易偶然引起，也不是由市场价格的偶然波动引起的超额利润（我们在谈到生产价格时，已经对这个范畴做了说明）首先是性质相同的。因此，这种超额利润，同样也就等于这个处于有利地位的生产者的个别生产价格和这整个生产部门的一般的、社会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等于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超过它的个别生产价格的余额。对这个余额起调节作用的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个别的成本价格，因而也就是个别的生产价格；另一方面是一般的生产价格。

第二
，到目前为止，那个用自然瀑布而不用蒸汽作动力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同一切其他的超额利润没有任何区别。一切正常的，也就是并非由于偶然的出售行为或市场价格波动而产生的超额利润，都是由这个特殊资本的商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它调节着这整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或者说这个生产部门所投总资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的。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区别。

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工厂主能够取得超额利润，即由一般利润率来调节的生产价格对他个人提供的余额，应该归功于什么呢？

首先应该归功于一种自然力，瀑布的推动力。瀑布是自然存在的，它和把水变成蒸汽的煤不同。煤本身是劳动的产品，所以具有价值，必须用一个等价物来支付，需要一定的费用。瀑布却是一种自然的生产要素，它的产生不需要任何劳动。

但是，不仅如此。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工厂主，也利用那些不费他分文就会增加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力，而且，只要这样会使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变便宜，这些自然力就会增加剩余价值，从而增加利润；因此，这些自然力，和由协作、分工等引起的劳动的社会自然力完全一样，是被资本垄断的。工厂主要对煤炭进行支付，但是对于水改变物态，变成蒸汽的能力，对于蒸汽的压力等等，却没有进行支付。对自然力的这种垄断，也就是对这种由自然力促成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行的垄断，是一切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资本的共同特点。这种垄断可以增加代表剩余价值的劳动产品部分，而相对减少转化为工资的劳动产品部分。只要它发生这样的作用，它就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可是没有创造超额利润，因为超额利润正好是个别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因此，如果说一种自然力如瀑布的利用，在这里创造出超额利润，那么，这不可能只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引起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里还必须有其他一些引起变化的情况。

恰恰相反。自然力在工业上的单纯利用所以会影响一般利润率的水平，是因为它会影响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但它本身并不会造成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而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却正好是这种偏离。此外，个别资本通常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中所实现的超额利润——因为各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偏离会不断地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如果把纯粹偶然的偏离撇开不说，总是来自成本价格即生产费用的减少。这种减少，或者是由于这一情况，资本的应用量大于平均量，以致生产上的杂费减少了，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般性原因（协作、分工等），也由于劳动场所比较宽广，而能够在更高的程度上，以更大的强度发生作用；或者是由于这一情况，把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撇开不说，由于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的发明、改良的机器、化学的制造秘方等等，一句话，由于采用新的、改良的、超过平均水平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成本价格的减少以及由此而来的超额利润，在这里，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投入方式造成的。它们的产生，或者是因为异常大量的资本积聚在一个人手中（这种情况在平均使用同样大的资本量的时候就会消失），或者是因为一定量资本以一种生产率特别高的方式执行职能（这种情况在例外的生产方式已经普遍应用，或者为更发达的生产方式所超过的时候也会消失）。

因此，在这里，超额利润来源于资本本身（包括它所推动的劳动）或者是所用资本的量的差别，或者是这种资本的更适当的应用。本来没有什么事情会妨碍同一生产部门的全部资本按同样的方式来使用。相反地，资本之间的竞争，使这种差别越来越趋于平衡；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是通过商品变便宜和迫使商品按同样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的压力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但是，那个利用瀑布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却不是这样。他所用劳动的已经提高的生产力，既不是来自资本和劳动本身，也不是来自某种不同于资本和劳动，但已并入资本的自然力的单纯利用。它来自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一起的劳动的较大的自然生产力，但这种自然力不像蒸汽的压力那样，在同一生产部门可供一切资本自由支配，所以并不是凡有资本投入这个部门，这种自然力的利用就会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这种自然力是一种可以垄断的自然力，就像瀑布那样，只有那些支配着特殊地段及其附属物的人才能够支配它。但要像每个资本都能把水变成蒸汽那样，创造出这种使劳动有较大生产力的自然条件，就完全不取决于资本了。这种自然条件在自然界只存在于某些地方。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它是不能由一定的投资创造出来的。它不是同能够由劳动创造的产品如机器、煤炭等等结合在一起，而是同一部分土地的一定的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不允许不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利用这种自然力，因为土地是有限的，而有水力资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这并不排除：虽然一个国家自然瀑布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工业上的可利用的水力的数量是能够增加的。为了充分利用瀑布的动力，可以对瀑布进行人工引流。有了瀑布，就可以改良水车，以便尽可能多地利用水力。在水流的状况不便于使用普通水车的地方，可以使用涡轮机等等。这种自然力的占有，在它的占有者手中形成一种垄断，成为所投资本有较高生产力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不能由资本本身的生产过程创造的；能够这样被人垄断的这种自然力，总是和土地分不开的。这样的自然力，既不是相关生产部门的一般条件，也不是该生产部门一般都能创造的条件。

现在，我们假定瀑布连同它所在的土地，属于那些被认为是这一部门分土地的所有者的人，即土地所有者所有。他们不许别人把资本投在瀑布上，不许别人通过资本利用它。他们可以允许或拒绝别人去利用它。但资本自己不能创造出瀑布。因此，利用瀑布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不是产生于资本，而是产生于资本对一种能够被人垄断并且已经被人垄断的自然力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也就是说，它落入瀑布的所有者手中，如果工厂主每年要为瀑布而付给瀑布的所有者10镑，工厂主的利润就是15镑；是当前场合他的生产费用100镑的15%；所以，他的情况会和本生产部门用蒸汽进行生产的所有其他资本家的情况一样好，甚至可能更好。如果资本家自己就拥有瀑布，那情况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他会照旧以瀑布所有者的身份，而不是以资本家的身份，占有这10镑超额利润。并且，正是因为这个余额不是由于他的资本本身而产生，而是由于支配一种可以和他的资本分离、可以垄断并且数量有限的自然力而产生，所以这个余额就转化为地租。

第一
，很明显，这种地租总是级差地租，因为它并不作为决定要素加入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而是以这种生产价格为前提。它总是产生于支配着一种被垄断的自然力的个别资本的个别生产价格和投入该生产部门的一般资本的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

第二
，这种地租不是产生于所用资本或这个资本所占有的劳动的生产力的绝对提高。一般说来，这种提高只会减少商品的价值。这种地租的产生，是由于一定的投入一个生产部门的个别资本，同那些没有可能利用这种例外的、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自然条件的投资相比，相对来说具有较高的生产率。

第三
，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这就像使用价值总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但不是它的原因一样。如果一个使用价值不用劳动也能创造出来，它就不会有交换价值，但作为使用价值，它仍然具有它的自然的效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物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是没有劳动的这样一个自然的承担者，它也就没有交换价值。如果不同的价值不平均化为生产价格，不同的个别生产价格不平均化为一般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那么，通过使用瀑布而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单纯的提高，就只会减低那些利用瀑布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不会增加这些商品中包含的利润部分，从另一方面说，这同下述情况完全一样，如果资本不把它所用劳动的生产力（自然的和社会的），当作它自有的生产力来占有，那么，劳动的这种已经提高的生产力，就根本不会转化为剩余价值。

第四
，瀑布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同剩余价值（利润）部分的创造，从而同借助瀑布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的创造，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没有土地所有权，例如，即使瀑布所在的土地是作为无主的土地由工厂主来利用，这种超额利润也会存在。所以，土地所有权并不创造那个转化为超额利润的价值部分，而只是使土地所有者，即瀑布的所有者，能够把这个超额利润从工厂主的口袋里拿过来装进自己的口袋。它不是使这个超额利润创造出来的原因，而是使它转化为地租形式的原因，也就是使这一部分利润或这一部分商品价格被土地或瀑布的所有者占有的原因。

第五
，很明显，瀑布的价格，也就是土地所有者把瀑布卖给第三者或卖给工厂主本人时所得的价格，首先，虽然会加到工厂主的个别成本价格上，但不会加到商品的生产价格上，因为在这里，地租产生于用蒸汽机生产的同种商品的生产价格，这种价格的调节和瀑布没有关系。其次，瀑布的这个价格完全是一个不合理的表现，在它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对象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价格通常不外是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在没有价值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货币来表现。这种价格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土地所有权使所有者能够把个别利润和平均利润之间的差额占为己有。这样获得的逐年更新的利润能够资本化，并表现为自然力本身的价格。

我们在这样确定级差地租的一般概念之后，现在就要进而考察真正农业中的级差地租了。关于农业所要说的，大体上也适用于采矿业。

第39章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

我们首先考察等量资本在等面积的不同土地上使用时所产生的不相等的结果；或者，在面积不等时，考察按等量土地面积计算的结果。

这些不相等的结果，是由下面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
。（关于这第1点，应当说明一下，土地的自然肥力的全部内容是什么，其中又包括那些不同的要素。）2.土地的位置
。这一点对殖民地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并且一般说来，各级土地耕种的序列就是由此决定的。其次，很明显，级差地租的这两个不同的原因，肥力和位置，其作用可以是彼此相反的。一块土地可能位置很好，但肥力很差；或者情况相反。这种情况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向我们说明，一国土地的开垦为什么既可以由较好土地推向较坏土地，也可以相反。最后，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且通过建立交通运输手段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差地租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一方面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以及由于另一方面农村的相对孤立化，土地的地区位置的差别又会扩大。

但是，我们先不考察位置这一点，只考察自然肥力。撇开气候等要素不说，自然肥力的差别是由表层土壤的化学成分的差别，也就是由表层土壤所含植物养分的差别形成的。不过，具有相同的化学成分，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相等的自然肥力的两块土地，其现实的有效的肥力还会由于这种植物养分所处的形态而有所不同，因为在有的形态下这些养分容易被同化为、被直接吸收为植物养分，在有的形态下则不容易。因此，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机械的发展。

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处于一定的发展阶段。其次，我们假定，土地的等级是按照这种发展阶段评定的，对不同土地上同时进行的各个投资来说，情况当然也总是这样。这时，级差地租就可以用一个上升的或下降的序列来表现，因为，尽管就实际耕种的土地总体来说序列已经确定，但总是发生了一个形成这种序列的连续的运动。

假定有四级土地A、B、C、D。再假定小麦1夸特的价格等于3镑或60先令。因为这里地租还只是级差地租，所以这个每夸特60先令的价格，对最坏的土地来说，就等于生产费用316，也就是等于资本加上平均利润。

假定A是这种最坏的土地。它由50先令的支出，生产了1夸特=60先令；因此利润是10先令，或20%。

假定B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2夸特=120先令。这就提供了70先令的利润，或者说，60先令的超额利润。

假定C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3夸特=180先令；总利润等于130先令，超额利润等于120先令。

假定D生产了4夸特=240先令，超额利润就是180先令。

这样，我们就有了如下的序列：

表Ⅰ

各自的地租：对D来说等于190先令-10先令，即D和A之间的差额；对C来说等于130先令-10先令，即C和A之间的差额；对B来说等于70先令-10先令，即B和A之间的差额。而对B、C、D来说，总地租等于6夸特=360先令，等于D和A、C和A、B和A之间的差额的总和。

表现一定状态下的一定产品的这种序列，抽象地考察（我们已经说明，为什么实际上也能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是下降的序列（由D到A，即由肥沃的土地下降到越来越不肥沃的土地），也可以是上升的序列（由A到D，即由相对不肥沃的土地，上升到越来越肥沃的土地）；最后，还可以交替进行，时而下降，时而上升，例如由D到C，由C到A，再由A到B。

关于级差地租，一般应当指出：市场价值始终超过产品总量的总生产价格。例如，拿表Ⅰ来说，总产量10夸特会卖到600先令，因为市场价格是由A的生产价格决定的，每夸特等于60先令。但实际的生产价格是：

10夸特的实际生产价格是240先令；但它们要按600先令的价格出售，贵250%。实际平均价格是每夸特24先令；但市场价格是60先令，也贵250%。

这是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实现的市场价值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产生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这种情况是由市场价值规律造成的，土地产品受这个规律支配。产品（也包括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决定是一种社会行为，虽然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的行为。这种行为必然是以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依据，而不是以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别为依据。如果我们设想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已被扬弃，社会已被组成为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10夸特就会只代表一定量的独立的劳动时间，而和240先令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因此，社会就不会按产品内所包含的实际劳动时间的两倍半来购买这种土地产品；这样，土地所有者阶级存在的基础就会消失。这样一来，结果就像从国外进口产品使产品价格便宜了同一数额完全一样。因此，如果说，维持现在的生产方式，但假定级差地租转归国家，土地产品的价格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会保持不变，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由联合体代替以后，产品的价值还依旧不变，却是错误的。同种商品的市场价格的等同性，是价值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以及一般说来在一种以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基础上借以实现的方式。被当作消费者来看的社会在土地产品上过多支付的东西，社会劳动时间实现在农业生产上时形成负数的东西，现在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即土地所有者来说却成了正数。

第40章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级差地租Ⅱ）

以上我们只是把级差地租看做投在面积相等而肥力不同的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所以，级差地租是由投在最坏的无租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和投在较好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之间的差额决定的。在那里，我们假定若干资本同时投在不同的地块上，所以，每投入一笔新的资本，土地的耕作范围就会相应扩展，耕地面积就会相应扩大。但是，级差地租实质上终究只是投在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那么，生产率不同的各资本量连续投在同一地块上和同时投在不同地块上，假定结果相同，这是否会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不能否认，就超额利润的形成来说，这两种场合是毫无差别的：在一种场合下，投在A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1夸特，从而3镑成为1夸特的生产价格和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投在B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2夸特，并提供一个3镑的超额利润，而投在C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3夸特，并提供6镑的超额利润，最后，投在D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4夸特，并提供9镑的超额利润；在另一场合下，这12镑生产费用或10镑资本，以同样的收益按同一顺序投在同一英亩上，从而取得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场合下，都是一个10镑的资本，其依次投入的价值部分各为
镑，不管它们是同时投在肥力不同的四英亩上，还是相继投在同一英亩上。由于它们的产量不同，其中一部分不会提供超额利润，而其他各部分会按照它们的收益和不提供地租的投资的收益之间的差额提供超额利润。

资本各价值部分的超额利润和不同的超额利润率，在这两种场合都是按同样的方式形成的。地租无非是这个形成地租实体的超额利润的一种形式。但是，无论如何，在第二个方法上，超额利润到地租的转化，也就是使超额利润由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手里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的这种形式变化，会遇到各种困难。英国租地农场主所以顽强抗拒政府的农业统计，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在确定他们投资的实际成果方面所以和土地所有者进行斗争，其原因也在于此（摩尔顿）。地租是在土地出租时确定的，此后，在租约有效期间，由连续投资所产生的超额利润落入租地农场主的腰包。正因为这样，租地农场主总是力争签订长期租约；但另一方面，由于地主占优势，每年都可解除的租约增加了。

因此，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带来不同结果的各个等量资本，不管是同时投在同样大的各块土地上，还是相继投在同一块土地上，都不会影响超额利润的形成规律，但是，这对于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来说，却有重大的差别。后一个方法会把这种转化限制在一方面更为狭小，另一方面更不稳定的界限内。因此，在实行集约化耕作（在经济学上，所谓集约化耕作，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的各国，税务员的工作，正如摩尔顿在他所著的《地产的资源》一书中所说的，就成了一种极为重要、复杂、困难的职业。

在考察级差地租Ⅱ时，还要强调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
，级差地租Ⅱ的基础和出发点，不仅从历史上来说，而且就级差地租Ⅱ在任何一定时期内的运动来说，都是级差地租Ⅰ，就是说，是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各级土地的同时并行的耕种，也就是农业总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不同质的地块上同时并行的使用。

历史地看，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殖民地，移民只须投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每个家长都企图在他的移民伙伴们经营的场所旁边，为自己和家属开辟一个独立经营的场所。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下，在真正的农业中一般说来必然是这种情形。在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的牧羊业或整个畜牧业中，或多或少都是共同利用土地，并且一开始就是粗放经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生产资料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为耕者自己所有的旧生产方式上发展起来的，一句话，是从农业的手工业经营上发展起来的。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生产资料只是由此才逐渐走向集中，并逐渐转化为资本，而同转化为雇佣工人的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自己的特征来说，这首先特别是发生在牧羊业和畜牧业上；所以，并不是发生在资本在较小规模土地范围内的集中上，而是发生在较大规模的生产上，这样就可以节省马的饲养费用及其他生产费用；事实上并不是由于在同一土地上使用了更多的资本。此外，按照耕作的自然规律，当耕作达到一定的水平，地力已经相应地耗尽的时候，资本（在这里同时指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就成为土地耕作的决定要素。在已耕地同未耕地相比只占较小面积，地力也还没有耗尽的时候（在真正的农耕和植物性食物占统治地位以前，当畜牧和肉食盛行的时期，情形就是这样），这种刚刚开始的新生产方式同农民生产的区别，首先就在于由一个资本家投资耕种的土地面积较大，也就是资本以粗放的方法投在较大的土地面积上。因此，一开始就要记住：级差地租Ⅰ是作为出发点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级差地租Ⅱ的运动，在任何一定的瞬间，都只是出现在这样一个领域内，这个领域本身又是级差地租Ⅰ的形形色色的基础。

第二
，在级差地租的第Ⅱ形式上，除了肥力的差别，还有资本（以及获得信用的能力）在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分配上的差别。在真正的工业中，对每个生产部门来说，都会迅速形成各自的经营规模上的最低限额和与此相应的资本的最低限额，资本达不到这个限额，单个的经营便不能顺利进行。同样，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又会形成多数生产者所必须拥有并且实际也拥有的、高于这个最低限额的标准的平均资本量。大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会提供额外利润，而小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就得不到平均利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缓慢地、非均衡地侵入农业，这是我们在英国这个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中可以看到的。如果没有谷物的自由进口，或者因自由进口的数量很小，影响有限，那么，市场价格就要由耕种较坏的土地的生产者来决定，就是说，要由在低于平均生产条件的较不利条件下进行经营的生产者来决定。用于农业的并且一般可以由农业支配的资本总量中的一大部分，就是掌握在这些生产者手中。

诚然，例如农民在他的小块土地上耗费了大量劳动，但是，这种劳动是孤立的，并且被剥夺了实现生产率的各种社会的和物质的客观条件。

这种情况使实际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能够把超额利润的一部分占为己有；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也同在工业中一样均衡地发展，那么，至少就上述这点来说，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让我们首先只考察级差地租Ⅱ中的超额利润的形成，暂且不考虑这种超额利润能够转化为地租的条件。

这里很明显，级差地租Ⅱ只是级差地租Ⅰ的不同的表现，而实质上二者是一致的。在级差地租Ⅰ中，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所以会发生影响，只是因为不同的肥力使投在土地上的各个资本在资本量相等时或就资本的比例量考察时，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不同的产量。不论这种不同的结果是由相继投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各个资本产生的，还是由投在好几块等级不同的土地上的各个资本产生的，都不会使肥力的差别或它们的产量的差别发生变化，因此也不会使生产率较高的投资部分的级差地租的形成发生变化。在投资相等的情况下，土地仍然显示出不同的肥力，不过，在这里一个资本分成几个部分相继投在同一土地上所完成的事情，也就是级差地租Ⅰ的场合下社会资本各等量部分投在各级土地上所完成的事情。

级差地租Ⅱ，在连续投入的几个资本的生产率下降的场合，只有当这些资本只能投入最坏土地A的时候，才必然会引起生产价格的上涨和生产率的绝对降低。

关于级差地租Ⅱ（它的前提是以级差地租Ⅰ作为自己的基础）的种种组合，我们下面来谈。

第41章级差地租Ⅱ——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在这里，地租的提高只是土地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和资本的这种增加成比例的。产量和地租的这种增加是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和投资的增加成比例的，就产量和地租量来说，这种增加就好像发生下述情形一样：提供地租的同质土地的耕种面积已经扩大，并且使用和过去在同级土地上投入的同样多的资本来进行耕种。

第42章级差地租Ⅱ——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当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降低或提高时，生产价格都可能下降。

1.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这个情况假定：各级土地的产量，会按照土地的质量，随着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增加而按同一程度增加。这意味着在各级土地的差别不变时，超额产品按投资增加的比例而增加。所以，这个情况排除了A级土地上任何一个会影响级差地租的追加投资。A级土地的超额利润率等于零；因此，它现在仍然等于零，因为已经假定，追加资本的生产力不变，因而超额利润率也不变。

在这些假定的条件下，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所以能够下跌，只是因为起调节作用的已经不是A级土地的生产价格，而是较好一级的B级土地的生产价格，或任何一种比A好的土地的生产价格；这样，资本就会从A级土地上抽出，或者，如果是C级土地的生产价格起调节作用，因而一切较坏土地都从种植小麦的土地的竞争中退出来，资本就会从A和B两级土地上抽出。在上述的假定下，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是，追加投资的追加产品足以满足需要，以致较坏土地A等等的产品对于保证供给已经成为多余。

2.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

这个情况不会引出什么新的东西，只要在这里假定，同刚才考察过的情况一样，生产价格所以能够下降只是因为追加资本投在比A好的土地上，A的产品已经变为多余，因而资本已经从A抽出，或A已经用在别种产品的生产上。

3.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提高

在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和提高的场合，追加投资都会依照它们在各级土地间的分配情况而产生不同的影响。随着这种不同影响使差额减缓或扩大，各级较好土地的级差地租，从而地租总额，也将会按比例减少或增加，这和级差地租Ⅰ中已经看到的情形一样。此外，一切取决于和A一起被排挤掉的土地面积和资本的数量，以及在生产率提高时为提供追加产品以满足需求所必需的预付资本的相对量。

第43章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在这里，生产价格按同一比例上涨，这也使得生产率的降低在收益和货币地租方面都充分得到补偿。

第三种情况，只有在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下降，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时（在第一和第二两种情况下，我们总是这样假定），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级差地租Ⅰ不受影响，只是由级差地租Ⅱ产生的那个部分有变化。

对级差地租进行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一般的结论：

第一
，超额利润可以按不同的途径形成。一方面，是以级差地租Ⅰ为基础，也就是说，以全部农业资本投入由肥力不同的各级土地构成的土地面积为基础。其次，作为级差地租Ⅱ，是以同一土地上的连续投资有不同的级差生产率为基础，也就是说，在这里，和最坏的、无租的，但调节生产价格的土地上的等量投资相比，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例如，表现为若干夸特小麦。

第二
，在我们考察新的超额利润的形成时，追加投资的界限是只够补偿生产费用的投资，就是说，这个投资生产1夸特的费用和A级土地一英亩上同额投资生产1夸特的费用相等，按照假定是3镑。在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时，根据前面的说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B级土地每英亩总投资不再提供地租的界限是，B级土地每英亩产品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已上涨到A级土地每英亩的生产价格。

第44章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

假定对谷物的需求不断增加，并且供给只能通过提供地租的土地上生产率不足的连续投资，或者通过A级土地上生产率也不断降低的追加投资，或者通过比A更坏的新地上的投资来满足。

这里当然是假定，和以前已耕的土地有同样有利位置的新的A级土地已经没法弄到，因此必须按更大的生产费用对已耕的一块A级土地进行第二次投资，或耕种更坏的土地A-1。只要级差地租Ⅱ通过连续的投资而产生出来，上涨的生产价格的界限就能够由较好土地来调节；这时，构成级差地租Ⅰ的基础的最坏的土地也能够提供地租。因此，单纯就级差地租来说，所有的已耕地都会提供地租。

第45章绝对地租

在分析级差地租时，我们是从最坏的土地不支付地租这一前提出发的；或者用更一般的说法就是：只有这样一种土地才支付地租，这种土地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因此，就产生了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首先必须指出，级差地租本身的规律和这个前提的正确与否完全无关。

如果我们把调节市场的一般生产价格叫作P，那么，P是和最坏的土地A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这种价格将补偿生产中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加上平均利润（等于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

地租在这里等于零。较好一级土地B的个别生产价格=P′，而P>P′；也就是说，P可以补偿B级土地的产品的现实生产价格而有余。现在假定P-P′=d；因而d，即P超过P′的余额，就是B级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这个d转化为必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假定第三级土地C的现实生产价格是P″，而P-P″=2d；这2d也会转化为地租；同样，假定第四级土地D的个别生产价格是P′″，而P-P′″=3d，后者也会转化为地租，等等。现在，我们假定，对A级土地来说，设定地租=0，因而产品的价格=P+0这个前提是错误的。相反，A级土地也会提供地租=r。这时，我们就会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
，A级土地产品的价格，不是由它的生产价格来调节，而包含着一个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即=P+r。既然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正常状态，也就是说，既然假定租地农场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这个余额r不是从工资中扣除的，也不是从资本的平均利润中扣除的，那么，他能够支付这个余额，就只是因为他的产品高于生产价格出售，因此，如果他不把这个余额以地租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他的产品就会给他提供一个超额利润。这样，各级土地在市场上的全部产品的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就不是资本一般在一切生产部门都会提供的那个生产价格（等于费用加上平均利润），而是生产价格加上地租了，不是P，而是P+r了。因为A级土地产品的价格，一般来说代表起调节作用的一般市场价格的界限，即代表使总产品能够得到供给的那种价格的界限，并且就这一点来说，调节着这个总产品的价格。

但是第二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土地产品的一般价格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但级差地租的规律决不会因此就失去作用。既然A级土地产品的价格，从而一般市场价格=P+r，那么，B、C、D等各级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也同样=P+r。但对B级土地来说，因为P-P′=d，所以，（P+r）-（P′+r）同样=d。对C级土地来说，P-P″=（P+r）-（P″+r）=2d；最后，对D级土地来说，P-P′″=（P+r）-（P′″+r）=3d，等等。因此，虽然地租会包含一个和级差地租规律无关的要素，并且会随土地产品的价格同时得到普遍的增加，但是，级差地租仍然不变，并且受同一规律调节。由此可见，不管最不肥沃的土地的地租的情况怎样，级差地租的规律都不仅和这种地租无关，而且理解级差地租性质的惟一方法，就是假定A级土地的地租=0。不管它恰好=0，还是>0，在我们考察级差地租时，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事实上也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因此，级差地租的规律是和以下的研究结果无关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一下，最坏土地A的产品不支付地租这一前提的基础是什么？那么，答复就必然是这样：如果土地产品（例如谷物）的市场价格所达到的高度能使投在A级土地上的追加的预付资本达到普通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为资本提供普通的平均利润，那么，这个条件就足以使追加资本投到A级土地上。这就是说，这个条件已足以使资本家投入新的资本而得到普通利润，并进行正常的资本增殖。

无论如何，只要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作为资本家可以作出决断，他就尽可以在这些情况下耕种A级土地。资本正常增殖的条件在A级土地上现已存在。但是，即使假定租地农场主不能支付地租，现在只能够按资本增殖的平均条件在A级土地上进行投资，从这个前提出发也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属于A级的土地，现在会立即让租地农场主去支配。租地农场主不支付地租而能按普通利润来增殖他的资本这一事实，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决不是把土地白白借给租地农场主并如此慈善地给这位营业伙伴以无息信贷的理由。这样一个前提，意味着土地所有权被抽象掉，土地所有权被废除。而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正好是对投资的一个限制，正好是对资本在土地上任意增殖的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决不会由于租地农场主单纯有下面这种想法而消失：如果他不支付地租，也就是说，如果他实际上能把土地所有权看做是不存在的，那么，谷物价格的水平就使他能够通过利用A级土地的办法从自己的资本中取得普通的利润。但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作为资本的限制的土地所有权，是级差地租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垄断，超额利润就不会转化为地租，就不会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而会落到租地农场主手里。甚至在作为级差地租的地租并不存在的地方，也就是，在A级土地上，作为限制的土地所有权还是继续存在。

级差地租有这样一个特点：土地所有权在这里仅仅取去超额利润，否则这种超额利润就会被租地农场主据为己有，而在一定情况下，在租约未满期间，实际上也是被租地农场主据为己有。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只是商品价格中一个未经它本身参与就产生（确切些说，是由于调节市场价格的生产价格决定于竞争这一点产生的）并转化为超额利润的部分发生转移的原因，即价格的这个部分由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由资本家手里转移到土地所有者手里的原因。但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并不是创造这个价格组成部分的原因，也不是作为这个组成部分的前提的价格上涨的原因。然而，如果最坏的土地A——虽然它的耕种会提供生产价格——不提供一个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即地租，就不可能被耕种，那么，土地所有权就是引起这个价格上涨的原因。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产生地租
。

假定需求状况要求开垦新的土地，比如说，要求开垦不如一向耕种的土地那样肥沃的土地，那么，土地所有者会因为土地产品的市场价格已上涨到足以使这种土地上的投资为租地农场主提供生产价格，从而提供普通利润，就白白地把这些土地出租吗？绝对不会。投资必须给他提供地租。只有能够向他支付租金，他才会把土地租出去。所以，市场价格必须涨到生产价格以上，达到P+r，才能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因为按照假定，土地不出租，土地所有权就没有任何收益，在经济上就没有价值，所以，市场价格只要稍稍超过生产价格，就足以使新的最坏的土地进入市场。

现在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由于最坏土地也提供地租，即这种不可能来自于肥力差别的地租，是不是就得出结论说，土地产品的价格必然是普通意义上的垄断价格，或者说，必然是一种使地租像在赋税那样的形式上被包含在内的价格，只不过这种赋税由土地所有者征收，而不是由国家征收呢？这种赋税有自己的一定的经济上的界限，这是不言而喻的。旧租地上的追加投资，外国的土地产品——假定土地产品可以自由进口——的竞争，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互相竞争，最后，消费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都会使这种赋税受到限制。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最坏的土地支付的地租，是否像税金加到课税商品的价格中去一样，加到这种土地的产品的价格（按照假定，它调节着一般的市场价格）中去，也就是说，是否作为一个和商品价值无关的要素加到这种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中去。

这决不是必然的结论，而所以会作出这样的论断，只是因为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区别一直没有被人理解。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决不是一回事，虽然商品的生产价格，就商品的总和来看，只是由商品的总价值来调节，虽然不同种商品的生产价格的变动，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完全是由这些商品的价值的变动决定的。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可以高于它的价值，或低于它的价值，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和它的价值相一致。所以，土地产品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这一事实，决不证明它们也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正如工业品平均按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这一事实，决不证明它们是按它们的价值出售一样。农产品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但低于它们的价值出售的现象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同样可能的是，许多工业品只是因为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才提供生产价格。

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的比率，完全是由生产它所用的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率，即由生产它所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决定的。如果一个生产部门中的资本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也就是说，如果该资本中投在工资上的可变部分，和投在物质劳动条件上的不变部分的比率，大于社会平均资本中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率，那么，它的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会高于它的生产价格。这就是说，一个这样的资本，因为使用了更多的活劳动，所以在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下，将会比社会平均资本的一个同样大的部分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利润。因此，它的产品的价值，就会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因为这个生产价格等于资本的补偿加上平均利润，而平均利润则小于这个商品上生产的利润。社会平均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比这种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要小。如果投在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高于社会平均资本，情形就会相反。它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会低于这些商品的生产价格；一般来说，最发达的工业部门的产品的情况就是这样。

真正农业上的资本构成如果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那么，这首先表示，在生产发达的各国，农业的发展程度没有达到加工工业的水平。撇开其他一切经济状况，并且一部分有决定作用的经济状况不说，这个事实已经由下述情况得到说明，力学各科，特别是它们的应用，同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它们在农业上的应用的较晚的，并且部分地还十分幼稚的发展比较起来，发展得比较早，而且比较快。此外，一个不容置疑并早已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农业本身的进步，总是表现在不变资本部分同可变资本部分相比的相对的增长上。在一个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例如英国，农业资本的构成是否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这是一个只能用统计来确定的问题，并且，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对此也没有必要进行详细的探讨。无论如何，在理论上已经确定的是：农产品的价值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农业上一定量的资本，与同等数量的有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相比，会生产较多的剩余价值，或同样也可以说，会推动和支配较多的剩余劳动（因此，也就是使用较多的活劳动一般）。

但是，单是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这样一个事实本身，无论如何不足以说明一种同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或同一土地上各连续投资的不同生产率无关的地租的存在，一句话，即在概念上不同于级差地租，因而可以称为绝对地租的那种地租的存在。许多工业品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的价值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但它们不会因此就提供一个可以转化为地租的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或超额利润。恰好相反。生产价格以及它所包含的一般利润率的存在和概念，是建立在单个商品不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这样一个基础上的。生产价格是由商品价值的平均化产生的。这种平均化在不同生产部门各自耗费的资本价值得到补偿以后，使全部剩余价值不是按各个生产部门所生产的、从而包含在其产品中的剩余价值所占的比例来进行分配，而是按各个预付资本的量所占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只有这样，平均利润和以平均利润为特征要素的商品生产价格才会产生。资本的不断趋势是，通过竞争来实现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配的这种平均化，并克服这种平均化的一切阻碍。所以，资本的趋势是，只容许这样一种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在一切情况下都不是来自于商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而是来自于调节市场的一般生产价格和与它相区别的个别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所以超额利润不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而是发生在每个生产部门之内；因此，它不会影响不同生产部门的一般生产价格，也就是说，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反而以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以一般利润率为前提。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个前提是建立在社会总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断变动的成比例的分配上，建立在资本的不断流人和流出上，建立在资本由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可能性上，总之，建立在资本在这些不同生产部门（对社会总资本各独立部分来说，就是同样多的可使用的投资场所）之间的自由运动上。在这里，我们假定，例如，在商品的价值高于其生产价格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某一生产部门中，没有任何限制，或者只有偶然的暂时的限制，会妨碍资本的竞争把价值化为生产价格，从而把这个生产部门的超额剩余价值成比例地分配于资本所开发的一切部门。但是，如果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如果资本遇到了一种外力，对这种外力，资本只能局部地克服或完全不能克服，这种外力限制资本投入一些特殊生产部门，只有在完全排斥或部分地排斥剩余价值一般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条件下才允许资本投入这种特殊生产部门，那么很明显，在这种生产部门中，由于商品的价值超过其生产价格，就会产生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将会转化为地租，并且作为地租能够与利润相对立而独立起来。当资本投在土地上时，土地所有权或者说土地所有者，就作为这样一种外力和限制，出现在资本或资本家面前。

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就是障碍。因此，不纳税，也就是说，不交地租，就不能对从前未耕种或未出租的土地投入任何新的资本，虽然新耕种的土地是一种不会提供任何级差地租的土地，并且如果没有土地所有权，只要市场价格略微上涨，它就已被耕种，以致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使这种最坏的土地的耕种者只能得到他的生产价格。但是，因为有了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市场价格必须上涨到一定的程度，才使土地除了生产价格外，还能支付一个余额，也就是说，支付地租。但是，因为按照假定，农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所以，这个地租（除了我们立即就要研究的一种情形外）就是价值超过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或这个余额中的一部分。地租究竟是等于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还是仅仅等于这个差额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这完全取决于供求状况和新耕种的土地面积。

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来自于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的绝对地租，都只是农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都只是这个剩余价值到地租的转化，都只是土地所有者对这个剩余价值的攫取。

如果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那么，上述意义上的绝对地租，也就是既和级差地租不同，又和以真正垄断价格为基础的地租不同的地租，就会消失。这样，农产品的价值就不会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农业资本和非农业资本相比，就不会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也就不会实现更多的剩余劳动。如果随着耕作的进步，农业资本的构成已和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相等，那么，这样的现象就会发生。

乍一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假定农业资本的构成提高，也就是说，它的不变部分比它的可变部分相对地增大，另一方面又假定土地产品的价格上涨到足以使新的、比以往耕种的土地更坏的土地也能支付地租，而这种地租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来自市场价格超过价值和生产价格的余额，简单地说，只能来自产品的垄断价格。

第46章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凡是存在地租的地方，都有级差地租，而且这种级差地租都遵循着和农业级差地租相同的规律。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至于建筑上使用的土地，亚当·斯密已经说明，它的地租的基础，和一切非农业土地的地租的基础一样，是由真正的农业地租调节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1篇第11章第2、3节）。这种地租的特征在于：首先，位置在这里对级差地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这对葡萄种植业和大城市的建筑地段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次，所有者显然具有完全的被动性，他的主动性（特别是在采矿业）只在于利用社会发展的进步，而对于这种进步，他并不像产业资本家那样有过什么贡献，冒过什么风险；最后，在许多情况下垄断价格占有优势，特别在对贫穷进行最无耻的榨取方面是这样（因为贫穷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对于西班牙更为富饶的源泉，并且这种土地所有权一旦和产业资本结合在一个人手里，便会产生巨大的权力，使得产业资本可以把为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工人从他们的容身之所地球上实际排除出去。在这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不仅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住房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资本的发展（这种固定资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等），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在这里，即使有凯里那样的强烈愿望，也不可能把房租（就其作为投在房屋上的资本的利息和折旧来说）同单纯土地的地租混为一谈，特别在土地所有者和建筑投机家完全是不同的人的时候（例如在英国）。在这里，我们要考察两个要素：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从这两个方面，土地所有权都要求得到它的贡赋。对建筑地段的需求，会提高作为空间和地基的土地的价值，而对土地的各种可用作建筑材料的要素的需求，同时也会因此增加。

真正的矿山地租的决定方法，和农业地租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必须加以区别，究竟是因为产品或土地本身有一个与地租无关的垄断价格，所以地租才由垄断价格产生，还是因为有地租存在，所以产品才按垄断价格出售。当我们说垄断价格时，一般是指那种只决定于购买者的购买欲和支付能力的价格，它既与一般生产价格所决定的价格，也与产品价值所决定的价格无关。一个葡萄园在它所产的葡萄酒特别好时（这种葡萄酒一般说来只能进行比较小量的生产），就会提供一个垄断价格。由于这个垄断价格（它超过产品价值的余额，只决定于高贵的饮酒者的财富和嗜好），葡萄种植者将实现一个相当大的超额利润。这种在这里由垄断价格产生的超额利润，由于土地所有者对这块具有独特性质的土地的所有权而转化为地租，并以这种形式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因此，在这里，是垄断价格造成地租。反过来，如果由于土地所有权对在未耕地上进行不付地租的投资造成限制，以致谷物不仅要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出售，而且还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那么，地租就会造成垄断价格。一些人所以能把社会的一部分剩余劳动作为贡赋来占有，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占有得越来越多，只是由于他们拥有土地所有权，而这个事实却被以下的情况掩盖了：资本化的地租，也就是说，正是这个资本化的贡赋，表现为土地价格，因此土地也像任何其他交易品一样可以出售。因此对购买者来说，他对地租的索取权，好像不是白白得到的，不是不付出劳动，不冒风险，不具有资本的企业精神，就白白得到的，而是支付了它的等价物才得到的。像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购买者看来，地租不过表现为他用以购买土地以及地租索取权的那个资本的利息。对已经购买黑人的奴隶主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他对黑人的所有权，好像不是靠奴隶制度本身，而是通过商品的买卖而获得的。不过，这个权利本身并不是由出售产生，而只是由出售转移。这个权利在它能被出售以前，必须已经存在；不论是一次出售，还是一系列这样的出售，不断反复的出售，都不能创造这种权利。总之，创造这种权利的，是生产关系。一旦生产关系达到必须蜕皮的地步，这种权利的和一切以它为依据的交易的物质的、在经济上和历史上有存在理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源泉，就会消失。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于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在以下有关土地价格的研究中，我们要撇开一切竞争波动，一切土地投机，甚至小土地所有制（在这里，土地是生产者的主要工具，因此生产者不管按什么价格都必须购买它）。

Ⅰ.土地价格可以在地租不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即：

1.单纯由于利息率的下降，结果，地租按更贵的价格出售，因此，资本化的地租，土地价格，就增长了；

2.因为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增长了。

Ⅱ.土地价格可以因地租增加而提高。

Ⅲ.这些使地租提高，从而使一般土地价格或各类别土地价格提高的不同条件，可以部分地发生竞争，部分地互相排斥，并且只能交替地发生作用。但是，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不能从土地价格的增加直接得出地租增加的结论，也不能从地租的增加（这种增加总会引起土地价格的增加）直接得出土地产品增加的结论。

第47章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

1.导论

在资本尚未执行强行榨取一切剩余劳动，并直接占有一切剩余价值这一职能，从而资本还没有使社会劳动或只是偶尔使社会劳动从属于自己的社会形式中，根本谈不上现代意义的地租，谈不上作为超过平均利润即超过每个资本在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所占比例部分而形成的余额的地租。

2.劳动地租

如果我们考察地租的最简单的形式，即劳动地租
——在这个场合，直接生产者以每周的一部分，用实际上或法律上属于他所有的劳动工具（犁、牲口等等）来耕种实际上属于他所有的土地，并以每周的其他几天，无代价地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劳动——那么，事情还是十分清楚的，在这里，地租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在这里，无酬剩余劳动所借以表现的形式是地租，而不是利润。

这里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必须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对土地的依附，必须有本来意义的依附制度。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

关于劳动地租这个最简单的和最原始的地租形式，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在这里，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并且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

3.产品地租

产品地租的前提是直接生产者已处于较高的文明状态，从而他的劳动以及整个社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产品地租和先前的形式的区别在于，剩余劳动已不再在它的自然形态上，从而也不再在地主或地主代表者的直接监督和强制下进行。驱使直接生产者的，已经是各种关系的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强制，是法律的规定，而不是鞭子，他已经不得不自己负责来进行这种剩余劳动了。剩余生产，是指直接生产者超过本人必不可少的需要而在实际上属于他自己的生产场所之内即他自己耕种的土地之内进行的生产，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是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之旁和之外的领主庄园中进行的生产。这种剩余生产，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规。在这种关系中，直接生产者或多或少可以支配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的使用，虽然这个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原来几乎是它的全部剩余部分）仍然是无偿地属于土地所有者；只是后者现在已经不是直接在劳动时间的自然形式上得到它，而是在它借以实现的产品的自然形式上得到它。

4.货币地租

在这里，我们把货币地租——它和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产业地租或商业地租不同，后者只是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理解为单纯由产品地租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地租，就像产品地租本身只是已经转化的劳动地租一样。在这里，直接生产者不是把产品，而是把产品的价格付给他的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国家还是私人）。因此，一个实物形式的产品余额已经不够；它必须由这个实物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虽然直接生产者仍然要继续亲自生产至少是他的生存资料的绝大部分，但是现在他的一部分产品必须转化为商品，当作商品来生产。因此，整个生产方式的性质就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生产方式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失去了超然于社会联系之外的性质。现在由或多或少的货币支出所构成的生产费用所占的比率有了决定性的意义；无论如何，总产品中超过一方面必须重新用作再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必须用作直接生存资料的部分而要转化为货币的那部分余额，现在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但这种地租的基础，虽然已日趋解体，还是和在那种构成出发点的产品地租的场合下一样。直接生产者仍旧是继承的或其他传统的土地占有者，他必须向他的这种最重要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即地主，以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产品的形式，提供剩余的强制劳动，也就是没有报酬、没有得到等价的劳动。对那些和土地不同的劳动条件，即对农具和其他动产的所有权，在先前的各种形式下就已经先是在事实上，然后又在法律上，转化为直接生产者的所有权；这一点对货币地租形式来说，更是先决条件。起初只是偶然的，尔后或多或少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从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这种转化还要以产品有一个市场价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为前提，而在先前的几种形式下，却不需要如此。

但是，作为产品地租的转化形式并和它相对立的货币地租，是我们以上所考察的那种地租，即作为剩余价值的和向生产条件所有者提供的无酬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的地租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它的解体形式。

货币地租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撇开一切中间形式，例如撇开小农租佃者的形式不说——必然或者使土地变为自由的农民财产，或者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导致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所支付的地租。

在实行货币地租时，占有并耕种一部分土地的隶属农民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传统的合乎习惯法的关系，必然转化为一种由契约规定的、按成文法的固定规则确定的纯粹的货币关系。因此，从事耕作的占有者实际上变成了单纯的租佃者。一方面，这种转化在其他方面均适宜的一般生产关系下，会被利用来逐渐剥夺旧的农民占有者，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另一方面，这种转化又使从前的占有者得以赎免交租的义务，转化为一个对自己耕种的土地取得完全所有权的独立农民。此外，在由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时，不仅与此同时必然形成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用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化之前就形成这个阶级。在这个新阶级刚刚产生，还只是偶然出现的时期，在那些境况较佳的有交租义务的农民中间，必然有那种自行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习惯发展起来，正如早在封建时期，富裕的依附农自己又拥有依附农一样。因此，他们积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些旧式的、亲自劳动的土地占有者中间，也就形成了培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温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村以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如果像在16世纪的英国那样，由于出现了特别有利的情况，对他们起了促进作用，例如，当时由于货币不断贬值，传统的长期租约使土地所有者蒙受损失，却使租地农场主发了财，那么，租地农场主就会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

此外，地租一旦取得货币地租的形式，同时，交租农民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一旦取得契约关系的形式——这种转化一般只是在世界市场、商业和工业已有一定的比较高的发展程度以后才有可能——也就必然出现租赁土地给资本家的现象。这些资本家一向置身在农村范围之外，现在却把他们在城市中获得的资本和城市中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产品只是作为商品，并且只是作为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来生产的形式，带到农村和农业中来。这个形式只有在那些在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支配着世界市场的国家，才能成为一般的常规。一旦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一切从农村旧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关系就会解体。租地农场主成了这种农业工人的实际指挥官，成了他们的剩余劳动的实际剥削者，而土地所有者现在只和这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发生直接关系，而且是单纯的货币关系和契约关系。因此，地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不仅是实际的和偶然的（这在以前各种形式上已经部分地发生过），而且是正常的，是在它的公认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上发生的。它已经由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下降为这个剩余劳动超过从事剥削的资本家以利润形式占有的部分而形成的余额，并且全部剩余劳动，即利润和超过利润的余额，现在都直接由他榨取，以总剩余产品的形式由他取得，并转化为货币。现在，他交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是他用他的资本直接剥削农业工人而榨取的这个剩余价值的一个超额部分。他要交给土地所有者多少，平均说来，其界限是由资本在非农业生产部门提供的平均利润和由后者调节的非农业的生产价格决定的。因此，现在地租就由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变为这个特殊生产部门即农业生产部门所特有的、超过被资本当作应优先归自己所有并且通常也归自己所有的东西而要求取得的那部分剩余劳动而形成的余额。现在，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已经不是地租，而是利润，地租已经不是剩余价值一般在特殊情况下独立化的形式，而只是剩余价值的一个分支即超额利润在特殊情况下独立化的形式。

5.分成制和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

分成制可以看成是由地租的原始形式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经营者（租地农民）除了提供劳动（自己的或别人的劳动），还提供经营资本的一部分，土地所有者除了提供土地，还提供经营资本的另一部分（例如牲畜），产品则按一定的、不同国家有所不同的比例，在租地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在这里，从一方面说，租地农民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实行完全的资本主义经营。从另一方面说，土地所有者在这里所得到的部分并不具有纯粹的地租形式。它可能实际上包含他所预付的资本的利息和一个超额地租。它也可能实际上吞并了租地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或者从这个剩余劳动中留给租地农民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但重要的是，地租在这里已不再表现为剩余价值一般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只使用本人劳动或者也使用别人劳动的租地人，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一部分劳动工具的所有者，作为他自己的资本家，要求产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也不只是根据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且也作为资本的贷放者，要求得到自己的一份。

再看一看小块土地所有制
。在这里，农民同时就是他的土地的自由所有者，土地则是他的主要生产工具，是他的劳动和他的资本的不可缺少的活动场所。在这个形式下，不支付任何租金；因而，地租不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一个分离出来的形式，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常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同其他生产部门比较，它也会表现为超额利润，不过这种超额利润和劳动的全部收益一样，为农民所得。

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民族中，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

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对小生产来说，也就是对下述生产方式来说，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单独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在这里，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性发展的基础。它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点。这种土地所有权衰亡的原因表明了它的限度。这些原因就是：它的正常的补充物即农村家庭工业，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消灭；处在这种耕作下的土地逐渐贫瘠和地力枯竭；公有地（这在一切地方都是小块土地经济的第二个补充物，并且只是因为有了公有地，小块土地经济才有可能饲养牲畜）为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作为种植园经营的大农业或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加入竞争。农业上的各种改良一方面降低了土地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要求较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这些也促进了上述土地所有权的灭亡，例如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情况就是这样。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

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到处使这种所有制陷入贫困境地。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互相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

小农业在它和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所特有的弊病之一，来自于耕者必须投入一笔资本购买土地。（这同样适用于这样一种过渡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大土地所有者首先投入一笔资本购买土地，然后作为自己的租地农场主来从事经营。）由于土地在这里作为单纯的商品取得了可动性，财产的变动也就增加了，这样一来，对每个新的一代来说，在每次分配遗产时，从农民的观点看来，土地都要重新作为投资出现，也就是说，成为他所购买来的土地。因此，土地价格在这里也就在各项虚假的生产费用中，或在单个生产者的产品成本价格中构成一个压倒一切的要素。

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在另一个方面，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

如果说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半处于社会之外的未开化的阶级，它兼有原始社会形式的一切粗野性和文明国家的一切贫困痛苦，那么，大土地所有制则在劳动力的天然能力借以逃身的最后领域，在劳动力作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备力量借以积蓄的最后领域，即在农村本身中，破坏了劳动力。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

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1

第48章三位一体的公式

资本一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一地租，劳动一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

其次，因为正如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利息表现为资本所固有的、独特的产物，与此相反，企业主收入则表现为不以资本为转移的工资，所以，上述三位一体的形式可以进一步归结为：

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在这个形式中，利润，这个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特征的剩余价值形式，就幸运地被排除了。

如果我们现在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经济上的三位一体，我们就会发现：

每年可供支配的财富的各种所谓源泉，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彼此之间毫无相同之处。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就像公证人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一样。

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同活劳动力相对立而独立化的这种劳动力的产品和活动条件，通过这种对立在资本上人格化了……因此，在这里，对于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因素之一，我们有了一个确定的、乍一看来极为神秘的社会形式。

现在，与此并列，又有土地，这个无机的自然界本身，这个完全处在原始状态中的“粗糙的混沌一团的天然物”。价值是劳动，因此，剩余价值不可能是土地。

最后，作为其中的第三个同盟者的，只是一个幽灵——劳动，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指人借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人类一般的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脱掉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越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尚属非社会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

2

在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公式中，资本、土地和劳动，分别表现为利息（代替利润）、地租和工资的源泉，而利息、地租和工资则是它们各自的产物，它们的果实。前者是根据，后者是归结；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而且每一个源泉都把它的产物当作是从它分离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东西。

3

在资本一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一利息）、土地一地租、劳动一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式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然而，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只能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理的秩序中。因此，它会在这个消灭了整个内部联系的三位一体中，为自己的浅薄的妄自尊大，找到自然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同时，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

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和纯收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把固定资本中曾被使用但是没有消费掉的部分撇开不说，总收益或总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剩余价值。或者，如果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而是考察社会总资本的产品，那么，总收益等于构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加上表现为利润和地租的那种剩余产品的物质要素。

总收入是总生产中扣除了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总产品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预定要重新成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我们已经知道，每一个商品的价值和每一个资本的全部商品产品的价值，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只补偿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虽然本身有一部分会作为可变资本流回，因而会以资本的形式流回，却预定要全部转化为总收入，并采取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这三者的总和就是总收入。我们还知道，一个社会的年总产品的价值也是这样。单个资本家的产品和社会的产品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从单个资本家来看，纯收入不同于总收入，因为后者包括工资，前者不包括工资。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脚点上，因而只把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看做纯收入。

但是，如果像萨伊先生那样，认为全部收益，全部总产品，对一个国家来说都分解为纯收益，或者同纯收益没有区别，因而这种区别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不复存在，那么，这种幻想不过是亚当·斯密以来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的荒谬教条的必然的和最后的表现，即认为商品价值最终全部分解为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这样一种教条的必然的和最后的表现。

施托尔希下面这段话，也表达了许多其他人的意见。他说：

“形成国民收入的各种可出售的产品，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考察
：在对个人的关系上应看做价值；在对国民的关系上应看做财富；因为国民的收入，不是像个人的收入那样，按照它的价值来估计，而是按照它的效用，或者说按照它所能满足的需要来估计。”（《论国民收入的性质》第19页）

第一，将一个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在价值基础上，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国民需要而工作的总体，这是错误的抽象。

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第50章竞争的假象

竞争使劳动的市场价格提高或降低。假定劳动的需求和供给相抵，那么工资又由什么决定呢？由竞争决定。但我们正好假定不再由竞争决定，假定竞争已经由于它的两种相反的力量的平衡而不起作用。我们正是要找出工资的自然价格，即不由竞争调节而是反过来调节竞争的劳动价格。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使劳动的必要价格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来决定。但这种生活资料也是有价格的商品。因此，劳动价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而生活资料的价格，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首先是由劳动价格决定。因此，由生活资料价格决定的劳动价格，还是要由劳动价格决定。劳动价格由劳动价格决定。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劳动价格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在这里，劳动有价格，是因为它被当作商品。因此，要谈劳动价格，我们就必须知道价格究竟是什么。但用这种方法，我们恰恰无法知道价格究竟是什么。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假定，劳动的必要价格就是按这种令人满意的方法决定的。但形成商品价格第二要素的平均利润，即每个资本在正常条件下的利润又是怎样决定的呢？平均利润应当由平均利润率决定；平均利润率又是怎样决定的呢？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决定吗？但这种竞争已经以利润的存在为前提。它假定同一个生产部门或不同的生产部门有不同的利润率，因而有不同的利润。竞争之所以能够影响利润率，只是因为它影响商品的价格。竞争只能使同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以相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并使不同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按照这样一个价格出售商品，这个价格使他们得到相同的利润，得到已经部分地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的同一比例的加价。因此，竞争只能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要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利润作为商品价格的要素必须已经存在。竞争不创造利润。利润的水平，在平均化过程发生的时候便形成了。竞争不过使它提高或降低，但并不创造它。并且，当我们说必要利润率时，我们正是想要知道那种不以竞争的运动为转移却反而调节竞争的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在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势均力敌的时候出现的。竞争可以造成这种均势，但不能造成在这种均势下出现的利润率。当这种均势形成的时候，一般利润率为什么会是10%、20%或100%呢？是由于竞争吗？正好相反，竞争消除了那些造成与10%或20%或100%相偏离的原因。它导致某一商品价格，在这一价格下，每个资本都比例于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润。但这个利润本身的量与竞争无关。竞争只是使一切偏离不断地归于这个数量。一个人和其他人竞争；竞争迫使他和其他人一样按同一价格出售商品。但这个价格为什么是10或20或100呢？

这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利润率，从而利润，解释为一个以无法理解的方式决定的加价，它被加到在此之前已经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去。竞争告诉我们的惟一的一点是，这个利润率必须是一个已定的量。而我们在说一般利润率和利润的“必要价格”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把这个荒谬的推论过程搬到地租上来重新探讨一番，是完全不必要的。无须重新探讨就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个过程多少贯彻下去，就会使利润和地租表现为由一些无法理解的规律决定的单纯加价，它们被加到首先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去。一句话，竞争必须说明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一切东西，其实正好相反，经济学家必须说明竞争。

在单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竞争和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竞争中，作为不变的和起调节作用的量加入到计算中去的，是工资、利息和地租的已定的和预先存在的量。这个量不变，不是指它们的量不会变化，而是指它们在每一单独场合都是已定的，并且对不断波动的市场价格来说形成不变的界限。例如，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竞争中，问题仅仅在于：在工资、利息和地租已定时，按照或低于既定的一般市场价格出售商品是否能够得到利益，也就是说，能够实现相当的企业主收入。如果一个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说来不发展，因而工资和土地价格低廉，资本的利息却很高，而另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名义上很高，资本的利息却很低，那么，资本家在前一国家就会使用较多的劳动和土地，在后一国家就会相对地使用较多的资本。在估计两个国家之间这里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发生竞争时，这些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因此在这里，经验从理论方面，资本家的利己盘算从实践方面表明：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息和地租决定，由劳动的价格、资本的价格和土地的价格决定；这些价格要素确实是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形成要素。

当然，这里总有一个要素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由商品的市场价格产生的。这就是超过由工资、利息和地租这几个要素相加得出的成本价格而形成的余额。这第四个要素，在每一单独场合，都表现为由竞争决定，在把各个场合加以平均的情况下，则是由平均利润决定。这个平均利润又是由同一个竞争来调节，不过这是在较长期间内的事情。

第51章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从而，年产品中体现这个价值并且能够从总收益中取出和分离出来的部分——分成三个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地产的所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

按照通常的看法，这些分配关系被认为是自然的关系，是从一切社会生产的性质，从人类生产本身的各种规律中产生出来的关系。诚然，不能否认，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出现过其他的分配方式，但是，人们把那些方式说成是这种自然分配关系的未发展的、未完成的、被伪装了的、没有被还原为最纯粹表现和最高形态的、具有异样色彩的方式。

这种见解中惟一正确的一点是：在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发生的印度公社的社会生产，或秘鲁人的多半是人为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在这里我们撇开用于生产消费的部分不说。这样，不同分配方式的同一性就归结到一点：如果我们把它们的区别和特殊形式抽掉，只抓住同它们的区别相对立的一致，它们就是同一的。

更有学识、更有批判意识的人们，虽然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发展性质，但同时却更加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因而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

相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样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

在考察分配关系时，人们首先是从年产品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所谓的事实出发。但是，把事实说成这样是错误的。产品一方面分为资本，另一方面分为各种收入。其中一种收入，工资，总是先以资本形式同工人相对立，然后才取得收入的形式，即工人的收入的形式。生产出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总是作为资本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物质劳动条件和工人相对立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在生产本身中，工人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之间，并且工人彼此之间，是处在一定的关系中。这些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这个事实，又意味着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了土地，因而存在着一定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如果产品的一部分不转化为资本，它的另一部分就不会采取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

另一方面，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么，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

当然，可以说，资本（以及资本作为自身的对立物而包括进来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以这样一种分配为前提：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中，另外一些个人对土地拥有排他的所有权，总之，就是存在着论原始积累的那一部分（第1册第24章）已经说明过的全部关系。但是，这种分配完全不同于人们把分配关系看做与生产关系相对立而赋予它以一种历史性质时所理解的那种东西。人们谈到这种分配关系，指的是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相反，前面所说的分配关系，却是在生产关系本身内部由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在同直接生产者的对立中所执行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的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

第一
，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有了以上说明，已无须重新论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怎样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

这种性质，即1.产品作为商品和2.商品作为资本产品的性质，已经包含着一切流通关系，即产品必须通过并在其中取得一定社会性质的一定的社会过程；同样，这种性质也包含着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实现和产品到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再转化。但是，即使撇开这点不说，从上述两种性质，即产品作为商品的性质，或商品作为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性质，就会得出全部价值决定和价值对全部生产的调节作用。在这个十分独特的价值形式上，一方面，劳动只作为社会劳动起作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劳动的分配，它的产品的互相补充，它的产品的物质变换，它从属于和被纳入社会的传动机构，这一切却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者个人偶然的、互相抵消的冲动去摆布。因为这些人不过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消。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偶然波动中，实现着生产的社会平衡。

其次，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
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进而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上面怎样建立起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一种生产方式，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而发展的，并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较为详细的说明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就是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不过在这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他作为生产的领导者和统治者而担任的社会职能，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有重大的区别。

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对于直接生产者大众来说，他们的生产的社会性质是以实行严格管理的权威的形式，并且是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组织的社会机制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权威的承担程的完全按等级组织的社会机制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权威的承担者，只是作为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人格化，而不是像在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中那样，是作为政治的统治者或神权政体的统治者得到这种权威的——但是，在这种权威的承担者中间，在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对于个人随意性起压倒作用的自然规律。

只是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这两个基本的生产要素采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才表现为利润（地租），表现为资本家的盈利，表现为可供支配的、归他所有的追加的财富。但也只是由于一部分价值这样表现为他的利润
，用来扩大再生产并构成一部分利润的追加生产资料，才表现为新的追加资本，并且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扩大，才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

尽管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形式对整个过程的面貌和生产本身的特殊方式有决定的作用，雇佣劳动却并不决定价值。在价值的决定上所涉及的，只是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只是社会一般可以支配的劳动量，而不同的产品在这个劳动量中所吸收的相对量，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些产品的各自的社会比重。当然，社会劳动时间在商品价值上作为决定要素起作用的一定形式，从下述意义上说是同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形式，以及生产资料作为资本这一相应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商品生产才成为生产的一般形式。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这种所谓的分配关系本身。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

现在我们来谈利润。剩余价值的这种一定的形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新形成生产资料的前提，因而是一种支配再生产的关系，虽然在资本家个人看来，好像他真正能够把全部利润当作收入来消费掉。但他会在这方面碰到限制，这些限制以保险基金和准备金的形式，以竞争规律等形式出现在他面前，并且在实践中向他证明，利润并不只是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范畴。其次，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由产品的价格来调节的。可是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本身，又是由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在不同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来调节的。因此，在这里，利润不是表现为产品分配的主要因素，而是表现为产品生产本身的主要因素，即资本和劳动本身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因素。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这表现为同一收入的分配。但这种分割的发生，首先是由于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发展，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过程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发展。这种分割从它本身发展出了信用和信用制度，因而也发展出了生产的形式。在利息上等等，所谓的分配形式是作为决定的生产要素加入价格的。

至于地租，它能够表现为只是分配的形式，因为土地所有权本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执行职能，至少不执行正常的职能。但是1.地租只限于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2.土地所有者从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操纵者和统治者降为单纯土地出租人，单纯用土地放高利贷的人，单纯收租人——这些事实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的历史产物。土地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土地所有权取得允许农业实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形式，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的产物。人们尽可以把其他社会形式中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称为地租。但那种地租和这个生产方式中出现的地租有本质的区别。

可见，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同于各种由其他生产方式产生的分配形式，而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随着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的消失而消失。

只把分配关系看做历史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做历史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刚开始进行还带有局限性的批判时的见解。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在没有任何社会帮助的情况下也必须完成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分配关系，从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第52章阶级

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

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虽然这种情况在农村比在城市少得多）。不过，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考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使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地积聚在一起，从而，使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适应于这种趋势，土地所有权同资本和劳动相分离而独立，换句话说，一切土地所有权都转化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是什么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的成员？

乍一看来，好像就是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正是这三大社会集团，其成员，形成这些集团的个人，分别靠工资、利润和地租来生活，也就是分别靠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资本和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来生活。

不过从这个观点来看，例如，医生和官吏似乎也形成两个阶级，因为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其中每个集团的成员的收入都来自同一源泉。对于社会分工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间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无止境的划分——例如，土地所有者分成葡萄园所有者，耕地所有者，森林所有者，矿山所有者，渔场所有者——似乎同样也可以这样说。

[1].IIa）第4版注：我插进了括号里的这段话，因为省去这段话常常会引起误解，好像不是由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马克思都认为是商品。——弗·恩格斯

[2].德国谤语，意思是有祸同当。——编者注

[3].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咸丰）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阿贝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47页及以下几页）

[4].“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5].“人间再没有像金钱这样坏的东西，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做些可耻的事，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6].41）因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

[7].250）《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

重 量

1吨（Ton英国） =20英担 1016.050公斤

1英担（Hundredweight英国） =112磅 50.802公斤

1英担（Hundredweight美国） =100磅 45.360公斤

1夸特（Quart） =28磅 12.700公斤

1英石（Stone） =14磅 6.350公斤

1磅（Pound） =16盎司 453.592克

1英司（Ounce） 28.349克

金药衡

1镑（Troy pound） =12盎司 372.242公斤

1盎司（Troy pounce） 31.103克

1格令（Grain） 0.065克

长 度

1英里（Mile） =5280英尺 1609.329米

1码（Yard英国） =3英尺 91.439厘米

1码（Elle德国） 66.690厘米

1英尺（Foot） =12英寸 30.480厘米

1英寸（Inch） 2.540厘米

面 积

1英亩（Acre） =4路得 6.0703市亩

40.47公亩

4047.0平方米

1路得（Rood） 1011.7平方米

1公亩（Are） 100.0平方米

1摩尔根（Morgen） 2523.0平方米

容 量

1蒲式耳（Bushel） =8加仑 36.349升

1加仑（Callon） =8品脱 4.544升

1品脱（Pint） 0.568升

货 币

1镑（英国金币） =20先令

1先令（英国银币） =12便士

1便士（英国铜币） =4法寻

1法寻（英国铜币）
便士

1基尼（英国金币） =21先令

1索维林（英国金币） =1镑

1法郎（法国铸币） =100生丁

1利弗尔（法国银币） =1法郎

1生丁（法车辅币）
法郎

1塔勒（德国银币） =3马克

1马克（德国银币） =100分尼

1格罗申（德国银币） =12分尼

1分尼（德国铜币）
马克

古尔登（德国和荷兰金币）

德拉马（希腊银币）

瑞斯（葡萄牙铸币）

马拉维第（西班牙金币）

杜卡特（欧洲金币，起源于意大利）

作者简介

刘炳瑛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31年12月生于河北省无极县。1947年由师范学校参加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作期间先后入中学、大学深造。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任教至今。先后任《资本论》教
研组长、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培训部副主任、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全国党校系统《资本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现为中央党校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管理科学院终身院士和顾问、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名誉院长。

个人论著、合著和主编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资本论〉学习纲要》（三卷本）、《〈资本论〉学习问答》、《〈资本论〉节选本学习提纲》、《〈资本论〉纲要和释疑》、《〈资本论〉辞典》、《〈资本论〉与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研究——兼对〈资本论〉拓宽探索》、《知识资本论》、《〈资本论〉体系与实践意义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纲》、《中国市场大趋势》、《刘炳瑛文集》等50余部；个人撰写发表的论文150余篇。

先后获得个人优秀论文奖、优秀著作奖、优秀报告奖、优秀教师奖、优秀教材奖、教育事业贡献奖、集体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的一本好书奖等。终身享受国务院授予的为发展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入选《世界名人录》和《科学中国人·中国专家人才库》。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从（超值白金版）

晏智杰◎主编

Finance Capital

金融资本

［德］鲁道夫·希法亭◎著

李　琼◎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融资本/（德）希法亭（Hilferding，R）著；李琼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从：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655-3

Ⅰ.①金…　Ⅱ.①希…②李…　Ⅲ.①金融资本—研究　Ⅳ. ①F03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3632号

金融资本

作　　者
（德）鲁道夫·希法亭

译　　者
李　琼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13.625

字　　数
392千字

定　　价
28.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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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道夫·希法亭

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1），医学博士、第二国际著名经济理论家。1877年出生于奥地利。1892年加入社会主义学生协会。1901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并获医学博士学位。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4、 1918年分别任《马克思研究》和《自由报》主编。1922年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之一。后曾出任魏玛共和国财政部长。他于1941年去世。其主要著作有：《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金融资本》、《历史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等。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 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目　录

【作者简介】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前　言

第一编　货币与信用

第1章　货币的必然性

第2章　流通过程中的货币

第3章　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 信用货币

第4章　产业资本流通中的货币

货币资本的周期性游离和闲置

闲置资本量的变化及其原因

闲置的货币资本通过信用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转化

第5章　银行和产业信用

第6章　利息率

第二编　资本的动员　虚拟资本

第7章　股份公司

股息与创业利润

公司的融资。公司和银行

股份公司和私人企业

股票的发行

第8章　证券交易所

证券与投机

证券交易所的职能

股票交易所的交易

第9章　商品交易所

第10章　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

第三编　金融资本及其对竞争的限制

第11章　利润平均化的障碍及其克服

第12章　卡特尔和托拉斯

第13章　资本主义垄断与商业

第14章　资本主义垄断和银行 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

第15章　资本主义垄断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和金融资本的历史趋势

第四编　金融资本与危机

第16章　危机的一般条件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平衡条件

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平衡条件

第17章　危机的原因

第18章　商业周期过程中的信用条件

第19章　萧条时期的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

第20章　危机特征的变化　卡特尔与危机

第五编　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

第21章　商业政策的重新定位

第22章　资本输出与经济区的争夺

第23章　金融资本和阶级

第24章　劳动合约矛盾与争端

第25章　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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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换句话说，我试图将对这些特征的分析纳入由威廉·配第始创的、在马克思那里达到顶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在我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特征就是集中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使得“自由竞争被扬弃”，另一方面则造成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正如我在后面将要阐述的那样，这种联系使得资本采取了其最高级也最抽象的表现形式——金融资本。

在这种情形之下，笼罩在资本关系上的谜团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捉摸和理解。金融资本有其独特的运动方式：看似独立，实际上却只是一种反映或表现；它会采取许多种方式，并且会和产业资本及商业资本的运动相对独立并分离。金融资本增长得越快，它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对这一过程进行理论分析的必要性也就愈益迫切。不了解金融资本的规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更不可能对经济和政策有任何科学的认识。

因此，对这些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就必须说明上述所有现象间的内部关系，从而也促使我进一步对银行资本以及它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关系进行分析。我的研究也必须探寻使得产业企业得以创立的那些法律形式是否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这或许能帮助我解决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所导致的经济理论问题。但是，就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而言，目前我只能在其最成熟的形式中观察到这种在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基本形态中就有清晰体现的相同联系。 由此，信用的性质与功能的问题就出现了，而这一问题又只有在厘清了货币的作用之后才能得到解决。弄清楚货币的作用问题还因为下述原因而变得更为重要，这就是：自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创立以来，尤其是在荷兰、奥地利和印度的货币制度形成之后， 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现有的货币理论中都无法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办法。正是这种情形使得克纳普虽然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货币制度在其实践过程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但却只能是抛弃任何的经济学解释，而试图以司法术语来取代。在他看来，这种做法虽然对于上述问题不能提供任何解释，也无助于科学的理解，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对此进行的中性的、没有偏见的描述的可能性。[1]
对这一货币问题作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必要性还因为以下原因而更显必要：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对作为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的价值理论进行经验检验；而且，也只有正确分析货币，才能使我们理解信用的作用，从而理解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间的联系的基本形式。

因此，研究的内容决定了本书的结构和框架。首先，我分析了货币问题，紧接着分析的是信用，然后是股份公司理论，以及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间的关系和地位的分析，这反过来又引致了对作为“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所的作用的考察。商品市场必须单独进行研究，因为它同时包含了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两种活动。产业集中的过程是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紧密的联合相伴随的，因此，对集中的过程及发展方向，尤其是对其最高阶段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的研究，就变得更为迫切了。如果希望通过垄断的发展以及对商业周期的重大影响来“调节生产”，从而达到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那就必须对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研究分析，理论部分的工作至此也告一段落。但考虑到上述理论及其今后的发展会对社会阶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对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会对几大阶级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政策进行了分析，这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经常被批评说其经济理论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指责也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然而，我必须指出，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其分析对象的极其错综复杂，使得经济学成为所有科学理论中最困难的科学。而且， 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特殊处境——它被所有能够提供科学研究时间的大学排除在外，迫使他们只能在政治斗争之外的空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 因此，不顾及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处境，将他们及其研究进展直接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是既不公平的，也缺乏对他们的创造能力的基本尊重。

经过最近一段时期关于方法论问题所进行的大量争论， 即便不是出于为现行的经济政策辩护的目的，也应该对其作一个简短的解释。有人宣称，政策研究是规范性的，它最终还是由价值论来决定；由于价值判断不属于科学领域， 因此政策问题的研究也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这里我无法就这种规范与规律即因果论与目的论之间的关系的方法论之争展开充分的论证，而且因为麦克斯·阿德勒的关系，我更有理由省略这部分论述。麦克斯·阿德勒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一卷中对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充分而透彻的研究，[2]
在此我只需指出一点就足够了，即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发现因果关系， 即便是对政策的研究，也是秉持这一目的。与此同时，认识商品生产的社会规律，是我们得以揭示决定社会各阶级意志和意愿的决定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阶级意志是如何决定的是一项科学任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其理论一样，是独立于任何价值判断之外的。

因此，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虽然这种看法在内部和外部都广泛流行，但从逻辑上看， 即便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仅仅把它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考察，它也只不过是一种研究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解释的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试图将其运用于分析商品生产阶段。社会主义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其对商品生产社会发展趋势分析的结果。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包括认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既不是价值判断，也不是实际行动的指南， 因为认识到一种事物的必然性，和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这种必然性，二者是不相同的。 当然，对于某些坚信只有依靠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将上述二者合二为一倒是很有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使掌握它的人具有持续的优势，而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当中，最危险的当属那些对社会主义有最深刻了解和体会的人。

另一方面，很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等同。阶级统治的维持依靠的是被统治者相信这种统治的必然性，认识到这种统治的暂时性这一特点，就可以成为推翻它的原因。统治阶级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产生无法遏制的厌恶情绪。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复杂性，也使得对它的研究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那些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或有害的人，才能承担这一工作。 因此，虽然马克思主义拥有客观的逻辑，也摆脱了价值判断，但却因为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必然成为那些根据其结论并将最终获胜的阶级的思想财富；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并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相对立。与此同时，它还始终坚持着一切科学研究都应具备的特性——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普遍适用性。

早在四年前我就已经完成了这部著作的提纲，但不断出现的外部状况却使得写作过程一再被中断。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货币问题的那几章的写作在克纳普的著作出版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事后我只是对它作了很小的改动和增加了几处批判性的评注。这些章节的确也是本书中最困难的部分，因为遗憾的是就货币而言，无论研究的乐趣还是理论理解力，都是极易耗尽的，正如富拉顿也意识到的那样：

事实是，这不是一个能直接引起大众兴趣的课题，对其研究的进展过去是缓慢的，今后也将总是缓慢的。[3]

情形在富拉顿之后也并未改变， 因此，我不得不当即在此向缺乏耐心的读者保证：一旦你掌握了最初几章，本书的其余部分都将不再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

鲁道夫·希法亭

1909年圣诞节于柏林-弗里德瑙

[1]
参见克纳普的《国家的货币理论》。——编译者

[2]
参见麦克斯·阿德勒的《社会科学关于因果关系和目的论的争论研究》（1904年）。——编译者

[3]
参阅富拉顿的《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一书中的第5页。——编译者

第一编　货币与信用

第1章　货币的必然性

人类生产共同体原则上可由两种方式构成。第一，它可以被人类自觉地加以调节。在这种方式下，无论其规模大小，即不论是自给自足的家长制家庭、共产主义部落，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通过其自创的组织和机构，代表社会意识来行事，确定生产的规模和方式，并把所生产出来的社会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在可用于生产的自然的和人力的条件既定的情况下，所有关于新产品制造的决策，诸如生产方法、地点、数量、可利用的工具等，都由家长、社会主义社会的全国或地方委员会来确定。前者可根据其个人经验和知识来决定其家庭的需要和可用于生产的资源，后者则借助于组织拥有的生产和消费统计资料等方式，全面了解社会的需要，辅之以自觉的预见，并根据其作为共同体意志的自觉代表这一身份的需要，来协调和组织全社会的经济活动。作为这个生产共同体的一员，每个成员都自觉地按照共同体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而中央集权则控制着共同体成员的劳动过程和产品的分配。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直接表现为社会关系，而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被视为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安排的而非个人意志决定的。因此，生产关系是由共同体确立并反映全体成员意愿的。

但是，第二，在缺乏这种自觉组织的社会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种社会里，社会成员被划分为无数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各自决定着自己的生产活动，生产活动变成了个人的事情而非社会活动。换言之，这些社会成员都是私人所有者，只是因为劳动分工发展的需要才会在相互之间发生联系。驱使他们相互联系的动力是商品交换；也只有通过这种活动，这些被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分割为一个个独立单元的个体才会在社会中发生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交换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充当了中介物的作用，所以它才成为了经济理论的分析对象。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有交换，但这种行为只会发生在产品分配完毕之后，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而发生在个体之间的某种局部调整。因此，交换在这里只是对社会分配标准所进行的个人间的微调，是受主观情绪和考虑影响的个体交易行为，因而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这种交换行为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两个儿童在幼儿园里交换玩具一样，其重要性根本无法与他们的父亲在商店里为他们购买玩具相比，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就后者而言，它是社会实现其生产共同体功能所需的总交换行为中的一个环节，只有通过这样的交换活动，生产共同体才能体现自己统一社会生产的角色，将被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割裂开的社会重新结合在一起。

就像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件上衣在交换关系内部所蕴含的意义要多于其外部，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交换在一种社会关系中的意义也会比在另一种社会关系中大得多。[1]
在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将社会中的人们分割成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和制约的个体时，交换才成为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力量，它执行着协调社会生产过程的职能。在自觉进行生产调节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中央权力机关自觉地计划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哪里生产以及由谁来生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并使之在全社会得到彻底的贯彻和执行。总之，交换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资源配置的作用，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集权机关所执行的那些功能，即自觉地协调和管理生产、计划劳动过程等等。理论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归纳和总结那些决定这种类型的交换以及协调商品生产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规律，这些规律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当局在调节生产时所遵循的和实行的规律是一样的。这两种体制的区别仅仅在于：在商品生产社会里，规律不是以人类自觉的意识直接规定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的，而是以自然规律的方式通过“自然的社会必然性”来发挥作用的。[2]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交换还要为下述问题提供答案：生产究竟应该是由独立的手工业者来完成，还是由资本主义企业来完成？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伴随着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交换关系的变化中找到。交换行为本身只有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中才会有本质的区别，比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商品生产社会之间。在商品生产社会内部，不管商品交换在数量上如何变化，交换行为在质上都是统一的。在这种社会中，体现在交换物品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客观社会因素构成了交换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交换的唯一基础是主观地等同这种平等的意愿。在这种的条件下，交换纯粹是偶然的，因此可能不会成为理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它不能进行理论分析，而只能从心理上来理解。但是由于交换总是表现为两种物品之间的数量的比例关系，因而人们往往忽视了它们的这种不同。[3]

由于社会商品流通自身的社会必要性，使得交换行为成为社会商品流通所必需的媒介物。个别的或分散的交换可能纯粹出于个人喜好，但是当交换使社会商品的流通成为可能，从而确保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时，交换便变成了一般的和基础性的行为，社会生产因此成为了个人间交换的条件；也只有在这种方式下人们才与社会发生联系，并且确保他们获取必须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的社会总产品中的一个份额。这种情形使得个别的交换行为从偶然的、任意的和主观的行动上，上升为一种统一的、必需的和客观的行动；而且，作为物品社会流通的一个条件，它对每一个个体都成为绝对必需的东西。以私有制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只有通过个人之间彼此进行交换活动，这种关系才有存在的可能；只有通过这个经济上的唯一社会过程的交换行为，社会才成其为社会；也只有在这种社会中，交换活动才成为一种特殊的分析对象，才需要我们去分析作为社会商品流通手段之一的交换，究竟是如何产生和发挥作用的。

交换使物品转化为商品，它不再只是用于满足个人需要的东西，因此它不会因人们个人的需要而兴衰；相反，它着眼于社会需要，现在它的命运要由统治社会商品流通的法则来决定，因此可能会比奥德赛的命运还要多变。与长相如同百眼怪物阿尔戈斯一般的纽波特税务官相比，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又算得了什么呢？抑或与德国的肉畜检查员相比，美丽的塞尔又算得了什么呢？物品之所以变成商品，是因为它们的生产者必须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存在，他们处于彼此对立的特定社会关系之中。物品这种原本自然的、完全不成问题的东西现在被表现为了一种社会关系，并获得了社会性质，它成为了一个劳动的产品，不再仅仅具有自然属性，而是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和探索这个作为生产共同体也就是劳动共同体的社会的规律。从这种新的视角来看，个别劳动现在表现为受社会支配的总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我们之所以可以将交换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它不仅满足了个人需要，而且还具有使个人需要在成为自己的工具的同时又限制着个人需要的满足这一社会必然性，因为个人需要的满足被限制在社会许可的范围之内。个人需要当然只是前提条件，因为没有个人需要的满足，人类社会便失去了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交换就像在集体主义经济体中那样只具有满足个人需要的功能，而是在通过交换将个人限定在社会生产的范围内，个人需要才能得到满足。正是这种参与才决定了交换，而后者却常常仅表现为两个物品之间的量的比例关系，即当二者确定了量的比例关系时，交换才能确定。[4]
然而，发生交换的数量由于仅仅被看做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而社会生产的数量自身又是由社会为制造总产品所必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而社会在这里被看做是用自己的全部劳动力制造产品的统一体，进行劳动的个人仅仅被视为社会的器官。在这种角色和身份之下，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劳动符合社会平均劳动（假设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是既定的）的程度参与产品的分配。如果某人工作较慢或生产出来的是无用产品，另一种情况是产品虽具有使用价值，但超过了全社会商品流通的需要，那么他的劳动就要降低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社会总产品所需的总劳动时间一旦确定，就必然会在交换中反映出来。其最简单的表现形式是，交换过程中的商品数量比例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的比例是相等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商品按照其价值进行交换。

事实上，这种情况只能在下述条件中出现，即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对全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同等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相互独立的并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手段来生产出产品，然后在市场上相互交换其产品。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它构成了我们理论分析的起点。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才能理解后来所发生的形态变化。但是，它必须始终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即不管个别交换具有怎样的性质，交换行为的最终结果都必须使全部的产品在市场上得到实现，形态的变化都必须在社会成员生产地位的变化中发生。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形态的变化一定会发生，因为只有在交换过程中生产和生产者的社会联系才能实现。因此，交换形式的变化一方面造成这个社会一部分人的财产被剥夺，另一方面却使另一部分人可以垄断和占有生产资料，因为社会成员的这种不平等只有在交换中才能表现出来。但是，由于交换关系是一种平等关系，社会的不平等在这里会以貌似平等的方式来表现，即以生产价格的平等来掩盖价值的不平等。换句话说，劳动耗费的不平等（对资本家来说，他人劳动耗费是多是少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被利润率的平等所掩盖，这种平等只不过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个人交换活动不再服从于等量劳动相交换这一条件，而是服从于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这个条件。劳动的等式被利润的等式替代了，产品不再是按价值出售，而是按生产价格出售。

因此，如果交换活动被视作社会的产物，那么社会和个人在交换完成之前并不知道这一规律。个人劳动首先是一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一动机驱动的私人劳动，而非社会劳动。但是，作为社会必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个人劳动是否符合社会商品流通的需要，只有在所有这些部分相互比较且它们的总和与社会商品流通总量一致时，才能得到证实。

商品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物化，但是这种劳动时间并不会像洛贝尔图斯的社会那样直接表现出来；在他的社会里，中央当局直接规定该社会每件商品都会接受的单位劳动时间，劳动时间仅仅表现为两种物品的等价交换。因此，一件商品的价值，它的平均生产时间并不是直接表现为8小时、10小时或12小时，而是表现为一定数量的其他物品。换句话说，一种和所有其他物品都一样具有自然属性的物品，充当了一定量的另一种物品的等价物，比如，在等式1件上衣=20米麻布中，20米麻布充当了1件上衣的等价物。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二者都包含有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互为等价物。

商品的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总是通过一定量的另一种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来表现。因此，价值的定义是由商品生产的性质决定的，并且是与后者分不开的。一个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变成了商品，因此对另一个人具有了使用价值，这样，他们作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所拥有的物品的交换者之间的关系，才得以产生。在交换完成之前，生产者对于他们的商品是否是社会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是否正确地使用了劳动时间是无从知晓的。纺织工可以通过中间商对其劳动的评价直接得知上述问题的答案，但这里依赖交换的商品生产却不行，他们无法找到类似中间商之于纺织工那样的人或者组织来以社会的名义对其工作进行认可或否决，从而证实自己是否是这个商品生产社会的完全合格的生产者。他们只能通过他们为交换而生产的物品以及他们从交换过程中所换回的物品及其数量，来证实他们的社会能力。社会将他们的命运完全交付于物，而不是交付于人及其集体意志；而后者，即人及其集体意志，正是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的根基。能向生产者提供这种保证的物，必须具有以社会名义发言所必需的权威和资格。这种权威和资格的获得，同其他代理人获取的权威和资格一样，都是通过授权给他的那些社会成员的共同行动的方式获得的。就像人们会联合起来授权给他们当中的某个人，让这个人代表他们从事特定的活动一样，商品也要联合起来授权给某个特定商品，使它具有商品世界完全的或部分的公民权，交换行为就是商品实现这种联合的方式。商品在市场上的社会活动对于资本主义的意义，就是集体意识和意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和意志，都集中在市场及其反应上。只有在成功地完成交换活动之后，个体或个人才明白了整体的规律，才知道他们的产品满足了社会需要，并激励他们开始下一个再生产过程。那个被商品联合授权以表现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的特定商品就是货币；伴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权力也在逐步发展。

只有通过产品的相互交换，比如1件上衣换20米麻布，作为商品所有者的A和B才会产生社会联系。当商品生产一般化以后，裁缝必须通过交换来满足自己的所有需要，他不仅与麻布的生产者产生这种联系，而且还与许许多多的其他人产生这种类似的联系。一件上衣可以值20米麻布，它同样也可以值5磅糖、10磅面包等等。因为所有的商品生产者都参与了这种类型的交换活动，因此会出现无数的这种类型的等式；在这些等式中，商品彼此相等并互相衡量其价值。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商品会越来越频繁地以一种商品来衡量它们的价值，于是，这种特定的商品便成为所有其他商品的一般价值尺度。

简单的价值表现，比如1件上衣等于20米麻布，已经表现了一种社会关系，但它只是偶然的和个别的；为了让它能够真实地表现这种社会关系，必须消除这种价值表现的偶然性。当商品生产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商品的社会流通从而生产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无数的交换行为和价值等式中就得到了实现。交换中商品的共同活动，使私人的或个别的以及具体的劳动时间，都转化为了表现价值的一般的或社会的以及抽象的劳动时间。由于商品价值在各种交换中都要被衡量，因此它们逐渐地趋向于用一种商品来衡量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只要被确定为价值尺度，这种商品就变成了货币。

在商品生产社会中，生产和再生产都必须以价值交换为基础，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私人劳动才会被社会认可，物的关系才会转化为人的关系，也即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然而，商品交换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以货币为媒介物，都必须是等价交换。因此，作为价值，货币和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它的价值必然性也是由商品生产的社会性决定的。[5]

像其他商品一样，货币也是一种商品，因此也有价值，它和其他商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所有其他商品的等价物，即是表现所有其他商品价值的商品。货币成为这样的商品是整个交换过程的结果，[6]
它被赋予了价值尺度的职能。货币这个带有自己一切自然属性的特定商品，现在成了价值的直接表现，它的这种属性其实只是从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其物的表现中产生的，是这种属性的表现形式而已。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对于交换过程以及商品相互之间价值比较的需要来说，一般价值尺度是多么重要和必需，因为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都可以用这个一般价值尺度来直接表现，而且可以直接同它进行交换。因此，货币一方面是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它又总是被推到充当所有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特殊位置上，通过赋予货币充当唯一的和普遍的一般等价物这一职能，所有其他商品便可以方便地完成交换活动。

有了货币商品，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可以以一种社会有用的形式并通过其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来表现。于是，通过用货币商品来衡量所有其他商品的相互活动，货币商品便成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直接体现。因此，“作为一种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的商品交换价值，就是货币”。[7]
一切商品只要能转化为货币形式，就意味着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按照恩斯特·马赫的说法，所谓自我，只不过是那个以自己的感觉形成外界图像的、由无数条线密集结成的网络的一个结点而已。同样，货币也是一个网络结点，是那个由个别交换活动构成的无数条线织成的商品生产社会的社会关系之网的网结。在货币那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表现为物——一个闪耀着神秘光泽的物，它的光使人迷惑，至今仍然使数量众多的不愿在它面前闭上眼睛的经济学家们眼花缭乱。

由于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彼此发生联系，因此它们被归结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而且以这种形式相互等同。作为商品同个人的特殊需要之间连接纽带的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被中断了；在交换过程中，商品只被视作交换价值；只有在交换过程完成后，使用价值才能重新恢复其身份，同另一个人的个人需要之间发生联系。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可以以货币形式获得直接表现，而其使用价值，除了包含了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即交换价值之外，没有任何意义。货币以这样的方式，使商品的交换价值从其使用价值中分离出来。只有把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后，使用价值才能重新得到实现，然后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离开流通过程进而进入消费过程。

货币之所以可以充当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商品，也就是说它具有交换价值。然而，作为交换价值，任何商品都可以成为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因此，只有通过所有商品都将其自身与某种特定商品相联系这种一致的行为，那个特殊的商品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充分表现，成为被大家普遍接受的一般等价物。所有商品都是交换价值这一事实，意味着在这个生产被劳动分工和私有制分解为一个个原子的社会里，也即没有共同意志但却是生产共同体的社会里，生产者只有以其产品作为媒介物才能彼此发生联系。他们劳动的产品作为交换价值，因为现在只表现为不同数量的同一种商品——货币，使得这一特性表现得更加明显。一般劳动时间，即生产共同体的经济表现，实际上也是它的基本特征，现在表现为某个唯一的对象，一种区别于所有其他商品但又与它们并列的商品。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进入交换过程，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够满足社会需要，而且是以社会需要的规模来满足的。如若它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它就可以成为同样满足这一条件的所有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代表着它向交换价值的一般代表——货币——的转化；一旦转化为了货币，那它就变成了所有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只有这样，它才能表现其社会性，即表明自己既具有使用价值又具有交换价值，是同时包含二者的统一体。然而，由于所有商品都必须通过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让渡才能转化为货币，因此货币便成为了所有其他商品转化后的存在或实体；只有作为这种转化（即所有其他商品都转化为货币）的结果，货币才能成为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表现，即成为个人劳动被普遍外化的和扬弃的产物。

由此可知，货币的必要性来源于商品生产社会的性质，这一性质是：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产物的商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知道自己是否和社会规律相吻合。货币的必要性还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生产者的社会关系被表现为其产品的价格关系，后者规定了他们参与生产和产品分配的份额。价格规律调节着这个社会的生产，它的突出特征是：它要求商品作为交换的手段来生产，而且只能耗费被社会认可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交换手段必须具有价值这一特征，是直接由物品转化为商品的，因此必须实现交换这一社会特性。“使货物成为商品的同一过程，也是使商品成为货币的过程”。因此，通过商品交换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因为原本已经建立了社会联系的生产过程，只有在事后因而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交换过程中，才能证明在这一过程中所花费的劳动是否是社会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无政府状态，始终都包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任何自觉地按照其目标实现安排生产的组织。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位成员来说，所谓的自觉性，只是对个人生产而言的，而非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产而言的，社会联系表现为自然法则，它独立于任何个人的意愿而发挥作用，虽然这一法则是由于人们自发的社会活动而形成的。实际上，人们的这种活动从来就不是出于建立社会联系的需要和意识而自觉形成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而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货币这样一种自身具有价值的商品，其作为交换媒介物的必要性，是由商品生产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产生的。

因此，一方面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一般性条件。由于货币变成了商品的价值尺度或标准，因而使得商品可以直接进行比较。这是因为，作为价值，货币和一般商品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在价值形式中，货币就成为了商品的对立物，也就是等价物，以使用价值的形式来表现其价值或交换价值。

所以，货币是在不断重复的交换过程中自发产生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提。这些交换过程使得那种按其自然属性最适合充当货币的商品成为货币，比如说黄金，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使它成为货币的材料。黄金天然不是货币（只是由于特定的社会条件才使它成为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黄金。无论国家或是法律，都不能任意决定货币的性质和材料，它们最初所做的，只不过是使货币成为铸币，而这仅仅只是改变了黄金的量的分割而已。因此，如果说最初的黄金分割是按重量进行的，那么现在则是按其他任意的标准来进行分割的，但这个标准必须是社会自觉协议的结果。由于国家是代表商品生产社会最高意志的组织，因此这种协议需要经过国家的批准和认可，才能具有通用性和社会有效性。这一程序与确立其他社会标准，比如长度的标准，是一样的，只是这里涉及的是价值标准。价值一方面总是体现在某一特殊物品之中，另一方面它又因每种物品的生产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必须由国家宣布这种物品就是货币材料。只有在协议的范围内，比如说一国之内，这种标准才是有效的，超出国界，标准就失效了。在世界市场上，黄金和白银被普遍接受为货币，但它们是按重量来计算的。[8]

货币协议也可以不经国家干预直接由私人来达成，比如由某个城市的商人来协商达成本市的货币标准。当然，它也只是在该市或该商人群体中有效。[9]

因此，黄金被国家以某种方式进行分割，每一块都由国家铸造并加上政府标志。所有价格都用这个标准来体现，这样，一个国家的黄金价格单位就确定了。黄金之所以能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是因为它是商品，它具有价值，它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体现，黄金的价值同样会随着它的生产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然而，作为价格标准，黄金被分割为相同重量的小块，而且这种分割一般来说是不变的，因此，加有国家标记的铸币便成为了一种货币材料比如黄金重量的保证。同时，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技术简化，因为现在货币不再需要称重了，只需要数清数量即可，因此，可以用这种简便方式来表示交换过程中所需要的任何价值量。

[1]
由于交易活动的多样性，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寻求一个统一的交易规律是荒谬的。

[2]
J.卡纳（卡尔·热纳博士）：《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载于《马克思研究》，第一卷，第2期，第108页。某些特定的社会规律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的社会体系中，这些社会规律会随着这种社会体系的消失而消失，并且只有在这种社会体系存在时才能引致其他事物的变化。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去认识这些社会规律。

[3]
“他们（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私人物品交换的安排，因为这种交换实质上是一种个人交易。一次交换能够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是，交换双方都有可以交易的物品以及交换的意愿。以这种视角看待交易问题时，我们会发现交换其实是一种在所有的社会体系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只要有所有权存在的地方都会发生这种交换行为。

“无论是学校里钢笔和粉笔之间的交换，还是在两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成员之间的马匹和汽车之间的交换，这些交换行为都是私人之间的事情，与理论经济学没有任何关系。边际用理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通过把交换分析成为一种纯正的私人行为，来试图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希法亭：《论卡尔·马克思理论经济学的问题》，载于《新时代》， 1904～1905年，第一卷，第106页）。

[4]
在一个商品生产型社会中，商品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与其他所有商品进行比较。只有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尺度下，商品的价值才能进行衡量。社会价值理论的实质就是说商品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生产出来的社会产品，但是这个理论并没有说在所有的交换中，用来交换的两个商品的劳动时间必须相等。两个用来交换的商品的社会劳动时间不相等在实际中对交换的影响不大，它只能在最简单的商品生产形式下对交换的比率产生影响。

[5]
在现代纸币流行的环境下，这个命题需要进行修正，在后边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6]
任何一个商品由于都包含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结果，因此都有价值。商品作为价值的承担者进入交易过程。这些都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把商品交换成金钱，所交换的并不是商品的价值，而是商品的特殊价值形式”。

[7]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8]
至少在黄金尚未成为唯一的度量标准之前，这种趋势不会改变。

[9]
汉堡银行1770年以来颁布和施行的货币制度就是一个例子。那时交易是通过汉堡银行间的转账来完成的，银行仅把以足重的银来支付的交易记入贷方项目即可。当时的货币材料是银，科伦马克（以纯银打造）是货币单位，以27.25马克记入银行。也就是说，用来清算汉堡地区交易的账簿货币的数额，在1872年以前都被汉堡地区银的数量所决定。这些银被保管于银行的金库中，只有银的所有权证书可以在市面上流通。但实际上银的流通和它的所有权证书流通并没有什么区别。以银作为参照而生产的纸币，只是一张可以表明其持有者在银行金库中拥有银块的证明。纸币只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方便措施，用来避免金属在流通过程中的不方便和磨损。纸币只是作为银的替代物来流通，它的流通并没有改变货币流通规律。

在货币流通过程中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上文所叙述的那些内容。这样来看，克纳普关于货币起源于国家法令的言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上货币起源于流通，一开始是作为流通的媒介物而产生的，只有当货币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价值度量工具和商品衡量单位的时候，它才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支付方式，这与克纳普的结论正好相反（克纳普：《国家的货币理论》，第3页）。

第2章　流通过程中的货币

流通过程采取的形式是：商品—货币—商品，或者W—G—W。社会的物质变换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实现。A出售对他而言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然后购买对自己有使用价值的另一种商品。在这一过程中，货币的作用在于证明：任何一种商品生产的个别生产条件，都与社会的一般生产条件相一致。不过，这一过程的主要目的却是通过一般的商品交换来满足个人需要。他的商品被交换成了具有相同价值的另一种商品，后者于是被消费掉，从而退出了流通领域。

在商品不断地从流通领域中退出的同时，货币却持续地停留在流通领域，商品退出的地方被具有等量价值的货币所占据。因此，货币的流通实际包含了商品的循环，这就产生了流通过程所需要的货币量的问题，即它其实是在问我们：货币和商品间的真实关系到底是什么？首先，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流通手段的需要量。假定商品量已定，那么流通货币量就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增减，至于价格的变动是由实际的价值变动或只是由市场价格的波动而产生的，那是无关紧要的。[1]
只要买和卖在空间上是并存的，那么规律便总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买和卖只是时间上的继起，那么适用的就是下面的等式：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
。在这里，流通手段的数量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这个规律还可以表述为：“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货币或货币材料的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2]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货币其实就是通过物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这种物充当了价值的直接表现形式。然而，在W—G—W关系内部，一种商品的价值总是被另一种商品所替代，货币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辅助性的技术手段，这种手段的运用会产生额外的费用，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使用。与此同时，排除货币的努力与货币本身一起增长起来。[3]
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货币首先表现为由商品转化的价值的结晶，然后又作为商品的单纯的等价形式而消失。[4]

货币作为等价物是多余的，但作为价值代表形式则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以社会有效的方式表现商品价值。感谢货币，有了它，就使得商品可以从货币又重新转化为其他任何商品了。然而，由于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很短暂的，对其自身也是不重要的（除非W—G—W的过程被中断，否则货币会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被储存起来，以保证以后当中断了的G—W的过程得到恢复时，可以重新继续流通过程），因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货币的社会属性方面，即它是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的等价表现。货币社会属性的这一方面是通过比如黄金等货币材料，以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实，货币的社会属性也可以以社会的自觉调节或国家调节来表现，因为国家是商品生产社会的自觉器官。因此，国家可以规定价值符号，比如将带有国家标志的纸片也即纸币作为货币的代表，也就是货币符号。

很明显，这种符号的功能只能是充当商品流通的媒介，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用途。它的全部功用就是，完成货币在流通过程中作为价值形式暂时充当商品转换阶段的价值代表这一工作。流通量是会有剧烈波动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流通量由价格总额决定，而价格总额是不断变化的，它极易受年度内经济周期波动（比如在收获期，大量农产品进入市场，会增加价格总量）或繁荣与萧条期内的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纸币量必须始终保持在流通所必要的最低限度以下。[5]
考虑到被纸币代替的流通所需的最低货币量对流通的持续而言是必要的，因而可以不需要用黄金来代替。因此，国家可以将纸币确定为法定价值符号。换句话说，在流通所需的最低货币限度内，社会关系的物的表现被一种自觉调节的社会关系所替代了。所有这些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虽然它们也隐藏在物的外壳之下，但金属货币本身依旧是一种社会关系。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纸币的性质。[6]
现在人们可以明白，是商品生产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产生了货币的需要量。由于流通所需的货币最低数量的出现，使得这种无政府状态或多或少地消除了一些。无论流通怎样进行，在既定的价值量下，商品的买卖总是有一个最低数额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被排除的结果是，使以单纯的价值符号代替金属货币成为可能。

但是，这种自觉的调节只以流通所需的货币最低限度为限，而货币符号只有在这一限度内才能成为货币的全权代表，纸片才可以作为黄金符号。由于流通量会经常波动，因此纸币的使用往往与黄金在流通中的频繁进出相伴随。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则纸币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之间就有可能出现差距，这就是纸币贬值。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让我们首先考察一种假定的纯粹的纸币本位制（国家强制设定的）。我们假定，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流通需要5 000 000马克的货币，将它折合成黄金大约是36.56克，那么，总流通可以表示如下：W （5 000 000）—G（5 000 000）—W （5 000 000）。如果用纸币符号来代替黄金，则不管纸币的真实的或自然的价值是多少，纸币的总额都必须代表商品的总价值量，在这个例子里是5 000 000马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印制了5 000张面值相同的纸币，那么，每张纸币的价值就是1 000马克；如果印制的是100 000张相同面值的纸币，那么，每张纸币的价值就是50马克。假定流通的速度保持不变，如果商品价格总额增加了一倍，而纸币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这些纸币的价值将增至100 000 00马克；反之，如果商品价格总额下降了一半，那么，纸币的价值也会减少一半，将降至2 500 000马克。也就是说，在纯粹的法定纸币本位制下，如果流通速度保持不变，则纸币的价值就是由流通中所有商品的价格总量来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纸币的价值与黄金的价值完全无关，只直接反映商品的价值，代表与
相等的价值量。很明显，在这里，纸币不仅可能贬值，也可能会增值。

当然，除了纸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具有一定价值的材料，比如白银，也可以充当货币符号。如果由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导致白银的贬值，那么，以白银表示的商品价格就会上升，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以黄金表示的商品价格却会保持不变。白银的贬值还会反映在它与黄金的交换比例上，贬值的程度可以从实行银本位制的国家与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的汇率中计算出来。在货币自由铸造制度下，法定货币也即银币的贬值和不加铸造的银块的贬值程度相同；但如果自由铸造被停止，则情况就不一样了。[7]
在后一种情况下，即如果不允许自由铸造货币，如果流通中的商品价格总量增加了，比如说从原来的5 000 000马克增至6 000 000马克，又假设流通中使用的银币价值只有5 500 000马克，那么，流通中银币的总价值将升至6 000 000马克。也就是说，银铸币的价值将超过银块的价值。如果我们接受前面的解释，那么，那些连勒克西斯和洛茨这样著名的货币理论家都不能说明的现象，诸如荷兰和奥地利的银盾以及后来印度的卢比等为何能够升值，就可以立即得到解释了。[8]

纸币的价值由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决定这一事实，就是对价值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属性的证明。仅仅是一张纸片，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但却由于执行了一种纯粹的社会职能——流通，便获得了某种价值。就像月亮，虽然离我们那么遥远，但却因为吸收了太阳的光辉而放射出光芒。因此，纸币，准确地说是这些纸张，之所以有价值，仅仅是因为它所代表的商品包含着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因此，就像是太阳的光芒使月亮发光一样，是劳动的价值被反映到了纸币上才使纸币有了价值。商品价值的凭证就是纸币价值的凭证，就像月光来自太阳的光芒一样。

自1859年开始，奥地利就发行了一种不可兑换的纸币，于是，银盾对纸币便获得了贴水。因为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的需要量，所以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描述过的情形：银盾的购买力不再由银的价值决定，而是由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决定。如果流通中商品的价值总量是500 000 000银盾，但却印了600 000 000纸盾，那么，这些纸盾就只能购买以前用5/6的纸盾量就可以买到的相同价值量的商品，其结果就是银盾变成了商品。纸盾被用来购买商品，与此同时银盾却被卖到了国外，人们可以因此换到6/5的纸盾，再用这些纸盾来偿还以前欠下的以银盾计价的债务。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银盾从流通中消失了。

银盾与纸盾兑换比例的变化可以有两种形式。如果银盾的价值保持不变，但商品销售由于商品流通的加速而增加，那么二者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此时如果不增发纸币来满足增加了的需求，那么只要流通中商品销售的价值需要量达到600 000 000盾，纸盾就可以重获其原来的价值。而如果流通中的需要量是700 000 000盾，但实际可以投入流通的纸盾只有600 000 000盾，那么纸盾甚至可以升值，即1纸盾兑换7/6银盾。如果允许自由铸币，人们就会持续地增加银盾的铸币量，并将它们和纸盾一起投放到流通中，直至二者总和达到700 000 000盾。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纸盾和银盾就会等值。如果自由铸币继续存在，那么纸盾就不再由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由银的价值来决定了。总之，它又重新成为了白银的符号。

然而，同样的结果也可能由另外一种方式产生。让我们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商品的流通量不变，而此时纸盾与银盾的兑换比率是5/6，同时此时还出现了白银价值下降的情况，比如说下降了1/6，那么银盾就会和纸盾具有相同的购买力。白银以前享有的贴水消失了，它停留在了流通领域。如果白银价值继续下降，比如说下降了2/6，那么在奥地利购买白银和铸造银盾就是有利可图的。这种情形一直会持续到流通中纸盾和银盾的总量与流通中的需要量相等时为止，尽管银盾的购买力下降了2/6。我们假设商品流通原本需要价值500 000 000盾，但有600 000 000纸盾投入到了流通中，这时1纸盾只有原来5/6纸盾的价值。银盾此时按以前购买力的4/6的比率进入流通，这时要完成商品流通，就需要1.5倍于500 000 000盾的货币，也就是750 000 000盾货币。它可以由600 000 000纸盾和新铸造的150 000 000银盾组成。如果政府想阻止自己国家的货币贬值，那么它只要停止银币的自由铸造就可以了。于是，盾可以独立于银的价格而存在，它的价值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即初始价值的5/6上，这样，白银价值的下降就不会表现在银币上了。

这种分析与传统理论是有矛盾的。按照传统理论，银盾就是一块白银，重量是1/45磅，它在任何流通中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如果不允许自由铸造货币，那么这种想法很容易理解，因为此时货币的价值只反映流通中的商品的总价值。按照我们前面的假设，白银的价值下降了2/6，但奥地利银盾跟它原来的价值相比只下降了1/6，因此依旧停留在流通中的奥地利银盾会比相同重量的白银块的价格高1/6。换句话说，它增值了。这种情况1878年中期在奥地利的确发生过，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纸币总额没有随着流通的加速而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因此纸盾的价值必然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伦敦银价的下跌，进而导致了白银价值的下跌。

实际情况也与我们的分析相吻合，实践是对疑问的最公正的评价。尼德兰地区于1873年5月引入银币的自由铸造制度，当时虽然与黄金相比白银出现贬值，但尼德兰地区的银铸币却在此时大大增值。

截止到1875年初，伦敦的银价下跌约57.5便士，荷兰铸造的银币的兑换比率却由以前的1镑兑换12盾，增加为现在的1镑只能兑换11.6盾，这说明荷兰盾的价值大约高于其含银量的10％。[9]

因此，1875年首次实行了将10盾作为法定支付手段。

到1879年，银盾含银量已经只值95.85克里泽（kreuzer，奥匈帝国统一之前在德国南部各邦使用的通货——银币，其币值为：100 kreuzer = 1马克=240芬尼。——中译者），这一数字在1886年降到91.95克里泽，1891年时更是只有84.69克里泽。[10]

下述段落简单地描述了奥地利币制的发展过程。

根据1857年9月19日和1858年9月27日的公告，帝国的本位制自1858年11月1日起开始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并在实践中实行，具体办法是：以500克纯银作为45盾的法定含量（以1 000克纯银作为90盾的法定含量）。但是，银的现货支付（从发行银行方面）只允许存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到1858年底为止），而且，由于持续的政治和财政危机（这正是滥发钞票的结果。——希法亭），只延续到1878年银便对纸币产生了贴水，于是银币被排挤出了流通领域。在1871年时，银贴水还超过了20％。后来由于自19世纪70年代起世界市场上银价的猛烈下跌，银贴水才逐步降低。1875年以后，银价已经低到不断接近法定铸币价格的水平了（即500克纯银为45奥地利盾），并于1878年最终达到这一价格水平。此时，由于相对于伦敦交易所来说维也纳交易所的外汇汇率更优惠， 因而把白银输送到维也纳和克莱姆尼茨的造币局铸造奥地利银币，利润比直接将白银输送到奥地利更高。实际上，奥地利—匈牙利关税区的白银输入量在1878年急剧提高，这一年和后面的一年，奥地利银币的铸造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现有的资料和报告数据来说是如此）。[11]

为了防止货币贬值，1879年， 自由铸币制度被终止。银铸币被终止的结果是：

使奥地利盾终于摆脱了银价对它的几乎是机械性的影响，使它可以基本完全独立于奥地利盾含银量的价值而自由定价。以伦敦银价和伦敦外汇交易汇率为基础，100银盾所含的纯银平均价值为：

1883年　　97盾　　64克里泽

1887年　　91盾　　-克里泽

1888年　　86盾　　68克里泽

1889年　　82盾　　12克里泽

1890年　　84盾　　70克里泽

在相同的条件下，100盾奥利地货币的价值折合金盾为：[12]

1883年　　97盾　　64克里泽

1887年　　72盾　　42克里泽

1888年　　69盾　　34克里泽

1889年　　69盾　　38克里泽

1890年　　73盾　　15克里泽

但实际却与此相反，100盾奥地利货币的实际流通价值，在上述各年份的平均值是：84.08、79.85、81.39、 84.33、 86.33 。[13]

也就是说，奥地利银盾在这些年里是增值了，换言之，它的购买力超过了其中所含白银的购买力。在这些年份里，每100奥地利银盾的差额（以金盾计价）是：

从上述可以看出，银盾的价格不仅不是像施皮茨·穆勒认为的那样几乎独立于银价而运动的，而是完全独立于银价而运动的。

施皮茨·穆勒称这种本位制为“信用本位制”，但他无法说明这种本位制的价格是如何决定的。他说：

奥地利银盾以及纸盾的购买力和汇率，在1879～1891年间，首先不是由货币金属的价值决定的。实际上，不仅如此，就像卡尔·门格尔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参见1889年12月12号的《新自由报》），这一时期的奥地利盾表明，其交换价值不是由现有的任何铸币的内在价值来决定的。

实际上，奥地利的本位制不再是银本位制， 虽然它在实践中被人们称为跛足银本位制，但这依旧不够准确。它更应该被称为信用本位制，它的国际价值是由奥地利—匈牙利关税区的国际收支差额来决定的，至于其国内价值，则除此之外还要再加上关税区内其他价格决定因素的影响。[14]

他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下面这个段落里：

无论如何，认为奥地利的本位制上的信用完全不依赖于白银市场的价格构成，都是误导性的；相反，在1879～1891年这个转型期间，上面我们所描述的银价高估现象，部分地是因为私人铸造银币的被禁止，而这种行政命令其实是可以随时撤销的，再说政府还可以在禁止私人铸造的同时继续自己的铸币行为。所以，上述因素肯定会影响到我国的本位制，使得其未来充满变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理解了上面的观点，就可以明白1885～1888年期间的银价下跌，与同一时期外汇汇率的急剧上升相伴随，就绝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了。[15]

如果能将那种关于本位制未来的不确定性的观点，转换为可以随时变动数字的行情涨落，那一定是件有意思的事情。然而，实际上，这种主观影响根本没什么用处，有意义的只能是社会流通及其需要的客观状况。

黑尔费里希的说法离正确的解释更近一些，他说：

在禁止私人铸币的情况下，流通中铸币的追加价值是由这一事实创造的……只有铸币才能够充当货币，未经铸造的货币金属则不行；政府拒绝按社会要求进行货币铸造。

在纸币不能兑换的情况下，其价值只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这种纸币由国家宣布为法定支付手段，可以用于偿还债务和支付税款。而实际上纸币的这种完成经济上不可缺少的职能的特权就是由国家赋予的。

因此，在这两种形式的货币本位制里，货币的价值既不是建立在其所用货币材料本身价值的基础上的，也不是建立在像钞票那样含有提出某种要求的权利的基础上的，它唯一的基础就是其被国家赋予的作为法定支付手段的这一性质。[16]

正如黑尔费里希所正确阐述的那样，在银本位制条件下禁止自由铸造货币是银币摆脱它的材料价值约束的条件和原因。但是，对于铸币在这种情况下价值量的决定这一关键问题，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其实，这时铸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流通的需要量来决定的，而流通的需要量又是由商品的价值总额决定的。黑尔费里希主观主义的价值理论妨碍了他认识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他对施皮茨·穆勒的信用假说的批评则是完全正确的：

在实行自由本位制的情况下，不管哪种铸币，其材料的价值都低于它成为铸币后的货币价值。因此，不能把信用当做货币价值较高的原因，因为那种可以用不足值货币与足值货币相兑换的比率来推导足值货币的价值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在1873～1875年间的荷兰、1879～1892年间的奥地利以及1893～1899年的印度， 虽然当时各国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货币制度，但都没有足值货币。荷兰和奥地利的银盾以及印度的卢比，它们的货币价值都超过了其所用货币材料的价值。这些铸币的价值都是完全独立的，而不是从其他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价值中推导出来的。它们不是由足值货币的汇兑比率来决定的，也不是由要求足值货币的权利来决定的，决定它们的因素只能是铸币作为法定支付手段这一性质以及政府对货币铸造的限制。

到目前为止，在摆脱不足值货币必定是信用货币这一观念以及至少必须从一种足值货币中推导出铸币价值这两点上，货币理论几乎没有做任何的努力。这些都表明，对于奥地利自1879年起实行的本位制，还有很多问题是该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在停止自由铸币后，奥地利银盾的价值上升到超过其所含的白银的价值，这一现象使大家十分困惑，主要是因为人们完全看不出银盾到底是从哪种具有较高材料价值的货币中推导出高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的。因此，人们就给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解释：银盾的价值高于其货币材料的价值仅仅是因为它与纸币价值的相互联系，但又不能解释到底它与纸币之间是何种联系使得银盾的价值可以保持在纸币价值之上。[17]

类似的现象在印度也可以观察到。1893年，印度终止了自由铸币制度，其目的在于想把卢比的汇价提高到16便士。在自由铸币时期，卢比的价格大约相当于43.05便士的银价。换言之，在这一价格下，如果我们把1卢比的铸币熔化掉，再将其中的白银提炼出来拿到伦敦的市场上去出售，便可以得到16便士。 自由铸币被禁止后产生了以下后果：卢比的价格由以前一直保持的14.87便士，上升为16便士。但仅仅几天以后，银价由铸币厂关闭前的38便士降为7月1日的30便士。在这之后，虽然银价又上升至34. 75便士，但卢比的价格却开始下降了。卢比的这种价格行情一直持续到1893年11月1日美国停止购买白银（每月约4.5万盎司）时为止。而后，银价再次下跌，并于1897年8月27日达到23.75便士的低点。与此同时，印度卢比的价值却于1897年9月初到达其理想价格水平——16便士，虽然此时卢比中所含白银的价值只有约8.87便士。

从印度铸币厂对私人铸造关闭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可观的成果了，即卢比的价格一直保持在其所含的白银的价值之上，而且超出额大大高于货币的铸造费用。1896年中期以后，银价与卢比市价之间的最后关联也失去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联原本就微弱，后来竟然完全消失了。[18]

货币理论家们此时还在绞尽脑汁地思考这一问题：在禁止自由铸造的货币本位制下，价值尺度究竟是什么？[19]
很明显，不是白银；而如果实行禁止自由铸造的金本位制，黄金也不是价值尺度。[20]
首先，货币的价值和所用材料的价格之间有着不同的运动轨迹。其次，甚至连图克的货币数量论在此时看来也没有解释力了。第三，试图确立金属量与商品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没意义的。比如说，7公斤黄金或白银甚至纸张，与A百万双靴子、B百万盒鞋油、C公担小麦以及D百升啤酒等，究竟是什么关系？所谓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或联系，其实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之间的价值的关系，而这正是我们所要解释和说明的。

那种试图通过把国家权力拉进来以找到问题答案的做法同样是没用的。首先，国家为什么能够赋予一片纸或1克白银购买力，而酒、靴子、鞋油等商品却没有被赋予这种权力？这个问题依旧是个谜。其次，为什么国家的上述努力常常失败？印度政府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卢比的市价提高到16便士，但却也常常失败。卢比看来并不在乎印度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和想法。国家在这一件事情上取得的最接近于“成就”的东西是，使卢比的价格成为完全无法预测的东西，因为它现在与银价不再有任何关系了。第三，银盾相对于银价的升值对奥地利政府来说完全是个意外，它事先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的迹象和信号，仿佛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使理论家们迷惑不解的问题是，看上去货币好像仍然保持着自己作为价值尺度的性质。[21]
自然而然地，就像自由铸币被禁止前一样，商品依旧由货币来表现和衡量其价值。与从前一样，货币仍然充当价值尺度，但货币的价值量却不再由组成它的商品（黄金、白银或纸张）的价值来决定；相反，货币的价值是由流通中商品的总价值量来决定的（假设流通速度保持不变）。真正的价值尺度不是货币，真正决定货币价值的是被我们称之为“社会必要流通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还要考虑之前为了简化分析而省略掉的货币的支付职能（这一职能在后面会详加说明），那么社会必要的流通价值就可以用下述公式来表示：

当然，这个标准事先无法计算出来，社会是唯一能够计算这一难题的数学家；而且，这一数量是会变动的，货币的价格会随着它的涨落而波动。1893～1897年间的印度卢比价值的变化、奥地利币值的波动，都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清晰有力的证明。如果出现了任何一种足值的金银作为货币量重新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那么就可以避免这种波动。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为了避免波动，完全不需要使纸币或不足值货币退出流通，只需把它们降低到最低限度即可；而超出这一最低限度范围的波动，则由引入足值货币来消除。

建立在禁止自由铸币基础上的本位制——“镶金边的银本位制或金边制”（这是人们对印度和其他相似的货币本位制的称呼）——的引人注目的历史，在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光芒的照耀下，完全失去了其神秘色彩。这一问题如果仍用货币金属论来分析，那是根本解释不了的。虽然克纳普以其敏锐的眼光揭露了货币金属论的诸多缺点（他没有采用马克思的理论，并把它与货币金属论混为一谈），但他没有对这一现象作出任何经济学的解释，只是建立了一个构思精巧的货币分类体系，甚至没有去探讨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他的这种分析其实只能算做是一种特殊的法学分析，其典型特征是过度关注术语，而与此同时，诸如货币的价值和购买力等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却被他完全排除在外了。因此，克纳普可以被称做是货币理论上的林奈，而马克思则是货币理论的达尔文，只不过这个林奈却是在达尔文之后很久才出现的。

克纳普是下述理论最忠实的追随者，这种理论因为不能解释纸币本位制现象，特别是不能解释纸币被确定为法定货币后其发行量的影响等重要现象，便将它们简单地视为一种金属货币或普通通货（包括贵金属块、钞票、国家纸币等）。这种理论只关心数量比例关系，却不分析货币和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导致这种错误的起因是英国自1797年停止现金支付以来的纸币经济的经验。

这次争论的历史背景是，18世纪的纸币的历史、罗氏银行的破产、18世纪初期至中期北美洲英国殖民地地方钞票随价值符号量的增加而造成的贬值，以及后来独立战争中美国中央政府用法律强制流通的纸币，最后是规模更大的法国阿西涅币的试验。[22]

就连思想敏锐的李嘉图也没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这成了心理学上一个有力又有趣的例证，它表明感性对抽象思维具有的影响力是多么强大。因为正是李嘉图从影响价格的数量关系（供给和需求）中发现和抽象出了形成这些数量比例的基础及其决定因素，那就是价值，但是一遇到货币问题，他就把之前已经发现的价值概念扔到一边了。他说：

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发现了一座金矿，那么这个国家通货的价值就会由于贵金属流通数量的增加而降低，从而不再与其他国家的通货具有相同的价值。[23]

在这里，仅仅是黄金的数量就可以降低其价值，黄金被片面地视作流通手段，并由此自然而然地得出了所有黄金都立即直接进入流通领域的结论。既然数量是唯一被考虑的决定因素，那么黄金就可以毫无疑问地直接与当地钞票相等同。虽然从字面上看李嘉图认为钞票应以可兑换为前提，但实际上他却把钞票视作是某种强制流通的国家法定纸币，这也符合英国当时的币制情况。因此，他作了下述表述：

如果在其他别的国家不是发现了金矿，而是设立了一家类似于英格兰银行的这样的银行，并赋予了它发行作为流通媒介的纸币的权力，那么在发行了大量纸币之后……通货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加，其结果将会与发现金矿的情况完全相同。[24]

因此，英格兰银行的影响在这里被等同于发现了一座金矿，因为二者都增加了流通手段。

这种看法阻碍了人们正确理解金属货币和钞票流通的规律。就克纳普而言，他就完全对我们在上述所描述的现象印象深刻，认为纸币本位制是稳定的，银币的价值可以和它所含的贵金属的价值相分离，纸币或其他任何一种金属货币的状况也同样如此（即法定票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分离）。但纸币的价值似乎又是由发行它的国家决定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银价在禁止自由铸造后应该是与纸币价值一致的。于是，人们便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与金属货币或其他通货一样，纸币也是由国家创造的。这样，一种与经济理论毫无关系的国家货币论便因此产生了。马克思对产生这种幻觉的基础的批判是：

国家发行强制流通的纸币……这种干预，似乎废除了经济规律。过去国家规定造币局铸币的价格只是给金的一定重量起一个教名，制造铸币就是把自己的印记加印在金上，现在国家似乎用自己的印记的魔术点纸成金。因为纸票有强制流通的效力，所以谁也不能阻止国家任意把大量纸票硬塞到流通中去，并在它上面印上任意的铸币名称，如1镑、5 镑、 20镑。纸票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不可能再被抛出来， 因为不仅国境界碑阻止了它流出，而且它在流通之外便失去了一切价值，不论是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它离开自己的职能的存在，就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可是，国家的这种权力纯粹是假象。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克纳普的理论就是在开始出现经济问题的时候告终的。——希法亭注）。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所支配。[25]

造成正确理解这一问题的困难的原因是，人们混淆了不同的货币职能和不同的货币种类（国家纸币和信用货币，这是我们后面将要论述的）。如果说连李嘉图都无法避免货币数量论的错误，把国家纸币的规律直接等同于货币流通规律，有时甚至等同于钞票流通规律，那么现在的共同错误则正好是相反。货币数量论被视为是被驳倒的理论，因此，即便是在货币数量具有决定作用的地方，比如实行纸币本位制和不足值货币本位制的情况下，人们也不敢承认货币数量对其价格的影响。人们不放过任何一种解释，因为人们不了解社会因素在上述问题中的关键作用，因而尝试求助于主观主义的解释，试图将政府纸币的价值说成是某种信用估价或主观评价。然而，另一方面， 由于金属货币的内在价值是无法磨灭的，而人们又不想向克纳普那样做，因为他的理论完全不涉及任何经济学的解释，因而结果便是，没有任何一种解说能说明货币增值的问题。李嘉图把所有货币价值的变化都解释为数量变化的结果。按照他的理论，货币的价值量会很频繁地发生此类的变动，货币价值会随着货币数量的增减而涨落。因此，每种本位制下都有货币的增值或贬值现象，因此，增值在他看来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他说：

虽然它（指纸币）没有内在价值，但由于它的数量受到限制， 因此其交换价值等于相同面值铸币或其内含贵金属的价值。在同一规律下，如果对成色不足的铸币实行数量限制，那么这种成色不足的铸币也就会像成色和重量合格的标准法定铸币一样，按其表面标注的价值进行流通。 因此，我们发现，在英国铸币史上，通货贬值与其成色降低从来都不是同比例的， 因为通货数量的增加从不与其内在价值的下降成比例。[26]

李嘉图的错误在于，他把只适用于禁止自由铸币本位制下的规律直接用于自由铸造本位制上。大多数的德国货币理论也是如此，只不过把二者颠倒了一下而已。因此他们对数量论感到惭愧，因为一方面在钞票流通问题上他们退回到了数量论的旧观点上，另一方面在禁止自由铸造本位制上他们又抛弃了数量论的解释。

富拉顿则恰好相反，他提出了一个有趣且基本正确的禁止自由铸币本位制条件的理论。他假定：

假设有一个与邻国没有贸易往来也没有可以经常进行货币铸造设备的国家，其内部流通依靠的是一种老的和不足值的金属通货，国家只有通过限制这些通货的数量才能保持它现在的较高的购买力。这个国家同时还在奢侈消费和装饰上消耗掉大量的贵金属。因此，该国需要每年输出50万工业品到占有贵金属矿藏的国家以满足自己每年的贵金属需求。现在， 由于开采方法的改进或新的富矿的发现，从事金银生产的那些国家的金银生产费用降低了一半，而生产却增加了一倍，这样， 当地贵金属的价格相应地也按比例下跌了。上面我们说过的那个没有金矿的国家，现在输出跟以前一样数量的产品，能换回的或进口的贵金属就不再是50万，而是100万了，结果会怎么样呢？我认为这与任何其他耐用消费品供给过剩时的结果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这个国家以前用于盘子、首饰等奢侈品消费所需的贵金属量，在每年进口价值50万的贵金属时就已经完全得到了满足，在由于价格下降导致新的需求产生之前，不会有新的购买力。因此，以贬值了的通货估价的新进口的贵金属价格，会按照商人实现他的收益的情况或快或慢地下降……但是，在整个这段期间内（直到贵金属价格由于竞争又恢复到与生产费用相同时为止），除了以该国当地的通货衡量的金银价格外，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仍将保持不变。除非某些过剩的贵金属不能用于与第三国进行交换活动，否则，进口国从他国生产周期性的变动中所获得的贵金属财富就没有任何用处，除了使把金银用于家庭生活用品方面变得更流行。[27]

这就是对奥地利银盾增值的理论解说。不过即便如此，富拉顿依旧没有向我们说明社会最低限度流通量是如何决定的。

于是，富拉顿接着分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自由铸币体制的前提条件和不同之处：

让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种情形下结果会是怎样。这个国家商业发达，货币制度基础扎实，状态良好，处于流通中的都是成色和重量合格的足值金属货币，不受限制的贵金属贸易，造币厂会随时为送到这里来的贵金属提供铸币服务。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矿产供给突然成倍地增加，那么结果很可能会与前面那个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即贵金属块的市场价格可能不会上升，因为用这些金属所铸成的铸币来衡量的黄金的价格是不变的。与商品价格相比，它们可以同时升高或降低，但不会相互背离。因此，进口的增加既不会导致市场上金块供给的急剧上升，也不会增加消费的吸引力，至少在最初是如此。市场会在消费需求得到有效满足之后将多余的贵金属排挤出去，这些多余的贵金属会被立即送到铸币厂去生产铸币，使进口者获得巨额财富。而这些人会根据他们现在所达到的资金规模，立刻成为市场上各种生产投资和消费品供给的竞争者。但是， 由于上述物品的供给是有限度的，不会因为流通中铸币的泛滥而快速大量地增加， 因此，下述结果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首先，市场利息率下降；其次，土地和所有生息的有价证券的价格上涨；最后，商品价格持续普遍地上涨，直到与降低了生产费用的铸币的价值水平相适应为止。此时，它对利息率的影响也消失了，铸币的新储备被旧储备吸收了，突然而来的财富和繁荣的幻觉都没有了，除了在每一次买和卖时必须支付的铸币的数量和重量比以前增加了之外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28]

还有一个货币增值的特点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因为它是自发产生的，完全没有国家干预的成分。在美国于1907年秋季发生的一次信用危机期间突然产生了货币贴水，不仅是对金币，而且是对所有类型的法定支付手段［金银铸币、国家纸币（绿钞）、钞票等］都产生了贴水。最初，贴水还超过了5％。这一事实在1907年11月21日的《法兰克福报》的纽约通讯上有详细记载：

在大部分美国商业中心，现金支付完全消失了，替代它的是私人货币证券。在为数不多的地方，部分地使用私人证券，部分地使用现金。现金在许多地方都只能作为辅币使用。美国已有77个城市发行了非常货币，即票据交换所的证券或特别为应急而发行的钞票，但大部分都是前者。危机之前，美国大概只有12个城市有票据交换所，现在却有几百个地方建立了这种机构，一旦纽约爆发危机，这些地方的票据交换所就会联合起来共同防御可能出现的危险。与只发行大面额交换所证券的纽约不同，其他地方的交换所发行的是用于普通交易的非常货币，而且是适应于小额交易需要的面额为1美元、2美元、5美元和10美元的小额票据。这些货币证券在这些地区流通十分广泛，工人们将它们作为自己的工资，商店出售商品时也接受它们。它们被不断地转手，即便蒙受了对现金贴水时的损失，这点损失也是很小的。现金匮乏在纽约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甚至就连财力雄厚的美孚石油公司，都用这种票据支票来给工人支付工资。只有在与政府机构的交易中，才不能使用这种非常货币。国库因为是由法定支付手段构成的，所以必须取得现金，这是对现金产生贴水的主要原因。最近几天，美国糖业公司由于不能筹措到足够的现金，以至于无法将货物从海关运回，导致一些商店不得不歇业一两天。

这一现象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于商业需要而言，现有的货币流通量实在是太小了。信用危机唤起了人们对现金支付的强烈需求，因为信用货币（银行背书等）受到对支付抵消的障碍。正当流通中需要更多的现金时，它却被当做准备金储藏起来进而从流通中退出了。[29]
代替这种消失了的现金的是人们新创造出来的货币，这就是交换所证券，它实际上是在那些进行票据交换的银行的共同保证下发行的货币。实际上，人们的这种做法是违反了或者至少是忽略了法律的限制的，类似的情况英国在《皮尔法令》（即1819年的现金支付法令。——英译者）被禁止期间也发生过。但是由于这种信用货币不具有法定支付能力，而现金又不足以满足需要，于是就导致了现金升值，且这种升值（这造成了贴水）一直持续到从欧洲大量进口黄金及至正常的信用环境被重新建立起来时为止。此时，前期由于危机所导致的流通大紧缩，使得原本的货币饥渴变成了货币涌流（即流通萎缩使完成流通所需的最低货币量大大下降）。贴水的数量是不断变化的，它取决于流通中的社会价值量。正是这一特性使得贴水对纸币和金属货币是相同的，它与黄金价值的提高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这一点的最有力的证明。

对于国家来说，发行强制流通的纸币常常成为国家没有其他支付手段时用于偿还债务的手段，这一做法已广为人知。而且，纸币首先会将足值的金属货币从流通中驱逐出去，[30]
后者被带到国外，用于军费开支的支付等。纸币的持续发行会导致纸币贬值，因此货币数量论在禁止自由铸造货币本位制下是适用的。这一理论也是人们对18世纪末经济转型时期的美、法、英各国混乱的货币制度的经验总结。在那一时期里，人们可能会谈到通货膨胀、通货充斥，甚至会谈及特殊情况下的通货短缺和紧缩；与此相反，在自由铸币条件下，即便以强制流通的纸币填满流通的最低需要量，也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可转换的信用货币，当其发行出现过剩时就会退回到发行所，金币也是如此，会被送到银行地下室作为黄金储藏起来。作为一般等价物，黄金是最普遍适用的和始终被人们追求的价值和财富。储藏强制流通的纸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它只在国内流通时才具有价值。黄金则是世界货币，它是一切货币发行的准备金，因此积累黄金总是有价值的和理性的。因为即便是在流通之外，黄金依然是独立的价值承担者，而纸币却只有在（一定范围的）流通内部才能获得某种市价（rate of exchange）。

当纸币与其代表的金属货币相比发生贬值时，就说明过量发行了纸币。然而，在任何时刻，与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相比，纸币都应该发行得不多也不少。假设流通中需要1 000 000盾货币，而国家却在流通中投入了2 000 000盾，那么商品的名义价格就会上升100％，以吸收这2 000 000盾货币。这当然会导致纸币贬值，因为它们被过量发行了；而一旦发行就会被流通吸收，因此它们不会自动退出流通。如果商品的价值量保持不变，则只有通过国家毁掉部分纸币的方式才能减少上述纸币的数量，因此留在流通中的货币的相对价值才会增加。对国家来说，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损失，它大致等于之前国家发行它时所获得的收益。这里重要的是，在实行禁止自由铸币以及存在不足值甚至没有价值的支付手段时，全部的货币就都必定停留在流通中，因为无论发行的数量是多少，它的价值都是由处于流通中的商品来决定的。在自由铸币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货币可以根据保持流通的需要量进入或退出流通，多余的部分则作为价值储藏在银行里。这样，货币数量论关于价值的变化来源于流通中足值的金属货币过多或过少的观点就可以马上被弃而不用了。

在纯粹纸币本位制下，如果流通速度不变，则由纸币所代表的价格总额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发行的单位纸币量成反比。在禁止自由铸造条件下，即便流通的是不足值货币，但这一规律依然适用。只是在这里，决定贬值下限的是世界市场的贵金属价格，甚至就是增加货币发行铸币也不会降到这个价值以下。再有，如果自由铸造（即个人可以随时用贵金属铸造货币的权利）不是持续性的，那么即使是在金本位制下，也可能产生铸币对未加铸造的贵金属块的相对价格的上升。[31]
在所有上述情况下，流通手段都不是货币符号或金符号，而只是价值符号。它不是从某一种商品中获得其价值的（比如在混合本位制下，作为黄金代表的纸币仅仅是从黄金那里获得其价值的），而是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前提下，纸币总量的价值与流通中商品总量的价值相等。纸币的价值量只反映整个社会流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特定时刻进行交换的商品都有一定的价值量，此时，纸币作为社会交换过程中与之对应的对象发挥作用。

从我们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种纯粹的纸币本位制从长期来看是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的。这是因为纸币的价值是由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总额来决定的，而商品价值总额是不断波动的，因而纸币的价值也会因此不断波动。货币就不再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相反，货币的价值要由当时流通的需要量来衡量，或者说，在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由商品的价值来衡量。因此，纯粹纸币本位制是一种不可能持久的制度，因为它会使流通经常发生波动。

或许我们可以对纯粹纸币本位制沿着下述思路进行这样一个抽象考察：假设有一个对外封闭的国家，它按照可以满足流通平均需要量来强制发行通用的国家纸币，而这种纸币的总额是不能增加的。除此之外，该国还发行钞票来满足流通的需要，这和实行金属本位制的情况是一样的。与大多数国家对银行的法制管制一样，纸币充当一般按银行方式进行担保的钞票的准备金。由于纸币数量不可能增加，因此它不会贬值。在这种情况下，纸币就会像现在的黄金一样在流通量减少时流入银行或被私人储藏起来，而一旦流通量增加则重回流通过程。流通中总是保持着当时所必需的流通手段的最低数量，流通的波动则由增减钞票来消除。因此，这种国家纸币是具有价值的稳定性的。只有当出现信用崩溃、爆发货币危机时，现有的纸币量才有可能不够，此时纸币就会获得贴水，这和美国最近发生的货币危机时的黄金和美钞出现的情形一样。

然而，这样一种纸币本位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首先，纸币只在一国范围内有效。为了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对外支付需要具有内在价值的金属货币。如此一来，为了避免干扰贸易关系，国内流通的货币价值也必须与国际支付手段保持相同水平。奥地利的货币制度和政策正好符合这种情况，而且它也不要求贵金属同时进入国内流通领域。马克思好像早就预见到了货币制度的这种最新发展，他写道：

全部现代产业史都表明，如果国内的生产已经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货币来结算国际贸易。国内现在已经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这已由所谓的国家银行停止用现金支付的办法所证明。而且，每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个办法总是被作为唯一的救急手段来使用。[32]

但是这样的货币制度在实践中从未成功过，原因很简单，任何保证不再增发这种国家纸币的承诺，都是不可信的。还有就是，诸如黄金这样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总是需要的，因为它是永远有效的财富储藏手段。[33]

由于这个原因，为了保持流通过程的顺利进行，货币和以前的贵金属块，比如黄金，从来没有被单纯的货币符号完全取代过。因此，在实践中，即使是在纯粹的纸币本位制下，在流通中总是可以看到足值的货币，哪怕只是为了进行对外支付。纸币所替代的只是那一部分流通手段，即从经验中推算出来的满足流通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货币额。然而，这一证据也再次证明，正如商品一样，货币的价值不是想象的，其价值必须是一个客观的量。绝对纸币本位制的不可能性是对客观价值理论的严格验证，只有这一理论才能解释纯粹纸币本位制的自身特点，尤其是禁止自由铸造的本位制的特性。

另一方面，在流通所需的最低限度范围内，用相对没有什么价值的货币符号来替代足值货币比如黄金，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W—G—W这一过程中，就社会物质变换而言，货币其实是多余的，是一种不必要的花费。[34]

如果只是在这个量上使用纸币，那么纸币所代表的就不是商品的价值，而是黄金的价值；它不是商品的符号，而是黄金的符号。在这一限度内，马克思的结论依旧是有效的：

在W—G—W过程中，只要这个过程表现为只是两个形态变化过程中的同一的或直接的相互转化（这个过程在价值符号发生作用的流通领域内就是这样表现的），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价格上得到的就只是观念上的存在，在货币上得到的也只是代表性的、象征性的存在。这样，交换价值只是表现为想象的或用物代表的东西，它除了在商品本身中物化着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以外不具有任何现实性。 因此，表面上看来，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而表现为在价格上只表示出来的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不过，这个表面现象是错误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金不是像彼得·施莱米尔那样出卖自己的影子，而是用自己的影子购买。因此，价值符号起的作用只是在过程内部对另一件商品代表它的价格，或对每种商品的所有者代表金。某种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一块兽皮、一片纸等等，最初按照习惯变成货币材料的符号，可是只有在它作为象征的存在得到商品所有者公认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它取得法定存在而具有强制通用效力的时候，它才能肯定为货币材料的符号。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是价值符号的完成形式，是直接从金属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的纸币的唯一形式。[35]

因此，我们的不需要黄金来作补充的纯粹纸币本位制假说，只是再一次地说明，商品彼此之间直接充当它们自身价值的表现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它表明发展出一种一般等价物的必要性，而这种等价物本身就是商品，因而是一种价值。

很明显，如果生产者的共同行动要求保证铸币价值的有效性，那么它对纸币就更是如此了。这一目的的代表自然就是国家，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熟知的具有强制力的唯一自觉组织。于是，货币的社会性质就直接表现为国家对社会的调节。与此同时，铸币和纸币的流通也被国家限定在国境范围之内，金和银则按其重量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

[1]
《资本论》，第一卷，第134页。

[2]
《资本论》，第一卷，第139页。

[3]
威尔逊认为闲余的金钱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损失，他的这种推断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出发的。在考虑到价值损耗的情况下，整个流通机制就是一种不具有生产力的消耗。成熟的资产阶级观点只会把金银当做流通的媒介，当做并不具有生产力的消耗，从而尽量寻找方法避免它。这种思想与重商主义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詹姆斯·威尔逊：《资本、通货与银行业》）。

[4]
同①。

[5]
这个规律在此成立，即“纸币发行数量不能超过实际流通中的金银的数量”（《资本论》，第一卷，第143页）。

[6]
克纳普从货币一开始只是具有特定重量的金属出发，然后惊奇地发现金属货币其实可以被一种普遍接受的代币来代替。如果他能够认识到货币只是一种社会安排（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制约了货币理论的发展），那么他就不会对货币可以被政府所规定的代币所替代而感到惊奇了。当然，这种货币流通机制的确也存在问题，即国家自主调节货币流通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克纳普却恰恰忽略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7]
众所周知， 自由铸造制度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着任何重量的铸币材料，到政府指定的铸币厂，按照规定的标准把铸币材料铸造成货币。当政府拒绝接受金银块时， 自由铸币制度也就寿终正寝了。

[8]
严格来说货币升值问题对这些学者来说并不难，受英国限制钞票发行数量的影响，这些学者非常天真地把纸币流通规律用于金属货币上。我们来看看这段引文：“货币的过度发行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上升，同样，当货币发行数量小于实际货币需求时，商品价格就会下降……此时金银块状形态的价值会小于其铸币状态下的价值，为赚取中间的价差，商人就会把金银块拿到铸币厂去铸造成货币。”（威廉姆·布莱克的《关于调节交换市价的原理和目前通货膨胀价值下跌的状况》，1810年伦敦版，第40页）

[9]
见黑尔费里希：《货币》，第一卷，第77页。

[10]
同①，第76页。

[11]
施皮茨·穆勒：《奥地利—匈牙利的货币改革》，载于《国民经济、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 1902年，第十一卷，第339页。

[12]
金盾的价值是8盾币的1/8， 8盾币仅用于贸易结算，并不在国内流通。8盾币按照含金量来看等于20法郎。

[13]
施皮茨·穆勒：《奥地利—匈牙利的货币改革》，载于《国民经济、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1902年，第十一卷，第311页。

[14]
施皮茨·穆勒：《奥地利—匈牙利的货币改革》，载于《国民经济、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1902年，第十一卷，第341页。

[15]
同①，311页。

[16]
黑尔费里希：《货币》，第一卷，第77页。

[17]
黑尔费里希：《货币》，第二卷，第393页。

[18]
安东·阿诺德博士：《印度的货币制度，特别考虑它1893年以来的改革》，第227页。

一位从印度回来的朋友告诉了我这样一个故事：他观察到一些欧洲人在印度的集市上购买银制装饰品，那些印度商人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欺诈他们，便会把那些银制品称一下，并且建议他们使用同等重量的银卢比来购买。这些欧洲人非常高兴，他们觉得自己只是支付了相应重量的银，而免费获得了这些银制品的加工价值。然而这些欧洲人却不知道，根据货币相关法规，他们所支付的价格是那些银价值的一倍。这可以看做是这些欧洲人对经济学知识的无知的惩罚，但是可惜的是在现实中不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种惩罚。

[19]
自从新的英格兰银行支付体系完全建成之后（指的是金属货币流通的终止和英格兰钞票发行的开始），黄金是否依然还是我们的价值尺度呢？除了英格兰银行和其他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外，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价格衡量标准呢？如果有，那么它的相对价值是否也和钞票一样在发行过多时会降低呢（《特别调查委员会关于黄金条块价格昂贵原因的报告》，1810年，伦敦版，第16页）？

这个报告没有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20]
林赛在1898年的印度货币委员会上曾十分正确地指出：“在现有的货币制度下，卢比只不过是一种国家强制发行的金属券，其他所有纸币流通规律在卢比身上同样适用。”林赛认为纸币流通规律是由李嘉图创立的（引自博特：《印度的货币政策》，第48页）。

[21]
博特：《印度货币政策改革》， 1904年，科塔出版社，第44页。博特在此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1893年6月26日施行货币改革以后，在印度什么东西才是衡量物品价值的标准呢？有一点倒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一旦卢比所含的黄金价值超过了卢比所含的纯银的黄金价值时，银就不再是价值尺度了。或者就像勒科西斯教授在《社会科学词典》中对“纸币”这个词条的解释那样，卢比或许成为了印度的物品的价值尺度。如果勒科西斯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也就相当于承认了强制发行的钞票的确就是价值尺度。钞票作为一种法定发行的纸币，它在其流通区域内被认为是一种支付手段，从可以兑换到有价值的商品来说，钞票的确具有其价值。但当自由铸币制度废止后，黄金是否就成为了印度的物品的价值尺度呢？把卢比看做具有价值尺度的特征，就相当于承认抽象的符号也可以成为价值尺度。因为自从1893年6月26日的货币改革以后，卢比的价值就不再依赖于制造卢比所用材料的价值了；那些制造卢比的材料只是为可能发生的无休止的卢比价值变动而设定的一个底线，而卢比的价值变动依赖于大家对卢比有用性的认识程度，与制造卢比所用的材料无关。

约翰·卢博克对此问题的看法和勒科西斯相同，他认为自从自由铸币制度废止以后，“用于交换的媒介”就成为了一种价值尺度，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抽象的符号也可以作为价值尺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勒科西斯教授的过度崇拜使得约翰·卢博克无法批判勒科西斯教授的著名的抽象价值符号理论的缺陷。但幸运的是，当研究真的陷入困境的时候，突破权威理论的信念也会应运而生。对于这个问题更为详尽的论述，可以参考阿诺德的著作《印度的货币制度》中的第241页及以后的各页，他对于勒科西斯教授的观点作了批判。

[22]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23]
大卫·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引自《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三卷。

[24]
大卫·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引自《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三卷，第58页。

[25]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26]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二十七卷，第238～239页。

[27]
约翰·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第60～61页。

[28]
约翰·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第61～62页。

[29]
在1908年1月中旬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美国财政部秘书科特庸估计，从尼克博克信托公司出现支付危机到危机结束期间，美国公众从金融体系中总共抽回约2.96亿美元的现金，这个数字大约是美国发行纸币总数的10％。

[30]
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马考雷曾说：“第一个发现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人是阿里斯托芬，他认为大众那已经堕落的思想让大众给出劣币保留良币，并且这种恶劣的思想还使得大众信任像克里昂和胡培波鲁斯之流的人，并把行政大权交给了他们。”尽管阿里斯托芬的政治经济学不及格，但是他的诗却十分优美：

我常常思索我那美丽的故城，

我们的市民纯真而又高贵，

对待他们就应该像对待与新币并行的旧币那样。

那重量十足的旧币皆经过鉴定，没有掺假，

并且成色鲜亮，冠顶群币，

那清晰的纹理和清脆的声音足以证明，

在海拉斯（希腊）后裔和国外都广受欢迎；

但可惜的是你们却不使用这些完美的旧币，

你们宁可使用那些拙劣丑陋的铜币。

我们的市民纯真而又高贵，

都是亲切、正直和善良的好人，

喜爱合唱、格斗和诗歌；

但是你们却让他们惨遭驱逐，

明目张胆地使用那些

虚伪的比尔力克的舞蹈演员、流氓、痞子去做这一切。

引自阿里斯托芬的《蛙》一书，英文版本由大卫·巴雷特翻译，企鹅出版社，1964年，第182～183页。

[31]
人们依然焦急地等待着现代经济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英格兰废止自由铸币制度的提议在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出现，那时由于黄金产量大增，铸币供应量增长迅猛，市场利率维持在十分低的水平上（伦敦当时的市场贴现率低于1％）。

图克也曾研究过这个问题，问题的起因是关于收取造币手续费的好处与影响的争论。李嘉图曾明确表示自己支持收取5％的铸币费。“对于不足值的铸币或者征收过铸币费的铸币，应该像限定流通的纸币总量一样限定它们的流通数量，否则，这些不足值的铸币和收取过铸币费的铸币的交换价值，就会比那些足值的铸币的交换价值小，也会比当铸币流通数额限制严格施行情况下的铸币交换价值小。”图克还举了个例子来说明：“假设整个国家流通的铸币全为金币，每个金币的价值为1英镑，重量和铸造标准与现在的标准相同，金币的数量是2 000万枚。又假设由于某个突发事件，每枚金币的价值都减少了5％，但是金币的总量却依然还维持在2000万枚的水平上，而其他所有的环境因素都没有发生改变，从商品的总数到金币数量都不变，那么这样显然商品的价格也不会发生改变。如果市场上金块的价值是3英镑17先令10.5便士，那么在其他因素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个价格会一直维持下去。也就是说，重0.95磅的价值为46英镑14先令6便士的金币，与重量为1磅的金块价值相等。如果把那些缺失的5％的金币集中起来再用来重新铸造金币，那么能够铸造出100万枚的金币，而届时市场上将会有2 100万枚的金币流通。但是2 100万枚金币和2 000万枚金币的交换价值是一样的，只是商品的价格会因为金币数量的增加会同比例地上涨5％而已，同时上涨的还有金块的价格，从3英镑17先令10.5便士上涨到4英镑1先令9.25便士。也就是说，届时46英镑14先令6便士的金币与0.95磅的金块价值相等。”

这是所有关于货币问题讨论的中心议题，国家可以十分明确地使用这一原理，在铸币流通的条件下，把本国垄断发行的金币价格提高到其金币的内在价值之上（见图克的《价格的历史》，第一卷，第120～121页）。

[32]
《资本论》，第三卷，第607页。顺便提一句，当你阅读马克思著作论述货币问题的章节时，你会发现根据马克思货币理论引申出的结论与马克思当时的现实情况有相悖之处，而且我们并不能通过纯粹的逻辑分析对这个矛盾给出满意的解释。但是最近的经验却证实了马克思的价值和货币理论的结论。

马克思强调流通中纸币的数量是由黄金的数量所决定的；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货币理论，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即由于黄金的价值是给定的，因而流通中的黄金数量就会由社会流通的价值总量所决定。如果社会流通价值总量下降，那么一部分黄金就会退出流通；如果社会流通价值总量上升，那么一部分黄金就会进入流通。在禁止自由铸币制度而实行纸币制度的环境下，这种货币的流入流出就不能发生，因为那些不流通的纸币会贬值。在纸币流通制度下，我们必须把货币的流通价值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来看待，而不能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那样，简单地把纸币看做是金银的替代符号。

在我看来，马克思下面对纸币（或者其他任何禁止自由铸币的货币制度）规律的论述才是正确的：“这些没有价值的符号只有在代表黄金进入流通时才能看做是价值符号；并且纸币所能代表的黄金数额受限于所有黄金的数额，这个数额取决于它自身的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和它们的流通速度。”（《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55页）马克思的这种从铸币价值决定到纸币价值决定的迂回分析思路，看起来是过于复杂了，其实当我们认识到纸币价值是直接来源于流通中的社会价值时，纸币价值决定的社会特征就已经十分清晰了。事实应该是这样的：从历史上看，纸币虽然是作为对铸币的替代物而产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理论分析时就必须把纸币看做是对铸币的延伸，纸币与铸币可能是处于同一个层次的具有相似性质的货币。对于纸币价值决定的分析，完全可以脱离铸币价值决定来看。

[33]
所以，黑尔费里希下面的话是不对的：“在金属货币制度下，可能会因为金属货币投放的区域性不平衡和经济波动导致的货币需求波动而产生金属货币供求的不均衡。但是在纸币制度下，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发行纸币来消除经济波动所导致的货币需求波动。”

[34]
因此，像这样的纸币并不能看做是“有缺陷的”、“恶劣的”或者“低价值的”货币。只要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合适，纸币就不会对经济运行造成任何损害。对此点认识不清楚，才会导致大多数“金属铸币主义者们”对纸币的批评，他们的这些批评来自于他们对货币理论的无知，所以他们会盲目地排斥政府发行的不可兑换的纸币，甚至他们还会排斥那些根本毫无坏处的可兑换的小额钞票。他们是巨人哥利亚，但却会害怕大卫（据《圣经》上的传说， 巨人哥利亚与大卫决斗时被大卫杀死。——英译者）。钞票的面值越小，他们却越排斥钞票。

[35]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50 ～151页。

第3章　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 信用货币

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也说明了其具有客观价值的必然性，还指出了其界限，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货币符号所替代。在W—G—W的流通过程中，价值取得了双重存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现在，商品可以先出售然后再支付，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其价值转化为货币之前就先行转换所有者，也即商品的销售者因此变成了债权人，而买者则变成了债务人。商品销售和购买相分离的结果就是使货币获得了一个新的职能——支付手段。一旦货币具有了支付职能以后，交易双方进行交易时商品和货币就不需要同时出现了。实际上，当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开始进入流通时，商品就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货币不是中介这一过程，而是单独终结这一过程。如果债务人（买者）没有货币，那他就必须售出他的商品以偿还债务；而如果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只能是强制拍卖他的财产。货币这一商品的价值形式由于流通的发展而导致其在流通中成为必需品，从而货币使自身变成了销售的主要目的。当货币只是当做流通手段来使用时，其所起的作用是连接买卖双方的交易，是买卖双方社会关系的媒介。但是，当货币被当做支付手段来使用时，就会将这种在它发生作用之前就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直接表现出来。商品在其价值转化为货币之前就已经被转手了，甚至也许早就被消费了。支付期和支付义务期在一定时间内是相互分离的，这意味着转化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不再仅仅被视为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某个替代物的经济转化形式；与此相反，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时，它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环节。因此，当G在W—G—W的循环过程中变成债务时，第一个商品的卖者只有在其债务G得到偿还后，才能进入循环的第二个阶段G—W。原来很简单的一个交易，现在被分成了时间上分离的两个组成部分。

不用多说，商品的出售者也存在这一过程里。他同样可以通过契约以债务人的身份先向G—W阶段W的所有者购买商品，然后等他自己的商品销售出去后，再用销售换回的G去支付或偿还债务。如果他的支付不能完成，那就会面临破产从而迫使他的债权人也遭到破产。因此，当货币被用做支付手段时，它必须不断地回流，以防止已经完成的整个一系列的交换过程不被中断，因为即便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但债权人的商品也已经转手出去了，由这种转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是无法回转的。对于单个的商品占有者来说，这种商品转手后却不能回收货款，就意味着他不可能再重新占有他让出的那个商品的价值，也不可能获得任何新的价值或支付已经得到的价值。

因此，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是以买卖双方预先签订的同意延期支付的契约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行为演变成了经济关系。购买和销售还演变出了第二层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也即两个私人之间的义务关系。

从利益方面来看，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代表着完成了的买和卖。在这里，货币的职能首先是价值尺度，然后才是支付手段。如果买和卖在相同的人之间进行，还可以相互抵消，只需要用货币支付差额即可，此时，货币仅仅是价值的象征或代表，是可以被替代的。但是，当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时它只能媒介商品交换，一种商品的价值被另一种商品所替代，只需如此，整个交换过程就完成了。这是一个社会过程，通过这一行为，社会物质变换得以实现。因此，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说，它是社会绝对必需的。金币在这里只是这一过程的媒介，因此可以由被国家或社会所认可的货币符号所替代。当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时，它作为另一种商品的价值的直接替代物的功能就失去了。卖者让渡了他的商品，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有效等价物——货币，或是另一种具有相同价值量的商品，这种商品使货币在这一交换行为中变得完全多余。对于商品的销售者而言，此时他从买者那里得到的仅仅是一个支付的承诺，而这一承诺是没有社会担保作支持的，仅仅是一个购买者的私人保证而已。[1]
这样，他出让了商品换回了一个承诺，完全是个人的事。至于这个承诺到底价值几何，只有等到支付期到了债务必须转换为现金的时候才能知道。不过，他让渡商品所换回的这个支付承诺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承诺票据”，如果有人认为这种票据是可靠的，那他就会接受这一票据，并将商品卖给票据持有者。因此，在这个圈子里，票据在这里执行了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一些人根据大多数人的完全是私人判断的见解，将这种支付承诺看做是可以完全兑现的，因而接受了它。简而言之，它执行的是货币的或信用货币的职能。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只有等到信用货币转化为真正的货币的时候，所有这些交换活动才能最终真正完成。

与作为社会产物的由流通中产生的国家强制流通的纸币相反，信用货币是一种私人产物，它没有国家或社会作担保，因此必须与货币之间具有可兑换性。如果这种可兑换性遭到质疑，那么它作为支付手段的替代物就完全失去了价值。因此，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只能被支付承诺所替代，而这种支付承诺在债务相互往来不能抵消的限度内，必须是可靠的且可兑换的。

这些就是票据流通与国家法定货币之间的不同。国家法定流通货币的基础是流通所需的最低社会需要量，而在流通所需的最低社会需要量之外就是票据流通在起作用。票据流通由商品在某个价格下的流通规模来决定，它纯粹是一种私人债务工具，既可以同其他的票据凭证相抵消，也可以再转化为货币。票据这种私人的东西因此变成了被社会认可的有效的等价物。它是由货币的支付手段的职能产生的，是用信用替代货币，用交易双方私人间的契约互信关系替代货币，而这种私人契约互信关系的基础是他们彼此之间对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认可。个人之间的这种商业交易活动不以国家纸币为前提，事实上正好相反，交换只有在使用国家纸币时才可能完成。如果要使得交换成为社会有效的交换，那就必须在其票据相互之间不能抵消时对其差额采用现金支付；但如果交换中使用的是国家法定纸币，那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将纸币的特征归纳为国家债务完全是一种误导，因为它赖以形成的基础并不是信用关系。

如果说票据和国家纸币具有不同的发展可能性，那是因为票据的基础是私人义务，而国家纸币的基础是社会义务。国家纸币总额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对其他部分承担共同的和相同的责任。它只会整体贬值或升值，其后果对社会的每一位成员而言都是一样的。因此，社会保证适用于整体，从而也同样适用于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社会通过它的自觉器官——国家——提供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替代物。另一方面，信用货币是私人在个人交换活动中（由于交易的需要）创造的，只是因为它可以随时转换为货币，所以才被当做货币来使用。因此，当上述私人交易不能以社会有效的方式来进行时，也就是支付到期时但却不能兑现为货币，那么那个票据就可能会发生贬值（任何票据都不会升值）。实际上，它可能到那时变得完全没有价值，但只有这一种私人票据会变得毫无价值，而这种贬值只会影响到另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债主，其他人则不受影响。

不可兑换纸币的使用不能超出流通的最低限度。信用货币的数量取决于货币对它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的商品的价格总额。在既定价格下，它的数量取决于极易产生变化的信用关系的数量。然而，由于它必须是可以随时转化为货币的，因而从来不会按照它与商品的比例而贬值。与不可兑换的纸币不同，可兑换的信用货币从来不会仅仅因为它被大量地投入流通而贬值，它只会在不能兑现为货币时才贬值。因此，可兑换性就是对它的一种残酷的考验；一旦考验来临，商品的所有者，也就是那个完全忘记了黄金而只沉迷于可爱的“纸片”的人，才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直接向黄金扑去。初恋常新。

在任何既定时间，用于支付的私人票据的数量代表了那些依靠它才得以交换的商品的总价格，而为支付这一总额所需要的货币量则取决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又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债权人、债务人之间偿还债务链条的长短，在这个链条中，支付可能由B付给A、 A再付给C，如此类推；二是各种不同票据的支付期的时间长度，票据的支付期越接近，同一黄金用于各种支付的次数就越多。

如果在W—G—W的过程中商品出售是同时发生的或在同一地点发生的，则其结果就会降低流通手段的换手率，从而限制速度对数量的替代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支付是发生于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的，那它们就可以相互抵消，从而降低执行支付手段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当支付集中在某一个地点时，使它们相互抵消的特殊的机构和方法就会自发地产生出来。中世纪里昂的菲尔曼交易所就是一个例子。为了使某些债权在达到某一总数之前相互抵消，只需要将债权债务相互比照即可，这样的话，就只剩下二者的差额需要用现金结清了。支付的集中程度越高，其差额从而流通所需的支付手段的数量就越小。

我们已经看到，在W—G—W的过程中，流通中的货币量（包括完成流通最低需要量所需的黄金或者代表黄金的符号），等于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周转次数。同理，支付手段的数量等于债券总额（债券总额又等于通过其出卖而产生债券的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同一单位支付手段的平均周转次数，再减去相互抵消的支付额。假设流通速度在一定时间内是不变的，比如说等于1，那么执行所有这些职能所需的货币总量，就等于进行流通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支付的总额，再减去相互抵消的支付，最后还要减去先执行支付职能后又执行流通职能的货币量。假设所有商品的销售总额是10亿马克，而到期支付的也是这个数，但其中有2亿先用做支付后来又用做流通，另外相互抵消的支付是5亿，那么货币需要的总额就是13亿马克，它代表了这一时期所必需的货币量，也就是我所说的社会必要流通价值的数量。

所有购买和出售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私人信用货币、通过相互抵消的票据和支付凭证来进行的。[2]
支付手段之所以能对流通手段形成绝对优势，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得流通过程极大地复杂化了，购买和销售相分离，购买和销售之间的传统联系——先卖后买——基本瓦解了。

信用货币起源于资本家的买卖活动或流通行为，它的重要性在于它使得商品流通可以不受可以获得的黄金数量的限制。换句话说，信用货币使黄金不必再作为商品流通的手段（即黄金不必亲自参与流通过程），而只是执行结清最后的差额这一职能。与黄金的数量相比，这种差额数额巨大，会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完成最终结算。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流通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只有当资本家通过流通过程占有生产要素时，资本主义生产才能进行。随着流通独立于真实货币，它也就独立于黄金的数量。最终，由于黄金耗费了劳动，而且占了非生产成本的绝大部分，结果对货币的替代就直接节约了流通过程中的非必需费用。

从信用货币的起源来看，其数量是由生产和流通的水平来决定的。它的目的在于方便商品交易，并最终代表由其媒介的商品买卖的价值量。而不像国家纸币，信用货币没有不能增加的缺乏弹性的最低限度；相反地，它可以随着商品的数量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而增加。不过信用货币仅仅是一种支付承诺，当人们用黄金购买商品时以及交易结束时，就会支付黄金，这样，一种价值就交换了另一种价值，任何的干扰都被排除了；可是如果使用信用货币，则其结果仅仅是一种支付承诺，而这种承诺是否诚实可信，将取决于债务人能否按同样的价值将其购买的商品再出售出去，或者是售出其他具有相同价值的商品。如果其交换不符合社会要求或条件，或者由于这些社会条件在这一时期内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债务人无法完成其义务，则其支付承诺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也就必须被真实的货币所替代。

因此，在危机期间，信用货币量的下降总是与商品价格量的降低相伴随。由于信用货币是由较高价格时期的支付契约所构成的，因此这种缩减就意味着信用货币的贬值。由于价格下降，销售变得更加困难，当商品销售不出去时，到期支付的兑现量就会下降，这时，能否支付就便成了疑问。价格下降和市场萎缩意味着信用货币价值的下降。信用货币的这种贬值是信用危机总是与每次商业危机相伴随的根本原因。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相互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的实际支付时，货币就既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也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时暴露得特别明显。不过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 当这一机构整体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3]

法定强制流通纸币最成功的时候，也就是信用货币贬值得最厉害的时候。像金币一样，这种纸币也是法定支付手段。信用货币的失败在流通中制造了缺口，因为害怕缺口，所以要不惜一切地填补它。这时，就是扩张国家纸币流通或中央银行的钞票政策的最佳时机，因为它的信用是无可置疑的。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钞票由于法律的规定而处于国家纸币和信用货币的中间阶段，此时如果不采取这一政策，那么货币（贵金属块和纸币）就会获得贴水，就像美国最近一次危机时的黄金和美钞一样。

为了充分完成其任务，信用货币设立专门机构来完成支付相互抵消和结清差额的职能。当这样的机构得到发展时，在现金使用上会有一个很大的节约。这项工作现在变成了所有发展中的银行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的职能。[4]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量发生了极大的增长，其结果是导致流通中社会必要价值量的极大增长。与此相伴随，国家强制流通纸币的重要性也扩大了。另一方面，生产的扩大使一切债务皆转化为货币债务，尤其是虚拟资本的增长，都与信用货币在交换领域中使用范围的扩展相伴随。与流通和支付的数量相比，国家纸币和信用货币二者共同导致了金属货币使用量的大幅下降。

[1]
在这里我指的是内在的经济保证。对于契约来说，建立正式的、合法的履约保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2]
在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转账业务中，1芬尼的现金在1894年承担着4马克35芬尼的转账交易，而到了1900年时却承担了8马克30芬尼的转账交易。

[3]
《资本论》，第一卷，第154～155页。

[4]
德国商业交易所需现金的数量是英国的9～15倍，英国支票交易节约了1.4亿英镑现金的使用。现在根据英国的货币管理法规，流通中的现金数额为3 500万英镑，这个数字乘以4才能达到1.4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支票转账交易对于现金的节省是多么有效（雅费：《英国银行制度》，1905年莱比锡版，第121页）。

第4章　产业资本流通中的货币

现在我们转向对货币在产业资本流通中的作用的分析。我们要分析的不是具有技术奇迹之称的资本主义工厂，而是单调的货币市场过程，在那里，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换为货币，二者不断地以相同的形式循环往复。我们试图通过这种办法来发现流通过程自身是如何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信用的，以及最终使其成为整个社会过程的支配力量的秘密，这才能使我们的读者有勇气耐心地克服困难以读完本章。

如果流通中的商品的总价格不变，也就是说商品的数量和价格保持不变，且所有商品都按其价值进行交换，那么货币对于流通而言就是多余的。但是，在没有任何调节的无政府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条件是根本达不到的。另一方面，对社会生产的自觉调节使得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表现，或者说作为两个事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表现以及货币的使用，变成不可能的事。社会对社会生产所发的凭证不是货币，就像戏票不是剧院包厢的所有权证一样。正是商品生产的性质使得货币成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1]

一旦货币被当做支付手段来使用，那么支付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完全被抵消就肯定只是偶然现象，它实际上是极少发生的。货币可以单独终结商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运动过程，当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被付出之后，货币就已经转化成了商品，第一种商品的价值被另一种商品所替代了，货币是完全自由的。W—G—W的联系被中断了，为了满足那些不打算购买其他商品的卖者的需要，货币必须介入这一过程。

流通过程的中断，在简单商品流通制度下是偶然的，但在资本主义商品流通中却成为了必然现象。我们对资本主义流通的分析就是要说明这一点。

当价值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时，它就变成了资本。它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以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垄断和自由雇佣阶级的存在为基础的。雇佣劳动者向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劳动力，而劳动力价值等于生产和再生产工人阶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们的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其中的一部分用来补偿资本家提前预付的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马克思称其为可变资本），另一部分则被资本家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占有。由于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只是完成了价值转移，而资本家为生产过程预付的资本产生了价值增殖——变成了自行增殖的价值，于是它就变成了资本。

所有产业资本都要经历循环过程，但我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它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形态转化。剩余价值的创造、资本的增殖，当然是这一过程的目的。伴随着生产过程的剩余价值创造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双重作用：（1）像任何社会形式一样，这一劳动过程创造了使用价值；（2）但它同时又是价值增殖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在这个社会里生产资料被当做资本以生产剩余价值。

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给我们作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价值的产生，而是价值形式的转化。虽然这种转化不影响价值量，因为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会发生价值增殖，但是它会影响流通。价值在我们所分析的社会里只有两种形式：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

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循环过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任何资本最初都表现为货币资本。货币要当做资本来使用，就必须转化为下述形式的商品：一定种类的商品W、生产资料Pm和劳动力A。然后将它们投入生产过程P，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价值形式的变化，价值仍然停留在商品上。但是一旦进入生产过程，情况就不同了：首先，商品的使用价值被改变了，虽然它对价值丝毫没有影响；其次，劳动力的使用产生了价值增殖。商品在其原有价值之上实现了增殖，被加上了剩余价值，现在它以增加了价值的商品W′的形式离开生产场所，去实现它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次形态变化，那就是转化为货币G′。

因此，资本的循环包括G—W和W′—G′这两个流通阶段和一个生产阶段。在流通阶段，它表现为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在生产阶段，则被当做生产资本。经历所有这些形式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都不是独立的资本种类，而仅仅是产业资本的特殊职能形式。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公式：G—W…P…W′—G′。

每一个新进入的资本最初采取的都是货币资本的形式。货币自身是不会称自己为资本的，导致它变成资本的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它可以被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2]
否则，它就只能是货币，只能完成货币的职能，即充当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过，当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时已经包含了信用关系。资本流通的第一个阶段G—W被划分为两个部分：G—Pm和G—A。由于雇佣劳动者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每天的消费和生存需要，因此对他们的支付要求间隔相对短一些，这样他们才能不断地进行维持自身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的购买。因此，资本家必须不断地作为资本家，他的资本也必须不断地作为货币，以此与雇佣工人相对立。[3]
信用因此在这里没有任何作用。

然而，一旦进入G—Pm这一过程，上述观点就不再正确了。在这里，信用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购买生产资料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花费在这上面的货币是资本家提前预付的，其目的是在流通结束后能够收回，而且在正常情况下是以增加了的数量收回的。由于货币是资本家自己提前预付然后又自己收回的，因此它也可以预付给别的资本家，即借贷给别的资本家使用。一般来说，生产信用的基础是货币只会贷给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货币的人，即他使用货币的目的是为了收回更多的货币（在一般正常情况下）。这种信贷关系必然包含着这样一种情况，即他所要购买的商品要求提前预付货币。

我们现在在这里所涉及的信用还只是由于商品流通本身所产生的信用，它来自于货币从流通手段转换为支付手段的过程。我们还没有考察由于资本家职能的分解——资本家被划分为单纯的货币所有者和企业家——所产生的信用。当货币从货币资本家那里预付给企业家时，这种预付其实只是一种转移，因为它没有数量的变化。但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种情况里，这种转移是经常发生的。生产资料的卖者把商品借贷给他的顾客，得到一个会在未来支付的承诺和票据。到了票据支付期，资本家会用已经从流通中收回来的货币偿还先前的借款。在这种情况下，与没有可用的信用时相比，他所需的资本总量会小一些，因此信用扩大了他的资本。

但是信用的存在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能够购买商品，资本必须以货币的形式存在。就支付的相互抵消而言，信用仅仅是减少了为完成一般交换所必需的金属货币的数量而已。但是，这个数量并不是由交易中被当做资本使用的货币的数量来决定的，而是由商品流通规律来决定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预付货币的数量取决于必须购买的商品的总价格。因此，预付货币资本量的增加，仅仅意味着被当做生产资本（Pm+A）使用的商品购买量的增加，也就是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数量的增加。

在这种增加中，有两种相反的倾向在起作用。在经济繁荣时期，伴随着资本积累的迅速增加，对某些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结果造成了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货币需要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信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发展，因为在这一时期资本增殖看上去是有保证的，因此货币的回报也是有保证的，可以获得的信用的意向和机会都增加了。信用的扩展此时可能会超越其金属货币的基础而快速增长。

这当然只适用于G—Pm的过程，而不适用于G—A的过程。随着可变资本的增长，用于消费者购买和进入流通或循环的货币追加量也会同时增加。很明显，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总会带来信用使用范围的经常性的绝对量的增加，其相对量的增加当然会更大。由于后者会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货币增长量大于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货币增长量，因而导致信用使用的增长大于现金使用的增长。

到目前为止，在对循环过程的考察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信用执行了什么新的职能。然而，在我们考察周转时间对货币资本使用量的影响时，变化就发生了。因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循环过程中，一些货币会被周期性地游离了出来。由于闲置货币不能产生任何利润，因此就会不断产生阻止货币闲置的行为。而这项任务只有通过信用才能完成，从而导致信用的新的职能的产生；信用的这个新职能就是我们这里将要直接展开分析的对象。

货币资本的周期性游离和闲置

资本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阶段的运动，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的。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生产时间，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流通时间，所以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4]

资本的循环不是当做孤立的行为而是当做周期性的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是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来决定的。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5]

在我们的公式中，为完成每一次G—G′的过程所需花费的时间就是周转时间，它等于完成交易G—A和G—Pm所需的时间，加上完成W′—G′所需的时间，而生产时间就等于资本作为生产资本出现在价值产生过程中的时间。

我们假设某一资本的周转时间是9周，其中6周是生产时间，3周是流通时间，要进行生产每周需要1 000马克。如果要使生产不在生产时间的末尾即第6周末尾被中断3周（流通时间），资本家就必须再预付一笔3 000马克的新资本（资本Ⅱ），使得生产可以在流通进行的同时继续进行。因为这个资本在这3周停留在流通领域，从生产过程来看，就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样。[6]

流通时间导致了追加资本，这个追加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等于流通时间在周转时间中的比例，在我们这个例子里是3∶9。因此，追加资本的数量是总资本的1/3。

那么，为了保证生产不停顿3周，资本家必须掌握的资本就不再是6 000马克，而必须是9 000马克。可是追加的这3 000马克只有到流通时间开始时的第7周才开始执行其职能，因此在前6周时是闲置的。这个3 000马克不断重复地处于游离和闲置状态。在第一个劳动期间中被转化为商品资本的6 000马克，到第9周末尾时被销售出去了，资本家现在手上有6 000马克。然而，这时第二个劳动期间（从第7周开始）还只完成了一半。就在这段时间内，追加的3 000马克资本派上用场了，由它来完成第二个阶段的生产。只需要3 000马克，就可以完成第二个阶段的生产。到这一过程结束时，原来的6 000马克中的3 000，马克又会被游离出来，这样的过程会一再重复进行。

为了保持生产的连续性，防止它被资本流通所中断，必须追加资本，准确地说是追加货币资本，以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个追加资本自身并不会不断地产生剩余价值，甚至我们可以说它并不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循环机制本身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它游离出来，这样它才可以在其余时间内发挥作用。

在考察社会总资本时，这个追加资本会不断地且有相当大的部分长期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7]

并且这个游离资本正好与那个把流通期间超过劳动期间（或其倍数）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部分相等。[8]

因此，为了把资本Ⅰ（6 000马克）的流通时间转变为生产时间而必须追加的资本（3 000马克），不仅会增加预付资本的量和总资本的预付时间，而且还特别会增加作为货币储备存在因而处于货币资本形态并且具有可能的货币资本形态的那一部分预付资本。[9]

这3 000马克不一定是一定时期内闲置的货币资本总量。[10]
假设某个资本家以这样的方式使用他的资本：生产期间开始时所要求的6 000马克中，有3 000马克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另3 000马克用于支付工资，而他支付的是周工资，这意味着他一周支付一次。因此，在他为此所必需的3 000马克中，每周减少500马克的那一部分资本就常常被闲置起来，直到第6周末尾。对于他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部分资本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一部分的生产资料比如煤，并不是一开始就买进所有的部分的。当然也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由于市场状况或供货习惯，使得资本家被强制买进比一个生产期间所需的量更多的生产资料，由此便产生了把更多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的需要。

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阶段
而言，并不需要把货币立刻转化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即便不考虑追加资本Ⅱ，货币资本的闲置也是存在的。一部分的货币完成了G—W的行为，而另一部分货币还处于货币形态上，以便在需要的时候随时用于相继或同时进行的G—W行为。这一部分的货币只是暂时地脱离流通，其目的在于到需要的时候随时可用。因此，这是储藏货币执行其货币资本职能时的一种状态，虽然它暂时处于闲置状态，但依旧是货币资本G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价值等于循环开始时生产资本的价值。另一方面，所有从流通中退出的货币都以储藏货币的形式存在。

因此，货币的储藏形式在这里成了货币资本的职能，正如在G—W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为货币资本的职能一样，这是因为资本价值在这里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而货币状态在这里是以循环的联系所规定的产业资本在它的一个阶段上所采取的形态存在的。不过在这里同时再一次证明了，货币资本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除了执行货币职能外，不执行其他任何职能，并且这种货币职能只是由于它和这种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才同时具有资本职能的意义。[11]

货币资本闲置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来自于资本从增殖过程中回流的方式，这里的两个主要因素要区分开来。从周转的角度来看，产业资本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其中的一个部分在每个周转期内会被完全消费掉，其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例如，在一个纺织厂里，每月生产10 000磅棉纱，月底将其售出。与此同时，棉花、润滑油、照明瓦斯、煤和劳动力的相应价值也被消费掉，它们的价值在产品出售时补偿给资本家。这种在一个周转期内全部得到补偿的资本是流动资本。另一方面，厂房、机器等也是生产所必需的，它们可以在许多个周转期内连续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因此其价值在每个周期内只按照它们平均损耗的程度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比如说它们的价值是100 000马克，使用周期是100个月，那么通过棉纱的出售来获得补偿的厂房和机器的价值就是每月1000马克。这部分在一系列周转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就是固定资本。

因此，对纺织厂的所有者而言，他可以每月从流通中获得一笔稳定的货币流用于补偿他以前预付的固定资本。在100个月期满之前，他都是以货币的形式持有它的，一直到100个月后这个货币额达到用来购买新机器等所需的100 000马克时为止。因此，这里也形成了货币储藏，它本身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还没有完结，从而还没有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所生产的商品中去，还不必用实物进行补偿之前，固定资本价值或它的个别要素的价值在货币形式上进行再生产和储存”。[12]

因此，很明显，一部分资本家会不断地从流通过程中抽走货币，以补偿其固定资本的价值损耗。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货币的形态。固定资本的价值只能用货币来补偿，因为固定资本自身可以在不需要实物补偿的情况下在生产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因此，固定资本再生产的一定方式使货币成为必要，[13]
没有货币，就不可能实现固定资本的价值流通与其在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技术职能的相互分离。固定资本更新的方式要求货币资本周期性地储藏，因而也造成了货币资本周期性的闲置。

资本积累的方式是导致货币资本游离的最终原因，因此需要我们在这里作进一步的分析。要使剩余价值变成资本，不论是用于扩大旧企业还是建造新企业，都必须使它达到一定的量，这一数量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每一次循环终止时，都会以货币的形式实现一部分剩余价值。在被实现的剩余价值总额达到足以转变为生产资本之前，必须经历一系列这样的循环，这已经成了规律。它导致的结果是：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闲置的货币资本，必须以货币的形式储藏一段时间，直到其可以投入生产性使用为止。

即使是在简单的商品流通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货币储藏。如果在W—G—W过程中，它的第二个部分G—W没有进行，也就是商品的售卖者没有再去购买商品，那么他的货币就会被储藏起来，不过这种行为的发生是偶然的和随意的。但是在资本流通过程中货币储藏则是必需的，它是这一过程的性质使然。这两种类型的流通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货币资本流通中，货币不仅作为流通手段被游离和储藏，而且货币资本流通还是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阶段，以及一个新的生产周期的潜在起点，并以这样的方式向货币市场施加压力。

因此，资本流通机制本身产生了这种必然性：货币资本会以或大或小的规模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闲置起来。当然，在这个闲置期内它不能带来任何利润，这在资本家看来就是一种死罪。像大多数罪恶一样，导致资本所犯下的这种罪恶的客观因素是我们马上必须加以考察的。

闲置资本量的变化及其原因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叙述过的那样，为了保证周转期内生产的连续进行，必须有周期性闲置的追加货币资本。在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里，如果周转时间从3周降为2周，就会多出1 000马克，它会以货币资本的形式沉淀下来，但随后它又会以追加资本的形式进入货币市场。在此之前，这1 000马克中只有一部分是货币形式，即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500马克，余下的500马克被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因此是以商品的形式存在的。现在，它们全部都以货币形式在这个循环中沉淀下来。

因此，现在就有1 000马克以货币形式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虽然这1 000马克以前就周期性地处于游离货币资本和追加货币资本的状态，但是这种潜在的状态本身就是生产过程得以连续进行的条件。现在为了这个目的，已经不再需要这1 000马克了，因此它就形成了新的货币资本，成为了货币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绝对不是社会现有的货币储备的追加要素（因为它在企业开始时就存在，并且通过这种企业投入流通），也绝对不是新积累起来的储藏货币。[14]

这表明，在货币储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任何货币资本供给量的增加都必须是周转周期缩短的结果。曾经做过资本的货币，被命运又重新带回了原来的角色。

相反，如果周转周期延长了比如2周，就需要追加2 000马克的资本。为了重新进入生产资本的循环（流通过程也包括在内），这笔钱得从货币市场中抽取出。这部分的追加资本，其中的一半会逐渐转化为劳动力，另一半也许马上就转化为生产资料了。因此，周转周期的延长导致了货币市场上货币需求量的增加。

影响周转周期最主要的因素有如下几个：

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其取决于真正的劳动期间，即完成可进入市场的产品所必需的期间而言，是以不同投资的各自物质生产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条件，在农业上，更多地具有生产的自然的性质，而在制造业和绝大部分采掘业上，是随着生产过程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15]

这里有两种倾向在发生作用。技术进步缩短了劳动时间，使产品可以更快地制造出来并运往市场。就不同的产品而言，生产的规模越大，其所需的资本量越大，其周转速度也就越快。因此，技术进步缩短了劳动时间，加速了流动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周转。然而，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固定资本的增加，而固定资本的周转期相对要长一些，要经历许多个流动资本的周转周期。因此，固定资本倾向于以比流动资本更快的增长速度进行增长，导致这个周转较慢的部分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即便不考虑信用问题，除了因为生产规模自身的扩大以及增加了预付货币的资本量之外，周转速度的这种变慢（由于固定资本占总资本比例的扩大）是导致预付货币资本量增加的另一个原因。不过，在这个越来越大的预付货币资本量中，被游离出来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大。

劳动期间的长短，就它以供应数量（产品作为商品而言其通常投入市场的数量的多少）作为基础而言，具有习惯的性质。但是， 习惯本身也以生产规模作为基础， 因此，只有在个别考察时它才具有偶然性。[16]

在这里，生产数量的逐渐增加导致了货币资本需要量的增加。不过，技术进步可以使我们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因此可以减少货币资本预付量。

最后，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其取决于流通期间的长短而言，部分地要受到下列情况的限制：市场行情的不断变化、 出售的难易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把产品一部分投入较近的或较远的市场的必要性。撇开需求量本身不说，价格的运动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因为在价格降低时， 出售会有意识地受到限制，而生产会继续进行；反之，在价格提高时，生产和出售可以齐步前进，或者出售可以抢在前面。但是，由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实际距离，必须被看做是真正的物质基础。[17]

因为利润来源于生产过程，而流通仅是将其实现而已，因此资本家会不停地探索将尽可能多的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方法和途径。这就产生了将流通成本降到最低的两种倾向：其一是用信用货币替代金属货币，其二是通过商业方法的改进将产品尽快卖出去，从而降低流通时间本身。当然，这也存在一种相反的倾向，那就是市场的扩展和国际分工的发展。不过，这两个因素的影响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善而减弱了。

还要强调一点，资本周转期间的长短是剩余价值转化为积累并最终转化为资本的速度的决定性因素。周转时间越短，剩余价值在货币形式上被实现和被转化为资本的速度就越快。

上面提到的所有因素——资本的有机构成（尤其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可以缩短周转时间的商业方法的改进、可以缩短周转时间的运输条件的改善（虽然这一改善也导致对距离更远的市场的开发，从而产生相反的效果）、商业的周期性波动（它会导致货币回流速度的变化）和生产积累速度的变化——都会对闲置资本的数量和闲置时间的长短产生影响。

另外，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原材料的价格下降，在我们的例子中的资本家就不再需要每周预付1 000马克了，而只需预付比如900马克，就能够保持原有规模生产的连续进行。因此，他的参与整个周转期周转的全部资本额就变成了8 100马克，而不是以前的9 000马克，这样有900马克就被游离出来了。

这样分离出来而现在不用的从而要在货币市场上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即货币资本，无非是原来要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9 000马克资本中的一部分。如果生产不扩大，而是按照原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则这一部分资本就会由于它要周期地再转化成生产要素且价格下跌进而变成多余的。如果这种价格不跌不是由于偶然情况（特大丰收或供给过剩等等）造成的，那么，这个货币资本就会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绝对的追加额， 因为它不再是已经使用的资本中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18]

相反地，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必然要求追加货币资本，从而增加货币市场的需求。

很明显，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些因素，对于由商业周期引起自身也发生周期性波动的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繁荣期的开始阶段，价格较低，资本周转较快，因此流通时间也短。当经济达到繁荣的最高峰时，价格上升，流通时间也会延长，此时为了流通的需要，会产生对信用的强烈需求。与此同时，由于生产扩张的结果，对资本信用的需求也增加了。流通时间的延长和价格的上升，使得追加资本成为必要，而它却只能从货币市场中获得，因而可支配的借贷资本量减少了。

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的总周转时间逐渐增加。处于生产阶段的资本的数量和停留时间都增加了，预付资本回到其起点的时间也延长了。例如，如果周转时间是10周，那么资本家需要预付10 000马克；而如果他引进了一种新的生产设备，则需要预付60 000马克，且周转期是30周，为此，他需要从货币市场取回60 000马克。6倍的资本必须以3倍长的时间进行预付。

资本的周转时间越长，它从市场上收回预付的商品等价物的价值（生产资料和工人的生活资料）再以商品的形式回到市场上所花费的时间也就越长。因为商品是从市场中取回的，因此必须支付货币。现在货币在这里不再是转瞬即逝的了，而是充当从市场上取回的商品的价值形式，其价值对商品而言是独立的。商品价值现在必须绝对地被货币所替代，因为只有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点上，它才能被另一种商品所替代。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 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致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这样，问题就可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遭受任何损失，这些部门，如铁路部门，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是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的， 因此可能而且必然会不断地发生严重的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缓和又造成了大批这样的企业的产生，也就是造成了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长期预付的货币资本。这里我们完全撇开不说产业家们和商人们会把他们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投入到铁路投机事业方面等，以致这种货币资本要靠向货币市场的借贷来补偿。单就社会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的压力而言， 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需要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却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此外，这个时候通常欺作盛行，资本会发生大规模的转移……[19]

在这种情况下，周转速度的差别成了再生产比例的干扰因素，因此，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论述的那样，会成为危机的一个因素。

到目前为止，就我们的考察而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社会总资本中那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总是会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闲置起来；（2）这种闲置货币资本的数量变化很大，从而对货币市场上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闲置货币的存在是与资本必须产生利润这一最根本的职能相矛盾的，因此，为将这种闲置降到最低限度，人们做了各种努力，这一任务最终也成为信用的另一项功能或职能。

闲置的货币资本通过信用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转化

信用能够执行这一职能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已经知道，货币资本会周期性地从资本的循环中游离出来。一旦它从任何一个单个私人资本的循环中游离出来，以信用的形式借给另一个资本家，那么就可以在另一个资本的循环中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换句话说，资本的这种周期性游离是信用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导致资本闲置的所有因素，现在都变成了引发信用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同理，所有影响闲置资本数量的因素，现在也决定着信用膨胀或收缩。

例如，假设某个资本在循环中出现间歇或中断，导致该资本一直停留在货币资本这一形态上，那么一种潜在的货币资本供给就会出现，使得其他的资本家可以借助信用来获得这笔货币。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非连续性生产过程的领域。在该领域中，生产过程由季节决定，它或者是由于自然条件（农业、捕鱼、制糖等）造成的，也或许是由传统习惯造成的（比如所谓的季节劳作）。货币资本的每次游离都包含着通过信用把它借给他人，使之实现生产性使用的可能性。[20]

相反，如果中断发生的时间点是在货币资本还没有游离出来之前，那么反向的推论依然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为了维持生产的连续性，需要社会提供流动性准备金以供其使用，或是需要发达的信用体系。

一方面，循环的性质创造了提供作为资本使用的借贷信用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货币总是需要流通费用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所具有的扩展速度快于货币资本供给速度的趋势，将使这种信用的存在成为必然。另一方面，流通过程的每一次中断，W—G或G—W的过程的每一次延长，都使追加准备资本成为必需，这样才能保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

前面我已经说过，货币的数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取决于进行流通的商品价格总额。资本循环过程中任何价值的变化都会影响货币资本的数量。如果出现价格上涨，就要追加货币资本；如果价格下降，货币资本就会游离出来。

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排除干扰。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每一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都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都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上述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21]

建立在货币资本游离基础上的信用，与起源于简单商品流通的仅属于货币职能变化的商业信用，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一点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论证。

[1]
在致鲁道夫·迈尔的一封信中，洛贝尔图斯说：“金属货币不仅仅具有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职能，这两个职能是所有货币共同具有的一般职能。金属货币并不需要商品的买卖双方把商品的价值刻录在制币材料上。由于货币从内涵上来说拥有很高的价值，因此它也具有调节生产的功能。如果你想使用商品券，你就必须得首先告诉企业家们要生产多少。商品券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最有趣味的问题，作为一种永恒的流通媒介，只有在两个条件下使用商品券才是可行的：（1）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构成的；（2）商品券上印着以劳动为衡量标准的商品价值量。在此我并不怀疑这种货币（商品券）的可行性，但是如果市面上只有商品券这样一种流通媒介，则像土地和资本这样的资产就不得不废除了。”（鲁道夫·迈尔编：《洛贝尔图斯·雅各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1年柏林版，第二卷，第441页）这里和其他章节的论述，表明恩格斯把洛贝尔图斯归类于像格雷、布雷等小资产阶级劳动货币幻想家一派，其实是冤枉了洛贝尔图斯。那些小资产阶级劳动货币幻想家们认为，在不实行社会生产控制的前提下，劳动货币也是可行的。

[2]
像“资本”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比较难理解的原因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概念都代表着特定的实物，但实际上它们所代表的是某种社会关系，而且其中一种社会关系就可能具有多种多样的作用。所以从黄金是一种货币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黄金只反映了商品交换发展某个阶段的交换状况，黄金其实就是一种流通媒介。但是换到另一种角度来看，黄金又变成了资本。“黄金或者货币到底是不是资本”这样一个问题，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在很多场合，黄金仅是货币，但在其他一些场合，黄金同时也是资本。不过作为资本，黄金只能够发挥货币的相关职能，资本的货币属性是资本区别于一般商品的根本属性。所以询问某种特定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资本，就像询问物体周围的空间是否也属于那个物体一样，都是不正确的。就像我们的主观认识赋予了物体空间的概念一样，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赋予了黄金货币和资本的属性。

[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2～43页。

[4]
《资本论》，第二卷，第176页。

[5]
同①，第297页。

[6]
同①，第303页。

[7]
《资本论》，第二卷，第293页。

[8]
同①，第317页。

[9]
同①，第303页。马克思举的例子与我在此举的例子并不相同。为了简单起见，我把自己的数字插入进了马克思的论述中。

[10]
在此我只能列举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此我就不必详加叙述了。我们之前的确忽略了这些学术研究对于理解信用体系的基础性意义。

[11]
《资本论》，第二卷，第87～88页。

[12]
《论本论》，第二卷，第524页。

[13]
“在一年内进行的商品交换不能归类于一种简单的在个人之间发生的交换，就像商品流通不能简单地描述成商品交换一样。货币在商品的流通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这种作用受固定资本再生产方式的影响很大”（《论本论》，第二卷，第525页）。

[14]
《资本论》，第二卷，第330页。

[15]
《资本论》，第二卷，第363页。

[16]
同①，第363 ～ 364页。

[17]
《资本论》，第二卷，第364页。

[18]
《资本论》，第二卷，第334页。

[19]
《资本论》，第二卷，第361 ～362页。

[20]
那些银行把农业资本转入工业资本所依据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农业生产对资本需求的季节性波动非常明显，在农闲时从农业资本中余下的资本就会进入工业生产领域。另一方面，下面这个现代制鞋厂的例子也恰恰表明了传统的影响程度：虽然制作一双鞋也就用三到四周的时间，但是流动资本在一年内却周转不了两次以上。这是因为，习惯上一年内主要的订单都是在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之前才能供货的，鞋子在这期间虽然可能已经生产出来了，但却只能在库房里存着。因为在这个时间之前这些鞋子不能卖给经销商，或者这样说，经销商也都是在这个时间之后才会为鞋子支付货款（卡尔·雷埃：《德国制鞋大工业》，1908年耶拿版，第55页）。

同时，这种情况对信用的利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制鞋业中季节性交易的特性，也使制鞋工厂同银行打交道。主要季节之后所收到的大量金额被送到银行，银行在其他季节又向工厂提供为支付工资和其他经营费用所需要的资金，也通过转账或支票交易承担原料的支付”（同上书，第57页）。

[21]
《资本论》，第二卷，第122页。这里我们看到了银行业对工业的统治地位，虽然这个现象在其初露端倪时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但是这却是近些年最重要的社会现象。

第5章　银行和产业信用

信用首先表现为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职能变化的结果。商品售出一段时间后才会被支付，在售出与支付的间隔期里，预期未来会支付的货币就是信用。 自然地，这种形式的信用是以商品所有者，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则是以从事生产的资本家，为前提条件的。假设这只是一个单独的个人行为，那就意味着资本家A有足够的资本准备，直到他从资本家B那里得到支付后的款项时为止，而资本家B在购买时却没有必要的现金。在这种单方面提供信用的情况下，A必须拥有足够的货币，直到债务到期获得B对他的支付为止。因此，货币并没有被节约，而只是被转移。但如果此时发生的是票据交易，即票据被当做支付手段使用，那情况就不同了。举例来说，如果A不仅向B提供信用，而且还通过将自己从B那里得到的票据交给C，从C那里获得信用，那么C就可以用此票据向B支付他欠B的任何款项。发生在A和B、 A和C以及C和B之间的买卖行为，可以在不需要任何货币参与的情况下完成，因此货币被节约了。因为这些货币必须作为货币资本掌握在生产资本家手中才能进行他们的商品资本流通，其结果就是节约了他们的货币资本。换句话说，票据代替了货币，执行了信用货币的职能。在大部分流通过程中，包括那些最大最集中的流通活动、生产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活动，通常都可以以这种票据交换的方式来进行，由此所产生的支付往来，绝大部分最终都会相互抵消，最后只需一小笔现金来支付或结清差额部分即可。这种情形之下的生产资本家们彼此为对方提供信用，然而其实他们相互借贷给对方的是他们的商品、他们的商品资本。同时，这些商品仅仅被视为是某个一定数量价值的价值承担者，而这些价值已经被假定为以社会有效的方式实现了。也就是说，被当做是这些票据所代表的一定数量货币额的承担者。因此，票据的流通是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但是这些商品已经被售出、被转化为货币，即便这种转化还没有被社会视为是有效的，但也只是以买者向卖者承诺会到期支付的这样一种私人行为而存在。[1]

这种类型的信用，即生产资本家之间相互提供的信用，我把它称之为流通信用。前面我已经说过，它是被当做货币的替代物来使用的，可以使商品在无需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实现转移或转换，从而能节约珍贵的贵金属。这种类型的信用的扩张是以这种商品转移方式的使用的增加为基础的，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由再生产过程的扩张决定的；一旦再生产过程扩张了，就会产生对生产资本（机器、原材料、劳动力）需求量的增加。

生产的扩张意味着流通量的加大，而扩大了的流通过程则要求信用货币数量增加。票据流通扩大了，它之所以能够扩大，是因为进入流通的商品数量增大了。流通量的增加可以在不增加任何金属货币需求的情况下进行。同样，货币资本的供给与需求双方的关系也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对支付手段的变大了的需求可以同时得到满足，而且是以相同的比例得到满足的。其所借助的方式是：建立在增加了的商品数量基础上的信用货币供给数量的增加。

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是票据流通交换量的增加。[2]
这种信用的增加不会对真实生产资本要素的供给及需求关系产生任何影响，相反，二者还会以相同的比例增加。由于生产过程的扩大，生产规模扩大所必需的商品也被生产出来，因此才有了信用的增加以及生产资本的增长，二者都是票据流通扩大的反映。但是这些都不会导致对货币形式的资本的供求关系的任何改变，影响利息率的只是这种需求。因此，信用供给的增加完全可以在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实现，而假定追加的信用仅仅是流通信用的话。

票据流通只受实际完成的交易总额的限制。国家纸币的过量发行会降低每一单位货币的价值，但无法改变所发行纸币的总价值量。但是，票据一般都是根据已经完成的交易签发的，因此不会出现过量发行。假如发生了虚假的个别交易，则这一交易的票据当然没有价值，不过个别票据的无价值对其他票据的价值没有任何影响。

然而，票据过量发行的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下面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就是资本家可能会在这种信用工具上填写过高的支付义务或货币额。比如，在危机期间，商品价格下跌，支付义务到期不能完全兑现，销售停滞使得商品无法转化为货币。机器制造商原来打算通过销售自己的产品来兑现票据，可是现在他的产品卖不出去，也无法用他从机器购买者那里得到的票据去抵消他购买铁和煤时所签发的票据。因此，虽然他的票据在到期前是代表着商品的资本的，但是只要到期时他无法兑现，那他那些票据就变得毫无价值了。[3]

为流通时期的票据提供信用，其目的在于代替本应在这一时期追加的资本。这些票据本来是生产资本家之间互相提供的，只有在货币无法收回时才会由第三方也就是银行来提供货币。然而，当正常的票据流通被打断，比如出现了商品暂时无法销售、因投机而被囤积或任何其他情况时，那么银行就会介入其中，不过此时银行的作用仅仅是扩展和补充票据信用而已。

因此，流通信用可以使生产的规模以远远超出资本家手中的货币资本所允许的范围来进行扩张，而资本家自己的资本现在仅仅充当信用的基础、充当差额结清基金以及票据贬值时应付损失的准备金。

现金使用的节约导致了票据相互抵消程度的增加，因此出现了一些专门处理此类业务的机构，银行则执行着信用工具的收集和抵消职能。每一票据被当做支付手段使用得越频繁，货币节约就越多；票据的支付能力越可靠，即它被当做流通媒介和支付手段的安全性被公众认可的程度越高，其流通范围就越大。这当然也是银行的职能之一。银行通过购买票据同时执行着这两项职能。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变成了信用担保人，它通过为票据提供钞票的方式用自己的银行信用代替了商业信用，用自己的票据代替了产业和商业票据。因为银行票据只是对银行家的一种票据，所以更易于被人们所接受。因此，银行票据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的，国家纸币是以社会必要的商品交易的最低限度为保证的，商业票据是由已完成的资本家私人的商品交易活动作为保证的，而钞票则是以票据也就是所有进行交换的人的全部财产作为担保保证的。同时，钞票的数量受未支付的票据数量的限制，因此是受已经完成了的交换活动的数量的限制的。

因此，钞票最初只是一种代替生产资本家票据的银行票据。[4]
在钞票产生之前，票据到期前常常带有上百的背书进行流通。另一方面，钞票最初是同普通的商业票据一样的，发行不同的面额且不总是整数，并且也不总是见票即付的。

以前，妙票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不正常的，即按照发行人的选择、银行发行的证券，或者见票即付，或者在一个比兑换日更晚的日子里支付，但在后者的情况下，会带有到支付日为止的利息。[5]

当国家干预出现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并不会影响经济规律的作用。立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对钞票发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限制，使它的发行成为国家控制下的银行的一种垄断，从而保证钞票的可兑换性。在那些没有国家法定纸币或它的数量远远低于社会所需最低量的国家，钞票代替了国家法定纸币的位置。在危机期间，上述钞票被强制流通，它就变成了实际上的国家纸币。[6]

一旦流通要求增加上述钞票的发行，对它的人为调节就立即失效。比如，在危机期间信用体系瓦解了，许多私人资本家的信用货币或票据变得不可靠了，它原来在流通中所占据的位置现在都被追加的流通手段来代替了。法律变得软弱无力，或者被践踏（比如最近发生在美国的情形），或者被禁止（比如英国的《皮尔法案》时期）。人们会愿意接受钞票，但同时会拒绝其他种类的票据，原因仅仅是因为银行信用比较可靠。如果连钞票都不可靠了，那就只能是强制流通或者发行国家纸币了。如果这些都没有做到，那么纯粹的私人流通手段就会被建立起来，就像最近的美国危机中的情形那样。但是，用这个办法对付货币危机，效果是很差的，尤其是当这一货币危机还因为错误的立法而被加剧了的时候。[7]

像其他可兑换票据不能过量发行一样（不可兑换的票据实际上是法定流通国家纸币），[8]
钞票也是如此。它会通过流通，让流通不再需要的钞票返回银行。因为它可以当做商业票据使用，所以它也服从于那些对流通票据起作用的客观规律，并且当信用没有受到干扰时，它还可以随着商业票据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隐藏在钞票背后的信用可以在危机期间依然保持稳定，结果危机期间被压缩的商业票据空间会被钞票和现金所替代。

随着银行体系的发展，所有的闲置货币都流入了银行，银行信用便替代了商业信用。所有票据越来越不是以它们在生产资本家之间原有的流通形式充当支付手段的，而是以其转化形式充当钞票。银行现在变成了抵消和结清差额的机构，这样的一种技术改进可以扩大债务抵消的范围，减少用于结清差额所需的现金量。过去生产资本家为弥补他们手里的票据的差额而必须留在自己手中的货币，现在成为多余的了，可以作为存款流入银行，银行则可以将这些钱用来结清差额。

因为银行机构用自己的信用替代了商业信用，而银行也需要信用，因此它只需要用自己的很少的一部分货币形式的资本来作为支付能力的保证金就可以了。银行在这里所做的就是用它为世人所知的信用，代替那些不为世人所知的信用，从而增加信用货币流通的可能性。正是以这种方式，才使得原本只是本地范围的支付，扩大到了更大范围的地区，而且还可以有更长的兑现期。银行发展起来的这种信用结构体系，使得其适用范围和程度远远超过了只局限于生产资本家之间票据流通的信用所达到的程度。

但是，银行通过票据贴现方式提供给生产资本家使用的资本不能被双重计算。银行存款的最大部分属于生产资本家，随着银行体系的发展，这些人会把他们全部的流动资本存入银行。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货币资本是票据流通的基础，但它们是属于这个阶级的自有资本，他们并没有通过票据贴现获得任何新的资本。这里所发生的是资本的一种货币形式——私人支付承诺，被资本的另一种货币形式——银行支付的承诺，有时是现金——所替代的情况。只有在替代是属于已经被实现的商品资本的范围内，它才是货币资本，换言之，货币又回到了它的最初状态。不过，从它的职能来看，它依旧是货币，执行的职能是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

当然，银行信用对生产资本家信用的这种替代，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来进行，而不是只有钞票这一种形式。比如，在实行发行垄断的国家，私人银行可以以接受生产者票据的方式来提供钞票，也就是说，通过银行在生产者票据上的签字，来保证该票据的支付能力，从而向其提供银行信用。用这种方式，这些票据获得了银行票据的待遇，它的流通能力增强了，仿佛它已被某种钞票所替代了。这已是广为人知的大部分国际商业交易的做法，而且，私人银行的票据都是这样解决的。通常，这种可接受的票据与私人钞票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9]

流通信用，就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意义上而言，其实就是信用货币的一个产物。由于有了它的服务，生产才可以不再受可供支配的属于流通的社会所需的最低限度（足值的金属货币、标准通货、金或银铸币、法定国家纸币和辅币）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货币数量的限制。

但是，这种流通信用不能把货币资本从一个生产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另一个生产资本家手中，也不能把货币从其他（非生产的）阶级手中转移到资本家阶级手中，再由后者将其转化为资本。如果流通信用只是现金的替代物，那么，我们就把那种其职能在于将货币（不管采取怎样的形式，即不管是现金或是信用货币）由闲置货币转化为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信用，称之为资本（或投资）信用，因为这种转移始终是向通过购买生产资本要素从而把货币作为货币资本使用的人那里转移的。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被当做货币资本使用的资本是如何发生闲置和储藏的。正是这笔货币，有时出现在流通过程中，有时被闲置，或者被当做固定资本替换的价值被储藏，或是作为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先储藏起来，等到积累到足够的数额后，最终再转化为资本。这里我们对这三种形式作如下区分：（1）各个货币额必须集中起来，一直到它们通过集中可以达到在生产上加以利用的额度为止；（2）它们必须提供给适当的人支配；（3）它们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加以使用。

我们已经明白信用货币是如何在流通中产生的了，现在我们要分析的是闲置货币。但是货币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而且只能在流通中执行这些职能，因此信用不仅可以把非流通货币投入到流通领域之中，而且还可以做得更多。不过，资本主义信用，当它把货币投入流通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赚回更多的货币。它把货币当做货币资本投入流通， 目的在于将其转化为生产资本。因此，它扩大了生产规模，而这种扩大又以流通的扩大为前提。不过，此时流通规模的扩大不需要新货币的加入，而只需要把原来的闲置货币用于流通即可。

于是，这里又产生了新的需求，那就是把闲置的货币资本集中起来并把集中起来的货币资本加以分配的经济职能。但是，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信用与普通的流通信用有着本质的区别。流通信用只是执行了支付手段的职能，为已经出售了的商品进行的支付其实是一种信用。在其他情况下必须出现在流通中的货币得到节约了，因为它被信用货币所替代了。本来所需要的这一数额的真实货币，现在变成多余的了。另一方面，对资本家而言，并没有出现新的可获得的资本。流通信用仅仅是给了资本家的商品资本以货币资本的形式。

但是，资本（或投资）信用是将一笔货币额从不能将其作为资本来使用的所有者手里，转移到另一个可以将它作为资本来使用的人的手里。这是进行这一货币额转移的目的。因为如果不能将其作为资本来使用，那么这笔货币的价值就不能保持或回流。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为了使货币能够安全地贷出，货币总是必须回流到债务人那里。所以，这里发生的是现有货币的转移，而不是货币的节约。因此，投资信用转移了货币，使货币从闲置状态转化为了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10]
不像普通的商品信用，资本信用并不能节约流通费用。资本信用的首要目的是使生产可以在现有的或既定的货币供应的基础上得到扩张。这里，资本信用的可能性是在货币资本本身的流通条件中产生的，是由于货币在资本的个别循环中周期性地被闲置而产生的。一些资本家不断地把货币存入银行，银行又把它提供给其他资本家支配。

因此，当我们站在作为整体的资本家阶级的角度来考虑时，是没有闲置的货币的。一旦货币在流通的某个点上被变为储藏货币时，那么信用就会立刻把它转化为在另一个流通过程中发挥职能的货币资本。因此，对于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它的好处是节约了预付货币资本量，因为在流通的间歇期，现有货币的可转换性可以使闲置的货币不会被储藏起来。于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而言，他们只需储藏较小数额的一笔货币就可以对付可能出现的流通的混乱和干扰。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生产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是如何借助信用货币来进行交易（例如购买生产资料）的。现在，生产资本家成了货币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然而，这一新角色仅仅是暂时的，只会存在于他的处于闲置状态的货币资本等待向生产资本转化的这一时期。正像他在某一时刻贷出货币资本一样，他在另一时刻又从第二个生产资本家那里借入货币资本。借贷资本家的职能起初只是暂时的，后来才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成为他的特殊职能。

由于信用的中介，现有的货币资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执行职能。它还可以将闲置的资本降低到为应付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干扰或无法预见的变动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因此，从整个社会资本的利益角度来说，信用的作用在于尽力消除个别资本循环过程中的某一时期内的货币资本的闲置。

生产资本家的存款的存入和取出，服从于由生产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性质及其流通时间的长短而产生的特定规律。银行从实际操作经验中认识到这种规律性，就使它明白了它在正常时期所需的存款的最低数额，这样，银行就可以把余下的部分提供给生产资本家使用。

支票是直接由存款开出的，商业票据则只是间接地与存款发生关系。支票可视作为一种个人存款，而票据则以整个阶级的存款总和为基础。因为通过票据贴现提供给资本家阶级支配的，首先是这个阶级的自己的存款，当对到期的票据进行支付时，也就是实际已经售出的商品的价值被收回的时候，它是以存款的方式回流的。如果这种货币的回流减少了，那么对这些票据进行的支付也会减少，资本家就不得不追加他的资本。于是，他只好从银行里取出存款，因此减少了可用于票据贴现的准备金。现在，银行不得不出面干预了，它必须以它自己的信用来进行这些票据的贴现。但是由于作为票据流通基础的存款已经减少了，进而银行的流动性也减少了，因此，对银行而言，此时进行信用扩张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回流的减缓增加了对银行信用的需求，而银行信用又不能扩大，因而对银行资本（借贷资本等）的需求也增加了。于是，就会表现为利息率的上涨。作为信用货币使用的票据的作用降低了，其重要性也就下降了，此时必须用从银行中取出来的真实的货币来替代票据；由于货币从银行中被取走了，因此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也就明显地增加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存款减少了，而商业票据的流通却保持不变，或许还会增加，当然，利息率也上升了。

很明显，存款总额要比实际存在的现金供给量大许多倍。硬币的迅速流通也是信用货币流通的基础。每一次这样的硬币或信用货币的流通，都可以表现为在银行家那里的存款，从而导致以下这一事实的出现，即存款额可以比（包括信用货币在内的）以货币流通次数来显示的现金额大得多。

假设A把1 000马克存入银行，而银行却把这1 000马克借给B，B又用这笔钱向C支付债务，而C则又把这1 000马克存入了银行，银行再把它贷放出去并重新又把它作为存款吸收进来，如此等等。

存款……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会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 因而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拒里，而只是作为存款人提供的贷款记在银行的账薄上。另一方面，在存款人相互间提供贷款并由他们的存款支票相互平衡和抵消时，它只是作为账面项目起作用；在这里，无论存款存在同一家银行里，由它在各账户之间进行抵消，还是将存款存入不同的银行里，由各银行间相互交换支票并支付差额，情况都完全是一样的。[11]

按照上面的叙述，银行执行了两项职能：（1）它通过支付的集中和减少地方差异，有利于支付体系的发展，也扩大了支付的规模；（2）它承担了实现闲置的资本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转化，并通过收集、集中和分配货币资本，从而把货币资本压缩到社会资本循环所需要的最低限度水平上。银行承担的第（3）个职能是，收集所有其他阶级货币形式的收入，把它们作为货币资本提供给资本家阶级支配。因此，资本家不仅得到了他们自有的由银行进行管理的货币资本，而且也得到了所有其他阶级的闲置的货币并将其投入生产过程。

为了执行这些职能，银行必须尽可能地收集和集中其他人手中的闲置货币，然后将它们贷放给生产资本家。银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借助的主要手段就是向存款提供利息，并且设立分支机构以便更好地吸收存款。这种“分散化”（一种不准确的叫法，也许是因为这种分散仅仅是地理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对于银行执行其将闲置货币转移给生产资本家使用的职能来说，是必需的。

银行提供给产业资本家支配的货币资本，可以用两种方式用于扩大生产，即转化为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由于货币资本回流方式的不同，这种区分是十分重要的。为流动资本的购买行为所预付的货币资本是按同样的方式回流的，也就是说，它的价值在一个周转期之后就可以完全再生产出来，并再转化为货币形式。但转化为固定资本投资的那一部分预付的货币资本，情况就不同了。以这种方式投资的货币，要在一系列的漫长的周转期内逐渐地回流，并且在这期间是被固定的。因此，资本回流的方式的不同决定了银行的货币被固定的方式和方法的不同。银行把它的资本投入到资本主义企业中去，从而与这个企业的命运有了联系。银行资本被用做固定资本的数量越多，这种联系也就越密切。同产业企业相比，银行在与商人打交道时就要自由得多。就商人资本而言，其涉及的仅仅是支付信用，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解释了为什么银行资本和商人资本之间的关系会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

银行资本（包括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其他形式的准备金）是以以下方式来提供给产业资本家使用的，即允许他们透支自己的存款、开设信用账户及经常账户。这三种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真正重要的是这些资本被使用的目的，即它是被用于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12]

由于银行资本的这种固定化使得银行被迫增加其自有资本来充当准备金和保证金，从而保证其存款的随时可转换性。因此，与纯粹的储蓄银行相反，那些提供长期信用的银行必须有大量的资本供其支配。在英国，已存入的股份资本与债务之间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在经营有方的伦敦和各郡银行，在1900年这种比例是4.38∶100”[13]
另一方面，这一比例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储蓄银行会有这么高的红利水平。

在最初，主要的信用工具是票据交换或交易，它是作为支付信用提供给生产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使用的，以结清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易差额，其结果就是信用货币。当这些信用集中到银行手里之后，与支付信用相比，投资信用的重要性在逐渐增加。同时，产业资本家之间相互提供的信用形式也在发生变化。由于他们把所有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都存入了银行，因此，现在他们是通过票据互相提供信用，还是以银行信用证书的方式来互相提供信用，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既然银行信用可以替代票据，那么票据信用所要求的票据流通也就减少了。产业票据和商业票据被银行票据所替代了，而银行票据则是以产业资本家对银行的债务关系为基础的。[14]

商业信用向投资信用的转化在国际市场上也表现了出来。英国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主义初期的荷兰也有类似的政策），对购买英国产品的外国主要是增加商业信用的供给，同时对自己的进口则主要是以现金支付。现在情况就已经不同了。信用不仅仅也不首先是以商业信用的形式来提供的，而是以资本投资的形式来提供的，其对象或目的是获取对外国产品的控制权。现在，主要的国际性银行家不是诞生在美国和德国那样的工业国里，而是诞生在法国，然后是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的银行家是17～18世纪英国的投资信用的主要提供者，他们对这一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在这一时期，英国只处于中间水平。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的黄金流进与流出运动的数量也因此有所不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伦敦作为唯一的真正自由的黄金市场，从而成为黄金贸易的中心。因此，英格兰银行的黄金运动曾一度是国际信用关系的指标。在法国，黄金的自由运动受到了黄金贴水政策的阻碍，在德国，则是受到帝国银行的各种管理政策的影响和阻碍。由于那时英国提供的信用还主要是商业信用，所以英国的黄金储藏的波动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工商业和贸易收支的状况。另一方面，法兰西银行由于拥有自己巨额的黄金储藏和相对较小的商业债务，因而在操作上的自由度就要大得多。在那一时期，只要市场上的商业信用出现干扰或动摇，帮助英格兰银行渡过难关的就总是法兰西银行。

银行信用对商业信用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是重要的，因为它使得银行家具有某种优势。每一个商人和每一个产业资本家都有到期必须支付的债务，但是他们能否兑现这些债务却取决于银行家们的决策，银行家们可以通过限制他们的信用从而使他们无法实现这些承诺。如果信用主要是商业信用，而银行家基本上仅仅是票据商人的话，则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在这种情形下，银行家本身还要依赖商业的运转和票据支付状况，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对商业信用的任何限制，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商业信用的整体崩溃。因此，银行会全力扩张自己的信用，甚至会过度扩张信用从而导致自身的破产。现在，商业信用的重要性程度已经远远地低于投资信用的重要性程度了，因而银行就可以更有效地进行支配和控制形势了。

一旦信用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么对资本主义企业来说，由于竞争的影响，利用信用就成为必然的了。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利用信用就意味着他的利润率的提高。如果平均利润率为30％，利息率为5％，则1 000 000马克的资本就可以获得300 000马克的利润（按资本家的计算，在这一利润中，250 000马克是企业利润，50 000马克是资本的利息）。如果这个资本家成功地获得了另一笔1 000 000马克的借贷资本，那么他就可以取得600 000马克的利润，减去他必须为这笔贷款支付的利息50 000马克，留给他的净利润还有550 000马克。如果以他的自有资本1 000 000马克来计算，他现在的企业利润率是50％，而原来只有25％。而且，如果考虑到更大的资本使他能够增加产出，并且可以更便宜地进行生产，那么他的利润还会更高。如果其他资本家不能按同样的程度利用信用，或者在更困难的条件下才能利用，那么那些享有优惠的资本家就能够取得超额利润。

即便是在不利的市场状况下利用信用也有其他的好处。一个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借贷资本的资本家，可以在用借来的资本所生产的产品范围内，把自己的产品价格压低到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以下，直到等于成本价格加利息水平，这样，他就能够以低于生产价格的价格将其产品全部售出，而不减少他的自有资本的利润。在这里，他牺牲的是他借来的资本的企业利润，而不是他的自有资本的利润。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期，可以利用信用的企业或资本家，在价格竞争中就具有优势，其可以利用的信用数量越大，这种优势也就越大。因此，对生产资本家来说，他的自有资本变成了他的企业利用借入的资本以远远超越原有的资本的限制的规模进行扩张的基础。[15]

通过信用的使用可以增加企业利润，对于个别资本家和他的自有资本都是如此。它最初并不影响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但是却的确增加了利润的总量，从而加速了积累的步伐。由于那些最先或比别人更大规模地使用信用的资本家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他们首先是获得了超额利润；但是，由于生产的扩张总是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的趋势相伴随的，因此这一过程的持续会造成使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个别资本家企业利润的提高刺激了他对信用的更大的需求，而这种信用的供给的可能性也由于所有的货币资本都被集中到银行而增大了。这种在产业中产生的趋势也必然反作用于银行的信用提供的方式。

寻求更多的利用信用的这种需求的增加，它所导致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将银行的这种信用当做流动资本来使用。企业的自有资本被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固定资本，而流动资本则越来越多地由借入资本来承担。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固定资本的重要性大大提高，这种信用只能用在流动资本上的限制让人越来越觉得过于严格。但是，如果要求信用也可以用于固定资本上，那么信用提供的条件就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流动资本在一个周转期结束之后，就可以再转化为货币资本；而固定资本却要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随着它慢慢地损耗，才会逐渐地再转化为货币。结果，转化为固定资本的货币资本必须被预付很长一段的时间，因为它会被长期地固定在生产过程中。然而，提供银行支配的借贷资本绝大部分必须随时能够提取。由于这一原因，银行能够作为固定资本贷放出去的仅仅是可以在很长时间内停留在银行中的那一部分。当然，任何一个特定的借贷资本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在整个借贷资本中，总会有一大部分停留在银行之中，虽然它的构成会不断发生变化，但总是会有某个最小限额始终停留在银行中；这一部分归银行支配的资本，可以作为固定资本投资被贷放出去。个别资本在纯粹借贷资本形式上是不适宜于固定投资的，因为这样一来，它便不再是借贷资本了，而是成为了产业资本的一部分，资本家也由借贷资本家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这个经常归银行支配的最小限额，它适宜于固定的投资。由银行支配的总资本越大，这个最小限额也就越大，而且也越稳定，因而可以用做固定资本投资。因此，银行在达到某个一定的规模之前是无法提供固定资本投资的，而与此同时，它的扩张还必须快于甚至大大快于产业企业的扩张。并且，银行不能只局限于参与一家企业，而是必须通过参与多家不同的企业来分摊自己的风险。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采取这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这种预付的借贷资本可以实现有规律的回流。

信用的这种提供方式使银行与产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只要银行仅仅充当支付交易的中介，它就只会对企业的暂时状况和支付能力感兴趣。银行对它确认是有效的票据进行兑现，为商品预付货款，接受那些可以以正常价格出卖的股票作为抵押贷款。这样的一个银行业务范围，与其说是产业资本，还不如说是商业资本。此外，如果再加上满足交易所的需求，那么银行与产业的关系，与其说是关于生产过程的关系，还不如说是关于产业资本家向批发商出售商品的关系。当银行开始为产业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本时，情况就变了，这时银行的兴趣不再局限于企业的暂时状况和市场的暂时状况，而是更关注于企业的长远命运和未来的市场状况。一旦获取暂时利益变成了确保长远利益，则它所提供的信用量越大，特别是这些借贷资本中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大并越持久。

同时，银行对企业的影响也增大了。只要信用还仅仅是暂时的，还仅仅是充当流动资本，则终结这种关系也就相对容易。企业可以在一个周转期结束之后偿还信用再去寻求其他的信用提供者。如果借贷资本的一部分被用做固定资本了，则企业就不能这么做了。这时的债务关系只有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之后才能解除，因此企业被银行约束住了。在这种关系中，银行常常是更有力的一方，它总是掌握着具有流动的、随时可用的货币资本。而另一方面，企业却不得不依赖于它的商品向货币的再转化，一旦流通过程受到阻滞或销售价格降低，则企业就必须追加资本，而这些追加的资本只能以信用的形式来获取。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每个企业都只持有最小限额的自有资本，所以任何突然出现的要求增加流动资金的紧急情况，都只能求助于信用。对企业来说，信用被拒绝可能意味着破产。正是因为控制了货币资本，才使得银行对企业具有了支配权，因为它已经把自己的资本作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固定在企业里面了。此外，银行的优势还由于下面这一事实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对银行而言，它的资本不受个别交易结果的影响，而对企业来说，也许其全部的命运都取决于这笔交易。当然，在一些情况下，银行可能严重地受某一企业的约束，以至于它的命运同企业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不得不满足企业的一切要求。但是，一般来说，决定信用关系中经济依赖性的通常是资本的力量和优势，特别是那些可自由支配的货币资本。

银行与产业间关系的变化，使得那些已经被银行体系的技术条件导致的所有的集中趋势得到进一步增强。在这里，在对这些趋势进行考察之前，我们必须先区分银行的三种主要职能：商业信用（票据的流通）的供给，资本信用的供给，以及对发行业务的一定程度的参与。

就商业信用而言，决定性的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发展，它要求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国际关系网络。外国的票据需要较长的流通时间，因此要动员更多数量的资本或货币，而且它们也很少能通过相互间的票据支付完全抵消。因此，外汇交易要求有一个更大的和更有效率的组织。

重要的事情在于，对产业的增长变得极端重要的银行业务，由于其自身技术的发展， 已经产生了集中的趋势。产业生产者们用于支付他们购买的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外国票据和国内票据，需要一个有许多分支机构的银行业的组织，以便能够有效地进行大规模的交易，特别是同外国票据的交易， 同时还能够对票据抵钾进行担保。换句话说，要有具有大量国外和国内分支机构的大银行。当然，产业只是将这些票据用做支付手段或是用做商业信用的保证。提供这种信用的机构还没有因此而获得干预接受信用的产业的可能性。在银行和产业之间的这种关系中，银行的权限被限定为对借贷者可靠性和偿还能力的必要审查。[16]

为了使经营外国票据业务变得有利可图，套汇也必须与之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有广泛的联系和大量的流动资金，因为套汇活动要获得利润，总是必须十分迅速地和大规模地进行。这种票据的套汇交易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何时，比如在伦敦对巴黎的票据需求大于其供给从而票据的市价相应提高的时候，那些存款的或信用的商号就可以利用这一有利行情在巴黎开出票据；另一方面，在巴黎的有关商号也期待着伦敦市场上具有同样有利的机会，以便再把这一金额送回英国。[17]

资本信用对经常账户日益重要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中看到：[18]

这种交易对银行与产业间关系产生重要作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1） 由于它对企业规模平稳扩大的决定性意义，造成企业对信用提供者的依赖。 （2）银行对产业提供信用的技术上的复杂性，使得与上述信用业务相比，对银行业的组织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它创造了银行的集中趋势……（银行）与产业的独特关系……要求新的原则，要求银行管理者必须掌握全新的产业知识。 （3）最后，产业的经常账户业务是银行和产业的全部交易的枢纽， 因为银行在产业间的所有的其他活动，比如创业和股票发行活动，都会使银行直接参与产业企业以及作为监事会成员参与产业企业的管理。很多时候，这种活动都与银行信用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同时，经常账户是）银行判断和监督产业企业的有效手段，周转的有序进行则意味着经营状况的良好。[19]

银行掌握企业运行的准确信息，使它有利于它与产业之间的良性关系的持续，同时还可以在其他方面给银行带来好处，例如它在交易所的业务。另一方面，过度提供信用的危险，使得银行必须对产业企业实施更大程度的控制，而它的前提条件是，企业仅仅与一家银行发生联系。

在银行只提供信用的时候，如果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张，银行资本的集中趋势也趋于增强了，那么当它承担股票发行工作的时候，这种集中也就达到了顶峰。大银行在这项活动中具有毫无疑问的优势，因为它可以承担这项利润最为丰厚的业务。大银行的交易量越大，经营规模越大，它所从事的这项业务的效率也就越高。银行越大，银行发行的安全性也就越高，因为它可以把发行额的大部分出售给它自己的顾客。另一方面，大银行必须能够提供由此所带来的比以前大得多的资本量，为了这一目的，它需要大量的自有资本和对市场的巨大影响。

大银行可以选择一个最有利的时机来进行股票发行，它可以用自己的巨额资本筹备交易所，也可以用它来控制股票发行后的价格，从而保护企业的信用不被动摇。伴随着产业的发展，对银行发行服务能力的要求也提高了。一旦资本被动员，它就可以使企业的生产扩大只受一个条件的限制，那就是技术上的可能性。企业的扩张还消除了它对自己所生产出的剩余价值的依赖性。实际上，在繁荣时期产业的确可能会迅速发展，而且还可能是跳跃性的发展。这种扩张意味着对资本需求的突然增加，不过它只能通过银行的大量集中的资本准备金来获得满足，而银行自身又必须在不干扰货币市场的前提条件下来筹措这些资本。银行只有在它贷出的资本能够迅速地回流或这种发行交易只需在账面上进行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如果要使发行交易只在账面上进行，那就只能是由银行自己的顾客来购买这些股票，这些顾客为此从银行存款中取出货币向银行支付，从而减少了负债。

由银行本身的技术所产生的趋势会影响银行的集中，正像产业集中会造成银行集中一样，但产业集中是银行集中的首要原因。

[1]
那些认为货币是完全基于交换而产生的人，都还在进行着有关商品券、劳动货币等的幻想。这些人幻想着有直接从金银块中脱离出来的能够直接独立表示商品价值的信用券，以此来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这些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在账单相互抵消、差额部分由现金清偿以及没有支付的票据为货币所替代时，商品交换才能在社会中有效进行。

[2]
一年中投入流通领域的票据数额为（以百万马克计）：1885年是12 060；1895年是15 241； 1905年是25 506。其中银行承兑的数额分别为：1 965或者16％；3 530或者23％；8 000或者31％。虽然这些数字中也包含了那些像证券、仓储收据等未流通的票据（维·普里庸：《德国的票据贴现业务》， 1907年莱比锡版，第51页）。

[3]
如果正常的商品流通被革命、战争等非经济性的突发事件所打乱，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因为这些事件而造成的商品流通延迟记入正常的流通时间内，我们应该耐心地等待这类事件过去。比如，因为某些原因造成票据无法按时承兑时，国家可以颁布法规来延长票据承兑的期限。

[4]
我在这里说的产业资本家，指的是那些追求平均利润的企业家和商人，而非那些追求利息的借贷资本家和追求租金的固定资产拥有者。

[5]
詹姆斯·威尔逊：《资本、通货和银行业》，1847年伦敦版，第44页。

[6]
银行依然会继续做钞票的贴现业务。在票据和其他保证单据的数额范围内，钞票继续执行着信用货币的职能，但这并不能改变钞票作为纸币的职能。下面的论述可以证明钞票发挥着纸币的职能：当钞票发行量超过社会需求量时，钞票就会像纸币一样贬值；而当钞票没有发行过量时，它就不会贬值。在英格兰，由于国家预付款的增加，导致纸币流通的数量不比实际货币的需求多多少，即使在施行银行信贷限制的时候依然如此，所以钞票的贬值幅度很小。但是迪尔的下述说法是错误的：“即使具有法定交换功能的钞票，也还不能被称为是真正的纸币（此外，迪尔在这里没有考虑奥地利币制改革的经验，从而过高估计了这种怀疑。——希法亭）。因为在现行制度下，钞票是作为贷款兑付的形式发行的，而不是为货币流通发行的。钞票的发行数额是由银行的管理方式决定的，而不是由货币需求数额决定的。钞票发行的直接的和唯一的目的是满足国家的商业信贷需求，而如果发行过度，则就会危及国家信贷体系的安全。”（卡尔·迪尔：《对李嘉图的国民经济基本规律的社会科学说明》，1905年莱比锡版，第二部分，第235页）基于商品交换而发行的钞票与基于国家信贷而发行的钞票，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迪尔却忽视了这种区别。前者取代了货币的职能，能够表现商品的真正价值，提高商品流通与交换的效率；而后者则是纯粹的国家信贷的表现，国家发行这种保证可以兑换成现金的钞票， 目的是为了购买那些国家暂时不能为之支付现金的商品。如果国家从货币市场上借款，那么就会从货币市场上抽走一部分资金；而当国家把借款花掉时，这部分资金就又会回到货币市场上。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货币总数并未发生改变。由于国家在出现财政危机的时候只有银行这一个求助对象，所以国家就会把钞票规定为具有法定效力，以此来防止银行因为救助国家而破产。所以作为国家信贷而发行的钞票，同其他纸币的发行一样，都是对经济流动性的一种增加，都会使货币发生贬值。国家还可以通过直接发行货币来支付自己的借款，不用间接地通过银行来还。只是通过银行间接还款的方式，银行可以从中赚取利息，而银行为此所支付的唯一成本只是钞票的印刷成本。虽然李嘉图曾把钞票和纸币混为一谈，但是因为银行可以通过发行钞票而获利，因此他反对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发行，他认为应该由国家垄断钞票的发行。如果感兴趣，读者还可以看看李嘉图在他的《经济和安全的通货提案》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些著名建议，这些建议有很多在奥地利的“纸币改革”中得到了应用；而正是这个实践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了李嘉图理论的错误之处。

[7]
在货币制度的立法上，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一个纯粹的社会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却并不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社会本质特征，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隐藏得很深，我们只有通过一步步艰辛的理论探索才能找到。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导阶层，对于理论探索的结论还持反对态度。撇开那些在银行立法方面的比较出色的资本家的狭隘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反对已经成为了货币流通规律理论研究的桎梏。尽管图克、富拉顿和威尔逊曾证明英国货币学派的荒谬之处，但是英国货币学派理论在解决英国银行立法问题上的胜利，的确可以证明前面的结论。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货币学派的理论居然得到李嘉图的支持。李嘉图一直都致力于宣扬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在这个例子中，他却受英国货币制度实践的影响，放弃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

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很难建立起主动的、合理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资本主义社会能够从痛苦的、代价高昂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慢慢学到很多社会发展的原则，但是它却找不到实践这些社会原则的动力。比如，美国、英国和德国现在还都维持着银行发行的制度，这就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制度改革方面比较迟钝的一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从最近的货币发展历史中探寻出一个在逻辑上能自圆其说的货币理论出来，就更加不可能了。克纳普仅仅创立了一套系统的专业术语，但并没有对最近的数据作出评价和解释。不过他的这个大胆突破实际上就已经让资本主义世界感到震惊了。

由于货币流通和信用方面的管理是一个纯粹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理应把这个任务委托给国家来办。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被分为各个社会阶层，而那些弱势阶层担心，把货币流通管理的权力交给国家来掌握会增强那些强势阶层的统治力量。弱势阶层和强势阶层之间的斗争，往往最终能够达成这样的妥协，即由一家具有特权的私营公司来管理国家的货币流通，而国家则对这家公司（一般为中央银行。——英译者）拥有广泛的监督权。建立国家货币流通体制时，我们不应该考虑资本家的利益，至少不应该考虑得太多。中央银行执行自己的权力，对于资本家的个人利益没有影响。不过有一点倒是应当小心，即受利益的驱动，中央银行可能会滥用国家信用，从而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货币流通和信用体制的管理，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一项社会任务，而这个任务的执行者不应该有任何的利益动机。

[8]
“对于那些老银行经理们在1810年公开反对的原则，我毫不犹豫地公开表示支持，这个原则说的是：只要银行发行的是贴现期不超过60天的好票据，那么无论结果怎么样，银行方面都不承担任何过错。我非常坚定地相信，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则里，蕴含着更加接近现实的行事途径，蕴含着对于管理货币流通十分深刻的道理”（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第198页）。

[9]
“票据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支付手段。以前商业票据是国家间贸易支付的主要手段，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银行汇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商业票据等其他支付方式与银行汇票比较起来越来越靠后站了。商业票据的购买职能渐渐退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银行汇票的职能抽象化的发展越来越丰富，以至于现在很难说银行汇票是在商品交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银行汇票应该满足可以随时提现的要求，这是它的最重要的新功能。在国际信贷中，我们可以广泛应用银行汇票这种支付方式”（A.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1907年柏林版，第258页以下）。

[10]
因为贷出货币的目的是取得利息，所以对于货币的出借方来说，出借的货币具有资本的特征。并且不管那部分出借的货币最终的用途是什么，不管它会用来当做生产资本的启动资金，还是用来当做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大家一般都会把它当做资本。因此，支付方面的货币的需求和资本方面的货币需求就混在一起了。

[1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53页。

[12]
当经济学家分析商品的时候，都会把它们当做交换行为的载体，而不分析商品的具体形态和特征。但是在分析比较成熟的信用交易和证券交易时，他们却对这些交易的各种各样的具体形式和特征不遗余力地加以研究。在我看来，耶德尔斯的著作《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1905年，莱比锡版）在其他方面的论述比较成功，但是在这个方面，他却把信用交易的具体形式看得过于重要了。

[13]
雅费：《英国的银行制度》，第200页。

[14]
几乎在所有的商业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趋势：现金逐渐取代商业票据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并且现金支付方式（普里庸认为银行支付也是现金支付的一种）在稀有材料和半成品的交易中已经得到广泛使用。随着银行信用的发展，特别是承兑信用业务的发展，商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转账和填写支票的方式来进行支付，而纯粹的商品票据的用途越来越少了。由于通过从高端贸易中吸收财富，资本总量现在已经很大了，所以这种交易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对那些交易额巨大的商品票据产生影响。在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中，那些数额巨大的交易（如小麦贸易），当无法使用银行承兑的时候，就会把即期票据当做海外贸易支付的主要手段，而不会采用期限长达2～3个月的票据。虽然大额的现金支付要求购买者必须在银行有充足的信用储备，但是通过支付现金，购买者可以买到质量更佳的商品，所以现金支付越来越流行了。由于一些商品票据的流通性已经很高，帝国银行和其他一些信用银行以及那些信用银行内部不同的集团之间，都展开了对这些流通性较好的商品票据的竞争。积存了大量资本的大型银行在商品票据上寻求合适的投资目标，银行间在好的商品票据上的竞争压低了这些票据的价格，使得它们的价格不仅低于帝国银行的贴现率，而且还低于其他信用银行的贴现率　（普里庸：《德国的票据贴现业务》，第120页）。

[15]
1902年《股东》中所描述的案例，可以比较经典地反映这种信贷方式。《股东》中提到，产业资本家经常会为自己的贷款而向银行支付高达20％～40％的利息。在诺伊斯钢铁厂（原来的鲁道夫·德伦钢铁厂）的一次股东大会上，一位股东说，从1900年到1903年，这家钢铁厂的债务占其流动资产的比率分别是26％ 、 85％ 、 105％和115％。在1903 500 000马克的总债务中，有718 000马克的债务是银行贷款，而当期该企业的总股本仅有1 000 000马克（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第42页）。

[16]
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第32页。

[17]
埃德加·雅费：《英国的银行制度》，第60页。

[18]
“经常账户的本质特征是，它允许债务人全部地或者部分地利用定好的信用额度，或者用同样的方式随时偿还信用额度。这种信用方式给债务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为他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根据自己的交易需求随时调整自己的借贷资金量，以节约融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在经常账户中扩展信贷额度，银行的贷出资金也会更加安全，因为债务人还贷的期限虽然不固定，但是债务人却能够在任何时候还贷”（普里庸：《德国的票据业务》，第102页）。

在分析德国当前此类的信贷利息率时，相关机构告诉我们，“经常账户中的信贷利率是根据帝国银行的贷款利率来作调整的，不过当帝国银行的利率下降时，经常账户中的信贷利率并不会一直下降下去，一般它会维持在5％以上的水平。并且，虽然利率是统一计算的，但是实际上每份信贷合同的利率水平同样也会受到信贷的特征、担保品的质量和银行的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对于此类信贷业务银行还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而信贷手续费的大小则取决于贷款额度、贷款归还期限和商业联系的紧密程度等因素。实际上，这个手续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所签订的贷款协议，手续费可以让那些信用不佳的贷款人的实际贷款利率高于正常贷款利率2％～3％”。

[19]
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第32页。

第6章　利息率

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每一笔货币额都可以当做资本来使用，即只要将它提供给生产资本家，就可以产生利润。

假定年平均利润率是20％，这时，一台价值100镑的机器，在平均条件以及平均的智力水平和合乎目的的活动下当做资本来使用，就会提供20镑的利润。因此，一个拥有100镑的人，手中就有使100镑变成120镑或生产20镑利润的权力。他手中有100镑的潜在可能的资本，如果这个人把这100镑交给另一个人使用一年，让后者把这100镑实际当做资本来使用，那他也就给了后者生产20镑利润即刹余价值的权力。这个剩余价值对后者来说什么也不花费，他没有为它支付任何等价物。如果后者在年终把比如说5镑，即把所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交给这100镑的所有者，那他就是用这5镑来支付这100镑的使用价值，也就是支付这100镑的资本职能即生产20镑利润的职能的使用价值。他支付给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利润叫做利息。因此，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润的特别名称、特别项目；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不能把这部分利润归为己有，而必须把它支付给资本的所有者。

很清楚，100镑的所有权使其所有者有权把利息、把用他的资本生产的利润的一定部分据为己有；如果他不把这100镑交给另一个人使用，则后者就不能生产利润，也就根本不能用这100镑来执行资本家的职能。[1]

从货币所有者的角度来说，他借出的货币变成了资本，因为这些货币在一段时间后会以增加的数额回到他的手中。但是，资本只有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剥削劳动力和占有他们的无偿劳动，才能增殖。结果，借出的货币资本要想产生利润，就必须将自己变成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货币资本。由此而产生的利润现在被分割了，一部分作为利息归还给借贷资本家，另一部分则留给生产资本家。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利润就构成了利息的最高界限，因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这也是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唯一可能的关系。另一方面，利息却不是利润的一个固定的部分，它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需求和供给。我们可以这样来想象和推断它们的基础，即假设货币所有者和生产资本家是两者各一的情况下，或者换句话说，在所有生产资本家同时掌握有必要的货币资本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有利息的。但没有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却是不可想象的。利润的生产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利润是直接由经济关系产生的，是由资本关系、生产资料同劳动的分离以及资本和雇佣劳动力的对立而产生的。利润的大小取决于工人阶级利用现有生产资料所生产出来的新价值，以及这种新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分配，而后者又决定于劳动力的价值。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决定因素完全是客观因素。

然而，利息的情况就不同了。它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生产资料与劳动的分离——而产生的，而是由一些偶然的情形所导致的。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有生产资本家才占有货币，其结果就是，不是全部货币资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进入个别资本的循环过程之中，而是有时候会处于闲置状态。利润的多大部分能为借贷资本家所占有，这取决于生产对这种货币资本的需求的水平及其变化。[2]

如果利息是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需求和供给本身又是由什么决定的？一方面，存在着一些暂时闲置而又寻求投资机会的货币；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资本家对货币的需求，他们希望能把这些货币转化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资本信用造成了这种分配，资本市场的状况决定利息率。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内，都会有一定数额的货币供资本主义社会支配，这就是供给；而另一方面，在同一个时期内，由于生产和流通的扩大，将会导致对货币资本的一定的需求。换句话说，“货币的借出价格”或利息率，在特定时间内是由货币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既定量决定的。这种利息率的决定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困难的是如何对利息率的变化进行分析。

至少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生产的扩大从而流通的扩大，意味着对货币资本需求量的增加，因此，在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需求量的增加肯定会造成利息率的提高。问题是，货币的供给也会随着需求量的变化而变化。构成供给的货币量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已有的现金和信用货币。在我们对流通信用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信用货币量是会变化的，它会随着生产的扩大而扩大。这意味着对货币资本需求量的增加，但这种需求量的增加会同时伴随着供给量的增加，这种供给量的增加是通过由生产的扩大而增加的信用货币产生的。因此，只有当对货币资本需求量的变化大于供给量的变化时，利息率的变化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当对货币资本需求量的增加比信用货币的增加更快时，利息率的提高才会出现，但是它可能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呢？

首先，任何信用货币数量的增加都要求用于保证信用货币可以随时实现转化所需的以现金形式存在的准备金数量的增加。其次，随着信用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为清偿不能相互抵消的信用货币的差额所需保持的现金部分也必须是同时增加的。而且，随着流通的扩大，信用货币在其中只能起很小作用的交易量也增加了。比如，对工人工资的支付以及用于零售商的交易，一般都是现金交易，这样可以用于借贷的货币数额就减少了，并且还有一部分现金必须用于其他目的。第三，一旦繁荣期结束，商品销售停滞或减慢，信用货币的增加就会明显地落后于增加了的生产和流通的需要。由于这意味着为商品而发行的票据不能再相互抵消了，至少是票据的期限要延长，因此，如果到期的票据不能相互抵消，那就必须支付现金，并且各种形式的信用货币（即票据或替代它的钞票）便不能按以前的规模执行货币职能和完成商品流通了。为了兑付票据，便产生了对现金的更大的需求。因此，实际执行职能的信用货币减少了，而对替代它的现金的需求量却同时增加了。这种需求造成了利息率的提高。

因此，如果利息率的绝对水平取决于资本市场的状况，那么利息率的变化则首先取决于流通信用的状况。对这种变化的详细分析属于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讨论范围，为此我们要联系那一部分内容加以阐明。

我并不完全同意马克思关于利息率的变化是由资本的供给（以现金和钞票形式贷出的货币）所造成的观点。马克思说：

利息率的变动（撇开较长时期内利息率的变动或不同国家的利息率的差别不说，前者由一般利润率的变动来决定，后者则由利润率之间的差别和信用发展上的差别来决定）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假定其他一切条件如信任的程度等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取决于以货币形式即以硬币和钞票形式贷出的资本的供给；这种资本和产业资本不同，后者是通过商业信用以商品形式贷给再生产当事人的。[3]

但实际上，这样的分析仍然不能回答钞票的数量能够有多大的问题。很明显，浮现在马克思脑海里的是英国的情况。对于英国来说，答案当然就是《皮尔法案》的相关法律规定。按照这一法案，硬币和钞票的总额是由处于流通中的硬币额、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以及流通中的无准备金的14 000 000英镑的钞票构成的。实际上，这些钞票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国家纸币来执行职能的，至少在皮尔时期是如此，因此，它代表了能以货币符号代替的流通的最低限额。这样，钞票的总额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法律一次性地被最终确定了。但是，如果我们以更一般性的形式来表述的话，那它就是，利息率的变动取决于可以贷出的货币的供给量。不过，所有没有处于流通中的货币都可以被贷出，而那些处于流通中的：第一，是相当于最低限额所需要的货币符号。第二，是一定数额的黄金。还有一些黄金储藏在某家银行或某几家银行的地下室，它们一部分用来作为国内流通的准备金（储藏货币），另一部分则用来作为国际流通的准备金（因为黄金必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人们只能根据经验来确定为达成这两个目的所需的准备金的最低数额，剩余的部分可以贷出。这就是最终决定利息率水平的货币供给，而这种供给本身又取决于再生产当事人彼此间提供的商业信用的状况。只要商业信用能按照增大了的需求所要求的程度扩大，利息率就不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不应忘记，需求的最大部分是通过与需求同时增长的供给来满足的。信用的最大部分是商业信用，或者是我更愿意称之为的流通信用，需求和供给（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满足需求的手段）二者会同时随着生产的扩大而增加。这种信用的扩张可以在对利息率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完成，而且实际上在繁荣的初期阶段也的确发生了这样的没有对利息率产生特别影响的信用扩张。只有在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准备金接近它的最低限额以及银行不得不提高贴现率的时候，才会出现利息率的提高。但是，这只会在繁荣的高涨阶段发生，因为此时流通要求更多的黄金（周转中所需要的可变资本以及结清差额所需要的数额都增加了）。当黄金储备由于流通的需求而被吸收掉从而变得最小的时候，也就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最为强烈的时候，此时可以贷出的黄金储备几近枯竭，会直接造成在这个时期成为利息率调节者的银行贴现率的提高；而提高贴现率的目的就是为了带来黄金的流入。由错误的银行立法所造成的各种限制，只会使这一时间点比纯粹经济条件所要求的时间更早地出现。所有这些限制的错误均在于：它们以某种方式（在德国是以间接的方式，在英国则是以直接的方式）过低地估计了流通所必需的最低限额，从而限制了借贷资本的供给。

因此，利息率降低的趋势是同这样的前提联系在一起的：相对于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而言，现有的黄金储备变得更为充裕，也就是说，黄金储备的增加快于对借贷资本的需求的增加。但是，如果我们只考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则上述利息率平稳下降的趋势实际上就是不能被证实的，[4]
同时它在理论上也是不能设定的，因为随着黄金储备的增加和流通所需的最低限额的提高，繁荣时期进入流通的黄金数额也在同时增加。

表一　最近五十五年以来欧洲主要四大银行的平均贴现率

只有在利息是利润的某种固定的部分时，利润率的下降才意味着利息率的下降。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利润率的下降顶多

续　表

意味着利息的理论上的可能的最高限额即总利润的降低。但是，因为这种最高限额一般在较长的时间内是达不到的，所以这种“证实”

续　表

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5]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不应被忽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息率是相当稳定的，而利润率却下降了，其结果是导致总利润中利息所占的比重（以牺牲企业利润为代价）有某种程度的

表二　过去五十年中每十年的平均贴现率数据

增加。换句话说，食利者所占的份额以牺牲生产资本家为代价而获得了增加。这一现象虽然同利息率下降的信条有矛盾，但却与事实相一致，它同时也是生息资本也就是银行的影响和重要性增加的一个原因，它是导致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一个重要杠杆。

[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98 ～ 399页。

[2]
在解释价格和供求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假设供需数量是既定的。边际效用理论总是假设供给是不变的，并且总是假设一开始就有一定量的存货储备。熊彼特在他的《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一书中，把政治经济学定性为一套静态的理论体系，这与他所支持的边际效用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套动态的理论体系才对，政治经济学应该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和发展的规律。边际效用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驳和对立，在这里表达得十分清晰了。海德曼曾开玩笑地说道：“最终效用理论的最终无效用。”如果想建立经济学理论来确定供给的规模，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建立生产理论来确定生产规模。需求是由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统一决定的。同样地，在解释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着利率水平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是找到决定供给规模的因素。

[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586 ～ 587页。

[4]
以下的这些数据并不能支持利率下降的理论。史密斯告诉我，在他生活的年代，荷兰政府的借款利率为2％，而普通的信用较好的借款者支付的利率为3％。战后（1763年以后）一段时间，信用很好的私人借款者和大型的伦敦商店，它们的借款利率都达到5％，而原来它们的借款利率仅为4％～4.5％。为此图克表示：“在1764年，4％利息率的证券跌破了面值，海军证券的贴现率为9.625％。利息为3％的公债，在1763年为96，而到了10月份却下降至80。但是在1765年，利息率为3％的证券（包括刚发行的证券）其价格都达到了面值的水平，有时还会超过面值的水平，并且3％的利息率的证券数量也达到了92。” （托马斯·图克：《价格的历史与流通状态》，第一卷，第240～241页）施穆勒也曾说过，利息率为3％的公债的价格也已经到了107 （《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第二卷，第207页）。国家证券的价格不仅仅反映了利息率的变动，而且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我们倒是还可以把它当做反映利息率变动的标准。

从银行贴现率的数据中我们还是看不到利息率下降的趋势。下表一是从阿尔弗雷德·施沃纳博士1907年11月26日和27日在《柏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统计的角度看利息率和危机》的文章中摘录下来的〔其中，C表示危机的年份，而1895年和1882年的经济危机纯粹是投机性经济危机（邦图破产）〕。

针对这个表格里的数据，施沃纳曾进行过如下的讨论：

“从这些19世纪的银行贴现率统计数据中，我们找不到利率变动的基本趋势，既没有明显的利率上升趋势，也没有明显的利率下降趋势。政府会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在一段时间内把贴现率调节到低于4％的水平。从变动贴现率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个角度来讲，英国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头。早在1845年，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就首次降低到了2％的水平。而以法兰西银行为例，法兰西银行到了1852年才把贴现率降低到3％，到了1867年才把贴现率降低到2.5％，到了1877才把贴现率降低到2％的水平。而柏林银行却到了上世纪20年代，才把贴现率降低到3％的水平。不过德国在普鲁士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存续期间，利息率曾经在1880年下降到4％以下。在奥匈帝国货币改革后出现了经济危机，为应对此次经济危机，1903年奥匈银行曾把利息率降低到3.5％的水平。随着银行体系和货币管理体制的技术性改进，到现在为止的利息率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应该是一种进步。”

施沃纳还提供了下面的这个表（表二）。

“在1857～1866年这十年间，各银行的平均贴现率达到4.79％的历史最高水平，并在1867～1876年这十年间保持在了4.09％的高水平。在1877～1886年间，平均贴现率下降到3.63％，并在1887～1896年间达到3.38％的历史最低水平。在过去的十年间，平均贴现率为3.67％，比前二十年高，但比金融和工业高速发展的1857～1876年这二十年间的平均贴现率要低好多”。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利息率并不是由利润率所决定的，而是由货币需求的变动所决定的。这里的货币需求变动是由经济发展的速度、范围等变动所引起的。

研究表明，高利率是由政府调节货币管理体制所引起的，比如，1799年的汉堡的贴现率高达15％，在这样高的利率下，只有那些限量发行的最好的票据才能够得到兑现（图克：《价格史》，第一卷，第241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弹性货币管理体制的缺乏，就像美国现在由于缺乏弹性的货币体制进而造成利率水平极高且波动性很大。这些利率变动与经济中的利润率变动没有任何关联。

[5]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在货币使用较多的地方，货币的使用报酬一般较多；而在货币使用较少的地方，货币的使用报酬则较少。”（斯密：《国富论》，第一部分，第9章）斯密的这一原则虽然说得很清楚，但却并不正确。

第二编　资本的动员　虚拟资本

第7章　股份公司

股息与创业利润

直到现在，经济学界仍然还是从组织形式及其直接产生的结果方面的差别来区分私人企业和股份公司。这种区分方法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来考察企业的优劣，客观方面：管理层对企业的责任和利益的多少、对企业进行监督的难易程度等；主观方面：企业可以使用的资本量、企业积累资本的能力等。但是，这种区分方法忽视了这两种企业形式之间最基础的差别，这些差别对于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重要，而我们必须要通过了解公司制度的发展及其原因才能理解。[1]

我们第一个研究对象是产业股份公司，从它身上可以看到产业资本家职能的转变。因为股份公司把私人企业里偶然发生的事件变成了一项非常普遍的和基础的管理原则，那就是把产业资本家从他的企业家的职能上解放出来。由于这种转变，只要资本家依然是企业的股东，那么投资于企业的资本就会成为一种纯粹的货币资本。尽管货币资本家的借款与企业的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货币资本家完全不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货币资本家的唯一职能就是借出资本，然后一段时间以后收回本金和利息。这种职能的发挥是通过合法的合同手续来实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股东其实就是货币资本家，他预付资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所回报（这里用这个比较普遍的表述方法）。与其他货币资本家择机进行投资一样，股东在投资时也会判断一下到底投资多少合适。不过尽管如此，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以股本形式所投资的货币资本，其利息率并没有提前固定，股份只是一种对企业利润的索取权。与借贷资本的另一个区别是，这些货币资本家的最终收益是无法得到保证的。无论是与所投资企业的合同约定，还是自身的股东身份，都无法保证货币资本家能够获得固定的收益。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区别。一开始我们就应认识到，股份形式的货币资本，其收益根本不可能是固定的。资本家建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赢利，建立企业的前提是假设他的企业在一般情况下的利润率能够高于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一般来说，股东的职能和货币资本家的职能十分相似，都是在企业具有偿债能力的条件下借给它钱来实现生产经营。一般来说，相对于货币资本家来说，股东承担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会获得一定的风险收益，但是这部分风险收益也不是提前就能确定下来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那些收益固定、十分安全的借贷资本相比，能够提供给企业家的可自由流动的股份资本数量比较少。出于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股份资本投资才会取得一定的风险收益。正是这种资本供给量的不同，才会导致固定利息证券市场上的利率千差万别。收益的确定性是大还是小，决定着资本的供给量，而资本供给量和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的变换，又导致了市场上利率的不断变化。每单位股份的收益率大小取决于某一产业部门的利润率，而某一产业部门的利润率又取决于社会平均利润率。

不过，股东并不是产业企业家，而是货币资本家。借贷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借贷资本家掌握的是货币资本，并且这些货币资本可以随意投向任一部门或企业，而产业资本家则只能把资本投入到一个特定的企业里。与股东仅有很少的资金不同，产业资本家需要拥有巨额的能够在某一工业部门中独立运作的资本量。产业资本家把资金全部都投入到自己的企业中，他只在自己的企业里辛苦工作，他的收入与企业的命运长期地联系在一起了。除非他卖掉自己的企业，否则他无法抽回自己的资金；而卖掉企业将意味着企业所有人的更换，即一个资本家取代另一个资本家。产业资本家与货币资本家不同，他所收取的回报是产业利润。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把股东看做是货币资本家的话，那么股东就会把资金投入到任何可以赢利的地方，这点与产业资本家是不同的。

如果股东要想成为货币资本家的话，那么他必须要时时刻刻地都必须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货币资本。但是事实上，股东的股本与企业家的投资一样，都与企业紧密地绑在一起了。股东的资金会被用来购买设备、原料、给工人支付工资等，也就是，股东的货币资本被转变成了生产资本（
），并进入到了产业资本的循环中。只要股东投入资金，他就不能把资金抽回来。他没有这笔资金的完全占有权，而只拥有这笔资金的部分收益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数额的货币资本都能产生利息；反过来说，每一项固定收益（不包括那些个人的不确定性较大的收益，比如工资）都可以按照当前的利息率换算成一笔资金[2]
。这个理论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解释：每一笔数额较大的资金总是能赢利的，而赢利的途径就是获取利润的索取权。所以股东随时可以通过出售手中的股票收回自己的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股东与货币资本家是十分相似的。股票出售是通过股票交易所来实现的。股票交易市场的建立使股东完全具备了货币资本家的特征，并且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股东。同样，货币资本家在投资于股票的时候，依然还可以保持着自己的特征。与投资于其他证券的资本一样，流动资本在股票投资上也互相竞争，这与流动资本在固定收益的借贷项目上互相竞争也是一样的。这些在股票投资上的竞争，使得股票的价格趋近于拥有固定收益的类似投资的价格，使得股东的收益从产业利润率的水平上下降到了利息率的水平上。

这种股票收益下降到利息率水平上的历史趋势同时还伴随有股票交易的发展。在股份制企业还不占主导地位和股份谈判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股票分红里不仅包括企业利润，而且还包括资本利息。

现在股份制企业盛行，那些货币资本在转化成产业资本的时候已经不必要获得平均利润率了，而只需要拥有与利息率相等的收益率就行了，现在的工业都是依靠这些货币资本来运转的。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矛盾，货币资本以股本的形式转化了为产业资本。在货币资本的所有者看来，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与那些借贷资本并没有什么区别，就像以前一样，企业依然获取平均利润。企业当然更不会压低产品的价格和获取更少的利润来向股东分发少于利息率的红利，毕竟每个企业都以赢利为中心，都会以生产价格（成本加平均利润）来出售自己的产品。很明显，前面提到的那些使得投资于股票的货币资本具有借贷资本特征的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股票收益会下降到利息率的水平上；那些无法解释的利润部分就是企业的实际利润（平均利润减去利息），我们接下来对此进行进一步探讨。

私人企业向股份公司转变，公司的资本额同时也会成倍地增加。股东投入的原始资金已经转化成了产业资本，并且也只会以产业资本的形式存在。这笔钱会用来购买生产设备，所以这部分货币会从货币循环中消失。当这些生产资料转化成了产品以后，产品会被销售出去，一笔新的资金会重新流入公司。所以我们后面要讲的通过出售股份所获取的资金，与那些股东一开始就投入生产中的资金并不相同。这部分资金并不构成公司的生产资本，而是股票流通所需要的额外资金。同样地，股票价格也不会从资本的角度来决定，而是从公司收益的部分所有权的资本化这个角度来决定。换句话说，股票并不作为公司整体资本的一部分来进行价格决定（否则股票价格将会是固定的），其价格是以当前的利息率对所获得的收益进行资本化运算得出的。因为股票并不包含对公司内部部分资本的所有权，所以它的价格并不会取决于公司所有资本的价格或价值。股票包含有对利润的部分索取权，所以它的价格首先取决于可获利润量的大小（如果它还是构成产业资本再生产的一部分，那么股票价格将会更加变幻莫测），其次才取决于当前的利率水平。[3]

因此，股票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收益权，以及对未来生产的所有权或者对利润的所有权。因为利润被资本化了，资本化后的利润构成了股票的价格。所以，股票价格中似乎含有第二种资本，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假象。真正存在的只有产业资本和它产生的利润，但这并不会阻止虚构的资本在会计上的存在，也不会阻止大家把它叫做股份资本。事实上它并不是资本，而只是收入的价格。之所以收入也会有价格，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一笔资金都可以产生收益，所以反过来说每一笔收益也可以看做是一笔资金。如果发挥作用的产业资本真的存在的话，那么这种假象也就得到了支持，而那些仅在会计意义上存在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也将会拥有其他收益的索取权。国库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代表现存的资本，那些借款人所出借的货币可能早已不存在了。国库券只是对国家每年部分税收的资本化，与那些花费在非生产性项目上的资本不同，是另外一种资本。

股票交易并不是资本交易，而只是对收益权的一种买卖。股票交易价格的涨跌并不影响其所代表的产业资本，它只代表这些产业资本的收益而非价值。除了收益以外，股票价格还取决于其资本化的利息率，而利息率的变动与任何特定的产业资本的命运并无瓜葛。以上的分析表明，把股票的价格当做产业资本价值的思想是错误的。

如此，“股份资本”总额，即资本化了的收益权的价格总额，就无需与那些最初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总量一致了。而对于这些差别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差别具体有多大等，我们可以通过举例来说明。假设一个产业企业拥有1 000 000马克的资本，平均利润率是15％，并且市场利息率是5％，这样，这个企业能生产150 000马克的利润。这150 000马克按照5％的利息率水平资本化为年收入，就是3 000 000马克。通常地，在5％的利息率水平下，货币资本更愿意寻求一种具有固定利息的无风险证券。但是，如果有一个较高的风险溢价，比如说2％，那么考虑到管理成本和董事的红利等成本需要从公司利润中扣除（这些成本在私人企业中可以被节约），假设可支配利润将减少20 000马克，则就有130 000马克可以以7％的回报率支付给股东以利息，这时，股票价格就为1 857 143马克，以整数计就是1 900 000马克。但是现在仅仅需要1 000 000马克就能生产出150 000马克的利润，这样，剩下的900 000马克的资本就游离出来了。这900 000马克是由产生利润的资本向生息资本转化而产生的。如果不考虑降低总利润的高额管理费用，则这900 000马克就代表了收益按15％资本化与按7％资本化之间的差额。换句话说，就是赚取平均利润的资本与赚取平均利息资本之间的差额，称为“创业利润”。

当前流行的论调非常强调的是，与私人企业相比，股份公司的管理成本高昂。但是这一论调并没有认识到甚至更没有解释在生产成本较低的企业向成本高的企业的转化过程中利润是如何产生的，而是仅满足于谈论成本和风险。不过创业利润既非诈取，也非补偿或工资，而是属于一个独特的经济范畴。

就区分利息和企业家利润而言，经济学家们仅将股息看成是利息与企业家利润的简单加总。很明显，这种观点忽视了股份公司的鲜明特性。正如洛贝尔图斯所说的：

为了寻求术语表述的一致性，在此我只想指出，尽管股息包含了利息和企业家利润，但是贷款利息与企业家利润无关。[4]

这当然无法解释创业利润。

股份制企业的形式[5]
使得资本所有者（那些将资本借给个体企业家而仅获得当前利息率的人）也可能获得企业家利润，并且像获得利息一样便宜。这就是股份制企业对资本家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的原因。可以预想将来股份制企业将在产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所谓创业诈取仅仅是浮游于实质表面的泡沫和浮渣。[6]

除了道德上的判断外，没有人解释创业利润，尽管创业利润为欺诈提供了可能性，但其本身并不是欺诈。洛贝尔图斯的观点是片面的从而也给他人带来了一定的误导。

总之，当以前的借贷资本转换为股票时不再行使借贷职能而成为其所有者手中创造自我价值的工具时，它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作为借贷资本家像神仙一样存在，并且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资本收入[7]
（洛贝尔图斯认为这些从资本中获得的收入等于企业家利润加上利息。——希法亭）。

洛贝尔图斯只看到了事物的过程方面，即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过程方面，而没有注意到问题的本质在于转化的形式方面，这就使得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的同时为其所有者保持了货币资本的形式。[8]

现在我们将目光投入到虚拟资本流通的特殊形式上来就可以看到：股票（S）被发行，获得货币（G）。这些钱的一部分（g′）作为创业利润归为创始人所有（例如发行银行），然后从该循环中脱离。另一部分钱（G′）转化成了生产资本，进入到我们熟悉的生产资本的流通过程之中。股票被卖出，如果它要再次参与流通，就需要一份额外的货币（G″）作为流通媒介。该流通（S—G″—S）发生在特殊的交易市场上，即股票市场上。因此，产生了如下图1的流通过程：

图1

股票发行后，就与其代表的产业资本的实际循环无关了，在流通中可能遇到的推动力或损失也不直接影响生产资本的循环。

股票的交易以及一般的虚拟资本的交易需要新的货币，包括现金和信用货币（例如交易票据），但是之前票据由商品价值支付，而现在则由股票的“资本价值”支付。由于收益取决于公司产品的价值实现，即取决于商品按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出售，因此信用货币是间接通过商品价值支付的。况且支付多少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因此在股票交易中它是由净收益中资本化了的数量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货币需求量由于这种证券的交换而大大减少了。

如果我们还记得资本等于100倍的利润除以利息率的话，则创业利润公式如下：

这里P是创业利润，p是平均收益，d是股息，Y是企业产出。如果企业的毛产出由于管理成本下降了，则可以用Y-e代替公式中的第一个Y。明显地，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仅以单纯的文字描述了企业家的职能分离，也就是产业资本家向股东、特殊货币资本家的转化。因此，产生了股东逐渐向纯货币资本家转化的趋势，且这种趋势由于股票一直可以在股市中交易而强化了。

我对于股份公司经济的分析超出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在他对信用在资本生产中的作用的天才性勾勒（很可惜没有详细论述）中，认为股份公司是信用制度的产物，并且把它的影响描述如下：

第一，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单个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了社会的企业。

第二，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抛弃。

第三，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了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了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 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润（因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但这种全部利润也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也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而获得的。这样，这个资本所有权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了，这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不再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即从借入者获得的利润中理所当然地引出来的利息）表现为对别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了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分离了，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了，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在股份公司内部，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了， 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再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在我们作进一步地阐述之前，我们还要指出一个经济上重要的事实： 因为利润在这里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所以那些仅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9]

在这里，马克思主要考虑的是股份公司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影响，他并没有把股息看做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范畴，因此未能分析创业利润。考虑到最后对于平均利润率形成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结论性说明，显然，正如私人企业一样，股份公司的利润也将参与利润率的一般平均化，且在正常情况下，股份公司的产品也同私人企业的产品一样服从相同的价格规律。考虑到马克思仅考察了那个时代的铁路股份公司，他的观点也许是部分正确的。之所以说是“部分”正确的，那是因为即使在那时创业利润也吸纳了部分利润，而且这必定会影响到铁路价格。

公司的融资。公司和银行

股份公司创立时，股份资本是可以计算的，这样，企业的利润能足以为该资本分配股息，为每一位股东提供其投资的利息回报。[10]
经济的繁荣或者其他的有利于股息提高的情形的出现，股价就会上涨。假定某企业在股息为6％时股价是100，而当股息提高到9％时股价就是150。股息的变化反映了单个企业家的财富变化；而对于那些新股民来说，这些变化被股票价格普遍水平的上升或下降所覆盖了。[11]

在实际运用中的资本与虚构股票资本的差异在股份公司的生存中进一步扩大了。如果一个企业的股息高于市场平均值，并且如果出现了增加资本的必要性或者可能性，那么这种较高的股息收益就会成为新的资本化的基础，名义资本的增加便会远远地超过实际运用的职能资本；反之，也可能会出现职能资本增加而名义股票资本却未增加的情况。例如，当纯利润被全部投入公司运营而非作为股息分配给股东时，就意味着未来收益的提高，就会对股票的市场份额起刺激作用。

股票价格不仅会随着收益的变动而波动，会随着职能资本量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而且也会随着一般利息率的变化而变化。长期持续较低的利息率会提高股票价格；反之，则降低。

从股息的本质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无论是以平均利息率还是以平均利润率计，都没有平均股息。最初，股息等于利息加上风险佣金，但是在发展中可以或高或低或者保持不变。因为此处收益不会像平均化的利润率和利息率那样在竞争中平均化，而仅是股票价格平均化了。

在通常情况下，股票资本的市场价格会高于生产资本的价值，即高于产生平均利润的资本的价值。另一方面，给定企业利润和市场利率，则股票资本的价格取决于股票的发行量。如果利率是5％，则一家拥有1 000 000马克且产生200 000马克收益的企业的股票市

续　表

场价格是4 000 000马克。如果发行1 000 000的股票，则一张名义价格为1 000马克的股票会以4 000马克的价格出售；同理，如果发行2 000 000张，则就会以2 000马克的价格出售；而如果是4 000 000张，则就会以1 000马克的价格出售……
如果股票发行量很大，以至于发行价降到票面价值以下并低于平价，那么这就是常常所说的“股价掺水”。显然这里指的是纯会计处理方式。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总体股票价格就也确定了。 自然，发行股票数量越大，单只股票价格就越低。股价掺水的行为与创业利润无关，创业利润是在企业创立时通过从生产性的收益型的资本向虚拟的利率型的资本的转化中形成的。事实上，股价掺水并不是根本性的，它与创业利润不同，可以用法律手段来阻止其发生。德国《股票法》规定，股票溢价必须提取准备金，这使得股票按平价或者较小的溢价被转让给银行团体，然后再由银行将其出售给大众以获取利润（创业利润）。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股价掺水是一种把公司创建者的股票份额提高到平均创业利润之上的有效金融工具。如在美国，大型股份公司创建时往往发行两种股票，即优先股和普通股。优先股的利率受到限定，大概是5％～7％。这种股票一般采取累积制，即如果该股票的股息在一年内没有支付，那它就有权要求从以后的收益中作出扣除以作为补偿。只有在满足了优先股的条件下，普通股才能分配到股息。公司成立时，优先股数量都是设定好的，以确保优先股比实际执行公司职能的资本还要大。大部分的创业利润都被注入在了优先股当中，然后再发行数量差不多的普通股。一般情况下，普通股的市价最初是很低的，而优先股和普通股的加总通常略高于平价。然而，大多数普通股都掌控在创业者手中，以保证其控制权。[12]
而且，在公司创建时，优先股获得相对固定的平均化利息，而普通股却没有一个固定的股息，其收益取决于行情。因为收益的波动很大，所以普通股更受投机者的喜爱。但是，那些无需为这些股票支付成本的信息灵通的大股东，却能够利用这种波动进行投机活动以获利。

另外，这种融资方式保证了持有普通股的创始人从公司创建中获取积累的超额利润，以及从将来的发展或更景气的市场条件中获取收益。另一方面，持有优先股的公众则得到略高于当前流通利率的固定收益。最后，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的真实情况会被掩盖，[13]
而这为敲诈行为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过度资本化不会影响到价格。虚拟资本的名义价值的波动能够以某种方式改变价格规律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当然，不言自明的是，大的股票资本的持有者希望股价升高以保证自身收益。但是，即使资本账面价值降低到零，但也没有资本家会以低于他必须抛售的价格卖出，不管他掌管的是私人企业、股份公司还是托拉斯。

股份公司是资本家的联合，每个资本家投入资本并享有相应的参与权、投票权以及对公司的影响力，这由每个资本家所支付的资本量决定。每个资本家之间的唯一的不同就是资本量上的区别。因此，从整体上控制一个公司，只需要公司一半以上的股份就行，而不像在私人企业中那样必须占有完全资本，这就成倍地扩大了大股份资本家的权力。先不论信用，一个资本家如果想把他的企业转换为股份公司，那么他只需要其现有的资本的一半就能保持他在企业中的支配地位，而另外的一半的资本可以从企业中抽出来。当然，这后一半的资本的股息就没有了。然而，对外来资本的控制极其重要，不考虑其他方面，对企业的控制权是影响股票市场上公司股票交易的关键。而在现实中，确保对股份公司控制权所需的股份量通常小于一半，只需要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就行，甚至连这个数量也不到。谁掌控了公司，谁就像他人资本的所有者一样控制了公司中的外来资本。但是这种支配他人资本的方式与一般意义上的支配他人的资本完全不一样。随着信用体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建立和发展，每一单位的自有资本也是借入资本的一个指数（从数学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信用量取决于自有资本量，尽管前者发展比后者快得多。大股东的资本量就是这样一个双重指数，他的自有资本控制了其他资本家的资本；而反过来，企业的整体资本力量又成为企业接受别人的借贷资本的吸引力。

当不仅仅涉及一个股份公司而是涉及一个相互独立的公司体系时，大额资本控制一个股份公司的意义还要大得多。假定拥有5 000 000股份的资本家X控制了一个9 000 000股的股份公司A，这个公司现在要建立一个拥有30 000 000股份的子公司，并且要持有其中的16 000 000股份。为了支付这16 000 000股的资金，A发行了16 000 000股没有表决权的固定利息债券。凭着X所拥有的5 000 000原始股，他控制了两个公司，从而控制了39 000 000股的资本。接下来，A和B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建立新公司，因此X仅凭较少的资本就取得了非常庞大的资本的控制权力。随着股份制度的不断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融资技术，这种技术旨在实现以尽可能小的自有资本对尽可能大的他人资本的控制。这种技术在美国铁路系统的融资中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巅峰。[14]
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和财产的积聚，将资本分散于各种各样公司中的大资本家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大量股票的持有使得股东在公司管理方面具有了发言权。作为董事会的领导者，大股东首先以红利[15]
的形式取得了利润的一部分，其次也有机会影响公司的经营，并可以利用对企业经营方面的熟悉的知识或者其他商业交易的机会而通过股票投机获利。由于自有资本的力量或者由于作为外来资本集中权力的代表（如银行董事），一部分人的圈子出现了，他们成为了许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因此，一方面在各个公司间，另一方面在各公司和银行之间，以这种方式组成了私人联合。[16]
这必然会对公司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些不同公司之间有了共同的所有权利益。

为了实现企业内资本的积聚，股份公司从各方积累小资本。就单个规模而言，这些小资本都太小了以至于不能行使产业资本的职能；这些产业资本一般地是指股份公司特别多的大产业资本。最初，这种积聚理所当然地都是通过直接从单个资本家那里获得的。但是当个人资本积聚集中到银行后，这种积聚就改变了对象，即在此时，这些积聚都通过银行作为货币市场中介。

没有银行会考虑为单个的私人企业筹集资金，按照常规，银行最可能做的就是给这些私人企业提供“商业信用”。但对股份公司来说，这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资本，对银行来说只需要预付资本并将资本总额分成几部分股份，通过出售这些小的股份以收回资本。因此，这个过程就是个纯粹的货币交易过程（G—G′）。这些资本证券的流动性和可让渡性是股份公司的精髓，使得银行“创立”而且最终控制公司变成了可能。相应地，股份公司能够比私人企业更快地和更容易地从银行那里获取贷款。总体来说，后者必须能够通过赢利来支付贷款，而贷款限度是有严格限制的。但也是正因为债务规模很小，因此私人企业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不仅能够通过正常的赢利偿还银行债务，而且还能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的资本来偿还债务，并且这些债券发行也可以为银行带来创业利润。因此银行可以为股份公司提供比私人企业更多的信贷，而且具有更大的安全性。商业信用不仅仅是一种支付手段，而且也是企业生产资本扩张的信用基础——资本信用。因为银行若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限制信用并且坚持认为企业应该通过新股票或者债券的发行以获得新的资本。[17]

银行不仅能够向股份公司提供比私人企业更多的信贷，而且还能够将自己的货币资本作为一种短期的或者长期的投资用于购买股票。无论如何，银行都会与股份公司产生一种长期的利益关系。为了确保信用用于恰当的目的，银行必须明确监督并为确保银行的金融交易有利可图，且还会尽可能地控制股份公司。

这种银行的利益关系促进其建立一个长期监督公司日常事务的机构，这最好通过监事会中的代表来进行。首先，它确保了股份公司的运营及其他经济交易都会与通过银行的股票发行活动相关。其次，为了分散风险和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银行总是试图与尽可能多的股份公司合作，同时也可由这些公司的监事会代表。通过股票的占有，银行甚至有可能代表起初独立的两家企业，从而银行在各公司兼任监事会席位的趋势就产生了。[18]

组成监事会的产业家扮演了另一个不同的角色，就是建立相关股份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因此，一个钢铁厂在煤炭企业的监事会中的代表旨在确保钢铁厂能够从煤炭企业中获取煤炭。这种个人联合的形式意味着监事会的席位集中在一小群资本家手中，尤其是当它成为曾经独立的股份公司之间的更紧密的联系的先驱或者推动者时，就显得更加重要了。[19]

股份公司和私人企业

股份公司的建立并不依赖于相对较小的必须把资本的所有权关系与资本家的职能相结合的资本家阶层。从开始创立直到建成，股份公司就与私营性质不同。股份所有者的死亡、遗产继承等等对公司都没有任何影响。但这不是股份公司和私人企业的本质性区别，因为私人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被雇用的职员的个人性质将取代私人企业所有者的个人性质。在这个问题上，文献中提及的另一个区别——一方面企业家是企业的独立的负责任的代理人，另一方面企业家或股东又是一群无实权不懂管理的人，仅仅与企业有小部分的利害关系——在实践中也是不重要的。现实中，股份制企业，尤其是那些最重要的、收益最多的、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往往是由寡头或者单个大资本家（银行）控制的，这些资本家在现实中与公司运营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并且与大量存在的小股东相互独立并存。而且，处于产业官僚顶层地位的管理者通过分得的红利，尤其是通过大量的股票占有，与企业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

这两种企业的客观差别要重要得多。诉诸货币市场就是诉诸一切拥有货币（包括对信用的支配）的人。股份公司不受单个资本量的限制，这些单个资本如果要执行私人企业产业资本的职能，那就必须首先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这不仅扩大了参与循环的人的范围（任何人只要有钱就都可以成为货币资本家），而且每一笔某个最低数额以上的钱（也许只需要几先令），都可以在股份公司中与其他货币并在一起作为产业资本加以使用。因此，对股份公司而言，其建立和规模的扩展都要比私人企业容易得多。

在积聚资本的能力这一点上，股份公司的职能与银行是相似的。其不同之处在于：银行将其积聚的资本保持其原有的货币资本形式，然后以信用的形式提供给生产者，而股份公司则是以虚拟资本的形式积聚分散的资本。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小资本积聚为大资本和小资本参与大资本是一回事，这些小资本可能正好就属于这些大资本。比较而言，小资本更容易与银行结合，而不是与股份公司结合。

首先，股份公司更容易获得它所需要的资本积累。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来自于其自身的利润，假设它现在达到了某个规模，并且其利润的一部分没有被消费掉，而是被当做潜在的货币资本，那么它必须要等到其数额足够时才能进行新的投资或扩张。另一方面，股份公司通常需要向股东派发股息，但有时也会把利润的一部分用于积累，特别是其股息大大超过平均利息率的时候。不过，关键在于股份公司的扩张并不是以其自身赚得的利润的积累为基础的，而是可以直接通过增加资本来进行。私人企业的扩张受到它所产生的利润的限制，但对股份公司而言，这一限制就被取消了，使得它获得了大得多的扩张能力。它可以吸走全部的闲置货币资本的供给用于公司的创建与扩张。它不仅仅靠自身利润的积累来获得增长，而且那些为了实现增殖而积累起来的全部资本，现在都被吸收进了股份公司。由资本分散在不同的、偶然的所有者手里所导致的障碍也没有了，股份公司可以直接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吸收结合起来的资本。

独立于个别资本，使企业的规模的扩大能够不受个人手里所积累的财富大小的限制。对于这一点，正是通过股份公司，才能使那些由于自己的资本需要量是个别企业不可能达到的、从而必须放弃的或者是由国家来经营（那将会导致企业脱离资本的直接控制）的企业，现在可以做到了，并且可以是它所需要的规模。这一观点的典型例证就是铁路，它为股份公司的这种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股份公司打破了私人财产的局限，因此似乎只受社会资本量而不受单个资本量的限制的意义，在它的初期表现得最为明显。[20]

已经转变为股份公司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挣脱了个人财产的桎梏，现在它可以只考虑技术需求了。新机器的引进、吸收相近的生产部门、专利的使用，现在都可以按照技术和经济的适用性要求来进行了。积累必需的资本这一在私人企业中起主要作用的前提，以前限制了它的扩张能力、降低了它的抗冲击能力，现在可以不必再顾虑了。商业机会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更彻底的、更迅速的利用，而这些对于正在变短的繁荣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21]

所有这些因素在竞争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们所知的，股份公司可以比私人企业更容易筹集到资本，因此在组织生产时它可以只需考虑技术的因素；私人企业则不然，它总是受到自有资本规模的限制，甚至在使用信用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它所能使用的信用的数量也取决于它的自有资本量。然而，这种个人财产的限制在股份公司那里却完全消失了，无论是其在创建初期还是在后来的扩张中所进行的新的投资均是如此。因此，它可以获得最好的最先进的设备，随时需要随时购买和安装，不像私人企业得等到自己的资本积累达到足够的水平才能进行上述活动。因此，股份公司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重要的是它可以将这种优势保持下去。这也意味着股份公司可以在新技术和劳动节约措施还没有被大家广泛接受时就率先安装和使用，因此可以用这些改进了的先进技术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从而与私人企业相比，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而且，股份公司在信用的使用上也具有很大的优势，这正是我们在这里要分析的。通常说来，私人企业只能要求不高于其流动资本数额的贷款，超过这一数额的部分就是将借贷资本转变成了固定资本，这实际上是改变了借贷资本的性质；而这正是借贷资本家所关心的重点，其结果当然就是使借贷资本家变成了产业资本家。因此，对私人企业家的信用而言，只能由那些熟悉这个产业资本家的所有情况和经营方法的人来提供。

股份公司获得信用则要容易得多，因为它的组织结构很易于实施监督。银行可以委派一个银行雇员去实施监督，因此银行职员代替了银行家。银行同样还可以给股份公司提供规模大得多的信用，因为股份公司自己也能很容易地筹集到资本，因此这种信用的风险是很低的；即便股份公司打算用这笔信用来购买固定资本，但股份公司仍然可以在合适的时机通过发行股票来动员资本归还银行的债务，而无需等到固定资本从流通中被收回。实际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两个因素——易于监督、将信用用于流动资本之外的可能性——都使得股份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信用，从而增强它的竞争力。

因此，股份公司在其创建之时就享有的更容易获得信用、更大的扩张能力的经济上的优势，会导致其技术上的优势，这一组织形式还使得股份公司在价格竞争中同样具有优势。我们已经知道，股东作为货币资本家，并不指望从他所投资的资本中获得比利息更高的收益，但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股份公司的收益率会远远超过利息率水平，尽管存在一些抵扣因素会减少总利润，比如创业者利润、高昂的管理费用和董事的红利等，但都不会影响这一结果。

不过，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产出的增加并不总是意味着股东会因此而受益。一部分的收入可能会被用于增强企业实力，或者用于设立准备金，以便在危机期间可以为公司提供比对一般私人企业的更大的支持。这些数额巨大的准备金，也使得企业可以实行更为稳定的股息政策，从而提高股票的市场价格。与此同时，股份公司会将一部分利润用于积累，从而在不增加其名义资本的情况下增加它的生产性利润的资本。这些措施对股票真实价值的提升程度，甚至超过了准备金增长的程度。这种资本价值的增殖，也许要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得到证实，它对大股东和股票的长期持有者比较有利，但对于小股东和短期股票持有者而言，他们会因为此而损失一部分本应获得的利润。

如果商业条件恶化、竞争变得更为激烈，那么那些执行上述股息政策的股份公司，由于其降低甚至消除了股份资本与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之间的差别，因此可以把它的产品的价格降到生产价格（K+P，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之下，使其价格等于K+ΔG（成本价格加利息），因而可以继续分配等于或稍低于平均利息的股息。

股份公司的抵抗能力因此会大得多。而私人企业还在为实现平均利润而挣扎，因为如果它不能获得平均利润，那就得考虑收回它的资本。这样的动力与挣扎，在股份公司里就表现得不那么迫切了，至少在领导层和股东那里是这样的。私人企业家要靠他商业上的收益来生存，如果利润下降到某一水平，那么他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就会萎缩，因为他得从中间抽出一部分资本用于生计，最终可能会导致破产。股份公司不会面临这些问题，它只要赚得相当于利息的股息就行了。只要公司的运营不造成实际的损失，股份公司一般都能继续其经营活动，它没有一定必须产生多少净利润的压力。[22]
而这种压力对于自己的资本正在减少的私人资本家来说，却是致命的威胁。当然，这种压力也许会影响股东，迫使他出售股票，但这对于执行职能的资本来说，却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净利润还没有完全消失，而仅仅是下降了，那么股份公司就会继续经营下去。如果净利润下降到了平均股息之下，那么股价就会下跌，新的买家及现在的所有者就会按变低了的资本价值计算其收益。尽管股价变低了，甚至个别产业资本家会认为企业已经不赢利了，因为它连平均利润都生产不出来，但对新的股票购买者而言依旧是有利可图的，甚至对现有股东来说，卖掉全部股票的损失会比继续持有它还要大。即便出现股份公司经营亏损的情况，它依然有较大的抵抗风险的能力。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私人企业家身上，他肯定是要亏损的，破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股份公司却可以相对容易地实现改组，因为容易筹措资本，使股份公司能够筹集到继续经营和进行整合所必需的资金额。按照通行的规则，股东必须赞成，因为他们的股票价格所反映出来的状况，使得股东们不得不同意将实际的损失在名义上也反映出来。

通常的程序是将股票贬值，这样总利润就会在变小的资本的基础上加以计算。假如根本没有利润，那么股份公司就会重新去筹集新资本，将它与原来的贬值了的资本一起共同生产出足够的利润。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对银行来说，改组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是可以带来利润；其二是造成公司被自己控制的机会。

资本所有权与资本职能的分离也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对股份公司的管理者而言，所有者对尽可能多地和尽可能快地获取利润的关心，以及潜藏在每个资本家灵魂里的掠夺式的经营的冲动，会被股份公司的管理者以纯属生产技术要求的方式压制在一定限度内。这些管理者比私人企业家更热衷于建造新厂房、将陈旧的设备现代化、积极参与开发新市场的竞争，甚至有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不惜牺牲股东的利益。这些管理着他人财产的经营者在制定政策时表现得精明强干、大胆和理性，很少被个人顾虑所影响，特别是当他们的政策得到有影响力的大股东们的支持时就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大股东们很容易承受利润的暂时损失，他们更看重长期的回报，比如更高的股价、更高的长期利润，从而把早已让出自己股票的小股东的损失变成了自己的收益。因此，股份公司对于私人所有的企业而言是占有优势的，因为它的纯经济条件和要求甚至是在与私有财产相反的情况下（即有时这样可能会与技术经济的要求相矛盾）得到实现的。

资本的集中总是与作为新的独立的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分离相伴随：

在这方面，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分产起着重大作用。

所以，积累和伴随着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长还受到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的阻碍。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加的积聚， 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23]

股份公司的发展使得经济发展的进程独立于财产运动的偶然性，它反映了股票而不是股份公司的命运，其结果是造成企业的集中比财产的集中更为迅速。每一个这样的进程都遵循了自己的规律，虽然二者身上都共同地体现着集中的趋势。不过，从表面上看，在财产的运动中，积聚的倾向表现得更具偶然性和更少强制性，然而，实际上，它却经常地被偶然性所阻碍。正是这种表面现象使得一些人去谈论通过股份制实现财产民主化。产业资本积聚与财产的运动相分离的趋势是重要的，因为它允许企业只遵循技术和经济规律，而无需被私人财产所限制。这种积聚不是与财产同时进行的积聚，我们必须将它与财产运动同时进行的积聚[24]
区分开来。

作为财产向股份财产的转化的结果，所有者也变成了权利较少的所有者。作为股东的个人，现在依赖于所有其他股东所作出的决策，他只是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员，而且不是每次都有发言权。随着股份公司的扩张，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变成了这样一种有限制的所有制，它只给了资本家剩余价值的要求权，但不允许他对生产过程实施任何重要影响。同时，这种有限制的所有制给了巨额股票所有者对少量股票所有者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在这种方式下，数量占绝大多数的小资本家的所有制越来越多地受到限制，他们对生产的无限支配权被取消了，生产支配者的范围日益缩小。许多资本家企业组成了公司，在这里，大多数资本家对管理是没有发言权的，对生产过程的实际支配落到了实际上只付出了一部分生产资本的那些人手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不再作为个人而存在，而是形成一个公司，在那里，他们只有对个人收益有相应部分的要求权。

股票的发行

作为票据流通的中介，银行用银行信用代替了商业信用；作为闲置资本向货币资本转化的中介，银行向生产提供了新的资本；银行还执行着第三个职能，那就是通过把货币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银行供应而不是借贷生产资本，然后控制生产。一方面，这种发展导致所有的货币都流入银行，然后再经由它这个中介变成货币资本。另一方面，当银行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之后，它的货币形态就消失了，因此，部分银行资本也就消失了。这一矛盾通过资本的动员，即资本向虚拟资本以及资本化收益凭证的转化，得到了解决。由于这一转化过程伴随着这一凭证市场的发展，而在凭证市场里，这些凭证可以随时再转化为货币，因而再次成为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银行都没有进入信用关系，也没有获得任何利息，它只是以虚拟资本的形式向市场提供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而这些资本随后又可以转化为产业资本。虚拟资本在市场上被售出，银行则实现了由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转化中所产生的创业利润。因此，“信用发行”这一术语描述的不是信用关系，而是表明公众认为银行不会欺骗他们这种或多或少有些根据的信任罢了。

银行这种进行货币动员的职能来源于它对社会全部货币的支配权，虽然这种支配权也要求银行拥有巨额的自有资本。债务证书这种虚拟资本是一种特殊商品，它只有通过出售才能转化为货币。因此，它需要一段时间的流通，在此期间，银行资本被固定在这一商品上。另外，商品不是随时都可以出售的，然而银行却必须随时准备以货币形态履行其义务，因此，银行必须拥有自有资本，以便随时完成交易。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银行也被迫增加了它的自有资本，以满足这种增加了的市场需求。[25]

银行的权力越大，它把股息转变为利息也就完成得更加充分，创业利润也就更多地为银行所拥有。而与此同时，企业越强大和越稳定，它们就越能多获得归它们所有的那部分创业利润，就越能增加它们的资本。由此就引发了银行和股份公司在创业利润的划分上的竞争和斗争，并导致了银行产生了更强烈的动机去确保它对企业的支配权。

毋庸置疑，创业利润不仅是企业在真正意义上的创建初期产生的，而且不论是对完全新建立的企业还是对把现有的私人企业转化为股份公司的企业而言，它们都是一样的。从经济意义上说，创业利润也可以在现有股份公司每次增加资本的时候产生，只要其收益大于平均利息即可。

从某种程度上说，表现为利息率下降的仅仅是股息率不断下降到利息率水平上的结果，而创业利润却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全部企业利润的资本化。这一过程是以银行的相对高的发展水平、银行与产业间的高度联系以及虚拟资本市场即交易所的相应发展为前提的。比如，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铁路债券的利息率是7％，现在则是3.5％ 。[26]
导致这一下降的原因是，原来的7％中的作为企业利润率所包括的一部分，现在被创业者资本化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创业者利润是趋于增加的，因为股票和债券的收益越来越多地被归结为利息。对创业利润提高的趋势起反作用的是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利润率下降通常会被打断（与此相对立的是把利润率提得更高的反作用），其结果就是从长期看，创业利润提高是大趋势。后者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已经出现了持续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在那些银行和交易所发展十分迅速的国家，以及那些银行对产业的影响已经产生的国家。

货币资本家通过货币借贷获得利息，而发行股票的银行却没有借出一分钱，因而也不获得利息；相反，银行却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企业利润，它不是以年收入的形式而是以创业利润资本化的形式获得的。企业利润是一个持续的收入流，但它是以创业利润的形式一次付给银行的。银行把资本主义的财产分配看做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并试图在创业利润中实现这种永恒。因此，银行已经一再地得到补偿了，一旦这种财产分配权被废止，那么它也没有权利要求更多的补偿，因为它已经被补偿过了。

[1]
正是出于这种感情，使得埃尔文·施泰尼把自己在公司方面的著作命名为《股份公司的经济理论》 （1908年莱比锡版，东克尔和洪布洛特出版社）。虽然这本书里有很多关于股份公司方面的细致的观察和评论，但是他却从没认清股份公司的经济特征。

[2]
在考虑资本的职能的时候，我们应当这样认为，货币和商品的价值并不是由它们自身的价值决定的，而是由它们给它们的所有者能带来多少剩余价值决定的（《资本论》，第三卷，第418页）。

[3]
股票的价格与生产性资本之间的仅有如下一个关系：股票的价格之和不能低于资本减去借债所剩下的那部分净资本。

[4]
鲁道夫·迈尔博士编：《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0年柏林版，第一卷，第259页。

[5]
这是不对的，公司并不是一个以生产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技术性机构，而是一个商业机构。

[6]
鲁道夫·迈尔博士编：《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0年柏林版，第一卷，第262页。

[7]
同②，第285页。

[8]
然而，这个保守的社会主义者却准确地感受到了公司这种组织形式的革命性意义。“这种可以把资本汇聚起来的组织形式，可以完成十分特殊的任务，它能够完成上帝没有完成的任务，它能够跨越疆域和国界去完成万能的上帝所遗忘的或者没有准备好去做的事情。公司可以跨越海洋和穿透高山把各个国家联系起来。金字塔和腓尼基的大方块石头，与公司所创造的东西相比起来，只能说是小孩子的玩具。”在此，洛贝尔图斯的浪漫主义想象比起左拉的小说《金钱》中的萨尔卡还要丰富。他继续说：“并且我对于公司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个人情感，为什么呢？因为公司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并彻底地去完成任务。公司是一种多么有效的组织形式啊！以前普通的不具有股权性质的贸易组织充其量就是一把扫帚，而股份公司就是一辆清洁车，股份公司这辆清洁车的清洁速度是扫帚的十倍。股份公司的确非常高效，它可以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毕竟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那么多，急需股份公司这样的企业形式出现。”洛贝尔图斯还发表过与上述言论恰恰相反的评论：“股份公司的出现将会淘汰私营企业家和借贷资本家。”（鲁道夫·迈尔博士编：《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0年柏林版，第一卷，第286页）

范·博尔格茨在《社会科学词典》的“股份公司”词条中，对于股份公司的描述十分天真：“股份公司的目的和任务，可以看做是提高个人劳动者的能力、提高企业家的知识与经验以及增强资本的力量。”他的这种描述就像一本餐饮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有趣：葡萄干和布丁的目的及任务就是让食物更加美味，同时还可以让厨师维持生计。

[9]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516页。

[10]
1908年5月16日的《柏林日报》晚间版曾报道过这样一个例子：“最近几天，克佩尼克的亚硝酸盐工厂的股票上市交易，这只股票的升水率高达80％。从1901～1906年间，这家企业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运作资本也就是300 000马克。在连续亏损几年后，这家企业有一年获得了100 000马克的利润，给股东的分红为15 000马克。下一年获利300 000马克，给股东分红为75 000马克。由于连续两年获得的利润剧增，因此公司的创始人就打算把这家注册资本为300 000马克的有限责任公司，转变成为一家注册资本为1 000 000马克的股份有限公司。为了平衡新公司的资产与负债，新公司必须从原公司那里以210 000马克的价格接受账面价值为60 000马克的土地，以140 000马克的价格接受账面价值为45 000马克的建筑物，以400 000马克的价格接受账面价值为246 000马克的设备和原材料。这家新公司已经运营了两年，虽然在公司账面上，土地（除去新征地）和建筑都还有分别为200 000马克和150 000马克的亏损，但是在这两年里，公司的年分红分别为15％和16％，而只有那些最不应该进行价值高估的机器设备的亏损，下降到了250 000马克。这家企业的生产技术主要来源于两个专利，其中一个专利在一年内就要到期了，另一个专利技术是公司从其发明者那里以50 000马克的高价买来的。这些事实表明，公司的发展状态很好，足以让那些发行机构按溢价的80％（以原价格的180％。——英译者）来发行公司股票。也就是说，公司原先300 000马克的资本出售的价格高达1800 000马克，并且售卖款中还有100 000是以现金支付的。”在这个例子中，由于公司对自身专利技术的充分挖掘，使公司获得了超额利润，而专利技术的资本化，也使得公司的原股东的获利也增加了。

[11]
这个从1907年6月1日的《柏林日报》上摘录下来的数据表明，刚进入股票市场的资本的投资利润率并不比平均利润率高多少。

[12]
在英国的股份公司里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在描述生铁企业和钢铁公司之间的共同利益关系时，麦克罗斯蒂指出：“据观察，当公司通过发行债券或者优先股来筹集资金以扩大经营规模时，只要卖方（如比尔兄弟和杜尔曼·朗公司）维持一定的债券的股息和优先股的红利水平，公司的控制权就会由卖方掌控。这种现象在英国的股票发行市场上十分普遍。这种现象要求投资者必须对股票发行方进行严格的考察。”（亨利威·麦克罗斯蒂：《英国产业的托拉斯运动》，1907年伦敦版，第27页）“在许多情况下，发行股票的公司会持有大量的普通股，以维持对公司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于普通股是否会有分红就不太关心了。”（同上书，第54页）

在原来的德国（还有奥地利）的《公司法》中，公司的创始人会掌控公司因发展而产生的盈利，这与公司创始人掌控普通股的目的一样，那就是掌握公司的控制权，以促进公司的发展。按照规定，公司的创始人享有一些特权，比如新股发行必须按照面值卖给出资人一部分。但是由于这些特权阻碍了资本的流动，所以被废止了。1907年9月24日《柏林日报》对于这个问题曾有文章发表说：“公司创始人享有的特权就像过去的纪念碑一样，在现实中还可以找到过去的痕迹，很多公司里还有创始人享有特权的现象。这些特权是在公司法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产生的。在过去大家允许赋予公司的创始人一些特权，这是出于增强公司资本稳固性的考虑，但是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这些特权的确是非常不公平的。在1884年对《公司法》进行修订时，就对公司创始人的特权进行了改动，并在1900年1月1日生效的《商业法》中完全废除了公司创始人的特权。但是由于新的《商业法》并没有完全改变现实的力量，所以公司创始人享有永久特权的现象依然存在着。在许多私下的协议中，让公司其他股东非常不愉快的创始人的特权依然存在。在柏林电气厂（这是一个关于创始人特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的例子），通用电气公司享有按面值购买一半新发行股票的特权。通用电气公司通过对柏林电气厂享有的这一特权，仅在1889、1899和1904这三年，就获得了高达15 000 000马克的利润。公司创始人和这些创始人的继承者，从这些特权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不过，现在在股票市场上，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废除公司创始人的这些特权。”

[13]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所能举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美国钢铁托拉斯（《1901年产业委员会的报告》，第十三卷，第14～15页）。美国钢铁托拉斯这个组织，把美国过度资本化了的钢铁公司联合了起来。这份报告通过分析这些企业的优先股的价值，得到了这些企业的按照平价计算的公司的价值，其值仅为398 918 111美元。1909年3月29日《法兰克福报》对于“过度资本化”给予了更加明确的分析：“加里的一些钢铁厂大约能值100 000 000美元，年产2 000 000吨钢铁。而在托拉斯组织里的一些钢铁厂，资本化的价值为1 500 000 000美元，但是年产量仅为10 000 000吨钢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托拉斯内部的钢铁厂的年产量仅为加里钢铁厂的5倍，但是其资本化的价值却是加里钢铁厂的15倍，这种企业价值与经营能力之间的差别十分明显。”我们即使把企业的固定资产考虑进去，这种差别依然十分明显。《法兰克福报》的这段评论清楚地说明了投入生产的资本与股权资本之间的区别。

这种企业市值远远超过企业经营实力的现象，并没有让钢铁托拉斯停止每年给优先股分配7％的红利，也没有让钢铁托拉斯停止扩大普通股的分红规模。美国钢铁托拉斯始建于1901年，1901～1903年这段时间是钢铁企业的繁荣发展时期，普通股的股息率达4％。但在1903年，普通股的股息率下降到了3％，而到了1904和1905年，普通股并没有任何股息发放。但是在1905年经济形势好转之后，美国钢铁托拉斯就拥有了43 000 000美元的净利润可以用来发放红利；如果把43 000 000美元的利润全部发完，那么按照当时的股票数量，股息率将会达到8.5％。但是美国钢铁托拉斯却把这笔钱用来补充折旧、增加新投资和增加储备金了，仅支付了2％的股息。

对于美国钢铁托拉斯来说，其股息发放量只占公司的盈利总量的一小部分。比如1906年公司经营状况很好，当年公司拥有高达100 000 000美元的利润，其中有25 000 000美元的利润用来发放优先股的红利，剩下来的利润如果全部发放给普通股，那么普通股的股息率将会有14.4％。但是公司把50 000 000美元又投进了新的建设之中（其中有21 500 000美元用于加里钢铁厂的第二次安置），把13 000 000美元用于增加公司储备金，这样，持有普通股的股东仅仅获得了10 166 000美元的股息。1907年公司虽然盈利状况比1906年还要好，但是公司的管理层依然维持了1906年的政策，给普通股股东分的股息很少。1907年，如果把剩余利润全部用于发放股息，那么普通股的股息率将会达到15.6％，但是实际上公司只把年股息率维持在了2％的水平上，或者把季度股息率维持在了0.5％的水平上。而公司总利润中，却有54 000 000美元投资于公司建设；这54 000 000美元中，有18 500 000美元投资进了加里钢铁厂，有25 000 000美元用于增加了储备金。在1908年经济形势不太好时，公司依然可以支付4％的股息，但实际上持有公司普通股的股东们依然仅获得了2％的股息。1908年公司并没有在建设上进行投资，但是却增加了10 000 000美元的储备金，以至于1908年年末的时候，公司储备金高达1 330 500 000美元。公司1909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比1908年同期的业绩要好，主要原因是美国钢铁市场上铁的价格下降。公司还是延续自1900年以后惯用的伎俩，季度股息率维持在0.5％的水平上，同时增加了3 000 000美元的储备金（参考1909年7月28日的《柏林日报》）。在1909年的第二个季度，美国钢铁托拉斯宣布给股东发放0.75％的股息，这就相当于年股息率达到3％。到了第四季度，股息率多增长了1％，这就相当于年股息率达到了4％，而当时大部分的普通股均掌握在了公司创始人和大型金融财团的手中。这些金融财团在1907年金融混乱之后以非常低的价格买入了这些普通股，所以，在经过了长期支付普通股东极低的股息之后，这些公司创始人和大财团再去持有大量的普通股；而当自己持有普通股时，才去发放较高的股利，因此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获得了很高的股利。这其实就是那些掌控美国钢铁托拉斯的大型财团的发家之道。

[14]
对于融资技术的详细叙述超过了本书的范围，不过下面这个石岛铁路网（ Rock Island railway system）融资的例子（参见1909年10月6日的《法兰克福报》），就会让读者更加清楚地了解正文中所述的内容了。掌握石岛铁路网建造权的是石岛铁路公司（Rock Island Company），这家公司没有发行自己的公司债券，但是发行了54 000 000美元的优先股，还分两次分别发行了42 129 000美元和89 730 000美元的普通股，总共发行普通股数额为96 000 000美元。并且这些股票中，仅有优先股具有投票权。这家公司拥有芝加哥、石岛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145 000 000美元的股权，此外它还拥有4％和5％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70 199 000美元和17 361 000美元（关于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参见托马斯·拉·格林的《公司金融》，1906年纽约版）。这家铁路大公司下属又拥有两家铁路公司：（1）芝加哥、石岛和太平洋铁路公司。这家公司有197 850 000美元的债务，发行了74 859 000美元的股份，这些股权中有70 199 000美元是托拉斯担保附属债券的发行基础，交予委托人管理。（2）圣路易斯和圣弗朗西斯科铁路公司。这家公司拥有债务227 000 000美元，发行有5 000 000美元的A等优先股，16 000 000美元的B等优先股，还发行了29 000 000美元的普通股，这些普通股中有28 940 000美元是由石岛公司掌控的对于芝加哥、石岛和太平洋铁路公司所拥有的利息率为5％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圣路易斯和圣弗朗西斯科铁路公司给予60美元，对于自己的面值为100美元的股票也给予60美元。

这种设计独特的控股体系的用意十分明显，这个庞大的铁路集团的控制权掌握在拥有投票权的石岛公司的手中，因为带有投票权的优先股全由石岛公司掌控。在这个铁路集团形成时期，股票的价格只有40～70美元，创始人最多只需要15 000 000美元的资金就可以收购27 000 000美元的优先股股权，而这些优先股就足以让他们控制整个铁路集团。

[15]
据勒布（《董事会制度》，载于《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 1902年，第二十三卷，第3期）估计，1900年德国在董事会里工作的人的年总收入达到60 000 000马克。在同期对德国董事会的详尽研究中（同上，1906年，第二十三卷，第3期，第92页以下），弗朗茨·奥伊伦堡估计，1906年德国公司的董事会的收入为70 000 000马克。平均来说，每家公司都会把自己名义资本量的0.6％拿来作为给董事会的奖金，平均每一位董事能够得到名义资本量的0.1％。我们这里看到的是相对值，而在大公司里，这部分资金的绝对值更是惊人，可能是6 000马克或者8 000马克，甚至比这还要多。比如，德累斯顿银行给董事分配了21 000马克，费尔滕和纪尧姆公司给董事分配了34 000马克，而迪尔科普公司则给董事分配了10 000马克，德意志银行给董事分配了32 000马克，赫德尔矿山给董事分配了15 000马克，格尔森基兴公司给董事分配了87 000马克，巴伐利亚抵押银行给董事分配了13 000马克。

[16]
私人之间的联合往往是公司之间进行联合的开端。由于一些外部原因，各个公司之间必须在组织上和制度上保持独立，但是只有通过一个统一的领导层把各个公司的管理联系起来时，这些公司的执行力才能达到最强。奥地利和匈牙利现在之间的联合，是以前奥匈帝国联合遗留下来的，但是这种遗留下来的联合同样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这种联合可能是两国之间的新的联合的开端。把劳动阶层的政治性组织和经济性组织，通过一个统一的领导层联合起来，能够共同增强这两种组织的力量。在德国的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农户阶层和生活在普鲁士的波兰人阶层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政治和经济互相联合的组织。

[17]
所以银行向私营企业主进行贷款，往往就是这个私营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型的前兆。

[18]
大的银行力图“能够在不同的工业企业和地域里建立起一个比较均衡的网络，以消除由于银行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制度限制所造成的产业和地域的发展不平衡性。同时银行方面还努力与那些企业建立永久的合作关系，并通过把银行的代表安置进入企业的董事会来不断地对这种合作关系进行加深和扩展”（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1905年莱比锡版，第180页）。

耶德尔斯还提供了下面的这个表，这个表里的数字表示，1903年银行在企业董事会里安置的代表的数量。

从此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仅柏林的六大银行就控制了751个董事会的席位。

按照最近的德国董事会和监事会名录（1909年），董事和监事席位总数为12 000个，但是其中有2 918个席位仅由179个人掌控着。柏林商社的卡尔·菲尔斯滕贝格先生拥有的席位最多，达到44个；德累斯顿银行的欧根·古特曼先生则拥有35个席位。银行占所有的董事会席位的数量最多（具体情况可以参见奥伊伦堡的文章）。

当然，美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在1906年，摩根公司就曾持有5个银行的董事席位、50个铁路公司的董事席位、8个信托公司的董事席位、8个保险公司的董事席位和50个工业公司的董事席位（施泰尼策尔：《股份公司的经济理论》，1908年莱比锡版，第158页）。

[19]
与此相反的是，董事会并不像法律中所规定的那样履行职责。柏林电灯和电力设备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就曾坦白地说：“事实上，董事会和监事会并不能完全履行法律所赋予它们的权利，而法律制定者在制定这方面的法律时也并不知道它们在做什么。要让一个董事会的成员或者整个董事会去监视一家大公司各个分支机构的运营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当董事会去关注一件具体的事情时，其他分支机构可能同时在犯着其他错误。所以，董事会只能颁布一些管理公司的条例，而这些条例只能保证公司的经营者能够不违反这些监事会确定的规则，但是并不能用这些条例去解决经营中的具体问题；那些经营中的具体问题，只有公司的经营者才有能力去处理。” （1908年11月28日的《柏林日报》）

[20]
对于这里提到的“社会资本”，它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私营企业的个人资本；另一部分是股份公司中那些所有具有新的股权投资意味的资本。

[21]
“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社会实施企业兼并和集中的最有效的、最锋利的、最确定的、最让人喜爱的武器。股份公司自身就是资本集中的一种组织形式，即把那些小的、分散的资本通过统一的领导组织起来，聚少成多，形成可以满足工业化生产需求的资本。股份公司不会像一般的私营企业那样，把公司的成败几乎完全寄托于企业的管理者身上，因此，股份公司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并且从理论上来说，股份公司给予股东的红利是可以没有上限的，它还可以转让和继承。以上对于股东的种种益处，使得股份公司能够比其他企业形式吸收更多的资本。股份公司可以通过吸收更多的资本来填补自己的开支和借款，这点是其他企业组织形式望尘莫及的。股份公司新吸收的资本可以很快地固定下来，这一点更加促进了股份公司的资本膨胀。股份公司以固定的加速度来扩充自己的资本，这点与工业、贸易和银行业的发展规律是相同的，都是一种经济规律，即如果资本量增加了一倍，那么能够带来的生产和销售也增加了一倍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利润也会增加一倍多。——英译者）。所以，这种资本增长的趋势恰恰带动了资本的增长，并且这种资本增长的趋势在大型股份公司中的作用更为明显”（里斯纳：《德国大银行发展史》，第152页）。

[22]
“1886年，委员会听到了许多对于股份公司之间过度竞争的抱怨。许多当事人都说，商品价格过低的原因是大型股份公司在各个工业领域过度发展所造成的，这些股份公司甚至在不赢利的情况下还进入商业领域，造成竞争加剧。管理这些大型股份公司的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能够扩大生产规模”（杜刚·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1901年耶拿版，第162页）。

[2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85 ～ 686页。

[24]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请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681页。

[25]
由于法律对于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的干预，银行的增长趋势可能因此而更加明显。比如，德国《公司法》要求，私营企业向股份公司转化时，其原来的私有股权必须要等到一年之后才可以进行交易。所以在这一年中，那些原来的私营股份只能保持生产性资本的形态，而不能转变成货币。所以股票发行活动，尤其是大型股份公司的股票发行活动，多是由大型银行来垄断承办的。这些大型银行具有大量的自营资本，而这种大型银行垄断股票发行的现象，也加剧了银行的兼并和膨胀。当然，股票发行也给银行带来了巨额利润。

[26]
爱德华·舍伍德·米德：《托拉斯的金融》，1907年纽约版，第243页。

第8章　证券交易所

证券与投机

证券交易所是证券市场。“证券”一词在这里我指的是代表一定数量货币的各种凭证，这些凭证可以分为两组：（1）负债凭证（债务证券）或信用凭证，它代表着所发行的一定数量的货币，票据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2）不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而是代表一定数量收益的凭证，它又可以分为两种： （a）固定利息类，比如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b）分红凭证（股票）。正如我们所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每种固定的（年）收入都被视作为资本收益，其数额等于现行利率下资本化了的收入。因此，这种凭证也代表了一定数量的货币，但它在以下几方面又不同于上面我们所说的第一种凭证。在信用证券中，首先考虑的是它所代表的货币的数量，货币或它的等价物已经被贷出去产生利息了。这种证券会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进行流通，直到它被资本重新支付时才收回到银行。票据是有期限的，一些票据的期满并不会影响被贷出去的资本回流到贷放者手中。现在贷放者手里又有货币了，又可以马上贷放出去了。因此，票据期满从而资本不断地回流到它的所有者手里，是这一过程不断更新的条件。

在第二组信用凭证或证券中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货币在这里是最终被贷出的。如果是国债券，那么货币就是从生产性使用中被抽出来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最终消失了；如果被用来购买企业证券或股票，那它就已经转化为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充当购买手段了，它的价值内化在生产资本的要素中。货币现在被掌握在生产资本的销售者手中，永远不会再回到起点。因此，结果就是，股票不能代表这些货币，因为这些货币已经转给了商品（即生产资本要素）的出售者，变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股票也不代表生产资本本身。因为，首先，股东对任何部分的生产资本都没有要求权，只能有收益权。其次，股票不像货栈或仓库中的单据那样，它不代表任何特殊的使用价值；如果它真是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那就具有使用价值了，但它不是，而仅仅是对一定数量的货币的要求权。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产业资本的动员，这笔货币只能是一定利息率下的资本化的收益。因此，它的收益或者说年收入，是证券估价的基础，它只能按收益来计算货币额。

固定利息证券与第一组证券有一些相似之处，因为一定时间内的固定回报总是代表着一定数量的货币。但是，它却总是被划归到第二类中，因为它起先代表的货币已经最终被贷出，因而再也不会回到起点了，它所代表的资本是虚拟的，它的数量只能用收益来计算。固定利息证券与其他类型的收入的区别似乎是：（如果不考虑偶然因素的影响）前者的价格由利息率决定，后者的价格则由利息率和现行的资本收益两者共同决定。因此，前一个组别的证券对价格波动的反应相对较小，一旦发生价格波动，它会随着比较容易预见到的利息率的波动而逐渐变动。但第二组别的收益率却是不确定的，它总是面临着各种无法预见的数不清的变化，从而造成这种证券价格的剧烈波动，结果导致它成为投机的主要对象。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人们通常习惯上把股票交易所称为“资本市场”，这种描述会遗漏掉这一机构的基本性质。第一组别的证券是债务证券，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由流通所产生的，在商品的转型中，货币除了充当最终结算手段外不再介入其中，它们是代替现金的信用货币的一种形式。当它们在股票交易所被交易时，仅仅意味着信用的提供由一个人手里转到了另一个人手里。信用货币的流通，正如我们所知，要求以真实货币的流通作为前提和补充。因为信用货币既用于国际支付也用于国内支付，证券交易所也因此必须既供给国内信用货币又供给国外信用货币以及贵金属货币。因此，为了补充信用货币交易，证券交易所也变成了外汇交易中心，既从事现金交易也从事信用交易。在证券交易所里，那些随时可以使用的寻求投资的货币资本的溪流汇聚到这里，化身为各种不同种类的信用证券。在这种活动中，证券交易所与真正的信用机构——银行——展开了竞争。实际上，这两种机构既有质的区别也有量的区别。从量的角度来看，证券交易所的活动与银行是不同的，因为证券交易所不是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汇聚小额存款上，而是要吸引正在寻找投资的巨额的资本积累。货币的积聚对银行来说是最重要的职能，但在证券交易所里却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这两个机构的质的区别在于以下事实：证券交易所的重点不是提供获得信用的不同方式，而是提供维持信用货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因此，货币被大量地投入到最重要的票据上，不论供给还是需求，都涉及巨额的货币集中，而且正是在证券交易所里，形成了借贷资本的市场价格（利息率）。这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利息率，不考虑风险贴水，因为它是这个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可能有的最好的证券，它的优秀是不容置疑的，就像上帝的仁慈是不容置疑的一样。它支付给这些最好的证券的利息（当然，这里所说的最好，不是指它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指用手工制作的纸的票据），似乎是由对这些货币资本的单纯占有产生的，仿佛这些钱根本没有被贷放出去，因为它随时可以通过证券的转手就把钱再收回来。无论何时，货币都只是暂时的投资，随时可以换作其他用途。绝对的安全性和短期的再支付使得这种投资只能有一个较低的利息率，因此只适合于那些暂时可以支配的巨额资本。这一类投资的利息率是形成其他产业利息率的基础，它还决定着自由浮动的货币资本在不同交易所的进出。这些货币以经常变化的规模在货币世界的流通中进入和流出。

证券交易所形成银行家与大资本家之间货币交易的市场，其票据通常都有某一家或某几家第一流的银行的签字。无论是国际银行还是国内银行，或是其他的大资本家，都把钱投在这些能产生利息的绝对安全的证券上。另一方面，大的信用机构在它所接受的要求超过其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本时，就可以在交易所出售这些证券，以此换回必要的资金。[1]

虽然从事这种操作所需要的货币量在不同的时期会有很大的变动，但它总是以某个最低的量存在着以用来购买票据，然后在票据到期后又回到其起点形式即货币上。货币这种持续的回流——它的仅仅作为信用过程中介的职能，立刻使得本属于第一类证券的货币流通变为第二类的货币流通，例如，那些投资在股票上的货币。在后者的情形中，货币是绝对非流动性的，它已经被转化为了生产资本，已经到了售出商品的那些人手里了，它不会再回到证券交易所。在那里，货币已经资本化为了利息收入，实际上货币已经从货币市场上被抽走了。

证券交易所和银行在票据市场上是相互竞争的，而且银行的发展实际上还抢走了证券交易所的一部分生意，甚至还承揽了绝大部分的提供支付信用给产业资本家的生意，而这最初是证券交易所的主要职能。最终留给证券交易所的，只有充当银行本身的中介，以及国际支付和外汇交易的市场中介，甚至于就连这一市场的相当一部分的生意，也被银行出于维持国外分行的目的直接夺走了。银行的发展从两个方面减少了证券交易所的这部分生意：第一，银行直接把日益增长的货币以不断增加的规模投资于票据，不再需要经过证券交易所的介入；第二，通过替代，用其他的信用形式部分地替代票据。

票据代表着一种信用，这种信用是由某个生产资本家（所谓生产资本家，指的是每一个获得利润的人，因此也包括商人）给予另一个资本家的，作为现金支付的替代。接受它的资本家可以在银行贴现它，因此银行便提供了信用。然而，如果这两个资本家都在银行拥有存款或都开有账户，那么他们就可以用支票进行支付或者通过银行转账。这样，票据就成为多余的了，它已经被银行账户交易所替代了，而这纯粹成了个人行为，与可以流通的票据是完全相反的。银行在支付业务上的涉入不断增加，因为它的委托人不断地把商业票据拿来贴现，而证券交易所的这部分生意却因此而大受影响。而且，在有的国家，由于其实行的是发行证券银行的垄断，因此垄断地发行证券的银行在外汇交易市场上便占有支配地位；而如果这种地位弱化，则利益变化大的是证券交易所而非银行。因此，在这个信用货币流通领域，除了外汇投机外没有进行其他活动的余地，证券交易所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集中的为信用交易提供货币的市场而已。

真正的证券交易所活动的领域是利息证书或虚拟资本的市场。在这里，货币资本是以应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资本投资出现的。货币通过购买利息证书而被最终贷出并不再收回，只有每年所产生的利息从银行流入证券交易所这一情形与投资在信用工具上的货币是不同的，后者的资本本身是要收回的。因此，为了销售和购买这些利息证书，需要有新的货币来服务于证券交易所自身的流通。相对于它所经手的总交易额而言，这个新货币的数量并不大。因为利息证书代表着对货币的要求权，所以它们可以相互抵消。而最终需要结清的差额一般都数额很小，这一差额会由专门的机构计算出来以确保现金只被用于结清差额。但是，证券交易所需要的流通手段，就其绝对数量来说，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在投机高峰期，由于投机通常都是在同一方向的，所以需要用现金结清的差额明显地增加。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证券交易所的活动和职能是否有其典型特征。我们已经看到，在票据市场上，它和银行的活动是一致的。同样，为投资而购买证券并不是证券交易所持有的职能，因为人们在银行同样可以很容易地买到，而且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到银行去购买。因此，证券交易所的专业活动实际上是投机。

首先，投机看上去就像普通的买和卖，只不过它所购买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利息证书。生产资本家必须将他的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也就是将产品销售出去，这样他的利润才可以实现。如果另一个资本家替他完成销售任务，那么产业资本家就必须出让一部分利润。

包含在商品里的全部利润只有在它被出售给消费者之后才能真正实现。这样，商品从生产者手里转移到了消费者手里以后，人们将其视为地理位置的变动（只要想想房屋的出售就可以了），或者混淆了运输与贸易，这是毫无意义的。买和卖并不包括地理位置的变动，而只是一种经济行为，是财产的转移，虽然在这一过程中的确有空间位置的变化。但是，谁会在参观剧场时仅凭对建筑物的了解就能获知戏剧的本质呢？

商品最终是被消费掉从而从市场上消失的。然而，利息证书就其本质来说是永恒的，它永远不会从市场上消失，即便是出于投资的目的被从市场上暂时抽出，它也可以随时回来，而且实际上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内，它的确会以或多或少的数量重新回来。但是，利息证书从市场上被抽回，既不是投机的目的，也不是投机的结果。投机的股票是会在证券交易所不断流通的，它的运动是往返运动，是循环，而不是一直向前的运动。

商品的买卖是一个社会必然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基本生活条件通过它得到满足，它是这个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投机就不是了，它不影响资本主义企业，也不影响生产或产品。一个已经建成的企业不会受所有权的变化的影响，也不会受股份不断流通的影响，产量和收益也不会因为收益要求权的转手而改变，收益的价值同样也不会因为股票价格的变化而有任何变化。恰恰相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收益的价值决定着股票价格的变化。对利息要求权的买卖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仅仅是私有权分配的转移，对生产和利润的实现（通过商品的销售）没有任何影响。投机的获利或损失，仅仅来源于当时对利息证书的估价的差别，它们既不是利润也不是剩余价值的份额，仅仅是由于企业落入股东之手的剩余价值的份额的估价的波动所导致的。这种波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不一定是由实际实现的利润量的变动所引起的，而是纯粹的边际收益。[2]
资本家阶级本身不付任何等价物无偿地占有无产阶级的劳动的一部分，因而获得的是自己的利润；而投机者仅仅是互相争利。一人所失就是他人所得，这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

投机就是利用价格变化来赚钱，但不是改变商品的价格。与生产资本家不同，投机者不关心商品的价格是否涨落，他唯一关心的是他的利息证书的价格。利息证书的价格是由利润量决定的，而无论价格是否上涨或下跌，甚至价格保持不变，利润量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影响利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商品的价格绝对水平，而是成本和价格间的相对关系。但是，对投机者而言，利润是否涨落也是不重要的，他所关心的只是他能否预料到这种涨落。因此，他的兴趣或者说利益，和生产资本家或货币资本家是完全不同的。生产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期望能够获得最大化的、稳定的利润，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不断增长的利润。商品价格的上涨对投机者的影响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它作为利润增加的显示和表现。投机者只有在利润的上述变化被预见到会发生时，才会受到影响。但是，企业创造出来的利润是如何分配给生产资本的所有者或股份的所有者，是不必考虑投机者的意见而分配的。那些投机者并不是从利润的增长中获得收益的，他也许还能从利润的下降中轻松获利。因此，投机者并不在意利润的上升，而是在意由利润的升降所导致的证券价格的变化。他不会因为想分享高额利润而持有股票（这正是投资者所做的），而是试图通过股票的买卖来获得收益。他的收益不是来自于利润的分享，因为他也可以从利润下跌中获利；他的收益来自于价格的变动，这就是说，如果他能在某个时刻将股票以比买入价更高的价格卖出，或者能以比卖出时更低的价格买入，那就能获利。如果所有的投机者都处于市场的同一边，也就是说，他们都同时高估或低估了同一证券的价值，[3]
那就不会有任何投机者获利。投机者收益来自于对立的估价，只能有一方获胜。卖者和买者在某一时点上的不同估价，导致一些投机者受损，而另外一些投机者获利。一方的利润就是另一方的亏损，这与生产资本家的利润形成尖锐的对立。因为资本家阶级的利润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损失，而在正常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也从未期望过能得到超过其劳动力价值的价值。

投机者在操作中加以考虑的因素是什么？投机的主要对象是没有固定利息的证券，它的价格波动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利润和利息率的水平。一般来说，利润的水平是由平均利润率所决定的，但平均利润率却仅仅是无数的与平均水平有极大差别的个别利润的表现。然而，外人是无从知晓所有的个别利润的，因为它不仅取决于一般因素比如剩余价值量和投资的资本数量等，还取决于市场价格的所有偶然变动和企业家对商业机会利用的技巧。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你只能看到商品市场上的价格的变化，但却无法知道真正的决定因素的状况，即市场价格与成本价格之间的关系状况。甚至就连勤奋的企业家，在一个循环结束后精确计算出结果之前，也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即便不考虑实际的利润量，还有一系列或多或少的随意的因素会影响这些证券的实际收益，这些因素有折旧、董事红利、准备金的提取等等，它们同时也给了企业管理者以权力，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任意决定收益水平，从而影响证券的市场价格。在任何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投机者对决定股价的主要因素的状况是全然一无所知的。在经常遇到价格差别很小以及利润由于其资本化而导致其市场价格大幅波动时，那些一般的或多或少是表面性的企业家知识，对投机者而言，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相反，通晓企业知识会给那些投机者以很大自信，并使他们有能力利用这一知识去规避风险，从而获得收益。

至于决定股票价格的第二个因素——利息率，它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首先，正如我们所知，投机者的活动取决于他们对股票价格可能发生的运动的不同判断，这种不同，就跟人们由不确定性导致的对未来利润的不同判断很相似。另一方面，利息率又有点类似于商品的市场价格，在特定时期内它是一个既定的量，这一点是所有的投机者都熟知的。

其次，利息率的变化或者它最终变动的方向，是极有可能被预见到的，除非由于战争、革命或全国性的灾难等极端事件导致的突然的并多少有些冲击力的干扰，否则，利息率就只是货币需求的直接反应。利息率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也趋于减少，因此，在萧条时期，低利息率会持续存在，投机者的活动会变得懒散或萧条，信心受挫，股价也低；反之，如果是繁荣时期，则投机活动十分活跃，高利息率的效果消失了，因为人们普遍对未来股市收益的增加持利好态度。因此，尽管利息率的水平是比未来利润的预期确定性大得多的因素，但还是后者决定了投机的方向和强度。所以，不确定性和不可测定的因素才是投机者应该考虑的重点。简而言之，在投机活动中，没有有把握的预见，它只能是黑暗中的摸索。股票市场投机就像赌博或打赌一样，但对于知情人来说，它是一场有把握的赌博。

对于价格而言，我们应该区分决定股票市场价格的真实价格决定因素，以及由供求关系变动所表现出来的偶然的影响。当然，这种区分在投机者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关心价格变动本身，而对造成变动的原因毫无兴趣。然而，正是投机活动本身，以及情绪与期望不断变化的投机者们，导致了这种不确定性，从而引起了供给和需求的无休止的波动以及股票价格的变动；反之，每一次的价格变化都为投机者提供了新一轮投机的原动力、新的交易和地位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的进一步变化。以这种方式，投机为证券持有者们创造了一个随时准备好了的市场，也给了其他资本家集团将虚拟资本转化为真实资本的机会，他们要么将一种形式的虚拟资本投资转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虚拟资本投资，要么随时将虚拟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

但是，作为投机典型特征的不确定性还会产生另一个结果，那就是，它通过大投机者吸引小投机者的方式，创造了影响投机活动方向的可能性。因为投机者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常常连一般情况都不知道，至于特殊信息之类的东西就更不知道了），[4]
他们易于受市场征兆、气氛和一般趋势的影响。然而，这种氛围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实际上也的确是被大投机者制造出来的，因为这些大投机者或多或少地会被当做是内行或知情人，他们会有一批追随者。大投机者们用制造大量购买的方式来稳定市场从而提升股票价格，一旦形成这种趋势，即由于跟随大投机者们行动，小投机者们也购买股票，其结果必然是对股票需求的大量增加，因此股票价格会持续上涨，虽然此时大投机者们已经退出了购买队伍。大投机者们现在既可以获得利润，也可以按照他们的意图将这种较高的市场价格或长或短地维持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对更大资本的支配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因为市场走势是按照他们使用资本的方式来决定的。在生产领域中，大资本享有优势是因为它制造产品的成本更低，因此可以压低价格；但在证券市场里，资本直接作用于价格。证券的大批发商，也就是银行，可以利用它的优势地位推动投机朝着某个方向发展，它只需给它的大顾客一个暗示，让他们去买进或者卖出某只股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暗示都会导致（他们早已预知的）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然后这些人都获得了利润，个个都像是先知先觉似的。现在我们可以欣赏到这种同路人、局外人和大众的重要性了。职业投机者之间的亏损和盈利可以相互抵消，但是那些简单地跟随大投机者们指引的大众，以及那些在大投机者们已经带着获利离开而还继续留在原轨道上的人们，他们还天真地相信他们分享丰收的果实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其实正是他们才注定要承受损失并由他们去支付差额；这个在经济周期的每一次改变中或者仅仅是交易所气氛的每一次转变中所产生的差额，都被大投机者们装进了口袋，成为了他们“生产活动”的回报。

而且，投机是非生产性的，它是赌博（公众现在就是这么看的）的一种形式。但是，这却无法否认投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或者至少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很明显，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事物都看做是生产性的观点，只能是一种辩护和掩饰。事实的真相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对抗，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等等，所有这些都产生了大量的开支和花费，而这些开支和花费对财富的增长没有任何贡献，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是可以被消除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非生产性的。[5]
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必要性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它们是生产性的，而只是对这个社会的错误组织方式的一种验证。但是，如果证券交易所要执行它所有的职能，那么投机就是必要的，这些职能我们会在后面作更为详尽的分析。

证券交易所的职能

证券交易所的职能会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而变化。最初它只是为货币和票据的流通提供服务，为了这一目的它只需要积累可以投资在这些票据上的自由货币资本就行了。后来，它演变成了虚拟资本市场，而虚拟资本首先是由国家信用的发展而产生的，后来又变成了政府债券市场。但是它的根本性转型发生在产业资本开始采取虚拟资本的形式，以及股份公司制在产业界开始蔓延的时候。提供股票交易所的资源现在得到了迅猛的和无限制的增长，同时股票交易所作为随时准备获得资金或信用的市场的存在，是产业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以及股息归结为利息的前提。

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使投机成为可能；反之，投机又成为保持这一市场一直向商业开放的必要保证，这样它才能为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以及虚拟资本又重新回到货币资本提供可能性，而且随时可行。鉴于如下事实：边际收益可以通过买和卖获得。于是，造成了对参与这种活动的持续的刺激，以此来确保进行这一活动的市场的持久存在。证券交易所的基本职能是为货币资本的投资提供这样一个市场，只有在这种方式下，货币资本作为资本的投资才是大规模的。因为资本要成为货币资本，其首要职能就是产生稳定的收益（利息）。其次，它必须通常是可以回流的，或者说如果不能实际回流，那就必须是可以随时通过出卖利息要求权而回流的。证券交易所首先使资本的动员成为可能。从法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动员只不过是所有权的转移，同时也是所有权的二重化。[6]
实际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个人手里转移到法人公司手里，而法人公司虽然是由个人的总和构成的，但这些个人却不再对这些财产拥有所有权，个人现在拥有的其实是一种收益要求权；他们的所有权，曾经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真实的、不受限制的控制权，因此也意味着对生产本身的经营管理权，现在都被转化为了单一的收益要求权，对生产的控制权被剥夺了。

然而，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资本的动员包含着随时将所投资的资本以货币的形式收回然后再转移到其他生产机构的可能性。资本有机构成变得越高，生产资本在物质要素上投资的实际变化的可能性就越低。由于生产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固定资本，因而使得将其从某一特定生产部门抽回时的困难不断增加，从而使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遇到了日益增加的障碍。这种平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以一种很缓慢的、逐步的、不完全的方式进行的，它主要是由剩余价值的积累投入到那些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以及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退出等这些新的投资带来的结果；与利润率相反，利息率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都是相同的和统一的。所有资本的相等——对单个资本来说，这并不代表它们的价值都是相等的，而是相同的价值会产生相同的收益——在利息率的一致和相等中，终于找到了令自己满意的表现形式。对资本家来说，他们的资本的使用价值以及他们任何时候所投资的领域，这些都是没有差别的，都是只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一定价值量而已；如果从量上来考察，它们都只是获取利润的凭证而已。

因此，收益（或利润）的差别会导致等量资本估价的差别。比如说有两个资本，它们的价值量都是100，一个能产生10的利润，另一个产生的利润是5，那么第一个资本的估价就会是第二个资本的估价的2倍。这种不同资本之间的利润的差别，导致了一方面单个资本家之间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而在各种不同的投资领域进行竞争，进而出现利润平均化（以前是剩余价值的平均化）的趋势，以及一般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另一方面，导致利润率的不相等又在不断地重新出现以及资本的不断转移，单个资本家只能通过对他的资本不断地按照利息资本化的收益进行估价来加以克服。如果这种估价在现实中达到了，如果资本家真的平等了，如果产生利润的每一件物品的价值都是相等的，那么资本就可以总是以其价值量的标准和以社会有效的方式在货币上得到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相同的利润率才会在单个资本家身上得到实现。但是，这种实现是实际真实关系的颠倒，资本不再表现为一个决定其利润量的某一特定量；相反，它似乎是一个固定的利润量，一种决定资本数量的利润量。这种决定资本数量的方式在现实中的出现是当股份公司产生的时候，它使获取创业利润并决定它的水平成为可能。真实的关系看上去似乎是用头倒立地站着。那些用证券交易所交易员的眼光来观察经济事物的经济学家们，把真实关系的表述当做是错误的和荒谬的表述也就不奇怪了。

因此，所有资本的相等是在按收益对资本的估价中得到实现的。但是，就像一切资本在证券交易所被估价的方式一样，它的实现仅仅是利息证书的资本化（即虚拟资本）在市场上得到实现而已。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将一切可获得的社会财富都归资本家阶级以资本的形式进行支配，以及确保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要求，驱使它去动员资本，并对它仅仅按照能够带来利息的资本进行估价，那么证券交易所的职能也就是通过提供这种资本转移的机制来完成这一动员的。

资本的动员使资本主义社会财产中转为收益凭证的比率不断增加，在这一过程中，它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日益独立于资本主义的财产的运动。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收益凭证交易，仅仅是一种财产的转移，它可以完全独立于生产过程来进行，而且也不再对它产生任何影响。现在财产的运动获得了独立，它不再由生产过程决定。在过去，财产转移的同时也包含着资本主义企业职能的转移，现在反过来了，不再是这样了。还有，在更早一些的时候，财产分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结果的改变，因此产业竞争在财产分配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这一原因今天仍然在起作用，但又被其他的因素所补充。这些补充的因素是：收入证书的流通以及可能导致的财产的运动；尽管这种运动对生产关系的变化、对生产都没有任何影响。

在商品流通中，使用价值的转移和所有权的转移是紧密联系的。在简单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的转移似乎是基础性的，是财产转移的动机，后者只是完成前者的手段。生产的决定性动机是创造使用价值，是需求的满足。但是在资本主义商品流通中，使用价值的流通也就是产品中所包含的利润的实现，利润才是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作为商品向资本家的转移，表示资本主义财产的剩余价值的产生。另一方面，证券的流通仅仅是财产的转移，是单纯的所有权证书向财产转移的流通，它并不涉及到任何使用价值的运动的同时进行。在这种情形下，财产的运动不与使用价值的运动相伴随，这样，资本主义的财产就失去了与使用价值的任何直接联系。这种财产自身流通的市场就是股票交易所。

虚拟资本的动员与创造本身，就是资本主义财产在生产过程之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主要是由积累而形成的资本主义财产，现在由于虚拟资本的创造，开辟了获得创业利润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手段，大部分的利润都集中到了拥有大量货币的人的手里，正是这些人将产业资本变成了虚拟资本的形式。这些利润并不是以股东分红的方式，而是以分散的、年度收入的形式，流到他们手里，这是一种创业利润的资本化，它以货币形式得到收入，无论是从相对数额还是从绝对数额来看，都是直接以货币形式执行新资本职能后所产生的巨大的数额。于是，每一个新的企业从其创建之日起，就要向它的创建者支付一份贡赋，而创建者却无需做任何事情，也不需要和企业打什么交道。这是一个在大的货币持有者手里积聚新的巨额货币的过程。

财产集中的过程发生在股票交易所，并基本独立于产业的集中。那些完全熟悉股份公司行为的大资本家，对商业环境也有很深的了解，因此可以预测到股票价格的未来走向。他们的资本的力量，使得他们可以通过对自己有利的买卖行为，去影响股票交易的价格，并获得由此产生的利润。他们的这种权力还使得他们有可能对市场进行博得众人喝彩的干预，在危机或恐慌时期买进大量股票，等经济形势恢复到正常时期再将其卖出以获利。[7]
总之，他们是无所不知的，就像精明的银行家塞缪尔·葛尼在上议院委员会所保证的那样，“营业上的一切波动对熟悉内情的人来说都是有利的”。[8]

股票交易所作为向产业资本提供经济支持的手段，通过它向虚拟资本的转化，赋予了单个资本以货币资本的特性。对股票交易所发挥其职能而言，市场规模是首要因素，因为它作为货币的性质，取决于在任何时候都能没有一点损失地出售股票和债券的实际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所有的交易都尽可能地向一个市场集中的趋势。因此，所有的银行和股票交易所的业务都日渐集中于主要的经济中心、集中于首都，与此同时，各省的股票交易所却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在德国，柏林股票交易所的业务量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的交易所；在柏林之外，只有汉堡和法兰克福的股票交易所还有一些业务，但它们的重要性也在逐渐降低。

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理论，股票持有的发展会带来“资本的民主化”，但小资产阶级的实践虽然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还是试图将股票的持有者限定在资本家上。大资本家实践的代表发自内心地赞成下述警告，这就是他们的权威阿恩豪尔德说过的话：“任何需要固定收益的人都不应购买股票。”[9]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波动的股票收益对任何靠收取利息生活的人来说，都是资本亏损的一种形式（因为高额股息可能会促使他增加自己的预算）。这种人不愿在价格高昂时售出自己的股份，却通常会在股息低和股票价格低迷从而自己经济困窘时决定出售股票（他们经常这么做，因为他们对真实的商业环境不了解，因此必然总是依赖于市场行情和交易所的“判断”；或因其他原因）。

股票交易所的交易

股票交易所的交易与一种买卖行为有关，这种买卖与其他类型的买卖有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由于程序，而是由于它所交易的商品。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决定性的因素不是那里的交易所采用的技术，而是它的内容；这种技术细节的描述，与其说是理论分析，还不如说是实际操作人员的手册，那样还会更准确一些。再说，即便是从处理交易的方式使得交易内容所产生的某些结果更容易达到的程度来看，它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使人感兴趣之处。

协调完成股票交易的特殊规定，即由于货币只执行计算货币的职能，而且只有很小数量的账目需要用现金支付，因此，信用的提供便与此类交易联系在一起了。为了将支付降低到最低程度，出现了专门结清这类凭证的买卖操作的专业机构。[10]
但是为了这一目的，必须将交易所的交易进行缔结使价格公之于众，股票的市价便会因此成为公开信息。股票价格的公开化还同时达到了交易所的主要目的，那就是作为证券交易的市场，凭证的交易应该可以在任何时候以大家都明确的价格进行交易。由于通过价格人们随时可以获知这一做法被固定下来，使得提供这种形式的信用——贷款——比以前在支付信用的情况下变得容易得多，因此现在的信用提供者可以准确地知道他放款的抵押物的价格。投机者把他用借来的货币购买的证券抵押给货币贷放者，因此同时就产生了对利用货币资本赚取利息的一种新的安全可靠的方式，那就是交易所证券的抵押贷款。

信用的提供使得投机者可以利用价格哪怕是最微小的波动来获取利益，而且他还可以突破自有资金的限制，将交易规模扩大到这一限制之上。因此，尽管价格只是小小的波动，但投机者却可以通过交易的规模获得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信用不仅允许投机的增加以及随时利用市场条件，而且自身也会有这一结果，因为投机操作的完成通常都是借由结算来操纵市场价格的波动的。信用的使用还给了大投机者以更大的优势，使他的财力成倍地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他的财富增长的速度。

证券交易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缔结的速度，这是程序被简化的结果。这种迅捷性是利用小幅的短期价格波动来获得利益所必需的。供求的快速变化和市场价格变化的速度，使得尽可能快地缔结交易具有极其的重要性。每一次新的转手都会给投机者带来新的获利的可能性，因此任何耗费时间的手续都是绝不允许的。在这一领域里，“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就是最好的表达。因此，同样道理，他们对所有关于结算时间要求的法律规律的厌恶以及对于法律干预的厌恶是很普遍的，因为这些会造成时间损失。

期货交易——将所有的交易都放在同一时间来完成——是利用信用的最佳方式。因为这种交易是投机者的主要工作，在这种交易中买和卖是同时进行的，而且大部分的交易是相互冲抵的，只有剩下的差额才需要用货币清偿（就这种交易而言，大部分的支付也是用信用清偿或者通过银行转账来进行的）。还有一种情况也需要货币，那就是只有一方的买或者卖的时候，但是与那些互相冲抵的交易相比，这种只有一方的交易是很少见的。这里，信用产生的结果是扩大了市场。期货交易会大大增加业务量，那些介入期货交易的证券总是可以找到市场。因此，通过买进或卖出来终结投机操作，以实现利润或将损失降到最低点是很方便的，除非遇到了市场恐慌的干扰。而且，由于期货投机并不是为了实际拥有证券，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差额利润，因此这些证券随时可以被卖掉，并且交易量不是由证券的价格来决定的，而是由投机所引起的差额量来决定的。同时，实际存在的和在市场上出现的证券，只有在投机交易的买和卖不能彼此冲抵时，才是必要的。因此，所缔结的交易量与证券的实际价格总量并没有关系，甚至有可能是它的许多倍。而且，这种交易缔结条件的典型特征就是最充分地考虑交易进行的迅速性。

期货市场在简便性上的巨大发展，买和卖之间相互冲抵可能性的增加，都减少了参与这种投机所需要的资本量。因此，参与这种投机的人增加了，单个人的交易量也增加了。与现货市场相比，期货市场扩大了，但它为维持和发展投机操作所需要吸收的资金量却变少了，因此，它对为投机而形成的资本市场的利息率的影响也减弱了。然而，由于大量的投机是用借来的资本在操作的，而这个市场的利息率对投机活动的持续会有很大影响，因此期货市场通常更具有经常持续进行的趋势。这种操作持续性的加强导致了供求关系变动的减弱，从而降低了股价波动的幅度。同时，在更大的交易规模下，即便波动幅度大大降低了，但对刺激人们加入投机来说也足够了。它还产生了另外一个类似的结果，那就是期货交易使人们可以为投机目的而出售证券，从而可以比现货市场更好地抵制供给的片面增加。[11]

期货市场使下属情况成为可能：一段时间后才期满的资本按预定的价格进行投资，或者按照有利的条件预先取得一段时间后才使用。还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通过信用提供和交易缔结的容易性，期货市场扩张了；期货市场比现货市场更能吸收资本；由于发行机构能够逐渐地并且不导致市场价格下降进而让渡它的证券，因而使得发行也变得容易了。[12]
期货交易也是执行套利操作以及不同的交易所之间的价格差异的统一标准方法。

投机要求获得可供支配的服务于自己目的的一定数量的证券。但那种处于安全之手的证券，以及作为长期投资于已经脱离市场的证券，是不适用于投机的目的的。相同的道理也适用于总额很小的证券。在那种情况下，数额很小的购买和售出对市场价格水平会有很大的影响，从而给了资本家以投机的机会，因为他可以将这些证券全部买进，形成对竞争对手的垄断价格。一个大的从而不易被支配的市场是投机的前提，垄断就是投机的死亡。

就像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信用交易总是与投机操作关系密切。对投机交易来说，证券市价的总值并不是问题，价格可能变化的幅度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在投机者所抵押的证券的数额足以补偿市价变化的情况下，信用的供给者才会提供信用。因此，举例来说，如果某种波动较小的证券的市价是110，投机者可以随时将其抵押换得90，那么对投机者而言，预先只要手里有20的准备金就够了。这是最常被使用的方法，证券经纪人、银行家和银行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扩张信用的，使得他们的顾客可以参与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这种信用的抽回，或者说更难获得这种信用，是最受欢迎的迫使顾客离开交易的手段，使他们无法继续进行投机，被迫无论价格是多少都得售出其证券；而由于供给的突然增加导致价格下降，使得那些信用的提供者可以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得到这些证券，在这种情况下，信用的提供成了剥夺小的债务人的一种手段。

对大投机者的信用的提供则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在证券交易所，大投机者可以用延期交割的方式获得必要的资金。从形式上看，延期交割也是买进和卖出。如果某个买空投机者想在期满后继续持有他的证券直到下一个期满，因为他期望它所持有的证券在这一期间会有一个更大的价格上涨，到那时他再将其出售给某个货币资本家，然后再在下一期再将其买进，那么这时放贷者的利息是被计算在买卖价差之内的，不过这仅仅是个形式。实际上，放贷者在这一时期不过是代替投机者接受了证券而已。这里他和投机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不承担风险，也不去寻求任何的投机利润，而只是将他的货币投出去一段时间，然后收取利息。但是，这种预付形式在这里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里的信用交易采取的形式是购买交易，证券的所有权在这一时间段内都被转移到信用供给者手里了，这使得他可以在这段时间内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些证券。如果这些证券是产业股票，那就很重要了，因为银行可能关心的问题是，在全体股东大会召开之时，利用自己对股票的大量占有来保证自己对会议决议的决定性影响。因此，银行可以采用延期交割的方式实现对股票的暂时性占有，从而获得对股份公司的控制权。通过降低费率来使签订的延期交割协议变得更具吸引力，银行发现这是一个更容易从投机者那里获得这些证券的方法。银行和股份公司之间的频繁转换，其目的就在于减少在特定时期内围绕某些证券的延期交割交易而展开的竞争。[13]
在这种方式下，股票获得了双重功能：它既是投机者的投机对象和赚取差额利润的来源，同时又是银行用于获取对股份公司控制性的影响，以及将它们的愿望强加于股东大会决议但又不必用自己的资金作长期投资的工具。[14]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证券交易投机的程度主要取决于投机者所能获得的货币量。证券转手的频率（每次转手都能带来差额利润）显然是独立于现有证券的数量的，由此便产生了银行对交易所投机的影响，因为它可以通过信用的满足或抽回，对投机的规模施加十分强烈的影响。对信用的最大需求来自于延期交割。巨额的浮动资本大都投资于这种交易之中，[15]
这种投资对日利息率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在货币闲置性变小的时期，它也会对贴现率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黄金的走势。因此，通过限制这种信用的供给，银行可以直接影响利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信用的供给取决于银行的意愿度。这些都是纯粹的金融交易，对经济过程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与信用被提供给贸易和产业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提供给贸易和产业的信用突然出现严重的紧缩，那就会导致崩溃和严重的危机。

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证券交易的组织也发生了变化。最初银行家仅仅是为顾客办理交易的经纪人，但是随着银行资本实力的增长以及它对股票市场利益影响的增强，它日益将自己转回到交易领域。大量的交易不再在证券交易所进行，而是代之以银行的对顾客提出的账目抵消业务的办理，只有那些不能抵消的数额才在交易所进行，或是由银行用自己的资金来补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数量的多少取决于银行的意愿，这也是银行影响证券价格运动的一个方法。于是，银行仅仅作为证券交易中间人的身份消失了，它自己也变成了交易者。“事实上，今天的银行已不再是交易代理，它已经成了自己的交易”。[16]

同时，大银行还从交易所手中夺走了它的其他的职能，把自己变成了证券市场。银行给证券交易所留下的只有不能在银行结清的差额的交易。[17]
“大银行自身代表着大量的供给和需求，而这些原来都是有某个大的证券交易所来代表的”。[18]

随着银行体系日益增加的集中度，大银行对于证券交易所的权力也极大地增强了，特别是在公众参与证券交易投机出现下降的时期。

就证券交易已有的发展而言，人们预期谈论证券交易所的发展趋势，还不如去探讨银行的发展趋势， 因为大银行正在逐渐地将交易所变成自己的附属工具，而且按照自己的意愿左右它的运动。就像去年春天，人们纷纷谈论自己对商业环境的预期是多么不乐观，就是因为有一家大银行施加的外力导致当时的证券价格突然崩盘，虽然这一崩盘也有自己的内在原因。因此， 当大银行在本周内作出相反的动作来提升和恢复它过去给证券交易带来的气氛时，过去只注意负面消息的证券交易所现在也被那些积极的信号所感染了。[19]

除了对股票市场趋势的强大影响之外，作为它与产业界联系日益紧密的结果，现在银行对企业状况的理解也在增加，它参与企业利润，在特定条件下还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银行可以以更大的安全性来从事投机。证券交易所的重要性的下降明显是与大银行的发展相关联的。[20]

在证券交易所里，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以其纯粹的形式出现的，它表现为收益证书、剥削关系、对剩余劳动的占有。这些表现现在令人不解地消失了。所有制不再表现为任何特定的生产关系，变成了对收益的要求权，表面上看似与任何特定行为都不相关。所有制失去了与生产和使用价值的任何联系。任何财产的价值看上去都似乎是由收益决定的，是一种纯粹的数量关系。数字就是一切，事物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数字是真实的，但由于真实的东西不是数字，所以其相互关系就变得比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念还要神秘。所有的财产都是资本，但又不仅仅是财产。债务也是资本，就像政府债券已经证明的那样。所有的资本都是相等的，都体现在证券交易所中上下波动的用纸片表示的价值上。价值的实际形成是一个完全脱离财产所有者的领域并以完全神秘的方式决定他们财产的过程。

财产的数量看上去似乎与劳动没有任何关系，劳动和资本的收益之间的直接联系已经部分地被利润率掩盖了，现在则被利息率完全掩盖了。所有资本均转化为了作为虚拟资本表现形式的生息资本，虽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转化，但却使人们不再可能看到真实的关系。把总是处于波动中的和生产领域完全无关的利息与劳动联系起来，从表面上看是很荒谬的。利息看上去似乎是资本的所有权的结果，是具有生产能力天赋的资本的果实。它是浮动的和不确定的，“财产的价值”这个范畴随着它波动；这个“价值”看上去是神秘的、不确定的，就像它自己的未来一样。似乎它在单纯的一段时间内就可以产生利息，庞巴维克就是根据这种假象建立了他的资本利息理论的。

[1]
威·普里庸：《德国票据贴现业务》，1907年莱比锡版，这本书的信息量很大。

[2]
注意：这里我所指的并不是那些所谓的差额交易，因为在这种差额交易里，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证券的转让，而且在股票的报价差额中已经包含了投机利润。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任何投机所得都可以看做是一种边际利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股票交易也是非常抽象的。这有点像一些资本家和经济学家看待资本利润时的情形，不管这些资本利润是工业利润、商业利润、租金、利息甚或是投机所得，他们都把这些利润看做是边际利润。

[3]
这样说并不全面，他们还应当同时以相同的程度来对交易进行估价。投机利润在以下的这种情况里还是可能产生的：一个投机者的卖价高于另一个投机者所喊出的卖价，或者一个投机者的卖价高于另一个投机者的买价。

[4]
在此我举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例子：“最近市场上流传芬尼克斯公司从美国接到了一个巨额的钢管订单，价值高达数百万马克。股票交易市场轻信了这一流言，大量购买国内的钢铁股份，提高了钢铁股的价格，特别是芬尼克斯公司的股价。当然，美国经济最近几个月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在德国的工业区，特别是芬尼克斯公司的董事们肯定会乐得合不拢嘴。因为这一谣传使得社会各界都看好了芬尼克斯公司的发展，提升了它的股价。后来人们发现这家芬尼克斯公司只不过是一家不生产钢管并且在德国钢铁业联盟里也没有什么地位的小公司。所以简单地讲，这只是一场骗局。” （1909年7月15日《柏林日报》）

所以，当阿诺德先生（《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一部分，第444页）论述投机的智慧时，他其实是在利用听众的愚昧来进行投机。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在把那些投机中的不合理的、偶然性的特征讲给那些小的投资者们和听众听。

[5]
对于生产性劳动的狭义定义，可以参见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第4章。

[6]
按照卡尔纳的说法，就是法律制度变化的同时，法律准则却并没有发生变化（《马克思研究》，第一卷，第81页；以及卡尔·卡尔纳：《　民事法规制度及其社会职能》，第74～77页）。

[7]
或许发生在1907年秋天经济动乱时期的一场并购案，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钢铁托拉斯兼并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坦内西钢铁公司和煤炭公司。一位愤怒的记者在1907年11月17日的《柏林日报》上写道：“据有关人士证实，几天前被派往华盛顿的摩根的两位代表［安亨·加里（钢铁托拉斯）和亨·查·弗里克］给罗斯福总统下了最后通牒：要么顺从摩根的托拉斯收购坦内西钢铁公司和煤炭公司的方案，向政府保证不再进行反托拉斯干预；要么就接受全国性的经济恐慌，这种经济恐慌可能会造成全部银行的停业。”

在经济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这种威胁果然奏效。出于必要，总统不得不下放权力给股票交易所。总统被迫忽略现行法律，放弃政府首脑的地位，其执行力被剥夺殆尽。而摩根集团却在此时以拯救美国托拉斯公司和林肯托拉斯公司为名，利用它的钢铁托拉斯确定了其在国内钢铁业的垄断地位。数天后，摩根公司通过它的一次拯救行动，成功取得了查·威·莫尔斯近海轮船联合公司的控制权。

这个事件恰恰表明了美国当前处理国家事务的真实状况。美国是由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杰弗逊等无私的爱国者创立的，到现在美国总统还依然继承着那种无私的奉献精神。

[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96页。

[9]
参见：《德国交易所调查速记报告》，1893年，第一卷，第190页。

[10]
比如，“　自从1874年伦敦股票交易所成立以来，所有的股票交易包括一些其他证券的交易，都可以在这里完成，并且可以进行互相冲抵，支票只需要进行支付那些无法冲抵的部分就可以了。结果就是，在所有的证券交易中，只有10％是通过支票来完成的，而有90％是通过互相的冲抵来结算的”（雅费：《英国的银行制度》， 1909年莱比锡版，第95页）。在其他的股票交易中心也存在着类似的交易制度。

[11]
“复杂的股票交易程序不仅仅对确定股票的价格十分重要，而且在股票交易中，交易所的交易条件和实际操作方式，要比那些与交易相关的法律和技术支持更有意义。因为它们自身就包含着股票价格的信息，因此其重要意义不可忽视。不过，最后对价格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还是股票供给和股票需求。不管是股票交易还是商品交易，不管是这个交易发生在现在还是发生在将来，不管这个交易是短期交易还是长期交易，不管交易的单位是什么以及交易的是什么产品，不管是股票交易者是谁（机构还是个人），上述影响因素都会对交易的价格产生影响，并且这些因素不仅仅能够确定价格，而且还是价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一个有组织的市场中，上述因素中不论哪一个的改变，都会对价格的形成过程产生影响”（兰德施贝格尔：《德国农业交易所的改革》，载于《国民福利、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1902年，第十一卷，第36页）。

[12]
参见：《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一卷，《委员会报告》，第75页。

[13]
发生这种事情还可能有其他原因：“大陆的银行中推行延期交割政策的并不算少，当银行准备大规模发行某只股票时，便会降低延期交割的费率以制造一种比较活跃的交易气氛。银行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时的盈利来弥补。”（菲利波维奇：《政治经济学大纲》，第二卷，第181页）

[14]
参见《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三卷第1930页上的柯尼希的论述。柯尼希认为，期货交易对于工业经济有不好的影响，他的理由是：“那些进入期货交易的证券散布于股票交易所中，并且大多数的期货交易参与者与这些证券并没有长久的利益关系。这些交易仅仅关注股票而对期货交易本身并不关心，人们只想着让股票价格升高或降低。根据现有的期货交易程序，对于任何一个交易者来说，他都可以通过期货交易来在月底获取大量的股票，以使他非常容易地在股东大会上左右公司的日常经营。他能够以持有数百万股股东的身份出现在普通股东面前，而这数百万的股票的实际持有人却可能并不是他，但是这些普通股东却对此毫不知情。那些普通股东可能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已经被这个人的美丽谎言所套牢了。”

[15]
参见迈埃尔的论述（《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二卷，第1608页）。他认为，英国期货交易能够发展这么迅速的原因是，在期货交易产生前英国境内就已经拥有了大量的流动资本，而这些流动资本为延期交割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16]
《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一卷中的第347页载有阿恩霍尔德的论述。

[17]
比如，下边是柏林银行界的一名优秀员工的叙述（1908年2月25日的《柏林日报》）：“在现实交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通过现金进行的。德国银行业的集中化趋势，使得许多大额的支票和交易可以通过相互冲抵来实现交割。在德国证券交易所内，只交割那些未能冲抵的差额。”

在奥地利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在维也纳的通汇和现金结算联合会的总会上，一位股东曾经抱怨道：“　由于国内的商业命脉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了银行手中，以至于那些实力弱小的商铺不得不停业。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交易所的交易并不需要通过结算事务所来进行。我们可以把每一家银行都看做是一个没有任何费用和职员的结算事务所。事实上，限制通汇和现金结算联合会的结算中介职能，恰恰促进了银行证券结算业务的发展。” （1905年2月1日《新自由报》）

[18]
《柏林工商年鉴》，1905年。

[19]
1907年6月21日的《法兰克福报》。

[20]
1906年1月28日的《法兰克福报》曾经写道：“实际上现在的限月清算制度几乎已经形同虚设。国家的展期费率还是在公布着，但是由于大部分的延期交割业务是在大银行内部完成的，而这些大银行又拥有制定自己展期费率的权力，因此国家的统一展期费率实际上并不常用。市场中到底流动着多少交易额，我们并不清楚，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交易是在股票交易所内完成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外的股票交易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与国内的并不相同。特别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在财产转移和财产没收上，它所发挥的作用要比欧洲交易所重要得多。政府的财政管理措施促进了股票交易所交易技术的完善。纽约股票交易所只允许现金交易，并且要求每天都要补足差额头寸。当市场中出现某些明显的动向时，特别是当这些动向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时，就会产生巨额的货币需求，此时如果货币市场十分吃紧，那么美联储就会通过美国那些缺乏弹性的货币法规来提高法外利息率。由于许多小投机者无法支付较高的法外利息率，因此他们在强制清算制度下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手中持有的证券，而这时正是那些大投机者以较低的价格接盘的好机会。

第9章　商品交易所

证券交易所是证券交易的发源地。随着证券交易所的发展，投资银行业也在与交易所的竞争中发展起来，同时还将其作为中介机构来使用。期货生意虽然交易的是证券，但却不一定是证券交易的必需品，也不会对证券价格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按证券交易程序进行的商品交易，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1]

证券交易所里证券的易手具有动员资本的功能。通过股票的销售，单个资本家的虚拟资本（在这之前已经转化为了产业资本）已经再次转化为了货币资本。这种转化是独特的，跟商品交易相比，二者除了都有买和卖的环节这一所有的价值和财产的转移都普遍具有的经济特征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共同之处。商品交易跟它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正是在商品的流通中，社会的物质变换才得以进行。从一开始商品交易就跟证券交易彼此区分开来，就像商品和证券的区隔一样。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交易，特别是将商品交易与投机交易相等同，实际上是不顾二者的区别制造混乱。按照证券交易的程序或规则，我们应该对商品交易的概念或者说使商品交易区别于其他类型交易的典型特征，作一个清晰的考察。

通常我们习惯说，在交易所那个无数商人聚集的地方发生的交易就是证券交易。但是很明显，商人们是在自己的柜台前做生意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做生意，比如说在交易所进行交易，纯粹是技术上的差别，而非经济上的区别。在交易所，交易缔结要快得多，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了解市场整体状况，但这依旧是技术而非经济区别。

即便是就单个商人的一项重要职能即检验和确认商品的品质而言，现在也已经被演变和简化为了对供货样品质量标准的确定，但这依然是技术视角。无论这些供货条件是否得到满足，甚至是在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是否得到确定，这些都是交易所自身应该解决的问题。对单个商人而言，这项职能的消失，是他在交易所进行商品交易的前提，然而，完成这种交易还需要其他的经济条件。

商品交易所里所交易的都是具有标准质量的商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每种商品都是具有固定使用价值的标准商品，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单位的商品都可以被另一件商品所替代，只是作为交易所里被交易的具有同样使用价值的商品的数量。也就是说，在交易所里，它们的唯一区别是数量。按照商品的性质和交易规则，最终是按某一既定数量——多少公斤、多少袋——来成交的。因此，只有那些由于本身的性质的可互换性，或者可以相对简便地和低成本地被改变性质的商品，才适合在交易所里进行交易。

商品的可互换性是由使用价值带来的性质，这种性质有些商品有，有些则没有。但是对在交易所里进行交易的商品而言，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有一些别的要求。在普通的商品交易中，制造商将他们的商品按生产价格卖给商人，后者则以包含他们的销售利润的价格将商品再出售给消费者。只有当差额利润能以投机收益的形式加在商业利润之上时，这样的交易在商品交易所里才会得到实现。然而，投机的前提就是价格的频繁变动，最适合在交易所里进行交易的商品，是那些可以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发生较大价格波动的商品。这些商品中最初出现的是农产品（小麦、棉花），以及那些它们的价格会受到制造它们所需的原材料的价格强烈影响的半成品和成品，当然，这些原材料的价格也是会经常大幅度波动的，比如糖。

按照罗宾诺夫所提供的材料，期货交易最早是在英国的金属、滑石等商品中发展起来的。[2]
随着电报和蒸汽轮船航线的开通，它扩展到了一些海外产品上，这些海外产品必须是季节性生产的产品，一生产出来便马上全部投入市场，而这些产品的消费却是会持续一整年的。因此，导致期货交易的原因在于，短暂的生产时间与由于持续性消费引致的漫长的流通时间之间的矛盾。由于证券市场交易的对象是资本化的收益凭证和向货币的再转化，这些对象自身就是可转换的，因此产生了同时将期货交易引入证券市场的要求。然而，在商品交易中，期货交易的引进是由商品转手的特殊情形所导致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的差别。只有期货交易的需要才导致了这种常常靠人为的手段才能实现完全互换的商品的制造，也就是说，每一件商品都跟其他任何一件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相同的。[3]
当价格波动消失后（这是卡特尔的形成所造成的结果，比如在石油业中），这些商品的期货交易也会消失，或者变成纯粹名义上的。

与上述交易直接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用调整供给和需求的方法来实现对其价格波动的控制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想要控制的对象是农产品，那就更困难了。一旦庄稼被收割，那么这些产品的供给就或多或少地给固定了，对它们而言，唯一可以调整的是对其的长期的需求。最后一点，应该说明的是，当它们在商品交易所被交易时，上述商品的供给必须大到足以能排除出现被瑞恩（ring，商人为获取垄断利润而采取的市场垄断方式， 即一些从事国内或国际贸易的商人们，通过相互之间的串谋，按他们约定的统一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从而试图垄断和控制某一特定市场。——中译者
）或科尔奈（cornered，不正当的期货操作行为之一种，是存在于初期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中的、为获取投机暴利而进行的一种操纵市场价格和实现市场垄断的投机行为。——中译者）的这样一种危险境地，因为垄断价格的形成会抑制价格波动并进而抑制投机。

商品期货交易的典型特征是，通过对其交易对象使用价值的标准化，使商品对任何人而言都纯粹是一个交换价值的载体、一个纯粹的价格承担者。现在，所有的货币资本在那里都被转化为了这种商品，其所产生的结果是，除了过去的专业人士和内行的商人以外，这一圈子外的一些人也加入了进来以从事这种商品的买卖。这种商品是和货币等价的，买者已经省去了检验其使用价值的麻烦，只需要关注哪怕是轻微的价格波动。[4]
他们的市场销售能力从而随时可以转化为货币的能力是有保证的，因为有世界市场，他们只需关心一件事，那就是价格的变化是导致获利还是带来亏损。因此，它们像所有的有货币要求权的证券一样，变成了适合投机的对象。所以在期货交易中，商品仅仅是交换价值，它变成了纯粹的货币代表，同时货币又总是代表着商品的价值。交易的基本意义——商品的流通——已经没有了，而商品与货币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了。只有当市场因为被科奈尔无法进行交易从而使投机消失的时候，或者所有的商品都突然必须转化为货币的时候，这种对立才会重新表现出来。就像货币在流通过程中扮演的是转瞬即逝的角色一样，商品投机中的商品扮演的也是相同的角色。同样，就像流通中存在着比实际存在的货币多得多的成交量一样，投机所达成的成交量也远远大于实际存在的商品数量。[5]

最后，在所有的商品期货交易之后出现的必定也是商品从生产者向消费者的实际转移，这是一个真实的交易过程而不是投机过程，实际上这种真实的交易是投机的前提条件。包含一系列环节的期货交易，它的起点肯定是生产者（或者他的代理人、商人），终点则是消费者（例如磨坊主）。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方式来看这件事：部分商品始终被投机者支配，把它们当做股票来持有，当然它们的构成也可以不断变化，否则就必须将它们存放于某处，被其他的资本代理人所支配。这些资本代理人不是投机者，而是生产者和商人，并最终到达消费者手里。这种储备必须始终达到某个最低数量限度，以避免形成市场被瑞恩或科奈尔的危险。

由于投机者看中了这些商品，因此全新一轮的买卖开始了。这一系列的买进和卖出交易纯粹是投机，他们的目的是获取差额利润，它不是商业交易，而是投机操作。买卖范畴在这里失去了其商品流通的职能，没能使商品从生产者那里转移到消费者手里，而是成了某种想象。商人们在交易所出售其商品的价格时已经包含了正常的商业利润。如果某一制造商直接将其卖掉，那他就是自己完成了商人的那部分职能，从而全部的利润都归他自己。然而，在期货交易中，买卖行为是纯粹的投机活动，投机者要的是差额利润而非利润。如果有人赚了，那肯定就有人赔了。但是，这个不断持续的交易链条，由于它保证了商品向货币的不断转化，因此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已经转化为这些商品上的货币投资可以随时再转化为货币。因此，交易所的商品成了暂时游离的货币的适当的抵押品，从而银行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使用它的资本，即当这些商品的价格达到一定水平时，银行可以将它们作为抵押贷款或进行延期交割，这样，银行资本就可以参与商业活动了。当然，银行只会以它认为适合它的生息资本的形式来参与。银行用它的货币转化成的这种商品是可以随时再重新转化为货币的。一个善于经营的银行绝不会把自己的货币过多地与这种商品捆绑在一起，以避免在再转化为货币时使自己陷于不利的局面。银行之所以确信这些商品能够再转化为货币，是因为商品交易所的存在。在那里，买和卖，当然也包括投机，在不断地持续进行。因此，银行的货币不会被束缚，仍然是银行的货币资本，是银行按照它的方式投放的能带来利息的资本。但是，银行资本进入这一领域也给了投机者和商人扩张他们交易的机会。现在他们购买商品不再需要用现金支付全额价款了，而只需要持有能够抵偿可能出现的差额的货币量就够了，余下的部分由银行提供。对投机者而言，这相当于交易的扩张，因此刺激了投机，导致即便只是轻微的价格波动，交易量也会扩大，最终，虽然交易的次数平稳增长，但价格的差异却在缩小。

银行对商业的影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但却有趣得多。现在，商业也可以用它的商品作为抵押来取得贷款了，而只需支付所借资本的利息即可。但商业本身并不产生利润，它只是按照使用时的资本量实现平均利润。由于商业现在也获得了巨额信用，因此它完成跟过去相同数量的商品销售额，只需要用很小的一部分的自有资本即可。这样，它的自有资本的商业利润就会被分摊到数量大得多的商品中，从而降低了对这些商品的商业加价。由于商业利润只是对产业利润的扣除，所以产业利润会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同时商品的销售价格却保持不变。因此，银行资本的介入产生了三个结果：（1）它增加了产业利润。 （2）它减少了商业利润，无论是按商品总量还是按单位商品量计算。 （3）它将一部分商业利润转化为利息，这是银行资本替代了一部分商业资本以后的必然结果；商品交易所的交易使这种替代成为了可能。

我们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除了消费信用，利息总是利润或地租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借贷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被当做产业资本来使用，因此它也能生产出利润。由于它是借贷资本，只需要获得利息，因此通过平均利润率与向借贷资本支付的利息率之间的差额，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就增加了。虽然商业是不产生利润的，但是要从总利润量中为商业资本支付平均利润。而银行资本则不同，它不会为商人生产任何利润，却要求得到利息。商人按照他所使用的资本量（不包括他从银行那里借入的资本）获得平均利润然后再支付利息。而商业现在只需要较少的资本，结果利润量也变小了。这种被节约的利润归生产者和产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在这里的作用，与它在商业费用的节约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结果，是因为产业资本生产剩余价值，而商业资本却不能。

这种趋势在另一种情形下也会发生。交易所的期货交易为它所交易的商品创造了一个平稳的市场。生产者或进口商可以在这里随时出售其商品，资本的流通时间因此减少了。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的，每一次流通时间的压缩都会产生资本的游离。因此，期货交易也以这种方式降低了完成商品流通或交易所必需的资本量。不过，这种流通或交易只能实现利润，而不能生产利润。

对投机者而言，期货交易是他们最满意的投机形式，因为所有的投机都是利用不同时间的价格差异来获利的。投机活动不是生产活动，对投机者而言，如果他不参与买或者卖，那么时间就代表着金钱的损失，因此，他必须能迅速地利用每一次的价格变动，包括未来的价格变动。所以，他必须可以随时为将来某一时刻可能出现的情况而进行现在的购买或售出，而这正是期货交易的典型特征。用这种方式，投机创造了一个适用于一年中任何一个时间点的价格，它也因此给了制造商和商人规避价格运动无法预测的后果的可能性，以保护他们不受价格波动的冲击，并把价格变化的风险转嫁给投机者。当原糖制造商可以在交易所以130 000 000马克的价格把他未来某个时间才交付的原糖期货卖出时，他会愿意今天支付100 000 000马克用于购买甜菜。如果他能按今天的价格售出原糖，那就不必受任何未来价格波动的影响，从而确保他自己的利润。期货交易就是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这一方式，制造商和商人可以保证他们的利润。原来为了防止和抵抗价格波动而必须预留的、固定在产业或商业里的资本准备金的一部分，现在游离出来了。这些游离出来的资本，一部分用于交易所的投机。但是，由于这些资本在交易所更为集中，因此在总量上可以比分散于各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人手里的资本更小一点。

资本主义利润产生于生产过程，但在流通中实现。当生产早已结束因而利润的数量对生产者和已经买进了该商品的商人而言是一个已经确定的量的时候，出于天性，不论是生产者还是商人，都会尽力地去确保其利润不受其流通时期内发生的价格波动的影响。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对于那些由于其产出量容易受到自然条件（比如气候）影响的从而导致其价格波动特别大且无法预测的商品，期货交易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它尽最大努力去消除由投机导致的波动，但这只能是通过制造由投机引起的更小的、更频繁的价格振荡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投机，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是毫无意义的，但它之所以是必需的，是因为它带来了参与买卖的必要的规模，因此可以完成足够的交易量。它对抵御价格波动的保证作用，使得市场价格日益接近于生产价格。一个特殊的资本家阶层以及承接价格波动后果的投机者，因此得以形成。问题是，他们的资本是如何实现增殖的？

在分析证券投机时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资本产生了差额利润。一个投机者所得即为另一个投机者所失。一般来说，大投机者具有等待有利时机的实力，又能影响价格的走势，还有内部消息，因此他们可以获利，代价是小投机者和外行者的利益受损。[6]
剩下唯一的问题是，投机者是否能获得风险贴水。风险贴水虽然常常被谈及，但却很少有人研究它。首先，我们要确定的一点是，风险贴水不是利润的来源，它也无法解释利润的产生。利润是在生产中产生的，在数量上等于劳动力生产的剩余产品中所包含的又一部分剩余价值，它是不花资本家阶级分文的。风险程度的不同，或者换一个说法，在生产中创造的而在流通中实现的利润的确定性程度的不同，只会带来利润分配的变化。那些具有较高风险（它必然表现为更大的损失）的产业，会寻求更高的市场价格，因此，最终这些产业资本的利润率将会等于平均利润率。很明显，就可能导致任何一个生产行业收益下降的特殊情形而言，为了确保利润率的相等，必须要有足够高的价格水平才能做到。因此，光学镜头的价格必然包括生产这些镜头时玻璃损坏的平均成本，它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同理，发生在商品运往市场途中的平均损坏和腐烂，也必须包括在售价内。但是风险就完全不同了，它是由流通过程中的偶然情况造成的，它会改变生产成本。例如，有一种用旧机器生产出来的商品在市场中销售，而此时如果用新机器生产它只需要原来的一半的时间，那么此时的这种“风险”是不会得到任何补偿的，该产品的销售者只能承受损失。

在期货市场上被频繁交易的那些商品，其情形也基本相同。比如，由于德国谷物的价格不仅仅是由德国当年的收获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德国的生产成本会直接反映在价格上，但是，美国、印度、俄国等国的生产成本也会在这一价格上有所反应，因此产生了不确定性。对于这些价格因素，德国的谷物价格是没有办法补偿的。[7]

一旦流通中出现大的、无法预料的波动，那么这些生产行业的资本家必须持有准备金，才能使他们弥补由于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从而生产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进行。这种准备金是流通资本必要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计算平均利润率时是被包括在内的，由此产生的利润可以被视为风险贴水。即使是期货交易得到了发展，生产资本家也许还是需要这种准备金的，因为期货交易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消除由于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引发的价格波动。市场价格波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必须由生产者来承担。

商品市场只能用于对付流通过程所导致的价格波动。磨坊主以他今天购买谷物的价格来确保今天面粉售出的价格，谷物商人则通过把他今天购买的未来某个时刻才交付的谷物在交易所售出以确保自己的利润。这种保证实际上就是他确保了当他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需要真正履行合约时，可以按照现在确定的价格来执行。换句话说，对于商人或生产者来说，他们的购买和销售是同时发生的，而不是单独和分阶段进行的。但这样做是有前提的，必须有庞大的、有持续接收能力的市场的存在，比如说有期货市场，还要有经纪人，还要有那些不是为自己寻求保险而是为了参与未来的市场状况的人，也就是投机者们，他们自己给自己作担保，从商人那里把风险承接过来。因此，他们的利润是风险贴水，而不是必然会有和它对应的以差额利润表现的损失。投机收益的性质产生的后果是，只有当大量的外行参与到投机活动中并承受损失时，职业投机家们才能繁荣兴旺起来。没有“公众”的参与，就不会有投机的繁荣。[8]

积聚的逐步增长使这种保险失去了必要性。首先，对于已经变得足够强大的商业企业而言，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会相互抵消。大商业公司可以为自己提供这种保险，而且无需期货市场就能做到。其次，对小投机者而言，他们已经被迫逐渐退出市场了，因为他们要越来越频繁地承受损失；[9]
股票的发展以及证券投机的发展，吸引着他们日益远离商品交易所。第三，辛迪加和托拉斯迅速终结了投机者们对商品交易投机的控制。

那么，期货市场对商业循环的必要性是什么？是中等规模的商人对它的需要最迫切，它对生产者也有一些利用价值，否则生产者就得自己去执行这个重要的商业职能。如果商品的加工已经由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完成了，而原材料的生产还是分散的，那么期货市场就有存在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交易所进行了必要的产品集中。现代面粉制造业的发展时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商品交易所带来的这种更快速的、彻底的集中，比该行业最初开展批发业务时的发展还要大。对于那些有较长的流通时间、生产分散在数不清的工厂里、结果很难预料的从而其流通期间的价格波动很大且不固定的生产行业来说，期货市场是最迫切需要的。

一旦期货交易被建立起来，那么对商人和生产者来说，参与的必要性就会不断增强，因为期货市场是价格形成的主要因素。另外，如果期货交易只限于职业商人，那么它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职能，即保证将价格波动的损失转嫁给投机者的可能性。

由于投机者并不想长期持有其投机对象，因此每个投机者既是卖者也是买者，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出售商品的卖空投机者为了弥补损失也会变成买家。但是，他在不同的时间进行买和卖，利用这段时间的价格波动来获利，而实际交易的安全性，也正是要求规避价格波动，希望购买和销售能够按照某个提前约定的价格来进行。

投机者利用价格波动，但这个波动不是由他造成的，而是由实际的商品交易造成的。这种波动既可能源于供求关系的变动，也可能源于商品生产成本的变化。投机的供给和需求也会改变价格水平从而产生价格的波动，当然这些波动最终会彼此抵消，因为每个投机者都既是卖者又是买者。 自然，这一点都不会影响到投机的走势。例如，买空投机走势在占据支配地位一段时间后，只要这一走势能坚持下去，价格就会高于实际商品交易时的水平。因此，投机会导致更频繁的从而在多数情况下幅度也更小的价格波动，从长期来说，这些波动会相互抵消。

期货交易将所有的交易集中在一个地方，使那里的批发商对地方商人形成优势，导致地方商人逐渐退出。[10]
但是它也形成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在交易所所在地，以前的外行纷纷进入，形成与这些老商户的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期货交易的引进会频繁遇到老的职业商人的反对的原因。期货交易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它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比传统的职业商人的知识要少，银行资本的参与又使得那些只有很少自有资本的人也参与进来。虽然这里发生了集中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进行的情况，但是从总体上看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只有投机者和外行参与，期货市场会衰落；[11]
相反，期货交易的废除可以强化大商人的地位，因为他们不需要期货市场的保险。

期货交易的危险之一就是造成科奈尔的可能性。如果卖者在某个供货日不提供商品，而买者又有权在市场上自己买进，那么损失就由卖者承担。而如果市场上可获得的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因为买家已经提前把大量供货买进并储藏起来了，则就会因此导致出现极高的虚拟价格；这一价格完全由买家决定，卖家就只能依靠买家的怜悯了。商品的存货量越小，被科奈尔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情形也可以被人为地制造出来，如果期货交易的供货条件对商品质量标准提出非常高的要求的话；反之，如果供货标准降低，则情况产生就会变得困难一些。科奈尔一般只能在特殊情况下和短时间内发生，比如，在收获期即将到来之际，谷物的存货量会比较低，大部分的存货都已被售出。但是，异常的高价一般会导致人们误认为早就消费掉了的那些供给出现在市场上了。如果这些新出现的供给超过了买者的需求，则科奈尔就会瓦解。通常，即便是成功的科奈尔，也只是形成对外行人组成的投机集团的剥夺，对商品的现货交易和实际价格的影响是很小的。

众所周知，1896年6月22日，德国的《交易所法案》部分地废除了期货交易，这也部分地使得这种交易变得更为困难。谷物交易大大减少，尤其是在法院判决这种合约的执行还必须符合《商业法》之后，“参与期货交易的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少到了几乎无法进行交易的程度”。它还增加了保证业务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结果会如何呢？

由于难度的增加，已经有一些大公司相信，没有期货市场的保证它们的生意也能照常进行，而这些大公司在这几年里由于价格平稳甚至在价格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已经获得了非常满意的利润。但是，一般来说，那些更可靠一些的公司却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危险的投机，它们宁愿选择小一点但却更可靠的利润……在目前情况下，很明显，有两三家大公司谈到要将整个生意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 因此，与银行的情形一样，立法是鼓励集中的。但很值得怀疑的是，从长期来看，这种发展方向和趋势是否真的能让那些赞成这一立法的、认为它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的人满意。对于农场主来说，为了获得更为有利的价格，广泛的竞争所提供的担保要比由几家大谷物公司来决定价格好得多。[12]

地方商人们都对期货交易更感兴趣， 因为期货的出售使他们可以以更好的条件来抵钾商品。由于这些商品已经按照固定的价格销售出去了， 因此如果价格下跌，他们在价值上也没有任何损失。商人们因此可以再次获得资本，并以一个好价格从生产者那里再次购进一大批新的谷物。[13]

通过降低生产资本的流通时间和承担风险，投机者可以对生产本身产生影响。在期货交易出现之前，主要是由局部的生产者承担风险的，而现在不需要了，也不再需要持有商品库存了，它们现在都集中在了商品交易所里，因为有限的生产职能已经不够了。通过将某一个人的业务与另一个局部的生产者的合并，他们变成了全能的企业家。他们可以更容易地完成这一切了，因为他们的流通资本和资本准备金的一部分现在被游离出来了。正是在这种方式下，独立的羊毛梳理业者现在变成了多余的人，因为以前由他们承担的风险现在已经转移到期货市场上了。他们现在自己成了毛纺织业者；或是相反，毛纺织业者被融合进了羊毛梳理公司中。[14]

期货交易节约了生产者的流通资本，首先是通过减少流通时间，其次是通过减少生产者为对抗价格波动而持有的自我保证金（准备金）。这些都增强了大企业的资本实力，它们是期货市场上的主要受益者。那些被游离出来的资本变成了生产资本。

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不仅要考虑技术因素，而且还要考虑商业因素。许多局部生产过程，特别是从原材料向半制成品转化的过程，依旧能保持其独立性，就是因为局部生产者也执行着重要的商业职能。局部生产者从制造商或进口商那里购进原材料，然后与他们分担价格波动的风险。如果制造商们无需他们的帮助，那么他们借助于期货市场自己就能够对抗这种风险。现在，这种独立性就变成多余的了，他们可以将原材料加工也并入自己的工厂里。商业职能的消失使技术的独立性也成为多余的了，在这里还出现了消除中间人的趋势。商品交易所给了我们一个使商业交易多样化的表象，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种买和卖只是投机的形式，而不是商业交易。

我们知道，期货交易是使银行资本通过提供信用从而参与商品交易的手段，不论银行提供的信用采取的是抵押贷款的形式还是延期交割的形式。但是，银行业可以利用它强大的资本实力和对市场的整体了解，用它自己的资本进行相对安全的投机。它的联系广泛，几乎扩展到了期货市场的所有范围；银行对市场的了解使它有机会进行安全的套利业务，并由于这一业务的庞大规模而获利丰厚。银行支配的商品量越多对供给量的影响就越大，从而也就越能安全地从事这种投机交易。这就是为什么银行要致力于增强它对期货市场里交易的商品的控制力的原因。银行还尽力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获得商品以此排挤其他商人，它或者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购进商品，或者是以代理的方式操作。在后一种方式下，为了与其他商人竞争，银行可以接受并承受小得多的利润，因为它还可以获得投机利润以及开展更大规模的信用业务。通过它与产业的联系，银行利用它所拥有的影响力来代替商人与产业界的联系。一旦银行控制了市场，那么银行与产业双方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为密切。银行对商品价格的兴趣，不仅是出于自己作为投机者的考虑，而且还是出于企业利润的考虑，即期望商品有一个更高的价格，因为它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多种信用关系。同时，由于银行想要获得对商品尽可能大的控制力，从而从产业行业中获得利益，因此银行是想方设法去保护产业行业尽可能地不受萧条的影响，这样它就可以利用它的影响力来加速卡特尔的进程。虽然卡特尔也会使银行在国内市场（但不是世界市场）中变成多余的，但是这一损失银行可以通过参与多种形式的卡特尔利润的分配得到完全的补偿。当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无论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生产部门，都不能形成强大而有效率的批发贸易时，银行的这种渗透和控制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在奥地利，银行借助商业手段渗透进了制糖业、石油工业（尽管成就要稍差一些），变成了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企业迈向卡特尔化的主要推动者。期货交易就这样促进了这种趋势的普遍化，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消亡。

垄断同盟彻底消灭了商品交易所，因为它可以确定长期价格，从而使利用价格波动获利成为不可能的事。当然，“时间的分工”还在一如既往地继续着，这只能使像埃伦贝格教授这样的人感到惊奇。德国煤炭辛迪加和钢铁同盟已经使埃森和杜塞尔多夫交易所的标价成为纯粹名义上的东西。

这样，埃森煤炭交易所成了一只装着煤炭标价的提包，这只提包被定期地从煤炭辛迪加大楼带到交易所大厅，而整个的所谓的杜塞尔多夫商品交易所只不过是一个信件而已，一个产业资本家按惯例送给杜塞尔多夫交易所负责人的信件。[15]

这种情况也适用于酒精的期货交易。

这里可以相当准确地说，通过中央办公室（酒精销售机构）完成的部分交易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部分批发交易在辛迪加里也不再能找到地方了，这部分交易都关系到商品交易所的生意。代理人和中间人业务，以及与这一行业没有直接联系的商人，由于辛迪加的创立都变成多余的了，而且已经被排挤出去了。[16]

实际的贸易商已经转变为了辛迪加的代理人，他们为固定佣金（30～40芬尼）而工作，他们的人数似乎有一定程度的稳定。1906年，有202个这样的代理人，售出约40％的产品。

就商业交易所的利润来自于商业利润而言，如果交易所消失了，那么这些利润就应该由生产者占有。这一情形也适用于由于生产时间（季节性的生产）和消费时间的不一致所产生的利润。例如，酒精的价格夏季要高于冬季。在季节性生产结束时，产成品会转手到经销商手里。夏季的价格高是因为它包含着储藏成本、利息损失等。但是，酿造者必须在生产季节结束后尽快地将成品卖出去，但这样又会造成过度供给。但假如在夏季不生产，那么供给就不可能增加，而商人又有足够的资本，所以他们不会在时机不好的时候被迫出售商品。这些生意人手里的资本实力（他们也有用延期交割和抵押贷款的方式来筹集供自己支配的银行资本），和通常只进行小规模生产的生产者的资本实力，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会影响价格决定。当然，这种价格不是指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而是商人支付给生产者的价格。生产者的卡特尔化会改变这种情形，使它更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商人。酒精经营负责人施特恩先生对此作了精确的表述，他说：“辛迪加允许在酿造季结束后提高价格，这对酿造业者是有利的；而在自由市场，却对投机者有利。”

卡特尔化对农业生产尤其有利（农产品生产“合作”只不过是萌芽状态或小规模的卡特尔），因为正是在这里，资本主义对价格机制的调节是最不适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农业生产的自然和技术要求是最不一致的。与在工业中所取得的成功情形相反，资本主义在农业中无法实现其理性的生产体制。资本主义价格形成与农业生产的自然及技术条件之间的矛盾，由于期货市场的存在而变得尖锐化了，因为期货市场使得价格持续波动。由于在价格运动中频繁地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投机造成了或者至少是加剧了这一变化），结果导致人们产生了谴责期货市场的倾向，将期货市场指责为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错误。如果这种观点被别有用心地利用的话，那么将很容易导致农业生产者与期货交易商的激烈对抗。[17]

就目前而言，卡特尔能减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其效果在农业生产领域尤其明显。农业的内生特征是，不同年份之间的产量会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急剧变化，而产品的数量却直接影响价格，过量的产出会在该年产生很大的价格下降压力并增加消费，价格的下降又会使第二年的生产受到限制；如果第二年出现了歉收，那么会发生供给短缺，结果导致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升和消费的戏剧性下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对这种现象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卡特尔对于价格形成却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因为它可以在丰年进行大量储藏，再加上对生产的调节，因此可以有效地防止价格过度波动的情况发生。当然，资本主义卡特尔也会利用自己的这种力量，通过降低产量来维持长期的高价，而不是为农业创造更为稳定的生产条件。

施特恩先生，前面提到的那位经营负责人，就有这样的观察：

辛迪加可以对多余的产出进行虽不是不受限制但却是数量巨大的储藏。在自由市场中，过多的剩余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下降，直到降到低于生产成本时为止。辛迪加可以将国内价格与出口价格分离。如果这种过剩被直接输出到国外，那么自由市场上整个产出的价格水平就取决于出口的收入。例如，在1893～1894年间就出现了20 000 000立升的酒精过剩，但这一过剩一点也不危险，却足以将该年的平均价格降到31马克。要是辛迪加这一年多出口10 000 000立升酒精的话，也就是每100立升损失5～8马克，那么总计损失就是500 000～800 000马克。仅这一项出口，酿造者的损失就可以大大减少，据我估计，整体价格可以比现在提高5马克，那么这项500 000～800 000马克的出口损失，就可以使全部300 000 000立升产品的价值增加大约15 000 000马克。

交易所是不会使存货增加的，任何剩余产出都会被生产的下降很快抵消。在存在酒精自由市场时期，生产季节结束时（每年的9月30日）所有的存货通常为大约3 000万立升。有几年存货少一点，偶尔也会降到900万立升，但这只有一次，其他时候存货量会多一点，约为1 500万立升。而如果存货量发生1 000万立升左右的上下波动的话，那么虽然其数额也仅是总量的3％～5％而已，但却足以对价格形成巨大的压力。因此，甚至是很小的剩余产出也会使投机者神经紧张，从而会在他预测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将存货抛出。交易所的这种表面上的平衡，其实基本上就是一种投机者焦虑和精神紧张的状态。

接着他又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喜欢通过交易所来达到平衡。“交易所是用低价来达到平衡的”，而他的雇主，即已经卡特尔化了的酿造者和酒精制造商，渴望的却是在高价上实现平衡。

许多期货交易的鼓吹者也宣称，期货交易是更准确的价格决定的保证。期货市场里有大量专业人士的参与，众多专家的意见所产生的结果，一般来说总是比其他人更准确一些的。但是作为一个谷物商人的好的品质，并不能使他具有预测即将到来的丰年的规模大小的神秘能力。这种能力既不能被某一谷物商人所拥有，也不能被他们中的任何人所拥有，不管这个群体有多大。“理智总是在少数人这边”，这种说法也许不适合用在商品交易所的交易者身上，即便他们在其他方面具有预测能力，但肯定不具有预言家的天赋。实际上，期货价格纯粹是一种投机，即便是像酒精辛迪加这样的对国内价格形成具有毫无疑问的直接影响力的因此可以提供期货供给的辛迪加，也是非常不情愿做这件事的。酒精辛迪加的经营负责人乌图赫特就宣称：

我们在期货供给上总是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如果事情能按我们的意愿来解决的话，那么我们的态度也许会更谨慎一些……当有人提供产品时，他得提前知道必须拥有多少产品才能把价格稳固住。 自然，只有在这一季过去几个月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和确定这一点，甚至于即便到了那时，我们也不敢确保不犯错误， 因为只有春季那几个月的产出才能决定整个生产季的产出究竟是大还是小。在海外市场的情形不明朗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必须承认，辛迪加的管理中心因为对产量有全面的了解，又可以控制80％的产量，所以它的信息的可靠性要高于商品交易所的操作人员。

期望知道期货价格的原因在于，加工行业在签订供货合约时必须知道原材料的价格；如果原材料的生产季与加工行业的订货期不一致，那就需要知道期货价格，尤其是那些面临价格剧烈波动的商品的价格。因此，加工业者将风险转移给他的原材料供应方。辛迪加也会利用它手里的权力，通过维持价格的稳定或者把期货价格提高到使它自身也要避免风险的程度，从而为自己解除风险。乌图赫特很直接地说：“由于面临不确定的环境，我们要十分谨慎小心，确立估价时要宁高勿低”。在一份辛迪加的备忘录里有这样的记录：

在辛迪加存在的头四年，期货报价是在每一营业年度之初公布的，但到了1904～1905年，我们把它调整为在形成生产发展计划后再提出我们的一般供货报价。

在德国证券交易所的调查报告中，那些本身不是商业界人士的委员会成员们（像内阁大臣维耐尔、 自由保守党议员冯·加姆普等）认为，证券交易是合法的，但基于谋取差额利润的市场交易就不同了。这样的区分一直遭到商人们的反对。前者只是不理解，在一切资本主义交易中，使用价值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它只是可悲的必要条件。纯粹的差额交易实际上是下述事实的最完美的体现，即对资本家而言，只有交换价值才是重要的。差额交易的确是资本主义基本精神的最合法的产物。就价值的世俗的现象形式——使用价值——而言，这种交易自身就是从这里抽象出来的。这种经济的自在之物应该表现为某种超经验的东西是很自然的，但在非资本主义认识论者那里，它被描述为一个骗局。[18]
他们看不到每一次资本主义交易的经验的现实背后所隐藏的东西，那就是这一交易自身的超经验的事实，而只有这种超经验的事实才能解释经验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使用价值的捍卫者自己，当他们一接触到交易所时，就忘记了使用价值的概念。不论这种交易涉及的对象是收益证书还是商品，只要这些收益证书或商品实现了转移，在他们看来，这些交易都应被看做是现货交易。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证券的流通对社会而言是无关紧要的，而商品流通则是社会的生活条件。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忽视使用价值的差异的后果是多么荒谬。为了实现互换，商品必须符合某些固定而准确的标准，如某个既定数量下的一定重量、某个特定的颜色或气味等，只有这样，商品才符合适宜于供货的某个“等级”。在汉堡的咖啡期货交易中，它的供货等级就是低劣等，基于此，所有高等级的咖啡都被掺入了黑豆、小石子而使品质下降了。在柏林，这个等级标准较高，因此在汉堡被掺进去的那些杂质不得不精心地挑拣出来，这样咖啡才能达到适宜供货的标准。这是资本主义非生产性费用最典型的例子。[19]
不过这还算是好的。在汉堡，市场被陷于交易的绝境，咖啡的供给变得稀缺，市场上能供货的，只有那些掺了石子等杂质的咖啡。高品质的咖啡因为不符合供货标准，还必须支付贴水。换言之，提供高质量的咖啡货品必须支付罚金。但这是符合资本主义的逻辑的，因为买者是这一陷于交易绝境的联合体的成员，他们不关心使用价值，只关心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决定全部的经济活动，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或供给使用价值，而是获得利润。[20]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护者试图用以下方式来证明下述各种现象是必然的，他们把由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特殊的、经济的从而也是历史的形式，与同短暂的形式相比必然是长期的技术内容二者等同起来，然后再从这种错误的等同出发，反过来推论形式的必然性。因此他们强烈坚持每个社会劳动过程必须被管理和监督，为的是要证明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管理的必然性，进而私有制本身的必然性。在他们看来，商业不是一种特殊的流通活动，而是在消费者中进行物品分配的一种方式。比如埃伦伯格就把贸易解释为用空间进行分配的方式，投机则被他解释为用时间进行分配的方式。[21]
按照这种解释，由于分配在一定技术发展阶段理所当然地是必要的，所以贸易和投机也是必要的，它们的消失是不可能的，是一种“乌托邦”。如果再将这种“必要的”与“生产的”等同起来，那就会跟埃伦伯格得出一样的荒谬结论，即投机是一个跟农业一样的生产行业。为什么一样呢？因为土地和股份或证券一样都能带来货币。商业还被与运输、包装、拆分等混淆在一起，投机则被等同于储备，这些业务在每一个技术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下都是必要的。即使是像勒克西斯教授那样有敏锐观察力的人，在分析期货交易时也会产生混淆。[22]
因为他没有看出，不像商品的实际交易，商品期货市场的交易活动只是经济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忽视了投机的作用，试图通过证明期货交易是实际交易来论证期货交易的必要性。

他的对手加姆普却毫不费力地说明，期货交易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商品交易额，却对从生产者转向消费者的分配理论没有任何贡献。勒克西斯指出，期货交易使寻找买家变得容易了，这是正确的，只是这个买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者，而是另一个卖家，也就是投机者。所以，先从绝对的分配需要推出商业，特别是推出期货交易和投机的绝对必要性，这是完全错误的。商业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被用来满足分配需要的，甚至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也只是暂时有必要的，它的衰退已经被辛迪加和托拉斯所证明了。任何人将商业视作为生产性的，也就是说不仅仅视作为实现利润而且还生产利润，那就会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境，即他把商业费用的节约视为卡特尔的一项优点，但又默认只有在商业活动造成开支时它才是优点，也就是说，它是非生产性的。

事实上，期货交易的必要性仅在于以下几点： （1）它使生产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商人）将流通时间压缩到零，因此使他们避免受到发生在流通期间的价格波动，其方式是将风险转移给执行这种特殊职能的投机者；（2）它使得货币（银行）资本代替商业资本来执行部分的商业职能，这部分的活动会以利息而不是平均利润的形式给银行资本带来收益，二者之间的差别可以增加产业（企业）的利润；（3）期货交易使货币资本［这一点与上述第（2）点有密切关系］转化为了商业资本，同时又保有其货币资本的特性，它为银行资本开创了将其支配权延伸到商业和产业领域，从而对大部分的生产资本在银行的控制下越来越多地具有货币资本特性的可能性。

[1]
在贴现公司工作的鲁塞尔作了如下的定义：“商业投机的本质就是预测商业环境的发展动向，以期在变化发生后通过期货交易制度获取利益。”（《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一卷，第417页）

[2]
《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三卷，第2072页。

[3]
这种人为想出的方法导致了许多滥用和解决困难问题的产生。不过，如果存在可以很容易就能证实商品质量的方法，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产生了，比如，我们可以用酒精度来衡量酒的纯度，用含糖量来衡量糖的质量。

[4]
“期货交易，不仅仅可以促进现货交易的进行，而且还可以给那些现在就拥有剩余资本的资本家和投机者提供一个延长资本投资期限的机会。即使这些投资者对于所投资的商品以及期货交易程序一窍不通，但他们依然可以完成期货交易。这种投机者与那些谷物商人拥有不同的动机”。谷物商人目的是要实现谷物的买与卖，而这些投机者是为了从谷物价格的涨跌中获取投机利润。不过，这些投机者和资本家在这里也同样承担着风险（福克斯《：商品期货交易》，载于《施穆勒年鉴》，1891年，第一期，第71页）。有必要提一下的是，所有资本家的目的都是为了赢利，只是他们赚取利润的方式不同而已。

[5]
哈弗雷羊毛交易所的奥费尔曼在报告中提到，在1892年有2 000包羊毛是通过实物交割来完成交易的，而在期货市场上卖掉的羊毛数量却高达16 300包。棉花市场与羊毛市场也类似，期货市场的年交易额是现货市场年交易额的10倍左右。当年大约产出了8～9百万包的棉花，而在期货市场上却有1亿包的棉花成交量（《交易所调查报告》，第3368页）。

[6]
我们大可不必过于吹捧那些商品期货交易的行家，因为“如果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市场交易报告来了解情况，那么就可以预测商品期货交易的发展动向和商品价格，那将是多么美好啊！不过，按照我的经验，我认为做商品期货最重要的是直觉。掌握尽可能多的最新消息就能做好商品期货，这只是一种口号而已，并不具有多大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商人都在不断地犯错误。这些商人对于商品期货市场的了解程度与一个农夫对它的了解程度都是同样的，阅读越多的市场报告，这些商人就越会迷惑。并且很多时候，市场的发展动向与大家的判断并不一样”。这是达梅交易员所说的（《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二卷，第2858页）。

[7]
保护性关税不仅没有使德国国内的谷物价格与国际接轨，而且还使得德国的谷物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即使在国际谷物价格很低的情况下，由于关税的保护，德国的谷物生产商依然可以实现盈利。

[8]
柏林商业协会主席肯普夫先生就参与期货交易问题曾表态：“当市场波动较大时，所有人都会参与期货交易；当市场波动不大时，只有那些较富裕的人才会参与期货交易。”（《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二卷，第813页）

[9]
那些比较有道义的商人看到弱小的投机者损失惨重时，也会替他们感到伤心。在这个问题上，弗·加姆普先生和霍维茨先生有过一段很有趣的对话，他们认为这并不符合商人赚钱的本性。商人就应该要么保持自己的自然本性，要么就把那些怜悯之情全部抛弃（《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三卷，第2459页）。从探讨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原则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交换看成是对道德的一种侮辱，而交换的其他职能却并不在伦理学的分析范围之内。

[10]
《交易所调查报告》中的《委员会报告》，第90页。

[11]
“那些实力弱小又很不专业的咖啡商人从咖啡交易中退了出来，现在咖啡交易市场被大型联合组织所控制”（《交易所调查报告》，第2065页）。范·居尔彭是相关专家，他曾说：“大量的资本进入到同一个商品的交易中时就可以完成更多的事情。”

伦敦的一些大型谷物企业反对引进期货交易，因为期货交易会削弱它们的垄断地位（同上书，第3542页）。

[12]
亨·吕施：《德国〈交易所法〉之下的柏林谷物贸易》，载于《国民经济和统计康拉德年鉴》， 1907年，第三十三卷，第1期，第53页。

[13]
同①，第87页。兰德斯贝尔关于它的发展曾发表预言：“非常明显的是，那些最大的谷物商人并没有参与期货交易，而只是安排保险的方式来确保交易安全。废除谷物期货交易，只会造成谷物交易向那些拥有大量资本的大谷物交易商手中集中，就像停止某些证券的期货交易就会造成这些证券的交易向大型银行集中一样。”

[14]
《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三卷，第3373页，奥费尔曼的叙述。

[15]
1907年10月19日《柏林日报》。

[16]
《关于德国酒精制造业联盟的德国卡特尔调查对席审理》，由酒精销售中心负责人布尔楚特斯基所叙述。

[17]
兰德斯贝格尔下边所说的话十分正确：“一些重要的经济现象表明，农民是反对期货交易的。与其他工业生产部门相比，农业生产对于气候和地域特征的依赖性更大，所以农业的生产成本不像其他工业部门那样富有弹性。又因为农业生产会积压大量的土地，这就决定了在农业生产领域，资本的流动性很差。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无法像其他生产部门那样实现充分的专业化生产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也无法在短期内调整产量以应对市场需求的波动。在农业生产部门，商业周期的影响会超过人为因素（生产成本）的影响，而这种现象在其他生产部门并不多见。几十年来，中欧地区的农业经营形势不容乐观……这种商业周期已经影响到了期货交易，整个贸易的链条，从生产到分配，都无法摆脱商业波动的影响。因此，贸易业必须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新功能以应对经济波动，而发挥这一功能的器官就是期货交易。期货交易的任务就是描绘世界市场的真实状况，并从经济学的角度把市场的状况表达清楚。如果忽略掉那些期货交易中可能出现的滥用和失误，那么期货交易就能反映世界经济的真实运行状况。但是农业生产商从期货市场上读到的尽是坏消息，这就使得有一部分人老是想废除期货交易。”（兰德斯贝格尔：《德国农业交易所的改革》，载于《国民福利、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1902年，第十一卷，第44页以下。）

大家都知道，当一个国家宣布废止期货交易时，那些拥有大量资本的商人和实力雄厚的投机者就会想方设法地避免这一禁令，或者干脆去其他国家投资。棉花生产商库富勒尔博士曾说：“在不来梅这个几乎承担了所有中欧棉花进口的地方不存在期货交易，但是那里的棉花交易却依然受到利物浦和纽约棉花期货交易的影响。”（参阅：《国民经济、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第十一卷，第83页所载的《关于奥地利国民经济学家协会座谈报告》）同样地，奥地利禁止棉花期货交易，这只会造成期货投机交易转移到布达佩斯进行。

[18]
所以专家西蒙下边的言论是正确的：“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以取得尽可能多的边际利润为经营基础的。”帝国银行总裁科赫却反驳说，商业交易的目的是把商品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而差额交易却并不如此。科赫的反驳有点不着边际，甚至西蒙本人也说很难理解。事实上，普通交易和差额交易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利润是由平均利润构成的，而后者的利润则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边际利润（《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二卷，第1584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往往把经济行为的社会功能和行为人的行为动机混淆在一起，它认为，经济行为的社会影响力取决于行为人的行为动机，而事实上这些行为人在作出经济决策时对此并不了解。所以我们就不能看到经济学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些特殊问题：不同的动机引发的不同的经济行为，不同的经济行为带来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生活。我们的目的就是发现这些经济行为之间的联系，找出资本家的生产行为的社会意义。

[19]
《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二卷，第2079页。

[20]
《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二卷，第2135页。在此以后的章节里，此书还举了有关谷物和酒精的相似案例，其中有一个案例说明精制酒精可以被原酒精所替代。

[21]
“与生产部门和加工部门一样，商业贸易和投机其实也都是一种生产行为。商业贸易之所以被称为是一种生产行为，是因为它打破了一个地域内的产品稀缺度的自然限制；而投机之所以被称为一种生产行为，是因为它可以实现产品稀缺性的调整。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商业贸易所利用的是商品价格的地域差异，而投机所利用的则是商品价格的时间差异”。

[22]
参见：《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二卷，第3523页及以下章节。

第10章　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

资本的动员为银行资本打开了全新的活动领域：股票发行和投机。从理论上看，这些活动是与银行的支付与信用职能结合在一起，还是分别由银行的不同分支机构来处理，是没有什么不同的。重要的是，这些职能的差别所具有的经济意义是什么。在任何情况下，当代的趋势都是这些职能合并的增长。这一趋势不论是在单个企业中，还是在由单个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控制的执行互补职能的企业联合体中，都得到体现。从根本上看，导致这些合并活动的因素是资本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货币资本参与到或融合到所有的资本活动当中，比如以货币形式作为随时可以从流通过程中抽回的借贷资本。甚至连那些还没有发生职能合并的单一企业，同一货币资本通过由这些企业中的某一个企业提供给其他企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了这一目的。只有对这些不同的职能进行分析，才能弄清楚银行利润的来源，以及这一领域中的利润和资本（既包括银行的自有资本，也包括归它支配的其他资本）之间的结构与关系。

我们知道，利润产生于生产过程并在流通中实现，同时我们也知道，为流通活动而追加的资本用于商品的购买和销售。这些流通活动的一部分是商人从产业资本家那里拿走的，它变成了社会资本中独立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即商业资本。被商人使用的资本也会获得平均利润，但它只是产业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利润的一部分，是本来应属于产业资本家的利润的相应扣除。[1]
流通还要求有其他一系列的金融活动（准备金的维持、支付手段的准备与发放、账户的收集与支付等等），为了节约劳动，这些簿记业务可以集中起来，从而节约流通费用，减少完成这些工作所需的资本量。

货币在产业资本和现在我你都可以补充进来的商品经营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因为商品经营资本承担了产业资本的一部分流通运动，并把它当做自己的特有运动）所完成的各种纯粹技术性的运动， 当它们独立起来并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本职能，而这种资本把它们并且只把它们当做自己的特有的活动来完成的时候，这时就把这种资本转化为了货币经营资本。产业资本的一部分，确切地说，还有商品经营资本的一部分，不仅要作为一般货币资本，而且还要作为正在执行这些技术职能的货币资本不断处于货币形式。现在，其中的一部分从总资本中分离出来，并在这样一种货币资本的形式上独立起来，这种货币资本的资本主义职能，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活动的。就像在商品经营资本的场合一样，它也是从流通过程中以货币资本形态存在的一部分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替其余的全部资本完成再生产过程中的这些活动。所以，这种货币资本的运动仍然不过是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2]

显然，货币经营者所使用的货币资本的总量，就是商人和产业家的处于流通之中的货币资本；货币经营者所完成的各种活动只是他们为之服务的商人和产业家的活动。同样很清楚的是，货币经营者的利润只不过是从刹余价值中所作的一种扣除，因为他所完成的活动只与已经实现（即使只是在债权形式上实现）的价值有关。[3]

在发展过程中，银行将簿记业务承揽过来，这项工作所需要的资本量由其技术性质和业务规模决定。在这些资本上，像商人以其商业资本、产业家以其产业资本实现平均利润一样，银行也实现了平均利润。[4]
然而，这只是银行资本的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上它的利润在严格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平均利润，余下的银行资本的利润就完全不同了。

作为信用的提供者，银行用归其支配的全部资本（自己的和别人的资本）开展业务，它的总利润来自于自己贷给他人的借款所收获的利息，它的净利润——扣除费用之后——是得到的利息与付出（向存款所支付的）的利息二者之间的差额。因此，这种利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润，其水平也不是由平均利润率来决定的，而是像其他货币资本家的利润一样，是由利息产生的。银行在信用流通中所处的中间人位置，使得它不仅可以用自己的资本来赚取利润，而且还可以跟其他货币资本家一样，用它的债权人来获取利润，因为它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低于它向它的借款者索要的利息。这种利息只是现有的平均社会利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对它的一种扣除。但是，与商业资本家或其他经营货币业务的资本家不同，银行资本对平均利润率水平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

利息率的水平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与需求的总体状况，因为银行资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利息的水平决定了总利润。为了将尽可能多的货币吸引过来归自己使用，银行反过来还向它的存款者支付利息，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存款的数量决定了任何银行可供支配的资本量，而银行支付给存款的利息水平又决定着存款的数量。对存款展开的竞争迫使银行不得不支付尽可能高的利息率。银行作为贷放者收到的利息，与它支付给存款者的利息之间的差额，构成了银行的净利润。

对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作如下概括：利息率首先要受制于借贷资本供求的整体状况，它决定着银行的总利润，银行总利润是由银行从它贷放出去的货币中获得的，这些贷放的货币中既有银行的自有资本，也有它吸收的存款中归它自己支配的部分。银行自有资产与其顾客的存款之间的比例，无论是对利息率还是对总利润量，都是不重要的。当然，只有一部分的货币存款可以真正地被银行支配和使用，而另一部分则必须当做准备金来持有，但是这个准备金不能带来任何利息，而且与总量相比也只占很小的比例。银行间的竞争决定了它们为存款支付的利息率，而这个利息率在总利润和费用既定的情况下决定了净利润。很明显，在这里重要的不是银行的自有资本，因为它们的利润不是由它决定的，而是由银行支配的借贷资本总量决定的。利润的水平是一个基本的已知数，自有资本的数量必须随着它来作出调整。银行只能在它的利润允许的范围内将借贷资本转化为自有资本。但是，对资本而言，就像其他任何领域一样，银行也只是一个投资领域或场所，只有当这一领域所实现的利润与产业或商业领域相同时，资本才会流入这一领域，否则它就会从这一领域中抽回。银行的自有资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计算，那就是它由此产生的利润等于平均利润。假设一家银行拥有的归其支配的借贷资本量是100 000 000马克，获得的总利润为6 000 000马克，净利润是2 000 000马克。如果现有的利润率是20％，那么就可以推算出银行的自有资本量是10 000 000马克，而其他的90 000 000马克就都是它所获得的顾客的存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股份银行创建时或资本增加时，虽然银行资本不生产企业利润（产业利润）而只是实现利息，但却产生了获取产业利润的机会。因为银行利润等于平均利润，而只要给股东支付利息就有可能产生创业利润；如果银行在货币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那么就可以拿走全部的或部分的创业利润从而增加准备金。准备金当然属于银行的自有资本，不过它只是在账面上被分配到较小的名义资本上；反过来，准备金又使得银行可以将其更大部分的资本投资到产业上。

对利润而言，银行自有资本与归它支配的资本的划分是不重要的，二者之间的比例也是不固定的。这个事实使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银行自有资本的数量可以是任意的，是可以被推算出来的，而它的利润，虽然不是真正的平均利润，但在数量上却是相等的。如果银行制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可获得的借贷资本量全部都由现有银行来支配，那么新银行的创立将变得十分困难。因为现有的处于银行外部的资本量对它而言是不够的，或者它只有通过与其他银行的激烈竞争才能吸引到资金，但结果会怎样依旧十分值得怀疑。

银行资本不仅与产业资本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它与商业资本以及货币经营资本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后者的活动领域而言，资本的数量是由技术条件决定的，是由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产业资本的数量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整体发展状况、现有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包括自然资源和对它的利用能力）、现有的劳动人口数量。这些因素的利用以及对劳动人口的剥削程度，决定了利润量，这一利润量会以同样的方式在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货币经营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在商业资本和货币经营领域中，所需要的资本量也是由流通过程中的技术条件决定的。由于流通并不产生利润，只会造成费用，因此导致出现了将这一领域的资本的使用降到最低限度的趋势。另一方面，银行资本，包括银行的自有资本和归它支配的资本，只是借贷资本，它实际上只不过是生产资本的货币形式。它的重要特征是：它的大部分仅仅是形式上的存在，是纯粹为了计算而存在的。

存在于银行利润和银行自有资本数量之间的相同关系，在由股票发行和投机行为所产生的利润中，也可以看到。创业利润或是由股票发行所带来的利润，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润也不是利息，它只是资本化的企业家收益，它是产业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的前提条件。决定股票发行中所获得的收益水平的首先是平均利润率，其次才是利息率。平均利润减利息决定企业家收益，是现行利息率的资本化，它构成了创业利润。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与银行自有资本的数量没有关系。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的可转换性，唯一取决于可获得的借贷资本的数量，这种资本依旧保留着生息资本的形式，随时都准备着转化为生产资本。为了向股票投资，必须要有足够的货币存量。但是有一点必须在这里区分清楚，即已有的产业资本向股票资本的转化所固定住的货币量，仅仅依赖于证券市场上股票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而这一货币量本身又取决于这些股票是作为长期投资留在“安全之手”还是作为投机证券被快速地转手。当然，股份资本的发行也代表着新企业的建立或现有企业的扩张，因此需要有足够多的货币资本量。首先，为了完成G—
…P…W′—G′，其次，用于股票发行本身。可获得的借贷资本的数量既决定着利息率（它是资本化的决定因素），也决定着股票发行带来的利润大小（它也因此独立于银行自有资本的数量）。但是，从长期来看，股票发行的收益必须等于这一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另一方面，银行倾向于增加其自有资本，目的在于增加信用业务量和它的安全性。投机利润与其是相似的，银行参与投机并不取决于自有资本与吸收存款的差额，而是取决于二者总和的大小。

然而，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由于信用的提供以及金融化和投机造成了集中的趋势，因此银行也加大了将资本的尽可能大的部分作为自有资本的力度。因为与借来的资本不同，银行的自有资本不会面临突如其来的偿还要求，因此它可以更安全地投资于产业企业上。特别是在创建公司的时候，那需要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将货币资本固定在产业上，直到将股份售出时它才会重新回流到银行。这就意味着通过增加自有资本，银行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全面地参与到产业企业中，并最终实施对它的控制，而且还可以对商品和证券投机施加更大的影响力。结果，只要来自利息和股票发行的利润的允许，银行就会不断地增加它的自有资本。

但是，即便不考虑随着资本的增加其价值也必须增殖这一点，借入资本也不能随意地向自有资本转化。银行扩大自有资本的目的是为了向产业投资，从而赚取股票发行收益和获得对企业的控制权。而如果银行的唯一职能就是提供支付信用，那么当它增加的自有资本超过一定限度时，就变得没有必要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对借入资本的支配是决定性的因素，银行除了从作为支付手段且随时可用的资本上获得利息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收益。但如果银行的职能不仅限于此，那么，一旦它将可获得的借贷资本总量的绝大部分当做自有资本时，就会将其中较大的部分投资在产业上。而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因为只有可获得的借贷资本的一部分需要作为支付手段（流通信用）来使用，因此余下的部分就可以用做产业投资了（资本信用）。可获得的全部借贷资本在流通信用和资本信用上的分工或分割，是环境条件的客观要求，是由当时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状况决定的。即使这一限度是有弹性的，但银行也不能忽视这一限制的存在。如果银行资本不是保持其货币形式，那么银行满足支付的能力就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可获得的借贷资本的这种分工，并不取决于在它所支配的资本中究竟有多少是它的自有资本以及多少归它的存款者。

银行增加自有资本的目的是为了投资于产业，它将外部资本转化为自有资本的界限，是其可获得的总资本中可以用做投资资本的部分。在这一界限之内的发展趋势是：把借贷资本中日益增加的部分转化为银行自有资本。因此，银行自有资本的数量不是仅仅由它的意愿来决定的，也不仅仅取决于所增加的资本的投资机会。

银行资本的增加是纯粹的法学交易，而不是经济职能的变化。只有通过把借入的货币资本转化为自有资本，银行才能增加其必须以货币形式持有的资本。因为在任何发达的货币制度下，一切可获得的货币都被银行集中；银行资本的增加仅仅意味着银行可支配的存款的一部分现在通过股票发行的形式，被转化为了银行资本。当然，借入资本向银行自有资本的这种转化，对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没有任何影响，因此也不会对利息率产生任何影响。[5]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业资本的增加会导致利润量的增加，因为产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剩余价值。很明显，银行资本的增加不会使银行所获得的利息总量发生变化，因为在既定的需求下，利息量由借贷资本的供给来决定，而借贷资本不会因其在银行与个人之间的分配（这仅仅是所有权的）的不同而发生任何变化。发生变化的仅仅是银行净利润的计算，这一净利润在银行自有资本增加时会以一定比例变小。

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是社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它们在一定时间内彼此间必须有一个既定的比例关系。从抽象意义上看，所有的社会资本可以都是银行资本，因为银行资本毕竟只是归银行支配的资本，没有什么资本不是要经过银行的。当然，大部分的银行资本都是虚拟资本，它们仅仅是真实的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的货币表现，或只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的证书。因此，与产业资本的增加不同，银行资本的增加不是增加利润的前提条件；相反，对银行而言，利润是一个既定的因素。如果利润上升了，那么银行就会增加它的自有资本，因为增加了的资本使它可以在不承受任何大的风险的情况下，将更多的银行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提供产业信用以及通过股票的发行和持有来参与产业企业，是导致银行增加自有资本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实例得到证明：英国专门从事储蓄业务的银行，尽管它们的交易额有很大的增加，但其资本量并没有增加，因而股息的分配非常高。

因此，不应对问题作出这样的设想：银行资本的流进或流出会以改变利息率的方式来影响银行的利润。只有利润的分配会改变，因为这些利润的分配对象是银行的自有资本，而这一资本的数量是时大时小的。

这一事实还有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采取股份资本形式的银行资本的增加，也就是说，虚拟资本的增加。我们已经知道，货币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化，并没有改变单个资本家作为货币资本家或借贷资本家的性质。转化为虚拟资本的货币依旧是银行资本，因此，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它依旧还是货币资本。这些银行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向产业资本家提供信用，也就是说，只是将资本借给产业资本家；其二是占有企业的股份，这样，只要银行的资本量允许，就可以长久地持有它。在后一种情形下，银行资本的增加的结果是，先是将货币资本转化为银行资本，然后再将银行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私人货币资本家不是直接地将他们的货币投资在产业股票上，而是投资在银行股票上，然后再由银行以购买产业股票的形式将其转化为产业资本。这里的区别在于：银行现在不仅仅是交易的中介，而是银行资本的所有者，它成为了产业企业的合伙人、共同所有者。并且，银行的所有权导致的结果也与个人股东完全不同。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私人的可支配的货币资本先以尽可能大的数额转化为银行资本，然后再将后者转化为产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虚拟资本被双重化了：货币资本被虚拟化为银行股份资本，从而实际地转为银行财产；而银行资本则虚拟化为产业股票，从而实际地转为生产资本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用大量的外部资本（存款）开展业务的银行的股息政策，必须比产业企业更加稳定，尤其是当其存款主要是来源于以下这些人的时候更需如此，即那些只通过股息的稳定性这一外部标准来判断银行经营的好坏并在发生波动时抽回自己存款的人。这里我们谈的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存款。产业企业在股息政策上则要更独立一些。首先，因为它的信用提供者对它的支付能力一般都更了解；其次，因为它需要经常地支付信用来作为对生产商品的补偿。至于其他的信用，企业就不像银行那样经常需要了，会有较长的时间间隔期。这种较大的独立性使它可以影响股票价格，从而给了“内部人”在证券交易所进行投机从而获利的机会。它还有利于更好地适应市场波动和积累的需要，这二者对产业企业的重要性都比银行大一些。

另一方面，银行比产业企业更容易实行较稳定的股息政策，因为行情波动对银行收益的影响并不像它在产业企业中那么强烈和片面。首先，绝大部分的银行利润对利息率绝对水平的依赖程度，都低于其对借入资本与贷出资本利息率之间的差额的依赖程度，而且这种差额要比利息绝对水平的波动稳定得多，尤其是在银行的资本集中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的时候。在一个商业周期中，既会有有利时机，也会有不利时机，它们彼此会相互抵消。最有利的时机是在繁荣的上升阶段，此时会产生利息率的逐步提高和产业资本的强劲需求，从而股票发行活跃并有大量的创业利润，同时，银行也会从账户管理、商业信用和证券交易投机的发展中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在繁荣的高峰期，不论是利息率的绝对量还是存贷款利息差额都会增加。但是在另一方面，股票发行和创业利润却开始下降了。银行信用会代替股票发行和债券，以满足产业对资本的需求；而证券投机在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就会因为过高的利息率而受到制约。在萧条的第一个阶段，利息率处于它的最低点，此时是发行固定利息债券的最有利时机。银行从国家和城市那里的借款以及按现行已提高的市价出售的自己储备的固定利息证券所获得的收益，都大量增加。产业以前产生的银行债务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被转换为了股票和债券的发行，而且由于此时货币市场资金充裕带来了新的发行利润，因此所有这些因素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使由信用供给利息所造成的收入下降得到了补偿。

银行之间不仅会以其自有资本进行竞争，而且也会以归它支配的整个资本进行竞争。但是，货币市场上的竞争与商品市场上的竞争是有根本区别的，其最重要的区别是：在货币市场上资本是货币形式，而在商品市场上则必须先将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它包含无效转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种转化可能会造成价值的减少，从而带来亏损而不是利润。商品竞争是为了资本的实现，而不是资本增殖的实现。在货币资本的竞争中，资本自身是安全的，其目标是所获增殖的水平、利息的水平。但是，利息的决定方式并没有给竞争者留下多少活动空间，它首先是由中央金融机构对所有其他金融机构的贴现政策决定的，因此只留下了狭小的自由活动空间。这一点对竞争相对较小的严格意义上的银行信用业务（包括借款和贷款）而言意义尤其重大。活动空间越小，这一业务量的大小的重要性就越大。只有这一业务规模非常大时，才能降低佣金，增加对存款的利息的支付。然而，这种条件对规模相同的企业来说，其相互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而且，只有很大的企业与小企业相比，由于具有节约和易于避免损失和分担风险的优势，因此才会产生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在产业里由于专利等技术优势（在产业间的激烈竞争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产生的超额利润，在这一领域里没有任何作用。

竞争在金融企业的股票发行中的重要性要高于信用的供给。在这里，创业利润的规模为互相压价的竞争留下了一定空间，空间的大小不是首先取决于银行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产业由于其已经获得的银行贷款而导致的对银行的依赖程度。

在产业里，必须区分竞争的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但是在银行中，技术只起了很小的作用，相同类型的银行使用的技术方法都是一样的（不同类型的银行彼此之间又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在这里，一开始就只有经济上的区别，这种区别纯粹是量的区别，是所积聚的资本量的区别。这是一种相当独特的竞争，它使得银行以如此不同的和相互交替的方式，时而相互竞争，时而相互合作。类似的情形有时还在具有相同规模的产业企业里也能看到，它们偶尔会就某一项业务彼此达成协议，比如在投标中。然而，在产业里，这样的协议常常是卡特尔执行其排除竞争对手策略的前奏。

如果说一般利息率是信用提供的竞争障碍的话，那么平均利润率则构成了支付交易领域的底限。在这里，业务量的大小决定能获得的佣金的数量，从而给了大银行以很大的优势。

最大的安全性——这一银行专业的技术特征，使得银行内在地回避竞争，因此卡特尔在产业中排除竞争以获得“稳定的利润”的做法很受银行的青睐。

银行收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润。但是，以银行自有资本为基础计算出来的总收益必须与平均利润相等。如果低于平均利润，那么资本就会从银行中抽走；如果高于平均利润，那么新银行就会被建立起来。由于银行资本采取的是货币形式，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随时转化为货币，因此利润平均化会很快就会实现。由于这一原因，因而也不会有银行资本的“过度生产”。银行自有资本的过度增加会导致资本的抽回以及在其他领域的投资，而不会出现像我们在产业领域里所看到的那种和贬值相伴随的普遍危机。银行危机只会由产业的过度生产或过度投机所导致，表现为货币形式上的银行资本的稀缺，因为银行资本被束缚在了某一形式上，从而无法直接转化为货币。

随着银行的发展，银行与产业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一方面，银行间的竞争被逐渐排除；另一方面，所有资本都被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集中起来，只有通过银行才能交由生产者支配。如果这一趋势继续持续下去，那么最终将会导致只有某一家银行或某个银行集团获得对全部货币资本的控制权，于是，这种“中央银行”便可以对社会生产实施整体的控制。[6]

在信用交易中，物的关系总是与人的关系相伴随的，它直接表现为社会成员间的关系，并与作为经济范畴的物（比如货币）的社会关系相对立。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信任”。在这一意义上，发展完备的信用体系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它代表着组织和控制，是与无政府主义相对立的；它来自于社会主义思想，但却被用于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它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是迎合资本主义需要的社会主义；它为了少数人的需要而把其他人的货币社会化了。在开始时就突然为“信用骑士”开辟了最广阔的前景：资本主义生产的障碍——私有制——似乎要被摧毁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要被个人的支配替代了。这种看法使人们陶醉，陶醉之后再去欺骗其他人。

信用最早的先驱者是那些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者，比如罗和贝拉。过了一段时间后，实干的资本家占了上风，贡德尔曼战胜了萨卡尔（贡德尔曼和萨卡尔是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的小说《金钱》 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英译者
）。

[1]
若想详细了解，请参阅《资本论》的第三卷第四部分：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向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转化。

[2]
《资本论》，第三卷，第371～372页。

[3]
同①，第379～380页。

[4]
下面的计算能够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假设生产资本为1 000，并且这些资本赚取了200的利润。商业资本的数额为400（说得有点多了），货币经营资本（金融资本。——英译者）为100，所以社会总资本量为1 500。因为我们要把200的利润平均分配给这些资本，所以平均利润率为13.33％。产业资本家将会从中得到133.33的利润，商人能够得到53.33的利润，而金融资本家则能够得到13.33的利润（根据沃特尼克的提示，我修正了原著中的计算错误）。

[5]
有人认为银行自有资本的增加会使银行降低利息率，这种想法是极其幼稚的。

[6]
银行系统是整个社会经济往来的记账簿，它可以实现社会资源在整个社会中的分配调度。银行制度把那些尚未利用或者未利用充分的资本全部集中起来，然后提供给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使用，因此资金的借出者或者使用者并不是这笔资金的真正主人。这种经济活动剥离了资本的私人属性，同时也具有违逆现有资本定义的深远意义。

“最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化过程中，信用制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杠杆作用。但是，信用制度也仅仅是促进生产方式转变的要素之一；相反地，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一种形式的信用制度缺乏足够的认识，人们往往会把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只要生产资料不再向资本转化（也包括废除土地的私人所有权），信用制度也就将毫无意义了……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下去，那么那些以赚取借贷利息为目的的资本将依然是信用体系的基础”（《资本论》，第三卷，第712～713页）。

第三编　金融资本及其对竞争的限制

第11章　利润平均化的障碍及其克服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利润。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是每一个资本家的动机，并变成了资本主义竞争的必然结果之下的经济行为的指导原则。因为每个资本家只有通过不断努力来争取跟上竞争的步伐并超过其对手，才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是一种方式，那就是成功地将自己的利润率提高到平均水平之上，从而获得超额利润。[1]

利润最大化这一主观愿望是所有资本家行动的动力，但却产生了一个客观的趋势，即所有资本的统一的平均利润的确立。[2]

这一结果是通过资本在投资领域的竞争达到的，即通过资本不断地流入那些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部门，以及从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的部门抽回资本来达到的。然而，资本的持续的流入与流出却遇到了障碍，但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而增强。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使等量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增加了。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一过程反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总资本中与可变资本相比，不变资本所占的比例的增加。[3]
C∶V比例的变化，表现了从手工生产时期到早期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以及再到现代工厂的场景。在早期的资本主义手工作坊里，狭小的劳动空间，工人们都拥挤地围在几台小机器前；到了现代工厂里，则是庞大的自动化机器后面散落的几个工人，有时甚至几乎看不到工人，他们的人数似乎还在继续减少。

技术进步还带来了不变资本组成部分的变化。固定资本增加的速度快于流动资本，下面的段落就说明了这一点：

冶炼过程的技术进步导致了公司规模的扩大和资本集中的不断增强。根据吕尔曼（《50年来高炉生产的发展》，杜塞尔多夫，1902年版）的资料，高炉的容积率自1852年以来增加了4.8倍，每个高炉的生产能力增加了33.3倍，高炉容积每吨的生产力提高了7倍。

在1750年，西里西亚14个烧木炭的高炉共生产生铁2 500吨，到了1799年，柯尼希许特尔两个烧焦炭的高炉的设计年产量为20 000吨。厄切尔霍伊泽尔在1852年夸口说他的日产出是50 000～60 000普鲁士磅。每个高炉日产量的最高统计数据是：德意志帝国矿业联合公司（蒂森），518吨；俄亥俄钢铁公司第3号高炉，806吨。换句话说，美国一个高炉30个小时的产量，就是西里西亚高炉以前一年的产量；美国高炉36个小时的产量，则是150年前14个西里西亚14个高炉的年产量。

高炉的投资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上面提高的柯尼希许特尔的高炉，其造价大约为40 000塔勒（thaler）， 日产1吨的投资约合20 000马克。1887年，根据韦丁的计算，这一数字（日产1吨的投资）下降到了5 400～6 000马克之间，而每座高炉的造价大约为1 000 000马克。然而近来，由于许多新设备的引进和手工劳动的基本被排除，使得每吨日产出的成本已经上升至10 000马克，这意味着在鲁尔区现在要建一座250吨的高炉需要2 500 000马克，而庞大的美国高炉的造价估计已经达到6 000 000马克了。

除了西格兰德和上西里西亚，德国现在几乎没有日产量低于100吨的高炉，新建高炉的年产量最低也必须是30 000 ～40 000吨。不过拥有几个这样的高炉会有很大的优势，因此每个企业都努力增加自己的高炉数量。在这种方式下，管理的总费用（行政与管理人员、实验室、维护与维修工程师）和必要的设备机器（鼓风机、热风炉）的开支，可以被分摊在更大的产出上。只有在拥有几座高炉的情况下，企业才可以实现一座高炉年年都生产同一种生铁。这样，把高炉从生产一种生铁转换为生产另一种生铁的麻烦问题就消除了，它也使得按生产的生铁的种类来专门设计和建造高炉成为可能。最后，在产量高且拥有多座高炉的情况下，它还使得利用现代发明（原材料的合理运送、铸造机、搅拌机、高炉煤气机）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4]

将具有极高资本有机构成的产业部门，与那些同样使用昂贵的机器但由于技术条件的不同因而资本有机构成很低的生产部门进行比较，会是很有趣的：

制鞋业所需要的资本量，可以用一个一半是缝的一半是钉的日产为600～800双鞋的工厂为例进行说明：

如果我们假定流动资本一年周转两次，那么就可以得到以下数字：

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需要固定资本大约为300 000马克外，流动资本大约500 000马克也是必需的。这个雇用180～200名工人的工厂需要的总资本是800 000马克。[5]

与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下案例：

如果现在要在德国西部新建一座生产能力为300 000～400 000吨的大型联合托拉斯工厂，还要购买土地和矿山，总费用将至少需要：

这样一个工厂需要工人10 000名。在美国，投资一个生产能力是它的2倍（日产2 500吨）的钢铁厂，至少需要20 000 000 ～30 000 000美元；相反，1852年，投在整个拿骚钢铁工业上的资本是1 235 000弗洛林。[6]

然而，固定资本的这种巨大膨胀意味着一旦资本被投资下去，它从一个生产领域向另一个生产领域的转移将会变得日益困难。流动资本在每一次周转期结束后都转化为货币，然后可以再投入到其他的生产部门，但固定资本在一系列的周转期中会被完全束缚在生产过程中，它的价值只能逐渐地转移到产品中，然后逐渐地再转化为货币。总资本的周转时间因此被延长了。固定资本的数量越大，它在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在总资本中的相对比例也会更大，要不受损失地实现其中所包含的价值以及转移到更为有利的投资场所的难度也就越大。这种情形改变了资本间为了争夺投资场所而展开的竞争。代替古老中世纪的法律限制的阻碍资本流动的新的经济限制产生了，虽然它只会影响那些已经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而不是那些等待投资的资本。另一个限制是，技术进步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不变资本量特别是固定资本量，因此需要一个大得多的资本绝对量来满足它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或新的工厂的建立所产生的资本需求量。然而，通过剩余价值的逐步积累所达到的数额是远远不能满足这一资本需要量的，因此，新资本的流入，要么将会是数额不足，要么将会是时间太晚。但是，资本的自由运动是利润平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无论流入还是流出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平均化就都会被破坏。因此，利润平均化的趋势是由个别资本家努力追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引起的，这一限制的消除也必须从个别资本家开始。而这就是资本的动员。

要实现资本集中，创造资本结合就够了。但是，资本的动员同时也扩大了资本结合的范围，因为它使得产业资本（包括固定资本）可以不断地再转化为货币资本，而且使这一过程尽量不受在固定资本发挥作用期间的周转期结束时资本实际回流的影响。当然，这一再转化不可能是社会规模上的，而只能是一定数量的不断变化着的个别资本。但是，这种向货币的持续再转化能力赋予了借贷资本以流动性，也就是说，货币资本可以先预付出去一段时间，然后再带着包含着利息的增加了的货币量返回，这就使得产业投资可以获得适量的货币量，否则这些货币就不可能执行产业资本的职能。

这些货币必须是在它的所有者手里会闲置一段时间，或者是作为纯粹的借贷资本被暂时使用。它的构成会不断收缩或膨胀，但是这些闲置货币中的一部分是可以经常地被转化为产业资本并从而被固定下来的。这些货币在数量上的不断变化会表现为股份所有权的不断变化。当然，它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只能发生一次，而且是全部的转化。闲置资本最终会转化为货币资本，然后再转化为生产资本。从闲置资本中流出来的这些新的货币量，会被当做股票的购买手段来使用，然后再当做股票转手的流通手段来使用。对于这些货币的所有者而言，当他们的最初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货币为他们执行资本职能且被收回以后，现在又可以派上其他用途了。有一点在这里我们必须顺带说明一下，当股票价格上升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股票交易会需要更多的货币，而此时进人流通的货币量，就会比最初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货币的数量大一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规律，股票的价格总是高于其由货币转化而来的产业资本的价值。当然，资本的动员对生产过程没有任何影响，它影响的仅仅是所有权，只是创造了一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所有权的转移而已，也就是说，资本被当做了资本进行了转移，而且被当做了一笔可以带来利润的货币进行了转移。由于它不会对生产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从这种转移结果上看，是利润占有证书的转移。资本家关心的只是利润，至于利润来自哪里，则没有任何区别。他不生产商品，而是要从商品中获得利润。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只股票带来的利润额，与另一只股票同等，那么二者就没有什么区分，因此，每只股票的价值都由它所能带来的利润决定。购买股票的资本家，实际上是用与任何其他资本家相同的货币量购买了同样的利润。因此，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资本的动员确保了每个资本家都能获得平均利润。但是，这只是对个人而言的，因为当他购买股票时，实际存在的不平等被消除了，而事实上，不平等是持续存在的，就像消除不平等的趋势也持续存在一样。

资本的动员不会对现实的资本的利润平均化趋势产生任何影响，但单个资本家为争取其利润最大化的努力依然持续存在。现在的更多的股息和更高的股价，对新的资本投资来说，显示了它是一个适合投资的对象；其所达到的利润水平，曾经是资本家的个人秘密，而现在则通过股息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这也有利于新的资本作出哪里是适合投资场所的决策。比如，如果投资在一个钢铁厂的资本额为1 000 000 000马克，可以获得的利润是200 000 000马克，而相同的资本投在另一个工厂只能获得利润100 000 000马克，假设资本化率为5％，那么钢铁厂股票的市场价格将会是4 000 000 000马克，而另外那家工厂的股价就只有2 000 000 000马克。用这种方式，对个人所有者来说，区别就消失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新的资本投向钢铁厂，因为在那里可以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回报。事实上，正是股份制度才有利于资本流向上述领域，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巨额资本需要量的障碍已经被克服，而且还因为这一领域的差额利润的资本化，使得大量的创业利润得以保持，鼓励了银行参与到这一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差别在这里采取的形式是创业利润数量的不同，但是随着新积累的剩余价值不断流入到这些有最高创业利润的领域，它最终也会平均化。

同理，资本的动员也不会影响阻碍利润平均化的趋势。然而，总是与资本的动员相伴随的资本结合，可以消除那些由于新的投资所需的资本数量所引起的障碍。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增长，集中大量个人货币量的能力，单个企业的规模已不再是其建立时的障碍，其结果是：利润的平均化成为可能，且可能性在增加，而方式则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新资本向那些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部门的流入。不过这样的话，会导致投入到有大量固定资本的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抽回是极其困难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本的减少只能通过旧设备的逐渐磨损或破产情况下的资本的消失来实现。

生产规模的扩张同时会造成另一个困难。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领域里，一个新企业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必须是大规模的，因此它的建立会立刻大大增加这一产业的产量。那种谨慎的、逐步增加产出的做法也许符合企业的营销能力，但却不符合企业技术上的要求。产量的迅猛增长足以补偿企业由于利润率下降（从平均利润率之上降到平均利润率之下）所造成的损失。

因此，阻碍利润平均化趋势的行为就出现了，而且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加。当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按照资本的构成尤其是固定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的不同，阻碍的强度也会不同；阻碍强度最大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部门，如在重工业部门，它的固定资本是最重要的因素，那里也是资本一旦投入进去就最难抽回的部门。

在这些领域里的这些因素对利润率有哪些影响呢？人们可能会说，因为这些产业需要巨额的创办资本，只有极少数人有这样的实力，因此竞争便少得多，利润自然可以更高一些。产生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说法仅仅在这样的时期才是成立的，即资本只能靠单个人的资本实力来执行职能。不过，资本结合的可能性很轻松地就克服了这一限制，资本需要量大并不构成筹集它的障碍。另一方面，在这样的产业部门里，通过抽回资本来实现利润的平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注销这些资本也是极其困难的。这些高度发达的产业企业，肯定会在竞争中将那些小企业迅速地消灭掉，或者是从一开始这个行业就根本没有小企业存在，就像许多电力公司一样。不仅大公司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公司变得相互之间越来越实力相当，因此由技术和经济实力差别而产生的竞争优势正在稳步下降。竞争不再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斗争，在那种情况下后者肯定是会被吃掉的，且这一领域多余的资本也会被清除。现在，竞争是实力相当者之间的斗争，谁能生存下来，要等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见分晓，同时它还意味着所有参与者可能会遭受到同样的损失，因此相关企业必须千方百计将斗争继续下去。如果已经将巨额的资本投入到其中却又不想承受资本的价值贬值的话，那么结果只能是，在这些领域中想用注销资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极其困难的。同时，任何一个新的企业的建立，由于从一开始就必须具有很高的生产能力，因而会对供给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些领域里，有一种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那就是利润率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会低于平均利润率，而且它与平均利润率的差距越大，形势就越危险。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相联系的利润率的下降，使得有利可图的生产空间不断缩小。如果利润率只有20％，那么与以前40％的利润率相比，一个小得多的价格下降就足以消灭掉全部的利润，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落空。这也正是在这些产业中，由于它们拥有大量的固定资本，因而使得它们尤其不愿意去开展竞争，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的情况的出现；但同时它们又发现，这些已经投在固定资本上的资本要改变它们的既定分配的格局，已变得日益困难了。如果展开自由竞争，那么这些产业的利润率可能会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并且它的平均化过程将是十分缓慢的，如果新资本的流入完全停止，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使得消费也获得缓慢增加的话。如果新资本（股份资本）从一开始就只是以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来预期其可能获得的利润率的话，则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还会被增强。

另一方面，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会在那些个人或单个资本仍占支配地位的且所需资本相对小的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这些领域吸引的资本数量，是那些不能在高度发达的产业部门中进行竞争的资本，或是那些因为数量太小因而所有者自己无法作为生息或产生股息的资本进行投资的资本。这些领域是零售商业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这里有激烈的竞争和旧资本的不断地被消灭，当然，新资本会立即代替它。这些领域里充满了总有一只脚踩在无产阶级中的分子，他们经常面临着破产的威胁；他们之中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能逐步发展成为大资本家。这些生产部门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迫逐渐地处于对大资本的间接依赖的。

除了这些生产部门的过度拥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因素，这就是在贸易上展开的残酷竞争，因此有大量的开支用于加快商品的周转以及增加销路。大量的广告被投放，成批的促销人员被派出，几乎十个销售人员争夺一个顾客。所有这些都需要货币，而货币又使这些领域的资本膨胀。但是由于它们不是用于生产，因此不会增加利润。这样，在必须在变大了的资本量的基础上计算的利润率自然就下降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极上，利润率被压低到平均水平以下的趋势是怎样由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在资本足够强大的地方，出现了一种力图克服这一趋势的对立的趋势，最终的结果是， 自由竞争被废除，保持利润率长期不被平均化的趋势出现，直到最终这种不平等自身由于不同的生产分工的消失而消除。[7]

在产业内部引起的这种趋势，尤其是在最发达行业中产生的这种趋势，被银行资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又更推进了一步。我们已经看到，产业的集中导致了银行资本的积聚，银行业务在特殊环境条件下的发展又进一步强化了集中。我们也说明了银行资本是如何通过股票发行来扩张产业信用，以及如何受到产业利润前景的吸引，因而对企业金融化的兴趣日益增加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创业利润取决于利润总水平，因此，银行资本开始对产业利润发生兴趣。伴随着银行资本的积聚，银行以信用供给者和金融代理人的身份参与产业企业的范围也扩大了。

享有技术和经济优势的产业企业在成功地干掉竞争对手之后，在市场上可以占有支配地位、增加销量；竞争对手退出后，超额利润的确会获得一个很长时间的增长，其数额要大于它在与对手的竞争中所导致的损失。但银行还有其他考虑。一个企业在竞争中的胜出意味着另一个企业的失败，而银行可能在那个失败了的企业里也有自己的利益。这个企业已经大量吸收了银行的信用，那些已经借出去的资本现在就要面临危险了。竞争本身就包含着所有企业都有损失的可能性。现在银行不得不削减信用，放弃有利可图的金融交易，因为胜出的企业不会对此作出任何补偿。这种实力强大的企业是银行的对手，银行没法向它要得太多。一般来说，如果竞争的企业是它的顾客，那么银行就只能是承受损失。因此，银行对消除它有资本参与其中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有着压倒一切的兴趣。而且，每个银行都对利润最大化感兴趣，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一点是可以通过特定产业内部的竞争的完全消除来达到的。这也是为什么银行热衷于垄断的原因。在这种方式下，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消除竞争的想法是一致的，同时银行资本实力的增强使得它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即便是遭到了一些拥有特别有利的技术条件的企业的反对（那些企业更愿意选择竞争它也会再所不顾），银行也不会改变它这一初衷。产业资本应该感谢银行资本，在没有干预的自由竞争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就将竞争消除了。[8]

除了这种限制竞争的总趋势外，产生于产业周期某些阶段的其他趋势也起着补充和辅助作用。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萧条期间，增加利润的动机会变得十分强烈。繁荣时期需求超过供给，它的表现形式是，产品尚未生产出来之前就早已被卖出去了。[9]
还有一点也应该注意，在这一时期需求会被频繁地作为投机对象。人们买进是出于对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而价格上升在限制消费需求的同时又促进了投机。如果需求超过供给，那么市场价格就会由那些效率最差的企业决定，而拥有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的企业则可以实现超额利润；即使没有任何的正式协议，企业家们也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萧条时期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人们在尽全力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东西，每个人都只顾自己而完全不顾他人。

在竞争中一时处于劣势的是这样的一方，他们个人不顾自己那群竞争者，而且常常因直接反对那群竞争者而行动，并且正因为如此，使人可以感觉出一个竞争者对于其他竞争者的依赖；而处于优势的一方，则或多或少地始终作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来共同与对方相抗衡。如果对这种商品来说需求超过了供给，那么在一定限度内，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以至于其价格提高到了市场价值以上；另一方面，卖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来出售。相反的情况是，如果供给超过了需求，那么一个人开始廉价地抛售，其他人则不得不跟着干，而买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把市场价格尽量压到低于市场价值的水平。只有各方通过共同行动比没有共同行动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他们才会关心共同行动。只要变成劣势的一方中的每个人都力图找到最好的出路，共同行动就会停止。另外，只要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能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那他就会这样做，并且开始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如果一方占了优势，那么每一个属于这一方的人就都会得到好处，好像他们实现了一种共同的垄断一样。如果一方处于劣势，那么每个人就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优势（例如，用更少的生产费用来进行生产），或者至少也要尽量摆脱这种劣势，这时，他们就根本不顾他们周围的人了，尽管他们的做法不仅影响他们自己，而且还影响到他们周围所有的同伙。[10]

因此矛盾出现了：对竞争的限制，在最没有必要的时候，也就是繁荣时期，却是最容易做到的，因为生产者之间的协议只是对既定事实的认可；相反，萧条时期，也就是最需要限制竞争的时候，但任何协议的达成都是极其困难的。这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即卡特尔总是在繁荣时期最容易组织起来，或者至少是在萧条期结束之后；但是在萧条时期，它们却频繁瓦解，至少是组织得非常不紧密。[11]
同样明显的是，垄断联合在好的年景里对市场的控制会比在萧条时期有效得多。[12]

除了造成利润率及其平均水平长期下降，并且只有通过消除其原因——竞争——才能加以克服这一趋势之外，还有一种利润率下降现象的产生，这是由于其他产业的利润率的上升所导致的。如果说前一种类型的下降是由长期因素所导致的，那么第二种下降就是由产业周期的条件所导致的；第一种下降最终会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中出现，而第二种则只会影响特定的生产部门中出现；最后一点，前者是由产业内部的竞争所导致的，而后者则来自于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由于原材料供给而产生的相互关系所导致的。

在繁荣时期，在扩张生产所需资本量相对较少以及生产可以在多个点上快速增长的时候，生产扩张发生得最为迅速。这种生产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价格的上涨，在大部分产成品制造业上这一点表现得比较明显。另一方面，在采掘工业中，生产就不能如此迅速地扩张，因为开采新的矿井或安装新的高炉，都需要花费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13]
在繁荣的初期，增加的需求可以通过对现有生产能力的更集约的利用来得到满足。但是在繁荣的高峰时期，来自于产成品制造业的需求的增长速度，要快于采掘业的产出的增长速度以及原料价格的上升速度，因此也会快于产成品价格的上升速度。因而，采掘业的利润率上升是以加工工业的损失为代价的，而后者可能还会因为原料的短缺，使它们充分利用高峰这一有利时机的努力进一步受到制约。

萧条时期情况就反过来了。与产成品制造业相比，原材料供给产业的货币的流出和生产的缩减会更明显，生产者的损失也会更大一些，因此原材料供给行业的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的状况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因素一方面有利于产成品制造业的利润率重新恢复到正常水平，另一方面却使得原材料行业的萧条更严重和持久。1874～1878年间在美国钢铁业发生的危机，就显示了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这种萧条状况是很严重并持久的。费拉德尔菲亚的生铁价格从1873年的42.75美元，降至1878年的17.63美元。[14]
产业周期过程中价格的严重波动还可以用下列数字来说明，请注意这一时期生铁的生产成本是逐渐下降的：贝氏炼钢炉所用的1号赤铁矿石的价格，从1890年的6美元持续下降到1895年的2.9美元。1894年，贝氏炼钢炉用的铁矿石的售价为2.25美元，非贝氏炼钢炉用的铁矿石的售价为1.85美元。此后钢铁业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涨，这些铁矿石的价格也立即分别上升到4美元、3.25美元和2.4美元。[15]
在匹兹堡，贝氏炉用的生铁的价格在1884年是2.37美元，1897年是10. 13美元，1902年是20.67美元，1904年是13.76美元。最好的英国生铁的售价，1888年时是10.86美元，1895年时是11.30美元，1900年为20. 13美元，1903年是13.02美元。[16]
列维提供了下述有指导性的表3.11-1，以显示经济下降期间原材料和生铁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关系：

表3.11-1

续　表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完全依赖煤和矿石的流入的公司在1890年以后所陷入的情形。原材料的价格的确是惊人地下降了，但是它的成本与制成品价格之间的差额下降得更多，因此原材料的客户即使用者的状况大大恶化。在生铁价格下降快于或大于它的原材料时，旧的趋势又开始发挥作用了；而这个旧趋势，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导致了企业的结合或联合。[17]

利润率的差距必须要缩小，而这只有通过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联合才能做到，这也就是说，通过联合制的形成。当然，在商业周期的不同阶段，联合的动力会不一样。在繁荣时期，联合的动力来自于加工工业，因为这样可以克服原材料价格上升或原材料短缺的问题。到了萧条阶段，原材料的生产者会吸引加工工厂加入他们的企业，以避免不得不以低于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售其原材料。他们还会自己从事加工工业，从而在制成品上实现更大的利润。从长期来看，这些商业部门会有这样一个趋势，即任何时候利润较少的生产部门，都想使自己依附于那些利润较高的部门。[18]

根据形成方式的不同，可以将联合制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向下的联合制，比如轧钢厂获得了高炉和煤矿；向上的联合制，比如煤矿购进了高炉和轧钢厂；或者，有时也会出现混合型联合制，即钢铁厂既得到了煤矿又得到了轧钢厂。

因此，正是利润率的差距导致了联合的形成。联合后的企业可以消除利润率的波动，而那些没有加入联合制的企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利润由于那些联合企业的优势而不断减少。

联合制的另一个好处是，它使得消除商业利润成为可能，并以此来增加产业利润。当产业集中十分发达时，商业利润也可能会被消除。商业的功能——把分散的各个资本主义企业结合在一起行动，以此来满足其他产业资本家对它们的产品数量的需求——已经变成多余的了。一个织工宁愿从一个纱线商人那里获得他所需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和数量的纱线，也不愿同一大堆的个体纺纱者打交道。同样地，纺纱者也宁愿将他的全部产品卖给一个商人，而不是卖给许许多多的织工。在这种方式下，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都被节约了，资本准备金也就减少了。

生产标准化产品（大批量消费品）的大的联合公司，和那些产品只能满足单个企业需求的企业，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在这里，商业完全是多余的，商人和商业的利润可以通过这些企业间的联合来完全消除。通过这种联合来消除商业利润，与相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联合，二者的特点是不同的，因为相同类型企业的联合在其存续期间不存在商业关系。但是，商业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一部分，它的消失也只是相应地增加了产业利润。一旦这些实行了联合的企业与继续保持独立的企业展开竞争，那么这个增加了的利润就会使它们立即获得竞争优势。

如果两种类型的企业利润率相同，都等同于平均利润率，那么联合在最初就并不享有什么优势，因为它也仅能实现平均利润率而已。但是，联合首先使商业周期的波动变得平缓，因此联合了的企业就会有一个更稳定的利润率；其次，它消除了中间人交易；第三，通过为技术改良提供机会，与那些没有实行联合的企业相比，联合了的企业可以获得差额利润；第四，在严重萧条时期，当原材料价格下降慢于制成品的价格下降时，与那些没有联合的企业相比，联合起来的企业可以强化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

联合既限制了社会劳动分工，同时又推动了联合制内部企业的劳动分工，还增加了企业的管理职能，并且从一开始就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最后，正如工场手工业部分地由不同手工业结合而成一样，工场手工业又能发展为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结合体。例如，英国的大玻璃工场自己制造土制坩埚， 因为产品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坩埚的质量。在这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场手工业同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了；反过来，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也可以同那些又把它的产品当做原料的工场手工业，或者同那些把它的产品与自己的产品结成一体的工场手工业，结合起来。例如，我们看到制造燧石玻璃的工场手工业同磨玻璃业和铸钢业（为各种玻璃制品镶嵌金属）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场合，不同结合方式的工场手工业成了一个总工场手工业在空间上多少有些分离的部门， 同时又是各有分工且互不依赖的生产过程。结合的工场手工业虽有某些优点，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19]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联合所产生的巨大进步应归功于强大的经济力量，尤其是卡特尔的形成。然而，作为经济力量结果的联合一旦形成和存在，它必将对生产过程中技术进步的采用创造现实的机会。例如，人们只需考虑将高炉和加工联合在一起，才能将高炉废气作为动力这一有效利用成为可能。这种技术进步一旦达到，就会反过来有力地推动联合的形成，而这种联合靠纯粹的经济因素是无法达成的。

因此，联合指的是有原材料供给关系的资本主义企业间的这种结合。另外，我们要区分联合的不同形式：一种是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结合，它是由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差异而引起的结合；另一种是同一产业部门内部的结合，这是由于以抑制竞争来提高本部门的低于平均利润率水平的利润率为目的的结合。在前一种情况下，参与联合的各企业所分属的不同产业部门的利润率，不会因为这一联合而有任何变化，部门间不同的利润率依然存在，但参与联合的那些企业除外。在第二种情形里，利润率的预期是上升的，因为这些部门通过联合可以抑制竞争。从理论上说，这种情况甚至在仅有两个企业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因为它既可以在这两个企业之间结束竞争，也可以通过二者的联合使它们可以控制市场和提高价格，从而限制其他企业与它们的竞争。当然，也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联合后的企业运用它们的强大的市场地位直接将其竞争对手打败，只有达到这一目标之后，利润率才会开始上升。

企业间的联合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企业可以保持自己形式上的独立性，它们的联合只能用协议来规定，这种联合的情形其实就是“利益共同体”；另外一种形式是，如果它们融合成一个新企业，就变成了人们所说的“合并”。利益共同体和合并都可以是垄断的，也可以是局部的，即自由竞争在这些产业部门继续存在。[20]

首先，利益共同体会尽可能多地将企业包括进去，从而尽可能地排除竞争，以此来提高价格从而增加利润，这就是卡特尔，或者换言之，卡特尔就是垄断性的利益共同体。合并的出发点也是这一目的；如果也采用相同的手段，就是托拉斯。因此，托拉斯就是垄断性的合并。[21]

其次，利益共同体和合并既可以采取水平方向的结合，也可以采用垂直方向的结合。所谓水平方向的结合是指同一产品的生产部门之间的结合，而垂直结合则是指处于生产过程前后相互连接阶段的企业间的结合。因此，才会有水平的或垂直的合并和利益共同体，或者有水平的或垂直的卡特尔和托拉斯这样的叫法。我们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利益共同体是目前更常用的方式，但它的形成不是靠正式合约，而是通过个人之间的联系来达成的，这种个人联系实际上表现了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合并和利益共同体在商业、银行业和产业方面都是可能的。这种发生在同一领域的联合，我把它称为同行联合。但联合也可以在不同行业之间形成，比如商业企业与银行之间，如银行设立了一个商业部门，或百货公司开了一家储蓄银行。同理，产业企业可能会设立一家商业公司，比如在大城市的制鞋厂经常会开设零售店，将产品直接销售给顾客。这种情况我称之为跨行联合。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就像自然界的物种一样，产业的不同部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联合制，从逻辑推论上说，只是对过去相互分离的部门的一种综合。因此，很容易理解的是，钢铁工业将形成一个统一的产业部门，它将煤矿和铁矿石的开采都包括了进来，就像它将钢轨和钢丝的制造包括进来一样。由于每个钢铁厂都包括所有相关这类产品的生产，所以专业化的工厂就消失了。于是，在这样的产业部门中，从利益共同体到托拉斯，所有的能削弱竞争的方式都是可能的。

垂直结合，不论采取的形式是利益共同体还是合并，都不是限制竞争，而是强化联合企业在与依旧保持独立的企业的竞争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水平结合即便只是局部的，但也能够减少竞争；而如果能完成全面的结合，则就可以消除竞争。除了这些经济上的优点之外，联合、合并和托拉斯都享有技术上的优势，这也正是大公司不同于小企业的地方。由于企业和产业的性质不同，这些优点也会有所不同。但是，这样的技术优势自身就足以导致联合制和合并的形成，而利益共同体和卡特尔则纯粹是由于经济上的有利性而产生的。

作为规律，所有这些产业企业的联合，都是由把银行和企业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促成的。比如，一个在煤矿当中有重大利益的银行，会利用它对铁厂的影响力来迫使后者向某煤矿购买煤炭，这也就是联合的萌芽形式；或者，银行在两家正在不同的市场展开激烈竞争的同行业企业里都有利益，就会导致银行努力促使二者达成协议，这就是水平联合的利益共同体和合并的准备阶段。

这种形式的银行介入加速和促进了产业集中化趋势的生产，但银行可以使用不同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竞争斗争的结果就是参与制，因此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和对生产力的破坏；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竞争，就根本不会有现在的竞争的结果——所有权的集中。其他工厂的所有者没有被剥夺，这仅仅是没有所有权集中的生产和企业的集中；就像股票市场上是没有生产集中的所有权集中一样，现在在产业里发生的集中都是没有所有权集中的生产集中。这一事实的显著表现是，所有权的职能已经逐渐地与生产的职能相分离了。

另外，银行对这些过程的介入意味着：第一，对它以信用方式借出去的资本的更大的安全性；第二，从股票的买卖、新股票的发行等类似行为中获利的机会。因为这些企业的联合意味着更大的利润，而这些增加的利润的一部分会被银行占有和资本化。银行对联合的过程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是信用机构，而且首先是因为它是金融机构。

集中的增加同时也为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企业越大、越强、越相似，它们通过竞争消灭对方从而扩大自己的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小。而且，低利润率和对本来就低的价格可能会因为生产的扩大而进一步被降低，阻碍了原本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生产的扩张。不过，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不会被萧条的市场环境完全消除，因此，用合并的方式将以前彼此分离的企业联合成一个大公司，就是此时的出路。

垄断联合要占总产量的多大份额才能实现支配市场价格的地位呢？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对所有产业都有效的统一答案，但答案的基础还是有的，如果我们能回忆起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关于繁荣和萧条时期竞争行为的不同的话。当处于经济景气时，需求超过供给，产品的价格会尽可能地提高，此时，外部企业的产品售价高于而不是低于卡特尔的价格。而在供给超过需求的萧条时期就不同了，此时卡特尔必须清楚联合是否真的能控制市场；如果它的产出对于满足市场需求是绝对不可或缺的，那么联合就能实现对市场的控制。卡特尔只会在对价格满意时才出售产品，这仅仅是因为没有它的产出市场需求就无法满足。卡特尔可以按它选择的这种价格售出市场所缺少的量，但这一数量必须是严格控制的和逐步投放的，不能一下子涌入市场，这样外部企业就可以卖掉它们的全部的产出。首先，这种价格政策最有可能被采用的产业部门，是那些产出的限制不会带来太大损失的部门，尤其是那些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以及资本不断贬值对它们没有很重要影响的部门。这两个条件在采掘工业中都存在。矿石和煤炭不会贬值，劳动力是生产的主要因素。其次，这种价格政策会被采用的产品是：对它的消费在萧条期间只会轻微地减少产量的产品。当上面提到的这两个情况都不存在时，卡特尔如果想要继续维持销量，那么就只能被迫在价格上对与其竞争的外部企业作出让步。在这一点上，卡特尔不能支配总产出，它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这样自由竞争就会被重新建立起来。

对生产的限制会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利润率，但它又是必需的，因此它会遇到即便是在萧条时期也想维持价格的趋势的抵抗，而这反映出了卡特尔对市场的控制。但是，如果卡特尔只能满足市场的平均需求，而给外部企业留下了令它们满意的商业需求空间，那么这种对生产的限制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这一条件只能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发生，即外部企业的产量不能超出繁荣时期所产生的追加的新的需求量，否则就会出现限制卡特尔销售的危险；其次，外部企业的生产成本高于卡特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价格水平才是对卡特尔来说是有利润的，并且还可以把竞争对手驱逐出市场，从而确保自己的销量。换句话说，必须把商业波动所造成的全部负担让外部企业来承担。当竞争对象被逐出市场之后，在繁荣时期，卡特尔还可以获得大量的额外利润，萧条时期则获得正常利润。在这种条件下，毫无疑问，就垄断联合的利益而言，不必阻止外部企业的全部活动，虽然因为其支配地位，它有实力经常这样做。

那么，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外部企业如要继续其生产，需要什么条件呢？这主要取决于那一时期垄断联合企业在规模和技术装备上的优势有多大，但这种优势经常也是暂时的或不充分的。当卡特尔的集中导致了它对生产有了更强大的支配能力，可以因此在经济垄断之外又有自然垄断时，情况就不同了。比如说，那些拥有优质煤矿或铁矿以及拥有优越的水电资源的卡特尔，就会让外部企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后者无法将其产量提高到对卡特尔构成威胁的地步，只能在繁荣期市场价格高过它们高昂的生产成本之时才能进行生产。

钢铁托拉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类政策的极好例证。这类公司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增加产量，可是它们不这么做，仅仅是因为要避免在萧条时期出现生产过量的情况。

生铁工业的那些大联合制企业的想法是，每当它们发现一个新市场时，最好的做法就是只提供基本产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需求活跃时期，它们允许那些不属于联合体的外部企业以及那些生产成本高的企业稳步扩大生产，甚至将更多的仃单转给它们去做。随着价格的上升，一些小的企业也有利润了，投机热导致了新的非联合企业的生产。总之，与以前非常低的成本相比，现在的生产增长是在高成本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的趋势会一直持续到新增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价格又开始下降为止。现在，那些在繁荣高峰期投入使用的高炉，如果它的生产成本很高，那就要从市场上消失了， 因为它不能带来利润。只有那些生产成本最低的公司才能生存下来，因为它们还能产生利润，而它们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所有的钢铁托拉斯、大联合制企业以及拥有特别优质的高炉的独立企业。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些大企业以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所有的公司是如何确定生产形式，以保证它们无论是在经济好或是不好的情形之下都可以生产利润，并为自己的产品开创出新的市场的。在好的年景里，这些公司不会受到外部企业的日益增加的竞争活动的威胁， 因为如果它们自己去满足这些增加了的需求的话，那么一旦后面萧条来临，它们就要更多地承担过度生产的后果，而现在这一后果可以让外部企业去承担。[22]

莱茵·威斯特法伦煤业辛迪加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外部企业在这里是不太重要的。1900年，辛迪加煤矿占整个多特蒙德矿山管理区总产量的87％，辛迪加之外的全部其他企业的产量总共才占13％。因此，辛迪加控制了市场和价格。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危机时的1901年，它依旧可以选择限制产量，但价格却保持着1900年繁荣期的水平的原因。结果，其他企业在1901年和1902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产量，而辛迪加的产量却因为它更重视价格水平的维持反而减少了。[23]

另一方面，当生产的扩张不会受到自然垄断的限制时，或者当产量的增加远远超过繁荣时期所增加的需求，而成本却保持不变甚至下降时，垄断联合企业就会被迫实行不同的政策。此时，对市场的控制主要取决于联合企业能否控制总产出的绝大部分，否则，萧条将会使得形成的卡特尔对于参与者来说毫无价值，也许它们还会毁掉这个卡特尔。

自然垄断的存在与否，主要是会影响价格形成和生产成本，因此也会影响垄断联合的稳定性和执行力，以及它控制市场的程度与能力。为了能够支配市场，对于联合制企业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总产出的绝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市场的持续控制的可靠程度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市场控制力最强且最有保障的时候，是经济垄断外加自然垄断时期；同时，已经组成的垄断联合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庞大的资本准备金的存在，使得它可以将大量的资源长时期地固定起来。生产原材料的辛迪加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它对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垄断，而矿山法规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极大地促进这种垄断。

经济垄断可以通过垄断联合所拥有的专利权这种法律垄断形式而得到强化。在这里，由于这些公司的资本量大得多，因而它们在与单个独立的竞争对手争夺新的专利权时优势也要强得多，从而可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垄断地位。[24]

在自然垄断和法律及纯粹的经济垄断的中间阶段，是对运输手段的垄断，因此托拉斯会努力争取获得对陆路和水路运输的控制权。运输手段的国有化削弱了垄断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减慢了企业财产的集中过程。为了建立新企业所需要的资本数量越大，这种经济垄断的力量也就越强，银行与垄断联合组织之间的联系也就变得越紧密，因为没有银行的帮助，大的产业企业几乎不可能存活到今天。

[1]
霍布斯这样概括这些尝试：“人的本性就是不断地追求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直到死的那一天。人之所以如此贪得无厌，并不是由于他们希望能够从拥有更多的财富中得到更多的乐趣，也不是由于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而是因为他们并不能肯定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就能保证让他们过上稳定舒适的生活。”（《利维坦》，第11章，第2段）

对社会和人性有深刻见地的大师左拉，通过贡德尔曼这个人物生动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性：赚取利润的唯一目的是赚取更多的利润。贡德尔曼的日常需求已经减少到了只靠喝牛奶来维持生存的地步了，但是他却依然费尽心机地牟取暴利。因此他和萨尔卡（贡德尔曼和萨尔卡都是左拉小说《金钱》 中的主要人物。——英译者）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原则的忠实贯彻者。这里的资本主义原则是对资本的欲望、对权力的渴求以及对奢华生活的孤注一掷。小说中的贡德尔曼反映出了借贷者和股票投机者身上的本性，左拉对于这两类人物的描写，要比易卜生在其著作《约翰·盖贝尔·布克曼》（在这本书中，人们的社会需求被资本主义精神严重扭曲）中的描写生动得多。因为布克曼的行为出发点不是利润和利益，而是自身的社会需求，这是与资本主义精神相违背的。那些有关资本主义的悲剧，大多数都是以资本主义的利益追求和个人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为核心的，而这正是这些悲剧脱离现实的主要原因。现实中真正的资本家只拥有小说中人物特征的一小部分，他们与那些具有悲剧色彩的守财奴并不一样。

[2]
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这种行为动机将会使得经济状况具有平均化的趋势，比如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格、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相同的劳动具有相同的工资和剥削率等。但是如果仅仅从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方面来考虑，我们是无法对这种平均化的趋势进行详细的量化分析的。为了能够进行深入的量化分析，我们首先要了解社会总产品的规模，因为这种平均化趋势是在对社会总产品进行分配时才产生的现象。我们无法通过分析经济主体的心理来得到经济科学量化分析的结论。

[3]
在现代的轧钢厂中，劳动力的使用数量有明显的下降，比如，“仅一个升降机就把相关岗位上的劳动力数量从15～17位下降至了4～5位。从1880年到1901年，美国每吨钢材所需要的劳动力支出下降也十分明显：

“钢轨碾压工人，从15位下降到了1位以下。

“钢丝碾压工人，从212位下降到了12位以下。

“钢丝坯加热工人，从80位下降到了5位以下”。

（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 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3页）

[4]
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 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13页及以下。

[5]
瑞赫：《德国造鞋业》，第54页。

[6]
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 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6页。

[7]
了解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和价值规律都很重要。价值规律并不直接控制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只能影响整个社会的交换；而每个经济主体的交换行为，都只能是整个社会的交换行为中的一部分。从另一个角度讲，个人之间利润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社会分配的重要特征。正是因此，我们经济生活中才会有财富积累和集中化，才会有兼并、联合、卡特尔和托拉斯。

[8]
毫无疑问，英国银行系统特殊的发展道路，使得英国银行对于工业部门的影响十分微弱，这是英国产业集中化趋势发展困难重重的原因。因此，在英国，当工业企业卡特尔形成后，在经济繁荣时企业之间可以达成松散的定价契约，以提高商品的价格。但是在经济萧条时，这种松散的卡特尔组织就会瓦解，价格联盟将会崩溃（参阅亨利·麦克罗斯蒂的《英国工业中的托拉斯运动》，第63页以下内容，文中列举了很多联盟崩溃的案例）。近些年来，由于受到美国和德国的竞争，英国工业部门发展得更加有组织了，企业间的联合也增加了许多。英国工业企业重新拾回了它在世界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这恰恰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是多么重要。

英国银行业的发展则显露出另外一种现象。在德国和美国，能为工业部门的共同利益而努力的人是银行董事会的成员，他们通过私人关系为工业企业获取利益。但是在英国，这种现象则不那么明显，因为工业企业之间更多的是依靠企业内部董事会成员之间的私人关系。

[9]
在1907年6月中旬，大部分德国和英国的纺纱厂就已经接到了1908年的第一季度的订单。1907年1月，德国的煤炭消费者就已经与煤炭辛迪加签订了15个月以后（也就是1908年3月）的煤炭固定销售合同（1907年7月16日《法兰克福报》）。

[10]
《资本论》，第一卷，第228～229页。马克思下边的论述也非常饶有兴味：“在一个群体中，如果每个人都无法得到一定份额的收入，那么他们就会有联合起来以提高总收入的意愿，这就是垄断形成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发现，只有他们在减少整个群体的总产出时他们的收入才能增加，那么这些人就不会联合起来，而且会相互斗争，这就是竞争形成的直接原因。”（《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05页）

[11]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卡特尔也是一种“必然产物”。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发生危机或者经济下滑能为联合各个企业创造优越的条件，但是事实上，当经济繁荣发展时，组建卡特尔这种垄断组织是最容易的。因为在经济繁荣时，在共同利益驱动下组建卡特尔组织，可以让这些厂家维持最优价格水平，实现更高的利润。另一方面，如果各个企业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常常不惜一切代价地去争取订单，把商品价格压得非常低，那么它们之间就很难形成卡特尔（弗尔克尔博士：《德国印刷纸生产者协会的报告》，载于《关于德国卡特尔的纠纷案》；另外还可以参阅海因里希·库诺夫关于卡特尔历史的叙述：《卡特尔的理论和实践》，载于《新时代》，第二十二卷，第2期，第210页）。

[12]
列维就曾观察到，尽管国际市场上稀缺资源的价格起伏不定，但是美国市场上的钢轨价格从1901年5月到1905年的夏天都没有改变，一直维持在28美元的水平上。“美国钢铁联营这种垄断组织，似乎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失去了垄断力量，而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又可以重新控制市场。

“比如，在1892年钢铁价格大幅下滑时，由于钢铁联营组织内部的主要成员卡耐基钢铁公司和伊利诺伊斯钢铁公司产生严重分歧，导致钢铁联营组织的崩溃。同样，在经历了1896年短暂的经济繁荣之后，第二个联营组织也于1898年破裂。然后整个钢铁市场便是一片消沉，这又使得钢铁企业在1898年重新商讨措施，建立起新的卡特尔组织”（海尔曼·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201页）。

[13]
在德国鲁尔矿区，建立一座新的矿井大约花费五到七年的时间；而在美国，建立一家独立的钢铁厂和轧钢厂则需两年的时间，如果工厂要建高炉，那么工期会更长（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 1905年柏林版，第221页）。

本文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一种竞争现象，因此它不属于《资本论》所研究的范围。不过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了类似的竞争现象：“按照自然规律，动物和植物的生长都是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它们的数量不能像机器设备、煤炭和其他固定资产那样增长迅猛，因此，下边的假设是可能实现的，即在机器设备、煤炭等工业资产迅猛增长的时候，动植物的供应量却增长缓慢，这就会造成动植物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导致动植物的价格上涨。”（《资本论》，第三卷，第140页）这里所描述的现象是因为不同商品的生产周期长短不同所造成的。 自然有机物的生产取决于自然法则和条件，而工业产品的生产则取决于资本数量，特别是固定资本量。

[14]
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31页。

[15]
同①，第98页。

[16]
同①，第121页。

[17]
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136页。

[18]
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第223页。在美国，铁路建设对钢铁的需求是促进钢铁业早期发展的首要因素，所以，当经济周期使得钢铁价格波动很大时，美国钢铁业就有了组建钢铁联合组织的意愿了。

[19]
《资本论》，第一卷，第381～382页。

[20]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一个组织具有决定市场价格力量的时候，这个组织就应当看做是一个垄断组织。一些独立于这个垄断组织之外的企业，事实上也在接受垄断组织的领导，接受垄断组织所定的市场价格，因此，即使市场上有这么一些独立的企业，但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这些自由竞争依然是不存在的。不过，为了不与那些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相冲突，我把这些垄断组织称为垄断的联合，而不是利益共同体（利夫曼：《卡特尔和托拉斯》，1905年斯图加特版，第12页）。

[21]
利夫曼：《卡特尔和托拉斯》，1905年斯图加特版，第13页。

[22]
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156页。列维利用下面生铁的生产数据，对上面的论述作了说明。下面的数据中只包含了铸铁和炼铁的生产数据，而铸铁和炼铁并不是企业的主要生产项目，不过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问题了。生铁的生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这家公司在1903年的产量比1902年下降了，而那些单个企业的产量却增加了，所以这家公司在总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从44.3％下降到了39.3％。不过在经济低迷的1904年，这家公司的产量却依然有了一定的增长，而那些单个企业的产量却大幅下降了1 400 000吨，使得那些单个企业的产量比1902年的还要低。

在这里值得提一下的是，那些把独立于卡特尔组织之外的企业看做是精神病和罪犯的人的想法是极其肤浅的。这种想法即使从卡特尔谋取利润的角度来看也是十分荒谬的，更别说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了。因为正是有了这些独立的单个企业间的竞争，卡特尔组织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运作和管理，同时这些独立企业的存在还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23]
《关于德国卡特尔的纠纷案》第一卷（1903年柏林版）第80页上基尔多尔夫的论述。

[24]
另一方面，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果在占有专利技术条件下继续和其他企业竞争，能够让企业获取更多的利润，那么专利技术的占有就会使得企业间的联合更加困难。“在纺织行业中，只有几个企业存在着。兰开夏郡有八家大型的纺织设备生产企业，它们不仅仅垄断了国内的纺织设备市场，而且年出口额还高达4 500 000英镑。很多人不止一次地建议它们能够联合起来，但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机械工业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发明的行业，如果这些发明成了某个企业的专利技术，那么这个企业在一段时期内就拥有了竞争优势；而一旦拥有了竞争优势，那么这个企业与其他企业的联合意愿就降低了。并且还有好多企业家都不愿意将自己举世闻名的企业，合并于一个不以自己企业名字命名的组织里。特别是那些靠自己双手和智慧打拼天下的企业家，更加不愿意让自己的企业被垄断组织合并”（麦克罗斯蒂：《英国工业中的托拉斯运动》，第48页）。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小的垄断组织与那些大型垄断组织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不过，企业间交换专利的意愿也促进了很多垄断组织的形成。德国化学工业的协议，以及德国通用电力公司和美国威斯汀豪斯公司之间的协议，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12章　卡特尔和托拉斯

资本主义企业联合的形成方式有三种不同的区分。水平联合和垂直联合的区分是纯技术派的区分方式的一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些联合的形成是如何由于技术和经济的原因所导致的。

局部联合与垄断联合的区别取决于它们在市场上的不同地位：它们是否控制价格；或是相反，不得不接受市场价格。在这一联系上应该注意的一点是，控制价格的能力并不是取决于同一类型的参与联合的所有企业。在商业或经济周期的所有阶段，只要联合能控制对于市场需求的满足来说不可或缺的那部分产出，或者能将其生产成本始终保持在低于外部企业的水平就足够了。只有在这一时期，即萧条来临时期，对生产的限制才是必要的，不过这时限制的是外部企业的产出，而价格只需降至能弥补卡特尔的生产成本这一水平上就行。

利益共同体和合并的区分仅仅在于正式组织的形式的不同：利益共同体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原本独立的企业通过协议而组成的；而合并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统一合并成为一个新企业。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组织形式的不同，而没有任何实质的不同。它们的区别更多的是取决于利益共同体据以形成的协议内容的不同。任何情况下，协议都会在某些方面限制参与企业的独立性，而合并则完全消灭了企业的独立性。但是，在对独立性的限制和独立性的完全消失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协议对参与利益共同体的企业的限制越多，其经济结果也就更多地与合并靠近。而且，对企业独立性的限制也可以有多种方式：第一种，企业组织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确立它们的协议，即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接受或默许公共机构、中心机构的监督，而这一机构则通过统一确定支付日期和条件等方式，也就是将商业交易的“条件”标准化的方式，来实现对流通领域的竞争的某些限制。

形成垄断的利益共同体的协议的内容，是由它的目的所决定的，即通过提高价格来增加利润。而达到这一点的最简单的方式是，加入价格协议。但价格不是任意的，而是取决于供给与需求。单纯的价格协议只会在繁荣时期有效，因为那时价格趋于上升。但即便是在那一时期，协议对价格的限制也只是在一定限度内的。价格的上升鼓励了生产的扩张和供给的增加，但却最终导致了价格协议无法维持。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卡特尔最多能撑到萧条来临时，通常它都会瓦解。[1]

如果这种类型的卡特尔想把协议继续执行下去，那它就必须走得更远一点，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建立联系，这样协议的市场价格才能得到维持。因此，必须调节供给和设定生产限额。实行这样的政策当然是符合卡特尔的整体利益的，但并非总是符合其中的每个成员的利益的，尤其是那些通过生产扩张能够降低生产成本的成员，它们经常试图回避卡特尔的规定。对付这种回避的最好的预防措施是取消其成员自行销售产品的职能，改由卡特尔的中央销售代理机构来执行销售职能。

然而，增加控制的可靠性不是上述措施的唯一后果。在卡特尔存在期间，它还禁止单个企业与其顾客之间的任何直接交易，因此剥夺了这些企业的商业独立性。于是，卡特尔可以将其成员捆绑在一起了，不仅是用协议的内容的方式（因为那个东西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易回避），而且是用共同的经济安排的方式。一个成员企业如果离开了卡特尔，那就不得不重新建立与顾客的联系，重新建立销售渠道。有时这一企图甚至还有可能会落空，或者即便是成功了，其付出的成本也将是非常巨大的。用这种方式，卡特尔获得了更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通过剥夺参与者的商业独立性，从而将成员间简单的协议变成一个商业统一体，这样的卡特尔被称为辛迪加。联合采取辛迪加的形式是可能的，但只有达到下述条件时这种可能才会变成现实，即买者加入卡特尔的任何一个企业的购买都是一样的，这一点是以生产的某种标准化为前提的；而这一前提—　—标准化—　—又是建立像辛迪加这样的更紧密的、持久的和约束严格的组织的先决条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生产特定商品的卡特尔企业会更困难一些的原因，因为它从商标、专利等等的使用上获得了超额利润，因此竞争的消除对它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它只是被迫加入卡特尔或联合，以免它的原材料供给被卡特尔化。通常，卡特尔化会使生产变得更加简单化。[2]

对于垄断的利益共同体协议的内容的发展，可以用更为简单化和图式化的形式表示如下，虽然有些重要阶段可能会被遗漏掉：第一步，最松散的形式，它实际上是准备阶段，也就是格龙策尔所说的“卡特尔的条件”。第二步，价格的联合管制，但目的在于维持价格水平，因此必须相应地确定供给量。价格管制，如果不想让它只是一个短期的和暂时性的东西，那就必须对生产实行管控。为了防止回避协议内容的约束，就必须将销售权从各个企业手里转移到所有企业的共有机构中，即设立销售办公室或中心，这样企业便会失去它的商业独立性和它与顾客之间的直接联系。如果利润不是完全按谁创造谁占有的原则来进行分配的，而是按照所有参与者事先的约定来进行分配的，那么这一协议还可以得到更为有效的维持。同理，原材料的购买也可以在集体的基础上进行。最后一步，对于每个企业技术的自主性的干预。设备条件差的企业也许会被关掉，而其他的企业可能会更专业化，就只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由于其技术设备或最靠近市场等原因而使其特别适宜生产的产品。[3]
所有这些都可以达成协议并在利益共同体中执行。但是，这种类型的利益共同体与合并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的上层组织机构过于臃肿。这就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误解，即将卡特尔和托拉斯当成是彼此排斥的或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卡特尔的组织形式可以将其参与企业的独立性限制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从形式上完全与托拉斯没有什么实际的区别。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对独立性的限制能给参与者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就提供的这些好处而言，托拉斯从一开始就有了，而在卡特尔中，则取决于它赖以建立的协议的性质和结果。[4]

垄断联合是一种为了实现经济支配的组织，因此它与国家统治组织很相似。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类似于同盟国、联邦制国家和统一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将卡特尔赞美为“民主的”是托拉斯的对立面的说法，与有人将过去的德意志同盟也视为“民主的”一样，显得是那么荒谬！

就控制价格而言，托拉斯的优势要大于卡特尔。卡特尔被迫将其价格固定的基础建立在其成员公司中生产价格最高的那个上，而托拉斯只有一个统一的生产价格，这一价格是其参与的企业的生产价格的平均化。托拉斯所确定的价格允许其企业将产出最大化，它通过销量的上升来弥补单位商品利润下降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托拉斯还可以关闭利润少的企业，在这一点上，它比卡特尔要容易得多。当产量必须削减时，托拉斯只需削减高成本企业的产量从而降低平均生产成本即可；相反，当需要增加产量时，它就将产量增加集中在那些更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身上。一般来说，卡特尔不得不在所有的成员企业间公平地分配增加的产出。在这种方式下，技术优越的企业可以从卡特尔的固定价格中获得不会在竞争中被平均化的超额利润，因为卡特尔排除了竞争，因此这种超额利润似乎具有级差地租的性质。它与级差地租的区别来自于下述事实：它不像最劣等的土地那样，效率最差的企业不是为满足市场需求所必需的；如果它的生产可以被转移到更有效率的企业里，那么差的企业就可以被关闭。由于卡特尔的价格首先得到维持，因此增加了的产量对于那些低成本的生产者来说就意味着超额利润，从而使得高成本的企业即便就是停止生产了也成为有利的事。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级差地租”就消失了，只有卡特尔的高利润还保持着。

生产成本的不同在生产原材料的卡特尔里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地租（或矿山地租）的数量是其生产价格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它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关闭利润少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只产生很少地租的企业）的趋势；另一方面，它又有维持高价格的趋势，这又导致了对产出相对更严格的限制。 自然垄断有助于达到上述的政策效果。高昂的原材料价格会影响加工工业的市场价格，也会影响到它的产量。

[1]
恩格斯在下述描述的是这样一种卡特尔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十分迅猛，并且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规律，这引起了资本家们越来越多的重视。这种现象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保护性关税得到大量施行，新的保护性关税政策与旧的保护性关税政策有明显的不同，受保护性关税政策保护最多的恰恰是那些能够出口的商品。二是所有生产企业里的企业主纷纷组建卡特尔或托拉斯，通过调节生产来调节产品价格和企业利润。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实验只有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才能奏效，而当经济危机袭来时，这些卡特尔和托拉斯都会被抛弃，此时，调节生产肯定不会是资本家的责任。在经济危机期间，卡特尔组织还负有另外一个使命，那就是促进大资本兼并小资本。”（《资本论》，第三卷，第142～143页）

[2]
“卡特尔组织希望其内部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能够统一，消除产品之间在质量、形状、用料等方面的差异。这种事情也可以通过人为的手段来实现，就像在进行商品交易时，我们必须要对所交易的商品设置一定的标准一样，以使这些商品能够满足交换需求。同样地，我们也可以通过设定一定的标准来让企业共同执行。卡特尔组织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属于组织内的企业共同遵守的详细生产标准，这样就可以消除各个企业间的产品差异了，比如，国际镜面卡特尔组织就把玻璃镜面的厚度统一规定为10～15毫米。

“奥匈麻绳卡特尔组织就曾对所有的麻绳产品设置了生产标准，并要求组织内部的所有企业都要遵守这些生产标准。同样，奥匈黄麻卡特尔也设置了麻袋的统一生产标准”（格龙策尔：《关于卡特尔》， 1902年莱比锡版，第32页以下）。

[3]
卡特尔组织也会发布一些影响企业生产和技术的措施，德国钢铁企业联合会董事会主席沙尔特布兰德就曾说过：“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怎样才能在未来的商业联营中管理我们的销售以获取最大的利润，以及我们怎样分工才能降低生产成本，或许可以通过让企业实行生产专业化来降低生产成本。”（《关于德国卡特尔的纠纷案》，第十卷，第236页）奥地利的机器制造卡特尔，就对其内部的企业进行了分工，所有企业的生产利润统一由卡特尔管理和分配。

[4]
格龙策尔（《关于卡特尔》，第14页）认为，“卡特尔与托拉斯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欧洲在这几十年内卡特尔组织发展得十分迅猛，但是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卡特尔组织和托拉斯组织之间互为转化的例子”。在这里格龙策尔犯了一个错误，即他误把卡特尔和托拉斯的法律定义当做了这两种组织的本质。事实上，卡特尔向托拉斯转化的事例不多恰恰表明了卡特尔和托拉斯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好多独立的卡特尔组织由于其发展限制越来越多，现在有向托拉斯转化的迹象。很多卡特尔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卡特尔所在的环境不同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受法律的影响不同所造成的。比如，美国法律对卡特尔组织就设置了很多障碍，这导致了在美国的托拉斯组织比较多。

第13章　资本主义垄断与商业

产业的资本主义联合通过商业对流通和它的中介产生反作用。在这里，我把商业看做是一个特殊的经济范畴，以区别于它的那些诸如计重、测量和运输等的技术职能。商品生产要求必须有商品的全面空间位置的变换，而这一过程是通过购买和销售来完成的。如果这些变成了某些资本的一个独立职能，那么这些资本就是贸易或商业资本。很清楚，当这些行为（否则就得由生产者自己来完成）变成自主的行为的时候，也即独立化的时候，它们也不会因此就变成创造价值的活动，商人们也不会变成生产者。不过，商业的独立化使购买和销售集中化了，它节约了储存和保管等费用。一句话，商业降低了必要的流通费用，因此也减少了部分的非生产性费用。但是为了能够进行交易，必须要有一笔货币，然后再将这笔货币转化为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笔货币都具有资本的性质或特点，如果商业的职能变得独立化了，那么投资在商业上的货币也必须变成资本，也就是说，要带来利润。但是很清楚，这一利润不是从商业中产生的，也不是从商业这种购买只是为了再出售的行为中产生的，那里仅仅是占有利润而已。利润的数量是由资本量决定的，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但是，这一利润本身来自于生产中创造的利润，而产业资本家必须把原本归他的一部分利润让渡给商业资本家，并且其数额应该大到足以吸引必要的资本投入到商业上。

在商品生产普遍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以前，商业和高利贷及借贷资本一样，它们的出现要早于产业资本，通过将社会的财富的集中，特别是货币财富的积聚，创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借助信用这一经常被用来确立资本主义依赖关系的重要手段（经常采取的是商品信用的形式），它使古老的手工业生产产生对它的依赖，因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家庭手工业和最初的工场手工业。产业资本后来的发展结束了产业对商业的依赖，并使二者的行为相互分离。

商业自身的发展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它由交易的技术条件决定。商业把产品从各个生产中心集中采购过来，然后将它们出售给最终消费者。这些消费者越分散，零售店就会越多，这不仅会体现在数量上，而且会体现在时间和地点上。零售商业的性质取决于它的收入结构和最终消费者的地理位置的集中程度，这两个因素都会因为所处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就商业技术这方面而言，大公司对小公司的优势恰恰是最明显的。购买和销售的成本、簿记等，它们的增加跟交易量没有任何比例关系，因此导致了集中趋势的出现。但是由于商业离最终消费者越近其销售的地点和时间就越分散（而这正是商业的特点），因此商业公司的规模受到其最终消费者数量的限制；而这一限制虽然经常是有弹性的，但总体上的趋势是随着当地的发展而扩大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对经济规模产生影响。在每一个阶段建立更大的公司的趋势都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只是力度和速度有所不同而已。商业的地理位置的非集中化需求，可以通过同一公司设立更多的分店来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人口在城市的集中，使得零售店可以集中到大的百货公司里，但这只是集中的开始。商业的技术要求将百货公司自身与大的采购机构联系在一起，而大的采购机构是由许多百货公司联合而成的，并会对它们的金融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大百货公司巨大的金融需求也迫使它们与银行形成更为密切的关系。[1]

伴随着这一集中过程，零售店也出现了降低其自身独立性的趋势，因为消费品制造商自身承担了销售其产品的工作。这一过程在托拉斯完全消灭了独立零售商的地方发展得最快，就像美国烟草公司所做的那样。[2]

另一方面，这一集中趋势也会遇到一些阻碍。开一个小零售店是相对容易的，并且越小越容易，因为当这样的小零售店向生产者购买商品时，信用特别容易获得（它只需要商品信用），同时这也是它们的竞争手段之一。在这些小零售店里，低利润率是主流，这使得它们只能充当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你生产我销售，其结果是不会产生消灭它们的强烈的经济动机。

除了这些将产品直接卖给最终消费者的在零售店中发挥作用的技术因素之外，在产业内部，它们与批发商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是关系到产业资本家之间或他们与作为他们的商品的总销售商之间的交易。在这里，产业的集中对商业的发展起了反作用，迫使商业作出调整以适应产业企业。产业企业的集中程度越高以及它们的产量越大，支配这些产出的商人所需的资本量就越大。而且由于集中减少了产业企业的数量，商人变得多余的程度就越大，因此那些巨大的集中的生产场所无需独立商人的介入就可以彼此直接联系，并且其关系也表现得更为简单。产业的集中不仅带来了商业的集中，而且使它变得多余。商人的数量变少了，因为单个商人变大了，每个独立的商业资本家所承担的和完成的交易量和范围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中的一部分现有的资本变成了多余的，可以从流通中抽回。

投资在商业中的资本等于年社会产品价值除以商品资本的周转次数，再乘以年社会产品在到达最终消费之前所经历的中间阶段的次数。但是这一数量只是从簿记角度来计算的，因为商业资本的大部分都是由信用构成的。商业资本只是用做商品流通，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流通的进行，其中的大部分并不需要现实的货币的使用，产业资本家只是彼此之间开展和抵消信用。实际的商业资本数量是很小的，也只有这一部分资本才能给商人带来利润。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取决于他们的全部资本，而无需考虑这些资本究竟是自己的还是借来的，因为它们都是生产资本。商业利润由它实际使用的资本来决定，因为这不是生产资本，它只是执行着货币或商品资本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信用的使用不仅意味着财产的分离从而利润的分割，并且也意味着资本的绝对的缩减和与之相伴随的利润的减少，即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的归商人所占有的利润的减少。在这里，信用直接降低了流通费用，就像纸币所起的作用一样。

然而，商业利润是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归商业资本占有的份额越大，归产业资本家占有的份额就越小。因此，在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导致了他们相互之间的斗争，并以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独立性的丧失而告终。在这种资本家之间的利益斗争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相互之间的资本的相对实力，但这一实力不能仅仅从纯粹的数量上来理解。前面的探讨中我们已经知道了资本的形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货币资本的控制可以带来优势，因为当信用体系发展了之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依赖程度都增加了，因此，通过不同的方式，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依赖性也都增加了。

只要自由竞争占据着统治地位，那么商业就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产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来与之斗争。这一点在那些生产相对分散的产业部门显得尤其明显，在那里，商业可以达到一个集中的更高阶段。信用关系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只要信用大部分是由银行资本家主要提供给商业资本家的，那么商业资本家就享有了金融优势，他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向生产者要求获得一个有利的价格、有利的供货条件和支付时间。通过这一手段，商业资本家可以在繁荣阶段捞到好处，在萧条阶段则将损失转嫁给生产者。这也是生产者不断对商业资本家的独裁进行抗议的时期。然后，商业资本家的行为起到了使企业联合起来成立卡特尔的作用。然而，随着银行与产业关系的变化，以及产业的资本主义联合的兴起，这一情形被彻底改变了。

局部的产业联合减少了交易的数量，垂直联合通过相互之间的直接联合使交易变成了完全是多余的，水平联合在集中的过程中其作用也基本相同，但垄断联合却具有完全消灭商业独立性的趋势。我们已经知道，对市场的实际控制最初成为可能就是在商品通过中央代理机构来销售的时候。但是为了在这些产业部门和企业中调节产量，中央代理机构必须能够不断地对可能的销量进行估计。由于消费是由价格水平决定的，因此垄断联合必须在任何阶段都不能受到任何独立因素的干扰、控制。这些独立因素恰恰就是商业资本家。如果商业行为包括价格的决定都由商业资本家来进行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这一有利的市场条件为自己谋利。他们可以为了投机目的而囤积商品，在繁荣时期再以更高的价格将其售出。一方面，这将会导致生产的缩减，而卡特尔却无法获得更高的利润以补偿其产量缩减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卡特尔出现方向判断的错误，以这些投机作为确定产量的唯一基础，那么也许会误导来自这些商业资本家的需求。因此，垄断联合将会尽力消除所有形式的独立商业，因为只有到那个时候它才可以完全控制价格水平。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卡特尔化自身已经包含着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内在联系，因此卡特尔通常会更强大一些，并将它的意志强加给商业。它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试图剥夺商业的独立性，减弱商业对价格的影响力。因此，卡特尔化将会使作为资本投资领域的商业消失。它限制了商业交易，并完全消除了其中的部分交易，让自己的付薪雇员和卡特尔的销售渠道来执行另外的几项职能。实际上，部分以前的商业资本家现在已经变成了卡特尔的代理人，完全按照卡特尔要求的价格进行购买和销售，其中的价差就构成这些“商人”的佣金。但是，佣金的水平不再由平均利润率来决定，而只是卡特尔支付的固定工资而已。

但是，如果这两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力量对比不同，那么商业和卡特尔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某种程度的不同。很可能商业的集中条件变得比产业更有利，在这种情况下，一小部分的商业资本家可以与数量众多但资本数量较少且产品销售依赖这些商业资本家的产业企业相对立。那时候，商业资本家就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本数量更大这一优势，通过在金融上参与这些企业的方式，将其部分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然后再利用他们对产业的决定性地位优势迫使企业将产品低价卖给他们，以产业损失利润的方式来增加他们的利润。最近几年，在几个消费品生产行业（其产品销售给大的资本主义百货公司）里，这种依赖关系更加强化了。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阶段，这种依赖关系再现了资本主义早期的一些情形，比如，导致了资本主义家庭手工业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商人代替了手工业者。类似的关系在那些卡特尔化的条件已经成熟的产业中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已经投资了一系列企业的商业资本，可以在本应由银行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中来发挥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商业资本家直接参与了卡特尔，但是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事实上通过金融参与，他们已经介入和参与了产业生产。[3]
不过实际上，任何变化都没有发生。因为在这里太多的商业资本家被剥夺了价格决定的权力，失去了为产业提供销售服务的职能，现在产业自己就直接建立了与消费者的联系。

因此，通过使得某种商业职能完全失去必要性和减少其他部分的成本的方式，垄断联合消除了商业的独立性。某些企业为了赢得消费者而降低的流通成本，虽然是以其他企业销量的减少为代价的，但效果却是一样的。用于这一目的的首先是销售员的差旅费（他们的人员数量取决于产品在各企业间的分散状况）和广告费，这些费用都是非生产性流通费用。对单个企业家而言，他们能够带来利润的多少取决于他们能够成功地增加多少销量。对作为整体的这一生产部门来说，这些费用原本是归它们占有的利润的损耗。卡特尔化能够大大地降低这些费用，其所使用的方式有：广告仅限于产品介绍，将销售员的差旅费降低到已经缩减的、简化了的并且已经加速了的活动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等等。

奥地利经历了一个独特的发展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真正的资本主义批发业在那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大批量消费品制造业领域，尤其是在投机起作用的领域，比如糖业贸易，银行承担了本应由批发商执行的职能。银行之所以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承担这一工作只需要数量很小的一笔资本即可。结果，不论是作为批发商还是作为信用的供给者，银行都有将它们卡特尔化的兴趣。因此，奥地利为银行资本对卡特尔化的直接的和自觉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最清晰的例证。那时，银行还保持了它作为卡特尔的销售代理人的职能，并为它的服务收取佣金。类似的趋势最近在德国也出现了，比如，沙夫豪森州银行就已经为自己的卡特尔的产品设立了专门的商品部。[4]

整个过程的结果就是商业资本数量的减少。但是如果资本被减少了，那么由此原本归它占有的利润也就减少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利润是产业利润的扣除，而商业资本的这种减少也是非生产性费用的减少。但它对价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生产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加总利润决定的。利润在企业家利润、利息、商业利润、租金等方面的分割对价格没有任何影响。卡特尔已经代替了商业资本家，一些商业活动也被取消了，这些仅仅意味着产业资本家不再需要把他们的利润让渡给商业资本家了。至于消费者所关心的生产价格，则不会有任何变化。[5]
流通费用构成对利润的扣除，这些费用的减少意味着产业利润、企业家收益获得了相同数量的增加。仅仅是因为对商业利润的迷信，坚信商业资本家只是通过对成本价的加价来赚得利润的，才导致了某些人依旧保持着这样的愿望：商业费用的下降多多少少会给消费者带来产品价格的下降。[6]

商业活动的减少还会将原本在商业中使用的资本释放出来，这些资本现在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场所。在有些情况下它会增加资本输出的压力。

保留商业的外在形式是符合卡特尔利益的。关于这一点，煤炭辛迪加的领导基尔多尔夫说：

要获得消费的最终资源——单个的消费者，要求有庞大的机构，因此而增加的管理费用肯定会超过由直接供货使价格提高所产生的利润，企业将变得无法承受其成本之高，管理层也会变得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监督和控制。 因此，在一定限度内，一个强大的中间商具有绝对的必要性，绝不能完全被消除。[7]

当然，实际上，这不是商业资本家的问题，而是辛迪加代理人的问题，他们的独立性是虚假的，就像家庭工业里的手工业者号称自己是独立的手工业者一样。唯一的区别是，生产中的技术变迁达到某一点时，会使家庭工业变得无利可图，但对商业却没有什么影响。在拿固定薪水的商业代理人和实际上接受佣金的“独立商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经济区别，因为通过确定销售范围，不同区域的固定价格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价格差异是由辛迪加决定的，结果是，雇员的收入和商人的收入基本相同。由不同的报酬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是指工资，商人的收入构成是：他的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加上他作为辛迪加代理人所应该获得的工资——所创造的虚拟的独立性，节约了监督和控制的成本，就像计件工资对计时工资所发挥的作用一样。而且，这一制度还大大降低了所需的资本的数量：商人的自有资本可以非常小了，因为卡特尔价格的稳定性和地区垄断减少了风险。因此，大部分交易可以用信用手段来完成，进行支付所需的货币又通常可以通过贷款获得，而这一部分资本也只需要支付利息而已。辛迪加只关心减少商人的数量，因为它自己的销售已经被简化了，同时还将商人所赚取的佣金率（一些需要较高技巧的业务）降低到员工的工资这一水平。这种虚假的独立性能维持多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无所谓的。基尔多尔夫自己都说，中间人的交易被消除的程度，从目前来看还是不确定的，但是“它必须与煤炭行业的历史发展相联系”。他还强调说，很明显，“在煤炭产业还是分散在许多独立生产者的时期，煤炭贸易是交由大商人来完成的，但现在这样已经不再是必需的了”。[8]

就连那些大的煤炭商人对这一情形也作过类似的表述，尽管他们说话时有很明显的保留。我们在这里引几段话就足够了，批发商福温克尔（杜塞尔多夫）说：

当我说我们不再是真正的商人的时候，我是基于下述考虑来得出这一观点的：煤炭辛迪加预先给我们规定了我们要去买什么种类的煤、以什么价格购买、去哪里销售以及销售时的价格。很明显，几乎没留下商业自由的空间。但是，我不相信煤炭辛迪加对商人的干预会到此为止。作为批发商，我们必须清楚，这一进程未来不会有什么不同，而只会是我们的数量越来越少。这一点在今天表现得非常明显，那就是，想从现在开始进行任何规模的批发交易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根本得不到任何的煤炭供给，就连现存的贸易也被限制在了无法进行扩张的范围之内。[9]

这些“商人”被剥夺了所有的独立性，因为就像煤炭商人贝尔温克尔（多特蒙德）说的那样，“辛迪加在每一个销售协会的监事会里都有代表和投票表决权”，“还有权随时检查账目”。他非常正确地总结道：“最终的结论是我们活动的自由被剥夺了，我们变得更像是销售代表了。”

未来情况还会变得更糟，福温克尔先生这样描述：

辛迪加创造了一个奇迹似的组织，我不由得在想，批发商除了极少一部分以外，其他都将会消失。到那时，批发商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最终给批发商留下的是对小的消费者的供给以及那些需要信用的人，还有在滞销期间为了减少波动而积累的大量的煤炭存货。这些就是批发商们未来存在的全部理由了。已经下降了的45％的煤炭交易，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听到的那样，在未来很可能至少会再下降20％ 。[10]

这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它说明了具有特殊职能的媒介W—G—W的流通过程的商业，是如何逐渐变成多余的。给商人们剩下的业务就只有分配、保管和储藏产品了，而这是任何进行大批量生产的社会制度里满足消费需求所必需的职能。那些已经消失的商业贸易，就像福温克尔先生所抱怨的那样，已经变成了完全自动化的过程。[11]

福温克尔先生还详细地描述了批发商人是如何被辛迪加的代理人所逐渐替代的，他将自己所参加的销售协会的工作相当准确地说成是一份“闲差”，那是按照辛迪加的意愿设置的。现在的参与者一旦死亡，他所占的份额就要转归辛迪加。辛迪加“现在成了参与者，因此很明显，这个低级的辛迪加（意指商人协会）最终会被主流的辛迪加所取代”。[12]

大商人以及销售协会的垄断，使得大商人具有了让小商人处于依附地位并规定其售价的权力，简言之，就是将小商人变成代理人。于是就像煤炭批发商海德曼（汉堡）所说的那样，“当我从账本上发现那些人（从他那里获得煤炭的小商人）的债务日益攀升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你们只有在以这一价格结清货款之后才能得到这些煤炭”。[13]

市议员（斯图亚特）里费博士谈到上西里西亚的批发商时说：

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批发商业企业，是一些一流的批发商业企业（策扎尔·沃尔海姆公司和弗里德兰德尔公司）， 当然，它们有一大批二流的批发商业企业跟随着它们，或者坦率地说，是完全依附于它们的；这些二流的批发商业企业的背后又有一批一流的、二流的、三流的商人，他们都是依赖性的，上一等级的批发商即便不是基于彼此的契约，也是自愿按照协议（指上西里西亚煤炭协议）来行事的。

这里要简单说明一下，上西里西亚这两家煤炭公司的独立地位，是由于早在协议达成很久之前它们就已经获得了煤炭交易的控制权。这些煤矿主要是由私人拥有的，而这两家公司在这些煤矿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金融利益在里面。它们不仅控制了销售组织，而且还在这些煤矿中拥有一定的股份，采取的方式或是直接占有股份，或是以信用的方式来占有。

在莱茵·威斯特法伦，股份公司制使煤矿对商业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在西部，商业也不集中，也许是因为那里的市场更大，因而竞争也就不那么激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与上西里西亚的那些私人拥有的老煤矿相比，西部的煤矿要更现代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西里西亚这两家最有实力的商业公司得以至少维持住它们的地位的原因，即便是在商业无法保持的时候。它们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卡特尔的贸易组织（是实际上的，而非形式上的，因为卡特尔并不关心贸易的形式，只是把销售留给煤矿自己去做）。它们得以保持住地位，不是因为它们的商业公司的身份，而是因为它们的资本。而西部的商人们，他们的重要性要低一些，因为商业的集中度也低，因此正在失去生存的空间。甚至连批发商也或多或少地正在变成代理人，就像作为煤矿高级监察员的瓦赫勒博士告诉我们的那样。[14]

商业从属于辛迪加也使得后者更容易制止国外的竞争，因为国外竞争对商业的依赖程度要大于国内生产。因此，商人克勒克纳（杜伊斯堡）说：“销售铸铁的商业公司必须接受生铁辛迪加的条件，即禁止它们做国外生铁的生意或者将生铁进口到德国。”[15]

那些还没有被大资本主义商业卡特尔化的独立的小产业企业，为卡特尔化已形成的优势产业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它们这种依赖性在因信用的提供被加强时会变得尤其严重。

从商业的角度看，许多的小制造商完全是依靠商人的怜悯。在我们这个生产制成品的行业里，很不幸，非常多的工厂没有足够的资本，无法站稳脚跟， 因此为了在这一行里能存在下去，它们被迫按任何得到的报价出售其产品。它们的产品被商人们拿走了，有时还会被商人们要求延期支付，这样商人们就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将这些小制造商捏在自己手里，然后规定它们所有的业务。[16]

哈根商会秘书格施泰因先生就这些小钢铁厂所发表的上述谈话，可以看出商人们的抵抗是造成卡特尔形成的一个重要障碍。

另一方面，从价格的角度来说，卡特尔化并不能给制成品工业带来明显的利益。

如果制成品行业的企业主联合起来， 固定的价格又只能带来很有限的收益（很不幸我们经常会有这种体会），那么大规模生产的行业就会在它们完成产品制造的过程中制造麻烦，而原本那些产品在它们自己的工厂里也需要的，只不过它们的成本与那些制造商的成本有很大的差别而已，而那些制造商们却不得不按大规模生产的卡特尔所确定的价格来购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就像我们已经听说过的那样，现在自己制造自己所需的物品的制造商已经非常多了。经理福克斯先生昨天告诉我说，像波鸿、 多特蒙德联盟、柯尼希斯·劳拉冶炼厂这样的大企业，现在都加入了与铁路货车制造厂的竞争当中，虽然铁路货车制造厂当然不如那些小钢铁厂那么典型，但它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对不能算做是制成品。作为回答，我告诉他说，这不仅会损害货车制造厂的利益，而且也会损害为货车厂制造配件的那些小钢铁厂的利益， 因为大钢铁公司不仅生产成品汽车，而且还生产所有的相关配件，如缓冲器、交又接头、离合器等所有配件。柯尼希斯·劳拉冶炼厂制造自己的货车所需要的每个配件，从车轮到最后一个零部件，也许弹簧、螺丝和铆钉会除外。 多特蒙德联盟也为自己的货车制造生产所有的配件，还生产其他的小钢铁产品，比如用于铁轨上的螺栓。[17]

但是，如果商业想通过它对小资本家的影响来阻止卡特尔的形成，那就必须通过自身的结盟来尽力强化这种影响。格施泰因也提供了这一做法的一些实例。比如，柏林的大五金商店就组成了一个协会来对价格形成强大的影响；但泽的商人也集体购进了一家公司，然后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组成五金商人协会；总部设在缅因兹的德国五金商人协会制定了关于商品购买的规则，规则规定，协会成员必须从他们的供货商那里得到一份书面保证书，“保证不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任何产品”，协会成员还被要求承担一些义务，比如不从那些向消费者直接销售产品的企业里购买产品。在有些地方，有些协会甚至会将国家铁路公司也视为消费者，企图阻止制造商直接向国家铁路公司供应各种商品。[18]

下面这一段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大资本是如何轻易地制造依赖关系的，有时这种依赖关系采取的形式是：以牺牲制造者的利益为代价，批发商得以增加自己的商业利润，并将由于他自己的投机而造成的风险转嫁给产业资本家。

另一方面，新闻纸的投机干扰了辛迪加稳定价格、使供求相互适应的努力。一般的纸张尤其是新闻纸，不是投机的商品。按照德国各地造纸厂的情况来看，总是那些批发商在纸张价格下跌时卖空，完全不考虑生产者的成本，他们还以最不光彩的方式在购买时对那些需要他们仃单的纸张生产者在价格上施加压力。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些商人们散布谣言来迫使那些位于山区和偏远地区的造纸厂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来出售商品的地步了。

相反， 当纸张价格上升时，还是这批批发商，他们使尽各种手段来迫使纸张生产者与他们签订大批供货合同，或将大量的纸张卖给他们， 虽然那时他们自己不会向他的顾客卖出一张纸。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牺牲者是印刷业者，他们被迫为商人的投机买单，但纸张生产者肯定会成为第二批受害者， 因为高涨是短暂性的，一旦市场价格开始下跌，那些相关的商人就会立刻对价格施加压力，或者如果商人们接受不了这个价格，他们就不会销售纸张生产者的纸张。只有极少数的时候纸张生产者会采取各种法律手段来对抗商人， 因为如果不采取这些手段，他们将会永远失去他们的顾客的。[19]

辛迪加的组成立刻改变了这一状况。单个的商人现在要面对的是统一起来的工厂，资本的力量现在在产业资本家这一边。不仅如此，商人们现在显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相对于生产的不可替代性而言，他们只是从事辅助的行业而已。生产的天然必要性现在确保了它成为通过商业来进行资本主义分配的必要的前提条件。辛迪加是在“法律的范围内”限制商业。如果商人转售纸张时是以稳定的购买价格加适度的利润为基础的话，那么这种商业就会被视为是合法的；同时他们还要遵守造纸业者认为可以接受的、在纸张销售上符合商业习惯的条件。这样，纸张商人们就变成了辛迪加的代理人，他们为固定佣金而工作。他们的自由被剥夺了，他们大声抱怨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留恋地讲述着他们的甜蜜事业的过去的好时光。在加之于他们的所有条件中，他们发现最苛刻的是他们现在只能从辛迪加那里购进商品。他们不仅不准利用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而且自身还变成了巩固辛迪加的工具并使束缚他们的垄断工具永久化。他们必须放弃所有的希望，因为在辛迪加销售办公室的大门上写着这样的字：“只能从辛迪加成员那里购买，只能按辛迪加规定的价格出售。”这些字让他们是如此恐惧，就仿佛是罪人看到了但丁写在地狱之门上的诗句所产生的恐惧一样，这就是资本主义商人们的末日。[20]

消除商业投机的一个手段是签订长期合约。比如煤炭辛迪加价格一旦确定下来就会固定一年，在这一年内它们不会有任何变化，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服从这一“基本规则”。[21]

瞬息之变！在1893年股票交易所的调查报告中，投机充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个行业都是投机，包括制造业、商业、差额贸易。每个资本家都成了投机者，甚至连那些考虑到哪里去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才能得到一个最好的价钱的无产者也变成了投机者。但是，在卡特尔的调查报告中，神圣的投机被忘记了。现在，投机成了十足的罪恶，因为它导致了危机、过度生产。总之，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各种疾病都是由它带来的。消除投机是现在的口号。代替投机理想的是对“稳定价格”这一投机死亡的理想的投机。证券交易所和商业是投机性的、无耻的活动，为了有利于产业垄断的发展，必须将其废止。产业资本合并了商业利润， 自身又被资本化为了创业利润，变成了以金融资本为资本最高形式的三位一体的战利品。因为产业资本是圣父，它带来的商业和银行资本是圣子，而货币资本则是圣灵，这三位一体的东西就是金融资本。

卡特尔利润的确定性和投机收益的不确定性的对比，反映了从事这两种活动的人们的心理差异，也反映了他们在公众面前出现时的信任度。卡特尔将自己美化为生产的主宰，它的功能是明摆着的。它把它的成功归功于生产组织的有效性和非生产费用的降低。它把自己当做是反对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社会必然性的代表，认为它的利润是自己作为组织者应得的报酬。卡特尔的资本主义思维方式使得它理所当然地认为，组织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卡特尔，即便卡特尔不是唯一的创始人也应如此。它是新时代的代表。哈维迈尔训斥那些旧秩序的维护者，“单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大众的利益要牺牲个人的利益，那么个人应该并且也必须让步”。[22]
这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他陶醉于胜利之中，没有注意到有一天他和他的同类也可能会属于那些不得不让开的个人。卡特尔巨头没有任何顾忌，当哈维迈尔以其可爱的坦率宣称他丝毫不关心他人的伦理观的时候，[23]
基尔多尔夫先生则是自豪地强调他在自己的大家庭里的主宰地位。

在他们的伦理观中，最严重的罪行就是破坏团结、 自由竞争、拒绝参加垄断利润团体，对于这一罪行，他们认为社会排斥和经济破产就是应得的惩罚。[24]
名单都已经分发出去了，在那上面，拒绝参加辛迪加的酿造业者，他们的姓名被用黑体字印刷出来。[25]

投机者的公众印象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以谦逊、内疚的面貌出现。某个人的所得即是某个人的所失。即便某个人是必需的，但对他的需要而言也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缺陷的表现而已。作为投机者他们的收益的来源是不明确的，因为他们显然不是创造价值的生产者。如果他们的收益多到了超出公众预期的程度，那么对他们的成就的赞赏里就会夹杂着怀疑和猜测。他们在公众面前是很难感到轻松的，总是害怕会有新的交易所法规出现。他们向人们道歉并恳求对他们的判决不要过于苛刻。“这是所有人类制度的命运，它没有我们所期待的完美，但也无法不犯错误”。[26]

当他们发现还有像范·德·博尔格教授那样的信徒时，他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那些人会安慰他们说：“不时地被赌博的欲望所控制是人类的本性。”为了缓和反对者的批评还会向他们保证说：“所有的这些有害的后果，归根到底都是由于人类的本性里难以根除的弱点和激情。”[27]

但是，我们当然不会对任何资本家过分苛刻。他们之中已经有人承认，“钱是破坏性的力量，人的个性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迅速改变。”[28]
有人对此十分恼怒。科恩教授由于缺乏对他们的理解以及宗教信仰上的矛盾等原因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辞，都伤害了他们的脆弱的灵魂。他们极有耐心地忍受着教授先生令人乏味且令人精疲力竭的关于交易所的谈话，也以泰然自若的心情倾听着他关于普鲁士大学的职能的有趣的演说。但是事情不能太过分。他们当然不会反对这位教授关于大学的目的是充当证券交易所和社会民主的中介以及从伦理学上捍卫和证明证券交易所的正当性的论点。但是当这位博学的先生继续说出下述话时，“如果没有大学，这些矛盾就会爆发”，他们就会觉得这个自大狂只会令他们大笑。此时他们不会把教授的话当真，因此会回答说：“我们同意证券交易所所追求的伦理目标（请注意，此时他们还是投机者），但这不是我们建立交易所的原因，它是为了自我利益而设立的。商人们设立交易所难道是为了把它变成慈善机构吗？”[29]

伦理的政治经济学无法回答这一问题，科恩教授在这种情形下看上去就像一条落水的长卷毛狗，不过是一条没有被恶魔缠身的长卷毛狗。

[1]
下面的这段消息在1908年7月的各大报纸上都可以找得到：苏黎世的瑞士布劳恩百货商店集团在德国财团的参与下变成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百货商店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变，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这个瑞士的布劳恩百货商店的转变能够吸引这么多人的注意，背后是有其原因的。这个德国财团由柏林的黑希特·普法伊弗尔商行控制，普法伊弗尔商行是德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商行，它已经成为了许多国家的百货商店的重要采购商。与瑞士布劳恩百货商店的协议规定，普法伊弗尔商行将来要对布劳恩百货商店的所有采购经营负责，并且要支付布劳恩百货商店的所有采购费用。这个商行拥有许多购货组织，去年初它与汉堡的爱慕登·泽内商行组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组建得非常成功和深入，以至于普法伊弗尔商行现在在国内也参与了埃姆登所属的两百家商店的采购业务。此外，这家商行还与纽约的多家商店有业务往来。根据德国《服装设计师》杂志的报道，它每年为纽约百货商店采购的货物金额高达6 000万马克。大型百货商店可以进行大规模采购的经营优势，促进了许多购物中心的出现。那些从这些购物中心进货的商铺，在财务上严重依赖于这些大型购物中心。

[2]
阿尔格农·勒在《美国零售商业的托拉斯化》一文（载于《新时代》，第27年度，第二卷，第654页以下）中的叙述非常有趣：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立性，雪茄商人们组建了一个商业联合会，叫做独立卷烟商业公司。烟草托拉斯组织为了应对这个事件，组建了拥有20万美金资本量的联合卷烟商业公司。“独立卷烟商业公司收购了许多商业终端公司，同时还设立了许多店铺，这些店铺向消费者提供品种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品，购物环境也比竞争对手更加吸引人。同时这些店铺还降低了商品价格，后来又统一实行了商品销售折扣制度，这一切都使得公司拥有了稳定的顾客来源。但是可惜的是，这种竞争并没有持续太久，不到一年的时间，独立卷烟商业公司就被迫把自己卖给了联合卷烟商业公司，而且还必须遵从联合卷烟商业公司所制定的收购协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小公司越是积极进取，其被那些大型垄断企业消灭的速度也就越快。我们必须对下面的观点毫不怀疑：托拉斯组织会一直把这种消灭其竞争对手的战役打下去，并且消灭速度可能会越来越快，直到它受不到任何威胁时为止”。

阿尔格农·勒继续论述了在咖啡、茶、牛奶、冰激凌、燃料、其他商品等方面的商业集中情况，并且对于这种商业集中作出了如下概述：“商业集中化的趋势还在继续，形势对那些小企业越来越不利，可能所经历的路径各有不同，但是这些小企业的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

“第一，一些工业托拉斯在取得了相关产品的垄断地位后，就会放弃原来帮它们卖商品的零售商，把它们的业务拓展到销售领域，直接把产品卖给消费者。

“第二，一些大型托拉斯可能依然还会通过零售商来销售自己的产品，但是这些零售商已经不再是独立的零售商了，而只能算是这些大型托拉斯的代理商而已。

“第三，在一些大城市，一些百货商店已经占取了零售商的大部分市场，并且这个过程还在不断加速。这些百货商店拥有巨额的资本，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同属于一家公司，然而在这一领域更大规模的商业集中已经开始了。通过这种方式，百货商店与金融集团、工业托拉斯等都有了进一步的联系。

“第四，就像连锁商店在城市里威胁到了小零售商的生存一样，那些接受邮购的大型商店也威胁到了农村地区的零售商。电话业、电车业在城市的迅速发展，以及免费邮递业务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大大拓展了这种商业模式的发展范围。很多时候，这些邮购商店同属于一家在城市里也做连锁商店业务的公司。

“第五，小商铺之间的竞争仅仅加速了这种商业集中化的进程，就像资本主义早期竞争在工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在这种竞争中，许多商人都会想方设法要比对手更强一些，以期望能够扩展他们的经营范围，同时也达到限制对手发展的目的。”（参阅维尔纳·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2章）

[3]
在波西米亚的褐煤贸易组织，零售商即是矿山的所有者，也是他所代表的公司的共同所有人。两大煤炭代理商行佩特舍克和魏因曼都在奥辛建立了分支机构，“它们都为大波西米亚公司负责褐煤的销售业务……而原来这两家公司都只是中间代理而已。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期，以布吕克斯矿山公司的崛起为开始，这种情况就逐渐改变了。在过去一直是魏因曼商行负责这个公司的销售业务，后来在布吕克斯公司以非常低的价格获得了曾被水淹过的奥赛格煤层之后，它就上升为了波西米亚褐煤工业中的佼佼者。与此同时，布吕克斯的股权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大多数股份转到了佩特舍克商行领导下的辛迪加名下。由于公司权力关系发生了改变，公司的煤炭销售业务也转给了这家公司，于是一种全新的权力关系建立起来了：煤炭代理商即是公司大股东，同时还与公司签订了销售协议，并且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和生产上都有一定的话语权。那些与之竞争的其他企业也不得不走上同样的发展之路，它们也都是通过大量购买股票的方式来取得对自己所代表的公司的管理权的，同时也与自己所代表的公司结成了恒久的利益共同体”（1906年2月25日《新自由报》）。

[4]
1905年6月18日的《新自由报》对信用银行接管布拉格的糖业商行这件事情曾作出过非常精彩的评价：“糖业贸易受这些发展趋势的损害非常严重，早在19世纪90年代，伯明翰地区的大部分的糖类商品贸易就被布拉格的大型糖行所控制，这些糖行从糖类贸易中赚取了大量的利润。在布拉格，糖类贸易有两大特征：一是这些商人的交易额十分巨大；二是这些糖商与海外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银行业在糖类交易上只能以代理的方式帮助自己的糖商进行销售，只能提供一些正常的信用支持。但最近十年，许多私有的小型糖行破产了或者被银行兼并了，其余的也不得不缩减自己的业务量。在布拉格，只有一家糖行生存了下来，这家糖行直到现在都还在代表13家糖商，每年的交易额也都是数十万担。那些已经把业务扩展到整个帝国的大型私人糖厂，在销售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中介，而是自己组织批发和销售。那些中小企业则与银行结成亲密度不同的合作伙伴，银行向它们提供信用支持，同时还帮助它们做商品出口和国内零售业务。不过这些银行也是常常要承担全部的销售风险的。于是像以前那样的大规模、高利润的糖类中间交易环节就被取消了，波西米亚糖厂的三分之二的销售业务被布拉格地区的一些银行（大部分都是维也纳银行的分行）所承担了。

“如果要重新构建整个糖类贸易的流程，那么银行的信用支持以及新建一批糖厂企业就十分必要。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波西米亚和摩那维亚许多新的糖厂相继建立起来了，主要得益于易北河附近专做出口贸易的大型糖厂的支持。这些糖厂多由外资所建，并且提供信贷支持的银行纷纷表态说自己会承担这些糖厂将来的销售业务的。在糖类卡特尔组织建立后，许多中小型的糖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由于这些糖厂规模小、实力弱，它们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的信贷支持。同时，那些现有的糖厂为了更新自己的设备、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也急需与那些能够给它们提供资金的企业或银行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于是导致了糖厂的销售业务大部分流入放贷者手中。例如，一些维也纳的银行在布拉格的分行以及一些地方银行，通过这种方式在糖业贸易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并把自己的经营重心转移到了糖类产品销售和贸易上来。农业银行承担了15家糖厂的销售业务……英国银行成为了11家糖厂的代理销售商，信用银行则集中了5家大型企业的糖类经营事务，齐弗罗斯泰因什卡银行是许多地方糖厂的销售代理商行。银行首先从粗糖工厂购买半成品，然后把半成品送到精炼厂进行精加工，再然后又从这些精炼厂收购成品白糖，最后投入国内和海外市场。最近几年，由于出口贸易对于奥地利的工厂越来越重要了，因此银行的地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出口贸易要求厂家到各个国家推销自己的商品，做商品销售代理所获取的佣金有限，更是没法与套汇交易和投机交易可以赚取的利润额相比……做销售代理需要代理商承担完全的销售风险，国内的糖厂很少有能够应对国际贸易风险的实力，于是国际糖类产品贸易代理业务就完全被银行所控制了。工厂把自己的产品卖给银行，而银行则利用自己的优势从国内外市场上获取利润。不过，承担全部的销售风险对于一些比较谨慎的银行来说还是比较难以接受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承担销售风险已经成为代理销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现在相关业务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那些交易额较大的商品交易，也都是由那些与卡特尔有亲密联系、能够控制相关产业的银行来完成的。比如，农业银行就承担了火柴厂、糖浆厂、搪瓷器厂、包装纸厂、淀粉厂以及一些其他化工行业卡特尔的销售业务。银行联合会与纸板厂也有类似的业务关系，信用银行也承担着联合黄铜厂的销售业务。这些业务联系都只是一种代理关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交易关系，但是由于销售业务向大型销售代理商手中集中，导致了许多中间商失去了原来的业务。由于银行之间的激烈竞争，销售代理业务的利润率大幅下降，现在的利润额只是原来高额销售代理费用的一小部分而已。传统银行业务利润率的降低，使得那些拥有商业销售网络的银行萌生了创建自己的贸易平台的想法，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银行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着。”

[5]
由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各个工业部门的分配比例不同，因此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会带来产品价格的改变。比如，我们首先假设在机器制造业，生产资本的数额为1 000，而商业资本为200。假设平均利润率为20％，那么商业资本的利润额就为40，这时消费者总的购买支付就为1 200（这也是产业资本家给商人发货的价格）再加上240（是商业资本家的成本和利润之和），加起来就是1 440。假设在纺织行业，有1 000的生产资本和400的商业资本，但是400的商业资本必须要转化成生产资本，这时产品的价格就会变成1 680。假设卡特尔组织成功地把销售成本降低了一半，并且消除了商业资本（机器制造业和纺织业都满足了这一假设。——英译者），那么机器制造业内部的生产资本的数额就会变为1 000 + 200/2=1 100，其利润额为340；而纺织业内部，其生产资本的数额就为1 000 +400/2 = 1 200，其利润额为480。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纺织业的利润率明显要高于机器制造业的利润率，于是就会发生资本转移和产品价格的改变等一系列的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但这是个零和博弈的过程，事实上，这种利润平均化的过程实现起来非常困难，并且常常是很难完全实现的，因为卡特尔组织会对这个过程进行干预。

如果那些独立的商人能够被消费合作社、批量购买协会、农业购买合作社等组织所取代，那么情况就明显不同了。因为这将意味着那些有组织的消费者将会完全取代商人的地位，那些商业利润也将全部归消费者所有。这种不断发展的集中化趋势，可以有效地节约商品流通成本。

[6]
批发商恩格尔说得很对：“辛迪加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取得垄断地位，并且完全取消批发这一环节。当然取消批发环节以后商品的零售价格根本不会有什么降低。那些工厂和辛迪加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批发商所赚取的利润。”（《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四部分，第114页）

煤炭辛迪加的目的也是如此。“它利用在陆路运输和批发业务上的垄断地位，在不公开涨价的掩饰下，通过提高运输费率来加重对消费者的剥削，并且还把那些涨价所带来的本应归中间商所有的利润，全部收入自己的囊中”（卡夫曼：《卡特尔和托拉斯》，第98页）。

[7]
《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一卷，第236页。

[8]
《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一卷，第235页。

[9]
同①，第228页。

[10]
《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一卷，第230页。

[11]
同①，第229页。

[12]
同①，第230页。

[13]
同①，第二部分，第455页。

[14]
《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一卷，第二部分，第380页。

[15]
辛迪加代理人那虚伪的言辞真是可笑。“作为一家商业贸易企业，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合法的，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内的经济”。掠夺国内市场、人为地制造煤炭和钢铁短缺、哄抬国内物价、在国外进行倾销等等，这些行为暴露了辛迪加的真正动机。

[16]
商会秘书格施泰因的陈述，见于《纠纷案》第六次会议，半成品协会，第44页。

[17]
商会秘书格施泰因的陈述，见于《纠纷案》第六次会议，半成品协会，第445页。

[18]
同①，第447页。另外，格施泰因秘书在这本书的556页还叙述了那些大型企业是怎样苛刻地对待自己的小供应商的：“一家大型冶金厂对自己订购的工具材料制定了苛刻的要求，其中也包括买价，还进一步提出要求，‘根据1904年的生产安排，我们并不会固定进货量，我们可以随时变更进货量。’”

[19]
《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四卷，罗伊特经理的叙述，第110页以下。

[20]
“所以，建立辛迪加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印刷纸贸易流程中的批发商。在辛迪加成功地消灭了许多普通纸和印刷纸代理商之后，市场上还存在着许多只经营印刷纸的代理商，于是辛迪加决定拒绝跟那些做投机销售印刷纸同时还阻挠着新的代理商进入的商人开展贸易往来。很多时候辛迪加都拒绝向其他商人销售印刷纸，甚至在辛迪加刚开始组建的时候，就拒绝了向那些打算在印刷纸行业发展的商人销售印刷纸”（同上书，第111页）。

[21]
《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一册，第94页以下。1899年夏天，德国煤炭辛迪加要求其购买商把订单的期限设置为1900年和1901年两年，并且它还利用其垄断地位提高了煤炭的价格。1899年3月份的煤炭价格是14马克，但是订单上的价格却是17马克，钢铁冶炼厂不得不接受这些不公平的条款，否则它将会陷入买不到煤炭的境地。

这个案例比较有意思，因为它反映出当发生经济危机时，辛迪加在促进经济复苏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煤炭辛迪加与冶炼厂的协议包括了1899年，签约时间大约距离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还有27个月。到了1900年中期经济形势开始逆转，而1901年经济则全面衰退，但是煤炭的价格却依然没有降下来，结果这场经济危机让那些加工企业损失惨重（《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三次会议，第638、 655、 664页。）

[22]
工业委员会：《关于托拉斯和产业联合的初步报告》，第223页。

[23]
同①，第63页：“我并不关心你们的那种只值两分钱的道德观。”他还补充道，降低价格以消灭竞争对手，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还说：“我们并不是为了要考虑竞争对手的健康情况才成立托拉斯的。”（第223页）

[24]
《德国农业通信》杂志与农场主联盟的关系密切，在其1899年第8号杂志上刊登了下面这个惩罚性的报道：“那些拒绝加入农场主联盟的酿造商，将不会得到我们的专业技术认可。我们应该避免与这类人交往，即使这种人渣被洗劫一空，也无法消除我们的愤怒。”

[25]
《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总书记克普克所述。

[26]
《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一卷，第464页，贴现公司律师鲁塞尔的话。

[27]
《社会科学辞典》，第181页。

[28]
《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二卷，第2151页，范·居尔彭的叙述。瓜伊塔先克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如果他让这些地方银行的经营陷入困境，那么他将不得不经营更多的纯投机性证券。”（同上书，第759页）

[29]
《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二卷，第2169页。

第14章　资本主义垄断和银行 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

资本主义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银行的集中，这个已经集中化了的银行制度本身，是达到作为资本主义集中的最高阶段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的重要力量。那么后者又会对银行制度产生怎样的反作用呢？卡特尔和托拉斯是拥有数量巨大的金融资本的企业。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相互依赖关系中，资本的数量是企业之间谁依赖谁的主要决定因素。从一开始，卡特尔发展的结果就是，银行为了保持自己对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独立性而进行彼此间的联合和扩张。用这种方式，卡特尔化自身就要求银行间的联合；反过来，银行的联合也要求卡特尔化。比如，不少银行对钢铁企业的联合很感兴趣，它们尽力撮合这种联合，即便是违背了个别企业主的意愿也无所顾忌。

现在，由产业资本家设立的利益共同体所产生的结果是，两家原本是相互竞争关系的银行现在有了共同的利益，可以在同一个领域开展共同的行动。以类似的方式，产业的联合也可能会影响到银行在产业中的扩张活动，那些原来只关注原材料生产行业的银行，现在也被迫将其行动扩张到了加工工业领域。

卡特尔自身以大银行为前提条件，因为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大银行的作用就是提供巨额信用，以满足整个产业部门的货币支付和生产投资的需要。但是，卡特尔也使得银行和产业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当竞争在那些产业里被消除后，首先会带来利润率的增长，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竞争的消除是由于合并而达成的时候，一个预期会带来更高利润的新企业诞生了，这个利润会被资本化进而形成创业利润。[1]
随着托拉斯的发展，这一过程在两个方面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它使银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促进垄断化的动机；其次，一部分的创业利润可以被用于以较高的价格促使或引诱使那些反对它但又影响较大的生产者将工厂卖给它，这样就有利于卡特尔的创建了。这一点还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表达：卡特尔产生了对某一特定产业企业的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会使该企业的产品价格发生一定程度的上涨，[2]
然后，这个升高了的价格会用创业利润的一部分来支付。

卡特尔化还意味着已经卡特尔化的企业的收益具有更大的安全性和一致性。经常威胁到单个企业生存的竞争的危险，已经被消除了，这导致了这些企业的股票价格的上涨，也使得新股票发行会带来更多的创业利润，而且，投资在这些企业里的资本的安全性也有显著提高。它使得银行会进一步扩大产业信用，以此来获取产业利润的更大份额。因此，作为卡特尔化的结果，银行与产业间的关系更密切了，同时通过将资本投资到产业方面，银行还获得了对产业的更大的控制力。

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阶段，银行可获得的货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来源于非生产阶级；另一个是来源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资本准备金。我们也知道，信用在这种方式下是如何发展的，从而不仅将资本家阶级的全部准备金，而且将非生产阶级的货币的大部分，都置于产业的支配之下。换句话说，现代产业企业所使用的资本数额，要远远大于产业资本家自有资本的数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非生产阶级的货币被银行所支配，然后转移给产业资本家的数量还会持续增长。对于产业必不可少的这笔货币的支配权是掌握在银行手里的，其结果是，随着资本主义信用体系的发展，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性增加了。另一方面，银行只能以支付利息的方式从非生产阶级那里吸收货币，然后将其当做长期持续增长的资本。过去银行可以这么做，只要货币量不是太大，就可以以投机信用和流通信用的形式来使用。随着一方面是可获得的货币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投机和商业重要性的下降，银行趋向于将越来越多的货币转化为产业资本。如果没有生产信用的不断扩张，银行可获得货币的存款量早就下降了，存款的利息率也会下降。事实上，英国发生的部分事实正是这样。在那里，储蓄银行只能提供商业信用，结果存款的利息率就十分低，存款因而也被不断地抽回，转而以购买股票的方式用于对产业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直接做了本应是那些和产业企业关系十分密切的银行所做的事情。对公众而言，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得不到合并所带来的创业利润，但是对于所涉及的产业企业而言，它们对银行资本的依赖程度在英国要比在德国要小一些。

因此，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中那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并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只能通过银行来支配这些资本，而银行是代表所有者的。另一方面，银行不得不把它不断增长的这一部分资本投资在产业上，并因此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自己变成产业资本家。这一部分货币形式的银行资本，实际上已经由这种方式转化为了产业资本，我把这种银行资本称为金融资本。对于它的所有者而言，它总是保持着货币的形式，它是以货币资本这种生息资本的形式投资的，因此可以以货币资本的形式被收回。但是实际上用这种方式投资的资本在银行资本中的比例是较大的，它被转移到了产业中，成为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被投资到生产过程中。用于产业的比例不断增长的资本是金融资本，是由银行支配并被产业资本家使用的。

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金融资本也获得了发展，并通过产业的垄断化达到了顶点。产业利润具有更多安全性和规律性的特征，使银行资本投资到产业中的可能性就增加了。但是，银行支配银行的资本，而拥有多数银行股票的所有者却支配着和统治着银行。很明显，随着财产权不断增加的集中，控制银行的虚拟资本的所有者和控制着产业的资本所有者，逐渐地变成了相同的人。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当大银行对虚拟资本的支配权不断得到增强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产业是如何变得日益依赖于银行资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巨头也变得日益依赖于银行巨头。就像资本在其自身发展的最高阶段变成了金融资本那样，资本巨头也变成了金融资本家，通过他对银行资本的支配，他对整个国家的资本的控制和集中也在不断增强。个人联合在这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金融资本获得了最大的权力，而商业资本却经历了最严重的衰落。资本主义发展的循环完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开始，货币资本以高利贷和商人资本的形式，在资本积累和手工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转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就是从那时起，“生产资本”的反抗出现了，即赚取利润的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反对赚取利息的资本家，[3]
从而高利贷资本变得从属于产业资本。作为货币经营资本，高利贷资本执行着货币的职能，否则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就不得不自己来执行它们的商品转化过程中的这些职能。作为银行资本，它在商业资本家之间安排信用活动。资本的动员和信用的不断膨胀，逐渐地造成了货币资本家地位的根本改变。银行的权力增加了，它变成了产业的创建者并最终成为了统治者；它还作为金融资本来掠夺产业利润，就像以前的古老的高利贷者以利息的形式掠夺农民的收益和地主的地租一样。黑格尔派会说这是否定之否定，银行资本是对高利贷资本的否定，而它自己又被金融资本所否定了。后者是高利贷和银行资本的综合，它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阶段上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生产的成果。

然而，商业资本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产业的发展逐渐地将它从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占据的对生产的统治地位上排挤下来。不过这种衰退是不确定的，金融资本的发展使商业的意义在绝对上和相对上都下降了，它将曾经骄傲的商人变成了被金融资本垄断的产业的代理人。

[1]
美国糖业托拉斯是哈韦迈尔在1887年组建的，初建时其成员只有总资本量为650万美金的15家小公司。这个托拉斯的总股权资本面值设定为5 000万美金。这个托拉斯在成立后马上提高精制糖的价格和压低粗制糖的价格。1888年的一次调查显示，该托拉斯每吨精制糖的利润为14美金，以此计算，该托拉斯的股息率可以设在10％，这就相当于那15家小公司在组建托拉斯时所实际缴纳的资本量的70％。并且这个托拉斯还时不时地支付额外股息，并同时还积累下了大量的准备金。现在这个托拉斯拥有的股份总值为9 000万美金，其中一半为股息率为7％的累积股息型优先股，另一半为股息率同样为7％的普通股（1909年7月1日《柏林日报》）。在《产业调查委员会关于托拉斯和工业联合制企业的报告》中，也有大量类似的案例。

[2]
我们这里所说的“资本价格”，指的是资本化的利润。

[3]
实际上，“由于放高利贷的人赚取了地主的土地租金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方式被认为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地主阶层都讨厌高利贷这种原始的资本积累方式”（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第19页）。

第15章　资本主义垄断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和金融资本的历史趋势

局部联合代表着集中的一个更高阶段，它与集中的早期形式是不同的；早期的集中是消灭弱小的企业，而现在的集中则是工厂的联合，企业的所有权并不一定会同时被统一，也不意味着竞争环境的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就它的成本的下降大于其他企业或者大于联合之前而言，联合的确是在竞争中更有效率了。如果联合的数量足够多和足够大并使它在总产出中能占据更大的份额的话，那么它的生产成本就会对价格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联合具有压低价格的趋势。不过，这一趋势不会阻碍它从联合后的企业里获得差额利润这一好处，事实上，这也是联合的前提。

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垄断联合，其情形又不一样了。它们的目的是提高利润率，一旦它们消除了竞争，就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达到此目的。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卡特尔的价格是如何决定的？这一问题常常与一般的垄断价格决定相混淆，而且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诸多的自我矛盾，比如，垄断联合是否是真正的垄断，或者它的垄断特征是否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等。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联合所确定的价格必定等于或低于垄断价格。然而，后者自身也必须由下述的相互依赖关系来决定，即一方面是生产成本和产出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价格和销售量之间的关系。垄断价格会是这样一种价格，即它是使一定的销售量成为可能的价格，而这一销售量又必须是在这样的生产规模下的销量，也就是不会使生产成本的增加大到使单位产品的利润有显著下降的程度。更高的价格会降低销量，因此会降低生产规模，因而会提高成本和减少单位产出的利润；而更低的价格则会使利润减少过多，以至于即便是更大的销量也无法弥补这一损失。

在垄断价格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不确定和不能预测的因素是需求。要想说出需求将会对价格上升作出怎样的反应是不可能的。垄断价格的确可以根据经验来确定，但是它的适合的水平却不能从理论上得到客观的理解，只能靠心理和主观来把握。由于这一原因，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我把马克思也算在内）从他们的推理中排除了垄断价格，即不能任意增加供给的商品的价格。而与之相反的是，心理学派的大多数人爱好的是“解释”垄断价格，从所有的商品的供给都是有限的出发，将所有的价格都视为垄断价格。

古典经济学家将价格理解为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这一特征的表现形式，认为价格水平依赖于社会劳动生产力。但是价格的客观规律只能通过竞争来发挥作用。如果垄断联合废除了竞争，那么它同时也就废除了这一客观规律对价格发挥作用的唯一手段。价格不再是一个客观决定的量，而是变成了一种记账活动，是由行政命令来决定的；价格变成了前提而不是结果，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是任意的和偶然的，而不是独立于参与者的意志和意愿的必然的东西。看上去垄断联合在证实了马克思集中理论的同时，也具有推翻他价值理论的趋势。

让我们作更进一步的考察。卡特尔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先后影响了不同的资本主义产业，只要时机成熟和有利。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如何趋向于在所有的产业中创造这种条件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即假设银行在所有产业中所获得的影响力相同的情况下，在产业周期的相同阶段，所有的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也相同，这样，一个产业中的单个企业的资本量越大，该产业中的企业数量就越少，该产业也就越适合于卡特尔化。

让我们来假设这些条件最先在铁矿业中获得，这样，铁矿业被卡特尔化了，铁矿产品价格也提高了，其直接的结果就是采矿企业的利润率的提高。然而，铁矿石的销售价格的提高，意味着生铁生产者的更高的成本价格，不过它不会马上影响到生铁的销售价格，生铁市场没有因为铁矿业的卡特尔化而发生变化。供给与需求的比例关系从而价格都保持不变。因此，卡特尔利润率的上升会产生使生铁生产者的利润率下降的后果。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从理论上说，这可能会出现以下结果：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领域流出然后进入利润率高的领域。那些以前投资在生铁生产上的资本，现在会被投资于铁矿的开采。铁矿采掘业会出现竞争，而且竞争会尖锐化，因为生铁生产减产了，换句话说，就是矿石的价格会下降，而生铁的价格却会上升。经过一段时间的波动，也许就在这一时期里，卡特尔解体了，以前的状态又重新恢复了。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在这些生产行业里，资本的流入和流出会遇到十分巨大的阻力，因此想用这一方式来实现利润的平均化是不可能的。

卡特尔价格只对那些不得不在市场上购买铁矿的生铁生产者来说是重要的，为了避免了卡特尔的影响，这些生铁企业只需要自己与铁矿企业合并即可。以这种方式，它们就可以独立于卡特尔，利润率也能回到正常的水平。与其他企业相比，这些最先进行垂直联合的企业还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而没有联合的那些企业将被迫支付提高了的原材料价格以及铁矿商人的商业利润。如果铁矿企业将它们的活动扩展到生铁生产领域，结果与上面所说的垂直联合企业是相同的，在与非联合企业的竞争中它们也会更有优势。卡特尔由此也证明了自己是联合和更大的资本集中的一个强大推动力。这种力量在那些购买和加工卡特尔产品的产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前面的叙述说明了联合的趋势如何导致了商业周期的某些特征被强化，而这种被强化了的趋势同时又如何被卡特尔化所改变。垄断联合企业即便是在危机时期也能保持其产品的高价，而它们的那些非卡特尔化的顾客就不可能了。危机的后果在后者那里被加剧了，因为它们不能通过更便宜地购进原材料来降低生产成本。在这一时期，非卡特尔企业从自己的矿山中获得廉价原材料的压力会变得更大，如果它们没有成功地获得原材料的话，那么整个的情形就都变了，就连那些技术装备精良的企业也会生存不下去。它们只能破产或是将企业廉价地出售给铁矿开采企业，而后者因为廉价获得了工厂，未来的利润也就有了保证。

不过，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供生铁企业的资本家来选择。作为相互独立的单个生产者，因为在面对原材料价格的提高上的无能为力，因而他们会与矿山所有者的联合力量相对抗；而当他们想将增加的原材料成本价格加至与生铁同样的价格时，同样也表现得无能为力。一旦他们自己组成卡特尔，那么所有的情况就都会发生变化。那时他们就可以用统一的力量来面对卡特尔，并以顾客的身份发挥自己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可以确定产品出售的价格了，利润率也得到了提高。实际上，上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即垂直联合和卡特尔化都在被使用着，这一过程的结果很可能就是矿山所有者和生铁生产者形成垂直联合的垄断联合。

很明显，这一过程会被其余的生铁购买者所效仿，然后他们吞并一个接一个的资本主义生产企业。卡特尔的榜样的力量会被广泛扩散。卡特尔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以牺牲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为代价换得自己的利润率的提高。这种利润率的差别不会被资本的转移而平均化，因为卡特尔化意味着这一投资领域的资本主义竞争已经被限制了。资本的自由运动所受到的各种经济因素或财产关系（比如原材料的垄断）的限制，实际上是废除销售者之间的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利润率的平均化只能通过自身的卡特尔化或以垂直联合的方式来消除卡特尔的上述两种方式，进而实现对较高的利润率的占有。上述两种方式都意味着集中的增强以及对卡特尔化的进一步促进。

然而，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得进一步的卡特尔化不可能进行，那么这又会对卡特尔价格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以及价格水平又会是怎样的呢？我们已经知道，由高昂的卡特尔价格所产生的利润率的增加，只能通过卡特尔化的其他产业的利润率的减少来获得，因此，卡特尔利润首先是对其他产业利润的占有或分享。正如我们所知的，在那些只使用少量资本和生产相当分散的产业里，它们的利润率会下降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下，这是一个趋势；而卡特尔化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并且还会进一步压低这些产业的利润率；至于能压低到多低，就取决于产业的性质了。如果这些产业的利润率被过分压低，那么资本就会从这些领域中抽回。从这些产业的资本的技术形式来看，这么做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真正的困难开始于这些资本该投到哪里去这一问题，因为其他的只使用少量资本投资的生产行业，也同样遭受着卡特尔的剥削。[1]
其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领域的尚保留着独立性的资本家的利润，变成了监督者的工资，这些资本家实际上也就变成了卡特尔的雇员，变成了类似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中间师傅、中间资本家或企业家。

实际上，卡特尔价格依赖于需求，但这种供给本身是资本主义的需求，因此从理论上说，卡特尔价格最终肯定会被平均化为生产价格加平均利润率。但是这一平均利润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大的卡特尔化的产业有一种平均利润率，而对于那些已经依赖于它的小规模的产业来说，有另一种平均利润率。卡特尔化了的大规模产业夺走了小规模产业的部分剩余价值，从而使得小规模产业的收益变成了纯粹的工资。

但是，这种价格决定就像单个或局部的卡特尔一样，仅仅是暂时的。卡特尔化意味着平均利润率的一种变化：在已经卡特尔化了的产业里，利润率上升了；而没有卡特尔化的产业里，利润率则下降了。这种利润率的不一致导致新的联合和进一步的卡特尔化。对于那些依旧处于非卡特尔状态的产业而言，利润率会持续下降。卡特尔价格上升到生产价格以上的数额，就是那些非卡特尔化的产业价格降到生产价格以下的数额。至于那些非卡特尔化的产业里的股份公司，它们的价格也会降到成本价格加利息以下，否则就不会有资本的投资。因此，卡特尔价格的上升是有限度的，它会受到非卡特尔化的产业利润率能够被压低的程度的限制。后者的低水平的利润率平均化，是通过投资在这一领域中的资本的竞争来实现的。

卡特尔价格的上升会对非卡特尔化的产品的价格产生影响。这种变化会带来非卡特尔化的产业的利润率的平均化。如果非卡特尔化的产业也形成联合，那么它们的产品价格就会保持不变。这种相同的价格会使利润率变得比以前更低，因为原材料的价格（也就是生产成本）已经上升了。如果以前生产价格为100，利润率是20％，则现在利润率就降到了10％。因为产业的卡特尔化，就使得成本价格已经从过去的80上升到了90。但是由于成本价格的上升在不同的非卡特尔产业中会是不同的比例，而这主要取决于它们的资本有机构成，因此它们的利润率肯定会被平均化的。那些使用大量原材料的产业，因为价格已经被卡特尔化提高了，因而不得不提高其产品的价格，从而使那些使用较少原材料的产业可以降低其价格。换句话说，那些资本有机构成高于平均水平的产业，其产品价格会上升；[2]
而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平均水平的产业，其产品价格会下降；而那些具有平均水平资本有机构成的产业，其产品价格则保持不变。通常，人们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产品价格的上升上，认为生产成本的任何上升毫无疑问地都可以转嫁给顾客。但是，生产成本的上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价格的下降。

价格形成还具有其他的一些特征。假设卡特尔产业的资本量是500亿，利润率是20％，生产价格是600亿，而又假设其中的500亿被非卡特尔产业所购买，那么，在相同的利润率下，它们的生产价格将会是600亿，因此，总产品的价值是1 200亿。但是，卡特尔化的产业已经提高了利润率，因此降低了非卡特尔化的产业的利润率，比如说10％，这样，非卡特尔产业的利润就减少了，因为它们现在得为原材料的购买支付550亿而不是500亿（在这个例子里我暂时不考虑与此无关的可变资本）。但是，如果卡特尔现在得到了550亿而不是500亿，那么它一定会因此而收获660亿而不是600亿。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消费者，而且是对所有的顾客，价格都是一样的。因此，按照我们的假设，最终到达消费者手里的那100亿，会以110亿来出售，而不是以100亿来出售。这样，消费者购买非卡特尔化产品时支付的是老价格，而购买卡特尔化产品时支付的是更高的价格。一部分的卡特尔利润由此从消费者那里产生，也就是说，从所有的从其他来源中获取收入的非卡特尔化群体中产生。但是，更高的价格也许会导致消费者减少消费。这里我们遇到了卡特尔价格的两个限制条件：首先，价格的上升必须使非卡特尔化的产业也能得到继续进行生产的利润率；其次，它不能使消费严重减少。第二个限制条件由那些不直接生产的阶级的可支配收入的数量来决定。但是，对于卡特尔化的产业的整体而言，由于生产消费远比非生产性消费重要，因此第一个限制条件是决定性的因素。

非垄断产业利润的减少会限制它的发展。利润率的下降意味着新资本流入这一产业将会十分缓慢，同时它还意味着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由于相对小的价格下降就有可能使原本就微弱的利润会全部消失，因此这种竞争会变得更加危险。它还会带来另一个后果，那就是在那些卡特尔化的产业优势已经把利润压缩为监督工资的地方，不会再有任何的空间可以组织股份公司，因为创业利润和股息只能由超过监督工资的收益差额来支付。因此，卡特尔化会阻止非卡特尔化的产业的发展，但同时却会加剧这些产业的竞争，从而强化它们的集中趋势，直到这些产业卡特尔化的条件也最终成熟或者被一个卡特尔化的产业所合并。

作为采用先进技术的结果， 自由竞争会带来生产的持续扩张。对于卡特尔来说，这种技术进步也意味着利润的上升，因此它也被迫采用这些新技术，否则就会有危险。因为某些局外企业可能会拥有这些新技术，并使用它来对卡特尔重新开展竞争。这种危险是否会变成现实，主要取决于卡特尔已经建立的垄断的类型。如果卡特尔拥有的是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垄断（比如矿业辛迪加），或者其生产要求非常高的资本有机构成，以至于新企业所需的巨额资本量只能通过银行来提供，而银行又不愿意去损害卡特尔的利益，此时的卡特尔就会对新出现的竞争有很高程度的防备。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进步就意味着超额利润，它是不会被竞争所消除的，生产价格也不会下降。先进技术的采用不会有利于消费者，而只会有利于组织严密的卡特尔和托拉斯。当然，技术进步也可能导致产出的增加，而产出的增加要求销售价格下降，因为这样才能扩大消费，但这并不是必然出现的情况。比如，对于钢铁托拉斯来说，它很可能会只在一部分工厂里采用这些新技术，而关闭另外一些工厂，使得它的产量正好能够满足现行价格水平下的需求。这样，价格水平会保持不变，而生产成本却下降了，利润当然也就增加了。不过，产量却没有增加，技术进步只会造成工人被解雇，而且不再有可能找到被其他企业雇用的机会。同样的情形也会出现在卡特尔的组织里。最大的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扩大了它的产出，为了做到这一点，它还会从留在卡特尔里的那些小企业中，把分配给它的限额全部买到，然后关掉这些工厂。先进技术的使用在带来更大集中的同时，却没有生产的任何扩张。

卡特尔化带来了对超额利润的更大预期。[3]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超额利润是如何被资本化的，然后又如何作为被集中起来的资本流入银行的。但同时，卡特尔倾向于减缓资本的投资，不论是在已经卡特尔化的产业里，还是在没有卡特尔化的产业里，它都有这一倾向。因为在已经卡特尔化的产业里，卡特尔关注的首要目标就是限制产量；而在没有卡特尔化的产业里，利润率的下降是不利于进一步的资本投资的。结果是，在用于积累的资本量迅速增加的同时，资本投资机会却减少了。这个矛盾需要解决，解决的方法是资本输出；虽然资本输出自身不是卡特尔化的结果，而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离的现象，但是卡特尔化突然加剧了这个矛盾，使得资本输出变得紧迫起来了。

如果我们现在提出卡特尔化的真正界限是什么这一问题，那答案肯定是：没有绝对的界限。但现在却出现了卡特尔不断扩张的趋势。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独立的产业正变得日益依赖于已经卡特尔化的产业，直到有一天最终被它所吞并。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总卡特尔的形成。到那时，全部的资本主义生产都将会被一个机关或机构来进行自觉调节，所有的产业产量也都将由它来决定。价格的决定会变成纯粹名义上的，仅仅是为了在以卡特尔巨头为一方和以所有其他社会成员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进行总产品的分配。到那时，价格将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物的关系的结果，而是成了物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单纯的计算工具；货币也失去了作用，到最终它会完全消失，因为现在要完成的任务是实物的分配，而不是价值的分配。随着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商品客观价值的幻想也会消失，货币自身也消失了。卡特尔将会分配产品。生产的物的因素会被再生产出来并重新拥有新的生产。一部分的产出会被分配给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余下的就全部归卡特尔来按其意愿使用。这是一个自觉调节的社会，但是以对抗的形式存在。然而这种对抗只是分配的对抗，是可以自觉进行调节的，因此可以用货币来补偿。在它的完备形式上，金融资本会离开它最初赖以生存的土壤。货币的流通已经变成不必要的了。货币不停息地流动在已经被调节的社会里也到达了目的地，流通的永动机发现了它最终休息的地方。

建立总卡特尔和形成中央银行的趋势正在融合，通过它们的联合，产生了金融资本的巨大的集中力量。在这里，所有的局部资本都被集合为一个整体。金融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它的发展形式是能够产生货币的货币（G—G′），这是资本运动的最一般的、最不可理解的形式。作为货币资本，它被以两种形式提供给生产者，即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在这一过程中银行是中介，同时银行还试图将这一资本的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自有资本，这样金融资本就被赋予了银行资本的形式。这种银行资本由仅仅是形式上的资本即货币资本，逐渐转换成了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即产业资本。同时，由于金融资本消除了银行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分离，因而商业资本也就逐渐失去了其独立性；在产业资本自身内部，以前彼此分离和独立的生产企业联合起来了，并且这一联合过程突破了不同领域或企业的界限。劳动的社会分工——只有通过交换活动才会作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相互发生关系的不同生产企业的划分——正在不断消失；另一方面，在联合了的产业内部，劳动的技术分工正在不断深化。

因此，资本的特殊性质在金融资本中被抹去了，资本现在表现为了一个统一的力量、一个统治一切社会生产过程的力量、一个直接由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及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劳动所有制中产生的力量，还有作为财产关系直接结果的对活劳动的支配权所产生的力量。与此同时，被几个资本家团体积聚和集中在手中的巨额的财产，表明了资本家自身与那些没有任何资本的大众的直接对立。因此，在财产关系问题获得了它最清晰的、最无可争议的和最尖锐的表现的同时，金融资本自身的发展也越来越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社会经济的组织问题。

[1]
同时卡特尔的利润来源也有了变化，这时利润虽然依然由未支付的劳动和剩余价值所构成，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其他资本家所雇用的劳动力所生产的。

[2]
我这里所指的是没有卡特尔组织的工业企业的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情况，而不是社会总资本的构成的情况。

[3]
卡特尔组织能够赚取剩余利润，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直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都一直是德国制鞋设备的唯一供应方。那些为德国出口设备的美国工厂组建了一个名为“德国联合制鞋机器公司”（DVSG）的卡特尔组织。这个组织决定，其所生产的设备不再出售，而只以固定的租金出租。为此，那些需要这些设备的德国制鞋厂，不得不与该组织签订期限为5～20年的设备租赁合同。“这个合同要求设备的供应商免费为购买方安装和维修设备，并以合理的价格为购买方进行设备的技术升级。而制鞋厂的义务则是给设备供应商支付固定的设备租金，以弥补供应商制造设备的成本。同时设备每运转1 000次，还要给供应商支付一定的费用……这就相当于制鞋厂每制造一双鞋，就要向设备制造商支付15～25芬尼的费用。设备制造商要把这笔费用统一交给DVSG，这笔费用的数额非常巨大，比如，埃尔富特的工人总数是885人的三家制鞋厂，一年支付的总费用就高达61 300马克”（卡尔·雷埃：《德国制鞋大工业》，第32页）。有趣的是，使用美国的制鞋设备让德国的厂家拥有了更多的竞争优势，因此使它们获取了超额利润。美国托拉斯组织也只要求把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拿出来，这样可以实现共赢。这种制鞋设备租赁，让那些制鞋厂家可以更容易地拥有和使用这些制鞋设备，同时也增强了制鞋厂家对美国托拉斯组织的依赖。所有的新技术改进，都可以马上应用到这些制鞋设备上来，这就提高了制鞋厂的利润额和销售额，同时也使得托拉斯组织可以获得更多的费用收入。因此技术改良的最大受益者是托拉斯组织，其次是制鞋厂，而最后才是消费者。

第四编　金融资本与危机

第16章　危机的一般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要经历繁荣与萧条的循环，这是一个经验的规律。从循环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是以危机为标志的。在繁荣时期的某一时间点上，一些生产部门的销量开始下滑，其结果是价格也会下降，并且滞销和价格下跌会逐步蔓延，生产受到制约。以价格和利润的下降为标志的循环的这一阶段会持续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然后生产会再度逐步扩张，价格和利润开始上升，产出量会比以前有更大的增长，直到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这一周期性现象的不断出现，使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关于其产生原因的问题，而答案则只能是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的分析中找到。

商品的二重性即既是商品又是货币，是产生危机的一般性的可能条件，它暗含着商品流通过程中断的可能性，如果货币被储藏起来而不是用于商品流通的话。W′—G—W″的过程的终止，是因为已经实现了W′里的价值G，不会继续去实现G″里的价值，因而W″也就不能被售出，因此出现停滞。

但是，只要货币仅仅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只要商品直接交换为货币以及货币直接交换为商品，那么一定数量的货币被储藏起来就仅仅是一个个别的和偶然发生的现象，它只会使某些商品不可能被售出，但不会导致商品的普遍的滞销。然而，当货币的职能演变为充当支付手段并且商品信用也发展起来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现在商品的滞销使得之前的债务无法清偿。正如我们已经所看到的那样，到期支付的承诺已经作为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被用在大量的交易中了。如果有一个人不能到期支付，那么其他的人也可能会因此而无法到期支付，而由作为支付手段来使用的货币所引起的债务链条就会断裂，某一点的滞销就可以蔓延至所有其他人，从而变成普遍性的滞销。因此，支付信用使得不同的生产部门相互依赖，创造了局部滞销转化为普遍滞销的条件。

但是，危机的一般的可能性只是它发生的条件。没有货币的流通和货币支付手段的这一职能的发展，危机就不可能发生。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前，是没有危机的。对经济的干扰不是来自于经济规律意义上的危机，而是由于特殊的自然的或历史的情形引起的灾害，比如歉收、干早、瘟疫和战争，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再生产的不足，而不是生产过剩。实际上，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考虑这种生产基本上依然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而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那么商品流通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会将商品生产普遍化，才会导致使一切产品都采取商品的形式，并最终（这是关键点）使得商品销售成为再生产得以重新进行的前提条件。[1]

产品向商品的转化使生产者依赖市场，并把由于私人生产的经济单元的独立性导致的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的生产的内在的不规律性，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当商品生产普遍化和互相分离的地方市场演变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会成为危机的第二个一般性条件。

通过消费与生产的分离，资本主义创建了危机的第三个一般性条件。首先，它使生产者与其产品相分离，只给生产者留下其产品价值中相当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这样，它创造了雇佣阶级——一个其消费与其总产品没有直接关系的阶级。因此，总产品也不再用于满足该阶级的消费需要；相反，该阶级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其不具有任何影响力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并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目的是实现和创造利润。

换句话说，不是消费和它的增长，而是利润的实现，才是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扩张还是缩减产量等的决定性因素。为了获取特定的利润和实现资本的一定程度的增殖，商品才被生产出来。因此，生产并不依赖于消费，而是依赖于资本对增殖的需要；一旦资本增殖的机会恶化，生产就会缩减。

当然，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和消费依旧有着一般联系。这是所有社会形式都共有的一个自然条件。但是在一个为满足需要的经济体中，消费决定生产的扩大，它的界限仅仅由技术发展水平来决定；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情况却正好相反，生产的规模决定消费。生产受当时的资本增殖的可能性、资本增殖的水平、为获取某一利润率所必需的现有资本和追加资本等条件的制约。生产的扩张在这里遇到了单纯的社会障碍，这一障碍产生于该社会的特定结构，并只为这一社会结构所特有。危机的可能性暗藏在生产的无规律之中，也就是说，是隐藏在一般的商品生产里的，但它只会在这样一个无规律的生产体系中变成现实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消除了其他社会形式都具有的消费与生产之间具有直接联系的要求，以及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插入资本按某一比率增殖要求的经济体中产生现实可能性。

类似于“商品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这样的表述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严格地说，消费不足只能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在经济学里，它除了表明该社会的消费少于它的生产之外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如果生产按正常比例进行，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无法想象的，并且也是不可能发生的。总产品等于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c+v+m），但其中由于v和m被消费掉了，因此已经被消费掉的不变资本要素必须得到补偿，尽管生产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但却不会导致商品的生产过剩。换言之，它不会导致生产出来的商品（在这里出于分析的目的，商品被视为使用价值）或者说物品，超过可以被消费的数量。[2]

有一件事情很清楚，由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因此原因也肯定存在于资本的性质里。它肯定是由于其社会特性产生的干扰，从这一点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的消费关系所提供的狭窄的基础是危机的一般条件，因为扩大这一基础的不可能性是滞销的前提条件。如果消费真的被扩大了，那就不可能有生产过剩。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的扩大意味着利润率的减少。由于大众消费的增加取决于工资的上升，而工资上升则会降低剩余价值率从而降低利润率，因此，作为资本积累的结果，如果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但增加得过大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此时（作为极限）增加的资本不能比原有的资本生产出更多的利润］，那么积累就必然会因为不能达到增加利润这一基本目的而停止。就是在这一点上，积累的一个必要前提——消费的扩张，与另一个前提——利润的实现，产生了矛盾。实现利润的条件无法与消费的扩大互相一致，因为前者是决定性的，因此矛盾也就发展成为了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消费这一狭窄的基础只是危机的一般条件的原因，而且也不能仅仅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周期性尤其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因为没有任何的周期性现象可以用不变的条件来解释。因此，马克思在下述段落中的陈述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内容没有任何矛盾：

总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么个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并没有原样实现，这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完全不能实现，或者只是部分地实现，甚至资本也会部分地或全部地损失摔。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相互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能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能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能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能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减少到了只能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进行并达到最低限度。这个消费能力还受到追加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不断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和为了保存自身及避免灭亡进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多地采取了一种不以生产者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它也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试图用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的办法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窄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刹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刹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 因为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刹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正好因此而日益加剧。[3]

周期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只能从它特有的性质中产生出来。[4]

一般来说，危机是流通的中断，它自身表现为大量的销售不出去的商品，以及商品价值（它们的生产价格）实现为货币的不可能性。因此，它只能用商品流通的特殊资本主义条件来解释，而不能用简单的商品流通来解释。商品流通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特征是，商品是被资本生产出来的，是作为商品资本被生产出来的，因此它必须得到实现；这种实现的基础是资本本身的特殊条件，也就是它实现价值增殖的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从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个角度对这些条件进行了分析，从而将只有魁奈尝试过的而其他人不敢尝试的这一工作继续了下去。马克思将魁奈的《经济表》描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最有天才的思想，而我们则可以说，马克思自己对社会生产过程的分析，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天才著作里的最杰出的部分。然而，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卷的分析却被经济理论家们大大忽略了。实际上，从纯粹经济推理的角度来看（他的这部分的分析是他的全部重要贡献中的最杰出的部分），不借用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就无法理解危机产生的原因。[5]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平衡条件

让我简单重述一下马克思的分析中最重要的结论。首先，在他的研究中假设资本主义生产保持原有的水平，只是进行简单的再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变化暂不考虑。

总产品，也就是社会总产品被划分为两类：（1）生产资料，这一类的商品必须或者至少可以进入生产消费领域；（2）消费资料，这一类的商品由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所构成。

投在这些部门的资本也被分成了两部分：可变资本（v）和不变资本（c），后者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代表在生产中被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价值（c），与投资在生产中的不变资本价值是不等量的，因为固定资本只会将其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产品中动去。在下面的例子里固定资本也暂不考虑。

总商品产品可以用下述公式来表示：

Ⅰ　4 000c + 1 000v + 1 000m = 6 000　生产资料

Ⅱ　2 000c +500v +500m =3 000　消费资料

总价值是9 000，不包括以其自然形式继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这里被忽略了）。

如果我们考虑简单再生产基础上的必要交换（在这里，全部的剩余价值都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考虑完成这一交换所需的货币流通，那么可以马上得到三个要点：

第一，作为工人工资的这500v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500m，在第Ⅱ部类必须以消费资料的形式消费掉；但是它们的以消费资料形态存在的价值1 000，却掌握在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手里，用于替换预付的500v和代表这500m的剩余价值。因此，第Ⅱ部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可以在第Ⅱ部类内部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换，这样，Ⅱ（500v + 500m）就从总产品中消失了，它等于1 000消费资料。

第二，第Ⅰ部类的1 000v和1 000m同样必须消费一定消费资料，也就是第Ⅱ部类的产品，因此，它必须与第Ⅱ部类余下的产品，也就是不变资本的数量2 000c，进行交换。因此，第Ⅱ部类会得到相同价值量的生产资料，得到第Ⅰ部类生产的包含着第Ⅰ部类的1 000v和1 000m的价值的产品。这样，第Ⅱ部类的2 000c和第Ⅰ部类的（1 000v + 1 000m）从计算中消失了。

第三，现在还剩下第Ⅰ部类中的4 000c，它由生产资料构成，只能用于第Ⅰ部类，被用于替换被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它通过第Ⅰ部类内部各资本家之间的相互交换来解决，就像第Ⅱ部类的（500v + 500m）通过第Ⅱ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或单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解决一样。

固定资本的替换起着特殊的作用。一部分的不变资本价值由劳动资料转移到劳动的产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以它们最初的自然形态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着生产资本要素的职能；它们的磨损和损耗，是持续使用一段时间的结果所带来的价值损失，会在用它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以要素价值的形式再现。

另一方面，当代表着固定资本损耗的那部分商品的价值转化为货币时，这种货币是不会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的，虽然它补偿了生产资本的价值损失，它会在生产资本中沉淀下来，并保留了它的货币形态。这种货币沉淀会在再生产期间不断重复，这个期间可长可短，主要取决于不变资本中的固定资本要素以其旧的自然形态在生产过程中能继续执行其职能的时间的长短。当固定资本要素如建筑物、机器等被报废，进而无法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其职能时，其价值早就全部转化为货币并存在那里在等着它们了，这些固定资本将全部由货币来补偿，即由货币价值沉淀的总和、由固定资本逐渐转移到它所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并且通过因商品的出售而转化为了货币形式的价值总和来补偿。然后，这些货币就会被用于固定资本（或它的要素，因为不同的要素有不同的寿命）的物质替换，这样，生产资本的这一组成部分就得到了有效的更新，即它是一部分不变资本价值（不变资本中的固定资本部分）的货币形式。

因此，这种储藏的形成本身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个因素，它是固定资本价值或它的个别要素在货币形式上的再生产和储存，直到固定资本全部被损耗完毕，并将其全部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中去和在实物上进行替换它。然而，这种货币仅仅是失去了它作为储藏货币的这一形式，当它再转化为新的固定资本要素时，会替换那些已经完全损耗的要素，并再次能动地进入以流通为媒介的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之中。但是，如果简单再生产过程能够没有间断地进行，那么每年被损耗掉的固定资本部分就必须等于其不得不更新的部分。

比如，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形：Ⅰ（1 000v + 1 000m）和Ⅱ2 000c进行交换。在这个2 000c里，200的固定资本已经被替换了，余下的1 800c要转化为流通中的不变资本，与第Ⅰ部类的1 800 （v+m）相交换。当第Ⅱ部类手里也有拥有为购买第Ⅰ部类的固定资本200的储藏货币时，第Ⅰ部类的这200c才能被购买。因为这笔货币必须得到补偿并作为自己的固定资本磨损以货币形式来保存。也就是说，那些已经提前以货币形式储藏了固定资本损耗的资本家，会在今年进行他们的固定资本的实物更新，方式就是用200的货币购买第Ⅰ部类所余下的200 （v+m）。然后，第Ⅰ部类再用另外的200货币，从第Ⅱ部类其余的资本家那里购买余下的消费资料，他们则将这笔货币储藏起来以作为对其固定资本损耗价值的准备金。这样，第Ⅱ部类那些今年进行了固定资本实物更新的资本家，为第Ⅱ部类其他的资本家提供了能把自己固定资本的磨损部分货币化并以货币形式保存的货币。因此，我们必须假定，磨损掉从而必须更新的固定资本，与以原有的自然形态继续发挥作用的固定资本之间的比例是不变的。因为如果被损耗的固定资本增加到了300，那么流动资本就会减少，而Ⅱc就只有比原来少的流动资本，从而无法在原有的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而且，如果这一部分的固定资本增加到了300，而第Ⅱ部类只有200是处于货币形态的可以用于固定资本的实物更新的货币，那么第Ⅱ部类就会有100的固定资本无法销售出去。

因此，即便只是每年损耗的固定资本与继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事实也总是如此），但在保持固定资本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固定资本与流通资本的比例的失调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还看到，如果要使简单再生产成为可能，那么必须保持这种确定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Ⅰ（v+m）必须等于Ⅱc。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总是干扰着这一比例关系的实现。为了确保生产的连续性，一定数量的生产过剩就成为了必需，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没有预计到的消费需求及这种需求的不断波动。正在周转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回流的干扰和不规律性总是在发生；为了克服这种不规律性和排除干扰，资本家就必须总是掌握有一定的供给储备，这种储备既要有商品形式的，也要有货币形式的，而且还要有追加的货币来作为货币资本的准备金。这些都必须是处于流动形式的货币，因为正是商品资本的周转会受到干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必须尽快地获得其他的商品。只有在货币形式上，价值才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形式，才能随时转化为任何它想转化的商品。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才使货币的产生有了必然性。

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 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结束因而要用实物来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的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像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那么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就不会因此而减少， 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而在另一个场合则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求的一定量的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求（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6]

在一定限度内，这种相对的生产过剩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断发生，并且表现为排除干扰而经常存在的商品储备，以及归产业资本家支配的货币资本储备或准备金，以确保一旦发生干扰时就可以提取这些必要的商品储备来继续进行生产。而那些货币资本的准备金则必须是资本家随时可获得的，以便他们可以应付正常时期也可能出现的暂时性干扰。我们不应把这种货币资本准备金和商品滞销时的准备金混淆起来。在繁荣时期，生产迅速扩张，而以前作为准备金的货币资本会被转化为生产资本，因此，准备金会减少，这意味着一个排除干扰的因素被拿掉了。因此，它成为了危机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相对生产过剩的必要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产生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过程的性质所导致的，它使这些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固定资本的生产要素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这个由技术和自然状况所导致的生产过剩的必要性，实际上只是建立一种商品的储备，这一储备同样也是那些直接满足需求的有调节的经济体所要求的。我们不应该将它与发生在危机期间的那种普遍的生产过剩相混淆。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生产过剩可能也是加剧危机的一个因素。

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平衡条件

简单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在这一社会里，资本积累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情，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排除在商业循环的某个特定年份再生产保持不变或甚至下降的可能性（对比例关系的要求就已经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如果要想使积累的过程也能够不受干扰地顺利进行，那么所要求的条件就更会复杂得多）。马克思给出了以下公式：

Ⅰ（生产资料的生产）：4 000c + 1 000v + 1 000m = 6 000

Ⅱ（消费资料的生产）：1 500c +750v +750m =3 000

社会产品价值　　　　　　　　　　　　　　=9 000

假设第Ⅰ部类将其剩余价值的一半（=500）用于积累，另一半作为收入而用于消费，于是我们便有了如下的交换：作为收入被花掉的第Ⅰ部类的（1 000v +500m）会和第Ⅱ部类的1 500c相交换。这样，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会得到补偿，而第Ⅰ部类所要求的消费资料也会得到供给。这种交换与我们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所遇到的交换情况完全相同。如果资本有机构成保持不变，则第Ⅰ部类所剩下的那500m就会转化为资本，其中的400变成不变资本，100变成可变资本。存在于生产资料形态中的这500m，其中的400必须以被扩大了的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从而增加它的不变资本数量，余下的100m则必须转化为可变资本，即必须从第Ⅱ部类中来购买生活资料。由于这100m目前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因此第Ⅱ部类不得不用它来扩大自己的不变资本。这样，对于第Ⅰ部类，我们有了如下的资本：4 400c +1 100v =5 500。

现在第Ⅱ部类有了1 600c作为不变资本，为了让这些不变资本发挥作用，还需要以货币形式追加50v来购买新的劳动力，因此可变资本从750增加到了800，第Ⅱ部类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总额所增加的这150，由其剩余价值来承担。因此，在第Ⅱ部类的750m中，只剩下600m作为这一部类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他们的年产品现在划分如下：

Ⅱ　1 600c +800v +600m（消费基金） =3 000

于是我们现在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在上述数字中，资本的数量如下：

而开始生产时的资本是：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新的复杂性。首先，第Ⅰ部类应该用于积累的500m，必须以这样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其中的4/5是适合于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的，1/5是适合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因此，第Ⅱ部类的积累规模取决于于第Ⅰ部类的积累。在第Ⅰ部类中，有一半的剩余价值被用于积累，但在第Ⅱ部类就不可能了，它的750的剩余价值里只有150可以用做积累，余下的4/5则必须被消费掉。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积累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生产确实是以增加了的资本量来进行的，那么到这一年的年底我们就可以得到：

如果积累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到第二年年底我们就可以得到：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假设第Ⅰ部类的剩余价值的一半用于积累，因此Ⅰ （v+1/2m） = Ⅱc。如果要使积累得以进行，那么Ⅰ（v+m）必须大于Ⅱc，因为第Ⅰ部类的s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不可能转化为Ⅱc的，它必须充当生产资料。另一方面，Ⅰ（v+1/2m）则可能比Ⅱc大，也可能比Ⅱc小。只不过对于我们目前的目的来说，没有必要详细讨论这一问题。[7]

增加了的生产要求有更多数量的黄金来满足它的交易。在流通速度不变和不考虑信用的情况下，这个增加了的黄金数量必须由黄金生产来提供。因此，资本主义生产遇到了一个天然的障碍，这就是，虽然信用制度可以将这一限制大大推后一步，但仍不可能将其完全消除掉。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包括积累在内的那些流通过程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条件。在我们的例子里，我们假设第Ⅰ部类的500m用于积累，其中的400转化为不变资本，那么，怎样的流通过程才能使它成为可能？第Ⅰ部类又用什么货币来购买这400？

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单个资本家的积累。在达到某一既定数量之前，他是不可能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因此，在此之前他每年年底都会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再将这些货币以储藏货币的形式保留若干年。不同产业部门的资本以及每个产业里的单个资本都是处于剩余价值向资本转化的不同阶段的，因此，当一部分资本家把他已经达到足够数量的潜在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时，其他的资本家还在努力地增加着他的潜在的货币资本数量。因此，这两类资本家是互相对立的，即一方是买者，另一方是卖者，各自只能完成其中的一项职能。

假设A出售600 （400c + 100v + 100m）给B（他也可以代表不止一个的买者），这时他已经卖掉了600的商品并换回了600的货币，其中代表100的剩余价值已经被他从流通中抽回并被作为货币储藏起来了。但是这100的货币仅仅是包含有100价值的剩余产品的货币形式，进行储藏的并不是生产的一部分，也不是生产的增长的开始。资本家的行为仅仅是把出售剩余产品所获得的100的货币从流通中抽回，然后持有和储藏它。不仅A会进行此类活动，而且在流通领域的许多点上还有其他的资本家如A1
、A2
、A3
等，也都在热衷于这类货币储藏活动。因此，在许多个这样的点上，货币被从流通中抽回，并被积累成无数的单个的储藏货币或潜在的货币资本；这些点看上去就像流通中的许多障碍一样，因为它们使货币的运动停止，使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能力。

然而，A能积累和储藏这一数量的货币，仅仅是因为他是他的剩余产品的出售者而不是买者。他的包含着他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的不断生产，是他进行这种储藏的前提条件。因此，虽然A从流通过程中抽回了一些货币并储藏起来，但在另一方面他却还在不断地把商品投入到流通过程之中，而并没有从流通中抽回他的其他商品。因此，这样，B1
、B2
、B3
等资本家也就可以把货币投入到流通中而只抽回商品。

和以前考察简单再生产时一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年产品的不同组成部分的交换，也就是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流通（这种流通必须同时包括资本的再生产以及资本重新恢复它的不同形式，如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等），其前提绝不是接着以卖为补充的商品的单纯的买，或者接着以买为补充的商品的单纯的卖，以至于事实上，像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贸易学派所假定的那样（在与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制度的斗争中， 由于论战利益的引诱而误入歧途。——希法亭），只有商品和商品进行交换（也就是说，货币仅仅是流通手段， 因而相对来说是多余的。——希法亭）。我们知道， 固定资本一经投入，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就不用更新，而是以它的原有形式继续发挥作用，它的价值则逐渐地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8]

这里第一次使货币成为可能的是价值流通对生产过程中固定资本的技术职能的持续性的分离和独立化。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能发生这种分离的；一旦旧的固定资本被报废，必须要有新的固定资本提供出来以便更新。但是对单个资本而言，这种价值磨损部分可以以货币形式保存和持有若干年。

我们又已经知道，Ⅱc的固定资本［Ⅱc的全部资本价值转化为在价值上与Ⅰ（v+m）相等的要素］周期性更新的前提，一方面是Ⅱc中要有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的固定资本的单纯的买，以及与此相适应的Ⅰm的单纯的卖；另一方面是Ⅱc中要有沉淀为货币的固定（损耗）价值部分的单纯的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Ⅰm的单纯的买。在这里，交换正常进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Ⅱc的单纯的买，按价值量来说，和Ⅱc的单纯的卖相等……不然，简单再生产就会遭到破坏。一方单纯的卖必须要由另一方单纯的买来抵消。同样，这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Ⅰm中的A1
、A2
、A3
等的货币储藏的部分的单纯的卖，必须要与Ⅰm中的B1
、B2
、B3
等把储藏货币转化为追加生产资本要素的部分的单纯的买保持平衡。

既然平衡的形成是由于买者后来作为出售同等价值额的卖者出现，以及卖者后来作为购买同等价值额的买者出现的，那么货币就会回流到在重新购买时就先预付货币的已出售的那一方。但是就商品交换本身而言，实际平衡要取决于互相交换的商品具有同等的价值额。

不过，既然发生的只是单方面的交易，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买，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卖；并且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年产品的正常交易决定了这种单方面的形态变化。所以，这种平衡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要与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相互抵消。

在所有的这些单方面的交易中，货币不是仅仅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来发挥作用的，而是作为一个过程的发起人和终结者来发挥作用的。在这一过程中，一方仅仅是商品，另一方则是商品价值的独立形式—　—货币。所以，为了使这种单方面的过程能够持续进行下去，货币是必需的。

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 已经包含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不仅仅是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还起着货币资本的作用， 同时也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这些条件会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生产过程失常的条件，以及具有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9]

通过对其剩余产品的出售，资本家A1
、A2
、A3
等形成了他们的追加的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储藏。在当前情况下，这个剩余产品由生产资料构成，它们是资本家B1
、B2
、B3
等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只有在他们手里，这些剩余产品才能发挥追加的不变资本的作用，虽然最终甚至于在它们被售出之前，它们会回到第Ⅰ部类的资本家A1
、A2
、A3
等手里并被作为积累而储藏起来。如果我们只考虑第Ⅰ部类再生产的那部分价值量，那么我们依旧处于简单再生产的范围之内，唯一的区别是其他的已经被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不同。在相等的价值量下，在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更多的是用于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于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第Ⅰ部类的Ⅰm的一部分，以前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是与Ⅱc相交换的，因此是用生产资料来交换消费资料的，现在的构成则是用生产资料交换生产资料，以便能够作为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仅就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就价值量的考察而言，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生产情况下就已经被生产出来了，它是被第Ⅰ部类的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被直接用于生产资料生产的扩张，是由第Ⅰ部类的追加的可变资本创造的。

资本家A1
、A2
、A3
等的追加的可变资本，是通过他们的剩余产品的出售而形成的，它的形成不需要花费资本家的分毫，而仅仅是追加生产出来的第Ⅰ部类的生产资料的货币形式。

因此，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在流通领域许多点上的大规模生产，不外是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的多方面的生产的结果和表现，这种生产资本的形成本身并不是以产业资本家方面的任何追加货币支出为前提的。[10]

A1
、A2
、A3
等资本家（Ⅰ）的这个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向潜在的货币资本（储藏货币）的相继转化，是由他们的剩余产品的相继出售引起的， 因而是由没有购买作为补充的反复进行的单方面的商品出售引起的，这种转化是靠反复从流通中取出货币以及形成与此相应的货币储藏来完成的。这种货币储藏（金生产者是买者的场合除外），绝不包含贵金属财富的增加，而只包含到目前为止处于流通中的货币的职能的改变。以前它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现在则作为储藏手段以及作为正在形成的潜在的新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因此，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与一个国家现有贵金属的数量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由此还可以得出结论：已经在一个国家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包括并入生产资本的劳动力，即剩余产品的创造者）越多、劳动的生产力越多，从而生产资料的生产迅速扩大的技术手段越是提高，因而剩余产品的量，无论是从价值方面或是在价值借以体现的使用价值量的方面越大，那么下列两者也就越大：

（1） A1
、A2
、A3
等资本家手中的剩余产品形式的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量，以及（2） A1
、A2
、A3
等手中的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产品的量，即潜在的追加资本的量。

因此，如果说像富拉顿这样的人不知道普遥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而只知道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生产过剩，那就再一次证明，甚至最优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制度机构。[11]

如果由资本家A1
、A2
、A3
等（Ⅰ）直接生产和占有的剩余产品是资本积累即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基础［虽然它要到B1
、B2
、B3
等资本家（Ⅰ）手中，才实际以这种资格执行职能］，那么当它还是作为蛹化成的货币的形式——储藏货币时，也即是作为只是逐渐形成的潜在货币资本时，它是绝对非生产的，它在这个形式上虽然和生产过程平行进行，但却处在生产过程之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净损失。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储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种形式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剩余产品就是由于它执行职能而产生）的总额越大，转化为潜在货币资本的剩余产品的量也就越大。但是， 当每年再生产的潜在货币资本的量绝对增大时，这种资本的分裂也就会更容易。因此，这种资本可以更迅速地被投入到一个特殊的企业中去，不论这个企业是在同一个资本家手中还是在另一些人（例如，参加遗产分配的家庭成员等）手中。在这里，货币资本的分裂是指完全离开原有的资本，以便作为新的货币资本投入到另一个新的独立企业之中。[12]

当剩余产品的卖者A1
、A2
、A3
等取得的剩余产品是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时，B1
、B2
、B3
等却只能通过流通行为才能得到它们。为此，他们首先得积累货币，就像A1
、A2
、A3
等所做的一样，通过出售各自的剩余产品才能达到目的。他们的以储藏方式积累起来的潜在的货币资本，现在可以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来实际发挥作用了。

这些剩余产品的交换所需要的货币，必须掌握在早期的资本家阶级手里。在简单再生产中，它们是作为用于消费资料花费的收益存在的，它们会按照每个资本家为交换各自商品所预付的货币的量，然后再回到每个资本家手里。但是，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虽然还是相同数量的货币的再次出现，但它们的职能却改变了。A等资本家们和B （Ⅰ）等资本家们会相互交替地供给对方将他们的剩余产品转化为潜在的追加资本所需的货币，从而相互交替地将他们新形成的货币资本重新作为购买手段投入到流通之中。

所有这些需要的前提是：一国现有的货币量（假设流通速度等保持不变）对于能动的流通的需要量来说是充足的。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简单再生产情况下也需要这一相同的前提条件，仅仅是储藏货币的职能在这里有所不同而已。

当然，这种图式的表达方式是非常简化的。很明显，作为一个整体，资本商品产业和消费商品产业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它们各自的内部也要保持某种适当的比例关系。这些图式还向我们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只要能够维持这一比例关系，就都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反过来，如果比例关系破坏了，比如已损耗的资本与可以用于新的投资的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破坏了，那么即便是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仍然会发生危机。因此，我们绝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是由其内在的大众的消费不足所引起的。消费的过快膨胀与资本商品的生产不变或减少一样，都可以引起危机。由这些图式本身我们同样不能得出下面这个结论：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是可能的。但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允许的范围内，生产扩张看上去是具有可能性的。

[1]
它不仅仅存在于农业社会中，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自给生产也是有意义的，只要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进入再生产的过程，比如，生产出来的粮食可以用来播种，生产出来的煤炭可以用于煤炭采掘中，等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成为另一个工厂的原料，而这种生产方式促进了企业之间的联合。由于所生产出的产品并没有直接进入市场，而是作为另一个工厂的固定资产进入另一个加工过程，因此这种生产方式被称为自给生产。当然，这种生产方式与以前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这种自给自足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商品生产的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求。

[2]
“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支付力和消费者的支付力不足，这绝对是一种同义反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家只知道三种消费方式：支付金钱购买商品、救济贫民和抢劫。如果说某个商品卖不出去，这就等于说没有任何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愿意购买它（无论这个商品是用来消费的还是用来生产的）。有些人说正是由于工人阶层的工资太低，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从社会分配中所取得的收入份额太低，才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经济危机发生前，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的收入是在增长的，其在社会分配中的份额也在增长，因此，有效需求不足并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根据那些支持者的健康的观点，工人阶级经济地位的改善应该能够消除经济危机。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有其特殊的运行规律，并不会因我们或好或坏的动机而改变。看起来它只允许工人阶级享受短暂的富裕生活，并且还把经济危机安排在这短暂的富裕生活之后”（《资本论》，第二卷，第475～476页）。恩格斯后来又补充道：“那些洛贝尔图斯危机理论的信奉者，可以参考一下这里的评论。”

[3]
《资本论》，第三卷，第286 ～ 287页。

[4]
“但是，怎样才能对诱发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这是比较困难的。我认为，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动、竞争和信贷等这些能够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功能特征的几个方面，来分析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而不是从商品和货币这些表面的东西中去分析”（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7章，第10部分）。

[5]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主要贡献在于，在他的著作《关于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他指出了研究经济危机问题的重要意义。我们仅需注意这一点就够了。

[6]
《资本论》，第二卷，第546页。

[7]
更多例子详见《资本论》第二卷第596页以下。

[8]
《资本论》，第二卷，第576 ～ 577页。

[9]
《资本论》，第二卷，第577 ～ 578页。

[10]
《资本论》，第二卷，第581页。

[11]
《资本论》，第二卷，第581～582页。

[12]
《资本论》，第二卷，第582 ～ 583页。

第17章　危机的原因

如果要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中必须存在的复杂的比例关系（尽管它的特征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那么就会导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对这一比例关系的保持负责？很明显，由于价格调节着资本主义生产，因此是价格机制执行着这一职能，价格的变化决定着生产的扩张或收缩以及新的生产线的建立等。这也解释了价值规律这一客观规律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唯一可能的调节者的必然性。对这些比例关系的干扰，必须从对这种生产的特殊调节的干扰来解释，也就是说，通过使价格不再成为生产必要性的适宜显示器来对价格构成进行干扰。由于这种干扰会周期性地发生，因此对价格构成的干扰也显示出了周期性。

资本家主要关注的不是他的产品价格的绝对水平，而是市场价格与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换句话说，关心的是利润水平。这决定了他会将他的资本投向哪一个生产领域。如果出现了明显的利润率减少的情况，那么新的投资就会终止，尤其是在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的时候，因为这些资本会被束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固定资本的价格是计算利润率的关键性因素。

正如我们所知的，资本有机构成是变动的。由于技术的原因，不变资本的增长快于可变资本，固定资本的增长也快于流动资本。可变资本在资本中所占的份额的相对下降，导致了利润率的下滑。危机意味着销量的下滑。在资本主义社会，销量的下滑是以新投资的停止为前提的，而它又是以利润率的下滑为前提的。这种利润率的下滑是由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所引起的，而后者又是新的资本投资的结果。危机仅仅意味着利润率下滑的开始，但是在危机之前会有一段长时期的繁荣，在那一时期里，价格和利润都很高。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的转折是如何产生的呢？从狂热的活动、高昂的利润、加速积累的极乐世界，变成了销量下滑、利润萎缩和广泛的资本闲置这样的毫无希望或绝望的世界，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每一次的产业周期都是从生产的扩张开始的，其原因会因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都可以归结为新市场的开拓、新的生产部门或企业的设立、新技术的引进和由于人口的增长所导致的需求的增长这几方面。需求增加时，某些生产部门的价格和利润都会上升，它们就会增加产出，从而为它们的生产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生产部门的需求也增加了。新的固定资本投资以后，旧的和技术过时了的设备都会被替换掉，这些都会是大规模的。当每个产业部门都由于其他产业部门所创造的对其产品的需求进而导致其生产扩张时，这个过程就变成普遍的了。各个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相互支持与依靠，它们各自成了对方的最好的顾客。

因此，周期是以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增长开始的，它是推动繁荣到来的主要因素；随着持续的扩张，这种新投资也会伴随着对所有的现有生产力的最大程度的利用。

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与此相适应，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也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比如说，平均为10年。一方面， 固定资本的发展会使这种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会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确定产业的寿命。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创造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产业的运行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的新投资的起点。 因此，就整个社会来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期的新的物质基础。[1]

但是，除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的需求的增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会引起繁荣开始阶段利润率的上升。首先，需求增加的结果会缩短资本的周转周期，而这二者又是同时出现的。既定产出所需的劳动时间被缩短了，因为技术进步使得更快的生产成为可能。比如，采矿业中辅助工人的使用被压低到保持现有产出所需的最低限度，以及机器通过加快运转速度，特别是使延长工作时间（通过清除空闲班次、加班加点和增加雇佣工人）等方式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利用。其次，周转时间还会因为销售的顺利进行以及销售时间被压缩到零（因为工人是按订单来进行生产的）而得到缩短。许多重要的产业部门与相对遥远的国外市场相比，它们增加了在距离更近的国内市场上的销量，这也缩短了流通时间。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年利润率的上升，因为生产资本（包括生产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的周转变得更快了。

周转时间的缩短还意味着相对于生产资本而言，产业资本家预付的货币资本量减少了。首先，在不大量增加货币资本需要量或者至少没有相应增加的基础上，通过加快机器的运转速度来缩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方式，以及普遍地对现有生产要素的更集约的使用，使得现有生产资本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利用。其次，流通时间缩短了，使得资本家在流通时间内除了真正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之外，手里还必须掌握的那一部分资本量减少了。这样，与在生产中执行职能、创造利润的生产资本相比，仅仅用于流通目的的非生产性的资本减少了。同时，流通时间的压缩和周转的加快，还减少了作为商品储备闲置的、只能造成非生产性费用的那一部分资本的数量。因此，年剩余价值率和年利润率都上升了，并且后者的上升幅度还要更大一些，因为用于流通的资本数量减少了。同时，剩余价值总量也会增加，从而增加了积累的可能性。

因此，产业的繁荣仅仅意味着资本增殖条件的改善。但是，造成最初的繁荣的那些条件自身，也潜在地包含着使增殖条件逐渐恶化并最终导致新的投资的停止和销量的明显下滑的不利因素。

比如，在产业周期的第一阶段，如果需求的增加带来了利润率的上升，那么这种上升只会发生在后来的利润率下降的准备阶段。在繁荣时期，有大量的新资本投资，这反映了技术进步的最新进展情况。正如我们所知，技术进步会表现为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而这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增殖条件的恶化。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由于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的下降，因而在相同的剩余价值率下，利润率会变低。第二，由于与流动资本相比，固定资本的数量增加了，因此资本的周转时间会被延长，这也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

还有其他一些情况也会导致周转时间的延长。在繁荣的高峰期，单位产出的劳动时间也许会因为劳动力的短缺尤其是熟练工人的短缺而增加。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进一步考虑这一时期经常发生的工资争议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对生产过程的干扰是由于对不变资本的过度使用而造成的，比如，在机器超高速运转的情况下，由于雇用了不熟练工人因而可能导致对机器的损坏，或者为了完全充分地利用产业短暂的繁荣时期进而忽略了机器的保养和维修。随着周期的继续，周转时间又再度变长了。一旦国内需求得到满足，国内企业就不得不去寻找更为遥远的国外市场，因而商品的销售和它们再转化为货币的时间就延长了。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利润率在繁荣的第二阶段就开始下降。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第一，繁荣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加，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意味着剩余价值率的减少从而利润率的下降。第二，利息率会逐渐上升到正常水平之上，原因我们后面再讨论，结果会导致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当然，银行资本的利润会因此而增加（这一点经常被忽略）。但是在这一时期，银行不再能够为生产的扩张提供货币。首先，商品和证券的投机此时正是最盛行的时候，它们对信用供给的需求增加了；其次，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生产者之间相互提供的流通信用已经不能满足增长的需求了，因此不得不需要银行的帮助。而此时银行会趋向于以流动形式即货币来保持自己的利润，但这会阻碍它向生产资本的转化，进而阻碍任何实际的积累和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同时，这还意味着对生产过程的干扰，因为银行提高利息率和以货币形式持有，其结果是阻碍了货币资本的再转化，从而使一部分原本打算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本将无法销售出去。因此，企业利润的下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都意味着增殖实现条件的恶化和更低的积累水平。

前面我们说过，当出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超过由需求增加所导致的价格和利润上升的趋势时，危机就会从这一时刻开始。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为繁荣的结束准备了条件的这些趋势，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并通过这种竞争来实现的？第二，为什么当它以危机的形式实现时，不是逐渐地而是突然地？后一个问题的重要性要小一些，因为对商业周期的波动性特征而言，繁荣与萧条的相互替代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此这种变化的突发性就变成了次要的了。

现在我们至少清楚了，如果繁荣时期的价格上涨是普遍的和统一的，那么这种上涨就纯粹只是名义上的。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提高了10％或100％，那么它们之间的这种交换比例关系就会保持不变。[2]
这种价格上升对生产也不会产生影响，也不会有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比例关系也不会发生变化。如果生产是在适当的比例关系（就像我们前面用图式所作的说明那样）下进行的，那么这种比例关系就不需要改变，并且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然而，如果价格的变化是不一致的，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价格构成的变化可能会造成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改变，因为价格和利润的变化对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配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旦价格的上升必定伴随着的资本分配的巨变变得十分明显时，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性。而且实际上，这些阻碍价格一致性上涨的因素的存在是很容易被观察到的。

在不考察技术革命而仅仅考察普通的、持续的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资本有机构成的最大变化就是利润率的下降，这种下降会在新机器的使用和固定资本总量最多的时候发生。因为已经被使用的机器和科学知识等的数量越大，生产过程的合理性、技术改进和更多科学方法的利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也就更加强了。然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仅仅是生产率提高的经济表现，它意味着生产相同数量产品的价格降低了。因此，新的投资获得了超额利润，资本会流向这些投资领域。此时，干扰因素也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了，从这些新投资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越大，投向这些领域的资本就越多。只有当这些产业部门的新产品投入市场并造成过量的供给压低了价格的时候，这一运动才会有所改变。[3]
然而同时，这些产业部门的需求会提高其他产业部门的产品的价格，使那些产业部门对资本产生吸引力。不过，因为它们的规模小一些以及技术发展水平较低，所以超额利润也会少一些。更进一步的结果就是，后一个产业部门的价格上涨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资本增加的程度没有前者大。在前一个产业部门当中，超额利润是相当高的，后者则相对低一些。但是随着资本不断地流向第Ⅰ部类所带来的超额利润的下降，和第Ⅱ部类因为只有较少量的资本流入所造成的价格上升，二者间的超额利润差别会逐渐地平均化。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固定资本的数量增加了，不同产业部门之间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量的差别也相应地扩大了。然而，固定资本的数量越大，建立新工厂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更长了，从而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生产扩张所需要的时间的差别也就更大了。投资一个新工厂所花费的时间越长，它适应消费需求也就更为困难一些，供给也就更落后于需求，价格的上涨就会更大一些，资本积累的刺激在这些产业部门里也就会变得更普遍。

固定资本的数量越大，它达到提高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这一目的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也就越长。然而，在它做到这一点之前，供给会持续地落后于需求。高炉数量的增加、新煤矿的开采和完成新铁路的建设所需花费的时间，要比增加纺织厂和造纸厂所花费的时间更长。因此，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必然会带来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而且由于这些部门的供给的增长相对慢于需求，使得竞争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因而它们的价格上升程度也会比其他部门更高一些。它们的利润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提高，并带来价格上升的趋势。由于资本流入了那些拥有最高利润率的部门，因此那些积累起来的新资本也会被大量引入这些部门，并且这一过程一直会持续到新投资完成和新工厂产生了更强的竞争力为止。因此，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相比，那些有着最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出现了过度投资和资本的过度积累的趋势。当第Ⅰ部类的产业部门（指资本有机构成最高的产业企业）的产品到达市场时，这种比例关系的失调就会表现出来，这些新产品的销售会受到阻碍，因为具有较低有机构成的部门的产品没有相同程度的增加，或者说没有按相同的速度增加，而是增加得更迅速，虽然集约度比对方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拥有最先进技术的生产部门，危机所造成的后果总是更严重一些，比如早期的棉纺厂和后来的重工业产业部门。一般来说，在资本周转时间最长、技术最进步和创新最先进从而有机构成也最高的那些部门，危机总是最严重的。

危机本身将价格和利润压低到了正常水平以下，即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以下。生产萎缩了，弱小的工厂倒闭了，给那些即便是在这么低的价格水平下也能获得平均利润的企业留下了活动空间。但是，这个平均利润率现在的水平跟原来不一样，它不再反映产业周期开始时存在的那种有机构成状况，而是反映变化了的、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状况。

相反，那些固定资本数量相对较小的产业，则可以较快地适应消费的需求，价格的上升也会更有限一些（暂不考虑原材料的价格波动），也没有多少资本积累的冲动。新的寻求投资场所的资本都集中在价格上升最快及上升幅度最大的生产部门，这也是比例失调产生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一般来说，固定资本越密集，危机的后果就越严重，而那些固定资本量最大的生产部门，危机的后果是最严重的。

我们这里还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某一时间上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所要求的资本量越大，其生产增长在数量上准确地满足消费增长的难度也就越大。投资建一家小钢铁厂来增加钢铁的产量，在技术上是不合理的，因而也是不经济的。在这里，技术的必要性支配着扩张的规模，它是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是否与消费需求相适应的。一旦现有的生产力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这种生产力的利用的可能性的变动是适应需求的细微波动的最重要的因素），那么重工业的扩张的发生就只能是大规模的、突然爆发的，而不是资本主义初期的那种小规模扩张。轻工业在这方面的适应性要强得多，因此它在这一时期的价格上升幅度会小一点。

除了这种由有机构成的差别所导致的价格构成上的比例失调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由自然条件导致的比例失调。我们已经看到，在那些较高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有着过度积累的趋势。这些部门不仅是原材料的大消费者，而且也是其他产业的原材料和半成品（铁、煤）的供给者。它们就有可能产生对比例性的干扰。

我们在第二卷中已经看到，在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售之后，这个货币的一定部分必须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一定技术性质所需要的比例，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在这里，撇开工资，也就是撇开可变资本不说，对一切部门来说，最重要的要素是原料，包括辅助材料在内，而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生产部门，例如采矿业和一切采掘工业部门，对它们来说辅助材料特别重要……如果原料的价格上涨了，那么在扣除工资之后，它们就不可能从商品的价值中得到完全的补偿。因此，剧烈的价格波动会在再生产过程中引发生产中断、 巨大的冲突甚至灾难等。特别是真正的农产品，即从自然界得到的原料，由于收成的变化不定等（这里我们还是完全撇开信用制度不说），它就会发生这种价值变动……第二个要素（在这里，我们仅仅为了完整起见才提到它， 因为竞争和信用制度还是不属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范围）是，按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像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两者的成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的时间间隔，而后面这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只要有相应的自然条件，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增长起来。因此，由固定资本即机器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的生产和增加，可能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会比由有机原料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增加得更快，其结果是对有机原料的需求也会比它的供给增加得更快， 因此，它的价格会提高。这种价格提高实际上会导致如下的结果：（1）这种原料会从较远的地区运来， 因为提高的价格可以弥补较贵的运费。（2）这种原料的生产会增加，不过按照事物的性质，也许要在一年以后产量才会实际增加起来。 （3）以前没有使用过的各种代用品会被利用起来，废料会更经济地加以利用。如果价格的提高开始非常明显地影响生产的扩大和供给，那么这多半表明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由于原料和用原料作为要素加入的各种商品长期持续地涨价，需求下降了， 因此对原料的价格产生了一种反作用。撇开这种反作用由于不同形式的资本的贬值所引起的动荡不说，还会出现一些别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种情况。

首先，从以上所说的情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 因而由机器等组成的不变资本的部分突然增加和持续增加的手段越多、积累越快（特别是在繁荣时期），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也就越严重，植物性原料和动物性原料的相对生产不足也就越明显，并且我们上面所说的原料价格上涨的现象以及随后产生的反作用也就越显著。 因此，由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主要要素的这种剧烈的价格波动所引起的剧变也就越频繁。[4]

因此，在生产史上，我们越是接近现代，就越会经常地发现，特别是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产业部门中，从有机自然界获得的原料是处在一种不断重演的变动之中：先是相对的昂贵，然后是由此引发的贬值。[5]

这些干扰因素还会得到由固定资本再生产方式所引起的那些因素的补充。我们已经看到，在简单再生产中，被消耗掉的固定资本必须等于新投入的资本。实际上，这个条件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为了弥补这一状况，一方面必须要有经常性的剩余固定资本要素的供给，即商品的储备，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货币的储备。一定数额的商品储备和一定数额的货币储藏，是再生产的条件，否则在某一点上生产就会经常陷入停滞状态。资本自身的弹性也可以帮助它减少波动，可以通过加速生产和工人加班工作等方式，使得某些迫切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对一切生产能力的滥用，一方面减少了商品储备，另一方面也减少了货币储备（绝对量和相对量），因此也消灭了在正常状态下有助于补偿这种不平衡的因素。货币资本储备量的减少在危机时期变成了绝对的，因为一方面产业资本家对货币的需求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另一方面则是对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因为这一时期资本回流的速度开始变慢，并且商业信用也开始增长。销售上任何一个更进一步的减少，现在都无法通过提取准备金来得到解决，因此会导致企业破产。

比例性还会因为生产和消费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受到干扰。在繁荣时期，价格和利润都增加了，这样商品价格的上升幅度必然并且也必须大于工资的上升幅度，否则就不可能增加利润。结果，在新产品中，企业家阶级所占的份额的增加要快于工人阶级。从绝对意义上说，消费是增加了，因为和工人阶级一样，企业家也会增加消费。但是积累的增加会更为迅速，因为在这一时期，资本积累的动力是十分强大的，而且通常它与奢侈品消费开始增长有一段时间间隔期。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富有弹性的，很容易使自身适应积累的冲动。因此，利润的进一步使用会发生调整：一个相对大的部分用于积累，另一个相对小的部分用于消费。这意味着消费的增长没有跟上生产增长的步伐。还有一点要注意，消费中有一部分是保持不变的，因为它依赖于固定工资或那些不能直接从生产中获得的利益收入。这些收入阶层只会受到生产波动的直接影响。

因此，比例关系的破坏是由商业周期过程中价格构成受到干扰所造成的。上面我们提到的所有因素都意味着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的分离，因此干扰了对生产的调节，而对生产进行调节的程度和方向都是由价格构成决定的。很明显，这种干扰最终会导致销售的停滞。另外，它还会与信用体系的各种现象相伴随，而这正是我们下面要作进一步分析的。

[1]
《资本论》，第二卷，第211页。

[2]
从表面上来看，经济繁荣一般伴随着普遍的物价上涨，而经济萧条则一般伴随着普遍的物价下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直都在从币值改变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危机的原因。迷惑人的货币数量理论，就是把这种现象当做自己理论的基石。

[3]
“毫无疑问，洛林一卢森堡地区的采矿业和钢铁业发展得十分迅速。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它使得许多新企业在该地区落户，并在经济繁荣时带动了内需的增长。但是那些新开工的企业基本都是在1899年和1900年的春天开始生产的，而那时经济繁荣的巅峰期已经过去，这些新企业仅仅是增加了商品供给而已。当这些新企业由消费者转变为了生产者时，市场上的生产能力已大量增加，生产过剩的现象便不可避免”（《1900年以后的德国经济生活的纷扰》，第二卷，《矿业和制铁业》，第48页）。

[4]
《资本论》，第三卷，第139 ～141页。

[5]
同①，第143页。

第18章　商业周期过程中的信用条件

在繁荣时期开始时，原来一直维持的低利息率开始缓慢和逐步地上升。借贷资本是很充足的，生产的扩张和因此而带来的流通的扩大，也的确增加了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但是这种增加的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首先是因为，在萧条阶段上处于闲置状态的货币资本现在可以获得使用了；其次是因为，在繁荣时期的开始阶段流通信用也扩张了。因此，当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必须再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商品，在数量和价格上都增加了的时候，它们的流通所必需的流通手段是由信用货币量的增加来提供的。除了信用货币量的增加之外，它们的流通速度还由于商品资本周转的加速而加快了。由信用货币的创造所带来的借贷资本供给的增加，足以在不提高利息的情况下来满足对借贷资本的增加的需求。

在这一时期，借贷资本的供给还会因为生产者在周转期间必须掌握的货币资本量的减少而增加。因为对生产者而言，他们在周转期间所需掌握的货币量取决于周转时间；而在繁荣时期，由于周转时间缩短了，从而完成同等数量的交易所需要的货币量就可以减少，这样就有一部分资本被释放出来了，它们在货币市场上充当借贷资本。

然而，随着繁荣的继续，这些条件发生了变化，这种渐变反映在了利息率的逐步上升上。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繁荣期间资本的周转时间延长了，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出现了失调。周转时间的延长或者说销售的大大减缓，意味着信用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一个原本是三个月到期的票据，如果它的货币形式所代表的那个商品要到四个月后才能支付，那么这个四个月到期的票据也就不能支付兑现了。这个票据就只能是或者延期支付，或是以现金结清。延期支付意味着要借助于银行提供的信用或资本信用，还意味着对银行信用需求的增加。对银行信用的需求的增加将会变成普遍现象，因为延期支付的需求不只是影响单个资本家，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生产资本家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对银行信用需求的增加仅仅是由这一事实造成的：流通信用和生产资本家之间相互提供的信用已经不够了，对现金的需求也增加了。因此，银行信用需求的增加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利息率的提高。

以销售的停滞为主要表现的日益增加的比例失调也有同样的后果。一种商品必须交换为另一种商品，如果信用货币代替了现金执行其职能的话。如果商品的周转停止了，那么现金就会代替信用货币。如果因为票据所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进而无法到期支付，那么票据也就不能兑现了；如果它必须兑现，那就只能求助于银行。这样银行信用就会代替流通信用。对某个产业资本家而言，他的商品销售所收到的货款是通过流通信用（这意味着最终他的商品会被交换为另一种商品）还是通过银行信用（在这里，他的商品还没有最终交换为另一种商品），这二者是没有区别的。当然，现在他不得不支付一个更高的利息率，但是他不理解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即便是他理解了，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对他也没有好处。无论如何，现在的价格和利润都还比较高，他还需要用从他的票据中所获得的货币资本来继续维持他原有规模的生产。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现在所使用的货币资本不再代表着是由他自己的商品资本转化而来的，实际上那些商品还根本没有售出呢。他也没有意识到，现在他是用他从银行借来的追加货币资本来继续他的生产的。

但这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情况。开始时的比例失调会以其自身成为商品储备的形式来表现。在流通过程的一些点上，商品肯定发生了滞销。商品储备会对市场产生影响，如果这些商品必须被售出并进而用从它的销售中所获得的货币才能维持生产的话。这种情况会影响市场、价格和利润，要避免这种影响的发生，就只能通过银行向生产者提供货币资本才行。因此，信用可以减缓最初的比例失调。生产可以不受影响地继续，甚至于那些价格很高的生产部门还可以扩大生产，因为货币资本的获得有效地防止了由商品对市场的压力所造成的价格下降。这样，生产看上去似乎处于一种十分完美的健康状态，即便此时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已经进一步强化了情况也是如此。

最初由周期过程中比例关系的变化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的变化，现在反过来对新企业的建立、商品和证券投机从而证券交易所的整体状况，都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在繁荣的最初阶段，利息率低，如果其他条件相同，那就会导致虚拟资本市场价格的上涨。这一部分的虚拟资本的价格，就像国家债券和公众公司发行的债券以及某些种类的可抵押债券一样，都有固定的和可靠的收益，它们的价格上升是利息率下降的直接结果。就股票而言，由于利息下降所带来的股价上升，会受到股息的减少和收益不确定性的扩大两者的阻碍，但是繁荣却消除了这种阻碍或相反的趋势。因此，即便是在利息率非常低的情况下股票价格依旧会上涨，因为收益增加了，可靠性也提高了。同时，投机也增加了，其目的在于从股票价格的上涨中获取利益，股票需求也因此提高了，结果当然会使其价格进一步上涨。生产的扩张导致了更多的新企业的创立活动，而且这些新企业的资本也增加了。在股票发行中，银行变得十分活跃，因为低利息率和较高的股票价格，使得这类发行活动能给银行带来巨大的利润。新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很快就被销售一空，公众的购买热情也很高。不过这里我们所说的公众，指的是那些拥有借贷资本的资本家。在这一时期里，创业活动是最活跃的，银行从它们的发行活动中获得的利润也是最高的。货币的流动性是有利于投机活动的，因为这类活动依赖于它所能获得的信用。这一时期的低利息率情况导致在繁荣初期就连股票价格的小小波动，也能使投机从中获利。证券交易十分活跃，交易量也很可观，甚至价格波动也是最小的，而且这些波动也似乎在促成价格水平的提高。这种价格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由证券量的增加和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也是由成交量的增加和成交价的提高所导致的，它意味着更多的信用被用于差额的结清，因此也意味着需要更多数量的货币。因为这一时期的投机买空多于卖空、买进超过了售出，因此最后需要结清的差额也就扩大了。由股票交易所导致的对信用需求的增加与供给的增加不是对应关系，不像生产资本家的需求的增加可以直接用流通信用的扩张来予以满足。因此，这种需求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利息率的上升，并使在生产领域中出现的利息率提高的趋势进一步得到增强。

类似的情况也会出现在商品投机领域，人们试图利用价格上升获利并强化这一上升趋势。一方面，可以从其他市场买进本市场内价格升高了的商品从而增加供给，因为每个进口商对他人的活动都一无所知，因此最终很容易造成供给超过需求的局面，导致市场上商品的积压；但是另一方面，像证券投机一样，商品投机也是力图维持甚至有可能的话还会促进价格的上涨。因此，商品会从市场上被抽离尽可能长的时间以利于价格的上涨；科奈尔的情况会重新产生，以制造人为的短缺的方式来推动价格的上涨。为了将商品从市场中抽回，又再次需要借助于信用了，这也会造成利息率的提高。

同时，产业的繁荣也变得普遍并发展到了顶峰，价格和利润达到了最高水平，股票的价格也因为收益的增加而上涨了。投机因为整体上都是获利的，因此利润也增长巨大。投机获利的言论在广泛传播，普通大众也日渐增加地被吸引到证券交易活动中，因而给了那些职业投机者一个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交易和收益的机会。由于利息率已经提高了，因而如果要使投机依旧有利可图的话，那么证券交易价格的变化就必须大到足以阻止投机收益被高利息吸走的程度。事实上，现在还主要是这种方式的波动，因为来自产业的消息不再全部都是利好的了，而且虽然利润还在继续增加，但已经在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了增长的停顿，销售也不再是那么顺畅了；一旦银行开始认为执行鼓励投机的政策可能是有害的，那么信用的获取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了。尤其是在普通大众都加入到投机活动中的时候，那些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没有投机的自有资本的，或者是只有很小的自有资本，商品市场的情况也是如此。

然而，利息率的上升是倾向于降低股票交易的价格的，它最终会达到这样一点，即在这一点上，投机者推高价格的努力会停止。如果一些原来提供给投机者的信用被抽回的话，那么这一点还会到达得更快一些。我们已经看到，当繁荣持续时，生产资本家不得不增加对银行的需求，其原因除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之外，这里还必须再补充一点，这就是利息率是创业利润水平的决定因素。繁荣时期持续的高利息率减少了创业利润，结果限制了股票发行；而且这一时期的投机已经饱和了，不可能再在现行的高价下吸收更多的发行了。这样，银行就面临着它将无法支配新的股票发行的危险，或者不得不以相对低的价格来进行发行。

产业的需求现在要靠银行本身来满足。银行不再发行股票，而是提供银行信用，而生产资本家不得不为此支付更高的利息。但是，产业对银行的要求越多，银行能够提供给投机者的资金就越少。因此，投机不得不缩减，这就意味着证券需求的下降和股票价格的下跌。由于保持股票价格水平是获取用于投机目的的信用的基础，因此，现在必须提供追加信用所需的抵押证券或者其他可以作为信用基础的证券来支持股票的价格，这些主要是由投机家提供的，其他人，特别是那些作为追随者的普通大众，是无法提供的。因此，这就出现了抵押股票的强制拍卖，股票供给的突然增加会导致交易价格的迅速下降。这种价格下降由于职业投机者的转变而进一步加剧，这些职业投机者已经认识到了市场的危险状况，现在改做卖空交易。价格下跌导致对信用的更多限制和新的强制拍卖，下跌变成了狂跌，股票交易的危机和金融恐慌出现了。有价证券急剧贬值，并迅速下降到正常利息率下的它们的真实收益水平之下。这些贬值了的有价证券被大资本家和银行买走，以便在恐慌结束之后股票价格再度回升时，他们再以较高的价格将其售出。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周期，对一些投机者的剥夺以财产集中到货币资本家手中的情况会再度发生，通过虚拟资本的集中，证券交易会再度执行其财产集中化的职能。

因此，证券交易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货币市场和信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由于这种危机的出现是直接由利息率水平决定的，因此它可以在普遍的商业和产业危机开始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就发生。但是，这仅仅是后者的危机的一个征兆或者预兆，因为货币市场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导致危机产生及变化的决定因素。[1]

股票投机的发展与商品投机的发展是十分相似的，除了其中的一点，即由于商品投机的性质，使得它与生产条件的关系更为密切。这里也会出现由于利息率的上升和限制信用，使从市场上抽回商品以维持价格水平变得更加困难。同时，高价格鼓励了产出的最大化、增加了进口并限制了消费，直到市场最终崩溃。如果这种商品的价格会影响到股票交易的价格，比如制铜行业就是这种情形，商品投机的崩溃也许就是股票交易投机崩溃的信号。

货币市场条件的变化对银行利润的性质和数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繁荣的开始阶段，利息率低，股票发行的利润大。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周期过程中它们向相反方向运动的过程，而且在整个周期期间，银行作为流通信用的中介所获取的佣金在增加，从而银行利润也增加了，以及银行货币经营资本的利润也增加了，因为生产资本家现在有更多的支付。总之，当利息率上升时，银行资本从生产利润中拿走了一个更大的份额，这是以牺牲企业家的收益为代价的；银行还获得了更多的投机利润，而这是以牺牲投机者的差额利润为代价的。利息率越高，金融资本在繁荣果实的分享中所占有的份额就越大。在繁荣持续期间，货币资本会增加其在生产资本所创造的利润中占有的份额。

我们还看到，在周期过程中，当流通信用量达到其最大限度时，对银行信用的需求就会增加。由于生产的扩张意味着流通的增长，而所需的流通手段也会增加，因此对银行信用的需求也会增长。银行准备金因此会逐渐耗尽，并最终促进对中央发券银行的要求。销售的缓慢使得票据的流通也变慢了，因此减少了流通信用量，从而必须由银行信用来填补这一缺口。但是，比例的失调及其全部的后果还在继续，它对银行信用的影响作用会因为投机需求的增加而强化。这样，银行信用就逐渐紧张起来，直到有一天如果不增加准备金的话，银行就无法再进行信用扩张了。当流通不能通过信用的使用来继续扩张时，就会出现对现金的需求，因为现金进入流通领域后不仅准备金的数量可以减少，而且银行也会被迫进一步增加对信用提供的限制。这种限制意味着产业不再能纠正并消除由比例失调带来的干扰，因为无法得到所需的货币资本；支付手段已经无法通过信用来获得了，因此只能是在市场上进行商品倾销。其结果是，商品价格开始下跌，但是由于原有的价格水平是所有信用交易的基础，因此这就意味着，用这些商品的出售所获得的货款来支付以前对这些商品开付的票据，其数量是不够的。为了完成支付，就只能是求助于货币了，而此时货币的供给却在减少。由于流通信用量在迅速减少，再加上价格下降，票据出现贬值因而收回的货币量也就减少了。与此同时，银行信用不能扩张，因为下降的价格使得生产者能否准时归还贷款成了值得怀疑的问题。因此，这种对支付的需求导致了它不可能被满足，信用也达到了其极限；不仅利息率达到了其最高点，而且根本就得不到信用，因为信用体系的动摇产生了这样的结果：那些手里掌握现金的人会留着这些钱以供自己的支付。只有一个途径可以获得支付手段，那就是将商品转化为货币。每个人都想售出他的商品，出于相同的原因，没有人愿意买进商品。价格已经大大下降了，商品还是卖不出去。销售将完全停止，流通信用也消失了，因为无论流通怎么减少，它所带来的对流通手段需要量的减少总是小于信用货币量的减少。必须用现金来替代信用，这样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变成了对现金的狂热需求。

这种需求的结果取决于如下具体情况：商品价格的暴跌对产业资本家的支付能力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使得他归还银行贷款的能力成了值得怀疑的事情。如果银行把钱借给了没有还款能力的产业资本家，那么产业资本家的破产就会殃及银行，而银行以其存款所获得的信用以及所接受的那些债券等，都会突然被摧毁。于是就会出现挤兑风潮，所有存款都会被要求兑付成现金，而此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存款还在银行没有被贷出；存款没有了，恐慌可能会波及和扩散到其他银行，因此迫使银行一家接一家地关闭。这样，银行危机爆发了。信用体系的崩溃，这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它向货币主义的转变，使得唯一可以接受的支付手段就变成了现金。但是，现有的现金数量肯定是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的，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时期，恐慌会造成现金的大量储藏。结果，现金贴水出现了，货币的内在价值消失了（即便是在金本位制下，就像最近美国的危机再次证明的那样），这样，货币的价值就变成了由流通所要求的社会必要价值来决定。

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与作为借贷资本的职能之间，有一个很长的发展时期。金光闪闪的货币是青年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热恋对象，重商主义理论就是它的情书。它的强烈的激情，焕发着浪漫主义的全部光彩。为了赢得这一至爱，资本主义完成了数不清的英雄主义业绩，发现新大陆，不断地发起战争，创建现代国家，它的浪漫主义狂热甚至摧毁了作为所有浪漫主义基础的中世纪。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变得理智了。古典理论教育资本主义要鄙视浪漫主义的外观，要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一个稳固的家庭，即资本主义工厂。当它回顾自己青年时代时吃惊地发现， 自己在那一时期的行为是多么的代价惨重和鲁莽，还导致自己忽视了家庭的幸福。李嘉图向它指明了它与黄金的代价昂贵的私通所造成的危害，并为“金银条块价格高昂”的非生产性感到惋惜。在商业票据、钞票和其他票据上，资本主义写下了给情人的绝情书，但它还试图维持某些特权。通货学派要求更为质朴的证券，认为它应该遵循以前的金光闪闪的情人的传统。随着年龄的增长，资本主义的品位也更高了。它在青年时代已经充分地享受了，因此那种过分昂贵的激情已经不再能令它满足了，于是神秘的恐惧感产生了，只能从信仰中获得解救。约翰·罗宣布了新的福音书。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开始厌腻和轻视肉体，在寻找精神的避难所。它再一次经历了极大的欢喜，但是突然，长期被否定的旧的渴望又重新苏醒过来了，仅靠信仰就能满足的自信心消失了；它焦虑地渴望去证实自己原来的男子汉气概是否还依旧保留着。信用的崩溃，使突然被抛弃的资本主义绝望地回到了它的旧情人——黄金那里。危机恐慌给它的震惊，使它觉得只要能获得情人的青睐，多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资本主义认为，自从摆脱黄金的支配以来，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现在自己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幻灭，恐慌的震惊使它体会到了自己对旧情人的持续的依赖性。但是，这种危机是一种精神发泄。逐渐地，资本主义理解了它所害怕的情人的本性是什么，但却无法摆脱。废弃黄金的这种努力被放弃了，但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的嫉妒心使得它尽力抓紧她，特别是要阻止她对外国游客的危险的爱慕。但是，资本主义在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上做得越成功，就越无法摆脱这个黄金锁链的束缚。它的旧情人，曾经有那么多的要求，现在却学会了变得谦虚，当新的失望使那些人重新回来寻求她的庇护时，她最终满足了作为准备金这一角色。她也许变得有些过分，也许偶尔还会拒绝与它在一起，但这种态度不会持续太久，事情很快会回归正常。黄金已经失去过一次，还将永远失去它的绝对统治地位……

货币危机并不是危机的绝对必要特征，它也可能不发生。即使是在危机时期，商品交易也还在继续，虽然规模大大缩小。不过在这一限度内，流通还可以用信用货币来进行，特别是当危机对各个生产行业的影响不同步或力量大小不一的时候。实际上，当情势已经发展到货币和银行危机与滞销等情况混合在一起时，销售的停滞看上去就已经到了最低点。如果可以获得流通所必需的信用货币，那么货币危机就是可以避免的，甚至只要一家信用尚未发生动摇的银行，通过信用在抵押条件下向产业资本家提供信用，从而使他不至于破产就行了。事实上，当这种流通手段的扩张具有可能性时，货币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另外，货币危机总是发生在信用尚未发生动摇的银行被阻止提供信用货币的时候。英国在1847年和1857年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形，一场刚开始的货币危机通过《银行法案》的颁布而大大减轻了，因为该法案随意地将钞票的发行数量（即信用货币）限制在黄金准备金外加14 000 000镑上。在美国，它的法律以更加荒谬的方式限制信用货币的流通，而且是在最迫切需要信用的时候，这样，1907年的货币危机就以经典的方式完成了。

如果考虑到国内市场所发生的事件，那么很明显，现金储备的减少不仅是因为它被用于国内流通，而且还因为它流向国外。我们已经看到，黄金已作为世界货币来执行国际收支差额结清的职能。一个可以被观察到的趋势是，在那些已经达到高涨的顶峰和接近危机的国家，其国际收支状况在恶化。高涨时期的价格刺激了进口，使其远远超出了正常水平，而同时出口却还没有增加到足够的程度，因为此时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还保持着很可观的水平；一些重要的出口商品比如铁矿石、煤炭等等，它们的出口量甚至出现了绝对的大量的下降。

还有一点也必须清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进口的是农产品、消费品和原材料，而出口的则主要是工业产品。然而，前者很容易成为投机对象，不考虑别的因素，仅这一点就给商业和市场带来了不确定性，使投机在这里成为一个比其他因素都重要得多的因素。因此，过度进口是很容易发生的，并且是以一个较大的规模超出出口。收支差额的最重要因素——贸易差额——恶化了，要求有更多数量的黄金来结清它。

发生在货币市场中的事件采取了不同的过程。首先，高涨最强劲的那些国家其利息率也是最高的，结果是大量的外国货币投资到了这里，它们或是长期的，或是短期的；其次，股票投机和商品投机在交易所十分盛行，吸引了外国投机者，结果有大量的货币流入这一国家用于购买证券。这种特殊的收支结构在某一既定时间内决定了国际信用关系。英国的危机总是倾向于以黄金的外流为前兆，这样就相对扩大了为出口支付而提供的信用数量，同时减少了用于商品进口支付的信用数量，进而使贸易不平衡扩大了，这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会导致贸易差额的扩大。

贸易收支恶化本身就足以引起黄金的外流，而黄金准备金的任何减少，如果是发生在信用已经极度紧张的时期，那么就会产生恐慌，使已经升高了的利息率进一步提高，同时市场信心也消失。所有这些都会限制投机，并且可能会促进证券交易危机的产生。贸易收支恶化的后果可能会因为国际收支的波动而进一步增强。高涨是一种国际现象，虽然国与国之间可能存在时间上和程度上的差别。我们假设高涨是从美国开始的，而且已经达到顶峰，而此时英国还只是接近顶峰，那么高利息率和活跃的投机就会吸引大量的英国资本投向美国。但是，现在英国的货币市场也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强劲的需求，英国的利息率也会提高，投机自然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结果，以前投在美国货币市场的货币被抽回转而投向英国，而此时美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已经恶化了。这些黄金从美国的外流的加速，导致那里的信用被压缩以及证券交易危机的爆发，而证券危机自身就是普遍的商业危机的前奏，会进一步加深和恶化国际收支状况。已经投向投机的外国货币被迅速抽回。当然，只有那些投在期货交易和抵押交易上的货币才能被抽回，但不包括被绑定在投机上的货币。在危机的开始阶段，外国投机者也试图将这些价格下跌中的证券出手，还要对那些现已崩盘的买空卖空的证券进行强制拍卖。在外国所涉入的证券出售的范围内，会使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会更加恶化。

然而，与此同时，其他的一些因素也会发挥作用，甚至可能会改变事件的整个进程。证券交易危机和可能与之相伴随的银行危机，会对信用体系产生十分强烈的震撼作用。利息率会上升到极高的水平，从而会鼓励外国货币资本的投资。证券的贬值也使得它对外国资本家产生了吸引力，会出现证券的大量输出，从而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在贸易收支得到改善的同时，信用动乱也终结了商品投机，很快国内市场的饱和就会变得明显起来。价格下降，商业危机开始了，进口停滞，而出口却为了获得支付手段还会增加（只要国外市场的情况允许，因为那里的危机还没有开始）。[2]
于是破产开始出现，但到目前为止还只会影响到那些为了进口商品而必须向外国的产业资本家进行支付的那一部分人，破产取消了那些支付，从而在这一意义上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3]
因此，黄金的出口迟早会结束，主要是视乎于危机开始之前的黄金流入和开始之后的黄金流出的具体情况而定。危机期间的黄金进口与出口的相互交替，代表着危机所涉及的主要范围的变化。

黄金的更明显的外流总是会对当时的利息率产生影响的，而此时，作为出现比例失调的结果，流通信用已经不再可能扩大到足以满足流通的需要的水平了，但其作用又常常会受到银行立法的强烈影响。错误的银行立法的实质在于，它严重限制了流通信用的扩张，阻止了它达到从经济规律的角度来看本应该达到的那个限度。它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要强制性地使流通信用与价值量发生某种关系，而事实上流通信用按其经济性质来说与这种价值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正如我们所知的，钞票仅仅是票据或可交易票据的另一种形式而已，而这些票据又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形式。如果钞票的数量不与票据的数量——它最终是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如果它被严格执行的话，则可以通过银行的所谓钞票发行来实现——相联系，而是与贵金属储备相联系，那么就像英国所做的那样，或者是与政府债券相联系。不过这里讲的是美国的情形。在那里，荒谬达到了顶点，债务变成了信用提供量的最大担保（这种荒谬可以从虚拟资本的荒谬形式中得到解释），因此，人为的限制被加诸于借贷资本的供给上，而借贷资本的供给又必然会对利息率产生直接影响。在英国，钞票的数量由法律来确定，流通的需要量只能通过贵金属货币来满足（因为每一数量的超过14 000 000镑[4]
的钞票发行，都仅仅是代表银行金库里的黄金，从而是经济上的实际的黄金）。每一次黄金外流的大量增加都肯定直接构成对流通的威胁。因此，即便商业条件是十分健康的，信用也没有被动摇，但银行还是不能根据黄金流出的程度将等量的票据转换为它自己的钞票，比如英国因为歉收而导致的谷物进口的大量增加。结果，无论何时出现黄金流出，即便是在十分肯定这只是暂时现象的情况下，银行还是会被迫马上提高利息率以保护它的黄金储备，这样就使得信用更加昂贵。这是一种以牺牲企业家利润为代价、增加包括银行自有资本在内的借贷资本利润的手段。而且，这种限制还使得票据能否转换为钞票即法定支付手段，或其他虽不是法定的但却是一般公认的支付手段，都成了值得怀疑的事情。因此，流通的增加所需要的信用货币的流通被强制性地限制了，虽然生产的状况并没有为此提供任何原因，但它是人为制造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导致了信用货币流通的完全中断，而且还造成了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这一结果。然而，为了某些错误的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给借贷资本带来的好处就不仅仅是纯粹理论意义上的了。

美国的情况就更荒唐了。在那里，银行只有在购买了更多的国债之后才能增加钞票的流通。由于国债的供给是有限度的，增加的需求直接导致了人们过早地预期到了的价格上升，因此尽管高昂的利息率使银行已经发现这种钞票的发行是无利可图的。而如果银行放弃购买国债，从而不增加钞票的流通，那么就会出现利率的急剧上升，那样不仅会使银行和银行资本家获得非同寻常的高利润，而且还会使他们掌握货币市场，并通过他们在股票发行和信用提供上的作用，来建立其对于投机和证券交易以及生产的独裁统治。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证券交易对所有权集中到几个货币资本家手中具有十分重要影响的原因之一。如果这种立法还在继续执行的话，那么对美国而言，国债的偿还就是对钞票流通的破坏。这是一种荒唐的行为，却又是一种办法，一种为借贷资本提供货币的极好方法，因此它成功地抵制了所有的救治尝试。

银行立法所产生的限制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容忍的，是因为（或者部分地是由立法所导致的）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限制是最严格的，但破坏作用也是最大的，因而钞票的流通被其他种类的信用货币所补充，这样就可以使立法的管制任务就不那么艰巨了。票据交换协议和支票使用的发展已经愈加重要了。票据交换机构使得票据可以直接抵消，票据在这一程度上自己执行了货币的职能，而无需再转换为钞票。支票的情形也一样。支票是可以从开票者的存款中开出的，即便这一存款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银行已经把它贷出去了。如果我用这种从并不存在的存款中开出的支票进行支付，那么这与我用钞票进行支付是完全一样的，因为钞票也没有贵金属作为准备金，它就像已经被贷出去的存款一样，是一种保证，是银行以自己的证券作为保证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它们是相同的，即便形式上有区别（庆幸的是银行立法者只注意到形式）。除了各种不同的流通证券的节约手段之外（一种信用货币可以被另一种所替代这一事实，证明其具有相同的本质），在英国，还有一种更大的保障，那就是当有任何的危险出现时，已颁布的银行法案都可以立即停止执行。

钞票立法的作用也许已经弱化了，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被完全减弱了，这一趋势通过危机时期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表现了出来。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一般来说都是由贸易收支状况的改变引起的，贸易收支的状况首先取决于生产的自然条件，其次才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所处的阶段。一个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经济发展时期的国家，会有一个很大的出口贸易量，而那些主要出口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生产水平较低的国家，就会出现贸易逆差。因此，英国这个最早确立先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就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增加其出口：它的生产资料的出口不仅是输出商品，而且也是输出资本。也就是说，不是将生产资料卖到国外，而是作为投资运送到国外。因此，比如，英国给南美提供了一笔铁路贷款，对方要用这笔钱从英国购买机器、火车头等等。这种出口同时也是资本输出，它对必须同时进口商品的依赖性消失了。如果只是商品出口的话，那么，比如南美，就只有在它能够向英国支付购买这些商品的货币时才能进行进口。也就是说，它得首先将自己的商品通过出口卖掉，然后再用这些积累起来的货币支付从英国进口的这些铁路物资所需要的数额庞大的货币，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实际上，大部分的国际贸易都包含这种商品交换，因此多少可以彼此抵消一部分贸易货款。不过，这种商品输出加资本输出的贸易，出口量已经不依赖于那些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生产状况了，而仅仅受其潜力的限制。因为一方面是不发达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通过资本积累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生产资本的剩余，而这正是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原因。它使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增加其工业生产，并使其出口远远地大于它从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因此，贸易逆差可以被国际收支顺差所弥补，因为工业化国家可以定期地得到支付，而这就是它们从资本输出中所获得的高额利润。

决定黄金输入和输出的趋势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的数量构成。如果说美国没有出现英国在早期危机中所出现的那种黄金定期流出的状况，那么有这样一个因素对此起了作用，即由于限制钞票发行的立法对流通信用的发展构成了障碍。这导致了美国的利息率水平高于欧洲，因为限制后的流通信用的数量是不足的，因此吸引了欧洲的货币资本。这些货币资本在高涨时期能否重新流回欧洲并造成美国的黄金流出，完全取决于对欧洲信用压力的强度。

美国贸易收支的构成也许能起到缓冲作用。美国是一个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国家。假设它正好在高涨时期出现了好收成，那么美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就会有极大的改善。因为棉花、铜、小麦的价格或许都会上涨，而这种贸易收支的改善也许可以弱化、消除或推迟那些导致黄金流出的趋势，因此也可以推迟危机的爆发。然而，对危机的爆发来说，黄金的流出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我们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那就是国家银行在保护本国黄金流出方面的权力或力量，会因为出口对黄金需要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如果银行贴现率在柏林是5％，而在巴黎却是3％，那么法国的银行就会有将货币从法国转移到德国的动机，这样就可以从高利率中获利。相同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这个时候，那就是如果柏林的投机活动十分活跃，那么法国的银行也会想要参与进来。这种黄金的转移不是由强制的经济上的必然性所引起的，而是由货币资本的任意运动所引起的，因为如果资本家对低利息率或较少的股票市场收益感到满足的话，那么这些资本就会留在法国。这种黄金的运动因此会被适当的银行政策所阻止。将这些货币留在本国的最简单的方式是，通过提高银行贴现率来确保它们有更高的利息。这样，利息率在这两个国家就同等了。不过，银行也会阻止这种黄金的直接转移，如果它可以拒绝将钞票转换为黄金的话。奥匈银行就具有这样的法定权力，它已经停止了现金支付。法兰西银行也可以以白银支付，因此也可以拒绝用黄金支付，有时还可以行使加算黄金贴水的权力，[5]
这样，通过提高价格，减低或杜绝了从利息的差别中所获得的收益，从而也就消除了黄金流出的动机。英格兰银行和德意志银行没有这种直接的手段，但是德意志银行最终通过对黄金输出者的间接施压，试图去限制黄金输出，因为那时的货币市场银根紧张。这样的政策对于处于特殊时期的国家的国民经济来说是完全合理的。与此同时，对货币资本自由流动或黄金流出的这种实际限制，也是阻碍各国利息率平均化的因素之一。

然而，如果出现了比如由于德国人在英国必须对商品和证券交易进行支付，从而对德意志银行产生了黄金需求的情况，那么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首先会在柏林交易所购买斯特林（一种英国铸币。——英译者）汇票，而如果汇率超过了平价，那么他们就宁愿用黄金来支付。而如果德意志银行拒绝提供黄金，那么这些德国债务人就被迫要么支付要么破产，这样他们只好再次回到交易所，不得不购买斯特林汇票。他们的需求会将这些票据的价格提高到平价以上，这意味着德国货币的贬值，而防止货币贬值是银行政策的首要任务。

因此，仅仅由金融交易所导致的黄金流出是可以被阻止的，只要将金融交易本身停止就可以了；相反，如果是为了满足由商品和证券交易中已经产生的实际债务的清偿，而又不想导致货币贬值，那么阻止黄金的流出就是不可能的了。

[1]
我认为股票交易危机只是商业危机的一个因素而已，股票交易危机和投机危机也是可以相互独立并发生的。在工业经济的繁荣初期，由于投机者过早地赚取了繁荣所带来的利润，因此股票交易的危机会经常发生。1895年维也纳发生的股票交易危机就属于这种情况。

[2]
在上次美国货币危机期间，为了能够换取更多的黄金，美国政府极力鼓励企业向欧洲出口棉花和小麦。

[3]
这当然是一种比较陈旧的经验了。在1810年，一位匿名的大陆商人对金条委员会成员说过这样的话：“事实上，我只知道两种平衡国际收支逆差的方法，那就是要么用黄金进行支付，要么就是让企业破产。”（麦库劳什：《纸币与银行方面的稀有地带》，第422页，《货币委员会关于金价高涨的报告》）

[4]
这里指的是皮尔时期。如今不可兑换成黄金的纸币数额已经达到18 500 000英镑。

[5]
“法兰西银行在客户取款时都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并且如果客户是从海外取款且数额巨大并情况紧急时，则这笔费用就可以高达8％甚至10％。由于海外只能使用黄金，所以贴现者必须要把这笔费用与国内的贴现率算在一起。一般来说，当国外的贴现率很高时，这笔费用才会被收取，而巴黎的贴现率一般都较低。这笔费用的收取使得贴现率为5％ 的3个月到期的票据的年收益率上升2％” （萨尔托里乌斯：《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第263页）。

第19章　萧条时期的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

观察危机后的积累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最初的再生产是在缩小了的规模上进行的，使社会生产受到了限制。因为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连带关系”，这种生产过剩最初在哪个部门发生是无关紧要的。主导部门的生产过剩意味着普遍的生产过剩，也意味着没有生产性的积累、没有利润向资本的再转化的扩张以及没有生产资料使用的增加。生产性积累已经消失了。但是个别资本家的积累和某些特殊生产部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即便是以减小了的生产规模进行，但生产依旧在继续。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企业，尤其是那些在自己的行业里技术最先进的企业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企业，还有对它们的消费不能过度减少的企业，依旧可以获得利润。这些利润的一部分可以被用于积累。但是利润率已经下降了，这种下降也许会导致积累率的下降。同理，利润总量减少了，那么这也会降低积累的可能性。而且，当一部分资本家还可以获得利润时，而另一部分的资本家却在遭受损失，如果他们不想破产的话那就必须追加资本。然而，在萧条时期，真实的生产是没有扩张的，如果产生了积累，那它也只能是货币形式的积累。那么，这些货币是从哪里流向进行积累的资本家的企业中的呢？

让我们回忆一下再生产的图式：

Ⅰ　4 000c + 1 000v + 1 000m = 6 000

Ⅱ　2 000c + 500v + 500m = 3 000

这个图式表明，生产规模已经被危机缩小了。然而，资本家生产的是商品而不是货币；为了获得货币，也就是为了获得比现在所拥有的数量更多的货币（否则就不会发生货币的积累了），他们必须将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放弃货币向商品的再转化。如果第Ⅱ部类想要将它的500剩余价值中的比如250用于积累，那它就必须售出它的消费品（生产者必须将它们出售给同一部类的其他人，因为Ⅱm的交换是在本部类内部发生的），但自身却不向本部类的其他成员购买商品。余下的没有售出的那250m则留在第Ⅱ部类内部。如果一个生产者在其他人都有余货的情况下却成功地售出了他的全部商品，那么货币资本就被再分配了，卖者从买者那里得到了货币，但是货币不会再回到买者手里，因为他还有250的商品没有卖出。

现在如果我们假设第Ⅰ部类的资本家也把剩余价值的一半用于积累，结果和第Ⅱ部类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将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1 000v + 500m的产品卖给以1 500的货币支付其购买的Ⅱc。由于Ⅰm没有购买2 000的消费资料，而是保持500的货币，因此Ⅱc少了500的货币，而那笔货币现在以货币积累的形式依旧保留在第Ⅰ部类内部。但是如果Ⅱc不预付1 000的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而是我们假设从第Ⅰ部类开始这一过程，那么第Ⅰ部类将购买1 500的消费资料。第Ⅱ部类会用这1 500来购买生产资料，第Ⅰ部类还剩余了500的生产资料没有被售出。第Ⅰ部类的积累预期尚未得到实现。第Ⅱ部类会进一步减少生产，以1 500c来开始其再生产过程，它也相应地减少了可变资本的量。如果说它曾经有2 000的货币用于它和Ⅰc的交换的话，那么它现在只用1 500，其余的原来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那500现在是闲置的；另外，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量也比以前减少了。

很明显，在生产减少或不变的前提下，社会规模上的纯粹货币积累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发生个别的积累，而这也仅仅意味着某一个资本家的积累改变了其他资本家手里的货币资本的分配，并且这一变化会导致对再生产过程的新的干扰。如果我们观察黄金生产者自身，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形下，直接的货币积累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但是要受到该生产部门可用于积累的利润规模的限制。这种积累的货币额同时也是其他生产部门缩减的销售额，因为这些货币被积累起来了，而且是以储藏货币的形式被保存起来的。无论这一因素如何演变，它在数量上对一般意义上的积累过程的影响都是很小的。

信用的使用也不能改变这一状况。第Ⅰ部类的2 000 （v+m）必须卖给第Ⅱ部类的2 000c。货币积累意味着第Ⅰ部类向第Ⅱ部类卖出了2 000，但却只从那里买回了1 500。无论这一交易是否是用信用手段完成的，但其结果都是第Ⅰ部类只能以货币或信用货币积累500，即未来生产的收益的凭证，如果第Ⅱ部类向第Ⅰ部类购买了2 000的话。但是，第Ⅱ部类只有以自己的商品进行支付（这已经被我们的假设排除了）或者以货币准备金来支付时，这一切才是可能的。在这里，第Ⅰ部类的积累就是第Ⅱ部类的损失。因此，说萧条时期的闲置资本是由货币或信用形式进行积累的货币资本构成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它是由生产的压缩而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构成的，它以前是用于交易活动的，但现在由于生产的减少而变成多余的了。它的闲置反映了生产资本的闲置。作为生产压缩的结果，生产力也只是得到了部分的利用。新生产出来的不变资本被储存起来，无法用于生产过程。与下降了的交易量相比，货币资本和现有信用体系的潜在可能性都变得太大了，以至于货币资本只能闲置在银行里等待着被利用，而其前提就是生产的扩张。

顺便提一下危机理论家们的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他们认为，正是因为闲置的货币资本这个最强有力的因素的存在，才促进了再生产的扩大。[1]
仿佛机器的关停及其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贬值的威胁、利润的牺牲，甚至是持续的亏损和固定资产利用的普遍下降，都变成了对扩大再生产的最强有烈的刺激或激励，其刺激作用甚至还要大于货币资本利息率的下降。问题并不在于货币流动性是否会刺激危机后的积累，而是再生产的扩大是否具有客观可能性。危机刚过去之后通常会出现大量的货币流动性，但是还是得等到几年之后才会重新回到完全的繁荣上面来。[2]

资产阶级报刊上的商业专栏作家，关于如何随着商业周期现状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是非常有趣的。在德国的报刊上，最近的危机被完全归因于货币的昂贵或货币资本的短缺。现在，尽管有持续的国际流动性，但萧条却仍在继续，人们这才慢慢地发现，繁荣并不是唯一的由货币市场的状况决定的。[3]

关于萧条期间货币流动性的起因以及它对克服萧条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存在着一些错误的看法；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误解，最终的原因要归结为人们在经济形式的决定这一问题上，没有看到它是由社会产品的物质规定来决定的，而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分析中早就作了揭示。以为仅用“资本”、“利润”、“积累”等这些经济学概念，就可以解决人们所面临的诸如实现简单或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数量关系，或是反过来，怎样的数量关系会导致对简单或扩大再生产的干扰等问题。这种看法忽略了与这些数量关系相适应的质的条件是可以互相对立的，而且在生产和消费中具有特定属性的一定的使用价值也是可以互相对立的。他们在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中还忽略了如下问题，即不仅一般资本的各个部分是相互对立的（因此，比如产业资本的过剩或短缺可以被相应数量的货币资本所“补偿”），也不仅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相互对立的，而且还包括它的特定（技术上所要求的）种类的机器、原材料和劳动力等，它们也是相互对立的，因为如果要避免干扰，它们必须作为这些特定种类的使用价值而存在。[4]

事实上，在危机期间，一方面存在着闲置的产业资本（厂房、机器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闲置的货币资本。引起产业资本闲置的原因与引起货币资本闲置的原因是一样的。货币没有流通，或者说没有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因为产业资本没有在执行其职能。货币是闲散的，因为产业资本也是闲散的。芬尼克斯（德国的一家著名矿业公司）不是因为货币资本的短缺而停止生产，也不是因为货币资本的富余而重新恢复生产；相反，货币一直不是问题，因为生产减少了。货币资本的短缺仅仅是流通过程停滞的一种征兆，而流通过程的停滞则是已经开始的生产过剩的结果。

首先，信用作为流通的媒介代替了货币；其次，如果条件有利，它还会在转化为货币。理论上，假定存在充足的金属货币量以用于纯粹的金属流通，那么此时信用是可以被忽略的。

几乎所有的现代危机理论家们都具有的特征是，用利息率的变化中来解释商业周期，而不是反过来，从生产条件的变化中来解释货币市场的现象。[5]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货币市场的现象是明显的，每天都在报纸上被讨论着，对证券交易和投机的过程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借贷资本的供给在任何既定的时间点上，其数量也是确定的，也会作为一个确定了的数量表现出来，否则就无法解释供给和需求是如何决定利息率的。通常被人们忽略的是，借贷资本的供给取决于生产的状况。首先，它取决于生产的数量。其次，它取决于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因为这种比例关系对商品流通时间从而信用货币的流通速度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们还常常忽略了商业信用与资本（银行）信用的职能的不同，特别是因为钞票的发行似乎消除了二者之间的区别，而银行体系所发展出来的各种形式的信用都表现为银行信用。但是，如果这种区别被忽略了的话，那么货币市场上的一切就会呈现出很大的不同。现在这种依赖关系就似乎仅仅表现为生产的扩大要求有更多的资本。资本又或多或少地被和货币资本等同起来。生产扩大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会增加，利息率也会上升。最终，出现了货币资本的短缺，提高了的利息率从生产者那里卷走了利润，新的投资停止了，危机也开始了。萧条期间货币资本被积累，而不是被转化为资本投资（一种没有意义的说法，因为机器、船坞、铁路都不是由黄金生产出来的）。利息率下降了，货币资本家对低利息率变得不满了，再次将他们的货币投资在生产上，生产开始复苏了，繁荣阶段即将到来。

让我们把以可怕的混淆为基础的那些经济学家们的概念和言论放在一边，不去管它。那些人把货币、机器和劳动力都统称之为资本，认为一种形式的资本比如货币，可以随便地被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资本即机器、劳动力（或者，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流通资本转换为投资资本）等。这种著名的理论即便是从纯粹的数字计算来看，也是毫无意义的扭曲。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利息率的变动范围一般不超过5％，这一点从官方贴现率在2％～7％之间的浮动就可以判断出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银行立法或贴现政策的缺陷，使得这种波动被扩大到了合理的经济幅度之上。现在生产者因为要扩大生产又需要货币资本了，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借来的价值被转化为了生产资本，而实现价值和产生利润则主要取决于价格。然而，商业周期内商品价格的波动要远远大于5％。只要看一眼任何一张价格表，我们就可以发现，50％、 100％甚至更多的浮动幅度，是很平常的事。利润也许不会增加到相同的幅度，因为生产成本也会增加，但是无论如何，繁荣和高涨时期产业资本家的利润的增长，都要大大超过5％。如果他们的利润由于其他的原因没有下降，那么7％的利息率当然是无法让资本积累停止的。比如，如果莱茵一威斯特法伦煤业辛迪加，可以以高涨时期的价格将其产品全部售出，此时即便是让它对其借入的资本支付甚至是10％的利息，它也不会有任何的犹豫，因为这些借入的资本只是它的全部资本的一小部分，而且因为就是这一小部分的资本，它所创造的企业家利润也远远高于这个利息率。[6]

利息逐渐吞噬企业家利润的这种奇怪说法会被一些观念和概念的完全混淆而进一步强化，比如利润、企业家利润、管理者工资、利息、股息等等，而且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这种混淆还会继续。股息被视作是利息的一种，虽然与借贷资本的似乎永远固定的利息相比股息的波动要明显大得多。借贷资本和生产资本看上去似乎不再能用一个产生利息、另一个产生利润来进行区分了，相反，二者都被视作了产生利息的资本。二者唯一的区别是：“流动”资本总是产生固定的利息，其数量每天由交易所来公布，而“固定”资本产生的利息只能在分红的时候才能知道。收益确定性的差别被归因于“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之间的区别，即“流动”资本是货币资本，“固定”资本是产业资本。在所有的质的区别被用这种方式混淆后，毫无疑问，有如此多的关于它们的质的区别的可笑言论在传播，人们想象他们已经发现了在利息率的波动中能够充分说明商业周期转换的机制，这也就不奇怪了。

[1]
不仅仅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而且还包括奥托·鲍威尔，在讨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时（《新时代》，第二十三卷，第1期，第133页以下），都被这一经济现象所迷惑了。

[2]
1890年经济危机爆发过后就是这个样子。1893年全年都笼罩着流动性过剩和利率过低的问题。在1894年2月底，伦敦的银行利率仅为2％，而私人贴现率在3月中旬则下降到了1％。到了1895年1月中旬，伦敦的私人贴现率仅有0.5％～0.875％。不过尽管经历了长期的、极度的流动性过剩，但是到了1895年下半年经济就开始复苏了。

[3]
最近学术界渐渐忽视了理论研究，大家养成了只从一些零星的事件和断断续续的观察中就推论出一般规律的坏习惯，有的人仅对工业周期中的一部分做过研究后就妄下结论，最认真的学者也只不过是对一些特殊的经济周期比较了解罢了。因此，许多人对于这些研究出来的“一般规律”持有怀疑态度，并以“走着瞧”的处世原则来安慰自己，这些人故意把政治经济学的认知水平贬低到了笑话的水平。

[4]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危机理论中，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简直是糊涂到了极点。他在解释和分析常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却忽略了所有生产方式下都存在的生产的天然属性，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也让人莫名其妙：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生产，而消费与生产没有任何关系。这的确是一种十分疯狂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背后的分析方法却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因为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正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典型特征。虽然得出的结论十分疯狂，但是这种分析方法依然属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范畴，因此这个理论十分奇异，也十分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杜冈好像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才可以理直气壮地与批判自己的人进行激烈的争辩。

[5]
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最近。“下边的这个例子可以证明政治经济学的浅薄之处。信贷的扩张与紧缩只是工业周期的一个表现，但政治经济学却把它当做了工业周期变动的原因之一”（《资本论》，第一卷，第695页）。

[6]
下边的例子表明，高利率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危机。英国在1864年存在贸易逆差，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从美国进口的棉花数量减少了，而从东印度和埃及进口的棉花却增加了。这就提高了从东印度和埃及进口的产品的数量，比如，1860年从东印度进口的货物总值为15 000 000英镑，到了1864年增长到了52 000 000英镑；而同期从埃及进口的货物总值也从10 000 000英镑增长到了20 000 000英镑。英国的银行也提高了贴现率，在1864年，贴现率一直在6％～9％之间浮动，以限制黄金的外流，于是经济危机就完全局限于货币市场上了。“商品市场上价格涨幅不大，尽管过去只有在货币短缺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么高的贴现率，但是这并没有对商业和工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尽管发生了持续性的棉花短缺，但是英国的贸易并没有因此而萎缩”（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研究》第139页）。

第20章　危机特征的变化　卡特尔与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危机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我们现在必须关注的和转向研究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将仅仅专注于揭示其发展的一般线索，而把对每个国家的危机的特征的变化的比较分析这一任务，留给历史学家，让他们来作详尽的分析和研究。

这里我们将只是试图从具体中揭示出一般，这一点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创造出了国际间经济过程的前所未有的、更为密切的相互依赖性。比如，当危机在一国发生时，与它所处的技术和组织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相适应所导致的特性，都会对其他国家的危机产生反作用。比如，欧洲1907年的危机就只能从美国的危机的发生和作用来得到理解，其典型特征就是极其严重的货币和银行危机，而之前这种情况欧洲已经经历很久了。它对欧洲货币市场的某些特殊发展，尤其是某些领域危机的严重性是有影响的，而这些影响本来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美国危机的这种作用被注意到的话。

另一方面，从某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的危机的特征变化中抽象出一般规律，同样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危机是一种世界市场的现象（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如此），因而某一个国家的危机会由于它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有特征而产生变形，以至于任何试图以此为基础的一般化都只能是一种误导。[1]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确定危机现象发生的变化，那就必须能够从理论中抽象出它，以便确信我们正在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的趋势，而不单纯只是属于资本主义某个特殊发展阶段的特有现象，因为它很可能纯粹是偶然的。

资本主义在一个社会的发展是从其商品生产还是相对不太重要的地方开始的。当它扩张时，就会使商品生产普遍化，建立全国性的市场，再不断扩展为世界市场。伴随着市场的扩张，危机发生的条件也在不断发展。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在自给自足的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及以本地市场为目标的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获得了广泛的发展，那么就只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才能感受到危机的全部力量。它还会影响到那些销售已经差不多停滞的生产部门，因为为进行社会物质变换所必要的流通，是由手工生产或家庭生产来提供的。危机还有可能在某些资本主义的生产部门引发灾难，如果造成危机的因素很强，那就有可能足以使生产陷入瘫痪，从而使其销售在一段时期内完全停滞。这些现象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这一时期是经常发生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手工生产和家庭生产都基本被摧毁了。危机的作用现在可以被整个生产体系感受到了，减弱危机的努力受到了必须满足无论是绝对上还是相对上都已经变得规模很大的社会需求的必要性的限制。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进行的以及其继续进行可以阻止生产和流通的完全中断的那一部分的增长，会表现为这一事实：其产品越是用于满足消费需要的那一部分生产部门，危机的破坏性程度也就越低；消费资料越是社会所必需的，消费的平稳性就越大，危机的破坏性程度也就越低。

危机特征的变化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集中的发展而引起的。企业生存的可能性会由于其规模的扩大而增强。企业越小，当价格暴跌时就越有可能导致其破产。小企业可能会失去全部的市场，价格的下跌和歇业会使它们无法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由于它们没有任何的资本准备金，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它们又不可能获得信用，因此它们会无法履行其支付义务。因此，危机导致了资本主义小企业的大量破产和倒闭，银行信用停止、坏账、倒闭，从而引起恐慌。这一情形还会因为公司间的巨大的技术差异而加剧。现代工厂与老式工厂——家庭手工业时期的或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工厂——并存，当价格下跌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后者的大量倒闭把那些技术上尚有生命力的企业也拖垮了。[2]

大型现代化公司与危机的关系就大不相同了。它们的产出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即便是在危机时期也能继续生产。美国钢铁托拉斯在危机时期也许会被迫减少一半的产量，但它不需要将产出压缩到其最低限度之下。因此，随着集中的发展，大型现代化公司能自己维持的生产规模也扩大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还会使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的那一部分的生产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增加，与此相伴随的是在危机期间不受干扰的那些商品的流通数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流通信用的增加。因此，信用的破坏就不会像资本主义初期的危机那么严重，而且信用危机一方面发展为银行危机、另一方面又发展为货币危机的难度也加大了。这首先是因为信用组织的变化，其次是因为商业和产业关系的转变。

如果信用的崩溃造成了支付手段的突然短缺，那么信用危机就会发展成为货币危机。[3]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继续进行的那部分生产的规模越大，这种短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信用货币可以在相同的规模上继续执行它的职能。信用交易的数量越大，商业信用被银行信用替代的部分也就越多，因为动摇后者的难度要大于动摇单个产业资本家的信用的难度。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不会再出现支付手段的短缺了，因为信用的发展已经降低了现金货币的需要量，因此，即便是在危机期间，由于支票的使用和清算交易的继续，而且后一种支付手段还可以通过发行银行来得到供给，因此发行银行的信用即使在危机时期也不会发生动摇。我们已经看到，钞票的流通是以票据的流通为基础的，而票据流通可能会因为作为其基础的商品流通的缩减而减少。但是它减少的程度要大于商品流通减少的程度，因为商业信用发生了动摇。现在，银行会在实际的商品流通允许的范围内用它自己的信用来代替商业信用，而且它能够达到这一规模，这是因为商品流通的继续为银行债权的实现提供了保证，因此它可以按照流通的真实需求提供信用货币来满足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其结果就是，银行将支付手段的需求限制在真实的、必需的流通所需求的范围内，以防止由于担心即使提供了最好的抵押也得不到支付手段的这种情况，结果导致无限制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超出实际需求的，它会导致大规模的货币储藏，并带来进一步减少支付手段的后果。如果发行银行要做到这一点，那它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它的信用是不会动摇的（这对一个经营良好的发行银行来说应该是很容易满足的条件）；其次，增加的钞票的发行不应危害可兑换性。这其中的第二个条件是靠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而实施的政策来得到满足的，即危机期间钞票的发行只有在有绝对抵押的情况下才会进行，这样就给了它一种保证，即只是对危机期间所造成的影响的界限内的流通的要求给予满足。而且，由于充足的现金储备特别是黄金储备，其可兑换性也具有了抵御无法预料的偶然事件的干扰的能力，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增加黄金生产和银行里黄金的积累，以及黄金的职能被限定为只充当准备金，可兑换性这个条件也得到了实现。随着信用的发展，黄金的职能被日益限制在国际收支的清算上，虽然国际收支的数量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但收支差额的结算所需要的现金量却没有按照相同的比例增长，甚至没有按照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的黄金储备相同的数量和比例增加，这就使得发行银行可以满足危机期间对它的需求的增长。这里我们的假设是：银行的经济职能没有受到法律的强制的阻碍。例如，在英国，它受到了《皮尔法令》的阻碍；在美国，则是受到了荒谬的准备金规定的阻碍，这使得那里产生了典型的货币危机。

不发生货币危机，可以保护信用免于陷入完全崩溃，因此也可以防止银行危机的发生。没有银行挤兑和大量甚至全部抽回的存款，银行只要具有一般的支付能力就可以满足履行支付义务的要求。甚至于如果银行危机不是由信用和货币危机引发的，而是由银行投在产业上的固定资本和已经提供的信用的损失引发的，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具有缓和危机对资本的影响的趋势。

银行的集中在这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在这一领域商业行为的大大扩张，已经将自己的活动扩展至处于不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的经济领域，使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有了高度分散。而且银行集中趋势的增强是与它们在投机、商业和产业上的地位的变化相伴随的。首先，这种集中趋势意味着力量的再分配，它更有利于银行。这主要是由于银行具有强大的资本实力，不仅它的资本的数量相对其债务而言是具有优势的，而且也是一种质的优势，因为银行拥有随时可以发挥作用的形式——货币形式的资本。这种优势可以防止经营良好的大银行变得过分依赖于一家或几家大企业的命运，因为银行在这些企业里有固定资本的投资，危机期间企业的破产也会殃及到银行。

如果要考察使银行危机更难发生的原因，那么首先就必须指出，商品和证券投机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的大大下降。我在这里所说的商品投机，不仅仅是指在商品交易所里进行的投机，而且更多的是指商品贸易上的投机，即期望价格进一步升高的商人对商品的需求，以及以大量囤积商品的方式所进行的抑制供给的行为。这种投机的下降，首先是由于商业的下降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交易的增加，它意味着独立商人向辛迪加和托拉斯代理人的转化，进而为赚取固定佣金而工作。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商人在高涨时期为了投机而将价格提高到生产者所确定的价格之上，从而避免了当真实的有效需求已经开始停滞时还会出现人为制造的销售畅通的假象。[4]

但是，在批发贸易面对产业的利益时，或者在大银行的商业部门还没有失去其传统地位（在这里只考虑批发贸易）的地方，其自身显示出了很强的集中趋势，从而小零售商和局外企业所占的份额急剧减少了。但是在商品交换仍然具有重要作用的那些地方，在一定特殊的条件下，投机行为受银行支配的程度日益增加，因为信用体系的发展使得银行对整个货币资本存量的控制力不断增强，因此有实力将投机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最后，商品投机也会因为运输手段的发展而受到限制，因为运输手段的发展使市场变得更近了，特别是对那些极易成为投机对象的商品而言，随时通报市场状况的讯息的发展，也促成了对投机的限制。在远地市场上滞销商品不断堆积的情况下，而产出同时却还在以原有的或增加了的规模进行这一状况的出现就变得更加困难了。而且，消费品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的相对下降意味着，在英国早期的危机中通常具有关键作用的对殖民地产品的投机，现在其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了。当然，可靠的、规律性的进口以及市场状况报告的准确性和速度，对这种状况的形成也起了作用。另外，随着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这一部门的产品由于其按订单生产的部分的不断增长，使其无法进行投机，进而使商品投机的情况有所减少。

产业资本危机特征所发生的变化和银行对产业支配能力的强化，也具有增加银行危机发生的难度的趋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产业企业集中的趋势增强，使得它们具备了更强的实力来对付最终出现的危机的结果——全面破产。它们的抵抗能力还因为股份公司这一组织形式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而股份公司，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也强化了银行对产业的影响力。股份公司之所以具有这种作用，首先是因为这种组织形式使得没有利润甚至亏损条件下的继续生产成为可能，因为它比个人拥有的企业对资本有更大的吸引力。其次，对股份公司而言，在好的年景里为坏的年景积累准备金也容易得多。第三，股份公司可以更容易从而更严格地控制其所借来的资本的使用。银行可以通过它所提供的信用支持，来对公司里的资本的使用实施直接的控制，而且这一控制导致了产业对银行的依赖程度的逐渐提高，从而银行对产业所实施的监督也越系统化，企业其他的不是出于这种目的信用使用就可以被阻止。在早期的危机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私人企业家们大量参与了投机，而且为了这一目的尽量使用公司的资本，而企业经营则使用的是从银行借入的资本，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在银行的控制下已经不允许了。

因此，将由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所带来的银行向产业的渗透这一必要的和无法避免的趋势，视作为是一种对银行的威胁，相反，却将组织落后的、将储蓄银行与商业银行进行分工的英国银行体系，视作为是必须以法律的强制手段来达到的理想，这是教条主义的观点。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因为忽视了下面这一事实，即英国的银行也把自己集中起来的货币提供给产业、商业和投机支配，从而错误地把英国银行体系的外观当做现实。还有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它在英国是通过中间人来实现的，而在德国和美国却是直接通过银行来实现的，虽然美国的银行在实现时有些变形。[5]
但是英国的做法是落后的，也正在逐步消失之中，因为它使得对已贷出的银行资本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妨碍了银行自身信用的扩张。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我们在交易所那一章中所说的内容就足够了，作为造成银行危机的因素之一的证券投机正在衰落。伴随着银行力量的不断增强，是银行在支配投机活动，而不是银行被投机活动所支配。虽然证券交易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是减少了，但它作为一个加剧因素在危机中的作用却更为特殊了。

伴随着投机的减少，资本主义公众的心理也在发生着变化。然而投机家的这种心理的确是很幼稚的，尽管他们的赞美者尽力地把各种预见能力和改造世界的浪漫主义计划牵强附会地加诸于他们身上，但投机公众的态度的这种变化，可以用资本主义的一个常见的说法来解释，即“失败使人变得更聪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投机所产生的大众激情看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投机者看来，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每个投机者都认为自己是从无中创造出世界的上帝的。具有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背景的郁金香热，带有刺激冒险和空前大发现的南海热，怀有征服世界意图的约翰·罗计划，所有这一切都让位于以1873年的大崩溃而告终的对差额利润的赤裸裸的追求。从那之后，除邦图外，[6]
其他人对信用和证券交易的差额利润的信仰都消失了，美好的天主教崇拜屈服于了理智的启蒙。这种启蒙让人们不再相信投机者制造的神话，而是去接受自然事物本身，把信仰留给那些尚未完全消失的蠢人。交易所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信徒，只剩下了牧师，因为他们是靠信仰赚钱维生的。 自从信仰变成了生意，这种信仰生意就已经衰落了。富有魅力的和有利可图的狂热消退了，郁金香早已凋谢，咖啡树虽然还能生长利润，但已经不再能提供真正的投机收益了。散文被收益的诗歌所征服了。

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导致危机特征的变化的原因，而这种危机是大规模破产及证券交易、银行、信用和货币的恐慌所造成的。这些因素并不能排除这种危机的出现，但却能解释为什么能使危机的发生变得更加困难。危机是否发生，取决于干扰的严重程度以及干扰的突发程度。这些干扰是否会变得大到足以使比如德国的某家大银行破产（假设其经营是正常的）的地步，而不仅仅只是理论上存在的干扰。但是所有这些因素对解决产业危机的出现、繁荣与萧条的周期交替，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于是问题出现了：产业组织形式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垄断在消除资本主义机制的调节活动——自由竞争——上的不断努力，是否可以带来商业周期的质的变化。

正如我们所知，卡特尔可以影响价格水平的变动，从而在已经卡特尔化和还没有卡特尔化的企业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利润率水平。商业周期的现象于是以这些变化为基础进行发展，由于卡特尔的存在，它们在某些方面也发生变形。但是其他的一些结果过去曾经是并且现在依旧是被归因到了卡特尔身上。人们认为卡特尔不仅改变了危机的后果，而且也能消除危机，因为它可以调节生产从而可以使供给适应于需求。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危机的内在性质。只有当危机的原因被简单地视为是对市场状况不理解所导致的商品的生产过剩时，卡特尔能够通过限制生产从而消灭危机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才能得到维持。

危机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同一件事情，或者生产过剩是原因，这看上去似乎是肯定的或不可否定的。难道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价格低是因为供给超过了需求，也就是出现了商品的过剩，只要看一眼市场报告就可以知道，仓库已经被塞满了，商品卖不出去，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卡特尔限制整个产业部门的产出。以前这是通过价格下降这一价格规律的盲目调节来实现的，它会带来大量的企业停工和破产，而现在这种十分有利的生产限制，则可以通过卡特尔化生产的指挥者的集体智慧，来更加迅速地和无痛苦地实现。不仅如此，由于卡特尔可以决定价格和消除“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并且控制和监督贸易（即便不是完全程度上的），那么为什么它不可能通过调整生产使之完全适应需求，从而在这个世界上将危机完全消除，并进而迅速和没有很大震动地消除经济生活中的那些小干扰呢？

这种想法好到没有任何现实性。任何将危机与商品的生产过剩简单等同的人，都恰恰漏掉了最本质的一点，那就是生产的资本主义特性。产品并不只是商品，而是资本的产品，危机时期的生产过剩也不只是商品的生产过剩，而是资本的生产过剩。这仅仅意味着资本以其增殖条件与实现条件相矛盾的数量投入到生产之中，以至于产品的规模不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来确保生产的进一步扩张和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商品的销售出现停滞，因为生产停止了扩张。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简单地将资本主义危机与商品生产的过剩相等同，因而在对危机的分析还处在最初的阶段上的原因。从危机过后不久市场就显示出其具有吸收比以前数量更多的商品的能力这一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所探讨的不仅仅是商品生产的过剩问题。繁荣过后的下一个周期会超过前一个周期的生产规模，即便这种市场吸收能力的增加不能用人口的增长或可用于消费的收入的增长来解释。除了单纯的消费能力之外，还有几个完全不同的因素也是我们应该说明的。

卡特尔不是减轻而是加剧对价格调节的干扰，从而最终导致了比例失调及资本增殖条件与其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卡特尔的作用是结束它所在的生产行业的竞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使其成为潜在的竞争，这样就无法对该行业的价格产生向下的压力；其次，它使卡特尔化的生产行业之间的竞争，在比现有的非卡特尔化的行业具有更高的利润率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卡特尔对资本及对投资领域的竞争或争夺，或积累对价格造成的影响，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它不能阻止比例关系失调的出现。

我们已经看到，繁荣时期的某个生产行业内部之间的竞争，不会对价格产生向下的压力，因为需求超出了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只会发生在买者之间，而不是卖者之间。只有当供给超过需求时，竞争才会出现在卖者之间，价格也会开始下降。卡特尔是以其价格构成证实了这一点，而不是决定了这一点，它是生产机制造成的结果。让我们假设卡特尔在繁荣时期维持低价格，那么就不会有任何的利润的增加和积累的扩张。如果卡特尔化的产业的价格还保持在低水平上，而那些非卡特尔化的产业的产品价格却上升了，那么资本就会从前者流出，很快，非卡特尔化的产业就会出现资本的生产过剩，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卡特尔化的产业的产品生产不足。因此，极度的比例失调出现了，导致了普遍的危机。因为当生产保持不变甚或是下降时，危机也是可能发生的。实际上，卡特尔很可能在那之前很久就已经解散了，因为它已经不仅不能满足获取更多的利润的需求，而是正好相反，它是使人们损失利润。局部的调整意味着把某个产业部门并入另一个产业部门，它对产业整体的比例关系来说没有任何影响。通过减少某个产业的单个企业的数量，同时却增强它们的实力和影响力，是不能废除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的。实际上，它是根本不可能用逐步的和分批分期的方式来废除的。有计划的生产和无政府主义的生产不是量上的对立，因此是不能通过这类的政策修补就可以由无政府状态转变为越来越多的自觉计划和组织的。这种转变只能以突变性的方式通过将全部的生产都置于自觉的控制之下。谁来实施这种控制，以及谁是生产的所有者，这是一个权力的问题。一个执行全部的生产计划并以此消除危机的总卡特尔，在经济上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从社会的和政治的角度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因为极其尖锐的利益对立而消亡。期望个别的卡特尔就可以消除危机，仅仅是显示出对危机的原因和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的无知。

如果卡特尔不能阻止危机，那么它当然也不能逃避危机的影响。自然，如果将危机等同于商品的生产过剩，解决的办法也就非常简单。卡特尔缩减生产，因此会以更快的速度，也许还要加上更大的规模，来达到危机，从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随之导致有更多的银行倒闭和企业破产。它的社会后果，即失业和工资下降，当然也会更严重。但是卡特尔化的资本家可以通过极速地抑制供给来维持高价。价格依旧高昂，但利润却减少了，因为销量小了，生产成本也更高了。一段时间之后，市场会将剩余产出吸收掉，繁荣又回来了。这种论证的思路既是简单的又是错误的。对于重返繁荣来说，有两个条件是必需的：第一，比例关系的重建，这是结束萧条的要求。第二，生产的扩张，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繁荣。但是我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卡特尔的政策已经说明，卡特尔只会使这两个条件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生产的抑制意味着所有的新的资本投资的消失，高价格的维持使得危机的结果对所有没有卡特尔化的产业或大部分没有卡特尔化的产业都变得更为严重。与卡特尔化了的那些产业相比，这些没有卡特尔化或大部分没有卡特尔化的产业，它们的利润会更加急剧地下降，或者是它们的损失会更大，结果被迫更多地减少生产。其结果是比例关系的失调会加剧，卡特尔化的产业的销售也会遭受到更多的损失。事情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尽管生产已经严重缩减了，但依旧存在着生产过剩的情况，甚至还有所加剧。对生产的任何的进一步限制，都意味着在一般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更多的资本被闲置，因此单位成本会上升，利润会下降更多，尽管高价格还在维持着。高价格还吸引了局外企业，因为此时价格的普遍下跌使得它们可以有较低的资本成本和劳动成本，这样就会形成对卡特尔的强大的竞争力，而且开始以低于卡特尔的价格进行销售。卡特尔的高价不再能维持了，价格的暴跌在整个卡特尔产业中蔓延。人为的干预被纠正了，价格构成遵循了规律，而这些规律正是卡特尔试图加以废除的。[7]
在新的价格构成的基础上，资本在不同的产业之间重新进行分配，逐步地，比例关系也恢复了，萧条也消失了。一旦技术创新或新的市场产生了更多的需求，那么就会吸引新的生产资本的投入，特别是对固定资本的投入。

因此，卡特尔并不能消除危机的后果，它只能是在把危机的主要负担转嫁到非卡特尔化的产业的意义上，使危机发生变形。在卡特尔化和非卡特尔化产业之间所存在的利润率的差别，在繁荣时期会变小，萧条时期会变大，但一般来说，卡特尔的实力越大，它的垄断越稳固，利润率的平均差别也就越大。在危机和萧条的最初阶段，卡特尔也许可以比独立的产业更长久地维持该利润，因此加剧了危机对后者的影响。这种情形并非是不重要的，因为正是在危机时期和危机刚刚过后的时期，各个产业的情况是最困难的，它们的独立性也是最易受到威胁的。正是在这一时期，卡特尔的政策使这些产业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它们所需要的原材料等价格不会有任何形式的下降，而这是非卡特尔化的产业形势恶化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加速集中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

[1]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虽然是从他那十分优秀的和著名的《英国经济危机史》中引申出了一些结论，但他也会时不时地犯一些错误。

[2]
“ 1857年的经济危机波及到的拥有相似生产能力的企业数量，要比1873年的经济危机时还要多。在那次经济危机中倒闭的企业里，从技术角度讲有许多还非常有价值。在1900年的经济危机中，很多基础工业部门里的大型企业和许多管理老化的企业都受到了影响，这些企业曾经在经济繁荣时期发展得十分迅猛。商品价格的降低与商品需求的减少，对于那些独立的企业来讲是灾难性的，但是对于那些大型联合企业的影响则不大。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经济危机之后，商业集中化趋势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的原因。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虽然也使很多企业遭到淘汰，但是最后并没有形成大型的垄断集团。而今得益于复杂的生产技术、详尽的管理方法和大量的资本，现代钢铁和电器工业实现了对市场的高度垄断，机械设备制造业和工程、运输等行业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如果说经济危机尚未影响到轻工业的话，那么也可以说经济危机并没有使上述产业部门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银行业的最新发展是怎么影响到工业部门的发展的”（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第108页）。

[3]
这种情况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更别说其他那些可能造成经济危机的基础性原因了。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1773年崩盘这件事，有人曾这样描述道：“没有人知道最终损失会有多少以及最终会有多少家企业因此遭殃。普遍的不确定性让所有人的信用全无，没有人能够再借到钱了。有些人害怕他们的股票会没有人再要，还有些人害怕无法归还自己以前的借款，剩下的还有些人期望能够从这次大危机中获取暴利。每个人都在翘首企盼能够在股票价格最低的时候买进，但是又害怕自己花的钱会打水漂，于是股票交易几乎停滞了。”（《荷兰的财富》，译自法文，1877年莱比锡版，第二卷，第444页以下，引自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的《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第377页）

我们可以把下边关于德国股票交易所的描述与1870年爆发的那场战争相提并论：“ 1870年7月4日的德国股票交易所气氛十分热烈，不过这种热烈的气氛在后来的几天开始不断动摇，在7月8日气氛就有点不对劲了，到了7月11日则股价达到了顶点并开始下跌。这种恐慌性的下跌行情经历了8～10天，然后市场信心重新恢复，下跌行情开始逆转……资金就像变魔术一样地从交易所消失了，普鲁士银行的贴现率提高到了9％，莱比锡的抵押贷款利率也高达10％，而卢贝克的抵押贷款利率为9％，不来梅的是8％。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居然让贷款利率在几天之内从3.5％上升到了8％～10％？政府不可能为了控制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而把经济中流通的货币吸收走，因为当时德国拥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有许多家，并且大部分资金都在那些没有货币发行权或者私有的银行手中。事实上大部分钱还在原来的那些地方，只不过是被存了起来，那些得到钱的人也是马上把钱存起来的。”比如，慕尼黑方面就曾有报道说：“有一段时间，用最好的证券和抵押品也无法借到500盾的资金。而另一方面，即使是普通民众也都感觉应该为自己准备一笔存款，以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在法兰克福，“那些银行家们每天想的事情就是赶快收回自己的贷款，因为许多储户都嚷嚷着要取出自己的存款。银行急于收回贷款表明，无论是银行还是个人，都十分渴望能够掌握大量的现金，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

下边是一则汉诺威有关现金贴水的报道：“每一家银行，特别是汉诺威银行，此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国家债券和普鲁士私有银行发行的钞票不再被认可，那些持有货币证券和普鲁士证券的富人们，将不得不忍受5％的损失，而那些害怕经济形势会变得更糟的普通大众，则愿意以任何价格出售手中的证券，他们所蒙受的损失要高达10％，甚至比这还更多。”

上述例子与最近美国货币危机的一切特征很相似，所以应对这些危机的政策手段也是一样的。“为了应对7月中下旬的货币短缺，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来缓解压力。在不来梅，参议院和城市议会决定承认某些国外的金币具有法定支付手段的地位，但这个措施收效甚微，因为同国内的货币一样，国外的货币也是大部分地被个人存了起来。斯图加特成立了一家清算公司，这家公司发行了面值为50～500盾不等的期限为6个月的利息率为3％的短期债券。在慕尼黑，抵押银行和汇兑银行也同样发行了这样的债券。法兰克福的主要银行还为那些发行这种债券的地方银行进行了集体担保。政府以最快的速度从国外进口那些制造货币的贵重金属。到了7月底，不来梅银行和进口公司就拥有了大量的英国金币（索维林）。法兰克福从英国进口黄金，从维也纳进口白银。这些应对货币短缺的措施的确十分有效，但是却不能为贷款市场提供充足的资本金以满足政府的需求”（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外国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第323页以下）。

[4]
从这个方面来说，马克思下面的评论在当前的形势下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在现代的信用体系下，商业资本占据了总社会资本的一大部分，所以消费者可以透支进行消费，这就会造成虚假消费需求……所以，经济危机不可能首先在传统的商业领域中出现，而是会在批发业和向批发业提供大量资本的银行业中爆发。”（《资本论》，第三卷，第358～359页）

[5]
从这方面来看，在银行和企业之间插入一家信托公司是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的，因为这家信托公司直接依赖于这家银行。

[6]
欧根·邦图是一位法国的工程师和金融家。他于1878年创建了投机的总联合会，为东欧建造铁路；1881年从基督教徒和贵族那里聚集资金多达500余万英镑，投机获得很大成功。但最后，该联合会于1882年以破产告终。——英译者

[7]
钢铁托拉斯的行为说明了这一点。钢铁托拉斯为了维持高价，在1907 ～1908年间把产量降低到了最低水平，一年后钢铁市场崩溃，同时还拖累了所有的其他金属市场。

第五编　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

第21章　商业政策的重新定位

金融资本的出现意味着资本的统一化。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这些之前被分开的范畴，现在统一由金融资本来进行共同指挥，产业和银行的控制者结成紧密的私人联合。这种联合是建立在大规模的垄断兼并所导致的单个资本家之间的自由竞争被消除的基础上的， 自然也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资产阶级的国家概念产生于反对重商主义政策、反对国家集权化和特权化的斗争之中。它代表了新生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体系的利益，既反对垄断贸易和殖民公司，又反对封闭的手工业行会制度。然而，只有在证明国家的经济立法是无用且有害的前提下，与国家干预的斗争才能继续。独立于国家立法的经济体系自身的规律还需要被证明。[1]

因此，资产阶级的政策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而其反对重商主义的斗争也变成了经济自由化的斗争，随后又发展成为反对国家控制争取个人自由的更广义的斗争。在此，我们先不考虑这些自由主义观点形成的细节，但应当指出的是，无论在任何地方，比如英国，在现代的科学观点形成之前，经济自由化的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 自由主义并未将这种观点纳入其世界观当中。法国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具有革命性转变的道德和宗教方面的观点，虽然并非来自于英国，但是自由主义的这种普遍意义，却因此在英国日益巩固，其程度要远远大于于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

不过即便是在英国， 自由放任也远远没有取得胜利：银行体系被排除在外，银行业自由化的理论屈服于英国银行管理层的实际需要；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对于外贸政策的实际影响很小，这使得英国19世纪在对外贸易上执行的仍然是和17、 18世纪相同的政策。在欧洲大陆，贸易和职业的自由化在国内政策上依然是受到限制的，而对外贸易政策也自然地延续了保护主义政策。毕竟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是建立在资本家阶级壮大了的以及技术和经济领先带动了的英国工业的基础之上的，而这并非单单是出于自然因素，尽管自然因素确实很重要。比如，在现代交通系统尚未发展起来时，水路交通以及由于煤炭和铁矿石的距离近所导致的运货费用的节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不能遗忘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于资本的积累。英国的资本积累速度较快的原因，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同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的海上控制权和殖民地控制权的争夺，另一方面也源于大地主对农民的胜利加快了无产阶级化的进程。

英国产业的领先地位支持了其自由贸易，正如早些时候荷兰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居于领导地位时也曾承诺执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一样。[2]
产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集中化，很快导致了国内农产品供给的不足。谷物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输方式革命式的转变前的高昂的运输成本以及关税，而且在过渡阶段——丰收年份粮食不用进口，而收成不好的年份则进口加剧——地主通过出口补贴机制周期性地制造了饥荒价，使得刚性的英国货币体系每逢谷物价格上涨就带来一场货币危机。这整个体系是违背产业利益的，工厂主并不担心外国工业产品的进口，因为他们的企业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要更为领先。同时，谷物价格成为决定劳动力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从而也在工人劳动成本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资本的有机构成较低时，活劳动在总产品成本中占据较高的比例。英国反关税游行的公开目的就是降低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价格从而削减成本。

类似地，英国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非常乐于鼓励其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但对殖民地却没什么兴趣。殖民地作为工业产品的市场和原材料的购买来源，只要这些地方维持自由贸易，英国就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但是积极的殖民地政策的落实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提高征税标准，削弱国内议会体制的力量。因此在自由贸易的宣传声势下，该政策只好退却。然而，放弃殖民地还只是激进的自由贸易者的柏拉图式的要求。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不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市场，而且对印度的统治也保障了一个庞大而有影响力的阶层有可观的收入作为“良好统治的纳贡”。[3]
而且，在这个重要的市场上，“安全性”是销售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不能确定英国统治权的交出是否会使得削减贸易机会的旧争端复苏。[4]

欧洲大陆的商业政策的利益则截然不同。这里自由贸易的主要拥护者是农业原材料的供应商和出口产品的大土地所有者，因为自由贸易既可以扩大他们自身产品的市场又能降低进口工业品的价格。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则相反。整个英国轰轰烈烈的竞争，而并非是由于对农产品的征收关税阻碍或者说延缓了本土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做的是，克服起步阶段的困难，控制由于技能工人、工头和工程师等的短缺所造成的障碍，缩小技术差距，创立市场营销组织，促进信用的发展，通过破坏手工业者的竞争性地位加速无产阶级化，消灭传统的小农经济。总之，就是要建立一切使英国获得优势地位的东西。此外，关税收入还会带来财政收益，在那个间接税收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并且自然经济在国内普遍存在且为之设置了重重障碍的年代，关税的财政收益远比今天重要得多。大陆政府的关税政策，只要是针对工业产品的，那么在经济上就都是无害的。当然，国内消费者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而这所带来的差额收益就流入了英国的财政部。今天的保护性关税不仅流入了财政部，并且还逼迫国内的消费者将巨额支付转移给产业家们和地主们，这样使得英国的财政收益日渐增加，因为在这种多阶级内分配证券的格局下，税收体系要逐渐完善就必须面对巨大的困难且必须克服。至于殖民地方面，如果保护性关税的壁垒和特权被废除，那么殖民权力就要面临英国竞争的巨大威慑力。

因此，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产业阶级的关税政策大相径庭，这是英国具有资本主义产业优势的结果。欧洲大陆和美洲的保护性关税体系被李斯特和凯里作了理论论证。李斯特的体系并非如李嘉图所说的是对由贸易理论的反驳，而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通过促进一国产业的发展使得自由贸易政策真正具有可行性，从而成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制度。李斯特的“培育型关税”是为了服务这一目的的，所以他提出旨在消除英国的优势和德国的劣势的低关税政策（该关税只是暂时性的，因为他的政策主张是最终消除关税）。

这种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关税政策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关税政策而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李斯特的体系是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设计的，结果异化规律[5]
再次证明了它自身。如果将资本的集中化（卡特尔和托拉斯发展的程度）和银行对产业的支配度——所有的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的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那么不是自由贸易的英国，而是实行保护主义的德国和美国，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国家。在德国，内部关税壁垒取缔后，尤其是帝国建立后，产业的迅速崛起带来了商业政策利益的大重组。停止出口农产品让土地所有者成为该受保护的受益人。产业中保护关税的倡导者和他们达成了共识，重工业尤其是冶铁业的代表要求保护关税从而抵抗来自英国的强大竞争，因为该产业分支的资本有机构成高，能够承受在当时尚不明显的食品价格上涨的负担，而随后食品价格的上涨也被来自美国农业的竞争所抵消了。另一方面，工业受到危机的打击颇大。由于自然的和技术的原因远远落后于英国的德国冶铁业，尤其是在生铁除磷法发明之前，根本难以承受来自英国的竞争压力。还有，在资本有机构成非常高和固定成本比例高的产业中，优先发展的产业优势是难以消除的。部分在最早形成的银行资本，随着德国重工业的发展，也提倡保护性的关税政策。该政策的反对派主要是投资于出口行业的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1879年保护主义的胜利标志着关税功能转变的开始——从“培育型关税”转向卡特尔的保护性关税。[6]

毫无疑问，外国竞争被阻挡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卡特尔的形成。竞争者数量的减少使得它们之间更易结成联盟，就保护性关税的性质和起源来说（欧洲和美国在这个发展阶段是依靠强大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产业资本来推动的），保护性关税使得这些产业（而不是要在世界市场上和类似的英国产品进行竞争，因为这些英国产品并未因受到关税的影响而涨价）更为受益。正是这种更有利于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产业的发展的情形，提供了这些产业技术设备所需要的所有资本以供支配，并促进其向资本有机构成更高、积聚和集中化程度更高的方向转化，从而为卡特尔的形成创造了有效的前提条件。

还有另一种情形，它源于德国工业发展的落后，但最后也使得德国工业发展较英国工业而言更具有组织优势。英国工业发展是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它的工厂是合作（劳动分工）和由只需要较少资本的纺织业发展壮大起来的产物。从组织上看，普遍处在个体企业阶段，单个资本家而非股份公司占主导地位，资本家的财富掌握在单个产业资本家手中。逐渐地，拥有大量资本的富有的产业企业家阶层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兴起，这些企业家的财产由生产工厂构成。随后，股份公司越来越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随着大运输企业的发展，这些大产业资本家成为了股份公司里的主要的大股东。产业资本（就其起源和所有权而言）被投资到这些企业中。同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银行资本和用于发行股票的资本都被单个资本家所掌控，股份银行仅提供流通信用服务，对产业没有多少影响。专门从事股票发行的银行家也同样无法影响到产业，因为他们从事的活动使得他们从银行家变成了或者至少部分地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这种资本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聚的现象成为英国资本主义早期的组织化特征，这是在欧洲大陆和美国都不曾有过的。另外，来源于殖民地尤其是印度的大规模的财富的流入，以及由英国垄断贸易剥削得来的大量财富也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这在德国和美国也是不存在的。

因此，当伴随着关税同盟和帝国的建立以及资产阶级扩张的政治障碍最终被扫清的时候，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已被清扫干净，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必单单按照英国的方式循规蹈矩。由于技术和经济上的起始点已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因此德国必然要全力投入资本主义的建立。但是，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不足，而对于个人企业而言，这些资本是最先进的产业生产力要达到英国的水平所必需的。因此，股份公司在德国扮演了新的角色——成为募集必要资本的工具。由于规模不足，这种必要资本是无论单个资本家还是产业资本家阶层都不具有的。相比于英国的股份公司（尤其是在最初阶段）的主要作用是富有的资本家的联合，而在德国，股份公司还要为产业资本家提供所需的资本，将其他阶级的钱投入到产业中去。这不能靠通过发行像银行同等规模的股票来完成，银行中是资本家自己的闲置的资金，而股份公司则是从社会各阶层中集中起资金投入到产业中去。另一个企业更乐于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的原因是，银行也变成了股份制银行。所以，德国的银行从最开始就有责任向工业企业提供所需的资本；银行不仅要提供流通信用，而且还要成为资本信用的来源。因此，在德国和在美国略有不同，从一开始银行和产业就有了必要的联系，这与在英国的情形也大相径庭。尽管这种差异是由于德国资本主义落后而缓慢发展所造成的，但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之间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都成为了它们向更高级的资本主义组织迈进的重要有利因素。[7]
这一保护性关税带来的要求银行对产业融资提供必要支持的巧合，在促进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卡特尔化，而这种卡特尔化自身又造就了新的保护性关税受益群体，因为此时保护性关税自身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旧的保护性关税除了为弥补各种不利自然因素的不足之外，主要旨在加速保护范围内的产业的形成，保护本国正在发展的产业免受发达外家的产业的冲击。所以要将关税设定在足以抵消国外产业优势的高度，但又要避免禁止性关税，因为本土的产业生产量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总之，关税的设定不是永久性的，一旦实现了其“培育性”的功能，即国内的产业业已发展到既可以满足本国需求又可以兼顾出口的程度时，保护性关税就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从而成为出口的障碍，因为它会诱发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的政策。在自由竞争的体制下，一旦被保护的本国产业可以满足本国需求同时又具有出口能力的时候，保护性关税就没有提升价格的作用了。此时，被保护市场上的产品价格必然与世界市场价格相同，因为运往遥远的外国市场的费用的节约使得在国内销售比出口更加有利可图，而工业的产出则会等于或者大于国内需求。因此，保护性关税仅仅是暂时性的，为帮助处于发展幼稚期的产业克服起步的困难而存在。

但是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如今正是那些拥有巨大出口潜力的强大产业——按照旧的理论，这些在世界市场上占据毫无疑问的竞争优势的产业是不需要保护性关税的——强烈支持保护性关税的时候。假设维持自由竞争，一旦本土产业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则保护性关税即失效。但这种保护性关税却成为了促进卡特尔出现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原因是：首先，它使得来自国外的竞争难以实现；[8]
其次，卡特尔提供了利用关税保护的机会，即使此时产业已具备了出口能力也如此。通过限制国内消费的生产配额，卡特尔消除了国内的竞争；而对竞争的压制维持了关税提价的作用，即使此时产量已远远超出国内的需求也如此。因此，对于卡特尔化的产业而言，坚持保护性关税制度的长期化有重大利益关系：首先，它保证了卡特尔的存在；其次，它还可以帮助卡特尔在国内市场上赚取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来自于国内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然而，这种差异是依赖于关税的，因此致力于提高关税就等同于对更高利润的追逐。卡特尔化的产业非常重视保护性关税的水平：关税越高，国内市场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的差额就越大，“培育性关税”就越会转变为高额的保护性关税。友好协议和逐步降低关税的倡导者们变成了狂热的高额关税保护主义者。

卡特尔不仅受益于自身产品的保护性关税，而且众所周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卡特尔的价格受制于其他产业的利润率。例如，如果机械制造产业的利润率由于进口机械产品的关税提高而上升，那么卡特尔的煤矿和冶铁产品就会提高价格从而将部分乃至全部机械产品的超额利润纳入自己的腰包。这种垄断性的联合不仅靠自身产品的保护性关税赚取收益，而且还可以从下游产业的产品中获利。

因此，保护性关税为卡特尔提供了在卡特尔化之外的超额利润，[9]
并赋予了其在国内的间接征税权。这种超额利润不是来源于雇佣工人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也并非来源于从非卡特尔化的产业中的利润的扣除，而是来自于整个国内的消费者市场，并且来源于在不同消费者阶层中的不同影响。当然，这种超额利润是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是从地租、利润还是从工资中扣除的，这和其他工业原材料或消费品类的间接征税相类似，取决于真实的权力关系和因卡特尔关税而变贵的物品本身的性质。

比如说，和农业机械或木制家具的价格上涨相比，糖价的上涨对广大工人的影响更大。但无论价格怎样上涨，最终都是由卡特尔产业借此将一部分社会收入作为收益纳入自己的囊中。借助于关税，卡特尔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进程。

这种利润增加的方式，在劳工组织的力量日趋强大、利润率无法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或压低工人工资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途径提高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工业产品保护性关税的引入伴随着农产品关税的增加，但这对重工业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重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很高，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并不能形成产业的沉重负担，而且在工资方面也拥有强大的议价地位，所以只要保护性关税足够高，农产品关税导致的生产成本的轻微上调就完全是可以由保护性关税所带来的超额利润所弥补的。

然而，国内市场价格的上涨降低了卡特尔产品的销售量，这与以扩大生产规模来降低成本的趋势是冲突的。该情形对于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卡特尔的存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对于那些大的具有良好生产设备的卡特尔企业而言，卡特尔政策带来的销售量的降低是难以容忍的，于是它们重新开始实施竞争以挤垮较弱的企业而获取它们的市场份额，竞争结束后会产生一个更为强大的新的卡特尔联盟。但是对于根基已然稳健的卡特尔，国内销售的下降将通过更多地从事出口得以弥补，这样才能够维持其生产规模的不变甚至扩大。在世界市场上，卡特尔组织要按照世界市场价格销售。假定卡特尔的出口是高效的，那么其产品的真实价格（k+p）就是与世界市场价格相一致的。同时，卡特尔还可以以低于其产品的价格进行销售，因为它已经凭借保护性关税在国内市场上获取了超额利润，从而卡特尔用部分的超额利润就换取了低价格出售所带来的销售的增加，而后再进行扩大生产并降低成本。尽管国内价格未变，但卡特尔也会因此获得更高的利润。另一种达到这种结果的方式是，对于国内消费者将其产品运往国外的情形，卡特尔通过从超额利润中为之支付出口补贴的方式来实现。假定经济规模和国内消费量不变，那么出口补贴的上限取决于保护性关税的水平。年景好时，卡特尔会将这种补贴定得很低，甚至没有补贴，这样就攫取了由于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本应归消费者所有的利益。年景不好时，即使是全额补贴也可能不足以弥补消费者因世界市场价格的回落而受到的损失。卡特尔的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出口贸易权的掌握甚于其生存的重要性，否则卡特尔就会不断受到因补贴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出口受限制的威胁。随着出口补贴的发展，保护性关税的作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甚至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即从反对外国产业侵占本国市场的工具变成了帮助本国产业侵占外国市场的工具，从弱者的防身武器变成了强者的侵略武器。

英国的自由贸易并未被其倡导者们当做仅适用于英国的经济政策。事实上， 自由贸易的扩张使得英国产业大为受益，保障了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其他国家的保护性关税虽降低了英国产品的销售市场，但如今资本克服了这种障碍使得这种情况得以改变。一国提高的关税限制了向该国出口产品的国家的销售市场，并为后者的产业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而保护性关税则意味着前者超额利润的获得，这种超额利润诱使其他国家将产品的生产而非产品本身引入该国。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阶段这种机会较少，部分原因在于国家立法的阻碍，部分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条件尚不具备。公共秩序的缺失、劳动力尤其是熟练劳动力的短缺、既有障碍等，只能逐渐地消除，这使得资本难以实现转移。如今这些障碍大都被清除一空，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克服保护性关税带来的利润率下降的影响。

[1]
因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探索经济运行的规律，所以与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斗争，成为了经济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在这之前，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大家为解决经济规范问题所作的尝试，是经济理论更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发展动力，这些尝试主要表现在为建立一个合理的货币体系上。由于配第提出了货币问题，所以被尊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因为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与价值问题直接相关，而价值问题则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2]
“从东印度公司的创立到与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的战争，这期间（1600 ～1675年），荷兰在贸易和航海上处于霸主地位。在这段黄金岁月的结尾时，根据科尔贝特的估计，欧洲国家的商船总数为2万艘，其中有1.6万艘归荷兰人所有，因此荷兰人被称为欧洲的货运专家。他们在亚洲、南美与北美洲以及非洲，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于是大量的保险业务发展起来，主要的股票交易所就在阿姆斯特丹，而且阿姆斯特丹同时也是世界货币的交易中心，这里的低利率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鳕鱼捕捞和鲸鱼捕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荷兰相媲美。在那个时期，荷兰的商业政策也是所有国家中最开明的，荷兰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让自己害怕的竞争对手。”（萨尔托里乌斯：《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第369页）

[3]
每年从印度流入英国的养老金就高达320 000 000马克。这些养老金都是在印度工作的英国官员的俸禄中的一部分，英国政府给这些官员支付如此高的俸禄， 目的是为了维护英国在印度的军队，以及给军队在亚洲进行的一些战事提供补给。

[4]
“英国不顾科布登的主张，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殖民地。当时自由主义政治家的领袖人物约翰·罗素勋爵，也许是为了传达一下自己所属党派的观点，宣称现在还不是放弃殖民地的时候。同时英国国会采取了一切措施，鼓励殖民地实现自治。事实上，在曼彻斯特学派的影响下，英国开始认识到占有殖民地对自己并不有利。罗伯特·皮尔先生就曾经宣称：“任何一个殖民地都是英国的爱尔兰。”英国政府现在开始与殖民地建立一种平等、 自愿的联盟关系，帮助它们建立议会制度，于是曼彻斯特学派就成为了“红衫军”所不能维系的新大英帝国的创立者，尽管这并非是这个学派的本意”（舒尔策·格弗尔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75页）。

[5]
结果异化规律（heterogony of ends）这一名词来源于威赫姆·沃登特（Wilhelm Wundt）的心理学理论，用于形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个行动过程所造成的结果会导致最初的结果被改变，或者是出现非预期的结果。——英译者

[6]
鲁道夫·希法亭：《保护性关税的职能转变》，载于《新时代》，第二十二卷，第2期；罗伯特·利夫曼：《保护性关税和卡特尔》，1903年耶拿版；赫尔曼·莱维：《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康拉德年鉴，1905年》），本书中有许多案例资料。

[7]
虽然法国动产信用公司的建立为它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同法国其他工业部门发展普遍受限一样，它在法国的发展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条：一是法国的土地分配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一般家庭只生两个孩子，从而引起工人供应不足；二是保护性关税水平过高；三是受那些从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奢侈品工业上获取利益的食利者阶层的影响，资本输出十分频繁。

在股票交易所的问询中（《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一部分，第449页），亚历山大指出，德国工业资本家缺乏资金才是德国资本国有化和银行重新加强对工业影响的真正原因。根据他的言论，很多大型煤矿，比如赫尔内、波鸿等等，直到最近（1892年），其持有人还是那些法国和比利时的股东。同时，煤矿业的集中化趋势也开始了，由于企业没有充足的现金，银行就成了这次集中兼并浪潮的中间人。银行之所以愿意做这些交易，是因为它确定它可以通过期货交易来出售这些证券，以回笼购买这些证券所支付的资金。

另外，我们还可以认为，由于法律对股票交易的种种限制，特别是那些对期货交易的限制，增加了银行对各个产业企业的影响力。因为在股票交易所不够活跃的情况下，这些产业企业将会更加依赖于银行的服务。事实上，德国股票交易方面的立法十分有利于银行。

[8]
当然，那些厂家非常明白自由贸易将会加快卡特尔的形成。一个英国的企业主在1906年10月8日的《泰晤士报》上提出了成立英国电力制造业卡特尔组织的建议。这位企业主承认：“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采取维持垄断高价或者压低产量的举措，会把本国的市场拱手让给国外的竞争对手。”另一个企业主回应道：“如果我们采取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我们就很可能会把价格提高，但是根据经验我们知道，实现企业之间的联合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更别说把价格抬高到这位企业主所说的那种水平了。我们现在都在受生产过度的困扰，如果不能通过厂家主动限制产量或者联合抵制自由贸易来降低产品供给量的话，那么我们将一直会遭受过度生产之苦。”（麦克罗斯蒂：《英国工业中的托拉斯运动》，第319页以下）麦克罗斯蒂还写道：“英国所有企业联合组织的弱点都来自于国外竞争的对手。如果可以排除国外竞争对手的威胁，那么这些企业联合组织的力量就会大为增加，所有的相关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同上书，第324页）

[9]
在德国和奥地利糖业卡特尔的坚持下，《巴塞尔协议》决定把糖的税收下调到6法郎。事实表明，关税下调的确促进了卡特尔组织的形成。比如，奥地利的税收下降到了22克朗，这就给那些卡特尔组织内部的工厂很高的超额利润，这笔超额利润如此之高，以至于比那些大型现代化企业消灭竞争对手所得到的利润还要高。这种超额利润就是建立卡特尔组织的动力。即使这会增加那些大型技术先进的企业的负担（因为对于这些大型企业来讲，关税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价格上升会给这些企业带来更多的不利），但是此时分配生产份额也会比以前更加容易。这个例子表明，设不设置关税对于卡特尔组织的影响并不大，影响大的是关税的水平有多高。

第22章　资本输出与经济区的争夺

保护性关税体制的日益推广把世界市场划分成了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区，而金融资本的发展又强化了经济区规模的重要性，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
。一个经济区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工厂的生产规模边界就越大，工厂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就越细，而这些都会降低生产成本。经济区面积越大，生产就越容易找到自然条件最优越和劳动力最高效的区位。区域越广，生产越多样化，从而就更能够实现各项生产之间的相互配合并节约进口产品的运输成本。区域较大，需求变动和自然灾害对生产的影响也更易消除。当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发展到成熟阶段，整个世界市场就都将被纳入一个统一的经济区，从而实现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最理想的国际劳动分工。不过即使是在自由贸易状态下，一国的国内产业仍然是在本国市场占优势，即对本国风俗和居民偏好的了解有利于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联系，尤其是近距离的区位优势更是节省了许多产品的运输成本，同时保护主义的举措也更是强化了上述优势。而对于外国产业来说，语言、法律、货币等各方面的差异则造成了相当的障碍。然而，保护性关税对较小的经济区更为不利：对出口的阻碍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的专业化，阻碍了合理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提高了生产成本。总之，正是有利于工厂内部生产专业化细分的较大的经济区规模促进了美国产业的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阶段（即“培育型关税”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时候），经济区越小就越倾向于自由贸易，比利时就非常提倡自由贸易。并且经济区越小，生产的自然条件就越受到限制，产业的种类就越少，进口不适合本地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就越强烈。

另一方面，保护性关税意味着经济区的限制，而对生产规模和专业化的限制又阻碍了资本的合理流动和劳动的国际分工，最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在现代高关税率下——关税率的决定并不是取决于各产业的技术条件，而是取决于对国家政权影响力不同的各产业集团的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显得尤为重要。不过尽管关税对生产力产生了阻碍作用，但关税还是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利润的直接增加。总之， 自由贸易打击了卡特尔，剥夺了有能力的卡特尔化的产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如果这种垄断不是受益于运输（比如煤炭）或者自然垄断（比如德国钾盐生产）的话，那么卡特尔的保护性关税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就即将消失了。

诚然，即使没有保护性关税，垄断的脚步也会继续，但是速度会放慢，卡特尔的组织也不会那么巩固，而且国际性的卡特尔会被当做是异化的剥削力量受到抵制。另一方面，保护性关税不仅仅通过排除竞争为卡特尔提供稳定的国内市场，而且关税的利用本身也对卡特尔组织的巩固有直接的刺激作用。国际性的卡特尔组织，尽管是在资本集中程度更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自由贸易体制下，还是受到保护性关税的推动，尤其是在市场区划、价格协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卡特尔组织更是如此。因为国际性的卡特尔不是像在自由贸易体制下那样将孤立的生产商联合起来，而是将已然成熟的各国卡特尔联合起来。保护性关税将各国的卡特尔作为协议参与者，这大大减少了参与者的数量；它还从一开始就为各国卡特尔保留了其国内市场，为国际卡特尔协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不过，被保护性关税阻止了外部竞争的从而留给国内卡特尔的国内市场数量越多，达成自由市场协议的可能性就越大，国际协议也就越稳固，因为即使破坏了协议也不会让外部竞争者获得类似于自由贸易下的平等竞争的机会。

因此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方面，保护性关税成为卡特尔在竞赛中的进攻武器，加剧了价格战，同时它也通过动用国家机器和外交干预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地位；另一方面，保护性关税保障了各国卡特尔的稳固性，促进了国际卡特尔间协议的达成。这两种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这些国际协议代表了一种暂时休战而非长期的共同利益，因为关税的每次调整，国家间的市场关系的每次变动，都改变了原有协议的基础，从而需要新协议的缔结。只有当自由贸易或多或少地消除了这些国家间的壁垒，或者当卡特尔的基础不是保护性关税而是像石油工业那样的自然垄断的时候，才能出现更加稳固的国际卡特尔。

同时，卡特尔组织极大地强化了经济区规模在经济利润方面的重要性。正如我们所知，保护性关税帮助资本主义垄断势力在国内市场上获得了超额利润。经济区规模越大，国内销售量就越会随之扩大（想想比利时和美国的钢材出口产量），卡特尔的利润也就越高；利润越高，则出口补贴越多，卡特尔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也就越加稳固。随着对殖民地的热情引致的世界政治干预活动的增多，扩张受到关税保护的经济区的规模的需求也日益强烈。

卡特尔通过保护性关税的自身体系来克服关税对利润率产生的负面效应。首先，保护性关税导致的出口补贴的提高，可以帮助卡特尔或多或少地克服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产出的减少。而且，一国受到关税保护的国内产出量越大，上述效益就越容易实现。这就再一次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利益，从而使得提高关税率扩张经济区更为有利。当这种办法不可行的时候，卡特尔便以在海外开办工厂的方式输出资本来替代，这样受到外国保护性关税限制的产业便可以利用关税将生产部分地转移到国外。若说这种方式阻碍了母公司的扩张以及以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式提升利润率的可能性，那么可以通过提高海外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来增加资本所有者的利润以作为弥补。这样，受到国内保护性关税刺激的资本输出同时也就受到了其他国家保护性关税的推动，进而大大带动了资本在世界各国范围内的渗透和国际化。

因此，保护性关税造成的生产受到限制所带来的利润率的降低的副作用基本被消除了。从资本自由贸易的立场出发，这可能是多余且有害的，即试图克服因经济区协议的缔约而导致的生产受到限制，不是转向自由贸易，而是通过扩张经济区和增加资本输出。[2]

当现代保护性关税政策前所未有地强化了资本在其经济区持续扩张的动力时，闲散的货币资本就在银行的集中下酝酿了资本输出的计划。银行和产业之间的联系允许它们在货币资本的供给的同时提出特定资本运用于特定产业的要求，这样，各种形式的资本输出都大大加速了。

资本的输出意味着价值的输出，即在国外生产剩余价值。从这点上来看，至关重要的是，剩余价值应当由国内资本所掌控。例如，一个德国资本家想带着其资本到加拿大生产并定居，不再回到德国，这就会造成德国资本的损失。资本脱离国籍，这就不是资本输出，而是资本转移，它会带来国内资本的减少和国外资本的增加。只有在国外资本仍然受控于国内资本的情况下，它产生的剩余价值才能归国内资本家所有，这称为资本输出。该资本被纳入一国的资产负债表，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成为一项资产负债表的支付。资本的输出减少了国内资本的量，并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增加了一国的国民收入。

股份公司和高度发展的信用体系鼓励了资本输出并改变了它的特征：资本脱离企业家而输出国外，所有权长期属于输出国，资本的民族化难以实现。在资本输出以农业生产为目的的地方，民族化尤为迅速，美国就是典型的例证。

从资本输出国的角度看，资本的输出可以以两种迥然不同的方式发生：利息承担资本和利润回报资本。后者和产业、商业及银行资本的功能相类似。对于资本输入国而言，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用来支付利息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对外国人持有的抵押证券支付的利息包含了地租的流出，[3]
而对于工厂和企业债券利息的偿还则是产业利润的一种外流。

欧洲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的阶段，就开始以这种方式流往国外。一家大型德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该分支融资了一笔贷款，其收益用于建造发电厂，建造工程由一家与本土银行有联系的电力公司负责承担。这一过程还可以被简化：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在外国创建企业，而在国内发行股票，但从与当地银行有关的企业那里订购原材料。当国家的贷款被用于产业供给时，这种转化就实现了其规模的最大化。正是银行和产业资本的紧密联系加速了资本输出的发展。

资本输出的先决条件是利润率差别，资本输出可以消除各国之间的利润率差别。利润率的水平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即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越发达，平均利润率就越低。这个通识性的因素我们暂不讨论，因为世界市场价格是由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决定的，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特殊因素。就利润率而言，信用和银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的利润率高于发达国家的利润率。而且，在这些不发达的国家，利润包括相当一部分的工资或企业家的收益。高利润率是借贷资本输出的直接诱因。企业家收益高，是因为当地的劳动力廉价，而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不高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弥补。另外，由于地租很低甚至是无偿的，因而大量的因自然原因或对当地居民暴力征用导致的闲置土地为生产节约了许多成本。最后，特许权和垄断也提高了利润，而新市场本身也提供了很高的超额利润。因此，资本主义方式的商品生产开始了同手工制造业的竞争。

无论资本输出以何种方式进行，都意味着国外市场有能力吸收。过去，国外市场容量是限制欧洲工业品出口的障碍，它们的消费能力受其自然经济或者是不发达的生产体制的限制，因而生产不能迅速扩大，也不能很快地适应市场的需求。为此，显而易见的是，具有多样化和扩张能力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非常迅速地满足了新开放市场的需求，甚至超出了需求，结果导致了纺织工业的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英国对这些来自于新开发的市场的特殊产品的消费是受到限制的，尽管从数量上看还是要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但是这里关键的因素是其产品的质的特性，即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性质，也就是说，国外市场可以以此从英国市场上换回去的英国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奢侈品而言，它在英国的消费是受到限制的，而纺织业却在迅速地扩张。纺织品的出口增加了殖民地产品的进口，而纺织业的迅速扩张却要求利润加速用于积累，而不是用于奢侈品的消费。结果是，每开放一个新的国外市场就会以一场危机宣告结束，这种危机一方面源于纺织品价格的下跌，另一方面则由于殖民地产品价格的崩盘。英国历史上的历次危机都证明了这些特殊因素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图克仔细研究了殖民地产品的价格，早期产业危机都规律性地伴随着商业的全面颠覆。这种情况首先由于现代交通方式的发展而发生了转变，现代交通方式对冶铁业的重视以及伴随着新市场的开辟，使资本输出更多地替代了商品交易。

以贷款方式实现的资本出口本身就极大地扩张了新市场吸收产品的能力。假定一个新市场可出口100万英镑商品，则与之相等价的商品吸收也是100万英镑。但是若不以商品而是以借贷资本（国家借贷）的形式输入到这个国家，则本来通过出口实现的100万英镑的价值就不是用来交换产品了，而是用来支付资本的利润了。这样，向该国输出的资本额可能就不是100万英镑，而是1 000万英镑（计10％的利率）或者是2 000万英镑（计5％的利率）。这个例子也证明了利率下降对于市场扩张的重要性。与外国借贷资本的竞争有助于较快地降低利率，即使对于落后的国家也如此，从而增加了出口的机会。而与资本输出相比，产业资本的输出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这也是后者越来越重要的原因。资本主义将生产输往国外而将产业资本从国内市场消费的限制中释放出来，这种新的生产收益方式保障了资本增殖。但新市场不仅是销售地，而且该市场上的资本也会流动到销售有保障的生产行业中去。例如，南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就独立于南非市场，因为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金矿开采——有无限大的市场，而金矿开采量的多少仅取决于自然条件和劳动力的数量。与之相类似的是铜矿的开采也独立于殖民地市场本身，而大多数将产品销售到新市场的消费品企业则很快地意识到了其增长受到消费市场容量的限制。

用这种方式，资本输出突破了新市场消费容量的限制。同时，将资本主义生产和运输方式引入外国，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孤立的各国经济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国际市场，而可以在新市场获利的产品的出口容量也随之增加。之前，殖民地和新市场为提供消费资料而建立，而现在，新的资本直接投资到提供原材料的生产行业中去。随着提供资本输出的国内产业的成长，这种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强化。这样，出口资本的产品有了国内市场，而国内产业和输出资本的产品的互相配合，则大大拓展了英国生产的狭义范式。

新市场的开辟对结束经济萧条、延长经济繁荣、缓解经济危机有重要意义。资本输出加速了外国市场的开放，发展了生产力，同时作为资本输出的产品的国内生产也随之扩大，从而资本输出则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推动力。随着资本输出越来越普遍，资本主义生产步入了一个突飞猛进[4]
的阶段，期间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大大缩短，危机也弱化了。生产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这对工会是有利的；而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固有的贫困化趋势也貌似被克服了。生产的发展掩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诟病，展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

殖民地和新市场开发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其为投资提供服务的能力。殖民地能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能保证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份额的并且对国内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产品越多，该能力就越强。资本主义自1895年以来的快速扩张导致一些原材料尤其是金属和棉花的价格的上涨，开发这些原材料的新来源的动力也大大强化了。因此，出口资本活跃在能生产这些原材料的地区，并被吸引到了那些能马上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线的行业之中，尤其是采矿业。这种生产的结果是，殖民地出口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带来了新的投资，从而资本主义在新市场上的发展步伐大大加快了。开放一个新市场的阻碍不再是资本的缺乏（可以通过资本输入得到解决），而是其他干扰因素即“自由”劳动力或者雇佣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的问题似乎只能使用暴力来解决。

当资本遭遇增殖障碍而且用经济手段需要很久才能克服时，就会诉诸政权的力量，通过暴力剥夺的方式创造出必要的雇佣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这种欧洲农民和墨西哥、秘鲁印第安人的命运，现在也发生在来自非洲的黑人[5]
身上。这些暴力方式是殖民政策的本质，否则就不具备其资本主义的意义了。如同无产阶级的存在一样，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暴力的殖民政策，就正如在消灭无产阶级的同时维持资本主义一样，不过是种轻浮的幻想。

获取劳动力有很多方式，但主要是将当地居民的土地没收，使其丧失立身之本。土地随之被交给大土地企业，而非个人。这在矿产品的剥削方面尤为显著。和原始积累的方式相一致，资本家创造的财富集中到了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例如，英属南非的金矿和钻石矿主手中积聚了超额规模的财富，而在西南非洲，与大银行有密切联系的德国殖民公司也赚取了巨额财富。这种圈地在将当地居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同时，造就了身无分文、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圈地的起因是殖民者的要求遭到当地居民的反抗，居民的暴力行为产生的冲突引发了国家的干预，从而促成了圈地行为的实现。为了达到资本所要求的剥削对象的不抵抗以“维护治安”，整个国家，首先是无产阶级士兵和纳税人， 自然地承担起了这个任务。

在圈地不能立刻实行的地方，税收体系的引进也达到了相同的目的——要求当地居民缴纳只能通过被外资工厂雇用才能得到的数额的钱。这种劳动力的驯化在比利时属的殖民地刚果已经非常完善，当地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不仅包括压榨性的税收，而还包括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对劳动力使用暴力。奴隶制重新成为经济目标，与此同时，残忍的剥削精神也从殖民地转移到了国内的殖民利益既得者身上，他们以令人作呕的方式庆贺。[6]

如果土著居民的生产无法满足剩余价值的需求，那么这要么是由于过度剥削，要么就是由于当地居民太少或者不够强壮，这时资本就会通过引入国外劳动力来解决。苦力的输入是有组织的，契约奴隶制的精密体系保证了劳动力的供需平衡。当然，这并不是资本解决劳动力问题的根本途径。苦力的引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白人劳动力的强烈反抗，同时由于欧洲的殖民政策以及逐渐扩张的日本随后与中国发生的冲突，[7]
所有这些都说明，苦力的引进也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

即使亚洲劳动力不被引入，白人劳动力雇用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工人从生产雇用中解放出来的进程在欧洲已经结束了。而且事实上，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已经产生了相反的趋势。

在最近的两次繁荣期，德国资本主义遭遇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不得不用移民的方式来补充产业后备军。美国资本主义也要大规模地引入外来人口，而资本主义发展趋缓的英国则表现为不断攀升的失业率。欧洲向外移民的地区缩小至南欧、西南欧和俄国，与此同时，对雇佣劳动力的需求因经济飞速增长而迅速扩大。

那些因社会或者政治原因而禁止亚洲移民的国家的发展严重受阻于劳动力的短缺。这个障碍在资本发展前景最为看好的地区最难以被克服，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而且，在这些拥有广阔土地的地区，农业的扩张需要大量人口，这和无产阶级的形成是相左的。然而，这些地区的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却很低。即使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率也是稳步递减的，减少了可以国向外移民的剩余人口。[8]

人口增长率的降低正好发生在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有重要意义的地区，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这样就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农产品的价格的上涨，并且趋势日益显著，尽管这些地区的农产品产量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但是人口规模带来的限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解释了资本主义不能迅速扩张的原因，而不能阻止扩张本身。另外，它是可以自我修复的。暂不考虑殖民地区自由雇用劳动力或强制劳动力的引进，也不考虑生产技术发展造成的宗主国白人劳动力的相对（周期性的）失业在扩张速度减缓时可能会转变为绝对（永久性的）失业，在有白人劳动力的殖民地区，资本扩张的更严重的限制会导致资本主义克服政治障碍向欧洲落后的农业区转移产业，从而开发新地区，通过破坏当地原始产业和释放大量的农村人口为向外移民提供条件。

新市场不再仅仅是商品销售市场，而是投资市场，这也给资本输出国的政治行为带来了变化。贸易本身——不是和抢劫掠夺相联系的殖民贸易，而是和较为先进的有抵抗力的白种人或黄种人进行贸易——仅仅是种经济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影响到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只要存在一个可以维持秩序的政权力量，就没有必要对这些地区进行直接的统治。但是当资本输出占优势且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时，因为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利益关系，因而在国外修建铁路、获取土地、建设港口、开采煤矿等行为，其风险就会远远地大于商品贸易本身。

法律体系的滞后成为一种障碍，金融资本急切地要求扫除这种障碍，即使以暴力手段也在所不惜。这就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落后国家间的尖锐斗争——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将适合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强加于落后国家，而不顾当地现有体系是否被保留或被破坏。同时，对于新市场的竞争也使得发达国家之间的争夺日益激化。而在新市场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引入激起了当地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居民的越来越强烈的抵抗，使外国资本处境颇为危险。旧的社会关系完全被颠覆了，“没有历史的国家”和土地的古老联系被切断了，一切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洪流之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为它的子民提供了获得自由的途径。它采纳了欧洲国家的最高激励作为自己的目标，即建立一个保障经济和文化自由的联邦政权。这种独立运动在最有剥削价值的地区威胁到了欧洲资本的利益，因而资本只能通过不断强化其暴力镇压才能维护其统治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与外国有利益关联的资本家都呼吁强权的原因，强权有助于保护他们哪怕是在最遥远的地方的利益，国旗的树立保障了贸易旗帜的飘扬。当一国对一个新市场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时，本国的输出资本是最称心的，因为限制了其他国家的资本的输入，享有特权，利润的赚取受到了国家政权的保障。因此，资本输出是鼓励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

资本输出，尤其是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输出，大大加速了陈旧的社会关系的颠覆，将全球都卷入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资产阶级的发展并不是在每个国家孤立地进行的，而是随着资本的输入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剥削关系也一同输入，且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在同一水平上。比如说，新建立的产业并非从手工业开始发展，而是一开始就作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产业而建立的。资本以最先进的形式输入到新市场，并在大大短于荷兰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所用的时间内促成了其革命性的变化。

交通方式的变革是资本输出历史上的里程碑。铁路和轮船缩短了运输时间，对资本主义具有重要意义：释放了流通资本，提高了利润率，原材料价格的降低削减了成本并促进了消费。铁路和轮船创造了大经济区，从而为大型现代化企业提供了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尤其是铁路，成为开发国外新市场的最重要手段，没有它，就无法实现产品在欧洲以及全世界各地的销售。更重要的是，为了建造这些成本几乎完全来源于欧洲尤其是英国资本的铁路，资本输出必须大规模化。

资本输出是为英国所垄断的，并保障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英国无论是在工业上还是在金融上都不惧怕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竞争，因此英国仍然坚持市场自由化。另一方面，英国优势令别的国家更加坚持了对经济区的统治并试图扩大，这样至少在它们的领域内可以保护自己的产品免受来自英国的产品的自由竞争。

一旦无法有效地进行自由贸易，英国的垄断就会被打破，这时面对来自强大的美国和德国的竞争，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金融资本的发展使得这些国家在资本输出方面有强大的驱动力。如我们所知，股份公司和卡特尔的发展产生的利润流入银行成为资本，并寻求其使用途径；保护性关税体制限制了国内的消费规模，促进了出口需求；卡特尔关税引致的出口补贴增强了资本在世界自由市场上和英国的竞争力，而这些国家对新兴的大规模产业的先进设备的使用令它们在技术上已然领先于英国，使得这种竞争更具威胁性。出口补贴成为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重要武器，补贴越多，竞争性越强。出口补贴的多少取决于关税水平，提高这一水平使得各国的资产阶级最先受益。各国在这方面争先恐后，一国实施保护性关税，其他国家必然紧跟其后。且资本主义越发达，资本垄断力越强大，上述情况就越具有必然性。保护性关税的水平成为世界市场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一国提高关税水平，其他国家也必然会作相应提高，以防止受损而败绩于世界市场。因此，工业关税也像农业关税一样，不断攀升。

但是，靠降低商品价格进行的竞争会面临损失，至少不能达到平均利润率的水平。因此大资本家联盟便要求消除这种竞争，因为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规模已接近于最大化，这使得出口成为必然而紧迫的事情。然而，在竞争主导世界市场的情况下，替代途径唯有采用另一种危害更小的竞争，即以价格为决定因素的商品市场上的竞争被用于购买本国制造产品的借贷资本的竞争所取代。资本的输出为资本输出国成为商品供应国提供了保障。消费者们没有选择余地，作为债务人，他们必须接受债权人的条件。如塞尔维亚从奥地利、德国或者法国获取贷款的前提条件是它必须从斯科达、克虏伯或施耐德购买枪支或铁路。商品冲突演变为各国银行集团争夺借贷资本投资范围的斗争，世界市场上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将经济竞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经济斗争很快转化为利用政治武器进行的权力斗争。

在经济方面，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保持着一定的优势。英国拥有资本充足的产业，之前，在英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它为提供世界供给发展了大量的产业，而现在，它的发展慢于德国和美国了，产业扩张缓慢；同时，大量用于积累的利润不断从国外向英国回流。[9]
积累的大量资本占了投资总资本的相当比重，这就是英国资本输出的压力大而且利润率低的原因。法国也呈现出了类似的现象，但原因不同。不过，它们的相同之处都表现为：同样是银行体系集中的旧的财富的累积（法国的财产体系使得它没有那么集中）和国外投资利润的稳定回流，再加上国内产业发展的停滞，也有资本输出的巨大动力。为此，英法两国的优势只有通过政治上的强权的外交手段（具有一定危险性，因而作用是有限的）来实现，或者是在价格方面做出牺牲以换取利润率提高的可能性。

伴随着竞争的激化，消除竞争的愿望也越发迫切。最简单的消除方法就是通过殖民政策将部分国际市场纳入到国内。 自由贸易对于殖民地持无所谓的态度，而保护主义在殖民政策上则非常活跃，这也导致了各国利益的冲突。

另一个因素也起了相似的作用。从纯数量的角度来看，获取利润形式的资本输出比以收取利息形式的资本输出更为有利，因为利润大于利息。而且，如果输出资本家们投资于产业的资本，那就更能直接地控制资本的使用。投资于美国铁路债券获取利息的英国资本对美国铁路没什么影响，但是对于以英国资本运营的工业企业而言却具有重要意义。现今产业资本的主要输出者是卡特尔和托拉斯，它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它们在最急需出口来寻求新市场的重工业中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垄断性重工业的主要利益来源于铁路建设、煤矿开采、外国军备扩充和发电站的建设。在它们的背后有与产业密切相关联的大银行的支持。再者，卡特尔组织生产扩张的驱动力很强，卡特尔高价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拓展，所以向国外扩展就成为了满足其生产需求的最好方式。此外，卡特尔的超额利润使得它可以将用于积累的资本投放到能产生最高利润的生产行业中去。银行和产业的联系密切，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赚取利润成为资本输出的强大动因。

所以我们看到，具有最强烈资本输出动力的是那些产业组织最发达的国家，即德国和美国。这也就解释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即这些国家一方面输出资本，另一方面进口自身经济发展必需的资本。它们出口的大多是工业品，以扩张自身的产业，而从其他产业发展较慢但资本积累较多的国家中获得借贷资本。这样，它们不仅赚取了国内外市场上的产业利润差，支付较低的利息，而且还可以以这种资本输出的方式维持其产业快速的发展。如，美国一边向南美洲输出大量的资本，一边又从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家以证券和债券的形式借入资本作为其自身产业的运营资本。[10]
从这方面讲，卡特尔和托拉斯通过推进资本输出，给产业最为垄断化的国家的资本家们带来了相对于产业组织较为落后的国家的极大的优势，从而既促使了落后国家通过保护性关税加快卡特尔的步伐，同时又加强了发达国家排斥他国竞争以保证本国资本输出的信念。

如果最先进形式的资本输出是由资本最为集中的行业执行的，那么这反过来又会加速其力量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最大的银行和产业行业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获取最为有利的条件，从而获取那些较弱的资本无法参与的巨大的超额利润。

金融资本政策有三个目的：第一，建立尽可能大的经济区；第二，用保护性关税阻止来自外国的竞争；第三，将其变为国家垄断联盟的开发区。然而，这些目标必然会与产业资本在其绝对统治时期（在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都隶属于它的双重意义下，在世界市场上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在英国达到经典完美状态下的经济政策产生尖锐的冲突。随着这种金融资本政策运用于其他国家从而威胁到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上述状况就更为明显。 自由贸易的国家是外国竞争者天然的攻击对象，尽管“倾销”对英国产业也有一定的益处。产业一方面通过极端残酷的竞争获取廉价原材料，但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原材料产业。随着卡特尔的推进，生产阶段更多地被合并，以及由于出口补贴体制，使英国产业由于“倾销”而获利的局面也必将结束。最重要的是，保护性关税以其让英国资本大大获得超额利润和先驱利润的机会，揭开了垄断迅速发展的繁荣时代。

另一方面，英国完全可以和其殖民地联合成为一个关税同盟。大多数自治的殖民地首先是英国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地[11]
和工业产品的市场[12]
。其他国家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尤其是在农业方面，会使得英国成为殖民地的首要销售市场。就英国会阻碍这些国家自身的产业发展而言，这些国家（在大英帝国的范围内）仍旧处于“培育型关税”的阶段，即不允许关税提高到一定水平之上，因为外国产品对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于大英帝国整体设立较高的卡特尔关税水平，同时保障帝国内部的“培育型关税”，还是比较容易的。而建立这样一个经济区——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强大到足以对抗其他国家通过提高关税水平对英国产业的驱逐——的预期可以将整个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13]
，而且，大部分用于殖民地的资本都掌握在英国资本家的手中。对他们而言，帝国的关税比自治殖民地关税的大幅提高更有意义。[14]
即使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美国本身也是一个足够大的经济区，它的扩张是地理环境决定的。最初表现为门罗主义的泛美运动只是一个开始，并因美国的巨大优势而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欧洲的情况就有所不同。独立国家的分化引起经济冲突，要通过建立中央欧洲关税同盟来消除这些冲突遭遇到的严重阻碍。不同于大英帝国，欧洲大陆各国不是互补的，而是或多或少地有些相似的，因此互相之间会产生敌对的竞争和冲突。

这种敌对因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而大大强化了。这种对抗不再是像19世纪一样由在欧洲大陆各国内部建立经济区引起的，而是由对外国市场的瓜分引起的，为此欧洲各国甚至动用了武力。不是要兼并拥有出口能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只会加剧扩张国的竞争而很难为别国提供剩余资本投资市场，而是那些尚未被开发的经济区——海外的殖民地，它们对于强大的资本家集团意义非凡。因为正是在这些地方，资本可以大规模地投入，而现代交通方式，尤其是铁路和轮船，更是吸收了大量的资本。[15]

国家向殖民地保证劳动力的供应以创造超额利润，也保证了总利润的实现。殖民地的自然财富因降低了原材料的价格从而使得产成品的成本得到降低，这也成为超额利润的一个来源。殖民地的地租要么为零要么非常低。对土著居民的驱赶和屠杀，最好情况下也是将之从牧民或猎人变为契约奴隶或者是变为被限制在狭小圈子里的贫农，造就了大量的免费土地。肥沃的土地可以为生产提供原材料，如棉花，比旧的供应廉价许多。即使在价格上不能反映出来（例如在棉花市场上美国价格仍然占据绝对影响地位），但也意味着本来要支付给美国农民的部分地租流入了殖民地庄园主的口袋之中。

金属工业的原材料供应更为重要。尽管有技术进步，但这些工业的迅速发展仍趋向于提高金属价格，资本主义垄断更是强化了这一趋势。如此，一国可以从本国经济区[16]
获取原材料就显得意义更为重要了。

争夺殖民地的动力令大经济区之间的冲突更趋激烈化，并反过来作用于欧洲各国的关系。 自然条件的差异是大的统一经济区（比如美国）经济迅速增长的来源，而在欧洲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里， 自然条件在各个小的经济区之间是随机分布的，具有偶然性，因而从经济的角度而言是不合理的，这样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并趋向于对大经济区有利，而牺牲了小经济区的利益。但却没有自由贸易能将这些经济区统一起来。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之重要程度并不亚于它对国内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影响，即经济弱者对于经济强者具有依附性。这种情况下运用的经济工具也是资本输出。资本充裕的国家通过借贷资本的输出成为借入国的债权人。

在落后国家，资本输出首先用于交通体系的建设和消费产品市场的扩大，以资本的方式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不过即便如此，还是对该国有不利之处。利润流到国外，要么被消费（没有用于债务国的产业），要么被积累。 自然，这种积累并不一定要发生在利润来源国，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缺位”[17]
明显地减缓了积累的速度，以至于影响到了债务国的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那些资本可以借助于国内条件得以迅速发展的大经济区，外国资本很快会民族化，比如，德国很快就消化了比利时和法国的资本，它们对威斯法里亚的采矿业非常重要。然而，在小的经济区，这种同化就很难实现，因为当地资本家阶级的成长很缓慢，并且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当资本输出的性质发生改变的时候，这种解放就不太可能实现了，因为大经济区的资产阶级不再注重在国外建立消费品产业，而是更希望获取对生产品产业所需的原材料的控制权。伊比利亚半岛各国的煤矿和采煤企业都被那些不再以借贷资本而是直接投资于煤矿的外国资本所控制；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瑞典的矿产资源，也遭遇到了类似的情形，虽然这种控制遭受到了强烈的抵制。于是，在这些国家可能建立最基本的现代产业（如冶铁业）的时候， 自己的原材料却被剥夺走了，用于发展英国、德国和法国的产业。伴随着政治和金融的发展，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发展一开始就遭遇到了阻碍。由于对外国资本[18]
有经济依赖，因此其自身也成为要依靠强国保护的二等国家。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殖民地政策的越来越重要，使得英国面临着保卫殖民帝国的任务，即维护在海上的霸权和对印度的交通霸权。为此，英国必须保证对大西洋港口的控制权，这就要求其和大西洋沿岸的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英国在政治上实现了这一点，因为资本出口保证了它对于这些小国的经济控制权。德国在殖民地瓜分的问题上与法国发生了冲突，法国像其他拥有殖民地的国家一样开始担心其财产的安全性，此时英国强大的海军令法国与之结盟。由此，欧洲大陆并没有消除关税形成统一经济区的趋势，而是结成了较小的联盟，从而在经济上更为落后，小国在政治上从属于大国。这种政治关系反作用于经济关系，使得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成为保证其保护国资本投资安全的市场。外交直接服务于寻找投资的资本。

只要小国还没有被牢牢地掌控，那么外国资本就会与之相互竞争，并通过政治手段寻求解决的方案。例如，为获取武器，塞尔维亚必须要作出政治选择，是购买法国、俄国的武器，还是购买德国的武器。[19]
政治权力在经济竞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金融资本从国家权力中获取了直接利润。如今，外交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成为金融资本的代表。纯政治武器的功能被商业政策所强化了，[20]
商业协议条款不再仅由商品交易的要求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小国愿意给予大国的金融资本多大程度上的优惠待遇。经济区越小，通过大量出口补贴获取支持竞争胜利的能力越小，出口资本以分享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高利润的意愿就越强烈；而国内积累的财富越多，这种意愿就越能够得到满足。

但此时也有相反的趋势在起作用。某国经济区越大，政权力量越强，国内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就越有利。这就是金融资本极力促进加强政权力量的原因。但是不同国家之间因历史造成的差异越大，其参与竞争的条件也越不同，从而大经济区为控制世界市场所进行的竞争也越激烈——为了获取更多的回报。金融资本越发展，其为本国资本所付出的垄断部分世界市场的努力越大，这种竞争也就愈加激烈，而垄断化进程的推进也会令剩余市场上的竞争更为激烈。英国的自由贸易体制尚可对付这种冲突，但势必在短期内要发生的向保护主义的转变会大大加剧其自身的进程。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其较小的经济区规模之间的矛盾增强了，同时德国的产业正在迅速地发展，竞争地区的范围会显著缩小。由于同现代资本主义（不关心历史，除非是积累的“过去劳动力”）无关的历史原因，德国没有值得一提[21]
的殖民地，而不管是其最强的竞争对手如英国、美国（整个大陆都是其经济区），还是较小的竞争对手如法国、比利时、荷兰，都具有相当数量的殖民地，而德国未来的竞争对手俄国也拥有大片广阔的经济区。这种情形必然会加剧德国和英国及其从属国之间的矛盾，最后必将诉诸暴力。

其实，如果没有阻力，这种情形早就发生了。资本出口本身会阻碍暴力解决的发生。产业发展不均导致资本输出在一定程度上有差异。只有产业在组织上和技术上都最为发达的国家才能够直接参与开发产业发展落后的或者缓慢的国家。首先是德国和美国，英国和比利时次之，其他资本主义长期持续发展的国家则以借贷资本而不是直接建造工厂的形式参与资本输出，这导致法国、荷兰甚至英国资本都成了为德国和美国所控制的产业借贷资本。不同的趋势统一起来共同巩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家的利益，比如，法国资本（以借贷资本的形式）就因德国产业在南美洲的发展而获利。而且这种大大强化资本力量的联系，由于各联合国家[22]
的加压，更有利于更加迅速地和便捷地开拓外国经济区。

上述不同趋势中哪一种更占据优先地位则是因具体的情形而各不相同的，它根本上取决于斗争所带来的获利情况。在国际上和在国内，一个产业中的竞争是要保持还是应该在长期或短期内被卡特尔或者托拉斯所吞并，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才作出选择的。通常，力量差距越大，发生斗争的可能性就越大；每一场斗争的胜利都会强化获胜方的力量，使其在力量对抗关系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近来国际社会维持的占领地政策类似于资本主义初期的力量制衡政策：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激发了国内对于战争带来的政治后果的恐慌；另一方面，战争还是和平不单是由反战力量迅速发展起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决定的，而且东欧和亚洲国家的资本主义觉醒伴随着力量关系的重组也反作用于强国，也可能将已存在的对立引至战争爆发的地步。

一旦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被当成是金融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的工具，那么就必然会改变资产阶级在国内关系中的地位。在反对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和国家相对立的代表力量。 自由主义具有实质性的破坏作用，它推翻政权，瓦解旧的社会关系的桎梏，致使资本主义辛苦创立的土地依附关系、城市垄断特权等复杂的上层建筑关系伴随着行会制度的整体瓦解而被彻底颠覆了。 自由主义的胜利首先意味着资本主义政权力量的极大削弱。其次，起码在原则上经济生活完全脱离了国家规制，而且政治上国家也将自身的职能限定在公共秩序的维护和建立公民平等权利上。 自由主义完全反对国家调节，与资本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时期国家管制一切，以及与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建设性地而非破坏性地调节经济生活进而以整个社会的自觉调节来取代无政府状态和自由竞争状态，形成了显明而强烈的对比。 自由原则最早在英国的实现是完全自然的，在那里，由于和无产阶级的对抗因而必须在短时期内借助政权的力量使资产阶级与之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进而成为自由原则的拥护者。但即使在英国， 自由主义也曾遭到过抵制，它不仅来自于推行保护性政策而反对自由主义的旧贵族们，而且也来自于部分商业资本家和投资海外的银行资本家（他们要求英国维持海上控制权），尤其是那些殖民地利益的相关者。然而，在欧洲大陆，国家的自由主义观点在开始传播前就被改造了。法国的经典表达方式——大陆自由主义（体现了理想和现实的鲜明对比）——比英国更加大胆而系统地在政治和精神生活领域得出了理论性的结论。由于它是以科学知识为载体随后出现的，所以也更加完备，进而以理性哲学为基础；而英国自由主义则主要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那么，资产阶级是如何限制国家政权的力量的呢？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在经济上，它需要让国家成为促进其自身发展的强大杠杆，因此它不希望废除国家，而是希望将其从阻碍变为发展的载体。大陆资产阶级所需要做的首先就是克服小国的分散状态，用统一国家的强权取代小国的软弱无能。创立民族国家的需要使得资产阶级注定成为这种国家的代表者和拥护者。在欧洲大陆，重要的是陆地权而非海洋权。现代陆军作为建立和社会相对的政权力量的工具，作用完全不同于海军。从根本上说，控制了陆军就等于掌握了国家权力。另一方面，若不想让大众武装的普遍兵役制威胁到自身的统治，资产阶级就需要一个建立在高级军官团统治下的严格的等级组织作为驯化的工具。如果自由主义者不能在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实现这套政治方案，那么在法国也会受到限制。因为法国资产阶级在商业政策上需要其他国家的配合。而且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必然会在两方面将法国卷入战争：一方面，要保护革命成果免受大陆封建主义的破坏；另一方面，法国新建的资本主义将在世界市场上对英国的既得地位带来威胁，所以法国同时也要面临来自英国的对世界市场的控制权的竞争。法国的失利加强了大地主以及英国商业、银行、殖民地资本的力量，因而国家权力超越了产业资本的力量，从而延缓了英国产业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步伐和自由主义的胜利。还有，英国的胜利使得欧洲大陆的产业资本支持保护性关税，阻挠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进程，为大陆金融资本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

这样，从一开始，欧洲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权观念就在满足金融资本需要的过程中受到了较少的阻碍。德国以反革命的形式实现统一大大增强了民众意识中的政权观念，而法国的军事失败则使得各种力量集中起来以完成政权的重建。金融资本的需要找到了许多方便用于创建新的适应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因素。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是相对立的。金融资本要的是统治而非自由，它考虑的不是个体资本家的独立，而是需要后者的拥护。它憎恨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要求有组织，尽管是为了之后在更高的水平上展开竞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为了维护并加强其优势地位，它需要国家通过保护性关税的政策以保证其国内市场稳定，并支持其征服国外市场。它需要一个政治上强有力的、不用考虑与其他国家在商业政策上有利益相冲突的政府，[23]
这个政府能够保障海外的金融资本的利益，并通过政治权力将对自身有利的供应合同和贸易协议强加给较小的国家；能插手世界各个角落，将全世界纳入金融资本的投资范围；能维持其扩张政策并吞并新殖民地。 自由主义反对国际强权政治，它只要求通过赋予旧贵族和官僚最少的国家权力来保证自己的规则不受到旧势力的冲击；而金融资本则要求无止境的强权政治，即使陆军和海军的开支并不能直接保障最有权力的资本家集团占有最重要的能获得垄断性利润的市场也在所不惜。

对扩张政策的要求改变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再是热爱和平和人道主义的了。以前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将自由贸易不仅看做是最优的经济政策，而且是和平时代的开端；而金融资本早就抛弃了这一信念，不再相信资本主义的利益是能够协调的，它清楚地意识到竞争已经逐步转变为了政治上的斗争了。和平的理想失去了光彩，对国家强权的崇拜代替了人道主义的信念。之前的国家理念是以民族为基础建立国家作为自然界限的，它承认所有的民族都有权以国家的形式而独立存在，因此国家的界限是由民族的自然界限决定的。这种国家理念现在已转变为了将自己的民族凌驾于别的民族之上的思想。[24]
现在的目标是保证自己的民族对世界的控制，这种渴望如同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贪婪（这正是该渴望产生的源泉）一样，是无限制的。资本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者，每征服一个新的国家，也就跨越了新的边界。这种努力成为一种经济的必然，因为每次失败都会带来利润的损失和金融资本竞争力的下降，最后将较小的经济区变成大经济区的附庸。这种努力是以经济学作为支撑基础的，但在意识形态上却被显著扭曲的国家理念所证明了。这种国家理念不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政治自治和独立的权利，也不再信仰人类各民族的平等性。垄断的经济特权反映为本民族对于其他民族拥有优越感，是“选定”的民族。既然外族的臣服是通过武力（即完全自然的方式）来完成的，那么很显然，对于统治民族来说，这种控制权就是通过特殊的自然性质获得的，即种族特质。如此，金融资本对于权力的欲望便在披着自然科学外衣的种族主义思想下得到了证明，它具有自然现象的具体性和必要性。寡头政治的统治目标取代了平等的统治目标。

在国际范围内，这个目标包括了整个民族；而在国内，它则加强了和工人阶级对立的统治者的势力。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也使得国家政权加强反对无产阶级的努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因此，在被嘲笑为天真的旧的自由主义理想的废墟之上，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在这个以武器优势为最后仲裁的资本主义斗争的世界中，利益协调不过是幻想；在这个权力决定民族命运的世界中，通过宣传国际通用法则来达到最终的和平也不过是幻想。提倡法律规则超越国家界限扩展到国外是愚蠢的，而将工人问题变成劳动力问题、在国内进行社会改革、试图废除殖民地的契约奴隶制等等，则是对商业不负责任的干扰。最终，正义不过是个美梦，道德感筑不起铁路，哪怕是在国内也是如此。如果等待竞争来进行一场精神转变，那又怎能征服世界？

然而，帝国主义幻灭了资产阶级褪色的理想，只是为了用一个更大的幻想取而代之。帝国主义在评价资本主义利益集团间的冲突时是头脑清醒的，它将所有政治活动理解为资本主义辛迪加之间的斗争和联合。但当揭开其理想时，它就失去了自制力而变得兴奋起来。帝国主义看似本身不索求什么，但实际上也不是那种不顾多姿多彩的现实而把所有具有不同文明程度和发展潜力的民族融为一个苍白的“人类”概念的空想主义。它以冷静的眼光观察这些混乱的民族，并将本民族凌驾于所有其他的民族之上。对它而言，本民族是真实的，随着国家的强盛而力量的不断壮大，这是值得它为之努力的。于是，这就实现了个体利益的地位次于更高级的普遍利益的地位，这是每一个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必备的前提条件。与民众相对立的政权同民族相联合，国家理念就成为了政治动力；阶级对抗消失了，转化到了为整体服务当中；围绕一个共同的民族强大目标的民族共同活动取代了对资产所有者而言的非常危险的阶级斗争。

这一目标似乎为面临瓦解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的纽带，并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崩溃过程的推进而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

[1]
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载于《马克思研究》，第二卷，第178页。

[2]
下面的例子十分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到对国际卡特尔组织的描述和资本输出的影响。“纺线工业是工业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业，在大不列颠，特别是苏格兰，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这个行业内最大的四家公司是科茨公司、克拉克公司、布鲁克兄弟公司和乔德威思兄弟公司，这四家公司在1906年联合了英国的许多小工厂和美国大约15家的企业，成立了一家新的大型公司，名字就是J. P.科茨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大型的纺线联合体总资本额高达5 500 000英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联合组织之一。在这个联合体组建之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就鼓励科茨公司和克拉克公司在美国建立自己的两家工厂，以避开针对这两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而制定的高关税。纺线联合体组建之后，也沿用了这一政策，购买了北美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企业的股票，并控制了这些企业。所以英国的产业资本家把生产转移到国外去造成了本国的劳动力的失业，最后殃及到整个民族。纺线联合组织继续实行这一海外生产政策的理由十分充分，因为它在1903～1904年间获取的2 580 000英镑的利润中，有大部分来自于海外工厂。不过，其他国家的产业壮大只是个时间问题，国外的产业资本家最终会重新夺回对自己企业和产业的控制权，减少向英国资本家缴纳利润的份额”（施瓦布：《张伯伦的商业政策》，1905年耶拿版，第42页）。

[3]
比如，匈牙利地租的一部分就流向了奥地利，以支付在奥地利流通的匈牙利抵押公司的抵押债券的利息。

[4]
帕尔福斯表述得十分确切，见《商业危机和工会》， 1901年慕尼黑版。

[5]
参见帕尔福斯在这里所举的例子，见《殖民政策及崩溃》， 1907年莱比锡版，第63页。

[6]
想想这些人吧，比如那些田园诗人令人不耻的激情和像卡尔·彼特（1856～1918年）这样的思想家。卡尔·彼特曾经协助建立了坦噶尼喀的德国东非保护区，由于他对非洲人的虐待，1897年他被解除职务。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已经对这种关系非常清楚了，他们强调这种关系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一种很好的手段，所以科布登宣称：“如果我们在国内没有败坏掉自己的品性，那么我们会在国外扮演暴君和刽子手的角色吗？”（引自舒尔策·格弗尔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注104）

[7]
关于这个话题，可以参阅《新时代》第二十六卷第1期中的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尤其是奥托·鲍威尔的《无产者的移民》，以及马克思·席佩尔的《外国劳动力和不同国家的立法》。

[8]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阅保尔·蒙贝尔特的《德国人口运动研究》（1907年）一书中所提供的数据，比如，欧洲按照每1000居民计算的年平均出生率为：

在美国同样也有出生率下降的现象，而在澳大利亚这种现象更是十分明显。例如，在新南威尔士，每1 000位15～45岁之间的已婚女性所生的孩子数量，在1861年为340.8个，而到了1901年则下降为235.3个了。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舒尔策·格威尔尼茨在《英帝国主义》第195页中所提供的数据。政府统计学家科格伦对于出生率下降也紧急呼吁：“出生率下降关系重大，特别是对于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更是危急万分。能否找到有效的解决措施，将会决定我们澳大利亚未来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

上述地区的人口增加，主要是因为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死亡率下降幅度超过了出生率的下降幅度，于是人口便增长了。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如果出生率下降的趋势持续下去，而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就不会再下降了，那么总有一天这两者的关系将会发生逆转，新增人口的数量将会逐步减少”（前边所引过的蒙贝尔特的书，第263页）。这种情况已经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瑞典发生了。

蒙贝尔特的结论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资本主义扩张。“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其他国家的人口问题将不再是人口增速过快的问题，而是人口增速太慢的问题”（同前引书，第280页）。

[9]
到1900年为止，英国海外投资总数额为25亿英镑，并且还以每年5 000万英镑的速度在增长，而在这5 000万英镑的年增长中，有3 000万是以证券的形式流出的。英国海外投资增速高于国内的投资增速，根据吉芬提供的材料，英国在1865～1898年期间，国内的收入仅增长2倍，而来自国外的收入则增长了9倍。具体材料详见《皇家统计协会杂志》1909年9月份发表的乔治·佩什的演讲，这篇演讲中详细说明了来自印度的收入状况。在1906年7月，来自印度的债券收入为8 768 237英镑；来自其他殖民地的该项收入为13 952 722英镑；而来自其他所有国家的该项收入为8 338 124英镑。该项收入总计为31 059 083英镑，而在1897年8月这个数字仅为25 374 192英镑。从其他证券（主要是铁路债券）中所得到的收入为48 521 000英镑。投资海外的总资本额为27亿英镑，其中有17亿投资在了铁路事业上。从这笔投资中得到的收入为14亿英镑，相当于这笔投资的利息率为5.2％。上述的数据可能还要比实际数据低一些。

根据勒鲁瓦·博利耶的估计，法国投资于国外的资本额为340亿法郎。而到了1905年，这个数字猛增到了400亿法郎，并且每年新增的海外投资额就高达15亿法郎。

根据施穆勒在其著名的《给交易所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估计，1892年德国在海外的资产就高达100亿马克。而根据克里斯蒂安斯的估计，这个数字应为130亿马克，这些资产每年给德国的回报为5～6亿马克。萨尔托里乌斯估计，1906年的海外资产中，德国有160亿马克的证券和100亿马克的其他资产。详细数据，可以参阅萨尔托里乌斯的《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第88页。

[10]
甚至欧洲资本在美国投资于证券的时候，其回报率也往往是低于利息率的，因为企业主的收入已经先期纳入了银行的创业利润之中。

[11]
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从国外进口的小麦和其他谷物的数量增加了400万英镑，相当于比原来增长了9％，而从英国占领区进口的数量增加了925万英镑，相当于比原来增长了84％；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肉类增加了1 650万英镑，相当于比原来增长了79％，而从英国占领区进口的数量增加了800万英镑，相当于比原来增长了230％；从国外进口的黄油和奶酪的数量为950万英镑，相当于比原来增长了60％，而从英国占领区进口的黄油和奶酪的数量却比原来增长了630％。

“从英国占领区进口的各种谷物，从1895年的7 722 000英镑上升到了1905年的20 345 000英镑，增加了12 623 000英镑，增长率为163％。而同期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数量仅从45 359 000英镑增加到了49 684 000英镑，仅仅增加了4 325 000英镑，增长率仅为9.5％。在1895年，其他国家向英国出口谷物，满足了英国85.4％的粮食需求，而英属殖民地仅满足了英国14.6％的需求。但到了1905年，其他国家提供的谷物满足了英国71％的需求，而英属殖民地则满足了英国29％的需求”（黑温斯：《不列颠帝国》，载于恩斯特·冯·哈勒所编的《世界经济》第一年度，1906年，第二卷，第7页）。

[12]
根据张伯伦关税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引自舒尔策·格弗尔尼茨的《不列颠帝国主义》，第216页），下表中显示了下列国家与大不列颠的进口贸易的平均资本价值数量。

[13]
所以张伯伦在发动群众时总是强调这一观点：“历史前进的趋势就是要让我们大不列颠帝国掌握所有的权力。不求进取的小国家，必将从属于我国。只要大不列颠帝国能够保持统一，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面积、人口、财富以及资源的丰富多样性上超过它。”（张伯伦于1897年3月31日的讲话，引自玛丽.施瓦布所编的《张伯伦的商业政策》，1905年耶拿版，第6页）

[14]
在关税改革和帝国主义对资本家利益的普遍影响这个问题上，黑温斯教授作了如下概括（他在这里把那些依旧赞成自由贸易的加工工业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现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从那些与我国没有双边关系的国家进口食物，所以我们国家为了能够有充足的金钱进口粮食，不得不依赖国际上复杂的贸易机构，不断地在世界市场上兜售自己的产品，并通过一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来支付购买食物的账单。不过看起来，这种产业和贸易政策由于以下几点原因的存在，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

“第一，从英国进口商品的国家数量正在减少。比如在远东市场，我们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遇到日本的强有力的竞争。

“第二，撇开殖民地的作用不说，为了能够出口更多的商品，我们不得不在其他国家，比如在德国和美国，寻找买家，这种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害的。正常的经济发展轨迹应该是这样的：国内的产业部门稳步前进，雇用更多的技术工人，并不断提升这些工人的技术水平。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发展道路已经严重偏离了正常轨道。高端先进的新兴市场日益萎缩，使得我们不得不与世界上落后的国家开展贸易，而我们的工业部门也不得不生产那些落后国家所需要的商品。

“两个相反的发展趋势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在这些大宗商品领域，新兴的工业国家也能够取得很大的发展。德国、比利时、美国、奥地利甚至还有日本，这些新兴的工业国家都有在这些领域与我国竞争的实力。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工业有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生产更多的特产，而非大宗商品，这也使得英国的商品更加昂贵。所以，在那些可以赚取购买食物所需费用的工业领域里，英国正逐步走向衰落。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上述事实也使得政府重整大不列颠帝国产业的举动更加具有了现实意义。”（黑温斯：《不列颠帝国》，第37页）

[15]
从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殖民地建设铁路的重要性。

“在1880年，大不列颠帝国有4万英里长的铁路，其中有3/8在英国境内，有5/8在海外占领地和殖民地。到了1904年，英国铁路网总里程增加到了95 000英里，其中只有2/9在联合王国境内。也就是说，在英国境内的铁路里程增长速度为26％，而在海外的增长速度则高达223％。当然，海外铁路增速很快的原因是英国领地的扩张，而那些领地原先并没有铁路，或者只有很简陋的铁路。 自从1880年到现在，印度和加拿大的铁路里程增加了3倍，澳大利亚的铁路里程增加了4倍，南非则增加了5倍。

“在联合王国之外，与人口密度相比，铁路密度最大的是澳大利亚联邦。在澳联邦，每1 000个居民就拥有3.86英里的铁路，而加拿大则为3.76英里，印度为1.09英里。

“根据普尔的铁路手册记载，尽管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5倍，但是美国的铁路总里程却是英国的2倍多，所以英国的铁路虽然多，但是和美国的比起来就显得不多了。不过可以预期，英国的铁路将会有很大的发展。

“建造这些铁路所需的资金，大部分都是由联合王国来筹集的。投在宗主国之外的铁路资金有8.5亿英镑，这些投资每年的总回报约有7 500万英镑，净利润为3 000万英镑。如果考虑投资于联合王国境内的资金，我估计投资在不列颠帝国铁路上的总资本将高达21亿英镑，这和美国投资于铁路的资金数额差不多（美国为28亿英镑）。铁路系统年均净盈利为7 000～7 500万英镑，总投资的收益率约为3％”（黑温斯：《不列颠帝国》，第34页）。

[16]
德恩堡先生多次在他的鼓动性演说上强调，依靠从德国的殖民地所获取的棉花和铜，德国可以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可以说德恩堡先生对听众的心理把握得很好（德恩堡先生是一战前德国驻南非的代表。——英译者）。

[17]
我们可以参考考茨基对俄国这种现象的彻底分析，见《美国工人》，载于《新时代》，第二十四卷，第676页。

[18]
俄国也是这个情况，只是由于俄国领土的广大，使得它可以更加容易地消化掉这笔资本，并且这个消化的过程现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开始了。达到这种目的的最激进手段就是让整个国家破产。

[19]
相反的是，当在协商贷款问题时，一些小国家很难接受在工业产品的流通上附加限制条件，因为这些小国家的工业生产本来就效率低下。“荷兰银行因为向其他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的贷款而受到了谴责……股票交易中心为外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最近的贷款对象多是南美的国家（1905年），并且这些贷款并没有附加有利于荷兰工业发展的任何条款。这些现象在比利时、德国和英国也经常发生”（黑泽林克：《荷兰》，载于舍勒编的《世界经济》，第三卷，第118页）。

[20]
对于经济区域广大的优势，可以参阅夏德·许勒尔的《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1905年维也纳版，第247页。“对于比较小的经济区域，某个贸易伙伴对其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是对于大的经济区域来说，某个贸易伙伴在其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很小，所以某个贸易伙伴对它影响并不大。因此在贸易谈判中，面积小的经济区域往往处于劣势”。

[21]
卡尔·埃米尔：《德国帝国主义和对内政策》，载于《新时代》，第二十六卷，第1期。

[22]
摩洛哥争端有了暂时性的结果，它为这种发展提供了一个实例。此时，克鲁伯和施耐德·克罗伊措特结成了联盟，共同开发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矿产，这个事件使得两国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摩洛哥虽然可以从两国之争中渔利，但是它所面临的压力依然很大。

[23]
可以预见，由于远东的纠纷，俄国的政治权力日益削弱，这为德国制定国际贸易协定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24]
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载于《马克思研究》，第二卷，第30节，《德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原则》，第491页以下。

第23章　金融资本和阶级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垄断的结合过程是如何让资本具有强化国家权力的兴趣的。同时，资本具有直接通过其经济力量或者间接通过使其他阶级的利益服从于自身利益的方式，来获取支配国家的力量。

金融资本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及其政治结构。早期资本主义的单个资本家在竞争中作为对手彼此对抗。这种冲突使他们不能在政治领域中和其他领域一样采取一致的行动。另外，他们的阶级还没有要求这样一致的行动，因为工业资本对国家政权的消极态度使其无法作为总体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表出现；相反，单个资本家只能作为国家公民保护其自身利益。使资产阶级不安的大问题本质上是宪法问题，比如建立现代立宪国家，这个问题也影响所有类似的公民，并把他们团结在共同对抗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残余势力的斗争之中。

但是，一旦资本主义的胜利激发起资产阶级的内部对立势力时，情况就改变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首先起来反对工业资本的统治，这两个阶级在经济领域发起攻击，这样一来，企业的自由性似乎受到了来自需要行会式联合的小资产阶级和坚持劳动契约法规的工人阶级的威胁。这就不是一个关于公民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关乎企业主和工人或者企业主和工匠的问题了。现在政党公开地根据经济利益来制定活动方针，而这些利益过去是隐藏在反动的、 自由的和民主的口号之下的。通过这些口号，早期资本主义的三大阶级——广泛拥有在宫廷、官僚机构和军队里的随从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联合，可以隐藏自己的利益。在产业体制的斗争中，相应的三种经济组织产生了：工业家联合会、合作团体和工人组织。前两种经常受到国家的鼓励，在它们的某些职能上，国家授予它们合法权利。但当这些合作团体和工会很快为追求共同目标联合起来时，雇主的联合仍然会因为商业政策的争论而处于分离状态。另外，工业资本在政治上与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相对立。

商业资本远比工业资本更倾向于增强国家的实力，因为批发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和殖民贸易，需要寻求国家的保护，也愿意依赖和服从特权。借贷资本，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靠支持国家政权以处理好自身最重要的业务——国债，完全没有工业资本那种对和平和安宁的向往。国家的财政需求越大，借贷资本的影响力就越大，借贷和其他金融交易也就越多。这些不仅仅是它的直接利润的基础，而且也是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支柱，更是银行获取国家特权的重要手段。因而，例如英格兰银行发行钞票的特权，在历史上就与国家和银行具有债务关系而密切相关。

卡特尔通过集中经济力量增强其政治影响力，同时它协调资本的政治利益，使整体经济力量直接影响政府。卡特尔通过集合资本利益，远比自由竞争时代分散的工业资本更能团结一致地对抗政府。此外，居民中的其他阶级也更愿意将资本用于支持它。

乍一看，这一定显得很奇怪，因为金融资本似乎是与所有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毕竟，在我们看来，垄断利润是所有其他阶级收入的扣除。工业产品的卡特尔利润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减少了农业收入的购买力。工业的迅速发展夺走了农业的劳动力，致使伴随着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革命，使农村渐渐地产生了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只要金融资本没有和提高工业产品价格一样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趋势，那么这种对立就必将更为显著。

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初期遭到农业人口的反对，工业摧毁了农民的家庭生产，把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转变为了和市场销售规模相关的农业商业交易。农民们被迫为这种转变付出了很大代价，所以他们敌视工业发展。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农民阶级只是一个没有行动自主能力的阶级。缺乏地区间的联系、和城市文化隔绝、只有限于狭隘地方利益的眼界，使这一阶级大多只能在其他阶级的领导下参加政治活动。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这一阶级却站在了在农村拥有最大势力、与工业发展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大地主阶级的对立面。这一阶级依赖于产品的销售，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给它，同时也给了它发展农业的机会，譬如蒸馏、酿酒、淀粉和制糖业。大地主阶级的这些利益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支持，从而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重商主义政策作为领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化的产物，也通常受到地主阶级的支持。

由于反对重商主义和其执行机构——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很快就摧毁了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地主们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国家权力，占有军队、官僚机构和宫廷中的最高职位，通过国家权力的经济利用聚敛财富，使他们成为了农村地区的政权的支持者。而这场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是直接针对他们的。在打败了专制主义、建立起现代国家之后，这种对立日益白热化。工业发展强化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威胁着政治权力空虚的土地所有者。政治对抗也导致了经济对立的加剧。工业发展使农村人口减少，造成了劳动力短缺，最后把出口利益转变为了进口利益，这样就产生了商业政策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英国最后以地主的失败而告终。然而在大陆，保护关税的共同利益阻止了这种对立的发展。只要大陆落后的工业发展能满足大宗农产品的出口，那么大地主对工业，尤其是对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会保持友好的态度。他们支持自由贸易，直到进口利益的出现把他们转变为贸易保护主义者，这也使他们在经济政策上更偏重于重工业。然而，在德国同样的工业发展却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和地租，从而增强了地主阶级的力量，不过也孕育出了一种新的对立。在卡特尔化形成之前，工业的高涨增强了阶级对自由贸易和贸易协定的参与程度，但它的力量足够强大到压低谷物价格来满足其自身利益的需求。所以工业的发展成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威胁。这种威胁在把欧洲国家转化为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并且激化了来自美国的农业竞争。美国以谷物价格、地租和土地价值的陡降对欧洲农业形成威胁。金融资本的发展，通过改变保护关税的职能来协调这些对立的利益，并在大地主和卡特尔化的重工业中组建新的利益共同体。现在，农业有了安全可靠的价格水平，进一步的工业进步只会提高价格水平。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关于工业的对立问题，而是一个劳动的问题，它成为土地所有者们最关心的问题。遏制工人的要求现在成为大地主和卡特尔最急迫的政治问题，因此他们也强烈反对工人提高待遇的努力。因为每一次这样的改进都会使留住农业劳动力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对工人运动的共同的敌视使这两股最具实力的力量联合了起来。

与此同时，大地主的势力也随着他们和小地主之间的矛盾的化解或者至少是很大程度上有所减轻，而逐渐增强。他们之间的历史矛盾早已因为土地封建赋税制度的废止而消除。谷物价格走低的时期以及劳动问题的困难，都使以小地主利益为代价的大地主资产的扩张几乎完全停滞。在另一方面，为农业税的共同斗争也使大地主和小地主联合起来，因为保护关税只能在共同的斗争中才能获得。所以即使是小地主自然比大地主更愿意对肉类和家禽进行进口保护，但他们也不会因此而放弃和大地主的合作。再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农业税对土地价格的特殊效应。土地价格的上升无疑有害于农业发展，但它对农业土地的单个所有者来说却非常有利。所以，对商业政策的共同斗争联合了农产品进口国的各阶层的土地所有者，也为金融资本提供了农民的支持。中小地主们更是积极地参与了这些斗争，因为合作的飞速发展扩大了农业经济的商业市场，减少了自给自足的生产量。同时，大地主在合作中很容易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因为一方面内部没有更强的利益集团反对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具有必要的经验、知识和权威。这样一来，农村的大地主阶级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强化了，这使得农村政治日渐被他们完全掌控了。

所有者的利益日趋统一化，因为他们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元化。关税政策飞速增加了地租收入，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间，对外农业竞争不再如此激烈。这样的情况部分地是因为美国工业的迅速发展，部分地是因为美国中部和南部农业产量的激增无法和需求增长保持同步。[1]
需求的增长当然意味着大地主有更多的可以随意支配的剩余收入，但若要把这一收入用于增加农业产量却有很大的困难，这部分是因为土地所有权的分散给可耕地的扩展带来障碍。如果谷物价格上升的趋势足够持续强劲以至于拉动土地价格随之上升，或者如果（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大地主们和贫穷的农民们达成协议，让他们除了卖地没有其他选择，那么这种障碍就可能被克服。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最初10年的这段时间里对普通农民比较有利。事实上，受到海外竞争影响和受劳动力缺乏影响最为严重的是大规模谷物的生产者和牲畜饲养者；而城市对牛奶、肉类、蔬菜和水果等小规模农民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却有增无减，而且劳动问题的较小影响也让中小型农场主受益。这样一来，大地主扩张土地的企图就遭到了实力强大的中小型农场主的抵抗而落空，因为只有谷物价格走低的趋势逆转才会使这种企图得以实现，而中小型农场主的产品价格却在稳健上升。因此，这些剩余收入主要被用于对工业的盈利性投资。从1895年开始的狂热的繁荣提升了工业的利润率，而且无论如何都远高于农业，这也激励了大地主对工业的投资。股份制的建立为来自其他经济领域的投资提供了较合适的方式，因而也使得这样的投资更加容易，并且大工业的集中和联合也大大降低了外行投资的风险。真正的农村产业也在政府的税法帮助下迅速发展进而形成垄断。最后，对于大地主来说，由来已久的农业和矿业的结合体也取得迅速进展。所有这些因素都把大地主阶级从原来的单一的地租中获得收入转变为参与“可移动的资本”的利润分成，并进而越来越多地从工业利润中获得收入。[2]

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对抵押业务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价格水平对这些活动的扩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更高的土地价格意味着抵押贷款业务的规模可以更大。因此，农业关税的提高成为一个影响银行的这一项并不是不显著的业务的重要利益因素。同时，地主和佃户的收入增长也会吸引对农业和集约化经营的新投资，从而增加了农业设备的需求，扩展了银行资本的这一特殊投资领域。

此外，城市资本家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欲望使他们寻求土地所有权，或者（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个人联合的原则）通过联姻这种可以防止财产分割的用于社会攀附的惯用伎俩，和大地主联合起来。

所以，所有权职能和生产管理职能的分离使股份制产生，并让财产利益一体化成为可能。随着地租上涨或者工业超额利润的增加，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财富”不再按收入来源来划分，即不按它原本是来自于利润还是来自于地租来划分，而是根据投入到分割了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经济体中各部分的资金流来划分。

与大地主的结合增强了金融资本控制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这些大地主，金融资本拉拢了社会精英，进而影响到了整个农村的大部分事务。这种支持当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代价的；但是这种以更高的农产品价格的形式体现的代价，很容易就可以在金融资本对政权控制得来的超额利润中得到补偿。金融资本对政权的控制是其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不可或缺的条件。大地主对金融资本的支持也使金融资本得到了占据政府最高位和最具权势的控制着官僚和军队的阶级的支持；同时，帝国主义也意味着政权力量的加强、军队和官僚势力的扩张，因而也意味着金融资本和大地主之间的利益更加一致了。

金融资本支配国家政权得到了农村有权势阶层的支持，而且在此之前，工业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也促进了这种状况的产生。

从一开始，金融资本就陷入了和中小型资本的对立状态。正如我们所知，卡特尔利润是非卡特尔工业利润的扣除。金融资本和后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它反对卡特尔化。但是这种利益和其他人的利益相抵触。对于那些没有或者现在还没有出口能力的产业来说，它们在保护性关税上和卡特尔有着共同的利益，因为只有同关税保护中最有实力的倡导者——卡特尔——联合起来，这种利益才能实现。但是卡特尔的形成无疑加速了其他产业中的垄断进程，而且恰恰是产业中还没有卡特尔化的拥有很强实力的和竞争力的资本家欢迎这种卡特尔的形成，因为他们必定会促进产业的集中，加速卡特尔化的进程。他们和其他卡特尔对抗的方式就是建立自己的卡特尔组织，绝不是为了自由竞争而斗争。他们想要的不是自由竞争，而是利用对自身卡特尔的保护关税以取得获利的机会。

需要指出的是，中小型资本家不再直接隶属于金融资本的情况增加了。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商业中，这种情况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诚然，这一过程的进行会产生对立，但是一旦这一过程完成，则这些阶级的利益就会和卡特尔一致起来。如今的煤炭辛迪加或酒业生产组织的代理人，不再只对能使他们避免竞争以及不断扩张增加销售量的辛迪加感兴趣。卡特尔的成长总体上会使所有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趋同。企业在一家百货商店或者大型产业公司下运作的间接隶属情况也就屡见不鲜而且越来越多，因为它们能取得同样的效果。中小型资本家参与大规模产业也会有同样的结果。股份制的建立，使其他产业部门的累积的利润部分地投入到重工业之中，一是因为生产技术的相对快速进步使重工业发展更为迅速，二是因为重工业中的卡特尔化最发达而且利润率最高。

最后，金融资本政策包含了最大限度的扩张以及持续不断地开拓新的投资领域和市场。但是资本主义扩张越迅速，繁荣期就越长，危机就越难长存。扩张是所有资本的共同利益，在保护主义时代，只有帝国主义扩张才有这种可能。此外，繁荣期持续的时间越长，国内资本在本国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就越小，小资本家屈从于大资本家的竞争的危险也就越小。所有产业中的小资本家都是这样的，包括卡特尔化了的产业。繁荣时期对卡特尔来讲它的生存是最危险的；相反，包含国内激烈竞争和大量闲置资本的萧条时期却是强烈促进新市场开发的好时机。

马克思的集中化理论在饱受了几十年的争论后，现已成为了老生常谈的问题。产业中间阶级的衰落不可遏制。但是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因为小型商业受挫而带来的数量的减少，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在工商业的小企业中造成的结构性变化。大量的小企业归属大型企业，这样它们也能从后者的扩张中受益。城市中的修理业、设备安装业等都依赖于还没有覆盖这些附属工作的大型工厂的生产。各种各样的修理业的敌人都不是工厂，而是从事这些工作的手工业。因此，这些阶级与工人阶级相对立，而不是大企业。

还有更大比例的小企业只是看起来是独立的而已，事实上，这些企业已经“间接隶属于资本”了（桑巴特），所以“从属于资本”（奥托·鲍威尔）。它们是一个几乎没有生存希望、缺乏组织能力、作为资本主义大企业的代理人而完全依附于大企业的处于衰退中的阶层。举例来说，酿酒厂的代售人如小旅店老板、由鞋厂设立的鞋店的老板等都属于这一类，而同时也包括不计其数的为家具店工作的看起来独立的木工工匠和为服装厂工作的裁缝等。我们在这儿没有必要透彻地分析这种现象，因为桑巴特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和突出的描述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阶层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态度。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利益冲突，以及表现在早期资本主义手工业时期的对抗资本主义企业的斗争，这些冲突和矛盾都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这种斗争迫使中间阶级采取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中间阶级通过反对经营自由和对大资本主义企业采用限制性措施来延缓自己的失败进程。保护手工业劳动者、恢复行会和学徒训练以及颁布歧视性税法的立法措施被付诸实践以延长中间阶级存在的寿命。在反对大资本的斗争中，中间阶级得到了在当时同样反对资本主义的农民阶级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工人阶级的敌视，因为工人阶级认为这些对生产力的限制是对其切身利益的威胁。

现存小企业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相比手工业和资本的竞争关系而言，这种竞争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关于集中性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内部以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竞争的形式展开。小企业现在本质上仅仅是大企业的附庸，就算它们的独立性不完全是虚构的，但也不过是大企业的附属机构而已。例如，安装照明设备的企业和销售工厂产品的现代城市商店，它们全都没有参与到和大规模产业的竞争当中，相反地，它们却乐于看到大企业尽可能地扩张，因为它们作为修理业和附属商业或者作为经销商或代理人，经营着大企业的业务。这当然不能排除它们中的内部竞争，也不能排除在这儿产生的集中化运动。但这种斗争已不会再让反资本主义的观点抬头了，它们看到了仍在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对它们的帮助，它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且资本主义拓展了它们的机遇。在另一方面，由于它们雇用工人，它们遭遇了工人阶级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因为在小企业中的工人组织力量是最强的。

但即便是在那些小企业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比如建筑业，它们和大资本的冲突也变得越来越少。这不只是因为依赖银行信贷的企业家被灌输了资本主义精神，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和工人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而是因为它们无论何时提出特殊要求都会面临较小的阻力，甚至还往往得到大资本家的支持。赞成还是反对经营自由的斗争，在手工业师傅和中小消费品生产者中异常激烈。一方以裁缝、鞋匠、修车工和泥瓦匠为代表，另一方以纺织厂和服装厂等为代表。但如今，这些冲突也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对手工业的保护不会影响资本主义产业最先进的行业的任何切身利益。煤炭辛迪加、钢铁联盟、电力和化工产业或多或少地对中间阶级的要求持无所谓的态度。中小资本家可能因此而遭受的利益损失并不是它们所关心的，或者说至少不是它们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这些要求的提出者正是工人要求的最强劲有力的反对者。在这种小规模的生产范围内，竞争最为激烈，利润率也最低。每一项新的社会改革，每一次工会取得的成功，都带来了这些小生产者的厄运。在这里，工人们发现了他们的最凶恶的对手，而大资本和大地主们却发现了他们的生力军。[3]

因为有着同样的利益，中间阶级获得了农民阶级的支持。所以由来已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间的利益斗争逐渐消失了，而且后者成为了大资本的一支政治禁卫军。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中间阶级的需求得到满足，它们的境况也未必能得到改善。政府为小企业建立强制性组织的行为完全失败了，甚至在小企业还能存活的地方，合作组织或者行会（比如在大城市的食品交易中）也成了类似于卡特尔的共同掠夺消费者的组织，例如肉类加工厂和面包房；或者它们组成雇主协会，这样一个不管是直接参加还是行会会员集体参加的一个独立却严重依赖行会的组织。[4]

但是，中间阶级已经不能像传统的旧的工业那样提出自己的重要的经济要求了，这使得中间阶级不能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从而迫使其沦为政治俘虏。由于丧失推行本阶级政策的能力，它成为能煽动自身对工人阶级敌对情绪的行动的牺牲品。从工人的经济对手变为政治对手，而且明白自己不能利用政治自由的手段来增强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于是中间阶级成为政治上的反动派，就像一个家庭的规模越小，其保持主宰权力的价值就越大。所以，中间阶级倡导政府的铁腕手段，随时支持能直接打击工人的高压政策。因此它成为强势政府的积极支持者，醉心于军国主义、海军攻势主义和独裁的官僚主义。于是，它执行帝国主义政党的目标，成为了它的最有价值的战友。作为回报，帝国主义也向它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它希望从资本的迅速扩张中改善自身的商业运营，有更好的雇用机会，拥有具有更高购买力的顾客，所有这些都使得它成为帝国主义政党的热情追随者。同时，它也最容易接受影响选举的手段，特别是商业抵制。它的弱点使其成为政治剥削的合适目标。

当然，当账单放到中间阶级面前时，它开始产生疑虑了，这使得它和大资本之间的和谐关系被阻断了一段时间。但是，赋税大部分还是由工人缴纳的，即便间接税更多地摊在中间阶级头上，而不是大资本家阶级的头上，中间阶级的反对力量还是微弱得无法解除它和大资本之间的联盟。中间阶级中只有一小部分放弃了对资产阶级的支持，转而归附于无产阶级。除了表面上是独立经营而实际上是从事家庭小手工业的经营者之外，大部分依赖于工人消费者的城市小商户，或由于商业原因，或由于经常同工人交往而接受了他们的观点，都参加了工人政党。

那些最近被不恰当地称为“新中间阶级”的阶层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在这里它指的是工商业中拿薪金的雇员，由于大规模生产和企业形式的发展，他们的数量急剧上升，而且成为等级制度下生产的真正的管理者。这是一个比无产阶级发展还要迅速的阶层。向更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发展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产业的某些行业的工人数目会绝对减少。但技术人员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的人数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长，即便不是成比例地增长。更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发展意味着设备的自动化的发展和更复杂的机器体系。新机器的使用使劳动力成为多余的，但这绝不是使技术监督成为多余的。所以，机械化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关系到各等级的技术人员的切身利益，使产业中拿薪金的雇员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热情的支持者。

股份制的发展也有着类似的作用。它使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让管理权成为一项能获得大大高于普通工薪收入的工资的特殊职能。同时，较高的职位成为影响力大、报酬优厚的职位，而且看来似乎每一个雇员都有机会晋升到这种职位。于是，对事业的渴望以及在各种等级制度下都有的晋升的动力在每一个雇员的心中被点燃，战胜了他们团结一致的情感。每一个人都希望凌驾于他人之上，从半无产阶级的状态到达资本家收入的水平。公司发展得越迅速，公司的规模就会越大，职位的数量也会增多，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和高收入的职位也就越多。白领雇员们只看到了利益的一致性，因为每个职位看起来都只像是通向更高职位的台阶，他们对资本扩大势力范围的斗争远比关于自身劳动契约的斗争更加关心。

这是一个这样的阶层，它的意识形态和出身都部分地来源于资产阶级，它的最有能力或者最强势的代表还上升到了资本家的层次，因为收入较高，因而也拥有高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这个阶层的成员更是经常地与资本家领导者接触，后者严密地监视并仔细地挑选他们，对他们建立组织的企图进行严厉而无情的打击。虽然发展到最后会把这些和生产紧密相关的阶层归到无产阶级阵营中，特别是当权力关系发生动摇以及资本主义权力虽未被摧毁但却不再是显得不可战胜的时候，不过现在它还不是争取独立斗争中的一支积极力量。

未来的发展无疑会改变这种消极的态度。由于产业和企业的越来越集中，能获得独立职位的可能性减少，这迫使越来越多的小企业主和小资本家让自己的孩子成为雇员。同时，由于这样的雇员数量增加，工资的支出也成了成本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压低工资水平的趋势就这样产生了。这种劳动力的提供在飞速增长，而在另一方面，大企业中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却在不断加强，即便是高熟练程度的劳动力也是如此。一部分比较机械的工作交由熟练程度较低的工人完成；大的现代银行、电子公司或者百货商店雇用了很多白领雇员，这些白领雇员与受过简单培训的工人没有两样，即便他们受过更高水平的教育，但这对雇主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他们长期处于被不熟练或者半熟练工人的替代的危险之中，女工们也是很强的竞争对手。当他们的劳动力价格被确定后，他们不得不和这些人进行竞争。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了，但除了痛苦地认识到现实外，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资产阶级的要求。此外，随着大企业的扩张，增加的大部分只是低收入的职位，而更高的职位却没有随之增加。大型现代企业数目的增加极大地提高了对各种白领雇员的需求，但现有企业的扩张却没有导致同样的增长。此外，随着股份公司的合并，报酬最优厚的职位都越来越多地被大资本家所垄断，白领雇员的职业前景大大恶化了。[5]

产业和银行联合成大型垄断集团，这使得拿薪金的雇员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他们面对的是有压倒性优势的资本家集团，他们的流动性以及利用企业家之间对最优秀员工的竞争来找到更好工作的前景，即便是对于他们中最能干的和最有天赋的人来说，也很不明朗。雇员的数目也可能因为企业的联合而绝对减少。大体上，这影响了高收入职位的数量，因为管理工作可以被简化。联合的增加，尤其是企业联合，减少了最高技术职位的数量，销售人员、旅行推销员以及广告人员等的数量也绝对减少了。[6]

但是要让这个阶层的成员在政治态度上体会到这些结果的影响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由于他们产生于和招募于资产阶级，因此他们暂时还坚持旧的思想意识。他们处在这样一种境况当中，他们对沦为无产阶级的担心使他们决心不被当做无产阶级的努力在不断加强，他们憎恶无产阶级，也最强烈地藐视他们的无产阶级式的斗争。商业职员以被称为劳动者为耻，然而枢密顾问，甚至有时卡特尔的经理，也热衷于给自己冠以这个称号。当然，前者担心的是被认为社会地位更低，而后者强调的则是劳动的伦理价值。无论如何，这种观点使拿薪金的雇员对无产阶级暂时还保持较远的距离。而另一方面，公司的发展，尤其是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发展，加快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大型银行的快速发展，资本输出带来的生产扩张，新市场的占领，都为各种各样的雇员开辟了新的就业领域。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们在资本活动领域的扩张中看到了自己的最好的前景。他们比我先前所描述的中间阶级受过更好的教育，因而也更容易被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所支配。另外，因为他们与资本扩张有利益关系，因此他们也成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因为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仍和他们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实践的风险也很大，所以他们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它当成一条提供事业晋升、工资上涨的美好前景的出路。虽然他们的社会职位还很低，但他们拥有和小资本家圈子的联系以及在社会活动中有更大的灵活性，所以对形成社会舆论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是专门的帝国主义期刊的订阅者、种族主义的信徒（他们常常用竞争来解释这一理论）、战争小说的阅读者、殖民英雄的崇拜者、金融资本的鼓动者和选民。

但是这种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主义在扩张中遇到的放慢其增长速度的障碍越多，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过程就越完整，从而恶化雇员状况的趋势就越占上风。所以他们同资本（他们在生产中执行最重要的但却又是最没用的职能）的对立会变得尖锐。雇员中有一部分或者甚至绝大多数的人都获得很少的薪水，但劳动时间却很长，且仍然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沦为为资本工作的工人，而且这些人的数目还在增加。他们被迫站在无产阶级这边，积极开展反对剥削的斗争。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越强大，胜利的希望就越大，而且必将越早实现。

最后，他们反对工人阶级发展的共同利益联合了各层级的资产阶级。但是，这场斗争的领导权却早已转入了大资本的手中。

[1]
美国出口的小麦，在1901年占到了其小麦总产量的33％，而在1902年占到了29％，在1903年占到了19.5％，在1904年占到了10.5％（鲁宾诺：《俄国的小麦贸易》，1908年华盛顿版）。

美国商业和劳工部的报告（玛丽·施瓦布：《张伯伦的商业政策》，第73页）中提到，“最近几年小麦、食物和棉花的出口量下降了，特别是在1903～1904年间下降得更为严重。但是出口量下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国内收成不好或国外价格下跌。去年玉米、小麦和棉花的产量并不低于平均水平。农产品占出口总额比例下降的原因是美国国内需求量的增加。美国国内消费的小麦，在1880年以前从未达到过27 500蒲式耳，但是到了1883年，它却突破了40 000蒲式耳，在1902年超过了50 000蒲式耳，而到了1904年6月30日结束的会计年度结算时，这个数字达到了51 700蒲式耳。这也是迄今为止有记载的美国国内小麦消费量的最高水平了”。

“在1880～1900年间，美国的人口从5 000万增加到了7 000万，相当于增长了52％。而美国的小麦种植面积却只从340万英亩增加到了420万英亩，增长率仅有23.5％。所有谷物的种植面积也只是从1 360万英亩增加到了1 580万英亩，增长率仅有16.5％ ”（同上引书，第72页）。

[2]
关于普鲁士的相关详细资料，请参阅屈纳特教授的《普鲁士独立农场主的资产》一文，载于1908年第48年度的《普鲁士皇家统计署杂志》。这里的根据是那些1902年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税和附加税材料，他们至少要缴纳60马克的税，当然也包含了那些独立的农场主的税收资料。这里的“实际资本财富”并不包含那些地产、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资本、矿业上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只包括各种各样的资本所有权，比如股份、存款和矿山股票等，所以在这里它是指除了那些用于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资产之外的资本财产。那些至少要缴纳60马克税收的土地所有者的数量有720 067人，这些人的平均资产有7 920 781 703马克。这些资产中有3 997 549 251马克（50.5％）属于628 876位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和林业的所有者，这些所有者多数以独立农业为生。在7 920 781 703马克的平均资产中，还有3 923 232 452马克（49.5％）属于91 191位所有者，对于这部分所有者来讲，农业和林业只是他们的附属产业或第二职业。

普鲁士720 067位独立的农场主，总财富量为39 955 313 135马克，其中有74.1％由土地财产组成，有19.8％是资本财富，有5.9％以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形式存在着，还有0.2％的财富属于一些特权。更具体地讲，在那些拥有28 541 502 216马克的以农业为主业的628 876位土地所有者中，这一财富的组成比例为84.9％、14.0％、1％、0.1％。而对于那些剩下的拥有财富量为11 413 811 919马克、以农业为第二职业的91 191位所有者来讲，其财富组成比例为47.1％、 34.4％、 18.3％和0.3％。

[3]
汉堡·阿尔托纳区雇主联合会总书记和混合雇主联合会的主要辩护人冯·赖斯维茨男爵的态度表明，那些实力较大的产业资本家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列举了加入混合雇主联合会的益处：对于那些雇主来说，“他们是极具教育意义的”，因为在每一个行业中都有可能会罢工，所以雇主联合会可以“随时都处于战斗状态”以平息罢工。同时联合会还可以把大产业、小企业和手工业联合起来。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冯·赖斯维茨男爵特别强调各个产业间的联合行动。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游击战中，手工业者扮演着冲锋勇士的角色，所以那些大产业资本家非常希望它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赖斯维茨：《建立雇主联合会》，第22页以下；引自格哈德·克斯勒博士：《德国雇主联合会》，载于《社会政治协会文集》，第一二四卷，1907年莱比锡版，第106页以下）。

[4]
引自上述格哈德·克斯勒的著作，第15页。

[5]
根据《柏林日报》1909年6月14日的一则报道，在德国银行职员协会会议上，执行委员会主席菲尔斯滕贝格说：“银行业集中化的趋势已经结束了，但即使是如此，德国银行业内90％的员工也没有独立自主的希望。”

[6]
威士忌托拉斯的成立，让300名企业员工失业；钢铁托拉斯的成立，让200名员工失业（詹克斯：《托拉斯问题》，1902年纽约版，第24页）。

第24章　劳动合约矛盾与争端

众所周知，劳动合约争端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单个工人反对单个企业家；第二阶段，单个企业家卷入了与工会组织间的斗争之中；第三阶段，企业家协会与工会组织之间的对立。

工会的职能是消除劳动市场上工人之间的竞争。它试图获得“劳动力”商品的垄断权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了一种卡特尔组织。甚至由于它只是同资本家买卖商品相关，所以可以叫做“联营”。但是由于每个卡特尔或联营组织都无法控制生产，因而也就无法调节供给的规模。这个弱点在工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劳动力的生产总是使这些调节无法进行。只有问题在于熟练劳动力时，工会才能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生产。一个强大的熟练工人工会通过限制学徒数量、延长学徒期以及禁止雇用那些未经工会认可的非熟练工人等方式，能够限制这类劳动力的生产，保持自身的垄断地位。例如，在印刷工会，尽管一些熟练程度较低的劳动力也能胜任操作排字机的工作，但是只有那些经过高级技术“培训”的印刷工人才有资格去操作这些排字机。在适当的情况下，强大的工会甚至能够彻底改变关系，通过承认一些使用期较长的工人是完全熟练工人，给予他们某种劳动“熟练”的资格，从而获取高额报酬。英国的纺织工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英国的纺织工业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垄断地位（至今在某些产品上仍然占据垄断地位），就曾受益于强大的工会组织。强大的垄断地位使得工会有能力将较高的工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此企业家也更容易让步。

控制劳动力市场的努力也促进了通过增大移民的难度阻止外国工人竞争的趋势的发展，特别是控制那些习惯于生活水准低而且又难以组织的工人的移入。移民禁令也像保护性关税制度保护卡特尔一样，为工会组织提供了相应的服务。

作为活劳动的组织，工会组织也只有通过成员的意愿才能达到它的目的。工会组织的垄断权力建立在工人愿意通过工会出卖劳动力并且以工会组织规定的方式出卖劳动力的基础上。劳动力价格必须脱离供给与需求的波动，这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者及失业者不能以异于工会既定价格的价格在劳动力市场上活动。价格是由工会的意愿给定的，供给按照价格调整，而不是价格适应于供给。因此，工会成为了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协调组织。就像卡特尔通过储存产品以防止供给过剩一样，工会必须禁止失业者进入劳动市场（储存费用相当于工会给予失业者的失业救济金）。但是后者更为重要，因为这是限制供给的唯一方法（而卡特尔在限制生产上却有更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使失业者远离劳动市场的目标能通过各种道德上的压力达到，比如说唾弃那些愿意去劳动的人，解释阶级利益是怎样被破坏的。总之，可以通过工会的教育达到目的，将工人阶级联合为一个斗争集体。[1]

如同其他垄断组织一样，工会希望尽可能多地控制市场，这样工会就遇到了大麻烦。单个工人的短期利益常常与阶级整体利益相冲突，组织就需要作出一定牺牲：费用、消耗的时间、准备随时投身于斗争之中。任何远离工会的工人都会博得雇主的好感，从而避免了冲突、失业和冷遇。工会越强大，企业家就越致力于员工对工会的远离。企业家用自己的社会保险代替了工会的保险，并发掘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的冲突之处。

工会罢工斗争是围绕着劳动合同的斗争。工人再生产出c的价值并且创造出v+m的新价值，即工资和剩余价值。v+m的绝对大小取决于工作时间的长短：工作时间越短，v + m越小；如果v保持不变，则m越小；如果工作时间保持不变，则v降低而m增加，反之亦然。但是这种效果被劳动强度的变化抵消了，即随着工资的增长和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强度增大了。在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为提高劳动强度提供了客观手段的同时，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体制试图将劳动强度提高到既定薪水和工作时间下的最大值。工人们在缩短劳动时间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远远未达到他们应当被补偿的程度。无论缩短工作时间对工人的社会状况有多么重要，也无论取得的成果和为此所作的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体力上的和智力上的水平，毫无疑问的是，劳动时间的缩短并没有改变v与m之比。利润率并没有改变，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然而，顺便指出的是，许多在精确性上有较高要求的产业不能实行较长的工作时间，因为工作时间的缩短能提高工作质量和加快技术进步，并且提高相对剩余价值。至于工资水平，它的增长与劳动强度的提高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那么明显，即使它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尤其对于非熟练工人来说，实际工资v的相对微小的提高是以减少m为代价还是（更为可能地）以被劳动强度的提高完全所抵消，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当然，必须承认的是，产生这样一种抵消效应需要一段时滞，期间通过v的提高会减少m。

由于商品价值（鉴于在文章中我们面对的是社会关系，可以将交换价值简称为价值）等于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再加剩余价值（c+v+m），因而v的变化导致了m的相反方向的变化，它并没有影响商品价格，对消费者也没有影响。李嘉图已经从理论上证明，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对商品价格没有任何影响。这一点是显著的。每年的社会总产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已消耗的产品（机器、原材料等）的补偿；第二部分是生产工人在一年的生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新价值，它首先流入资本家手中，进而再分为两个部分，即工人的收入和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对消费者来说，产品价格等于以上两部分之和（补偿加上新产品的价值），它不因第二部分（新价值）在资本家剩余价值与工人工资之间的划分比率而改变。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资的上升或者劳动时间的下降会提高产品价格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不过尽管如此，这一论调却还是一再提出，并且理由看似冠冕堂皇。

我们刚刚得出的结论仅适用于商品价值，也就是说，只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才算是成立的。然而，我们知道，在追求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中，商品价值有所改变。然而，对于单个资本家或者特定产业的资本家而言，工资的上升意味着成本开支的上升。假设目前他的工资开支是100，不变资本为100，则在利润率为30％的情况下，他以260的价格出售商品。由于工会罢工，工资水平上升到了120，成本价格为220。如果继续以原有的价格260出售商品，那么利润就会从60下降到40，同时利润率则从30％下降到了不足19％，远远低于平均利润率的水平。因此，利润率的平均化势在必行，这意味着，生产中特定行业的工资的提高会导致该行业产品价格的上升，这种提高是发生在新利润率低于原利润率的基础上的。但是价格的提高总会遇到抵制，这些抵制将导致销售下滑，而销售下滑反过来又会使价格上升难以实现，而合同却仍按原价格执行。更重要的是，在有效提高价格之前还需要一段缓冲时间。严格来说，资本必须从该行业中流出，因为价格上升会减少销售，相应地供给及生产也会减少。销售下滑的危险因生产行业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也根据资本家对工资要求的抵制程度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这种工资水平上涨的幅度及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业和产业组织状况。假定工资呈现出普遍性的上涨情况，那么改变后的利润率的平均化会导致高于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产品价格的下跌，而导致低于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产品价格的上升。然而，每一次工资水平的上升都会导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尽管因某一行业的工资提高而带来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很可能是轻微的甚至是缓慢的。

因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在达到新的价格水平之前要遭受损失，因此很自然地他们会选择抵抗，并且利润率越低，他们的抵抗越强烈。我们曾经看到，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在小企业和小资本家的活动范围内占着统治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圈子中的抵抗活动最为活跃但其力量却是最弱小的。在雇主的眼中，工会的斗争是围绕着利润率的斗争；而从工人的立场来说，这些斗争是围绕着工资水平（以及工作时间）进行的。但是，这绝不是废除资本雇佣关系（剥削劳动力）的斗争，因为斗争的结果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通过剥削工人而获取利润，因而如果废除了剥削，那么资本家参与生产就毫无意义了。此时，不管他境况如何，他都会停止生产，因为他不再从中受益，同时工人也会被解雇。若仅是单个行业如此，那么资本家至少还会保留部分资本将其转移到另一个生产行业。因此，正如工团主义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完全废除剥削的斗争不在纯粹的工会活动之列，也不能通过纯工会斗争的方式得到解决。即使像大规模群众罢工那样的工会斗争，也并不是反对企业家经济地位的斗争，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权力组织即国家权力的斗争。企业家的经济受损，不外乎是推翻国家政权斗争的一个辅助工具。这个政治任务不是工会自身的任务，只是将工会组织纳入了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提供服务之中。

然而，如果工会组织的斗争过分关注利润率，那么便会为工会的追求目标设置一定的门槛。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能否实行新的价格，过渡期的损失是否超过了长期罢工带来的损失，以及是否还有可能将他们的资本投资到其他基本不受罢工直接影响的行业中去。由此可知，工会的斗争一开始就遇到了这样的障碍（对工会领导来说，认识这一限制是个艰巨的任务），并且会影响到它的决策。另外，利润率越高（不管这一利润率是繁荣时期的一般性高涨，还是在某一特定行业由于垄断地位或者由于专利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工会就越能成功地运行。详细考察这些情况已经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但是我们有必要简要地探讨一下两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

显然，企业家组织的出现包含了劳资力量的制衡的改变。企业家组织的发展通常被看做是对工会组织发展的反应。但是企业家组织发展的速度及其力量，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资本的积聚和垄断。如果单个的企业家面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那么工会就有很多方法阻止企业家组织的发展。随着资本的集中，企业家在围绕劳动合同的斗争中的力量加强了，而与此同时，更团结的工人组织的力量也增强了。企业规模不同，对工会组织的抵抗力量也不同。一般来说，产业越分散，企业平均规模越小，工会的力量就越强大。即使在同一产业之中，中小企业的工会力量也比大企业更大，因为那些在行业内部被大企业不断挤压的小企业更难以承受斗争的损失。工会斗争推动了向大企业发展的趋势，从而带来了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生产成本下降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的出现，这样就为新的妥协让步提供了前提条件。

只要工会面临的是单个的企业家，那么处境就较为有利。工人可以发挥集体力量对付这单个的企业家，工资斗争由一系列个体的罢工组成。被某个企业家关注的罢工工人，背后有工会的全部财力的支持，而这种财力由于工作的工人继续支付会费以及一些特殊的资助而不会因罢工而耗尽。一些企业家不得不开始担心他们的顾客会被那些继续生产的另一些企业家所抢走以及罢工结束后销售量可能会减少。他们不得不作出妥协，并开始关注他们所同意的条件在整个产业中的普遍化，而其他一些企业家，则无论是自愿还是迫于压力，也都必须承认这些条件。企业家们彼此之间的孤立使得工会能够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陷入有组织的斗争当中，且这些罢工也不会给工会自身带来较大的负担。通过成员扩充以及会费的增加，工会成功地增强了自己的力量。显然，企业家之间的合作越没有可能，相互竞争越激烈，涉及的企业家数量越多，而单个企业家的抵抗力越弱，工会的上述方略就越容易实施。上述情况是中小企业占统治地位的行业的情况的反映。在这些行业中，工会的影响和力量是最强的。大企业能够作出更精确的计算，会更强烈地抵抗这些个别罢工，因为大企业更强调坚持生产费用的尽可能的平均化。这时，罢工必须在单个行业中进行才能取得成功，因为单独的罢工会遭到较大的抵抗，即便某单个大厂商也有相当大的力量，且在大厂商之间更易于快速地达成协议。[2]
但是工会组织发展得越强大，企业家的抵抗力也越强——工人的联合与企业家组织之间的对立。由于工会在中小企业中影响最大，因此此处的抵抗也相应地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其中，起源于手工业和小制成品产业[3]
（工会力量最强大）的企业家组织发展得最快。[4]
但是，尽管企业家组织毋庸置疑地是建立于反对工会组织的基础之上的，[5]
，且率先出现在轻工行业中，但它并不局限于这个范围之内。卡特尔和托拉斯组织把参与进来的资本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它们成为同工人阶级对抗的统一体。消除竞争并不仅仅局限于劳动力市场（如同非卡特尔化的轻工行业那样），因而企业家的稳固性得到了加强。这种稳固性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在企业家地位最稳固的产业中，建立任何特别的组织都毫无必要了。例如，煤炭辛迪加使企业家组织显得多余，钢铁托拉斯更使其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如官方所宣称，德国的卡特尔不关心工人的事务，但企业家也必然会建立一个统一的阵营，他们的力量让企业家组织的特定职能（如抵抗罢工）显得多余，因为通过“友好理解”即可满足特定情形的需要。不过，即使在这里，企业家组建组织的倾向也还是越来越明显了。

企业家组织的形成使得工会很难以孤立的形式取得斗争的胜利。单个企业家有组织可依，该组织补偿了他的损失，还确保了那些罢工的工人不能找到其他工作，同时还努力解决了企业家自身最迫切的问题。如有必要，它将采取更强烈的方式，进而成为进攻方，通过扩大斗争范围并宣布同盟歇业以削弱工会的力量，迫使它就范。在这种联合起来的企业家和工会的斗争中，企业家组织往往是强者的一方。[6]

原则上说，企业家组织的建立为推迟斗争创造了可能。只要是劳动者联盟与单个企业家的冲突，时间的选择就取决于工人，而且时间是罢工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在高涨时期，利润率最高，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最大，在这期间罢工造成的损失也最大。因此，为了避免失去全部的利润，即使一个实力超强的企业家也会选择努力避免斗争，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获取利润的机会，至少在下一次繁荣期到来之前是不会再有的。从工会成功的几率上来看，应该在生产效率最大的时期号召罢工。工会的教育工作的困难之一，是使会员相信这个决策是英明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于正常就业和加班工资使得工人的工资最高，因而他们在这个时期最缺乏罢工的心理动机。这也是绝大部分罢工发生在经济最高涨到来之前的繁荣时期的原因。

然而，一旦良好的企业家组织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些时间选择的权力就不再是工会的特权了，因为企业家组织现在也有权力决定斗争的时间了。对企业家来说，萧条期间的同盟停业最宜先发制人，因为生产过剩使得停业十分有效，同时工人的抵抗也最弱（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资助需求和成员会费的减少带来了工会财务状况的恶化）。这种源于企业家组织成立的延缓斗争时间的能力代表着巨大的权力的转移。[7]

另一方面，促使企业家组织成立的同样原因又加强了工会的力量。工会已经成为不愿意任由企业家摆布的各行各业的工人的庇护所。企业家的斗争手段也针对那些迄今为止仍与工会组织疏远的工人。歇业，尤其是大规模的普遍歇业，为那些先前并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加入工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会员增加的同时工会的力量也得到了增强。企业家组织力图通过反对工会的持续斗争以阻止这种发展势头。通过一系列的仔细选择，他们更愿意雇用那些未加入工会的工人，而不是那些工会成员。企业家组织精于有系统地优待那些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排挤工会工人，把其中最危险的工会工人列入黑名单。通过组织“黄色”公司工会（阶级叛徒的培养地），试图通过收买和提供特权的方式来分裂工人阶级的队伍，以保证自己有一个可以有效利用的破坏罢工的卫队。[8]
通过拒绝与工会领导人谈判，企业家组织试图摧毁工会领导人的影响力。但是这些斗争是徒劳的，因为归根结底，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工人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工会组织已经成为了工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关系到他们的存亡，尽管这种斗争确实阻碍了工会的发展，也限制了其影响力。

正如在企业家组织存在之前单个企业家的抵抗力量随着企业的规模大小而相应变化一样，企业家组织的抵抗力量也会按它的构成而有所不同。大产业的企业家组织力量是最强的，其中大型卡特尔力量尤为强大；它不必担心成员的衰落或者破产，没有任何竞争者能够从停产中获得好处；而且由于保护关税的存在，它的垄断地位继续存在，即使外国竞争也不会给它带来太大的冲击。最终，它总能弥补罢工期间的损失：拖延的合同会在以后履行，罢工造成商品短缺但却可以提高价格，从而将罢工的损失转嫁给他人。

因此，这里反抗工会的斗争最容易发生，而且斗争也最为激烈。而这些企业家组织在和工人阶级发生冲突时，就成为了企业家共同利益的维护者。小资本家越被迫向工会妥协，就越受到工人力量的威胁，从而稳固地团结在大产业周围的意愿也就越强烈。

虽然相对于以前的单个企业家的处境更有利，但是这与相对较弱的企业家组织仍不得不向工会让步的事实是没有区别的。对单个企业家而言，企业家组织消除了最大的威胁。企业家组织善于实施整个产业范围内的罢工条款，通过切断供给防止局外企业利用罢工，促使原料供给企业在罢工中成为它的同盟，最后，通过阻止单个企业家缔结特殊契约，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竞争的平等性。这最好还是通过产业范围内的工资率和雇佣劳动力的实际状况来协定。这个协定也符合工会的利益，因为它很快就使达到的成果在整个产业内普遍化。其缺点是，事先就确定了契约重新订立的时间，因此工会丧失了选择罢工斗争时间的自由。然而，正是由于企业家组织的存在剥夺了工会罢工时间的选择权，因此这种情况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企业家组织对时间的选择。但是，工资率协定把这种偶然因素带入到了未来的斗争当中。因此，一个强大的工会总是努力避免这样一种工资率协定，这种协定使得厂商不能利用繁荣时期获取利润。

企业家组织对企业家而言还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它能使他们更容易地转嫁不断上升的成本。如我们所知，一次成功的罢工意味着受到影响的产业的利润率降到平均利润率以下。价格上升带来的平均化，通过企业家组织安排的共同行动（这在非卡特尔化的产业中也能够进行，因为价格提高和成本变化是相应的）变得更容易和迅速。因此，处于非卡特尔化产业中的小资本家更倾向于缔结这种工资合同。[9]

这也产生了产业间缔结贸易同盟的趋势。由于技术特征保持分散化而无法实现卡特尔的产业试图通过对外来劳动者关闭劳动市场的方式谋求垄断，而企业家组织则利用工会来达到这一目的，这样，联合起来的雇主就有了一个由工会保护其免受外部竞争的卡特尔。超额卡特尔利润在企业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从而工人和卡特尔的存在有关联。

卡特尔产业内部的关系就不同了。在既定生产水平下，利润率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价格等于或约等于世界市场价格加保护性关税再加运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的工资无法被转嫁，因此抵制也尤为强大。一方面，超额卡特尔利润已经被计入股价之中，利润的下降也就导致了股价的下跌，从而股东对董事会的任何让步都会遭遇强烈抵制；对银行来说，低利润率意味着新股发行利润的减少，因此股东的抵抗也会得到银行的支持。另一方面，从心理上讲，公司中那些被委任为领导的管理人员对此的抵抗也增强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成为了同工人相对立的阶级——企业家利益的代表者。代表个人利益的企业家时而作出让步的倾向，这在管理层眼中是玩忽职守的行为。工人和资本家关系中的最后一点人情味消失了，劳动合同条款成为了完全脱离任何情感考虑的权力争夺。[10]

企业家认为有价值的协定的特征在于：成本平均化的保证（卡特尔通过协调企业家行为达到的一定时期内的产业内和平的保证）。这是卡特尔通过规模化竞争排除重复竞争所达到的。仍存在的不利之处是：工资率协定使企业家在下一次斗争时间的选择上受到了限制，反而对工会起到了宣传作用，从而导致了卡特尔企业中工资率协定被拒绝。另外，不用工会帮助而形成卡特尔的可能性，使需要分享卡特尔超额利润的贸易同盟变得多余。[11]
以出口贸易为主的产业与卡特尔化的产业地位相类似，且因其价格是由世界市场决定的，因此就更难以转移工资提高的成本。

企业家和工会组织的发展使得工资斗争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得到了加强。工会组织反对单个企业家的游击战让位于整个产业的规模化斗争。如果工会掌握了由于劳动分工而独立出来的关键生产行业，那么它们便具有了使社会生产全面停业的威胁力。这样，工会斗争就超出了自身的范畴，由直接相关的工人和企业家之间的斗争演变为了整个社会的斗争焦点——政治事件。与此同时，以工会的方式结束斗争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企业家组织与工会权力越大，斗争持续的时间就越长，而提高工资和降低利润的问题就越会变成权力问题。企业家们坚信他们的任何让步都会弱化他们以后的地位，并会使工会的道德和实际力量得到增强——今天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将来工会的胜利。企业家们想一次性地彻底解决争端，如果战争能够确保将来的长期征服地位，那么让他们支付战争费用也在所不惜。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实力，而工会的资金则会因补助罢工工人而用光，因此在罢工斗争中，企业家们能够坚持得更久。但是，斗争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行业，而是会扩展到其他行业，如为之提供原材料、辅助材料的行业，这些行业也不得不停产裁员。这种情况给工人以及依赖于工人消费的零售行业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最终会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冲突。工资冲突的非直接参与者要求结束斗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结束斗争的办法。这时，国家干预便成为了唯一的选择。这样，罢工的结束问题就从工会问题转变为了政治力量问题。而且，随着企业家组织的产生，权力的天平逐渐偏向了企业家一方，因此工人阶级为保证自己在政治机构中有更大的影响力，选举代表来坚决而独立地代表工人利益而反对企业家利益并帮助工人取得胜利，就显得更加重要。然而，这一胜利并不能单纯地依靠政治行为来实现；如果工会足够强大到以相当的强度和力度进行经济上的斗争，以致资产阶级国家在干预劳动问题（站在和企业家利益相对立的角度）上的意愿开始瓦解，进而政治代表的任务仅限于完成这一过程时，工人阶级才能算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可以摒弃工会并用政治斗争来取代工会的作用，事实上，工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对于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无论工会如何强大，其斗争规模和强度才是赋予其斗争以政治特性的关键，而且也向组织起来的工会工人展示了工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因此，在工会发展中，独立的政党形式成为工会斗争需要的这一时刻必然会到来。一旦有了独立的工人政党，其政策就不会仅局限于促使该政党成立的问题，而是使其政策成为代表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政策；它也从而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斗争，而是成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

另一方面，企业家组织力量的增强并没有使工会斗争变得多余和无望。如果说企业家们有能力坚持到工人精疲力竭，而随着工会的财力耗尽和渴望就业的人占多数，工人斗争必定失败，同盟歇业必定胜利，显然这样的说法是片面的。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力量问题，而是要计算对利润率的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期，歇业或者罢工对企业家们所造成的损失之严重使得企业家们宁愿对提高工资的要求作出妥协，因为避免斗争更为有利。[12]
甚至之前因歇业而被削弱的工会也能集中起足够的力量迫使企业家们在经济高涨时期作出让步，尽管和企业家组织成立之前相比，由于对斗争成本的顾虑，这些妥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1]
我们在这里并不对移民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前面的《新时代》杂志上的论述已经非常详尽了，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

[2]
所以，在那些贸易联合会兴起较晚的国家里，贸易联合会应对的是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工业产业，所以这些国家的贸易联合会与英国的贸易联合会相比，影响力弱了很多。因为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贸易联合会与工业行业是一起成长起来的。

[3]
参阅格哈德·克斯勒：《德国雇主联合会》，载于《社会政治著作集》，第一二四卷，1907年莱比锡版，第40页。

[4]
参阅格哈德·克斯勒：《德国雇主联合会》，载于《社会政治著作集》，第一二四卷，1907年莱比锡版，第37页。

[5]
同①，第20页：“只要企业内部的员工是没有组织的并且是一盘散沙的状态，那么这单个企业的雇主就可以对这些员工进行压迫，这时雇主并不需要雇主联合会的帮助……所以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只要德国工会联合会还挣扎在垂死的边缘，那么就没必要在德国建立雇主联合会。但是自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在废除了反对社会主义者的相关法律之后，许多的工会联合会运动开始兴起，同时伴随有工资运动和接连不断的罢工浪潮。作为对工人运动的自然回应，那些雇主们开始在属于他们产业的雇主联合会里集合了。工会运动总是首先出现的，然后雇主联合会的相关活动紧随其后。当然，工会联合会永远都是进攻者，而雇主联合会则一直都处于防守的地位（偶尔发生的与此结论相反的事实，并不会推翻这个结论）。在一开始，工会联合会总是罢工的组织者，而雇主联合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罢工。在哪个行业中工会联合会出现得越早，雇主联合会也就会出现得越早。一句话，雇主联合会就是为管理雇主与工会联合会的关系而成立的。”

[6]
参阅下述对美国形势的评论。美国的雇主联合会要比其他国家的更加有力量。在美国，几乎每个工业行业都拥有自己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联合会组织，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是“全国制造业者联合会”和“美国公民产业联合会”。前者成立于1895年，主要由制造业内的企业组成，起初成立的目的是为美国产品开拓海外市场。在最近五年，它开始在反对劳工组织上发挥作用，并在影响公众观念和制定有利于企业主的法规上积极活动。1905年，在它的阻挠下，由劳工组织提出的两项立法议案被否决。一项是关于在全国推行8小时工作日的议案，另一项是关于限制法院在禁止劳工纠纷权力方面的议案。

美国公民产业联合会则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它是一个全国上下、从地方到州、再到中央的所有雇主和公民联合会的统一组织。它由美国制造业者联合会发起，始建于1903年，成立的目的是联合全国上下所有的雇主和公民的力量来反对工人运动，特别是反对工人的“关闭店门”运动。这个组织发展得十分迅速，在全国上下有几千名会员。它反对一切干预企业经营的行为，不管是由政府发起的还是由工会发起的。在1905年，圣路易斯的第三次年会上，它决定建立职业学校，并制定技术工人评级制度， 目的是为了摆脱工会的控制，向企业直接输送劳动力。

除了全国制造业者联合会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组织与美国公民产业联合会有着重要联系，即机器制造业内的“全国金属业联合会”和铸造行业的“全国铸造业者联合会”。在刚成立的五年时间里，它们与机械和铸造业内的工人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后来被撤销了，在1905年，全国铸造业者联合会与铸造业工人协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战火后来迅速蔓延至全国（哈勒：《世界经济》，第三卷，第62页）。

[7]
在雇主的联合组织及其运作都还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在这种情况发生改变的时间还未明确的时候，这个现实状况就不会发生改变。克斯勒在《社会政治著作》的第一二四卷第259页中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首先，停工企业的数量迅速增加；其次，停工的企业数量在繁荣的时候要比萧条的时候还多。这是因为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作为企业主抵制工人罢工的措施之一的停业现象，增加得最多和最快。但是这也并不与下面的观点相违背：随着雇主联合会的发展，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多地被联合会推迟到了经济萧条的时候进行，而且企业主主动的停业斗争行为越来越多。克勒斯在这本书的第243页上写道：“除了那些迫不得已而进行的停业以外，企业家主动的停业行为在最近越来越多了。我这里所说的主动停业，指的是在工人没有发生罢工时便解雇工人的停业行为，其目的是把雇主所提出的有关工资、工作时间、劳动分配以及其他或大或小的用工制度，强加在工人阶级身上……

“似乎在不久的将来，主动停业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雇主联合会在与工会联盟的工资谈判失利以后，雇主们都非常急于早点进行新一轮的工资谈判，即使这样的工资谈判可能会带来劳资纠纷他们也在所不惜。主动歇业有时候和主动罢工很相像，也有的时候和防御型罢工很相像，但更多的时候是和防御型罢工相类似，因为雇主联合会本来就是一个防御型的组织。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雇主联合会都很少会通过主动停业来恶化工人们的雇用环境。雇主联合会更经常做的事情是，以停业为手段来迫使工人签订为期若干年的工资合同，或者以停业为手段来制止工资上涨的势头。”（第243页）

在对这些有用的数据进行评估以后，克斯勒得出这样的结论：“雇主在几乎所有较大的停业行为里都取得了完全的或者部分的胜利……也就是说，工人对于雇主的停业行为是毫无抵抗力的。这也是为什么工人联盟里的领导人一直努力克制着罢工热潮的兴起，以及这些领导人急于与雇主达成妥协，同时这些雇主也没必要为不断增加的工人联合组织而担忧。不过一般来说，即使胜利的一方永远是雇主，但由于停业的成本巨大，所以雇主也不可能会经常使用停业这一手段。综合起来说，工人阶级和雇主阶级都不会头脑发热和走向极端。”（第263页）

[8]
“在美国，破坏罢工已经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在很多大型企业里的福利机构中，都专门雇用着一批人来破坏罢工，就像以前的雇佣兵制度一样。所以这些所谓的福利机构，不仅没有改善社会状况，而且还激化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卢约·布伦塔诺：载于《社会政治协会的讨论》，1905年版，第一一五卷，第142页）。

[9]
另一方面，行业内普遍的劳工协定的签订，增强了工会的力量，使原来游离于工会之外的很多工人也加入了工会组织，而这也引起了雇主们的抵抗。德国制造商组织　（德国实业家中央联合会），这个德国实力最强大的雇主联盟，在1905年5月颁布了以下这一决定：“德国实业家中央联合会认为，这一工业内部劳工协定对于德国产业的发展十分不利。根据协定，企业员工受工会组织的管辖，这使得企业家无法控制企业员工的行为。中央联合会认为，根据英国和美国的经验，这种协定对于德国产业的发展危害甚重。”（引自阿道夫·布劳恩：《工资率协定和德国工会》，1908年斯图加特版，第47～48页）

[10]
参见政府委员莱蒂希的演说（《社会政治协会的讨论》，1905年，第156页），以及大学讲师哈姆斯博士的演说（同上书，第201页）。

[11]
阿道夫·布劳恩指出，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贸易同盟也不应该取消。“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们已经开始认为工资率协定会给他们带来深远的影响。工资率协定的影响包括：取消原来的那些过分的竞争，维持商品的高价，剥削消费者。不久以前，企业家们还在为罢工、阻止移民和工会对劳动市场的干预而发火，而现在他们却在考虑能否在签订工资协定时，让工会组织保证其商品能够卖个好价钱。除了要考虑给工人提高工资外，企业家们在签订协议时还要考虑提高商品价格问题。因为如果那些游离于雇主联合会之外的企业，其所销售的商品价格低于雇主联合会制定的价格，那么雇主联合会就将会要求工人联盟罢工，并停止向该企业提供劳动力，以迫使该企业接受统一的高价。于是工人联盟成为了生活用品价格上涨的幕后推手，也为价格上涨提供了社会舆论支持。这样，工人联盟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并影响了大众的舆论和思想。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工人联盟无法实现这些目标，比如，在这些妥协协定无法影响大众的消费观时，以及在工人联盟公平正义地维护工人利益的时候。不过，不管怎样，为了提高全行业的工资水平而与企业家签订这样的妥协协定，这种行为是与工人运动的宗旨相违背的”（阿道夫·布劳恩：《工资率协定和德国工会》，第5页以下）。

[12]
瑙曼下面所说的话相当于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最低也得是在中等企业里才能通过工资协定这种正常手段来停息罢工运动。当然，在其他规模的企业中也作了一些尝试。在这些领域内，工人可以通过罢工来签订新的劳资协议，但是在其他领域，工人仅仅通过罢工是达不到目的的，原因很简单：‘我们两个人谁能坚持到最后呢？’这种问题对于那些有大脑的人来说，在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答案了。如果你曾经经历过矿工罢工……那么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其在罢工前都会知道，矿工在这种传统的和平谈判中是不可能取胜的，而这种罢工只是一种示威性的罢工而已，即使我们假设这样的罢工有一次取得了胜利（完全是一个假设，那些大型工业联合组织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再一次发生），但其情形也如此前不久的一位年轻银行家曾为我进行的计算一样：‘如果我们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工人罢工成功，而总是在银行里存上一笔x月的定期存款，那么我们会因此而有多少利息损失呢？’从这些论述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工人如果想提高生活水平，那他们只会把罢工当做影响公众舆论的一种手段而已。”（F.瑙曼：《社会政策协会的讨论》，1905年，第一一五卷，第187页）

第25章　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

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与资本家阶级的经济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它们在每一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也是以这种对立为特征的。雇佣劳动者反对资本的斗争，首先就是为年产品中那部分由工人阶级（包括产品的销售雇员和生产管理人员）创造的新价值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直接表现就是劳动合约，它会在矛盾和冲突中一直延伸到国家经济政策上。在商业政策上，工人的利益首先要求的是国内市场的扩张。他们的工资越高，商品的新价值中构成直接的商品需求的那一部分，尤其是消费品需求的那一部分，就越大。但是，消费品产业和制成品工业的普遍扩张，意味着那些资本有机构成通常都更低的行业的增加，或者说是可以雇用更多数量的工人的行业的扩大。这会带来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增加，因此使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它会强化工会组织，对新的工资斗争胜利的希望也增加了。雇主的利益则正好相反。由工资上升所带来的国内市场的扩大，意味着他们的利润率的下降，而且预期的利润率还会进一步下降，从而放慢了积累的步伐。同时，他们的资本被迫投到制成品行业中，那里的竞争是最为激烈的，对形成卡特尔的限制也是最强的。当然，他们也可以在市场的扩张方面获得一些利益，但这是以利润率的牺牲为代价的，而他们原本是可以在国内市场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去扩展国外市场的。于是，新产品中的一部分不能成为工人的收入，也不能增加对国内产品的需求，而是作为资本被投资于外国市场的生产中，因为那里的利润率更高，从而可以更快地积累。企业家的商业政策会越来越多地首先考虑外国市场，而工人们则更强调国内市场，尤其是与工资政策的改善相结合。

只要保护关税对制成品工业而言意味着“培育型关税”，那么它就不会与雇佣劳动者的利益相冲突。当然，虽然它会损害作为消费者的工人的利益，但是如果工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利用这种形势的话，那么保护关税就可以起到加速产业发展的作用，从而可以使生产者得到补偿。在这一时期受损最严重的是那些从事家庭工业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而不是工厂的工人。但是，如果保护关税政策变成了对卡特尔关税的保护，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卡特尔主要是集中在那些具有最高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行业里，这些行业所生产的超额利润阻碍了制成品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与农业密切相联系的食品的价格会因为农业关税的影响而不可避免地会上升，因此，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就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从而国内市场特别是其产品的需求主要来自于工人的消费需求的那一部分市场会萎缩。因此，由于卡特尔对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打击，会使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工人承受了双重的痛苦。卡特尔还强化了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而且，对卡特尔实施保护的关税政策对资本输出形成了最强烈的刺激，它必然会导致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一个条件。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扩张是资本主义社会从整体上得以维持的一个基本条件；从经济的角度看，它还是利润率保持不变或时而增加的条件。这种扩张政策使所有阶层的有产者为金融资本服务，保护性关税和扩张政策因此也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共同需求。资产阶级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抛弃，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对无产阶级来说，自由贸易不是有积极意义的需求，而仅仅是它用来反对保护性政策的手段，因为这种保护性政策只会带来更加迅速的和彻底的卡特尔化，与之相伴随的则是雇主组织力量的增强，民族对立的尖锐化，军备的增加，税收负担的增长，生活费用的上涨，国家权力的扩张，民主的削弱，以及出现敌视劳动者和推崇暴力活动的意识形态，等等。一旦资产阶级放弃了自由贸易，则对此的斗争也就变得毫无希望了，因为仅靠无产阶级自己来推动统治者改变政策，其力量显然是太弱了。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现在必须转向支持当代的与帝国主义密不可分的保护主义政策。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政策的必要性，因此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权力，就会继续这一政策，但无产阶级就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自己的政策进而向它的敌人的政策投降，或是还沉浸在对统治阶级的幻想中，以为剥削的普遍化和加强会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状况的改善。但是，这不会阻止无产阶级认识到，只有帝国主义才能使资本主义本身所包含的革命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得以普遍化。金融资本政策会导致战争，从而带来革命的风暴这样的信念不论是多么强烈，无产阶级都不应该放弃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敌意，也不能因为资本的扩张政策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获得最后胜利的最大促进力量，就转而支持这种政策。相反，这种胜利只有在同这种政策的不断斗争中才会得来，才会使本阶级成为受益的阶级，因为只有不断的斗争，才能导致这种政策的崩溃；这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崩溃，而不是经济的崩溃，因为纯粹的经济崩溃是不合理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关税保护和卡特尔意味着生活成本的上升。企业家组织增强了资本对抗工会进攻的力量。军备和殖民政策导致无产阶级所承受的税收负担迅速加重。这一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会带来贫困的大量增加。所有这些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因素，只有在即将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阶级从整体上理解到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时，才能被用于经济的改造；只有把这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对立这一点，一再地向群众解释清楚，这种胜利才会实现；只有通过不断地、义无反顾地与帝国主义政策进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在资本只可能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而不可能是任何其他政策的时候，无产阶级就不能只反对那些产业资本占统治地位时期的政策；对无产阶级来说，用属于自由贸易和敌对国家的已被废除的政策来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政策，是毫无用处的。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回答，不是自由贸易，而只能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策的目标，不可能是恢复已被资本主义抛弃的自由竞争这一现在已是反动的理想。无产阶级要避免陷入资产阶级的困境——贸易保护或自由贸易，而只能用自己的解决方法：既不是贸易保护，也不是自由贸易，而是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有组织性，对经济的自觉调节和控制；既不是依靠资本主义的巨头，也不是为了它的利益，而是依靠整个社会，并且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样，社会就可以像它自己发现自然运动规律后使自然服从于自己一样，也最终使经济服从于自己。社会主义不再是遥远的理想，甚至不再是仅仅对“当前要求”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最终目的”，而是变成了无产阶级直接的实际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正是在那些资本主义的政策被完全付诸实践且作用发挥得最彻底的国家，以及那些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治的需求（这是最重要的社会要求）已经实现了的国家，作为帝国主义的唯一替代物的社会主义才会在舆论宣传中占据首要的位置，以此来确保工人阶级政策的独立性，并证明它在捍卫无产阶级利益上的优势。

金融资本使对社会生产的控制权日益集中在几个大的资本家集团手里，并使生产经营管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使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资本主义条件所允许的最大程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的界限是由以下几点决定的：首先，世界市场被划分为由几个国家占有的经济势力范围，这种分割只能被局部克服，或者通过卡特尔的国际化来艰难地克服，它还延长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借助国家的权力手段相互展开竞争的时间。其次，社会化还会受到另一个因素的限制，那就是地租的形成。为了完整起见，我们这里应该简单提一下，地租的形成是阻碍了农业集中的。最后，为延长中小企业的生命而采取的经济措施。

金融资本的趋势是确立对社会生产的控制，但这是一种对抗形式上的社会化，因为它对社会生产的这种控制依旧是掌握在几个大金融寡头的手里的；剥夺这种金融寡头的斗争构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最后阶段。

金融资本的社会职能是有利于完成战胜资本主义这一艰巨任务的。一旦金融资本将最重要的社会生产行业控制在它的手里，社会就只要通过自觉的执行机关——由工人阶级夺取的国家——来掌握金融资本，就足以立即获得它对最重要的生产行业的控制。由于所有其他的生产行业都依赖于它，所以在没有任何进一步社会化的情况下，对这些巨型产业的控制就已经可以提供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一个已经控制了煤矿、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力、化学工业和运输系统的国家，是可以通过它对这些最重要的生产领域的控制权来决定原材料在产业间的分配和产品的运输的。即便是现在，掌握了六家大柏林银行就意味着掌握了大工业最重要的领域，这对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初期阶段是极为有利的，因为那时资本主义的簿记可能依旧是有用的。根本不需要将剥夺对象扩大到那些为数众多的农民和小企业主身上，因为掌握了这些大产业的结果，自然也就将长期依赖于它的农民和小企业主间接地社会化了，就像大产业和大产业主被直接社会化一样。因此，正是那些由于生产的分散性而使剥夺过程变得漫长和政治上具有危险性的领域里，应该允许这一过程在缓慢的发展中成熟。换句话说，由于金融资本已经获得了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那种剥夺程度，因此可以由国家对金融资本的一次性剥夺来进行补偿，从而通过社会自觉提供的经济利益来达到逐步的社会化。

因此，如果说金融资本在组织上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最后的前提条件，那么它也使得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过渡变得更容易。资产阶级本身的行为就像帝国主义政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必然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其独立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它将以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而告终。只要自由放任的原则还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还被掩盖着，那么就像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组织的这一性质被掩盖一样，就需要有相对更为成熟的理解力，才能明暸政治斗争的必要性，才能理解对于最终的政治目标而言最重要的是夺取国家权力。因此，在英国这样一个没有干预的典型国家里，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出现是那么困难，也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了。但是现在也有了一些变化。资产阶级直接地、毫不掩饰地、公然地掌握着国家机器，而且把它们变成维护自己剥削利益的工具，使得每一个劳动者都认识到，无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夺取是他们的最直接的个人利益。资产阶级对国家的明目张胆的攫取，直接迫使每个无产者为夺取政权而努力斗争，因为这是他们终结他们所受的剥削的唯一手段。[1]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作为资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的无产阶级，得到了其他阶级的支持。最初也得到过其他阶级支持的帝国主义，最终赶跑了它的追随者。垄断越是进一步发展，它的超额利润所带给所有其他阶级的负担就越重。托拉斯所造成的生活成本的上升，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食品价格上升的趋势促进了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升时。与此同时，中间阶级的税收负担也加重了，这使得它也变得日趋反叛。白领雇员看出了自己的职业前景和命运，也开始认识到他们自己是被剥削的无产者了。甚至那些商业和其他行业里的中间阶层人士，也开始意识到他们对卡特尔的依赖性了，因为卡特尔将他们转变为了纯粹为佣金工作的代理人。所有这些矛盾在资本进入缓慢发展的时期，必然会尖锐到不能忍受的程度。这个时期其实也就是股份公司和卡特尔不再能持续其迅速发展的时期，以及新的创业利润的出现和输出资本的冲动变得减缓的时期。当对外国市场的迅速开发由于资本主义的引入而变得缓慢时，它也会使资本输出变慢。远东的开发、加拿大的快速发展、南非和南美洲，都曾经对资本主义令人炫目的发展步伐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仅仅在1895年的短暂萧条中被中断过。然而，一旦这种发展放慢了，那么国内市场就会更容易感受到卡特尔给它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因为正是在萧条时期，才是集中进展最为迅速的时候。在世界市场的扩张减速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的争夺所产生的对立也更尖锐了，当以前是允许竞争的开放的大市场，比如英国，现在却由于广泛实施保护性关税而对其他国家不再开放时，情况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战争的威胁使军备增加，税收负担也相应加重，最终使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中间阶层，也变成了无产者行列中的一员，这样，无产阶级就能够在国家权力的削弱和战争冲突中摘取果实。[2]

在所有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中，只有当统治阶级已经将自己的权力集中发展到最大限度时，伟大的社会变革才会发生，这是一个历史的规律。统治阶级的经济权力总是同时意味着对人民群众的权力以及支配劳动大众劳动力的权力。但是，它也使得经济的统治者依赖于被统治者的力量，因为统治者在增加自己的权力的同时也增加了那些反对他们的阶级敌人的力量。不过，后者作为被统治的对象，看上去似乎是毫无力量的。它的力量是潜在的，只会在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力的斗争中才体现出来，而统治者的权力却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这两种力量的冲突中，在革命时期，这股潜在的力量才能被证明是实际的力量。

经济权力还意味着政治权力。对经济的统治给了国家权力实施控制的手段。经济领域的集中程度越高，国家的权力就倾向于越不受控制。所有的国家权力手段的完全集中，采取的是国家权力的极端的形式，它变成了维持其经济统治的不可战胜的工具，同时夺取政治权力也变成了经济解放的先决条件。当专制国家在获取了国内大领主的领地权力并把它都集中到自己手里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才会开始。政治权力集中在几个大领主手里是专制统治胜利的前提条件或先决条件。同样，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资本家巨头或寡头集团手里，以及它们对国家的统治，都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胜利的。

完成形态的金融资本是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集中在资本寡头手里的最高阶段，它也是资本寡头独裁统治的高潮。同时它使得一国资本寡头对其他国家的独裁统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资本的国际统治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会日益相互对立，金融资本的剥削会导致对它的反抗和斗争。在这些敌对利益的暴力冲突中，资本寡头的独裁统治终将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

[1]
“现代保护性关税制度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始于资本主义的最后时期。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社会利润率下降的普遍规律，资产阶级自己组织起来消除自由竞争。在自身的组织下，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控制权，并利用它提高剥削的利润。资产阶级的剥削对象不再仅仅是工人阶级了，而是所有公民。所有能够管理社会的国家权力和手段都被用上了，并被转变成为了剥削人民的工具。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先兆，因为这些现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否定。这种挖掘一切潜力来发展经济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不是以提高社会总体民众的福利为目的的，而是以把对社会公众的剥削程度提高到史无前例的水平为目的的。由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因而最终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随着生产资料和财富的集中，资产阶级的罪行也越积累越深厚，这唤醒了那些力量强大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当工人阶级相信自己的力量时，资产阶级是无法抵御它的反抗的”（鲁道夫·希法亭：《保护性关税职能的转变》，载于《新时代》，第二十一卷，第2期）。

[2]
卡尔·考茨基：《通往权力的道路》，特别是最后一章。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晏智杰◎主编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经济学原理

（上）

［英］阿弗里德·马歇尔◎著

廉运杰◎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原理：全2册/（英）马歇尔（Marshall，A.）著；廉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654-6

Ⅰ.①经…　Ⅱ.①马…②廉…　Ⅲ.①经济学　Ⅳ.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3636号

经济学原理（上、下）

作　　者
（英）阿弗里德·马歇尔

译　　者
廉运杰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25.625

字　　数
734千字

定　　价
48.00元（全2册）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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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弗里德·马歇尔

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伦敦附近的克兰法姆，其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他先后在剑桥大学攻读数学和物理学，毕业后留校任数学讲师达9年之久。他爱好哲学、伦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最后抱着改造社会贫富不均状况的愿望改搞经济学。1877年他到布里斯托尔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并当上经济学院的主任。1883年至1884年他在牛津大学任经济学讲师。从1885年起，他一直是剑桥大学的教授。1908年退休以后，他继续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和写作。其主要代表作有：《经济学原理》（1890）、《工业经济学》（1879）、《工业与贸易》（1919）等。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中译本导读

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1842年，马歇尔出生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柏孟塞，曾任剑桥大学教授，倾毕生精力研究经济学，是英国正统经济学界无可争辩的领袖。

提到马歇尔，就不能不提到在西方经济学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剑桥学派。剑桥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马歇尔创建的，因为马歇尔和他的忠实门徒庇古、罗伯逊、凯恩斯等人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所以被称为剑桥学派。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庸俗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庸俗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这个学派所传播的经济学说，主要包含和体现在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继承了19世纪初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和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庸俗经济学体系。该书一出版，就被一些学者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提并论，并被公认为是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马歇尔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他既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又小心翼翼地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深恐自己的理论没有价值，不能更好地解释和运用于经济现实。实际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正是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新古典的模式转换，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自1890年问世以来，已经再版过8次，成为许多国家大学课堂里的经济学教科书。这个中译本就是根据1938年出版的第8版翻译的。

本书无疑是一部经济学巨著，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这本经济学著作，我们提炼和整理了本书的几个重要特征，谨供参考。

1.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在本书中，马歇尔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财富，同时也研究人的学问。这个定义从本质上来看与传统的经济学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它扩展了经济学的定义并吸纳了边际学派的理论分析。这里，马歇尔所说的研究人，主要是研究人的动机。他把人类动机分为两类：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前者促进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后者则制约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虽然人类的动机从性质上讲是无法衡量的，但其满足和牺牲的程度或者在数量上却可采用某种间接的方法，譬如以货币作为标准来衡量。因此，经济学主要就是用货币来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动力和阻力来进行分析。这样，马歇尔就使经济学建立在人类心理分析的基础上。不仅如此，马歇尔还吸收了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广义界定，主张经济学与社会学合流。

2.经济学方法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建立了经济学的“静态分析范式”，现在被演变为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一种分析的工具，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机械”。马歇尔的方法论主要可概括为：（1）既主张采用推导理论模型的抽象法，又赞成历史主义的描述法。他对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就经济学研究是采取历史归纳法还是抽象法争论的态度是：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利有弊，因此。各种方法应适当配合，而不应相互排斥。（2）吸收了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提出了所谓的“只有渐进，没有突变”的连续原理，用以分析各种商品现象。（3）数量关系分析法更明确地演化为边际增量分析法，不仅用它分析价值问题，而且把它推广到其他经济问题的分析上，如国民收入的分配、生产要素的组合替代原则、生产过程中各类资源的配置原则等。（4）把力学中的均衡引入到经济分析当中，创立了静态的局部均衡分析法，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相反经济力量的关系，如均衡价格的形成。这一分析方法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分析法的基础。（5）运用数学公式、几何图形以及图表来解释各种经济现象，例如供给表和需求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弹性公式等。

3.价格理论。在本书中，马歇尔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价格理论，亦即他的价值论。在价值的决定问题上，马歇尔把传统经济的供给（生产费用）决定论和边际学派的需求（效用）决定论进行了有机结合。他认为，需求和供给都是价值决定的因素，二者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均衡价格。这样，马歇尔既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又修改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价格理论至今仍然是西方经济学中价格理论的基础。

4.分配理论。马歇尔把萨伊的生产三要素扩充为生产四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组织（企业家才能）。他运用均衡价格分析方法依次研究各个生产要素，分配理论成为四个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决定理论，即各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均衡形成。它们的均衡价格主要由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来决定。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既博大精深，又通俗易懂。一方面，马歇尔吸取了古典经济学家如李嘉图学说的经验，深恐自己的理论不能有应用的价值，或者说不能应用于实际，于是尽量使自己的经济学著作通俗易懂（按照马歇尔的意愿，让工人也能看懂）；另一方面，马歇尔对经济分析中引用数学和图示方法非常感兴趣。虽然本书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的工具，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所指出的那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只是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巧妙地隐藏起来了。凯恩斯在谈到本书时有这样的描述：“缺乏重点和强烈的色彩，小心地磨去棱角，直到新颖的东西以陈旧的面目出现，使得读者轻易就忽略过去，就像一只鸭子离了水似的，他能够不怎么弄湿，但却能把思想冲洗掉，困难被隐藏起来；最棘手的问题在注释中解决；思想丰富而有创意的断言装成陈词滥调，作者不把他的理论用推销的标签贴起来，在他思想的衣柜里几乎没有钩子可挂衣服。” 由此可见，一般的读者，在读完《经济学原理》后，会感到异常愉悦，因为它通俗易懂，而事实上，难点和精华均被马歇尔巧妙地置于注释中了。读这本书的注释，甚至比正文更有用。

廉运杰

2004年10月20日于辽宁大学

目　录

【作者简介】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中译本导读

原著第一版序言

原著第八版序言

第一篇　导　言

第1章　绪　论

第2章　经济学的实质

第3章　经济学普遍原理或经济规律

第4章　经济研究的次序与目的

第二篇　基本概念

第1章　绪　论

第2章　财　富

第3章　生产　消费　劳动　必需品

第4章　收入　资本

第三篇　论需求及其满足

第1章　绪　论

第2章　需求与活动的关系

第3章　消费者需求的等级

第4章　需求弹性

第5章　一物不同用途之间的选择立即使用与延缓使用

第6章　价值与效用

第四篇　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

第1章　绪　论

第2章　土地肥力

第3章　土地肥力（续前）　报酬递减倾向

第4章　人口的增长

第5章　人口的健康与强壮

第6章　工业训练

第7章　财富的增长

第8章　工业组织

第9章　工业组织（续前）　分工机械的影响

第10章　工业组织（续前）　将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

第11章　工业组织（续前）　大规模生产

第12章　工业组织（续前）　企业管理

第13章　结论　报酬递增倾向与报酬递减倾向的相互关系

第五篇　需求、供给与价值的一般关系

第1章　绪论　论市场

第2章　需求和供给的暂时均衡

第3章　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

第4章　资金的投放与分配

第5章　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续）关于长期与短期

第6章　连带需求与复合需求连带供给与复合供给

第7章　直接成本和总成本同连带产品的关系销售成本　风险保险　再生产成本

第8章　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　一般原理

第9章　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一般原理（续）

第10章　边际成本和农产品价值的关系

第11章　边际成本和城市土地价值的关系

第12章　从报酬递增规律来看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

第13章　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变动的理论与最大限度满足的原理的关系

第14章　垄断理论

第15章　供求均衡一般理论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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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第一版序言

经济状况在不断地变化着，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看待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人们比以往更加积极地进行经济学研究；但是，这一切活动只是更清楚地表明：经济学的发展是——而且一定是——缓慢而又不间断的。在当代最好的著作中，有些初看上去的确与前人的著作观点不相容；但是，当这种著作日久定型，粗糙的棱角被磨平时，人们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并没有违反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新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且扩充、发展且有时还修正旧的学说，甚至还因为重新设定侧重点而常常赋予旧学说不同的特点，不过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

本书试图借助于新时代的著作，就我们这一时代新出现的问题，对旧的学说重新进行解释。第一篇说明了本书总的范围和目的；在第一篇末，对经济研究的主要课题以及与经济研究有关的主要实际问题进行了简短的叙述。依照英国的传统观点，经济学的职能就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利用从观察和经验中获得的知识，确定各种原因所导致的直接和最终结果可能是什么；而且，经济学的规律是以陈述语气陈述一些倾向，而不是以命令的语气进行道德劝诫。事实上，经济规律和推论只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用良心和常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建立可以指导生活的规则性的资料。

但是，道德的力量也包括在经济学家所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确，经济学家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建立一种与某个“经济人”的活动有关的抽象经济学。假设“经济人”不受道德的影响，但却孜孜不倦、劲头十足、机械呆板而又自私自利地追求着金钱利益。不过，这一尝试并没成功，甚至没彻底进行过。因为，此“经济人”从未被真正当做过是完全自私的。一个为支持家庭而怀着无私的愿望，且又任劳任怨作出牺牲的人是最可靠的；而且他的正常的动机常被默认为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但是，他的动机既然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他主义动机在内呢？迄今为止，这些动机的日常表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等级的人当中都是千篇一律的，甚至成为了普遍规则。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本书把正常的活动看做是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进行的活动，并没有因为有利他主义而试图排除任何在日常生活中有规律的动机。如果说本书有什么突出的特点的话，那么可以说在于本书注重对连续性原理的各种应用。

这个原理不但应用于动机的道德特性——一个人在选择其目标时会受到这种特性的影响，而且还应用于他追求目标所发挥的聪明、努力及进取心之中。因此，要强调下列事实：从“城市商人”的活动到普通人的活动不断地逐渐地变化着。前者本着谨小慎微、考虑长远和精打细算的原则，尽心尽力地进行着各种活动；而后者既无力量又不愿意以商业性的方式行事。正常的甘愿节省及甘愿为某种金钱报酬而付出某种努力，或者为寻找最好的买卖市场，或者为自己、为儿女寻找最有利的职业而正常的保持留意——诸如此类的行为与某一特定地点以及某一特定时期的某一特定阶级的成员有关。一旦懂得了这一点，那么正常的价值理论就可同样应用于非商业阶级的活动中，虽然在细节上没有像应用于商人或银行家的活动中那样精确。

就如正常的行为与暂时被忽视、被看做是不正常的行为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一样，正常的价值与“目前的”或“市场上的”或“偶然的”价值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区别。后者是一时的偶然事件占优势的价值；正常的价值是所考虑的经济条件有时丝毫不受干扰地充分发挥作用，因而最终能获得的价值。但这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可以不断地逐渐变化为一体的。如果我们想到商品交易所中时时刻刻发生的变化，也许会认为那价值是正常的，但是，这仅仅表明相对一年的被历史记录的现行变化和有关这一年历史的正常价值相对一个世纪的历史而言，只不过是现行的价值而已。因为时间因素——这几乎是每一个经济问题的中心难题——本身就绝对有连续性：大自然并未绝对地将时间分为长期和短期；而只是由于令人难以察觉的程度上的差别，这二者才混为一体，即对一个问题来说是短期，但对另一个问题来说却是长期了。

这样，例如租金和资本的利息之间的区别虽然不十分明显，却也主要取决于我们心目中的对时间长短的这一点认识。那被恰当地当做是“自由的”或“流动的”资本或新的投资的利息的东西，更适合被看做是一种旧的资本投资的租金——以后称之为准租金。流动资本与已被“固定”于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区别，而新的投资与旧的投资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每一种资本都与对方逐渐混为一体。因此，即使土地的地租也不能被看做是一种孤立的东西，而应被看做是一大类当中主要的一种，虽然地租的的确确具有自己的特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征。

另外，虽然人本身与他自身使用的工具有显著的区别，虽然对人类努力和牺牲的供给与需求各具特点，虽然与物质商品的供求不同，但毕竟物质商品本身通常都是人类努力和牺牲的结果。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产品价值理论是不可分的：它们是一个大的整体中的两个部分；即使在细节问题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但经过研究，结果发现主要是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之间的差别。鸟类与四肢动物虽然形状大不相同，但在它们的躯体内都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即供求平衡观念，它是一个贯穿于分配与交换中心问题各个方面的一个基本观念[1]
。

连续原理还应用于术语的使用当中。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将经济商品进行概念明确的分类，可以进行许多有关这种商品的简明陈述，以立刻满足学者追求逻辑准确性的愿望，迎合人们普遍对貌似深奥但实则容易理解的教条的爱好。但是如果屈服于这种诱惑，并在大自然并没有划分界线的地方人为地划分出宽阔的界线来，就似乎产生了很大的弊端。如果一种经济学说所指的分界线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的话，那么这种经济学说越是简单化、绝对化，在实践中应用时，造成的混乱就会越大。在实际生活中，被当做资本与非资本的东西之间、必需品与非必需品之间或生产性的与非生产性的劳动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分界线。

有关发展的连续性概念是所有近代经济思想派别的共性，不论是对这些派别产生影响的来自内赫伯特·斯宾塞作品所代表的生物学，还是来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最近的伦理历史学所代表的历史和哲学的影响，这两种影响也对本书所表达的观点起的实质性作用最大，超出任何其他书。不过，本书在形式方面，却是受到连续性的数学观念的影响最大，此数学观念以库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为代表。本书告诉人们有必要面对这样的困难：不要将一个经济问题的各种因素看做是由一项单方面决定另一项因素的结果——甲决定乙，乙决定丙，等等，而是要将它们看做是相互决定的关系。大自然的作用是复杂的，如果硬把这种作用说成是简单的，并且设法用一系列的基本陈述来描述它，最终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库尔诺和图能对我有引导作用，不过，后者的影响较小。他们使我极为重视这样的事实：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中，我们对大自然的观察与总的数量的关系没有与数量增加的关系那样大；特别是对一物的需求是一个连续的函数，而此物的“边际”[2]
增量在稳定的平衡下，又被它的生产费用的相应增加抵消了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数学符号或图表的帮助，就不容易完全明白这方面的连续性。使用图表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而且图表比数学符号往往更能准确且容易地表明经济生活情况。因此，在本书的脚注中应用图表作为补充说明。正文中的论点是从不依赖图表的，图表可以省略掉。但是，经验似乎表明，借助图表要比不用图表更能牢固地掌握许多许多重要的原理；而且对于许多属于纯理论的问题，一旦知道使用图表的方法，那谁也不会愿意再用其他方法去解决了。

纯数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用途似乎在于帮助一个人将他的一些思想迅速地、简短地、准确地记录下来，以供他自己使用；并且能确保他对他的结论有足够的且仅仅是足够的前提。（这就是说，他的方程式与他的未知数在数字上恰好相等。）但是，当必须使用许多符号时，除了作者本人，任何人都会觉得非常麻烦。虽然库尔诺的天才必然给予每一个得到他的启发的人——一种新的智力活动，虽然与他有着相似才能的数学家们用他们自己得意的方法为自己扫清道路，以到达通向经济理论中那些只是被触及到外表边缘的难题中心；然而，是否有人会愿意去花时间阅读那些并非是由他自己将经济学说改写成的冗长的数学符号，这似乎是令人怀疑的。不过，最适合我的目的的几例数学语言的应用还是被我添加到本书的附录中了。

1890年9月

[1]
1879年，在我和夫人共同出版的《产业经济学》中，曾试图努力显示这种基本一致性的本质。在谈论分配论之前，对于供求关系作了简短的临时性叙述，然后又将这种一般性的推论方法相继运用到劳动收入、资本利息和经营收入等方面。但是这种安排的意义却没有表达得十分清楚。现在，根据尼可科尔森教授的提议，我在本书中突出表达了这一点。

[2]
边际增量中“边际”这一术语是我从图能的《孤立国》（1850—1863年之间连续出版3卷）当中借用的。现在广为德国经济学家使用。当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出版时，我采用了他的“最终的”一词，但我逐渐相信“边际”一词更好。

原著第八版序言

本版是第七版的再版，仅在细节小问题上做了少量的更改。第七版又是第六版的再版。本版的序言与第七版的序言差不多一样。

本书的第一版曾许诺在适当的时间内出版第二卷以补充此专著，现在已过去三十年了。但是，我曾经制订的计划规模太大，其范围（尤其是现实的一面）随着现代工业革命的不断推动而扩大。此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速度及推广程度都远远超过一个世纪前的种种变化，所以，不久我就被迫放弃了以两卷完成此著作的愿望。随后的计划曾经不止一次地进行过更改，部分原因是形势的发展，部分是因为我还有其他事务缠身，以及精力衰退。

1919年出版的《工业与贸易》实际上是本书的续集。第三本《论贸易、金融和工业的未来》则更超前。我尽能力所及，打算以这三卷书来探讨经济学中的所有主要问题。

因而，本书仍然是一本经济学的入门书；虽然不是在所有方面，但也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研究经济学的基础著作——罗雪尔及其他经济学家把这类作品放在他们所撰写的有关经济学的一组各自半独立的著作的最前边。本书不涉及通货及市场组织这类特殊论题；至于工业结构、就业和工资问题这类论题，在本书中则主要研究其正常状态。

经济的发展是渐进的。经济的进步有时由于政治变故而突然停顿或倒退。但是，经济的前进运动却绝不是突然的。因为即使在西方和日本，经济运行也是以部分上的自觉和部分上的不自觉的习惯为基础的。虽然天才的发明家、组织者或金融家似乎可以一举改变一个民族的经济结构，但是，经过调查研究即可知道，那些并非仅仅是表面的、暂时的影响只不过体现了一个酝酿已久的广有建设性的想法的成功发挥。在大自然的各种现象中，那些最常发生、并然有序、可以进行仔细观察和认真研究的现象才是其他大多数科学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的基础；而那些偶发的、罕见的、难以观察到的现象通常都留到以后阶段再进行专门研究；“自然不能超越”，这句格言特别适合用来指经济学的基本著作。

上述两种不同现象的对比可以在本书和《工业与贸易》一书中，通过大企业研究的分配情况得到说明。如果任何产业部门都对新的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而这些企业又发展成了一流的企业，但过一段时间也许又衰落了，那么就可以参考“一个代表性企业”估算出这个产业部门中的正常生产费用。“代表性企业”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组织良好的个体企业的内部经济，但也有一部分是属于集体组织的总的经济或外部经济，而这种经济是将整个地区都作为整体来看的。对这种企业的研究正属于经济学基础研究工作的范畴。尽管一些在政府部门或大铁路公司内部的垄断企业调整价格的确主要是为自己的收入着想，但或多或少也考虑到顾客的利益，同样，对于这种垄断企业所遵循的原则的研究也正属于经济学基础研究工作的范畴。

但是，当托拉斯正力图控制一个大市场，当利害相关的团体正在建立、解散，尤其是当某一企业制定的政策方针可能不光着眼于其自身经营成功的思想并受其支配，而且还得服从于大的股票交易或控制市场的战役时，正常的活动就退避三舍了。这种问题就不适合在经济学基础研究的著作中讨论，可以将它们归到某些上层建筑的著作中。

经济学家的目标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是，生物学概念比力学概念更复杂。因此，研究基础的书相对来说必须更重视力学的类似性，并频繁使用“平衡”一词（此词表明某种静态相似的意思）。上述这一事实以及本书特别注意近代生活的正常状态，表明本书的中心思想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但是，事实上，本书自始至终研究的是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由于要研究的力量数量极多，因此我们最好是一次同时研究几种力量，然后作出部分解答，以辅助我们的主要研究。这样，我们可以首先单独研究某种商品的供求和价格的基本关系，用“其他情况一样”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都暂时当做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不是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而只是暂时不理会它们的活动。这种科学方法早在科学诞生以前就有了。自古以来，明达事理之士都有意或无意地采用此方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每个难题。

在第二阶段，在原来假定不起作用的力量中，有更多的力量开始起作用了，特定种类的商品需求和供给条件发生变化并开始发挥作用，我们开始观察这些复杂的条件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动态问题的范围逐渐扩大，而暂时的静态假定范围缩小了；最后，在许多不同的生产要素中开始触及国民收益分配这一重大核心问题。同时，动态的“替代”原则也经常发生作用，使任何一类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都间接受到其他要素供求的影响，即使这些要素是属于毫无关联的产业部门的。

因此，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不得不要求变化和进步（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的人类的。部分的静态假定是用来临时辅助动态的——或者说是生物学的——概念。不过，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必须是有关活力和运动的思想的，即使经济学基础性的研究也是一样。

在社会历史中曾经有过这样的阶段：即土地所有权产生的收入支配着人类的关系，也许还会占优势。但在当代，新土地的开发加上低廉的水路运费，几乎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这是按照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提出的术语的意思来说的，当时英国劳动者每周的工资往往低于0.5蒲式耳（在英国，1蒲式耳相当于36.368升上等小麦的价格）。不过，如果人口的增长按照现在增长率的四分之一的速度长久持续下去的话，那么从土地一切用途（假定和现在一样不受当局的限制）上所获得的总地租价值也许会超过从其他物质财产上所获得的总收入；即使那些财产体现出相当于现在劳动二十倍的价值也是一样。

本书历次再版（一直到第八版）都越来越重视上述事实和下述这样一个相互有关联的事实：在每一个生产和贸易部门中都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利润——边际。在此利润范围内，增加使用任何一个生产要素在一定条件下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超出这个利润限度，再增加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就会产生递减的报酬，除非有增加的需要，且同时与其一起使用的其他生产要素也随之同时适当增加。另外，下面这个补充事实也同样是应该引起重视的：有关边际利润这个概念不是千篇一律、绝对不变的，而是随着所研究的问题的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尤其是随着与之有关的时间的长短而变化的。有关普遍的规则是：（1）边际利润的成本并不决定价格；（2）那些决定价格的力量所起的作用只有在边际利润上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3）那种必须依据长期、持久的结果来研究的边际利润，与必须依据短期、一时的波动来研究的边际利润在性质和范围上都是不同的。

边际利润的成本性质变化不同，这的确是造成以下人所共知的事实的主要原因：在一种经济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中，那些不易看出的结果往往比那些表面的、随便就能观察到的结果更为重要，且与之处于相反方向。这是在过去的经济分析中存在的、令人感到麻烦的主要困难之一。目前，这种困难的全部重要性恐怕还没有得到广泛认识，也许还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充分了解其重要性。

就经济学材料极其不同的性质所允许的范围内，这一新的分析法正逐渐地试探着将少量增加科学（通常称为微分学）的方法用于经济学中。近代人类之所以能把握大自然的性质，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归功于这种方法。不过，目前这种分析法还不够成熟；还没有一定的信条，也没有统一的标准；还没有经历充分的时间来获得一套十分确定的术语，有关术语的最恰当的使用及其他附属问题的意见分歧是经济学正常发展的标志。事实上，在那些按照这个新方法积极工作的人当中，尤其是在那些学过物理学上比较单纯明确且更高深的问题的人当中，对于这个方法的运用及基本原理表现出不一般的和谐与一致。此方法在有限的但却重要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中非常适合，占有支配地位，这一点或许无须等到下一代可能就不会有争议了。

在本书历次再版的各个阶段中，我的夫人一直都在帮助我、给我出主意。每一版都多亏了她的建议、关心和见解。凯恩斯博士和普莱斯先生校阅了第一版，对我帮助极大；福拉克思先生也为我出了不少力。在某些特别问题上，有时关系到不止一个版本，而每一版本都有诸多人士帮助我。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艾希礼、坎南、埃杰沃斯、哈弗菲尔德、庇古和陶西格教授，还有贝里博士、法伊先生和已故的西季威克教授。

1920年10月于剑桥曼第诺莱路6号公寓

第一篇　导　言

第1章　绪　论

§1.经济学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宗教力量和经济力量共同塑造了世界历史
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是对人类一般生活的研究；是对个人与社会活动中获得和使用保证生活安康物质必需品的最密切相关的部分的研究。

因此，一方面经济学是对财富的研究；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对人的研究。这是因为人的性格形成于日常工作及由此获得物质资源的过程之中。除了宗教思想的影响之外，任何其他影响都不能塑造人的性格；而且塑造世界历史的两大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虽然对于武力的崇尚或对于艺术精神的热爱在各地也曾经盛行一时，但宗教和经济的影响仍居第一位，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从未被取代过，而且它们几乎总是比所有其他的影响合在一起还重要。宗教的动机比经济的动机更强烈，但是宗教动机的直接作用却不如经济动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广泛。因为，一个人在心情最好时，在大部分时间里想的都是有关谋生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工作中运用才能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想法与感情，还有他与同事、雇主或雇员之间的关系就塑造了他的性格。

但是，即使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对于他的性格产生的影响不大，但也不比获得收入的方法产生的影响少多少。一个家庭每年收入是一千镑还是五千镑，对这个家庭生活的富足状况也许关系并不大；但是收入是三十镑还是一百五十镑就有很大差别了：因为如果有一百五十镑，这个家庭就可以获得维持美满生活的物质条件；但只有三十镑却不能获得这些条件。的确，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谊方面，即使穷人也可以找到发挥许多才能的机会，这些才能是无上快乐的源泉。但是，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中生活，尤其总是在拥挤不堪的地方工作，就会使有较高才能的人受到窒息。那些被称做大城市中的贱民的人，几乎很少有机会寻求友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文雅或宁静，甚至不太了解家庭生活的和谐；而且宗教也常常不能光顾他们。毫无疑问，他们身体、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不健康，虽然部分上是由于贫困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但贫困却是主要原因。

除了这些贱民之外，在城市和乡村里，还有许多人是在缺衣少食、居无定处的情况下长大的。他们幼年辍学，很早就出去工作、赚钱；且他们那营养不良的身体还长时间地做着令人疲劳的工作，因此没有机会发展更高的智力。这些人的生活并不一定就是不健康或不愉快的。他们以爱上帝和他人为乐，他们甚至可能还拥有某种自然情感方面的修养，所以，他们过的生活可能比许多拥有较多物质财富的人过得更充实。但是，尽管如此，贫困仍总是他们生活的一种巨大的、几乎是不折不扣的灾祸。即使在健康时，他们的疲劳也往往等于痛苦，而他们的欢乐又很少；当生病时，贫困所造成的痛苦就要加重十倍。虽然一种知足常乐的精神可能会令他们甘心受苦，但是还有许多别的苦难是这种精神无法使他们甘心忍受的，如过度劳作及教育不足、疲乏及优郁、缺乏安静及空闲等，使他们没有尽情发挥才智的机会。

虽然有些常常伴随着贫困而来的邪恶并非总是贫困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是，总的说来，还是“贫困毁了穷人”。所以，研究贫困的原因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类中的一大部分人的堕落的原因。

§2.贫困是否必然令经济学家最关心
奴隶制被亚里士多德看做是天经地义的，而古代的奴隶自己也大概是这样想的。人类的尊严得到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和近百年来的维护；只是最近由于教育的普及，我们才开始感受到此词的全部含义。现在，我们要开始认真地研究一下所谓“下等阶级”究竟应不应该存在的问题，即是否应该有许多人生来就注定要做苦工，注定要为别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们自己却因贫困和劳苦一点儿都分享不到这种生活。

的确，十九世纪工人阶级不断进步的事实燃起了人们消除贫困和愚昧的希望。蒸汽机使工人从许多费力又损害身体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工资提高了；教育有所改善而且得到比较广泛的普及；铁路和印刷业能使国内各地同行业的人易于联系，并且使他们能在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内执行更具前景的政策方针；同时，对智力工作日益增长的需要使技术工人迅速增加，并且超过了那些完全没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其中一些人的生活甚至比一个世纪以前的大多数上等阶级的生活过得更高雅、更高尚。

这种进步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使人实际关心这一问题：所有的人初来这个世界时都应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都应有免受贫困痛苦和免除由过度机械劳动所带来的令人呆滞的影响的机会。但这个是否真是不可能实现呢？这个问题在当代由于其日渐迫切而首推到前列。

不过，这个问题不能完全由经济学来解答。因为这个答案部分地要依靠人类本性的道德和政治能力来解决，而经济学家并没有了解这些事情特别方法的能力：他必须像别人一样做，尽力去推测。但是，由于这个答案还属经济学范围内的事实和推论，因而经济学主要的以及最关心的也正是这一点。

§3.经济学主要是最近才得到发展
人们也许曾经这样认为：一门研究与人类福利相关的至关重要问题的科学一定已经引起历代许多最有能力思考的思想家的注意，到现在应该是发展得接近成熟了。但事实却是这样：相对于要做的工作的难度而言，具有科学家头脑的经济学家的人数总是比较少的，因此这门科学差不多仍处于新生阶段。造成这一事实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与人类较高福利的关系被忽视了。的确，一门以财富为主题的科学常常令许多学者乍一看上去生厌，因为那些尽力扩大知识范围的人是不大关心为占有财富而占有财富这一主题的。

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近代经济学所研究的产业生活状况中，以及在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方式中，有许多只是新近才出现的。诚然，实质性变化在某些方面确实没有外形上的变化大；更多的近代经济理论虽然比最初时更能适用于落后民族的状况。但是，作为许多形式变化的基础——实质上的统一性——更令人不易察觉，而且形式上的变化已经产生的结果是，各个时代的作家从他们前辈的著作中获益较少，而不是更多。

近代生活的经济状况虽比从前复杂，但在许多方面却比从前更明确。生意与其他事情分得比较清楚；个人对别人、对社会的权力也有比较明确的规定；而最重要的是，摆脱习俗的束缚，以及更多的自由活动、不断产生的先见之明和永无止境的进取心，使决定各种东西和各类劳动的相对价值的种种原因都具有新的准确性和新的重要性。

§4.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但即使当竞争是建设性的时候，也没有像合作那样有利。不过，近代商业的基本特征是产业和企业的自由、自力更生及未雨绸缪
人们常说近代产业生活的方式与过去的区别在于更具竞争性，但这种说法不能十分令人满意。竞争的严格意义似乎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比赛，尤其是关于物品买卖出价方面的比赛。这种比赛无疑比过去更激烈、更广泛，但这只是近代产业生活基本特征中次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偶然性的东西。

没有一个词能更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这些特征。就如我们现在将看到的一样，它们是：自己选择方向的某种独立性和习惯，自己做主；谨慎而快捷的选择及判断；对未来进行预测以及向遥远目标前进的习惯。的确，这些特征可能（而且往往）使人互相竞争。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倾向于（而且现在的确正倾向于）使人走向合作以及走向各种好坏结合的道路。但是，这种趋于共同所有和共同活动的倾向与从前的大不相同，因为这不是风俗习惯的结果，也不是任何被动地与邻人联合的结果，而是每个人自由选择其某种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经过他仔细考虑之后，似乎是最适合他达到目的的，而不论这些目的是利己还是利他。

“竞争”这个词充满了罪恶的意味，而且还包含着某种自私自利以及对他人的安康漠不关心的意思。的确，以前的产业形式不像近代的那样有着有意的自私自利的特点，但也不如近代的那样具有有意的无私奉献之心，近代的特点是有意识性而不是自私性。

例如，当原始社会长安风俗扩大了家庭范围，并规定一个人对其邻居的某些义务时——这种义务已被后来的文明废除了——同时也确定了对陌生人的敌视态度。在近代社会里，善待家人的情感虽然涉及较小的范围，但却更为强烈；而对邻居和陌生人都差不多一视同仁。近代人平常对待这两类人时，公平和诚实的标准比原始人对待邻居的某些方面要低，但比原始人对待陌生人的却要高多了。这样，只有邻里关系疏远了，而家庭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比从前加强了，家庭情感才能唤起更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忠诚意识。对陌生人的同情心，是有意识的利他主义的不断增长的源泉，在近代以前从未有过。那个近代竞争发源地的国家用于慈善事业的收入金额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花了两千万元去赎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的自由。

历代诗人和社会改良家都试图用古代英雄的美德的动人故事，鼓舞他们自己时代的人过比较高尚的生活。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历史记载和对当代落后民族的观察都不能支持这一说法：现在的人比从前的人总体上更苛刻冷酷；或者说，在习俗和法律任人自由选择的时候，从前的人比现在的人往往更愿意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有些民族的智力似乎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得到发展，也没有近代商人的独创能力，但却有许多人与邻居交易时的斤斤计较，表现出有害的聪明。最肆无忌惮乘人之危的商人，莫过于东方的谷物商人和放债者了。

再者，毫无疑问，在近代，贸易有了新的欺诈行为的机会。知识的进步发现了许多新的鱼目混珠的方法，并且使许多新的掺假的方法成为可能。现在，生产者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相距甚远，其不正当的行为不会立刻受到严厉处罚。而如果一个人必须生活，乃至老死于故乡，当他欺骗乡邻时，就会受到这样的处罚。现在欺诈的机会的确是比过去多了，但也没有理由认为人们比过去会更多地利用这种欺诈机会。相反，近代贸易方式一方面包含信任他人的习惯，而另一方面则又包含着抵制欺诈行为诱惑的力量，这两点在落后民族之中是不存在的。在所有社会条件下，都不乏单纯的真理和个人忠诚的事例，但是那些曾经要在落后地区建立新式商业的人却常常感到不能对当地人委以重任。那种需要良好道德品质的工作比那种需要高超技能和智力的工作更需要引进外援。贸易上的掺假和欺诈行为盛行于中世纪，而且程度之惊人，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种种不正当行为在当时普遍存在。

在金钱力量占优势的各个文明阶段中，在没有感觉到纯粹的有形黄金的压力之前，诗人们在诗歌中都喜欢描写一个过去的真正“黄金时代”。他们诗歌描写得非常美丽，激发了高尚的憧憬和决心，但这些描写却很少有历史的真实性。许多小的社团欲望单纯，大自然的恩惠充分满足了这些欲望。他们的确有时对物质需求几乎毫不关心，而且也不会引起卑鄙的野心。但是，每当我们能洞悉在我们时代中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拥挤不堪的人的内部生活时，我们就会看到从比远处看起来更多的贫困、狭隘和艰难：我们从未见到过如此多的在今天西方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痛苦和不舒适的状况。所以，我们不应当在构成近代文明的力量上加上一个含有恶意的名称。

将“恶意”这层含义加到“竞争”这个名词中恐怕是不合理的，但事实上确实如此。实际上，当竞争受到非难及反社会的形式变得非常突出时，人们很少在乎它是否还有其他形式。而恰恰是这些形式对于维持活动力和自发性非常重要，缺少它们恐怕对社会福利非常有害。当商人或生产者发觉竞争者以低于使他们能获得更大利润的价格出售商品时，便对这种冒犯行为勃然大怒，并抱怨受到了损失，虽然那些购买廉价物品的人也许确实比他们贫困，也许他们的竞争者的精力和智谋确实有利于社会。在许多情况下，“限制竞争”是一个令人误解的词，掩盖了生产者中特权阶级形成的事实，因为这种生产者往往利用他们的联合力量，阻挠一个有能力的人努力从低于他们的阶层中发展起来。在抑制反社会竞争的借口下，他们剥夺了他人创业的自由。在他们看来，如果他人创立了新事业，并对商品消费者做出了贡献的话，就会大于对反对他人竞争的那一小群人所做出的损害。

如果将竞争与为公众利益义务无私工作的积极合作相对比的话，那么即使是最好的竞争形式也有害，至于较为苛刻卑鄙的竞争形式简直就是可恨了。这样，在一个人人都十分善良的世界里，竞争就不会存在了；私有财产与各种形式的私人权力也都不会存在了。人们只会想到他们的义务，没有人会希望比邻居享受更多一点生活上的舒适与奢侈。实力较强的生产者较能忍受困难，因此就会希望那些较弱小的邻居在生产出的东西较少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有较多的东西可消费。因为假如他们以这种想法为乐，就会以所拥有的全部精力、创造力和热切的进取心去为公共利益工作；就会在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中无往不前。这就是诗人和梦想家所向往的黄金时代。但是，做事要负责任，忽视仍然依附在人类本性上的种种缺点实乃愚蠢之至。

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冒险事业的历史，总体上表明普通人是不能长时间地在一起实行纯粹的、理想的利他主义的；只有一种例外，即少数的虔诚之至的笃信宗教者，与之相比，他们对崇高的信仰的关注胜过对物质的关心。

毫无疑问，即使现在，人们也能做出比通常做的大得多的无私贡献：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发现如何才能最快地发展一种潜在的社会资产，并最明智地加以利用。但是，绝不要不加分析地就对竞争统统加以诋毁，对竞争的任何特殊的表现都必须保持中立态度，直到相信人类本性确实如此，抑制竞争绝不会比竞争本身会更起到反社会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竞争”这个词不太适合用来说明近代产业生活的特征。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词：它不含有任何好的或坏的道德品质的意味，而只是说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近代企业和产业的特征是一个更能说明自力更生习惯、更有远见以及更为谨慎和自由的选择。没有一个词能适合于这个目的，只有“产业与企业的自由”，或简言之，“经济自由”意思更接近。在没有更好的词之前，可以采用它。当然，当合作或联合似乎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最好的途径时，这种谨慎和自由的选择也许会导致某种与个人自由背道而驰的选择。至于这些谨慎的联合形式，对从它们中发源的个人自由会破坏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及对公共福利会有利到什么程度，这已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外[1]
。

§5.有关这些特征和经济学发展的概述，已从本篇移至附录一
和附录二
在本书的前几个版本中，这一章绪论之后还有两篇概述：一篇是关于自由企业的发展和经济自由的发展；另一篇是关于经济学的发展。虽然经过压缩，但它们也不足以称作系统阐述；它们仅仅旨在说明，经济结构与经济思想发展到现在层次水平的历程中的某些里程碑而已。现在这两篇概述已被移到本书末的前两个附录中，部分上是因为只有对经济学的主题有了相当认识之后，才能彻底明白这两篇的全部意义；部分上也是因为自从这两篇概述最初写成到现在的二十年里，公众意见对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高等教育中所占据的地位已经大有发展。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需要强调说，许多现代经济问题的主题皆取自近来的技术和社会变化。这些问题的形式和迫切性都与对大众有效的经济自由有关。

许多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与家奴的关系是真诚的、仁慈的。但是，即使生在阿的卡（古希腊一个小国），市民都不会将大多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看做是生活的主要目的。生活虽然崇尚理想，但只与少数人有关：在近代极其复杂的价值学说在那时也可以计划出来，就像现在所能想出来的一样，只要当时几乎所有体力劳动都由自动机器代替就可以了，而这种机器仅需要使用一定量的蒸汽力和原料，但它却与一种美满的市民生活的要求无关。在中世纪的城市里，人们也许的确预先见到了近代经济学的许多内容。在那里，第一次有了智慧、大胆的精神与坚韧不拔的勤劳相结合的情况。但是，中世纪的城市却不能安静地创立自己的事业；世界必须等待新的经济纪元的到来，直到全国人民都准备接受这种经济自由的考验。

尤其是英国，在逐渐准备这项任务。但在接近十八世纪末时，一向缓慢而渐进的变化突然变得迅速而强烈了。机械的发明、工业的集中以及为远处市场大规模生产的制度，打破了旧的工业传统，使每个人都能尽量自由地讨价还价；同时，这一切还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不过这些增加的人口只在工厂和作坊里仅仅有立足之地而已。这样，自由竞争，或者不如说是工业和企业的自由就如同未驯服的怪兽一样被放任自流。那些能干却未受过教育的商人滥用新力量导致了各种罪恶。母亲们担任不适合的职务；孩子们因过度劳累和疾病而倒下；在许多地方人们都堕落了。同时，《扶贫法》原本善意但却显得草率，甚至比残忍的工业纪律的草率更降低了英国人的道德和身体的力量。这是因为《扶贫法》剥夺了人们适应事物新秩序的能力，增加了自由企业产生而造成的害处，减少了它带来的好处。

但是，当自由企业表现出一种反常的冷酷形式时，却正是经济学家对其大加颂扬的时候。这部分上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已为自由企业所代替的风俗和严厉法令所具有的那种残酷性，而我们这一代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忘记了；部分上也是因为当时英国人一般都倾向于认为，除了丧失安全之外，以任何代价换取享有一切政治和社会自由都值得。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自由企业给予英国的生产力量是抵抗拿破仑获得胜利的唯一手段。所以，经济学家们的确不是将自由企业当做是一件纯粹的好事，而只认为其比当时所能实行的规章制度只有较少的害处而已。

自由企业的思想主要由中世纪商人首倡。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英法哲学家得以发扬，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将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了一种自由企业（或如他们自己所说，自由竞争）作用的理论。这一理论包含许多真理，其重要性也许将与世共存。他们的著作在所涉及的狭小范围内极其完美，其精华主要包括有关地租和谷物价值的问题—　—当时英国的命运似乎正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过，其中李嘉图以特定方式解决的许多问题，都与现在的情况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在他们的其余的著作中，有许多因过于注意当时英国的特殊情况而变得范围狭小；这种狭小性已经引起了一种反应：现在当更多的经验、更多的空闲和更多的物质资源已使我们能够对自由企业稍加控制，并能减少它的有害力量而增加它的有利力量时，一些经济学家却产生了一种对自由企业的厌恶之心。有些人甚至喜欢夸大其害处，并将愚昧和痛苦的原因也归咎于自由企业。其实，愚昧和痛苦是以往年代暴政和压迫的结果，或者是对经济自由的误解和误用的结果。

在许多不同国家里同时进行研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他们怀着探求真理的公正愿望，甘愿经历获得有价值的科学成果所必须经历的长期的、繁重的工作。意志、性情、训练和机会的不同使他们的工作方法各不相同，并使他们对问题注意的部分也各不相同。他们都或多或少要收集、整理有关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以及统计数字；他们都差不多要根据手中的事实进行分析和推论：不过有些人觉得前一工作比较吸引人，而有些人觉得后一工作更有趣。然而，这样的分工在目的上并不相悖，而是和谐的。他们的工作都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使我们能够了解谋生之道和生计的性质对于人类生活的质量和人类行为的特征所产生的种种影响。

[1]
在即将出版的《工业与贸易》中，这个问题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

第2章　经济学的实质

§1.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活动的动力和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只能大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不过，这种衡量仅指动力和阻力的数量而言。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的质量，在性质上都
是无法衡量的
经济学研究人在日常生活事务中的活动、思考等行为，但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最有力、最持久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尽管大部分人在经商中都会有比较高尚的品格；在经商中也像在别处一样受到个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追求的影响。的确，最有能力的发明家和改进方法与工具的组织者，之所以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力，是因为他们受到高尚信念的鼓舞，而并非完全爱好财富。不过尽管如此，日常商业活动最执着的动机，还是为了获得作为工作物质报酬的工资的欲望。工资在使用上可以是利己或利人的，也可以是高尚的或卑鄙的。在这一点上，人类本性的多样化就起了作用。不过，这个动机是由一定数额的货币引起的。正是对商业活动这种最执着的动机的明确而准确的货币衡量，才使经济学远远胜过其他各门研究人类的学问。正像化学家的精确天平使化学比其他大多数自然科学都更精确一样，经济学家的这种货币天平虽然现在还很粗糙、不完善，但也使得经济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更精确。不过，经济学当然不能与精密的自然科学相比，因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本性不断变化背后的微妙的力量的。[1]

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有优势，这似乎源于这样的事实：经济学的特殊的研究领域使之比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更多的机会采用精确的方法。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人类的欲望、理想及人类本性中的其他情感问题的。而这一切的外在表现形式都是经济学进步的种种动力，这些动力的驱动程度或数量甚至能够相当准确地加以估计和衡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就能用科学方法来测试这些动力了。当一个人的动机所产生的力量——不是动机本身——差不多能用一笔金额来衡量的时候，而这笔金额又恰是他为了获得某种满足正好要放弃的，或者是刚好能使他忍受某种程度的疲劳，就便有可能使用科学的方法来测试。

很有必要指出下面一点：经济学家并没有声称可以衡量心中任何的情感，或者说直接衡量情感，情感只能通过情感的结果间接地进行衡量。一个人甚至不能将自己不同时间的心情进行准确的比较和衡量。至于别人的心情，除了从其结果进行间接的、推测性的衡量之外，是没人能够衡量得了的。当然，有些情感属于人类的较高的品性，而有些则属于较低的品性，它们是不相同的。不过，即使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仅仅是同一类型的肉体上的愉快和痛苦，我们也感到只能从其结果进行间接比较。实际上，除非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体验同样的愉快和痛苦，否则，即使这种比较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也是推测性的。

例如，两个人从吸烟中获得的愉快是不能进行直接比较的。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从吸烟中获得的快乐也是不能直接进行比较的。不过，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把他的几便士用于买一支雪茄烟，还是买一杯茶，或是坐车回家，这样的事我们可按照惯例说，他能从这几件事上获得同样的快乐。

因此，即使我们想比较物质上的满足，也不能进行直接比较，必须以这种满足对活动所提供的动力进行间接比较。如果要获得两种愉快之中的任何一种愉快，且这种欲望诱使处境相同的人各去做正好一小时的额外的工作，或是诱使身份相同、财产相当的人各为这一小时工作付出一个先令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为着研究目的着想，这两种愉快是对等的，因为要获得愉快的欲望对于情况相似的人而言，是有同样强有力的激发活动的动力的。

所以，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那样，我们用激发活动的原动力或刺激物来衡量一种心情，虽然在我们所要考虑的有些动机中，有些是属于人类的较高品性，有些则属于人类的较低品性，但也不会引起新的困难。

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几种小小的满足之间犹豫不决，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想到，在归家的途中，他会遇到一个贫穷的病人；他用了一些时间才决定下来自己究竟是选择一种物质满足，还是去做一件善事，以他人之乐为乐。因为他的愿望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所以他的心情就会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哲学家应该研究这种变化的实质。

不过，经济学家是通过心情的表现而不是心情本身来研究各种心情的。如果他们觉得不同的心情对活动提供了相等的动力的话，那么为了研究的目的，可以把这些心情也当做表面上是相同的。其实，他们所用的方法与每个人每天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更有耐心、考虑更周到以及更谨慎小心罢了。只是他们不想以人类本性当中的低级情感来衡量高级情感的真正价值，也不想将对美德的爱好与对美味食品的爱好进行比较。他们从结果中来估计出激发活动的动力，就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样。他们遵循平常谈话所采取的方式，不同的只是在他们进行研究时，更谨慎小心地去弄清楚他们的知识范围。他们从在一定情况下对人进行泛泛的观察中得出暂时性的结论，但并不打算探求个人的心理及精神特征。不过，他们也不忽视生活的心理、精神方面的因素。相反，即使在经济研究的比较狭小的范围方面，了解占有优势的欲望是否有助于形成一种坚强而正直的性格也是重要的。在经济研究的较广范围内，当这种研究被应用到实际问题上时，经济学家也像别人一样，必须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并考虑对活动有同样强大影响的动力，以及具有对等经济价值的各种各样满足形式之间的实际价值差异。这些价值的研究只是经济学的起点，它的确是起点[2]
。

§2.同一先令衡量的动力计算起来应是穷人比富人大，但经济学通常寻求不受个人特性影响的广泛结果
这里还要讨论用货币衡量动机的几种其他局限性。第一种局限性的产生，是因为必须考虑到同额货币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满足程度对不同环境中的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

即使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一先令获得的愉快（或其他满足），也许在一个时间比另一个时间要多。这是因为在前一个时间里他的金钱也许会更充足，或者因为他的感觉可能会发生变化[3]
。同样的事对于经历相同、外表相似的人所产生的影响也常常不同。例如，一群城里小学生到乡下去度一天假，他们当中恐怕不会有两个人获得形式绝对一样，并且程度相同的愉快感。我们知道，父母对于子女当然是同样慈爱的，但对爱子的夭折，父母的悲痛程度是大不相同的。有些人虽说很不敏感，但却特别容易感到一种特殊的愉快和痛苦；同时，本性与教育的不同，也可使一个人对于苦乐的感受与另一个人全然不同。

所以说，任何有相同收入的两个人都能从收入的使用上获得同样的利益，是不合适的；或者说，他们会对收入的同样减少也感受到同样的痛苦，同样也是不合适的。向每年收入都是三百镑的两个人各征一镑税时，虽然每人都要放弃一镑价值的愉快（或其他满足）——这是他最能容易放弃的——也就是说每人将要放弃恰好用一镑来衡量的东西，但是，每人因为放弃所获得的满足程度却不一定是相同的。

然而，如果我们取的平均数非常广泛，且足以使每个人的特性互相抵消，那么，有相同收入的人为了得到同一种利益或避免同一种损害，其所要付出的货币的确是这种利益或损害的一个很好的测量方法。假如有一千个人住在设菲尔德城，另有一千人住在利兹城，每人每年约有一百镑收入，并对他们都征一镑的税。我们可以相信，这一镑的税在设菲尔德城将造成的丧失愉快或其他损害，与在利兹城将要造成的差不多一样大。如果使他们的收入都增加一镑，那么这两个地方就会得到对等的愉快或其他利益。如果他们都是从事同一行业的成年男子，可以推测，他们的感觉和性情、品位及教育也大致相同，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并比较这两个地方每年有一百镑收入的一千个家庭当因减少一镑的收入所引起的愉快的丧失，那么，这种可能性也丝毫都不会减。

另外，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让一个人对任何东西付出一定的价钱，那么其所需要的动力一定是穷人要比富人大。对于富人而言，一先令衡量的任何愉快或满足的程度都要比穷人小。一个富人对在是否花一先令只买一支雪茄烟犹豫不决时，他所考虑的种种愉快相对于一个正在考虑是否花一先令买可供他用一个月的烟草的穷人来说要少得多。雨下得再大，每年只有一百镑收入的职员仍是步行上班，而每年有三百镑收入的职员则不同：因为乘电车或公共汽车的费用所衡量的利益，对穷人来说要比富人大。如果用掉了那笔车费，穷人因缺少这笔钱会比富人感受到更大的痛苦。在穷人的心目中，车费所衡量的利益要比在富人的心目中所衡量的更大。

不过，当我们考虑较大人群的活动和动机时，造成这种差错的机会会减少。例如，如果我们知道一家银行的倒闭使利兹城的居民损失二十万镑，而使设菲尔德城的居民损失十万镑，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会认为，在利兹城造成的损失会比在设菲尔德城大一倍。除非我们确实有某种特殊的理由，认为一个城市的银行股东是比另一城市的股东更为富有的阶层；或者认为银行倒闭对两个城市的工人阶级所造成的失业的比例不同。

经济学研究的绝大多数事件都对所有社会不同阶层有着比例大致相同的影响。因此，如果用来衡量两件事所产生愉快的货币标准相等的话，就有理由认为这两件事所产生的愉快也相同，这是合乎常例的习惯。进一步说，如果从西方国家任何两个地方都毫无偏见地抽出两大群人，假设他们会将比例大致相同的金钱用做生活较为高尚的用途，因此甚至就有这样一种表面上的可能性：如果他们的生活用品以同等的量增加，那么就会以几乎同等的程度促进他们生活的美满以及人类的真正进步。

§3.习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
再说说另外一点。当我们说到用欲望作为动力的活动时，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的或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在这一点上也正像在其他各个方面一样，经济学常把人看做是像在日常生活中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总是预先考虑每一个活动的结果，不管他的推动力是出自人们较高的品性，还是较低的品性[4]
。

经济学特别关心的就是人们的行为在生活当中经过深思熟虑，且在未做某事之前总是先考虑好其利害得失的一面。在人们的这一面生活当中，当人们的确遵照习惯、按照惯例，不假思索地临时做某事时，其实习惯与惯例本身就几乎是精密而细心地观察不同行为过程所产生的利害得失的产物。当然，它一般不会有像资产负债表上借贷双方的任何正式计算，但人们在一天工作完毕回家时，或者是在社交场合相遇，便会对对方说“这样做不合适，那样做就好了”，等等；也不一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为了物质利益，才非要使一件事比另一件事做得更合适。这时，人们常常会这样说“这个或那个办法虽然省却了一点麻烦或一点钱，但是对别人是不公平的”，或者“它使人看起来卑鄙”或“它使人感到卑鄙”，等等。

的确，当一种情况下产生的习惯或风俗，或其他因素下影响行动时，习惯、风俗与付出的努力及目的之间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在落后国家里仍有许多风俗习惯，就类似于那些处于禁闭当中的海獭自己筑堤的习性；这些风俗习惯在历史学家看来意义深刻，而且立法者也必须加以考虑。但在近代商业事务中，这种习惯很快就消失了。

人们生活中最系统化的部分通常就是他们谋生的那一部分，这可从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人的工作那儿得到观察并对这种工作作出一般性的说明，然后再与其他观察结果进行比较以检验这种说明；关于为这些人提供足够动机所需的货币量或一般购买力的大小，也能作出数字形式的估计。

不愿推迟享乐或为将来积蓄，这是用积累财富所产生的利息来衡量的，而利息恰恰为积蓄提供了足够的动力。然而，这种衡量却有着某种特殊困难，必须等到以后再进行研究。

§4.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受金钱以外因素的影响，欲望本身也许是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他的活动在内
在这里也像在别处一样，我们必须记住赚钱的欲望本身并不一定出于低等的动机，即使赚来的钱是用在自己身上也是如此。金钱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果目的是高尚的话，那么对这种手段的欲望也就不是卑鄙的了。一个青年为了自己以后能负担得起上大学的费用而努力工作，并尽量节省，他是渴望获得金钱的，但这种渴望之心并不卑鄙。简言之，金钱也是一般的购买力，且被当做是一种达到各种目的——不论这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的手段[5]
。

这样，“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物质财富的掌握”，的的确确是经济学所围绕的和研究的中心问题。不过，这样说并非因为它是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也并非因为它对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主要课题，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它是大规模衡量人类动机的唯一方便的方法。如果以往的经济学家弄清楚了这一点，就会避免许多可悲的误解；卡莱尔和拉斯金两人关于人类努力的正确目标和财富的正当使用的光辉论述，就不会因为其中含有对经济学的猛烈攻击而减色了。那种攻击基于错误的观点，认为经济学除了研究对财富的自私欲望之外，与任何动机都无关，甚至认为经济学强调了一种卑鄙的自私政策[6]
。

再者，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受到他将赚到的金钱的激发时，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不想别的了。因为，即使生活在最纯粹的商业关系中也是要讲诚实与信用的；其中有许多商业关系即使不讲究慷慨，至少也是讲究不存卑鄙之心的，并且也讲究每个诚实的人为了洁身自好所具有的自尊心的。再说，人们借以谋生的工作有许多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使人对更多的工作感受到更多愉快是有道理的。的确，即使乍一看上去似乎是索然无味的商业工作，但由于其对发挥人们的才能和争强好胜的本能提供了机会，也往往会使人产生很大的愉快感。因为，正像在比赛中的一匹马或一个运动员，竭尽全力要胜过他的竞争者，并对这种紧张感到愉快一样，一个制造商或一个商人受到胜过他的竞争对手的希望的鼓舞，往往要大于受到增加他的财产的欲望的激励[7]
。

§5.续前
的确，经济学家一向都是认真考虑某种职业所具有的吸引人们去谋求这种职业的优势，不论这些优势是否表现为货币形态。如果其他条件均等，人们将会喜欢一种不必弄脏双手且又享有良好社会地位等的职业；尽管这些优势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但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却差不多是一样的。因此，这些优势的吸引力就能用被认为是等同物的货币工资来估计和衡量。

另外，想得到周围人的赞美、避免他们藐视的欲望也是对活动的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对于任何一类人都会产生大致相同的作用，尽管局部和暂时的情况不但对这种求得赞许的欲望的强烈程度有很大影响，而且对赞美者的范围也大有影响。例如，一个有职业的人或一个技术工人对于来自同一行业的人的毁誉会非常敏感，而对于其他人的毁誉则不太在乎；如果我们不注意观察这类动机的方向，并精确估计其力量，那么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就会变得完全不真实了。

在一个人想做似乎有利于其同事的事情时，也许会有一点自私的念头。同样，当他希望家庭在他生前和身后都能兴旺发达时，也会包含个人自尊心的因素在内。但是家庭情感一般来说仍然是利他主义的一种纯粹形式。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关系本身具有一致性的话，那么家庭情感的作用恐怕就表现不出什么规律性来。事实上，家庭情感的作用是相当有规律的，经济学家总是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尤其是关于家庭收入在家人之间的分配、为子女将来事业准备费用以及将他赚来的财富积累起来留作身后使用等问题。

因此，不是缺乏意志而是缺乏力量才使经济学家不能考虑这类动机的作用。如果采取很广泛的平均数，那么就能用统计表来说明某些种类的慈善活动，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归纳成规律，这一点很受经济学家的欢迎。因为，像这样变化无常而又不规则的动机的确很少，不过，借助于广泛而又耐心的观察，就能发现有关这种动机的某种规律。即使现在，也可能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出达到小康的十万英国居民将会向医院、教堂以及传道组织捐款的数目。要是能这样做，那么对医院护士、传教士及牧师的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进行经济研究就有基础了。不过，另外一点恐怕也确实存在：由责任感以及对邻居的爱心所激起的活动大多是不能分类和归纳为规律并加以衡量的，因为这个理由　——　并非因为这些活动不是基于利己之心的——经济学的方法才不能用于这些活动。

§6.共同活动的动机对于经济学家具有巨大和日益增长的重要
性
也许以往的英国经济学家过于将注意力局限于个人活动的动机了。正像其他所有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经济学家常常把个人当做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来研究。但事实上，正像一所教堂并不仅仅就等于建成它的那些石头、一个人并不仅仅就等于一系列的思想和感情一样，社会生活不仅仅就是各个成员的生活的总和。诚然，全部活动是由其构成的部分组成的；诚然，在研究大多数经济问题时，最好的出发点是那些对个人有影响的动机，但这里所指的个人并非只是一个孤立的分子，而是某一特殊行业或产业团体中的一员。德国学者极力主张，经济学应极其关注并应越来越关注这样的动机：与集体所有财产有关的动机。当代人们日益增长的热情、大众智慧的日益增长以及电报、印刷品和其他交流工具日益增长的威力，已经不断地扩大为为公众利益而进行的集体活动的范围了。这些变化、合作运动以及其他各种自愿团体，正在各种不包括金钱利益在内的动机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它们常为经济学家不断创造衡量种种动机的新机会。而这些动机的作用似乎不能被归纳成为任何一种规律。

但事实上，多种多样的动机、衡量这些动机的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正是本书将要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章提到的每一点，几乎都会在以后讲到的与之相关的某些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时，再进行较为详细的讨论。

§7.经济学家主要是研究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的；但是这种生活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的生活。参看附录
三
可以暂时得出如下结论：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个人的活动，但是是从个人活动与社会生活而非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来进行这种研究的。经济学家不太注重个人性情及性格特点的研究；他们仔细观察一个阶级的整体行为，有时却是全民族的行为，有时却只是住在某一区域的人的行为，但更多的则是在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人的行为；然后依靠统计学的帮助或用其他方法，经济学家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所观察到的某一群体的成员正好愿意平均付出多少钱，以此作为他们要的某一物品的价格，或者以此作为必须付给这一群体成员的钱，以使他们付出原先不愿付出的努力或牺牲。不过，这样得到的有关动机的衡量确实不十分准确；若是十分准确的话，经济学早就该与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相提并论，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与最不先进的科学混为一谈了。

不过，这种衡量的准确性足以使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出主要与这类动机有关的各种变化所导致的结果的程度。例如，如果在任何一个地方准备开办一种新的行业，他们就能很准确地估计出来，需要付多少工资才能获得充分的、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任何等级的劳动力的供给。当他们参观一个从未见过的工厂时，只要观察某个工人需要何等程度的技术，以及这一工作对此工人的肉体、精神以及道德功能等方面有什么样的压力，他们就能说出此工人每周可挣多少工钱，与实际情况只会差一两个先令。而且，他们还能非常准确地预测出某种物品的供给减去多少将会导致价格的上涨，以及价格的上涨将如何作用于供给。

而且，经济学家从这种简单的研究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出决定各种工业的地区分布的原因、住在相距遥远地方的人们相互交换货物的条件等等；他们能够解释并预言信贷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对外贸易，或者将一种税收的负担从被征收者身上转嫁到花费税收者的身上，等等。

在这一切方面，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即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他们所研究的人在商业生活中受到利益驱动的影响极大，因而此人的商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些利益驱动有关；但此人既不是没有虚荣心与草率作风的，也不是不喜欢为做好工作而做好工作的，或是不愿为他的家庭、邻居、国家作出牺牲的；他为热爱道德高尚的生活而热爱道德高尚的生活。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不过主要是研究生活的某些方面，而在这些方面，利益动机的作用是非常有规律的，能够加以预测；另外，对动力的估计也能从结果得到证实。经济学家已将他们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

因为，第一点，他们研究的事实是能观察到的，研究的数量是能衡量和记录的；因此当出现有关这种事实和数量的意见分歧时，就能用公开而可靠的记录来判明这种分歧的是非；这样，经济学就获得了坚实的工作基础了。第二点，列入经济学的问题构成了一类性质颇为相似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特别关系到的人类行为是受可以用货币价格衡量的动机的影响的。当然，这类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的主题，这一点在性质上是很明显的。不过，以下两点在演绎上虽不那么明显，但也确实存在：有一种基本统一的形式贯穿于这类问题中的所有主要问题之中，结果是将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研究就能更省事。正像派一个邮差在一条街上递送所有信件，而不是每个人都将其信件交给每个不同的信使一样。对任何一类问题来说，所需要的分析和经过有组织的推论以后，对于其他的同类问题，同样也是可以起作用的。

所以，我们越少找麻烦，越不去探究某问题是否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样就越好。如果事情是重要的，那我们就尽可能进行研究；如果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还不能由正确而可靠的知识来解决，或者如果是一个一般的经济分析及推论方法还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纯粹的经济研究之中，就将它放置在一边好了。不过，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如果要将这种问题包括在所有问题研究当中，反而会减少我们经济知识的正确性和精密性，以致一无所获。我们要记住：我们必须用伦理的本能和常识来研究这种问题，这种本能和常识作为最终的仲裁者，将把从经济学和其他科学获得的，而且是经过整理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

[1]
关于经济学与社会科学总体的关系，将在附录三的第1、2节里进行说明。

[2]
一些哲学家就任何情况下的两种愉快都等同的说法提出的异议，似乎只适用于跟经济学家的说法无关的各种用法。然而不幸的是，经济学术语的习惯用法有时令人以为经济学家是享乐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哲学体系的信徒。因为，经济学家通常认为最大的愉快是从努力尽职中获取的；而同时，他们又说“愉快”和“痛苦”是激发一切活动的动机。因此，他们就受到某些哲学家的谴责。这些哲学家主张：一个人尽职的愿望与他期望可能从尽职中获得愉快的欲望——如果他偶然想到这一点的话——是两种不同的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虽然这种愿望如果被称做“　自我满足”或“满足永久的自我”的欲望也并无不妥（例如，参看格林著的《伦理学绪论》第165～166页）。

经济学显然不该参与伦理学上的争论：既然一致地认为就自觉的欲望而言，活动的动机简称为“满足”的欲望毫无不妥之处，那么，在谈到一切欲望的目的时，不论这些欲望是否属于人类较高的品性还是较低的本性，都应该用“满足”这个词来代替“愉快”或许会更好。“满足”的反义词是“不满足”。如果用简短一点、没有色彩的词语“不利”来代替它或许还更好。

我们注意到某些边沁的追随者（虽然也许不是边沁本人），将“痛苦”和“愉快”的这种广义用法，当做从个人的快乐主义到完美的伦理教条的桥梁，却并没有意识到有必要提出一个独立的大前提，而这种必要性似乎是绝对的，虽然关于这一大前提的形式总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它是绝对命令式的；而某些人认为它是这样一种单纯的信念：不论我们的道德本能的起源怎样，这种本能的表现已为人类经验的判断所证实，从而知道如果没有自尊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而自尊只有在努力生活以促进人类进步的条件下才能获得。

[3]
参照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

[4]
有一类满足感有时被称做“追逐的愉快”，便是这种情况。这类满足不但包括游戏和消遣、狩猎和赛马这样轻松的竞赛，而且还包括比较严肃的职业及商业生活竞争。我们在研究决定工资和利润的种种原因及工业组织形式时，将特别注意这类满足。

有些人性情变化无常，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明白自己的活动动机。但是，如果一个人性情稳定、考虑周到，那么他的冲动就是有意养成的习惯的产物，不论这些冲动是他较高或较低的本性的表现，还是他受良心的左右、社会关系的压力及身体需求本身的影响。因为相对来说，他不假思索地受到这些冲动支配是以前已经过深思熟虑，所以才决定受其支配。一种活动比另一种活动在吸引力方面更具优势，这即便不是当时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以前对大体的相同事件进行处理的结果。

[5]
参看莱斯利的一篇令人钦佩的论文，题为《金钱的爱好》。我们的确听到有人是为赚钱而赚钱，却不管钱有什么用处，在商场上度过一生的人尤其如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像在别的情况下一样，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习惯，在原来要做此事的目的消失后，仍然还会保留着。占有财富使这种人感到比别人有钱有势，并使他们受到人们的尊敬，令人羡慕，因此他们本人会感到一种辛苦而又强烈的愉快感。

[6]
事实上，可以想象出这样一种世界，这里也有一种经济学，与我们自己的很像，但却没有任何种类的货币。参看附录二第8节与附录四第2节。

[7]
有如德国的经济学范畴，它将在附录四第3节里得到说明。

第3章　经济学普遍原理或经济规律

§1.经济学需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源于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有所不同
差不多像其他所有的科学一样，经济学的工作是收集事实、整理事实以及解释事实，并从这些事实中得出推论。“观察和说明、下定义和分类都是准备工作。但是，我们希望由此了解经济现象互相依赖着……归纳法和演绎法都必须为科学思想所采用，正如左右两只脚都是行走所不可缺少的一样[1]
。”这种双重工作需要采用的方法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而是一切科学的共性。经济学家也必须采用那些在研究科学方法的文章中讲到的寻求因果关系的一切方法：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够很恰当地称为经济学方法。但是，每种方法都必须恰当地使用，或者单独使用，或者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正像棋盘上出现的千变万化的招数，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完全相同的两局棋一样，学者在进行很值得探索的大自然所隐藏的真理中，从来都没有两次采用完全相同的方法。

但是，在经济研究的某些方面以及出于某种目的，查明新事实比自找麻烦去探讨已有的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解释更为紧迫。而在其他方面，仍然很难确定任何事件表面的以及最先出现的原因究竞是不是它的真正
的或唯一
的原因。因此，对已知事实的推论进行仔细考察就比寻求更多的事实更为迫切了。

由于上述及其他种种理由，过去一直需要（而且将来恐怕也需要）具有不同才能及持不同目的的学者。其中一些人致力于事实研究，另一些人致力于科学分析。就是说，将复杂的事实分为许多部分，然后研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与相关事实间的关系。我们希望这两派（分析派和历史派）永远存在；每派都进行自己的工作，每派都充分利用好另一派的工作成果。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有关过去最正确的归纳和推论，并从中获得对将来的可靠指导。

§2.规律的性质：自然科学的各种规律有着不同的准确性。社
会和经济的规律相当于比较复杂和不太精确的自然科学的规律
严格说来，那些远在才华横溢的自然科学家之上的希腊天才所获得的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并非都是“精确的科学”，但是这些自然科学都是以精确性为目的的。也就是说，都是以把许多观察结果归纳为临时性的明确说法为目的的，而这种明确说法足以经受住大自然的其他观察的考验。这些说法在最初出现时很少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的，但是，在经受了许多独立的观察及考验之后，尤其是在被成功地用来预测未来的事件或新的实验的结果之后，就成为了规律。一门科学之所以取得进步，是靠规律的数目的增加和精确性的提高；是靠这些规律所经受住的日益严格的考验；是靠这些规律范围的扩大，以致到一个涉及面更广的规律产生并取代更多涉及面窄的规律，而这些涉及面窄的规律已被证明是这一涉及面更广的规律的许多特殊例证。

迄今为止任何科学都这样做，因为研究科学的学者在某些情况下能很有权威地——比他自己所拥有的权威更大（也许比任何无论多么有能力，但只靠自己的才能而忽视前辈学者所获得的结果的思想家的权威更大）——说明某种情况会有什么结果，或者某一已知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虽然不能十分准确地衡量某些进步的自然科学的主题——至少现在是这样——但这些科学的进步依靠的是许多学者的广泛合作。他们尽可能精确地衡量事实并解释其说法，尽可能从其前辈停止研究的地方开始研究，他们希望在这一类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经济学的衡量很少精确，且从来也都不是最终的，但却不断地努力使这种衡量更为精确，这样，它扩大了每个学者在其研究的这门科学中很有权威地说明某些事情的范围。

§3.续前
那么，就让我们更仔细地考虑经济规律的性质及其局限性吧。如果没有什么阻碍的话，每个原因都将倾向于产生某种明确的结果。这样，引力使物体落到地上，但是，当一个气球充满比空气更轻的气体时，虽然引力倾向于使它下落，但空气的压力却会使它上升。引力规律说明两物体如何互相吸引，如何相向运动；如果没有阻碍的话，就会相向运动。所以，引力规律是一种有关倾向的说法。

这种说法是非常精确的——精确的程度足以使数学家能计算出航海历，而航海历能表明木星的每个卫星将隐在木星之后的时刻。数学家能提前许多年作出这种计算。航海者如果将航海历带到海上，就可用来找出他们所在的位置。现在没有一种经济倾向能像引力那样永恒不变地发挥作用，像引力那样被精确地衡量：因为没有一种经济学规律能比得上引力律的精确性。

但是，让我们看一下那些没有天文学那样精确的科学。研究潮汐的科学解释在太阳和月亮的作用下潮汐如何每天涨落两次，如何在新月及满月时涨得猛，如何在上下弦月期间涨得弱；当潮水涌进像塞弗恩那样狭窄的海峡时如何会涨得很高，等等。这样，在研究了不列颠群岛四周的水陆地理位置情况之后，人们就能预先计算出任何一天在伦敦桥或格洛斯特的潮水很可能在什么时候涨得最高，以及将会有多高。他们必须使用很可能这个词，而天文学家在说到木星的卫星被蚀时却不必使用这个词。因为，虽有许多因素对木星及其卫星产生影响，但每一种因素都以明确的方式可以预先得到测知或产生影响；但是，没有人能足够了解天气，没有人能预先知道天气将有什么样的影响。泰晤士河上游的一场大雨，或是日耳曼海洋一阵猛烈的东北风，都可能会使伦敦桥的潮汐出乎意料。

经济学规律可与潮汐规律相比较，却不能与简单而精确的引力律相比。因为，人们的活动多种多样，而且不确定，以致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中，我们关于倾向的最好的说法必然是不精确的、有缺点的。这一点也许会被当做是对人类行为不能有任何说法的一个理由，但那差不多等于是放弃生活。生活就是人类的行为及围绕行为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因为人类本性的冲动的缘故，我们大家——地位高的和地位低的、有学问的和没有学问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不断地力求了解人类活动的方向，并使这种方向适合我们的目的，不论这目的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因为我们要对自己形成关于人类活动倾向的某些概念，就要在是草率地形成这些概念还是认真地形成这些概念之间进行选择。这种工作越困难，就越需要不断耐心研究，就越需要利用比较进步的自然科学所获得的经验，就越需要尽可能地形成有关人类活动倾向的深思熟虑的估计或暂时性的规律。

§4.“正常的”这一用语的相对性
因此，“规律”这个术语的含义只不过是一种差不多可靠的、明确的一般命题或倾向性的说法而已。在每种科学当中，都差不多有这样的说法，但我们对这些说法都并不正式称之为规律，其实我们也不能这样做。我们必须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更多地取决于实际和方便程度，而不是纯粹的科学研究。如果我们需要经常引用任何一般性的说法，但在需要详细引用这种说法时，又会比在讨论时外加一种正式的表达说法及附上一个新的术语更麻烦，那么，还不如给它一个专有名称，否则，就不必这样做[2]
。

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的规律，即社会规律
，是一种对社会倾向的表达说法；也就是说，它表达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情况下应该出现的某种活动趋向。

经济规律
，即对经济倾向的表达说法，就是与某种行为有关的社会规律，而与这种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是能用货币价格来衡量的。

这样，在被当做是经济规律的社会规律与不被当做是经济规律的社会规律之间，并没有严格而明显的区别。因为，从差不多完全能用价格衡量的动机的社会规律到这种动机不太重要的社会规律，变化是逐渐而持续不断的。所以，后一种社会规律远不及经济规律那样精密而准确，正像经济规律远远不如更为精确的自然科学规律一样。

对应于“规律”这个术语的形容词是“合法的”。但只有当把规律解释为是政府命令，即“法律”时，才会与“合法的”这个形容词的使用有关；而在把规律解释为因果关系时，是与它无关的。用于后一种目的的形容词源自于“准则”一词，这是一个差不多与“规律”同义的术语，在科学讨论中用它来代替“规律”一词也许有利。按照我们的经济规律的定义，可以说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的条件下
应有的某种活动，是与那种条件有关的那个集团成员的正常活动。

“正常的
”这个词的这种用法曾遭到误解，也许应该说这个词的各种不同用法之间有种统一性。当我们说到一个善良的人或一个强壮的人时，我们是指上下文中说的那些在身体、精神和道德等方面具有特殊优越感或力量的人。一个强壮的法官很少具有与一个强壮的船夫那样相同的特性；一个好的骑师并不常常具有特别的美德。同样，“正常的”这个词的每种用法都含有这样的意思，即都指某些好像有着固定和持久作用的倾向，它比那些比较例外和间断性的倾向更具优势。疾病是人类的不正常的状态，但在漫长的一生中从不生病也是不正常的。在积雪融化的时候，莱茵河的水位高出正常水平线，但在寒冷而干燥的春天，河水不像平常那样高出正常的水平线时，就可以说河水低得不正常了（就一年中的那个时候而论）。在这所有事例中，正常的结果就是上下文所指的那种倾向所产生的意料之内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正常的结果符合那些上下文的“倾向性说法”或者规律或者准则。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所说的正常的经济活动，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假定这些条件是持久的），一个产业集团最终会进行的那种经济活动。英国大多数地方的瓦匠都愿意工作一小时赚十便士，如果一小时给他七便士，就不肯工作了，而这是正常的情况。如果给约翰内斯堡的瓦匠每天不到一镑，他就不肯工作了，这也是正常的。如果不看是一年中的哪一个季节，真正新鲜鸡蛋的正常价格也许是一便士一个。但在一月，城市鸡蛋的正常价格也许是三便士一个；如果那时的天气温暖得“不合时令”，那么两便士一个鸡蛋也许就是不正常的低价。

另一种要防止的误解是出于这样的概念，即认为只有那些在自由竞争的作用没有受到阻碍的情况下产生的经济结果才是正常的。但是，正常的这一术语往往必须应用于完全自由竞争并不存在，甚至不能假定它存在的情况下；即使在自由竞争最具优势的地方，每一事实与倾向的正常状况也许也会包含并非属于竞争，甚至与竞争无关的重要因素在内。例如，零售和批发贸易以及证券和棉花交易所里的许多交易的正常进行，都是根据这样的假设的，即假设即使没有证人的口头契约，交易也会得到诚实的履行。在这种假设不能得到法律承认的国家里，西方的正常价值的学说有些部分就不适用了。因为各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价格是“正常地”受到普通买主且还有“经济人”的爱国情绪的影响的，等等。

有时有些人误将经济学中的正常活动当做是道德公正的活动。其实，只有当上下文含有从伦理观点来判断活动的意思时才能作这样的理解。当我们是从现存状况，而不是从应当如何来考虑世界上的种种事实时，也许会把应当尽力阻止的许多活动当做相对于我们研究的情况来说是“正常的”活动。例如，一个大城市中的那些最贫困的居民的正常情况是缺乏进取心，他们不愿利用在别处可以得到的比较健康又不太肮脏的生活机会；他们没有摆脱悲惨处境所必需的身体、精神状况及道德力量。大量的劳动力都愿意以很低的工资去做火柴盒，这是正常的情况。就像四肢扭曲是服用马钱子碱（中枢兴奋剂）的正常结果一样。这就是我们必须研究其规律的那些倾向性的结果——一种可悲的结果。这说明了经济学与其他几种科学所具有的共性，即人类的努力能一定程度改变物质的性质。科学可以展示一种道德或实际的经验教训来改变那种性质，从而改变自然规律的作用。例如，经济学可以提出实际方法，用有能力的工人代替那些只会做火柴盒的工人，就像生理学可以提出改良牛种的方法，使牛可以早日长大并且骨轻肉多一样。信用与价格变动的规律已经因为预测能力的提高而被大大改变了。

将“正常的”价格与暂时的或市场价格相对比，“正常的”这一术语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某些倾向终于会占优势。不过目前这一点引起了一些困难问题，留待以后再来讨论[3]
。

§5.一切科学的学说无不含蓄地假设某些条件，但经济学的假设在经济规律中却特别明显。参看附录四
经济学规律有时被说成是“假设的”。当然，像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也研究某些原因将产生哪些结果，但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受以下两个条件所限制的：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这些原因能够毫无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在进行详细而正式的说明时，几乎每种学说都包含某种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的附带条件在内：假定所研究的原因的作用是孤立的；如果这些原因会产生某些结果，就会事先假设除了一些明确应该给以说明的原因之外，其他一些原因是不能加进的。然而，对必须经过一定时间才能产生结果的原因的确认的确是经济学的重大困难的根源。因为，在一段时间里，原因所依据的材料甚至原因本身，都可能发生变化，而所说的倾向也许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展示。这种困难以后再进行研究。

一个规律所包含的假设，其语句并不需要不断地重复说明，读者的常识能使他自己注意到这种假设。不过，在经济学中，却需要比在别处更多地重复说明这种语句。因为，经济学说比其他任何科学学说都更容易被那些缺乏科学训练，也许只是间接听到并断章取义的人所引用。日常谈话在形式上比一篇科学论文更简单的原因，就是在谈话中我们更能放心大胆地省掉假设句。因为，假如听者自己没有注意到这种语句，我们很快就会发觉这种错误并加以更正。亚当·斯密和许多以前的经济学家依照谈话的习惯，省掉了许多假设句，因而作品表面上取得了简洁的效果。不过，这样做却使他们常常遭到误解，并在无益的争论中造成了许多时间上的浪费和麻烦。他们取得了表面上的简易效果，但却得不偿失[4]
。

经济分析和推论虽然应用很广，但每一个时代以及每个国家都有其自己的问题；每当社会情况发生变化时，就需要经济学说有新的发展[5]
。

[1]
引自希穆勒的《论国民经济》，载康拉德编的《辞典》。

[2]
对“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关系，诺伊曼曾进行过详细的讨论（见1892年《一般社会科学杂志》，第464页），他得出结论说，除了“规律”这个词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词可以用来说明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倾向的说法。又参看瓦格纳的《经济学原理》，第86～92页。

[3]
在第五篇中，特别是将在第3章、第5章中讨论这些问题。

[4]
参照第二篇中的第1章。

[5]
经济学某些部分因为主要研究的是泛泛的一般命题而比较抽象或纯粹，这是因为，一个命题必须包含很少的细节问题才能得到广泛应用。命题不能适应特殊的情况；如果用命题来进行预测的话，那就必须加上强有力的假设句进行限制，其中“假定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其他部分是比较实用的，因为它们比较详细地研究了涉及面更窄的问题，更多地考虑到了局部和暂时的因素；同时，研究的经济情况与其他生活情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全面。这样，从一般意义来讲的实用银行学及到一般银行实务的广泛规律或规则之间，只不过是一小步之差而已；而实用银行学中的某一局部问题与银行实务中相对应的细则或规则之间的距离也许就更近了。

第4章　经济研究的次序与目的

§1.第2章和第3章的大意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学必须讲究事实，而事实本身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历史叙述的是按先后顺序发生或同时发生的事件；但只有进行推理才能解释这些事件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多种多样，但很多工作都必须要用训练有素的判断力进行研究，这种判断力是每个实际问题的最后仲裁者。经济学只不过是运用判断力，借助于有组织的分析和一般推理方法，使这种方法便于进行收集和整理特殊事实以及从中得出结论的工作。虽然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总是有限的，虽然没有判断力的帮助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是徒然的，但却能使判断力进一步得以说明经济学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否则，就无法做到这样。

经济规律是对人类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某种活动倾向的表达说法。经济规律是假设的，正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是假设的一样：因为自然科学规律也包括或暗含种种条件。可是，要弄清楚这些条件，在经济学中要比在物理学中有更多的困难。而且，如果不弄清楚的话，危险也更大。人类活动的规律的确不像引力律那样简单、明确或者能被清楚地探求到。但其中有许多规律是可以与那些研究复杂主题的自然科学的规律相提并论的。

经济学之所以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存在，就是因为它主要是研究人类活动中最受可衡量的动机支配的那部分，因而这部分活动就比其他部分更能系统地接受推理和分析。诚然，我们不能衡量任何种类的动机本身，不论是高尚的还是低下的动机，我们只能衡量动机的动力。货币从来都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标准，除非我们仔细考虑运用货币进行衡量的一般情况，尤其是所研究的穷人与富人的活动，否则，货币甚至算不上是一种很过得去的衡量标准。不过，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相当好的标准，成为衡量形成人类生活大部分动机的动力。

理论研究必须与事实研究同时进行。对于大多数近代问题的研究，近代的事实最有用。因为，古代的经济记载在有些方面无关紧要而且不可靠；且古代的经济情况与近代的自由企业、大众化教育、真正的民主、蒸汽和廉价的印刷品及电报这样的经济情况完全不同。

§2.科学研究不是按照要达到的实际目的来排列的，而是按照所研究的课题的性质来排列的
因此，经济学的目的首先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的，其次才是用来解释实际问题。虽然我们在进行任何研究之前，必须先仔细考虑这种研究的种种用途，但我们却不应当直接根据这些用途来计划研究工作。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当某种思路与我们当时心中的特殊目的没有直接关系时，我们就会打断这种思路，进而直接去追求实际目的。这样虽然会使我们将各种知识的点点滴滴归拢到一起，但这些知识除了供当时研究使用而集中在一起之外，彼此并无关系，也很少能相互作出解释。我们的心力就消耗在从一种知识到另一种知识上，而不能彻底想出其他什么东西来，也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所以，为了科学的目的，最好的分类法就是把所有性质相似的事实和推论收集在一起。这样对一事物进行研究就可以明了与之有关的事物。长期进行这样的研究，就能逐渐接近那些被我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的那些最基本的统一性：我们首先探索这些规律单独产生的作用，然后探索它们共同发生的作用。这样，我们就能慢慢地并确确实实地取得进步。经济学家绝对不应当不注意经济研究的实际用途，但是他们的专门工作是研究并解释种种事实，同时找出不同的原因单独及合在一起产生作用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3.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列举出一些经济学家向自己提出的主要问题，便可以阐明这一点。经济学家们问道：

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尤其是近代的财富的消费与生产、分配与交换、工业与贸易组织、金融市场、批发与零售业、对外贸易以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这一切活动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们最终的倾向与目前的倾向有什么不同？

任何东西的价格作为衡量它是否值得向往的标准受到了哪些限制？社会上任何一个阶层的财富如果有一定的增加，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福利增加？任何一个阶层的收入不足会对其产业效率造成何等程度的损害？如果一旦实现的话，任何一个阶层收入的增加靠提高其效率和赚钱能力会维持到什么样的程度？

在任何地方对社会上任何一个等级的人或是在任何特殊的工业部门，经济自由的影响实际上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或在某一时期它已达到什么样程度）？此外，还有哪些影响最为有利？这一切影响及合在一起的作用如何？尤其是由于经济自由的自动作用会趋向于促成何等程度的联合及垄断？垄断组织的效果怎样？社会上各阶级受到经济自由作用的影响怎样？当经济自由的最终结果还有待于实现时，中间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考虑这些结果将蔓延的时间，最终的和中间的这两种结果的相对重要性是什么？各种纳税制度的归宿将会是什么？纳税制度给社会大众带来的负担是什么？它将为国家提供多少收入？

§4.激励现在的英国经济学家进行实际问题的研究，虽然这些问题并不完全属于经济学的范畴
以上讲述的是经济学必须直接研究的主要问题。经济学的主要工作——收集事实、分析事实并进行推论——应该根据上述主要问题来安排。实际问题虽然大部分是在经济学的范围之外，但却对经济学家的工作在幕后提供了一种主要的推动力。实际问题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同，甚至比构成经济学家研究材料的经济事实和情况的变化都要大。当前，下列问题在我们国家似乎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提高经济自由最终结果中好的影响，而减少其坏的影响？如果最终结果是好的，而中间的效果是坏的话，但是那些遭受害处的人却未得到好处，他们得为别人的利益而受苦，如果说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它正确到何等程度呢？

如果想当然地认为应该比较平均地分配财富，那么只需这一点就可证明改变财产制度或者限制企业自由是合理的，即使财富的总数会因此减少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列，但这究竟合理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以增加穷人的收入和减少他们的工作为目的，即使这样涉及减少国家的物质财富也不管，但这个目的应该实现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这样做公平，也不会使进步的领导者的努力松懈下来，那它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纳税的负担应当如何在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之间进行分配？

我们是否应当满足于现存的分工形式？大部分人专门从事没有升级机会的工作是否有必要？逐渐培养大多数工人从事比较高级工作的新能力，尤其是培养他们合作担任雇用他们的企业中的管理工作，这是否可能呢？

在我们这样的文明社会里，个人和集体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怎样才算合适？应听任各种形式的新旧自发组织或团体为了集体的特别利益而将活动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哪些商业事务应由社会本身通过中央或地方的政府来进行？比如像空地、艺术品、教育、娱乐的手段及我们必须采取联合行动才能供给文明生活的物质必需品（如煤气、自来水和铁路等等），其实行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的计划是否已经达到应该做的程度？

当政府本身不直接参与时，政府应允许以多大程度使个人及团体随自己的意愿去办理自己的事务？政府应允许以多大程度限制铁路以及其他有点儿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经营？还有，应当以多大程度限制土地与其他在数量上人类不能增加的东西的经营？完全保留所有现存财产权利是否必要或是对于这种权利的最初的需要现在已经部分消失了吗？

现行的使用财富的方法是否完全正当呢？在那些经济关系中，政府对个人活动的干涉如果严厉而猛烈，就会弊大于利，就会有社会舆论道德方面的压力来约束并指导个人活动，但这种压力的程度又如何呢？一国在经济事务上对别国所负的责任在哪一方面不同于一国之内人民之间相互所负的责任？

如此，经济学是指对于人类的政治、社会和私人生活等经济方面的情况的研究；但尤其侧重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不但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并且还是为在生活上尤其是社会生活上获得一个对实际行为的指导。对这种指导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下一代人也许会有比我们现在更多的空闲从事研究工作，解释清楚在抽象思考中或以往历史中存在的模糊之处，但对于现在的困难却不能马上有所帮助。

但是，虽然经济学如此极大地受到实际需要的影响，但却尽可能避免讨论党派组织间的紧迫问题，还有对内对外的政治上的策略问题，这种策略问题是政治家所必须考虑的，然后才能决定提出某种办法，使他最容易达到想要为其国家达到的目的。诚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帮助政治家决定应该持有何种目的，以及为达到那个目的应该采取哪些政策及最好的方法。但是，经济学却避免讨论讲究实际的人所不想忽视的许多政治问题。所以，经济学是一门纯粹的、实用的科学，而不是一种艺术。为此，对这样一门科学，用“经济学”这个有广义含义的术语来命名比用“政治经济学”这个含义比较窄的术语更好。

§5.经济学家需要训练自己的知觉、想象、推理、同情和谨慎
的能力
经济学家需要拥有三种重要的脑力功能：知觉、想象和推理。其中，最需要的是想象力，以使他能探索到显而易见事件背后可见或不可见的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

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比一切研究人类活动的学科都更具有作为准则的极大优点，即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以使这些结论能从以后的观察或实验中得到证实。如果他满足于表面上的原因和结果，或者忽视各种自然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作用中，每一种运动都改变了周围的一切力量，同时也被这一切力量所改变着——那么，他的过失不久就会被发现。一丝不苟的物理学学者并不满足于仅仅是一般性的分析；他不断地努力以使这种分析成为定量分析，并目按适当比重划分问题中的每一因素。

在与人类有关的科学研究中就不易获得精确性了。阻力最小的途径有时是唯一的可行之路，而这条道路总是充满诱惑力，尽管它往往是不可靠的。但即使在极果断的工作中开辟出一条比较畅通的路径，而要走这条道路的诱惑力还是很大的。科学的历史学者因不能进行实验而受到阻碍，并且甚至因为缺少估计历史事件相对重要性所依据的客观标准而受到更大的阻碍。这种估计几乎在他的论断的每一阶段中都存在着：如果他没有绝对估计出一些原因的相对重要性，那他就不能得出结论说某一个原因或某一类原因已被另一个或另一类原因胜过。他只有通过极大的努力，才能了解自己是如何依赖自己的主观印象的。经济学家也受到这种困难的阻碍，不过其阻碍程度比其他研究人类活动的学者小。因为，经济学家享有一些如物理学家那样的工作准确而客观的优点。不管怎样，只要他研究现在以及新近发生的事件，就可以将许多事实归纳成不同的种类，并对这些种类给予明确的表达和说法。在过去，这种说法在数字上往往接近正确，这样，他就更方便寻找在表象之下那不易见到的原因和结果，也更方便把复杂的情况拆分成为各个因素，并把许多因素重新组建成为一个整体。而在较小的事情中，凭借简单的经验就能看出许多不明显的因果关系。例如，经验会使人知道，如果欠考虑去帮助浪费成性的人，那么虽然在表面上看到的是对这种人有所帮助，但却不利于这种人的性格的成长，而且对其家庭生活有害。但是，比如说，要探索提高就业稳定性的许多貌似合理的计划的真正效果，我们就需要更加努力，视野要更开阔，并且要更有利地运用想象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有必要了解信贷、对内对外贸易竞争、农作物收获以及价格等各种变化及相互间有怎样密切的关系，以及这一切变化对就业稳定性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必须观察在西方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每个重大经济事件是如何影响其他各地及为何影响某些行业的就业情况的。如果我们只研究眼前的失业原因，恐怕就不能修正我们所看到的害处，反而会造成我们看不到的害处。我们如果能寻求那些潜在而遥远的原因，并权衡其轻重，那么当前的工作对我们的大脑实在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另外，当任何行业的工资由于“标准规则”或其他方法保持得特别高时，就要运用想象力探索一下因为这种标准规则而导致那些不能做他们所能做的工作，而其本身又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人的生活情况。他们的生活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如果有些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有些人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就如平常所发生的那样，是不是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而少数人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呢？还是正相反呢？我们如果注意那些表面上的结果，也许会认为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多数人。但是，如果我们科学地运用想象力，设想出一切来自工会或其他方面权威的阻碍性因素，就是这一切因素使人们不能尽其最大的能力而获得最多的收入，我们将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生活水平已经降低的是多数人，而提高的却是少数人。这部分人是由于受到英国的影响，有些在澳洲的殖民地正在进行大胆的冒险事业，而这种事业向工人提供的许诺实际是似是而非的眼前更舒适以及更安乐的生活。澳洲的大量地产中的确积蓄着巨大的借款力。如果所提出的捷径会造成工业衰落的话，那么这种衰落也许只是轻微而暂时的。但是，现在有人主张英国也应当像澳洲殖民地那样做。英国如果遇到这种衰落可就更为严重了。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所需要的以及我们所希望出现的就是对这类计划进行更广博的研究，我们要开动脑筋，就像判断一条军舰的新设计在恶劣的气候中是否会坚固那样进行周密的研究。

研究这类问题时，最需要的就是纯智力性的，有时甚至是批判性的能力。但是，经济研究需要同情心，而且开发这种同情心，尤其是开发那使人们不但能为同伴，而且还能为其他阶级的人设身处地着想的难得的同情心。目前，该阶级同情心因对以下各个问题的研究而极大地发展起来，而且这种研究也正日益变得迫切起来。这些问题是：性格和收入、就业方法和用钱的习惯彼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效率如何被每一经济集团的成员——家人、同一行业中的雇主和雇员、一国的公民——聚集在一起的信任和情感巩固着？同时效率又如何巩固了这种信任和情感？混杂在职业规则和工会惯例中的个人无私主义和阶级自私性是什么样的？利用我们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机会来增进现代和后代的福利的行动是怎样的[1]
？

§6.续前
经济学家为了实现理想尤其需要想象力。但是经济学家最需要的是谨慎及严谨，这样他的理想才能不超出对未来的把握。

经历了许多代人之后，我们目前的理想及方法似乎属于婴幼儿时期了，而不属于成年人阶段。有一种进展是明确的。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人如果没被证明是软弱或卑鄙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就应该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十足的把握猜出这样开始的进展最终会通向哪里。在中世纪后期，人们初步开始研究产业组织，认为它包容了所有人性。接下来每一代人都看到了那种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看到的发展才是最大的。随着产业组织的发展，对其进行研究的迫切性也随之发展。人们为了了解产业组织而作出广泛多样的努力，这是史无前例的。不过，最近研究的主要结果使我们更充分认识到了我们对形成进步的原因了解甚少，而且对产业组织的最终命运也极少能够作出预测。而前代人对这一点的认识并没有我们这一代充分。

上一世纪早期，一些为广泛的阶级特权而进行辩护的无情的雇主和政治家声称，他们拥有政治经济学权威会很方便；而且他们常常称自己为“经济学家”。甚至在我们这一时代，这个头衔也被那些反对在大众教育方面花费较大开支的人所采用。尽管在世的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这种花销的的确确是经济的，而且认为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否认这一点既是错误的也是糟糕的。

但是卡莱尔和罗斯金不作调查研究，就认为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该为他们所厌恶的说法与做法负责。而他们的追随者，即其他许多并没有他们那样光辉而崇高的理想化观点的著作家也那样认为。结果，现在对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及特点已经形成了误解，而且这种误解还很普遍。

事实上，几乎所有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都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人情味。他们本人并不太在乎财富，但他们却非常在乎广大人民群众到底有多少财富。几代的经济学家都支持反对阶级立法的运动，此立法剥夺工会向雇主协会敞开大门的特权；他们还努力寻找一种方法，以解除旧的济贫法向农业及其他劳动者的心灵和家庭所灌输的流毒；他们支持工厂行动，尽管一些政治家和雇主声称是以他们的名义讲话的，但却极力反对他们。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忠实于这样的信条：即整个民族的安康应该是所有个人努力的以及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尽管他们极其勇敢但又显得谨慎、冷淡，因为他们不愿承担提倡在未试过的途径上迅速前进的责任。这些途径是否安全，只有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人的信心与希望作担保，而没有得到知识的保障，也没有经过努力的思考。

也许他们有点儿谨慎得不太必要了。因为即使是那个时代的伟大先知的观点和看法也要比当今时代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狭隘得多。在社会科学中，部分上是由于受到生物学研究的提示，环境影响通常被认为是塑造性格的主要因素。经济学家已经相应地学会以更深远、更有希望的眼光看待人类进步的种种可能性。他们已经学会相信人类意志在精心思考的指引下，能像改变性格那样去改变环境，而且因此还会带来对性格更有利的生活新环境，所以也会带来对经济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安康都更有利的生活新环境。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反对所有通往那伟大目的的貌似合理的捷径，因为这些捷径会消耗精力与进取心的源泉。

这样的财产权利并未受到那些建立起经济学的大师们的敬重，但是，这种科学权威却错误地为一些人所拥有，这些人竭力推崇这种被赋予的权利，主张极端地而且是反社会地行使这些权利。因此，也许最好应该注意到：认真的经济研究趋向并不是将私有财产权利基于任何抽象的原则，而是基于一种观察，这种观察在过去是与稳定的进步不可分的；因此，负责的人应该谨慎地、试探性地废除或修改可能不适合理想的社会生活环境的那些权利。

[1]
此章节节选于1902年向剑桥大学提出的《在经济学和与政治学有关的学科中开设一门课程的请求》，这个请求在下一年就被采纳了。

第二篇　基本概念

第1章　绪　论

§1.经济学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而另一方面，经济学构成了社会学的一部分，是关于人在社会当中的行为，研究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付出的努力，只要这种努力和需要能够以财富的形式，或者说以财富的一般代表形式即金钱的形式来衡量。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有关这些需要及努力的，而且还研究那些使衡量需求的价格与衡量努力的价格变得平衡的原因。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将在第三篇里研究与人的各种各样的需求有关的及必须满足的这些需求的财富；而在第四篇中，将研究与人的各种各样的创造财富的努力有关的财富。

但在目前这一篇里，我们得研究：在人类努力获得的所有结果当中，在能满足人类需求的诸多事物当中，都有哪些可以算作财富；而且还要将这一切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因为有一组完整的术语就与财富本身有关、与资本有关，而且对每一个术语的研究都使日后能解释其他术语；同时，将这些术语作为整体来研究就直接延续着，且在某些方面也正好补充着我们刚刚从事研究的经济学范围与方法。因此，从整体上来看，似乎最好马上研究这组术语，而不要走那条可能看上去更自然的途径，从分析需求以及与需求有直接关系的财富开始。

当然，我们这样做就必须考虑需求与努力的多样性，但我们不会采用任何不明显而且又不是常识性知识的术语。我们工作的真正困难在于另一方面，即在各种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必须设法使用几个平常用的术语来表明它许多细微的差别。

§2.对性质和用途都在变化着的东西进行分类的困难
正像穆勒所说的那样[1]
：“如果将研究对象归入不同种类，这些种类能够做出更多的一般性命题，而这些命题又比那些对象也能归入其他种类所能做的命题更为重要，那么这样就有可能达到科学分类的目的。”但是，我们一开始就遇到了这样的困难：在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中那些最重要的命题，如果也确实适用于另一阶段的话，那么它们就有可能变得最不重要了。

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必须从生物学最近的经验中学习许多东西：达尔文对这个问题[2]
的深刻研究有力地解释了我们当前的困难。他指出，决定自然组织中每个生物的生活习惯以及总的生活地点的那些部分，通常并不是其构造中最足以说明其起源的那些部分，而是最不足以说明其起源的那些部分。一个饲养动物者或一个园丁注意到的明显适合于一种动物或植物能在其环境中旺盛生长的特点，也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这些特点才能在比较近的时期发展起来；同样，在一种经济制度中，最能使它适合现在必须做的一切的那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正是这些特点最近才发展起来的原因。

在雇主与雇员、中间商与生产者、银行家与他的两种顾客——借款给他的人和向他借款的人——之间的许多关系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利息”这个术语代替了“高利贷”，这符合贷款性质的总体变化，这种变化使我们有了全新的主题，可将商品的生产成本分为各种不同因素进行分析和分类。再如，把劳动分为技术劳动和非特殊技能的劳动的一般方法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租金”这个术语的含义范围在某些方面正在扩大，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正在缩小，等等。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常常记住我们所用的术语的历史。因为，首先，这种历史本身就很重要，而且还间接地说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其次，即使我们研究经济学的唯一目的是要获得能指导我们达到目前实际目的的知识，我们也仍然应该尽量使我们的术语的用法符合过去的传统，以便迅速了解前人的经验所提供的间接暗示以及细致温和的告诫，并以作为指导。

§3.经济学必须遵循日常生活的实践
我们的工作很艰难。的确，在自然科学中，每当我们看到一群事物具有某类共同特性并将它们放在一起说时，我们就可将这些东西归入一类，并专门起个名；而且，每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时，我们马上就会创造一个新的术语来代表它。但是，经济学却不敢这样做。经济学理论必须用大众能明白的语言来表达；所以，经济学必须力求使自己与日常生活中惯用的术语相符合，而且必须尽可能像平常那样来使用这些术语。

在普通用法中，几乎每个字都有许多不同的含义，所以必须根据上下文来解释。正如巴格特指出的那样，即便最注重形式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他们就没有足够的词汇任意使用。但不幸的是，他们并不总能承认自己用词很随便，有时甚至他们自己也不觉得用词很随便。他们开始说明经济学时所用的大胆而严格的定义，诱使读者感到安心。因为他们并没有告诫读者必须常常从上下文中寻找特殊的解释语句，读者从作品中就不能领会作者的原意，也许还会对作者产生误解从而导致错怪他们自己[3]
。

另外，经济学术语表明的主要区别大多数不是种类上的差别，而是程度上的差别。初看上去，这些区别似乎是种类上的差别，而且能被清楚地划出明显的轮廓，但是在比较仔细地研究之后表明，那种连续性并没有真正间断过。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经济学并没有进步到发现任何新的真正的种类上的差别，经济学只是不断将表面上的种类差别分解为程度差别。在大自然中，在那些原本并没有用分界线来划出差别的事物之间，要想划出明显而严格的分界线，就会产生弊端，我们将会遇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4.有必要清楚地说明概念，但没有必要硬使用术语
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分析所要研究的各种事物的真正特性。这样，我们将会发现，每个术语的某种用法都比别的用法显然更有理由称之为主要用法，因为它代表的那种特性比其他任何符合日常用法的特性都更适合于近代科学的目的。当上下文没有说明或暗示相反的意思时，这种用法就可作为这个术语的意思，如果这个术语要用作别的意思——不论是较广的还是较窄的意思，都必须说明这种改变。

即使在最谨慎的思想家当中，对于至少是应当划出某些分界线的正确地方，也常有不同的意见分歧。这种有争论的问题，一般必须根据实际方便的程度来判断和解决，而这种判断不能常由科学的推论来建立或推翻，必须保留可争论的余地。但是，分析本身却没有这种余地：如果两个人对分析有不同的意见，那么他们两人不能都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期望经济学的进步将逐渐把这种分析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4]
。

[1]
见约翰·穆勒：《逻辑体系》，第四篇第7章中的第2节。

[2]
见达尔文：《物种起源》，第14章。

[3]
我们应当“更多地写得像在日常生活中谈话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上下文是一种没有明确表达的‘解释语句’；只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学里，我们要说到的东西比在日常谈话中更难，如果有所改变必须更谨慎小心，多加告诫；有时对书中某一页或某项讨论，我们必须写出‘解释语句’，以防出现错误。我知道这项工作非常困难而且棘手，我之所以必须为这项工作辩护，就是因为实际上它比对固定不变的定义争论的办法更为可靠。任何人要想以少数具有固定含义的词语来表达更为复杂事物的各种意思，都会感到其文体会变得累赘而不正确，他必须使用冗长的迁回语来表达平常的思想，而结果还是没有做对，因为他有一半时间要回到那些最适合目前情况的意思上去，而这些意思有时是这样，有时是那样，几乎总是与他的‘固定不变’的词义不同。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应当学会随时改变自己的定义，正如在不同的问题中，我们说‘设X、Y、Z等于’有时这个，有时那个一样；这实在是最明白而又最有效的作家采用的办法，虽然他们常常不承认这一点”。（引自巴格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条件》，第78～79页）；凯恩斯也反对“一种定义所涉及的属性不该允许假设有程度上的差别”，并辩解说“允许程度上的差别是一切自然事实的特性”（见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方法》，第6讲）。

[4]
当我们要缩小一个术语的意思时（用逻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增大其内涵，以缩小其外延），通常加上一个限制性形容词就够了，但是对于术语意思的相反改变却不能这样简单行事。关于定义的争论常常是这样：甲与乙是许多事物的共同特性，这些事物中有许多还有特性丙，又有许多有特性丁，而有些则兼有丙和丁两种特性。那么，就可以这样辩解说：总体上最好对术语下这样一个定义，以包括一切有甲和乙两种特性的事物在内，或只包括那些有甲、乙、丙或甲、乙、丁或甲、乙、丙、丁各种特性的事物。对这些不同途径，必须出于实际和方便的考虑来决定，但这种决定远不及对甲、乙、丙、丁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仔细研究来得重要。但不幸的是，在英国经济学中，这种研究占据的地位比对定义的争论要小得多。诚然，这种争论有时也能间接地导致科学真理的发现，但却总是采取迁回的道路，而且浪费了许多时间和劳动。

第2章　财　富

§1.财物一词的专门用法。物质商品。私人财物。外在的财物和内在的财物。可转让的财物和不可转让的财物。自由财物。可交换的财物
所有财富都是由人们要得到的东西构成的，是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但并非所有要得到的东西都能算作财富。例如，朋友的友情，它是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除了在诗歌中的特殊用法之外，友情并不能算作财富。那么，让我们先对人们要得到的东西进行分类，然后再考虑其中哪些应当算作构成财富的因素。

因为缺少一个简短的通用术语作代表，我们就用财物这个术语来代表所有人们要得到的东西，即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人们要得到的东西（或者说财物）分物质财物、个人财物和非物质财物。物质财物
包括有用的有形东西，以及保证有或使用这些东西或从中获利或等到将来再获得它们的一切权利。这样，物质财物就包括大自然的物质给予，如土地和水、空气和气候；农产品、矿产品、渔产品和工业产品；建筑物、机械和工具；抵押品和其他债券；公营和私营公司的股票、各种垄断权；专利权和版权；交通权和其他使用权。最后，旅行的机会、参观优美风景和博物馆的机会，等等，都体现着外在的物质便利条件，虽然欣赏风景和艺术品的能力属于内在的及个人的财物。

人的非物质
财物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他自己的特点和活动及享乐的才能构成的，例如人的经营能力、专门技能或从阅读及音乐中得到娱乐的能力，都属于这一类。这一切都在人体之内，所以称为内在的
财物；第二类称为外在的
财物，因为这类财物是由对人有利的与别人的关系构成的。例如，过去统治阶级经常向农奴和其他下属索取的各种劳役和个人服务，就属于这一类。但是，这些现在已经消失了，现在这种有利于所有者的关系的主要例子，就是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信誉和商业关系[1]
。

财物还可分为可转让的
和不可转让的
。属于后一类的财物是一个人的品性及活动和享乐的能力（就是他的内在财物），还有他的商业关系中依靠其个人信用而不能转让的部分，也就是他的有价值的信誉的一部分，也属于这一类；另外，气候、阳光、空气的好处，公民的权力和使用公共财产的权利和机会，也都属于这一类[2]
。

另一种排列更方便某些目的：

无偿的财物
。凡是不被个人独占，而由大自然供给，且并不需要人类付出努力的财物，都属于这一类。原始状态的土地是大自然给予的，但在固定的地方，从个人观点来看，它就不是无偿的财物了。在巴西的有些森林里，木材仍然是无偿的财物。海里的鱼通常是无偿的财物，但有些海上渔场受到严格保护，专供某一国家的人民使用，这些渔场就可列入国家财产一类。人工培养的牡蛎繁殖场，从任何意义上讲，它都不是无偿的财物，即使是私有财产，从国家角度来讲，也仍然是无偿的财物。但是，国家既然已准许将其所有权归于个人，所以，从个人角度来看，就不是无偿的财物了；在河里捕鱼的个人权利也是如此。但是，在无偿的土地上所种的小麦和从无偿的渔场里捕来的鱼，都不是无偿的财物，因为它们是经过劳动而得到的。

§2.一个人的财富是由他的外在的财物中的那些能用货币衡量
的东西构成的
现在我们来说说一个人的财物中哪些种类可算作是他的一部分财富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意见不统一，但是，权衡一下，很显然以下答案似乎恰当且具有权威性。

当我们只说到一个人的财富，而在上下文中没有任何解释语句时，就是指他所拥有的两种财物：

第一种财物是私有财产权（根据法律或风俗）规定他所有的那些物质财物，它们是可以转让和交换的。要记住，这些财物不但包括像土地和房屋、家具和机器以及其他可以单独私有的有形物质，而且还包括公营公司的股票、债券、抵押品以及其他可持有的、向别人索取货币或财物的契约。当然，另一方面，他欠别人的债务可被看做是负财富，必须从他的财产总数中扣除，然后才能知道他的净财富。

服务及其他随生随灭的财物当然不属于财富储量的一部分[3]
。

第二种财物是属于他所有的但又在他身外存在的，而且是直接作为使他能够获得物质财物的手段的那些非物质财物。这样，这种财物就不包括他自己的一切个人品性和才能，即使是他谋生的才能也不包括在内，因为这些都是内在的财物。这种财物也不包括他的个人友谊在内，但前提条件是这种友谊没有直接的商业价值。可是，这种财物包括他的商业和职业上的联系、他的企业组织以及——如果这种事情还存在的话——他的奴隶所有权、劳役所有权，等等。

财富术语的这种使用方法是符合日常生活的用法的。同时还包括那些——而且只是那些——显然属于经济学范围（如第一篇中说明的范围）之内的财物。所以这种财物可以被称之为经济财物。因为它包括一切外在的东西，这些东西（1）属于某一个人所有，而不是同样地属于他的邻居，因而显然是他的东西；（2）是直接能用货币衡量的东西——这种衡量一方面代表生产这些东西所付出的努力及作出的牺牲；另一方面代表他们所满足的欲望[4]
。

§3.但是，有时广泛使用财富这个术语似包括一切个人财富在
内更为妥当
为了某些目的，我们的确可以更广泛地看待财富。不过，我们必须借助于一些特殊的解释语句，以免产生混淆。例如，木匠的技能是使他能满足别人的物质需求，因而能间接地满足他自己的需求的一种直接手段，就像他工具篮中的工具一样。如果有一个术语将这种技能包含在财富更广义的用法当中，也许就方便了。依照亚当·斯密所说的和大多数欧洲大陆经济学家所遵循的方针，我们将个人财富
解释为：包括一切直接有助于人们获得工业效率的精力、才能和习惯在内的东西；另外，我们前面已算作是狭义的财富的一部分的各种商业联系和组织，也可列入个人财富之列。工业才能被看做是经济的另一原因是，这种才能的价值通常可以加以间接的衡量[5]
。

称这种才能为财富是否值得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方便与否的问题，虽然对于这个问题有过很多讨论，且好像它是一个原则性的向题。

我们如果要把一个人的产业才能包括在内而单独使用“财富”这个术语，当然就会造成混淆。“财富”一词应当只指外在的财富而言。但是，有时使用“物质的与个人的财富”这个词语，似乎不会有多大害处，而且还会有一些好处。

§4.共同财富中个人应得的部分
不过，我们仍然得考虑一个人与其邻居共有的物质财富；因此，当将他的财富与邻居的财富进行比较时，就不必提起这种财富了，虽然为了某些目的，尤其是为了比较遥远的地方或遥远的时代之间的经济状况，考虑这种共有的物质财富也许更重要。

这些共有的财物是由一个人在某时住在某地并且作为某个国家或社团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利益构成的，包括民事的和军事的安全、使用各种公共财产和像道路、煤气、照明等设施的权利和机会，以及法律保护和免费教育的权利。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各自都有许多不用花任何代价的利益，这是对方所得不到的或是花了很大代价才能得到的。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一个人住的地方如果有较好的气候、道路、用水和更卫生的下水道，并有较好的报纸、书籍和娱乐及教育的场所，那么，从最广义的财富来讲，他就比别人享有更多的真正财富。在寒冷气候中出现的房屋、食物和衣着不足的情况，在温暖气候中也许就充足了；但在另一方面，炎热的气候虽然可以减少人们的物质需要，虽然使人们只要有少许物质财富的供给就会富足，但却使他们获得财富的精力衰弱了。

这些东西当中有许多是集体财物，就是说不是私人所有的财物。这样，就使我们可以从与个人角度相反的社会角度来研究财富。

§5.国家的财富。世界的财富。财富所有权的法律根据
因此，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当我们估计构成一国财富中的个人财富时，那些通常被忽略的国家财富因素。这些财富最明显的形态就是各种物质财产，如道路和运河、建筑物和公园、煤气厂和自来水厂；不过，不幸的是，其中有许多不是用公共储蓄来建设的，而是通过公共借款来建设的，因而，计算这种财富时就要扣除大宗债务中的巨大“负”财富。

不过，泰晤士河为英国增加的财富，大于英国所有的运河，甚至大于英国所有的铁路。虽然泰晤士河是大自然给予的（那经过改善的航运除外），而运河是人工开凿的，但为了许多目的，我们应当将泰晤士河算作是英国财富的一部分。

德国经济学家往往强调国家财富中的非物质因素，在关于国家财富的有些问题上这样做是对的，但却不能在一切问题上都这样做。的确，不管是在哪里发现的科学知识，很快就会变成整个文明世界的财产，并且可以被认为是世界财富，而不专门是某一国的财富。机械发明和其他许多生产方法的改进都是这样，音乐也是这样。不过，那种因翻译不当而失去色彩的文学作品，从特殊意义上讲可以被看做是用本国文字写成的国家的财富。为了某些目的，一个自由的和有条不紊的国家组织可以被看做是国家财富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国家财富包括个人财产和国民的共同财产在内。在估计国民的个人财产的总和时，我们可略去一国国民相互之间的一切债务和其他义务，这样可省掉些麻烦。例如，英国的国债以及英国铁路的债券，只要是在国内为国民所持有的，我们就可以采用简单的方法，只计算铁路本身是国家财富的一部分，而不计算铁路和政府的债券。但是，我们仍要减去外国人持有的英国政府或英国个人所发行的债券等；英国人持有的外国债券则要加进去[6]
。

世界财富不同于国家财富，就像国家财富不等同于个人财富一样。在计算世界财富时，为了方便起见，一国人民与别国人民之间的债务可以从收支双方中略去。另外，正如河流是国家财富的重要因素一样，海洋是世界最有价值的财产之一。世界财富的概念的确只不过是将国家财富的概念扩大到整个地球上而已。

财富的个人和国家所有权是以国内和国际法律为根据的，或者至少是以具有法律效果的风俗为根据的。所以，要研究任何时点的经济情况，就需要研究法律和风俗；经济学大大得力于从事这种研究的那些学者。但是，经济学的范围已经很广了，而财产概念的历史和法律根据是个很大的课题，最好能在另外不同的书中进行讨论。

§6.价值。暂时用价格来代表一般购买力
价值的概念与财富的概念密切相关。关于价值在这里可以略为说一下。亚当·斯密说：“价值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有时表示某种特殊物品的效用，有时则表示占有这一物品所显示的购买他物的能力。”但是，经验表明，将价值这个词用作前一种意思是不妥的。

一个东西的价值，即在任何地点和时间用另一物来表现的交换价值，就是在当时当地能够得到的并能与第一样东西交换的第二样东西的数量。因此，价值这个术语是相对的，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上的两样东西之间的交换关系。

文明国家通常采用黄金或白银作为货币，或者二者兼用。我们不是用铅、锡、木材、谷物和其他东西来互相表示价值，而是首先用货币来表示它们的价值，并称这样表示的每样东西的价值为价格。如果我们知道，1吨铅在任何地点和时间都可换15镑，而1吨锡可换90镑，我们就说当时当地它们的价格各为15镑和90镑。而且我们知道，如果用铅来表示，当时当地1吨锡的价值就等于6吨铅。

每样东西的价格随时随地都有涨有落。就这样东西而论，每当出现这种价格变化，货币购买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果货币购买力相对某些东西而言提高了，而同时对同样重要的东西而言又有同等程度的下降，那么，它的一般购买力（或是人们购买一般物品的能力）保持不变。这句话包含一些难题在内，我们以后必须研究。但是，同时我们可按照普通的含义来理解这句话，那么就很清楚了：在本书中我们可以始终忽略不计货币一般购买力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样，可以将任何东西的价格视为代表它相对一般物品的交换价值。或换句话说，代表它的一般购买力[7]
。

但是，如果创造发明大大增加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控制能力，那么，为了某些目的，用劳动来衡量货币的实际价值比用商品衡量好。然而，这种困难不会对我们在本书中的工作有很大影响，因为本书只不过是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而已。

[1]
因为，赫尔曼在他对财富的精练分析中是这样开始的：“有些财物对于个人而言是内在的，但也有些是外在的。内在的财物是天生的、存在于人本身之内的财物，或是人以自己的自由活动培养的自身财物，如体力、健康、学识等。凡是外界提供的以满足个人欲望的东西，对个人而言都是外在的财物。”

[2]
上述财物分类可表达为如此。

[3]
一家贸易公司的股份价值中，由主持业务的个人的声誉和关系而产生的那一部分价值，应当作为外在的个人财物列入第二种，但这一点没有多大的实际重要性。

[4]
这并不暗示着，如果可转让的财物所有者卖去了这些财物，便常常可以获得对他来说更值的全部货币价值。例如，一件很合身的衣服，也许是值一个高价裁缝向买这件衣服的人所要的价格的，因为他需要这件衣服，如果出较低的价格的话，他就得不到它；同样，如果买主只出一半价格，裁缝就不会卖。成功的金融家花了5万镑造一所房子和花园，以适合自己的特殊爱好。从一种观点来看，在他的财产目录中按照原来造价计算房屋和花园的价值是对的，但是，如果他的生意失败了，在他的债权人眼中，房屋和花园绝不会值那个价钱。

同样，从同一种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把律师或医生、商人或制造商的商业关系算作是与他的收入——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他就会失去的收入——完全相等的收入；可是我们必须知道，商业关系的交换价值，就是卖去它时他所能得到的价值，但却比那个收入小得多了。

[5]
17世纪时，达文南说：“人的身体无疑是一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财富。”每当政治发展的倾向使人们渴望人口迅速增长时，这类话就很常见了。

[6]
一个企业的价值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它所拥有的垄断权。这或者是凭专利权而获得的完全垄断，或是因它的货物比其他同样良好的货物更出名的缘故而获得的部分垄断；如果是这种情况，这种商业就不会增加国家的真正财富。如果打破垄断，由于它的价值的消失而造成国民财富的减少通常会得到补偿并且还有余。这在部分上是因为竞争者的商业价值增大了，或是部分上是因为代表社会中其他人财富的货币购买力增大了。（然而，我们还要知道，在某些例外情况下，一种商品的价值会因其生产获得垄断而降低，不过这种情况是很少的，现在可以不必管它。）

另外，商业关系和信誉能增加国民财富，只要它们能使买主和以一定价格最充分满足买主的真正愿望的那些生产者产生关系，或换句话说，只要它们能使整个社会都努力满足整个社会的愿望。然而，当我们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估计国家财富作为个人财富的总和时，我们必须根据这些商业的全部价值来计算，即使这个价值在部分上是由不用作公共利益的垄断构成的。因为，这些商业对与其竞争的生产者所造成的损害，在计算那些生产者的商业价值时，已考虑到了；同时，由于产品价格的提高，这些商品对购买它们的消费者所造成的损害，在计算消费者的财产购买力时（就这种特殊商品而言），也考虑到了。

关于这种情况的一个特殊事例就是信贷组织。它增大一国的生产效率，从而就能增加国家财富。而获得信用贷款的能力是每个商人的宝贵资产。然而，如果有任何意外事件使他的生意倒闭，国家的财富受到的损害就要小于这种资产的全部价值，因为他本来要做的生意，现在至少有一部分会由别人去做，而别人至少也可借助于他原本要借进的资本的一部分。

关于货币被算做什么程度的国家财富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也有类似的困难。但要彻底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就要预先知道许多关于货币的理论。

[7]
正如考恩特指出的（见他著的《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第2章），假定存在一定的可以衡量购买力的标准，会令我们感到很方便，正像天文学家假定有一个“正中的太阳”以一定的间隔时间越过子午线一样，因此时钟就能与这个太阳同时并进。其实，真正的太阳越过子午线时，有时是在时钟所指的正午之前，而有时则在这之后。

第3章　生产　消费　劳动　必需品

§1.人类所能生产和消费的只是效用，而不是物质本身
人类不能创造有形物质。诚然，在精神和道德领域里，人是可以产生新思想的。但是，当我们说人生产有形物质时，其实他只是生产出物质的效用而已，换句话说，他的努力和牺牲的结果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形态或排列组合，使物质更能适合满足需求。在自然界中，人所能做的只是整理物质，使物质更有用（如用木料做成一张桌子），或是设法使物质能被大自然变得更有用（像将种子播种在能借大自然的力量而生长的地方）[1]
。

我们有时说商人是不生产商品的。制造家具的木匠生产了家具，而家具商只是出售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而已。但是，这种区别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他们生产的都是物质的效用，做不出更多的事。家具商人移动并重新整理物质，使家具比以前更有用，而木匠所做的也只不过如此。在地上搬运煤的船员和铁路工人也是生产煤的，正如在地下采煤的矿工一样；鱼贩帮助把鱼从需求不大的地方运到有较大需求的地方，而渔夫所做的也不过如此。的确，商人的数目往往多出需要，而一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一种浪费。但是，如果一个人就能胜任的犁地劳动却用两个人去做，也是一种浪费。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有参加劳动的人都在生产，虽然他们也许生产出很少的东西。有些学者重复了中世纪对贸易的攻击，理由就是贸易是不生产的。但是，他们搞错了目标。他们应当攻击的是不完善的贸易组织，尤其是零售贸易组织[2]
。

消费
可以被看做是负生产，正如人所能生产的只是物质的效用一样，人所能消费的也只是物质的效用而已。人能生产各种服务及其他非物质产品，也能消费它们。但是，正像人生产物质产品其实不过是重新整理物质、使物质具有新的作用一样，人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也只不过是打乱物质排列顺序，减少或破坏其作用而已。的确，往往当我们说到一个人消费物质时，他只不过是持有这些物质以供自己使用而已。同时，正如西尼尔所说，这些物质“是被我们统称为时间的那些诸多力量逐渐破坏掉了”[3]
。正像小麦的“生产者”是把种子播撒在自然力将使其生长的地方的人一样，图画、帘子甚至一幢房屋或一艘快艇的“消费者”所做的，也只是一点一点地把它们消磨掉；不过，他是通过时间的流逝来使用它们的。

还有一种区别一直挺突出，但现在很模糊，而且恐怕没有多大实际用处。这种区别一方面指的是消费者财物
（也称消费财物
或一级财物
），如食物、衣服等，都是直接满足需求的东西，与另一方面的生产者财物
（也称为生产财物、工具
或中间财物
），如耕犁、织机和原棉等，可以靠促进一级财物的生产而间接地满足需求的财物之间的区别[4]
。

§2.生产这个词易于引起误解，通常应当避免使用或加以解释
一切劳动的目的都是为产生某种结果。因为，虽然有些努力只是为努力而付出努力，就像为娱乐而进行的一种竞赛一样，但这些努力却不能算作是劳动。我们可以对劳动
下这样的定义：劳动是一切头脑或身体付出的努力，部分上或全部都以获得某种好处为目的，而不是以直接从这种努力中获得某种好处为目的[5]
。

如果我们必须重新开始的话，除了那种不能有助于所要达到的目的，因而生产不出任何物质效用的劳动之外，我们最好将一切劳动都看做是具有生产性的。但是，在“生产的”这个词的含义所经历的许多变化当中，其含义尤其与积蓄起来的财富有关，而比较忽视眼前的和暂时的享乐，有时甚至还不包括这种享乐在内[6]
。一种几乎是牢不可破的传统迫使我们将这个词的中心意思看做是对将来的而不是对现在的需求的满足。的确，一切有益的享乐，不论是否奢侈，都是集体的和私人活动的正当目的；而且，奢侈的享乐的确为努力提供了动力，并在许多方面敦促了进步。但是，如果对产业的效率和精力没有影响的话，那么就放弃获得暂时奢侈的愿望，首先致力于获得那些比较坚固而且持久的资源，这些资源将有助于产业的将来运行并将从各个方面使生活更丰富，这样，通常就可增进一个国家的真正利益。这种思想似乎在经济理论的所有阶段中都存在，而且不同的学者对这种思想都作出了各种固定不变的区别，根据这种区别划分出某些行业是生产性的，而某些行业是非生产性的。

例如，即使是近代的许多学者也墨守亚当·斯密的方法，将家庭仆人的劳动归入非生产性一类。毫无疑问，许多大家庭仆人过多，他们的一些精力如果用到别的地方，也许会对社会有利。但是，那些以蒸馏法提取威士忌酒为生的人大多数也是这样，但却从来没有哪个经济学家建议称他们为不生产的人。为一个家庭提供面包的烤面包师的工作，与烧马铃薯的厨师的工作在性质上并无区别。这个烤面包师如果是个糖果商，或者是个上等的烤面包师，那么他花在非生产性的劳动上，即根据一般意思花在供给不必要享乐的劳动上的时间，恐怕与家庭厨师所花的时间至少一样多。

每当我们单独使用“生产性的”这个词时，就知道它是指为生产资料的生产而生产，它是持续享乐的。但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术语，在需要准确用法的地方，不应当使用这个词[7]
。

我们如果要把这个词用作不同的意义，就必须加以说明，例如，我们可以把劳动说成是生产必需品
，等等。

生产性消费
当做一个术语用时，通常解释为使用财富以生产更多的财富的意思。它应当包括的并不是生产工人的所有消费，而是维持他们的效率所必需的那种消费。在研究物质财富的积累时，这个术语也许有用。但它容易令人误解。因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一切有益的消费都产生利益，而其中有许多最有价值的利益却并不直接有助于物质财富的生产[8]
。

§3.维持生活的必需品与维持效率的必需品
这样就使我们来考虑必需品一词。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之间的区别很简单：第一类包括一切为满足必须满足的欲望所必需的东西；后两类包括的是满足不像第一类那样迫切的欲望的东西。但这里又有一种麻烦而模糊的意思。当我们说到一种欲望必须得到满足时，如果得不到满足的话，我们会想象出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种结果是不是包括死亡在内？还是这种结果只是导致力量和精力衰竭？换言之，必需品究竟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还是维持效率所必需的东西呢？

必需品
这个词像生产性
这个词一样过于简略，它所指的东西要由读者自己加上去；这种暗指的东西既然有所不同，读者就往往会加上一个不合作者原意的意思，因而误会了作者的用意。在这里正像以上情况一样，在每个关键地方都要清楚地说明要使读者了解的东西，这样才能消除造成混淆的主要因素。

必需品这
个词的比较旧的用法只限于指大体上足以使劳动者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的那些东西。亚当·斯密和他的一些比较谨慎的追随者的确看到了舒适和“高雅情趣”的标准有所不同。而且他们认识到气候的不同、风俗的不同使得有些东西在有些情况下是必需的，而在别的情况下则是多余的[9]
。但是，亚当·斯密受到重农学派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是以18世纪法国人民的情况为根据的，那时大多数法国人除了仅仅知道生存所必需的东西之外，就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必需品了。然而，在比较幸福的时代，我们更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明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对于每一种产业，有一种规定多少比较明确的收入，这个收入是仅仅维持这一产业中的人员的生活所必需的。同时，还有一种较大的收入，这是维持这些产业的充分效率所必需的[10]
。

任何产业阶层的劳动者，如果能够十分明智地花工资的话，那他们的工资也许就会足够维持较高的效率，这样说也许是对的。但是，对必需品的每一种估计都必须与一定的地点和时间联系起来，除非有意思相反的特别解释语句，否则我们就可以假定他们花工资所表现出的明智、远见以及无私的程度，恰恰与所说的任何产业阶层的普遍的实际情况一样。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说，任何产业阶层的收入都是在其必需的水平以下，劳动者收入的增加经过相当的时间会使他们的效率有超比例的提高。改变习惯也许可以节省消费，但节省必需品却是浪费[11]
。

§4.当任何人消费的东西少于维持效率所严格必需的时候，就有了损失。习惯上的必需品
当我们研究有效率的劳动供给的原因时，必须详细研究维持各种工人效率的必需品。但是，我们如果在这里考虑一下，什么是维持这一代中英国的普通农业劳动者或城镇非技术工人及其家庭的效率的必需品，就可以使我们的观念明确。可以说这些必需品是由以下东西构成的：一所有几个房间和良好下水道的住宅；温暖的衣着以及一些更换用的内衣；干净的水；供给丰足的谷类食物、适量的肉类、牛奶以及少量的茶，等等；必要的教育和娱乐；一个家庭中作为妻子的可以不做其他工作，而能有充分的自由尽她做母亲以及料理家务的职责。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非技术工人的效率就会受到损害，正像一匹马饲养不良或一架蒸汽机没有供给充足的煤一样。达到这种程度的一切消费都是不折不扣的生产性消费：这种消费的任何节省都不是节约，而是浪费。

此外，烟酒的消费以及对时髦服装的追求，也许在许多地方都成了习惯了，因此它们可以说是习惯上的必需品。因为，为了得到这些东西，普通的男女将要牺牲一些维持效率所必需的东西。因此，他们的工资就要少于维持效率所必需的数目，除非他们的工资不但可以满足绝对必需品的消费，而且还包括一定数量的习惯上的必需品在内[12]
。

生产工人的习惯上的必需品的消费，通常列入生产消费一类，但严格说来，不应列入这类消费；在文章的关键地方，应当加上特殊的解释来说明习惯上的必需品是否包括在内。然而，我们还应注意，许多被恰当地称为多余的奢侈品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必需品。这种程度是奢侈品在被生产者消费时也应当是生产性的[13]
。

[1]
培根在其著的《新工具》第4章中说：“人类在进行工作时只能归拢或分开自然物，其余的一切都要在自然物内进行。”（这句话是博纳在《哲学与政治经济》第249页引用的。）

[2]
从狭义上来说，生产改变了产品的形态和性质，贸易和运输改变了产品的外部关系。

[3]
参阅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第54页。他喜欢用“使用”这个动词来代替“消费”这个动词。

[4]
这样，在消费者家中，要做蛋糕的面粉就被有些人当做是消费者财物；而如果在糖果商手中，不但是面粉，就是蛋糕本身也被当做是生产者财物。卡尔·门格尔说（见他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第1章第2节），面包属于一级财物，面粉属于二级财物，磨粉机属于三级财物，等等。如果一辆火车载有游客，还有若干罐装饼干以及磨粉机器和用来制造磨粉机的机器，那么，这辆火车就似乎同时是一级、二级、三级与四级财物。

[5]
这是杰文斯的定义（见他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5章），不过他只包括痛苦的努力在内。但他自己又指出懒惰往往是如何痛苦。如果人们只考虑从工作中直接获得愉快的话，那么大多数人都会多做一点工作；但是，在健全的状态下，在大部分工作中——即使是被雇用的工作——愉快仍胜于痛苦。当然，这个定义有伸缩性：一个农业劳动者晚上在自己园子里劳动时，主要想的是他的劳动成果；一个技术工人在工厂里坐着操作一天后，回到家里再到园子里干活也绝对会获得一种喜悦，但他也很在乎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同样在园中干活的富人，虽然做得好时也许自鸣得意，但却很可能不会太在乎他由此得到金钱方面的节省。

[6]
重商主义者认为贵重金属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值得称作财富，这在部分上是因为贵金属不会损坏，他们将一切不是用来生产可以输出的货物以换取金银的劳动都看做是不生产的或“徒劳无益的”。重农主义者认为一切劳动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劳动所消费的价值与生产的价值相等。他们都将农民看做是唯一生产的劳动者，因为只有他的劳动（照他们所想）才增大了积蓄起来的财富的纯剩余。亚当·斯密调和了重农主义的定义，但他仍然认为农业劳动比其他劳动更具生产性。他的追随者摒弃了这种区别，虽然在细节问题上还有许多不同意见，但他们一般仍然坚持这样的概念：生产性劳动总会增加积蓄起来的财富。这个概念在《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较著名的一章中是暗示出来的，而不是明说的，这一章的名称是《论资本的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参照特威斯：《政治经济学的进步》第6节，以及穆勒的论文和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于生产性这个词的讨论。）

[7]
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必需品，但不包括暂时性的奢侈品。因此制冰者被列入非生产性一类，不论他是为糕点厨师工作还是在乡村住宅中做私人雇工。但从事建造一所剧院的瓦工被列入生产性的一类。毫无疑问，永久性的和暂时性的享乐源泉的区别是模糊而且不切实际的。但是，这种困难存在于事物的性质中，不是用任何文字的方法所能完全避免的。我们可以说高个子比矮个子多，而不能断定是否五尺九寸以上的人都列入高个子行列，或只是五尺十寸以上的人才算是高个子。我们可以说生产性劳动是以牺牲非生产性劳动而得到增加的，但不能在它们之间确定任何严格的因而也是武断的分界线。如果为了任何特殊目的需要划出分界线，那么必须清楚地划出来。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很少或从不会发生。

[8]
在使用生产性这个词上的一切区别都很空洞，并且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现在说明这些区别似乎不值得，但它们却有悠久的历史。让这些区别逐渐消失，而不是突然将它们摒弃掉，这恐怕比较好。在本来没有真正中断的地方，却要划出一条固定不变的分界线，这虽然比有时对生产性的这个词所下的严格定义造成的弊端更大，但也许从来都不会比这些定义还能导致更离奇的结果。例如，有些定义导致这样的结论：歌剧院中的歌唱者是非生产性的，而歌剧票的印刷者却是生产性的；同时，剧院中的引座员属于非生产性，除非他碰巧出售节目单，那么他就是生产性的。西尼尔指出：“我们不说一个厨师‘制作’烤肉，而是说他‘烹饪’烤肉；但我们说他‘制作’布丁……我们说一个裁缝用布‘制作’一件衣服，我们不说一个染匠将没染的布　‘制成’ 已染的布。染匠所造成的变化也许大于裁缝所造成的变化，但是布经过裁缝之手改变了名称，而经过染匠的手却没有改变名称：染匠没有制造一个新的名称，因此就没有生产一样新东西。”（见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第51～52页。）

[9]
参照卡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474页；它使我注意到亚当·斯密的意见：惯常的高雅情趣实在也是必需的东西。

[10]
因此，在近百年中，英国南部的人口增加得相当快，这还尚未将移民计算在内。但是，从前与英国北部一样高的劳动效率现在却低于北部了，因此，南部的低工资劳动往往比北部的高工资劳动还要昂贵。这样，除非我们知道必需品这个词的使用是指这两种意义中的哪一种，否则，我们就不能说南部的劳动者是否已经获得了必需品。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南部的最强壮的劳动者不断北移，因为那里具有较大的经济自由以及提高地位的希望，北部劳动者的精力更充沛了。参看麦克1891年2月发表在《慈善机关杂志》上的文章。

[11]
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就必须考虑这样的事实：他对社会所做的工作的真正价值，与他由此而得到的收入之间，恐怕不会像任何产业阶层中一个平常人的工作价值与收入之间那样相符合。而且我们应当说，他的一切消费都绝对具有生产性，这是必需的。因为只要他的消费减少一点，他的效率就会减少，而对于他或世界上其余的人来说，减少的这一部分效率要比他从消费中所节省的具有更大的实际价值。一个像牛顿或瓦特那样的人，如果加倍其个人费用而能增加他1％的效率的话，那么他的消费的增加就真正具有生产性。我们以后将知道，这样的情况与用高昂的地租租下的肥沃土地要多花一些费用是相似的：虽然他的报酬在比例上比以前所得的报酬少些，但仍会有利。

[12]
参照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年版），第2篇中的第21章关于“物质必需品与政治必需品”的区别。

[13]
这样，在3月里，一盘可能要花费10先令的青豆，就是一种多余的奢侈品，但它仍是有益的食物，也许和值3便士的卷心菜的作用一样；或者因为变换了食物花样而无疑有益于健康，甚至作用比卷心菜还大，所以，也许可以将4便士的价值列入必需品一类，而将其余9.8先令的价值列入多余品一类，这种消费中的1/4可以看做是绝对具有生产性的1先令是12便士，10先令共120便士，用值3便士的卷心菜计算，正是一盘青豆价值的1/40。在例外的情况下，例如青豆是给病人吃的时候，那么10先令的全部花费也许很值得，而且重新产生了其自己的价值。

为了明确这个观念，试对必需品进行估计也许是对的，虽然这种估计必然会粗略、杂乱。或者按照现在的价格来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的绝对必需品每星期有15或18先令就够了，习惯上的必需品大约有5先令多一点也够了。对于城镇非技术工人来说，绝对必需品还要多几个先令。住在城市中的技术工人的家庭，绝对必需品也许是25或30先令，而习惯上的必需品是10先令。对于一个不断紧张用脑的人来说，如果是未婚的，绝对必需品也许每年要200或250镑；但如果他有一个要花很多教育费用的家庭，就得是这个数目的2倍以上。他的习惯上的必需品取决于他的职业性质。

第4章　收入　资本

§1.货币收入与营业资本
在原始社会中，每个家庭都差不多自给自足，大部分食物和衣服甚至家具都是自己供给的。家庭收入或进项只有极少一部分是货币的形态；如果想到他们的收入，那么计算他们从烹饪用具上获得的利益，就如同他们从耕犁上得到的利益一样。因此，在他们的资本与包括烹饪用具和耕犁在内的其余积累起来的资产之间，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了[1]
。

但是，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就产生一种强烈倾向，将收入的概念只限于那些货币形态的收入：其中，包括将“实物工资”（如免费使用房屋、煤、煤气和水）作为一部分雇工报酬来代替货币工资。

与收入
这种意义相符合的是，市场用语通常把一个人的资本看做是他的财富中用于获得货币形态的收入的那部分，或者更普遍的说法是，以营业的方法获得收入的那一部分。有时，称这一部分为他的营业资本也许很方便，可以说这种资本是由一个人用于其营业的那些外在的货物构成的，他或是持有这些货物以便出售而换得货币，或是用它们来生产可以出售以换取货币的东西。属于这种资本的显著要素是工厂以及制造商的营业设备，即机器、原料、可供他的雇工使用的食物、衣服和房屋，以及他的营业信誉。

对于一个人所有的东西还要加上那些属于他的权利，以及他由此可获得收入的东西：包括他以抵押或其他方法所放的贷款，以及在近代“金融市场”的复杂形态下他可持有的对资本的所有支配权；另一方面，必须从其资本中减除他所欠的债务。

上述从个人或经营的角度来看待资本的这个定义，牢牢地被确定为日常用法了。在本书中，每当我们讨论有关一般经营问题，特别是有关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的某一类商品的供给问题时，始终都会采用这个定义。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我们将从私人营业的角度来讨论收入和资本，然后再从社会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2.从日常经营的观点来看纯收入、利息和利润的定义。纯利益，经营收入，准地租
一个人如果要营业，就必定要付一定的费用来购买原料、雇用工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真正的收入或纯收入
，是从他的总收入中减去“总收入的生产费用”而得到的[2]
。

一个人所做的任何能使他直接或间接获得货币报酬的事情，都会增大他的名义收入，而他为自己做的事情通常则并不能算作增大他的名义收入。但是，如果是一些琐碎的事情，最好不要加以过问。不过，如果是人们要做时就要付出代价的事情，那么，为了一致起见，就应当加以考虑。因此，一个为自己做衣服的女子，或是一个在自己的园中掘地或修理自己房屋的男子，都在获得收入；正像被雇来的裁缝、园丁或木工做这种工作能获得收入一样。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介绍一个以后会常用的名词。需要使用这个名词，是因为这样的事实：每种职业除了其中必不可免的工作疲劳之外，还有其他的不利因素，而每种职业除了货币工资收入之外，也还有其他利益。一种职业对劳动所提供的真正报酬，必须从他的所有利益的货币价值中减去所有不利的货币价值，才能计算出来，我们可将这种真正的报酬称为职业的纯利益。借款人为了使用贷款——比如说是一年——所付的报酬，表明了这种报酬与贷款的比率，称为利息。这个名词更广义的用法代表了从资本中得到的全部收入的货币等价，通常表明对于贷款的“资本”额的某种百分比。每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我们就不能将资本看做是一般的现有的东西，而必须将它看做是代表一般东西的某种特殊的储备形式，就是货币。这样，可以将100镑以4％的利率贷出，就是每年有4镑的利息。又如，一个人如果用于经营的各种货物的资本额估计共值10镑，假定构成此资本额的货物的总货币价值没有变动，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年400镑就是代表这资本4％利率的利息。然而，除非他期望从这资本所得的全部纯收益会超过按现行利率计算的资本的利息，否则，他恐怕不愿意继续这种经营。这些收益就称为利润。

对于具有一定货币价值的货物的支配权，若能用于任何目的，就常称为“自由”或“流动”资本[3]
。

当一个人从事经营时，他一年里的利润，就是同年中他从经营中所得的收入超过他为经营支出的数目。他现有的设备、材料等的价值在年终和年初的差额，依照价值的增减而成为他的收入或支出的一部分。从利润中减去按现行利率计算的他的资本利息（如有必要，还要减去保险费）之后，所剩下的通常就称为他的企业收入
或经营收入
。一年中他的利润与他的资本的比率，就称为他的利润率。但是，这种说法也像有关利息的说法一样，是假定构成他的资本的种种东西的货币价值已经估定了：而这样估计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当任何一件东西（如一所房屋，一架钢琴，或一架缝纫机）租出去时，所付的报酬常称为租金
。当经济学家从个别商人的角度来考虑收入时，也可遵循这种做法而不会有什么不方便之处。但是，正如现在所要讨论到的，每当从个人的角度转到从全体社会的角度来讨论经营事物时，似乎更方便保留租金这个词，作为代表从大自然的馈赠中所得到的收入。因为这个缘故，在本书中将用准地租
这个名词代表从机器及其他人工生产的工具中获得的收入。这就是说，任何一台机器都可产生一种具有地租性质的收入，而有时也被称为地租
，然而从总体意义上来讲，称它为准地租
似乎更有利。但却不能说机器产生利息，这样说是不妥当的。即使我们使用“利息”这个词，也一定不是与机器本身有关，而是与机器的货币价值有关。例如，一台值100镑的机器所做的工作如果一年净值4镑的话，那么此机器就创造了4镑的准地租，它等于原来成本的4％的利息。但是，如果现在这台机器只值80镑了，那么它就创造机器现在价值的5％的准地租。然而，这一点引起了一些原则性的困难问题，在第5章中再加以讨论。

§3.从私人的角度来看资本分类
我们再来考虑有关资本的一些细节问题。资本被分为消费资本和辅助资本或工具资本
两类。在这两类资本之间虽然不能划出清楚的界线，但我们明白它们的含义是模糊的，那样使用这些名词有时很方便。在需要明确的地方，就应当避免使用这些名词，并应该有明确的详细叙述。我们能从以下近似的定义中，得到这些名词所要表达的一般性区别的概念。

消费资本
是由具有直接满足需求的有形的货物构成的，就是直接维持工人生活的货物，如食物、衣服、房屋等。

辅助资本
或工具资本
之所以有这种名称，是因为它是由在生产上帮助劳动的一切货物构成的。属于这一类的资本有工具、机器、工厂、铁路、码头、船舶等等，还有各种原材料。

但是，一个人的衣服在他的工作中对他当然有所帮助，并且有助于使他保暖；他从自己工厂的劳动保护中所得到的直接利益，与他从自己的房屋的保护中所得到的直接利益一样[4]
。

我们可以遵循穆勒对流动资本
与固定资本
所作的区别，前者“只使用一次，就完成了将它用于生产的全部任务”，而后者“以持久的形态存在着，要经过相应的持久的年限才能还原为资本”[5]
。

§4.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资本和收入
当我们讨论为市场生产商品以及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因时，商人惯常的观点便是经济学家最便于采取的观点。但是，当商人研究支配整个社会的物质福利的原因时，就必须和经济学家一样都必须采取一种更广泛的观点。平常的谈话可以从一种观点转到另一种观点，而不需要对这种转变作出任何正式说明。这是因为，一旦产生误会，就会很快搞明白，只要提出一个问题或主动进行解释便可消除混乱。但是，经济学家却不可冒这种险，他必须说明他的观点或术语用法上的任何改变。如果不加说明地从一种用法转到另一种用法，他的进展也许好像一时平稳，但如果在每一种令人产生疑问的情况下都对每一个术语清楚地加以说明，这样的进步还会更大[6]
。

因此，在本章剩下的部分，就让我们有意识地采取与个人观点相对比的社会观点：让我们研究整个社会的生产，以及可用于一切目的的社会全部纯收入。这就是说，让我们几乎回到原始人的观点，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的生产，以及这些东西的直接用途，而很少关注交换和买卖。

从这个观点来看，收入被看做是包括人类在任何时候——过去和现在——努力尽可能好地利用自然资源，从而获得的一切利益。从彩虹的美丽或者清晨新鲜的空气中所获得的愉快是不算作利益的，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也不是因为把它们计算在内会使估计有失准确性，而只是因为将它们算作利益不会有好的结果，反而会使我们的文句极为冗长，讨论繁琐。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不值得去分别考虑几乎每个人都为自己做的简单事情，如自己穿衣服等等，虽然也有一些人情愿花钱雇别人来做这种事情。所以，不把这种事情算作是利益并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有些喜欢争论的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所花的时间实在是浪费。把它们排除在外只不过是遵照“法律不过问小事情”这句格言罢了。一个开车的人没有注意到路上的积水，因而溅了一个行人一身水，这在法律上并不被认为是加害于人，虽然他的行为与另一个因为同样不小心而造成重大伤害的人的行为毫无原则性的区别。

当一个人现在是为自己劳动时，这种劳动就直接为他产生收入；如果他以这种劳动作为对别人的服务，那他就期待着从中获得某种形式的报酬。同样，他过去制作的或获得的任何有用的东西，或者由原来制作的或获得的人根据现行财产制度遗留给他的任何有用的东西，通常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他的物质利益的源泉。如果他把这种东西用于经营的话，所得的收入通常会表现为货币形式。但是，有时需要收入这个名词有比较广泛的用法，这包括一个人从他的财产所有权中获得的各种利益的全部收入在内，而不论他如何使用财产。例如，这包括使用自己的钢琴所得到的利益，完全等同于一个钢琴商出租一架钢琴可得到的利益。即使在讨论社会问题时，日常生活用语也与收入这个词的广义用法不符合，但习惯上却包括货币收入以外的其他形式的收入。

所得税委员们将房主自己居住的房屋也算作是可征税的收入源泉，虽然这房屋只不过使房主直接获得舒适而已。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出于任何抽象的原理，而是部分上因为房屋实际很重要，部分上因为人们通常是以商业的方式来看待房屋所有权的，并且部分上因为由此产生的实际收入能够易于分开和估计。对于他们的征税条例包含或不包含的东西之间，他们并不要求建立任何绝对的种类区别。

杰文斯从纯粹数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把在消费者手中的一切商品都归入资本一类，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学者却非常巧妙地发展了这种观点，已经将它当做一个重要的原理，这就似乎造成了判断失误。出于比例关系的真正意义，我们不应该不断列举次要的细节问题来加重工作负担。在平常谈话中是不必考虑这些细节问题的，因为叙述它们会违反通常的惯例。

§5.续前
这就使我们必须从研究整个社会的物质福利的观点来考虑资本这个词的用法。亚当·斯密说过，一个人的资本是他期望从他的资产中获得收入的那一部分。
历史上所知道的几乎所有有关资本这个词的每一种用法都多多少少与收入这个词的相同用法有着密切的对应：几乎资本的每一种用法都是指一个人期望从他的资产中获得收入的那一部分。

一般资本
这个名词——即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资本——的最重要的用途，在于研究生产的三个要素土地（即自然要素）、劳动和资本是如何有助于产生国民收入（或以后称为国民总效益）的，以及国民收入如何分配于这三个要素上。这是使得资本和收入这两个词从社会观点和个人观点来看都相互有关的另一原因。

因此，在本书中，对土地之外的一切在平常谈话中能产生算作收入的东西，以及类似的属于公有的东西（如政府工厂等），从社会观点来看都算作资本的一部分。土地这个词用来包括一切产生收入的大自然的馈赠，如矿山、渔场等。这样，资本就包括为经营目的所持有的一切东西在内，不论是机器、原材料，还是制成品、剧院和旅馆、家庭农场和房屋，但使用者所拥有的家具或衣服是不包括在内的。因为人们通常将前者看做是产生收入的东西，而后者却不能，正如所得税税收入员实施的办法所表明的那样。

这个词的这种用法符合经济学家们首先概略地研究社会问题，然后将次要的细节问题留到以后研究的通常做法；也符合经济学家们的另一种通常做法，即把被看做是广义的收入源泉的种种活动——只有这些活动——包括在劳动之内。在计算国民收入时，通常考虑的一切收入的源泉就是劳动和照这样解释的资本和土地[7]
。

§6.续前
可以把社会——一个国家或集团——中的个人收入加在一起来估算社会收入。但是，我们绝不能将同样东西计算两次。如果我们计算了一条毯子的全部价值，那么就已把制造毯子所用的纱线和劳动计算在内了，就绝不能再将这些东西计算进去了。而且，如果这毯子是用上一年库存的羊毛制成的，那么在计算这一年的纯收入时，就必须先将羊毛的价值从毯子的价值中减去；同时，用于制造毯子的机器以及其他设备的损耗也同样要减去。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根据我们最初提出的一般法则，即真正收入或纯收入是从总收入中减去产生总收入的费用而得到的。

但是，这毯子如果是由家里的仆人或蒸汽洗涤厂洗干净了，那么用于洗涤劳动中的价值必须分别计算进去，否则，这种劳动成果就会从构成国家实际收入的那些新生产的商品和便利设施的目录中完全遗漏掉。家庭仆人的工作通常专门被归入“劳动”一类。因为能依据仆人所得的货币和实物报酬的价值来全部估定这种劳动，这里就不逐一列举了。所以，将它包括在社会收入之内不会造成很大的统计困难。然而，在不用仆人的家庭，由家庭妇女及其他人所做的繁重家务如果漏计的话，就会造成前后不一致了。

另外，假设一个每年有1万镑收入的地主以500镑的薪水雇用一个私入秘书，而后者又以50镑的工资雇用一个仆人。如果将这三个人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作为国家纯收入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有些收入似乎要计算两次，而有些则似乎要算三次。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地主把从土地产物中获得的一部分购买力转移给他的秘书，作为他的帮助的报酬；而秘书又把其中的一部分转移给他的仆人，作为对他的帮助的报酬。其价值作为地租归于地主的农产物、地主从秘书工作中得到的帮助、秘书从仆人的工作中得到的帮助，都是国家的真正纯收入的独立部分。所以，1万镑、500镑和50镑这三个不同数量的货币，在我们计算国家收入时，都必须被计算进去。但是，这地主如果每年给他儿子500镑的津贴，那就绝不能算作是独立的收入，因为他并没有做出什么服务就获得了这500镑，这钱也不会被征所得税。

正如一个人从利息或其他方面所得到的纯收入——减去他欠别人的款项之后的数额——是他的收入的一部分一样，一个国家从别国纯收入的货币和其他东西，也是国家收入的一部分。

§7.续前
财富的货币收入或财富的流入是对一国繁荣程度的衡量，这种衡量虽不可靠，但在某些方面比以一国现有财富的货币价值作为衡量标准要更好。

因为，收入主要是由直接产生愉快的商品构成的，而国家财富则绝大部分是由生产资料构成的。生产资料只有在有助于生产供消费用的商品时，才会对国家有所贡献。而且，虽然这不是很重要的一点，但供消费用的商品更便于携带，比用来生产它们的东西都有更为统一的价格，这一点在世界范围内也如此。在曼尼托巴和肯特，每英亩上等土地的价格差别要大于这两地生产的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的差别。

但是，如果我们主要研究一个国家的收入，那么就必须减去收入中的折旧部分。如果一座房屋是用木材建成的，那么从它产生的收入中减去的折旧应是比用石头建造的房屋要更大一些；石建房屋比用同样优良设备的木建房屋，对于一国的真正财富价值更大。又如，一个矿井一段时间内可以产生大宗收入，但几年后也许就开采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此矿井与年收入少得多但却能永远产生收入的田地或渔场等同起来看待。

§8.生产性和预见性在资本的需求和供给上是资本的两个对等的属性
在纯粹抽象的尤其是数学推理上，除了为了某些目的可以从资本中略去固有的“土地”这一点之外，资本和财富
这两个术语几乎必然会作为同义词来用，但是，有这样一种较为清晰的传统的说法：当我们把东西作为生产要素来考虑时，就应当说是资本
；而当我们把东西作为生产的结果、消费的对象以及产生拥有快感的东西来考虑时，我们就应当说是财富
。这样，对资本的主要需求就产生于资本的生产性和它所提供的服务上。例如，这种服务使羊毛的纺织能比用手工来做更容易，或者使水在需要的地方能自由流出，而不必辛苦地用水桶来提送。（虽然资本还有别的用途，但如果将它贷给一个浪费的人时就不能归入这一类。）在另一方面，资本的供给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控制的：为了积累资本，人们必须未雨绸缪，他们必须“等待”并且“节省”，他们必须为将来而牺牲现在。

在本篇开始时我们已经说过，经济学家必须放弃借助于一整套术语的想法，必须依靠限制性修饰语或上下文中其他说明的帮助，然后使用普通的用语，用以表达正确的思想。如果一个词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其用法有多个模糊不清的含义，而他对此词又武断地规定一种固定的准确用法，那么这样他不但会使商人感到迷惑不解，而且还会陷于困境。所以，对像收入和资本这样的术语选择一种正常的用法，必须经过在实际使用中的考验[8]
。

[1]
由于这个以及类似的事实，有些人不但以为近代分析中某些部分不适用于原始社会（这是对的），而且认为这种分析的重要部分无一处可以适用（这就不对了）。这是一个显著表现出种种危险的例子：如果自己甘心于相信文字记载，而不肯做必要的艰苦工作以去发现贯穿于形式变化之中的实质性，就要出现危险了。

[2]
参看1878年英国科学协会委员会关于所得税的一篇报告。

[3]
克拉克教授曾经提出区别纯粹资本与资本货物的建议：前者相当于静止的瀑布，而资本货物则是出入于企业的特殊的东西，像飞泻而下的瀑布中的点滴之水一样。在这里，他当然是把利息看做与纯粹资本有关，而不是与资本货物有关。

[4]
参看本篇第3章第1节。

[5]
亚当·斯密认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取决于这样的问题：货物是否“产生利润而未改变其所有者”。李嘉图认为这种区别应取决于货物是否“慢慢地消费还是需要常常再生产”；但他的确认为这是“一种非本质的区别，而且不能由此正确地划出分界线”。穆勒对这种区别的修正通常为近代经济学家所接受。

[6]
参照本篇第1章第3节。

[7]
出于实际目的，我们不必逐一列举像一个人从早晨刷帽子的劳动中获得利益的那种“收入”一样，我们也不必过问投在他的刷子上的资本因素。但是，在只是抽象的讨论中，是不会出现这种想法的。所以，杰文斯的观点在逻辑上很简明，他认为，在消费者手中的商品都是资本。这对于用数学来解释的经济学说是有利无弊的。

[8]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这种工作的某些部分做一个简短的预测。以后我们将会知道如何需要从资本的使用中体现出总的利益，以及如何从资本的产生中体现出需要付出努力和节省的总资本的数量；而且还会看到，这两个总数是如何趋于平衡的。因此在第五篇第4章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这一章看做是本章的继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一个像鲁滨逊那样的人的眼中，这两个总数会直接平衡；在一个近代商人的眼中——至少大部分是这样——它们会以货币形式来表现平衡。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计算上的两方面必须采取同一日期；在那日期之后发生的费用要在计算中“减去”；在那日期之前所发生的费用要“积累”起来计算。

在资本的全部利益和费用上也有相似的平衡，这种平衡将是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石：虽然由于财富不平均分配的结果，从社会观点所做的计算，的确不能得到像在个人的情况下——不论是一个像鲁滨逊这样的人还是一个近代的商人——所能得到的那样清楚的轮廓。

在我们研究支配生产资源积累与使用的各种原因时，这种研究的每一部分都表现出以下各点：采用迁回的生产方法比直接生产方法更有效，关于这一点是没有普遍规律的；为获得机械和为将来的需求花费很大的精力，在某些条件下是经济的，而在有些条件下却并不如此；资本的积累一方面与人的预见性成正比，而另一方面则与采用迁回生产方法有利的资本吸收成正比。特别参看第四篇第7章中的第8节；第五篇中的第4章：第6篇第1章中的第8节和第6篇第6章中的第1节。

第三篇　论需求及其满足

第1章　绪　论

§1.本篇与以下三篇的关系
较早的经济学定义把经济学说成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科学。后来的经验表明，分配问题与交换问题密切相关，将它们分开来研究是否有利，实在令人怀疑。不过，有很多关于需求与供给关系的一般性推论，这种推论被用来作为有关价值的实际问题的基础，并起着基本骨干的作用，使经济学推论的主体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这种推论具有广泛性和一般性，与所说明的分配与交换的比较具体的问题截然不同，所以将这种推论完全放在第五篇《需求与供给的一般理论》之中，而这一篇是为第六篇《分配与交换或价值》铺垫道路。

但首先是现在的第三篇中的研究需求及其满足，也就是对需求与消费的研究；然后第四篇是对生产要素的研究，生产要素就是用来作为满足需求的手段的那些要素，包括人本身在内。人是生产的主要要素和唯一目标。第四篇在大体上相当于对生产的研究，这种研究在过去两代英国所有的关于一般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都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它与需求和供给问题的关系并没有十分清楚的说明。

§2.直到最近才对需求和消费有了足够的注意
即便是到最近，需要或消费这个问题都还有些遭到忽视。因为对如何最好地利用我们的资源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重要，但就个人花销而言，这种研究却不适合经济学的研究。对于这种事情，一个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就是凭他的常识，他也会比从精细的经济分析中得到更多的指导。一直到最近，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都说得很少，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太多的话好说，只能说那是一切有常识的人共有的特性。只是最近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合在一起，这个问题在经济研究中才变得非常重要。

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日益相信，在分析那些决定交换价值的原因时，李嘉图的过于注重生产费用方面的研究实属有害。因为虽然他和他的主要追随者知道需求的条件与供给的条件对决定价值同样重要，但他们都没有十分清楚地表达出这一点。于是，除了非常细心的读者之外，大家都对他们产生了误解。

第二个原因是，人们已养成了精确思考经济问题的习惯，并更加注意要清楚地叙述他们推论的前提。人们之所以这样细心，部分上是由于有些学者应用数学语言和数学思维的习惯。使用复杂的数学公式究竟有多大好处，的确令人怀疑；不过，应用数学思维的习惯的作用的确很大，因为人们在不太明白问题是怎样一回事时，是不肯考虑这个问题的；现在他们知道，在进一步研究之前，什么是需要假定的，而什么是不需要假定的。

这又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对经济学的所有主要概念，尤其是对需求的概念，进行更仔细的分析。因为仅仅试图清楚说明如何衡量对一件东西的需要，就已展示了经济学主要问题的新方面。而有关需求的理论虽然还不成熟，但我们已能看到，也许可以凭借收集和整理消费统计数字方面的资料来解释对公共福利极为重要的难题。

第三个原因是，时代精神迫使我们要更加注意以下这个问题，是否可以使我们日益增长的财富能比现在更进一步地提高呢？这个问题又迫使我们去研究，对于公共使用还是个人使用的任何财富，其交换价值究竟能准确地代表幸福和福利增加到何种程度了呢？

在这一篇中，我们将从对各种人类需求的简短研究着手，从它们与人类努力和活动的关系来考虑。因为人类进步实质是一个整体的进步。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只能暂时地、临时地把人类生活的经济方面先作单个研究，然后再仔细地全面地进行整体方面的研究。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坚持这一点，因为对李嘉图及其追随者那些比较忽视需求研究的反应，表现出了两个相反的极端，而维护他们略微过于偏激的重要真理仍然是重要的。这个真理就是，需求主宰着低等动物的生活，但这种需求随着人类历史基本原则的变化，其行为方式在形式上也在发生变化。

第2章　需求与活动的关系

§1.多样化的欲望
人类的欲望和需求在数量上是无穷无尽的，在种类上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来说还是有限的，并能得到满足的。野蛮时代的人的欲望的确比野兽多不了多少，但是，每向前进展一步都促进了野蛮人的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法朝多样化方面迈进了一步。人们不仅希望他们习惯消费的东西数量更多，而且也希望那些东西质量更好；人们还希望对事物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并且希望有满足他们心中所产生的新的欲望的东西。

因此，虽然野兽和野蛮人都同样喜欢精美的少量之物，但都不大注意为多样化而求多样化。可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随着人类智力的开发，甚至连人类的性欲都开始与精神活动相结合了，人类的需求很快就变得更细致，而且更加多样化。人类早在自觉摆脱习惯的束缚之前，就开始注重生活上的细小事情，希望为变化而求变化了。在这方面重要的第一步是随着人类对火的使用而开始的，人类渐渐习惯于用各种不同方法烹调各种不同的食物了，但后来不久就开始厌恶起单调而无变化的饮食了。当意外的事情迫使人类长时间以一两种食物维持生活时，人们就会觉得这样很苦。

当一个人的财富增加时，他的食物和饮料就变得更加丰富而且昂贵起来了，但他的食欲是有限的，因此，当他花在食物上的费用达到奢侈浪费的程度时，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好客和炫耀的欲望，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感官需求。

这一点使我们注意西尼尔的话：“求得多样化的欲望尽管很强，但与自豪感的欲望相比却很弱。如果我们考虑后一种欲望的普遍性和永久性，那么后一种欲望就是一直影响所有人的欲望，这是从我们一生下来就随之而来的，一直会到我们进入坟墓才会离我们而去。这种情感可以说是人类情感中最强烈的一种。”这个重要的真理，从人类对精美而多样化的食物的欲望与对精美而多样化服饰的欲望的比较当中，便足以得到证明。

§2.自豪感的欲望
由于大自然的变化而产生的对衣物的需求，是随着气候和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并随着人的职业的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不过在衣物方面，习惯上的需求却胜过了自然的需求。这样，在许多较早的文明中，法律和风俗
当中关于节俭的规则，都曾经严格地规定每一社会阶层或产业阶层等成员的衣服所必须达到的式样和费用标准，而且不可超过。这些规则虽然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有一部分到现在还保留着。例如，在亚当·斯密时代的苏格兰，许多人出门不穿鞋袜是风俗所允许的，而现在人们也许不会这样做了；但在苏格兰许多人也许仍然还这样做，而在英格兰恐怕就不会这样了。又如，在英国，一个小康之家的工人在星期天可能会穿着黑色上装出去，在有些地方还会戴着丝帽。但在不久前，这种装束就遭人耻笑了。风俗要求的那种最低限度的多样化和昂贵之花费，还有风俗允许的那种最高限度的多样化和昂贵之花费，都在不断地上涨。在英国社会的下层社会中，正风行着从衣服上获取荣誉感。

但在上层社会中，虽然女子的服饰仍然是多种多样而且是昂贵的，但如果与不久以前的欧洲以及目前的东方相比，男子的服饰是简单而廉价的。因为那些靠自己本领而真正出类拔萃的男子，自然不会喜欢以服饰而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的风尚[1]
。

§3.续前
房屋满足了遮风避雨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对房屋强有力的需求却不起什么决定作用。因为，一所小但建筑良好的木屋虽然足以遮风避雨，但那令人窒息的空气、不可避免的不清洁以及缺少生活上的高雅和安静，都有很大的害处。这些害处不但能造成身体上的不舒适，而且还会阻碍一个人才能的发展，并限制人们从事较高尚的活动。每当这些活动有所增加时，人们就迫切需要更大的房屋[2]
。

所以，即使对于最低社会等级的人来说，比较宽敞而且设备完善的房屋，也是一种“维持效率的必需品”，而且是在物质上求得社会声誉的最方便且也最立竿见影的方法。即使那些已拥有足够供自己及家庭进行较高尚活动的房屋的社会阶层的人，仍然希望房屋更大一些，而且这种欲望几乎无限增大。因为较大的房屋是进行许多更高级的社会活动所必不可少的[3]
。

§4.由自豪感产生的追求自豪感的欲望。消费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再者，在社会每一等级的人当中，还有一种发挥和发展活动的欲望，这种欲望不但导致人们为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本身而追求它们，而且还导致人们越来越将这些作为职业来追求。仅仅用作休息的空闲机会越来越少了；对于一些娱乐活动（如运动比赛和旅行），人们越来越需要将其发展成为活动，而不是只满足感官的需求[4]
。

因为，的确为自豪而求自豪的愿望范围广泛，它几乎与较低的追求荣誉的欲望差不多。正如对荣誉的欲望可分为等级一样，上自那些希望名垂千古、声名远扬的人的雄心大志，下至乡下姑娘们怀着在复活节上戴上新头饰以引起人们注意的希望；为自豪而求自豪的愿望也可分成不同等级，上自像牛顿或斯特拉迭凡立斯（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制作家。——译者注）那样的人对自豪感的追求，下至渔夫对自豪感的追求——即使在没人看见他，而他也在不忙的时候，对于灵巧地驾驭着自己的渔船，并对这艘建造良好的船很听从他的指挥而感到高兴。这种欲望对发挥最高的才能以及创造出最大的发明都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在需求方面，也很重要。因为，对于非常熟练的职业性服务和技术工作的追求，大部分是出于人们对自己才能的训练的爱好，以及人们想借助于非常精巧的和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工具以发挥自己的才能。

所以，总的来说，虽然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中，是人类的欲望引起了人类的活动，但以后人类每向前迈进一步，都被认为是新的活动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欲望，而不是新的欲望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活动。

如果我们抛开不断发展的新的活动的健全生活状态而向别处看，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西印度群岛上的黑人并没有将新的自由和财富用来获得满足新的欲望，而是用在并非是休息的且是怠惰停滞不前的生活状态上；或者我们再看一下英国工人阶级中正迅速减少的那一部分人，他们胸无大志，对自己才能和活动的发展也并不感到自豪和高兴，却将工资除了用在恶劣生活最低必需品上之外，剩下的部分都花在了酗酒上。

所以，“消费理论是经济学的科学基础”[5]
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在研究需求的学问中，很多令人最感兴趣的东西都来自于研究努力与活动的学问。这两者互相补充，缺一项就不完整。但是，如果两者之中有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任何其他方面——的解释者，那么它就是研究活动的学问，而不是研究需求的学问。麦卡洛克在研究“人类进步的本性”时[6]
，说明了两者的真正关系，他说：“一种欲望或需求的满足不过是向某一新的追求前进了一步而已。在人类进步的每一阶段中，人类都注定要进行设计和发明，从事新的事业；而在完成这些新事业之后，还要以新的精力从事其他新的事业。”

由此可知，在我们工作的目前阶段中所能做的关于需求的研究，必须限于几乎是纯粹形式的初步分析。关于消费的比较高一层次的研究，必须放在经济分析之后，而不是之前；这种研究虽可在经济学固有的范围内开始，但却不能从那里得出结论，而必须远远超出那个范围之外[7]
。

[1]
一个女子可以用她的服饰来炫耀富有，但却不能只以服饰来炫耀，否则就达不到目的了。她必须还要以性格和财富来暗示其某种优越感。这是因为，虽然她的服饰也许更归功于她的裁缝而不是她自己，但有一种传统的假定，那就是妇女没有像男子那样忙于对外事务，因而就能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自己的服饰。即使在摩登时尚的影响下，“穿得好”，而不是“穿得贵”，对于那些要以才干和能力表现出卓越的人，也是一种合理的小目标；如果消灭时尚那令人琢磨不定的恶习的话，也许更会这样。因为把服装穿得美观、多样化而又很适合需要，是一个很值得努力的目标，这与画一幅优美的画一样，虽然工作性质不尽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

[2]
的确有许多有积极上进精神的工人，宁愿住狭隘的城市寓所，也不愿住宽敞的乡下房屋。不过那是因为乡村生活对他们所嗜好的那些活动没有提供很多机会。

[3]
参看第二篇第3章中的第3节。

[4]
我们可以注意一个细小问题：那些刺激精神活动的饮料，正极大地取代着那些仅仅满足感觉器官需要的饮料。茶的消费增加很快，而酒的消费却静止不变，在社会所有阶层中，对于各种较浓的和较易麻醉人的含酒精程度较高的饮料的需要，正在日益减少。

[5]
这个学说是班菲尔德创立的，而杰文斯采用它作为立论的要点。不幸的是，在这里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杰文斯喜欢强调说明他自己的情况，结果使他得出的结论不但不正确，反而还因为对前一代经济学家的缺点含有言过其实之处，甚至产生了害处。班菲尔德说：“消费理论的第一命题，就是在欲望等级上每一较低的欲望中都创造一种较高性质的欲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以这一点作为根据的上述学说是对的。但是，杰文斯却指出这一点不对（见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2版，第59页）。他以这样的说明来代替它：一种较低的欲望的满足允许以一种较高的欲望表现出来。这是一个真实的且是相同的命题，但却不足以证明消费理论应居于首要地位。

[6]
见麦卡洛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章。

[7]
需求的形式分类并非是件没趣的工作，但因为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同而不需要。在这方面大多数近代工作的基础都可见于赫尔曼的《　国家经济学研究》第2章。在这该章中，他将需求分为以下几类：“绝对的与相对的；高级的与低级的；迫切的与可缓的；积极的与消极的；直接的与间接的；一般的与特殊的；经常的与中断的；永久的与暂时的；平常的与非常的；现在的与将来的；个人的与集体的；私人的与公共的。”

即使在上一代的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大多数的经济学著作中，也可看到关于欲望和愿望的一些分析。但英国经济学家将他们的经济学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因而就将这种研究排除在外了。但是有一个独特的事实，即边沁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中没有提到欲望和需求，虽然在他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和《人类活动的起源表》两书中，他对欲望的深奥分析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赫尔曼曾经研究边沁，而班菲尔德，英国大学中最早汲取德国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他承认，这一点应特别归功于赫尔曼。在英国，为杰文斯的有关需求理论的优秀著作开辟道路的是边沁本人；还有西尼尔（他对这个问题的简短评论富有深邃的暗示）和班菲尔德，以及澳洲学者赫恩。赫恩的《经济学，或满足人类欲望的努力的理论》一书，既简明又深奥。此书对以下这样的方法提供了绝佳的例子。那些详细的分析可作为是对青年人提供的一种很高级的训练，使他们熟悉生活的经济状况，而不是强迫他们去具体解决那些他们尚且不能作出独立判断的比较难的问题。大约在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出版的同时，卡尔·门格尔也极大地推动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所进行的有关需求与效用的精辟而有趣的研究。这种研究事先是由图能倡导的，这一点在本书的序文中已说过了。

第3章　消费者需求的等级

§1.需求饱和律或效用递减律。全部效用。边际增加量。边际效用
当一个商人或制造商购买任何用于生产或转卖的东西时，他的需要是基于他预期从中所能获得的利润。这些利润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投机的风险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我们以后还要考虑这些原因。但是，一个商人或制造商对一样东西所能付出的价格，终究要看消费者对这种东西或用它制成的东西肯付的价格而定。所以，一切需求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求。本篇中我们将专门研究消费者的需求。

效用
被当做是与欲望
或需求
有关的术语。我们已经说过，不能直接衡量欲望，而只能通过欲望引起的外部现象进行间接衡量。而且在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那些事例中，是以一个人为了实现或满足他的愿望而愿付出的价格作为这种衡量方法的。也许他有一些不是有意要满足的愿望和抱负，但是，现在我们主要讲的是一些其主要目的在于得到满足的愿望和抱负。我们认为，一般来说，由此而获得的满足感大体上相当于购买东西时所希望获得的那种满足感[1]
。

需求的种类无穷无尽，但每一种需求都有其限度。人类本性的这种平凡而基本的倾向，可用需求饱和规律或效用递减规律
来说明：某物对任何人的全部效用
（即此物带给他的全部是快乐或其他利益），是随着他对此物拥有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不过不如拥有量的增加那样快。如果他对此物的所有拥有量是以一致的比率增加，那么由此而获得的利益是以递减的比率而增加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对一件物体的拥有量有了一定的增加，便会得到部分新增加的利益，而这部分新增加的利益会随着他已拥有的数量的每一点的增加量而递减。

他仅仅是由于受到吸引而购买的那部分东西，可以称为他的边际购买量
，因为他还处于犹豫不决的边缘，不知是否值得花钱去购买。他的边际购买量的效用，可以被称作是此物对他的边际效用
。或者，他不去购买此物，而是自己去制造，那么，此物的边际效用
，就是他认为刚好值得他去制造的那一部分的效用。这样，刚才所说的规律可作如下说明。

某物对任何人的边际效用，是随着他拥有此物数量的每一点增加而递减的[2]
。

可是，应当说明的是，在这一规律之中还有一个暗含的条件：我们假定，不允许在这期间有机会使消费者在性格和爱好上发生任何变化。因此，此规律就没有这些例外，一个人听优美的音乐越多，他对音乐的爱好就会越强烈；贪婪和野心往往是不会有满足的时候的；整洁的美德和酗酒的恶习都同样愈演愈烈。由于我们观察的是若干时期，而且被观察的人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性格和爱好。因此，如果我们就像现在这样来对待一个人，而不允许他有时间发生性格变化，那么某物对他的边际效用就会随着这件东西的供给量的每一点增加而不断地递减下去[3]
。

§2.需求价格
现在让我们用价格来说明这个效用递减律。让我以茶这种经常需要而又能够少量购买的商品为例。例如，假设某种质量的茶每磅花2先令就可以买到。一个人也许每年都愿一次出10先令买5磅茶，而不愿终年不喝茶。但是，如果他能得到任何数量的茶，也许一年之中就不会只消费30磅以上的茶。但实际上，他也许一年中只买了10磅茶。这就是说，他买9磅所得到的满足，与买10磅所得到的满足之间的差额，足以使他愿付2先令的价格。同时，他不买11磅的茶，是说明他并不认为多花2先令能买到11磅的茶就划算。这就是说，每磅2先令的价格衡量了处于他购买的边际或末端或终点上的茶对他的效用；这个价格衡量了茶对他的边际效用。他对任何一磅茶刚好愿付的价格，就称为他的需求价
。那么。2先令就是他的边际需求价格
。这个规律可说明如下。

一个人拥有某物数量越多，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就是货币购买力和在他支配下的货币数量不变），那么他对此物稍多一点所愿付的价格就越低。换句话说，他对此物付出的边际需求价格是递减的。

只有当他愿出的价格达到别人愿意出售的价格时，他的需求才是有效的
。

这最后一句话提醒我们，我们还没有考虑货币或一般购买力的边际效用。在同一时间内，如果一个人的物质资产不变，那么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固定的数量，因此，他对两样商品正好愿付出的价格的相互比率，是与那两样商品的效用的比率相同的。

§3.必须考虑货币效用的变化
一件物品的效用，对穷人来说是比对富人更大的。我们已经知道，一年有100镑收入的职员与一年有300镑收入的职员相比，会在更大的雨中仍步行上班[4]
。虽然在穷人的心目中，2便士所衡量的效用或利益比在富人心目中的效用或利益要更大，但如果富人一年中乘车100次，而穷人一年中则乘车20次，那么，刚好使富人乘第100次车的效用，对穷人来说，也是2便士。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边际效用都是2便士，不过这边际效用对穷人比对富人要更大。

换句话说，一个人越是富有，其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他来说就越小；每当他的资产有所增加时，他对任何一种利益所愿付出的价格就随之增加。同样，每当他的资产有所减少，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就越大，而他对任何利益所愿付出的价格也就随之减少[5]
。

§4.一个人的需求表。“需求的增加”的意思
为了完全了解对某物的需求，我们必须确定在此物可被供应的每一种价格上，一个人愿意购买多少。如某人对茶的需求情况，可以用由他愿付的价格表，即他对不同量的茶的几种需求价格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个表可称为他的需求表。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他会购买：

每磅50便士时——6镑；每磅24便士时——10镑；

每磅40便士时——7镑；每磅21便士时——11镑；

每磅33便士时——8镑；每磅19便士时——12镑；

每磅28便士时——9镑；每磅17便士时——13镑；

如果对上表中所有处于中间位置的购买量和相应的价格加以对照，我们就能精确地说明他的需求[6]
。我们不能只用“他愿购买的量”或“他要购买某种量的渴望强度”来表明一个人对某物的需求，而不说明他要购买的数量以及各种不同数量下的各种价格。我们只有列出他愿购买的一物的不同数量的各种价格，才能准确表明他的需要[7]
。

当我们说到一个人对某物的需求时，我们说的是如果价格不变，他对此物会比以前多买一点；如果价格较高，他会保持以前同样的水平。他的需求的总体上的增加，就是愿购买此物的不同数量下的各种价格的增加，而不仅仅是按现行价格他愿意购买的更多的量[8]
。

§5.市场需求。需求律
以上我们研究的只不过是单个人的需求量。在像茶这种东西的特殊情况下，单个人的需求颇能代表整个市场的总需求量。因为对茶的需求是一种经常性的需求；而且，茶还能少量购买，价格每有变动，就都会影响一个人的购买量。但是，在那些经常性使用的东西当中，有许多东西是不会因价格每有小变动而个人对其需求量产生变化的，只有在价格有大的变动时才会改变。例如，帽子或手表的价格如果下跌，是不会影响每个人的购买力的，但却会诱使那些正想要买一顶新帽子或一块新手表的人做出购买的决定。

就任何个人而言，他对许多种类的东西的需要都是不经常的，而是时有时无、没有规律的。对于结婚蛋糕或外科专家的服务，就不会有个人的需求价格表。但是，经济学家并不过问个人生活中的特殊偶然事件。他所研究的是“在某些条件下会出现的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的活动的过程”，而那种活动的动机以能以货币价格衡量为限。在这些广泛的结果当中，个人活动的多样性和易变性就消失在多数人比较有规则的总体活动当中了。

因此，在大的市场中——那里的富人和穷人、老年人和青年人、男子和女子，各种不同嗜好、性情和职业的人都混合在了一起——个人需求方面的特点，会在比较有规则的总的需求等级当中互相抵消。如果其他情况不变，使用较广的某件商品的价格每有下跌，不论怎样轻微，也会增加其销售总量。正像有碍健康的秋天的气候会使一个大城市的死亡人数有所上升一样，虽然有许多人并未遭受其害。所以，如果我们具有必要的知识，就能制出一张价格表，并按照表上不同的价格，找出同类商品的每一种不同量下的不同地区的不同的购买者。

在这个地方对茶（比如说）的全部需求，就是那个地方所有个人需求的总和。有些人会比我们上面所记录的那种需求的个别消费者更富有，而有些人则比他更贫穷；有些人比他更爱好茶，而有些人却不如他喜欢茶。让我们假定某个地方有100万购买茶的人，并假定他们的平均消费额在各种不同的价格上都与上面所说的人的消费额相等。那么，就能用与上述相同的价格表来说明这个地方的需求，只要把1磅茶改为100万磅就行了[9]
。

因此，就可得出一条普遍的需求律
：要出售的量越大，为了找到购买者，这个量的售价就必然越低。或者，换句话说，需要的量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并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减少。在价格下跌与需求增加之间并没有什么一致性的关系。价格下跌1/10，也许会增加1/20或1/4的销售，或者会使销售加倍。不过，当需求表上左面一栏的数字增大时，右面一栏的数字总是会减小[10]
。

价格可以衡量商品对每一个购买者的个别边际效用，但却不能说价格可以衡量一般的边际效用，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与环境是不同的。

§6.对竞争商品的需求
上述需求表中的需求价格，是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
下的市场上能够出售的某物的不同数量的价格。如果任何方面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价格也会发生变化；当对某物的欲望因风俗发生改变，或因一种与之竞争的商品而减价供应，或因一种新商品的发明而发生重大变化时，价格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例如，茶的需求价格表是在假定知道咖啡价格的前提下作出的，但如果咖啡歉收，茶的价格就会上扬。电灯的改良容易减少对煤气的需要；同样，某一种茶的价格下跌，就可使它取代另一种质量较差但却价格较便宜的茶[11]
。

下一步我们将要研究某些立即消费的重要商品的需求的一般性质。这样，我们将继续前一章中有关需求多样化和饱和性的研究。但我们将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即从价格统计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12]
。

[1]
直接地或从本身来衡量欲望，或直接来衡量由于欲望的实现而得到的满足，即使不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过于坚持。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也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欲望；另一方面是已获得的满足。这两方面也许大有不同。因为，即使不说高尚的抱负就是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那种需求，或就是与好胜心有关的那种需求，但有些是由于一时的情感冲动引起的，有许多是由于习惯的力量产生的，而有些则是病态的，这些只会引起危害；而还有许多是永远都不能实现的期望（参看第一篇第2章中的第3～4节）。当然，有许多种满足并不是普通的愉快，而是属于人类较高本性的发展。或者用一个很好的旧词来说，属于人类的祝福；而有些满足也许甚至在部分上是由于舍己为人而产生的（参看第一篇第2章中的第1节）。因此，这两方面的直接衡量方法是会不同的。但是，这两方面的直接衡量既然都不可能，那我们还是采用经济学提供的有关对活动的动机或动力的衡量法。这种衡量虽有种种缺点，但我们仍可用来衡量鼓舞活动的欲望以及由这些欲望产生的满足感（参照庇古教授在1903 年3月号《经济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效用的一些评述》一文）。

[2]
参看本书末数学附录中注1。这一规律的地位领先于土地的报酬递减律，虽然在时间上后者占先，但因为具有半数学性质的严密的分析首先用于前一规律。如果我们预先借用它的一些术语，就可以说，一个人从一种商品每增加一份中所得到的新的愉快是递减的，直到最后达到边际，如果再获得此商品就不再值得了。

是奥地利学者威泽将边际效用这个词最初用在这方面的。威克斯蒂德教授曾经采用这个术语。它相当于杰文斯用的最终效用这个词。威泽在其序文中（英文版第23页）承认得归功于杰文斯。1854年，他提出的他的学说的先行者的名单，是以戈森为首的。

[3]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以下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它实际上并不太重要：某样商品数量很少，或许并不足以满足某一特殊的需要。因此，当消费者得到足够的数量，使他能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时，他的愉快就会超比例增加。例如，如果糊满房内的墙壁需要12张墙壁纸，而10张又不够，那么任何人从10张墙壁纸上获得的愉快就要比从12张墙壁纸上获得的愉快要少。又如，一个很短的音乐会或一天的假期，恐怕不能达到慰藉和消遣的目的，而加倍长的音乐会或假期恐怕会有超量的效用。这种情况相当于我们即将研究的与报酬递减倾向有关的下列事实，已经用于任何一块土地上的资本和劳动，也许不足以发挥土地的全部作用，以至于进一步把费用投入土地以后，即使以现行的农业技术而论，也会产生超比例的报酬，而且从农业技术的改良可以阻止报酬递减倾向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找到与正文内容所说的暗含在效用递减律中的条件相似的条件。

[4]
参看第一篇第2章中的第2节。

[5]
参看数学附录中的注2。

[6]
根据现在惯用的方法，这样一个需求表可以改为一条曲线，这条曲线可称之为他的需求曲线。Ox划成横线，Oy划成竖线，Ox线上的1寸长代表10镑，Oy线上的1寸长代表40便士。

图-1

1寸的1/10寸的1/40

设Om1
=6并画m1
p1
=50

Om2
=7并画m2
p2
=40

Om3
=8并画m3
p3
= 33

Om4
=9并画m4
p4
=28

Om5
= 10并画m5
p5
=24

Om6
= 11并画m6
p6
=21

Om7
=12并画m7
p7
=19

Om8
=13并画m8
p8
=17m1
在Ox线上，m1
p1
是从m1
垂直画成的；以下都是如此。于是，p1
p2
……　p8
就是他对茶的需求曲线上的各点；或者我们可称之为需求点。如果我们对茶的每一种可能的购买量都能同样找到需求点，我们就能得到如上图这个整条连续的曲线DD′。需求表和需求曲线的这种说明是暂时性的，与之有关的几个难点问题将在第5章中再加以说明。

[7]
穆勒这样说：（我们）“对需求这个词下的定义必须是指所需求的数量，而且要记住，这个需求量不是固定的数量，而是通常随着价值变动的数量。”（见穆勒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篇第2章中的第4节）这个说明实质上是科学的，但却没有得到清楚的说明，因而就遭到了极大的误解。凯恩斯喜欢这样解释：“需求作为对商品和服务的欲望，是以提供一般购买力而来达到目的的；供给作为对一般购买力的欲望，是以提供特殊商品或服务而来达到目的的。”他这样说，也许是为了能说出需求与供给的比率或等式。但是，两个人的两种欲望的数量是不能直接比较的：对其衡量虽可进行比较，但其本身是不能比较的。实际上，凯恩斯自己也不得不说供给是“受到供出售的特殊商品数量的限制的；而需求则受到为购买这些商品所提供的购买力的数量的限制”。但是，卖方不会不论能得到什么价格，就都能把一定数量的商品无条件地卖出去；而买方也不会不论价格多少，就把一定数量的购买力用来购买这些特殊商品。因此，为了补充凯恩斯的说明，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考虑数量与价格的关系，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穆勒采取的方法上去了。诚然，凯恩斯也说：“穆勒解释的需求，与我的定义要求不同，不是由支持对商品的欲望所提供的购买力的数量来衡量的，而是由这种购买力所提供的商品数最来衡量的。”在以下两种讲法之间的确有很大的不同：“我要买12个鸡蛋”与“我要买1先令的鸡蛋”。但是，在这样两种讲法之间就没有实质性的不同：“ 1便士1个鸡蛋，我要买12个，但1.5便士1个，我只要买6个”与“1便士1个鸡蛋，我要买1先令的，但1.5便士1个，我要买9便士的。”但是，凯恩斯的说明经补充后实质上虽与穆勒的说明相同，而它现在的形式甚至更让人感到迷惑了（参看马歇尔：《穆勒的价值理论》，载《双周评论》，1876 年4月号）。

[8]
有时我们也许觉得更便于将这一点称为他的需求表的升高。在几何学上用升高他的需求曲线来表明这一点，或者使它右移动，将它的形状略加改变，也可同样表明这一点。

[9]
这个需求由与以前相同的曲线来表示，只是在Ox线上的一寸长现在不是代表10磅而是代表1000万磅。对于市场需求曲线的正式定义可说明如下：在一定单位时间内市场上对任何商品的需求曲线，就是对这一商品的需要点的轨迹。就是说，它是这样一条曲线，如从这条曲线上任何一点P引一条直线PM与Ox垂直，PM就代表购买者对OM所代表的商品数量将付给的价格。

图-2

[10]
这就是说：如果一点从Oy沿着曲线向外移动，那么它将不断地接近Ox。所以，如果引一条直线PT，在P点与曲线相切，在T点与Ox相交，那么角PTx是钝角。如有简便方法用来表明这个事实将很方便；如果我们说PT是负倾向，便可达到这个目的。这样，需求曲线遵循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这种曲线的全部长度都是负倾向的（即自左至右逐渐向下倾斜的曲线）。

当然不言而喻，“需求律”不适用于投机者集团之间竞争时的需求。一个集团要想在市场上抛出大量货物，往往先公开买进一点。当此物的价格因此抬高时，就设法悄悄地并通过并非惯常使用的渠道，将货物大量卖出。参看陶西格教授在《经济季刊》（1921年5月号第402页）上的一篇文章。

[11]
所有种类的茶在价格同时按比例下跌时，都能减少人们对某一种茶的需求，这种情况即使不可能发生，也是可以想象得出的；如果茶价大跌造成以上等茶代替这种茶的人多于以这种茶代替劣等茶的人，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不同商品之间的分界线应在何处划分的问题，必须按具体研究是否方便来解决。为了某些目的，也许最好是把中国茶和印度茶，甚至把一种品质精良的红茶和香红茶当做不同的商品，每种商品各有单独的需求价格表。同时，为了另一些目的，也许最好是把不同的商品（如牛肉和羊肉）归为一类；甚至把茶和咖啡归入一类，以一张需求表来代表合在一起的两种商品的需求。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到底多少两的茶等于一磅咖啡，当然必须要有规定。

另外，一种商品可能会因几种用途而同时受到需要。例如，为了制造鞋和行囊，对于皮革就有“复合需求”；并且对一物的需求也许以另一物的供给为条件，没有后者，前者就没有多大用处。比如对棉花和纺纱工人的劳动，就有“联合需求”。还有，商人购买一样商品只是为了转卖出去，他对这样商品的需求，虽然受背后最终消费者需求的支配，但这种需求也有自己的某些特性。不过，上述各点最好留到以后再进行研究。

[12]
当代在经济思想方法上发生了一种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一是由于普遍采用半数学用语来表明一种商品的少量增加及与此相应的价格的少量增加之间的关系；二是由于在形式上把价格的这些少量增加说成是愉快的少量增加。前一步骤——也是重要得多的一个步骤——是库尔诺采取的（见库尔诺：《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年出版）；后一步 骤则是迪普伊（见他著的一篇文章《公共工程效用的衡量》，1844年发表）和戈森（见他所著的《人类交换法则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类行为标准的发展》，1854年版）所采取的。但是，他们的著作却遭到遗忘。后来，这些著作由瓦尔拉、杰文斯和门格尔在1871年同时重新整理并出版。杰文斯那美妙、流畅且有趣的文体，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他巧妙地应用最终效用这个新名称，使得完全不懂数学的人也能明白在因果关系上逐渐互相变化的两样东西的少量增加之间的一般关系；甚至他的缺点也有助于他的成功。因为，他确实相信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因不注重需求饱和律而使得他们关于决定价值的原因的说明有极端的错误，他使许多人认为他是在改正他们的错误，而其实他只不过是加上了些很重要的解释而已。他的杰出的工作成就在于他坚持了以下事实：市场上所需要的某物的数量减少，表明个别消费者在他们的需求达到饱和点之后，对于此物的需求度降低了。他的前辈学者，甚至是库尔诺，都以为这个事实非常明白而不必说得特别清楚，其实它并不因此而不重要。但是，由于杰文斯夸大了他喜爱的词句的应用，不加限制地说一物的价格不但可以衡量此物对个人的最终效用，而且可以衡量它对“一个贸易团体”的最终效用（见他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2版，第105页）。前者是能做到的，而后者却是做不到的，因而就使他的许多读者对论义务和快乐关系的伦理学的范畴与经济学的范畴弄不清楚了。以上各点以后将在附录九关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再进行研究。应当附带说明一下，塞利格曼教授曾经指出（见1903年《经济杂志》第356～363页），劳埃德教授1833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一次久已为人遗忘的演讲，已经预料到现在效用学说的许多核心概念了。

费希尔教授所做的关于数理经济学的一个杰出的书目，放在库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学理论的研究》一书的培根的英译本中作为附录，关于较早的数学经济学的著作，还有埃奇沃斯、帕累托、威克斯蒂德、奥斯皮茨、利本和其他学者的著作的较为详细的叙述，读者可参考那个书目。庞塔勒奥尼著的《纯粹经济学》一书有很多长处，其中之一就是使戈森那极富有创造力和略为抽象的推论变得易于理解。

第4章　需求弹性

§1.需求弹性的定义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的唯一普遍规律就是：如果其他情况不变，他对此商品的需求会随着对其拥有量的增加而递减。但是，这种递减也许缓慢，也许迅速。如果缓慢，那么他对此商品所出的价格，就不会因为他对此商品的拥有量的大量增加而大幅度下降；而且价格的小幅度下降会使他的购买量大幅度增加。但是，如果这种递减迅速，价格的小幅度下跌使他的购买量也只有小幅度的增加。在前一种情况下，商品只需要有很小的诱惑力，他就会非常愿意购买。这样，我们可以说，他的需求弹性大。在后一种情况下，价格下跌并没有诱使他更多地购买此物：这也就是他的需求弹性小。如果假定每磅茶的价格从16便士跌到15便士会极大地增加他的购买量，那么，价格从15便士涨到16便士，也会极大地减少他的购买量。这就是说，当价格下跌时需求是有弹性的，价格上涨时需求也是有弹性的。

一个人的需求如此，整个市场的需求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市场中需求弹性（或感应性
）的大小，是由需求量在价格的一定程度的下跌时增加多少以及在价格的一定程度的上涨时减少的多少而决定的[1]
。

§2.相对富人来说的低价格，对穷人来说或许就是高价格
相对穷人来说高得几乎使他们无力购买的价格，对富人来说却并不算什么。例如，穷人从未尝过葡萄酒的滋味，但非常富有的人也许可以随意纵饮，且根本不考虑酒的价格。所以，我们整体考虑一个社会阶层，就会得到有关这个阶层的最清晰的需求弹性规律。当然，富人当中的富有程度是不尽相同的；穷人当中的贫穷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但目前我们可以忽略这些细小的区别。

当一物的价格相对任何阶级的人来说都非常高时，人们对此物的购买力将很小；而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此物价格大幅度下跌之后，风俗和习惯也会使他们不随便购买和使用此物。此物也许仍然留在特殊场合用，或是在病重时用，等等。但是，这种情况虽并不罕见，但却也并不构成一般法则。总之，此物一旦成为日常用品，它的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就会使它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高价商品的需求弹性大，而中等价格的商品需求弹性也大，至少是相当大；但是，需求弹性是随着价格的下跌而下降的，而且如果价格下跌到顶点，需求弹性就逐渐消失了。

这个法则几乎适用于所有商品以及每个阶层的人的需求；只有遇到以下两种情况才例外：第一，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高价终点和低价起点水平；第二，不同阶层的人也有不同的低价终点和更低价起点。可是，在细节问题上却变化多端，这主要是由以下这个事实引起的：对于有些商品，人们容易达到饱和点，而有些商品——主要是用作炫耀的东西——人们对它们的欲望无穷。对于后者，不论价格怎样下跌，需求弹性仍然相当大，而对前者，一旦达到低价时，需求就几乎完全丧失了弹性[2]
。

§3.续前
在英国，某些东西的现行价格即使对较穷的人来说也比较低，例如，食盐、许多种香料和廉价的药品就是如此。这些东西的价格下跌是否会引起消费的大量增加，实在令人怀疑。

以肉类、牛奶和黄油、羊毛织品、烟草、进口水果以及普通医疗用品的现行价格而论，价格每有变动就使得工人阶级和下中等阶层的人对这些商品的消费发生很大变化；但不论它们价格如何低廉，富人的个人消费都不会大量增加。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和下中等阶层的人对这些商品的直接需求很有弹性，而富人并非如此。但是，工人阶级为数众多，他们对这些商品力所能及的消费要比富人的消费大得多；所以，对于这一类东西的总需求都相当有弹性。不久前，食糖也属于这一类商品，但在现在的英国，糖价已经跌得很多了，即使对工人阶级来说也是比较低了，因此对糖的需求就没有弹性了[3]
。

以温室储藏的水果、上等鱼类以及其他颇为昂贵的奢侈品的现行价格而论，价格每有下跌，就会使得中产阶级的人对这些东西的消费量有很大的增加。换句话说，中产阶级对于它们的需求是很有弹性的，而富人和工人阶级对这些东西的需求却都没有什么弹性。对于富人而言，需求已经几乎达到了饱和，而对工人阶级而言，价格仍然太高。

像名贵的酒类、没到季的水果、高水平的医疗和法律服务等事物的现行价格仍非常高，除了富人之外，人们对它们几乎没有什么需求。但是，如果有需求的话，这种需求也往往是具有很大弹性的。其实对于较昂贵的食品的需求，部分上是一种对获得社会声誉的手段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几乎是不会达到饱和的[4]
。

§4.影响需求弹性的一般原因
必需品的情况例外。当小麦的价格很高或很低时，需求几乎没有弹性：只要我们假定即使在缺少时，小麦也是人类最廉价的食物；即使在最丰富时，小麦也不会用于其他消费。我们知道，4磅重的面包的价格从6便士跌到了4便士，对于增加面包的消费没有什么影响。至于相反的情况，就更难断定了。因为自从废除谷物条例以来，英国从未发生过小麦不足的情况。但是，按照不太繁荣时代的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假定，小麦供给缺少1/10～4/10或5/10，会使价格相应上涨3/10、8/10、16/ 10、28/10或45/10[5]
。

的确，比这大得多的价格变化，也并非罕见。如1335年伦敦的小麦，每蒲式耳售10先令，而在下一年就跌到10便士[6]
。

如果不是必需品，而是易腐坏的且其需求是没有弹性的东西，那么其价格变动甚至会比上述更剧烈。因此鱼的价格在某一天也许很高，而在两三天后或许就会当肥料出售了。还有少数东西的消费情况可以在其各种价格上观察到——从最高的价格到一文不值，水便是其中的一种。在适中的价格上，对水的需求很有弹性。但是，水的各种用途是能够得到完全满足的。因为水的价格降到近于零时，对水的需求就失去了弹性。食盐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情况。英国食盐价格非常低，对食盐作为一种食物的需求非常没有弹性，但印度食盐价格比较高，需求也比较有弹性。

在另一方面，除了在被居民放弃的地方之外，住房的价格从来都没有跌得很低。在社会情况良好、不会妨碍总的繁荣程度的地方，住房需求似乎总会有弹性，因为住房为人们提供了真正的便利和社会地位。对于不是用于炫耀目的的那种衣服的欲望，是能达到饱和的：即当这种衣服价格低廉时，对它的需求是没有什么弹性的。

对于高级物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要凭感觉而定。对于有些人来说，如果能得到大量的酒就行，不管酒味如何；而对有些人来说，却渴望得到高级酒，但这种需求容易达到饱和。在普通工人阶级的居住区里，次等肉和上等肉的售价几乎相同，但是英国北部的一些高工资的技术工人已经养成要吃最好的肉的嗜好，而且会以与伦敦西端几乎同样高的价格购买最好的肉。而在伦敦西端，由于次等肉必须运往别处出售，所以价格人为地抬得很高。实践习惯也会养成后天的厌恶和爱好。一本书上的插图会使许多读者觉得这本书有吸引力，但却会使那些看惯较好的作品而不喜欢插图的人感到厌恶。一个大城市里的具有高度音乐欣赏力的人不会去听不好的音乐会，如果他住在一个小城市中也许就会高兴去听了。在小城市里是不会听到好的音乐会的，因为没有人愿意付高额音乐演奏会的费用。对一流音乐的有效需求只有在大城市里才有弹性，而对二流音乐的有效需求则在大小城市里都有弹性。

一般来说，那些能用于许多不同用途的东西的需求是最有弹性的。例如，水首先作为饮料而为人所需，其次是烹饪需要水，各种洗涤也需要水，等等。如果没有发生特别的干旱，水是按桶出售时，那么价格也许很低，就连比较穷的人也能尽情饮用，烹饪时他们可以一桶水分两次用，而在洗涤上则用得少些。中产阶级的人在烹饪上也许不会将一桶水分两次用，但他们用于洗涤的一桶水，会比在可以无限制用水时要省多了。当水是通过水管供给并照水表以很低的比率收费时，许多人即使在洗涤时也会任意使用；当水不是照水表计算收费，而是每年的水费都是固定的，并且在需要的地方都装了水管，那么用于所有用途的水就会达到完全饱和的限度[7]
。

而另一方面，那些绝对必需品（不同于常规必需品和维持效率的必需品），其需求是非常没有弹性的；然后是富人用的奢侈品中的有些花费不了他们多少收入的东西，其需求也是非常没有弹性的。

§5.与时间因素有关的种种困难
直到这里我们还未考虑作出精确的需求价格表用以正确解释这些价格表的种种困难。我们面对的第一个困难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时间因素是经济学上许多特大困难的根源。

因此，一个需求价格表——假定其他情况不变
——就代表能出售的某一种商品价格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由于该商品供出售的数量发生变化而引起的。但事实上，在那足以收集到完全而又可靠的统计数字的很长时间内，其他情况是不会没有变化的。常常会出现一些干扰性的原因，而这些原因的结果与我们要分开研究的那个特殊原因的结果混合在一起，是不易区分出来的。这种困难由于以下的事实从而变得更大：在经济学上，一种原因的结果很少立即全部都出现，而往往是在这个原因已经消失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首先，货币购买力不断发生着变化，我们有必要改正从货币保持一律的价值这个假定中得到的结果。然而，既然我们能相当准确地知道货币购买力的比较广泛的变化，就能相当妥善地克服这种困难。

其次，就是总的繁荣程度和整个社会所支配的全部购买力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影响很重要，但没有一般想象得那样重要。因为，当繁荣的波浪下落时，价格下跌，这样就增加了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的财产，而那些依靠经营利润为收入的人却要为此付出代价。繁荣程度向下波动，一般也完全是以后一种人所遭受的明显损失来作为衡量的。但是，像茶、食糖、牛油、毛织品这些商品的全部消费量的统计数字，证明了人们的全部购买力并不是同时很快就下降的。下降仍然存在着，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比较东西的价格和消费量，才能确知这种下降的程度。

再次，就是由于人口和财富的逐步增长所引起的变化。如果知道事实的话，我们对于这些变化就能很容易地作出数字上的改正[8]
。

§6.风尚的变化
我们还必须考虑风尚、爱好和习惯上的变化[9]
，并对一种商品的新用途的产生以及能代替它的其他东西的发现、改进或跌价都要加以考虑。在所有这些情况当中，经济原因与其结果之间所经过的时间造成很大的困难。因为，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对消费发挥出的全部影响，是需要时间的；消费者对替代品感到习惯，也是需要时间的；而生产者生产大量替代品，恐怕也是需要时间的；培养对新商品的熟悉和习惯，以及发现节省使用这些新商品的方法，也都需要时间。

例如，当木材和炭的价格在英国变得昂贵起来时，人们就慢慢培养起用煤作燃料的习惯，而火炉对使用煤的适应却是缓慢的。即使在水运便利的地方，有组织的煤炭贸易也没有迅速发展起来；工业上用煤来代替炭的发明方法甚至更缓慢，的确到现在还没有完善。另外，近年来当煤的价格变得很贵时，极大地推进了节省用煤方法的发明，在铁和蒸汽的生产方面尤其如此；但一直到煤的高价期已经过去之后，这些发明当中的一些才有了很大的实效。又如，当新的电车路线或郊区铁路开通时，即使那些靠近这条线路住的人也不会马上养成尽量利用它的习惯；而在工作场所，靠近这条线路一端的那些人当中，有许多人为了要住在这条线路的另一端而搬家，则更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再如，当石油最初大量供应时，很少有人愿意随意使用，后来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才慢慢对石油与石油灯觉得习惯。所以，如果把消费的增加全归因于自那时以来所出现的价格下跌，那么就是过于看重价格下跌的影响了。

还有属于同一种类的另一困难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造成的：有许多要购买的东西能够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推迟购买，但却不能长时期拖延下去，尤其是衣服及其他逐渐损坏而在高价压力下能设法比平常用得长久一点的东西，情况更是这样。例如，在棉荒开始时，有记录的英国棉花的消费量很小。这在部分上是因为零售商减少了他们的库存，但主要是因为人们一般都设法尽可能长久用下去而不买新的棉制品。然而到了1864年，许多人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虽然那时的价格比以前任何一年都高得多，但那一年国内消费的棉花量却极大增加。以这类商品而论，突然变少不会马上使价格上涨完全达到相当于供给减少的水平。同样，在美国1873年商业大萧条之后，我们看到制靴业比一般服装业先恢复。这是因为人们还留着许多在繁荣时期积累起来而丢在一旁的衣帽，但却没有保留那么多的靴子。

§7.获得必要统计数字的困难
以上都是些基本困难，但还有其他种种困难，与我们的统计表上多多少少不可避免的缺点同样明显。

首先，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得到同一种商品的不同数量，以及在一定时间内能在一个市场上找到买主的一系列价格。一个完善的市场就是一个或大或小的区域，在此区域内有许多买方和卖方都彼此密切注意对方，并且都熟悉彼此的情况，这样，同一种商品的价格在整个区域中实际上总是相同的。但是，那些为自己消费而不是以贸易为目的的买方，常常并不留心市场中的每一个变化，他们也无法确知在每一次交易中所付的准确价格。我们姑且不管这个事实。而且，除非以海洋或以海关边界来划分地界，否则，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地理界线能划分得很清楚，也没有哪一个能国家对本国生产的供本国消费的商品作出准确的统计。

其次，即使是现有的统计数字也通常有模糊之处。一旦货物到了商人手中，这些统计数字一般就把这样的货物记入消费额内。因此，商人存货的增加与消费的增加就不容易区别开来。不过，这两种增加是受不同原因支配的。价格上涨势必抑制消费，但是如果这种上涨可望继续下去的话，则如前所述，很可能会使商人增加库存[10]
。

再次，很难保证所指的同种商品总是有相同的质量。经过一个干燥的夏季之后，小麦依然是小麦，但质量却特别优良，到下一年小麦的价格就似乎比应有的价格高了。这一点可能得考虑到，特别是因为现在干燥的加利福尼亚小麦已经成为标准的小麦。但是，同时还要考虑其他许多种类的加工产品的质量变化，却几乎不可能。即使像茶这类东西，也存在这种困难。近年来较浓的印度茶代替了较淡的中国茶，这已经使得消费量的实际增加大于统计数字所显示的增加了。

§8.消费统计的说明。商人的账本。消费者的预算表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发表关于某些种类商品的笼统的消费统计数字。但是，部分上因为上述原因，这些统计数字几乎不能帮助我们探求价格的变化与人们将购买的商品量的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价格的变化与社会不同阶层各种消费分配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于这两个目的中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价格变化所引起的消费变化规律的发现，如果我们明白杰文斯（见他著的《政治经济理论》第11、12页）提出的有关店主的账本的暗示，就会有很大益处。在一个工业城市中的工人居住区里，一个店主或合作社的经理，通常有办法十分准确地知道他的大多数顾客的经济情况。他能知道有多少工厂在开工，一周工作多少小时，而且他能详细打听到工资率的重要变化：事实上，他把打听这种事情当做他的本职工作了。他的顾客通常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日常使用的东西的价格变化。所以，他往往会知道某种商品的消费增加了，是由于价格下跌造成的，且这个原因迅速并单独产生作用，并无其他妨碍原因掺杂在一起。即使出现妨碍性原因，他也往往能够考虑到这些原因的影响。例如，他会知道，当冬季到来时，黄油和蔬菜的价格的涨落情况，因为寒冷的天气使人们比以前要用更多的黄油，而蔬菜用得就较少；而在冬季蔬菜与黄油的价格都上涨时，他会预料到蔬菜消费的减少将大于仅仅是由于价格上涨所造成的减少，但黄油消费的减少却不会这么大。不过，在接连的两个冬天里，如果他的顾客人数大致相同，而且他们的工资收入也大致相同；如果一个冬天的黄油价格比另一个冬天高出很多，那么比较两个冬天中他的账本，就可得到极为正确的有关价格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的说明。供应社会其他阶层的人的店主有时必定也能提供有关顾客消费的相同事实。

如果能获得足够的有关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需求表，这些表就可提供一种方法，即它能间接衡量价格发生极大变化时所引起的全部需求的变化，从而达到靠其他方法所达不到的目的。这是因为，一种商品的价格通常只是在狭小的限度内发生变动，所以，如果它的价格是原来价格的5倍或1/5，那么统计数字就不能使我们获得直接方法来推测其消费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过，我们知道，如果此商品的价格非常高，那么其消费只能几乎完全限于富人；如果此商品的价格很低，那么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即其消费大部分属于工人阶级。因此，如果现在的价格相对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都很高时，我们就能从现在价格上他们的需求律进行推测：如果价格上涨到即使对富人而言也很高时，富人的需求会如何；而另一方面，如果现在的价格相对富人而言是适中的，我们就能从富人的需求进行推测：即如果价格下跌到对工人阶级而言也是适中的，工人阶级的需求会怎样。只有这样将不完全的需求律结合在一起，我们才有希望得出有关差别很大的价格的正确规律。（这就是说，直到我们能将社会上各阶层的片断需求曲线结合成为总的需求曲线，才能根据接近现行价格的价格，可靠地画出同一种商品的总需求曲线。参看本章第2节。）

当我们取得一些进展，从用做直接消费的商品的需求中总结出一些明确的规律时，只有在这时——而且非到这时不可——对于那些依赖这种商品的次要需求做同样的工作，才会有用处——次要的需求是：参加销售商品的生产技术工人和其他工人的劳动需要；机器、工厂、铁道材料和其他生产工具的需求。医务人员、家庭仆人以及直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所有人的工作的需求，在性质上与用做直接消费的商品的需求相同，这种需求规律也可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

要确知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在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之间按什么比例分配支出；在仅仅提供目前愉快的东西与增进身体和道德力量的东西之间按什么比例分配支出；在满足低级欲望的东西与鼓励和培养高级欲望的东西之间按照什么比例分配支出，这是一项很重要且也很棘手的工作。过去50年里，欧洲大陆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做了种种努力；近来，不但在欧洲大陆，而且在英美两国，人们都越来越努力研究这个问题了[11]
。

[1]
我们可以说，如果价格的小幅度下跌会使需求量同样按比例增加，那么需求弹性是1；或者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如果价格下跌1％会增加1％的销售，那么需求弹性是1；如果价格下跌1％使需要量分别增加2％或0.5％，那么需求弹性是2或0.5，以此类推（这个说明是概括性的，因为98对100和100对102的比例，不是恰好相同的）。借助于以下的法则，我们能最好地在需求曲线上找出需求弹性。引一直线与曲线上的任何一点P相切，在T点与Ox相交，在t点与Oy相交，那么，在P点的弹性的测量就是PT与Pt的比率。

图-3

如果PT是Pt的2倍，那么价格下跌1％会使需求量增加2％，需求弹性就是2。如果PT是Pt的1/3，那么价格下跌1％会使需求量增加百分之0.3；需求弹性就是1/3，以此类推。还有一种方法也可取得同样的结果：在P点的弹性以PT与Pt的比率来测量，也就是以MT与MO的比率来测量（因为PM与OM是垂直的）；所以，当角TPM与角OPM相等时，弹性就等于1；当角TPM比角OPM加大时，弹性就是加大的，相反也如此，参看数学附录中注2。

[2]
让我们以下面的例子作为说明：假定在一个镇中，所有蔬菜都在一个市场里进行买卖，以这个镇的青豆（比如说）的需求为例。在青豆成熟的季节之初，也许每天有100磅青豆运入市场，每磅售价1先令；以后每天有500磅上市，每磅售价6便士；后来有1 000磅，售价4便士；后来又有5 000磅，售价2便士；最后达到1万磅，只售1.5便士。这样，需求就由图-4来表示，0x线上的1寸代表5000磅；Oy线上的1寸代表10便士。于是，如图所示：

图-4

经过P1
P2
……P6
的这条曲线，就是全部需求曲线。但是，这个全部需求是由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的需求所构成的，他们各自需求的数量也许可由下表来表示：

图-5

图-6

图-7 我们可把上表制作成为图-5、图-6、图-7的曲线，表示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的需求，尺度与图-4的相同。这样，例如AH、BK、CL各代表2便士的价格，长度是0.2寸；那么OH=0.16寸，代表800磅，OK=0.5寸，代表2 500磅，0L =0.34寸，代表1 700磅，同时，OH+OK+0L =1寸，即等于图-4中的Om4，它们正应当是这样。这可作为以下这个方法的一个例子：依照同一尺度的几条部分需求曲线能够横着互相交叠在一起，以使全部需求曲线代表部分需求的总和。

[3]
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任何商品的需求表的性质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竞争品的价格是固定的还是随之变动的。如果我们把对牛肉的需求和对羊肉的需求分开，并假定牛肉价格上涨时羊肉价格是固定的，那么对牛肉的需求会变得非常有弹性。因为，牛肉价格稍有下跌，就会大大地替代羊肉，从而导致牛肉消费量大大增加；而另一方面，价格即使稍微上涨，也会使许多人差不多完全不吃牛肉而改吃羊肉。但是，以包括所有鲜肉种类在内的整个需求表而言，假定它们的价格彼此总是保持大致相同的关系，而与现在英国一般的价格没有很大差别，那么这个需求表只不过是表示有限的弹性而已。这种解释同样适用于甜菜根和蔗糖的关系。参照本书第三篇的有关注解。

[4]
参看本篇第2章中的第1节。例如，在1894年4月，这个季节中最早上市的6000个鸟蛋在伦敦每个售价是10.6便士。第二天，蛋的供应多了，售价跌到5先令；再过一天跌到每个3先令；一星期后跌到4便士。

[5]
这个估计通常被认为是格雷戈里·金作的。关于它和需求律的关系，罗德戴尔勋爵作的研究是令人钦佩的（见他著的《公共财富的性质及其增加的图-8方法和原因之研究》第51-53页）。图-8中DD′这条曲线是代表它的，A点相当于普通的价格。如果我们考虑以下的事实：在小麦价格很低的地方，例如像1834年的情况那样，小麦也许用作牛羊和猪的饲料，以及作为酿酒之用，那么这曲线的下半段会成为图中虚线的下半部分那种形状。如果我们假定：

图-8

当小麦的价格很高时能有较廉价的替代品，那么这曲线的上半部分会与图中上半部分的虚线那样的形状相同。

[6]
据克劳尼肯·普雷西奥萨姆（1745年）说：1336年伦敦的小麦价格低到每夸特（等于1吨的1/4。——译者注）2先令，而在列斯特，某一个星期六的小麦售价是40先令，下一个星期五只售14先令。

[7]
这样，任何一个人对于像水这样东西的总需求，都是他对水所有用途的需求的总和（或复合用途，参看第五篇第6章中的第3节）；正像有不同等级财富的一群人对只能用于一种用途的商品的需求是这群人当中每个人的需求总和一样。再者，正像富人对豌豆的需求一样，即使在价格很高时需求也是相当大的，但到了价格对于穷人的消费仍然比较高时，就完全失去弹性了；个人对于饮用水的需求，即使在价格很高时也是相当大的，但等到价格相对于他打扫房屋用水的需求仍然很高时，就完全失去弹性了。正像不同阶层的人对于豌豆的许多需求的总和在较大的价格变动幅度内比任何个人的需求都能保持弹性那样，个人对水的各种用途的需求，在较大的价格变动幅度内，比他对水的任何一种用途的需求都能保持弹性。参照克拉克在《哈佛经济学杂志》第8卷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经济变化的普遍规律》。

[8]
当一张统计表表明某种商品的消费量在多年中逐渐增长时，我们就可以比较它历年增长的百分比。只要稍加练习，我们就能容易作出这种比较。但是，当以统计图的形式表明数字时，如果不将这种图重新写成数字，就不能容易作出这种比较；这就是许多统计学家不赞成图解方法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知道一个简单的法则，图解方法——以这一点而论——就能变为有利了。这个法则如下：假定所消费的商品（或所进行的贸易，或所征收的税，等等）的数量，是以图-9中与Ox平行的横线来测量的，而相应的年数则照平常一样以Oy线上依次向下的相同距离来表示。为了测量P的任何一点的增长率，用尺画一条线在P点与曲线相交。这条线在t点与Oy相交，而N是Oy线上的一点，其垂直高度与P相同。那么，在Oy线上由Nt的距离所表明的年数，就是每年消费增加的分数的反量。这就是说，如果Nt是20年，则消费额是以1/20的比率——就是5％的比率——增长的；如果Nt是25年，则增长率是每年1/25。或4％，以此类推。参看作者在1885年6月《伦敦统计学会杂志》纪念号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以及数学附录中的注4和图-9。

[9]
关于时尚的影响的例证，参看福莱女士在《经济杂志》第3卷上的文章，以及希瑟毕克女士在《第十九世纪》第23卷上的文章。

[10]
在检查课税结果时，通常比较的是就在增税前税后列入消费的数量。但这是不可靠的。因为，如果商人预料到税将增加，就会在增税之前购进大量货存着，而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就不再购进什么了。而减税的时候，情况正相反。另外，重税将导致不可靠的统计报告。例如，1776年罗金汉内阁将糖汁的税从每加仑6便士减到1便士，结果波士顿的糖汁进口额名义上增加了50倍。但是，这主要是因为在减税之后付1便士的关税比走私还便宜的缘故。

[11]
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伟大的统计学家恩格尔在1857年对萨克森地方的下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所作的一张表，因为这张表已经成为以后这方面研究的指南和对比的标准了。此表如下：

该预算表经过了屡次收集材料和进行比较。但是，这种预算表与同类的其他数字一样因以下事实而受到影响：那些不辞辛苦而自愿作这种报告的人不是普通人，那些记有详细账目的人也不是普通人。而且当账目必须靠回忆来进行补充时，这种回忆容易偏于金钱应当怎样花费的想法——尤其当这些账目记在一起是专门为给别人看的时候。介于家庭经济与公共经济之间的范畴，给许多不愿从事比较笼统而抽象思维的人做出杰出工作成就提供了极有利的研究范畴。

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很久之前已由哈里森、配第、坎蒂恩（在他的已散失的《补遗》中似乎已包括一些工人家庭的改变预算表）、马尔萨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加以收集了。在18世纪末，工人的预算表由艾登收集。而在其后关于救贫、工厂等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很多关于工人阶级的支出的各种资料。的确，我们从公共或私人方面得到的关于这些问题的重要资料，差不多每年都有所增加。我们可以注意的是：雷·普莱的伟大作品《欧洲劳动者》所用的方法，是对经过仔细选择的几个家庭的家庭生活的所有细节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方法。这个方法要用得好，需要兼有选择事例的判断力以及解释这些事例的见识与同情心的非凡才能。如果用得好的话，那它就是最好的方法。不过，在平常人那儿，这个方法提示的一般结论可能比采用广博的方法所得到的一般结论更不可靠。广博的方法就是较快地收集很多的观察资料，尽可能地将这些从观察中得来的资料转化为统计形式，并获得广泛的平均数。在这些平均数当中，我们深信一些不十分准确的东西和个人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相抵消。

第5章　一物不同用途之间的选择立即使用与延缓使用

§1.一个人的财产分配于不同需要的满足之中，因此同一价格
在各种购买量的边际上就能测量出相等的效用
原始时代的家庭主妇在知道当年收获的羊毛只够做成很少几卷毛线之后，就考虑全家对衣着的所有需求，并设法将这点毛线分配于这些不同的需求，以求尽量有助于家庭幸福。如果在分配之后，她有理由懊悔当初没有多用一点毛线织（比如说）袜子，而少用一点织背心，她会认为自己这件事没做好。这个意思是说，她算错了袜子和背心之间各应需要多少毛线的比例关系。她用了太多的毛线织背心，而用在袜子上的线就不够了。所以当她实际停止时，织成袜子的毛线的效用大于织成背心的毛线的效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她刚好在该停止的地方停下来，那么，她就刚好织成了一定数量的袜子和背心，而她从用于袜子的最后一卷毛线和用于背心的最后一卷毛线中也得到了同等的利益。这就说明了一个一般的原理，这个原理如下：

如果一个人的一样东西能用于几种用途，那么他会把此物分配于这些各种不同的用途之上，使之在所有用途上都具有相同的边际效用。这是因为，如果这种东西的一种用途比另一种用途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那么，他就会从前一种用途上取出此物的一部分用于后一种用途，因而获得利益[1]
。

原始经济几乎没有自由交换，这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一个人可能极容易过多地拥有某一种东西（比如说羊毛），结果当他将此物用于其他每一种可能的用途时，其边际效用很低；但是，他很少拥有的其他另一种东西（比如说木材），其边际效用可能很高。但他的邻居中有些也许非常需要羊毛，而他们拥有的木材却多得用不了。如果各自都放弃对他们来说效用较低的东西，而接受效用较高的东西，那么每个人都会从交换中得到利益。但是，靠以物易物的办法来进行这样的调节，免不了既麻烦又困难。

在只有几样简单商品，而每样商品都适用于几种家庭劳动的地方，的确以物易物不会有很大困难；会织布的妻子和会纺纱的女儿适当调整羊毛的各种用途的边际效用，同时，丈夫和儿子对木材的各种用途也可作同样调整。

§2.续前
但是，当商品变得非常多而且高度专门化的时候，就迫切需要自由使用货币或一般购买力。这是因为，只有货币才方便用于无限的购买形式之中。在货币经济中，良好的管理表现在调整每种支出中的最后一个边际，这样在每种支出中值一先令的货物的边际效用都是相同的。每个人都可获得这种结果，只要经常注意他是否花在某样东西上的费用太多，那么从一种支出中取出一点来用在其他支出上，就会得到好处。

例如，职员对坐车进城还是步行进城而吃丰富一点儿的午饭犹豫不决时，这就是他正在权衡两种不同花钱方式的（边际）效用；又如，当一个有经验的主妇极力劝告一对年轻夫妇仔细记账有多么重要时，这个劝告的一个主要动机在于使他们可以避免不经考虑就把许多钱花在购买家具和其他东西上。这是因为，虽然实在有必要拥有这些东西的一定数量，但如果买得太多，那么按照购买它们的费用的比例，这些东西就不能产生太高的（边际）效用。年终时，这对年轻夫妇看一下一年来的预算表，也许就会发现在某些地方必须节省支出，他们会比较各项支出的（边际）效用，对从这里节省一镑支出所造成的效用损失，与从那里节省一镑支出所造成的效用损失权衡轻重。他们努力调整削减的东西，以使总的效用损失可达到最低限度，而保留的总体效用仍可达到最高限度。[2]

§3.现在的需要与未来的需要之间的分配。对未来的利益要打
折扣
一种商品被分配于各种不同的用途，而这些用途不一定完全是现在的用途：有些也许是现在的，而有些也许是将来的。一个谨慎的人会努力把财产分配于所有不同的用途（现在的和将来的）之上，以使财产在每一种用途上都有相同的边际效用。但是，在估计遥远的愉快源泉的现在的边际效用时，必须要有双重考虑：第一，考虑它的不确定性（这是一切有见识的人都会同样估计的一种客观
特性）；第二，考虑比较遥远的愉快与现在的愉快在价值上的差别（这是不同的人会依照自己不同的个性以及当时的环境，按不同的方法来估计的一种主观
特性）。

如果人们认为同样需要未来的利益与现在的利益相类似，大概便会努力在一生当中平均分配他们的愉快和其他满足。所以，如果他们能有把握得到同样的未来愉快，通常就会愿意为了这种愉快而放弃现在的愉快。但事实上，人类本性的构成是这样的，大多数人在估计一种未来利益的“现在价值”时，通常是以我们可称为“折扣”的形式再减少它的未来价值，而利益延缓时期越长，这种折扣就越大。一个人会把一种遥远的利益与现在的利益一样当做是对他有几乎相同的价值，而另一个人由于想象未来的能力较低，不太耐心而自制力也不太强，对于不是眼前的利益就不很关心。即使同一个人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有时急躁而贪图眼前的享乐；有时精神上又寄望于未来，对一切能方便等待的享乐，都愿意延缓。有时他处于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关心的地步，有时他就像一个从糕点中拣出梅子马上就吃掉的孩子一样，有时又像一个把梅子留到最后吃的孩子一样。不论是哪种情况，当计算未来利益的折扣率时，我们都必须仔细考虑所期待的愉快。

不同的人对于未来的折扣率，不但影响他们节省的倾向（照这个名词通常的含义来说），而且也影响他们购买具有持久愉快源泉的东西以及不购买那些提供较强但又较短暂的享乐的东西的倾向。例如，宁愿买一件新衣服而不沉湎于一次狂饮；或是宁愿选择耐用的简单家具，而不选择很快就会损坏的漂亮家具。

占有的愉快尤其与这些事情有关。许多人仅从所有权的感觉中，就能比从狭义的普通愉快中获得更大的满足。例如，占有土地的愉快往往使人们为土地付出高价，而这价格相对于他们的投资只会产生很低的报酬。有一种占有的愉快是为了占有而占有；还有一种占有的愉快是因为占有可产生荣耀感。有时后者比前者强，有时比前者弱；恐怕没有人对自己或对别人了解到能在这两者之间十分明确地划分出界限的程度。

§4.打折扣的未来愉快与打折扣的未来可得到的愉快的事情之间的区别
前面已经说过，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里享受的两种利益的数量
，也不能进行比较。当一个人延缓可得愉快的事件时，他并没有延缓愉快，他只不过是放弃现在的愉快，而以另一种愉快或以将来可得到另一种愉快的期望来取而代之。我们不能说他期望得到的未来愉快是否大于他放弃的愉快，除非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所有情况。所以，即使我们知道他对将来可获得愉快的事件的折扣率，就如他花费一镑而立刻获得的满足一样，但我们还是不知道他对未来愉快的折扣率[3]
。

然而，我们如果作出两种假定，就能获得一种他对未来利益的折扣率的人为衡量法：第一个假定是，他期望在将来差不多与现在同样富有；第二个假定是，他从货币可购买的东西中可获益的能力，虽然在有些方面会有增加，有些方面会有减少，但大体上保持不变。在这两个假定下，如果他确信一年后会有一个金币（值二十一先令）的收入（为他自己或他的后代使用），而愿意——不过只是愿意而已——从他现在的支出中节省一镑，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对完全有保障的（只受死亡条件的限制）未来利益的折扣率是每年百分之五。而且在这两个假定下，他对未来（确定的）利益的折扣率就是在金融市场上他会对货币打的贴现率[4]
。

以上我们是单独考虑各种愉快。但人们购买的东西中有许多是耐用品，就是说，不是用一次就消耗掉的东西：一样耐用的东西（如一架钢琴），可能会成为比较长久的许多愉快的源泉；一样耐用的东西对购买者的价值，是全部财产收益或所有这些愉快对于他的总价值，但要考虑到这些愉快的不确定性和非常遥远的问题[5]
。

[1]
诚然我们的例证是属于家庭生产的，而不是属于家庭消费的。但这几乎不可避免，因为只有很少的东西才有许多不同用途的直接消费，将财产分配于不同用途的学说在用于研究需求时，没有像在研究供给时那样重要而有趣。参看第五篇第3章中的第3节的例子。

[2]
在本篇第4章第8节中的提到的工人阶级的预算表，能非常有助于将他们的财产明智地分配于不同用途方面，从而使得为每一目的的边际效用都可以相同。但是，家庭经济的重要问题与明智的行为有关，正如与明智的花费有关一样。英美的家庭主妇在使用很少的财产来满足需求方面赶不上法国的主妇，这并不是因为她们不知道怎样购买，而是因为她们不能像法国主妇那样以廉价的肉、蔬菜等原料做出好的成品。家庭经济往往被说成是属于消费的行为，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家庭经济的最大缺点——至少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饮酒有节制的人是这样——与其说是消费上的缺点，还不如说是生产上的缺点。

[3]
在分类中将某些愉快列入比其他愉快更迫切的一类时，人们往往忘却以下的情况：一件可得愉快的事件的延缓，可以改变这个事件发生时的环境，因而可以改变愉快本身的性质。例如我们可以说，一个青年希望在发财后自己能有能力去阿尔卑斯山旅游一次，他对这次旅游的折扣率很高，他宁愿现在就能去旅游，这在部分上是因为现在进行这旅游会令他更愉快。

另外，也许会发生这样的事：可得愉快的事件的延缓引起某样东西在时间上分配不平均，而且对于这样的东西，边际效用递减律会发生强烈的作用。例如，有时我们说吃东西的心情特别迫切：如果一个人一星期中六天没有吃晚饭，而在第七天吃了七顿晚饭，他便有很大损失，这无疑是肯定的。因为当他不吃六顿晚饭时，他并不是延缓吃六顿晚饭的愉快，而是代之以一天过度饱餐的愉快。又如，一个人将鸡蛋留到冬天吃的时候，他并不期望这些鸡蛋到冬天时会比现在更好吃，而是预料到冬天会缺少鸡蛋，因而鸡蛋的效用会比现在大。这表明了他在对未来的愉快打折扣与对从一样商品的一定数量的未来享乐中所得到的愉快打折扣之间已经划分清楚了该区别的重要性。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中，我们必须分别考虑该商品在两个时段中边际效用之间的差别，但在前一种情况中，在估计愉快是多少时已将这种差别考虑在内了，因而不必再加以考虑了。

[4]
除了这两个假定的条件之外，在货币贷款的贴现率与未来愉快的折扣率之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一个人也许非常没耐心推迟获得愉快，即使非常有希望在十年后获得某种愉快，也不能使他放弃他认为只有未来愉快四分之一的眼前愉快。但是，如果他担心十年后也许会缺少金钱（因而钱的边际效用就高了），以致到那时半个皇冠币（每个值五先令）会比现在的一镑给他带来更大的愉快或免除更多的痛苦，那么即使是要把货币埋藏起来他也会节省一些以供将来使用。这个道理同他储藏鸡蛋到冬天吃的道理是一样的。但在这里我们却走向与供给相比与需要更为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去了。在说到关于财富的积累和以后关于决定利率的原因时，我们再从不同的观点角度来考虑这些同题。

然而，假定我们知道：（1）未来愉快的多少；（2）将会到来的日期——如果的确会到来的话；（3）会到来的机会；（4）所指的这个人对未来愉快的折扣率，那么，在这里就可考虑如何用数字来衡量未来愉快的现在价值。

如果有三比一的可能性享受一种愉快，而且四个机会中有三个对这种愉快有利，那么期待这种愉快的价值是它可能会有的价值——如果可靠的话——的四分之三；如果享受这种愉快的可能性只有七比五，因而十二个机会中只有七个是有利的，那么这种愉快的期待价值只是其可有的价值——如果可靠的话——的十二分之七，以此类推（这是这种愉快的保险会计上的价值，但我们还要考虑以下事实：不确定的利益对人的真正价值通常小于其保险会计上的价值，参看本书第四篇第6章第4节的脚注）。如果预料的愉快既不确定又很遥远，我们就要对这种愉快的全部价值打双重折扣。例如，我们假定有一个愿付出十先令以获得眼前的而且是确定的一种满足的人，如果一年之后才能得到这种满足，而且一年后实现这种满足的可能性是三比一；再假定他对未来的折扣率是每年百分之二十，那么，这一满足的期待对他的价值是：四分之三乘百分之八十再乘以十先令，就是六先令。参照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绪论一章。

[5]
当然，这个估计是凭草率的直觉作出的；如果要使它数字准确（参看数学附录中注5），我们必须记住本节及前一节中所说的不可能得到的有关不同时发生的愉快或其他满足的正确比较，还有在认为对未来愉快的折扣要服从指数法则这一点上所包含的一致性假定。

第6章　价值与效用

§1.价格与效用。消费者剩余。时机
我们现在可以进而考虑：对一物实际支付的价格会以什么程度代表占有此物所产生的利益。这是一个泛泛的问题，经济学对此并没有太多可说的，但能说的那很少的一部分却相当重要。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人对一物支付的价格绝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会达到一个他宁愿支付但又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当中所得到的满足，通常超过他为此物付价时所放弃的满足。这样，从这种购买中他就得到一种满足剩余。他宁愿付出也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价格的那部分，是对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部分可称为消费者剩余
。

很明显，从某些商品中获得的消费者剩余比从另一些商品中得到的大得多。许多舒适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比许多人宁愿支付也不愿完全得不到这些东西的价格低得多，因而这些东西提供了很大的消费者剩余。火柴、食盐、一便士一份的报纸或一张邮票都是很好的例子。

一个人从低价购买他宁愿支付高价也不愿得不到的东西中得到的利益，可以称为他从他的机会
或环境
，或者借用几代人以前常用的一个词，即从他的时机中得到的利益。本章中我们的目的是要运用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来帮助我们大略估计一下一个人从他的环境或时机中得到的某些利益[1]
。

§2.消费者剩余与个人需要的关系
为了使概念明确，让我们考虑供家庭消费用而购买的茶的情况。以这样一个人为例：如果茶的价格是20先令1磅，这个价格刚好使他每年购买1磅；如果价格是14先令，刚好使他买2磅；如果价格是10先令，就买3磅；如果价格是6先令，就买4磅；如果价格是4先令，就买5磅；如果价格是3先令，就买6磅。而实际上价格是2先令，他最后买了7磅。我们必须研究他从以每磅2先令的价格购买茶的能力中获得的消费者剩余。

如果价格是20先令刚好使他购买1磅，这个事实便证明他从那一磅中得到的全部享乐或满足与他把这20先令用于购买其他东西所能得到的全部享乐或满足是一样大的；当价格跌到14先令时，如果他愿意的话，仍然可以只买1磅。于是他就以14先令得到对他至少值20先令的东西；他将得到对他至少值6先令的剩余满足，或换句话说，至少是6先令的消费者剩余。但事实上，由于他自己的自由选择，他买了第二磅，这样就表明他认为第二磅茶对他至少值14先令，这一点代表第二磅茶对他所增加的效用。他以28先令得到对他至少值20先令加14先令，即34先令的东西。无论如何他的剩余满足不会因购买第二磅茶而减少，这种满足对他至少仍值6先令。这两磅茶的全部效用至少值34先令，而他的消费者剩余至少是6先令[2]
。每次增加的购买量都对他以前所决定的购买量的效用产生相反的作用，这个事实在画需求表时就已被考虑在内，因而不能重复计算
。

当价格跌到10先令时，如果他愿意的话，仍然可以只买2磅；而以20先令就能得到对他至少值34先令的东西，并且得到至少值14先令的剩余满足。但事实上，他宁愿购买第三磅。因为他毫不在乎地这样做了，我们就知道他买第三磅并未减少他的剩余满足。他现在以30先令买了3磅，其中第一磅对他至少值20先令，第二磅至少值14先令，第三磅至少值10先令。三磅的全部效用至少值44先令，依此类推。

最后当价格跌到2先令时，他买了7磅，这7磅对他的价值不会少于20、14、10、6、4、3、2先令，或者总计是59先令。这个总数测量出这7磅对他的全部效用，而他的消费者剩余（至少）是这个总数超过他实际为这7磅所付的14先令这个数，即45先令。这45先令就是他从购买茶中获得的满足，超过他花这14先令多买一点其他商品所能得到的满足价值，因为他认为按其他商品的现行价格多买一点这些商品是不值得的；如果以现行价格多买其他商品就不会使他得到消费者剩余。换言之，他是从时机，即从在茶这种东西上使环境适应他的需求，因而获得值45先令的剩余享乐的。如果没有这种适应，如果无论他出什么价也得不到茶，那么他就会受得不到满足的损失，这种满足至少等于他多花45先令购买其他东西所能得到的满足，而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刚好只值他所付出的价格[3]
。

§3.消费者剩余与市场的关系。当我们考虑大多数人的平均数时，便可以不过问个人性格的差别；如果这个大多数人包括比例相同的富人和穷人在内，价格就变成对效用的一种正确的衡量
同样，如果我们暂且不管以下这个事实：同额货币对不同的人代表不同数量的愉快，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根据对茶的全部需求价格表中所表明的价格超过茶的销售价格的合计的总额，来衡量（比方说）在伦敦市场上茶的销售所提供的剩余满足[4]
。

这个分析连同它的新名称和详尽的方法一样，乍一看上去似乎既费劲又不真实。但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就可知道它并未带来新的困难，也没有作出新的假定：只不过是对市场日常用语中潜在的困难和假定加以说明罢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其他情况一样，日常用语因表面简单而掩盖了真正的复杂性，学术研究的义务就是要揭露这种潜在的复杂性，并面对这种复杂性来尽量减少这种复杂性。因此，在以后的阶段中，我们就可以坚决地处理日常生活中模糊的思想以及语言不能彻底说明的种种困难。

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有这样的说法：各种东西对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不是以他对这些东西所付出的价格来衡量的。例如，他对茶比对盐花的费用虽然大得多，但盐对他却有较大的真正价值，如果他完全得不到盐的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当说到我们不能相信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可表明它的全部效用时，只不过是把这种说法变成了精确的专门术语形式而已。假如有一些乘船遇难的人预料得等一年方能得救，那么当有几磅茶和几磅盐要在他们当中平分时，盐就会被看得比较贵重；当一个人预料到在一年中只能得到少许盐时，一两盐的边际效用比在同样情况下茶的边际效用要大。但是，在平常情况下，盐的价格非常低廉，每个人都买了那么多盐，结果再多买一磅也不会令他更满足。诚然，盐对他的全部效用很大，但是盐的边际效用却很低；另一方面，因为茶价格昂贵，大多数人用茶较少，而用水泡茶的时间较长，如果茶的价格差不多能像盐那样低廉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节省了。他们对茶的欲望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程度：茶的边际效用很高，他们也许愿意支付同样的价格而多买一两茶，就像多买一磅盐那样。我们开头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通常说法表明了这一切道理，但却不是以一种精确而明确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而是用那种像在以后工作中我们会常常用到的叙述时所表达的那种形式。开始就使用专门术语并不会增加知识，但却可以使我们熟悉的知识具有稳定而简洁的形式，并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5]
。

或者，一物的真正价值不是按它与个别人的关系来研究的，而是按它与一般人的关系来研究的；这样自然就会假定，“首先”，对一个英国人值一先令的满足可当做等同于对另一个英国人的一先令的价值，而且，“直到出现相反的原因为止”。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假定茶的消费者和盐的消费者都属于同一阶层，而且包括各种性情的人都在内，这种说法才合理[6]
。

这样说也是考虑到对一个普通的穷人来说，值一镑的满足比对一个普通的富人要大得多：如果我们不是比较所有阶层的人都大量使用的茶和盐，而将其中的一种与香槟酒或菠萝作比较，那么为此而作出的改正就更重要了，会改变这种估计的全部性质。在前几代中，许多政治家，甚至有些经济学家，都不充分注意考虑这种原因，在制订征税计划时尤其如此；他们的言行当中似乎缺乏对穷人的痛苦的同情，虽然较多时候他们只是由于没有想到才会如此。

然而，总的来说，经济学研究的大多数事情都是以大体相同的比例影响着社会上所有不同阶层的人的事情。因此，如果对两个事件引起的幸福用货币来衡量是相等的话，那么一般来说这两个事件幸福的多少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正确衡量一个市场上消费者剩余才在理论上很有趣，而且在实践上也会很重要。

不过，我们要注意，对各种商品的全部效用和消费者剩余的估计是根据其需求价格来进行的。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到罕见的价值时，是在假定其他情况不变
的条件下才有了这种需求价格的。当根据这个办法计算用于同一目的两种商品的全部效用时，我们不能说两种商品合在一起的全部效用等于每种商品的效用加在一起的总和[7]
。

§4.续前
对以下事实的考虑，也不会使我们的论断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一个人花在某物上的钱越多，他多买此物或他物的能力就越小，而货币对他的价值就越大（用专门语言来说，就是每一项新支出都增加了货币对他的边际价值）。但是，虽然论断实质性不变，但形式却因变得复杂而没有相应的收获。因为，在这个题目下进行了改正的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很少[8]
。

可是，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像吉芬爵士指出的那样，面包价格上涨会使贫穷的劳动者家庭财源枯竭，并且大大提高货币对他们的边际效用，他们不得不节省肉类和较贵的淀粉类食物消费。然而，面包仍是他们所必须得到的和要购买的最廉价的食物，他们消费的面包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但是，这种情况罕见；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根据各种实际情况来研究。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根本不能正确推测出当任何一物的价格与人们惯常为它支付的价格相差很大时，人们会买多少；或换句话说，如果销售量与平常的销售量相差很大时，我们根本不能正确推测出此物的需求价格会怎样。因此，除了接近平常的价格之外，我们的需求价格表具有很大的推测性；我们对任何一物的全部效用所能作出的最好的估计也难免会有很大差错。但实际上，这种困难并不重要。因为，消费者剩余学说的主要应用涉及其中的一些变化，这是一些随着我们所说到的商品的价格在接近平常价格变化的时而产生的变化。这就是说，这种应用要求我们只用那些很容易获得的资料，因为将这些资料用于必需品上时特别具有说服力[9]
。

§5.以上两节所说的是在假定已经考虑了共同财富的问题的前提下进行的
在估计福利对物质财富的依赖关系时，还有一种考虑容易受到忽视，即不但一个人的幸福往往要依赖他健康的身心和道德，而不是依赖其外在条件，而且即使具备这些条件，有许多对他的真正幸福至关重要的条件也容易从他的财富目录中漏掉。有些条件是大自然的恩赐。如果这些条件对每个人都一样的话，那么即使不加过问也不会有很大害处。但事实上，它们在各地都大不相同。然而，这些条件中更多的是属于共同财富因素，在计算个人财富时，这种共同财富常被省掉不算。但当我们比较近代文明世界中的各个不同部分时，共同财富就变得很重要，而当我们把自己的时代与前代进行比较时，甚至更加重要。

在我们研究之末，将对为了保证共同福利的共同活动——例如街道照明和洒水——进行详细研究。为个人消费而购买东西的合作社在英国比在别处更进步，但为贸易目的而购买为农民及其他人所需要的东西的合作社，在英国一直到最近都很落后。两种合作社有时都被称为消费者
组织，但它们其实是为某些商业部门省力的组织，与其说它们是属于消费问题，还不如说属于生产
问题。

§6.贝诺利的意见。财富效用的更广泛的方面
当我们说到福利要依赖物质财富时，是指以收进的源源不断的财富流入以及由此产生的使用和消费这种财富的能力来衡量源源不断流入的福利。一个人现有的财富通过使用因而产生了幸福，这种幸福应将拥有财富的快乐计算在内。但是，他现有的财富总额与总的幸福之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这一章和前几章中说到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时，都是说他们各有大的、中的和小的收入，而不是财产[10]
。

依照丹尼尔·贝诺利提出的意见，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从他的收入中得到的满足，在他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时就开始了，以后每当他的收入以陆续相等的比例增加时，满足感也随之有等额增加；在收入减少时，满足感也随之相应减少[11]
。

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新的财富就往往失去大部分吸引力。这在部分上是习以为常的结果；习以为常之后就使人们从习惯用的舒适品和奢侈品之中不会再获得更多的愉快，虽然如果他们失去了这些东西，就会感到更痛苦。这在部分上是由于以下事实造成的：财富的增加往往伴随着年老厌倦感或至少是神经紧张的增加；甚至随着财富的增加，还会养成降低身体活力以及减少对愉快的享受的生活习惯。

在各个文明国家里都有一些佛教信徒，佛教的教义认为：淡泊宁静是最高尚的生活理想，智者应做之事是要尽量从本性中根除一切欲念和愿望；真正的财富不在于多财，而在于寡欲。另外一些人的意见则极端相反，他们主张：新的欲念和愿望的产生总是有益的，因为那会鼓励人们更加努力。但就像斯宾塞说的那样，这些人似乎错误地以为生活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工作为了生活[12]
。

实情似乎是这样的：照人类本性的构成来看，除非人有某些艰苦的工作要做和某些困难要克服，否则就会迅速堕落；而且发奋努力对身体和道德健康都是必要的。充实的生活在于尽可能多地发展和发挥高尚的才能。在对任何目标——不论这目标是经营的成功、艺术和科学的进步，还是人类状况的改善——的热烈追求中都有强烈的愉快感。各种最高尚的建设性工作必然常常交替出现在心力过度紧张和疲惫时期；但是，对于平常人和没有雄心大志（不论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雄心大志）的人而言，从适中和相当稳定的工作中所获得的适中的收入，对身心健康和各种良好习惯的养成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只有在这些习惯之中才有真正的幸福。

在社会所有等级之中，人都存在着某种误用财富的情况。一般来说，我们虽然可以说，每当工人阶级的财富有所增加时，就会使人类生活变得更丰富和高尚，因为所增加的财富主要用于满足真正的需求；但是，即使在英国的技术工人当中——在新的国家中恐怕更是如此，以财富作为炫耀手段的有害欲望已有增长的迹象，这种欲望早已成为各文明国家中小康阶级的主要祸根了。禁止奢侈的法律不奏效。但是，如果社会道德能使人避免对个人财富的各种炫耀的话，那就有利了。诚然，从适当的豪华中能得到真正而可贵的愉快感。但是，只有在一方面不存在个人虚荣而另一方面不存在别人的妒忌时，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这种愉快；像从公共建筑物、公园、公共收藏的美术品、公共竞赛及娱乐等上所获得的愉快就是这样。只要财富是用来为每个家庭提供生活、文化必需品和为集体提供多种形式的高尚的娱乐品的，那么追求财富的目的就是高尚的；而这种追求所带来的愉快感，就可以随着我们用财富促进的那些高尚活动的发展而增大。

一旦有了生活必需品之后，每个人就应该设法使他现有的种种东西更美观，而不应增加其数量或使它们更华丽。提高家具和服装的艺术性，能提高制造商的才能，而且这对使用者而言也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幸福源泉。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追求较高的审美标准，而把增长的资源用来使家庭用品更复杂，那么就不能由此得到真正的好处和持久的幸福。如果人人都购买少一些的东西和简单些的东西，且为了真正的美观而情愿费点精力来选择这些东西，这当然要使物有所值了；如果宁愿购买少数由高工资劳动者精工制作的东西，也不愿购买由低工资劳动者粗制滥造的东西，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好多了。

但是，我们这已超出本篇的研究范围了：研究每个人花费自己的收入的一般方法对福利的影响，是把经济学应用于生活艺术中的一种比较重要的应用研究方法。

[1]
这个术语常见于德国经济学，满足了英国经济学感受很深的那种需求。因为，唯一可用的代替词“机会”和“环境”，有时极易让人产生误解，据瓦格纳说（见他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版第387页），时机“就是技术、经济、社会及法律条件的总和；这些条件在基于分工和私有财产——尤其是在土地和其他物质生产资料方面的私有财产——的国民经济中，决定货物的需求和供给，从而决定货物的交换价值：这种决定通常或至少在大体上与货物所有者的意志、活动和疏忽无关。”

[2]
对于这个说明可再加一些解释：虽然事实上这种解释不外乎是用别的话来重复已经说过的事情的。正文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买的第三磅是由他自己自由选择的，这个条件的重要性可用以下的理由来说明：如果以他买2磅作为向他开价14先令的条件，那么他必须在以20先令买1磅与以28先令买2磅之间进行选择，于是他买了2磅，这个事实不能证明他以为第二磅对他值8先令以上。但是，实际上他无条件地付出14先令买了第二磅，这就证明第二磅对他至少值14先令（假如他能以每个1便士的价格购买甜面包，而6便士便可买7个，于是，他情愿购买7个。因而我们知道，他为了购买第六和第七个甜面包而愿意花费第六个便士。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却不知道他宁愿付多少钱去买那个他不愿得不到的第七个甜面包）。

有时有这样的反对意见：因为他的购买量增加了，他对以前每一次购买的需求迫切程度就有所递减，每次购买量的效用也随之降低。所以，当我们向需求价格表中较低的价格靠近时，应当不断地把表中以前购买的那部分重新画在需求曲线的较低水平上（这就是说，当我们沿需求曲线向右靠近时，应当把这条曲线重新画在较低的水平上）。但是，这种意见却误解了价格表所依据的办法。假如对各磅茶所定的需求价格代表各磅的平均效用，这种意见也许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买第一磅刚好付20先令，买第二磅刚好付14先令，那么他买两磅刚好付34先令，即每磅平均17先令，这是对的。如果我们的价格表与他所付的平均价格有关，并将第二磅的价格定为17先令，那么当我们继续趋向低价时，毫无疑问应当重画需求曲线。因为，当他买第三磅时，这三磅中每磅对他的平均效用都将小于17先令的平均效用；如果照我们以前假定的那样，假如他对第三磅只付10先令，那么事实上平均效用是10.8先令。但是，根据这里我们制定需求价格的办法，就可以完全避免这种困难了；依照这个办法，他的第二磅不是因为代表两磅中每磅的平均价格的17先令而购买的，而是因为代表第二磅对他增加的效用的14先令而购买的。因为当他买第三磅时，这种增加的效用保持不变，而第三磅所增加的效用是以10先令来衡量的。

第一磅对他也许值20先令以上。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第一磅对他的价值不少于20先令而已。即使以20先令而论，恐怕他也只得到一点剩余满足。第二磅对他也许值14先令以上。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第二磅对他至少值14先令，而不会值20先令。因此，他在这个阶段会得到至少6先令的剩余满足，也许更多一点。当我们注意像从每磅20先令跌到14先令那样大的变化效果时，总是存在着这种出入，这一点数学家是了解的。如果我们从很高的价格开始，而实际上价格是以每磅相差一个小铜币（值1便士的1/4）的极小变化下跌，并注意在他的消费上每次只有相差一磅几分之几的极小变化，那么这种出入就会消失了。

[3]
尼科尔森教授（见他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卷和《经济杂志》第4卷）对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曾经提出反对意见，而埃奇沃斯教授在《经济杂志》上已经给出了答复。尼科尔森教授说：“说一年收入（比方说）100镑的效用值（比方说）1 000镑，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这样的说法也许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当我们对中非的生活与英国的生活进行比较时，这样的说法也许是有用处的。在中非，货币能买到的东西平均起来虽然像在英国那样廉价，但在中非，有许多东西根本买不到，因此，在中非一个人有1000镑收入就不及在英国有300～400镑收入的人那样舒适。如果一个人付了1便士的过桥税而能节省1先令的车费，我们不是说这1便士值1先令，而是说这1便士和这桥带给他的利益（这桥在他的时机中所起的作用）合在一起在那一天值1先令。如果在他需要的那一天这桥被水冲毁了，那他就会处于至少与失去11便士同样糟的境地。

[4]
那么，就让我们考虑在任何大市场中对茶的需求曲线DD′吧。我们以一年作为时间单位，假定OH是这市场在HA价格上茶每年销售的数量。在OH线上取任何一点M，向上画直线MP，在P点与曲线相交，另画一条横线通过A点和R点，我们假定购买的磅数是依照各个购买者的需求程度来排列的：任何一磅的购买者的需求程度是以他对那一磅只愿支付的价格来衡量的。图-10告诉我们：在PM的价格上，能售出OM这么多的数量，但如果价格高于PM，就不能售出这么多的数量。因此，一定有一个人在PM的价格上比在较高的价格上买得多；我们就可认为第OM磅是卖给这个人的数量。例如，假定PM代表4先令，OM代表100万磅。正文中所说的购买者在价格4先令时，只愿购买第5磅茶，我们可以说第OM磅或第100万磅是要卖给他的数量。如果AH——因而也是RM——代表2先令，那么他从第OM磅所得的消费者剩余就是PM或4先令——购买者本来愿意支付的价格——超过RM或2先令——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数目。假定画一个垂直的平行四边形，其高度为PM，其底面是Ox线上衡量1个单位或1磅茶的距离。那么以后价格不是以像PM那样没有阔度的数学上的直线来衡量的，而是以一个较窄的平行四边形——或者可称为有阔度的直线——来衡量的，这样就会方便了，它的阔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等于Ox线上衡量1个单位或1磅茶的距离。这样，我们可以说，从第OM磅茶所得的全部满足是以有阔度的直线MP来代表的（或者根据正文的最后一段中所作的假定，是用它来衡量的）；对这一磅支付的价格是以有阔度的直线MR来代表的，而从这一磅中所得到的消费者剩余是以有阔度的直线RP来代表的。现在让我们假定这种较窄的平行四边形或有阔度的直线。从0到H之间所有M的位置上都画出来，每条线代表各磅茶。像MP那样，从Ox向上到需求曲线所画出来的有阔度的各条直线，各代表从1磅茶中所得的满足的总数；这些直线合起来就占据了并刚好填满了DOHA的全部面积。所以，我们可以说，面积DOHA代表从茶的消费中所得到的总体满足。而像MR那样，从Ox向上到AC为止所画出来的各条直线，代表对1磅茶实际付出的价格。这些直线合在一起就构成了COHA的面积；因此，这个面积代表对茶所支付的全部价格。最后，像RP那样，从AC向上到需求曲线为止所画出来的各条直线，代表从相应的各磅茶中所得到的消费者剩余。这些直线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面积DCA；当价格是AH时，这个面积就代表从所有茶中所得到的全部消费者剩余。但必须重复说一下，除了正文中所作的假定之外，这种几何学的测量不过是测量总体利益，而这些利益不是完全按照同一尺度来测量的。除非作了这样的假定，即这面积不过是代表总体满足，而对满足的个别数量却未进行正确的测量。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之下，这个面积才能测量各购买者从所有茶中所得的全部纯满足的数量。

图-10

[5]
哈里森1775年在《货币论》一书中说：“一般东西的价值，不是依照这些东西在供给人们必需品方面的真正用途来估计的，而是依照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土地、劳动和技能的比例来估计的。东西或商品几乎就是依照这个比例进行交换的；大多数东西的真正价值主要就是根据上述标准来估计的。水有很大的用途，但通常价值很小或根本没有价值。因为在大多数地方，水都是天然地大量流出来的，而不能放在私有财产范围之内，大家都可有足够的水，除了在需要管理和运送水的时候支付费用外，没有其他费用；但另一方面，钻石是稀有的东西，尽管没有什么大用处，却因稀少而有很大价值。”

[6]
可以想象出也许有些高度敏感的人对缺乏盐或茶会感到特别痛苦，而有些人却并不怎么敏感，而只是会对失去他们收入的一部分会比同等状况的其他人更感到痛苦。但是，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既然考虑大多数人的平均数，就可以暂时略去个人之间的这些差异，除非我们相信（比方说）那些极其重视茶的人的确特别敏感，非要去考虑是否有什么特别理由不可。如果必须要这样做的话，那么在把经济分析应用于伦理学或政治学的实际问题之前，我们就必须对这一点另加考虑。

[7]
在本书的前几版中，某些模棱两可的语句似乎向一些读者表达了相反的意思。但是，除了采用最精确的数学公式之外，是无法很好地将一切商品的全部效用都加在一起以获得全部财富的所有效用的总和的。几年前，用数学公式来做这项工作的打算使作者相信：即使这项工作在理论上可以做得到，结果也会受到许多假定的妨碍，以致实际上毫无用处。

我们已经注意到以下事实（见第三篇第3章中的第6节和第4章中的第3节）：为了某些目的，像茶和咖啡这些东西必须当做同类可以互相替代的商品。很明显，如果人们得不到茶，就会增加咖啡的消费；反之，则增加茶的消费。人们从得不到茶和咖啡两种东西上遭受到的损失，比只是得不到其中的一种所遭受的损失更大。所以，茶和咖啡的全部效用，比在人们假定能得到咖啡的条件下所计算的茶的全部效用的总和、比在人们假定能得到茶的条件下所计算的咖啡的全部效用的总和更大。如果把这两种“竞争性的”商品放在一个共同的需求表中，在理论上就能避免这种困难；另外，如果我们考虑没有燃料就无法把茶叶泡开这一事实而计算了燃料的全部效用，如果我们再把出于同样考虑的茶叶的全部效用加到燃料的全部效用中去，那么就是把一物计算两次了。又如，农产品的全部效用应包括犁的全部效用在内，尽管研究犁的全部效用也许与某一个问题有关，而研究小麦的全部效用也许与另一个问题有关，但这两种效用却不可加在一起。这两种困难的其他方面将在第五篇第6章中再进行研究。

帕腾教授在有些含意深刻的杰作中曾经极力坚持上面两个问题中的后一个问题。但是，他所打算表明的所有形式的财富的总效用，却似乎忽视了许多困难。

[8]
用数学语言来说，被忽视的因素通常属于少量的次等级的东西。如果不是尼科尔森教授的反对，那么忽视这些因素的常用的科学方法的妥当性，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埃奇沃斯教授在1894年3月的《经济杂志》上对尼科尔森教授已作出了简短的答复；巴龙教授在1894年9用的《经济刊物》上也有比较详细的答复；桑格先生在1885年3月的《经济杂志》上对这篇答复曾有说明。

像数学附录中注6所说明的那样，我们能考虑货币边际效用的变化形式，如果希望这样做的话。但假如我们打算将一切商品的全部效用加在一起，就非这样做不可了。可是这一工作到底是很难进行的。

[9]
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现在可能对我们只是稍有帮助。当我们的统计知识更进一步完善时，这个概念会大大帮助我们的断定：对每磅茶增6便士的税或增加1/10的运费，会对公众会造成多大损害。虽然这个概念不太能帮助我们估计出对每磅茶课税30先令或运费上涨10倍时所造成的损失，但它的价值却并不因此而减少。

我们再看一下图-10，可这样说明这个问题：如果A是曲线上的一点，相当于这市场上经常销售的数量，那么我们就能获得足够的资料，在A点两边的不远处相当准确地画一条曲线；虽然我们不能相当准确地将这一曲线向上画到D点为止。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在价值理论的主要实际应用中，即使我们了解需求曲线的完整形状，也很少利用它。我们需要的只是能得到资料，就是对靠近A点的需求曲线的形状有相当准确的了解，我们很少需要知道DCA的全部面积。为了大多数目的，我们只要知道关于A点在曲线的任何一面都有短距离的移动以及在这个面积内所引起的变化就够了。虽然如此，如果我们暂时假定——在纯理论中我们可以这样做——这条曲线是完全画出来的，就可省掉麻烦。

然而，在估计某些商品——其部分供应是生活上所必需的——的效用总和时，却特别困难。如果我们打算这样做的话，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把那一必需供应的部分当做没有问题，而只估计超过这个数的那部分商品的全部效用。但我们必须记住：对任何一物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获得此物的代用品的难度而定（参看数学附录中注6）。

[10]
参看数学附录中注7。

[11]
这就是说，假定30镑代表必需品，那么一个人从他的收入中获得的满足就从这一点开始；当他的收入达到40镑时，再增加1镑就代表产生幸福的那10镑收入增加了1/10。但是，如果他的收入是100镑，就超过了必需品水平的70镑。现在需要再增加7镑才能得到在收入40镑时再增加1镑所得的幸福；同时，如果他的收入是1万镑，就需要再增加1 000镑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参看数学附录中注8）。当然，这种估计是非常随便的，也不能适应各个不同的人的生活情况。以后我们会知道，现在最通行的赋税制度一般是遵循贝诺利的意见方针的。以前的赋税制度向穷人征收的税比按照贝诺利的办法所计算的大得多；同时，累进税制度在几个国家中己有被采用的预兆，即使在贝诺利对必需品已经作了修正之后，这个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基于以下条件假定的：有巨大收入的人如果增加1％的收入，他因此而增加的幸福就不及收入较少的人增加1％收入所增加的幸福那样多。

我们可以顺便说一下，增加1镑而对任何人所产生的效用是随着他已有的镑数而递减的。从这个一般规律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的实际原理：第一，即使在完全公正和平等条件下进行的赌博，也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例如，一个有600镑的人，公正平等地与人赌100镑，这时他所期望的幸福等于从700镑上得到的幸福的一半和从500镑上得到的幸福的一半，而这幸福少于他期望从600镑上得到的幸福。因为，根据上述假定，从600镑和500镑上得到的幸福之间的差异，大于从700镑和600镑上得到的幸福之间的差异（参照数学附录中注9与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4章）；第二个原理与第一个刚好相反，即理论上是公正的风险保险常有经济利益。但是，各保险公司计算了理论上是公正的保险费之后，除了保险费用之外，当然必须分出足够的款项以支付其资本利润和营业费用，而往往将广告费和被骗保的巨额损失费支出也算在营业费用之内。所以，支付保险公司实际所收的保险费是否适合的问题，是一个必须根据各种情况的真相来决定的问题。

[12]
参看他的作品《养生之道》。

第四篇　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

第1章　绪　论

§1.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
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和有助于人类的在陆地、海洋、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
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1]
。资本
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作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资本是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其将资本看做是满足欲望的直接源泉，还不如将它看做是生产的一个要素。

资本主要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私人所有，而其他部分则不是。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知识使我们能够征服大自然，并迫使大自然满足我们的需求；组织则有助于知识。组织有许多形式，例如单一的商业组织、同一行业中各种商业组织、互相有关的各种行业的商业组织、对公众保障安全以及为许多人提供帮助的国家组织。知识和组织的公有和私有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并且越来越重要。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有形物质的公有和私有之间的区别更重要。部分上为了这个原因，有时似乎非常适合把组织分离开来，单独算做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我们要到研究的后一阶段，才能仔细研究组织这个要素，但在本篇中我们要说到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要素只有两个，即自然与人类。资本与组织是人类在大自然的帮助下，在人类预测将来的能力以及甘愿为将来作准备的心理指导下进行工作的结果。假如大自然和人类的本性和力量固定不变，那么财富、知识和组织就随之增长，就如同原因产生结果一样。但是，人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塑造形成的，而在环境中，大自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因而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人类都是生产问题的中心，也是消费问题的中心，而且进一步又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也称为分配
与交换
问题——的中心。

人类在数目上、在健康强壮上、在知识和能力上以及在性格多样化上的发展，是我们一切研究的目的。但对于这个目的，经济学能研究的只不过是贡献一些重要的因素而已。所以，从经济学最广泛的一面来看，这种发展的研究如果属于经济学著作的一部分，也应当放在最后，不过即使放在最后也不合适；还有，我们不能不考虑人类在生产上的直接作用以及决定人类（作为生产者）效率的各种条件。因此，大体上把关于人类在数目和性格上发展的一些说明，包括在有关生产的一般性研究之内并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恐怕是最方便的办法，而且确实也是最符合传统英国经济学的方法的。

§2.边际反效用。虽然有时劳动就是其本身的报酬，但在某些假定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劳动的供给受到对工作能产生影响的价格的支配。供给价格
在目前这个阶段中，我们只能稍稍说明需求与供给的一般关系以及消费与生产的一般关系。但是，当对效用和价值的研究在我们心中还记忆犹新时，略微说一下价值与反效用或负商品的关系也未尝不可。为了得到具有价值的货物——这种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既是需要的又是不易得到的，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反效用或负商品。现在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必然是暂时性的，甚至是引起困难的而不是解决困难的。但在我们面前，能有一个研究范围的轮廓，即使不充分又不完全也会有好处的。

需求是基于获得商品的欲望，而供给主要取决于克服不愿遭受“负商品”的心理。这种负商品通常可分为两类：劳动；延迟消费所导致的牺牲。这里只要大概说明一下普通劳动在供给方面发生的作用就够了，以后也会以类似的、虽然并不完全相同的语言论述有关经营管理工作和由于积累生产资料所需要的等待而造成的牺牲（有时如此，但不总是如此）。

劳动负商品的产生也许是由于身体或精神疲劳，或是由于在有碍健康的环境中继续劳动，或是由于与不受欢迎的同事一同工作，或是由于占用了娱乐、社交和智力活动所需的时间。但是，不论这种负商品是什么形态，其强度几乎总是随着劳动的紧张程度和持续的时间而增大。

当然，有很多努力是为了工作本身而进行的，例如登山、竞赛以及从事文学、艺术和科学活动，就是如此。但有很多艰难的工作是在使别人获益的动机驱使下进行的[2]
。以我们使用的劳动这个术语而言，大部分劳动的主要动机就都受到要得到某种物质利益欲望的驱动，这种利益在当今世界状况下一般都表现为获得一定数额的货币。的确，即使一个人是到受雇用而工作，他也往往会从工作中获得愉快。但是，在做完工作之前，他通常感到非常疲乏，以至于停工时他就觉得非常高兴。也许在他失业一段时间后，就他直接的舒适而言，他宁愿工作不要报酬，也不愿没有工作；不过，恐怕他还是不愿以比正常价格低得多的价格出卖力气和扰乱他自己的劳动力价格的市场，正像一个制造商所做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在后面部分将再详述。

用学术用语来说，这可称为劳动的边际反效用
。因为，每当一样商品的数量有所增加时，其边际效用就随之下降；每当需求有所减少时，不光是对此商品的最后部分，而且对其全部所能得到的价格就随之下跌；同样，劳动的边际反效用总是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增大的。

任何已经有了职业的人都不愿更努力的心理，在一般情况下取决于人类的本性，经济学家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像杰文斯所说的那样[3]
，在开始工作前，往往要克服一些阻力。开始工作时，往往要做一点令人感到痛苦的努力，但这种令人痛苦的努力逐渐减少到零时，愉快就随之而来；这种愉快在短时间内是呈增加趋势的，直至达到某种最大限度，然后又减少到零，随后而来的是越来越疲劳，并渴望休息及发生变化。然而，在智力工作中，一旦产生愉快和兴奋，往往就不断增大，直到有必要或因为谨慎的缘故才会停止。每个健康的人都储有一定的精力可以释放出来，但只有经过休息之后精力才能得到恢复。因此，如果他长期用力多而休息少，他的身体就要垮掉。雇主往往知道在非常需要时，暂时增加工资会使工人多做工作，但不论报酬多少，工人也不能长久保持做这么多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理由是，每当增加劳动的时间超过一定限度，随之就更迫切需要休息，人们越来越厌恶增加工作；而部分上又是因为当留作休息与其他活动的时间减少时，人们就更喜欢增加空闲时间。

由于上述及其他一些限制性因素，无论是哪类工人所做的努力，都随着给他的报酬增减而增减，这一点确实存在。正像吸引购买者去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的价格称为那个数量在一年或一定时期中的需求价格一样，对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所必须做的努力的价格，可称为那个数量在同一时期中的供给价格
。如果我们暂时假定，生产完全依靠现有经过训练的一定人数的工人的努力，那么我们就可得到一张供给价格表，与我们以前考虑过的需求价格表相符合。在理论上，供给价格表在一个数字栏内表明各种工作量，也就是生产量，而在另一个数字栏内表明诱使工人提供各种工作量所必须支付的各种价格[4]
。

但是，这是一种简单方法，它研究任何一种工作的供给，从而研究由这种工作所生产的货物的供给。此方法假定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数是固定的，但这种假定只能在短期内采用。因为人口总数在许多原因的影响下是有变化的。在这些原因中，只有一部分是经济原因，而在经济原因中，平均劳动收入占有突出的地位，虽然它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不固定而且不规则。

但是，在各种行业间的人口分布却更受到经济原因的影响。毕竟任何行业的劳动供给数量都需密切适应劳动的需要：深谋远虑的父母会帮助子女得到最有利的职业，这就是说，使他们得到劳动量不太大、劳动强度也不太大、所需的技能不太难学，而在工资及其他利益上都有最好的报酬的职业。然而，劳动供求之间的适应是绝不会是这样完美的：需求的变动可以使这种报酬在短时期内，甚至在许多年内，都比那刚刚足以使父母为子女选择某一行业而不选择同类其他行业的那种报酬高得多或低得多。所以，任何一种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可得到的报酬，虽然与学到的必需要的技能的难易程度以及工作本身所包含的强度、乏味、缺少空闲等问题的确有一些关系，但这种适应却容易受到很大的妨碍。对这种妨碍的研究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我们将在以后阶段中再对这个问题进行详述。本篇只是以叙述为主，并没有提出什么难题。

[1]
当劳动“是在部分上或全部地为了获得直接从劳动中获得愉快以外的某种利益而进行”时，就可列入经济工作这一类。参看第二篇第3章中的第2节及脚注。我们研究的生产只限于用平常意义解释的生产，因此，凡是不能直接或间接促进物质生产的那类劳动（例如学生的作业），都不进行研究。从某些观点——但不是从一切观点——来看，假如把劳动解释为劳动者——也就是人类——的意思，那么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个词就比较对称了。参看沃尔拉思著的《纯政治经济学》第17讲和费希尔教授在《经济杂志》上的文章（第6卷，第529页）。

[2]
我们已经知道（见第三篇第6章中的第1节），假如一个人以他对最后购买物品的数量的价格购买了所有的东西，那么他从以前的购买量中便得到了消费者剩余的满足。这是因为他购买所有东西所付的价格低于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的东西的价格。同样，如果付给他的任何工作的价格，是他最不愿做的工作的充分报酬，而且，如平常发生的那样，如果对他比较愿做的以及对他自己实际用力较少的那种工作，也付给同样的价格，那么从这种工作中他就得到生产者剩余。关于生产者剩余这个概念的一些困难将在附录十一中再考虑。

工人不愿以低于正常价格的价格出卖力气，与制造商不愿以低价出售货物从而破坏自身商品的市场是一样的，显然以特殊的交易而论，制造商宁愿接受低价也不愿让工厂停工。

[3]
见杰文斯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5章。奥地利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已强调并大大发展了这种学说。

[4]
参看第三篇第3章中的第4节。

第2章　土地肥力

§1.土地是大自然赐予的，而土地的产物是人类劳动的结果，这个概念虽并不完全正确，但却内含真理
我们通常说生产要素有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凡是依靠人类劳动而成为有用的有形物都归入资本这一类，而不依靠人类劳动就成为有用的有形物则归入土地这一类。这个区别显然不够精确。因为，砖头只不过是稍作加工的泥土而已；而久已有人居住的地方的土壤大部分是经过人类多次耕作的，其现在的状态归功于人类劳动。可是，这个区别却包含科学原理在内。人类没有创造物质的力量，只是有把东西变为有用形态而创造效用[1]
的能力；如果这种效用的需求有所增加，那么人类所创造的效用的供给也能增加：这种效用就有了供给价格。但是，还有别的效用的供给是人类所不能控制的；这种效用是由大自然以固定的数量供给的，因此就没有供给价格。“土地”这个术语的含义已被经济学家扩大使用，包括这种效用的永久源泉在内[2]
，不论这效用是出现在土地这个词的通常用法上，还是出现在海洋与河流、日光与雨水以及风力和瀑布等词的用法当中。

如果我们研究了土地与我们看做是土地产物的那些有形物质的区别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土地的基本属性其实就是其广袤性。使用一块土地的权利就是对一定空间——地面的某一部分——的支配权。地球面积是固定的，地球上任何一个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几何学关系也是固定的。人类无法控制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丝毫不受需求的影响，它没有生产费用，也没有生产它的供给价格。

使用地球表面的一定面积，是人能做任何事情的基本条件；这种使用使人有了自己活动的空间，享受大自然赐予此地的热和光、空气和雨水，并决定了人与其他东西和其他人的距离，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与其他东西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将会知道，土地的这一特性虽然还没有得到十分重视，但却是所有经济学家对于土地和其他东西不得不进行区别的最后原因。这个特性是经济学中许多最有趣而且最难的问题的基础。

地球表面某些地方有助于生产，这主要是指对航海者提供的服务；而某些地方却主要对开矿者具有价值；还有一些地方——虽然这种选择是人类而不是大自然做出的——主要对建筑者具有价值。但是，说到土地有生产力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土地在农业中的用途。

§2.土地肥力的机械条件和化学条件
对于研究农业的专家来说，一定面积的土地是维持一定数量的植物生命——也许最终是动物生命——的手段。为了这个目的，土壤必须具有某些机械性质和化学性质。

在机械条件方面，土壤必须非常松软，植物的细根能在土中自由伸展，但同时又必须坚实，足以很好地支撑植物生长。土地不可像沙子那样过松，使水在土中流得太快，因为这样土壤往往很快就会干燥，而植物养料在土中一经产生或是被投入土中，就会立刻随水流去；土壤又不可过硬，像坚硬的黏土那样，这样会使水在土中不能相当自由地流动。因为，不断流入土中的新鲜的水以及因水在土中流动而不断注入的空气，都是必不可少的：水和空气把矿物质和气体变为植物的养料，否则就会变得无用，甚至有毒。新鲜空气、水和霜的作用，是大自然对土地的耕作；即使没有其他形式的帮助，这些也可及时地使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变得相当肥沃，只要所形成的土壤能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而不是一形成就立刻被大雨和洪水冲走。但是，对于土壤的这种机械性质的形成，人类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人类耕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大自然使土壤能够松软而又坚实地支撑植物根部，并使空气和水能在土中自由流动。绿肥使黏性土壤分化并变得松软；对于砂性土壤来说，绿肥能使这种土壤具有在构造上非常必需的坚实性，并从机械和化学方面帮助这种土壤保持住作为植物养料的物质，否则这种物质就会迅速被水从土中冲走。

在化学条件方面，土壤必须具有植物所需要的被植被所吸收的无机成分；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只要花一点劳动就能使土壤发生很大变化。因为人类只要加进一点点土壤所需要的东西，就可使不毛之地变成肥沃良田。在大多数情况下，从那具有许多形态的石灰中，人类或者选择其中的某些形态的石灰来使用，或者使用近代化学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人造肥料，也都可使不毛之地变得肥沃。人类现在还利用细菌来帮助农业。

§3.人类改变土壤性质的力量
靠所有这些方法，人类就能控制土壤的肥力。依靠充分的劳动，人类几乎能使任何土地都生长大量农作物。人类能从机械上和化学上使土壤适合下一次要种植的任何作物。人类也能使作物适应土壤的性质，并使作物互相适应。人类选择这样一种轮种方法，每次耕作会使土地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和一个季节，因此就很容易将土地耕作成适宜下一种作物的苗床。人类甚至采用排水的方法，或者混合两种土壤以补充成分不足的方法，就能改变土壤的性质。不过，迄今为止，这只不过是小规模在进行着，有白垩和石灰、黏土和泥灰石的地方，除了园圃和其他土质较好的地方能改变土地肥力外，其他地方很少能改造成新的土壤。但是，将来很有可能大规模地应用建造铁道和其他大型土木工程所用的机械，将上述两种贫瘠程度不同的土壤改造成肥沃的土壤。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是会实现的。

这一切变化到将来可能比过去实行得更普遍和更彻底。但是即使在现在，古老国家里大部分土壤的性质也主要取决于人类的活动；在紧挨着地表的所有土壤里，有很大的资本因素——人类过去劳动的产物。被李嘉图归入土壤的“固有的”和“不灭的”特性一类中的那些大自然的丰厚礼物，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由人类世世代代耕作的部分土地荒芜了，而另部分土地则更肥沃了。

不过，事情也并非总是如此。每年大自然都将热和光、空气和湿气赐予给每一片土地，对于这一切人类是控制不了的。人类的确可以通过大规模排水工程、植林造林、采伐森林的方法略微改变气候，但是，总体上，太阳和风雨活动是每年大自然对每块土地固定赐予的。土地所有权就是每年拥有土地的这种活动，并为植物和动物的生活及活动提供所需要的空间。但此空间的价值是受到地理位置的极大影响的。

因此，我们要区分清楚土地从大自然中获得的原来的或固有的特性和土地那由于人类活动而造成的人为特性之间的区别，条件是我们要记住以下一点：前一种特性包括所指的地方的空间关系，还有大自然每年给予它的日光、空气和雨水。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东西是土地固有特性中的主要特性。而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意义和地租理论
的特殊重要性，主要就是从这一切当中得来的。

§4.在任何情况下，因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增加的报酬，迟早都会递减
关于大自然赐予土壤的肥力有何种程度的固有特性，还有人类对土壤的改变进行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从土地中获得的是哪一种产物，就不能进行充分的研究。首先，人力对于促进某些作物的生长所能做的，比对另外一些作物大得多。人类最无能为力的是那些自然成林的树木。橡树即使种植得法，它也无法从人力的帮助中得到什么好处：人是没有办法从对橡树使用的劳动中获得巨大的收获的。有些肥沃的河边低地有着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天然排水条件，但那里生长的草却几乎也是属于同样的情况。以这种路边草作为主要食粮的野兽，对这种草照管得几乎与人同样好。英国最肥沃的田地（一英亩付6镑及6镑以上的地租）中，有很多凭着非人力帮助的天然特性所产生的报酬，几乎与现在从这种田地上得到的报酬一样多。其次，就是虽不完全像上述土地那样肥沃，但仍可作为永久牧场的土地。再次，就是耕地，对这种土地，人类并不依赖大自然进行播种，而是为各种作物准备苗床以适合其特殊需要，人类自己播种并除去对种子有害的东西。人类所播的种子是经过选择的，能使这些种子具有迅速成熟并充分发育以及对人类最有用的那部分性质。这种仔细选种的习惯虽然只不过是近代才有，但是，即使现在尚不普遍，而几千年的不断耕作使人类拥有的植物与原始野生植物已不大相同了。最后，最得力于人类劳动和照管的那种产物，就是品种优良的水果、鲜花、蔬菜和牲畜，特别是作为改良品种用的那种产物。因为，如果人类不参与的话，大自然就会自行选择最能照管自己及其后代的那些品种，而人类则选择那些能以最快速度大量供给人类最需要的那些东西；如果没有人类的照管，许多最优良的产物根本无法生存。

因此，人类在帮助大自然种植各种农作物上所起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在各种情况下，人类都继续耕作，直到资本和劳动的增加所产生的报酬
增加变为递减
、再增加资本和劳动也不会再增加报酬为止。在很快达到这个限度的地方，人类几乎把一切工作都委托于大自然；而在有些地方，人类对生产出很大力，是因为人类因长久工作而又达不到这个限度。因此，我们就要进一步研究报酬递减律了。

注意以下一点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研究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是以获得产物的数量
而进行衡量的，而与可能发生交换的产物在交换价值或价格上的任何变化无关。例如，如果在附近一个地方筑成了一条新的铁路，或是一个城区的人口大量增加而农产品却不易输入时，就会发生这种变化。当我们根据报酬递减律进行推论时，尤其是当我们研究人口增加对生活资料的压力时，这种变化就会非常重要了。但是，这种变化与报酬递减律本身并无关系，因为报酬递减律与所获得的产物价值无关，只与其数量有关[3]
。

[1]
参看第二篇第3章。

[2]
用李嘉图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土壤固有的和不灭的力量”。图能对地租理论研究的根据以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对地租理论所采取的立场和研究方法，是值得注意的。图能在研究中说到“土地本身”（DerBoden，ansich）这一概念，不幸这句话无法用英文翻译出来，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人类活动进行改变的话，土地便还是原来的样子（见图能著的《孤立国》第一篇第1章中的第5节）。

[3]
仍可参看本篇第3章中的第8节的后一部分和本篇第13章中的第2节。

第3章　土地肥力（续前）　报酬递减倾向

§1.土地也许耕种不到位，因此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产生的报酬就会递增，直至达到最大的报酬率为止；而达到最大的报酬率之后，报酬就重新递减了。耕作方法的改良可使较多的资本和劳动能得到较好的应用。报酬递减律与生产物的数量有关，而不是与其价值有关　报酬递减律或报酬递减倾向
暂时说明如下：

用于耕种土地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一般使收获的农产品的量的增加比例较小，除非碰巧同时发生农业技术改良。

从历史和观察中我们知道：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的每个农民都希望耕种大量土地。当他不能无偿获得土地时，如果他有财产，他就会出钱购买土地。假如他认为把他所有的资本和劳动都用于一块很小的土地，也可得到与使用大量土地同样良好的结果，那么除了这一块很小的土地之外，他就不会再出钱去买其他土地了。

在可以无偿获得不需要开垦的土地时，每个人耕种土地的量，只是他认为会给他的资本和劳动以最大报酬的量。他的耕作是“粗耕”而不是“精耕”。他的目的不在于从一英亩的土地上获得大量谷物。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只要耕种几英亩土地就行了。他的目的是要付出一定量的种子，并且付出一定量的劳动就尽可能多地收获产品。所以，只要在粗耕下他能管理，他就在许多英亩的土地上进行播种。当然，他也许会做得过了头。他所耕作的面积也许太大了，或许把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较小的面积反而更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能支配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在每英亩土地上多用一些，那么土地就会给他递增的报酬
，这就是比例大于土地对他现在的费用所给予的报酬。但是，如果他计算准确的话，他使用的土地恰好是能让他获得最大报酬的面积；而他把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较小的面积，反而要遭受损失。那么他将能支配的资本和劳动全用在现有的土地上，那他所得的利益就会小于耕种更多的土地所能获得的报酬，即他就会得到递减的报酬
。这就是说，他现在获得的报酬的增加在比例上小于上一次使用的资本和劳动所能获得的报酬。当然，这是假定与此同时他的农业技术并无显著的改良。等到他的儿女长大时，他们会有更多的资本和劳动用于土地上；为了避免获得递减的报酬，他们就要耕种更多的土地。但是，也许到那时所有邻近的土地都已有人耕种了，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他们就必须购买土地，或付地租租用土地，或迁居到能够免费得到土地的地方去[1]
。

报酬递减倾向是亚伯拉罕与洛特分手的原因[2]
，也是历史上所说的大多数移民的原因。凡是在极其需要耕种权利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相信报酬递减的倾向充分发挥着作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倾向的缘故，每个农民除了他的一小块土地之外，放弃所有的租地，并把所有资本和劳动都用于这一小块土地上，就能节省差不多的全部地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用于这一小块土地上的一切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与他现在用于这块土地上的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有着同样的比例，那么他从这一小块土地上获得的产物，就可与他现在从所有田地上获得的产物一样多，这样，除了他保留的那一小块土地的地租外，原来付出的地租都可变为他的纯利了。

我们应当承认，农民的奢望往往使他们耕种的土地超过了他们能够妥善管理的量。的确，自阿瑟·扬以后，几乎每个农业权威学者都痛斥这一错误。但是，当他们告诉农民，把资本和劳动用于较小的土地面积更有利时，他们不一定是说这样就会得到更多的总产物。如果节省的地租能抵过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部分报酬，而可能出现的减少部分又有余时，那么这一点就足以成为他们的论据。假如一个农民用1/4的产物付地租，假定他用于每英亩土地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使他现在所获得的报酬比他从以前所获得的报酬在比例上至少要超过3/4，那么，他把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较少的土地上就会更有利。

另外，即使在像英国这样进步的国家里，仍然有很多土地的耕作缺乏熟练技术。如果非常技术地将两倍于现在的资本和劳动用于土地上，那么这些土地所生产的总产物就可达两倍以上，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承认。有些人主张这样很可能是对的。如果所有的英国农民都像最优秀的农民那样能干、聪明，并且精力充沛，他们就能便利地使用两倍于现在的资本和劳动。假定地租占现在产物的1/4，他们现在所获得的产物的每4英担（1英担等于120磅）就会增加到7英担。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采用更先进的耕作方法，他们就会得到8英担，甚至更多。但是，按现状而论，这一点并不等于证明多用资本和劳动就能从土地上得到递增的报酬。事实是这样的：以现在这样的农民和他们实际所拥有的技能与精力而论，我们普遍观察得出的结果是，靠放弃大部分土地，而把所有资本和劳动都集中用于剩下的土地上，除了这一部分土地的地租之外，省下所有其他的地租，这样做他们是找不到一条致富的捷径的。他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报酬递减律的缘故。如前所述，这种报酬是以其数量来衡量的，而不是以交换价值来衡量的。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说明以上在关于报酬递减律中说明的“一般”这个词的局限性了。报酬递减律是一种倾向的叙述，的确，这种倾向可能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良以及开发土壤全部作用的时断时续的过程而一时受到阻碍。但是，假如对产物的需求无限制地增加，那么这种倾向最终必然成为不可抗拒的。我们对这种倾向的最终叙述可分为以下两部分：

尽管农业技术的改良可以提高土地对一定量的资本和劳动所提供的报酬率；尽管那已经用于任何一块土地上的资本和劳动也许远远不足以开发出土地的全部潜力，以致即使在现有的农业技术下，对这块土地增加费用也可得到超比例的报酬。但是，这种情况在一个古老的国家里是罕见的，除了存在这种情况之外，假如用于土地上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就会使所获得的产物量有较低的比例的增加，除非个别耕作者的技能同时也有所提高。另外，不论农业技术将来发展如何，不断增加用于土地上的资本和劳动，最终都必然会造成因增加一定量的资本和劳动所能得到的产物增加量的递减。

§2.一个增量的资本和劳动。增加额、边际报酬、耕作边际。在时间方面，增加额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增量的。剩余生产物及与地租的关系。李嘉图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一个古老国家的情况
如果采用詹姆士·穆勒提出的一个术语，我们可以把用于土地上的资本和劳动，当做是由等量的连续使用的各种剂
构成的[3]
。我们已经知道，最初使用几剂所产生的报酬也许很小，而以后使用许多剂就能产生超比例的报酬；在例外的情况下，连续使用各剂所产生的报酬甚至会交替出现时增时减的现象。但是，根据报酬递减规律，迟早（总是假定同时耕作技术没有变化）总要达到某一点，过了这一点，所有增加的各剂所产生的报酬，在比例上就会小于以前各剂所产生的报酬。此剂总是指合劳动与资本为一体的一个增量的，不论是由独立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自耕农使用的一个增量的，还是由那自己不从事耕作的农业资本家付费的一个增量的。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中，费用的主体表现为货币形态：在研究与英国情况有关的农业经营经济时，按照市场价值把劳动折合为货币等价物来考虑，只说各剂资本而不说各剂劳动和资本，这往往是很方便的。

那刚好抵偿耕作者的费用的一个增量的，可以称为增加额
，而它所产生的报酬可称为边际报酬
。如果碰巧在近处有已经耕种的土地，但这土地只是刚好能抵偿其费用，而没有剩余作地租用时，我们就可以认为用于此土地的就是增加额。这样，我们可以说，用于此土地的这一个增量的，就是用于在耕作边际
上的土地，这样讲法具有简明的好处。但是，这一论断并不需要假定存在这样的土地，我们所要注意的只是增加额所产生的报酬，不论它碰巧是用于贫瘠的土地上，还是肥沃的土地上，这都没有关系。必要的只是，它应当是能有利地用于那在耕作边际上的土地的最后一个增量[4]
。

当我们说到用于土地的增加额或“最后”剂时，我们并不是指时间意义上的最后一个增量的，而是指处于有利的支出边际上的那一个增量。这就是说，使用这一个增量刚好使耕作者的资本和劳动获得一般的报酬而没有剩余。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农民想到再一次派些锄草的人到田地里去除草，而犹豫片刻之后，他断定这样做很合算，不过这样做也只是合算而已。因此，花在这上面的一个增量的资本和劳动，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后一个增量，虽然在以后收割时还要使用很多剂。当然，这最后一个增量所产生的报酬与其他报酬是不可分的。但是，如果他决定不增加这次锄草，我们相信生产物中就不会多出这一部分来。因此，我们就把这部分产物全都作为最后一个增量产生的[5]
。

既然用在耕作边际上的这一个增量所产生的报酬仅仅可以抵偿耕作者的费用，那么，他使用各剂的总数所产生的各种边际报酬的总和，也仅仅可以抵偿他的全部资本和劳动。他得到的超过这个数额的报酬部分就是土地的剩余生产物。如果土地为耕作者自己所有，那么，此剩余生产物也归他所有[6]
。

以上关于剩余生产物性质的叙述并不是
地租理论，我们要到很靠后的阶段才会说到地租理论，注意这样一点是很重要的。这里所能说的只是：此剩余生产物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变为地租，而地租是土地所有者为了使用其土地而可以向佃户强行索取的。但是，以后我们将会知道，在一个古老国家里，田地的全部地租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第一是大自然创造的土壤的价值；第二是人类对土地作出的改良；第三——这往往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稠密的大量人口的增长、公路和铁道等交通便利设施。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一个古老国家里，人们不可能知道土地在最早耕种之前的原来状态是什么样的。某些人的劳动的结果不论是好是坏都已经固定在土地当中了，而与大自然作用的结果无法区分。两者分界线模糊，只能多少带点武断地加以划分。但是，为了大多数目的，最好是把对抗大自然的最初的困难，看做是在我们考虑农民的耕作之前已经完全克服了。这样，我们当做是最初使用的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一般是所有报酬中最大的，而报酬递减的倾向立即就表现出来了。因为我们主要考虑英国农业，所以，就可以像李嘉图那样把英国农业当做典型的事例[7]
。

§3.对土地肥力的所有衡量都必然与地点和时间相关
下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陆续使用的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递减或递增的比率是由什么决定的。我们已经知道，人类也许将一部分生产物看做是其增加自己的工作，超过了只凭大自然所能生产的产物的结果。但这部分生产物有很大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这部分生产物的大小，要看是哪些作物、土壤和耕作方法而定的。大体上来说，从森林到牧地，从牧地到耕地，从犁耕地到锄耕地，这部分生产物是越来越多。这是因为，通常森林报酬递减率最大，牧地的较小，耕地的更小，而锄耕地的最小。

土地的丰饶或肥沃没有绝对的尺度，即使农业技术没有变化，仅仅是对生产物需求的增加，也可能颠倒两块相邻的土地在肥力上的等级。当两块土地都未得到耕种，或者都同样受到粗耕时，其中一块土地的生产物或许会较少；但当两块地都同样得到精耕时，这块土地或许就会超过另一块，从而被公平地列为比较肥沃的土地。换句话说，有许多土地在只是粗耕时最不肥沃，而在精耕时，就变成最肥沃的了。例如，本身能排水的牧地，只要花费很少的资本和劳动，就可得到比例较大的报酬，但再投入费用，报酬就迅速递减了。随着人口增加，开垦一部分牧地，采用根、谷物和牧草混合耕种的办法就会逐渐变得有利。这样，增加使用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迅速递减了。

有些土地当做牧地用时很贫瘠，但对这种土地投入大量资本和劳动进行耕作和施肥时，却能产生几乎可以算作是丰厚的报酬。这种土地对于最初使用的各剂所产生的报酬并不很大，但报酬却缓慢地递减。

另外，有些土地多是沼泽地。像英国东部的沼泽地，除了柳条和野禽外，不生产什么东西；或者，许多热带地区，其土地上也许草木繁盛，但瘴气密布，人难以在那里生活，耕作就更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报酬起初很低，但随着耕作的进展，报酬就增加了，而此后或许又下降了[8]
。

但是如果进行改良，那么投于土壤中的资本就不能再挪走了。耕种的初期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因增加使用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生产物是体现出报酬递减倾向的[9]
。

已经耕作得很好的土地也会发生类似、但并不如此显著的变化。例如，虽然不是沼泽地，但土地可能也需要排水工作排出积水，并使新鲜的水和空气在这里能够畅通无阻；或者，下层的土壤也许碰巧比地表的土壤天然肥沃；或者是下层的土壤虽不肥沃，但也许刚好具有地表土壤所缺少的那些特质。因此，彻底用蒸汽犁深耕的方法就可永久改变土地的性质。

这样，我们就不必认为当增加的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开始递减时，就会一直递减下去。生产技术的改良——我们总是这样理解——通常可以提高任何资本和劳动量所能产生的报酬。但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意思是这样的：农民知识的增长姑且不论，就算农民只使用他早已熟悉的方法，如果他支配的资本和劳动有所增加，那么即使在他耕作的后一阶段，有时他也可获得递增的报酬[10]
。

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一条锁链的力量取决于它最弱的一环的力量。同样土地的肥力也受到它最缺少的成分的限制。那些匆忙的人不会使用一条有一两个很弱的环节的锁链，不论其余的环节有多么坚固。他们宁愿使用比它细得多而没有毛病的锁链。但是，如果要做繁重的工作，而他们又有时间进行修理的话，就会修好那条较大的锁链，于是它的力量就会超过另一条锁链的力量。这个事实可以用来解释农业史上许多似乎是奇怪的事情。

一个新的国家中的最初的移民，通常都不要那不适宜立即耕种的土地。如果那里天生的植物碰巧不是他们所要的那一种，那么他们往往讨厌这些茂盛的植物，不论那块土地经过精细耕作会变得如何肥沃。如果难耕的话，他们也不愿耕种。他们更不去耕种积水很多的土地。他们通常选择容易耕种的土地，这种土地只需用两把犁就能很容易地耕作了，然后他们广泛地播种。所以，作物在生长时就可吸收大量的阳光和空气，并可以从广阔的周围面积中吸收养料。

当人们最初定居美洲时，许多现在用马达机械做的农活仍需手工去做；虽然现在农民非常喜欢平坦的草原，那里没有树桩和石块，机器能容易操作而且没有危险，但那时的农民也不大嫌恶山地。他们的收获相对于耕作面积的比例是小的，但相对于种植作物所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却是大的。

因此，直到我们了解一些关于耕作者的技能和进取心，还有他能动用的资本和劳动量，并且知道对生产物的需求使他以现有的资源进行精耕是否有利时，我们才能说一块土地比另一块土地肥沃。如果对生产物的需求使精耕有利，那么对大量资本和劳动回报以最大的平均报酬的土地，就是最肥沃的土地。否则，对最初使用几剂资本和劳动回报最好的报酬的土地，就是最肥沃的土地。肥力这个词除了与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情况有关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限制，这个术语的用法还是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有时，人们主要注意土地对精耕充分产生的报酬，注意每亩土地生产全部产物的极大力量；而有时则注意土地那生产出很大的剩余生产物或地租的力量，虽然其总产物并不很大。因此，按照前一种意义来说，英国现在富饶的耕地是很肥沃的；而按照后一种意义来说，牧地是肥沃的。为了许多目的，这个术语不论被理解为哪一种意义都没关系。不过，在少数情况下确实有关系时，必须在上下文中有解释语句[11]
。

§4.因为人口压力增大，贫瘠土地的价值通常比肥沃土地相对来说有所增大
但是，再进一步说，各种土壤肥力大小的等级容易因为耕作方法及各种作物的相对价值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在上一世纪末，科克先生说明怎样用先种三叶草的办法，使小麦在松软的土地上生长良好。因此，松软土地的价值就比黏性土地相对增大了。现在，这种土地有时虽然仍照旧习惯称为“瘠”地，但其中有一部分即使凭其自然状态，也比许多曾经精细耕作的土地具有较高的价值，而且其实更肥沃。

另外，在中欧对用作燃料和建筑材料的木材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使得有松树的山坡地的价值，差不多比其他各种土地的价值都相对有所提高。但在英国，由于煤代替木材作燃料，铁代替木材作造船材料，还有因为英国输入木材特别方便的缘故，山坡地价值的上升就受到了阻碍。又如，种植水稻和黄麻，往往会使那种积水太多以至于其他大多数作物都不能生长的土地，具有很高的价值。再如，自从废除《谷物法》以来，英国的肉类和乳品的价格相对谷物的价格是上涨了。那与谷物轮种可盛产饲料作物的耕地的价值，比黏性土地相对增大了；永久性牧地的价值比耕地相对有了极大的下降，但因人口的增加，这下降的价值已有一部分回升了[12]
。

即使不论普通种植的作物以及耕作方法适合特殊土壤的任何变化，也有一种不断使各种土地的价值都趋于均等的倾向。如果没有任何相反的特殊原因，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会使贫瘠地达到肥沃地的价值。一度完全为人忽视的土地，由于投入了很多劳动，就可长出多产的作物。这种土地在一年中吸收的阳光、热和空气，大概与肥沃地一样多，并且通过劳动能极大减少其缺点[13]
。

正像土地的肥力没有绝对的标准一样，对于良好的耕作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例如，海峡群岛的最肥沃的地方的最好的耕作，是对每英亩土地都要投入极大的资本和劳动。因为这些地方靠近大市场，而且得天独厚，没有气候变化，而且农作物早熟。如果顺其自然的话，那里的土地就不会非常肥沃。因为，那里土地虽有许多优点，但也有两个薄弱环节（缺少磷酸和碳酸钾）。但是，部分上依靠那里海岸上丰富海草的帮助，这两个薄弱环节就能得到加强了，因而这条链索就会变得非常坚固。因此，精耕——或者像在英国通常被称为“良好的”耕作——会使每英亩土地生产值100镑的早熟马铃薯。但是，一个美洲西部的农民如果在每英亩土地也有同样的支出，那就会使他破产。以他的情况而论，精耕不好，那是种不好的耕作方法。

§5.李嘉图曾说过，最肥沃的土地最先得到耕种。就他说这句话的意思而言，是对的。但是，他低估了稠密的人口对农业提供的
间接利益
李嘉图对报酬递减律的讲法不精确。然而，这种不精确大概不是由于思想上的疏忽，而只是由于措辞方面的疏忽。无论如何，以他写下此规律时英国的特殊情况而论，还有为了他心目中某些实际问题的特殊目的，他都认为报酬递减的种种情况并不很重要，他这样想并没什么问题。当然，他不会料到会出现很多的发明，而这些发明将开辟新的供给源泉，并且借助于自由贸易，还可以革新英国的农业。不过，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农业史也许曾使他特别着重某种变化的可能性[14]
。

他说过，一个新国家中最初的移民必然选择最肥沃的土地，而随着人口增加，逐渐地，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也都得到耕种了。他这样随便一说，好像土地的肥力有了绝对的标准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在可以免费得到土地的地方，每个人都选择最适合自己目的的土地，并且是考虑一切都能给他的资本和劳动带来最好的报酬的土地。所以，他寻找立刻就能耕种的土地，而忽略在肥力因素锁链上有任何薄弱环节——不论其他环节怎样坚固——的土地。但是，除了必须避免瘴气之外，他必须考虑他与市场和资源基地的交通情况。而在某些情况下，对敌人和野兽袭击的保障的需要，比其他一切问题都更重要。所以，我们不能期望最初选择的土地常常会最终也被看做是最肥沃的土地。李嘉图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而受到凯里和其他人的攻击，这种攻击虽然主要是由于误解了李嘉图的见解，但其中也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在新的国家中，会被英国农民看做是贫瘠的土地，有时反而比他认为是肥沃的邻近土地先得到耕种。这个事实，不像某些外国学者认为的那样与李嘉图学说的要旨相矛盾。这个事实的实际重要性与这样的条件有关：在这种条件下，人口的增长势必将造成对生活资料的压力的增加；这种重要性使研究兴趣的中心从仅仅是从农民生产物的量移转到生产物的交换价值上，而交换价值是由农民邻近的工业人口来提供的，以农产物交换的东西来表示的[15]
。

§6.续前
一般来说，李嘉图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从报酬递减律中得出以上这个推论都过于草率，他们没有充分考虑来自组织方面的力量的增大。事实上，每个农民都因为有了邻居——不论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而得到帮助[16]
。即使大多数邻居都和他一样从事农业，他们也会逐渐供给他良好的道路和其他交通工具，并使他有一个市场，而在这个市场上他能以合理的条件购买到所需要的东西，以供自己和家庭使用的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以及农业上的各种必需品。他们使他获得知识，给他提供医疗、教育和娱乐的便利；他的胸襟日益开阔，他的效率在许多方面也都提高了。如果附近的城镇扩充为一个大的工业中心，他的利益就更大了。他的一切生产物会更值钱，有些他一向丢掉的东西也可卖上好价钱。在牧场经营和园艺经营方面，他得到新的机会。因为生产物的范围渐广，他就采用轮种的方法，使他的土地一直可以得到利用，而不会丧失土地肥力所需要的任何一种成分。

还有，我们以后就会知道，人口的增长势必将发展贸易和工业组织。所以，报酬递减律适用于投在一个区域的全部资本和劳动，就不像适用于投在一块田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那样明确。即使耕作已经达到了某一阶段，在此阶段后，接连用于耕地的每剂资本和劳动，都会比前一个增量的产生较少的报酬，但人口的增加也许可能使生活资料超比例的增加。诚然，不祥的日子不过是推迟了而已，但的确是推迟了。如果没有受到其他原因的阻碍，人口的增长最终会因为难以获得农产物而受到阻碍。但是，虽然报酬递减律发生作用，但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在很长时期内仍可能受到新的供给范围、铁路和轮船交通的低廉以及组织和知识的进步的影响。

与上述相反的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必然越来越难获得新鲜空气、阳光和（在某些情况下）淡水。名胜地的天然美具有不可忽视的直接货币价值，但是，为了实现男女和儿童都能游玩各种美丽风景的真正价值，却要付出一些努力。

§7.渔场、矿山和建筑用地的报酬规律
如前所述，经济学用语中的土地包括江河与海洋在内。在江河捕鱼方面，增加使用资本和劳动而增加的报酬表现出急剧递减。至于在海洋捕鱼方面，则有意见分歧。海洋容积巨大，鱼类非常丰富。有些人认为，实际上人类能从海洋中得到无限的鱼类供给，而不会明显影响海洋中剩下的鱼类数量。或换句话说，报酬递减律对于海洋捕鱼几乎不适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凡是竭力捕捞、尤其是用蒸汽拖网渔船进行捕捞会使渔场生产力下降。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将来世界人口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将会受到所能获得的鱼类供给的显著影响。

矿山生产物——石矿和制砖场也可算在矿山之内——据说也依照报酬递减律。但这种讲法令人误解。除非只有依靠矿业技术改良和更了解地壳内含物，否则我们无法获得更大的控制大自然矿藏的能力。除此之外，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会难以获得进一步的矿产供给，这一点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对矿山不断使用资本和劳动，结果会造成产量递减。不过，这种产物并不像我们在报酬递减律中所说的报酬那样是纯产物。那种报酬是不断循环发生的一部分收入，而矿山产物只不过是从其蕴藏的财富中取出的一部分而已。田地的生产物是土地以外的东西。因为田地如果得到适当耕作，仍然会保持其肥力，而矿山的产物却是矿山本身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农产物和鱼类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河流，而矿产则好像是天然的蓄水池。蓄水池越接近干涸，那么，从池中抽水所付出的劳动就越多；但是，如果一个人十天能抽完池中的水，那么十个人一天也就能抽完。而一旦抽完，蓄水池中就不再有水了。所以，今年正在开采的矿山，如果在许多年前开采也许同样容易：如果事先适当订好计划，并准备好开采工作所需要的专门资本和技能，那么供十年用的煤，就可以在一年内开采出来，而不会增加任何困难；但矿藏一旦开采完，它就不能再有产物了。这种区别还可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矿山的地租与田地的地租是按不同的原理来计算的。佃农在契约上可以订明归还与原来同样肥沃的土地，但矿山公司则不能这样做；佃农的地租是按年来计算的，而矿山的地租主要是由“租用费”构成的，这种租用费是按照从大自然的蕴藏中所取出的物品的比例征收的[17]
。

另一方面，土地在为人类服务和提供人类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空间、阳光和空气时，的确严格符合报酬递减律。不断增加用在具有特殊位置利益——自然的或人为的——的土地上的资本是有利的。建筑物高耸入云；用人工方法补充自然的光线和通风，而且电梯减少了最高层房屋的不便条件；对于这种支出，额外获得的方便就是报酬，但却是递减的报酬。不论建筑用地的地租有多高，最后总要达到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与其再层层建造上去，还不如支付较多地租以使用更大的土地面积更合算。这正像农民知道最后总要达到一个阶段，超过这个阶段，再进一步精耕也抵偿不了支出，与其对原有的土地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而得到递减的报酬，还不如支付更多地租以使用较大的土地更合算一样[18]
。由此可知，地皮地租理论与田地地租理论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个以及类似的事实现在能使我们简化并发展李嘉图与穆勒提出的价值理论。

建筑用地如此，那么其他许多东西也如此。假如一个制造商有（比方说）三台刨床，他就不难得到一定量的作业。如果要得到更多的作业，他就必须在平常工作时间内努力节省这些刨床的操作时间，一分钟也不浪费，或许还要加班工作。这样，这些刨床一旦得到充分利用，那么每次对其用力都会出现报酬递减倾向。最后，纯报酬就非常少，以至于他觉得与其硬要他的旧机器做很多工作，还不如购买第四台机器更合算：这正像一个农民已经充分耕种了其他的土地一样，觉得与其硬要现有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生产物，还不如购买更多的土地更合算。诚然，从某些观点来看，从机械上得到的收入多少带有一点地租的性质，这一点将在第五篇中再加以说明。

§8.对报酬递减律和一个增量的资本和劳动的注释
在这里我们不能充分考虑报酬递减概念的伸缩性。因为，这个概念不过是投资方面关于资源的经济分配这个一般性大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细节而已，而这一问题是第五篇的主要论点，其实也是全书大部分内容的中心。但现在在这里似乎需要稍稍说明一下这个概念，因为在卡尔教授那有力而又有启发性的倡导下，近来人们对这个概念极为重视[19]
。

如果一个制造商用于机械方面的资本过多，以至于有相当一部分机器经常闲着用不上；或者用于建筑物方面的资本过多，以至于有相当一部分的土地没有得到充分使用；或者用于雇用职员的资本过多，以至于所用的职员中肯定有一部分人的工作抵不上付给他们的工资。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过度支出，就不像以前的支出那样有利可图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支出对他产生了“递减的报酬”。但是，这样用这个词虽然极其正确，但是除非使用谨慎，否则就容易令人误解。这是因为，将用于土地的劳动和资本的增加所产生的报酬递减倾向，看做是任何生产要素的使用在比例上过多超出其他要素和由此而产生的一般报酬递减倾向的特殊例证时，人们就容易认为可以增加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这就是说，人们易于否认存在这样一个条件，即在一个古老国家中现有的全部可耕土地的固定性。而这个条件是我们刚刚考虑过的关于报酬递减律的伟大经典性研究的主要基础。即使个别农民要在靠近他自己用的土地增加10英亩或50英亩土地时，除非能出高到令人不敢问津的价格，否则恐怕总也得不到它们。在这方面，即使从个人角度来看，土地也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生产要素。对于个别农民而言，这种差别的确可以看做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但从社会角度来看，从以下各章关于人口的观点来看，这种差别至关重要。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在任何生产部门的各个方面，都要将资财分配于各种支出，而某种分配办法能比其他任何分配办法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管理企业的人越能干，他的分配就越接近完美，这正像那支配一个家庭全部羊毛的原始社会的主妇那样，她越能干，就越能理想地将羊毛在家庭的各种需求之间进行分配[20]
。

如果他的营业扩大了，他就要以适当的比例来扩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范围，但并不是像有时所说的那样，按照比例来扩大。例如，在一家小家具厂里也许是很恰当的手工操作与机器操作的比例，但在一家大家具厂里恐怕就不恰当了。如果他将其资产分配得尽可能恰当，就会从各种生产资料中得到他的企业所能得到的最大（边际）报酬。如果他使用任何一种生产资料过多，就会从这种生产资料中得到递减的报酬，因为其他生产资料与这一种不会配合恰当。这种递减报酬与这样一位农民所得到的递减报酬是相同的：此农民精耕土地，能从土地中获得递减的报酬。假如农民能以与原来土地付出的地租相同的地租获得更多的土地，他就会租用更多土地，否则，他就会受到责难，被看做是无能的经营者。这就说明了以下的事实：从个别耕作者的角度来看，土地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形态而已。

但是，老一辈的经济学家说到报酬递减律
时，不但是从个别耕作者的角度，而且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研究农业问题的。现在，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发觉现有的刨床或耕犁为数过多或者过少，便就能重新分配其资源。国家能增加缺少的东西，同时逐步减少过多的东西，但对土地却不能这样做
。国家对土地可以更加精耕细作，但却不能获得更多的土地。由于这个理由，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坚持以下一点是对的：从社会观点来看，土地的地位不同于其他人类可以无限增加的生产资料的地位。

毫无疑问，在一个新的国家中，还有大量的肥沃土地未得到耕种，因此，现有的全部土地的固定性是不起作用的。美国经济学家说到土地的价值或地租时，往往认为它随着土地与良好市场的距离而发生变化，而不是随着土地的肥力而不同。这是因为，即使现在在美国，也还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未得到充分耕作。同样，他们不大重视以下事实：在像英国那样的国家里，谨慎的农民用于土地的劳动和资本一般产生的递减报酬，与不谨慎的农民或制造商对数量过多的耕犁或刨床的不妥当投资所产生的递减报酬，不是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

的确，当报酬递减倾向变得普遍时，报酬易于以价值，而不是以数量来表示。然而，必须承认这一点：用数量来衡量报酬的老方法，往往碰到不借助于货币衡量就不能正确解释一个增量的劳动和资本的困难。而且，这个方法虽然有助于广泛的初步衡量，但不能供深入研究使用。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很久以前的或远处的土地的生产力都纳入一个共同的标准，即使采用货币衡量方法也无济于事。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采用概略性的、多少有点武断的测量方法，这种方法不求数字精确，但仍然足以用作广泛的历史研究。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事实：一个增量中的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数额极为不同；资本利息这个项目在农业落后阶段，通常远远不如在农业进步阶段那样重要，虽然利率在后一阶段一般低多了。为了大多数目的，以具有一定效率的一天的非技术性劳动作为共同标准大概最为妥当。这样，我们认为一个增量的是由一定数量的各种劳动以及资本的使用与偿还的一定费用构成的，而合在一起就等于这种劳动的10天（比如说）的价值。这些因素的相对比例，还有以这样的劳动表示的它们个别的价值，是按照每个问题的特殊情况来确定的[21]
。

在比较用于不同情况下的劳动和资本所得到的报酬时，也有类似的困难。只要作物属于同一种类，一种报酬的数量就能与另一种报酬的数量相比较。但是，如果作物属于不同种类，那么要把它们化为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之后才能比较。例如，当我们说到种植某种作物或某种作物轮种比种植另一种作物或另一种作物轮种更能使用于土地上的资本和劳动产生更好的报酬时，我们必须理解这种讲法只是在以当时的价格为基础才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整个轮种时期合在一起计算，并假定在轮种之初与轮种之末土地的状况相同，一方面要计算在整个轮种时期所用的一切资本和劳动，另一方面还要计算所有作物的总收获。

我们必须记住，在这里不把一个增量的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当做包括资本本身的价值在内。例如，如果用于田地上的资本中的一部分是由若干头两岁的牦牛构成的，那么，一年的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并不包括年终时这些牦牛的全部重量在内，而只包括这一年内它们增加的重量。又如，当我们说到一个农民耕种土地的资本是10镑时，这10镑包括他田里所有东西的价值在内。但是，一年（比如说）之中用于田地上的各剂劳动和资本的总数，并不包括像机械和马达这样的固定资本的全部价值在内，而只包括扣除了利息、折旧和修理费用之后的使用价值，虽然这一总数的确包括像种子这样的流通资本的全部价值在内。

上述是一般采用的衡量资本的方法，如果没有相反的意见，便毫无疑问可以当做这个方法了。但是，有时另一种方法更恰当。有时很方便将所用的一切资本都说成好像是一年之初或一年之中所用的流通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年终时凡是田地上的东西都是生产物的一部分。这样，幼小的家畜可以被当做一种原料，而经过一定时间将它养成为肥壮的家畜以供屠宰。甚至也可同样处理农具，年初时将农具的价值当做是用于田地的一定数额的流通资本，而到年终时就当做是一定数额的生产物。这个办法使我们能够避免一再重复使用关于折旧等方面的假定语句，并在许多方面能省去许多话。对于具有抽象性质的一般推论——尤其当这种推论是以数学方式来表达时——这个办法往往是最妥当的。

在每个人口稠密的国家里，有思想的人都必须研究报酬递减律。正如坎南教授指出的那样，最初是特戈特阁清楚地说明了报酬递减律（见他著的《生存》第420～421页）；而李嘉图则发展了报酬递减律的主要应用。

[1]
在耕作初期阶段中，报酬的递增在部分上是由于有组织的经济，这与使大规模工业获得利益的那种组织经济是相同的。但是，部分上这也是由于以下的事实造成的：在对土地进行粗耕的地方，农民的收获易受天然条件的制约。递减的报酬
与递增的报酬
之间的关系，在本篇的最后一章中再进行详述。

[2]
“如果他们住在一起，那个地方便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所以他们不能住在一起。”（见《旧约》中《创世纪》第13章中的第6节）

[3]
关于这个名词，参看本章第8节。

[4]
李嘉图对这一点非常了解，虽然他并没有着重说明。那些反对他的学说的人认为，对于所有土地都要付地租的地方，他的学说是不适用的，这些人误解了他的论断的实质。

[5]
一个取自有记录的实验例证，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由一个增加额的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这个概念。根据阿肯色实验站的报告（见1889年11月18日《泰晤士报》），有四块各为1英亩的土地，除了用犁耕和耙耕外，其他管理完全相同，其结果如下：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已经犁耕过2次的这1英亩土地上，再耙耕 2次所用的这剂资本和劳动便产生了
英斗的报酬。如果这
英斗的价值在减去了收割等费用之后剩下的利润，恰好能抵偿这剂资本和劳动，那么，这剂就是增加额。虽然在时间意义上这并不是最后一个增量的，因为用于收割的各剂必然是在其后的。

[6]
让我们用图形来说明一下，见图-11。要记住图例解释并不是证明什么，图解不过是大体上相当于某些实际问题的主要条件的图表而已，它只求轮廓清楚，而不考虑随着实际问题变化出现的许多事情，对于这些事情农民在其自己的特殊情况中，必须加以充分考虑。如果在某一块田地上用了50镑的资本，就可从这块土地上获得一定数量的生产物：如果在这土地上用了51镑的资本，那么可获得大于上述数量的生产物。这两个数量的差额可以被认为是第51镑所增加的生产物。如果我们假定，以后陆续使用的各剂资本都是1镑，就可以说，这差额是第51剂所增加的生产物。假设OD线代表陆续用于土地的各剂，按照先后次序加以相等的划分。再从代表第51剂的M，画一直线MP与OD成直角，在阔度上MP等于划分的这些部分中之一的长度，这样，它的长度就代表第51剂所增加的生产物的数量。假定存OD线上划分的各部分都一一这样作为代表各剂的产量，直到相当于最后一个增量的那部分为止，而这最后一个增量用于土地上仍是有利的。假定这最后一个增量是在D点上的第110剂，而DC代表刚好抵偿农民支出的报酬。这些直线的顶端就构成了曲线APC，这些直线的总和就代表生产物的总量。这就是说，既然各直线的厚阔等于它所划分的各部分的长度，生产物的总量就是由ODCA面积来代表的。作CGH横线与DO平行，在G与PM相切；于是，MG等于CD；DC既是刚好抵偿农民一个增量的支出，MG也是刚好抵偿他的另一个增量的支出，在OD与HC之间所作的有阔度的各直线也都是如此。所以，这些直线的总和，即ODCH的面积，就代表抵偿他的支出所需的生产物的部分，而其余AHGCPA这一部分，就是剩余生产物，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剩余生产物就变为地租了。

图-11

[7]
这就是说，我们可用虚线BA′代替BA（见图-11），而将A′BPC看做是用于英国农业的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的典型曲线。毫无疑问，不费相当大的劳动，小麦和其他一年生的作物便不能获得收获。但是，自然播种并天然生长的草类，不费什么劳动就会产生很好的报酬，是这些草类喂养着不挑食的牛。

我们已经知道（见第三篇第3章中的第1节），报酬递减律与需求律非常相似。土地对一个增量的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可看做是土地对这一个增量所出的价格。土地对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就可称作是土地对它们的有效需求：土地对任何一个增量的报酬，就可称作土地对这一个增量的需求价格。因此，土地对陆续使用的各剂所产生的报酬的一张表，就可当做是土地的需求表。但为了避免混淆，我们称之为土地的“报酬表”。相当于正文中土地情况的，就是前边所述的某人购买糊墙纸的例子。此人对于可以糊满他的房间的全部墙壁的一张糊墙纸，比只能糊一半墙壁的那张糊墙纸，愿意支付超比例的价格。因此，他的需求表在一个阶段中对于量的增加，就表现出需求价格的递增，而不是递减。但是，在许多个人的总需求中，这种差别就互相抵消了。所以，一群人的总需求表，常表现出需求价格每随供应量的增加而逐步下跌。同样，如果把许多块土地合在一起，我们所得到的一张报酬表，就会表现出报酬每随所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不断递减。但是，在许多土地方面比在许多人的方面更较易知道个别需求的变化，而且在某些方面对此加以注意也更为重要。所以，我们的典型报酬表所表现的报酬递减倾向，就不像典型需求表所表现的需求价格那样整齐一致了。

[8]
可用图形来表示这种情况。如果生产物的实际价值，是以OH′与OH的比率增大（因此抵偿农民的一个增量的资本和劳动所需的金额就从OH下降到OH′），剩余生产物只增加到AH′C′，比原来的数额AHC大得不多，图-12代表第一种情况。图-13代表第二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物价格的同样变化，使得新的剩余生产物AH′C′，比原来的剩余生产物AHC大约大3倍；图-14代表第三种情况。起初用于土地的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非常少，除非想进一步耕作，否则，使用它们是不合算的。但是，以后各剂却产生了递增的报酬，达到最高点P之后又递减了。如果生产物可以得到的价格非常低，而需要OH″数额才能抵偿耕作者所用的一个增量的资本和劳动，那么耕种这块土地只不过是刚刚划得来而已。因为，这样，耕作就会达到D″；起初使用的各剂的亏损，是由H″AE″的面积代表的，以后各剂的剩余则由E″PC″的面积代表。因为这两个面积大致相等，所以土地的耕作在这一点上也仅仅是够本而已。但是，如果生产物的价格上涨了，OH的数额就足以抵偿耕作者所用的一个增量的资本和劳动，那么起初使用的各剂的亏损就缩小到HAE，以后各剂的剩余就扩大到EPC，纯剩余（土地如果租出则为真正的地租）就是EPC超过HAE的部分。假如生产物的价格再上涨（OH′的数额就足以抵偿耕作者所用的一个增量的资本和劳动），那么，纯剩余就增加到很大的数额，而由E′PC′超过H′AE′的部分来代表。

图-12

图-13

图-14

[9]
在这种情况下，起初使用的各剂资本和劳动的确与土地合在一起而不能收回；如果土地租出的话，则所付的实际地租，除了上图中表示的剩余生产物或真正的地租外，还包括起初使用的各剂资本和劳动的利润在内。对于地主的资本所产生的报酬，也很容易用图形来表示。

[10]
当然，他的报酬也许先递减，然后递增，然后再递减；但是当他能再进一步改进时，又再递增，就像图-11所表示的那样。但是，像图-15所表示的这种较为极端的例子，也并非是罕见的。

图-15

[11]
如果生产物的价格是这样的，以后需要OH的数额（见图-12、图-13、图-14）才能抵偿耕作者的一个增量的资本和劳动，于是耕作就会扩大到D；而所获得的生产物AODC，在图-12中最大，在图-13中次之，在图-14中最小。但是，如果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了，以至于OH′的数额足以抵偿耕作者的一个增量的支出，于是耕作就达到D′，而所获得的生产物AOD′C′ ，在图-14中最大，在图-13中次之，在图-12中最小。如果我们考虑剩余生产物，那么这种对比就会更明显，剩余生产物是减去足以抵偿耕作者的支出之后的余额，而在某些条件下就变为土地的地租。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剩余生产物在图一12和图-13中是AHC，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是AH′ C′ ；而在图-14中，在第一种情况下，剩余生产物是AODCPA超过ODCH的部分，也就是PEC超过AHE的部分；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就是PE′C′超过AH′E′的部分。

[12]
据罗杰斯计算（见他著的《六个世纪的工作和工资》第73页），如果用谷物估计，肥沃的牧地在五或六个世纪之前就大约有与现在相同的价值了；但同样用谷物估计，耕地的价值在同一时间内增长了大约5倍。这部分上是因为在可食用根的植物和其他近代的各种家畜冬季饲料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干草是极其重要的东西。

[13]
这样，我们可以比较图-16和图-17所表示的两块土地。对于这两块土地，报酬递减律发生同样的作用，因而它们的生产物曲线的形状也相似，但前者各种程度的精耕都造成了比后者具有更大的肥力。土地的价值一般可由它的剩余生产物或地租来代表。在这两种情况下，当需要OH的数额抵偿一个增量的资本和劳动时，剩余生产物就由AHC来代表；当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使OH′的数额就足以抵偿一个增量的资本和劳动时，则由AH′C′来代表。很明显，图-17中的AH′ C′同图-16中的AH′C′对比，就比图-17中的AHC同图-16中的AHC对比更有利。同样——虽然程度不同——图-17中的全部生产物AOD′C′同图-16中的AOD′C′对比，就比图-17中的AODC同图-16中的AODC对比更得利。（在威克斯蒂德著的《分配规律的坐标》一书的第51、52页上巧妙地论到了地租可以成为负数。当然，赋税可以吸收地租，但使耕作得不到报酬的土地，就会生长树木和杂草了。参看以上本章第3节。）

图-16

图-17

勒鲁瓦·博留（见他著的《财富的分配》第2章）曾经收集了各种事实，以说明贫瘠地的价值比肥沃地相对增大这个倾向。他引用了下列数字，表明1829年和1852年优尔和瓦兹两县中几个区的五种土地每公顷（等于2.5英亩）的地租额（以法郎计算）。

[14]
正如罗雪尔（见他著的《政治经济学》）说：“在评价李嘉图时，我们不要忘了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尽可能简略地将他研究的结果告知精通政治经济学的人。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常常采用某些假定，只有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才能把他所说的话引申到其他情况中去，或者不如重新写，以适合已经改变的情况。”

[15]
凯里断言他已经证明了以下这一点：“在世界各地，耕作是从山两旁的土地开始的，那里的土地最贫瘠，地理位置的天然利益最小。随着财富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就从两面接连山谷的高地下来，聚在山脚。”（见他著的《社会科学原理》第4章第4节。）他甚至这样论述：每当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遭到破坏时，“每当人口、财富和联合的力量衰落时，人类所放弃的却是肥沃的土地，再逃避到贫瘠的地方去”（前书第5章中的第3节）；躲藏着野兽和盗贼的丛林迅速成长，或是发生瘴气，都会使肥沃的土地遭受困难和危险。可是，新近在南非及其他地方的殖民者的经验，一般都没有证实他的结论，而他的结论的确有大部分是基于与热带地方有关的事实。但是，热带地方表面上的吸引力有许多是不可靠的：热带地方也会产生使艰苦的劳动获得非常丰厚的回报，但在那里，艰苦的劳动现在仍是不可能的，虽然医学的进步，尤其是细菌学的进步，在这方面也许会造成某种变化。凉爽的微风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与食物本身完全一样。能生产许多食物但其气候却是破坏人的精力的土地，与生产较少的食物但有适宜的气候的土地相比，不会生产更多的有助于人类福利的物质产品。

已故阿盖尔公爵说明了不安全和贫困的影响，因此在能对苏格兰高地的山谷进行耕作之前，不得不先耕种山地。见他著的《苏格兰的今昔》。

[16]
在一个新的国家中，这种帮助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使他能够敢于耕作肥沃的土地。否则，由于害怕敌人和瘴气，他就会知难而退了。

[17]
正如李嘉图说的（见他著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2章）：“对煤矿或石矿所付的报酬（由租用矿山的人支付），是为了从矿山中能开采出来的煤或石料的价值而付给的，与土地固有的或不灭的能力没有关系。”但是，在把报酬递减律应用于矿山的研究上时，李嘉图和其他学者有时似乎都忽视这种差别。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地租理论的批评尤其如此（见《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24章）。

[18]
当然，用于建筑物的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对于起初使用的各剂资本是递增的。即使在差不多不花代价就能获得土地的地方，建造两层高的房屋也比一层便宜；迄今为止，建造大约四层高的厂房被认为是最便宜的。但在美国正产生这样一种意见：在土地不很昂贵的地方，厂房应当只有两层高。这在部分上是为了避免高建筑物的震动，还有预防震动所产生的地基和墙壁有害的结果。这就是说，将建造两层高的房屋所需的资本和劳动继续投在这片土地上之后，这种报酬显然已经递减了。

[19]
再参看布洛克教授和兰德里教授的著作。

[20]
在这方面，他将充分利用以后所说的“替代”原理，即以比较恰当的方法来代替比较不恰当的方法。与这一段有直接关系的研究，参见第三篇第5章中的第1～3节；第4篇第7章中的第18节和第13章中的第2节；第五篇第3章中的第3节、第4章中的第1～4节、第5章中的第6～8节、第8章中的第1～5节和第10章中的第3节；第六篇第1章中的第7节和第2章中的第5节。

效用递减倾向和报酬递减倾向都各有根源：一个基于人类的本性和品质；另一个基于工业技术条件。但是，这两种倾向所指的资产分配恰好受同一规律的支配。用数学术语来说，这两种倾向产生的最大数和最小数上的种种问题，是由同一的普通方程式来表明的；参看数学附录中注14就可明了。

[21]
当然，一个增量的中的劳动部分是当时的农业劳动，而资本部分本身也是劳动的产物。这种劳动是由各种各样的并带有“等待”心理的劳动者在过去所提供的。

第4章　人口的增长

§1.人口学说史
生产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所进行的身体、精神及道德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活动生产财富是人类的最终目的[1]
。本章及以下两章将研究劳动的供给，即研究人口在数量上、体力上、知识上和性格上的发展。

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动植物的繁殖一方面受个体繁殖自身种类的倾向的支配；另一方面又受生存竞争的支配。这种竞争或许会使年幼者还没有完全成熟就遭到淘汰。只有在人类中，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冲突会因其他影响而变得复杂：一方面，对将来的顾虑使许多人控制他们的自然冲动。有时是为了尽父母之责这一目的，有时则出于卑鄙的动机。例如古罗马帝国时代就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以宗教、道德和法律制裁对个人施加压力，以达到时而加速、时而阻碍人口增长的目的。

对人口增长的研究往往被说成好像是从近代开始的。但是，世界各国历代所有有思想的人都早已注意到那形式多少有点模糊的人口研究。在东方和西方世界中，由立法者、道德家和那些无名思想家——这些有远见的思想家的智慧已对国民的习惯产生了影响——制定了法规、风俗和礼仪，而其中大部分都源于人口研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未得到承认，有时甚至未得到清楚的认识。在强盛的民族中，在重大的军事冲突时期，他们力求增加能使用武器的男子的供给；而在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他们谆谆教导人们要尊重人类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但在低级发展阶段，他们又鼓励甚至强行残酷屠杀老人、弱者，有时甚至是杀一部分女婴。

在古希腊和罗马，为了保持开拓殖民地的力量，并且因为不断发生战争，市民人数的增加被看做是一种公共力量的源泉。舆论鼓励结婚。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法律也加以鼓励。虽然甚至在那时有思想的人也觉得，如果要减轻父母的责任，也许有必要采取相反的行动[2]
。在以后的时代里，正像罗雪尔说的那样[3]
，对于国家是否应当鼓励人口增长的意见就时盛时衰了。在英国都铎王朝最初俩王的统治下，这种意见最盛行；但在16世纪期间，这种意见就减弱并改变了。僧侣独身生活制的废除，国情稳定明显刺激的人口增加，牧羊场的增加，工业体系中僧院建立的那部分工业的瓦解，如此等等，一切都减少了对劳动的有效需求，这时，这种意见就开始衰落了。往后，人口的增长因生活舒适标准的提高而受到遏制。这种提高的后果就是在18世纪上半期英国人民普遍以小麦为主要食物。在那时，甚至还怕人口其实是在减少了，而以后的研究证明，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佩蒂[4]
预先说出了一些凯里和韦克菲尔德关于人口稠密的好处的论点。奇尔德也说：“凡是可以使一国人口减少的事物，都可以使一国贫穷”，他又说：“世界文明地区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多少与人口的多少成正比关系，而不是与土地的肥瘠成正比关系[5]
。”在对法国的世界战争达到白热化时，由于需要越来越多的军队，而制造商也需要更多的人来使用新的机器产品，有偏见的统治阶级就非常赞成人口增加。这种意见普遍流行，以至于皮特在1796年宜布，凡是以几个孩子报效国家的人，都有权享有国家补助。在1806年的军事紧急中，通过了一项条例规定，凡是有两个以上嫡出孩子的父亲，可以享受免税的权利。后来拿破仑被囚禁在圣海伦娜岛上以后，这个条例才被废除[6]
。

§2.续前
一直以来，那些思考社会问题最认真的人士日益感到，人口过度增加不论是否已使国家强大，都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困苦；而且国家的统治者无权以牺牲个人的幸福来扩大国家的疆域。我们已经知道，特别是在法国，宫廷成员及其随从为了其自身的奢侈和军事上的光荣而牺牲人民的幸福，这种冷酷的自私心曾经引起了反抗。假如重农主义者仁慈的同情心在当时能够克服法国特权阶级的轻浮与苛刻，大概18世纪就不会以骚乱和流血而告终，在英国自由的进程就不会受到阻止，而进步的指针就会比现在向前推进至少一代了。实际上，人们当时几乎并未注意到魁奈那慎重而有力的抗议。他抗议说：“一个人应当志在增加国民收入，而不应求人口的增加。因为，从优厚的收入中享有较多的舒适这一情况，比人口超过收入而经常处于迫切需求生活资料的窘境更可取。”[7]

亚当·斯密对人口问题说得很少，因为他著书的时代的确是英国工人阶级最繁荣的一个时代。但他所说的确实明智和不偏不倚，而且论调现代。他接受重农学说作为他的学说的根据，而且进行这样的修正：生活必需品不应是一个固定而又确定的数量，而是应随时随地变化，并且应有更大的变化[8]
。但他却没有充分说明这个暗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他预料到重农学说的第二大限制。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由于小麦从美洲中部运到利物浦的运费比过去在美国国内的运费还少，这个限制就变得突出了。

18世纪渐渐接近尾声，直到终了，下一世纪开始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变得更为凄惨，惊人的一连串的歉收[9]
，耗尽资源的战争[10]
，在工业方法上打破旧的束缚的变化，不妥当的救贫法，这一切使得工人阶级陷入空前的困苦中，至少是英国社会史上自有可靠记载以来的最大困苦[11]
。尤其是善意的热心者主要受法国的影响，提倡共产主义的办法，使人们能把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归之于社会[12]
。

这样，当募兵的军曹和劳动者的雇主需要采取使人口增长的措施时，比较有远见的人开始研究，如果人口像当时那样长久不断地增加，民族是否能够避免堕落。在这些研究者当中，主要是马尔萨斯，他著的《人口论》，是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近代理论的起点。

§3.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推论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必须将这三个部分区别开。第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供给。经过对事实的仔细研究，他证明了这样一点：每一个有着可靠历史记载的民族都生育繁多。如果不是因为缺少生活必需品或其他原因——疾病、战争、杀死婴儿、自愿节制——的遏制，那么人口的增长就会迅速而持续。

他的第二个论点是关于劳动的需求。像第一部分一样。这部分也以事实为依据，不过是用一类不同的事实来证明的。他表明到他著书的时候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不同于罗马或威尼斯那样的城市）在其领土上的人口变得非常稠密之后，仍能得到丰富的生活必需品供给。大自然回报人类劳动的，就是为如此多的人口提供更有效的需求。但他又证明，到目前为止，已经很稠密的人口迅速增加，还没有引起这种有效需求的同比例的增加。[13]

为此，他得出以下的结论：过去发生的事情将来还可能发生；人口的增长会受到贫困或其他困苦因素的遏制，除非我们以自愿节制的方式加以阻止。所以，他极力主张人们采用这种自愿节制的方式，并且要过道德清白的生活，力戒早婚[14]
。

他的关于人口供给的论点实质上仍然有效，在本章中这一部分与我们直接有关。形势的发展使人口学说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与他推论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有关。我们已经知道，上一世纪前半期的英国经济学家过高地估计了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产生的压力，马尔萨斯没能预料到在海陆运输中使用蒸汽的巨大进步，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这种进步使现代英国人能以较少的费用得到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的生产物。

但是，他没有预料到这种变化使他的论断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在形式上过时了，虽然实质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效。的确，除非总体上加强在十九世纪末所实行的遏制人口的增长（在尚未完全变为文明的地方，这种遏制必然要改变形式），否则，要将盛行于西欧的舒适习惯推广到全世界，并维持好几百年，将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进行详述[15]
。

§4.结婚率与人口出生率
一个民族的人口增长，首先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增加，即人口出生数超过人口死亡数；其次取决于移民。

人口出生数主要取决于有关结婚的习惯，这种习惯在古代历史上充满经验教训，但在这里我们必须限于研究现代文明国家的婚姻状况。

结婚的年龄随着气候而不同。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生育开始得早，停止得也早；而在气候寒冷的地方，生育开始得晚，停止得也晚[16]
；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将结婚年龄推延到当地自然结婚年龄以上的时间越长，人口出生率就越低；当然，在这方面妻子的年龄比丈夫的年龄重要得多[17]
。

假定气候没有变化，那么平均结婚年龄主要取决于年轻人能够自立并按照其朋友与其相识的人所依据的养家糊口的标准难易而定。所以，平均结婚年龄对于生活状况不同的人也就不同了。

在中产阶级中，一个人的收入在他四十或五十岁之前，很少达到最大限度：抚养孩子的费用很大，而且要持续许多年；技术工人除非是升到主管的地位，否则，在二十一岁时他的收入差不多达到最高点了。但在二十一岁之前，他却赚得不多：他的孩子在大约十五岁之前可能对他来说是很大的负担，除非他将孩子送进工厂做工，让他们在很幼小时就能自己谋生；无特殊技能的劳动者在十八岁时差不多就赚到所能赚到的最多的工资了。同时，他的孩子在很小时就开始自己维持生活了。结果，平均结婚年龄在中产阶级当中最高，在技术工人中次之，而在没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当中最低[18]
。

如果不是穷到无以为生，并且不受任何外部原因的抑制，无特殊技能的劳动者具有在三十年内增加一倍的能力：这就是在六百年中增加一百万倍，在一千二百年中增加一万亿倍。如果说他们真正表现出来的增长能力比这低，也是很少见的。所以，可从演绎上推知，无特殊技能的劳动者的增加，从来不是不更加遏制地长时间继续下去的。这一推论从一切历史教训中得到证实。在中世纪时期的整个欧洲，甚至在现在欧洲的某些地方，未婚的无特殊技能的劳动者通常住在田舍内，或与父母住在一起；而已婚夫妇通常需要自己住的房屋。当一个村庄能尽可能多地雇用工人而房屋的数量却没有增加时，年轻人不得不尽可能地等待了。

即使现在，在欧洲许多风俗还具有法律效力的地方，还不允许一家中有一个以上的儿子结婚，结婚的儿子通常是长子；但在有些地方是最小的儿子。如果其他儿子结婚，就必须离开这个村。在古老的欧洲大陆的老式乡村里，如果出现了物质极为繁荣的现象，并消灭了一切极端的贫困现象，一般就将这种风俗解释为有害并且残忍[19]
。的确，这种风俗的严酷性可由移民的力量来调和。但在中世纪，人们的自由搬迁受到严厉的法规的限制。的确，自由的城镇往往鼓励乡村人移入。但在某些方面，对于要从故乡逃出去的人，行会的规矩与封建地主所实行的法规差不多同样残酷[20]
。

§5.续前
在这方面，受雇用的农业劳动者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城市对农业劳动者及其子女总是开放的。如果这些人到新大陆去，就可能比其他一些移民获得的成就都更大；但在另一方面，土地日渐稀少及土地价值逐渐上涨，这在某些盛行自耕农制度的区域里，势必将阻止人口的增加。而在这些区域里，是没有多少进行新的贸易或向外移民的胆识的，父母感觉到他们孩子的社会地位将取决于土地的多少。他们喜欢人为地限制家庭的人数，而且对待婚姻很像是商业合同，总是设法使他们的儿子与有继承权的女子结婚。弗朗西斯·高尔顿曾经指出，虽然英国贵族家庭一般都很大，但是，使长子与似乎生育不多的家族的女继承人结婚的习惯和劝阻幼子结婚的习惯，已经使得许多贵族的家系断绝了。在法国农民中也有类似的习惯，再加上他们喜欢小家庭，使得他们的人口数几乎没有变化。

另外，就人口迅速增长的条件而言，似乎没有比新的国家中农业区域的条件更有利了。那里土地很多，铁路和轮船运出许多土地上的产物以换回新式工具和许多生活舒适品及奢侈品。所以，“农民”——在美国这是对自耕农的称呼——觉得大家庭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对他有帮助的。他和家人过着健康的户外生活，没有什么会遏制人口的增长，而一切都会刺激人口的增长。外来的移民有助于人口自然增长。这样，虽然据说美国大城市居民中某些阶级不愿有很多孩子，但美国的人口在近百年中已增加了十六倍[21]
。

大体上，以下一点似乎已得到证明：人口出生率在富裕人群中更低，而在那些为自己和家庭的将来不作过多打算并且过着忙碌生活的人当中更高。富裕的家庭奢侈的生活习惯使生殖力降低了，而剧烈的精神紧张恐怕也会使生殖力有所降低。这就是说，假定父母固有的体力没有变化，他们对于拥有一个大家庭的期望就会因精神紧张程度的加剧而减少。当然，那些从事高智力工作的人，作为一个阶层来说，其体质和精神承受力都在平均水平以上。高尔顿曾经说，作为一个阶层而论，他们并非不富有生殖力，而是通常都是晚婚。

§6.英国人口史
英国人口增长的历史，比整个联合王国人口增长的历史更清楚，我们觉得研究这种主要变动颇有趣味。

在中世纪，英国也与别国一样，也遏制人口增长。也像在别国一样，僧侣在英国是无力成家立业者的救助员。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宗教独身主义对人口的增长起了一种独立的遏制作用；但就大体而言，独身主义被看做是那些势必将遏制人口增长的广泛的自然力量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力量，而不被看做一种新的自然力量。传染性和流行性疾病——风土病和传染病——是由不讲卫生的生活习惯造成的，这种习惯在英国比在欧洲南部更糟。农业歉收和交通困难造成了饥荒，虽然在英国这种灾害还不像在别国那样大。

像在别国一样，乡村生活习惯刻板。在某对已婚夫妇死去，因而在他们自己的教区内有了空缺之前，年轻人很难成家立业。这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农业劳动者很少会想到迁往另一个教区。因此，当瘟疫、战争或饥荒使人口减少时，总有许多人等着结婚，他们填补了这些空缺。他们也许比一般新婚夫妇更年轻力壮，因而有较大的家庭[22]
。

然而，即使在农业劳动者当中，有的也向受瘟疫、饥荒或战争破坏得比附近地区更严重的区域迁移。而且，技术工人往往几乎总在各处流动，尤其是那些从事建筑业、五金业和木材业的人。虽然，毫无疑问，“漫游年”主要是年轻时的事，但过了漫游年之后，漫游者就会在他的出生地定居下来。另外，一些贵族家庭——尤其是在国内几处地方有住宅的大贵族——的家丁，似乎有很大的流动性。还有，行会那利己的排外性虽然与日俱增，但是，英国的城市也像别国一样，变成了许多在故乡得不到工作和结婚的好机会的人的避难所。由于这种种情况，呆板的中世纪经济制度就有了一些伸缩性。由于知识的进步、法律秩序的建立以及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劳动的需求就逐渐增加，而在某种程度上劳动需求的增加对人口是有利的[23]
。

在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上半叶，中央政府竭尽全力凭借居住法律来阻止国内各地人口的供给与需求。这种法律规定任何人如果在某一教区居住了四十天，就该归该教区管辖，但在这四十天内随时就有可能被强行遣回原来所属的教区[24]
。

地主与佃农竭力阻止外来人在他们的教区内获得“居住权”，因此就很难建造新茅屋，有时甚至将茅屋完全毁坏掉。结果，在到1760年为止的百年之中，英国的农业人口没有变化；同时，工业还不十分发达，因而不能吸收大量的人口。这时人口增长缓慢，部分上是由生活水平的提高所造成的，而同时部分上也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普通人大多用小麦代替次等谷物作为食物[25]
。

1760年以后无法在故乡谋生的人，到新的工业区或矿业区去找职业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在这些区里，对工人的需求往往使地方当局不能执行居住条例
中遣回原籍的规定。年轻人自由地到那些区去，因而那里的人口出生率就变得特别高了，但死亡率也特别高，其结果则是人口迅速增加。在18世纪末，当马尔萨斯著书时，济贫法重新开始影响结婚年龄，但这时却使结婚年龄趋于不适当地降低了。连年饥荒以及对法战争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的痛苦，使得救济措施成为必要；而大量补充海陆军兵员的需要，更使慈悲为怀的人觉得应对大家庭略微增加补助。而实际结果使得有许多孩子的父亲往往不必工作而能得到很多好处。如果他没有结婚或只有一个小家庭，即使辛苦工作也得不到这么多的好处。最会利用这种补助的人，当然是那些最懒惰并且最卑鄙、最没有自尊心和进取心的人。所以，虽然在工业城市中存在着可怕的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但人数还是迅速增加。但在1834年通过新济贫法
之前，人的品质即使有所提高也是很少的。自从那年以来，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知道——就趋向于增大死亡率，但这一点已为节欲、医学知识、卫生和总的清洁程度的提高所抵消了。向外移民增多了，结婚的年龄略微提高了，而且在全部人口中已婚者所占的比例也略有下降了；但是，另一方面，生育率相对结婚率却提高了[26]
；结果人口差不多是稳步地增长[27]
。

以下就让我们稍稍地详细研究一下这新近变化的过程。

§7.续前
在19世纪初，当工资低、小麦贵时，工人阶级花在面包上的费用通常占他们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小麦价格的上涨大大减少了工人的结婚数字。这就是说，大大减少了在教堂中宣读的结婚预告的次数。但是，小麦价格上涨却提高了富裕阶层中许多人的收入，所以往往增加了正式发证的结婚次数[28]
。然而，这些人不过是全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净结果却是降低了结婚率[29]
。但是，时过境迁，麦价跌了，而工资涨了，到现在工人阶级花在面包上的费用平均还不到他们收入的1/4。因此，商业繁荣的变动必然对结婚率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影响[30]
。

自1873年以来，虽然英国居民的平均实际收入确实有所增加，但其增加率却低于前几年，同时物价不断下跌，因此社会上许多阶层的货币收入就不断减少。这时，当人们考虑是否能结得起婚的时候，他们不是为周密考虑货币收入的购买力的变动所支配，而是为他们期望能够得到的货币收入所支配。所以，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也许比英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代都更为迅速：他们的家庭费用如果以货币计算大致没有变动，而以物品计算则增加很快。同时，小麦的价格也大大下跌，全国结婚率的显著下降往往伴随着小麦价格的显著下跌。现在结婚率是根据以下的办法来计算的：每次结婚涉及两个人，因此应当以两个人计算。英格兰的结婚率在1873年是17.6‰，到1886年降低到14.2‰。1899年又上升到16.5‰；1907年是15.8‰，但在1908年只有14.9‰[31]
。

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口史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苏格兰低地，高度的教育水平、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与富裕的英格兰邻居密切接触等因素合在一起，就使迅速增加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爱尔兰在1874年马铃薯荒以前，人口的过度增长以及那年之后的逐步减少，将永远是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

比较了各国的习惯之后[32]
，我们知道：在中欧和北欧的条顿民族国家中，结婚年龄大，这在部分上是因为男子在成年初期要服兵役；但在俄国，结婚年龄很小。在俄国，至少是在旧政权下，家庭方面极力主张儿子尽早娶妻以帮助家务劳动，即使儿子必须暂时离开妻子出外谋生也要早婚。在联合王国和美国没有强制兵役，男子是早婚的。在法国，正与一般的意见相反，男子早婚并不罕见；除了最盛行早婚的斯拉夫民族各国之外，女子早婚比任何有统计数字的国家都更常见。

结婚率、出生率和死亡率几乎在各国都在降低。但是，一般在出生率高的地方，死亡率也高。例如，在斯拉夫民族各国中，两者都高；而在北欧，两者都低。在澳洲死亡率低，而“自然的”增加相当高，虽然出生率低而且下降很快。事实上，在1881年至1901年期间，澳洲的各州出生率从30％降至22％ [33]
。

[1]
参看第四篇第1章中的第1节。

[2]
见罗雪尔著的《政治经济学》第254页。

[3]
他辩论说，荷兰与法国相比似乎更富裕，因为荷兰人获得的许多利益是住在贫瘠的土地上因而是更分散的人们所得不到的。“肥沃的土地比产生同样地租的劣等土地更好。”见他著的《　政治数学论》第1 章。

[4]
亚里士多德（见他著的《政治学》第二篇第6章）反对柏拉图的平分财产以及消灭贫困的办法。理由是，除非国家对人口增长加以坚决的控制，否则这个办法是不能实行的。正如乔伊特指出的，柏拉图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见他著的《法律》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七篇第16章）。以前认为，希腊人口是从公元前7世纪减少的，罗马人口则是从公元前3世纪减少的，现在这种意见已经成为问题了。参看《社会科学大辞典》中爱德华·迈耶著的《古代人口》一文。

[5]
见奇尔德著的《贸易论》第10章。哈里斯在他著的《货币论》中也有类似的议论，并且建议“对有孩子的人给予某些特权，以鼓励下层阶级中的婚姻”等等。

[6]
皮特说：“在有许多孩子的情况下，我们要使救济成为权利和荣誉的问题，而不是耻辱和藐视的理由。这将使大家庭更幸福，而不是祸害。这样，就能在以劳动维持自己生活的人与以几个孩子报效国家之后有权要求国家帮助以维持生活的人之间作出适当区别了。”当然，他希望“在不需要救济的地方就不鼓励救济”。拿破仑一世曾经愿意以他自己的费用来抚养任何有七个男孩的家庭中的一人；在屠杀人民方面算是拿破仑前辈的路易十四，曾对于凡在二十岁之前结婚的人，或凡是有十个以上嫡出的孩子的人，都豁免一切公税。德国人口的迅速增加与法国人口的比较，是法国国会在1885年颁布一项法令的主要动力。这项法令规定由公费供给穷困家庭的第七个孩子的教育费和膳宿费；在1913年又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大家庭的父母给予津贴。1909年的英国法案，也略微减少了家庭中父亲的所得税。

[7]
重农学派关于人口有倾向增加到生活资料的边际的学说，可以用杜阁的话加以说明：雇主“因为总有大量工人可供他选择，于是就选择最廉价的工人。而工人因为互相竞争不得不降低各自的价格。无论哪一种劳动，必然会达到——而且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以下的结果：工人的工资被限制在获得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工资额上。”（见杜阁著的《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研究》，第6章）。

同样，詹姆士·斯图亚特爵士也说（见他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第一篇第3章）：“生殖力像是载有重量的弹簧，伸张力总是与阻力的减少成反比。当食物暂时没有增减时，生殖数目就会尽可能升高；如果以后食物减少了，弹簧被压得过重，生殖力就降到零点以下，人口至少将按照超重的比例减少；另一方面，如果食物增加了，处于零点的弹簧就会开始随着阻力的减少而伸张。人们开始吃得更好，人口就会增加，食物就会按照人口增加的比例重新变为不足。”斯图亚特很受重农学派的影响。而在某些方面，他又受到欧洲大陆的政治观念的影响，而不是英国的政治观念的影响。他的人为的节制人口的办法，似乎现在很不适合我们。参看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第一篇中的第12章：“为了增加人口，要把易于理解的理论和关于事实的完善知识，与政府的实际职能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巨大的利益。”

[8]
参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8章和第五篇第2章。并参看其第二篇第4章。

[9]
在亚当·斯密著书的1771～1780年的10年间，小麦的平均价格是34.7先令；1781～1790年是37.1先令；1791～1800年是63先令；1801～1810年是83.11先令，1811～1820年是87.6先令。

[10]
在上世纪初，帝国税——大部分是战争税——高达国家全部收入的1/ 5，但现在只占1/20多一点，而且其中大部分都用于当时政府不负担的教育及其他利益。

[11]
参看以下第7节和以上第一篇第3章第5～6节。

[12]
特别是戈德温在他所著的《政治正义之研究》（1792年）中有这样的主张。把马尔萨斯对于这本书的批评（《人口论》第三篇第2章）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批评（特别参看亚里士多德所著的《政治学》第二篇第6章）作一比较，是很有趣味的。

[13]
但是，在批评马尔萨斯的人当中，有许多人认为他说明的论点远不如他做的更直爽。他们忘记了以下这样一段话：“回顾以前几代的社会状态和现代的社会状态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人口规则导致的灾害，即使在几乎完全不知道这种灾害的真正原因的情况下，也已经减少了，而并未增加。我们深深希望这种无知将会不存在。不过，我们希望这种灾害仍会进一步减少，这似乎也不是不合理的。当然会出现人口绝对数的增加，但这种增加显然不会削弱这种期望，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人口与食物的相对比例，而不是取决于人口的绝对数。从本书的前半部来看，人口最少的国家似乎往往是最受人口规则结果之害的国家。”见《人口原理》第四篇第12章。

[14]
马尔萨斯在1798年的《人口原理》第1版中，对于他的论断并没有进行任何关于事实的详细叙述，虽然他一开始就认为必须把他的论断与事实的研究直接联系起来，他对普赖姆（后来他成为剑桥大学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说的话就可证明这一点。他说：“在与他的父亲辩论其他某些国家的情况时，他最初想出了他的理论。”（见普赖姆著的《回忆录》第66页）美国的经验表明，如果对人口不加以遏制，至少每二十五年人口就会增加一倍。他辩论说，即使在像有七百万居民的英国那样人口稠密的国家里，人口加倍也会使英国土地生产的生活资料加倍，这是可以想象的，但却是不可能的。但是，劳动再加倍也不足以使生产物再加倍。“那么，虽然这一点很不切合实际，还是让我们以此为法则吧：假定每二十五年（即每次随着人口的加倍），英国的全部生产物增加的数量便可以等于现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或换句话说，就是以算术级数增加。正像瓦格纳在他对人口研究的卓越的绪论中说的（见他著的《经济学原理》第3版，第453页）那样，马尔萨斯要使自己被人清楚理解的愿望，“使他对他的学说加上了过于尖锐的观点，并且他以公式表明他的学说过于绝对了。”这样，他习惯将生产说成是能以算术比率增加。许多学者认为他强调这句话的本身，其实这不过是他说明他认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要求他承认的一个极端的简捷方法而已。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他的意思就是：他的论断中始终采用的报酬递减倾向，在英国的生产物加倍之后，就开始充分发挥作用了。加倍的劳动也许会产生加倍的生产物，但四倍的劳动不会使生产物增加三倍，而八倍的劳动也不会使生产物增加四倍。

在1803年《人口原理》第2版中，他依据的事实的叙述非常广博而且谨慎，以至于使他在历史派经济学的创始者当中可以占一席之地；他虽然没有放弃（如本书的前几版中暗示的）使用“算术比率”这句话，但已缓和并解释了他的旧学说中许多“尖锐的观点”，尤其是他对于人类的未来已不采取从前那样失望的观点了，并抱有以下的希望：道德的约束可以阻止人口的增加，因而“罪恶与困苦”就可以停止了。弗朗西斯·普莱斯并非不知道马尔萨斯的许多缺点，但在1823年写了为马尔萨斯辩护的文章，论调与判断都好极了。关于马尔萨斯著作的良好说明，见博纳著的《马尔萨斯及其著作》、坎南著的《1776～1848年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与分配的学说史》和尼科尔森著的《政治经济学》第一篇第12章。

[15]
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如果以15亿来计算，假定人口现在的增长率（每年1000人中大约增加8人，参看雷文斯泰恩1890年在英国协会宣读的论文）仍然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就可以知道，在不到200年内，世界人口将达到60亿。或者说，人口是以相当于肥沃土地每平方英里大约200人的比率增加的（按照雷文斯泰恩的计算，这相当于肥沃土地2 800万平方英里，贫瘠草地1400万平方英里。许多人认为第一个估计太高。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把比较不肥沃的土地价值也计算在内，那么结果将是大约3000万平方英里）。同时，农业技术大概会有很大的改良。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就可以在大约200年之内受到遏制，但不会再长了。

[16]
当然，一代的长短本身对于人口的增长也有一些影响。在一个地方，一代是25年，而在另一个地方，是20年；假定两地的人口在1000年中每两代增加1倍，那么第一个地方的人口将增加100万倍，而在第二个地方为3 000万倍。

[17]
根据奥格尔博士的计算（见《统计杂志》第53期），假定英国女子的平均结婚年龄延迟五年，那么每一个婚姻所产生的孩子数，就会从现在的4.2降到3.1。科勒西根据布达佩斯的气候比较温暖的事实，认为18至20岁是女子生育高峰期，24至26岁是男子生殖力最旺盛的年龄。但是，他得出结论说，适宜将结婚年龄比以上年龄稍稍延迟一点。这主要是因为，20岁以下的女子生的孩子生命力一般都很弱。参看1892年在伦敦发表的《卫生学与人口学会议记录》和《统计杂志》第57期。

[18]
对正文中婚姻这个名词必须作出广义的解释，不仅包括合法婚姻，而且包括所有那些非正式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永久性的，足以包含至少几年婚姻生活的实际责任在内。这种非正式的结合往往在早年就定下了，而经过若干年之后成为合法的婚姻也是常有的事。由于这个理由，广义的婚姻——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只是这种婚姻——的平均年龄，是低于合法婚姻的平均年龄的。在这方面恐怕得考虑整个工人阶级，但更应该考虑无特殊技能的劳动者。以下的统计数字必须按照这种意见和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所有英国工业统计数字都因为在官方报告中并不十分注意工人阶级的分类而变得不完全可靠。据户籍局长的第四十九次年报记载，在某些经过选择的区域里，研究了1884～1885年的结婚报告，便得出以下统计结果，每种职业后的数字是该职业中未婚男子结婚时的平均年龄，括弧内的数字则是与从事该职业的男子结婚的未婚女子的平均年龄：矿工24.06（22.46）；纺织工人24.38（23.43）；鞋匠与裁缝24.92（24.31）；技术工人25.35（23.70），无特殊技能的劳动者25.56（23.66）；商业职员26.25（24.43）；店主与店员26.67（24.22）；农民及其儿子29.23（26.91）；自由职业者和独立阶层31.22（26.40）。

奥格尔博士在前面说到的论文中表明，在英国，十五至二十岁的女子在工厂中做工占的百分比最大的地方，通常就是结婚率最高的地方。无疑这在部分上是由于——如他所提示的——男子想以妻子的货币收入来补充自己的货币收入；或许在部分上还由于在这些区域内已达结婚年龄的女子太多的缘故。

[19]
例如，大约在1880年曾到过德国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中的雅兴瑙山谷游历的人，看到这种风俗依然盛行。当地的居民曾经采取有远见的森林政策，致使他们近来的森林价值大涨，于是他们便过着富裕的生活，住在很大的房屋里，而其年轻的兄弟姐妹们则在自己的家里或别的地方做仆人。他们与邻近山谷中的劳动者属于不同的种族，后者过的生活穷苦而艰难，但似乎认为雅兴瑙居民为物质繁荣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20]
例如，参看罗杰斯著的《六个世纪的工作和工资》第106～107页。

[21]
马尔萨斯注意到了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自耕农极其谨慎的情况，参看他的关于瑞士的说明（见《人口原理》第二篇第5章）。亚当·斯密说，苏格兰高地的贫穷妇女常常生产二十个孩子，其中活到成年的不到两个（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8章）道布尔迪坚持贫穷刺激生育这个概念，见他所著的《人口的真正法则》。并参看萨德勒著的《人口的法则》。斯潘塞似乎认为，文明的进步自然就会完全遏制人口的增长。但是，马尔萨斯则认为，野蛮民族的生殖力比文明民族低，这个意见已被达尔文广泛地应用到动物和植物界了。

查尔斯·布思先生（见1893年的《统计杂志》）　把伦敦分为二十七个区（主要是登记区）；并按照贫穷、人口过多、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顺序加以排列。他发觉这四种先后次序一般相同。在很富和很穷的区域里，出生率超过死亡率都是最低的。

英国和威尔士的出生率在城市和乡村中名义上都以大约相同的比率降低。但是，年轻人不断从农村转入工业区域，使农村中年轻的已婚女子的人数大为减少。如果考虑到了这个事实，我们就知道在乡村中达到生育年龄的女子的生育百分比比城市中高多了，1907年户籍局长所发表的下面这张表就表明了这一点。

法国人口的变动已得到非常仔细的研究了：利瓦瑟关于这个问题的伟大著作《法国的人口》，不仅是关于法国而且是关于其他国家的宝贵资料的源泉。孟德斯鸠或许是从演绎上进行推论的，因此他谴责当时法国实行的长子继承法，因为这种法律使家庭中孩子的人数减少了；勒普莱对于强制分产法也有同样的指责。利瓦瑟（见《法国的人口》第3卷第171～177页）则叫人注意相反的方面，并说马尔萨斯对于民法对人口影响的期望符合孟德斯鸠的判断，而不符合勒普莱的判断。但事实上，法国各地的出生率大有不同。在大部分居民都有土地的地方，出生率比不是这样的地方低。然而，如果法国各县依照遗产由少到多的次序分类排列，那么相应的出生率差不多是一律下降的，在有遗产48～57法郎的10个县中，在15～50岁的已婚女子中，每百人的生育率是23；而在塞纳河流域，遗产是412法郎，而生育率却是13.2。而且就在巴黎，在富人居住的各区，有2个孩子以上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比贫民居住的各区小。利瓦瑟对于经济状况与出生率的关系所作的细心的分析非常有趣。他的总的结论说，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通过它们两者对于生活方式和习惯的相互影响而发生的。他认为，从政治和军事观点来看，与邻近国家相比，法国人口有很大减少似乎很遗憾，但人口减少对于人们物质上的舒适，甚至社会进步的影响却是利多害少。

[22]
例如，据说1349年黑死病之后，大多数的婚姻都生育很多子女（见罗杰斯著的《农业与价格史》第1卷中的第301页）。

[23]
无法确实了解18世纪以前英国人口的密度，但是，下面从斯蒂芬（见他所著的《英国工资劳动者的历史》第一篇第463及以后各页）的作品中所转载的估计，恐怕是现有的最好的了。据《土地测量簿》记载，1086年英国的人口是在200万～250万之间。就在黑死病（1343年）之前，英国的人口大概是在350万～450万之间；黑死病刚刚过去的时候，大概是250万。此后英国的人口开始迅速恢复，但在1400年至1550年之间只有缓慢的增长；而在其后的100年当中增长颇快，至1700年达到550万。

如果我们相信哈里森（见他所著的《描写英国》第二篇第16章）所说的话，1574年英国能服兵役的男子总数达到117.2674万人。

黑死病是英国唯一的大灾难。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没有遭受像30年战争那样的战争灾难，这场战争毁灭了一半以上的德国人口，这个损失需要整整一个世纪才能恢复。（参看申贝尔格编的《手册》中吕梅林著的《人口论》，这是一篇有益的论文。）

[24]
亚当·斯密对这种法律甚为愤慨是对的（参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10章中的第二部分和第四篇第2章）。居住条例规定：“由于法律上的某些欠缺，不禁止穷人在各教区之间来往，因而他们总是力图居住在财源最大、有最大荒地或公地可建茅屋并有最多森林可供他们作燃料及采伐的教区，等等。”所以，就有以下这样的法令：“任何这样的人或人们照以上所说的那样居住在任何年值十镑以下的出租房屋后四十天内……如有人控告，负责治安的任何两名法官……将这样的人或人们遣回他或他们最近居住的教区，这在法律上是许可的。”在亚当·斯密时代以前，曾经通过几个条例，意在缓和这种法律的严酷性，但都没有奏效。然而，到了1795年，又有以下的法令：在一个人实际上未被控告之前，他不应被遣回原来的教区去。

[25]
艾登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有趣的论述，见他著的《穷人的历史》第560—564页。

[26]
但是，这种数字提高表明了部分上是由于人口出生登记方法的改进（见法尔著的《生死统计》第97页）。

[27]
下表说明自18世纪初以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1801年之前的数字是从出生和死亡登记簿以及人头税和炉税的报告中计算出来的；1801年以后的数字，是从人口调查报告中计算出来的。从表中可以看出，1760年以后的二十年中人口数的增长，与1760年以前六十年中所增长的几乎一样多。拿破仑战争与高昂的谷物价格的压力，表现在1790—1801年之间人口的缓慢增长。一视同仁的救贫补助的结果尽管造成了更大压力，但表现在其后十年之间却是人口的迅速增加。而自1811—1821年的十年间，当那种压力已经消除时，人口增长就更多了。第三栏表明每十年之初的人口比前十年人口增加的百分比。

由于在近年中向国外移民有很大的增长趋势，因此修正表中用最近三十年的数字以表明“　自然增加”，即人口出生超过死亡的数是重要的。1871—1881年的十年间，还有1881—1891年的十年间，从联合王国向国外移民的净人数分别为148万人和174.7万人。

[28]
参看法尔任户籍局长时提出的1854年第十七次年度报告，或是他所著的《生死统计》的报告摘要（第72～75页）。

[29]
例如，小麦的价格以先令来表示，英国和威尔士的结婚数以千来表示，1801年小麦是119，结婚数是67；1803年小麦是59，结婚数是94；1805年两数是90与80；1807年是75与24，1812年是126与82；1815年是66与100；1817年是97与88：1822年是45与99。

[30]
自1820年以来，小麦的平均价格很少超过60先令，而且从未超过75先令；接连的商业膨胀，在1826、1836～1839、1848、1856、1866和1873各年达到顶点而后下降，对于结婚率所产生的影响与对谷物价格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大约相同。当这两个原因一同发生作用时，其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如在1829年与1834年之间，由于小麦价格逐步下跌，恢复了繁荣，结婚数就从10.4万增加到12.1万。1842年至1845年之间，当小麦价格比前几年稍低，全国的商业复兴时，结婚率再度迅速提高；而在1847年与1853年之间，在1862年与1866年之间，在类似的情况下结婚率又有所提高。

罗森爵士在1885年12月份的《统计杂志》中，对1749年至1883年瑞典的结婚率与农业收获作了一个比较。他发现，农业收成的好坏要等到年度的结婚数额大致确定之后才会知道。而且，收获的丰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储藏的谷物来补充的。所以，个别年份的收获数字与结婚率不十分符合。但是，当接连发生几次丰收或歉收时，对于提高或降低结婚率的影响就非常显著了。

[31]
输出品的统计数字是最方便的商业信用和工业活动变动的一个标志。奥格尔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中，说明了结婚率符合每人所占的输出额。参照勒瓦瑟的《法国的人口》第2卷第12页的图表，以及威尔科克斯在《政治学季刊》第8期第76～82页写的关于马萨诸塞州的文章。胡克于1898年1月在曼彻斯特统计学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对奥格尔的研究作了扩大和修正；胡克指出，如果结婚率有变动的话，那么在结婚率处于上升时期的出生率，不是与处在上升时期的结婚率相对应，而是易于与以前处于下降时期的结婚率相对应，反之亦然。“所以，当结婚率上升时，出生相对结婚的比率就下降，当结婚率下降时，出生相对结婚的比率就上升。表示出生相对结婚比率的曲线的移动，是与结婚率相反的。”他又指出，出生相对结婚的比率的下降是不大的，这是因为私生子迅速减少的缘故。合法的出生相对结婚的比率并未显著下降。

[32]
以下的说明主要是根据已故的博迪奥、勒瓦瑟（见他的《法国的人口》）和英国户籍局长（见他的1907年的报告）所编的统计。

[33]
与本章主题有关的许多有益的，并且可供参考的资料，都包含在1909年地方政治局出版的《关于公共健康和社会状况的统计记录与图表》一书当中。

第5章　人口的健康与强壮

§1.健康与强壮的一般条件
接下来，我们必须考虑健康与强壮，还有身体、精神与道德所依赖的种种条件。这些条件是工业效率的基础，而物质财富的生产又取决于工业效率。物质财富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能够明智地使用物质财富，就可以增进人类的身心的健康。

在许多职业中，除了身体的活力之外，工业效率并不需要什么其他东西。而身体的活力就是指肌肉的力量、健全的体格及奋发有为的习惯。在估计肌肉力量或其他任何种类的以工业为目的的力量时，我们必须考虑在一天中能够使用这种体力的小时数、一年中使用的天数和一生中使用的年数。有了这种考虑之后，我们就能测量出一个人的体力了。如果他的体力直接用于举重，我们就能以他举起一磅重量所达到的高度来进行测量。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以他举重所举起的“高度”来测量他的体力[1]
。

虽然维持巨大的体力劳动的力量似乎依赖于体力和其他身体条件，但也依赖于意志的力量和坚强的性格。这类精力也许可以被看做是人的力量，与他的身体力量不同，是属于精神方面的，而不是身体方面的，但不过仍然依靠神经力量的身体条件。这种人的坚强、决心、精力和自制力，简言之，这种“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它体现在伟大的事业、伟大的思想以及感受真正的宗教的能力当中[2]
。

活力以多种形式发挥作用，因此进行简单的测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在不断地估计着活力，认为某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坚强”，更具有“优良品质”或者是“更强壮”。即使从事不同行业的商人以及进行不同研究的学者，也对彼此的力量进行估计。如果在一种研究中比在另一种研究中用了较少的力量，但却做到了出类拔萃，那么这不久就会为人所知。

§2.续前
在研究人口增长时，我曾经顺便提到了决定生命长短的各种原因。但大体上，它们与决定体力和活力的各种原因相同，在本章中我们将再来研究一下这些原因。

这些原因中的第一个就是气候。在温暖的国家里，我们看到早婚和高出生率，因此就不够重视人类的生命。这恐怕是大部分高死亡率的原因，而高死亡率一般都被归咎于气候不利于健康[3]
。

活力在部分上要取决于人种的特点。但是，这些特点——就其能得到的解释而论——似乎主要是由于气候的缘故[4]
。

§3.生活必需品
气候对于确定生活必需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排在第一位的生活必需品就是食物。食物调制得是否适当关系很大：在一星期有10先令用于食物上的精明的主妇，比一星期有20先令的不精明的主妇，往往更能增进家人的健康和强壮。穷人中婴儿的高死亡率大多是由于不注意食物的调制以及缺乏判断力，而那些缺乏母亲照顾而没有死亡的婴儿，长大之后也往往体质孱弱。

除了现代以外，在历史上所有的时代中，缺乏食物都曾经导致大批人死亡。即使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伦敦，死亡率在谷物贵的年份也比在谷物贱的年份高8％[5]
。但后来在全世界都几乎逐渐感觉到了财富增加和交通工具的改良的影响，即使在像印度那样的国家里，饥荒的残酷性也有所减轻；而欧洲和新大陆已不存在饥荒了。在现在的英国，缺乏食物几乎已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了。但是，缺乏食物常常是整个身体衰弱的原因，会使身体抵抗不了疾病，这也是工业缺乏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已经知道，维持效率的必需品是随着要做的工作的性质而不同的，但现在我们必须稍微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一个人所有的食物供给与他可使出的力气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体力劳动方面尤其如此。如果工作是间歇性的，就像有些码头工人的工作那样，那么价廉而有营养的谷类食物就足够了。但是，对于像炼铁工人和最艰苦的铁路工人的工作那样包含非常繁重的连续紧张性的工作，就需要一些即使在身体疲劳时也能消化和吸收的食物。高级劳动者的工作含有高强度的神经紧张，他们的食物就更需要具有这种质量，虽然他们所需要的食物量一般都很小。

仅次于食物的生活和劳动必需品，就是衣着、住房和燃料。缺乏这些东西时，精神就会变得迟钝，最终体质也会受到损害。人们非常缺乏衣着时，就通常将衣服日夜都穿在身上，因此污秽的东西就会侵入皮肤。缺乏住房或燃料会使人们生活在有害于健康和活力的污浊空气中。煤变便宜使英国人受益匪浅，但英国人特有的即使在冷天也要使房间通风的良好的习惯，却相当有好处。排水设施不完善、建得很糟的房屋会造成疾病。这些疾病即使比较轻，也能惊人地消耗生命力。住房过度拥挤会导致道德败坏，因而减少人口并降低人口的素质。

休息与食物、衣着及其他属于物质的必需品同样是强壮人口增长所必需的。各种形式的过度劳累都会降低生命力。同时，忧虑、烦恼和过度精神紧张，对于损害体质、损伤生殖力以及减少民族的活力，都有极大的影响。

§4.希望、自由和变化
其次就是有关活力的三个密切相关的条件，即希望、自由和变化。所有历史都大量记载了有关奴隶制、农奴制以及其他各种民间的和政治的压制与迫害所造成的不同程度的缺乏效率[6]
。

在所有时代中，殖民地人民的活力和精力都易于胜过母国。这在部分上是由于土地充足以及很多供他们支配的必需品都很廉价的缘故；而在部分上是由于大自然选择适合冒险生活的最具有坚强性格的人的缘故；另外部分上是由于与人种混合有关的生理原因。但是，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生活当中的希望、自由和变化[7]
。

以上所说的自由被看做是不受外界束缚的自由。但是，来自自制力方面的较高级的自由，对于最高级的工作来说，是更重要的条件。这种自由取决于高尚的生活理想。而高尚的生活理想在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在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和宗教的影响。其中，幼年时期母亲的影响最大。

§5.职业的影响
身体和精神的健康与强壮受职业的影响很大[8]
。在本世纪初，工厂的工作条件不利于所有人（尤其是儿童）的健康，令人难以忍受。但是，工厂和教育
的法令，已把这些弊端中最坏的部分从工厂中清除出去了，虽然其中许多弊端在家庭工业和较小的工厂中仍然存在。

城市居民工资较高，知识较多，医疗比较方便，这些条件应当使城市中的婴儿死亡率比乡村中低得多，但事实上却比较高，尤其在许多母亲为了获得工资而忽视家务的地方更是如此。

§6.城市生活的影响
几乎在所有国家中，都存在着不断向城市迁移的现象[9]
。各大城市，尤其是伦敦从英国其他所有的地方吸收了拥有最优良血统的人。最有进取心的人，天分最高的人，有最健全的体格和最坚强的性格的人，都到大城市去寻找发展能力的机会。在那些最能干而且性格最坚强的人当中，住在郊外的人数日见增加。郊外有优良的排水、供水和照明设施，还有优良的学校和户外游戏的好机会。这些条件至少能增进活力，与乡村条件一样。虽然现在仍有许多城市区域，其有害于生命力的程度比若干年前的大城市只是略有下降。但大体上，以目前而论，因人口密度增大而成为危险源泉的程度减小了。那种近来为居住在远离工商业主要中心的地方所提供的种种便利条件的迅速发展，的确迟早一定会缓慢下来。但是，工业向郊外迁移，甚至向新的田园都市迁移，以寻找和招用强壮工人的运动，似乎没有任何缓慢下来的迹象。

的确，统计数字的平均数非常有利于城市的情况，这在部分上是因为许多降低活力的城市对死亡率的影响都不大；在部分上是因为在向城市移居的人当中，大多数是年富力强的青年，具有超出一般人的精力和勇气。同时，父母住在乡村的年轻人在患重病时，通常就回到故乡去[10]
。

公私资金用于以下用途是最好的：在大都市中设立公园和运动场，与铁路方面约定增加由工人管理的工人列车的数量，帮助工人阶级中那些愿意离开大城市的人离开，并帮助他们与企业一同迁走[11]
。

§7.大自然倾向于优胜劣汰，但很多善意的人类活动却是遏制强者的增加，使弱者能够生存。实际结论
此外，还有其他值得优虑的原因。因为，在较早的文明阶段中，由于斗争和竞争淘汰的影响，使最强壮和最有活力的人留下的子孙最多。这比其他任何原因对人类进步的影响都大。但现在这种影响部分已经消失了。在较后的文明阶段中，上层阶级结婚很迟，因而他们的孩子就比工人阶级的要少，这已成为常规。不过由于仍受工人阶级本身仍然保持的旧规的影响，因此，在上层阶级中趋于熄灭的活力，正受到不断从下面阶层涌出的新生力量的补足。但在法国，工人阶级人口中有些比较能干并且比较有知识的人，早已显出不愿要大家庭的愿望，近来在美国和英国也有这种迹象。这是一种危险的迹象。

因此，就更有理由怀有以下这样的恐惧感：当医学和卫生进步到把身体和精神衰弱的人的孩子从死亡中救出来的人数不断增加时，最有思想并最富有精力、进取心和自制力的人，却要延迟结婚，并以其他方法来限制自己孩子出生的数目。这个动机有时很自私，但如果苛刻并轻浮的人留下很少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子孙，那或许是件好事。不过，更多的时候，这是出于为自己的孩子获得良好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种愿望包括许多不能称为人生目的的最高理想的因素在内。而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一些显然是卑鄙的因素在内。但这毕竟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受这种愿望影响的人之中，有许多人的子女大概会列入最优良和最强壮的种族当中。

我们必须记住：大家庭中的成员互相教育，通常他们在各方面都比小家庭中的成员更聪明、更活泼，而且往往更强壮。毫无疑问，这在部分上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非常具有活力。而由于同样的原因，轮到他们自己也会有强壮的大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人种的进步都归功于几个非常大而强壮的家庭的子孙。

但是，毫无疑问，在另一方面，父母往往对一个小家庭会比对一个大家庭在许多方面都能照顾得更好。如果其他情况不变，那么所生的孩子数的增加，就使婴儿的死亡数也增加，这纯粹是一种害处。生育孩子却缺乏照顾和充分的收入而致使孩子死亡，这对其母亲来说是一种有害的精神伤害，而对家庭中其他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伤害[12]
。

§8.续前
除以上所说的之外，还有其他应当加以考虑的原因。但是，就本章所论的各点而言，以下的结论表面上似乎是可取的：人们在能有把握给予孩子至少与自己所受的同样良好的身体和精神教育之前，不应生养孩子；如果自制力足以使家庭保持在必要的限度之内，而不违反道德的话，那么适当早婚是最好的事了。一般采取这些行动原则，再加上为城市人口注入新鲜空气和健康的活力，那么人种的强壮和活力就不会不增进。现在我们就可以有理由相信，如果人种的强壮和活力增进了，那么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就不会减少人们的平均实际收入。

因此，知识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的进步，在有关保健的一切工作上政府采取更多并且更明智的活动，再加上物质财富的增加——这些因素都会减少死亡、增进健康和延长寿命。另一方面，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人口中门第较高的人比较低的人结婚迟并且生孩子少的倾向，却使生命力降低，而使死亡率上升。如果只是前一类原因在起作用，但加以调节以避免人口过多的危险，那么人类大概很快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身心方面俱优的程度；但如果是后一类原因起作用，并且不加以遏制，那么人类很快就会退化。

事实上，这两类原因的作用几乎不相上下，只是前一类原因略占优势。当英国的人口几乎与过去一样迅速增长时，在全部人口中，身体上或精神上不健康的人确实没有增加。许多人的衣食都好多了，而且，除了人口过于拥挤的工业区域之外，他们一般也越来越强壮。多年来，男女的平均寿命已经稳步提高了。

[1]
这种测量方法能够直接应用于大多数铁路工人和搬运工的各类工作，并能间接应用于诸多种类的农业劳动。在重大的农业停工之后，发生了关于英国南部和北部的非特殊技能性劳动的相对效率的争论，其中最可靠的测量方法就是一个男子一天中能装入货车的材料的吨数。其他测量方法是根据收获或收割的亩数，或是收割谷物的英斗数等等来测量的。但这些测量方法并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在比较不同的农业条件时。因为使用农具之后，作物的性质和操作方法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办法考虑农业方法变化的影响之前，根据收割、收获等工资所进行的中世纪与近代工作工资的比较，都没有价值。例如，在手工收割谷物100英斗的作物上花费的劳动，现在比以前少了。这是因为现在用的农具比以前进步了。但是，现在收割1英亩的谷物花费的劳动不一定比以前少，因为收获量比以前多了。

在落后国家里，尤其是在使用马匹或其他驮兽不多的地方，大部分男女劳动都可以以其中包含的体力劳动来作为相当好的测量方法。但在英国，现在从事这种劳动的人在产业阶级中不到1/6；同时，单是蒸汽机做的工作，就等于全部英国人凭体力能做的工作的20倍以上。

[2]
必须将这与神经过敏区别开来。神经过敏通常表现为总体上缺乏神经力量，虽然有时是由于神经刺激或失去平衡而产生的。一个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神经力量的人，也许在另一些方面只有很少的神经力量。特别是艺术家，他们往往只发展一类神经力量，而牺牲了其他类神经力量。不过，艺术家并非由于某些神经特别强健导致神经过敏，而是由于某些神经衰弱才导致神经过敏。最完美的艺术家似乎并不神经过敏，达·芬奇和莎士比亚就是例证。“神经力量”这个名词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安格尔对心情的著名分类，他把效率的因素归因于以下三类：（1）身体；（2）理智；（3）心情。他对活动的分类是按照a，ab，ac，abc，acb；b，ba，bc，bca，bac；c，cb，cab，cba这样来排列的。各组的次序是按相对重要性来排列的，在某种因素只有很小的作用的地方，其相应的字母就省去了。

在1870年的战争中，那似乎比普通士兵衰弱的柏林大学学生，却更能忍受疲劳。

[3]
暖热的气候有损于活力，但并不是完全不容高度的智力和艺术工作。不过却使人不能长久地忍受任何一种非常艰苦的工作。在温带比较凉爽的一些地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适合做持久的艰苦工作。在像英国以及与它非常相像的新西兰那种地方，海风使温度差不多保持一致。在那地方最适合进行长久的艰苦工作。欧美许多地方平均温度适中，但冬寒夏热使一年中可以工作的时间大约减少了两个月。极端的以及持续的寒冷会使人精力衰退，这在部分上是因为这种气候会使人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密不透风和狭小的寓所里的缘故；北极地区的居民一般是不能忍受持久的剧烈劳动的。在英国，普遍的意见是，“温暖的耶稣圣诞节使很多人死亡”。但统计数字却无疑证明与这句话有相反的效果：平均死亡率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最高，而在寒冷的冬季又比在温暖的冬季高。

[4]
人种史对于经济学家是一种有诱惑力的但却令他们失望的研究。这是因为胜利的种族通常与被征服的种族的女子通婚：他们在迁移时往往把许多男女奴隶带走，而奴隶在战争中被杀或去当僧侣的可能性比自由民更小。因此，几乎在每一个种族当中都有奴隶的血，也就是混血。因为在工业阶级中，奴隶的血缘最多，因此似乎不可能有关于工业习惯的人种史了。

[5]
这一点已为法尔证明了。他以有益的统计方法消除了种种妨碍性原因（见他著的《生死统计》第139页）。

[6]
自由与希望不但使人更愿意工作，而且也使人更有力量工作。生理学家告诉我们，同样的工作，如果在愉快的刺激下来做，就比在痛苦的刺激下来做消耗较少的人类固有的神经力量。没有希望就没有进取心。希望和自由，是人身和财产的保障。但是，保障总包含着对自由的限制。文明最难的问题之一，就是去发现如何得到自由的一个条件——保障，而又不会牺牲自由本身。工作、地点和个人接触的变化，会带来新的思想，唤起对旧的方法的缺点的注意，鼓励一种“神圣的不满”，并从各方面发展创造性精力。

[7]
旅行者与来自不同地方并具有不同风俗的其他人交谈后，就知道试验一下许多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习惯。否则，他们会一直肯定这些习惯，从而把它们看成好像是自然法则。而且，迁徙会使比较有能力和独创精神的人能有充分发挥精力的机会，并能跃居重要的地位。相反，那些留在故乡的人往往依然毫无长进，在故乡能成为预言家的人很少。邻居和亲戚通常最不能原谅的是那些不像周围人那样容易驯服且有较强的进取心的人的缺点，并且认识不到他们的优点。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这个理由，几乎在英国的每一个地方，精力最旺盛而进取心最强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些外地人。

但是，变化也许会过度。当人口迅速迁移时，一个人常会不顾自己的名誉，那样他就丧失了部分有助于形成高尚道德品格的最好的外界的帮助。到新的国家里的那些人的极度的希望和不安定，使他们一半用于获得技术和一半用于完成工作的努力有了很大的浪费，因为他们为了转到某种新的职业上去，便会很快放弃这种技术和工作。

[8]
在牧师和教师当中，在农民阶级当中，在其他像造车工人、造船工人和煤矿工人那样的行业当中，死亡率都低。在铅矿业和锡矿业当中，在制造纸业和陶器业当中，死亡率都高。但是，这些行业和其他任何正规的行业，都没有出现像伦敦的普通劳动者和小贩那样高的死亡率。另外，死亡率最高的是旅店中的招待。这样的职业并不直接有害于健康，但却使体质和性格上都很弱的人容易养成不规律的习惯。关于职业对于死亡率的影响的良好的说明，载于户籍局长第四十五次（1885年）年报的附录中。再参看法尔的《生死统计》第392～411页、汉弗莱斯在1887 年6月号《统计杂志》上的论文《阶级死亡率统计》，还有一般关于工厂法令方面的资料。

[9]
戴夫南（见他著的《贸易平衡》第20页）继格雷戈里·金之后，证明以下一点：依照官方数字，伦敦每年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2000人，但移入的有5000人；后一数字等于他以颇为冒险的方法计算出来的英国人口的真正纯增加数的一半以上。按照他的计算，住在伦敦的有53万人，住在其他都市和城镇的有87万人，住在大小乡村的有410万人。将这些数字与英格兰和威尔士1901年的人口调查比较之后，我们知道那时伦敦有450万以上的人口；还有5个城市平均有53万以上的人口；另外超过5万人口的69个城市，平均有10万以上的人口。还不止这些，因为没有计算其人口在内的许多郊区，它们其实往往是大城市的一部分。而在某些情况下，几个邻近城市的郊区纵横交错，构成一个很大的且颇为分散的城市。曼彻斯特的郊区有居民22万人，可算为一个大城市；伦敦的郊区西哈姆有居民27.5万人，也是如此。每隔不固定的时间有些大城市的边界就会把这样的郊区包括进去。结果是一个城市中的真正人口也许增长得很快，而名义上的人口却增长得很慢，甚至减少，然后又突然跃升。例如利物浦名义上的人口，在1881年是55.2万；1891年是51.8万；而在1901年跃升到68.5万。

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变化。例如，19世纪中巴黎人口的增长，比整个法国人口的增长快20倍。德国城市的人口是以每年农村人口降低1.5％为代价来增加的。在1800年，美国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在7.5万人以上；而到1905年，3个城市的居民共有700万人以上，还有11个城市各有人口30万以上。维多利亚的人口有1/3以上集中在墨尔本。

我们必须记住：每每随着城市及其郊区的扩大，城市生活的利弊特征便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乡村中的新鲜空气在接触到普通的伦敦居民之前，已比某个小城市的普通居民经过多得多的有害气体的发源地。伦敦居民一般必须走得很远才能接触到乡村的安静与悠闲。所以，有450万居民的伦敦，比只有4.5万居民的城市，使英国生活增加了百倍以上的都市性质。

[10]
为了这类理由，威尔顿（见1897年的《统计杂志》）　提出了极端的建议，主张在比较各城市的死亡率时，省略所有15～35岁的人。主要因为这个理由，伦敦的15～35岁女子的死亡率异常低。但是如果一个城镇人口静止不动，那么更容易获得其重要的统计数字。威尔顿选择考文垂作为典型城市。根据他的计算，城市居民中技术工人的成年子女，等于住在健康的乡村区域中劳动者的成年子女人数的一半多一点。当一个地方衰落时，身强力壮的青年流往他处，剩下些老弱病残，因此出生率一般很低。另一方面，吸引人口的工业中心会有很高的出生率。因为在那里活力充沛的人特别多。在采煤业和炼铁业的城市中尤其如此。这在部分上是因为这些城市不像纺织业城市那样有男子不足之患；而另外部分上也是因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的矿工早婚。在这些城市中，有些城市的死亡率虽然高，但出生率超过死亡率之数为人口的20‰以上。在二流城市中，死亡率一般最高，主要因为它们的卫生设备还没有像那些最大的城市那样好。

海克拉夫特教授（见他著的《达尔文主义与人种进步》一书）有相反的论述。他相当注重减少像肺痨和瘰这类疾病对人类所产生的危险，因为这类疾病主要侵袭体质虚弱的人，因而对人种会产生淘汰的影响，除非在其他方面也有相应的改进。但是，并非所有患肺痨病的人都会死，所以减少这种病的起因终归是有些好处的。

[11]
参看作者在1884年2月号《当代评论》中的一篇文章，名为《叫伦敦

的穷人住在何处》。

[12]
由于可预防的种种原因而引起的婴儿死亡率的大小，可从以下的事实来推知：未满1岁的婴儿的死亡与出生的百分比，在城市区域通常高于乡村区域大约
；但在人口富裕的许多城市区域中，这个百分比低于全国的平均数（见1905年户籍局长的报告）。每年未满5岁儿童的死亡率，在贵族家庭中只有约2％，在整个上层阶级中是3％以下，而在全国是6％～7％之间，这是几年前发现的。另一方面，波流教授说，在法国只有极少数的孩子的父母比较溺爱孩子，而过于关心孩子反而会损害他们的勇气、进取心和忍耐力（参看《统计杂志》第45期，第378～379页）。

第6章　工业训练

真正价值不像一幅画或一首诗的价值那样大，且常为大家所共知[1]
。

同样，近代管理机器的技术工人的实实在在的品质，被看得低于中世纪手工艺人那微不足道的美德。这在部分上是因为我们易于把在我们自己时代中常见的长处看做是平凡的，并且易于忽视“无特殊技能的劳动者”这个名词的意义在不断变更的这一事实。

§2.续前
非常落后的种族不能长久地持续进行任何种类的工作，即使我们认为是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中最简单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相对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孜孜不倦的精神。而只有经过长期的训练，他们才能养成这种精神。但在教育普及的地方，即使需要懂得读写的职业，也可列入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一类。其次，在一向是工业所在地的区域，负责任的习惯以及在处理高价机械和原料上的谨慎和敏捷的习惯，已成为大家的共同特性了。因此，在管理机械的工作中，许多都被说成是完全机械的和不需要特殊技能的以及不值得重视的一类人的才能了。但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具有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智力和道德才能、智慧和自制力的人，恐怕不到十分之一；经过两代人切切实实的训练之后而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恐怕不到一半。即使在工业人口之中，能够担任许多初看起来好像是完全单调的工作的人，也只有一小部分。例如，似乎是很简单的机器织布的工作却分为高级和低级的工作；在担任低级工作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都没有织几种颜色的布所需要的那种“天分”。在从事坚固的材料、木材、金属或陶器工业中，这种差别甚至更大。

有若干种手工作业需要持久练习某一类动作，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而且日益少见了。因为机械不断地代替这种需要手工技能的工作。的的确确，一般来说，自如地运用手指是工业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这主要是神经强健和自制力的结果。当然，这是经过训练培养起来的，但其中大部分也许属于一般性质，而不是某种特殊职业所特有的，这正像一个打曲棍球的人很快就学会了打网球一样，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往往能转到别的行业上去，而且不会长久地丧失很高的效率。

那种非常专门化，以致完全不能从一种职业转用到另一种职业上去的手工技能，正逐步在生产上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例如我们暂且不论艺术感受和艺术创造才能如何，那么我们可以说，一种职业之所以高于另一种职业，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工人之所以比另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工人富有效率，主要是由于他们拥有不为任何职业所特有的且总体上却特别聪明的头脑和旺盛的精力。

能一下子记住许多事情，需要什么东西时已现成备好了，无论什么事出了差错都能行动敏捷并表现出足智多谋，能迅速适应所做工作在细节上发生的变化，稳定可靠，总是养精蓄锐以便应付紧急情况，等等，这些就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民族的特性。这些特性不是某一职业所特有的，而是一切职业所需要的，倘若它们常常不能容易地从一种行业转用到其他同类行业上去，主要就是因为需要用有关原料的一些知识和熟悉的特殊方法进行补充。

因此，我们可用一般能力
这个名词来表示在不同程度上作为一切高级工业的共同特性的才能以及一般性的知识和智慧。而为个别行业的特殊目的所需要的那种手工技能和对特殊材料及方法的熟悉，就可归入专门能力一类。

§3.普通教育与工业教育。学徒制度
一般能力大多取决于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环境。在这方面，最早和最有力的影响是母亲[2]
。其次是父亲和其他孩子的影响。而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仆人的影响[3]
。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人子弟从周围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中学到很多东西。当我们研究富裕阶级的孩子比技术工人的孩子、技术工人的孩子比无特殊技能的劳动者的孩子在开始独立生活时所具有的种种良好环境时，我们就必须比较详细地考虑这些家庭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转而考虑更普遍的学校教育的影响。

关于普通教育不需要说什么了，尽管普通教育对于工业效率的影响也比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更大。过去，工人阶级的孩子只学习了读书、写字、算术和图画的初步知识之后，往往就不得不辍学了。并且有时有人认为，花在这些课程上的那点时间中的一部分，还是用在实际工作上更好。但在学校中取得的进步之所以重要，除了由于其本身的缘故之外，更多的是由于学校教育能给予将来取得进步的能力。这是因为，真正高级的普通教育使人能在业务上发挥出最好的才能，并能使人将业务本身作为提高教育的一种手段，虽然普通教育与某一特别行业的细节无关，那属于技术教育的范围[4]
。

§4.续前
近年来技术教育同样提高了目的。过去技术教育的意义不外乎是传授那种手工技巧和关于机械及方法的初步知识。而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在开始工作时自己很快就能学会这些，虽然如果他事先学会了这种工作技术，那么在开始时他也许能比完全不懂的人多赚几个先令。但是，这种所谓的教育不能发展才能，而是有点妨碍才能的发展。一个青年自己学到了知识，就算是教育了自己，他比一个在旧式学校读书的人将来会更有进步。然而，工业教育的发展已可以纠正其缺点，其目的在于：第一，使人一般能两眼和手指运用自如（虽然已有迹象表明，普通教育正在接管这种工作，而它属于普通教育是合适的）；第二，传授对专门的职业有用的且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很少能学得好的工艺的技能和知识以及研究的方法。可是，还要记住，每当自动机械的精密性和用途有所进步时，就能缩小极其注重运用手眼的手工操作的范围。现在，由最好的普通教育形式训练出来的那些才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5]
。

按照英国最好的意见，为高级工业而设的技术教育，应像普通教育那样，不断以发展才能为目的。它应当与完善的普通教育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但应当进一步详细订出专门的学科，以利于专门行业[6]
。我们的目的应当是把科学训练——在这方面西欧各国已走在我们前面了——融进敢作敢为、奋斗不息的精神与从实践中产生的本能当中。如果青年时代不是在工厂中度过，那么就很少会有旺盛的精力和本能。我们要记住：一个青年在管理完善的工厂中，自己从直接的经验中学到的东西比在技术学校中教师以标准方法教给他的东西更有用，更能促进他的智力活动[7]
。

旧的学徒制度不完全适合近代的情况，已经废除了，但却需要一种替代的制度。在最近几年中，许多最能干的制造商已经开始树立这样一种风尚：让他们的子弟先后在企业各个部门工作，因为这企业是他们的子弟终究要管理的。但这只是少数人才能得到的一种绝妙的教育。近代任何大的工业都是部门繁多，而且也很不同，结果雇主们要像过去那样，保证他们所接受的每个青年都能学会一切，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一个能力平常的青年会对这种尝试感到迷惑。不过，要恢复一种形式有所改良的学徒制度似乎并非不可[8]
。

迄今为止，重大的划时代的工业发明几乎完全发生在英国。但是，现在其他各国也参与发明的竞争了。美国人的普通学校优良，他们生活丰富多彩，他们之中不同民族进行思想交流，而且他们的农业有着独特的条件，这些已经使他们养成一种顽强的研究精神。同时，技术教育现在也正在大力推广之中；另一方面，德国的中产阶级甚至在工人阶级中普及科学知识，再加上他们通晓近代各种语言，还有旅行求学的习惯，就使他们在机械学方面能与英美并驾齐驱。而在把化学应用到企业的许多方面，他们也是领先的[9]
。

§5.续前
的确，没有知识的工人能做好许多种工作，并且与有知识的工人相比同样有效率。而且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教育的高等学科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不过，对即使是普通工人进行优良教育，也有很大的间接好处。这种教育能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并使他们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更聪明、更敏捷、更可靠，能提高他们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时间外的生活品质。因此，这种教育是生产物质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另外，即使这种教育被看做是其本身的目的，也不低于物质财富的生产所能促成的任何事情。

然而，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来探求国家从许多人的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改良中得到的直接经济利益的一部分，这或许是一大部分。我们要重视原来属于工人阶级的那些成员，要重视那些出身低微而高升成为熟练高级技术工人、工头或雇主的人员，还有那些扩大科学的范围或者能在艺术和文学上增加国家财富的人。

左右天才诞生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具有最高天赋的工人阶级的孩子占的百分比，恐怕很可能没有具有这种才能的、在社会上已经获得或承袭高位的人的孩子占的百分比那样大。但是，从事体力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所有阶级的人数加在一起还多四五倍。所以，极有可能在一个国家中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多半都会属于这一阶层，而其中一大部分只是因为缺少机会而未获得结果。对于碰巧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之中而置之不理，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有助于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变化，无过于改良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对中等学校进行改良，如果这种改良能与普通的奖学金制度相结合的话。这种制度使聪明的工人子弟能逐步升学，直到他受到当代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理论和实际的教育为止。

中世纪自由城市和近代苏格兰的成就，大部分可归功于工人阶级子弟的才能。即使在英格兰，也可得到同类教训。在英格兰进步最快的地方，就是工人子弟在工业领导者中占比重最大的地方。例如，在工业时代之初，在英格兰南部比在北部有更显著、更牢固的悬殊的社会地位。在英格兰南部，有种略似世袭社会阶层的精神，使工人及其子弟不能升到领导地位；而古老的家庭缺乏的只是天赋，而不是社会利益所能供给的那种灵活而清新的精神。这种世袭社会阶层的精神，与工业领导者当中缺乏新的血液相辅相成。在当代人的记忆中，有不少英格兰南部城市的衰落，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上述原因。

§6.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与进行艰苦思考的教育地位稍有不同。因为后者常使性格变坚强，而前者往往做不到这一点。然而，人们的美术才能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并正在成为工业效率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几乎全都是那种取悦于视觉的美术学科。这是因为虽然文学和音乐与这种学科同样（并且更能）有助于丰富生活，但它们的发展却不直接影响且也不依靠经营的方法、制造的方法和技术工人的技能。

中世纪的欧洲以及现在东方各国的技术工人，素以富有创造力闻名于世，不过他们实际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有创造力。例如，东方的地毯充满了宏伟的想象。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任何一个地方的艺术样品——也许是从几个世纪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我们往往会发现，它们的基本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在充满种种迅速变化——有些是风尚造成的，有些是工业和社会进步的有利运动造成的——的近代，人人都可自由创造新局面，每个人都主要必须依靠自己的才力，因为没有一种较为成熟的公众批评来指导他[10]
。

然而，这不是我们时代当中美术设计唯一的不利条件。它并没有充分理由让我们相信：中世纪普通工人的孩子，比现在普通的乡村木匠或铁匠的孩子更具有美术创造力。不过，如果那时一万人中碰巧有一个人是天才，那么在他的作品中就表现出天才，而且受到行会及其他方面的竞争的鼓励。但是，近代的技术工人易于从事机械管理，虽然他所培养出来的各种才能，比他的中世纪前辈的审美力和想象力会更坚实，终究会更有助于人类的最大进步，但这些才能却不能直接促进美术的进步。假如他觉得自己比同事具有较大的能力，他恐怕会力图在工会或其他组织的管理上取得领导地位，或者集中少量资本，从他受益匪浅的那个行业中发展起来。这些都不是卑鄙的目的。但是，如果他仍干他的本行，努力创造出不朽的美术作品，那么他的志向也许会更高尚，对世界会更有利。

但是，必须承认他要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困难。现在我们所允许的装饰方法的变化时间短暂，时间短暂的害处与这种变化遍布于世界广阔的面积上所造成的害处不相上下。因为，这样就迫使设计师一直注意美术品的供给和需求在世界上的变动，他的草率而仓促的努力就会更分散。这是一种对于凭自己双手操作的技术工人不太适合的工作。因此，现在普通的技术工人觉得最好跟上潮流而不要领先潮流。即使里昂的织工的卓越技能，现在也几乎完全表现为继承精致的手工技能和优秀的色彩感觉力，因而使他能完全实现职业设计师的理想。

财富的增长使人们能购买各种喜欢的物品，而对于这些物品是否耐用却认为是次要的。所以，各种服装和家具的销售越来越取决于式样。因为受到已故的威廉·莫里斯以及其他人的影响，加上许多英国的设计师效仿东方——特别是波斯和印度对色彩很有研究的大师，他们促使法国人自己承认，某些种类的英国纺织物和装饰品已达到一流了。而在其他方面，法国确实是首屈一指的。据说，有些在世界上保持自己独特风格的英国制造商，如果还是依靠英国的式样就要被赶出市场了。这在部分上是由于巴黎在时尚方面居于领导地位，这是它对妇女服装一向具有敏锐而细致的审美力的结果。巴黎的设计会与即将到来的时尚和谐一致，而比来自其他地方具有同等真实价值的设计有更好的销路[11]
。

因此，技术教育虽不能直接大大增加美术天才的供给，虽不能比在科学和经营方面能增加更多的天才供给，但却能使许多天生的美术天才不会变得无用。因为绝不能大规模恢复旧式手工业所实行的训练方法，所以就更需要技术教育的这种目的了[12]
。

§7.教育作为国家的投资
因此，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把公私两大块资金用于教育上是否明智，不能单以教育的直接结果来衡量。仅仅将教育当做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拥有比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会很有利。这是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本会默默无闻地死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潜在的能力。而且，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因为像贝塞默发明的那样一种新思想能提高英国的生产力，它相当于十万人的劳动；像詹纳或帕斯特那样的医学发明，能促进我们的健康和工作能力；还有像有关数学或生物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即使也许要经过许多代之后才能显示出增大物质福利的功效，但对生产的帮助虽没有前者那样直接，却是同样重要。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物，那么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就足以得到补偿了。

经济学家直接关心的实际问题，莫过于在国家与父母之间如何分配儿童教育费用这一问题。但是，不论父母负担多少费用，我们还必须考虑能决定父母负担这种费用的能力及意志的力量。

大多数父母极愿以其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孩子。而且，如果他们碰巧有标准较高的邻居，那么他们对待孩子也许甚至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要求父母比这再进一步对待孩子，那么除了无私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情感——这两点也许并不罕见——之外，还需要某种洞察力，而这一点还不很普通。这种洞察力能清楚地预料未来并将遥远的事件看做与眼前的事件几乎同样重要（就是以低利率对未来加以折扣）；这种洞察力是文明的主要产物，也是文明的主要原因，除了在比较文明的国家里中等和上层阶级之外，这种洞察力很少得到发展。

§8.流动性在职业的等级之间和等级之内日渐增大
父母通常培养自己的孩子从事他们自己那一等级的职业，所以，在一代人当中，任何等级的劳动者的全部供给，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代人中该等级的人数。但在该等级本身之内，却有较大的流动性。如果该等级内任何一种职业的利益超过平均的利益，那么青年人就会从同等级内其他职业迅速转入这一职业。从一个等级到另一个等级的纵向流动不很迅速，规模也不大，但是，当一个等级的利益已高于所需工作的困难时，那么青年及成年劳动者就会开始不断流入这一等级。虽然每次流入的人数也许并不很多，但合起来人数就多了，不久就足以满足对这个等级的劳动者增长了的需求了。

我们要到以后的阶段才对以下两点进行比较详细的研究：第一，任何地点和时间的各种条件对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所产生的影响；第二，这些条件引诱任何人改变其职业或培养其子弟从事与他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就我们已经知道的而论，足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如果其他情况不变，那么劳动所得的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劳动的增长率。或换句话说，劳动的需求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劳动的供给。假定知识情况、伦理、社会和家庭习惯的情况固定不变，那么即使不说人口总数，就是说全体人口的活力以及任何特别行业的人口数和活力，可以说都在以下这种意义上具有供给价格：如果有某种水平的需求价格使上述人口数和活力保持不变，那么较高的需求价格会使它们有所增加；较低的需求价格会使它们有所减少。因此，经济原因会发挥作用，会影响整个人口的增长和任何一个等级内的劳动供给。但是，经济原因对于人口总数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是通过生活当中伦理、社会和家庭习惯而产生的。因为这些习惯本身受经济原因的影响虽然很慢，但却很深，且在方式上有些难以探索，不可能预测到[13]
。

[1]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这样一点：一种划时代思想的全部重要性，在它出现的这一代中往往未被人认识到。这种思想使世界的思想走上新的道路，但要过了转折点很久之后，人们才会明白改变了方向。同样，每一时代的机械发明都比前代的发明容易受到小看。这是因为要等到相关的许多较小的改良和辅助性发明已经完备之后，一项新发明才有充分的使用效用；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往往出现在它所划的时代的前一代。因此，情况就是这样：每一代人都似乎主要忙于实现前一代的思想，而它自己的思想的全部重要性尚未得到清楚的了解。

[2]
按照高尔顿的意见，所有伟人都出于伟大的母教的讲法是言之过甚的。它只是表明母亲的影响并没有超过其他所有的影响，而不是说不比其他影响中的任何一种影响都大。他说，在神学家和科学家当中最容易追溯到母亲的影响。因为一个热诚的母亲引导她的孩子对伟大事物进行探索；而一个有思想的母亲不是压制，而是鼓励孩子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是科学的思考习惯形成的动力。

[3]
在家庭仆人之中，有许多具有优良品质的人。但是，生活在非常富有的家庭中的仆人，易于染上放纵的习惯，会过高估计财富的重要性，并且一般重视低级的生活目的。这种情况对于独立的劳动人民来说是不常有的。在我们有些最好的家庭中，大部分时间与孩子交往的人，没有与普通家庭交往的人那样高尚。不过在这些家庭中，不是特别合格的仆人连一头小猎犬或小马都不许照管。

[4]
工人阶级的子弟缺乏良好的普通教育，这有害于工业进步，与中产阶级的旧式拉丁语学校的狭隘教育范围的弊端差不多。的确，直到最近这种教育一直都是普通教师能引导学生把心思用在吸收知识以外的任何高尚事物的唯一的教育方式。所以，称它为高级普通教育是很对的。因为它是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了。但是，它在使市民熟悉伟大的古代思想的目的上是失败的。人们通常一离开学校，学的东西就都忘了。而且这种教育在经营与教育之间造成了有害的对抗关系。然而，现代知识的进步使我们能用科学和艺术来补充这种学校课程，对能进这种学校的人给予一种教育，以发展他们的最好才能，并使他们养成最能刺激他们的头脑在以后生活中进行高级思维活动的方法。花在学习拼写上的时间几乎是浪费的。如果能使英语中的拼写与发音和谐一致，就像大多数别国语言那样，那么不必增加什么费用，将有效的学校教育大约延长一年就行了。

[5]
正如史密斯说的，如果一个青年在桌上随便落下两颗豌豆之后，便能轻易地把第三颗豌豆放在前两颗之间的同一条线上的当中，那么他将来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技师。在英国平常游戏中得到的运用手眼的能力，与在幼儿园的游戏中得到的一样。绘画常常是介于工作和游戏之间的一种能力。

[6]
技术教育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培养不了对称的感觉和化繁为简的能力。但英国人在实际经营中培养出了一种才能，它可以与机械和制造方法上的错综复杂相媲美，而美国人甚至更有过之，这种实践的本能往往使他们能在与更有学问的欧洲大陆的对手的竞争中获得成功。

[7]
一个良好的方法就是从学校毕业后，把几年里的冬天的六个多月都花在大学中学习科学，而把夏天的六个月都花在大工厂中当实习生。本书作者四十年前曾在布里斯托尔的大学学院（即现在的布里斯托尔大学）实行这个办法，但是存在着实际困难，只有大企业与大学的领导才愿诚恳而慷慨地合作，才能克服这种困难。另外，曼彻斯特的梅瑟·马瑟和普拉特工厂的附属学校采用了这个办法。“学校中做的绘图工作就是工厂中实际进行的绘图工作。某日，教师做必要的解释和计算，次口，学生就看到——好像是有所准备似的——教师所讲解的问题中的那种东西。”

[8]
雇主有义务在工厂中彻底教会学徒有关其行业的一个大部门中的所有小部门的工作，而不是像现在常常进行的那样，只让学徒学会这些小部门中的一部分工作。这样，学徒的训练就往往会像几代前的训练那样广泛，好像把整个行业的工作都教给他了。而且不妨用技术学校中所教的关于此行业各部门的理论知识来补充这种训练。对于要想学习在一个新国家的特殊情况下的农业经营的英国青年，近来已经风行一种类似旧式学徒制度的办法。有些迹象表明，这个办法可以推广到英国的农业经营中去，因为它在许多方面都非常适合英国的农业。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适合农民以及农业雇佣劳动者的教育，最好能在农业大学和制酪业学校中推行。

同时，对成年人进行教育的许多大机构正在迅速发展起来。例如，公开展览会、行业工会和行业杂志等，它们各有自己的分工。在农业和其他某些行业领域，最有利于进步的恐怕是公开展览会了。但是，那些比较进步并掌握有良好学习习惯的人和工业，却更得力于行业杂志所传播的实际的科学知识。这些杂志借助于工业方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打破了行业的秘密，帮助资本小的人与富有的对手竞争。

[9]
在欧洲大陆上，几乎每个进步的企业领导都曾在外国细心研究制造方法和机械。英国人是著名的旅行家。但是，也许在部分上是因为他们不懂外国语言的缘故，所以他们并不重视利用旅行而获得的工业教育。

[10]
事实上，每个设计师最初都受先例的影响。只有非常敢作敢为的人才不受先例的约束。但他们当中没有过于违背先例的，因为他们的革新要受到经验的考验——经验毕竟是正确无误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上有势力的人士的提倡下，艺术和文学上最粗糙和最可笑的风尚虽然一时会为人们所接受，但只有真正优秀的艺术才会使一首短歌或曲子、一种服装的式样、一种家具的式样，会在整个民族中接连许多代都保存下来。因此，凡是与真正的艺术精神不协调的革新都受到了抑制，而遵循艺术途经的那些革新就得以保存下来，并成为更大进步的起点。这样，在保存东方各国工艺的纯粹性上，传统曾起很大的作用，而在某种程度上，中世纪的欧洲也是如此。

[11]
法国设计师觉得最好住在巴黎。如果他们长久不接触时尚的主要动态，就似乎落后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所受的教育是要当艺术家，但是他们最高的志向却未必能实现。那些已经成为艺术家的人觉得从事设计工作是值得的，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而已，例如像色佛尔的瓷器业那样。然而，英国人在为东方市场的设计工作上还能保持自己的独特地位，但也有证据表明，英国人在创造力方面至少不低于法国人，如在如何配式样和色彩以获得有效的结果方面，英国人还没有法国人那样敏锐（参看《技术教育报告》第1卷第256、261、324、325页和第3卷第151、152、202、203、211页以及其他页），而近代设计师的职业还没有达到能保持最好的地位。因为，此职业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一个民族的影响之下，而每个民族的最高艺术的作品本来就不能移植。这些作品的确在当时常为其他各国所赞美和模仿，不过，它们还很少成为后世最优秀的作品的基调。

[12]
画家自己在画廊中也记载以下的事实：在中世纪——甚至较晚——他们的艺术比现在更能吸引更多的最优秀的人士；而现在却是这样：青年人的志向受到近代经营那令人兴奋的事实的诱惑；建树不朽事业的热诚在近代科学发明中得到了发挥；为定期刊物随便写些浅薄的文章就可获得报酬。因此，许多优秀的人才就不知不觉地改变了高尚的目标。

[13]
一个父亲打算培养儿子从事一种与自己的职业在性质上大不相同的职业，他会遇到种种困难。穆勒对这些困难感触很深，因此说（见穆勒著的《经济学原理》第二篇第14章第2节）：“的确，不同等级的劳动者之间的悬殊一向很彻底，他们之间的分界线非常明显，以致几乎等于世袭社会阶层了。各职业所需的人，主要是由已经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的子弟来进行补充的，或是由在社会地位上与这种职业属于同一等级的其他职业中的人的子弟来补充的，或是由原来等级较低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地位已经提高的人的子弟来补充的。自由职业所需的人，大多数是由自由职业阶层或闲散阶层的子弟来补充的，需要高度技能的手工职业，由熟练的技术工人或与他等级相同的商人阶层的子弟来填补的。等级较低的需要技能的职业也是如此。而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劳动者，从父亲到儿子仍然保持他们原来的样子，但偶尔也有例外。因此，每个阶层的工资一向为它自己的人口增加所限制，而不是为全国总人口的增加所限制。”但是，他接着说：“然而，现在习惯和观念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越来越破坏这一切差别了。”

自从他著书以后，他的先见之明已得到变化的进程的证实。在本章开头时我们已经说过，种种原因使得某些职业需要的一定程度的技术和能力有所减少，另外一些职业需要的一定程度的技术和能力却有所增加。由于这些原因迅速发生作用，他指出的明显分界线几乎已被消除了。我们不能再把不同的职业看做是分属于四个大的部分，但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不同的职业类似阶梯之间宽度不等的一副长梯，其中有些阶梯非常宽，可以作为梯顶用；或者我们不妨把各种职业想象为两座楼梯就更好了，一座代表“难做的工业”，另一座代表“易做的工业”。因为这两者之间的纵向划分，事实上是与任何两个等级之间的横向划分都同样广泛而明显。

凯恩斯采用穆勒的分类时，其中主要价值已经丧失了（见凯恩斯著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原理新论》第72页）。比较适合我们现在情况的分类是吉丁斯提出的（见《政治学季刊》第2期第69～71页）。对这个分类的反对意见是这样的：它在大自然原来并没有划出明显分界线的地方划出了明显的分界线；但是，这个分类也许不亚于把工业分为四个等级的最好的分类。他所分的等级是：（1）自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和管理机器的工人在内；（2）负责的体力劳动者，包括那些能委以某种责任和自行管理劳动的工人在内；（3）自动的脑力劳动者，如会计员；（4）负责的脑力劳动者，包括监工和董事在内。

关于人口在等级之间或上或下的大量而不断的流动的条件与方法，在以后第六篇中的第4、5、7三章中再进行比较详细的研究。

由于越来越需要供差遣和从事其他没有教育价值的工作的男仆，这样的危险就越来越大，父母会将他们的儿子送去做一些将来不会获得良好教育的职业。公共机关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私人团体由于其中的男子和女子的热心和努力，在这方面做得更多，都警告人们不要从事这种“死胡同”职业，并帮助青年准备从事技术性工作。这些努力也许具有很大的民族价值，但必须注意，这种指导和帮助不但要给予工人阶级中出身较低的人，而在必要时同样要给予出身较高的人，否则，民族就会退化了。

第7章　财富的增长

§1.在近代之前并没有使用什么高价形态的辅助资本；但现在
这种资本正在迅速增加，积累的能力也在迅速增加
在本章中，不需要区别将财富看做是消费对象的观点与将财富看做是生产要素的观点，我们只是研究财富的增长，并不需要注重财富作为资本的各种用途。

最早的财富形态，恐怕是渔猎工具和个人装饰品；而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则是衣着和茅屋[1]
。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开始驯养动物。但是，最初人爱护动物恐怕主要是因为动物本身的缘故，因为它们外形美丽，驯养它们令人愉快。就像个人装饰品一样，人要获得动物，并不是为了准备应付将来的需要，而是因为拥有动物就可立刻得到满足[2]
。渐渐地，驯养的动物增多了。而在畜牧时代，动物既是令所有者愉快和引以为豪的东西，又是社会地位的体现，已成为准备应付将来的需要而积累的最重要的财富。

因为人口渐密，人们定居下来从事农业，耕地就在财富中占了第一位。而在土地的价值中，由于各种改良（其中井占有显著的地位）而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就变成了狭义上的主要资本因素。属于次要的是：房屋、家畜，在有些地方还有小舟和船只。但是，不论是供农业用的还是供家庭工业用的生产工具，在长时间内一直都没有什么价值。而在有些地方，各种宝石和贵重金属早已成为欲望的主要对象和公认的财富储藏的手段。而帝王的宫殿自然不必说了，即使在许多比较初级的文明阶段中，大部分社会财富也表现为主要用于宗教目的的公共建筑物、道路和桥梁、运河和灌溉工程等形态。

上述这些东西在好几千年里一直是财富的主要形态。的确，在一些城镇里，房屋和家具占第一位，储备的高价原料也非常重要。但是，虽然城市居民平均每个人拥有的财富往往比乡村居民多，但城市居民的全部人数较多，因而他们的财富总额比乡村的财富总额少多了。唯一使用高价工具的行业，一直都是水上运输业还有织工的织机和农民的耕犁。铁匠的铁砧都是构造简单的物体，与商人的船只相比几乎无足轻重。但到了18世纪，英国开始了使用高价工具的时代。

很久以来英国农民工具的价值一直在慢慢上涨，但到了18世纪就上涨得快了。首先是利用水力，然后是利用蒸汽力，使生产部门相继用高价的机械迅速代替廉价的手工用具。正如以往价值最高的工具是船舶、在某些情况下供航行和灌溉用的是运河一样，现在价值最高的工具也是一般的交通工具——铁路和电车、运河、码头和船舶、电报和电话系统以及自来水厂，甚至煤气厂也可以归入这类，因为它的设备主要是用于输送煤气；其次为矿山、钢铁厂和化工厂、造船厂、印刷厂以及其他有很多高价机械的大工厂。

不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觉得，知识的进步和普及导致不断地采用新方法和新机械。如果人类要在很长时间内花费努力才能达到最终目的，那么这种新方法和新机械就可以节省人力。要正确衡量这种进步是不容易的，因为在古代，与许多近代工业相同的工业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比较过去产品性质并没有太大改变的四大产业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它们是农业、建筑业、纺织业和运输业。在前两种产业中，手工操作仍占重要地位，但即使在它们当中，高价机械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甚至可以把现在印度农民用的简陋工具与进步的苏格兰低地的农民的设备比较一下[3]
；可以考虑一下近代建筑业者的制砖机、制灰泥机、锯木机、刨木机、嵌线机、凿孔机以及蒸汽起重机和电灯。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纺织业，或者至少是制造产品比较简单的纺织业的情况，就会看到过去每个工人对工具都感到满意，这些工具的成本不过相当于他几个月的劳动。而在近代，单是工厂设备所占用的资本，以所雇用的每个男工、女工和重工来估算，就占200镑以上，即相当于每人5年的劳动。又如，一条汽船的成本也许相当于驾驶此船的那些人的15年或更多年的劳动。同时，投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铁路上的资本大约为10亿镑，相当于铁路雇用30万劳动者20年以上的工作。

§2.续前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总是形成新的需求以及满足这些新需求的新方法。进步的速度有时缓慢，有时甚至还有很大的退步。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正以一年比一年更迅速的步伐前进，而且无法推测将在何处停下来。在各个方面都一定会进一步出现机会，这些机会都会改变我们的社会和工业生活的性质，并使我们能利用巨额储存的资本来提供新的满足方式，并用于预料遥远未来的需求，以提供节省人力的新方法。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让人们相信我们已接近静止状态，在此状态下，不会有新的重要的需求得到满足，不会再有机会把现在的努力投到对未来的防备上，而且财富的积累也不会再有任何报酬了。人类的整个历史表明，人的需求随着其财富和知识的增长而扩大[4]
。

随着投资机会的增多，生产物超过生活必需品的剩余也不断增加。这种剩余产生了储蓄的能力。当生产技术落后时，很少有剩余，只有在强大的统治阶级以最低的生活必需品迫使臣服的民众艰苦劳作的地方，只有在在气候温和因而生活必需品很少并且容易获得的地方才有例外。但是，在生产技术方面，只要支撑将来生产而积累的资本有进一步增加时，就会增加剩余，就能从这剩余中积累出更多的财富。不久，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甚至在寒冷的地方，就可能出现文明。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在不折磨工人因而也就没有破坏物质财富所依靠的基础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了[5]
。这样，财富和知识就一步步地增长起来，而储蓄财富和普及知识的力量也随之进一步增大。

§3.续前
在人类历史的过程中清楚地预想将来并为将来做准备的习惯发展得很慢，而且时断时续。旅行家告诉我们，有些部落如果只要预先运用一点他们的力量和知识所及的手段，例如，将他们的小菜园围起篱笆以防野兽侵入，他们就可以使自己的资源和享乐加倍增长，而不必增加全部劳动量。

但是，如果与现在我们自己国家中见到的某些阶层的浪费现象相比，甚至连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恐怕也不足为奇。人们时而一星期挣两三镑，时而濒临饥饿，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当他们有工作时，一先令对于他们的效用，比他们失业时一便士的效用还小，但他们从不打算储蓄和以防万一[6]
。而极端相反的一面就是守财奴，其中有些人爱财接近到疯狂的地步。还有，即使在自耕农和其他某些阶层中，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人非常节省，连必需品也省掉了，以致损害了他们将来工作的能力。这样，他们就处处吃亏，他们从来都享受不到真正的生活乐趣；同时，他们从储存的财富中得到的收入，比因赚钱能力的提高而能得到的收入还少，如果他们把以物质形态的财富用于自己身上，那么他们由于赚钱能力的提高而获得的收入恐怕会更多。

在印度，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确节制目前的享乐，以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节省了巨额款项，但却把他们的全部储蓄都用于婚丧的奢侈排场上。在爱尔兰也有这样的人，不过在程度上比印度轻些。他们只是为不久的将来间歇性地做些准备，而对遥远的将来，却不做任何永久性的准备。巨大的公共工程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生产资源，但这些工程主要是由克己力差得多的英格兰人投资兴办的。

这样，支配财富积累的各种原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中也大不相同。在任何两个民族之中，这些原因也不完全相同，即使在同一民族内的任何两个社会阶级中，恐怕也不完全相同。它们相当依赖于社会和宗教的制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风俗的约束力稍有松懈时，个人性格上的差异会如何使得在相同条件下长大的邻居，在其奢侈或节俭的习惯方面各不相同，这几乎比其他任何方面的不同都更普遍和更常见。

§4.保障是储蓄的一个条件
以前人们不事节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保障的缘故，因为那些为将来进行储蓄的人是要享有保障的：只有那些已经富有的人才有力量保住他们积蓄的东西；勤劳而克己的农民积蓄了一点财富，却眼看着财富被强行夺走，这使他们不断警告邻居，叫他们在能享受时就享受快乐和安逸。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边境地带，只要抢劫事件一天不停止，就不会有什么进步；18世纪的法国农民很少储蓄，当时他们只有表现出贫穷的样子，才能逃避税吏的强取豪夺。即使在四十年前，爱尔兰的许多佃户们为了避免地主索取过高的地租，也不得不这样做。

在文明世界里，此类缺乏保障的情况几乎已成为过去。但在英国，我们仍然受到《济贫法》的影响之害，《济贫法》盛行于上一世纪初，为工人阶级带来了一种新的缺乏保障的形式。因为它规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资，要以贫穷救济金的方式拿出来，而这种救济金在他们当中的分配，是与他们勤劳、节俭和远见成反比例的。因此许多人认为，为将来进行储蓄是愚蠢的。即使到现在由这种有害的经验发展成的传统和本能，对工人阶级的进步仍是一大障碍。而且，至少名义上作为现在的《济贫法》的基础原理，即国家只考虑贫穷而完全不考虑功绩，也产生同样的作用，虽然作用不那么大。

这种缺乏保障感也正在减少，国家和个人对贫民的义务的开明观点有了发展，这足以使人日益明确一点：自力更生并努力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的人，要比懒惰而不为别人着想者，将更好地得到社会的照顾。但这方面进步仍然缓慢，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5.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奢侈有了新的诱惑，但使没有经营能力的人能得到储蓄的好处
货币经济与近代经营习惯的发展，的确因为对于爱过奢侈生活的人产生了新的诱惑，从而妨碍了财富的积累。在古代，一个人如果要住一所好房屋，就必须自己动手建造；而现在出租的好房子很多，只要付房租就能租到。从前他要喝到好酒，就要有好的酿造作坊，而现在他能买到比自己酿造的还要好而且更便宜的酒。现在，他能向图书馆借阅书籍，而不必自己购买；不等他准备好购买家具的钱，他也能用家具布置自己的房屋。这样，近代的买卖制度、借贷制度以及新的需求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引起新的奢侈方式，并将现在的利益置于将来的利益之上。

但在另一个方面，货币经济使人能以多种方式分配其将来支出的种种用途。在原始社会状态下，一个人储存了一些东西以备将来所用，但他也许觉得对所储存的那些东西的需求，毕竟不像对没有储存的东西的需求那样大。有许多未来的需求是不可能以储存货物的方式直接得到满足的。但是，如果他积蓄了资本，并从资本中获得货币收入，就可以做到需要什么就购买什么[7]
。

另外，近代的经营方法带来了安全投资的机会，使得没有好机会从事任何经营——甚至没有了经营农业的机会，在农业中土地在某些条件下起着可靠的储蓄银行的作用——的人也能获得收入。这些新机会已使有些人积蓄一些东西以供老年之用。如果没有这些机会，他们恐怕不会这样做。财富的增长还具有比这大得多的效果：就是能使一个人更容易为死后供妻子儿女有可靠的收入做准备。因为，家庭情感是储蓄的主要动机。

§6.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家庭情感
的确，有些人看到他们积蓄的财富在自己手中增多便感到极其愉快，而几乎没有想到他们自己或别人使用财富会得到幸福。他们之所以如此，在部分上是由于追求的本能、胜过竞争者的愿望、获得财富的能力以及凭借富有而取得势力与社会地位的雄心等方面的原因。有时，由于一种反射作用，在他们真正需要货币时所产生的习惯性力量，使他们在为积聚财富而积聚财富时，便产生了一种人为的而且是不理智的愉快感。但是，如果不是为了家庭情感，现在许多艰苦工作并用心储蓄的人，只要能获得供自己生活用的舒适的年金，就不必更努力了。他们或者向保险公司购买年金，或者安排好退职后每年花费自己的资本及其他所有收入的一部分。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身后就一无所有了；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只留下为老年做准备却因早死而剩下的那部分储蓄。主要为家庭而工作和储蓄的人，可以用以下的事实来证明：在他们退职之后，他们的费用很少超过从其储蓄中所得的收入，而宁愿把他们储存的财富原封不动地留给他们的家庭；单单在英国，每年就有两千万镑是以保险单的形式储蓄起来的，而且只有在储蓄的人死后才能动用。

最能刺激一个人的精力和进取心的，莫过于在生活中提高地位的愿望，莫过于使家人从比他创业时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种愿望甚至使他有一种不可抵挡的热情，而这种热情使他对追求安逸和一切普通的愉快的愿望都微不足道了，有时甚至破坏了他内心美好的感觉和崇高的憧憬。但是，像现代美国财富那惊人的增长速度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愿望使他成为一个有力的生产者和财富积累者。的确，如果他不是急于攫取财富所能给予他的社会地位，那么他的雄心就会使他走上巨大的奢侈之途，正像浪费的性情以及放纵自己的性情所能引起的那样。

以下这样的人才会有最大的储蓄：出身贫寒，长大后从事严峻而艰苦的工作的人；虽然在经营上获得成就，但仍保持朴素习惯的人；鄙视挥霍并抱有死后他们会比人们认为的还要富有的人。这种性格常见于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国家里的比较僻静的地方。而受到重大的对法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重税的压迫之后，这种性格在英国乡村区域的中产阶级中也很普遍，历时一代人以上。

§7.积累的源泉。公共积累。合作事业
现在谈关于积累的源泉的问题。储蓄的能力取决于超过必要的开支的那部分收入。在富人中，这部分最大。在英国，大部分的巨额收入主要是从资本中得到的，但小额收入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从资本中得到的。在本世纪初，英国的商人阶层要比乡村绅士或工人阶级更具有储蓄的习惯。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使得上一代经济学家将储蓄几乎看做是完全从资本的利润中得来的。

但是，即使在近代英国，地租与自由职业者及雇用劳动者的收入，也都是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而且在一切初期文明阶段中，它们都是积累的主要源泉[8]
。而且，中产阶级（尤其是自由职业阶层）为了把资本投到儿女的教育上，他们自己总是非常清苦；同时，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工资都是用在使子女的身体健康和强壮上。以往的经济学家不太重视这样的事实：人类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都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我们可得出与他们相反的结论：如果其他情况不变，财富分配上产生的任何变化，即只要给挣工资的劳动者多一些，而给资本家少一些，那么就会加速物质生产的增长，从而不会明显推迟物质财富的储存。当然，如果这种变化是暴力的手段带来的，会令公共安全发生动摇，那么其他情况就不会不发生变化了。但是，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轻微而暂时地遏制物质财富积累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平静地实行这种遏制方法，从而不引起骚乱，并为大多数人提供更好的机会，就能提高他们的效率，在他们内心养成自尊的习惯，以便在下一代中产生效率高得多的生产者。如果这样，这种遏制比大量增加我们现有的工厂和蒸汽机终究会更能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

财富分配得很好并拥有崇高志向的民族，就会积累巨额公共财产。有些富裕的民主政体单凭这种形式进行的储蓄，就构成了这一时代从前一代继承的绝大财富的一部分。各种形式的合作运动、建筑协会、友谊会、职工会、工人储蓄银行等的发展，都表明了以下一点：即使以直接积累物质财富而论，将国家的资源用于支付工资也并非完全是损失性的。过去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认为的[9]
。

§8.现在的满足与延缓的满足之间的选择。财富的积累一般含

有满足的某种等待或延期的意思。利息是其报酬
在研究了储蓄方法和财富积累的发展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回头分析一下现在的满足与延缓的满足之间的关系。在以前研究需求时，我们从另一角度开始了这种分析[10]
。

在研究需求时我们知道：任何人如果存有可以有几种用途的商品，他就会力图将此商品分配于所有用途上，以使自己得到最大的满足。如果他认为把此商品的一部分从一种用途转到另一种用途上，从而能获得更大的满足，他就会这样做。所以，如果他分配得当，在把此商品用于各种不同用途上时，他就会停在某一点上，从而使此商品在各种不同用途上得到相同的好处（换句话说，就是他把此商品分配于各种不同用途，使其在每种用途上都有同样的边际效用）。

而且我们还知道：不论一切用途都是现在的，还是有些是现在的，有些是延缓的，上述原理都同样有效。但在后一种情况下，却使人有些新的想法，其中主要的是：第一，延缓获得满足必然会引起关于将来所获得满足是否可靠的问题；第二，照人类本性来看，现在的满足一般地——虽然不是常常地——比可预见得到的与之相同的将来的满足更可取。现在的满足与人类生活中任何可靠的事情都同样可靠。

一个谨慎的人如果认为在他生活的所有阶段中，都会从相同的财产中获得相同的满足，他也许会力图将其财产在一生中平均分配。如果他认为他的赚钱能力在将来会有下降的危险，他就一定会储蓄一些资产以备将来用。他不仅认为储蓄会在手中增加时这样做，即使认为储蓄会减少时，也会这样做。他会储藏一些水果和鸡蛋在冬天时用，因为到了冬天就会缺少这些东西，尽管并不会因为储存了而变得更好。如果他不知道怎样把收入投入贸易或放款以获得利息或利润，他也会效仿我们有些祖先的做法：他们积累了不多的金币，当他们从忙碌的生活中退下来时，就把这些金币带到乡村去。他们认为，在收入多的时候多用几个金币额外获得的满足，对他们的用处并不像在老年时那些金币能提供给他们的舒适那样大。保管这些金币使他们有很多麻烦。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能为他们免除这种麻烦，而又不会使他们遇到任何风险，他们就会愿意给他一点酬劳。

所以，我们能想象出这样一种情况：储存的财富几乎不能有很好的用途；许多人要为将来做准备。而要借入财物的人很少能提供可靠的担保，以保证将来仍归还这种货物或等价的货物。在这种情况下，延期或等待享乐与其说是一种获得报酬的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受罚的行动。一个人把财产交给别人保管，肯定只会得到这样的可能性：归还的东西是少于而不是多于他所借出的东西，因此利率就会变成负数了[11]
。

这样一种情况是可以设想出来的。但是，也可以设想出另外一种情况，而且那种情况几乎同样可能出现：人们也许非常渴望工作，甚至宁愿受一些惩罚来作为被准许工作的条件。因为，正像延缓消费一部分财产是一个谨慎的人为了自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事一样，做些工作也是一个健康的人为了自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例如，如果政治犯被准许做点工作，他一般会认为这是一种恩惠。照人类本性的实际现状来看，我们有理由说，资本的利息是对等待享受物质资源所包含的牺牲的报酬。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很少会有人大量进行储蓄，正像我们说工资是劳动的报酬一样。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就很少会有人努力工作。

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的愉快，对于这种牺牲，经济学家称之为节欲
。但是，这个术语遭到了误解。这是因为最大的财富积累者都是非常富有的人，其中有些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当然不会按照这个术语的同义词节俭的含义进行节欲。经济学家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怀着增加其将来资产的目的而节制消费他有能力消费的任何东西时，他对这一特殊消费行为的节制，就增加了财富的积累。既然这个术语容易遭到误解，我们还是不用的好，而把财富积累一般说成为延期享乐或等待享乐的结果[12]
。或者，换句话说，财富的积累取决于人的先?见
，也就是他想象将来的能力。

财富积累的“需求价格”，即环境使人从工作以及对将来的等待中能够得到的未来的愉快各不相同，其价格也不相同。一个农民建造了一所可防风避雨的茅屋，而他的邻居们在建造茅屋时却没有花费像他那样多的劳动。因此，当风雪吹入他们的茅屋时，这个农民从自己的茅屋的优势多获得的愉快，就是他从工作和等待中赚得的价格。如果与因一时冲动而攫取眼前的满足所能获得的愉快相比，这种多得的愉快代表明智地用于预防遥远的祸患或是准备满足将来需求的种种努力就会格外富有成效。这种多得的愉快在一切基本方面都与利息相似。退休医生把资本借给工厂或矿山改良机械，而他从资本中获得利息。因为利息具有明确的数字形式，我们可以认为利息是从财富中获得的其他利益形态的典型代表，它代表这种利益。

不论一个人等待享乐的能力是直接从那几乎是一切享乐的最初源泉——劳动——中获得的，还是他靠交换或继承、进行合法的贸易或毫无顾忌地投机、抢劫或欺诈的方法从别人那里得到的，这与我们眼前的目的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只研究这样的问题：财富的增长一般包含一个人在目前有意识地等待有力量（正当或不正当）支配的愉快，并且他愿意这样等待的心理取决于他形象地想象出的将来以及为将来做准备的习惯。

§9.报酬越多，储蓄率通常就越高。但也有例外
但是，让我们更详细地研究一下以下的说法：正像人类本性构成的那样，由于现在做出一定的牺牲将来就会有更大的愉快，这样，一般就会使人们现在做出更大的牺牲。例如，如果乡村居民必须到森林中取木材建造木屋，那么因为森林越远，他们每天取木造屋的劳动带来的未来舒适的回报就越小，而每天的劳动所积累的财富所产生的未来利益也就越少，由于现在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却获得的这样少的未来愉快的回报，就往往会阻止他们扩大木屋，而总的来说也许会减少他们用于取木材的劳动量。但是，这一法则也不是没有例外的。因为，如果风俗使他们只熟悉一种式样的木屋，那么他们离森林越远，而且从一天劳动的产物中得到的利益越小，他们花在工作上的天数就越多。

同样，如果一个人不希望自己使用自己的财富，而期望放款取息，那么利率越高，他储蓄所获得的回报就越大。如果合理的投资利率是4％，而他放弃现在值100镑的享乐，那么他每年便可得到值4镑的享乐。但是，如果利率是3％，他就只能得到值3镑的享乐。利率的下降一般会降低这一边际：在此边际上，一个人觉得为了通过储蓄一部分财产获得那些将来的愉快而放弃现在的愉快刚好是不值得的。所以，利率的下降一般会使人们稍微增加现在的消费，而为将来的享乐做的准备就比较少。但是，这一法则也不是没有例外。

乔塞亚·蔡尔德爵士在两个多世纪前曾说过，在利率高的国家里，商人“在攒得巨资时就脱离贸易”而放款取息，“由此而得到的利益非常容易、可靠并且巨大。但在利率较低的国家中，他们世世代代继续做商人，自己和国家都变得很富有”。有许多人正当壮年，并且待人接物的知识使他们能比以前更有效地搞经营，但他们却退职不干了。这种情况过去有，现在也同样有。还有，正像萨金特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如果决定继续工作和储蓄，直到他准备了一定的收入作为老年或死后家人用为止，利率低时他会觉得有必要比利率高时多储蓄些。例如，假定他希望等到每年有400镑的收入时才能退休，或者每年保400镑的险等到死后给妻儿用；如果现在的利率是5％，他只需储蓄8 000镑，或保8000镑的人寿险；但是，如果利率是4％，他就必须储蓄1万镑，或保1万镑的人寿险。

因此，利率继续下降很可能会伴随着世界资本每年的增加额继续增大。但是付出一定量的工作以及对将来的等待得到的遥远利益减少了，这大体上也会减少人们为将来所做的准备，或者用比较现代的话来说，利率下降势必将遏制财富的积累，这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虽然人类对天然资源的支配力越来越大，且即使在利率低时人们也许还会继续大量储蓄，但只要人类本性和现在一样，那么利率每有下降就会使更多的人比利率高时少储蓄，而不是多储蓄[13]
。

§10.续前
支配财富积累和它与利率的关系的种种原因，与经济学的各个部分都有许多相关之处。因此，对这些原因的研究就不容易完全包括进我们所研究的部分之中。在本篇中，虽然我们研究的主要是供给方面，但在这里似乎有必要稍稍说明一下资本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般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财富的积累受到种种原因的支配：风俗、自制力和设想将来的习惯，尤其是家庭情感的力量。保障是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而知识和智力的进步在许多方面促进了财富的积累。

对资本提供的利率，即储蓄的需求价格的上升，势必将增加储蓄额。这是因为，虽然有少数决定为自己或家庭而获得某一固定数额收入的人，在利率高时会比在利率低时少储蓄一点，但利率上升会提高储蓄的愿望
，几乎是普遍的法则。而且利率的上升往往增大储蓄的能力
，或者不如说利率上升往往是我们的生产资源的效率有所增加的一种迹象。但是，以往的经济学家认为，以牺牲工资为代价的利息（或利润）的上升会提高储蓄能力，这未免夸大其辞了。他们忘记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用于劳动者子弟身上的财富，与用于马匹或机械上的投资同样富有成果。

然而，必须记住：每年的投资不过是已有的资本额的一小部分。所以，即使每年的储蓄率提高很多，人们也不会察觉到资本额在任何一年中的增加。

§11.有关财富增长统计的注释
财富增长的统计史非常贫乏，而且遭到误解，部分原因是要衡量适用不同地点和时间的财富数字存在着固有的困难；部分上是由于缺少收集必要的事实的系统性尝试。美国政府的确征求每个人的财产报告，由此得出的结果虽然并不令人满意，但恐怕是我们所有报告中的最好的报告了。

其他各国对财富的估计，几乎完全是以对收入的估计为根据的，而对收入的估计是按照各种收入的年数化为资本进行计算的。这个年数的选择参照：（一）当时通行的一般利率标准。（二）使用任何一种形态的财富所获得的收入达到怎样的程度：（1）由于财富本身那永久产生收入的能力；（2）由于使用财富所花费的劳动或资本本身的消耗。后一个参照标准对于折旧费很大的铁厂特别重要，而对于很快就会开采完的矿山更重要：两者必须只以几年的收入作为资本。另外，土地产生收入的能力会增大，而在这种情况下，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必须以许多年的收入数作为资本［这些收入在（二）（2）项目下可看做是负数］。

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土地、房屋和牲畜都是头等重要的三种财富形态。但土地不同于其他东西的原因在于土地价值的上升，这是由于土地更稀少了。因此，与其说土地价值上升是衡量满足需求手段增多了的尺度，不如说是衡量需求扩大了的尺度。例如，1880年美国土地的价值算起来大约与联合王国土地的价值相等，而大约是法国土地价值的一半。土地的货币价值在一百年前毫不重要。假如二三百年后美国的人口密度与联合王国大约相同，那么前者的土地价值，将比后者至少大20倍。

在中世纪初，英国土地的全部价值，比冬天饿死在土地上的少数骨瘦如柴的动物的价值还低得多。现在，虽然许多最优良的土地已列入房屋、铁道等项目下；虽然现在牲畜的总重量也许增加了10倍以上，而且质量更好；虽然现在有各种为中世纪所不知道的大量农业资本，但现在农业土地的价值比农业资本大3倍以上。几年拿破仑战争的压力使英国土地的名义价值几乎增长了1倍。自那时以来，改良自由贸易、运输业、开发新的土地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使得用于农业的土地的名义价值下降了。这些原因使得以货物计算的一般货币购买力，在英国比在欧洲大陆相对有所提高。在上一世纪初的法国和德国，25个法郎能买到比在英国一镑所能买到的东西——尤其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更多。但现在这种优势却在英国方面，这就使法国和德国近来财富的增长如果与英国相比，似乎更大，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如果我们考虑这类事实和以下的事实：利率的下降会增加收入的年数，而在这年数中任何收入都必须转化为资本，因而就增大了产生一定收入的财产的价值。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即使对国民财富的估计所根据的收入统计是正确的话，这种估计也很会令人误解。但是，这样的估计并非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吉芬爵士著的《资本的增长》和莫奈先生著的《财富与贫困》两本书包括了对下表中许多可供参考的数字。但是，他们的意见分歧也表明所有这样的估计都并不很确实。莫奈先生恐怕过低估计了土地——即农业土地——以及农业建筑物的价值。吉芬爵士估计公共财产的价值是5亿镑，他省略了国内持有的公债数，理由是在公共财产的项目下记入借方的数额与在私有财产项目下记入贷方的数额相等，把公债数记入账内就会互相抵消。但是，莫奈先生把公路、公园、建筑物、桥梁、阴沟、照明和取水设备、电车等的总价值算为16.5亿镑，从中减去12亿镑公债，那么公共财产的净值是4.5亿镑。这样，他就可以在私有财产的项目下计算国内持有的公债数了。他估计联合王国持有的外国股票证券及其他外国财产的价值是18.21亿镑。对财富作出的这些估计数字主要是根据对收入的估计数字得来的。关于收入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注意鲍利在他写的《1882年以来的国民进步》之中和在1904年9月份《经济杂志》中所进行的有益的分析。

续　表

吉芬爵士估计1903年英帝国的财富（见《统计杂志》第66期，第584页）如下：

联合王国　　　　　　　　15 000百万镑

加拿大　　　　　　　　　1 350百万镑

澳大利亚　　　　　　　　1100百万镑

印度　　　　　　　　　　3 000百万镑

南非　　　　　　　　　　600百万镑

帝国的其余部分　　　　　1 200百万镑

为了课税的目的，罗杰斯从各郡的课税额中，已推算出英国各部分的相对财富的尝试性变化史。埃文内尔的名著《1200～1800年的财产经济史》包括关于法国的丰富资料；而勒瓦瑟尔、博留、内马克和福维勒则对法国与其他国家的财富增长进行了比较研究。

1919年3月，格兰蒙德先生在银行学会的演讲中，估计联合王国的国民财富为240亿镑，国民收入为36亿镑。照他的计算，联合王国的国外投资的净值已降到16亿镑，近来卖出的证券达16亿镑；另又借入14亿镑。收支对照来看，联合王国似乎是有24亿镑的债权。但这个数额的大部分都不能算做是有充分的担保。

[1]
在泰勒的《人类学》当中，有关于原始形态的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方法的简短论述而足以用作参考的研究。

[2]
贝奇特（见他著的《经济研究》第163～165页）在引用了高尔顿所收集的关于原始民族驯养宠物的证据之后指出：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关于以下事实的很好的例证：原始民族不论怎样不关心将来，也不能不为将来做一些准备。一张弓或一个渔网在今天足以供获取食物之用，而在未来好长时间内也必然有用。今天足以供人代步的一匹马或一只独木舟，必然是许多未来享乐的储备源泉。原始人的首领中的最不未雨绸缪者，也会建立一大批建筑物，因为那是他现有财富和势力的最显著的象征。

[3]
包括六七个成年男子在内的头等印度农民的家庭农具，主要是几把木制的轻便的犁和锄，全部价值大约是13卢比（见菲尔爵士著的《雅利安人的乡村》第233页），即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工作；而在一个有良好设备的近代大农场里，每亩地单是机械的价值就达3镑（见莫顿编的《农场的设备》一书），即用相当于农场雇用的每个人一年的工作。这

种机械包括：蒸汽机、开沟犁、掘地土犁和普通犁，它们有些靠蒸汽运转，有些用马力运转，还有各种掘土机、耕耙、滚筒、碎土机、播种机和施肥机、马锄、钉耙、干草机、锄草机、收割机、蒸汽或马力打谷机、切饲料机、切萝卜机、压草机以及其他许多机器等。同时，越来越多地使用地窖和有遮蔽的庭院进行保藏，还在不断改良牧场和其他农业建筑物的设备。这一切终究会极大地节省人力，但要花费较大的人力才能为农民种植农产品开辟道路。

[4]
例如，近来在某些美国城市进行的改良说明了以下一点：如果有充足的资本支出，每个家庭就能更有效地得到它所需要的东西，并能除去它所不需要的东西；虽能让大部分人口住在城市里，但却能免除现有许多城市生活的害处。第一步就是在一切道路的下方都开掘大隧道，将许多管子和电线都设置在隧道中，如有损坏也能进行维修，而不会妨碍交通，也不要花很大的费用。然后就可从远离城市的地方（在有些情况下是从煤矿中）发出动力甚至是热力，凡是需要的地方都可设置。淡水、泉水，甚至海水和臭氧化的空气，就可通过不同的管道送到每个家庭；冬天可由热气管送暖气，夏天可压缩空气降低热度；或者可由装在特别管子里的有很大热力的煤气来供给热力；同时，也可从特别装置的煤气或电力中得到灯光；而且每个家庭都可以与城市中其余的家庭通电话。一切有害健康的煤烟，包括仍在使用的家用燃料散发出的煤烟在内，可通过长管道以强大的气流送出去，并通过大炉子滤清，再从大烟囱中散入高空。要在英国城市实行这样的计划，需要比用于铁路大得多的资本和费用。这种关于城市改良的最终途径的推测，也许离事实太远，但过去的经验显示，有许多途径可将现在的努力用于提供多种满足我们将来需求的方式，上述的推测就是用来说明那些途径中的一种的。

[5]
参照附录一。

[6]
他们以每年百分之好几千的比率对将来的利益进行“折扣”（参看第三篇第5章中的第3节）。

[7]
参照第三篇第5章第2节。

[8]
参照琼斯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9]
然而，必须承认所谓的公共财产，往往不过是以将来的公共收入作为抵押而借入的私有财富而已。例如，公营的煤气厂一般并不是公共积累的结果。这种煤气厂是用私人储蓄的但为了公共用途而借入的财富建造的。

[10]
见以上第三篇中的第5章。

[11]
关于可以想象利率变为负数的观点，1886年1月福克斯威尔在银行学会上宣读的一篇题为《银行业务的若干社会方面》的论文中曾经提到过。

[12]
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在研究由巴伦·罗斯·蔡尔德男爵的节欲所产生的财富积累时，觉得很可笑，他们把这种节欲与一个劳动者的奢侈对比来看，后者以每星期7先令的收入养活七口之家，依靠其全部收入为生，丝毫不实行经济上的节欲。将利息作为报酬，并且把利息看做是生产的一个要素，这不是节欲而是等待的论述。这一论述曾由麦克文在1887年7月的《哈佛经济学杂志》中提到过。

[13]
再参看第六篇中的第6章，这里有一点要加以注意：资本的增长依靠对“将来货物”的很高的估价，这一点似乎被以前的学者过高估计了，而不是像庞巴维克教授论述的那样过低地估计了。

第8章　工业组织

§1.组织提高效率的学说过时了，但亚当·斯密赋予了其新的生命。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曾经共同研究过生存竞争对于组织的影响；这种竞争的最残酷的特征目前已受到遗传的缓和
自柏拉图时代以来，社会学家都喜欢研究组织提高劳动效率。但是，就像其他情况一样，在这方面亚当·斯密以他解释旧学说所用的透彻的哲学理论，还有他说明此学说时所应用的实际知识，使这一学说有了新的而且更大的意义。他坚持分工的各种利益，并指出这些利益如何会使增加的人口在有限的领土上过上舒适的生活，之后他得出这样的论断：人口对生活资料施加的压力会淘汰那些由于缺乏组织或其他原因而不能尽量利用其所在地的优势的种族。

还没等许多人读到亚当·斯密的著作，生物学家就在理解组织种种差别的实质上有了很大的进展。他们认为这些差别将高级动物与低级动物区别开来。而在四五十年前，马尔萨斯对人类生存竞争史的叙述，促使达尔文着手研究有关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生存竞争结果，这个研究终于使他发现了生存竞争不断起着淘汰作用的规律。自那时以来，生物学的作用超出了其本职范围；经济学家因在社会组织——特别是工业组织——与高等动物的身体组织之间发现了许多奇妙的相似之处，因而受益匪浅。诚然，在有些情况下，经过比较仔细的研究之后，表面上的相似点就消失了。但是，在初看上去似乎是幻想出来的那些相似点中，有许多逐渐受到其他相似点的补充，而最终足以解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各种自然法则的作用的基本统一性。这个中心的统一性可由以下一般原理来进行说明：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其各部分之间机能的再分部分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密切，这个原理没有很多例外情况[1]
。每部分的自给自足都变得越来越少，而为了自身的福利却越来越多地依赖其他部分。因此，一个高度发达的有机体的任何部分出了毛病，都会影响其他各部分。

这种机能的再分的增加，或称为“微分法”，在工业上表现为分工、专门技能、知识和机械发展等形式。而“微分法”——就是工业有机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密切稳固——表现为商业信用更有保障，海上和陆路、铁道和电报、邮政和印刷机等交通工具更加增多了。

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意思，最高度发达的有机体，就是在生存竞争中最会生存的有机体，关于这一学说还处于发展之中。它与生物学或经济学的关系都还没有完全思考出来。但是，我们可转而考虑下一法则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意义：生存竞争促使最适合从环境中获利的有机体增多。

这个法则需要仔细解释：因为某物有利于其环境的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保证它在物质世界或精神中生存下来。“适者生存”的法则是指那些最适合利用环境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有机体生存下来的法则。最能利用环境的那些有机体，往往是最有利于周围事物的有机体。不过，有时它们也有害。

相反，生存竞争也许并不能使会成为非常有利的有机体得以生存：在经济界中，对于任何工业设施的需求，并不一定会招来供给，除非不仅仅是对这种设施有欲望或需要，而且还必须是有效需求。就是说，必须对供给者提供充分的报酬或其他某种利益才会有效[2]
。单单是雇工们要参与管理工厂或赚钱的愿望，或者聪明的青年感到需要良好的技术教育，按照我们使用需求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供给自然而又必然地随着需求而来——来说，都不是一种需求。这似乎是个无情的事实。但这个法则最残酷的特征因为下一事实而得到缓和：其成员不强索报酬而互相帮助的那些种族，不但在当时最可能兴旺发达，而且最有可能培养出许多继承他们有益的传统的子孙后代。

§2.续前
即使在植物界中，不顾自己种子好坏的植物，不论生长得如何茂盛，都会不久就从地球上灭亡。在动物界中，家庭和种族义务的标准往往很高。即使那些被我们看做是残酷型的凶残地利用环境而不图任何回报的食肉猛兽，作为个体来看，也必然愿意为其子孙的长远利益而努力。从家庭的狭隘的利害到种族的利害，我们看到在像蜜蜂和蚂蚁那样的所谓群居动物中，生存下来的也就是其个体付出最大努力、为集体尽各种义务而不是为自己获得直接利益的种族。

但是，当我们说到具有理性和语言的人类时，民族的责任感对加强民族的影响有各种形式。的确，在人类生活的原始阶段中，个人对别人提供的服务有许多几乎像蜜蜂和蚂蚁那样，完全是出于遗传以及毫无理性的冲动。但是，不久就出现了有意识的因而是有道德的自我牺牲。这种自我牺牲是由有远见的预言家、僧侣和立法者指导培养出来的，并且寓言和传说也谆谆教导这一切。渐渐地，起源于低级动物的无理性的同情心扩大了范围，人们有意识地采取这种精神作为行动基础。热爱部落的出发点并不比一群狼或一群盗匪对集体的感情的出发点更高，对部落的爱心会逐渐发展成为高尚的爱国心，因而宗教的理想也得到了提高和净化。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凡是这些特性得到高度发展的民族，在战争以及与饥饿和疾病的斗争中，必然会比其他民族坚强，最终必占优势。因此，生存竞争终于使人类中这样的民族得以生存。个人最愿为了周围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因而是最适合于共同利用环境的民族。

然而，不幸的是，一个民族能胜过另一个民族的所有特性，并不都有利于整个人类。好战的习惯曾经常使半原始的民族能够征服在和平美德方面都胜过他们的民族。因此，如果过于看重这个事实，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征服已经逐渐增大了人类的体力和创立伟大事业的力量，而最终或许是利大于弊。但是，如果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共同繁荣兴旺，那仅仅因为这个事实就说它不足以对世界有功，这就不必加上上述的附带条件。因为，虽然生物学和社会学都表明，寄生的民族有时也意外地有利于他们所赖以繁荣的那一民族，但在许多情况下，寄生的民族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充分利用那个民族的特性，但却不能给以任何好的报答。在东欧和亚洲，犹太人和阿米尼亚人放高利贷的服务，是经济上的需要；而在加利福尼亚州，中国人的劳动也是经济上的需要。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证明，甚至也不能使人充分相信这样的方法会提高整个人类生活的质量。因为，虽然一个完全依靠自己资源的民族，如果不具相当程度的美德，社会就不能兴盛起来，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美德，即便不能独立创造伟大事业，它们也会依靠与另一民族的关系而繁荣。不过，总的来说——并且有重大的例外情况——在获得生存以及占有优势的民族中，最优良的品质得到了极其高度的发展。

§3.古代的社会等级与近代社会的阶层
这种遗传性影响在社会组织中表现得最突出。因为社会组织发展缓慢，而且是许多代人的产物：它必须以大多数不能迅速变化的人的风俗和癖好为根据。在古代，当宗教、礼仪、政治、军事和产业组织都密切相关，而且成为同一种东西的不同方面时，世界所有进步的先驱国家都几乎采取多少有点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社会阶层的划分非常适合环境的类别，它使采取等级制度的民族或国家强大了。因为既然社会等级的划分是生活的一个支配性因素，如果产生的影响大体上不利，那么采取等级制度的国家一般就不能胜过别的国家了。这些国家的卓越成就并不证明等级制度没有缺点，而是证明它的优越性——与那个进步的特定阶级相比——超过了它的缺点。

另外，我们知道，一种动物或植物具有两种不同的特性而不同于竞争者，一种特性对它非常有利，而另一种则不重要，甚至或许还稍稍有害。虽然有后一种特性的存在，但前一特性仍会使这种动物或植物获得成功。因此，后一特性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是有利的。同样，生存竞争使人类有许多特性和习惯，这一切本身并没有利，但却与作为人类力量的巨大源泉的其他特性和习惯成为一条多少带点永久性的纽带联结在一起。在主要归功于军事胜利而取得进步的国家中，存在着压制以及蔑视坚忍的勤劳的倾向；还有，在商业国家中，有偏重财富和以财富作为炫耀的倾向。在这两种倾向中都可找到以上这样的例子。但是，最显著的例子还是在于有关组织的问题当中。虽然等级制度有很大的缺点，但其主要缺点还在于其严厉性以及为社会利益——或者不如说是为社会的某些特殊紧急事——而牺牲个人。但是，等级制度与它的特殊功能非常适应，因而使它能够盛行不衰。

如果越过中间阶段而立刻说到西方的近代组织，我们看到近代组织与社会等级制度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具有同样明显的相似之处。一方面，严厉性已为变通性所替代：过去固定不变的工业方法现在正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变化着；阶层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在其阶层内的地位，过去被传统规则明确地规定着，而现在完全可以改变，并且随着一定的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形式；但在另一方面，在关系到物质财富的生产方面，个人为社会发生紧急事件所做出的牺牲，在某些方面似乎是种隔代遗传的倾向，这似乎又回到古代盛行等级制度统治时的状况了。因为，不同工业等级之间的分工，以及同一等级内个人之间的分工，非常彻底并且不能互相调和，生产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工作对物质财富总生产的增加量，甚至有时反倒牺牲了自己的真正利益。

§4.亚当·斯密是谨慎的，但他的许多追随者却夸大了自然组织的经济。才能因使用而得到发展；才能的承袭则靠早年的训练或
其他方法
亚当·斯密极力坚持在他那一时代中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着精细的分工以及精密的工业组织的总体利益，但同时他也仔细说明，这个制度在许多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包含着许多附带的害处[3]
。但他的许多追随者哲学见解较差，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关于世界的实际知识也较差，他们大胆地辩解说，现有的一切都是对的。例如，他们说如果一个人有经营企业的才能，那么他必然会利用这种才能为人类谋福利；同时，同样在追求其自身的利益时，他会促使别人向他提供他可以利用的最好的资本，而且他自己的利益会促使他安排所雇用的人，让人人都能做力所能及的最高级的工作，而不是其他事情；而且他自己的利益会促使他购买、应用机械以及其他所有能对生产有利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他手中作出的贡献，能超过其本身满足世界需求费用的等价物。

这种自然组织学说，几乎比其他任何同样会为那些不进行充分研究就讨论重大社会问题的人无法理解的学说，包含着更多的对人性极为重要的真理，对于认真和深思的人，它非常有魅力。但是，夸大这种学说却极其有害，对于最爱好这个学说的人尤其如此。因为在他们的周围发生的变化中，有利也有害，这个学说会使他们看不见也消除不了其中的害处，也妨碍他们研究这样的问题：即使在现代工业的广泛特点中，有许多也是过渡性的，尽管当时它们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也会像当初等级制度产生的效果一样。不过，也同等级制度一样，它们主要有利于引导人们走向为更幸福的时代并为此做好更好的安排。而且这个学说因为容易引起对其夸大的反应，因而产生了害处。

§5.续前
此外，这个学说没有考虑到器官因为得到使用而强壮的情况。斯宾塞曾经极力主张这样的法则：如果运用身体或精神的方式产生了愉快，并习以为常，那么用于这种运动的身体或精神器官就会迅速发达起来。诚然，在低级动物中，这个法则的作用与“适者生存”的作用密切结合在一起，甚至往往不必着重说明两者的区别了。因为，生存竞争会使低级动物在运用无助于它们的生存的机能上，因而不能获得很大的愉快，这可以用演绎法来推测到这一点，而且似乎观察已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人类具有坚强的个性，因而有更大的自由。人类喜欢为使用才能而使用才能。有时是高尚地使用才能，不论是纵情发扬伟大的希腊精神，还是受为了重要的目的而作出的审慎而坚定的努力的支配；有时是卑鄙地使用才能，好像是饮酒嗜好的病态发展。工业进步所依赖的宗教、道德、智力和艺术才能，并不完全是为了这些才能可以获得的东西而养成的，而是为了它们本身所带来的愉快和幸福而发展起来的。同样，经济繁荣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井井有条的国家组织——是无数动机的产物。其中，有许多动机与追求国民财富并没有直接关系[4]
。

父母在一生中形成的身体上的特点，即使遗传给子孙也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一点毫无疑问是确确实实的。但是，如果断言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过着健康生活的那些人的孩子，假如其父母是在不健康的影响下长大的，而这些影响使其父母的精神和身体变得也很衰弱，那么这些孩子生下来时就不会有更结实的体质。这一点似乎并没有确凿的事例。而以下一点是肯定的：健康父母生育的子女比不健康父母生育的子女会有更充足的营养，会受到更好的教育，会养成更健全的本能，并且还会更尊重他人，非常有自尊，这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推动力[5]
。

因此，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改变现在的工业组织，增加低级工业使用潜在的智能的机会，从这种使用中获得愉快，并通过这样使用而加强这些智能，这样做究竟是否有利？因为一定要摒弃以下的论断：如果这种改变有利，那么生存竞争早就会实现这种改变了。由于对未来进行预测以及为下一步做准备，人类的特权扩大了对自然发展的限制，但控制却是有效的。

这样，应用优生学原理，以高级血统而不是以低级血统来优化人种，对男女两性的才能进行适当教育，这一切都会加速社会进步；但不论怎样加速，进步必然是渐进的，而且是相对缓慢的。与人类对技术和自然支配力的提高相比，进步也必然是缓慢的。这种支配力不断地越来越需要勇气和谨慎、智谋和坚定、敏锐的洞察力和长远的目光。而进步必然过于缓慢，还在于不能与在新的基础上迅速出现的、立刻就会改造社会的各种建议齐头并进。事实上，我们对大自然的新的支配力，一方面使我们能制定出甚至比不久前实际能制定出的大得多的工业组织计划，而另一方面，也把更大的责任加在那些提倡社会和工业结构新发展的人的身上。因为，虽然制度可能会迅速发生变化，但是如果要持久的话，制度就必须适合人类。如果制度的变化比人类的变化快得多，制度就不能保持其稳定性。因此，进步本身就使以下警告更加迫切：在经济界，自然是不能飞跃的[6]
。

进步必然缓慢。但是，即使仅仅从物质角度来看也要记住：如果变化能使人类准备好拥有一种组织并且适合它，此组织在财富生产上比较有效，并且在财富分配上也比较平均，那么尽管这只是增加一点点生产直接效率的变化，也是值得有的。还有，凡是在低级工业中浪费高级才能的制度，都是极其令人怀疑的。

[1]
参看赫克尔著的一篇题为《在人类和动物中的分工》的优美论文，以及沙夫尔的《社会本身的结构与生活》。

[2]
像其他同类所有学说一样，这需要依照以下的事实进行解释：购买者的有效需求取决于他的财产和欲望。在支配世界的企业设施方面，富人的一个小欲望要比穷人的大欲望更有效。

[3]
参看以上第一篇第4章中的第8节和以下附录二中的第3、6节。

[4]
人类有许多动机，这些动机既可有意识地促进一种特性的发展，也可有意识地遏制另一种特性的发展。中世纪中进步缓慢的部分原因是，有意识地厌恶学问。

[5]
参看数学附录中注11。这种思考不大适用像老鼠那样的动物的发育，也不大不适用豌豆以及其他植物的成长。所以，与上述情况的遗传性有关而确立的——至少是暂时性的——奇妙的算术结论，与社会科学学者研究的遗传性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关于这个问题，门德利安派学者提出的一些否定说法似乎缺乏应有的谨慎。关于这些问题的卓越的见解，详见庇古教授编写的《财富与福利》第一篇中的第4章。

[6]
参照附录一中第16节。

第9章　工业组织（续前）　分工机械的影响

§1.熟能生巧
有效率的工业组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应当使每个受雇者都能担任力所能及和资历能使之胜任的工作，并为受雇者备好工作所需的最好的机械和其他工具。暂时我们先不研究那些进行细节生产工作的人与那些做一般管理生产工作并承担风险的人之间的分工问题，而只限于研究不同等级的工人之间的分工问题，特别是研究有关机械的影响。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研究分工与决定工业地点之间的相互影响。再下一章中，我们将研究分工的好处是以何种程度依靠大量资本集中于个人或个别企业的手中的。或者按通常所说的，是以何种程度依靠大规模的生产的。最后，我们将研究发达的企业管理工作的专门化。

人人都熟悉这样的事实：“熟能生巧”。这使得起初似乎是很难的工作在不久之后做起来就能比较省力，而且比以前做得好多了。在某种程度上，生理学解释了这一事实，因为生理学提供的种种理由使人们相信这种变化是由于带有点“反射”或自动作用的新习惯逐渐发展而引起的，就像在睡眠中进行呼吸这样的绝对反射功能是由局部神经中枢负责行使的，而与那位于大脑中的思维能力的最高机关毫无关系。但是，一切有意识的举动都需要由主要的中央机关加以注意：它接收来自神经中枢或局部机关的信息，而在某些情况下或许还直接接收来自感觉神经的信息，并对局部机关或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对肌肉神经发回详细复杂指令，以调和它们的行动，以取得所要求的结果[1]
。

我们还不十分了解纯粹劳动工作的生理学根据。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有关大脑构造发展的那一点点知识，似乎表明任何种类的思考练习，都发展于头脑各部分之间的新的联系。不管怎么说，我们确实知道练习能使一个人迅速解决那在不久以前他即使付出最大的努力也应付得不太好的问题，而且还不用费多大力气。商人、律师、医生和科学家的头脑中，逐渐储有丰富的知识和直觉能力。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思想家除非接连多年对有点偏的问题不断进行研究，否则他就无法获得这种知识和能力。当然，人的大脑在一天中不能在某一方面过度使用或多达数小时之久。一个勤劳的人有时会在不属于他的业务范围的工作中找到乐趣，但是此工作却足以使终日都必须做的人感到疲劳。

的确，有些社会改良家一直主张：做非常重要的脑力工作的人，也应当适当地做些体力劳动，这样不会减少他们获得知识以及解决难题的能力。但是，经验似乎表明，解除过度疲劳的最好办法是做些一来情绪就开始，而一没情绪就停止的工作，也就是一般被本能地当做“消遣”一类的事情。任何具有经营性质，甚至使人有时必须靠意志力强迫自己继续做的工作，都会消耗他的神经力量，因此就不能完全算做消遣了。所以，从社会角度来看，此工作不经济，除非价值足以补偿他的主要工作给他的极大的损害而且又绰绰有余[2]
。

§2.在低级工作上，极端专门化能提高效率，而在高级工作上
则不尽然
在最高级的工作部门中应当实行什么程度的专门化是个尚未解决的难题。在科学研究中，这似乎是条合理的法则：在青年时代研究的范围应当广泛，而随着年龄增大，就应当逐渐缩小。比如，一个医生总是专门研究某一种疾病；而另一个医师靠着比较广博的经验研究这种疾病与总的健康的关系，因而积累了丰富的专门经验和微妙的本能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前者对自己专门问题的意见，恐怕会不如后者的那样高明。但是，在那些只需要手工技能的职业中，毫无疑问，分工会大大提高效率。

亚当。斯密曾经指出，那一直只制作钉子而不做别的东西的少年，制钉速度能比那只是偶尔制钉的一流铁匠快一倍。任何一个人如果必须天天对形状完全相同的东西做完全相同的动作，都会逐渐学会自如地应用手指，其速度要比每个动作都得等大脑发出特殊指令要快得多。一个人所共知的例子就是纱厂中童工干的绕线活。又如，在制衣厂或制靴厂，一个每日每时都对同样大小的一块皮子或布料用手工或机械做着接缝活的工人，要比一个眼神更快、动作更麻利、具有更高技能并习惯缝制完整的衣服或皮靴的工人，在于这种活时更省力并且更迅速[3]
。

在木材业和金属业中，如果一个人对同一块材料必须反复地干完全相同的活儿，他就会养成这样的习惯：按需要的方式摆放材料，把工具及其他要用的东西都放在合适的地方以便使用，而尽可能少地浪费时间和他自己身上的力气。他的双手习惯在同一位置工作，并按照同样的次序取用这些东西，因而双手就能互相协调工作，差不多变成自动的了。经过不断练习，他所消耗的神经力量，甚至比所消耗的体力下降的速度更快。

但是，当动作因此成为习惯时，就几乎达到能用机械来代替的阶段。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就是使机械能把材料牢牢地固定在合适的位置上，恰好使机械工具能顺利地对材料进行操作，而又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去紧紧扶住它。但是，如果在这种机械上花费一些劳动和费用是值得的话，那么这种困难一般都能设法得到解决，然后全部工作往往就能由一个工人来管理了：他坐在机器前，左手从一堆材料中取出一块木材或金属，将它放在机器上凹进的地方，同时用右手拉下开关或以其他方法开动机械工具。最后，左手把恰好按照一定式样切好或凿好、钻好或刨好的材料投放到另一堆材料中去。特别是在这些工业中，我们看到近代工会的报告中有很多这样的抱怨：过去需要训练有素的技师的技能和判断才能做的工作，已经因为机械的改良和再分工的精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变成单纯的例行工作了。因此，无特殊技能的劳动者，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被找来做这种工作了。

§3.机械对人类生活的质量所产生的影响部分是好的，而部分
是坏的
因此，我们就得出一个一般法则，其作用在一些工业部门比另一些工业部门更显著，但却适用于所有工业部门。此法则就是：任何工业操作如果都能变得千篇一律，必须一再以同样的方法来做完全相同的事，那么这种操作迟早都一定会为机械所替代。不过可能会有些耽搁和困难。但是，如果要由机械做的工作具有足够的规模，那么金钱和发明的能力将会被毫不吝惜地用于这种任务上，直到成功为止[4]
。

这样，机械的改良与日益精细的分工这两个运动是同时并进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像一般想象得那样密切。引起进一步再分工的原因是：市场扩大以及对于同类大量物品——在有些情况下是对制造极其精密的东西——的需求有所增加；机械改良的主要结果是使得无论如何都要进一步分工的工作价格更便宜，分工更精密。例如，“波尔顿和瓦特在沙河设立工厂时，觉得分工必须达到最大限度。那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在机械构造的精密性方面有几乎毫无问题的滑动车床、刨床或钻孔工具，一切都依靠个别技师眼和手的准确性，而且那时的技师还远远不如现在的技师这样熟练。波尔顿和瓦特设法克服困难的方法，就是限定工人做特殊种类的工作，使他们尽可能成为某种工作的能手。由于不停地在使用同种的工具以及不断地制造同样的东西，因此他们每个人都很熟练”[5]
。这样，机械就不断代替了那种完全手工的技能，并使这种技能变得不必要了。即使到了亚当·斯密时代，分工的主要利益也是获得这种完全手工的技能。但是，机械促使工业规模扩大，并使工业更复杂，因而也增加了各种分工——尤其是企业经营方面的分工——的机会，这种倾向已绰绰有余地抵消了上述影响。

§4.用机器制造机械开辟了零件配换制度的新时代
高度精密的工作是不能用手工来做的，而在零件配换
制度迅速发展的金属业的某些部门中，恐怕机器做这种工作的能力是最清楚不过了。只有经过长期训练并非常细心而且付出很多的劳动，才能凭手工把一片金属做得与另一片金属完全相似或互相适合，但这种精密性毕竟还是不完美的。而且，这正是优良的机器能最容易、最完美地去做的工作。例如，如果必须用手工制作播种机和收割机，那么最初的费用就会很高；当任何部分发生损坏时，只有花很大的费用把机器送回制造厂或请来技术高的技师才能调换修好。但实际上，制造厂备有许多由同一台机器制成的与损坏的部件相同的部件，因而就能配换上去。美国西北部的农民距离一家好机械商店也许有百里之遥，但却能放心使用复杂的机械。这是因为，他们知道通过发电报通知机器上和被损坏了的机器上的任何部件的号码，下一班火车就能带来一件新部件，他们自己就能装上。这种零件配换原理的重要性直到最近才得到了解。可是，有许多迹象表明：这个原理比其他任何原理都更能促进在各个生产部门中使用并推广由机器制造的机器，甚至包括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在内[6]
。

机械对于近代工业性质产生的影响，从制表业中能得到很好的证明。若干年前，这种经营的主要中心是在瑞士靠近法国的地方，那里的分工达到非常精细的程度，虽然大部分工作是由分散的人口来做的。这个行业大约有五十个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负责工作的一小部分。这些部门几乎都需要高度专门化的手工技能，但却不需要什么判断力；工资一般很低，因为此行成立已久，从事这一行的人没有什么可垄断的地方，而且培养智力平平的儿童从事这个行业也没有困难。但是，这个工业现在正为以机械制表的美国方法所压倒，而美国方法是不需要什么专门的手工技能的。事实上，机械日益自动化，越来越不需要人的手的帮助了。但是，机器的力量越精细，管理机器的人就越需要有更高的判断力，并且要更细心。现在以一种精美的机器为例，它从一端自动吸入钢材，而从另一端送出精美的小螺丝；它代替了许许多多的工人，而这些工人的确已经培养成一种高度而专门的手工技能，但他们却过着久坐不动的生活，透过显微镜用力地看着，觉得他们的工作除了只是运用手指之外，没有什么发挥才能的机会。但是，这机器复杂又昂贵，管理它的人必须拥有智慧和强烈的责任感，而这种智慧和责任感大大有利于养成良好的性格。虽然拥有智慧和责任感的人比过去更普遍，但仍然还很少，因而能赚很高的工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制表厂中的工作大部分非常简单。但是，其中许多工作却比旧的方法需要更高的才能，而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挣的工资平均比较高。同时，这种工作已经降低了准确可靠的表的价格，使社会上最贫穷的阶层也可以购买表。它表明，人们不久就能完成更高级的工作[7]
。

那些完成一只表的各部分并把它们装配在一起的工人，必须具有高度的专门技能。但在制表厂中使用的机器，大部分与其他任何轻金属工业使用的机器在性质上并无不同。事实上，其中有许多不过是所有机械行业中常见的车床、凿削机、打洞机、钻孔机、刨床、成型机、旋力精削机及其他一些机器而已。这是以下事实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分工越来越精细时，许多名义不同的各种行业之间的分界线正在缩小，而且不难逾越。在以前，苦于对表的需求不多的制表匠，在碰巧听说制造枪炮业需要增加人手的消息时，也不会感到什么安慰。但是，现在，制表厂中的工人如果转入兵工厂或缝纫机制造厂或纺织机械制造厂工作的话，就会看到许多机器与他们所熟悉的机器非常相像。一个制表厂连同在厂中工作的工人都能改成缝纫机厂，还不会有什么大损失，唯一的条件就是：在新工厂中，对原来做惯某种工作的工人，不应当叫他去做一般需要较高智力的工作。

§5.以印刷业作为例证
关于机械改良和产量增加而造成的进一步的精细分工的情况，印刷业又是一个例证。人人都熟悉美国新开拓区域的报纸编辑的办报情况。他们边写文章边排活字，靠着一个男童工的帮助，印出报纸并散发给住得很分散的读者。当时，当印刷的秘密尚未公开时，印刷者必须自己做一切事情。此外，还要制造自己的一切工具[8]
。现在，这些工具已由单独的“辅助”行业供给他们了，即使在边陲森林地带的印刷者，也能从这些行业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用的一切东西。但是，虽然可以从外面得到帮助，一个大印刷厂也必须在自己厂内备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人。除了那些组织和监督经营的人、办公和管理货物的人、改正“校样”上可能出现误排的熟练的“校对”、工程师和机械修理工人、铸造铅版和改正及配合铅版的人、管理仓库的人以及帮助他们的男女童工，还有其他一些次要等级的工人等之外，仍然还有排活字的排字工和担任印刷的机器工人与印刷工人两大类。这两大类又各分为许多小类，而在印刷业的大中心尤其如此。例如，在伦敦，如果习惯管理一种机器的工人或习惯一种作业的排字工失业的话，是不会愿意放弃这一专门技能，而去寻找需要另一种技能的工作的[9]
。一个行业中的精细的再分工之间的分界线，极为有力地说明了许多工业专门化种类的现代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因为这些分界线虽然有许多都非常细微，甚至一个人如果在一个小部门中失了业，就能转到邻近的小部门中去工作，而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仍然设法要在他的本行中找工作。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没有成功，他才会这样做。所以，就每星期的行业中的细小变动而论，这些分界线与较强的分界线同样有效果。但是，这种分界线与中世纪的分界线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中世纪的手工业者是以深而广的分界线进行分类的，但这种分界线却使手工纺织工人在失业后终生受苦[10]
。

在印刷业中就像在制表业中那样，我们看到机械和科学工具获得了没有它们就不可能获得的各种结果；同时，它们不断取代那些一向需要手工技能和熟练而不需要很多判断力的工作。另一方面，它们把的确需要运用判断力的那些工作留给部分人手工去做，而且开创了各种非常需要判断力的新职业。每当印刷者的工具进行改良以及出现工具跌价时，就更要求校对者有判断力、鉴别力和文学知识；并且更需要人知道怎样排成优美的内封面，或怎样在纸上印刷雕刻物，以恰如其分地配合色彩明暗这种技能和审美力；还更需要在木、石或金属上面绘画或雕刻的有天才的以及经过高度训练的美术家；并更要有人知道怎样在10行文字之内，排出10分钟的演说内容和正确报告。这是一种智力技巧，其困难为我们低估了，因为常常就是这样做的。但其实这会增加摄影师、电版工人、铅版工人、印刷机械制造工人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这些人比过去堆放和取出纸张的工人以及折叠报纸的工人——他们的工作已为机器所替代了——会从工作中得到更好的训练和更多的收入。

§6.机械减轻了人类体力的紧张程度，因而单调的工作不会引起生活单调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去考虑机械减轻人体紧张的程度。在几代人之前，即使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这种紧张也是一半以上的工人的共同命运。机械力量特别惊人的例子，可见于大钢铁厂，尤其是制造钢板的工厂，那里使用的力量非常大，以致人的体力显得无足轻重。一切动作——不论是横的还是竖的——都必须用水压力或蒸汽力来完成，人只是站在旁边管理机器、清除灰烬或做一些类似的次要工作。

这类机械虽然增强了我们对大自然的支配力，但却没有直接大幅度地改变人类工作的性质。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机械的话，那么人就不能做什么了。不过，在其他行业中，机械还是减轻了人类的劳动。例如，建造房屋的木匠，制造着与我们祖先所用的同样的东西，但却省力多了。他们现在主要是做工作中最令人愉快和最有趣的那些部分。同时，在每个乡镇，甚至在每个村落，都有为锯、刨和铸造而设的蒸汽厂，这些工厂解除了那种不久以前使他们未老先衰的极度疲劳[11]
。

在刚发明新机械时，通常需要极其爱护和注意。但是，管理这种机器的工人的工作常被划分出来：凡是动作一律而单调的作业，逐渐由机器来接替。因此，机器就变得越来越自动化并可自行操作了。到最后，除了按时加料并取出成品之外，人的手简直无事可做了。但人仍要负责注意机械是否良好，运转是否正常。不过，现在连这种工作也往往因采用自动的装置而减轻了，这种自动装置能使机器一有故障就立即停止运转。

在过去，素色布匹的织工的活儿是最单调的。但现在一个女工就可管理四架或更多的纺织机，一天中每架织机做的工作，都比旧式手织机提高了许多倍。而织工的工作远远不像从前那样单调，但却需要更多的判断力。因此，在所织的每100码布当中，人类所做的完全单调的工作，恐怕不到过去的1/20[12]
。

在许多行业最近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到这种事例：当我们考虑近代工业组织会如何缩小个人的工作范围，因而使工作变得单调时，这种事实非常重要。因为，分工最细的行业，就是肯定会由机器接替主要的紧张体力劳动的行业。因而单调的工作的主要害处就极大地减少了。正如罗雪尔所说的，生活单调比工作单调更可怕，只有在引起生活单调时，工作单调才有最可怕的害处。现在，当一个人的职业需要很大的体力操作时，他在工作后就不能做什么事了。除非在工作中用得着智力，否则他的智力就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了。但在工厂的日常工作中，消耗神经力量的工作不很多，至少在不太嘈杂和工作时间不太长的工厂中是这样的。工厂生活的社会环境在工作时间内外都刺激着智力活动，许多职业似乎很单调的工人都具有相当高的智力和智谋[13]
。

的确，美国农民能干，其子女的地位也迅速提高。但是，部分上是因为土地肥沃，而且农民耕种的土地一般是天然的，就比英国的农民具有更好的社会条件。美国农民必须常常为自己打算，而且早已会使用并修理复杂的机器了。英国的农民要应付很多不利的情况。在不久前，英国的农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半封建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虽然不无好处，但却抑制了进取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自尊心。现在这些不利因素已经消除了。英国的农民在青年时代就能受到相当良好的教育。他们学习使用各种机械，依靠某个乡绅或者其一些农民的帮助也不像以前那样多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比最低级的城市工作更多样化，并更能培养智力，因而他们的地位也就有绝对和相对的提高。

§7.专门技能与专门机械的比较。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考虑一下在什么条件下最能获得由分工而产生的生产上的经济。显然，专门机械或专门技能的效率如何，只不过是对其进行经济使用的一个条件；而另一个条件就是应有足够的工作使得这种专门机械或专门技能得到充分利用。正如巴比奇指出的那样，在一家大工厂中，“厂主把要做的工作分为不同的工序，每一道工序所需要的技能或力气的程度都不同，这样，他就必须在每一道工序中都体现出一定的技能和不同程度的力气；同时，如果全部工作是由一个工人来做的话，那么这个人必须具有足够的技能才能做这个工作所分成的各种作业中最难的作业，必须具有足够的力气才能做其中最艰苦的作业”。生产上的经济不但需要每个人在狭小的工作范围内不断地操作，而且在需要每人承担不同的工作时，每种工作都应当使他的技能和能力尽量地发挥出来。同样道理，当特别为某种工作而设置一架功率大的车床时，机械上的经济就需要这架车床尽可能长久地用于这种工作；如果要将它用于别种工作，那么那种工作应当是值得使用此车床的工作，而不是用比它小得多的机器也能做得同样好的工作。

所以，在这里以生产上的经济而论，人和机器处于几乎完全相同的地位，但是，机械不过是生产的工具，而人类的福利又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我们已经研究过这样的问题：职务的专门化使一切最艰难的工作由少数人来做，这种专门化如果达到极点，是否整个人类都有好处。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特别从企业管理这方面来考虑。以下三章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哪些原因会使企业管理的各种方式最适合从环境中得到好处，以及最能胜过其他方式。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这些方式各自适合环境的程度如何。

在只有很大的工厂才能获得的专门技能与机械的那些经济中，有许多并不取决于个别工厂的大小，而是取决于种类相近的生产的总量；还有些——尤其是与知识的发展和艺术的进步有关的那些经济——主要是取决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生产总量。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两个术语。

我们可以把因为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此工业的总体发展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此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
，后者为内部经济
。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是研究了内部经济，但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非常重要的外部经济，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才能得到。

[1]
例如，一个人初次学溜冰时，必须全神贯注，保持身体平衡，只能剩下不多的心力去做别的事情。但是，经过多次练习之后，动作变成半自动化了，局部神经几乎担任中枢神经的一切调节肌肉的工作，大脑就自由了，而这个人就能不断地自由思考，他甚至能改变方向，以避开途中的障碍，或者在稍有高低不平而使身体失去平衡时，就能恢复这种平衡但又绝不会打断思路。在存在于大脑中的思考力的直接指挥下，神经力量的运用似乎已经逐渐在神经与有关的神经中枢之间，建立了一种几乎包含明显的身体变化的关系，而这种新的关系可以看做是神经力量的一种资本。局部神经中枢也许有点像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制度：骨髓、脊骨神经和较大的神经球一般具有省级机关的作用，不久之后能够调节区级和乡级机关，而不必麻烦中央政府。它们很可能会发出关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消息。但如果没有重大事情发生，这些消息就不大受到注意。可是，当必须完成一项新的事业时（例如学倒退溜冰），全部思考力就会立即运用起来，神经与神经中枢的特殊的溜冰组织已在平常溜冰中建立起来了，而借助于这种组织，思考力此时就能做那些如果没有这种帮助就完全不可能做的事。

再举一个比较高级的例子：当一个艺术家画兴正浓时，他的大脑完全用于工作上；他的全部心力完全用于作画上，但因紧张过度而不能维持很久。在几小时的愉快发挥灵感之中，他也许表达出对后世人的性格具有显著影响的思想。但是，他的表达的能力是由于无数时间的辛勤工作而获得的。在这种工作中，他逐渐建立了眼与手之间的密切关系，足以使他即使在专心谈话而几乎不觉手中有笔时，也能对他相当熟悉的东西画出优美的轮廓。

[2]
詹姆士·穆勒甚至认为他在东印度公司的职务，并不妨碍他的哲学研究工作。但是，他的最旺盛的精力如此遭到分散，降低了他的最好的思维质量，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似乎是可能的。虽然这职务不过是稍稍减少了他对他那一代人做出的伟大贡献，但是，恐怕大大影响了他能做的对后代的思维方式有影响的那类工作的力量。达尔文做他那类工作之所以能做得那么多，是因为他尽量少用他的微弱的体力。一个社会改良家如果剥夺了达尔文为社会做有用工作的空闲时间，就是对社会做了一件坏事。

[3]
最好的和最贵的衣服，是由高度熟练并且工资很高的裁缝做的，他们每人都是先做一件衣服，然后再做另一件衣服；而最便宜的以及最糟糕的衣服，是由无特殊技能的女工为了赚一点不足以糊口的工资而做的。她们把布料带回家去，全部缝纫工作都由她们自己做。但是，中等质量的衣服是在工场或工厂里做的，那里分工的精细程度要看职工人数的多少而定。这个方法在做最好的与最糟的衣服方面，都已迅速推广，胜过了其他方法。兰德戴尔勋爵（见他著的《公共财富的性质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之研究》第282页）引用色诺芬的论断说，当每个人只做一部分工作时，才能做得最好。如果一个人专做男鞋，另一个人专做女鞋，或者一个人只缝鞋子或衣服，另一个人专门剪料，这样则更好。皇帝的厨师之所以比其他任何人的厨师都好得多，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厨师专门煮肉，另一个厨师专门烤肉；一个厨师专门煮鱼，另一个专门煎鱼；不是一个人做各种面包，而是每种特殊的面包都由专人来做。

[4]
传说某大发明家花了30万镑用在纺织机械的实验上，他的费用据说已经得到丰厚的报酬。在他的发明中，有些只是天才才能做得出来的。不论有多大需求，这些发明必然要等到合适的人出现才会成功。他对每一架梳毛机收1000镑作为专利权使用费也并非不合理。有一个活儿很多的毛织品制造商，在距专利权期满只有6个月之前，付出1000镑这种使用费多买一架机器，他认为很值。当然，这种情况必须是：专利机器通常都不很贵。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机器在一个地方全部用专门的机器来生产，非常经济，甚至使取得专利权的人觉得，以低于为专利机器代替的次等机器的老价格来出售这些专利机器仍然是有利可图的。这是因为老价格带给他的利润非常高，他甚至还认为值得进一步降低价格，以吸引这种机器为了新的目的在新的市场上进一步使用。几乎在各个行业中，许多事情都还是用手工来做的，虽然大家知道，只要把在那个行业或其他行业中已经使用的机器稍加改装，就能很容易地用机器来做这些事情。而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因为使用这些机器还不足以抵偿制造它们的麻烦和费用。

[5]
见斯迈尔斯著的《波尔顿与瓦特》，第170～171页。

[6]
这个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惠特沃思爵士制定的标准，但在美国，这种制度实行得最坚决、最彻底。标准化最适合与其他东西合在一起制成复杂的机器、建筑物、桥梁等各种东西。

[7]
可通过以下事实来表明已经达到完美程度的机械：1885年在伦敦举行的发明展览会上，一家美国制表厂的代表，在采用旧式制造法的英国代表面前，把50只表完全拆开，他把表的各种零件分别堆在一起之后，就请英国代表为他从各堆中先后选出一样零件，然后他就把这些零件装配在一个表壳内，并递给他们一只完整的表。

[8]
“铸字工人恐怕是最先脱离印刷所的人。然后，印刷者就委托别人制造印刷机。此后，油墨和滚筒也分别单独制造出来，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类人：他们虽然属于别的行业，但却使制造印刷工具成为专门的行业，如印刷锻工、印刷细木工、印刷工程师等。”（见《英国百科全书》中索思沃德先生著的《印刷术》一条。）

[9]
例如，索思沃德先生告诉我们说：“一个管理机器的工人也许只懂得书籍印刷机或报纸印刷机；他也许只知道平面印刷机或圆筒印刷机的知识；或者他仅懂得圆筒印刷机的一种。有了完全新式的机器，就有一类新的技术工人。有些人完全能够胜任管理瓦尔特式印刷机，但却不知道怎样使用双色印刷机或精巧的书籍印刷机。在排字部门，分工程度更精细。过去的印刷工人对招贴纸、内封和书籍样样都要排，现在我们则由散工、书籍工人和报纸工人分别去排。‘工人’这个词使印刷业具有工厂的性质。散工专排招贴纸；书籍工人包括排标题和作品本文内容。而在后者之中，还分为一个人排字，另一个人整理页数，这个整理页数的就是‘整理工’。”

[10]
让我们进一步注意一下，机械在某些方面代替手工操作以及在另一些方面为使用机械开辟的新的机会。让我们看一下，一家发行很多份报纸的大报馆，在几小时之内就可以排好并印好的方法。首先，大部分的排字本身往往是由机械操作的。但无论如何，活字最初是排在平面上的，因而就不可能印得很快。所以，下一步就将活字制成纸版，并将纸版卷在一根圆筒上作为模型，铸成一块新的金属版，装到印刷机的圆筒上去。装好之后，这块金属版就向油墨滚筒和纸张轮流地旋转。一大卷的纸张放在印刷机的底层，会自动地展开，首先朝着使纸潮湿的圆筒，然后就朝着印刷圆筒旋转，第一只印刷圆筒印好纸的一面，第二只印好另一面，再转到切纸圆筒，把纸张切成一般大小，最后转到折叠的机器上，将它折好后就可出售了。

最近，铸造活字也采用新的方法了。排字工人在像打字机那样的键盘前操作，把相应的字母的字形排成一行，留出字母之间的衬铅，将熔化的铅浇在各行字形上，一行固体的活字就制成了。进一步改良之后，每个字母分别铸成字形。机器会计算字母所占的地方，在够排成一行时就停止了，并把其余空白的地方平均分为文字之间所需的很小的空间，最后就铸成了一行活字。据说一个排字工人能通过电流同时操作在距离很远的城市中的几架同样的机器。

[11]
刨平地板以及其他用途的大木板所使用的刨子过去常常导致心脏病，使木匠通常到四十岁时就变成老年人了。亚当·斯密告诉我们说：“工人如果工资优厚，就很容易劳累过度，而在几年中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和体质。在伦敦以及其他某些地方的木匠，一般被认为连续保持最大的精力不会超过八年。……差不多各类技术工人，都是因为过度用力做所特有的这类工作而患上某种特殊的疾病。”（见《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7章）

[12]
在近70年中，织布的劳动效率提高了12倍，纺纱的效率提高了6倍。在以前的70年间，纺纱改良已经提高了200倍的劳动效率（参看埃利森著的《英国的棉布业》第4、5章）。

[13]
也许纺织工业对过去用手工做而现在用机械做的工作提供了最好的例子。纺织工业在英国尤其突出，英国的纺织业雇用了将近50万的男工和50万以上的女工，即每10个有独立收入的人当中，有1人以上是纺织工人。即使在对付那些质软的材料上，也可用以下的事实来证明人类肌肉的紧张程度有所减轻：在这100万工人中，每人大约使用1匹马力的蒸汽。就是说，如果他们都是强壮的人，每人用的蒸汽力大约等于他们可用出的力气的10倍之多。这些工业的历史可使我们想起，在从事制造业中比较单调的工作的那些人当中，通常有许多并不是从较高级的工作降低级别去做这些工作的技术工人，而是由无特殊技能的工人升上来做这些工作的。在兰开夏纱厂做工的人，大多数是来自从爱尔兰的极其贫苦的地方，而另一些人则是农民和体质虚弱的人的子孙，这些人是在上一世纪初因为最贫穷的农业区域的非常艰苦的生活条件而被大批地送到那里去的。在这些区域里，劳动者的食物和居住条件几乎比他们的牲畜还要差。如果我们对新英格兰的纱厂工人的文化水平没有像一个世纪之前那样高而表示遗憾的话，那么必须记住，这些工厂的工人子孙已经升到比较高并且比较负责的地位，而且包括许多美国最能干和最富有的市民在内。那些代替他们的人，也正处于提高地位的过程中。他们主要是法国血统的加拿大人和爱尔兰人，虽然他们在新的居住区域或许会染上一些恶习，但总比在旧的家乡的处境好多了，而且大体上会有更多的机会开发他们自己和孩子的更高的才能。

第10章　工业组织（续前）　将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

§1.地方性工业：它的原始形态
在早期文明阶段中，各地必须依靠本地的资源来生产大部分的笨重货品，除非此地可能有特别方便的水运条件。但是，需求和风俗慢慢地发生着变化，使得生产者容易满足即使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消费者的需求；并使比较穷的人也能购买来自远方的少数的高价物品，因为他们深信这些物品会增加一生中——甚至两三代人中——的节日和假日的愉快。因此，衣服和个人装饰品等比较轻巧而高价的物品，社会各阶层使用的香料，某些种类的金属工具，许多富人专门使用的东西，等等，往往都来自极远的地方。其中有些东西只产于几个地方，甚至只产于一个地方，它们之所以行销于整个欧洲，部分上是由于定期集市[1]
和专门商贩的推广，部分上则依靠生产者本人。这些生产者徒步旅行好几千里出售货物并观光世界，使他们的工作有所变化。这些坚强的旅行家自己承担着小买卖的风险，他们使某些种类的货物能保持正常生产，以满足远方购买者的需要，而且他们在集市中或自己的铺子里，陈列出来自远方的新货物，从而在消费者中开创了新的需求。集中于某些地方的工业通常——虽然也许并不是十分确切——称为地方性工业[2]
。

这种初步的工业地区分布，逐渐为机械技术和企业管理在分工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即使在现在，我们仍然看得到原始形态的工业集中在中欧的一些偏僻的村落中，并将所生产的简单物品甚至送到现代工业最集中的地方去。在俄国，家族集团扩大成为村落，这往往是地方性工业的原因；在俄国有许许多多的村落都只经营一个生产部门，甚至只经营一个生产部门中的一个部分[3]
。

§2.地方性工业的起源
导致工业地区性分布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性质，附近有矿山和采石场，或是水陆交通便利。因此，金属工业一般位于矿山附近或者在燃料便宜的地方。英国的炼铁工业最初寻求木炭丰富的区域，以后又迁到煤矿附近[4]
。斯塔福夏郡生产的各种陶器，一切原料都由远地输入。但该地有廉价的煤和制造重型“火泥箱”——即烧制陶器用的箱子——所需要的优良黏土；制草帽用的麦秆的主要产地是贝德福夏郡，该地的麦秆含有比例适中的二氧化矽，韧性好又不脆；白金汉夏郡的毛榉为威科姆制造椅子提供所需的原料；设菲尔德有利器业，主要是因为该地有磨利器的优良砂石可做磨刀石。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宫廷的庇护。聚集在宫廷里的那群富人需要质量特别高级的物品。这就吸引了有特殊技能的工人从远道而来，而且培养了当地的工人。当东方的君主迁都的时候——部分上是因为卫生的缘故而不断迁都——旧都往往要依靠源于宫廷的存在而发展起来的专门工业。但是，统治者常常有意请来远方的技术工人，并让他们住在一起。据说兰开夏人的机械才能归功于诺尔曼铁匠的影响，他们在威廉一世时被卢普斯安顿在沃灵顿。在工业革命时代到来之前，大部分英国制造业是受弗莱明斯人以及其他居住区的技术工人的支配；这些居住区大部分是在普兰特金耐特和都铎王朝诸王的直接指挥下建立的。这些外来移民教我们怎样编织羊毛和绒线物品，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是把布送到荷兰去上浆染色；他们又教我们怎样腌鱼、怎样制丝、怎样制作花边、玻璃和纸张，还满足我们其他许多方面的需求[5]
。

但是，这些外来的移民又是如何学到技能的呢？他们的祖先无疑受益于地中海沿岸一带和远东古代文明的传统技术。一切重要的知识都有深远的根源，可追溯到遥远的时代。这些根源分布很广，随时可发出生机蓬勃的嫩芽。因此，如果民族的性格和他们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有利于精美而技术高的工业发展，那么在旧大陆上也许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在很久之前就有许多繁荣的工业了。这种或那种偶然的事件也许会决定某种工业是否在一个城市繁荣起来，甚至整个国家的工业性质也会极大地受到土壤和矿山的富饶程度以及商业的便利的影响。这样的自然优势本身就会刺激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发展，不论受什么方法促进的商业便利会成为高尚的生活艺术形态发展的最高条件。在略述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历史时，我们已经附带研究过世界工业领先地位时而在此国时而在彼国的原因了。我们已经知道自然的性质如何对人的精力产生作用、人如何受到富有生气的气候的刺激以及如何受到其工作开辟的机会的鼓励而去干大胆的冒险事业。但我们也知道，人对这些优势的利用是如何取决于他的生活理想的；我们又知道，世界历史上宗教、政治和经济线索是如何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的。同时，这些线索又以何种方式受到重大的政治事件和个人的坚强性格的影响的。

决定各国经济进步的原因属于国际贸易的研究范畴，因而不在我们目前的研究范围之内。但我们必须暂时不研究这种工业地区分布的广泛运动，而来研究聚集在一个工业城市或人口稠密的工业区域的狭小范围内有特殊技能的工人们的命运。

§3.地方性工业的利益；祖传的技能；辅助行业的发展；高度专门化机械的使用；专门技能在本地的市场
首先，当一种工业已经这样选择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地区时，就会长久设在那里。因此，从事需要同样技能的行业的人，互相从邻近的地方获益匪浅。行业的秘密不再是秘密，而似乎公开散发在空气中，连孩子们都不知不觉地学到许多。优良的工作得到恰当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总体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一有成绩，就迅速得到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会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又成为更新的思想的源泉。要不了多久，辅助性行业就在附近的地方产生了，供给上述工业工具和原料，为它组织运输，而在许多方面又有助于它的原料的经济。

其次，即使在同一种类的生产总量很大的区域里，用于这个行业的个别资本不很大，但有时也能达到很高程度的经济使用价值。因为，辅助工业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小的部门为许多邻近的工业进行工作，这些辅助工业就能不断地使用具有高度专门性质的机械，虽然这种机械的原价也许很高，折旧率也许很大，但也能够本。

再次，除了最早的阶段之外，在一切经济发展阶段中，地方性工业因不断为技能提供市场而获利很大。雇主们往往到能找到所需要的优秀的专门的技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也会到有许多雇主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有良好的市场。一个工厂的厂主，即使能获得一般劳动的大量供给，也往往会因为缺少某种专门技能的劳动而束手无策；而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如果遭到解雇，也不易有别的出路。在这里，社会力量与经济力量共同发生作用。而雇主与雇工之间往往也有较深的友谊，但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令人不愉快的事，双方又都不愿继续相互打交道，那么，如果他们之间的老关系已经变僵了，他们就很有可能中止这种关系。这些困难对于任何需要专门技能的企业而言，都是一大障碍。不过，这些困难正由于铁道、印刷机和电报而减少。

当然，如果地方性工业只有一种主要工作，例如只有强壮的男子才能做的工作，那么它在作为劳动市场方面就有一些不利之处了。在没有纺织厂或其他可以雇用女工与童工的炼铁业地区里，工资很高，而对于雇主来说劳动成本昂贵，但每个家庭的平均货币收入却很低。不过，这种弊端的补救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在附近建立起具有补充性质的工业就行了。因此，纺织工业常聚集在矿山和机械工业附近，而在有些情况下，它们是被不知不觉地吸引到那里去的；在另一些地方，则是被有意识地大规模建立起来的，以使原来对不需要女工和童工的地方产生职业多样化。例如，在巴罗就是这样。

在我们的某些工业城市里，职业多样化的优势与地方性工业的优势兼而有之，这是它们不断得到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大城市的中心地带有着用于贸易目的的价值，这使它能有比用作工厂的厂址价值高得多的地皮租金，即使把上述兼有的两种优势都集中在内也是如此；在商店职工与工厂工人之间，对于住宅位置也有类似的竞争。结果是现在工厂集中在大城市的郊外及某附近的工业区域，而不是集中在大城市中心[6]
。

主要依赖一种工业的区域，如果对这种工业的产品需求有所减少，或者用的原料供应有所减少，那么就容易遭受到极度萧条的影响。有高度发达的几种不同工业的大城市或大工业区在很大程度上就可避免这种弊端。如果其中一种工业一时失败了，其他的工业就能间接地支持它，并使本地的店主能继续帮助该工业区域的工人。

以上我们从生产经济的角度研究了地区分布问题，但是也要考虑顾客的便利问题。顾客为了购买零碎的东西会去最近的商店，但要购买重要的东西，他就会不辞辛苦，到他认为特别适合他想购买的东西的城区的商店去。因此，经销高价和上等物品的商店就会集中在一起，而供应日常家庭必需品的商店则不必如此[7]
。

§4.交通工具的改良对工业地理分布的影响。以英国近代史作为例证
每当交通工具跌价，每当相距甚远的两地之间的思想自由交流有了新的方便条件时，就会使那些决定工业地区化分布的种种因素的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一般来说，我们必然会这样说：货物运费和关税的降低，会使每个地方都从远处购买更多的所需要的东西，因而就会使专门的工业集中在专门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凡是令人们更愿意从一处迁往别处的事情，都会使有特殊技能的技术工人向购买他们的货物的消费者靠近，以竭力发挥他们的技能。从英国人的近代史中可以得到有关这两种相反的倾向的良好例证。

一方面，运费逐步降低，从美国和印度的农业区域开通了到海岸的铁路，再加上英国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因而使英国极大地增加了农产品的输入；但另一方面，国外旅行日益低廉、迅速而舒适，这诱使英国训练有素的商人和有特殊技能的技术工人到别的国家去创办新的工业区，帮助这些国家制造一向从英国购入的货物，以供这些国家自己使用。英国的机械工人几乎教会了世界各地的人如何使用英国机械，甚至教会他们如何制造类似的机械，英国的矿工在国外开发了矿藏，因而减少了外国对许多英国产品的需求。

根据历史记载，一个国家的工业趋于专门化的最显著的例证之一，就是近代英国的非农业人口的迅速增加。然而，这种变化的正确性质容易遭到误解，这既是因为这种变化的本身，又是因为这种变化对前一章和本章所讨论的一般性原理提供了例证，所以意义非常重大，在这里先对这种变化稍加考虑，也许是有好处的。

首先，实际英国农业人口的减少没有初看起来那么多。的确，在中世纪时，3/4的人口算作是农民；根据最近人口调查报告，9个人中只有1个人从事农业，而在下一次人口调查报告中，12个人中从事农业的恐怕不会超过1个人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中世纪的所谓农业人口并不是专门从事农业的。这些人自己做了现在的酿酒工人与烘面包工人、纺织工人、泥水匠和木匠、男女成衣匠和其他许多行业的工人做的大部分工作。这些自给自足的习惯慢慢地消失了，而其中大多数到19世纪初就几乎绝迹了，恐怕那时用于土地上的劳动，在英国全部产业中占的部分，并不比中世纪有多大减少。这是因为，虽然英国停止输出羊毛和小麦，但凭人力从土地中获得的产物增长得非常快，甚至英国农民技术上的迅速改良都儿乎不足以遏制报酬递减律的作用。但是，大部分的劳动逐渐从田地转向制造供农业用的高价机械上。这种变化对于那些被算作是农民的人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只要机械是用马匹来拖动，这些人总会算作是农民。因为，照管马匹和喂料工作算作农业劳动。但在近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在田地上使用的蒸汽力，与农产品输入的增加同时发生。那些向这些蒸汽机提供燃料的煤矿工人，以及那些制造这些蒸汽机并在田地上操纵它们的机械工人，都不算作是从事农业的人，虽然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土地耕作。因此，实际英国农业的减少就没有初看起来那样大，但农业分布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曾一度为农业劳动者做的工作，现在是由专门的工人来做了，而这些工人则属于建筑业或筑路业、搬运业等。在部分上是因为这个缘故，使即使从事农业的人数迅速减少，而居住在完全农业区域的人数却并未迅速减少，反而常常有所增加。

我们已经注意到农产品的输入对于改变各种土地的相对价值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土地价值下跌最大的是主要依靠种植小麦的土地，以及那种虽然用昂贵的耕作方法也能使之产出比较好的收成但却不是天然肥沃的土地。这种土地所在的很多区域，格外促使大多数农业劳动者迁移到大城市中去。因此，国内工业的地理分布就被进一步改变了。有关新运输工具影响的显著例子，是联合王国的偏僻地带的畜牧区，这些区域用特快火车把乳制品送到伦敦及其他大城市，同时从大西洋甚至太平洋沿岸运回所需要的小麦。

不过，近年中发生的种种变化不会像初看起来可能会给人的那种印象——加大从事工业的英国人的比重。的确，现在英国工业的产量比19世纪中叶增加了许多倍。但是，虽然制造机械和工具的那些工人——这些机械和工具承担着大部分英国农业劳动——使工人的人数有所增加，但从事各种工业的人数在人口中占的百分比，在1851年和在1901年是一样的。

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机械力量发生了惊人的增长。这使我们能够生产出各种工业产品以供自己使用和输出，而不必大量增加管理机器的人数。所以，我们就能把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主要用于满足那些从改良机械中没有得到什么帮助的需求。当然，机械效率并没有使英国地方性工业变得像这些工业在相反的情况下会出现的那种完全机械性。自1851年以来，在英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而迅速增加的职业当中，除了采矿业、建筑业、贸易和公路铁路运输业之外，突出的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务；各级教育事业；医疗业务；音乐、戏剧和其他娱乐业。这些职业都没有从新发明中直接得到帮助。在这些职业中，现在人类劳动的效率比一个世纪之前并没提高多少。所以，如果由这些职业所产生的需求的增加是与总的财富的增加成正比的，那么由这些职业吸收的工业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大，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家庭仆人的人数急剧增长已有若干年了，一向由他们做的工作总量现在比以前增加得更快。但是，这种工作的很大一部分现在往往由机械的帮助和由各种衣服商、旅店老板、糖果商雇用的那些人来做了，甚至由杂货商、鱼商以及其他的商人派出的各种售货员上门接订单，除非他们用电话购物。现在，这些变化已经趋于增进工业的专门化和地方性了。

通过上述例证讲解了近代各种因素对于工业地理分布的作用。现在我们重新来研究：把大量种类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同一地区，能获得何种程度分工的充分的经济；只把国家的大部分企业集中在比较少数的富有而强大的公司手里——即通常所说的大规模生产——能得到何种程度的分工经济。换句话说，就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在什么程度内是内部的，而在什么程度外又是外部的[8]
。

[1]
例如在对剑桥附近的斯托布里奇集市的记载中，我们看到有无数种类的轻巧而贵重的货品是来自东方和地中海沿岸的古代文化中心的；而有些则是由意大利的船只运来的，有些是由陆路从北海沿岸运来的。

[2]
在不久以前，到蒂罗尔西部去旅行的人在一个叫作伊姆斯特的村落中，能看到这种奇妙而独特的遗风。村中的人不知怎样学到了饲养金丝雀的特殊方法：年轻人到欧洲遥远的地方去旅行，每个人都在一根竹竿上挂上大约50个小鸟笼挑在肩上，一路走着直到卖完为止。

[3]
例如，有500个以上的村落专做木工活并有各个部门：一个村落只做车轮上的辐，一个村落只做车身，等等；在东方文明史与中世纪欧洲史中，也有与上述相似的情况。例如，我们读到大约在1250年写的一个法律家的手册（见罗杰斯著的《六个世纪的工作和工资》，第4章），它记载着这样一些地方的东西，如林肯的红布；布利的毯子；贝弗利的地榆；科耳切斯特的土布；沙夫茨伯里、刘易斯和艾尔沙姆的细麻布；沃里克和布里德波特的细绳；马斯蒂德的小刀；威尔顿的针；莱斯特的剃刀；考文垂的肥皂；唐卡斯特的马肚带；切斯特和施鲁斯伯里的兽皮和皮货，等等。

关于18世纪初英国贸易的地区分布，在迪福著的《英国商业计划》和《英国的商人》两书中都有很好的叙述。

[4]
以后炼铁工业又从威尔士、斯塔福夏郡和希洛普夏郡迁往苏格兰和英国北部，在贝尔爵士新近呈给工商业萧条委员会的报告中，详细指出了这种迁移。参看该委员会第二篇报告中的第1编第320页。

[5]
据富勒说，弗莱明斯人在诺威奇创办了织布和粗斜纹布工业；在萨德伯里创办了粗呢工业，在科尔切斯特和汤顿创办了哗哔叽工业；在肯特、格洛斯特夏郡、伍斯特威郡、威斯特摩兰、约克郡、汉慈、伯克斯和萨斯克斯等地创办了织布业，在德文郡创办了粗绒布工业并在兰开夏创办了东方棉布工业。参看史马尔斯著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徒》第109页。并参看莱基著的《十八世纪英国史》第2章。

[6]
这种移动在纺织业中特别明显。曼彻斯特、利兹和里昂仍然是棉织业、毛织业和丝织业的中心，但这些地方所赖以成名的货物，现在有许多并不是当地生产的。另一方面，伦敦和巴黎仍然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工业城市，费城位居第三。工业的地区分布，城市及城市生活的发展与机械进步的相互影响，在霍布森著的《资本主义的进化》中有很好的研究。

[7]
参照霍布森的《资本主义的进化》第114页。

[8]
在联合王国中，从事纺织业的人口百分比，在1881年是3.13％，到1901年降低到2.43‰；这部分原因是人们做的大部分工作由于使用半自动化机械而变得非常简单，甚至连工业条件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民族也能做得相当好；部分原因是主要纺织品仍然保持30年前——甚至3000年前——那样简单的性质。另一方面，钢铁工业（包括造船业在内）的产量和复杂性都大有增进，因此，从事钢铁工业的人口百分比。从1881年的2.39％上升到1901年的3.01％。虽然钢铁工业用的机械和方法比同一时期的纺织业的进步大多了，但其余工业雇用的人数占的人口百分比，在1901年与在1881年大约相同。同时，从英国港口开出的英国船只的吨数增加了一半，而码头工人的人数也增加了1倍，但海员的人数略为减少。这些事实可通过以下的原因来解释：部分是因为船只以及一切与船有关的工具建造上的巨大改良，部分是因为几乎所有与装卸货物有关的工作——其中有些工作甚至在不久前还由船员来做——现在都交给码头工人去做了。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工业中雇用的女工的总数增加了，虽然已婚女工的人数似乎已有所减少，而童工的人数却大大地减少了。

1915年发表的《1911年人口调查摘要表》表明，1901年以来的分类已有很大改变，因此就不能对新近发展的可靠地作一般性的观察。但是，该报告中的表-64，与琼斯教授1914年12月在皇家统计学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都表明：1901～1911年的发展与以前的发展的不同之处是细节问题，而不是一般性质。

第11章　工业组织（续前）　大规模生产

§1.典型的产业是制造业，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原料经济
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在制造业上表现得最清楚。我们可以把从事原料加工，并将原料加工成各种成品拿到远方市场出售的所有企业包括在制造业这个行业之中。制造业的规模优势的最好例证，是制造业具有自由选择地点的能力。制造业一方面不同于农业及其他在地理分布上由大自然决定的天然产业（如矿业、采石业、渔业等）；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制造或修理适合个别消费者特殊需求的东西的产业，这种产业不能远离这些消费者，即使能够远离，至少也要不会有很大的损失才行[1]
。

大规模生产的主要优势，是技术经济、机械经济和原料经济。但与其他两项相比，最后一项正在迅速失去其重要性。的确，一个孤立的工人往往丢弃一些零碎的东西，而在工厂里，这些东西则会被人收集起来，并得到很好的利用[2]
。但是，这种浪费在地方性工业中——即使是在小制造商手中——是不会发生的。在现代英国任何工业部门中，除了农业和家庭烹饪之外，这种浪费也是不多见的。毫无疑问，近年的许多最重要的进步都是因为利用废物而得到的，但这主要是由于化学或机械方面的特殊发明。的确这种发明的使用是由精细的再分工促进的，但又并不直接依靠这种分工[3]
。

当一百套家具或衣服必须按照完全相同的式样来下料时，的确值得花费大量的心思来计划把木板或衣料裁开。但这应当属于技术经济；一种计划如果可以用于许多工作，就能很好而认真地执行，我们就可以转而研究机械经济。

§2.大工厂的优势表现在专门机械的使用与改良、采购与销售、专门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上。小制造商在进行监督方面的优势。近代知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小制造商
在属于同一生产部门的许多小型工业集中的邻近地方，虽然辅助工业给予了帮助[4]
，但由于机械日新月异而且价格昂贵，这些小型工业仍然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这是因为在一家大工厂中，往往有许多为一样小用途而专门制造的高价机器，每种机器都需要在光线充足的位置，因而就使工厂的地租和总的费用增长了很多。即使不算利息和机器维修费，由于机器或许不久就要进行改良的缘故，必须考虑到要有很大的折旧费用[5]
。所以，一个小制造商必然要用手工或不完善的机械来制作许多东西，虽然他知道使用专门机械会将这些东西做得更好而且价格更便宜，因而他能不断地使用上这种机械就好了。

但是，一个小制造商也许不会总是熟悉适合其目的的最精良的机械。的确，如果他从事的那种工业早已实行了大规模生产，只要他有能力购买到市场上最精良的机械，他的机械就可完全达到标准。例如，在农业和棉纺织业中，机械的改良几乎专门由机器制造商来设计。这种经过改良的机械人人都可以买得到，顶多不过是付专利权使用费而已。但是，还处于发展初期的工业，或者是正在迅速改变形态的工业，如化学工业、制表工业及麻织和丝织工业的若干部门，还有为了满足某种新的要求或使用某种新的原料而不断产生的许多新行业，都并非如此。

在上述这些行业中，大部分新机械和新制造方法是制造商为了自己的用途而设计出来的。每种新改变都是一种可能失败的新试验；那些取得成功的试验必须负担自己和其他失败的试验的费用。虽然一个小制造商会认为他知道如何进行改良，但他要考虑到尝试性的改良，风险和费用会很大，而且也会妨碍他别的工作。即使他能完成这种改良，也不一定就能尽量加以利用。例如，他也许发明了一种新的特别的东西，如果他能使这种东西受到公众的注意，就会有很大的销路。但要这样做恐怕要花好几千镑。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恐怕只能放弃了。因为对他而言，要履行那被罗雪尔称为是近代工业家的特殊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做这件事就是给人们看他们以前从未想到过的东西，从而开创新的需求。不过却对人们提示了一种概念，他们马上就要得到这种东西。例如，在陶器业中，小制造商除了只是尝试一下之外，甚至无力进行新的式样和花样的试验。在对已有很好销路的东西进行改良时，他的机会比较好。但即使如此，他也不能从发明中充分得到好处，除非他得到发明的专利权，或卖出发明的使用权，或借入若干资本来扩大经营，或是改变他的经营性质，并将他的资本应用于他改良的那个东西的特殊制造阶段。但是，这些情况毕竟都是例外的。机械日益多样化并且价格昂贵，这处处都对小制造商都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这种情况已将他从某些行业中完全排挤出去，而在另一些行业中，也将很快将他排挤出去[6]
。

然而，在某些行业中，当工厂达到中等规模时，大工厂从机械经济中获得的各种利益就几乎消失了。例如，在棉纺织业和花布织造业中，比较小的工厂可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并且可以使每种生产程序都不断使用知名品牌机器。因此，一家大工厂不过是一间房屋内几个平行的小厂而已。的确，有些棉纺织业者在扩充工厂时，觉得最好还是增加织造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很少得到或没有得到机械经济。不过，在建筑（特别是烟囱的建筑）、蒸汽力经济以及引擎和机械的管理、修理方面，大工厂一般也有一些节省。大的轻工业工厂自己有木匠和技工部门，因而减少了修理费用，并在设备发生故障时不会耽误修理[7]
。大工厂——其实差不多任何种类的大企业都是这样——几乎总有许多优势以及与上述最后提到的优势相似，而小厂却没有。大企业大量进行采购，因而价格低廉；运费支出低，而在运输上有许多方面也很节省——特别是如果有铁路分线直通厂里；往往大量进行销售，因而免除麻烦；同时还可以有很好的销售价，因为大工厂有很多存货，方便顾客从这些存货中进行选择、配齐各种订货；同时，大企业的声誉使顾客对它有信心。大企业能花巨额费用雇人去各地招徕生意，或用其他方法做广告；大企业的代销店向它提供有关远地贸易和私人情况的可靠消息，而它们自己的货物在相互间也做了宣传。

极有组织地采购和销售所带来的经济，是现在同一工业或行业中许多企业倾向于合并成为一个大的联合体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包括德国卡特尔组织在内的各种同业企业联合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经济还会把经营风险都集中到那些把工作都分给小资本家去做的大资本家身上[8]
。

§3.续前
还有，就是关于技术经济。大工厂因为有能力购买专门机械而具有各种优势，这些优势同样适用于高度专门化的技术。大工厂能够设法使雇用的每一个人都不断从事他所能胜任的最难的工作，并且缩小他的工作范围，使他由于长久不断地实践而干得熟练出色。不过，关于分工的好处，已经说得很多了。我们可以转而研究制造商因雇用许多人而得到的虽然是间接的但却是重要的利益。

大制造商在得到非常有天才的人担任他们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方面——他们的企业的声誉主要是依靠这部分工作——具有比小制造商更多的机会。单是有关需要有很强的审美力和独创力的行业——如房屋装饰业——以及需要做工非常精良的行业——如精细的机械制造业——的手工艺方面，有时就很重要[9]
。但在大多数企业中，这一点的主要重要性，在于使雇主具有以下的便利：选择能干而可靠的人担任工头或各部分头脑，这些人是他所信任的，而他们也信任他。因此，我们就要研究现代工业组织的中心问题，即关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的利弊问题。

§4.续前
大企业的首脑能保存一切力量去应付企业中最广泛和最基本的问题。诚然他必须考察他的经理、职员和工头是否称职，工作做得好不好；但除此之外，他不必过于操心细节问题。因此，他能保持头脑清新又清楚，以便解决企业中最难以及最重要的问题；以便研究市场的运行和国内外时事以及尚未发生的事情；以便设法改进企业对内和对外的组织关系。

对于大部分这种工作，小雇主即使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去做；他对他的行业不能进行广泛的观察，或是看得那样远；他往往不得不满足于步别人后尘的程度上；而且他必须花很多时间去做他应做的工作。这是因为他如果要获得成功的话，就必须拥有较高的素质，而且必须具有很大的创造力和组织力。但是，他仍然必须做许多日常的例行工作。

当然，小雇主也有自己的优势。他处处都可亲眼看得到工头或工人不会偷懒，也不会出现责任不清的情况，也不会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传一些含糊不清的话。他省去许多记账工作。在大企业中，麻烦的核对制度是必要的，而他却几乎都可省掉；从这方面获得的利益，在使用贵重金属和其他高价材料的行业中非常重要。

虽然在获得信息和进行试验方面，小制造商必然总是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但在这方面，进步的大趋势对他仍然有利。因为，在有关营业知识的所有事情上，外部经济
与内部经济
相比，正不断地变得越来越重要。报纸以及所有种类的行业和专门出版物，不断地为他搜寻消息，并供给他许多所需要的知识——不久以前，任何无力在许多远方雇用高价代理人的人，都得不到这种知识。并且，营业秘密总体上在减少，最重要的方法改良在经过试验阶段之后，很难长久保守秘密，这都对小制造商有利。制造业中只凭实际经验发生的变化少了，而依靠科学的进步增多了；在这些进步当中，有许多是为追求知识而追求知识的学者所取得的进步，并且为了公众的利益，很快就发表出来了，这都对小制造商有利。因此，虽然小制造商在进一步的竞赛中不能领先，但他如果有时间和能力来利用现代各种便利获得知识的话，那么也不一定会很落后。但是，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而又不忽略企业中细小而必要的细节问题，他的确必须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5.在对大规模生产提供很大经济的行业中，如果一个企业能容易销售货物，则可迅速发达，但它却往往做不到这一点
在农业和其他一些行业中，经营者不会因扩大生产规模而得到很大的新经济，因此，一个企业往往许多年——如果不是许多代的话——保持大致相同的规模。但在大企业拥有各种重要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小企业所没有的——的行业中，情况就不同了。一个新经营企业的人如果要在这样的行业中谋发展的话，就必须以他的精力和灵活性、勤劳和对细小问题的关心，来对付具有较多的资本、有着专门化程度较高的机械和劳动以及有着较广的营业联系的竞争对手的更广泛的竞争。如果以后他能使他的生产加倍，并能以与旧价格相差不远的价格出售货物的话，那么他所得到的利润会在一倍以上。这将在银行家和其他精明的贷款者眼中提高他的信用，使他能进一步扩大经营，获得更大的经济和更多的利润；这又将使他扩大营业，如此循环不已。起初似乎看不出哪里是他应该停下来的地方。的确，当他的经营在扩大时，如果他的才能就像以前能适应较小的范围一样能适应较大的范围，如果他接连许多年保持创造性、多才多艺和创始力、毅力、机警和好运气，那么他也许会把所在区域内的该行业部门中的全部生产量都集中到手。如果他的货物运输不很困难而销路也不很难的话，他也许可以从这个区域扩充到很远，达到好像是一种有限的垄断的程度。所谓有限的垄断，就是受到以下原因限制的垄断：很高的价格会引起新的竞争者参与竞争。

但是，在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他的进步就会因为他对努力工作的爱好有所衰退——即使不是才能的衰退——而停了下来。如果他能把企业交给几乎与他同样有能力的继承者去经营的话，那么他的企业的兴盛就可经久不衰[10]
。但是，他的企业若要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具有两个难得的条件在同一工业内同时存在。在许多行业中，个别生产者能够通过大大提高生产量来获得很大的“内部”经济；而在其他许多行业中，个别生产者能够很容易地销售那种产品；但个别生产者对这两件事都能做得到的却寥寥无几。这不是偶然性的结果，而是必然性的结果。

因为，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那些行业中，大多数行业的市场销路困难，尽管例外情况是有的，例如，对于单一又一致因而能大量批发的货物，生产者可以有很大的市场。但是，大多数这种货物都是未加工的产品，其余的几乎都是普通而一般的东西，如钢轨或花布之类。正因为这样的东西普通而一般，生产就能变成例行工作。所以，在生产这些东西的工业中，没有企业能保持自己的地位，除非在主要工作上它具有最新式的高价设备；同时，一切附属的作业都能由辅助工业来做。总而言之，在大企业与很大的企业可得到的各种经济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而大企业排挤小企业的倾向已经走得太远，以致用尽了最初促进这种倾向的各种因素的力量。

但是，报酬递增倾向对之发生强大作用的许多商品，大体上总是特殊的货物。其中，有些东西开创了新的需求，有些东西满足了原来的需求；有些货物是为了适应特殊的嗜好，因而绝不会有很大的销路；有些则具有不易为人觉察的优点，只能慢慢地博得公众的欢心。在所有这样的情况下，各企业的销售——大体上要看情况而定——局限于企业花了很大的费用而逐渐获得的特殊市场，虽然生产本身也许会在经济方面增长很快，但销售却不能这样。

使一个新企业能迅速获得新的生产经济的那种工业条件，也就是使那个企业迅速得到更新使用方法的条件。尤其是在大规模生产的强有力的经济与新机械和新方法的使用相结合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如果失去了它能发达的非凡的能力，那么不久就会很快衰落，大企业的鼎盛生命极少能长久保持下去。

§6.大商店与小商店
大企业胜过小企业的各种优势在制造业中很明显。这是因为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大企业具有把许多工序都集中在小范围之内的特殊的方便条件。但是，在其他许多行业中，也有大企业排挤小企业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在零售业中，小店主日见失势。

让我们看一下大的零售商店在与其邻近的较小零售商店的竞争中所具有的优势。首先，显然大店能有更好的购货条件，能使货物运费比较低，并且能提供更多的花色品种，以迎合顾客的嗜好。其次，大店具有很大的技术经济：小店主与小制造商一样，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去做不需要判断力的例行工作；而大店的主要经营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他的主要助手——都把全部时间花在了运用他们的判断力上了。直到最近，这些优势才被小店主创造的更好的方便条件胜过：小店主能把货物送到顾客门上；能适应顾客的不同嗜好；对顾客本人非常熟悉，因而能以赊欠的方式放心地把资本借给他们。

但是，近年来发生的许多变化都有利于大商店。赊欠买卖的习惯正在消失；店主与顾客之间的私人关系日渐疏远。前一种变化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而后一种变化在某些方面很可惜。不过，也并不完全如此。部分原因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在富裕阶级中真正的自尊心有所加强，他们不再介意过去所需要的那种阿谀奉承；其次，时间日益宝贵，使人们不愿像从前那样花几个小时去买东西。他们现在往往宁愿花几分钟从各种详细的价目表中，列出一张很长的订货单。而由于函购和邮寄包裹以及其他方法日益方便，他们就能很容易地这样做了。当他们的确上街买东西时，往往附近就有电车和本埠火车，他们能方便又便宜地坐车到附近城市的大中心商店去。这一切变化，即使在食品业和其他不必有很多种存货的行业中，也使小店主比过去更难保住自己的地位。

但在许多行业中，商品不断多样化以及时尚的急剧变化所产生的有害影响，现在几乎触及社会上各种阶层的人，这一切都对小商人极为不利。因为他们无法备有足够的各式各样的存货以供顾客选择；如果他们要紧紧地跟上时尚，那么因过时而销不出去的存货所占的比例就会比大商店多。另外，在服装业、家具业和其他行业的某些部门中，机器制造的货物日益低廉，这就促使人们到大商店去购买现成的东西，而不愿到附近的小制造商或小商人那里去定做了。再一个，大店主不满足于招待制造商派来的招徕生意的人，他们自己或者派代理人到国内外最重要的工业区域去旅行，因而就往往不需要与制造商之间的中间人了。有中等资本的成衣匠，给顾客看好几百种最新衣料的样品，或许还用电报定购顾客选定的衣料，并用邮包寄来。而妇女们却往往直接向制造商购买衣料，然后交给没有资本的成衣匠去做。小店主似乎在小型修理行业中还常可保持一些地位；在易坏食品的销售上——尤其是卖给工人阶级的时候——他们保持相当好的营业收入，这在部分上是因为他们能以赊欠的方式销售货物，并能收取小额欠款。然而，在许多行业中，有巨额资本的企业宁愿设立许多小商店，而不愿设立一个大商店。采购—　—凡是生产上有需求时也是如此——集中于总店的管理之下，额外的需求由总店的存货来供应，因此各分店备有大量货物，却不必花大量费用去存货。分店的经理就可专心招待顾客。如果他是一个有活动能力的人，直接关心分店的成就，那么他就可成为小店主的一个可畏的劲敌；在许多与服装和食品有关的行业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情况了。

§7.运输业。矿山与采石场
接下来我们可以考虑地理位置是由工作性质来决定的那些行业。

乡村的搬运夫和少数马夫差不多是运输业中仅有的残存的形式。铁路和电车规模不断扩大，经营它们所需要的资本甚至增长得更快。在统一的经营管理下，一个大商船队有许多优势，能迅速而负责地在许多港口装卸货物。而商业的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更使这些优势有所增强。以船只本身而论，时代有利于大船，客运业尤其如此[11]
。因此，运输业的某些部门，除了经营运出垃圾、自来水、煤气等的部门外之外，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更热烈拥护企业由国家经营的观点[12]
。

大矿山与小矿山、大采石场与小采石场之间的竞争，并没有那样清楚地表现出一种倾向。在国营矿山的历史中，有很多非常黑暗的不幸之事。这是因为，矿业经营过于依赖经营者的正直以及对细节问题和一般问题的判断力，所以政府官员经营不好。由于同一种原因，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的话，我们很期望小矿山或小采石场在与大矿山或大采石场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地位。但在某些情况下，深深的井穴及购买机械等其他交通工具的费用太大，许多普通的企业都负担不起。

在农业方面没有较多的分工，也没有大规模的生产。这是因为，所谓的“大农场”雇用的劳动力，还不及集中在一个中等规模工厂里的劳动力的十分之一。这在部分上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还有季节的变化以及在一个地方集中大量的劳动力有困难；但在部分上也与各种租地法有关。对于这一切问题，最好等到我们在第六篇中研究与土地有关的需求与供给时，再进行讨论。

[1]
“制造业”这个名词早已与原来的用法没有关系了，现在此词用来指以机械——而不是以手工——为主的生产部门。罗雪尔曾经打算将它用于家庭工业，以区别于工厂工业，从而使它接近旧的用法，但现在这样做已太迟了。

[2]
参看巴比奇举的制造号角的例子，另见他著的《工业的经济》，第22章。

[3]
这类例子有棉花、羊毛、丝及其他织物原料的废物利用；还有冶金工业、苏打、煤气工业、美国的石油工业以及肉类包装工业对副产品的利用。

[4]
参看前一章中的第3节。

[5]
一架机器在报废前所能使用的平均年限，在许多行业中不会超过15年，而在有些行业中，只有10年或更少。如果一架机器每年不能赚进其成本的20％的话，那么使用它往往亏本；如果它做的工作要花费500镑，而这工作对于使用此机器的原料的价值相比而言只增加了1％——这不是极端的情况——那么使用这种机器就要亏本，除非能用它每年至少生产值1万镑的货物。

[6]
在许多企业中，只有一小部分的机械、技术改良取得了专利权。这些改良是由许多小的步骤构成的，如果一次取得一个小步骤的专利权是不值得的，或者，这些改良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人们注意到某件事情应当做了；而取得做这件事情的一种方法的专利权，只是使别人也设法想出做这件事情的其他方法，那么对于其他方法，专利权是不能保护的。如果取得了一项专利权，那么以取得达到同一结果的其他各种方法的专利权来“封锁”前一项专利权，这就是必要的；取得专利权的人并不一定要自己使用这些方法，而只是要防止别人使用它们。这一切包含着烦恼和时间及金钱的损失。因此，大制造商宁愿去改良成果，并获得使用这种改良带来的利益。如果小制造商取得了一项专利权，就会遭受侵犯专利权的麻烦：即使他在设法保卫自己的诉讼中，也许“花了诉讼费”而胜诉，但如果这种诉讼太多，他就一定会因此而倾家荡产。通常为了公众的利益，一项改良应当发表，虽然已同时取得了专利权。但是，假如这项改良在英国取得了专利权，而没有在别的国家取得专利权——往往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即使英国的制造商在它取得专利权之前作出改良，也不会使用它，而外国的制造商只要了解了这种改良，就可以随便地使用它。

[7]
每个工人需要的资本在大工厂中一般比小工厂大，这个法则对棉纺织厂和其他纺织工厂来说却是例外，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理由是：在大多数其他的企业中，大工厂有许多要用高价机器来做的工作，而在小工厂中，则用手工来做。因此，工资额与生产量的比例在大工厂中虽比小工厂低，但机械和它在工厂中体现的价值却大多了。不过在纺织业的比较简单的部门中，小厂与大厂具有同样的机械。这是因为小型蒸汽机等设备，在比例上比大型蒸汽机更昂贵，而小厂需要的固定资本，在与生产量的比例上就比大厂大，同时，小厂所需的流动资本在比例上也比较大。

[8]
参看本篇第12章中的第3节。

[9]
例如，波尔顿在1770年雇用七八百名金属技术工人以及玳瑁、宝石、玻璃和珐琅工人的时候，曾经写道：“我已经训练了许多，而且正在训练更多的普通乡村少年成为优良的工人。每当我看到他们表现出有技术和能力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我也几乎与欧洲的每个商业城市都建立了通信联系，因此我经常得到一些东西的订单。这样，我才能雇用那么多的工人，使我能充分选择技术工人去做精细的工作。因此，我受到鼓励，就去装备并使用更多的比生产精致东西更要谨慎使用的机械。”（见史马尔斯著的《波尔顿传》第128页。）

[10]
达到这个目的的各种手段以及这些手段的实际限制，将在下一章的后半部分进行研究。

[11]
船只运输能力的大小，是与其体积的立方成正比的。而水的阻力的增大，只比船只体积的平方略快一点。因此，大船需要用的煤，在与它的吨数的比例上，比小船少。大船需要的劳动也比较少，尤其是驾驶船的工作。同时，大船使乘客更安全舒适。同船的人数多，招待比较周到。总而言之，在大船容易驶进的各港口之间，如果客货运力足以使大船能迅速装满的话，那么小船就没有与大船竞争的机会。

[12]
以下的事实足以表明近百年中重大经济变化的特色：最初通过的铁道法案，曾规定准许私人在铁道上行驶他们自己的车辆，正如现在在公路或运河上行驶一样。现在我们实难想象他们怎么能期望这个办法得以实行，但当时他们必然怀有这样的期望。

第12章　工业组织（续前）　企业管理

§1.原始的手工业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现在，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也通常是如此
以上我们已经研究了主要与制造业或其他雇用许多体力劳动者的行业有关经营管理的工作。现在我们必须比较仔细地考虑一下商人履行的各种职能，以及这些职能在一个大企业的领导者之间，还有在相关的生产和销售部门中进行协作的各种企业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们还要附带研究这样的问题：至少在制造业方面，虽然几乎每个企业——只要经营得好——规模越大就会越兴隆。虽然我们因此在表面上可以预料到大企业会把小竞争者从许多工业部门中完全排挤出去，但实际上却不一定这样做。

这里所说的“经营”，是广义的解释说法。凡是满足别人的需求，并期望从受益者那里直接或间接得到报酬的一切愿望及需求都包括在内。因此，这与每个人为了自己而满足自己的欲望极为不同，也与出自友谊和家庭情感的善意的帮助大不相同。

原始的手工业者自己管理全部生意。但是，因为他的顾客除少数外，都是他的近邻，他只需要很少的资本，生产的计划是由风俗为他安排的。除了家属之外，他不必管理劳动者。所以，对这些工作并不要费很大的心思。他不能享受持续发展带来的快乐；战争和饥荒不断地给他和他的邻居造成困难，妨碍他的工作，并使他的邻居们不再需要他的商品。但是，他认为好运和坏运——像晴天和雨天一样——是非他所能控制的。他的十指虽不停地工作，但他的大脑却很少疲劳。

即使在近代英国，我们也不时地看到乡村中的技术工人仍然墨守原始的方法，他们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制造东西卖给邻居，自己管理生意并承担一切风险。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很少了。学术性职业墨守旧式的经营方式提供了最显著的例子。这是因为，一个医生或律师通常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意，做一切工作。这种方式不无缺点，因为他们没有招徕生意所需要的特殊才能，有些拥有很高本领的自由职业者，他们许多宝贵的活动都浪费掉了，或者收效甚微。如果他们的工作能由某种中间人来安排，他们便会得到更好的报酬，过更幸福的生活，而且对世界也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但大体上，能维持现在这样的情况恐怕就是最好的了。需要最高级和最细致的才能的那些服务，只有在个人具有完全信心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其全部价值。在这种服务的供给上，人们的心理是普遍不信任中间人的。而这种普遍的心理也是有正当理由的。

不过，英国的律师如果不充当雇主或企业家，也会担任最高级和最费心力的法律事务顾问。而许多最好的青年教师不是直接向消费者提供他们的服务，而是给大学或学校的管理机构或者接受他们的服务的校长提供服务。在这里，雇主为教师提供出卖其劳动的市场；而对购买者——他自己也许并没有很好的判断力——则作出有关所提供的教学工作质量的某种保证。

另外，一些艺术家不论多么有名气，往往都觉得雇用别人为他应付顾客对他更有利。同时，声誉较低的艺术家，有时则依靠商业资本家为生，这些资本家本身并不是艺术家，但却知道如何最好地出售艺术作品。

§2.但在大多数经营中，都有企业家这个特殊阶层参与
但是，在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大部分生意中，为了能够更好地生产，并最有效地满足人类的需求，不得不将生产与销售分离开来，将销售交由专门的人来经营，即由商人来经营。商人们“冒着”或“担当”生意的风险，将工作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归拢到一起，或“策划”生意上的一般计划，并监督其细小事情。从一种角度来看，我们可将商人看做是一个具有高技能的产业阶层；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则可以把他们看做是介于手工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

某些类型的商人担当很大的风险，对于他们所为之经营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直接雇用劳动力的雇主。这些商人的极端典型，就是证券交易所和商品市场中的商人。他们每天买卖的数额很大，但他们既无工厂也无仓库，顶多只有一个写字间和几个职员而已。然而，像这种投机者的活动的结果是好还是坏，是很复杂的。现在我们可以注意那些最注重经营管理而最不注重巧妙的投机方式的企业形态。让我们以更普通的企业形态作为例证，并注意商人担当风险与其余工作之间的关系。

§3.在建筑业和其他的行业中，经营的主要风险有时与经营管理的细节无关。企业家不是雇主
建筑业非常合乎我们的目的，这在部分上是因为此行业的某些方面仍然墨守原始的经营方式。在中世纪后期，个人不靠建筑师而自己建造房屋，这种事极其普遍。即使现在这种习惯也没有完全消失。自己造房的人必须分别雇用所有的工人，必须注意他们，核对他们的工资；他必须向多个地方买材料，而且他必须租用高价机械，否则只能省去不用。他所付的工资恐怕比现在的工资还高，不过在这里，他有所损失别人则有所得。然而他浪费大量时间同工人讨价还价，用自己不完善的知识来考察和指导工人的工作；当然，他在了解所要的各种材料和到哪里去买最合算等问题上也浪费了大量时间。这种浪费可通过以下这种分工得到避免：监督细节工作的任务由职业建筑者来担任，设计的任务由职业建筑师来担任。

当房屋不是由要住进去的人出资建造，而是作为建筑投机事业来建造的时候，分工往往更精细。如果大规模这样做的话，例如，开辟一个新的郊区，可能获利很大，会对强有力的资本家提供了有吸引力的机会，而这些资本家一般都具有很高的经营能力，只是恐怕没有关于建筑业方面的专门知识。他们依靠自己的判断力断定各种房屋将来的供求关系会如何，但对于细节工作，他们则委托别人管理。他们雇用建筑师和测量员，让这些人根据他们的一般指示进行设计，然后与专门的建筑者签订合同，按照设计进行施工。不过他们自己承担主要经营风险，并掌握一般经营方针。

§4.续前
众所周知，就在大工厂时代开始以前，在羊毛业中盛行这样的责任划分：比较有投机性并且有较大风险的采购和销售由企业家来担当，而这些人本身并不是劳动的雇主；同时，管理上的细节工作和风险较小的诸如像履行合同这样的工作，则由小包工者担当[1]
。在纺织业的某些部门中——尤其是在那些对未来非常难以作出预测的部门中——现在仍然广泛采用这个办法。曼彻斯特的批发商人专门研究时尚的变动、原料的销路、贸易和金融市场及政治的总情况，还有其他所有影响季节性货品价格的种种原因，如果有必要，他们在雇用有技术的设计师执行自己的计划之后（正像上一种情况中建筑业的投机者雇用的建筑师那样），他们便会决定冒险投资这些货物，于是就便会与世界各地的制造商签订合同。

尤其是在服装业中，我们看到所谓“家庭工业”的复兴，这种工业很久以前盛行于纺织业。这是一种这样的制度，即大企业家把工作分给单独操作的人，或有几个家属帮助的人，或者也许雇用两三个助手的人，然后他们在小房屋以及很小的作坊中去做[2]
。在英国几乎每个郡的偏远乡村中，大企业家的代理人都往来其间，把各种货物——尤其是像衬衫、衣领和手套这些东西——的半成品材料，分发给乡村里的人，并收回制成品。在世界各大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尤其是在古老的城市里，那里有很多体质较差而修养不足的无特殊技能和无组织的劳动者，在那里这种制度却最发达。而在服装业——单在伦敦一个地方这个行业就雇用了20万人——和廉价的家具业中，尤其如此。在工厂和家庭工业之间不断有竞争，时而前者得势，时而后者得势。例如，现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由蒸汽力发动的缝纫机，巩固了制靴业中工厂的地位；同时，工厂和作坊在成衣业中的地位也更为巩固，而制袜业则因近来手织机的改良重新回到了家庭工业的老路上去了。煤气、煤油及电力发动机所引起的动力分配新方法也会对其他许多行业产生同样的影响。

或者还会产生趋于折衷的方法，即类似在设菲尔德的利器业普遍实行的那些办法。例如，许多制造利器的企业把磨利器和其他部分的工作，以计件的价格分给工人去做，这些工人向与他们订立合同的工厂或其他人租用所需要的动力，有时雇别人来帮助做，有时则单独做。

再如，外国商人往往自己没有船只，而专心研究贸易的趋势和自己承担贸易的主要风险；同时，他让别人替他来搞运输工作，虽然那些人要有更好的经营能力，但不必有像他那样预测细微贸易变化的能力。虽然作为船只的购买者，他们的确具有自己的重大而棘手的营业风险。又如，出版书籍的较大风险，是由出版商——也许与作者一起——来承担的；而印刷商则雇人印刷，并供给印刷所需要的高价活字和机械。在金属业、家具和服装等行业的许多部门中，也都采用类似的方法。

这样，承担采购和销售主要风险的人，有许多方法可以避免为他们工作的那些人提供住宿以及监工的麻烦。这些方法都有优点。如果工人具有像设菲尔德工人那样的坚强性格，那么大体上结果不会令人不满意。但不幸的是，到这种行业工作的那些人，往往是工人中最差的，他们的知识水平和自制力都最差。企业家之所以采用这种制度，是因为它具有伸缩性，而这种伸缩性实际上是能使他——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对为他工作的人施加一种不合适的压力。

因为一个工厂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有一班坚持工作的工人，但把工作分给工人回到家里做的资本家，在其名单簿上保留许多人的名字还是有利的。他可以对其中每个人偶尔分发点工作，挑动他们互相竞争，这样他便很容易做，因为他们互相并不认识，也不能采取一致的行动。

§5.理想的工业家所需的才能
讨论经营利润时，在人们心中，利润总是与劳动力的雇主有关。“雇主”往往被当做是与实际获得营业利润者同义的一个名词。但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些例子足以说明这样的道理：对劳动力的监督不过是管理工作的一方面，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承担全部经营风险的雇主，其实是为社会履行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责，而且要有双重的能力。

让我们回到已经说过的那一类原因（见本篇第11章第4、5节），制造商生产货物不是为了应付特殊的订货，而是为了总的市场。首先，以作为商人和生产组织者的作用而论，制造商必须透彻了解自己行业中的情况
。他必须有能力预测生产和消费的广泛变动，而且要有能力看出哪里有提供一种新商品以满足实际需求的机会，或是哪里有改进旧商品的生产计划的机会。他必须能谨慎地作出判断，大胆地承担风险。当然，他必须了解自己行业中使用的原料和机械。

但是，以作为雇主的作用而论，制造商必须天生就是领导者。他必须有能力选择助手，然后充分信任他们；而且必须有能力使他们关心经营并信任他，发挥他们内在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同时，他自己对一切事务都进行总的控制，并保持主要经营计划井井有条和前后一致。

成为一个理想的雇主所需要的能力非常大并且非常多，只有很少的人能在很大程度上兼有这些能力。不过，这些能力的相对重要性随着工业的性质和生产规模的大小而不同。一个雇主在某些方面有优秀的才能，而另一个雇主则在别的方面有优越才能；很少有两个雇主的成功都是由于完全相同的一些才能。有些人的成就全靠他的高尚品格，而有些人生意兴隆，则是由于他们机警并且意志坚强，而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什么令人钦佩的才能。

以上所述的是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一般性质，接下来我们必须研究各种阶层的人有什么机会来发挥其经营能力，还有他们获得机会之后，又有什么机会来支配发挥经营能力所需要的资本。这样，我们就可稍稍接近本章开头所说的问题，并且可以研究一个企业在接连几代中发展的过程。可以方便地将这一研究与企业经营的各种方式结合起来。以上我们考虑的几乎完全是全部责任和经营都集中于单独一个人手中的那种组织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正被其他各种组织形式所替代，在这些新的形式中，最高的权力分散于几个合伙人手中，或者甚至分散于大多数的股东手中。私人企业与股份公司，合作社和公共企业在企业经营中占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其原因是这些组织形式对具有优秀的经营能力而却没得到任何大的经营机会的那些人，提供了强大的吸引力。

§6.商人之子一开始就有很多优势，以致人们也许期望商人会形成一个世袭的阶层；没有出现这种结果的理由
显而易见，已经在生意上颇有成就者的儿子，一开始就有超出别人很多的优势。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有获得知识和发展才能的特殊方便条件，而他父亲企业的经营管理就需要这种知识和才能。他安心地而且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了解他父亲的行业以及与其有买卖关系的行业中的人物和情况；他渐渐地知道他父亲所思索的各种问题和忧虑的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和真正的意义；他获得了有关这个行业的制造方法和机械的专门知识[3]
。他所学到的东西有些只适用于他父亲的行业，但大部分对于与此行业稍有联系的行业都有用。同时，由于与任何一个行业掌握方针政策的人接触，从而养成了判断力和智谋、进取心和谨慎、毅力和谦虚等总体上的才能，这些对他非常有用，几乎使他适合经营其他任何一个行业。而且，除非是在天性和教育上似乎不喜欢以及不适合经营企业的人之外，成功的商人之子在一开始就具有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的物质资本。如果继承父业的话，他们就处于拥有稳固经营关系的有利地位。

所以，初看起来商人似乎会构成一种世袭阶层，把管理上的主要位置分给儿子们去担任，建立世袭的王朝，接连许多代统治某些商业部门。但实际情况却大不相同。因为，当一个人建成了一个大企业时，他的子孙虽拥有很多的优势，却往往不能培养起同样成功地经营这个企业所需要的高级才能和特殊的意志及气质。他自己也许是由性格坚强而真诚的父母抚养长大的，而且受到父母的个人影响，并在幼年时与困难作斗争过程中受到教育。但是，他的儿子们——至少在他富有后生育的儿子们和在后来情况下出生的孙子们——恐怕大多都是由家中仆人照顾的，这些仆人没有像他的父母那样的坚强性格，而他自己却在父母的影响中受到教育。他的最大的志向也许是生意成功，而他的子孙或许会渴望得到社会地位或学术名望[4]
。

诚然，一切事情也许一时都很顺利。他的儿子们有了稳固的商业关系和——甚至更重要的是——许多对经营极其关心并能胜任工作的下属。只要勤勉而谨慎，并利用企业的传统，他们就可长久地维持下去。但是，经过整整一代人之后，旧的传统已不再是可靠的指南，维系老职员关系的纽带也已消失。这时，这个企业的瓦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除非有新人在企业中参加合伙，并将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交给这些新人来担当。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子孙们是通过一条捷径来取得这种结果的。他们宁愿自己不努力而得到较少的收入，也不愿付出辛苦和操劳得到双倍的收入；他们把企业卖给私人或股份公司，或者变成企业的隐名合伙人，即分担企业的风险和利润，但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资本的实际支配权实际上是落到新人手中了。

§7.私人合伙组织
恢复一个企业力量的最古老并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最能干的雇员中提拔若干人参加合伙。大工厂或大商店的专制的老板和经理因为年事渐高，觉得必须把责任越来越多地托付给主要的下属。这在部分上是因为要做的工作日益繁重，而在部分上也是因为他自己的精力比以前衰弱。他仍然掌握最高的管理权，但许多事情却不得不依靠下属的精力和正直去完成。因此，如果他的儿子们还未长大，或是出于别的原因还不能为他分担责任，那么他就决定从他的可靠助手中提拔一人参加合伙，这样，他就减轻了自己的责任，同时也可以放心了，他自己一生的事业由那些人——这些人的习惯是他培养成的，他对他们也许具有父亲般的感情——继续下去了[5]
。

不过，现在有——曾经也常有——条件比较相当的私人合伙组织，两个或更多的拥有大约相同的财产和能力的人，把他们的资产合在一起开展难度更大的大事业。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管理工作往往有明确的划分。例如，在工业中，一个合伙人有时几乎专门担任采购原料和销售成品的工作，而另一个合伙人则负责工厂的管理；在一个商店中，一个合伙人管理批发部门，而另一个合伙人则管理零售部门。私人合伙组织使用这些和其他一些办法，就能适应许多不同的问题。它们是非常有力并非常有伸缩性的，在过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也富有生命力。

§8.股份公司。国营企业
但是，从中世纪末到现在，在几种行业中已出现公开的股份公司来代替私人组织，前者的股票能在公开市场上卖给任何人，而后者的股票如果未得到一切有关人士的许可，它是不能转让的。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使得许多没有特殊经营知识的人，把他们的资本交给被雇用来的人去运作。这样，企业管理上各部分工作的新划分就因此而产生了。

股份公司的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是股东。但是，股东通常并不积极参与策划企业经营及支配企业的总方针，并且完全不参与具体的管理工作。如果企业一旦脱离了创办人的手之后，管理权主要就落入董事们
的手中。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董事也许只拥有很少的股份，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关于管理工作的专门知识。通常并不要他们在公司中全天办公，但他们应该以广博的一般性知识和正确的判断力，来解决公司方针上的较大问题。同时，他们要确信公司的“经理们”恪尽职守[6]
。经理及其助手们担任大部分经营的工作和全部管理工作，但不需要他们拿出资本；而且应该根据他们的热心和能力将他们从低级升到高级地位。因为在联合王国中，股份公司组织在国内经营的各种企业中占有很大一部分，对于具有经营管理天才却没有继承到任何物质资本或商业关系的人，提供了很大的机会。

§9.续前
股份公司有很大的伸缩性。如果股份公司从事的业务提供了广大的活动范围，就能无限制地扩张下去，而且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占优势。但是由于承担主要风险的股东对于企业缺乏充分了解，股份公司也有很大的缺点。的确，大的私人企业的领导承担生产上的主要风险，把企业的许多具体细节工作都委托别人去做。但是，因为他有权力直接判断下属是否忠实而谨慎地为他的利益服务，所以他的地位很稳固。如果他所委托的为他经营货物、采购和销售的人，从与他们交易的人那里收取佣金，他就能发觉并处罚这种欺诈行为。如果他们徇私并提拔无能的亲友，或者他们本人敷衍了事，甚至没有表现出使他们最初得到提升的那种非凡的能力，他就能发觉错误并加以纠正。

但是，在上述这些事情上，股份公司的大多数股东——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况——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少数大股东往往竭力要知道工作的情况，因而就能对企业总的经营管理有效而明智地进行控制。大股份公司的领导人员因受到工作中遇到的很大的引诱而进行欺诈是很少见的，这有力地证明商业事务中诚实和公正的精神在近代有着惊人的发展。如果他们蓄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去营私舞弊，就类似于文明阶段早期商业史中的情况，那么他们会大规模地滥用对他们的信任，甚至阻碍这种民主企业的组织形式的发展。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商业道德的进步将继续下去，将来——也像过去一样——商业秘密的减少和各种事情的不断公开，都有助于这种进步。因此，民主的企业组织形式的优点恐怕就能在以前失败的许多方面稳妥地推广开来，并大大超过它们诞生之初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央和地方的国营企业恐怕也有同样的情况，也可以有远大的前途。但直到现在，承担最终风险的纳税人还未能对国营企业进行有效的控制，还未能得到办事能力像私人企业中那样拥有精力和进取心的人员。

不过，大股份公司和国营企业的管理上存在的问题，都包含许多复杂的争论在内，对此在这里我们还不能进行研究。现实中，这些问题很紧急，因为很大的企业近来在迅速增加，它们，虽然或许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迅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工业和矿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程序与方法的进步导致了没有大资本就不能进行经营，还因为市场的范围和作用与处理大量货物的技术更方便，因而造成了这样的情况。民主的因素在国营企业中起初总是很有生气的，但经验表明，经营技术和企业组织上的创造性和试验，在国营企业中极其罕见，在私人企业中也不很普遍。而私人企业因为年代久了并且规模大了，就会陷入官僚式的方法中去。因此，工业活动范围会促使小企业努力发挥创造性，而这种范围的缩小易于引起新的危害。

最大规模的生产主要出现在美国。在那里，巨大的企业带有垄断色彩，通常被称为“托拉斯”。这些托拉斯当中，有些是从一个企业发展起来的。但是，大多数的托拉斯是由许多独立的企业合并发展起来的。而走向这种合并的第一步，通常是一种颇为松弛的企业联合组织，或用一个德文名词来说就是“卡特尔”。

§10.合作社。利润分配
合作制度的目的在于避免上述两种企业管理方法的弊端。在许多人仍然寄予厚望、但实际上很少能实现的理想的合作社形式中，一部分或全体承担营业风险的股东本身也是企业雇用的。凡是被雇用的人，不论是否拿得出企业的物质资本，都可分到利润；并且在制定企业经营方针方面，在任命职员实行这个方针的社员大会中，也享有某些选举权。因此，他们是自己的经理和工头的雇主与主人。他们具有相当好的方法来判断策划经营上的高级工作是否得到忠诚有效的执行，他们最有可能查出管理上具体细节工作中存在的松懈和不称职问题。因此，他们不再需要某些次要的管理工作，而这些工作在其他企业中都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是以自己的金钱上的优势营业上的成绩为自豪的，这就使得他们每个人都厌恶自己或同事在工作中的不负责任。

但不幸的是，这种制度本身有很大的弊端。因为，以人类本性的现状而论，被雇用者本身往往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工头和经理的最好的主人；斥责所引起的妒忌和愤怒，易于产生像复杂大机器轴承中的油与沙子混合的作用。企业管理中最棘手的工作，通常在表面上最看不出其难处来；用双手操作的人，容易低估策划经营工作中所包含的工作强度，而且因为这种工作的报酬与其他地方能得到的差不多一样高，他们也容易产生怨恨。事实上，合作社的经理很少具有机警性、创造性和多才多艺，而在生存竞争摸爬滚打出来的人，在私人自由企业出来的最能干的人，都具有的这一切。部分上是因为这些合作制度很少得以全部实行；而它的部分应用，除了用于工人消费的商品零售方面之外，从未获得显著的成功。但在最近几年中，真诚的生产联合——即“合股经营”——的成功，已经显示出比较有希望的迹象。

诚然，强烈的个性和思想完全集中在自己的事业上的那些工人，获得物质成功的最快捷的途径，恐怕是作为独立的小“企业家”来创办企业，或者在私人企业或股份公司中力求上进。不过，一些工人的性格比较合群，不愿离开老伙伴，而领导者也愿意同他们一道工作。对于这一类工人，合作制度具有特殊的魅力。在某些方面，合作制度的理想也许比实践更高尚，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有赖于对高尚道德的追求。真正的合作社员兼有敏锐的经营才能和坚定的信心及精神。有些合作社被思想上和道德上都具有天才的人经营得非常好——这些人对合作社怀有极大的信心，十分公正，尽心尽力地工作。他们的报酬比自己经营或在私人企业中担任经理所能得到的报酬低得多，但他们却一在感到满足。在合作社职员中比在其他职业的职员中更常见到这种类型的工人。虽然即使在合作社职员中，这种人也并不十分常见，但我们却希望能更好地了解并推广真正的合作社，并提高普通教育率，这将会使大多数合作社成员越来越好地解决企业管理中的复杂问题。

现在，许多地方正在尝试办各种合作社。每个合作社中都表现出企业管理的新气象。例如，在利润分配办法下，私人企业保持经营管理自由权，但付给被雇用者的工资全部都按照市场标准，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此外，企业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利润。这样，企业从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较好的回报：摩擦有所减少，被雇者格外愿意多做些对企业非常有利的种种小事情，能吸引能力中等以上并且勤劳的工人到企业来工作[7]
。

另外一个合作的办法就是奥尔德姆的某些纺织厂实行的办法。这些工厂实际上是股份公司。而在股东中，有许多是具有这个行业的专门知识的工人，虽然他们往往不愿受雇于自己的股份公司。还有一种合作办法，是消费合作社的本部通过代理者——批发合作社——创办生产事业的办法。在苏格兰的批发合作社中，工人们以工人的身份参与工厂的管理和利润的分配，但英格兰的批发合作社却不是这样。

在稍后阶段里，我们将更详细地研究各种不同的合作和半合作的经营形式，并研究在批发和零售、农业、工业、商业等各种经营上它们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但是，我们现在不必进一步研究了。上面所说的已足以表明：世界不过刚刚开始准备好合作运动的高级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期望，合作运动的许多不同形式在将来将会比在过去获得更大的成功，并会提供极好的机会使工人们在企业管理中锻炼自己，得到别人的信任和信心，而且逐步提高到可发挥他们的经营能力的地位。

§11.工人地位提高的机会。工人因缺乏资本而受到的妨碍没有初看起来那样大；贷出资本正迅速增加，但日益复杂的经营管理对他不利
在说到工人升到可充分发挥其经营能力的地位所存在的困难时，主要的着重点通常是放在工人缺乏资本这一方面，但这一点常常并不是主要困难。例如，合作社积累了大量资本，却觉得这些资本难得到高利率；合作社很愿意把这些资本借给任何一类能处理棘手经营管理问题的人。如果合作者不但具有高级经营能力和正直感，还在同事中享有很高的声誉，那么他就不会难以筹集到创办大企业所需要的足够的物质资本，真正的困难倒是在于使他周围的许多人相信他具有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如果一个人力图从普通的来源中得到创办企业所需要的资本贷款，情况也必须与此差不多。

的确，几乎在所有经营当中，顺利创办企业所需要的资本数额都在不断增大。但是，自己不想使用资本的人所拥有的资本数额却增长得更快。这些人急于贷出资本，所以他们愿意接受日渐下降的利率。这种资本的大部分都到了银行家的手中，而银行家又很快把资本借给他们认为经营能力和信用都很可靠的人。在许多经营业中，固然不必说能在必需的原料和商品供给者那里进行赊欠，就是直接借款的机会现在也非常多，因此一个人一旦克服获得善于运用资本的声誉的最初困难，就不会有很大障碍适当增大创办企业所需要的资本额。

但是，对于工人地位提高虽然没有那样明显，但也许有比较重大的障碍，就是企业经营的日益复杂化。企业领导现在必须考虑许多从前他从未考虑过的麻烦事情，而这类困难正是工厂没有作出充分准备去面对的困难。要克服这种困难，必须迅速改良工人教育的方法，不但要改良学校中的教育的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报纸、合作社和工会的工作等其他方法来改良以后生活中的教育方法。

全英国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都是依靠工资为生的工薪阶层。至少当他们丰衣足食，居住条件和所受的教育也良好时，他们就拥有充沛的精力，而这是经营能力的源泉。他们并非特意去做，只是在有意无意地竞争企业领导地位。普通工人如果有能力，一般就可变为工头，由工头就可升为经理，并可与他的雇主合伙经营。或者，积蓄了一点钱之后，他们会开设一家在工人区域内仍能维持的小店。店中的货品主要是靠赊欠购进的，白天让他们的妻子来照管，晚上由他们自己来照管。用这些或其他方法，他就会增加资本，直到能开设一家小作坊或工厂。一旦有了良好的开端之后，就会发现银行渴望向他慷慨贷款。他必须要有时间才能这样做，而且因为要到中年之后他才会创办企业，他必须活得很长久，而且要很强壮才行。如果他有了这些，而又有“耐心、天才和好运气”，那么在他死去之前，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资本[8]
。在工厂中用手工操作的人，比在传统社会中被看做是地位较高的会计员和其他许多人，更具有升到领导地位的好机会。但在商业中却不是这样。商业中所做的体力劳动一般没有训练的性质，而事务性工作经验更适合使人去经营商业，而不是经营工业。

因此，大体上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广泛变动。从工人的地位一跃而成为雇主的人，也许没有以前那样多了。但是，地位提高到足以使其子弟能达到最高地位和获得良好机会的人，却比以前多了。完全的地位提高往往很少在一代人之中完成，而在两代人当中完成的较多。但地位提高运动的整个规模很大，这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对整个社会而言，分在两代人之中完成提高地位也许更好。在上一世纪初，从工人升到雇主地位的人很多，但适合领导地位的人却很少：他们往往很粗暴专横；他们丧失自制力，既不真正高贵，也不真正幸福；他们的子弟往往傲慢自大，挥霍放纵，把他们的财富滥用于低级粗俗的娱乐中，有着从前贵族的最糟糕的缺点，却没有他们的那些美德。工头和监工仍然是既要服从命令又要发号施令，他们的地位正在提高，而且看到子弟会升到更高的地位。在某些方面他们比小雇主更令人羡慕，他们的成功虽没有那么显著，但工作往往比较高级，而且对世界比较重要。同时，他的性格比较温文尔雅，而且像以前一样坚强。他们的子弟们会受到良好的训练；如果他们获得财富，就会相当好地加以利用。

当然，必须承认，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巨大的企业——尤其是股份公司——正在迅速扩充，这会使对子女们抱有希望的能干而节俭的工人，为其子女谋求事务性工作。在事务性工作中，他们就有危险失去用手做建设性工作所固有的体力和性格力量，而变成中下层阶级中的平庸之辈。但是，如果他们能够保持这种力量不受到损害，他们就会变成世界上的领袖人物。不过，这一般并不是在他们父亲的行业中，因而就不能从传统中获益。

§12.一个能干的商人迅速增加他所掌握的资本；而对于无能的人，生意越大，通常损失资本就越快。这两种力量会使资本与妥善运用资本所需的才能相适应。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中，运用资本的
经营才能具有相当明确的供给价格
当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不论采取什么办法，一旦居于一个独立企业的领导地位时，如果有相当好的运气，不久就可证明他具有善于运用资本的才能，因此使他能有办法差不多借入他所需要的任何数额的款项。他如果获得厚利，就可增加自己的资本，而自己资本的这个增加部分又是以后借款的物质保证；他自己赚钱的事实，往往会使贷款者不再像从前那样小心坚持贷款的全部担保。当然，运气在经营中很重要。一个很能干的人也许觉得事情的发展对他不利；他亏本的事实会降低他的借款能力。如果他的资本在部分上是靠借入资本来经营的，那么就会使贷款者拒绝继续贷款。这样，如果他只使用自己的资本，那本来一时的不幸就会使他垮掉[9]
。如果要竭力恢复元气，他就会过一种充满优虑甚至是不幸的盛衰无常的日子。但是，患难中他也能像在成功中那样表现出一定的能力。人类本性是乐观的，人们极愿把资本借给那些曾经度过商业灾难而却并未丧失经营声誉的人，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因此，虽然盛衰无常，但能干的商人一般会觉得他所掌握的资本毕竟与他的才能成正比例增长。

同时，我们已经知道，能力虽弱但却掌握大量资本的人会很快损失资本。他也许是个能很好地经营小企业的人，这企业在他离开时会比他初去时有更雄厚的资本；但是，如果他没有处理重大问题的才能，那么企业越大，他就会越快地搞糟企业。因为，在考虑了平常的风险之后，大企业的交易只剩下很小一部分利润，而大企业通常只有依靠这种交易才能得以维持。从迅速成交的大营业额中获得微薄利润，这对于能干的商人来说可以产生丰厚的收入。因为，有些经营的性质能使巨大的资本有活动余地，在这些经营中，竞争通常将经营利润率压得很低。一个乡下商人比更能干的竞争者会少赚5％的利润，但他仍能维持下去，不会破产。但是，在获得利润很快大工厂或大商店中，全部的营业利润往往很少，如果一个人每次都比他的竞争者少赚一点，那么在经营中他就会有很大的损失。而那些经营有困难但经营方式并不古板的大企业，对于真正有经营才能的人，可提供很大的营业利润。不过，只有普通能力的人要想经营这种企业，是绝对不会获得利润的。

这两种力量——一种是使能干的商人所掌握的资本有所增加的力量，另一种是使能力较差的商人手中的资本有所损失的力量——产生以下的结果：商人们的才能大小与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大小之间存在着的一致性，这比初看起来所认为的可能要密切得多。我们已经说过一个天生有经营才能的人，在私人企业和股份公司中能够步步高升的许多途径。如果把上述结果与诸多途径加在一起来考虑，我们就可得出如下的结论：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凡是进行大规模工作的地方，必然很快就会出现所需要的才能和资本。

而且，正像工业技术和能力正越来越取决于判断、敏捷、智谋、细心和毅力等广泛的才能一样——这些才能不是某一行业所专有的，而是对所有行业都多少有用的——经营才能也是如此。事实上，经营才能比低级的工业技术和能力包括更多的非专门化的才能：经营才能的等级越高，应用就越是多种多样。

于是，因为运用资本的经营才能从才能过多的行业向为它提供良好机会的行业横向移动非常容易，而且纵向移动也非常容易，也就是说比较能干的人在他自己的行业中能升到更好的地位，所以，即使在我们研究的这个初期阶段中，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在近代英国，资本的经营才能的供给通常能适应对它的需求，因而就有相当明确的供给价格。

最后，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经营资本的才能的供给价格，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第一是资本的供给价格；第二是经营才能和精力的供给价格；第三是能把适当的经营才能与必需的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组织的供给价格。我们已将这三个因素当中的第一个因素的价格称为利息；将第二个因素之本身的价格称为纯经营收入
；而将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合在一起的价格称为总经营收入
。

[1]
参照附录一中的第13节。

[2]
德国经济学家称这种制度为“具有工厂性质的”家庭工业，以区别于“国民的”家庭工业，后者是利用其他工作的空时间（特别是农闲的冬季）来做纺织品和其他物品制造的辅助工作（参看舍恩伯格在他编著的《手册》中的《论工业》一文）。后一类的家庭工人在中世纪的整个欧洲都很普遍，但现在除了在山区和东欧外，日渐稀少了。他们选择工作并不总是很专心，他们做的大部分东西，在工厂中却能花少得多的劳动而做得更好，因此就不能便利地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但这些东西大部分是为他们自己或邻居用而做的，因而就可节省许多中间人的环节而产生的利润了。参照冈纳在《经济杂志》第2期上发表的《家庭工业的遗风》一文。

[3]
我们已经说过，制造商的儿子们如何在工厂中担任几乎所有重要的工作，这足以使他们在以后的年代中了解所有雇工的困难，并对他们的工作作出公正的判断，这几乎是近代唯一完善的学徒制度。

[4]
不久以前，在英国的学术研究和商业之间常存在一种矛盾。现在由于著名的大学越来越多，主要商业中心的大学也在发展，这种矛盾日渐减少。商人的儿子们被送进大学之后，再不像前一代那样，往往学会鄙视父业。诚然，其中有许多人因为想扩大知识面而脱离商业。但是，那些不光是批评性、而且是建设性的高级智力活动的形式，会促进人们欣赏干得好的商业工作的高尚性。

[5]
最幸福的生活轶事以及从中世纪到现在的英国社会史中许多最耐人寻味的事，都与这种私人合伙的事有关。歌谣和故事叙述忠实学徒的种种困难和最后胜利，他也许因为与雇主的女儿结婚而最终参加合伙。这些歌谣和故事鼓舞了许多青年去创立伟业。在对于国民性格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中，这一种影响对形成有志青年志向的影响最大。

[6]
贝奇霍特喜欢这样争辩说（例如，见他著的《英国的宪法》第7章），内阁大臣往往因为缺乏有关他那一部的事务的专门知识而获益。因为，关于详细情况，他能从常任秘书和其他下属那里得到报告，对于他们所精通的问题，他不会作出与他们意见相反的判断，而对于公共政策上的重大问题，他那不偏不倚的常识却足可克服官僚习惯。同样，一个公司的利益，有时反而会极大地受益于那些对营业的细节工作最缺乏专门知识的董事。

[7]
参照施洛斯著的《工业报酬的方法》和吉尔曼著的《劳动者的盈利》。

[8]
德国人说，经营的成功需要“金钱、耐心、才能和运气”。工人地位提高的机会，是随着工作性质而不同的。在那些最注重细节工作而最不注重科学和世界投机运动知识的行业中，这种机会最多。因此，例如，“节俭和实际的细节工作知识”，是陶器业中平常工作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在这个行业获得成功的人当中，大多数人“都像乔西亚·韦奇伍德一样，是从工人起家的”（见G·韦奇伍德对技术教育委员会提出的证明）；关于许多设菲尔德的利器业，也可作类似的说明。但是，工人阶级中有些人养成了一种冒险投机的大本领，如果他们具有指导投机成功所必需的种种实际知识，往往就会胜过从比他们高的地位起家的竞争者。在像鱼类、水果等易变坏商品的最有成就的批发商当中，有些人是从市场搬运工起家的。

[9]
当他正是最需要资本的时候，却不能再继续借款的危险，这使他比只使用自己资本的人相对处于不利地位，这种不利比单纯的借款利息所表明的要大得多。当我们说到分配学说中研究经营收入的那一部分时，我们将会知道因为上述及其他的缘由，利润不仅仅是那应当包括商人的才能所产生的纯经营收入与利息。

第13章　结论　报酬递增倾向与报酬递减倾向的相互关系

§1.本篇后面几章的摘要
在本篇的开头，我们知道如果其他情况不变，自然界对多使用资本和劳动而多产生的农产物最终会如何趋于递减。在本篇其余各章中，特别是最后四章中，我们研究了问题的另外一面，知道人类的生产工作的能力是如何随着人类所做的工作量而递增。首先，在考虑了支配劳动供给的种种原因之后，我们知道，如果其他情况不变，每当一个民族的身体、精神和道德力量有所增长时，会如何使他们更能把大多数强壮儿童抚养长大。其次，说到财富的增长，我们看到每当财富有所增长时，又是如何在许多方面使财富比以前更容易增长得更多。再次，我们知道，每当财富有所增加以及人口增长和人们的智力有所提高时，又是如何增加了高度发展的工业组织的便利，而工业组织又转过来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的共同效率。

在比较仔细地研究了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扩大所产生的经济之后，我们知道这种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赖于工业的总体发展的；一类是有赖于从事此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及其经营管理的效率。这就是说，分为外部经济
与内部经济
两类。

我们知道，如果以任何个别企业而论，内部经济是怎样容易不断地变动。也许忽然由于好运气的帮助，一个能干的人在他的行业中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他辛勤地工作，而生活则很节俭，那他自己的资本就会很快增大，而这使他能够借入更多资本的信用也提高得更快。

他所招纳的下属都有超出平常人的热诚和能力，而他的营业扩大了，他们的地位也会随着一同提高。他们信任他，他也信任他们。他们每个人都全力从事于特别适合他们的工作，因此，高级的才能就不会浪费于简易的工作，艰难的工作也不会委托给不熟练的人去做了。随着这种技术经济的逐步增长，他的营业额有所增加，也带来了专门的机器和各类设备；每种改良方法得到很快地采用，而且成为进一步改良的基础。成功带来了信用，信用又带来了成功，信用和成功有助于留住老顾客并招徕新顾客。经营规模的扩大使他在采购方面有很大好处，他的货物互相间可以作宣传，因而减少了为货物寻找销路的困难。他的营业规模扩大，这使他超出竞争者的优势也很快有所增大，并且降低了他能出售货物而又不会亏本的价格。只要他的精力和进取心、创造性和组织力保持充分的旺盛状态，只要营业上不可避免的风险不会使他遭受特别的损失，上述情况就会继续下去。如果这种情况能维持一百年的话，那么他和其他一两个像他这样的人就可瓜分他所经营的那个工业部门的全部营业利润了。他们的大规模生产会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利润，但如果他们竭力互相竞争的话，那么公众就会得到由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主要利益，商品的价格就会跌得很低。

但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森林中的幼树从老树的浓荫中用力向上挣扎的情况汲取教训。许多幼树中途夭折了，只有少数得以生存；这些少数生存下来的树木一年比一年壮大。每当它们的高度有所增加时，就可多得一些阳光和空气，而最终能耸然高出邻近的树木。似乎它们永远都会这样生长下去，而随着它们这样生长，又似乎会永远壮大下去。但是，却不会永远是这样。一株树比另一株树能维持更长久的活力并且更茂盛。但是，迟早年龄会影响它们。虽然较高的树木比其竞争者能得到更多的阳光和空气，但也会逐渐失去生命力，相继让位于其他实际力量虽然比较小，但却有较强的青春活力的树木。

树木的生长是这样的，大股份公司在近代获得巨大发展之前，企业的发展原理也是这样。大股份公司往往经营不振，但却不会陡然倒闭。现在，这个原理虽不普遍适用了，但在许多工业和商业中仍然有效。大自然以限制私人企业创办者的寿命，甚至更严地限制他生命中最能发挥才能的那段光阴来限制私人企业的发展。因此，不久之后，企业的管理权就落到即使对企业的繁荣同样积极关心但精力和创造天分都较差的那些人手中了。如果这企业变为股份公司，那么就可保持分工以及专门的技术和机械的利益；如果再增加资本的话，甚至可以增大这些利益，并且在有利的条件下，在生产上就可保持永久而突出的地位。但是，此企业恐怕已丧失很大的伸缩性和进步的力量了，以致在与新兴的较小的对手竞争时，不再完全处于有利地位了。

因此，当我们考虑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对经济产生的广泛影响时，我们的结论并不会极大地受到以下两个事实的影响：第一，这些经济中有许多直接取决于从事生产的个别企业的大小；第二，几乎在每个行业中，大企业都是不断地兴盛和衰落的。任何时候都有企业在兴衰。因为，在繁荣时期，一定程度的衰败必然会为另一程度的发达所抵消。

同时，总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当然会促进那种不直接依赖于个别企业大小的经济。其中最重要的经济是由于相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产生的。这些部门互相帮助，也许集中在同一地方，但无论怎样都是利用轮船、火车、电报、印刷机等现代工具提供交通便利。源于此各种利益是任何生产部门都可获得的，而不仅仅是单个部门。但是，这些利益必然随着单个部门的发达而迅速、稳步地增长；如果单个部门衰败的话，这些利益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所有方面——必然会有所减少。

§2.应当以一个代表性企业来说明生产费用，这个企业能正常获得一定总量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增
当我们研究支配某种商品的供给价格的各种原因时，这些结果会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仔细分析与一定总量有关的某种商品的正常生产费用。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要研究在一定总量之下的一个代表性生产者的费用
。一方面，我们不能选择一个新的生产经营者为代表，因为他在许多不利条件下经营，一时不得不满足于很少的利润或没有利润，但他对以下的事实是满意的：他正在建立经营关系，并且刚刚起步，有望成功；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以这样一个企业为代表：由于非常持久的能力和好运气，此企业已经有了很大的经营规模和一些井然有序的大工厂，而这些大工厂使此企业比所有竞争者都更具有优势。但是，我们的代表性企业必须是这样一个企业：已具有相当长的历史和相当程度的成功；是由能力正常的人来经营的；能正常地获得一定总量的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而且也要考虑此企业生产的货物种类、货物销售情况以及总的经济环境。

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代表性企业就是个普通的企业。但是，营业中用的“普通的”这个词却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而一个代表性
企业是特殊种类的普通企业，为了要了解大规模生产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在所说的工业与国家中一般已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需要研究这种普通企业。如果我们随便拿一两个企业来研究的话，就不能了解这一点。但是，经过广泛的调查之后，选择一个企业来研究，不论它是私人经营的还是股份制的（或者一种以上更好），就我们所能作出的判断而论，它能代表这种特殊的普通企业，我们就能相当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本篇的一般论断表明以下两点：第一，任何货物总的生产量的增加，一般都会扩大这样一个代表性企业的规模，因而就会增加其所有的内部经济；第二，总生产量的增加常会增加此企业获得的外部经济，因而使之能花费比以前少的劳动和代价来制造货物。

换言之，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大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报酬递减律可说明如下：劳动和资本的增加导致了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又提高了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

所以，在那些从事非农产品生产的产业里，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使报酬会有超比例的增加；而且这种组织的改进其减少程度甚至超过大自然对农产品产量的提高所产生的任何阻力。如果报酬递增律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互相抵消的话，我们就有报酬不变律
，劳动与牺牲的增加使产品刚好有同比例的增加。

这是因为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这两种倾向不断相互制约。例如，以小麦和羊毛的生产而论，在不能自由进口的古老国家里，报酬递减倾向几乎完全占优势。如果把小麦制成面粉，或是把羊毛制成毛毯，那么总生产量的增加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新的经济利益的增加，但是不多。因为面粉业和毛毯业的规模已经非常大，结果它们能获得的新的经济利益恐怕只能是新发明的结果，而不会是组织改进的结果。然而，在毛毯业稍有发展的国家里，组织的改进也许很重要，于是，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毛毯总产量的增加减少了生产中的困难，这与增多了的原料的生产困难在比例上恰好相等。在这种情况下，报酬递增律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就会恰好相互抵消；毛毯生产就会符合报酬不变的规律。但是，在大多数原料费用无足轻重的比较精致的工业部门中和在大多数近代运输业中，几乎无法抵抗报酬递增律所起的作用[1]
。

报酬递增律说明一方面的努力和牺牲量与另一方面的产品数量之间的关系。但这些量不能准确地计算出来。因为生产方法的改变需要机械，并且需要各种新的以及与以前比例不同的有特殊技能和无特殊技能的劳动。但是，大体上看来，我们或许可以含糊地说：工业中一定数量的劳动和资本所获得的生产量，在近二十年中增加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用货币来衡量费用和产量是一种诱人而危险的方法：因为货币支出与货币收入比较容易变成对资本利润率的估计[2]
。

§3.人口如果有所增加,共同效率一般就会随之有超比例的提
高
现在我们可暂时总结一下工业扩张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口拥挤的城市中的人们往往会养成不健康并且消耗人精力的生活习惯。有时，人口增长一开头就很不好，超过了人们的物质资源，使人们用不完善的工具过度向大地索求，因而引起报酬递减律在农产品方面的强烈作用，却没有能力把此规律的结果缩小到最低限度。这样，如果一开头就出现贫困现象，那么人口增长就会继续对人们性格上的弱点产生极为常见的后果，而这种弱点不适宜一个民族发展和工业的完善组织。

上述这些是人口增长的严重危险。但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和精力的民族，其共同效率的增加在比例上可以超过人口的增加，这一点仍是确实的。如果此民族能以便利的条件输入食物及其他农产品，暂时避免报酬递减律的压力；如果此民族的财富没有消耗于重大的战争之中，而财富增长的速度至少与人口的增长相同；如果此民族避免会使其身体衰弱的生活习惯，那么人口每有增加，就会使此民族获得物质产品的力量暂时
有超比例的增长。因为，人口的增长使他们能获得专门技能和专门机械，也能获得地方性工业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许多好处，能增加一切的交通便利。同时，人们相距很近，因而他们之间的各种交易所耗费的时间和努力就减少了，而且使他们有新机会获得各种社会享乐和文化生活方面的舒适品和奢侈品。无疑，也要考虑越来越难获得的幽寂和安静，甚至新鲜空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利的一面更大[3]
。

如果考虑到人口密度的增大会带来新的社会享乐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对以上叙述的可稍稍加以扩充并这样说：人口增长和与此相适应的物质享乐产品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就会使由享乐所产生的总收入有超比例的增加。但是，这要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获得农产品的充分供给不会有很大困难；第二，人口过多不会使身体和道德力量因为缺乏新鲜空气和阳光，还有缺乏青年人所需要的健康和快乐而受到损害。

现在文明国家积累的财富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如果人口增长不那么快的话，那么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就会增长得快一点，这也许是对的。但实际上，如果人口有所增长，随之就会出现对生产的巨大的促进作用：现在
在英国，因为容易从外国得到大量原料供应，因而随着人口增长而出现的，除了对阳光、新鲜空气等的需要外，就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手段有超比例的增加。然而，这种增加的大部分不归功于工业效率的提高，而是归功于伴随着人口增长而带来的财富的增加。所以，人口增长就不一定有利于那些在财富增加中没有份的人。而且，英国从外国获得的农产品的供给，随时可能因为外国贸易条例的变更而受到阻碍，也可因为发生大战而濒于断绝。同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所产生的海陆军费用，显然也会减少英国从报酬递增律的作用中所获得的利益。

[1]
布洛克教授在1902年《经济季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生产力的变化》的论文中，建议以“组织的经济”这个名词来代替报酬递增。他清楚地表明：促成报酬递增的种种力量，与促成报酬递减的种种力量不属于同一类。毫无疑问，对于有些情况，以说明原因而不是说明结果，以组织的经济与大自然对精耕的反应的无弹性来着重说明这种差别会更好。

[2]
关于发生报酬递增的工业同时又表现出利润增加，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一般法则可言。无疑，一个生机勃勃的企业如果扩大营业规模，并获得所特有的重要的（内部的）经济，就会表现出报酬递增和利润率同时提高。这是因为产量的增加实际上不会影响产品的价格。但是，我们以后将可以知道（见第六篇第8章中的第12节），在像织素色布这样的工业中，利润会趋于下降，因为这些工业的巨大规模，已使生产和销售组织改进很大，且成为经常性的工作了。

[3]
英国人穆勒在说到（见他著的《政治经济学》第四篇第6章中的第2节）他独自欣赏美丽风景所产生的愉快时不禁热情奔放；而许多美国作家则热烈描写人类生活的日益富裕，因为起先森林中的居民看到的只是在周围定居的邻居，而森林地带发展成为乡村，乡村发展成为城市，城市又发展成为大都市（例如，参看凯雷的《社会科学原理》和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两书）。

第五篇　需求、供给与价值的一般关系

第1章　绪论　论市场

§1.生物学和机械学关于相反力量均衡的概念。本篇的范围
一个企业成长、壮大，以后也许会停滞、衰落。在其转折点存在着生命力与衰退力之间的平衡或者均衡。第四篇的后几章主要讨论使人口增减或工商业兴衰的那类力量的均衡。随着我们研究工作的逐渐深入，我们越来越有必要认为经济力量类似于这样一些力量：这些力量使青年人成长到壮年，之后便逐渐僵硬、不爱活动，直到最后倒下，让位于其他生机勃勃的人。但是为了给这种高深的研究做好准备，我们首先就需要观察一下比较简单的力量均衡，这种均衡是和用一条有弹力的线绳系一块石子或在一只盆中彼此相依的许多小球所保持的机械均衡的道理大体一致。

现在我们必须研究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关系，特别是和保持供求“均衡”的那种价格调节有关的那些关系。均衡这个词是一个通用的名词，而且现在使用可以不加特殊解释。但这个名词涉及许多难题，而这些难题只能逐步解决。事实上，本篇中很大的篇幅就用在讨论这些难题上了。

有时会从某类经济问题中取证，而有时又会从另一类经济问题中取证，但是主要的推理过程与任何特定种类所特有的那些假设无关。

这样，本篇既不是叙事，也是不积极地解决实际问题，而是揭示了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支配价值因素的知识的主要理论根据，从而为在下一篇建立的结构做好准备。本篇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获得知识，不如说是为了有能力获得和整理那两组相反力量的知识，这两组相反的力量是迫使人类进行经济劳作和牺牲以及阻止人类做出这一切的力量。

首先我们必须简略叙述一下市场——为了使本篇和下一篇中的概念更精确，有必要这样做。但是不论在原因还是在结果上，市场组织都与货币、信用以及对外贸易密切相关。因此，只好留待下一卷再对市场进行充分研究。在那里，将把市场同工商业的变动相结合，同生产者和商人的联盟与雇主和雇工的联盟相结合进行研究。

§2.市场的定义
当谈到供求的相互关系时，这时的市场当然必须是同一个市场。如考恩诺特所说的：“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任何地区的全部。在这些地区中，买主与卖主彼此之间往来自由，相同商品的价格有迅速变得相等的趋势。”[1]
又如杰文斯说的：“起初，市场是城中出售粮食和其他物品的一个公共场所。但是这个词的意义得到扩展，从而指任何一群有密切商业关系并进行大量商品交易的人。一个大城市有多少个重要行业，就可能有多少个市场，而这些市场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固定场所。市场的中心是交易所、集市或拍卖所，商人们都相约在那里见面和交易。伦敦的股票市场、小麦市场，煤炭市场、糖市场和其他许多市场都各有各的固定场所；曼彻斯特的棉布市场、废棉市场和其他市场也是如此。但这样区分场所是不必要的，虽然交易者散布于全城或郊区，但如果商人们借助于集市、集会、已公布的价单、邮政或者彼此保持密切联系的话，他们仍能形成一个市场。”[2]

因此，一个市场越是完全，那么市场各个部分在同一时间内对同一种商品支付相同价格的趋势也就越大。当然，如果市场很大，就必须考虑把货物运给不同买主的费用；每个买主除了支付相当于市场价格的费用外，还一定得支付一宗特别的运费[3]
。

§3.市场在空间上的局限性。影响某物市场大小的一般条件；分等分级和选样的适合性；易于运输
把经济学的推理运用于实践时，往往很难确定某地供求变动受到他地供求变动的影响有多大。很显然，电报、印刷机和蒸汽运输的总趋势会扩大这些影响的作用范围，并使这些影响力更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把整个西方世界都看成是各种股票证券和贵重金属的市场，而且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羊毛、棉布甚至小麦的市场。当然要酌情考虑运费，其中包括货物通过海关时交纳的关税。因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包括关税在内的运费都不足以阻止西方各地的买主彼此竞购相同的供应品。

有许多特殊原因可以扩大或缩小某种特定商品市场，但是，几乎所有拥有广大市场的商品都具有普遍的需求，并且容易为人识别。例如，棉布、小麦和铁都能满足迫切的、几乎是普遍的需求。这些东西易于识别，所以能够由那些彼此相隔很远以及距离商品也很远的人们来买卖。如果有必要，可以从这些商品中选取真正有代表性的样品，而样品甚至可以由一个专家来“分级”，就像美国对谷物分等级的做法一样。因此，买主可以确保他所买的商品会达到一定标准，虽然他从未见过要买的商品的样品。而且如果他见过样品，可能也做不出判断[4]
。

拥有广大市场的那些商品，也必须是经得起长途运输的商品，必须有相当的耐久性，同时价值要比体积大得多。体积大的商品在离产地很远的地方销售时，价格势必要提高，因此，一般这样的商品只有很小的市场。例如，普通砖的市场实际上只限于砖窑附近地区，几乎无法通过陆路运输到那些没有自己砖窑的地区。但某些特种砖，则在英国大部分地区都拥有自己的市场。

§4.组织完善的市场
让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些东西的市场，这些东西是以特殊的方式来满足普遍的需求的，具有易于识别和便于携带等特点。正如我们曾经提到过的，这些东西就是有价证券和贵重金属。

某公司的任何一张股票或债券，某政府的任何一张公债券，同任何其他一张收益相同的股票或债券都完全具有相同的价值。买主究竟购买哪一种，对他来说并没有区别。有些证券——主要是那些规模较小的矿业公司、船运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证券——需要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除了在附近城镇的交易所之外是很难交易的。但是整个英国就是一个大铁路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的市场。平时一个经纪人即使没有米德兰铁路的股票也会出售这种股票，因为他知道这种股票总会流入市场，并且确信能买到它们。

但最有力的事例是那些叫做“国际证券”的证券，因为世界各地都需要它们。这些证券是一些主要国家政府的债券和像苏伊士运河公司以及纽约中央铁路公司那样的大公司的债券。对于这类债券来说，电报使全世界交易所中的价格都保持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水平上。如果其中一种债券的价格在纽约、巴黎、伦敦或柏林有所上涨，那么仅仅这涨价的消息就会使其他市场的价格有上涨的趋势；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价格上涨受到阻碍，那么别的市场多半会立即将该种类债券用电报预售的办法在价格高的市场上抛售，而头一个市场的经纪人将在别的市场上进行电报预购。一方面卖，另一方面买，这就加强了价格在各地都趋于一致的倾向。除非有些市场处于非常状态，不然这种倾向就立刻会成为不可抗拒。

在交易所中，商人们一般也能确保按照同买价几乎相等的价格出售证券。商人们往往情愿以低于他们在同一刹那间所能卖的价格的0.5％或0.25％或0.125％有时甚至0.0625％的价格购买头等股票。如果有两种同样保险的证券，其中一种是发行额大的债券，而另一种是同一个政府发行的小额债券，因而，头一种债券会不断流入市场，而后一种债券却很罕见，那么，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商人们所收取的卖价和买价之间的差额在后一种情况就要比前一种情况大些[5]
。这正说明了这条伟大的法则：一般来说，某种商品的市场越大，价格变动就越小，而商人们在经营此商品中所获取的资本的周转利率也就越低。

可见，证券交易所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借以形成各种易于识别、便于携带并满足普通需求的产品市场的范例。但最具有这些性质的物质商品是黄金与白银。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它们曾被选来用作货币，来代表其他东西的价值。世界金银市场组织得十分完美，可以提供许多奇妙的例证来说明我们所讨论的这些法则的种种作用。

§5.即使一个小市场也往往受到远处市场的间接影响
与国际证券和贵重金属市场极端相反的一个市场，首先是按某些个人需求定做的东西，如合身的衣服；其次是那些容易腐烂以及体积很大的东西，如新鲜蔬菜之类。这些东西不便于长途运输。前者很难说会有一个批发市场，决定它们价格的那些条件是零买和零卖的条件，对这些条件的研究可暂时不论[6]
。

第二类商品的确拥有批发市场，但只局限于很小的范围。我们可以在乡镇出售的比较普通的蔬菜中找到典型例证。附近的菜商也许在买卖双方几乎都无外部干扰的条件下准备把菜卖给城镇居民。卖方与可向别处购买的买方对过高的价格都可以起到遏制作用，但通常这种遏制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菜商们联合起来，从而造成人为规定一种垄断价格的情形。这就是说，这种价格与生产成本几乎毫无直接关系，而主要是出于对市场负担能力的考虑而决定的。

另一方面，很可能有些菜商与第二个乡镇的距离几乎与第一个同样远近，有时他们把菜送到这个镇，有时又送到那个镇；而有时在头一个镇买菜的人也同样可以到第二个镇去买。极小的价格差异会使他们愿意到较好的市场去。因而，这两个镇中的交易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依赖。也很可能是第二个镇和伦敦或其他中心市场有密切联系，因此，其价格取决于中心市场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镇的价格也必然有很大的变动，以便和它们一致。随着消息的一传十，十传百，直到消息远传各处，因此，即使偏僻的市场也常常受到并未觉察到的那些变动的影响，而这些变动来自远方，并逐渐波及各个市场。

可见，在一个极端是世界市场，其中直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在起着作用；而在另一个极端是那些偏僻的市场，其中没有任何来自远方的直接竞争，虽然在这些市场上甚至也可以感受到间接传来的竞争。而绝大多数的市场却处于这两个极端中间，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必须研究这些位于中间的市场。

§6.市场在时间上的局限性
此外，市场不但因地区而异，而且也因为使供求力量彼此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时间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现在更需要充分注意这种时间因素，而不是空间因素。因为均衡本身和决定均衡的那些因素的性质都取决于市场所占用的时间的长短，我们将知道，如果时间很短，那么供给就局限于现有的存货；如果时期较长，那么供给将或多或少地受该商品生产成本的影响；而如果时间很长，那么这种成本将又或多或少地受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成本的影响。这三类因素当然交织在一起。我们首先讨论第一类，并在下一章中考察那些供给和需求的暂时均衡，其中供给实际上只指市场上可供出售的存货，因此不会直接受生产成本的影响。

[1]
见雷克切斯·苏尔·莱斯《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第4章。又见第三篇第4章中的第7节。

[2]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第4章。

[3]
例如，规定常见的体积大的货物都在某港的某船上交货而不交纳运费的价格，各买主必须自己负担运回货物的费用。

[4]
例如，某公仓或私仓的经理收到农户的粮食，就将它分成不同的等级，再按他交的粮食的数量和等级发给他凭据，然后便把他的粮食和其他农户的粮食混在一起；在到达真正要验收粮食的那个买主手中以前，他的凭据多半要转几次手，而该买主所收到的粮食很少是或者已完全不是凭据原主人农场上生产的粮食了。

[5]
在无名小公司的股票交易中，某经纪人所愿出的买价和售价的差额可以达到售价的5％或5％以上。如果他买了这种股票，在出售给另一个人以前也许要存一段很长的时间，而在此期间，该股票也许会跌价；如果他预售他自己证券，而又不是每天在市场上都出现的那种证券，那么要履行合同就不能不证券付出很大的辛苦与费用。

[6]
一个人进行小额零买时也许不会过分计较，也许会用2.5先令在一个铺子里买一包在另一个铺子里用2个先令就可以买到的纸，但批发价格则不然。邻厂1令纸只卖5先令的某厂商就不能以6先令的价格来出售他的纸，因为纸商们几乎完全知道可以买到那种最低价格的纸，而不愿支付超过这种行市价格的价格。该厂商非按同市价相近的价格，也就是说，非按同其他厂商在同一时间内相近的销售价格来出售他的纸。

第2章　需求和供给的暂时均衡

§1.欲望和劳作之间的均衡。在偶然的物物交换中一般不存在真正的均衡
可以在一个人以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一种需要当中找到欲望和劳作之间的均衡的简单例证。当一个小孩采黑莓自己吃时，也许会暂时觉得采黑莓本身就很有趣。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吃的乐趣大大地补偿了采摘黑莓的辛苦。但是当他大吃了一顿之后，就不愿多吃了。他开始对采摘工作产生厌倦，那也许是种单调的而不是疲劳的感觉。最后当他的玩兴和对采摘黑莓的厌恶与吃的欲望相抵时，就达到了均衡。而他从采摘黑莓中能得到的满足达到了最高限度
。因为直到那时，每个采摘动作都使他得到的满足多，而失去的满足少。自那时以后，任何一个采摘动作都会使他得到的满足少，而失去的满足多[1]
。

例如，居住在边远地区的两个居民之间用枪交换独木舟时，那种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随意进行的交换很难有真正的供求均衡。这是因为双方也许都有不够满足的情况。第一个人如果不能用别的方法得到船时，也许愿意用别的什么东西而不是枪来交换小船；而第二个人在必要的时候也许会用其他东西而不是独木舟来交换枪。

在易货交换制度下的确可能出现真正的均衡，虽然易货交换在历史上比买和卖早些，但在某些方面更复杂；而在较高文明阶段的市场上，可以看到真正的均衡价值最简单的事例。

我们可以撇开不谈那类曾经引起许多讨论的交易，因为它们实际上并不重要，和名画、古钱与无法“分等级”的其他东西有关。其中各种东西的售价将取决于对其欣赏的富人是否在场。如不在场，这种东西也许会被那些指望靠它牟利的商人买去。同一张画在接连几次出售时，价格差异虽然很大，但如果没有职业买主的稳定影响，也许还要大得多。

§2.在当地的谷物市场上，一般可以建立真正的（虽然是暂时
的）均衡
那么，让我们来讨论现代生活中的日常交易，并以某镇的谷物市场为例。为简单起见，让我们假定市场上所有的谷物质量都相同，每个农户或别的卖主以任何价格出售的量，都受到他手头需要的现款以及他对与自己有关的市场的目前情况和未来情况的估计影响。有些价格没有一个卖主会接受，而还有一些价格没有一个卖主会拒绝。此外，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价格，许多卖主或所有的卖主都愿按这些价格出售较多或较少的量。人人都力图摸透市场情况，并以此来支配自己的行动。让我们假定实际上谷物所有者愿以35先令的低价出售的谷物只有600夸脱。但是36先令会使谷物所有者多卖100夸脱，37先令会使他们再多卖300夸脱。我们再假定，37先令这一价格会诱惑买主只买600夸脱，而按36先令就可以多买100夸脱，按35先令还可以多买200夸脱。这些事实可用表说明如下：

价　格　　卖主愿意卖的量　　买主愿意买的量

36先令　　　1 000夸脱　　　　600夸脱

36先令　　　700夸脱　　　　　700夸脱

35先令　　　600夸脱　　　　　900夸脱

当然，在那些实际上情愿接受36先令而不愿一点没卖就离开市场的人中，有些人并不会立即表示乐于接受那个价格。同样，买主们也会含糊其辞，假装不十分热衷的样子。因此，随着一方或另一方在“讨价还价”中占优势，价格就像一个毽子一样过来过去。但是除非他们力量悬殊，例如，除非一方对对方的力量估计不足或不幸而没估计中，那么价格多半与36先令相去不远。几乎可以肯定收市时价格大致接近36先令，因为如果某卖主认为买主们实际上会以36先令买到他们按该价格所愿买的全部谷物，他便将不愿放过高出该价格很高的任何机会。

在买主方面也将做同样的估计。不论什么时候，如果价格大大超过36先令，他们都会认为在该价格上供给将比需求大得多。因此，甚至那些宁愿支付该价格而不愿空手回家的买主也会等待；而由于等待，他们便促进了价格下降。另一方面，如果价格远在36先令之下，那么甚至那些宁愿接受该价格而不愿什么都不卖就离开市场的卖主，也会认为在该价格上需求会超过供给。所以，他们将等待，而由于等待他们促进了价格的上涨。

可见，36先令这一价格堪称为真正的均衡价格。因为如果开始时就选定这个价格，并且始终保持不变，那么它恰好使供求相等（也就是说买主们以该价所愿意买的量恰好等于卖主们以该价所愿卖的量）；因为各个掌握市场情况的交易者也希望有那样的价格。如果他们见到价格与36先令相差很远，那么他们预测不久将有所变动。由于这种预测，他们会促进该价格迅速实现。

的确，对于我们的论证来说，买主与卖主都没有必要完全掌握市场情况。许多买主也许过低地估计了卖主的出售意向，从而暂时价格保持在可以找到买主的最高水平上。因此，在价格没有降到37先令以下，就可以出售500夸脱。但后来价格势必会下降，结果很可能会再出售200夸脱，并以36先令左右的价格收市。因为在出售700夸脱之后，除了按高于36先令的价格，没有一个卖主急于想多卖一些；而除了按低于36先令的价格，也没有一个买主急于想多买一些。同样，如果卖方过低地估计买主出高价的意向，他们中间的有些卖主也许按他们愿索取的最低价格开始出售，而不愿使谷物留在自己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按35先令的价格就会销售出很多的谷物，但市场也许将以36先令的价格和700夸脱的销售总额收市[2]
。

§3.在谷物市场交易过程中，需要货币的强度通常没有显著的变化，但在劳动市场上确实有这种变化。参阅附录六
上面的例证暗含着一个符合大多数市场实际情况的假设，但是应当明辨这个假设，使它不致落入那些不应有的场合。我们曾暗中假定买主们购买第700夸脱谷物所愿付的货币额和卖主们出售第700夸脱谷物所愿收取的货币额，它是不受以前按较高或较低的价格成交这一问题的影响的。我们考虑到买主对谷物的需求（谷物的边际效用）是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减少的，但我们未曾考虑在他们不愿出手货币（货币的边际效用）方面有任何显著的变化；我们曾假定不论以前支付的款额是多还是少，货币的边际效用实际上是不变的。

就我们实际涉及的大多数市场交易来说，这个假设站得住脚。当一个人为了自己消费而购买某种东西时，他用在那种东西上的钱只占他总资金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当他为了经商而购买东西时，他指望再卖掉它，因此，他实际的资金总额并没有减少。

无论是哪种情况，他出手货币的意向都没有显著的变化，这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并不适用，但肯定有一些拥有大量货币的人在场，他们的影响对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
。

在商品市场上，这些例外很少，也不重要；但在劳动市场上，例外情况屡见不鲜，而且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工人害怕会挨饿，那么他对货币的需求（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就很大；如果开始时他处于讨价还价的劣势，并以低工资受雇于人，那么他对货币的需求仍然很大，他也许会继续按低工资出卖劳动。之所以有这种可能性，是由于在劳动市场上讨价还价方面的优势往往在买方一面，而不在于卖方一面；但在商品市场上，买方和卖方多半都均分这种优势。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各劳动卖方只有一个单位劳动可出售的这一事实。这是许多事实中的两件，我们在讨论过程中用它们将会大体说明工人阶级对经济学家特别是对雇主阶级把劳动看做是商品，而把劳动市场看做是一般商品市场的那种做法的本能反抗。其实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区别，虽然从理论观点来看并不是根本的，但却十分显著，而在实践中往往也很重要。

因此，当我们既凭商品量又凭货币量来计算边际效用时，交易理论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这种考虑实际并不很重要，但在附录六中，我们曾把易货交易和在每次交换中一方总以一般购买力形式出现的交易进行对比。在易货交易中，某人所交换的商品量必须密切适应他个人的需要。如果他的存量太多，也许就没有适当的用途；如果他的存量太少，也许就很难找到会满足其需求又会需要他的某种多余物的一个人。但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他拥有一般购买力，那么一旦遇到有多余东西的人，就能获得他所需要的那种东西：他无须找到一个“集两种巧合于一身”的人，他可以供其所需，而取其所余。因此，每个人——特别是经商的人——都能存得起大量的货币，从而能大量购买，而不会用尽其存款，或使货币的边际价值有很大的变动。

[1]
参阅第四篇第1章中的第2节与数学附录中注12。

[2]
这个例证表明对交易者行动的看法，还有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的简单形式的看法，至于它的更复杂的发展，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讨论。

[3]
例如，某买主有时因缺乏现金，不得不放弃那些毫不亚于他曾乐于接受的别的物品。他自己的钱已经用完，除了会耗掉从交易中获得的全部利益外，他也借不到任何钱。但是如果交易真正有利可图，那么其他不缺现金的买主也几乎肯定会做这笔交易。

此外，那些被认为准备按36先令的价格出售的卖主中间可能有几个卖主会情愿出售，这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急于需要一定数量的现金。如果他们能以高价销售一部分谷物，那么现金对他们的边际效用也许会显著下降。因此，他们也许会拒绝按36先令1夸脱的价格出售过去完全愿意按36先令出售的谷物。在这种情况下，卖主们由于在市场开始时的交易中占了优势，也许会把高于真正均衡价格的那种价格坚持到底。收市时的价格是一种均衡价格，虽然并不是真正的均衡价格，但和真正的均衡价格却相差无几。

相反，如果市场开始时对卖主极为不利，并且他们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了一部分谷物，但他们仍然急需现金，那么货币对他们的最后效用也许始终都非常大，因此他们会继续按远远低于36先令的价格出售谷物，直到买主们买到他们愿买的量为止。该市场在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均衡价格时也许就会收市，但和那种均衡价格也许相去不远。

第3章　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

§1.几乎所有不易毁坏的商品的交易都受到对未来估计的影响
现在我们必须研究是什么原因决定供给价格，即卖主对各种不同量所愿接受的那些价格。在上一章中我们只观察了一日的交易情况，并假定已经有了待售的谷物量。当然，这些量取决于头一年所播种的谷物量，而这多半又取决于农户对他们在本年内所能得到的谷物价格所进行的推测。这就是我们在本章中要讨论的重点。

甚至在集市的一天，一个小镇的谷物交易所中的均衡价格也受着那些对生产和消费的未来关系所做出的估计的影响。在欧美的主要谷物市场上，期货买卖已占优势，并且迅速地把全世界谷物贸易的主要路线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期货”买卖中有些纯属投机，但大体上是由一方面对世界消费量的估计和另一方面对现有的谷物量与南北半球未来收获量的估计决定的。商人们考虑的是各种谷物的播种面积、作物的早熟及收成、充作谷物代用品的那些东西的供给，还有谷物可以作为其代用品的那些东西的供给。例如，在买卖大麦时，他们要考虑像糖一类东西的供给，因为在酿造业中，这些东西可以充作大麦代用品；同时，也要考虑各种饲料的供给，因为缺乏饲料会提高用在农场里的大麦的价值。如果世界某地某种谷物的种植者被认为一直在亏本，并且该谷物的未来播种面积势必会减少，那么人们可以推断出一旦该谷物到了收获季节，价格便势必会上涨，因为该谷物的缺乏是有目共睹的。预测价格上涨会影响期货预售，而这反过来又影响现金价格。因此这些价格间接受着对未来供应品生产费用的估计的影响。

但在本章以及以下几章中，我们要特别讨论在那一段时期内的价格变动，而这些时期比最有远见的期货商人一般能预料到的时期还要长些。我们必须考虑使自己和市场状况相适应的生产量，还有决定正常需求与正常供给的稳定均衡位置的正常价格。

§2.生产的实际成本与货币成本。生产费用。生产要素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不得不经常使用生产成本
和生产费
用这两个名词。我们必须对两个名词进行简略叙述，然后才能进一步展开讨论。

我们可以重申某种商品的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的相似点。暂时假定生产效率完全取决于工人的劳作，我们曾看到那“引起生产任何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而有必要付出的某种劳动的所需要的价格，它可以被称作是那一数量（当然指的是一定单位时间内的数量）的供给价格”[1]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生产一种商品一般都需要许多不同种类的劳动，并以各种形式使用资本。直接或间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各种不同的努力，还有节制使用或储蓄商品中所用资本而需要的等待，所有这些努力和牺牲加在一起，就叫做商品生产的实际成本
，对这些努力和牺牲必须付出的货币额叫做商品生产的货币成本
，或者简单起见，叫做商品的生产费用
。生产费用就是为了引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努力和牺牲的适当供给而必须付出的价格；换言之，生产费用就是商品的供给价格[2]
。

对商品生产费用的分析可以追溯得很远，但这种做法并不值得。例如，我们只要把用于任何生产中的各种不同原料的供给价格当做最终事实就够了，而无须把这些供给价格分解成构成它们的成分，否则我们的分析也许永无止境。我们可以把生产某商品所需要的东西划分成某些种类，怎样方便就怎样划分，并把它们叫做商品的生产要素
。这样，当生产任何数量的某种商品时，生产费用就是其生产要素相应量的供给价格，而这些供给价格的总和就是该商品那一数量的供给价格。

§3.代用原则
典型的现代市场往往被看成是这样一种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厂商把货物按照其中几乎没有商业费用的价格卖给批发商。但从较广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一种商品的供给价格是将要卖给我们所考察的需要该商品的那群人的价格。换言之，也就是我们所考察的市场上的价格。至于供给价格中有多少是商业费用，这要看那个市场的性质[3]
。例如，加拿大林区附近的木材供给价格往往几乎完全是由伐木工人的劳动价格构成的；但伦敦批发市场上同一种木材的供给价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运费，而这种木材对英国一个镇上的零星买主的供给价格，有一半以上是铁路运费以及把此买主所需要的东西送上门所产生的费用，木材批发商所收取的费用。此外，某种劳力的供给价格由于某种原因可以分成培养费、普通教育费和专门教育费。这种可能的结合是无数的。虽然各种结合都可以有自己的附带条件，但在彻底解决与之有关的任何问题时都需要分别对待这些附带条件，不过就本篇的一般推理而言，可以忽略这些附带条件。

在计算某商品的生产费用时，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甚至在没有新发明时，产量的变动可能会引起商品的几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数量发生变动。例如，当生产规模扩大时，就可能要用马力或蒸汽机来代替手工劳动；可能会从较远的地区大量运来原料，从而增加了生产费用，这些费用相当于搬运工人的工资和各种中间人与商人所收取的费用。

就生产者的知识和经营能力所及，他们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选择那些最适合其目的的生产要素，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的总和，一般都小于可以用来代替它们的任何其他一组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的总和。每当生产者发觉情况并非如此时，他们一般总会设法用那种费用比较低的方法来代替。以后我们将会看到，社会如何采取大同小异的方法，用一个企业主来代替另一个企业主，因为就后者向社会索取的代价而言，其效率是比较低的。为了便于引证，我们可以把这叫做代用原则
。

这个原理几乎可以运用于经济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4]
。

§4.一个代表性企业的生产成本
我们的出发点是考察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均衡的最一般的形态；我们撇开经济科学中特殊部门所特有的那些特点，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全部经济科学所共有的一般关系之中。因此我们假定：需求和供给自由地发挥作用；买方或卖方都没有密切的结合，每一方都单独行动，存在很大程度的自由竞争。这就是说，一般买方同买方自由竞争，卖方同卖方自由竞争。虽然人人都单独行动，但我们假定每个人对于别人在做些什么，一般都有足够的认识，使他们不致比别人要较低的价格或出较高的价格。暂时假定这些条件适用于各种成品及其生产成本，适用于劳动的雇用和资本的借贷。这些假设和现实生活究竟有何种程度的吻合，我们已经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研究，并将进一步进行研究。但在目前我们是从这一假设出发的；我们假定在同一时间内市场上只有一个价格；这里还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在必要时，我们还要考虑到货物在被运到市场各处的交易人手里时，运费方面存在的种种差别；而如果是个零售市场的话，我们还须考虑到零售业务的那些特殊费用。

在这样的市场上，商品的各种数量都有一个需求价格，也就是说有这样一个价格：按照这个价格，该商品的每一特定数量在一日、一周或一年内都能找到买主。而支配该商品任何数量的价格的那些情况，在性质上因问题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一种东西在一个市场上供出售的越多，那会找到买主的价格也就越低；换句话说，每蒲式耳谷物或每码布的需求价格是随着供出售数量的每一点增加而递减的。

可根据各个具体问题的情况来选择时间单位：这也许是一日、一月、一年甚至一代。但不论在哪种情况下，相对于所论述的市场的期间来说，时间必然是短促的。我们将假定在此期间市场的总体情况始终不变。例如，没有式样或趣味方面的变动；没有影响需求的新的代用品；没有扰乱供给的新的发明。

正常的供给情况比较不确定，只好留待以后各章再进行充分研究。正常供给情况因所述时期的长短不同而在细节上也有所不同，主要原因是机器与厂房的物质资本和经营技能与组织的非物质资本都在慢慢地成长并慢慢地衰亡。

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个“代表性企业”，它在生产上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都取决于它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总量[5]
。暂时推迟一切有关这种依存性的进一步研究，让我们假定可将该商品的任何数量的正常供给价格都可看做是该厂对它的正常生产费（包括经营方面的毛利）[6]
。这就是说，我们假定是一种预计将恰好足以维持现有的生产总量的价格；与此同时，有些企业正在兴起，产量不断增加；而有些企业则正在没落，不断减少产量，但生产总量却依旧不变。比它高的价格会促进正在兴盛企业的发展，缓和（但是不会挽回）正在衰落企业的瓦解，其净结果是生产总量的增加。反之，比它低的价格会加速正在衰落企业的瓦解，削弱正在兴盛企业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减少生产。价格的上涨或下降对那些往往停滞不前而又很少垮掉的大股份公司也有相同的但却是程度不等的影响。

§5.供给表
为了明确概念，让我们以毛织业为例。我们假定一个熟习毛织业的人想要查清年产数百万码的某种布的正常供给价格是多少。他必须要计算（1）织造这种布所用的羊毛、煤炭和其他原料的价格；（2）厂房、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磨损和折旧；（3）全部资本的利息和保险费；（4）工厂员工的工资；（5）承担风险、规划并监督业务的人获得的经营毛利（其中包括损失保险费）。当然，他会根据所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量来计算出它们的供给价格，并假定供给情况正常。他把这些供给价格加在一起，就求出布的供给价格。

我们假定供给价格表（或供给表）是用和我们的需求价格表相同的方法来制定的[7]
。对一年或任何其他单位时间内的商品的各种数量的供给，当我们从资本家雇主的角度来考察成本时，当然要用货币来进行衡量。因为资本家对工人为完成工作而必须付出的劳动，直接关心的是他所必须付出的货币报酬；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以及这种劳动所必须具有的价格，都要和该数量并列起来[8]
。随着商品年产量的增加，供给价格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甚至交替升降[9]
。因为如果大自然对人向它索取更多原料的努力进行顽强的抵抗的话，同时那个时期工业中又没有采用新的重要经济方法的余地，那么供给价格将上升；但是如果生产量较大，大量采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也许有利可图，那么生产量的增加势必降低我们这个代表性企业的生产费用。但是供给价格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的情况，又必然给它们自己造成特殊困难。这些困难将推迟到本篇的第12章中进行讨论。

§6.均衡产量与均衡价格。某商品的供给价格和实际生产成本之间关系松散。正常均衡情况的真正意义。“长时期”一词的意思
因此，如果产量（在一个单位时间内）使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那么卖主获得的不仅足以使他们认为值得把这样一种数量的货物运往市场去卖，而且还会多拿出一些。这时一种倾向于增加出售量的积极力量就起着作用。反之，如果产量是使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的产量，那么卖方所获得的就不足以使他们认为值得把这样一种数量的货物运往市场。因此，那些处在怀疑的边际、正在犹豫是否应当继续生产的人，就会决定停止生产，从而一种倾向于减少出售数量的积极力量就起着作用。当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时，产量就没有增加或减少的趋势；产量处于均衡状态之中。

当供求均衡时，可以将一个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叫做均衡
产量
，其售价可以叫做均衡价格。

这种均衡是稳定的，这就是说，如果价格与它稍有偏离，就会有恢复的趋势，就像钟摆沿着它的最低点来回摆动一样。我们将会看到所有稳定均衡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均衡状态中，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的那些数，恰恰也就是小于均衡数量的那些数量，反之亦然。因为当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时，产量就有增加的趋势。因此，如果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的那些数量恰恰是小于均衡产量的那些数量，这时如果生产规模暂时减至稍稍低于均衡产量的话，那么它就有恢复的趋势；可见，就朝那个方向移动而论，均衡是稳定的。如果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的那些数量恰恰也就是小于均衡数量的那些数量，那么，大于均衡数量的那些数量的需求价格必然低于供给价格。因此，如果生产量扩大到均衡数量以上，那么就将有恢复的趋势；而就朝那个方向发生的变动而论，这种均衡也将是稳定的。

当供求处于稳定均衡时，如果有任何意外事故使生产规模离开均衡位置，则将有某些力量会立即发生作用，并有使生产规模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这正如一条线上悬着的一块石子一样，如果离开了它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生产量围绕着均衡位置发生的种种动荡具有相同的性质[10]
。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摆动很少会像一条线上任意悬着石子摆动那样有节奏。假如这条线是挂在磨坊引水槽的混水中，水槽中的水有时可能畅通无阻，而有时却部分受阻，那么这种比较也许更确切。这种错综复杂性也不足以说明那些使经济学家和商人烦恼不已的种种干扰。如果持线人用部分有节奏而部分是任意性的动作摆动着手，这个例证也不会克服一些真正实际价值问题上的困难。因为实际上需求表和供给表并不是长期不变的，而是不断在变动着。而每种变动都使均衡产量与均衡价格有所变动，从而给产量和价格借以摆动的一个新中心。

上述考虑表明时间因素对于供求极其重要，这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的。我们将逐渐发现下述原理的许多不同的限制：生产一种东西可以使生产价格代表它的实际生产成本，也就是说，代表那直接和间接用在生产方面的种种努力和牺牲。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变化很快的时代里，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与从某商品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总量，还有生产此商品所付出的劳动和牺牲的总量不一致。即使正常收入和利息——付给这种努力和牺牲的货币报酬——是劳动和牺牲的精确尺度，上面这两种东西也不会完全一致。亚当·斯密和其他经济学家经常被援引并经常遭到歪曲的那个原理的真正含义是：商品的正常价值或“自然”价值是种种经济力量“在长时期内
”倾向于产生的价值。如果一般生活状况保持静态的时间很长，并足以使这些经济力量充分发挥作用的话[11]
，那么这些经济力量将会产生平均价值。

但是我们不能充分预测出将来，料想不到的事总会发生；在现有的各种趋势发挥出现在看来似乎是它们的全部作用之前，也可以发生变化。一般生活状况不是静态的这一事实，是把经济学原理运用到实际问题时遇到的许多困难的根源。

当然，正常
并不意味着竞争
。市场价格和正常价格同样是由许多影响造成的，其中有些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有些则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有些是竞争的，而有些却不是竞争的。当我们区别市场
价格和正常
价格时，区别正常价格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用法时，要注意的正是所考虑的那些影响的持久性及其发生作用所必需的时间[12]
。

§7.在短时期内，效用对价值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而在长时期内，生产成本对价值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
本书其余各章的主要内容将解释商品的价值在长时期内趋于等同商品的生产成本的这一原理，并对这个原理加以限制。特别是本章初步讨论的均衡概念在本篇的第5章和第12章中将进行更仔细的研究。关于“生产成本”或“效用”决定价值的争论将在附录一中进行讨论。不过，关于最后这个问题在这里略述一二也许不无坏处。

我们论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还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就如同讨论是用剪刀的上片还是下片裁一张纸一样合理。的确，当剪刀的一边拿着不动时，纸的剪裁是通过另一边的移动来进行的，我们大致可以说，纸是由剪刀的第二边剪裁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当仅仅把它当做是一种对现象的通俗解释，而不是当做一种精确的科学解释时，才可以这样说。

同样，必须销售一种成品时，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将由他们想要得到此商品的那种愿望以及他们能花费的货币量来决定。他们想要得到此商品的那种愿望部分取决于这样一个机会，即如果他们不买这个东西，那么他们将能按同样低廉的价格买到另外一种相似的东西。这种机会取决于支配着后面这种东西供给的那些因素，而它的供给又取决于生产成本。但是待售的数量有时实际上是一个固定的数量。例如，鱼市就如此。在鱼市上，当天的鱼价几乎完全是由鱼案上与需求有关的鱼的存量来决定的。如果某人想当然地认为鱼的储量就那么多，说价格受到需求的支配，那么，只要他并不自称这种说法具有严格的准确性的话，这种简单说法也许可以得到原谅。同样，如果认为克里斯蒂拍卖行前后出售珍本书时的价格的不同完全是由需求决定的，这也是可以原谅的，但这种说法是极不准确的。

举一个极端相反的例证。我们看到有些商品遵循收益不变规律，这就是说不论商品的产量是大还是小，平均成本都大致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波动所依据的正常水平将是这样明确而固定的（以货币表现的）生产成本。如果偶尔需求很大，那么市场价格暂时将超过正常水平，但结果生产将有所增加，而市场价格将下降；如果需求在某一段时间内降至正常水平以下，情况就会与此相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人情愿忽略市场的种种波动，姑且认为无论如何对某商品都会有足够的需求，可以保证该商品中的一些量或多或少地都会在价格等于这种生产成本的情况下找到买主。那么，虽然他忽略需求的影响而把（正常）价格说成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也是可以得到原谅的——只要他不声称他的这一说法的措辞有着科学性和精确性并在适当的场合会对需求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一般的规则而论
，我们考虑的时期越短，就越需要注意需求对价值的影响；时期越长，生产成本对价值的影响将越大。因为与需求变动的影响相比，生产成本的变动对于价值的影响一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任何时候的实际价值，即一般所谓的市场价值，受一些事件和一些间歇性、短期性的因素的影响，往往都比受那些持久性的因素的影响要大些，但在长时期内，这些无常的间歇性的和不规则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抵消。因此，在长时期内，持久性因素完全支配着价值。但是，即使持久性最强的那些因素，也易于发生变动。因为整个生产结构是变动的，而从这一代到另一代的各种东西的相对生产成本都会不断发生变化。

资本家对实际成本只是间接关心着。虽然对某些问题来说，资本家用货币来衡量自己的劳动也是必要的。这一点我们以后将要看到。不过，当我们从社会观点考察成本，并研究获得一定结果的成本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时，我们所关心的则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的实际成本和期待的实际成本。如果用劳动来计算的货币购买力大致不变，如果期待的报酬率也大致不变，那么用货币衡量的成本和实际成本就取得了一致，但我们永远都不应当轻易假定二者是相等的。这些考虑已经足够阐述下文中成本一词了，虽然在上下文句子里并未清楚地指明。

[1]
参阅第四篇中的第1～2节。

[2]
穆勒和其他经济学家按照在日常生活中对生产成本一词用法的两种意义，有时指生产一种东西的困难，有时又指为引诱人们克服这种困难并生产这种东西所必须支付的货币，但是他们从一种用法转向另一种用法而不向读者交代清楚时，就会引起许多误解和无谓的争论。凯恩斯的《基本原理》一书中对穆勒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学说的攻击，是在穆勒死后不久发表的，遗憾的是他对穆勒文句的解释一般被认为是权威的解释，因为他被认为是穆勒的追随者，但在我写的《穆勒的价值理论》一文（《双周评论》1876年4月）中曾指出，凯恩斯误解了穆勒，实际上他比穆勒所知道的真理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最好根据不付租金的“生产边际”来计算任何数量的某种原料商品的生产费用，但这种说法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来说会有许多困难。顺便提到这点就够了，以后特别是在第12章中还要对此进行充分的讨论。

[3]
我们已经知道（第2章），“生产”一词在经济学上的使用包括因把一种东西从需要量较少的地方运往需要量较多的地方，或因有助于消费者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的新的效用。

[4]
参阅第三篇第5章与第四篇第7章中的第8节。

[5]
参阅第四篇第13章中的第2节。

[6]
参阅第四篇第12章的最后一段。

[7]
参阅第三篇第3章中的第4节。

[8]
与在需求曲线上的情况相同（如图-18），以Ox测量商品的数量，以Oy测量价格，在Ox的任一点M做一垂线MP，测量数量OM的供给价格，它的极点P可以作供给点；价格MP是由数量OM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构成的；P的轨迹可以叫做供给曲线。

图-18

例如，这家代表性企业生产OM数量的布时，我们可以把它的生产费用分成：（1）MP1
，即生产它所使用的羊毛和其他流动资本的供给价格；（2）p1
p2
，即厂房、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相应的耗损和折旧；（3）p2
p3
，全部资本的利息和保险费；（4）p3
p4
，即工厂员工的工资；（5）p4
P，即承担风险和监督经营者的总报酬等之类。从而，随着M从O向右方移动，p1
、p2
、p3
、p4
都各成为一条曲线，由p标出的最后供给曲线也可以用把布的各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向上加而成。绝不能忘记，这些供给价格并不是几种生产要素的单位价格，而是生产一码布所需要的那些要素的数量价格。例如，p3
p4
，并不是任何一定量劳动的价格，而是生产总产量OM码中的一码布所用的劳动量的价格（参阅上面第3节）。在这里我们无须考虑工厂地租是否必须另列一类，这是属于以后要讨论的一组问题。我们没有注意各种税，而这些当然必须要计算在内。

[9]
这就是说，沿着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的一点可以上升或下降，甚至还可以

交替升降；换言之，供给曲线可以是上升的，也可以是下降的，或者某

些部分是上升的，而另一些部分则是下降的（参阅本书第三篇第3章中的第5节脚注）。

[10]
与第四篇第1章中的第1节比较。为了用图形表示供求均衡，我们可以一道做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如图-19）。如果OR代表实际进行生产的比率，而且如果需求价格Rd高于供给价格Rs，那么生产就十分有利可图，并将有所增加，而我们所说的产量指标R也将向右移动。反之，如果Rd小于Rs，那么R将向左移动。如果Rd等于Rs，也就是税，如果R正位于供求曲线的交点之下，则供求均衡。

图-19

可以将这个图解看成是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的典型图解。如果我们把SS′画成一条平行的直钱，就可以表示“报酬不变”的情况，其中供给价格对该商品的各种数量来说都是相同的。如果我们把SS′画成向下倾斜的，但斜度小于DD′（这个条件的必要性以后会充分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就求得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稳定均衡情况。不论在哪种情况下，上述推理都只字不变；但在报酬递增规律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将留待以后讨论。

[11]
参阅以下第五篇第5章中的第2节与附录八的第1节。

[12]
参阅本书第一篇第3章中的第4节。

第4章　资金的投放与分配

§1.在某人自己生产产品供自己使用情况下决定投资的诸动机。
未来满足与现在满足的均衡
在我们研究正常价值时，第一个必须阐明的难题是关于支配那些为了未来的收益而投资的动机的性质。我们先不妨来观察一下这样一个人的行为：此人既不买需要的东西，也不卖生产的东西，而只是自己为自己生产东西。因此，他权衡的一方面是他的劳动和牺牲；另一方面是他从这些劳动和牺牲中能预期获得的满足，这其中根本不参与任何货币报酬的分配。

那么，让我们就举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个人为自己建造房屋，他所用的土地和建筑材料都是大自然恩赐的；动工时他自己制造工具，而制造工具的劳动算作是建造房屋的劳动的一部分。他势必要计算按照某既定方案进行建筑所需要的劳动量，并几乎本能地考虑到房屋落成时各种劳动按几何比例（一种复利）所增加的量。房屋落成以后，房屋对他的效用不但会补偿他所耗费的各种劳动量，而且也将补偿他的等待[1]
。

如果两种动机——一个使人犹豫不决，另一个使人迫不及待——似乎势均力敌，那么他就会处于踌躇不决之中。就房屋的某些部分来说，他所得的利益也许比他所用的“实际”成本大得多。但当他越来越转向更庞大的计划时，他最后就会发现任何扩大所带来的利益都会为他所耗费的劳动与牺牲抵消掉了；而那种扩建就处于他投资的外限，或投资的有利边际。

建造房屋的各个部分也许有几种方法。例如，有些部分既可以使用木料，又可以使用石块，而质量几乎相同。按照各种设计对房屋的各个部分进行投资要与从中获得的利益进行比较，并把各种投资一直推到外限或有利的边际为止。从而，也许会有很多有利的边际。其中，每个边际都是和提供各种房屋的各种设计一致的。

§2.过去收支的积累与未来收支的折扣。区分经常支出与资本
支出的困难
上述例证可以使我们懂得，作为某种东西的实际生产成本的劳动和牺牲是成为其货币成本的那些费用的基础。但是如上文所述，现代企业家不论是对工资还是对原料一般都是用货币来支付的，从不过问作为劳动和牺牲的尺度的货币报酬究竟精确到什么程度。他的经费一般都是一点一点支出的。对任何支出的收益期待的时间越长，收益就越多，以便对他有所补偿。而预期的收益未必是十拿九稳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还须将损失的风险考虑在内。有了这种考虑之后，此项支出的收益预计必将超过支出本身，所超部分不以他自己的报酬为转移，而是按与他等待的时间成比例的复利来增加的[2]
。这里还须加上各个企业为建立商业往来关系而必须支出的直接或间接的巨额费用。

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加上复利的任何支出（包括企业家自己的报酬在内）的要素叫做累积要素，如同我们用贴现一词来表示未来满足的现值一样。因而各种支出要素从得到使用到获得收益这段时期里势必是累积起来的。而这些累积要素的总额就是企业的总支出。各种劳动和所产生的满足可以结算到我们认为方便的任何一天。但不论选择的是哪一天，都必须遵守一个简单的准则：那天以前开始的每一要素——不论是劳动，还是满足——都必须加上到那一天这段时间的复利。而从那天以后开始的每一要素都必须具有这段时间从该要素折成的复利。如果那天是企业开张以前的一天，那么各种要素都必须折成现值。但是如果那天——像这些情况是常见的——是劳动结束和房屋落成的一天，那么劳动必须有直到那一天的复利，而满足也必须都折成那一天的现值。

等待是成本的一种要素，如同劳动是成本的要素一样真实。当累积起来以后，等待就被列入成本。因此，等待当然不是分别进行计算的。同样，与之相反的是，不论任何时期的货币或对满足的支配的收益都是该时段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那个时段是在结账日以前，那么必须把收益累积到那一日；如果是在结账日以后，那么必须折成那日的现值。如果收入不是直接用于享受，而是存起来以便取得未来的收入，那么这种收入绝不能当做投资的追加报酬[3]
。

比如说如果这个企业承揽开掘船坞的工程，一旦竣工即要付款；如果假定用于此项工程的厂房设备在施工过程中用得破烂不堪，从而工程完毕时变得一文不值，那么，如果直到付款时日所积累的支出总额恰恰等于此项款项，则该企业恰好够本。

但通常销售所得是逐渐积累起来的；我们必须制作一个瞻前顾后的资产负债表。向后看，我们应当把各种纯支出加起来，并把各支出要素的累计复利加进去。向前看，我们应当把各种纯收入加起来，并从各个值中减去延期的复利。这样折算的纯收入总额势必就会与累计支出的总额相等。如果二者恰好相等，那么企业就恰恰够本。在计算支出时，企业负责人必须把自己的劳动价值计算进去[4]
。

§3.代用原则对其发生作用的有利边际，并非是任何路线上的一点，而是与所有路线相切的一线
在创业初期以及在以后的各个阶段里，机警的企业家力图修改计划，以便用一定的支出获得更大的成果，或用较少的支出获得相等的成果。换句话说，为了增加其利润，他不断地运用着代用原则。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总会提高全部工作效率，增强人类用组织和知识控制自然界的能力。

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在该地从事各类商业活动的组织的方法，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种职业中，追求同样目的的两个人所采取的方法也将并不完全相同。差异的趋势是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任何行业中的企业家越能干，这种趋势就越强。在某些行业，例如棉纺业中，这样的差异可能只限于很狭窄的范围内。一个人如果在各部分工作中不使用机器，而且不使用几乎是最新式的机器，他就无法立足。但在其他行业，例如，在木材业和五金业的某些部门以及农业与零售业中，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在从事同一行业的两个厂商中，一个厂商也许将支付较多的工资总额，而另一个厂商却支付较大的机器费用；在两个零售商中，一个零售商积压在存货上的资本较大，而另一个零售商却在广告和建立有利的商业往来关系的非物质资本上花费较多，至于细节上的差异是数不胜数的。

个人的行动既受其特殊机会和资本的影响，也受其个性和联想的影响。但是个人考虑着自己的资本，将把资本投向其企业中的各个方面，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了外限或有利边际为止。也就是说，直到在他看来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该方面进一步投资所带来的利益会补偿他的支出为止。甚至就同一工业部门或分部来说，也不能把有利边际看做是任何可能投资的固定线上仅有的一点，而是看做和各种可能投资线相切的一条形状不规则的界线。

§4.家庭经济与企业经济中资源分配的对照
这个替代原理和那种根据一般经验在某方面过多地运用资源或精力所引起的报酬递减率的趋势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在部分上也确实以此为基础，从而和古典经济学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报酬递减律这一普遍趋势连接起来。在早开发的国家的土地上不断增加投资就会出现这一趋势。替代原理和因增加支出所引起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非常相似，这两个原理的某些运用甚至都几乎相同。前面已经讲过，新的生产方法创造出新的商品，或降低旧的商品的价格，以便使为数更多的消费者有能力消费；而消费方法和消费量的变动，使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又使生产资金有了新的分配。虽然最有助于人类高尚生活的某些消费方法对物质财富的生产的促进微乎其微，但是生产和消费毕竟是密切相关的[5]
。不过我们现在要详细考虑的是，生产资本在各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分配如何反映消费者在各不同种类商品之间的购买额的分配[6]
。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原始的家庭主妇吧。她“用本年剪下的羊毛制成的毛线为数有限，她考虑家庭衣着方面的各种需求，并力求把毛线在这些需求上分配得尽可能有助于家庭幸福。如果分配以后，她有理由惋惜没能用较多的毛线织短袜和较少的毛线织背心，那么，她就会认为自己失败了。但相反，如果她用得恰到好处，恰恰织了这样多的短袜和背心，结果从织短袜用的和从织背心用的最后一束毛线中获得了相等的利益”[7]
。如果她会两种织背心的方法，而就其结果来说，这两种方法同样令人满意，但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方法用的毛线稍多，而所引起的麻烦却稍少，那么，她的问题就会成为较大企业界的典型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三种决定：第一，关于不同目的的相对重要性的决定；第二，关于达到各个目的的不同手段的相对优势的决定；第三，以这两组决定为基础，就像那位家庭主妇能最便利地把各种手段用于各种目的的那种边际的决定。

企业家必须在较大的规模上做出这三类决定，而在作出每一个决定之前，都要反复权衡并多方调整[8]
。试以建筑业为例，让我们看一看从正当意义上理解的“投机建筑商”的工作吧：这是一个预料到会有普遍需求而真正从事建造房屋的人，他若判断有误，将自食其果；如果判断正确，就会和社会一同获利。假定他还考虑了究竟是建住宅还是建货栈、工厂或商店。他对最适宜每类建筑的工作方法都能同时提出很好的意见，并能大致估计出其成本。他估计适合每类建筑的各种不同地基的成本，并把对任何地基所必须支付的价格算做是资本支出的一部分，正如他把奠基等费用列入这些支出一样。他把这种成本和该建筑物及其地基所需的成本进行估计和比较。如果他发现没有一种情况能使需求价格超过他的支出，并足以给他提供合理的利润和提供风险补偿，那么他也许不会动工；或者为了留住他那些最可靠的工人，使他的厂房设备和助手有工可做，他也许可能冒着某些风险动工。不过这一点待以后详细讨论。

假定他现在断定在他所能买的一块地基上建筑某种式样的别墅可以给他提供适当的利润，这样，主要追求的目的既已决定，那么他就会开始细心研究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还要考虑他在设计细节等方面可能进行的各种修改。

既然已经确定了要建的房屋的式样，那么他将必须考虑按照什么比例使用各种不同的建筑材料——砖、石头、钢、水泥、灰泥和木料等——才能收到与其成本相比最能增进房屋在满足买主的艺术趣味及舒适方面的效益。他这样决定把资金最妥善地分配在各种不同的材料之间时，处理的问题和那个原始的家庭主妇要处理的问题本质相同。这个主妇必须考虑把她的毛线最经济地分配在全家各种不同的需求方面。

和她一样，他不得不想到任何特定用途所产生的利益直到某一点都相对增大而后逐渐减少为止；和她一样，他必须把资金分配得在各种用途上都有着相同的边际效用，他必须把这里削减一点经费而受的损失和那里增加一点经费而得到的利益进行比较。实际上，他们遵循的方针和指导农场主的那些方针相同，这些方针使农场主在把资本和劳动投于土地上时，既不会使土地在能提供丰富报酬的那种额外耕作上受到限制，也不会因投资过多而有危险使报酬递减趋势在农业中发生强烈的作用[9]
。

因此，如前文提到过的，正是那机警的企业家，“把资本投向企业中的各个方面，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了外限或有利的边际为止。也就是说，直到在他看来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该方面进一步投资所带来的利益会补偿他的支出为止”。他从不认为迁回的方法终归会有利，但是他总在寻找一些迁回的方法，这些方法比直接的方法能产生更好（相对于其成本而言）的效果。如果他力所能及的话，会采用其中最好的方法。

§5.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的区分，因所述经营的时间长短的不同而不同，而这种差异是我们之所以很难研究边际成本与价值的关系的主要原因
这里可以讨论有关成本的几个术语。当企业家投资经营某种企业时，他期待会从该企业的各种产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他期望在正常情况下对其中每一种产品都能索取一个充分的价格。也就是说，这种价格将不仅补偿特殊
成本、直接
成本或主要
成本，而且也将分担应该分担的一部分企业的一般费用。我们把这些费用叫做一般
成本或补充成本，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合起来就成为产品的总成本。

在经营中，主要成本一词的用法极不相同，但这里指的是狭义的用法。补充成本包括曾将大量企业资本投入到那些机器厂房上的维修费用和高级职员的薪水。因为企业的这种薪水支出一般不能迅速适应他们工作量的变动。此外只剩下生产商品时用的原料的（货币）成本因劳动所产生的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以及机器设备的额外耗损等所产生的（货币）成本。这是厂商在其工厂开工和生意清淡时，计算最低价格时所要考虑的特殊成本。这种最低价格使他觉得值得接受某种订货，而不顾他的行为对损害未来订货可能会发生的任何影响。但实际上，他通常一定得考虑这种影响：因为即使在生意清淡时，使他觉得值得生产的那种价格实际上一般都比这种主要成本高得多，这一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10]
。

§6.续前
通常在短时期内，补充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都必须由售出价格加以补偿；而在长时期内，就必须加以全部补偿。因为如果不这样，生产就会减少。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补充成本，其中有些和主要成本只是在程度上有区别而已。例如，假如某机械厂正在犹豫是否以相当低的价格来承制一辆机车，那么，绝对的主要成本包括原料的价值和制造机车的技工和工人的工资。但关于领薪水的职员却没有明确的准则。因为如果工作不忙，他们也许会有一些空余时间，因此他们的薪水一般都被列入一般成本或补充成本中。但是这种界线往往模糊不清。例如，工头和可靠的技工仅仅因为暂时工作不多而被解雇的事情实不多见。因此，即使偶然订货的价格补偿不了他们的工资，但为了使他们有事可做也会接受这种订货。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把这种薪水看成是主要成本。但办公室的事务性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可以和该厂的工作变动相调节，办法是在生产任务不忙时不增加人手，甚至精减一些不称职的人员；而在生产任务繁忙的时候，临时添人或把一部分工作委托给他厂。

如果我们从这些工作转向较大而且需要较长时间的工作任务，那么，必须将与订货有关的大部分行政工作看做是特有的工作。例如，履行几年以内必须逐渐交出的许多机车的合同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如果不接受这种订货，而又没有别的订货来替代，那么行政人员薪水项下的这笔费用就会相应地减少。

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任何一种主要工业品在长时期内的比较稳定的市场，上述例证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在那种情况下，配备专门技能和设置长期的行政人员与车间耐久装备所需要的支出，都可以看成是生产过程中所必要的成本。那种支出将一直被增加到某种边际为止。在此边际上，该工业部门相对其市场来说，似乎有发展过快的危险。

下一章将继续讨论第3章和本章的论点。将更详细地指出对供给，从而对价格最有影响的那些成本在承制一部机车的情况下，如何局限于狭窄而武断的范围之内；但在不断供应一个相当稳定的普通市场的情况下，它们的范围却要大得多，而且也更加与工业经济的一般特点相一致。除了在比较长的时期内，生产成本对于价值的影响是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这种成本是就整个生产过程，而不是就某特定机车或某特定一组货物的成本。至于那些由生产工具的投资利息（或利润）构成的主要成本与补充成本的性质，因所述市场期间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将在第8～10章中进行类似的研究。

同时不妨指出，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的区别存在于各个文明阶段，虽然除了在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区别多半不会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鲁滨逊·克鲁索有关的只是实际成本和实际满足，几乎不买不卖的旧式农家，在把现在的“劳动和等待”用于未来的收益时，也采取差不多相同的方式。但是，如果他们都在怀疑外出采摘野果是否值得使用一架梯子时，那么，所要比较的就只是主要成本和所期待的利益了。除非梯子在许多细小工作的总量中预期提供的服务足以补偿其生产成本，不然是不会得到制造的。在长时期内，梯子必须补偿总成本，即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

即使现代的雇主也必须首先把他本人的劳动看成是实际成本，尽管他认为某种事业多半可以提供一种货币收入超过货币支出的剩余（适当考虑风险与对未来意外的折现之后），但是又认为这种剩余的数量将小于他在此项事业上所付出的辛苦的报酬，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回避干这种事业[11]
。

[1]
因为他可以把这些劳动或与其相等的劳动用来提供当前的满足；而如果他宁愿要延期的满足，那是因为他甚至在考虑了等待的不利之后，仍把这些满足看做是超过它们所能代替的那些先前的满足。因此，使他不倾向于建筑房屋的动力是他对这些劳动量的估计，其中每种劳动的不利或负效用都是依照相应的等待时间按几何比例（一种复利）增加的。另一方面，迫使他建筑房屋的动力是他预计将从房屋落成后获得的那种满足；而这又可以归结为他从房屋的使用中预期获得的多少有点遥远的且还多少是一定的许多满足的总和。如果他认为房屋给他提供的这种未来满足的折现值总和，除了补偿他所用的各种劳动和等待之外，还绰绰有余，那么他就会决定建筑房屋（见第三篇中第6章的第3节；第四篇中第7章的第8节与数学附录中注13）。

[2]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把企业家的劳动价格看作是原始支出的一部分，并与其支出一起计算复利息；或者我们可以用“复利润”来代替复利息。这两种方法并不完全相同，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在某些情况下第一种方法较好，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第二种方法更适用。

[3]
总的来说，来自储蓄的收入在数量上一般会比储蓄要大些，大出的这部分等于利息（即对储蓄的报酬）。但是因为这种收入在用于满足上所需要的时间比原有的储蓄要长些，所以，它的贴现时间将较长；如果它代替原有的储蓄而被列入投资借赁对照表中，那么它所代表的恰是原有的储蓄（对被储蓄的原始收入和它以后所赚取的收入都要征收所得税；所根据的理由与对勤劳的人应征较多的所得税，而对懒惰的人应征较少的所得税的那些理由相似）。本节的主要论点将在附录十三中从数学方面进行阐述。

[4]
几乎各个行业在估计投资的价值和资本由于磨损、时间因素、新的发明及贸易方向的改变而产生的折旧和贬值方面都有自己的习惯和困难。新的发明和贸易方向的改变可以暂时提高某些固定资本的价值，同时也可以降低其他固定资本的价值。而性情不同或在这个问题上兴趣各异的那些人，对下述问题的看法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在使厂房设备适应商业情况的变动所需要的支出中，有哪些部分可以被看做是新的投资，而有哪些部分应当看做是折旧；在决定企业获得的纯利润或实际收入以前，从当时收入中作为支出加以扣除。就用于建立企业往来关系的投资而言，这些困难和由此而产生的意见分歧是极其严重的，而适当估计一个企业的商业信誉或它“作为一个好的工厂”的价值的方法也如此。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情况，请参阅马西森著的《工厂的折旧及其估价》一书。

其他一些困难来自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如果货币的购买力有所下降，或换言之，如果一般物价有所上涨，那么一个工厂的价值表面上似乎是上涨了，而其实仍旧不变。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在计算各种企业的实际盈利程度方面所引起的错误比最初看起来要大些，但是在我们没有讨论货币理论之前，只好把所有类似的问题撇开不谈。

[5]
见本书第三篇的第1～3章；第二篇第3章中的1～3节。

[6]
本节的部分内容在以前各版中曾列入第六篇中第1章的第7节。但是为了给第五篇的一些基本章节做准备，似乎有必要把这些内容放在这里。

[7]
见第三篇第5章中的第1节。

[8]
本节其余内容和数学附录中注14的前半部分十分相似，读者可以参考数学附录来读它。这是一个微积分用语（并不是它的推理），它特别有助于表达思想明确的问题。但是用日常用语也可以把它的主要内容表达出来。

[9]
见第三篇第3章的第1节与本书第四篇第3章的第2节的脚注。

[10]
特别是在第五篇的第9章中，“有许多主要成本制度在流行着……我们所谓的主要成本正如实际上这个词所指出的那样，只是指原始生产成本或直接生产成本；而在某些行业中，生产成本包括一部分间接费用和厂房设备的折旧费，这也许是为方便起见，但是绝不应该包括资本的利息或利润”（见加奇克、费尔斯合著的《工厂会计》，第1章）。

[11]
工厂厂主预期有可能加在产品主要成本上的那些补充成本，是将给他提供准租金的一种来源。如果补充成本达到了他的预期数目，那么他的企业就会提供适当的利润；如果远在预期数目之下，那么他的企业就会有江河日下的趋势。但是他的论断只和长期价值问题有关，而就这方面来说，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的区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它们之间区别的重要性只限于短期价值问题。

第5章　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续）关于长期与短期

§1.正常一词作为日常用语和作为学术用语的差别
第3章中曾指出，正常一词的范围因所述时期的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现在我们要更仔细地研究一下。

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只揭示那些日常交谈中所潜伏的困难，以便通过正视这些困难来彻底克服它们。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惯于因时期不同而对正常一词的用法也有所不同，且它是通过上下文来说明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过渡的。经济学家遵循着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做法，但在煞费苦心地指出这种过渡的同时，他有时似乎造成了他实际上所揭示的那种复杂性。

例如，人们说虽然全年平均价格低得不正常，但某日的羊毛价格却高得不正常；1872年矿工的工资高得不正常，而1879年却低得不正常；14世纪末工人的（实际）工资高得不正常，而16世纪中叶却低得不正常。在这里，人人都懂得在这些不同的场合，正常一词的含义是不同的。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那些机器设备寿命很长、产品寿命很短的加工工业。当某种新的纺织品刚刚流行，而且适合生产它的机器设备很少时，它的正常价格在几个月内也许是那些在生产上有同样困难，但却有着大量适用的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其他纺织品的价格的两倍。考察长时期时，我们可以说这种纺织品的正常价格和其他纺织品的正常价格相同。但是，如果破产者大量抛售这种纺织品，在头几个月即使售价为其他纺织品的一半，我们也会说它的价格低得不正常。每个人都认为在各种场合中上下文表明了正常一词的特殊用法，因此正式的注释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日常谈话中能够通过问答来立即消除误解。但是让我们更慎重地考察这个问题吧。

我们已经知道[1]
，布匹生产者必须根据生产布所需要的各种不同要素的数量来计算这些要素的生产费用，并首先假定供给情况是正常的。但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他应当根据他所预料的时间的远近而给予正常一词以较广或较窄的范围。

例如，在计算那引出使用某类织机的适当劳动供给所需要的工资时，他也许采用附近地区同样工作的现时工资；或者他也许认为，附近地区很缺少该种类的劳动供给，现时工资比英国其他地方高些。因此他展望未来几年情况并考虑到劳动者会流入时，他也许采用一种比当时当地现行工资略低的正常工资率；或者他也许认为，由于五十年以前人们对于布匹的前途过分乐观，全国织工的工资比同级劳动的其他工人低得不正常；他也许认为，这个行业的人过多，父母们已开始替他们的子女选择那些纯利益较大而又不很难的职业。因此，几年以后织工的劳动供给将有所减少。所以，在展望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时，他势必会采用一种比现行平均工资略高的正常工资率[2]
。

此外，在计算羊毛的正常价格时，他也许会采用过去几年的平均价格。他会估计到可能会影响最近几年的羊毛供给的任何变动；他要考虑像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不时发生的干旱现象的后果，因为干旱是常见的现象，不能看成是不正常的。但是他在这里并不考虑我们会卷入一场大战，可能会使澳大利亚羊毛的供应出现中断的情况。他会认为任何这种筹划都应当列入非常的企业风险一项下，而在计算羊毛的正常供给价格时则无须算上这一点。

他也许会同样对待那种风险：由于国内发生暴动或者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任何性质非常激烈而长期的骚乱所引起的风险。但是当他计算在正常情况下从机器等中所获得的工作量时，很可能会考虑到因劳资纠纷而引起的那些小小的工作中断，而这些纠纷经常出现，从而应当看成是事物的常态，也就是说不把它们看做是不正常的。

在进行所有这些计算时，他却没有特别追究人类受自私或自尊心的动机的驱动所产生的影响有多大。他也许知道，愤怒与虚荣心、嫉妒与自尊心的伤害，就像追逐金钱利益一样，几乎成为罢工和怠工的常见原因，但那并不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有关这一切他所要知道的，就是它们发生作用是否足够频繁，可以使他能够充分考虑它们打断工作和提高产品正常供给价格所产生的影响[3]
。

§2.必须剖析正常价值这一复杂问题。第一步是静态的虚构
；而对此的修正能使我们通过辅助性的静态假设来处理价值问题
在经济研究中遇到那些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时间因素，而这些困难使能力有限的人有必要循序渐进——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成几部分，一次研究一部分，最后把各部分解决方法综合成为一个解决难题的完整的解决方案。在把问题分成几部分时，他把那些会造成不方便的干扰性因素暂时搁置在所谓其他条件不变
的这一范围内。某些趋势的研究是在其他条件不变
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并不是否认其他趋势的存在，而是暂时忽略它们的干扰作用。这样，越是缩小问题范围，就越能处理得精确，不过也就越不符合现实生活。但是，每次精确而稳妥地处理一个小问题，都有助于处理那些包含这些小问题的大问题，而这种处理大问题的方法要比别的方法都精确得多，渐渐地会使更多的东西摆脱其他条件不变这一范围的限制。精确的讨论虽不像前一阶段那样抽象，但现实的讨论却能更精确[4]
。

研究时间因素对生产成本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的影响，首先要考虑很少会感受到上述影响的那个有名的“静态”假定，并把其中发现的结果同现代世界中的结果进行比较。

静态这一名称的由来是这样的：在静态中，生产和消费以及分配和交换的一般条件是静止的，但却充满着运动，因为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人口的平均年龄可以不变，但是每个人都从青年成长到壮年，然后又到老年。同一阶层的许多代人，用同样的方法生产出来按平均人口是等量的产品，因此，生产工具的供给得有充分的时间才能适应稳定的需求。

当然，我们可以假定在我们的静态假设当中，每个企业都始终具有相同的规模和相同的商业往来关系。但是我们无须走得那么远；我们认为作这样的假设就够了：有的企业在上升，有的企业在衰退，但是，就像处女林中的典型树一样，“代表性企业”总是具有几乎相同的规模。因此，该企业资源产生的经济不变，因而生产总额不变，附近辅助工业引起的经济也就不变，等等（这就是说，“代表性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不变。那预计恰能引人加入该行业的价格，在长时期内必须足以补偿建立商业往来关系的费用；其中一定的比例部分必须列入总生产成本）。

在静态下，那个显而易见的规律是：生产成本决定价值。各种结果都会主要归于一个原因，因果之间不存在许多复杂的作用和反作用；各种成本要素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受固定习惯的某种控制，不存在需求的反作用；在经济原因的直接结果和后来结果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总之，如果我们假定在那个单调的世界中收获是一致的，就没有长期正常价值和短期正常价值的区别了。这是因为代表性企业的规模总相同，并且总是按同样的方法在相同的程度上做着同类交易，既没有旺季，也没有淡季。决定正常供给价格的正常费用总是相同的。需求价格表总是一成不变，供给表也不变，从而正常价格永远都不变。

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在现实世界中，每种经济力量都在围绕着它起作用的其他经济力量的影响下，并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作用。在这里，生产量、生产方法和生产成本的变动始终相互制约着，它们总是影响着需求的性质和程度，并且也为后者所影响。此外，所有这些影响都需要时间来表现，而一般来说，没有两种影响是齐头并进的。因此，在现实世界里，任何一种关于生产成本、需求和价值之间关系的简易学说都必然是错误的。越巧妙阐述越会使它显得易懂，而害处也就越大。一个人如果相信自己的常识和实际直觉，就比那自以为研究了价值理论并断定它很容易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3.续前
上述静态是假定人口不变的静态，但是，几乎所有的那些显著特征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地方表现出来：那里人口和财富都在增长着，并假定这一切的增长率大致相等；同时土地也并不缺乏；再假定生产方法和商业状况很少发生改变；尤其是那里人的性格是个不变的量。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生产和消费以及交换和分配的最重要条件仍具有相同的性质，它们彼此之间的一般关系也相同，虽然在量的方面都在增长着[5]
。

这样放宽纯静态的严格限制，就使我们向现实生活接近了一步。放宽得越多，我们也就越接近实际生活。这样，我们就逐步解决了那无数经济原因相互作用的困难问题。在静态下，生产和消费的一切条件都被化为静止状态，但我们可以用所谓的静态
方法（这种说法虽不十分确切）作一些不同程度的假设。用那种方法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中心点上：我们暂时假定把它纳入静态之中，进而研究相关的影响周围事物的那些力量，以及使这些力量趋于均衡的任何趋势。进行许多这样的局部研究，就可以解决那些非常难而不能一举解决的问题[6]
。

§4.对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的研究，可以分为关于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研究
我们可以把和渔业相关的问题大致分成几类：一类是因非常迅速的变化——像天气的变化无常——而引起的问题；另一类是受经历很长时间的变动的影响——例如牛瘟之后一两年内因肉类缺乏而造成的对鱼的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的问题；或者最后，我们可以设想由于需用脑力的技术人口的迅速增长，可能会造成在整个一代人里对于鱼的需求有极大的增长。

在现代英国，因天气的变化无常和其他类似的原因而引起鱼价天天发生变动，就像在我们所假定的静态中一样，实际上是受相同的原因支配的。我们周围一般经济条件变化迅速，但是却还不足以显著影响价格天天涨落所围绕的短期正常水平。在研究这种价格涨落时，可以忽略这些变化（置于其他条件不变
的范围内）。

让我们继续往下研究，并假定鱼的需求有很大的增长。比方说，由于发生家畜传染病从而使肉类在长达几年里都是昂贵而危险的食物，结果引起对鱼的一般需求急剧增长。我们现在把那些天气造成的变动置于其他条件不变
的范围之内，暂时略而不论。因为这些变动非常迅速，很快就会彼此抵消，所以，就这类问题而言，它们并不重要。由于相反的原因，我们也不管那些被培养成渔民的人数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动太慢，在肉类缺乏的一两年内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暂时不管这两类变化，我们只集中注意这样一些影响：如果给船员适当的工资，使他们在一两年内仍留在家里从事渔业，而不致到大船上另谋出路。我们认为有些旧渔船，甚至那些不是特制的渔船也能够进行整修并用来捕一两年的鱼。我们所需求的任何一天的鱼的供给的正常价格是这样的：能迅速
把劳动和资本吸引到渔业中，足以使日常捕鱼量达到那种供给量。鱼价对渔业中可用资本和劳动的影响是由像这样的细小的原因决定的。在需求特大的这几年里，价格围绕着波动的那个新水平显然比以前要高。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几乎普通的规律例证。这个规律是：在正常一词是指短时期的条件下，需求量的增加会提高正常的供给价格
。甚至对于那些长期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工业来说，这个规律也几乎普遍有效[7]
。

但是，如果我们转而考察长期的正常供给价格，就会发觉这种价格是由不同的原因支配的，并且有着不同的结果。因为假定不食肉使人们变得永远都讨厌肉类，并假定对鱼的需求已增长并持续很长时间，足以使支配鱼的供给的力量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当然，逐日及逐年的波动会继续着，但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边）。海洋中的鱼源也许有枯竭的迹象，而渔户可能不得不到更远更深的海洋中去捕鱼，因为大自然对增加一定效率的劳动和资本给予递减的报酬。在另一方面，那些认为人对鱼的不断减少只负很少的责任的人也许是对的。在渔业总规模扩大后的那种情况下，一条装备有同样好的工具以及同样有效率的船员的船去捕鱼，可以得到几乎和以前同样好的收获。不管怎么说，渔业在已确定现在所增大的规模之后，一条好船装备上有能力的船员，其所用的正常成本肯定不会比以前高，或许还会低些。因为既然渔民所需要的只是经过训练的技能，而不需要任何特别的天赋，那么他们的人数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可以增加到任何适应需求的程度；而与造船、织网等相关的工业，现在的规模都比较大，可以比较彻底而经济地组织起来。因此，如果海里的鱼源没有枯竭的迹象，那么经过足以使经济正常的原因发挥作用后，便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生产出更多的供给。而且，如果正常这个词是指长期而言，那么鱼的正常供给价格也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减少[8]
。

这样，我们可以强调那曾指出的平均价格和正常价格之间的区别。平均价格可以取自一日、一周、一年或任何其他时间内的任何一组销售额的价格。它可以是任何时候许多市场上的销售额的平均数，或者可以是许多平均价格的平均数，但是对任何一类销售而言是正常的条件，似乎未必对其他类销售也是正常的条件。所以，只在偶然情况下平均价格才是正常价格，这是某一组条件所促成的价格。如上文所述，只有在静态下，正常一词的意义才始终一致。在这种状态中，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中，“平均价格”和“正常价格”才是同义词[9]
。

§5.续前
现在从别的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市场价值是由需市场上现有商品的关系决定的，同时多少与“未来”的供给有求和关系，同行业协议也不无某种影响。

但是，一部分现时的供给本身就是由于生产者过去的活动而产生的，而生产者是把他们的商品可望得到的价格同他们为生产这些商品所花费的费用作了比较之后才决定进行这种生产活动的。他们考虑的费用范围，取决于他们是仅仅考虑用现有设备进行某种额外生产所产生的额外费用，还是仅仅考虑为此目的而增添的新设备。例如，在我们刚讨论过的那个定做一台机车的例子中[10]
，几乎不会产生调整设备以适应需求的问题。主要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现有的设备做更多的工作的问题。但是为了一份订制许多机车并在几年中陆续交货的订单，几乎肯定要仔细地考虑“特别”扩充一些设备问题，并因此确实要把这种扩充看做是主要的边际生产成本。

一般的规律是，不论看起来是否有市场前景的新生产是大还是小，除非预期价格非常低，不然只用很少的直接生产成本便能很容易地生产出一部分供给来。而这部分供给大概不是在生产边际上。当预期价格上升时，增加的那一部分供给将会得到盈余，大大超过其直接成本，而生产边际将向外延伸。原则上预期价格每有增加，都会诱使那些在其他条件下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人也来生产一点儿；并且使那些在价格较低时生产一些东西的人，在价格较高时多生产一点儿。那些正处在这种怀疑边际，不知按照这种价格是否值得生产的人，其供给应当与那些怀疑究竟是不是去生产的人的那部分供给包括在一起。两者合起来便构成在那种价格上的边际生产。那些怀疑是否要生产一点儿的人，可以说是完全处在生产边际上（如果他们是农业经营者的话，就处在耕作边际上）的。但是通常他们人数不多，他们的行为没有那些在任何情况下总要生产一些东西的人的行为那样重要。

不论所指的是短期还是长期，正常供给价格一词的一般含义总是不变，但细节上却有很大的差别。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指一定的总生产率，也就是指每天或每年的一定生产总量；在每一种情况下，价格都是预期足以并且恰好是足以使那些竭力想去生产那个总量的人们得到补偿的那个价格；在每一种情况下，生产成本都是边际成本，也就是说处于全然不生产的边际，如果预期从它们中所得到的价格再低，便不会产生那些商品的生产成本。但是，决定这个边际的原因是随着所讨论的时间的长短而不同的。就短期来说，人们把现有的生产设备数量看做实际上几乎是固定的，他们受到对需求的预测的支配来考虑运用这些设备的活动程度；就长期来说，人们竭力要调节这些设备的数量，使之适应所促进生产的货物的预期需求。让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这种区别吧。

§6.就短期而论，现有生产设备的数量实际上是固定的，但利用率却随着需求而变化
预料到会涨价的直接结果是使人们积极运用他们全部的生产设备，充分运用生产设备甚至会超过其使用极限。那时的供给价格就是那部分产品的货币生产成本，这部分产品的生产迫使雇主用很高的工资雇用效率低的工人（也许由于加班加点而疲惫不堪），并使他自己和别人非常紧张和不方便，结果这使他开始怀疑生产那部分产品是否值得。预料到会跌价的直接结果是使许多生产设备闲置起来，同时也使其他生产设备的运转停下来。如果生产者不怕破坏市场，那么即使暂时以仅仅足够抵补直接生产成本和足够回报他们劳动的任何一种价格来进行生产，也是值得的。

但事实上他们一般都期待较高的价格。人人都怕破坏他以后从自己的顾客那里获得更好的价格的机会。或者，如果他是为一个大而公开的市场进行生产的话，他便多少有点害怕如果不必要地按照一种损害大的共同市场的价格来销售，就会引起其他生产者的怨恨。在这种情况下，每当价格有点下跌，无论是出于考虑他们自身的利益，还是出于与其他生产者所订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有些人总会暂时停止生产，以免进一步损害市场，这时这些人的生产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边际生产。由于这些原因，那刚好使生产者拒绝生产的价格点，便是真正的短期边际供给价格。这种价格几乎总是高于而且一般会大大高于）原料、劳动和设备的磨损——稍微增加使用那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设备，便立刻直接引起的磨损——所产生的专用成本，或者说是直接成本。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在一个使用非常昂贵的生产设备的行业里，商品的直接成本只不过是其总成本的一小部分。一宗远远低于正常价格的订货还可以超过其直接成本，多出大量的盈余。但是如果生产者由于急于想避免设备闲置而接受这种订货，那么，便会使存货充斥市场，并且会妨碍价格的恢复。不过事实上他们很少经常性和无节制地采取这种政策。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会使该行业中的许多人破产，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会被牵连在内。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恢复很少会在供给上有所反应，并会急剧提高该行业产品的价格。这种极端剧烈的变动终究既不利于生产者，也不利于消费者。社会舆论并不完全反对这种商业道德惯例：谴责任何人由于轻易接受一种仅能抵偿其货物直接成本，并远远不足以抵补其一般费用的价格而“破坏市场”的那种行为[11]
。

例如，如果一捆布在某个时候的直接成本（就其最狭义而言）为一百镑；如果该布应承担的企业一般费用（包括企业主的正常利润）还需要一百镑，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即使就短时期来说，实际上有效的供给价格或许也不见得会降至一百五十镑以下。当然，在对一般市场没有多大影响的情况下，按较低的价格做几笔特别的生意还是可以的。

这样看来，虽然除了直接成本以外，再没有必然而又直接地构成短期供给价格的因素，但是补充成本确实也间接地产生一些影响。一个生产者往往并不把他生产的各个小部分产量的成本分离开来，他往往把大部分产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多多少少是把全部产量都当做一个单位来对待。他研究是否值得在他现有的业务方面增加某种新的业务，是否值得采用新机器，等等。他预先多多少少把这种变动提供的额外产量当做为一个单位；后来他又多多少少参照被当做一个单位的额外产量的全部成本，开出他乐于接受的那种最低价格。

换句话说，在他的大多数交易中，他是把生产过程中的增加部分，而不是把他产品的个别部分当做一个单位。如果分析经济学家要联系实际问题，也一定得按照这种方法仿效。这样考虑虽然会使价值理论的轮廓变得模糊，但并不影响其本质[12]
。

就短期而言，可总结如下：特殊的技能和才干、合适的机器与其他物质资本的供给和工业组织产品的供给，都无法充分地适应需求，但是生产者必须利用其现有的生产设备尽量来使供给适应需求。一方面，如果生产设备供给不足，时间太短就无法增加供给；另一方面，即使供给有余，也会有一些生产设备未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大量减少供给。这些设备引起的收入的种种变化，在短时间
内对供给的影响还不显著，对它们所生产的那些商品的价格也没有直接的影响，这种收入是总收入超过直接成本的那部分剩余（这就是说，它具有像第8章中详述的租金的某种性质）。但是，除非这种收入在长时期内足以补偿企业一般成本的一部分，不然生产就会逐渐减少下去。这样，那些隐藏在长期中的因素就会对短期价格的相对迅速变动产生一种控制性的影响，而且害怕“破坏市场”的心理往往也会使这些因素比在其他条件下更快地发生作用。

§7.但在长期中，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的数量是根据对这些设备
的需求量进行调整的；生产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组商品
另一方面，在长时期内，为了提供生产设备和建立商业组织，为了获得职业知识与专门技能而投入的全部资本和努力，都有足够的时间来根据人们可望挣到的收入进行调整。因此，对那些收入的估计就直接决定着供给，并形成了那些被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真正的长期供给价格。

投入某企业的资本一般有一大部分是用于建立企业的内部组织和外部的商业联系上的。如果这个企业一蹶不振，即使从其生产设备的出售中可以收回相当一部分的原有成本，而花在组织和联系上的那部分资本也仍会全部化为乌有。不论谁打算在任何一个行业中创办新企业，都必须估计到这种损失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对于此类工作具有正常的才干，他也许希望不久后他的企业会成为一个有相当程度的大规模生产经济的代表性企业（就我们所用该词的意义而言）。如果在他看来，这样一个代表性企业的净收益比他在其他行业投入同样资本所能获得的净收益要大一些的话，那么，他就会选择这个行业。由此可见，长期左右某个行业生产的商品价格的投资，一方面是由对创办和经营一个代表性企业所需要的支出的估计来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这一价格在一个长时期里所能获得的种种收入的估计来决定的。

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某些企业在兴盛，而某些企业却在衰退。但是当我们广泛考察决定正常供给价格的因素时，无须理会巨大浪潮表面的这些漩涡。任何生产的增加都可能是由于有个新的制造商在与困难搏斗，以不足的资本含辛茹苦地建立起一个兴旺的企业。也可能是由于有个富裕的工厂，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从而在相对低廉的成本上增加了产量。同时，由于与这个行业的生产总量比较起来，这部分新增加的产量比较小，不会使价格跌落多少，所以，这个企业由于成功地适应了其环境而获得了很大的收益。但是，当某些企业的命运发生变化时，生产总量增加的直接后果是长期的正常价格可能会有逐步降低的趋势。

§8.价值问题的简单分类
当然，在“长期”和“短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而且大自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并没有划出这种分界线，并且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不需要它们。这正如我们把开化的种族和未开化的种族进行比较一样，虽然并不能严格地区分二者，但可以确立有关各自的许多一般性命题。所以我们将长期和短期进行比较，并不是企图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界线。如果为了阐明一种特殊论点而必须把某事物截然分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特别的解释语句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必须这样做的时候既不常见，也不重要。

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四类。在每一类中，价格都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支配的。就市场
价格而言，供给是指手里现有的，或无论如何也是指“就要有的”某商品的数量；就正常
价格而言，如果我们把“正常的”这个词当做关系到几个月或一年这样的短期
来看，那么，供给是指在所说的这种价格情况下，以现有的、包括人员在内的配备在指定的时间内可以生产出来的那个商品数量；就另一种正常
价格而言，如果正常一词是指几年这样的长期
的话，供给是指在这一时期里，工厂便利地生产出来并又投入生产的那些新的和旧的生产设备所能生产的那个商品数量；最后一种是处于逐渐性的或长久性的
运行当中的正常价格，这种运行是由于从一代到另一代知识、人口和资本的逐渐增长以及需求和供给的变化而产生的[13]
。

本书其余部分将主要讨论上述的第三类问题，即讨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工资、利润和价格等的正常关系但偶尔也会涉及那些持续多年的变动。有一章，即第六篇中的第12章将探讨“进步对于价值的影响”，也就是研究价值的长期
变动。

[1]
见第五篇第3章中的第5节。

[2]
企业家为实际目的而需要预料得这样远，并使正常一词的范围包括一整代的时间的确并不多见。但在经济科学的广泛运用中，有时为进一步扩大范围并考虑那些在数世纪内会影响各行各业劳动供给价格的缓慢变动，有时也是必要的。

[3]
比较第一篇第2章中的第7节。

[4]
如序言所述，本书主要讨论的是正常状态；这些状态有时被称做静态。但是按照我的看法，正常价值问题属于经济动力学。这在部分上是由于静力学实际上只是动力学的一个分支，而在部分上也是由于有关经济静止（静态是其中主要的假设）的一切说法都只是暂时的，只是用来说明论证中的特定阶段，一待完毕，当即抛弃。

[5]
参阅第五篇第11章中的第6节及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第6章中的第2节。

[6]
比较序言与附录八的第4节。

[7]
参阅第五篇第11章中的第1节。

[8]
图克（《物价史》，第1卷中的第104页）告诉我们说：“一些用于海军和军事目的的特种商品占总供给的比例非常大，结果个人消费的减少是赶不上政府需求的即时增加的。因此，战争爆发有使这类物品的价格提高到相当高的趋势。但是，即使这类物品的消费按累进比例的增加不是那么迅速，那么相对于高价刺激下的供给无法实现和需求并进，也会使产量有所增加，从而使价格有复归原位的趋势（假定在生产或进口方面没有自然或人为的障碍）。因此，从价格表上可以看出，硝、麻、铁等物品的价格在因军用而使需求极大增加的影响下暴涨之后，只要需求不是节节上升，就又会下降。”可见，需求的节节上升可使某种物品的供给价格甚至上涨几年，虽然该物品需求的不断增加（不是按供给赶不上的那种速度）会降低价格。

[9]
第五篇第3章中的第6节。此区别将在第五篇的第12章和附录八中进一步加以讨论。并参阅凯恩斯的《政治理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第7章。

[10]
本篇第4章中的第5节到第5章中的第3节。

[11]
在有强大企业同盟（明的或暗的）的地方，生产者有时可以在很长时期内规定价格，而很少考虑生产成本。如果同盟领导者是那些拥有优等生产条件的人，那么可以断言（表面上和李嘉图的学说相对立，但实际上不然），价格是由最容易生产的那部分供给来决定的。但事实上，财力最弱、为了免于破产而不得不继续生产的那些生产者，往往把他们的政策强加于其盟员。因此，在美国和英国有这样一句谚语：最弱的盟员经常是同盟的统治者。

[12]
这种一般叙述对大多数目的也许都够用，但在第11章中，将更周密地研究代表性企业生产过程的边际增加额这一极其复杂的概念；同时，特别是当我们考虑那些出现报酬递增趋势的工业时，有必要更详细地解释我们的推理对代表性企业的那些条件。

[13]
与本章中的第1节比较。当然，几种生产要素适应需求所需要的时期也许极为不同。例如，熟练排字工的人数不能增加到几乎同嵌字和印刷机的供给人数一样快。只是由于这个原因就很难严格区分长期与短期。但事实上，理论上完全的长期必须是这样的时间：不仅足以可能使商品的生产要素和需求相适应，而且也使那些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和需求相适应等等；而这点如果照逻辑推理下去，将引出工业静态的假设，其中包括对未来一代的需求进行无限期的事先预料。这种假设即使在李嘉图自己的叙述中也没有，但也的确无意地暗含在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许多通俗解释当中。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使其轮廓简单分明，而又因为这点，本世纪上半叶流行的经济学说获得了魅力并具有大多数可导致错误的实际结论的趋势。

相对的短期和长期问题一般遵循着相同的方式。在具体研究某组关系时，二者都使用部分或全部隔离的那种卓越的方法；二者都有机会分析和比较类似事件，并使其相互辉映以及排列整顿那些具有同一性和在同一性中显出差别性的材料。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相对的短期问题上，把那些不特别考虑的力量暂时看做是不起作用的这种假设并无多大妨碍。但是，比如说，在一整代人内由于那些广泛的力量对于所讨论的问题只具有间接的关系而把它们置于其他条件不变的范围内，就会有很大的妨碍。因为如果间接的影响恰巧是积累性的，那么，在一代人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在即使实际问题上暂时忽略它们而不加以具体的研究，也是不安全的。因此，在关于很长时期的问题上使用静态方法是危险的，步步都需要谨慎、明辨与节制。这种工作的困难与危险，在关于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那些工业中达到了顶点，而正是在这些工业中这个方法才得到很好的应用。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留在本篇第12章和附录八中加以讨论。

但这里必须回答这样一个反对意见：因为“经济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时间越长，就越没有纠正的希望”。因此，谈论价值在长时期内趋于达到的那种位置，就等于把“变数当做常数”（德瓦斯的《政治经济学》，第四篇中的第5章）。我们暂时把变数当做常数，这是事实。但这是科学在处理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中的复杂而多变的材料方面曾经取得巨大进步所凭借的唯一方法，这也是事实。

第6章　连带需求与复合需求连带供给与复合供给

§1.间接的派生需求：连带需求。取自建筑业中劳资纠纷的例解。派生需求律
面包直接满足人的需求。对面包的需求叫做直接需求。但是借以制作面包的面粉机和烤炉只是间接地满足人的需求，对这些东西的需求叫做间接需求。一般来说：

对原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需求是间接的
，是从借助它们而生产出来的那些可以直接使用的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
。

面粉机和烤炉的服务共同连接在最终成品——面包中，因此，对它们的需求叫做连带需求。再如，蛇麻草和麦芽具有互补性，一起用来制造啤酒……因此，在几种互补性的物品中，对其中每一种物品的需求都来自它们共同生产某种成品（如一块面包或一桶啤酒）时所共同提供的那些服务。换句话说，生产某种直接满足需求从而有直接需求的产品时，对其中任何一种互补性物品所提供的服务都有一种连带需求
。对成品的直接需求实际上可分成许多对生产它们所用的那些东西的派生需求[1]
。

另举一例来说明。对房屋的直接需求引起对各种不同的建筑劳动、砖、石料和木材等的连带需求，这些都是各种建筑工作的——或者为简单起见叫做新房屋的——生产要素。对其中任何一种要素，例如像泥瓦匠的需求，都只是一种间接或派生的需求。

让我们把劳动力市场上经常发生的那类事件同上面的例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劳资纠纷延续的时期是短期的，而我们必须考虑的作为调节供求的那些因素只是在短期内起作用的因素。

这个事例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因此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但我们应该看到，既然指的是短期，那么对于本章和以下几章里的某些情况中的选例准则来说，就是例外情况，因为在那些情况中有足够的时间使供给力量充分发挥长期的作用。

让我们假定房屋的供求处于均衡状态，一群工人（比方说，泥瓦匠）举行罢工，或有其他某种干扰泥瓦匠劳动的供给。为了把对该要素的需求抽出来进行单独研究，我们首先假定对新房屋的需求的一般条件不变（这就是说，新房屋的需求表仍然适用），其次假定其他要素的供给的一般条件不变，其中有两种要素当然是建筑商的经营能力和企业组织（即我们假定它们的供给价格表也有效）。那么，泥瓦匠劳动供给的暂时减少将使建筑量有相应的减少：已减少的房数的需求价格将比以前高些，而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将不变[2]
。从而，那时新房屋所能出售的价格，除了超过建造房屋所需要的其他要素的购买价总额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剩余。假设泥瓦匠的劳动是不可缺少的，那么此剩余就是泥瓦匠劳动价格可能增加的界限。这种与泥瓦匠劳动供给的不同程度的减少相适应的不同数量的剩余，是由这样一条准则决定的：就某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来说，对用于生产该商品的任何要素所提供的价格是以那个价格的超额量为限的，此超额量是该数量的商品能找到的买主的价格减去生产它所用的其他相应要素的供给价格总和。

用专门术语来说，某商品的任何生产要素的需求表都可以从该商品的需求表中求出来，方法是从该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的需求价格中减去其他相应要素一定量的供给价格总额[3]
。

§2.供给的减少可以大大提高一个生产要素的价格的一些条件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理论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一事实：如果一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受到干扰，那么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也可能会受到干扰。特别是当供给受到干扰的那种要素是同一种劳动（像泥瓦匠的劳动）时，那么雇主的报酬一般会起着缓冲作用。这就是说，损失首先落在他们身上。但是通过解雇一部分工人以及降低其他工人的工资，最终会把大部分损失转嫁给其他生产要素。实现这一点的细节过程是不同的，既取决于商业同盟的行动，也取决于市场上的议价和其他原因。而这些原因我们此刻不进行讨论。

让我们研究一下这样一些条件是什么。在这些条件下，对一种东西的需要并不是为了直接使用，而是将其当做某商品的一种生产要素。这种东西的供给减少可以使其价格急剧上升。第一个条件是，这种要素是生产该商品所必要的，或者说几乎是必要的，因为按合适的价格买不到合适的代用品。

第二个条件是，该商品（该要素是生产它所必需的一种要素）是需求弹性很小的商品，因此，其供给的减少会使消费者宁愿出更高的价格也不愿没有它。当然，这又包括这样一个条件：如果以比该商品的均衡价格略高的价格买不到合适的代用品，那么减少房屋建筑会大大提高房价，而急于要获取额外利润的建筑商就会彼此抬高价格以竞购市场上现有的泥瓦匠的劳动[4]
。

第三个条件是，这种要素的价格只占该商品生产费用很小的一部分。既然泥瓦匠的工资只占一幢房屋的建筑费用总额的一小部分，那么即使工资增加百分之五十，该房的造价也只能增加一个很小比例，而对需求的节制也极小[5]
。

第四个条件是，即使需求量略有减少，也会使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大大下降。原因是，这样会增加给该要素支付高价的差额[6]
。例如，如果砖匠和其他工种的工人找不到别的工作，而又赋闲不起，那么，他们也许会情愿为比以前低得多的报酬而工作，这就会增加给泥瓦匠支付更高工资的差额。上述四个条件是独立的，而后三个条件的结果是累积性的。

如果不用灰泥，或者可能以低廉价格雇用泥瓦匠这一行以外的人来做这种工作，那么，泥瓦匠工资的上涨就会受到限制。在有些情况下，由于替代原理，某商品的一种生产要素通过派生需求的作用对其他要素的制约可以得到缓和[7]
。

此外，在获得成品生产要素中的某要素方面遇到的严重困难，往往可以通过改变成品的性质得到克服。有些泥瓦匠的劳动也许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房子究竟要使用多少泥瓦匠的活儿，人们却往往犹豫不决。如果泥瓦匠活儿的价格上涨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少使用一些。因为少一点儿泥瓦匠活儿而失去的那种满足的强度就是其边际效用；为了使用这种活儿而恰好愿意支付的价格，就是使用一定量的泥瓦匠活儿的真正需求价格。

在啤酒方面，麦芽和蛇麻草的连带需求也是这样，但比例是可以改变的。只因含有较多的蛇麻草而与其他啤酒有区别的那种啤酒，能够得到更高的价格。这一差价代表蛇麻草的需求[8]
。

泥瓦匠和砖匠等人之间的关系，在相近行业的职工会的联合与斗争史上，充分表现出那种既有教育意义又富有浪漫情调色彩的现象。但是连带需求中，绝大多数的事例是对某原料和加工工人的需求的事例，例如，棉、麻、铜或铁和加工这几种原料的工人的事例就是如此。此外，各种不同食品的相对价格因为厨师的技术劳动供给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在美国，许多种肉和蔬菜就几乎都没有价值，因为那里很缺少有技术的厨师，而且他们工资也很高。但在法国这些东西却很有价值，因为那里的烹调技术十分普及。

§3.复合需求
我们已经讨论过[9]
，任何商品的总需求是如何由需要它的那些不同的人的需求组成的。现在我们可以把复合需求这一概念推广到几组生产者所需要的生产必需品上去。

几乎各种原料和各种劳动都应用到许多不同的工业部门中，从而生产出各式各样的商品。其中每种商品都有其直接需求。从这种需求中可以求出生产这种商品所使用的任何一种生产要素以及这种生产要素所派生的需求，而这种生产要素按照我们曾叙述的方式[10]
“分配在它的各种不同用途上”，这些不同的用途彼此竞争着；相应的派生需求是彼此竞争的需求
，但是在此产品供给的关系上，它们是相互合作的，“合成”包含一定总需求的供给量：这就有如几个社会阶层对成品的局部需求加在一起便合成对此成品的总需求一样[11]
。

§4.连带供给。派生供给价格
现在我们可以考虑连带产品的情况。这就是说，连带产品不易分别出来，都存于同一源中。因此，可以说连带产品具有一个连带供给
，像牛肉与牛皮或小麦与麦草[12]
。这种情况和那些有连带需求的东西的情况是一致的，除了用“供给”代替“需求”，几乎可以用相同的词语来进行讨论，反之亦然。正如那些共同使用于同一目的的东西有连带需求一样，具有同一来源的那些东西也有一个共同的连带供给。可以将有着同一来源的单一供给分成许多派生供给，这是来自单一供给的那些东西所产生的派生供给[13]
。

例如，自从谷物条例废除以来，英国消费的大部分小麦是从国外进口的，当然不带任何麦草。这就导致麦草缺乏，从而引起麦草的价格上涨。种植小麦的农户指望从麦草上得到这种作物的大部分价值。可见，在小麦输入国里，麦草的价值较高，而小麦输出国里则较低。同样，在澳大利亚的产毛区，羊肉的价格有时很低。羊毛出口，而羊肉只得留在本国消费，因为羊肉的需求不大，所以羊毛的价格不得不抵偿几乎全部肉与毛的共同生产费用。后来，低廉的肉价刺激了肉类加工出口工业的发展，现在澳大利亚的肉价比以前有所提高。

很难见到同时生产连带产品中的二者所用的成本和单独生产其中一种所用的成本完全相等的情况。如果某企业的任何产品具有市场价值，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在这种产品上曾花费过特殊的劳动和费用；如果该产品的需求急剧下降，那么就会减少或省掉这种劳动和费用。例如，如果麦草不值钱，那么农户就会更努力使麦穗尽可能长得很大，以和麦秆相称。又如，进口外国羊毛曾使英国羊经过杂交和选种的方法得到改良，可以早早增加体重，甚至不惜以降低毛的质量为代价。只有当同一生产过程所生产的两种东西中的一种不值钱和卖不掉，而不要它又无须任何费用时，才不会诱使人改变其数量。也只有在这些例外的情况下，我们才无法确定连带产品中每一种产品的各自的供给价格。因为如果有可能改变这些产品的比例的话，那么，通过改变这些比例，使其中一种产品的数量略有减少而又不致影响其他产品的数量，我们就能确定生产过程的全部费用中有哪些部分被节省下来。这部分费用就是该产品边际因素的生产费用，这正是我们所求的供给价格[14]
。

但这些都是例外情况。一个企业甚至一种工业往往认为尽量利用相同的设备和技术来制造几类不同的产品是有利的。在这些情况中，用于几种用途的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都必须由它在这些用途中所产生的收益来抵偿；但是很少有任何自然规律来决定这些生产要素的用途的相对重要性或总成本分配的比例，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取决于市场变化的特点[15]
。

§5.复合供给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合成需求的复合供给
。根据替代原理，一种需求往往可以通过几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得到满足。这些不同的途径彼此竞争，从而相应的商品供给也是彼此竞争的供给
，但它们在与需求的关系上却彼此合作，“复合”成满足需求的总供给[16]
。

如果支配它们生产的原因大致相同，那么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都可以被看成是同类商品[17]
。例如，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把牛肉和羊肉当做某种商品的变种；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在讨论毛的供给问题时，就一定得分别对待牛羊肉。不过，竞争品往往不是制成品，而是生产要素。例如，用于制造普通印刷纸的纤维就有许多种。我们刚刚看到，当需求由可以替代它的那种竞争品的竞争供给得到满足时，对几种互补性物品供给中的一种（像对泥瓦匠劳动供给）的派生需求的强烈作用，是如何受到削弱的[18]
。

§6.诸商品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本章论述的这四个主要问题和几乎决定每种商品的价值的那些因素都有某种关系。在各种商品价值之间非常重要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许多关系都不是一望而知的。

例如，一般使用木炭炼铁时，皮革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铁的价格。英国制革者曾要求不用外国铁，为的是让英国炼铁者对橡树木炭的需求可以使英国橡树生产继续得以维持下去，从而使橡树皮的价格不致变贵[19]
。这个事例能使我们认识到这样的情况：对某种东西的过度需求能使它们的供给来源受到破坏，从而使它可能有的那些连带产品出现缺乏。这是因为英国炼铁者对木炭的需求导致英国许多森林受到严重破坏。此外，对羊羔肉的过度需求被认为是几年前普遍缺少羊的一个原因，但有些人却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卖给富人的春羔价格越高，养羊就越有利，从而供应给大众食用的羊肉也就越便宜。但事实上却是需求的增加可以产生相反的结果，当然这要看其所产生的作用是否快到了阻止生产者使其生产与需求相适应的地步。

又如，对某行业（如美国某些地区的小麦种植业和其他地区银矿业）有利的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具的发展，几乎大大降低了那些地区其他各种产品的主要生产费用。此外，苏打、漂白材料和以食盐为主要原料的其他工业品的价格，几乎因为那些工业中所使用的生产方法的每一次改进而相应产生变动；而那些价格的每一次变动又影响许多其他商品的价格，因为食盐工业的各种不同产品在许多加工工业部门中，都多少算做是比较重要的生产要素。

再如，棉花和棉籽油是连带产品，最近棉价下降主要是由于棉籽油加工技术的改进和棉籽油的广泛使用。此外，如棉荒史表明的那样，棉花价格大多影响毛、麻、布和其他同类商品的价格；而棉籽油也越来越遭遇同类商品中新的替代品竞争。还有，麦草在加工工业中已经找到许多新的用途，而这些新用途的发现使美国西部以往通常被焚毁的麦草获得了价值，并呈现出阻止小麦边际生产成本上升的趋势[20]
。

[1]
与第三篇第3章中的第6节比较。要记住：具有现成使用形式的东西曾被叫做一级财物
或消费财物；用来生产其他财物的生产要素曾被叫做生产财物或二级财物
或中间财物
。很难说财物何时才算真正完整地形成。在真正用于消费之前，许多东西一般都当做已制成的消费财物，例如面粉。见第二篇第3章中的第1节。工具财物
（被视作从其产品中获得的那些财物的价值）这一概念的模糊性见第二篇第4章中的第13节。

[2]
这一点在一般情况下无论如何是真的：加班加点的额外费用会比较少；木匠、砖匠和其他工人的劳动价格可能会下降，而不是上升。砖和其他建筑材料也是这样。

[3]
正文中的一般叙述对于大多数场合也许就够用了，一般读者可能应该略去本章其余脚注。

必须记住，这种派生表除了在下述假设条件之外是不能成立的。这些假设是：我们抽出这一要素以便单独研究；其供给条件受到干扰；而其他任何要素没有受到干扰，其售价总是与供给价格相等。

图-20

为了简短起见，用图说明时不妨把某商品的生产费用分成构成它的那两种东西的供给价格，如让我们把一把刀的供给价格看做是刀身和刀柄的供给价格总和，并把将刀柄镶在刀身上的费用撇开不谈。设ss′为刀柄的供给曲线，SS′为刀的供给曲线；因为M为Ox上任意一点，垂线MqQ交ss′于q点，交SS′于Q点。所以，Mq为刀柄OM的供给价格，qQ为刀身OM的供给价格，MQ为刀OM的供给价格，设DD′为刀的需求曲线，与ss′交于A点，如图-20所示，AaB是一垂线。那么，在均衡状态时，OB数量的刀按价格BA出售，其中Ba归于刀柄，aA归于刀身。

〔在这个例解中，我们可以假定有充分的时间使支配供给价格的那个图-20有可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就可以使供给曲线向下倾斜。这种变动并不影响我们的论证，但是一般来说，在我们的典型例证中，最好是使用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

现在假定我们要单独研究对刀柄的需求，因此假定对刀的需求和刀柄的供给遵守着各自的曲线并分别代表着各自的那些规律；并假定刀柄的供给曲线仍然有效，并代表刀柄正常供给的种种情况，虽然刀柄的供给暂时受到干扰。设MQ与DD′交于P点，那么MP为OM刀的需求价格，Qq为OM刀柄的供给价格。在MP上取一点p，使Pp等于Qq，因此Mp=MP-Qq；那么Mp为OM刀柄的需求价格。设dd′为p的轨迹，那么dd′为刀柄的派生需求曲线，当然通过a点。现在我们可以撇开图中其余曲线不管，而只注意dd′、ss′，并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没有影响刀柄供给规律和刀的需求规律的那些干扰因素的条件下，把这两条曲线看做是代表刀柄需求和供给关系的曲线。那么，Ba为刀柄的均衡价格，市场价格在供求（供给曲线由ss′代表，需求曲线由dd′代表）的影响下按着上一章中所考察的那种方式围绕着它摆动。一般供求曲线除了在均衡点附近之外，并不具有实际价值，这一点已经指出过。这甚至更适用于派生需求的方程式。

（因为Mp-Mq = MP-MQ，所以，A是稳定均衡点，a点的均衡也是稳定均衡。但是如果供给曲线是向下倾斜的，那么这种说法需略加修正，见附录八。）

在上例中，不论商品的产量如何，生产要素中各要素的单位都不变，因为每把刀总是需要一个刀身和一个刀柄；但是当商品产量的变动引起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各要素数量发生变动时，那么用上述方法做出的要素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就不能用该要素的固定单位来表示了。而在使它们适合一般使用之前，必须把它们还原成固定的单位〔见数学附录中注14（乙）〕。

[4]
我们必须研究在什么条件下pM与aB的比率会最大，其中pM为所述生

产要素从供给由OB减至OM（即减少BM数量）后的需求价格。第二个条件是PM应该很大，因为需求弹性为
，所以PM越大，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需求弹性就越小。

[5]
第三个条件是，如果PM按一定比率超过AB，那么pM也得按较大的比率超过B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需要使Ba仅成为BA的一小部分。

[6]
这就是说，如果过去Qq比现在要小些，那么在过去Pp就会小些，而Mp会大些。见数学附录中注15。

[7]
庞巴维克在名著的《经济财物的价值论纲要》（《经济学与统计学年鉴》，第13卷）中指出，如果除了某商品的一种生产要素之外，所有的要素都可有无限的替代品，因此它们的价格固定不变，那么其余要素的派生需求价格将等于成品的需求价格减去其余诸要素由此而规定的供给价格的总和，这是上述规律的一个有趣的特殊现象。

[8]
见数学附录中注16。

[9]
见以上第三篇第4章中的第2、4节。

[10]
见以上第三篇中的第5章。

[11]
如图-21所示，假设一个生产要素有三种用途。设d1

为其第一种用途的需求曲线。自Oy上任意一点N画Np1
平行于Ox并交d
′于p1
。那么Np1为第一种用途在价格ON下的需求量。延长Np1
至p2
，继而延长至P，并使p1
p2
与p2
P的长度分别代表第二种用途和第三种用途在价格ON下对该要素的需求量，随着N沿着Oy移动，设p2
所画出的曲线为d2
d
′，设P所画出的曲线为DD′。这样，如果d2

′只有第一种和第二种用途的话，就成为该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而DD′是它用于三种用途时的需求曲线。按着什么次序排列这几种用途是无关紧要的。在所阐述的情况下，第二种用途的需求价格开始时比第一种用途的要低些，而第三种用途的需求价格开始时却比第一种用途的高些（见数学附录中注17）。

图-21

[12]
迪尤斯纳普教授（《美国经济评论》附刊，1914年，第89页）认为，“凡是产品由一个工厂生产的总成本小于由几个工厂生产的总成本时，都可以叫做连带产品”。这个定义不如我们在本节末所论述的那个定义普遍，但就某些特殊情况而言，这个定义用起来还比较方便。

[13]
如果想把连带产品的供求关系分开，那么，派生供给价格的求法正如同在类似需求情况下某生产要素的派生需求价格的求法一样，但必须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这就是说，必须假定整个生产过程的供给曲线仍旧有效，除分出去的以外，连带产品中的每个产品需求曲线也必须有效）。派生供给价格的求法是：它必然等于整个生产过程的供给价格减去所有其他连带产品的需求价格总和，其中各种价格完全是对各种相应数量而言的。

图-22

如图-22，我们可以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其中假定两个连带产品的相对数量不变。设SS′为提供固定数量的肉和皮的牛的供给曲线，dd′为牛肉的需求曲线。于Ox上任意一点M，作垂线　与Mp交于p，并延长至P，使pP代表OM皮的需求价格，则MP为OM牛的需求价格，而P的轨迹DD′为牛的需求曲线，它也可以叫做总需求曲线。设DD′交SS′于A点，作AaB。那么，在均衡时，按价格BA所生产和销售的牛为OB，在价格BA中Ba归于牛肉，而aA归于牛皮。

设MP交ss′于Q。自QM取截线Qq等于Pp；则q为牛肉的派生供给曲线上的一点。因为如果我们假定OM牛皮的售价总是等于相应的需求价格Pp，那么由此可以推知，既然生产OM头牛中每头牛所需的费用为QM，则所余价格QM-Pp，即qM将为OM牛肉中每头牛的肉所负担。而q的两条轨迹ss′与dd′为牛肉的供求曲线（见数学附录中注18）。

[14]
见数学附录中注19。

[15]
这个问题在下一章中将略加讨论，而将来在《工业与商业》中再进行充分的讨论。

[16]
“竞争品”一词是费希尔教授用的，见他著的《价值与价格理论中的数学研究》。此书对本章讨论的问题有很大的发挥。

[17]
与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第145～146页，并参阅本书第三篇第3章中的第5节和第6节的注解，还有第4章中第3节的注解。

[18]
所有竞争品趋于满足的那种需要是由复合供给来满足的，在任何价格上的总供给都是按该价格的部分供给的总和。

图-23

如图-23，于Oy上任意一点N作Nq1
q2
Q平行于Ox，使Nq1
、q1
92
和q2
Q分别代表按价格ON所能供给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种竞争品。那么NQ为该价格上的总复合供给，而Q的轨迹为满足所需要的手段的供给曲线。当然各竞争品的单位必须选择得都能满足等量的需要。在图-23所代表的情况中，按那种价格所能供应市场的第一种竞争品的数量很少，这种价格太低，不能引出其他两种竞争品的供给，按低得不能引出第三种竞争品供给的那种价格去供应市场的第二种竞争品的数量也很少（见数学附录中注20）。

只有当各竞争品的供给没有一种是受报酬递增规律的支配时，照例才有可能有持续的竞争。只有当其中没有一种能够驱逐其他竞争品时，均衡才是稳定的。如果所有竞争品都遵循着报酬递减规律，那么情况便是如此。因为如果有一种竞争品暂时取得优势，而对其使用有所增加，那么这种竞争品的供给价格势必会上升，而其他竞争品开始以低于它的价格出售。但是如果其中的一种竞争品遵循的是报酬递增规律，那么竞争便会立即停止。因为这种竞争品一旦暂时取得优势，增加了其使用量就会降低供给价格，从而增加销售量，而供给价格继续下降，以此类推。这样，这种竞争品相对于其他竞争品的优势继续增加，直至把它们逐出这一领域。的确，这个准则有时有明显的例外情况：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那些商品有时在这一领域当做竞争品的时间似乎确实很长，例如各种不同的缝纫机和电灯泡。但在这些情况下，那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满足相同的需要，而只是多少适应不同的需要或趣味。关于它们各自的优点仍有不同的看法，或其中有些东西也许取得专利权，或通过另外的途径为特定工厂所垄断。在这种情况下，习惯和广告的作用可以使许多竞争品长期留在这一领域里。那些生产按生产费用来说实际上是质量为最佳产品的生产者，如果不能有效地登广告和雇用旅行推销员及其他代理人来推销自己的商品，那么他们的情况就更是如此。

[19]
汤因比：《工业革命》，第80页。

[20]
此外，因羊与牛竞用土地，所以皮革和棉布在间接需求方面竞用一种生产要素。但它们在家具商店中也作为原料竞相满足同一需要。因此，家具商和鞋匠对皮革有复合需求，如果鞋的鞋面部分是由棉布制成的，则对棉布也有复合需求：鞋提供了对棉布和皮革的连带需求，而棉布和皮革成为相互补充的供应品，诸如此类，错综复杂。见数学附录注21，奥地利学派的“分成价值”理论和本章论述的派生价值理论具有共同点。不论使用哪个名词，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新旧价值理论之间的连续性；我们应当把分成价值或派生价值仅仅当做是这样一些因素：它们和许多其他因素一道，在分配和交换的一般问题上占据应有的位置。新的术语只是提供了把某些数学上特有的那种精确表达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作为一种手段。生产者总是考虑对他们感兴趣的那种原料的需求是怎样取决于用它生产的那些商品的需求，而影响它们的各种变动又是如何来影响它的，这实际上是确定造成共同结果的那些力量中的任何一种力量所产生的效率问题的一个特例。用数学术语来说，这种共同结果可以叫做各种力量的一个函数
：其中任何一种力量对这种结果的（边际）贡献，都是由该力量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也就是说，那种力量的结果要用微分系数来表示的。换句话说，一种生产要素的分成价值或派生价值（如果该要素只用于一种产品）就是包含该要素的那种产品的微分系数，等等。如数学附录中注14～21中所示（埃奇沃斯教授竭力反对维塞尔的分成价值理论中的某些部分，见《经济学杂志》，第5期，第279～285页）。

第7章　直接成本和总成本同连带产品的关系销售成本　风险保险　再生产成本

§1.使混合企业的各个部门适当分担生产费用，特别是销售费
用
现在我们再来考虑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特别着眼于把补充成本恰当地分配于企业的连带产品上。

某个企业的一个部门生产的一种产品在另一个部门往往被当做原料使用，从而两个部门的相对盈利只有依靠精密的复式簿记制度才能得以确定。但实际上更普遍的是通过主观猜测作出概算。农业是说明这种困难的最好例证[1]
。特别是当同一个农场把永久牧场和长期轮种的耕地结合在一起时，更能说明这种困难。

另一个说明这种困难的事例是，船主必须把船的费用分配给很重的货物和体积大但却不很重的货物上的事例。船主尽量设法载运这两种混合货物。在竞争港口的斗争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那些劣势港口只能提供体积大的货物或很重的货物；而一个优良港口，却能把低廉的出口运输业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例如，斯塔福德郡各陶器厂成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按低廉运费把货物通过由默尔西河来的载有铁和其他重货的船装运出去的缘故。

不过船运业中却存在着自由竞争，关于船的大小和形状以及航线和一般的经营方法，它都有很大的抉择权。因此，在许多方面可以应用下述一般原理：某企业的连带产品的相对比例，必须调节得使各产品的边际生产费用等于此产品的边际需求价格[2]
。换句话说，每种货物的载运量有不断趋于均衡的倾向，在均衡点上，该数量的需求价格在正常市场运行状态下恰够补偿其运费，这种运费的计算不仅要包括其直接成本（货币），而且要包括企业在长期内因运输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全部补充成本[3]
。

在加工工业的某些部门中，任何一类产品的总成本的初步计算，通常假定这些产品负担的企业补充成本的份额与产品的直接成本或生产该产品所用的特别工资额是成比例的，然后再进行计算，并考虑那些比平均额需要更多或更少的场所、照明或使用贵重机器的产品，等等。

§
2.续前
需要特别注意企业总费用中的两个因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它们是推销成本和风险保险费。

有些产品易于推销，如拥有稳定的需求，因此生产出一些作为储备往往是安全的。但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竞争使这些产品的价格锐减”，除了生产它们的直接成本之外，并没有太多剩余。有时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的工作几乎可以成为自动的，这样就不致产生太多管理和推销费用。但实际上往往使这些产品确实产生很少一部分费用，它们成为了建立和保持商业往来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往来会方便推销其他类产品。当然，就这些产品而论，是没有非常剧烈的竞争的。厂商经常会利用他们产品中的某一种当做宣传其他产品的手段，并使第一类产品所产生的补充成本比它们的比例份额少一些，而使第二类产品所产生的费用却比它们的比例份额多一些。特别是从事家具业和服装业的厂商以及所有行业中的零售商，更是这样做，他们把那些性质非常一致、消费极其普遍、几乎所有买主都熟知其价值的产品列入第一类；列入第二类的产品是这样的：买主考虑更多的是这种产品能投其所好，而不是按尽可能低的价格来购买此物。

供给价格的不稳定更加剧了这种性质的困难。只要报酬递增的趋势强烈发生作用就会出现这种不稳定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些情况下寻找正常供给价格时，必须选择一个代表性企业，此企业按正常能力经营，从而获得工业组织所产生的平均内外经济。虽然随着特定企业的成败而浮动，但是当生产总量增加时，这些经济一般也能有所增加。很显然，如果一个厂商生产一种产品，而这种产品增产又会使他得到更多的内部经济，那么，为了在一个新市场上努力销售这种产品，即使有很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如果他拥有雄厚的资本，而商品又有大量的需求，那么这种推销费用也许会很大，甚至超过产品的直接生产费用。事实上他很可能这样做：如果他同时推销几种其他产品，那么只能大致估计出在这种费用的分配当中，有多少是本年度的产品销售所产生的，有多少是努力为它们建立未来商业往来关系所产生的。

实际上，如果某种商品的生产遵守着报酬递增规律，从而使大生产者有很大的优势，那么，这种生产很容易为少数几家大厂操纵。这样不能用上述方法求出正常边际供给价格，因为那个方法是假定有许多具有各种规模的企业的竞争者，其中有些企业是新的，有些是旧的；有些处于上升阶段，有些处于下降阶段。而少数几家大工厂的这种商品生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垄断的性质，而此商品的价格大多取决于那些争取扩大势力范围的竞争对手之间的斗争，很难有一种真正的正常水平。

经济进步为在远处推销商品不断提供着新的便利条件：不仅降低了运费，而且往往更重要的是能使远处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彼此挂上钩。不过尽管如此，当地的生产者在许多行业中还是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些优势使他们能够同生产方法比较经济的远方竞争者相抗衡。他们在附近地区能够卖得和远方的竞争者一样便宜，因为他们的生产费用虽然高于远方的竞争者，但却省下了大量的推销成本。不过，时间是站在生产方法更加经济的生产者一边的，如果他们或某些新厂商不采用先进的生产方法，他们远方的竞争者将逐渐插足于该地。

企业风险保险费和该企业生产的任何特定商品的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尚待仔细研究。

§3.风险保险
厂商和商人通常都保火险和海上损失险，他们付的保险费属于总花销里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必须加在直接成本上，以便确定其货物的总成本。但是没有一种保险能够防止大多数企业的风险。

即使就火灾损失和海上损失而言，保险公司也必须估计到可能出现的不慎和欺骗。因此，除计算其费用和正常利润以外，还必须收取一笔高额保险费，这笔保险费比那些管理妥善的建筑物或经营有方的船只所冒风险的实际价值要大得多。但火灾或海上事故造成的损失（如果发生了）多半都非常严重，即使支付这笔额外费用通常也是值得的。这部分原因是由于特殊的企业理由，而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增加着的财富的总效用不能和它的数量成比例地增加。但是大部分企业风险和该企业的一般管理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结果承担企业风险的旧的保险公司实际上是为该企业负责。因此，就这些风险而论，每个厂都必须有自己的保险事务所。在这个项目下支出的费用是补充成本，其中一部分必须加在各种产品的直接成本上。

但是这里有两种困难：在某些情况下，风险保险费容易受忽略；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又容易被计算两次。例如，一个大船主有时不愿向海上保险者保船险，并至少把他保险时要缴的一部分保险费放在一边，以便建立自己的保险基金。但是当计算经营一条船的总成本时，仍需把保险费加在船的直接成本上。关于那些他无法按合理价格买到保险单来保的风险（即使他想买的话），此船主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同样进行处理。例如，有时他的某些船只会在港中闲置下来，或只会赚取名义上的运费，而为了使他的企业在长期内有利可图，他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那些顺利的航船收取一笔保险费，以补偿那些不顺利的航船航行所带来的损失。

但是这样做时，此船主用的方法一般不是在账上正式记下一笔保险费，而是使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求出顺利航行和不顺利航行的平均数；一旦求出平均数之后，这些风险的保险费就不能当做单独项目而列入生产成本，否则就会重复计算保险费了。在决定自冒风险之后，他用于预防风险的费用比他的竞争者所用的平均费用可能稍多一些；而这种额外费用按照普通的方法被列入资产负债表。实际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保险费。因此，他绝不应该单独计算这部分保险费，因为那样他就会计算两次了[4]
。

当某厂商算出他在长期内所卖衣料的平均销售额，并以过去的经验作为未来行动的借鉴时，他就已经计算了那些因新发明而使机器接近因陈旧而产生的机器跌价的风险，还有因式样改变而使其商品贬值的风险。如果他再单独计算这些风险的保险费，就会重复计算了[5]
。

§4.续前
由此可见，当我们计算一个风险性企业的平均收入时，虽然要将不稳定带来的费用计算进去，但是我们绝不能再单独计算风险保险费。的确，一种冒险职业（如金矿业）对于某些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其中损失风险的阻力小于致富机会的吸引力，即使按保险公司估计的原则计算，后者的价值也远远不及前者的价值。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那样，具有一种传奇因素的风险性行业往往出现人满为患，其平均报酬比无险可冒时还要低些[6]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风险的影响是向着相反的方向的。肯定会付四厘利的一张铁路股票，售价比同样可能支付一分、七厘或任何中间额的利息的股票的价格要高一些。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稳定造成的祸害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总会有些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引诱一定支出所需要的平均价格（如果是有很大差异和不稳定结果的平均数），要略高于那种冒险者自信会获得的和该平均数相差极小的收益。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不稳定（如果它是非常大的）的报酬加在平均价格上，即使我们加上风险保险费，也应该将较大的部分计算两次[7]
。

§5.再生产成本。可暂时略过本篇的某些章节
关于企业风险的讨论再一次向我们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一种东西的价值虽然有和生产成本（货币）相等的趋势，但是除了偶然情况外，并不是在任何特定时间都与其一致。凯雷看到这点时，曾建议我们用价值和再生产成本（货币）的关系，而不应该用价值和生产成本的关系。

但是就正常价值而论，这种建议并没有意义，因为正常生产成本和正常再生产成本是可以互换的词语；一种东西的价值有时等于正常再生产成本（货币）的趋势，而不是正常生产成本的趋势，这种说法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再生产成本一词不如生产成本一词简单，但指的却是一回事。

即使根据那个易于被接受的事实，要求改变这种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即在某些少数情况下，一种东西的市场价值与其再生产成本的差价很小，而与生产那个特定东西实际用的成本的差价很大。例如，近来在炼铁业有很大的改进，以前造的一条船的现时价格和它的再生产成本（即用现代方法生产另一条同样的船的成本）的差价，也许比它和过去生产那条船所用成本的差价小些。但是旧船的价格也许小于船的再生产成本，因为船的设计技术取得了像炼铁方法那样快的进步；此外，钢已经作为造船材料代替了铁。仍然可以断言的是，船的价格等于一条按现代设计和用现代方法生产的同样的船的成本。但是那和说船的价值等于它的再生产成本并不是一回事。其实，经常发生的是，当出人意料地发生船只因缺乏而使运费急剧上涨时，那些急于想在生意中获厚利的人，对一条可以航行的船行将支付的价格大大超过造船厂承担制造另一条同样的船的价格。除非买主能很方便地等待新供应品的生产，不然再生产成本对价值的直接影响便是微不足道的。

此外，在下述情况中再生产成本和价格是没有联系的：被围困的城市中的粮食；在疟疾流行的岛上缺乏奎宁供应；拉斐尔的画；无人喜爱的书籍；过时的装甲船；市场供应过剩的鱼；市场上几乎没有的鱼、哑钟；过时的衣料；废矿区中的房屋，等等。

* 　　　　*　　　　* 　　　　*

建议在经济分析上还没有经验的读者最好略过以下七章，直接读第15章，因为其中含有本篇的一个简短的结论。的确，讨论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那四章，特别是第8章和第9章都和“劳动纯产品”一词所包含的某些困难有关；而这个名词是在第六篇中使用的。但是那里所作的一般解释暂时足以满足大多数情况的需要，而与之相关的一些复杂情况留待经济研究的高级阶段再加以讨论。

[1]
可以应用上一章论述的数学或半数学分析来解决各行业中复式簿记的某些实际困难。

[2]
与本篇第6章中的第4节比较。

[3]
当然，这对铁路运价不适用。因为铁路公司在经营方法上伸缩性极小，并且从外面来的竞争也往往不多，所以力求使铁路公司对各种运输收的运费和这些运输成本相适应的诱因是不存在的。事实上，虽然铁路公司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各种情况下的直接成本，但却不能精确地确定快运输与慢运输、长途运输与短途运输、轻运输与重运输的相对总成本，也不能精确地确定运输繁忙与运输清淡时的额外运输的相对总成本。

[4]
此外，美国有些保险公司按比一般低得多的保价为工厂保火险，条件是要履行规定的预防措施，如装置自动灭火机，使墙与地板坚固。这些措施用的费用实际上是一种保险费，要小心，不要计算两次。自己预防火险的工厂加在其产品中的保险费，势必要比工厂在一般建筑条件下少些。

[5]
此外，当农户计算平均年收成中种植某特定作物的费用时，绝不应该再另算一笔预防季节气候不宜和歉收的保险费，因为在计算平均年收成时，他已经把非常恶劣和非常适宜的季节的机遇算进去了。当计算船夫的年平均所得时，已经算进去他有时不得不空船的那种风险。

[6]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的第10章。

[7]
图能对大企业风险中不稳定带来的祸害论述得很好（《孤立国》第2章中的第1节，第82页）。

第8章　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　一般原理

§1.本章和以下三章特别就时间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研究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同产品价值的关系，还有诸产品的派生需求对其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的价值的影响
本章和以下三章一方面是研究产品的边际成本及其价值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研究边际成本和生产它们时使用的土地、机器与其他生产工具的价值的关系。这种研究同正常条件
和长期结果
有关。必须时刻牢记这个事实：任何东西的市场价值可以大大高于或低于其正常生产成本——某特定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和正常条件下的边际成本毫不相干[1]
。

在本篇第6章末曾经指出，问题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和其他部分分开。相对来说，没有一件东西的需求不受使之有用的其他东西的需求的巨大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对大多数商品的需求都不是直接的，而是从这些商品（作为原料或工具）促成生产的那些商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由于是这样派生出来的，这种需求又多半取决于和这些商品共同生产的那些商品之外的其他商品的供给。此外，可以用来制造任何商品的任何东西的供给，往往受着对那种商品的需求的巨大影响，而这种需求又是从生产其他商品的用途中分离出来的，等等。在有关世界商业的讨论中，可以而且必须忽略这些相互关系。但是任何称得起是彻底的研究，都不能避而不谈对这些关系的周密考察。这就要求我们同时记住许多事情，而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永远不会成为一门简单的科学[2]
。

这几章要作出的贡献涉及的范围很小，但却是个很难界定的范围。我们需要谨慎从事，并且不能只从一个方面来看问题，因为其中满是陷阱和绊脚石。这个范围主要讨论的是土地、机器和其他物质生产的工具的报酬，基本论点对人的报酬也适用。但这些报酬受不影响物质生产的工具的报酬的影响，即使撇开因枝节问题而使其错综复杂，我们所讨论的东西也已经够难了。

§2.替代原则的又一例解
让我们首先回忆一下替代原理的作用。在现代世界中，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经过那些专门从事组织人口生产的雇主和其他企业家之手。他们每个人都随时选择那些似乎最适合他们用的生产要素。他们对他们用的那些生产要素支付的价格总额，照例要小于对那些可用作替代品的其他要素的价格总额。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事情并非如此，他就会着手用比较廉价的措施或生产过程来替代[3]
。

上述论点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俗语相吻合，例如，“凡事都有找到自己归宿的趋势”，“大多数人之所得，几乎等于他们之所值”；又如，“假使某人比另一个人多挣一倍，这说明他的工作也多一倍”；再如，“只要能提供廉价的劳务，机器就会代替手工劳动”。这个原理起作用时确实不是没有受到阻碍的，如它或许受到习惯或法律的限制；或许受到职业制度或工会章程的限制；也或许因缺乏力量而使创业精神减弱；还或许因不忍散伙而得到缓和。但这个原理总是起着作用，并贯穿在现代世界的全部经济措施当中。

例如，有几种田间作业用马力显然要比用汽力更合适，或用汽力显然要比用马力更合适。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假定最近马拉农具或动力机器都没有新的重大改善，而且因此假定过去的经验曾使农场主逐渐学会运用替代规律。那么，根据这个假定，蒸汽力的应用势必会得到广泛应用，再多使用任何一点蒸汽力来代替马力也不会带来纯利益。不过，会留有这样一个边际：在此可以无差异地使
用这些力量（如杰文斯也许会说的那样）；在那个边际上，蒸汽力或马力对总产值的纯增益将与使用它的成本成比例[4]
。

同样，如果有两种方法可以取得同样结果，一种是用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而另一种是用无特殊技能的劳动，那么如果采用效率比成本高的那种方法，这就会有一个使用每种方法都无差异的边际[5]
：在那条边际线上，每种方法的效率和对它支付的价格都成比例，不过当然要考虑到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内的各种不同工厂的特殊情况。换句话说，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和无特殊技能的劳动的工资比例等于使用它们无差异的边际效率比例。

此外，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之间的竞争类似于不同种类的手工劳动或不同种类的机器劳动之间的竞争。手工劳动对于某些操作（例如，对于锄去长得不规则的那些贵重作物地的杂草）具有明显优势；而马力对于锄去一块普通萝卜地的杂草也具有明显优势，这二者在各自倾域中的应用将被扩大到一种再用就不会带来纯利益的程度为止。在手工劳动和马力之间的无差异的边际上，价格必须和效率成比例。可见，替代原理的影响在劳动工资和对马力所必须支付的价格之间显示出一种直接关系的趋势。

§3.纯产品的定义
各种不同的劳动、原料、机器和其他设备以及内部和外部企业组织，照例都是用来生产商品的。经济自由的优越性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有天赋的企业家自冒风险进行试验，以便观察某种新方法与各种旧方法相比是否比旧方法的效率更高。的确，每个企业家都根据自己的精力和才能，不断想了解他所使用的每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效率，还有可能用来代替其中某些要素的其他要素的相对效率。他尽量估计额外使用任何一种要素会带来多少纯产品
（即他的总产值的纯增益）；所谓纯是指减去由于这种变动而可能间接引起的任何额外费用、再加上随之而来的任何节约。他力图把各种要素使用到这样一个边际——在此边际上的纯产品不再超过他必须支付的价格。他一般靠训练有素的本能，而不是靠计算来作估计，但是他的方法和我们在研究派生需求时所指出的方法大致相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将这一切描述为用一种复杂而精密的复式簿记制度所产生的方法[6]
。

我们曾经作过一些这类简单的估计。例如，我们曾看到啤酒中的蛇麻草和麦芽的比例是怎样可以改变的——由于增加蛇麻的分量而啤酒能得到的额外价格就成为决定蛇麻草需求价格的一种典型因素。假定增加使用蛇麻草并不会引起任何额外的劳动量的增加或任何费用；并假定使用这个额外的量所产生的利害得失值得考虑，这样啤酒具有的额外价值就是我们所求的蛇麻草的边际纯产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像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一样，纯产品价值是产品质量的提高，或产品价值的一般增益，而不是可以和其余产品分开的一个部分，但在例外情况下却是可以分开的[7]
。

§4.过分使用任何要素都会引起报酬递减，这一事实和下述事实类似：投于土地的资本和各种劳动的相应增加会引起报酬递减，
但这两种事实又不尽相同
任何生产要素的边际使用这一概念，都意味着由于更多地使用此生产要素而有报酬递减的可能趋势。

在企业的各个部门中，甚至可以说在一切日常生活事务中，为达到任何目的而过度使用任何手段都势必会引起报酬递减。我们可以再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那个曾被论证过的原理[8]
。在制造缝纫机方面，有些部件用铸铁就可以做得很好，其他部件用普通钢就可以了；还有的部件需要特别昂贵的合金钢，而且所有的部件都应该做得比较平滑，这样机器就会运转灵活。如果有人操作不当，花不合适的费用选择原料以满足次要的用途，那么，确实可以断言此项支出产生了急剧的报酬递减；如果把其中一部分费用花在使机器运转灵活上，或者制造出更多的机器上，那么他也许会更受益。如果他仅仅将过多支出用在涂漆上光上，并使用低级金属来代替必要的高级金属，那么情况甚至会更糟一些。

乍看上去，这种考虑似乎使经济问题有所简化。但恰恰相反，这却是困难和混乱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所有这些不同的报酬递减趋势虽然都有些类似之处，但毕竟是不同的。例如，由于在特定工作上应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当而产生的报酬递减，与因人口增长而施加在生活资料上的压力这一明显趋势毫无共同之处。古典学派那个伟大的报酬递减规律，并不主要应用在任何一种特定的农作物上，而是在所有的主要粮食作物上。此规律认为农场主通常一定种植最适宜土地和资源的那些作物，同时考虑到这些作物的相对需求。此外，此规律认为农场主必然会把资源适当地分配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上。此规律并没有认为他们具有无限的聪明智慧，但是却假定在分配这些资源方面显示出相当的慎重和明智。此规律指的是这样的国家：全部土地都操纵在活跃的企业家手中，只要他们证明贷款的用途正当，他们就可以从银行中贷出款来补充自己的资本。此规律断言该国农业总投资的增加会引起一般农产品的报酬递减。这个论点和下述论点相似，但又截然不同：如果任何农场主把自己的资源不适当地分配在各种不同的耕作计划上，那么，他从那些用得过多的支出部分中将得到显著的报酬递减。

例如，在某个既定情况下，在耕地、耙地或施肥上的支出额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有某些意见分歧，但是分歧不大。如果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把一块已经用机械处理得相当好的土地耕过许多遍，而对土地急需的肥料却施得很少，甚至没有施肥，那么他一定会受到指责，因为他耕的次数过多，以致引起急剧的报酬递减现象。但这种误用资源的结果与一个开发早的国家里的农业报酬递减趋势毫不相干，那是由于在耕作中运用适当的那些资源的一般性增加而引起的。的确可以找到十分类似的情况：甚至如果加以适当的分配，在那些增加资本和劳动就会产生报酬递增的工业中，按不适当的比例运用特定的资源也会产生报酬的递减的现象[9]
。

§5.各种边际用途只表明价值，但并不决定价值。边际用途和价值都是由供求的一般关系来决定的
生产边际的纯产品在现代分配理论中所起的作用往往引起误解。特别是许多有资格的学者曾认为它代表一种决定全部价值的东西的边际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理论是说，我们必须到边际中去研究决定全部价值的那些力量及所起的作用
。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然，撤销（比方说）铁的任何必要的使用和撤销它的边际使用对它的价值的影响完全相同，就好比一个高压状态下锅炉中的压力从别处跑气和从任何一个安全气门中跑气所受到的影响完全相同一样。但事实上除了通过安全气门之外，气是不会跑出来的。同样，铁或任何生产要素（在一般情况下）除了在使用不能提供明显的剩余的利润之外，是不会弃而不用的。这就是说，铁是从边际使用中被排除出去的。

又如，从表明
的意义上来说，一个自动磅秤的指针决定所称物品的重量。同样，从那由代表每平方英寸一百磅压力的弹簧控制的一个安全气门中跑出的气，决定了锅炉中的压力。也就是说，这表明它已经达到了每平方英寸一百磅的压力。压力是由热产生的，当气压在现有热度下大大超过弹簧的阻力时，气门中的弹簧就通过放气来调节压力。

同样，关于机器和其他人造生产工具也有一种边际，通过这种边际，追加的供给是在克服了所谓“生产成本”这一弹簧的阻力之后增加进来的。因为如果那些工具的供给和需求比较起来非常少，如果从新的供给所预期得到的报酬除了对它们的生产成本（除计算折旧费等外）提供正常的利息（或利润，如果经营上的报酬也计算在内的话）之外还绰绰有余的话，那么，气门敞开，新的供给就会增加。如果报酬低于此数，气门就闭而不动。总之，因为现有的供给由于使用和时间的渐逝总是在逐渐减少，所以当气门关闭时，供给总是在减少着。气门是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借以决定的那一部分。但是边际使用并不决定价值，因为边际使用和价值是由供求的一般关系决定的。

§6.利息和利润直接运用于流动资本，而根据特定假设，它们只能间接运用于生产资本。这几章的中心论题
可见，只要生产者个人的资源采取一般购买力的形式，他便会把每种投资都推向这样一个边际：他从此边际上所期待的纯报酬不再高于从某种别的材料、机器、广告或增雇某些劳动力的投资中所能取得的纯报酬。每种投资都仿佛会被推到一个气门上，该气门给予它的阻力等于它的扩张力。如果他投资于材料或劳动力，而这些又很快地体现在某种可出售的产品上，那么，产品的销售就会补充着他的流动资本，而这种资本又被投资到这样一个边际上：在此边际上，任何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报酬都小得无利可图。

但是如果他投资于土地或耐久的建筑物或机器上，那么，他从投资上得到的回报可能和预期的相差悬殊，这是由他的产品的市场来决定的。在机器使用期限里，市场的性质可能会由于新的发明或时尚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更不用说那永存的土地了。这样，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从土地和机器的投资中得到的收入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在于土地具有较长的寿命。但是从一般生产来看，这两种收入的主要差别在于这一事实：土地的供给是固定不变的（虽然在新开发的国家里，用来养活人类的那种土地的供给可以得到增加）；而机器的供给却可以得到无限增加。这种差别对于生产者个人是起作用的。因为如果没有巨大的新发明使他的机器得以更替，那么那些旧机器所生产的东西就有一种稳定的需求，而这些旧机器生产出的产品将不断地按其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这样，他的旧机器一般也会给他提供正常的利润（减去机器的折旧费）。

利息率是一种比率，即两种不同东西的货币额的比率。只要资本是“自由”资本，而该货币额或它所支配的一般购买力又为人所知，那么它的预期纯货币收入就可以立即用同一订货币额的比率（四厘、五厘或一分）表示出来。但是当自由资本已经投在某特定的东西上时，除非将提供的纯资本收入还原，否则此物的货币价值照例无法确定。其实在这里，支配它的原因与支配地租的原因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我们已经面临着这部分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了：“凡是被正确地看成是‘自由’资本或‘流动’资本或新投资的利息的东西，被当做旧投资的一种租（即准租）时更合适。不过，在流动资本和在某特殊生产部门中‘沉淀的’资本之间及新旧投资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每组投资都可以逐渐变成另一组投资。即使地租也不是当做一种独立的东西，而是当做一大类中的一个主要种类来看待的，虽然地租的确有自己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不论从实际还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都极其重要。”[10]

[1]
边际成本在现代分析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曾引起许多异议。但其中大多数异议依据的论点，是把指正常条件和正常价值的论断改成指非正常条件或特殊条件的论断而进行非难。

[2]
请读者参阅第五篇第6章中的第5节脚注，特别要参考开始于数学附录中注14并在注21完成的关于价值中心理论的简要数学论述。

[3]
参考第五篇第3章中的第3节；第五篇第4章中的第3、第4节；数学附录中注16。

[4]
此边际将因当地条件及农场主个人的习惯、喜好与资源而异。在小块田地与崎岖不平的田地上使用机器有困难，而在缺乏劳力的地区比在劳力多的地区易于克服这种困难。如果出现的情况实际上是前一个地区比后一个地区的煤炭价格，而马料却贵，情况便很可能更是这样。

[5]
确特殊技能的手工劳动一般用于特殊订货以及其中许多都需要不同规格的产品；而辅以专门机器的无特殊技能的劳动却用于其他产品。在各大工厂的相同工种中，这两种方法并存，但二者之间的分界点在各工厂间又略有不同。

[6]
他所希望的改变也许只能是大规模的改变，例如某工厂中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改变会带来某种不稳定和风险。如果我们观察每个人的行为，那么，不论在生产还是消费方面，都不可避免出现中断现象。就好比在一个大市场上对帽子、手表和结婚蛋糕的需求是连续不断的，虽然没有哪个人会一下子买很多。同样，在一些行业中，总有一些不用机器的小企业和一些使用机器的大企业都能获得最大的经济；而中型企业则处于边际。此外，即使在已经使用机器的大工厂中，总是有些人在使用手工劳动，而在有些地方却在使用机器等等。

[7]
参阅本书第五篇第6章中的第3节的脚注与数学附录中的注16，并参阅第五篇第6、第7两章中的其他例证。工资与边际牧羊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劳动纯产品的进一步论证，详见第六篇第1章中的第7节。

[8]
参阅第五篇第4章中的第4节，还有本书第六篇第1章中的第9节末关于图能的注解。

[9]
参阅第四篇第3章中的第3节；卡弗的《财富的分配》第2章；本书第四篇第3章中的第8节。J.A.霍布森在现实社会经济进步方面是一位积极而有见地的经济学家。但是作为一个李嘉图理论的批判者，他往往低估了他所讨论的那些问题的困难。他断言如果任何生产要素的边际使用遭到限制，就会扰乱生产，结果使其他各要素的生产效率会比以前有所下降，因此引起的总损失将不仅包括该要素的真正边际产品在内，而且也包括其他要素的一部分产品在内。但他似乎忽略了下述各点：（1）有一些经常起作用的力量显示出在调节资源各种不同用途的分配上，因而任何分配的不当不久就会得到纠正。而所述论点并不要求使用分配过分不当的例外情况。（2）当分配得十分恰当时，要素使用比例方面稍有改变，就会减少该分配的效率；所减少的量和那种变动比较起来是很小的（用术语来说，它属于“二极小数”），因此，相对于那种变动它是可以不计的（用纯数学术语来说，可以视效率为要素比例的一个函数，如果效率达到最大限度，那么这些比例中的任何一个的微分系数都等于零）。因此，如果不计霜布森先生忽略的那些因素，就会犯严重的错误。（3）经济学如同物理学一样，变动一般是连续不断的。急剧的变动的确可以发生，但是必须分别处理它们。取自急剧变动的例证不能真正说明正常稳定的进化过程。在我们面前的那个具体问题上，保持这种警惕性极其重要。因为任何一种生产要素供给的急剧减少，都可以很容易地使所有其他要素实际上处于无用之地。因此引起的损失可以和这样的损失完全不相称：一直都用在下述边际上的该要素的供给稍有减少就会引起损失。这个边际是人们尚且不能肯定因稍多使用该要素而带来的额外纯产品。对于复杂数量关系方面变动的研究，往往因忽略这种考虑而受到损害，而这点似乎经常受到霍布森先生的忽视，如他在《工业制度》（第110页）中对“边际牧羊人”作出的评论即为一例。参阅埃奇沃斯在《经济学季刊》（1904年，第167页）与《科学》（1910年，第95～100页）对本注解中提到的两个事例所作的精辟分析。

[10]
此段引自本书初版序言。

第9章　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一般原理（续）

§1.借租税转嫁来说明地租问题的种种理由
地租现象非常复杂，而有许多相关的实际问题曾引起价值问题中的一些枝节问题的争论，因此有必要来补充我们以前用土地所作的例证。我们可以想象出一种商品来进行讨论，所选的这种商品要在问题的各个阶段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因而不至于引起在地主和佃户的现实关系中不存在这些特点的问题。

但在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可以从征税范围中取证来说明价值问题。因为大部分经济科学的确研究那些在全社会内普及的经济变动，这些经济变动主要影响某特定生产或消费部门；几乎所有经济原理都不能通过讨论某种征税转嫁的影响而得到恰当说明。“向前”是离开原料和生产工具的生产者，税进而向最终消费者转嫁；按相反方向就是“向后”转嫁。这对现在讨论的那类问题特别适用[1]
。

有这样一个普遍原理：如果将一种税加在任何一种东西上——某些人生产出来并又销售给他人的商品或服务，那么，这种税会使生产呈现出缩减的趋势。这将使大部分税务负担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小部分向后转嫁给供应这些生产者生产必需品的那些人身上。同样，任何一种东西的消费税都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向后转嫁给生产者。

例如，对印刷业课的那种出人意料的重税，会使从事该业的人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如果他们力图大大提高价格，需求势必会急剧下降。但从事该业的各阶层遭受的打击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印刷机和排字工人在印刷行业之外不容易得到雇用。所以，印刷机的价格和排字工人的工资一时降得很低。相反，厂房和动力设备，还有勤杂人员、工程师与雇员是不会通过生产过程的减缓来等待产品数量与已减少的需求相适应的状况的，其中有些人会很快在其他行业中找到出路，这样，很大一部分税势必会由辅助性工业（如造纸业和铸币行业）来负担，因为这些行业的产品销路有所减少；作者和出版商也会受到一些损失，因为他们不是被迫提高书价从而使销量减少，就是让成本耗尽了大部分的总收入；书商的总销数也会减少，从而使他们也会受到一些损失。

上面假定税分布范围很广，并涉及所述印刷业易于迁入的各个地区。但是如果这只是一种地方税，那么排字工人势必会迁出税务所所管辖的范围。同时，印刷厂主负担的税额也许多于（而不是少于）那些有更多专用和资金更易调动的厂主。如果这种地方税不能因为人口转移的趋势得到补偿，那么，它们将落到当地的面包商和杂货商等人身上，这样，他们的销售量也会有所减少。

假定所征的税是印刷机税，而不是印刷品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印刷者不情愿毁坏或不用半旧的机器，那么，这种税就不会影响边际产量，不会影响到印刷量，从而也不会影响到其价格，而只会从中途分得印刷机所有者行将获得的一部分报酬，并降低印刷机的准租金，不过不会影响过去诱使人们把流动资本投向印刷机上的必要纯利润率。因此，当印刷机用坏之后，这种税会增加边际生产费用，即会增加因生产者犹豫不决而产生的费用，从而使印刷机的供给减少，价格上涨。而新印刷机的应用只会到达这样一个边际：在此边际上，根据一般印刷者的判断，它们除了能付税外，还能提供正常利润。当达到这个边际以后，印刷机税的负担部分和印刷税大致相同。不过，这样，从每台印刷机攫取巨大工作量的诱惑力更大了。例如，可以用较多的印刷机实行双班制，尽管夜班会引起特殊的费用。

现在我们就把税转嫁的这些原理运用到我们的主要例证中去。

§2.上一节中讨论的地租和准租与价值的关系的例解
现在，让我们首先假定有几千块比钻石还硬的大陨石落在一个地方，立刻有一些人发现并把它们捡走了，而后来发现的人再怎么努力也捡不到了。这些陨石能被切削成各种形状，势必会给许多加工部门带来巨大利益；而陨石的所有者也会得到巨大的生产者剩余。这种剩余一方面完全取决于对加工陨石的需求的迫切性的大小；另一方面取决于陨石的数量。这种剩余不会受获得更多陨石供给所需的成本的影响，因为按任何价格都不能再多生产出一块来了。生产成本确实可以间接地影响陨石的价值，但那是用硬钢和其他材料制成的工具的成本，而这些工具的供给能随着需求的增长而增长。只要聪明的生产者惯于用任何一块陨石来完成用这种工具同样可以完成的工作，那么那块陨石的价值不会大大超过在这些次要用途上的同样有效率的那些工具的生产成本（减去折旧）。

因为陨石非常坚硬，不会受到摩擦的影响，所以也许在全部工作日内都得到使用。如果陨石确实很有用，那么，为了使陨石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加班加点，甚至实行二班或三班制也是值得的。但是使用陨石越多，对陨石每次多发挥的作用所提供的纯报酬也就越少，从而就说明这一规律：不仅土地，而且其他各种生产工具也一样，如果过多地使用了，势必会产生报酬递减现象。

陨石的总供给是固定不变的。当然，现在我们假定任何特定厂商要买多少就可以买到多少。在长时期内，他预期用在陨石上的支出所产生的利益回报（或利润，如果他自己工作的报酬也包括在内），有如他购买的是一架机器，其供给是可以无限增加的，因此，其价格同生产成本几乎一致。

但是一旦有人购买陨石之后，各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东西或借助于陨石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需求的变动，也许使陨石提供的收入成为此厂商的预期收入的两倍，或只是二分之一。后一种情况类似于从这样一台机器得到的收入：此机器没有最新的改良，只能赚取一台成本相等的新机器所能赚取的二分之一。陨石和机器的价值同样都是它们所能赚取的资本收入的还原，而这种收入又是由它们发挥作用所产生的纯价值决定的。收入获得的能力并不取决于其生产成本，而取决于产品的供求关系，且各自的价值也是如此。但是在机器发挥作用的那种情况下，其供给会为和它效率相同的新机器的供给成本所制约；而在陨石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只要现有的陨石是用来做任何其他工具所不能做的工作，就不会有这种制约。

试用另一种方法来证明上面的论点。因为不论谁购买陨石，都是从其他生产者那里买的，他的购买实质上并不影响陨石的一般供求关系。因此，这种购买不影响陨石的价格，而这种价格仍然是陨石在那些需要最不迫切的用途上发挥的作用所产生的资本价值来还原的。若断言买主从代表陨石发挥作用所产生的资本价值还原的价格上预测正常利息，就等于断言陨石发挥作用所产生的价值是由陨石本身发挥作用的价值来决定的，这是一种循环论[2]
。

其次，再让我们假定这些陨石并不是一下子全被发现的，而是散落在公共土地的地面上。只要大力搜寻，还可以在这里或那里找到一块。那么，人们搜寻陨石只会到达这样一点（或边际）：在该点上寻找陨石可能会获得的利益，在长时期内恰好足够补偿所用的劳动和资本的支出；在长时期内，陨石的正常价值就是使供求保持均衡的那个价值，而每年找到的陨石数量，在长时期内恰好是正常需求价格等于正常供给价格的那一数量。

最后，让我们把陨石发挥作用的情况和通常用在加工工业中的轻型机器或其他设备发挥作用的情况加以同等对待，办法是假定陨石是易碎的，而且很快就会磨坏；并假定有一种取之不尽的源泉，从中可以按几乎不变的成本迅速而有把握地得到追加的供应。在这种情况下，陨石的价值总是和该成本大致相等；需求的变动对价格的影响极小，因为价格稍有变动，就会很快使市场上的陨石存量发生巨大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从一块陨石中得到的收入（减去折旧）总是十分接近生产成本所产生的利息。

§3.续前
上面的一系列假设不断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延伸。在一个极端上，从陨石中获取的收入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租，而在另一个极端上，还是将此收入同自由资本或流动资本的利息列入一类更好。在第一种极端情况中，陨石既用不坏也毁灭不了，并且再也找不到更多的陨石，当然陨石有被分配于各种不同用途的趋势，而在这些用途上，陨石是被这样应用的：如果要为适应某种用途的需要而增加陨石的供给，就得将陨石从提供至少具有同样价值的纯作用上撤走。可见，几种用途的应用边际是由陨石的固定数量和在不同用途方面对陨石的需求总量的关系来决定的。一旦决定了这些边际，对使用陨石所要支付的价格就是由在其中任何一个边际上陨石所发挥的作用的价值来表示的。

对陨石使用者征收的统一税，会减少陨石在各种用途上所发挥的作用，所减之数等于税额。这种税不会影响陨石作用在几种用途上的分配；也许在由于重新调整的摩擦阻力而引起稍微延缓之后，这种税会全部落在陨石所有者的身上。

在我们假设链条的另一个极端上，陨石会很快就毁坏，按几乎不变的成本可以快速得到再生产，因此陨石能承担的各种用途的迫切性和数量的变动，会迅速引起可用陨石数量的变动，从而那些作用的发挥永远都不能提供一种大大高于或低于取得追加陨石所用的货币成本的正常利息
。在这种情况中，当一个企业家计算将使用陨石的任何订货的成本时，他在将使用（和耗损）陨石的时期里可以把利息（
或利润，如果把他自己的工作也计算在内）列入为该订货的一部分主要成本或直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陨石课的税会全部落在接受了用陨石生产了一批订货的那个人身上，甚至在实行这种税不久之后也这样。

假定陨石的寿命和新陨石的供应速度处于中间阶段，我们发觉借用陨石者必须支付的费用和陨石所有者在任何时候从陨石上所能获得的收入也许与其成本利息（或利润）暂时有差异。因为陨石能承担的各种用途的迫切性和数量的变动，会使陨石在边际使用上发挥的作用的价值有很大的提高或下降，即使在获得陨石的难度方面没有很大的变化也是一样。如果是由于需求的变动，而并非是由于陨石成本的变动引起的，那么在讨论任何特定企业或任何特定价值问题期间，这种上升或下降都可能是很大的。那么，对那种讨论来说，陨石提供的收入与其说近似于陨石生产成本的利息，不如说近似于地租。在这种情况中，对陨石课的税有减少用户租金，从而有减少取得追加供应的投资诱惑力的倾向。因此，会减少供给，并会使那些需要用陨石的人把租金逐渐增加到这样一个点上：在此点上，租金和陨石的生产成本完全相抵消。但是这种调节所需要的时间也许很长。在此期间，大部分税会落在陨石的所有者身上。

如果陨石的寿命与我们所论述的使用陨石的那种生产过程相比之下算是长的，那么，陨石的存量也许会超过特别适合发挥其作用所需要的陨石数量。其中有些几乎闲置不用，而这些陨石的所有者在计算他恰好愿意生产的那种边际价格时，并不计陨石价值的利息。这就是说，就持续长时期的合同或某个特定的生产过程来说，有些成本被划入直接成本；可就短时期的某特定生产过程来说，却被划入补充成本，而这种成本在生意清淡时是必须要加以考虑的。

当然，在长时期内，产品的价格应当抵偿补充成本，这和应当抵偿直接成本同样重要。一种行业由于甚至不能对投于发动机的资本提供低廉的利息，甚至也不能补偿逐日消耗的煤和原料的货币价格，那么此行业终究会破产，正如同一个人得不到食物或带上镣铐就势必会停止工作一样。但是人不吃饭还能继续工作一日，而如果他带上镣铐，就立即不能工作了。同样，一种行业在整个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期间里也许往往会持续运行，虽然在那段期间里除主要成本之外所赚无几，而固定设备也不得不“白白地使用”。但是如果价格跌得非常厉害，以致不能支付当年用现金购买的原料、工资、煤和照明等费用，那么生产势必会立刻停顿下来。

这是生产要素提供的被视作是地租或准租的那些收入和被视作是当前投资的利息（或利润）的那些收入（减去折旧和维修费用）之间的根本差别。虽说这种差别是根本差别，但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生物学有趋势证明动物界和植物界具有共同的来源。可是，哺乳动物和树木之间仍存在着根本差别；而从狭义上来说，橡树和苹果树之间的差别是根本差别；同样，从更进一步的狭义上来说，苹果树和蔷薇之间的差别也是根本差别，虽然它们都属于蔷薇科。这样，我们的中心论点是，自由资本的利息和旧投资的准租逐渐融合在一起，即使地租本身不是什么物品，而是一大类中的一个主要的种类[3]
。

§4.续前
此外，不论是在精神世界还是在物质世界中，大自然从来都没有把纯粹因素和其他因素分割开来。从严格意义上说的纯粹地租极其罕见。几乎所有的土地收入都多少含有某些重要成分，而这些成分是从投在建筑房屋、棚舍和排水等方面的劳动上产生的。但是经济学家学会了识别日常所说的租金、利润和工资等名词所指的那些混合物的各种性质。他们知道日常叫做工资的这一混合物中含有真正租金的成分；日常所谓的租金中含有真正的劳动报酬等等。总之，他们懂得把化学家作为自己的榜样，探求各种元素的本性，并借此处理商业中的普通氧与苏打，虽然普通氧还含有其他元素的杂质[4]
。

他们知道几乎所有实际使用的土地都含有资本的要素，需要分别论证人为了生产而投于土地的劳动所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和不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产生的价值；在讨论普通意义上的“地租”（其实是从狭义上来说的）并非全都是地租那种收入的特定情况中，必须综合这些论证的结果。论证综合的方式取决于问题的性质，有时只用机械的“力的合成”就够了；更多的是必须考虑到各种力量之间类似化学的交互作用；而在几乎所有那些范围很广而又极其重要的问题上，都势必要注意生物学中的增长概念。

§5.稀有租金和级差租金
最后，简单谈一下“稀有租金”和“级差租金”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租金都是稀有租金；所有的租金也都是级差租金。但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把同样使用恰当工具进行生产的某特定生产要素和劣等要素（也许是边际要素）所提供的收益进行比较来计算该特定要素的地租。而在有些情况下，最好直接考察需求或用该要素进行生产的那些商品所需要的资料的稀缺性或丰裕程度的基本关系。

例如，假定现有的陨石都同样坚硬、同样不易损坏；假定这些陨石都为某个人所控制；再假定此人决定不利用垄断权力来限制生产和人为地提高陨石使用的价格，而是充分地使每一块陨石达到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程度（这就是说，刚好达到最大的边际，结果产品只能以这样一种价格出售：此价格刚好够它的费用和利润，而对陨石的使用提供不了任何剩余）。这样，陨石发挥作用的价格势必由其这种特定用途和作用的稀缺性和对这种作用的需求来决定的；而剩余总额或租金最容易被看成是这种稀有价格和陨石使用费总额之间的差额。因此，一般被视做稀有租金。但是相反，也可以将此租金看做是陨石发挥作用的总价值超过另一种总价值的级差差额，即假如陨石的一切用途像其边际用途那样无利可图时所达到的总价值。如果陨石为不同的生产者所有，而他们又由于互相竞争而不得不把每块陨石使用到不会再产生什么收益的边际，那么，上述论点也完全适用。

之所以这样选择上一个例证是为了阐明这样的事实：用“级差”和“稀有”的方法来计算地租是不以劣等生产要素的存在为转移的。这是因为按优等陨石的边际使用和按在完全不值得使用的边际上的那些劣等陨石的使用，都同样可以清楚地作出有利于陨石在各种更有利的用途方面的级差比较。

由此可见，劣等土地或其他生产要素的存在有提高优等要素租金的趋势这一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违背真理。因为如果劣等土地被淹，并且完全不能生产任何东西，那么，势必要加强对其他土地的耕作。所以，与该地提供的较少的产量时相比，产品的价格会更高，而地租一般也会有所提高[5]
。

[1]
本节内容摘自皇家委员会关于对地方税所提问题的答复。参阅《会议报告第9528号》，1899年，第112～126页。

[2]
这种循环推理有时几乎毫无妨碍，但往往有掩盖本质的倾向。有时公司创办人和那些力求影响立法、使之对自己有利的特殊利益的维护者非法使用它们。例如，半垄断企业组织或托拉斯往往“抬高资本价值”，为此把时间选择在与其有关的生产部门极其发达的时候，而此时某些殷实的工厂也许会获得50％的纯利润率，这样便弥补了过去与未来不景气的年月中所失去的几乎等于主要成本的缺额。创办人有时甚至商定即将卖给公众的企业要有许多价格非常有利的订货，而损失由他们和他们所控制的其他公司负担。因为强调半垄断销售，就可能会获更多的利，从而托拉斯的股票会为公众抢购一空。如果最后有人反对托拉斯的这种行为，特别是反对由于高关税或任何其他特权，那么得到的答复是：股东们收取的红利很少。这类事例在美国屡见不鲜。在英国，有时会稍稍提高某些铁路股票的价值，将此间接地用做防止降低运费从而给股东造成损失的手段，因为降低运费会使虚拟资本的红利出现减至实际资本的合理收益以下。

[3]
参阅本书第五篇第8章中的第6节。

[4]
费特教授在《经济学季刊》（1901年5月，第419页）上发表的“地租概念的过时”一文中似乎忽略了这点。在该文中，他断言：“如果只是那些不是由劳动而产生的东西算作土地，如果证明在已开发国家中没有经过劳动的物质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算作资本。”此外，当他反驳（同上书，第423～429页）“广袤性作为土地的基本属性和地租的基础”时，他们似乎不懂得他所攻击的那种理论的真正含义。事实上，土地的广袤性（或“空间关系”的总体）是土地的主要属性，虽然不是土地的唯一属性。这种属性使得得自土地的收入（在早开发国家）含有大量真正地租的因素，而土地收入中含的这种真正地租因素，或日常所谓的地租，实际上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重要，以至于赋予了地租理论的历史发展以特殊的性质（本书第四篇中第2章的第3节）。在世界经济史中，如果需求很大而又无法增加的无比坚硬的陨石的作用比土地更大，那么，引起学者主要注意的那些真正地租因素势必和硬度这一属性有关；而这势必会赋予地租理论的发展以特殊的本质。但是广袤性或硬度都不是所有提供真正地租的那些东西的一种基本属性。费特教授似乎也不理解上面所说的关于地租、准租和利息的中心理论的要点。

[5]
比较卡塞尔的《全部劳动产品权》第81页。

甚至在许多很有资格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出现的关于准租性质的许多误解，都似乎是由于对价值与成本的长期和短期的差别注意不够。因此有所谓的准租是一种“不必要的利润”，而且是“非成本部分”的说法。就短时期而言，把准租描述为不必要的利润是正确的，因为生产那根据假设己经制成并等待使用的机器是无须“特别”成本或“直接”成本的；但是就那些其他（补充）成本而论，准租是一种必要的利润。除了直接成本之外，这些成本在长时期内都必须支付。而这些成本在某些工业（例如海底电讯业）中比主要成本重要得多。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准租都不是成本部分，但是对未来准租的预计是机器投资和一般补充成本支出的一个必要条件。

此外，准租曾被描述为租金“机遇”利润，并且几乎以同样的说法被认为完全不是利润或利息，而只是一种租金。在短期内，准租金是种机遇所得，而在长时期内，预计准租应该是（而且一般也确实是）提供生产准租所投下的一定数量的货币所代表的自由资本的正常利息率 （或利润率，如经营上的报酬计算在内）。根据定义，利息率是一种百分率，即两个数之间的关系（见本书第五篇第8章中的第6节）。机器不是一个数，其价值可以等于若干镑或元，但是除非它是一台新机器，不然它的价值是按其所得或准租（折现）的总额计算的。如果机器是新的，机器制造商认为这总额对于可能的买主来说，将表现为行将报偿制造商的那种价格的等价。因此，在这种情况中，此价值通常既是成本价格，又是代表未来所得（折现）总额的一种价格。但是如果机器是旧的，并且式样部分上有些陈旧，那么机器的价值与其生产成本并没有密切的关系，只是应该得到的未来准租的折现值的总额。

第10章　边际成本和农产品价值的关系

§1.从一般农产品和新开发国家出现的地租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时间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
现在我们就从泛泛的讨论转向土地，并且首先讨论一个古老国家的农业土地。

假定一场预计不会持续很久的战争使英国的部分粮食中断供应，英国人一定会使用收效很快的额外的资本和劳动来增加农业生产。他们也许会考虑施用人工肥料、碎土机，等等，这些结果好，则来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就越少，而他们认为这种价格是使他们值得在这方面追加投资所必要的。但是，战争对于他们在战时收不到成效的改良的决策影响极小。从而，在任何有关决定短期谷物价格的那些原因的研究中，都必须将土地从逐渐改良中得到的肥力当做是当时的既定事实，仿佛和大自然提供的肥力一样。这样，得自这些永久性改良的收入，提供了一种超过增产所需要的主要成本（
或特殊成本）的剩余。但这种剩余不是和地租本身等同的真正剩余。这就是说，不是超过产品总成本的剩余，而是需要用来补偿企业的一般成本。

更确切地说，如果将土地所有者个人对土地做出改良以后所产生的额外收入，不计入这样的收益中——由社会的总体进步赐予的土地，并不取决于他的劳动和牺牲——那么，全部额外收入通常是用来补偿他的那些劳动和牺牲的。他对这些额外收入的估计可能偏低，但同样也可能偏高。如果他估计得正确，那么一旦投资出现了有利可图的迹象，利益就会迫使他进行这种投资。如果没有相反的任何特殊原因，我们就可以假定他是这样做的。在长期内，投于土地的资本的纯收益按好坏收益平均计算，一般不超过这种投资所要求的合适的水平。如果预期收益低于人们实际计算出来的收益，则改良就会少些。

这就是说，对于和进行任何改良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时间比较起来算是长的时期来说，得自改良的纯收入只是用来支付改良者的劳动和牺牲所需要的费用，从而进行改良的费用直接列入边际生产费用，并直接参与长期供给价格的决定，但在短时期内，也就是说，在相对于进行所论述的那类改良并使之充分产生效果而需要的时间来说算是短的时期内，这些改良在长期内产生的纯收入足以提供改良的正常利润，且并不直接影响供给价格。因此，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短时期，则可以将这些收入看成是取决于产品价格的准租金[1]
。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产量——从而和耕作边际的位置（即在优等和劣等土地上资本和劳动都得到有利运用的边际）——都是由供求的一般情况决定的。一方面是由需求，也就是说，由消费农产品的人口数目、人们的需求强度和支付能力来决定的；而另一方面是由供给，也就是说，由可用土地的面积和肥力以及准备耕种的人数和他们的资金来决定的。从而生产成本、需求强度、生产边际和农产品的价格都相互制约着，而其中任何一种部分受到别种因素的决定，且不会导致循环论。（2）作为地租的那部分产品当然也在市场上出售，而且对价格起到的作用和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都完全一样。但是供求的一般情况，或者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不会受到将产品分割成地租以及使农户的支出有利可图的需要的影响。地租数量不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地租本身是由土地的肥力、农产品的价格和耕作边际决定的。地租是投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所得的总收益超过在耕作边际一样不利的条件下所得的总收益的差价。（3）如果计算不属于边际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当然也必须计算地租费；而如果这种计算是用来说明决定农产品价格的原因的，那么，推理就成为循环了。因为完全是一种结果的东西又被算作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那些东西的部分原因了。（4）可以确定边际产品的生产成本，是不致引起循环推理的，但产品其余部分的生产成本则不然。在一般供求情况的支配下，有利运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上的生产成本，是全部农产品的价格呈现出与之一致趋势的那种成本，它并不决定价格，但却集中了决定价格的那些原因。

§2.续前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所有的土地都具有相同的方便条件，并且都已被占用，那么，土地提供的收入就具有垄断地租的性质。不过这好像是种错误。当然，不论土地是否具有相同的肥力，土地所有者都会尽可能联合起来限制生产，通过这种办法而得到提高的农产品价格是垄断价格，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垄断收入，而不是地租。但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得自土地的收入是地租。不论是在土地质量完全相同的国家，还是在优等土地与劣等土地混杂在一起的国家，此地租都是由相同的原因和相同的方式来决定的[2]
。

的确，如果除了足以使人人都能拥有他准备进行充分投资而需要的肥力大致相同的土地之外，这种土地还绰绰有余，那么土地就不会提供地租。但这只说明一个存在已久的矛盾的说法：水如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便没有市场价值。虽然水的某些成分有维持生命的功能，但是人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达到满足的边际，在该边际上任何更多的供应对他都毫无用处。如果每个村民都有一眼井，他要用多少水就可以从自己井中抽多少水，而他为此付出的劳动并不多于他从邻家井中抽水所付出的劳动，那么，井中的水就没有市场价值。但是假如发生干旱，浅井水竭，甚至深井也有缺水的危险，那些井中有水的人就能向任何一个用水户收费。人口越密，收费的机会就越多（在假定没有开掘新井的条件下），最后，每个井中有水的人都可能会认为井是一个永久的收入源泉。

同样，在一个新开发的国家里，渐渐会出现土地缺货价值。早先到的移民并没行使专有权，他做的只是任何其他人都同样可以做的事。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即使冒的不是生命危险，也冒了某些风险，结果证明土地不佳，他也许不得不放弃改良。相反，他的冒险也可能会成功，成群结队的人接踵而来，而他的土地的价值很快就会提供大量的剩余，远远超过他花在土地上的费用的正常报酬，这正像一个只撒一网就满载而归的渔民一样。但其中除了他的冒险所需要的报酬之外是没有剩余的。他从事的是一种有风险的事业，人人都有机会从事这种事业。他的精力和运气曾给他带来格外高的报酬，而任何别的人也可能会像他一样进行冒险。这样，他预计土地将来会提供的收入，就列入他的计算之中，并且当他对事业究竟会进行到什么程度还犹豫不决时，这种期盼就促成了决定其行为的动机。正如他的改良是用自己的双手进行的一样，他把那种收入的折现值[3]
看成是其资本的利润和自己劳动的报酬。

一个外来移民在占有土地时往往会料到在占有土地期间，土地提供的产品可能会不足以作为他的艰苦、劳动和支出的适当报酬。他将部分报酬寄托在土地本身的价值上，也许不久就会把土地卖给那没有机会过垦荒生活的后来者。有时甚至像英国农场主遭受到损失之后才能明白那样，这个新农户几乎把生产的小麦看成是一种副产品；他努力争取得到的主要是一个农场，是由他对土地进行改良而行将得到的农场所有权。他认为土地的价值会不断上涨，这种上涨与其说是由于他自己的劳作，倒不如说是由于那日益繁荣的社会带来了更舒适的生活、更丰富的资源以及更发达的市场。

用另一种方式来说，人们一般不愿经历垦荒者的艰苦和孤独，除非有把握能得到一种比他们在故乡能得到的更多的报酬（用生活必需品来衡量）。除非用一种高工资，否则便不能吸引矿工到一个交通条件较差和其他社会活动都与社会隔绝开来的富矿来工作，而在这些矿上监督他们自己投资的那些人也期待着高额利润。出于同样的理由，垦荒者需要通过出售农产品而获得高额总收益，并且取得有价值的产权作为他们的劳动和艰苦的报酬。当可以免费使用土地时，拓荒者在这块土地上达到的边际恰恰能使土地提供一种收益，却留不下支付地租的任何剩余；在使用土地而必须得付费时，外来移民只进行到这样的边际：收益除了为垦荒者付出的艰苦提供报酬之外，还会留有一种地租性质的剩余以补偿其费用。

§3.对于生产者个人来说，土地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尽管如此，还应该记住：从生产者个人的角度来看，土地只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一个农民对其耕作的某块特定的土地是否达到所能达到的那种有利程度，是否应该尽量利用这块土地，还是是否耕种另外一块土地，这就和他是否应该购买一把新犁，还是设法使现有的各把犁多做一些农活（有时在土壤处于不太有利的条件下也使用它们），或是给他的马多喂些草料等问题，具有相同的性质。他把以下两种情况加以比较：一种是多用一些从土地上得到的纯产品；一种是把这笔资本用在其他方面（这笔资本是为了取得这种纯产品而必须花费的）。同样，他把在不利条件下使用自己的犁所得到的纯产品，同增加其犁的数量，从而在更有利的条件下使用犁而获得的纯产品加以比较。他不知道是用额外使用现有的各把犁，还是用使用一把新犁所生产的那部分产品来说明犁的边际使用。其实，这种使用对犁提供的纯收入毫无增益（也就是说，除了实际的耗损费，一无所剩）。

又如，一个拥有土地和建筑物的厂商或商人把所拥有的二者看做与上述具有类似的关系。最初土地和建筑物都会给他提供充分的帮助与便利，后来随着他力图从中取得越来越多的帮助和便利而出现了报酬递减现象，直到最后他犹豫不决，不知道他的车间或库房是否达到极为拥挤的现象，以至于只有通过增加空间才能达到他的目的。而当他决定通过增加一块土地或是多盖一层工厂以扩大空间时，他要把增加一块土地或多建一层楼的投资所得进行比较。他刚好从现有设备中挤出的那部分生产能力（他不知道增加那些设备是否比提高现有设备的利用率更值得），对那些设备提供的纯收入并无增益。这个论点没有提到设备究竟是人造的，还是大自然赐予的。此论点同样适用于地租和准租。

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却有这样的区别：如果一个人占有一个农场，那么供别人使用的土地就有所减少。他使用农场不是增加了别人对农场的使用，而是取代了这种使用。而如果他投资改良土地，或建筑房屋，便不会显著减少别人进行同样投资的机会。可见，在土地和人造设备之间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在一个早开发的国家里，土地总额大约是（在某种意义上说，绝对是）永久而固定不变的
；而人造设备——不论是土地的改良、建筑物，还是机器等——都能按照借助它们进行生产的产品的有效需求的变动而不断增加或减少，这就是不同的方面。而相反，其相同，是因为其中有些设备不能迅速生产出来。就短期
来说，它们实际上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量
。就短期而论，得自这些设备的收入和借助它们进行生产的产品的价值的关系，如同真正的地租和这些价值的关系一样[4]
。

§4.对所有农产品和对单一农作物征收特别税的说明。准租和单一农作物的关系
让我们把这些思考应用在对“谷物”（从古典经济学家为简单起见用它来代表一切农产品的意义上说）征收一种永久性租税的假设上。很显然，农户会尽力让消费者至少负担一部分租税。但是向消费者索取的价格出现任何上涨趋势都会减少需求，从而对农户又起着反作用。为了断定究竟会有多少税转嫁给消费者，我们就必须研究有利支出的边际，不论这种支出是运用于劣等土地或远离有利市场的土地的少量支出边际上，还是运用于优等土地或靠近人口稠密的工业区的土地的大量支出边际上。

如果靠近边际生产量的只是少量的谷物，那么，农户所得纯价格的适当下降并不会使谷物的供给锐减。因此，消费者所付的谷物价格不会急剧上升；而消费者负担的租税实属有限。但是谷物的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势必会有很大的下降。如果农户耕种的土地是自己的土地，就会负担较大一部分租税；而如果是租来的土地，他就可以要求大大减少地租。

相反，如果靠近耕作边际生产量的是大量的谷物，则租税会出现使生产大大缩减的趋势，由此而引起的价格上涨会阻止这种缩减，从而农户几乎会与从前一样精耕细作，而地主在地租方面受到的损失会很小[5]
。

可见，在一方面，如果一种税使土地的耕作或农场的建立受到限制，这种税就有转嫁于农产品消费者的趋势；而在另一方面，对来自土地的位置、广袤性、阳光、热量、雨和空气的那部分（年）价值所课的税，只能由地主负担。当然，租地人在短时期内就是地主。土地的这种（年）价值一般叫做土地的“原始价值”或“内在价值”。但是其中大多是人为的结果，虽然不是它的使用者造成的。例如，灌木林地由于附近工业人口的增长而可能立刻就具有很高的价值，虽然此地的所有者一直把它原封未动地搁在一边。因此，更正确的说法也许是把土地的这部分年价值叫做“公有价值”，而把由土地使用者的劳动和支出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叫做“私有价值”。但是仍然可以保留“原始价值”和“内在价值”这些旧用语，以供一般使用，不过一定要指出它们的部分不确切性。以前使用过一个比它好的词语，即土地的年公有价值叫做“真正地租”。

对土地公有价值课的税，不会大大减少精耕土地的诱惑力，也不会减少建筑农场用地的诱惑力。因此，这种税不会大大减少商品粮的供给，也不会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所以不能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转嫁出去。

这里假定对真正地租课的税是按照土地的一般功能，而不是按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特殊使用来规定税额的。现在假定土地的纯产品为一个具有正常能力和创业精神且善于使用土地的佃户所得。如果有一种先进的耕作方法发掘了土壤的潜力，并使收益得到增加，除报酬支出和正常利润之外，还有很大的剩余，那么，纯收益和正常利润的这个差额应属于真正的地租。但是如果人们预料到会对该差额所生的真正地租课以很重的特别税，那么就会使土地所有者因畏惧重税而放弃对土地的改良[6]
。

§5.续前
我们曾经顺便提到过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对相同的原料或生产工具的竞争，但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不同农业部门对同一块土地的竞争。这种情况比城市土地的那种情况简单，因为就主要作物而论，农业是单一的经营，虽然对栽培果树（包括葡萄在内）、花草和蔬菜之类提供了发挥各种专业经营的机会，但大体上还是单一经营。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姑且假定可以将各种农产品看成是等同于一定量的谷物，并假定除了占全部土地有限而固定的部分建筑地基之外，所有的土地都将被用于农业。这样假定是有理由的。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一种农产品（例如蛇麻）上时，似乎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原理，但其实不然。下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吧。

蛇麻是和其他作物轮种的。往往使农户举棋不定的是，究竟用自己的某块土地来种蛇麻，还是来种另一种作物。于是各种作物都彼此争用这块土地。如果任何一种作物比其他作物有提供更大利益的迹象，那么，农户将把自己更多的土地和资金用于这种作物上。这种变动也许是由于习惯、缺乏信心、固执或农户的知识有限而受到阻碍，但这一点大体上仍然是真的。各农户（再一次重复起支配作用的代用原则）在估计自己的资金时，将把资本投在他的各方面经营上，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有利的边际为止。也就是说，直到在他看来似乎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在某特定方面任何进一步投资的收益会补偿他的支出为止。

可见，在均衡时，燕麦和蛇麻或另一种作物恰好使农户运用将提供相等的纯收益的那种资本和劳动来估算，否则他就是做出了错误的估算，从而不能得到支出所提供的最大限度
的报酬。不过，他仍然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作物耕种面积来增加收入[7]
。

这就使我们要考虑与各种不同作物对同一块土地的竞争的那种相关的税了。让我们假定不论在什么地方种植蛇麻都要纳税，而那并不只是一种地方税。农户可以通过降低集中经营蛇麻的程度来逃避一部分税，而用他曾计划种植蛇麻的土地种植另一种作物来逃避另一部分税。假如他认为种植无税的另一种作物比种植有税的蛇麻收入要多，那么他将采取第二种计划。在这种情况中，当他决定限制集中蛇麻生产的程度时，他考虑的是从种植（比方说）燕麦的那块土地所能得到的剩余。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中，在种植燕麦的土地提供的剩余或地租和蛇麻价格必须补偿的边际成本之间也不存在简单的数量关系。某农户的土地过去生产优质蛇麻，并且当时恰好适合种植蛇麻，他会毫不犹豫地认为最好是用此地来种植蛇麻，虽然由于租税的原因，他也许会决定稍微控制在这方面的支出[8]
。

同时，总的限制蛇麻供给的倾向会使其价格呈现出上涨的趋势。如果蛇麻的需求没有弹性，而又不易从没有这种特别税的地区输入质量相同的蛇麻，那么，价格的上涨几乎等于全部税额。在这种情况下，总的限制蛇麻供给的倾向就会受到抑制，而所种植的蛇麻几乎和没有课税以前一样多。在这里像在以前所论述的印刷品税的情况一样，地方税的结果和一般税截然相反。因为除非这种地方税普及到全国可以种植优质蛇麻的绝大部分地区，不然其结果势必会把蛇麻驱逐到无税的地区，税收会减少，当地农户受到的损失会很大，而老百姓购买蛇麻付的价格也会稍高一些。

§6.续前
就短期而论，上一节的论点对农场建筑物的获利效能和其他准租都适用。当可以用来生产某种商品或其他设备，并由于另一种商品的需求能使它们在生产上取得更高收入而转用于这种商品的生产时，在短时间内第一种商品的供给会减少，而价格比这些设备不能用于另一种用途取得更高收入时要高些。例如，如果生产设备可用于一个以上的农业部门，那么各部门的边际成本所受的影响，取决于这些设备转用于其他部门的程度。尽管报酬递减，其他生产要素在第一个部门中的利用强度将更加提高，而产品的价值将上升，因为只有价值较高时价格才会处于均衡状态。由于外部需求而增加了的设备的获利能力，似乎成为这种价值增长的原因，因为这会使那个部门的生产设备相对缺乏，从而提高它们的边际成本。从这种论断的表面似乎可以简单地过渡到另一种论断，即增加了的设备的获利能力列入了决定价值的那些成本之中。但是这种过渡是不合理的。因为在第一种商品的价格的上涨和设备转用于第二个产业部门所能得到的收入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数量关系。

同样，如果对某工业中的工厂课税，那么其中有些工厂将转向其他工业，因此那些工业的边际成本会下降，从而它们的产品的价值也会下降，同时各工厂的纯租价也会暂时下降。但是这些下降的量会有所不同，因此，在产品价格下降和地租（或更确切些说，准租）的下降之间并没有数量关系。

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说，这些原理都不适用于矿山。矿山使用费虽然往往被叫做地租，但却不是一种地租。因为除非矿山或石场等实际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然就必须至少将它们的收入超过直接支出的差额的一部分看做是出售储藏品（的确为大自然所储藏，但现在被当做是私有财产）所获得的价格。因此矿产品的边际供给价格除了包括开矿的边际支出费用之外，还包括矿山使用费。当然矿主希望按时取得矿山使用费，而且在部分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矿主与承租人订的合同往往阐明既要支付使用费，也要支付地租。但是如果进行正确的解释，对一吨煤收的矿山使用费本身，就说明了那被视做未来财富源泉的矿山的价值已有所减少，而这种减少是从自然储藏量中取出的那吨煤造成的[9]
。

[1]
当然改良的性质和程度部分取决于租佃条件，还有在该时该地地主与佃户所具有的创业精神、能力和所支配的资本。关于这一点，在研究租佃关系时我们将会知道，要适当考虑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

但不妨指出，地租本身是基于土壤的原始性质不变的这一假设计算出来的。如果将改良提供的收入视作准租金，则会认为这些改良保持着充分的效率，如果它们正遭到破坏，那么在我们求出作为准租金的纯收入之前，必须要从它们提供的收入中减去因破坏而造成的损失的价值。

用来补偿损耗的那部分收入与矿山使用费有某些类似之处，这种费用并不在于因采掘而对矿山造成的损失。

[2]
比较第五篇第9章中的第5节。

[3]
与第三篇第5章中的第3节及第五篇第4章中的第2节相比较。

[4]
地租和利润的关系曾引起上一世纪经济学家的注意，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也许是西尼尔、穆勒、赫尔曼和曼戈尔特。西尼尔似乎明白困难的关键在于时间因素。但在这里就像在别处一样，他只满足于自己的建议，而并没有把建议系统化。他说（《政治经济学》，第129页）：“就一切有用场合而言，一旦提供收入的资本——不论是通过馈赠还是继承的——变成某人的不是通过自己节约和劳动而得来的财产，利润和地租的区别就立刻消失。”此外，穆勒说（《政治经济学》，第三篇第5章中的第4节）：“任何有利于某些生产者或有利于在某些条件下生产的那种差别，就是某种利益的源泉，这种利益虽然不能叫做地租（除非由某人定期付给另一个人），但却受与其完全相同的那些规律的支配。”

不用错误情报或其他方法来操纵价格的投机家，如果能准确地预料出未来，并且在股票交易所或粮食市场上通过巧买巧卖而获利，是因为他促进所需要的生产并压缩所不需要的生产，并且一般来说对社会有利。这一点前边已经指出。但在早开发国家中的土地投机者却不能这样，因为土地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充其量他只能使一块很有希望的地基不致因为所有者的仓促、无知或无能而用于次要方面。

[5]
当然，使地租和土地的真正剩余相适应，实际上是缓慢而无常的。这些问题将在第六篇的第9、第10两章中进行讨论。某些相当武断的假设条件下的粮食税的归宿问题将在附录十一中进行研究。

[6]
对未利用的建筑用地豁免全部价值税会妨碍建筑。见附录七。

[7]
只要农户是为供应市场而生产原料甚至粮食，那么他的资源在不同用途方面的分配就是一个商业经济问题；只要他的生产是为了自己的家庭消费，那么至少在部分上是家庭经济问题。比较第五篇第4章中的第4节。此外，可以指出数学附录十四强调这样的事实：提供最大总报酬的那种支出在不同工作方面的分配，是由对解决家庭经济中的同一问题所需的那些方程组合来决定的。

穆勒（《原理》，第三篇第16章中的第2节）在讨论“连带产品”时指出，和作物争用特定土地有关的一切问题由于作物的轮种和类似原因而更加复杂化；对轮种的各种不同作物需要有一种繁杂的复式簿记。实践和妙算可能会使农户大致做到这一点。整个问题可以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示，但这些公式冗长，也许徒劳无益。因此，只要这些农户始终是抽象的，就不会有多大用处，不过却对高级农艺学有点用，只要这种科学进步得足以适应现实细节的需要。

[8]
例如，如果他认为尽管得交税，但种蛇麻使他除了费用（地租除外）之外，还能得到三十镑剩余，而种任何其他作物除了需要同样费用外，却只能使他获得二十镑的剩余，那么，实际上并不能说该地种其他作物提供的地租就能“列入”燕麦的边际价格之中。但是从其不正确的意义上解释“地租不列入生产成本”的古典理论容易，而从其原来正确的意义上解释则比较难，因此，最好避而不用此术语。

一般人都想不通地租不列入燕麦价格之中的这种旧的说法，因为他看到其他用途对土地需求的增加使附近所有土地的租金都会上涨，使种植燕麦的无租地减少。因此，值得从剩下的燕麦地攫取较多的产量，从而使燕麦的边际生产费用及其价格上升。地租的上涨确实是一个机会，而通过这个机会，可用于蛇麻和其他农作物的土地的日益稀缺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不值得力求使他深入这些条件改变的现象中去探求真正起作用的原因。因此，认为地租不列入它们的价格是不合适的。但是比这更糟的是认为地租列入它们的价格，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杰文斯问道（《政治理济学理论》序言，第54页）：“如果将作为牧场时每亩一直提供2镑地租的土地改作麦田，难道不应该把这2镑（每亩）加在小麦的生产费用中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2镑和只能补偿其应该负担的小麦生产费用无关。应当说的是，“如能用来生产某商品的土地却用来生产另一种商品，那么第一种商品的价格同其生产范围的相应压缩而增长。第二种商品的价格将等于只能补偿其应该负担的那部分小麦（即在有利支出边际生产的小麦）的生产费用（利润和工资）。如果为了任何特定的论证而将该地的全部生产费用加在一起，并让全部产品分担这种费用，那么我们应计入的地租并不是该地用于生产第一种商品时所付的地租，而是用于生产第二种商品时所付的地租”。

[9]
参阅第四篇第3章中的第8节。亚当·斯密因同等对待租金与工资和利润，并将其看做是部分（货币）生产成本而受到李嘉图的攻击。毫无疑问，亚当·斯密有时就是这样做的，不过他在别处还说：“必须注意租金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构成商品价格。这与工资和利润有所不同。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租金的高低却是其结果。这是因为要使某种价格或高或低的商品上市，就必须支付或高或低的工资和利润，但正是因为此商品价格比足以支付那些工资和利润所需要的数额或高或低得多、略多或不多不少，它才能提供高额或低额租金或完全不提供租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中的第11章）这种情况正如其他许多情况一样，他将在自己著作的某部分中预见的真理，又似乎在其他部分中加以否定。

亚当·斯密在论述“煤炭在任何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出售的价格”时，认为“是最富的矿决定附近所有矿的煤价”。他的意思含混不清，但他好像并不是指任何暂时性的廉价出售，而是指煤矿一年的租金。李嘉图显然遵循着相同的方式，却得出相反的结论“是最贫的矿决定着价格”。这个结论显然比亚当·斯密的理论更接近真理，但事实上当一个矿的费用主要采取矿山使用费的形式时，这两种说法似乎都不合适。李嘉图在说租金并不列入矿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时，从术语方面来讲是对的（无论如何不一定算错）。但他还应该补充这样一句：如果一个矿实际上并非永不枯竭，那么从中获得的收入部分是租金，部分是使用费；而且最低的使用费的确列入产品的各部分费用中，虽然租金并不直接列入其中（不论是边际费用还是非边际费用）。

当然，使用费是按矿中的煤层来计算的，这些煤层既不十分富饶而易于开采，又不十分贫瘠而难于开采。有些煤层仅仅抵偿其经营费用；而有些煤层因缺煤或有严重缺点，甚至不能支付其劳动工资。不过，全部论证都暗中假设是早开发国家的情况。当陶西格教授在指一个新开发的国家（《原理》第2章的第96页）“怀疑最贫矿的所有者是否能取得任何报酬，并假定其根本没有开发它”时，他也许是对的。

第11章　边际成本和城市土地价值的关系

§1.位置对城乡土地价值的影响。地基价值
前三章考察了生产成本和因占有土地“原始力”与其他自然恩赐品而获得的收入的关系，也考察了生产成本和直接来自私人投资的收入的关系。介于二者之间有一个第三类收入，其中包括社会总进步的间接结果，而不是私人为获利而投入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直接结果的那些收人，或者不如说是收入的那些部分。现在我们应该研究这一类收入，特别是关于城市地基的价值。

我们已经注意到，如果用农产品的量来计算，几乎总是不能与投入农业中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但在另一方面，如果高度集约经营是附近地区非农业人口增加的结果，那么，人口的密集很可能有提高农产品价值的趋势。我们已经看到当农产品按生产者的价值而不是按数量来计算时，这种影响是如何同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相对立且如何超过后者的作用的；农户既可以得到销售农产品的好市场，又可以得到供给他必需品的好市场，他贱买贵卖，越来越能得到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便利和享受[1]
。

此外，我们也已经看到高度工业组织产生的经济[2]
是如何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工厂的资源。和工业环境的普遍进步所产生的那些外部经济相比，各产业必须为自身安排的那些内部经济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企业的位置在决定企业利用外部经济的程度上，几乎经常起着重大的作用；由于附近勤劳富裕的居民增多或者铁路和通向现有市场的其他交通工具的便利而产生某地基的位置价值，是工业环境的变动对生产成本起到的最显著的影响。假设任何一行业（不论是否农业）中的两个生产企业在各方面都具有相同的便利条件，但第一个企业比第二个企业占的位置更方便，因此在相同市场上做买卖需要的运费较少，那么，第一个企业家的位置给予他的差别利益就等于对方多出的运费总额。而且我们可以假定，位置上的其他便利条件，例如靠近特别适合他的行业的劳动市场同样可以变成货币价值。如果把这换算成货币价值并加在一起，就得出第一个企业比第二个企业因位置便利而具有的货币价值；而如果第二个企业没有位置价值，地基只是按农业土地的价值来计算，那么，这种价值就成为特殊位置价值
。从更有利的地基上获取的额外收入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特殊位置的地租；任何一块建筑土地的总地基价值
都是拆除建筑物后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时的价值。“年地基价值”——用一种方便的虽然不十分确切的说法——就是那种价格按当前利息率提供的收入。这显然超过特殊位置价值，而超过之数仅等于农业土地的价值，相比之下，往往是一个几乎可以不计的数[3]
。§2.通过个人或集体的有意行动所创造的位置价值的一些例外情况
很显然，大部分位置价值是“公有价值”（见以上第五篇第10章中的第4节），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例外情况。有时全城乃至一个地区的住宅都是按商业原则设计的，而且是单独由一个人或一个公司承担风险投资完成的。后者的行动部分上也许是出于慈善或宗教的动机，但不论是何种情况，财政基础都会见于以下这一事实：居民人口稠密本身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一个原因。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效率产生的主要利益都归于那些已经占有该地的人。但那些从事开拓一个新地区或建设一座新城市的人，往往把自己的主要希望都寄托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基础之上。例如，当萨尔特和蒲尔曼决定把工厂移到乡下并建立萨尔特和蒲尔曼城时，他们都预料到按农业用地的价值能购买到的土地，会取得因城市人口稠密而产生的特殊位置的价值。同样的动机也曾支配了那样一些人：他们选定一块本来就适合成为避暑胜地的地基，然后购买这块土地，并且用大批经费来开发其资源。他们情愿长期等待自己投资价值的回报，就像期待他们的土地最终会因周围人烟稠密而变得很高的位置价值[4]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得自土地的年收入（无论如何都是超过农业地租的那部分收入）对许多情况来说都应被看成是利润，而不应被看成是地租。不论是建筑萨尔特城或是蒲尔曼城工厂所用的土地，还是充作某店铺或商店的地基（位置会使它有可能和工厂工人做好买卖），它们都是提供“高额地租”的土地，对上述论点都同样适用。因为在这些情况中，势必要冒很大的风险；而在有巨大损失风险的各项事业中，也必然有获重利的希望。一种商品的正常生产费用必须包括生产此商品所需要的风险的报酬，且这种报酬要足以使那些对进行冒险还在犹豫不决的人，认为他们可能得到的利益净额（也就是说，除去他们可能受到的损失额后）是对他们的辛勤和支出的报酬。这种冒险提供的利益除了足以供这种目的使用之外，并没有多大剩余。这可以由它们仍然不是很有利的这一事实来说明。但在势力很大的公司操纵的那些工业里，可能比较常见这些利益。例如，某大铁路公司可以建立一个克鲁或一个新斯温顿，以不冒任何巨大的风险去制造铁路设备[5]
。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群土地所有者联合起来建筑一条铁路，并不指望铁路运输的纯收入能支付任何投在建筑铁路上的资本的巨额利息；但是这种纯收入会大大提高他们土地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将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增加看成是改良他们土地所投下的资本的利润，虽然这种资本曾用于铁路建设，而不是直接用于他们自己的土地。

具有相同性质的其他事例还有：排水工程或改善农业或城市土地总体状况的其他计划，只要这些计划是由土地所有者自己的费用来实现的，就具有这种性质。不论这些费用是通过他们私订协议，还是向自己征收特捐得来的。此外，一个国家在建立自己的社会政治组织、普及国民教育和开发自然资源方面的投资，也属于这类事例。

因此，那些增加土地和其他自然恩赐品的价值的环境改善，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由于土地所有者为提高土地价值而故意投资的。因此，如果我们考察长时期的话，可以将由此而增加的一部分收入看成是利润，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却不然。自然恩赐品提供的纯收入的任何增加都并非是由于土地所有者的特殊支出，而且也并不提供使用这种支出的直接动机，这种增加对各种情况来说都应当看做是地租。

当一个在某新兴城市的郊区拥有数十英亩土地的人为了建筑而“开发”这些土地时，就出现类似上面所说的那些情况。此人也许设计了马路，决定哪里房屋应当相连，哪里应当分开；并拟定了总的建筑式样，也许还规定了每种房屋用的最低建筑费，因为每种房屋的美观性都增加了所有房屋的总价值。他这样创造的总体价值具有公有价值的性质；此价值主要取决于潜在的公有价值，而这种价值又是整个地基由于附近繁荣城市的兴起而得到的。但是应当将他的预见、组织能力和支出产生的那部分价值看成是企业的报酬，而不应当看成是私人对公有价值的占用。

必须考虑这些例外情况。但一般准则是，在每块土地上建筑房屋的数量和性质主要（在当地建筑法的许可下）是能预期得到的结果最有利的那种数量和性质，很少或根本不考虑对周围地区位置价值的作用。换句话说，那块地的地基价值是由这样一些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多半不受决定建筑什么样房屋的那个人的左右，而是他根据对地基上面各种房屋提供的收入的估计来调节建筑经费。

§3.决定永租地租的一些原因
土地的所有者有时用自己的土地建筑房屋，有时索性把土地卖出去。最常见的是，他按固定的地租出租自己的土地，租期为九十九年，期满之后，土地与其建筑物（根据契约，建筑物必须妥为修缮）归其遗产继承人所有。让我们考察一下决定他出售土地所得地价和他出租土地所取地租的那些原因。

任何一块土地的资本还原价值都是这块地可能提供的所有纯收入的簿记折现值，所谓纯，一方面是指减去包括收租费在内的各种意外费用，另一方面加上它的矿藏、发展各种企业的能力以及用于住宅时所具有的那些物质的、社会的和美观的有利条件。土地所有权提供的那种社会地位和其他令个人满足的货币价值并不表现为土地的货币收益，但却列入它的资本货币价值[6]
。

接下来让我们考察一下是什么决定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比如说租期为九十九年）所能得到的“地租”。将全部固定租金折成现值有等同于土地当前资本价值的趋势，但是必须扣除两项：一项是当租期终结时把土地和土地上面的建筑物一齐交还本主遗产继承人的义务；另一项是租约对土地使用的任何限制可能引起的不便条件。由于扣除这两项，如果该地基价值被认为是始终保持不变的，那么地租就略小于该地的“年地基价值”。但事实上，由于人口的增长以及其他原因，地基价值看涨。因此，在租期开始时，地租一般都略高于年地基价值，而在租期终结时，则远远低于年地基价值[7]
。

§4.报酬递减和建筑用地的关系
让我们重申这样的事实：报酬递减律适用于各行各业为生活和工作而对土地使用的各种情况[8]
。

当然，在建筑业中也像在农业中一样，资本运用得过少是可能的。正如某宅地所有者认为的一样，只需耕种分给他的一百六十英亩土地的一半，他就能生产出比耕种全部土地时还多的农产品，即使当土地几乎毫无任何价值时，一幢很差的住宅也可能贵得和它提供的收入不相称。在农业中，对一英亩土地收入一定的资本和劳动就可以提供最高的报酬，而超过此点追加资本，劳动报酬就会减少，建筑业也是如此。在农业中，提供最大报酬的每英亩的资本量是随着作物的性质、生产技术形态和供应的市场的性质而变化的。同样，在建筑业中，如果地基没有稀有价值，可能提供最大报酬的每平方英尺的房产资本也是随着建筑物要求的用途而变化的。但是如果该地基具有稀有价值，那么值得超过这个最大报酬点继续使用资本，而不需要支付扩大地基所需土地的额外成本。在土地价值高的地方，使每平方英尺土地提供两倍的收益所用的成本，多于在土地价值低的地方在同样情况下所用成本的两倍。

我们可以把建筑边际
这一词语应用到这样一种收益上：这是一种刚好值得从某地基上取得收益，如果土地的稀有性减小，就不会取得的好的收益。为使概念明确，我们可以假定这种收益是由建筑物的顶层提供的[9]
。

但在英国，法律禁止私人把楼盖得非常高，以防使邻楼得不到新鲜空气和阳光。随着时间的推移，盖高楼的那些人会被迫在他们建筑物的周围留出大量的空地，而这就使建筑很高的楼无利可图了。

土地成本的节省是通过建筑高楼顶层，而不是通过更多地扩大地面建筑面积来实现的，这种节省正好能补偿该计划用的额外费用和不便。如果考虑到顶层楼偶尔出现的不便，那么顶层楼提供的收益刚够值它的成本，而不会留有任何用作地租的剩余。在顶层楼上（如果是工厂的一部分）制造的那些东西的生产费用，仅仅与其价格相抵，并没有支付地租的剩余。因此，可以将工业产品的生产费用看成是在建筑边际上制造的商品的生产费用，从而不支付地租。这就是说，地租不列入边际上的那组生产费用。在该边际上，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供求力量是如何在决定价值方面起作用的。

例如，假定某人在计划修建一个旅馆或工厂，并为此考虑要用多少土地。如果土地便宜，他便会使用大量土地；如果土地很贵，他就会用较少的土地，而把房屋建筑得高些。假定他计算建造一百一十英尺长前廊的两个铺面所需要的费用，与使它们在各方面带给他和顾主与雇员的利益都相等；还假设他，如果把未来的支出进行资本还原之后，能得到五百镑的收益。如果可按每英尺不到五十镑的价格获得前廊，他就会情愿用大面积的土地，而不用小面积的土地，那么五十镑就等于土地对他的边际价值。计算在其他方面的劳动时，花同样的费用在较大地基上会比在较小地基上获得的增加的价值要更多或用较便宜的土地而不用位置较差的土地来建房，他也许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是无论他采用哪种计算方法，此方法的性质和他决定是否购买任何其他企业设备的性质相同。他把从每种投资中能预期得到的纯收入（减去折旧）看做是和他的企业所能得到的一样；如果位置的优势使得处于该位置的全部可用土地都能得到各种不同的使用，那么以前每英尺五十镑的资本价值表示的是其边际使用等于该土地的当前价值。

§5.各种建筑物对同一块土地的竞争
这里假定各种不同用途争用土地会把各处的建筑和各种用房一直扩大到这样一个边际：对同一地基运用任何更多的资本都不再有利可图。随着一个地区对住宅和商业用房的需求的增加，为了避免在同一块地上因增加建房而引起更多的费用和不便，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土地也是值得的。

例如，比方说里兹的地价因店铺、仓库和铁厂等争用土地而上涨，那么，当某毛纺织商发觉生产费用有所增加时，也许便会迁到另一个城市或乡下去，从而把他过去使用的土地留下，以便建店铺和仓库。城市的位置对于建这些建筑物作其他用途要比对建工厂更有利，因为他也许会认为，迁到乡下节省的土地成本和迁移带来的其他利益，除了抵消其不利之外，尚且绰绰有余。在讨论这样做是否值得时，此毛纺织商会把他的工厂地基的租金算作是毛纺织品的生产费用，而且也应当这样算。

但是我们必须探求事实的真相。供求的总关系把生产推到这样一个边际：生产费用（不列入任何地租）非常高，结果人们情愿支付高价以增加土地，以避免在狭小空间内因工作拥挤而造成不便和产生更多的费用。这些原因决定着地基价值，因此，不应将地基价值看成是决定边际成本的价值。

由此可见，工业和农业对土地的需求在各方面都如出一辙。燕麦生产费用的增加是由于这个事实：可以获得燕麦好收成的土地为能提供地租更高的其他作物所急需；同样，在伦敦可以看到印刷机在离地面六十英尺高的楼层上工作，如果其他用途对土地的需求没有把建筑边际推到这样的高度，那么印刷机提供的工作就会便宜一点。又如某蛇麻种植者也许会认为，由于支付很高的地租，他的蛇麻价格将不能抵偿那里的生产费用，因此他也许不在那块地上种蛇麻，在另块地上种，而他留下的这块土地也许租给一个菜商。不久，附近的土地需求又有增加，以致这菜商所得的菜价总额将不能抵偿菜的生产费用（包括地租在内），因而他又将土地出租给（比方说）建筑公司。

在每种情况中，日益增加的土地需求改变着集约使用土地的有利边际。该边际上的成本表明决定土地价值的那些基本因素的作用。同时这些成本又是供求的一般条件迫使价值与之一致的成本。因此，直接研究这些成本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是正确的，虽然这种研究和私人资产负债表的目的毫不相干。

§6.企业家的租金和他们索取的价格的关系
对特别有价值的城市土地，各种批发商和零售商比厂商更有需求。在这里值得谈谈他们所特有的那种需求的有趣特点。

如果同一行业部门中的两个工厂的产量相等，那么它们一定拥有几乎相等的车间面积。但是商店建筑的大小与其周边却没有密切的关系。大量的空间对商店来说是件好事，同时也是额外利润的一个源泉。但这实际上并不是必不可缺的。不过商店的空间越大，存的现货就越多，从而用以陈列样品的空间也就越大。在受趣味和时尚变动左右的那些商业里，尤其如此。这些部门的商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大力收集各种时髦商品，尤其是那些眼看就要流行起来的商品；他们的地租越高，也就必须越快地出售那些稍微过时和可有可无的商品，甚至亏本也在所不惜。如果商店的位置是这样的：顾客受精选货物的诱惑大，而受廉价货物的诱惑小，那么商人将索取周转次数较少而利润率却很高的货币价格。但位置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将索取低廉的价格，并力图多做生意，以便与他们的资本和营业场所的规模相称。这正如同在某些附近地区，菜商认为当豌豆角很香嫩的时候摘下来最合适，而在另一些地区菜商却要等豌豆角长得十分饱满很压秤的时候再摘。不论商人采取哪种计划，都会有些好处，而他们怀疑这些好处是否值得提供给大众，因为他们预料到由于这些好处而增销的商品只能偿其所负，并不能对地租提供任何剩余。他们因这些好处而出售的商品，是地租不列入其推销费用的那些商品，这就如同地租不列入菜商认为刚好值得生产的那些豌豆的生产费用中一样。

有些租金很高的商店要价低廉，因为在这些商店门前过往的许多过客付不起高价来满足自己的喜好。店主知道一定得贱卖，否则根本就卖不出货物。他不得不满足于资本每次周转带来的低利润率。但是，因为他的顾客的需要很简单，他就无须积存大量商品；他的资本一年可以周转许多次，因此，他每年的纯利润量是很大的，他情愿为可以获得这种利润的位置而付出很高的租金。反之，在伦敦上流社会的某些寂静的街道上以及在许多乡村里，商品价格都是很高的。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中，必须要用高级商品吸引顾客，而这种商品却卖得很慢；在后一种情况中，总周转的确很慢。在这两种地方，商人赚取的利润都不会使他有可能支付像伦敦东部某些价廉但顾客盈门的商店店主所支付的那样高的租金。

但是，如果不增辟任何交通渠道广招顾客，位置便会变得更适合其他用途，而不适合开设店铺；只有那些有办法招引大批顾客（和他们索要的价格与经营的商业种类相比较）的店主，才会偿其所负。因此，在对各行店主的需求不变时，店主的人数将会减少；剩下的店主不用对顾客提供更多的好处和诱惑，就能获得一种比以前高的价格。可见，这个地区土地价值的上涨将表明位置的稀有，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稀有会提高零售商品的价格。这正如同任何地区农业地租的上涨表明土地的稀有程度和这种稀有程度将会提高边际生产费用从而会提高任何作物的价格一样。

§7.城市地产的混合租金。参阅附录七
房（或其他建筑物）租是一种混合租金，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地基，而另一部分则属于建筑物本身，二者的关系相当复杂，可留待本书附录七中加以讨论。但是关于混合租金的一般性质不妨在这里说上几句。乍一看上去，一物同时产生二租的这一命题似乎有些矛盾。这是因为此物的租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扣除经营费用之后的一种剩余，而就同一经营过程和由此而获得的同一收入而言，是不能有两种剩余的。但是如果那种东西是一种混合品，那么可以将各部分都经营的一种超过经营费用的剩余收入，即相应的租金，在理论上区分开来，有时在商业上也是可以区分开来的[10]
。

例如，水力发动的面粉厂的租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它的建筑用地的租金；另一部分是它使用水力的租金。假定要想在一个地方建立面粉厂，而那里许多地块的旁边可利用的水力是有限的。那么，水力和所选地段的租金就是这两种租金的和，它们各自都是级差地租，其中一种极差地租是占用该地块从事任何生产提供的；另一种是水力的占有对在其中任何地块上经营面粉厂而产生的。这两种租金，不论是否恰好为同一个人所有，都可以清楚地分开，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可以分别计算。

但是如果没有可以建立面粉厂的其他地块，就另当别论了。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水力和地块归不同的人所有，那么，它们的价值超过该地块用于其他场合时所具有的价值差额中，有多少归地主所有，只能用“协议”的办法加以解决。

假如有可以利用水力的其他地块，但是效率不同，这就仍然无法决定地块和水力所有者如何分割生产者剩余差额，这种差额是上述两种共同提供的生产者剩余，超过该地块用于其他场合和水力用于别处所提供的总的剩余的差额。除非就水力供给的一定年限达成协议，不然也许就不会建立起该面粉厂。不过当租期结束时，关于分割水力和面粉厂占用的地块所提供的总剩余，又会引起同样的困难。

像铁路、煤气、自来水和电力公司这样的局部垄断者，还有那些为使企业设备适于发挥其服务性能以及也许为此目的而自己出资装备了费用庞大的设备的消费者企图加价时，就经常产生类似的困难。例如，当匹兹堡的厂商刚刚建立起一些用天然煤气而不是用煤的高炉时，煤气的价格就立即增长了一倍。矿业史也提供了类似困难的许多事例，如工厂和附近地主关于路权等方面的争执以及与附近村舍、铁路、码头所有者的纠纷，等等[11]
。

[1]
见第四篇第3章中的第6节。

[2]
见第四篇的第10、11、12、13章。

[3]
如果我们假定在同一个市场上销售产品的两个农场对等量投资的资本都提供报酬，第一个农场比第二个农场多得的报酬等于把产品运输到市场上的额外费用，那么，这两个农场的地租就会相等（这里假定投于该二农场的劳动与资本都化成同一的货币尺度，或假定它们和市场的距离一样远近也行）。此外，如果我们假定有甲乙二矿泉井提供的水完全相同，各泉按不变的货币生产本来都可以得到无限开发；而且不论产量如何，这种成本在甲泉（比方说）是每瓶二便士，在乙泉是二便士半，那么从乙泉每瓶运费比从甲泉少半便士的那些地方会成为“它们竞争的中立地带（如果运费与距离成比例，那么该中立地带是甲与乙进行竞争的焦点地带）”。在甲方各地，甲泉可以比乙泉卖得便宜，反之，乙泉可以比甲泉卖得便宜。各泉在自己地区内出售自己的产品都能获得垄断地租。这是那许许多多容易让人产生想象而又不无教益的问题之一，可与图能在他著的《孤立国》中进行的卓越研究相比较。

[4]
当然，这类事例在新开发国家中最常见，但在早开发的国家中也许并不十分罕见。萨尔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莱奇沃思花园城也是新近颇有意思的一例。

[5]
政府在实行这种计划时，特别在选择供驻军用的城市、兵工厂和制造军用品的场所方面具有很大的便利条件。在比较国营和私人工厂的生产费用时，国营工厂的占地面积往往只按农业土地计算。单单用这种方法计算是错误的。假如私人工厂为自己建立一个城市，必须每年支付很大一笔占地费用或冒很大的风险。因此为了证明国营工厂对公众福利和私营工厂同样经济有效，在国营工厂的资产负债表中应列入其占用地段的城市价值和全部费用。在那些特殊的生产部门中，国家可以为它们建立工业城而不冒那些私家工厂所冒的风险。这大致可以将这种利益看做是国家经营那些特殊事业的一项依据。

[6]
农业土地的价值一般表现为当前货币地租的若干倍，或等于若干年地租的总收入。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这些直接的满足越多以及土地提供的这些满足和货币收入越多，那么土地的价值也就越大。这种收入等于若干年的总地租，会由于预计未来正常利息率或货币购买力的下降而有所增加。

地租未来上涨的折现值比一般想象得要小得多。例如，假设息率为五厘（中世纪时流行的利息率更高），按复利投资1镑，200年后约为1.7万镑，500年后约为400亿镑。因此，国家在首次实行地价上涨后归公方面的投资方面，其所做的1镑的投资实属不利的投资。除非地价上涨值现在超过1.7万镑（如果是在200年前进行的投资），或400亿镑（如果在500年前进行的投资）。这是假定可能按5厘进行的投资，而实际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7]
在不繁华或商业稀少的地区，少数地块价值有所下降。但在另一方面，在过去没有特殊位置价值而后来变成时尚或商业中心的地块，其位置价值要比地租上涨许多倍。如果是在黄金稀缺而各阶层人士的货币收入十分微少的18世纪前半叶出租，情况更是如此。100年后1000镑的地产对地主提供的收益折现值，也许比一般想象得要少些，虽然误差没有在前一注解中所说的预期千百年的情况那样大。如果利息率为3厘，那么此值约为50镑；如果像三四百年前那样利息率一般为5厘，那么只有8镑。

在估算在任何一块土地上行使建筑权的价值之前，都必须从建筑物的估计毛收益中减去预计的建筑费用，在这些费用中还有租税（中央税或地方税），而这些税也许是向地产征收并由地产所有者交纳的。但这就引起了一些困难和枝节问题，只好留在附录七中加以讨论。

[8]
参阅第四篇第3章中的第7节。

[9]
公寓楼房往往装有电梯，这种电梯的使用费由房主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美国，楼房顶层的租金有时要比其他楼层高些。如果地价贵，而法律又不为邻楼的利益而限制房主的楼房高度，那么，他也许会把楼盖得很高。但最后他会达到建筑边际，最终发现用于奠基、建筑厚墙和安装电梯的额外费用以及由此而来的低层的贬值，使他因多建一层楼而得不偿失。可以将恰好值得他提供的那种额外收益（即房屋）看做是处于建筑边际的收益，即使高层的租金比低层多一些。参看本书第四篇第3章中的第7节的注解。

[10]
必须记住，如果房屋与其占地面积不吻合，总租金减去地块租金后并不等于该房在相宜地块上所得的全部房租。类似的限制适用大多数混合租。

[11]
同行业中各不同阶层工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和混合租金这一问题类似，见第六篇第8章中的第9和第10节。

第12章　从报酬递增规律来看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

§1.报酬递增规律发生作用的一些方式。使用供给弹性一词的危险。整个工业和单一工厂的种种经济差异。参阅附录八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第3章和第5章的研究，并考察与在生产上有报酬递增趋势的商品的供求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某些困难。

我们曾注意到报酬递增趋势很少紧跟着需求的增加而出现。例如，表型气压计突然流行起来所产生的最初影响是其价格暂时出现上涨，尽管这种气压计除了一个小柄之外并不含有任何材料。因为得付高工资从其他行业中吸引并没有通过特殊训练的工人，这样大量劳动会遭到浪费，在短时间内实际生产成本和货币生产成本都会有所增加。

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很久，那么，即使没有任何新的发明，气压计的生产费用也会逐渐下降。因为会培养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来分担各种不同的工作，又由于部件交易法诞生的应用，专门化机器做的工作比现在手工做的要更好、更便宜。从而，表型气压计年产量会持续增长，并且价格会大大降低。

这里要注意的是需求和供给的重要区别。一种商品售价的下降对需求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起作用的。商品需求量增加多少要看需求有无弹性。价格下降也许要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才有可能使商品获得新的或广大的用途[1]
；但是（除了不计因价格下跌而使该商品被逐出该领域的那些例外情况之外）价格对需求的影响对一切商品来说都有着相似的性质。此外，在长时期内表现出弹性很高的那些需求，几乎当时就显出很高的弹性。因此，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我们无须表明所指时间的长短就可以说某商品的需求弹性是高的还是低的。

但是供给就没有这样简单的规则可循。买方出价的上升的确总会增加供给。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短期，特别是一个市场的交易情况，那么的确存在着和需求弹性相符合的“供给弹性”。这就是说，价格的某种上涨使卖方愿意增加销售量的大小程度，取决于他们背后储备的多少以及他们对另一个市场价格水平估计的高低。这个准则几乎同样适用于长期内有报酬递减趋势的那些产品和有报酬递增趋势的那些产品。事实上，如果一个工业部门需要的大型设备得到充分利用而又无法迅速扩大，那么，其产品价格的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许都不会显著影响产量的增加；而对手工制品需求的类似增长，也许会迅速引起供给的巨大增长，虽然在长期内它的供给遵循着报酬不变乃至报酬递减的规律。

在同长期有关的那些比较根本的问题上，情况甚至更加复杂。因为甚至与当前价格的那种无条件需求相对应的最终产量，在理论上都可能是无限大的。因此，遵循报酬递增乃至报酬不变规律的那种商品的供给弹性，对长期来说在理论上也是无限大的[2]
。

§2.续前
接下来应当考虑的是某工业因生产某商品而逐渐发展，并使商品价格下降的这一趋势与个别工厂因扩大生意而迅速引用新的大规模经济的趋势截然不同。

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个能干而又有进取心的厂商的发展过程中，每走一步是如何使得下一步的发展更容易而又更迅速的。因此，倘若他运气颇佳，并保持充沛的精力，而且不辞劳苦，他的发展便很可能会继续下去。但这些是不能永久持续下去的：一旦这一切有所衰退，他的企业也就很可能会因为那些曾使它发达起来因素的作用而遭到毁灭，除非他把企业交给另一个像他过去那样有能力的人。可见，个别工厂的兴衰可能是经常性的，而一个巨大的工业却长期经历着波动，乃至不断向前发展着。这就如同树叶子（重述以前的例证）进行着大量的新陈代谢，而树干本身却年复一年不断地成长一样[3]
。

这样看来，决定个别工厂的生产要素，和决定某个工业的全部生产要素，遵循着截然不同的规律。如果我们考虑到销售上的困难，这种区别也许就更明显了。例如，迎合特殊趣味的某些工业，很可能会小规模生产。它们一般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会很容易地使用其他行业中已经采用的机器和组织方式。因此，这些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肯定会同时引出许多大规模的生产。但也正是在这样一些工业中，各个工厂很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固守着自己的特定市场；如果这样限定了市场范围，那么生产上的任何急剧增长都可能会使该市场的需求价格下降，而且下降得和工厂行将获得的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不相称，即使工厂的生产相对于那个广大市场（从比较广的意义上说是工厂为之生产的市场）来说也只占有极小的一部分。

实际上，当生意清淡时，生产者往往会力图在自己的特定市场之外以稍高于商品主要成本的价格出售剩余产品，而在他的市场上仍然力求按几乎抵偿补充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其中大部分是对投在建立他的企业的外部组织上的资本的预期报酬[4]
。

此外，相对于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那些商品的直接成本来说，补充成本照例要比其他商品大一些[5]
。因为那些商品的生产需要在物质设备和建立商业往来方面投下大量资本，这就使生产者格外害怕破坏自己的特定市场，或害怕因破坏共同市场而引起其他生产者的不满。而这些是在生产设备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时当做决定商品短期供给价格的因素的，这我们已经知道了。

因此，我们不能把个别生产者的供给条件当做决定一个市场的总的供给条件的典型。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在商业进展方面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工厂寥寥无几。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个别生产者和他特定市场的关系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不同于全体生产者和共同市场的关系[6]
。

§3.续前
就如同个人的历史不能算做人类的历史一样，个别工厂的历史不能算做一个工业的历史。但人类的历史是个人历史的结果，而为一个共同市场提供的生产总量，却是诱使各个生产者扩大或缩小其生产规模的动机的结果。正是在这里，那个代表性工厂的方法对我们提供了帮助。我们假设该厂不论是在何时都享有所属工业生产总规模所具有的那些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平均份额。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工厂的规模虽然部分上取决于技术和运输成本的变动，但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是由工业的总体扩展情况来决定的。我们认为此厂的经理考虑的是，是否应该增加某项新业务或引用某种新机器等等。我们认为他或多或少地把这种变动带来的产量当做一个单位，并权衡其利害得失[7]
。

这就是我们注意的那种边际成本。我们并不期待它因需求的突然增加而立即下降，相反，我们期待短期供给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但我们也料到需求的逐渐增加使典型工厂的规模渐渐扩大并提高其效率，增加此厂拥有的那些内部和外部经济。

这就是说，在制作这些工业的长期供给价格表时，我们要写出已减少的供给价格和与其相对应增加的商品数量。这是表明那种已增加的数量会按较低的价格及时得到供应，以满足那相当稳定的相应需求。我们不计那些新的重大发明可以产生的任何经济，但是我们却要包括那些运用现有观念可能获得的经济；我们期待着那种兴衰力量之间的均衡，而如果假定所述条件在长期内一致产生作用，是会达到这种均衡的。但是必须广泛理解这些概念，因为设法使这些概念更精确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如果我们在讨论中几乎包括全部现实生活条件，那么问题就会难的解绝不了了；如果我们只选择几个条件，那么相关的那些繁琐而微妙的推理，就会变成科学游戏，而不是指导实际工作的工具。

正常供求的稳定均衡理论的确有助于使我们的概念具体化。此理论在初级阶段与现实生活相去不远，从而不能非常逼真地描述那些最强大且经常出现的经济力量的方法。但是如果追求此理论那长远而复杂的逻辑结果，就与现实生活隔绝开来了。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接近了经济发展的主题。因此，在这里特别需要记住的是，在把经济问题当做静态均衡而不是当做有机发展的问题时，就表述得不完全了。因为虽然只有静态讨论能使我们有明确的思想，从而比较达观地将社会看做是一个有机体的必由之路，但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

静态均衡理论只是经济研究的入门；甚至对于那些有报酬递增趋势的工业的进步和发展的研究来说，也是一种开始。此理论的局限性经常受到那些特别是从抽象观点来进行研究的人的忽略，结果就使这种理论出现了完全定型的危险。但是有了这种警觉性，就不妨冒险尝试一番。这个问题将在附录八中略加讨论。

[1]
参阅第三篇第4章中的第5节。

[2]
严格说来，在考虑一定设备的发展和一定组织的大规模生产所用的时间时，产量与其出售价格是互为函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单位生产成本是从预期产量中求出的，而不是相反。经济学家一般都用这种方法，他们在关于需求的排序方面也采用这种方法。这就是说，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减价引起的销售额的增加，而不太考虑增加销售额所引起的减价。

[3]
见第四篇的第9、10、11、12、13章；特别是第11章中的第5节。

[4]
这一点可以这样表示：当我们考虑个别生产者的时候，必须以他的供给曲线和他自己的特定市场的特殊需求曲线来相配，而不是和在广大市场上他的商品的一般需求曲线来相配。这条特殊需求曲线的斜度一般很大，也许和他自己的供给曲线的斜度相同，即和产量增加会使他获得大量内部经济的曲线一样。

[5]
当然这不是一个普遍准则。例如，可以指出因途中缺少乘客而损失四便士票价的一辆公共汽的纯损失接近四便士，而不是接近三便士，虽然公共汽车业也许遵循的是报酬不变规律。又如，假如不是害怕破坏自己的市场的话，那些手工制鞋者和鞋匠，为了避免失去一宗特殊订货而情愿降低其正常价格，所降之数也许会比那使用大量贵重机器并规模很大的厂家还要多些。还有和连带产品的补充成本相关的其他困难，比如为了做广告而按接近主要成本的价格出售某些商品的做法（见上第五篇第7章中的第2节）。但在这里无须特别讨论这些。

[6]
关于个别工厂因产量增加而获得大规模生产经济效益的抽象推理，不仅在细节上，而且甚至在一般结果上都容易发生错误。这几乎是等于说，在这种情况下，应全面表述决定供给的那些条件，因为它们往往受到那些不易觉察的困难的阻碍，而在试图用数学公式表示某行业的均衡条件时尤其感到棘手。有些学者（包括库尔诺在内）得到的实际上是个别工厂的供给表，此表表明该厂的产量增加使它获得了大量内部经济，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费用。他们坚信他们的数学，但是显然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前提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结论：不论是哪个工厂，如果最初经营有方，将会垄断该地区内的全部生意。而回避这种困难的其他学者认为，对那些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产品来说，是不存在均衡的；又有些人怀疑表示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的那些供给表是否站得住脚。参阅数学附录中注14，其中涉及这种讨论。

针对上述困难而想出的那个补救方法，是在一般重要推理的指导下，把每个重要的具体情况当做独立的问题来研究的。扩大一般命题的直接应用范围以便使它们有可能对所有困难都提出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会使一般命题因过于繁杂而失去应有的作用。经济学“原理”的目的只能是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研究提供指导，而并不是试图代替独立的思考和研究。

[7]
见第五篇第5章中的第6节。

第13章　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变动的理论与最大限度满足的原理的关系

§1.绪论
在本篇前几章中，特别是在第12章中，我们研究了供求适应中的渐变。但是如果出现下列任何一种变动——重大而持久的变化；任何重大的新发明；因战争或瘟疫而发生的任何人口减少；所述商品，或者其中使用的某种原料，或者充作它的竞争品和可替代的另一种商品的货源的增加或减少——都可能会使该商品年（或日）生产和消费量的价格不再等于该商品生产和消费量的正常需求价格与正常供给价格。换句话说，上述变动会使制作新的需求表或新的供给表或新的需求和供给表成为必要。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研究这些问题。

一种商品正常需求的增加是指该商品的各种数量都能找到买主的那种价格的上升，或以任何价格都能找到买主的那种商品数量的增加，二者指的是一回事。造成这种需求增加的原因很多，有的也许是由于该商品日益时兴起来；有的也许是由于此商品有了新的用途或为它开辟了新的市场；有的也许是由于可以充作此商品的替代品的那种商品的供给长期减少；或者社会财富和一般购买力的长期增长，等等。相反的变动会使需求减少，从而使需求价格下降。同样，正常供给的增加是指按各种价格都可以供给的那些数量的增加，或者各种不同的数量赖以供给的价格的下降[1]
。造成这种变动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因改善交通或用其他方式的开辟而增加了新的供给来源，也许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比如发明新的制造方法或新机器。此外，也许是由于获得了生产补贴。相反，正常供给的减少（或供给表的上升）也许是由于新的供给来源的阻塞或纳税。

§2正常需求增加的结果
我们必须从三种观点，即从所述商品遵循报酬不变规律或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增规律来研究正常需求增加的结果。这就是说，该商品不论产量是多少，供给价格实际上都不变，或者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或者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

在第一种情况中，需求的增加只会增加产量，而不会改变价格。这是因为遵循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的正常价格完全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当需求超出下述这种情况时在这方面就不起作用了，即除非按固定价格对该商品有某种需求，否则该商品根本就得不到生产。

如果这种商品遵循报酬递减规律，那么，该商品需求的增加会使其价格有所上升，还会使产量得到增加，但不会增加到像在报酬不变规律下那样多。

相反，如果商品遵循报酬递增规律，那么，需求的增加会使产量有所增加（比在报酬不变规律下增加得多些）并同时降低商品的价格。例如，如果每周生产1 000件某类产品，并按10先令的价格卖掉，而每周生产2 000件产品的供给价格也许只是9先令，那么，很小的正常需求增长率可以逐渐使这个价格变成正常价格，这是因为我们考察的时间长得足以使决定供给的那些因素充分发挥正常作用。不论是哪种情况，如果正常需求减少，而不是增加，价格就会上升[2]
。

某些经济学家曾用本节论证来维护这样的主张：对进口工业品征收保护税就能扩大那些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并且借助于报酬递增规律的作用，最终
会降低将这些商品卖给本国消费者的价格。的确，在一个新兴国家里，如果“保护幼稚工业”制度选择得恰当，最终是可以获得这种结果的。在这样的国家里，工业像儿童一样能够迅速成长。但即使在那里，如果是为了特定利益阶层的发财致富而选择这样的制度，这种制度是会遭到误用的。因为占绝对优势的工业是这样一些工业：它们的规模已经非常大，进一步扩大只会带来少量的新经济。当然像在英国这样早已采用机器的国家里，工业一般都超过借保护获得巨大利益的阶段；而对任何一种工业的保护都几乎总是有缩小其他工业的市场特别是国外市场的趋势。这几点意见只表明这个问题是复杂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3.正常供给增加的结果
我们已经看到，在各种情况下正常需求的增加都会导致产量的增加，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还会使价格上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会使价格下降。但我们现在就要知道，供给的各种便利条件的增加（使供给表下降），在导致产量增加的同时，总会降低正常价格。因为只要正常需求保持不变，增加了的供给就只能减价出售。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供给的某种增加而引起的跌价，会比在另一些情况下大得多。如果商品遵循的是报酬递减规律，则价格会下跌很少。因为那时伴随着生产增加的种种困难将会有抵消供给的新增加的便利趋势。反之，如果商品遵循的是报酬递增规律，那么生产增加将会带来更多的便利，而这些便利将与那些因供给的一般条件的变动而产生的新的便利共同发生作用。二者一道能使生产有很大的增加从而使价格有所下降（在需求价格下跌赶上供给价格下跌之前）。如果需求恰巧很有弹性，那么应正常供给的种种便利就会略有增加（如某种新的发明、机器的应用、新的廉价货源的开辟、租税的撤销或补贴的获得）都可以使生产大量增加而价格下降[3]
。

如果我们考虑到第6章中所述的复合供求与连带供求的种种情况，就会给自己提出各种各样的不同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用这两章中使用的方法得到解决。

§4.报酬不变、报酬递减和报酬递增的事例
现在我们可以考虑供给条件的变动对于消费者的剩余或租金的影响。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用一种税来代表使商品各种不同数量的正常供给价格普遍上升的那些变动，用补贴代表使这些不同数量的正常供给价格普遍下降的那些变动。

首先，如果商品是在生产中遵循报酬不变规律的一种商品，如果此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的供给价格都相同，那么，生产者剩余的减少会多于对生产者报酬的增加。因此，在征收某种税的特殊情况下，会超过国家的总收入。因为就商品消费继续保存的那部分来说，消费者损失的量等于国家获得的量，但就因价格上涨而被抵消掉的那个消费部分来说，消费者的剩余会受到损失。当然，生产者或国家都没有因此而得到补偿[4]
。反之，由对遵循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的补贴所引起的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小于补贴。因为在补贴以前存在的那部分消费，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恰好等于补贴量，而在补贴引起的新的消费方面，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小于补贴[5]
。

但是如果商品遵循的是报酬递减规律，某商品通过提高商品的价格并减少其消费，将降低此商品的生产费用（除税外），结果将是供给价格上升，所增之数小于全部税额。在这种情况下，税的总收入也许大于由此而来的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如果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非常大，以致消费稍有减少就会使生产费用（除税外）大大减少，那么，税的总收入将大于消费者剩余的损失[6]
。

在另一方面，对遵循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的补贴，会导致生产增加，并会使耕作边际扩大到生产费用（不包括补贴）边际。因此，降低对消费者的价格，并增加消费者的剩余，那么所增之数就会比商品在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条件下要少些。在那种情况下，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会小于补贴对国家的直接成本，并小得多[7]
。

根据同样的推理可以证明，对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课税比对遵循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课税对消费者更有害。因为此税会减少需求，从而降低产量，这样，这种税也许能使生产费用略有增加和使价格提高得超过税额，但最后会减少消费者剩余，会使所减之数大大超过该税给国库带来的总收入[8]
。反之，对这种商品的补贴会使它的消费价格暴跌，而由此而来的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也许会超过国家对生产者的补贴总额。如果报酬递增规律的作用十分强烈，那么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一定会超过国家对生产者的补贴总额[9]
。

如果有必要考虑租税征收费和补贴管理费以及租税和补贴可能产生的许多间接的经济和道德结果，那么在研究财政政策当中，当特别需要注意某些租税原理时，上述结果是有参考价值的。这些结果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阐明下述一般性理论：供求的（稳定）均衡位置也是最大满足
的位置，特别是自从巴师夏的经济调和论出台以来，有一种抽象而尖锐的理论曾风靡一时，而此理论正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

§5.最大限度满足的抽象原理的说明及其局限性
这种理论的确有一种解释，而根据这种解释，可以大致将供求的每个均衡位置看做是最大满足的位置[10]
。因为只要需求价格超过供给价格，的确便可以按那些价格进行交易，而这些交易对买方或卖方或买卖双方都提供了剩余满足。至少对双方中的某一方来说，接受物品的边际效用大于出让的物品的边际效用；而对另一方来说，即使不因交易获利，也不会因交易而有所损失。这样每进行一次交易，就会使双方的总满足有所增加。但是达到均衡时，需求价格就等于供给价格，而此时就没有取得任何这种剩余的机会了。双方一方中接受物品的边际效用不再超过在交易中出让物品的边际效用。而当生产增加超过均衡产量、需求价格低于供给价格时，是无法达成使买方可以接受而又不使卖方招致损失的那种交易条件的。

的确，供求的均衡位置在下述这种有限的意义上说是最大满足的位置：有关双方的总满足一直增加到该位置得到确立为止；而如果买主与卖主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各行其是，就无法长期维持超过均衡产量的任何生产。

但是有时存在着且往往也暗含着这样一种论断：供求的均衡位置是此词充分意义上所指的最大总满足的位置。这就是说，生产增加到超过均衡水平时，就会直接（即不以增产的困难和可能引起的任何间接的危害为转移）减少买卖双方的总满足。如果作出这样的解释，这个理论就不是普遍真实的了。

首先，此理论假定可以忽略买卖双方在财富方面的所有差别，可以将其中任何一方用一先令来衡量的满足看成是等于任何另一方用一先令来衡量的满足。事实很明显，如果生产者作为一个阶层比消费者要穷得多，那么通过限制供给，使需求价格急剧上升（即当需求没有弹性时），就会增加总满足；而如果消费者作为一个阶层比生产者要穷得多，那么通过扩大生产使之超过均衡产量并亏本出售商品，就会增加总满足[11]
。

这一点可留待以后讨论，这实际上只是一个一般性命题中的特殊事例。此命题是：自愿或被迫把富人的某些财产分配给穷人。这一命题在表面上似乎可以使总满足有所增加。不过在研究现存经济条件的初级阶段，我们不去探究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否合理。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是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的。

其次，最大满足理论是假定商品价格的每次下降都使生产者遭受到相应的损失，而这不适用于工业组织上的改善所带来的价格下降。如果商品遵循报酬递增规律，那么商品生产的增加超过均衡点时就可能使供给价格暴跌；虽然增加的数量的需求价格甚至跌得更多，从而那种生产会对生产者造成某些损失，但是这种损失比由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所代表的消费者获得的货币价值的增加要小得多。

有些商品的报酬递增规律作用十分强烈，或者随着产量的增加这些商品的正常供给价格就锐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中，那足以引出按低得多的价格大大增加了的供给的补贴费用，要比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少得多。如果消费者之间能够达成一致协议，就会实现这样一些条件：既大大有利于生产者，同时又给消费者留有巨大的利益空间[12]
。

§6.续前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社会对收入或对遵循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生产课税，并将此税用以补贴报酬递增规律起强烈作用的那些商品的生产。但是在采取这个政策之前，政策决策者得做出种种考虑，这些考虑虽不属于我们现在讨论的一般理论范围，但却仍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政策决策者势必要考虑到征收租税和实行补贴的直接与间接的费用；公平分配租税负担和补贴利益的困难；营私舞弊的现象，在过去获得补贴的行业和希望获得补贴的其他行业中，会出现人们把经营自己企业的精力转向到拉拢补贴管理者的危险境地。

除了这些半伦理性质的问题之外，还会出现有严格经济意义的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和任何特定租税或补贴对城乡地主的利益有影响的问题有关的，他们有着生产商品的土地。这是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细节极为不同，不便于在这里讨论[13]
。

§7.续前
关于必须加在下述理论中的第二大局限性的特点，说得已经够多了。这个理论是鼓励每一个人都按照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使用自己的资金，这样-般就会获得最大的满足。很显然，如果某个人花费自己的收入增加了对穷人服务的需求，从而使穷人的收入有所增加，那么，这就使穷人比富人在增加等量收入时更能满足自己的总需求，因为一个先令给穷人带来的满足要比给富人带来的满足大得多。同样明显的是，某人购买那些在生产中能提高生产者品位的东西会比那些在生产中降低生产者品位的东西对社会更有益[14]
。此外，即使我们假定值一先令的满足不论对谁都同样重要，核定每先令的消费者剩余不论是来自何种商品都同样重要，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人使用自己收入的方式会对社会有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因为只要他把收入用于遵循报酬递减规律的那些商品上，他就会使那些商品更不容易为邻居所得到，从而降低了他的邻居们的实际购买力；而如果他把收入用在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那些商品上，他就会使别人更容易获得这些商品，从而会提高别人的实际购买力。

另外，人们一般认为对各种商品（有形的和无形的）征收相等的税或征收支出税是最好的，因为这种税不会使个人的支出脱离常规。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即使暂时忽略这样的事实，一种税收或补贴的直接经济效果也并不能构成实行这种税收以前必须权衡和要考虑的全部内容，而且往往甚至也不是主要要考虑的部分内容。我们已经知道：第一，支出税对消费者剩余的剥夺通常要比对那些极少有大规模生产可能并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课的税要大些；第二，政府对那些遵循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征税，并把部分所得用来补贴那些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这会对社会更有利。

要注意，这些结论本身并不能成为政府进行干预的合适理由，但却表明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要通过慎重收集供求资料科学地解释结果，以便找出能为社会做些什么，这样才能把个人的经济行为引向最能增加总满足的那些工作的轨道上来[15]
。

[1]
需求价格或供给价格的上升或下降，当然意味着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的上升或下降。如果变动是逐渐性的，则供给曲线将相继平行变动，其中每个变动的位置都略低于前一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表示出因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对社会工业组织的影响，而这在以前我们曾用它来表示对长期曲线的供给价格所产生的影响。在坎宁安爵士私人印发的一篇优秀论文中曾提出过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实际上是说：应当将长期供给曲线看做是用某种方式来表示许多短期供给曲线的。其中各条曲线都始终假定着这样一种工业组织的发展：这种发展由那条曲线和长期供给曲线的交点与Oy之间的距离来代表其生产规模（与附录八中的第3节作比较）；

[2]
图解特别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本章提出的问题。

图-24

图-25

图-26

图-24、图-25与图-26分别代表报酬不变、报酬递减与报酬递增三种情况。最后一种情况下的报酬在生产增加的初期是递减的，但是在达到原始均衡位置后（即对大于OH的各种产品产量来说）却转而成为递增的。在各种情况中，SS′都为供给曲线，DD′为原需求曲线的位置，dd′为正常需求增加后的位置。在各种情况中，A与a都各自为原有的均衡位置与新的均衡位置，AH与ah为原来的正常或均衡价格与新的正常或均衡价格，OH与Oh为旧均衡产量与新均衡产量。在各种情况中，Oh都大于OH，但在图-25图中，Oh略大于OH，而在图-26中，Oh比OH要大得多（可以用在以后讨论的一个相同而更重要的问题——正常供给条件变动而产生的影响——中采用的方法作进一步的分析）。在图-24中，ah等于AH，在图-25中，ah大于AH，在图-26中，ah小于AH。

可以用同样的图解求得正常需求减少的结果，将dd′当做原需求曲线的位置，DD′当做新需求曲线的位置；ah为旧均衡价格，AH为新均衡而价格。

[3]
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图解一目了然。的确，如果不借助于图解，问题中的某些部分是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论述的。图-27、图-28与图-29分别代表报酬不变、报酬递减与报酬递增三种情况。在各图中，DD′为需求曲线，SS′与ss′为旧供给曲线与新供给曲线。A为旧稳定均衡位置，a为新稳定均衡位置。在各个情况下，Oh大于OH，ah小于AH。但在图-28中，变动不大，而在图-29中，变动却很大。当然，需求曲线必须位于旧供给曲钱A点右下方，否则A就不是稳定均衡点，而是不稳定均衡点了。但是根据这个条件，需求的弹性越大，也就是说，在A点的需求曲线越是接近水平线，那么a与A的距离就越大，从而生产的增加与价格的下降也就越多。全部结果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可以说明如下：第一，设A点的需求弹性为已知，从生产中使用的追加资本与劳动所得的报酬越多，则生产的增加与价格下降就越大。这就是说，图-28中，A点的供给曲线越近于水平线，图-29的斜度就越大（根据上述条件，即它不位于需求曲线A点的右下方，从而使A成为不稳定均衡点），生产的增加与价格的下降就会越大。第二，设A点的供给曲线位置为已知，如果需求的弹性越大，每种情况下的生产增加就会越多；但在图-28中价格的下降会越小，而在图-29中价格的下降会越大。图-27可以被看做是图-28或图-29的一个极限情况。

图-27

图-28

图-29

所有这些推理都是假定商品始终遵循着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增规律。如果商品开始时遵循报酬递减规律，继而又遵循报酬递增规律，从而供给曲线的一部分向上倾斜，而另一部分又向下倾斜，那么，就无法得出有关供给便利的增加对价格的影响的一般原则，虽然在各种情况下都必然会导致产量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具有不同的形状，特别是像和需求曲线相交一次以上的供给曲线，可以得出许多不同的结果。如果小麦是供那些把大部分收入都用来买面包的工人阶级消费的，那么这种研究方法就不适用于小麦税，也不适用于对一切商品所征的一般税。因为这些情况都无法假设货币对个人的边际价值在征税以后仍然和以前大致相同。

[4]
这从图解就可以一目了然。旧报酬不变的供给曲线SS′与需求曲线DD′图交于A，DSA为消费者剩余。后来因征税Ss，则新的均衡点为a，消费者剩余为Dsa。总税额仅等于矩形sSKa，即按Ss的比率对商品产量 sa征的税。而它比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少一块面积aKA。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纯损失aKA的小或大，取决于aA斜度的大或小。例如，对那些最没有需求弹性的商品（如必需品）来说，aKA是最小的。因此，如果必须要向任何阶层征收一定的总税额，那么，对必需品征税比对奢侈品征税会使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有所减少，尽管奢侈品和在较小程度上的安逸品的消费有负担租税的能力。

图-30

[5]
接上图，如果现在我们把ss′当做旧供给曲线，而这一曲线因补贴而下降至SS′位置，那么，我们看到消费者剩余的增益等于sSAa。但是所付补贴为Ss与产量 SA的积，等于矩形sSAa，比消费者剩余的增益多一块面积aLA 。

[6]
设旧供给曲线为SS（′见图-31），设征税使之提高到ss′；设A与a为旧均衡位置与新均衡位置，并通过A与a作一条直线平行于Ox与Oy。因对每单位征收aE的税，在新均衡位置下生产0h单位，即OK单位，则总税收将为cFEA，而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将为cCAa。这就是说，总税收将大于或小于消费剩余的损失，取决于CFEK大于或小于aKA；而如图所示，CFEK却比aKA大得多。如果把SS′画得表明报酬递减规律只是起着微弱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SS′在A的附近几乎成为一条平行线，则EK势必会很小；而CFEK也势必会小于aKA。

[7]
为了说明这一事例，我们可以把图-31中的ss当做补贴以前的供给曲线位置，SS′当做补贴以后的供给曲线位置，从而a为旧均衡点，而A为取得补贴后的新均衡点。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只等于cCAa。而如图所示，国家对该商品的每个单位的补贴是按AT比率支付的，这是因为在新均衡位置生产了OH，即CA单位，所以补贴总额等于RCAT，包括并且必然大于消费者剩余的增加。

图-31

[8]
例如，设图-32中的的SS′为旧供给曲线位置，ss′为征税后图的供给曲线位置，A与a为旧均衡点与新均衡点，如在图-31中的那种情况一样，那么总税额为CFEA，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为cCAa；前者总是小于后者。文中所述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如果把它运用于实际，还须考虑到那些曾被忽略了的种种因素。提供报酬递增的工业几乎总在发展着，因此，总是在获得大规模的生产经济。如果租税很少，那就只能使这种发展受到阻碍，而不能使之收缩。即使租税很重，工业收缩，如在附录八中解释的，则许多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将至少有一部分会得到保留。因此，ss′不应有和SS′一样的形状，距离aE应小于AT。

图-32

[9]
为了说明这一事例，我们可以把图-32中的ss′当做补贴以前的供给曲线位置，SS′当做补贴以后的供给曲线位置。那么，如果像在图-31中的那种情况，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为cCAa，而国家直接支付的补贴为RCAT。如图所示，cCAa比RCAT大得多。但是的确，如果我们把ss′画得表示报酬递增规律起着微弱的作用，这就是说，如果它在a的附近几乎是一条水平线，那么，补贴的增加比消费者剩余的增加要多些；而这种情况和图-30所代表的那个对遵循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实行补贴的情况几乎毫无区别。

[10]
比较第五篇第1章中的第1节。暂时不论不稳定均衡。

[11]
在此例中，被交换的两种东西当中的一种是一般购买力。但是如果以采珍珠为生的贫苦居民从那些来交换珍珠的富有居民的手中取得食物，这个论点是站得住脚的。

[12]
多重（稳定）均衡位置的事例虽然实际上并不太重要，但对最大满足理论被表述为普遍真理时所引起的错误，却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例证。因为产量很少但售价却很高的那种均衡位置将会成为第一个出现的位置，而且根据那个理论，此位置一旦出现，就会被看做是提供唯一最大总满足的位置。但是相应于产量更多而价格较低的另一个均衡位置同样令生产者满意，而且令消费者更满意。第一种情况的消费者剩余超过第二种情况的差额刚好等于总满足的增加。

[13]
以后将借助于类似那些用来表示土地肥力的图解（见第四篇的第3章）来讨论农产品税的征税范围。地主的地租几乎占了所有商品总售价的一部分，但在遵循报酬递减规律的那些商品中才最显著；一般的假设能使图-33（即图-31图的复制图）大致表示出这个问题的主要特点。

图-33

附录八中的一个论点认为我们不能轻易作出这样的假定：在肥沃良田上和有利环境下种植作物的生产费用与生产进行的程度无关。这是因为生产的增加多半会导致组织的改善——如果不是农业本身的组织，也会是那些附属于农业特别是运输业的组织得到极大的改善。但是我们可以暂时作出这样的假设，以便对问题的大体轮廓有个清晰的认识，尽管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在根据这个假设作的一般推理时，必须考虑到我们在这里忽略的那些事实。根据这个假设，SS′为征税前的供给曲线，地主的地租为CSA。征税以后，供给曲线上升到ss′，而地主的地租等于cOha（按价格ha出售农产品量Oh所得的总价格）减去总税额cFEA和不包括地租在内的农产品量Oh的总生产费用OhES。这就是说，地租等于FSE（图中曲线ss′和曲线SS′有相同的形状，借此表示税是计量税。这就是说，不论商品的价值如何，对每单位商品征的税都是一致的。上述论点并不取决于这个假设，但是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可以用简便的方法在csa求出地主的新地租，那时它等于FSE）。这样，地主的地租损失为CFEA，而将这加到消费者剩余的损失cCAa中，就构成了cFEAa，它比总税额多aAE。

另外，直接支出的补贴超过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也超过根据上述假设计算出的地主剩余的增加。因为设ss′为供给曲线的原来位置，SS′为补贴以后的供给曲线位置，则根据这些假设计算的新的地主的剩余为CSA，即RsT；而这又比原来地主的地租csa多Rcarr；消费者剩余的增加等于cCAa。因此，补贴总额RCAT比消费者剩余和地主地租的增加多TaA。

[14]
比较第三篇中的第6章。

[15]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萨斯在他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章的第9节中认为，虽然大战期间输入外国粮食方面的种种困难使资本从比较有利 的工业投资转向比较不利的农业投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农业地租的相应增加，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新的途径也许是“对国家比较有利”的途径，“虽然对个人不太有利”的途径，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对的。但是他忽略了因粮食价格的相继上涨而对公众造成的极大损失和对消费者剩余的完全剥夺。西尼尔在研究农产品和工业品一方面是需求增加而另一方面是租税的各种不同影响时，考虑了消费者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第118～123页）。在输出农产品的那些国家里，保护主义者曾利用的论点和本章提供的论点如出一辙；同样的论点现在被用来维护国家积极干预那些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工业，特别是在美国（如H.C.亚当斯先生）。这个图解方法曾被杜普特在1844年以类似本章的方式使用过，而在1871年，詹金独自使用了这个方法（《爱丁堡哲学通报》）。

第14章　垄断理论

§1.我们现在将比较垄断者从高价格上得到的收益和低价格对公众的利益
人们从不认为垄断者在追逐自身利益时，会自然而然地走上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最有利的途径，因为我们并不把他们看得比社会任何其他成员都更重要。最大满足
理论从来都没有被应用于垄断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上。但是，通过研究垄断者与其余社会成员的利害关系，通过研究垄断者只考虑自己利益时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更有利的那些条件，便可了解许多东西。为了这个目的，现在我们要寻求一种方法来比较垄断者在采取不同政策时，给公众和垄断者本人带来的相对利益的大小。

在下一篇中我们将研究现代企业同盟和垄断组织的各种不同形式，其中一些像“托拉斯”这样的最重要的垄断组织，只是新近的产物。现在我们只考虑决定垄断价值的那些一般因素，而这些因素在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权规定所销商品的数量或销售价格的各种情况下，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得到明确的规定。

§2.显然垄断者关注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纯收入
垄断者的利益显然不在于调节供给和需求，使垄断者出售商品能取得的销售价恰好够补偿此商品的生产费用，而是在于将供给和需求调节得能够给他提供最大可能的纯收入总额。

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关于纯收入
一词用法的困难。因为在自由竞争下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价格包括正常利润、全部正常利润或者无论如何是在扣除所用资本的利息和损失保险费后的余额，这些往往都被不加区别地算做纯收入。当某个人经营的是自己的企业时，往往并不把实际属于他自己的管理报酬的那部分利润同一种额外利益区别开来，而这种额外利益其实得自企业具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性质这一事实。

然而，如果是一个公共公司的话，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困难。在这里，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管理费用都作为确定的数额列入账中，并且在宣布公司的纯收入之前，要从公司的总收入中加以扣除。

分给股东的纯收入包括所投资本的利息和风险损失保险费，很少包括或者不包括管理费用。因此，红利超过所谓利息与保险费的那个差额部分，就是我们所求的垄断收入
。

由于在国营公司比在私人工厂实行垄断时更易于准确说明这种纯收入，因此我们就以对某城市煤气供应进行垄断的某煤气公司为例。为简单起见，就假定该公司已把自己的全部资本都投于固定设备上，并且按固定利息率通过发行债券获得扩大企业所需要的更多的资本。

§3.垄断收入表
煤气的需求表与在非垄断条件下的需求表相同，载明每千尺（立方尺，下同）的价格，城市消费者将据此使用若干尺煤气。但供给表必须表明各种不同供给量的正常生产费用。而这些费用包括全部资本（不论是属于股东的资本，还是按固定利息率发行债券借来的资本）的利息，也包括公司董事和长期职员的工薪，而这些工薪是以对其工作需要为准的（几乎是准确的）。因此，会随着煤气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可以这样制作垄断收入表：针对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列出商品的需求价格与按上述方式计算出供给价格，再从相应的需求价格中减去各种供给价格，并针对该商品的相应数量把此差额列入垄断收入栏中。

例如，如果每年按每千尺3先令的价格可以出售10亿尺煤气，而这个数量的供给价格为每千尺2.9先令，那么，在垄断收入表中的这个数量后面为3先令，表明出售这个数量以后就有300万便士或1.25万镑的纯收入总额。公司只注意自己当前的红利，因此公司的目的在于将煤气价格定在赚取最大可能纯收入总额的水平上[1]
。

§4.对垄断征收总额不变的税不会使产量减少，征收与垄断纯收入成比例的税也不会使产量减少；但是如果根据产量来征税，便会使产量有所减少
假定供给条件发生了变化；得支出新的费用或节省一些旧的费用；或许该交纳新税或该得到补贴。

首先假定这种费用的增加或减少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该企业负担，而且不因商品产量的变动而变动，那么，不论索要的价格和销售的商品数量如何，垄断收入都会有所增加或减少，而增加或减少的数就等于这个数额。因此，变动以前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那种销售价格在变动以后也会提供这种收入。所以，这种变动不会诱使垄断者改变生产方针。例如，假定每年按每千尺30便士的价格出售12亿立方尺的煤气会获得最大垄断收入，假定这个数量的生产费用等于每千尺26便士，留下4便士作为每千尺的垄断收入，即垄断收入总额为2万镑。最大值为：如果公司的定价比较高，比如说每千尺为31便士，并且只能出售11亿立方尺的煤气，那么他们也许每千尺获得4.2便士的垄断收入，即总数为1.925万镑。然而为了销售13亿立方尺的煤气，他们也许不得不降低价格，比如说降到28便士，并且也许每千尺获得3.6便士的垄断收入，即总数为1.95万镑。可见，他们定价30便士比定价31便士能多得750镑，比定价28便士能多得500镑。现在假定不论销售量如何，每年都向煤气公司征收1万镑的固定税额。那么，他们的垄断收入在定价30便士时，将为1万镑，在定价31便士时，将为9 250镑；在定价28便士时，将为9 500镑。因此，他们会继续定价30便士。

这对那种不与该行业的总收入成比例，却与它的垄断收入成比例的税或补贴来说，同样适用。因为假定所征的税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而是占垄断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比如说占50％，那么如果定价为30便士，公司的垄断收入将为1万镑；如果定价为31便士，将为9 625镑，如果定价为28便士，将为9 750镑。因此，他们将仍然继续定价为30便士[2]
。

相反，与产量成比例的税会诱使垄断者减少产量并提高价格，因为他这样做就可以减少费用。因此，总收入超过总支出的差额会因产量减少而增加，虽然在征税之前也许会有所下降。此外，如果征税前的纯收入只是略大于由小得多的销售额提供的纯收入，那么，垄断者会因大大缩减生产规模而获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变动很可能会使生产量锐减、价格暴涨。从进行垄断的费用中减少一个与垄断产量成正比例的数额，这种变动会造成相反的结果。

例如，在上一个例子中，如果公司定价为每千尺31便士，从而销售11亿立方尺煤气，每售1千尺纳税2便士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1.083万镑；如果定价为30便士，从而销售12亿立方尺煤气，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1万镑；如果定价为28便士，从而销售13亿立方尺煤气，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8 666镑。因此，这种税就会诱使煤气公司把价格提高到30便士以上。他们也许提高到31便士，也许提得比31便士还要高些。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数字不能精确地表明究竟提高到什么程度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而相反，如果每售1千尺煤气有2便士的补贴，而煤气公司的定价为31便士时，那么垄断收入会上升到2.8416万镑；定价为30便士时，会上升到3万镑；定价为28便士时，会上升到3.333镑。因此，补贴会使他们减价。当然，因煤气生产方法的改进而使垄断公司的生产成本每千尺降低2便士，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3]
。

§5.垄断者往往能够在经营中保持节约
如果垄断者生产的销售量非常大，以致供给价格（如上面所说的）等于需求价格，那么就会失掉他所有的垄断收入。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产量总是大大小于这一数量。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仿佛垄断产量总是小于竞争产量，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垄断价格总是大于竞争价格。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为如果生产操纵于一个人或一个公司的手中，那么它的总费用一般都会比将同样的生产总量分配给许多较小的生产对手要小些。他们势必会彼此竞争，吸引顾客，从而用于各种广告的费用总额必然要比一个工厂大得多；他们不善于利用大规模生产带来的各种经济效果，尤其是拿不出像单独一个大工厂那样多的钱来改进生产方法和购置生产中的机器。当然，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他们知道会获得由改进所带来的全部收益的。

这个论点假定该厂经营有方，并且拥有无限的资本支配权。这是一个不能轻易作出的假设。但是如果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我们一般就可以得出结论：非垄断产品的供给表表示的供给价格比我们的垄断供给表所表示的价格要高些。因此，在自由竞争下生产的商品的均衡产量小于需求价格等于垄断供给价格的那一产量[4]
。

垄断理论的一个最有趣而且极其困难的应用问题是：为了排除竞争，把不同的地区划归各大铁路是否能最好地促进公众的利益？这种建议主张：一条铁路运载200万旅客或200万吨货物就比运载100万便宜。把公众需求分配给两条铁路不会使它们各自提供廉价的服务。必须承认的是：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一条铁路规定的“垄断收入价格”会因其服务需求的每一次增加而下降；反之亦然。但是如人性所趋，种种事实证明：开辟竞争空间对垄断的破坏是加速了，而不是阻碍了，即它能够按较低的运价进行运输。此外，还有一种建议，即不久两条铁路行将合并，并让公众承担用于双重服务的那些费用。但这又只能引起新的争论。垄断理论提出了而不是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好暂时不进行研究[5]
。

§6.垄断者为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或者出于对消费者福利的直接关心，可能会降低价格
上面我们假定垄断者规定商品价格时只着眼于他从垄断中能获得的当前纯收入。但事实上，即使他不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也很可能会想到一种东西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习惯；如果他用略低于给他提供最大纯收入的那种价格就可以增加销量的话，那么商品就会畅销，不久就能补偿他现在的损失。煤气价格越低，人们装置煤气的倾向就越大；一旦装置之后，即使有电或石油与之暗中竞争，人们也很可能会继续使用一些煤气。更明显的事例是，当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拥有运输旅客和货物到某港口或建筑物稀少的郊区的垄断时，这个铁路公司从商业观点来看也许认为值得收取一种远远低于提供最大纯收入的运费，以便使商人们习惯使用这个港口，并且鼓励当地的居民来建立船坞和货栈；或者帮助郊区的建筑投机商建造便宜的住宅，迅速接纳房客，从而给郊区带来一种初步繁荣的气氛。这一切对保证此公司的长期垄断成功是极为有利的。垄断者为了发展未来生意而牺牲部分当前利益，这与一个新工厂为了建立商业往来而作出的牺牲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异。

在像上面所说的情况下，一个铁路公司虽然不敢说有任何利他动机，但却发觉自身的利益和顾客的利益休戚相关，因此暂时牺牲一些纯收入以增加消费者的剩余是有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在下述情况下就更密切了：某地区的一些土地所有者共同建筑一条通过该地区的铁路分线，却并不过分指望这条铁路会对他们的投资提供当前的利息率（这就是说，并不太指望像我们所说的那种铁路垄断收入纯粹不是一个负数），而是希望这条铁路能使他们的地产价值增加，以使他们的全部冒险投资成为有利的冒险投资。当某个都市供应煤气、自来水或者通过修路、建桥、设立电车来提供运输便利时，就往往出现这样的问题：收费标准是应该高些，以便提供适当的纯收入，减轻市政税的负担，还是应该低些，以增加消费者的剩余。

§7.总利益，调和利益
很显然，需要研究一个垄断者在考虑支配自己行动时所做的假设，即他认为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同样合乎他的需要，即使他的垄断收入没有同比例的增加，而只是增加了（比如说）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如果把按任何价格出售该商品所产生的消费者剩余加到由此而来的垄断收入上，则二者之和就等于因出售该商品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带来的纯货币收入，或者像我们所说的那种销售的总收入。如果垄断者把消费者的收入看做和自己的收入都同样重要，那么便会力求使这种总收入成为那一商品产量的最大[6]
。

但是垄断者往往很少把一镑的消费者剩余看得和一镑的垄断收入同样合乎需要。即使是把自己的利益看做是与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政府也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如果放弃了一种收入来源，就必须依靠本身具有不利因素的另一些来源。因为它们势必会引起征收上的摩擦和另外费用的产生，还有对公众利益的某种损害。这一切从来都不能调节得十分公平，当考虑到社会不同阶层会因建议政府放弃其某些收入而获得利益份额不等的收入时，更是如此。

假定垄断者折衷一下，比如把一镑的消费者剩余算做等于十先令的垄断收入；假定他计算按任何既定价格出售商品所得到的垄断收入；并且假定他把相应的消费者剩余的二分之一加到这种收入中，则可以将二者之和叫做折衷利益
；他会力求规定一种使这种利益尽可能高的价格[7]
。

下面的一般结果可以得到精确的证明；但是略加思考，就可以看到这些结果的真实性表现得很明显，几乎无须加以证明。首先，当垄断者多少有意增进消费者的利益时，会比当他怀着攫取最大垄断收入这个唯一目的时，可能会出售更多的商品量（而出售该数量的价格要低些）；其次，垄断者增进消费者利益的愿望越是强烈，即他计算消费者的剩余和他自己的收入所依据的实际价值的百分比越大，那么产量也就越大（销售价格就越低）[8]
。

§8.需求规律和消费者剩余规律的统计研究对社会的重要性
若干年前，人们常说：“一个把自己看做是庶民代理者的英国国王应该留意的是，不要把人民的精力消耗在不值得投入的那种劳动上，或者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不要从事那种收入不足以支付其成本利息的工作上。”[9]
这些话有时也许只不过是说消费者不愿以高价大批购买的某种东西，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那些有很大私人利益的人的巧辩当中；但是这些话也许更经常表明的是一种低估消费者在低价格下所拥有的利益（即我们所谓的消费者剩余）的倾向[10]
。

私人企业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权衡任何方针的得失以及鉴别它们真正相对重要性的那种能力。由于实践和天才而学会使各种因素各得其所的人，已经获得了致富之路；我们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许多能干的人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获得这种经营才能。但遗憾的是，这种利害得失的权衡几乎都是从一个观点，即从生产者的观点出发的；而权衡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各种不同行为中所拥有的相对利益的人却不多。因为的确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凭直接经验取得这种必要的材料，甚至在这些少数人中，所获得的材料也是有限而又不完全的。此外，像能干的商人获得经营的才能一样，当一个大行政官对公众的利益有所认识时，却很可能不能自由地实行自己的计划。无论如何，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很难保证一个宏伟的计划按一致的方针进行的，除非把此计划的利益不仅向那些少数具有公共事业直接经验的人讲清楚，而且也向那些多数没有这种经验只凭别人提供的材料加以判断的人讲清楚。

这种判断总不及那些能干的商人从自己长期经营的经验中获得的直接作判断，但是如果能够根据各种不同的公共行为对社会各阶层可能引起的相对利害的统计作出判断，那么这种判断要比现在可靠得多。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和不公平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由于缺乏统计而造成的。坚持一方面利益的少数人不断地大声疾呼；而坚持相反方面利益的大多数群众却默不作声。因为即使这件事情曾多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也没有多少人愿为那对自身无足轻重的事业而努力。因此，少数人便获得了胜利。即使可用的利益统计表明这少数人的总利益只占许多沉默者的总利益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情况也是一样。

毫无疑问，统计数字很容易遭到曲解，而且最初用于新问题时也往往会引起错误。但是误用统计数字的许多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有人甚至对一般听众演说时也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数字。总的来说，可以归纳成统计形式（虽然仍处于落后状态）的论证，就比任何其他形式都能更迅速得到那些曾研究它们的人的一致承认。集体利益的急剧增长和集体行动在经济事务中越来越成为一种倾向，就使得下列事实越来越重要：我们应该知道最需要的公共利益的数量尺度是什么；所需要的统计数字是什么。而且我们应该着手获得这些统计数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统计数字将使需求表有充分的可靠性，并在一目了然的图解中表明各种不同的公私行为所产生的消费者剩余，这种希望也许不无理由。通过研究这些图解，人们对社会在各种不同的公私企业计划中获得的相对利益数量，也许能逐渐获得正确的理解，还可能会有更健全的理论来代替以往那些传统的理论。那些传统理论虽然在当时也许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由于怀疑那些不会直接表现出货币利益平衡的各种公共事业计划而使社会的热忱有所冷却。

不到本书结尾时，我们以上进行的许多抽象推理的实际意义是不会充分表现出来的。但是提前介绍它们，似乎有着种种方便。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与供求均衡的主要理论有密切的关系，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从侧面说明了我们对即将研究的决定分配的种种因素的探讨的性质与目的。

§9.相互补充的两种垄断问题一般得不到解决
上面一直都假定垄断者可以自由买卖，但实际上一个工业部门的垄断同盟可以促进与该行业有业务往来的那些部门的垄断同盟的发展。而垄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联合在现代经济学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一般性的抽象推理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两种绝对的垄断相辅相成，其中一种垄断不借助于另一种垄断就不能善于利用其产品，那么，就无法决定产品的价格。例如，如果我们仿效库尔诺，假定铜与锌除非混合制成铜器，否则一无用处；如果我们假定某甲拥有铜的一切供给来源，而某乙拥有锌的一切供给来源，那么就无法事先决定究竟该生产多少铜器，从而也就无法决定铜器的销售价格。每个人都力求在交易中占对方的便宜，虽然斗争的结果对买主们也许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买主们将不能左右这种结果[11]
。

在上述假定的条件下，如果锌价不是通过策略地讨价还价定下来，而是由自然原因决定的，那么甲就不能指望从这个市场上降低铜价而增加销量并获得全部利益，甚至完全得不到任何利益。因为如果他降低价格，乙就会认为这种行为是生意不景气的表现，便会提高锌的价格，从而使甲在价格和销量上都有所损失。因此每个人都会尽力恫吓对方，消费者也许会发觉上市的铜器较少，定价比由单独一个垄断者拥有铜和锌的全部供给时要高些，因为此垄断者也许会认为在长期内以低价刺激消费可以获利。但是甲和乙都无法预计自己行动的后果，除非二者在一起商定出一个共同的政策。这就是说，除非他们把垄断部分地也许暂时地进行合并。由于这一点以及由于几种垄断可能会扰乱有关的行业，就有理由主张一般需要相互辅助的公共利益垄断部门应操纵于单独一个人的手中。

但在另一方面，有些其他考虑也许更重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像上面说的那种永久的绝对垄断几乎不存在。相反，在现代世界中，新事物和新方法不断地取代那些不为消费者利益着想的旧事物和旧方法；直接和间接的竞争很可能会使相互辅助的两种垄断中的一种在地位上比另一种更加容易受到削弱。例如，如果在一个闭塞的小乡村中只有一个纺纱厂和一个织布厂，那么为了公众的利益，这两个工厂在短时期内也许应该由同一个人操纵。但是动摇这样建立起来的垄断要比动摇它们各自分立的垄断会难得多。因为一个新的冒险者也许会插足于纺纱业，并与旧纱厂争夺旧布厂的顾客。

此外，再看一看两个大工业中心之间的铁路和水路路程。如果永远不可能出现铁路或水路方面的竞争，那么为了公众的利益，铁路线和航线也许应该由同一个人操纵。但实际上不可能作出这种泛泛的判断。在某些条件下，铁路和水路由一个人操纵更符合公众的利益；而在另一些也许经常出现的条件下，这两条运输路线由不同的人操纵在长期内是符合公众的利益的。

同样，赞成把有相互作用的工业部门中的卡特尔或其他垄断组织合并的那些论点，虽然从表面上看往往振振有词，甚至具有说服力，但仔细考察之后，就有点靠不住了。它们的目的在于消除社会工业中显著的不协调，但那也许是以未来更大并且更持久的不协调为代价的[12]
。

[1]
如图-34，DD′为需求曲线，SS′为相应于文中所说的供应表的曲线，设MP2
P1
为通过Ox上的任意一点M作的垂线，与SS′交于P2
，与DD′交于P1
；并取一截线MP3
= P2
P1
，那么P3
的轨迹将作为我们的第三条曲线QQ ′ ，我们可以把这条曲线叫做垄断收入曲线。少量煤气的供给价格当然会很高；而在Oy附近供给曲线会位于需求曲线之上，因此，纯收入曲线会位于Ox之下，与Ox交于K，又与0x交于H，K与H是供求曲线的交点。B与A的垂线上的两点。在QQ ′上求出一点q3
，并使Lq3
垂直于Ox，OL × Lq3
为最大数，则求得最大垄断收入。延长Lp3与SS′交于q2
，与DD′交于q1
，如果该公司希望获得当前的最大垄断收入，它将规定每千尺煤气的价格为Lq1
，从而会销售OL千尺；每千尺的生产费用将为Lq2
，纯收入总额将等于OL × q2
q1
，即等于OL×Lq3
。

图-34

图中虚线就是数学家所谓的直角双曲线，但我们可以把它们叫做收入不变曲线，因为它们是这样一些曲线：如果从其中任何一条曲线上的一点作垂线，分别与Ox和Oy垂直（一垂线表示每千尺的收入，而另一垂线表示所销售的千尺数），那么它们的积对于同一曲线上的各点来说都会是一个不变量。当然，靠近Ox与Oy的内曲线比外曲线的这个积要小一些。因此，因P3
比q3
位于较小的收入不变曲线上，则OM×MP3
小于OL × Lq3
。要注意的是，q3
是QQ′与收入不变曲线中的一条曲线相切的切点。这就是说，q3
比QQ′上任何别的点都位于更大的收入不变曲线上。因此，OL×Lq3
不仅于M在图中所示的位置上大于OM × MP3
，而且在M沿Ox所取的任何位置上都大于OM × MP3
。这就是说，q3
是在QQ′上曾得到正确选定的代表最大垄断收入的那一点。这样我们推出下面的准则：如果通过QQ′与许多收入不变曲线中的一条相切的切点作

垂线与需求曲线相交，那么该交点与Ox的距离将为出售商品以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那一价格。见数学附录中注22。

[2]
如果垄断经营费用中加上一个独立于产量的总额（税或其他），结果会使垄断收入曲线上的各点都下降至这样一点：此点位于一条收入不变曲线上，而此曲线比原来位于该曲线上的那点小一个固定数。因此，新垄断收入曲线上的最大收入点垂直位于旧垄断收入曲线之下。这就是说，销售价格和产量照旧不变，如果有固定的补贴或者经营费用总额中其他定额减少，情况则相反。关于与垄断收入成正比例的税的影响，请参阅数学附录中注23。

但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一种税或其他新的额外费用超过了最大垄断收入，就会使垄断完全停止，会把过去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价格变成使继续实行垄断所引起的损失减至最低程度的价格。

[3]
文中假设税或补贴直接与销售量成比例。但是仔细考察之后，这个论点涉及的假设只不过是这样的假设：即每当数量有所增加时，税或补贴总额就会增加。这个论点实际上并不要求这种增加必须与该数量完全成比例。

图-35

通过画图来代表需求和（垄断）供给的各种不同条件，还有垄断收入曲线的相应形状，都可以得到许多教益。仔细研究这样得来的那些形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它大于努力体现有关垄断的各种经济力量作用的繁琐推理过程。在其中一个图上，用薄纸描绘收入不变曲线；而当置于垄断收入曲线上时，会立即表明最大收入的一点或几点。因为我们会发现不仅当供求曲线相交一次以上，而且不是这样相交一次以上时（如图-35所示），在垄断收入曲线上也往往有几点，在这几点上它与收入不变曲线相切。其中各点都表明一种真正的最大垄断收入。但是其中有一点比其他任何点都会格外显得位于较大的收入不变曲线上，因此，表明比它们具有更大的垄断收入。

如图-35所示，如果这个主要的最大点
′远远位于较小的最大点q3
的右方，那么对商品征税或提高整个商品供给曲线的任何其他变动都会使垄断收入曲线下降，而下降的程度等于此数。设供给曲线从SS′上升至∑∑′，从而设垄断收入曲线从原位置QQ′下降至ZZ′。那么最大收入的主要点将从q3
移至z3
，表示生产锐减、价格暴涨以及对消费者的巨大损害。反之，任何变动，比如像降低全部供给价格并提高垄断收入曲线的位置，都可以从把ZZ′当做该曲线的原位置而把QQ′当做新位置中看出来。略加考虑，就会很明显地（但这个事实用恰当的图解加以说明也许更方便）看出，垄断收入曲线越接近于收入不变曲线，商品生产费用的某种变动所引起的最大收入点位置的变动就越大。图-35中的这种变动很大，并不是由于DD′与SS′相交一次以上，而是由于QQ′的两部分位于同一收入不变曲线的附近，其中一部分远在另一部分的右方。

[4]
换言之，根据图-34所示，虽然L必然远远位于H的左方，但是如果没有垄断，商品的供给曲线可能位于SS′位置之上，以致同DD′的交点远远位于图中A的左方，也许还可能位于L的左方。我们已讨论过（第四篇中的第11、12章与第五篇的第11章），在报酬递增规律起强烈作用的那些工业中，一个大工厂比几个小工厂更具有优势，而且该工厂也许有机会获得本生产部门的实际垄断，如果它历来都是由那些和创办人同样精明强干的人经营的话。

[5]
需要运用数学理论全面探讨需求增加时对垄断价格的有关影响，读者最好参阅埃奇沃斯教授在《经济学家杂志》（1897年10月）上发表的关于垄断的一篇论文。但是图-34也表明DD′的一致上升会使L大大移向右方；而q1
的位置也许会比以前有所降低。不过，如果有一个新的居民阶层来到本区，而他们是非常富有的，出门旅行很少受到票价的影响，那么DD′的形状就会有所改变：左端会提得比右端高些；而q1的新位置也许要比原位置高些。

[6]
在图-36中，DD′、SS′与QQ′代表的需求曲线、供给曲线与垄断收入曲线是按照图-34中用的方法作出的。从P1
作P1
F与Oy垂直，那么DFP1
是按价格MP1
出售OM千尺煤气所得的消费者剩余。在MP1
上取一点P4
，使OM × MP4
=面积DFP1
，那么，随着M从0沿着Ox移动，P4
会给我们作出第四条曲线：OR。我们可以将这条曲线叫做消费者剩余曲线（当然它通过O，因为如果商品的销售数额缩减为零，则消费者的剩余也消失了）。

图-36

再从P3
P1
取截线P3
P5
=MP4
，从而MP5
= MP3
+ MP4
，则OM×MP5
= OM×MP3
+OM×MP4
。但OM × MP3
等于产量OM按价格MP1
出售时的垄断收入总额，而OM × MP4
等于相应的消费者剩余。所以，OM × M5
等于垄断收入与消费者剩余之和，即是从商品的产量 OM获得的（用货币衡量的）总利益。P5
的轨迹是我们的第五条曲线，即QT。我们可以将这条曲线叫做总利益曲线，与收入不变曲线当中的一条相切于t5
。这表明：如果销售量为OW，或销售价格定于对OW的需求价格上，则（用货币衡量的）总利益是最大的。

[7]
如果他折衷的根据是1镑的消费者剩余与n镑的垄断收入同样重要，其中n为正分数，试在P?3
P5
上取一点P6
，使P3
P6
=nP3
P5
，即等于nMP4
，则OM × MP6
= OM × MP3
+nOM × MP4
，也即等于按价格MP1
出售商品量OM所获得的垄断收入，加上从该销量中所获得的消费者剩余的n倍。因此，它等于该销量所提供的折衷利益。P6
的轨迹是我们的第六条曲线，可以将这条曲线叫做折中利益曲线，它与收入不变曲线当中的一条相切于u6
。这表明：如果销量为OY或销售价格定于对OY量的需求价格上，那么折衷利益是最大的。

[8]
这就是说，首先，图-36中的OY总是大于OL；其次，n越大，OY也就越大［参阅数学附录中注23（乙）］。

[9]
引自1874年7月30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这些话颇能代表大部分公众的意见。

[10]
可用图-37来代表政府在印度要举办的事业。供给曲线完全位于需求曲线之上，表明所述企业在下述意义上是无利的。不论生产者定价如何，他们都会亏本；他们的垄断收入将为负数。但是总利益曲线QT升至Ox以上，并与收入不变曲线相切于t5。如果他们销售OW产量（即把价格定于对OW的需求价格上），那么由此而来的消费者剩余如果按其实值计算，将超过经营上的损失，所超过之数等于OW × Wt5
所表示的数量。

图-37

但是假定政府为了弥补亏损而必须征税，并且假定在考虑到一切间接费用和其他不利因素时，这些税使人民的负担比政府的收入多1倍，那么就有必要把2卢比的消费者剩余作为补偿政府1卢比的支出。为了表示根据这个假设所举办的事业的纯利益，我们就必须作出折衷利益曲线QU（如图-36所示），但使n=1/2。因此，M P6
=MP3
+ 1/2MP4
〔换言之，QU是在垄断收入（负）曲线QQ′与总利益曲线QT的中间作出的〕。在图-37中这样作出的QU与收入不变曲线相切于u6
，这表明如果销售量是OY，即如果价格定于对OY的需求价格上，则对印度的纯利益将为OY × Yu6
。

[11]
例如，就分割生产者剩余的不确定性而言，这种情况和水力与可以利用水力的唯一地段的混合租相似，但在种情况下，无法知道什么是生产者的剩余。库尔诺的基本方程式似乎是建立在不一致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见《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第9章的第113页。在这里也像在别处一样，他开辟了新的领域，但却忽略了某些最明显的特点。H.L.穆尔教授（《经济学季刊》，1906年2月）根据伯特兰德和埃奇沃思教授的著作，清楚地作出了一些适应于垄断问题的假设。

[12]
《工业与贸易》第三篇研究的问题与本章研究的那些问题相似。

第15章　供求均衡一般理论的总结

§1.第五篇要点。参阅附录九
本章并不包含新内容，只是总结第五篇讨论的结果。对于那些略过第五篇后几章的读者，本章的后半部分也许很有帮助，因为在这里可能指出了那几章的大意，虽然并未作出任何解释。

在第五篇中，我们研究了供求最一般的关系的理论，尽可能不考虑那些具体运用这种理论的特殊情况，并且将这个一般理论同几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的具体特点的关系留到第六篇进行研究。

此问题的困难主要随场所范围和所述市场持续时间的不同而变化，而时间的影响比空间的影响更重要。

甚至在一个持续时间很短的市场上（例如，在一个乡村谷物交易的集市上），“讨价还价”也很可能是围绕着某个均衡点摆动着的，而这个均衡点多多少少可以被叫做均衡价格。但是交易者在定出一种价格或拒绝另一种价格时，几乎并不考虑生产成本。他们一方面主要是看现有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看商品的现有存量。的确，他们会注意一些在最近的将来就能露出苗头的生产变动，但是如果是易腐坏的商品，他们是不会想得很远的。例如，生产成本对于市场上一日当中的交易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供给从各个方面都能完全与需求相适应的这样一种绝对静态当中，正常生产费用、边际费用和平均费用（租金也计算在内）对于长期和短期都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职业经济学家和商人在把正常一词应用于决定价值的那些原因时，对这个同的使用他们的语言往往表现出很大的伸缩性。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一条相当明确的分界线。

这条分界线的一侧是长时期，在此期间内各种经济力量有时间充分发挥其正常作用。因此，在这个期间内，暂时缺少熟练劳动或任何其他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补救；并且在这个期间内，因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正常进行的那些经济（所谓正常，即不借助于任何重大的新发明）有时间发展起来。用正常能力经营，并且正常拥有大规模内部与外部生产经济的一个代表性工厂的费用，可以当做计算正常生产费用的标准。当考察的时期长得足以使投资能建成新企业并卓有成效时，则边际供给价格就是预计在长时期内恰好足以诱使资本家把物质资本即工人将其人身资本投于该产业的一种价格。

分界线的另一侧是这样的时期：此时期长得足以使生产者能够针对需求的变动来调节生产，只要这种调节是利用现有的专门技巧、专门资本和工业组织来调节的。但是此时期又长得不足以使他们在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进行任何重大的变动。就这种时期来说，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将物质生产工具的数量和人的劳动量看成是现成的；而边际供给增加额是由生产者对用现有的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的量的估计来决定的。如果生意很好，生产者会尽一切所能加班加点；但如果生意清淡，则各个生产者都会打定主意，使新接受的订货接近直接成本。这里没有确定的规律，起作用的主要力量是对破坏市场的恐惧，而这又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对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工业集团起着作用。因为不论是雇主还是雇员之间的各种公开结社和各种非正式的“习惯上”的协议，都在于使每个人都不会以目前个人利益而损失该行业更远更大的利益，从而破坏共同市场。

§2.续前
我们还讨论了那些为满足连带需求而必须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的供求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例子是必须在某个行业中共同发生作用的专门的物质资本与个人专门技术。因为从消费者这方面来说，并不是这二者当中的任何一种都有直接的需求，而只是对它们共同制成的产品有直接需求，对这二者各自的需求属于派生需求。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这种需求随着共同产品需求的每一次增加以及连带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的每一次降低而增加。同样，有连带供给关系的商品（如煤气与焦炭，牛肉与牛皮）各自只能有一种派生供给价格，而这种价格一方面是由整个生产过程的费用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对其余共同产品的需求来决定的。

因某物有几种不同的用途而引起的对它的复合需求和出于几个生产来源的某物的复合供给，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困难。因为为不同目的而需要的几种数量，或来自不同来源的供给的几种数量都可以采用第三篇中的使用方法加在一起，从而来合成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对同一种商品的需求。

此外，我们还研究了企业补充成本——特别是与建立商业往来、推销和保险有关的那些成本——在其各种不同产品之间的分配。

§3.续前
在研究那些与时间因素有关的正常供求均衡的主要困难时，我们比较充分地探讨了某种生产工具的价值与所制产品价值的关系。

当不同的生产者生产某物有不同的优势时，此物的价格必须足以补偿那些没有特殊额外优势的生产者的生产费用，否则他们就会停止生产或缩减生产规模；而这相对于需求而言，供给量稀缺会使价格上涨。当市场处于均衡状态，而该物正在按足以支付这些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时，对那些拥有任何额外特殊优势的人来说，除了费用之外还留有剩余，如果这些特殊优势是因为对大自然恩赐品的占有，那么这种剩余就叫做生产者剩余或生产者租金。总之无论如何都会有剩余。如果大自然恩赐品的拥有者把它租给其他人，那么其他人就会因为使用它而能获得相当于这种生产者剩余的货币收入。

产品的价格等于在边际上（即在不提供租金的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不用循环推理就能计算出这部分产品的成本，而其他部分的成本却不然。

如果过去用来种植蛇麻的土地现在用做菜地却能提供更高的地租，那么无疑种植蛇麻的土地面积会有所减少；而这会提高蛇麻的边际生产成本，因此也提高了蛇麻的价格。土地对某种产品将要提供的地租要求我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对用于该产品的土地的需求增加其他产品供给的困难，虽然这并不直接列入那些生产费用之中。同样的论点适用于城市土地的地基价值和建筑物成本之间的关系。

这样，当我们泛泛考察正常坐标时，当我们研究那些决定“长期”正常价值的原因时，当我们探讨经济原因的“最终”结果时，则得自这些形式的资本的收入列入必须用来补偿所述商品的生产费用的报酬之中；而对于那种收入的可能数量的估计直接支配着生产者的行动，这些人对究竟是否应该增加生产资料还在犹豫不决之中。但在另一方面，当我们考虑决定短期正常价格的原因时（所谓短期是相对于大量增加那些生产工具所需要的时间而言），则生产工具对价值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多多少少近似于大自然恩赐品起到的作用。我们考察的时期越短，那些工具的生产过程就越慢，提供的收入的变动在抑制或增加所制商品的供给上，从而在提高或降低产品的供给价格上，起的作用也就越小。

§4.续前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考虑那些和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某种商品的边际生产费用相关的技术性困难。这些困难起源于一种诱惑，即认为供给价格取决于产量，而不取决于每个企业在扩大内部组织尤其是扩大外部组织方面所必须花费的时间。因此，这些困难在价值理论的数学和准数学的讨论中是最突出的。因为当把供给价格和产量的变动看做是完全相互依存而不涉及逐渐的增长时，则似乎有理由认为每个个别生产者的边际供给价格等于因生产其最后一单位的产品而增加的生产费用；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边际价格很可能会因他的产量的增加而减少，并比需求价格在共同市场上因同样的原因而减少的要多一些。

因此，静态均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那些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但是应该看到，在许多工业中，每个生产者都有一个特殊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他为人们所熟悉，同时他又不能迅速扩大这个市场。因此，虽然从技术上来讲，他迅速增加产量也许是可能的，但是他会冒这样的风险：要么急剧降低自己市场上的需求价格，要么被迫按比较不利的价格在别处出售剩余产品。虽然在有些工业中各个生产者都有机会出入整个大市场，可是在这些工业中，如果现有设备已得到充分利用，则因增加产量而获得的内部经济就会微乎其微。当然，在这些论断当中，也有一些并不全都适用于所有的工业，它们处于过渡阶段。必须承认，正常供求的静态均衡理论运用在这些工业上是勉强的和无益的。但这些情况并不多见，而就大多数制造业而言，供给价格和产量的关系对于长期和短期却显示出根本不同的性质。

对于短期来说，使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与产量的迅速变动相适应是非常困难的，一般必须认为供给价格是随着产量的增减而升降。

但在长期内，大规模的内部和外部的生产经济有时间发展起来。边际供给价格不是任何特定产品组的生产费用，而是整个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边际增加额的全部费用（包括保险费用和管理总报酬在内）。

§5.续前
对于税的影响——这被视作供求一般条件变动方面的一个特殊情况——的研究表明：如果适当考虑消费者的利益，那么所谓“最大满足”的一般理论的论据是抽象的，而不像以往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显而易见。这个理论会使每个追求各自当前利益的人都会把资本与劳动投入到与消费者把支出都投入到那些最有助于收入的共同途径上。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因为局限于最一般性的分析，我们不去讨论这一重要问题：在像当前的条件下，在能力与弹性方面，在意志的果断与创造性方面，集体行动究竟比个人行动差多少。因此，由于实际缺乏效率而造成的浪费未必多于将任何措施涉及的各种利益都算在内所引起的节约上。但是即使不去考虑财富分配不均而引起的那些弊端，也似乎有理由相信与最大限度相去很远的总满足，可以通过促进那些报酬递增规律起特殊作用的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来得到大幅度的增加。

这个论点是通过对垄断理论的研究而得到证实的。垄断者当前关注的是调节其商品的产销费而获得最大纯收入，而他所采取的方针却不可能是提供最大总满足的方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对于那些遵循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来说，似乎比对于那些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更不重要。但在后一种情况当中，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干预往往对社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因为大量增产使消费者的剩余增加得多，而使产品的总生产费用增加得少。供求关系（尤其是用图解形式表示时）的更确切的概念，会帮助我们理解统计数字以及将其应用于计算各种相互冲突的公私经济利益之中的情况。

李嘉图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理论在经济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对这一理论的实际性质有任何误解都必然是十分有害的。所以有这样一种广泛的信念，即当代经济学家改造这种理论是有必要的。在附录九中指出了能接受这种意见的理由，同时也指出了主张下述相反意见的理由，即认为李嘉图留下的这个理论的基础仍然是原封未动的，尽管加于其上的很多，建立于其上的也很多，但取自于其中的却极少。这里有一种论点认为，他知道需求在决定价值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把需求的作用看得比生产成本更明显，因此，他就在给朋友和自己用的笔记中把它略去了，因为他从来不打算写一本正式的论著。这种论点也认为，他把生产成本看做是取决于生产中耗费的劳动量和质量（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仅仅取决于生产中耗费的劳动量），再加上辅助劳动所需要的蓄积资本量和这种辅助所用的时间。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从（超值白金版）

晏智杰◎主编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经济学原理（下）

［英］阿弗里德·马歇尔◎著廉运杰◎译

【作者简介】

阿弗里德·马歇尔

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伦敦附近的克兰法姆，其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他先后在剑桥大学攻读数学和物理学，毕业后留校任数学讲师达9年之久。他爱好哲学、伦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最后抱着改造社会贫富不均状况的愿望改搞经济学。1877年他到布里斯托尔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并当上经济学院的主任。1883年至1884年他在牛津大学任经济学讲师。从1885年起，他一直是剑桥大学的教授。1908年退休以后，他继续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和写作。其主要代表作有：《经济学原理》（1890）、《工业经济学》（1879）、《工业与贸易》（1919）等。

目　录

【作者简介】

第六篇　国民收入的分配

第1章　分配概论

第2章　分配概论（续）

第3章　劳动工资

第4章　劳动工资（续）

第5章　劳动工资（续）

第6章　资本的利息

第7章　资本与经营能力的利润

第8章　资本与经营能力的利润（续）

第9章　地　租

第10章　土地租佃

第11章　分配总论

第12章　进步对价值的总的影响

第13章　进步和生活标准的关系

附录一　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发展

附录二　经济学的发展

附录三　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

附录四　抽象推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附录五　资本的诸定义

附录六　物物交换

附录七　地方税的征税范围及有关政策的几点建议

附录八　关于报酬递增静态假设运用的局限性

附录九　李嘉图的价值论

附录十　工资基金学说

附录十一　几种剩余

附录十二　李嘉图关于农业税和土地改良的理论

数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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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国民收入的分配

第1章　分配概论

§1.全篇要旨
本篇的宗旨在于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培养自由人参加工作不能运用适用于机器、牛马和奴隶那样的原则。如果同样的原则也适用的话，那么价值的分配和交换就几乎毫无区别。这是因为每一种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都足以抵偿其生产费用、耗损等等。总之，除了意料之外的失败，一般可以使需求和供给相适应。但事实上，随着人类控制大自然能力的增强，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常常可以提供日益增大的剩余，而这种剩余并不能为人口的无限增长所用尽。因此，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决定把这种剩余在人民当中进行分配的一般原则？习惯上的必需品在生活的安逸程度上起着什么作用？消费和生活方式一般对效率起着什么作用？各种需要和活动（即生活程度）、代用原则的多方面作用以及各阶层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生存竞争中起什么作用？资本给予资本所有者的权力又起着什么作用？与那些工作着并且立刻就消费自己的劳动果实的人相比，在总的资本中，有哪些部分是用于支付等待工作（包括各种冒险投资在内）报酬的人们？本篇对于这些以及某些相同的问题将进行回答。

在初步考察分配时，我们将首先观察一世纪前英国和法国学者是如何认为价值几乎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需求只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我们将说明这种研究结果在静态社会中是如何接近现实的，并为使这种结果同现实生活和工作条件相一致又需要作哪些修正。第1章的其余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劳动需求。

在第2章中，我们将首先考察现代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进而泛泛地考察一下确定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分配国民收入的大体界线及原因。在这种走马观花的考察中，将略过许多细节，其中有些细节是本篇其余章节要补足的，但其他细节只得留待续篇中再进行补充说明。

§2.重农学派根据法国当时的特殊情况假定工资的最低可能水平。还有这种最低可能水平适用的资本利息。这些严格的假定的一部分后来为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所扬弃
作为亚当·斯密前辈的法国经济学家曾极为简单地论述了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原因，而这种论述是以法国18世纪后半期的特殊环境为基础的。当时向法国农民征收的各种苛捐杂税只以他们的支付能力为限，对饥饿者免征甚少。为简单起见，法国经济学家（当时称为重农学派）假定有一种自然人口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劳动工资保持在饥饿线上[1]
。他们并没有假定这适用于全体劳动人口，这是很少有的例外情况。他们认为自己的假设所包含的一般见解是真实的。这种说法多少像叙述地球的形状一样，虽然地球上有少数山脉凸出，但凸出于地表面的程度不大，所以并不妨碍我们说地球是椭圆形的。

此外，他们知道在以前的五个世纪中，欧洲的利率由于“节约反倒奢侈”这一事实而有所下降。但资本的敏感性和逃避税吏压迫的敏捷性使他们深有感触。因此，他们断言下面的假设并不过分：如果资本的利润比以前减少了，资本就会很快被消费掉或流入他国。从而又为简单起见，他们假定有某种类似自然工资率的自然利润率或必要利润率的存在。如果当前利润率超过这种必要利润率，则资本便会增长得很快，直到迫使利润率降低到自然利润率或必要利润率水平为止；如果当前利润率降低到必要利润率以下，资本就会缩减得很快，而这又会使利润率上升。因此，重农学派认为工资和利润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而各种东西的自然价值纯粹是由付给生产者报酬用的工资和利润的总额来决定的[2]
。

亚当·斯密作出的结论比重农学派更充实，虽然还有待于李嘉图阐明清楚用于生产上的劳动和资本必须在耕作边际上加以估量，这样才能避免地租因素。但亚当·斯密也知道，在英国，劳动和资本不像在法国那样处在饥饿的边际。英国大部分劳动阶层的工资除了足以维持生存所必要的之外，还绰绰有余。英国的资本有着极其稳定而有利的运作市场，不致消灭或流入他国。因此当他慎重措辞时，使用“自然工资率”和“自然利润率”这些名同就不像重农学派说的那样狭隘死板。在解释二者是由经常变化着的需求和供给情况决定时，他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甚至认为优厚的劳动报酬“能促进老百姓的勤劳”；“丰富的生活资料能增强工人的体质和改善工人的状况，也许在愉快而富裕中，那种安度晚年的美好希望还会鼓舞着工人拼命工作。从而，我们总会发觉工人在工资高的地方比在工资低的地方更积极、更勤劳和更敏捷。例如，英格兰和苏格兰相比，城市近郊和穷乡僻壤相比，情况就是这样”[3]
。可是他有时沿用旧的说法，致使粗心的读者以为他相信劳动工资的平均水平是由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这一铁律来决定的。

马尔萨斯对英国从13世纪到18世纪的工资演变进行了卓越的调查，他也曾经指出工资的平均水平是如何逐代变动的，有时降低到每日半配克谷物左右；有时又上升到一配克半；而在15世纪，甚至上升到两配克左右。虽然他说“下等生活方式可能是贫困的结果，也可能是贫困的原因”，但是他把这种结果几乎完全归咎于由此而引起的人数的增加；他未曾料到我们时代的经济学家强调的是：生活习惯对于效率，从而对于劳动者多得报酬的能力所发生的影响[4]
。

李嘉图的用语甚至远远不如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那样严谨。的确，他曾清楚地说过：“不能将用食物和必需品来衡量的劳动自然价格理解成绝对固定和一成不变的；……劳动的自然价格主要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5]

但是，一旦说过之后，他却不屑于经常重复，他的绝大部分读者都忘掉他是这样说的了。在他的论证中，他经常采取同杜阁和重农学派相似的说法[6]
，似乎工资一旦超过了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范围，人口就有急剧增长的趋势，而这种趋势通过“自然规律”固定在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水平上。尤其在德国，这个规律曾叫做李嘉图的“铁律”或“铜律”——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相信这个规律，甚至在西欧各国现在也起着作用，并且还相信只要“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着，就将继续发生作用。他们竟然断言李嘉图是他们队伍中的权威[7]
。

但事实上，李嘉图不仅知道工资的必要限界或自然限界是不能由铁律来规定的，而且也知道这是由各个地方和各个时期的当地生活条件和习惯来决定的—　—而且，他对较高“生活程度”的重要性非常敏感，并号召主张人道主义的朋友们尽力促成各劳动阶层下定决心，使工资不致降低到接近仅仅能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水平上[8]
。

许多学者坚信他相信“铁律”，这只能由下述事实来解释：他喜欢“设想有力的例证”，在暗示一次以后，不再进行重复的习惯，并且为简单起见，还删去那些使他的研究结果应用于现实生活所需要的条件和限制[9]
。

穆勒虽然致力于强调经济学当中的人的因素，但在工资理论方面，却没有比前辈作出更大的贡献。他追随马尔萨斯，专门从历史方面立论，认为如果工资下降能使劳动阶层的安逸水准下降，那么“他们遭受的损害将是永久性的，恶化的生活条件将成为一种新的最低水准，像以前较高的最低水准一样，将长久持续下去”[10]
。

高工资不仅能提高领工资者的效率，而且还能提高他们子孙的效率。不过对这种影响的认真研究还止于上一世纪。在这方面，应当首推霍克和美国的其他经济学家。运用比较方法来研究欧美各国的工业问题，不断使人们越来越注意这一事实：报酬优厚的劳动一般是有效率的劳动，但不是昂贵的劳动。这种事实虽然比我们知道的任何事实都对人类的未来充满更大的希望，但是却给分配理论带来了极其复杂的影响。

现在看来，分配问题比以前经济学家想象的要难得多，任何自以为能用很简单的解决办法都不可能是真的。从前的许多研究都曾给分配问题带来了简单的答案，但这些答案实际上是对那些想象出的问题所给的答案，这些问题可能产生于生活条件十分简单的其他世界里，但绝不是我们这个世界里。不过在回答这些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最好能将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分成几部分加以解决。这些简单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包含着我们必须解决的那个大的问题的一部分。让我们借助于这条经验，并在本章以后各节中循序渐进地研究，以便了解那些决定现实生活中的资本和劳动的需求的一般原因[11]
。

§3.从一个不存在着劳资关系问题的静态社会来逐步说明需求对分配的影响
让我们首先研究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需求对劳动报酬产生的影响。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拥有辅助他劳动的资本，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劳资关系问题。这就是说，让我们首先假定每个人只使用少量的资本，而每个人用的资本都归他个人所有，大自然恩赐品俯拾皆是，人们可以自由使用，不用付分文报酬。其次，再让我们假定每个人不仅有相同的能力，并且有相同的工作意愿，并且事实上也的确同样卖力地劳动着。再次，让我们假定所有的劳动都是简单劳动，或者说是不用经过专门训练的劳动。这指的是如果两个人相互调换工作，则对工作的质量和数量都不会发生任何影响。最后，让我们假定每个人生产的东西都是准备出售的，无须中间人过手，他直接把东西售予最终消费者。因此，各种东西的需求都是直接需求。

在这种情况中，价值问题十分简单。各种东西都与生产它们所消耗的劳动按比例进行交换。如果任何一种东西的供给不足，售价就可能暂时高于正常价格，可以与在生产上花费劳动较多的东西相交换。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此物的价格会降低到正常水平。这可能会有一些暂时性的干扰，但一般来说，任何人的报酬都将等于他人的报酬。换言之，在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纯总额中，各人所得的份额都相等，而我们可以将产品和服务的纯总额叫做国民收入，这构成劳动需求[12]
。

如果现在有一种新发明使某行业中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而某人无须增加工具每年就能使某种东西增产一倍，那么，这些东西的交换价值将是以往交换价值的一半；对每个人的劳动的有效需求也将略有增加；而每个人从公共收入源泉中汲取的部分也会比以前略有增加。如果他愿意的话，便可以对这种特殊的东西多取一倍，其他原有的东西仍旧不变，或者也可以使取得的各种东西都比以前略多。如果许多行业中的生产效率都提高了，那么公共收入源泉或国民收入都将大增，而那些生产商品的行业会构成对其他行业的商品的较大需求，并提高每个人的收入和购买力。

§4.续前
倘若其他条件不变，这就是说，倘若工人的工作能力和勤劳程度相同，各行各业都同样为人所好并且其技术同样容易学会，如果我们假定各行业都需要某种特殊的技能，而上述论点也不致有很大的变动，那么，各行各业中的正常收入率仍然相同。因为如果某行业一日劳动制造出的产品比其他行业更多，而且这种不平等现象又有持续下去的倾向，人们便会让子女优先从事这种有利的行业。的确可能存在某些小的不规则现象，但从一行业转向另一行业势必要花费时间；的确也可能存在某些行业一时所得的份额多于他们在工作中所得的正常份额。但尽管有这些干扰，各种东西的当前价值还是会围绕着正常价值波动的，像在以前的情况一样。正常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纯粹是由生产那种东西所消耗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这是因为各种劳动的正常价值仍会相等；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而势必会提高；一般国民收入或公共收入源泉也将增多。不算一时的干扰，各人所得的份额都相同，各人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所能够购买的那些东西，比自己为自己生产更有利。

像在上述其他阶段一样，这个命题在这个阶段仍然正确，即各种东西的价值和消耗在其上面的劳动量一致；每个人的收入都纯粹是由大自然的恩赐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决定的。

§5.续前
让我们仍旧略过培养工作者所用的大量支出对他们的效率的影响，把这部分留在下一章与分配的供给方面的其他问题一起来讨论。而我们要观察的是人口数量的变动对大自然提供的收益的影响。让我们假定人口增长率不变，或者无论如何都不受工资率的影响，可能会受习惯、伦理观念和卫生知识的变动的影响；同时我们仍然假定一切劳动都是同等级的劳动；分配给各家的国民收入除一时略有不均外也都相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技术的发达，交通的进步，各种新的发现，战胜大自然的各种新成就，将使各家支配的享乐品和奢侈品得到同等的增加。

但是这种情况和前一种情况不同。因为在这种情况中，人口的增长如果持续得很久，最后必然会快于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使报酬递减规律在农业中显示出自己的作用。这就是说，从事农业的人将获得较少的小麦和其他农产品来作为他们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在农业中，从而在其他各行业中，一小时的劳动代表的小麦数量将比以前有所减少。因为所有的劳动都假定属于相同的等级。所以，各行业的收入通常都相等。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土地的剩余或租值有上升的趋势。因为任何一种产品的价值都必须等于劳动价值。而根据我们的假设，这种劳动不论是在优等土地上，还是在劣等土地上，始终都是在仅仅有利的边际条件下辅助生产此产品所需要的等量资本。在耕作边际上生产一夸脱小麦等所用的劳动和资本比以前有所增加。因此，大自然对在有利条件下使用劳动所支付的报酬（如小麦等）相对于该劳动和资本来说，会比以前有更高的价值。换言之，小麦提供的价值除了超过生产小麦所用的劳动和资本的价值之外，还有较大的剩余。

§6.续前
现在让我们撇开这样的假设：在全社会中，劳动所具有的流动性可以保证等量努力能获得等量报酬。为了更接近现实生活，我们假定劳动在工业中不只是有级，而且还有几级；再假定父母往往培养子女在本级别中就业，他们在本级别中可以自由选择，但不能离开本级别；最后假定各级人数的增长不受经济原因的支配。如前所述，这可以是固定不变的，也可以是受习惯和伦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总额是由大自然给予处在现有生产技术状态下人的劳动报酬的丰厚程度来决定的，但分配给各级的国民收入会有所不同，是由人民本身的需求来决定的。某行业中的人越是能满足在国民收入中占有很大份额的那些人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得到的份额也就越多。

例如，假定艺术家单独构成一个阶层，或组成一个行业，再假定他们的人数不变或者至少不受与收入无关的因素的影响，那么，他们的收入将取决于喜欢从艺术家那里得到满足的那些阶层人士的资金和热衷程度。

§7.以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来说明特定劳动的纯产品，假定对此工人的雇用并不会增加间接成本，而他的工作量恰恰也只达到雇主不能从中获得纯收益的那一边际
现在我们可以离开那个人人都拥有资本的想象世界，而回到我们这个劳资关系在分配问题上起着巨大作用的现实世界当中。但让我们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按每一种要素的量和它所提供的服务以及把国民收益分配在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上。至于每种要素的报酬对该要素的供给起到的反作用，则留待下一章中进行讨论。

我们已经知道机敏的企业家是如何不断寻求最有利的运用自己的资金的机会，并力图把各种生产要素都使用到这样一边际或限界上：在该边际上，他如果把一小部分开支转用到其他要素上会很有利。而就其影响所及，此企业家是代用原则起作用的媒介，通过他对这一原则的使用，使各要素的运用得到这样的安排：在此要素的边际运用上，因为此要素的使用而使其成本与增加的纯产品成比例。我们必须把这个普遍原则运用到对劳动的雇用上[13]
。

谨慎的企业家心中经常盘算着这样的问题：他是否有恰当的人数来完成他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他的设备就给他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一个机车上必须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司机。但是几列快车却只有一个车务管理员；在运输繁忙的时候，机车会迟到几分钟，但这些时间是可以通过设第二个车务管理员而得到节省的。因此，一个机敏的经理总在考虑借助于重要列车上的第二个车务管理员以给旅客节省时间以避免麻烦这一纯产品，并考虑这种纯产品是否会与成本相称。这个问题和多增加一次列车是否能补偿在设备和劳动方面多支出一些费用这一问题，其性质相同，但形式却比较简单。

此外，人们有时听说某农户因缺乏劳动力而使土地荒芜。也许他有足够的马匹和农具，但是“如果他多雇一个人，就会收回资金，并且还绰绰有余”。这就是说，新雇用的这个人提供的纯产品除了补偿他的工资之外，还有剩余。让我们假定某农户存在着究竟雇用多少放牧员这样一个问题。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假定增加一个人在设备或资本方面不会产生任何额外的支出，并且假定此人在各方面都会给该农户提供很好的服务，而又无须增加管理上的费用（就该词的广义而言，甚至包括风险保险费等）。最后，农户认为此人除了同样防止羊的死伤外，每年还可增加二十只羊。也就是说，他认为增雇的这个人提供的纯产品是二十只羊。如果可以用少于二十只羊的价格的等价雇到这个人，他就一定会雇他；但是如果只能用差不多相等的价格才可以雇到，那么该农户就会犹豫不决；而这个人可以叫做边际放牧员，因为他是边际上雇用的。

最好始终都假定此人具有正常的效率；即使他有特殊的效率，倘若他的纯产品等于工资，那么他也只会是一个边际放牧员。该农户也计算过，一个有正常效率的放牧员只能增产十六只羊，从而愿意以多于普通工资四分之一的价格雇用他；但假定此放牧员有这样的特殊效率极其不方便，他应当有代表性，即有着正常的效率[14]
。

如果此牧羊人有代表性，其雇主就有代表性，那么，二十只羊就代表一个牧工的纯产品，从而代表他获得收入的能力。但是如果雇主不善于经营，例如，如果他听任牧工不给羊充足的饲料，那么，该牧羊人只能增产十六只羊，而不是二十只羊。只有牧工及其雇佣条件都处于正常状态时，纯产品才有代表正常工资的趋势。

这个放牧员的劳动增加的产品，受到该农户雇的放牧员人数的极大影响；而雇用的人数又取决于需求和供给的总体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当代放牧员队伍可以得到补充的人数；还取决于羊肉羊毛的需求和牧场的面积以及所有其他农场的放牧员的效率等等。而边际产量又深受土地的其他用途的影响：可供养羊的土地会因造林、种植燕麦和养鹿等需要的土地而减少[15]
。

这是从简单的养羊业中选的一个例证。但在其他各行各业中，虽然问题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本质却相同。除了脚注中指出的那些对我们主要目的无关紧要的条件之外，各类劳动者的工资倾向于等于该类边际劳动者的追加劳动所提供的纯产品。[16]

这个原理有时被当做工资理论提出来。但任何这类主张都站不住脚。一个工人的报酬有等于他的劳动纯产品的趋势这一原理就其本身来讲，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要计算纯产品，所以除了他的工资之外，我们还必须假定他制造的那种商品的全部生产费用。

不承认这个原理是一种工资理论是对的，但不承认这个原理阐明了决定工资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原因就不对了。

§8.对一般资本的需求
为了特殊目的，在以下几章里我们将要用别的例证来说明上一节中用体力劳动说明的那个原则。特别要指出的是，当发现多用些监督员和多雇一个普通工人能同样增加某企业的有效产量时，就该测定某部分企业管理工作的价值；此外，有时可以用在某些情况下不会引起任何额外开支而又能给工厂增加的产量来计算一架机器的所得。

当我们从某台特定机器的工作量来概括出有一定总价值的机器的工作量时，就可以假定如果某工厂可以增用价值一百镑的机器，而不增加其他开支，那么该厂每年纯产量的价值（除去该机器本身的耗损之外）可增加四镑。如果投资者先把资本投向利益大的地方，并且在经过此程序达到均衡之后，投资者还觉得值得而且仅仅是值得使用该机器，那么由此事实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年利息为四厘。但是这种例证也只能指出一部分决定价值的原因而已。如果把这类例证当做利息论或当做工资论，则必犯循环推理的毛病。

不过不妨进一步说明其余方面的资本需求的性质，并考察资本的总需求是如何由许多不同用途的资本需求构成的。

为论证起见，让我们以某特定行业（如制帽业）为例，并研究决定该行业吸收的资本量的那些原因是什么。假定毫无风险的证券利率为年息四厘，并假定制帽业吸收资本一百万镑。这就表示制帽业可以善用这一百万镑的资本，宁可为它付年息四厘，也不愿放弃此资本而不用[17]
。

有些东西是制帽业所必需的：此行业不仅必须要有食物、衣服和住宅，而且也必须要有流动资本（如原料）和固定资本（如工具以及不多的机器）。虽然竞争使运用这宗必要的资本所获得的利润不能超过普通的企业利润，但是如果制帽业不能以较低的利率得到资本，就会甘愿为此付息五分，也不愿承受缺少此项资本而引起的损失。假设年息为二分，也许制帽业就不能不用一些其他机器；年息为一分时，所用的机器增多；年息为六厘时，更多；五厘时，最多；最后，因为年息为四厘，所以用的机器就特多。当制帽业拥有这个数量的机器时，则机器的边际效用——仅仅值得使用的那个机器的效用——就是四厘。

利率上涨会使制帽业减少机器使用量。因为凡是年剩余不超过本身价值百分之四的机器制帽业都会避免使用；而利率下降会使制帽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就连年剩余略少于本身价值百分之四的机器也得到使用。此外，利率越低，则用于制帽工厂和工人宿舍的建筑也就会越坚固越美观；同时利率下降会导致制帽业使用更多的资本，这表现在原料和零售商手中的成品大量积存上[18]
。

即使在同一行业中，使用资本的方法也会迥然不同。各企业主按照自己的资金情况将在企业的各个方面进行投资，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有利的边际为止。而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有利的边际是相继切割各种可能投资的一条界线。一旦利率下降，而且按该利率又可以借得额外资本，则此界线就向外作不规则伸张。因此，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是各行各业中所有企业主对资本的需求总量，并且所遵循的规律和商品销售遵循的规律相同。就如同在任何既定价格下一定量的商品总能找到买主一样，如果价格上涨，则能够销售的商品数量就会减少。而资本的使用也是如此。

生产上的各种贷款是这样，而专事消费不事生产的人和抵押未来资源以取得现时经费的政府的借贷也是这样。的确，他们的行为往往很少受到严格的计划的约束，并且他们往往决定所要借贷的数额，但却很少考虑到将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甚至对这类贷款利率都会起到明显的影响。

§9.简短的摘要
试就上述一切做出一个全面的（即便是困难的）总结：各生产要素（如土地、机器、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和无特殊技能的劳动，等等）在生产中往往得到最有利可图的运用。如果雇主和其他企业家认为略多使用任何一种要素就能获得更好的结果，那么他们就将使用这种要素；他们还估算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因稍微增加开支而得到的纯产值（即总产量的货币价值扣除附带费用后的纯增益）；如果把少量开支从一方面移用到其他方面就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就会移用这种开支[19]
。

这样看来，各生产要素的使用是由需求和供给的总体情况决定的。这就是说，一方面是由该要素在各种使用中的迫切性与使用者拥有的资金决定的，而另一方面是由该要素的现有存量决定的。根据代用原则，由于从该要素服务价值较小的使用方面不断移向服务价值较大的使用方面，因而该要素在各种使用当中的价值是均等的。

如果非特殊技能的劳动或任何一种要素使用少了，那么原因不外乎是在某一点上，即人们对于是否值得使用该要素还犹豫不决，或者最后认为不值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定要注意各种要素的边际使用及其边际效率。我们之所以这样所做，只是因为任何转移只能发生于边际，只能通过转移已经变化了的供求关系才能显现出来。

如果我们忽略各级劳动之间的差别，并将所有的劳动都看成是相同的劳动，或者至少看成是都用有标准效率的某种劳动来表示的劳动，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出直接运用劳动和直接运用资本之间的无差别边际。用图能的话来说就是：“资本的效率必然是其报酬的尺度，因为如果资本的劳动比人的劳动更便宜，则企业主势必会解雇一部分工人；如果资本比人工贵，他就会增雇工人。”[20]

但总的来说，在任何一个行业中竞争使用资本与竞争使用机器都有着性质区别。后者会使某种劳动完全失业，而前者一般却不能代替劳动，因为它必然会增加就业人数。而事实上以资本代替劳动只不过是以含有大量等待的劳动代替含有少量等待的其他形式的劳动而已[21]
。

§10.国民收入或国民收益的再定义
当我们说到国民收益或可分配的全国纯收入（如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样的份额）时，必须明确包括了哪些，而又排除了哪些。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使用这些术语，都对我们的论证无关紧要。但重要的是我们贯穿在这任何一个论证中的用法都必须始终一致；而且凡是包括在土地、劳动和资本的需求及供给的某一方面中的东西，也必须包括在另一方面之中。

当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自然资源时，每年就生产出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也包括各种服务在内。而“纯”这个限定词是指补偿原料和半制成品的消耗以及机器设备在生产中的耗损和折旧。我们必须从总产品中减去所有这些消耗，才能求得真正收入或纯收入。国外投资提供的纯收入也必须包括在内（见第二篇第4章的第6节）。这就是一国的真正的年纯收入或国民收益。当然，我们可以按一年或按某一个时期来计算这种收益。国民收入和国民收益
这两个术语是可以互用的。只是当我们把国民收入看做是可供分配的各种享受的新来源的总和时，国民收益一词才更有意义。但在这里最好沿用惯例，凡是通常不算做个人收入的那一部分，也不能算做国民收入或收益的一部分。因此，除了提到与此相反的情况之外，某人自己为自己的服务和给家人及朋友提供的无偿服务，还有从个人财产和公共财产（如免税）中获得的利益，都不能算做是国民收益的一部分，而必须分别进行计算。

一部分产品不仅用于补偿已消耗掉的物资和用坏的机器，而且还用于增加原料和机器等的存量。这部分国民收入或收益并不直接进入个人消费领域，但从这个术语通常用的广义上来说，的确进入了消费领域。例如，当印刷机制造商把印刷机卖给印刷厂时，情况就是如此。因此，从广义上来说，的确一切生产都是为了消费；国民收益、纯产品总量和消费总量都可以是互用的术语。在普通的工业状态下，生产和消费是相伴的，除非相应的生产为消费创造了条件，不然就没有所谓的消费了。一切生产都伴随着所要满足的消费。的确，在某些特定生产部门中可能有产销脱节现象，如因商业信用崩溃了可能会使绝大多数仓库一时存货充斥，无法出售。但这些都是例外情况，不在我们目前的考察范围之内（参阅以下第8章第10节；附录七的第3节）。

[1]
例如，杜阁在这一点上也许可以算做是重农主义者，他说（《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6节）：“在各种职业中，工人的工资必然会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是以生活必要资料为限的……他所赚的收入只不过供其维持生活而已。”但是休谟指出，这种论断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即对工资征税必然会使工资上涨，从而与租税重的地方工资往往很低、租税轻的地方工资往往很高这一事实不相容。杜阁（1967年3月）曾做了答复，大意是他的规则不是被假定为在短时期内充分发生作用，而只是在长时期内才有这种作用的。参阅萨伊著的《杜阁》，英文版第

[2]
根据这些前提，重农主义者从逻辑上得出这个结论，即国家用于支付租税的唯一纯产品就是地租。如果向资本或劳动课税，这些税就会使地租缩减，直到纯价格提高到自然水平为止。他们认为，地主阶级势必会支出一种超过这个纯价格的总价格，所超过之数等于租税加上各种征收费用，再加上税吏对工业的自由发展造成的一切障碍的价格。因此，如果地主阶级作为唯一真正剩余的所有者直接交纳国王所需要的各种赋税，特别是如果国王容许“放任主义”，即容许每个人各行其是，并在自己喜欢的市场上出售商品和劳动，那么他们在长期内所受的损失要少些。

[3]
参见《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的第8章。

[4]
《政治经济学》，第4章中的第2节。15世纪中实际工资上涨的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只是在最后两个世纪英格兰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才超过了2配克。

[5]
参阅《原理》第5章。

[6]
比较第四篇第3章中的第8节。

[7]
有些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德国经济学家不相信有这样的法则，但是他们认为李嘉图及其门徒的学说与这个法则有关系；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如罗雪尔，《德国国民经济学史》，第1022页）却反对李嘉图的曲解。

[8]
不妨引用他的一段话：“人道主义的朋友们不仅希望各国劳动阶级贪图安逸和享受，并且通过各种法律手段来鼓励他们努力获得这些东西。除此之外别无上策能防止人口过剩。在劳动阶级的需要极少且满足于最低廉食物的那些国家里，世态沧桑，人民历尽苦难。他们无处栖身，身份卑贱，无法苟安。一旦主要生活资料有所不足，他们可以利用的替代品就会极少，而伴随而来的是饥饿和灾难。”（《原理》，第5章）值得注意的是，麦卡洛克因曾采用李嘉图那些极端的教条并死板地加以运用而受到指责（不是完全是不公正的），可是在他《工资论》的第4章中仍然使用“低工资与使劳动者习惯最廉价食物的弊害和高工资的利益”这样的标题。

[9]
将在附录九中讨论李嘉图的这种习惯（见第五篇第14章中的第5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最低工资取决于谷物的价格。但是“谷物”一词被他们用来当做一般农产品的简称，如配第认为（《赋税府》，第14章），所谓“谷物生产，是假定它包括一切生活必需品，就如我们在对主的祈祷中假定面包一词所包含的意思那样”。当然，李嘉图对工人阶级的前途所持的态度比我们现在要悲观些。甚至农业劳动者现在也可以过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而在李嘉图时代，即使技工也需要用全部工资来购买家庭用的全部食物。阿什利爵士认为李嘉图的观点比我们现在的要狭隘些。他富有启发性地描述了前一注解中那段引文的历史，并且指出甚至拉萨尔也不认为他的规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见附录九的第2节。

[10]
第二篇第11章中的第2节。他责备李嘉图在显然忽略了前一注解中所引的那几段（除了一段）后，假定安逸水准是不变的。但他很清楚李嘉图的“最低工资率”取决于现有的安逸水准，而与仅供维持生存的必需品无关。

[11]
比较第五篇第5章，尤其是第2、3节。

[12]
见第本篇第2章第10节。

[13]
见第五篇的第1～4章。不久我们一定要讨论人的劳动在哪些方面不同于使用一所房子或一架机器。但是目前我们可以不考虑这种区别，而只就其主要方面来观察问题。不过即使如此，也会遇到某些技术上的困难，而根据第五篇第7章末尾的建议略去该篇最后几章的那些读者，如果不满意此处的泛泛讨论，最好重读第五篇的第8、9两章。

[14]
参阅第六篇第8章中的第8、9两节关于劳动标准化的论述。

下表是一个数学例解。第（2）栏代表第（1）栏由8、9、10、11和12个牧工各自经营时每年可以销售的和连带剪毛的羊数（在澳大利亚，那里地广人稀，羊的价值较小，除在剪毛时，每2000只羊往往用不到10个人；斯派塞爵士引自阿什利著的《英国自治领地》，第61页）。我们假定牧羊人数从8人增加到12人，并且不增加经营牧场的总费用；并假定这给牧主在某些方面节省的操劳等于在其他方面增加的操劳，从而得失相抵，无须进行计算。因此，第（3）栏中列的因每增加一个人而得到的产品等于第（2）栏中的相应数字减去同一栏中的前一数字之差。第（2）栏中的羊数除以第1栏中的人数即求出第（4）栏。第（5）栏表示按每人20只羊计算的牧羊人的劳动成本。第（6）栏表示可用于一般费用（包括牧主的利润和地租在内）的剩余。

从上而下，第（3）栏中的数字不断下降；但第六栏中的数字最初有所增加，继而不变，后则减少。这就表明雇用10个或11个牧工对牧主同样有利，但雇用8个、9个或12个牧工所得的利益却较少。如果劳动市场与羊市场是可以用20只羊的代价雇用一个人一年这种情况，则第11个人（假定具有正常的效率）就是边际牧工。如果这两种市场使雇用一个人的工资等于25只羊，则第（6）栏中的数字分别就成为380、390、390、385与376。因此，该牧主也许会少雇一个牧工，少出售一些羊；而在大批牧主中间，这样做的人势必居多数。

就类似情况（见第五篇第8章中的第4、5两节）的讨论最后曾指出：牧主对牧工恰好值得支付的价格仅仅是衡量决定牧工工资的许多原因的结果，如同安全阀门的气流量可以测定决定锅炉内压力的许多原因的结果一样。由此从理论上必须推出这一事实，即牧主通过在市场上多出售20只羊会降低一般羊的价格，因此在其他羊的买卖上将有所损失。这种修正在特殊场合也许颇为重要，但是在目前的一般讨论中，这是小得（数学上的二级无穷小量）可以不计的（见第五篇第8章中的第4节注解）。

当然，这个特殊情况中的牧工的纯产品在决定牧工工资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比那些如额外开支（如用于土地、建筑物、工具和管理人员等的开支）就不能便利地雇到牧工的边际人数所带来的纯产品的作用要大些。

上表中的第（4）栏与第（3）栏一样，是从第（1）、第（2）两栏推出的。但是这个表表明：当牧工可以按等于第（3）栏中羊数价值的工资得到雇用时，牧主可雇若干牧工，因此这触及工资问题的中心；而第（4）栏和这个问题却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当J.A.霍布森在评论他制作的一个同样的表（其中的数学和他批评的那些假设毫不相干）时说：“换言之，所谓最后生产力或边际生产力只不过是平均生产力而已……关于边际生产力存在的全部概念……完全是荒谬的。”（《工业体系》，第110页）他似乎是错了。

[15]
比较第五篇第10章的第5节。

[16]
当说明一个人的劳动的纯产品这种方法不便运用于那些必须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都投到逐渐建立的商业往来关系上的工业中，而且如果这些工业遵循的是报酬递增规律时，这种方法就更不适用了。这与第五篇第12章和附录八中讨论的困难是同样的，参阅第四篇的第12章；第五篇第7章中的第1、2两节及第11章。也许还可以从纯抽象的观点来考虑某个大企业增雇一个人对它的总体经济的影响，但它小得可以不计（参阅第五篇第8章中的第4节的注解）。

[17]
商人借款时支付的利息率一般高于四厘（年利息率）。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第6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除了实际纯利息之外，还包括其他成分。在资本最近因战争而遭到巨大破坏以前，说三厘似乎比较合理，但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内，甚至说四厘也可能靠不住了。

[18]
比较第五篇第4章及附录九的第3节，那里有关于杰文斯利息理论的论述。

[19]
这与第五篇的第4、8两章所述的内容相近。

[20]
《孤立国》，第二篇第1章中的第123页。他因此认为（同书，第124页）“利息率是资本的效率和人类劳动的效率的关系的表达”。最后，他用一些类似于一个世纪以后杰文斯为此目的而独立研究时使用的话说，“最后运用的少量资本的效用规定利息率的高低”（第162页）。图能概括地阐明了生产部门因继续追加资本而产生的报酬递减的这一规律。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即使在现在也令人颇感有趣，虽然并没有指出如何调和这两种事实：某行业所用资本的增加可以使产量的增加超过资本的增加；资本不断流入某行业最后势必会降低其利润率。他对于这些问题和其他重大经济原理的讨论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原始的，但所采取的立场却不同于他关于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和关于工资与资本的关系的那些空想的立场。他从其中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即自然工资率等于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与其劳动辅以资本时所应得的那份产品的几何平均数。所谓自然率，他指的是能够保持的最高度；按照图能的意见，如果劳动者的工资一时高于此点，则资本的供给会减少，而此劳动者最终得不偿失。

[21]
图能很了解这点，同书第127页，再参阅第六篇第2章中的第9、10两节。

第2章　分配概论（续）

§1.影响生产要素供给的诸原因和影响需求的诸原因对分配有着同等的影响
正如前一章开始时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要研究报酬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所起的反作用来补充需求对分配的影响的研究。在初步考察生产成本和效用（或有利条件）对各种劳动、资本家和地主对国民收益分配方面所起的作用时，我们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讨论。

李嘉图和追随他的那些能干的企业家都认为需求的作用不言而喻，无须解释。他们既没有强调它，也没有充分详细地研究它。这种忽视曾引起很大的混乱，并蒙蔽了事实的真相。在这种反应中，有一种偏见认为，各生产要素的报酬源于它们所参与制造的那种产品的价值，而且主要是由该价值决定的；生产要素报酬的决定和地租的决定所根据的原理一样。甚至有人认为，可以从地租规律的推广应用中建立一种完整的分配理论，但似乎又难以达到。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似乎具有正确的直觉看法，但他们对供给力量的研究更迫切而且更困难。

当我们研究决定一种生产要素（不论是任何一种劳动或物质资本）的（边际）效率是什么时，我们发觉该问题的及时解决需要知道该要素的现有供给量；因为如果供给增加了，就将被用在需求较小、效率较低的使用方面。而问题的最终解决也需要知道决定那种供给的原因。各种东西——不论是某特定种类的劳动、资本还是其他别的东西——其名义价值就如同拱门的拱心石一样，是靠两边相反的压力来维持自己的均衡的：一方面是需求的压力；而另一方面是供给的压力。

不论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用于当前消费的商品，各种东西的生产都势必会扩展到供给与需求均衡的界线或边际。商品的数量及价格、生产该商品用的各生产要素及其价格——所有这些因素都相互制约着，如果某种外因使其中某个因素发生了变动，则干扰的结果就会涉及其余的因素。

同样，当碗中装有几个球时，它们相互制约着位置；又如天花板的不同点上有强度和长度都不同的弹力线（都是拉长的）悬着一个重物，各条线和重物的均衡位置都彼此制约着，如果有一条线缩短，则原来各条线所处的位置势必会变动，而其余各条线的长度和张力也必然会变动。

§2.对第四篇中影响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和资本的原因的要点说明
我们已经知道，不论什么时候任何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都首先取决于其现有存量，其次再取决于把这种要素运用到生产上的全部意向。而这种意向并非纯粹取决于预期会得到的眼前报酬。不过有一种低极限，在某些情况下叫做直接成本。在此极限之下，生产势必会停止。例如，某厂商会断然拒绝开动自己的机器生产那种不能补偿生产上额外开支和机器实际耗损的订货。关于工人体力的消耗和工作当中的疲劳，还有其他不便之处也有类似情况。虽然目前我们讨论的是正常条件下的成本和报酬，而不是工人做某个特定工作时个人的直接消耗，但是为了避免误解起见，不妨在这里就这个问题作一简短的说明。

如前文所述[1]
，当某人兴致勃勃地做自己愿意做的工作时，实际上那工作对他毫无消耗。因为正如某些社会主义者极其夸大的那样，除非发生某事完全剥夺了他们的工作，不然很少会有人知道自己是如何喜爱适度的工作的。但不论正确与否，大多数人都相信在谋生时做的大部分工作对他们都毫无乐趣可言，相反，却对他们有所消耗；收工时他们会很高兴。他们也许忘了最初那几个工作小时对他们的消耗并不像最后一小时那样多，而且很可能会认为九小时工作的消耗是最后一小时的九倍；他们很少想到通过用足以补偿最后而且是最艰苦的一小时的工资率来支付每一小时的工作，这样他们就可获得生产者剩余或租金[2]
。

一个人工作或者值班时间越长，就越想休息，除非他因工作而麻木了。同时每增加一小时的工作使他的工资有所增加，并使他更接近于满足他的最迫切需要的那个阶段；工资越高，这个阶段到来得就越快。不过，随着工资的增长，究竟会出现新的需求以及为他人和自己提供晚年享受品的新欲望呢，还是会很快就满足于只能从工作中得到的那些生活享受呢，或是企求更多的休息和更多令人愉快的活动呢，这只是个人的兴趣问题，并没有普遍的规律可循。但经验似乎证明各个种族不同的人（特别是热带地区的居民）越是愚昧无知，工作的时间也就越短；而且如果工资率的提高使他们可以用比以前少的工作就得到习惯上的生活享受，那么他们工作时就会越不卖力气。而对于眼界开阔、性格坚强的人来说，工资率越高，他们工作就越卖力气，坚持的时间也就越长，除非他们宁愿把活动转向更高尚的目的，而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工作。这一点将在后面作进一步讨论。此刻我们可以断言：一般来说，报酬增加使有效率的工作的供给立刻得到增加。此项规则的上述例外情况为数不多，但并非没有意义[3]
。

§3.续前
然而，当我们从工资的提高对个人的工作的即时影响的研究转向这在一两代人之后的最终影响时，这种结果也并非不是肯定的。的确，虽然生活境遇的暂时改善会给许多青年人带来成家立业的机会，然而持续性的繁荣似乎同样可能提高或降低生育率。事实上，工资的增长势必会降低死亡率，除非父母忽视子女的保育。当我们观察高工资对下一代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影响时，这个论据就更有力了。

假如某种消费有所减少，人们就不能有效地完成工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消费对各个在不同岗位的人们都是绝对必要的。的确，成年人也许会牺牲子女而只顾自己，但那会使效率的降低推到后一代人身上。其次，还有在风俗习惯上非常必要的习惯上的必需品，人们一般都宁肯牺牲大部分所谓的绝对必需品，也不愿放弃其中重要的必需品而不用。再次，还有日常嗜好品，有些人（虽然不是所有的人）甚至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不愿放弃这些东西。这些习惯上的必需品和日常嗜好品当中，有很多都是物质与精神进步的体现，范围随着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这些东西数量越多，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人就越是不经济。但如果进行适当的选择，这些东西就会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一切生产的目的，因为它们提高了人类生活的情调。

对效率绝对是必要的那种消费如果有任何增加都不是得不偿失的，并且这种消费从国民收益中抽取的就等于对国民收益增加的。但增加不为效率所必需的那种消费只能通过人们加强对大自然的控制而加以解决。这种消费的增加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得到实现：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组织的改善和原料来源的日益丰富和扩大；资本的增加以及达到任何既定目的的物质资料的增加。

可见，劳动供给是如何紧密适应劳动需求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这样的问题：在一般人的现时消费中，有多少是用来维持青年和老年人的生活及效率的必需品（从严格意义来说）；有多少是这样的习惯上的必需品——在理论上可以免除，但实际上很多人宁愿要它也不愿要某些真正用来维持效率的必需品；虽然作为目的本身来看，有些必需品当然极其重要，但作为生产手段来看，又有些是多余的。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开始时指出的那样，早期的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几乎把劳动阶层的全部消费都列入第一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上是为了简单，部分上是由于当时英国劳动阶层贫困，而法国劳动阶层则更贫困。他们曾断定劳动供给会适应其有效需求的变动，就和机器的供给适应其有效需求的变动一样。不过前者适应有效需求的速度远远不如后者那样快。就现时比较不发达的国家的问题而言，我们必须做出的回答和英法经济学家的答案并没有多大出入。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劳动阶层能够消费的奢侈品极少，甚至连习惯上的必需品也不多。他们报酬的增加会引起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使他们的报酬又迅速降低到仅仅能维持生活所需要的费用的原有水平上。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工资都几乎是按照所谓的铁律或铜律来规定的，这个规律把工资固定在培育和维持一个效率很差的劳动阶层的费用上。

关于现代西欧各国答案却迥然不同。之所以不同，是由于近来在知识和自由、体力和财富以及海外的食物和原料基地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的确，甚至在今天的英国，大部分主要消费仍用来维持生活和体力。其用法也许不太经济，但也没有任何大的浪费。无疑，某些恣意放纵绝对有害，但相对于其他的恣意放纵行为来说是在减少，主要的例外也许要算赌博。其中大部分开支作为提高效率的手段都并不十分经济，但却有助于形成灵活而又充分的上进习惯，并给生活带来多样化，缺了它，人们就会显得闷闷不乐，停滞不前。耕耘虽多，但收获却少。大家都承认，甚至在西欧各国工资最高的地方，那里的有特殊技能的劳动一般也都是最便宜的劳动。的确，日本的工业发展有一种倾向表明，可以弃而不用某些很贵的习惯上的必需品，而又不致相应地降低效率。虽然这种经验可能会对将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同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大。的的确确，就人们的现在和过去的情况而言，在西欧各国，有效率的劳动所得的报酬并非大大超过用来补偿培养和训练有效率的工人并保持和充分运用他们的精力所需要的最低费用[4]
。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工资的增长几乎总能促进下一代的体育、智育甚至德育的发展，除非是在不健康的条件下赚得的工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报酬的增加会提高劳动的增长率。换言之，劳动的需求价格上升会使劳动的供给增加。如果知识、社会风尚和家庭习惯不变，则可以说全体劳力（而不是全体人数）和某特定行业中的人数与劳力有一个供给价格，即有一定需求的价格水平使二者不增不减。便如价格较高，则二者增加；而价格较低，则二者就减少。

可见，需求和供给对工资产生同样的影响是不容有偏重的，就如同剪刀的两片、拱门的双柱一样。工资既有等于劳动纯产品的趋势，使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另一方面，工资又有同培养、训练和保持有效率的劳动的精力所用的成本存有密切关系（虽然是间接而复杂的）的趋势。这个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都相互决定（即制约）着，它们偶尔使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等：工资既不是由需求价格又不是由供给价格决定的，而是由支配供给和需求的一系列的原因决定的[5]
。

关于“一般工资率”或“一般劳动工资”这些常用词语，需要略加解释。在广泛考察分配，特别是在我们考察劳动和资本的一般关系时，使用这些名词很方便。不过实际上，在现代文明中并无所谓的一般工资率这个概念。在数以百计的工人群体中，各有各的工资问题，各有各的特殊原因（自然的和人为的）支配着供给价格并限制着其群体的人数；各有各的需求价格，这是由其他生产要素对工人这一群体的服务的需要决定的。

§4.报酬增加对个人勤奋的影响无常，正常工资与人口增长和体制增强之间的适应的一般比较规则。储蓄所产生的利益对资本及其他财富积累的一般影响
“一般利率”一词也有类似的困难。但在这里主要的困难源于这样的事实：在某些特定生意（如建工厂和造船）上已投下的资本的收入本来是一种准租，而且只有在所投资本的价值不变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才可以说是利息。此外，撇开这种困难不谈[6]
，“一般利率”一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适用于新的自由资本投资的预期纯收入。在这里我们可以略述一下关于资本增长的最初研究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7]
，决定财富积累的因素很多，如习俗、自律和防患未然，而最重要的是家庭情感的动力。安全保险是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知识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使之有所增长。但是，虽然除了利率外一般储蓄还受许多原因的支配，但许多人的储蓄还是很少受利率的影响。有些人决定给自己或家庭获得一宗固定收入时，利率高就少储蓄，而利率低就多储蓄。可是，权衡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我们坚信，利率（或储蓄的需要价格）上涨有使储蓄量增加的趋势。

既然利息是任何市场上使用资本的代价，那么利息常常趋向于一个均衡点，使得该市场在该利率下对资本的需求总量恰好等于在该利率下即将来到的资本的总供给量。如果我们讨论的市场是一个小市场（例如一个城市或进步国家中的一种工业），那么当该市场对资本的需求增加时，就可以从邻区或其他行业抽调资本来增加资本的供给，从而迅速满足这种需求。但是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或一个大国当做一个资本市场来考虑，就不能认为资本的供给总量会因利率的改变而迅速大量地增加，因为资本的一般来源是劳动和等待的结果。利率提高固然可以引诱人做额外劳动和额外等待，但在短时期内，这种额外劳动和额外等待与现有资本中的劳动和等待相比是不会很多的。所以在短时期内，当对资本的需求大量增加时，为了满足这种需求的增加，供给的增加要比利率上涨大得多。因为利率上涨会使一部分资本从其边际效率最低的使用中逐渐退出。提高利率只能慢慢地、逐渐地增加资本的总供给量。

§5.就需求对分配的影响以及个人把资源用于生产的方面来说，可以将土地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但与供给对分配的正常影响相比，土地却与资本有所不同，而这是我们在本章中要讨论的
不能将土地与人本身和人制造出来的生产要素以及人对土地进行的改良等同对待[8]
。因为所有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都按不同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与对它们服务的需求相适应，而土地却没有这种适应。所以，任何劳动阶层的报酬剧增都会使该阶层的人数有所增加，或效率同人数两者一起增加；该阶层有效率的劳动的供给增加了，往往会削减对社会提供服务的价值。如果人数增加了，那么每个人的报酬率就会下降，直到保持原有的水平。但如果是他们的效率增加了，那么即使每个人的报酬也许比以前增加了，但所增加的报酬却是对国民收益的增加，而对其他生产要素并无损害。这个论点适用于资本，但不适用于土地。所以，虽然土地的价值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有相似之处，但却是受上一章末所讨论的那些影响因素的支配，而不受这里所讨论的这些影响因素的支配。

的确，从单个的厂商或农场主的观点来看，土地只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也受前一章中所讨论的需求规律和代用原则的支配。这是因为，现有的土地就像现有的资本或某种劳动一样，也有从一种使用转向另一种使用的趋势，直至进一步转移到无利可图为止。因此，就前一章中讨论的问题而言，一个工厂、货栈和一把犁（除去耗损等）的收入与土地的收入的决定方式是相同的。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收入都有等于该要素边际纯产品价值的趋势。在短时间内，该收入是由该要素的总供给量和其他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求量来决定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并不受本章中所论述的那些反作用的影响。如报酬率增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国民收益贡献的影响，进而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服务需求所产生的实际成本的影响。一个工厂多建一层楼，或者一个农场多用一把犁，该楼或该犁事实上都不是取自其他的工厂或农场的。国家给自己的企业增加一层楼或一把犁，就如同个人给自己的企业增加这些东西一样。因此，用来分配的国民收益会比以前有所增加。在长时期内，最终厂商或农场主的报酬照例不是由牺牲其他生产者的利益而得到增加的；与此相反，不论什么时候的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存量都是一种固定的存量。当一个厂商或农场主决定给自己的生意增加少量土地时，实际上就等于他决定从别人的生意中取走这块土地。他给自己的生意增加了土地，但是国家并没有增加土地，这种变化本身并不能增加国民收益。

§6.本阶段论点总结
总结一下我们这一阶段讨论的问题：全部纯产品总量是所有这些商品的需求价格，从而是生产这些商品所用的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的真正来源。换言之，国民收益是一个国家内所有生产要素的纯产品总量，同时又是支付这些要素价格的唯一源泉：它分为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和土地在生产上具有级差优势的生产者剩余或地租。工资、利息和地租或生产者的剩余构成了全部国民收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益越大，它们各自贡献的份额也就越大。

一般来说，劳动、资本和土地对国民收益的分配是和人们对它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需求成正比例的。但这种需求不是总需求，而是边际需求。所谓边际需求是在这样一点上的需求：在该点上，不论人们略多购买某种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还是用他们的额外资金购买某种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这对他们都毫无区别。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该要素获得的份额越大，增加得就越快，除非它们完全不能增加。但是，每增加一次就会使对它们的需求的迫切性有所减少，因此，会减少其边际需求量，并降低它们的销售价格。这就是说，任何要素的比例份额或报酬率的增加都会使某些力量发生作用，其结果就是减少该要素的份额，却增加其他要素在国民收益中所占的比例。这种反作用也许是缓慢的，但是，如果生产技术和总的社会经济情况不发生剧烈的变动，那么各要素的供给会受到它的生产成本的严格控制；其中，要考虑习惯上的必需品，而且随着日益丰富的国民收入给一个又一个阶级提供了日益增加的剩余（超过维持效率所必要的剩余），这种必需品也不断增多。

§7.不同工种的工人的工资和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研究一个行业中效率的提高和报酬的增加对其他行业的影响时，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普遍事实出发：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越多，该要素所开辟的使用途径就越广，而该要素在种种用途（在这些用途上，它是在即将证明无利可图的边际上得到利用的）上的需求价格也就越低；在竞争能使该生产要素得自各种使用上的价格都相等的情况下，该价格就会是该要素在各种用途上的价格。该要素的增加造成的额外生产增加了国民收益，其他生产要素也从中获利，但该要素本身却不得不承受较低的报酬率。

例如，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而且资本增加得很快，利率就必然会下降。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而且从事某特定工作的人数增加，那么工资就必然下降。这两种情况当中的每一种都会使生产增加和国民收益增加；在每一种情况中，某生产要素的损失都必然成为其他生产要素（未必是一切生产要素）的收益。例如，开发一个蕴藏丰富的石矿，矿工人数增加或效率提高，都势必会改善各阶级的住宅状况，都势必会增加对砖匠和木匠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工资。但是作为建筑材料制造者的瓦工却必受其害，虽然从消费方面来看，他们也得到了利益，但这种利益终究补偿不了他们的损失。这一要素的供给增加，对许多其他要素的需求都略有增加，对有些别的要素的需求则大量增加，而对某些要素的需求却有所减少。

我们知道任何工人（例如皮鞋厂的工人）的工资都有等于他的劳动纯产品的趋势；但工资并不是由该纯产品决定的。因为纯产品就如同各种边际使用上的其他情况一样，和价值一起都是由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关系决定的[9]
。但是当（1）投于制鞋工业的资本和劳动总量已达到这样一点：在此点上，虽然增加劳动和资本可以增加产量，但仅仅只是有利而已；（2）把资金在生产设备、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作了适当的分配；（3）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工厂业务正常，经营管理能力正常，但该厂的情况是不知道是否值得按正常工资增雇一个具有正常能力和干劲的工人。当上述种种情况确定之后，我们大致可以断言：损失该工人的劳动势必会减少该厂的纯产品，而这种纯产品的价值与该工人的工资大约相等；反过来说，此工人的工资大约等于该纯产品（当然不能机械地将一个人的纯产品和其余工人的纯产品分开）[10]
。

皮鞋厂中各类工人的工作难易程度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忽略各类工人在职业上的区别，而假定他们都属于同一级（这一假定大大简化了论证的措辞，而不致影响其总的性质）。

在现代工业生产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一种工业或其他工业有时容易出现劳力供给过多或供给不足的情况；而由于种种限制性的因素及其影响，这种不可避免的失调现象会变本加厉。但是，劳动的流动性足以使这一点成为事实：即在一个西方国家中，各个不同部门中的同级工人的工资有相等的趋势。因此，下述说法并非言过其实：一般来说，和能力正常的皮鞋工人处于同级的各个工人都能用自己的工资买一双鞋（除去原料成本后），因为他们赚取该工资所用的时间和皮鞋工人给工厂的纯产品增加同样一双鞋所用的时间大致相等。更普遍地说，就是每个工人用百日劳动的工资一般都能买到和他同级的其他工人百日劳动的纯产品，只要不超过该数量，他可以任意进行选择。

如果别的等级的工入的正常工资比他的工资高一半，那么皮鞋工人必须用三日的工资才能买到别的等级工人两日劳动的纯产品，依此类推。

可见，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在任何一个行业（他自己的也包括在内）当中，劳动纯效率的增加都会按同样的比例提高皮鞋工人用来购买该行业产品的那部分工资的实际价值；假如其他条件不变，皮鞋工人的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就直接取决于那些生产他们花工资买其产品的行业（他自己的行业也包括在内）的平均效率的变化，并且与之成正比例；反之，在某工业中，如果工人放弃可增加效率百分之十的技术革新，那么便会使皮鞋工人用于购买该行业产品的那部分工资损失百分之十。但是，如果其他工人的产品和他的产品处于竞争状态，而这部分工人的效率又有所提高，那么该效率的提高至少会使他暂时遭受损失。如果他不消费该产品，则蒙受的损失会更大。

此外，如果各级劳动阶层的相对地位发生变化，皮鞋工人的地位相对于其他级别的劳动力来说有所提高，那么他会因此而得利。医务人员（他有时需要医生看病）的增加对他会有利；如果厂商、商业经理和其他企业家的人数大量增加，而所增加的人数又来自其他级别，那么对皮鞋工人会更有利。因为与手工劳动的报酬相比，管理上的报酬会有所下降，而各种手工劳动的纯产品势必会增加。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皮鞋工人用代表他们的纯产品的那些工资购买的各种商品就会更多。

§8.我们始终假定特定工种的工人和特定行业的雇主在所述时间和地点上并不具有多于他们事实上所特有的那种竞争能力。知识和竞争的自由
替代方法的趋势我们已讨论过，这种方法仍是一种竞争形式。不妨再强调一下，我们并不假定存在着完全竞争；完全竞争要求完全掌握市场情况。当我们考察隆巴德街的股票交易所或商品交易所的营业情况时，假定经纪人完全掌握市场情况，且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但是，当我们考察工业上任何低级劳动力的供给的决定因素时，这种假定就完全站不住脚了。因为如果某人有足够的才能掌握劳动力市场的全部情况，就不会长期留在低层次劳动阶层中了。从前的经济学家因为和现实商业生活保持密切的关系，一定非常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一则由于简单扼要，二则由于“自由竞争”一词当时十分流行，三则由于他们没有充分归类和限制自己的理论，所以他们似乎往往暗示自己的确假定了完全竞争。

因此，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假定任何工业集团的成员天生就有才能和远见，或者除了该集团的成员和各个消息灵通的人士所具有的那种正常动机外，还受其他动机的支配。当然要考虑到时间和地点的总体条件，尽管有许多任性和冲动的行为，尽管卑贱和高尚的动机交织在一起，但经常的趋势是，每个人为他和自己的子女选择的职业在他看来都是大体上最有利的，而且又是他的资金和能力所能及的那些职业[11]
。

§9.论一般劳动和一般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辅助劳动。资本与劳动的竞争。需要慎重解释这种说法
最后要讨论的一部分问题是关于一般资本和一般工资的关系。很显然，虽然为将一般资本和劳动运用于某些特定行业而经常进行着竞争，可是因为资本本身是劳动和等待的体现，所以，这种竞争实质上是几种辅以大量等待的劳动，和其他几种辅以少量等待的劳动之间的竞争。例如，当人们说“资本主义机器曾代替了很多制鞋工人”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从前用手做鞋的人很多，借助于少量的等待而做锥子和其他简单工具的人很少；而现在虽然从事制鞋的人比以前减少了，但他们借助于工程师制造的机器和借助于大量的等待，却能比以前生产更多的鞋子。所以，在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有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的涉及面并不广，与工人从廉价取得资本的协助中、从提高他们所需要的那些产品的生产方法的效率上得到的利益相比，是无足轻重的[12]
。

一般说来，更大的储蓄倾向会不断扩大等待的服务，并使这种服务不至于按像以前一样高的利率才能得到。这就是说，除非有一种发明为迂回生产方法开辟了新的有利途径，不然利率就会不断下降。但资本的这种增长会增加国民收益，开辟新的有利的场所以供劳动力在其他方面得到雇用。因此，除了补偿等待的服务对劳动的服务的部分替代外，还绰绰有余[13]
。

由资本的增长和发明的增加而引起的国民收益的增长，必然会影响各类商品供给量。例如，使制鞋者用自己的报酬能买到更多的食物、衣服；使自来水、灯光和暖气，还有旅游产品等供应增多并有所改善。不过应该承认这一点：少数改良至少最初只会影响富人消费的那些商品；没有任何相应的国民收益直接归于劳动阶层；在短时间内他们不能获得任何利益以补偿特定行业中有些人可能受到的损失。不过这些情况十分罕见，而且一般规模都很小。即使他们总是经常获得某种间接的补偿，但因为专门用于富人奢侈品的种种改良会迅速推广到其他阶层，因此这又不是一种必然的后果。实际上，奢侈品便宜一般来说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增加富人对手工产品和个人服务的嗜好，并使他们用来满足这些嗜好的资金也得到增加。这是一般资本和一般工资的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10.工资取决于资本垫支这种说法的正确程度的限定。参阅附录十、十一
不言而喻，任何特定的劳动阶层每年领取的国民收益的份额，都相当于当年的产品价值构成。因为当年的许多成品和半成品都仍然留在产业资本家和雇主的手中，并被用来扩大再生产；而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把前几年的产品交给各劳动阶层作为他们的报酬。

劳动和资本的一般交易是这样的：工人取得用于直接消费的商品的支配权，而把雇主的物品朝着用于直接消费的阶段推进一步来作为交换。不过虽然大多数雇主是这样的，但完成生产过程的那些工人却并非如此。例如，装置表的工人给雇主提供的用于直接消费的商品，比他作为工资而取得的要多得多。又如，我们把一年的几季（播种和收割时间都算在内）综合起来看，就知道全体工人给雇主提供的成品，多于当做他们的工资所得的成品；我们有理由认为劳动工资取决于资本对劳动的预支。因为（除了机器、工厂、轮船和铁路之处）借给工人的住宅，甚至各阶层生产他们消费的那些商品所用的原料都表明：即使工人在领工资以前已经给资本家工作了一个月，资本家预支给工人的工资也要比工人预支给资本家的劳动或劳动产品多得多。

由此可见，在已经阐明的分配理论中，没有什么东西使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的关系同任何其他两种生产要素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差别。关于劳动和资本关系的现代学说是以前学说的发展的结果，不同的只是在于现代学说比穆勒在《政治经济学》第四篇第3章中讲的理论更精确、更完整和更一致。穆勒在这一章中，把有关该问题的所有各种因素都聚集在了一起。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在创造国民收益时相互协作，并且按照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益中提取报酬。它们极其密切地相互依存，没有劳动的资本是僵死的资本；如果不借助于劳动者自己或别人的资本，劳动者势必就无法生存。哪里的劳动者奋发向上，哪里的资本报酬就高，资本增长得也快。由于资本和知识的缘故，西方国家的普通工人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的王公贵族吃得好、穿得好，甚至住得也好。资本和劳动的协作就如同纺工业和织工业的协调一样重要。虽然纺工业稍稍居先，但却不能使之与众不同。一方的发展是同他方的发展分不开的。不过一方用牺牲他方的办法可以暂时（如果不是永久的）获得较大的国民收益份额。

在现代世界中，私人雇主和股份公司的高级职员本身拥有很少的资本，但他们却是巨大工业机轮的轴心，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全都集中在他们身上，并且由他们来分布；他们把全部利益都牢牢地掌握在一起。所以，在讨论就业和工资的变动时（留待本书续篇讨论），他们将占有首要的地位；在讨论劳动、资本和土地各自特有的代替作用中的次要特征时，他们占据的地位虽然不是首要的，但却是很显著的。不过这都是以下八章所要讨论的内容。

在附录十中将略述“工资基金”学说。那里将为我们下面的观点提供理由：工资基金学说过分强调劳动的需求，而忽略了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此学说提出资本存量和工资总量的相互关系，来代替借助于资本的劳动产品的总量和工资总量的真正关系。但那里也将指出持有下面这一见解的理由：如果古典经济学家（也许他们的追随者未必都如此）进行反复思考，就一定会删除工资基金学说中令人误会的部分，从而尽量使它和现代学说相一致。附录十一将研究各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剩余；提出的问题只有抽象的趣味，而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

如上文所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总效率和边际效率），它们对纯产品总量或国民收益的直接或间接的增益以及它们各自所得的国民收益份额，是由许多关系非常复杂的因素连在一起的，不可能用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但借助于数学上严密而简练的词语，即可窥其全貌。当然其中的质的差别是无法说明的，除非尽量把它解释成量的差别[14]
。

[1]
见第二篇第3章中的第2节；第四篇第1章中的第2节；第四篇第9章中的第1节。

[2]
近来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讨论往往很少涉及劳动的疲乏，因为的确有许多工作所含的体力或脑力非常少，以致所谓用力也只能算做解闷，而不能算做疲劳。一个值班的人理应随叫随到，但他也许一天还做不上一小时的实际工作。可是他反对长时间值班，因为那种时间使他生活单调，失去家庭快乐和社会娱乐的机会，也许还失去愉快的晚餐和休息。

如果一个人想什么时候停工就可以停工，那么当继续工作而获得的利不再大于弊时，他就会停工。如果他必须和别人一道工作，那么，他的工作日的长度往往是规定了的；而在某些行业中他一年的工作日数实际上是固定的。但是严格规定他的工作量的那些行业几乎绝无仅有。如果他不愿按当地通行的最低标准工作，一般就会在标准较低的其他地方找到工作。而各地的标准是由当地工业人口对工作的各种不同强度的利与弊的权衡建立起来的。因此，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抉择在决定他一年做的工作量方面不起什么作用，那么就和下述情况同样例外：一个人因为没有其他房子可住而必须住一所大小完全不合他意的房子。按每小时十便士的相等工资率，一个人也许宁愿一天工作八小时，而不愿工作九小时，但是他不得不工作九小时，否则就得不到工作，那么他由于工作第九小时就的确会受到损失。不过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必须以天为单位。而成本的一般规律是不受这一事实干扰的，就如一般效用规律不受以一次音乐会或一杯茶为单位的这样的事实所干扰一样。一个人也许宁愿出五先令的票价听一场音乐会，而不愿出十先令的票价听一场音乐会，或宁愿出二便士买半杯茶，而不愿出四便士买一杯茶，那么他也许会因后半场音乐会或后半杯茶而遭受损失。因此，庞巴维克提出的这个观点（“价值的最终标准”，第4节，发表于《经济学杂志》，第2期）是没有合适的依据的，即价值一般必须由需求来决定，而并不直接涉及成本，因为劳动的有效供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因为即使严格规定了一年的工作时数（实际上却不然），而工作强度也仍然是有伸缩性的。

[3]
参阅第12章。荒年、通货膨胀和信用的波动在各个不同时期曾迫使某些工人、男工、女工和童工过度劳动。工资不断减少而劳动强度日益增大的情况，虽然现在并不多见，但在过去却屡见不鲜。这些情况可以和一个处于逆境的工厂为了取得所支出的某些报酬而按略高于足以补偿其直接成本或特殊（直接）成本的价格接受订货的那种努力相比。而相反，差不多各个时代（也许我们时代比大多数其他时代要少些）都有一些故事，即人们在突然的繁荣中都满足于用少量劳动换取较高的工资，从而也就会有促成那种繁荣的消失。但是这些问题必须留待商业周期的研究之后再加以讨论。在平时，是由手艺人、自由职业者或企业家作为个人或商业团体的成员来决定什么是他行将接受的最低价格。

[4]
机车上有些黄铜活儿或铜活儿，大部分是装饰用品，即使弃而不用也无损于机器引擎的效率。其数量实际上因选择各铁路车型的人员的趣味而异。但是习惯也许恰巧需要这种支出；而习惯是不容分辩的，铁路公司也不敢有所违抗。在这种情况下，当讨论该习惯流行的时期时，我们应该等同对待装饰活的成本和活塞的成本，把它们都包括在生产一定量机车马力的成本之中。有许多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和不很长的时期有关的那些问题，几乎可以将其中的习惯必需品和实际必需品放在相同的地位。

[5]
重复本段之所以似乎有必要，是因为各类批评家对本篇主要论点有误解，其中甚至包括敏锐的庞巴克教授。因为在他的《价值的最后标准》一书中（特别要参阅第5节），他似乎认为工资既等于劳动纯产品，又等于劳动的培养训练及维持其效率的成本（或简称劳动的生产成本，虽然欠妥当）这一信念势必引起自相矛盾。而相反，卡弗教授在《经济学季刊》（1894年7月）上发表的一篇优秀论文中，曾阐明了各种主要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请参阅他著的《财富的分配》，第4章。

[6]
参阅第六篇第6章中的第6节。

[7]
参阅第四篇第7章中的第10节的提要。

[8]
本节的论证是广泛的。关于专门而比较完全的讨论，请读者参阅第五篇的第10章。

[9]
参阅第五篇第8章中的第5节、第六篇第1章中的第7节。

[10]
参阅第六篇第1章的第6节。如官方对生产普查所示，一个工厂的纯产品现在一般都被视为工厂加在其原料上的工作，因此，纯产品的价值等于产品的总价值减去它消耗的原料的价值之差。

[11]
将在以下各章中讨论商品情况中的供求调节情况，还有劳动情况中的供求调节的差别。

[12]
我们现在暂时不谈从狭义上讲的竞相雇用劳动与资本家及其副经理和工头。第7、8两章的大部分将进行这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的研究。

[13]
此处资本是指广义的资本，不限于产业资本。这一点不太重要，列入附录十的第4节中。

[14]
这种考察集中在数学附录的注14到注21。而注解21易于理解，它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其余大多数的注解是注解14的细节的进一步发展，其中部分内容在第五篇第4章中已译成英语。

第3章　劳动工资

§1.第3章至第10章的范围
当我们在上一篇讨论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均衡理论，以及在本篇前两章中讨论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时，都尽量不考虑生产要素的特殊性质及其枝节问题。我们并没有详细研究这一点：有关生产工具的价值和借助生产工具所制造的产品的价值二者的关系的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雇主、工人或自由职业阶层凭着先天能力或后天知识和技巧而获得的那些收入。为了避免和利润分析有关的各种困难，我们并不去注意市场上有关利润一词的许多不同的用法，甚至也不注意利息这个更基础的名词。而且没有考虑各种租佃对土地需求的方式的影响。所有这些不足之处都将在以下各章论劳动、资本与经营能力和土地的供求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补充。

本章要讨论的是关于工资计算的方法问题，主要属于算术或簿记的范围，但是许多错误的产生都是由于计算时粗心大意造成的。

§2.竞争有使相同职业中的周工资不等的趋势，但有使周工资与工人效率成比例的趋势。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效率工资。计时工资没有相等的趋势，而效率工资则有这种趋势
当我们观察物质商品的供求作用时，经常碰到这样一个困难：在同一个市场上以同样名称出售的两种东西实际上质量不同，对各个买主的价值也不同；或者是如果质量确实相同，那么即使在竞争极其激烈的情况下，也因销售条件不同，而可以按名义上不同的价格出售。例如，交付当中的开销或风险有时由卖主承担，而有时却由买主承担。但这种困难在劳动的这种情况下，要比在物质商品的情况下大得多。付给劳动的真正价格往往相差悬殊，而这种悬殊差别是不易从名义上支付的价格得到说明的。

“效率”一词的解释存在着一个最基本的困难。如果说在长期内不同部门中大约有相等效率的人获得的工资也大约相等（或“纯利益”大约相等，第二篇第4章的第2节），那么就必须从广义上来解释“效率”一词。此词指的一定是一般的工业效率（如第四篇第5章中的第1节）。但是，如果是指同一部门中每个人从生产中获得报酬能力的差别，那么就必须按该部门所需要的那些特殊效率因素来估计效率。

人们常说竞争倾向于使同一行业中或者困难相同的各个行业中的人的工资相等，但这种说法需要谨慎地解释。因为竞争使效率不同的两个人在一定时间（如一日或一年）内所得的工资不是趋于相等，而是趋于不相等。同样，在平均效率不等的两个地区，竞争使平均周工资不是趋于相等，而是趋于不相等。如果英国北部各劳动阶层的平均体力和精力都高于南部，那么就可以断言：“竞争使各事物趋向自己的水平”越彻底，北部的工资就越是肯定会高于南部[1]
。

克利夫·莱斯里和某些经济学家曾天真地强调工资的地区差异足以证明劳动阶层中的流动性很小，并且他们的就业竞争无效。但他们援引的大部分材料只是与日工资或周工资有关，只是一部分材料，而若把遗漏的另一部分材料补上，那么全部材料一般都支持相反的结论。因为我们发现周工资的地区差异和效率的地区差异大体上一致。因此，材料（只要是与该问题有关）就往往证明竞争是有效的。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充分解释这些材料是一个极其困难而艰巨的任务。

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如一日、一周或一年）内所得的工资叫做计时收入或计时工资。因此，我们可以说克利夫·莱斯里举的计时工资的例子足以证明了，而不是削弱了这样的假设：竞争使附近有相等困难的各行各业中的工资和工人的效率相适应。

但是，“工人的效率”一词意义含混，有待于彻底澄清。按所完成的某种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支付的工资叫做计件工资
，如果两个人用同样适用的工具并且在相同的条件下工作，而且如果他们所得的计件工资都按每种工作的同一单价来计算，那么他们的工资和效率就成比例。但是，如果工具优劣不等，那么统一的计件工资率会带来与工人的效率不成比例的后果。例如，假设有两个纱厂，一个用旧式机器，而另一个用新式机器，它们采用的计件工资的单价相同，虽然表面上相等，其实却不相等。竞争越是有效，经济自由和创业精神的发展越完美，那么使用旧式机器的纱厂比其他纱厂的单价就肯定会越高。

为了正确理解经济自由和创业精神有使附近地区困难相同的各行各业中的工资相等的趋势这一论断，我们需要使用一个新名词，即效率工资
，或从广义上说，效率报酬
。这就是说，这不像计时工资那样按获得工资所消耗的时间来计量，也不像计件工资那样按产品的数量来计量，而是按工人的效率
和能力的运用来计量的。

所以，经济自由和创业精神（即一般指的竞争）使各个人的工资找到自己水平的趋势，就是使同一地区的效率工资相等的趋势。如果劳动的流动性越大、劳动的专业化越不精密、父母为子女谋求最有利的职业的心越迫切，同时，适应经济条件变化的能力越快，以及这些条件的变化越慢、越不剧烈，那么这种趋势就会越大。

不过对这种趋势的论述仍须稍加修正。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假设的是假如做某件工作所付的工资总额不变，那么雇用少数人或多数人来做那件工作对雇主来说就毫无区别了。相对于社会来说工人也是最廉价的，除非他们因工作劳累过度而未老先衰。因为他们和那些比较慢的同伴工人使用的固定资本量一样，既然他们完成的工作比较多，那么每部分工作承担的固定资本费用也就比较少。在这两种情况下，直接成本虽然相等，但效率较高、取得计时工资较多的工人做工作的总成本，却低于那些效率较低、取得计时工资率（按同一工资率付酬）较少的工人所做的[2]
。

上述论点对野外作业无关紧要，因为空地很多，而且很少使用贵重机器。除了监督工作之外，雇主把做某件工作用的工资总额一百镑不论是分给二十个有效率的工人，还是分给三十个效率差的工人，对他来说都毫无差别。但是如果使用贵重的机器，而该机器又必须与工人的数目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么雇主往往会发觉如果能以五十镑工资用二十个人完成从前以四十镑工资用三十个人所完成的工作，那么商品总成本就会有所减少。在这方面，美国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那里有句俗语说：“谁力求支付最高的工资，谁就是最好的企业家。”

可见，经过修正的规律是这样的：一般来说，经济自由和创业精神有使同一地区的效率工资相等的趋势。在使用大量昂贵的固定资本的地区，如果效率提高较快的工人的计时工资，其提高程度高于效率的比例，那么对雇主势必会有利。当然，这种趋势很容易受特殊的习惯和制度的反对，在有些情况下也受职工工会的反对[3]
。

§3.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必须对货币购买力（特别就该级劳工的消费而言）进行估量；也必须考虑职业费用和附带的便利与不便利
关于按工付酬所要说的就这些了，接下来我们必须仔细讨论这样的问题：在计算某行业的实际工资时，一方面除了货币收入之外，还必须考虑到许多其他情况；另一方面，除了因工作繁重而引起的直接不便外，还必须考虑到许多附带的不便。

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工人的实际工资
是指为工人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的数量，名义工资
则是指货币数量……工人的富贫、报酬的厚薄不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实际价格成比例。”[4]
但“为工人提供的”这几个字不应当理解为只适用于雇主或劳动产品直接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因为附带在职业上的、无须他特别开销的那些利益也必须考虑在内。

在确定某地或某时的一个行业的实际工资时，首先要考虑货币（名义工资的表现形式）购买力的变动。在讨论一般货币理论之前，不能透彻分析这一点。不过，我们可以顺便指出即使我们有全部物价史上十分精确的统计数字，这种估量也不仅仅是算术上的计算。因为如果我们比较较远的地区或较长的时期，就会发觉人们具有不同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不同手段。甚至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上时，也会发觉不同的阶层使用收入的方式也不同。例如，天鹅绒、歌剧和科学书籍的价格对低级工人来说无关紧重要。但是面包和皮鞋价格的降低使他们受到的影响要比高级工人受到的影响大得多。必须记住这种差别，一般来说是可以对这些差别作出大致的估量的[5]
。

§4.续前
我们已经知道某人的总收入减去生产费用就是他的实际收入总额。但总收入却包括许多不是货币报酬的东西，从而有受到忽略的危险[6]
。

首先，就费用而言，我们并没有考虑在学习某行业时花费的普通教育费和专门教育费。我们也没考虑某人在工作中消耗的健康和体力，最好用别的方法把这些计算进去。但我们必须扣除一切职业上的费用，不论是自由职业者还是手艺人需要花的费用。例如，在律师的总收入中，我们必须扣除事务所的租金和职员的工薪；在木匠的总收入中，必须扣除置办工具的费用；在计算某地区石匠的报酬时，我们必须按当地习惯如工具和炸药的费用是由石匠自己负担的，还是由雇主负担的。这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事例。但在医生需要用的房租、车马费和社交费中，比较难于决定的是，到底有多大一部分应该看做是职业上的费用[7]
。

§5.工资部分上酬以实物。实物工资制
此外，当仆役或店员必须自费购置很贵的服装，而如果随他们的便，他们也许不会买时，由于这种强制性，他们工资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就有所降低了。当主人供给仆役高价制服、住房和伙食时，这些东西对于仆役的价值，一般小于主人所花的费用。因此，某些统计学家把主人供给家仆的一切东西所花费的价值，都加到家仆的货币工资上来计算他的实际工资，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相反，当某个农场主给雇工运煤而不收取费用时（当然他选择马匹闲着的时候），那么，这些雇工实际收入的增加远远超过该农场主的费用。上述论点也同样适用于各种奖赏和津贴。例如，雇主赠给工人一批商品，而这批商品虽说对工人有用，但由于推销费用过高而对雇主几乎毫无价值；又如雇主允许工人按批发价购买在他们帮助下生产的商品以供自己使用。但是当这种许可变成义务时，各种严重弊端就接踵而来。从前的农场主往往强迫雇工按好谷物的批发价格购买他的坏谷物，这就等于他实际上支付的工资低于名义上支付的工资。在一个古老国家的任何一个行业中实行这种所谓的实物工资制时
，一般说来，我们大体上可以断言实际工资率低于名义工资率[8]
。

§6.成功的不定性与就业的无常性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成败不定与就业无常对某行业实际报酬率的影响。

显然开始时我们应当从该行业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报酬中取一平均数作为该行业的报酬，但要注意求得真正的平均数。如果成功者每年的平均报酬为两千镑，失败者每年的平均报酬为四百镑，而且如果二者人数相等，那么他们的平均数就是每年一千二百镑。可是如果失败者为成功者人数的十倍（也许像律师所处的情况一样），那么真正的平均数为五百五十镑。此外，许多彻底失败的人也许早已离开该行业，从而没有被计算在内。

此外，虽然通过求得这种平均数，我们不必再单独酌减风险保险费，但是仍须考虑到成败不定的害处。因为有许多性情稳定、头脑清醒的人喜欢正视现实，甘愿从事某种每年提供一定的收入（例如四百镑）的职业，而不愿从事另一种有时似乎能提供六百镑，有时却只能提供二百镑的职业。因此，成败不定不能引起巨大的野心和宏伟的志愿，特别受其吸引的人确实是少数。对许多选择终身职业的人来说，成败不定起着阻挠的作用。一般说来，平常一定能成功的事比不一定能成功的事会吸引更多的人，虽然后者也有相等的较保险的计算上的价值。

反之，假设某行业可得少数极高的奖品，那么它的吸引力就远远超过该奖品的总价值。其中原因有二：第一个是富于冒险性的青年受巨大成功希望的吸引远远超过受失败的风险的吸引；第二个是某职业的社会地位大多取决于该行业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和最高地位，而较少取决于从事该行业者的一般运气。政治上曾有一句格言：政府应在各政务部门设有少数优等奖项。在封建贵族国家里，高级官吏的薪俸很高，而低级官吏的薪俸多在市场水平以下，而他们之所以安于低薪，是由于最终有提升到肥缺职位的希望和这些国家在社会上对公务人员的重视。这种行政制度对于某些权贵有利。民主国家不采纳这种办法的部分理由也在此。但民主国家往往趋向于走另一极端：对低级公务人员的服务支付的报酬高于市场报酬率，而对高级公务人员的服务支付的报酬却低于市场报酬率。不过，这种办法不论在其他方面的优点如何，都的的确确是一种很浪费的办法。

另外来讨论一下就业无常对工资的影响。很显然，在那些工作不好找的职业部门中，工资与所完成的工作相比势必要高：医生和擦皮鞋工人在工作时所得的报酬，必须能够维持他们没工作时的费用。假设职业上的其他利益相等和工作上的难度相等，那么泥瓦匠在工作时获得的工资多于木匠，而木匠又多于铁路人员。因为铁路上的工作几乎全年不断，而木匠和泥瓦匠往往因为商业不振而有赋闲的危险，泥瓦匠又会因雨雪而中断工作。估量这种工作中断的普通方法是：总计长时期的报酬，然后取其平均数即可。但这种方法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除非我们假定某人在失业时获得的休息和安逸对他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补益[9]
。

在有些情况下，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假定。因为等待工作往往使人焦躁不安，以致产生的紧张状态也许超过工作本身[10]
。但这并不是经常现象。在正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作中断，而闲时没有后顾之优，是调剂和蓄积力量以供未来使用的机会。例如，著名律师一年中有几个月是十分紧张的，而紧张本身是件坏事。但是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之后，那么他在司法停审期间得不到收入对他就没有多大损失了[11]
。

§7.补充所得。家庭所得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某人的环境对于补充他的报酬的机会，即除主要职业的报酬外，从其他工作中获得的报酬。同时这种环境对于他的家庭成员提供的工作机会也必须考虑进去。

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主张把一个家庭的报酬作为他们建议的报酬单位。在这方面，关于农业和旧式家庭手工业有许多可说的。在农业和旧式家庭手工业中，全家人都一道工作，不过应酌减主妇疏忽家务所造成的损失。不过在现代英国，这种手工业是罕见的。家长的职业除了能使子女学习该行业外，对家庭其他成员很少起到直接的影响。当然，如果此家长的工作地点固定，那么家人就便于参加该行业，但就业量是受附近资源的限制的。

§8.某行业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其货币收入，而且还取决于其纯利益。个人和国民性格的影响；最低阶层工人的特殊情况
由此可见，一个行业的吸引力除了一方面工作上的困难和紧张，另一方面工作中的货币报酬之外，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原因。当某行业的报酬被看做对劳动供给起作用，或者说是劳动的供给价格时，我们总是这样理解的，即报酬一词只当做劳动“纯利益”的代用语[12]
。我们必须估计到这样的事实，比如某行业比其他行业更清洁卫生，工作场所更有益于人的健康或者更令人愉快，或者社会地位较高。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说过，许多人厌恶屠宰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屠户也一样，这就使屠宰业的报酬超过困难相等的其他职业。

当然，对特殊利益的估计总是起着作用。例如，有些人非常喜欢乡村小宅，他们宁愿在乡村靠低工资为生，也不愿在城市赚取高得多的工资；而另外一些人却毫不介意住宅，倘若他们能得到自认为是生活奢侈品的话，即使生活不够安逸，他们也不会在乎。例如，某个家庭曾于1884年对皇家工人阶级住宅状况调查委员会说，他们的总收入为每星期七镑，不过他们情愿住一间房，以便把钱节省出来用在旅行和各种娱乐上。

诸如此类的个人特性使我们不能预料到每个人的行为。但是，如果各种利益和不利都能按货币价值（即对参加该行业或使他们的子女将来从事该行业的那些人的货币价值）的平均数计算，就可以大致估计出我们讨论的该行业在某时某地
的劳动供给趋于增加或减少的那些力量的相对强度。把根据某时某地的情况做出的这种估计硬套用在他时他地的情况上，就势必会产生严重的错误，这是无须经常指出的。

因此，考察我们时代民族性情差别的影响是很有趣的。例如，在美国，瑞典人和挪威人在西北部从事农业；爱尔兰人如果来到美国，就在原东部各州选择农场；德国人大多从事家具业和酿酒业；意大利人搞铁路建设；南斯拉夫人从事肉类包装和部分煤矿业；爱尔兰和法籍加拿大人经营美国某些纺织业；伦敦的犹太人偏好服装业和零售商业。所有这些在部分上是由于民族嗜好不同，部分上是由于民族的不同，从而对各行业的额外利益和不利的估计也不同。

最后，如果工作是低级工人能做的工作，那么不合意的工作对提高工资似乎没有多大影响。因为科学进步使许多人除了做最低级的工作之外，不适合任何其他工作。他们都在争抢所能胜任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工作，而在急需用钱时，他们想的只是能赚到的工资，而无暇注意工作上的各种不快。的确，由于他们所处境遇的影响，使得他们中间很多人认为一个行业的污秽龌龊是无关紧要的。

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果，即某行业的污秽龌龊是该行业中工资低的原因。因为雇主认为如果用上等的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和优良工具来完成他的工作，那么该工作的污秽龌龊势必会使工资增加很多。所以，他往往沿用旧法，即雇用普通的无特殊技能的工人，因为他们对任何雇主的价格都不在乎，从而能用低工资（计时工资）雇到。可见，如何使这种工人减少，从而提高工资是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大约五十年前，英国北部和南部的农场主相互交流经验，最后一致认为把萝卜装上车是测量体力的最好尺度。经过仔细比较，发现工资和两个地区的工人平均一天装载的重量成比例。南部的工资和效率的标准与北部相比，也许现在比那时更一致。但是北部的标准工资一般要比南部高些。许多到北部谋求较高工资的人发现他们不能胜任那里的工作，便又返回原地。

[2]
这个论点在可以使用双班制的企业的情况下加以修正。对两班各支付八小时工作日的工资像他现在对一班支付十小时工作日的工资那样，对一个雇主来说往往是值得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按一定的工资率取酬并在一周内赚得最多的工人对雇主来说是最廉价的，因为虽然每个工人在前一种情况下比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得少一些，但每架机器却生产得多一些。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讨论。

[3]
李嘉图并没有忽视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的商品量的差异和工人对其雇主的有利程度的差异。他知道雇主实际关心的并不是他付给工人的工资数量，而是工资与其劳动产品的价值的比例。他认为工资率是由这个比例测定的，并认为工资随着这个比例的上升而上升，随着它的下降而下降。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为此引用新的术语；因为他对日常术语的借用很少为别人所理解，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也为他自己所遗忘（比较西尼尔著的《政治经济学》，第142～148页）。他主要考察的是那些一方面因生产技术的进步，而另一方面是由于报酬递减规律（当人口的增加需要从有限的土地上攫取更多的产量时引起的）的作用而产生的那些变动。如果他充分注意因劳动者工作境遇的改善而直接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那么，经济科学的地位和国家的实际福利也许会比现在有更大的提高。实际上他的工资论似乎不如马尔萨斯著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工资论。

[4]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5童。

[5]
《济贫法委员会关于农业中雇用童工和女工的报告》（1843年，第297页）有关于诺森博兰年工资（其中有少量货币）的一些有趣的材料。这里有一例：10蒲式耳小麦，30蒲式耳燕麦，10蒲式耳黑麦，10蒲式耳豌豆；1头乳牛一年的饲料；800立方码的马铃薯；园舍；煤棚；3镑10先令现金；2蒲式耳大麦代替母鸡。

[6]
见第二篇第4章的第7节。

[7]
这类问题与第二篇中讨论收入和资本的定义时所引起的那些问题相似：在那里曾将不采取货币形式的所得的因素考虑在内。甚至自由职业者和领工资的阶层中的许多人的所得，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们所掌握的某些物质资本。

[8]
力求健全发展的那些雇主们一般都很忙，除非有特殊的理由，否则是不愿经营这种店铺的。因此，在早开发国家中采用实物工资制的那些人之所以这样做，往往是由于想用隐藏的手段收回他们名义上支付的一部分工资。他们迫使那些在家做工的人按高昂的租金来租用机器和工具；他们迫使全体工人来购买那些分量不足、价格很高的假货；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资都用于那些极易赚取最高利润率的商品，特别是酒类。例如，莱基先生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例：雇主们经不起将打折戏票以全价强行卖给工人的那种诱惑（《　十八世纪史》，第6章，第158页）。但是，如果这种店铺不是由雇主开的，而是由工头或他的伙伴开的，并且如果虽不明说却实际示意：不在他的店铺里大量买货的那些人是很难得到他的信任的，那么危害就更大了。因为凡是对工人有害的，多多少少也有损于雇主，而一个不义的工头却很少因为始终顾及他自己的最终利益而放松对工人的勒索。

总的说来，这种弊害现在比较少见了。必须记住：在一个新兴的国家里，大企业往往在边远地区发展起来，那里甚至连普通的零售商店或店铺都没有；那么，雇主似乎有必要供给工人各种必需品，办法是以食品、衣着等形式来支付他们的部分工资，或为他们开设店铺。

[9]
就计件工而言，这种考虑是特别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加工材料供给的不足或由于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的其他停工而使工资率大大下降。

[10]
就业无常之害在福克斯威尔教授于1886年关于这一问题的演讲中做了有说服力的论述。

[11]
较高级的工人假期一般都有工资；而较低级的工人假期一般都没有工资。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因此这自然会引起劳工委员会在调查中所发现的那种不满情绪。参阅《报告》中的乙组24第431～436页。

[12]
见第二篇第4章中的第2节。

第4章　劳动工资（续）

§1.劳动需求和供给中的许多特点的重要性，都大多取决于其积累性后果，因而和习惯势力相仿
在前一章中讨论了与确定的价格和劳动的名义价格相反的实际价格的困难有关的劳动供求作用。但是，在这种作用中，还有待于研究性质更加重要的某些特点。因为这些特点不仅影响供求力量发生作用的形式，而且影响其本质，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和阻挠供求力量自由发生作用。我们将知道许多特点的影响是不能用其最初的和最明显的效果来衡量的；在长期内，积累性的效果与那些形似显著但却是非积累性的效果相比，一般要重要得多。

因此，这个问题同探索习惯的经济影响问题有许多共同之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而且以后会更明白这样一点：习惯的直接效果其实并不重要，比如使一种东西的售价比在其他情况下的售价有时略高，有时略低。因为价格的这种偏离一般说来没有持续和扩大的趋势；相反，如果偏离变得很大，往往就会使各种抵消因素发生作用。有时这些因素完全压倒习惯，但更常见的是通过逐渐地、不知不觉地改变商品性质的办法来避免习惯的影响。因此，买主照原名按原价买的实际上是一种新东西。这些直接效果很明显，但却不是积累性的。相反，习惯在阻碍生产方法和生产者个性自由发展方面的间接效果虽不明显，但一般却是积累性的，从而对世界史有深远的关键性影响。如果习惯使一代人的进步受到抑制，那么第二代人的出发点必然要比不受节制时低；而第二代人本身的任何停滞都源自于前一代人的停滞之上，代复一代，如此代代相传[1]
。

需求和供给对工资的作用也是如此。不论什么时候，如果供求作用对任何个人或阶层的压力很大，那么，这种祸害的直接结果便显而易见，但所产生的困苦却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困苦和造成困苦的祸害同时消失，这些困苦与间接引起工人性格的软弱或阻止工人性格变强硬的那些困苦相比，一般不重要。因为后者造成进一步的软弱和困苦，而这反过来又造成更大的软弱和困苦，如此继续下去，不断加剧；反之，工资高、性格强硬会使力量更强、工资更高，而这又导致更大的力量和更高的工资，如此继续下去，不断增强。

§2.第一个特点：工人出卖的是劳动，但工人本身并没有价格。因此，对工人的投资局限于他父母的资产、见识和无私。出身的重要性。道德力量的影响
我们必须注意的第一个特点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和机器及其他物质生产资料的买卖有所不同。工人出卖的只是他的劳动，但他本身仍归自己所有。负担培养和教育费的那些人从工人后来的服务所支付的价格中取得的回报实在是微乎其微[2]
。

不论现代经营方法有何种缺点，但至少还有一个优点，即负担物质品生产费用的人，总可以得到对它们支付的价格。建筑工厂、蒸汽机、住宅或者蓄奴的人，只要有这些东西时，总能得到它们所提供的一切纯服务的利益。如果出售这些东西，他就会取得一种等于对它们未来服务做出的估计的纯价值，因此，他增加开销，直到他认为没有适当的理由设想任何追加投资带来的利益会对他有所补偿。他必须谨慎而勇敢地行事，以免在同那些采取更果断、更有远见的决策的人的竞争中遭到失败，从而最后从主宰世界贸易的行列中被淘汰出去。竞争的作用使适者生存，最终趋向于使工厂和蒸汽机的建设落在这样一些人手中：他们善于使各项开支对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的增益大于其成本。但在英国工人的教养和早期训练方面的资本投资却受到种种限制。比如，在社会各阶层中，父母的资产、预见能力和牺牲自己以成全子女的意向。

就上层社会而言，这种祸害的确无关紧要。因为在上层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能清楚地为将来作打算，并“以低利率加以折算”。他们尽量设法为自己的子女选择最好的终身职业和该行业所需要的头等训练。他们愿意而且也能够在这方面支出巨大的费用，尤其是自由职业阶层，一般都愿意为其子女储蓄一部分资本，同时更注意把这宗资本投在他们身上的机会。一旦高级职业中有一个新的机会，而这又需要专门的教育，那么为了争抢这个职位，将来的报酬也不必高出现在的用费很多。

但在下层社会中，这种祸害却危害很大。因为父母的境遇不佳、所受的教育有限以及为将来作打算的能力很差，使得下层社会的人不能像以同样的自由和勇气运用资本来改良一个管理得法的工厂中的机器一样，把资本投在教育和培养子女上。很多工人阶级的子女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的住宅条件既不能促进身体健康，也不利于促进道德健全。虽然现代英国的教育并不算很差，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却很少。他们没有机会广见世面和领会高级经营工作、科学和艺术的真谛。他们早期干的是艰苦而费力的活儿，而且大多数人都终生从事这种劳动。他们至少是带着那些未得到发展的才能进入坟基的。而如果这些才能得到了充分发展，那么对国家物质财富（且不说更高的目的）的增加，就等于补偿发展这些才能所需费用的许多倍。

但是，此刻我们必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这种祸害是积累性的。一代人的孩子吃得越差，他们到了成年时赚的工资就越少，而适当满足其子女的物质需要的能力也就越小，如此延续下去，一代不如一代。此外，他们的能力发展得越不充分，就越不重视发展子女的才能，因此，他们这样做的动力也就越小。反之，如果有某种变化给予一代工人以优厚的报酬和发展才能的机会，那么这将增进这些工人能够给予自己子女的那些物质和道德的利益。而在增长他们自己的见识、智慧和远见的同时，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使他们更愿意牺牲自己的快乐以谋求子女的幸福。现在甚至在那些最贫困的阶层中，就他们的知识和资力所及，也有很大的这样一种愿望。

§3.续前
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比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占的优势，主要在于父母给了他们更好的指导和立业机会。而这种立业机会的重要性，从比较手艺人和无特殊技能的工人的子女的境遇中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无特殊技能工人的子女容易进入技术行业的并不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子承父业。在旧式家庭手工业时期，子承父业儿乎是个普遍规律。甚至在现代条件下，父亲也常常使孩子进入自己的职业中。雇主和监工一般偏爱那些亲信的孩子，而不是那些必须负责照顾的孩子。甚至在许多行业中，一个孩子在参加工作后，除非是跟着父亲或父亲的朋友工作，得到他们任劳任怨的指导，学做一种需要细心辅导但却有教育价值的工作，不然似乎就不可能进步得快、站得住脚。

手艺人的子女还有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他住的房子一般都比较好，而且比较清洁。和普通工人相比，他居住环境也比较高雅。他的父母可能受过较好的教育，对他们的子女有较强的责任心。最后一点但却并非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母亲可能会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家务上。

如果我们把文明世界中的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相比较，或者把英国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相比较，或将英国的一个行业与另一个行业相比较，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工人阶级的堕落大体上是和妇女做的粗笨工作的量成比例的。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莫过于投在人身上的资本，而这种资本当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来自母亲的照顾和影响——只要她保持着和蔼和仁慈的天性，而且这种天性并没有因为受到非女性的工作的折磨而僵化。

这就使我们注意到上述原理的另一个方面，即在估计有效率的工人的生产成本时，我们必须以家庭为单位。总之，我们不能把有效率的人的生产成本当做一个孤立的问题来看，必须将它看成是有效率的人和那些妇女的生产成本这一较大问题的一部分，这些妇女善于使自己的家庭生活过得愉快，善于把子女培养成身心健全、诚恳纯洁而且文雅勇敢的人[3]
。

§4.续前
随着青年长大成人，他的父母和教师的影响逐渐减少；从此以后直到他死为止，他的性格主要是受他的工作性质和同事、游伴与同代人的影响而形成的。

关于成年人的技术训练和旧时学徒制的衰落及其代替的困难，我们曾说了许多。这里我们又遇到这样一个困难，即不论是谁用自己的资本提高工人的本领，这种本领最终都会成为工人自己的财产，因此，对于帮助工人的那些人来说，美德就是他们的主要报酬。

的确，报酬优厚的劳动对那些旨在领先并企图用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生产优质产品的雇主来说，实际上是廉价的劳动。他们之所以给予工人高工资并对工人细心训练，一则由于这样做对他们有利，二则由于使这些人适合领导生产技术的那种性格也会使他们对为其工作的人的福利产生莫大的兴趣。虽然这类雇主越来越多，但相对来说他们毕竟是少数。即使投资给他们的利益与改善机器的利益相同，他们在工人身上投入的训练资本往往也达不到应该投入的那么多。而且一想到与那种在佃权朝夕不保，并且在改良的报酬毫无保证的条件下就投下自己的资本，以提高地主土地的价值的农场主处于相同的状况时，他们就会放弃投资的打算。

此外，在付给工人高工资和关心工人的福利与文化方面，这个慷慨的雇主提供的各种利益也不会在他那一代消失。因为工人的子女分享这些利益，长大以后，身体和性格必然会因此而更加健壮和坚强。此雇主支付的劳动价格势必会成为增加下一代高级工业能力供给的生产费；不过这些能力将成为他人的财产，他们有权利按最高的价格出售。雇主甚至子女都不能指望从那件曾做的好事中获得大量物质报酬。

§5.第二个特点。工人和他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劳动特有的需求和供给作用的那些特点中，我们必须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一个人在出卖自己的服务时，必须亲自到服务场所去。对于售砖的人来说，不论要卖的砖是用来建造宫殿，还是修砌阴沟，与他都毫不相干；但对于那要完成有一定困难的工作的出卖劳动的人来说，工作场所是否有益于人的健康、是否令人愉快，以及其同事是否合他的意，跟他都有很大的关系。在英国某些地区残存的长工制中，劳动者打听新雇主的脾气，就像打听他有多少工资那样谨慎。

劳动的这个特点在许多个别情况中极其重要，但产生的影响往往不如上述特点的影响那样广泛而深刻。一种职业的条件越不令人满意，自然就越需要更高的工资吸引人从事该职业。但这些条件是否有持久而广泛的害处，要看是否会损害人的健康和体力，或者是否会削弱人的性格特征。当它们不属于这一类时，只是其本身存在着弊端，除此以外，一般不会引起其他祸害，这些条件很少有积累性。

既然一个人不亲自到劳动市场就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由此可知，劳动的流动性和劳动者的流动性是可以互用的词语。不愿离家、不愿放弃老友（也许包括不愿放弃心爱的小宅院和祖坟在内），往往会阻止一个劳动者到新地方去寻求更高的工资。如果家庭成员各有各的职业，而迁移对一个人有利，却对他人不利，那么劳动者和他的劳动的不可分离性就大大阻碍了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劳动的需求而转移。不过这一点以后还要讨论。

§6.第三个特点与第四个特点。劳动力具有可毁坏性，劳动力的卖主在议价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劳动往往是在特别不利的条件下出卖的，这些不利源于一系列相互联系密切的事实。劳动力具有损耗性；出卖劳动力的人一般都很穷，手头没有积存；劳动者离开劳动市场就无法保存劳动。

损耗性是各种劳动都共有的属性。工人在失业时所损失的时间是无法挽回的，虽然在有些情况下他的精力可借休息而得到恢复[4]
。不过应当记住，很多物质生产要素的能力也具有同样的损耗性，因为停工时无法赚到的大部分收入就完全损失掉了。如果工厂或轮船闲置不用，就的确可以避免某些损耗，但在这上面的节省与厂主牺牲的收入相比，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预付资本的利息和资本由于新发明的贬值或过时而引起的损失都不能得到补偿。

此外，许多可出售的商品也具有损耗性。在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大罢工中，那里很多船上的水果、肉类等都腐烂掉了，对罢工工人起了极其有利的影响。

缺乏储备金以及缺乏支撑长期不出卖劳动力的力量，几乎是各种体力劳动者共有的特点，那些无特殊技能的劳动者更是如此。这一则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很难使他们有积存的余地，二则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停工时，能代替他们的人很多。而且当我们讨论职工工会时，立刻就会知道无特殊技能的劳动者要比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更难把自己组成强大而持久的工会，从而在与雇主议价时无法处于平等地位。一定要记住，雇一千个工人的雇主本身就等于劳动市场上由一千个买主构成的绝对坚强的结合体。

不过，以上论述的并不适用于一切劳动。家仆虽然手中没有很多积存，也很少有任何正式工会组织，但在行动上有时却比主人更一致。伦敦上流社会家仆的实际工资总额，与需要相等能力和熟练程度的其他职业相比要高得多。可是相反，那些无特殊技能的家仆受雇于不很富裕的主人时，往往不能为自己争得像样的条件，他们工作很苦，而得到的工资却很低。

现在看看工业上的最高级别的劳动，我们发觉，高级别劳动者在与购买其劳动的买主议价时，一般都占优势。自由职业阶层中的很多人都比绝大多数顾客更富有、积蓄更多、知识更广，并且在出售服务的条件方面采取的协作能力也更强。

如果要进一步证明出卖劳动的人在议价方面一般处于不利的地位，是取决于他的境遇和本领，而不是取决于他必须出卖的特殊商品是劳动的这一事实，那么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将名律师、名医生、名歌手或名马术师与那些比较穷的独立商品生产者的情况作一比较。例如，在偏僻地区搜集贝壳并准备在大的中心市场上出售的人，资金储备不多，见识也不广，并且对国内其他地区生产者的情况了解得也有限；而收买贝壳的那些人却是批发商组成的一个严密的小团体，他们有广博的知识和较多的资金储备，因此，贝壳的卖主在议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出售手织花边的妇女儿童以及出卖家具给经理商的伦敦东端的小老板也大都如此。

的确，作为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在议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凡有这种不利的地方，影响也极易流传于后世。因为即使雇主之间存在着竞争，但也不至于把劳动的价格抬得远远低于劳动对他们的实际价值。这就是说，不至于抬得远远低于那种令他们宁肯支付而不愿弃而不用的最高价格。但是，凡是降低工资的事情，也会使劳动者的劳动效率趋于降低，从而使雇主宁肯支付而不愿放弃劳动者不用的价格也趋于降低。所以，劳动者在议价方面的不利有两种积累性的效果：降低他的工资，而我们知道工资的降低又会降低他的工作效率，从而降低他劳动的正常价值。此外，也会降低他作为一个议价者的效率，因此，使他以低于劳动的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卖劳动的机会也有所增加[5]
。

[1]
不过应该知道，习惯的某些有益影响是积累性的。因为在“　习惯”这一广泛的词语中包括的许多不同的东西里，有高度伦理原则、礼教和不计小利原则的具体形式；而这些对民族性格起到的许多良好影响是积累性的。比较第一篇第2章中的第1、第2节。

[2]
这与奴隶劳动不经济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一致，正如亚当·斯密在很久以前所说的那样：“用于恢复奴隶体力和精力的基金（如果我可以这样说）一般是由怠慢的主人或粗心的监工来管理的，而用于恢复自由人体力和精力的基金却是由自由人自己极其节约地管理着的。”

[3]
威廉·配第对“人的价值”的论述极其精辟，培育一个成年男子的费用和维持一个家庭的费用的关系，在下述著作中得到完全科学的论证：坎蒂恩的《概论》第一篇第11章和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8章；在近代有安格尔博士（见其卓越的论文《劳动的价格》）　和法尔博士等。对一个将早期培育费用在别国，而且在移入国其生产可能大于消费的移民对国家财富的增加，曾有过很多种推算。这些推算根据许多方法，但大多是概略的计算，有些显然有原则上的缺点，不过其中大多数都认定一个移民的平均价值约等于二百镑。如果我们暂时不算性别，就似乎可以根据第五篇第4章中的第2节所论述的原则来计算移民的价值。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移民提供的未来服务的可能价值加以“折现”，把各种折现值加起来，再从其中减去他消费的所有财富和他人直接服务的“折现”值之和。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按其可能值计算生产和消费的各种因素的价值时，我们曾附带算进他早年夭折、疾病以及一生成败的机遇。或者我们可以根据此移民的祖国为他用掉的货币生产成本来计算他的价值；这种成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求出来，即把他过去消费的各种因素的“积累值”加起来，再从其中减去他过去生产的各种因素的“积累值”之和。

以上未曾考虑过性别。但是很显然，上述方法有把男移民的价值估计过高、女移民的价值估计过低之弊，除非我们考虑作为母亲、妻子和姐妹的妇女们所提供的服务，并把这些服务记入男移民的借方，同时又记入女移民的贷方（见数学附录中注24）。

许多学者至少是暗中假定一个普通人的纯生产品和他一生中的消费品是相等的，或换句话说，许多学者认为普通人对自己一生居留的那个国家的物质福利既无增加，又无减少。根据这个假设，计算他的价值的上述两种方法是可以互用的；当然计算时我们要采用后一种简易方法。例如，我们可以推断在占人口2/5的劳动阶级中使一个普通儿童长大成人所用的总费用为100镑；对其次的1/5的人口来说，此数增至175镑；对再其次的1/5的人口来说，增至300镑；对再再其次的1/10的人口来说，增至500镑；对所余1/10的人口来说，增至1 200镑，或平均为300镑。当然人口中有些是十分年幼的，而用于他们的费用极少；另一些人眼看就要寿终正寝。因此，根据这些假设，一个人的平均价值也许等于200镑。

[4]
见第四篇的第3章。

[5]
关于这一节说的问题，请比较第五篇第2章中的第3节与附录六关于物物交换的讨论。布伦塔诺教授是提醒注意本章所讨论的几个要点为第一位，并参阅豪威尔的《资本和劳动的冲突》。

第5章　劳动工资（续）

§1.劳动的第五个特点在于提供专业能力所需要的训练时间很长
我们应当讨论的劳动供求作用的另一个特点和上述特点密切相关。这个特点在于培养和训练有工作能力的劳动力所需要的时间很长，这种训练产生的报酬也很慢。

这种对将来的贴现，是有意识地使训练费用很高的劳动供给与对劳动的需求相适应，这可以从父母为自己的子女选择职业和力求栽培他们取得比自己有更高的地位上清楚地看出来。

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曾说过：“如果购置一架贵重机器，那么该机器在用坏之前完成的优异工作必须足以收回对它投下的资本，同时至少还要提供普通的利润。得用很多劳动和时间来学习一种需要特别技能的职业的人，可以同那种贵重机器相提并论。他将做的工作必须足以超过一般工人的普通工资，除了收回全部教育费之外，同时至少要有相等价值的资本的普通利润，而且必须在相当的时间内实现这一切，原因是人的寿命是不定的，就像机器的寿命是一定的一样。”

但是，这种说法只能当做对一般趋势的概括。因为父母培养和教育子女的动机有别于诱使资本家购置一台新机器的动机。此外，一般来说，人比机器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赚钱的能力。因此，决定报酬的种种情况比较难以预料，供给和需求的适应也比较缓慢而且有缺点。虽然工厂、房屋、矿井和铁道路堤的寿命比建造者要长得多，但这毕竟是一般准则的例外情况。

§2.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时必须展望整个一代人之后的前景；预见未来的困难
从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到子女充分获得该业的报酬，其间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该行业的性质很可能会发生根本变化，其中有些变化也许早有预兆，但是另外一些变化即使是最机敏的熟悉该行业情况的人也无法预见得到。

几乎在英国各地，工人阶级都经常为自己和子女留意有利的就业机会。他们向居住在其他地区的亲戚朋友打听各种情况，比如关于各行业的工资以及附带的利弊。但是，很难确定他们给自己子女选择的那些职业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命运。而且这样深思熟虑、多方探究的人也为数不多。大多数人都不加思索地断定各行业当时的情况来说明其未来；而且认为就这种习惯的影响所及，不论在哪一代的行业中的劳动供给都趋于依照前一代的报酬，而不依照当代报酬。

此外，当有的父母看到一个行业的工资比同一级别的其他行业高了数年时，就断定工资以后也要继续涨下去。但是，从前工资上涨往往是由于暂时的原因，而且即使以前没有大量劳动流入该行业，那么工资上涨之后接着就会下降，而不会进一步上涨。如果有大量的劳动流入该行业，结果是劳动供给过多，那么工资在很多年内都会低于正常水平。

我们还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有些行业除了从事该行业的人的子女之外，别人不容易接近，但大多数行业都是由同级别的其他行业的工人的子女补充的。因此，当我们认为劳动的供给取决于负担教育和训练费用的那些人的资金时，我们总是以整个级别而不是以一个行业为单位。如果劳动的供给受用来支付劳动的生产成本的基金的限制，那么不论在哪一级中劳动的供给都是由前一代（而不是本代）该级别劳动的工资决定的。

不过，不应当忘记社会上各级劳动者的生殖率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对将来的谨慎打算只居次要地位；还有，甚至在一个像现代英国那样不重视传统的国家里，习惯和舆论也产生着很大的影响，而这种习惯和舆论形成于过去几代的经验。

§3.由于对一般能力的需求有所增长，成年劳工的流动越来越重要
但是，我们不应当忽略那些使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劳动的需求而转移的因素，比如成年人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从一个级别移到别的级别，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虽然特别的机遇的确有时可以使低级劳动的潜在能力得到迅速而有效的发挥，但从一个级别移到另一个级别很少是大规模进行的。例如，某新疆域的开辟或美洲战争事件会从低级工人中间提升许多也能担负困难和责任的人，不过这种事情毕竟罕见。

但成年人的转业和迁移在有些情况下频繁而迅速，以致大大缩短了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劳动的需求而转移的时间。与某工业部门专门需要的熟练程度和技术知识相比，从一个行业转向于别的行业的工作能力一年比一年更重要。因此，随着经济进步而来的，一方面是工业方法的千变万化，从而预测下一代对任何一种劳动的需求更难了；另一方面是纠正供求调节中的错误的力量也在日益增加[1]
。

§4.重申长期正常价值和短期正常价值的区别。有别于补偿任何特定工作所需要的特殊技能所引起的疲劳的报酬的变动
现在我们转向这一原理，即得自生产某商品的工具的收入，在长期内对该工具的供给和价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对该商品的供给和价格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短期内，没有时间使这种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我们要问的是，如果不把这个原理应用于只是达到生产目的的手段，而且又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的物质生产要素上，而是把它应用于既是生产目的，又是生产的手段，而且同时又自己归自己所有的人类本身，那么该原理应当做哪些修正呢？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因为劳动力的增殖较慢，而消耗也较慢，所以我们必须从严格意义上来理解“长期”一词。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劳动的正常需求和供给关系，而不是普通商品的正常需求和供给关系，那么“长期”一词一般含有更长的时间。这里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时间长得足以使普通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相适应，甚至与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物质工具的供给和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相适应；时间长得足以使我们有理由把该时期普通商品的平均价格看做是“正常”价格，看做和这些商品的正常生产费（就其广义而言）相等；但是此时期长得不足以使劳动的供给适应对劳动的需求。因此，该时期的平均劳动报酬根本不是劳动者的正常报酬。宁可将这种报酬的决定归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劳动的供给量；另一方面是对劳动的需求。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

§5.续前
商品价格的市场波动是由需求同市场上或易于运进市场的商品供给量的暂时关系决定的。当市场价格高于正常水平时，能趁此高价期及时供应市场新商品的人，就能得到额外高的报酬；如果他们是自食其力的小手工业者，那么这种价格上涨全部都会成为他们报酬的增加部分。

不过，在现代工业世界中，承担生产上的风险和享受价格上涨之利以及价格下降之害的人首先是产业资本家。在生产商品时花费的直接开销，即商品的直接（货币）成本以上的纯收入，暂时是以各种形式投到他们企业上的资本（他们的才智和能力也包括在内）所得的报酬。但是，当生意景气时，雇主们便彼此展开竞争，人人都想扩大生意，力求获得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于是竞争的压力使雇主们同意付给劳动者较高的工资，以便获得他们的服务；即使雇主们的行动一致，一时拒绝作任何让步，他们的雇工的联合也会迫使他们涨工资，否则市场繁荣所提供的利益行将消失。结果通常都是不久之后这种利益的很大一部分都归劳动者所得；只要繁荣继续存在，他们的工资就总会保持在正常水平之上。

例如，在1873年，当通货膨胀达到最高峰时，矿工的工资很高，这种高工资是由当时对矿工劳动的需求和现有矿工熟练劳动量（转入矿业的不熟练劳动可以算做具有相同效率的一定数量的熟练劳动）决定的。如果当时不可能输入这种不熟练劳动，则矿工的工资只受到两方面原因的限制：一方面是煤的需求弹性；另一方面是矿工子孙逐渐达到工作年龄。事实上，从别的行业吸收的人大多都不愿放弃本行，因为如果留在本行业，他们也许可以得到很高的工资。当时煤炭和炼铁业的繁荣只是信用膨胀浪潮的最高峰。这些新矿工对地下工作很不习惯，工作上的不适对他们的身体也造成很大损害。同时因缺乏技术知识，工作上的危险有所增加，又因技术不精也浪费了他们很多的精力。因此，他们的竞争并不能缩小对矿工熟练程度的特别报酬的增加幅度。

当信用膨胀的浪潮急转直下时，那些最不适合采煤的新矿工都纷纷离开矿区；即使当时留下的矿工也因为人多活少而工资下降。工资的这种下降一直达到这样的限界：能使那些最不适合采煤的人可以在别的行业中获得更高的工资。这种限界非常低，因为在1873年达到最高点的信用膨胀的浪潮，曾摧残了许多殷实的企业，损害了繁荣的真正基础，几乎使各行各业都几乎处于不健康的萧条状态中。

§6.续前
我们已经指出，得自正在消耗的改良品的收益只有一部分能算做纯收入。这是因为在计算任何纯收入之前，都必须从这些收益中扣除等于改良品价值的消耗额。同样，要算出机器的纯收入，就必须扣除机器的使用成本和损耗。既然矿工和机器一样易于损耗，那么在计算矿工的熟练劳动的特别报酬时，也必须从他的工资中扣除这种损耗[2]
。

但在矿工这种情况中，还有另外一种困难。因为机器的所有者一旦扣除机器的使用成本（包括损耗在内）之后，并不因为机器开工的时间很长而遭受损失，而熟练劳动者则不同，他确实因工作时间很长而有所损失，比如缺乏休息和没有行动自由等。假设矿工第一周只工作四日就挣一镑工资，而第二周工作六日挣一镑十先令工资，那么在这多赚的十先令中只有一部分可当做他的熟练程度的报酬，因为其余部分必须当做他所增加的疲劳和损耗的报酬[3]
。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各种东西的市场价格，即短期价格，主要是由对这种东西的需求和它的现有存量的关系来决定的；而任何生产要素（不论是人的要素还是物质要素）的需求都是从借这种生产要素生产的那些商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在这相对短的时期内，工资的变动常随产品出售价格而变动，而不是在产品出售价格没有变动以前先行变动。

但是由于一切生产要素（人的要素和物质要素）得到的收入和所有生产要素将来似乎能得到的那些收入，不断对这样一部分人发生影响，而这部分人的行动足以决定那些要素的未来供给，于是有一种不断趋于正常均衡位置的趋势。在正常均衡位置上，各要素的供给和对它的服务的需求保持着这样一种关系，以致给予要素供给者的报酬足以补偿其劳作和牺牲。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长期保持不变，那么这种趋势本身一定会使需求与供给相适应，从而机器和人一般都能获得与培养和训练劳动的费用大致相等的数额，生活必需品和习惯上的必需品也同时计算在内。但是，即便经济条件本身不变，习惯上的必需品也会由于非经济原因的影响而改变。这种改变会影响劳动的供给，从而减少国民收益，并使国民收益的分配有所变动。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在不断地变动着，因此，劳动的正常需求和供给的调节点也是不断地移动着。

§7.稀有天赋才能的报酬提供一种超过培训费用的剩余，这种剩余在某些方面和地租相似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由特殊天赋而来的额外收入应归于哪一类。因为这种收入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是把人的劳力投在生产要素上的结果，所以，乍一看上去有充分的理由把这种收入看做是生产者的剩余，而这种剩余是由于拥有大自然赐予的生产上的优势而来的。只要我们分析的是个人收入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比喻就有用，也站得住脚。下列种种问题令人颇感兴趣：成功者的收入有多少是因为机会和时运？有多少是由于较好的立业机会？有多少是特殊训练上所投资本的利润？有多少是特别艰苦的工作的报酬？剩下多少是因拥有特殊天赋而得到的生产者剩余或租金？

不过，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某个行业的全体成员，又不扣除失败者的低额报酬，那么就不能任意把成功者的特别高的报酬当做租金。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行业的劳动供给，都是由该行业有希望获得的报酬来决定的。对参加该行业的人的未来是无法预见的。有的人开始时看不出来有什么发展，结果却证明有巨大的潜在能力，也许凭运气而大发横财；而有的人开始时显得很有前途，但结果却一事无成。因此，应将成功和失败的机遇结合起来看，就如同渔夫捕鱼有得有失，农民的收成有丰有欠一样。当一个青年自己选择职业或父母给他选择职业时，势必会考虑成功者的巨额报酬。因此，该报酬是在长期内对寻找职业的劳动与能力的供给所支付的一部分价格，因而也列入该行业真正的劳动正常供给价格或“长期”的劳动正常供给价格。

不过，应当承认的是，如果某阶层的人生来就有只适合某特定职业而不适合其他职业的特殊天赋，而且他们无论如何都要从事那种职业，那么，当我们讨论一般人的成功和失败的机遇时，他们获得的报酬不能算做额外的报酬。不过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一个人在任何职业上的成功都主要取决于他的才能的发挥和兴趣的提高，而这些在他选定职业之前是无法预见的。至少这种预见和拓荒者对供他选择的各块土地的位置优势和未来的土地肥力程度所做出的预见一样靠不住[4]
。由于这种原因，因此，与其说得自特殊天赋的额外收入接近古老国家中的地租，不如说接近拓荒者侥幸选中优等土地而得到的生产者的剩余。不过，土地和人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这种比喻如果用得不当，就很容易误导人。所以，在把生产者的剩余一词用于特殊能力的报酬上时，需要特别谨慎。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上篇第8章至第11章中关于在几个生产部门中可以使用的工具的特别报酬（不论是具有租金还是准租的性质）的论点，也适用于天赋和技巧的报酬。如果能把生产某商品的机器或土地用来生产别的商品，那么第一种商品的供给价格就会上涨，虽然上涨的程度不取决于那些工具在第二种商品使用中所提供的收入。同样，如果能将用来生产某商品的技术或天赋用在生产别的商品上，前者的供给价格会因为它的来源减少而上涨。

[1]
关于这个问题，请比较第四篇第6章的中的第8节；查尔斯　·布思的《伦敦的生活与劳动》；H.史密斯的《现代劳动流动性的变动》。

[2]
有理由把这种特殊报酬当做准租。参阅第六篇第5章中的第7节；第8章中的第8节。

[3]
比较第六篇第2章中的第2节。如果他们拥有任何大　量的生产工具，那么他们就是那一范围内的资本家且他们的部分收入就是这种资本的准租。

[4]
比较第五篇第10章中的第2节。

第6章　资本的利息

§1.近来利息理论在许多细节上都有所改进，但却没有任何重大变动。中世纪对利息的误解，罗德伯图斯和马克思的错误分析不
论是在劳动还是在资本的情况中，都不能从供求关系本身来进行研究。因为决定分配和交换中心问题的一切因素都相互制约着。本篇前两章，特别是直接讨论资本的部分，可作为本章和以下两章的导论。但在进行详细分析之前，可以略述一下资本和利息的现代研究同前人研究的关系。

经济科学极其有利于我们了解资本在现代工业体系中的作用，但却并没有惊人的发现。那些干练的商人早已在行动中借鉴了经济学家现在所知道的各种重要原理，虽然他们并不能明白确切地叙述这些重要原理。

众所周知，若不能从中获利，人们必然不愿付出任何代价来使用资本。其实从资本的使用中获得的利益是各式各样的：有的人借钱是为应付真正的或预测到的急需，并为了现时利益而牺牲将来，因而付给他人报酬，使他们为了有利于将来而牺牲现时利益；有的人借钱是为购置机器及其他“中间”品，并用这些东西生产出可按有利价格出售的商品；有的人借钱是为获得旅馆、剧院及其他服务性生意，这些生意是管理者获取利润的源泉；还有的人借钱购买或建造住宅供自己居住，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在建造房屋上的资金就如同用在机器和船等上的资金一样，是随着国家资金的增加和利率的相应下降而增加的。对坚固的石料房屋有需求，而对木料房屋（短时间内可提供相等的便利）没有需求，标志着国家的财富日益增加，可按较低的利率使用资本；这种需求对资本市场和利率的影响如同新工厂或铁路的需求对其影响一样。

谁都知道人们一般是不会白借钱给人的。因为人们的资本或其等价物即使对他们自己没有适当的用途，也总能找到其他的人。这些人使用资本是有利可图的，从而愿意付出代价以取得资本，他们期待着最有利的市场[1]
。

众所周知，甚至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其他性格坚强而富有修养的民族中，愿意将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的人也为数极少；近来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地区的开发，都为资本的使用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因此，大家一般都了解财富的积累量和供给量远远赶不上资本的需求量的原因。而且权衡之下，资本的使用是生财之源，因此，借出资本时，可以取得报酬。大家都知道，财富积累之所以受到限制，利率之所以迟迟不降，是由于绝大多数的人都喜欢得到现在的满足，而不喜欢延期的满足。换而言之，是由于他们不愿意“等待”。的确，经济分析在这方面的首要任务并不在于强调这种人所共知的真理，而在于指出这种一般偏好的例外情况究竟比初看上去多多少[2]
。

这些真理人所共知，是资本与利息理论的基础。但在日常生活中，真理往往以不完整的形式出现。特定关系往往昭然若揭，但彼此确定的各种原因的相互关系却很难窥其全貌。因此，从资本方面来说，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阐明在生产、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秩序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因此，从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来看，它们中间存在着彼此相互制约的现象。

另外，经济学应当分析支配人们选择现在满足或延期满足后产生的那些影响，其中包括作为他们的报酬的安逸和各种活动形式的机会。不过，这种光荣任务属于心理学范畴，经济学必须借用心理学上的理论，结合别的材料以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3]
。

因此，这种分析工作十分繁重，本章和以下两章将进行这种分析：在达到所希望的目的方面，借助于积累的财富而得到利益，特别是当那种财富采取产业形式的时候。因为这些利益或利润包括许多因素，其中有的属于使用资本的利息（就其广义而言），而有的属于纯利息或所谓的真正利息；还有的属于管理能力和企业的报酬，其中包括对风险的报酬；此外，还有的与其说属于任何一个要素，不如说属于各要素的结合。

在过去三个世纪中，资本的科学理论在这三方面有着不断成长和发展的悠久历史。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资本理论中，亚当·斯密几乎对其中各个主要方面都似乎看得不很清楚，而李嘉图却观察得十分透彻。虽然经济学家喜欢强调的方面不同，有的强调这方面，而有的强调那方面，但似乎没有正当理由使人相信自从亚当·斯密以来，有哪个经济学家曾经完全忽视了任何一方面。特别肯定的是，凡是商人熟习的东西，也未尝不为李嘉图这个务实的财务天才所忽视。不过理论一直在进步着，几乎每个人都改进了某个理论方面，并使这一理论有了比较完整而清楚的轮廓，或者有助于解释此理论的各部分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大思想家发现的各点在以前也不是一无所知的，但是，新的东西总是在不地增加着[4]
。

§2.续前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古代史与中世纪历史，肯定会发现资本对生产提供的服务和作为此服务的报酬的利息的性质是没有明确概念的。因为以往的历史对我们时代的问题有间接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必须叙述一下。

在古代社会中，在创业中使用新资本的机会很少，而且一般有财产而自己又不直接使用这种财产的人，如果有殷实的担保，那么不取分文利息而借给别人对他也不会有多大牺牲。借款的人一般都贫苦而又无依靠，他们急需用钱，但议价能力又很低；放款的人一般不是用余款救济有急用的邻居的人，就是高利贷者。穷人每逢需要用钱时，就向高利贷者登门告贷；而高利贷者往往残酷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使穷人陷入罗网。穷人遭受莫大的痛苦也难以摆脱掉此债务。有时也许他本人或子女竟沦为奴隶。不仅是没有文化的人，而且就连古代的圣贤、中世纪教会的神父和当代英国的官吏也常说：“放款者在别人的不幸中赚钱；从别人的痛苦中牟利却打着怜悯的招牌。这实则为受压迫者设下了陷阱。”[5]
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值得讨论的问题是：鼓励人们打借条借钱，到时连本带利一起还，这是否符合大众的利益？综合起来看，这种借据是否一般来说不会减少人的总体幸福，而能促进人们更幸福？

但遗憾的是，有人曾试图从哲学上区分贷款利息和物质财富的租金，以便解决这一重大而棘手的实际问题。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货币没有生产性，放款取息就等于不自然地使用货币。而追随他的那些经院学派的学者也振振有词地说：出借房屋或马的人可以收费，因为他牺牲了对该物的享用，而该物又能直接带来利益。但他们认为贷出货币收息却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并且还说对货币收息是错误的，因为这是对服务的一种收费，而这种服务却没有花费放款人的任何东西[6]
。

如果放款确实没花费放款人什么东西，如果他本人不使用该款，如果他很富有而借款人又很穷，那么无疑可以认为他应当无偿借钱给人。但根据同样的理由，他也应当把自己不住的房屋或不用的马无偿借给贫穷的邻居使用。因此，此派学者真正所指的实际上给人造成了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觉（且不说借者和贷者的特殊境遇），即出借货币（即对一般商品的支配权）和出借某特定商品一样，对贷方没造成牺牲，而对借方却有利。他们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借方可用所借的款购买一匹壮马（比方说），他可以使用这匹马的服务，而到期还款时，他可以按原价把马卖出。贷方却牺牲了这样的权利，而借方却获得了它。因此，借款给人买马和直接借马给人实际上并没有区别[7]
。

§3.续前
历史本身在部分上重演过去。在现代西方世界，有一种新改良冲动从另一种关于利息性质的错误分析中汲取了力量，并进一步助长了它的错误。随着文明的进步，向需要者的放款不断减少，而且在全部放款中居次要地位；而供给企业生产使用的资本借贷却日益增长。结果，虽然借款人现在不被看做是受压迫的对象，但弊端却是所有生产者不论运用的是借贷资本还是自己的资本，都把他们使用的资本的利息算做生产费用的一部分，而这种生产费用在长期内必须由他们商品的价格来补偿，以作为继续经营的条件。由于这一点以及由于现代工业体系提供了通过投机的节节胜利而收敛巨大财富的机会，所以，有人曾经认为现代利息的支付压迫工人，虽然这种压迫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支付利息剥夺了工人阶层相当一部分来自知识增进的利益，因此得出一个实际结论：为了公共福利和正义，除了供自己使用之外，不许私人占有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或公用品。

这个实际结论得到了我们将注意的那些论点的支持，但此刻我们只讨论威廉·汤姆逊、罗德伯图斯和马克思等人在捍卫这个结论时用的学说。他们认为劳动一直都能创造出一种“剩余”[8]
，即除了工资和用于辅助劳动的资本损耗以外的剩余，而工人遭受的压迫在于他人剥削使用这种剩余。但是，全部剩余是劳动产品的这种假设已经假定了他们最后要证明的东西，可是他们却没有证明；同时这个假设也是错误的。说纺纱厂中的纱除去机器的损耗就是工人的劳动产品并不对；纱是工人的劳动与雇主和手下经理的劳动以及所使用的资本的产品，而资本本身又来自劳动和等待。因此，纱是各种劳动和等待的产品。如果我们只把纱看做劳动的产品，而不看做劳动和等待的产品，那么无情的逻辑无疑会迫使我们承认利息（即等待的报酬）没有理由存在，因为结论已经含在前提里面。罗德伯图斯和马克思勇于承认他们的前提来自李嘉图，但是这种前提实际上违背了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精髓，就如同违背常识一样[9]
。

换言之，假如真的是满足的延期在延期者方面一般引起牺牲，就如同额外的劳作在劳动者方面引起了牺牲一样；假如真的是这种延期使人有可能利用最初成本很大的生产方法，但正如通过增加劳动一样，通过这种生产方法确实能使总的快乐有所增加，那么，如果说一种东西的价值纯粹由消耗在上面的劳动来决定，这就不对了。确立这一前提的种种尝试都势必要不明确地假设资本所提供的服务是一种“免费”品，无须作出牺牲就可以得到提供，因此不需要利息作为诱使资本存在的报酬。这就是上述前提需要证明的那个结论。罗德伯图斯和马克思对苦难者的深切同情永远都会博得我们的敬意，但他们认为的他们实际倡议的那些科学根据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循环论点而已，大意是说利息在经济上没有存在的理由。殊不知这个结论早已暗含在他们的前提之中，虽然在马克思这方面，此结论是披着黑格尔神秘词语的外衣的，就像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告诉我们的那样，他是在“卖弄”这些词语。

§4.借款人支付的总利息既包括纯利息又包括风险（实际的与个人的）保险费和管理报酬，因此不像纯利息那样有相等的趋势
现在我们就进行分析。当我们说利息只是资本的报酬，或者只是等待的报酬时，所指的利息就是纯息；而一般指的利息一词，除了纯息之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种利息叫做毛息。

商业上的抵押和信用组织越是处于低级萌芽阶段，那么这些追加因素就越显得重要。例如在中世纪时，当一个王侯决定囤积商品以为将来获得更多的收入时，便可能会借1000两白银，并且答应年终时偿还1500两。但他是否会履行诺言却又没有确切的担保；而放款人也许宁愿要那种担保，在年终时收取1300两，而不愿要那种空洞的诺言。在这种情况下，放款的名义利率为50％，而实际利率却为30％。

扣除风险保险费的必要性是非常明显的，往往不为人所忽略。但比较不明显的是，各种放款对放款人都总会有些麻烦；同时从放款的性质来看，如果冒的风险很大，而要尽量减少这种风险，就往往需要付出很多的辛苦。因此，借款人看做是利息的很大一部分，从放款人的角度来看，只不过是管理一种麻烦事情的报酬而已。

目前英国的纯息为每年略低于三厘。因为投资于一等有价证券给投资者带来的稳定收入既没有麻烦，也没有其他开销，故能超过三厘。当我们看见那些能干的商人用完全可靠的抵押物品按四厘借款时，便可以认为四厘为毛息，其中有略少于三厘的纯息，而放款人的管理报酬则略多于一厘[10]
。

此外，典当行业几乎不冒什么风险。但是当铺主放款的利率一般为年息二分五厘，或二分五厘以上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管理这种棘手生意的报酬。或者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伦敦、巴黎有些人（说不定别处也有）专靠贷款给小菜贩为生。他们每天早上放款以供购买水果之类的人使用，到晚上货物售完后，再按一分利率收回借款。这种生意的风险很小，而赔钱的机会也不多[11]
。以日息一分的利率借出一法寻（英国一钱币名，现已不用，值四分之一便士。——译者注），年终即可得十亿镑。但是，专靠贷款给小菜贩是不能变成巨富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按照这种方式借出大量的款项。对这种放款的所谓利息，其实差不多完全是某种工作的报酬，而极少有资本家乐于从事这种工作。

§5.续前
如果某企业使用的资本大多是借贷资本，便往往会出现额外风险，对这种风险有必要进行比较认真的分析。假设有甲乙二人都经营相同的企业，甲方使用的资本是自己的资本，而乙方使用的资本主要是借贷资本。

有一类风险是二者共有的。这类风险可以叫做他们所从事的某种特定行业的行业风险
。行业风险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有原材料和成品市场的变动、式样的突然改变、新的发明、附近强大的新竞争对手的出现，等等。此外，还有另一类风险，负担这类风险费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借用资本的人。我们可以把这类风险叫做个人风险
，因为借给他人资本做生意的那个人，必然要收取很高的利息以防意外。这种意外可能会源于借款人品德上的缺点或能力较差[12]
。

借款人可能并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有能力，也不像使用自己资本的人那样能正视失败，在投机事业稍有不利时就立即停止。相反，如果他的人品不好，就可能对自己的损失感觉不太敏锐。因为如果他立即停止投资，势必会丧失一切；如果他继续进行投资，则任何额外损失都将落在债权人身上，而任何利益都将属于自己。许多债权人就因为债务人这种半欺骗的拖拉行为而蒙受损失；也有少数人是由于债务人蓄意欺骗而蒙受损失的。例如，债务人可以使用各种狡猾手段隐瞒实际上属于债权人的那些产业，而等到宣告破产以后，便可以另创新业，并逐渐动用曾隐藏起来的资金，而又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嫌疑。

这样，借款人因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价格在他眼中是利息，而在放款人眼中却是利润，因为这往往包括一笔很大的风险保险费，还有管理这笔资金的管理报酬。管理资金在于尽量减少风险，而这本身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这类风险和管理工作的性质若有改变，自然会引起所谓毛息（因使用货币而付的利息）的相应改变。所以，竞争的趋势并不是使毛息趋于相等，相反，放款人和借款人对借贷情况摸得越透，那么有的人就比别人越有可能按较低利率获得贷款。

资本通过组织得十分完善的货币市场，从过剩的地方流向不足的地方，或者从正在收缩的某个行业部门流向正在扩大的另一个部门。有关这种市场我们只好放在后一个阶段来研究。现在我们甘心默认的是，在同一个西方国家，对两种投资所贷资本的纯利率如稍有不同，就会引起资本的流动。也许会通过间接的渠道，从一种投资流向另一种投资。

的确，如果两种投资的规模都很小，而充分了解这种投资的人也不多，那么，资本的流动也许就会很慢。例如，某人也许用很少的抵押付息五厘，而另一个人以同样的抵押却只付息四厘。但是，在大宗借贷中，纯利率（就与其他利润因素分开的利息而言）在整个英国都大致相同。此外，因交通发达，特别是因为各国大资本家拥有大量有价证券，西方各国平均纯利率的差异在迅速减少，而提供相同收入的有价证券在全世界同一天内的售价实际上也相同。

当我们讨论货币市场时，必须研究为什么有些时候可用资本的供给量大大超过另一些时候。为什么有时银行家和别的信用机构满足于极低的利率，只要证券没有风险，并且需要用款时就可以随时收回自己的放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情愿进行短期贷款，收取不很高的利率，即使借款人的证券不是头等证券。因为如果他们发觉借款人有缺点，就可以不继续出借，那么损失的风险便大大减少。因为根据无风险的证券而进行的短期贷款只收取一种名义价格，所以，他们从借款人那里所得的利息几乎全部是风险保险费和手续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贷款实际上对借款人并不十分合算，会使借款人陷入重重风险之中，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借款人往往情愿付出高得多的利率。因为如果发生一种不幸事件使他信用扫地，或者如果货币市场的混乱使可贷资本暂时短缺，那么他立刻就会陷入窘境。因此，按名义上很低的利率放款，即便是短期款，实际上也不能成为上述总规则的例外。

§6.将利息率一词运用于旧的投资时必须慎重
来自生产总源的资金投资有两个流向：其中较少的一股是加在旧的资本存量上的新投资；而较大的一股只是用来补偿已消耗的资本的投资，不管这是由于即时性消费（如食物、燃料等），还是由于损耗（如铁路的铁轨），或是由于时间因素（如茅草屋顶和商品样本的陈旧），或是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的结合。甚至在像资本通常采取耐久形式的英国那样一个国家里，第二股的年流量大概也不会少于资本总量的四分之一。因此，非常有理由假设，一般资本的所有者大体上能使资本的形式和当时的正常条件相适应，以便从这种或那种投资中获得同等的纯收入。

只有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我们才有权说一般资本是在对一切资本形式都是在纯息预期相等的条件下积累起来的。我们不能不反复强调“利率”一词用在旧有资本投资上时，意义非常受限制。例如，我们也许可以说投于本国各行业的资本大约为七十亿镑，年纯利三厘。不过这种说法虽然方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可行，但却并不正确。我们应当说，如果在各行业中新投资本所得的纯利率大约为年利三厘，那么各行业旧有投资的年收入，若乘以三十三倍（即用三厘利率），并将收入还原为资本，那么便约等于七十亿英镑。因为资本一经投于改良土地、建造房屋、铁路和机器上，价值便是预期的未来纯收入（或准租）折成现值之和；如果该资本在未来产生收入的能力下降，价值便相应下降。可以从较少收人中减去折旧，再进行资本还原，这样便可求得其新价值。

§7.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和利息率的变动的关系
除了对相反情况进行特别说明之外，本书始终假定一切价值都是用购买力不变的货币来计算的，就如同天文学家曾告诉我们的那样，决定一天的开始或结束并不以实际太阳为标准，而是以假设的中位太阳
为标准。这种中位太阳在宇宙中始终如一地运行着。此外，货币购买力的改变对贷款条件的影响在短期借贷市场上十分突出，该市场和其他市场在许多细节上有所不同。而对于这些影响在此刻不能进行充分讨论。但从抽象理论的观点来看，无论如何在这里都应当顺便提及这些影响。因为借款人愿意支付的利率可以衡量他使用资本所预期得到的收益，而这只能依据借款和还款时货币购买力不变这一假设。

例如，假设某人借款100镑，并按合同规定在年终时偿还105镑。其间如果货币购买力提高10％（或物价降低10％），那么他就必须比年初多出售1/10的商品，否则便不能收回他应还的105镑。这就是说，假定他经营的商品和一般商品比较起来没发生价值上的变化，那么他必须出售115.1镑的商品来偿还100镑的本金和利息。所以，除非他手中的商品价格增加了15.5％，否则他就处于不利地位。为使用货币，他名义上付息5厘，而实际上却付了10.5厘。

相反，如果当年物价上涨使货币购买力降低10％，那么他可以用年初购买来90镑的商品按100镑出售。因此，他名义上付息5厘，而实际上却因借款而获得了5.5％的收入[13]
。

当我们讨论决定商业活动的繁荣和萧条交替出现的原因时，就知道这些原因与货币购买力的改变所引起的实际利率的改变密切相关。因为当物价趋于上涨时，人们便争借货币抢购物资，从而推波助澜，使物价扶摇直上；企业既然已经扩展，经营管理便不免会出现漏洞；运用借贷资本的人偿还的实际价值小于所借的价值，因此会牺牲社会的利益而中饱私囊。以后当信用动摇而物价开始下跌时，人人都想脱手商品，保存价值日益增加的货币，这便使物价跌得更快，而物价的进一步下跌就更会使信用收缩。因此，在长期内，物价的下跌是以前物价下跌的结果。

我们将知道，物价的变动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贵金属供给量的变动。即使用金银复本位而不用金本位，物价的变动也不会大幅度减少。但是，物价变动引起的祸害很大，因此为减少某些祸害而付出很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不过，这种祸害未必是货币购买力的缓慢变动所固有的，因为货币购买力是随着人对大自然的控制的改变而改变的。同时在这种改变中，有得也有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五十年中，生产技术的改良和丰富的原料产地的扩大，使人类的劳动效率在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许多东西方面增长了一倍。如果用商品量计算的金镑的购买力不变，而不是像往常一样随着人对自然的控制的增进而改变，那么对那些货币工资主要是由习俗来决定的工人（虽然现在人数日渐减少）是有害的。但这一点要在别处进行充分讨论。

[1]
第二篇第4章中指出，由于使用资本的预见性和人们的目光短浅而使资本的供给受到阻碍。资本的需求却源于其生产性（从此词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

[2]
参阅第三篇第5章中的第3节和第4节，还有第四篇第7章中的第8节。注意下述事实能很好地纠正这种错误：把我们世界的现状稍加改变，我们就进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都急于为将来做打算，并准备后事，而且适合任何形式的财富的有利用途的新机会又非常少，结果人们为了安全保管财富而愿意支付的财富数量会超过他人愿意借的数量。因此，在这个世界中，甚至那些看到使用资本有利可图的人也能取得一种保管资本的报酬，不过利息一直都是负数。

[3]
比较第三篇的第5章与第4篇的第7章。

[4]
庞巴维克教授似乎过低估计了他的前辈在关于资本与利息的著作中提出的精辟见解。他认为纯属片断的理论实际上都是一些精通商业实践的人士说的。这些人士一半出于特殊的目的，一半是因为缺乏系统性阐述，而过分强调问题的某些方面，结果使其他方面不引人注意。也许贯穿在他自己的资本理论中的那种矛盾就是这种过分强调和不愿承认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是相互制约的这一事实的结果。我们曾提醒注意这一事实，即虽然他在他的资本定义中不包括房屋、旅店以及严格说来不是中间品的任何东西，但是对那些不是中间品的东西的需求和对他所说的资本的需求一样，都直接作用于利息率。与用这种方式使用资本一词有关而他又特别强调的一种理论是：“需要时间的生产方法有更大的生产力”（《资本实证论》第五篇第4章中的第261页）；或者，“迁回过程的每一次延长都伴随着技术效果的进一步增长”（同书第二篇第2章中的第84页）。而有许多的过程既需要很长的时间，又是迁回的过程，但却没有生产性，因此不为人使用。但事实上，他似乎因果倒置。正确的理论似乎是由于使用资本而必须支付利息和收取利息。因此，那些大量封存资本需要很长时间的迁回方法，除非比其他方法更富有生产性，否则会被弃而不用。许多迁回方法在不同程度上是生产的这一事实是影响利息率的原因之一；而利息率和迁回方法的使用程度是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的两个彼此制约的因素。见附录九的第3节。

[5]
引自克来索斯顿的《第五训诫》，参阅第一篇第2章中的第8节。比较阿什利的《经济史》的第六篇的第6章和边沁的《论高利贷》。在犹太人除外的许多情况中，或许在所有的情况中，对高利贷的愤慨之情都起源于部落关系；如克利夫·莱斯里（《论文集》，第2版的第244页）说的：那是“　由史前时期传下来的，那时各个部落的成员仍将彼此看做有亲缘关系；那时财产至少实际上是共有的，有多余东西的人都不能拒绝和同部落的穷人来分享自己的多余财富”。

[6]
他们对租物和借物也作了区别，前者是指必须归还本物，而后者则是指必须归还其等价物。从分析角度来看，这种区别虽然有趣，但却很少有实际价值。

[7]
阿奇迪肯副主教曾精彩地描述了中世纪教会用来为禁止放款取利辩护的那些巧妙手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禁止对政治团体都有很大的危害。这些手法与法官用来逐渐摆脱法律条文的那些法律上的虚构说法相似，而这些条文的原意似乎有害。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的弊端得到了避免，但却助长了思路不清和不真诚的习惯。

[8]
这是马克思的说法，罗德伯图斯称之为“余额”（plus）。

[9]
参阅附录九的第2节。

[10]
放款者有时热衷于长期贷款而不是短期贷款，而有时却不然。长期贷款省去经常更新的麻烦，但是却使放款者长期丧失了对货币的使用权，从而限制了他的自由。一等证券兼有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之利。原因是这些证券的持有者要存多久就可以存多久，并且随时都可以把证券变成货币；不过在出现信用危机而其他人都需要现金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亏本出售。如果这些证券总能出售而且不亏本，还不用支付经纪人的佣金，那么这些证券提供的收入要比活期放款多一些，而这种收入总小于任何定期（短期或长期）放款的利息。

[11]
此外，杰索普的（《乐园》，第214页）告诉我们说，“在牛市附近有许许多多的小货主，他们专门放款给投机者”，在特殊情况下，按24小时内毛利1分，放款额竟达200镑。

[12]
见本篇第8章的第2节。

[13]
比较费希尔的《涨价与利息》（1896年）与《利息率》（1907年），特别是第5章、第14章及有关附录。

第7章　资本与经营能力的利润

§1.企业家之间的生存竞争。首创者的劳务
在第四篇的最后几章里，我们曾研究了企业管理的各种形式及所需要的能力，并且看到我们可以将使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供给看成是由三种因素构成的：一是资本的供给；二是使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供给；三是把前两个因素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组合的供给。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的主要是利息，即对第一个因素的报酬；在本章的前几节中，我们将讨论第二个和第三个因素的报酬，即所谓的管理上的总报酬；然后我们将讨论管理上的总报酬和第二个因素本身报酬的报酬，我们曾将后者叫做纯经营收入[1]
。我们必须比较仔细地研究企业主和经理对社会提供的服务的性质，还有他们工作付出的报酬。我们将发现决定这些报酬的因素并不像通常设想的那样单一，反而却与决定其他报酬的因素相似。

不过，在开始时我们必须加以区别。我们应当记起这一事实[2]
，即生存斗争往往使最适合在自己环境中发展的组织方法流行起来。但所谓最适合环境的方法，并不一定是对环境最有益的方法，除非这些组织方法所获得的报酬恰好和它们直接或间接贡献的利益相适应，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从总的原则来看，替代原则（它只不过是适者生存这一规律的特殊而有限的应用）趋于使某种工业组织方法代替另一种方法，假如前一种方法能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直接的即期服务的话。一般说来，两者之一即将提供的间接的最终服务与直接服务相比无足轻重。许多只要有良好的开端就可能在长期内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企业，会由于上述原因而衰败、倒闭。有些合作社形式的企业尤其如此。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雇主等企业家分成两类：一类引进先进的企业方法；另一类则墨守成规。后一类对社会主要提供直接的服务一般都会获得充分报酬，但前一类的情况却不然。

例如，因为最近采用了一种比较经济的方法，有些炼铁部门能减少整个冶炼过程中的加热次数；不过，这种新发明的方法既不能获得专利，也不能保守住秘密。假设某厂商有5万镑资本，通常每年获纯利4000镑，其中1500镑是他管理工作的报酬，其余2500镑是其他两个利润因素的报酬。我们假定他做的工作和邻居相同，而且他的能力虽强，但也并没超出那些胜任这种特别难的工作的人的平均能力。即我们假定这1500镑是对他一年工作的正常报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想出一种新的方法，比通常用的方法减少一遍加热次数，因此，支出没增加，却反而提高了年产量，即每年能多得2000镑的净款。假如他的商品仍能按原价出售，那么对他的管理工作的报酬便超过平均报酬，一年为2000镑。他从对社会提供服务中得到了充分报酬。不过他的邻居必将采用这种新的方法，在短时间内获得的利润也许会超过平均利润。但是，竞争会使供给增加，从而使他们商品的价格下降，直至利润回到原有水平附近为止。因为哥伦布倒立鸡蛋的秘诀一旦家喻户晓，就无人会因倒立鸡蛋而获得额外高的工资。

许多企业家的发明在长期内对世界几乎有着无法估计的价值，可是他们本人从自己的发明中得到的报酬，甚至比弥尔顿从《失乐园》或米勒从《天使》中得到的报酬还要少。但许多人却由于运气好，并不是由于在完成极重要的社会福利事业中显示出特殊才能，从而聚敛了大批财富。有些企业家很可能死时虽是百万富翁，但生时取得的报酬却与其发明的新方法给予社会的利益不相称。我们将发现，虽然各企业家的报酬趋于和他对社会提供的直接服务成比例，但这本身绝不能证明现存的社会工业组织是尽善尽美和难能可贵的。而且不应当忘记，我们目前的研究范围只限于探讨在现存社会制度下，那些决定企业管理报酬的原因的作用。

以下我们将要研究普通工人、监工和各级雇主对社会提供的服务的报酬的调整。这样我们会发现代替原则到处都在发生作用。

§2.首先通过监工的劳务与普通工人的劳务，其次通过企业经理的劳务与监工的劳务，最后通过大企业经理与小企业经理的劳务的对比，来说明代替原则对管理报酬的影响
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个小业主做的大部分工作，在大企业中是由领工资的各部门主管、经理、监工等人进行的。这一线索对我们目前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最简单的事例就是普通监工的工资这一事例，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研究。

例如，假设某铁路承包商或船厂经理发现，如果一个监工的工资为一个工人的两倍，那么每二十个工人就设一个监工最合适。这就是说，如果他有五百个工人和二十四个监工，并且希望用同样的开支完成稍多一点的工作，那么他宁愿增加一个监工，也不愿增加两个普通工人。而如果他有四百九十个工人和二十五个监工，他就会认为更好的办法是多增加两个工人。如果他能用工人工资的一倍半雇到监工，那么他也许会给每十五个工人配备一个监工。但事实上，所雇监工的人数是由一比二十的比例决定的，而他们的需求价格为工人工资的两倍[3]
。

在有些例外的情况下，监工是通过迫使工人额外多做工作来赚得自己的工资的。但是我们现在假定监工是用正当的方式，并且是通过对工作细节上的妥当安排来完成他所负担的任务的，因此，很少有做错和需要返工的现象：在移动重物需要帮助时，每个人都会立即得到帮助；所有机器和工具都放得井井有条，随时可以使用，没有人会因用错工具等而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可以将担任此项工作的监工的工资看做是大部分管理上的报酬的范例。通过个别雇主的作用，社会对监工的服务提出了有效需求，直达到这样一个边际：采用增加别的行业工人的方法比采用增加监工的办法更能提高工业的总效率。因为这些增加的监工的工资使生产费用增加，所增加的数额等于增雇监工的工资。

如上所述，这里只将雇主看做是中间人，竞争的作用通过雇主能使生产要素配置得以最小的货币成本得到最大的直接服务（用其货币尺度计算）。不过，我们现在应当讨论的是如何通过各个雇主间彼此竞争的直接行为而使他们本身的工作得到安排和配置，虽然采取的方式比较偶然。

§3.续前
我们还应当考察监工和经理的工作不断与企业主的工作进行衡量的方式。观察一个小企业逐渐扩充的过程会十分有趣。例如，一个木匠逐步增加自己的工具，后来租了个小作坊为私人做些零活。他做的工作必须征得这些人的同意，他还与那些人共同承担管理工作和各种小风险。因为这样给那些个人带来许多麻烦，所以他们就不愿对这个木匠承担的管理工作付很高的报酬[4]
。

因此，这个木匠的第二步是承揽各种小修理活儿。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小承包商了，如果他的生意扩大了，他便会逐渐脱离体力劳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再监督工作上的细节了。他从前做的工作都由雇工替他来做，因此，他在计算自己的利润之前，必须从收入中减去雇工的工资。除非他证明自己的经营能力达到同行的平均水平，不然也许就会很快丧失自己赚来的小宗资本，并且经过短期的挣扎之后，又回到他起家时的那种卑微的生活。如果他的能力恰好达到平均水平，那么再加上有点走运，他就会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且说不定还要好些。他的收入超出开销的差额，就将代表他那一级的管理工作的正常报酬。

如果他的能力高于同级人的正常能力，那么他就能用一定的开销（用于工资及其他方面）取得他的大多数竞争对手用较大的开销所能取得的成果。他势必会用自己特殊的组织能力来代替他们的一部分开支。他的管理报酬将包括节省下的那部分开支的价值。从而，他将增加自己的资本，提高信用，并且可以按较低的利率获得大量贷款。他将拥有更广泛的商业关系，获得更多的有关原料和操作过程的知识，并有机会进行大胆而明智的冒险事业。直到最后，甚至在停止体力劳动之后，他还把占用他全部时间的各种琐事几乎全都分派给别人[5]
。

§4.续前
我们既然考察了监工和普通工人的报酬，又考察了雇主和监工的报酬，现在就可以来考察小企业和大企业的雇主的报酬了。

自从我们说的那个木匠变成相当于大的承包商之后，他的事务就非常繁忙，要占用几十个料理自己生意细节的雇主的时间和精力。在大企业和企业的整个斗争过程中，我们看到代替原则时时都在发生作用。大雇主用自己的一小部分工作与经理和监工的大部分工作来代替小雇主的全部工作。例如，当投标建造房屋时，拥有大量资本的建筑商即使来自远方，也往往认为值得承包。而当地建筑商因就近有作坊和可信赖的工人而得到很大的节约。但大建筑商也有种种利益，比如可以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大批地采购建筑材料；使用机器（特别是锯木机）使成本降低；也许能以较低的利率借到自己所需要的款项。这两组利益往往大致相等。所以，投标的胜负取决于二者的相对效率，即小建筑商那全力以赴的效率和忙碌但却能干的大建筑商本身提供的一小部分监督工作的效率（虽然他有当地经理和总部职员的帮助）[6]
。

§5.使用大量借贷资本的企业家
上面讨论的是一个人的管理工作的总报酬。首先，他用自己的资本经营企业，从而本身可以获得直接和间接成本的等价物。所谓间接成本是指使用借贷资本时引起的成本。有些资本所有者不愿自己使用资本，而转借给企业资本不足的人使用。

其次，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些主要使用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和主要使用借贷资本的企业家在某些行业中进行的生存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个人风险，即放款人要求担保的风险是随企业的性质和借款人的境遇不同而不同的。在有些情况下，个人风险很大。例如，当某人从事一种新的电业方面的生意时，并没有以往的经验可借鉴。因此，放款人对于借款人的进展情况很难作出独立的判断。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运用借贷资本的人都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而利率主要是由自有资本者之间的竞争来决定的。也许恰巧并没有很多的人从事这种行业。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也许并不激烈，利率却可能很高，即利润大大超过资本的纯息和与经营难度（虽然这种难度可能在一般程度以上）成比例的管理工作的报酬。

此外，在那些发展很慢，除非长期付出努力，不然就收不到成效的行业中，只拥有少量自己资本的新人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在那些凭勇敢而不知疲倦的进取心便可以迅速收到成效的工业中，特别是在以较低的成本对昂贵商品进行再生产，并在短时间内便可获厚利的部门中，新人则如鱼得水。正是由于他当机立断，巧于策划，也许还多少由于他天生不安分，使他在竞争过程中捷足先登。

甚至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他也往往固守着自己的阵地，因为自由和地位的尊严对他很有吸引力。例如，承受很重的抵押重负才得到一小块土地的小农户，或者以极低的价格转包承包者的订货的“小老板”，往往要比普通工人工作辛苦，而所得的纯收入却较少。自有资本较少而经营大企业的厂商不辞劳苦、不怕操劳，因为他明白总得要靠工作谋生，他不愿舍弃本行而为别人工作。因此，他发奋工作以赚取收入，不过这种收入和富有的竞争对手比较起来算不了什么。因为富有的竞争对手可以停业，专靠自己的资本利息来享受安逸的生活，所以，他也许怀疑继续忍受商业生涯中更多的折磨究竟是否值得。

在1873年达到顶点的物价膨胀使一般借款人大发横财，特别是企业家。而蒙受损失的却是其他社会阶层。因此，新兴资本家觉得创办企业很容易，而在商业上已有成就或继承了前辈成就的人，觉得退出商界也很方便。所以，贝奇特在写到当时情况时辩解说，新兴资本家力量的增长使英国商业越来越趋于民主。不过他也承认“社会上的变异倾向就如同在动物界一样，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他遗憾地指出，商业贵族的势力本可以使国家获得很大的收益；但近几年来，已出现一种相反的现象。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社会原因；二是由于物价继续下跌的影响。企业家之子比前一代人更以父业为荣，因为他们觉得越来越难凭以往从生意中获得的收入来满足日益奢侈的生活需要了。

§6.股份公司
在某些方面，以股份公司为例，能最好地就雇员的服务及其报酬和企业家管理工作的报酬进行比较。因为在股份公司中，大部分管理工作是由董事、经理和其他附属职员分担的，其中大多数人自己没有资本，或者即使有也数量有限。因为他们的报酬几乎是纯粹的劳动报酬，所以在长期内是由支配普通职业中难度和不合意程度相等的劳动的报酬的一般原因来决定的。

如前文所述[7]
，股份公司常为内部摩擦和利害冲突所困扰。如股东与债权人、普通股东与优先股东以及股东与董事之间的利害冲突，此外还受各种审核和反审核制度的限制。在股份公司中不常见到私人企业所具有的创造性、主动性、目标一致以及行动迅捷等。不过，这些不利在某些行业中一般不太重要。许多加工工业和投机商业公司都认为对外公开非常不利，而对一般银行业、保险业和类似企业却有着积极的利益。在这些企业和运输业（如铁路、电车、运河）与公用事业（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中，使用资本的无限权力几乎赋予了它们绝对的统治力量。

如果股份公司营业正常，不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股票投机，或者对竞争对手进行消灭或兼并，那么一般都能着眼于未来，采取的政策也有远见（有时或许有点拖拉）。股份企业大多不愿为暂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名誉，也不愿给雇员极低的待遇，以免影响到它们的服务。

§7.现代企业经营方法有使管理报酬和所从事的业务的困难相适应的一般趋势
在许多现代企业方法中，各种方法都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而且每种方法都得到全方位的运用，而且能运用到利弊恰好相当的一点上。换言之，在某种特定场合，各种不同企业组织方法的有利的边际不是某一线上的一点，而是使各种可能的企业组织彼此衔接的一条不规则的界线。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现代方法的差异很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其中许多方法能给有经营能力却无资本的人一种发展的机会。所以，有可能使管理工作的报酬与取得这种报酬的服务取得一致。而在原始制度下，这种一致性却并不多见，因为除了拥有资本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把资本投入到生产中。当时那些拥有资本和机会来经营某个行业或者提供大众急需的服务的人，即使具有该工作所需要的才能，也是偶然的。但是，商品正常生产费用的那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利润，在各方面都受替代原则的支配。因此，在长期内不能与所需求资本的供给价格、经营该行业所需要的能力和精力的供给价格、使经营能力和所需资本相结合的组织的正常供给价格等相差太大。

经营能力的供给大而且有弹性，因为这种供给的来源较广。每个人都要料理自己的生活事务，如果他生来就喜欢企业管理，便可以从中获得管理经验。因此，需要最迫切而报酬又优厚的经营能力很少取决于“天赋”，却大多取决于获得此项能力所用的劳动与费用。此外，经营能力极不具有专门化，因为在大多数行业中，专门知识和熟练程度与普通的判断力、果断、机智、谨慎与坚定相比，都日益居于次要地位[8]
。

的确，在那些店主就几乎等于工头的小企业中，专门技术是很重要的。诚然，“各行业都有自己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却未记载下来，可能也无法记载，只能一点一滴地学习。而且最好的办法是在幼年时期，当思想还未定型时就学习。但是，在现代商业中各行业都为附属的以及类似的行业所环绕着，这使人对其现状有所熟悉和有所了解”。[9]

此外，现代企业家特有的那种一般才能，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越来越重要。而且正是这种才能使他成为人们的领导，使他能有的放矢地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能几乎凭直觉明察事物的相对比例，能拟定英明而富有远见的政策，并且冷静而坚决地实行此政策[10]
。

应当承认，经营能力的供给和需求的适应，多少受到一种困难的阻碍，这种困难在于精确计算出某行业对该能力所付的价格是多少。砖匠或泥匠的工资比较容易计算，先取各种不同效率的人的工资平均数，然后再减去因就业无常而蒙受的损失即可。但是除非详细计算某人的实际企业利润，并减去他的资本利息，不然就无法求出某人管理工作的总报酬。而他自己却往往并不知道业务的真相，甚至他的同行对此也无法摸透。即使在现在的小乡村里，如果说人人都知邻家事也不可能。正如克利夫·莱斯利所说：“乡村的酒吧老板、小旅店主或小店主如果营业稍有起色，就不愿把自己的利润告诉邻居，以免引起竞争；而营业不佳时，也绝不愿暴露实情，免得惊动债权人。”[11]

尽管难以借鉴商人的个人经验，但整个行业的情况却不能永远完全保密，也绝不能长期保密。虽然一个人不能仅凭浪头冲击海岸五六次就断定是潮涨还是潮落。但是，如果稍有耐性，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企业家们一致认为，一个行业的平均利率绝不能有很大涨落，除非在不久以前的变动引起了普遍注意。虽然有时企业家比有特殊技能的工人还更难判断出改变所从事的行业是否可以改善他的处境，但是他却有机会发现别的行业的现状及其未来。如果他希望改变自己的行业，那么与有特殊技能的工人相比，他一般更容易办得到。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工作上所需要的那种稀有的天赋才能和耗费精力大的特殊训练，对管理工作的正常报酬的影响与对有特殊技能的工人的正常工资的影响是一样的。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所得收入的增加都能使某些力量发生作用，而这些力量使能获得该收入的人的供给趋于增加；不论是哪种情况，收入增加使供给增加的程度都取决于供给来源的社会经济条件。虽然一个能干的企业家如果在开始时拥有大量资本和良好的商业往来关系，就比同样能干但却没有这些有利条件的人似乎可能获得多的管理报酬。但是，有些自由职业者能力相当，但获得的报酬却不相等（虽然差得很小），这原因就在于他们开始时拥有的社会优势不等。甚至连工人的工资也以在生活中的起点和父母能给予他的教育费而定[12]
。

[1]
见本书第四篇第12章中第12节的后一段。

[2]
见本书第四篇第8章。

[3]
这个论点可以与第四篇第1章的第7节中的论点相比较。

[4]
比较第六篇第12章中的第3节。

[5]
拥有大量工人的雇主必须按照现代军队指挥官所遵循的方法来节约精力。因为正如威尔金森所说（《军队的智囊》，第42～46页）的那样：“组织意味着每个人都职责明确，完全懂得应该做什么，他的权力和责任相互依存……（在德国军队中）每个连级以上的指挥官只处理所属本部的事务，除非遇到直接负责的军官不称职，否则绝不干预各排的内务……军团司令必须应付的只是少数部下……他视察并检验所属各部队的状况，但是……尽量不让琐事缠身。他能冷静地作出判断。”贝奇特曾以独特的方式说（《伦巴街》，第8章），如果一个大企业的首脑“忙得不可开交，那就是事情不妙的迹象”；并且他拿原始雇主和进行决斗的赫克托或阿基利斯相比，拿典型的现代雇主和“远处收听无线电的人相比，这个人就像阅览公文的莫尔克伯爵一样，知道该杀的被杀掉了，而且他取得了胜利”（《论资本的转移》）。

[6]
比较第四篇第11章中的第4节。

[7]
见第四篇第12章的第9、第10节。

[8]
第四篇第12章中的第12节。当生产形式不再是少而简时，“一个人不再因为是资本家而成为雇主。人们运用资本是因为具有有利雇用劳动的条件。资本与劳动依靠这些工业巨子来寻求发挥其各自职能的机会”（沃尔克的《工资问题》，第14章）。

[9]
贝奇特的《假定》，第75页。

[10]
贝奇特（同上书，第94～95）说，现代大商业有“各种商业都共同遵守的一些总的原则，如果一个人懂得这些原则并具有适当的智慧，就会足以胜任经营一种以上的商业。但这种共同因素的出现在商业中就如同在政治中一样，是一种量的表现，而原始商业都是小商业。在古代部落中，只不过是有一些专人而已，如织布工、泥瓦匠和武器制造者。各行业除了对从事本行业的人之外，都力求保密，而且大多是秘密。各行业所需要的知识只为少数人所有，而且不外传，除了这种垄断的而且往往是祖传的技艺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了；当时并没有‘一般的’商业知识。一般的赚钱之道只是近代的事，而这在古代差不多都是个别人的、特殊人的行为”。

[11]
《双周评论》，1879年6月，并收入其《论文集》中。

[12]
见第六篇第4章中的第3节。关于承担企业主要责任者的一般职能，参阅布伦塔诺的《企业家》，1907年版。

第8章　资本与经营能力的利润（续）

§1.我们还必须研究利润率是否有相等的一般趋势。在大企业中，有些管理报酬划作薪金；而在小企业中，经理的劳动工资大多划作利润。因此，小企业的利润表面上看起来比实际利润要多一些

在过去的五十年以前，决定管理工作的报酬的原因从未得到仔细研究。以前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贡献不大，因为他们没有恰当地区分开构成利润的诸多因素，而只是简单探求决定平均利率的一般规律。但就其性质来说，这一规律是不能存在的。

在分析决定利润的那些因素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遇到的头一个困难是字面上的困难。这源于以下事实：小企业主做的大部分工作，在大企业中由经理和监工分担，而在计算利润之前，必须从该企业的收入中减去他们的工资；但小企业主的全部劳动报酬则算成他自己的利润。这种困难早已有所察觉。亚当·斯密曾指出：“在一个大市镇上，如果某药店老板一年出售的全部药材，需用成本也许不超过30镑或40镑。但是他可以得到300镑或400镑的收入，或得1000％的利润，但这往往是由于他把自己的合理工资加在药价上的结果。其中较大一部分表面上看来是利润，其实是隐藏在利润外衣下的工资。在小商港，一个小杂货商以100镑的资本能挣40％或50％的利润，而在同一个地方的大批发商以1万镑的资本却很少能挣8％或10％的利润。”[1]

因此，分清两种利润率是很重要的：一种利润率是企业投资的年利润率；而另一种利润率是资本每次周转（即每次销售总额等于资本）所得的利润率，或叫做周转利润率。眼下我们研究的是年利润率。

如果把利润一词的范围在小企业中缩小，或者在大企业中扩大，这样，此词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包括同类服务的报酬，那么小企业和大企业的正常年利润率的大部分名义上的不等就会消失。的确，在有些行业中虽然用普通方法来计算时，拥有大资本的企业的利润率好像低于拥有小资本的企业，但如果用正确的方法来计算，其利润率却趋于高出拥有小资本的企业。因为在同一行业中相互竞争的两个企业之间，大企业往往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购买原材料，并能利用许多大规模生产经济的好处如分工和机器的专门化，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小企业力所不及的。但是小企业占据的唯一重要优势就是比较容易接近顾客，便于迎合顾客的需要。而在后一种优势不占重要地位的那些行业中，特别是在加工工业中，大厂比小厂能取得更好的售价，从而开支较少，而收入却较多。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利润都指的是含有相同因素的利润，那么大企业的利润率必然会高于小企业。

但是，正是在这些企业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大厂挤垮小厂之后，或者互相合并，为自己获得有限垄断的利益，或者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竞争，从而使利润率降得很低。纺织业、金属业和运输业的许多部门没有大量资本就无法创办；而开始时规模不大的企业困难重重，努力挣扎，以期在短时间内能够获得运用大宗资本的机会。而大宗资本将提供的管理报酬虽相对资本而言比较低，但总额却很高。

有些行业需要极高的能力，但在此行业中，管理一个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几乎同样容易。例如在轧钢厂中，细节工作不能定为常规的几乎没有。100万镑的投资轻易就可由一个能干的人管理好。对某些炼铁部门来说，20％的利润率是并不算很高的平均利润率，因为在工作细节上需要不断进行考虑和策划。厂主一年可得15万镑作为管理报酬。近来钢铁业各部门中大厂相继合并的事实更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它们的利润多随商业情况而变动，虽然总额很大，但平均率却很低。

有些行业很少需要极高的能力，如果拥有大宗资本和适当往来关系的公厂或私厂，是由勤俭而富有常识和相当具有创业精神的人来管理的，就足以抵制新来者。在这些行业中，利润率几乎都很低。而殷实的公司或私厂并不缺乏这样的人，因为私厂随时都可以接收最能干的雇员入伙。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大企业的利润率比初看起来要高些，因为在将小企业的利润率和大企业的进行比较以前，企业通常算做利润的那一部分应当列入另一项；第二，即使经过这种修正以后，用通常方法计算的利润率一般也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下降。

§2.在流动资本比固定资本相对多的部门中，所用资本的正常年利润率要高一些。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一旦普及于整个工业，就不会提高该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
如果管理工作的繁重程度与资本不相称，当然管理上的正常报酬也高得和资本不相称，那么资本的年利润率也会很高。而管理工作之所以繁重，是由于组织制定新方法时费了很大的心力，或者由于引起很多的烦恼和风险，而这二者往往相伴而行。各行的确有自己的特点，而有关这方面的一切规律很容易有重大的例外情况；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述一般命题是站得住脚的，并可以解释各行正常利润率的许多不相等的现象。

首先，某企业所需要的管理工作的量大多取决于流动资本量，而很少取决于固定资本量。因此，有些行业的利润率偏低，因为拥有过多的固定资本设备。而固定资本设备一经投下，就不需要操太多心或者去注意它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股份公司多经营这样一些行业：铁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尤其是拥有运河、船坞和桥梁的公司，股份公司的董事和高级职员的工资总额在所投资本中占据的比例很小。

其次，假设企业的固定资本的比例不变，一般说来，管理工作越繁重，利润率就越高。而与原材料的成本和商品的价值相比较而言，工资总额也就更重要。

在经营昂贵原料的行业中，成功多取决于运气和买卖上的能力。如果要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解释影响价格的种种因素，就需要有清醒的头脑，从而可以获得高额报酬。在有些行业中，考虑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以致使某些美国学者把利润纯粹看做是风险的报酬，并且看做是毛利减去利息和管理报酬的余额。但是总的来说，这样使用这个术语似乎不合适，因为这样就出现了把管理工作和日常监督混为一谈的趋势。的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有风险性的企业的人除非预期得到的利益大于其他行业，并且可能获得的利益超过可能损失（按合理的计算）的利益，不然是不会经营这种企业的。如果这种风险没有绝对的害处，人们就不会愿意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因为他们知道所付的保险费除了实际险值和巨大的广告开支和经营费用之外，还能提供作为净利的剩余。如果没有保险，如果防止风险的种种实际困难可以得到克服，那么在长期内他们必须要得到相当于保险费的补偿。但是，还有许多的人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创业精神就能胜任并处理麻烦业务，但在巨大风险面前却裹足不前，因为他们自己的资本不足以承担沉重的损失。因此，有风险性的行业多由不怕冒险的人经营，也许由少数实力雄厚的资本家经营。他们擅长经营该行业，并彼此约定不让市场受到压力，以便获得很高的平均利润率[2]
。

在有些行业中，投机因素不很重要，因此，管理工作主要是监督。管理报酬以企业中完成的工作量为准；而工资总额可作为该报酬的一种极其粗略但却方便的尺度。在关于各行利润相等的一般趋势所能作出的所有概括中，也许最不精确的就是如果运用的资本相等，利润每年便有等于总资本百分之几和工资总额百分之几的趋势[3]
。

再次，在分析流动资本的周转并且比较原料的成本和工资总额时，我们发现在表厂中前者比后者要小得多。那里原料体积很小，并且存放在用砖、石和瓦建成的普通厂房中。但在大多数工业中，原料的成本比工资总额要大得多。将所有工业平均起来看，原料的成本为工资总额的三倍半，而在原料加工的那些工业中，原料的成本一般为工资总额的二十五倍。

如果在计算企业的产量之前减去所消耗的原料、煤等的价值，那么上述不均现象大多就不存在了。一个谨慎的统计学家通常采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一个国家的工业产量，以免把（比方说）纱和布计算两次；同样的理由使我们在一个国家的农产量中避免计算牛和饲料作物。但这种方法不十分令人满意。因为从逻辑上说，人们应该减去织布厂购买的织布机，像减去那里的纱一样。此外，如果工厂本身被算做建筑业的产品，它的价值就该从织布业的产值（在一定年限内）中减去。关于农场建筑物也是如此。农业用马和在某些情况下的商业用马都无须进行计算。不过，如果我们对其不精确性有充分的认识，这种只减原料的方法是有用的。

特别精明强干的厂商会比其竞争对手使用的方法和机器都要好。他也会比较妥善地安排企业的产销，并使二者保持正常的关系。用这种方法，他将扩大自己.的企业，因而从分工和设备专门化中获得较多的利益[4]
。这样，他将得到的是报酬递增和利润递增。因为如果他只是许多生产者中的一个，那么他所增加的产量实质上不至于使他的商品价格下降，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利益几乎全部都归他所有。如果他恰好拥有该行业的部分垄断，那就将调节他所增加的产量，使他的垄断利润可以得到增加[5]
。

但是，如果这种改良不局限于一两个生产者，如果改良的产生是由于需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量的总的增加；或者由于全行业都可得到机器和方法的进步；或者由于辅助工业的发展和“外部”经济的普及，那么产品的价格会接近于只能为该类工业提供正常利润率的一点。在此过程中，该行业往往倾向于转为新的一类，其正常利润低于原来所属的那一类。这是因为此行业比以前更为一致、更为单调、所费的心力也更少，也可以说因为它更适合于共同管理。可见，某行业的产品数量
与劳动和资本的数量
相比时，比例增加势必会引起利润率下降。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把这看成是用价值
计算的报酬递减[6]
。

§3.各行各业均有其习惯性的或公平的周转利润率
以上是对年利润的阐述，现在我们要研究决定周转利润的原因。很显然，年正常利润率的变动幅度很小，而周转利润在一个行业却比在别的行业相差很大，因为这取决于周转上所需要的时间长度和工作数量。例如，在单项交易中，买卖大量产品的批发商能使其资本周转得很快，虽然他们的平均周转利润少于1％，但却可以赚很多的钱；尤其是在大宗股票交易中，周转利润只有1％的几分之几。但是造船商在将船售出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势必把劳动和原材料投于船本身，并得准备出一个停泊船的地方。他还必须留心与此相关的各种细节问题，必须在直接或间接的开支上附加很高的利润率，以补偿他的劳动和所投下的资本[7]
。

此外，在纺织业中，有的厂买进原料出产成品；而有的厂则专门从事纺织或上光。很显然，第一类中一个工厂的周转利润率必须等于其余三类中各个工厂的利润率之和[8]
。再以零售商为例，他经销的那些商品的周转利润率往往只有5％或10％，这些商品为一般人所需要，又不会受时尚变化的影响，因此，销售额很大，必要的存货很少。投于其中的资本可以周转得很快，既无风险，也无须操劳。但是，有几种零售商的周转利润率几乎高达100％，因为他们经销的是装饰品和化妆品，只能销售得很慢，同时还必须备有各种各样的存货，而且在陈列时还需要很大的地方。如果时尚有所改变，就只能亏本出售了。即使这种高利润率也往往不及鱼、水果、花草和蔬菜方面的利润率[9]
。

§4.续前
因此，我们看到周转利润率没有倾向于相等的总趋势，但在各行业及各行业的各个部门中，可以有一种被认为是“公平”的、正常的、相当确定的利润率，而且事实上的确也有这样的利润率。当然，这些利润率往往因为做生意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而做生意方式的改变一般源于这样一些人：他们希望做较少的生意，虽然周转利润率一般较低，但资本的利润率却较高。不过，如果没有这种巨大的变动，那么按照该行业的传统，对特种工作收取一定的周转利润率就会给该行业的同行提供重大的实际服务。这种传统多凭经验而来，足以证明如果所收的是那种利润率，那么在特定情况下所用的成本（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将得到补偿；另外，该行业会提供正常的年利润率。如果他们索要的价格给予的利润率远远低于该周转利润率，便很难有所发展；如果他们索要的价格过高，那么就有失去顾客的危险，因为别人可以比他们卖得便宜。如果事先没有议定价格，这就是一个诚实的人希望从订货中收取的“公平”的周转利润率。假如买主和卖主发生争执，法庭允许的也是这种利润率[10]
。

§5.利润是正常供给价格的构成因素。但是已投资本（以物质形式获取的技能上）的收入是由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
在以上研究中，我们的着眼点主要是经济力量的最终的或长期的或者说真正正常的结果；我们曾讨论过运用资本的经营能力在长期内有使自己适应需求的趋势；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经营能力不断寻求各种企业以及经营各种企业的各种方法。而在该企业中，那些为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而能付合适价格的人极其重视这种经营能力能提供的服务，以致该服务在长期内将获得很高的报酬。这种动力就是企业家的竞争。每个人都想方设法预测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并预计企业收入除去所需开支之外的剩余。他的全部预期收益都列入使他从事该行业的利润之中；在他未曾投资以前，在制造工具以供未来生产以及建立企业往来的“无形”资本方面所投的全部资本和精力，都势必会表明投资是有利可图的。他从这些投资中预期获得的全部利润都列入他在长期内对于冒险所期待得到的报酬。如果他是一个具有正常能力（所谓正常是对该种工作而言）的人，并且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值得冒险，那么便可以将这些报酬看成是真正代表上述服务的正常生产费（边际）。因此，全部正常利润都列入真正或长期的供给价格之中。

诱使某人及其父亲把资本和劳动用在培养他成为一个工匠、自由职业者或企业家的那些动机，就与把资本和劳动投在建立物质生产设备及企业组织上的动机相同。不论在哪种情况中，投资（如果人的行为受自觉的动机的支配）都将达到这样一点：在该点上，追加投资不再有利可图；或者效用与“负效用”相等。因此，作为对所有这种投资的预期报酬的价格，就构成这种投资所提供的服务的正常生产费用的一部分。

不过，要使得所有这些原因都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从而可以将例外的成功和例外的失败相抵。一方面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成功大多由于他们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罕见的运气，而这些都表现在他们投机事业的特别机遇或者供企业总体发展的有利机会上；另一方面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在精神上或道德上都不能善用训练和立业的良机，对自己的职业没有特殊的兴趣，再加上投机中的种种不幸，或者他们的企业由于竞争对手的侵犯而受到排挤，或由于需求浪潮退入他方而遭到搁浅。

虽然在有关正常报酬和正常价值的讨论中，可以忽略这些干扰因素，但在讨论特定时间特定个人所得的收入时，这些因素却具有头等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由于这些干扰因素对利润和管理上的报酬的影响方式远远不同于对普通报酬的影响，所以，当我们讨论暂时变动和个别机遇时，要分别对待利润和普通报酬，这乃是科学上的一种必然性。除非讨论货币、信用和对外贸易理论，否则便不能妥善解决有关市场波动的种种问题。但是，即使在现阶段，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所讲述的干扰因素对利润和普通报酬的影响的下列区别。

§6.就价格的变动、不同个人的不同情况，还有全部收入中应归于劳动报酬和天赋才能的报酬的比例，来比较利润和其他报酬

首先，企业家的利润受他的资本（包括企业组织）、他的劳动和雇工的劳动产品的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企业家的利润的变动一般在他们的工资变动之前，而且变动幅度较大。这是因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企业家的产品能出售的价格稍稍上涨，就很可能使他的利润增加许多倍，或者使他扭亏为盈。价格上涨会使企业家急于获得所能获得的高价的利益，会使他担心雇工辞职或拒绝工作，因此便甘愿增加工资，因而使工资趋于上涨。但是，经验表明（不管工资是否按产品售价来计算），工资的上涨很少与价格的上涨成比例。因此，工资的上涨几乎不能和利润的增长成比例。

这一事实的另一个方面是，当生意极坏时，雇工充其量一无所得，无法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但雇主（尤其是使用很多借贷资本的雇主）的开支势必会超出他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他管理上的总报酬也成为负数，即他在亏本。在生意极其萧条的时候，许多或绝大多数的企业家都是如此，而那些比别人的运气差、能力也差，而且不太适合所干的那一行的企业家更是如此。

§7.续前
其次，企业上成功的人数在全体中只占很小的百分比；在他们的手中积聚了别人的财富，而且比自己的财富多几倍。这所谓的别人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者自己有储蓄，或者继承了他人的储蓄，而在企业失败时连同自己的努力成果全部损失殆尽。因此，要知道一行业的平均利润，我们绝不能以成功者的人数除以他们所获利润的总额，甚至也不能以成功者和失败者的人数除以该利润总额。而是首先从成功者的利润总额中减去失败后也许早已转行的那些人的损失总额，再用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总人数除去所余差额，即求得该行业的平均利润。管理上的总报酬，即利润超过利息的差额，平均起来计算很可能还不及一般人对成功者的企业利润所作出的估计的二分之一。而就某些有风险的企业来说，还不及十分之一。不过，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认为企业风险大体上有减无增是有理由的[11]
。

§8.续前
再次，我们所要讨论的一个区别是利润变动和普通报酬的变动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在把自由资本和劳动投于培养工匠或自由职业者所需要的技能之前，将从中得到的预期收入具有利润的性质，不过所需要的利润率往往很高。其中理由有二：投资者本身并不能获得大部分投资报酬。他们往往生活拮据，除非勤俭持家，不然就不能为了未来得到报酬而这样投资。我们也看到，工匠或自由职业者一旦获得工作上所需要的技能之后，其中的一部分报酬其实就是所投资本与劳动的未来准租，而这种资本和劳动使他适合所担任的工作，得到立业和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收入中只有其余部分是劳作的真正报酬，但这部分一般占全部收入的很大份额。这就是区别之所在。因为对企业家的利润作同样的分析时，比例大小却有所不同，其中较大的部分是准租。

大规模企业的经营者得自所投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的收入非常多，而且利害得失又极其变动不定，结果他往往很少想到他在这方面的劳动。如果企业盈利，他就把企业带来的利益几乎看成是纯收益。他对企业局部开工和全面开工所付出的操劳几乎没有两样。因此，一般说来，他很少想到从这些收益中减去自己的额外劳动。他对自己的额外劳作所得的任何报酬的看法，与工匠对加班加点所得的额外报酬的看法不同。一般人，甚至有些经济学家都没完全意识到决定正常利润和正常工资的原因方面有着根本上的一致性。而以上事实正是造成这种认识不够的主要原因，并为这种认识状态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与上述区别密切相关的是另一个区别。如果工匠或自由职业者具有特殊的天赋，而这种天赋即非人力所为，又非牺牲眼下以成全将来的结果，那么这种能使他获得剩余收入，即超过那些在个人教育和立业机会上投下相同资本和劳动的普通人，从相同劳作中所能预期得到的收入的剩余具有地租的性质。

但是，再回到前一章最后一节提到的那一点，在企业家阶层中，具有特殊天赋的人常占多数。因为除了出身于该阶层的那些有能力的人之外，还有出身于较低职业阶层的很多有天赋的人。因此，用在教育上的资本的利润，是自由职业者阶层收入中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因素，而稀有天赋的租金，可以看做是企业家收入中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因素，只要我们把企业家当做个人来看待（如我们所知，就正常价值来说，宁可把天赋的报酬视作准租，也不视作租金本身）。

不过，这一规律是有例外的。一个平凡的企业家曾继承了有利的企业，并且仅仅有足够的能力经营，他每年可获得千百万的收入，其中所含稀有天赋的租金极少。相反，特别有成就的律师、作家、画家、歌手和马术师的收入当中的大部分，都可列为稀有天赋的租金。至少如果我们把他们当做个人来看，并且不考虑他们各自职业中的正常劳动供给取决于他们对那些有志青年所展示的辉煌前景。

特定企业的收入往往深受其工业环境和机会变动的影响。但是，由各种工人的技术所得的特殊收入也受同样的影响。例如，澳洲和美洲富饶铜矿的发现，使克尔尼矿工的技术产生收入的能力降低（就在家的矿工而言）：新地区富矿的每一次发现都能提高已迁往该地区的那些矿工的技术产生收入的能力。此外，观看戏剧的嗜好的增长，在提高演员的正常报酬并使演技的供给有所增加的同时，也提高了已从事此行业的人的演技产生收入的能力。从个人的观点来看，其中大部分收入都是得自稀有天赋的生产者的剩余[12]
。

§9.在同一行业，特别是同一企业中，各种不同类别的工人的利害关系
我们再讨论一下同行业中各不同层次工业阶级之间的相互利害关系。

这种利害一致的关系是下述一般性事实的特例，这一事实是：不论任何商品对其几种生产要素都有着连带需求，我们可以援引第五篇第6章中举出的关于这个一般事实的例证。在那里我们知道，如果泥瓦匠的劳动供给发生变动，势必会影响到建筑业其他各部门的利益，而对一般人的影响更大。事实上，从事建造房屋、织布或生产其他东西的各个不同阶层的特定资本和专门技能所得的收入，主要取决于该行业总体上的繁荣。只要事实如此，那么在短期内可将该收入看做是全行业混合收入或共同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收入总额因效率的提高或任何外部原因而有所增加时，各阶层所得的收入部分就趋于增加；但是，当收入总额不变时，任何一个阶层的收入增加都必然是由于其他阶层的收入有所减少。这适用于从事某行业的全体成员，从特殊意义来说，也适用于在同一个企业中共同工作了许多年的那些人。

§10.续前
从企业家本身的观点来看，成功企业的报酬是各种报酬的总额。第一是他的能力的报酬；第二是他的生产设备及其他物质资本的报酬；第三是他的商业信誉或企业组织和商业往来方面的报酬。实际上，这种报酬多于这几项报酬的总和：因为该企业家的效率在部分上就取决于他所从事的特定的行业；如果他以合理价格卖掉企业并转行，那么他的收入也许会有很大的减少。对他来说，商业往来关系的全部价值就是机遇价值
最显著的一个例子。这种价值虽然可以是由于运气所致，但主要是能力和劳动的结果。其中可转移的部分，并且可以由私人或大联合企业购买的部分，要算做他们的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机遇成本
。

但是，雇主的观点并不能包括企业的全部收益，因为有另一部分收益和雇工有关。的确，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某些目的，几乎企业的全部收入都是准租，即在短时间内由企业商品市场状况所决定的收入和制造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东西的成本与从事该业者的费用无关。换言之，这是一种混合准租
[13]
，可通过讨价还价、习惯和公平观念分配给该行业中的每个人。而这种结果是由一定的原因造成的，类似于文明初期分配得自土地的生产者剩余的那些原因，当时生产者的剩余几乎常常置于进行培植业务的公司手中，而不归于个人。例如，一企业中的主管职员熟悉人员和情况，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便可以利用这种长处以高价受雇于竞争厂；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他所掌握的一切除了对他所在的那个企业之外，并没有什么价值。因而，他一旦离去，该企业所蒙受的损失也许就会高过他的工薪数倍，而他在别处能得的工薪或许还不及这一半[14]
。

值得重视的是，这种雇工的地位和其他雇工的地位不同。其他雇工对大行业中任何企业所提供的服务都几乎有着相等的价值。其中就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每人每周的收入当中，一部分是对该周内他工作的疲劳的报酬，另一部分是他的专长和特别能力的准租。假定竞争完全有效，那么这种准租的就是由他当前的雇主或任何其他雇主，按照该周内他们商品的市场状况来决定对他的服务付出的价格。对一定种类的一定工作必须支付的价格，既然是这样由总的行业状况来决定的，所以，就将这类价格列入直接开支，而且必须从该行业的总报酬中减去这种开支，这样才能计算出该特定工厂当时的准租。但是，该准租的或涨或落都与雇工无关。不过，事实上竞争并非这样完全有效。即使市场上对用相同机器的相同工作付出相同的价格，当地工厂的繁荣也有增加每个雇工收入的机会，同时当生意清淡时，就有继续就业的机会；当生意兴隆时，就可获得所垂涎的超额工作时间。

因此，几乎各个企业和雇工之间都存在着事实上的某种休戚相关的关系。即使没有契约的规定，企业中同事之间的利害一致关系也会出于真诚的情谊而得到真心而慷慨的承认，这也许是一种最高形式的利害一致关系，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通常使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在经济上和道德上都有所增进的方法就是分红制；当把它看做是趋于更高而且更难的真正合作制水平的第一步时，情形更是如此。

如果某行业中的雇主团结一致，而雇工也团结一致，那么就难以确定工资问题的解决方法。只有通过协议来决定短时间内雇主和雇工在该行业纯收入中所应分的数额。除了正在淘汰的工业以外，降低工资绝不能永远符合雇主的利益，因为这会迫使许多熟练工人流入其他劳动市场，甚至从事无所谓什么技术上的特殊报酬的其他工业。因此，在平均年限内，工资必须高得足以吸引青年人从事该行业。这就规定了工资的下限，而工资的上限是由与资本和经营能力的供给相符合的必要性来决定的。但是，在该限界上究竟应当采取哪一点只能由讨价还价来决定。不过，这种讨价还价可能会出于伦理方面的考虑而得到缓和。如果商业中有适当的调解机构，就更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问题在实践中甚至更复杂。因为各类雇工多半有自己的工会，而且各行其是；雇主只起缓冲作用。一组雇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实际上会耗尽别组雇工的工资，消耗之数几乎等于雇主的利润。

商人与厂主以及雇主与雇工当中的各种工联和商业同盟的原因和结果，在这里不便加以研究。它们表现出各种生动的事实和奇异的变化，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并且似乎表明社会的变革即将来临。它们的重要性诚然很大，与日俱增，但是，其中未免有过分夸大的情形。因为其中大部分只不过是进步大潮中泛起的一点涟漪而已。虽然它们现在比以前规模更大、来势更猛，但现在和以前一样，运动的主流取决于正常分配和交换的趋势这一强大的暗流。这些趋势是“看不见的”，但却能驾驭那些“看得见的”进程。因为即使在调解与仲裁方面，主要的困难在于发现什么是正常水平，使仲裁当局的决定不至于与之相距太远，以免破坏自己的威信。

[1]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的第10章。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第203页）估计一宗10万镑资本的正常利润率不到10％；1万镑或2万镑资本约为15％；5000镑或6000镑资本为20％，“资本越少，而利润率便越大得多”。并比较本篇前一章中的第4节。值得注意的是，当本身没有资本的某私厂的经理与出资方合伙，并分取利润却不挣工资时，此公司的名义利润率就有所提高。

[2]
关于作为成本要素的风险，参看第五篇第7章中的第4节。对于各种不同风险对各种不同性格的人，从而对风险性职业中的工资和利润的吸引力与排斥力进行仔细分析和归纳的研究，也许有好处。而这可从亚当·斯密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开始。

[3]
甚至大约估计出投在各种不同企业中的各种资本量也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主要借助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不精确的美国统计局的有价值的统计材料，我们才可以断定，在那些机器设备十分昂贵、原料加工过程很长的工业中（如表厂和纺厂），年产量小于资本；但在原料贵重而生产过程短促的企业中（如鞋厂），还有在那些只需略加改变原料形式的工业中（如制糖业和屠宰业），年产量比资本多4倍以上。

[4]
见本书第四篇第11章中的第2～4节。

[5]
见本书第五篇第14章中的第5节。

[6]
比较本书第四篇第13章中的第2、第3节。

[7]
但他无须对在造船初期所投下的那部分资本收取很高的年利润率，因为那部分资本一旦被投下之后，就无须再费力操心，而他只按很高的复利率计算他的“积累”支出也就够了；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把自己劳动的价值算做他早期的一部分支出。相反，如果有一种行业对所投下的全部资本都需要不断地、几乎是一样地操劳，那么，在该行业中以加用复利润率（即像复利率一样，利润率按几何级数增加）的办法求出早期投资的“积累”值，便是合理的。虽然这在理论上有着不十分正确的地方，但为简便起见，实际上也往往得到采用。

[8]
严格说来，它会稍大于这三者之和，因为包括较长时期的复利息。

[9]
工人阶级住宅区内的鱼商和菜商特别热衷于利润率很高的小生意，因为每个人的购买量都非常小，所以顾客宁愿在就近的一个高价铺子中购买，也不愿到较远的一个低价的铺子中去。因此，零售商虽然以不到半便士的东西却索价一便士，但他也许不会过上一种十分优越的生活。不过如果是渔夫或农夫出售同样的东西，也许只要四分之一便士，甚至不到四分之一便士。而运输费用和保险费的直接损失说明不了这种差别。因此，一般人认为这些行业中的中间人通过联合可以获得利润额外高的特殊便利，这种看法似乎是有理由的。

[10]
在这种情况下，专家的证明在许多方面对经济学家都很有教益，特别是由于多少有意识地认识到产生商业习惯的那些原因，还有借助于它们得以维持这种习惯而使用有关这种习惯的中世纪时的术语。如果某一类职业的“习惯”周转利润率比另一类职业的高，那么最后的原因差不多总是前者需要（或不久以前需要）资本投资的时间较长；或使用的贵重设备较多（特别是像那些易于急剧贬值或不能经常使用的设备。因此，必须靠较少量的工作来维持自己）；或需要的劳动较难而且容易惹人生厌；或要求业主付出更多的注意力；或者具有某种必须加以保险的特殊风险因素。而专家们对阐明那些暗藏于他们心灵深处的使这种习惯存在的理由的怠慢，就有理由使人相信，如果我们能使中世纪商人再生并反问他们，那么会发现利润率适应特定情况的需要远远比历史学家所说的要有意思得多。许多历史学家有时并没有说明他们指的习惯利润率是一定的周转利润率，还是在长期内将提供一定的资本年利润率的那种周转的利润率。当然中世纪企业方法大同小异，会使资本的年利润率相当一致，而不致造成周转利润率像现代企业中那样大的差异。但是仍然很明显。如果一种利润率将近一致，那么另一种利润率就不一致；许多关于中世纪经济史的著作的价值，就是由于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两种利润率的区别，还有与之极为相关的习惯所必须依靠的最终认可之间的差异，而多少受到了损害。

[11]
一个世纪前，许多英国人带着大量财富从印度归来。当时一般人认为那里的平均利润率很高。但是正如W.亨特尔指出的（《孟加拉乡纪要》第6章），失败是屡见不鲜的，“只有那些侥幸发财的人才回来散布这种奇谈”。正是这个时期，英国有这样一句俗语，即富人和他的车夫的家庭在三代人之内也许会几次互换位置。的确，这一半是由于当时的年轻继承人极其奢侈，另一半是由于很难觅得妥当投资。英国富有阶级地位的巩固，多半由于教育的普及和厉行节约以及投资方法的改进，而这种方法使年轻继承人有可能从他的财富中不断获得可靠的收入，虽然他们并没有继承到借以赚取这种财富的那种经营才能。但是，甚至现在在英国的某些地区，大多数工业家都曾是工人或工人的儿子。在美国，虽然挥霍浪费也许并不像英国那样普遍，但是人事沧桑和经营跟不上时代的困难，曾产生了这样一句俗语，即一个家庭三代内都是“布衣相传”。威尔斯说（《当代经济变动》，第351资），“在有判断力的人中间，很久以来就有一种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在为自己做生意的所有的人当中，没有成功的占99％。”J.H.沃尔克（《经济学季刊》，第2卷的第448页）就1840年至1880年间，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主要工业的工业家的出身和生平作了详细的统计，其中十分之九以上的人都是从雇工起家的；在1888年拥有任何财产或留有任何遗产的还不到1840年、1850年和1860年那些工业家的儿子的10％。至于法国，博流曾说（《财富的分配》，第11章），在每一百家新企业中，几乎有二十家会立即消失，五十或六十家维持现状，不兴也不败，只有十家或十五家才是成功的。

[12]
已故沃克将军对解释一方面决定工资与另一方面决定管理报酬的那些原因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第311节），利润并不是工业品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没有把那种理论局限于短时期，而我们知道对短时期来说，不论各种技能是非凡的还是普通的；也不论它是雇主的，还是工人的，都可以把得自各种技能的收入视作准租。他的确是在假借的意义上使用“利润”一词的；因为他把利息完全与利润分开以后假定，“无利润雇主”赚取的数额“大体上或在长期内等于他受雇于人时所能预期得到的工资数额”（《启蒙》，1889年，第190节）。这就是说，“无利润雇主”除了资本利息之外，还得到正常的纯管理报酬（不论他的才能是大还是小）。这样，沃克指的利润比英国一般指的利润少五分之四（至于这种比例，美国也许比英国偏低，而欧洲大陆也许比英国偏高）。因此，这种理论似乎只意味着雇主凭特殊才能或运气而获得的那部分收入不列入价格。但是各种职业（不论是否为雇主的职业）的成败得失在决定谋求该业的人数和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方面起着作用，因此，列入正常供给价格，沃克似乎把他的论点主要建立在他曾过分强调的这一重要事实的基础上：在长期内获利最多的那些最能干的雇主，照例都是对工人支付最高工资、对消费者售价最低的那些人。但是同样真实而且甚至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赚取最高工资的那些工人照例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最善于使用雇主的设备和原料（见第六篇第3章中的第2节），从而使雇主有可能获取高额利润并对消费者索取低廉的价格。

[13]
比较第五篇第10章中的第8节。

[14]
当一个工厂具有自己的特长时，甚至在普通工人中也有许多人会因离去而损失很大一部分工资，同时使该厂受到严重的损害。主要的职员可以被接收入伙；全体雇工可以得到部分红利。但是不论这一点实行与否，他们的报酬与其说是由竞争和代用原则的直接作用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他们和雇主之间的契约（其条件在理论上是武断的）决定的，而实际上将由这样的愿望来决定，即“力求公道”。也就是说，力求达成协议的报酬代表职工各自具有的能力、勤劳和特殊训练的正常报酬，同时当工厂处于顺境时便增加一些报酬，而当工厂处于逆境时便减去一些报酬。

第9章　地　租

§1.地租是一大类中的一种。此刻我们假定土地由所有者来耕种。重申以前的讨论
在第五篇中已经指出：地租不是独特的事实，只是各类经济现象中主要的一类；地租理论不是孤立的经济理论，只不过是对一般供求理论作出特定推论的一种主要应用而已；地租分为若干级，从为人所占有的自然恩赐品的真正地租起，到土地的永久性改良而得到的收入，再到农场、工厂建筑物、蒸汽机和比较不耐久的物品所提供的收入为止。在本章和下一章里，我们专门研究土地的纯收入。这种研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土地纯收入或生产者剩余的总额；另一部分是关于该收入分配给那些与土地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方式。不论土地占有形式如何，第一种收入总是一般收入，而我们的讨论也将从这种收入开始，并假定由土地所有者自己来耕种土地。

我们不应当忘记，土地“固有的”收入是热量、阳光、空气和雨，这一切都不受人力多大影响；至于位置上的优势有许多也非人所能驾驭，而只有少数才是土地所有者个人将资本与劳力投于土地上的直接结果。这些就是土地的主要属性，其供给不以人的努力为转移，从而并不因人的努力的报酬得到增加而增加；对此课的税完全由土地所有者来负担[1]
。

另一方面，土壤肥沃程度主要依据的那些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可以由人力来增进，而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由人力完全改变。但在短时间内，对土地改良（虽然可以普遍推广，但改良是慢慢进行而又慢慢耗竭的）的收入所课的税，不会影响改良的供给，因此也不会影响改良带来的农产品的供给，从而此税主要是由土地所有者负担。在短时间内，也可以将租地人看成是所有者。不过在长期内，税会减少改良的供给和提高农产品的正常供给价格，因而由消费者来负担。

§2.续前
现在让我们重新看看第四篇中对于农业上报酬递减趋势的研究。仍假定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土地，因此，我们的推理可以是一般推理，并不受土地占有的特殊形式的影响。

我们曾看到在对资本和劳动的连续投资中，虽然最初几次投资的报酬可以得到增加，但当土地耕作得很完善时，投资的报酬便开始减少。耕种者继续追加资本与劳动，直到这样一点为止：在该点上，报酬仅够偿付他的开支以及补偿他自己的劳作。不论投于优等土地还是劣等土地，那都会是耕种边际上的一次投资；需要有和该投资的报酬相等的一个数量，并且足以补偿以前的每一次投资，而总产量超过这个数量的余额，就是生产者剩余。

土地所有者是尽量向远看，但却很少有可能看得很远。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内，他都把得自永久性改良土地的肥沃性视为理所当然，而得自永久改良的收入（或准租）以及由于土地原始性质产生的收入便是他的生产者剩余或地租。此后，只有新投资的收入才表现为所得和利润；他进行新投资一直到有利的边际为止；他的生产者剩余或地租，是改良土地的总收入超过回报他每年所投资本与劳动所需要的数额的余额。

这种剩余首先取决于土地的肥沃性，其次取决于土地所有者必须买进和卖出的那些东西的相对价值。我们已经看到土地的肥沃程度或肥沃性是得不到绝对的计量的，因为这是随着所种作物的性质和耕作的方法与强度的变化而改变的；即使两块土地都由同一个人用相等的资本和劳动来耕种，而且能收获等量的大麦，也未必能收获等量的小麦。如果采用原始耕作方法能收获等量的小麦，而一旦进行集约经营或使用现代方法后，收获数量就很可能不相等。此外，农场所需要的东西的价格及产品能出售的价格，都取决于工业环境，而工业环境的改变不断地改变着各种作物的相对价值，从而改变着位置不同的土地的相对价值。

最后，我们假定耕种者具有正常的能力，这是相对于他所担任的工作和他所处的时间与地方的情况来说的。如果耕种者的能力低于正常能力，实际总产品便会少于土地的正常总产量，土地向他提供的部分将少于真正的生产者剩余。反之，如果他的能力高于正常能力，那么除了从土地上获得生产者剩余之外，耕种者还获得稀有能力所产生的生产者剩余。

§3.农产品实际价值的提高一般会提高剩余产品的价值，而使产品的实际价值提高得更多。农产品的劳动价值和一般购买力的区别
我们曾相当仔细地研究过农产品价值的上涨使各种土地（特别是报酬递减趋势作用较弱的那些土地）的生产者剩余（用产品来计算）得到增加的情况[2]
。我们也看到一般来说和优等土地比较而言，农产品价值的上涨更能提高劣等土地的价值。换言之，如果有人预计到农产品价值会上涨，那么他按当前的价格，把一定的货币额投于劣等土地上所能预期得到的未来收入，将大于优等土地[3]
。

另外，生产者剩余的实际价值，即用一般购买力来计算的价值将相对于产品价值，与用相同方法来计算的产品价值按同一比例增加。这就是说，产品价值的增长使生产者剩余的价值也随之增长。

产品的“实际价值”一词含意模糊。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指的是对于消费者的实际价值。这种用法颇为危险，因为在有些情况下，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价值是比较合适的。但注意到这一点时，我们可以用“劳动价值”一词来表示该产品将购买的某种劳动的数量；而“实际价值”则指的是一定数量的产品将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数量。农产品劳动价值的增长，可能意味着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日益增大，而这种原因造成的生产者剩余（来自土地）的增加，是伴随着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同时也是衡量其恶化程度的标准。不过另一方面，如果农产品实际价值的增加，是由于农业以外的生产技术的进步，那么伴随而来的就可能是工资购买力的提高。

§4.改良对地租的影响
在上述所有论述当中，有一点很清楚，即得自土地的生产者剩余并不像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以修正的形式）认为的那样，能证明大自然的恩赐有多巨大，反而却证明大自然的恩赐是很有限的。但是，绝不应当忘记地理位置优越程度的不相等和绝对生产力不相等是一样的，是造成生产者剩余不相等的重要原因[4]
。

这个真理及其主要结果当中，有许多现在看起来都非常明显，而最初都是由李嘉图阐明的。他乐于论证的是，如果大自然的恩赐品呈无限供给的形式俯拾皆是，那么占有这些恩赐品并不会产生剩余；尤其是如果土地的肥沃程度相等、位置相等，而且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土地就绝不会提供剩余。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表明同样适用于一切土地的耕作技术的改良（即等于土地的自然肥沃度的普遍提高），几乎肯定会减少谷物剩余总量，势必会减少供给一定人口农产品的土地的真正剩余总量。他也指出，如果改良影响的主要是那些原来就是最富饶的土地，那么也可以增加剩余总量；但是，如果改良影响的主要是比较贫瘠的一类土地，那么剩余总量必然会因此而锐减。

有一种观点和上述命题一致，这种观点认为：英国土地耕作技术的改良会提高土地所提供的剩余总量，因为这种改良会增加农产品，却不至于使农产品的价格有实质性的下降，除非向英国输出农产品的那些国家也跟着采用相同的改良方法，或采取有同样效果的措施来改善这些国家的交通运输。正如李嘉图所说的，如果供应同一市场的所有土地都得到同样的改良，“那么这种改良会极大地刺激人口，同时使我们有可能用较少的劳动来耕种比较贫瘠的土地，最后，对地主阶级有莫大的好处”。[5]

从土地的价值中区别出哪一部分价值产生于人的劳动，而哪一部分是由于大自然的原始恩赐所致，这是很有趣的。土地的一部分价值来自国家为一般目的，而不是专为农业修的公路和所作出的其他改良。根据这一点，李斯特、凯雷、巴斯夏以及其他学者都认为：把原始土地改造成现在的土地而花费的开销，超出土地现在的全部价值。因此，他们断言土地的全部价值都来自人的劳动。他们援引的事实值得讨论，但实际上，这些事实和他们的结论毫不相干。他们要论证的是土地的当前价值不应当超过那种真正适合算做农业上的开销，而这种开销是把原始土地改造成像现在这样富饶而适于耕种的土地所需要的。许多适用于农业方法的变化早已陈旧，不堪使用；其中有许多变化不仅不能增加土地的价值，反而使土地的价值减少。此外，在这方面的费用必须是纯费用，即加上逐年开支的利息再减去历年得自改良的额外产量的总价值。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土地的价值一般比这种费用大得多，而且往往大出许多倍。

§5.关于地租的主要理论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租佃制度。但在现代英国的租佃制中，地主的份额和农民的份额之间的明显界线对经济科学也极为重要。参阅附录十二
本章的论述涉及的是生产者剩余，因此适用于任何土地私有制形式下的各种土地租佃制。如果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土地，这种剩余就归他所有；如果他自己不耕种土地，则归他以及被视为合伙经营农业的佃户所有。因此，不论习俗、法律或契约规定他们各自分担多少耕作费用，分享多少耕作果实，本章所论述的都适用，而且其中大部分都不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即使产品不出售或出售得很少，所征的税都以实物形式来交纳，它也站得住脚[6]
。

现在英国有些地区在土地的交易中，以自由竞争与创业精神为重，而认为习惯与情感都无足轻重。在这样的地方，大家一致公认那些改良的进行与损坏都很缓慢，都由地主提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由他们来维持。因此，在正常收获和正常价格情况下，当年该地能提供的全部生产者剩余，除去农民资本的正常利润之外，都归地主所有。因此，农民如果遇到丰收年就会获利，如果遇到歉收年就得自负损失。在进行这种计算时，已经暗暗假定该农民具有正常能力和创业精神来经营该类租地。因此，如果他的能力高于正常能力，他便自己获利，而如果他的能力有所不及，便自负损失，也许最后只好离开农场。换言之，在不算长的时期内，地主得自土地的那部分收入是由农产品的市场来决定的，与耕种方面所需要的各种要素的成本关系不大，因此，这部分收入具有地租的性质。而即使从短时期来看，佃农得到的那部分收入也可以被认为是利润，直接列入农产品的正常价格，因为除非该农产品可以提供那种利润，否则便不会得到生产。

因此，英国租佃制的特点发展得越完善，地主和佃户在所得上的界线便越能真正符合经济理论上所划分的深刻而意义重大的界线[7]
。与所有事实相比，这个事实可能是本世纪初期英国经济理论占上风的主要原因，并且有助于英国经济学家成为遥遥领先的先锋。甚至在我们这个世纪中，当其他国家像英国一样大力发展经济学研究时，几乎所有那些新的建设性意见，都只不过是英国早期著作中所暗指的其他概念的进一步发展而已。

这个事实本身看上去很偶然，但或许并非如此。因为这条特定的分界线比任何其他界线引起的摩擦都要少，在审核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较少。这种所谓英国制度是否可以持久值得怀疑。它有很大的缺点，在未来的文明阶段也许不能被当做是最好的制度。但是，当我们把这种制度和别的制度相比较时，就知道它曾给予英国莫大的利益，使英国成为世界自由企业发展中的旗手，因此，英国很早就被迫采取各种变革，使人民获得自由、勇气、伸缩性和力量。

[1]
但关于位置租金准则的例外情况，比较第五篇第11章中的第2节。

[2]
见第四篇第3章的第3节。例如，我们如道，如果农产品的价值从OH′上涨至OH（图-12、图-13、图-14），从而在涨价前使一宗资本和劳动的投资有利所需要的产量为OH，而在涨价后只需要产量OH′，那么，在第12图代表的报酬递减规律发生强烈作用的那类土地的情况下，生产者的剩余会略有增加；在第二类土地（图-13）的情况下，会增加得更多，而在第三类土地（图-14）的情况下，则增加得最多。

[3]
同上，第4节。比较报酬递减规律起同样作用的两块土地（图-16、图-17），但其中第一块富饶而第二块贫瘠时，我们发现因农产品价格从OH′上涨至OH而使第二块土地的生产者剩余从AHC至AH′C′的增长比例要大得多。

[4]
英国很小而且人口又很稠密，因此甚至需要很快推销出去的牛奶和蔬菜，还有体积很大的草料也能按不很高的费用运销于全国；而不论农户在英国的哪个地区都能从主要农产品、粮食和牲畜上取得几乎相同的纯价格。由于这种原因，英国经济学家曾把肥力算做决定农业土地价值的首要原因，而把位置作为次要因素。因此，他们往往把土地提供的生产者剩余或价值看做是产量超过等量资本和劳动（运用的熟练程度相等）在非常贫瘠，以至于处在边际耕作的土地上的产量的差额；而且他们不屑于明白地指出这两块土地必须相邻，或必须考虑推销费用的差别。但是新开发国家的经济学家自然不会有这种说法，那里最富饶的土地因为不靠近市场也许还没得到开垦。对他们来说，在决定土地价值方面，位置似乎至少是与肥力同样重要。在他们看来，处于边际耕作上的土地是距离市场很远的土地，特别是和那些通向有利市场的铁路相距很远的土地。他们把生产者的剩余看做是位置适当的土地的产品价值超过等量劳动和资本（以及同等的熟练程度）在位置最差的土地上所获得的产品的价值的差额。如果有必要，当然要考虑肥力的差别。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能再把美国看成是个新开发的国家了，因为全部优等土地都被占用了，而且几乎都有便宜的铁路与有利的市场相通。

[5]
见《原理》第3章注。

[6]
配第关于地租规律的著名论述（《赋税论》，第4章中的第13节），在措词上适用于各种土地使用形式和各个文明阶段：“假定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块面积有限的土地上种植谷物，凡是掘地、耕地、耘草、收割、运禾回家、打禾、簸谷等工作都由他自己承担。而他的收获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之外，还有余下的种子足够来年播种用。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在收获中除去来年播种的种子、自身直接消费的以及用于交换衣服和其他物质必需品的之外，剩余的一部分谷物便是那块土地在那一年内的自然的或真正的地租；而这种谷物在七年内——或正确地说，在一定的周期内，在此周期内丰收和歉收平均计算——的平均量，便是那块土地的普通的谷物地租。”

[7]
用术语来说，这便是准租与利润之间的区别，前者不直接列入中等长度时期内产品的正常供给价格，而后者则列入其中。

第10章　土地租佃

§1.早期租佃形式一般建立在合伙的基础上，合伙的条件是由习惯决定的，而不是由契约决定的；所谓地主，一般是隐名合伙人

在古代，甚至在我们这一时代的某些落后国家里，一切产权都取决于公约，而不取决于明文法律。如果可以用确定的名称以及现代商业用语来表示这种公约，大概意思如下：土地的所有权并不归于个人，而是归合伙企业，其中一个或一群合伙人是隐名合伙人，而另一个或另一群合伙人（也许是一个家庭）是经营合伙人[1]
。

隐名合伙人有时是国君，有时是享有为国君征收田税的权力的个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人不知不觉地成了拥有一些几乎确定的、绝对权力的地主。如果按通常情况，他仍有向国君进贡的义务，那么合伙就包括三个合伙人，其中两个合伙人是隐名合伙人[2]
。

隐名合伙人，或隐名合伙人之一，一般叫做业主、土地持有人、地主，甚至土地所有者。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因为如果他受到法律或与法律具有同样强度的习俗的约束，就不能用任意增加耕种者缴纳的报酬或者其他手段来使其丧失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权并不只归他一个人，而是归整个合伙企业；他只不过是企业中的一个隐名的合伙人而已。而经营合伙人缴纳的报酬根本不是地租，而是由合伙企业的组织条例规定他缴纳的固定数额或总收益的一部分。如果规定这种报酬的法律或习惯一成不变，那么地租理论就很少有直接应用的余地。

§2.但正如英国近代史所证明的，习惯比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显得更富有伸缩性。把李嘉图的分析运用于现代英国土地问题和早期租佃制度时，必须谨慎从事。其中合伙条件模棱两可，具有伸缩性，并且在许多方面可以被不知不觉地加以修改
但事实上，习俗规定的各种赋税往往都有不十分明确的性质；而留传下来的记载也大多含混不清，不很精确，或者充其量是用一种不很科学的词句进行叙述的[3]
。

甚至在现代英国，我们也可以在地主和佃户订的契约上察觉到这种模棱两可的影响，因为这种契约往往借助于习俗来解释，而为了适应历代的不同需要，这种习惯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我们改变自己的习俗要比我们的前辈快多了，而且对于这种改变比较自觉，并且比较愿意把习俗用法律固定下来，以使之一致[4]
。

现在，虽然立法极详，而且订的契约也十分认真，但地主在维持和扩大农场建筑物及其他改良上所投资本的数量仍有很大的伸缩性。就如同在他和佃户之间发生的直接货币关系一样，在这方面地主显得慷慨大方；而对本章的一般论证特别重要的是，地主和佃户分担的农场经营费用的调整，如同货币地租的变动一样，往往可以使佃户缴纳的真正纯地租也发生变动。例如，有些团体和许多大地主往往让佃户年年照旧经营，从未企图使货币地租随着土地的真正承租价值的改变而改变。有许多并不是租借的农场的地租，在1874年农产品价格膨胀到极点以及其后的衰退期间，名义上仍保持不变。但在早期，农场主知道地租很低，不便迫使地主出资修建排水道或新的农场建筑物，或者进行修理，而在计划和其他方面，不得不对地主有所迁就。而现在有了固定佃户的地主为了留住佃户，即使契约上没有规定的许多事情，他也愿意做。因此，货币地租没变，而实际地租却改变了。

这一事实是下述一般命题的重要例证：经济学上的地租理论，即有时叫做李嘉图理论，如果不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许多修正和限制，就不适用于英国的土地租佃制；而进一步扩大这些修正和限制，便会使之适用于中世纪和东方各国任何私有制下的一切租佃制，其中区别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已。

§3.续前
但是，这种程度上的区别很大。其中部分原因是在原始时代和落后国家里，习惯势力很大，往往无可争辩；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没有科学的历史条件下，寿命短暂的人无法确定习俗是否在悄悄地改变着，就像朝生暮死的小虫无法察觉到它所栖息的草木在生长一样。但主要的原因是合伙的条件定得不确切，往往难以用做衡量标准。

因为合伙企业中地位高的合伙人（或简称地主）所得的份额，一般包括征收某种劳役、税赋、过路税和礼品的权力（不论有没有分享一定部分产品的权力）；而在这几项下他得到的数量，此时与彼时不同；此地与彼地不同；并且此地主与彼地主也有异。如果农户完成各种负担之后，除了维持自己和家属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及习俗上规定的安逸品和奢侈品之外尚有剩余，那么地主势必会利用他的权势来增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负担。如果主要的负担是缴纳一定数量的农产品，那么他就会增加其数量。但是，因为不借助于暴力，这事就不可能办成，因此他宁愿增加各种小税赋的种类和数量，或者坚持土地必须集约经营，而且大部分田地必须种植花费很多劳动的因而具有极高价值的作物。这样，变化就在进行着，像钟表的时针一样，总的来说很稳当，很平静，几乎是不知不觉的，但在长时期内这种演变却是十分彻底的[5]
。

即使就这些负担来说，习俗给予佃户的保护也并非不重要。因为佃户总是十分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满足什么需要。他周围的一切道德观念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贱的，都反对地主突然大量增加那些一般被认为是惯常的负担、费用、税和罚款，因此，习俗磨钝了变化的锋芒。

但是，的确这些不确定的可变因素一般只占全部地租中的一小部分；而在那些不十分罕见的情况中，货币地租在很长的时期内固定不变，佃户曾占有土地的一部分剩余利润。其原因是：一方面是由于土地纯价值上涨时地主对他很宽容；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习俗和舆论力量的支持。某种程度上，这种力量和在窗架下端支撑住雨点的那种力量相似：窗户剧烈振动之前，雨点平平稳稳，然而一旦发生振动，雨点便同时下落。同样，长期以来地主被法律所赋予的权力隐而不显，但在巨大的经济变革时期，有时却突然发生作用[6]
。

§4.分成制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利弊
就英国与印度来说，佃户使用土地所付的价格应以货币来计算，或以实物来计算的这个问题很有趣。但现在我们可以置之不论，而讨论“英国的”租制和美国所谓的“分成制”与欧洲所谓的“分益农制”[7]
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欧洲大部分拉丁民族国家里，土地被分成好多块租田，佃户用自己和家人的劳动来耕种佃地，有时（虽然很少）也雇用少数雇工协助耕种。而地主则供给房屋、耕牛，有时甚至供给农具。在美国，各种租佃制都很少见，但这仅有的出租地中有三分之二是小块佃地，租给白人中的较贫困阶层或解放了的黑奴。根据这种制度，劳动和资本共分产品[8]
。

这种制度使本身没有资本的人能使用资本，而且使用资本的代价比在任何其他条件下都要低些，同时比他当雇工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责任心。因此，这种制度具有合作制、分红制和计件工资制这三种现代制度的许多优点[9]
。但是，分益农虽比雇工有更多的自由，然而与英国农民相比，自由反倒少了。他的地主或地主的代理人在监督他的工作上必须消耗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他必须收取一笔很大的费用，这种费用虽然用别的名称，其实是管理上的报酬。因为当佃户必须把他每次投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的收益的半数交给地主时，如果投资的总收益少于作为他的报酬的数目的两倍，便对他不利，他就绝不会进行这种投资。如果任他自由耕种，那么他集约经营的程度远比英国制度下的低。他投的资本和劳动以能给他两倍多的报酬为限，因此，他的地主在该报酬中得到的份额，比在报酬固定制下要少一些[10]
。

欧洲许多国家都采用这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佃户实际上拥有固定的佃权。因而只有通过经常性的干预，地主才能使佃户在他的农场上保持一定的劳动量，并制止佃户用耕牛从事田间以外的劳动，因为这种劳动报酬归佃户所有，地主无权过问。

但是，即使在那些变化最少的地区，习俗规定地主提供的农具数量和质量也总在无形中改变着，以适应变化着的供求关系。如果佃户没有固定的佃权，地主便可以任意安排佃户提供的劳动和资本的量，还有他本身提供的资本量，以适应各种特殊情况的需要[11]
。

很显然，如果佃地面积很小，佃户很穷，而且地主对许多琐事也不厌其烦的话，分益农制便有许多优势。但是，这种制度并不适合那些大面积佃地，因为这种大面积佃地足以使有才能而且负责任的佃户发挥创业精神。这通常和小土地所有制有联系，对此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进行讨论。

§5.续前
小土地所有者的地位非常具有吸引力。他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地主的干扰，也不怕自己勤劳的果实被他人夺去。土地所有权给予他自尊心和坚定的性格，并使他勤俭持家。他几乎从不闲着，而且很少把自己的工作仅仅看做是苦役。一切都是为了他心爱的土地。

亚瑟·扬格说过：“财产的魔力能变沙为金。”在许多具有非凡能力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情况下，这无疑是真的。但是，如果这些人不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狭窄范围内，也许会有同样或更大的成就，因为这件事的确还有另外一面；人们常说，“土地是劳动者最好的储蓄银行”。有时土地处于第二位，而居于首要地位的是土地所有者和子女的能力。小土地所有者对自己的土地非常专心，以致往往不管他事。他们中间甚至许多最富的人也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他们常常炫耀自己房屋和家具的排场，但为了节约，他们却居住在厨房中。实际上他们的食宿条件远远不如英国农民中比较富裕的阶层。他们中间最穷的人工作时间很长，付出很大辛苦，但完成的工作却不多，因为他们吃得比英国最穷的工人还要差一些。他们不知道财富只是谋求真正幸福的手段，他们为了手段却牺牲了目的[12]
。

绝不应该忘记英国劳动者代表了英国制度的失败，而不是成功。他们是这样一些人的后代：这些人几代以来都没能利用上曾使那些精明强干而且富有冒险精神的邻居在国内飞黄腾达，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国外获得大量土地的机会。英国民族成为新世界的主人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进取心。这种进取心曾使一个富得足以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人，一般都不满足于农民单调的生活和微薄的收入。而助长这种进取心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不受某种诱惑之害。这种诱惑就是等待小笔遗产，还有为了财产结婚而不是通过自由恋爱结婚。在小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方，这种诱惑往往使那里的青年能力发展受到了限制。

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这种诱惑，所以美国“农民”虽然是劳动者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和“小土地所有者”却有所不同。他们在发展本身和自己子女的能力上用的收入很多，而且极其明智。而这种能力就构成他们资本的主要部分，因为他们的土地只具有很小的价值。他们的头脑往往很敏锐，虽然他们中间很多人都缺乏农业技术知识，但他们的敏锐和多项技能使他们能够善于解决面临的问题，几乎万无一失。

一般来说，问题在于农业上获得的产量与所消耗的劳动相比占的比例大，虽然与他们拥有的大量土地相比占的比例小。不过，在美国的某些地区，土地正开始获得稀有价值，而靠近有利市场的地方集约经营化也逐渐变得有利可图，耕作和租佃方法正在按照英国方式改变着。近年来出现了美国人把西部农场交给欧籍新移民经营的趋势，就像他们把东部的农场以及很久以前把纺织工业交给他们一样。

§6.英国制度有可能使地主提供那部分他运用自如并对之负责的资本。英国制度给予各种选择以很大的自由，虽然比在其他工业部门中的自由要少一些
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英国的租佃制。这种制度在许多方面都有缺点，而且也很苛刻。但对进取心和精力却有所刺激、有所节约。借助于英国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不受破坏性战争的影响，这种进取心和精力使英国在加工工业、殖民事业和农业（虽然程度上较差）方面成为世界第一。英国在农业上从许多国家学到一些经验，特别是从荷兰。但总的来说她教给人的比向人学的要多得多。现在，除荷兰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肥沃土地的亩产量能与英国相比。相对于所消耗的劳动来说，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能获得这样高的报酬[13]
。

这种制度的主要优点是能使地主可以对那部分（而且只对那部分）财产负责：这部分财产的管理既不用自己操很多心，也不会给佃户带来许多麻烦；对其投资虽然需要进取心和判断力，但却无须经常监督细节工作。这部分财产就是土地、建筑物和永久的改良设备，而在英国，这些东西平均等于农户必须自备的资本的五倍。他愿意把这样大的资本充作自己事业中的股份，得到的纯地租很少达到资本利率三厘。没有任何其他一种生意能使人以低利率借到所需要的资本，或不论按任何利率都能借到如此多的资本。的确，分益农借的资本甚至比这还多，但是付的利率也要高得多[14]
。

英国制度的第二个优点部分上来自第一个优点，这是给予地主极大的自由来选择有能力而且富有责任心的佃户。与土地所有权不同的土地经营而言，英国对出身的重视远远不及欧洲其他国家。但我们已经知道，即使在现代英国，在获得各种企业中的主要职位和参加自由职业，甚至工艺行业中，出身也十分重要，而且在英国农业中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地主的长处和短处结合起来使他们不能按严格的商业原则来选择佃户，而他们也并不经常更换佃户[15]
。

§7.续前
有机会把农业技术推进一步的人很多。因为农业各部门总体特点上的区别远逊于工业。如果有一种新的方法，就应该为各部门迅速采用，得到普遍传播。但实际情况是正相反，农业进步比较缓慢。因为大多数有进取心的农民都流入城市，而留在农村的人却过着多少有点封闭的生活。由于自然淘汰和教育的关系，他们的心眼往往不如城里人灵活，大多不愿提倡或者采用新的方法。此外，虽然厂商在采用同行业行之有效的方法时几乎万无一失，但农户却不然。因为各个农场都各有各的特点，因此，盲目采用周围行之有效的方法，势必会导致失败。而这种失败促使别人更加相信墨守成规乃为上策。

另外，农业上的各种细节繁多，使农业会计难以达到精确。其中有许多连带产品和许多副产品，还有各种作物和饲养方法之间的借方和贷方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而且变动不居，因此，一个普通的农户即便对会计有所喜好，但除非靠猜测，不然也很难确定什么价格才值得他来增加一定的额外产量。他可以相当精确地知道直接成本，但他却很少知道真正总成本，这就增加了及时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借助它来取得进步的困难[16]
。

再一点，农业和工业在竞争方式上也有区别。如果某厂商能力差，别人便可以取而代之。但是，如果地主不能按最好的方法来发展自己的土地的资源，那么他人除非引起报酬递减趋势的作用，否则是不能弥补这种不足的。因此，地主因缺乏智慧和进取心而使（边际）供给价格较高[17]
。但工农业在这方面的区别的确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已，因为任何工业部门的发展都由于从事该行业的各大工厂因缺乏能力和进取心而受到阻碍。农业上的主要改良是由地主进行的。他们本身就是城里人，或与城里人至少有很密切的联系，此外，农业的辅助行业的厂商也曾进行了这种改良[18]
。

§8.大土地占有制和小土地占有制。合作
虽然大自然提供的报酬随着一定效率的劳动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所增加的报酬却不能同劳动量的增加成比例；然而只就人而论，在工业和农业中一般都适用报酬递增规律（即总效率的增加超过工人人数增加的比例）[19]
。不过，这两种情况下的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却截然不同。

首先，农业必须占用广阔的地面。可以将原料运给厂商用，而农民却必须自己寻找工作不可。其次，农民必须按季节劳动，很难在一年四季专门从事一种工作。因此，即使在英国制度下的农业，也不能朝着工业生产方法的方向迅速前进。

但是，种种巨大的力量使农业出现朝着那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发明方面的进步不断增加着用途很广而且价值昂贵的机器的数量。所谓昂贵，是因为小农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用其中大部分机器。他可以租用某些机器，但是许多机器只有在他和他邻居的合作下才能使用。而天气的无常还往往使他在实践中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计划[20]
。

再次，为了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农场主必须摆脱他和父亲的经验所产生的结果。他必须领悟农业科学和实践的发展，并且足以用来改良他的农场。如果要把这一切做得合适，就必须训练有素并且多才多艺。有这种才能的农场主会腾出时间来决定几百亩甚至几千亩土地的总的管理方针；而专管细节的工作与他不相称。他应该担任的工作和大厂商担任的工作同样有难度。大厂商不会把精力消耗在琐碎的监督工作上，而且这种监督工作他很容易就可以让雇员来做。除非在能做这种高级工作的农场主雇的许多工作队中，各队都由监工负责，不然从事不值得他做的那种工作势必会浪费他的精力。但是，能发挥这种才能的农场不多，因此，使真正有能力的人从事农业经营的诱惑力并不大。国家最有才能的人一般都回避农业，而从事工商业。在工商业中，具有头等能力的人有机会只做高级工作而不做其他工作，而且高级工作做得很多，从而获得管理上的高额报酬[21]
。

如果假定像现代的方式那样，农场主不常和雇工共同工作，也不以亲赴现场的方式来鼓励他们，那么为了生产上的节约，似乎最好的办法是农场应当在现有租佃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扩大，以便有机会使用极其专门化的机器和施展农场主的才能。但是，如果农场像通常那样不很大，农场主的能力和才智并不高于工业中的优秀的工头，那么为了别人以及最终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许最好是沿用旧方法，农场主和雇工一道工作。他的妻子可能也参加村里村外的某些习俗一般要求她做的轻便工作。这些工作需要谨慎和判断力，同教育与文化也并非不相容。同这一切结合起来，不仅不能降低，反而还会提高她的生活趣味和社会地位。有理由认为物竞天择原理的严酷作用现在正淘汰着这样一些农场主：他们既无做艰难的脑力工作的才能，又不愿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地位正在由那些天赋能力高出一般人的人取而代之。这些人因得力于现代教育而逐渐脱离工人队伍，对处理一个典型农场的日常工作颇为胜任，而且给农场赋予新的活力，因为他们和雇工一道工作，而不只是吩咐他们去工作。极大的农场既然已不见了，那么英国农业最近的将来似乎在于按照上述原则经营小农场了。小佃地具有很大的优势，那里的作物必须加以小心保护，而机器则无能为力。但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应用使专门技术带来的经济日益重要，这一点可见于那种雇用几个工资优厚的助手，以培植珍贵花草和果类的苗圃。

§9.续前
我们还要再讨论的是地主怎样为自己的利益规划佃地的规模以适应人们的实际需要。按其亩数来说，小佃地比大佃地往往在房屋、道路和围墙方面需要较大的费用，给地主带来的操劳和附带的管理费用也较多。拥有一些优等土地的大农场主能善于利用劣等土地，而小佃地除非土质优良，不然一般就无法获得丰收[22]
。因此，小佃地每亩的租金（毛租）总是比大农场高些。但是，可以断言：特别是当土地上住宅密集时，除非地主见到小佃地的地租在对他们的开支提供高额利润之外，还能给予他们巨额保险基金，以防佃地重新合并，不然他们绝不愿负担再分农场的费用。国内许多地方小佃地（特别是只有几亩地的）的租金极高。有时地主的成见和优越感使他断然拒绝把土地卖给或租给那些在社会政治或宗教问题上与他持有不同见解的人。似乎可以肯定这种弊端往往只发生在少数地区，而且在日益减少，但确实会引起很大的注意。因为在各个地区，公众既需要大佃地也需要小佃地用做大小园地，并且一般都需要小佃地，可以由有其他职业的人来兼营[23]
。

另外，虽然小土地所有制作为一种制度不适合英国的经济条件、土壤、气候和英国人的性情，但英国仍有少数小土地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得很幸福。还有少数其他的人如果在需要时就能获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便会购买小块土地，甘愿以务农为生。他们的性格是只要不服侍他人，就甘愿勤劳而节俭地生活。他们喜欢安静，而不喜欢激动；他们无限热爱着土地。这些人应该有适当的机会，用自己的储蓄购置小块土地，在这些土地上，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来种植合适的作物。而且至少应当减少目前因转让小块土地而征收的那些苛刻的法定手续费。

合作制在农业中似乎很有发展前途，并且把大生产的经济和小生产的快乐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这需要的是彼此信任，坦诚相见。而遗憾的是，最勇敢有为而且最受人信赖的乡民都先后移入城中，并且留下的农人都疑心很重。但是，丹麦、意大利、德国以及爱尔兰曾领导了大有前途的合作化运动。比如在乳制品的经销、黄油和奶酪的制造，还有农民必需品的采购和农产品的销售方面都组织了合作社。英国正在仿效它们，不过运动只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几乎没有涉及田间劳动本身。

就如合作制可以兼容一切租佃制的优点一样，爱尔兰的佃农制却往往包括了所有的缺点。但是，其中的弊害及造成这些弊害的原因几乎已经绝迹，而问题的经济因素此刻正为政治因素所遮蔽。因此，我们不得不略过不谈[24]
。

§10.决定正常价格和正常收成的困难。佃户进行改良和获得改良果实的自由
英国租佃制度在爱尔兰的失败曾显示了其中固有的那些困难，而这些困难在英国之所以得到隐蔽，是由于这种制度同人们的创业习惯和性格相符合；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来源于这一事实：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竞争的制度，甚至英国的农业条件都使自由竞争充分发挥作用有了极大的阻力。首先，在确定竞争作用必须根据的事实方面，存在着特殊的困难。如上文所述，农业会计很难做到精确。此外，还必须补充一点：农民对于使他值得负担的那种地租的计算，往往因难以确定正常收成和正常物价水平而受到阻碍。因为丰收年和歉收年交替而来，所以提供一个可靠的平均数必定需要许多年[25]
。而在这些年当中，工业环境势必会发生很大的变动；当地的需求和使他能在遥远市场上销售自己产品的方便条件，还有使远地竞争者能到他所在的当地市场出售产品的方便条件，也许都会有所变动。

地主在决定收多少地租方面也遇到这种困难，而且还遇到另外一些因国内各地农场主的能力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困难。农场的生产者剩余或英国的地租，是该农场的产品提供的收益超过包括农场主正常利润在内的耕作费用的差额。其中假定农场主的能力和进取心就该地该类农场来说是正常的。所论述的困难在于决定是从广义上的还是从狭义上来解释该地二字。

很显然，如果农场主的能力在其本地区的标准能力之下；如果他的唯一的长处就在于会杀价；如果他的总产品很少，而纯产品甚至在比例上更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地主把农场交给一个更有能力的佃户，此人能支付较高的工资、获得的纯产品也多得多，并能支付较多的地租，那么这个地主的行动便代表了大家的利益。反之，如果当地的正常能力和进取心的标准不高，地主便会尽量设法从达到该标准的佃户那里攫取大于他所能交付的地租，这从伦理角度来看显然不对，在长期内同地主的利益也不相容。即使地主从能力标准较高的地区引进佃户便可获得那种地租，这事也欠妥当[26]
。

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佃户应有自担风险发掘土地的自然潜力的自由，条件是如果成功了，便可获得大于正常经营的利润。就各种小土地改良来说，长期租约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困难，这在苏格兰就很适用；但是，长期租约也有缺点。正如人们常说的，“英国佃户即使没有租权时，也总像有租权似的”；“即便在完全英国式的租佃制中，也有一些分益农制的痕迹”。当收成和市场对农民有利时，他便会付全部地租，并避免向地主提出也许会使地主思考是否该提高地租的要求。当年成极其不利时，地主一方面是由于同情，另一方面也为了生意而暂时减免地租，并承担修理费用，而这种费用通常是由农民负担的。可见，在地主和佃户之间，虽然名义地租不变，但其实有许多的互相迁就的现象[27]
。

习俗常常使英国佃户对自己获得改良的补偿有了部分保证。立法方面最近与习俗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习俗。实际上现在的佃户在由于他作出了合理改良而增产时，并不受到增加地租的威胁。当他离开时，还可以对改良设施未耗尽的那部分价值要求赔偿，数额由公断人决定[28]
。

在1900年的法案下，仲裁人给新进的佃户指定的赔偿，在扣除代表“土地潜力”所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后，大体上等于改良的价值。但是这种扣除被1906年的法案勾销了。地主的利益被认为有了充分的保证，原因是此法案有这样的规定：在可以引起潜力的那些情况下，需要地主的同意；同时也因为给予地主在其他方面进行冒险的机会。

§11.关于建筑物、空地和其他方面的公私利害的冲突
最后，还必须说一说城中空地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影响的问题。威克菲尔德和其他美国经济学家曾教导我们说：人烟稀少的新地区常因新到的人的来临而致富。而相反的事实是：人口稠密的地区会因每增建一所房屋或多盖一层楼而导致贫穷。缺乏新鲜空气和阳光、缺乏各种年龄的人和儿童游戏所需要的室外休息处，耗尽那些不断流人大城市的最优秀的英国人的精力。从经营角度来看，我们允许在空地上任意建筑便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就为了一点物质财富，我们耗费了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要素的人的精力：我们牺牲了只是通过物质财富这种手段来达到的那些目的[29]
。

[1]
隐名合伙人可能是一个乡社。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特别是西博姆先生的研究曾使人有理由相信乡社往往不是“　自由的”、最后的土地所有者。关于乡社在英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的争论摘要，读者最好参阅阿什利著的《经济史》第1章。土地所有权分割的原始形式如何阻碍进步这一点，曾在第一篇第2章中的第2节中说明过。

[2]
该合伙企业可以因这样一个中间人的加入而得到进一步扩大：他向许多耕作者收款，并在扣除一定的份额之后，将余额交给企业的最高领导。他不是一般英国人所指的中间人。这就是说，他不是在一定期间内收完账后却往往要遭到解雇的一个承包人，他是企业的一员，对土地拥有的权利和主要合伙人同样需要，尽管也许居于次要地位。甚至还有比这更复杂的情况，在实际耕作者和直接从国家领到土地的人中间可以有许多的中间持有者；而实际耕作者就其利益而言，也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有权坐收固定的地租（完全不能增加），有的人有权坐收只是在某些规定条件下才可以增加的地租，而有的人年年都是佃农。

[3]
梅特兰教授在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关于国家档案的一个条目中说：“除非对这些档案反复研究，不然我们将永远都不会知道中世纪佃农的佃权是如何朝不保夕的。”

[4]
例如，1848年众议院溥西委员报告说：“在英国各郡和各区长期以来就有使外出佃户从事各种农活的不同惯例……当地的这些惯例都载入租约……除非租约或明或暗地否定这项要求。在英国的某些地区，曾出现了一种现代惯例，即有权使外出佃户支付一定的费用……而不是完成上述各种农活……这种惯例似乎是从需要大量资本支出且是改进了的农业制度发展而来的……这些（新的）惯例逐渐得到某些地区的公认，直至在那里最后被认为是全国的习惯。”其中许多惯例现在已由法律来实行。参阅以下第10节。

[5]
例如，一定天数的劳动的价值部分取决于劳动者被召到地主草地而离开自己草地时的那种敏捷性，还有他的劳动强度。他自己的权利（像砍柴权或掘炭权）都是有伸缩性的；而他的地主的那些权利也是如此，这些权利使他必须允许地主成群的鸽子肆无忌惮地吞食自己的庄稼，必须用地主的磨坊磨谷，通过地主的桥和利用他的市场时必须交过路钱和市场税。另外，向佃户征收的罚款或礼物，或印度的一种国家土地税（“阿布瓦布”），不仅是在数量上，而且在征收的场合上，也都多少具有伸缩性。在蒙古人统治下，大佃户除了缴纳名义上规定的产品份额外，还往往必须缴纳许多这样的赋税。他们在加重这些赋税的负担并加　上自己的赋税以后，又将转嫁于小佃户。英国政府未曾征收过这些赋税，虽然做过多次努力，但是并没有能够使小佃户免于其害。例如，W.W.亨特爵士在奥里萨的某些地区发现佃户除了缴纳传统地租外，还必须缴纳三十三种不同的苛捐杂税。当他们的一个儿子不论什么时候结婚时，他们要纳税；在请假去修河堤、种甘蔗以及参加宗教节日时，他们也都要纳税（《奥里萨》，第1章，第55～59页）。

[6]
在当今的印度，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租佃形式有时是以同一种名义，有时是以不同的名义并存着的。在有些地方，小佃户和大佃户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税款后，就共同享有土地所有权，那里小佃户不仅没有遭到驱逐的危险，而且也不会因为害怕受到迫害而被迫交给大佃户多出习惯严格规定的生产者剩余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他所缴纳的只不过是把按合伙时口头约定的属于另一个合伙人的那份收入交给他而已，这一点前边已经指出过，那绝不是地租。不过，这种租佃形式只存在于孟加拉一带的地方，那里人口最近没有很大的变动；那里警察机警而正直，足以防止大佃户压迫小佃户。

在印度的大多数地方，耕作者直接向政府租地，租佃条件可以随时修改。租佃依照实现的原则（特别是在正在开垦的西北部和东北部）是，根据当地的一般标准扣除耕作者的生活必需品与少量奢侈品之后，使耕作者每年缴纳的数量和土地可能剩余的产品相适应（假定他耕作时用的精力和技术是当地正常的精力和技术）。因此，像在当地人与人之间那样，这种费用具有经济租的性质。但是因为在肥力不同的两个地区，其中甲地是由身强力壮的人来耕种的，乙地是由体质较弱的人来耕种的，而收取的费用会不相等，所以调节方法像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一样，是租税的调节方法，而不是地租的调节方法。因为租税是按实际赚的纯收入来分担的，而地租却按具有正常能力的人的所得来分担的：一个成功的商人比占据同样便利的铺面和支付同样租金的邻居的实际收入多十倍，他纳的税也会多十倍。

印度的全部历史很少记载有像英国乡村自从战争、饥饿和瘟疫不再侵袭我们以来所具有的那种安定。似乎总是在产生大规模的骚动，部分原因是由于饥馑频繁（如印度统计地图所示，本世纪未曾受过一次严重饥馑袭击的地区是很少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征服者相继加在这一有耐心的民族上的那种毁灭性的战争；还有的原因是由于最富饶的土地迅速变成茂密的丛林。曾供养绝大多数居民的土地一旦人烟绝迹，就很快变成野兽、毒蛇的出没之处和疟疾的渊源。而这一切使得那些逃难者不能重返家园，并且往往使他们在定居以前到处流浪。当土地上的人口离散以后，管辖该地者（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总是以极其有利的条件从别处吸引来种地的人；招引佃户的这种竞争极大地影响了周围一带种地者和大佃户的关系。因此，除了不断发生着的那些习俗上的租佃关系的变动以外（虽然这些变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捉摸的），几乎各个地方都在许多时期内，甚至连从前的习惯也被打破了，相继而来的是激烈的竞争。战争、饥馑和瘟疫这些扰乱因素在中世纪的英国屡见不鲜，但是成灾较小。此外，在印度，几乎各种变动行进的速度都比一代人在英国寒冷气候下的平均寿命要长一些。因此，和平与繁荣能使印度居民较快摆脱灾难；各代人保留的古老传统在较短的时期内又重新抬头，因此，后来新形成的习惯往往被认为是有古代根据的。变化不被认作为变化就能够进行得更快。

现代分析可以适用于当代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土地租佃关系，我们可以反复分析有关的证据，以便阐明关于中世纪土地租佃关系的那些残缺不全的记载，这些租佃关系的确是可以分析的，但是不能加以对证。当然，把现代的方法运用于原始状态是很危险的。这些方法正确运用难，而遭到误用却很容易。但是完全不能加以利用的这种论断似乎是建立在与本章和其他现代专著毫无共同之处的那种分析的目的、方法和结果的概念之上。参阅《经济学杂志》1892年9月中的《一个答复》。

[7]
分成制一词原来只适用于地主对半分成的那些情况，但是通常被用于各种分成的情况，不论地主的分成有多少。分成制必须与垫资制区别开，在垫资制下，地主至少供给一部分资本，而佃户自理农场、自负盈亏，每年给地主的土地和资本缴纳固定的报酬。中世纪时这种制度在英国十分流行，而分成制似乎也并非不为人所采用（见罗杰斯的《六百年来的劳动与工资》第10章）。

[8]
在1880年，美国74％的农场由其主人耕种，18％或其余的2/3以上的农场出租分成，只有8％的农场是按英国制度出租的。不由主人耕种的大部分农场是在南部各州。在某些情况下，地主—　—当地叫做农场主—　—不仅供给骡马，而且也供给饲料；在那种情况下，佃户（在法国不把他叫做分益农，而是叫做主雇工）几乎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以其收获的一部分作为报酬；如渔业中的雇佣工人的工资只是一部分捕获的鱼的价值一样。佃户所得份额不等，有的是1/3，有的是4/5。在前一种情况下，土地肥沃，作物所需劳动极少；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需要大量劳动，同时地主又供给少量资本。从研究分成契约所依据的许多不同的租佃制中，可以获得很大的教益。

[9]
出版商和作者之间的“红利对分”制关系，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分成制中的地主和分益农的关系。

[10]
这可以从第四篇第3章中使用的图解中清楚地看出来。在OD与AC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处作一佃户份额曲线；此曲线以下的面积代表佃户所得的份额，曲线以上的面积代表地主的份额：OH和以前一样，是使佃户有利投下一宗资本所需要的报酬；如果顺其自然，他就不会把耕作面积扩大到佃户份额曲线与OH的交点以外。因此，地主在较少量的耕作经营报酬中所得的份额比在英国制度下要少些。这种图解可以用来说明李嘉图对决定土地的生产者剩余的原因进行的分析，也适用于英国以外的租佃制的方式。稍稍变化一下，这些图解就能适用波斯的习俗，那里土地本身的价值很小；“收获分成五份，其分配如下：土地、灌溉用水等；种子、劳力、牛，各得一份。地主一般占有两份，因此，便获得五分之二的收获”。

[11]
在美国和法国的许多地区已经实行了这一点。有良好判断力的人认为这种办法可以大大推广，并将不久前被看做垂死的分成制注入了生机。如果实行得彻底，便会使耕作程度对地主提供的收入，等同于该地主在英国制下用同样的肥力和位置，并配备等量资本的土地，而且在租用农场者具有正常经营能力的那些地方所能达到的耕作程度和获得的收入。

关于法国分成制的弹性，请参阅希格斯和兰贝林在《经济学杂志》（1894年3月）上发表的论文和博留的《财富的分配》第4章。

正如在前一注解中一样，假设OD线上截取OK线段代表地主提供的流动资本，那么，如果地主按照自己的利益自由控制着OK数量，并能与佃户定下他所用的劳动量，用几何就可以证明，他将进行调节，使佃户进行的集约经营程度恰如在英国制下那样；而他的份额将和在英国制下一样。如果他不能改变OK数量，但仍能控制佃户的劳动量，那么产品曲线将具有一定的形状，精耕细作程度将比英国制下大一些，但是地主的份额将有所减少。这种矛盾的结果在科学上很有趣，但在实际当中却不重要。

[12]
“小土地所有者”一词是个很含混的名词，包括许多通过幸运的婚姻而把几代辛勤劳动的果实和长期储蓄都操在自己手中的人；普法战争后，法国有些小土地所有者能够自由向政府贷款，但一般农民的储蓄却为数有限；十有八九的土地因缺乏资本而荒芜，他也许有少量的货币或投资，但没有适当的理由使人相信他有大量的货币或投资。

[13]
虽然有些可疑，但英国优等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的确甚至比荷兰似乎还要高些。荷兰的工业进取心比任何其他国家对英国的启发都大，而这种进取心通过那些密集的城市而传播于全国。一般认为荷兰的人口同英国一样稠密，可是仍有余力输出大量的农产品，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比利时输入大部分粮食；甚至荷兰输入的粮食也和输出的一样多，虽然它的非农业人口很少。在法国，农作物（甚至马铃薯）平均只有英国本土的一半；法国就其面积而言，牛羊的数量也只有一半。相反，法国的小农户在家禽、园艺和适应其温和气候的其他轻工业部门方面却占有优势。

[14]
就长时期来说，可以将地主看成是企业中的积极的主要合伙人，而就短时期而言，地主却处于隐名合伙人的地位。关于地主的进取心所起的作用，请参阅阿盖耳大公著的《看不见的社会基础》，特别是第374页。

[15]
仍有很大分歧（1907年）的意见是地主的习惯和现行的租佃制结合起来，在什么程度上阻止了新的小土地所有制的形成；给一个聪明的劳动者提供的独立创业的机会，就像技工在五金或其他商品部门中创立零售商店和修理行业一样容易。

[16]
在小土地所有者方面这种困难甚至更严重。因为资本主义农场主无论如何都是用货币来计算主要成本的。但是凭自己双手耕种的农户却往往尽量把劳动投于他的土地上，而不仔细计算其货币价值与其产品的关系。

虽然小土地所有者和其他小业主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愿意比用较少的报酬雇用的工人更努力工作，但是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往往不雇用额外的劳动，即使这样做使他们有利可图。如果他们和家人不足以照料自己的土地，那么土地一般便得不到正常的耕耘；如果照料有余，那么土地往往超过有利耕作的界限。有一个普通的准则是：那些把自己主要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用于搞其他产业的人，往往把从这种工业中的所得（虽然很少）看做是一种额外收入。甚至有时达不到那些依靠该行业推持生活的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时，他们也情愿工作。当副业是用不完备的工具耕种一小块土地（部分原因是为了消遣）时，这一点尤其适用。

[17]
见第六篇第2章中的第5节及该处参考资料。

[18]
在普罗瑟罗的《英国的农业》第6章中，提供了一些长期抗拒这种改变的事例，并继续指出，英国必须最迟在1634年通过一项“反对用一行列的人耕地”的法案。

[19]
见第四篇第3章的第5节和第6节。

[20]
在英国，畜力与蒸汽力或手工劳动相比，比在其他国家要贵些。英国在农业机器改良方面领先。畜力便宜一般对中型农场（与很小的农场相比）有影响；但是蒸汽力和汽油动力等便宜，除了使农业机器可以随时得到廉价租用之外，对很大的农场也有影响。

[21]
经营大规模农场的试验很难，而且很费钱，因为那需要农场用房和特别适合这种目的的交通工具，也许还要克服许多并不完全是不健康的习俗和情绪方面的阻力，风险也很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开拓者往往失败，虽然他们走的路一旦走通之后，也许会证明是一条捷径。

如果由一些私人或股份公司，或者由合作社试办少数所谓的“工厂农庄”的话，我们关于许多争论点的知识便会大大增加，并且可以作为未来的借鉴。根据这种计划，会有一个中心建筑群（或一个以上），从这个建筑群有公路或轻便电车轨道通往

[22]
这个名词因当地情况和个人需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在靠近城市或工业区的永久牧场上，小佃地的利益也许最大，损失最小。对小块耕地来说，土壤不应该是松散的。而应该是坚固的，土质越肥沃越好，而这在佃地小得只能多用铁锹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土地丘陵起伏地区的小农，也往往能支付自己的地租，而且毫不费力气，因为在那里他由于不用机器而遭受的损失极小。

[23]
它们增加了在户外用双手劳动的人数：它们给予农业劳动者进取的台阶，使他不至于为了寻求发挥自己抱负的机会而被迫离开农业，从而制止了最勇敢能干的农村青年不断流向城市的这种大灾难；它们打破了单调的生活，把人们从室内生活解放出来，提供了使个人生活丰富多彩的机会；它们是低级趣味的挡箭牌，往往能使在其他情况下四分五裂的家庭有了凝聚力；在顺利的情况下，它们大大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并且减少他们因不断中断日常工作而产生的损失和焦虑。

《小佃地调查委员会上的作证》（1906年，第3278号）极其详尽地讨论了小佃户所有制的利弊，而多数意见显然反对这种所有制。在1904年，英国的统计材料是：1～5英亩的有11.1万户；5～10英亩的有23.2万户；50～300英亩的有15万户；300英亩以上的有1.8万户。同上书，附录二。

[24]
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立法者曾力图把英国租佃制强加于印度和爱尔兰，对这种错误的指责大部分都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不应当承担的。理论本身只讨论那些决定土地在任何时候所提供的生产者剩余的数量的原因，而在为英国本土的英国人写的著作中，把生产者的剩余当做地主的份额并没有很大害处。那是法律上的错误，而不是经济学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使我们的立法者给孟加拉的收税人和爱尔兰的地主提供了取得种植公司全部财产的种种便利。在爱尔兰的情况中，这样的公司包括地主和佃户；而在孟加拉的情况中，包括政府和各级佃户。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收税人并不是公司的一个真正成员，而只不过是个差役而已。不过爱尔兰政府和印度政府现在都有了比较明智而公正的认识。

[25]
比较图克和纽马克的《物价史》第6卷，附录三。

[26]
这种困难实际上是通过妥协来解决的，而这种妥协是经验认为可行，并且合乎“正常”一词的科学解释。如果当地佃户显示了非凡的能力，那么地主便被认为是贪得无厌的。他以引进新佃户作为威胁，力图索取一种高于当地正常农民所能支付的地租。相反，一旦农场脱租后，如果地主接纳的新佃户给当地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并且和地主大致均分他的能力和技术（虽然严格说来不算特殊，但仍高于当地标准）所带来的额外纯剩余，那么他的行动就会被认为是合理的。比较本章第3节末段脚注中指出的印度移民局就质量相同的土地由强壮种族和体弱种族耕种时所采取的措施。

[27]
参照尼科尔森的《佃户的利益，而非地主的损失》，第10章。

[28]
1883年的农业土地法案施行了普西委员会赞扬的，但却并不提倡的那些习俗。许多改良一半归地主，另一半归佃户。地主供给原料，而佃户供给劳动。在其他情况下，最理想的是地主应该成为改良的真正担当者负担全部费用，自冒风险，并实现全部利益。1900年的法案承认了这一点，部分上为了实行简便，还规定只有在取得地主的同意下进行的改良，才可以要求赔偿。如果要进行排灌工程，佃户必须把自己的意图通知地主，以便让他有机会承担风险，并获得部分收益。关于施肥和某些维修工程等，佃户有权自行处理，无须同地主商量，不过他只好冒着这样的风险：仲裁人将不认为他有权对自己的开支要求赔偿。

[29]
这个问题将在附录七中进一步讨论。

第11章　分配总论

§1.前八章摘要，其中寻求一条连续线，这条连续线在第五篇第14章中，并在决定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和生产工具（物质的和人的）的正常价值的原因上达到统一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前十章的论点，这远远不能完全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因为其中涉及对外贸易、信用与就业的变动及其多种多样的集体作用和共同行动的影响。但是，以上所论述的一切确实触及支配分配和交换的那些最根本的且经常存在着的因素的广泛作用。在第五篇末尾的结论中，我们曾发现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线，使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论连续适用于各个不同时期：从生产成本对价值没有直接影响的短时期，到各种生产工具的供给可以和它们的间接需求（即从对它们所生产的商品的直接需求中派生出的需求）相适应的长时期。在本篇中，我们曾涉及另一条连续不断的线。它横交于连接各个不同时期的那条线，把各种不同的生产工具（物质的和人的）都连接起来，并且使它们在根本上统一起来，虽然它们在外表上有重要差别。

首先，工资及其他劳动报酬和资本的利息有许多共同点。这是因为决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供给价格的因素具有一致性。使人投资于儿子的教育上的动机，与使他为儿子积累物质资本的动机相同。从父亲工作并等待，以便留给儿子一个极富有的工业企业或商业企业，向一个人工作并等待，以便维持儿子的生活，使他逐步受到完整的医学教育，并最后为他获得一种有利的职业过渡，这种过渡是连续不断的。此外，还有同样的连续性过渡，即由一个人向这样的一个人的过渡：此人工作和等待是为了能使儿子受到长期教育，而且在习艺时可以不要报酬工作，不像为自食其力而早早就被迫参加工作的勤杂童工，这种童工的工资比较高，因为这种工作对他的未来发展没有什么帮助。

的确，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只有父母才愿在发展青年能力的人力资本上付出很大的代价。而许多头等才能之所以未得到培植，是由于能发展这种才能的人对此事没有任何特殊兴趣。实际上这种事实至关重要，因为其影响是积累性的。但这并不能使物质生产要素和人力生产要素发生根本的区别，因为与这样的事实相似：许多良田耕作得很差，其实是因为善耕者未能耕种这种良田。

另外，因为人的成长很慢，并且会慢慢老死，所以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时，通常必须展望一代人之后的前景。需求的变动要充分发挥作用，在人力要素这方面比在其他物质生产设备方面所需要的时间更长。而在劳动的情况下，如果那些使供求趋于协调的经济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则必须需要特别长的时间。因此，总的来说，任何一种劳动对于雇主的货币成本，在长期内与生产该劳动的实际成本都大体上一致[1]
。

§2.续前
一边是人力生产要素的效率，另一边是物质生产要素的效率，权衡二者之后再与货币成本相比较。如果一种要素的效率相对于货币成本来说大于另一种要素，那么这种要素就有得到使用的趋势。企业的主要职能在于方便伟大的代用原则自由发生作用。企业家在不断比较着机器和劳工、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和无特殊技能的工人，还有额外监工和经理所提供的服务时，一般是为了公共利益，但有时也与之相反。他们对于各种不同生产要素的使用经常筹谋划策、重新组合，并且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那些组合[2]
。

因此，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生产部门中，几乎总是不断地将每一类劳动的效率（相对于其成本）与其他几类劳动的效率进行比较，其中每类劳动的效率又与其他各类劳动的效率相比较。这种竞争本质上是“纵向的”竞争，因为这是在同一生产部门内并受其限制的不同等级的劳动群体，为获得雇佣场所而进行的斗争。但同时，“横向的”竞争也在时时进行着，而所用的方法却比较简单。首先由于成年人在本行业中可以从一种职业自由地转向另一种职业；其次由于父母一般都能使子女参加同他们那一阶层相近的任何其他行业。由于纵向的和横向的竞争共同发生作用，虽然事实上不论哪一阶层的劳动力量大部分都可以从本阶层的子女中得到补充，但各阶层劳动力得到的报酬是按他们提供的服务而得到合理有效的调整的[3]
。

可见，代用原则的作用主要是间接的。如果用一条管子连接两只装满液体的桶，那么液体水平面较高的桶内，靠近该管子的液体即使很稠，也会流入另一桶内。这样，即使没有液体从此桶的一端流向彼桶的另一端，两桶的总体液体水平也会趋于一致。假设有数桶都用管子相接，那么各桶中的液体必将趋于同样水平状态，虽然其中有几只桶和别的桶并不直接相连。同样，代用原则不断通过间接的途径，使所得的分配和各行各业，甚至各工种的效率标准都出现一致的趋势，而所谓的各行各业和各工种彼此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乍一看上去彼此似乎无法竞争。

§3.续前
从无特殊技能的工人到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再到监工，到主管，到大企业的总经理（以红利作为部分报酬），再进而到股东，到大私营企业的财东，其中都是相连不断的。而在股份公司中，从董事到承担企业最终主要风险的普通股东，我们看到他们层层下降，呈一个梯形。不过，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另成一类。

因为代用原则在比较一生产要素与另一生产要素时主要是通过他们的自觉作用，所以对他们来说，代用原则没有别的媒介，只有他们相互竞争的间接影响。因此，此原则盲目地发生作用，并且造成极大的浪费，迫使许多如果有良好的开端就能作出极大贡献的人遭到失败；在与报酬递加趋势相结合之后，此原则使强者更强，并使弱的企业落入已拥有部分垄断的那些人的手中。

但在另一方面，能打破旧的垄断，并给自身有极少资本的人提供创办新企业和升任各大公司经理的机会的那些力量也在不断增长着，而这种力量能使运用资本所需要的经营能力发挥出来。

总的来说，企业管理工作是廉价进行的，也许的确不如将来价廉，因为在将来，人们的集体智慧、责任感和公共精神都会发展得更充分；社会更努力使出身卑贱的人的才能有所发展；企业的秘密减少了；各种投机和竞争的浪费方式也都会得到制止。但是，甚至现在管理工作的低廉对生产的贡献也都会大于对它的报酬。因为企业家像熟练的工匠一样，提供的服务是社会需要的，如果没有他来提供这种服务，那么取得这种服务所用的成本也许更大。

一方面决定普通能力与另一方面决定运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正常报酬的诸因素之间，相同点并不适用于当前报酬的变动。因为雇主居于缓冲地位，在商品的买主和生产商品的各种劳动者之间起着媒介作用。他获得商品的全部价格，再付给工人。他的利润随着出售的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同时变动，并且变动幅度较大；而他的雇工的工资变动得较晚，并且变动幅度较小。在任何特定时期，他的资本和能力的所得都是有时很大，有时也是负数；而他的雇工的能力所得永远都不会很大，也不会成为负数。领工资者如果失业，势必会受很大的痛苦，但这种痛苦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他是领工资者，而是因为他手中没有积蓄[4]
。

某人因拥有特殊天赋能力而获得的那部分收入是对他的一种赠品；从抽象观点来看，与其他大自然的恩赐品（如土地固有的属性）的地租相似。但就正常价格来说，这应与荒地开垦者所获利润或者与寻找珍珠者的所得列入一类。在拓荒者中，有的人的土地比原来预想的要好一些，而有的人的土地却差一些；寻珍珠者一次潜水的丰富收获，与多次毫无所获的潜水相抵消。必须将律师、工程师或商人得自其天赋的高额收入，与许多其他人的失败相比较；而失败者在年轻时似乎具有相同的前途，所受的教育和立业机会也都一致，但是，他对生产提供的服务，相对于该服务的成本来说却比成功者提供的要小些。最有能力的企业家一般都是那些获利最多的人，而同时他们做的工作反而却极其低廉；如果社会把这种工作交给能力较差、索价较低的人来做，毋宁等于浪费。这样就如同把一块贵重的钻石交给一个工资很低但技术很差的人去加工一样。

§4.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争相雇用，但它们也是相互雇用的唯一源泉
回顾本篇第2章中的论点，我们应当铭记于心的是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彼此保持着双重关系：一方面，它们往往为得到使用而相互竞争。当任何一种要素的效率相对于其成本来说大于另一种要素时，便有代替该要素的趋势，从而限制着它的需求价格；另一方面，所有的要素都为彼此提供了使用的场所，除非其他要素给它提供了使用场所，否则任何一种要素都得不到使用。一切生产要素随着共同创造的各种要素的供给量的增加而增加的国民收入，也是其中各要素的需求的唯一源泉。

因此，物质资本的增加开辟了新的应用场所，虽然在进行新投资时，这可以减少少数行业中的手工劳动的使用场所，但总的来说，会大大增加对手工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因为这将大大增加作为一切要素需求的共同源泉的国民收入。由于使用资本的竞争加强了，利率势必会有所降低，从而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的那部分国民收入将在对劳动比以前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分配。

对劳动的这种新需求在部分上是由于新事业的开辟，而这种事业以前也许无法偿其所负；而一部分新需求是由于制造昂贵的新机器需要工人。因为当人们说用机器代替工人时，指的是用与大量等待相结合的劳动来代替与少量等待相结合的劳动：只根据这个理由不可能用资本代替一般劳动，除非就一个地方来说，是从其他地方输入资本的。

不过，资本的增加给劳动带来的主要利益，并不是会使劳动得到新的就业机会，而是增加了土地、劳动和资本（或土地、劳动和等待）的共同产品，还减少了任何既定资本（或等待）数量在该产品中当做自己报酬所能要求的那一份额，这一点仍然是千真万确的。

§5.任何工种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都有利于其他工人，但是当后者受益时，前者却受其害。这会改变自己和其他工人的边际产品，从而影响工资。计算正常边际产品时，要谨慎小心
在讨论任何一组工人的劳动供给量的变动对其他各种工人的雇用所产生的影响时，无须追问这种劳动量的增加是由于该组工人增加了人数，还是由于他们提高了效率。因为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不论是哪种情况，对国民收入的增加都相等；不论是哪种情况，竞争都会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相同程度上退入边际效用较小的使用之处，从而在相同程度上减少他们在共同产品中所能得到的份额，以作为某种工作的一定劳动量的报酬。

但是，这个问题对于该组内的工人极其重要。因为如果这种变动使他们的平均效率提高了十分之一，那么他们十人中每人所得的总收入，将等于人数增加十分之一而效率却不变的十一个人中的每个人所得的总收入[5]
。

每组工人的工资都取决于该组工人的人数和效率，这是以下总原则的一个特例。此总原则为：在竞争影响之下，当决定一个人的工资接近纯产品时，环境（或机遇
）至少与他的精力和能力起同等的作用。

任何一组工人的工资接近的那种纯产品都必须以下述假设为计算标准：生产已达到这样一点，在该点上，产量的销售仅能带来正常利润，而不是更多的利润。同时必须就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来计算利润，而此工人增加的产品只能作为具有正常能力、正常环境条件和正常资金的雇主的正常利润的报酬，而不是更多的利润（如求高于或低于正常效率的工人的正常工资时，必须在该纯产品中增加或减去某种数额）。选择的时间也必须是生意正常的时间，而各种劳动供给都比较合适。例如，假如建筑业特别衰败或特别繁荣，或者如果它的发展因砖匠或木匠供给不足而受到阻碍，而其他建筑工人的供给却有所过剩，那么这种时机就不适合估计砖匠或木匠的正常工资和纯产品的关系[6]
。

[1]
比较第四篇的第5、第6章与第六篇的第4、第5、第7章三章。

[2]
比较第五篇第3章中的第3节与第六篇第7章中的第2节。

[3]
比较第四篇第6章中的第7节与第六篇第5章中的第2节。

[4]
比较第五篇第2章中的第3节与第六篇第4章中的第6节、第8章中的第7～9节。

[5]
例如，如果该组劳动供给增加1/10，便会使他们劳动的边际效用降低，从而使任何既定劳动量的工资降低1/30；如果这种变动是由于他们人数的增加，则他们的工资便会降低1/30。但是如果是由于他们效率的增加，那么他们的工资会上升大约1/16（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工资是以前工资的

[6]
关于工资与劳动边际纯产品的关系，参阅第六篇的第1章和第2章两章；这个问题将在第六篇的第13章，特别是在此章的第8节注解中进一步讨论。关于寻求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边际的必要性，参阅第五篇第8章中的第4节、第5节两节，那里的论点是：如果已经达到的边际是在就业中，已算入任何一组工人的供给对其他组工人工资的影响，任何一个工人对一国工业的总的经济形势的影响极小，而与其纯产品和工资关系的计算无关。在第五篇的第12章和附录八中，提到产量急剧增加的种种障碍，甚至在那里这种增长在理论上也会提供许多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还提到在这种经济中使用“边际”一词时所需要的那种十分谨慎的态度。

第12章　进步对价值的总的影响

§1.在新开发国家中，资本和劳动投放场所的有利程度部分上取决于和旧世界市场的联系。在这些市场上它可以出售自己的产品，并以其未来的收入换取目前所需要的各种供应品
任何地方对劳动与资本的运用都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本地的自然资源；第二，知识进步和社会与工业组织的发展所产生的善于利用这些资源的力量；第三，靠近出售剩余产品的市场。人们往往忽视最后这一条件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观察新开发国家的历史时，这一条却显得十分突出。

人们常说，哪里有不收地租的大量肥沃土地和适宜的气候，哪里的劳动实际工资和资本的利息就高。但这只说对了一部分。美国初期殖民者过的生活很苦，大自然免费给予他们木材和肉类，但他们却很少享有生活上的安逸和奢侈。甚至现在也有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南美和非洲）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但却缺乏资本和劳动，因为这些地方缺少与外界联系的交通工具，因而与外界隔绝。相反，位于沙漠中的一个矿区一旦与外界有交通相连就可以给劳动与资本提供高额报酬；地处荒凉海岸附近的商业中心也如此。如果靠本地资源，这些地区也许只能维系少数居民的赤贫生活。自从蒸汽轮船交通得到发展以来，欧洲这个旧世界对新世界产品提供的有利市场，就使北美、澳洲、非洲及南美洲的某些部分成为资本和劳动前所未有的极其有利而巨大的运用场所。

但是，令新开发国家出现现代繁荣的主要原因毕竟在于欧洲所提供的市场不是现货市场，而是期货市场。一小撮殖民者在取得大量肥沃土地的产权之后，更想在当代就获得未来利益。他们无法直接实现这一目的，而只有通过间接的办法，即以支付他们的土地在未来生产的大量物资这一承诺来换取欧洲的现货。他们用种种形式把自己的新地产以很高的利率抵押给欧洲。积累了现成享乐物资的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就立即用这些物资来换取大于他们在本国所能得到的期货：大量资本流向新开发的国家，而资本的流入大大提高了当地的工资率。新资本慢慢渗入边远地区。那里非常缺乏资本，而迫切需要资本的人又非常多，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资本往往能得月息二厘，后来逐渐降至年息六厘或者五厘。因为殖民者富有进取性，同时又看到取得产权不久便会具有极大的价值，因此，如果可能的话，他们都想成为独立的业主或雇主。所以，必须用高额工资才能吸引住工人，而这种工资大半都是用从欧洲抵押贷款或其他方式而得到的商品来支付的。

不过，准确估计出新开发国家中边远地区的实际工资率是很难的。工人都十分优秀：富于冒险、能吃苦耐劳、坚决果断、精明强干。他们都正值壮年，从不生病；他们遭受的各种压力是英国普通工人（尤其是欧洲普通工人）所不能忍受的。他们中间没有穷人，因为大家身体都很强壮。如果有人生病，便只好到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去居住。那里工资较低，但也有可能过上一种清静而安闲的生活。如果用货币计算，他们的工资很高，但对于许多安逸品和奢侈品，他们必须用极高的价格购买或者完全弃而不用，而如果他们住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便会自由地（或按低价格）获得这些东西。不过，其中多数只是满足人为的需要，这些东西在没有人有或者没有人要的地方是很容易被弃而不用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优等土地被占用，大自然对耕作者的边际劳作一般便会较少地提供农产品报酬；这就使工资出现稍微下降的趋势。但即使在农业中，报酬递增规律也时时在与报酬递减规律相抗衡，许多最初被人忽略的土地在细心耕种以后可以获得丰收；同时公路和铁路的开通、各种市场和工业的发展都使生产变为经济成为可能。这样，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规律似乎势均力敌：有时是这一规律占优势，而有时则是那一规律占优势。

如果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相等；如果综合起来看生产规律是报酬不变规律，那么每一边际资本和劳动所分享的报酬并没有变，即按以前那样的比例分配给资本和劳动的报酬不变。因此，工资或利息也无须发生任何变动。

但是，如果资本的增长比劳动要快得多，那么利率势必会下降，工资率也许会以牺牲一定量资本所应得的份额的代价而上升。不过，资本总份额的增长可以大于劳动总份额的增长[1]
。

但是，无论商品生产规律是否是报酬不变规律，新地契的生产规律却都是报酬急剧下降的规律。外国资本的流入虽然与从前相比也许相同，但与人口比较起来反而减少了。工资大多不再靠从欧洲借来的商品支付。这就是一定效率的工作量能赚取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侈品随之减少的主要原因。但是，另外还有两种原因使用货币计算的平均日工资趋于下降。随着安逸品和奢侈品种类的增加，劳动的平均效率却由于劳动人口体质比殖民者初期流入时期而有所下降。同时这些新的安逸品和奢侈品中，大多数并不直接列入货币工资的范围内，而是在此范围之外[2]
。

§2.在上一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英国对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支配，而只是近来才大大增加了对必需品的支配
英国经济现状是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交易（不论是商品还是劳动）的趋势直接造成的，也是在长期内慢慢发展起来的。但在18世纪曾获得两种动力：一方面是由于机械的发明；另一方面是由于输入大量相同货物的海外消费者有所增加。当时已经开始用机器制造部件，用特殊机器制造各生产部门中使用的特殊机器。当时报酬递增规律在地方性工业和大资本的工业国家里首次充分显示了作用。特别是当大资本联合成为股份公司、母子公司或现代的托拉斯时，情况更是如此。后来对运销远方市场的货物开始了精细的“分等定级”，这就使农产品市场和股票交易所中出现了国内的甚至国际的投机组织，这些组织的将来与生产者中间的企业主或工人的持久性组织一样，是未来一代人必须解决的最严重的实际问题的根源。

现代运动的关键在于把大多数工作化为同一类型的工作，以减少各种摩擦。因为这些摩擦使得强大的要素不能充分发挥集体作用，并且妨碍强大的要素将影响散布到广大的区域里；妨碍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力量来发展运输。公路和18世纪轮船运输的改善打破了地方性的组合和垄断，并给广大地区中的组合和垄断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在我们这个时代，海陆交通、印刷机、电报和电话的每一次扩展和减价，都可以产生上述双重趋势。

§3.续前
虽然在18世纪像现在一样，就英国的国民收入出口来说，大多取决于报酬递增规律的作用，但这种依存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变动。当时英国几乎垄断了新的工业生产方法，出售的每包货物（总之，人为地限制货物供给量时）可以换取大量的外国产品。但是，部分上是由于远途运输笨重货物的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从远东和美洲输入的商品主要是供中产阶级享用的安逸品和奢侈品；而这些商品对于降低英国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成本起到的直接影响很小。不过这种新兴贸易的确间接地降低了五金、服装和英国工人消费其他本国工业产品的成本，原因是为海外消费者大规模生产这些东西使英国工人获得了低廉的产品，但这对英国工人的食物的成本却没有什么影响。而在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食物成本只会上升。报酬递减规律之所以发生作用，是由于新工业区人口迅速增加，那里狭隘的农村生活传统的限制不复存在。法国大革命后不久，连年歉收，使食物成本提到欧洲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对外贸易会逐渐影响我们主要食品的生产成本。随着美国人口从大西洋沿岸移向西部，越来越富饶的、适于种植小麦的土地获得了耕耘。运输上的经济（尤其是在近几年）有了极大的增加，因此从耕作区以外的农场运输一夸脱小麦的总成本急剧下降，虽然距离有所增加。所以，英国就没有必要更加精耕细作了。在李嘉图时代曾苦苦经营的种植小麦的贫瘠山地已经变成了牧场。现在农民只耕种那些能给自己的劳动提供丰富报酬的土地。相反，如果英国只靠自己的资源，势必会在日益贫瘠的土地上挣扎，并不断反复耕耘那些已经耕作得很好的土地，以便靠这种繁重的劳动来使每亩增产一二蒲式耳。也许现在从一般的年成来看，仅够支付开销的那种耕作（即处于耕种边际上的耕作）提供的产量比李嘉图时代多一倍，是英国在现有人口下不得不生产的全部粮食的四倍。

§4.英国从工业进步中获得的直接利益比最初看起来要少一些，但从新的运输业中得到的利益要多一些
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英国满足落后国家的各种需要的能力。因此，符合落后国家把用手工制造产品供自己使用的那种精力，转而用于生产购买英国工业品的原料这一目的。这样，发明的进步为英国的特殊产品开辟了广阔的销售场所，并使英国有可能专门在报酬递减规律不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生产粮食。但是这种好运却昙花一现。英国在工业上的改良为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所效仿，而且近来它们又往往领先。这样，英国的特殊产品便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垄断价值。例如，用一吨钢材在美国能购买的粮食和其他原料的数量，并不多于在当地用新方法炼一吨钢所用的劳动和资本能提供的产品量。因此，交换比率随着美国和英国工人在炼钢方面效率的提高而有所下降。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及由于许多国家对英国商品征收很重的关税，所以，尽管英国拥有大宗贸易，但工业生产技术上的发明进步对其实际国民收入的增益却比最初想象得要少一些。

英国能廉价生产服装、家具及其他商品以供本国消费用，这可是不小的利益。但是，英国同其他国家分享的那些工业生产技术上的改良，并没有直接增加其用一定量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品在别的国家所能换取的农产品数量。英国从19世纪工业进步中获得的全部利益当中，也许四分之三以上都是由于这种进步的间接影响，即降低旅客和货物的运输成本、自来水和照明的成本、电力和新闻的成本。因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经济事实是运输业的发展，而不是工业的发展。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个别威力上，正是运输业发展得最快，而且也正产生着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出现了大资本可以使经济自由的力量转而消灭那种自由的趋势。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运输业对英国财富的增长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5.谷物、肉类、住房、燃料、衣着、自来水、灯光、新闻纸和旅行的劳动价值的变动
这样，新的经济时代带来了劳动和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值的巨大变动，其中许多变动的性质在上一世纪初是预料不到的：当时人们认为美国不适合种植小麦，而陆路远途运输小麦的成本又太高，所以当时小麦的劳动价值——购买一配克小麦所用的劳动量——达到了最高点，而现在却降至最低点。农业当中的日工资似乎一般都在一配克小麦以下。但在18世纪前半期却是一配克左右；在15世纪为一配克半或略多于此数；而现在农业当中的日工资则为二至三配克。在中世纪，甚至在相当丰收的年份，小麦的质量也低于现在的普通小麦；而在歉收年份，多数小麦都发了霉，如果是在现在，或许就根本不会有人吃。而且当时如果不对庄园领主的磨坊付出很高的垄断价格，小麦就很难变成面包。

的确，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大自然几乎毫无代价地供给草及饲料；而南美洲的乞丐甚至骑马行乞。但在中世纪时期，英国的人口总是很稠密，致使肉类即使质量很差也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当时牛虽说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重，但却有庞大的躯体；牛的肉主要长在四肢附近。由于牛在冬季吃不饱，而吃了夏草便很快长膘，所以肉中含有大量水分，在烧煮时便会失去大部分重量。每当夏末秋初，人们把牛宰了，把肉用盐腌起来，而当时盐却很贵，甚至连中产阶级在冬季也很难吃到新鲜的牛肉。一世纪以前，工人阶级吃的肉很少，而现在虽然肉的价格比以前略高，但工人平均消费的肉也许比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

另外是关于房租。我们知道城市的地租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上升。这是因为日益增加的居民住的房屋都必须按城市标准付租，而这种标准正在节节上升。但是，房租本身（即总租额减去地皮的总租值的余额）也许比以前任何时期租用相同的房屋所付的租金都只是略有上升而已（如果要说有所上升的话）。这是因为现在建筑业中的资本周转利润率较低，而建筑材料的劳动成本也没有多大的变动。应该记住的是：付出高额城市地租的人换取到的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各种娱乐以及其他的便利，而对于这一切许多人都不愿弃而不用，因为其利益要比他们的总租额大得多。

木料的劳动价值虽比19世纪初期低，但比中世纪时却有所提高；不过泥、砖和石墙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很大的变动；而铁的劳动价值——更不必说玻璃了——却大大降低了。

的确，房租上涨这一想法似乎来自对我们祖先的实际住宅状况的无知。现代郊区工匠住宅中的卧室要比中世纪乡绅的讲究得多；而那时工人阶层只有铺在潮湿泥地上的满是臭虫虱子的散草床铺。这种生活在时时散发着垃圾气味的草堆里的条件，对人的健康的损害程度也许比一丝不挂和人畜共居的条件还要大一些。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我们城市中最贫困的阶层的住宅条件也有害于身心健康；而照我们现有的知识和资源来说，我们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使这种状况继续下去[3]
。

像草一样的燃料往往是大自然对稀有人口的恩赐品。在中世纪时期，村民一般都能（虽不总能）用劈柴生着一小堆火，借以在室内围火取暖。他们的小茅草屋没有烟囱，因此热量不会散发出去浪费掉。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燃料的缺乏对劳动阶层的压力很大。如果没有煤来代替木料作为家用和炼铁的燃料，那么英国的进步实在是不堪设想。现在煤非常便宜，甚至比较贫穷的人也都能在室内取暖，而无须生活在有损人的健康的令人头晕的空气当中。

这是煤对现代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其次的贡献是提供了廉价的内衣，而对于居住在寒冷气候当中的广大民众来说，没有内衣是不可能讲什么清洁的。这也许是英国从直接使用机器为本国制造消费品中获得的主要利益；再次的重要贡献是提供了大量的自来水，甚至在大城市中[4]
；第四个重要的贡献是借助于石油提供了廉价的照明，这不仅是人的某些工作所必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夜间消遣所必不可少的。在一方面来自煤，而在另一方面来自现代运输工具的这些文明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当中，我们还必须加上（如上面所提到的）那廉价而完备的用蒸汽发动的印刷机和运送信件以传播新闻和思想的工具，还有靠蒸汽力而得到的旅行上的便利。这些工具辅以电力使得那些气候并非热到使人萎靡不振程度的国家中，大众有可能享受到文明；同时不仅是为一个城市（如雅典、佛罗伦萨或布鲁日）的全体居民，而是为一个大国，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为整个文明世界的全体人民的真正自治和统一行动而铺平了道路[5]
。

§6.进步提高了英国城乡土地的价值，虽然它使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价值有所降低。资本的增加降低了它应得的收入，但并没有减少它的总收入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收入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纯产品总额，同时又是支付这些生产要素的唯一源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越多，每种生产要素所得的份额也就越多，任何要素的供给量增加一般都会降低它的价格，并对其他要素有利。

上述一般原理特别适用于土地。供应某市场的土地的生产力的增加，首先会有利于那些拥有供应同一市场的其生产要素的资本家和工人。新的交通运输工具在现代对价值的影响，在土地史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土地的价值随着与农产品销售市场的交通的每一次改善而上涨，也随着较远地区可到其产品市场上出售而下降。不久前，伦敦附近的六郡都害怕修好公路会使英国偏远地区在供给伦敦粮食方面与它们竞争。而现在英国农场的优势在某些方面由于粮食的输入而正在减少，这些粮食是经过印度和美国的铁路运输，再通过轮船装运到英国的。

但是，正如马尔萨斯所主张的，而且又为李嘉图所承认的：凡是能增进人民福利的事在长期内也能增进地主的福利。的确，在18世纪初期，当连年歉收困扰着无法输入粮食的人民时，英国的地租大涨。但是，就其性质来说，这种上涨是不能进一步持续的。在19世纪中叶实行了谷物自由贸易，随后美国麦田扩大，这就迅速提高了城乡土地的实际价值。也就是说提高了所有城乡土地所有者用总租金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数量[6]
。

§7.续前
虽然工业环境的发展大体上有提高土地价值的趋势，但也往往降低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价值，只要它们的价值可以和所在地的价值分开。骤然变得繁荣的确能使任何一个行业中的现有生产工具暂时得到极高的收入。但是，可以无限增加的东西是不能长期保持稀有价值的；如果这些生产工具是相当耐久的东西（例如轮船、高炉和纺织机）便很可能由于技术的迅速进步而大大贬值。

不过，像铁路和码头这样的东西的价值在长期内主要取决于地理位置。如果地理位置相当，那么即使除去使这些地方的设备保持现代化所需要的费用之后，其工业环境的进步也会提高其纯价值[7]
。

§8.续前
可以说政治算术在英国起始于17世纪。 自那时以来，我们知道人口中每人积累的财富量一直都在不断上升[8]
。

虽然人们对等待还多少有些不耐烦，但却越来越愿意牺牲现在的利益以获得将来的安逸或其他享受。人们获得了较强的“远视”力，也就是说人们预测将来和防患未然的能力增强了。人们更加勤俭、更能克己，因此也就能比较乐于重视将来的不幸与利益——这些词一般广泛包括人心灵中的高尚和卑贱的感情。人们更不自私了，因此也更愿意工作和等待，以便使家人无后顾之优；光明的未来已隐约可见，而那时人们一般都会愿意工作和等待，以便增加公共财富，并使大众有机会过一种较高水准的生活。

虽然人们比以往的时代更愿意为了将来的利益而忍受现时的不便，但是，我们现在是否能发觉人们为了实实在在的快乐（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的）而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呢？这是值得怀疑的。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人们变得越来越勤勉——假日减少了，工作时间增加了，人们出于自愿或被迫而越来越不愿意在工作范围以外寻求乐趣了。不过，这种动向似乎已经达到了极点，现在正在走下坡路。在除了最高级的各种工作中，人们都比从前更重视休息，而且对于过度紧张而引起的疲劳越来越不耐烦了。一般来说，人们也许不如以前那样为取得现在的奢侈品而愿意经受长时间工作的不断“折磨”。这些原因使他们不如以前那样愿意辛勤劳动以应未来的需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们预测未来的能力甚至提高得更快，也许（虽不无怀疑之处）对于因拥有少量积累起来的财富而获得社会地位的那种欲望也会大大提高。

每个人资本的增加有使其边际效用降低的趋势，因此，对新投资的利率下降了，虽然降得不一致。据说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利率为一分，但在18世纪上半期却降低到三厘。后来因工业和政治上大量需要资本而使利率有所提高，在大战时期，利率相对很高。当政治上的急需用款停止以后，当时黄金的供给量又很少，所以利率便下降了；但在18世纪60年代，由于黄金产量上升，再加上建筑铁路和开发新国家都需要大量资本，利率便又上涨了。在1873年之后的和平时期，加上黄金供给量有所削减，使得利率又下降了。但是，现在利率又在上涨，部分原因是由于黄金供给量增加了[9]
。

§9.不同工业阶层的所得的变动性质和原因
总的启蒙运动的发展和对青年人的责任心的提高，使国家把大部分增加的财富都从物质资本的投资转向培养人才方面去了，结果使技能的供给大量增加，而这些技能大大增加了国民收入，并提高了全体人民的平均收入。但这却剥夺了技能一向具有的大部分稀有价值，并使技能的所得相对于总的进步（的确并非绝对）来说有所降低；同时使不久以前算做技术性的而现在仍然叫做技术性的许多工作在工资上与非特殊技能性劳动平等。

抄写工作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的确，办公室中的许多种工作都需要智力和品质的高度结合，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地学会记录工作，也许不久以后，不论英国男人还是女人都能写得很好。当大家都会写字时，那一向都比儿乎任何一种体力劳动赚的工资都要高的抄写工作就将成为普通的工作，而不算技术工作。事实上，较好的技术工作对人更有教育意义，而且比那些既不需要判断力又不需要责任心的职员工作的报酬优厚。就一般而论，技工对儿子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培养他从事自己那一行的工作，从而他的儿子便可以了解和这一行有关的机械、化学以及其他科学原理，并对该工作的革新产生兴趣。如果他的儿子有相当的天赋，那么他做技工比做职员更容易崭露头角。

另外，一项新的工作从事起来往往很难，只因为一般人对此不熟习。但是，如果需要有巨大精力和技能的人来做的工作一旦成为常规工作，一般人（甚至妇女和儿童）也都能做。开始时此工作工资很高，但随着这种工作的普及会下降。这就造成对平均工资的上升估计不足，因为事情是这样的：许多统计数字似乎代表了工资的总的变动趋势，但其实却是根据这样一些行业做出的：这些行业在一二百年前比较新，而现在却为那些实际能力低于他们的先驱者的人所掌握[10]
。

这些变动的结果势必会增加从事所谓技术工作的人数，不论技术一词现在用得恰当与否。高级行业中工人人数不断增多，这使得全体工人的平均工资比各行业中平均典型工资上涨得要快得多[11]
。

在中世纪，虽然某些有才能的人终身为技工，并成了艺术家，但当时技工作为一个阶层比现在更接近于无特殊技能的工人。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新纪元初期，技工丧失了许多旧的艺术传统，并且不如现代的熟练技工掌握的技术多，也不如他们能准确而机敏地完成艰难工作。上一世纪初，开始出现一种变化，观察家们都对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和无特殊技能的工人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鸿沟而深感震惊；技工的工资上涨到一般工人工资的两倍左右。因为对高技术劳动需求的大量增加（尤其在冶金业中），使得劳动者中的优秀分子及其子女迅速参加到技工队伍中去。就在当时，技工原有的排外性消除了，这使他们更凭才能成为工人贵族，而不像以往那样单凭出身了；技工质量的提高使他们在长期内获得的工资率大大超过一般工人。但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技术逐渐丧失了稀有值，因为它们不再是新奇的技术了；同时对那些传统上认为是非技术性职业中的人的能力的需求正在日益增长着。例如，挖土工和农业劳动者越来越多地使用昂贵而复杂的机器，而这些在从前却被认为仅属于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而且这两种有代表性的职业中的实际工资上升得很快。如果现代观念在农业区的传播没有使那里许多最有能力的儿童离开农村而奔向铁路、工厂，或进城当警察、车夫或脚夫，那么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得比现在还要显著。留在农村的那些人受到的教育比以往更完善，虽然他们的天赋也许不及一般水平，但得到的实际工资却比他们的父辈高得多。

有些需要责任心的技术工作（如铁厂中的炉前工和转滚工）需要有强壮的体力，并且引起很大的不便。这样的工作工资很高，原因是时代的趋势使那些能从事高级工作并能轻易获得优厚工资的人，除非有很高的报酬，否则是不会愿意忍受折磨的[12]
。

§10.续前
再一个我们应当讨论的是男工（老年和壮年）、女工和童工工资的相对变动。

工业条件变化极快，因此在某些行业中几乎毫无用武之地；而在许多行业中，长期经验的价值远远不如迅速掌握新的观念以及使自己的习惯适应新的情况。一个人在五十岁以后比在三十岁以前赚的工资势必会有所减少。这种情况会引致那些技工向无特殊技能的工人看齐：他们早婚的自然倾向往往受到这样一种愿望的鼓励，即在工资开始缩减以前，他们的家庭花销也可以减少。

性质相同的第二种倾向甚至更有害，这就是童工的工资相对于其父母的工资来说却有上涨的倾向。机器曾代替了许多工人，但并不是代替了许多童工；把儿童排除在某些行业之外的那些习俗上的限制正渐渐消失；这些变化连同教育的普及几乎在其他各方面都有益，而在这方面却有害：这一切会使男孩（甚至使女孩）有可能蔑视他们的父母而自谋生路。

由于相同的理由，女工的工资与男工的相比要上涨得更快。就女工发展自身才能的趋势这一点而论，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但是，这会促使女工忽略在建立美满家庭和大力培养自己的子女的品质和能力方面所应尽的义务，就这一点而论却是一种损失。

§11.特殊才能的报酬
许多格外有才能的人的收入的上升，使得有中等能力（虽然经过慎重的训练）的人获得的收入相对下降变得更加突出。在过去，中等水平油画的售价从来不像现在这样便宜，而上等水平油画的售价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昂贵。一个能力和运气都一般的企业家现在从他的资本上获得的利润率，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而具有特殊天赋和运气的人能从事的投机买卖非常广泛，因而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聚大量财富。

这种变动主要归因于两点：第一，财富的普遍增长；第二，新的交通工具的发展。借助于新的交通工具，人们一旦获得了支配地位之后，就能把他们的组织才能或投机才能运用到比以前范围更大而且涉及区域更广的那些事业上。

几乎只凭第一个原因就能使某些律师收取极高的费用。因为当关系到名誉和财产关系时，富有的委托人会不惜以任何高价聘请最好的律师。这也正是这第一个原因能使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马术师、画家和音乐家获得极高的价格。所有这些职业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得的最高收入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只要能听到歌唱家歌声的人数极为有限，那么并非任何歌手都有可能赚得一万镑。而据说在上一世纪初，毕灵顿夫人在一个季节中就赚这么多，这几乎与当代企业界的巨头赚的一样多。

这两个原因结合起来就使得巨大的权力和巨额财富都由现代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家操纵。他们有头等的天赋，而且又有运气。的确，在某些情况下，在他们获得的财富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来自竞争中失败了的投机对手的破产；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些财富主要来自于一种伟大的组织对天赋的高度节约的力量，这种天赋在处理新的重大问题时能运用自如。例如，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创始人把混乱的纽约中央铁路系统搞得有条不紊，他为美国人民节约的也许超过他为自己积累的[13]
。

§12.进步对劳动工资提高的促进作用比一般想象得要大一些，而且也许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自由劳工的就业无常
但这些财富是例外的；教育的普及、人民群众中的节约成风以及新的企业方法为小宗资本提供的保险投资的机会，却对中等收人的人越来越产生影响。所得税和房税报表、商品消费统计、政府和公司中各级职员的工资卡，这一切都表明中产阶级的收入比富人增长得快；技工的工资比自由职业者阶层增长得快；强健的无特殊技能的工人的工资甚至比一般技工增长得还快。与从前比起来，富人的总收入也许并不占英国全部收入的较大部分，但在美国，土地的总价值正在急剧上升；优等的劳动人民正在把土地转让给劣等的移民；财政寡头日益获得大权：财产所得总额比劳动所得有所增加，而且富人的总收入增长得最快，这也许可能是真的。

不能否认如果伴随着失业现象的增加，工资的上涨就会失去部分利益。就业的无常是一种极大的弊端，应当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几种原因凑在一起就会使这个问题有所夸大。

如果一个大工厂部分开工，消息便会传遍邻里，也许报纸还会把这事传遍全国。但是，当一个独立生产者或者一个小业主在一个月内只能有几天的活干时，却很少有人知晓。因此，在现代，工业上不论发生什么纠葛都似乎比以前更重要。以前，有些劳动者是长工，但却没有自由，是在体罚下干活的。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设想中世纪的技工就总是有活干。现在欧洲最严重的就业无常现象，存在于西部最带有中世纪色彩的手工业以及东欧与南欧中世纪传统最浓厚的那些工业中[14]
。

在许多方面，雇工中实际上成为长年工的那部分人正越来越多。例如，这在发展最快的许多运输业部门中就是一个通例。运输业在某些方面是19世纪后半期的典型工业，就如同加工工业在19世纪前半期一样。虽然发明的迅速进步、式样的千变万化，尤其是信用的不稳定，的确给现代工业带来一些干扰因素，但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其他影响正在朝着相反方向起着强大作用。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就业无常现象从整体上来说是在增长着。

[1]
例如，假定C量的资本与L量的劳动结合，共同生产出产品为4P，其中P作为利息归资本，而余下的3P归劳动（劳动有许多级，包括管理在内。但是，这里指的都是有一定效率的一天的无特殊技能的劳动的共同单位，参阅第四篇第3章中的第8节）。假定劳动量增加1倍，资本量增加3倍，而生产各自的任何一定数量的绝对效率仍旧不变，那么，我们可以预料4C和2L共同生产的产品将为2×3P+4P=10P。现在假定利息率，即对任何资本量的报酬（除对管理等工作的报酬之外）降低到原利息率的2/3，因此，4C得到的利息只是
，而不是4P；而对各种劳动余下的将为
，而不是6P。归各宗资本的数量和归各种劳动的数量都将有所增加，但是归资本的总量将依8∶3的比例增加，而归劳动的总量将依22∶9的较低比例增加。

在这方面最好是把利息分开，但是比较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份额时，我们当然指的是利润，而不是利息。

[2]
当我们得出的结论为报酬递增趋势大体上和报酬递减趋势相抵时，便是将它们考虑在内。在研究实际工资的变动时，我们应该不折不扣地把它们计算进去。许多历史学家在比较各个时期的工资时，注意的只是那些普通的消费品。但是从这个问题的性质来看，普通消费品恰恰是遵循报酬递减规律的那些东西，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有稀缺的趋势，因此，这样得出的结论是片面的，且就其一般意义而言，也是错误的。

[3]
但是过去的这种弊端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一些。例如，从沙夫茨伯里爵士和奥克塔维亚·希耳女士在1885年住宅调查委员会上的有力证词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在伦敦的空气满是烟雾，但这对人健康的损害也许比提倡科学卫生以前要小一些，尽管那时人口较少。

[4]
原始设备把水从高地引向少数公用水池，但是如果不用煤发动的泵和用煤制成的铁管，是不可能对清洁卫生的自来水起主要作用的。

[5]
参考附录一，特别是第6节。

[6]
W.斯特奇（在1872年12月，测量学院宣读的一篇有价值的论文中）估计，英国的农业（货币）地租在1795至1815年间增长了一倍，而到1822年却下降了三分之一；此后，时涨时落，与最高年份1873年左右的5000万镑到5500万镑相比，地租现在大约只有4500万镑到5000万镑。1810年约为3000万磅，1770年约为1600万镑，1600年约为600万镑（　比较吉芬的《　资本的增长》，第5章；波特尔的《　国家的进步》，第二篇的第1章）。但是现在英国城市土地的租金比农业土地的地租要高得多。而要计算地主阶级由于人口增加和总的进步而得到的全部利益，我们就必须把现有的公路、矿场和船坞等的土地价值也计算进去。把一切都加在一起，全英国的货币租金总额相当于谷物条例废止时的2倍以上，而实际地租总额也相当于那时的4倍。

[7]
当然是有例外的。经济进步也可以采取建筑新铁路的形式，这些铁路将把现有铁路的大部分运输力夺去；或者采取另一种形式，即加大船的体积，直到不再能通过浅水进入船坞为止。

[8]
见第四篇中的第7章。

[9]
见第六篇第6章中的第7节。

[10]
比较第四篇第6章中的第1节与第9章的第6节。随着商业的发展，机器的改良势必会减轻完成任何一项工作所用的劳动量，从而使计件工资急剧下降。但同时机器的运转速度和每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增加很多，因此一日的劳动总量比以前要大一些。对这个问题雇主和工人们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纺织业中计时工资肯定是上涨的；但是和雇主们相反，工人们认为他们劳动强度相对于工资增长来说要大得多。在这种争论中，曾用货币来计算工资；不过如果考虑到货币购买力的增长，那么实际效率工资无疑是增加了。这就是说，一定量的体力、技巧和精力比以前要得到更多的实物报酬。

[11]
可以举例说明这一点。假设甲级中有500人，每周工资12先令；乙级中有400人，每周工资25先令；丙级中有100人，每周工资40先令。如果不久之后有300人从甲级转到乙级；300人从乙级转到丙级，而各级中的工资不变，那么这1000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将为28.6先令。即使各级中的工资率同时下降10％，全体工人的平均工资也仍然大约为25.6先令。这就是说上涨了25％以上。正如吉芬爵士指出的，忽略这样一些事实很容易酿成大错。

[12]
上面关于工资演变的简要叙述极可以由施穆勒在其《经济原理大纲》中所作的考察来补充：第3章的第7节（第2卷，第259～316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考察范围广泛，并与进步的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巧妙配合。另外请参阅同书第二篇的后半部。

[13]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财富中有些也许是由于有机会成立由少数能干、富有而且勇敢的人操纵的那种商业联盟组织。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占有广大地区的大部分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他们的权力当中，以政治，特别是以保护关税为转移的那部分权力也许消失了。但美国幅员辽阔，而且形势变动不居，因此大股份公司的那种英国式的稳健而迟缓的管理与一小群富有的资本家的那种精明强干的策划和意志果断相比，便处于劣势。这些资本家在庞大事业上情愿比在英国情况下更充分地运用自己资金，并且他们也能这样做。美国商业生活千变万化，一批最优秀的商业人才自然会从广大居民中脱颖而出。他们几乎每个人一踏入社会就决定在死之前成为富翁。现代商业的发展和商业财富的积累使英国人有莫大的兴趣去接受极大的教益，但是，除非把欧洲和美洲商业生活的基本不同条件时时记在心中，否则将不能从中汲取教训。

[14]
这里不妨说一下作者亲自观察到的一个事例：在巴勒摩，技工和顾客之间存在着半封建关系。每个木匠或裁缝都有一所或一所以上的大房屋用来招揽生意。如果他善于处事，实际上就无竞争可言，不会有巨大的商业恐慌。报刊从来没有登载过失业者的苦难，因为他们的状况很少有所改变。但在巴勒摩繁荣时期，技工失业的百分比甚至比近年来英国大恐慌时期还要大。在第六篇第13章中的第10节中还将进一步论述就业无常现象。

第13章　进步和生活标准的关系

§1.活动程度和需求程度；生活程度和安逸程度。一世纪以前英国的安逸程度提高了，便可以通过节制人口的办法大大提高工资，但由于从新开发国家中易于取得食物和原料，所以很少向那方面发展
首先，让我们进一步讨论第三篇中讨论过的有关活动与需求的问题。在那里我们有理由认为经济进步的真正关键是在于新的活动的发展，而不是新的需求的发展。现在，我们就当代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即在生活方式和收入率的变动之间有什么联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其中之一视作另一个的原因？而在多大程度上又可以视为其结果？

生活标准
一词在这里指的是适应需求的活动的标准，因此，生活标准的提高意味着知识、能力和自尊心的增强；在开销方面更加审慎；对只能满足食欲却不会增加体力的食物避而不吃，而且对有损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以拒绝。全民生活标准的提高会大大增加国民收入和各行各业所得的份额；任何一个行业的生活标准的提高都将提高其效率，从而增加其实际工资，这便会使国民收入稍有增加；并使其他行业能以相对于其效率来说稍小的成本得到帮助。

但是，许多学者曾认为对工资有影响的不是生活
标准的提高，而是安逸
程度的提高。这后一个词可能只表示增加人为的需求，而其中低级粗俗的需求也许占优势。的确，安逸程度的总的提高很可能会带来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并为新的高级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而以前既没有生活必需品又没有生活方便品的人们，无不由于更安逸而朝气蓬勃、干劲冲天，不论他们对这种安逸所持的态度如何粗俗、如何只偏重于物质因素。因此，安逸程度的提高也许会引起生活标准的某些提高；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会增加国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

不过，当代和以前的一些学者不仅有这样的看法，而且还认为仅仅是需求的增加就有提高工资的趋势。但是，需求增加的唯一直接结果势必会使人们比以前更痛苦。如果我们避而不谈需求在增加活动或用别的方法提高生活标准方面可能产生的间接效果，那么需求只有靠减少劳动的供给才能提高工资。这一点应该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2.续前
前文已经指出，在一个不容易进口粮食的国家中，如果历代人口都是以很高的几何级数不断增长着的，那么劳动与资本向自然资源索取的总产量仅够养活和培养新生一代而已。即使我们假定几乎全部国民收入都归于劳动，几乎没有任何份额分配给资本家或地主，那么这种说法也成立[1]
。如果总产量在该水平之下，那么人口增长率势必会下降，除非缩减维持生活和培养的费用。而这样的结果是降低效率，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并因此减少收入。

但事实上人口的迅速增长也许会更早得到抑制，因为一般人大多都不会把自己的消费局限于生活必需品上；一部分家庭收入无疑要用来获得与维持生活和效率关系不大的那些消费品上。这就是说，保持多少超过维持生活和效率所必要的那种水平的安逸程度，势必会抑制人口的增长，而且如果以与养马或蓄奴的支出原则相同的原则维持家庭开支的话，这一阶段的到来要更早。还有更多类似的情况。

充分维持效率有三个必要的条件——希望、自由和变化[2]
—　—这些是奴隶很难得到的。但是，狡猾的奴隶主照例出资搞一些简单的音乐或其他娱乐，其用意就和他供给药品相同。因为经验表明，如果奴隶生活单调，那就会像疾病或煤渣塞住炉道那样浪费。如果奴隶的安逸程度提高到这样的地步，即除非供给他们昂贵的安逸品或者奢侈品，否则即使对处罚和死亡的恐惧也不能使他们工作，那么，他们就会得到这些安逸品和奢侈品。不然的话，他们就像一群不能自食其力的马一样行将消失。如果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真的主要是由于难以获得食物而被迫下降（正如英国一百年以前的情况那样），那么劳动阶层只有减少人数才能摆脱报酬递减规律的压力。

但是，他们现在不必这样做，因为这种压力并不存在。1846年英国港口的开辟是促使铁路发达起来的原因之一。这些铁路把南北美洲和澳洲的广大农田同海口连接起来，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生产的小麦被运给英国工人食用，而且小麦供应充分，足以维持工人养家糊口，而所用总成本只占他工资的一小部分。人数的增加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使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共同起作用的劳动与资本的效率有所提高。因此，如果新事业需要的资本存量增加得足够快的话，那么便可以使工资在某方面的提高相当于在别的方面的下降。当然，英国人并非不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英国人不能用像靠近广袤的未开发的处女地那样少的劳动为自己收获粮食。但是，现在既然粮食对于英国人的成本主要是由新开发国家的输入量决定的，所以大都不受本国人口的增加或减少的影响。如果英国人能提高自己在生产换取进口粮食的那些产品上的劳动效率，那么不论英国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还是缓慢的，他们都能以少于自己所用的实际成本获得粮食。

当全世界的麦田利用到了极点时（如果粮食不能自由输入英国，这个时期的到来甚至更早），英国人口的增长的确可能会降低工资，或者起码会使得自生产技术不断完善的工资上涨受到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安逸程度的提高只能通过限制人数的增加才能实现。

但是，当英国人民现在获得大量的进口粮食时，他们安逸程度的提高并不能只靠对人数的作用来增加他们的工资。此外，如果工资上涨是由于采取了某些压低资本利润率的措施，而且这种利润率甚至低于那些吸收资本的能力比英国大的国家中所能有的水平，那么，这样就会抑制英国资本积累，并且加速资本输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工资与其他国家相比，不仅会相对下降，而且还会绝对下降。反之，如果安逸程度的提高使效率大大提高，那么（不论这是否伴随着人数的增加），这会使国民收入相对于人口来说有所增加，并且使实际工资的上升建立在持久的基础上。例如，工人人数减少十分之一，而每个工人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多，这不会使工资上升多少。因此，每人完成的工作量减少十分之一，而人数不变，一般都会降低工资的十分之一。

上述论点当然是和这样的想法一致的，即一个工人团体能够在短时间内使用减少工作量的办法，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以提高自己的工资。但是，这种策略绝不会持久成功。不论他们建立的那种防止他人分摊利益的障碍机制有多么坚固，都总是会有渔利者乘机而入的：有的人回避这种障碍机制，有的人则用这种障碍机制作掩护，也有的人利用这种障碍机制。同时人们开始利用别的方法或从其他地方获得该团体认为在生产上拥有局部垄断的那些东西；而且对这些人甚至更不利的是新东西的发明和推广使用。这些东西几乎满足相同的需要，却不必使他们劳动。因此，在短时期后，力图以垄断巧取豪夺的那些人就会发觉他们的人数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同时对他们劳动的需求总量却减小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工资便大大下降。

§3.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调节活动的种种努力。过长的劳动时间并不经济。但是不长的劳动时间缩短一般会减少产量，因此，虽然其直接结果也许可以刺激就业，但是除非这种剩余时间是用来发展更高级的、范围更大的产业，不然就会很快减少一定工资下的就业量。资本输出的危险。从观察材料中寻找真正原因的困难。直接结果和最后结果往往大相径庭
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的关系很复杂。如果紧张过度，长时间工作便很容易使人疲乏，令人难以处于身心俱佳的状态，而且往往远远低于这种状态，甚至生病。一般来说，在计件付酬时工人的劳动强度比计时付酬时更大。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短工时特别适合实行计件工作的那些行业[3]
。

如果工作时间、所做工作的性质、工作场所的物质条件和补偿方法是造成身体、心理或身心二者巨大损害的原因，并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如缺乏产生效率所必需的闲暇、休息和睡眠），那么从一般社会观点来看，这种劳动便不经济，就如同个别资本家使他的马或奴隶劳累过度或营养不良所造成的低效率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缩短工作时间只会暂时减少国民收入，因为一旦生活改善对工人的效率充分发挥作用之后，他们的干劲和智力的提高以及体力的增强，就会使他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和以前一样多的工作。因此，即使是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来看，最终也没有损失，正像把一个生病的工人送到医院去恢复体力一样。下一代关心的是把人们（尤其是妇女）从过度劳累中解救出来，这种关心至少像留给下一代的相当数量的物质财富一样有价值。

上述论点认为这种新添加的休息和闲暇能提高生活质量。而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那些过度劳累的极端情况中，这种结果在所难免。因为仅仅减少紧张就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最低级别的那些诚实的工人工作时很少卖力气，因为他们没有耐久力，其中许多人疲惫不堪，或许在短时期休息之后，他们才能在较短的工作日内完成像以前在较长工作日内所完成的工作[4]
。

此外，有些工业部门现在对贵重设备的利用一天才只有九至十个小时。而在这些部门中，逐渐推行八小时工作制甚至八小时以下的双班制是有利的。这种变革需要逐渐来推行，因为现有的熟练工人数量还不足以使这种计划在所有适合使用的工厂内同时采用。但是，有些机器在用坏或陈旧以后，可以在较小的规模上进行更换；而在另一方面，许多新机器一天使用十小时没利，便可以使用十六小时；一旦这样实行以后，就会进一步推行这种变革。这样，生产技术的进步更快，国民收入也会增加；工人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而无须抑制资本的增长，或使资本流入工资较低的国家中去。而社会各阶层都能从这种变革中获利。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因为机器日益昂贵起来，而且又会迅速变陈旧，这使机器在二十四小时中闲置十六小时所造成的浪费更多了。不论在哪个国家中，这种变革都会增加纯产品，从而增加每个工人的工资。因为从总产品中减去的机器、设备和厂租的费用比以前要少得多。但是英国的技工技巧高明、精力过人。如果他们让机器一天充分开工十六小时的话，即使他们自己只工作八小时，增加的纯产品也要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增加得多[5]
。

双班制在欧洲大陆上比在英国用得多，但是在那里没有得到合理的试验。因为劳动时间太长，以致两个班几乎整夜都在工作。而夜间工作向来不如日间工作，部分原因是由于值夜班的人在白天得不到充分休息。无疑，对双班制是可以提出某些实际的反对意见的。例如，两个人负责管理一台机器不如一个人管理得那样好；而工作上的差错由谁负责有时也很难确定。但这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把机器和工作交给两个同组的人来负责而加以克服的。此外，在让行政措施适合一天十六小时的安排方面也不无困难。不过雇主和工头并不把这些困难看做是不可克服的。而经验表明，工人们很快就克服了他们最初对双班制产生的那种厌恶情绪。一班可以在中午下班，而另一班从中午上班；或比较理想的也许是：一班从上午五点到十点，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上班；而第二班从上午十点一刻到下午十三点一刻，下午十六点三刻到二十一点三刻上班。在周末或月底，两班可以互换上班时间。如果把昂贵机器的使用扩展到各个劳动部门，并对劳动时间有可能大大减至八小时以下能起到充分作用的话，那么普遍采用双班制是有必要的。

但是，应该记住的是，倡议这种缩短工作时间只适用于那些使用或能够使用贵重设备的行业；而在许多情况下，为了使设备几乎经常开工，已经采用了轮班制。例如，在采矿业和有些铁路工作部门中就是这样的。

因此，在其余的许多行业中缩短工作时间势必会减少目前的产量，也未必能立即提高效率并使每人完成的平均工作量达到原有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变动工作时间就会减少国民收入。其中，引起的大部分物质损失便由工作时间得到缩减的那些工人负担。的确，在某些行业中，劳动量的减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提高劳动的价格，并且会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但是，劳动实际价格的上涨照例会造成产品需求的减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增加使用代用品），同时也引起工人从待遇较差的那些行业中流入。

§4.续前
仅仅使用劳动量减少的办法一般就能提高工资的这种普遍的想法值得解释。首先，很难设想这种变动的当前和永久的效果如何不同，甚至往往相反。人们看到当电车公司门外有许多称职的人在等待工作时，那些在职的工人想的往往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要求提高工资。如果没有这些等工作的人，雇主们就不能抗拒提高工资的要求。他们仔细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如果电车工人的工作时间短，同时在现有线路上电车跑的里程又没有缩短，那么势必要雇用更多的工人，而且雇用时也许按较高的小时工资，或也可能按较高的日工资。他们明白在着手进行一项事业（例如建造一所房屋或一艘船）时，无论如何一定得完成，因为半途而废是得不偿失的。其中任何一个人做的工作多，就可以给别人留下较少的工作。

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结果需要讨论。尽管这些结果虽然不必迫使人接受，但却更重要。例如，假如电车工人和建筑工人人为地限制自己的劳动时间，那么电车路线的延伸便会受到妨碍；在筑路和司机方面雇用的人数也将减少；许多工人和其他的人本来可以乘车，而现在却只得步行进城；许多人本来可以在郊区享受花园里的新鲜空气，却不得不硬挤在城里；尤其是工人阶级将无力租用本来可以租得起的合适住宅；建筑行业也将萎缩。

总之，限制劳动时间可以不断提高工资的这一论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的，即存在着永久固定的工作基金，
亦即不论劳动价格如何，都总有一定量的工作必须要做。而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工作的需求来自国民收入。也就是说，来自工作。某种工作较少，对其他种工作的需求也较少；如果劳动稀少，所办的事业势必会较少。

其次，就业的永恒不变取决于工商业组织，并取决于安排供给的人预见到需求和价格的未来变动从而调整自己行动的成效，但这并不能因工作日较短而做得更好。的确，如果不用双班制，只实行短工时制就会阻止贵重设备的使用，而这种设备的存在使得雇主很不甘心歇业。差不多各种人为的限制工作都会引起摩擦，从而往往使就业无常趋于增加，而不是减少。

的确，如果泥瓦匠或鞋匠不受外部竞争的影响，而仅仅用缩短工作时日或其他办法来减少各自完成的工作量就有机会提高自己的工资。但是，这种利益的获得只能以国民收入的其他分配者的较大损失为代价。因为国民收入是国内各行业中的工资和利润的源泉。这一结论由于下述事实而更具有说服力。这个事实是经验证明了的，而且是通过分析得到阐明的。此事实是，运用工会策略提高工资的大多数事例都出现在这样一些工业部门里：这些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不是直接的，而是从许多工业部门协同制造的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因为在策略上占优势的任何一个部门都能把归于其他部门的成品价格的一部分攫为己有[6]
。

§5.续前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坚持抑制劳动的供给一般能永久地提高工资的这个想法的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低估了劳动供给的变动对资本供给产生的影响。

由于（比如说）泥水匠或鞋匠的减少而造成的损失，将由劳动者阶层以外的人负担，这是事实。而且就其影响而言，还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一部分损失无疑会落在建筑业或制鞋业的雇主和资本家的肩上；一部分损失由富有的房屋或鞋子的使用者或消费者负担。此外，如果各劳动者阶层都用限制劳动时间的有效供给的方法来提高工资，那么由于国民收入的减少而带来的大部分负担在短时间内势必会落在本国其他阶层身上，特别是资本家的身上，但这只是在短时期内。因为投资纯收益的大量减少会使新资本的供给迅速流往国外。鉴于这种危险，所以有时主张铁路器材和国内的工厂设备不能出口。但是，差不多全部原材料和大部分生产工具每年都被消费掉了、用坏了或陈旧了，而且它们都需要更换。而这种更换规模的缩小，再加上游离出来的一部分资本的出口，也许会使本国在几年内对劳动的有效需求都将有所减少，结果工资反而会远远降至现有的水平以下[7]
。

虽然资本的输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遭遇许多困难，但是，资本家由于充分的经营理由和情感上的偏好而宁愿在国内投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使一个国家更适合人们居住的那种生活水平的提高，势必会抵消导致资本输出的那种投资纯收益的下降。相反，用减少工作量的反传统的做法来提高工资的做法，势必会使一些富有的人不得不移居国外，特别是那些乐于进取和克服困难的劳动者阶层和资本家。因为他们工作的主动性有助于使他们在国内处于领导地位，与此同时还能促进那些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供给量的增加，从而保持国民收入的增长，并提高人们的实际工资。

工资的普遍上涨（不论是怎样形成的）如果遍及全世界，就不会使资本从一处流向他处，这是真的。全世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有希望主要通过增加生产量而及时上涨；但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利率下降，还有甚至从最广泛意义上来说维持有效率的工作所必需的那种收入的相对（如果不是绝对的话）减少。但是，提高工资的种种方法，即用降低而不是提高效率的手段来维持较高的安逸程度的方法，是损害社会利益的，也是近视的，从而会迅速遭到报复。也许绝不会有大多数国家采取这些方法的机会；如果几个国家采用了这些方法，那么向提高生活水平和效率水平迈进的另外一些国家，就会迅速把大部分资本和核心力量从采取那种卑鄙限制政策的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国内。

§6.续前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必要坚持一般性的推理。因为很难直接诉诸经验。而如果轻易引用经验，却只能导致错误。不论我们看到的是工资改变之后短期内的工资与生产的统计数字，还是改变之后长期内的统计数字，突出的事实很可能主要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那些原因。

例如，假使工作时间的缩短是罢工胜利的结果，那么很可能是这样的：选定举行罢工的时机是工人在战略上处于优势的时机，是总的商情使他们有可能提高工资的时机，如果工作时间没有变动的话。因此，这种变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看上去很可能要比实际情况更有利。此外，有许多曾订了合同而且必须履行合同的雇主，在短时间内对短工时比以前对长工时所出的工资可能还高，但这是骤然变动的结果，而且只是昙花一现。如上文所述，这种变动的直接结果很可能与后来的那些更持久的结果相反。

相反，如果人们过度劳累，而工作时间的缩短又不能使他们立即振作起来，那么工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由此而来的效率的提高与工资的上涨，就不能立即显现出来。

此外，工时缩短后几年内的生产和工资的统计数字，反映的很可能是国家繁荣的变化景象，特别是该行业的景气的变动，还有生产方法与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将工时缩短的影响分离出来很难，不亚于分出呼啸的海浪中的一块一石子时所产生的影响[8]
。

因此，我们必须要明辨两个问题：是否某种原因有产生某种结果的趋势；是否该原因必然产生该结果。打开水库的闸口有使水位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同时有较大的流量从另一端流入水库，那么打开闸口后水位也会上涨。同样，虽然工作时间的缩短使那些未曾充分开工，而且又无法实行双班制的行业出现减产的趋势，但是很可能随之而来的是，由于财富和知识的普遍增进而得到的生产量的提高。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工时是否缩短了，工资都照样会上涨，而且这也并非是由于工时缩短了的结果。

§7.职工工会的最初目的在于提高工资，同时也在于使工人具有独立性，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种尝试的成功证明了他们的主要武器——共同章程——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严格执行该章程，往往会造成虚假的劳动标准，并挫伤工人的积极性和驱逐资本，还有在其他方面损害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
在现代英国，几乎所有我们讨论的这种运动都是由工会指导的。充分评论工会的目的和结果，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那必须建立在对结社、工业变动与对外贸易的研究之上。但是关于工会政策同生活标准、工作和工资最相关的那一部分，在这里还必须加以说明[9]
。

职业上的变动不居，使这一代某群工人的工资和工业政策对下一代某群工人的效率和收入能力的影响，不论好坏都是模糊不清的[10]
。年轻一代的培养费用的来源——家庭收入，现在很少来自单一的行业。子承父业者不太多见了。比较强壮和有为者（任何职业的报酬都有助于其性格的形成）很可能到别处谋求更高的待遇；体质弱者及生活放纵者很可能会在这种待遇下去谋求工作。因此，越来越难以用经验证明任何工会会为提高会员的工资而作出的努力，在提高借助于高工资而培养的这一代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水平方面是否卓有成效。但是某些显著的事实仍然十分突出。

英国工会的原始目的在于提高工资率和工人的生活水平。最初极大促进工会的是这一事实：法律直接或间接地准许雇主结社以规定工资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严禁工人结社，违者受罚。这种法律不仅使工资有所下降，而且使工人的意志力受到压制。工人的视野受到局限，结果完全纠缠在琐碎的事务当中，而对国家大事毫不关心。因此，除了和自己及其家庭与邻人直接有关的事情之外，工人很少考虑其他的事。与同行业其他工人结社的自由势必会开阔工人的视野，令工人思索一些较大的问题，还会提高工人的社会责任感，虽然这种责任也许会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凡是雇主在自由结社中能做的事，工人同样也可以做。而早期为实现这一原则而进行的斗争，既是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其实也是为取得与真正自尊和广大社会利益相符的生活条件而作出的一种努力。

在这方面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工会组织曾使熟练的技工，甚至许多种无特殊技能的工人用常见于大国外交中的那种严肃、克制和庄重的态度来同雇主进行谈判。这使他们普遍认识到单纯进攻的政策是一种愚蠢的政策，而运用灵活的手段则更有利于和谈。

在英国的许多工业部门里，工资调整委员会工作起来顺利无阻，因为存在着一种避免在小事上浪费精力的强烈愿望。如果一个工人认为雇主或工头对自己的工作或报酬的规定不公而产生异议，那么雇主首先要求职工会的干事进行仲裁，仲裁结果一般为雇主所接受，当然也必须为工人所认可。如果这种具体纠纷牵涉到调资委员会过去没有明确规定的一个原则问题，那么此事可以提交雇主联合会和职工会的干事开会讨论；如果他们达不成协议，便可以交给工资调整委员会处理；最后如果争论的利害关系甚大，双方互不让步，则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罢工或雇主的停工而由双方的力量来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的工会在处理这种冲突中，几代以来都起着模范作用，而这种冲突在方法上和一世纪以前的劳资冲突一般有所不同，正如现代文明民族之间光明正大的战争和野蛮民族之间凶恶的游击战争有所区别一样。在国际劳工会议上，英国代表的那种克制、谦虚和目的的坚定，是其他国家的代表所不及的。

但是工会服务的这种伟大性质给工会本身提出了相应的义务。位高者从不轻率
。工会注定要对那些夸大其能用特殊伎俩（特别是当这种伎俩含有反社会的因素时）来提高工资的人存有戒心。的确，不受指责的运动是极其罕见的。几乎在各种伟大的事业中，都总是潜伏着一些破坏作用。不过不应曲解这种弊端，而应慎重检验，以取得息事宁人的效果。

§8.续前
对某工种一小时的工作或对某种计件工作所应付的标准工资的“共同章程”，是工会借以取得按平等条件和雇主谈判的权力的主要手段。习俗和法庭对工资的那种相当无效的规定虽然阻止了工人闹事，但也保护了工人不受极端的压迫。但当竞争成为自由竞争时，无组织的工人在同雇主议价时却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因为甚至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雇主们一般都正式或非正式地约定在雇用劳工时不得争相抬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单独一个工厂往往就能雇用几千工人时，此厂本身就具有一种紧密而巨大的议价力量，而这一点是小工会所无法比的。

的确，雇主们在不争相抬价方面达成的协议和谅解并不普遍，而且也往往遭到破坏或回避。的确，如果追加的工人的劳动纯产品大大超过他们所得的工资，那么贪婪的雇主就会不顾同行的愤慨，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吸引到自己一方。的确，在先进的工业地区，这种竞争足以保证大量工人的工资不能长期地大大停留在他们纯产品的等价之下。有必要在这里重提一个事实，即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工资所接近的那种纯产品，是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纯产品，因为有些主张严格执行章程的人确实曾经认为竞争趋于使有效率的工人的工资和无效率的工人（其效率很低，雇主只是凑合着雇用他）的纯产品相等[11]
。

但事实上竞争并不起这样的作用。竞争并没有使相同职业中的周工资出现相等的趋势。竞争使周工资和工人们的效率出现相适应的趋势。如果甲将做的工作量为乙工作量的两倍，那么对是否增雇工人还在犹疑不定的那个雇主，以四先令雇用甲和分别用两个两先令雇用两个乙是同样有利的交易。决定工资的因素可以同样从以四先令雇用甲和以两先令雇两乙的那一边际情况中清楚地看出来[12]
。

§9.续前
一般来说，当工会通过运用那种使工作和工资趋向真正标准化的章程，特别是当伴以尽量发掘国家资源，从而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时，既对自己有利，也对国家有利。工资的任何上涨或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用这些合理方法所能获得的就业，很可能对社会福利也有益。这不可能挫伤进取心，不会使那些大政治家的步调失调，也不会使资本大量外流。

而运用有错误标准化倾向的章程时，情况却有所不同。这会使雇主出现对比较无效率的工人和对比较有效率的工人支付同等工资的趋势；或者阻止任何人做能胜任的工作，而理由是这种工作在技术上不属于他的范围之内。这样来运用章程显然是反社会的。的确，也许有比表面上看去更有力的理由采取这种行动，但是这些理由的重要性往往由于工会人员热衷于他们所负责的组织上的技术完善而有所夸大，因此，虽然外界批评对这样一些理由不表同情，但也许有用。我们可以首先讨论一个现在意见分歧不太大的突出事例。

在工会还不十分懂得充分自尊的时代，错误标准化的形式屡见不鲜。先进生产方法和机器的使用曾受到多方刁难；并且有人试图按照用早已过时的方法完成一种工作时的劳动等价来规定标准工资。这又有维持有关工业特定部门中的工资的趋势，但只有通过大大缩减生产的政策才能办到这一点。如果这种政策普遍成功，就会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减少全国按合适工资的一般就业量。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杰出的工会活动家因为禁止使用这种反社会的措施而对国家作出的贡献。虽然某个较民主的工会部分上脱离了高尚原则，因而引起了1897年工程业中的大纠纷，但是很快这种错误的主要方面便得到了纠正[13]
。

此外，至今许多工会仍然采用一种与错误标准化有关的办法，坚持使一个不再能从事一整个标准工作日的年长工人获得全部标准工资。这种做法使该行业的劳动供应稍稍受到限制，而且似乎对实行这种做法的那些人有利，但是并不能长期限制人数。这对工会福利基金的压力往往很大。因此，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来看，这也是一种鼠目寸光的做法，会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使年长的工人在令人压抑的环境中和不适合自己工作的劳苦环境中任选其一。这是苛刻而反社会的做法。

让我们再考察一个更可疑的事例：划定各群工人职能的界限对实行章程很有必要。每个城市技工都应力求精通某部门的工作，这自然对工业进步有利。但是，如果不准一个工人做对他来说是相对容易的工作，而借口说这种工作在技术上属于另一个部门，那么，一个好的原则往往会因为被实行得过火而产生弊端。这种限制在生产大批相同商品的工厂中为害较小。因为在这些工厂中，有可能这样安排生产任务，即许多不同工种的工人都大致有固定的数目。所谓固定的数目
是指其中没有在别处谋生的工人。但是这种限制对小雇主压力很大，特别是对那些在一两代之内就能成为国家领导阶层的阶层中，最低层次的人的压力更大。即使在大工厂中，这种限制也增加了这样的机会，即当时很难为自己找到工作的人，将被送往别处谋职，从而在短时期内扩大了失业队伍。这样看来，如果适可而止地划定界限，对社会是件好事；如果为了社会提供技术上的小小利益而走向极端，就变成了坏事[14]
。

§10.与货币购买力，特别是与商业信用变动相关的困难
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个更微妙而且更棘手的问题，这就是共同章程似乎失灵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对这种章程的运用太轻率，而是由于用此章程解决的任务要求它比现在或比所能拟定的实际上要更完善，问题的焦点在于标准工资的表现形式是货币。因为货币的实际价值前十年与后十年有所不同，并且年年都有急剧的波动，所以僵硬的货币标准不能成为真正的标准。使这种标准具有适当的灵活性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这就是反对极端运用共同章程的一个理由，因为这将不得不使用非常僵硬而又不完善的一个工具。

在短时期内使价格上涨并使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信用膨胀过程中，工会自然会有要求提高标准货币工资的倾向，而这一事实使得上述考虑更迫切。此时雇主们甚至对那些尚未达到完全正常效率水平的工人也情愿支付很高的工资（用实际购买力计算很高，而用货币计算则更高）。这样，工作效率较差的工人也获得很高的标准货币工资，实现了参加工会的愿望。但不久之后，信用膨胀停止，经济继而出现了衰退，物价便下落，而货币购买力却上升；劳动的实际价值下降，而货币价值降得更快。膨胀时期形成的货币工资的高标准，现在高得甚至使那些十分有效率的人也不能提供适当的利润。而在这种高效率水平以下的那些人更不值这种标准工资了。这种错误的标准化对于该行业有效率的成员来说，并不纯粹是种坏事，因为会对他们劳动的需求有增加的趋势，就如年长工人被迫赋闲便会对他们劳动的需求有所增加一样。但是只有通过缩减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从而缩减其劳动需求，这样才能有所增加。工会越坚持这种政策，国民收入受到的损害就越大，而全国按适当工资的就业总量就越小。

如果各工业部门发奋建立几种劳动效率标准和相应的工资标准，一旦物价高涨的巨潮过去了，就迅速降低适应这种暴涨的高额货币工资标准，那么在长期内各部门都会获得较大的利益。这种调节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如果普遍而明确地认识到通过阻碍任何工业部门的生产而取得的高额工资，势必会增加其他部门的失业人数这一事实，那么也许会很快获得这种调节。因为医治失业唯一有效的药方就在于不断地使手段和目的相适应，这样才能使信用建立在相当可靠的基础上；才可以将信用的任意膨胀（一切经济病症的主要原因）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

这个问题不便在这里加以论证，但略需解释一番。穆勒说得好：“构成商品支付手段的东西仅仅是商品而已。各人用来购买他人产品的支付手段是由他所拥有的那些东西构成的。所有卖主不可避免地都是买主（就此词的意义来说）。如果我们能把全国的生产效率立即提高一倍，就会使各个市场的商品供应量增加一倍，但同时我们会使购买力提高一倍。每个人的供给和需求都增加一倍，每个人能买的东西也增加一倍，因为每个人拿出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了一倍。”

虽然人们有购买能力，但是也许不愿使用它。因为一旦破产动摇了信心之后，便不会用资本来成立新公司或扩大旧公司。兴修铁路的工程无人问津；船只停运，新船订单绝迹；对挖掘机几乎没有任何需求；对建筑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工作需求也不大。总之，在任何生产固定资本的企业中，工作都很少。这些行业中的资本家和技术工人赚得极少，从而购买其他行业的产品也极少。而当其他行业发觉自己的商品销路很差时，便会减少生产量；收入也减少了，因此，购买量也减少了。对这些行业商品需求的减少，使它们对其他行业的商品的需求也减少，结果全国商业一片混乱。一个行业的混乱使其他行业失常，而其他行业又对此行业起着反作用，并加深其混乱程度。

造成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心。如果信心可以得到恢复，并用其魔杖触动所有的工业，使之继续生产并对其他各行业的商品继续有需求，那么这种混乱大多会立即消失。如果生产直接消费品的各行业同意开工，并像往常一样互相购买商品，那么，就会相互提供获得适当利润率和工资率的手段。生产固定资本的那些行业也许不得不等待较长的时间，但是当信心恢复得使有资可投的那些人决定如何投资的时候，这些行业也会获得工作。有信心就会增加信用；信用增加了购买手段，从而物价会有所回升。已经开业者会获得适当的利润；新公司将要成立；旧企业也将要扩大；不久甚至对那些生产固定资本的企业的工作也有适当的需求。关于重新全部开工并为各自的商品相互提供市场一事，各行各业当然没有正式的协定。但是工业的复苏是通过各行业信心的逐渐增强，而且往往是同时性的增强来实现的；一旦商人认为物价不会继续下跌，工业就开始复苏，而随着工业的复苏，物价便会上涨[15]
。

§11.关于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临时结论。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会降低许多技工家庭的收入。社会的最底层需要特殊对待，但是提高非技术性劳动的工资的捷径，莫过于使各阶层人民的性格和才干受到完备的教育，以使它一方面大大减少那些只能胜任无特殊技能劳动的人的数量，另一方面增加那些善干独立思考（这是人对自然控制的主要源泉）的人的数量。而真正的高标准的生活是不会达到的，除非人们学会了善于利用空闲时间：这是剧烈的经济变革为害的许多迹象之一，这些变革超过了人类从长期自私自利和斗争中继承下来的那种性格的逐步转变
对于分配论的研究意义表明：现有的社会经济力量使财富的分配日趋完善；这些力量经常起着作用，而且日益强大起来，影响也大多是积累性的；社会经济组织比初看上去要更微妙而复杂；考虑不周的巨大变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这种意义尤其表明：政府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即使这种占有是逐渐而稳步地实现的，但也像比较负责的“集体主义者”提倡的那样，对社会繁荣的损害比初看起来要大得多。

国民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发明不断进步和费用庞大的生产设备不断积累。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不得不想到让我们驾驭大自然的无数发明几乎都是由独立的工作者创造的；全世界的政府官吏在这方面的贡献都比较小。几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集体所有的全部贵重生产设备，是用主要借自企业家和其他私人储蓄的资金购置的。集权政府在积累集体财富方面有时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许可以指望在将来预见和忍耐将成为大部分劳动阶层的共同财产。但事实上，把进一步控制大自然所需要的资金委托给一个纯粹的民主政府，也会引起巨大的风险。

因此，显然有很强烈的理由担心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除非在实行这种所有制之前，全体人民已养成现在比较罕见的那种忠于社会福利的能力，不然便会挫伤人类的积极性并阻碍经济进步。虽然此刻不能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也许会把私人和家庭生活关系中最美丽和谐的东西毁掉大半。这些就是使那些慎重的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条件的急剧改善是害多益少的主要理由。

此外，我们不得不想到国民收入的分配虽然有缺点，但也不像一般说的那样多。实际上英国有许多技工家庭，美国这种家庭甚至更多（尽管在那里曾发现了巨大的宝藏），它们会因国民的平均分配而遭受损失。因此，人民群众的境遇虽然通过废除一切不均而在短时间内自然会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甚至暂时也绝不会改善到社会主义者所憧憬的那种黄金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那种规定的水平[16]
。

但是这种谨慎的态度并不意味着默认现时财富分配不均。许多世纪以来，经济科学越来越相信极端贫困与巨大财富并存没有实际的必要，从而，在伦理上是不对的。财富不均虽说没有像遭到指责的那样厉害，但的确是我们经济组织的一个严重缺点。通过不会伤害人们的主动性，从而不会大大限制国民收入的增长而能减少这种不均的那种方法，显然对社会有利。虽然算术提醒我们不可能把一切收入都提高到超过特别富有的技工家庭业已达到的那种水平，但是没达到该水平的应加以提高，甚至不惜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该水平以上的收入为代价，这自然很合算。

§12.续前
对那些往往在体力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不能做一整日工作、挣一整日工资的“社会残渣”（此类人很多，虽然现在有不断减少的迹象），需要迅速采取措施。这个阶层除了那些绝对“不能就业的”人之外，也许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人。但这是一个需要特殊处理的阶层。对于那些身心健康的人来说，经济自由制度不论是从道德还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也许都是最理想的制度。但是那些社会残渣却不会善于利用这种制度。如果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教育子女，那么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通过他们势必会贻害后代。而如果把他们置于像在德国流行的那种家长制纪律之下，对他们有利，对国家则更有利[17]
。

要尽快铲除这种祸害，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反祸害的有力措施。政府当局给男工和女工都规定一种最低工资，而在这种工资以下，他或她都可以拒绝工作。这样的建议很早就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如果行之有效，那么此建议的利益会非常大，人们也会欣然接受，甚至不顾它会引起某些副作用和在某些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把此建议用做要求严格的虚拟工资标准的手段。虽然最低工资计划的细节在最近（尤其是在近两三年以来）曾有很大的改进，但是人们还没有正视基本困难。除了澳大利亚的经验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可供我们参考。在那里，每个居民都是大块地产的所有者。近年来，有许多年轻力壮的男男女女都移居到那里。而这种经验对我国人民来说也许用处不大，因为他们的活力曾受到过去的济贫法和谷物条例的伤害，受到滥用工厂制度（当不理解其危险时）的伤害。任何实用可行的计划都必须建立在对那些赚不到最低工资，从而不得不申请国家补助的人的人数统计之上；特别要查明其中有多少人任其工作便大体上可以维持生活，并在许多情况下，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来调节最低工资[18]
。

§13.续前
讲到那些身心相当健康的工人，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能胜任无特殊技能劳动的人占人口的四分之一；适合低级技能性劳动，而不适合高级技能性劳动，又不能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得心应手的人，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在一个世纪之前对英国进行同样的估计，则比例会截然不同：除了普通的农业劳动之外，不适合任何技能性劳动的，也许占人口的一半以上；适合高级技能性劳动或责任重大的工作的人，也许还不到人口的六分之一。因为那时并不把人民教育当做国家的义务和国家的经济。如果这是唯一的变动，那么，对无特殊技能性劳动的迫切需求，势必会迫使雇主支付几乎和对技能性劳动一样多的工资。技能性劳动的工资会略有下降，而非技能性劳动的工资会上升，直至这两种工资大致相等为止。

尽管如此，非技能性劳动的工资涨得比任何其他劳动的工资都要快，甚至比技能性劳动的工资还要快一些。如果自动化机器和其他机器代替完全无特殊技能性劳动的工作甚至没有比技能性劳动的工作还要快的话，那么，这种工资平均化运动也许会进行得更快。因此，现在完全不需要技术的工作比以前要少一些。的确，有几种历来都属于熟练技工的工作现在所需要的技巧不及以前那样高，而相反，所谓的“非技能性”工人现在却往往需要操纵非常精巧昂贵的工具，而一世纪前的英国普通工人或现在某些落后国家的人是不便于使用这样的工具的。

这样看来，机械进步是各种劳动报酬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严厉的控诉，其实不然。如果机械进步慢得多，那么无特殊技能性劳动的实际工资比现在要低一些，而不会高一些。因为国民收入的增长会受到极大限制，甚至连技能性工人也不得不满足于一小时工作的收入还不及伦敦瓦工六便士的实际购买力，而非技能性工人的工资当然还会更低一些。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生活上的幸福取决于物质条件，那么当收入足以提供最必要的
生活必需品时，便可以说是幸福之日的开始；而此后，收入增加一定的百分比，便会增加大约等量的幸福，不论收入有多少。这种粗浅的假设导致这样的结论：贫困阶层中实际工人的工资（比方说）增加四分之一时，要比其他阶层中相同人数的收入增加四分之一时对幸福总量的增益要大一些，这似乎很合理。因为这样会阻止出现绝对的痛苦，会消除堕落的活跃因素，会打开幸福之门，而这是收入的其他比例的增加所不及的。从这一点来看，贫困阶层从机械和其他方面的经济进步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比他们的工资统计数字所代表的要大一些。但是社会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力求用这样低的成本来进一步增加福利[19]
。

可见，我们必须力求保持机械的全力向前发展，并减少不能从事任何技术性工作的劳动供给，以便使全国的平均收人增加得甚至比过去还要快一些，使每个非技术工人的收人份额增加得都更快一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向近年来的那种方向挺进，但须更加努力。教育必须更加普及。学校教师必须懂得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因为从几先令买来的报刊上获得的知识都超出一个人大脑里所容纳的东西。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个性、能力和才干。因此甚至那些考虑不太周全的父母的子女也有机会被培养成下一代的谨慎的父母。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大量使用公款来提供新鲜的空气和场所，以供工人阶级住宅区内的儿童做有益的游戏[20]
。

这样看来，国家似乎需要对贫苦的工人阶级本身无法提供的那种福利进行大力投资，同时要坚持室内必须清洁，以适于日后成为强壮而有责任感的公民居住。必须稳步提高每人都应有若干立方尺清新空气的强制性标准，这与不准建造前后没有适当空地的高楼的规定结合起来，会加速工人阶级从大城市中心市区移向可能有比较空旷场所的那些地方。同时国家对医药卫生的补助和管理将在另一方面减轻贫困阶层的儿童迄今所受的压迫。

有必要将非技术性工人的子女培养得能够赚取技能性劳动的工资；也有必要用同样的方法将技能性工人的子女培养得更能够担当更加负责的工作。把他们挤入中下阶层对其本人来说不但不利，而且确实有害。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只会书写和记账实际上属于比技能性手工劳动还要低一级的劳动。这在过去之所以高于技能性手工劳动，只是由于曾经忽视了普及教育。而将任何一级的儿童挤入高于他们的那一级，往往对社会既有利而又有害。但是我们现在还存在着最贫困的阶层，这的确是一种罪恶：不应做任何能促进该阶层人数增加的事，而且应当帮助不幸生为该阶层的那些儿童摆脱这个阶层。

在上层技工中有广阔的天地；而在上层中产阶级中也有容纳后来者的广阔天地。正是由于这个阶级的卓越人物的创造和智慧，才出现了大多数的发明和改良，而这些发明和改良使今天的工人有可能拥有几代以前最富有的人也不常有的或不知道有的那些安逸品和奢侈品。没有这一切发明和改良，英国甚至不能为现有的人口提供充足的普通食物。如果任何一个阶层的子女挤入那些从事新发明并把这种发明运用在实际工作中的一小群人当中，那确是一种巨大的收获。他们的利益有时很大，但是他们为世界赚得的也许比为自己赚得的要多一百倍以上。

的确，许多巨大的财富都得自投机，而不是得自真正建设性的劳动。这种投机大多和反社会的策略分不开，甚至和恶意操纵一般投资者用作导向的那些消息分不开。不易有补救的方法，而且也许永远不会有完善的补救方法。用简单的法令来控制投机的那种草率的做法，结果不是无效，就是有害。但这是经济研究那日益壮大的力量有希望在本世纪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问题之一。

在许多其他方面，可以通过认识社会在经济上的慷慨捐献而减轻这种罪恶。富人对社会福利的热心，可以大大有助于征税人尽量利用富人的资金来为穷人谋福利，并可以消除国内贫困的危害。

§14.续前
上面讨论了财富的不均和贫困阶层的微薄收入，特别提到了这些使人不能满足需要并阻碍各种活动的种种影响。但在这里和往常一样，不得不让经济学家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正确使用一个家庭的收入和家庭所拥有的机会的那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财富，是各阶层中极其罕见的一种财富。甚至在英国每年用得不当的钱中，各劳动阶层约有一亿镑，其他阶层约有四亿镑。虽然缩短劳动时间在许多情况下的确会减少国民收入和降低工资，但是只要人们能学会善于利用自己的闲暇，那么缩短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也许更理想，只要这引起的物质收入的损失可以完全从各阶层抛弃的那种最无谓的消费方法中得到补偿。

但遗憾的是，人性改善得很慢，而且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比在学会善用闲暇这方面更慢了。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和各个社会阶层中，懂得善于工作的人比懂得善于利用闲暇的人要多得多。但在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有利用闲暇的自由，人们才能学会善于利用闲暇。没有一个缺乏闲暇的体力劳动者阶层能够具有高度的自尊并且完全成为公民。在进行使人精疲力竭而且毫无教育意义可言的工作之后，有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高等生活标准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一样，正是青年人的能力和才干才对道德家和经济学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一代最迫切的任务是为青年人提供发展其所长，并使之成为有效率的生产者的各种机会。而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主要条件是长期免于机械的劳动，使其有上学和进行各种有助于个性发展的游戏的充分时间。

即使我们只考虑到那些因生活在父母都过着不快乐生活的家庭中的年轻一代所受到的损害，那么适当体恤他们也会对社会有利。能干的工人和优秀的公民大多不是来自那些母亲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或者父亲很少在孩子没睡着时回家的家庭。因此，总的来说，社会与限制过长的不在家的时间一般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便对那些守矿车的和工作本身并不繁重的其他人员来说也一样。

§15.续前
在讨论使各种不同工业技巧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的困难时，我们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种适应不会完全准确，因为工业方法变动很快，而工人在掌握技巧之后还要用上四十，甚至五十年[21]
。造成上述困难主要是由于生活习惯和思想情感的持久性。如果我们的股份公司、铁路或运河的组织有缺点，用上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纠正过来。但是在几世纪以来的战争、暴力和卑鄙下流的放荡行为中形成的那些人性因素，用一代人的时间也不能有极大的改变。

现在像往常一样，那些高尚而热心的社会改造家们曾对他们想象的虚构制度下的生活描绘了美丽的图像。但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象，这是因为这种想象的出发点是这一压抑的虚伪假设：在新制度下人性将迅速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一世纪内甚至在有利的条件下也是不可企求的。如果人性可以得到这样理想的改造，那么，即使在现存私有财产制度下，经济上的慷慨捐献也会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且源于人类天性的那种私有财产就成为无害的了，同时也成为不必要的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提防那种夸大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弊端，并忽视以往更严重的类似弊端的诱惑，尽管某些夸张在短时间内可以刺激我们和其他人更坚决要求立即消除现有的这种弊端。不过，蒙蔽正义事业的真相和蒙蔽利己勾当的真相同样有害，而且往往更愚蠢。悲观主义者对我们这一时代的描绘，再加上对过去幸福的那种浪漫的夸张，必然有助于抛弃那些工作虽缓慢却踏实的进步方法；有助于轻率采纳许下更大诺言的其他方法——这些方法像江湖医生的烈性药一样，在立见微效的同时，却播下了长期到处腐烂的种子。这种不耐烦的虚伪的危害很大，仅次于这样一种麻痹的思想：在我们现代资源和知识的条件下，对不断毁坏无数生命中值得拥有的一切泰然处之，并以我们时代的弊端总不及过去的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

现在我们必须结束这部分研究。我们得到的实际性结论很少，因为在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之前，一般有必要来考察其经济全貌，更不用说伦理方面和其他方面了。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经济问题都多多少少直接取决于信用对对外贸易和垄断组织的现代发展的错综复杂的作用和反作用。但是我们在第五篇和第六篇中讨论的那些问题，在某些方面是整个经济学领域中的最棘手的问题，懂得这些问题便可以研究其他问题了。

[1]
参阅第六篇第2章中的第2节和第3节；第四篇中的第4章和第5章；第六篇中的第4章。

[2]
参阅第四篇第5章的第4节。

[3]
这些事实令人质疑，部分原因是因行业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而熟谙这些事实的那些人往往有所偏向。当计件工资可以通过工会而进行集体议价时，设备改进的头一个结果就是提高实际工资。为了使工资和其他职业中难度相当而且需要同样责任心的工作的工资相称，调整计件工资率的任务就落在了雇主的肩上。在这种情况下，计件工作一般都对工人有利。凡在工人组织很好的地方（如在采煤工作方面），甚至对那些工作并不一律，但他们也按件计算。但在许多其他情况下，计件工资却会引起他们怀疑利益不公。见以下第8节。根据希穆勒教授的计算，计件工制按照工人的速度和行业的性质与技术而能使产量提高30％到100％（《经济原理大纲》第208节）。柯尔在他著的《工资的支付》第2章中，对某些行业使工人一般反对计件工资，而另一些行业计件工资却备受欢迎的那些原因，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详细论述。

[4]
在英国工业史上，关于劳动时间的差异对产量的影响有极其多样、明确而且极富有一般教益的实验，但是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似乎以德国见长，如伯纳德的《缩短劳动时期，提高劳动强度》，1909年。

[5]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经济学杂志》第19期发表的卡普曼教授于1909年在英国科学协会上的讲话。

[6]
见第五篇第6章中的第2节。

[7]
例如，我们假定鞋匠和帽匠属于同一个等级，在劳动时间普遍缩减的前后，他们工作时间相等，领的工资也相等。那么，在发生这种变化的前后，帽匠用一个月的工资可以购买相当于鞋匠一个月劳动的鞋子（参阅第六篇第2章中的第7节）。如果鞋匠工作时间比从前减少了，从而做的工作也比以前减少了，那么，他一个月劳动的纯产品势必会有所下降。除非通过采用双班制的办法，雇主和他的资本才能获得两班工人的利润，不然的话，雇主的利润便会减少，而所减之数等于全部减产额。最后这个假设不符合我们所知道的决定资本和经营能力的供给的那些原因。因此，帽匠的工资所购买的鞋不如以前多。而其他行业也以此类推。

[8]
例如，当我们回顾澳大利亚采用八小时劳动日的历史时，就会发现在以下这些方面都有巨大的波动：金矿和黄金供应的繁荣、牧场和毛价的繁荣、向早开发国家借贷资本而用澳洲工人建筑铁路，还有在移民和商业信用方面。所有这些都是使澳大利亚工人状况改变的强大因素，因此掩盖了工作总时数从10小时（除用餐时间外为8又3/4净工作小时）减至8小时（净工作小时）的各种影响。澳大利亚的货币工资比劳动时间缩减以前要低得多，尽管货币购买力也许有所增强，从而实际工资并没有下降。但是似乎毋庸置疑，澳大利亚劳工的实际工资与英国相比，几乎没有劳动时间缩短以前那样高了。而尚未得到证明的是，并不比没有发生变化以前低。缩短劳动时间不久之后，澳大利亚经历的商业危机无疑主要是由连年的旱灾和任意扩大信用而造成的。但是一个辅助性的原因似乎是由于过分乐观地估计了短工作时间的经济效率，从而在那些不适宜于缩短劳动时间的行业里提前缩短了劳动时间。

[9]
我著的《经济学纲要》第1卷中附有关于工会的一个简要叙述，此书在其他方面是本书的一个提要。1893年分工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对工会的目的和方法的阐述，是在雇主和具有特殊才能与经验的工会领袖的合作下提出的唯一可靠的根据。

[10]
比较第六篇第3章的第7节与第5章的第2节。

[11]
往往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误解，使工会领袖在许多方面对社会福利起到的有益影响都受到损害。他们往往把韦伯夫妇那本极其重要而且优秀的著作《工业的民主》当做自己的根据，但此书是有这种误解的。例如，韦伯夫妇说（第710页）：“正如我们在《经济学家的判断》一章中所知道的，现在从理论上论证的是在‘完全竞争’和自由选择职业的情况下，工资的一般水平趋于边际劳动者（他超过了不被雇用的边际！）的劳动纯产品的情况。”他们又在第787页的脚注中把边际劳动者当做工业上的废物或乞丐时说：“如果在完全竞争下，各类分工的工资趋于处在该类劳工中的边际劳动者不被雇用的边际的劳动纯产品中，那么，通过提高边际工资劳动者的能力，从竞争的劳动市场中，而不必从为自己的生产劳动中，就能把这些乞丐吸引过来，这样似乎就会提高整体工人阶级的工资。”

[12]
说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有使雇主情愿给甲支付是乙的两倍工资的趋势，其实是言不尽意的。因为一个有效率的工人会使同样的厂房、设备和监督所产生的效率为一个无效率的工人的两倍，他对雇主的价值就不只是两倍的工资，实际上他也许值三倍（见第六篇第3章中的第3节）。当然，雇主对比较有效率的工人也许不敢按其实际纯产品发给工资，唯恐在工会支持下，那些无效率的工人过高估计自己的利润率，从而要求增加工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当考虑值得给效率高的工人出多少工资时，引起雇主注意效率较低的工人的纯产品的那种原因其实并不是自由竞争，而是由于误用章程而对自由竞争的抗拒。有些现代“分红”计划旨在大体上按有效率工人的纯产品的比例，也就是说按高于计件工资率的比例来提高他们的工资，但工会总是不赞成这些计划。

[13]
在《工业的民主》（第二篇的第8章）中，有一段可供参考的反对机器的历史，其中有这样一个意见，即不是要普遍反对引进机器。而是不要为了和机器竞争而接受按旧方法劳动的较低工资。这对青年人来说是金玉良言，但是往往不能为成年人所接受。而且如果政府的行政权力提高得比从私营企业中承担的那些新任务要快一些，那么，这对于解决那些由于方法改良而使中老年人的技术几乎无用时所引起的社会冲突，也许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14]
不妨指出，上面所说的那个工程师联合会导致了在类似工业部门间消除严格界限的共同行动。

[15]
引自穆勒的那段原文和其后的两段文字都摘自1879年我和妻子共同出版的《工业经济学》（第三篇第1章中的第4节）。这些指出大多数追随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所持的态度。的确，在萧条时期，消费的瓦解是促成信用和生产继续瓦解的原因。但是救治的方法并非像某些轻率的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来自对消费的研究。不过研究时如果任意改变对就业的影响，无疑是有好处的，不过所需要的主要研究是对组织生产和信用的研究。经济学家们虽然在这方面没有成功，但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在于问题极其暖昧以及时代在不断改变，而不是在于忽视问题的重要性。经济学自始至终都是研究生产和消费的相互调节的，当讨论其中一种时，也绝不能遗忘另一种。

[16]
几年以前，英国4900万人的年收入约在20亿镑以上。许多重要的技工一年大约收入200百镑。为数众多的技工家庭当中有四口或五口之家，每人每周得到的收入为18先令到40先令。这些家庭的开支即使不比平均分配总收入，从而每人每年获得40镑时大一些，至少也与之相等（1920年补写）。在这方面没有新的统计资料可以利用，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工人阶级收入的增长速度至少和其他阶层相等。本章提出的一些意见在《经济改革的社会可能性》一文中（《经济学杂志》1907年3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7]
可以从对无依无靠者进行救济着手，救济面要广，而且要有教育意义。在进行正式区别时，存在着难题。在正视这种困难时，中央和地方当局要获得大量情报作为指导，而在极端情况下这些情报是管理那些弱者，特别是管理对下一代造成严重危险的那些人所需要的。可以就其经济和个人的所有方面来帮助年长的人。但是对于那些抚养年幼儿童的人来说，他们需要大量公共基金的开支，需要使个人的自由严格服从社会的需要。消灭社会残渣，头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是坚持正常的学校教育；儿童应当衣着整洁、身体干净、吃得饱。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应当警告和批评其父母，以封家或限制父母的某些自由为最后的手段。这种费用很大，但是再没有比这种巨额开支更迫切的事了。这会消除感染全民的那个大毒瘤。一旦消除之后，就可以将过去用于这方面的资会腾出来用在那些有益而且比较不迫切的社会事业上。

[18]
人们似乎忽略了最后这一点，这主要是由于错误地分析了“　寄生性工作”的性质及其对工资的影响。就地理上的迁移而论，大体上家庭就是一个单位。因此，在钢铁工业或其他重工业林立的地区，男人的工资较高，妇女和儿童的工资较低；而在某些地区，父亲的收入却不及全家货币收入的一半，男人的工资比较低。这种自然调节对社会有益；国家关于男人和妇女的最低工资（不是遭到忽视，就是遭到反对）的严格规定势必会遭到反对。

[19]
见第三篇第6章的第6节与数学附录中注8；并参阅卡弗教授在1908年《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机器与工人》一文。

[20]
在附录七的第8、第9节中认为：工人阶级的健康，特别是其子女的健康，首先有权利用那因人口集中而对城市土地征收的特殊价值税。

[21]
参阅第六篇第5章中的第1节和第2节。

附录一　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发展

§1.在首先发端于温带的文明的早期阶段，自然因素的作用极强
在第一篇第1章的最后一节中，指出了附录一与附录二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当做这两个附录的导论。

虽然可以从每个人的行为来说明历史上主要事件的近因，但是，使这些事件成为可能事件的大多数条件都来自传统制度、种族的品质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种族的品质主要是在悠久的岁月中形成于个人行为中的物质的因素。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名义上，强大的种族都往往出自身体强壮和性格坚强的祖先。使一个种族在和平时期和战时都强盛的那些原因，往往都是由于少数大思想家发挥智慧，用道德上的戒律，或用几乎无形的影响，解释并发展此种族的习俗和制度。但是，如果气候对人的活动不利，那么这一切都不会有明显的作用，而大自然的恩赐、大自然中的土地、河流和气候决定着不同种族的人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从而给予社会政治制度一定的特征。

当人尚且处于野蛮时期时，这些区别并没有清楚地显示出来。我们关于野蛮部落的习惯虽然知道得很少，也不可靠，但就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也足以肯定这些习惯在许多不同的细节上都存在着普遍的一致性。不论他们的气候和祖先如何，我们发觉，野蛮人都生活在习俗和冲动的统治下：从不为自己开辟新途径；从不为遥远的未来作打算，甚至也很少为最近的将来作准备。尽管他们受习惯的支配，但由于一时的冲动而往往变化无常；有时也准备付出最艰巨的努力，但却不能长期坚持工作。他们尽量避免繁重的劳作，而那些不可避免的繁重劳动则强制妇女去做。

正是当我们从野蛮人的生活转向早期文明时，才不得不注意自然环境的影响。这在部分上是因为缺乏早期的历史资料，我们很少了解指引和操纵民族进步的进程，还有加速和阻碍民族进步的那些特殊事件对个人个性的影响。但主要是因为在人类进步的这个阶段上，人同大自然作斗争的能力很弱，没有大自然的慷慨赐予，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大自然在地球表面上划出少数几个特别适合从最初的野蛮状态中分离出来的地方；而文化和工艺的萌发正是由这些得天独厚的地区的自然条件孕育出来的[1]
。

除非人的劳动除了提供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之外还绰绰有余，不然甚至连最简单的文明也是不可能有的；超过生活必需品的某些剩余，是维持那促成进步的脑力劳动所必要的。因此，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产生在气候温和的地方。在那里，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很少，而大自然甚至对最粗陋的耕作也报以丰厚的回报。这些地区往往聚集在大河两岸，大河灌溉着土地，并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统治者一般都是新近来自遥远的异乡或比较寒冷的气候的附近山区，因为温和的气候有损于人的精力，而使他们有可能进行统治的那种力，却几乎都出自他们故乡比较温和的气候。的确，他们将自己大部分精力都在新迁来的地方保存上好几代，同时靠被征服民族的剩余劳动产物过着奢侈生活，并把自己的才能大多用于统治者、战士和牧师的工作上。最初他们愚昧无知，但很快便学会了应该向臣民学的一切东西，而且超过了他们。但是，在文明的这个阶段中，有进取心的文化特点，仅仅限于少数的统治者，而在劳苦大众中几乎绝无仅有。

这里的原因是，孕育早期文明的那种气候也必然会使之衰落[2]
。在比较寒冷的气候中，大自然提供了一种使人精神焕发的气氛；虽然人们最初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但是，随着知识的增加和财富的积累，人们能够丰衣足食；在稍后的阶段中，人们为自己建造了宽敞而坚固的房屋，而这些房屋在天气严寒的那些地区中是生活所最必需的，因为几乎一切家务和社交活动都需要有房屋庇护。但是，如果大自然不予施舍[3]
，人们便根本无法得到维持充沛精力的那种令人精神焕发的气氛。尽管在热带的阳光下可以看见进行着艰苦的体力劳动的工人；尽管手工业者匠心独具；尽管圣人、政治家和银行家机智灵敏，但高温气候使艰苦的持续性体力劳动和高度文化活动不相容。在气候和奢侈生活的共同影响下，统治阶级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中间能成大事的也越来越少。最后，被那多半来自比较寒冷气候地区的强大民族所推翻。有时他们形成一个中间阶层，介于为他们所统治的人和他们的新统治者之间，但更常见的是他们湮没在无精打采的人民大众之中。

这样的文明往往有许多令哲学史家感兴趣的东西，其全部生活都几乎无意识地浸透了少数的简单思想，这些思想交织得十分和谐，就像东方地毯那样美丽动人。在民族、自然环境、宗教、哲学和诗歌的共同影响以及在战争和坚强个性的共同影响中，追溯这些思想的根源是有价值的。所有这一切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启发经济学家，但不能直接阐明经济学家专门研究的那些动机。因为在这样的文明中，最有能力的人都轻视劳动；没有那种大胆进取心的自由工人；也没有那种冒险的资本家；习俗调节着为人所鄙视的劳动，而这种劳动甚至把习俗看成是免受暴虐压迫的唯一护身符。

绝大部分的习俗无疑只是压迫和迫害的体现形式，但只有摧残弱者的那种习俗寿命不会太长。因为强者靠弱者过活，没有弱者的支持，强者便无力自持；如果强者组织的社会活动使弱者负担重得无以复加，也就毁灭了他们自己。因此，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些习俗，总是含有保护弱者免受随意侵害的规定[4]
。

实际上，当经营的事业规模很小，没有什么有效竞争的余地时，习俗不仅是防御比他们强的那些人所必要的，而且甚至是防御其同行、邻居所必要的一面挡箭牌。如果乡村的铁匠除了本村之外就无法出售自己的犁头，而如果那个村子除了向他购买，否则便无法买到犁，那么，由习俗规定的一个适当的价格水平便对大家都有利。这样，习俗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进步文明的初期，没有什么东西能有破坏原始的习俗，而这种原始习俗却把革新者视作异端或敌人。这样，经济原因的影响就被抛到幕后，并实实在在地缓慢起着作用；经济原因用了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年才产生自己的影响。经济原因的作用很微妙，往往为人忽略。除了那些通过观察现代类似的原因那更显著、迅速的作用，从而知道在何处寻找经济原因的人之外，经济原因几乎不易为人察觉[5]
。

§2.所有权的分割会加强习惯势力并抗拒各种变革
早期文明中的这种习惯势力既是限制个人财产权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就一切或多或少的财产，特别是就土地来说，个人的权利一般是从家族和家庭（从这个词的狭义来说）的那些权利中得来的，并且受其约束，而且处处都得服从它们。家族的权利间或服从村社的权利；而根据传说（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村社往往只是一个扩大发展了的家庭而已。

的确，在文明的初级阶段，极力想摆脱在人们中间流行的常规约束的人也许极少。尽管每个人对自己的财产的权利都有明确而完善的规定，他们可能不愿把自己置于那敌视革新的邻居的愤怒之下，也不愿受到那种针对任何自称比祖宗高明的人的嘲笑。但是，比较胆大的人也许会想到许多小小的改变。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可以随便进行试验的话，那些改变也许便会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直至一般常规变得足以使习俗上的规定难以分辨，并使个人选择有很大的自由为止。但是，当各个家长被视作唯一的长辈和家产的经管人时，稍微偏离祖先的陈规陋习，就会遭到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反对。

此外，在家长反对的背后，还有村社的反对。因为虽然在短时期内家家都有固定使用的耕地，但许多操作一般都是共同进行的。因此，在同一时间内人人都必须做同样的工作。当每一块田地轮休时，就变成公共草地的一部分；村社的全部土地经常重新分配[6]
，因此，村社显然有权禁止任何技术革新。因为那种革新也许会妨碍他们集体耕作的计划，也许会最终破坏土地的价值，从而，当下次重新分配时，使他们遭受损失。因此，往往有一套极其繁琐而复杂的规定紧紧地束缚着各个农户，结果农户甚至在最细小的工作上都不能行使自己的判断力和选择权[7]
，这也许是阻滞人类自由经营精神发展的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不妨指出，财产的集体所有制与弥漫在许多东方宗教中的那种无为主义相调和；在印度人中间长期保留这种所有制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宗教经卷中宣扬的那种静寂主义。

人们也许过高估计了习俗加于价格、工资和地租上的影响，却过低估计了习俗加于生产形式和一般社会经济形式上的影响。在一种情况下，这些影响很明显，但却不是累积性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些影响不明显，但却是累积性的。某种原因的结果虽然在任何一个时间很小，但是如果不断朝着同一方向发生作用，就会比初看起来似乎可能有的影响大得多。这一点几乎是普遍的规律。

不论早期文明中习俗的影响有多大，而希腊人和罗马人还是充满了进取精神，他们为什么会对我们认为很有趣的那些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漠不关心呢？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3.希腊人把北方人的精神和东方文化结合起来，但他们把劳动看成是专门属于奴隶的事情
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大多在大河流域，这里的平原因灌溉方便，很少受到饥荒的袭击。因为在不缺乏热量的那种气候中，土壤的肥沃度几乎和湿度成正比例地变化着，大河也提供了有利于简单的作业分工和劳动分工及交通上的便利，并且不妨碍调动用来维持中央政府暴力的大军。的确，腓尼基人靠海为生。这个伟大的塞姆族在为各民族自由往来创造条件方面，还有在传播书法、算术和度量衡的知识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主要从事商业和工场手工业。

正是希腊人的创造精神，他们才能充分享受海上的自由，并把旧世界中高尚的思想和优美的艺术吸收在自己的自由生活中。在小亚细亚、马格那、格来细亚和希腊本部的无数殖民地上，在迎面扑来的新思想的影响下，他们的理想得到自由发展；因为这些殖民地彼此之间以及和原来的学术中心都经常保持接触、彼此交流经验和取长补短，而且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缚。他们的精力和进取心没有被传统习惯的重荷压制住，却用来自由建立新的殖民地以及创造新观念。

气候使他们不需要从事艰巨的劳动，他们把那些必要的繁重劳动都交给奴隶去做，而自己却沉浸于深思默想之中。衣、住、取暖所费无几，那晴朗而温暖的天空使他们习惯室外生活，从而方便进行社交和政治活动，并且不费钱。地中海的凉风使他们精神振作，许多世纪以来一直都没有丧失他们从北欧家乡带来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美感，出现了奇妙的幻想和创造性的思维，并且人们热衷于政治生活，个人乐于服从国家。而这一切都是空前甚至绝后的[8]
。

在许多方面，希腊人都比中世纪欧洲各民族还更接近于现代；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们的时代还要进步。但是，他们没有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概念，把奴隶制度看做是天定的；他们容忍农业，但认为所有其他行业都是可耻的；他们对我们时代认为有莫大兴趣的那些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不是所知甚少，就是一窍不通[9]
。

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贫困的极大压力。土地和海洋、阳光和气候一起使得他们容易获得完美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甚至连奴隶也有大量机会接触文化。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所谓希腊人的性格了，世人也就无须严肃考虑直到那时所受的教益了。希腊人的卓越思想成为后代许多大思想家进行研究的试金石。古代学者不耐烦对经济学进行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腊人对经营中的操劳和琐事感到不耐烦。

但是，从希腊的衰亡中也许可以得到教益。希腊的衰亡是由于缺乏达到目的的坚毅热忱；而如果不勤劳锻炼，任何民族都不能在好几代人之内都保持这种坚毅热忱的。他们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是自由的，但他们却不懂得好好运用这种自由；他们优柔寡断，没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的领悟力很强，也时刻准备推陈出新（这都是进取精神的要素），但他们却没有固定的目标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温暖宜人的气候逐渐使他们的体力懈怠下来；他们对来自艰苦劳动中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力等闲视之，而最后却沉湎于无聊的琐事之中。

§4.罗马与现代经济条件的相似是表面上的；但是斯多葛学派和晚期罗马法学家见多识广的经验对经济思想与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的间接影响
文明再向西扩展，就到达了下一个中心—　—罗马。罗马人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像希腊人一样，他们尽可能把工作交给奴隶去做。但在其他许多方面，罗马人却和希腊人截然不同。雅典人的生活新颖充实，他们尽量以儿时的喜悦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发挥自己的特长。罗马人与这一切正相反。他们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铁一般的决心，并具有成熟人全面发展的那种坚定不移的严肃目的[10]
。

罗马人完全摆脱了习俗的约束，以前所未有的那种郑重选择精神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们坚强勇敢、目标坚定、聪明机智、行动有序，而且判断明确。因此，他们虽酷嗜战争和政治，但却经常运用经营上用的各种才能。

联合结社的原则也并非没起作用。尽管自由技工很穷，而行会却相当发达。希腊人从东方学到的那些经营上的协作方法，还有用奴隶在工厂中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一经输入罗马就获得了新的力量。罗马人的才能和性格特别适合经营合资的事业；比较少的富人不用中产阶级，而借助于奴隶和自由人，就能在国内外进行大量的海陆贸易。他们把资本变成令人憎恶的东西，但却使资本具有威力和效率；他们大力发展了借贷工具。部分原因是由于罗马帝国的统一和罗马语言的普及，在某些重要方面，罗马帝国时代文明世界中的商业和往来甚至比我们现在还要自由。

如果我们追忆罗马是一个如何大的财富中心；罗马人的财产如何大得可怕（他们只是近来才被超过）；而罗马的军民机构和维持这些机构所需要的给养以及运输机构又是如何庞大，那么对于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发现罗马的经济问题和我们当代的经济问题有许多共同之处，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但这种共同性是表面的和靠不住的，只涉及形式而没有涉及国民生活的真正精神，没有涉及对普通人生命价值的承认，而这一点在我们时代却使经济科学有莫大的兴趣[11]
。

在古代罗马，工商业缺乏在现代所具有的那种活力。古罗马的输入品是靠武力得来的，而不是靠像威尼斯、佛罗伦萨或布鲁日的市民引以为荣的那些技术劳动的产品换来的。创办工业和设立交通的唯一目的在于获利；而商业生活风气因官方的鄙视而有所败坏，这种鄙视表现在元老院除了对土地之外的各种商业形式都加以“法律的和实际有效的限制”[12]
。骑士团在包揽租税、劫掠各省以及后来在博得皇帝的宠爱中大发横财。他们缺乏缔造伟大的国家商业所需要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正直精神；最后，私人企业因为国家日益扩大的限制阴影而受到挫折[13]
。

虽然罗马人对经济科学的进步没做出什么直接贡献，但是，不管是好是坏，他们却因奠定了现代法学的基础而对经济学间接地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罗马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斯多葛派；而罗马斯多葛派的伟人大多来自东方。他们的哲学在移植罗马之后，发挥了实际威力，而且丝毫没有减少情感强度；尽管此哲学持严厉的节欲态度，但和现代社会科学的见解却有许多类似之处；罗马帝国的大法律家多数都信仰这种哲学，从而影响了后来的罗马法，而通过罗马法又影响了所有现代欧洲的法律。罗马国家的力量使国家权力消灭氏族和部落的权力，在罗马比在希腊要早一些。但是，许多亚利安人关于财产的原始思想习惯甚至在罗马也残存了很长的时间。家长对其成员的权力虽然很大，但他所支配的财产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把他看做家庭的代表，而不是一个个人而委托给他的。不过，当罗马变成帝国之后，罗马的法律家就一跃而为许多国家的法权的最终解释者。而在斯多葛派的影响下，他们致力于自然根本大法的发现，而他们认为这种法隐藏在各种具体的法典之中。追求这种有别于偶然司法因素的普遍法规，解释了公共持有权，而它除了当地习俗就再也没有别的理由来解释了。因此，后来的罗马法逐渐而稳步地扩大了契约的范围；使契约更精确、伸缩性更大、力量也更强；最后，几乎一切社会事务都置于其支配范围之内；个人财产划分得十分清楚，个人可以任意处理自己的财产。现代法学家从斯多葛的各种高尚品质中继承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从其严厉的自我决断中获得了明确规定个人财产权的趋势。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中许多好的和坏的方面都可以间接地从罗马的影响，特别是从斯多葛派的影响中得到说明：一方面个人在处理自己的事务方面放任自由；另一方面又不容许在法律体系所确立的权力的掩护下，粗暴地做出任何一点错事。而这是确定不移的，因为主要原则是公平合理的。

斯多葛派从东方家乡带来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本身也多少含有东方无为主义的气息。斯多葛主义者虽然积极行善，但以脱俗为荣；他们也分担人生之苦，因为有这个责任，所以从不向苦难妥协；他们生活凄惨而严肃，因为生活本身的失败而深受压抑。就如黑格尔所说的，除非把德性当做只能用否定自我而达到的那种目的，否则这种内在的矛盾是不会消失的；从而，追求这种目的，就安于一切社会工作所必然带来的种种失败。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情感为这种巨大的变动铺平了道路。但是，在基督教因深受日耳曼民族的相信而盛行之前，世人并不轻易充分接受基督教精神。甚至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间，基督教的发展也很慢。而在罗马灭亡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西欧都处于混乱状态。

§5.条顿族不善于向他们所征服的民族学习。撒拉逊人高举学术火炬
条顿人虽然刚勇强悍，却很难摆脱愚昧无知和习俗的束缚。那给他以特殊力量的热诚和孝心易于使他们过分重视家庭和部落的制度和习俗[14]
。没有其他强大的征服民族像条顿族那样不善于从其被征服的文化较高的弱小民族中接受新思想了。他们以蛮勇而自豪，却不喜欢知识和艺术。因此学术只能暂时停留在地中海的东岸，直到来自南方的另一个征服民族才使文化重新发展起来。

撒拉逊人热切地学习着从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中应学的最好的东西。他们提倡科学和艺术，在基督教世界对学术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却高举学术的火炬，这一点我们总该铭记于心。但他们像条顿族人那样有十足的道德观念。温暖的气候以及追求感官享受使他们的体力迅速衰退，所以他们对现代文明起到的直接影响微不足道[15]
。

条顿族人的开化进展比较缓慢，但却比较稳健。他们把文明传播到北方，在那里，坚韧不拔的劳动和各种健康的文化形式逐渐成长且并列而行。他们又把文明向西传播，直至大西洋沿岸。这在很早以前就离开大河流域而到达内海沿岸的文明，最终就要横渡大洋了。

但是，这种变迁是慢慢地实现的。新时代中使我们感兴趣的第一点，是因罗马大军一统局面而终止了的城市和国家之间的旧有冲突又重新出现了。罗马的确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城市是大本营，而广大的国土却是它力量的源泉。

§6.自治只能存在于自由城市中
还在几年前，在一个大国中是不可能有完全直接自治的民主政府的；这样的政府只能存在于城市或很小的领土内。政府必然操纵于少数人的手中，这些人把自己看做是特权阶级，而把劳动者看做是下等阶层。因此，劳动者即使被容许管理自己当地事务，也往往缺乏勇气、自信和思想，而这些都是经营企业的要素。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都直接妨碍了工业自由，禁止人们自由迁徙，并且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甚至下等阶层中那些名义上自由的人，也遭受着以各种借口的任意罚款和摊税、不公道的裁判以及公开的劫掠。这些负担恰恰主要落在那些比邻居更勤俭节约的人的肩上。在这些人中间，如果乡村得到解放，势必就会逐渐提高经营中的进取精神，并摆脱传统和习俗的束缚。

城市居民的情况却迥然不同。那里各个工业阶层的力量都取决于他们的人数。即使当他们不能完全制胜时，也不会像乡村的那些同行一样，被看做仿佛和统治者属于不同的阶层。在佛罗伦萨和布鲁日，就像在古代雅典那样，全体居民都可以听到（有时的确听到）政府领导人关于他们自己的计划和提出这些计划的理由的报告，并且在进一步采取措施之前，可以表示同意或反对。全体居民有时可以在一起共同讨论当时的社会工业问题，彼此交换意见、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和共同做出决定，并且自己来实行这个决定。但是，在发明电报、铁路和廉价印刷机之前，是不可能在广大的区域内进行这一切的。

借助于电报、铁路和印刷机，国民在早晨便可以知道政府领导人在前一天晚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而在翌日前，全国人民对这些意见的看法就人所共知了。借助于这一切，各大工会的理事会能以很少的费用便把一个难题交给全国各地的会员来讨论，并且在几天内就可以得到他们的答复。现在即使是大国也可以由人民来治理了；但直到现在，所谓的“民治”实际上只能是或多或少的一种寡头政治：只有那些可以经常到政府中心或者至少和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少数人，才能直接参与管理。虽然更多的人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便足以知道自己的意愿实现到什么程度，但直至几年以前，这样的人只占全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代议制只是新近的产物。

§7.续前
中世纪城市兴亡的历史，是进步浪潮跌宕起伏的历史。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起源于工商业，因而并不藐视工商业。虽然较富有的市民有时能建立一个不准工人参加的限制性政府，但他们很难长期保持自己的权利。大多数居民经常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自己为自己决定本城的对内对外政策，并且同时以自食其力为荣。他们组织成行会，从而加强了团结并养成自治的习惯。虽然行会往往具有排外性，其章程最终阻碍了工业发展，但在这种阻碍性影响出现以前，行会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6]
。

市民们获得了文化，而并没有丧失精力和忽略自己的生意。除了他们自己的生意之外，他们对有关许多事情的知识都产生了兴趣；他们在艺术方面领先，而在作战技巧方面也不落后；他们把大量经费用于公共事业，并以此为荣；同时他们也节约使用公款和保持预算平衡，实行以健全商业原则为基础的公平税制，并且也以此为荣。这样，他们就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先驱。如果他们在进行中一帆风顺，并保持最初对自由和社会平等的热爱，那么他们也许很早以前就解决了我们现在才开始遭遇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但是，在久经战乱的蹂躏之后，他们最后屈服于周围的强大邻国。的确，当邻国隶属于他们时，他们的统治往往非常残暴，所以最终被邻国而推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平报复的结果。他们因不义而备受折磨，但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仍然存在，而且是我们时代从前代继承的社会经济传统中的许多精华的源泉。

§8.骑士和教会的影响。庞大军队的建立导致自由城市的崩溃。但是印刷术的发明、宗教改革和新大陆的发现又燃起了进步的火焰

封建主义也许是条顿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封建制度给予统治阶级发挥政治才能的机会，并使庶民养成遵守纪律、讲究秩序的习惯。但是，封建主义在某种外部美的形式下，却掩盖着许多道德或肉体方面的残忍和肮脏。骑士的做法是当众对妇女卑躬屈膝，而在家里却暴虐无礼。骑士的许多繁文缛节正是靠对下等阶层的残酷和勒索才得以维持的。统治阶级多以坦率而慷慨的态度来解除他们彼此之间的义务[17]
。他们的生活也有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并不缺乏高尚的因素。因此，对于那些有思想的历史学家，还有对记载那些场面豪华的战争及爱情决斗的编年史家来说，统治阶级的性格总是具有某种魅力的。但是，当骑士履行了本阶层要求他们履行的那种义务之后，他们就心安理得了。而义务规定中有一条是使下等阶层安分守己，虽然他们对终日与其相处的家仆往往是仁慈爱护的。

就个人的苦难而言，教会力求保护弱者，并减轻穷人的痛苦。如果那些优秀的教士可以娶妻还俗，也许往往会产生更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低估了教士（尤其是僧侣）对比较贫困阶层提供的利益。寺院是工业的发源地，特别是农艺的发源地，是学者们信得过的大学，是苦难者的医院和救济所。不论大小事情，教会都加以调解。在教会容许下举行的节日和集市使商业获得了自由与安全[18]
。

此外，教会经常反对等级门户的偏见，教会内部组织民主，就如同古代罗马的军队那样。教会随时准备让无论什么出身的最有才能的人担任最重要的工作；教会和各个教派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的事情，有时教会甚至领导人民公开反抗统治者的暴政[19]
。

但在另一方面，教会并没有致力于帮助人民发展自立和自决的能力，从而得到真正的内在自由。在希望那些具有特殊天赋的人通过自己的职务而攀登到最高地位的同时，教会不是阻止了，而是帮助了那些封建势力，竭力使劳动阶层成为一群愚昧无知、缺乏进取心和处处依靠上等阶层的人。条顿族人的封建主义在本质上比罗马的军事统治要温和些；僧侣们虽然不能深刻理解基督教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的教义，但却受其影响。但在中世纪早期，乡村的统治者把东方神权等级的妙术和罗马人的纪律与果断力中最强有力的东西结合起来，他们把这些力量运用得完全阻滞了下等阶层的人的意志力的成长和个性的发展。

不过，封建主义军事力量因地方上的倾轧而长期受到削弱。这恰好适合把广大区域的治理在查理大帝的天才领导下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一旦这种领导天才消失了，也易于把这个区域分成几个组成部分。意大利长期受着城市管辖，其中属于罗马系统的具有罗马人的野心和坚定意志的一个城市，直到近代还守水路以抵御外来侵略。在尼德兰和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地方，长期以来自由城市都能抵抗国王和男爵的挑衅。但最后，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兰西都建立了稳固的王国。由少数能人专权的专制王国，训练并组织了由广大的无知而强壮的农民组成的军队； 自由城市的经营以及其文化与工业的高度结合，没有等到矫正以前的错误就告中断。

如果在当时没有新的力量起来冲破束缚，并把自由传播到大地上，那么世界也许会倒退。在很短的时期内，发明了印刷术，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并且发现了到美洲和印度的航路。这其中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足以开辟历史上的新纪元；但是，因为它们都一道出现，并且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起作用，所以便引起了一个全面的革命。

思想变得比较自由了；知识对人民也并非高不可攀。希腊人的自由性格复活了；坚强的志士仁人获得了新的力量，并能把影响扩大到别人身上。一个新大陆对有思想的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同时也使勇敢的冒险家有了用武之地。

§9.海外发现的利益首先归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而归于荷兰和法国，再进而归于英国
带头进行新的航海事业的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世界的领导权仿佛最初落在地中海最东部的半岛，此后又移向中部半岛，再后来又暂时定在分属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西部半岛了。但是，此时工业的力量已经成长得足以使北方富有财富和文明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不能长期抵抗北方民族那种坚毅的力量和更慷慨的精神的。

荷兰人民早期的历史的确是一部卓越的传奇史。他们以捕鱼和织布为生，创造了高尚的文学和艺术，建立了科学和政府机构。就像波斯围困爱奥尼亚却只是更加激起希腊本土人的士气那样，奥匈帝国征服荷兰也只能更加激发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爱国心和意志力。

因为英国嫉妒荷兰的商业，尤其是因为法国有着跃跃欲试的军事野心，所以荷兰受到侵害。不久就会清楚地看到，荷兰抵抗法国侵略而保卫着欧洲的自由。但在那历史上的生死关头，荷兰没有得到信新教的英国理应给予它的那种援助，虽然自1688年起，荷兰得到过大量的援助，但那时荷兰最勇敢慷慨的儿女已经战死于战场，同时也负债累累了。荷兰变得越来越不为人注意了，但是英国人应当最先承认荷兰对自由和进取心所作出的贡献，或许还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这样，只剩下英国和法国来争夺海上霸权了。法国拥有的自然资源比其他任何北欧国家都丰富，也比任何一个南欧国家拥有更符合新时代的精神；有一个时期，法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但在连年战争中，法国挥霍了自己的财富，断送了那些并没有因宗教迫害而遭到驱逐的最优秀的公民的生命。文明进步的本身并没有使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行仁政，也没有使开支更加合理。

受压迫的法国人民起来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动力是来自革命的美国。但是，法国人十分缺乏美洲移民所特有的那种克己的自由。法国人的精力和勇敢在伟大的拿破仑革命战争中再一次表现出来。但是，他们野心太大，实现不了，最后不得不把海上经营的领导权让给英国。这样，新世界的工业问题是在英国人性格的直接影响下解决的，就如同旧世界的工业问题是在英国的间接影响下解决的那样。那么，让我们更详细地来研究一下英国自由企业的发展过程。

§10.英国人的性格很早就显示了他们具有现代组织才能的迹象。农业资本主义组织为工业资本主义组织开拓了道路
英国的地理位置促使北欧最强大民族中的最强大的成员移来居住，自然淘汰过程使那些最勇敢而且自力更生的人相继移入英国。英国的气候比北半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适合保持精力。这里没有崇山峻岭的阻隔，任何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可通航的水道都不超过二十英里。所以，英国各地可以自由往来，没有自然障碍；同时诺曼和普拉特琴各个国王的力量和英明的政策，又使当地诸侯不能设立人为的障碍。

罗马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主要是曾把大帝国的军事力量同城中寡头政治成员的胆识和坚定的意志结合起来；同样，英国的伟大之处也在于把中世纪城市的自由风气同国家的力量广泛地结合起来，正如荷兰从前在较小规模上所做的那样。英国的城市没有其他国家的城市那样声势显赫，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容易同化这些城市，从而最终从这些城市中获得实惠。

长子继承制使贵族之家长子以外的诸子倾向于自谋生计；他们没有特殊的阶层特权，很容易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不同阶层的这种融合使政治很有条理，同时也使商业冒险具有贵族那种勇敢而传奇式的抱负的性情。英国人一方面坚决反对强暴；另一方面勇于服从权威（当他们的理性认为应该时）。他们进行过许多次革命，但没有一次革命没有明确的目的。在修改宪法时，他们遵守法律。如果不算荷兰人，那么只有英国人才懂得如何把纪律和自由结合起来，只有他们把崇古和为将来（而不是过去）而生活的能力统一起来。但是，后来使英国成为工业进步的领先者的那种意志的力量，最初主要表现在政治、战争和农业方面。

英国的射手是英国技工的前身，他们以自己的食物和体格都胜过欧洲大陆上的对手为荣；在学习熟练运用自己双手的过程中，他们具有同样的顽强性、同样的自由独立性、同样的自制力和赴汤蹈火的精神；他们在适当场合同样可以表现出诙谐，但在危急之际，即使面临艰苦和不幸，他们也同样惯于遵守纪律[20]
。

但是，英国人的工业才能长期隐而不显。他们一向不大熟习，也不大喜欢文明提供的安逸品和奢侈品。在各种工场手工业方面，英国落后于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这些拉丁国家，还有北欧的自由城市。后来比较富有的阶层逐渐喜欢上进口奢侈品，因而英国的贸易便慢慢发展起来。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面上还看不出英国未来商业的模样。的确，在商业形成过程中，如果说英国的特殊环境不比他们的某种天性还重要，那么至少也具有相同的作用。他们最初和现在都不像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那样特别喜欢讨价还价，也不像他们那样特别喜欢比较金融业务的抽象方面；同他们做生意，总是直截了当，而不是尔虞我诈。甚至现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中最巧妙的金融投机，也主要是由那些继承了生意习惯的民族来进行的，而英国人却继承了同样的实践传统。

使英国后来在各种不同环境中探索世界，并成为世界加工厂的那些因素，甚至在中世纪时期就使英国为现代农业组织开拓了道路，从而为许多其他现代企业的建立树立了榜样。英国首先把劳役改成交纳货币，这是一种变革，大大增进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来调理自己生活的能力。不论好坏，人民都可以自由交换对土地的权利和义务。在14世纪，黑死病造成实际工资急剧上涨；16世纪时因银价跌落、货币贬值和寺院收入划归王室挥霍而引起实际工资急剧下降；最后是牧场的扩大使许多劳动者流离失所，减少了留守者的实际收入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使习惯越来越不能维持下去。这一运动因都铎王朝诸王手中权力的增长而进一步扩大，而这种权力的增长结束了私人之间的战争，并使贵族和乡绅们豢养的大批食客皆无用武之地。把不动产留给长子而把动产分给全家成员的这种习惯，一方面扩大了地产的规模，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土地所有者在土地经营中运作的资本[21]
。

上述原因有助于英国建立租佃关系。特别是在16世纪，外国对英国货的需求和英国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使许多份土地集中成资本主义农场主经营的大规模牧场。这就是说，那些自己经营农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分资本但每年付一定的租金租用土地并雇用工人的农场主人数有了很大的增加。如同后来英国的新型企业家一样，他们自己经营工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分资本，但凭利息借用其余部分的资本，并雇用工人。 自由经营发展得快而猛，作用是片面的，对穷人是无情的。但是，如同说英国的箭术是英国工匠技术的前身一样，用借贷资本经营的英国大农场（不论用于耕种还是放牧）是英国工厂的前身，也仍然是正确的[22]
。

§11.宗教改革的影响
当时，英国人的性格在不断受到锻炼。在英国海岸上定居的那些坚强民族天生拥有庄重和大无畏的精神，这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宗教改革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他们的生活习惯起了作用，而对他们的工业也有所影响。人原原本本地被直接置于上帝的面前，其间用不着他人做媒介；大多数粗野而无文化的人第一次向往绝对精神自由的奥秘。如果正确理解每个人的宗教责任与同辈的宗教责任分离，这便是最高精神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23]
。但这个概念对世人来说是崭新、朴素而且毫无掩饰的，尚未交织在快感之中；甚至在温和的人身上，个性也表现得十分分明，而粗俗的人也自觉地变得自尊起来。特别在清教徒当中，赋予他们宗教信条、逻辑明确性和严密性的那种热切情感，是一种全神贯注的情感，他们敌视一切肤浅的思想和不健康的娱乐形式。必要时，他们采取一致行动，这种行动由于他们意志坚定而成为不可抗拒的。但是，他们很少分享社会上的快乐；他们不参加公共娱乐活动，宁愿待在家里享受比较安静的生活；必须承认，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艺术持有敌视态度[24]
。

可见，意志力的最初成长本身含有某些粗暴不雅的因素，但那种力量是社会生活下一个阶段所必要的。在新的本能围绕着它成长，以便用更高的形式把原来集体趋势中最美丽、最殷实的东西恢复过来之前，那种力量必须经过许多磨难加以提炼和柔化；必须变得既不太武断又不失原有的力量；增进家庭情感——这种世俗情感中最丰富、最充实的情感。也许从来没有过如此结实而又纤细的原料可用来组成社会生活的高尚结构。

荷兰和其他国家也和英国一起经受了中世纪末期精神革命的伟大考验。但是，从许多观点来看，特别是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英国的经验最有教益和最丰富，而且是所有其他经验的典范。在由主动性和自由意志促成的现代工业企业的进程中，英国起了领导作用。

§12.续前
许多其他国家接受新教义的人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来到了英国，这一事实使英国工商业的特点更加突出。由于某种自然淘汰规律，那些性格与英国人十分接近，并且由于那种性格而曾使他们掌握了工业技术的法国人、法兰明斯人和别的人，来和英国人住在一起，并把完全适合他们性格的那些技术教给他们。[25]
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伦敦和上层社会仍然有些骄奢淫逸，但是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劳动阶级对生活却十分严肃。他们不喜欢妨碍工作的那种娱乐，并且对那些只有用坚持不懈的劳动才能获得的物质安逸品也具有很高的标准。他们力求生产的是坚固耐用的东西，而不是仅仅用来装饰门面的东西。这种趋势一旦开始之后，就因气候而有所增进。因为这里的气候虽然不太寒冷，但却特别不适合那种轻松的娱乐。在这种气候中，一种舒适生活所需要的衣着、住房和其他必需品的特点都是特别昂贵。

英国现代工业生活借以发展的条件是物质享受的欲望使人们不断努力从每周中付出最大可能的工作量；要让各种行为服从于理性判断这一坚定的决心，使每一个人经常反省他们是否不能因改变企业或经营方法而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后，完全的政治自由和安全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按照他们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做法来调整行为，并毫无顾虑地把他们的财产用于新的未来事业。

总之，影响英国和殖民地的现代政治的那些因素，也影响了现代企业。给予他们政治自由的那些因素，也给他们带来了工商业的经营自由。

§13.需要大量简单商品的海外消费者人数的增加促进了英国企业的发展。企业家最初只是从事组织供应，而不是监督工业；后来才把他们的工人集中在工厂中
就工业企业自由的作用而论，有使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资本和劳动运用得恰到好处的趋势。而这又使他们在某特定工作上力求获得特殊的技巧和能力，并借助于这种技能可以获取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那种手段。因此，就产生了分工十分精细的复杂工业组织。

在任何一种长期持续的文明中，不论是类型多么原始的某种分工形式都势必会出现。甚至在十分落后的国家里，我们也看到了在极其专门化的行业中，工作是这样划分的：足以使企业的计划和安排以及管理和风险都由一伙人来承担，而企业所需要的体力劳动却通过雇用工人来担当。不过，我们并没有在各行各业中都看到这种工作划分。这种分工形式总的来说是现代世界的特点，尤其是英国民族的特点。这也许只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也许会被使它存在的那种自由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消灭掉。但就目前而论，这种分工不管是好是坏，都表现为现代文明形式中的一个主要事实，表现为现代经济问题的核心。

直到现在，在工业生活中发生的那些极其重大的变化都是围绕着企业家
[26]
的成长进行的。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家在英国农业初期是如何出现的。农场主向地主租得土地，并雇用必要的劳动，而自己负责管理并承担企业风险。农场主的选择的确不是由完全自由竞争来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财产的继承和其他影响的限制，而这些因素往往使农业领导权操纵于那些并没有特殊农业经营才能的人的手中。但英国是唯一的自然淘汰规律起着很大作用的国家。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制度曾容许出身来决定每个人参加农业或经营农业上的事情。英国仅凭这种狭隘的选择作用所获得的威力和弹性，也足以使其农业比所有其他国家都先进，并有可能比欧洲任何别的国家用同样的土地和等量劳动所获得的产量都要多得多[27]
。

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创办、组织和管理企业）在工业中有大得多的活动余地。在英国对外贸易得到很大发展以前，工业企业家已经在逐渐成长，实际上在15世纪的毛纺织业中就可以看出迹象来。但是新开发国家中庞大市场的开辟，通过对工业布局（即把特定工业部门集中在一定的地区）的影响，直接而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运动。

中世纪的集市和行商的纪事表明：在许多东西当中，每一种东西只在一两个地方生产；从那里再分发到欧洲各处。但是因生产局部化而运销很远的那些商品，几乎总是价格很高而体积不大的商品；价格较低和体积较大的商品都由各地自行供应。不过在新世界的各个殖民地，人们并不总有余暇为自己提供工业品，并且，即使他们能生产，往往也不容许他们生产。因为英国对待殖民地虽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宽大，但却认为自己为殖民地出的费用使它有理由强迫殖民地向它购买各种工业品。销售于印度和落后民族的简单商品有很大的需求量。

这些原因导致加工工业中许多繁重的工作都局部化。在那种需要有高度技巧和丰富想象力的工作中，组织有时倒居于次要地位。但在对少数式样简单的商品有大量需求时，组织多数人的能力却具有无比的优势。这样，由于相同的总的原因，工业布局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制度的成长是两个并行的运动，并且彼此相互促进。

工厂制度和工业中贵重设备的运用，是在后一阶段出现的。这些通常被认为是企业家握有英国工业大权的渊源，因而无疑增加了这种权力。但是还没等人们察觉到这一切的影响，这种权力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投资在以水或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上的资本并不太多；工厂的规模不大，为数也不多。但那时几乎英国的全部纺织工业都是按合同制进行的。纺织业控制在为数不多的少数企业家的手中，他们力图查明买卖什么东西、在哪里买卖以及在什么时候买卖是最有利的和生产什么东西是最有利的，然后他们就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为数众多的人订立合同来生产这些东西。企业家一般供给原料，有时甚至供给所需要的简单工具。那些承包人用自己和家人的劳动以及有时用少数童工的劳动（但未必总是如此）来完成包工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械发明的进步使工人们越来越聚集在靠近水力的那些小工厂里，而当蒸汽逐渐代替了水力之后，他们又聚集在大城市的大工厂里。这样，那些承担生产上的主要风险而又不直接进行管理和监督的大企业家开始让位于富有的雇主，这些人经营着大规模的整套加工生产。这些新的工厂引起了那些最漫不经心的观察家的注意，就像以前的变动一样，那些实际上并不从事商业的人也不轻易忽略这种变动[28]
。

这样，酝酿已久的那种工业组织的巨大变革终于引起了普遍注意。人们见到的是，由劳动者管理的小企业制度正在被那些由有特殊才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管理的大企业的制度所代替。即使没有工厂，这种变革也会照样实现。即使电力或其他动力的零售使得现在在工厂中做的那部分活儿可以拿回到劳动者家里去做，这种变革也会实现[29]
。

§14.此后，工人得到成批的雇用。新的组织带来了一些巨大的灾难，不过其中有些是由于别的原因，这种新制度使英国免于法国军队的蹂躏
不论就这种新的变动以前的形式还是以后的形式来说，都有趋势不断冲破那几乎使每个人都定居在出生地的那种束缚；开辟了自由劳动市场，招引人们来寻求就业的机会。由于有了这种变动，决定劳动价值的那些因素就开始了新的一页。直到18世纪，工业劳动一般都总是零雇的，虽然在那以前，一个大而流动的劳动阶层（可以大批地雇用）在欧洲大陆某些特定的地区和英国的工业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而在18世纪中却一反常态，至少对英国如此。劳动价格不再由习惯或小市场上的议价决定了。在最近儿百年中，越来越由广大区域（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中的供求情况来决定。

这种新的工业组织因为作用很大，而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可以保证每个人都应该从事最能胜任的那种工作，并保证每个人的工作都适当地辅之以当代的知识和财富下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机械与其他帮助。不过这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至于其中哪些灾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无法判断的。因为正当那种变革在急剧进行时，英国受到史无前例的各种灾害的袭击。这些灾难是人们所遭受的，通常被认为是无限制竞争的骤然出现而造成的大部分苦难的原因（究竟有多大的部分是不可能判断出来的）。英国丧失了一些大的殖民地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拿破仑战争，结果使英国遭受的损失比在战争开始时英国拥有的蓄积财富的总价值还多。空前的连年歉收使谷价暴涨，而最糟糕的是采用了实施济贫法的方案，损害了人民的体力和自立精神。

因此，在上一世纪的前半期中，英国是在有利条件下确立自由经营的。外部灾难加剧了这种经营带来的灾难，因而又破坏了这种经营的有利影响。

§15.续前
过去保护弱者的那些商业习惯和行会规章现在不适应新的工业了。在有的地方，人们因一致同意而废除了它们；有的地方在短时期内却成功地保留了它们。但那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成功，因为在旧有束缚下得不到发展的新工业会离开那些地方，而转向可以有更多自由的其他地方去了[30]
。于是工人们请求政府实行规定商业经营方式的那些议院的旧法案，甚至请求恢复由治安机构来规定价格和工资。

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旧有的规章制度是当时社会、伦理和经济思想的体现，是摸索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是那些在几乎不变的经济条件下生息的人们多少代经验的自然结果。而在新时代中，变化非常快，以致没有时间来这样做。每个人都必须自行其是，很少借鉴过去的经验。那些力图保存旧传统的人很快就被抛在一边。

新兴的企业家族主要是由一些自力更生、坚强、敏捷并富有进取心的人组成的。当他们看到凭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时，便往往认为贫穷人和弱者的不幸应归罪于他们自己，而不应怜恤他们。这些人有感于那些力图支持被进步潮流削弱了的经济秩序的人们的荒谬做法，往往认为除了使竞争完全自由并让强者自行其是之外，再没有什么可需要的了。他们赞扬人的个性，而且并不急于寻求一种现代替代品来代替那从前使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工业约束。

同时，这种不幸曾减少了英国人民的纯收入总额。1820年，仅国债的利息就用去了纯收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因新发明而价格低廉的那些商品主要是工业品，而这种工业品劳动者消费极少。因为那时英国差不多是工业的垄断者，如果工业家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商品交换外国的粮食，那么他显然会得到便宜的食物，但是议会中掌权的地主阶级却禁止他们这样做。就普通的食物而论，劳动者的工资等于他们在一块很贫瘠的土地上劳动所生产的数量，这块土地是为了补充比较肥沃的土地所提供的数量不足而被迫耕种的。劳动者必须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其中供求力量即使自由发挥作用，也只能给他们带来低微的工资。但是劳动者并没有享受经济自由的全部利益，他们同其他工人也没有进行有效的联合；劳动者既缺乏市场知识，又缺乏商品卖主们所具有的那种坚持不卖以求好价格的能力；劳动者被迫在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并使家人也在这种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这就影响了劳动人民的效率，从而也影响了他们劳动的纯价值，因而降低了他们的工资。雇用童工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甚至在17世纪的诺尔维奇和其他地区就已经十分普遍了。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因在恶劣条件下过度劳动而造成的道德上的败坏、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在工业居民中都达到了顶点。在19世纪中叶，这一切逐渐减少，此后减少得更快。

当工人们认识了企图恢复管理工业的旧规章很愚蠢之后，就再没有压制经营自由的任何愿望了。英国人民所受的痛苦再糟糕也比不上革命前的法国人民因没有自由而造成的那些痛苦。有一种论点认为，如果不是由于英国从新兴工业中得到的那种力量，英国也许会屈服于外国的军事独裁之下，就如同从前的那些自由城市的遭遇那样。英国人口虽少，但有时却几乎独自负担着战争重担，反抗几乎控制欧洲大陆全部资源的征服者；而在反抗那个征服者的斗争中，英国有时又资助一些较大而且较贫的国家。不论正确与否，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自由的英国工业不供给反对共同敌人的战费，那么欧洲也许会长期受法国统治，如同以前受罗马统治那样。因此很少听到抱怨过度进行自由经营了，而多数的抱怨是针对限制英国人以自己廉价生产的商品来交换外国的粮食。

当时工会正在开始英国史上几乎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有趣和更有教益的生涯，光辉但却波折重重，甚至连这样的工会也转入明哲保身时期。工会根据辛酸的经历，知道企图实行政府用来指导工业行为的那些旧规章是荒谬的；但是关于如何用自己的行动来调节商业，这些工会还没有远见，关心的是通过取消反工人结社的立法来增加本身的经济自由。

§16.电报和印刷机现在有可能使人们对他们的灾难采取补救措施；我们正在逐步走向集体主义形式，如果以坚定的个人克制为基础，则这些形式将比旧的形式更高级
察觉经济自由的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各种危害就有待于我们这一代了。现在我们才第一次逐渐懂得不尽自己新义务的资本家如何力图使工人的福利服从于他的致富愿望；现在我们才第一次逐渐知道坚持富人除了享受权利之外，还得以个人和集体的身份尽义务的重要性；现在新时代的经济自由才第一次如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在部分上是由于人们的知识增长了，也更加热切了。但是不论我们的祖先如何明智，都不能像我们那样了解事物。因为他们忙于应付各种紧急需要和可怕的灾难[31]
。

我们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因为虽然英国近来为了民族生存而再次要求进行斗争，但是生产力有了巨大的提高；自由贸易和交通的发达使大大增加了的人口有可能以有利的条件获得充足的粮食。人民的货币收入平均增长了一倍以上；除了饲料和住房以外，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下降了一半，甚至更多。的确，即使现在如果平均分配财富，全国的总生产也许只足以提供人民的必需品和比较必要的安逸品，而实际上许多人只有最低生活必需品。但是国家的财富增加了、卫生条件改善了、教育发达了、道德增进了，我们不再被迫几乎把其他各种考虑都置于提高工业总产量的需要之下。

尤其是这种更加繁荣的现象使我们很富强，足以对自由经营进行新的限制。虽然为了更高尚、更多的最终利益而必须忍受暂时的物质损失，但这些新的限制与旧日的限制是不同的。这些限制并不是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手段而强加上的，而是为了在那些不能利用竞争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事务中来保护弱者，特别是儿童和有子女的母亲。 目的是周到而迅速地提供一些适合现代工业急剧变化着的环境的药方，因而从以前其他时代里逐渐由习俗来对弱者的保护当中是获得了好处，而不是害处。

即使当工业性质有好几代都没发生变动时，习俗的成长也太慢，盲目性也太大，以致不能在压力有利时来施加压力。在后一个阶段，习俗利少而弊多。但是借助于电、印刷机、议会政治和商会，人们有可能对自己的问题想出解决的办法。知识的增进和自立性的加强，曾给予他们真正克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使他们有可能自愿约束自己的行为；集体生产、集体所有和集体消费这些问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和以往一样，实行巨大而急剧的变革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也会引起反作用；如果我们前进步伐非常快，以致新的生活方式超过了我们的本能，那么我们便不能稳稳当当地前进。的确，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新思想、新机会和新的行为方式甚至用几代的时间就可以使人性有很大的改变，就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性的这种改变涉及的范围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广泛，进行的速度也从来都没有像现在那样快。但人性仍然在发展着，从而是渐进地发展着；我们社会组织的变革必然来自人性的发展，因此也必然是渐进的。

虽然社会变革是由人性的发展而生的，但往往会多少走在前面。原因是这种变革常常使人承担某种新的更高尚的工作和争取某种远大的实际理想，因而促进我们向更高级的社会发展。这样，慢慢地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社会生活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公益战胜了个人的反复无常，程度甚至超过个人主义开始以前的那些时代。但那时大公无私将是有意识的产物，虽然借助于本能，那时个人自由将在集体自由中发展自己。这与旧的生活秩序成为一个可喜的对照：在旧的生活秩序中，个人受习俗的奴役而造成了集体的奴役和停滞，而这些只有用专制主义或变化无常的革命才能打破。

§17.续前
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英国的角度来考察这种运动的，但是其他国家也向着同一个方向迈进。美国以勇敢而直率的态度来处理新的实际困难，结果已经在某些经济事务中获得了领导权。美国提供了当代最近经济趋势中最有教益的事例，如各种形式的投机和商业联盟的发展。不久美国也许将在为世界其他各国开拓道路方面起主导作用。

澳大利亚也不甘示弱，而且因为它的人口比较同一化，显然比美国具有某些优越性。因为虽然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大体上也如此）来自许多国家，但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思维方式可以启发新的思想和激励进取心，尽管差不多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属于一个民族。因为不必去适应各个不同民族的能力、性格、趣味和需要，所以社会制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可以进行得更顺利和更迅速。

在欧洲大陆上通过自由结社而获得重要成果的力量比讲英语的国家差一些。因此，在处理工业问题上采取的办法比较少，也比较不彻底。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没有任何两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它们采取的方法各有特点，也各有所长，特别是关于政府行为方面，在这方面德国领先。德国的加工工业比英国发展得晚，这是一种很大的优势；德国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而少走许多弯路[32]
。

在德国，绝大部分本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在政府部门任职。也许没有任何国家一个政府像德国那样容纳了这么多的有才华的人。另一方面，造就了英美最优秀的企业家的那种精力、创见和勇敢在德国最近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德国人民具有很大的服从性，因此他们和英国人有所不同。在必要时，英国人有毅力能使自己完全遵守纪律，但却并非生来就是百依百顺的。在德国，可以看到政府管理工业的最好的和最吸引人的方式，同时，私营工业的种种特长、活力、弹性和方法也开始在德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问题在德国已进行了仔细而有成效的研究，而这些对讲英语的民族来说也许很有教益。只要他们记住，最适合德国人性格的那些措施对他们也许并非十全十美。因为即使愿意，他们也不能像德国人那样有坚定不移的服从性，还有安于简陋的衣、食、住和娱乐的条件。

此外，德国比别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最具有本民族文化修养的人，而这些人有着世界一流的强烈宗教感和敏锐的商业投机头脑。在各国（尤其是德国）经济实践和经济思想中最卓越而且是最富有教益的东西大多来自犹太人。而我们特别感激德国犹太人的是，他们大胆猜测着有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害冲突，还有有关这些冲突的最终经济原因与可能的药方。

但这就要涉及附录二的主题了。在这里我们已经见到经济自由如何在最近才发展起来，而经济科学现在必须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又是如何新颖；另外我们必须研究的是，此问题的形式是如何由于事件的发展和大思想家个人的特点而形成的。

[1]
关于自然环境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决定主要职业的性质而对种族性格所起的影响，参阅克尼斯的《政治理济学》、黑格尔的《　历史哲学》、布克尔的《文明史》，并参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

[2]
孟德斯鸠危言耸听地说（第十四篇中的第2章）：“寒冷气候造成的体力上的优越也产生了其他的影响，其中　‘优越感较大（即报复心较小）和比较重视安全（即坦白有余，而怀疑、权谋与欺诈不足）’这些美德对经济上的进步显然是有帮助的。”

[3]
戈尔顿认为，在一个热带国家中的少数统治民族（例如在印度的英国人），通过大量使用人造冰或冷气而能使他们的体力保持许多代而不变。如果他的这种想法证明是对的，那么这一点也许必须略加修正，但只是一点点而已。

[4]
参阅贝奇特的《物理学与政治学》及斯宾塞和梅因的著作。

[5]
例如，如果分析所指的是在长期内给予铁匠的报酬（其中包括他的各种特权和犒赏），约等于对他那从事难易相等的工作的邻居的报酬。或者换言之，如果分析指的是我们在自由经营、交通便利和有效竞争制度下所说的正常报酬率，那么就会发现习俗依照规定犁价的“适度水平”。如果环境的改变使对铁匠的报酬（包括各种间接的利益在内）小于或大于此数，那么习俗的内容总会开始变动，而这种变动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同时一般也不改变形式，并将使报酬重新回到这种水平。

[6]
我们现在的确知道日耳曼人的马克制度远不及某些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普及，但在马克制度完备的地方，一小部分（即住用马克）被长期划分出来，以供居住用，各家都永久保有在住用马克上的份额。第二部分（即耕用马克）分为三大块田地，在其中的每块田地上各家一般都有几块零散的田地。每年耕种其中两块田地，而让一块休耕。第三部分，也是最大的一部分，用做全村的公用草地。耕用马克上的休耕地也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耕用马克会时时变为草地，而用于新耕用马克的土地则会削弱公共马克，这就引起了重新分配。各家对自己的土地处理得好坏，都影响村社的全体成员。

[7]
参阅阿格尔大公的《看见的社会基础》中的第9章，关于共耕制的叙述。

[8]
参阅纽门和帕迟的《希腊的自然地理》，第1章；格罗特的《希腊史》，第二篇第1章。

[9]
见本书第1章。例如，甚至柏拉图也说：“　鞋匠和铁匠都不是天生的；这些职业使从事者堕落；可怜的雇工正是由于自己的身份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法律》，第12章）亚里士多德接着说：“在治理得好的国家里，公民们绝不应该靠手段或做生意为生，因为这种生活不高尚，有损于德行。”（《政治学》，第7章的第9节和第3章的第5节）这两段代表了希腊人关于商业的基本思想。但因古代希腊不劳而获的财富极少，所以许多希腊的大思想家也不得不做一些生意。

[10]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性格之间的根本对立作了明确的描述：“讲到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形态中的希腊人，我们不妨说，他们并没有良心；为祖国生活而不需要进一步分析、反省的那种习惯，是他们的主义原则……主观性使希腊世界陷入灭亡之中。”而希腊人的和谐的诗意给“罗马人那种淡泊的生活”开辟了道路，那种诗意充满了主观性和“对一定志愿的深思熟虑”。罗雪尔在他著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史》（第188节）中，赞扬黑格尔对历史经济学做出的间接贡献，虽然这种赞扬是有分寸的。参阅蒙森的《　历史》中关于宗教的那几章，这几章似乎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并参阅考奇的《　国民经济学的发展》，第一篇。

[11]
参阅第1章的第2节。这种误解在某种程度上归咎于总的来说是敏锐而稳健的罗雪尔的影响。他特别喜欢指出古代和现代问题上的相同点，虽然他也指出了其间的差异，但他的著作的普遍影响有令人误解的趋势（克尼斯对他的立场有适当的批判，参阅《从历史观点来看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第2版的第391页）。

[12]
弗里德兰德的《罗马民俗史》中第225页。蒙森（《历史》第四篇中的第11章）甚至这样说：“讲到贸易和工业，除了意大利民族在这方面仍像野蛮时期那样不活动之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罗马私人经济的唯一异彩是货币交易和商业。”凯恩斯的《奴隶强国》中有许多段落读起来都仿佛是蒙森《历史》的现代翻版。甚至在城市里，贫苦的罗马自由人的命运也类似于美国南部蓄奴诸州中的“　无产的白种人”和“意大利的庄园主”，但它们是一些像美国南部诸州的农场，而不像英国的农场。关于罗马自由劳工的软弱，参阅李卜诺的《罗马工会史》。

[13]
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希穆勒关于古代贸易公司的简练而生动的叙述中有所描述。在指出全体成员都属于一个家族的商业团体如何在原始民族中也可以得到发展以后，他认为（《立法年鉴》，第16期，第740～742页），现代类型的商业组合形式，除非拥有像税吏团所拥有的那些额外的特权或利益，不然在像罗马所处的那种环境中，是无法长期存在的。我们现代人能把许多人召集起来，在“共同目标下”一道工作，而古代人却不能，其中原因不外乎是“现在比那时的文化道德水平高一些，通过社会同情把人们在商业上的自私自利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大一些”。参阅德鲁姆的《罗马的钱商》；W.A.布朗在《政治科学季利》（第2期）上发表的《四世纪时国家对工业的管理》一文；布朗基的《政治经济学史》，第5章和第6章；英格拉姆的《政治经济学史》，第2章。

[14]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四部）在谈到日耳曼人的精力、自由的精神、绝对的自我决断力和热诚之后，又接着说：“忠诚是日耳曼人的第二个口号，就像自由是他们的第一个口号一样。”这样，他道出了这个问题的根源。

[15]
德莱柏在《欧洲的文化发展》第13章中，对他们的贡献大加歌颂。

[16]
凡适用于实际上拥有自治权的那些大自由城市的，在较小程度上也适用于英国所谓的自由市县。其组织甚至比政治特权组织还要多种多样，但现在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一般民主较多，寡头政治较少，这并不像过去一个时期内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尤其要参考格洛斯的《　行会商人》的第7章。

[17]
但是背信弃义在意大利的城市十分普遍，而在北方的城堡也不罕见。人们常暗杀或毒害亲朋，当主人给客人上茶或用餐时，往往要先尝一番。就如同一个画家把他能发现的最美的画面展现在画布上，却尽可能把不美的部分藏起来一样，一个通俗历史学家突出男女贵族们的生活，并借此力求回避周围道德败坏的那些历史画面，以激发青年人的进取心。这样做也许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考察世界的进步，就必须考虑过去实际存在着的弊端。偏袒我们的祖先，就是失信于我们的民族。

[18]
我们也许易于过分强调教会对“高利贷”和某几种商业的禁止。当时借给商业用的资本的机会不多，而在有机会时，也可以用许多方法来回避这种禁止，其中有些的确是教会认可的。虽然圣克里索斯顿说过“凡以贩卖物品取利者，死后便不能升入天堂”的话，但是，教会仍鼓励商人在集市和其他地方做生意。教会和国家的权力与人们的偏见结合起来，就使得那些为零售获利而购买大批货物的人困难重重。虽然这些人的生意大都合法，不过其中有些的确像现代谷物市场上的垄断居奇。参阅阿什利在他著的《经济史》中关于教会原则的那一章，以及杰文斯在《经济评论》第4期上的书评。

[19]
教会通过组织十字军而间接有助于进步；讲到十字军时，英格拉姆说（《政治经济学史》，第2章），他们“由于在许多情况下把封建领主的财产转移给工业阶级而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并通过使各个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互相接触，通过开阔居民的眼界以及通过对航海的特殊刺激，推动了国际贸易”。

[20]
要进行统计比较，必须将富农与今日的中产阶级并列，而不能与今日的技工划归为一类，因为比他们富有的人为数甚少；而大多数的人却远比富农穷，几乎各个方面的处境都不如现在。

[21]
罗杰斯说，13世纪时耕地的价值只等于经营耕地所需要的资本的三分之一。他相信只要土地所有者保有自己耕种的习惯，那么长子往往会用各种方法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弟弟，以便换取他们的一些资本（《六百年来的劳动与工资》，第51～52页）。

[22]
在第六篇，特别是在第9章的第5节中，将进一步说明类似的情况。

[23]
宗教改革“是对个性的确认……个性并不是生命的总和，而是在我们为部分和为全体工作中，在我们的天性和工作的任何一个领域中的一个主要生活部分。我们只能与上帝同生死、共患难，这是真理，虽然并不是全部真理”。参阅韦斯科特的《基督教的社会相》，第121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第四部第三篇的第2章。

[24]
某些猥亵的艺术形式使那些严肃而狭隘的人对各种艺术抱有成见。而相反，社会主义者现在攻击宗教改革，说它损害了人的社会和艺术本能。但值得怀疑的是，宗教改革产生的各种强烈的情感使艺术丰富的程度，是否大于它的严肃性对艺术的损害。他们发展了自己的文学和音乐；如果他们曾使人瞧不起自己的创作之美，那么他们无疑会提高人对自然美的欣赏能力。山水画大多在新教流行的那些国家里发达起来，这绝不是偶然的。

[25]
斯迈尔斯曾经指出，这些移民对英国的贡献比历史学家们想象的要大些，尽管他们往往对这种贡献有很高的评价。

[26]
这一名词来自亚当·斯密，一般习惯用于欧洲大陆，似乎非常恰当地指那些把企业的风险和管理，都看做是自己在组织工业工作中应尽的本分的人。

[27]
在18世纪后半期，农业改良尤其进展迅速，各种农具都得到了改进。根据科学原理进行排水；牲畜的饲养由于贝克威尔的天才而得到了彻底的改革；三叶草、黑麦草等都为人普遍使用，并且能以轮耕制来代替休耕制。这些和其他变化不断地增加了耕种田地所需要的资本。而商业财富的增长使那些有能力情愿通过购置大地产而在农村立足的人有所增加。这样，现代商业精神就从各个方面渗入农业中了。

[28]
在1760年后的二十五年中，工业上的改良和发明相继出现，速度甚至凌驾于农业之上。在这个时期，布伦德莱的运河使笨重货物的运输便宜了；瓦特的蒸汽机使动力生产费用低廉了；柯特的炼铁法以及娄巴克用煤代替木炭（　当时已感到缺乏）的冶炼法，使铁的生产费用降低了；哈格里夫斯、克朗普顿、阿克赖特、卡特赖特和其他人发明了纺织机、锤纺机、梳棉机和动力织布机，使这一切变得经济实用；韦季伍德大大地促进了那正在迅速发展着的陶瓷业的进步。在印刷方面、用化学方法漂白方面以及其他生产方法方面都有重大的发明。在这个时期的最后年，即1785年，出现了第一个直接使用蒸汽动力的棉纺厂。19世纪初，出现了轮船、汽力印刷机，而且城市照明中使用了煤气。不久之后，又有了火车、电报和照相术。详见克拉潘的《剑桥近代史》，第10卷。

[29]
参阅赫耳德的《英国社会史》，第二篇的第3章。

[30]
工业撤出基尔特管理过严的那些地方的倾向由来已久，13世纪时就有了这种倾向，虽然当时比较薄弱。参阅格罗斯的《基尔特商人》，第1卷的第43页和52页。

[31]
在和平时期，没有人敢公开把金钱看得和人的生命同样重要；但在费用庞大的战争的紧急关头，金钱往往能被用来拯救人的性命。一个将军在紧急关头可能会为保护物资而牺牲生命，而如果这种物资损失了，便会造成许多人死亡，那么此将军的行动就被认为是正确的；但在和平时期，没有人敢公开主张为了保护少许军用物资而牺牲士兵的性命。

[32]
李斯特得出了一种很有参考价值的观点。他认为，一个落后国家必须向那些进步的国家学习，但要学习的是当它们处于它今天所处的阶段时的那些措施，而不是它们当前的措施，但是正如克尼斯指出的（《政治经济学》，第2章的第5节），商业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改良有使各个不同国家的发展同时并进的趋势。

附录二[1]
经济学的发展

§1.现代经济科学受古代思想间接影响大，而直接影响小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自由有其历史根源，但基本上还是近代的产物；另外，我们必须探究经济学的相应发展。现代社会借助了希腊思想和罗马法，使从早期亚利安人和塞姆人的制度到现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却很少受到古代人的理论的直接影响。

的确，现代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是，建立在奴役制基础上的那种工业体系以及鄙视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的哲学，与那些固执的市民格格不入，他们以自己的手工业和商业为荣，就如同以参与管理国家政治为荣一样。这些顽强而粗野的人很可能从过去大思想家的那种哲学特征和广泛的兴趣中得到实惠。但事实上，他们却大力着手解决自己的问题。现代经济学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朴素性，同时对把财富当做目的而不是当做维持人的生活的手段抱有偏见。现代经济学直接讨论的大体上是公共收入、租税的收益和效果。在这一点上，随着商业的扩大和战争费用的增加，自由城市和大帝国的政治家们都同样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经济问题迫切而棘手。

在历代，尤其是在中世纪早期，政治家和商人都忙于尽力通过管理商业来使国家富强起来。他们主要关心的一点是贵金属的供给，而且认为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这种贵金属都是财富的指标，如果不是财富的主要因素的话。瓦斯哥·达·加马和哥伦布发现了海上航线，因而把商业问题在西欧各国从次要的地位提升到主要的地位。有关贵金属的重要性以及获得贵金属供应的最好方法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公共政策的决策依据，足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以及引起国家兴亡的那种结盟。有时，这类理论还大大地影响了各民族在地球上的迁徙。

有关贵金属贸易的种种条例只不过是许多条例之一，这些条例力图以不同程度的细节和严密性来规定每个人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应该赚取什么以及如何使用其收入。在中世纪早期，条顿民族的自然吸引力使其习俗有种非凡的力量。在应付那些发生于美洲贸易中的连续变化的趋势时，这种力量影响了商人行会、地方当局和国家政府。在法国，条顿人的这种倾向通过罗马人的天才而转化成制度，家长式的统治达到了顶点；科尔伯特的贸易条例已成为金科玉律。就在此时，经济理论出现了，所谓重商主义体系显露出头角；贸易条例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实行着。

随着岁月的推移，产生了一种走向经济自由的趋势，反对新思潮的人们在从自己方面援引前代重商主义者作为根据。但他们体系中包含的那些规定和限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他们力图实现的许多变革方向都是企业自由。与主张严禁贵金属出口的那些人相反，他们特别论证的是，在长期内凡是能使本国金银的输入多于输出的各种贸易都不应加以禁止。让商人自由经营企业是否会使国家蒙受其害呢？通过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曾倡导了一种新的思潮，这就不知不觉地走向经济自由，其中一方面是由于时势，而在其他方面是由于西欧人心所向。这种节制贸易限制的运动一直继续到18世纪后半期。此时，时机成熟了，出现了这样的理论：如果国家企图以人为的规定与每个人各行其是的天生的自由权相对抗，那么社会福利一般就会深受其害[2]
。

§2.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发展了自由贸易论，并认为价值论是使经济科学成为一个统一体的核心
18世纪中叶，法国一群政治家和哲学家在路易十五[3]
的御医魁奈医生的领导下，首次开始在广泛基础上有系统地建立经济科学，他们政策的基石是顺从自然[4]
。

最初宣布自由贸易主义学说是行动的一般原则的人们就是他们。在这方面他们比起英国的学者达德利诺斯爵士，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们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语调和性质中，许多都预示着后代情况。不过他们思路不清，而这又是当时科学家的共同特点。这种思路不清的现象，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方从自然科学中清除出去。他们把顺从自然的伦理原则和因果规律混同起来，前者用的是祈使语气，规定某些行动规律；而后者用的却是陈述语气，是由研究自然而为科学发现的规律。由于这一点以及其他理由，他们的论著很少有直接的价值。

但此学说对现代经济学的间接影响却很大。理由有二：第一，重农学派论证清晰、逻辑一致，对后代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重农学派研究的主要动机并不像他们大多数的前辈，不在于增加商人的财富和填充国库收入，而在于减轻过度贫困引起的痛苦和堕落。这样，他们就给予经济学以寻求有助于提高人类生活品行的现代目的[5]
。

§3.续前
在前进中的第二大步，即经济学曾迈出的最大的一步，并不是一个学派的著作，而是一个人的著作。的确，亚当·斯密并不是当时英国唯一的伟大经济学家。在他著书前不久，休谟和斯图亚特对经济学已作出很重要的贡献；安德森和扬格也发表了一些极其有价值的学说。但亚当·斯密的讨论范围足以包括他同时代的英法同辈著作中的全部精华，虽然他无疑承袭了不少别人的东西，但是我们越是将他和他的前辈和后继者相比较，就越是觉得他有才华、知识渊博和判断公正。

亚当·斯密在法国住过很长的时间，与重农主义学者有过接触；他钻研过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哲学，而实际上他通晓世事则是由于他远游异乡以及和苏格兰商人来往密切。除了这些有利条件之外，还有他那非凡的观察力、判断力和推理力。结果，凡是他和前辈有意见分歧的地方，他都几乎比他们更正确一些。而现在所知道的经济学上的真理，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涉猎过的。因为他是头一个就各个主要社会方面论述财富的人，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许就有权被视做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6]
。

但是亚当·斯密开辟的领域太广，一个人无法全部勘测完。有时他看到的许多真理，而在另一个时候却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因此，在对他引证的许多东西加以纠正后，会发现他总是向着真理迈进[7]
。

他以丰富的常识和渊博的实际商业知识发展了重农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因而使得这一理论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他因论证政府干涉贸易有害无益而扬名国内外。在举出利己心会使商人对社会有害的种种例证的同时，他认为即使政府行事用意至善，对公众的服务也几乎总比商人的进取精神差一些，不论该商人如何自私自利。他对这一理论的辩护给予世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因而大多数德国学者在谈到斯密主义的时候主要指的是这一点[8]
。

但毕竟这不是他的主要功绩。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综合并发展了当时英法学者和前辈关于价值的研究。说他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是由于他首先慎重而科学地研究了用价值测量人类动机的方式，其中一方面用价值测量买主获得财富的欲望，另一方面用价值测量生产者付出的劳作以及做出的牺牲（或“实际生产成本”）[9]
。

他进行的工作的要旨很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晓，自然许多后继者也没有看出来。尽管如此，《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后的上乘经济学著作和以前的著作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在于更清楚地看到，用货币一方面衡量获得一物的欲望，而另一方面衡量生产该物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种种劳作和自制。其他学者向这方面作出的努力虽然很重要，但是他极大地发展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倡导了这种新见解。在这方面，不论他还是他的前辈和后继者都没有发明一种学术上的新概念，他们只不过把日常生活中惯用的概念明确化。事实上不善于分析的一般人很容易把货币看做是动机和幸福的尺度，比实际更精确。其中原因在部分上是由于他们没有想到尺度形成的方式。经济学上的用语似乎比日常生活中的用语更专门化和不那么现实，但事实上更真实，因为经济学上的用语更慎重和更周密地考虑到了各种分歧和困难[10]
。

§4.他的后辈们并没忽视对事实材料的研究，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对演绎法持有偏见
在亚当·斯密的同辈和直接后继者中，没有人具有他那样广泛而不偏的才智。但是他们都作出极有价值的贡献，每个人都从事某类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些问题的研究是出自个人的天赋，而有些问题却源于当时的特殊事件。在18世纪晚期，主要的经济著作是史实性和叙事性的，论述劳动阶层（特别是农业区劳动阶级）的状况。扬格继续写他那有名的旅行纪要；伊登记述贫民史，此书充作所有后来工业史家的基础和范例；而马尔萨斯通过对历史的钻研指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中，实际决定人口增长的各种因素。

但总的看来，在亚当·斯密的直接后继者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数边沁了。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很少，但对19世纪初期新兴的英国经济学派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是一个顽强的逻辑学家，反对贸易方面的各种毫无理由的限制和规定；他严正要求这些限制和规定要提出足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理由来，而这种要求当时得到大力支持。英国由于迅速使自己适应各种新的经济运动而称雄世界；中欧各国却由于墨守成规而不能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大多数英国商人都认为商业上的清规戒律是有害的，至少在英国有所减少或正在减少，并且不久就要消失。边沁的门徒们立即得出结论说，他们无须对习俗多操心；对于他们来说，根据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一假设来讨论人的行为的趋势就够了[11]
。

因此，对19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经常提出这样的指责：他们没有仔细研究社会经济生活中与个人行为相比的集体行为。此外，他们过分夸大了竞争的力量及其迅速的作用。这些指责相当公正。至于他们的研究因为有某种僵硬的概括，甚至语气刻薄而遭到损害的这种非难，也不无小小理由。这些缺点部分原因是由于边沁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精神，还有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这样的事实：经济学研究大多操于那些将力量寄寓于干劲而不是哲学思想的人手中。

§5.续前
政治家和商人们又一次热衷于货币与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他们现在投入的精力甚至比这些问题最初发生在中世纪末的那个巨大经济变革的早期还要大一些。他们同现实生活的接触，他们的丰富经验，还有他们的渊博知识，乍一看起来似乎很可能使他们对人性进行广泛的研究，并把推理建立在宽泛的基础之上，但是，实际生活的熏陶往往使他们从个人经验中草率地作出概括性结论。

在他们从事的领域中，他们的研究极有价值。因为在经济学中，货币理论正是忽略人类动机（除致富动机外）却不会有什么害处的那一部分；李嘉图领导的那个有名的演绎法学派在这里却立于不败之地[12]
。

另外，经济学家们进行对外贸易理论的研究，并弥补了亚当·斯密在这方面留下的许多不足。除了货币理论之外，在经济学中没有其他部分更属于纯演绎推理的范围。的确，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充分讨论必须考虑到许多严格说来不是经济学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对农业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但对英国却关系不大。

在这整个时期，英国都从未忽略过经济事实方面的研究。配第、扬格、伊登和其他学者的统计研究由图克、麦卡洛克和波特加以继承和发挥。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似乎过分突出了那些和商人及其他资本家们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但对议会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大量调查研究却不能这样说，而这一切就是在英国经济学家影响下完成的。事实上，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在英国问世的官方与私人的统计资料和经济史，堪称为经济学上有系统的历史和统计研究的起点。

不过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狭隘性。的确，这种研究是历史性的，但大部分却不是“比较性的”。虽然休谟、亚当·斯密、扬格和其他学者曾受到自己的直觉天才和孟德斯鸠的范例的指引，也偶尔比较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的社会现象，并从中吸取教训，但他们没有一个掌握了按系统的方案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观念。因此，当时的学者在搜求材料方面认真、能干，而在研究工作上却相当盲目。他们把我们现在认为极其重要的大批材料都忽略了，而且往往不能善于利用搜集到的东西。当他们从搜集材料转向一般推理时，这种狭隘性就更突出了。

§6.但他们对人性决定于环境估计不足。社会主义者和生物学家的研究在这方面的影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现代著作的特点
为了论证简单，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似乎往往把人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从未大力研究过人的变异。他们最熟悉的人是城市居民；有时由于表达不慎，几乎暗示其他英国人和他们所熟悉的城市居民完全相似。

他们知道其他国家的居民有自己的特点并值得研究，但又似乎认为这些差别是表面性的，而且一旦其他民族学会英国人准备教给他们的那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这些差别也一定能够消除掉。这种想法曾使我们的律师把英国民法强加于印度人身上，使我们的经济学家暗中根据世界是由城市居民构成的这一假设来推导自己的理论。如果讨论的是货币和对外贸易，那么便没多大害处；如果讨论的是不同工业阶层之间的关系，却会使他们误入歧途，会使他们把劳动说成是商品，而不去研究工人的观点，不仔细考虑工人的情感、本能和习惯，忽视工人的同情和反感以及嫉妒和友情，还有缺乏知识和自由活动的机会。因此，他们认为供求力量具有比现实生活中更机械而规则的作用；他们定下的利润和工资规律甚至在当时的英国也是站不住脚的[13]
。

不过，他们的致命缺点是不懂得工业上的常规和制度是极易变动的。他们尤其不明白穷人的贫困是造成他们贫困的那种衰弱和劳动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现代经济学家对于大大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可能具有信心，而他们却没有。

诚然，社会主义者主张人全面发展，但是他们的见解却很少有历史和科学研究的根据；同时由于表达狂妄，就引起了当代严肃的经济学家的鄙视。社会主义者没有研究过他们所攻击的那些理论；也很难指出他们所不理解的现存的社会经济组织的性质和效率。因此，经济学家不屑于认真检验他们的任何学说，尤其是他们关于人性的各种臆测[14]
。

但是社会主义者情感强烈，他们懂得经济学家所未考虑的那些人类行为的潜在动机。在他们的狂文绝句之中，潜伏着敏锐的观察和建设性的意见，其中有许多值得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学习。他们的影响逐渐扩大，孔德非常得益于他们的帮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生中的转变，是由阅读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来的，正如他在自传中告诉我们的那样。

§7.续前
当我们拿现代人对于财富分配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和19世纪初流行的见解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除了细节上的各种改变和推理上的科学精确性方面的改进之外，在对待问题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以前的经济学家的论证仿佛把人的性格和效率看成是不变量的，而现代经济学家却始终不忘人是他所生存的那个环境的产物这一事实。经济学观点的这种改变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在19世纪最后的五十年中，人性的改变非常迅速，结果迫使人们不得不对此加以注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各个学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学者的直接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自然科学中某些部门有类似改变的间接影响。

在19世纪初，数理科学大有欣欣向荣之势。这些科学虽然彼此有区别，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的研究对象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中都是固定不变的。人们熟知科学在进步着，但对科学对象的发展却很陌生。随着岁月的推移，生物学在逐渐进步着，人们开始对动植物生长的性质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懂得了如果科学对象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适用于某一阶段的规律如果不加修正，就很难适用于其他阶段；科学规律必须同研究对象的发展有一个相应的适应。这种新观念的影响逐渐扩展到人文科学，并且在歌德、黑格尔、孔德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显现出来。

后来，生物学研究有了跨越性进步。各种发现极大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就像早年物理学上的发现一样；伦理和历史科学的风格有了显著的改变。经济学也参加到这个总的运动中来，一年比一年更注意人性的柔韧性以及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先行方法对人性的作用和反作用。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趋势最初的重要痕迹[15]
。

穆勒的追随者离开李嘉图直接继承者采取的立场，向这个方向继续前进着；与机械因素有区别的人的因素在经济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且不提当时在世的经济学家，这种新的风气弥漫于克利夫·莱斯利的历史研究中，以及贝奇特、凯恩斯、汤因比和其他学者的多方面的著作之中，尤其是杰文斯的著作巧妙地综合了各种最大的优点，因而在经济学史上取得了名垂千古的地位。

到处都流行着一种新的社会责任观。在议会中，在报纸和讲坛上，人道主义精神响彻云霄。穆勒和追随他的那些经济学家促进了这一运动，反过来他们又从这个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启发。一半是由于这个原因，另一半是由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发展，他们对事实材料的研究也更广泛而达观。的确，有些早期经济学家在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即使有超过者也不多见。但是，他们从前无法知道的许多情况现在都是人人皆知的了。既不像麦卡洛克那样深通商业，又没有他那渊博历史知识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和事实材料的关系也能提出比他更广泛而明确的见解。在这方面他们曾得益于各种科学方法的普遍改进，包括历史学在内。

因而，现在经济学上的推理在各方面都比过去更精确了；在任何研究中假设的前提表达得也比从前更严谨了。但是思想的缜密性在运用中却起到了部分破坏作用。事实表明，一般理论在以前的许多运用现在都站不住脚，因为以前没有想到所暗含的全部假设以及在所讨论的特殊事例中，是否大体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因此，许多教条都被打破，这些教条仅仅因为表达得不严谨，所以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些教条被充作那些以此武装自己而进行斗争的卫道士（主要是资本家阶级）的武器库。这种破坏作用乍看起来似乎贬低了经济学中的一般推理过程的价值，但结果适得其反。它为我们正在兢兢业业建立的那种更新、更强大的理论机器扫清了道路；它使我们有可能比那些最初着手解决经济难题的能工巨匠（我们现在的坦途正是由他们开拓的）对生活看得更全面，能更稳妥地前进，虽然步伐有所放慢；还能更讲究科学性而不那般教条。

也许可以将这种变化看成是从经济学方法发展的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在初级阶段，对自然运转的描述照例很简单，为的是能用简单的语句表达出这些现象；而在高级阶段，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却更仔细，描述得也更真实，甚至牺牲一定程度的简明性和通俗性也在所不惜。因此，经济学上的一般推理有了更迅速的发展，并在走每一步都容易引起敌对批判的这个世纪中，建立起比在威望极高时还要巩固的阵地。

上面我们仅从英国的观点考察了近来的发展，但英国的发展只不过是扩展到西欧各国的这一广泛运动的一个侧面而已。

§8.续前
英国经济学家在国外有许多信徒，也许还有许多批判者。法国学派从本国18世纪的大思想家那里继续发展，并且避免了二流英国经济学家们常犯的（特别是与工资有关的）许多错误和混乱。自从萨伊以来，法国学派做了许多有用的工作。库尔诺是法国学派最有天才的建设性思想家；而傅立叶、圣西门、普鲁东和路易·勃朗却提出了许多最有价值也是最狂妄的社会主义见解。

近几年来，发展最快的也许要算美国了。一世纪前，“美国学派”被认为是由凯雷领导下的一群保护主义者组成的，但现在由一些英明思想家组成的新学派正在形成。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经济思想上正在取得它在经济事务中已经取得的那种领导地位。

经济学在它的两个策源地—　—荷兰和意大利—　—大有复苏之势。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精湛的分析更是引起了各国极大的注意。

但总的看来，近代欧洲大陆曾做出的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工作是在德国。在承认亚当·斯密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德国经济学家们首先被他们认为的那种岛国褊狭性和李嘉图学派的自信所激怒。他们尤其不满的是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做出的那种假设，即就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所确立的命题，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到农业国家中去。李斯特的卓越天才和爱国热忱推翻了这个假设，并指出李嘉图主义者很少考虑到自由贸易的间接效果。就英国而论，忽视这一切也没多大害处。因为这些效果基本上是有益的，并从而扩大了直接效果的影响。但他指出在德国（尤其在美国）自由贸易的许多间接效果都是有害的，他认为这种害处超过其直接利益。他的许多论点都站不住脚，但有些却很适用。因为英国经济学家不屑于对他的论点进行耐心讨论，所以那些为他的正确论点打动的政客们，为了鼓动群众而对那些不科学的但对工人阶级具有较大感染力的论点的使用也默不作声。

美国企业家把李斯特当做自己的代言人。他给他们写的一本通俗小册子广泛流行，这是他在美国的名望和有系统地阐述保护主义理论的开始[16]
。

德国人喜欢说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学派过低估计了国民生活的重要性，说他们有倾向一方面为了自私的个人主义，而另一方面为了无力度的博爱的世界主义而牺牲国民生活。他们认为李斯特在激起爱国主义情感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爱国主义的情感比个人主义的情感更慷慨大度，比世界主义的情感更坚强明确。值得怀疑的是，重农学派和英国经济学家的世界主义情感是否像德国人想象得那样强烈。但近代德国政治史对德国经济学家在民族主义方面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为侵略大军包围的德国，只有借助于爱国热忱才能存在。德国学者竭力主张（也许有些过分），利他主义感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的活动范围，比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方面还要狭隘。

虽然德国人在情感方面是民族主义的，但在研究上却是高尚的国际主义的。在经济史和通史的“比较”研究方面他们是领先的。他们罗列了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社会工业现象，并进行整理，以便阐明各现象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现象与可供参考的法学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7]
。

德国学派中少数成员的著作有夸张的毛病，甚至对李嘉图学派的理论持有褊狭的轻视态度，而这种理论的要旨和目的连他们自己也不懂，这就引起了许多索然无味的激烈争论。但这个学派的领导者几乎都没有这种褊狭心理。很难过高估价这个学派及国外同行在研究和解释经济习惯和经济制度的历史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它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我们真实财富中的一项新的宝贵财富；几乎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能开阔我们的眼界、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伦理生活和它所体现的那种神圣原则的进化。

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从历史角度探讨科学上；集中在把科学应用于德国社会政治生活条件，特别是德国官僚政治的经济义务上。但是由于赫尔曼的卓越天才的指导，他们曾进行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工作，这种分析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同时也大大地扩大了经济理论的范围[18]
。

德国思想也促进了对社会主义和国家职能的研究。为世人所知的近代极其彻底的大多数倡议，即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几乎无偿地征用私有财产，正是来自德国学者，其中有些是犹太血统。的确，经过仔细研究之后，便可发现他们的著作不如初看起来那样深刻而见解独特。但是他们的著作从那辩证法的妙术和优异的风格中，从那渊博（虽被歪曲了）的历史知识中，汲取了巨大的力量。

除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之外，德国还有许多思想家坚决认为，私有财产制度的现存形态缺乏历史根据；并根据许多科学和哲学的理由要求重新考虑和个人相对的社会权利。德国人民的政治军事制度近来助长了他们那种自然趋势，即比英国人更多地依赖政府，而更少地依赖个人企业。在有关社会改良的各种问题上，英德两国有许多值得相互学习的地方。

但在当代的各种历史知识和要求改良的热潮中，经济学上一件棘手但却十分重要的工作有遭到忽略的危险。经济学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有忽略慎重而严密的推理的趋势。所谓科学的生物学观的抬头，有把经济规律和经济尺度的概念抛到幕后的倾向，仿佛这些概念太严谨死板，不适用于那种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着的经济有机体。但是生物学教导我们说，脊椎动物的机体是最发达的。现代经济组织是有脊椎的，而讨论它的科学也不应是无脊椎的。它应当有使自己密切适应世界现实现象所需要的那种巧妙和敏感，但是还必须具有一个仔细推理和分析的坚固脊椎支柱。

[1]
参阅第一篇第1章中的第5节。

[2]
同时德国“财政学”的研究发展了对于国家事务的科学分析，最初只就财政方面，但自1750年以后，越来越侧重于有别于人的因素的国家财富的物质状况。

[3]
坎蒂恩于1775年写的内容十分广泛的《商业性质的考察》一书，堪称为有系统的著作，立论尖锐，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超时代的。尽管我们现在知道早在六十年前尼古拉·巴本就在著作中提过了他的几个重要论点。考奇是第一个肯定坎蒂恩著作的重要性的人；杰文斯宣称他是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奠基者。关于坎蒂恩在经济学上所占地位的公平论证，参阅希格斯在《经济学季刊》（第6期）上发表的论文。

[4]
在前两个世纪中，讨论经济问题的学者们时时诉诸自然。争论的一方宣称自己的方案比另一方更接近自然。18世纪的哲学家中，有些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也常常依照大自然来作为确定是非的标准。特别是洛克在诉诸自然的问题上以及在他的理论的细节上，有许多都比法国经济学家先走一步。但是魁奈和追随他的其他法国经济学家对于社会生活的自然规律的研究，除了受英国的影响之外，还受其他原因的支配。

法国宫廷的豪华以及使法国日趋灭亡的那些上层阶层的特权，都显示了人为文明的罪恶，并引起了一些有思想的人向往着比较原始的社会状态。许多法国能言善辩的法学家深通晚期罗马帝国斯多葛派法学家们制定的自然法；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卢梭竭力提倡的对美国印第安人的那种“　自然”生活的崇拜，开始对经济学家产生了影响。不久他们就被叫做重农主义者或自然秩序的维护者。这个名称源于1768年出版的杜邦著作的书名。不妨指出的是，他们对农业的热衷和对自然状态与朴素的乡村生活的贪恋，部分上取决于他们那些斯多葛大师。

[5]
甚至宽宏的沃邦（写于1717年）也不得不为他对人民福利的关心辩解。他说使人民富有就是使国王富有的唯一方法：穷了人民，便穷了国家；穷了国家，便穷了国王。相反，对亚当·斯密有巨大影响的洛克不仅在重农主义者持有的某些奇特的经济见解上，而且在他们倡导的博爱精神上，也是先走一步的。重农主义者惯用的口号是放任、自便，而现在一般都遭到了误用。“放任”的意思是，人人都应该准许随其所好，并按其所好行事；各种商业都应该向每个人开放，像科尔伯特派主张的政府不应该给工业家们规定生产什么样式的布一样。“　自便”的意思是，人和货物都应该准许自由通行各地，特别是从法国的一地到另一地，而不用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也不受繁琐规章的限制。不妨指出的是，“　自便”是中世纪时主帅命令比武双方停止时用的信号。

[6]
参阅瓦格纳的《基础》第3版第6页以及其余诸页中关于亚当·斯密应占最高地位的简要叙述；哈斯巴赫的《亚当·斯密研究》（其中关于荷兰思想对英法思想的影响的讨论很有趣）；普赖斯的《亚当·斯密及其与近代经济学的关系》（《经济学杂志》，第3期）。坎宁安（《历史》，第306页）坚决认为：“他的伟大贡献在于把国家财富的概念抽出来，而以前的经济学家却有意识地把它置于国家权力之下。”但是这种比喻也许过于呆板。坎南在他给“亚当·斯密的演讲”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了哈奇森对他的影响的重要性。

[7]
例如，他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十分流行的那种把经济学法则和应依从自然的伦理戒律混为一谈的情况。对于他，“自然的”有时是指现有的各种力量实际上产生的或者会产生的东西，有时是指他的本性使他希望它们产生的那种东西。同样，他有时把阐明一种科学看做是经济学家的本分，而有时又把提出一部分政治管理措施当做他的本分。不过虽说他的用语往往不严谨，可是我们仔细推敲之后就知道，他自己完全懂得他从事的是什么。当他探求因果规律，即现代所谓的自然规律时，他使用的是科学方法；而当他谈论实际戒律时，他一般知道他只是表示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而已，即使他似乎认为这些戒律有自然根据。

[8]
德国对这一名词的通俗用法，不仅指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利益的自由发挥作用对社会的福利比政府的干预还要大，而且还指这几乎总是按最理想的方式发生作用。但是德国的一些大经济学家十分清楚斯密不断坚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经常发生矛盾，而斯密主义一词的旧用法日趋过时。例如，克尼斯在他著的《政治经济学》第3章第3节中，从《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引用了许多这样的矛盾。参阅费尔鲍根的《斯密与杜阁》，蔡叶士的《斯密与利己主义》。

[9]
重农主义者和许多早期学者（如哈里斯、坎蒂思、洛克、巴本、配第）曾指出了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甚至布斯也模糊地暗示了富裕取决于人对自然物的加工和积累所用的劳动和节欲。

[10]
亚当·斯密清楚地知道，经济学必须建立在对事实材料研究的基础上，而事实材料又非常复杂，一般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什么，必须通过慎重的推理和分析来解释事实材料。正如休谟所说的：“《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有许多用奇异的事实材料进行说明的论证，一定会引起公众的注意。”亚当·斯密的确是这样做的：他往往不用详细的归纳来证明一个结论，他的证明论据主要是人所共知的一些关于自然、精神和道德的事实材料。但是他用奇异而有意义的那些事实材料来解说他的证明，这样就使它们有血有肉，并使读者觉得它们是在讨论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而不是在玩弄抽象概念；他的书虽然布局欠佳，却提供了方法上的一个范例。尼科尔森教授在《剑桥近代史》第10卷的第24章中，非常清楚地说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各自的长处。

[11]
他影响周围那些年轻经济学家的另一个方式，是在于他对安全的热爱。他的确是一个热诚的改革家，他竭力反对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一切人为的区别；他强调说，任何一个人的幸福和任何另一个人的幸福都同样重要，一切行为的宗旨都应该是增进人类的总体幸福；他承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富分配越平均，这种总体幸福就越大。但是他的心灵中满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而他又把对安全的极小威胁看成是非常巨大的灾难，因而，尽管他是一个勇敢的理论家，但同时他自己也培养门徒们，使他们对现存的私有财产制度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

[12]
他往往被认为是个典型的英国人，但实际却不然。他那卓越的创造力是各国最高天才的标志。但是他厌恶归纳，而喜欢抽象的推理。这并非是由于他受了英国教育，而是像贝奇特指出的那样，他有犹太血统。差不多各个犹太民族的分支都有一些从事抽象研究的特殊天才，其中有几支特别喜欢对货币交易和股票交易进行相关的抽象计算。李嘉图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从未失足。他获得新奇结果的那种能力是空前绝后的，甚至英国人也很难理解他；而外国批评家们照例都没有理解他的著作的真谛，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解释过。他最初用一种假设，继而又用另一种假设，其目的何在，他从来没有说明过；如何通过把根据各种不同假设而得到的结果适当地结合起来，如何将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包括进去，他也从来没有说明过。原来他写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澄清他和几位朋友关于一些特殊疑难问题的疑虑。他们与他一样，是些精通现实生活的实践家。这就是他偏好与一般经验相结合的广泛原理，而不喜欢从特选材料中作出具体归纳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知识是片面的，他了解商人，而不了解工人。不过他同情工人，支持朋友休谟提倡工人像雇主那样结社互助的权利。参阅以下附录九。

[13]
关于工资，在他们从自己的前提推出的结论中甚至也有一些逻辑上的错误。如果追溯根源，这些错误也无非是出于表达方法草率。但是这些错误立刻成为这样一些人们的借口：他们不潜心于经济学的研究，而只愿引用经济理论，以便使劳动阶层安分守己；也许从来没有其他伟大学派因其“寄生者”（用德国常用的一个名词）的作为而如此信誉扫地。这些“寄生者”在宣称简化经济学说时，实际上是在没有使经济学说成立的那些条件下来进行表述的。马蒂诺女士在反对工厂法的言辞激烈的著作中，就有这种特点；西尼尔也是如此。但马蒂诺女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她自己承认，在写一篇阐明经济原理的故事之前，她从来没有一次读完超过一章的经济学书籍，唯恐束缚了她的思想。而在她死以前，她对经济学原理（如她所理解的）是否站得住脚，曾有所怀疑。当西尼尔刚刚开始研究经济学时，就写文章反对工厂法。几年后，他正式收回了他的意见。有时人们认为麦卡洛克是工厂法的死对头，但实际上他是热烈拥护工厂法的。图克是委员会小组的负责人，该委员会关于在煤矿中雇用童工和女工的报告使群情激愤，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14]
马尔萨斯是部分例外情况，他对人口的研究大多得力于戈德温。但他并不真正属于李嘉图学派，他也不是一个商业家。半世纪后，出现一个叫巴斯夏的通俗作家，他不是深邃的思想家。他高唱一种理论，即在竞争影响下的社会自然组织，不仅在实际可行方面，而且在理论所能及的方面，都是最理想的组织。

[15]
詹姆斯·穆勒用严谨的边沁和李嘉图理论来教育儿子，并且使他养成好的习惯。1830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了一篇讨论经济学方法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倡经济学要有轮廓分明的抽象理论。他坚持李嘉图的假设，即除了贪财的动机之外，经济学家无须更多考虑其他动机；他认为这个假设如果不明确表达出来，便很危险。他打算有意识地、公开地根据这个假设写一本书，但他并没有履行诺言。在1848年发表经济巨著之前，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他把此书叫做《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他不说对其他社会哲学的应用是有意义的；参阅英格拉姆的《政治经济学史》，第154页），在这本书中，他没有严格区分这两种推理：根据人的唯一动机乃是追求财富这一假设的推理与不依据这一推理的结果会怎样。他态度上的改变归因于周围世界正在进行着的巨大的变化，尽管他并不完全知道这些变化对他的影响。

[16]
前面已经指出，李斯特忽略了现代交通有使各国同时发展的这个趋势。他的爱国热忱在许多方面伤害了他的科学判断力。但是德国人很喜欢听他的这个见解：各国都必须经过英国曾经历过的发展阶段。当在从农业阶段过渡到工业阶段时，必须对本国企业家进行保护。他有追求真理的热诚愿望；他的方法是和德国各类学者，特别是德国历史学家与法学家所厉行的比较研究方法一致。他的思想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很大。他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于1827年出版于美国费城，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于1840年。凯雷是否更多地受益于李斯特，是有争论的；参阅赫斯特女士的《李斯特传》，第4章。关于他们学说之间的一般关系，参阅克尼斯的《政治经济学》，第2版的第440页及其余诸页。

[17]
这种卓越的研究在部分上也许应归因于德国（正像对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多种谋生门路的法律研究和经济研究的结合。瓦格纳对经济学的贡献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

[18]
在这方面，英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各个民族对自己成就的肯定都要比其他民族愿意承认的要多一些。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优点，而外国人的著作却缺乏这些东西；同时各民族也不十分理解其他民族对它的缺点进行的责难。但主要的原因是，一种新思想的发展一般是循序渐进的，而且往往也是由几个民族同时提出的，其中每个民族多半都认为是自己的思想。这样，每个民族都容易低估其他民族的思想独创性。

附录三[1]
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

§1.统一的社会科学可望而不可即。孔德建议的价值，他的非难的弱点
有些人和孔德同样认为，人类社会行为任何有益的研究范围都必须和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广泛。他们认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密切相关，单独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进行研究都必然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力劝经济学家放弃经济学研究，而致力于发展统一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科学研究。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范围太广、太繁杂，是不能单独由一种科学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孔德本人和斯宾塞都曾以超人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从事过这一工作。他们以广泛的研究和建设性意见开辟了思想新纪元，但却很难说在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建立上迈出了第一步。

当卓越的但却性急的希腊天才们坚持寻求单一的基础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时，自然科学的进步很慢；而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有了迅速的进步，是由于把广泛的问题都分割成了几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所有自然力量都有统一的基础，但是在发现这种统一性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任何进展，虽然取决于对整个自然领域进行的偶然性观测，但也同样取决于得自执著的专门化研究知识。而且需要同样耐心细致的研究，才能为后代提供材料，使他们有可能比我们更好地了解支配社会组织发展的那些因素。

但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完全承认孔德的看法：即使在自然科学方面，专门从事某一领域研究工作的人，也有责任和从事相近领域的人经常不断地保持接触。那些视线永远都不超过自己领域的专家们，往往会把事物看得与实际不相符；他们搜集的知识相对来说大多用处不大；他们在一些旧问题的细节上绕圈子，而这些问题多数失去意义，并且为用新观点提出的新问题所代替；他们没能得到通过各种科学进步而得到的真知灼见。因此，孔德的一大功绩是坚持认为社会现象的统一性必然使社会科学家们单一的研究工作甚至比自然科学家们的单一的研究工作更加徒劳无益。穆勒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继续说：“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彼此相互作用着，如果孤立起来，就不能正确理解。但这绝不是说社会物质工业现象本身不容做出有用的概括，而只是说，这些概括势必会与一定的文明形态和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关。”[2]

§2.经济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
的确，经济学讨论的种种力量在使用演绎法方面具有一个有利条件，即正如穆勒所说的，各种力量的结合方法是机械性的，而不是化学性的。这就是说，当我们分别知道两种经济力量的作用时（例如，工资率的提高和某行业工作难度的下降，会分别对该行业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就能大致预料出这两种力量的联合作用，而无须等待其真正出现[3]
。

但即使在机械学当中，冗长的演绎推理法也只能直接适用于实验室里发生的现象。仅凭这些推理，还不足以处理参差不齐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错综无常的结合。因此，演绎推理法必须补充以具体经验，并与不断研究新的材料、不断寻求新的归纳法结合起来加以运用才行（而且演绎法往往居于次要地位）。例如，工程师们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出装甲舰在静水中失衡的角度，但是在预料出该舰在暴风雨中的状况之前，他们会利用一些有经验的水手的观察结果，他们曾在平常海上见过此舰的航行情况。经济学必须考虑的力量要比机械力量数目多和确定性小，而且不易被人察觉，性质也更不同；而经济力量影响的材料更是变动不定如统一性更小。此外，在有些情况下，经济力量的结合更取决于化学上的随意性，而不是机械上的纯规则性。这样的情况既不是极其罕见的，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例如，某人收入稍稍增加时，一般会使他各种东西都多买一点；但是当收入大大增多时，便有可能会改变他的习惯，也许会提高他的自尊心，使他完全不喜欢某些东西。一种时尚从上流社会传到下等社会，会使之在上流社会中绝迹。另外，当我们怜悯贫民更心切时，可能会乱施舍，也可能会完全毁掉某些慈善形式。

还有，药剂师研究的东西始终不变，而经济学像生物学一样，所研究的东西在内部构造、本性和外形方面都经常变化着。药剂师的预测全都基于这样的假设之上：所用的试用药就应该是那种样子，或者至少可以忽略其中的杂质。但即便是药剂师，在处理人的情况时，如果离开具体经验也很难有多大进展。他主要依靠的经验是能告诉他新药对健康人的影响如何，还有对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的影响又如何；甚至在得到一些一般性的经验之后，他在该药对体质不同的人进行试验并制成的新配方后，也可能获得出人意料的效果。

如果我们看看一些经济关系严格的历史，比如商业信贷与银行、工会与合作社，就会知道在某时某地大体上算做成功的经营方式，而在他时他地却完全失败了。这种区别有时可以仅仅归结为文化或道德和相互信赖有所不同，但往往更难做出解释。在某时某地人们会过于彼此信赖，并牺牲自己以求公共福利，但这只是在某些方面；而在他时他地会有同样的限制，但是限制方面却有所不同。而每一次这样的变动都会使经济学上的推理范围受到限制。

就眼下的目的而言，种族的易变性比个人的易变性更重要。的确，个人性格的改变一半是任意性的，一半却是按照常规的。例如，参加劳资纠纷的工人的平均年龄的确是个重要因素，可用来预测这种纠纷会发生在什么样的年龄段。但总的来说，因为年轻的和年老的、性情刚强的和性情沮丧的人，在某时某地和在他时他地约占有相同的比例，所以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和性格的改变，对于演绎法的一般性运用，比初看起来妨碍要小一些。这样，通过对自然的耐心研究和分析上的进步，规律的作用便侵入到医疗学和经济学这两个新的领域中；不靠具体经验，也可能对相关的日益增加的各种因素的单独作用和共同作用做出某种预测。

§3.解释和预测是方向相反的同一过程。只有以全面分析为基础的对过去材料的解释才能作为将来的借鉴
可见，经济学中分析和演绎的作用，并不在于锻造出几条推理的长链锁，而在于恰当地锻造出许多短链锁和基本环节。但这也并非轻而易举。如果经济学家漫不经心地进行草率推理，就很容易使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每一环节都联系得很糟糕。他需要仔细利用分析和推理，因为只有借助于这些，他才能选择正确的材料和进行适当的分类，并使这些材料在思想上有参考价值，在实践上有指导作用；同时因为每一次推理都必须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所以每个归纳过程都势必会包括分析和推理。换言之，解释过去和预测未来并不是两件不同的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相反方面：一个是从结果到原因，另一个是从原因到结果。穆勒说得对：“要获得各个个别原因的知识，我们需要归纳法；而最终结论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演绎法所用的三段论法的倒置而已……归纳法和演绎法都建立在同样的趋势、同样的信念和同样需要我们的理性的基础上面。”

只有通过发现能够影响某事件的所有事件，还有其中各个事件独自影响的方式，我们才能全部说明该事件。只要我们对其中任何一事件或关系的分析不完全，只要我们的解释有错误的倾向，那么内在的推论便会向已经建立的那种归纳发展着，而这种归纳虽然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但却是错误的。而只要我们的知识和分析是完全的，那么只要颠倒思维过程，就能够推知未来，几乎就像我们根据同样的知识对过去所能作的解释那样准确。只有当我们越过第一步时，预测的准确性和解释的准确性才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因为在预测的第一步中出的任何错误，在第二步中都会有所积累和加剧；而在解释过去方面，错误多半不易积累起来。因为观察或者有记载的历史在每一步中都可以重新予以检查。归纳和演绎的同一过程几乎可以同样应用于解释历史上的已知事件和预测未知事件[4]
。

因此，绝不能忘记，观察或历史虽然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是同时发生的或是连续发生的，却不能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是否为第二件事的原因。只有通过对事实材料进行推理，才能求得答案。当人们说历史上某个事件会教导这点或那点时，该事件发生时存在的全部情况从未得到正视。有些情况被暗地（如果不是无意识地）假设成不相关的；这种假设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不对。丰富的经验和比较仔细的研究可以证明，如果没有外援，那些被认为是引起这一事件的原因，或许并不会造成这一事件；甚至也许证明，这些原因阻碍了该事件的发生，是那被遗漏了的其他原因产生了这个事件。

这种困难在关于我国当代事件的最近争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每当从这些事件得出有反对意见的结论时，就必须接受一种考验；不同的解释被提了出来；新的材料被发现了；旧的材料被审查并重新整理了，而在某些情况下还与支持最初从这些材料中得出的结论相反的结论。

因为没有两个经济事件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同，所以增加了分析上的难度和对分析的需要。当然，两个单纯事件之间可能会十分相似，比如，两个农场的租佃条件几乎由相同的原因决定的；交给咨询委员会的两个工资案几乎可以提出大致相同的问题；但是，即使在小规模上的完全重复也不存在。不论两个事件如何相似，我们都必须决定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否因为实际无关紧要而可以忽略；但这也许不很容易，即使这两个事件是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古代材料，就必须考虑到同时涉及经济生活全部性质的那些变化；不论现在的问题和历史上记载的另一个问题在外表上如何相似，进一步研究都很可能会发现它们在本质上有根本的区别。除非这样，不然从前者到后者都是不可能做出有效的论证的。

§4.借助于常识往往能进行广泛的分析，但只凭常识很少能发现不明的原因，特别是原因之原因。科学机器的职能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经济学和古代事实材料的关系。

经济史的研究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从而也相应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把经济史当做通史的一个分支时，其目的也许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各个时期曾出现的社会组织、各社会阶层的结构以及相互关系”；经济史也许要问“什么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如何生产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什么组织提供并指导劳动；从而所生产的商品如何分配；什么是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和分配”，等等[5]
。

这种工作虽然本身很有趣、很重要，但却不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可以为自己提供大部分所需要的知识。深通宗教伦理、文化艺术和社会政治状况的经济史家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提出宝贵的新见解，即使他满足于观察那些靠近表面的近似现象和因果关系。

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经济史学家的目的势必会超出这些范围，并试图发现经济史的底蕴，揭示风俗兴衰的秘密，并解释那些不再认为是自然赋予的难以解释的其他现象。经济史学家根本不会回避借鉴过去以指导现在。的确，人类理智不喜欢在所遇见的那些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概念中留有空白。仅仅通过按一定顺序整理材料，并有意无意地提防因果倒置，经济史学家就担负了向导的责任。

例如，英国北部实行了按固订货币地租的长期租佃，接着农业和当地居民的一般状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推断它是这种改善的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原因之前，我们必须研究同时还发生了哪些别的变化，以及这种改善在多大程度上归于其他各种变化。例如，我们必须考虑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和边陲社会秩序确立的影响。这就需要谨慎和科学方法。除非这样，否则就不可能得出关于长期租佃制的一般趋势的可靠结论。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根据这种经验主张在（比方说）现在的爱尔兰实行长期租佃制，而不考虑各种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质的区别，还有金银产销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动，等等。使用土地的历史充满了对古代的兴趣，除非借助于经济理论对此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解释，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各国现在应采用的最好的土地使用形式这一问题。例如，有的人认为，因为原始社会通常都共同占有土地，所以土地私有制显然是一种人为的过渡制度；有的人同样自信地认为，因为土地私有制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了范围，所以是未来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要想从历史中汲取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教益，就需要分析过去共同占有土地的种种影响，以便发现其中各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始终保持同样的作用，还有在多大程度上因人类习惯、知识、财富和社会组织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工业、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的行会与其他同行业会社和团体的那些声明（即他们利用全部特权以求公众福利）的历史，甚至更有趣和更富有教益。但是，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完全的判断，尤其是要以它作为我们现在的借鉴，就不仅需要老练的历史学家们的丰富知识和机警的直觉，而且还需要掌握有关垄断、对外贸易和租税源法等方面的许多非常难的分析和理论。

而如果经济史学家的目的是在于发现世界经济秩序的动力，是在于借鉴过去以指导现在，就应当利用有助于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各种方法；就应当找出各种事件的真正原因，并使之占有适当的地位，尤其要找出变动的原因。

让我们试用海事进行类比。使用陈旧武器的战斗细节也许会令那个时代的通史学者很感兴趣，但对今日的海军指挥却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他必须应付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因此，正如马汉上尉所说的，今日的海军指挥更注意过去的战略而不是战术，并不十分关心各个具体战役的细节，却关心那些基本作战原则的实际运用。这些原则使他能统率全军，而各部队仍不失应有的主动性；可以保持广泛的人员交流，却仍能迅速集中起来，并以优势兵力突破一点。

同样，深通某时期通史的人，可以生动描绘某战役中所用的战术，而这种描绘的主要轮廓是真实的，即使有时错了，也无妨大体；因为武器已经过时了，人们多半不会抄袭战术。但是，一个人要了解一个战役的战略，要区别过去某大将的真正动机和表面动机，就必须是一个战略家。而如果他负起责任，提出（不论如何谦逊）今日战略家从他所记载的战役中必须受到的一些教益，那么他对今日和往昔的海军状况势必要进行详尽的分析；他绝不会忽视在许多国家中，研究棘手的战略问题的人的著作对他的帮助。海军史是这样，经济史也是这样。

只是在最近，而且主要由于历史学派批判的有益影响，经济学上的一种区别开始为人所注目，这种区别相当于战争中战略与战术的区别。相当于战术的是经济组织的外部形态和偶然事件，它们取决于暂时的或当地的倾向、风俗和阶级关系，取决于个人的影响，或取决于生产资料；而相当于战略的是经济组织的比较根本的本质，主要取决于人所具有的欲望和活动、偏好和嫌恶。的确，它们在形式上并非始终如一，甚至在本质上也不十分相同，但却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因素，足以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概括，而借助于这种概括，某时某代的经验便可以说明他时他代的困难。

这种区别和经济学上运用机械学和生物学类比的区别相似。19世纪初期的经济学家们对此没有充分认识到，李嘉图的著作也显然缺乏这种区别。当人们没有注意他的研究方法中包含的原理，而只注意他所作的具体结论时；当这些结论被变成教条并生硬地运用于与他不同的时间地点时，无疑会有很大坏处。他的思想像锋利的凿子一样，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割破手，因为凿子的柄十分笨拙。

但现代经济学家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反对教条、发展分析和推理原理时，却发现了一中有多和多中有一。例如，他们知道李嘉图分析地租的原理，不适用于许多今天通常被叫做地租的东西，还有中世纪历史学家往往不正确描述为地租的绝大部分东西。但地租原理的运用范围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因为经济学家们也知道：只要谨慎小心，此原理便可以适用于各个文明阶段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像地租的许多东西。

当然，战略家是不能忽视战术的。虽然人的寿命有限，不能详细研究在同经济困难进行的每一次搏斗中所使用的战术。但是，除非把人在某特定时代和特定国家中，与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的渊博知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否则对经济战略中的各个广泛问题的研究很可能不会有很大的价值。此外，各个战略学家都应当根据个人的观察，仔细研究某些具体问题的细节，其目的未必在于出书，而在于锻炼自己。而这对他解释和权衡从书报上得到的不论关于现在还是过去的事例都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一个有思想并善于观察的人，总能从谈话和当代文学中获得关于他那个时代，特别是他周围的经济材料的知识。他这样不知不觉地积累起来的材料，在某些方面有时比他从所有文献上得到的关于他时他地的某类材料还要生动全面。且撇开这一点不谈，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对材料（也许主要对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材料）进行直接而认真的研究所需要的时间，都会大大超过纯粹分析和理论的研究，即使他是一个重视思想远远超过重视材料的人；即使他认为与其搜集新材料，不如更好地研究现成材料，这种研究是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或是在提高人与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方面对我们会有很大帮助的。

§5.续前
毫无疑问，许多这样的工作的确需要不多的细致的科学方法，而更多需要的是机智灵活、把握好分寸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方法，许多工作就不易完成。人的自然本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并适当地综合与所述问题有关的那些事项；但主要是从熟悉的事物中进行选择，很少使人洞察自己的个人经验的底蕴，或将目光放在远远超出这种经验的范围之外。

碰巧的是，在经济学中，已知原因的那些结果和已知结果的那些极其明显的原因，一般都不是最重要的。“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往往更值得研究。如果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仅仅具有局部兴趣或暂时兴趣的某一问题，而是在制定谋求公众福利的长远政策方面寻求指导；或者如果我们由于某种别的原因而很少考虑直接原因，却更多地考虑原因的原因，那么情形尤其如此。因为经验表明，常识和机智就如同所预期的那样，是不足以胜任这种工作的。即使实际锻炼也往往不能使人摸清超出他的直接经验范围之外的那些原因的原因；即使他想这样做，也往往不会使他成功。为了做到这一点，每个人都得求助于历代逐渐积累起来的思想和知识这一强有力的方法和武器，因为有系统的科学推理在产生知识中所起的作用的确像机器在生产货物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当必须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进行同一种操作时，制造一台机器来做这种工作一般很有利。但是当工作细节变化不定时，使用机器便很不利，这样就必须用手工生产货物。在知识方面也一样。如果在任何研究或推理过程中，都必须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进行同一种工作，那么就把过程化成体系和组织推理方法，并确定一般命题，这就如同用做材料加工的机器和在工作中牢牢地把材料固定住的一把钳子一样是值得的。虽然经济原因和其他原因相互交错，以致精确的科学推理对我们所寻求的结论很少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利用科学推理来求得帮助，却是愚蠢的。这与科学万能，而实践才能和常识都无用武之地这一极端相反的假设同样愚蠢。不论某建筑家具有多么丰富的机械学知识，如果他没有丰富的常识和高雅的审美观念，他也只能建筑一所很不雅观的房子；而一个不懂机械学的人，建筑的房子不是不稳固，就是在施工过程中有所浪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布林德利，也许比一个不太机智，但却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会把某种工程做得更好；一个聪明的护士看病人一眼，也许在某些方面就会比一个有学问的医生提出更好的诊断意见。但是，工程师却不应当忽视理论机械学的研究，医生也不应当忽视生理学的研究。

因为才智和手艺一样，是与其所有者同生共灭的。但每代人对工业机械或科学工具的改进却会传于后一代。现在也许没有一个雕刻师比修建巴特农神殿的雕刻师更能干，没有一个思想家比亚里士多德更睿智。但思想工具的发展像物质生产工具的发展一样，是累积发展起来的。

不论科学艺术思想还是实用工具中所体现的思想，都是历代相承的最“真实的”遗产。如果世界物质财富遭到破坏，而制造这种财富的思想却保留了下来，那么这种物质财富会很快得到补充。但是如果丧失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财富，那么这种财富便会逐渐消失，而世界又会复归于贫困状态。如果我们丧失了对纯事实材料的绝大部分知识，但却保留了建设性的思想观念，那么我们会很快重新获得这种知识；而如果思想消灭了，那么世界势必会复归于黑暗时代。可见，从严格意义来说，与搜集资料相比，追求思想并不是不“真实的”工作；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适当地用德语把搜集材料叫做实际研究（Realstudium），也就是说，特别适合实验学校（Realschulen）的那种研究。在经济学广大领域中对任何部门的研究，搜集材料和把材料联系起来的分析与构思都配合成这样的比例，而这种比例被认为最能增进知识和促进一定特殊部门的发展。从严格使用这个词的意义来说，这种研究才是最“真实的”。至于什么是这样的比例，却不能随便决定，而只能由潜心的研究和具体经验来解决。

§6.续前
经济学取得的进步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都要大，因为比其他社会科学更精确。但是，经济学范围的每一次扩大，都总会使这种科学的精确性有所损失。而这种损失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因范围扩大而带来的利益这一问题，是不能呆板决定的。

对经济问题具有很大的，但却不是唯一的重要性有很大的争论范围；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权合理地为自己决定在该范围内到底将探索多远。他离开据点越远，就会越多地考虑那些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可以纳入科学方法的生活条件和行为动机，这样他就会越来越没有信心发表意见。每当他从事于生活条件和动机的研究，而这一切表现形式又不能化成确定的标准时，他便绝不能借助于古今国内外其他学者的观察和思想，他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直觉和推测；他必须凭个人判断力所具有的那种谦逊态度说话。但是，如果深入到社会研究的偏僻领域时，他会谨慎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并完全认识到他的研究工作的局限性，那么他就会作出极大的贡献[6]
。

[1]
参阅第一篇的第2章。

[2]
穆勒的《论孔德》，第82页。孔德对穆勒的攻击说明了这样一个准则：在讨论方法和范围方面，当一个人坚持认为自己的方法有用时，几乎总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当他否认别人方法有用时，却几乎总是认为他人是错的。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目前出现社会学运动，这是认识到有必要大力研究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但是社会学这一词语的使用也许为时过早，因为它似乎认为各种社会科学的合并业已在望。虽然在社会学的名义下，已经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透彻研究，但是那些对合并做出的努力，除了为我们的后代（他们对这种巨大工程的才智并不比我们差）创造条件和提供线索之外，是否还取得了任何其他的巨大成就就值得怀疑了。

[3]
穆勒夸大了这种预测可能达到的程度，从而特别强调经济学上的演绎法。参阅他的《论文集》中的最后一篇论文；他的《逻辑学》中第六篇，特别是第9章；《　自传》中的第157～161页。像许多其他讨论各种经济方法的学者一样，他的实践不像他的理论那样极端。

[4]
参阅穆勒的《编辑学》，第六篇的第3章。

[5]
阿什利的《论经济史的研究》。

[6]
比如，迈克尔·安杰拉的模仿者只学了他的缺点，卡莱尔、拉斯金和莫里斯认为现在的模仿者也是如此，他们本人缺乏灵感和直觉。

附录四[1]
抽象推理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1.经济学中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数学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及其局限性
借助于分析和演绎，归纳法汇集有关各类材料进行整理，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规律。而演绎法又将这些原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暂时求出新的、广泛的原理或规律，然后再由归纳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的工作，以便检验和“证实”这个新规律。

很显然，经济学中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没有哪个经济学家做过这样的尝试，甚至连李嘉图也没有。经济研究中经常使用数学公式，而初看起来似乎主张相反的东西；但是，经过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种主张是虚幻的，当然，这里某个理论数学家为了数学游戏而使用经济学假设的情况除外。因为此时他所关注的是，根据经济研究已提供的适合使用数学方法的材料这一假设来证明这种方法的潜力。他对这种材料不负技术上的责任，而且往往并不知道这种材料是如何不足以承担他那强大方法的压力的。但数学上的熏陶有助于运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清楚地表述出经济学推理的某些一般关系和某些简短的过程，而这些虽然能用日常语言表达，但不会同样清晰明朗。尤其重要的是，用数学方法处理物理学问题中的经验，使我们对经济变动的交互作用的理解，比用任何其他方法所能获得的理解更深刻。近来大数学家直接运用数学推理去发现经济学真理，这对研究统计平均数和机遇率，还有衡量相关统计表的一致程度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独立思考是科学工作中的主要力量，但其作用并不在于提出抽象的假设，而在于使广大范围内发生作用的现实经济力量的错综复杂的影响相连起来
如果我们闭上双眼，不看现实，便可以凭想象来建造一所水晶大厦，这会间接说明现实问题，并且对那些根本没有像我们那样所遇到的经济问题的人来说也很有趣。这种游戏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价值，能启发心智，并且如果清楚了解其目的的话，似乎只会带来好处。例如，货币是动机的尺度而不是努力的目的这一论断，导致了货币在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这可以由下述假想加以说明，即货币充当动机尺度的这种专门用途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现象，也许只是我们世界中所特有的偶然现象。当我们想要某人给我们做事时，一般就会给他钱。的确，我们可以唤起他的慷慨或责任感，但这就要引动那已有的潜在动机，而不是补充新动机。如果我们必须补充一个新动机，一般就要考虑恰好使他值得做某事会需要多少货币。诚然，有时感恩、尊敬或荣誉可以表现为一个新动机，尤其是如果能体现为一定的具体形式。例如，像有权使用学士字样或佩带勋章或爵士最高勋章那样，这些荣誉比较罕见，而且也只和少数事件相关，不能充当支配人在日常行动中的那些普通动机的尺度。但是，政治功绩通常都以这些荣誉作为嘉奖，很少用别的方式。这样，我们就逐渐习惯于用荣誉而不是用货币来衡量政治功绩。比如我们假定某甲为其党派或国家利益效劳，依照情形可适当酬以骑士身份，但这种身份对某乙的酬劳却显然不足，因为他已获得了男爵身份。

很可能在某些世界中，没有人听说过物质东西或一般人所理解的财富私有制；各种善行都按等级授予荣誉。如果没有外力干涉，这些荣誉就能彼此转让，那么便可以充当衡量动机力量的尺度，如同货币对我们那样方便和精确。在这个世界中，尽管很少提到物质东西，也完全不提到货币，但也可以出现与我们现在相似的经济理论著作。

看来坚持这一点似乎无足轻重，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人们的心中，对经济学上占支配地位的动机尺度和极端重视物质财富而忽略其他更高尚的目的这两件事情，产生了错误的联想，衡量经济动机的尺度所需要的仅有条件是：应当是某种确定的、可以转让的东西；实际上采取一种物质形态很方便，但却并不必要。

§3.续前
如果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追求抽象概念是件好事。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经济学家曾过低估计了经济学讨论的那些人类经济动机的广度，而德国经济学家对此的强调却是一种贡献。但他们似乎误以为英国经济学的鼻祖也忽略了这一点。殊不知留有很大余地让读者用常识去补充是英国人的一种习惯，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过分保持缄默已经常常引起国内外人们的误解。这种缄默也曾使人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比实际情况还要狭窄，而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就更不密切了。

例如，人们过分注意穆勒的这一论点：“政治经济学把人看做是专门从事于获得财富并消费财富的人。”（《论文集》第138页；《论理学》，第六篇第9章中的第3节）但人们忘了他在那里是就抽象讨论经济问题来说的，这种抽象讨论他曾经设想过，但从未实现过，因此宁愿著《政治经济学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一书。人们忘了他继续说道：“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既不受除了追求财富以外的任何动机的直接影响，也不受其间接影响的行动，也许是没有的。”另外，人们忘了在讨论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他经常考虑到追求财富以外的许多动机（见以上附录二中的第7节）。不过，他对经济动机的讨论，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不及当时的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赫尔曼。在克尼斯的《政治经济学》第3章第3节中有这样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论点：不能购买的不能衡量的愉快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并且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有增加的趋势。对此，英国读者可以参阅塞姆著的《工业科学大纲》。

这里似乎有必要指出瓦格纳的巨著第三版中关于经济动机分析的主要项目。他把经济动机分为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两类。利己动机有四：第一个也是经常起作用的动机是，争取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畏惧个人的经济困难；第二个是畏惧惩罚和希望报酬；第三个是荣誉感和争取得到承认，其中包括渴望得到他人的赏识，以及畏惧羞耻和轻蔑；第四个是利己动机是贪求职业和活动的乐趣，还有工作本身及工作环境的舒适，其中包括“打猎的快乐”。利他动机是“内心命令善行的冲动力和责任感的压力，还有畏惧个人内心的谴责，也就是说畏惧良心的谴责。在纯粹形态上，这个动机表现为　‘绝对命令’。人之所以遵从这个命令，是因为人在内心感觉有照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事的命令，并且感觉这种命令是对的……遵从这种命令无疑会产生快感，而违反这种命令则会感到痛苦。这些感觉在驱使我们或参与驱使我们继续或停止行动方面，往往有与无上命令同样强烈的作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这点而论，这个动机本身也具有利己因素，或者至少与之融为一体”。

[1]
见第一篇的第3章。

附录五[1]
资本的诸定义

§1.产业资本不包括雇用劳动的全部财富
在第二篇第4章中说过，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一词的用法，除了遵从一般商业习惯（即商业资本）之外，别无他法，虽然这种用法的缺点很多，也很明显。例如，这样会迫使我们把游艇看成是资本，而不把游艇制造商的车看成是资本。因此，如果游艇制造者过去一直是常年租车，而不是偶尔租车，当他把一艘游艇卖给过去一直租游艇的汽车制造商，并买一辆车供自己使用时，结果是本国的资本总额便有所减少，而减少之数为一艘游艇和一辆车。虽然没有东西遭到破坏，虽然储蓄品仍旧相同，但这本身会给当事人和社会带来和以前相同的甚至更大的利益。

这里我们也不能利用资本因为具有雇用劳动的特别力量而区别于其财富形式的这一概念。因为事实上当游艇和车在商人手中，从而算做资本时，就比在私人手中，而不算做资本的时候，对劳动的雇用会有所减少，而减少之数等于划船和驾车的劳动。以饮食店和面包房（那里所有的设备都算做资本）来代替私人厨房（那里没有东西算做资本），对劳动的雇用不会增加，而只会减少。在企业雇主手下，工人也许可能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但得到的物质福利和工资相对于他们所做的工作来说，却比在私人雇主松散的制度下要少些。

但是，这些不利条件一般都被忽略了，几种原因结合起来就使得资本的这种用法风行一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私人雇主和受雇人之间的关系很少涉及企业主和工人之间，或一般所说的劳资双方之间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冲突行动。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们曾经强调过这一点，他们公开使资本的定义以此为转移。他们断言，算做资本的生产资料只有这种：由某人（或某群人）所占有，一般通过雇用第三者的劳动，以用于生产他人享用的东西，从而使生产资料所有者有机会掠夺或剥削别人。

另外，资本一词的这种用法，在货币市场上和劳务市场上都很方便。商业资本通常与信贷有联系。如果人能看见运用资本的好机会，便会毫不犹豫地借款，以便增加自己支配的资本，为此他能通过一般商业手续提出自己的商业资本作为担保，这比提出他的用具或私人车辆更简便易行。再一点，某人仔细计算他的商业资本账目，当然会加进去折旧，从而使自己的资本不动。当然，一直常年租车的人能用铁路股票的售价购买一辆车，而这种股票的利息比他支付的车租要少得多。如果他把年收入积累到车被用坏的时候，那么这种收入将能给他购买一辆新车，而且还绰绰有余。这样，他的总资本因这种变动而必将有所增加。但是，他也许不这样做，如果该车为商人所有，那么他可以通过一般商业活动对车进行补偿。

§2.关于两种主要性质即预见性和生产性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是无谓的
让我们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资本的定义。前面已经指出，唯一严格的逻辑立场是大多数用数学阐明经济学的那些学者采取的立场，此立场把“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等同起来，虽然这种方法使他们失去一个有用的术语，但是，不论某个学者在开头采取什么定义，都会发觉包含在那个定义中的各种因素，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各个相关联的问题之中。因此，如果他的定义以精确自居，那么他势必会用解释各资本要素和所述问题的关系来补充这个定义；而这种解释在本质上和其他学者的解释十分相似，从而最后结果趋于一致。而读者不管经由什么途径，都可以得到十分相同的结论，虽然要看出潜藏在形式和措辞上的差异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也许比较费事，但原来开头的分歧却比想象得要小一些。

此外，尽管措辞不同，但各代和各国的经济学家对资本下的定义却是一脉相承的。的确，有些经济学家侧重资本的“生产性”，而有些经济学家则侧重资本的“预见性”，这两个术语都不完全精确，都没有指出严密的分界线。虽然这些缺点对精确分类来说是致命的，但那只是次要的问题。有关人类行为的问题从来都不能根据任何科学原理进行精确的分类。纳入一定类别的供警官或关税人员参考的那些东西可以制定一个精确的表，不过这个表也显然是人为的。我们应该慎重保存的是经济传统的精神，而不是其字句。正如我们在第二篇第4章末指出的，没有一个聪明的学者曾遗忘了生产性方面或预见性方面的东西。但有的人侧重讨论了某一方面，而另有的人却侧重讨论了另一方面。不论在哪方面都难以划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把资本当做人类劳作和牺牲的结果，以及主要用于获得将来利益（而非现在利益）的各种东西的积累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很明确，但不能使我们做出确定的分类；如同长度的概念是明确的，但除非用武断的界尺，否则便不能使我们划分出高墙与矮墙一样。当野蛮人收集树枝以让自己过夜时，便表现出某种预见性。如果他用木杆和兽皮搭一个帐篷，那么表现出来的预见性则更多。如果他建造一个小木屋，他所表现的预见性就越发多了。当文明人用坚固的砖房或石房代替小木屋时，便表现了日益增长的预见性。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划出一条线以区别是为了未来的满足，而不是为了现在的满足而生产东西。但这种界线也是人为的和不稳固的。寻求这样一条线的人们发现自己的地位不稳固时，除非把全部积累的财富都当做资本包括进去，否则就不能达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这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由许多法国经济学家得到的。他们沿着重农学派指示的方向，运用资本一词以包括全部积累财富，即生产超过消费的总差额，这种用法同亚当·斯密和他的直接继承者运用股本一词的意义大致相仿。虽然近几年以来，他们明显表现出从狭义的英国意义来使用资本一词的趋势，但同时德国和英国的某些渊博的思想家却沿用从前广义的法国定义。这个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这样的学者身上：他们和杜阁一样，喜欢运用数学的思维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赫尔曼、杰文斯、瓦尔拉和帕累托与费希尔教授。费希尔教授的著作立论精辟，见解丰富，赞成资本一词的广泛定义。从抽象的数学观点来看，他的论点是无可争议的。但他似乎很少考虑到那种合乎市场用语的现实讨论的必要性；也似乎忽略了贝奇特的警告，即“以固定使用的有限词汇来表示复杂事物的不同意义”[2]
。

赫尔曼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第3章和第5章），资本是“由有交换价值的作为满足的不断源泉的那些财物构成的”。瓦尔拉（《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97页）给资本下的定义是：“完全不被消费的或消费很慢的各种社会财富；是数量有限，经过初次使用而尚存的各种使用价值；一句话，资本可以使用一次以上，如一所房屋和一件家具。”

克尼斯给资本下的定义是：“准备用于满足未来需求的那些现有的财物量。”尼科尔森教授说：“亚当·斯密提出的，而为克尼斯发展了的那种思想，结果导致了这样的结论：资本是为了直接或间接满足未来需要而被分开的财富。”但是整个句子，特别是“被分开”一语似乎不太明确，似乎回避问题的困难，而不是克服这种困难。

§3.续前
不论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给资本下一个严格的定义时大多侧重于它的生产力方面，而比较忽视资本的预见性。他们把社会资本看成是生产手段或生产资料的积累。但这个概念一般却有不同的解释。

根据从前英国的传统，资本是由生产中辅助
或维持
劳动的那些东西构成的，或如最近所说的那样，是由这样一些东西构成的：没有这些东西便不能以相同的效率进行生产，但这些东西不是自然恩赐品。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才得出了上述消费资本与辅助资本的区别。

对资本的这种看法，是由劳务市场上的事务提供的，但从来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这种看法把雇主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支付工人劳动的各种东西——工资资本
或所谓的报酬资本
都算做资本，但却没包括他们自己、建筑家、工程师和其他自由职业者维持生活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而为了求得一致，资本必须包括各类劳动者维持效率所需要的必需品，并排除体力劳动阶层和其他劳动阶层的奢侈品。不过，如果过去得到了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资本在所讨论的劳资关系中也许会起着比较不显著的作用[3]
。

但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地利，有把资本（从社会观点来看的资本）局限于辅助资本或工具资本的一种趋势。论点是，为了使生产和消费截然分开，凡是不直接进入消费的东西，都应该看成是一种生产手段。但是，为什么不应该以双重资格看待一种东西呢？这看来似乎是没有适当理由的[4]
。

另一个论点是，有些东西对人提供的服务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它们在生产供人使用的其他东西中起的作用来服务的，这些东西形成完整的一类，因为它们的价值是从它们辅助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价值中来的。给这类东西命名固然有许多话可说，但是否可以叫做资本是值得怀疑的；是否像乍看起来那样完整，也是值得怀疑的。

例如，我们可以给工具物品下定义，将电车及其他东西包括进去，这些东西从它们为人提供的服务中获得自己的价值；或者我们沿用生产劳动的旧概念，从而认为只有那些劳务直接体现在物品上的东西才可以看做是工具物品。前一个定义使该术语的这种用法和上节所述的用法颇为接近，都有含混不清的缺点；后一个定义稍微明确一些，但似乎作了一种本来不存在的人为区别。这和生产劳动的旧定义一样，也不适合科学的目的。

结论是：从抽象的观点来看，费希尔教授和其他学者主张的法国定义立于不败之地。某人的上衣是过去劳作与牺牲的积累，是专供给他提供未来满足的一种手段，正如工厂一样，二者都能给他直接遮蔽风雨。但是，如果我们寻求一个与市场相符合的现实经济学的定义，那么必须仔细考虑市场上认为是资本，但不属于中间品范围的那些东西的总量。倘若有所怀疑，最好是依据传统。出于这些考虑，我们从企业和社会观点给资本下了一个如上面所述的双重定义[5]
。

[1]
见本书第二篇第4章中的第8节末注。

[2]
见本书第二篇第1章的第3节与第4节。

[3]
下面是亚当·斯密的英国门徒给资本下的一些主要定义。李嘉图说：“资本是在生产中使用的，由实现劳动所必要的食物、衣着、工具、原料和机器等构成的那部分财富。”马尔萨斯说：“资本是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分配财富中，为了获利而保有或使用的那部分财物。”西尼尔说：“资本是在财富的生产或分配中所使用的作为人类劳动成果的一件物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资本对生产的功用是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厂房、工具和原料，并在生产过程中养活或维持工人。凡用于此项目的皆为资本。”在讨论工资基金学说时，我们还要考察资本这个概念，见附录十。

如赫尔德所说，18世纪初期突出的那些实际问题使人们产生了这种资本概念。人们坚信，工人阶级的福利取决于预先储存的雇用手段和食物，并且急于强调在保护制度和旧济贫法的荒唐措施下，企图人为地使他们就业的那种危险性。在坎南那妙趣横生的《生产和分配》一书中，赫尔德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早期经济学家们（1776～1848）的某些言论似乎比坎南的解释能有更合理的其他解释。

[4]
关于与此意相同的论证和对整个问题的困难的彻底讨论，参阅瓦格纳的《基础》，第3版，第315～316页。

[5]
见第二篇第4章的第1节和第5节。资本生产性和资本需求的关联，还有资本的预见性和资本供给的关联，早就为人所察觉，但多为其他考虑所掩盖，其中许多考虑现在看来都似乎是建立在错误观念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比较注重资本的供给，而有的学者却比较注重资本的需求。不过他们的区别往往不全是各自侧重点的区别。注重资本生产力的那些学者，对人们不愿储蓄和牺牲现在以成全将来的这一事实，并非熟视无睹和充耳不闻。而相反，注重延期所引起的那种牺牲的性质和程度的那些学者，把生产工具的储藏使人类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大大增加这一事实看做是不言而喻的。总之，没有理由使人相信庞巴维克教授对资本和利息的“纯生产力理论”和“效用理论”等的叙述，会被前辈经济学家当做公正而全面的提法接受下来。他似乎也没有找到一个明确而一致的定义。他说：“社会资本是一堆用来进行生产的产品，或简单地说，是一堆中间品。”它本来不包括（第一篇的第6章）“住宅和各种直接用于娱乐、教育与文化的其他建筑物”。为求一致起见，它必须不包括旅馆、客轮和火车，等等，甚至也不包括供应私人住宅电力的发电厂；但那就会使资本这一概念丧失其全部实际意义。包括电车而不包括戏院似乎并没有适当的理由；那也不会成为包括生产手织物的工厂，而不包括生产花边的工厂的理由。在回答这种反对意见时，他理直气壮地说，经济学上的各种分类必须在两类之间留有一条界线，以包括那些在部分上属于其中每一类的东西。但是，对他的定义的责难是在于，这条界线和它所划定的范围相比宽得太不相称了，完全违背了市场的惯例。不像法国的定义那样，含有完全一致而相互关联的抽象思想。

附录六[1]
物物交换

§1.在物物交换中，市场交换的不稳定性比使用货币的地方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某人一般能够以货币形式付出或收回一定量（非一定的百分比）的价值，而不会大大改变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不过以单一商品的形式则不然
让我们考虑两个人进行物物交换的那种情况。假如甲有一篮苹果，乙有一篓胡桃；甲需要一些胡桃，而乙需要一些苹果。乙从一个苹果得到的满足也许超过他让出十二个胡桃失去的满足。而甲也许从三个胡桃中所得到的满足超过他出让一个苹果失去的满足。交换将在这两个比率中间的某一点开始。但是，如果继续进行交换，那么甲出让的每个苹果都会增加苹果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愿意再出让更多的苹果，而他每增加一个胡桃都会降低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愿要更多的胡桃；乙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最后，甲对胡桃的热衷和苹果相比不再超过乙，而交换势必会停止。因为一方愿意提供的任何条件都不利于他方。直到这一点，交换一直都在增加双方的满足，以致不能再继续下去，因此，便出现了均衡。但其实这并不是唯一
的均衡，而是一种偶然的均衡。

但是，有一种均衡交换率可以叫做真正均衡率，因为一旦遇着这种交换率，便会被保持到底。很明显，如果始终要用许多胡桃交换一个苹果，那么乙愿意交换的量极少，而如果要用很少的胡桃交换一个苹果，那么甲愿意交换的量也极少。必须有一种使双方都愿意进行同样程度的交易的中间比率。假定这个比率是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那么甲愿意以八个苹果换四十八个胡桃，而乙愿意按照那个比率收八个苹果；但是，甲不愿意用第九个苹果再换六个胡桃，而乙也不愿意再用六个胡桃换第九个苹果。这就是那时的真正均衡位置。可是，没有理由假定实际上会达到这种均衡。

例如，假定甲的篮子里原来有二十个苹果，而乙的篓子里有一百个胡桃，假定开始时甲让乙相信他不大愿意要胡桃，从而设法以四个苹果换了四十个胡桃，以后又用两个苹果换了十七个胡桃，再以后又用一个苹果换了八个胡桃。假定当时达到了均衡，进一步交换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甲便拥有六十五个胡桃，而不愿意再用一个苹果甚至来换八个胡桃；而乙因为只有三十五个胡桃，所以对其估价很高，也不愿意用八个胡桃再换一个苹果。

另外，如果乙交易有术，他也许可能会使甲以六个苹果换十五个胡桃，然后又以两个苹果换七个胡桃。那时甲让出八个苹果而得到了二十二个胡桃。如果开始时的条件是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他便用八个苹果换得了四十八个胡桃，那么他也许不肯再用一个苹果甚至来换七个胡桃。但是，因为他拥有的胡桃非常少，他急想多得到一些，并且愿意再用两个苹果换八个胡桃，然后再用两个苹果换九个胡桃，再用一个苹果换五个胡桃，于是便又达到了均衡。因为乙只有十三个苹果和五十六个胡桃，也许不肯以多于五个胡桃之数换一个苹果，而甲所剩苹果也无几，也许以一个苹果换不到六个胡桃就不会换了。

在这两种情况下，就交换来说，都增加了双方的满足。当交换中止以后，进一步交换势必会至少减少其中一方的满足。在各种情况下，都达到了均衡，但这是一种任意的均衡。

我们再假定有一百个人和甲处的情况相同，每人都约有二十个苹果，而且与甲一样，对胡桃都具有同样的欲望；而对方也有一百个人，和乙最初所处的情况相同。市场上最机敏的卖主也许有些在甲方，有些在乙方。不论市场上是否可以互通信息，交易的平均数多半不会远离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像在两个人之间进行交易的情况那样。但是，多半没有我们在谷物市场上见到的那种紧密依附该比率的可能性。交易时甲方的人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战胜乙方的人，因此，接着就用七百个苹果换了六千五百个胡桃；甲方的人既然拥有这样多的胡桃，除了至少按一个苹果换八个胡桃的比率之外，也许并不愿意再进行任何交易。而乙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三十五个胡桃，所以按照那个比率也许拒绝继续出售。另一方面，乙方的人交易时也许在不同程度上战胜了甲方的人，结果不久就用四千四百个胡桃换了一千三百个苹果，那时乙方的人因拥有一千三百个苹果和五千六百个胡桃，所以除非按五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否则就不肯多出售；而甲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七个苹果，也许会拒绝那个比率。在一种情况下，按八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达到了均衡，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按五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才达到了均衡。

借以达到均衡的那种比率之所以不稳定，间接地取决于这一事实，即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交换，而不是和货币交换。因为既然货币是一般购买手段，那么似乎有许多人能方便地收回或抛出大量的货币，这就有使市场稳定的趋势。但在易物交换盛行的地方，苹果很可能有时和胡桃交换，有时和鱼交换，有时和箭交换，等等；使市场（其中价值表现为货币）统一的那些稳定因素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得不把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看成是可变的。的确，如果胡桃种植业是我们这个物物交换地区的主要产业，所有的买主和卖主都存有大量的胡桃，只是甲方的人拥有苹果，那么，几宗胡桃交易不会显著影响其储量，对其边际效用也不会有显著的改变。

例如，假设某甲有二十个苹果和某乙进行交易。如果某甲愿意以五个苹果买十五个胡桃，第六个苹果买四个胡桃，第七个苹果买五个胡桃，第八个苹果买六个胡桃，第九个苹果买七个胡桃，以此类推，因为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始终不变，所以，他恰好愿以第八个苹果买六个胡桃，不论在从前的交易中他是否占了乙的便宜。同时假定乙购买头五个苹果时，宁愿付五十个胡桃也不愿放弃苹果，购买第六个苹果付九个胡桃，购买第七个苹果付七个胡桃，购买第八个苹果付六个胡桃，购买第九个苹果只付五个胡桃。因为胡桃对乙的边际效用不变，所以他恰恰愿以六个胡桃买第八个苹果，不论他以前买的苹果的价格是贱还是贵。在这种情况下，第八个苹果既然只卖六个胡桃，那么交易势必
以八个苹果的转移而告终。当然，如果甲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许用头七个苹果买了五十或六十个胡桃；而如果乙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许用三十或四十个胡桃换取了这头七个苹果。这和文中所述的谷物市场以三十六先令的最终价格出售七百夸脱左右的小麦这一事实相符；但是如果卖主开始时占了上风，那么所付的价格总额也许大大多于七百夸脱乘以三十六先令的总额，而如果买主开始时占了上风，那么所付的价格总额也许大大小于七百夸脱乘以三十六先令的总额。交易理论和物物交换理论的真正区别是在于：在交易理论中，假定市场上所存储的商品与另一种商品交换的数量很多，并且操于许多人之手，那么此商品的边际效用实际上是不变的。这种假定一般是对的；而在物物交换的理论中，这种假定一般却是错的。参阅数学附录中注12（乙）。

[1]
见本书第五篇第2章末。

附录七[1]
地方税的征税范围及有关政策的几点建议

§1.地方税的最终征税范围极为不同，取决于居民是否流动，取决于是有偿税还是无偿税，条件的巨变使准确的预见成为不可能
我们已经看到[2]
，对印刷业征收新的地方税和国税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在于会使印刷业的某些便于转移的部分转移到地方税的范围之外。那些需要在当地印刷的顾客就要付相当高的印刷费；排字工人也开始外流，直到只剩下在当地就业能维持以前的工资水平的人数为止；而有些印刷机构则改行从事别的行业。对不动产征收的地方税在某些方面却遵循着不同的途径，逃税力度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同对印刷业征收的地方税那样。但也许更重要的事实是，大部分地方税都用于直接增进当地居民和工人的福利，否则他们也许就会离开。这里我们需要两个术语。无偿税是不给纳税人提供补偿利益的税。某市政府借款搞一个企业，但此企业失败了，只得半途而废，而用于支付这笔借款利息的税，就是无偿税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主要向富人征收的济贫税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然，无偿税有驱逐纳税人的趋势。

反之，有偿税是用在照明、排水及其他用途方面的税，会给纳税人提供生活上的某些便利和福利，而这些便利和福利只有当地政府才能以极为便宜的办法来提供，其他机构是办不到的。如果这种税管理得当，可以使纳税人受到实惠；增加这种税也可以吸引（而不是驱逐）居民和工业。当然，某税可能对居民中的一个阶层是无偿的，而对另一个阶层却是有偿的。用在举办完善的初级和高级小学上的高税率，可以吸引技工居民，却会排斥富裕居民。“偏重于全国性的服务”，“一般是无偿的”，而“偏重于地方性的服务，一般给予纳税人的直接利益和特殊利益是和他们的负担多少相称的”。[3]

但是，就不同种类的地方支出，“纳税人”一词必须有不同的解释。用于清洗街道的税对住户来说是有偿的；而用于永久改良物的那些税，当然只给住户提供部分收益，而大部分收益终归地主所有。

住户把向他征收的税一般看成是构成他的租金总额的一部分；但是，他也考虑那些由于地方有偿税的支出而得到的生活福利。这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有选择租金或在无偿税总额较低的地区生活的可能。可是，要估计出于这种考虑以及实际迁移的困难极为困难。因为它受消息不灵通和漠不关心的阻挠也许要比一般所想象得小一些，但受个人具体要求的阻挠却很大。得文郡的低税率不会将喜欢伦敦生活的人吸引到那里；某些企业家阶层对于定居在哪里，实际上也很少有选择的余地。除了人事和商业关系之外，住户还受到迁移中的辛苦和费用的阻挠。如果这种辛苦和费用相当于两年的租金，除非他获得的利益是按百分之十的比率计算三十年，否则他势必会因迁移而受到损失。但是，当某人因为某种理由搬家时，他很可能会充分考虑适合他居住的地区的当前税率和未来税率。

劳动阶级的流动性在某些方面大于中产阶级；但是，如果税赋很重，有时会对租户方面产生压力，因为这种新的负担会延续转嫁给他。企业家所受到他的工人的住宅税的影响，与受到他自己的住宅税的影响相同。虽然高税率也许是使某些企业家离开大城市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运用得很经济，是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就值得怀疑了。因为这种税的大部分新支出如果运用得当，从工人的观点（如果不从企业家本身的观点）来看，便会大大增进当地的福利，或者减少当地的不便。此外，虽然权衡之下有倾向表明租户会慎重考虑地方税的现在及其未来的状况，但他们不能预测得更远，甚至也很少作出这样的预测[4]
。

对租税征收范围的分析必须是指一般趋势，而不是指实际事实。使这些趋势得不到预测的原因，类似于不能用数学推理来计算在逆流中摇摆前进的船甲板上滚动着的球的轨道的那些原因。如果该船只向一侧倾斜，便可以计算出球的运动。但是，在任何一种趋势有可能产生许多结果之前，都必将停止，而继起的趋势便不能得到预测。正是这样，虽然经济学家几乎在一世纪以前曾经一度解决了租税转嫁的一般趋势问题，但是各地无偿税的相对压力往往变化得非常迅速，以致一种趋势在受到那些预料不出的变化的阻止甚至逆转之前，即告中断。

§2.地产的“建筑价值”和地基价值加起来就构成全部价值，条件是建筑物和该地基相称，否则另当别论
我们已经看到，某建筑商对任何地基所愿支付的地租，都取决于他对那块地基对建筑物所增加的价值的估计。在承租之前，他的资本和他因建筑而借的资本是“流动”资本，并表现为货币；他投资的预期收入也表现为货币。他一方面列出建筑费用；另一方面列出建筑物同地基的租值和他即将支付的地租的差额，他计算这一差额（比方说）九十九年租期的折现值（也许是主观上的大致估计，而不是明确的数学计算）。最后，如果他看见有相当可观的利润可图[5]
，而他的企业眼下又没有更好的机会，他就会租下那块地基。

他竭力设法使该地基和在上面建筑的房子（或其他建筑物）会永久彼此相称；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该地产在将来任何时期的租值都等于它的年地基价值与年建筑价值之和。他期待这笔款项对他的支出提供充分利润，其中算进去对一种相当冒险的事业的保险费。租金中的第二部分一般叫做（年）建筑价值或房子的建筑租，虽然这种叫法也许并不十分确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的购买力可能发生变动；该地基适合建筑的那种房子的等级也可能会有所改变；建筑技术也势必有所进步。因此，该地产后来的年价值总额包括它的年地基价值，还有建筑一所和当时已有的房子提供同样便利的房子的成本的利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服从房子的一般性质始终和它的地基相称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如果不相称，就不能精确说明总价值、地基价值和建筑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假使为了充分发挥该地基的潜力而需要建筑一个货仓或一所性质完全不同的房子，那么该地产的总价值也许会小于它的地基价值。因为不拆除旧房而建筑新房，就不能提高地基价值。而原房上的旧材料的价值也许比拆除它们的成本还要小一些，其中算进去因此而受到的时间上的耽误和损失。

§3.向地基价值征收的无偿税主要由地基所有者负担，或者如果事先不知道，则由承租人负担
在其他方面都同样合适的两所房子中，住户将对位置较好的那所房子支付一笔等于它的特殊利益的年金；他不会管这笔款项中哪部分充当租金，哪部分充当税。因此，地基价值的无偿税趋向于从地主或承租人所收的租金中减去，因而此租税如果能事先预料得出，就将从建筑商（或任何别的人）对建筑权所愿支付的地租中扣除。有偿的地方税在长期内是由住户支付的，但对他不是真正的负担。“在长期内”这个条件很重要，例如，城市改良在未来几年中将阻塞交通，那么对这种改良的偿债基金和利息而征收的税，对住户（如果他纳税的话）来说是无偿的。就公道而论，这种税应该从他的租金中扣除。因为当改良完毕，特别是当债务付清后，从而应该取消该税时，地产所有者将获得因改良而向最初住户征收的无偿税的利益[6]
。

§4.但是，对建筑价值征收的无偿税（全国一致）主要由住户负担。特别重要的地方无偿税即使根据建筑价值来征收，也主要为所有者（或承租人）来支付
对建筑价值征收的税却处于不同的状况。如果该税遍及全国，就不能改变有利地基的差异优势。从而不能（或者至少不能直接）使建筑商或其他别的人对好地基不愿支付高额地租；如果税很重，以致大大缩小建筑用地的面积，那么将的确降低一切建筑用地的价值，而特殊的地基价值随着其他地基价值的下降而下降。但是，这种税在这方面的影响很小，因此，认为建筑价值的税不由地主负担的这种看法不会有很大的错误。倘若建筑商预料到这种税，便可以根据税来调整自己的计划。他力求建造这样一用费的房子：此房能按给他提供正常利润的租金租给住户，而让租户纳税。他当然可能会算错，但在长期内作为一个阶层的建筑商，和所有其他商人一样，几乎是不会算错的。在长期内，建筑价值税落在住户身上，或者如果他把那所房子用来做生意，而他的竞争对手也纳相同的税的话，那么最后由他的顾客负担建筑价值税。

但就对建筑价值征收特别高的无偿地方税而言，情况却截然不同：这里出现了不动产国税和地方税的主要区别。这种税的有偿支出对生活福利的增进大于其成本等价时，当然不能驱逐住户。其中征自建筑价值的部分税由住户来支付，但对他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负担，就如我们在征地基价值有偿税的情况中见到的那样。

但是，建筑价值税超过其他地区的那个无偿部分，主要不是由住户负担的。任何额外负担都会使他们移出此地区的范围之外，迁移的人数足以减少对该地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的需求，直到这种额外建筑价值税由承租人或地主负担为止。因此，建筑商如果能预测将来，势必会从他们所愿支付的地租中，扣除这种额外建筑价值税和各种地基价值税。

但其中这种扣除很大税的情况并不很多，也不重要。因为无偿税虽然长期极为不等，但这种不等却不像一般所想象得那样大。其中许多是由于不易预料的事件造成的，比如某些地方官失职。的确有一个显著的因而也许是永久性的原因能显出预兆，即富户有从热闹区迁往空旷而时髦的郊区的趋势。因而，在为穷人征收的国税中，使劳动阶级担负了一个不适当的份额。但是，不等这种弊端变得十分明显，人们就会通过立法扩大税区，或用其他方法把穷人区和富人区置于同一预算之下。

更重要的是不应当忘记，建筑价值的额外无偿税，在征收该税的地区中虽有降低地基租和租契更新时的地租的趋势，但对全体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严重。因为在受到这种税的节制之后，建筑业的大部分经营不是被破坏了，而是被导向别的地区，并加剧那里对新建筑权的竞争。

§5.如果向住户征收原有捐税，其负担的部分很少受到影响，但在目前课税制度下，无偿税的急剧增加对住户（特别是店主）是一种严重的负担
向住户而不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旧税，对征收范围的影响极小。虽然地基价值税和建筑价值税的比例对其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在最初几年中，无偿税增额的征收范围却很受征收方式的影响。住户所负担的增加额，比部分征自土地所有者的税或从他的租金中扣除一部分税的条件下要多一些。不过这只适用于正在发展的那些周围地区。在人口少而建筑业停顿的地区，无偿税有由土地所有者负担的趋势。但在这些地方，经济阻力一般很大。

无偿税对建筑投机商和其他中间人的经营的总负担似乎很可能不太大，他们抱怨的许多税实际上使他们大发横财。但是，税的变化使建筑业冒的那些巨大风险略有增加，从而社会对这些风险付出的代价不可避免地超过它们的实际等价。所有这一切都指明那些由于急剧增税而带来的严重弊端，特别是那些房屋的增税。房屋应承担的税值相对于住户的纯收入而言是比较高的。

总之，只要商人（尤其如果是一个店主）经营的商品不易从远方得到，便往往能把他所负担的税部分转嫁给他的顾客。但是，店主的税和他的收入相比是很大的；其中有些开支在富有的居民来看是有偿的，但在他看来却是无偿的。他的工作属于这样一种类型：其中经济进步提高供给比提高需求多。不久前，他的报酬是以牺牲社会为代价而人为地提高的，但现在报酬正在降到一个更为合理的水平，而他却不轻易承认现实。他念念不忘那种因急剧增税而使他遭受的真正不公平，并把那些实际上由于更深刻的原因而对他造成的某些压力归咎于这种不公平。他的不公平感因他总不能和地主以相当公平的条件议价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敏锐。因为撇开固定设备的成本和一般的迁徙费用不算，即使他就近迁到同样适宜的场所，也会失去大部分顾客。但绝不能忘记店主有时的确会迁移，他警惕着，并充分考虑到税金；从而，几年以后，他把无偿税的负担转嫁给土地所有者和顾客，甚至比任何阶层中的人都更彻底（旅馆主、公寓主在这里和店主相同）。

§6.根据资本价值向空建筑地基征税和将建筑价值税部分转移到地基价值上，一般说来是有益的，条件是这一切要逐步进行，并伴之以关于建筑物高度与其前后应留空地的严格规定
靠近一个新兴城市附近的仍然当做农田使用的土地，提供的纯租也许极少，但可能是一块有价值的地产。因为它的未来地租已经包括在它的资本价值当中了。此外，对该地的占有除了收取货币地租外还很可能提供一种满足上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按该地全部租值征税，也征得很少了；因此，就产生了是否应该按它的资本价值的百分之几，而不按地租的百分之几来征税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种趋势会加速建筑业市场阻塞的趋势。因此，房租趋于下降，而建筑商也许不能租用高地租的建筑地基。这种变动因此也许会把现在归于那种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公有价值”转移给一般的人，而那种土地是已经盖了房的，或者多半是要盖房的。除非城市当局采取有效措施，制定出城市应当发展的规划，不然就会造成建筑多而质量差的局面。这是一种错误，后代也许会为之付出损失美观甚至健康的巨大代价。

这种计划依据的原则有着广泛运用的余地。我们可以谈一谈近来曾引人注意的一个极端性建议，大意是在将来应该主要（甚至全部）对地基价值征税，而很少参考或不参考建筑物的价值。这直接结果是以牺牲其他地产为代价而提高某些地产的价值，特别是会使重税区中高大豪华的建筑物的价值提高得甚至比低税区还要厉害，因为这样可以减轻较大的负担。但是此建议会使重税区中大地基上低矮而又破旧不堪的那些建筑物的价值有所降低。不久之后，一块地基上的建筑物的量在建筑章程范围内，一般会和位置上的有利条件成比例，而不像现在这样部分和位置上的有利条件成比例，部分和税额成反比例。这就会增大集中程度，并有提高有利地区中总地基价值的趋势，但是会使这种税的总支出也有所增加。因为这种支出由地基价值负担，所以纯地基价值可能会很低。总的来看，很难判断人口集中是否在加剧。因为大量的建筑也许在郊区进行，那里空地不再逃脱重税。许多都取决于建筑章程，集中程度可能因高大建筑物的前后都应有很大空地这一严格章程而大大降低[7]
。

§7.再论农业税
我们已经谈过英国农业中佃户和地主的共事关系[8]
。在农村中，竞争不如在城市中有效；但另一方面，地主对农场基本建设的投资是有伸缩性的，往往由于环境的压力而有所改变。这种调节将使农业税的归宿变得模糊，就如旋风掠过房顶时，往往会使雪花飞扬，但只是压抑而不是消灭地心引力的趋势。因此，就产生了下面的一般说法：如果对农场的竞争激烈，则农场主将支付他和地主所应负担的部分农业税；如果地主有理由害怕农场脱不了手，那么他将支付全部农业税。

但是，农村居民负担的无偿税也许比一般要少些。他们因警察服务的改善和通行税的废除而获得了利益，并且越来越享有附近城市居民所缴纳的税所换来的种种利益，而对这些税他们并没有出任何力，并且这些税一般比他们自己的税要高得多。倘若税在眼前是有偿的，即使住户纳税，该税对他也不是一种纯负担，但农业税会占农场主纯收入的一个很大比例部分。在无偿的农业税急剧增加的那些稀有情况下，农场主的负担往往过重。正如已经指出的，在一个地区范围内的无偿税比在全国范围内的一般无偿税对当地地主和农场主的压力好像更严重[9]
。

§8.一些实际建议。土地供给的永久局限性以及集体行动对其现有价值的巨大贡献，为了征税目的，有必要把它列入单独项目
本书主要从事于科学研究，但对那些有经济研究旨趣的实际问题也不无涉猎[10]
。在这里，有关租税政策的某些讨论似乎很合适，因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早开发国家中的土地在许多方面和其他财富形式相同，而在另一些方面却有所区别；在最近的某些争论性文献中，有把不同点降至次要地位，而把相同点提到首要地位的趋势。如果只有那些相同点对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么，适当偏重这一方面也许是明智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因此似乎有必要来考虑财务、行政方面的某些重大问题，其中土地所有的特点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其他财富形式大多没有这些特点。因此，必须谈一谈公平原则。

首先，如果因某特定用途而征收一种特别税，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局又不干涉现存的所有制（例如，像建立土地排水系统时），那么对地产收益户可以适当地按“股份原则”征税。根据这一原则，受益多者多出，受益少者少出。不管每一种这样的税公平与否，都必须分别加以判断。相反，不管一切无偿税公平与否，都必须从总体上加以判断。几乎就每一种无偿税本身而言，都对某阶层或其他阶层施加不当的压力。但是这并不重要，只要各种税的不均为其他税的不均所抵消，并且各部分的差异同时发生。如果这个困难条件得到满足，那么租税制度可以说是公平的，虽然只就其中任何一部分来看稍欠公平。

其次，大家一致认为租税制度应当根据人们的收入，或者最好是根据人们的支出划分适当的等级而加以调节。因为一个人储蓄的那部分收入在用完之前，都有助于充实国库。因此，当我们考虑到现行租税制度（一般的和地方的）加于房屋的负担很重这一事实时，绝不应该忘记房屋大，支出也大。一般支出税（特别是等级支出税）对征税人有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此外，一般支出税使消费者直接或间接出的费用，比给国库带来的收入要大得多，而房屋税则更简便易行，征收费用又低廉，又不易逃税，并且易于划分等级[11]
。

再次，不过这个论点不适用于住宅以外的其他建筑物。由于这种原因，对店铺、货仓和工厂等征的税比对房屋征的税低，这也许是公平的。无论如何，就新税而论，应该如此。旧税已经从营业所占用者那里转嫁出去，一部分转嫁给他们的房东，一部分转嫁给他们的顾客。转嫁在不断地进行着。因此，如果对城区商人从每一便士新课的税中一次征收一法寻，以后逐年再按很小的百分比征收其余三法寻的一部分或全部，那么他们不会感到很大的痛苦。如果市政府的经费增加得很快，这种方法也许是必要的。

上述种种考虑使我们不得不重申这样一种看法：不论在早开发的国家里还是在新兴的国家里，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感到对土地立法，比对其他财富形式进行立法，对后代将负有更大的责任。从经济和伦理的观点来看，土地总是必须处处被划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在之物。如果国家最初就把真正地租保留在自己手中，那么工业的元气和积累未必会受到损害，虽然在少数情况下会略微耽搁向新开发地区移民进度。而对来自人为产业的那些收入却绝不能这样说。但在讨论土地公有价值是否公平时，有关的公共利害关系非常大，因此使我们特别有必要牢记的是，国家忽然把曾认为是私有权的那些地产的收入攫为己有，就会破坏安全并动摇社会的根基。轻率而极端的措施是不公平的。部分上由于这种原因（而不是完全由于这种原因），这些措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愚蠢的。

警惕是必要的，但地基价值很高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的集中，而这种集中有使新鲜空气、阳光和活动场所发生严重不足的危险，以致毁坏年轻一代人的体力和幸福。因而，巨大的私人利益不仅是由那些社会性质（而不是个人性质的）的原因造成的，而且是以牺牲一种主要的公共财富形式为代价的。获得新鲜空气、阳光和活动场所是需要巨额经费的。而为这些经费开支的最合适的来源似乎是土地私有的那些极端权利，而这些权利从代表国家的国王是唯一土地所有者的时候起，就几乎不知不觉地形成了。私人只是土地持有者，有义务为公众福利服务。他们没有用拥挤不堪的建筑来损害那种福利的合法权利。

§9.续前
因此，似乎可以提出以下几点实际建议：关于旧税，骤然改变纳税人似乎是不可取的；但是在可能方便的条件下，应该向最终负担者征收新税；除非像征收所得税那样，向租户征收这种税时，说明将从他的租金中扣除此税。

这样做的理由是，对土地的公有价值或地基价值征的旧税几乎全部都已经为所有者（包括承租人在内，就这些税而言，虽然是旧税，但他们在订租约时却没有事先料到）来负担；其余部分差不多完全由租户或他们的顾客来负担。这种结果不会因让租户从他的租金中扣除一部分或甚至全部税金都由他负担而受到很大的干扰，虽然这样一种法律有把所有者的一部分产业转让给承租人的危险，但他们订立租约时就会料到要缴纳那部分旧税。另一方面，分担新税（即增加的税）的规定有很大的优点：不论农场、店铺，还是住宅的租户，都要从他的租金中扣除二分之一的新税；他的直接地主（或房东）再从他对上级地主（或房东）的支付中按比例加以扣除，以此类推。此外，如上面所说的，各个营业所的新的地方税最初不能征收全额，以后再逐年增加。通过这些规定，农场主、店主和其他商人就不会有那种偶然不公的待遇和对这种不公的经常性的顾虑，而这种不公现在是和突然不适当地增加特殊阶层的公共负担有关联的。

关于地基价值不妨这样规定：一切土地（不论在技术上是否属于城市土地）在不按建筑物计价而按每亩不太高的价格（比方说二百镑）出售时，就应被视为具有特殊的地基价值。对此建筑物的资本价值征一般的地基税，此外，并征收“新鲜空气税”，以便由当地政府集中用于上述目的。这种“新鲜空气税”对所有者不会是一种很重的负担，因为其中大部分都会以所余建筑地基的价值增加的形式还给他们。事实上，像首都公园协会这些私人团体的支出和大部分为市政建设而征收的建筑价值税，其实是对那些已经很幸运的所有者的一种无代价的财富。

城乡地区都一样，除了原来的土地税之外，获得其余的必要基金的最好办法也许是不动产税，再辅以地方当局所征收的一些地方捐税。可以禁用住宅税，除非要用此税来征集像养老金那种新的巨额经费，主要的税率可以像现在的住宅税那样划分等级；不过，对一般的住宅要低一些，而对很大的住宅要高一些。因为在一个人对租税的征收和使用有权投票表决的情形下，他一点都不负担租税是不妥当的。但是以等于他的税款的这些利益（如增进身心健康与精力和不趋向于政治腐败）来酬报他或他的子女倒是妥当的和合理的[12]
。

[1]
见本书第五篇第11章的第6节及第7节；第六篇第11章的第10节。

[2]
见第五篇第9章的第1节。此附录大多是以那里所指的备忘录为基础的。

[3]
《皇家地方税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1901年，第12页。

[4]
皇家地方税调查委员会就这几点提出了大量的证据。

[5]
见第五篇第11章的第3节和第8节。建筑商一般在租期未满之前希望出售自己的产业，他预期得到的价格是该产业的租价减去未来几年地租的差额（折现值）。因此，他的计算本质上和他企图自己保有该产业时大致相同。

[6]
这假定不论如何使用土地，土地负担的税额都相同。因特殊使用而征收的附加税可用第五篇第10章的第6节中的方法进行处理。如果农业土地免税，则乡下的房客或工厂主就会逃避对建筑用地价值超过农业土地价值的差额所征的那部分地基税。这也许使城市稍稍更集中化，从而多少减轻城市地基所有者的负担；但是实质上不会影响城市中心的那些地基的价值。见以下第6节。

[7]
例如，假定在一块一百万平方尺的土地上盖四十尺高，间距四十尺的几排房子；建筑法规定天空必须对着地面前后成四十五度角，这会使各排之间的距离为四十尺，那么总建筑量将等于四十尺乘五十万尺（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即二千万立方尺。现在假定房屋高度为以前的三倍，在同一建筑法下，各排之间的距离必然为一百二十尺。根据不便把房屋的高度增加到四十尺以上的这一假设，那么总建筑量将为一百二十尺乘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即三千万立方尺。因此，房屋总量将只增加二分之一，而不是增加三倍，就像各排之间的距离仍保持原来的四十尺时那样。

[8]
见第六篇第10章的第10节。

[9]
见本书第五篇第10章第4节末。

[10]
见第一篇第4章的第2～4节。

[11]
古时候，房屋上的窗户被看做代表房屋，征税很重。但这种税并不是（而且原意也不是）仅仅使窗户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来负担；而原意是（并且的确也是）使房屋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来负担。正如同窗户多少可以代表房屋一样，而房屋也是家庭开支的某种规模和方式的代表，也许还是更合适的代表；如果对房屋征税，则此税是（并且其原意也是）对生活手段（在某种安逸和社会地位的条件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征税。如果对房屋征的税有一部分被取消，并以对家具和家庭佣人的征税来补充不足部分，那么租税的实际归宿大致与现在相同。

[12]
最近成立的地方税调查委员会着重解决确定地基价值税的困难，解决甚至更严重的困难，即同时做出把旨在最后应由土地所有者担负的一部分（不论多少）税，由住户转给租户的那些措施（见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特别是第153～176页）。定税的这种困难无疑很大，但是通过经验可以很快减少困难：最初一千个这样的定额比以后两万个定额也许还难和还不准确。

附录八[1]
关于报酬递增静态假设运用的局限性

§1.严格的供给表的假设会导致多重均衡（稳定的和不稳定的）位置的可能性。但是就报酬递增来说，这一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以致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进行尝试性的运用。因此，在使用正常供给价格一词时须加小心
我们已经暗示了那些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均衡理论所遇到的困难，现在需要稍稍再进一步加以暗示。

关键是在长期内就生产成本随着产量逐渐增加而减少的那些商品来说，“生产边际”一词没有意义。而在短期内一般不存在报酬递增的趋势。因此，当我们讨论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那些商品的价值的特殊条件时，应该避而不用“边际”一词。就需求上的短暂而迅速的变动而言，此词当然可以用于这些商品，就像用于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因为适应这些变动的那些商品和其他商品的生产，遵循的是报酬递减而不是报酬递增规律。但是，在报酬递增规律发挥有效作用的那些问题中，是不能给边际产品下明确的定义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得不选择较大的单位，必须考虑的是“代表性”企业，而不是某个个别企业的情况。我们尤其必须考虑的是整个生产过程的成本，而无须把单个商品（如一支来福枪或一码布）的成本从中分离出来。的确，如果某工业部门几乎全部操于少数大企业的手中，那么其中没有一个企业堪称为“代表性”企业。如果这些企业融合成一个托拉斯，或者彼此密切地联合起来，那么“正常生产费”一词就没有精确的意义。如在后面书中将充分论证的那样，表面上必须把它看成是一种垄断，必须根据第五篇第14章中的原则分析其进程，虽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表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仍有非常大的作用，而且“正常”一词的使用不像原来似乎可能出现的那样不合适。

§2.续前
我们再回到这个例子上：时尚运动造成了对无液气压表的需求有所增加，不久之后，便导致组织改善，并降低了供给价格[2]
。最后，当时尚的力量消失时，对气压表的需求又只建立在其实际效用的基础上，因而这个价格可能大于或小于相应生产规模的正常需求价格。在前一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会躲避该行业。在那些已经成立的企业中，有的也许继续营业，虽然所得纯利比希望的要少一些；而有的却渐渐转入某些比较兴盛的相近的生产部门。而由于旧厂衰落，新厂起而代之者寥寥无几，所以生产规模也会有所缩减，而且旧有的均衡位置也许显得相当稳定，不易遭到破坏。

但是，现在让我们考虑另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已增产量的长期供给价格急剧下降，以致需求价格仍居于此价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测算着他们所办的厂的寿命，考虑它成功和失败的机会，折算它的未来支出和未来收入，最后也许会断定收入大大超过支出。资本和劳动会迅速流入该行业；而在需求价格下降和长期供给价格下降相等，并发现稳定的均衡位置之前，生产也许会增加十倍。

因为虽然在第3章说明的供给和需求围绕着的一个均衡位置在摆动中，的确像一般暗示的那样，我们暗示了在一个市场内只能有一个稳定的均衡位置。但实际上在某些可以想象出来的虽然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真正供求均衡位置，其中任何一个均衡位置和该市场的一般情况都同样一致，而且其中任何一个均衡位置一经确立，直到出现某种大的干扰之前，都将会是稳定的[3]
。

§3.续前
但是，必须承认，这个理论与现实生活脱节，只要假定的是某商品的正常生产先增加，继而又减至原有的产量，那么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便又会回到它们产量的位置上[4]
。

不论某商品遵循的是报酬递减规律，还是报酬递增规律，价格下降只能使消费逐渐增加[5]
。此外，某商品在价格低时，人们一旦形成使用它的那种习惯，便不会很快在这种商品价格复涨时放弃掉。因此，如果在供给逐渐增加之后，此商品的某些来源受到阻塞，或者由于任何其他原因的出现而使该商品稀少，那么许多消费者都不会愿意放弃旧习。例如，在美国战争时期，棉花价格很高，而如果以前的低价没有使棉花用来满足那些由于价格低而产生的需要，那么棉花的价格也许就不会那样高了。因此，对某商品生产的前进运动有效的需求价格表，很少适用于它的倒退运动，不过一般会需要加以提高[6]
。

此外，供给价格表也许颇能代表供给正在增加时出现的商品供给价格的实际下降。但是，如果需求减少了，或者如果由于任何其他原因而使供给必须减少，那么供给价格便不会沿着原道后退，而会采取较低的供给价格。对前进运动有效的供给价格表不适用于后退运动，必须以较低的供给价格表来代替。不论商品生产遵循的是报酬递减规律还是报酬递增规律，都是如此。但在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特别重要，因为生产遵循这一规律的事实，证明此商品生产的增加导致了组织上的极大改善。

因为当任何偶然的干扰使某商品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增加，从而导致产生大规模经济时，这些经济都不易丧失。机械工具、劳动分工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还有各种组织上的改进一旦得到利用之后，便不会轻易放弃。资本和劳动一旦投入某特定工业部门，而且如果对所生产的商品的需求减少，那么这些商品的确会贬值，但资本和劳动不能迅速转向其他职业，在一段时间内，竞争会使已减少的需求不能提高商品的价格[7]
。

部分上由于这种原因，即使有关的商人能了解市场的全部实情，也不可能在许多情况下同时并存两种可更替的稳定均衡位置。但是，当某工业部门处于生产规模急剧扩大时，供给价格便会迅速下降，而可以使该商品的需求出现增长的那种短暂的干扰，可能会使稳定均衡价格大大下降；此后，商品生产在数量上比以前多得多，并且会按比以前低得多的价格出售。如果我们把供求价格表向前推得很远，就总能发现它们十分接近[8]
。因为如果那些激增产量的供给价格略居于相应的需求价格之上时，那么需求的适度增加，或稍微新一点的发明，或其他使生产变低廉的方法，就可以使供求价格相遇，并形成新的均衡点。这种变动在某些方面类似从一个稳定均衡位置移向另一个均衡位置，但又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除非正常需求或正常供给的情况发生某些变动，不然是不能出现这种变动的。

上述种种结果不尽如人意，这在部分上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善的分析方法。因为我们的科学方法在逐渐改进，所以日后可以想象得出的这种不满意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能把正常需求价格和正常供给价格表现为正常生产量和该产量成为正常产量的时间的函数，我们就大大地迈进了一步[9]
。

§4.续前
另外，让我们重申平均价值和正常价值之间的区别[10]
。在静态中，因为可以事先准确地预算出各生产工具获得的收入，所以，这种收入便是使该工具出现所需要的劳作与牺牲的正常尺度。

边际费用乘商品的单位数量，或把商品各部分的实际生产费加起来，再加上生产上的差异优势所得的全部地租，就求出了生产费用总额。既然生产费用总额是这种方法决定的，那么平均费用便等于生产费用总额除以商品数量，其结果就是长期或短期的正常供给价格。

但在现实世界中，“平均生产费”一词有些令人不解，因为制造某商品的大多数生产工具（物资的和人力的）很早就存在了。因此，它们的价值很可能并不恰是生产者原来期望的价值。它们的价值有的较大，有的较小。它们现在赚取的收入，是由其产品的一般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它们的价值是这些收入的资本还原。因此，当我们在制作正常供给价格表时，将它和正常需求价格表连接起来，这就是决定正常价值的均衡位置。如果认为这些生产工具的价值已定，我们就不能不陷入循环论。

就有报酬递增趋势的那些工业来说，有这种谨慎特别重要。这种谨慎可由在静态中（也只是在静态中）可能有的那些供求关系的图解来加以强调。在那里，各种特定的东西在一般成本中都负有相应的份额；生产者除非按总成本（其中包括建立典型工厂的商业往来关系和外部组织的酬劳）的价格来计算，否则是不值得接受某种特殊的订货的。这个图解没有积极的价值，仅仅防止抽象推理中可能犯的错误[11]
。

正如在消费者剩余或租金的那种情况（第三篇第6章的第3节）下的制图方法一样，我们可以把MQ看做是一个薄薄的平行四边形，或一条粗直线。随着M在OH上依次采取的位置，我们就得出由曲线SA分成两段的许多粗直线，各直线的下段代表单位商品的生产费用，而上段则为对租金的贡献。所有粗直线的下段连在一起，就成为面积SOHA，代表产量OH的总生产费用。粗直线的上段连在一起，就成为面积FSA，因此代表生产者的剩余，或日常所指的租金。除过上述面积（第三篇第6章的第3节），剩下的DFA则代表消费者的剩余，即从OH数量所得的满足超过以货币总额OH×AH所代表的满足的剩余。

特殊生产费用曲线和正常供给曲线的区别是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把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始终看做是固定不变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却不然。特殊生产费用曲线完全是建立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即总生产量为OH，所有的生产者都拥有属于这个生产规模的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如果把这些假设牢记在心，那么此曲线可以用来代表任何一个行业如农业或工业上的一个特定阶段，但是不能用来代表此行业的一般生产情况。

只有通过正常供给曲线才能代表该行业生产的一般情况，其中PM代表第OM单位的正常生产费用，而根据的假设是，OM单位（而不是任何其他数量，如OH）正在被生产着，现有的大规模生产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都属于总产量为OM的代表性企业的那些经济。这些经济一般比总产量为较大数量OH时要小些；因此，既然M在H的左方，那么此供给曲线与M的纵坐标比总产量为OH的特殊生产费用曲线与M的纵坐标要大些。

由此可知，如果SS′过去是农产品的正常供给曲线（DD′为正常需求曲线），那么在我们现在图中代表总租额的面积SAF，在过去所代表的租额势必会小于此总租额。因为，甚至在农业中，生产上的一般经济也是随着总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扩大的。

不过，如果我们为了某特定论证而宁愿忽略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宁愿假定，MP是在生产OM单位时，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因此不支付租金）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费用，那么它也甚至是在生产OH时，生产第OM单位的生产费用（不包括租）。换言之，如果我们假定产量从OM增加到OH而并不改变第OM单位的生产费用，那么即使当SS′是正常供给曲线时，我们也可以把SAF看做是总租额的代表。这样做有时也许比较方便，不过要时时注意所作特殊假设的性质。

但是对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供给曲线来说，是不能作这样的假设的。这样做就是自相矛盾。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生产这一事实，意味着在总产量很大时，提供的一般经济要比总产量很小时提供的大得多，结果便战胜了大自然对该行业使用的原料在增加时所遇到的越来越大的困难。在特殊生产费用曲线的情况下，MP将总是小于AH（M在H的左方），不论商品遵循的是报酬递增规律，还是报酬递减规律；而相反，在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供给曲线的情况下，MP一般大于AH。

尚待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其中甚至把人造的那些生产工具在短时期内也必须看做是一个既定量，从而，它们的报酬会具有准租的性质，那么，我们便可以作出一条特殊生产费用曲线，其中MP代表狭义的，不包括这种准租的生产费用；这样，面积SAF就代表租和准租的总额。处理短期正常价值问题的这种方法很吸引人，也许最后还有用，但是需要谨慎从事，因为它所根据的假设极不可靠。

[1]
见本书第五篇第12章的第3节。

[2]
见第五篇第7章中的第1页。

[3]
除了稳定均衡位置之外，从理论上讲，至少还有一些不稳定均衡位置：它们是两个稳定均衡位置之间的分界线，宛如划分两个流域的分水岭一样，价格趋向于从此流向每一方。

当供给与需求处于不稳定均衡状态时，如果生产规模受到干扰，就会造成多少偏离稳定均衡位置而迅速移向其他均衡位置，就像一个直立的鸡蛋稍受震动就会倒卧一样。从理论上讲，一个鸡蛋平稳直立是可能的，而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同样，生产规模在不稳定均衡中保持均衡，这在理论上也是可能的，而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

例如，在图-38中，诸曲线相交几次，ox上的箭头表示R有沿着ox移向原位的趋势。这就表示，如果位于H或L点的R向左右稍离原位，一旦干扰因素消失了，就将复归其离开的均衡位置。但是如果R位于K点，并偏向右方，那么，甚至在干扰因素停止之后，它也将继续向右方移动，直到L点为止；而如果偏向左方，则将继续向左方移动，直到H点为止。这就是说，H与L为稳定均衡点，K为不稳定均衡点，从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图-38

位于供求曲线交点上的供求的均衡是稳定均衡或不稳定均衡，取决于需求曲线在该点左方是位于供给曲线之上还是位于供给曲线之下；又取决于需求曲线在该点右方是位于供给曲线之下或位于供给曲线之上。

我们已经知道，需求曲线是全部向下倾斜的。由此可得出结论：如果供给曲线在任何交点的右方且位于需求曲线之上，那么，如果我们沿着供给曲线向右方移动，势必就会使需求曲线位于供给曲线之上，直到第二个交点为止。这就是说，在稳定均衡点右方的第二个均衡点必然是不稳定均衡点。同样可以证明，在左方相邻的交点也是不稳定均衡点。换句话说，在供求曲线相交一次以上的那些情况下，稳定均衡点与不稳定均衡点是交替着的。如果我们向右移动，那么最后的交点也必然是稳定均衡点。因为如果产量无限增加，销售价格势必就会降到几乎等于零的程度；但是补偿其生产费用所需要的价格不会如此下降。因此，如果把供给曲线充分向右延长，那么该曲线最后必然位于需求曲线之上。

我们从左向右所得出的第一个交点，可以是稳定均衡点，也可以是不稳定均衡点。如果是不稳定均衡点，就表明所述商品的小规模生产将对生产者无利可图；因此，除非一时的事件暂时引起了该商品的迫切需求，或暂时降低了它的生产费用，或一个大展宏图的工厂准备运用大量资本来克服生产上的初期困难，并按行将保证巨额销量的价格来生产这种商品，否则就绝不会开始生产这种商品。

[4]
见第五篇第3章的第6节。

[5]
见第三篇第4章的第6节。

[6]
这就是说，对于销售量的任何倒退运动来说，需求曲线的左端也许有必要加以提高，以便使它代表新的需求情况。

[7]
例如，图-38中的供给曲线的形状意味着，如果所述商品每年是按OV的规模生产的，那么生产中出现的经济便会大得足以使此商品按TV的价格销售。如果这些大规模生产经济一旦实现，曲线SS′的形状也许就不再能确切地代表供给情况。例如，产量OU的生产费用在比例上也许并不再比产量OV的生产费用大得多。因此，为了使这一曲线还可以代表供给情况，就有必要作一条较低的曲线，如图中的虚曲线。布洛克教授（《经济学季刊》，1902年8月，第508页）认为，这条虚曲线不应从T向上倾斜（哪怕是倾斜很小），而应向下倾斜，以表示生产缩减将“通过挤掉弱小生产者”而降低边际成本。因此，边际成本将来就是那些比现在更加胜任的生产者的边际成本了，这种结果是可能的。但是绝不应该忘记，最弱小的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并不决定价值，而只是表明决定价值的那些因素的作用。如果大规模生产经济是“内部”经济，即属于各个工厂的内部组织的经济，那么各弱小厂必然迅速为强大厂所驱逐。各弱小厂的继续存在是强大厂不能无限增加其产量的明证；之所以不能无限增加产量，部分原因是由于扩大市场的困难，而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一个厂的力量并不能长期保持。今日强大的工厂在过去一个时期也许由于时间短而弱小；而在未来一个时期却由于衰老而虚弱。产量虽然减少，仍有一些处于边际的弱小厂；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许会比保持过去总产量时有所削弱，外部经济也将有所减少。换句话说，代表性企业的规模也许会比较小，力量比较弱，拥有的外部经济也较少。见福拉克斯教授在《经济学季刊》（1904年，2月）上发表的论文。

[8]
这就是说，当在均衡点右方很远的时候，供给曲线仅稍位于需求曲线之上。

[9]
有一种困难源于这一事实：扩大一次生产规模的时间，对于另一次更大规模的生产扩大是不够长的。因此，我们必须事先选定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当前的特殊问题会提示出这种时间，并使所有的供给价格与之相适应。

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复杂的例解，就能进一步摸清问题的性质。我们可以用许多曲线，其中第一条曲线算做一年内生产规模扩大而引起的规模经济，第二条曲线算做两年内生产规模扩大而引起的规模经济，第三条曲线算做三年内生产规模扩大而引起的规模经济，等等。从纸板上把它们剪下，并把它们并排立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平面，它的长、宽、厚分别代表产量、价格与时间。如果我们在各条曲线上画出相应于那一产量的点，可以预料出这一产量似乎很可能是与此曲线相关的那一年的正常产量，那么这些点就会在平面上形成一条曲线，而这条曲线就是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那种商品的真正长期正常供给曲线。参阅坎宁安在《经济学杂志》（1892年）上发表的论文。

[10]
见第五篇第3章的第6节、第5章的第4节与第9章的第6节。

[11]
右图中的SS′不是与我们生存在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的情况相符合的真正供给曲线；但是它有一些往往遭人误解的性质，我们把它叫做特殊生产费用曲线。同往常一样，Ox代表商品的数量；Oy代表商品的价格；OH是每年所生产的商品数量；AH是单位商品的均衡价格；第OH单位的生产者被假定是不拥有级差利益的，而第OM单位的生产者却拥有级差利益，这种利益使他用PM的支出生产一个单位，而如果没有这种利益时，生产一个单位势必会使他用去AH的支出。P点的轨迹就是我们的特殊生产费用曲线。它是这样一条曲线，即在上边任取一点P，并通过P作PM垂直于Ox，PM就代表生产第OM单位所用的特殊生产费用。AH与PM之差等于QP，是生产者的剩余或租金。为方便起见，拥有级差利益的生产者可以从左到右按下降的次序进行排列。从而，SS′就成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图-39

附录九[1]
李嘉图的价值论

§1.虽然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含糊不清，但比杰文斯和其他一些批评家更能预见到近代关于成本、效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李嘉图在给一般听众发表演说时，大量援引丰富详尽的现实生活材料，用来“说明和证明他的论点或论点的命题”。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讨论同样的问题，却偏偏不涉及他周围的现实世界”[2]
。1820年5月（同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他在给马尔萨斯的信中写道：“我想，我们的分歧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由于你认为我的书比我的本意更实际一些，我的目的是要阐明原理，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设想出一些有力的实例，以便可以表明那些原理的运用。”他并不自命自己的书有系统性，而且他的好朋友们劝他出版这本书曾费了很大劲。如果说他在著书时心中想到读者的话，也主要想到的是他交往的那些政治家和商人。因此，他故意省略了使他的论证完全合乎逻辑所必要的许多东西，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他的那些读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正如他在次年10月告诉马尔萨斯的那样，他“只是一个不擅长舞文弄墨的人”。他的论述杂乱无章，同他深邃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他用词牵强附会，却不加解释，同时也不固守其虚构的意思；而且他总是从一个假设转向另一个假设，却不加以说明。

因此，如果我们想正确理解他，就必须宽宏大量地对他进行解释，也许比他对亚当·斯密的解释还要更宽宏大量。因为他的文辞变得含混不清，我们就必须用他著作中其他段落所表明的意思加以解释。如果我们抱着确定他的本意的态度行事，并说他的学说远不尽完善，那么就无法从他的学说的许多错误中摆脱出来。

例如（《原理》，第1章的第1节），他认为效用虽不是衡量（正常）价值的尺度，但对价值是“绝对必要的”；而“数量极有限的”东西的价值，“是随着那些想要占有它们的人的财富数量和愿望而改变的”。在别处（同书第4章）他坚持认为，市场价格的波动一方面是由可供出售的商品数量，而另一方面是由“人类的欲望和愿望”来决定的。

此外，在关于《价值和财富》一书中所进行的一个深刻而根本不完全的讨论中，他似乎在探索边际效用和总效用之间的区别。因为他把财富理解成总效用，他似乎总是要叙述说，价值相当于刚好值得买主去购买的那部分商品所产生的财富增加量；当供给由于偶然事件而暂时减少，或由于生产成本的增加而长期减少时，由价值衡量的财富的边际增加额便会增加，而这种商品所产生的财富总体效用即效用总额却会减少。在全部分析中，他力图说，一旦供给受到任何抑制，边际效用就会增加，而总效用却会减少，虽然（因不知道微积分的简明术语）他没有找到能够精确表达这个意思的用语。

§2.续前
但是，他不认为对效用这一问题有很多重要可说的东西，而同时他相信人们对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理解是不全面的，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错误见解在实际租税和财政问题中极易使国家误入歧途。因此，他特别从事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过在这里，他也走了捷径。

因为虽然他知道商品按遵循报酬递减、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增规律而分成三类，但却认为在适用于一切商品的价值理论中最好不管这种区别。随便取一商品，都可能遵循报酬递减规律，也同样可能遵循报酬递增规律。因此，他认为自己有理由暂时假定所有商品都遵守报酬不变规律。在这方面也许他是对的，但他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意图，这却是一种错误。

在《原理》的第1章第1节中，他认为“在社会的初级阶段，当时几乎很少使用任何资本，任何一个人的劳动和任何其他人的劳动都几乎具有相等的价格”。一般说来，的确“商品的价值或将交换的商品量，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必要的相对劳动量”。这就是说，如果两个东西是由12个人和4个人一年的劳动生产的，并且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等级，那么前者的正常价值相当于后者的正常价值的3倍。因为如果对一种情况下投的资本增加10％的利润，对另一种情况下投的资本也必须加10％的利润（如果w代表此类工人每人一年的工资，那么生产成本
。二者的比率为4∶2或1∶3）。

但他继续指出，在文明的晚期阶段不宜于作出这样的假设，而且价值和生产成本的关系比他开始研究时的关系更复杂。而他的下一个步骤便是在第2节中加入“性质不同的劳动，报酬也不同”这样的观点。如果珠宝匠的工资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两倍，那么前者一小时的劳动必须算做后者两小时的劳动。如果他们的相对工资发生改变，那么他们生产的东西的相对价值当然也相应改变。但是，他不像当代经济学家那样去分析（比方说）使一代接着一代的珠宝匠的工资相对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来说在不断改变的那些原因，却反过来满足于说明这种差别不很大。

另外，在第3节中他认为，在计算商品的生产成本时，不仅要计算直接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且还要计算用在辅助劳动的器械、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在这里必须纳入时间因素，而这种因素是他在开头时力求避免的。

因此，在第4节中，他更充分地讨论了对“一组商品”（他有时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来避免直接成本与总成本的区别上的困难）的价值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影响；特别是他考虑到运用一次性消耗完毕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不同结果，又考虑到用在制造生产商品的机器上的劳动时间。如果时间很长，商品的生产成本将更大，并“具有更大的价值，以便补偿商品运入市场以前所必须经过的一段较长的时间”。

再一点，在第5节中，他总结了投资的时间不等（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对相对价值的影响。他正确地指出，如果工资一同涨落，那么这种涨落对各种不同商品的相对价值将不会产生永久性的影响。但他认为如果利润率下降了，那么就将降低那些商品的相对价值，这些商品的生产在能把它们运到市场以前需要长时间的资本投资。因为，如果在一种情况下平均投资是一年，并且需要在工资总额上加10％的利润，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平均投资是两年，需要增加20％的利润。那么，当利润下降1/5时，在后一种情况中附加利润将从20减少至16，而在前一种情况中将从10减少至8（如果它们的直接劳动成本相等，那么利润变动以前它们价值的比为120/110或等于1.09；而利润变动以后的比为116/108或等于1.074；下降2％左右）。他的论证显然只是临时性的；在以后几章中，除了投资的期限之外，他还考虑到使不同工业部门中利润不等的其他原因。但是，很难设想他还会比在第1章中对劳动和时间或等待是生产成本的要素这一事实进行强调。而遗憾的是，他喜欢用简短的语句，并且认为读者总会自己补充他所曾暗示的那些解释。

的确，在他的第1章第6节的尾注中，他曾说过：“马尔萨斯先生似乎认为，在我的理论中，某物的成本和价值是相同的。如果他指的成本是包括利润的　‘生产成本’，那么他的看法就对了。但在上一节中，他指的不是这个意思，因此，他显然不理解我的学说了。”但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都认为，李嘉图主张东西的自然价值只是由消耗在其上面的劳动构成的；甚至那些极力反对这两个学者的结论的德国经济学家们，也往往认为他们对李嘉图作出了正确的解释，他们的结论是李嘉图结论的逻辑结果。

这一点和其他类似的事实表明，李嘉图的沉默引起了误解。如果他反复申述可以将两种商品的价值在长期内看做是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成比例，但只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说，在两种情况下所使用的劳动都具有相同的熟练程度，因此也获得同样高的报酬；根据投资的期限，劳动辅之以相应的资本数量；利润率也相等。那么误解也许会少一些。他没有清楚地说明，在正常价值问题中各种因素是如何相互制约着，而不是在因果关系上依次制约着。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也许没有充分理解这一点。他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力图用简短的语句来表达深奥的经济学的观点[3]
。

§3.续前
在现代一些学者中，极少有像杰文斯那样接近李嘉图的奇特而新颖的理论的人。但他对李嘉图和穆勒的评判似乎过于苛刻，并似乎把他们的学说说成是比他们原来主张的还要狭隘些和科学性少一些。他想强调他们未曾充分讨论的价值的一个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用他的话来说明：“反复的思考和研究使我得到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
这样一个比较新的见解。”（《理论》，第1页）这种说法与李嘉图由于不慎省略词句而往往把价值说成是取决于生产成本的说法相比，更片面和错误性更大。因为李嘉图只把它看做是整个学说的一部分，对其余部分他曾试图加以解释。

杰文斯继续说：“我们只需仔细寻找出取决于我们所持有的商品数量的效用变化的自然规律，以便求得一个令人满意的交换理论。而供求的一般规律只是这种理论的必然结果……人们往往认为劳动决定价值，然而劳动只是以间接方式，通过供给的增加或减少去改变商品的效用的大小，来决定价值的。”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在这两种说法中，从前李嘉图和穆勒也以几乎以相同的草率而不确切的形式表达了一种说法。但是，他们绝不会接受前一种说法。因为他们把效用增减的自然规律看做是不言而喻的，无须进行详细解释。他们认为，如果生产成本对生产者拿来销售的数量没有影响，那么对交换价值也不会有影响；他们的学说暗示着，凡是适用于供给的，如果稍加适当的修正，也适用于需求。如果商品的效用对买主取自市场的数量没有影响，则对商品的交换价值也不会有影响。那么，让我们来检验一下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中所表达的基本论点的因果关系，然后再拿它同李嘉图和穆勒的论点进行比较。他说（第179页）：

“生产成本决定供给，

供给决定限界效用，

限界效用决定价值。”

如果真正存在这种因果关系的序列，那么删去中间环节而只说成本决定价值，也不会有很大的害处。因为如果甲是乙的因，乙是丙的因，丙是丁的因，那么甲必是丁的因。但实际上这样的序列是不存在的。

对他的理论的第一点反驳是，“生产成本”和“供给”的意义含混，而这种含混是杰文斯本该有的，而李嘉图却没有用半数学用语的分析工具来加以避免。第二点也是更严重反驳的一点是针对他的第三种说法的。因为一个市场上的不同买主愿意对一种东西支付的价格不仅仅取决于此物对他们的限界效用，而且取决于限界效用连同他们各自所拥有的购买力的数量。一种东西的交换价值在市场上到处都相同，但与此价值相适应的限界效用在市场上任何两个地方都不相同。杰文斯在说明决定交换价值的原因中，以“限界效用”代替“消费者恰好愿意支付的价格”一语时（在本书中，此话简化成“边际需求价格”），他自认为摸到了交换价值的核心含义。例如，当描述（第二版，第105页）一个只有小麦的商业团体和另一个只有牛肉的商业团体成交时，他用图代表“一个人”所得的“效用”（沿着一条线测量）和所失的“效用”（沿着另一条线测量）。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一个商业团体并不是一个人，它所出让的东西对其所有成员来说都代表相等的购买力，但却代表着不同的效用。的确，杰文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有进行一系列的解释才能使他的说明和现实生活相一致，这种解释就是以“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来代替“效用”和“负效用”。但是，一经这样的修正，他的学说就大都失去对旧学说的批判力了。如果二者都严格按字面意义来解释，那么旧的说法虽不完全确切，但似乎也比杰文斯和他的追随者们曾力图用来代替的理论更正确些。

但是，对他基本理论的正式陈述的最大一点反驳是，他的陈述并没有把供给价格、需求价格和产量说成是彼此相互制约的（在一定的其他条件下），而说成是按顺序一个决定一个的。正如同一个碗中有甲、乙、丙三个球彼此相依，他不说这三个球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彼此制约着，而他却说，甲决定乙，乙又决定丙。但是另一个人也许同样合理地可以说丙决定乙，而乙又决定甲。我们可以颠倒他的顺序而提出一个和他同样真实的因果关系序列来回答杰文斯：

“效用决定必须供给的数量，

必须供给的数量决定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决定价值。

因为它决定使生产者照常生产所需要的供给价格。”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考察李嘉图的学说，这个学说虽然缺乏系统性并有许多争议之处，但在原则上似乎更高明一些，而且同现实生活更密切。他在上面所引的给马尔萨斯的信中说：“当萨伊先生认为商品的价值和效用成比例时，他对价值这一概念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如果只是买主调节商品价值的话，那么他的看法就是正确的；那时，我们会料到所有的人都愿意按照他们对商品估价的比例来规定商品的价格。但事实上，买主在世界上对调节价格所起的作用最小；价格都是由卖主的竞争来调节的，尽管买主们也许真正愿意对铁比对黄金支付更高的价格，但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供给是由生产成本来调节的……你说需求与供给调节价值（原文如此），而我认为这等于什么都没说。理由像我在这封信的开头时指出的那样：正是供给调节价值，而供给本身又受相对的生产成本的制约，所以用货币计算的生产成本是指劳动和利润的价值。”（参阅鲍纳博士编的《通信集》，第173～176页）他又在第二封信中说：“我既不争辩需求对谷物价格的影响，也不争辩需求对其他一切东西的价格的影响，但是供给紧跟在需求后面，并且很快就握有调节价格的大权，而在调节价格时，供给是由生产成本来决定的。”

当杰文斯著书时，这些信还没有发表，但在李嘉图的《原理》中，也有类似的见解。穆勒在讨论货币的价值（第三篇第9章的第3节）时，也提到公认的适用于一切商品的供求规律，在货币的情况下和在大多数其他的情况下一样，受生产成本规律的支配，而不是把它置之一边，因为如果生产成本对供给没有影响，那么对价值也不会有影响。在总结他的价值理论时（第三篇第16章的第1节），他又说：“由此看来，供给和需求似乎支配着各种情况下的价格变动和一切商品的永久价值，而这些商品的供给除了由自由竞争决定之外，是不能由其他媒介来决定的。但是，在自由竞争制度下，商品大体上是按能给各生产者阶层提供相等利益的价值和价格来相互交换和出售的；而这只有在商品按各自的成本相互交换时才成为可能。”在第2页提到具有连带生产成本的商品时，他又说：“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生产成本，所以，我们必须采用存在于生产成本之前的更基本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

杰文斯（第215页）在提到上一段时，谈到“穆勒思想中存在着一个错误，即他又回到一个先在的价值规律
即供求规律中。事实上在引用生产成本原理时，他始终都没有离开供求规律。生产成本只是支配供给的一个条件，从而只是间接地影响价值”。

虽然这个批评的最后一部分的措辞有争议，但似乎含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如果这个批评发表在穆勒活着的时候，他也许会接受的，而且也许因为不能表达他的原意而撤销“先在”一词。“生产成本原理”和“最后效用”原理无疑是支配一切的供求规律的组成部分：每个原理都可以比做一把剪刀的一叶刃片。当一叶不动而由另一叶刃片的移动来进行裁剪时，我们可以草率地说，进行裁剪的是剪刀的第二叶刃。但这种说法不能作为正式的说法，也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辩护词[4]
。

如果杰文斯没有养成一种习惯，谈论实际上只在需求价格和价值之间存在着的那些关系，就好像李嘉图和穆勒认为在效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一样；如果他像库尔诺一样强调（数学形式的运用可能会使他这样做）供求与价值保持的一般关系基本对称，而这种对称是和那些在细节上的显著差别共存的，那么他对李嘉图和穆勒的攻击也许会小一些。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在他著书时，人们大多忽略其对价值理论的贡献。事实上，他因提醒人们注意价值理论并发展价值理论而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思想家中，没有几个值得我们像对杰文斯那样进行感激的，不过这种感激绝不应该使我们草率地接受他对他以前那些伟大经济学家的批评[5]
。

作为答复李嘉图而选择杰文斯的攻击似乎做得对。因为尤其是在英国，这种攻击比任何其他人的攻击都更引人注意。许多别的学者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也曾有过类似的攻击。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麦克里奥先生。他在1870年前的著作中，先于其他现代批评家而在形式和内容上，对价值和成本的关系的古典理论提出了批评，而这些批评家有的是和杰文斯同时代的（如瓦拉斯和门格教授，有的却在杰文斯之后，如庞巴维克和维塞尔教授）。

李嘉图的批评家曾效仿他对时间因素的疏忽，从而成为双重误解的源泉。因为他们企图借助于以价值的暂时改变或短期变动的原因为基础的论点，来否认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的最后趋势或原因之原因的学说。毫无疑问，当他们表达自己的见解时，的确几乎所说的一切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其中有些是新的，而好些在形式上却有所改进。但是，在建立与旧学说截然不同或者与旧学说的发展、引申有所区别的崭新的价值理论方面，似乎并没有多大进展。

这里，仅就李嘉图的第1章中关于支配各种商品的相对交换价值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因为它对后来思想的主要影响是在这个方面。但是，这原来是和劳动价格衡量货币的一般购买力的标准究竟合适到什么程度的争论有关。在这方面，主要是对历史感兴趣。但是可以参阅霍兰德教授在1904年《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那篇著名的论文。

[1]
比较第五篇的结束语与附录二的第5节。

[2]
见已故的登巴教授在哈佛大学《经济学季刊》第1期上发表的那篇优秀论文，《李嘉图的使用材料》。

[3]
阿什利教授在对这个注解作出的那种发人深省的批判中（作为“李嘉图的复原”的一部分，见《经济学杂志》，第1期）认为，一般人们都相信李嘉图事实上的确认为只有劳动数量才构成生产成本和决定价值，不过“略需修正”，并且认为，对他的这种解释毫无疑问是和他的整个著作极其一致的，许多有资格的学者都曾接受这种解释，否则就没有必要来“重述”他那十分朴素的学说了。但是，李嘉图是否被认为在其著作的第1章中没有讲什么东西，仅仅因为他没有不断地重复其中所含的解释这一问题，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这不宜于通过辩论来解决。这里并不认为他的学说包含一种完全的价值理论，而只是认为就这些学说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对李嘉图学说的解释是，利息不包括在决定（或参加决定）价值的生产成本之中，关于这一点，当阿什利教授（第480页）确认李嘉图“把利息（即超过资本更新的部分）的支付视为理所当然”时，他似乎完全同意这里的看法。

[4]
见第五篇第3章的第7节。

[5]
参阅作者在《学术杂志》（1872年4月1日）上发表的关于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论文。在19u年他儿子出版的那个版本中，有一个讨论利息的附录，是针对那篇论文的（并见第六篇第1章的第8节）。他认为他父亲的理论，“就其所涉及的是正确的”，虽然他“沿用了李嘉图学派的那种不幸的做法，即为了讨论而把某些思想抽象化，并以为他的读者懂得它们的关系并同意他的观点”。这个儿子可以被认为是他父亲的正确的解释者。杰文斯对经济学的贡献无疑大得可以与李嘉图对经济学的卓越贡献相比，但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既有建设性的一面，也有争论性的一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他在自己序言中所说的“那个能干而顽固的，使经济学误入歧途的李嘉图”的攻击。由于假定李嘉图认为价值取决于生产成本，与需求无关，所以他对李嘉图的批判取得了某些显然不公正的辩词上的胜利。对李嘉图的这种误解在1872年为害很大。似乎有必要指出，如果照他对李嘉图的解释那样解释的话，杰文斯的利息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附录十[1]
工资基金学说

§1.一个世纪以前，资本的缺乏使经济学家过分强调资本的供给在决定工资方面所起的作用
19世纪初，虽然英国人民很穷，但欧洲各国人民更穷。尽管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很稀少，粮价低廉，但是即使如此，人们仍然食不果腹，并且不能自筹军饷。法国在最初几次胜利后，靠勒索他国度日。而中欧各国如果没有英国的帮助，也就不能维持自己的军队。就连年轻力壮而且拥有大量资源的美国也并不富裕，不能补助欧洲大陆上的军队。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寻求解释，并且认为主要是由于英国的资本积累，而以现在的标准判断这种资本虽为数很少，但在当时，英国的资本积累比起任何别的国家都多得多。其他各国都很羡慕英国，想效仿英国，但又力不从心。这部分上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本，年收入都需要用于直接消费。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大批的人存有无须立即消费的大量财富，并可以把这些财富用于制造机器以及辅助劳动的其他东西上，以使劳动能生产大量物资以供未来消费用。由于到处（甚至包括英国在内）都缺乏资本；由于劳动日益依靠机器的辅助；由于卢梭信徒们的那一番蠢话（他们告诉工人阶级，如果根本没有资本，他们的生活便会大大改善），使他们的说法具有一种特殊的色调。

因此，当时经济学家们极其强调的是：首先，劳动需要资本来维持，即需要供给已经生产出来的新衣服等等；其次，劳动需要资本采取工厂、原料贮藏等形式的辅助。当然，工人也许会自供资本，但实际上他只有几件衣服和家具，也许还有自己的少数简单工具，而在其他方面都得依靠别人的储蓄。劳动者领到的是现成的衣服、可食用的面包或用来购买这一切的货币。资本家得到的是将毛纺成毛线、毛线织成毛布或土地得到耕耘，而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得到供直接使用的商品，或供现穿的衣服，或供食用的面包。诚然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但雇主和雇工之间一般的交易是，后者得到的东西是供直接使用的东西，而前者得到的东西是有助于生产以后将使用的东西。经济学家们是这样表达事实的：一切劳动都需要资本来维持，不论这种资本是属于自己还是属于别人的；此外，当任何一个人受雇于人时，他的工资照例都是从资本家的资本中预付给他的——所谓预付，指的是不等到工人生产的东西可以供直接使用的时候。这些简单命题受到很多批评，但只要按照它们的原意来理解，从来都没有人否认过它们。

不过，早期的经济学家们继续说，工资数量受资本数量的限制。而这个命题不能成立，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粗枝大叶的说法而已。这曾让人有这样的想法：一个国家在（比方说）一年中能支出的工资数量是一个固定的数量。如果一群工人用罢工来威胁或用其他方法而提高了工资，人们便会告诉他们，其他广大工人群众会因此受到损失，而损失的总额恰好等于他们的工资增加额。说这种话的那些人也许想到一年只收获一次的农产品。如果一次收获的小麦在次年收获之前势必会吃光，而且如果本国不输入小麦，那么，任何人食用的小麦份额如果有所增加，其他人便恰好会减少同样的份额。但是，这一点并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应付工资数量由该国资本所规定这一命题的理由，这个命题被称为“庸俗形式的工资基金理论”[2]
。

§2.可以从穆勒的《价值论》的第二篇《工资论》中看出来这种夸大；但在第四篇《分配论》中，却不再有这种夸大。资本和劳动以及生产和劳动之间相互关系的部分对称
前面已经指出（第1篇第4章的第7节），穆勒晚年在孔德和社会主义者以及大众民心的总趋向的交错影响下，特别强调经济学中和机械因素相对立的人的因素。他想让人们注意那些习俗和社会不断的变迁以及人性的不断改变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他和孔德一致认为从前的经济学家们过低估计了人性的易变性。正是这种愿望推动了他晚年从事经济研究工作，而这种工作和他写《关于未解决的儿个问题的文集》时根本不同；也正是这个愿望诱使他把分配和交换区别开来，并主张分配规律取决于“特定的人类制度”，并随着人类的情感、思想和行动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因而变化不断。从而，他把分配规律和他认为建立在一成不变的自然基础上的生产规律，以及和他认为与数学的普遍性十分相似的交换规律都对立起来。的确，他有时说仿佛经济学主要讨论的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因此，这似乎是暗指他把交换理论视为分配理论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他把这两种理论区分开了：他在《原理》的第二篇和第四篇讨论分配，而在第三篇讨论交换的机器（参考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第二篇第1章的第1节和第16章的第6节）。

这样做的时候，他任由经济学那更合乎人情的热诚战胜他的判断力，并且促使他进行不完全的分析。因为他把主要的工资理论放在供求的说明之前，这样就使他失去讨论工资理论的一切机会；而事实上，他竭力主张（《原理》第二篇第11章的第1节）“工资主要取决于人口和资本的比例”；或者像他后来解释的，取决于“雇佣劳动阶层的人数”和“由用来雇用劳动的那部分流动资本构成的所谓工资基金总额的比例”。

事实是，分配和交换的理论联系密切，略多于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都有机械准确性和普遍性的因素；每个方面都取决于“特定的人类制度”，并因时因地的不同而不同。如果穆勒认识到这个伟大的真理，也许就并不会像他在第二篇中所述的那样，力求用提出工资问题的方法来代替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也许会把他在第二篇中的描述和分析同第四篇中关于决定国民收入的因素的精湛研究结合起来。这样，也许会大大促进经济学的发展。

实际上，当他的朋友桑顿追随郎格、克利夫·莱斯利、杰文斯和其他学者后，使他相信他在第二篇中的措辞不当时，他完全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夸大叙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以及他不得不向对手做出的让步。他说：“没有一种自然规律自来就会使工资不可能上涨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不仅吞尽他（雇主）打算用在经营上的基金，而且还吞尽了他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全部私人费用。这种上涨的真正限界是，对他有多大的损害或迫使他歇业的实际考虑，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工资基金限界。”（《论文集》第4卷，第46页）他并没有说明他指的是直接结果还是最终结果，或指的是短期结果还是长期结果，但不论在哪种情况下，这种说法似乎都站不住脚。

就长期结果来说，限界定得太高，因为工资不能长期上涨得几乎吞尽像这里所指的那样多的国民收入。就短期结果来说，限界又定得不够高，因为在危急时刻组织得很好的罢工，在短时间内便可以向雇主强索一种超过支付该时期原料以后的全部产值，从而使雇主在当时的毛利成为负数。的确，不论是较旧形式还是较新形式的工资理论，都和劳动市场上的任何特定斗争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取决于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但是，工资理论对劳资关系的一般政策却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表明哪些政策本身含有或不含有最终失败的因素；哪些政策可以通过适当的组织加以维持；哪些政策最终会使劳资双方都两败俱伤，虽然他们组织得十分完善。

后来，凯恩斯在他的《基本原理》中力图用一种他自认为可以避免攻击的叙述形式来恢复工资基金学说。虽然在他的大部分叙述中避免了从前的陷阱，但是，他之所以能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把这个学说的大部分特征都给解释没了，而只剩下那一点点名副其实。不过，他说（第203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率和劳动的供给成反比例变化着”。就劳动供给的急剧增加的直接结果来说，他的论点是对的。但是，在人口增长的一般过程中，不仅资本的供给有某些增加，而且同时劳动的分工也会更细和效率更高，他使用“成反比例变化着”这句话是错误的。他应当说“在短时间内至少向着相反的方向变化着”。他进而得出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
”，即劳动供给的增加（如果与固定资本和原料一同使用的那种劳动）会使工资基金“随着领工资的人数的增加而减少”，但这只是在工资总额不受生产总额的影响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的结果；而实际上在影响工资的所有因素中，生产总额是最强有力的因素。

§3.续前
不妨指出，工资基金的极端形式把工资说成是完全由需求决定的，虽然粗浅地将需求表达为取决于资本的数量，但有些经济学的通俗解释者似乎同时主张工资基金学说和工资铁律（认为工资严格取决于人的培育费）。当然，他们可以把这两种理论加以改造成一个多少算是和谐的整体，就如凯恩斯后来所做的那样。但他们似乎并没有这样做。

工业受资本的限制
这一命题，实际上将其看成和工资基金理论意义相同，就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但一种类似的解释可以使“资本受工业的限制”这一句话同样正确。而穆勒使用此命题主要和这个论点有关：用保护关税或其他方法使人们不按他们所喜好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般是不能增加劳动雇用人数的总量的。保护关税的影响极为复杂，在这里无法进行讨论，但显然穆勒说得对：一般来说，用来维持或辅助任何一种保护关税所建立起来的新工业中的劳动的资本，“一定是撤自或停办某种别的工业而来的，在原工业中，资本雇用或势必雇用的劳动量，大概等于资本在新工业中所雇用的劳动量”。或用比较现代的语言来表达这个论点：这种立法显然既不增加国民收入，也不增加归于劳动的国民收入份额。因为它不增加资本的供给，也不能使劳动的边际效率与资本的边际效率相比有所提高。因此，使用资本时须付的利息不会降低；国民收入得不到增加（实际上，几乎一定有所减少），因为劳动和资本在期望分配国民收入时，没有一方能得到新的利益，所以，都得不到这种立法的好处。

可以把这个学说颠倒过来说：推动保护关税所建立起来的新工业中的资本所需要的劳动，一定是由撤自或停办某种别的工业而来的，在原工业中，劳动推动或势必会推动的资本量也许等于劳动在新工业中推动的资本量。这种说法虽然同样正确，但不易为一般人接受。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货物的买主给予卖主特殊的利益在实际上与两者彼此提供的服务在长期内是相等的。同样，人们通常认为雇主给予工人特殊的利益与两者彼此提供的服务在长期内也是同等的。这两件事的原因和结果，会在我们以后的研究中进行大量讨论。

某些德国经济学家曾这样认为：雇主支付工资的资金取自消费者，但这似乎出于一种误解。如果消费者预购个别雇主生产的东西，那么这种说法也许对他适用。但事实上却有相反的规则：消费者往往过期付款，买现成商品时只给一种对它们的延期支配权。不能否认如果生产者不能出售货物，那么在短时间内也许就雇用不到工人，但这只是意味着生产组织部分出现障碍。如果机器的一个连杆坏了，机器便可能会停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的原动力就是连杆。

雇主在任何时候支付的工资额也不是由消费者对他的货物支付的价格来决定的，虽然雇主对消费者行将支付的价格一般都有很大的影响。的的确确，在长时期的正常条件下，消费者们支付的价格和他们行将支付的价格其实是相同的。但是，当我们从一个雇主的特殊付款转向一般雇主们的正常付款（我们此刻讨论的其实只是这种付款）时，消费者就不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了，因为人人都是消费者。当羊毛或印刷机从库房或车间转移到毛纺企业家或印刷家的手中时，从广义上讲，就可以说它们进入了消费领域。这种国民收入专用于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这就是说，也是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他们供养的儿童和其他人，还有向他们征税的政府[3]
，只消耗他们的部分收入，因此，认为一般雇主的资金最后取自一般消费者，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那只不过是下述事实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即被转成适用于延期使用而不适于直接使用的所有资本，都是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资本当中有些现在用于其他目的，而不用于直接消费，那么势必会由国民收入的流入来代替（带有增加额或利润）[4]
。

穆勒的第一个基本命题与他的第四个基本命题，即商品需求不是劳动需求
是密切相关的。但是，这个命题又没能很好地表达出他的意思。的确，购买某特定商品的那些人，一般都不供给辅助和维持生产那些商品的劳动所需要的资本。他们只是把资本和劳动的雇用从别的行业转向那种行业，而这种行业的产品是他们增加需求所必需的。但是，穆勒不满足于证明这一点，他似乎是说，把货币用在雇用劳动上比用在购买商品上对劳动者更有利。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含有一点点真理，因为商品的价格包括工业家和中间人的利润；如果买主充当雇主，那么便会稍微减少对雇佣阶层服务的需求，并且增加劳动需求，这正像他不买机制花边而买手织花边所增加的劳动需求一样。但这个论点假定，工资是在工作过程中支付的，就像一般的做法那样；而按照普通的办法，商品的价格是在商品生产出来之后支付的。我们发现，在当穆勒拿来说明他的学说的那种观点中，暗示着（虽然他自己似乎不知道）消费者从购买商品转向雇用劳动时，把他自己消费劳动果实的日期推后了。而同样的延期对劳动者会产生同样的利益（如果买主花销的方式没有改变的话）[5]
。

§4.产业资本和其他财富形式与工资的关系
对国民收入进行讨论的整个过程，都与饭店的厨房用具和私人家中的厨房用具同雇用厨师的关系一样。这就是说，就广义资本而言，资本并不仅仅局限于产业资本。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还须略加讨论。

的确，人们往往认为虽然那些稍有或自己没有积累财富的工人们，因资本的增加而大获其利，但这里的资本是狭义上的资本，是与维持并在工作中辅助劳动的产业资本大体相同。但是，他们从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其他财富形式的增加中很少获得利益。毫无疑问，有几种财富的存在几乎不影响工人阶级，而他们却差不多由于（产业）资本的每一次增加而直接受到影响。因为较大部分的资本是在他们的工作中由他们经手的工具和原料；同时很大一部分都由他们直接使用甚至消费掉了[6]
。因此，当其他财富形式变成产业资本时，工人阶级似乎势必得利，反之亦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一般私人不再置车或购船，而从资本家那里租用，那么对劳动的需求必然会减少。因为从前当做工资支付的部分，现在当做利润归中间人所有[7]
。

也许可以反对的是，如果其他财富形式大规模地替代了产业资本，那么用来辅助劳动或维持劳动所需要的东西就会不足。这也许是某些东方国家的真正危险。但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英国），资本总额在价值上等于工人阶级许多年中消费的商品总值。对那些与其他形式相比更能直接适应工人阶级需要的资本形式的需求稍有增加，就会很快使其供给增加，其中有的是由别国输入的，或者有的是为了适应新的需求而特地生产的。因此，我们不必为这点担心。如果劳动的边际效率保持得高，那么它的纯产品便很多，从而劳动工资也高。源源而来的国民收入将分割成几个相应部分：一部分总会提供足够的商品供给，以供工人直接消费用；一部分把所生产的那些商品充为大量的工具储备。当供求的一般情况决定了其他社会阶层可以随便花用国民收入的那些部分时；当那些阶层的嗜好决定了有多少支出可以用于现在的满足，而又有多少支出可以用于未来的满足时，那么，不管兰草是来自私人的温室还是职业花匠的玻璃温室（因此，它是产业资本），对工人阶级来说都无所谓。

[1]
见本书第六篇第2章第10节。

[2]
这三段摘自给《合作年刊》写的一篇论文，后来又载入《工业报酬会议报告》（1885年），这个报告含有第六篇头两章的一些主要论点。

[3]
的确除非我们把政府提供的安全和其他利益算做国民收入的独立项目。

[4]
沃克的著作对工资基金这一问题以及相关的各种争论都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所收集的雇工在接到报酬以前提供服务的那些事例，其实与争论的某些说法有关，而与主要问题无关；坎南（1776～1848）的《生产与分配》对早期的工资理论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评，有时还过于苛刻了；陶西格在《资本与工资》这一重要著作中采取的态度比较保守。欲知文中所说的那些德国理论的详细内容和对它们的批判，英国读者一定要参阅此书。

[5]
见纽科姆著的《政治经济学》第四篇的附录。

[6]
无论如何，根据大多数定义都如此。的确有些人把资本只限于“中间品”，因此必须把那些旅馆、宿舍和工人住宅（总之，一旦它们被使用之后）排除在外。但是在附录五的第4节中，已经指出对采用这种定义的严重非难。

[7]
见本书附录五的第1节。此外，增用需要经常清洗的铜器家具的佣人，对劳动需求的作用和用手工制品代替昂贵机器与其他固定资本制品的作用相同。雇用大批佣人也许是一种不明智的巨大浪费，但假如没有其他同样利己的用钱方法，只能如此直接地增加工人阶级所应得的国民收入份额。

附录十一　几种剩余

§1.任何生产部门的实际成本总额都以几种方式小于和它相应的诸边际成本，从特殊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其中的每一种都视为剩余。但是只有那些在文中所讨论的剩余需要进行慎重研究
我们还必须对各种不同剩余的相互关系及其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做些研究。这种研究很难，同时也没有多大的实践意义，但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却具有某种魅力。

当按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价格将国民收入全部配给所有者时，一般还会给他提供一种剩余，这种剩余有两处不同，虽然不是独立的方面。国民收入给消费者提供的剩余，是由商品的总效用超过消费者对该商品曾支付的实际价值的差额构成的，对于那些恰好能诱使消费者进行购买的边际购买额来说，二者是相等的。但是，那些消费者宁愿出较高的价格也要买的部分，便给他提供了一种满足的剩余，这是一种消费者从环境或际遇给他提供的便利中得到的真正纯利益。如果消费者的处境改变了，以致使他不能再得到这种商品，并迫使他把用来买这种商品的资金转用在按其各自的价格他也不愿多买的其他商品（其中的一种商品也许是增进安逸的）上，他就会失去这种剩余。

如果某人因直接劳动或自己拥有积累的（即获得并储蓄起来的）物质财富而被视为生产者，那么他就会更清楚地看到从环境中得到的剩余的另一个方面。作为一个工人，他获得工人的剩余
，因为他的全部劳动是按这样一种工资率付酬的：在这种工资率下，他恰愿提供最后一部分劳动，虽然其中大部分劳动也许给了他很大的快乐。作为一个资本家（或一般作为任何一种积累财富的所有者），他获得储蓄者的剩余
，因为他的全部储蓄（即等待）是按恰好能诱使他提供一部分储蓄的这样一种利率付酬的。虽然他也许会再储蓄一些，但一般说来他也是按那种利率付酬的。而如果他被迫支付保管费，那么他从这些储蓄中得到的却是负利息[1]
。

这两种剩余并非互不相干，计算时很容易把同一种剩余计算两次。因为当我们按照生产者从其劳动或储蓄中获得的一般购买力的价值来计算其剩余时，就已经暗中计算了他的消费者的剩余。如果他的嗜好和所处的环境是既定的话，在分析上也许可以避免这种困难，但实际上要对这两种剩余进行估计并把它们加起来是绝不可能的。任何一个人能从环境中得到的消费者的剩余、工人的剩余和储蓄者的剩余，都取决于他个人的嗜好。这些在部分上取决于他对消费、劳动和储蓄分别有满意和不满意的感觉，部分上也取决于他的感觉的弹性。这就是说，取决于一种随着消费、劳动和储蓄各自的增加而变动的比率。消费者的剩余首先与各个商品有关系，其中各部分都对影响获得商品的条件和时机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总是以时机所给予的一定数量的购买力所得到的满足的收益来表示的。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是独立的和累积性的，而且在一个人为自己劳动和为自己储蓄的情况下，显得各不相同。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和消费者的剩余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说明：在估计鲁滨逊生活中的苦乐时，最简单不过的方法是来计算他的两种生产者的剩余，将他的全部消费者的剩余都包括在内。

工人大部分的工资在性质上都是对培养他能够工作所需要的操劳和费用的延期报酬，因此，很难估计他的剩余。也许工人的全部工作都几乎很愉快，而且就他的全部工作来说，工人也许得到优厚的工资。但是，在权衡人的苦乐时，我们还必须加上他父母和他过去所忍受的牺牲和劳作，但是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对少数人来说，也许苦多乐少；而对大多数人，或许是乐多苦少。这个问题既是经济上的，又是哲学上的，并因下列事实而更加错综复杂：人的活动本身既是目的又是生产手段，同时清楚地区分人类劳作的直接（或主要）成本与总成本是很难的。这个问题肯定得不到完全解决就会被丢下[2]
。

当我们考察物质生产工具的所得时，这个问题在某些方面就比较简单了。提供物质生产工具的劳动和等待，提供了上面所说的那种工人的剩余和等待。此外，还提供了另一种剩余（或准租），即总货币收益超过直接费用的差额——如果我们只就短时期来说。但就长时期来说，在经济科学所有比较重要的问题当中，特别是在本章讨论的问题中，是不存在直接费用和总费用的区别的。在长时期中，各生产要素的所得按照其边际率只足以报酬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作和牺牲的总和；如果小于这些边际率，那么供给势必就会减少。因此，总的来看，在这方面一般是没有额外剩余的。

上面最后一个论点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新开垦的土地。如果我们能追本溯源，这很可能适用于早开发国家中的许多土地。但是，这种做法会引起历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上的争论。不过我们当前研究的目的是展望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只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同时不过问现存土地私有权的范围及公平与否，我们就知道作为土地报酬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不算为剩余的意义上的一种剩余。

从本章的观点来说明第五篇第8～10章中最后讨论过的理论：一切生产工具，不论是机器、工厂及其建筑用地，还是农场，都同样给占有并使用这一切的人提供超过特定生产行为的主要成本以上的大量剩余；但在长时期的正常状态下，这不会给他提供一种超过他购置和使用这一切所用的劳作和牺牲及费用以上的特殊剩余（没有和他的一般工人的剩余和等待者的剩余相对立的特殊剩余）。不过，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有这样一种区别：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土地提供的是一种永久的剩余，而人造的易坏的东西则不会。保持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越是需要报酬，其供给也就越是这样变动着，以致从国民收入中能够汲取的份额和维持该供给的成本一致。而在一个早开发的国家中，土地却是例外情况，因为土地的报酬不受这个因素的影响。不过，土地和其他耐久工具的区别主要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别，而研究地租的主要兴趣，是由于地租说明了一个贯穿在经济学中的伟大原理。

[1]
戈森和杰文斯都强调这一点。并参阅克拉克的《劳工的剩余收益》。

[2]
见第六篇的第5章。

附录十二[1]
李嘉图关于农业税和土地改良的理论

§1.他的部分理论是根据潜在的、不可能的假设来做的。他虽然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却不适用于实际情况
我们谈了许多有关李嘉图思想的精髓及其表达的不完整性，尤其指出了他对报酬递减规律不加限制的种种原因。我们这种意见也同样适用于他所讨论的土地改良和农业税的归宿问题。他对亚当·斯密的批评极不慎重，就如马尔萨斯公正指出的那样（他的《政治经济学》第10节的结束语），“李嘉图先生一般注意的是永久性的最终结果，而关于地租他总是采取相反的政策。但只有注意暂时的结果，他才能反驳亚当·斯密的这一论点：种植稻米或马铃薯比种植小麦会提供更高的地租”。马尔萨斯还补充说：“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地租甚至不会暂时下降，因为把小麦改种成稻米必然是逐步性的。”他这样说也许不会太错。

但是，在一个不能输入很多小麦的国家中，很容易这样来调整田赋和阻碍土地改革，以使地主阶级在短时间内大发横财，却使人民大众贫困不堪。认识到这一点在李嘉图时代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甚至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也有莫大的科学兴趣。毫无疑问，当人民贫困交加时，地主阶级的钱袋势必会受到损害。但这个事实并不能削弱李嘉图的下述论点：在他的一生中，农业价格和地租的暴涨，表明了国家受到的损害比地主阶级得到的利益大得不可计量。

但是，让我们来考察李嘉图的某些论证。他喜欢从定义明确的假设开始这些论证，以便求出引人注意的精确结果。而这些结果读者可以自行综合，以便能将其应用于现实生活。

我们首先假定某个国家种植的“小麦”是绝对必需的，也就是说，小麦的需求是没有弹性的。边际生产成本发生任何变动，都只会影响人们对小麦支付的价格，而不会影响小麦的消费量。其次假定不进口小麦。那么，对小麦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的结果，就会使其实际价值提高，直到和以前一样多的十分之九足以报酬边际投资量，从而足以报酬各宗投资量为止。因此，每块土地的小麦总剩余和以前一样。但是，既然十分之一的小麦被当做租税而得到征用，那么余下的只是以前小麦剩余的十分之九。因为小麦各部分的实际价值都按九与十的比例上升，所以，实际剩余不变。

但是，农产品的需求绝对没有弹性的这一假设是反常的。其实价格上涨势必会使某些农产品（如果不是主要粮食）的需求有所减少，因此，小麦价值（即总产量的价值）永不会与税额成正比例地上涨，而用在一切土地耕作中的劳动和资本将有所减少。从而，一切土地上的小麦剩余都势必会减少，但减少的比例却因地而异。既然十分之一的小麦剩余被当做租税而得到征用，同时各部分的实际价值都按小于九与十的比例上升，那么实际剩余将会出现双重下降。

在现代条件下，小麦的自由进口使租税不能大大提高实际价值，这种实际剩余会下降得很快；即使没有进口，如果小麦实际价值的上涨使人口减少，或至少很可能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效率，那么也会逐渐产生同样的结果。降低生活水准和效率的这两种影响对生产者的剩余也有类似的作用：前者使劳动对雇主来说很贵，而后者又使工人的实际计时工资变得低微。

李嘉图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推理都很难理解，因为他往往不加以说明。当他不再讨论那些“直接的”并相对于人口的增长来说属于“短时期”的结果时，就转向那些“最终的”和属于“长时期的”结果。而在长时期中，农产品的劳动价值会大大影响人口的数量，从而影响农产品的需求。如果补充了这种解释，那么他的推理很少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现在我们可以考察他提出的有关农艺改良的问题。他把农艺改良分为两类，而特别富有科学趣味的是他对第一类的讨论。所谓第一类的改良是指“我能用较少的资本获得同样的产量，却不会破坏各资本生产力之间的差别”的改良[2]
。当然，为了他的一般论证，可以忽略这一事实：任何一种改良对一块地的贡献都比对另一块地要大一些（参阅本书第四篇第3章的第4节）。李嘉图和以前一样，假定小麦的需求没有弹性，他证明资本将从较贫瘠的土地（或从较肥沃的土地上进行较多的集约经营）中撤回，因此，在最有利条件下投资而得到的用小麦计算的剩余（如果我们指的是小麦剩余）与那些不是像以前处于耕作边际的土地相比较，将是一种剩余；由于根据假设两次投资的生产力的差别不变，所以，小麦剩余势必会减少。当然，这种剩余的实际价值和劳动价值下降得更多。

可用右图来说明这一点。图中曲线AC代表将全国土地当做一个农场时对各宗资本和劳动的投资所提供的收益。各宗劳动和资本都不是按投资而是按生产力的顺序来排列的。均衡时的投资量是OD。小麦的价格是使收益DC正好足以报酬一宗投资的价格；面积AODC代表小麦的全部产量，其中AHC代表小麦剩余总额（不妨指出，使该图代表全国而不代表一个农场在解释上的唯一变动源于这一事实：我们现在不能像过去那样假设所有各宗资本都是在同一地区投放的，从而同一种农产品的相等部分的价值也相等的。但是，我们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办法是把运输农产品到共同市场的费用算做其部分生产费用；每宗资本和劳动中都有一定的部分充当运输费用）。

图-40

李嘉图第一类的改良会使在最有利条件下的投资量的收益从OA增加到OA′，使其他投资量的收益也有所增加，但不按相同的比例而是按相等的数量
增加。结果是新产量曲线A′C′将是旧产量曲线AC的重复，但是却又高出了AA′段的距离。因此，如果对小麦的需求是无限的，以致在维持原有的各宗投资量OD时还仍有利可图，那么小麦剩余仍然会与改变以前一样。但实际上这样一种直接增产是不可能有利的，因此，这种改良势必会减少小麦剩余总额。根据李嘉图在这里所做的假设，总产量完全没有增加，只有OD′的投资量，因而OD′由A′OD′C′等于AODC这一条件来决定。那么小麦剩余总额将缩减至A′H′C′。这个结果不以AC的形状，也就是说，不以李嘉图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采用的特定数字为转移。

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指出，一般只能可靠地将数字例证作为说明，而不能用做证明。这是因为要知道这个结果是否暗含在证明该特定事例而使用的数字之中，要比独立断定该结果是真是假还要难得多。李嘉图本人没有受过数学训练，但他有着无比的直觉才能；很少有训练有素的数学家能在最危险的推理过程中像他那样安全可靠。甚至穆勒那种锐利的逻辑才智也不能胜任这种工作。

穆勒指出，一种改良使对不同种类的土地的投资的收益更可能按相等的比例来增加，而不是按相等的数量来增加（参阅他的第二个例证，《政治经济学》第四篇第3章的第4节）。他没注意这样做就取消了李嘉图严密论证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改良并不改变不同投资在利益上的差异。虽然他和李嘉图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但那只是因为他的结果已经暗含在他用做说明的数字中了。

图-41

右图有一种趋势表明：有一类经济问题是不能由那些既没有李嘉图的天才，又不借助于把关于报酬递减或供求规律的经济力量表现成一个连续整体的数学或图表的工具的人来解决的。此图中曲线AC的意义和上图中的相同。但改良对各宗资本和劳动都有增加三分之一收益的作用。也就是说，增加的是一个相等的比例，而不是一个相等的数量。新产量曲线A′C′位于AC之上，并且曲线的左端比右端高得多。耕作只限于OD′投资量，代表新产量总额的面积A′OD′C′和以前一样等于AODC；而A′H′C′和以前一样是新小麦剩余总额。那么，很容易证明A′H′C′等于AKE的四分之一，而A′H′C′大于或小于AHC却取决于AC的特定形状。如果AC是一条直线或近于一条直线（穆勒和李嘉图的数字代表了产量直线上的点），那么A′H′C′势必会小于AHC；而根据我们图中AC的形状，A′H′C′大于AHC。因此，就结论来说，穆勒的论证取决于他们假定的总产量曲线的特定形状，而李嘉图的却不是。

〔穆勒假定，一个国家包括三种数量的耕地，各按相等的费用生产六十、八十和一百蒲式耳；然后他证明，使各宗资本投资的收益增加三分之一的那种改良会使小麦地租按六十与二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例下降。但是，如果他把一国土地的肥沃程度分成三类，而每类土地按相等的费用生产六十、六十五和一百一十五蒲式耳（如图中大致表明的那样），他就会发现在那种情况下的改良会使小麦地租按六十与六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例增加〕。

最后不妨指出，李嘉图关于改良对地租的可能影响的见解，既适用于农业土地，又适用于城市土地。例如，如果由于建筑技术、照明、通风设备和电梯制造的改进，而使美国建造带有电梯的十六层高的钢筋百货大楼的计划，立刻变得既有效率，又可提供经济和方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各城中的商业区所占的土地面积就会比现在要少一些；而大批的土地就会转向报酬较低的用途方面；其最终结果也许很可能是城市地基价值总额有所下降。

[1]
参阅第六篇第9章的第4节。

[2]
《全集》第2章第42页。参阅坎南的《生产与分配》，第325～326页。李嘉图对两类改良的区别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这里无须加以讨论。

数学附录

注1
（见本书第三篇第3章第3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说明如下：如果μ是某商品x量在某时间内对某人的总效用，那么边际效用等于
而
测量的是边际效用度
。杰文斯和其他学者用“最终效用”来表示他在别处叫做最终效用度的东西。究竟哪种表示方法更方便是值得怀疑的，但其中并不牵涉原则问题。
在文中论述的限制条件下总是负数。

注2
（见本书第三篇第3章第3节末注），如果m是某人某时所拥有的货币或购买力的数量，代表此数量对他的总效用，那么
便代表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度。

如果P是他对给他提供总快乐μ的商品量x所恰愿支付的价格，那么

如果P′是他对给他提供总快乐μ′的另一种商品量x′所恰愿支付的价格，那么

因此

（参考杰文斯关于变换理论
的那一章，第151页）。

他的资金的每一次增长都会倾向对他的边际效用度，也就是说，
总是负数。所以商品量x对他的边际效用不变，他的资金的增加使
有所增加，也就是说，它增加
，即他愿意买更多的商品的一种比率。我们可以把
看做是m、u和x的函数，那么，我们总使

为正。当然，总为正。

注3
（本书第三篇第4章第1节末注），设P、P′为需求曲线上的两个连续点，作PRM垂直于Ox，并设PP′与Ox和Oy分别交于T 和t；因此，P′R是因单位商品价格减少PR而增加的需求量。

因此，P点的需求弹性是由下列公式测定的：

当P与P′之间的距离无限缩小时，PP′成为一切线，从而证明了第三篇第1章第1节论述的命题。

图-42

显然，相应改变测量与Ox和Oy平行的距离的比例尺，并不能改变对弹性的测量。但用平面图的方法很容易求得这个结果的几何证明。从分析上来说，很明显，作为测量弹性的分析式的
，并不改变它的值，如果曲线y=f（x）是按新的比例尺作图，那么它的方程式就成为qy=f（px），其中p与q均为常数。

如果就商品的所有价格来说，需求弹性等于1，那么价格的任何下降都会使购买量成比例地增加。因此，买主们购买该商品所支出的总数将不变。因此，这样的需求可以叫做支出不变的需求，而代？表这种需求的曲线可以叫做支出不变曲线，它是直角双曲线，以

Ox、Oy为渐近线，许多这样的曲线都是由下图中有虚点的曲线来表示的。

图-43

看惯这些曲线是有好处的，这样当一个人看到一条需求曲线时，就能立即辨别出此线是否在某点比通过该点的支出不变曲线部分以较大还是较小的角度向x轴倾斜。在薄纸上画些支出不变曲线，再把纸置于需求曲线之上，就可以得到更精确的结果。例如，用这种方法立即可以看到，图中需求曲线在A、B、C、D各点上所代表的弹性大约都等于1：在A与B之间以及在C与D之间代表的弹性大于1；而在B与C之间代表的弹性却小于1。这种做法很容易发现关于某商品需求性质的假设的性质，而这种假设是暗含在作任何形状的需求曲线之中；同时还可以提防无意识地引用不可能的假设。

各点需求弹性等于n的需求曲线的一般方程式为
即xyn = C。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曲线上
；这就是说，由于价格微跌而需求量的增加部分和价格的第（n+1）的乘方成反比。在支出不变曲线的情况下，它和价格的平方成反比；或和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二者皆相同。

注4
（本书第三篇第4章第6节），因经过的时间是沿着Oy向下测量的，所记载的消费量是由和Oy的距离测量的；从而，P与P′是代表消费量增长的曲线上的两个邻点，所以，在很小的单位时间N′N内的增长率为：

因为PN与P′N′在极限上相等。

如果我们把一年作为时间单位，就求出年增长率为Nt年数的倒数。

图-44

如果Nt等于C（曲线上各点的常数），那么增长率不变，并等于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所有x值来说，
即此曲线的方程式为y=a-clogx。

注5
（本书第三篇第5章第4节），我们从正文中已经知道，对于未来快乐的折现率大多因人而异。设r为年利率，必须与现在的快乐相加，以便使现在的快乐与未来的快乐相等（当未来的快乐出现时，对于快乐的享有者具有相等的数量），那么r对于某人也许是50％，或者200％，而对于其邻居却是一个负量。此外，有些快乐比另外一些快乐更为人所急需。甚至可以想象的是，某人也许随便把未来的快乐折成现值，也许情愿把某种快乐延期两年，而几乎和延期一年一样；或反之，他也许极力反对延期很长的时间，而几乎不反对延期很短的时间。关于这种不规则性是否为经常现象，意见大多不一致，这个问题是很难决定的；因为权衡一种快乐纯粹是主观的，即便确实出现了不规则现象，也很难察觉。在没有不规则现象的那种情况下，折现率对于各种时间因素都会不变。或换一句话说，都将遵循指数规律。如果h代表机遇率为p的未来快乐，而这种快乐如果出现就会出现在时间t内，那么如果R=1+r，快乐的现值便为phR-t
。但应该记住的是，这种结果属于快乐论，而不属于经济学。

仍然根据同一假设，我们可以论证说，如果w为某人因拥有（比方说）一架钢琴而在时间因素△t内所享有的快乐因素△h的机遇率，那么，钢琴对他的现值为
如果我们将某一事件在不论多长的时间内所产生的全部快乐包括在内，就必须使T=∞。如果用边沁的话来说快乐的来源“不纯”，那么对t的某些值来说，
也许将为负数；当然，积分的全值也许是负数。

注6
（本书第三篇第6章第4节），如果y为某商品x量在某市场上能找到买主的价格，y=f（x）为需求曲线方程式，那么该商品的总效用的测定为：有a量的商品得到消费。

但是，如果该商品的数量b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数量，那么对小于b的各x值来说，f（x）将为无限量，或至少是无限大的。因此，我们必须理所当然地看待生命a，而单独计算该商品超过绝对必需品的供给部分的总效用。当然，它为：∫b
f （x）dx。如果有几种商品都将满足同样迫切的需要，例如，水和牛奶都能止渴，那么我们认为，在一般生活条件下，必要的供给只取自最便宜的商品这一简单的假设是不会有什么大错的。

必须指出，在讨论消费者的剩余时我们假定：货币对个人买主的边际效用始终不变。严格说来，我们应当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如果个人买主在茶叶上用的货币较少，那么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就不如现在那样大，他会从购买那些以现在不给他提供消费者剩余的价格的其他东西上面而获得消费者的剩余。但是，根据作为我们全部推理的基础的假设，即他用在任何一种东西（如用在茶叶）上的支出只占他全部支出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便可以忽略这些消费者的剩余的变动（比较第五篇第2章的第3节）。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有必要考虑到他用在茶叶上的支出对货币对他的价值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只需在上述积分中用f（x）乘xf（x）（即他已经用在茶叶上的货币量）的函数即可，这个函数代表他所拥有的货币在减少该数量之后对他的边际效用。

注7
（第三篇第6章第6节）。如果a1
，a2
，a3
……为几种商品的消费量，其中b1
，b2
，b3
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如果y=f1
（x），y=f2
（x），y=f3
（x）……是它们的需求曲线方程式，如果我们可以忽略财富分配的种种不均，那么，在假定维持生存的条件下收入的总效用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其实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把满足同样需求的一切东西和竞争品以及各类在服务上相互补充的东西（第五篇的第6章）都列入一条共同的需求曲线中。但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因此，公式只是一个一般的列式而已，没有实用价值。参阅本书第三篇第6章的第3节附注及注14的后半部分。

注8
（本书第3章第6篇第6节），如果y是某人从他的收入x中获得的满足，如果我们依照贝诺利的假定，不论此人有多少收入，他每增加百分之一的收入所增加的满足都不变，当k、c都是常数时，我们求得

我们再依照贝诺利的假定，a是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那部分收入，如果收入小于a，那么苦多于乐；如果收入等于a，那么二者相等。于是我们的方程式就变成
。当然，k与a因各人的性情、健康、习惯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拉普拉斯把x命名为物质境遇
，把y命名为精神境遇
。

贝诺利似乎曾认为x与a是代表一定的财产数量，而不是代表一定的收入数量。但是，如果不知道它维持生命用多长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不实际地把它当做收入的话，我们就无法估计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财产。

在贝诺利之后最引人注意的一种臆测也许要算克拉默的那个建议了，他说可以将财富提供的快乐看成是和它的数量的平方根成正比例的。

注9
（第三篇第6章第6节首注），公平的赌博是一种经济上的错误这一论点，一般是以贝诺利的假设或其他一定的假设为根据的。但所需要的假设只不过是：首先，赌博之乐可以忽略不计；其次，对x的一切值来说，ø″（x）为负，而ø（x）为取自等于x的财富的快乐。

因为假定某特殊事件发生的机会为p，某人以py和将要发生的（1-P）y相赌。这样做，他就把从ø（x）预期得到的快乐进而改变成为Pø｛x+（1-P）y｝+（1-P）ø（x-Py），用泰勒定理展开后，这个列式变为：

假定对x所有的值来说，ø″（x）为负，那么这个列式的结果总是小于ø（x）。

的确，这种可能的快乐的损失未必大于从赌博中所得到的快乐，从而我们又回到用边沁的话来说赌博之乐是“不纯”这个意思上去了。因为经验表明，那种快乐很可能产生一种急躁而狂热的性格，既不适于坚定不渝地工作，又不适于获得日常生活中高尚的快乐。

注10
（本书第四篇第1章第1节末），依照注1的同样原理，让我们用v代表一个劳动量1的负效用或不便利，那么为劳动的边
际负效用度；在正文论述的限制条件下，
为正。

设m为某人拥有的货币或购买力的数量，μ是它对他的总效用，
因此，为此数量的边际效用。从而，如果△w为诱使他提供劳动△l所必须支付的工资，那么

如果我们假定他不愿劳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可变的量，就可以把
看做是m，v与l的函数；而
总为正。

注11
（本书第四篇第8章第5节），如果任何一种鸟类开始养成水栖习惯，那么趾间的蹼的每一次长大（不论是由于自然长大的，还是由于运动而迅速长大的），都会使它们更适宜水栖生活，它们繁殖的机会也更取决于蹼的增长。因此，如果f（t）是t时的蹼的平均面积，那么蹼的长大率随着蹼的每一次长大而增长（在一定的限度内），从而f″（t）为正，根据泰勒定理我们知道

如果h大，而h2
更大，那么，即使f′（t）小，而f″（t）从来都不大，那么f（t+h）也会比f（t）大得多。由于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将微积分用于物理学上而带来的进步，使得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表面的。在社会学和生物学中，我们逐渐学会观察各种力量的积累性影响，这些力量最初虽然很弱，但是由于其影响的增加而越来越强；泰勒定理是一般的形式，而各种这样的事实是其特殊的体现；或者如果同时考虑一种以上的原因的作用，就相应地有儿个变数的一种函数。即使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孟德尔主义者的见解，即人种的逐渐改变是由个体与一般类型的很大差异演化而来的，上述结论也是站得住脚的。因为经济学是对人类、特定国家和特定社会阶层的研究，只是间接涉及那些非凡天才家和穷凶极恶者的生活。

注12甲
（本书第五篇第2章第1节首注），如在注10中的论述，如果V代表某人为获得他能享有快乐u的商品量x而必须提供的劳动量的负效用，那么当时，更多的商品供应所产生的快乐
将等于获得那些商品的痛苦。

如果把劳动的痛苦看做是负快乐，而我们用U≡-v，那么

即u+U=劳动终止点上的最大量。

图-45

注12乙
（本书附录六末），埃杰沃斯教授在1891年2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制作了如下的一个图，这个图代表我们在第五篇第9章中的第1到第2节中论述的苹果与胡桃的各种交换情况。Ox表示苹果，Oy表示胡桃；a代表40个胡桃与4个苹果交换的第一次交易的结束。在交易中，甲开始时占了便宜；b代表第二次交易情况；c代表最后一次的交易情况。另一方面，a′、b′、c′、d′各代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最后一次的交易情况，其中乙开始时占了便宜。QP是c与d′必然位于其上的轨迹，埃杰沃斯教授称之为交易曲线
。

沿用他的数学心理学（1881年）中所用的方法，他以U代表某甲出让了苹果x而获得了胡桃y之后苹果与胡桃对他的总效用，V代表某乙获得了苹果x而出让了胡桃y之后苹果与胡桃对他的总效用，如果以追加的苹果△x与追加的胡桃△y相交换，如果

，那么，交换对某甲将可有可无；交换对某乙也可有可无。因此，这两个方程式是图中无差异曲线OP与OQ的方程式；而作为对某甲和某乙同时都是无差异的交换条件的点的轨迹的交易曲线，具有这样的方程式：

如果胡桃对某甲和其乙的边际效用都不变，那么
都不变；U变为ø（a-x）+ay，而V变为Ψ（a-x）+βy；交易曲线变为F（x）=0，或x=C，即是一条平行于Oy的直线和无差异曲线△y∶△x的值是C的函数。从而证明易物交换不论从哪条路径开始，都将出现交换苹果C的那点均衡，而最后的交换比率是C的函数，也就是说也是一个常数。最初是贝利先生运用埃杰沃斯教授运用数学方式表达的易物交换理论来证明文中得到的结果的，并把它发表在了1891年6月的《经济》杂志上。

埃杰沃斯教授以U与V代表x与y的一般函数的方法，对于数学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就表述经济生活中的日常事实来说，它远不及把苹果的边际效用只看做是x的函数，就像杰文斯那样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所讨论的特殊事例中假设的那样，如果某甲开始时没有胡桃，那么U采取的形式是：

V的形式也相同。而交易曲线方程式的形式是：

这个方程式是杰文斯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第108页）中的交易方程式之一。

注13
（本书第五篇第4章第1节末注），用注5中所用的符号，让我们把开始建造房屋的日期作为我们时间的起点，并设T′为建造期间占用的时间，那么他对该房屋预期得到的快乐的现值为：

设△v为他在时间△t中（即在时间t与时间t+△t之间）建造房屋将付出的劳作，那么劳作总额的现值为：

如果是否需要劳作还难以预料，那么就必须计算各种可能因素，并乘以需要劳作的机遇率，那么，V就等于

如果我们把起点移至竣工日期，那么就得出：

其中T1=T-T′。虽从数学的观点来看这个起点比较勉强，但从一般商业的观点来看却更自然。我们采取这个起点时，就知道V是所受痛苦的预计总额，其中各自都实际上负有等待的积累性负担，这种等待就是从开始的时间和收到成效的时间之间的等待。

因为代表投资的函数是一次式这一不必要的假设，杰文斯关于投资的讨论受到了一些损害；当他讨论戈森的著作，并指出对他（和休厄尔）用的以直线代替那些表示经济数量变异的真实性质的多样曲线的方法的反对意见时，这种损害就更明显了。

注14甲
（本书第五篇第4章第4节注），设a1
，a2
，a3
……为某人按既定计划建造房屋所用的各种不同的劳动（如锯木、运石和掘土等）的数量；β，　，　″为该房根据该计划所提供的不同的便利β（如休息室、卧室和办公室等）的数量，那么，按前一注解中的用法使用V和H时，V，β，β′，β″都是a1
，a2
，a3
……的函数，而H既为β，β′，β″的函数，那么也是a1
，a2
，a3
……的函数。因此，我们必须求出每一种劳动对每一种用途的边际投资。

上述方程式表示劳作与利益相等。木匠额外劳动对他的实际成本，正好与他这样做而得到的额外休息室或卧室的利益相等。但是，如果他自己不劳动，而再雇用木工来做，那么我们必须用V代表的就不是他的劳作总额，而是他的一般购买力的支出总额。那么，他对木工追加劳动所愿支付的工资率，即他对木工劳动的边际需求价格，是由
来测量的；而
都是用货币表示的额外休息室和卧室分别对他的边际效用，即他对它们的边际需求价格；
为建造这些房间的木工的边际效率。这些方程式的意思是说，木工劳动的需求价格有等于额外休息室的需求价格和额外卧室等的需求价格各自乘以增建这些房间所用的木工劳动的边际效率的趋势（各个要素都选用适当的单位）。

如果概括一下上述论点，以便包括市场上对木工劳动的各种不同的需求，那就等于：木工劳动的（边际）需求价格等于木工劳动在增加任何产品供应中的（边际）效率乘以该产品的（边际）需求价格。或换言之，一个单位的木工劳动的工资有等于该劳动借以生产的代表一个单位木工劳动的边际效率（就该产品而言）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的趋势；或者用我们在第六篇第1章中着重讨论的那句话来说，有等于木工劳动的“纯产品”的价值的趋势。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并且本身包含有分配论中需求方面的核心。

那么，让我们假定某建筑商打算要建造某些房屋，并且考虑要建造什么不同式样的房屋，如住宅、货栈、工厂和零售商店等。他将有两类问题需要决定：建造多少房屋和用什么方法来建造。例如，除了决定是否要建造有一定房间数量的乡村别墅外，他还须决定将用哪些生产要素并按着什么样的比例使用。例如，他是否将用瓦或石板瓦；他是否将用若干石头；他是否将用汽力来制造灰泥或只用汽力来担任起重工作；如果他在一个大城市的话，他是用专业工人搭架，还是用普通工人搭架，等等。

首先，设此人决定建造别墅的数量为β，货栈的数量为β′，工厂的数量为β″，等等，而且各按一定的等级建造。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假设他只雇用各种不同的劳动量，a1
，a2
，a3
……让我们把他的支出分成以下四项：（1）工资；（2）原材料的价格；（3）资本利息；（4）他自己的工作与经营的价值。

设x1
，x2
…为他雇用的各种不同种类的劳动量（包括监督劳动在内）；各种劳动量是由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构成的。

设y1
，y2
…为建造房屋所用的各种不同原材料的数量，而且可以假定房屋能自由出售和自由保存。在这种情况下，从现在的观点，即从个人企业家的观点来看，房屋的建筑用地只是原材料的特殊形式而已。

其次，假定z为建造各种房屋所用的资本数量，在这里必须把它化为以共同的货币尺度为计算的单位，其中包括预计的工资、原材料的购买以及各种设备因使用而产生的磨损，等等；还有按同样的原则计算的他的车间和车间用地。各种资本在闲置期间将有所不同，但是都必须按“复比例”，即按“几何级数”化为标准单位，比方说化为一年。

再次，设u代表他在各种工作中所付出的劳动、操心和折磨等的货币价值。

此外，有几种因素也许可以另成项目，但也可以假定它们和上述各项合并。例如，可以由上述后两项来共同承担风险费用。经营上的一般费用（“补充成本”，见本书第五篇第4章第6节）将适当地分配给以下四项来承担：工资、原材料、作为一个发达的企业组织（它的商誉等）的资本价值的利息，还有对建筑商本人的劳动、经营与操劳的报酬等。

在V代表他的总支出，H代表他在一定的总收入下，他竭力设法使H-V成为最大额。据此，我们求出和以前相同的一些方程式，即：

这就是说，该建筑商对第一类劳动的一个很小的追加额δx1
所产生的边际支出即为　，
也就是等于他的总收入的增加额H，这个增加额是因他使用第一类劳动很小的一个追加额而增加了的别墅将要获得的增加额。就货栈和其他各种房屋来说，这也将等于相同的数额。这样，他势必会把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进行这样的分配：他不能因把任何生产要素（劳动、原材、资本的使用）的任何部分或把他自己的劳动和经营从某个等级的建筑转向另一个等级的建筑而获利；他也不能因在自己企业的任何部门中用一种要素代替另一种要素，或者增用或者减少用任何要素而获利。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方程式和第四篇第5章中关于同一种东西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的选择具有相同的意义［参照埃奇沃斯教授在英国科学协会的演说词（1889年）的后面的最有趣的注释（f）］。

关于解释任何生产要素，不论是特种劳动还是其他任何“纯产品”，都实在是有许多话可说（参阅第五篇第11章的第1节，还有第六篇第1章的第8节）；本注解的其余部分虽与上述部分类似，但也许留在后一阶段来读更方便。建筑商对第一类劳动最后的极小部分付出了
因为那是它的纯产品；如果用它来建造别墅，那么就会给他带来
的特殊收入。如果p为他出售别墅数量β而得的单位价格，从而，pβ为他出售全部别墅β所得的价格；而且为简单起见，如果我们用△β来代替
即因追加劳动δx1
而增加的别墅），那么，我们所求的纯产品就不是p△β，而是p△β+β△p。其中△p为负量，是因建筑商提供的别墅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需求价格的下降。我们必须对p△β与β△p这两个因素的相对量进行一番研究。

如果建筑商垄断了别墅的供给，那么β代表别墅的总供给。当出售别墅量β时，如果它的需求弹性碰巧小于1，那么，由于他增加了供给，便会减少总收入；而p△β+β△p必为负量。但是，当然他不会使自己的生产恰恰进行到使需求没有弹性的一种数量。他给自己选择的生产边际势必是这样的：在该边际上，负量β△p小于p△β，但不必一定要小得在比较时可以不考虑。这是第五篇第14章中讨论的垄断理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对于任何一个顾客有限而又不能很快增加顾客的生产者来说，那也是很重要的。如果顾客已经向他买了自己喜欢买的那么多的商品，从而，他们的需求弹性暂时小于1，那么，他因增雇一个人来给他工作而会受到损失，即使那个人是白给他工作。唯恐暂时破坏一个人的特殊市场的这种恐惧，在有关短时期的许多价值问题（参阅第五篇第5章、第7章和第11章），特别是在我们将在后半部部分中讨论的商业萧条时期和在那些正式与非正式的商业团体的章程中，都起着重要的影响。在那些生产费用因产量的每一次增加而迅速下降的商品量的情况下，存在着类似的困难。但在这里决定生产限界的那些因素非常复杂，以致似乎不值得用数学把它们表示出来。

但是，当我们研究企业家个人的行动，以阐明决定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一般需求的原因的作用时，似乎很明显地应当避免类似的种种情况。我们应当把它们的特点留在特殊的讨论中分别进行分析，而从这样一种情况中给出我们的正常解释是：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只是许多能（如果是间接的）接近市场的人中的一个，如果β△p在数值上和p△β相等，其中β是一个大市场上的全部产量，而企业家个人生产的β′是β的千分之一，那么因增雇一个人所增加的收入是p△β′，即等于p△β；而从其中减去的只是β′△p，它是β△p的千分之一，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为了阐明分配规律的一般作用，我们有理由认为任何生产要素的边际纯产品价值量都是该纯产品按产品正常售价所出售的数额，也就是说等于P△β。

不妨指出，这些困难并不取决于劳动分工和工资制度，虽然因为使用和这种制度相关的价格来衡量劳作和各种需求会使这些困难显得更突出。给自己建造房屋的鲁滨逊不会认为增建以前房屋的千分之一而会使他的安逸程度增加千分之一，他所增建的部分和其余的部分也许具有相同的性质。但是，如果有人把它按对鲁滨逊有相同的实际价值的比率计算进去，那么此人必须要考虑这一事实：新建部分使他对原有部分的需求不太迫切，那部分对他的实际价值也较低（参阅本书第五篇第9、第2章节末的注）。另一方面，报酬递增规律也许会使他很难把它的实际纯产品限定在某半个小时的工作上。例如，假定有些既能调味又便于运输的小草，就生长在他岛上半天里程的一个地方。有一次，他曾到那里采了几小束，后来因为没有重要的事能占用他半天的时间，所以他便用了一整天的时间采了比以前多九倍的味草回来。但是，我们不能把最后半小时的报酬和其余时间的报酬分开；我们唯一的方法是把整天当做一个单位，并拿它在满足上的报酬与用在其他方面的天数所得的报酬进行比较。在现代工业制度下，我们有类似的但更艰巨的任务，即为了某种目的把整个生产过程当做一个单位。

也许很有可能扩大我们讨论的方程式体系的范围，并增加其细节，甚至包括分配问题中需求的各个方面。虽然用数学概念阐明某些既定原因的作用的方式本身也许是完全的，在其定义明确的范围内，也许是极其精确的，但是，企图用一系列的方程式来理解现实生活中一个复杂问题的全部情况，或者其中任何很大的一部分却并非如此。因为许多重要事情，特别是和时间因素相关的那些事情，是不易用数学方式来表示的，必须将它们全部删去，或是削减得像装饰艺术品上的鸟兽一般。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倾向，使各种经济力量有错误的比例，因为最容易接受分析的那些因素得到了大力强调。毫无疑问，不仅是把数学分析，而且是把任何一种分析应用于现实生活中，其本身都含有这种危险，这是经济学家必须随时留意的胜过任何其他危险的一种危险。但是，要完全避免这种危险，就等于放弃科学进步的主要手段。而在专门为数学读者写的讨论中，大胆追求广泛的概括无疑是对的。

例如，在这些讨论中，也许正确的是把H看做是由于经济原因使社会享有满足的总和，把V看做不满足的总和（劳作、牺牲等）；为了使这些原因发生作用的概念简单化起见，我们在采用和各种不同形式的下述理论中，多少有意识地采用了大致相同的假设。这一理论是，这些原因不断使社会各阶层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
（纯总量，见本书第五篇第13章的第5～6节），或换句话说，有一种不断的趋势，使H-V对全社会来说都是最大的数量。由此而来的像我们曾一直讨论的那同一类微分方程式，将被解释成价值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中是由效用组和负效用组、满足组和实际成本组的平衡来决定的。这类问题自有讨论的余地，但在目前的讨论中，却并非如此。因为在这种讨论中，数学只是用来以简练而更精确的语言来表达那些分析和推理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有意识采用的。

不容否认，这类讨论和第三篇中对特定商品总效用的分析方法有某些相同点，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别，不过这种程度上的区别非常大，它实际上是一种性质上的区别。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考虑的是和某特定市场有关的各种商品本身；我们仔细考虑消费者在所述时间与所处地点的环境。因此，我们沿用财政部长在讨论财政政策时所用的方法，虽然也许我们应更谨慎。我们知道少数商品主要是由富人消费的，因此，实际总效用比那些效用的货币尺度所显现的要少一些。我们同世人一道假定，在没有相反的特殊原因的情况下，主要由富人消费的两种商品的实际总效用彼此之间的关系，照例是和它们的货币尺度的关系大致相同。这也适用于那些是由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按相同的比例来消费的商品。这种估计只是略微相近而已，但各种特殊的困难和各个可能错误的根源，因为我们用语明确而更加突出：我们并没有引用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暗含的假设；同时我们也不准备担任那种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用比较粗浅（但有益处）的方式来解决的任务；我们没有引用新的假设，而是阐明那些不可避免的假设。虽然在讨论和各个特定市场有关的各种特定商品时，这是可能的，但就处于包罗万象的最大限度满足的理论中的无数经济因素来说，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供给的力量特别不同质、特别复杂：这些力量包括来自所有各种工业等级的人们付出的千变万化的劳作和牺牲。如果对最大限度满足的理论的具体解释没有其他障碍的话，那么致命的障碍就在于这种暗含的假设：能用同样的方法来衡量儿童的培养教育费和机器的建造费。

由于类似上述典型事例中所提到的那些原因，我们的数学注解随着讨论的问题就越来越复杂，而所涉及的范围却越来越小。下面的几个注解和垄断有关，它们提供了完全可以用直接分析来讨论的几个方面。但是，其余的绝大部分将用来说明连带与复合的供给和需求，而这些和下述注解中的内容有许多共同之处：注21的最后一部分稍稍讨论了分配和交换问题（不予考虑时间因素），不过是在下述范围内进行的：确保所用的数学例解倾向于一个方程式体系，这些方程式的数目比其中所用的未知数既不多，也不少。

注14
乙本书第五篇第6章第2节及本章各图中，各供给曲线都向上倾斜；当我们用数学用语表述它们时，就假定边际生产费用是以现实生活中没有的那种确定性来决定的；我们将不考虑那种发展一个具有大规模生产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典型企业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将忽略和第五篇第12章中所讨论的报酬递增规律有关的那些困难。采取任何别的途径都会把我们引向极复杂的数学上去，这种复杂的数学虽不无用处，但却不适合我们的讨论。因此，只能将本注解和下面各注解中的讨论看做是概略，而不能看做是全面的研究。

设商品A的生产要素为a1
，a2
……；设它们的供给方程式为y=Φ1
（x），y=Φ2
（x）……设生产商品Ax单位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的单位数为m1
x，m2
x……；其中m1
，m2
……一般都不是常数，而是x的函数。从而，A的供给方程式为：

设y=F（x）为成品需求方程式，那么制造商品A的第r个要素ar
的派生需求方程式为：

但在此方程式中，y不是一个要素单位的价格，而是m个单位的价格；要求用固定单位表示的一个方程式，设η为一个单位的价格，并设ξ=mrx，那么，此方程式即成：

如果mr为x的函数，比方说等于Ψr
（x）；那么x必须由方程式ξ=xΨr
（x）来决定（以ξ表示），因此，可以把mr写成xr
（ξ），我们求出η为ξ的函数，以此代之。ar
的供给方程式仅仅是η=Φ（ξ）。

注15
（本书第六篇第5章第2节），设刀的需求方程式为：

y=F（x）………………………（1）

设刀的供给方程式为：y=Φ（x）　………………………（2）

设刀柄的供给方程式为：y=Φ1（x）………………………（3）

设刀身的供给方程式为：y=Φ2（x）………………………　（4）

设刀柄的需求方程式为：

y=f1（x）=F（x）-Φ2（x）………………………（5）

（5）的弹性为：

即

即

越充分满足下列条件，弹性值就越小：（1）必然为
如果其值很大，也就是说刀的需求弹性很小；（2）Φ2′（x）是正数，而且很大，也就是说，刀身的供给价格随着供给量的增加而迅速增加，而随着供储量的减少而迅速减少；（3）
应当很大，也就是刀柄的价格应当是刀价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如果生产要素的单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像前一注解中那样可以改变的，那么同样的、更复杂的研究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结果。

注16
（本书第六篇第5章第2节）假定生产1加仑啤酒用m蒲式耳蛇麻来表示，在均衡时以价格y′=F（x′）出售了x′加仑的啤酒。设m变为m+△m。因此，当出售的啤酒仍为x′加仑时，设它们以y′+△y′的价格找到了买主，那么
代表蛇麻的边际需求价格：如果它大于蛇麻的供给价格，那么在啤酒中多用蛇麻对酒商有利。或者把这个事例说得更普通一些，设y=F（x，m），y=Φ（x，m）为啤酒的需求方程式和供给方程式，其中x为加仑数，m为每加仑啤酒中所用蛇麻的蒲式耳数，那么F（x，m）-Φ（x，m）需求价格超过供给价格的差额，在均衡时它当然等于零。但是，如果有可能因改变m而使其成为正额，则情况就会改变。因此（假定除了因一定量的蛇麻的消费而使啤酒的生产费用有所变动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显著变动）
，前者代表蛇麻的边际需求价格，而后者则代表蛇麻的边际供给价格。因此，二者相等。

当然，这个方法可以推广到这样一些情况当中：在这些情况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产要素同时发生变动。

注17
（本书第五篇第6章第4节注），假定一个东西（不论是制成的商品还是一种生产要素）有两种用途，在总量x中有x1
部分用于第一种用途，x2
部分用于第二种用途。设y=Φ（x）为总供给方程式；y=f1
（x1
）和y=f2
（x2
）为第一种和第二种用途的需求方程式。那么，均衡时这三个未知数x，x1
，x2
是由这三个方程式f1
（x1
）=f2
（x2
）=Φ（x）和x1
+x2
=x来决定的。

另外，假定想要独自求出该物在第一种用途上的供求关系，所根据的假设是，不论在第一种用途中有多大的变动，第二种用途的需求与供给仍保持均衡。也就是说，第二种用途上的需求价格等于实际生产的总量的供给价格，即f2
（x2
）永远等于Φ（x1
+x2
）。从这个方程式中，我们可以用x1
来决定x2
，从而用x1
来决定x；因此，我们可以写成Φ（x）=Ψ（x1
）。这样，该物在第一种用途上的供给方程式成为y=Ψ（x1
）；而这个方程式和我们已经知道的方程式y=f1
（x1
）就给予了我们所需要的关系。

注18
（本书第五篇第6章第4节注）设a1
，a2
……为连带产品，其中m1x，m2x由于其连带生产过程的x单位而被生产着，它的供给方程式为y=（x）。设y=f1
（x）和y=f2
（x）……为它们各自的Φ需求方程式。那么，均衡时，m1
f1
（m1
x）+m2
f2
（m2
x）+……=Φ（x）。设x′为此方程式所决定的值，那么f1
（m1
x′），f2
（m2
x′）……为各连带产品的均衡价格。当然，如果必要的话，可用x，表示m1
，m2
。

注19
（本书第五篇第6章第4节末注）这种情况如果必要改变，那么与注16中论述的那个情况相符。如果在均衡状态下，每年以售价y′=Φ（x′）供给牛x，头，每头牛产肉m单位；而且如果养牛户发觉通过改变牛的饲养管理可提高产肉量△m单位（牛皮和其他连带产品的平均变化值），所引起的额外费用为△y′，那么
代表牛肉的边际供给价格。如果这个价格小于销售价格，那么实行这种改变对养牛户有利。

注20
（本书第五篇第6章第5节），设a1
，a2
……为适合完成几乎同样一种任务的东西，设选择它们单位中任何一个东西的一个单位都等于任何别的东西的一个单位；设它们各自的供给方程式分别为y1
=Φ1
（x1
），y2
=Φ2
（x2
）……

在这些方程式中，设变数有所改变，并把它们写成x1
=Ψ1
（y1
），x2
=Ψ2
（y2
）……设y=f（x）为它们都能胜任的那种服务的需求方程式。那么，在均衡状态下，x与y是由方程式y=f（x）；x=x1
+x2
+……　，y1
=y2
=……=y来决定的（这些方程式必须是这样的：其中x1
，x2
……量不能有负值。当y1
已经降至一定的水平时，x1
变为o；而对较低的值来说，x1
仍为0；它不能变为负数）。如在正文中指出的那样，必须假定各供给方程式都遵循报酬递减规律，也就是说，Φ1
′（x），Φ2
′（x）……总为正值。

注21
（本书第五篇第7章第1节），我们现在可以概括一起出现的连带需求、复合需求、连带供给和合成供给的一些问题，以便证实我们的抽象理论中有多少未知数就有多少方程式，既不多，也不少。

在连带需求问题中，我们可以假定有n个商品A1
，A1
……　An
。设A1
有生产要素a1
，A2
有生产要素a2
，等等，因此，生产要素的总数为a1
+a2
+a3
+……+an
，并使其等于m。

首先，假定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不相同，因此没有复合需求；其次，各要素各自都有独立的生产过程，因此没有连带产品；最后，假定没有能用于同一种用途的两种要素，因此没有合成供给。那么，我们就有2n+2m未知数了，即商品n和生产要素m的数量和价格；要决定它们，我们就得有2m+2n个方程式：（1）n个方程式，其中各个方程式把各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连起来；（2）n个方程式，其中各个方程式使该商品的任何数量的供给价格都等于其生产要素相应数量的价格总和；（3）m个供给方程式，其中各个方程式把要素的价格和它的数量连起来；（4）m个方程式，其中各个方程式表明生产该商品的一定数量所用的生产要素的数量。

其次，让我们不仅考虑连带需求，而且也考虑合成需求。设生产要素β1是由同一种东西构成的，例如，具有一定效率的木工劳动；换言之，设木工劳动为n个商品A1
，A2
…的生产要素β1
之一，那么，因为不论在么生产中使用何种木工劳动都被认为具有相同的价格，因此，这些生产要素中的各个要素都只有一个价格，而未知数的数目减少β1
-1，供给方程式的数目也减少β1
-1；其他情况也依此类推。

再次，让我们考虑一下连带供给。设生产商品所用的东西γ1
为同一个生产过程的连带产品，那么未知数的数目不变；但供给方程式的数目减少（γ-1）。不过，连接这些连带产品的可用一组新的方程式（γ-1）补足这个缺额，以此类推。

最后，设所用的东西之一由竞争品货源δ1组成合成供给，那么在保留第一种竞争品的原有供给方程式的同时，我们有2（δ1
-1）的增加未知数是由所余竞争品（δ1
-1）的数量和价格构成的。这些未知数包括在竞争品的供给方程式（δ1
-1）和竞争品δ1
的价格方程式里面去了。

这样看来，尽管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我们能看到它在理论上是一个定量，因为未知数的数目和我们所求的方程式数总是完全相等的。

注22
（本书第五篇第14章第3节注），如果y=f1
（x）和y=f2
（x）各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方程式，那么提供最大限度垄断收入的产量是使
成为最大额的那个数量，这就是说，它是下列方程式的根或是诸根之一。

这里供给函数不像以前用Φ（x）来表示，而是用f2
（x）来表示，一则是由于强调这一事实，即在这里供给价格和以前注解中所指的意义不完全相同；二则是由于要适合避免混乱所需要的那种记号曲线体系（因曲线数目增加）。

注23甲
（本书第五篇第14章第3节），如果所课的税的总额为F（x），为了求出使垄断收入成为最大数量的x的值，我们就有

很明显，如果F（x）不变（像征收牌照税那样的情况），或因xf1
（x）-xf2
（x）的不同而不同（像征收所得税那样的情况），那么此方程式和F（x）等于零时所具有的根相同。

用几何讨论问题时，我们看到如果加于垄断的一个固定的负担足以使垄断收入曲线完全落于Ox之下，并使q′为图-35中正位于L下的新曲线上的一点，那么，这条新曲线将与许多直角双曲线（以Oy与Ox为其渐近线）之一相切。这些曲线可以叫做固定损失曲线。

此外，和垄断收入成正比例的一种税（比如m）与该收入相乘（m小于1），将以一条曲线来代替QQ′，这条曲线的各纵坐标为（1-m）×QQ′上的相应点的纵坐标，即具有相同的横坐标的点。如平面图法所示，在QQ′原来位置和新位置上的相应点的切线，将与Ox相交于同一点。但具有相同渐近线的各直角双曲线的规律是，如果画一条直线平行于一条渐近线并与各直角双曲线相交，并在各交点画直角双曲线的各切线，那么它们与另一条渐近线将交于同一点。因此，如果q3
′为QQ′新位置上相应于q3
的一点，如果我们把G叫做直角双曲线的公共切线和QQ′与Ox相交的一点，那么Gq3
′将为经过q3
′的直角双曲线的切线，即q3
′为新曲线上最大收入的那一点。

本注解的几何方法和分析方法可适用于正文第4节后一部分中所讨论的那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租税是针对垄断产量征收的。

注23乙
（本书第五篇第14章第7节末注），上述结果用牛顿的方法和用直角双曲线那人所共知的特点，都很容易从几何上得到证明，也可以用分析来证明。如前面设y=f1
（x）为需求曲线方程式；y=f2
（x）为供给曲线方程式，而垄断收入曲线方程式则为y=f3
（x），其中f3
（x）=f1
（x）-f2
（x）；消费者的剩余曲线方程y=f4
（x），那么

总利益曲线方程式为y=f5
（x），其中

当然这是可以直接求出的结果。折中利益曲线方程式为y=f6
（x），其中f6
（x）=f3
（x）+nf4
（x）；消费者的剩余为垄断者以其n倍的实际价值计算在内。

要求OL（图-37），即提供最大限度垄断收入的销售额，我们所用的方程式是：

此方程式的左端必为正，从而右端也为正。用图表示也很明显，它表明如果延长Lq3
与供求曲线交于q2
与q1
，在q2
（如果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与垂线的角必然大于该线与需求曲线在q1
点所成的角。

要求OW，即提供最大限度总利益的销售额，我们用

要求OY，即提供最大限度折中利益的销售额，我们用

如果OL=c，那么当用c代x时，OY大于ON的条件是

为正；也就是说，因为
所以，如果x＝c，那么
为正。当用c代x时，是为正，也就f1
′（c）为负。但是，不论c的值如何，这个条件总是可以满足的。这证明了第五篇第14章第7节所求出的两个结果中的第一个，而第二个结果的证明也同样如此（这两个结果及其证明的行文暗地假设只有一个最大限度的垄断收入点）。

除文中所述的结果外，还可以求出另一个结果。设OH=a，那么当a代替x时，OY大于OH的条件是
为正。也就是说，因f1
（a）=f2
（a），所以，（1-n）f1
′（a）-f2
′（a）为正。既然f1
′（a）总为负，那么这个条件f2
′（x）即为负。即供给遵循报酬递增规律，tanφ在值上大于（1-n）tanθ，其中θ和φ为供求曲线上A的切线与Ox所成的角。如果n=1，那么唯一的条件是，tanφ为负，即如果供给曲线在A向下倾斜，那么OW大于OH。换言之，如果垄断资本家把消费者的利益看成是自己的利益，他将使生产超过那样一点，即在该点上供给价格（从我们在这里用的特殊意义来说）等于需求价格，如果该点附近的供给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话。但如果供给遵循报酬递减规律，那么他的生产将远不及那一点。

注24
（本书第六篇第4章第3节末注），设△x为他在时间△t内可能生产的财富数量，△y为他可能消费的数量，那么他的未来服务的折现值为
其中T为他最大可能的参数。根据同样的方法，他过去的培养和教育费用为
其中T′代表他的出生日期。如果我们假定，他对终生居住的那个国家的物质福利既无增也无减，我们就求得；
以他的出生日期为始点，并且1=T′+T等于他最大可能的参数，那么上个列式采取了较简单的形式。

说△x是他在时间△t内可能生产的数量，也就概括了这一更精确的表达：设p1
，p2
……为他在时间△t内将生产的财富因素△1
x，△2
x……的机会，其中p1
+p2
+……=1；一个或一个以上的△1
x，△x……级数也许等于零，那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凯恩斯（Keynes，J.M.）著；宋韵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653-9

Ⅰ.①就…　Ⅱ.①凯…②宋…　Ⅲ.①凯恩斯主义　Ⅳ.①F091.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3620号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作　　者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译　　者
宋韵声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9.625

字　　数
276千字

定　　价
20.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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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少年时代就读于伊顿公学。1902年考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大学期间曾师从马歇尔和庇古学习经济学。1906年，到英国财政部印度事务部工作。1908年，到剑桥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1911年起长期担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经济学杂志》主编。1915年应征到战时英国财政部工作。1919年初，参加巴黎和会。同年6月，重返剑桥大学教书。1930年，任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二战期间，他是英国财政部的重要成员。1944年，他出席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会议。其主要著作有：《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货币论》（1930）、《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等。

【延伸阅读】

国富论　经济学原理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人口原理

金融资本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投稿热线：（010）84545486

华夏出版社网址：www.hxph.com.cn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目　录

【作者简介】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前　言

第一卷　引　论

第1章　一般理论

第2章　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3章　有效需求原理

一

二

三

第二卷　定义与观念

第4章　单位的选择

一

二

三

四

第5章　决定产量与就业量的期望值

一

二

第6章　收入、储蓄和投资的定义

一　收　入

二　储蓄和投资

附　录　论使用者成本

一

二

三

四

第7章　进一步探讨储蓄和投资的意义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三卷　消费倾向

第8章　消费倾向一：客观因素

一

二

三

四

第9章　消费倾向二：主观因素

一

二

第10章　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四卷　投资诱导

第11章　资本边际效率

一

二

三

四

五

第12章　长期预期状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13章　利息率的一般理论

一

二

三

四

五

第14章　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

附　录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其他著作中的利息率理论

一

二

三

第15章　流动性偏好的心理动机和商业动机

一

二

三

四

第16章　关于资本性质的几点观察

一

二

三

四

第17章　利息与货币的主要特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18章　重述就业一般理论

一

二

三

第五卷　货币工资与价格

第19章　货币工资的变动

一

二

三

附　录　庇古教授的《失业论》

第20章　就业函数

一

二

三

四

第21章　价格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六卷　一般理论引起的若干简论

第22章　略论经济周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23章　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24章　关于《通论》可能产生的社会哲学的总结

一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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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本书主要是写给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看的，但也希望其他人能够看明白。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理论方面一些艰难的问题，其次才是阐述这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因为如果正统经济学出现了什么错误的话，那么这种错误不会出在为了逻辑上的一致而精心建立起的上层结构中，而是要出在其前提的不明确和缺乏普遍性上。这就是说，我除了通过高度抽象论证和许多反驳之外，都无法使我达到说服经济学家们以批判的态度重新检查一下他们的论证和基本假定的目的。我希望我的反驳尽可能少一些，但我又认为它很重要：因为这种反驳不仅仅有助于阐明我自己的观点，而且也有助于表明我的观点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同行的理论。我可以预料到，那些与我称之为“经典理论”结下不解之缘的人，不是认为我完全错了，就是认为我的理论毫无新意。这其中的是是非非只能由别人来评论了。我的反驳部分旨在为达到某个目的而提供一些资料，如果为了把各种学说说得泾渭分明，我的反驳有过于尖锐之嫌时，还请大家多予原谅。我现在所攻击的这些理论，我自己也深信了许多年，我认为我是不会对其中正确的部分予以轻视的。

这场论战的要点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如果我的看法没有错，那我必须首先说服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而不是一般的群众。在争论的现阶段，尽管也欢迎普通群众参与这场论战，但他们只能作旁观者，在经济学家们的引导下尽量弄清楚经济学家们相互之间在观点上的严重分歧。这些分歧目前正在破坏着经济理论对现实的影响，如果这些分歧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它们的破坏作用还将继续下去。

这本书与我5年前出版的《货币论》之间的关系，恐怕我自己要比别人更清楚。我自己知道有些变化纯属自己追随了多年的思想路线的自然演变，但在读者心中可能认为是思想观念的一种错乱的变化。要想让读者同意我自己的看法是相当困难的，这种困难并不会因为我要变换一些术语而能减轻，尽管有些术语我觉得是非改不可的。凡是需要变换的地方，我都将在下文中指出。但这两本书之间的一般关系可以简述如下：在我开始写作《货币论》时，我所遵循的还是传统的路线，把货币看作是供求理论之外的一种力量。但在完成这本书之后，我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展，倾向于把货币论推广为社会总产量理论。只是由于难以摆脱先入为主的束缚，所以未能对产量改变所引起的后果做充分的讨论。现在看来，这已成为本书理论部分（即第3章和第4章）的显著缺点。我的所谓“基本公式”是在一定产量这个假设之下得到一个瞬时的图像。在给定产量的假设之下，那些公式试图表明，如何会有某些造成利润失去平衡的力量使得产量非改变不可。然而，动态的发展，由于它不同于瞬间图像，反倒使其显得不完整而且极其模糊。从另一方面讲，本书着重研究哪种力量决定总产量与总就业量的变化。尽管货币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本书还是对货币的技术细节做了略去不论的处理。我们发现，货币经济在本质上是这样一种经济：当人们对未来的看法有所变化的时候，它不仅要影响就业的方向，还要影响就业的数量。但是，我们分析当前受着人们对未来的变化着的看法影响的经济行为的方法是以供求互动关系为基础的，并且也是以这种方式与我们的基本的价值理论相联系的。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理论，这种理论涵盖了我们所熟悉的古典理论，而在这一更为普遍的理论中，古典理论是作为一个特例而存在的。

撰写这样一本独辟蹊径的书的作者，要想避免出现过多的错误，必须虚心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并多与别人对话。一个人若是独自冥思太久，即使是极其可笑的思想，也会一时深信不疑，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其他有关精神的科学也多是如此）。在这方面，我们常常无法将某人的思想付诸结论性的试验，无论这种试验是形式的还是经验的。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卡恩先生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这可能比我在写作《货币论》时得到的帮助还要多。鲁宾逊夫人、霍特里先生和哈罗德先生读过我的全部手稿，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书后的索引是由剑桥皇家学院的本苏曾一巴特先生完成的。

本书的写作对作者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挣扎过程，一个挣扎着摆脱传统的思想模式与表达模式的束缚的过程。如果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成功的，那么大多数读者就会在阅读此书的时候感觉到这一点。表述在这里的许多复杂的思想其实都是十分简单而明了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旧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旧思想已进入我们心灵的深处。所以说，现在的困难并不在于新思想本身，而在于摆脱旧思想。

J.M.凯恩斯

1935年12月13日

第一卷　引　论

第1章　一般理论

我将本书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要强调的就是“通”（general）这个字。我使用这样一个书名的目的在于，我要将我的论证和结论与古典理论[1]
对于同类问题的论证与结论在特点上作一比较。无论是在理论方面或是在政策方面，古典理论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自己也是在这种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在下文中我要论证的是：古典理论的前提只适用于某种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情况。它所假定的情形只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点，而且古典理论所假定特殊状态的特征恰恰不符合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如果我们企图将它应用到实践中，结果势必成为一种误导，甚至造成灾难。

[1]
“古典学派”是马克思最早使用的名词，用来包括李嘉图、詹姆斯·穆勒和他们以前的经济学家，也即指在李嘉图那里达到了顶峰的那派理论的创建者们。但我在使用“古典学派”这一名词时，也包括了李嘉图的后继者，即那些接受了李嘉图的经济学的观点并加以发扬光大的人，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埃奇沃思以及庇古教授。这种习惯的用法也未必恰当。

第2章　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大部分论述价值和生产理论的论文，主要论述的是一定量（given volume）的雇用资源在不同用途中的分配，以及在假定所雇用的资源正好为这个数量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所使用资源的相对报酬及其产品相对价值的条件。[1]

对一可用（available）资源的数量问题，即对就业人口的数量、自然资源的数量以及积累资本的数量的问题，往往只是一提而过，并没有对这个可用资源中的实际就业人数是怎样被确定下来的纯粹的理论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探讨。如果说对这种理论从无研究，那确实言过其实了。因为关于就业人数变动的讨论并不少，而这种讨论都不可能不涉及这种理论。我并不是说这个问题被人们忽略了，我是说，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论一直被人们看得过于简单和显而易见，最多不过是一提而过。[2]

一

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表面上简单明了，但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建立在本身都不曾得到讨论的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的。这两个假设是：

1.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这也就是说，一个就业人员的工资等于因就业人数减少一个所造成的价值损失（这其中也扣除了由于产量减少而免去的其他成本的支出）。如果市场与竞争不完善，那么按照此原则，工资就不会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2.在就业量不变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这些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这也就是说，一个就业人员的实际工资（按照就业人员自己的估计）应该足以维持这些数量的就业人员继续工作下去。正如在第一个基本假设中因竞争不完善而出现的例外一样，如果可以就业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那么第二个基本假设就未必适用于每个劳工。这里所谓的负效用是指，具有充分的理由使得个人或者团体宁愿不工作，也不愿意接受比某一最低效用更低的工资。

这一假设与所谓的“摩擦性”失业并不矛盾。因为把这个假设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的时候，总要考虑到适应的程度不可能尽善尽美，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连续的充分就业的情况出现。例如，由于估计上的差错或者由于需求的时断时续，以致各种专门资源的相对数量的暂时失调，或者由于某些变化的始料未及而造成的时间间隔，或者由于从某一职业换成另一种职业所需的时日，中间也需要一段时间。凡此种种，都会在非静态的社会中造成一部分资源在“变换职业”的过程中失业。除了“摩擦性”失业之外，还有“自愿性”失业，这种失业并不与第二个假设发生矛盾。所谓“自愿性”失业是指由于立法、社会风俗，集体议价、反应迟钝或者人性的固执等诸多因素，工人拒绝或者不能接受相当于其边际生产力的产出价值为工资而导致的失业。“摩擦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包括了所有类型的失业。在古典学派的基本假设之下，不可能再有第三种类型的失业了，也就是说不存在我在下面就要讲到的“非自愿性”的失业。

由于受到这些限定，按照古典理论的这两个基本假设，雇用资源的数量已被完全决定下来。第一个假设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就业需求明细表，第二个假设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就业供应明细表。如此说来，就业的数量则归结在边际产出的效用恰好等于边际就业的负效用这一点上来。

由此推论，只有四种方法可以增加就业的人数：

（1）改革机构或者提高远见卓识，借以减少“摩擦性”失业。

（2）降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借以减少“自愿性”失业。其降低的方式可用增雇一人所须提供的实质工资来表示。

（3）增加工资物品（wage-goods）工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物品是庇古教授用惯了的一个术语，货币工资的效用就是建立在工资物品的价值的基础之上的）。

（4）使非工资物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工资物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再使非工资劳动者的开支由工资物品转移到非工资物品。

按照我的最大的理解能力，这就是庇古教授的大作《失业论》一书的精髓，这本书是现存的古典学派关于就业理论的唯一一部论述得比较详尽的著作。[3]

二

古典学派关于失业的那两个基本假设果真能包括所有的失业现象吗？实际上总有一些人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制度而参加工作，但常常找不到工作。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只要对劳动力有所需求，就是在现行的货币工资的水平下，也能够找到很多的劳动力。[4]
古典学派认为这种现象与其第二个假设并不冲突，其理由是：在现行货币工资的水平下，尽管劳动力的供给量有可能大于劳动力的需求量，但还是难免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因为劳工们之间存在公开的协议或者达成某种默契，拒绝接受低工资的工作。如果劳工们都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那么就业量就可以扩大。如果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种失业尽管表面看上去是不情愿的，但就其实质而言仍属自愿的范畴，这种失业应该列入由于劳资之间的集体协议等原因所引起的“自愿性”失业的范畴之中。

如此说来又引出了我的两点看法：第一点是关于劳动者对实质工资和相应的货币工资的真实态度，不过这一点在理论上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第二点。

让我们暂时做这样一个假设：劳工们不打算为较低的货币工资而就业，现行的货币工资水平的降低将导致一些在业人员通过罢工或其他方式离开劳动力市场。但是我们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行的实质工资水平准确地衡量了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未必。因为，降低现行货币工资，固然可以导致一部分劳工退出劳工市场，但是由于工资物品的价格上升，以工资物品来换算的现行货币工资的价值的下降却不一定造成同样的结果。换句话说，也许在某种范围之内，劳动者所要求的乃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而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真实工资。古典学派总是不公开地假设这点并不会引起他们的理论发生什么较大的变化，实则不然。因为，如果劳动力的供给并不是以真实工资为唯一自变量的函数，那么他们的论证就根本站不住脚，实际就业量也就变得难以确定。[5]
古典学派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除非劳动力的供应成为真实工资的唯一函数，否则他们劳动力的供应曲线，将会随着每一次价格变动而变动。因此可以说，他们的方法是与他们的特殊假设分不开的，不能用来处理一般的情况。

现在日常的经验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们：劳动者坚持要求的（在一定限度内）是货币工资而不是实质工资，这种情况绝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通则。尽管劳动者经常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也并不是每次工资物品价格上涨他们都要丢弃工作不干。有时人们会说，劳动者只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而不抵制实质工资的下降似乎不符合逻辑。下面（本章第3节）我们将列举理由说明这并不是像看上去那样的不符合逻辑。而且，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幸亏如此。但是，不论这种做法是否符合逻辑，经验表明劳动者实际上就是这样行事的。

如果说经济萧条时期出现的失业现象，是因为工人不肯接受降低货币工资而引起的，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如果说美国1932年的失业现象是因为劳动者坚持反对货币工资的下降，或者坚持要求一个超过经济机构的生产能力所能承担的实质工资造成的，也十分牵强附会。在劳动者最低限度的实际要求及其生产力均无明显变化的前提下，就业量却往往有较大幅度的变化。劳动者在经济萧条时期也并不比在经济繁荣时期更为蛮横无理，甚至远非如此。劳动者的体力劳动量在经济萧条时期也不见得比在经济繁荣时期更小。这些来自经验的事实完全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古典学派的分析的适当性。

观察一下关于货币工资的变化与实质工资的变化之间关系的统计研究的结果，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如果变化只限于某一特定的行业，那么实质工资的变化与货币工资的变化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同一方向上。如果工资的普遍水准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我们将发现实质工资的变化与货币工资的变化，不仅在方向上不同，而且往往相反。这也就是说，当货币工资上升时，实质工资反而下降。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质工资反而上升。这是因为在短时期内，货币工资的下降与实质工资的上升，都有各自的原因可能受到就业量低的影响。在就业量降低的情况下，劳动者比较容易接受减薪。当生产量减少而资本设备不变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增大，实质工资就要增加。

诚然，如果现行实质工资已经到了最低限度，要再比它低，无论如何也不会使愿意就业的人数多于现在已经就业的人数。这样，除了摩擦性失业之外就不会有非自愿性的失业。但是，认为情况一定如此，也未必近情理。因为，即使工资物品的价格上涨导致实质工资下降，我们仍然可以在现行货币工资的水平下得到比现在已经就业的人数更多的劳动力。如果这种情况是真实的，那么现行货币工资所能购得的工资物品就不可能准确地表示出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因此，第二个假设难以成立。

不过，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基本的反驳意见。经典学派的第二个假设产生于下面这样一种观念：实质工资完全依赖于劳资双方的工资议价。当然他们也承认工资议价所议的便是货币，甚至他们还得承认劳动者所得到的实质工资并非都与当时相应的货币工资状况无关。不过他们认为，劳资双方的议价可定出货币工资，货币工资可定出实质工资。也就是说，古典理论认为劳方接受降低他们的货币工资，也就等于降低了他们的实质工资。认为货币工资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趋于相等的看法，显然是建立在假设劳动者能够自己决定可以为之工作的实质工资的基础之上的，尽管他们决定不了在这个数量的工资之下进一步就业的人数。

一言以蔽之，传统理论坚持认为劳资双方的工资议价决定着实质工资。因此，只要雇主们之间存在着自由竞争，劳动者中间不存在限制性的联盟，那么在劳动者情愿的情况下，他们就能够使他们的实质工资等同于在此工资标准下雇主所雇人数的边际负效用。如果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理由认为实质工资趋同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

不容忘记的是，古典理论的结论是要适用于全体劳动者，它并不意味着某一个人只要接受他的同伴所拒绝的降薪就能获得被雇用的机会。古典学派又认为他们的结论同样适用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如同适用于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这些结论不仅不取决于一个开放经济体系的某些特征，也不取决于某个国家削减货币工资对其外贸所造成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这些结论同样也不是建立在由对银行制度和信用状况产生一定影响的实质工资总支出减少所造成的间接效果之上，这种间接效果我们还要在第19章中详加讨论。他们的结论是建立在下面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之上的：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货币工资一般水准的降低，至少在短时期内必然引起货币工资的降低，尽管降低的比例不见得相同。这之中可能有例外，但这种例外完全影响不了大局。

实质工资的一般水准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工资议价的假设的正确性并不明显，但让人奇怪的是，多年来几乎没有人企图证明它的正确性，也没有人企图否定它的正确性。原因可能在于这种假设与经典学派的一般论调也是格格不入的。经典学派教导我们相信价格决定于货币形式的边际直接成本，而这一边际直接成本又主要取决于货币工资。如此说来，如果货币工资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相信经典学派将会出来论证价格按照几乎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也会出来论证真实工资与就业水准基本不发生变化。如果说劳动者有什么微小的得失的话，那完全是由于边际成本中有些因素并未发生变化造成的。[6]
经典学派之所以没有按照这种思路研究下去，其原因一部分可能是由于他们认为劳动者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实质工资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一部分可能是由于他们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价格取决于货币量。而且，劳动者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实质工资这一命题，一旦被采纳，就会同另一个命题相混淆。后一个命题是：劳动者总可以自己决定达到充分就业的实质工资的水平。所谓充分就业量就是在给定的实质工资条件下所能有的最大就业量。

总括起来说，我们将要对经典学派的理论提出两点反驳意见。第一点关系到劳动者的实际行为。一般说来，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物价上涨所引起的实质工资的下降，并不会导致现行货币工资制度下劳动力的供应量低于涨价前的实际就业量。如果认为在现行货币工资制度下劳动力的供应量可能低于涨价前的就业量，那就无异于在说现行货币工资制度下愿意工作而实际并未就业的人，只要生活费略有提高就不愿意再去谋求职业。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奇谈怪论，竟然会构成庇古教授大作《失业论》的基础，[7]
并为所有正统派学者默认。

我们的第二点反驳意见就更为尖锐了，这种反驳意见的基本点是我们不承认实质工资的一般水平会受工资议价的左右。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继续讨论。经典学派的理论作出这样的一个假设实际上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全体劳动者也许不会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准所能兑换的工资物品，与目前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也不会有什么办法通过工资议价时货币工资的修改而使实质工资降至某种水平。这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将要指出的是：决定实质工资一般水平的主要是一些其他的力量。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将是本书的主题之一。我们将证明，对于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经济体制在这一方面的基本误解是如何产生并逐步加深的。

三

个人或团体之间关于货币工资的争论，尽管常常被认为是决定实质工资一般水平的，但实际上，它是与另外一个事情分不开的。由于劳动力的流动不可能尽善尽美，在各不相同的行业净收益也不趋于完全相同，所以，任何愿意把自己的货币工资降低到别人之下的个人或团体，其实质工资都将必然会相应降低。对于他们来说，有充分的理由不去那样做。从另一方面讲，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同样要影响到全体劳动者，要对每一次由此而引起的实质工资的降低都加以抑制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只要由此而引起的实质工资的降低不达到极端的程度，一般是不会受到抑制的。再说，对某个行业的货币工资的降低进行抑制，并不像对每次实质工资的降低进行抑制那样严重地阻碍了总就业量的增加。

换句话说，关于货币工资的争论，主要影响着实质工资总量在不同的劳动团体间的分配，而不是就业人员实质工资的单位平均值，这要取决于另外一组力量，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讲到。劳动团体的作用只在保障其相应的实质工资，而实质工资的一般水平则取决于经济体系中某些其他的力量。

幸运的是，劳动者尽管是不自觉地，但却本能地是一些比经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更懂得经济的人。因为他们一贯抑制那些很少甚至从来不普及每个人头上的货币工资的降低，虽然现行工资所能买到的实物还超过目前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然而他们并不抑制那些可以增加总就业量并保持相应货币工资不变的实质工资的降低，除非实质工资的降低程度过大，使得实质工资低于目前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每个工会都要对货币工资的降低进行抵制，不管其降低的幅度可能是多么的小。但工会也并不想在每次生活费用略有上涨时就举行罢工，所以工会也没有像经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阻挠就业量的增加。

四

我们现在必须对第三种形式的失业，即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性的失业下一个定义。经典学派的理论是不承认有这种形式的失业存在的。

我们所说的“非自愿”性的失业，并不是指劳动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例如，我们不会因为人可以每天工作10个小时，就把8小时工作日称为“非自愿”性失业。我们也不能把有些人宁愿不工作也不肯接受低于某种限度的实际报酬的现象称为“非自愿”性失业。另外，将摩擦性失业排除在我们定义的非自愿性失业之外也是一种方便之举。因此，我们的定义可陈述如下：如果工资物品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有轻微的上升，而在现行货币工资制度下劳动力的总需求量与总供给量都增大，那么就会存在非自愿性失业现象。下一章中我们还要给出另外一个定义，不过二者就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参见第3章第1节）。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二个假设中所假定的实质工资等于就业的边际负效用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在实际生活中，没有非自愿性失业现象的存在。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充分就业。摩擦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都与“充分”就业不发生矛盾。我们发现这种解释与经典学派的理论中的某些其他特征十分吻合。经典学派的理论最好被视作是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分配理论。只要经典学派的两大基本假设成立，此处所谓的非自愿性失业就不会存在。如此说来显而易见，失业现象不是由于在职业变换过程中工作的暂时中断，就是由于专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致使工作需要时续时断，此外还可能是由于工会采取排外政策，不允许工会以外的工人就业。经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由于没有注意到其理论背后的特殊假定，必然会得出完全符合逻辑的结论：所有的失业（除了上述的例外之外）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失业者拒绝接受与其边际生产力相应的报酬造成的。一个经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可能会同情工人们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降低，他也会承认，为了维持一时的局面而降低工资，也许未必是明智之举，但由于科学研究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他还是得实事求是地说：拒绝接受降低了的货币工资是一切麻烦的根源。

显然，如果经典学派的理论只适用于充分就业的情形，那么把它应用于非自愿性失业问题上就会一错再错。但是，谁又能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呢？经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恰似欧几里得几何学家生活在非欧几里得的世界里，当他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两条看来是平行的直线会相交时，就要抱怨这两条线为什么直线不直走。在他们看来，直线直行乃是避免二线不幸发生碰撞的唯一办法。然而，事实上除了放弃平行公理，另创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外，别无他途。今日的经济学也需要类似的改造。我们需要推翻经典学派理论的第二个假设，创造出一个严格包含非自愿性失业可能存在的经济体系的行为规则。

五

在强调我们与经典体系不同之处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忽视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那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他们的第一个假设，并且也像经典学派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对它进行一下修正。这样，我们有必要先停下一会儿，研究一下这个假设的内涵。

这个假设说：在给定的组织、设备与技术条件下，实质工资与产量（亦即实质工资与就业量）之间存在着某种单一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就业量增加时，实质工资率就必然下降。因此，我也不反对这个经典学派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可反驳的重要事实。在给定的组织、设备和技术条件下，一个单位劳动力（aunit of labour）所赚的实质工资与就业量存在着一种单一的（相反的）关系。因此，如果就业量增加，在短时期内，单位劳动力所得工资能购买到的工资物品必然会减少，但利润却会增加。[8]

其实，这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命题的反面，这个命题叙述起来应该是：在短时期设备等假定不变的情况下，行业常受报酬递减律的支配，即当就业量增加时，工资物品行业的边际产出（它决定着实质工资）就必然减少。的确，只要这个命题成立，任何增加就业量的方法必然会同时导致边际产出的减少，因此也就是导致了以这种产出来衡量的工资率的下降。

然而，当我们把经典学派的第二个假设推翻之后，出现的局面将是：当就业量减少时，劳动者固然可以得到能购买更多工资物品的工资，然而就业量的减少，却不一定是因为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而引起的。而且劳动者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也未必是解决失业问题的良好对策。这里我们虽然涉及了工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但还不是对它们详加讨论的时候，这要等到本书写到第19章及其附录的时候再重新详细谈起。

六

自从萨伊和李嘉图时代以来，经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都在谆谆教导我们：供给创造它自己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他们说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想表明全部生产成本必然直接或间接地用在购买该产品上，但是他们毕竟没有说清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这个学说做了清楚的表述：

凡是用来购买商品的，只是商品。每个人所用来购买他人产品的，只是他自己所有的产品。就字面意义来讲，所有的卖者必然是买者。假设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突然增加了一倍，那么每个市场的商品供应量也就增加了一倍，人们的购买力也会同时增加一倍。这就是说每个人的供应量和需求量都比从前增加了一倍。每个人的购买量也会增加一倍，这是因为每个人可用以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了一倍。[9]

由这一学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假如有人具备消费的条件而不消费，其结果势必使劳动力与商品不再从事于对供给的消费，而从事于资本财富的生产。下面从马歇尔的专著《国内价值的纯粹理论》[10]
摘下来的一段话可以阐明这种传统的看法：

一个人的全部所得是用来购买别人的劳务和商品的。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某人将其所得花掉一部分，储蓄一部分。但在经济学上，大家公认：他所储蓄下来的那一部分所得，也将用于购买劳务和商品，同他花掉的那一部分相比，没有什么两样。当他购买劳务和商品，用于现在的享受时，我们称之为消费。当他购买劳务和商品用于生产财富，希望以此财富取得未来的享受时，我们称之为储蓄。

类似的引文在马歇尔后期的著作[11]
或埃奇沃思或庇古教授的著作中都不易找到了。这种学说如今已不再以当初那样简陋的形式出现了。不过它仍然是整个经典学派理论的基础，没有它，整个经典学派的理论就要崩溃。当代的经济学家也许不会完全接受穆勒，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以穆勒理论为前提的某些结论。以庇古教授为例，他在绝大多数的著作中，始终坚持认为，除了能够引起若干摩擦阻力而外，有没有货币，没有多大差别。现在的经济学家完全可以像穆勒那样，根据实物交换的情形来制定生产与就业的理论，然后再随随便便地引入货币——这就是经典学派传统观点的现代说法。当代的思想仍然深深扎根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中：人不是以这种方式花钱，就是以另一种方式花钱。[12]
战后的经济学家，很少有能始终如一坚持这种观点的，因为他们今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相反思潮的影响，与此同时，某些与他们从前的观点明显不同的经验和事实，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13]
不过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完全接受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因而也没有修改其基本学说。

首先，从认为不存在交易概念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经济体系中得出来的这些结论，可能一直被错误地类推应用到我们现实经济体系中来。在鲁宾逊·克鲁索的体系中，个人消费的或者储蓄的作为生产活动之结果的工资所得，千真万确是他自己唯一的生产实物。除此之外，认为产品成本总是在总体上能为产品销售所得收益所弥补的结论，之所以能令人深信不疑，是由于它很难与另一个外表相似却又不容置疑的命题区别开来，这个命题便是：社会的全部成员在生产活动中的所得总额在价值上正好等于其产值。

同样道理，人们会很自然地设想，一个人在不索取他人的情况下使自己致富的行为，也会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因此（如前援引马歇尔之语所言），个人的储蓄行为势必会导致平行的投资行为。同上面一样，这个命题又与另一个表面相似却又不容置疑的命题相混淆，这后一命题是：个人财富净增量的总和恰好等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净增量。

然而，那些这样考虑问题的人都是受了某种幻觉的蒙骗，这种幻觉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活动。他们错误地以为，决定现在不消费与决定留着将来消费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其实，决定后者的动机，与决定前者的动机是迥然不同的。

总产量的需求价格等于其供应价格的命题，被视为经典学派理论的“平行公理”。承认了这一点，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就会层出不穷。例如：认为个人和国家的节俭是社会的美德的节俭论，对利率持传统态度的利率论，古典的失业论，货币数量说，主张自由放任的国际贸易论等就会接踵而至。关于这些，我们以后都要论及。

七

在本章的各节中，我们依次指出了经典学派理论所基于的三个假设：

1.实质工资等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2.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

3.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就是说，在产量与就业量处于任何水平的情况下，总需求价格总是等于总供给价格。

这三个假设实为一体，存亡与共。其中的任何一个在逻辑上都必然蕴含另外两个。

[1]
这是李嘉图的传统。李嘉图曾明确表示，他对国民所得的数量，正像它不同于国民所得之分配一样，都丝毫不感兴趣。他的这种态度，充分说明了他有自知之明。他的后继者，缺乏这种敏锐的观察力，用古典理论来讨论财富的本源问题。李嘉图于1820年10月9日致马尔萨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您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性质和本源的，而我则认为它是研究决定社会各阶层共同合作生产出来的产品分配到各个阶层去的法则。关于数量，实在没有什么法则可言，但关于分配的比例，完全可以找出一个相当准确的法则。我越来越觉得，探讨前者是徒劳无益的，研究后者才是这门科学的真正的课题。”

[2]
例如，庇古教授在《福利经济学》（第4版第129页）中所说（文中有一句话是我为了强调而改用黑体印出的）：“在整个讨论中，除非对方有明确的声明，否则我将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某些资源的非自愿失业的普遍存在。这并不影响论证的实质，
反而可以简化其说法。”这样，与李嘉图明确放弃任何讨论整个国民所得数量问题的企图的同时，庇古教授在其讨论国民所得的专著中却坚持说，无论非自愿失业存在与否，同一理论都是适用的。

[3]
关于庇古教授的《失业论》，在第19章的附录中将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4]
请参阅上文关于庇古教授的脚注中的庇古教授著作的引文。

[5]
关于这一点，在后面第19章的附录中将有详细的论述。

[6]
我认为这种论点的确包涵了很大真实的成分，尽管货币工资变化的最后结果可能非常复杂。在第19章中我们还要进一步论述这一点。

[7]
参阅第19章的附录。

[8]
此论证明如下：假设有n个人被雇，第n个人的增产量为每日1斗，则每日工资的购买力为1斗。如果第（n+1）人的增产量为每日9升，那么，除非粮食的价格与工资相比有相对的提高，使得每日工资的购买力只有9升，否则就业量就不可能增加到（n+1）人。工资总数从前为n斗，如今则为
（n+1）斗。所以当就业量增加1人时，肯定会使已就业者的一部分所得，转移到雇主手中。

[9]
摘自《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卷第14章第2节。

[10]
第34页。

[11]
霍布森（J.A.Hobson）先生在其所著《工业生理学》（第102页）中，在引用了上述穆勒的一段话之后指出：马歇尔于其《工业经济学》第154页做过如下的按语：“人虽然有购买能力，但不一定使用。”霍布森接着说：“马歇尔没有认识到这种做法的重要性。他假装认为这种情形只有在恐慌的时期才会发生。”从马歇尔后期的著作来看，这倒是一句公正评语。

[12]
马歇尔夫妇所著《工业经济学》一书中第17页有如下一段话：“用不耐穿的布料做衣服，对商业是不利的。因为如果人们不把钱花在购买新衣服上，他们会有别的花钱法使劳动者就业。”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又引用了马歇尔早期著作中的话。当马歇尔写作《经济学原理》一书时，他已经开始怀疑这种说法了，致使他在阐述过程中处处小心谨慎，尽量采取躲避的处理方法。但他始终未能将这种陈旧的观念彻底从他的基本思想中排除掉。

[13]
罗宾斯（Robbins）教授超群之处在于唯有他一人始终保持其思想体系的一致性。他的实际建议是与他的理论相符合的。

第3章　有效需求原理

一

我们首先要用到几个术语，这几个术语的精确定义我们以后再下。在技术、资源与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一个雇主如果雇用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有两种开支：第一种是他为生产要素（不包括其他雇主）所提供的当前服务而付给它的开支，我们称它为该就业量的要素成本。第二种是他为购买其他雇主的产品而付给他的开支，以及他使用机器设备不让其闲置而发生的折旧费。我们称这种开支为该就业量的使用者成本。[1]
最后的产值超过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的那一部分就是利润，或者按照我们的叫法称之为雇主的收入。要素成本在雇主看来当然是一种成本，但在生产要素本身看来却是它的所得。因此，要素成本与雇主的利润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由雇主所雇的这些劳动力所得的总收入。雇主在决定雇多少个劳动力时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为着眼点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站在雇主的立场，把一定就业量所产生的总收入（要素成本加利润）看作是这一就业量的收益。从另一方面讲，一定就业量所创造产物的总供给价格[2]
是雇主的预期收益，正是这预期收益使雇主认为提供这样一个就业量是值得的。[3]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每单位就业量的技术、资源和要素成本皆不变的情况下，每一个厂家、每一个行业或社会总体的就业量，决定于雇主对相应产量所能带来的收益的预期。[4]
雇主们必须设法使就业量达到某一水准，在该水准上，预期收益将最大限度地超过要素成本。

设Z为雇用N个人所生产产品的总供给价格，那么Z与N的关系可表达为z=φ（N），这可称之为总供给函数。[5]
同样，设D为雇主所预期的由雇用N个人所获得的收益，那么D与N的关系可表达为D=f（N），这可称之为总需求函数。

现假设N为一个给定的值，预期收益大于总供给价格。即D大于Z，雇主见有利可图，必欲增加雇Z的人数，必要时不惜提高价格，争购生产要素，直至N值使Z等于D时方肯罢休。因此，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的相交点，因为只有在这一点上雇主的预期利润才能达到最高值。D在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交点上的值，即有效需求（the effective demand）。这就是就业一般理论的要旨。以后各章将主要讨论决定这两个函数的各种因素。

从另一方面讲，笼统地表述为“供给自创需求”并继续构成所有正统经济理论基础的经典学说，在这两个函数关系上作了一个特殊的假定。因为“供给自创需求”这句话就是在说：不论N取何值，即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怎样的水平上，f（N）和φ（N）总是相等。而且，当N增加，Z［=φ（N）］增加时，D［=f（N）］也必然与Z作同量的增加。换句话说，经典理论假定，总需求价格（或收益）与总供给价格相适应，所以不论N取何值，收益D总与总供给价格Z相等。这就是说，有效需求不是只有唯一一个均衡值，而是有无数个均衡值，而且每一个值都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所以在就业量变得不确定的时候，唯有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能给就业量确立一个最高限度。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雇主间的竞争必然使就业量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在这个程度上，总产量的供给不再有弹性。即当有效需求的值进一步增加时，产量不会再增加了。显然，这就是充分就业。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以劳动者的行为给充分就业下过一个定义。我们现在达到了另外一个等值标准：即当对劳动力产出的有效需求增加时，总就业量不再增加了。萨伊定律所说的不论产量在什么水平，总产量的总需求价格总是等于其总供给价格，实际上这也就等于说，社会上不存在阻挠充分就业的力量。然而，如果关于总供需函数没有这样一条真实的定律，那么经济理论就会缺少重要的一章，所有关于就业量的讨论就纯属徒劳了。

二

在现阶段，把以后各章所要详加阐明的就业理论先作一个简要的总结，也许对读者有所帮助，尽管其中有些内容也许并不大容易理解。我们所用到的各种术语以后都要详加定义。在这个总结中，我们假定每个雇员的货币工资和其他要素成本不变。这些假定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才设定的，以后可以取消。这种论证方法的本质特征在于，不管货币工资等因素是否改变，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我们的理论可以简述如下：当就业量增加时，总实际所得也要增加。但社会心理往往都会是这样：当总实际所得增加时，总消费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得那么多。所以如果整个就业量都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量，雇主们就要蒙受损失。因此，要维持一定的就业量，当前的投资量必须足以吸收在这个就业量下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因为如果投资量小于这个量，则雇主们的收入将不足以诱惑他们提供这一就业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假定社会的消费倾向不变，那么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取决于当前的投资，在这一均衡水平上雇主们既不想扩大也不想缩小其雇用的人数。当前的投资量还取决于投资诱惑，投资诱惑又取决于两组势力的相互关系，第一组为资本的边际效率表，第二组则为各种期限不同、风险不同的贷款利率。

如果假定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不变，那么只有一个就业水平与均衡相符合。因为任何其他水平都将导致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与它的总需求价格不一致。这一水平不能大于充分就业，即实质工资不能小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但一般说来，我们并没有理由可以期望这一均衡水平等于充分就业。与充分就业相吻合的有效需求只是一个特殊情况，仅当消费倾向与投资诱惑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时才能实现。符合经典学派理论之假定的这种特殊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最理想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偶然巧合或者经有意设计，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使当前的投资量恰好等于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与社会消费之差时才能存在。

这一理论司以归纳成以下几个命题：

1.在技术、资源和成本给定的情况下，收入（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取决于就业量N。

2.社会收入与社会消费量（以D1
来表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心理特征。这种关系我们称之为消费倾向。也就是说，消费量取决于总收入的水平，因而也就是取决于就业量N的水平，除非消费倾向发生变化。

3.雇主决定雇用劳动力的人数N取决于D1
与D2
之和D。D1
是预期的社会消费量，D2
是预期的新投资量。D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有效需求。

4.由于D1
+D2
=D=φ（N），式中φ为总供给函数，而且，正如我们在第2点所看到的那样，因D1
是N的函数，我们可以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示成χ（N），而且χ（N）还取决于消费倾向，由此可推出φ（N）-χ（N）=D2
。

5.因此　，均衡就业量取决于：①总供给函数，φ，②消费倾向，χ，③投资量，D2
。这就是就业一般理论的精髓。

6.工资物品工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随N值的增加而递减，前者还决定着实质工资。所以，上面第5点受以下条件限制：当实质工资降低到与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相等时，N就达到其最大值。因此，并不是D取任何值都能使货币工资保持不变。所以，摈弃这样的假定，对于维护我们理论的全面性是十分必要的。

7.根据经典学派的理论，不论N为何值，D都等于φ（N），所以只要N小于其最大值，就业量都在中立均衡状态。雇主们之间的竞争力可以使N达到最大值。从经典学派的理论看，只有这一点才可能是稳定均衡点。

8.当就业增加时，D1
也会增加，但没有D增加得多。因为当我们的收入增加时，我们的消费也随之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那样快。解决我们实际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心理法则上。因为按照这个法则我们可以得出：就业量越大，相应产量的总供给价格（Z）与雇主预期从消费者身上收回的那部分（D1
）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所以，如果消费倾向不发生变化，就业量也不会有什么增加，除非D2
不断增加，用以弥补Z与D1
之间逐渐拉开的差别。因此，除非真像经典学派理论所假定的那样，当就业增加时，总会有一些力量使D2
增加，并足以弥补Z与D1
之间逐渐拉开的距离。否则，在N可能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经济体系就达到了稳定均衡状态。N的实际水平就不在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的交点上。

如此说来，就业量并不取决于以实质工资来衡量的劳动力边际负效用。在给定实质工资的情况下所可能有的劳动力供给量，只决定就业量的最高水平。就业量取决于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就业量还与一定水平的实质工资有着一定的关系，而不是相反。如果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率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那么，就业的实际水平将低于现行实质工资制度下所可能得到的劳动力供给量，而且，均衡实质工资将大于均衡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这种分析，对为什么会有能富而不富的矛盾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因为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就足以甚至经常会使就业量的增长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前停止。尽管劳动力的边际产物在价值上超过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但有效需求的不足常常阻碍生产的进程。

而且，社会越富有，其实际产量与可能产量之间的差别就越大，因而经济体制的弱点就暴露得更明显，甚至令人感到愤慨。对于一个贫穷的社会来说，其产品的大部分都用于消费，因而只要有小量的投资就可以造成充分的就业。反之，在一个富庶的社会中，如果富人的储蓄倾向与穷人的就业量不发生冲突，那么投资的机会就要比在贫穷的社会中多得多。如果在一个潜在富裕的社会中，投资诱惑较弱，尽管这个社会富裕的潜在性很大，有效需求原则仍将迫使它减少其实质产量，直至会使这个社会达到如此贫穷的程度，令其实质产量超过消费量的那一部分削减到适应于其微弱的投资诱惑。

但情况的不幸更有甚于此者。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不仅消费的边际倾向[6]
较弱，而且由于它的资本积累较大，致使进一步投资的机会也变小，除非利率迅速下降。这又涉及利息论，以及为什么利率不能自动降到适当水平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第四卷中讨论。

对消费倾向的分析、对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定义以及关于利率的理论，构成了我们现有知识中的三大必须弥补的漏洞。当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找到了价格理论的适当位置，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一般理论的附属品的适当位置。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发现货币在利率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我们也将致力于认清货币不同于其他任何物品的特殊性。

三

总需求函数完全可以置之不论，这也是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基本观点。一百多年来，我们所承袭的经济学都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的。诚然，马尔萨斯曾经强烈反对过李嘉图认为有效需求不可能不足的学说，但是无济于事。因为马尔萨斯不能明确地解释（除了借助一些日常观察到的事实之外）有效需求为什么不足或过剩，以及怎么会不足或过剩，他自己的观点形成不了一个学说。李嘉图却完全征服了英国，就像异教裁判所征服了西班牙一样。他的学说不仅为金融界、政治家和学术界所接受，而且有关它正确与否的争论也就此终结。与其不同的各种观点一时销声匿迹，不再有人讨论。马尔萨斯无力解决的有效需求这一大难题从此不再在经济学的文献中出现。在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手中，经典学派的理论已登峰造极，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却只字未提有效需求。这个概念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盖赛尔或道格拉斯少校这些不入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

李嘉图大获全胜实在有些神秘莫解。很可能是由于这个学说非常适合社会环境。从这个学说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常人所预期的大不相同，我想这反倒增加了它的学术权威。这个学说应用到生活实践时往往是严酷而令人难以忍受的，这反而使人信以为是苦口的良药。以此学说为基础，可以建立起庞大的、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上层结构。从而增加了它的美感。它可以把社会的不公平与残酷解释成为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偶然事件，这正好迎合了统治者的心理。它还为资本家的自由企业辩护，因此又得到了当权者身后在社会上占有支配地位人士的支持。

尽管这个学说直到最后也不曾引起正统经济学家的怀疑，但用它所进行的科学预测都遭受了惨败，因而其名声也大受损伤。马尔萨斯以后的一些职业经济学家并没有发现其理论与事实不符而采取行动，但普通人却已经觉察到了这种不符的情形。结果他们逐渐失去了对经济学家的敬仰。在人们的心目中经济学家无法与科学家相比，其原因不外是科学家的理论能得到实践的验证，而经济学家的理论则不然。

传统经济学理论向来以乐观著称于世，经济学家也往往被人们看成是甘迪德一类的人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去开垦他的园地，并教导人们说：“只要听其自然，一切都会在这个世界上以最好的形式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我认为是由于他们忽视了一点：有效需求不足可以妨碍经济繁荣。如果一个社会的运行，完全像经典学派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那么社会资源的就业量显然有走向最适度水平的自然趋势。经典学派的理论也许代表了我们对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期望。然而，要是经济体制果真这样运行起来，那也就等于把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都假定不存在了。

[1]
第6章将给出使用者成本的精确定义。

[2]
不可与通常意义的一单位产品的供给价格混为一谈。

[3]
读者将会看到，我们将使用者成本排除在特定产量的收益与总供给价格之外，这样一来，这些术语将被理解为不含使用者成本在内。但是购买者在所付的总额中不可能不包括使用者成本。这种做法为什么方便，我们将在第6章中给予解释。关键在于不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的总收益与总供给价格可以得到一个准确无误的定义。反之，由于使用者成本显然与工业综合程度和雇主间相互购买有关，因此给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的买者所付总数下一个定义，其难度是很大的，甚至在定义一个厂商的通常意义上的供给价格都存在着类似的困难。而且在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复计问题，而且过去我们对这些问题也没有重视过。如果一定要把使用者成本包括在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之内，那么要克服重复计算的麻烦，只能对工业界的综合程度作特别的假定，依其产品（消费品或资本品）的性质将工业分类。但是这种办法既繁纷复杂，又与事实不相符合。如果总供给价格不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这些困难也就不会出现了。读者还是等到第6章及其附录，再看更为详细的讨论吧。

[4]
当雇主决定其生产规模时，对于某种特定产量的售价，并不是只有一个确切的预期，而是有好几个假想预期，每个预期的或然性与确定性的程度都各不相同。雇主对收益的预期，在我看来，假设这种预期非常确定，那么由此所产生的行为，完全与这个雇主在实际预期状态——即一堆空泛而程度不等的可能性——中所作的决定相同。

[5]
在第20章中，一个与此关系密切的函数将被我们称之为就业函数。

[6]
其定义见第10章所述。

第二卷　定义与观念

第4章　单位的选择

一

在这一章和接下去的三章中，我们将致力于澄清一些疑难，这些疑难对我们专门要讨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这八章只能算是题外话，暂时使我们的思路偏离一下主题。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讨论这些疑难，主要是因为别人对这些疑难的处理方法并不适用于我们的研究程序。

二

经济学家常用的几个单位不能令人满意。这一现象可以用国民收入、实际资本的数量以及一般价格水平这三个概念为例来说明。

1.国民收入，按照马歇尔和庇古教授的定义，[1]
只衡量了现期产量或实际收入，而没有衡量产量的价值或货币收入。[2]
而且，国民收入是一个纯净的概念，必须从现期产品中减去现期开始时已有的资本设备在现期中所蒙受的损耗，二者之差才是国民收入，才是社会资源的纯净增加量，它可以用于消费或留作资本。经济学家想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一个量的科学。但是以此为目的所下的定义必将遭到激烈的反驳。因为社会物品的产量与服务并非是一个同源的复合体，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严格说来是不能衡量的。例如所有的产品都以相同的比例增加，就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2.当我们为了计算净产量而努力测量资本设备的纯净增加量时，困难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基础，然后才能对新资本项目与现期内损耗的旧项目进行数量比较。为了计算纯净国民收入，庇古教授[3]
减去了“可以视为正常的折旧等，至于何为正常，则要看这些损耗是否经常发生，如果不能说得很详细，至少也能说出个大概”。又因为这种减法没有以货币为计算单位，所以，庇古教授是在做这样的假定：物质虽然没变，但物质的量已经变化了，也就是说，他还是暗地里引进了价值改变这个概念。而且，当生产技术改变，新的资本设备与旧的设备不同时，庇古教授也想不出什么较好的方法[4]
来比较新旧两种设备的价值。我相信庇古教授所追求的概念，在经济分析上是一个正确而适当的概念。但在没有采用令人满意的单位体系之前，要想对这个概念下一精确的定义是没有可能的。要把一个真实产量与另一个真实产量相比，然后再通过新产的资本设备项目来抵消旧的。以消耗了的项目来计算净产量，实在是一个难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3.众所周知，一般物价水平是个涵义空泛的概念，难以精确定义，因而不适用于精确的因果分析。

然而这些困难也确实被看作是“谜”，人们把它们当作是一些无法解决的“纯粹理论上的难题”。它们从来不曾以任何方式妨碍过商业决策，或者困扰过商业决策者，也与经济事态的因果程序不发生任何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些概念不仅不准确，而且不必要。显然，数量分析不能使用数量模糊的概念。而且，一旦进行了数量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没有这些概念反倒使分析顺利不少。

两组在数量上无法比较的东西本身就构不成进行数量分析的条件。但这种情况并不妨碍我们进行一些粗略的统计比较，这种比较是建立在某种广泛的判断而不是严格的计算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一定限度内，统计的比较还是有意义和有效的。但诸如净实际产量，物价的一般水平等概念最好还是从历史的或者统计的角度加以叙述，其目的也不过是满足历史的和社会的好奇。因为，绝对的准确就显得既不平常又不必要。但因果分析是要求绝对准确的，不论我们对有关数量的实际值知道得是否完全准确。说今天的净产量大于十年前或一年前，而物价水平则低于十年前或一年前，与说维多利亚女王以女王论比伊丽莎白女王好，以女人论则不见得比伊丽莎白快乐，性质完全是类似的，话的本身并非没有意义，也不是没有趣味，只是不适于作数量分析的材料。如果我们要用如此空泛、非量化的概念来作为数量分析的基础，那么我们计算的精确度是丝毫也靠不住的。

三

我们一定要记住，在每一个特定的情况下，雇主总是关心以什么样的规模来运用给定的资本设备。当我们说对需求增长的预期，即总需求函数的提高将导致总产量的增加时，这实质上是在说厂商将在同一资本设备上雇用较多的劳动力。如果只是对一个工厂或者是只生产一种产品的企业，只要我们愿意的话，还是可以合法地谈论其产量的增减。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工厂的生产活动都加在一起考虑，则除非用特定资本设备上的就业量为标准，否则我们难以精确地谈论产量的增减问题。在这里用不着社会总产量和一般物价水平这两个概念，因为我们不需要对当前总产量作一绝对衡量，用来比较当前产量与不同资本设备和不同就业量所能产出的产量之间的大小。如果为了叙述方便或者作一粗略的比较，我们要谈产量的增减问题，必须依赖一特定资本设备上的相应就业量将是由此而生产的产量的良好指数这样一个一般的假设。换句话说，我们假定二者同时增加或者同时减少，尽管二者之间并没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因此，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建议只引进两个数量单位，即币值量（quantities of moneyvalue）和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性的，后者则可以变成齐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动等级和劳动种类的薪水相对稳定，为计算就业量方便起见，我们就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动力的就业量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动力的就业量则根据所得报酬的多少而定。这也就是说，如果一小时特种劳动力的报酬为一小时普通劳动力的两倍，那么其就业量可计为两个单位。衡量就业量的单位我们称之为劳动力单位（labour-unit），一劳动力单位所得货币工资，称之为工资单位（wage-unit） 。[5]
故设E为工资及薪水支出，W为工资单位，N为就业量，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表达为E=N·W。

尽管每个工人的特殊技能及其对各种职业的适应性明显不同，但仅凭这一事实还不足以推翻我们的假定：劳动力供给是齐性的。因为，如果工人的报酬与其效率成一定比例，那么，由于我们在计算劳动力供给时是根据其报酬而定的，所以说这种效率的差异已经计算在内了。另外，当产量增加，一工厂所增雇的工人对其工作逐渐不适应时，雇主付出一工资单位所得到的工作效率就会逐渐降低。这只是使特定资本设备所雇劳动力渐增而该资本设备的（边际）产量递减的诸多因素中的一种。换句话说，我们把报酬相同、效率不同这一劳动力的不齐性包括在资本设备中，并把它看成是资本设备所具有的性能。所以当产量增加时，我们不认为是劳动力逐渐不适于利用一个齐性的资本设备，而认为是该资本设备逐渐不适于雇用劳动力。因此，如果专业工人或熟练工人没有剩余，那么就要雇用一批不太适合的工人，从而导致产品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提高。这等于是说：当就业量增加时，该资本设备的报酬的递减速度，与有这类劳动力剩余时相比更为加大。[6]
如果各种劳动力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彼此间无法替代，即使在这种极端的情形下，也不会出现什么麻烦。因为这无异于说：当专门适于使用某种资本设备的劳动力都已用光时，该类设备上的产品供给弹性实际已降低到零。[7]
这样，除非各种劳动力的相对报酬非常不稳定，否则假定劳动力齐性并不困难。即使相对报酬极不稳定时，我们也有处理的办法：只要我们假定劳动力供给以及总供给函数的形状都可能发生快速的改变。

我认为，当我们讨论整个经济体系的行为时，如果我们只采用两个单位，即货币和劳动力，那么我们就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但在单独分析一个工厂或一个行业的产量时，则不妨采用特殊的单位。以衡量该厂或该行业的产量与设备。关于总产量、总资本量以及物价的一般水平之类的空泛概念，则留待作历史比较时再用，因为在某种（也许相当宽的）限度之内，历史的比较本来就无须精确，只要大致不错就可以了。

由此我们将根据现有资本设备上的工作时间（不管是用来满足消费，还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多少来衡量当前产量的变动。技术工人的工作时间则根据其所得报酬而定。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产量与由另一组工人和资本设备所生产出来的另一个产量作数量上的比较。要预测拥有一定设备的雇主们在总需求函数变动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并不要求我们一定要知道由此所生产的产量、生活水平和一般物价水平，与另一时间或另一国家的生产产量、生活水平及一般物价水平进行什么比较。

四

显然，无论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工厂、一个行业甚至整个经济体系，我们都可以不问产量，只用供给函数以及我们所选定的两个单位来表示供给状况及供给弹性。例如一个工厂的供给函数（一个行业或所有行业的总供给函数也与此相似）可以表示成：

Zr
=φr
（Nr
）

式中，Zr
为预期收益（使用者纯粹成本），对它的预期将导致就业量达到Nr
。因此，如果就业量与产量的关系为Or
=Ψr
（Nr
），即就业量为Nr
时，产量为Or
，那么

这就是通常所谓的供给曲线，式中，Ur
（Nr
）表示就业量在N2
时的（预期）使用者成本。

如此说来，在每种商品都是齐性的情况下，即当Or
=Ψr
（Nr
）有具体意义时，我们也可用通常的方法估计Zr
=φr
（Nr
），我们可使用某种方法将Nr
相加，但在使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不能将Or
相加，因为∑Or
不是一个数量。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一个特定的总就业量分配于各个行业的方法只有一个，即N为N的函数，则问题便可简化。

[1]
请参阅庇古《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全书，着重阅读第一篇第3章。

[2]
国民收入虽然应包括一切实际收入，但为方便起见，只包括可以用货币购买的物品和服务。

[3]
《福利经济学》第一篇第5章，论“什么是维持资本完整”，以及他在《经济学杂志》1935年6月号一篇文章中所加的修改。

[4]
参阅哈耶克教授的批评文章，载《经济》杂志1935年8月号第247页。

[5]
如果用X代表以货币计算的数量，则同一数量若用工资单位来表示，我们认为写作Xw
最为方便。

[6]
这是说明为什么当需求增加，甚至在现有资本设备尚有闲置的情况下，产品供给价格仍会增大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假设剩余劳动力向所有雇主提供同等的雇用机会，并且某一企业所雇的劳动力，其所得报酬至少有一部分并不严格依照其效率，而只依照其工作时间（实际情况多半如此），那么，雇用工人的效率降低，而不是内部的不经济，便是说明在产量增加时供给价格仍会提高的典型例子。

[7]
我说不明白通常所用的供给曲线是如何处理上述困难的，因为使用这种曲线的人并没有说明他们的假定。也许他们假定：为某一既定目的而雇用的劳动力严格地视其工作效率而付给报酬。然而这与事实不符。我们之所以把劳动力效率的不同看作是资本设备的性能，其主要理由也许就是因为当产量增加时，盈余也增加，但这一增加量实际上大部分归设备所有者，而不是劳动效率较高的工人。尽管工人们有时也得到了一些好处，例如不易被辞退，较早得到晋升的机会等等。这就是说，效率不同的工人做同一工作，其所得工资很少与其效率成正比。但是不能否认，效率较高的工人的确得到了较高的工资，我的方法已经把这件事实计算在内了，因为在计算就业量时，劳动力的个数是按其所得报酬来计算的。按照我的假定，每当我们讨论某一企业的供给曲线时，必定要发生一些有趣的复杂情况，因为这一供给曲线的形状取决于其他方面对合适劳动力的需求。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忽视这些复杂情况将是不现实的。不过在我们讨论总就业量时，如果我们假定：对应于一定量的有效需求，只存在一种将之分配于各行各业的分配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必考虑这些复杂的情况了。这个假定也不一定就对，有效需求的分配法也许要依引起变化的原因而定。例如，假如同量有效需求的增加，一个是由于消费倾向增大，另一个是由于投资诱惑加强，那么二者所面临的总供给函数也许不同。不过这些都是把我所提出的一般观念作详细分析时所发生的问题，此处不拟再加深究。

第5章　决定产量与就业量的期望值

一

一切生产都是为了最终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然而，在生产者（以消费者为目的）付出成本到最后的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期间，往往要有一段时间间隔，有时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与此同时，雇主（包括我们所说的生产者和投资者）必须尽其所能完成一个最好的期望值，[1]
这些期望值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等到生产者可以供给消费者产品时，消费者愿意付出多少作为代价，雇主（包括生产者和投资者在内）是无法确定的，只可尽其所能做出一些预期。只要雇主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生产，那么他除了依靠这些期望值指导自己的将来之外，别无选择。

我们可以把商务决策所依据的期望值分为两类。某些人或某些工厂，专门作为第一类期望值，另一些则专门作为第二类期望值。第一类是对价格的期望值，即制造商在开始生产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预测这种产品出厂后他可以挣多少钱。从制造商的立场来看，产品可以使用或者可以出售给另一方时，该产品就算制造成功。第二类是关于未来报酬的期望值，雇主在购买（或自己制造）制成品以增加其资本设备时才计算这种期望值。前者可称为短期期望值（short-term expectation），后者可称为长期期望值（long-term expectation）

因此，每个厂家在决定日产量[2]
时将取决于它的短期期望值，也就是对在各种可能的规模下的产品成本与售价的期望值。就是在该产品售给他人作增加资本设备之用，或售给中间商的情况下，这里所谓的短期期望值也将主要受到他人的长期（或中期）期望值的控制。这些期望值将决定着雇主提供的就业量。至于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实际情况，除非它能够影响或修改以后的期望值，否则就与就业量无关。从另一方面讲，当决定第二天的产量时，虽然当时的资本设备、半成品以及生产原料等的存量，是根据先前所作的期望值而置备的，但先前的期望值也与第二天的就业量无关。这就是说，每当作这样的决策时，固然必须参考当时所有的设备与存货，但这种决策主要还是根据当时对未来成本与售价的期望值作出来的。

一般说来，期望值（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的改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会对就业产生明显的影响。由期望值变化所引起的就业量的变化，第一天不同于第二天，第二天不同于第三天，即使期望值不再继续发生变化也是如此。假设短期期望值趋于逆转，那么这一期望值的改变通常说来都不会过于强烈、过于急剧，也不至于给雇主已经开始了的生产过程造成停产的严重后果，尽管根据修正后的期望值，这些生产过程是不应该再继续进行下去的。如果短期期望值趋于好转，那么必须经过一段准备时期，就业量才能达到与修正后的期望值相符合的水平。如果长期期望值趋于逆转，有些设备虽然不需再重新购置，但在没有完全损坏之前，工人尚可用其工作。如果长期期望值趋于好转，则开始时的就业量比资本设备已适应新环境后的就业量也许要高一些。

如果我们假设一种期望值能够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使得这种期望值对就业量充分发挥作用，就是说在这种期望值下，应该就业的人员完全就业，不该就业的人员全部离去。那么，这种稳定的就业量，可称为与此期望值相对应的长期就业水准。[3]
由此可知，尽管期望值常常变化，实际就业量从来就没有达到与现行期望值相对应的长期就业水准的时候，但是，每一个期望值都有一个具体的长期就业水准与之对应。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在期望值有所改变，且没有进一步的改变与之相扰相混的情况下，达到长期状态的过程是怎样的。我们先假定新的长期就业水准高于旧的水准。那么，一般说来，在开始时只有进货速度受到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受到影响的，只是新生产过程的初始阶段。至于消费品产量，以及在期望值改变前就已经开始了的生产过程的后期工作，大体上与从前相同。如果开始时有半成品存在，那么以上结论也许有要修改的地方。在开始阶段，就业量的增加是相当缓慢的。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就业量也跟着逐渐增加。而且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在某阶段就业量可能超过新的长期就业水准。因为，在建立资本以适应新的期望值的过程中，就业量与当前消费量，都可超过长期状态达到以后的水准。所以，期望值的改变，可使就业量逐渐上升，并达到峰值，然后下降至新的长期的水准，即使新的长期水准与旧的长期水准相同也是如此。如果期望值的改变是由于消费方向的改变引起的，并使若干现有生产过程及资本设备不合时宜，那么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再者，如果新的长期就业量小于旧的长期就业量，那么在过渡时期，就业量完全有可能一度低于新的长期水准。所以说，期望值变化这一事实的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就能产生一种循环的波动。在拙著《货币论》一书中，当我论述由于情况变化以致经营资本及流动资本有增有减时，我所讨论的就是这种波动。

达到一个新长期状态的转变过程，即使如上所述没有什么阻碍，但在细节上还是难免出现麻烦的。而且实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预期状态可能常常变化，一个旧的变化尚未充分发生影响之前，一个新的变化可能又出现了。所以，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经济体制中都会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活动存在，所有的活动都是以往各种预期状态的产物。

二

我们的这场讨论，到现在已渐近分晓。从以上所述，我们已明显地看到，任何时候的就业量，在一定意义上，不仅取决于现在的预期状态，还取决于过去某段时间内的许多预期状态。尽管如此，尚未充分发生影响的过去的预期已具体包括在今天的资本设备中，雇主在作今天的决策时必须参考今天的资本设备。而且，过去的状态只有与今天的资本设备发生联系，方能影响今天的决策。所以，尽管有上述情形的存在，今天的就业量还是可以参考今天的资本设备的情况，根据今天的期望值而进行准确描述的。

对目前的长期期望值是难以避而不谈的，但对短期期望值常可略而不论。鉴于修改短期期望值的过程，在实际中往往是逐渐的、连续的，而且大部分是依据实际结果作出的，所以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影响相互交错。产量与就业量固然取决于生产者的短期期望值，而不是取决于过去的结果，但最近的结果都要在决定这些预期的具体内涵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每次在开始生产时都要作一次短期预期，那未免有些太麻烦。而且也要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因为基本情况从一天过渡到另一天并无多大改变。因此，除非生产者有明确的理由，预料到将来必有变化，否则，如果他们预期最近实际结果仍会继续下去，实在是合情入理的。因此，在实践中，以影响就业量而言，当前产量的预期售价大致就是最近产量的实际售价。生产者常常是根据实际结果而不是凭空想象来逐渐改变其预期的。[4]

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如果商品是经久耐用的，那么生产者的短期期望值是建立在投资者的当前长期期望值之上的，而且长期期望值的特点是不能每隔很短的时间就以实际结果来衡量的。而且，长期期望值也会有突然变化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12章中讨论长期期望值的时候，还要详细研究。因此，对当前长期期望值这一因素，我们既不能忽略不论，也不能用实际结果来代替。

[1]
至于如何将这些期望值用销售收入的概念归结成一个等量物，请参阅第4章第2节的脚注。

[2]
这里所说的一日代表最短的时期，过了这个时期，一个厂家对其以前所作关于劳工雇用量的决策还可再作修正。也就是说，所谓一日，乃经济生活中时间的最小有效单位。

[3]
长期就业水准不一定是个常数，这个长期也不一定是静态的。例如：预期财富及人口的增长速度不变可以构成预期不变的一部分。预期不变的唯一条件是现有的期望值应早就被预见到。

[4]
我认为，这里强调雇主在决定生产时所做的期望值的看法，完全符合霍特里先生的论点。他认为在价格尚未降低，或在预期与事实的不符尚未反映为实际损失（相对于预期而言）之前，就业量与进货量乃受存货增加的影响。如果未售存货增加或订货单减少，这就表明前期产量的售价数字已经不能再适用于将来，因此最明智的策略是减少进货量。

第6章　收入、储蓄和投资的定义

一　收　入

在任何一段时间内，一个雇主都要向消费者或其他雇主出售产品换取现金，这笔现金我们用A表示。他也要花一笔钱从其他雇主那里购买一定的产品，我们把这笔开支用A1
表示。这时，他还有一定的资本设备，其中包括半成品、经营资本以及制成品的存货，其总价值为G。

然而，在A+G-A1
中，有一部分并不是本期生产活动的结果，而是本期开始时雇主已有的资本设备。因此，为求得所谓的本期收入，必须从A+G-A1
中减去上期移交下来的资本设备的价值。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计算出这个减数，那么要给收入下一个定义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有两个可用以计算这个减数的原则，每个都有一定的意义。一个与生产有关，另一个与消费有关。让我们依次对它们进行讨论。

1.在一个周期终了时，资本设备的实际价值G，是这个雇主两种相反资金消耗的净结果：一方面，雇主要么从其他雇主手中购置，要么自己加工，以维持并改善其资本设备。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设备要用于制造产品，所以这个资本设备还要蒙受损耗或折旧。即使雇主不将资本设备用于生产，雇主也还得花一笔维修费用，设该费用的最适度的数目为B′，支出了这笔费用之后，资本设备在本期终了时的价值为G′。这就是说，如果雇主不将资本设备用之于生产A，那么G′-B′是可能从上期保存下来的最大净值。这个最大的可能净值超过G-A1
的部分，即（G′-B′）-（G-A1
）乃是衡量因生产A所损耗掉的价值，可称之为A的使用者成本（user cost）。使用者成本可用字母U[1]
来表示。雇主为换取其他生产要素的服务而支付的费用，我们称之为A的要素成本（factor cost）。这一成本从生产要素的立场来看即为收入。如用F表示要素成本，那么U与F的和，称之为产量A的直接成本（prime cost）。

现在我们可以给雇主的收入[2]
下定义了。雇主收入即其本期所售产品的价值减去其直接成本。也就是说，雇主收入即普通所谓毛利（gross profit），毛利视生产规模而定，雇主总想方设法使毛利达到最大值，这种定义与常识相符。又因社会其他人的所得与雇主的要素成本相等，所以总所得就是A-U。

如此定义的收入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数量。而且，由于雇主们在决定雇用多少其他生产要素时，他们总要预期估算所得量与生产要素成本的差额，并设法使之最大化，所以，对就业来说，收入量就有着因果意义。

当然，G-A1有时可能超过G′-B′，致使使用者成本为负数。例如，如果我们恰好选择了这样一个时期：进货不断增加，而产品尚未达到成品及出售阶段，那么，使用者成本就可能是负数。如果我们想象工业的综合程度很高，各个企业都自制其大部分资本设备，而投资量又为正数，那么使用者成本也可能是负数。然而，由于只有当雇主用自己的劳工来增加资本设备时，使用者成本方能为负数，所以在一个分工经济体系中，资本设备的使用人与制造人常常不属于一厂，我们可以正常地视使用者成本为正数。而且，我们难以想象，当A增加时，边际使用者成本，即
可能不是正数。

在这里对本章下面要讲的内容略作提示也许不无好处。以社会全体而言，一个周期的总消费量（C）等于∑（A-A1
），总投资（Ⅰ）等于∑（A1
-U）。而且，如果不计A1
（从其他雇主那里买来的东西），那么U是雇主对自己资本设备的负投资（-U是他的投资）。所以，在一个完全整合的体系中，A1
等于零，消费等于A，投资等于负U，也就是等于G-（G′-B′）。上面所以要引入A1
，使情况变得略微复杂一点，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一个普遍的方法，使其在非整合的生产体系中也能适用。

此外，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能预期取得的总收入或收益，包括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也就是雇主的要素成本）在内。总需求函数正好表达了两者的关系，一方面是各种假想的就业量，另一方面是由此假想的就业量所生产产品的预期收益。有效需求是总需求函数上的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平上，供给与需求这两种情况恰恰会使雇主的预期利润达到最高值。

有些经济学家忽略了使用者成本，或假设其为零，于是供给价格[3]
即等于边际要素成本，因此得到边际收益（或收入）等于边际要素成本这样一类的命题。我们的这一组定义有这样一个好处：如果我们使用他们的假定，也可得出同样的命题。[4]

2.接下来我们转而讨论上面提到过的第二个原则。资本设备的价值在一个时期的结束与这一时期的开始是不同的。这种价值的变化，一部分是由于雇主为追求最大利润而自愿决定的，这一部分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了。但另外还有一部分则并非出于雇主的自愿，而是由于雇主无法控制的理由，例如：市场价值变化、折旧、时间消耗、战争、地震等天灾人祸，所有这些都能使资本设备蒙受非自愿的增值或贬值。在这些非自愿的损失之中，有一部分是无法避免的，但并不一定不可预料，例如时间消耗和正常折旧就是可预料的。关于正常折旧，庇古教授就说过这样的话：“那是完全可以预料得到的，即使不甚详细，做一下大致的估算还是完全可能的。”此外，社会上还经常发生其他的损失，这些损失通常被称为“可保风险”（insurable risks）。这些预期损失的大小，当然要看预期是在什么时间形成的。让我们暂时忽略这一事实，而称非自愿但并非不可预料的资本设备的折旧——即预期折旧超过使用者成本部分——为补充成本（supplementary cost），并以V表示之。也许用不着指出这一定义与马歇尔给补充成本下的定义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二人都想到要讨论不在直接成本之内的那部分预期折旧的基本思想几乎是没什么两样的。

在计算雇主的净收入和净利润时，通常需要从其收入和毛利（定义见上文）中减去一笔估计的补充成本。因为当雇主考虑可以用掉多少或储蓄多少时，他已经在心算中把补充成本从毛利中减去了。当他以生产者的资格决定要不要用此设备时，直接成本和毛利都是极其重要的概念。但当他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考虑问题时，补充成本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就与直接成本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如果在定义总净收入时我们把补充成本与使用者成本同时减去，使总净收入等于A-U-V，那么总净收入这个概念不仅与传统用法最接近，又与消费量的多少有关。

资本设备的价值还会因市场价值不可预测的变化、异乎寻常的折旧或天灾人祸的破坏而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既非自愿的，一般说来也是不可预料的。这一项实际损失我们称之为意外损失（windfall loss），它被列入资本账而不列入净收入账。

净收入之所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乃是因为V的大小在决定当前的消费量时，对心理颇有影响。净收入即通常所谓可用收入（available income），乃是人们决定其当前消费多少时的准绳。当然，在决定消费多少时，净收入并非唯一的因素。资本账上有多少意外的收益或意外的损失，也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补充成本与意外损失有这样一种差别：补充成本变化时，它对销售所产生的影响与毛利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与雇主消费量有关的，是当前产量的售价与直接成本及补充成本之差。反之，意外得失虽然也对雇主的消费决定有所影响，但程度却不尽相同，如果意外损失与补充成本数量相同，那么意外损失的影响就小。

然而，我们现在必须回到这一点上来：探讨一下补充成本与意外损失的界线问题，即是那些应该记在收入账上的不可避免的损失，与应记在资本账上的那些意外损失之间的界线问题。这个界线在某种程度上既属于习惯范畴之内又属于心理范畴之内，随通用的估计补充成本的标准而异。估计补充成本也无一定原则可循，故其大小，亦视所选用的会计方法而定。当资本设备刚生产出来时，其预期补充成本是一个具体的价值量，但在以后再作估算时，这些设备在剩余寿命中的补充成本，可能同预期状态发生变化而与原来的估计有所不同。根据原来的期望值，会有一系列未来的U+V，根据修改后的期望值，又会有一系列新的未来的U+V，这两系列之差，折成现价即为资本的意外得失。在商业会计上有一个采用得非常普遍且为英国内地税务机关赞同的原则，即在取得一定资本设备时，就对该设备的补充成本与使用者成本的和定一个数目，无论以后期望值有无改变，都保持此数不变。如果这样，那么任何一个时期的补充成本，就是这个数目与实际使用者成本的差。这种方法有一个好处，即在这些设备的整个寿命中，意外的得失均为零。在这种情况下，每经过一个特定的会计阶段（例如一年），再根据当前市价及当前的期望值重新估计补充成本也无可厚非。实际上两种方法都有人采用。资本设备在刚刚购买之时，原来所预期的补充可称为基本补充成本。以后根据当前市价以及当前预期而重新估定的数目，可称之为当前补充成本。

这样，我们无法得到一个比以下说法更为精确的关于补充成本的定义了。补充成本即是当一个典型的雇主在计算他的净收入时，必须从收入中减去的各种项目，以便能根据净收入而宣布股息的大小（如果雇主是一家公司）或者决定他现行的消费多寡（如果雇主为个体户）。由于资本账上的意外得失不能被排除在考虑的范围之外，所以对不确切知道是否应被包括在补充成本之内的项目，最好把它放进资本账上，而使补充成本只包括那些明显属于它的项目。因为，不论进入资本账的项目有多少，其后果都是可以通过改变该账目对消费量的影响的大小而得以纠正的。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对净收入所下的定义非常接近马歇尔所下的定义。在给收入下定义时，马歇尔用了所得税委员会的实例，大体说来，凡是所得税委员会根据经验对所得税的认识，基本上都被马歇尔接受了。因为所得税委员会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决定，可以说是对通常所谓净收入的概念问题作了最审慎而广泛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这里我们所给的定义也相当于庇古教授最近所说的国民收入的货币价值。[5]

然而，由于净收入是建立在诸多经济学权威人士可做不同解释的模棱两可的标准之上，所以，净收入仍然是一个不十分明确的概念。例如，哈耶克教授曾经指出：一个资本品所有者可能会致力于保持他的资本品所得的收入处于稳定状态，因此无论什么原因使得他的资本品所得呈现下降趋势，他都得筹措一笔款项阻止这种趋势，在此之前，他是不会掉以轻心将其收入用于消费的。[6]
我怀疑现实之中是否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是，以此作为计算净收入的一个可能的心理标准，在理论上显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哈耶克教授以此推断储蓄和投资也具有相应的含糊性时，如果他指的是净储蓄和净投资，那么，他的话仅在这一点上才是正确的。与我们要讨论的就业理论有关的储蓄和投资并没有这种缺陷，不仅如此，我们还能像上面那样，给它以一个客观的定义。

由此可见，完全强调净收入而忽视（像过去通常所做的那样）收入本身这一概念是错误的。净收入只与消费选择有关，而且它与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也不易区分开来，收入与现行的生产有关，也是一个相当明确的概念。

以上对收入和净收入所下的定义尽可能与通常的用法相一致。因此我有必要在此提醒读者，我在《货币论》中对收入所下的定义是在特殊意义上作出的。其特殊性在于当我给总收入中雇主所得的那一部分下定义的时候，既未取雇主当前经营活动中的实际取得的利润（不论是毛利还是净利），也未取他们在决定从事当前经营活动时所预期的利润，而采取了某种意义上的正常或均衡的利润。现在想来，如果我们考虑到生产规模改变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正常或均衡的意义也未得到充分的规定。从这个定义自然会导出这样的结论：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即为正常利润超过实际利润的部分。我相信，这一名词的使用已经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混乱，特别是有关储蓄的用法。因为有些结论（尤其是牵涉到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况），只有按照我的特殊定义来解释这些名词时才能成立。然而，这些结论往往在普通的讨论中加以采用，好像这些名词的意义向来就是众所周知的。由于这一原因，由于我不再需要用我的过去的名词来准确地表达我的思想，所以我决定放弃它们，同时也为它们所造成的混乱而感到悔恨。

二　储蓄和投资

尽管在术语的使用上有相当大的分歧，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不会反对的：即储蓄乃是收入超出用于消费支出的那部分。因此，对储蓄的意义的任何怀疑肯定是由于对收入或对消费的意义的怀疑引起的。在前面我们已经给收入下过定义。任何一个时期的消费支出肯定是在该时期中卖给消费者的物品的价值，这样又把我们推回到什么是购买消费品的消费者这一问题上来。任何划分消费品的购买者和投资品的购买者的规定，只要合理都一样可用，但一经选定，就必须始终遵守。有些问题，诸如是否应把购买汽车当作消费品的购买，是否应把购买房屋当作投资品的购买，等等。这类问题经常有人讨论，我也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还要看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划分雇主与消费者。如果我们假设A1
是一个雇主向另一个雇主购买的产品价格，我们就已经暗中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一来，消费支出便可以明确地被定义为∑（A-A1
）。式中∑A是一个时期的总销售量，∑A1
是雇主之间的购买量。在以后的讨论中为方便起见，我们将省去∑这个符号，并且用A代表该时期的全部销售量，用A1
代表雇主之间的相互购买量，用U代表所有雇主的使用者成本的总和。

在收入和消费有了明确的定义之后，表示收入超过消费部分的储蓄的定义也就自然明确了。既然收入等于A-U，而消费又等于A -A1
，那么，储蓄自然就等于A1
-U。同样，我们用净储蓄代表净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它就等于A1
-U-V。

我们所给出的关于收入的定义能使我们立即得出现行投资（current investment）的定义。现行投资的意义必定是现行的生产活动对资本设备造成的递增的价值。这显然是等于我们刚才给出定义的储蓄，因为储蓄是收入中的没有被用于消费的那部分。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看到，在任何一个时期，作为生产活动的结果，雇主销售出一定数量的制成品，获得价值A，雇主在从其他雇主那里购买了A1
之后，便有了资本设备，但作为生产和销售A的结果，这些资本设备所承受的损耗用U来表示（如果U是个负值便用-U表示）。在同一个时期，制成品的价值为A-A1
的部分被用于消费。A-U超过A-A1
的部分，即A1
-U，是由于该时期的生产活动而造成的资本设备的增加，这也就是这个时期的投资。同样，如果资本账上只计算资本价值的正常损耗，不计算资本设备在使用中的损耗和设备价值的意外变化，A1
-U-V便是资本设备的净增加量，也就是该时期的净投资。

尽管储蓄数额是单个消费者集体行为的结果，投资数额是单个雇主集体行为的结果，但二者的数额必然相等。因为，二者的任何一个都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那部分。此外，这一结论又与上述收入定义的任何奇妙和特殊之处不发生关系。只要我们大家都同意收入等于现期产量的价值，现期投资等于没有被用之于消费的现期产量，而储蓄又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那部分——所有这一切都既符合常识又符合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传统用法，那么，储蓄与投资相等是必然的结果。上面的话可归纳成为：

收入=产量的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收入-消费

因此，储蓄=投资

所以，任何一组可以满足上述条件的定义都能导出相同的结论。只有否认以上诸条件中的某一条，才有可能否定这一结论。

储蓄量与投资量之所以相等，是源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或生产者与资本设备购买者之间的效益的双重性。被创造出来的收入等于生产者所销售的产量的卖价超过使用者成本的那部分。而这些产品不是售给消费者，就是售给了其他雇主。因此，从总量上看，被我们称之为储蓄的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不可能不等于被我们称之为投资的对资本设备的递增部分。净储蓄与净投资的关系也是如此。事实上储蓄是一个余数。消费的决策和投资的决策共同决定收入，如果投资决策得以实现，那么不是消费减少，就是收入增加，二者必居其一。因此，投资行为本身不可能不使被我们称之为储蓄的剩余额或多余额以相同的数量增加。

当然，人们对于投资多少，储蓄多少所作的决定可能极为偏颇，甚至可能得不出一个进行交易的均衡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产品既然不再有一个一定的市场价值，而价格又在零与无穷大之间找不到一个静止点，所以我们所用的术语也不再适用了。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在社会上存在各种心理反应习惯可以使购买的愿望与出售的愿望相等的均衡状态得以实现。在现实中应该存在的产品的市场价值是货币收入具有一定价值的必要条件，同时又是使储蓄者所决定的储蓄总量等于投资者所决定的投资总量的一个充分条件。

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用消费的决策（或者抑制消费的决策）来进行思索，而不是用储蓄的决策来进行思索。作不作消费决策确实属于个人力量所能控制的范围，作不作投资决策亦是如此。总收入与总储蓄的数量是人们对是否进行消费和是否进行投资自由选择的结果。它们都不能脱离上述有关消费和投资的决策，而另受其他什么决策的支配。根据这一原则，在以后的论述中，消费倾向这一概念将被用来代替储蓄的意向或倾向。

[1]
在本章的附录中，还有几点关于使用者成本的观察。

[2]
不是净收入，净收入另有定义，见下文。

[3]
如果忽视了使用者成本的定义问题，那么供给价格一词也不会有完满的定义。这些在本章的附录中还要讨论。在本章附录中，我将说明，在讨论总供给价格时，有时固然可以把使用者成本排斥在供给价格之外，但在讨论一个具体物品的单位供给价格时，这样做还是不行的。

[4]
例如，如果总供给函数表示作Zw=φ（N），或Z=W·φ（N），式中W为工资单位，W·Zw=Z，由于在总供给曲线的每一点上，边际产物的收益都等于边际要素成本，所以我们有△N=△Aw
-△Uw
=△Zw
=△φ（N），这就是说φ（′N）=I。只要要素成本与工资成本之间保持不变的比例，而且每个工厂的总供给数（假定厂数也不变）不受其他行业所雇人数的影响，上述公式中的各项均适用于每个雇主，将它们相加起来则适用于全体雇主。这就是说，如果工资不变，其他要素成本又与总工资支出成定比，那么总供给函数为一直线，其斜率即货币工资的倒数。

[5]
《经济学杂志》1935年6月号，第235页。

[6]
参见《对资本的维持》一文，载《经济》杂志1935年8月号，第241页以下。

附　录　论使用者成本

一

我认为，使用者成本对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所具有的重要性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关于这一点，该说的话比与这里的主题有关的或在这里应说的话还要多。但作为专题之论，我们将在这个附录里对它单独进行一番讨论。

根据定义，一个雇主的使用者成本等于

A1
+ （G′-B′） -G

式中，A1
是这个雇主从其他雇主那里购买制成品的数量，G为在一个时期结束时的资本设备的实际价值，而G′则为该雇主不使用他的设备而又花了一笔最合算的钱（B′）保养该设备，在这一时期结束时所可能具有的价值。由此可见，雇主从上期所继承下来的设备价值的增值G-（G′-B′），即代表该雇主在本期中对他的设备的投资，可用符号I表示之。这样，他在本期中由于出售产品而得到的售货款所承受的使用者成本U就等于A1
-I。式中，A1
是他从其他雇主那里购买制成品的数量，而I则是他在本期中对自己的设备所作的投资。稍加思索便会知道，所有这些不过是常识而已。一雇主从其他雇主那里所购买来的东西，一部分作为对自己资本设备的本期投资，余下的一部分则代表他在生产要素的开支以外因出售产品A所蒙受的损失。如果读者想把这里所说的内容用其他的方式表达，那么他将发现，我们的表达方式的好处在于可以避免许多无法解决（而且是不必要）的会计问题。我认为，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毫不含糊地对一个时期的产品的销售所得加以分析。如果把整个社会的各行各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或者，如果雇主不向外界购买物品，那么A1
=O，使用者成本就等于因使用该设备而造成的本期的负投资。我们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在分析的任何阶段并不要求把要素成本分配到被销售的物品和被保留的设备上。因此，我们可以把不论是合并在一起的，还是单独存在的厂家所提供的就业量当作取决于一个一次性的综合决策，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在当前的生产与整个的生产之间，往往有连锁性质存在。

而且，使用者成本这个概念，能使我们可以给一个厂家的产品的短期供给价格下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因为短期供给价格，就是边际要素成本与边际使用者成本的和。

在现代价值理论中，通常的做法是把边际要素成本当作短期供给价格。显然，只有在边际使用者成本等于零的情况下，或者，只有不像我所做的那样（参见第3章第1节中有关总供给价格的脚注）把“产品售价”和“总供给价格”定义为减去使用者总成本以后的数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把边际要素成本当作短期供给价格。这种做法，在讨论整个社会的总产量时，偶尔用一用固然很方便，但在讨论一个厂家或一个行业的产量时，如果经常把使用者成本不包括在“供给价格”之内，则会使经济分析完全与现实脱节，因为这种意义的“供给价格”与平常所谓的“价格”的意义完全不同。这种做法恐怕会引起一定的误会。经济学上似乎一向假定“供给价格”一词不用于一厂的产量时，有着明确的意义，对此无须再加讨论。然而，对从其他厂家那里购买物品的处理以及对厂家由于生产边际产品而造成的自己设备的损失的处理，牵扯到与收入的定义有关的一系列困难。那是因为即使我们假设由于销售一个增加的单位产品而引起的向其他厂家进行购买的边际成本，已经从单位产品的售价中减去了所谓该厂家的供给价格，我们仍然需要计入由于生产边际产品而引起的该厂家自己的设备的边际负投资。即使所有的生产都由一个合并在一起的厂家来进行，我们也不能假定边际使用者成本为零，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忽视由于生产边际产品而造成的在设备上的边际负投资。

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这两个概念，还可以使我们比较清楚地建立长期供给价格和短期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长期成本显然必须包括一笔款项以补偿基本补充成本和预期直接成本，而二者又应以适当方式被分摊在设备的寿命年数之中。这就是说，产品的长期成本等于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的预期值。而且，为了获得正常利润，长期供给价格还要超过上面计算的成本一个数额，其大小等于与设备投资的年限和风险相同的现行利息率和设备成本之乘积。如果我们倾向于用“纯”利率作标准利率，那么我们有必要在长期成本中加进一个可被称为风险成本（risk-cost）的项目，以便补偿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之间存在差异的未知的可能性。所以长期供给价格可以分解成直接成本、补充成本、风险成本和利息成本四个部分，并且等于这四部分之和。另一方面，短期供给价格则等于边际直接成本。因此，当雇主购买或生产自己的资本设备时，他必然要期望直接成本的边际值超过其平均值的部分能够补偿自己的补充成本、风险成本和利息成本。从而，在长期均衡状态中，边际直接成本超过平均直接成本的部分就等于补充、风险和利息三部分成本之和。[1]
在边际直接成本恰好等于平均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之和时的产量水平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在该产量水平上，雇主的交易账目正好收支平衡。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的净利润为零。如果产量低于这一水平，雇主就要蒙受亏损。

除了直接成本之外，核算补充成本的必要性由于设备类型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下面是两种极端的情况：

1.维修设备的某些费用必须与使用这种设备的行为同时发生（例如，给机器加油）。这项开支（从外界购买的东西不算）应被包括在要素成本之内。如果是因为物理上的原因，现期折旧的全部数量都由这种费用所构成，那么，使用者成本（从外界购买的东西不算）会等于补充成本，并且和补充成本具有相反的正负号。从而，在长期均衡状态中，边际要素成本会超过平均要素成本，其差额等于风险和利息成本。

2.资本设备的价值损失，有一部分只有在使用该设备时才能体现出来。如果这种损失没有在使用过程中弥补，那么就应该算在使用者成本之内。如果资本设备的价值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发生，那么，补充成本就等于零。

也许值得指出的是：雇主并不会只因设备的使用者成本低廉就首先选用最破旧的设备。因为，低廉的使用者成本并不足以补偿它的相对低下的效率，继之的高额的要素成本。因此，雇主所愿意使用的应该是这样一种设备：每单位产量的使用者成本与要素成本之和为最小的设备。[2]
由此可见，对于有关产品的任何生产量，都存在着一个相应的使用者成本，[3]
但这个总使用者成本，与边际使用者成本，也就是与由产量的增长而增加的使用者成本，并没有一致的关系。

二

使用者成本构成了现在与将来的一种联系。因为雇主在决定生产规模时，必须在现在就在使用设备和把它们留到以后再用这二者之间作一选择。正是在现在的使用中牺牲掉的未来预期利益，决定了使用者成本的量。而且，正是这种牺牲的边际量、边际要素成本及边际预期售价，共同决定了生产的规模。那么，雇主到底是怎样计算一个生产过程的使用者成本呢？

我们已经把使用者成本定义为使用与不使用情况下的资本设备的价值量。至于不使用时那些尚值得支出的维修和改善设备的费用，以及向其他雇主购买物品的费用，都应在计算使用者成本时考虑到。因此，要想得到使用者成本，必须计算现在不使用设备的情况下，该设备在将来所能带来的收益的现值。这一数值应该至少等于在不使用设备的条件下，推迟设备更换的利益的现值，也可能大于现值。[4]

如果没有任何过剩存货，而且每年都有新生产出来的同类设备作增补之用，那么边际使用者成本可根据以下两个量计算出来：一是设备的寿命或效率降低的量——如果设备被使用的话。二是现在重新购置所需的成本量。如果资本设备有剩余，那么使用者成本也将取决于多余设备由于折旧、损耗等原因而被消耗殆尽的时间里的利率和现行的（即重新估计的）补充成本。由此，利息成本与现行补充成本间接影响使用者成本的计算。

当要素成本为零时，这种计算方法最为简单明了。现以拙著《货币论》第二卷第29章中所举原料铜的多余存货的情形为例。我们首先列出一吨铜在将来各个不同时期的预期价值。这一系列不同时期的价值取决于多余铜被消耗掉的速度，并随着多余铜的减少而逐渐接近于铜的正常生产成本。我们从这一系列数值的每一项中减去现行的补充成本以及从现在到未来那天每吨铜的利息成本，其中最大的差数，就是一吨剩余铜的现值或使用者成本。

同样，当一艘船、一个工厂或一台机器的供应有剩余的时候，它们的使用者成本，就等于它们在剩余量可被预期消耗完的那一天的预期重置成本，减去现行补充成本以及该日期到现在之间的利息成本。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假定，当投资设备不能再用时就以原物替代它。如果替代的东西并非原物，那么在计算现在所用设备的使用者成本时，须依据该设备不堪再用时的情况，计入新设备的使用者成本的一个部分，其大小取决于两种设备的相对效率。

三

读者应该注意到，在资本设备并没有变化，而仅仅是有所剩余的情况下，实际使用者成本与正常使用者成本（即没有剩余设备情况下的使用者成本）的差别，根据剩余设备预期消耗完毕的时间长短而定。所以，如果资本设备的年龄参差不齐，那么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报废的设备，除非剩余设备的数量极大，否则边际使用者成本是不会大幅度下降的。在普遍性的经济萧条时期，边际使用者成本取决于雇主所预期的萧条时间的长短。因此，当经济萧条状态开始好转时，供给价格的上升可能部分地是由于雇主修改其预期而引起的边际使用者成本的急剧增加而造成的。

有的时候，人们完全与从事经营的人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雇主们有组织地报废多余的设备，不达到报废全部多余的设备的程度，价格是不会上升的。但使用者成本这一概念可以说明，如果把剩余设备销毁一半，也许可以立即把价格提高，因为这一做法可以缩短过剩设备消耗完毕的时间，因而可以提高边际使用者成本，从而会增加现行的供给价格。所以，从事经营的人似乎能下意识地想到使用者成本，尽管他们并没有把它明确地表达出来。

如果补充成本数额很大，那么，当多余设备存在时，边际使用者成本必然很低。而且，当多余的设备存在时，边际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不大可能超过它们的平均值很多，如果以上两个条件得到满足，多余设备的存在很可能要使雇主的经营蒙受损失，有时甚至会蒙受重大损失。当多余设备消耗完毕时，这种经济学受损失的状态也不会马上转变成正常的利润。当多余设备减少时，使用者成本就会逐渐增加，边际要素成本超过平均要素成本和平均使用者成本的部分也会逐渐增加。

四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6版第360页）一书中，使用者成本的一部分在“额外设备的耗损”的名义下被包括在直接成本之中。但书中并没有提到如何计算这个项目，也没有谈及它的重要性。庇古教授在其《失业论》（第24页）中明确地做出假设，在通常情况下，由于边际产量而导致的设备的边际负投资可以忽略不计。他说：“如果产量不同，那么设备的损耗量以及所使用的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员工的成本都将随之不同，但它们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它们的重要性一般说来是次要的。”[5]
的确，处于生产的边际状态，认为资本设备的负投资为零的观念，为近来许多经济理论所共有。但是，只要我们认为有必要明确地解释一下一个工厂的供给价格的涵义，全部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

根据上述理由，闲置设备的维修成本往往会降低边际使用者成本，尤其是在被预期为持续良久的萧条状态中，情况更是如此。但是，较低的边际使用者成本，并非短时期的固有特点，而是那些维修闲置不用的机器设备代价昂贵的特殊情况和设备种类的特点，特别是在新机器设备占有较大比例的情况下，这一特点更为明显。

在涉及原材料的时候，考虑使用者成本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吨铜在今天被使用掉，它就不可能在明天被使用，所以，铜在明天被使用的价值必须被计算为边际成本的一部分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人们都忽视了铜只是资本设备被使用于生产的一个特例这样的事实。对原材料和固定资本要进行严格的区分，由于使用原材料所引起的负投资必须得考虑到，但由于使用固定资本所引起的负投资则可忽略不计。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更不符合实际了。因为每年都需要更换一批设备，而使用设备会缩短更换的期限。

使用者成本与补充成本这两个概念的优点在于：它们都适用于经营资本、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原材料与固定资本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计算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的不同之处，而在于下面的事实：流动资本的收益只是一次性的，而具有耐久性、只能逐渐用完的固定资本的收益却是多次性的，所以，它的收益包括一系列时期的使用者成本和所得的利润。

[1]
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要依赖于一个方便的假设条件，即在产量变化的范围内，边际直接成本曲线具有完全的连续性。事实上，这种假设条件往往是不现实的，因为完全可能存在着一个或数个非连续性的点，特别是当我们到达相当于设备的技术上的全部生产能力时，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边际分析法就会有一部分不再适用，价格可能超过边际直接成本。在这里，边际直接成本是以产量减少一个小单位所导致的成本减少来加以计算的（同样，往往还会有下降方向的、即产量低于某一点的非连续性）。在我们考虑长期均衡中的短期供给价格时，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技术上全部生产能力的点必须被认为是在运行之中的。这样一来，长期均衡中的短期供给价格可能要超过边际直接成本（以产量减少一个小单位的情形来加以计算）。

[2]
由于使用者成本部分地取决于对将来工资水平的预期，所以，被视为短期存在的工资单位的降低会使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以不同的比例发生变化，从而对使用什么样的设备会产生影响。可以设想，对有效需求也会产生影响，因为，要素成本决定有效需求的方式可以与使用者成本不同。

[3]
最先使用的设备的使用者成本并不一定与总产量的水平无关（见下面的论述），就是说，当总产量水平变化时，使用者成本可以随时发生变化。

[4]
如果雇主预期在以后时期可以得到大于正常的收益，而这种收益能延续的时间短暂得不值得为此（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生产新设备，那么，就会大于此现值。把每一个可能的未来预期收入折合为现值，其中最大者即为当前的使用者成本。

[5]
霍特里先生（《经济》杂志，1934年5月号，第145页）曾经注意到庇古教授对供给价格和边际劳动成本的看法是相同的，并且据理力争，他认为庇古教授的论点会因为其看法蒙受严重损失。

第7章　进一步探讨储蓄和投资的意义

一

在上一章中，储蓄和投资被我们定义为两个必定相等的量，因为，从整个社会来看，它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而已。但是，有几位当代作者（包括在写作《货币论》时期的我本人）都对这两个术语下了特别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储蓄与投资未必相等。其他一些人则假定这两者可能不相等，但在他们展开讨论之前根本未对这两个术语下过任何定义。因此，为了使前面的讨论与其他的对这两个术语的讨论联系起来，将这两个术语的现行说法作一分类，会是一件很有好处的事。

据我所知，每个人都同意储蓄的意思就是收入与消费的差。如果储蓄的意义不是如此的话，那肯定会很不方便而且会引起误解。关于支出的意思也不存在任何重大的分歧。这样，对术语说法的不同不是出于对投资定义的不同就是出于对收入定义的不同。

二

让我们首先讨论一下投资。在流行的用法中，投资常常是一个人或一个公司对新的或旧的资产的购买。在个别的情况下，这个术语可能专门指在证券交易市场对一张有价证券的购买。但是，对房产、机器或一批制成品或半成品的购买，我们一般也称之为投资。通常说来，作为区别于再投资的新投资，是指从收入中购买一项资本资产。如果我们把一项投资的出售视为负投资，那么我的定义就与通俗用法相符。因为旧投资的买和卖必然相互抵消。当然，我们固然必须顾及债务的产生与偿付（包括信用或货币数量的改变），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债权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总是必然等于债务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所以在讨论总投资时，这种因素的纠缠情况也会相互抵消。这样，假设通俗意义上的收入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净收入，那么通俗意义上的总投资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净投资，即一切资本设备的净增加值。其中对于在计算净收入时要考虑到的旧资本设备的价值变化，我们已经考虑到了。

因此，如此定义的投资包括了资本设备的增加值，不论所增加的是固定资本、经营资本还是流动资本。如果投资的定义有什么重大的差异（投资与净投资的差异除外），这种差异肯定是由于把上述三种资本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增加值排除在投资的定义之外造成的。

例如，霍特里先生认为，流动资本的改变，即未售出的存货量意外的增加（或减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而提出把这种改变排除在外的一个投资的可能的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储蓄超过投资的量就会等于意外的存货量的增加，即流动资本的增加。霍特里先生并没有说服我们，为什么这便是应该强调的因素。因为这把着重点都放在了纠正预料不到的变化上，而忽视了意料中（不论正确与否）的变化。霍特里先生认为雇主每天对产量大小的确定，是根据前一天的规模并参考未售存货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是消费品，那么未售存货量的变化肯定对雇主的决策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影响雇主决策的还有其他因素，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排除这些因素。因此，我们倾向于强调有效需求的全部变化，而不仅仅是有效需求所反映的两个期间的存货量增加或减少那一部分的改变。此外，对固定资本而言，闲置设备的生产能力对生产决策的影响相当于存货的增加或减少。我不太清楚霍特里先生的方法是如何处理这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因素。

奥地利学派所使用的资本形式和资本消费这两个名词的意义看来与上述投资与负投资，或净投资与净负投资的意义不同。在某种情况下，按照我们的定义，资本设备的价值显然并未减少，但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似乎可以发生资本消费。然而，我还未能找到任何把这些术语解释清楚的著作。例如，有的著作说，当生产过程延长时，资本形成便会出现。这样的命题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

三

我们接下来论述储蓄与投资的差别。由于收入的定义不同，所以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不同，从而储蓄与投资也不同。我自己在《货币论》中对这些名词的用法就是一个例子。我在前面第6章第1节末段已经解释过了，《货币论》中的收入与我现在所讲的收入不同，因为在计算前者时，我并不以实得利润为雇主的收入，而用（在一定意义上）“正常利润”作为他们的收入。因此，储蓄超过投资，我是指在当前的生产规模下，雇主从资本设备的所有权上可以取得的利润少于正常利润，至于储蓄超过投资量的增大，我的意思是说实际利润正在降低，以致使雇主们开始产生缩小产量的念头。

正如我现在所认为的，就业量（最终也就是产量和实际收入）是由雇主所决定的，雇主的动机是企图使他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利润达到最大值（雇主设法在其所有的设备的寿命年限内从设备上取得最大报酬，这就是计算使用者成本的依据）。可能使雇主利润达到最大值的就业量，取决于总需求函数，而总需求函数又取决于雇主在种种假设下可以从消费和投资中取得的预期收益。在我的《货币论》中，当时所定义的投资与储蓄的差的改变是用来指利润的改变，但我在书中并没有对预期的和已经实现的结果加以明确的区分。[1]

当时我认为，投资超过储蓄的数量是决定就业量改变的动力。由此可见，我的新论点（我在书中持有的）虽然并不十分精确也未必易于理解，但基本上是我旧论点的自然发展。如果用我在《货币论》中所用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我的新论点可表述如下：在过去的就业量和产量为既定时，对投资超过储蓄数量的预期的增加会导致雇主开始考虑就业量和产量。我现在和过去的论点的重要性在于尽量说明就业量取决于雇主对有效需求的预期，而我在《货币论》中所定义的对投资相对于储蓄的增加的预期是有效需求增加的一个标准。如果按照现在提出的新观点的标准来衡量，我在《货币论》中的阐述自然显得十分混乱，而且也不完整。

D.H.罗伯森先生曾经作出定义，使今天的收入等于昨天的消费加投资，这样，按照他的意思，今天的储蓄即昨天的投资加上昨天消费与今天消费的差。根据这个定义，储蓄可以超过投资，即昨天的收入（在我所说的意义上）超过今天的收入。由此可见，当罗伯森先生说，储蓄超过了投资，他的意思在实际上就等于我所说的收入在下降，而他所说的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正好等于我所说的收入的下降部分。如果今天的预期果真总是由昨天实际的结果所决定，那么，今天的有效需求会等于昨天的收入。所以，罗伯森先生所用的方法虽然与我的方法不同，但我们都在努力将有效需求和收入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对因果分析是至关重要的。[2]

四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些与“强迫储蓄”（forced saving）这一名词有关的许多更为含糊的观念。在这些观念中，是否能发现任何明显的重要之处？在我的《货币论》中（第一卷第171页的脚注），我曾提到过这个名词的早期用法，并认为这些用法与我当时所说的投资与储蓄的差别有点接近。现在我不再敢断言二者的接近性是否像我当时所设想得那么大。但无论如何我敢确信，“强迫储蓄”与近来一些人（如哈耶克教授或罗宾斯教授）所使用的类似的名词，与我在《货币论》中所讲的投资与储蓄的差，没有任何具体关系。尽管这些学者都没有把所用的名词的意思说明白，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所讲的“强迫储蓄”，是由货币数量或银行信用的变化所直接导致的一种现象，而且还是以这种变化的大小来衡量强迫储蓄的多少。

众所周知，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确实将导致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收入的变化。工资单位的变化将导致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收入的再分配，以及以货币来衡量的总收入的变化。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不论就上述产量和就业量的改变所造成的后果而言，还是就工资的改变所造成的后果而言，都会（或可能）存在着储蓄数量的改变。由于货币数量的变化，并通过它对利率的影响，可以导致收入的数量和分配的变化（正如我们在后面还要说明的那样），这种变化可以间接地引起储蓄数量的变化。但是这种储蓄数量的变化，并不较之由于其他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储蓄数量的变化更有“强迫性”。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区别一种情况与另一种情况，除非我们用某种情况下的储蓄量作为标准。此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同一个既定货币数量的变化所造成的总储蓄的数量的变化是颇不相同的，它将由许多其他的因素而定。

由此可见，除非我们规定一个储蓄量的标准，否则“强迫储蓄”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以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储蓄量为标准（这也许是一个合理的标准），那么上述的定义将变成“强迫储蓄是实际储蓄减去长期均衡中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储蓄量的差额”这个定义才有意义，但按这个标准，强迫储蓄过剩将是一种很难见到的现象，就是出现了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恰恰相反，强迫储蓄不足倒是常见的现象。

哈耶克教授在其饶有趣味的文章《强迫储蓄学说的发展》[3]
一文中指出，这正是该名词的原意。“强迫储蓄”或“强迫节俭”本来就是边沁[4]
的概念。边沁明确说过，他先假定“每个人都已就业，而且都以最有利的方式就业”。然后设想：如果在这种状况下，货币数量——相对于可以出售的商品数量而言——相对增加，那么将产生什么后果。[5]
边沁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收入不会增加，结果，过渡时期的额外投资将引起“以牺牲国民幸福和国家正义为代价”的强迫节俭。19世纪所有讨论这一概念的学者都具有同样的想法。但是，要想把这一完全清楚的想法扩大到非充分就业状态，还有一定的困难。当然，如果就业量增加，而基本设备不增加，由于报酬递减率，就业者的实际收入将会减少。但是，想把这种损失与就业量增加时可能有的投资增加联系起来，恐怕不会有多大结果。无论如何，我还不知道怎样把这个概念在就业量增长时推广到对“强迫储蓄”感兴趣的现代学者。一般说来，他们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要把边沁的强迫节俭概念推广到非充分就业的情况，还需要一些解释和说明。

五

根据储蓄与投资的明确意义而认为它们相互有别的观念之所以盛行，其原因在我看来可能是由于一种视觉上的错误。是这种视觉上的错误把存款者与银行的关系看成是单方面的交易，而实际上这是一种双方面的交易。人们以为存款者与其银行可以互相串通，使一点手段就能使储蓄消失在银行体系之中，不再用于投资，或者以为银行体系可以使投资出现，而不存在与之相应的储蓄。一个人要储蓄，他不可能不取得一项资产，这可以是现金、债权或资本。一个人要取得他从前不曾有的资产，也可能通过两种途径：要么社会上创造出来一项新资产，价值与他的储蓄数目相等。要么有人把他拥有的一件价值相等的资产脱手。在第一种情况下，有储蓄就有新投资与之相应。在第二种情况下，有人储蓄，有人负储蓄，二者价值相等。第二个人之所以失去了自己的财富，肯定是因为他的消费超过了收入，而不是因为他的资本蒙受了资本账上的损失。因为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他的资本的原来价值受到了损失，而是他按照当前的价值出售他的资产以后，将其所得不用于转购其他财富，而是用于消费。也就是说，他当前的消费超过了他当前的收入。而且，如果银行脱手一件资产，某个人必然脱手现金。根据这种种理由，社会上所有的人的总储蓄必然要等于社会上现行的新投资。

有一种观点认为，银行制度所创造的信用可以在没有相应的“真正的储蓄”的条件下使投资成为可能。这种观点只看到银行信用增加的一个后果，而没有看到其他的后果。如果银行对企业经营者的新贷款使企业经营者能进行没有这笔贷款就不能进行的新投资，那么，收入在正常的情况下必然会以高于投资的速度增加。此外，除了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之外，实际收入和货币收入都要增加。公众将进行“自由选择”来决定如何将他们增加的收入分配于储蓄和消费之间。而那些向银行贷款以增加投资的企业经营者不可能实现使投资增加的速度大于公众增加其储蓄的意图（除非这些企业经营者的投资是被用来代替其他企业经营者本来就会进行的投资）。而且，这样形成的储蓄与任何其他储蓄一样真实。没有人会被迫持有银行信用所带来的新增货币，除非他是有意要持有更多的货币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财富。而就业量、收入和价格势必会变动以互相适应，所以在新的情况下有些人确实会选择持有这种新增货币。不可否认，在某个特殊方面的始料未及的投资增加完全可以造成总储蓄和投资量的不规则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投资的增加能被充分预料到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我们还得承认，在银行提供贷款时还会出现三种倾向——（1）产量增加；（2）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增加（在收益递减的情况下，随着产量增加而必然产生的现象）；（3）以货币来衡量的工资单位的增加（因为这是就业量改变的必然产物）。这三种倾向可以影响不同人群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分配。但是，这些倾向是产量增加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如果产量的增加并非由于银行信用的增加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形成的，那么以上的三种倾向依然存在。要避免这种倾向，只有避免任何可以改善就业的行动过程。然而，上面所讨论的许多内容都是我们还没有得出结论的东西，但我们却提前应用了。

这样，主张储蓄总是引起投资的旧观点，虽然不够完全或容易被误解，但在形式上比主张可以存在没有投资的储蓄或没有“真正”储蓄的投资的新观点更可信。旧观点的错误在于由此可推出似是而非的论断：当个人储蓄时，总投资也将以相同的量增加。个人储蓄可以增加个人财富，这是一点也不错的。但由此推论说个人储蓄也可以增加总财富，则未必正确。因为这其中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个人的储蓄行为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的储蓄，从而影响其他人的财富。

储蓄与投资相等，而个人似乎又拥有选择储蓄的“自由意志”，即不论他自己或其他人的投资为多少，个人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储蓄数量。二者之所以能和谐一致，主要原因在于储蓄和消费一样，也具有两面性。虽然一个人的储蓄不大可能对他自己的收入具有很大的影响，但他的消费量却会对他人的收入产生影响，这使得每个人都同时储蓄一特定的数目成为不可能。每一个想通过减少消费来增加储蓄的企图都要影响收入的，甚至这种企图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当然，整个社会想要储蓄少于现行的投资的数量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企图必然会把收入提高到某一个水平，而处于这一水平，个人想要储蓄的数量的总和正好等于投资的数量。

上面所论述的内容非常类似于这样一个命题：每个人都有随时改变其所持货币量的自由权，但各人所持货币量的总和又正好等于银行所集聚的现金量。在这个命题中，两个方面的货币量之所以能够相等，那是因为人们所想持有的货币量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或各种物品的价格（主要是有价证券的价格）。而人们购买物品自然又形成了除持有货币之外的另一种拥有财富的方式。这样一来，收入和各种物品的价格必然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直要到新的收入和价格水平能使人们所想持有的货币量的总和等于银行体系所能提供的货币量时为止。这就是货币理论的基本命题。

这两个命题都只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不可能存在没有卖主的买主或没有买主的卖主。在市场交易方面，个人的交易量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忽视了需求的双重性，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但当涉及总体需求时，如果忽视了需求的双重性，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就是总体经济行为理论与个体行为理论之间的重大差别，因为在个体行为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假设：个人需求的大小并不影响他的收入的高低。

[1]
在该书中，我的方法是把现行的已实现的利润当作决定现行的对利润的预期因素。

[2]
参阅罗伯森先生《储蓄与贮藏》一文，载《经济学杂志》1933年9月号，第399页。还可参阅罗伯森先生、霍特里先生和我本人间的讨论，载《经济学杂志》1933年12月号，第658页。

[3]
《经济学季刊》1932年11月号，第123页。

[4]
边沁（1748—1832），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主张所谓“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功利原则”。提倡放任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译者注

[5]
《经济学季刊》1932年11月号，第125页。

第三卷　消费倾向

第8章　消费倾向一：客观因素

一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主题，因为在第一卷临结束时，为了讨论一些关于方法和定义的问题，我们偏离了主题。我们分析的最终目标是要找到决定就业量的因素。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得到初步的结论，即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的交点。然而，总供给函数主要取决于供给的物质状况，在这其中尚有一些至今我们仍未熟悉的问题。在形式上我们对总供给函数未必很熟悉，但其中的因素都不是新的。在第20章我们还要回到总供给函数的探讨上来，在那里我们要讨论总供给函数的反函数——就业函数。就总体而言，我们对总需求函数的重视还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将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专门讨论总需求函数。

总需求函数表明任何给定的就业量与该就业量预期能实现的“收益”之间的关系。这一“收益”系两个数量之和，其一是就业量处于一定水平时的消费总量，其二是该就业量下的投资总量。决定这两个量的因素大致上是界限分明的。在本卷中我只讨论前者，即当就业量处于给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在第四卷中，我们将进而讨论决定投资总量的诸因素。

由于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当就业量处于一定水平时，用于消费的量是多少，所以严格地说，我们讨论的函数应当把消费量（C）与就业量（N）联系起来。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用一个稍微不同的函数来表示，即用Cw
（以工资单位计算的消费量）来表示C，用Yw
（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相当于某一就业水平的收入）来表示N。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可以否认Yw
是N的唯一函数。Yw
和N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要受到职业种类的影响（尽管程度不深）。就是说，给定总就业量N，由于各种职业中不同的分配方法（因为各种职业的就业函数的形状不同，关于这一点在第20章中还要讨论）可能得出不同的Yw
值。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因素。但就一般而论，可大致把Yw
看作是由N唯一决定的。因此，我们就把被我们称之为消费倾向的名词定义为：存在于Yw
（以工资单位计算的特定收入水平）和Cw
（该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用χ表示之，于是

Cw
= χ （Yw
）或者C=W · χ （Yw
）

一个社会的消费量，显然取决于下列三种因素：（1）收入量。（2）客观环境。 （3）该社会居民的主观需要、心理倾向、个人习惯以及收入的分配原则（当产量增加时，分配原则也会随之而变）。消费动机是相互影响的，对消费动机进行分类难免有划分不当的后果。然而为了使思路更为明晰，我们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大类分别加以考察。我们将在下一章对主观因素进行较详尽的考察，包括那些人类本性的心理特征、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主观因素虽然并不是不能改变的，但在短时期内，除了处于非正常的或发生革命的情况，很难有较大的变动。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或把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加以比较研究时，必须考虑主观条件的改变以何种方式来影响消费倾向。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一般将主观因素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并假定消费倾向只随着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二

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工资单位的变化。消费量（C）与其说是货币收入的函数，莫不如说是（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收入的函数更为确切。假如技术水平、兴趣爱好以及决定收入分配的社会条件不变，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将随着他拥有的劳动力单位（labour-units）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将随着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当然，当总产量改变时，他的实际收入的上升比率（由于受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要小于他的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收入的上升比率。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有理由假设，假如工资单位变化，就业量不变，其消费支出——与物价一样——将与工资单位的变化成正比例变化。虽然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到工资单位的变化所造成的企业家与食利者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变化，因为这一改变可能对总消费量施加影响。除此之外，我们已经考虑到工资单位的变化这个因素，因为在给消费倾向下定义时，消费和收入都是用工资单位来计算的。

2.收入与净收入之间差额的变化。我们已在上面指出，消费量与其说取决于收入，莫不如说取决于净收入。因为按照定义，当一个人决定他的消费规模时，他所考虑的主要是他的净收入。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收入与净收入之间也许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说，在不同水平的收入和其相应的净收入之间存在着表明二者之间关系的唯一函数。但情况如果不是这样，收入的变化并不影响净收入，则该部分收入的变化必须略而不计，因为它对消费不产生影响。同样道理，当净收入的变化并不在收入中反映出来时，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净收入的变化，然而，除非在例外的情况下，我怀疑这上述因素的实际重要性。在本章的第4节，我们再对收入和净收入之间的差额对消费的影响作一较全面的论述。

3.在计算净收入时未加考虑的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这些意外变化，在改变消费倾向时，比收入与净收入之间的差额重要得多。因为这些收入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或者规律性的关系。拥有财富的阶级的消费，也许对于财富货币值的意外变化格外敏感。这应该被看成是在短时间内引起消费倾向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4.时间贴现率的变化（即现货和期货的交换比例的变化）。时间贴现率与利率是不完全相同的。因为在可以预期的范围内，它会考虑到货币购买力未来的变化，也必须考虑到各种各样的风险，例如，能否活到可以享受到未来的果实，或者那种近于没收性的税收政策。然而作为一个近似值，我们可以用利率替代贴现率。

这个因素对于特定收入中的消费比例到底有多少影响，确实很值得怀疑。古典学派认为，[1]
利率是使储蓄供需相等的因素。我们容易推论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消费支出与利率的变动方向相反，即利率增加时，消费量会明显减少。不过长期以来大家已达成这样的共识，利率的变动对于现期消费量的影响是复杂而不确定的，须看几种相反力量的大小强弱而定。因为，利率的上升可以有助于加强储蓄的某些主观动机，而又会削弱其他一些主观动机。长时期中，如果利率变动较大，可能导致社会习惯改变很多，从而影响主观的消费倾向——除非有实际经验，否则对影响消费倾向的方向到底如何，很难下结论。通常在短时期内，利率的变动大致不会直接影响消费，既不会使其增加，也不会使其减少。如果人们的总收入保持不变，那么不会有许多人仅仅由于利率从5％降到4％而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在间接的意义上，影响可以较大，但影响的方向不尽相同。对于特定收入的消费量，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当利率改变时，证券及其他资产会有增值或贬值的现象。设当一个人的资本价值有意外的增值时，他自然想增加他目前的消费。反之，假如他蒙受资本损失时，虽然就收入而言不比以前少，他还是会减少当前的消费，而这种间接的影响，我们已在上述的第3点中论述过了。此外，我认为，经验所提供的结论是：除非利率有着不同寻常的巨大改变，利率对个人在特定收入中的消费量的短期影响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当利率确实下降到很低的水平时，以一定量收入能购买到的年金与同量收入所得到的年息之间的比例的增加是一个形成负储蓄的重要原因，因为，比例的增加会促使人们去购买年金以备防老之用。

消费倾向可以受到急剧影响的非正常情况也许应被置于这里加以讨论。在这种非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对将来以及将来会带来些什么具有极端的不肯定性。

5.财政政策的变化。就个人的储蓄动机而言，确实取决于他所预期的未来收益，但很明显，个人的储蓄动机，不仅取决于利率，而且还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所得税（尤其是他们鄙视“不劳而获”的收入）、资本利润税、遗产税等都和利率一样，与储蓄有关。在一般人心目中，财政政策的可能变化范围，至少要比利率自身大。如果财政政策被政府蓄意作为更平均地分配收入的手段时，那么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肯定会更大。[2]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政府从平常的税收中，用偿债基金偿还国债，这会对总消费倾向产生影响。这种偿债基金是集体储蓄的一种，大量设置偿债基金的政策应被当作减少消费倾向的因素。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政府从借债的政策转变为相反的设置偿债基金的政策时（或作相反的转变时），它能引起严重的有效需求的缩减（或显著的增加）。

6.人们改变其对现在和将来的收入水平的差距的期望。为形式上完备起见，我们必须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这个因素对特定的个人消费倾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于整个社会，大概会互相抵消。而且，就一般而言，这个因素也不易确定，所以也不可能产生什么较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给定的情况下，假如我们取消工资单位（用货币表示）的变化，则消费倾向大概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化将使消费倾向产生变化，利率和财政政策的重大变动也将使消费倾向发生变化，但除此以外，其他可以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虽然不可忽视，但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的作用不大可能是重要的。

事实上，假定一般经济条件不变，则消费支出（以工资单位计算）基本上取决于产量和就业量，这是为什么可以用一个笼统的“消费倾向”函数来概括其他因素的比较恰当的理由。虽然其他因素可能改变（这一点决不能忘记），但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总收入一般是主要的变量来决定作为总需求函数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消费量。

三

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在通常情况下，总消费量多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都以工资单位计算）。如果消费倾向自身的变化可以看成是次要的影响因素，那么消费倾向函数的正常形状是什么样的？

无论我们是从现已了解的人类本性上看，还是从经验中的具体事实来看，我们可以具有很大的信心来使用一条基本心理规律。这条规律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会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这就是说，如果用Cw
代表消费量，用Yw
代表收入（两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那么，△Cw
和△Yw
会具有相同的正负号，但前者小于后者，即
为正值，但比值小于1。

特别是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为短时期时，情况更是如此。例如，在短时期内，假如就业量完全呈周期性变化，但人们的习惯——与较持久的心理倾向不同——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一个人为了维持他习以为常的生活标准，首先要拿到收入，然后才可能将他的实际收入与维持日常生活标准的费用之差储蓄起来。即使他由于收入的变化开始调整消费支出，但在短时期也不会做得很适当。这样，收入增加，储蓄也会增加。收入减少，储蓄也会减少。只是开始时要比后来增减的幅度更大。

但是，除了收入水平在短时期内变动之外，还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在通常情况下，收入的绝对量越大，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额也就越大。因此，一个人要满足他个人及家庭的眼前的基本需要的愿望比他积累财富的愿望更为强烈，除非他的生活已达到相当舒适的程度，并有余力才有可能积聚钱财。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将随之增加。但是无论储蓄所占的比例是否增加，我们认为任何现代社会都适用这样一条基本心理规律：即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其消费量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所以绝对量增加的必定是储蓄，除非其他的因素同时也发生异常重大的变化。正如我们在后面要说明的那样，[3]
经济制度的稳定主要取决于这条规律的实际作用。也就是说，就业量（即总收入）增加时，不必用所有的就业量去满足消费量的增加。

另一方面，当收入因就业量减少而出现很大程度的减少时，不仅某些个人和某些机构将动用其情况较好时所积累的后备金作消费之用，使其消费超过收入，而且政府也得如此。因为政府也要陷入超支的境地，不论它是否自愿如此。政府只能通过借款来提供失业救济金。由此可见，当就业量下降到低水平时，总消费量的下降数量会小于收入下降的数量。这既可能是因为个人的习惯性行为，也可能是因为政府政策的导向。这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通常在波动幅度有限的范围内，均衡状态能够得以形成。否则，一旦就业量和收入开始下降，它们完全可能继续下降到极端的程度。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简单的原则可以得到与以前相同的结论，即就业量只能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加，除非消费倾向确实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在于，当就业量增加时，由于消费者的开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增加，所以除非投资的增加能填补二者之间的差距，否则已增加的就业量会成为无利可图的事情。

四

我们绝不可低估了上面已经论述过的那个事实的重要性，即就业量是预期消费和预期投资的函数。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消费量就是净收入的函数，即净投资的函数（净收入等于消费量加净投资）。换句话说，在计算净投资时，被认为必经扣除的折旧等储备金额越大，一定投资水平对消费的促进影响越小，从而对就业量的积极影响也越小。

当全部储备金额（或补充成本）在目前都被实际用于维修现有的资本设备时，它的作用不大可能被忽视。但当储备金额超过当前实际维修费用时，它对就业量产生影响的实际效果并不总能被人们充分了解。因为超过的部分，既不会直接引起当前投资，也不会用于当前消费，因而，必须由新投资弥补。新投资的需求与当前旧设备的耗损完全没有关系，而储备金额则是为当前旧设备的耗损而设的，其结果是可用于产生当前收入的新投资相应减少，因此，如果要维持一特定的就业量，新投资需求就必须更强烈。而且，上面所述同样适用于使用者成本的损耗，只要其损耗在实际上没有得到补偿。

现以一座房屋为例，假设这座房屋直到拆毁或弃置不用之前均能被居住而无须加以修缮。如果从全年的租金中，提出一笔资金用于房屋折旧，但房主既不把这笔资金用于维修房屋，又不把它作为净收入而用于消费。那么这笔资金，无论是U的组成部分还是V的组成部分，在整个房屋的寿命中，都将不利于就业。直到这座房屋必须重建时，上述问题才能立刻得到圆满的解决。

在静态经济中，所有这些都不值得一提。每年旧房屋的折旧费恰好与新房屋的建造费完全相等，旧房屋寿命终了的速度等于新房屋的建造速度。但在非静态经济中，特别是在刚刚出现过对长期耐用资产的狂热投资时期内，这些因素具有重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雇主由于现有资本设备必须维修和更新，需要提取一笔储备金，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设备会逐渐损坏，但要花费接近全部储备金去进行修理更新的日子还未到来，所以新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要为储备金所吸收。这些事实所造成的后果是：收入只能处于一个低水平，低到能与低数值的净总投资相适应。在旧设备需要重新购置（这是提取折旧储备金的目的）之前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折旧储备金就会把消费能力从消费者那里抽出去。换句话说，折旧储备金在这里的作用是减少当前的有效需求。只有对旧设备进行实际的更新才会增加有效需求。如果“财政上的稳妥政策”，即提取折旧储备金大大超过该设备的实际损耗，那么，加在一起的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例如美国，在1929年，由于资本在过去的五年中迅速扩张，偿债基金和折旧储备金都很大，而工厂的设备并不需要更新，尽管新投资的数额巨大，但绝大部分已被这些储备金所吸收。几乎没有希望找出更多的新投资，为人们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富裕社会中愿意提供的新储蓄寻找出路。这一因素本身就已足够引起一次经济萧条。此外，由于这种类型的“财政上的稳妥政策”继续在整个的萧条状态中为那些有力量这样做的大公司所采用，它又严重地阻碍了经济从萧条状态中尽早地走出来。

再以现在（1935年）的英国为例。战后大量的住宅建筑和其他新投资，导致偿债基金大大超过任何当前设备的维修费和重新购置费。这种倾向因投资者曾是地方当局或公共机关而大为加强，因为他们遵循“健全”财政的原则，往往要求在更新设备之日到来之前，就将原来的成本全部提完。结果是，即使私人准备花费他的全部净收入，要恢复充分就业也极其困难。因为与此同时，官方和半官方机关正依法提取与同期的新投资完全无关的巨大偿债基金。我认为，[4]
地方当局全年提取的偿债基全，完全超过了地方当局用于新发展投资的半数。[5]
尽管如此，我们还难以肯定，卫生保健部是否知道，当它要求地区当局设置高额的偿债基金时，它使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增加了多少。以建筑业协会贷款给人们建造自己的住宅而论，人们尽快偿还债务的愿望会使住宅主人的储蓄大于住宅的损耗所要求的数量，尽管这一事实也许应被归入消费倾向的直接降低，而不是由于净收入的减少所致。从实际数字来看，建筑协会的抵押款的偿还额，从1925年的2400万镑增加到1933年的6800万镑，而其间的新抵押款为10300万镑。在今天，偿还额很可能还要高一些。

从产量统计数字中显示出来的是投资额，而不是净投资额。这一点科林·克拉克在《1924—1931年的国民收入》一书中，很有说服力地提出来了。他指出：在正常情况下，折旧等项目的数值占有投资额中很大一部分比例。例如，他估计英国1928年至1931年间的投资和净投资大致如下表所列。[6]
在表中，他的毛投资很可能比我的投资要稍大一些，因为，毛投资可能包括我的使用者成本，他讲的净投资与我讲的净投资，到底是否一致，我也说不清。

库兹涅茨先生在统计美国1919年至1933年的毛资本形成（我称之为投资）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事实上产量统计所得到的数字，只能是毛投资，而不是净投资。库兹涅茨先生也发现了根据毛投资计算净投资的困难。他写道：“从毛资本形成到净资本形成的困难，在于改正现有耐用物品的消费量的困难，并不仅仅在于缺乏资料的困难。耐用品的每年平均消费量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7]
因此，他只能后退到“企业的账簿上所扣除的折旧和消耗正确地反映了企业所使用的现有的耐用品的折旧和消耗的数量”。另一方面，他绝不企图对个人手中拥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的耐用品扣除折旧。关于美国，他得出的有趣的结果可概括如下：

上表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样几个事实：在1925—1929年的五年中，净资本形成非常稳定，即便在经济比较繁荣的后期，也只不过增加了10％。雇主的常规维护、维修、保养、折旧与损耗的减少，即使在经济最萧条的时期，也保持着很高的数字。但是库兹涅茨先生的方法，肯定过分低估了折旧等的年增长率。他认为年增长率不到新的净资本形成的1.5％。最重要的是，自1929年以后，净资本形成急剧下降，1932年的数字，与1925—1929年五年的平均数相比，不到95％。

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上面的论述有点离题了。但我们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一个社会拥有大量的资本，那么在计算通常用于消费的净收入时，必须从收入中扣除一大笔费用。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即使社会成员愿意把净收入中的很大部分用于消费，消费倾向还是要遇到严重的障碍。

我们有必要再重复一次众所周知的事实，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唯一对象。就业机会必定受到总需求量的限制。总需求只可能来自现在消费或现在为将来消费作的准备。我们能够有利可图地预先准备消费，不能推向遥遥无期的将来。作为一个社会要提供未来的消费，不能从理财的角度着眼，只能现在实实在在地生产物质产品。鉴于我们的社会组织和商业组织，已把在财务上为将来消费作准备同在物质上为将来消费作准备截然分开，所以取得前者的努力不是必然也会取得后者的。这样，财政稳健政策容易使总需求减少，从而也损害了公共福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外，我们为将来而事先准备的消费越多，要想找出更多的事先作出准备的将来的消费渠道就更加困难。从而，我们就更加依赖现行的消费作为总需求的来源。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收入越高，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如果拿不出什么新的解决办法，这个难题就无法解决，除非保持足够大的失业量，让社会贫困到使收入与消费的差额恰好等于在目前有利可图的生产为准备未来消费所生产的产品价值的程度。

问题还可这样看：消费一部分由现行制造的物品来满足，一部分可由过去制造的物品来满足，即由负投资来满足。在消费由后者来满足的时候，现行的总需求会因之而缩小，因为一部分现行消费支出不能再转变为净收入的一部分。反之，在一个时期中，每当制造一件为了满足以后的消费而从事生产的物品时，现期的总需求就会增大。众所周知，一切资本投资迟早总会以资本负投资的形式而告终。这样一来，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使资本投资超过资本负投资的数量大到能够足以补偿净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额成为日益困难的问题。只有当人们预期未来的消费支出会增加时，新资本投资超过负投资的情况才会出现。每当我们靠增加投资来维持今天的均衡时，就会使明天的均衡变得更困难。只有预料日后的消费倾向将增加，今天消费倾向的减少才符合公共利益。《蜜蜂的寓言》这一则故事提醒我们——明天的快乐是人们今天刻苦奋斗不可缺少的理由。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值得一提。对上面所述的一些困难，人们的头脑中似乎只有在诸如道路建设、住宅建设等公共投资的场合才会意识到，通常被用来反对政府投资以便提高就业量的理由是它会给将来造成困难。人们不禁要问：“当你为将来数量不变的人口建造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住宅、道路、市政厅、高压电网、供水设备等等之后，你还将做什么呢？”不过一般人却不大容易理解，私人投资或私人从事产业的扩展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尤其是后者，因为我们更容易看到，对新厂房设备的需求比对住宅的需求更容易满足，而且新厂房、设备从个人那里只吸收少量的资金。

妨碍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些问题的原因（许多有关资本的学术讨论也是如此），在于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反之，如果消费倾向一经降低便会成为永久性的习惯，不仅消费需求会减少，资本需求也会减少。

[1]
参阅下面第14章。

[2]
在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下，财政政策对财富增加所具有的影响，曾被许多人误解过，而且误解的程度还很深。而对这种误解，在不具备第四卷要探讨的利息理论的知识之前，我们是无法进行充分讨论的。

[3]
参阅第18章第3节。

[4]
由于认为实际数字是无关紧要的，所以要在两年或两年以后才公布。

[5]
至1930年3月31日的前几年中，地方当局花费在资本设备的款项为8 700万镑，其中的3900镑系由偿债基金等款所提供。至1933年3月31日的前几年中，相应的数字为8100万镑和4600万镑。

[6]
参阅《1924—1931年的国民收入》一书的第117页及138页。

[7]
这些资料摘自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份《公报》（第52号）。该《公报》提供了库兹涅茨先生将要出版的一本书的主要结论。

第9章　消费倾向二：主观因素

一

假如总收入（以工资单位计算）不变，上述客观因素也不变，对于一个给定的收入，影响其消费量的第二类因素就是那些决定消费多少的主观和社会的因素。然而，分析这些因素时，并没有什么新颖的观点，所以只需要列出比较重要的因素，而不以较长的篇幅论述它们。

一般说来，有八种带有主观性质的动机或目标可能导致人们不把收入用于消费：

1.积聚一笔资金，储备起来以应急需。

2.预防将来的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和需求与现在有所不同，如有关养老费、子女教育费、亲属抚养费等。

3.获得利息和财产增值，即宁愿现在少消费一点，以获得将来较大的实物消费。

4.享受逐渐增加的开支，因为人的本能是希望生活标准逐渐提高，而不是逐渐下降，即使享受能力也许会减低，也在所不惜。

5.享受独立感和能做出事业的成就感，尽管没有清楚的想法、明确的目的和特殊的用途。

6.获得从事投机生意或从事某种事业的本钱。

7.遗留财产给后代。

8.满足纯粹守财奴的欲望，即虽然不合理，但却一贯抑制消费行为。

以上这八种动机可依次被称之为谨慎、远望、算计、改善、独立、管理、自豪与贪婪，而我们也能开出一系列与之相应的消费动机，诸如享受、短见、慷慨、失算、炫耀和奢侈。

除了个人积累的储蓄之外，还有大约占现代工业国家（如英国、美国）总储蓄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收入，由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各种社团及公司等储蓄起来，它们的动机基本上与个人的储蓄动机相同，但又不完全相同。其主要动机有如下四点：

1.经营动机——可以不必在市场上筹集资本而负债，就可以获得从事将来投资的资本。

2.流动动机——获得应付意外事件、困难情况和经济萧条的流动资本。

3.改善动机——使收入逐年增加，这样可使管理免遭责难，因为人们几乎分辨不清，收入的增加到底是由于储蓄所致，还是由于效率提高所致。

4.谨慎动机——通过财政上推行稳健政策来解除对将来的忧虑，即使所提出的储备金超过使用者成本或补充成本，以便偿还债务和注销原成本的速度大于资产的实际损耗率与折旧率，而不是小于资产的实际损耗率与折旧率。这一动机的强度主要取决于资本设备的数量和特点以及技术变革的速度。

与这些动机相应，人们常有把一部分收入不用于消费的动机，但也有使消费超过收入的动机。上面列出的可以得到正数值的储蓄动机本身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以后，能使人们的储蓄成为负值。例如，用储蓄来提供家庭所需要的开支或养老费，用借款来支付失业救济金都是负储蓄的很好例证。

所有这些动机的力度，将随着我们所假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组织，随着由种族、教育、习俗、宗教以及现行道德观等原因所形成的习惯，随着现在的希望与过去的经验，随着资本设备的规模与技术，随着目前财富的分配方法，以及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的不同，而产生重大的变化。然而，本书的主题，除极个别的地方之外，不涉及长远社会变革的后果，不涉及长期社会进步的缓慢作用。我们将假设主观储蓄动机和主观消费动机的主要背景不变。至于财富的分配，由于取决于大体为永久性的社会结构，它可被视为是在长期中变化缓慢的一个因素，从而在本书所论及的范围内，可以被认为是已知的。

二

主观的与社会的动机的主要背景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而在短期内利息率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变化影响也不大，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短期内消费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以工资单位计算）的变化，而不是取决于特定收入量下的消费倾向的变化。

话虽如此，但也必须避免引起误解。上面的意思是说利息率的适度变动对消费倾向的影响通常都是很微弱的。但这并不是说，利息率的变动对实际的储蓄量和消费量的影响很小。相反，利息率的变动对实际储蓄的影响是很大的，但与人们通常设想的方向相反。其原因在于：虽然提高利息率会对减少消费倾向起作用，会吸收大量的未来收入，然而我们却可以肯定，利息率提高会减少实际的储蓄数量。因为总储蓄是受总投资控制的，而利息率的提高（除非有相应的投资需求曲线的变动来抵消）却会减少投资。所以，利息率的提高，必定会将收入减少到储蓄的减少与投资相等的水平。因为收入（绝对值）的减少比投资量的减少来得大，所以我们确信，利息率的提高会减少消费，但这并不等于说储蓄可以大幅度提高，恰好相反，储蓄和消费二者都要减少。

由此可见，即使利息率的提高可能引起一个社会不特定收入下的储蓄量的增加，我们仍然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利息率的提高（假设投资需求曲线没有发生利于投资的变动）将减少实际总储蓄。根据同样的推理甚至可以得知，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前提下，利息率的提高会使收入降低多少。因为，收入的减少必须是这样一个数量：在现有的消费倾向下，收入减少的数量所引起的储蓄的减少，正好等于提高的利息率在现行的资本边际效率下所造成的投资的减少。这方面的问题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论述。

假如我们的收入不变，那么利息率的提高才有可能诱惑我们更多地储蓄。但是，如果利息率高得影响了投资，那么我们的收入也不可能保持不变。这时收入必定下降，直到储蓄能力的减少足以抵消高利息率对储蓄动机的刺激。这就是说我们越有德行，越有决心节俭，越是能执行个人与国家正统的财政政策，那么当利息率（相对于资本边际效率来说）相对提高时，我们的收入就减少得越多。顽固不化只能受到惩罚，而不会得到奖赏，这是不可避免的。

按照上面的说法，实际总储蓄量与实际总消费量与谨慎、远见、算计、改善、独立、管理、骄傲及贪婪等动机毫无关系，跟道德与邪恶也都毫不相干。一切只取决于在既定的资本边际效率前提下，利息率促进投资的有利程度的大小。[1]
当然，事情并不完全如此，上面的说法也许有些言过其实。如果利息率能被调整到使它能继续维持充分就业的程度，节俭的美德仍然会恢复它的地位，资本积累的速度还是要取决于消费倾向的降低。这样我们可以再次发现，古典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歌颂节俭的美德，是因为他们暗中假定：利息率总是要调整到保证持续的充分就业。

[1]
本节中的某些段落已经预先运用了第四卷要介绍的某些观点。

第10章　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

在第8章中，我们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消费倾向变化，就业量只能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增加。我们现在可以将这个结论再向前推进一步，在给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在收入和投资之间建立一个被称之为乘数的比例关系，再通过某些简单的办法，还可以在总就业量和直接被用于投资的就业量（我们称之为初始就业量）之间，建立一个被称之为乘数的比例关系。这一步是我们就业理论中必要的一步。因为有了这一步，才可以使我们在消费倾向给定不变的条件下，在总就业量、总收入和投资量之间建立起一种准确的关系。乘数这个概念，是由R.F.卡恩先生首先引入经济学理论的，详见他的论文《国内投资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原载《经济学杂志》1931年6月号）。卡恩先生在文中所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假设消费倾向在设想的条件下（以及其他一些条件下）不变，如果国家金融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采取措施刺激或妨碍投资，就业量就会随着投资量的变化而变化。卡恩先生的文章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一般性的原则，用来估计净投资的增量与由此而引起的总就业量增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在引进乘数之前，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有必要先引进边际消费倾向的概念。

一

在本书所论述的范围内，实际收入变动的原因，仅限于在一给定资本设备条件下就业量（即以劳动力单位计算）的变动，所以实际收入随着劳动力单位计算的就业量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像我们一般所假设的那样，由于报酬递减，设资本设备不变，就业量（以劳动力单位计算）增加时，收入（以工资单位计算）增加的比例将大于就业量增加的比例，而就业量增加的比例又将大于用实物（假如那是可能的话）计算的实际收入增加的比例。实际收入（以实物计算）和收入（以工资单位计算）将同时增加或减少（在短时期内，资本设备实际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用实物来计算实际收入，也许无法用数字精确地表示出来。但用以工资单位计算的收入Yw
的变化来表示实际收入的变化往往倒是很方便的。一般说来，在某些场合，我们绝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Yw
增加或减少的比例大于实际收入增减的比例。但是在另一些场合，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Yw
和实际收入总是同时增加或减少，它们成为几乎可以相互替代的东西。

人们有一种普遍的心理：当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或减少时，社会的消费也会增加或减少，但后者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像前者那样快。不过这种心理并不十分准确，而是要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条件很明显的，而且也容易以比较完整的形式表达出来：即△Cw
和△Yw
具有相同的符号，但△Yw
＞△Cw
，其中，Cw
为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消费。这不过是重复了前面已经建立过的命题。我们把
定义为边际消费倾向。

这个变量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告诉我们，下一次产量的增加将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分配。由于△Yw
=△Cw
+△Iw
，其中△Cw
代表消费增量，△Iw代表投资增量，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等式：△Yw
=K△Iw
，其中
即为边际消费倾向。

我们称K为投资乘数（investment multiplier）。它告诉我们，当增加一个单位的总投资时，收入的增量将是投资增量的K倍。

二

卡恩先生所说的乘数与这里所说的投资乘数不同，我们可以把卡恩先生所说的乘数称之为就业乘数（employment multiplier），用K′表示之。因为就业乘数是计算总就业量与投资行业一特定初期就业量增量之间的比率。就是说，如果投资增量为△Iw
，由此引起的投资初期就业量增量为△N2
，那么总就业量的增量△N=K′△N2
。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K=K'。因为，各个不同行业的总供给函数的有关部分未必具有如下的特征：即一个行业的需求的增量与由它而引起的就业量之间的比率在各个行业中都是相同的。[1]
比率不相同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例如，当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差异很大时，
和
很可能有一定的差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品需求变动的比率和投资需求变动的比率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行业的总供给函数的有关部分的形状差异考虑在内，那么把下面就要进行的论证变成更加一般化的形式是完全可以的。但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还是采用最简单的方式，即用K=K′的方式。

假如一个社会的消费心理是这样的：人们将收入增量的十分之九用于消费，[2]
这就是说乘数K为10。如果其他方面的投资不减少，因增加公共投资而引起的总就业量将是公共投资本身所提供的初期就业量的十倍。甚至在就业量和实际收入都增加时，如果社会的消费量仍然维持原来状态不增加，社会公共投资本身所提供的初期就业量仍然制约着就业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试图把全部的收入增量都用于消费，那么，经济的稳定状态便难于保持，物价也将无休止地上涨。用正常的消费心理来推断，假如消费倾向也同时发生变化，就业量的增加和消费量的减少将会同时并存。例如在战争年代，人们受宣传的影响是会抑制个人消费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行业就业量的增加才能使消费品行业减少其就业量。

下面要讲的只是把读者在这方面已经明确了的概念用专业术语总结一下。除非公众愿意增加以工资单位来计算的储蓄，否则以工资单位计算的投资便不可能增加。一般说来，除非以工资单位来计算的总收入有所增加，否则公众是不会增加其储蓄的。被公众消费的收入增加的一部分可以刺激生产量，一直到收入（及其分配）的新水平所导致的储蓄大到足以等于已经增加了的投资时为止。乘数原理告诉我们，公众要增加多大的就业量才能使实际收入的增加足以引诱公众进行额外的储蓄。而且，乘数也是公众心理消费倾向的函数。[3]
如果储蓄是药丸，消费是果酱，那么，额外果酱的多少必须与额外药丸的大小成比例。除非公众的心理倾向与我们所假设的不同，否则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法则：投资的就业量的增加必然会推动生产消费品的行业，从而会导致总就业量的增加，而增加的总就业量是投资本身所造成的初期就业量的若干倍。

根据上面的论述，如果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接近于1，那么投资量很小的变化就会引起就业量很大的变化，同时，只要增加很小的投资就能达到充分的就业。反之，如果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趋近于零，那么投资量很小的变化不会引起就业量较大的变化，所以，要想形成充分就业的局面，就需要投资的大量增加。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非自愿失业任意发展，虽然要带来一些麻烦，但其病症还是易于治疗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就业量可能变化不大，但却会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除非使用猛烈的药物，否则这个顽症是很难医治的。实际情况是，边际消费倾向似乎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中间，但接近1的情况多，接近零的情况少。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两方面的害处兼而有之。就业量的变化很大，与此同时，为了取得充分就业所需要增加的投资数量又大到难以筹措的地步。不幸的是，就业量的变化幅度如果太大就不易了解这种弊病的性质，不了解弊病的性质也就无法对症下药。

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后，不论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是多少，任何想增加投资的企图都会使物价无休止的上涨。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真正的通货膨胀的状态。[4]
然而在达到这一状态之前，物价会随着总实际收入的增加而上涨。

三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都是投资的净增加量。因此，假如我们不加限制地运用以上的论述内容，那么在讨论政府增加公共投资的影响时，必须假设：其他方面的投资不能减少。当然也得假设一个社会的消费倾向没有相应的变化。卡恩先生在上面我们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主要是在考虑哪一些因素可能成为重要的抵消力量，并且要对它们作出数量上的估计。因为在现实的事例中，决定最终结果的，除了特种投资有特别的增加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设政府在进行公共投资时，增雇100000人，又假设乘数（定义如上）为4，我们不能贸然断言总就业量将增加400000人。因为也许这个新公共投资政策对其他方面的投资有完全不同的影响。

下面所列举的三点（按照卡恩先生的见解）似乎很可能是现代社会中最不容忽视的因素（尽管前面的两个因素在读到本书第四卷时才能完全理解）：

1.政府要为实施政策筹集资金，在物价随着就业量增加而上涨的同时，周转资金的增加会引起利息率的增加，从而会妨碍其他方面的投资，除非金融当局采取相反的措施。同时，对于私人投资者来说，增加资本物品的成本将减少其资本边际效率，而这种减少又需要降低利息率来加以抵消。

2.政府实施公共投资政策时，由于往往有混乱的心理状态存在，难免对公众的“信念”产生影响，结果会增加流动性倾向，或者减少资本边际效率。对此，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抵消，它们会妨碍其他方面的投资。

3.在与外国有贸易关系的经济开放的体制中，一部分投资增量的乘数作用将用于纠正外国的就业量，增加的就业量的一部分将减少我们自己国家的贸易顺差。因此，假如只考虑本国的就业量而不考虑世界的就业量，我们就必须降低乘数值。另一方面，通过乘数作用在外国所引起的经济活动的增加对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是有利的，我们可以回收一部分溢漏。

再者，当投资量很大时，我们必须考虑到随着边际的位置逐渐移动，边际消费倾向发生累积性的变动，从而也必须考虑到乘数值的变动。边际消费倾向并不是在任何就业量水平下都固定不变的。作为一条规则，它可能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呈现减少的趋势。就是说，当实际收入增加时，一个社会愿意把增加的实际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将逐渐减少。

除了上述的一般规则之外，还有些其他因素可能会改变边际消费倾向，乃至于改变乘数。一般说来，这些其他因素的作用似乎很可能在于加强，而不是抵消上述一般规则的作用。因为，第一，在短时期内由于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就业量增加，企业家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也增加，而企业家边际消费倾向也许小于整个社会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第二，某些地区的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负储蓄与失业有关，因为失业者要维持生活，不是依赖自己或亲友的储蓄，就是得依赖政府通过筹款而来的失业救济金。其结果是，失业者的再就业会逐渐减少这些特殊的负储蓄，从而会减少边际消费倾向。在没有上述的失业者再就业的情况下，即使国民收入增加的数量相同，边际消费倾向减少的速度也会比较缓慢。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当投资净增量很小时，乘数就大。当投资净增量很大时，乘数就小。因此，当投资的变化很大时，我们必须以乘数的平均值为依据，而乘数的平均值又以在讨论范围内的平均值边际消费倾向为依据。

卡恩先生曾经考察了类似因素在某些设想的特例中对乘数的数值可能造成的影响。很明显，还是不可能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只有一点不妨说一说，例如，对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而言，大概会把实际收入增量不低于8％的部分用于消费，如果这个社会是在封闭的经济体制下，失业者的消费是把其他人的消费转移给自己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了抵消因素之后，乘数之值不会小于5很多。然而，在一个与别的国家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中，外来消费品占消费的20％，如果它的失业者的补助来源于货款或其他类似的方式，如果补助的数额接近于失业者在就业时的正常消费量的50％，那么，乘数的数值可以降低到2或3。在一个对外贸易额占有很大比重而失业补助在很大程度上又来源于借贷的国家中（例如1931年的英国），投资的变动所引起的就业量的变动要远远小于上述因素较少存在的国家（例如1932年的美国）。[5]

有了乘数原理，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投资量变动时，即使投资量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少的比例，总就业量与总收入的变化幅度也会远远超过投资量本身的变化。

四

以上的讨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即总投资量的变动为人始料所及，消费品行业可以与资本品行业同时增产，消费品价格的变动，仅限于当产量增加时，消费品行业才有报酬递减现象。

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资本品行业产量的增加为人们始料未及的情况。很明显，初期的投资增加对于就业量的影响，只有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然而，我发现，在讨论这一显然存在的事实时，有两种情况被人们混淆了：一种是合乎逻辑推理的乘数理论本身，它在任何连续不断的时间点上均能成立，而且不存在时间的滞后。另一种是资本品行业扩张所产生的后果受到时间滞后的制约，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后，它才能逐渐发生作用。

为了弄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指出：第一，人们没有预料到（或者没有完全预料到）资本品行业的扩张并不对总投资量立即发生它的全部影响，而是逐渐使投资量增加。第二，它可以使边际消费倾向暂时偏离其正常值，然后逐渐回到正常值。

这样，资本品行业的扩张，如果事先未为人们充分预料到，则某一段时间内的投资增量在各个时期的值，构成一系列数值，边际消费倾向值在各个时期的值，也构成一系列数值，这两系列数值，既与该资本品行业的扩张事先为人们所料及的情况下的数值不同，也与该社会的总投资已经稳定在一个新水平以后的数值不同。但在任何一段时期中，乘数原理都能够在下列意义上成立：总需求的增加量等于总投资的增加量与乘数之积，乘数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

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即人们完全没有预见到资本品行业中就业量的增加，最能清楚地说明以上两个方面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品行业的产量在最初没有增加，而资本品行业中的新就业者，将其一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这样使得消费品价格提高。消费品价格的提高将通过三条途径使消费品的供给与需求达到暂时的平衡：其一，一部分消费暂时延缓。其二，价格提高引起利润增加，收入重新分配，对储蓄阶层有利。其三，高价格会引起存货量减少。在平衡的恢复是借助于消费暂时延缓的情形时，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就是说乘数本身的值减少。在存货量减少的情形时，总投资的增量暂时小于资本品行业的投资增量，就是说被乘数相乘的数值的增加小于资本品行业的投资增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品行业自己逐渐适应新的需求，所以当延缓的消费得到满足时，边际消费倾向的值暂时超过正常值，其超过程度恰恰补偿了以前不足的程度，最后回到正常值。与此同时，恢复存货到减少以前的原有数量也会使总投资的增量暂时大于资本品行业投资的增量（当周转资本随产量增加而相应增加时，暂时也具有相同的结果）。

有件事实在某种场合是非常重要的：即预料不到的变化只有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发挥出它对就业量的全部作用，这一点在分析经济周期时尤其重要（像我在《货币论》一书中所持有的见解那样）。但这毫不影响本章所述乘数原理的重要性，也不妨碍它的用途，它可以用来指出：当资本品行业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要增加产量，就必须增加设备，而不能只在现有的生产设备上增雇劳动力。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理由说，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时期以后，消费品行业的就业量就会和资本品行业的就业量同时增加，乘数值也接近其正常值。

五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看到，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的值也越大，设投资量的变化为已知，那么与之相应的就业量的变化也就越大。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令人将信将疑的结论：即在一个贫穷的社会中，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所以，乘数的值贫穷社会大于富裕社会，正因为如此，就业量的变化前者也大于后者。

但这一结论忽视了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和平均消费倾向的作用之间的区别。设投资量变化的百分比为已知，那么它的边际消费倾向会引起较大的成比例的影响，但是，假如平均消费倾向也高，那么绝对的影响是不会大的，现以下列数字为例来说明。

让我们假设一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如下：只要该社会的实际收入不超过现有的资本设备条件下雇用500万人所得到的产量，而其全部收入用于消费。在增雇第一个10万人时，就要消费其增产量的99％。增雇第二个10万人时，就要消费其增产量的98％。增雇第三个10万人时，就要消费其增产量的97％。以此类推。如果我们以雇用1000万人代表充分就业，据此，当有5000000+n×100000人被雇用时，此时的乘数值为
，而投资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为

由此可见，当有520万人被雇用时，乘数的数值很大，等于50，但投资仅占同期的国民收入的极小部分，即为0.06％。结果，如果投资下降的比例很大，比如说约为
，就业量将只减到510万人，即下降约2％。另一方面，当雇用量为900万人时，乘数的数值相对微小，即为
。但投资在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大，为9％。结果是，如果投资下降
，就业量将会下降到690万人，即下降19％。在极度的情况下，当投资下降到零时，就业量在前一情况的下降为4％，在后一种情况的下降为44％。[6]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知，一个社会之所以比较贫穷，是因为就业不足。但是，如果贫穷的原因是由于工作不够熟练、技术水平低下或机器设备不良，上述的论证同样适用。尽管在贫穷的社会中，乘数是有较大的数值，然而在假设富裕社会的现行的投资额占有其现行收入的更大的比例的条件下，投资量的变化对于就业量的影响，富裕社会也比贫穷社会大得多。[7]

从上面的例子中显然可以看到：增雇一定量的劳动力服务于公共工程项目，它对总就业量的影响，在失业问题比较严重时，比几乎达到充分就业时要大得多。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在就业量已经降低到520万人时，增雇10万人服务于公共工程，可使总就业量增加到640万人。但如果就业量已为900万人，增雇10万人服务于公共工程，只能使总就业量增至920万人。这样，政府在失业最严重时期三番五次的投资，即使导致公共工程本身的效果令人怀疑，但我们还是可以假定，当失业问题严重时，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甚小，仅就节省失业救济支出这一项而言，已远远超过公共工程的费用。但当逐渐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时，公共工程项目是否值得继续推行，还是有待争论的问题。再者，如果我们所假设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递减的条件是正确的，那么，要想通过持续投资的增加来增加定量的就业量就会越发困难。

根据在不同时期的总收入和总投资的统计数字（如果它们可以被利用的话），要想绘制一张说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的表格，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然而，目前我们的统计数字还没有精确到足以（或者按照我们的要求收集到足够的数字）使我们能够得出比大致的估计更精确一些的结果。据我所知，这方面最好的数字，当推库兹涅茨关于美国的数字（已经在前面的第8章第3节中引用过），但也靠不住。从这些数字以及与之相关的关于国民收入的估计，能够得到的投资乘数的值，比我想象得要低、要稳定。如果孤立地考察个别年份，其结果就异常不合情理了。但是，如果两年两年地看，其乘数值似乎小于3，并且很可能稳定在2.5左右。这意味着边际消费倾向不至于超过60％到70％。这个数字在经济繁荣时期是完全有可能的。根据我的判断，在经济萧条时期，这个数字就有点低得出奇。但是，如果美国公司在不景气时期仍然坚持其保守的财政政策，是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的。换句话说，在由于没有对资本设备进行维修和更换而导致投资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在财务计算中扣除维修和更新的储备基金，其结果是阻止了边际消费倾向的上升，如果情况相反，则消费倾向势必上升。我怀疑正是这个因素加深了美国这些年来经济萧条的程度。但在另一方面，统计数字也有可能过分夸大了投资的下降程度。据说投资量，1932年比1929年减少75％，而净“资本形成”则减少95％以上，这不免有些夸张，适当地改变一下这些估计数字就会对乘数值造成很大的影响。

六

当非自愿失业存在时，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必定小于边际产品的效用，甚至可能小得多。如果一个人已失业很长时间，他的劳动不但没有负效用，还可能有正效用。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可以由此推论：“举债支出”[8]
虽然是“浪费”，但在得失相抵消之后可使一个社会致富。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由于受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影响太大，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么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以起着增加财富的作用。

奇怪的是，人们根据一般的经验，想从古典学派的谬论中挣扎出来，往往宁愿选择全部“浪费”的举债支出，而不愿选择部分浪费的举债支出，因为后者不属于全部浪费，所以要根据严格的“经营”原则办事。例如，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用举债来支持失业救济，但若政府用举债来兴办设备改良，其效益小于现行利率，人们就不太愿意接受了。与此同时，美其名曰开采金矿而在地上凿洞不但不能增加世界上的真正财富，反而会引起劳动的负效用，然而它却是所有的解决办法中最容易被人们接受的一种。

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旧瓶子装满钞票，然后选择适当的深度，把这些旧瓶子埋在废弃的煤矿中，再用垃圾将煤矿填满，再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让私人企业再把这些钞票开采出来（通常的办法是通过招标来取得在填平的钞票区开采的权利），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的话，失业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一个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大概要比现在的多得多。当然建筑住宅或类似的东西会更切合实际一些。但是，如果有政治或实际上的困难使政府不能运用这种办法，那么上面所说的凿洞的做法有总比没有好。

举债支出的分析与现实世界中开采金矿是完全相仿的。经验告诉我们，当黄金的埋藏深度有利于开采时，世界上的实际财富增加得很迅速。但当不利于黄金开采时，财富抑或停止增长抑或下降。所以，金矿对于文明具有极大的价值和重要性。正如战争被政治家认为是值得为之进行大规模的举债支出的唯一形式一样，开采金矿也被银行家们当作地下挖掘的唯一借口，认为它合乎健全的理财原则。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战争和开采金矿都对人类进步发挥了作用。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在经济萧条时期，黄金的价格（用劳动力和实物来衡量）有上涨的趋势。这种上涨有助于经济复苏，因为黄金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值得开采的金矿的深度并且降低了值得开采的金矿的级别。

此外，增加黄金的供给，也许会对利息率产生影响。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既增加就业，又同时增加有用财富，那么开采金矿是进行投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其理由有两点：（1）采金带有赌博的色彩，所以淘金者并不关心现行利息率。（2）开采金矿能使黄金增加，但黄金与其他东西不同，它的边际消费不会减少。由于房屋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所以多建一座房屋，房租就会下降，除非同时降低利息率，否则对将来类似投资的吸引力将会减弱。但是开采金矿就没有这种弊端，只有当工资单位（用黄金计算）提高时，它才受到制约。除非就业状态有较大的改善，否则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再说，黄金并不像其他一些不耐用的物品，必须考虑提出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备用金的不利影响。

古代的埃及，具有双重的幸运，这无疑完全归功于如同神话一般的财富，它是人们从事两种活动的结果（建造金字塔和寻找贵重的金属），又由于这两种活动的成果能不以被消费的形式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它们不会由于数量多少而降低其效用。中世纪人们则修建教堂和做道场。对于死者来说，两座金字塔、两次道场带来的利益将两倍于一座金字塔和一次道场。然而，在伦敦和约克郡之间修建的两条铁路都不是这样。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更加正视现实，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非常节俭的理财家，以致我们在为后代建造住房时，也会着重考虑在后代身上的“财政负担”，从而，我们就找不到像古埃及和中世纪人们那样简便的避免失业问题的方法。我们只得无奈地接受失业这样的事实，当人的“致富”之道应用于国家行为上时，失业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而这种私人的“致富”之道不过使私人能积累起来大量的他们并不想在任何时候享用的财富。

[1]
更确切地说，假设ee为所有行业的就业弹性，ee
'为投资行业的就业弹性，N为所有行业的就业量，N2
为投资行业的就业量，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如果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所有的行业的总供给函数的特征和投资行业的总供给函数的特征会具有显著的不同之处，那就得认为

由此可得

从而K=K′。

[2]
我们所使用的数量全部都以工资单位计算。

[3]
如果再推广一下，乘数也是投资品工业与消费品工业的生产情况的函数。

[4]
参阅本书第21章第5节。

[5]
对于美国的估计数字，可参照下面第5节。

[6]
上面所谓的投资量，是以投资品行业中的就业量计算的。假如劳动报酬递减，当就业量增加时，若以劳动力计算，投资增加一倍，若以实物（假如可能的话）计算，将不到一倍。

[7]
更一般地说，总需求的比例变化与投资的比例变化的比率为：

随着财富的增加，
会减少，但
也会减少。由此可见，式中的分数的增加或减少取决于消费增减的比例是小于还是大于收入的增减比例。

[8]
我们经常使用“举债支出”这个名词，它既包括政府以借贷的方式从私人手中筹集资金进行公共投资，也包括其他用举债来维持的经常性的政府开支。严格说来，后者应被看作负储蓄。但政府负储蓄的动机，与私人储蓄的动机并不相同。所以“举债支出”是一个很方便的词，它表示政府当局在一切账目上的借款净额，无论借款是用于资本账目，还是用于弥补预算不足。举债支出的一种形式是用于增加投资，而另一种形式则用于增加消费倾向。

第四卷　投资诱导

第11章　资本边际效率

一

当一个人购买一件投资品或资本资产时，实际是购买取得它们一系列未来收益的权利。在投资品寿命的限度内，未来的收益等于他所预期的投资所带来的产品的卖价减去由于取得产品而支付的费用。设一资本资产的寿命为n年，在此n年中，每年的收入可用Q1
、Q2
……Qn
表示。我们可把这组年收入称为预期收益（prospective yields）。

与投资的预期收益相对应的是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所谓供给价格，并不是实际在市场上购买资产所付的市场价格，而是恰好能诱惑厂商每新增加一单位该资产产量所需的价格。所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有时也称为该资产的重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我们从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和它的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资本资产增加一个单位的预期收益和该单位的重置成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资本边际效率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我把资本边际效率定义为一种贴现率，而根据这种贴现率，在资本资产的寿命期间所提供的预期收益的现值能等于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用以上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出各种类型的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其中最大的边际效率可被看成是一般资本的边际效率。

读者应该注意到，在这里资本边际效率用资本的预期收益与当前供给价格来定义。如果一笔钱被投资于购买新近生产出来的资产，那么资本边际效率即取决于这笔钱的预期的收益率。它并不是指历史上的结果，即当一件投资的资产的寿命结束时，我们在该资产的记录中看到的该资产投资费用所取得的收益率。

在任何一个时期内，假如某种类型的资本投资增加，则该类资本的边际效率将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减少。其中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当该类资本的供给增加时，其预期收益将下降。就通常情况而言，另一部分原因是当该类资产的产量增大时，其生产设备承受的压力很大，因而供给价格会提高。在这些因素当中，通常说来第二类因素对短期内达到均衡状态更为重要一些。然而，如果时间一长，第一类因素的重要性就开始突出了。因此我们可以为每一类资本建立一个表格或曲线，这样的表格或曲线就可以显示出，在某一个时期内为了使其边际效率下降到一个指定数值，所需要增加的投资量为多少。我也可以把各类表格或曲线加起来，得到一个总的表格或曲线，它可以显示出总投资量与总投资所导致的、并与之相应的资本边际效率之间的关系。我们称这样的表格或曲线为投资需求表或投资需求曲线，或者资本边际效率表或资本边际效率曲线。

显然可见，当前的实际投资量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使得各类资本的边际效率都不会超过现行的利息率。换句话说，投资量会增加到投资曲线上的一点，在该点上一般的资本边际效率等于现行的市场利息率。[1]

上面叙述的事实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设Qr
为一资产在r时的预期收益，dr
为r年后的1镑按现行利息率折算的现值，那么，∑Qr
dr
即为对投资的需求价格。投资量将会达到一个点，在这一点上，∑Qr
dr
等于该投资的供给价格（定义见上述）。另一方面，如果∑Qr
dr
小于其供给价格，那么对于该资产种类而言，便不会有任何现行的投资。

由上可见，投资的诱导一部分取决于投资需求表或曲线，一部分取决于利息率。只有在本卷结束时，才有可能就其实际上的复杂性对决定投资量的各种因素作出全面的了解。然而，我们请求读者现在就得注意到，如果仅仅知道一项资产的预期收益或边际效率，我们是无法推算利息率或该资产的现值的。我们必须从其他方面决定利息率，而且只有决定了利息率之后，才能通过资产的预期收益的“资本化”来确定资产的价值。

二

上述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与通常的用法有什么关系呢？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资本的边际收益、资本的边际效率或资本的边际效用，都是我们非常熟悉又经常使用的名词。但是，在经济学文献中，想要知道经济学家们在使用这些名词时所要表达的确切意思，却是很不容易的。

至少存在着三个含混不清的地方需要加以澄清。首先，我们必须弄清，这些名词所表达的概念究竟是在单位时间内由于增加一个物质单位的资本所引起的物质产品的增量，还是由于增加一个价值单位的资本所引起的价值产品的增量。前者是由于每单位时间内，资本使用量每增加一个物质单位而引起的。后者是由于资本使用量每增加一个价值单位而引起的。但前者遇到了如何定义“资本的物质单位”的困难。我们认为这些困难是无法解决的，也是没有必要解决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如果10个人耕种的土地面积不变，当他们增加使用一些机器时，他们生产的小麦肯定会增多。但是如果不引用价值单位，我们就无法把这种说法转换成人们所能理解的数字比例。尽管如此，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讨论都在某种意义上涉及了资本的物质生产率，但作者始终没有说清什么是资本的物质生产率。

其次，资本边际效率究竟是一个绝对数，还是一个比例数？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从使用资本边际效率一词的上下文来看，以及按照把它当作具有和利息率同样维度的观点来看，资本边际效率似乎应该是一个比例数。但是构成这个比例的两项数值究竟代表什么，通常缺乏清楚的说明。

最后，我们必须分清两个概念，平时忽视分清这两个概念是造成混乱和误解的主要原因。一个概念是：在现有条件下，使用一定量增加的资本所能得到的价值的增加量。另一个是：在增加的资本资产的整个寿命期间所预期得到的一系列的价值增量。二者的区别也就是Q1
与整个系列Q1
、Q2
……Qr
……之间的区别。这就引起了预期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问题。大多数人在讨论资本边际效率时，除了Q1
以外，完全忽略了整个系列的其他各项。但是，除非在静态理论中，否则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在静态理论中，所有的Q都是相等的。在通常的分配理论中，资本在目前得到的报酬，等于其边际生产率（在某种意义上或在另一种意义上）的说法，只有在静止状态下才正确。资本的目前收益与资本的边际效率并没有直接关系。而在生产的边际效率上，资本的目前收益（即资本收益在产品的供给价格中的资本回报）等于该资本的边际使用者成本，而边际使用者成本与资本边际效率也没有多大关系。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关系这类问题，以往很少有清楚的说明。同时，我认为我在上面下的定义非常接近马歇尔使用这个名词时的意思。马歇尔本人所使用的名词是生产要素的“边际净效率”，或者使用“资本的边际效用”。下面引用的一段文字是我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6版，第519-520页）所能找到的与此问题最有关系的叙述。为了表达马歇尔观点的要旨，我把原文中断断续续的句子拼凑在一起：

在某一家工厂，使用了价值为100镑的机器，但不增加其他额外开支，这样在减去机器自身的折旧和耗损后，可以给该工厂每年增加3镑的净产量值。假设投资者把资本投入很可能得到更大收益的地方，又假设在这样做以后可达到均衡状态，那么投资者就会觉得值得使用这些机器。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情况推断出，利息率的年率为3％。但是这种例子仅能表明决定价值的重要因素中的一部分。如果以这个例子作为利息理论或者工资理论的依据，就会陷入循环推理的错误之中……如果在完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年利息率为3％，制帽业吸收了100万镑的资本。这就意味着制帽业愿意支付年息3％使用这笔资金，而不想拒绝不用。如果年息为20％，制帽业尽管需要机器也未必敢用。当年息为10％时，使用的机器就会增多，年息为6％时，使用的机器就会更多，年息为4％时，使用的机器还会多。最后当年息为3％时，人们就会尽其所能使用更多的机器。当他们使用这么多数量的机器时，机器的边际效用，即制帽业值得为之而使用机器的效用正好等于3％。

很明显，上面这一段引文表明马歇尔完全清楚：如果我们试图按照以上的思路来决定实际利息率的数值，那么我们就会陷入循环推理之中。[2]
在这段引文中，马歇尔似乎接受了上面已经提出的观点，即当资本边际效率为既定时，利息率会决定将要进行的新投资量的多少。如果年利息率为3％，除非在扣除成本与折旧之后每年的净产值可以增加3镑，否则不会有人愿意出100镑去购买一台机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第14章中马歇尔的论述就有失谨慎了，每当他的论述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他就开始退却。

虽然欧文·费雪教授在其著作《利息论》（1930年出版）中没有使用“资本边际效率”这个名词，但他定义的“收益超过成本率”与我定义的“资本边际效率”完全一致。费雪教授在书中写道：“所谓收益超过成本率，是一种利率，用这种利率来计算所有成本及所有收益的现值，将正好使两者相等。”[3]
他进一步说明，任何一方的投资量的多少都取决于利益超过成本率与利率的比较。要诱导新的投资，“收益超过成本率必须大于利率。”[4]
“这个新的因素，在我们所研究的利息论的投资机会方面，占有核心的地位。”[5]
所以说费雪教授所使用的“收益超过成本率”与我所使用的“资本边际效率”一词，不仅意义相同，而且目的也相同。

三

如果我们不认清资本的边际效率不仅取决于资本的现行收益，而且还取决于未来收益，我们就难以理解资本边际效率的意义与重要性。说明这一点的最好办法便是指出未来的生产成本的预期的改变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不论这种预期的改变是来自劳动成本，即工资单位的改变，还是来自新发明和新技术。今天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的产品将在使用过程中同以后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的产品相竞争，而以后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可能由于生产它们的劳动成本较低，也可能由于生产它们的技术有所改进，可以容许其产品具有较低的价格。所以，现在机器设备所生产的产品将增加其数量，直到它的产品价格跌到较低的数字，使之能与后来设备所生产的产品相竞争为止。而且，企业家从新旧设备中所得的利润（以货币计算）也将减少。只要关于这种发展趋势的预测是较有把握的，甚至只要人们预测这种发展是可能的，那么现在生产的资本边际效率也将适当地减少。

通过资本边际效率这一因素，人们对货币价值变动的预期可以影响当前的产量。如果预期币值下降，将会刺激投资，也会增加就业，因为这一预期可以提高资本边际率曲线，即投资需求曲线。如果预期币值上升，将降低投资需求减少就业，因为它降低资本边际效率曲线。

欧文·费雪教授之所以最初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增值与利息论”，其真实用意也在于此。为区别货币利率与实际利率，后者等于前者矫正货币价值变动的利率。要想通过费雪教授的区别了解其理论的意义是有困难的。因为他没有说清楚，货币价值的变动到底是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还是出乎人们的意料。这里摆脱不了一个特论：假如出乎意料，那么对当前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假如是在意料之中，现有物品的价格将即刻调整，从而使货币持有者与物品持有者所得到的好处再次相等。利率的变动对货币持有者来说已经太晚了。因为货币持有者无法因贷款期间的币值的变动而得到好处或遭受损失。庇古教授有一个权宜之计，他假定对币值的变动，有一部分人能预料到，而另一部分人则预料不到，这也不能使庇古教授从这进退两难的境地里逃脱出去。

这里出现错误的原因在于：认为货币价值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利率。实际上它只影响一特定量的资本边际效率。现有资产的价格，总是随着对未来价值的预期的变动而调整自己。这种预期变动的重要性，在于可以通过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而迅速影响新资产的生产。人们预期价格上涨会刺激生产，不是由于提高利率（提高利率同时刺激产量的想法是荒谬的，因为利率的提高会削弱这种刺激），而是由于提高一特定量资本的边际效率，假如利率的提高随着资本边际效率的提高而提高，则预期物价上涨对产量没有刺激作用。因为对产量的刺激，取决于一特定量资本的边际效率与利率的相对提高。这样，费雪教授的理论最好被改写成为有关“实际利率”的理论，而“实际利率”应该被定义为：人们对未来货币价值的预期变化而应该形成的利率，以致使这种预期的变化不会对现行的产量造成任何影响。[6]

有一点值得注意：对将来利率下降的预期会具有降低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作用，因为这意味着，现在的机器所生产的产品，在该机器未来的一部分寿命中，将与未来机器生产的产品竞争，而未来机器的生产可以保持低收益。然而这种预期不会有太大的不良影响。因为其预期一部分会反映在现在的利率体系中，一部分反映在将来的利率体系中。不过总是会有点不良的影响，因为现在的机器在其寿命接近终了时所生产的产品，必不可免要与大量新机器所生产的产品竞争，新机器生产只要求较低的收益，因为在现在的机器的寿命告终以后，还有一个较低的利率。

了解一给定量的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取决于预期的改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主要是这种依赖关系才使资本边际效率具有相当强烈的波动，即正是这种波动解释了商业周期。在第22章中，我们将指出，经济繁荣之后之所以会出现萧条，萧条后之所以又会出现繁荣，可以用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率的波动来加以分析和解释。

四

有两种风险可能影响投资的数量。对这两种风险通常都没有加以区分，但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第一种是企业家或借款人的风险，这是产生于企业家或借款人自己心中的怀疑。不知是否能真正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预期收益，以及得到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一个人拿他自己的金钱去冒险，他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当借款和放款制度存在时，即当借款者对所借款项提供一定量的动产或不动产作为担保时，这便出现了第二种风险。我们称它为放款者风险。这种风险可能由于偶然出现的不道德行为，即借款人不想履行债务或想用其他方法逃避债务，但从履行契约来说可能找到合法的借口。此外，这种风险也可能由于缺乏足够的担保品，即不是故意不履行债务，而是因为对预期的失望。还可能有第三种风险。即币值的变动可能对出借人不利，所以放款不如不动产安全。虽然这种风险的全部或大部分已经被反映在或者说已经被计算在不动产的价格之中了。

第一种类型的风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实际的社会成本，尽管这种成本很容易通过平均分摊以及增加正确的预见性来减少。然而，第二种类型的风险则不同，它是投资成本以外的额外增加，如果借款人和放款人为同一个人，增加额就不存在了。而且，部分借款人与部分放款人的风险互相重复。所以在计算诱导投资的最少预期收益时，这一部分借款人的风险，将在纯利率上复计两次。假如有一项风险很大的事业，从借款人来说，他希望在他的预期收益与利率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他要考虑是否值得为之支付利息。同样道理，从放款人的角度看，他要求在实际利率与纯利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以诱惑他放款（除非这个借款人是实力雄厚或者非常富有，在某些方面可以提供特殊的担保）。如果借款人希望得到一个能够对他有利，也就是说消除借款人心目中的风险的期望，这一期望也无法解除放款人头脑的不安状态。

有一部分风险会被重复计算的情况常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有的时候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往往都不够谨慎，对借款人的风险和放款人的风险都估计得过低。

五

资本边际效率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因素（比通过利息率的因素的影响大得多）使对将来的预期能产生对现在的影响。把资本边际效率看成是资本设备的现行收益的错误的看法，只有在静止状态下才是正确的，因为在静止状态下一切都是不变的，从而也就打断了今天与明天在理论上的联系。甚至利息率实际上[7]
也成了一种现行的现象。如果我们把资本边际效率也变成现行现象，在我们分析目前均衡状态时，就无法直接考虑未来对现在的影响。

现代经济理论常以静止状态为前提，这样就缺乏现实性。引入使用者成本和资本边际效率这两个概念（定义见上）之后，我认为又使经济理论恢复了现实性，与此同时又把经济理论需要修改的地方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由于存在着耐用的设备，经济上的将来和现在被连接起来了。因此，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通过影响耐用的设备的需求价格影响现在。这种说法与我们一贯的思考原则是一致的。

[1]
为行文简便起见，我忽略了一点，当资本资产的寿命不同时，为实现各类资本的未来收益所需的时间就不同，利息率和贴现率也不同。换句话说，不是只有一个利息率和贴现率，而是有一系列的利息率和贴现率。但要想不忽略这一点，改变一下我们的论述方法也并不会引起多大的麻烦。

[2]
他假定工资由边际生产率决定，不是也犯了循环推理的错误吗？

[3]
参见《利息论》第168页。

[4]
同上，第159页。

[5]
同上，第155页。

[6]
参阅罗伯森先生的文章《工业波动与自然利率》，载《经济学杂志》1934年12月号。

[7]
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利息率部分地反映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且，两种利息率会因期限的不同而不同，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

第12章　长期预期状态

一

上一章已经说明了投资数量取决于利息率与资本边际效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一个现行的投资量就有一个与之相应的资本边际效率。而且资本边际效率的数值则取决于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和它的预期收益。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就决定资产预期收益的各种因素作进一步的探讨。

人们推测预期收益的根据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现在既存的事实，这部分我们可以假定或多或少知道得较为确切。另一部分为未来事件，这只能根据信心的大小进行预测。前者涉及的因素有：现有各类资本资产以及一般资本资产的数量，为满足现有消费者的要求，利用相对较多的资本把所需消费品有效地生产出来。在后者的将来事件中，可列举的有：资本资产的类型和数量、消费者的偏好、有效需求的强度以及工资单位（以货币计算）等等在目前考虑中的投资品寿命这段时间以内可能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把包括后者全部内容的心理上的预期状态概括起来总称之为长期预期状态（the state of long-term expectation），以别于短期预期。所谓短期预期是生产者的一种估计，即估计自己今天用现有设备生产的商品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利润。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第5章中探讨过了。

二

当我们进行预期时，把根本不能确定的[1]
因素看得过重是愚蠢的。有些事实尽管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我们可能会感到对它十分有把握。有些事实虽然与我们关注的问题关系较大，但我们可能知之甚少，或者只有很模糊的认识。那么，用前一种事实作为行动的指南是近乎情理的。基于这个原因，现有事实对长期预期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与其重要性不成比例，我们通常的经验是以现在推测未来，除非我们有相当明确的理由预期到未来的变化，否则，我们只能按经验行事。

我们所依据的作出决策的长期预期状态，不只取决于其可能性最大的预测，也取决于我们对预测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对自己作出的预测的可靠性有多大的把握，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判断预测完全失误的可能性有多大。假如我们能够预料到未来将有很大的变化，但对其变化的形式不能肯定。那么，我们的信心必然是微弱的。

对所谓信心状态（The state of confidence）这一说法，务实的人总是密切关注从不含糊的。但经济学家却没有对它进行过仔细的分析，而总是满足于一般性的讨论。关键的是这种讨论并未指出它在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性是由它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产生的。资本边际效率和信心状态这两个因素对影响投资量的大小并非全然无关。信心状态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决定资本边际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资本边际效率与投资需求曲线又是同一回事。

然而，对于信心状态，仅凭先验的推测是没什么话可多说的。我们的结论主要是取决于对现实市场和商业心理的考察。这就说明了下面所述的内容为什么不像本书其他章节那样抽象。

为了论述方便起见，在下面有关信心状态的讨论中，我们假设利息率不变，我们在以下各节一直假定投资品价值发生变化只是因为预期的投资品和未来收益的预期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因为用来把资本的未来收益还原为资本的现值的利息率发生了变化。然而把信心状态与利息率同时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加在一起，也是非常容易的。

三

显而易见，我们据以估计预期收益的知识，其基础是极其脆弱的。我们对若干年后决定投资收益的因素实际上也是知之甚少，也许根本就不大了解。坦率地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想估计10年以后一条铁路、一座铜矿、一家纺织厂、一件专利药品的信誉、一艘大西洋油轮、一座伦敦市中心区的建筑物的收益到底有多少，我们所依据的知识实在很少，有时完全没有。即使把时间缩短为5年以后，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企图认真进行这种估计的人，其数量是极少的，他们的做法对市场无足轻重。

从前，当企业主要由创始人、创造人的朋友或合伙人经营时，投资量往往取决于个人的活跃性格和事业的动力，以及将事业看成是谋生手段，而不是依靠对未来利润的精打细算。这种事有点像买彩票，尽管最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营者的才能和性格是在平均之上还是在平均之下而决定。有些人会失败，有些人会成功。即使在事后，也没有人能够知道所有投资相加起来的平均结果，到底是超过、等于还是低于通行的利息率。假如我们除去开发自然资源和垄断的情况，即使在经济繁荣的时期，投资实际上的平均收益，大概也会使他们失望。企业家是在玩一种既靠本领又靠运气的混合游戏。其平均结果如何，参与者也无法知道。如果人类的本性不喜欢碰运气，或者对于开工厂、修铁路、开矿和开垦农场，除了利润之外别无他图，仅凭冷酷的计算，那就不可能有大量的投资。

老式的私人投资，一经决定多半是不能收回的。对于整个社会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在当今通行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的情况下，创立了投资市场，这些非常重要的新的因素的引入，有时能使投资更加方便，有时也会在经济体系中增加不稳定成分。如果没有证券

市场，那么经常把我们已经进行的投资重新估计，没有什么意义。但证券交易所却每天都对许多投资项目重新加以估价，这使得个人（但不是社会全体）常有机会变更自己的投资。这就好像有一个农民，在早饭后看了一下当天的气候变化，并决定在上午10点与11点之间是否要把资本从农业中提出来，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在本周内再将这笔资金投回去。虽然证券交易所的每日行情，原本在于便利旧的投资在不同个人之间进行转让，但不可避免地也会对当前投资量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新建一个企业的成本要比购买一个相同的旧企业的成本大，那建造新企业当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同时，如果有一个新项目，所需投资费用过高，但是只要它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抛出去马上能够获利，也是可以从事的。[2]
如此说来，某一类的投资，与其说是由职业企业家的真正预期决定，还不如说是由股票价格决定（股票价格代表证券市场的平均预期）。[3]
既然如此，那么这些如此重要的现有投资的每日行市，甚至是每小时的行市又是怎样决定的呢？

四

一般而言，人们在实践中默默地遵循着一条原则：按成规办事。这条成规的要旨是（实际运行起来并非简单）：除非我们有特殊理由预期未来有变化，否则我们将假定现存状况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相信现存状况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从大量的经验中得知，这是最靠不住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投资的实际结果极少与最初预期相一致。我们也不能依靠这样的论据使我们的行为合乎理性。当一个人对事物处于无知状态时，预期在正反两个方向失误的可能性各占一半，所以存在着以相等的概率为基础的反映事物的平均状态预期。因为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对无知的事物存在着算术上相等概率的预期这一假设会导致荒谬的结论。这样做也就等于假设：现有的市场价值，不论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都代表唯一正确的数值。这一数值是根据我们现在所知的能影响投资收益的各种事实得出的，所以，它只能随着我们所知的事实的变化而变动。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市场估计不能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现在所掌握的事实并不能提供充分的依据可以计算出正确的数学期望值。事实上，决定市场估计的各种因素有许多是与预期收益毫无关系的。

不过，只要我们相信这条成规会维持下去，上述按成规行事的办法就会使我们的经济保持相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因为，假如有一个有组织的投资市场存在，加上我们相信这个成规会维持下去，那么投资者便可以合理地自信，他的唯一风险乃是不远的将来，形势和信息都会发生真正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很可能不会太大，但对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他要作出自己的判断。假定大家都能按成规办事，则只有这种变化才会影响其投资的价值，他也就无须仅仅因为自己全然不知道10年以后他的投资将得到多少而失眠。对个人投资者来说，只要他深信这个成规不会被打破，他就常有机会在变化还不太大的时候及时修正自己的判断，改变自己的投资，使得自己的投资在短时期内变得更加“安全”，这样会在一系列的短时期内（不论有多少）都变得相当“安全”。这样一来，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固定数量”的投资对个人来说就成了“可变数量”的投资。

我确信，我们的主要的投资市场都是按这个过程发展起来的。但是按成规办事，从绝对的观点来看显得有些过于专断，因而难免也有弱点，这是不容置疑的。如何保证足够充分的投资，是当前最受这种成规困惑的一个问题。

五

加强了这种飘忽不定的困惑的因素，可概述为如下几点：

1.有些企业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其业务，对情况（无论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不了解，对业务不熟悉，随着这种人的投资量在社会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使得已经将资本投入企业的投资者或者正在考虑购买企业的投资者，在估计投资价值时，所能依据的有关投资的真正的知识成分实在是少得可怜。

2.现有投资的利润不免随时变动，虽然这种变动很明显是一时的、无足轻重的，但对市场的影响却是严重的，有时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例如，美国制冰公司的股票，在夏天由于季节的影响利润较高，所以股票市价也高，在冬天没有人需要冰，所以股票市价也低。又如，英国各铁路公司，全国性的节假日的多次出现可以使股票的市价提高几百万英镑。

3.按成规行事所得到的市价，是对事态一无所知的群众心理的产物，自然会受到群众观点的突如其来的变化的剧烈影响。而使群众的观点发生变化的因素，并不一定要求与投资的预期收益有关。因为群众向来就不相信市场会稳定，尤其是在非常时期，没人会相信目前的状态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样，即使没有具体理由可以预期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但市场却是容易一会儿受乐观情绪支配，一会儿受悲观情绪冲击。这是不合理的，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合理的，因为如果没有事实作根据，也就无法进行合理的计算。

4.但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也许有人会认为，市场专家（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判断能力超过普通的私人投资者）之间的竞争，可以矫正无知者自己从事投资生意而带来的难以预测的市场变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职业投资者和投机者的精力和能力并没有完全用在这个地方，而是用在了别的地方。事实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所关注的预测某一投资品在其整个寿命中的收益可能有多少，并不在于比一般人高一筹，而在于比一般人稍微早一些。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像购买一项投资品的股票并把股票长期保存起来的人那样，关心这项投资真正值多少钱，而是在群众心理的影响下，上述股票在3个月或1年以后在市场上能值多少钱。他们之所以要如此行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怪僻，而是由于投资市场组织方式的特殊性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假如有一投资，你相信它未来的收益值30，你也相信3个月以后在市场上只值20，如果你现在出25购买这个投资，显然是很不明智的。

根据以往的经验，有几种因素最能影响群众的心理，诸如某种新闻报道或某种社会氛围。这样，职业投资者不能不密切注视预测这种因素在最近的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以“流动”为目的组织起来的投资市场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传统的理财原则中，肯定没有比流动性崇拜更加不利于社会的条目。流动性崇拜的原则认为，投资机构把资金集中于购买“具有流动性”的证券，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忘记了，对整个社会而言，并不存在投资的流动性。技高一筹的投资的社会目标应该是挫败蒙蔽我们未来的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势力。当今最高明的投资的实际的私人目标，正像美国人恰如其分表达的那样，“起跑在枪响之前”，从而在斗智中胜过群众，把坏的或磨损的钱币脱手给他人。

智力的争斗，在于预测几个月之后按成规所能确定的股票市价，而不是预测投资在未来好几年中的收益。甚至这种争斗也不需要外行参与为职业投资者提供什么好处，他们相互之间就可以玩起来。参加者也不需要真正相信，墨守成规从长远来看有什么合理的依据。从事职业投资，好像是在玩一种“叫停”的游戏，一种“传物”的游戏，一种“占位”的游戏，总而言之，犹如一种消遣。在这种游戏中，胜利者属于不过早或过晚“叫停”的人，属于在一次游戏结束前能把东西传给相邻者的人，或者在音乐停止前能占有座位的人。这些游戏，可以玩得津津有味、高高兴兴，虽然每个参加游戏的人都知道，东西总是传来传去，而在音乐停止时，总会有人没来得及把东西传出去，也总会有人没有得到座位。

或者，我们换一种比喻，职业投资者的情况好比报纸上的选美竞赛。在竞赛中，参与者要从100张照片中选出最漂亮的6张。选出的6张照片最接近于全部参与者共同所选出的6张照片的人就是获奖者。由此可见，每一个参与者所要挑选的并不是他自己认为是最漂亮的人，而是他设想的其他参与者所要挑选的人。全部参与者都会以这同样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致使挑选并不是根据个人的判断力来选出最漂亮的人，甚至也不是根据真正的平均的判断力来选出最漂亮的人，而是运用我们的智力推测一般人认为最漂亮的人。在这里，我们已经达到了对平均意见的第三层的推测，我相信，有人还会进行第四、第五和更多层次的推测。

读者也许会提出问题：假如一个人运用自己的才能，不受这种盛行的游戏的干扰，根据自己所作的真正长期预期继续进行投资，那么，在长时期中，他肯定能从其他游戏者手中获取大量的利润。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的确有如此态度慎重的人，不管他们对市场的影响是否超过其他游戏者，都会使投资市场发生巨大变化。但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在现代的投资市场上，存在着许多压制这种人的影响的因素。基于真正的长期预期进行投资在今天实在太困难。以致极少有实现的可能性。试图这样做的人，肯定要比那些试图以超过群众的精确程度来猜测群众的行为的人花费更多的精力，而且还要冒更大的风险。在智力相同的情况下，前者可能要犯较多的灾难性的错误。从经验中还没有充分的资料可以证明：对社会有利的投资也是利润最大的投资。战胜时间和消除我们对未来的无知所需要的智慧要超过“起跑在枪响之前”所需要的智慧。而且人的寿命有限，人性总是喜欢速效，所以人们对迅速致富有特殊的兴趣，而一般人对将来所能得到的总要打许多折扣才能使它变为现在的价值。对于那些完全没有赌博本领的人来说，玩这种职业投资者所玩的把戏，会使他们感到讨厌，甚至会使他紧张到无法忍耐的程度，然而，那些乐于此道的人却愿意为它付出应有的代价。还有，不甚重视市场近期波动的投资者为了安全起见，必须拥有大量资金，并且不能用全部借来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是为什么智力相同、资金相同的两个人，从事消遣游戏的人反而可以得到更多报酬的又一个理由。最后，在投资基金由人数众多的委员会、董事会或银行管理的情况下，[4]
在现实中，招人批评最多的人恰是那些最能提供社会利益的长期投资者。因为他的行为在一般人眼里，一定是怪癖、不守成规而又过分冒险。如果他有幸获得成功，得到肯定的也只能是人们对他的评语。在短时期中，如果他遭受了失败（这是很可能的），那么，他不会得到多少同情与怜悯。处世哲学告诉人们：就人们的声誉而言，循规蹈矩的失败者要好于独出心裁的成功者。

5.到目前为止，我们心目中还是以投机者或投机性投资者的信心状态为主。这似乎可以不言而喻地假设：只要投机的投资者对前景感到满意，他就可以按照市场利息率借到任何数目的款项。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信心状态的另一方面，即考虑放款机构对借款人的信任，有时也被称为信用状态。信心和信用状态二者中的任何一个有不良倾向都足以导致股票价格的崩溃，从而给资本边际效率造成灾难。虽然二者中的任何一个的走势不好都足以造成经济崩溃，但经济复苏却要求二者同时上升，因为，信用降低会造成经济崩溃，但它的加强仅仅是复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六

以上的论述，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都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并给予分门别类的研究。假如我能用投机一词代表预测市场心理这种活动，用企业一词代表预测资产在其整个寿命中的预期收益这种活动，则投机并非总是在支配企业。然而，当投资市场的组织改善时，投机支配企业的危险性也加大。在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市场之一的纽约，投机（在刚才说的意义上）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在金融领域之外，美国人也是过分喜欢猜测一般人对于一般人的看法，而这种民族的弱点也表现在证券市场上。据说，美国人不像许多英国人仍然在做的那样，是为了有收入才买股票的。美国人购买股票是把希望寄托在它将来会增值。用另一种方式说，当美国人在购买股票的时候，他着眼的并不是股票的收益，而是着眼于股票市场价格的上涨。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投机者。如果投机者只是在企业洪流中漂浮的泡沫，也未必能酿成什么祸害。但是，当情形相反时，也就是说当企业成为投机的漩涡中的泡沫时，形势就严重了。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变成赌场中的副产品时，情形就不妙了。如果认为华尔街的正当社会功能是引导新投资进入最有利的途径，那么，华尔街的成就不能算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辉煌胜利。这并不足为怪，因为，假如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华尔街的智囊团实际上并没有把他们的智力用在这里，而是用在另一方面了。

只要我们能够组织起来“流动的”投资市场，那么这种趋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会一致认为，为公众利益着想，游戏赌博场所理应收费昂贵，不容易进去。恐怕证券交易所也是如此。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罪孽之所以少于华尔街的罪孽，可能主要不是由于国民特性的不同，而在于对于一般的英国人来说，进入斯罗格莫顿街要比一般的美国人进入华尔街困难得多。要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交易，须付介绍费和高额中介费，还要向英国财政部缴纳转手税，税额很重，凡此种种，都是以减少该交易所的流动性（虽然每两星期结账一次，在另一方面增加了该市场的流动性），所以很大一部分华尔街的交易，在伦敦证券交易所里是看不到的。[5]
对各种交易政府施加高额的转手税可能是最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美国也是用这种方法减少投机优于企业经营的可能性。

现代投资市场的奇观，使我有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购买证券有如婚姻一样，除非死亡或其他特殊的原因以外，否则是难以解除的。这可能是消除当代种种罪恶的补救办法。因为，这可以迫使投资者专心致志于预测长期收益上。这个办法也会使我们陷入两难境地，因为投资市场的流动性，虽然有时会阻挠新投资，但也常常便利新投资。因此，假如每一个投资者都认为自己的投资有“流动性”（虽然对投资者全体而言这是不可能的），他便可以高枕无忧，并且愿意多冒风险。个人还是可以采取别的方法保持自己的储蓄，一旦他购买了股票，便丧失了流动性，这便严重地妨碍了新的投资。这的确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事情。只要个人的财富可以采取贮藏货币的形式或者用于贷款，那么，除非有投资市场，可以把这些资产随时脱手变成现金，否则购买真正的资本资产对谁都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对于那些不直接管理自己的资产和缺乏这方面管理知识的人，更是如此。

信心崩溃对现代经济生活的打击很沉重。要阻止这一危机，唯一可靠的办法是让私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全部收入消费掉，要么选择他认为前途最为美好同时又有能力购买的特殊资产，向别人订货。当然，有时他也可能对未来忧心忡忡，无所适从，只有多消费，少投资。即使这样，也要比既不消费又不投资满怀疑虑为好。因为多消费少投资会对经济生活产生重大的、深远的影响。

有人曾经强调指出过贮藏货币对社会的危害，当然，他们的理由恐怕也与上面所叙述的差不多。但是他们却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使贮藏的货币数量不变，或者变化很小，还是要对社会产生危害的。

七

除了由于投机引起的不稳定之外，人类本性的弱点也会造成经济的不稳定性。我们积极行动中的一大部分，与其说是来自于冷静的计算（不论是道德方面的、苦乐方面的或是经济方面的），不如说是来自一时冲动的乐观情绪。大概可以这样说，假如做一件事情的最终结果要经过许多日子才能显示出来，人们的绝大多数行动决策只能看作是动物的情绪的产物，即一种一念之间的想动而不想静的产物，而不是根据预期收益的加权平均数乘以可得到的概率的结果。无论各个企业以何种坦率而真诚的态度来宣称：他们经营的主要动机已由企业的组织章程介绍得明明白白，说自己主要是受到企业的规划目标所驱使，那只是自欺欺人。实际上，这种根据对将来的收益加以精确计算后作出的经营活动只不过能比南极探险的根据略多一些。因此，一旦动物本能的情绪有所减弱，而一时冲动的乐观情绪又有所动摇，以致迫使我们只能以数学期望值作为从事经营的根据时，企业便会萎缩和衰亡，尽管畏惧损失并不比希望获得利润有其更合理的根据。

我们有把握地说，假如创办企业是基于对未来抱有希望，那么企业会有利于整个社会，但是假如企业要靠私人来创办，私人的创始性除了合理的计算以外，还要有动物的情绪补充和支持，有了这种精神，虽然以往的经验无可置疑地告诉我们和企业家们，一件事业终究要亏本，但企业创办人却视而不见，就像一个健康人对死亡视而不见一样。

不幸的是，上述的情况不仅意味着会加深经济萧条和危机的程度，而且还会使经济繁荣过分依赖于社会政治气氛，经济要繁荣，社会的政治气氛必须与工商业相适应。如果对英国工党政府和美国新政的恐惧会抑制从事经营活动的话，这倒不一定是由于合理的算计或政治阴谋，而完全可能是因为一时冲动的乐观情绪很脆弱，容易被打破。因此，在估计未来投资前景时，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意欲投资的人神经是否健全，甚至他的消化是否良好，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如何，因为这种种因素都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而投资往往又主要取决于一个人油然而生的情绪。

我们不应该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一切都取决于非理性的心理因素。相反，长期预期状态常常是稳定的，即使当它不稳定时，也有其他因素在发挥稳定的作用。我们不过是在这里提醒我们自己，影响着将来的人的决策，不论是个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都不可能完全取决于严格的冷静的数学计算，因为并不存在进行这种计算的依据。正是我们内在的进行活动的冲动驱使社会的车轮运转不息，我们的理性则尽其所能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挑选最佳方案，能够计算的地方也可计算一下，但在需要原动力时，我们只能依赖于想象、情绪或机会。

八

还有某些重要的因素减轻了我们实际上对未来的无知。由于计算复利的关系，再加之一些资本设备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老化，许多个人投资者在估计预期收益时，只计算比较近的一些项目也是合乎情理的。房产是极长期投资中最重要的一类，但房产投资者常常把风险转让给住户，或者至少用长期合同的方式，在两者间分担，住户也愿意这样，因为出于住户的考虑，分担风险以后使用权便有了保障，不会随时中止。公用事业也是长期投资中重要的一类，由于有垄断特权的存在，又可在成本与收费之间保持一规定的差额，所以投资者的预期收益有实际保障。最后，还有一个日趋重要的由政府进行的或由政府承担风险的投资类别。在进行这类投资时，政府只考虑对社会未来的好处，几乎没有考虑商业利益，所以也不要求这种投资的预期收益率（数学期望值）至少得等于现行的利息率，尽管政府出多少利息率才能借到款对于投资规模的大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我们在重视了长期预期状态在短期内的变化（有别于利息率的变化）后，我们还可以说，任何利息率的变化，在正常的情况下，对投资量都有很大的影响，尽管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只有实践才能证明，利息率控制在什么程度上才能对投资起不断刺激的作用，使之处于适当的水平。

就我自己而言，我对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有效程度表示怀疑。我希望看到，国家从长远观点出发，从社会福利着眼，计算长期资本边际效率对直接组织投资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用我们上面所论述的方法计算出来的各种资本边际效率的市场估算值，似乎都变化过大，以致利息率任何比较实际的变化都不足以抵消这种变化。

[1]
我在这里所说的“根本不能确定的”与“根本不可能的”并不是一个意思。请参见拙著《概率论》第6章，论“论据的力量”。

[2]
在我的《货币论》中（第二卷第195页），我指出，当一家公司的股票市价很高时，这家公司可以利用其有利条件，用增股的方法募集资本，其效果与该公司获得低息贷款相同。这种说法，我现在可以描述为：现行股票的较高价格会引起相应种类的资本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增加，从而具有和利息率下降相同的作用（因为，投资与否取决于把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相比较的结果）。

[3]
当然，这并不适用于那些在市场可以随时转让的企业，也不适用于那些不具有类似可转让的证券的企业。属于这种例外情形的企业在过去是不少的。但从它们在新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来看，其重要性正在迅速下降。

[4]
实际上，被保险公司或投资信托公司认为是稳妥的办法为：不仅要计算所持有的有价证券带来的股息，而且还要计算股票的市场价格所引起的股票价值的变动。这种办法有助于使人们开始重视股票的短期价格的波动。

[5]
据说，当华尔街交易频繁时，每天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股票买卖投机者都要在当天把买转变为卖，或者把卖转变为买。在商品交易所中，经营情况也往往如此。

第13章　利息率的一般理论

一

我们在第11章中已经指出：有一种力量迫使投资量上升或下降，以保证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利息率，但资本边际效率本身并不是现行的利息率。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可以被认为是为了进行新投资而需要借进资金的人所愿意支付的代价，而利息率则代表现行的提供资金的代价。为完善我们的理论，我们必须知道利息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在第14章及其附录中，我们将讨论历来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大体上说来，我们将会发现，这些答案使利息率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心理上的储蓄倾向之间的相互作用。现行的利息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储蓄的需求，由特定利息率下所有的新投资决定，二是储蓄的供给，由社会心理的储蓄倾向决定。但当我们发现储蓄的供求平衡不能得出利息率时，这种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既然如此，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呢？

二

要想体现出一个人心理上的时间偏好，必须做出两种不同的决策。第一种与时间偏好相当的，我称之为消费倾向。决定消费倾向的种种动机，我们已经在第三卷中讲过了。在这些动机的支配下，决定消费倾向的是个人将其所得的多少用于消费，又把其所得的多少以某种支配权的形式加以保存，以备将来的消费之用。

做出这个决定以后，还有另一个决定在等待着他。即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持有他以现今的收入或过去储蓄中保留下来的对于未来消费的支配权。他是否准备把将来消费以具有瞬息流动性的支配权的方式（即货币或类似货币的东西）加以保持，或者，他是否准备在一定的期限和非固定的期限内放弃这个支配权的瞬息流动性，让未来的市场情况作出决定。假如必要的话，他可以根据什么条件，把对于一类特定物品的延期支配权转换成对于一般物品所具有的瞬息流动性的支配权，换句话说，他的流动性偏好的程度有多大？一个人的流动性偏好，可以用一个表格表示出来，在不同的情况下，一个人有多少资源（用货币或工资单位计算的）将希望用货币的形式来保持。

我们将会发现，以前接受的有关利息率的理论，其错误在于他们试图从心理上的时间偏好的两个组成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得出利息率，而忽视了第二个部分。我们必须尽力补救这个忽视。

显然，利息率不可能是储蓄的报酬或被称之为等待的报酬。假如一个人以自己持有现金的形式进行储蓄，他虽然可以像以前一样储蓄，但却赚不到利息。相反，就字面来讲，利息率的定义告诉我们，利息率就是在一特定时期内，放弃流动性的报酬。利息率是一个比例关系，其分母为一定量的货币，分子为一特定时期内放弃货币控制权所换取的债权[1]
所能得到的报酬。[2]

由此可知，利息率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所以在任何时期的利息率都能衡量持有货币的人不愿意放弃流动性的程度。利息率不是使投资资源的需求量与目前消费的节约量趋于均衡的“价格”，而是能使以现金形式持有财富的愿望和现有的现金数量相平衡的“价格”。这就蕴含着：如果利息率较低，即如果放弃现金的报酬有所降低的话，公众想要持有的现金量就会超过现有的供给量。如果利息率提高了，就会出现无人愿意持有的多余现金。假如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货币数量和流动性偏好，就是在特定情况下决定实际利息率的两大因素。流动性偏好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或一种函数关系，当利息率为已知时，它决定着公众所愿意持有的货币量。这样，如果用r代表利息率，用M代表货币量，用L代表流动性偏好，那么我们可得到M=L（r）的函数关系式。这就表明货币量在何处并以何种方式进入经济体系。

然而，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再回头想一想，为什么会有流动性偏好这种东西存在呢？这种关系我们可以用已经划分出来的区别加以表示，即货币可以用作现行交易，也可以用作储藏财富。就第一种用途而言，显然可以看到，在一定限度内，为流动方便而牺牲一些利息是值得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利息率从来不可能是负数。为什么人们宁可用收益很少或没有利息的形式来持有他的财富，而不用能获取利息的方式来持有它呢（在这里，我们当然假设不获取利息的银行存款和获取利息的债券具有相同的风险）？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不是一两句话能办得到的，必须等到第15章。但有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就不会有人们对货币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也不会有用货币持有财富的存在。

这个必要条件是由于人们对利息率的前景不确定而引起的。即人们不能确切知道将来各种利息率的体系。因为，如果能肯定预测一切将来时间的利息率，那么，一切将来时间的利息率都可以根据现在的不同期限的债券的利息率而推算出来，因此，现在不同期限的债券利息率可以根据已知的将来时间的利息率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假设d，
是r年以后的1英镑的现值。如果从第n年开始算起，ndr是r年以后的1英镑在第n年时的现值，那么，我们会得到

从上面这个函数式我们可以看到n年后的任何债券折算成现金的贴现率都可以根据现行的利息率体系中的两个被推算出来。如果现行的每种期限的债券都具有正数值的利息率，那么，购买债券储藏财富要比持有现金储藏财富更为有利。

如果情况相反，对未来的利息率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保证当第n年到来时，ndr会等于
。这样，在第n年到来之前，如果出现对具有流动性的现金的需求，那么和持有现金相比，购买长期债券然后将它转换成现金就会冒较大的受到损失的风险。按照现行概率而计算出的统计学上的利润或数学期望值必须大到足够的程度用以补偿冒损失的风险，尽管我们还不能确知可否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计算。

假设有一个有组织的市场可以从事债券买卖，将来的利息率又是不确定的，这使得流动性偏好又增加了一个新理由。由于各人对将来的估计不同，假如一个人对于以市场价格所表现出来的主流看法不认同，那他有充分的理由持有流动性资金。假如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则现在各1dr
之间的关系，必与将来事实不符，他便可从中牟利。[3]

这与我们讨论的资本边际效率的某些方面极其相似。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资本边际效率不是由“最好的”看法来决定，而是取决于由群众心理决定的市场价格。同样，对未来利息率的预期也是由群众心理所决定的，并且还影响流动性偏好。但是，在这种场合，需要补充的是：凡是相信未来的利息率会高于现行市场利息率的人便有理由持有具有流动性的现金。[4]
当一个人不相信这一点时，在其他方面他将有用短期借款来购买长期债券的动机，市场价格将定于“空头”（bears）卖出与“多头”（bulls）买进相平衡的那一点上。

我们可以把上面论述的三种流动性偏好的理由进行分类，说明它们取决于：（1）交易动机，即需要现金，以便个人或业务上进行当前交易之用。（2）谨慎动机，即希望保证有一部分资产与未来的现金等价。（3）投机动机，即认为自己比市场中一般人对未来所要发生的一切知道得更清楚，并想从中牟利。像我们在讨论资本边际效率时一样，有一个问题又使我们陷入两难的境地：要不要有一个非常有组织的市场来进行债券交易？因为如果没有有组织的市场，由谨慎动机引发的流动性偏好将可能大大增加。假如存在有组织的市场，由投机动机引发的流动性偏好也可能变动很大。

我们可以对此进行更深一步的说明：如果假定由于交易动机与谨慎动机引发的流动性偏好所吸收的一定数量的现金，对利息率本身的变化（除了它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之外）影响不大，那么，货币总量减去这两种动机所吸收的货币的余额，可以用来满足由投机动机引发的流动性偏好。利息率与债券的价格，必须定在一个水平，在这一水平上，愿意持有货币的那部分人持有的现金量正好等于可用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量。他们之所以愿意持有现金而不愿意持有债券。是因为他们对债券未来的价格看跌，即空头。这样，货币数量每增加一次，债券的价格必定提高一次，使它超过一些“多头”的预期，使他们卖出债券，换成现金，变成“空头”。然而，假如除了短暂的过渡时期外，由投机动机引发的现金需求是微不足道的，那么，每一次货币数量的增加，利息率都几乎立刻降低，不管程度如何都必然引起就业量的增加和工资单位的提高，使得增加的货币数量被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吸收去。

在通常情况下，流动性偏好曲线（表示货币数量与利息率关系的函数曲线）是一条平滑的曲线，该曲线表明：当利息率下降时，货币数量增加。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假如利息率下降，由交易动机引发的流动性偏好将随利息率的降低而吸收更多的货币。因为利息率的降低可使国民收入增加，为方便交易而保持的货币数量将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尽管比例有时多有时少）。同时，以放弃利息来计算的持有足够现金的方便之处的代价便会减少。除非我们用工资单位而不用货币（在某些情况下较为方便）来衡量流动性偏好，如果利息率的降低所造成的就业量的增加导致工资的增加，即工资单位的货币价值增加，那么，交易动机所需要的货币量也同样要增加。第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利息率的每一次下降都会增加某些个人所愿持有的现金数量，因为，他们对将来的利息率的看法与市场的看法不同。

尽管如此，情况还是不断变化着。即使货币数量有大幅度的增加，但对利息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因为货币数量的剧烈增加会引起对未来的更加心中无数，从而会使由安全动机引发的流动性偏好加强，与此同时，对将来利息率的看法可以达到非常一致的程度，以致现行利息率的微小变化都能使大批的人转向持有现金。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经济体制的稳定性和它对货币数量的变动的敏感性，竟然以如此的程度依赖于对不肯定的事物的各种不同看法的存在。我们最好是能预知未来，但是如果不能，若是我们依然想通过对货币数量的改变来控制经济体制，那么，对未来看法的分歧就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控制方法在美国比在英国更靠不住，因为在美国人们趋于在同一时间持有相同的意见，而在英国，意见不一致乃是司空见惯的事。

三

我们是第一次把货币引进因果关系之中，我们首先会看到，货币数量的变化是如何影响经济体制的。不过我们可以由此断言：货币犹如一种饮料，它能刺激经济体制进行活动，但我们不要忘记，在杯子和嘴唇之间还有一小段距离。假如其他条件不变，我们期望货币数量的增加可以降低利息率。假如公众流动性偏好的增加比货币数量的增加的速度快，利息率还是不会下降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利息率的降低可以增加投资量。但是如果资本边际效率比利息率下降得迅速，投资量还是不会增加。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投资量的增加可以增加就业量。但是如果消费倾向也下降，就业量就不会增加。最后，如果就业量有所增加，就会引起物价上涨，其上涨的程度一部分由生产函数曲线的形状所决定，一部分由工资单位（以货币表示的）上涨的倾向所决定。当产量增加时，价格也要上涨，对流动性偏好的影响又必须增加货币数量，以保持既定的利息率。

四

由投机动机引发的流动性偏好，相当于我在《货币论》一书中称之为“空头状态”的东西，但两者又决然不同。因为“空头状态”不是被定义为利息率（或债券价格）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而是资产和债券两者的价格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然而，这种做法会引起利息率改变的后果和资本边际效率改变的后果之间的混淆。我希望自己能在这里避免这一点。

五

储藏货币这个概念可以被认为是流动性偏好概念的第一近似值。的确，如果我们用“储藏货币的倾向”来代替“储藏货币”，那么，二者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假如我们所谓的“储藏货币”是指现金持有额的实际增加，它的意义便不够完整。假如我们认为“储藏货币”与“不储藏货币”是两种简单的选择，那将引起严重的误解。因为在决定储藏货币与否时，人们不能不反复权衡放弃流动性偏好所能得到的利息，储蓄货币的决定是权衡两种利益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知道另一方面的利益是什么。只要我们定义“储藏货币”为实际持有现款，那么储藏货币的实际数量，随着公众的决定而改变是不可能的。因为储藏的货币量必须等于货币数量（或者，按照某种定义，等于货币数量减去交易动机所要求的部分），而货币数量又不是公众所决定的。公众想要储藏货币的倾向所能做到的一切不过是决定能使公众想要储藏的总量等于既存的现金总量时的利息率。忽视利息率与储藏货币之间的关系的倾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利息率通常被视作不花钱的报酬，而在实际上，它却是不储藏货币的报酬。

[1]
没有这个定义也没有关系，区分“货币”与“债权”的界限，我们可就处理一特定问题的方便而随时划定。例如，我们可以把货币当作对一般购买力的支配权，而这一支配权在3个月内不会和货币所有者脱离。凡是对一般购买力的支配权，不能在3个月以内收回的皆可称之为债权。我们也可以用1个月、3天、3小时或任何一段时间来代替3个月。我们也能把在某一场合不能立即充当法定偿债物的东西都排除在货币之外。实际上，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常把银行定期存款包括在货币之内，有时也把类似短期国库券的证券包括在货币之内。作为一个成规，我将和我在《货币论》一书中论述一样，假设银行存款也是货币。

[2]
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债务的期限是已知的，所以利息率是针对一定期限的债务而言的，利息率随期限不同而不同。但在泛泛地讨论中，利息率是指各种利息率所组成的利息率体系，即不同期限的债务的利息率。

[3]
这里所讨论的与我在《货币论》一书中所指出的两种观点及“多头—空头”的看法是一致的。

[4]
也许有人会认为，根据同样的理由，有人相信投资的预期收益将低于市场预期的收益，他就有充分的理由持有现金。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他虽然有充分的理由持有现金或债券，而不愿持有股票，但除非他也相信未来利息率将高于市场所预期的利息率，否则购买债券比持有现金更有利。

第14章　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

什么是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被这种经济理论培养起来的，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在完全地接受这种理论。然而我发现，要想把这种理论准确地表达出来却是不容易的，或者说，要想在现代古典学派的权威著作中找到对它的明确的论述也是困难的。[1]

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传统的看法认为利息率是使投资需求与储蓄意向趋于均衡的因素。投资表示对投资资源的需求，储蓄表示资源的供给，而利息率是使投资资源的需求与供给趋于相等的价格。正像商品的价格必然处于使对它的需求等于对它的供给之点一样，所以，市场力量也必然使利息率固定在该利息率下投资量等于该利息率下的储蓄量这一点上。

上面所说的许多话，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是找不到的。然而，他的理论似乎就是如此，我是这样被人教出来的，多年来我也是这样教人的。例如，下面的话就是他的《原理》中的一段：“利息率是在市场上使用资本所付的价格，所以它趋于一个均衡水平，使得在市场上该利息率下对资本的总需求量，等于该利息率下资本的总供给量。”[2]
又如卡赛尔教授在其专著《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一书中所说，投资构成“等待的需求”，储蓄构成“等待的供给”。这隐含着，利息是使二者趋于相等的价格。在这里，同上述马歇尔的情况一样，我仍然找不到原文加以引证。卡弗教授在所著《财富的分配》的第6章中，显然是把利息看作了能使等待的边际负效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保持均衡的因素。[3]
阿尔福雷德·弗勒克斯爵士在《经济学原理》一书第95页中写道：“如果我们的一般讨论的论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必定允许储蓄与利用资本的机会之间自动调整……只要净利息率大于零，储蓄不会没有用处”。陶西格教授在其所著《原理》一书第二卷第29页中画了一条储蓄的供给曲线和一条需求曲线，“这条曲线表示资本数量增加时的递减的生产率”。在该书前面第20页中，他写道：“利息率最终会定于一点，在这一点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足以诱导出储蓄的边际增量”。[4]
瓦尔拉斯在其《纯粹经济学大纲》的附录Ⅰ（Ⅱ）中，论述了“储蓄与新资本的交换”，在书中他明确表示：相对于每一个可能的利息率，有一个人们要进行储蓄的总数，也有一个人们要投资于新资本资产的总数，而二者趋于相等。利息率就是使这二者相等的变数。所以利息率被固定在这一点上，在这一点储蓄量（新资本的供给）等于储蓄的需求量。这就是说他完全没有超出古典学派的传统。

诚然，普通的银行家、公务员或政治家，以及受过专门训练的经济学家，都已经接受了这种传统的思想。他们都有一个想法，认为当一个人有储蓄行为时，会使利息率自动下降。利息率的下降又会自动地刺激资本的生产。而且他们还认为，利息率正好下降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由此而导致的资本的产量的增加正好等于储蓄的增加量。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这是一个自动的调节过程，不需要金融机构进行特别的干预或给予慈母般的照顾。同样，甚至时至今日还有一个很普遍的观念——投资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假如没有储蓄意愿的变化进行抵消，利息率一定会提高。

从上面几章的分析，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为便于寻找这些意见分歧的根源，我们还是得从他们观点一致的地方开始。

不像新古典学派那样相信储蓄与投资实际上可能是不相等的，正规的古典学派相信两者是相等的。例如，马歇尔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述出来，但他是确信总储蓄与总投资必定相等。古典学派中的大多数人的确已把这一观念推广到了过分的程度，因为他们认为，每当个人增加储蓄时，必然会带来投资量的相应增加。而且，在目前所论及的范围内，我的资本边际效率曲线或投资的需求曲线与上面引用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心目中的对投资的需求曲线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当我们进而讨论消费倾向和它的对应概念储蓄倾向时，我们的看法就逐渐有了分歧，真正原因在于他们强调利息率对储蓄倾向的影响。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否认收入水平也会对储蓄量产生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也不会否认，当收入不变时，收入中关于储蓄的那部分也许会受到利息率的影响（尽管影响的方式也许不像他们所想象得那样）。把这些共同点集中起来总结为一个古典学派可以接受而我们又不会反对的命题：假设收入水平是既定的，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当前的利息率必须处于某一点，对应于不同利息率的资本需求曲线和对应于不同利息率的既定收入中的储蓄曲线相交于这一点。

从这一点以后，错误就悄悄进入古典学派的理论之中。从上述的命题中，如果古典学派仅仅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资本需求曲线为既定的条件下，以及在利息率的变化对不同收入的储蓄量的影响也为既定的条件下，收入的水平和利息率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不仅如此，这一命题自然而然会引导出另一个体现重要真理的命题，即如果利息率不变，资本的需求曲线不变，也假定人们在一定收入中愿意用于储蓄的数量受到利息率的影响也不变，则收入水平一定是使储蓄量与投资量二者相等的因素。而实际上，古典学派不仅忽视了收入变动的影响，而且也犯了形式上的错误。

正如上面所多次引用的那样，古典学派假如可以进一步考虑资本需求曲线的移动对利息率的影响，不必中止或修改它关于储蓄因之而得以决定的既定收入数量的假设条件，那么古典利息率理论的自变量便是资本需求曲线和不同的利息率在既定收入条件下的不同储蓄量。例如，当资本需求曲线移动时，按照这个理论，其新的利息率是由新的资本需求曲线与在一特定量收入中随利息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储蓄量曲线的相交点所决定。古典学派的利息理论似乎在说：如果资本需求曲线移动或在一特定量收入中随利息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储蓄量曲线有所移动，或者两条曲线都有所移动，那么，新的利息率便取决于两条曲线的新的位置的交点。然而，这个理论的荒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其原因在于，假设收入不变，与假设两条曲线之一可以自己移动而不影响另一条曲线是矛盾的。在一般情况下，两曲线之一移动，收入就会有变化。结果是建立在既定收入这一假设条件之上的整个理论就站不住脚了。要想使它能立得住，必须给出某些复杂的假设条件，即假设上述两曲线之一移动或两曲线都移动时，工资单位会自动变化，其改变的程度足以使它在流动性偏好上所造成的影响能形成新利息率，而这个利息率正好能够抵消上述曲线移动的影响，从而保持产量与上述曲线移动以前相同。事实上，在以上所引用的著作中，找不到一点论述的痕迹，认为这种假设是必要的。这种假设充其量只能适用于关系到长期均衡的状态，并不能构成短期理论的基础。即使在长期中，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假设能够成立。实际的情况是：古典学派并没有意识到收入水平变化所起的作用，更没有意识到收入水平实际上是投资量的函数这样一种可能性。

以上所述可用下面的图加以说明：[5]

上图中，纵轴表示投资量（或储蓄量）I，横轴表示利息率r。X1
X′1
为投资需求函数的第一个位置，而X2
X′2
则为该曲线的第二个位置。曲线Y1
表明当收入水平为Y1
时，在不同利息率下的储蓄量。曲线Y2
、Y3
等分别表示当收入水平为Y2
、Y3
时的相应状态。让我们假设，在Y曲线组中，曲线Y1
是唯一与投资需求曲线X1
X′1
和利息率r1
不相冲突的曲线。现在，如果投资需求曲线从X1
X′1
移动到X2
X′2
，一般说来，收入水平也会有所移动。但是图上没有足够的数据能告诉我们新的收入数值是多少，又由于我们不知道哪一条曲线是应有的曲线Y，所以我们也就无从知道新的投资曲线与应有的曲线Y在哪一点相交。但是，如果我们引入已知的流动性偏好的状态和货币数量，这二者在一起便可决定r2
，这样一来，整个位置便可确定下来。因为与X2
X′2相交于r2
点上的Y曲线即是应有的Y2
曲线。由此可见，X曲线和Y曲线并不能告诉我们r为多少。如果根据其他数据我们能够知道利息率的话，它们只能告诉我们收入是多少。假如流动性偏好状态和货币数量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利息率是不会发生变化的。Y′2
曲线与新投资需求曲线的相交点在Y1
曲线与旧投资需求曲线的相交点的正下方，即是说在这两个相交点利息率相等。Y′2
是最合适的Y曲线，Y′2
就是新的收入水平。

由此可见，古典学派所使用的两个函数，即对利息率的变化投资量所做出的反应以及在既定收入下的储蓄量所做出的反应，都不能给利息理论提供所需要的素材。但是这两个函数可以告诉我们：在既定的（从其他一些方面的来源）利息率的条件下，收入水平该是多少。

古典学派的错误根源在于：它把利息当成了等待本身的报酬，而没有把它看成是不储藏货币的报酬。实际上就像各种贷款和各种投资的收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风险一样，它们不应该被看成是等待本身的报酬，而应被看成是甘冒风险的报酬。实际上，由贷款或投机得到的报酬与所谓“纯粹的”利息率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所有这一切都是甘冒这一种或那一种不能肯定的风险的报酬。只有当货币用于交易而不用于储藏价值时，其他的理论才可能合适。[6]

然而，有两个很熟悉的地方，已经使我们警惕古典学派的错误。首先，大家都会同意，自从卡赛尔教授《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一书出版以后，一特定量收入的储蓄量，不一定随利息率的增加而增加。同时也没有人怀疑，投资需求曲线会随利息率的提高而下降。但是，如果那些Y曲线和X曲线都随着利息率的上升而下降，那么就无法保证一条既定的Y曲线和一条既定的X曲线会有交点。这也就等于告诉我们：不能单凭Y曲线和X曲线决定利息率。

其次，古典学派常常假设，当货币数量增加时，至少在开始及短时期内，利息率有降低的趋势。但是他们没有说明理由，为什么货币数量的变化会影响投资需求曲线，或影响一特定量收入的储蓄量。这样古典学派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利息理论，在第一卷价值论中表述的是一种，在第二卷货币论中表述的又是一种。他们似乎不因为两者相矛盾而感到不安，并且就我所知，也没有试图对这两种利息论进行调和。我的这些话是仅就古典学派的自身而言的。一些新古典学派试图将两者调和起来，结果适得其反，把情况弄得更糟了。其原因在于新古典学派作出了这样的推论，他们认为必然有两种供给来源去满足投资需求，即：正常储蓄，也就是古典学派所说的储蓄以及由于增加货币数量而产生的储蓄（这是对公众“征税”的一种特殊形式，可称为“强迫储蓄”或类似的名称）。这种想法产生于“自然”利息率，或“中立”利息率，[7]
或“均衡”利息率。即这些利息率是使投资与古典学派的正常储蓄（没有任何附加的“强迫储蓄”）相等的利息率。最后，让我们假设古典学派在开始时是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的，他们还得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解决办法：假如在任何情况下货币数量都能保持不变，那么所有复杂的情况都不会发生。因为假如货币数量不变，由投资超过正常储蓄所产生的恶果就不可能出现。但是，我们正是在这一点上坠入了深渊。“野鸭子已经潜入水底，达到了它不能再深的地方，在那里紧紧咬住水底下的野草、根须以及沉积在水底的杂乱之物不放，现在需要一只特别敏捷的猎狗潜入水中，把鸭子捞上来”。

传统分析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不能识别经济体系的自变量是什么。储蓄与投资是经济体系的被决定因素，而不是经济体系的决定因素，其决定因素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以及利息率，储蓄与投资只是这些决定因素的孪生兄弟。诚然，这些决定因素本身是复杂的，而且可以互相影响。但是它们又各自保持着独立，这就是说，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值都不能从其他数值中推算出来。传统的分析也知道储蓄取决于收入，但他们却忽视了收入取决于投资这样一个事实。收入取决于投资的意义为：当投资变化时，收入也一定会变化。收入变化的程度，是必须使储蓄的变化恰好等于投资的变化。

还有一些理论，试图使利息率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但也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可以确信，在均衡状态下，利息率当然等于资本边际效率。因为，如果两者不相等，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当前的投资量，直至两者相等为止，这样必然有利可图。但是把这些作为利息率理论，或由此推算出利息率，则会犯循环推理的错误。正如马歇尔沿着这条解释利息率的思路走到半途时所发现的那样。[8]
其原因在于：“资本边际效率”部分取决于现行的投资规模，而在能计算出这个规模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知道利息率的数值。有重大意义的结论是：新投资的数量会被推进到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利息率之点，而资本边际效率曲线所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利息率为多少，而是在利息率为已知的条件下，新投资的数量将达到哪一点。

读者很容易意识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往经济学家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所提出的经济学原理，都毫无例外地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减少消费会使利息率趋于下降，增加投资可以提高利息率。但是，如果上述二者所决定的不是利息率，而是就业总量，那么我们对经济体系的结构的看法就会完全改变。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把消费愿望的减退不作为增加投资的因素，而看成是减少就业量的因素，那就表明我们对消费愿望减退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分歧。

[1]
参阅本章的附录，凡是我能找到的都做了节录。

[2]
在本章附录的第1节中，我们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3]
卡弗教授关于利息的讨论很难让人理解，其原因有二：（1）他的叙述前后不一致，不知道他讲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是指边际产品的数量呢，还是指边际产品的价值呢？（2）他没有对资本的数量加以定义。

[4]
在关于这些问题的最近的讨论中（奈特教授在《经济》杂志1932年8月号上发表的论文“资本、时间和利息率”中），对资本的性质作了许多有意义和深入的探讨。他肯定了对庞巴维克的分析的无用性质这一马歇尔的传统观点的正确性。他所提供的利息论正好是传统的古典学派的模式。根据奈特教授的说法，在资本生产领域中的均衡意味着“在这样一种利息率的水平上，储蓄流入市场的时间速率或速度正好等于储蓄流入投资的速度。而投资所产生的净收益率，正好等于为使用其储蓄而给储蓄者的代价”。

[5]
这个图是哈罗德先生建议我使用的。罗伯森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设想，请参阅《经济学杂志》1934年12月号，第652页。

[6]
参阅后面第17章。

[7]
现代经济学家所谓的“中立”利息率，与庞巴维克所谓的“　自然”利息率和威克赛尔所谓的“　自然”利息率均不相同。

[8]
见本章附录。

附　录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其他著作中的利息率理论

一

在马歇尔、埃奇沃思或庇古教授的著作中，对利息率都没有系统的论述，只是附带一提而已。除了上面（第14章开始的地方）已经引用过的之外，马歇尔关于利息率的见解可以在他的《经济学原理》（第6版）第四卷第534页和第593页中找到，其要点有如下文：

利息在任何市场中都是为了使用资本而支付的代价。这趋于达到一个均衡水平，在这一水平上，市场对资本需求总量等于资本供给总量。[1]
如果我们讨论的市场是一个小市场，例如一个小城市或一个行业的市场，当该市场对资本的需求增加时，可以从邻区或其他行业中抽调资本，增加资本的供给迅速满足它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或一个大国当作资本市场，我们就不能这样认为了。该市场的总供给量并不会因利息率的改变而有迅速和大幅度的变化。因为资本的一般财源是劳动和等待的结果。[2]
利息率的提高，固然可以引入额外的劳动和额外的等待，但和原有资本所代表的劳动和等待相比不会很快形成很大的数量。所以在短时期内，对资本的需求大量增加时，为满足这种需求的增加，出于供给的增加者少，出于利息率的上涨者多。[3]
因为利息率既然上涨，就会有一部分资本将从它的边际效率最低的使用中逐渐退出。提高利息率，只能慢慢地、逐渐地增加资本的总供给量（第534页）。

我们不得不反复强调，对原有的资本投资而言，“利息率”一词的适用性是很有限的。[4]
例如，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国家的工商业已经按约为3％的净利息投资了大约70亿英镑于各种行业。这种说法很方便，在许多场合也是容许的，但却不够准确。我们应该说：把所有这些行业中新的资本投资（即边际投资）的净利息率当作3％，那么，如果把所有这些行业投入的资本所能取得的年收入乘以33（即按照3％的利息率加以资本化）的话，得到结果大约为70亿英镑。因为资本一经投资于改良土地，建造房屋、铁路和机器，则该资本的价值是它预期的未来净收入（或准地租）折合成现值之和。如果该资本在未来产生收入的能力降低，则它的价值也要相应减少，它的新价值可以从较小收入中减去折旧，再加以资本化求得（第593页）。

庇古教授在他的《福利经济学》（第三版第163页）一书中写道：“　‘等待’的服务性质一直受到人们极大的误解。人们有时说，等待即是提供货币；人们有时说，等待即是提供时间。根据这两种说法，人们可推断出，等待对于国民收入毫无贡献。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所谓‘等待’，只是把现在可以马上消费的东西暂时延期不消费，这样使本来可能被毁灭的资源变为生产工具[5]
……因此，‘等待’的单位是一定量资源的一定时间的使用。[6]
例如，劳动或机器的使用，对于一个给定的时间，我们可以笼统地说，等待的单位是年价值单位（year-value-unit，或者用卡赛尔博士的更为简单且更为不准确的语言来说：是年英镑单位……但我们应该对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观点保持警惕性，即任何一年的资本积累量必然等于该年所进行的储蓄量。即使我们把储蓄解释为净储蓄，不计一个人借给别人，以增加别人消费的储蓄，也不计暂时存入银行没有动用的劳务支配权的存款，这种观点仍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储蓄，本来是要变成资本的，由于使用不当而被浪费掉，事实上最后并没有达到目的。”[7]

我认为，庇古教授唯一论述什么决定利息率的地方，可以在他的著作《工业波动》（第一版）第251—253页中找到。在书中他驳斥了认为利息率是由实际资本的需求与供给来决定，并不在中央银行或其他银行的控制之下的观点。他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当银行家为工商业者创造出更多的信用时，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第四篇第13章[8]
中作出的解释的意义上，它们实际上是在向公众强制征收实物，增加它们所掌握的资金数额，从而使长期和短期的实际利息率全部下降。简而言之，尽管银行贷款的利息率和长期的实际利息率具有严格而固定的关系，但是长期贷款的实际利息率都并不处于银行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

我对以上各家的评论在脚注中都有说明。我对马歇尔的观点之所以感到困惑不解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把属于货币经济领域中的“利息”概念引入了不讨论货币的著作之中。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实在不应该出现“利息”这个概念，它属于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庇古教授在《福利经济学》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利息这个词，这让我们感到，等待的单位就是现行投资的单位，而等待的报酬就是准地租，这完全和他自己的假定一致。但是，这些经济学家所讨论的并不是一个不使用货币的经济制度（如果真有这种经济制度的话）。他们清楚明白地承认货币被使用着，银行制度也存在。而且，利息率所占有的地位，在庇古教授的《工业波动》（主要是研究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一书中或在他的《失业论》（主要研究如果没有非自愿失业，什么因素决定就业量）一书中，并不比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所占的地位更重要。

二

下面的一段引文是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511页）一书中有关利息率理论的论述：

决定货币利息的不是银行贷款时的利息率，不论其贷款的利息率为5％、3％或2％，而是使用资本所能得到的利润率，这种利润率与货币的数量或价值毫无关系。无论银行贷出100万、1000万或1亿，都不能持久地改变市场利息率，而只能改变由此发行出去的货币的价值。在一种情形下经营同一种企业所需的货币也许会比在另一种情形下大10倍或20倍。这样，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多少取决于运用这笔贷款所能得到的利润率和银行贷款时所索取的利息率之间的比较。如果银行索取的利息率低于市场利息率，那么贷款不论有多少都可以借出去。如果高于市场利息率，那么愿意向银行借钱的人只有奢侈浪费的纨绔子弟了。

李嘉图的话说得明白透彻，其意思也比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容易理解。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虽然都未超过李嘉图的理论，但还是总觉得李嘉图的说法有欠妥之处，只是说不出欠妥之处何在。和李嘉图的所有著作一样，上面的引文当然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长期正确的理论，引文的重点应该为“持久地”三个字。研究一下该引文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很有趣的。

需要假设的条件又是古典学派经常使用的，即总是存在着充分就业。所以，如果以产品来表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不变，则只存在着一个符合长期均衡的可能就业水平。在这一假设条件下，再加上其他不变的条件，即除了货币数量的改变所导致的后果之外，各种心理倾向保持不变，预期也保持不变，李嘉图的学说是可以成立的。这就是说，在这些假设条件下，只有一个利息率的数值与长期充分就业不矛盾。但是李嘉图及其后继者均忽视了下面的事实：即使是在长时期中，就业也不可能是完全充分的，就业量是可以处于变动之中的。于是，每一种银行政策都有一个不同的长期就业水平与之对应。所以，对应于货币当局的各种不同的利息率政策，就会有长期均衡的各种不同的位置。

如果李嘉图满足了使他的论点只适用于货币当局所造成的一个既定的货币量，那么，在货币工资具有伸缩性的假设的前提下，他的论点还是站得住脚的。这就是说，如果李嘉图认为，不论货币当局把货币数量固定在一千万或一个亿的水平上，都不能使利息率有持久性的改变，这样的看法还是可以成立的。但假如货币政策系指货币当局增减货币数量的条件，即指货币当局用贴现或公开市场交易等方法，增减其资产时所要求的利息率——李嘉图在上面引文中明确指出这就是他所谓的货币政策。那就是说，货币政策既不是不起作用，也不是只有一种政策才符合长期均衡状态。假如有非自愿失业现象存在时，失业者之间为了就业会展开无益的竞争，结果会使货币工资无限下降，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两种可能的长期均衡位置：充分就业的位置以及相当于流动性偏好为无穷大（即利息率下降到不能再下降时）的就业量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量）。假定货币工资有很大的伸缩性，货币数量会由于流动性偏好的无限收缩而不发生作用，但是，货币当局改变货币数量的条件却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从上面引文的最后几句话可以看出，李嘉图忽视了资本边际效率可以随着投资量的增减而发生变化这一事实。但这可作为一个较好的例子，说明李嘉图的学说在理论上比他的后继者更严谨、前后更一致。如果一个社会的就业量不变，其社会心理倾向也不变，那么，只会存在一个资本积累率，也只会存在一个资本边际效率的可能的数值。李嘉图充满智慧的伟大成就，非一般人所能及。他可以把一个远离现实的假想世界看成是一个现实世界，并和谐地置身于其中。而李嘉图的大多数追随者，则回避不了现实世界中的常识。从而也应付不了这纷繁的世界，使他们的理论在逻辑上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

三

米赛斯教授有一个奇特的利息率理论，我认为，已为哈耶克教授和罗宾斯教授所采纳。这个理论认为：利息率的变化能和消费品价格水平与资本品价格水平的变化相一致。[9]
我们不清楚这样的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但是，这个论证过程似乎是遵循如下的方式进行的：先使用一些假定，使问题变得异常简单，然后依据这些假定，说明资本边际效率是由新消费品的供给价格与新资本品的供给价格之间的比例来计算的。[10]
这个比例就是利息率。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利息率的降低有利于投资。所以消费品的供给价格与资本品的供给价格的比例降低也有利于投资。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建立起个人储蓄的增加与投资总量的增加之间的关系。因为一般人认为，个人储蓄的增加可以使消费品价格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很可能要超过投资品的价格的降低。因此根据以上的理由，可以推断利息率的降低有利于刺激投资。当然，某些资本品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会导致整个资本品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其结果正好与上面的假设完全相反。因为刺激投资的既可能是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上升也可能是利息率的下降。由于把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混为一谈，米赛斯教授及其门徒便得出了与事实相反的结论。遵循这种思路所引起的混淆，可用汉森教授的一段话作为例证[11]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减少消费的净作用，将使消费品的价格比没有减少消费时低，所以对固定资本投资的意向也会因之而降低。然而，这个观点却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两个事实。其一，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和下降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其二，利息率的变化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实际上，减少消费和增加储蓄，可以使消费品价格相对低于资本品价格。但是这意味着利息率的降低，而利息率的降低可以刺激投资，即刺激在以前高利息率下无利可图的投资。”

[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使用的名词是“资本”，而不是“货币”，是“供给量”，而不是“贷款”。但是利息却是为了借贷货币而支付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讲，“对资本的需求”在上下文中的意思应该是“为了购买一定量的资本品而对贷款的需求”。但是，使资本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的是资本品的价格，而不是利息率。利息率能使货币贷款的需求和供给相等，换句话说，使债务的需求和供给相等。

[2]
在这里假设收入是固定不变的，但为什么提高利息率会引起“额外的劳动”并没有解释清楚。难道是说，提高利息率可以被看成是增加为储蓄而工作的吸引力的理由，所以可以看成是一种实际工资的增加，可以使生产要素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而工作吗？我认为这正是D.H.罗伯森先生对类似问题的看法。当然，这种额外劳动“在短时间内不会太多”。试图用这个因素来解释实际上投资的变动，可以说是最不近情理，最荒谬的事。我认为这一段引文的后半部分应该做这样的改写：“假如一般资本的需求大量增加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上升，而且其增加没有被利息率的上涨所抵消。就业量增加，收入水平提高，都能使资本品的生产增加，导致额外的等待。而且额外等待的货币值，正好等于当前资本品的增产量，从而前者正好满足后者的要求”。

[3]
为什么不用资本品供给价格的提高予以满足呢？例如，假如一般资本的需求增加是由于利息率的降低，那么资本品的供给价格将上涨。我建议，这句话应该改写成：“资本的需求增加不能立刻从资本的供给增加中得以满足，则需求的未满足部分，将暂时因资本的供给价格上涨而受到抑制。资本品的价格会作出足够的上涨，以便使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利息率，而不需要投资的规模作出很大的变动。同时（亦永远如此），适用于生产资本品的生产要素将会被用于生产在新情况下其资本边际效率最高的资本品。”

[4]
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能那样说。我们能说的仅仅是为了购买投资的资本品（新的或者旧的，或者为了任何其他目的）而借来的货币的利息率。

[5]
此处的用词十分含糊，含糊之处在于：我们能否据此而断言消费的推迟必然会产生这种作用，或者，它只是节约了一定的资源，至于这些资源是用于投资还是不用于投资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6]
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持有收入的人可能用于消费而没有用于消费的款项，也就是说，等待的报酬不是利息而是准租金。这句话似乎隐含着这样的意思：节约的资源必然用作投资。因为，如果节约下来的资源没有被用作投资，甚至导致失业，那么等待还会有什么好处呢？

[7]
如果我们不计使用不当的投资而计入“暂时被存入银行的表示未被使用掉的对劳务支配权的存款”的话，那么庇古教授的这一段话并没有告诉我们，净储蓄是否与资本增量相等。但是，在《工业波动》第22页中，庇古教授明确指出，这种积累对他所说的“实际储蓄”并不产生影响。

[8]
此处（同前引书第129—134页）包含庇古教授的观点，当银行创造新的信用时，可供工商业者所使用的实际资本有多少是值得关注的。实际上他的想法是“从工商业者所得到的来自信用创造的流动信用中，减去如果没有银行也会产生的流动资本”。这样一相减之后，好些观点都难于理解了。比如，一个食利者每年有1500的固定收入，其中用于消费的为500，1000可用于储蓄。在银行创造信用后，收入减少为1300，其中用于消费的为500-x，从而储蓄为800+x。于是，庇古教授得出结论：认为x代表信用创造所增加的能为工商业者使用的资本净额。在这里，工商业者的收入到底增加了多少？增加额是等于他们从银行借来的数量（减去上述企图减去的数量），还是食利者收入减少的数量，即为200？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是否他们把全部增加额都储蓄起来了呢？增加的投资是否等于信用创造额减去上述企图减去的数量？或者它等于x？庇古教授的论证似乎停留在论证应该开始的地方。

[9]
参见《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的第339页以及该书的其他部分，尤其是第363页。

[10]
如果我们是处在长期均衡状态之下，也许会想出特殊的假设条件使这种说法成立。但是如果我们所讨论的价格是经济萧条时期的价格，那么，认为企业家在进行预测时，假设现有价格持久不变这一简单化的做法，肯定与事实不符。而且，企业家果真如此预测的话，那么现有的资本品的价格将与消费品的价格作相同比例的下降。

[11]
参见《经济复兴》一书第233页。

第15章　流动性偏好的心理动机和商业动机

一

现在我们必须详细分析在第13章中初步介绍过的流动性偏好的动机。实际上，这种分析有时会与讨论货币的需求相同，也与货币收入流通的速度关系密切。因为货币收入流通的速度纯粹是公众愿意把其收入的多大的一个比例以现金的形式加以保存，所以，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可被视为流动性偏好降低的象征。然而，这二者并不相同，因为个人在流动与不流动之间进行选择，只限于其积累起来的储蓄，而不是全部收入。而且，“货币收入流通速度”这一术语把人们的思维引入歧途，认为对货币的全部需求量总是与收入保持一定的比例，或与收入保持某种决定性的关系。而事实上会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上述的比例和关系仅仅适用于公众所持有的现金的一部分。把人们的思维引入歧途的结果是使人们忽视了利息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在拙著《货币论》中，我用收入存款（income-deposits）、业务存款（business-deposits）和储蓄存款（saving-deposits）三个标题研究货币的总需求。在这里，我没有必要重复在该书第3章中所作的分析。然而，个人为了上述三种目的所持有的货币数量实际上在个人的头脑中，也未必划分得非常清楚，同一笔款项，有时主要代表一种存款，有时可以兼为两个目的（有主有次）而持有。我们能把个人在一特定情况下对货币的总需求，看成是一个单独的决定也许更为恰当一些。但这个单独的决定，是许多不同动机的综合结果。

然而，在分析动机时，为了方便起见，可以把它们分成不同的几类。第一类大致相当于上述的收入存款和业务存款，第二类和第三类相当于我以前讲过的储蓄存款。在第13章中，我们把这三类动机分别称之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交易动机又可再分为收入动机和业务动机。

1.收入动机——持有现金的一个理由是为了在两次收入之间保证支付，这一动机决定了人们要在手中保持一定数量的现金。这个动机的强弱程度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和两次收入之间的时间长短。严格地说，货币收入流通速度这一概念，只适用于为此目的所持有的货币。

2.业务动机——同样道理，企业也需要持有现金，以保证在得到销售款之前支付业务上的开支。工商业者在进货和售货之间所持有的作支付之用的现金也属于这一类。这种需求的强弱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当前产品的价值（现行收入），二是这种产品需要经过几道手续才能到达消费者那里。

3.谨慎动机——由于这种动机所持有的货币，是为了防止意外的支出或遇到偶然有利的购买机会。持有货币这种资产，若以货币本身为计算单位，其价值不变。如果负债也以货币为单位，那么持有货币是为偿还将来债务这个动机。

上述三种动机的强弱程度均部分地取决于需要现金时以某种暂时借贷的方式取得现金的代价和可靠性，尤其是银行透支或类似透支方式的代价和可靠性。因为当实际需要现金时，可以没有任何困难地立刻得到现金，那也就没有保持闲置不用的现金的必要了。上述三种动机的强弱程度，也取决于我们持有现金的相对成本。如果持有现款的代价是放弃对有利可图的资产的购买，那么就会增加成本，削弱持有一定量现款的动机。如果存款可以生息，或者持有现金可以避免给银行付费，那么成本就会减少，动机就会加强。然而，除非持有现金的成本有很大的变化，否则这可能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4.投机动机——这是最后一种动机。这种动机比上述三种动机更有详细研究的必要。其理由是：一人们对这种动机的了解比对其他动机的了解为少；二这个动机在传导由货币数量的变化产生的影响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在正常的情况下，为满足交易动机以及谨慎动机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主要取决于经济体系的一般活动和货币收入水平。但是由于有投机动机的作用，所以货币数量的变化（不论是有货币管理还是没有货币管理）会影响整个经济体制。因为，用货币去满足前两个动机的需求，除非一般的经济活动和收入水平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否则大体上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用货币去满足投机动机的总需求，通常要随利息率的变化而逐渐变化。就是说，存在着一条连续性的曲线，这条曲线就能显示出满足投机的货币需求量的变化和各种债务的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

诚然，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公开的市场业务”将无法进行。我在上面已经指出，经验告诉我们存在着上述具有连续性的关系的原因在于：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制度实际上可以在市场上把债券价格稍微提高一点，用现金来购买债券，也可以把债券价格稍微压低一点，出卖债券换取现金。银行系统用买（或卖）债券的方法来得到（或放弃）现金的数量越大，则利息率降低（或提高）的程度也越大。当然，在公开市场业务的买卖仅限于期限很短的债券的地方（像1933—1934年的美国的情形），其影响主要限于期限极短的利息率，而对于非常重要的长期利息率则影响甚小。

然而，在讨论投机动机时，重要的是区别两种利息率的变化，第一类是流动性偏好函数不变，但是由于用来满足投机动机的货币供给量变化，引起利息率变化。第二类是因为预期的改变影响到流动性偏好本身，从而影响到利息率的变化。公开市场业务对这两类情况中的利息率确实都能产生影响，因为它们不仅可以改变货币的数量，而且可以改变人们对政府或中央银行未来政策的预期。如果流动性偏好自身的变化是由于信息改变引起预期的改变所致，那么这种变化往往是不连续的，由此而引起的利息率的变化也是不连续的。只有当信息的改变被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解释时，或对不同的人的利益造成不同的影响时，债券市场的交易活动才有可能增加。如果信息的改变使每个人的想法与做法作相同的变化，那么利息率（以债务和债务证券的价格所表示）会马上调整到与新的情况相适应，而不需要任何市场上的交易。

这样，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在每个人的性情相同，处境也相同的情况下，环境的改变或预期的改变，不能使货币易主，只能简单地改变利息率，其改变的程度，必须打消每个人在原有的利息率下，处于新环境或新预期之中想要改变现金持有量的愿望。因为，如果利息率有所改变，每个人想要持有货币的数量便要随之改变，由于改变的程度相同，所以不会引起任何货币转手的交易。对于人的每一种处境和预期状态，都有一个适当的利息率与之对应。任何人都不需要改变平时所持有的现金。

但是，一般说来，处境或预期状态的改变会引起个人持有货币数量的某种程度的调整。因为，事实上各人的处境不同，持有货币的理由不同，对新形势的认识和解释不同，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也不同。这样一来，货币持有数量的重新分配将与新均衡利息率有关。尽管如此，我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利息率的变化，而不是现金的重新分配。现金的重新分配只是因各人差异而出现的偶然现象，而在上述最简单的情况下出现的现象才是实质性的现象。此外，即使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利息率的变化通常也是对信息的变化所作出的最主要的反应。在报纸上常常能看到这样的话：债券价格的变化与市场交易量根本不成比例。如果认识到人们对信息的反应相同之处多于不同之处，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合情合理的。

二

个人为满足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而持有的现金数量，同他为满足投机动机而持有的现金数量，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作为第一近似值，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持有现金的数量看成是没有关系的。这样，在以后的分析中，让我们把问题分成两部分来处理。

用M1
表示为满足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所持有的现金数量，用M2表示为满足投机动机所持有的现金数量。与这两部分现金量相对应的，我们有两个流动性偏好函数L1
和L2
。L1
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L2
主要取决于当前利息率和预期状态的关系。于是，有下面的等式成立：

M=M1
+M2
=L1
（Y） +L2
（r）

式中，L1
表示Y与M1
之间的函数关系，L2
表示利息率r与M2
之间的函数关系。以下我们有三个问题要研究：1.当M变化时，Y 和r将起什么变化？2.L1
曲线的形状由什么决定？3.L2
曲线的形状由什么决定？

1.当M变化时，Y和r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首先取决于M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假设M是由金币组成的，那么M的变化只能是增加开采金矿，而金矿开采业又处于我们所考察的经济制度之内。在这种情况下，M的变化首先直接引起Y的变化，因为新开采出的黄金总会成为某些人的收入。如果M的变化是由于政府印发纸币以应付当前的开支，情况也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新纸币也会成为某些人的收入。然而，这个新的收入水平，还不会高得使所有M的增加都吸收在M1
之中。所以一部分货币要另寻出路，去购买证券或其他资产，直到利息率降低以致M2
加大。同时，利息率的降低还会刺激Y的提高。而利息率的降低，Y的提高，使得所有的新货币，或吸收在M2
中，或吸收在M1
中。从此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相当接近于下述的另一种情况。即：要想发行更多的新纸币，必须首先放宽银行制度的信用条件。以便诱使某些人向银行出售债券来换取新发行的现金。

因此，我们不妨把后一种情况当作典型的情况。假设M的改变要首先改变r，而r的改变将导致一部分M2
的变动和一部分由Y的变化引起的M1
的变动的新的均衡。在新的均衡条件下，新增加的现金在M1
和M2
之间的分配将取决于投资对利息率的降低所作出的反应，以及收入对投资的增加所作出的反应。[1]
由于Y部分地取决于r，所以M的改变必然会使r发生一定的变化，以便使M1
和M2
所作出的改变的总和等于M的上述的改变量。

2.所谓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到底该定义为Y与M之比，还是该定义为Y与M1
之比，一般的讨论都没有得出清楚的结论。然而我建议使用后一种定义。这样，如果用V表示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则有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V是一个常数。它的数值取决于银行及工业组织的性质、社会习惯、收入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分配以及持有闲置货币的成本。但是假如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短时期，我们不妨假设以上各个因素都没有多大的变化，这样也可以把V看作一个常数。

3.最后，我们还要讨论M2
和r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所看到的那样，人们对利息率的前途感到渺茫是导致人们持有现金M2
的流动性偏好L2
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因此，一定量数值的M2
和一定量数值的r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数量关系。人们在这里所关心的，并不是r的绝对水平，而是在已经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概率之后的r的绝对水平与一般认为r的相当安全水平之间的差别程度。虽然如此，还存在两个理由可以认为，在任一给定的预期状态下，r的下降会导致M2
的上升。首先，如果一般人认为r的安全水平不变，则r每降低一次，市场利息率与“安全的”利息率相比较，市场利息率相对减少，由此使得放弃周转的流动性的风险加大。其次，放弃周转的流动性的报酬，可以看成是一种保险赔偿金，用来抵消由于利息率的变动而造成的债券价值上的亏损，利息率的下降会使这种赔偿金减少，其数值等于新旧利息率的平方差。例如，设现在长期债券的利息率为年息4％，若未来利息率的增加速度为现在利息率的4％，即每年增加0.16％，则利息收入与资本账上的损失约略相抵，所以除非人们根据或然律估计结果，觉得未来利息率每年上涨速度会大于现行利息率，否则，他们将宁愿放弃周转的流动性而赚取利息。然而，假如现行利息率已降到年息2％，则利息收入所能补偿的资本损失，只是长期利息每年增加0.04％。这也许正是利息率不能降至很低的主要障碍。除非有理由相信将来的经验会与过去的经验大相径庭，否则，当长期利息率降到2％时，利息率上涨的可能性大，下降的可能性小。而且利息收入所能补偿的利息率的上涨程度也极小。

由此可见，利息率是一个具有高度心理作用的现象。在下面的第五卷中，我们将会看到，在均衡状态时，利息率不能低于相当于充分就业的利息率水平。因为，假如出现这种情况，即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于是现金量可能继续增加，但M1
可以完全吸收。但在这个水平以上，长期市场利息率不仅取决于货币当局的当前政策，而且还取决于市场对未来政策的预测。短期利息率容易被货币当局控制，因为首先货币当局不难使人相信它的政策在不久的将来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其次，除非利息收入几乎等于零，否则利息收入总大于可能的资本损失。但是，一旦长期利息率降低到人们根据过去经验和现在对将来的货币政策的预期而普遍认为的“不安全”的水平时，它便比较难以维持。例如，在一个采用金本位的国家中，如果利息率低于其他金本位国家，那么这会被认为是由于信心不足而造成的暂时现象。但是，如果把本国的利息率提高到与金本位国家中最高的利息率（除去风险因素以后）相等，那就不太符合实际，因为这会与国内充分就业相矛盾。

因此，若公众认为某种货币政策只是试验性质的，是很容易改变的，则该货币政策恐怕不可能把长期利息率降低很多。因为当r降低到某一水平以下时，M2
将无限制地增加。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公众认为，这一政策是合理的、切实可行的、于社会有利的，并认为政府推行这一政策有坚定的信心，不会轻易改变，那么这一政策是很容易成功的。

与其说利息率是一种具有高度心理作用的现象，莫不如更加准确地说，或许它是一种高度遵循成规的现象。因为今天的实际利息率大多是根据人们对未来利息率的预测而决定的。任何的利息率水平，只要人们充分相信它能继续下去就会继续维持下去。当然，在一个变化的社会中，利息率会因为各种理由围绕预期的正常水平上下波动，尤其是当M1
增加得比M快时，利息将上涨，反之利息率就要下降。但是围绕其上下波动的利息率水平，却可以在数十年中长期高于充分就业所应有的利息率数值。尤其是当人们普遍认为，利息率是自动调整的，从而，社会成规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被当作具有比社会成规更为重要的客观原因，这样一来，在公众或当局心目中，都不会联想到，就业量之所以不能达到最适度的水平，是因为现行的利息率不适当造成的。

说到这里，读者应该明白，要想把有效需求维持在足以保证充分就业的高度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共同决定有效需求的因素中，长期利息率是由社会成规所决定并且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而资本边际效率则易变并且不具有稳定性。

从乐观的方面考虑，我们聊可自慰的是：因为成规不是基于确切的知识，我们可以希望，如果货币当局坚持贯彻一项温和的政策，就不一定总会遭到不恰当的抵制，公众舆论也会迅速地习惯于温和的利息率下降，社会成规对未来利息率的预期可能会相应地作出修改。这样，货币当局将可以进一步行动，把利息率再次降低，如此继续下去一直到某一最低限度。英国在放弃金本位后的长期利息率的下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例证。利息率的主要变动是通过一系列不连续的跳跃式步骤完成的，这就是说，随着利息率每一次的下降，公众的流动性偏好函数逐渐与之相适应，从而在心理上作好准备，以便能对再次下降的信息或当局的政策刺激作出相应的反应。

三

我们可以用一个命题将以上的观点综合起来：在任一既定不变的预期状态下，除了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之外，在公众心目中，还有某种潜在的愿望想要持有现金。至于在什么程度内，这种潜在的愿望会变成实际持有现金，则要看货币当局把货币创造出来时的利息率而定。流动性偏好函数L2所综合的正是这种潜在的愿望。

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利息率，更严格点说，对不同的债券只有一个利息率体系与货币当局所提供的货币数量相对应。但这不仅限于货币，把经济制度中任何一个因素单独提出来，都和利息率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只有货币数量的变化与利息率的变动有某种特别直接的或有意义的联系，把货币与利息率单独提出来分析才是有用的和有重要意义的。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特殊的关系，概括地说，是基于银行系统和货币当局是进行货币和债券买卖的经营者，而不是进行资产的或消费品买卖的经营者这一事实。

如果货币当局肯根据一定的条件进行期限不同的各种债券的买卖，甚至可以进一步大胆假设，进行风险更大的债券的买卖，那么，利息率体系与货币数量之间就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利息率体系无非是表达银行系统准备买卖债券所提出的条件，货币数量只是个人愿意保持在手头的现金量。个人保持在手头的现金是人们在考虑了所有有关情况后愿意保持流动性最大的现金，而不愿意依据市场利息率把现金脱手换取债券。在货币管理技术上，当前最重要又切实可行的改革，或许是让中央银行按照规定的价格买卖一切期限的优质债券来取代只依照单一的银行利息率买卖的短期票据。

然而，在今天的现实中，银行系统控制市场上债券的实际成交价格的“有效”程度，各银行系统不尽相同。有时银行的控制能力，在一个方向比在另一个方向更有效，这就是说，银行制度可以按照某种价格购买债券，但却未必愿意在买价之上加进一小笔转手费出售债券，从而使买价和卖价尽可能地接近。虽然没有什么理由，为什么不能利用公开市场操作，使得银行所定价格在两个方面都有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限制，即在一般情况下，货币当局不愿对期限不同的各种债务票据都一视同仁。在现实中，货币当局往往愿意买卖短期债券，而使短期债券的价格对长期债券价格施加为时已晚且不完整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不会立竿见影，即使生效也不完全。在这里同上述一样，并不存在当局必须这样做的理由。当这些有限的条件发生作用时，利息率和货币数量之间的直接关系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在英国，当局有意控制的范围似乎正在扩大。但要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实际，还必须考虑到货币当局在现实中所使用的政策的特点。如果货币当局只买卖短期债券票据，那么我们必须考虑，短期票据的价格——现在的或预期的——对于期限较长的票据的价格所施加的影响。

由此可见，如果货币当局要为期限不同、风险不同的各种债券票据建立一种特定的利息率体系，则要受到以下种种限制：

1.有些限制是货币当局自己加上去的，因为货币当局只愿意买卖某种特殊种类的债券票据。

2.由于上面已经讨论过的原因，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当利息率降到某种水平时，流动性偏好可能变成几乎是绝对的。就是说，由于利息收入太低，几乎每个人都宁愿持有现金也不愿持有债券。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会失去它对利息率的有效控制。虽然这种极端的情况在将来可能会变得有实际的重要性，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实例。由于大多数的货币当局不愿意大胆地买卖长期债券，所以也没有多少机会来作这种试验。再说，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出现，那就意味着政府本身可以按照极为低微的利息率向银行系统无限制地借款。

3.最显著的例子是由于流动性偏好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以致利息率完全失去了稳定性，这种现象曾经在极度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生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俄国和中欧都曾发生过通货危机，人们都想逃避通货，无论什么条件，人们都不愿持有现金或债券。由于人们预测币值会继续下跌，即使利息率不断提高，还是赶不上资本（尤其是囤积商品）边际效率的上涨。美国在1932年的某些时期，出现过一个情况相反的危机——金融危机或流动性危机。这时，无论以什么高利息率为诱惑，几乎没有人愿意将现金抛出去。

4.最后，我们又遇到了第11章第4节所遇到的困难：把实际利息率降到某一水平，以此证明低利息率时期是至关重要的。困难在于，要把借方与最后的贷方拉到一起，必须有中间人的费用，而且贷方会要求在纯利息率之上再加一点，以弥补风险，尤其是道义上的风险。纯利息率下降时，中介费及保险费不一定同时下降。由此可见，典型的借款者所必须支付的借款利息率可以比纯粹利息率下降得更慢，从而使现有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无法把借款利息率压低到某种最低水平之下。如果贷方对于道德风险估计得很高，那么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如果产生风险的原因是由于贷方怀疑借方不诚实，那么即使借方并不想不诚实，也无法使利息率不高。这种情况在短期借款（例如向银行借款）时也很重要。即使贷方的纯利息率等于零，银行可能还会要求客户付出1.5％—2％的利息。

四

在这里，把本章与货币数量论的关系先提一提可能是很有趣的，尽管这个题目应该在第21章里讨论。

在一个静态社会中，或在一个没有人由于任何理由而对将来的利息率的数值感到不能肯定的社会中，流动性偏好函数L2
或储藏货币的倾向（我们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术语）会在均衡状态时等于零。因此，在均衡状态时，M2
=0，M=M1
。当M变动时，将会引起利息率的变动，一直到收入达到一个水平，使M1
的变化恰好等于M的变化。此时，M1
V=Y式中，V表示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定义见上），Y表示总收入。如果我们有可能衡量现行产品的产量O和价格P，则有Y=OP，于是便有MV=OP。这与传统形式的货币数量论是大体相同的。[2]

就现实世界而言，货币数量论的最大缺点在于没有分清由产量的变化引起的物价变化与由工资单位变化而引起的物价变化之间的差别。[3]
所以会有这种疏忽，或许是因为货币数量论允许它假设没有储藏货币的倾向，也假设充分就业的永远存在。在这种假设条件下，D为常数，M2
等于零。据此，如果我们把V也当作常数，那么工资单位和价格水平都会与货币数量保持直接的比例关系。

[1]
至于什么因素决定新的均衡状态的特点，我们必须留到本书的第五卷中讨论。

[2]
如果我们不把V定义为
，而把它定义为
，那么，货币数量论就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均能成立的自明之理，那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

[3]
这一点将在第21章中进一步讨论。

第16章　关于资本性质的几点观察

一

个人进行储蓄的行为，可以被说成是今天不吃一顿盛宴的决策。但这一决策并不等于要把省下来的钱，留到一星期或一年之后再吃一顿盛餐或买一双皮鞋，或者留到某一个特定的日期购买某种物品。这样一来，储蓄不仅会使饮食业不景气，也会使生产未来消费品的行业得不到发展。个人储蓄行为，并不是用将来的消费需求来代替今天的消费需求，而只是减少现在的消费需求。而且，人们在预测未来的消费时，大部分根据现在的实际消费量，所以如果现在的实际消费量减少了，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未来消费品生产量的减少。个人储蓄行为不单单是降低了消费品的价格和使现有资本边际效率不受影响，而且很有可能使资本边际效率的数值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储蓄行为，既减少了现在的消费品需求，又减少了目前对投资品的需求。

如果储蓄不单纯表示抑制现在的消费，而且还同时表示对将来消费的订货单，那么其影响可能大不相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于将来的预期收益会增加，资源可以不再从事现在消费品的生产，而可能转向从事未来消费品的生产。即使这样，转移到供应将来消费上的资源在规模上也未必会等于从供应现在的消费中所解放出来的资源。因为未来消费的时间与现在尚有一段距离，也可能要求所需生产方式的“迂回”程度太长，以致使得这项投资的边际效率低于现行利息率。所以，因增加将来的消费而造成的对就业量的有利影响并不能立即实现，而是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才能实现。这就是说，储蓄仍然可以对就业量具有暂时不利的影响。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个人进行储蓄的决策都不意味着给未来消费提供一份具体的订货单，而只是撤销了一张现在的订货单。又因为雇用工人的唯一理由是在于满足消费，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减少，就业量受到不利的影响，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这样一来，就会引起一些麻烦的经济问题。由于储蓄行为并不意味着用某种具体的消费的增加来代替现在的消费，而且即使能够代替，为从事未来消费品生产而在现在所需的经济活动，在数量上也未必恰好等于以此储蓄用于现在消费品生产所需的经济活动。储蓄仅仅代表得到“财富”的欲望，即是想要得到一种能在任何时间消费任何物品的能力。存在着一种几乎普遍的错误看法：针对有效需求的影响而论，个人储蓄和个人消费会产生同样的社会效果。这种谬论来源于一个看来比得出的结论更貌似有理的看法：持有财富欲望的增加，就是持有投资欲望的增加，投资欲望的增加必定增加投资的需求，从而刺激投资的生产。所以，当个人进行储蓄时，当前投资的增加量正好等于现在消费的减少量。

要从人们的心目中把这种错误的看法肃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造成这种错误看法的根源在于人们相信：财富拥有者希望得到的是资本资产本身，而实际上他希望得到的是该资产的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完全取决于对有效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将来关系的预期。因此，储蓄行为完全不能改善预期收益。而且，个人储蓄要达到拥有财富的目的，并不需要制造出新的资本资产来满足他的欲望。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储蓄行为是两方面的。因此，一个人的储蓄行为会迫使另一些人把新的或旧的代表财富的物品转移到这个储蓄者的手中。当然，这个储蓄者也会由于其他人的储蓄而同样把财富转到其他人之手。这些财富的转移并不需要创造出新的财富，甚至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们反而可能不利于新财富的创造。因为新财富的产生完全取决于新财富的预期收益达到了现行利息率所决定的标准。边际新投资的预期收益，不会由于有人希望增加其财富这一事实而有所增加。因为边际新投资的预期收益取决于在一特定的时期对一特定物品的需求的预期。

我们也不能认为，财富所有者希望得到的，并不是一特定的预期收益，而是可能有的最好的预期收益，因此，虽然代表拥有财富欲望的储蓄的增加能减少新投资的预期收益，储蓄者却会满足于得到减少后的这种收益，从而新投资的数量不会受到影响。但是，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个事实：除了拥有实际的资本资产以外，总是存在着持有财富的另一些方法，比如拥有货币或债券，从而使新投资品的生产者能进行生产的预期收益不低于现行利息率所规定的标准。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现行利息率并不取决于持有财富欲望的强度，而是取决于用流动的或不流动的形态来持有财富欲望的强度，以及财富的各种形态（流动的或不流动的）的供给量。如果读者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明白，那么可以问自己：为什么当货币数量不变时，新出现的储蓄行为会在现行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令人们期望用流动形态来保持财富的数量有所减少呢？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尽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这些将在下一章中进行探讨。

二

与其说一个资本品是生产性的（productive），还不如说在该资本品的寿命中，它的收益超过它的原有成本。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一个资本品能在其寿命中提供服务，而得到的收益总和大于它的原有的供给价格，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资本稀少。资本稀少是由于货币利息率竞争造成的。如果资本减少其稀少性，那么收益超过原有成本的数量就会减少。但资本的生产力并未减少，至少就其物质意义而言是如此。

因此，我赞同古典学派以前的理论。他们的理论认为，一切都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而协助劳动进行生产的是：1.过去被称之为工艺，现在被称之为技术的东西。2.自然资源。对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许可以无代价使用。对于比较缺乏的自然资源，要根据情况支付代价。3.过去的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劳动根据其资源的多少体现在资产之中。我们最好把劳动力（当然包括企业家及助手的个人劳务在内）看作是生产的唯一要素，并在一特定的生产技术、自然资源、资本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等条件之下发生作用。这就对在货币单位和时间单位以外，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劳动力单位作为经济制度的唯一物质单位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解释。

事实上，有些长期的或迂回的生产过程是有较高的物质效率的，但某些短期的生产过程的物质效率也并不低。长期的过程并不会因为时间长就效率高，有些长期过程，甚至是大多数的长期过程，其物质效率都很低，因为有些东西时间长了会造成损坏和浪费。[1]
在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体现在迂回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既有一定的利益，又有一定的限度。除了其他的考虑之外，在被安排到制造机器和被安排到使用机器的劳动力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应有的比例。随着迂回度越来越大的生产过程的采用，即使劳动的物质效率还在增加，相对于所使用的劳动量而言，产品的最终的价值量不会无限制地增长。如果延缓消费的欲望强烈到能够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充分就业所需求的投资量大到使资本边际效率具有负值时，一种生产过程才会仅仅由于它的时间长成为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用物质效率低的生产过程，只要这些过程长得足以使延缓消费的好处超过低效率带来的坏处。实际上，我们完全有可能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中：时间短的生产过程应该被保持在足够短缺的程度，以便使它们在物质上的效率超过由于生产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而带来的不利。因此，一个正确的理论应该是两方面都可以运用的，不论与资本边际效率相对应的利息率是正是负，都应包括在内，我认为，只有上面所述的这种短缺理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还有很多理由说明为什么相对于体现在其中的劳动量而言，某些劳务和设备会成为短缺的，从而使它们更加昂贵。例如，空气遭受污染的生产过程，人们必须要得到较高的报酬，否则谁都不愿意从事这种工作。有风险的生产过程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并不会特别创立一种理论，认为空气严重污染的生产过程或有风险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生产力。总之，并不是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在同样的工作环境中进行轻松偷快的劳动，在均衡状态下，在不够轻松愉快的环境（可能有空气污染、风险大或工作时间长）里生产出来的物品必然相当稀少，以便使这些物品能取得较高的价格。然而，如果时间的消逝不致使人感到厌烦，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这是十分可能的，许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就会像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短期的生产过程倒反而要保持相当的稀少性。

当生产过程的最适度的迂回性为已知时，我们当然会选择尽可能有效率的生产过程，直到达到我们要求的比例为止。这里所说的最适度的迂回程度系指在应有的日期能供应已被消费者延缓的需求。就是说在适当的情况下，生产的组织方式应该先推测在什么时期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有效，然后依此时期，用效率最高的方法去生产。即使物质的产量可以由于改变交货日期而得以增加，不能按期交货的生产仍是没用的。除非（比如说）消费者因受饭菜更加丰盛的诱惑，愿意提前或延迟开饭的时间。如果消费者在得知不同开饭时间的饭菜的全部内容以后，决定在八点钟开饭，那么厨师的职责就是在那个时刻做出最好的饭菜。尽管厨师认为要想做出一顿绝佳的饭菜，不应该受开饭时间的限制，开饭的时间可以是七点三十分，可以是八点，也可以是八点三十分。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阶段，如果我们推迟了开饭的时间，则可能得到更好的饭菜。但在其他的一些阶段，也可能由于提前开饭而得到较好的饭菜。正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理论必须适用于这两种情况。

如果利息率为零，那么对于任何一种商品，在平均的生产要素投入于生产该商品的日期和平均的消费日期之间，都会存在着一个最适度的时间间隔，而依据这一间隔的长短，劳动具有最小的成本。一个较短的生产过程可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具有较低的效率，而较长的生产过程，也可能由于储藏费用及损耗而有较低的效率。如果利息率大于零，则又多了一个成本因素，而且这个新因素会随生产过程的加长而增大，所以最适度的时间间隔会因之而缩短。同时，为了将来对该商品的交货而投入的生产要素会减少，一直到该商品的未来的价格提高到足够的程度来补偿成本的增加时为止。成本的增加一方面来自利息费用，另一方面来自由于缩短生产过程而引起的效率的降低。如果利息率小于零（假设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话），则情况就完全相反。设未来的消费需求不变，当前的投入必然会与以后的投入相竞争。结果，后者会因为技术效率较高，或未来生产要素的价格会改变，而使得成本降低。除非这种生产成本的降低不足以抵消少量负利息的收入，否则生产过程不值得从今天开始，而应留到以后再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物品，只能在离预期消费期不太远的以前开始生产，如果离得太远，则会在技术上缺乏效率。这样，即使利息率等于零，要想在事先对未来的消费需求进行有利的生产，那么就得对生产比例有一个严格的限制。当利息率上升时，今天为未来的消费需求进行有利的生产比例会随之而缩减。

三

我们已经看到，在长时期中，资本必须保持在足够稀缺的程度才能使其边际效率在资本的寿命期间至少等于利息率的水平，而利息率则是由心理状态以及社会的组织与结构决定的。如果一个社会自身有丰富的资本设备，增加投资就会使资本边际效率等于零，如果再增加投资就会使资本边际效率为负数。与此同时，这种社会的货币制度能使货币“储存起来”，不仅储存费用低得几乎为零，而且还安全可靠。但在实际上，利息率不可能为零。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社会仍倾向于大量储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假设社会已达到充分就业。这时，如果企业家继续提供就业，以使现有的资本得到充分的利用，那么这些企业家必然要蒙受损失。因此，资本量和就业水平必定减少，一直到社会贫穷到使总储蓄量等于零时为止。这时，社会上某些个人或集体的正储蓄为另一部分人的负储蓄所抵消。由此可见，对于我们所假设的社会而言，在自由放任不加干涉的情况下达到均衡状态，其就业量及生活水平一定低得可怜，以致能使储蓄为零。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围绕这个均衡状态发生周期性的波动。这是因为如果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由于对将来的不肯定性而留有经济活动伸缩的余地的话，资本边际效率还会偶尔出现大于零的情况，从而导致“繁荣状态”。在随之而来的“萧条状态”，资本的存量在一段时期可以下降到低于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中等于零的水平。如果对将来情况的预期是准确的，那么在均衡状态下使边际效率等于零的资本数量当然小于充分就业下的资本数量。因为不均衡状态下的资本数量必有一部人失业才能保证储蓄等于零。

除此之外，唯一可能的均衡状态是：大到足以使资本边际效率为零的资本存量也代表足够大的财富数量，大到等于整个社会在充分就业和利息率为零时所愿意为将来而进行储备的数量。然而，要使充分就业下的储蓄倾向，能够在资本数量大到边际效率等于零时得到满足，大概很难有这样的巧合。因此，如果利息率可以改变，以补救储蓄倾向与充分就业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利息率就得逐渐下降。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设，社会体制与组织的因素使持有货币的费用微不足道，这样也就使得利息率成为负值。然而在实际上，除了社会体制和组织的因素之外，还有心理因素能使利息率降低到远在零以上的限度。尤其是像我们在上面已经考察过的，将借方与贷方拉拢在一起的成本，对将来利息率的变化具有不稳定性。这些因素就确定了利息率的下限，在目前的情况下，长期债务利息率所能达到的最低限度，也许仍在年息2％或2.5％之间。假如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一方面由于存在财富继续增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在自由放任政策下利息率已经降到了不能再降的程度，其产生的恶果可能很快就要在实际经验中反映出来。此外，在现实中，如果利息率下降时可能达到的最低数值高于零很多，那么，在利息率下降到最低水平之前，要使整个社会积累财富的愿望得到满足是有很大困难的。

战后英美两国的经验，的确可以作为实例加以证明，由于财富已经积累得如此之多，以致资本边际效率急剧下降，但利息率下降的速度由于受到制度和心理的因素的制约而低于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的速度。于是，在以自由放任为主的条件下，就业量与生活水平都不能达到一个合理的程度，虽然就生产技术而言，这种程度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假设有两个具有相同的生产技术和不同的资本存量的社会，那么在短时期内，资本存量较小的社会可能反而比资本存量较大的社会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可以想象，当资金较贫乏的社会终究赶上资金较富裕的社会之后，那么两个社会都要面临希腊神话故事《点金术》中米达斯国王所遭到的那种命运。显然，这一令人深感不安的结果都来源于消费倾向和投资数量皆没有按照社会的利益加以人为的控制，而是让它们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自由发展的结果。

如果有一个利息率可以保证充分就业，则与充分就业相应的储蓄倾向会形成一定的资本积累率。现在假设（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利息率的下降速度赶不上在上述资本积累率条件下资本边际效率会有的下降速度，那么，即使把人们积累财富的欲望转向拥有在经济上不能生息的资产，也会增加社会的经济福利。以百万富翁们建造高楼大厦来容纳他们活着时的血肉之躯和建造金字塔来保存他们死后的遗体而论，或者，为了忏悔他们的罪恶，从他们兴建教堂、捐赠教会或接济传教团体而论，资本丰富损害物品丰富的日子会得以推迟。用储蓄款项来开矿，不仅会增加就业量，而且还会增加由有用的物品和劳务构成的国民收入。然而，当我们一旦理解了决定有效需求的各种因素之后，仍在明智的社会中继续使用这种偶然的、而且往往是浪费性的缓解之法就不合情理了。

四

假设我们已经找到办法来保证利息率能符合充分就业情况下的投资量的要求。再进一步假设国家也从事经济活动以弥补私人企业的不足，使资本设备的增长逐渐到达饱和点，同时资本积累率也不会太高，以使到达饱和点的速度不致对当代人的生活水平构成较大的影响。

基于上述种种假设，我可以推测，一个管理良好、拥有现代生产技术而人口增加并不迅速的社会，可以在一代人的时期内把充分就业均衡时的资本边际效率降低到大致为零的地步。从而，我们的社会应该能够达到一个接近静止不变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除非生产技术、偏好、人口及制度发生变化，否则社会不会有进步和变化。资本产品的售价与该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力成比例，其价值的决定原则与需要极少资本的消费品一样。

如果我在下面作出的假设是正确的，即我们比较容易做到使资本品丰富起来以使资本边际效率等于零。这也许是逐渐清除资本主义许多不良特征的最为合理的办法。我们稍加思索就可以知道，如果积累财富而逐渐得不到报酬，这将是多么重大的社会变革啊！人们仍然有自由将其取得的收入积累起来以备日后之需。但是他们的积累量不会增长。他们的情况会像波普的父亲那样，当从商业经营中退下来之后便随身携带一箱金币回到乡间的别墅，靠从箱子中取金币来维持生活。

虽说坐吃利息的人终将消失，但人们对于未来的看法、意见还可以不同，所以企业精神和经营才能还是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因为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主要是就没有把风险或类似的东西考虑在内的纯粹利息率而言的，没有考虑承担风险的报酬。所以不适用于把承担风险的报酬包含在内的资本毛利。这样，除非纯粹利息率被保持在一个负数值，预期收益带有风险的投资仍然会得到数值为正的报酬。如果不愿意承担风险，带有风险和不带有风险的资产加在一起也会在一段时间后取得数值为正的收益。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们过分热衷于从有风险的投资中取得收益，所以这种投资的净收益的总和也有可能成为负数。

[1]
参阅马歇尔对庞巴维克所作的脚注，见《原理》一书第583页。

第17章　利息与货币的主要特性

一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似乎货币的利息率在限制就业量的水平上起着很特殊的作用，因为货币利息率规定了一个标准，即一种新的资本资产要被生产出来，其边际效率必须达到这个标准。乍看起来，这一说法很难令人理解。因此，我们自然会问道：货币与其他资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哪方面？是否只有货币才有利息率？在非货币经济制度中，会存在着什么情况？在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是无法明白我们的理论的全部意义的。

我要提醒读者的是，货币利息率只是一笔为契约合同所规定的将来支付的款项超过其现值的百分比。例如，如果是一年以后支付的话，即为一年后支付时的数量超过该数量的“现期支付的”或该数量的现金价格的百分比。因此，应该说，对于每一种资本资产，必然存在着类似货币利息率的东西。因为在一年以后交货的麦子，也与今日交货的100石麦子有相同的交换价值，有着一个确定的量。如果这一数量为105石，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小麦的利息率为每年5％。如果该数量为95石，我们就说小麦的利息率为每年负5％。因此每一种耐用商品都有自身的利息率，例如，麦子利息率、铜利息率、房屋利息率，甚至炼钢厂的利息率。

以麦子为例，麦子在市场上的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差别，与麦子利息率有一定的关系，但又因为期货价格的计算单位是未来交付的货币，而不是麦子现货，所以货币利息率也掺杂其中。其准确的关系可表述如下：

让我们假设：麦子的现货价格为每100石100镑，而一年以后交货的“期货”价格为每100石107镑。又假设货币利息率为5％，那么麦子利息率为多少？既然现货的100镑能买到期货的105镑，那么期货的105镑就能买到
石的期货。换句话说，现货的100镑能买到现在交货的100石的麦子，而100石现在交货的麦子只能买到98石的期货。由此可知，麦子的利息率为每年-2％ 。[1]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不同的商品会有相同的利息率，也就是说没有理由认为麦子的利息率应该等于铜的利息率。因为从市场上行情来看，不同商品之间的“现货”和“期货”价格的差别明显不同。我们将发现这一点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线索。因为在各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称呼各种商品的利息率）中，真正起作用的很可能是其中最高数值的利息率（因为，如果新资本品要想被制造出来，它的资本边际效率必须达到这个最高数值的利息率）。我们也有种种理由认为，货币的利息率往往是其中最高数值的利息率（因为我们将发现，资本资产的本身利息率容易下降，而货币的利息率不容易下降）。

这里还要补充一句，正像在任何时间各种商品本身的利息率都不相同一样，从事货币交易的人都清楚，两种不同货币的利息率并不相同，例如，英镑和美元的利息率就不相同。因为在这里，用英镑表示的外币的“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差额，在通常的情况下，对不同的国家来说是不相同的。

上述的任何一种商品都可以被用作像货币那样的衡量标准来衡量资本边际效率。我们可以选择任何商品，例如麦子，计算出任何资本资产的用麦子表示的预期收益和使一系列麦子的年金等于这一资产现在供给价格（二者都以麦子为计算单位）的贴现率。此贴现率即为用麦子作标准计算出来的该资本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如果两种标准的相对价值在将来没有变化，那么，不管用两种标准中的哪一种来衡量，该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都是相同的。因为，两种标准的计算资本边际效率的公式的左方和右方的比例是不变的。然而，如果两种标准的相对价值在将来有所变化，那么资本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就要以相同的比例变化，其变化取决于以哪一种商品被用作衡量标准。让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以麦子作为衡量的标准，麦子的货币价值将以每年a％的比例稳固上升，那么，任何一个资产的以货币表示的其数值为x的资本边际效率会变为以麦子表示的（x-a）％的资本边际效率。因为所有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的增或减都为同一绝对值，所以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商品作为衡量标准，各资本边际效率之间的差别大小仍然不变。

如果有某种复合商品，而这种商品在严格的意义上又可以代表商品的全体，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复合商品的利息率以及用这种复合商品计算出来的资本边际效率，在某种意义上看成是唯一的利息率和唯一的资本边际效率。但是，要找到这样一种复合商品，与要找到一个唯一的价值标准一样，是有相同困难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利息率与其他的利息率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是处于和其他利息率相同的地位。但是，货币利息率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在上几章中对它的重大意义予以反复讨论呢？为什么生产量和就业量与货币的利息率息息相关呢？而不是与麦子的利息率或房屋的利息率息息相关呢？

二

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不同类型的资产在一般时间（比如说，一年）中的利息率可能出现的情况。现在我们用各种商品轮流作标准，这里的每种商品的收益都是以其自身作计算单位的。

以下的三种属性，不同的资本资产各有不同的程度：

1.有些资产，可以帮助某种生产过程，或给消费者提供服务，所以可以产生收益或产品，其数量用q（以各资产自身计算）表示。

2.大多数资产，除货币以外，我们不讨论它是否用于产生收益，也不讨论其相对价值是否变化，可能仅仅由于时间的消逝就遭受损耗，或者引起某种费用。就是说，它们会引起一种以它自己的单位来衡量的保管费c。至于哪一种费用应在计算q时扣除，哪一种费用应包括在c中，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无关，因为我们以后关心的只是q-c这个数量。

3.最后，资产持有人可以任意处置其资产，因而资产持有人有一种潜在的便利性或安全性。尽管各种资产可以具有相同的初始价值，但是潜在的便利或安全可以不同。这就是说，这种潜在性是无形的，期终时看不见任何具体产品。但是还是有人愿意付出相当的代价去换取这种无形的潜在性。人们为获得这种潜在的便利性或安全性而愿意付出的代价（以资产自身计算），由资产的处理权（不包括其产值及持有成本在内）中开支，我们称之为流动性贴水（liquidity-premium），用l表示。

由此可见，在一般时间内，持有一资产可预期取得的总收益，应该等于该资产的收益减去它的持有成本加上它的流动性贴水，即为q-c+l。这就等于说，q-c+l是任何一种商品自己的利息率。此处的q、c和l都以该商品自身作为衡量的单位。

正在使用中的工具资本（如一台机器）或消费资本（如一栋住宅）有其自己的特点：其产值常常超过其持有成本，而其流动性贴水可以小得忽略不计。至于货币，其产值等于零，持有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其流动性贴水很大。不同的商品也许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流动性贴水，而货币也会具有某种程度的持有成本（例如保管费）。但是货币与所有（或大多数）其他资产的主要不同，在于货币的流动性贴水大大地超过其持有成本，而其他资产不同的是其持有成本大大超过其流动性贴水。为了说明问题起见，我们假设房屋的产值为q1
，其持有成本和流动性贴水均可以忽略不计。麦子的持有成本为c2
，其产值和流动性贴水也均可忽略不计。货币的流动性贴水为l3
，其产值和持有成本也均可忽略不计。这就是说，q1
是房屋的利息率，-c2
是麦子的利息率，l3
则是货币的利息率。

如果我们要知道在均衡状态下各种资产的预期收益之间有什么关系，必须首先知道在这一年内各种资产的相对价值在预期中有什么变化。我们以货币（这里的货币只是记账单位，我们同样可以用麦子）作为我们的衡量标准。我们假设房屋的升值（或降值）的百分比为a1
，麦子的升值（或降值）的百分比为a2
。上面，我们已经把q1
、-c2
和l3
定为房屋、麦子及货币三者的自己的利息率，即q1
是以房屋为计算单位的房屋利息率，-c2
是以麦子为计算单位的麦子利息率，l3
是以货币为计算单位的货币利息率。我们也可以把货币作为共同的价值标准，将三者化成共同单位，那样可把a1
+q1
称为房屋折合成货币的利息率，把a2
-c2
称为麦子折合成货币的利息率，把l3
称为货币折合成货币的利息率。使用了这种符号，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看到：愿意持有财富的人是否需要持有房屋、麦子或货币，取决于a1
+q1
，a2
-c2
及l3
之中哪一个最大。这样，在均衡状态下，麦子和房屋的需求价格c以货币计算将是这样的：在这三种财富形式中，持有任何一种的利益都是没有差别的，即a1
+q1
、a2
-c2
及l3
三者相等。这就是说，选择任何一种价值标准都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在一种标准换成另一种标准时，各项都要作相同的改变，其改变量即以旧标准为计算单位的新标准的预期增值（减值）之数。

现在可以看出，要有新资产的出现，该资产的正常供给价格必须小于其需求价格。这些资产的边际效率必须大于c根据正常供给价格计算的利息率（利息率与边际效率两者，只要所有价值标准相同，不管用哪一种商品作为价值标准计算都行）。这些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在一开始至少等于利息率，当资产的数量增加后，它的资本边际效率显然要趋于下降（下降的理由很明显，已在前面说过）。这样，除非利息率同时下降，否则就会出现生产这些资产不再有利可图的情况。如果所有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都小于利息率，那么资本资产的进一步生产就将停止。

我们假设（在论证的现阶段，只能谈得上是纯粹的假设），存在着某种其利息率不变（或当资产增加时，其利息率的下降速度比任何其他商品的利息率的下降速度慢）的资产（例如货币）。在此种资产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该做如何调整？由于a1
+q1
、a2
-c2
和l3
必须相等，又根据假设条件l3
是固定不变的或比q1
或-c2
下降得慢，所以a1
和a2
必定上升。换句话说，除了货币以外，其他商品的现在货币价格相对于预期的未来价格来说都趋于下降。因此，如果q1
和-c2
继续下降，则会达到一点，使得生产任何商品都无利可图，除非一种商品的未来生产成本大于现在的生产成本，其差额是超过把现在生产的商品保存到将来高价时出售的持有成本。

现在显然可以看出，我们过去所说的货币利息率对产量施加限制的做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说，随着各种资产数量的增加，货币资产的利息率下降得最慢，而这一事实最终会使其他资产的生产变得无利可图，除非出现意外，即在目前的与未来的生产成本之间存在着我们刚才说过的那种特殊关系。因为当产量增加时，许多资产的本身利息率都一个接一个地下降到一个水平，使得各种资产的生产无利可图。一直到最后，只有一两个本身利息率高高在上，超过其他所有的资产的边际效率。

如果货币只被用作价值标准，那就能清楚地看到，货币利息率并不一定是造成上述困难的原因。然而，我们不可能使用法令来把麦子或房屋作为价值标准，而不把黄金或英镑当作价值标准，来作为解决这种困难的办法。其原因在于，只要现实中存在着任何其自身的利息率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难于下降的资产，同样的困难自然存在。例如，在一个不兑现纸币本位的国家中，黄金可能继续是具有如此性质的资产。

三

因此，当我们赋予货币利息率以特殊的重要性时，我们暗地里已经作了假设：我们通常所使用的货币的确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性使其本身的利息率（以货币本身作为标准计算）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但其下降速度比其他资产本身的利息率（以各种资产本身作为标准计算）的下降速度要慢。这种假设能够成立吗？经过思考，我认为下面要说的货币所具有的几种特殊性质，可以使这个假设成立。只要货币的确具有这几种特殊性质，则以上笼统的说法（即货币利息率是唯一重要的利息率）就可以成立。

1.导致上述结论的第一个特殊性质是：事实上不论在长时期还是在短时期中，如果只涉及私有企业的力量，而不管货币当局的行动，那么货币的生产弹性等于零，或者接近于零。所谓生产弹性，[2]
在这里指的是用于生产货币的劳动量的比例的改变除以单位货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的比例的改变。这就是说，货币不能轻而易举地生产出来，当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货币价格上升时，企业家不可能随意增雇劳动力进行增加货币的生产，而对于其他的商品，企业家就可以这样做。在不兑换纸币的国家中，这种条件完全可以满足。在金本位国家中，情况也大致如此。这就是说，除非一个国家确实以采金为主要工业，否则最大比例增加生产货币的劳动量仍然很小。

现在，对于有生产弹性的资产，我们有理由假定它们的本身利息率会下降，那是因为我们假定其现有总量的增大是其目前产量增加的结果。然而，就货币而言，它的数量总是固定的，这里暂时不去考虑工资单位减少的影响以及货币当局有意识地增加货币供给的影响。货币不能很容易由劳动生产出来的特性，立即使我们有了解释为什么货币本身的利息率比其他商品的本身利息率更难下降的最初步的理由。如果货币可以像农作物一样生长，或像汽车一样制造，那么经济萧条的局面就会得以避免或得以缓和。这是因为，当其他资产的价格（用货币计算）下降时，更多的劳动力可以转而生产货币。正像我们在采金国家所看到的那种情形。但就整个世界而言，这种方式的最大转移也是微乎其微的。

2.然而，上述的特点不仅仅是货币所特有的属性，凡是收取纯租金的生产要素或商品都有这种属性。因为，制造这些生产要素或商品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因此，必须找出第二个特点，以便把货币和那些纯租金的生产要素或商品区别开来。

货币的第二个可以区别于其他生产要素或商品的特性是：货币的替代弹性等于或近似等于零。这就是说，当货币的交换价值上涨时，人们没有要用其他生产要素或商品来替代货币的倾向。如果有，也许只能在极小的范围之内，除非货币商品也被用于制造业或工艺品。货币的第二个特点来源于其独特之处，即货币的效用完全取决于它的交换价值。所以，货币和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会同涨同落。结果，当货币的交换价值上升时，人们并没有用其他要素来代替它的动机和倾向，不像在纯租金的生产要素或商品的情况下所要做的那样。

因此，当货币的劳动力价格上涨时，我们不仅不可能增加劳动力来生产货币。而且，当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时，货币可以无限制容纳购买力。因为当其价格上涨时，人们不会像对纯租金要素那样，减少对货币的需求，转而需求其他商品。

对于以上所说，只有一点需要修正，即当货币价值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使人们对未来是否能维持这个提高的程度感到心中无数。在这种情况下，a1
和a2
便会增加，a1
和a2
增加，就等于增加商品的货币利息率，从而会刺激其他资产的产量。

3.我们必须考虑以下的各种事实能否推翻我们的结论：虽然货币量不能靠劳动力转而生产货币而增加，但是说货币的有效供给量固定到不能伸缩的地步，也是不正确的。尤其是，当工资单位减少时，一部分现金可以以其他的用途腾出来满足流动性偏好的动机。除此之外，当物品的货币价值降低时，货币存量会占有社会总财富的一个较大的比例。

我们要以纯理论的分析证明这种反应不能使货币利息率有适当的下降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有种种理由说明为什么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经济体制中，货币利息率很不容易有适度的下降，把这几个理由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种咄咄逼人的势力。

（1）首先，我们不得不考虑，当工资单位下降时，其他资产（以货币计算）的边际效率的反应，而我们也关心资本边际效率与货币利息率的差别。如果工资单位降低，人们预测以后它还会再上涨，这个结果是完全有利的。相反，如果工资单位降低，人们预期以后它还要降低，那么资本边际效率所引起的反应可能抵消了利息率的下降。[3]

（2）事实上，货币工资常常是刚性的，它比实质工资更稳定，所以工资单位（用货币计算）的下降总有一个限度。而且，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情况可能更糟，而不是更好。因为，如果货币工资很容易下降，那么货币工资一旦下降，人们就会预期还会进一步下降，从而对资本边际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进一步说，如果工资规定以某种其他商品（如麦子）为计算单位，那么它不可能继续是刚性的。正因为货币有这种特殊的性质，尤其是它的流动性，所以在工资规定用货币来计算之后，才可能更具有刚性。[4]

（3）现在，我们到了开始讨论最基本的东西的时候了，即货币的特性可以满足流动性偏好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这里之所以成为最基本的考虑之点，其原因在于，在某种经常面临的情况中，这一特点会使利息率不对货币数量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财富的大量增加作出反应，特别是当利息率处于某一较低数时更是如此。[5]
换句话说，超过一定低数值时，由于货币是流动的，所以它的产值随着货币数量的增加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不如其他资产数量作同等程度增加时其产值下降得那么快。

货币的持有成本很低（或者可忽略不计）在此起了主要的作用。因为，如果持有量很大，就会抵消人们对货币未来价值预期的影响。或者说，人们之所以对微小的利益有反应，从而增加货币持有量，那是因为货币有流动（实际的或者假设的）的好处，不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需要巨大持有成本的坏处。至于货币以外的其他商品，持有适当的数量可能为使用者提供一些方便，但数量过大，即使该财富的价值相当稳定，其持有的有利之处也会被其储存费、耗损费等持有成本所抵消。因此，在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再增加其持有量，必然要蒙受损失。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持有货币就大不相同了。不同的理由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货币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成为最具“流动性”的东西。因此，有些改革家所寻找的补救办法就是为货币创造出人为的持有成本，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请当局在其货币上打盖印记或类似的标志，才能继续保持其货币的资格。这些人的思想方法倒没有问题，但所提出方案的实用价值还有待斟酌。

货币利息率的重要性是通过货币的三个特性的结合而产生的：第一，因为存在着流动性偏好动机，所以货币利息率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不对货币数量在以货币衡量的一切形式财富中所占有的比例的改变作出反应。第二，货币的生产弹性（或可能）等于零（或接近于零）。第三，替代弹性（或可能）等于零（或接近于零）。第一点意味着，人们对资产的需求可能绝大部分集中在对货币的需求上。第二点意味着，即使有这种情况发生，劳动力也不能用来增产货币。第三点意味着，即使某些其他商品的价格低得足以代替货币的职能，也无法减轻对货币的需求。因此，如果资本边际效率不变，流动性偏好不变，那么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增加货币数量，或提高货币的价值，这两种方式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样能使相同数量的货币提供更多的货币方面的服务。

由此可见，当货币利息率提高时，一切有生产弹性的商品的产量都要受到抑制，而货币的产量都未能增加（根据假设条件，货币完全没有生产弹性）。换一种说法，因为货币利息率决定所有其他商品的本身利息率所能下降的程度，所以往其他商品上投资会受到阻碍，而且也不能刺激生产货币的投资，因为根据假定，货币是不能生产的。而且，由于基于投机动机引起的对流动现金的需求弹性很大，所以当支配这种需求的条件稍有改变时，货币利息率的变化也不会大。同时，因为货币的生产（除非当局采取了行动）无弹性，所以不可能让自然力量从供给方面来压低货币利息率。在普通商品的场合，情况则不会如此。由于人们对普通商品的持有量没有弹性，所以需求只要稍有变化，就会引起普通商品的利息率剧烈涨落。与此同时，该商品的供给是有弹性的，其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差不能太大。因此，如果听凭普通商品放任自流，那么“自然力量”，即市场的一般作用，会降低它的利息率一直到充分就业出现时为止。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后，普通商品便具有了货币的正常特性，即没有弹性。由此可见，在没有货币以及没有任何具有货币特点的商品的情况下，当然这只能是我们的设想，各种利息率只有在充分就业时才能达到均衡状态。

这就是说，失业问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人们想得到的东西（即货币）像天上的月亮一样，是无法被生产出来的，而对这种东西的需求又不能压制，所以劳动力就无法就业。唯一的解决之道是说服公众，使他们理解，纸币也是货币。然后建立一个由国家控制的纸币工厂（即中央银行）。

一个有趣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传统观念认为黄金特别适合作为价值标准的理由，是因为黄金的供给无弹性。结果正是因为有这种特性，才使我们陷入困难的境地。

我们的结论可以用最一般的形式概括如下：设消费倾向不变，当所有资产的本身利息率的最大者等于所有资本的边际效率（用本身利息率的最大的资产作计算单位）的最大者时，再增加投资量是不可能的。

不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上述条件必然会得到满足。但是如果存在着某种资产，其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6]
都等于零（或接近于零），而在产量增加时，它自己的利息率又比从它本身衡量的各种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较慢，那么，不充分就业达到以前，上述条件也会得到满足。

四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得知，一个商品是不是价值标准，该商品的利息率是否成为唯一重要的利息率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饶有兴味地讨论，使货币利息率成为唯一利息率的种种特性，有多少是因为货币是债务和工资的计算标准才具有的呢？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契约是固定的和货币工资通常相当稳定这两点，对货币具有很高的流动性贴水起了重大的作用。持有这种资产的便利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可以直接用来支付未来债务，而且未来生活费如果用这种资产作计算标准也是相当稳定的。但是如果作为价值标准的商品生产弹性很大，则人们也可能不相信未来产品的货币成本会相当稳定。而且，货币利息率之所以成为唯一重要的利息率，除了高额的流动性贴水之外，低的持有成本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流动性贴水与持有成本之间的差额。就大多数商品而言，如果用金银或钞票以外的商品作为价值标准来订立契约或工资，则该商品自然取得价值标准通常所具有的灵活升值。然而大部分这类的商品的持有成本至少等于其流动性贴水。所以，即使把现在英镑所具有的流动性贴水转移给麦子，麦子的利息率大概仍然不会大于零。由此可见，虽然契约和工资按照货币作为价值标准来加以规定这一事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高了货币利息率的重要性，然而，这一情况大概还不足以产生我们看到的货币利息率的特性。

需要我们讨论的第二点就更加微妙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往往认为产品的价值如果用货币计算，比用其他商品计算更为稳定。当然这不是因为工资是用货币规定的，而是因为用货币规定的工资比较起来更有刚性。如果以货币之外的一两种商品为衡量单位的工资被预期为比以货币为衡量单位的工资更有刚性（或更稳定），那情形又会怎样呢？要有这种预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该商品的生产成本（用工资单位计算）必须相当稳定，不论产量是多还是少，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必须如此。二当该商品按成本价格出售时，产量超过需求的剩余数，必须可以作为存货，而不必再花费成本。这就是说，该商品的流动性贴水必须超过其持有成本（否则，没有希望坐待高价估利而售，保存剩货必定蒙受损失）。假如能找到一种商品满足以上两个条件，那么该商品的确能成为货币的竞争对手。因此，要找到这样的商品并用该商品作计算标准，产品的预期价值比用货币作计算的更为稳定，这在逻辑上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现实中这种商品的存在似乎是不可能的。

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一种商品，要是人们认为用该种商品作为计算工资的标准最有刚性，那么该商品的生产弹性一定是最小的，而且其持有成本超过流动性贴水之数也一定是最少的。换句话说，人们之所以预期货币工资有相当的刚性，是因为与其他各种资产相比，货币的流动性贴水超过持有成本的数量最大。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联合在一起使得货币利息率成为唯一重要利息率的多个特点又在相互之间加强各自的作用。货币具有低数值的生产弹性、替代弹性和持有成本这一事实会提高人们的预期，认为货币工资会是相对稳定的。而这一预期又会增加货币的流动性贴水，还能使货币利息率和其他资产的边际效率之间不能形成共同升降的密切关系。如果存在着这种关系，货币利息率便会失去它的重要作用。

庇古教授（还有其他人）总是作出这样的假定：实际工资要比货币工资稳定。但是，这样的假定只有在假设就业量也比较稳定时才能成立。此外，还有一个难点，即工资品的持有成本很大。如果人们试图把工资固定在工资品之上，并以此稳定实际工资，那么其后果只能使以货币计算的价格出现剧烈波动。这是因为，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的每次微小的改变都会使价格在零和无穷大之间剧烈波动。货币工资比实际工资来得稳定是经济制度保持稳定性的一个条件。

由此可见，如果假设我们所研究的经济制度是稳定的，就是说，当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变化很小时，物价（以货币计算）不致发生剧烈波动，那么，认为实际工资比货币工资稳定，不仅与事实和经验不符，而且也不符合逻辑。

五

作为对上面论述的一个补充，值得强调的是，上文中所谓的“流动性”和“持有成本”都是相对大小的问题，我们说货币具有特殊性，不过在于它的前者相对来说高于后者。

例如，我们考察一个经济制度，在该制度中，所有资产的持有成本都超过流动性贴水（我认为这是所谓“外货币”经济制度的最好定义）。这就是说，在该制度中，除了特殊消费品和特殊资产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东西。虽然该资本设备生产（或帮助生产）的消费品不同，而且该资本设备的寿命长短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不像现金，如果要把它们作为存货保藏，其损耗费用必定超过其流动性贴水。

在这种经济制度中，资本设备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区别：（1）它们所生产的消费品不同。（2）其产品价值的稳定性不同（这就是说，面包的价值总是比时髦的新玩意儿价值稳定）。（3）使现在资本资产中的财富变成“流动的”速度不同，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需要的话，出售它们的产品的所得能被重新体现在形式相当不同的物品之中。

持有财富的人必须权衡两方面的得失：一方面，各种资本设备在以上所说的意义上都缺乏“流动性”；另一方面是持有财富（减去风险之后）可以产生的预期收益。虽然流动性贴水与保险费有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之处，这是因为对可能发生概率的最佳估计与作这个估计的信心是完全不同的。[7]
在上面几章中，当我们讨论对预期收益的估计时，并没有详细讨论其估计方法。为了避免复杂的论证，我们也没有分开来自流动性的差别和来自风险本身的差别。然而，在计算商品自己的利息率时，对二者都必须加以考虑。

显然，“流动性”是没有绝对标准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而在比较持有各种财富的好处时，除了估计持有成本以及使该财富可以得到的收益外，多少总要考虑到流动性贴水，“流动性”本身就是一个涵义比较模糊的概念。它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并且取决于社会习惯和社会制度。然而，关于流动性，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财富持有人对各种财富的看法都是固定的。这一点对我们分析经济体制来说已经足够了。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财富持有人心目中也许认为土地的流动性贴水很高。因为土地和货币相似，它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都很低。[8]
在历史上可想而知会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人们由于利息高而持有土地的欲望，正像现代人由于利息率高而持有货币的欲望一样。要想把这一影响加以数量化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我们缺乏土地的能与货币债务的利息率进行严格比较的期货价格（以土地自己的单位衡量）。但是，我们有时却可以找出非常类似的东西，即抵押土地时的高额利息率。[9]
抵押土地时的高额利息率往往高于种植土地所可能得到的净收益，这是农业经济中常有的现象。禁止高利贷法主要在于反对这种借款，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在较早期的社会组织中，现代意义上的长期债券是不存在的。如果土地抵押借款的利息率太高，势必妨碍对新资产的投资，从而阻碍财富的增长，就像现代社会中，把长期债券的利息率定得很高一样。

人类经过了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储蓄，资本的积累还是如此之少，其原因何在？依我的看法，既不是因为人类节俭不够，也不是因为战争的破坏，而是因为以前持有土地的流动性贴水太大，现在是因为持有货币的流动性贴水过高。在这一点上，我不能赞同旧有的观点。那种观点被马歇尔以斩钉截铁的方式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581页中表述出来：

每个人都知道，财富的积累之所以受到抑制，利息率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大多数人愿意在现在满足其欲望，而不是将来满足。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等待。

六

我在《货币论》中，把我认为的唯一利息率称之为自然利率（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所谓自然利率，是使一个时期中的储蓄量（按照我在那本书中的定义）与投资量保持相当的利率。我相信，这是在威克赛尔的“自然利率”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把他的概念更加明确了。按照威克赛尔的定义，他的所谓“自然利率”是使某种物价水平保持稳定的利息率，但到底是哪一种物价水平，他没有明确规定。

但在当时我忽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按照这个定义，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每一个假定的就业水平，都有一个不同的自然利率与之对应。同样，有一个利息率，就有一个就业水平与之对应。对于该就业水平而言，这个利息率就是自然利率。意思是说，在该利息率和该就业水平下，经济体制会处于均衡状态。这样，说只有一个自然利率，或者说从以上定义中，不管就业水平如何，只能得出一个利息率，都是错误的。在当时，我还不甚了解，在某种条件下，经济体制可以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前就能达到均衡。

我现在不再认为自然利率这个概念非常有前途，我觉得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的分析没有多大用处，也没有什么重要性。自然利率只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利息率，一般说来，我们对维持现状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

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个利息率，它堪称唯一的重要的利息率，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中立利率[10]
（neutral rate of interest）。所谓的中立利率是指，假如经济体制中其他条件不变，就会在一系列的自然利率中，出现一个与充分就业一致的自然利率，这个利息率就是中立利率。对这种利息率也许称之为最佳利率较为合适。

如果按照更为严格的定义，所谓中立利率就是某一种均衡状态下的利息率，在该均衡状态下，产量与就业量所达到的水平使整个经济体制的就业弹性为零。[11]

上面的论述再次为我们解答了要想使古典学派的利息理论具有意义，应该具备的假设条件是什么的问题。古典学派的利息理论可以假设实际利息率总是等于我们刚刚下完定义的中性利率，也可以假设实际利息率总是等于能把就业量维持在某一不变水平的利息率。如果古典学派的理论是这样解释的，那么与我们预期的实际结论并没有什么出入或出入极小。古典学派的理论假设：货币当局或市场的自然力量能使市场利息率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之一。它要考察的是，在这一假设条件下，是什么规律支配着社会资源的使用与回报。受到这一假设条件的限制，其产量完全取决于已经被假设为不变的就业水平以及当时的设备和技术。于是，我们便可以安全放心地进入李嘉图的世界。

[1]
这个关系是斯拉法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参见《经济学杂志》1932年3月号第50页。

[2]
参见第20章。

[3]
这个问题在第19章中还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4]
如果工资（或契约）被规定用麦子来计算，那么，麦子也可能由此而获得一些货币的流动性升值，这个问题我们将留到本章第4节去专门讨论。

[5]
参见第15章第2节的最后一段。

[6]
弹性等于零这个条件，比我们必须要求的条件更严格。

[7]
参见上面第115页脚注。

[8]
“流动性”的属性与这两个特点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财富持有者的头脑中，没有一种资产的供给可以很容易地增加，而且对此资产的需求，可以因为相对价格的改变很容易被转移到其他资产上去，所以该财富的持有者就会认为，如果人们预期货币的未来供给量发生剧烈变化，那么货币本身也会失去“流动性”。

[9]
以土地作抵押的借款或借款利息，虽然都用货币规定，但事实上抵押者可以抵押土地，清偿债务，而当其不能用货币来偿还债务时，他也必须用土地来偿清。所以土地抵押与契约很相近，是用现在交货的土地购买未来交货的土地。有时地主把土地卖给佃户时，也先经过抵押手续，这更与某种契约的性质相接近了。

[10]
这里的定义与当代学者对中立货币（neutral money）所下的定义均不同。尽管我的定义也许与这些学者所考虑的内容不无关系。

[11]
参见第20章。

第18章　重述就业一般理论

一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把我们的论证提纲挈领地综合起来了。首先，我们必须搞清，在经济体制中哪些因素是被我们视作不变的，哪些因素是自变的，以及哪些因素是因变的。

被我们视作不变的因素是：现有劳动力的技能与数量、现有资本设备的质量和数量、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竞争的程度、消费者的偏好与习惯、不同的劳动力强度的负效用、监督与组织活动的负效用，以及包括下面所列举的各个变量以外的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各种力量在内的社会结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假设这些因素固定不变，而仅仅是说在这本书中，我们不考虑也不讨论这些因素的变化所引起的影响和后果。

我们的自变因素有：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以及利息率。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变量还可以加以进一步分析。

我们的因变因素有：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国民收入（或国民所得）和就业量。

我们认为不变的因素，可以影响我们的自变因素，但又不能完全决定它们。例如，资本边际效率曲线部分取决于现有资本设备的数量，这是我们认为的不变因素之一。资本边际效率曲线也部分取决于长期预期状态，而这种状态却不能根据不变因素来推测。但也有几种因素可以完全从不变因素中推得，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推演出来的东西看成是不变的。例如，从不变因素中我们就可以推知与一特定的就业水平相对应的国民收入（以工资单位衡量）水平如何。因此，在我们认为不变的经济结构中，国民收入取决于就业量，即取决于现在用于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也就是说在国民收入与就业量之间存在着唯一的相关关系。[1]
此外，由不变因素还可以推知体现不同类型产品的供给的物质条件的总供给函数曲线之形状，即对应于每一有效需求（以工资单位来衡量）水平的用于生产的就业量。最后，以不变因素可以推知劳动力的供给函数曲线为何种形状，所以又可知道到了哪一点之后，劳动力的就业函数[2]
不再具有弹性。

然而，资本边际效率部分取决于那些不变因素，还部分取决于各种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而利息率则部分取决于流动偏好的状态（即流动性偏好函数），还部分取决于货币数量（以工资单位衡量）。因此我们可以说，最终的自变因素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1）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本资产的预期。（2）工资单位，由劳资双方议价决定。（3）货币数量，由中央银行决定。因此，如果我们以上所说的因素不变，这三个自变因素就决定了国民收入（或国民所得）和就业量。但对这三个自变因素还可以进一步分析，这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各自独立的最终因素。

当然，从任何绝对的观点来看，把经济体制中的决定因素分成不变因素与自变因素，都是很武断的。分类的标准只能完全凭借经验，这样，一方面我们把变化比较缓慢或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关系不大，或者在短时期内所产生的影响比较小的因素，都列为不变因素。另一方面，凡是其变化对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实际上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都列为自变因素。现在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在任何时候，是什么决定一特定经济体制中的国民收入或就业量（二者几乎是同样的东西）？经济学研究是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得出完全精确的具有一般性的结论，而只期待找出那些其变动能对我们的问题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我们的最终任务是：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经济体制中，收集几个可以由中央政府加以控制或管理的变量。

二

现在让我们尝试把前几章的论证作一个总结，在总结的时候，各因素出现的顺序与它们在本书中出现的顺序相反。

市场上存在着一种投资诱导可以诱使新投资达到某一数量，当新投资达到这一数量时，每种资本资产的价格和它的预期收益在一起可以使总的资本边际效率大致等于利息率。这就是说，资本品行业的物质条件、对于预期收益的信心、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以及货币数量（最好以工资单位来衡量）这四者，决定着新投资的数量。

但是，投资量的增加（或减少），必然引起消费量的增加（或减少）。因为就一般而论，公众的行为有这样的特征：就是只有当收入增加（或减少）时，他们才愿意扩大（或缩小）其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额。这就是说，一般而论，消费的变化与收入的变化大体保持相同的方向（虽然数量较小）。一定的储蓄的增加量和必然与它相伴随的消费增加量二者的关系可以由边际消费倾向加以表明。投资的增加量与相应的总收入的增加量（两者都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比率则由投资乘数计算。

最后，如果我们假设（作为第一近似值）就业乘数等于投资乘数，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投资乘数去乘由上面已经说过的各种因素所决定的投资的增加量（或减少量），以便推算出就业的增加量。

然而，就业量的增加（或减少）会提高（或降低）流动性偏好曲线。就业量的增加会提高对货币的需求量的理由有三：（1）当就业量增加时，即使工资单位和价格（用工资单位来衡量）保持不变，产品的总价值还是要增加。（2）就业量增加时，工资单位也有提高的趋势。（3）产量增加时，短期内成本的增加会引起物价（以工资单位来衡量）上涨。

由此可见，均衡位置将受到这些反应和其他反应的影响。而且，以上所举自变因素可以在事先没有预兆的情况下随时改变，甚至有时变化很大，由此可见，事态的实际发展非常复杂。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把这几个自变因素单独提出来，因为这样做似乎还是有用和方便的。如果我们沿着以上分析问题的思路来考虑这一实际问题，那么问题就相对容易处理多了。否则只凭直觉处理问题（以直觉处理问题，往往过于繁复，比用一般理论处理起来会更困难），我们会发现材料也许变得使人无从下手。

三

以上就是对就业《一般理论》的总结。但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息率的特征，也给经济体制中的实际现象蒙上了不同色彩。关于以上三种特征，我们可以从经验上得出概括性的结论，但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尤其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经济体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产量和就业量上具有大幅度的波动，但它并不是非常稳定的。的确它似乎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停留在正常状态以下的经济活动水平，既没有明显倾向趋于复兴，也没有明显倾向趋于完全崩溃。但是，以往的事实表明，充分就业或近似于充分就业的现象是少见的，即使有也是昙花一现。刚开始时波动是比较大的，但在还没有达到高峰之前，自身似乎早已筋疲力尽了，于是我们经常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既不绝望又不满意。正是基于这种波动在没有达到高峰之前就已筋疲力尽，后来竟向相反的方向变化的事实，才会有经济周期理论的出现。以上所说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物价：在经过一段波动之后，物价似乎能找到一个水平，暂时稳定下来。

由于这些经验得来的事实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所以我们只能假定，现代社会的环境与心理倾向必定会有产生这种结果的某些特征。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什么样的心理倾向能够导致稳定的经济体制。此外，还须考虑，根据现代人的本性，我们是否可以说当代社会确实存在着这种心理倾向。

根据以上的分析，要想解释观察现实世界的结果，需要以下几种稳定条件：

1.当一特定的社会的产量增加（或减少），是因为更多（或更少）的劳动力被迫用在资本设备上时，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状态：由该边际消费倾向推算出的乘数虽然大于1，但数值并不很大。

2.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必须呈现这样的状态，以致当资本的预期收益或利息率有所变化时，新投资数量的变化不会与前两个因素的变化过于不成比例。这就是说，当资本的预期收益或利息率适当变化时，投资量的变化也不能太大。

3.当就业量变化时，货币工资趋于作出同方向的变化，但货币工资的变化不会和就业量的变化过于不成比例。这就是说，当就业量适当变化时，货币工资的变化也不能太大。这与其说是就业量的稳定条件，还不如说是价格的稳定条件。

4.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与其说是经济体制的稳定提供条件，莫不如说是为波动在朝着一个方向变动到适当程度后自行扭转方向提供条件。这就是说，如果每一期的投资量比前期的投资量增加（或减少），而且这种状态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以年为计算单位），那么就会对资本边际效率产生不利（或有利）的影响。

我们的第一个稳定条件，即乘数的数值大于1，但又不会太大，应该说是人性的合情合理的心理特征。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对目前的需求的压力就会减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与收入的差距就会加大。当实际收入减少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由此可见，当就业量增加时，消费量也必然增加。但增加的程度要小于由于就业量的增加而引起的收入增加。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不仅对一般人是这样，对政府来说也是这样。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当失业人口不断增加时，国家往往不得不贷款提供救济。

不论读者能不能以先验论的观点认为这条心理法则合情合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这条心理法则不成立，那么社会提供的现实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因为，当投资量增加时，不论其增加量有多么微小，都能使有效需求作累积增加，一直到达充分就业为止。相反，当投资量减少时，有效需求将作累积减少，直到所有的人都失业为止。但是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我们通常总是处于中间状态。这并不是说不可能存在着一个范围，在该范围内，不稳定性起着主导作用。如有这种可能，这个范围可能也很狭窄，超出这个范围，不论在哪个方面，我们的心理法则都无可置疑地要发生作用。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就是乘数大于1，但在正常情况下，不是非常的大。因为，如果非常大的话，一定量的投资的改变会引起消费量的巨大变化（其变化限度为从充分就业到完全失业）。

第一个条件告诉我们，当投资量有适当的变化时，对消费品的需求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而第二个条件告诉我们当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或利息率变化不太大时，投资量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从现有设备基础上去大量扩充产量，会引起成本的增加。如果我们在开始时确实具有大量多余的可用于生产资本资产的资源，那么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但是，当资源的大部分被使用殆尽时，这种情况就不复存在了。此外，由于工商界在心理上有剧烈波动或由于出现有利时代意义的新发明，都能使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发生迅速变化，这里的第二个条件也能限制由此而引起的不稳定。当然，限制范围更多地趋于防止向上，而不是趋于防止向下。

第三个条件符合我们对人类本性的认识，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维持货币工资的斗争说到底就是维持高额的相对工资的斗争。当就业量增加时，货币工资的斗争在各个行业都会加剧，这一方面是因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有所增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工资递减的边际效用和他已经改善了的经济上的宽松程度使他容易承担风险。尽管如此，同样是这些动机也有一定的限制，劳动者不会由于就业量增加而要求增加很多的货币工资，也不会由于避免失业而允许大量削减货币工资。

此外我们再次面临与上述类似的情况，不论这一结论是否可以依据先验论而被肯定下来，但经验表明，这种心理法则在实际上是起作用的。因为，如果失业工人之间的竞争会引起货币工资明显下降，那就会造成物价水平严重的不稳定。而且，还有可能出现除了充分就业以外不会具有稳定均衡的情况。原因在于，工资单位可以无限制地下降，一直可以达到如此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以工资单位衡量的货币数量的大幅度的变化在压低利息率方面的作用足以恢复充分就业。除了充分就业之外，稳定不变的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3]

第四个条件倒不是什么稳定条件，它要说明的是为什么经济萧条和经济复杂现象会交替出现。这个条件只是如下的假设：资本资产具有不同的使用寿命，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耗损，所以并不具有永久的使用寿命。因此，如果投资量低于某一最低水平，只要其他因素没有什么较大的波动，资本边际效率又要上升，致使投资量重新恢复到从前的水平，这种变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同样，如果投资量处于一期比一期增高的状态，那么除非其他因素有所变化，否则，资本边际效率又要下降，致使再次出现经济萧条状态，这种变化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前三个条件限制了经济萧条与经济复苏的程度，第四个条件使得经济萧条和经济复苏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在没有其他因素加以干扰的情况下，会自行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直到同样的力量再次逆转运动的方向时为止。

这四个条件结合起来，足以解释我们经验中的显著特征，即就业量与物价的变化不趋于两个极端方向，而是围绕中间位置上下波动。这个中间位置，低于充分就业很多，也高于最低就业量很多。所谓最低就业量是指，如果就业人数低于这个水平，生活将要受到威胁。

但我们又不能因此而下结论，说这种中间位置是由“自然”趋势决定的。而且，这种趋势，如果不人为地加以纠正，恐怕就会继续维持下去。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中间位置摆来摆去是一种必然的规律。事实上，上述四个条件是通行无阻的原则，是人们长久以来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并不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必然性原理。

[1]
在现阶段，我们忽视了由不同产品的就业函数在与就业量有关的变动范围内曲度不同的情况引起的某些复杂之处，参见第20章的论述。

[2]
定义见第20章。

[3]
工资单位改变所产生的影响将在第19章中加以详细讨论。

第五卷　货币工资与价格

第19章　货币工资的变动

一

如果在本章之前我们能讨论一下货币工资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那固然很好。因为，古典学派一直认为经济体制有自动调节的特性（因为他们假设货币工资具有伸缩性）。在货币工资呈刚性的时候，这种刚性往往是经济体制失调的症结所在。

然而，在我们尚未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之前，是不可能充分讨论这一问题的。货币工资变动带来的后果是十分复杂的，在某些情况下，诚如古典学派所设想的那样，降低货币工资完全能够刺激产量的增长。我与古典学派在理论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分析上的不同，所以，只有让读者了解我的方法之后，才有可能将这种分歧阐述清楚。

在我看来，通常被人们所接受的解释，并非像我们将要在下面讨论的那样曲折复杂，而是相当简单的。这样解释不过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货币工资可以使产品成本相应降低，故可以刺激需求，进而增加产量和就业。倘若生产设备不变，产量增加会导致劳动力边际效率降低。当其影响刚好与劳动者同意接受的货币工资降低的影响互相抵消时，产量与就业的增长即告终止。

这种解释说到底，等于承认货币工资降低时需求不受影响。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需求不受影响的理由在于，总需求的大小取决于货币量与货币收入流通速度两者的乘积，但并无明显的原因可以表明，当货币工资降低时，货币量或货币收入流通速度会有所降低。他们甚至会认为如果工资降低，利润必然会上升。但我想大多数经济学家会承认，一部分劳动者的购买力会因货币工资降低而下降，终将对总需求产生某种影响，但是其余那部分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并未减少，他们的实际需求将因物价下跌而得到刺激。此外，除非由于货币工资变动而导致的对劳动的需求弹性小于1，否则，属于劳动者方面的总需求很可能会由于就业量的增加而上升。于是在新的平衡状态中，就业人数会比以往增多，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才会有例外（这种情况在实际中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

这种分析，或者说是隐藏在上述论证过程背后的分析，恰恰与我的分析截然不同。虽说上面的叙述能够相当准确地表述许多经济学家的口头或书面的看法，但他们却很少详尽地阐述自己所依据的分析方法。

然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他们论证的思路很可能是像下面这样推导出来的。就某一产业而言，存在着一条需求曲线，该曲线能够表示出销售量与销售价格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一系列供给曲线，分别表示根据不同成本计算出的价格与相应的产量之间的关系。如果其他成本不变（由于产量变动而引起的成本变动除外），则可以从这些曲线进一步推导出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形状，劳动力需求曲线即可表示出就业数量与不同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该曲线在任何一点的形状即表示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然后他们这一概念未作重大修正便转用于所有行业，并且认为，根据相同的理由，也存在着一条所有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曲线，而该曲线即可表示出就业量和不同的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此处所说的工资是货币工资还是实际工资，对于论证并不重要。如果是货币工资，那么必须对货币价值的改变加以矫正，但这不会改变论证的总趋势，因为，价格的改变肯定不会和货币工资的改变保持正好相同的比例。

如果以上这些就是他们论证的依据（如果不是，那我就不知道他们的依据何在了），那么它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行业的需求曲线只能建立在一些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条件之上，即其他行业的需求和供给曲线不变，总的有效需求也不变。因此，把有关个别行业的论点转用到所有行业的做法是错误的，除非我们把总的有效需求不变的假设条件也转用过去。不过果真要这样假设的话，那么我们的论证不就答非所问了吗？其原因在于，虽然无人否认在总有效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工资会增加就业量，然而，这里争论的焦点在于，减少货币工资能否改变以货币来衡量的总有效需求的数值。或者，争论的焦点至少应为减少货币工资能否使总有效需求下降的比例大到和货币工资下降的比例相等的程度（即如果有效需求下降比例较小，那么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数值就会增大）。如果不允许古典学派把具体行业的结论转用于所有行业，那么该理论就无法回答减少货币工资对就业有何影响的问题。因为古典学派尚无一种分析方法可用来解决这一问题。据我看，庇古教授的《失业论》已经发挥出了古典学派的最大能力，但他的理论对于解决整个社会的实际就业量的问题，仍然是一筹莫展的。[1]

二

现在让我们用自己的分析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分为两部分来讨论：（1）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货币工资降低是否有直接增加就业量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其他条件不变”，乃是指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息率三个因素保持不变。（2）货币工资降低，是否会通过对以上三个因素必然的或可能的影响，在某一特定的方向上形成影响就业的必然的或可能的趋势。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前面几章中作了否定的回答。我们已明确表示，就业量只与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有关，又由于有效需求是预期消费与预期投资的总和，所以，如果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三个因素保持不变，有效需求就不可能改变。在这三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家还要增加就业量，那么全体企业家的收益必将小于他们的总供给价格。

如果我们假定，在开始时企业家预计货币工资的降低会降低生产成本，那将有助于我们批驳下述这个拙劣的结论：“因为它能降低生产成本”，就认为货币工资的降低会增加就业量。就个别企业家来说，开始时他很可能只看到个人生产成本的降低，但却忽视了货币工资降低也会对其他产品需求产生影响，以为自己销售的产品越多，牟利就越多，于是便拼命地增加生产量。如果每个企业家都打这样的如意算盘，利润就果真能够增加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有当该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即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相等时，或者只有当扩大的投资足以弥补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的不平衡时，答案才是肯定的。但投资扩大只有在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相对于利息率有所增加时才会发生。因此，除非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或者货币工资降低使得资本边际效率曲线较之利息率有相对的增加，致使投资扩大，否则通过增加产量所得到的收益将会令企业家失望，就业人数还会回到原先的数目。如果企业家们能够按照预期价格销售产品，便能提供就业机会，使得公众的收入增加，促使储蓄倾向增强，储蓄量会超过短期投资量，其结果必然会使企业家们蒙受损失，其损失大小恰好等于公众储蓄量与短期投资量之差。不论货币工资处于何种水平，其结果都是如此。当然，在某个时期，企业家们自身扩大营业资本投资可以弥补二者之差，但这样做的结果顶多只能把失望来临的日子推迟一些而已。

由此可见，货币工资降低并不会使就业产生持久增长的趋势，除非它们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或利息率产生影响。要想了解货币工资降低对就业量的作用，唯有继续考察它对这三个因素可能发生的影响，除此别无他法。

货币工资降低对这个因素最大的影响，实际上可能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1.货币工资降低或多或少会引起物价下降，因而它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引起两个方面的实际收入的再分配。（1）从货币工资劳动者那里转移到进入边际主要成本中的其他生产要素。（2）从企业家阶层转移到靠领取租金和利息为主的食利者阶层，因为，后者的货币收入是被契约保证不变的。

这种重新分配对于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有什么影响呢？从货币工资劳动者向其他生产要素的转移，可能会削弱消费倾向、而从企业家阶层向食利者阶层的转移，其影响如何还有待于探讨。但是总的来说，食利者阶层在社会上比企业家阶层富裕，生活也比较稳定，所以重新分配的影响对其不利。根据各种考虑，对转移的纯粹影响是什么，我们只能姑妄猜之。它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可能是降低，而不是提高。

2.如果我们所研究的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而货币工资的降低又是相对于外国货币工资的降低（两种工资均以相同的单位计算），那么，这种降低显然有利于投资人，因为它往往可增大贸易顺差。当然，这是有前提的：由此带来的好处并未被关税、进口限额等方面的变动所抵消。就英美两国来说，英国人比美国人在传统上更加相信货币工资降低可以作为一种增加就业的手段，这也许是因为英国比美国的经济封闭性要小的缘故吧。

3.在开放的经济体制中，货币工资的降低虽然能够增加贸易顺差，但也可能使贸易条件变化。所以，除了新就业者以外，原来就业的人的实际收入就会降低。这种情形往往使消费倾向增强。

4.如果货币工资的降低被认为是相对于将来的货币工资的降低，那么，这种降低将有利于投资，原因已如上面所述，即它可以增加投资的边际效率，出于同一理由，它也可以有利于消费。另一方面，如果货币工资降低能导致一种预期，或者甚至导致具有很大可能性的预期，认为将来的工资还会进一步降低，那么其效果将完全相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工资降低会降低资本边际效率，并且导致投资与消费的推迟。

5.工资总额的减少，再加之物价及收入的普遍下降，会减少为收入和经营目的所必备的现金数量，因而在该范围内会减少全社会的流动性偏好曲线。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将引起利息率下降，对于投资有利。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未来预期的后果将产生一个与第四点中所考虑的完全相反的趋势。因为如果预期今后工资与物价还会上涨，公众的反映肯定将有利于长期贷款而不利于短期贷款，此外，如果工资降低引起公众不满，进而削弱他们对社会政治前途的信心，从而引起流动性偏好的增强，也许并非从实际流通中腾出的一点现金便能补偿人们对现金需求的增长。

6.对于个别企业或个别产业来说，货币工资的削减总是有利的事，所以，当货币工资普遍下降时，尽管其实际影响不同，但在企业家的心里或许还会产生一种乐观情绪，或许还会打破因为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估计过度悲观而引起的一种恶性循环，从而使一切事物根据一个较为正常的预期重复进行。另一方面，如果劳动者像他们的雇主一样，对普遍性的工资削减作出错误的估计，那么必然会引起劳资纠纷，也许这种纠纷完全会抵消这个有利的因素。除此之外，通常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证各行各业的货币工资同时降低，而且降低的幅度相同，因而所有劳动者为了自身的利益都会抵制本行业中货币工资的降低。事实上，劳动者对雇主设法压低货币工资的抵制，较之对因物价上升而带来的实际工资逐渐的和自动的降低要强烈得多。

7.另一方面，当货币工资降低时，企业家们的债务负担会加重，这种不利的影响也许部分地抵消了他们对货币工资降低所持有的乐观情绪。实际上，如果工资和物价都大幅度降低，那么企业家中那些负债沉重者，也许会很快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对于投资来说非常不利。而且，如果物价水平降低，那么国债及赋税的实际负担会加重，这可能会对工商界的信心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以上所述，并不能全部包括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由于货币工资降低造成的影响，但是，我认为，通常最重要的影响都已包含其中了。

所以，假设我们只讨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并且认为收入的再分配对社会的消费倾向不具有有利的影响，那么我们必须把对削减货币工资有利于就业的作用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投资的改善上，而投资改善的可能性只有两种。或如第四点所述，因为资本的边际效率提高而导致投资增加。或者如第五点所述，因利息率下降而导致投资增加。下面我们就来进一步讨论这两种可能性。

人们相信，当货币工资率降到最低点时，工资如再有变化，肯定是只会向增加的方向发展，这种情况对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有利。如果情况相反，货币工资正处在逐渐下降的时期，工资每降低一次都会减少人们对将来是否能维持住现有工资的信心。这种情况对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不利。当我们进入一个有效需求量逐渐减少的时期，索性突然大幅度降低工资，使工资低到人们相信不可能再继续下降的地步，这种办法对加强有效需求最为有利。这种作法只有靠政府的法令才能做到，在一个自由议定的工资制度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既然行不通，那么严格固定工资并让人们相信它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动要比在萧条时期逐渐降低工资为好。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工资轻微的下降都会使人们感到失业率还在继续上升，比如说1％。如果人们预期明年的工资要下降2％，其影响大致可以相当于该年应付的利息率增加2％。上面所讲的道理，在作出必要的修改后，也可适用于经济繁荣时期。

根据上面的论述，在当前世界的现实和制度中，比较恰当的目标是寻求货币工资固定不变的政策，而不是随着失业量的变化而轻易实行有波动性的工资政策。就是说，工资政策应该依据资本边际效率而定。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利息率因素时，这一结论是否还能成立？

上面的结论表明，那些相信经济体制具有自行调节能力的人，肯定会把他们论证的重点放在工资和物价的下降对货币需求量的影响上，尽管据我所知，他们还没有这样做。如果货币量也是工资和物价的函数，那么按照这个思路，他们就没有取得成果的希望。如果货币数量几乎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它的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数量就能通过货币工资的降低而无限制地增加，这样，它与国民收入之间的比例便可大大增加，其增加的程度取决于工资在边际直接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也取决于边际直接成本中的其他因素对工资单位下降的反应。

所以，从理论上讲，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影响利息率：其一是降低工资，保持货币数量不变；其二是增加货币量，保持工资不变。二者的效果几乎完全相同。所以，降低工资和增加货币量这两种方式，作为保证充分就业的手段来说，都要受到同样的限制。上面已经指出了为什么不能只靠增加货币量而使投资扩大到一个适度的水平，同样的道理，只要在方式上稍作修改，它也可适用于工资降低的情况。正如货币量的轻微增长，也许对长期利息率的影响不显著，而货币量的大幅度增长，由于会动摇人们的信心，致使可能抵消增加所带来的其他好处。同样道理，货币工资的降低，如果幅度不大，其影响也不大。如果幅度很大，即使实际上行得通，也完全有可能动摇人心。

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令人相信，一个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能维持充分就业，正如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令人相信，只靠公开市场金融政策而无其他辅助手段就能实现同一目标一样。这些途径均不能赋予经济体制以自行调节的能力。

每当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量时，劳动者便会联合起来一致采取行动，或准备采取行动，使得以工资单位衡量的货币数量增加，以达到利息率下降的目的，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实际上实施货币管理的，并不是银行系统，而是以充分就业为宗旨的工会。

不过，伸缩性的工资政策与伸缩性的货币政策，仅就作为增加以工资单位衡量的货币量的手段而言，在理论上二者的效果是完全相同的，但在其他方面，还有天壤之别的地方。下面就让我们把它们最突出的四点区别列出来，以提醒读者注意。

1.除非在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工资政策由法令决定的社会中，否则没有办法保证各阶层的工资的削减趋于一致。要想得到这样的结果，只有通过一系列逐渐的，不规则的变动才能实现。再说，无论从社会正义标准还是从经济权益标准来看，都不能证明这一结果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这样的结果往往要经过多次无谓的、灾难性的劳资争斗才能实现。在劳资双方的争斗中，讨价还价能力较弱的一方要蒙受最大的损失。从另一方面讲，要改变货币量，凭借公开的市场政策之类的办法也可以达到目的。但多数的政府都将这一权利紧紧地掌握在手中。人的本性和现行的社会制度既然如此，只有傻瓜才会选择伸缩性工资政策，而不选择伸缩性货币政策，除非他能指出，前者有后者无法具有的好处。而且，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一个比较容易实施的方法固然比一个比较难于实施的方法为好。

2.如果货币工资没有伸缩性，那么除了“支配的”垄断价格（决定垄断价格的因素，除了边际成本外，还有其他因素）以外，其他价格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现有生产设备随着产量的增加，其边际生产力反而下降。这样，在劳动者和其他由合同规定而有货币收入的人之间，特别是与食利者阶层以及那些在永久性的企业、组织或国家机关中领取固定工资的人之间，可以维持一个在现实上最公道的收入分配体制。如果社会中的几个重要阶层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固定不变的货币收入，那么，最合乎社会道义和社会变通的办法就是使一切生产要素的报酬大致以货币为单位固定下来。考虑到大部分社会阶层已经在领取没有伸缩性的货币收入，只有没有正义感的人才会选择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而不是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除非他能指出前者具有后者所没有的优越之处。

3.通过减少工资单位来增加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货币数量的方法，将会使债务人的债务负担以同比例增加。而令工资单位不变以增加货币量的方法，则会产生相反的后果。考虑到许多债务的负担已经过重，只有不谙世故的人才会选择前者。

4.如果利息率的逐渐下降，唯有通过工资水平的逐渐下降才能实现，那么根据上述理由，资本边际效率将受到双重不利的影响，投资推迟，乃至经济复苏迟缓，也就有了双重的理由。

三

根据以上所论可知，当就业量逐渐减少时，劳动者也就逐渐降低他们对货币工资的要求，但就业量减少时产量也会减少，故就一般而言，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减少实际工资。反而可能还会增加实际工资、采取这种政策的主要后果，是引起物价极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的危害是很大的，会使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依赖企业核算才能运行的社会中，企业核算变得毫无用处。有人说在一个大体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中，伸缩性工资政策是一个应有的、恰当的附属品，这种说法恰恰与事实相反。只有在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中，一纸法令才可以做突然的、大幅度、普遍的变动，伸缩性工资政策才能运用自如。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政策可以在意大利、德国和俄国实行，但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就行不通。

如果像在澳大利亚那样，实际工资由法令来规定，那么与这个实际工资相对应，就会存在着一定的就业水平。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制中，实际的就业量会在该就业水平和完全没有就业之间剧烈波动，实际的就业量则取决于投资量是否符合相应于该就业水平的投资量。如果投资量恰好与该就业水平相适应，物价则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均衡状态。当投资量小于这个数值时，价格急剧下降为零，当投资量大于这个数值时，价格急剧上升到无限大。从控制货币量的诸因素中，必须找出可以控制货币量的起稳定作用的因素。而这些可以控制货币量的因素非常确定，总会存在某一货币工资水平，能使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之间保持一种可以将投资维持在临界水平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业人数将为一个常数（按照合乎法定实际工资的水平），但货币工资与物价则常常急剧波动，以求投资维持在适当的数值。从澳大利亚的实际情况看，并未出现货币工资与物价的急剧波动，其部分原因当归于立法手段总是难以完全达到既定目标。其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并不是一个具有封闭经济体制的国度，所以它的货币工资水平本身就是一个决定对外投资的因素，从而也是一个决定总投资的因素，与此同时，进出口的贸易条件对于实际工资还有重大的影响。

基于这些考虑，在权衡利弊之后，我现在的观点是：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制来说，最好还是维持一个稳定的一般工资水平，而对于开放的经济体制来说，如果能以变动外汇比价的方法与世界各国维持均衡，那么维持稳定的货币工资的结论也适用于开放的经济体制。就个别工业而论，货币工资有某种程度的伸缩性固然有利，它有利于促进从相对衰落到相对兴旺的工业的转移。但是货币工资水平就整体而言还是越稳定越好，至少在短时期内应该如此。

采取这种政策将使物价水平相当稳定，至少可以说比采取伸缩性工资政策来得稳定。除了“支配的”物价或垄断物价以外，物价水平的变化，在短时期内，只有就业人数的变化才能使边际直接成本发生变化。但在长期中，只有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或增加设备才能使生产成本发生变化。

虽然如此，如果就业量波动很大，物价水平的波动必然也很大。但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种波动的幅度比起在伸缩性工资制度之下要小得多。

由此可见，实行刚性工资政策，要想在短时期内做到物价稳定，必须避免就业量的波动。另一方面，在长时期中，我们依然可以在以下两种政策之间进行选择：一种政策选择是让物价随着技术和设备的进步而逐渐下降，从而保持工资稳定。另一种政策选择是让工资逐渐提高，从而保持物价稳定。总的说来，我倾向于选择后者。其原因在于，预期将来的工资较高要比预期将来的工资较低更加容易把实际的就业量维持在充分就业的一定范围之内。另一个原因在于，逐渐减轻债务负担对社会有利。从衰落工业调整到兴旺工业较容易，货币工资逐渐上涨可以在心理上给人以鼓舞。不过，这里并无根本的原则差别，所以现在我不必对这两方面的论证加以详尽的发挥。

[1]
本章的附录将对庇古教授的《失业论》进行详细的评论。

附　录　庇古教授的《失业论》

在《失业论》中，庇古教授令就业量由两个基本因素确定，即劳动者所要求的实际工资率和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的形状。该书主要是讨论劳动者实际需求函数的形状。但是该书并不抹杀这一事实，即劳动者所要求的是货币工资率，而不是实际工资率。该书假设，现实中的货币工资率除以工资品的价格可以衡量所要求的实际工资率。

在《失业论》的第90页上，庇古教授给出两个方程式，并说这两个方程式就“代表”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的“研究的起点”。但他的分析的应用方法必须受到他自己设定的条件的限制。由于这些设定的条件在开始时就混入了他的论述，所以，我得总结他的论述过程，直至问题的焦点。

庇古教授把工业划分成两大类，即在国内从事制造工资品，包括制造能在国外换取工资品的出口品工业，以及“其他的”工业。为了方便起见，可以把这两类工业分别称作工资品工业和非工资品工业。他假设，前者雇用x人，后者雇用y人。x人所生产的工资品产值以F（x）表示，而一般工资率则以F′（x）表示。虽然庇古教授在行文中并没有什么说明，但这一做法就相当于假设，边际工资成本等于边际直接成本。[1]
此外，他还假设x+y=φ（x），即总就业量是被雇用于工资品行业中的人数的函数。然后，他指出劳动总量的实际需求弹性（这个弹性可以提供我们所寻求的形状，即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的形状）可以被写作：

以符号而论，他的表达方式与我的表达方式并没有什么较大的差别。如果读者能把庇古教授的工资产品看成我的消费品，把他的“其他物品”看作我的投资品，那么，由于他的
代表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工资品工业的总产值，所以该式与我的Cw
是相同的。此外，假如工资品即等于消费品，那么他的函数φ就是我在前面称为就业乘数K′的函数。因为

所以，

由此可看出，庇古教授的“劳动总量的实际需求弹性”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一些组成部分与我的概念相似，这部分取决于工资品行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用函数F表示），部分取决于对工资品的消费倾向（用函数φ表示）。以上所说，只限于边际劳动成本等于边际直接成本的特殊情况。

为了确定就业量的大小，庇古教授把他的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函数结合起来。他假定劳动力供给函数仅仅是实际工资率的函数。然而又由于他已经假设实际工资是受雇于工资品行业的劳动者的数量（x），这就等于假设在现有的实际工资的情况下，劳动供给量是x的函数，不包括任何其他变量。即n=X（x），式中n是当实际工资为F′（x）时的劳动供给量。

这样，在清除了所有复杂的因素之后，庇古教授的分析方法是企图从下面的两个方程式中找出实际的就业量。

及

但在这两个方程式中都有三个未知数。似乎他只有通过设n=x+y才能解决这一困难。当然，这样做就等于假设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也就是说，愿意接受现行的实际工资的劳动者都已经就业。在这种场合，x的数值可以通过下列方程式求得：

假如设x=n1
，那么y必然等于X （n1
）-n1
，总就业量n就等于X（n1
）。

此时，我们有必要停下来考虑一下这个方程式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意味着，如果劳动力供给函数改变，即在特定实际工资率下，劳动力供给量增大［其增加量能满足方程φ（x）=X（x）的x数值变为n1
+dn
1］，那么对非工资品数量的需求，必定使得非工资品行业中的就业量增加，以保持φ（n1
+dn
1）与X（n1
+dn
1）二者相等。除供给函数外，唯一可使总就业量改变的是工资品和非工资品购买倾向的改变，因此，伴随x较大幅度的下降，有一个y的增长。

假设n=x+y，当然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总是处于能决定自己的实际工资的地位，而这一假设条件，又意味着对非工资品行业的产品的需求总是服从与上述公式有关的规律。换句话说，这等于假设利息率本身总是以这种方式作调整，与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相适应，以期保持充分就业。如果没有这一假设条件，庇古教授的分析就要崩溃，他也将提不出任何办法来确定就业量的大小。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庇古教授竟会认为，他可以丝毫不涉及由利息率或信心状态的变动（而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函数的变化）所引起的投资量的变化，即非工资品行业就业量的变化，就可以提出他的失业理论。

由此可见，他的书名《失业论》多少有点名不符实。实际上他的书讨论的并非是失业问题，而是在讨论当就业函数不变，充分就业条件完全满足时，就业人数将是多少。提出劳动总量的实际需求弹性这个概念的目的在于说明，与劳动力供给函数一定程度的变化相适应，充分就业量将提高或降低多少才较为恰当。我们可以将他的著作看做是一种非因果性的研究，专门研究就业水平与实际工资水平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但这种研究解决不了决定就业实际水平的问题，更解决不了非自愿失业的问题。

庇古教授也许会否定我在前面已经下过定义的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这样，仍然难以看出他的分析如何能被应用于现实，因为他没有论述什么决定x与y之间的关系，即工资品行业就业量与非工资品行业就业量之间的关系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一疏漏构成了这本书致命的弱点。

此外他同意，在某种限度之内，劳动者经常要求规定的实际上并不是特定的实际工资，而是特定的货币工资。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函数不仅是F′（x）的函数，而且也是工资品货币价格的函数。这样一来，他先前的分析即告崩溃，因为这里必须引进一个增添的因素，但却没为这一增添的未知数提供一个增添的方程式。一种虚假的数学方法的危害在于，除了使每一事物成为一单独变量的函数，然后使所有的偏导数等于零之外，不会取得任何效果。这里的情况充分说明事后承认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其他变量，但却仍然按照原来的假设继续进行研究，而不对已经得出的一些结论进行修正，这种承认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如果在某种限度内劳动者要求的是货币工资的话，那么除非我们知道什么决定工资品的货币价格，再者即便是假定n=x+y，我们所依据的数据还是不够充分。因为工资品的货币价格将取决于总就业量的大小，所以只有知道了工资品的货币价格才能知道总就业量是多少。同时，只有知道了总就业量的大小，才能知道工资品的货币价格。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缺少一个方程。然而如果我们暂时假定货币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具有刚性，恐怕就会得出与事实较为接近的理论。例如从1924年到1934年的10年间，英国的经济很不稳定，10年中货币工资波动幅度仅为6％，而实际工资的波动幅度都超过了20％。一种称为一般理论的理论，必须能够适用于各种情形和范围，不论货币工资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政治家固然有理由认为货币工资应该具有高度的伸缩性，但理论家却必须对具有或不具有伸缩性的各种情形予以冷静的考虑。一个科学理论是不能强求事实来迎合它的假设条件的。

在我看来，庇古教授在深入讨论货币工资降低的后果时，引用的资料太不充分，以致不能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他在开始时就否定一个论点（同书第101页），即如果边际直接成本等于边际工资成本，那么当货币工资减少时，非工资劳动者的收入会与工资劳动者的收入按相同的比例下降。他否定的理由是：只有当就业量不变作为前提时，上述的论点才能成立，而这一前提正是争议的焦点。但在同书的下一页（第102页），他本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假定“在开始时非工资劳动者的货币收入不变”，正如他刚刚指出的，只有就业量并非不变作为前提时，这一论点才能成立，而这一前提正是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只有在我们的数据中再加上其他的数据，才能找出我们需要的答案。

劳动者所要求规定的，实际上并不是特定的实际工资，而是特定的货币工资（只要实际工资不下降到某一最低限度之下）。承认这一点，会影响对问题的分析。因为承认这一点，也就等于指出除非实际工资提高，否则劳动力供给量不会增大的假定站不住脚了。而这个假定正是整个分析所依据的基础。例如，庇古教授通过提出实际工资不变，即在充分就业已经实现的情况下，降低工资不能再增加就业，驳斥了乘数理论（同书第75页）。在这种假设条件下，他的理论当然是对的。但在有关段落中，庇古教授所批评的是一个关系到实际政策的方案。在方案所谈的时期，英国的失业人口统计数字超过2000000人（即当时有2000000人愿意按照现行的货币工资从事劳动）。关于这个时期，庇古教授竟然假设，只要生活费用比起货币工资稍有提高，都会使那2000000人退出劳动市场，这种假设太脱离实际了。

应该着重强调的是，庇古教授的那本书全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他的假设是：生活费用相对于货币工资的提高，无论提高的幅度多么小，都会使劳动者从劳动力市场退出来，而且退出之数大于现有的全部失业人数。

另外，庇古教授还没有发觉，在同一假设条件下，他提出的（在该书第75页）用以反对公共工程导致“第二轮”就业量的论点也可以被用来反对同一公共工程所导致的“第一轮”就业量的论点。因为如果工资品行业中实际工资不变，那么除非非工资劳动者减少他们对工资品的消费，否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增加就业的。其原因在于，那些新近进入第一轮就业量的人应该会增加他们对工资品的消费量，结果使实际工资降低，因而（按庇古教授的假设条件）会导致一些先前已在别处就业的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然而，庇古教授显然接受了第一轮就业量可能增加的说法。第一轮和第二轮就业量的分界线似乎也成了庇古教授心理上的分界线，越过这条线，他的良好的常识性的见解便敌不过他的拙劣的理论了。

由于假设条件不同，分析方法不同，自然会导致结论的不同。庇古教授在其书中在总结他的观点时所说的一段话足以证明：“如果劳动者之间有自由竞争，劳动力又可以自由流动，那么二者（即劳动者规定的实际工资率和对劳动的需求函数）之间的关系将是非常简单的。必定存在一种强烈的趋势，使工资率与需求情况相适应，以致达到人人就业的局面。因此在稳定的情况下，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工作。言外之意是，如果在任何时期存在失业现象，那么这种现象的产生完全是由于需求情况不断变化，以及某些摩擦阻力使得工资不能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而造成的。”[2]

他的结论（同书第253页）是：失业的原因在于工资政策本身未能针对劳动力实际需求函数的变化作出充分的调整。

因此，庇古教授相信，从长远来看，调整工资政策可以解决失业问题。[3]
而我却认为，实际工资虽然有个最低限度，即由就业的边际负效用决定的最低限度，但它主要不是由货币的“工资调整”所决定的（尽管这些调整也许对实际工资有所影响），而是由经济体制中其他因素所决定的。要是我没说错的话，庇古教授的分析未能包括其他因素中的某些因素，尤其是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

最后，当庇古教授讨论“失业的原因”时，同我一样，也提到了需求状况的波动，但他把需求状况与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等同起来，而忘记了按照他的这一定义，后者的含义是多么狭窄。正像我们前面已经知道的，所谓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函数只取决于两个因素，即：1.在特定环境中，总就业量与工资品行业中的就业量二者之间的关系（工资品行业提供了可供全体劳动者消费的商品）。2.工资品行业中的边际生产率的状况。然而在《失业论》的第五篇里，他却赋予“劳动力实际需求函数”的波动以重要的地位。他把“劳动力实际需求”看作是在短期内可能会有大幅度波动的一个因素（同书第五篇，第6章至第8章），并且似乎认为“劳动力实际需求”的波动和工资政策不能马上对此作出敏锐的反应，是商业循环的主要原因。对读者来说，乍看起来，似乎所有这些都很合理，也都很熟悉，因为除非追溯其定义，否则很容易将“劳动力实际需求的变动”与我所说的“总需求状况的波动”混为一谈。一旦我们追溯起“劳动力实际需求”的定义，则庇古教授的理论便失去了合理性。因为我们将发现，世界上最不可能出现短期波动的，恰恰是劳动力实际需求这一因素。

依照定义，庇古教授所说的“劳动力实际需求”只是由F（x）和φ（x）决定的。前者代表工资品行业中生产的物质条件，后者代表总就业量和与之相应的工资品行业中就业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除了在长期中逐渐变化之外，很难找出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会有所变动。当然，似乎没有理由假定，在一个贸易周期中它们会有所波动。因为，F（x）只能缓慢变动，而且在技术逐渐进步的社会里，只能是朝前进的方向变动，而φ（x）则不同，除非假设工人阶级突然倾向于节俭，或突然改变消费倾向，否则将保持稳定不变。因此可以预期，在贸易循环中，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实际上应是一个常数。我有必要再重复一次，庇古教授在他的分析中完全忽略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即投资量的波动，而这一因素往往就是就业量波动的最基本原因。

我已详细地批评了庇古教授的失业理论，这倒不是因为我认为他比其他的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更值得批评，而是因为我知道，在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中，唯有他以文字形式精确地表达了该学派的失业理论。所以，对于这种最为完备，也是最难对付的理论提出质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把边际工资成本和边际直接成本等同起来的错误，也许是由于边际工资成本的含义不清造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除工资成本以外，其他成本皆不变的前提下，每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所需增加的成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用最经济的方法，利用现有设备和其他未利用要素，每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所需增加的成本。在前一种理解里，边际工资成本，除了劳动以外，不计企业家的劳动、经营资本或任何其他方面的成本，甚至不计因就业量扩大而多增加的设备损耗。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不让劳动力成本以外的其他成本进入边际主要成本，所以边际工资成本当然等于边际主要成本。然而根据这个前提得出的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应用价值，因为它所依据的前提几乎是不存在的。其原因在于，在现实中，我们也不至于愚蠢到当劳动力增加时，不让其他可获得的要素也作适度增加的程度。因而，只有我们假设除了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均已被利用到极点时，这个前提才能成立。

[2]
参见《失业论》第252页。

[3]
他并没有作出暗示说这个结果是由于利息率的作用而得到的。

第20章　就业函数[1]

一

在第3章（第20页）中，我们已经给总供给函数Z=φ（N）下了定义。该函数表示就业量N和与之相应的总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就业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反函数，而且前者是以工资单位衡量的。就业函数表示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有效需求与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指出，对特定的公司、行业和整个社会的行业而言，欲使其产量的总供给价格恰好与各自有效需求相适应，需要多大的就业量，如果某一公司或以工资单位衡量的行业的有效需求量为Dw
r，此有效需求在该公司、该行业所引发的就业量为Nr
，那么就业函数可写作Nr
=Fr
（Dw
r）。或者以更为一般的形式表示，如果Dw
r为总有效需求量Dw
的唯一函数，则就业函数可写作Nr
=Fr
（Dw
），即是说当有效需求为Dw
时，r行业提供的就业量将是Nr
。

本章我们将探讨就业函数的某些特征。但是除了对这些特性本身的兴趣之外，我们还有两个理由说明为什么用就业函数来代替普通的供给曲线与本书的方法和目的相一致的道理。第一，就业函数表示了与我们研究的内容有关的事实，它所使用的单位符合我们的要求，而且不需要引入任何其他计量不准确的单位。第二，比起普通的供给曲线，此函数更容易处理有关全体行业和全部产量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不同于特定环境下个别行业或个别公司遇到的问题。其原因如下：

对于某一种商品来说，要对它做出普通的需求曲线，必须依据关于社会成员收入的某种假定，如果收入变动，则需求曲线必须重作。同样，对某一种商品来说，要对它作出普通的供给曲线，必须依据关于行业全体产量的某种假定，如果行业总产量变动，则供给曲线也随之改变。因此，当研究个别行业对总就业量变动的反应时，我们所牵涉的必然不是每一个行业的一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而是一系列的曲线组，其中每一曲线组相当于总就业量的一个给定值，但是对就业函数来说，要获得一个反映总就业量变动的行业全体的函数，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首先，让我们假设消费倾向不变，在第18章中被我们视为不变的其他因素都不变，然后我们假设，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是投资量的改变所引起的就业量的改变。在这些假设条件下，相应于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每一有效需求的水平，皆有一个总就业量水平与之适应。有效需求量将按一定比例在消费和投资方面进行分配。此外，又因为每一个有效需求水平都有一个特定的收入分配方式与之适应，所以我们有理由进一步假定，相对于一个特定的总有效需求，在不同的行业中进行分配的方法只有一个。

这使得我们能够推断，相对于某一就业水平，各个行业中的就业量该是多少。也就是说，如果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总有效需求量为已知，那我们便可知道每一个具体行业中的就业量。这些条件就可满足某行业就业函数的第二种形式：即Nr
=Fr
（Dw
）。这一形式的优越性在于，在有效需求水平不变的条件下，要想知道行业全体的就业函数，只要把各个具体行业的就业函数累加起来即可求得。在此，可以相加的意义为相对于既定水平的有效需求，整个社会行业的就业函数等于各个单个行业的就业函数之和：

接下来是要给就业弹性（elasticity of employment）下定义。对于某一行业而论，其就业弹性为：

由于这个式子反映出该行业预期的以工资单位衡量的产量需求变动时，该行业所雇用的工资单位的数量对它所作出的反应，所以整个社会行业的就业弹性可被表示为：

如果我们能找到某种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衡量产量，那么定义产量或生产弹性（elasticity of output or production）这一概念也是有用的。此弹性可用来衡量当以工资单位衡量的对某一行业的有效需求增加时，该行业作出的产量增加的反应。以公式表示即为：

如果我们能假设价格等于边际直接成本，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式中Pr为预期利润。[2]

由此可见，如果eor
=0，即如果该行业的产量毫无弹性，则（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增量将全部成为企业家的利润，即△Dwr
=△Pr
，反之，如果eor
=1，即如果产量弹性等于1，那么有效需求的全部增量，没有任何一部分会变成利润，全部增量会被进入边际直接成本的因素所吸收。

再者，如果某一行业的产量是该行业所雇用的劳动力数量的函数φ（Nr
），我们则有：[3]

式中，Pwr
为以工资单位衡量的单位产品的预期价格。由此可见，eor
=1的条件意味着φ″（Nr
）=0，也就是说，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带来的规模效益保持不变。

就古典学派的理论而言，假设实际工资总是等于劳动力边际负效用，而当就业量增加时后者也随之增加。所以，若其他条件不变，当实际工资降低时，劳动的供给量就会降低。如果这种说法正确，就说明就业弹性这一概念毫无用处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通过增加货币支出来扩大就业，因为货币工资与货币支出二者将成比例地增加，所以，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支出不会增加，就业量便不可能增加。如果古典学派的假定并不正确，那就有可能通过增加货币支出来扩大就业量，直到实际工资降到与劳动力边际负效用相等为止，根据充分就业的定义，此状态即为充分就业。

当然，通常eor
值在0至1之间变动，所以当货币支出增加时，以工资单位衡量的物价上涨的幅度，即实际工资下降的幅度，取决于产量弹性对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支出的增加所作出的反应。

用e′pr
来表示预期价格Pwr
对有效需求的变动所作出的反应，即

由于Or
·Pwr
=Dwr
，所以

或者，e′pr
+eor
=1。

这就是说，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变动时，物价弹性和产量弹性之和为1。根据这一规则，有效需求的一部分用在影响产量上，一部分则用在影响物价上。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产业合体，同时假定有一个能用来衡量产量的单位，那么以同样的论证方法，可得出e′p+e。
=1，在这里，符号的右下方没有r的记号是指对整个社会的行业而言。

现在，我们用货币而不用工资单位来衡量价值，并且把我们对整个社会的行业所得到的结论推广到用货币衡量的情况。

如果我们用W表示一单位劳动力的货币工资，用P表示一单位总产量的预期价格，那么我们可以把对有效需求（用货币来衡量）的变动作出反应的货币价格弹性写作
，并且把对有效需求（用货币来衡量）的变动作出反应的货币工资弹性写作
。我们不难证明ep
=1-eo
（1-ew
。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方程式是走向广义货币数量学说（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第一步。假设eo
=0或ew
=1，那么产量是不会有所变动，物价将与工资单位衡量的有效需求作同比例上涨。如假设不能成立，则物价上涨幅度将小于有效需求的上涨幅度。

二

现在让我们回到就业函数问题。前面我们曾经假设：对于每一个水平的总有效需求来说，总有效需求量在每一个别行业产品间进行分配的方法只有一个。当总支出变动时，用于购买各个别行业产品的相应支出，一般并不发生同比例的变动，其原因之一即是，当个人收入提高时，他们所购买的各行业部门的产品的数量，并不以同一比例增加。另一个原因是，不同产品的价格会对其销售量的增加作出不同的反应。

因此假如我们承认，对增加的收入，花费办法不止一个，那么迄今为止，作为我们讨论前提的假设，即就业量的变动仅仅取决于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总有效需求量的变动，只不过都是近似值而已。因为我们假设的总需求在不同商品间进行分配的方法，也许对就业量有相当大的影响。例如，当增加后需求主要趋向就业弹性高的产品时，就业总增长幅度就大，反之，当增加的需求主要趋向就业弹性低的产品时，就业总增长幅度就小。

按照相同方式，如果需求趋向转为有利于就业弹性相对较低的产品，总需求不变，就业量就会降低。

这些考虑在讨论短期现象时尤为重要。所谓短期现象指事先未预料到的需求量变动或需求量转向。某些产品的生产需要花费时间，所以不可能指望很快增加它们的供应。这样，如果额外需要突然指向它们，它们会呈现出数值较低的就业弹性，但是如果事先给了充分的准备时间，它们的就业弹性可能接近于1。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发现了生产时期（period of production）这一概念的主要意义。按我的说法，[4]
如果一种产品的生产时期是n，那么这就意味着，要想使它能达到最大数值的生产弹性，事先准备的时间为n个时间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显然消费品的生产时期最长，因为在所有生产过程中，它们构成最后阶段。如果增加有效需求的冲动首先来自消费增长，那么初始就业弹性比起冲动来自投资扩大，将更加低于其最终均衡值。不仅如此，如果增加的需求指向就业弹性相对较低的产品，此需求量的大部分将转为增加企业家的收入，小部分将转为增加工资劳动者和其他主要成本因素的收入。不过对这两种情况的差别，一定不要夸大，因为二者的主要作用还是相同的。[5]

不管预期需求变动提前多长时间告诉企业家，除非在每一生产阶段都有剩余生产能力，否则一定数量的投资增加时，初始就业弹性值是不可能同最终均衡值大小相同的。另一方面，剩余储备的耗损将产生一定投资增量，所以初始就业弹性应接近于1。接着，在储备已被吸收但生产前期阶段供给的增加尚不能大量涌来之际，就业弹性将下降。当趋向新的均衡点时，就业弹性又将回升，趋近于1。然而，当就业增加时，利息率提高，或地租吸收了支出增量，结论则需加修正。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易变的经济体制中，物价不可能完全稳定，除非存在着某种特别机制，可以保证消费倾向的暂时波动恰到好处。但是，由此引起的物价不稳定不会成为一种利润刺激，

不能使现有的过剩生产能力发挥作用。因为要想得到这种意外的财富，对那些恰好拥有生产阶段上较后期产品的企业家来说，可谓不费吹灰之力，而对那些不拥有这种特殊资源的企业家来说则是无能为力。所以，由于变动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价格的不稳定性不可能影响企业家的行动，而只能把既成事实的意外收益赋予运气好的人（当主要变动方向相反时，以上的原理略加修正仍然适用）。我认为在我讨论稳定物价的政策时，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个事实。实际上，在一个易变的社会里，这样的稳定政策不可能完全取得成功，但也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每一次物价稳定稍有暂时的偏离，都必然会产生累积性的失衡。

三

我们已经说过，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就会引起劳动者的就业不足。所谓劳动者就业不足，是指人们愿意接受低于现行实际工资水平的工资而劳动，但却仍然处于失业状态。因此，随着有效需求的增加，就业量也会增加（尽管所得到的工资等于或少于现行的实际工资），一直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更多的劳动者愿意为这时的实际工资而劳动。也就是说，除非货币工资（从此以后）上升得比物价快，否则不会有更多的劳动者（或劳动单位）愿意从事劳动。下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这一状态达到以后，支出仍在继续增加，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在达到这一状态之前，在既定量的资本设备上增加劳动力，所引起的投资收益递减，与劳动力同意接受的实际工资的递减相互抵消。但是在这一状态之后，要想得到一个单位的劳动，给予的报酬必须相当于更多数量的产品，而使用一个增加单位的劳动却仍然会带来递减数量的产品。因此，在该状态以后，严格的均衡条件要求工资、价格以及利润与总支出作同比例的增加，而包括产量和就业量在内的“以实物衡量的”情况却没有任何变化。就是说，我们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粗略的货币数量论（把货币的“流通速度”解释为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完全可以适用。因为在这里，产量不变，而价格却和MV以完全相同的比例上升。

但是必须记住，要想把这一结论应用于现实，还得考虑下面两个限定条件：

1.至少在一段时期中，上升的物价可以迷惑企业家，使他们把就业量增加到超过他们能获得最大利润（以产品计算的）的水平。因为企业家们已经习惯将以货币计算的销售进款的增长作为扩大生产的信号，以致当一种政策实际上已对他们不利时，他们仍然还在继续奉行。也就是说，在新的物价环境里，他们也许会低估了他们的边际使用者成本。

2.企业家不得不把这一部分利润转让给固定收入者，因为这部分利润是以货币规定的，所以即使产量不变，物价上涨所引起的收入重新分配，也将不利于固定收入者，或许还会影响消费倾向。然而，此过程并不是在达到充分就业后才开始的，随着总支出的逐渐增加，此过程一直在稳定地进行着。假设固定收入者比企业家节制，实际收入又在逐渐降低，这意味着充分就业达到时，货币量的增加和利息率的减少，比起在相反的假设之下程度较轻。在充分就业达到之后，如果第一种假设依然适用，物价的进一步上涨表明为了阻止物价无止境地上涨，将不得不提高利息率，也表明货币量的增加比例也将小于总支出的增加。如果第二种假设适用，则情况完全相反。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领取固定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的减少会达到某一点，在这点，作为领取固定收入者相对贫困的后果，上述的第一种情况会转变为第二种。这一情况在到达充分就业以前或以后均可出现。

四

令人迷惑不解的或许是通货膨胀和通货收缩二者之间存在的明显不相对称。因为当有效需求收缩到低于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水平时，就业量和物价都将降低。但是当有效需求膨胀到高于此水平时，受影响的仅仅是物价。然而这种不对称正是下述事实的反映：虽然当实际工资小于某一就业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时，劳动者总是可以拒绝工作，从而使该就业量不能实现，但当实际工资不小于某一就业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时，劳动者却不能强行就业以达到应有的就业量。

[1]
凡是不喜欢代数的人皆可将本章第1节略去不读，估计不会有什么较大的妨碍。

[2]
假设Pwr为以工资单位衡量的单位产品的预期价格，那么

故

或者

但是，

所以，

[3]
因为
所以

[4]
这与通常所下的定义不同，但在我看来似乎体现了这个概念的真正意义。

[5]
在我的《货币论》一书的第四篇中，可以看到有关上述主题的进一步讨论。

第21章　价格论

一

在讨论所谓价值理论（theory of value）时，经济学家们总是说价格由供需状况决定，尤其是边际成本的变化和短期供给弹性对价格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当他们进入著作的第二卷，或者还可能在另外一篇独立的论文中，进一步讨论货币与价格理论时，我们则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听到的不再是日常浅显的概念，而是一些难以捉摸的概念。在此决定价格的是货币量、货币收入的流通速度、相对于交易额的流通速度，货币储蓄、强迫储蓄、通货膨胀和通货收缩等等。然而，几乎没人想把这些意义比较含糊的在货币方面的术语和过去的供给和需求弹性等概念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反思一下被传授下来的东西，并设法使之合理化，那么就可以发现，在较简单的讨论中，似乎是假定供给弹性必定为零，需求必定与货币量成正比。而在复杂一些的讨论中，我们则如入云里雾中，什么都看不清楚，而且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我们所有人都习惯于使我们自己时而处于月亮的一面，时而又处于月亮的另一面，但又不知道两两相联系的路线和旅程。这种情形颇像我们在清醒时和睡梦中的关系。

前几章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避免这种模棱两可的讨论，使整个价格理论重新紧密地与价值理论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把经济学划分为价值与分配理论以及货币理论是一种错误。正确的方法应当是，一方面是关于单个行业或公司的理论，即研究某一特定资源如何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与报酬的理论，另一方面是适用于社会团体的产量与就业理论。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限于个别行业或公司，那么在可利用资源的总量不变，并且其他行业或公司的情况也不变的假设下，我们的确可以不考虑货币的重要特性。但是只要问题转向社会总产量和就业量由什么来决定时，我们就需要一种关于货币经济的完整理论了。

或许我们还可以做出这样的划分：一面是静态的均衡理论，另一面是移动的均衡理论，后者是一种关于经济体系的理论，在此经济体系中，改变对未来的看法能够影响目前的状况。因为货币的重要性主要是从它的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联系中反映出来的。我们可以假定一个我们对将来的看法是固定不变并且完全可靠的世界，考虑在该世界中，在正常的经济动机的作用之下，资源如何在不同使用方式之间进行分配才能符合于均衡状态，然后也许作出进一步的划分，即划分为：一种是没有变动的经济体制，一种是随时处于变动中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一切将来的事物在开始时都是事先能预料到的。或者我们可从这个简化了的理论进而转向讨论现实世界中的各种问题。在这个现实世界中，以往的期望往往令我们失望，而对未来的预期又影响我们今天的行为。正是在前一讨论向后一讨论转变之际，我们必须考虑这种联系着现在与未来的货币具有什么特性。不过，虽然移动均衡理论必须以货币经济为依据，但它依然是一个关于价值和分配的理论，而不是单独的“货币理论”。货币最主要的属性就在于它微妙地联系着现在与未来，除非是利用货币，否则我们甚至不可能讨论预期的变化对当前活动的影响。哪怕取消了金、银和法定的货币工具，我们还是摆脱不了货币。只要存在任何耐用资产，这种资产就会有货币属性，[1]
因而就会产生货币经济所特有的许多问题。

二

就单一的行业而论，其特定的价格水平，部分取决于进入边际成本中的各生产要素的价格，部分取决于生产规模。当我们的讨论转向行业全体时，没有理由修改这个结论。所以一般价格水平，也部分取决于进入边际成本中各生产要素的价格，部分取决于生产规模，即（在采用的设备和技术的条件下）取决于就业量。当然，当我们讨论总产量时，任何一个行业的生产成本部分取决于其他行业的产量这是事实。但我们必须考虑更为重要的变动——需求变动对于成本和产量两者的影响。当我们讨论的是总需求，而不是在总需求仍假定不变前提下单一产品的需求时，我们必须引入的新观点正是在需求方面。

三

如果我们把假设简化，即假设进入边际成本的不同生产要素所得报酬都以相同的比例变动，也就是说，都随工资单位变动作相同比例的变动，又假设设备与技术不变，则一般价格水平一部分由工资单位所决定，一部分则由就业量所决定。因此，货币变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可认为是对工资单位的影响和对就业量的影响两部分组成的。

为了说明这一概念，让我们进一步简化假设，首先假设所有闲置资源都是相同的，而且在进行生产时可以相互代替使用，同时又具有相同的效率；其次假设进入边际成本中的各生产要素，只要尚未全部利用，便不会要求增加货币工资。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只要存在任何失业现象，我们就有不变的报酬和刚性的工资单位。就是说，只要存在任何失业现象，货币数量的增加对价格没有任何影响。就业量的增加恰好与有效需求的扩大成同一比例，而这种有效需求的扩大是由货币量的增加引起的。但是，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伴随有效需求扩大或同比例增加的，是工资单位和物价。所以，只要有失业现象，供给曲线便具有完全的弹性。一旦达到充分就业，供给曲线就完全没有弹性。如果有效需求和货币数量保持同比例变动，我们便可将货币数量理论确切地表达为：“只要存在着失业现象，就业量会和货币数量作出相同比例的变动，当达到充分就业时，价格水平会和货币数量作出相同比例的变动。”

我们已经引进了许多简化了的假定，使货币数量理论成立，以保持传统学说的成立，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可能在现实中对事态发生影响的各种复杂因素。

1.有效需求的变动并不与货币变动成比例。

2.由于资源的性质不一致，所以当就业量逐渐增加时报酬将递减，而不是保持不变。

3.由于资源不能相互代替，所以有些商品已达到供给的无弹性状态，但对其他商品而言，尚有闲置资源可以利用。

4.在充分就业达到以前，工资单位将趋于上涨。

5.进入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并不按相同的比例改变。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货币量变动对有效需求的影响。一般说来，有效需求的扩大量，一部分将用在增加就业量上，另一部分将用在提高物价水平上。所以当就业量增加时，物价实际上也在逐渐上涨，而不是当有失业存在时物价就不变，也不是当达到充分就业时物价就与货币量作同比例的增加。因此，价格理论分析的应该是货币数量的改变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决定价格对货币数量的改变所作出的反应的弹性。因此，价格理论必须研究上面五个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

下面依次讨论这五个因素。依次讨论不等于说它们是互不相干、完全独立的。例如，有效需求的扩大对于增加产量和提高物价二者作用的比例如何，也许会影响货币与有效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又比如，各生产要素所得报酬的变动比例不同也许会影响货币量和有效需求量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这种做法，并非在于提供一部机器或者一种盲目的计算方法，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准确无误的答案，而在于给自己提供一个有系统、有层次的思维方法以便探讨具体问题。在我们把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一一分离出来并得出暂时性的结论之后，我们还要回过头来尽量顾及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这就是经济学思维的特性。除此以外，任何应用刻板思维原则的方法都会引发错误（当然，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原则，我们又将无所适从）。正如我们要在本章第6节所说明的那样用虚假的数学方法把一个经济分析的体系加以公式化和形式化并假设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互不相关的最大弊端在于：一旦各种因素之间完全独立的假设条件不能成立，那么它就会失去其说服性和权威性。然而在日常论述中，我们并不是一味盲目计算，而是时时刻刻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也知道其现实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必要的保留、限制和以后必须要作的调整之处“记在心里”。然而，我们却不能把偏微分所简化掉的复杂关系储存在几页代数的推导之中，而这几页代数的推导已经假设：这些偏微分的导数都等于零。在近代的“数理”经济学中，拼拼凑凑的东西太多了，其不精确程度就如他们开始时所根据的假设一样。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在看似不凡实际上都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及相关性忘得一干二净。

四

1.货币数量的变动对有效需求量的主要影响，是通过它对利息率的影响而产生的。假如这是唯一的反应，那么其影响的大小，可以由以下三个因素推出：（1）流动性偏好曲线，这条曲线可以告诉我们，利息率应该下降多少才能使人们吸收到新增加的货币量。（2）资本边际效率曲线，这条曲线可以告诉我们，当利息降低一定量时，投资将增加多少。（3）投资乘数，这个乘数可以告诉我们，当投资增加一定量时，总有效需求量将增加多少。

但是，（1）、（2）、（3）三者本身也部分地与上述的第2-5四个复杂因素有关（这四个复杂因素我们尚未讨论到），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那么以上的分析，虽然从引进分析层次和方法而言是有价值的，但实在是一种容易产生误解的分析方法。因为流动性偏好曲线本身取决于新增加的货币数量中的多大部分被纳入收入和企业业务的流通之中，而这种流通又取决于有效需求增加的幅度，还取决于有效需求如何被消耗于价格上升，工资增加以及产量与就业量的增加。此外，资本边际效率曲线部分地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增加对未来货币市场情况的预期影响。最后，新增加的有效需求所导致的新收入在不同消费阶层中进行分配的方法将会影响投资乘数的数值。当然，上面所说的各种可能的情形并不是全部内容。但是，如果我们占有全部资料，那么我们就可以组成联立方程式，解这个联立方程就可以得出确定的结果。因此当考虑到所有的因素之后，便可求出一个确定的有效需求增量，与特定的货币增量相应并与之保持均衡。而且也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货币量的增加才会引起有效需求量的减少。

有效需求量与货币量之比，与通常所谓“货币收入流通速度”极其接近，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效需求量相当于预期收入（即决定生产流动的收入），并不是真正的现实的收入。它相当于毛收入，而不是净收入。但是“货币收入的流通速度”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名称，什么也解释不了。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预期货币收入的流通速度不会变化。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它取决于许多复杂的变量。我认为使用这个术语只会使因果关系的本来面目变得模糊不清，除了混乱，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2.正像我们在前面第4章第3节中所说明的那样，报酬递减与报酬不变的差别，部分地取决于工人所获报酬是否与劳动率恰好成比例。如果恰好成比例，那么就业扩大时（用工资单位衡量的）劳动力成本将不变。但是如果某特定等级工人的工资，不论各自工作效率如何都是一样的，那么不论设备的效率如何，劳动的成本都会持续上升。此外，如果设备不同，使用其中的某些部分就会造成单位产品的直接成本的增加。这样，在劳动成本的增加所造成的成本增加之上，还多了一个使边际直接成本持续增加的因素。

因此，一般说来，随着某一特定设备的产量增加，供给价格也要增加。于是不论工资单位是否有所变动，产量的增加将会带来价格的上升。

3.在上面的第二个复杂因素中，我们已经考虑过供给曲线缺乏完全弹性的可能性。如果在失业的专门的资源之间，保持着完全符合需要的比例关系，那么所有这些资源便可以同时达到充分利用的水平。但一般说来，当对某些服务和商品的需求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时，这些服务和商品供给将会出现暂时的毫无弹性，而在其他方向上，尚有大量剩余资源未被利用，随着产量的增加，将会出现一系列的“瓶颈状态”，处于这种状态时，某些商品的供给已经不再具有弹性，从而它们的价格必须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以便使对这些商品的需求转到其他方面。

当产量增加时，只要有足够多可用而又闲置的各种资源，一般物价水平便不会上涨得太多。但是一旦产量增加到开始出现“瓶颈状态”，就可能出现某些产品价格急剧上升的状态。

在第二和第三个复杂因素中，我们所说的供给弹性部分地取决于时间过程的长短。如果我们假设时间足够长，以至设备本身的数量也会发生变动，那么供给弹性注定要逐渐增大。于是当出现普遍失业时，如果有效需求量增加不大，则此增量将主要用在扩大就业方面，而很少用于提高物价方面，如果有效需求增加过大，且大得出乎意料，造成某些暂时性的“瓶颈状态”，则有效需求增量用于提高物价方面不同于用于扩大就业方面，在开始时出现的程度要大于在其后出现的程度。

4.在充分就业达到之前，工资单位往往呈上升趋势，对这种情况无须多加解释和评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任何一个劳动团体都会因工资提高而受益，所以，一切劳动团体都理所当然地要求增加工资，而企业家在生意兴隆的时候也比较乐意接受这种要求。由于这一原因，任何有效需求的增长的一部分都很可能被消耗于满足工资单位增长的要求。

由此可见，在最终到达充分就业的关键之点以后，如果（以货币衡量的）有效需求继续增加，货币工资必定随工资品价格的上升而作同比例的上升，而且在此之前，肯定还有一系列的半关键性之点。在这些点上，有效需求的增加往往使货币工资也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不如工资品价格上升的幅度，有效需求降低时亦是如此。在实际经验中，并不是有效需求一有变化，以货币衡量的工资单位也随之变化，而且即使有变化，也不会是连续的。决定这些不连续点的因素包括工人的心理状态、雇主的政策和工会的政策。在开放的经济体制中，上述工资单位变动的各点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工资成本的变动，在商业循环中，甚至在封闭的经济体制中也意味着相对于预期的将来的工资成本的变动。因此，它们可能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当经济体制处于这些点之上时，以货币衡量的有效需求的进一步增加便会引起工资单位作不连续的上升，所以从某种观点来看，这种状态可认为是半通货膨胀。它与完全的通货膨胀（参阅下面第5节）有某些相似之处，尽管相似的程度并不是非常明显。完全通货膨胀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有效需求增加时所出现的状态。再说，这些点在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想在理论上对它们加以概括却并不容易。

5.我们初步简化的假设条件包括：进入边际成本的各生产要素的报酬都以相同的比例变化。但在事实上，各种以货币衡量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所呈现的刚性程度大不相同，而且，它们对货币报酬的改变，也可以具有不同的供给弹性。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说，物价水平是由工资单位和就业量两个因素决定的。

也许，在边际成本中最重要的要素是边际使用者成本。它的变动可能与工资单位的变动在比例上不同，或许变动范围更大些。有效需求的增加，可以迅速改变人们以往的预期，以至他们认为设备必须提前更新，如有这种情形出现（很可能如此），那么在就业状况开始改善时，边际使用者成本就会急剧上升。

虽然对许多研究目的来说，假定边际主要成本中所有要素的报酬与工资单位作同比例变动，是非常有用的第一近似值，但是更好的办法或许是采用成本单位，即边际主要成本中各生产要素报酬的加权平均值。这样我们可以认为成本单位，或近似的工资单位是价值的基本标准。假设技术与设备不变，物价水平将部分地由成本单位所决定，部分地由产量规模所决定。当产量增加时，物价水平的增加比例要大于成本单位，因为在短期中，边际产品会递减。当产量上升到某一水平，即生产要素代表的单位边际收益降到为继续维持产量所要求的最低水平时，就达到了充分就业的状态。

五

当有效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不再引起产量增加，而仅仅使成本单位与有效需求同比例增加时，我们便达到了可以被称为真正通货膨胀的状态。到目前为止，货币膨胀的效果不过只是程度问题。在此之前，我们找不到一个点可借以划分界线并宣布这个分界线就表明通货膨胀已经出现。以货币数量的扩大能增加有效需求而论，其作用可能一部分在于提高成本单位，一部分在于增加产量。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通货膨胀是否发生的临界线的两边的情形并不对称。当以货币衡量的有效需求降至此临界线以下，如果用成本单位来计算，有效需求量亦要下降。而如果以货币衡量的有效需求量升到此临界线以上，一般说来，如用成本单位计算，有效需求并不会增加。这一结果是从我们的假设条件推导出来的，即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者，总是倾向于抵制货币工资的减少，但是没有相应的动机使其拒绝货币工资的增加。这一假设条件是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的。因为一种局部的而不是全面货币工资的变动，对于该局部生产要素来说，总是升则受益，降则招损。

反之，如果当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时，货币工资会无限制地下降，上述不对称的现象实际上就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利息率降至不能再降，或工资为零时，工资才会有低于充分就业的安定之点。事实上，在货币经济体制中，我们必须拥有某种要素，借以保持价值的稳定性，这种要素的货币价值，即使不能完全固定，至少也具有相当的刚性。

有人认为，任何货币数量的增加都有通货膨胀性，除非我们把通货膨胀仅仅理解为物价上涨，否则这种观点依然束缚着古典学派的基本假设，这种假设总是让我们处于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产要素的实际报酬的减少会导致它们的供给量的下降。

六

使用第20章所引入的符号，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论述以符号的形式表示出来。

我们令MV=D，式中M为货币数量，V是它的收入的流通速度（此定义与其通常的定义略有不同，前面已经讲过），D代表有效需求。如果V保持不变，那么在
等于1的条件下，物价水平会和货币数量作相同比例的变动。如果e0
=0，或者ew
=1，那么ew
=1意味着以货币来衡量的工资单位和有效需求保持同比例的上升，因为
e0
=0的条件意味着产量不再对有效需求的进一步增长作出反应，因为
在两种条件下的任何一种情情况其产量都不会有变化。

下面我们接着考虑货币收入的流通速度可以改变的情形。在这里需要再引进一个新的弹性概念，即有效需求对货币数量变化的弹性：

这样，我们就会得出：

式中ep
=1-ee
·eo
（1-ew
）

所以，

式中无下标的
为这个金字塔的尖顶，用以衡量货币价格对货币数量变化的反应。

由于上面最后一式所表达的是由货币数量变动引起的物价成比例的改变，所以此式可以被认为是货币数量理论的一般推论。我本人对这种推导方式并不看重，我愿意重复一次前面曾经提过的警告：即这种推导和通常使用的类似方式一样，往往暗含着把某些变量当作自变量的假设条件（在整个推导过程中忽视了许多偏微分式）。但我十分怀疑，这种推导方式是否能比普通的论述方式使我们获得更多的东西。把这些推导方式写在书本上的最大好处也许是用来说明，当我们把价格水平和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形成公式的时候，就显现出这种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尽管如此，还有必要指出，货币数量变动时对物价的影响取决于ed
，ew
，ee
和eo
。在这四个因素中，ed
代表流动性因素。它决定在各种情况下对货币的要求。ew
表示劳动力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进入直接成本的因素），它决定在就业量增加时货币工资提高的程度。ee
和eo
则代表物质因素，它们决定在现有设备上增雇工人收益递减的速率。

如果公众所持有的货币数量，与其收入保持某一个不变的比例，那么ed
=1。如果货币工资保持不变，则ew
=0。如果规模收益在全过程中保持不变，边际收益总是等于平均收益，那么ee
·eo
=1。如果劳动力已经达到充分就业，或设备已经获得充分利用，则ee
·eo
=0。

如果ed
=1，ew
=1；或者ed
=1，ew
=0，ee
·eo
=0；或者ed
=1，eo
=0，则e=1。显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特殊条件可使e=1。但一般来说，e不等于1。而且，我们或许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根据的是与现实世界相关的合理假定，那么除了“通货逃避”之外，e的数值通常都小于1。

七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主要是短时期内货币数量变化对价格的影响。但在长时期中，这种关系是否会简单一些呢？

这是一个要由历史来作判断的问题，而不是纯粹理论的问题。如在长时期中，流动性偏好状况趋于一致，就悲观时期与乐观时期的平均值而论，在国民收入满足流动性偏好所需的货币量之间，大体总有某种关系存在。例如，可以存在着一个对国民收入的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比例。在长时期中，如果利息率大于某一心理上的最低限度，人们便不会将超过该比例的国民收入以闲置货币的形式保存着。所以除流通所需货币量外，人们手持的货币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过高，那么，经济体制中迟早会出现降低利息率的倾向，把利息率压到最低水平。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利息率降低，有效需求就会增加。而有效需求的增加会到达一个或数个具有某种关键性之点，处于这种临界状态，工资单位趋于出现间歇性的上升，相应地对物价也会产生影响。如果过剩货币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太低，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形。所以在一段时期中，利息率变动的净作用在于确定一个稳定值，此稳定值适合于国民收入与货币数量之间的稳定比例数，公众的心理状态迟早会倾向于使利息率复归于此值。

这些趋势向上发生作用时比向下发生作用时所遇到的阻力小。但是如果货币数量在长时期内供应十分缺乏，那么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改变货币本位或货币制度，以便增加货币数量，即不是压低工资单位，致使加重债务负担。因此，物价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呈上升趋势。因为，当货币量相对过剩时，工资单位上升。而当货币量相对缺乏时，人们总有办法增加有效货币的数量。

在19世纪，人口增长迅速，发明层出不穷，新地区不断开发，群众的信心倍增，战争几乎以每十年便爆发一次的频率增长，所有这些因素加上消费倾向，似乎足以勾画出一条资本边际效率曲线，而该曲线在利息率高到足以满足财富所有者心理要求的情况下，能使就业量的平均水平达到令人感到合理的程度。据载，在大约一百五十年中，各主要金融中心的典型长期利息率为5％左右。优质证券的利息率在3％至3.5％之间。就当时而言，这种利息率并不算高，足以保持一个投资量使平均就业水平不致过低。有时对工资单位进行调整，但调整更多的则是货币本位或货币制度（尤其是通过发展银行货币）。调整的目的在于确保调整后的以工资单位计算的货币量足以满足不低于上述标准的利息率之下的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就总体而言，工资单位大体是上升趋势，然而劳动的效率也在提高。这样，各种力量相互平衡，使得物价相当稳定。根据索贝克的物价指数，在1820年到1914年间，五年平均指数的最高值仅比其最低值高出50％。这绝不是偶然的。这种局面应归功于各种力量的均衡。因为在这个时期内，各雇主集团力量甚强，使得工资上升的速度无法超过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与此同时，货币制度既十分灵活又相当保守，以致所提供的以工资单位衡量的平均货币供给量能使利息率处于财富拥有者在其流动偏好影响下所愿意接受的最低水平。当然，尽管平均就业水平比起充分就业水平来要低得多，但还未低到难以忍受的地步，致使引发革命。

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的资本边际效率比19世纪时的资本边际效率低得多，将来亦可能如此。因此，当代问题的尖锐性和特殊性可能是由于平均利息率的降低会使平均就业水平趋于合理而造成的，但对财富拥有者来说，这种利息率的偏低是难于接受的，因此单靠控制货币量很难将利息率降低到那种程度。有人认为，只要确保以工资单位衡量的货币供给量充足，那么，经过10年、20年或30年，平均就业量便可以达到一个令人可以接受的水平。如果问题真的这么简单，那么在19世纪便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如果这是我们现存的唯一问题，而且通过适度的通货贬值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那么我们是可以干一次的。

然而，在我们当今的经济体制中，最稳定、最不容易变更的因素是一般财富拥有者所愿意接受的最低利息率，[2]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将来恐怕还会是这样。如果欲使就业水平还说得过去，利息率必须比19世纪的平均利息率还要降低许多，那么，这种利息率是否仅仅通过控制货币数量就可以达到，是值得怀疑的。按照资本的边际效率表，可以预期借款者可得到的收益，但这个收益必须减去：（1）把借贷双方拉到一起所需的费用，（2）所得税和附加税，以及（3）对贷款者所负风险的补偿。从收益中减去这三个项目之后剩下的才是净收益，即驱使财富拥有者以牺牲其流动性为代价而追求的净收益。如果平均就业量尚可过得去，这个净收益的数量就会低微得不值一提，从而，老一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无效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刚刚讨论的主题。在长时期里，国民收入与货币数量的关系取决于流动性偏好，而物价是否稳定，则取决于工资单位，或者更确切地说，取决于成本单位的上升速度和生产效率增加的速度二者之间的对比。

[1]
参阅第17章。

[2]
参阅巴杰霍特曾引用过的一条19世纪的谚语：约翰牛（英国人的蔑称）可以忍受许多东西，唯独忍受不了2％的年息。

第六卷　一般理论引起的若干简论

第22章　略论经济周期

以上各章讨论的是任一时间决定就业量大小的诸因素，如果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它必然能够解释经济周期的现象。

如果我们对任何一次实际的经济周期的过程详加考察，我们将会发现它是异常复杂的。前面分析过的每一因素，对于完全解释经济周期都是有用的，尤其是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状况以及资本边际效率三者的波动，在经济周期中都起着各自的作用。但是我认为，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尤其是可以让我们称之为周期的时间过程和时期长短的规律性，主要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而产生的。资本边际效率变动时，由于经济体制中其他重要的短期变量也随之变化，使情况更加复杂和严重。要阐明这一观点，必须对实际加以详细考察，其文字量恐怕得需要一整本书那么多，绝非一章一节的文字所能讲清楚。不过，根据以前的理论，以下的几节还是可以表明我的研究思路的。

一

所谓的周期性变动，即为经济体制向上发展时，促使其上升的各种因素最初积聚力量，相互推动直至某一点。在该点之后，为相反方向的力量所取代，而这些相反方向的力量又在一段时期中积聚力量相互推动直至达到最高峰，然后，逐渐衰落并且让位于作用相反的力量。我们所说的周期性的变动，并不仅仅指上升或下降趋势，它们一旦开始，就不会在同一方向上一直持续下去，最终是会把方向逆转回来的。此外，向上变动或向下变动在时间顺序上和持续性上都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然而，要想充分解释经济周期，不能忽视其另一特征，即危机现象。危机现象表现为从上升趋势变为下降趋势时，转变得非常急剧、猛烈。而从下降趋势转变为上升趋势时，则不存在这样急剧变化的转折点。

任何一个投资量的波动，如果没有被消费倾向的相应变动所抵消，就必然会引起就业量的波动。由于影响投资量的因素极为复杂，所以投资本身或资本边际效率方面的一切波动都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关于农业波动引起的经济周期更有其特殊性，我们将在本章的第七节中单独加以讨论。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就19世纪工业方面典型的经济周期而言，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具有周期性的特点。这其中的理由，无论就其本身而言，还是就其作为解释经济周期的因素而言，我们都不会感到生疏。在此我唯一的目的是将它们同前面所说的理论联系起来。

二

我的论述，最好从经济繁荣阶段的后期和“危机”的来临期开始。

前面已经说过，资本边际效率[1]
不仅取决于现有的资本品数量的多少和生产它现在所需要的成本，而且也取决于对资本品将来收益的预期。因此，对于耐用性的资本品而言，对将来的预期在决定新投资的规模上当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对将来的预期是完全靠不住的，这是因为以变动的和不可靠的证据作为依据，容易发生急剧而猛烈的变化。

我们历来习惯于用利息率上涨解释“危机”现象。认为交易和投机二者对货币的需求增大，使得利息率有上升的趋势。利息率的上升虽然有时会使事态变化，甚至引起危机，但我认为危机的真正起因并不在于利息率的上升，而是在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因为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明问题。

人们对资本品的未来收益常持乐观态度，以为其未来收益能够补偿产量增长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也能够补偿利息率上升造成的影响，这种乐观的期望态度是经济繁荣后期的特征。大多数购买者茫然不知自己所购买的是什么东西，投机者所关心的不是对资本品的未来收益作出合理的估计，而是推测市场情绪在最近的未来会有什么变动，在这些购买者和投机者的影响之下，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亦表现出过于乐观和购买过度，这会造成市场价格急剧大幅度下降，严重时会造成灾难性的创伤。[2]
不仅如此，当资本边际效率宣告崩溃时，人们对未来的看法也变得十分暗淡，心有余悸，结果会导致流动性偏好急剧增大，利息率随之上升。由此可见，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加之随后而来的利息率的上升会导致投资严重地下降。但在这里面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尤其是那种有助于早期新的大型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至于流动性偏好，除了那些由于效益和投资增加而引起的之外，只有在资本的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才有可能增加。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造成经济的萧条状态难以治愈。在萧条状态持续的过程中，利息率的降低对经济复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很可能是必要的条件。但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可能会达到某种程度，以致在可实行范围内，无论利息率如何降低，都不可能使经济马上复苏。如果降低利息率本身表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补救办法，那么只要在金融当局直接控制之下，用不了多少时间就有可能使经济复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要想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这种恢复实际上是由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所决定的。用平常的话来说，这种复苏是信任的恢复，而在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信任都是最难控制的。关于经济萧条的特征，向来为银行和工商界人士所关注，但经济学家却低估了它们的意义，因为经济学家总是迷信“纯粹货币”的补救力量。

由此引出我的观点，要想解释经济周期中的时间因素，即解释为什么通常要经过一段时间经济才可能开始复苏，必然首先探讨影响资本边际效率复苏的因素是什么。有两个因素可用以解释为什么经济活动下降阶段所表现的时间长短并不具有偶然性，而是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在一定年限（比如说3—5年）间波动，而不是一次经济周期中为1年，在下次周期中为10年。这两个因素即是：一与某一时代人口正常增长率有关的耐久性资产的寿命；二多余储备的保管费。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危机时的情况，只要经济繁荣持续下去，许多新投资的当年收益总是令人满意的。每当人们突然对未来收益的可靠性发生怀疑或者看到新生产出来的耐久性物品的存量逐渐增加，现行的收益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都会使人们产生失望的情绪。如果人们认为现行的生产成本会比以后高，那么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就具有了更多的理由。怀疑一旦开始，便会迅速扩散开。因此在经济萧条状态开始时，很可能有许多资本的边际效率已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变成负数，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使用、腐蚀和老化等原因，会造成资本设备的短缺，这样又会使资本边际效率提高。这一段时间的长短，或许是某一时代资本设备的平均寿命的函数。随着时代特点的变化，所需的这段时间间隔的长短也将随之变化。例如，如果我们从一个人口增加的时期转入一个人口减少的时期，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就会延长。由此可知，经济萧条阶段的时间长短与耐久性资产的寿命以及一个时代的人口正常增长率有明确的关系。

第二个使经济萧条阶段时间稳定的因素是由于保管剩余储备所需的费用造成的，这种保管费用的存在将迫使剩余储备在一定时期内吸收完毕，这段时间既不会很长，也不会很短。出现危机之后突然停止的新投资有可能导致半成品的过剩积累。剩余储备的保管费用每年通常高于10％。所以必须降价以限制生产，使之在三五年内把储备吸收完毕。储备被吸收的过程就是负投资的过程，而负投资肯定会妨碍就业，只有等这一过程结束之后，就业量才会有显著的增加。

另外，在经济活动下降阶段，随着产量下降必然出现经营资本的减少，这也构成了一个负投资因素。这一因素有时会具有巨大的数量。经济衰退一旦开始，经营资本的减少就会形成强烈的自行扩大的下降趋势。就某一典型的经济衰退而言，也许会存在以增加储备的投资来抵消经营资本负投资的情形。此后，储备和经营资本可能同时出现短期负投资的现象。当最低点过去之后，储备方面可能依然为负投资，但经营资本方面会有增加，二者可以互补。最后，当经济复苏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之后，储备和经营资本两方面都将同时有利于投资的增加。正是针对这一背景，我们必须考察耐用物品的投资波动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附加作用。如果耐用物品方面的投资下降引发一次周期性的波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等到经济周期完成它应有的运动过程，投资才有可能恢复。[3]

不幸的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大幅度下降常常反过来影响消费倾向。因为这种下降会引起证券市场上证券价格的急剧下跌。对那些有兴趣从事证券投资的人，尤其是对那些利用借款来从事经营的人们而言，这种下跌必然令他们沮丧。这些人在决定购买证券时，与其说受自己判断的影响，不如说受投资价值的升降的影响更大些。比如在当今的美国，对于有“证券意识”的公众来说，证券市场上涨，几乎成了消费倾向令人满意的基本条件。这种从前通常被人忽视了的环境，显然会使由于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而产生的不利影响进一步恶化。

经济复苏一旦开始，其发展力量势不可挡。但在经济下降的阶段，由于固定资产和原料储备都处于过剩状态，经营资本减少，所以资本边际效率会降低到很低的水平，以致在实际可能的范围内，无论利息率如何下调，也无法达到保证令新投资者满意的程度。就当今这种处于购买者、投机者影响下的有组织的投资市场而论，资本边际效率的市场估计可能有非常大的波动，不会有相应的利息率的波动能与之抵消。不仅如此，正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引起了证券市场的运动，后者也许恰恰在消费倾向最需要扩大之际，抑制了它的扩大。因此，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下，若不彻底改变投资市场心理，便不能摆脱就业量的剧烈变动，但这种彻底的心理改变是不可能的。故我的结论是：决定短期投资的权利绝不能放在私人手中。

三

上述的分析从表面上看似乎同某些人的观点一致。这些人认为，过度投资是经济繁荣的特征，而避免过度投资实际上是治疗经济衰退唯一可行的补救办法。他们还认为，由于上述的理由，利息率低固然不能防止经济衰退，但是利息率高却可以防止经济繁荣的出现。这一观点实质上是说，高利息率对于经济繁荣的反作用，与低利息率对经济衰退的反作用相比，效果大得多。

但是如果认为，从我过去的分析能得出他们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对我的分析的误解，而且我认为还可能引起严重的错误。因为投资过度一词的涵义十分模糊，它既可以指一种状态：即预期收益不能实现的投资，或者失业严重时无法从事的投资，也可以指另一种状态：即每一种资本品的数量都非常充足，因此即使在充分就业条件下，任何预期的新投资都不可能在所投资设备寿命期间，使收益超过重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严格地讲，只有在后一情况下才可称为投资过度。投资过度的含义应该意味着再增加新投资纯属是浪费资源。[4]
此外，即使这种投资过度是经济繁荣期间的正常特征，提高利息率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利息率的提高有可能妨碍某些有用的投资，也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消费倾向。唯有采取果断措施，例如收入重新分配或其他办法来刺激消费倾向。

然而，按照我的分析，只有在前一种解释中才可以说投资过度是经济繁荣的特征。我认为在典型的情况下，并不是资本已充足到了整个社会对资本不再具有任何合理的使用方法了，而是投资环境极不稳定，投资不能持久，因为，投资是由预期而驱动的，而预期往往不能如愿。

当然，在经济繁荣时期，或许（实际上不可避免）繁荣的幻觉会使得某些资本资产生产过多，其产量中的某些部分，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纯属浪费资源。我们可以说，有时即使不在经济繁荣时期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换句话说，即幻觉会导致错误投资。但是除此之外，经济繁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只能产生2％收益的投资，但人们往往预期6％，并根据错误预期而进行投资和评价。一旦幻想破灭，这种预期又被一种相反的“悲观错误”所取代。本来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可获得2％收益的投资，在人们的预期中不仅赚不了钱，甚至还会赔本。结果是先出现新投资崩溃，继而又出现失业现象。这种情况，犹如一方面闹房荒，一方面又有空房无人住得起。

由此可见，经济繁荣的补救办法，不是较高的利息率，而是较低的利息率。[5]
因为低利息率或许还能将繁荣持续下去。对经济周期的正确补救方法，不是要取消经济繁荣，使我们永远处于半衰退状态，而是要取消经济衰退，使我们永远处于接近繁荣的状态之中。

所以，那种以经济衰退为归宿的经济繁荣，是由利息率和错误预期二者相结合而引起的。这里所说的利息率，是按照正确预期对充分就业来说实属过高的利息率。这里所说的错误预期，只要存在，利息率就难以对就业产生阻碍作用。如果进行冷静地分析，尽管利息率已经过高，但过度乐观还能战胜利息率，这种环境就是经济繁荣。

我认为，除了战争期间，最近我们未曾有过这样一个经济繁荣，其繁荣的程度能够到达充分就业的程度。在美国，1928—1929年，就业水平固然令人羡慕，但也许除了少数几个专业化较强的工种之外，我还看不出有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当时已经到达某些“瓶颈状态”，然而，整个社会的产量仍然在进一步增长。那时也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投资过度的情况——住宅标准高、设施齐备完善，而且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各得其所。若无津贴，房屋在其寿命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只能补偿其重置成本，而不能产生利润。而对运输业、公共事业和农业等方面的投资，已经达到一种程度，如再增加，其将来的收益甚至不能补偿它们的重置成本。因此认为1929年的美国曾有过投资过度，实属荒谬。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以往的5年中，新的投资总量是非常庞大的，以致在冷静的思考之后，我们会得出进一步增加投资的预期收益必定会急剧下降的结论。既然正确的预期已使资本边际效率达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这样，除非长期利息率的数值非常低微，除非能避免把投资错误地引到过热发展的方向上，否则经济就不可能在健全的基础上继续繁荣下去。事实上，当时利息率之高已经阻碍了新的投资，只有那些在投资冲动影响下，面临过分发展危险的方向上，还有新的投资。与此同时，高得足以阻止投机冲动的利息率，又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合理的新投资。这样，作为对这种长期大量投资所产生的问题的补救办法，提高利息率无异于想解除病人的痛苦而把病人杀死的那种做法。

在英国或美国那样富裕的国度，要想在现有的消费倾向的状态下在多年中维持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新投资量一定很大，以致最终会出现投资充沛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按照合理的计算，任何种类的耐用品的进一步增加都不再能使它的收益的总和超过它的重置成本。而且这种情形可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比如说25年或更短的时间）便可实现。一定不要因为我曾经讲过真正的充沛投资状态从未出现过，甚至昙花一现都不曾有过，就据此认为我否认有这种可能性。

进一步说，即使我们假定当代经济繁荣往往与严格意义上的充沛投资或过度投资有关，那么把提高利息率看作是适当的补救办法也是荒谬的。因为要是真有这种情形，那些把根源归咎于消费不足的人就理直气壮了。真正的补救办法，是各种通过重新分配收入等增加消费倾向的办法，从而使维持一定水平的就业量所需要的现行投资量具有较小的数值。

四

或许现在可以评改一下若干重要的学说了。这些学说从不同的观点出发，认为当代社会长期存在着就业不足的趋势，原因在于消费不足，就是说，根源在于社会的成规和财富的分配造成了过低的消费倾向。

在现行的情况下，或者在迄今为止的现行情况下，就业量是无计划和未加控制的。资本边际效率由私人茫然无知的或投机性的判断所决定，变幻无常的资本边际效率和长期利息率对就业量的影响很大。而长期利息率很少或从未跌到某一种成规所决定的水平之下。这些学说作为实际政策的指南，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可将平均就业水平提高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事实上，当在可能增加投资时，除了增加消费之外，显然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保证较高的就业水平。

在实际政策方面，我同这些学派的分歧只是在于，我认为在增加投资对社会尚有许多好处的时候，他们过于强调消费了。但是就理论来说，他们应该受到批评，因为他们的理论忽视了产量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加以扩大这一事实。即使我们认定，缓慢地增加资本而集中力量增加消费为良策，我们也应该放宽眼光，以便对各种可能性都予以适当的考虑之后再做出决策。我个人深信增加资本数量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从而应予增加，一直增加到资本不再稀缺为止。但这仅是对现实的一个判断，而不是在理论上得出的必然的结论。

除此而外，我应当承认，最明智的办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社会各种政策来控制投资，目的是使资本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另一方面我也赞成所有提高消费倾向的政策，因为在现行消费倾向下，消费的提高不仅要达到与增加的投资相适应的水平，而且还要稍胜一筹。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只使用整数作为例子。如果今天的平均产量比充分就业情况下可能的产量低15％，又假设产量中的10％代表净投资，90％代表消费，那么在现行消费倾向下要保证充分就业，必须增加净投资50％。在充分就业状况下，产量将从100提高到115，消费从90提高到100，净投资从10提高到15。然而，在双管齐下的政策下，我们也许可以修改消费倾向，使充分就业时的消费从90增加到103，使净投资从10增加到12。

五

还有一个学派的思想认为，解决经济周期问题的办法既不在于增加消费，也不在于增加投资，而在于减少求职人数，也就是说，在不增加就业量或产量的情况下，只要对现有的就业量进行重新分配便可以解决。

我认为运用这种办法的时机尚未成熟，比起增加消费的办法还显得早了一点。或许将来有一天，每个人都会权衡增加闲暇与增加收入两者之间的利弊。但我认为，目前的现实虽有力地表明，绝大多数人宁愿要增加的收入，而不愿要增加的闲暇。我看也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非要那些愿意得到更多收入的人去享受更多的闲暇。

六

奇怪的是，居然会有一学派的思想认为，经济周期问题的办法是提高利息率以防患于未然，在经济繁荣阶段的早期就将其遏制住。我唯一可以得到的为这种观点辩护的理论是由D.H.罗伯特先生提出的。实际上他是假定充分就业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理想，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多不过是一个比现在稳定得多，或者比平均水平略高一些的就业水平。

如果我们不考虑有关投资控制或消费倾向政策方面的变化，又假定现有情况会大体长此以往地继续下去，那么采取一项银行政策，其所定利息率之高足以阻止那些极端乐观主义者使得经济繁荣被它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政策能产生更为有利的平均期望状态吗？大有可疑之处。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预期无法实现，或许会造成许多损失和浪费，如果加以适当的控制，有效投资的平均水平可能会更高一些。即使承认这个学派思想的假定条件，制定它的这一结论正确与否是很难做到的。这是一个要用事实来判断的问题，但目前尚且缺乏以资证明的事实。或许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使投资方向后来证明完全错误，但由此自然产生的消费增长对社会还是有利的，因此这种投资总比毫无投资有利。不过，面对像美国在1929年那样的繁荣状态，手中又持有美国联邦储备制所掌握的银行政策手段，即使是最贤明的金融控制也将无济于事。因为在联邦储备制度规定的所有办法中，无论采用哪一种，结果都是大同小异。无论如何，我都认为这种观点是极其危险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缺点在于过分地默认了现行经济体制中的弊端。

有一种极为严酷的观点，认为只要就业水平明显地超过（比如说）前10年的平均值，便需要立刻提高利息率以控制这一趋势。然而，支持这种观点的论述大多缺乏根据，只能造成思想混乱。有的人支持这种观点，因为他们相信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往往超过储蓄，提高利息率既可控制投资，又可刺激储蓄，这样做有助于恢复二者的均衡状态。言外之意，储蓄和投资二者可以不相等，因此，只有对这两个名词下了特别的定义之后，这一说法才有意义。还有人说，与投资扩大相伴的储蓄增加是令人讨厌的和不公平的。因为，随着投资的增加，物价通常也要上涨。如果事实就是这样，那么现有的产量和就业水平的任何上升都应受到谴责。因为，物价上涨主要不是由于投资增长造成的，而真正上涨的原因，可能在于在短时期中供给价格通常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长，其原因可能来自物质上的收益递减，也可能来自货币衡量的成本单位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当供给价格为一常数时，物价自然不会上涨。但当投资扩大时，储蓄也同样随之增加。储蓄的增加只能是由于产量的增加，物价上涨只不过是产量增加的副产品，而且即使储蓄不增加，只要消费倾向增大，物价仍然要上涨。物价低只是因为产量低，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可以随心所欲地压低产量，以便能够买到廉价的物品。

还有人认为，如果是因为货币量增加利息率降低而引起投资扩大，那么这种扩大中就潜伏着灾难。我们还没有发现先前的利息率有什么非保留不可的特别优点，新出的货币也不能“强加”于任何人。增多的新货币是为了满足流动性偏好的增加，而后者则与利息率的降低或交易量的增大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愿意持有货币而不把它以较低的利息率借贷出去。更有甚者，有人认为，经济繁荣是以“资本消耗”为特征的，换句话说，是以过度的消费倾向为特征的。只要不把经济周期现象同战后欧洲币制崩溃时发生的通货逃避现象混为一谈，事实则完全相反。而且即使事实果真如此，要医治投资不足，降低利息率还是比提高利息率更为合理。除了提出一个总产量不能加以改变的假设条件之外，我认为上述这些学派的思想中找不出任何可以理解的内容。然而，用一种假设总产量不变的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显然是不合适的。

七

在对经济周期的早期研究中，尤其是杰文斯的研究，经济周期系由于气候变化而带来的农产品的波动形成的，而不是由于工业的波动形成的，根据上述的理论，这似乎是研究经济周期问题的一条极为合理的思路。因为即使是今天，农产品储存量在一年和另一年间的波动仍是引起短期投资量变动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杰文斯从事写作的年代，尤其是他的大多数统计数字尚能适用的时期，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必定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因素。

杰文斯认为，经济周期主要由于农业收获量的波动形成。现将他的理论转述如下：当某年获得特大丰收时，可用于以后几年食用的谷物存量通常大大增加。销售大量谷物的收入会被农民当作本年的收入，与此同时，卖价的增加量并不会减少社会其他阶层的消费量，因为，支付卖价的款项出自储蓄。就是说，增加量的卖价代表现行的投资的增加量。即使价格急剧下降，这一结论仍然可以成立。同样当某年年成歉收时，现行消费的一部分会取自谷物的库存，从而，一部分用之于消费的款项并不构成农民的当年收入。就是说从谷物库存取走的那部分代表相应的现行投资的减少。这样一来，如果在其他方面的投资保持不变，谷物存量增加较大的年份的总投资和谷物存量减少较大年份的总投资量之间的差额可能很大。而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上述差额的数值会远远大于通常形成投资波动的其他因素。很自然，我们会在丰年找到经济上升的转折点，而在歉年找到经济下降的转折点。至于是什么原因产生丰年和歉年有规律的循环，不仅是另外一回事，也不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

近来又有人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有利于工商业循环的是歉收而不是丰收，理由是歉收使人们愿意以较低的实际报酬工作，或者是歉收造成的购买力重新分配有利于消费。不必解释，我们说的话就是用农作物丰收和歉收现象来解释经济周期，并非评改这种理论。

然而在现代社会里，用农业原因解释经济波动，其重要性已大大降低。原因有二：首先，农业产量在社会总产量中的比重比以前小得多。其次，多数农产品世界市场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丰收和歉收可以互相补偿，所以全世界农作物产量的波动的幅度，远远低于一个国家的波动幅度。但是在过去，由于每一个国家都依靠自己的收获，除了战争以外，农产品储存量的增减是引起投资量波动的最大原因。

即使在今日，要决定短期投资量的大小仍必须密切注意农业和矿业原料储存量的变化。经济衰退达到转折点以后，从萧条走向复苏之所以速度缓慢，我认为主要是由于经济衰退期间的过多储存量在减少到正常水平过程中没有产生紧缩作用。经济繁荣崩溃以后，当初储存的积累使崩溃的速度变缓，但以后又不得不为这种变缓付出沉重的代价，将来复苏的速度也会同样因之大大减缓。实际上，有时减少储存的过程直到全部完成之后，方可出现经济复苏的迹象。因为当储存没有出现短期负投资时，其他方面的正数值的投资足以形成一次经济上升的运动。然而，只要负投资继续存在，这些正投资量便不可能达到足够的程度。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30年代推行的“新经济政策”的早期，罗斯福总统就大量举债支出，此时所有的产品，尤其是农产品的储存量都很大。“新经济政策”的部分内容就是用缩减生产等各种办法设法减少储存。将储存量减少到正常水平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必须忍痛为之。只要此步骤能够坚持下去，或许不出两年，它就会对其他方面的举债支出构成一个充分的补偿。除非这一过程已经完成，否则经济复苏是不可能踏上康庄大道的。

最近美国的经济状况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成品和半成品的储存量的波动，可以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主流中诱发次要的波动。制造商按照他们对数月以后消费量的预测数，调整现有的生产规模。他们的预测中难免会有失误，其中多数失误是预测数偏高。一旦发现失误，他们必须在短期内缩减生产，使生产量低于目前的消费水平，以便吸收过量储存。这种生产步伐的忽快忽慢对短期投资量有很大影响。在可以获得极完备统计资料的国家（如美国），早已清楚地显示出其影响的强烈程度。

[1]
在文中不致引起误会的地方，我们通常都用“资本边际效率”一术语代替“资本边际效率曲线”，这也是为了方便起见。

[2]
我在上面（第12章中）曾经说过，虽然私人投资很少与新投资直接发生关系，然而，对新投资直接负责的企业家会发现，尽管他们在投资方面是行家，但也不得不迎合市场的需要，因为这样做既有利可图又势在必行。

[3]
在我的《货币论》一书的第四篇中所讨论的内容，部分与此有关。

[4]
按照某些对消费倾向在时间上的分配所作的假设，即使收益为负数，投资依然有利，因为就全社会而论，这种投资能使社会满足达到最大限度。

[5]
见下面第5节和第6节关于支持相反方面的论点。如果我们受到某种妨碍，不能对目前使用的方法作彻底改变，那么我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在经济繁荣的时期，提高利息率有时或许能减轻危害。

第23章　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一

经济理论家和实践家大约在二百年来都深信不疑贸易顺差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特别有利，而贸易逆差则有严重的危害性，尤其是当贸易逆差引起贵金属外流时，危害性就更大了。但是在近一百年中，他们的意见却有了很大的分歧。在多数国家，大部分政治家和实践家依然相信那种古老的学说，甚至在持相反意见的发源地英国，也还有近半数的政治家和实践家信奉古老的学说。而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家都认为，从长远看来，替这些观点担心纯属杞人忧天，目光短浅，因为对外贸易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无论什么人想干涉这一机制都将是徒劳的，而且还会由于丧失国际分工的益处而变得穷困。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可以按照传统，把那个古老的学说称为重商主义，而把新学说称为自由贸易论。但又由于这两个术语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以确切定义必须参照上下文来解释。

一般说来，现代的经济学家不仅认为普遍存在的从国际分工中获得的利益会大于重商主义者所声称的实行该主义可得到的那些利益，而且还认为重商主义的论点自始至终建立在一种思想混乱的基础之上。

例如，马歇尔[1]
在提到重商主义时，虽然不无同情，但他并不推崇重商主义的核心理论，甚至只字未提其论点中的真理部分，至于这些真理部分是什么，我将在后面讨论。[2]
同样，在当代论战中，赞成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在诸如鼓励新建工业或改善贸易条件等方面，对重商主义者作了理论上的让步，但实际上这种让步并未涉及重商主义理论的要旨，在本世纪最初的25年有关财政政策的争论中，我记不得有任何经济学家承认过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增加国内的就业量。用我自己所写的东西作为例证或许是最公道不过的了。早在1923年，那时我还是古典学派的忠实信徒，对自己所受的教育深信不疑，我曾就这个问题毫无保留地写道：“如果说保护主义有一件事做不到，那就是不能医治失业……保护主义有可能取得一点利益，但难度却非常大。至于后果将会是什么样，我难以作出简单明确的答复。但是宣称保护主义政策可以医治失业现象，恐怕会是天大的笑话。”[3]
那时关于早期重商主义的理论缺乏明白易懂的解释，无论怎样在教育中硬塞给我们都无法使我们接受他们的一派胡言，但从中可以看出古典学派思想在当时所占的统治地位。

二

首先让我用自己的话来说，按我现在的看法，重商主义学说中所含的科学成分是什么，然后再同重商主义者的实际论证进行比较。需要指出的是，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仅限于一国，而不可能遍及全世界。

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一国的财富迅速增长这一令人愉快的状态可能会由于新投资的诱导不足而中断。假定决定消费倾向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民特征不变，那么根据我们已经解释过的理由，国家的进步将主要取决于这种诱导是否充分。投资诱导既可来自国内投资，也可来自国外投资（国外投资中包括贵金属的积累），二者构成了总投资。在总投资量完全由利润动机决定的情况下，国内投资在长期中取决于国内的利息率，与此同时，对外投资量则必然取决于外贸顺差的大小。所以，在一个国家不能直接从事投资的社会中，政府理所当然要关注两大经济目的：国内利息率和外贸顺差。

现在如果工资单位比较稳定而不会突然作出较大的变动（此条件几乎总是可以满足的），假定流动性偏好状态，就短期平均变动而论亦是相当稳定的，再假定银行的行事成规也比较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利息率的高低往往取决于贵金属数量（以工资单位衡量）是否能满足社会的流动性偏好。同时，在既无大量国外借贷，又几乎不可能在国外购置产业的年代里，贵金属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主要取决于对外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

因此，正如当时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政府当局关心外贸顺差是为了一箭双雕，而且这也是促进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在那时，政府既不能直接控制利息率，又不可能直接操纵对国内投资的其他诱导，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外贸顺差就成为政府扩大国外投资的唯一直接方法。同时，如果外贸为顺差，贵金属将内流，所以这又是政府借以降低国内利息率增加国内投资诱导的唯一间接方法。

然而，这种政策的成功要受到双重限制，不容忽视。第一，如果国内利息率降低，这将刺激投资量增加，结果会使就业量突破若干临界点，工资单位上涨，那么，国内成本水平的上升将要对外贸顺差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增加外贸顺差的努力，最终会物极必反，归于失败。第二，如果国内利息率降低后，利息率低于其他国家，以致刺激国外贷款，使之超过顺差额，那么或许由此引起的贵金属外流足以令先前获得的好处化为乌有。国家越大，其国际地位越显要，上述双重限制的风险也就越大。因为假如一国的贵金属年产量相对较小，则该国就会有贵金属内流，也意味着他国有贵金属外流。如果过分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国外物价下跌和利息率上涨或许会强化国内物价上涨和利息率下降产生的不良的影响。

西班牙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的经济史可以证明，过多的贵金属对工资单位所造成的上升影响会摧毁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英国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若干年的经验则说明，国外借贷和在国外购置财产过于便利，往往会妨碍国内利息率的下降，使充分就业不能实现。印度的历史一直向我们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流动性偏好强烈到狂热的程度，以致长期的大量贵金属的流入都不足以使利息率下降到能与该国的实际财富的增长相吻合的水平，那么这个国家会因之而蒙受贫困。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认真考虑这样一个社会，工资单位相对稳定，国民素质决定其消费倾向和流动性偏好，货币制度规定了货币量与贵金属储量保持固定关系，那么政府当局为了继续维持繁荣，必须密切注意对外贸易差额。假如是贸易顺差，并且差额又不太大，那将有极大的刺激作用，相反假如是贸易逆差，则可能很快便要出现持久性的经济萧条。

但也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对进口限制越严则贸易的顺差就越大。早期重商主义者对这一点极为重视，经常反对贸易限制，因为他们认为，从长远观点看，贸易限制不利于贸易顺差。在19世纪中叶英国那样特殊的环境中，实行几乎完全自由贸易的政策，是否最有助于促进贸易顺差，尚有争议。就当代而论，战后欧洲经验已从多方面证明，限制自由贸易旨在增加顺差，而结果却适得其反。

由于这种种原因，读者绝不要轻率地下结论，认为我们的论证话题会转向现实的政策。除非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可以为贸易限制辩解，否则一般说来，贸易限制总要遭到非议。尽管古典学派过分夸大了国际分工的好处，但这种好处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也是相当可观的。一个国家从贸易顺差得到的利益，往往就是其他国家所蒙受的损失，重商主义者对这一点是有足够认识的。这一事实不仅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十分克制，不要使自己所拥有的贵金属比例超出公平合理的比例太多，而且也意味着一项过火的政策可能会引起一场毫无意义的国际竞争，大家都在追求贸易顺差，结果却使大家都蒙受了损失。[4]
最后，实行贸易限制政策，即使对显而易见的目标也是一个靠不住的手段，由于私人利益、行政的无能以及贸易限制本身在实行上的困难等原因，其结果很可能是事与愿违。

因此，我要批评的重点在于指出我从前师承并传授给别人的自由放任学说的理论依据不足。我也反对有些人认为利息率和投资量会自动调节到最适当的水平，所以关心贸易差额是浪费时间的说法。实际上倒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把执政者数千年来追逐的主要目标看成是庸人自扰。

在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之下，伦敦的财政金融界逐渐想出了一个办法来维持均衡，这就是让银行利息率自由涨落而又维持固定的外汇比价，可以说，这是在所有能想出的办法中最为危险的办法。因为这样一来，就完全排除了国内利息率必须和充分就业相适应这一目标。事实上，国家不可能不顾及国际收支差额，所以逐渐自然形成了控制它的办法，然而这一办法非但没有保护国内利息率，反而牺牲了国内利息率，让它听任盲目的市场势力的支配。近些年来，经验丰富的伦敦银行家已从中汲取了许多教训，我们希望英国不要重蹈覆辙，为了保证外贸收支差额而提高利息率，却以造成国内失业为代价。

古典学派的理论被认为是解释个别厂商的行为、解释利用某特定量资源所得产品如何分配的理论，它对于经济学思想的贡献不容否认。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利用这一理论作为思想工具，便无法澄清思路。千万不要因为我指出了古典学派忽视了前人学说中有价值的部分，便认为我否认其对经济学思想的贡献。然而政治家治理国家，考虑的是整个经济体系，以及经济体系中全部资源如何合理利用等诸多方面的重大问题，作为治国方针策略的贡献，16、17世纪经济学思想的早期倡导者所提出的方法或许倒体现了部分有实用价值的智慧，而李嘉图不切实际的抽象思想反而是先忘了这部分有实用价值的智慧，然后又将之一笔抹杀。重商主义者借助于禁止高利贷（我们将在本章第5节中讨论这一问题），维持一定的国内货币流通量，以及防止工资单位上涨等手段，设法压低利息率，如果因不可避免的现金外流、工资单位上涨，[5]
或其他原因，造成国内货币流通量明显短缺时，那么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不惜采用货币贬值的办法使货币流通恢复平衡，这些做法都体现了重商主义者的智慧。

三

早期经济思想的先驱者可能并不懂得许多理论，他们只是偶然获得了有实用价值的智慧准则。因此，让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他们所提出的理由，以及他们所作的建议。只要参考一下赫克舍尔教授的巨著《重商主义》就很容易达到这个目的。在该书中，两个世纪的经济思想的特点第一次被呈现给一般的读者。下面所引用的各段主要摘自他的著作。[6]

1.重商主义者在思想上从不认为利息率会自动调节到适当水平。恰恰相反，他们强调过高的利息率是财富增长的主要障碍。甚至认为，流动性偏好和货币量二者决定着利息率的大小。他们所关心的是减少流动性偏好和增加货币量。其中有几个人还明确指出，他们关注增加货币量是出于降低利息率的愿望。赫克舍尔教授把他们的这一方面的理论总结如下：

在某种限度内，比较敏锐的重商主义者在这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同其他方面一样明朗。他们认为，货币（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是一个生产要素，其地位和土地同等重要，他们有时称货币是“人为的”财富，以区别于“天然的”财富，资本的利息是租用货币的代价，如同地租为租用土地的代价一样。至于决定利息率高低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重商主义者在做这项探讨工作，他们最终在总货币量中找到了客观理由。在此，我们首先从无数可获得的材料中选取最典型的例子，用以说明这个概念是何等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和颠扑不破的。

17世纪20年代初，在英国曾发生过一场论战，论题是“英国的货币政策和东印度贸易问题”。论战双方的领导者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杰拉德·马林纳斯说：“货币充足可以减少高利贷或利息率”（《商法》以及《维持自由贸易》，1622年）。他的劲敌爱德华·密塞尔顿也认为：“充足的货币可以医治高利贷”（《自由贸易或使贸易兴旺之道》，同年）。此后50年中居于领先地位的著名作家、东印度公司总裁以及最善于为该公司进行辩解的俊才蔡尔德，竭力主张由国家规定最高利息率。他在论述荷兰人把钱从英国提走对最高利息率的影响时，提出对付这个令人担心的不利之处的办法是使用比较容易转让的债券。他认为，“这肯定会补偿全国使用的货币量的至少一半”。另一位与利息争论完全无关的作家配第解释道：货币数量的增加会使利息率“自然地，从10％下降到6％（《政治算术》，1676年），配第认为，对一个“钱币”发行过多的国家而言，放款取利是适宜的补救方法（《货币杂论》，1682年）。在这方面，他与其他作家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论证当然不限于英国。例如，数年之后（1701年和1706年），法国的商人和政治家都对因货币稀缺引起的高利息率怨声载道，他们渴望用增加货币流通量的办法来降低利息率。[7]

洛克与配第的争论表明：前者也许是用抽象名词来解释利息率和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个人。[8]
洛克反对配第的主张，认为靠法律来限定一个最高利息率，如同限定最高地租一样，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由于“货币的自然价值可以通过利息得到年收入，所以它总的说来取决于同时在国家中流通的货币量与国家的全部贸易量（即一切商品的销售量）之间的相对关系。”[9]
洛克解释道，货币具有两种价值：一使用价值，其大小由利息率决定，“在这方面，货币具有土地的性质，只不过前者的收入称为利息，后者的收入称为地租而已”。二交换价值，“在这方面，货币具有商品的性质”，所以，货币的交换价值“只由与商品量大小相称的货币量大小所决定，与利息率并无关系”。因此，说洛克是两种货币数量理论的鼻祖。第一，他认为利息率取决于货币数量（亦考虑到了流通速度）和贸易总量之比。第二，他认为货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货币量与市场上商品总量之比。但是他的双脚，一只踩在重商主义世界，另一只踩在古典学派世界，[10]
他弄不清两种比例间的关系，而且完全忽视了流动性偏好波动的可能性。然而他竭力说明，降低利息率绝不会直接影响物价水平，而“只有在市场利息率的改变有助于货币或商品的进口和出口，从而使二者在英国的比例比以前有所变动时”，它才会影响价格。就是说，只有在利息率的降低导致出现现金外流和产量增加时，才有例外。但我认为，他从来没有从事过真正的综合论述。[11]

在重商主义者心目中，区分利息率和资本的边际效率十分容易。关于这一点，洛克摘自《与友人谈高利贷的一封信》（出版于1621年）中的一段话可作说明，“高额的利息有损于贸易。如果利息的收益大于贸易的利润，那么富商就会放弃贸易，把他们的资金用于赚取利息，而资金不足的商人就要破产”。福特雷在《英国的利息和改良》（1663年）中也强调指出，降低利息率可以作为财富增加的手段。

重商主义者并没有忽略这一要点。如果流动性偏好过强，把内流的贵金属囤积起来，那么有利于利息率的形势将丧失殆尽。还有人（例如托马斯·孟）主张为增强国家实力，国家应囤积金银。但另有一些人则坦率地反对这种政策：

例如，施勒特利用重商主义者常用的论点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指出如果国家财富储存大量增加，将会引起流通货币的减少，乃至最终被搜刮殆尽……他还得出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认为寺院囤积金银和贵金属流向国外的净额在逻辑上是完全相同的事物。在他看来，这都是他可以想象出的最坏的事情。达文南特相信东方国家拥有较多的金银，甚至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国家，然而东方国家都相当贫困，这是因为金银存在国库中不用的缘故……如果说国家囤积金银也许还会有什么好处的话，那么私人囤积金银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而且常常是危险的。无数重商主义者攻击私人囤积为现时趋势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要找到一个力排众议的声音是不可能的。[12]

2.重商主义者知道商品价格低廉的弊病，也知道过度的竞争所带来的改变贸易条件的危险。因此，马林纳斯在他的《商法》（1622年）中写道：“不要以增加贸易为幌子削价竞争，以致损害本国利益。因为物价低廉是商品需求小且货币稀缺的结果，未必能引起贸易量增加，相反，货币充足，商品需求大而引起物价上涨时，贸易量就会增加。”[13]
赫克舍尔教授将这一重商主义思想总结如下：

在一个世纪半的时间里，人们多次重申这个观点：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比其他国家稀少，这个国家必须“廉价销售，高价购买……”

甚至在《公共福利谈话》一书的初版中（即16世纪中叶），这种态度已十分明显了。事实上海尔斯说过：“如果外国人愿意用他们的东西和我们的东西进行交换，那么为什么让他们提高他们的东西（而且其中还包括我们从他们那里购买的东西）的价格，而把我们自己东西的价格定得很低呢？这样，由于他们的出售价高和向我们购买价低，我们受到损失，而他们都得到了好处。结果，他们致富，我们变穷。如果当他们提价时，我们也提高我们的东西价格，那么虽然也会造成一些人的损失，但损失者的人数要比不这样做少得多。”数十年后（1581年）该书校订者对此观点仍十分赞同。在17世纪，这种态度一再出现，并无任何重大的改变。因此，马林纳斯相信，这个不幸的处境是他最担心的事态发展结果，即外国贬低英国外汇的比价……相同的意见以后继续重新出现。配第在其《哲言》（写于1665年，出版于1691年）一书中认为，“只有当我们比我们的邻国肯定具有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的更多货币时”，猛烈的增加货币数量的努力才会停止。在《哲言》一书从写作到出版的这段时期内，库克宣称：“只要我们的金银比邻国多，哪怕只有现有量的五分之一，我也不介意。”（1675）[14]

3.重商主义者最早把“商品恐惧”和货币稀缺看作产生失业的原因，这种看法在二百年后被古典学派认为是荒谬的：

最早以失业为理由禁止进口的实例发生在1426年的佛罗伦萨……英国关于这一事件的立法可以追溯到1455年……几乎同一时期，1466年法国也颁布了法令，据此建立了里昂丝织业基础（后来变得十分有名），但因为它并未触及抵制外货问题，故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不过该法令也提到了给成千上万失业者以工作的可能性。由此可见，这一论点已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社会的气氛之中……

关于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几乎像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一样热烈）最初出现在英国，时间大约为16世纪中叶或更早一些时候的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执政期间。在此我只能提些书名（写作年代最迟为16世纪30年代），其中有两本书被认为应该是克莱门特·阿姆斯特朗的著作……例如，在下面的句子中，他阐述了这样的问题：“每年有大量国外商品进入英国市场，结果在英国不仅造成了货币稀缺，而且还摧毁了整个工业，无数平民失去谋生之计，不得不闲散、乞讨或偷窃。”[15]
据我所知，1621年英国下议院关于货币稀缺问题的辩论，是重商主义者对这种情况的典型讨论中最好的实例。当时适逢经济萧条，尤其是棉布出口相当困难，辩论中德高望重的议员埃德温·桑兹爵士，把当时的情景描述得惟妙惟肖，他说几乎所有地方的农民和工匠都在受苦受难，因为国内货币不足，织布机停止了转动，“并非（感谢上帝）因为土地出产不足，而是因为货币不足”，农民被迫违约。辩论导致了对问题的详细调查，货币究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如此奇缺。凡涉嫌出口贵金属者，或涉嫌虽未出口贵金属，但其在国内活动造成贵金属消失者，都成了被攻击的对象。[16]

重商主义者意识到，正如赫克舍尔教授指出的，他们的政策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国家可以出清不受欢迎的过剩货物，据说这样的措施可能解决失业问题。另一方面国家中的货币总量会得以增加”，[17]
结果可使利息率下降。

从整个人类历史看，储蓄大于投资诱导为一长期趋势，若不理解这一点，要想研究重商主义者从实际经验中得出的观念是不可能的。投资诱导的薄弱一直是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存在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资本积累量太大，但在以前，可能各种风险因素更为重要。然而结果是一样的，个人要增加自己的财富，可以通过节制消费实现、国家要增加其财富，必须由企业家雇用工人从事耐用资产的制造。不过，个人增加财富的愿望同国家增加财富对企业家的诱惑比较起来，总是前者要强烈一些。

4.重商主义者明白，他们的政策具有国家主义色彩，并且往往能挑起战争。他们承认，他们所追求的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相应增长。[18]

我们或许会批评重商主义者，对接受国际货币制度下必然产生的后果漠然处之。但当代也有人主张采取国际金本位制，对国际借贷则采取自由放任态度，相信只有这种政策能最好地促进和平，与这种令人思想混乱的主张相比，还是重商主义者的现实态度较为高明。

因为在一个经济体制内，假设货币契约和风俗习惯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轻易改变，又假设国内货币流通量以及国内利息率主要由国际收支所决定（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情况）。在那时，除了损人利己地争取出超和贵金属的进口以外，政府当局没有用合乎正统的手段来对付国内的失业问题。从历史上看，国际金（从前是银）本位制度是最有效地使各国利益相冲突的一种办法。因为在这一制度之下，某个国家的国内繁荣直接由市场竞争和争夺贵金属的欲望所决定。当新增金银供给量相对较大时，这种争夺可能会稍微减弱。但是随着财富的逐渐增加，边际消费倾向的逐渐变弱，这种冲突往往变得愈来愈猛烈，常常形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对正统经济学家来说，其常识不足以纠正他们逻辑上的错误，他们所起的作用自始至终都是非常糟糕的。某些国家正在黑暗中摸索寻求出路时，它们抛弃了在金本位制之下负有的种种义务，这些义务使得国内利息率不可能自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经济学家会说：对一般的经济复苏而言，第一步就是要恢复金本位的桎梏。

事实恰好相反，采取不受国际关系支配的利息率自主政策，同时又采取能使国内就业达到最佳水平的国家投资计划，正是利人利己的好办法。目前各国采用的都是这种办法，唯有这样，国际间的经济健康和经济力量才能得到恢复，不管我们是用国内就业量来衡量，还是用国际贸易量标准来衡量都是如此。[19]

四

重商主义者觉察到问题的存在，但却不能把他们的分析推进到能解决的地步。然而古典学派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因为古典学派的前提之一就是否认该问题的存在。这样一来，从经济理论得出的结论和从常识得出的结论二者间出现了裂隙。古典学派的卓越成就是能克服“常人”的信念，同时本身却是错误的。正如赫克舍尔教授所说的那样：

从十字军东征到18世纪的五百年中，人们对货币以及对制造货币的原料的基本态度始终不变，从而可知我们正在讨论的观念是何等的根深蒂固。甚至超过上述那五百年之外，这一观念仍然会继续存在，只是还没达到“商品恐惧”的程度罢了……除了自由放任时期以外，所有时代都未能摆脱这种观念。只有像自由放任学说那般卓尔不群、坚韧不拔，才能将常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观念暂时克服一下。[20]

在货币经济之中，“商品恐惧”是常人最自然的态度，为了消除这种态度，就要无条件地信仰自由放任学说。但是自由贸易主义对许多显然存在的因素持否定态度，所以一旦自由放任学说不能再使昔日信徒继续信服时，便注定要遭到人们的唾弃。[21]

我还记得博纳·芬在一些经济学家面前的那种愤怒和困惑交织的态度，因为他们否认显而易见的事实。他对下述解释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可以将古典派经济理论统治同某些宗教统治相比拟。因为前者是否认明显的事实，后者是让人相信虚无缥缈、晦涩难懂的东西，相比之下，前者施加的思想力量比后者大得多。

五

还有一种相关但不相同的学说。数百年以来，确切地说是数千年以来，开明的舆论都认为这是一种很明显、确定无疑的学说，然而，它却被古典学派贬之为幼稚的学说。所以有必要为其正名，恢复荣誉。我所指的学说是，利息率并不会自动调节到最有利于社会的水平，而是经常上升到过高的位置。所以，明智的政府应该通过法令、风俗，甚至伦理道德的制裁来加以抑制。

反对高利贷的规定是有记载的最古老的经济实践之一。流动性偏好过大，以致毁坏投资诱导是阻碍财富增长的主要障碍。这种弊端在古代和中世纪已十分明显。事实也应该如此，因为经济生活中的一部分的风险和灾难会减少资本边际效率，而其他部分则会增加流动性偏好。因此在人人感到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社会里，只有用尽社会所能采取的各种办法来抑制利息率才能保证利息率不致过高，进而保证有足够强大的投资诱导。

我所受的教育使我相信，中古时期的教会对利息率的态度是荒谬的，耶稣教会对放款所应得到的报酬和对投资所应得到的报酬加以区别讨论，其目的不过是站在教士们的立场想为其错误的理论寻找解脱。不过我现在倒觉得这些讨论确实下了一番工夫，把古典学派将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相混淆的概念加以澄清。我也觉得，经院学派研究的目的在于阐明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既能容忍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处于较高的位置，又得使用规则、风俗和伦理道德的制裁来压低利息率。

甚至亚当·斯密对于禁止高利贷法的态度也是非常温和的。因为他很清楚，个人储蓄既可用于投资，也可用于放债。他也很清楚，个人储蓄用于投资没有安全感可言。而且，他主张利息率低些，使储蓄用于新投资的可能性大些，而用于放债的可能性小些。由于这一原因，他主张温和地运用禁止高利贷法，[22]
为此受到边沁的严厉指责。[23]
边沁对亚当·斯密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亚当·斯密那种苏格兰人所特有的谨慎，对于“企业创办人”未免过于严厉。二是他规定了最高利息率，这对于从事合法的，对社会有利的风险投资者来说，所得报酬太少。边沁所说的企业创办人，“包括了所有以追求财富或任何其他对象为目的，谋求获得财富的资助、设法寻求新发明途径者……这些人所追求的一切以进步改良为宗旨。如果规定了最高利息率，这些人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总之，限定最高利息率会打击人类的聪明才智的实际应用，使它得不到财富的资助”。当然，如果法令妨碍人们承担合法的风险，则应当加以抗议。边沁接着说：“在这种情况下，深谋远虑的人将不再去考虑创办任何事业，不论其事业的利弊，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创办什么事业。”[24]

上面的话是否真正表示出亚当·斯密的意思，大概还有令人怀疑之处。难道我们正在洗耳恭听的，是边沁在用19世纪的口吻向18世纪的人讲话（虽然该文写作于1787年）？因为只有在投资诱导最强的时代，人们才有可能在理论上看不到它的数值不足的可能性。

六

在此，我们不妨提一下西尔维奥·格塞尔（1862—1930年），他是一位古怪而被完全忽视了的先知。在他的著作中，不乏真知灼见，可惜的是未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在战后的几年里，他的信徒常把他的著作寄给我，由于他的论证存在明显的缺点，所以我全然没有发现其著作有什么可取之处。正像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对于分析不完善的凭直觉而得出的论点，直到我以自己的方法得出自己的结论之后，才能发现它们的重大价值。那时，我几乎像其他学院经济学家一样，把他极有见地的努力看成无异于怪人的异想天开。本书读者中恐怕知道格塞尔的不多，所以我将用较多的笔墨来评论他。

格塞尔是一位德国商人，[25]
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商，事业十分成功。19世纪8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对阿根廷的冲击特别严重，以此为契机，他开始研究货币问题。1891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币制改革为走向社会国家之桥梁》，以及阐述其货币基本观念的著作《事物精华》，先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此后一直到退休，他又陆续写了许多书和小册子，1906年退休后他去了瑞士，晚年由于无须为生计操心，专心致志于两件令他愉悦的工作：写作和农业实验。

他的主要著作的第一部分于1906年在瑞士出版，书名为《全部劳动产物权的实现》。第二部分于1911年在柏林出版，书名为《利息新论》。两部分的合订本书名为《经由自由土地和自由货币达到的自然经济秩序》，这本书在他生前在柏林和瑞士共发行六版，英文版（由菲利普·派伊翻译）书名为《自然的经济秩序》。1919年4月，格塞尔参加了昙花一现的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出任财政部长，后来因此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格塞尔在柏林和瑞士度过并且从事宣传自己的主张。此时他取代了亨利·乔治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地位，被尊奉为先知，他吸引了许多半宗教性的狂热分子，他的信徒有几千人，遍及全世界。1923年，德国瑞士自由土地和自由货币协会以及其他各国的类似组织在瑞士的巴塞尔城召开第一次国际会议。自从他在1930年去世以后，他这类学说所能激发的特殊热情又转移到其他的先知身上（在我看来，后来者还不及格塞尔有名）。在英国，这一运动的领袖是布希博士，但宣传品似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圣安多尼城，即来自该运动当今主要的力量所在地美国。在美国的学院经济学家中，只有欧文·费雪教授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尽管他的门徒把他装饰得像一个先知，格塞尔的主要著作还是以冷静和科学的语言写成的。在某些人看来，书中充满着科学著作所不应有的那种崇尚社会正义的狂热和情感。虽然出自亨利·乔治的那部分理论，[26]
无疑是该运动重要的力量源泉，但其影响却远不如格塞尔。全书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建立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对自由放任学说的一种反动。他的理论基础同马克思的不同。首先，他否定古典学派的前提，而马克思则是接受的。其次，他主张解除妨碍竞争的桎梏，而马克思则主张取消竞争。我相信今后人们从格塞尔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多。如果读一读英译本《自然经济秩序》的序言，格塞尔的德行便可略见一斑。我认为，循着该序言的思路，我们便可以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格塞尔对货币和利息理论的贡献可分述如下：第一，他将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作了清楚的划分，认为正是利息率限制了实际资本的增长速度。第二，他指出利息率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利息率的重要性在于货币的特性，即拥有货币是一种储蓄财富的办法，而储藏费用却微不足道。其他那些财富形式（如需要储存费用的商品储存）能产生收益，事实上也是因为货币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他举例说，各个时代中利息率相对稳定就表明利息率绝不可能由纯物质因素所决定，因为纯物质因素在各个时代间的差异，比起利息率的差异不知要大多少。用我的话来说，利息率由心理因素所决定，因为心理因素比较稳定，故利息率亦比较稳定。相反，决定资本边际效率的，主要是一些变动极大的因素，这些因素并不决定利息率，而决定在比较固定的利息率条件之下的实际资本增长速度。

然而，格塞尔的理论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他指出了如何由于货币利息率的存在，出借商品也能获取利益。欲说明这一点，他写下了“鲁滨逊·克鲁索和陌生人对话”一段绝妙的经济寓言，[27]
这段寓言绝不逊色于过去所撰写的任何一个经济寓言。但是，他说明了为什么货币利息率不可能（像大多数商品利息率那样）是负数，却完全忘了作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货币利息率总是正数，他也未能解释，为什么决定货币利率高低的并不是生产资本的收益大小，像古典学派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他并不知道流动性偏好这个概念，所以说，他所建立的只是半个利息率理论。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其理论的不完备，所以格塞尔的著作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尽管如此，他还是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了实际建议。虽然他提出的方案无法实施，但不失为对症下药。他指出，货币利息率限制了实际资本的增加，如果除掉这个限制，那么在现代社会里，实际资本将得到迅速增加，不说马上，至少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利息率将会降至零。因而最直接的需要是降低货币利息率。他还指出，如果货币像其他不能产生收益的商品一样也具有储存成本，就要影响货币利息率的降低。受这一思想启发，他后来提出了著名的“加印”货币方案。正是这一方案使格塞尔一举成名，并深得费雪教授的赞许。按照他的建议，流通纸币（显然必须包括其他形式的货币，至少应包括银行货币），像保险单那样，每月必须加贴印花，才能保持其价值。印花可通过邮局发售，当然印花的费用可以被规定在任何适当的水平。按照我的理论，印花的费用应该大致等于货币利息率（不含印花费）减去相当于充分就业的新投资量的资本边际效率。为格塞尔所实际建议的费用为每周0.1％，相当于每年5.4％。以目前情况而论，这显得过高。但正确的数值应该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只能通过逐渐矫正误差的办法来得到。

加印货币所体现的思想应该说是合理的。实际上在小规模范围内实施这种办法也是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还存在许多格塞尔未曾料到的困难。特别是他没有意识到，并不是只有货币才有流动性升值，其他东西也有，只是程度小些罢了，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其流动性升值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大。由此可见，如果通过加印制度使流通中的货币失掉它的流动性升值，一系列的替代物——银行货币、随时可偿付的债券，外国货币、首饰以及一般的贵金属都可被当作钞票使用。我在前面提到过，曾有过那么一个时期，不管土地的收益如何，人人都想拥有土地，结果努力提高了利息率。可是在格塞尔的理论体系之下，土地国有化使这种可能性荡然无存。

七

以上我们所讨论的理论，实质上都是针对有效需求这一构成成分而开展的，它的大小取决于投资诱导的充足与否。然而，把失业的原因归咎于另一构成成分，即消费倾向不足，则是由来已久的做法了。用消费倾向不足来解释经济弊端，在16、17世纪时尚不占重要地位，只是到了较近的时代才逐渐形成气候，但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对此并不欣赏。

虽然在重商主义思想中，对消费不足的指责只占非常次要的方面，但赫克舍尔教授还是引证了不少例子，说明“奢侈有利、节俭有害”这一根深蒂固的信念。实际上人们认为节俭是失业的根源，其理由有二：第一，一定数量的货币不用作交易会减少实际收入。第二，储蓄会减少流通货币。[28]
1598年，拉斐马斯在《置国家于繁华的贵金属》一书中，谴责了那些反对使用法国丝织品的人。他认为所有法国奢侈品的购买者都为穷人创造了生计，守财奴则使穷人失去谋生之道而死于贫困潦倒。[29]
1662年，配第为“娱乐、奢华的节目、修建凯旋门等”进行辩护，理由是这些费用最终还是要流回酿酒师、面包师、裁缝、鞋匠等人的口袋。福特雷曾为华丽服饰作过辩解。施勒特（1686年）不赞成节约，希望人们的服饰更讲究一些。巴尔邦（1690年）曾写道：“挥霍浪费是一种恶习，它不利于个人，但并非不利于商业……贪婪是一种罪恶，它对于人和商业都是不利的。” [30]
1695年，卡里也曾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多花一点钱，那么每个人的收入都会多一些，“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得更富裕一些”。[31]

经过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寓言》一书的大肆渲染，巴尔邦的观点变得流行起来。这本书在人文科学史上声名狼藉，1723年英国中爱塞克斯郡的大陪审团宣判该书有伤风化。据说只有一个人曾为其说过好话，此人便是约翰逊博士。他宣称这本书不但没使他迷惑不解，反倒让他对现实生活“大开眼界”。莱斯利.斯蒂芬在《全国人名辞典》中，对该书所作的概括评述，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其邪恶之处：

曼德维尔的书引起了公愤。该书用巧妙的似是而非的议论，阐发了一种含有讽刺性的道德观，引人入胜……他认为促进经济繁荣的是消费而不是储蓄，此说可列为迄今尚未绝迹的经济谬论之一。[32]
他接受了禁欲主义的看法，认为人类欲望基本上是邪恶的，因而会产生人的邪念恶行，同时又接受了一般人的看法，认为财富是一种“公共福利”。二者放在一起，他自然得出结论：一切文明意味着邪恶倾向的发展……

《蜜蜂寓言》“牢骚满腹的蜂群或变为诚实的骗子”的内容是一首寓言诗。诗中描述了一个富裕社会的令人震惊的困难境况。为了储蓄，全社会的公民突然中止奢侈的生活，国家也开始削减军备开支，结果弄得一塌糊涂。

由于人人崇尚节俭，

无人再把荣华富贵看做荣光。

商店的招牌被弃之一旁，

人们丢弃马车只为了一次歌唱。

卖掉骏马、高楼大厦，

为了偿还债务。

虚荣的花费被认为是罪过，

也不驻扎军队在国外。

无视外国人的尊敬，

更不在乎战争凯旋的荣光。

人们战斗只是为了祖国，

当正义或自由需要付出这种代价。

那个高傲的克洛艾说：

压缩她那庞大昂贵的购物单，

让她终年穿着那套耐用的衣衫。

其结果如何呢？

现在想想那个光荣的蜂房，

再看看诚实和商业如何结伴同行。

昔日的豪华一去不返。

看起来面貌异常非凡。

走开的何止是奢侈浪费，

还有那必不可少的日常花费。

而那些仰仗奢侈的生活为生计的人，

被迫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工作。

在绝望的时刻转到其他行业，

所有的行业都有卖不完的存货。

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

奇迹般的宫殿的整个围墙，

犹如底比斯城墙，只是剧中的布景，

这一切只能听之任之……

建筑业一蹶不振，

工匠失业无活可干。

画师没有作品传世，

石匠和雕工也没有机会传名。

诗的“寓意”是：

单靠美德不可能使国家光复，

要恢复过去的美好时光，

既要致力于节俭，

也要顾及国计民生。

紧接在寓言之后的两段评论可以表明上述的观点并非没有理论基础：

在个别家庭中，精打细算（有人称之为节俭或储蓄）的确是致富之道，所以有人便以此为据认为，不管国家的自然条件是贫瘠还是富庶，只要人人都遵循（他们认为是可以实行的）这个办法，国家也能富裕起来。以英国为例，如果英国人能像他们的某些邻国公民那样节俭，那么英国就会比现在更富强。我认为这种说法毫无道理。[33]

曼德维尔的结论恰好与此相反：

使国家昌盛繁荣之道就在于向每一个人提供就业的机会。为实现这一目的，政府首先要提倡制造业、技术业和工艺品制造业，凡人类才智所能及的皆予以提倡。其次是要鼓励农业和渔业及其各分支部门的发展，使全部土地也能像人一样各尽其力。只有靠这种政策，而不是靠限制奢侈、提倡节俭的规章制度，才能使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因为，不论金银价值是上升还是下降，一切社会所享受之物皆取决于土地的果实和人民的劳动。二者结合在一起，则是一种比巴西的黄金和波多西的白银更为可靠、更无穷尽、也更为现实的财富。

毫不奇怪，两个世纪以来，这种邪僻观点受到正人君子和经济学家的指责。他们认为他们所持有的节衣缩食的理论使他们更加合乎道德规范。按照他们的理论，除了个人和国家都提倡极度的省俭和节约之外，找不到任何其他更为合理的补救办法。取代配第的“穷奢极侈、大兴工木等”的是格拉斯通学派的锱铢必较的理财方法。国家无力办医院、建广场、建豪华大厦，甚至无力保护历史古迹，更不用说发展音乐和戏剧事业了。所有这些只能指望慈善机构或大款的慷慨解囊了。

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后，直到马尔萨斯的晚年，曼德维尔的学说才重新在上流社会中出现。此时，有效需求不足已被作为失业的科学解释。关于这一点，我在论马尔萨斯的文集[34]
中已有详细的讨论，所以只需从中摘引若干有代表性的段落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几乎在世界的每个地方，我们都能看到大量的闲置生产力。我们把这种现象解释为：由于实际产品分配上存在的问题，继续生产缺乏足够的动机……我认为，企图迅速地积累财富，即意味着必然大量减少非生产性消费，由于极大地削弱了生产的一般动机，必定会使财富增长尚未成熟便遭到阻碍……但是如果这种迅速积累的企图，使劳动力和利润二者间出现鸿沟，乃至一举摧毁了未来的生产动机和生产能力，最终摧毁了借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生存与就业需求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这种积累财富的企图，或称之为过度的储蓄，或许真正是对国家有害的。[35]

问题是：如果生产增长同地主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增长不成比例，则会引起资本停滞，接着又会引起劳动力需求停滞，这种情况的出现怎么会不给国家带来损失呢？如果地主资本家的非生产消费与社会的自然过剩成适当比例，以保持持续不断的生产动机，在劳动力需求方面，既阻止了开始时的过度扩张，又阻止了后来的骤然缩减，那么这种情况是否比前一种情况更好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又怎么能说虽然节俭对生产者有利，对国家不利呢？又怎么能说地主资本家增加非生产性消费，对于生产动机不足的状况来说，在某些时候不是适当的时策呢？[36]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节俭使资本增长。还说过，每个节俭者都是公众的恩人，财富的增长取决于生产是否超过消费。毋庸置疑，这些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显然，并非所有的说法都完全正确。比如说储蓄原则，如果储蓄过了头，往往会摧毁生产动机。假如人人都满足于最简单的食物、最朴素的服饰以及最简陋的住房，那么可以肯定，其他的食物、服饰和住房就不会存在了……这两个极端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必定存在着一个位于二者之间的点，在该点，把生产能力和消费愿望都加以考虑后，对财富的增加才具有最大的诱导力量。当然，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未必使我们能找出该点的位置。[37]

据我所知，在所有聪明睿智者提出的观点中，要数萨伊的观点最没有道理，与事实最不相符。他认为用掉或毁掉一件物品，等于堵塞了一条出路。他得出的这一观点只考虑了商品与商品的关系，而没有考虑商品与消费者的关系。试问，假如除了面包和水以外，所有消费都停止半年，那么时商品的需求会成为什么样子？商品堆积如山。出路何在？这一事实需要多么庞大的市场。[38]

然而，对马尔萨斯的话，李嘉图却充耳不闻。这场争论的最后反响可以见之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关于他的工资基金学说的讨论之中。[39]
穆勒的工资基金学说在驳斥马尔萨斯晚期思想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他本人当然也在讨论中脱颖而出。后人反对穆勒的工资基金学说，却往往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他的学说便驳斥不倒马尔萨斯。此后这个问题就不再是经济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说问题已经解决，而是说经济学家们不再提它了。最近，凯恩克罗斯先生正在从一些维多利亚时代不太出名的作家中，[40]
寻求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但所获甚微，或许低于期望。[41]
消费不足说则销声匿迹，直到1889年，在J·A·霍布森和A·F·穆默利合著的《工业生理学》中重又露面。在近50年中，霍布森不屈不挠地著书立说，攻击正统学派，勇气和热诚不可谓不高，但却未能撼动正统学派。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工业生理学》是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今天这本书已经被人们淡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思想史新纪元的开端。[42]

《工业生理学》是与穆默利合著的。霍布森曾这样谈论过该书的写作过程：[43]

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经济学异端思想开始形成。虽然亨利·乔治先生反对土地价值的战斗，但各种社会主义团体鼓励工人阶级反对压迫的宣传，以及两位布思先生对伦敦贫困状况的揭露，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我对政治经济学的信念。我的信念发生动摇或许可以说是偶然的。当时我正在埃克塞特城的一所中学教书，有幸结识了一位名叫穆默利的商人，他也是著名的登山家。他发现了一条登上马托亨峰的新路，却在1895年试图登上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加帕巴特峰时不幸丧生。不用说，我和他的交往并不建立在这一运动的基础上。但他也是思想上的登山运动员，具有独特的眼光和傲然学术权威的态度。他和我辩论过储蓄过度问题，他认为在商业不景气时期，储蓄过度是资本利用不足和劳动力就业不足的原因。我打算用正统经济学武器来驳倒他，但用了许多时间，最终还是被他说服。于是我们开始合作写书。书名为《工业生理学》，于1889年出版，此书阐述了有关储蓄过度的观点。这是我公开踏上异教生涯的第一步，当时丝毫也没有意识到此事后果是多么重大。那时我刚辞去中学教师职务，开始在大学普及课程部讲授经济学和文学。第一次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伦敦大学普及课程委员会竟然不准我教政治经济学，这是一位经济学教授出面干涉的结果。他读过我的书，认为其荒谬程度几乎可以同企图证明“地球是方的”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如果所有的储蓄都用来增加资本结构和工资基金，那么有用的储蓄的数量怎么会过度呢？既然储蓄是一切工业进步的源泉，限制储蓄就是限制工业进步，所以明智的经济学家岂能不痛恨所谓的储蓄过度说呢？[44]
另一件个人趣事，使我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罪。尽管当时我不能在伦敦教政治经济学，但在相对比较宽容的牛津大学，因为有课程普及运动，所以还允许我授课，也允许我到外省讲演，只是关于工人生活只准我讲实际问题。那时，有个慈善事业组织正在筹划一个经济学系统讲座，让我也准备一讲。我表示愿意接受，但后来不知为何对方突然撤回邀请，不加任何解释。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没意识到因怀疑无限节俭的美德，我已被视为不共戴天的罪人。

在这本早期著作中，霍布森和他的合作者对古典学派（霍布森本人就是在这个学派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的批评，比他晚年的著作更加直截了当。由于这个缘故，再加上此书是其理论的首次披露，所以不妨摘录其中的一些内容，以表明这两位作者的批评是多么重要，理由又是多么充足。在《工业生理学》一书的序言中，他们指出为他们所攻击的论点的性质如下：

储蓄使人致富，消费使人致贫，此话也适用于社会。这就是说，对钱的有效爱好是一切经济利益的源泉，不仅可以使节俭者本人致富，而且可以提高工资，可以给失业者工作，使各个方面都获得好处。从报纸到最近出版的经济学巨著，从教堂讲坛到下议院，这个结论反反复复地被人重申，现在对此提出质疑，简直好像是亵渎了神灵。然而一直到李嘉图的著作出版时为止，有识之士以及大部分经济思想家都极力否认这种学说。工资基金学说最终被人所接受，只是因为无法驳倒它而已。现在工资基金学说正在分崩离析，但该学说仍能存在，这只是因为坚持这个学说的人声望太高的缘故。经济学批评只敢在细枝末节问题上对这一理论旁敲侧击，而回避其主要结论。我们要指出的是：第一，这些结论不能成立。第二，储蓄习惯可能实施过度。第三，如果实施过度，社会便会变穷，工人会失业，工资会降低，笼罩工商界的惨淡阴暗气氛会扩散，这就是所谓的商业萧条……

生产的目的，是向消费者提供“效用和便利”。从原料初步处理，直到最终作为一种效用或一种便利被人消费掉为止，生产过程是连续不断的。资本的唯一用途，就是帮助生产这些效用和便利。人们每日或每周所消费效用和便利的总量不同，所用的资本总量自然也随之变化。既然储蓄一方面增加现有资本总量，同时另一方面又减少效用和便利的消费量，所以储蓄习惯用之过度，便会引起资本的积累超过实际需求量，这种资本过剩会以一般生产过剩形式出现。[45]

在这一段话的最后一句中，出现了霍布森错误的根源，即他认为，使实际的资本积累超过所需要的数量的因素是过度的储蓄，而在事实上，它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原因，是由于预测错误产生的。而主要的原因在于：如果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储蓄倾向大于实际所需的资本数量，那么除非预测有错误，否则便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然而在一两页之后，霍布森已把问题阐述得很准确了，尽管他忽视了利息率和商业信任状况的变化可能产生的作用。在他的论述里，他假定这两个因素是不变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所依据的基础——每年的生产量由可获得的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三者的总量所决定——是错误的。相反，尽管生产量绝不可能超过由三者总量所规定的上限，但如果储蓄过度的话，将引起供给过剩，影响生产，生产量或许将（实际上就是如此）大大低于这个上限。换句话说，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正常情况下，是消费限制生产，而不是生产限制消费。[46]

最后，霍布森注意到，他的理论与正统的自由贸易观点的有效性有关：

我们也注意到，正统经济学家随心所欲地斥责美国以及其他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为商业白痴，现在不能再做这种斥责了，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以供给不可能过剩的假设为基础的。[47]

霍布森随后所做的陈述被公认是不完备的，但也是第一次明明白白地道出：资本的产生并不是出自储蓄倾向，而是出自需求，而需求则出自现实的和未来的消费。以下引自不同页数的文字可以表明霍布森的思想：

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随之而来的对商品消费的增加，一个社会的资本便不会以有利的方式增加……储蓄和资本每一次增加，为使这种增加有效，就要求即将出现的消费量作相应的增加[48]
……当我们说到将来消费时，我们并不是指10年、20年或50年以后，而是指不久的将来……如果因节俭和谨慎程度的增加导致人们增加现在的储蓄，那么他们必须同意在将来作出更多的消费[49]
……除了为现有的消费提供商品所需要的资本以外，不可能有更多的资本以经济上有利的方式存在于生产过程的任何环节之中[50]
……由此可见，一个人节俭，绝不会影响全社会的节俭，而只是决定全部节俭中某一部分由我还是由他人来实行。我们将在后面指出，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节俭，将怎样迫使社会上其他人的入不敷出。[51]
……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都一概否认消费不足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可能找到一种经济力量，可以使社会达到这种不足的状态？如果这种力量存在，商业机制能有效地阻止这种状态出现吗？以下将要说明：第一，在每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中，总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导致节俭过度。第二，可以断言，商业机制的遏制力量要么完全不起作用。要么不足以防止严重的商业后果。[52]
……李嘉图用来反驳马尔萨斯和查默斯论点的论证言简意赅，后来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其理由相当充足。李嘉图认为，“生产品总是由生产品或劳务所购买，货币仅仅是交易的媒介。因此生产增长总是应该伴随购买和消费能力的增长，不存在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62页）。[53]

霍布森和穆默利知道，除了作为借用金钱而支付的费用以外，利息并不具有其他意义。[54]
他们也完全知道，反对者会宣称存在着“利息率（或利润）的知当程度的下降来阻止储蓄，从而恢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应有的关系”。[55]
霍布森和穆默利指出：“如果利润下降可以引起人们减少储蓄，那么这种减少必定是借助两条途径达到的，或利润下降促使人们增加消费，或利润下降促使人们减少生产，二者必居其一。”[56]
就前者而言，他们认为当利润下降时，社会总收入会减少，“我们不能想象，当平均收入正在下降时，由于节俭可得到的报偿也在相应减少，个人会增加其消费量”；就后者而言，他们认为，“我们绝不是要否认，由于过度供给而造成的利润下降会阻碍生产，相反，承认这种阻碍作用，恰恰是我们论证的核心”。[57]
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还是不完备的，尤其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利息率理论，所以难怪霍布森先生对消费不足引起的投资过度问题，倾注了大量的注意力，他所指的投资过度系指无利可图的投资而言。霍布森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对此从来没有放松过他的注意力。尽管如此，霍布森还是解释不了相对较弱的消费倾向对失业所产生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相对较弱的消费倾向需要但却不能得到相应的新投资量作为补偿。即使有时因为盲目的过度乐观，也许会出现若干新投资量，但一般说来，只要预期利润降到由利息率所确定的标准之下，这种新投资就根本不会发生。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各种关于消费不足的理论层出不穷，其中道格拉斯少校的理论最为有名。道格拉斯少校的观点之所以有影响，主要原因在于正统的学说不能对他的严厉批评予以反驳。此外，他对经济疾病的详细诊断，特别是所谓的A+B理论，包括了许多纯属故弄玄虚的东西。如果道格拉斯少校把他的B项目限于企业家尚未动用的折旧准备金，那么，他的理论会更接近真理一些。但是，即使在这种假设之下，我们还是必须让其他方面的新投资为这些准备金所抵消，也得考虑为增加的消费开支所抵消。比起那些正统学派的对手们，道格拉斯少校略胜一筹，至少他没有完全忘记当代经济体制中的主要问题。然而他却不能同曼维尔、马尔萨斯、格塞尔和霍布森相比拟。在勇敢的异教邪说大军中，他大概只能算个小兵，而绝不是少校。在曼德维尔等人看来，宁可凭着直觉对真理作一知半解的探究，也绝不坚持错误的说法。而道格拉斯少校的那种来自简单逻辑推理的错误说法固然明白准确，固然前后一致，但都建立在不符合事实的假设前提之上。

[1]
参阅马歇尔的《工业与贸易》的附录4、《货币、信用和商业》第130页及《经济学原理》的附录1。

[2]
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版第51页的脚注中，以最有代表性的方式总结了他对重商主义的看法：“关于货币与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中世纪在英国和德国做过甚多的研究。总的说来。这些研究被认为是混乱的，因为它们对货币的功能缺乏清楚的理解。它的错误倒不是由于认为只有增加贵金属的储存才能增加国民财富的错误看法。”

[3]
载《民族与图书周刊》，1923年11月24日。

[4]
按照同一理由，在工资单位可以调整的条件下，用降低工资的方法来应对经济萧条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做法。

[5]
至少从梭伦时代以来（如果我们有统计数字，时间至少还可以推测到几个世纪以前），经验向我们表明，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使我们相信，在长时期中，工资单位具有稳定上升的倾向，只有当经济社会腐败或解体时，工资单位才会下降（其实从人性中可以推知这一点）。所以，除了社会进步和人口增长这两个原因之外，货币数量逐年增长是必然的。

[6]
由于赫克舍尔教授基本上信奉古典学派，对重商主义理论的倾向性比我弱，所以该书比较适合于我的目的。因此选择他的文字绝不会因为要说明重商主义的智慧而有断章取义的嫌疑。

[7]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二卷第200、201页，本书作者略有删节。

[8]
《关于利息率下降和货币价值上升的后果的一些思考》，1692年，但写作时间在数年以前。

[9]
他补充道：“不仅取决于货币量，而且也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

[10]
稍晚些时候，休谟将一只脚踩在古典学派世界。在经济学家中，休谟是最先强调均衡状态重要性的人，相比之下，趋于均衡状态的过渡状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但他仍然是一个十足的重商主义者。他没有忽视一个事实，即我们所生存其中的，正是过渡状态。他指出：“唯有在获得货币之后，物价上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金银数量的增加才有利于工业……货币数量的多寡与一个国家的内部福利关系不大。执政者的良策应当是继续增加货币数量（假如可能的话），因为这可以使国内工业充满活力，使劳动力增加，而只有劳动力增加才能使国家真正富强起来。假如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不断减少，另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虽不如前者多，但一直在增加，相比之下，前者就显得贫弱”（《论货币的论文》1752年）。

[11]
重商主义者认为，利息就是货币利息（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千真万确的），但这一观点几乎被人完全遗忘了，因为作为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赫克舍尔教授，在按语中对洛克的理论作了概括性评论：“如果利息真是等同于货币的价格，那么洛克的论证将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利息率并非如此，所以他的论证毫不相干”（《重商主义》第二卷第204页）。

[12]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二卷第210、211页。

[13]
同上，第228页。

[14]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二卷第235页。

[15]
同上，第122页。

[16]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二卷第223页。

[17]
同上，第178页。

[18]
“在国家之内，重商主义者追求完全动态的目标，但是它对世界经济资源的看法都是静态的。二者纠缠在一起便构成了不能调和的状态，从而导致无休止的商业战争……这就是重商主义的悲剧。中世纪的全盘静态观念或自由放任时代的全盘动态观念，都未曾出现这种结果”（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二卷第25、 26页）。

[19]
在艾尔伯特·托马斯和H·B·巴特勒二人的先后领导下，国际劳工局始终赞成这种办法。在战后的为数众多的国际机构中，国际劳工局的见解可谓是卓尔不群的。

[20]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二卷第176—179页。

[21]
同上，第335页。

[22]
《国富论》第二篇第4章。

[23]
边沁：《致亚当·斯密的信》，见《为高利贷辩护》一书的附录。

[24]
既然已经引用了边沁的话，我不得不把他最精彩的一段话介绍给读者：“工艺事业是企业创办人开辟出来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看上去像一个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但其上陷阱密布。每个陷阱只有吞没一个人之后才能填平，此后也就不再吞没人了。从此，这个平原对于任何后来者都安全了。”

[25]
生于德国与卢森堡交界地区，其父为德国人，其母为法国人。

[26]
格塞尔与乔治不同，前者主张土地收归国有时，国家应付补偿金。

[27]
《自然经济秩序》第297页及以下。

[28]
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二卷第208页。

[29]
同上，第290页。

[30]
同上，第291页。

[31]
同上，第209页。

[32]
斯蒂芬在他所著《18世纪英国思想史》一书的第297页，曾这样评价曼德维尔的谬论：“商品需求不是劳动力需求这句话，就可以把那谬论彻底驳倒。但是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人却寥寥无几，所以说只要能完全理解，就不愧为经济学家。”

[33]
比较一下古典学派先驱亚当·斯密的说法。亚当·斯密说：“凡对每个私人家庭来说堪称精明的做法，对整个国家来说也不会是愚蠢的做法。”这番话很可能是针对上述曼德维尔的话而言的。

[34]
《传记集》第139—147页。

[35]
1821年7月7日，马尔萨斯致李嘉图的信。

[36]
1821年7月16日，马尔萨斯致李嘉图的信。

[37]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序言第8、9页。

[38]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63页脚注。

[39]
穆勒，《政治经济学》第一篇第5章。在霍布森和穆默利的《工业生理学》一书中（第38页及其以下），对穆勒理论的这一部分，尤其是对“商品需求并不等于劳动力需求”学说，有重要而且透彻的讨论（马歇尔对“工资基金学说”的解释虽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在设法为其解释误会）。

[40]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和投资》，载《经济史》，1936年。

[41]
富拉顿的短文《通货管理论》在涉及他的参考文献中，最为有趣。

[42]
罗伯森：《储蓄的谬误》，1892年出版，此书支持霍布森和穆默利的异端邪说，但本身价值和意义不大，因其毫无《工业生理学》所具有的透彻直觉。

[43]
出自霍布森1935年7月14日对伦敦理学会的讲演词，题为“一个经济学异教徒的自白”，在此转载已得到霍布森先生的允许。

[44]
在《工业生理学》第26页，霍布森以不恭敬的语气写道：“节俭是国家财富的来源，国家越节俭就会变得越富有。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这么说。许多经济学家推崇无限制的节俭，在他们阴沉的歌声中，唯有那道貌岸然的曲调，备受公众欣赏。”

[45]
霍布森和穆默利，《工业生理学》第3—5页。

[46]
同上，第6页。

[47]
同上，第11页。

[48]
霍布森与穆默利，《工业生理学》，第27页。

[49]
同上，第50—51页。

[50]
同上，第69页。

[51]
同上，第113页。

[52]
同上，第100页。

[53]
霍布森与穆默利，《工业生理学》，第101页。

[54]
同上，第79页。

[55]
同上，第117页。

[56]
同上，第130页。

[57]
同上，第131页。

第24章　关于《通论》可能产生的社会哲学的总结

一

我们所生活其中的经济社会，有两个显著的缺点：第一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尽公平合理。本书的理论对第一个缺点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也与第二个缺点有关。

自19世纪以来，借助于征收所得税、超额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收的方法，在消除财富与收入过分悬殊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步，特别是在英国尤为明显。尽管许多人希望将此进步继续推向前进，但由于双重顾虑使他们踌躇不前。其一是担心因此助长人们故意偷税漏税之风，也担心因此会削弱人们潜在的冒险动机。其二是相信资本的成长依赖于个人储蓄动机的强弱，也相信大部分资本的成长依赖于富人出自过剩收入的储蓄。我认为两者中更重要的是后者。我们的论证对第一重顾虑并无影响，但或许会影响人们对第二重顾虑的态度。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充分就业之前，资本的增长并不取决于低消费倾向，非但如此，甚至还会受到低消费倾向的阻遏，只有在充分就业条件下，低消费倾向才有利于资本增长。而且经验还告诉我们，在现行情况下，公私机关用偿债基金所作的公共储蓄已经绰绰有余。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达到提高消费倾向的做法，或许会有利于资本的增长。

许多人相信，征收遗产税可以引起国家资本财富的减少，看来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论证还有待澄清。假设国家将遗产税的收入用作经常开支，以至相应减少所得税和消费税，那么征收高额遗产税的财政政策当然会对消费倾向的增加起作用了。但是由于社会惯常消费倾向增大时，除非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一般同时也将引起投资诱导的增加，故公众的一般推断完全与实际情况相反。

于是，可以得出结论：在当代情形之下，财富增长绝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靠的是富人们的节欲，相反此种节欲很可能会妨碍财富增长。因此，为社会财富极其不均现象辩解的一个主要理由就站不住脚了。我并不是说为任何情况下任何程度财富不均辩解的理由都要受到上述理论的影响。但我们的理论确实清除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们才一直认为必须谨慎从事。这一点特别影响我们对遗产税的看法，因为有些支持财富的不平等的论据不适用于遗产的不平等。

就我本人而言，我相信确有社会的和心理的理由可以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均辩护，但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今日如此悬殊的不均辩护。人类一些有价值的活动，需要有赚钱这种动机，也需要有私有财产这种环境才能完全生效。不仅如此，因为赚钱机会和私有财产的存在，人类的危险性格或许会发展成为残暴、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权势，或其他形式的狂妄自大。我们宁可看到一个人对其银行存款为所欲为，而不愿看到他对同胞手足为所欲为。虽然有时人们以为前者是后者的手段，但至少有时前者也是后者的替代。不过要鼓励人类的这些活动，满足人类的这些性格，赌注不必像今天这么大。即使赌注小得多，只要游戏者都已习惯于此，还是可以达到同样目的。一定不要把改变人性和管理人性混为一谈。虽然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可以通过教育，感化和熏陶来使人们对下赌注漠不关心，但是一般人，甚至社会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实际上有强烈的赚钱欲望。所以，在服从规则和限制的前提下，允许这种赚钱的游戏的存在，对政治家来说，恐怕不失为英明而且精明的治国之道。

二

从我们的论证中，可以得出第二个并且是更为重要的推论。这个论证与财富不均的前景有关，也就是说与我们的利息率理论有关。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为了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储蓄诱导，必须维持相当高的利息率，但是我们已经说过，投资规模必然决定着有效储蓄的大小，而且在充分就业的范围以内，投资规模则受到低利息率的刺激。所以我们最好把利息率降到某点，根据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在该点时可以达到充分就业。

毫无疑问，此标准将导致一个比现行利息率低得多的利息率。就我们对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猜测而论，当资本数量逐渐增加时，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也相应下降，如果低利息率或多或少对继续维持充分就业有用，那么利息率就可能稳步地下降，除非是包括国家在内的社会消费总倾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相信消费数量很容易增加到使资本边际效率曲线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资本的需求量是有严格限度的。这并不意味着使用资本设备几乎不用支付代价，而仅仅是说，资本设备的收益在补偿它的折旧和老化费用以后，再减去偿付风险以及技能和决策的运用的费用，剩下来的属于资本所有者的数量不会有多少。总之，耐用品在其寿命中所产生的总收益，像非耐用品一样，只能补偿其生产的劳动成本外加负担风险以及施行技能与管理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虽然这种状况与其某种程度的个人主义十分和谐，但并不意味着食利者会自行消亡，资本家利用资本的稀缺性扩大其压力的现象会逐渐消失。今天的利息与地租在性质上相同，都不是真正牺牲的报酬。资本的所有者能获得利息是因为资本稀缺，正好像地主能获得地租是因为土地稀缺一样。不过，土地稀缺还有其真正的理由，而资本稀缺，如果从长时期的观点看，则是毫无真正理由可言的。此处所谓真正理由是指一种真正牺牲，若无利息作为报酬，便无人肯承担这种牺牲。只有在下述情况下，即资本数量尚无富余，而在充分就业情况下个人消费倾向的特点是收入全部消费掉，一点点也不化作储蓄，资本稀缺才算有真正的理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构仍然可以使社会的储蓄被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以致能使资本数量继续增长，直到它不再稀缺时为止。

所以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食利者阶级是一种过渡现象，当其完成自身使命后便会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将因这个阶级的消失而大为改观。除此之外，我的主张还有一大好处，食利者阶级或毫无用处的投资者阶级的消亡绝不会是突然的，就像我们近来在英国看到的那样，它们的消失会是一个逐渐而漫长的过程，从而不需要革命。

因此，在政策实践上，我们可以树立两个目标：一是增加资本数量使之不再稀缺，让毫无用处的投资者不能再坐收渔利。二是建立直接税制度，使金融家、企业家和类似的人物的智慧、决策和行政管理等能力，在合理报酬之下为社会服务。这两个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那些金融家、企业家和与之相近的一些人物都非常熟悉他们所经营的行业的业务，所以即使报酬比目前低得多，仍然愿意提供服务。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只有经验才能告诉我们体现于国家政策之中的群众意愿应该在何种程度上被用之于增加和补充投资诱导，以及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才能安全地被用之于刺激平均消费倾向，而又不妨碍我们在几十年之内消除资本稀缺的目标。也许实际情况是当利息率下降时，很容易使消费倾向增大，以致以一个并不比现在大的资本积累速度便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假如是这样，对大笔收入及大宗遗产收重税的计划就可能引起人们的非议。因为按照计划达到充分就业时，资本积累速度要比现在小许多。一定不要以为我否认这一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或者否认其很大的可能性。对于这样的问题，预言一般人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如何，未免失之轻率。然而如果能够证明，以一种并不比目前大许多的资本积累速度便可以很容易地接近充分就业的话，那么至少我们已经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至于要求当代人用什么方法限制他们的消费到什么程度，以便最终能为他们的后人创造一个充分就业的环境，即如何做既恰当又合情理，则是一个须另行单独处理的问题。

三

在其他几个方面，本书以上的理论在含义上是相当保守的。因为虽然该理论认为对那些目前仍主要操纵在私人手中的问题，施予国家管理是至关重要的，但还有许多活动不受国家管理的影响。国家必须通过赋税制度，部分通过利息率的涨落，部分通过其他手段来施予引导的作用。另外，似乎单靠银行政策本身来影响利息率，不可能足以确定最佳投资量。因此，我感到，欲接近充分就业状况，唯一的办法是由社会从总体上控制投资。这样做并非意味着必须排除一切妥协和折衷的办法，借助这些办法，国家当局可以和私人的主动性结合起来。但除此之外，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理由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将社会大部分经济生活纳入其轨道。对于国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生产工具的国有化，如果国家能确定用于增加生产工具的资源总额应是多少，以及那些拥有此种资源的报酬应是多少，那就算它已尽到职责。再说实行社会化的必要步骤，可以慢慢地引进，不用打破社会的一般传统。

我们对古典学派经济学理论的批评，主要不是发现了在它的分析中有什么逻辑错误，而是在于指出该理论所依据的几个暗含假定很少或从未能得到满足，所以用这种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过如果实行了国家管理，能够确立一个与充分就业相适应，近乎可实现的总产量，那么从这一点以后，古典学派的理论还是可用的。如果假设产量为已知，即假设产量大小是由古典学派所作的那种分析，例如私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将决定生产什么、用什么方法（即生产要素以何种比例配合）进行生产、最终产品的价值如何在生产要素间进行分配等等，便无可厚非了。再者，如果反过来看待节俭问题，那么对新古典学派所说的，在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两种情况下，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者协调一致的程度如何，也就无可厚非了。由此可见，除了由中央控制的必要性来实现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之间的协调以外，我们没有比过去提出更多的理由使经济生活社会化。

具体说来，就已利用的生产要素而论，认为现行经济体系对生产要素的利用极为不当是毫无道理的。当然利用中不免有预测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即使在国家管理之下也是难以避免的。当有一千万人愿意并能够工作，但只有九百万人被雇用时，认为这九百万劳动力有使用不当之处是没有根据的，人们对现行经济体制的不满，并不是这九百万人应当去从事的工作，而是剩下的一百万人也应该获得工作。现行经济体制的失败并不在于决定实际就业的方向上，而在于决定实际就业的数量上。

因此，我同意格塞尔的意见，认为弥补古典学派理论的缺点不是把那个“曼彻斯特制度”清除掉，而是指出经济力量或经济因素的自由运行所需要的环境，以便实现生产的全部潜力。当然，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需的国家管理，其中包含着政府传统机能的扩充。而且，新古典学派本身也提醒人们注意，在哪些条件下，经济力量或许需要约束或指导才能自由运行。但是依然留有很大的余地，可以由私人积极性和责任心发挥作用，在这个领域里，个人主义的传统优点依然有效。

让我们重温一下，个人主义的传统优点是什么？一部分当然是效率高，这是分散化和追求自我利益带来的好处，决策分散化以及个人负责制二者对于提高效率有好处，好处之大甚至比19世纪所设想的还要大得多，然而当代反对借助和利用利己心的意见似乎有点过火。除此之外，如果能除掉其缺陷和弊端，那么个人主义则是个人自由的最佳保障。也就是说，与其他体制相比，在个人主义体制之下，人们可以极大地扩展个人进行选择的范围。同时个人主义体系又是多样化生活的最佳保障，这恰恰是个人选择机会扩大了的缘故。在生活单调一致或集权国家的各种损失中，缺乏生活多样化是其中最大的损失。因为这种多样化保存了能体现以往各代人的最妥善和成功的选择的传统。它以它的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来使现实具有光彩。此外，由于它是经验、传统和想象的结晶，它也是改善将来的最有力的工具。

为了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使之互相适应，政府机能必须扩大。按照19世纪政治家或当代美国金融家的观点，这种扩大似乎是对个人主义的极大侵犯。与此相反，我却要为这种政府机能的扩大辩护，因为它不仅是避免现行经济形态全部毁灭的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也是个人积极性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

因为如果有效需求不足，不仅公众将难以容忍浪费资源这种触犯众怒的罪孽，而且私人企业家要想利用这些资源，势必要承担失败的可能。企业家所玩的这种赌博有许多数值为零的筹码，如果赌徒们有足够的精力并希望玩遍所有的纸牌，那么就全体而言，他们最终将是输家。迄今为止，世界财富的增长量总是低于个人正储蓄总量，二者的差数正好由那些企业家的损失所填补，尽管他们有胆识、有热情，但缺乏超凡的技艺和异常的好运。不过如果有效需求量足够大，情形则完全不同，哪怕只有一般的技艺和一般的运气，也足以赚钱了。

当今极权国家的制度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那是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代价的。可以肯定，世界将不会再长久地容忍失业现象，在我看来，除了短暂的兴奋期外，失业现象与今天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不过如果我们能对失业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或许有可能医治这一痼疾，同时又保留了效率和自由。

四

前面我曾提到过，我们的新体制比旧体制更加有利于和平。重复和强调这一方面是有必要的。

战争爆发具有种种原因。独裁者之流发动战争，因为他们认为战争至少在期望上是令人愉快兴奋的事，而且他们发现很容易激发并利用国民好战的天性。但是，引起战争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即人口压力和市场竞争两大因素。二者中市场竞争因素在19世纪时可能是诱发战争的主要因素，而且现在和今后可能依然如此。本文讨论所涉及的正是这个因素。

我在上一章已经指出，如果像19世纪后半期那样，在正统经济体制之下，对内实行自由放任，对外实行金本位制，那么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政府才能减轻国内经济方面的困苦，舍此别无良策。因为除了改善国际收支中的贸易差额以外，其他所有的办法都无助于解决长期的、时断时续的就业不足状况。

所以，尽管经济学家一直称赞目前流行的国际经济体制，认为它既提供了国际分工的好处，同时又调和了各个国家间的利益，但是此经济体制中亦隐伏着不良的影响。有些政治家则根据常识以及对经济事态发展实际状况的正确理解，相信要是一向富裕的国家忽视了市场竞争，它的繁荣也会衰落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如果各国能通过其国内政策提供充分就业（还须加上，能在人口趋势方面维持均衡状态），那就不会有重大的经济力量，使各国利益发生冲突。虽然在适当条件下，国际分工和国际借贷仍留有余地，但是将不会再有迫切需要向外推销本国商品却拒绝接受外来商品的动机了。目前各国之所以还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使国家进出口收支抵消，而是为了有意打破收支平衡，以便发展成为于己有利的贸易差额。国际贸易将不再像今天这样，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为了维持国内就业而竭力向外推销本国商品，限制进口邻国商品。这种办法即使成功，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将失业问题转嫁给邻国，使邻国在市场竞争中境况恶化。在我们的新体制中，国际贸易应该成为在互惠互利条件下，各国自愿地和不加限制地交换商品和服务。

五

实现这些思想是不着边际的空想吗？这些思想难道与影响政治社会演变的动机没有密切的联系吗？这些思想所反对的利益比它们为之服务的利益更强烈更明显吗？

在此我并不想得到什么答案。采取什么实际方法才能把这些思想逐步付诸实践，哪怕只是作出提纲挈领式的回答，恐怕也需要整整一本书。但是如果这些思想是对的（作者本人写作必须以此假设为前提），那么我敢预言，对它们未来的潜力大小提出争论是一个错误。现时的人们总是渴望得到一个更加基本的论断，并非常乐于接受这一诊断，要是听起来合理，不妨尝试一番。不过除了这些当代的情绪，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对是错，其影响力之大总要超过常人的理解。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性的影响，实际上都往往成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狂人掌权，自以为受命于天，实际上他们的狂想却往往取自数年前某个学者的思想。我确信，人们过分夸大了既得利益的力量，实际上它并不比思想逐渐渗透的力量来得大，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指马上，而是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因为在经济和政治哲学领域，能在25岁或30岁以后接受新理论者毕竟不多。因此公务员、政客，甚至煽动者当前所应用的那些理论不可能是最新的。然而无论是好还是坏，真正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迟早还是思想。

圈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法）魁奈（Quesnay，F.）著；晏智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2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766-6

Ⅰ.①魁…　Ⅱ.①魁…②晏…　Ⅲ.①重农学派-文集　Ⅳ.①F091.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3257号

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

作　　者
［法］弗朗索瓦·魁奈

译　　者
晏智杰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14

字　　数
403千字

定　　价
30.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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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朗索瓦·魁奈

弗朗索瓦　·魁奈（1694—1774），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律师家庭，外科医生。1730年因发表《放血效果的观察》而受到医学界的重视。后将研究医学的方法转移到经济学上。1936年发表了《动物经济论》，其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经济学论著，如《农场主论》、《谷物论》、《人口论》、《赋税论》和《经济表》等，其中《经济表》是魁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作。魁奈发表这些论著与18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关。法国当时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但资本主义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甚至在某些农村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农业。由于推行柯尔倍尔损害农业的重商主义政策和约翰　·罗的通过银行信用创造财富的政策，造成了农业的衰落和经济混乱。因此在法国出现了反对重商主义和要求重视农业发展的经济学家，魁奈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译者前言　—重读魁奈经济著作有感—

魁奈和重农主义的历史定位；魁奈经济学的主题与要点；《经济表》：一个创新的分析工具；研究重农主义的方法与意义。

在译完了（实际上也是再次通读了）这部魁奈主要经济著作之后，作为本书的译者，同时也作为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的一个教学研究者，我再次深感对魁奈的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思想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重新认识的必要。这当然不是说人们以往对魁奈及其经济思想的认识和判断都错了，但我以为，传统的认识和判断确有不够全面、深入和准确的地方，因而提出全面准确把握魁奈和重农主义的要求不算过分。我这里初步提出几个问题和粗浅看法，就教于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系统阅读本书的读者。如果这个探讨居然能激发读者阅读本书的兴趣，那就是意外的收获了。[1]

一

关于魁奈和重农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人们通常总是满足于指出，以魁奈为奠基人和首领的法国重农主义是法国古典经济学的伟大成就和主要发展阶段。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很不充分。在我看来，还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察他（们）的历史地位。马克思曾经指出，杜尔哥是“法国革命的直接先导之一”。[2]
大家知道，杜尔哥是魁奈学说的追随者和实践者，是重农主义后期的伟大代表。马克思对杜尔哥的这个评语对魁奈适用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而以往我们对魁奈的学说及思想，首先是对其政治的和哲学思想的地位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有不当的判断。例如，在论及魁奈及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观”时，人们指出了其中强调经济生活存在客观规律的合理因素，可是不太重视这种思想的锋芒所向，其实是对君权神授之类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人们还注意到了魁奈注重以世俗生活经验作为思想的依归和根据，但对他处处强调“理性之光”却未加理会，甚至担心注意到后者会冲淡了前者的唯物主义意义。但魁奈的这些思想在一系列论述中都有明显的体现，特别是《自然权利》和《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反复强调指出过，成为他的自然哲学的一个鲜明特色。

又如，在论及魁奈的政治思想时，人们往往注意到了他的政治学说的“封建外衣”，指出这特别表现在对包括国王、土地所有者和什一税获得者在内的“所有者阶级”的肯定上；人们还认为魁奈的这种态度，对他这位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和国王宠姬庞巴多尔侯爵夫人的侍医来说，似乎也完全可以理解；可是，读过他的一系列文章，特别是《中国的专制制度》这篇典型的政治学论文后，你就会发现，魁奈所推祟的并不是传统的封建专制，更不是不懂救国和治国之道的昏庸专制暴君，而是一种开明的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开明君主专制制度的典范，在魁奈心目中就是中国当时的封建制度，因而魁奈成为当时风靡法国朝野的崇尚中国的热潮的代表者之一，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魁奈对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判断是否经得起推敲（如果这样做不算苛刻的话），这倒在其次，甚至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生动地具体地体现了魁奈的政治倾向。当然，当时正值中国清朝乾隆年间，即所谓康乾盛世后期，无疑会增加魁奈论点在当时的影响力。此外，魁奈对法国历史上以重农著称的大臣苏利的大力赞扬，对重商主义大臣柯尔倍尔的严厉批评，都是他的政治态度的鲜明表现。

还应当注意到，魁奈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等人密切相关，他的几部著名长篇论文如《农场主论》、《谷物论》、《人口论》和《赋税论》，无一不是为狄德罗的著名《百科全书》撰写的，并曾为此承担了若干风险。

凡此种种，无不证明魁奈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确是法国大革命前启蒙思想家的同道，即使撇开他的经济思想不说，魁奈也应当跻身于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先驱者之列，尽管他不属其中激进的一翼，而应归入温和保守的阵营。至于他的经济学说，更是直接为新生的农业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了。

二

这就说到了魁奈经济学说的主题和基本线索。究竟怎样看待魁奈经济学说的主题和基本线索？这是需要提出来重新加以推敲的另一个问题。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出于人所共知的缘由，多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习惯于从价值论、分配论、资本论和再生产论等方面去理解和评价魁奈的经济学说，以至于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些问题就是魁奈经济学的主题和基本线索，并应当循此主题和基本线索对魁奈经济学说作出一系列具体的评价。然而，这样看待魁奈经济学的主题和基本线索，与魁奈著作的实情并不相符。

不是说魁奈没有研究这些理论问题，更不是说他在这些方面没有值得肯定的建树，但是，不能说魁奈经济学的主题就是这些理论问题，因而也不能说解决这些理论问题是其基本线索。我以为，认清重商主义给法国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对农业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危害；力主实行重农主义方针政策，特别是主张推广“大农经营”即新生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以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财富，增加人口，促使法国重新走上繁荣富强之路，才是贯穿魁奈经济著作的主题和中心线索。

魁奈经济学具有如此强烈的现实性主题，是由18世纪法国悲惨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由于路易十四国王对外连年征战和大肆挥霍，到他1715年死去为止，王国已负债34.6亿法郎；战乱使法国人口急剧下降，加上对异教徒的迫害，致使法国人口自1660年到1715年间减少了400万（也有人说600万）。农产品产量自路易十四以来减少了1/3，人民的负担加重了。路易十四的继任者——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和路易十五继承了祸国殃民的重商主义的政策，社会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出于无奈，也为救急，“病急乱投医”，主政者竟企图借“苏格兰狂人”约翰·罗制度挽救危局，梦想以金融证券投机致富，结果更加重了经济的混乱和困难，约翰·罗制度也以惨败告终。人们看到的情形是，皇宫富丽堂皇而乡村荒芜萧条，大批青壮年为谋生而逃离乡村，流入城市，社会财富愈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沉重的赋税却落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头上。加上谷物价格跌落，对外贸易被禁止，使农民收入80%以上被剥夺。魁奈活动时期的法国确已到了国家贫穷、民不聊生的地步。这就是促使魁奈在其著作中不惜花费大量笔墨痛砭时弊的背景和动力。

其实，在魁奈之前，这一主题已经反复出现在一系列优国优民的有识之士的著述之中了，魁奈则是他们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挥者。[3]
而魁奈之所以能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则与其独特的经历和显赫的身份有关。弗朗索瓦·魁奈（Francios Quesnay，1694～1774）出身于律师之家，成年后以行医为生，且以外科手术方面的论文“放血效果观察”受到当时法国医学界重视，不久被聘为巴黎外科医学会常务秘书。最关键的经历是他在55岁时进入凡尔赛宫，先做庞巴多尔侯爵夫人的侍医，由于医术精湛，继而成为王国路易十五本人的御医。从此魁奈逐渐与朝廷内外众多人士有了密切接触，有机会对国情作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魁奈绝非单纯的医生，他对国运民情极为关注，学问遍及哲学、政治、法律和经济等。不仅好学，而且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每每发表自己不同于世俗的见解，他所倡导的“重农”观点尤其引人注目。魁奈同当时许多名人时有过从，热衷议论时政，又得到庞巴多尔夫人的庇护，遂在魁奈周围逐渐聚拢起一批志同道合者。所有这些都为魁奈著作形成上述主题提供了条件和环境。

在魁奈看来，他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犹如他行医的解剖刀，他要以之诊治已经病入膏育的法国社会经济。这就是说，魁奈的经济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他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要在理论上标新立异，或者有意地批判某种理论，或者发展某种理论，或者为此后的某种理论作准备。至于他的经济理论在客观上构成了某种学派，并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某种特定的地位，那是客观历史发展使然，也是后人对他的一种认识和评价。不消说，如果这种认识和评价是客观的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它当然会具有真理性，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这种客观历史地位就是当初魁奈追求的目的。他没有怀抱这种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力求解决当时的问题，但结果他却创造了（理论的）历史。没有打算创造历史，结果却创造了历史。这种情况的发生，如同有人自以为创造了历史，结果却被历史所淹没一样，都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理解了魁奈学说的历史背景和主题，也就掌握了理解魁奈经济学说的钥匙。因为魁奈提出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及其观点，都是围绕上述主题展开的，而他的各种观点与主张的合理性或局限性，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也都显得不是不可理解的了。他重新解释了财富和货币的本贡及作用：他认为只有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同时又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才是商品，也才是财富；他指出货币只是一种交换的工具和流通媒介，而不是财富本身。这种观点在批判重商主义的背景下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他显然走过了头，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犯了轻视和低估货币作用的毛病；他强调农业是财富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因为据他说农业实现了财富的“增加”；同时他否认手工业和商业的生产性，因为据他说这里发生的只是财富的“相加”。这种看法的不合情理似乎不言而喻，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这种看法在当时的法国居然是一种创意，因为重商主义连农业的生产性也是否认的。纯产品学说是魁奈经济理论的核心，因为在他看来国富民强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农业中创造出更多的纯产品。所谓纯产品，是指每年收获农产品中，除去种子、肥料、人力、农具等各项支出之后的余额。

纯产品的多少显示了农业生产率的高低，也决定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兴衰，因为在魁奈看来，作为纯产品的获得者的“所有者阶级”如何支出（花费）这种纯产品，是“生产地”使用还是“不生产地”使用，直接左右着社会经济的规模。

魁奈把农业视为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他将纯产品的源泉仅仅归结为上述余额却具有经济合理性和科学性。他还根据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实践，以及法国北部几个先进省份的经验，大力肯定“大农经营”的优越性，则集中体现了魁奈追求崭新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深邃的目光和创新精神。所谓“大农经营”，是指由农场主使用马拉犁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经营，这种经营的“原预付”和“年预付”（大体相当于农业中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充足，“纯产品率”（农业生产率）高；与其相对的是所谓“小农经营”，其特征是资金不足，通常只能使用牛拉犁，纯产品率较低。针对法国当时社会经济政策的弊端，魁奈强调，自由放任的对外贸易，国内谷物的高价格，以及减轻对农场主的赋税（只应当对纯产品收税），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三个必要条件，等等。如果离开上述国富民强的主题，离开法国社会当时的背景，转而强制性地以今人的某种理论和方法去品评它，就不可能理解它应有的历史内涵和科学光辉，也不可能对魁奈经济学说真正的缺陷和不足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断。

三

如何理解魁奈《经济表》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诚如马克思所说：“大家知道，重农学派在魁奈的《经济表》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对于这个谜，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绞尽脑汁而毫无结果。这个表本来应该清楚地说明重农学派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它对后代经济学者n然是不可了解的。”[4]
魁奈的大弟子米拉波侯爵就是极好的例子。虽然他对《经济表》赞美有加，甚至过了头，[5]
但他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经济表》。正是为了给米拉波释疑解惑，才有了魁奈就《经济表》给米拉波的相关信件，也才有了《经济表》初版的一个又一个“版本”（迄今发现《经济表》的初版共有三“版”）。鼎鼎大名的更当·斯密则因自身理论的缺陷，既不能对一国总财富的再生产和流通作出分析，又不可能对魁奈《经济表》的意义作出恰当评价。

最先解开《经济表》之谜的是马克思。他在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尤其在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时，对《经济表》作了反复和透彻的研究，深入揭示了《经济表》丰富的内涵，充分肯定了它的成就和地位，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其中的缺陷和不足。虽然马克思的评论仅是对众多《经济表》版本和模式中的一种而发的，然而对我们今天研究《经济表》的各种版本和模式仍具指导意义：马克思对《经济表》的集中评述主要见之于1861 1863年手稿《剩余价值理论》（第六章）。马克思在这里依据魁奈《经济表》的算学范式分别详尽地分析了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流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流通，租地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流通，以及《经济表》上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及表现等。马克思总结说：“实际上，这是一种尝试：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过程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同时，把收入的来源、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都包括到这个再生产过程中，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际上是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流通包括到资本流通中；最后，把生产劳动的两大部门——原料生产和工业——之间的流通表现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而且把这一切总结在一张表上，这张表实际上只有五条线，连接着六个出发点或归宿点。这个尝试是在18世纪30～60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作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6]
马克思在为《反杜林论》所撰写的《批判史论述》中对《经济表》的阐释也是很著名和极为重要的。他以不多篇幅对《经济表》的目的、前提、出发点以及流通开始以前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还有几次大的流通行为作了扼要评述，并驳斥了杜林对《经济表》以及对一般重农学派的错误认识。[7]

马克思对《经济表》的研究是经典性的，但也留下了一些疑问和未决问题。马克思当时未能见到《经济表》的其他各种版本，他的分析仅限于1766年的算术图式，而这个图式及其假定条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假定没有对外贸易；只分析简单再生产；除了说明社会总财富的流通以外，没有涉及其他内容，例如赋税和价格变动的影响等等。经过一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史）家坚持不懈的努力，时至今日，人们对《经济表》的版本、分析模式和内涵，终于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我国经济学界老前辈陈岱孙教授，依据国外最新发现的史料，对魁奈经济学和《经济表》作过深入研究，提出过一系列独到见解。这里摘引他对《经济表》版本和模式的论述，相信对读者阅读本书会很有好处。

《经济表》作于1758年年末。但其初版的经过，在其后的两百多年中，一直为迷雾所笼罩。魁奈的门徒杜邦·德·奈穆尔，在其发表于《公民日志》（1769年）的叙述重农学派运动早期历史一文中说，在18世纪70年代末，魁奈曾以四开本的形式，在凡尔赛宫内印刷、发表了《经济表》的初版，并以之分赠给有限的少数人；这个版之包括一张《表》，一篇《解释》，一篇《苏利〈王国经济准则〉选录》。这就是当时和在这以后的长期内被认为《经济表》的第一版。虽然当时一般学者都知道这一版本的存在，但都没见到这版本，而只是从米拉波的著作和魁奈以后的著作中见到原《表》的征引和其发展的形式的。甚至到了19世纪的80年代，翁肯还认为这一版本早已失传。人们更不会意识到杜邦所指的这一版，实际上并非第一版；在这版本前尚有两个版本。

19世纪80年代末，在法国巴黎国家档案馆中发现了一批米拉技的文件，其中有关于初版《经济表》的文献。文献中有两封魁奈致米拉波的信。第一封信说，他曾试作一说明经济秩序的基本《表》附寄给米拉波查阅。第二封信说，他附寄经过扩大和修改的《经济表》的第二版；在这一版中，原《表》的400利弗尔的收入基数已改为600利弗尔，这版只印成三份。

以此为线索，在对米拉波文件进行探索中，发现了和第一封信描述相符的一份以400利弗尔为收入基数的魁奈《经济表》手稿。这一手稿是否曾经付印，没有得到证实。但由于魁奈的第二封信说到附寄的以600利弗尔为收入基数的《表》是原以400利弗尔为基数的《表》的第二版，这份手稿从此便被认为是魁奈自己所说的写成于1758年年末的《经济表》的真正的第一版的原稿。

1894年，不列颠经济协会发表了一批从法国国家档案中新发现的有关《经济表》的文献，其中包括：（a）一张以600利弗尔为收入基数的镌版印的《表》；（b）一篇经魁奈手写校订的《　〈经济表〉解释》；（c）一张以600利弗尔为收入基数的印刷的《表》；（d）一份印刷的《经济准则》。不列颠经济协会的报告认为这份文献构成了上面所说的魁奈给米拉波第二封信中所指的第二版。但学术界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文献中的（c）和（d）合在一起构成了真正的第二版，而（a）和（b）可能是较为后期印成的。

1905年，舍勒在《政治经济学评论》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声称他发现了一本杜邦称之为原《表》的四开本的版本。他把它说为第三版。舍勒对这一版的内容作了描述，但表述得不详细，没有把它和不列颠经济协会报告中的（a）和（b）资料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说明他如何找到这个版本和这个版本的收藏地方。他的发现缺乏实物的旁证。

跟踪舍勒所提供的线索，库钦斯基夫人通过和杜邦在美国后代的联系，终于在1965年，在美国的伊吕特里安·米尔斯历史图书馆收藏的资料中，发现舍勒所描述的，也就是杜邦所说的四开本的《经济表》第三版版本。这一发现证明了不列颠经济协会所发现的文献中的（c）和（d）是魁奈给米拉波第二封信中所说的第二版（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第二版的另一本可作旁证），而文献中的（a）和（b）实是这个第三版的印刷底稿。1971年，贝卡格利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旧书店中发现了和伊吕特里安·米尔斯历史图书馆收藏的第三版完全相同的版本，为库钦斯基夫人的发现提供了旁证。第二版和第三版都被认为发表于1759年。

以上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关于1758～1759年《经济表》各初版经过的情况。

以后《经济表》发表的经过较为明确。它以各种的模式见于米拉波的《人类之友》（1760年）；见于魁奈和米拉波合著的《农村哲学》（1763年）；见于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先发表于1766年6月的《农业、商业、金融杂志》，复以修正、扩大形式收入于杜邦于1767年编辑出版的魁奈文集《重农主义》）；见于魁奈的《第一经济问题》（先以《经济问题》为题发表于1766年8月的《农业、商业、金融杂志》，复以补充和修正形式收入于杜邦的《重农主义》）；见于魁奈的《第二经济问题》（第一次于1767年发表于杜邦的《重农主义》）。

魁奈《经济表》的模式不是单一的或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形式上，《经济表》的第一、二、三版（1758～1759年）和《人类之友》（1760年）所采取的是曲折连接线（或称Z字形）的复杂图式。在《农村哲学》（1763年）中，复杂的图式开始让位于一个简单化的提要图式。在《经济表的分析》中（1766年），简化的提要图式最后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算学范式表”。在《第一经济问题》（1766年）和《第二经济问题》（1767年）中，各表都是在这个“算学范式表”的基础上构成的。在内容上，《经济表》的第一、二、三版和《经济表的分析》中的各表所描绘的是一个处于简单再生产均衡状态的情况。而《人类之友》、《农村哲学》、《第一经济问题》和《第二经济问题》中的各表则着意于说明从这个简单再生产的均衡转化为均衡各变态的运动的原因。后者实际上意味着魁奈已经从简单再生产转向扩大和缩小再生产的考察。[8]

以上三题，归根到底都涉及研究魁奈及重农主义的方法论，而研究和评论的依据和标准则是其焦点所在。人们注意到，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魁奈及其经济学说的研究和评论，往往以注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为限。殊不知前人的研究也有时代的特点和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相关的真理，如果对这一点没有清醒的估计和认识，便会使我们的研究和认识永远停留在前人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不能与时俱进地加以深化和发展。人们还注意到，在对魁奈经济学的研究中也不乏以今日的理论框架和视角去裁剪魁奈经济学的情形，或对其理论观点不适当地加以引申，或单纯从形式上加以比较，而忽略其学说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内涵。我以为这些做法都不可取，惟有坚持实践标准，还原历史真相，并力求以史为鉴，才是正途。不知此说对否？

晏智杰

2005年8月31日

[1]
关于魁奈和重农主义的比较系统的评述，可参看：H.Higgs，The Physiocrats，London，1897；M.Beer，Anlnquiryinto Physiocracy， London，1939；R.L Meek，The Economics of Physioracy（其中的“论文”部分），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逐日叙述重农学派活动的权威著作是韦勒斯著：《1756～1770年法国重农主义运动》（ 1910年法文版，1931年缩写本）；库钦斯基和米克编译著《：魁奈的经济表》（Quesnay's Tableau Economique，ed.by M.Kuczynski and R.Meek，London，New-York，1972.）；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对魁奈和重农主义的富于创见的研究，见：《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第3章，第1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又见“：魁奈《经济表》中再生产规模的问题——从《经济表》的版本、模式讲起”（《陈岱孙文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晏智杰：《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第17～21章（包括：重农学派：绪论；魁奈的经济理论；魁奈的《经济表》；魁奈的《经济表》续；杜尔哥的经济学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366页。

[3]
参看：晏智杰：《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9～342页。

[4]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41页。

[5]
米拉波甚至说：“有史以来，世界上有三个伟大发明为政治社会带来了稳定性，它们与其他使社会繁荣进步的很多发明各有千秋。第一种是文字的发明，它给予人类以如实地传播其法规、公约、历史和各种发现的能力。第二种是货币的发明，它使文明社会之间的一切关系结合起来。第三种是《经济表》，它是上述两种发明的结果，它完成了两者的目的，而使其达到完整，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发现，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从中获得裨益。”（转引自夏尔·季德等：《经济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5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366页。

[7]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41～250页。

[8]
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151页及153页。或见库钦斯基、米克编译著：《魁奈的〈经济表〉》，伦敦，纽约，1972年。

目　录

【作者简介】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译者前言　—重读魁奈经济著作有感—

一

二

三

农场主论

谷物论

大农经营的谷物生产

小农经营的谷物生产

有利条件下的谷物生产

评谷物生产的优越性

征收粮食作物土地税问题

论谷物出口

经济管理之准则

财富对谷物生产之必要性

以谷物生产为生的人口的问题

关于谷物价格

人口论

人口状况

人口缩减和增长的原因

人口增长完全取决于财富增长，取决于劳动、人力和这些财富本身的使用方式

赋税论

货币财富

再生产的财富

纯产品

土地所有者不应当保存纯产品

工业收入

货币财富

对外贸易

英国的贸易

财富的计量

土地税

间接税

王国的收入与农产品的价格成比例

征税的费用

真实的源泉

对葡萄园征收土地税

殖民地的产品

包收捐税

从事贸易的贵族

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

准则三十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对准则的注释

魁奈致米拉波的信（之一）

经济表（第一版）

论国民年收入分配的变化

经济表（第一版）

魁奈致米拉波的信（之二）

经济表（第二版）

苏利《王国经济准则》摘录

经济表（第二版）

经济表（第三版）

经济表的说明

经济表（第三版）

农业哲学（第七章）

支出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本章的基本思想

第二节　初步的说明

第三节　商业与其费用的关系，商业与土地收入的关系

第四节　详细说明“表”中所示的支出和产品的关系

第五节　谷物的支出和产量的关系

第六节　其他农业部门的支出和产量的关系

第七节　对本章的说明

农业哲学（摘录）：给农业协会的报告

自然权利

第一章　什么是人的自然权利

第二章　人的自然权利的范围

第三章　人的自然权利的不平等

第四章　从相互关系看自然权利

第五章　在君主统治下结合成社会的人们的自然权利

答M.X.先生

关于商业

第一次对话（摘录）

关于手工业劳动

第二次对话

关于货币利息的考察

经济表的分析

表明农业国每年支出分配的经济表算术图式分析

总　结

重要的注释

第一个注释

第二个注释

第三个注释

第四个注释

第五个注释

第六个注释

第七个注释

第一经济问题

问　题

答　案

例　证

作　业

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

收入增量的分配

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

准确的答案

注　释

中国的专制制度（第八章）

中国的法律与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之比较

第一节　社会的基本法则

第二节　保护性政权

第三节　人们创设的各种统治方式

第四节　社会权利的保证

第五节　自然法则保证国王和人民之间的一致

第六节　社会的基本法则不是由人制定的

第七节　征税权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

第八节　自然法

第九节　完善政府的基本法则的明确性足以保证自然法

第十节　研究和学习自然的基本的社会法则的必要性

第十一节　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

第十二节　农业社会

第十三节　农业社会中原始简单的管理

第十四节　财富的公有及其自然与和平的分配，人身自由，对每日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第十五节　部落之间的战争

第十六节　保卫国家要以力量为后盾，力量需要财富，财富又因力量不同而有差别

第十七节　农业社会的建立，在这里可以自然地发现为生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

第十八节　建立保护权力

第十九节　实用立法

第二十节　国家的收入

第二十一节　取消一切特殊的个人利益

第二十二节　减少司法费用

第二十三节　国际法

第二十四节　公共款项的核算

第二经济问题

决定间接税的后果

初步的说明

资　料

注　释

第一个注释

第二个注释

第三个注释

第四个注释

扣　除

答　案

第一种类型的危害

第二种类型的危害

第三种类型的危害

第四种类型的危害

结　论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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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主论[1]

农场主是租借土地进行生产率高的农业生产的人，他们生产了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财富和物质资料。因此，农场主在王国的作用很重要，值得政府给予极大关注。

应当从整个联系中来观察农场主的农业生产，否则就不可能对它形成十分准确和完整的概念，并且容易得出庸俗的论断，好像没有耕种的只是那些熟荒地，好像贫穷的农业劳动同富有的农场主的劳动的收入是一样的。成熟的庄稼覆盖大地，给人留下宏伟的印象；初看上去，我们会以为这些土地确实被耕种了，但是，这种粗略的观察并不能使我们了解收获的数量和农业耕作的方法，更不能使我们了解畜牧业和其他必要的农业部门的收入；只有经过最深刻和最详细的研究才能决定这一切。促使土地生产率绝对增加的不同的土地耕作方法和条件，决定了不同农作物的特点；为了判断王国农业的现状，就应当很好地了解这些方法和条件。

农场主常用马耕，对分制佃农常用牛耕。人们很少知道，牛耕和马耕并不同样有利。假定你去问农民用怎样的生产方法，他们会说是当地流行的方法。必须同时了解两种方法的利弊，才能对它们作出评价和比较；但是这种观察对农民来说是过分了，因为条件迫使他们不能不用牛耕，没有可能用马耕。

只有富裕的农场主才可能用马耕种自己的土地。为了用四匹马拉犁进行耕作，他们必须在第一次取得收获之前作出相当大的开支。为播种谷物而进行的耕作需要持续整整一年，而取得收成则不能早于来年八月。也就是说，他们要等待差不多两年时间才能得到自己的劳动和支出的成果。他们必须支出所需的马匹和其他牲畜的购买费用，他们应当保留有用种子的谷物，他们要饲养马匹，还要支付仆人的工资和食粮。这就是他们为了用一套四马拉犁耕种，在头两年不能不预支的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在1～1.2万利弗尔之间，如果要用两套或三套四马拉犁，预付费用就要在2～3万利弗尔之间。

在没有可能作此购置的农场主的地方，土地所有者没有其他办法可在这些土地上获得产品，只有将土地提供给用牛耕种的农民，并从后者身上取得一半收获物。这种耕作方式要求承租人的支付是很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提供牛和种子。牛在使役之后就放到牧场吃草。承租人的全部费用，就是耕作用具和到最初收获期为止的食粮支出，而土地所有者有时还不得不为他们预付这笔费用。有些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不得不支出这些费用，但他们不是以一部分特定收获物的形式从承租人那里收取自己的份额的，而是为承租土地所支付的货币额，或者是出自家畜价格的一定利息。不过这些收入常常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许多土地所有者（没有生活在自己的领地上，在分配收获物时也不能到场）更喜欢收取货币形式的收入。

在专门用牛耕种的地方，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时，也必须遵循同样的方式，因为他们几乎找不到能管理和使用马耕的承租人和工人。从远处雇用这些人又非常不便，他们一旦缺勤或生病，工作就要中断。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在农忙期间。这种经济非常依赖自己的工人，要替换不愿干活或工作不出力的工人是很难的。

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土地都曾是用牛耕种的；这种习惯多多少少是由于需要才持续下来。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人们坚持采用这种土耕种方式都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只会由于国家权力和统治的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

牛干起活来比马要慢得多，在牧场上吃草的时间也很长。因此，有些需要12头牛，另外一些需要18头牛耕作的地方，只要4匹马就够了。在有些农场，牛在牧场放养的时间较短，再喂以干饲料。

在这种情况下，牛干活的时间长，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普遍。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以为牛的力气比马大，它在翻耕处女地时是不可替代的，此时用马则不适宜。这种看法与实际情况不符。6头牛充其量只能载重2000～3000（pesant？），而6匹马却能载重6000～7000（pesant？）。牛在山地行走要比马稳当，可是它载重的力气小。人们会说，在路况较差的道路上载重，用牛比用马好，因为马的载重轻得多，所以马蹄在松软泥土上留下的脚印较浅。结果就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牛比马更能载重。然而，实际上，牛脚踩在松软的土地上是很不稳当的。

需用2头牛耕作的较松软的土地，只需2匹小马就够了。如果土地比较坚硬，拉一架犁需用4头牛或3匹马来拉。

在更坚硬的土地上，拉一架犁需要6头牛，但只要4匹好马就够了。

耕作最坚硬的土地，需要8头牛或4匹强壮的马。

当一架犁用多头牛来拉时，若再套上2匹小马，这些马只能起到引路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同慢腾腾的牛系在一起的马对拉犁几乎完全不起作用，不过增加了无谓的开销。

牛拉犁一整天大约可以耕地3/4亚尔邦，[2]
而马拉犁则可耕地1.5亚尔邦。如果一架犁需要4头牛，三架犁就需要12头牛，一整天能耕地约2亚尔邦。如果是三架各由3匹马拉的犁，一天即可耕地约4.5亚尔邦。如果一架犁要用6头牛来拉，那么两架犁需要12头牛，耕地大约1.5亚尔邦，但是8匹好马拉两架犁，则可以耕地3亚尔邦。

如果一架犁要8头牛来拉，那么三架犁要用24头牛，可耕地2亚尔邦；如果一架犁用4匹马就够了，那么六架犁需要24匹马，则可耕地9亚尔邦。总起来平均地看，可以说，用马比用牛多耕3倍的土地。

只有在山地或贫瘠的土地（那里只有一些不大的彼此替换的已耕地块）上进行耕作，用牛才比用马受欢迎。在这些土地上使用马，就需要很多时间从这块地到那块地，不能达到充分的效率。用牛拉犁所限于地块不大，而用马则同必须耕种大量分散的地块相关。

使用牛适合于播种黑麦的土地或土质松软的土地，但那样的土地不适合播种燕麦。在这些土地上有2匹小马就够了，而这些小马的饲料也要不了多少燕麦。在不大的地块上就能获得极多的燕麦，而这种地块到处都有。

土地用牛耕种，是因为没有能够用马耕种的承租人。同样，土地所有者为了耕地而不得不将牛交给农民，但却不愿冒险把羊交给农民。因为这些羊能厩肥，还要圈养，如不能得到适当照料就会死亡。牛在夜间和白天的一部分时间是在牧场渡过的，不能保证得到肥料，只有在冬季牛被圈在牛圈时才能得到肥料。

因此可见，土地用牛耕种所生产的东西比由富裕的农场主用马耕种所生产的要少多了。实际上，在第一种情况下，肥沃的土地所能生产的小麦不会多于4塞蒂；[3]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同样的土地能生产7～8塞蒂。在家畜饲料和积肥上的差别也大体如此。

还有另外一点也不是不重要的。把一部分收成交给土地所有者的小承包人，总是尽可能地用他们圈养的牛去拉脚跑运输赚钱；这些小承包人由于以此得到的利益比耕地还要大，所以常常忽视土地耕作。土地所有者如对此不加注意，大部分土地就会荒芜。

土地荒芜对于靠牛耕种（换句话说，因为地价很低，耕作情况不好），的国家来说，会导致绝对负面的结果。开垦1亚尔邦土地所需经费比1亚尔邦已耕地价格要高出1倍，因此，人们宁可买进新土地，也不愿花钱开垦荒地。

荒芜的土地只好作牧场之用，这对土地所有者的财产是莫大的损失。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从经费的比较来看，牛耕要比马耕的利润要多。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地加以考察。

我们已经看到，用12头牛的地方，用4匹马就够了。

马和牛的价格各有不同。耕马的价格介于60～100利弗尔之间；耕牛的价格则在100～500利弗尔之间。如果是一对牛，则价格更高。为了便于比较购买牛马的经费，我们设定1匹好马的价格是300利弗尔，一对大公牛是400利弗尔。耕马的使役年限，大体可定为12年。然而，牛的使役年限就很不相同：一些牛4年期满就要更换，一些牛要6年，还有一些是8年，平均大约6年。此后这些牛还可被养肥以供屠宰，但养育肥牛的人通常不是用牛耕地的人，而转卖牛的又是另外一些拥有良好牧场可以养育肥牛的人。可见，养育肥牛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应当将其与在农业经营中使用牛加以区别。当牛被使役6年后出卖时，早已过了强壮之年，已有大约10岁了。这时它们会丧失原先价格的1/4，它们被使役的时间更长，则丧失的价格也就更大。

从这些资料不难确定购买牛马的经费，也不难确定究竟购买哪个有利：买牛还是买马？

①　魁奈这里是以年利率5%计算的，但是他在别处所说的年利率却高达10%，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此区别。很可能是因为18世纪中期法国没有统一的借贷利息水平，两种利率实际上都存在。——俄译本注

由此可见，牛的支出比马的支出要多大约700利弗尔。假定卖牛的损失减少一半，它的支出仍然要超过马的支出。不过12年的这个超过额分摊到每一年就不明显了。

假定牛马的购买价格减半，即每匹马的买价是150利弗尔，牛的买价是100利弗尔，但牛的损失仍然会以同一比例超过马的损失。

有些农场主只用几年牛，也就是说，在卖价最好时把牛卖掉。

有些农场主也以同样的方法使用耕马，以高于买进的价格把马卖掉。这是从更合理预防的角度来使用牛马的，但减少了对耕作的利益。

有人说，马比牛更容易染病和遭遇意外。有人更确信，用马的风险比用牛要高出3倍，按照这种说法，12头牛的风险程度同4匹马的风险程度是持平的。

但是，当牛的传染病引起全面灾害时，要比马染病更危险。牛一旦死光了，耕作就会停止，假如不能迅速弥补损失，土地就会荒芜。因为必需的数目不同，购牛的费用要高于购马的费用，因而损失也就更难弥补。马不会发生牛那样的传染病，个别的马染了病，对于耕作者来说也不会有那样大的危险。

使用马还要支出马掌和马具费用，而使用牛就不必有这项支出。但是，用4匹马耕地，只要一人驾驭足矣，而用12头牛耕地，就非要几个人驾驭不可。因此，使用牛和马的这些费用差不多是一样的。

不过，还有一种情况需要加以考察。这就是牲畜的饲料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一种初步的观念，似乎对使用牛耕有利。为了消除这种观念，应当对农业的几个必须评估的方面加以详细考察。

采用马耕的土地，通常实行三区制，即耕地面积的1/3播种粮食作物，1/3播种燕麦和其他在冬季后播种的谷物，最后1/3土地休耕。用牛耕的土地通常则采用二区制，即耕地面积的一半播种粮食作物，另一半休耕。燕麦和其他春播作物播种得很少，因为不需要它们作牛饲料。这样一来，1亚尔邦土地在六年间有三次收获粮食作物，交替地有三年休耕。而用马耕，同1亚尔邦土地，同样六年间，只有两次收获粮食作物，但是，它还有两次收获春播作物，六年中处于休耕的只有两年。收获粮食作物更有利，因为马需要一部分春播作物作为饲料。可见，牛耕在六年间要比马耕多收获一次粮食作物。但是，必须注意，所有这些好处都会因为下述情况而消失殆尽：牛耕对于播种粮食作物来说缓慢，所以其他1/4以上土地被用来播种另外一些不需精耕细作的谷类作物。更有甚者，同一块土地，播种一次粮食作物，三年最多种一次会比两年种一次多得1/5。因此，假定六年间收获三次达24公升，则三年间收获两次达20公升，收获两次只比收获三次少1/6。这个1/6在马耕场合是容易得到补偿的，因为牛耕的土地中，通常只有3/4用于播种粮食作物，其余1/4用于播种其他谷类作物。换句话说，这三次的收获量实际上只等于全部收获量的
。也就是说，三次收获量，按照我们的假定，应当是24公升，但实际上只能得到两次和1/4次的收获量，即18公升。马耕时，两次即可收获20公升。马耕比牛耕要多收获粮食作物1/10。我们总是假定，在牛耕和马耕的场合，土地一样肥沃，耕作一样良好，可是，牛耕的收获量只是大农场主用马耕的收获量的一半。为了易于比较花在牛马饲料上的支出，我们也总是从下述假定出发的：对同样肥沃的土地进行了同样良好的耕作。总之，在这些假定条件下，牛耕的粮食作物产量充其量只等于马耕的产量。

我们已经指出，使用马耕的农场主每年用一定的土地播种并收获燕麦，而使用牛耕的对分制佃农所能收获的燕麦仅有1/4。役马需要消耗掉3/4的燕麦，其余的1/4留给农场主。此外，农忙季节还要给牛喂少许燕麦；由于牛要消耗掉对分制佃农大约一半的燕麦。对分制佃农收获的燕麦，要比用马耕的农场主收获的燕麦少3/4。因此，对分制佃农只能得到燕麦收成的1/8，其余的燕麦都做了牛饲料，而农场主只能留下未被马消费的1/4燕麦。所以，尽管大量燕麦要作为马的饲料，但使用马耕的农场主的状况要好于对分制佃农。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对分制佃农将耕地全用于播种粮食作物（其中一部分人就是这样做的），其收获也不会多于耕种同一面积的农场主的收获，而农场主的马所需要的燕麦还能得到保证。即使马的饲料消耗了全部燕麦，比较下来也不会有利于对分制佃农。不过这种情况会影响到耕马的饲料。还应当注意到，在使用马耕时，还能获得一种确实的饲料作物的收获，因为六年间土地休耕只有两年。

有些使用牛耕的土地也实行三区制。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土地耕作就会获得与使用马耕一样的收获。如果耕作者能以饲料燕麦喂牛，那么牛在牧场上停留的时间就会较短，而用于耕作的时间则会较长；耕作者还能获得更多的厩肥。饲料谷物完全留给家畜，也就有可能饲养更多的家畜，从中得到更多收入，进一步改善土地耕作。所有这些好处加在一起，就会使这种牛耕经济接近于马耕经济。但是这种经营方式并不适合于对分制佃农。土地所有者既然要为家畜支出，他们自己必然要经管这个经济部门，这就说明了这种农业经济制度为什么不会普及的原因。甚至在那些其领地遍布使用牛耕的省份的土地所有者中，这种耕作制度也并不普及，这些省的土地所有者盲目地跟随普遍流行的耕作制度，只有那些有教养的聪明的人才有可能从与其利益相抵触的普遍的错误中摆脱出来；但是，他们还是有可能作出必要的预付，以饲养家畜和其他开支，为了实行生产性的农业经济制度，总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的。

饲养马，除了用燕麦以外，还有干草和饲料。饲料可以从粮食作物的收成中取得：小麦的秸秆就很适合做马的饲料；豌豆、野豌豆、豆荚、扁豆等，都可以代替干草作为饲料。用这些东西做饲料，马就几乎可以不吃干草了，即使吃，量也很少。利用秸秆一类饲料还有利于获得厩肥，因此不应当视其为对土地所有者不利的支出。

由此可见，马不仅由自己的劳动为自己生产了饲料，而且并没有减少应归土地所有者所得的利润。

如果土地使用牛耕，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所获得的收成不能保证家畜的饲料。这些家畜在夏季需要牧场放养，冬季需要干草饲料。假定土地所有者中有些人用干草喂马，数量也很少，因为很容易用春播作物的其他饲料代替这些干草。此外，12头牛在冬季或一年之中没有牧场期间对干草的需要量，要多于同一期间4匹马所需要的少量干草。从这个方面来看，马的饲料是节省的。除此以外，还应当看到，牛所需要的牧场比马的牧场要大得多。这份多余的支出看起来并不很大，但是实际上很值得重视。因为事先专为饲养耕牛而设立的牧场，同样也能用于饲养其他家畜，从中也能获得完全真实的利润。此外，如果用于牧场的这块地方可以用作耕地，那损失就更大了。为了确保饲养耕牛的牧场，究竟有多少可以耕作的土地依然荒芜，这很难说，总之数量不少。不幸的是，对分制佃农对尽可能耕种更多的土地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感兴趣的是尽可能少地耕作，以便有可能从事更赚钱的拉货运输。况且为了开垦牧场，还必须以柴草筑篱笆，防止牧场上的牛糟蹋庄稼。为此，土地所有者不得不在一年之中从事农事的季节花费许多时间。这就使得预计为使用牛而设立的牧场，需要很大的开销。而这些开销在使用马耕的农业经济中是完全可以免除的。可见，认为饲养耕牛的费用少于饲养耕马的想法是很错误的。

拥有8块地产[4]
的土地所有者，有大约100头耕牛，他每年为这些耕牛的支出不少于4000利弗尔，即每头大约40利弗尔，包括在干草和牛的牧场上的支出，而这些花销在使用马耕的场合是能够免除的。

将使用牛耕的农业经济所获得的产品和用马耕所获得的产品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使用牛耕的会损失一半产品。还要加上那些原本能够耕种而没有耕种，仍然荒芜或留作牛牧场的土地的损失。还必须指出，在干旱季节，牧场稀疏，牛几乎无处觅食，自然也无体力干活，不可能全部完成农业经济的工作，饲料和肥料的短缺，以及对分制佃农热衷于运输，等等，都相当程度地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土地面积广阔，收入也很少，终会使对分制佃农和土地所有者陷于破产境地。

有人认为王国全部土地的7/8[5]
是用牛耕种的，这也许大体符合实际，如果把那些贫穷的农场主也包括在内的话，这些人缺了别人的帮助就不能为高产农业提供必要的经费。全国土地中有一部分完全荒芜，其余被开垦的土地的情况也很糟。所有这些说明了法国农业由于缺乏农场主而处于极大的衰落之中。

这种衰败状况可以用三方面原因加以解释：第一，土地所有者的子女逃到大城市，他们在那里所花销的可能就是其父母想为改善土地耕作而支付的经费；第二，对农业生产随意课税，使农业所必要的投资失去了任何的保证；第三，谷物贸易受到各种限制。

可以认为，现行政策是把农村居民的贫困当做驱使他们劳动的刺激。然而，谁不知道富裕才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强大动力，而且要进行良好的耕作，就需要很多的财富。关于这一点，请参考前面的论文《农场主论》。[6]

有了钱就不怕破产；没有钱的人就不得不去做无益的工作。大家知道，如果不能获得自己劳动的某种成果，人们是不愿意劳动的。他们的积极性总是同他们所能获得的自己的劳动成果成比例的。因此，政策不能赞成这样的观点，这些观点或者同国家的财富相对立，或者对国王有害，或者对掌握王国财富的人们不利。

王国的领土大约1亿亚尔邦。算起来，其中有一半是山地、森林、草地、葡萄园、道路、荒地、居民点、花园、牧场、人工草地、池塘与河流，其余的领土才能用来种植谷物。

因此，可以说，王国的可耕地有5000万亚尔邦。如果其中包括洛林，那么这个估算并不为过。但是，应当注意到，在这5000万亚尔邦可耕地中，有1/4以上的土地或是荒芜，或是完全没有开垦。

因此，只有大约3600亚尔邦可耕地，其中600～700万亚尔邦土地能精耕细作，其余大约3000万亚尔邦土地则需要使用牛耕。

在使用马耕的700万亚尔邦土地上实行三区制，其中每年有1/3土地生产粮食作物；在平常年份，1亚尔邦土地的收获，除去预留的弄耔，大约是6塞蒂；总共可收获大约1400万塞蒂。

在使用牛耕的3000万亚尔邦土地上实行二区制，即每年有1500万亚尔邦可提供收获。在这1500万亚尔邦土地中，通常有3/4土地用于播种粮食作物，其余土地播种其他谷物。因此，每年播种粮食作物的土地面积大约只有1000万亚尔邦。

在这种经济管理制度下，每1亚尔邦土地在平常年份约可生产3塞蒂粮食作物，还要从中留下一部分作为种子。因此，全部土地可提供大约4200万塞蒂。[7]

依据杜普尔·德·圣·莫尔[8]
的计算，王国的居民人数大约是1600万人，假定每人消费3塞蒂粮食作物，总消费量是4200万塞蒂。但是，1600万居民中，有一半人在15岁以前死亡，所以，在1600万居民中，15岁以上的居民只有800万人，他们每年消费的粮食作物不会超过2400万塞蒂。假定再加上不满15岁的儿童，全体居民的总消费量应是3600万塞蒂。杜普尔·德·圣·莫尔认为，平常年份粮食作物收成是3800万塞蒂。可见不会有什么剩余。不过，农民还有别的谷物和果实作为粮食。除此以外，我认为，由前述两种农业经济管理制度所能取得的收获量，在平常年份是4200万塞蒂。

假定能用于耕种的5000万亚尔邦土地（这是最低估计）[9]
采用的是高级耕种方法，那么，每1亚尔邦土地在正常年份能收获至少5塞蒂（已经从中除去了预留的种子）。这样，以整个面积的1/3种植粮食作物将能获得8500万塞蒂。不过，这些土地中至少有1/8要用于种植蔬菜、亚麻和大麻等，而这些作物都需要肥沃土地和精耕细作。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能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只有大约1400万亚尔邦，其收成大约700万塞蒂。也就是说，采用高级方法每年增加的收获量是2600万塞蒂。

这2600万塞蒂应是王国的剩余，因为现在的收成已能保障居民的粮食而有余，这个富余的收成在平常年份大约是900万塞蒂。因此，即使将来人口大为增加，这2600多万塞蒂也能全部售出国外。

但是，未必有可能按照高价出售这么多谷物。英国每年出口不超过100万塞蒂。阿尔及尔出口也只是100万塞蒂，宾夕法尼亚的土地非常肥沃，其出口也就是这个数目。波兰的出口大约是800000吨或700万塞蒂。进口谷物的国家是不会支付按英国售价计算的那种高价的。但是，也就应当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按照使耕作者的费用[10]
得以补偿的价格，向这些国家出售2600万塞蒂的谷物。

因此，有必要从获得最大收入的角度来考察农业生产。

畜牧业在这方面具有最大的意义。粮食作物生产需要大笔支出，可是这些作物的出售是极不稳定的：如果耕作者不得不以低价出售谷物，或者将谷物储藏起来，那么只有家畜的利润能够作为维持生活的唯一手段。但是，谷物生产不会不再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和本质：只有通过发展谷物生产，耕作者才可能饲养更多家畜，因为夏季牧场对家畜是不够的，还得为家畜备足冬季的饲料。此外，大部分家畜的饲养必须要有同样的谷物，而家畜业的发展又保证了丰收。应当以这两种观点来指导农业经济。

在法国这样的王国，领土广阔，能生产出远多于销售量的粮食作物，因此各种粮食作物只应在肥沃的土地上生产。在不肥沃的土地上播种粮食作物，各项经费将不能得到补偿。我不打算在这里研究土地的改良问题。法国连以各种简单方法来发展农业经济的经费都未必能够负担，就更无力承担改良土地的费用了。不过，将这些不肥沃的土地用于种植其他谷物，如块根植物、牧草或人工草地，还是能够获利的。由此能饲养更多的家畜，得到更多的肥料，获得更多的谷物和饲料，并使家畜的数量得以增加。具有重要意义的森林和葡萄园，同样能占用很大的面积，但又不会妨碍谷物生产。有人认为，应当限制种植粮食作物。但这意味着使王国失去最为重要的产品，而妨碍农业发展的困难却并没有消除。看起来，葡萄园主经营葡萄园对他们是有利的；用于葡萄园耕作的资金，无论如何要少于耕种小麦的资金。每个人行事都力求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果以法律手段来限制由不可克服的原因所确立的习惯，那么这种法律的限制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能是发展农业经济的新障碍。这种法律对葡萄园来说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发展粮食作物生产所短缺的不是土地，而是耕作所需的资金。

在英国，为了保证家畜的饲料使用了很多土地；而家畜在这个国家也达到了极大的数量。从饲养家畜获得的利润相当多，仅毛织品一项就高达1.6亿利弗尔。没有任何一个贸易部门能同仅是家畜产品的这一个部分的利润相比。黑人贸易是英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所得也不过区区6 000万利弗尔。所以耕作者的份额远高于贸易的份额。谷物交易额占英国全部国内贸易的1/4，而家畜产品则远高于谷物产品。这种丰裕是耕作者富裕的结果。在英国，农场主很富有，很受人尊重，很受政府的扶持。英国的耕作者能不加隐瞒地利用自己的资金，也不必担心他们所得的利润会因完全随意和毫无道理的征税而化为乌有，最终导致破产。

耕作者愈富裕，愈能尽其所能地增加农业产品和国力。贫穷的农场主虽能耕种自己的土地，但是不能给国家带来好处，因为他们不能获得土地在良好耕作条件下所能获得的产品。

必须承认，在疆域广阔的王国，肥沃的土地应当用于播种粮食作物，因为这种耕作的费用是很高的。土地愈贫瘠，花费愈多，而补偿其花费的可能性却愈小。如果假定，法国只在肥沃土地上种植粮食作物，那么，用于这种耕种的土地面积就可减少到3000万亚尔邦。其中每年用1000万亚尔邦播种谷物，用1000万亚尔邦播种燕麦，还有1000万亚尔邦休耕。

这1000万亚尔邦播种粮食作物的肥沃土地，经过良好耕作，在正常年份，每亚尔邦的收成除去种子，不会低于6塞蒂，1000万亚尔邦土地的收成当在6000万塞蒂左右。

这个数字比我们当前所获得的粮食作物收成要高出1800万塞蒂。高出来的这个部分可以出售给国外，即使按每塞蒂17利弗尔计算，也能获得3亿利弗尔以上。此外，我们还有2000～3000万亚尔邦土地（不含葡萄园），可用于耕种其他农作物。

燕麦和其他谷物同粮食作物将会按同一比例交替增长，这种增长，同贫瘠土地产品一起，将能增加从饲养家畜中所得的利润。

甚至可以设想，输出国外的粮食作物将按每塞蒂20利弗尔的价格出售。这是谷物自由贸易条件下的通常价格。因为从查理九世时代到路易十四王朝终结，数十年间形成的价格，换算成我们现在的货币，是波动于平均20～30利弗尔之间。换句话说，是介于1/3到1/2银币马克之间。1磅谷物（可做1磅烘烤面包）早先值1苏，也就是现在的2苏。

英国的谷物售价平均是22利弗尔，这是通常的价格。由于自由竞争价格的存在，所以价格在不同年份没有经历过大的变动。英国国内既没有饥荒，也没有货币贬值。谷物价格的这种稳定性是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基础，因为耕作者总是有可能从一年间的收成中收回他经看农业所必要的花费，所以没有必要把谷物留在自己手中。

这些年来法国的谷物价格大大低于其通常的价格，不时地陷于饥荒。三十多年来谷物价格就从没有高过17利弗尔，最低价则在11～13利弗尔之间。在有如此众多贫穷耕作者的王国，低廉的价格势必导致饥荒。因为他们无力等待适合时机来出卖自己的谷物。此外，由于没有销路，他们不得不拿一部分粮食作物去饲养家畜，以便从中得到一些收入。所以这些都会使耕作者深感失望，使农业经济停顿，粮食作物的收成也停滞不前，并陷入饥荒。耕作者通常不把谷粒脱净，以使在用来喂羊的禾捆中还留有较多的谷粒。通过这样一些广泛流行的做法，在冬春季节把羊养肥，以便卖得好价钱，从中获得比出售谷物更多的收入。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歉收年份会导致饥荒。

有人认为，粮食作物在正常年份的收成会有超过大约两个月消费量的剩余。这个计算是基于丰收年和歉收年的资料作出的。按照这个假定，丰收年份多余的谷物被保留下来，并在歉收年份加以利用。然而，这个假定是错误的。问题在于，谷物价格在遭遇歉收的年份会被抬得很高，因为前些年的谷物低价会促使耕作者用谷物去饲养家畜，还导致了忽视与此谷物生产相关的工作。大家知道，因为谷物价格低廉，大丰收年份也不能摆脱在其后接踵而来的歉收年份所遭遇的饥荒。但是，谷物的高价格也不能使贫穷耕作者得到补偿，因为他们在歉收年份几乎无物可卖。由若干年的价格所形成的一般价格，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价格波动所产生的相互抵消作用，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计算，实际上是感觉不到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谷物价格的极端差别，如何加重了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农业经济状况，有必要注意一下与谷物生产相关的支出。

用一架4匹强壮的马拉的犁，可耕作40亚尔邦的粮食作物土地，还有40亚尔邦其他春播的谷类作物土地。

饲料没有计算在内，它是从收成中拿出来的，而且应当由自己农场上的马消费，以保证该农场对肥料的需要。

这里没有计入饲养家畜家禽的其他雇佣工人，因为他们的工作同田间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给他们的支出应当计在他们工作的对象上。

喂马的干草是自然的或是经人加工的。给其他家畜的饲料则是谷物耕作所得的那些收获物，[11]
以补偿喂马的燕麦支出。

①　计算有误，应为3210利弗尔。翁肯在1888年魁奈著作注释中指出了这一点。——俄译本注

耕种1亚尔邦粮食作物，约需支出8利弗尔。每1亚尔邦土地可以获得6.5塞蒂粮食作物，特别是在巴黎附近，这个收成应当认为是大体令人满意的。如果我们注意到土地肥沃程度差别、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故以及年成丰歉的话，必须从1亚尔邦土地所得的6.5塞蒂产品中扣除种子。这样，农场主就只有5塞蒂10布阿索。同时，还要注意到，这40亚尔邦土地所生产的粮食作物的价值是不一样的：黑麦，混种小麦和黑麦，纯种小麦。如果纯种小麦的价格是每塞蒂16利弗尔，那么所有粮食作物的价格大约是14利弗尔。这意味着1亚尔邦土地的粮食作物的价值是81利弗尔13苏。可见，在谷物价格达到最高价即16利弗尔的情况下，耕作者才能勉强补偿他的支出。但是，还要记住，他的经济还会不时遭到歉收、冰雹和马匹死亡等灾害的侵袭。

为了确定其他春播谷物收成的费用和产量，我们假定以燕麦为基准。还假定全部40亚尔邦土地都用来播种燕麦，还有用于粮食作物的大部分支出都用在播种燕麦的土地上。这样，我们要确定的就只是以下这些费用：

如果把这些费用按40亚尔邦来划分，则每亚尔邦平均18利弗尔5苏。1亚尔邦土地收获大约2塞蒂燕麦（已扣除了种子）。如果假定1塞蒂燕麦值10利弗尔，那么，1亚尔邦可得20利弗尔。

① 同前面一样，原文有误，应为3210利弗尔。——中译本注

②　俄译文误为3226利弗尔。——中译本注

可以看出，粮食作物和燕麦的产值，只超过相关生产费用150利弗尔，其中还不包括耕作者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和维持费用。换句话说，耕作者最迫切的需求只有在他们饲养若干家畜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时常陷于贫困，不时面临破产的危险。为了使耕作者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和保证子女的前程，必须使谷物价格水平超过现在的水平。

使用牛耕的对分制佃农的收成每亚尔邦通常不超过
塞蒂，从中还要预留1/5作为种子。对分制佃农要把收成的一半交给土地所有者，而土地所有者则向他提供牛、未耕的土地、养牛的牧场，以交换货币租赁报酬。此外还允许他使用若干其他家畜，其所得报酬同样在租赁者和所有者之间平分。对分制佃农同自己的家属一起耕种土地，因此节省了雇用仆人的费用，还有收割和打麦的部分费用；马具匠和铁匠等人的费用是很少的。如果这个对分制佃农每年耕种30亚尔邦土地生产粮食作物，他自己通常可获得30～35塞蒂的收入，其中大部分用于养家糊口，剩余的用于缴纳土地税，以及用于支付给不可缺少的工人的工资，还有他自己和家庭所需要的其他开支。他总是十分贫困，如果土地贫瘠，他还不得不搞一点拉脚运输副业，以补贴自己和家用。对分制佃农支付的土地税，与农场主支付的土地税相比是很少的，因为他的所得甚少，也没有其他来源来支付这些税收；他的收成很少，也没有可供冬季饲养家畜的饲料。因此，对分制佃农的支出是很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无力实行完善的农业经济方法。在这种耕作制度下，土地所有者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能从每亚尔邦土地上获得大约15布阿索。他们不仅得不到农场主每两年向他们支付的租赁费，而且也失去了向对分制佃农供给牛而垫支的资金的利息。

这些牛喂养在土地所有者的牧场上，这会使他的很大一部分农事无法进行。土地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土地财产便大为贬值。这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何等巨大的伤害，又会给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啊！

农场主在任何情况下对国家都是有益的，即使由于谷物价格低廉而使他不能得到什么收入。他花了费用而生产的产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意味着整个王国每年真实财富的增长。不过，对于支付费用进行生产的个人，如果不能由此获得什么利润，反而遭到损失从而降低了他获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财富的增长是不能持久的。如果企图通过降低粮食作物的价格，从而使城市居民、从事工业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么粮食作物价格的降低就会使农业经济遭到破产，而农业经济是国家财富的真正源泉。
由此还会使整个目的几乎都不能达到。面包不是人们的唯一食品，人们需要的其他食品也都是由农业生产的。

为农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人们就能从富足的农业中取得其他必需的食物。市民购买一磅面包要多花一些利弗尔，他们的需求就会减少。国家机构限制谷物出口，只能降低谷物的价格，而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则无能为力。反对出口会极大地损害城市居民的福利，诚然，这使他们有可能购买到最多的粮食作物，但同时却破坏了农业。牛油、干酪、鸡蛋和蔬菜等以无限制的高价出售，只能导致广大居民所需求的服装和其他手工业产品的价格以同样比例上涨。所有这些商品涨价会引起工人工资的上涨。如果农村居民饲养家禽、乳业、种植大豆、四季豆和豌豆等，工资不可避免地全面上涨就会使其负担有所减轻。

富裕的农场主给农民提供工作并养活他们，农民则向城市居民提供他们生活所需的产品。在没有农场主并使用牛耕的地方，农民难以脱贫，因为对分制佃农本身就很贫困，他们无力给农民提供工作，农民不得不离开农村，或者自己生产一些廉价的可以很快收获的农产品，如燕麦、大麦、荞麦和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的生产需要很多时间和劳动，他们无力等待两年以取得收获。

对生产粮食作物最有利的条件存在于农场主经济中，在这种经济中必要的费用才有着落；而对分制佃农这方面的可能性极少，尽管他们可以取得土地所有者的帮助。可是，在没有农场主的地方，这些小型的租赁经济又是生产粮食作物的唯一可能办法。

农场主本人要获得利润，只有借助于更完善的经营农业经济的方法，或者提高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肥力，因为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不可能超过收成与生产费用的差额。如果除去种子和生产费用以后，剩给农场主的不超过每亚尔邦1塞蒂，那么这1塞蒂就是他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40亚尔邦耕种粮食作物的土地给他的收入就在40塞蒂之内，大约合600利弗尔。如果农场主经营得更好，那么他所获得的剩余就会是每亚尔邦土地2塞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利润就会加倍。为此，每1亚尔邦土地应能生产7～8塞蒂粮食作物。但这种收获量只能在优等地上才能获得。如果耕种的土地一部分是优等地，另一部分是劣等地，那么利润就很一般了。

靠自己双手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民不能抵偿自己的劳动。因为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太少，所以即使在补偿了他们的生产费用和饮食费用之外，还能得到若干塞蒂的利润，这种收入也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大笔利润只有来自大量收成。因此，在生产中使用多副耕犁、拥有良好土地的农场主，要比那些土地质量并不差，但只用一架耕犁的农场主，获得多得多的利润。此外，在后一种情况下，费用相对来说也高得多。所以，只用一架耕犁的农场主，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扩大生产，那么他们的正确做法就是放弃这种耕作，因为他们同样支付不起大企业所需要的费用。

农业与商业不同，没有来自信用的资金。商人能借款以购买商品，他们还可以赊购，因为经过不长的时间，这些资金连同利润可以回到他们的手中，还清借款。耕作者则除了利润以外，为提高农业产量而垫支的资金是收不回来的，因为这些资金还要返回到他们的经济活动过程中以继续耕作。因此他们不能严格按照预定的条件还清借款；而能借款给他们的人对处置自己的货币也没有多大把握，所以农场主自己应当是十分富裕的。国家对此情况应该予以严重的注意，尽全力改善农场主的状况，这对王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只要以为从事农业只需人力和劳动的观念还很流行；只要耕作者对收回自己垫支的资金以及他们应得的收入没有把握，就不可能在这个方面取得成功。人们是不愿冒其部分财产遭受损失的风险而借出资金的。说到底，我们这里的粮食作物价格太低；而手工业工人及其产品的价格又太高。这会使农业费用的价格提高1/3以上，同时利润减少1/3。耕作者遭受了双重的损失，这就减少了他们的资金，并完全失去了为高产农业支付必需费用的可能性。其结果就是农场主在我们这里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而让对分制佃农去经营农业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

粮食作物价格不仅取决于收成好坏，还决定于对这种粮食产品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加以限制，这决定着它的价值。

在丰收时节企图限制或束缚粮食作物贸易，会导致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其结果是削弱国家的实力，缩减所有者的收入，辅助农业的仆人和工人的懈怠，不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耕作者破产和农村居民的减少。只有法国不理解自己的实际利益，担心粮食作物不足而限制粮食作物出口，但实际上法国能生产出远较出口更多的粮食作物。英国在这方面的作为恰好相反，出售部分农产品是它支持农业、保障产品丰裕和预防饥荒的最有力手段。自从英国向国外输出粮食作物以来，英国人从未遇到过粮食作物的价格疯涨或狂跌的情况。

不过，我认为，粮食作物价格之所以低廉，除了不容许出口以外，还有其他原因。提出这一说法同英国的粮食作物价格相当之低不无关系。这可直接归因于英国农业经济的成功，但是有理由认为，价格低廉的主因是地处非常富裕条件下的殖民地的农业的影响。这首先指的是宾夕法尼亚，其农业经济在最近五十多年间取得了极大成功，它向欧洲和安得列斯群岛提供了大量谷物和面粉；还应当指出，这种影响在今后还会更加强烈。因此，我认为，就法国粮食作物的平均价格来说，以不高于18利弗尔为宜。可以认为，在这种价格之下，法国农业将会高产并消除粮食作物出口的障碍。这将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持续超过支出得到补偿，这成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极其重要的支柱。

将我们的谷物产品自由地销往国外，这是振兴王国农业经济的基础和十分必要的条件；然而，只有这一条还是不够的。诚然，耕种土地要保证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除此以外，使耕种者不受随意和没有任何道理的赋税的困扰也是必要的。如果不为耕种者创造有利条件，谁也不会以无担保的方式借出自己的资金，他们宁可将资金贷放到城市，也不愿贷放到农村，因为企图在农业中获得收入可能导致丧失其所花费的全部资金，致使农业成了不牢靠的经济。

农场主的子弟很怕服兵役；而保卫国家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义务之一，任何人都不能不经政府（它调节人力的使用，并根据国家的利益分配人力）的许可而免除这个义务。但是，正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才不应将所有那些按其财富或职业来说对社会更有用的人都送去当兵。

从这个观点来说，应当对农场主和对分制佃农分别地加以对待，假如对他们的状况有清楚了解的话。

作为农场主而十分富有的人，完全有可能选择别的职业。

为使这些人献身农业，政府有必要在这方面给他们以决定性的支持。[12]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其意义不亚于粮食作物收成的对象，我指的是现在法国畜牧业的利润。

处在小农经济下的3000万亚尔邦土地，散布在37.5万个农户手中，每个农户有可耕地80亚尔邦。假定每个农户有12头牛，那么，所有这些农户就有450万头牛。也就是说，在小农户中用于耕作的有400～500万头牛。牛要到3～4岁开始干活。在一些农户家它们能持续干活4、5或6年，在大多数农户家它们能干到7、8或9年。在这些条件下，牛要到12～13岁才被那些为了屠宰而养肥牛的人卖出去。这时候牛的状况已经不太好了，因而售价要远低于此前它们能干活时的售价。这些牛在牧场上放牧的时间要持续很久，但从中得不到什么收入。如果利用这些牧场仅仅就是为把牛养肥而后屠宰，那么，牧场上的牛每隔5～6年就会予以更换。

在高度发达的耕作制度下，耕作者会给马留有自由的牧场，马可以自己觅食，它非但不会给耕作者的利润带来损失，而且还会使马的劳动比使用牛来得更有效率。

在这种土地耕作制度下，这些牧场在不少于6年期间，能够饲养用于小农耕作的400～500万头牛，从而使牧场的收益得以增加。

在小农耕作制度下，牧场要遭受纯粹的损失，因为这时如果使用马耕，这些牧场还能被用来养肥400～500万头牛以备屠宰。

在被养肥屠宰以前，牛的售价因其膘情不同而不同。牛的平均售价大约是100利弗尔。每6年450万头牛可以卖到4.5亿利弗尔以上。如果给这笔收益再加上因养肥牛而获得的1/3收益，则总收益是6亿利弗尔，每年收益1亿利弗尔。

我们这里只是从利用牧场的角度考察所得的成果，至于那些未耕的、准备用于把耕牛养肥的土地，就只能是纯粹的损失了。

但是必须看到，这些牧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能耕种，并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收成；而在任何情况下也能从中得到某一种收成，为家畜保证提供大量饲料，从而取得更多的成果。

养羊也是收入的一个来源。如果注意到羊毛产品和羊的销售年年增长，那么养羊的效益肯定更大。在37.5万使用牛耕的农户中，羊的数目不足这个数字的1/3；如果这些土地能够得到很好的耕作，生产出更多的饲料，那么，在他们的土地上是能养羊的。每个农户，连同他的未耕地在内，能够放养250只羊的羊群。如果将羊的数目增加到2/3，则有25万个羊群，或6000万只羊；其中大约有3000万只母羊，它们可生育同样数目的仔羊。这些仔羊中约有一半是公的，它们长到2～3岁就会被卖给屠宰商。另外一半是母羊，其中一部分也会被卖给屠宰商，而另一部分则要留下以更新母羊。在这3000万只仔羊中，母羊大约1500万只，而这1500只母羊中有大约1000万只可以卖掉，一只3利弗尔，总共可卖得3000万利弗尔。

由此可见，每年都会有1500万只羊卖给屠宰商，以每只售价8利弗尔计，总共可得1.2亿利弗尔。此外，每年可出售老羊500万只，一只3利弗尔，可得1500万利弗尔。还有，每年可得6000万都阿斯[13]
毛皮（不含仔羊皮），1都阿斯均价40苏，共计1.2亿利弗尔。每年羊群的收益达到2.85亿利弗尔以上。总起来说，粮食作物、牛和羊的收益大约是6.85亿利弗尔。

也许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如果没有大笔支出，就不可能获得这些收益。诚然，观察耕作者的收入时，应当从中去掉费用；但是，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应当承认，作为费用支出的货币仍然留在王国之内，但却增加了收益。

从养牛和养羊所得出的上述看法，同样适用于饲养马、母牛、小牛、猪、家禽、蚕等活动的收益，因为重建高级耕作制度能够获得丰富的产品，即大量的谷物、蔬菜和饲料等。利用较差的土地播种其他谷物作物和根茎植物、放牧和人工草地、种植桑树，等等，也能增加很多家畜、家禽和蚕的饲料，获得如同养牛养羊一样多的收益。如果全面重建高级耕作制度，那么土地收益和财富的增加何止10亿利弗尔。

这些财富遍布所有的居民中；这些财富会使居民吃得更好，会满足他们的需求，会给他们幸福，会使人口增加，增加所有者和国家的收入。耕作费用已经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了，需要大笔费用只是为了实行重建。但是，农村缺乏这种资金，它们都集中到大城市中去了。政府（它决定社会各种动力的方向，规定国家的一般秩序）应采取适当办法使这些资金自然地回到农村，在那里能使个人获得更多的利润，给国家带来更多的收入。亚麻、大麻、羊毛、蚕丝等是我们的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料。粮食作物、葡萄酒、烧酒、皮革、咸肉、牛油、干铬、脂肪、油麻布、网具、呢绒和布匹等则是我们出口国外的主要对象。这些商品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任何时候都具有真实的价值；由于这些财富都是用国内的资金生产的，因而它们对国家总是纯粹的利润。它们都是财富本身，是可以不断再生产的财富，任何时候也是其他国家的上等财富。

这些利益对国家的富裕和繁荣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还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首先是农村人口的增加，从而在不小程度上增进了国家的财富和国力。富裕的农场主利用农民的劳动，农民则出于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货币报酬的诱惑而工作。农民变得更加勤劳，因为他们获得的货币保证他们过上一定程度的富裕生活，而这又会促使他们留在农村，使他们有可能养育子女，使子女留在自己身边，以后还帮子女们定居下来。农村居民与用来支持农业的财富同比例增长，而农业首先增进了国家的财富。

在使用牛耕的地方，农户是贫穷的；他们无力雇用农民；农民由于看不到能获得货币形式的劳动的价格而变得懈怠，深受贫穷之苦；唯一的生存之道是耕种一小块土地，但是农民在这种经济制度下能获得怎样的生活资料呢？他们过于贫穷，无力耕种粮食作物或其他他们想种的作物，而只能限于（如前所述）不用花多少劳动并能在几个月内收获的作物，如大麦、燕麦、荞麦、马铃薯、玉蜀黍以及其他廉价的作物。农民用这些产品维持生计，养育子女。这些勉强可以使人不致饿死的食品，对人的健康是有害的，致使一部分居民在童年时就夭折了。那些经受住了这种食品的折磨而还保持了健康和体力的人，还有一些十分聪明的人，由于逃往城市而逃脱了这种悲惨的生活。能力较差和缺少活力的人则留在了农村，他们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他们自己都觉得是社会的累赘。

城里人会简单地以为，土地是农民用双手耕种的，因而农业衰败只能用农村人口短缺来解释。还有人说，必须把学校老师赶出去，因为他们教育了农民，从而促使农民离弃农村，逃往城市。这种想法是荒唐的和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被看成了国家的奴隶；而农村生活也成了最繁重的、劳累的和卑贱的生活，因为农村居民被认为应当完成如牲畜干的一样的活计。农民如果老在那一块土地上耕作，这就说明他贫困和无能。4匹马能耕种100多亚尔邦土地，而4个人耕种不到8亚尔邦。除了直接从事土地耕作的葡萄栽培者和园艺师之外，农民可以被富裕的农场主用于完成其他工作，这对他们更有利，对农业也更有用。在土地耕作良好的富裕省份，农民有很多机会。他们在若干亚尔邦土地上播种粮食作物和其他谷物。他们，这些农场主，自己干活并耕种土地，他们的妻子儿女则收割庄稼。这些为数不多的收成可以给他们提供一部分食物，还能保证他们所需的饲料和肥料。这些农场主一农民还栽培亚麻、大麻和不同豆类作物。他们还有家禽家畜，不仅改善了饮食，而且还能得到若干利润。他们以田间劳动和在空余时间所做的其他工作保证了自己的生活资料；他们全部时间都在农村生活和工作。他们生活得无拘无束，无优无虑；他们轻视家仆和雇工的依附地位，认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他们不羡慕城市底层的那种生活：挤住在狭窄的阁楼里，微薄的工作难以满足生活之需，也没有保证未来需要的储蓄，常常痛苦至极。

在暂时还不过于担心会有新的压迫加到他们身上之前，农民不会限于贫困，也不会逃离那些边远的省份。当缺少能雇用他们的农场主时，或者，在土地由贫穷的对分制佃农耕种的地方，这些对分制佃农只能靠自己的微薄之力经营面积不大的土地经济，而且状况不好。这些对分制佃农的收获不多，而且还要与所有者对分，留给他们自己的那一部分只够保证他们自己的需要，没有机会去更新和修理设备。这些贫穷的耕作者带给国家的利益甚少，不能同富裕的农场主那样的耕作者相比。富裕的农场主拥有他们自己管理和支配的大型农场，为了增加利润而运用大量的资金。他们从事着善良的事业，不会忽视任何资金和任何局部利益。他们为全体农村居民创造收入。农场主有可能选择和把握更有利的时机去贩卖谷物和买卖家畜。这些富裕的农场主使土地更肥沃，增加了家畜的数量，吸引人口来到农村，且帮助他们在农村定居下来，并创造了国家的强大和繁荣。

帝国的衰败往往是在商业繁荣时期发生的。当国家把来自商业的收入用于奢侈品时，除了没有增加真实财富的货币之外，什么也没有增加。只有贩卖剩余产品才能使国王和臣民致富。我们的土地产品应当作为制造业的原料和商业的对象。所有其他不以此为基础的商业都不是我们所期望的。这种商业在某些王国越繁荣，它所引起的与邻国的竞争就越激烈，也就越加陷进这种竞争之中。如果国家拥有肥沃的土地，那么其他没有这种优势的国家就不能在发展农业的领域同它竞争。然而，为了利用这种优势，就必须消除促使农村居民逃离农村而财富都被吸引和集中到大城市的原因。所有领主，所有富人，所有追求富裕生活的地租领取者和年金领取者，都想生活在巴黎或其他大城市，他们在这些地方花费了王国几乎全部的收入基金。他们的支出把许多商人、工匠、家仆和杂役吸引到城市。人口和财富的这种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走得太远了，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现行政策过分向城市倾斜的结果。人们想生活在城市，是期望获得更多收入，过上更安定的生活。如果这些优势在农村也能保证得到，那么农村居住的人相对于城市来说，也不会少。不能说居住在城市的人都是富翁或富裕之人，农村也有自己的财富和值得肯定的方面。居民逃离农村仅仅是为了逃避落到农村居民身上的苦难。但是，政府有办法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由于城市里充斥着富裕的商人，所以才会有商业使城市繁荣的观念。但是，如果王国几乎全部货币都被用于商业，结果会怎样呢？商业是不会使国家的财富有任何增加的。洛克[14]
将商业比做赌博，赌博有输赢，但货币总额同赌博前是一样的。为保证居民需要，支持奢侈，方便消费，国内商业是必要的，它增强了国家的势力和繁荣。但是，如果国家能将用于（奢侈品）生产收效甚微的巨额财富的一部分转而用于农业，就能保证得到更真实和更有意义的收入。农业是国家的财富，它的所有产品都是看得见的。对农业产品征税也不困难，而对货币财富征税则要复杂得多，只有通过极其繁复的手段才能征到税。

不过，把税收分摊到耕种者身上也有很大困难。随意确定的征税额过于庞大和不公平，它是妨碍农业复兴的强大因素。按比例分摊税收是不现实的。不能依据土地价值和土地税额资料来确定税收。因为我们所说的两种农业经营方式可以在完全相同的土地上提供完全不同的产品，只要这两种农业经营方式继续存在，而且它们之间比例关系不断变化，那么土地就不能作为比例分摊税收的依据。如果依据土地现状征税，那么，随着高级耕作制度作用的增加，课税倾斜度就不够了。此外，有些省源自家畜的利润大大高于土地耕作收入，另外一些省的情况则相反，收成的收入远远超过源自家畜的收入，而且这种条件的差别还在不断变化。因此，不可能确立一种统一的按比例分摊税收的制度。

但是，使耕作者的基金免遭随意估价的伤害，要比避免严格分摊税收的伤害的困难小些。为此，需要完全确立一种不可更改的明智的根据，以保证税收的征取，同时又能限制征税者胡作非为，或者避免这些征税者计算错误的损害。税额应以直接确定个人财产为基础。要确定纳税人想隐瞒的财产额，有可能得出虚假的结果；任何时候它也可能成为滥用职权的对象，应当努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对所有的耕作者来说，为获得利润所必要的手段才是现实的财产。如果他们中间有人比较勤勉，比较能干，比较节省，则他们就能以自己的这种品质获得更多的收入，并得以宁静地享用自己的节俭和能力带来的成果。耕作者有义务每年向征税官员详细申报自己的财产，包括土地所有者或农场主所拥有的各种不同财富的数量和性质，还有他所获得的各种收获物和家畜等等。这些申报应当绝对正确，如有虚假行骗之嫌，则征税机构完全可以随意采取措施。所有的农村居民对他们中的每个人的财产都有准确的概念，虚假申报能够很容易被发现。征税官员应当明确指令必须准确地依据申报资料安排税收。至于对普通工人和手工业者来说，则应确立一种一般的税收，并依据其子女是否成年或能否独立工作而有所区别。尽管这些农村居民在物质生活上有明显区别，但是这些劳动者所负担的税收很少，即使存在某些同征税方法相关的够确切的情况，也是微不足道的。

在农村确定商人的税收额是最为复杂的。对他们所申报的商品量及销售量，税收官员或者认可，或者怀疑。如有怀疑，可将这些资料拿到教区大会上加以确认或更正。根据教区大会公议所作出的决定，既可防止纳税人的欺骗，也可防止税收官员滥用职权和胡作非为。

由于农村中的商人很少，在决定税收数额方面采取的这些预防措施，应当被认为是很充分的。

我们这里所考察的只是农村，而且首先是从使耕作者对其地位抱有信心的角度来考察的。至于应支付税收的边远城市，则应由他们自己确立一种秩序，以免征税中发生任意妄为行为。

如果所列举的各项措施不能消除征税中所有的缺点，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缺点，而且这些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缺点，总要比完全由收税官确定税额这种情况好得多。每个人无疑都认为应当依法纳税。这些举措极为重要，合乎大家的愿望，它可以消除农村中任意征税所引起的极度不安。

有人可能会说，正确申报财产和收入（各个纳税人的纳税额就是以此为基础确定的）可能促使纳税人缩减他的耕种面积和家畜数量，以支付较少的税收，而这意味着在发展农业的道路上又多了一个障碍。可是，应当相信，耕作者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他所获得的收获和家畜等，不再作为对他征收重税的依据，他就会为了获得更多收入而发展自己的经济。

还可能碰到另一种不同意见，认为比例分摊税收是一件很复杂和难以实现的事情，因为收税官不可能样样精通。但是，所有的计算都可以落在书面上，并以此为据编制税收表。

村社首先应当制定一种基准税率，这种税率应同对该地区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品的总额的估价相符合。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村社可以利用牧师、领主、管理人员或者其他德高望重者的人员的帮助。这种基准税率将会得到本区居民的采纳和认可，并将被每个人所承认，因为谁都想知道他应当纳多少税。因此，不用多少时间，这种比例税率就可以不困难地加以实施。

如果农村居民能够摆脱被任意征税之苦，他们就能像大城市的居民一样，过上安宁的生活。许多土地所有者就会回到农村，以提高其财产价值；农村就不再被抛弃，农村人口和财富得以恢复。与此同时，在所有其他有害于农村进步的原因被消除的条件下，王国的实力将会由于人口增长和国家收入的增加而一点点地得到加强。

[1]
这是魁奈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撰写的最早经济著作之一，发表于《百科全书》1756年第6卷，署名“魁奈·勒·菲尔斯”（Quesnay le Fils）。此后该文曾两次面世：1888年载于翁肯编辑出版的巨著—　《—魁奈的经济学和哲学著作》，在巴黎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70年后，为纪念《经济表》200周年，该文被收进《魁奈和重农主义》第2卷，1958年巴黎法文版。《农场主论》是首次译成俄文发表。

这篇文章对那些对经济思想史和国民经济史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以及那些能从中发现历史上许多重要事实的历史学家，都是很有意义的。通过这篇文章，人们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魁奈经济观点的演进，而且还能了解狄德罗和其他启蒙思想家在当时很迫切的一些经济问题上所持的立场。魁奈的文章从广阔的国民经济和政治的角度考察了农场主问题，这是该文的优点所在，尽管它在语言文字方面也是一部优秀之作。不过，该文的结构却十分混乱，内容也有不少重复。但瑕不掩瑜，所有这些不足都因其提出了一个反映启蒙思想家一般观点的宏伟的政治和经济纲领而得到了补偿。——俄译本注

[2]
亚尔邦（Arpent），法国旧制土地面积单位，大小各地不同，相当于30～50亚尔（are，公亩，1公亩等于100平方米）。——中译本注

[3]
塞蒂（Septier），法国旧制谷物计量单位，约合现在151公升。——中译本注

[4]
德尔在注释中指出，魁奈理解为拥有8～9亚尔邦土地的家庭经济。参看：《经济学原理选集》第2卷——《重农主义》，巴黎，1844年，第228页。关于这种“地产”是如何形成的，可参看：布洛克的《法国古代史的特点》，俄译本，莫斯科，1957年版。——俄译本注

[5]
魁奈把这个数字理解为一个经验事实。他究竟是根据什么这样说的，并不清楚。他也没有指出这个说法的来源，不过，看上去是出自杜普尔· 德·圣.莫尔的著作。参看下文注释对这位《百科全书》编者的说明。——俄译本注

[6]
指的是刊载于《百科全书》第1卷的列·罗伊的文章：“农场主论”。——俄译本注

[7]
从下面的论述可知，“全部土地”是指实行牛耕和马耕两种方式的全部土地。——中译本注

[8]
杜普尔·德·圣·莫尔·尼古拉·弗朗索瓦（1696～1774），法国经济学家，著有一系列关于法国货币和谷物价格等问题的著作。——俄译本注

[9]
按照卡西尼绘制的地图，法国的总面积是1.25亿亚尔邦，其中一半可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百科全书》编者注

[10]
有些研究者（参看后来出版的法文版《魁奈和重农主义》中“农场主论”的注释）认为，魁奈的这些思想是受了列·罗伊的观点影响的结果。但是这个结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尽管罗伊在发表于《百科全书》第1卷的“农场主论”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们这些观点因当时的现实而引起，并且是一些普通的农业常识。——俄译本注

[11]
指庄稼的叶秆、碎谷之类。——中译本注

[12]
农场主的儿子从军者为数不多，因而从服兵役的观点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决定要抛弃父辈原先所从事的职业这一事实，从农业发展的前景来说，却应引起极大的关注，要知道农业是国家真正的支柱。根据圣·莫尔的资料，现在王国可耕地中大约有7/8是使用牛耕的。也就是说，只有1/8的土地是由农场主经营的，他们的人数不超过30000人，他们的儿子服兵役的人数也达不到1000人。这个数字对我们军队的意义几乎等于零；但是，由于担心服兵役而逃离农村的农场

[13]
都阿斯，法国旧时长度单位，1都阿斯合1.949米。——中译本注

[14]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对包括魁奈在内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有巨大影响。——俄译本注

谷物论[1]

法国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谷物、葡萄酒、伏特加酒、盐、大麻、亚麻、羊毛和其他畜产品。生产麻布和纺织品的织造业，能使大麻、亚麻和羊毛的价值大为增加，并使很多借此机会得到有利工作的人的生活得到保障。然而，应该指出，这些商品的大部分及其相关贸易在当前的法国已不复存在。长久以来，这个国家一直迷恋于生产各种奢侈品，而我们并没有生产漂亮布匹和精美呢绒所需要的质量上乘的蚕丝和羊毛。用不着再生产那些对我们毫无意义的东西。然而，现在这些东西的生产却占了我们大量的人力，致使王国感到人力不足，而农村却是人烟稀少。为使我们织造业的生产费用和工人工资低于外国，把我们所生产的谷物的价格压得很低。人口和财富集中在城市。农业是商业的最丰富最有利的基础，又是王国收入的源泉，但人们远未认识到它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基础。可以说，从事农业的只是一些农场主和农民，他们的活动保证了国家的存在，但其商品售价仅够补偿其生产费用而又限制了他们的生产。同时，来自商业的金银却被设定为制造业的基础。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禁止推广葡萄园；鼓励种植桑树；农产品的销售停滞，土地收入下降。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织造业，支持以织造业的不利产品所进行的商业。

法国有可能生产丰富的最必需的产品，而只从国外购买奢侈品。各国之间相互交换商品，对支持贸易是必要的。然而我们生产和贸易的对象却是能从国外进口的东西。由于奢侈品贸易的竞争，我们力求损害邻国的利益，尽可能少地使它们能从同我们的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假定它们能向我们出售自己的商品的话。

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只是削弱了我们同邻国之间对我们只有好处的商业联系。这些邻国会禁止进口我们的商品，而我们又不得不以秘密的方式和高昂的价格进口我们织造业的原料。

为了从生产和销售昂贵的纺织品中获得几百万利弗尔，我们却要损失成十亿利弗尔的农产品。以穿金戴银装饰的国家在大喊大叫说它实现了商业的繁荣。

这种生产的发展使我们陷入乌烟瘴气的奢侈之中，这种风气也蔓延到其他国家，并激起了它们的竞争。我们在工业方面可能胜人一筹，但是这种优势主要是以我们自己的支出为基础的。

由臣民实现的消费是国王收入的来源，而向国外销售剩余产品能够增加臣民的财富。国家的繁荣有赖于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但是，以奢侈维持的繁荣是十分有限的，它只能建立在富裕的基础上。难以交好运的人却要消费奢侈品，只能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国家。

最明智的大臣们懂得，只有满足人们迫切需要的消费，才能保证国王的大量收入和臣民的幸福。只有赤贫才能迫使我们去吃劣质的面包和穿破烂的衣服。所有的人都想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吃上好食品，穿上好衣裳。对这种努力予以鼓励并不为过，因为只有王国的收入、粮食作物和人民的花费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

详细研究一下谷物丰收和假定谷物贸易自由所能带来的收入，就可以充分证明必需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关系到王国各个阶层的利益，并有可能说明从现在的观点来说政府应该为农业的复兴做些什么。

我们已经考察了法国的农业状况，还有现存的两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一个是高级耕作，即使用马耕的生产；另一个是低级耕作，即使用牛耕的生产。我们还研究了这两种耕作的不同产量，以及农业衰落的原因和复兴农业的办法（参看《农场主论》）。

按照众人所共知的一种观点，法国耕种的土地大约3600万亚尔邦，一般情况下每年收获粮食作物大约4500万塞蒂，其中大约1100万塞蒂是由大耕作农场生产的，3400万塞蒂则由小耕作农场生产的。[2]

我们要研究，从这两种农业生产方法所获得的4500万塞蒂粮食作物中，国王能够得到多少收入。我们首先研究依照这两种方法所能获得的什一税、垫支额和耕作者的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同我们的农，业在解决了自由出口、农业得到完全恢复之后所能生产的收入加以比较。不解决谷物自由出口的问题，谷物就只能在王国内部消费，其价值就不能增加，因为谷物过多会导致粮食作物贬值。耕作者不能补偿农业耕作费用，土地就不能对国王和所有者带来任何东西。可见，如果粮食作物只能在王国内部消费，那么就要避免谷物数量过多，只需满足国内必需即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饥荒不可避免地就会到来。因为如果粮食作物数量一年内超过3～4个月的需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大为跌落，导致农业破产，致使下一年农业减产，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可见，只有高价销售才能保证丰裕和利润。

大农经营的谷物生产

现在，高级农耕的土地大约限于600万亚尔邦，主要包括以下省份：诺曼底、博斯、伊尔·德·法兰西、皮卡尔迪、法属法兰里亚、厄诺和其他不多几处。每亚尔邦肥沃土地，在经过良好的高级耕作以后，能够收获8塞蒂或更多的粮食作物（以巴黎的计量单位计），合240利弗尔。但是用这种方法耕作的土地并不是同样肥沃的。因为这种方法在一些省份是同遗留下来的习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习惯会影响土地质量。这些土地的大部分在贫穷的农场主手里，他们不能进行良好的耕作。因此，我们估计每亚尔邦土地的产量只有5塞蒂（种子除外）。这里我们以1亚尔邦[3]
等于100别尔士，1别尔士等于22弗塔。[4]

在按照这种方法耕作的600万亚尔邦土地中，每年有200万亚尔邦土地耕种粮食作物，200万亚尔邦土地耕种燕麦和其他春播谷类作物，还有200万亚尔邦土地休耕，以备下年耕种粮食作物。

为了尽可能精确地确定今日法国高级农业耕作状况下、粮食作物出口被禁止之时，粮食作物的一般市价，必需注意到粮食作物产量及其价格的变化，这种变化多少取决于条件是否有利。

除去费用，5年的总额是87利弗尔，除以5，得出每年每亚尔邦的纯产品是17利弗尔8苏。

如果加上费用60利弗尔，则每亚尔邦土地的总额是77利弗尔8苏。

5年粮食作物产量是25塞蒂，每年是5塞蒂。为了确定每塞蒂的平均价格，应当将上述总额除以5，则得出每塞蒂粮食作物的平均价格是15利弗尔9苏。

此外，还要从每亚尔邦收入中征收什一税，这个税收已经从最初的收获量中扣除了，因此没有计算在内。什一税通常占全部收获量的1/13，或者占已经扣除了什一税的总额的1/12。所以，为了确定每亚尔邦土地所得产品总额，必须在77利弗尔8苏之上，再加上作为什一税所支付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同包括种子在内的总收获量是不同的。作为种子的那部分收成估价10利弗尔6苏，它同77利弗尔8苏合在一起等于87利弗尔14苏，其1/12即7利弗尔将支付什一税。除去种子，所生产的总产量是84利弗尔16苏。

这84利弗尔16苏分配如下：

①　关于这些费用的构成，请参看《农场主论》和《农场》等文章。——原注

②　通常被调节的价格是根据不同年份的价格来确定的，但未计入每年的收成费用；对每年都要购买同量面包以保证自己生活的购买者来说，这个价格不是普通的价格。在本例中，这个普通价格就是87利弗尔或17利弗尔8苏的1/5，它大约等于长久以来在巴黎所确立的粮食作为销售的价格。但是，对于作为卖者的农场主来说，由于收获的差别，普通价格只有大约15利弗尔9苏。——原注

③　这里没有提到绝收之年，因为这种情况很罕见，而且在这些年份粮食作为的价格也无法确定。——原注

每亚尔邦耕地要用两年来生产粮食作物。因此，农场主要从17利弗尔8苏纯产品中支付两年的租金以支付税金，还要有一部分收入用于保证自己的生活。

因此，纯产品大约按以下方式分配：

费用总额是60利弗尔；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和税收的总额是13利弗尔18苏6德尼。[5]
所有这些加起来，每亚尔邦耕种粮食作物的土地支出是73利弗尔18苏6德尼。[6]
每亚尔邦土地在平年可收获5塞蒂，所以农场主要为每塞蒂花费14利弗尔15苏8德尼。

在丰收年份每亚尔邦土地的收成大约是8塞蒂。按1塞蒂10利弗尔计算：

在好年景每亚尔邦可收获6塞蒂。按1塞蒂12利弗尔计算：

如果农场主所支付的税收比上述数额更多，如果他们为每亚尔邦支付的租借费用高达5利弗尔5苏以上，那么他们的损失就更大了（我们总假定，土地不是特别肥沃，[7]
从而以更高收成补偿损失）。因此，粮食作物收成不要太多反而对农场主有利，因为他们在丰收之年所获得的收入同歉收之年几乎一样。我说“几乎”，是因为（在丰收年）销售之后几乎没有给农场主留下什么东西，还因为（在歉收年）更高的价格会明显增加他们的收入。如果粮食作物价格在不同年份平均是15利弗尔9苏，那么，农场主在平常年份就可获得每塞蒂14苏，或者每亚尔邦13利弗尔10苏。

播种粮食作物的土地是200万亚尔邦，每亚尔邦平均提供5塞蒂，如果加上作为什一税的那部分收成，则粮食作物的总额应是10944416塞蒂，其价值为169907795利弗尔。

这个169907795利弗尔总额的分配情况如下：

以高级耕作方法经营的200万亚尔邦土地，每年播种粮食作物和其他春播作物。我们假定，这些土地都播种一种燕麦；为避免不必要的复杂化，我们还假定以完全相同的数量计算这些产品，因为所有春播作物的价值大体一样，而且春播作物的基本部分是春播作物。可以说，从1亚尔邦土地中可以获得（除去什一税）2塞蒂，1塞蒂燕麦的价值估计9利弗尔。这2塞蒂的1/6预留种子。从1亚尔邦土地生产的燕麦中除去这些部分之后，还剩下15利弗尔或
塞 ？蒂。如果加上什一税，燕麦总额是16利弗尔10苏。其中：

200万播种燕麦的土地，除去种子，包括什一税，能够提供产量3675000塞蒂。这些产量以货币表示是33330333利弗尔7苏，其分配如下：

小农经营的谷物生产

在《农场主论》中，我们已经考察并指出了如下情况：在一些省份由于没有富裕的能使用马耕的耕作者，想从土地中获得收入的土地所有者或农场主就不得不使用牛耕，这些耕牛是他们提供给农民使用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农业耕作方式所需要的费用，并不比使用马耕来得少，但是，由于缺少货币（在这些省份难以得到货币），所以支付经费要用土地本身。土地依然荒芜，用作饲养耕牛的牧场，到了冬季就用干草喂牛。收获物的一半作为报酬支付给耕作者。所以，如果不考虑买牛的费用，那么，耕种土地的租借费用可以说就是土地本身。然而，这项费用对土地所有者是很贵的，对国家也不例外。因为用荒芜土地来放牧家畜，就会使所有者和国家失去耕作这些土地所能收获的产品。在这些牧场放牛连肥料也得不到。土地所有者几乎完全不养羊，因为他们把羊卖给使用者或者耕作土地的农民，得不到什么收益，其结果就是法国羊毛业急剧衰落。不仅如此，缺少羊也就缺少肥沃土地，致使收成下降。即使在好年景所能收获的产品也不过是种子的5倍，即1亚尔邦土地大约3塞蒂。这还被认为是好收成了。这种不利的耕作制度还导致土地价值的下跌。1亚尔邦土地当地价格是30～40利弗尔，可是在应有的农业经营制度下它能值200～300利弗尔。这种土地难以保证从购买它的资金中获得利息，在所有者不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从对分制佃农经营的土地收入中，除去用于放牧家畜的土地所生产的东西，再除去购买耕牛（其价格经过若干年后已经降低）借贷资金的利息（基于年利率10%），那么，每亚尔邦耕地的纯收入平均只有20～30苏。尽管对这种农业经营制度的产品和生产费用的估算会有差错，但是，土地的这种低廉买价是根据卖者和买者的利害关系精确计算出来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作为土地所有者在平常年份生产30万利弗尔粮食作物的土地情况，从中除去预留种子的部分，同时，全部产品几乎全由小麦构成。我们假定这些土地都很肥沃，所得收成一般是种子的5倍。耕地面积400利弗尔，其中每年耕种200利弗尔。这些收成在对分制佃农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对分。耕种这些土地需要10架犁，每架犁要4头壮牛来拉。40头牛价值约8000利弗尔，以利率10%计算（这与卖出这些已经变老变瘦的牛时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损失有关），其利息是800利弗尔。草原生产饲养牛的干草130车。此外，还有100亚尔邦未耕地作放牛之用。因此，土地所有者所得的粮食作物的价格是3000利弗尔，按以下方式分配：

①魁奈这里计算的依据是：种子资金的5%，牛的总价格的10%，同时考虑到牛价随年龄而减低。魁奈在这里没有区分资本利率和折旧。——俄译本注

可见，这400亚尔邦肥沃土地所能提供的收入，平均每亚尔邦只有1利弗尔10苏。[8]
但是在下述情况下，每亚尔邦土地的租借费是10利弗尔，因此，土地所有者从400亚尔邦土地上的所得应是4000利弗尔，而不是575利弗尔。面对王国土地收入如此巨大的损失，只能感到惊奇。

不肥沃的土地的收成是很低的。据圣·莫尔（《货币论》）　说，位于王国中部地区的索洛尼和贝利，只需15苏就可将包括草地、耕地和荒地在内的1亚尔邦土地租借下来。此外，还应注意到，土地所有者要为农场主的家畜垫支相当大一笔资金，但他从这笔垫支中却得不到任何东西，而收回他的垫支资金也只能在租借期满之后。圣·莫尔还说，尚巴尼、布尔塔尼、梅恩和普阿多等地的大部分地方，贝阳的附近地区等，生产也都不多。[9]
在兰格托克，土地耕种较好，土地也比较肥沃，但是这些优势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为在这些地方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不能销售，商业发展很薄弱。这些省份的很多地方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买卖还是通过实物交换来进行的。

以黑麦为主的低收成，[10]
能提供的饲料很少，难于保证家畜的饲养，家畜只能在牧场上或荒地上放牧，这就是土地为什么仍然荒芜的原因。对分制佃农总是很穷，为了得到一点货币收入，他们把土地所有者提供给他们的牛用来拉车跑运输，而土地所有者为了使对分制佃农长期留在自己身边，也不得不对他们的这种行为予以容忍。因为他们觉得拉车跑运输比种田可以得到更多收入，所以对耕作就更不上心了。久而久之，土地上荆棘丛生，再开垦的花费会大大超过土地本身的价值，结果就使土地始终处在荒芜状态。

在这些地方，农民和雇工不可能从富裕农场主那里得到工作，而在大农经营普及的省份，则会利用农民和雇工干农活和饲养家畜。对分制佃农太贫穷了，他们无力给别人提供工作。这些农民的吃食是以他们自己耕种的最廉价的谷物所磨的面粉做的面包。这些谷物所要求的费用不多，但也不能给国家任何收入。

在这些地方，需求不足使销售的粮食作物不会多。如果大城市对粮食作物的需求可由邻近的几个省份予以保证，那么，边远省份的粮食作物就完全找不到销路了。土地所有者或者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销售其粮食作物，或者将这些粮食作物保存起来，等待有利时机再销售出去。粮食作物的贬值会使对其生产更不感兴趣。对分制佃农所获得的那部分粮食仅足以养活他的家庭。遇到歉收他们就不得不挨饿了，这时期他们还会希望得到土地所有者的帮助。所有这些使对分制佃农所获得的收成，不可能使他们有某种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因为在歉收之年能保住土地所有者和对分制佃农的生存之需就不错了。可见，粮食作物在歉收之年的昂贵，远不能补偿其在丰收之年的贬值。只有那些为数不多的更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有可能等待更有利的时机，销售其获得的产品，得到相应的收入。

由此可见，对分制佃农所生产的粮食作物的价格，应当从丰收年景的平常价格出发来加以观察。但是，在远离首都的那些省份，粮食作物在丰收之年却销售不足，价格被压到很低的水平。对于这些遍布对分制佃农的省份，我们估计1塞蒂小麦和黑麦的价值不会高于20利弗尔。实际上，这些省份粮食作物的价格被压低到不能补偿大农经营货币支出的水平上。这些省份的土地是由对分制佃农耕种的，产品是以最少的支出生产出来的。

对分制佃农所获得的收成很低，这不是使用牛耕的结果。小农经营也能得到与使用马耕经济几乎相同的收成，但只有在它能提供必要支出的条件下才行。然而，这样的开支只有土地所有者才能负担得起，但除非实现了粮食作物的自由贸易，或者他们相信粮食作物的贬值所导致的损失不大，否则他们是不肯负担这笔支出的。

一般认为，法国对分制佃农经营的土地近3000万亚尔邦，每亚尔邦土地平常年景平均收成是种子的4倍，合32布阿索（不含什一税）。从这32布阿索中预留8布阿索作物种子，剩下的2塞蒂在土地所有者和对分制佃农之间对分。对分制佃农从自己的份额中支付税收，还有不可避免的费用。

对分制佃农耕种的3000万亚尔邦土地，分成交替生产粮食作物的两部分。也就是说，每年有1500万亚尔邦土地用于播种粮食作物，这里没有计入每个对分制佃农会以一小部分土地播种春播作物（这同小农经营不会以专门土地播种春播作物有关）。我们也将不从粮食作物的总额中划出为数不多的春播作物，因为这部分作物的意义并不大，没有必要对它作出详细分析。从每亚尔邦土地中所获得的粮食作物同样也很少，与春播作物的收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除去种子，也不包括什一税，每亚尔邦土地平均可得4倍于种子或2塞蒂的收获物。1塞蒂黑麦和小麦在平常年景的价格是12利弗尔，2塞蒂的价格是24利弗尔，加上预留支付什一税的部分，按总收获量计算是1/12；再加上种子2利弗尔13苏，则全部收获量为26利弗尔13苏。

24利弗尔或2塞蒂的分配如下：

对分制佃农经营的1500万亚尔邦土地的粮食作物产量，包括什一税，除掉种子，是3150000塞蒂，其货币价值是397802040利弗尔，分配如下：

有利条件下的谷物生产

限制谷物贸易，谷物难于出口，农村衰落，农村缺乏财富，随意征税的制度，征集兵役，沉重的徭役，等等，终使我们的农业收成实在不高。我们的人口过去比现在多1/3，需求量也就更多，但那时法国还能向国外输出大量谷物。英国人在1611年抱怨说，法国向他们输出的粮食作物的数量多且价格低，致使法国无力在国内市场上同它竞争。[11]
当时法国的粮食作物在国内的售价，用我们现在的货币来说是18利弗尔，在那个世纪这是低廉的。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我们的粮食作物的收成至少有7000万塞蒂，可是现在我们的收成只有4500万塞蒂。当时的人口比现在多出大约1/3，因而当时对粮食作物的需求比现在多2000万塞蒂。此外，富裕的王国还给外国供应粮食。王国这般富裕是苏利[12]
实行的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位伟大的大臣认为，农民、葡萄园主和畜牧业主的活动是国王和国家收入的源泉，他们是支撑国家实力的支柱。

只有在人口增加的条件下，农业才能复兴。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应当同步而行。谷物的价格应当高于生产它的费用。无论是国内消费还是销往国外，其价格都应能保证获得一定利润。销往国外简化了销售，促进了农业发展，增加了土地收入。各项收入的增加保证了支出的增加，从而有利于人口增长，因为支出增加的保证使更多的人能得到工作。人口增加导致需求扩大，而这首先会使商品价格维持在应有的水平上。产品增长与人们的需求相一致，也就是同人口的增长相一致。可见，农产品的出口是所有这一切发展的最初原则，因为农产品销往国外增加了收入，收入增加促进了人口增加，大量的需求导致了农业的更大发展，导致了土地收入的增加和人口增长。收入增长引起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又增加了收入。

但是，所有这一切发展只有从增加收入开始。这是问题的根本。然而，在法国完全不认识这一点，或者对此极为轻视。完全可以说，在我们这里不理解以下两种产品的区别：一种是仅能补偿人力价格的劳动产品；另一种是支付人力并提供一定利润的产品。由于这种不理解，就会更喜欢工业而不是农业，更重视工业品贸易而不是农产品贸易，就会以损害农业为代价来支持工业和奢侈品贸易。

十分明显，政府只有不断关注收入的增长，才能促进商业繁荣和工业发展，因为只有收入才能吸引工商业，并给工商业活动以报酬。必须培育树根，而不是只关心枝叶。让枝叶自由伸展和生长，但不要忘记为树木生长和发育提供有营养的土壤。然而，一门心思关注发展工业的柯尔倍尔，也认为要缩减税收，向耕作者提供资金以恢复陷于困境的农业经营。但他不理解这同国家利益的关系。他没有说到最根本之点：必须以确定的制度征税，必须发展谷物自由贸易。农业仍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连绵不断的战争，军队和荒废的农村，这一切导致了王国收入的缩减。租税包征人利用各种非法手段，以保住自己的位子，并想成为国家政权的代表。[13]
这位大臣没有足够的预见，以估价这种非法的聚敛资金对法国的严重危害。[14]

生产粮食作物是很昂贵的。我们拥有的耕种粮食作物的土地比所需要的土地要多得多，因此耕种粮食作物应当局限在肥沃的土地上，其收成会远远高于良好耕作所需要的费用。3000万亚尔邦肥沃土地，有可能每年用1000万生产粮食作物。良好耕作的肥沃土地，平常年景之下，每亚尔邦至少可以提供6塞蒂收成（种子已经除外）。全部1000万亚尔邦土地的粮食作物的收成至少有6500万塞蒂（包含什一税）。[15]
每塞蒂粮食作物的价格在正常年份应当是18利弗尔；在国内需求增长和完全恢复粮食作物自由贸易条件下，稍微高于或低于这个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些条件下，全部收成应当值108利弗尔（不含什一税）。[16]

为了更准确地确定粮食作物在允许出口条件下的平均价格，必须注意到粮食作物的生产量的波动，还有与这种变动相适应的价格的波动。英国的出口资料表明，其粮食作物的价格多年来没有超出18～22利弗尔的范围。价格变动的幅度为什么不大，原因不难理解。英国的农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它的收成无论多么低，总能满足居民的需求而有余。如果我们的农业经营状况良好，我们的收成即使在歉收之年也会与现在丰收之年的收成大体持平。因此，如不出现意外事件，就不必担心会发生严重饥荒，因为只要在丰收之年的负担之外再多一点收成，就总会高于居民对粮食作物的需求，这可从下列不同年份耕作良好的土地的收成的波动情况的资料中得到证明。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1000万亚尔邦土地在歉收之年可得4000万塞蒂的粮食作物（不含从同样面积土地上所得的春播作物）。

①我们这里提出的价格要比英国的低，尽管法国粮食作物的质量更好。但是要把它们销往国外，竞争会使其降到与其他国家一样低的价格。——原注

②　在法国现在的大农经营中，如前所说，农场主即使在好年成也会遭受损失。但是这张表的资料表明，农场主在好年成会获得较大收入，但随后在年成不好时会受损失。可见，农场主的利益在于生产更多的粮食作物。然而在我们以前考察的情况下，丰收会使农场主破产，只有在收成不好的年份，他的损失才能得到些许补偿。——原注

收成总额是200利弗尔（除去费用），除以5年，则：

③　对购买者来说，平均价格将等于90利弗尔的1/5，即18利弗尔，这大约等于近期我国粮食作物通常的平均价格。因此，对购买者来说，出口并没有使粮食作物的价格提高，但对农场主来说，出口却可以使1塞蒂的价格提高2利弗尔4苏。对6500万塞蒂来说，这可就是1.6亿利弗尔的农业收入；同时，粮食作物价格对购买者来说并没有改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允许谷物自由出口的结果。由此看来，英国农业所呈现的进步就不足为奇了。——原注

①　对于征收实物地租（指中世纪法国依附封建主的农民用分地上收获的农产品缴纳的实物地租。——中译本注）或农业什一税的土地，农场主不必缴纳这么多土地税，由此而产生的不足部分，由承租了这种什一税的人支付。——原注

66利弗尔费用和20利弗尔土地税，农场要为每亚尔邦拿出86利弗尔。1亚尔邦可获得6塞蒂，农场主在平年要为每塞蒂花费16利弗尔。在丰收之年，1亚尔邦可得8塞蒂，农场主要为每塞蒂花费12利弗尔。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主以16利弗尔卖出，可得收入4利弗尔。

在歉收之年，1亚尔邦可得4塞蒂，每塞蒂要花费农场主24利弗尔。按每塞蒂20利弗尔卖出，他会损失4利弗尔。如果把好坏年成拉平计算，则农场主从每塞蒂中所得的工资是1利弗尔13苏，或每亚尔邦10利弗尔。

从1000万亚尔邦土地中所得的粮食作物，在平常年份的收成，包括以包括种子基金在内的总收获量计算的什一税，除去种子，是65555500塞蒂，其货币价值是1159500000利弗尔。分配如下：

此外，还有1000万亚尔邦播种春播作物的土地。如果土地肥沃，耕作良好，每亚尔邦在正常年份至少应能获得2塞蒂（不含种子费用和什一税）。每塞蒂春播作物大约值粮食作物的2/3，即10利弗尔。

种植燕麦的1000万亚尔邦土地，应年提供21944441塞蒂（含什一税），价值218 500000利弗尔。分配如下：

1000万亚尔邦粮食作物和1000万亚尔邦春播作物合计如下：

这1378000000利弗尔的分配如下：

除了上面评定的3000万亚尔邦土地的生产量之外，还有3000万可以耕作的土地。这些土地的价值比上述土地较低，能用来生产其他各种产品。好一些的土地可以种植大麻、亚麻、蔬菜、黑麦、大麦，或作为人工草地，或种植其他粮食作物。其他的土地，可依其性质用于栽种葡萄、桑树、为生产西得尔酒（一种苹果酒）的树、榛树、栗子树，或者播种荞麦、马铃薯、芜菁甘蓝、曼青等其他可作为家畜饲料的生产物。要评定这3000万亚尔邦土地种植的这么多不同作物的生产量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其中大部分作物的生产费用并不大，而且，为了计算收入分配，可以大体不错地评定其价值为其他3000万亚尔邦产量的1/3。由此可得如下结果：

由良好耕作的土地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品的分配之资料总汇从法国能耕种的6000万亚尔邦土地上可得：

①　并不是所有的费用都采取货币形式；马的饲料和仆人的食物就直接以实物获得。可以说只有这些费用的一半进入货币流通。但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相关费用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些费用几乎完全要用货币。总起来说，王国所拥有的货币量的一半以上是在农村循环，以使农业经营所需要的费用得以实现。——原注

现在的生产量与耕作良好条件下所得生产量的比较

②　现在的和合理的农业经营制度下的税收额，都设定为土地所有者收入的1/3。但附加在土地税上的人头税等其他各种形式的税收，现在也构成了课税的一部分，致使税收额大约等于土地所有者收入的一半，或4000万利弗尔。依照这个比例，合理农业经营制度下的课税总额就不是4000万利弗尔，而是2亿利弗尔。无论是直接支付给国家的税收，还是支付给税务机关的税收，我们都以相同的观点对待之。实际上，这些税收现在是同时缴纳的，dons gratuits et capitulation大约是4000万利弗尔，它是按照王国种植粮食作物的全部土地来征收的。——原注

③　在现在的农业经营方式之下，费用不超过生产产品的1/3，在合理的农业经营方式下，像英国那样，谷物销售由于允许自由出口而得益，则费用可上升100%。——原注

评谷物生产的优越性

生产粮食作物的资金留在王国之内，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属于国家。畜产品至少是每年所获收成的价值的一半。也就是说，这两个农业经营部门可以生产的产品大约是30亿利弗尔。葡萄园的产品在5亿利弗尔以上，如果王国人口增长，酒类和伏特加酒的贸易不受限制，这种产品还会增加。[17]

由此可见，农业的全部产品，不算大麻、木材、鱼类等产品，至少有40亿利弗尔。我们还没有考虑来自房产、年金和矿山的收入，没有计入工艺美术和航海产品等，这些收入会随着收入和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是由农业提供的财产，农业为生产必需品提供原料，保障了国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给僧侣以什一税，给耕作者以利润。正是农业财富的不断再生产，才是所有其他各种形式财富的基础，它保障了所有的职业，促进了商业的复兴，人口的增长，工业的活跃，维持了国家的繁荣。但是，对于法国利用（如前所述）自己尽力创造的这几十亿收入所做的很多事情来说，农业也是必要的。现时每年消费或支出的总量不过20亿利弗尔。与这项支出大约相同的收入，包括支付给工人的收入，保证了各种职业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支付所有这些工人的收入的源泉是土地产品（除去捕鱼、制盐和航海）。然而，得自航海的收入本身是很小的，而且这项收入的根本来源是经营土地产品的商业。农业和商业通常被看做我们财富的两个源泉。然而，商业本身如同工业生产一样，不过是农业的一个分支；而工业比商业更为广泛，意义也更为重要，这两个部门的存在仅仅是促进了农业经营而已。农业经营为工业提供原料，为商业提供商品，还为它们支付工资。商业和工业会将它们获得的利润返还给农业，农业则重新生产出每年支出和消费的财富。实际上，如果没有我们的土地产品，没有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收入和支出，哪里能够产生商业利润和给工人支付工资呢？认为商业具有脱离农业的独立性，这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一种非常不完整的思想。然而，这个概念却吸引着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其中有些人认为国内商业具有生产性，但是实际上商业什么也不生产，它不过仅仅为国民提供服务，并接受国民支付的报酬而已。

对苏利的观点怎样赞扬也不过分。这位伟大的大臣正确地规定了王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他的出发点是：王国的财富，国家的实力，人们的福祉，其根基在于来自土地即农业的收入，还在于农产品的对外贸易。他说，如果不出口粮食作物，国家就会缺乏货币，而国家也就没有收入。他没有被各种工业生产在名声上的优越性所迷惑，而只保护了毛纺织业，因为他认为，丰富的农产品收获有赖于羊毛的销售；增加羊毛销售才可能增加羊群数量，而羊群的增加对肥沃土地是必要的。

好收成能为饲养家畜提供很多饲料；应从3000万亚尔邦一般土地中分出一部分用于这个用途。《人工牧场》一书作者完全正确地认为，用于人工牧场的亚尔邦土地数量应当大体等于每年用于耕种粮食作物的亚尔邦土地数量。因此，3000万亚尔邦土地中应有1000万亚尔邦人工牧场用于饲养家畜，为每年播种粮食作物的土地保证充足的肥料。这样做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土地肥沃了，从每亚尔邦土地上获得的粮食作物的收成每增加1塞蒂，就意味着利润增加1倍。

实际上，如果1亚尔邦土地的粮食作物收成是5塞蒂，按每塞蒂15利弗尔计算，除去全部费用后，还留有20利弗尔利润。多收获1塞蒂，就几乎可以使1亚尔邦土地的收入增加1倍。因为，如果1亚尔邦土地收成是6塞蒂，则收入是35利弗尔；而如果收成是7塞蒂，则收入可达50利弗尔，即比最初的收入多3/5。收入不仅决定于生产的产品，而且决定于生产的费用。费用固然会因饲养家畜而增加，但饲养家畜同样也有自己的产品。因此，旧耕作法所获得的利润是无法同优良耕作法所得的利润相比的。

因此，我们看到，农场主富裕才使他有可能为优良耕作而支出，而他是否富足则取决于他能否在1亚尔邦土地上多得1～2个塞蒂。尽管他要将其价值的一部分用于缴纳税收和租借费，但他自己挣的钱则要多得多，而且其中大部分始终归他所有。因为，除此之外，农场主还能获得相应的饲养家畜的饲料，并从中进一步增加他的利润。

农场主只能以饲养家畜来利用这些优势，但是，此外，他还能直接从家畜产品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不错，只有一架犁的农场主不可能指望得到大量的利润，只有从事大农经营的富裕农场主，通过相应的支出来增加自己土地的价值，才能获得大量利润。

只有一架犁的人首先要获得维持家计的资金。此外，他用于各种经济需要的支出，在小农经营中所占比例必然高于大农经营。例如，只有一架犁的农场主，也只有一个小羊群，但他为这群羊的支出不会低于为一个大羊群的支出，而后者能给他带来更多的收入。由此可见，小农经营和大农经营所要求的许多支出，并不同它们各自获得的利润成比例。因此，富裕的能够利用几架犁的土地所有者，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比只有一架犁者更为有利，因为前者能节省人力和各种开支，从而获得更多利润。但各项支出和花费的劳动只有在它们能更新和增加国家财富时，才对国家有利。土地不仅要养活耕作者，而且应当为国家提供其资金的主要部分，应当保证僧侣的什一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农场主的利润，耕作土地者的工资。国王、僧侣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农场主和雇来耕种土地的工人的报酬，通过他们的支出，而分配于其他各种阶层和职业之间。有一位学者[18]
很懂得这个根本真理，他说：“许多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居住在一个地方，就会形成一个城市，与土地所有者支出其收入相适应，在那里集中了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工人和仆人。可见，城市的大小是同土地所有者的人数，更确切地说，是同他们的土地产品的多少成比例的。首都的形成方式与地方的城市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首都集中的是全国的大土地所有者。”

小农场主耕作土地需要更多的人力和支出，而它能获得的利润却是很有限的。人力和资金不应浪费在以较少人力和费用即可完成的工作上。这样不合理地利用人力，即使在人口众多的国家也应受到谴责，因为人口越多，所需要的土地产品就越多。但是，这样无价值地利用人力，在人口很少的国家就更不利。因为在这种条件下，特别需要注意将人力分布在对国家最必需和最有利的工作上。农业的利益多半注定了土地要集中于大农场，富裕的农场主能将其经营到最佳状态。

只要求使用人力的生产是种植葡萄。如果鼓励葡萄酒贸易，而法国的人口也增加了，就会有更多的人从事这个行业。我们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及伏特加的交易极受限制，而对这个部门的关注应当不亚于对粮食作物生产的关注。

我们这里考察的富裕农场主不是自己耕种土地的普通劳动者，而是以自己的资金启动经营，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物质资料来管理自己企业的企业家。由富裕的耕作者经营的农业，对于那些有可能垫支大笔经费以支付耕种土地之所需并能保证给农民以工作和充分报酬的人来说，注定是一项很赚钱的事业。按照苏利的想法，在拥有广大领土的法国，应当创造并受到支持的正是现在的农场主和企业家。正是这些农场主的财富，才是国家的生活资料和人民福祉的真正源泉，是保证国家、土地所有者和僧侣的收入的真正源泉，是在各种职业的个人之间所分配的收入的真正源泉，还是人口增长、国家实力和繁荣的真正源泉。

大支出带来大收入，并促进人口增长。因为大支出的存在使商业和各种工业得以扩大，使许多人得到工作。有人仅从大军队所具有的可能性的角度来看待大人口的优势，这些人对决定国家实力的事实的观念是很不正确的。现在的国家活动家爱惜为战争出力的人们，就像土地所有者为保持水土而挖掘水渠时爱惜土地一样。保持庞大的军队会使国家衰落，而大人口和大财富则能使国家强大。大人口的重要优势在于促进生产和消费，增加王国的货币财富并使其保持活力。国家优良土地越多，商业越发展，它的财富就越多。国家越富裕，它就越强大。现在王国的货币财富可能比过去一百年少。但是，考察这种财富时，不仅要着眼于这种财富的数量，而且要着眼于这些财富循环的速度和它以王国现行价格实现的可能性。100塞蒂粮食作物，如按每塞蒂20利弗尔计算，其财富从简单的观点来说，是按每塞蒂10利弗尔来计算的50塞蒂粮食作物的4倍。可见，财富既实际存在于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中，也实际存在于金银货币中，特别是在确信对外贸易能以一定价格实现所生产的产品时，更是如此。

收入是土地和人类的产物。缺少了人类劳动，土地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国家所拥有的头等财富就是人、土地和家畜。没有农产物，国家就没有其他的生活资料源泉，除了工业和商业以外。但是工业和商业仅仅在国外财富的支撑之下才能存在，然而这种支撑是很不牢靠的，也是很有限的；这种支撑只对小国是足够的。

征收粮食作物土地税问题

对农场主的税收应完全落在他得自家畜饲养的收入上，因为正是饲养家畜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对他得自家畜饲养的利润进行征收的话，土地税总额就会由于农业收入在正常情况下的提高而达到整个租借费的近乎一半。因此，如果土地所有者从其土地上所得的收入总额是4亿利弗尔，那么土地税的总额约为2亿利弗尔，这还不包括同其他收入相关的各种税收，如所有者的地租、房产、葡萄园、森林、专门租赁的犁等；也不包括从马车夫、商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等所收的税。

从这2亿利弗尔得自农产品的土地税中，还必须去掉1/20，这是经王国法令允许的一些著名人士和享有特权者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经营被豁免的税额。这样一来，就只剩下1.9亿利弗尔了，但是加上对农场主所征收的什一税，总额至少还是2亿利弗尔。[19]

依照土地租赁费的大小征收土地税，是对农场主征税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免除任意征税的更好保证。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在自己的活动中要打交道，他们彼此的利益是由王国的法令明确规定的。[20]

真的很想为对分制佃农的税收确立一个完全确实的原则。但是，如果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农场主的数目会大为增加，而对分制佃农的数目会随之减少。恢复农业经济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增加农场主的人数，杜绝任意征收土地税的恶习，建立土地所有者对保护其垫支资金的信心。不过，首先要努力去做的是，保护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农场主，使其免除被任意征税的风险。众所周知，缺少一个管理有序的征税制度，其破坏性影响在农村比在城市要大得多。农村收入的减少，从而这种收入的减少会对整个国家带来危害。城市居民的状况根源于农村创造的收入，而城市能住多少居民，则同当地农业创造的收入是相适应的。因此，最重要的是在农村创立一种确实的不变的征税制度以增加富裕的农场主，并逐步减少只能给国家带来损害的贫穷的对分制佃农。但是，必须指出，在现代法国的大农经营和小农经营的关系之下，保证实现这些原则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我们在《农场主论》中提出了其他一些保证实现税收的办法。但是，进一步的论述表明，粮食作物的生产量或需要支付的租赁费，应当成为在耕作者中成比例地分配税收的最简单和最适当的基础。在现代农业状况之下，1亚尔邦土地在大农经营中能够提高74利弗尔粮食作物，土地税则仅占全部产量的1/20；在小农经营下则可得24利弗尔，土地税仅占1/24；在良好耕作之下，可得产品106利弗尔，支付的税收仅占其1/11。由此可见，仅仅由于耕作土地的不同，同一亚尔邦具有相同价值的土地，所能够生产的用于支付土地税的产品，在一种情况下是10利弗尔，在另一种情况下是3利弗尔10苏，在第三种情况下只有1利弗尔。这就说明不可能建立一种稳定的税收制度，因为在这些土地上生产的产品会依其耕作方式的不同而变化。这也说明，如果不考虑生产费用和留作种子的谷物量的不同，不考虑利润的多少，还有土地耕作方式的区别，就不可能确立一种依照一般生产量的土地税的标准。所以，无论是主张实行等于什一税额的土地税的人[21]
，还是主张实行土地实物税的人，都没有研究不同的经营方式所产生的所有不规则的偏离，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变化。不错，在国家的一些地方实行的是一般的土地税，但这只限于一些特殊的省份，那里的耕作制度大体是一样的，因而能够简单地依据土地价值和用种子量的差别，并考虑到生产产品的差别来征税。但是，这种规则不能普及到王国的其他省份。在现在情况下，如果不事先将土地税按各个教区的同该省的农业经营相适应的收入分配下去，就不可能确立比例土地税制。这个土地税额的分配，如《农场主论》所说，应同耕作者每年准确申报的有形财产相适应。如果全部收入都是粮食作物产品，也可以不做这种申报。如果完全实现了良好耕作，那么征税的形式还可以大大简化，按照租赁费的一定比例征收就是了。耕作者改善了自己的经营方式，增加了生产支出，当然也就能支出更多的土地税；但是他相信他能得到更多收入，而且如果税收的增加仅仅是同其利润的增加相适应，他也不会承受破坏性的税收。

由此可见，在农场主耕作土地的地方，能够按照租赁费的比例征收土地税。在土地所有者利用对分制佃农耕作土地的地方，在确立土地税时也能够找到近似的原则。每个对分制佃农生产的产品是众所周知的，去掉他的生产费用，便可知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按照比例税制，不是要对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征税，而是对对分制佃农从其经营所得的那部分收入中按一定的比例征收。如果这种比例税收出现了某些出入，给对分制佃农带来了损害，他们可以基于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加以解决。我认为，现在对大农经营和小农经营都可确立普遍的稳定的比例分配税制了。

我们在研究大农经营的生产规模时，可以看到，现在的土地税额大约是土地所有者收入的1/3。在这种经济中，几乎全部土地都是由农场主经营的，课税额比例于租赁费决定的收入，没有什么困难。

然而，小农经营的土地就远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些土地变成农场是很稀少的。土地所有者从这种土地中所得的收入数额，只能根据其生产量来计算。我们在研究这些产品额时看到，在小农经营之下，土地税同样大约是土地所有者收入的1/3；但是，这些完全不确定的收入可以依照另外一种观点，按照我们的计算来考察。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由于采用不同的计算土地所有者收入的方法可能带来的混乱，这些土地所有者将土地提供给对分制佃农，垫支货币资金，并要用一部分收获物保证耕牛饲料。前面提到的若干例证说明，在这种耕作制度下，土地所有者在平年可获得3000利弗尔粮食作物（除去种子）。大家知道，费用在这3000利弗尔中占了1050利弗尔，所以他所得的总额是1950利弗尔。

在这1950利弗尔中，得自牧场和用于养牛的荒地的收入是1375利弗尔。这意味着，带来收获物的土地，在这1950利弗尔收入总额中，只有575利弗尔。因为来自草地和闲置土地的收入也是总收入1950利弗尔的一部分。如果土地税是1950利弗尔的1/3，它就是650利弗尔，如果由5户对分制佃农平均分摊，则每户为130利弗尔。

所有这些对分制佃农可以分得全部粮食作物的一半即3000利弗尔，每户可得600利弗尔。如果土地税是1950利弗尔的1/3，即每户分摊131利弗尔，留给他养家糊口的费用只有479利弗尔16苏。这里考察的例证所显示的产量多于使用牛耕地通常产量的1/4以上，在后一种情况下，支出不变，但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不会超过1450利弗尔，因而每户对分制佃农的份额只有453利弗尔。如果土地税等于土地所有者收入的1/3，即497利弗尔，每户对分制佃农分摊102利弗尔。这样一来，留给这些小佃农的就只有348利弗尔了，这当然不够他们的全部支出。因此，尽管土地税应当由对分制佃农支出，但有必要由土地所有者支出其中的一半。同时，土地所有者不得不负担更多的土地耕作支出，使他们的收入变得完全不稳定了。如果土地所有者为了使对分制佃农的状况有几分保障，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支出土地税，那么他预计支出的税收总额，至少要比租赁自己土地的土地所有者要多支出1/3的土地税。租赁土地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由租赁契约准确决定的，他的收入不会引起任何疑问，也同进一步的支出无关。相当于土地所有者收入的1/3但并不由此收入缴纳的土地税，也是由租赁契约的内容来决定和保证的。同时，如果按对分制佃农耕作土地的纳税的比例征收土地税，那么至少一半不得不由土地所有者用他自己的收入来支付。因此，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就没有任何保证，也完全不确定了。所以，对土地所有者来说，使用对分制佃农耕作是非常不利的；土地所有者如不在当地并从事管理，那对对分制佃农经济的管理是很麻烦的。如按大农经营的土地缴税的比例对对分制佃农经营的土地征收土地税，这种税收就太重了。

但是，如果土地税额等于土地所有者收入的一半或1/3，如果被大农经营租赁或小农经营租赁的土地及其收入额在租赁协议中有明确规定，那么这种征税就是公平的。如果土地由对分制佃农耕作，土地收入额是不固定的，那么以等于土地所有者收入的1/4征收土地税也是公平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收入的1/4大约等于对分制佃农收入的1/6。

因此，如果掌握对分制佃农的生产量，那么确立对分制佃农在土地租赁期间所应支付的土地税额，这不是一件困难事，它等于对分制佃农所获得的那一半产品的1/6或1/5。

有这样的情况，土地非常肥沃，对分制佃农只能获得他所生产产品的1/3。

在这种情况下，对分制佃农所获得的这1/3产品，与他在不肥沃的土地上获得对分产量的一半同样有利。在这两种情况下，土地税同对分制佃农所获得的产量的比例是一样的，但是它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比例就不一样了。在较肥沃土地上，土地所有者获得的收入是其收获量的2/3，而这种情况下的土地税已经被确定为收入的1/3。可见，当收获量在对分制佃农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对半分时，把土地税额确定为对分制佃农应得产品份额的1/6或1/5，在建立比例土地税制时，应被确立为一个普遍的和十分简单的规则。

这种比例土地税制的建立，保证了王国农业收入的增加，而农业的发展首先又保证了谷物自由贸易，改善了税收。

根据租赁契约向大农经营征税的总额，大约是小农经营的2倍，因为大农经营的产量要多得多。

我不知道我所设想的征税比例，同现代征收土地税的状况相比，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得到同样的收入，不过，进行适当调整，接近于一定的比例，这是不困难的（参看《赋税论》）。

如果这些准则得到一贯严格的执行，如果允许谷物自由贸易，如果农场主的子弟免服兵役，废止服兵役，[22]
那么许多有能力支付土地税的土地所有者，当初逃避到城市而又无所事事的入就会返回农村，设法以他们的财产得到收入，并且参与分配得自农业经营的利润。正是这些富裕的离开城市的城市居民，如果相信农村会重新充满耕作者，便有能力复兴农业经济。他们会像农场主一样从来自耕作的利润、比例于自己的土地收入中支付土地税，就像农场主向他们承租一样。作为应当纳税的所有者，如果他们自己不耕种土地，而是将土地租赁出去，他们就要依其财产支付土地税，还要缴纳所获租赁费的1/10。利益会促使人们追求正当和有利的事业，而没有其他哪个经济部门能像农业那样被人相信是正当的。当然，为了发展农业，需要创造一些条件。因此，农业经济是能够被那些拥有达此目的的资金的人们迅速恢复的。为了发展农业经济，还非常需要允许那些开始独自着手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获得收入的身份显贵的人，通过租赁土地来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能力随着租赁费的增加而支付税收。他们要是获得了大量利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这种职业比起当商人在城市销售商品，更适合他们的身份。城市商业的扩张会拉走更多的人，这只能损害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农业比发展商业对国家更重要。

当大农经营在王国越来越普及时，富裕耕作者的地位就会得到尊重和鼓励。牛耕经营随之几乎消失，因为土地所有者从农业经营中所获得的利润，使其能将土地租赁给农场主。这些富裕的农场主将会有足够资金支付大农经营的需要。如果小农经营在一些地方比大农经营更合适从而得以保留，那么他们也会采取更现代的形式以保证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些绰绰有余的收入使土地所有者能够补偿他们垫支的资金。在这些条件下，对分制佃农能够像农场主一样从自己的收获中支付土地税。如果对分制佃农的每亚尔邦的粮食作物收获量比小农经营多出18或20布阿索，他们就能得到比现在更多的收入，支付比现在多4～5倍的土地税。这就是说，对分制佃农在这种情况下所得的收获量，是实行比例土地税的完全可靠的源泉。

这种简单易行的可靠的方法，能使耕作者免除横征暴敛之苦，也使国家收入消除了因实行破坏性的专横的税收制度而面临绝境，所有这些都将促进农业经济和王国实力的恢复。

其余农村居民的比例税也应以其工资和收入为依据。但是，因为这些人的重要性小得多，所以在征税时，与准确性相比，应当表现得更加谨慎。这里即使出现一点差错，对王国的收入的影响也甚微，这里最重要的是鼓励和促进人口增加。至于城市的征税制度，它不应基于和农村同样的原则，城市本身应当提出怎样的税收形式是更合适的建议。我在这里不去谈论不具有现实意义的某些政治观点，包括认为可把任意收税看做是强制执行的可靠手段。伟大的政治家不应接受这种荒唐的看法，他们不会不理解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合理的和荒谬的。被压制者即缴纳税收的人是一些生活保障很薄弱的人，他们需要的是鼓励，而不是压制。他们完全服从王权和现行的法律。如果他们有了一些财产，这只会使他们的依赖性更强，更惧怕恐怖和惩罚。他们的粗鲁和傲慢常受非难，但这不过是他们的一种简单的行为方式，对国家完全无关紧要。他们只限于反对那些以其引人注目的地位而自居的人，而不是针对那些比他们更傲慢并力求领先的人。这个微不足道的缺点无论如何不会破坏国家的公共秩序，甚至相反，它还可以作为小资产者对一个富强和令人尊敬的国家发泄不满的出气口。压制了需要得到关心和保护的人，这种任意征税制度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啊？这种制度所没有排除的，是允许某些人胡作非为，破坏和损害国家的福利。

论谷物出口

谷物出口是复兴农业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它不会提高谷物的价格，我们的邻国低价出口谷物就是一个例证。但是出口谷物会防止谷物贬值，单这一项，如前所述，就可以使我们的农业避免损失1.5亿利弗尔。这倒不是说把谷物销到国外就可以使我们富裕起来，因为如果购买者不足，销售量会大受限制的（参看《农场主论》，刊载于《百科全书》，第6卷，第，533页）。实际上，我们的出口很难达到200万塞蒂。

我在这里不想回答某些人的疑虑，他们担心出口会导致饥馑的到来；[23]
实际上恰好相反，出口促进了农业剩余的增长。如前所述，在允许出口条件下，即使歉收年的收成也会比现在平年的收成多。我在这里也不去涉及建造谷物仓库以预防饥馑的方案，以及与此种预防措施相关的缺点和不可避免的舞弊行为。只消看看一位英国学者对此问题说了些什么就够了。[24]

“关于预防饥馑的措施，请允许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观察到，就在它们制定各种方案以避免饥馑来袭时，它们将要遭遇饥馑。我们却以十分简单的方法，揭开了可以使我们静静地享用极其丰富的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的秘密。比先人更幸运的是，我们已经不会再经历粮食作物价格的猛烈涨落了，这种涨落是担心饥馑来临而不是真的发生了饥馑的结果。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许多谷物大仓库，也不是因为我们有预见，而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能种粮食的平原。

“当英国只是为自己生产谷物时，它不能保证自己的需求，不得不购买外国的谷物。但是自从将粮食作物作为对外贸易的首要对象时，它的生产能力就大为加强了，以至于一个丰收之年的收成可以维持英国人5年的需要。现在它已有可能将粮食作物出口到粮食短缺的国家。

“如果扫视一下法国的几个省，就可以看到，不仅大量能生产谷物和饲养家畜的土地未曾耕作，而且由于耕作者没有进行良好耕作所必需的资金，耕种的土地也未能提供与其肥沃程度相应的收成。

“不能不让人感到高兴的是，我看出了法国现存秩序的缺陷，以及这种缺陷的严重后果。我不能不为我的祖国祝福。但这掩饰不了我的一种感觉：如果法国利用它在领土和人口方面的优势变成了一个强国，该是多么可怕（如果知道自己的优势）！”[25]

因此，只有农业生产仅为满足本国需要的国家才会对饥荒期的来临感到害怕。一般来说，应当产生的倒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担心，即谷物自由贸易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由于农产品丰裕而使谷物贬值，高度发达的法国农业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种疑虑是多余的。法国领土的位置、港口和纵横全国的河流，对发展商业极为有利，十分有利于产品的运输和销售。农业的成就会促进人口的兴旺及其福利的增长。对农业和工业产品的需求会随人口增长而增加，剩余的为数不多的产品则可以销往国外。不错，美洲殖民地的富饶和新世界的农业的发展确实令人担心，但是法国谷物质量却远较这些以及其他国家的谷物质量为好，因此对我们具有对等的竞争力不必担优。殖民地生产的面粉较少，质量也较为逊色。这些面粉经过海运，极易变坏，保存时间也很短。而法国出口的面粉却颇受欢迎，因为质量更好，能制造出上好的面包，而且保存的时间也较长。因此，我们的谷物和面粉在国外的销售情况一直看好。另外一个可以让人放心的理由是，殖民地农产品的增长，不可能不伴随殖民地人口和需求比例的增加，因此，殖民地的多余产品的增长不会是农业发展的结果。

我们的产品缺乏销路和贬值，使得一些地方陷于破产。产品缺乏销路和贬值是人民贫困的结果，同时它又成了发展我们产品贸易的障碍。对于很多地方没有商品销路和完全丧失价值的现象，我们应当冷静对待，应当以缺少富裕人群来解释这些缺点，这些人离开这些地方跑到农村或大城市，有人认为，如果主教、省长以及与他们的身份相当的人，在当地支出他们的收入，就能使这种现象得到纠正。但是这种理由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这无论如何不能增加王国的消费，只不过意味着把消费从奢侈之地转移到节俭之地而已，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因此，这种措施不仅不能增加王国的消费，反而只能减少这种消费。增加产品销路只能是发展出口和国内消费的结果；与此同时，国内消费和销往国外的产品共同维持着商品价格。

为了更好地理解谷物对外贸易的优越性，有必要对一般贸易和工农业商品贸易的主要形式作一些基本解释。至于转口贸易，即只为转售而购买的贸易，则不在我们考察之列。从事这种贸易的国家，只是一些除了贸易以外没有其他财富源泉的小国，不值得大国注意。因此，我们只限于比较其他两种基本贸易，以说明究竟哪一种贸易的利益更大。

经济管理之准则

（一）工业劳动不增加财富
。农业劳动补偿费用用以支付耕种土地的工人，使耕作者获得收入。除此以外，还产生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工业制成品的购买者支付生产费用以及人力和商人的利润；但是，在这些费用以外，不产生任何收入。

生产工业制成品的全部费用，要靠土地所有者获得的收入来抵补，因为工人不生产任何收入，只能依靠支付他们收入的人的财富而生产。

把生产工业制成品的工人的工资和被耕作者用于农业耕种的工人的工资比较一下，可以看到，两者都限于他们的生活资料，都不能作为增加财富的源泉。工业制成品的价值与工人和商人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成比例的。换句话说，手工业工人消费掉的，只是他以自己的工作所生产的生活资料。

这就是说，在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中，没有发生任何财富的增加，这些制成品的价值的增加，只取决于生产工业制成品的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这个观点来看，商人的巨额财产也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他们是一些大的商业企业，（他们的财产）犹如许多相关小商人的报酬的汇总。这与大（工业）企业把来自许多工人劳动的小额利润集中起来，形成巨额财产的情形是一样的。这些企业家能有巨额财产，只是因为其他人作了支出。由此可见，这里没有发生任何财富的增加。

财富是人们生活资料的源泉。工业制造这些财富是为了人们能使用它们。土地所有者为了享用工业制成品，向花费在工业中的劳动进行支付，于是他们的收入通过这种方式转到其他人的手里。

人口的增加同土地所有者所获得的收入的增加是相适应的。一些人在农业中创造财富，另一些人则对它进行加工，供人享用。谁享用，谁就要对这两者都进行支付。

由此可见，为了支配财富和人，存在土地财产、人和财富是必要的。换句话说，只有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国家，只能依靠来自国外的土地生产物才能生存。

（二）工业劳动促进人口增长和财富增加
。如果某个国家以自己的人力的产品购买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100万；如果它向国外出卖100万农产品，那么，对它来说，两者都是财富的同一程度的增加。如果该国的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它的人口，那么，上述买卖对它来说同样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口只能依靠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外才能生存。

在这些条件下，国家从土地和人口中所取得的全部产品，也就是它能够从中得到的全部产品。但是，它出卖100万自己国家的农产品，比出卖同样数目的工业品所能得到的要多得多，因为它用这些制成品能得到手工业劳动的价格，而用农产品则能得到花费在土地耕种上的劳动的价格，还有由土地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因此，如以不同商品取得相同的金额，则农产品的贸易总是更为有利。

（三）吸引了耕种土地的人口的工业劳动会损害人口和财富的增长
。如果某个国家向国外销售100万由工业中的人力生产的商品以及100万土地的产品，然而它却没有足够的人力从自己的土地生产物中获得收入，那么人们从事工业品生产并从销售这些商品到国外的过程中而获益，就会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因为只有在丧失从土地中获得收入的情况下，人们才能从事工业品生产，而耕种土地的劳动的产品，要比同样人数生产的工业品高出2～3倍。

（四）耕作者的财富能促进农业财富的创造
。如果耕作者无力支付进行良好农业经营所需要的开支，那么，来自农业的产品对国家来说就等于零或几乎等于零。一个没有财产的人，靠自己的劳动从土地上只能得到一些价值很少的产品，例如，马铃薯、荞麦，等等，而且只能以他们生产的这些产品为生，既不能卖也不能买，只为他们自己劳动，这些人就生活在贫困中。他们和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东西。

没有能在经营中雇用农民的耕作者，结果就是贫穷。这些省的农民一贫如洗，过着衣食极差的生活。

由此可见，如果国家没有必要的资金耕种土地并带来好收成，那么，农业中雇用的人就是不生产的。但是，在有大量富裕耕作者的国家，总能可靠地从土地生产物上获得收入。

（五）工业劳动促进土地收入的增加，土地收入支持工业
。如果某个国家由于土地肥沃但商品运输困难，竟使每年有大量富余农产品不能销往邻国，但是却能将运输轻便的工业品销往邻国，那么，吸引更多一些制造业者和手工业者对国家是有益的。他们消费本国生产的农产品，而将他们自己生产的制造品销往国外，这样就会以其消费和收入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

但是，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是轻易就能达成的，因为制造业者和手工业者的集中要同该国实际的收入相适应。这意味着，制造业者和手工业者的人数，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能购买他们所生产的工业品的土地所有者和商人的人数，而且购买的价格要大体上与先前相同，还能保证销售掉他们随后生产的产品。但是，对于那些无法保证销售自己国内的产品、商品贬值便导致其生产收入不足以创造手工工场和雇用现有的人力的国家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逐步缓慢地实现。很多国家试图这样做，均未取得进展。但是，对于想全力解决土地肥沃国家的工业发展问题的政府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当农产品能够方便和自由地进行贸易时，工业劳动就能有保障地从土地生产物中获得收入。

（六）本国农产品贸易发达的国家，总能为己之需而支持发达的工业品贸易
。因为它总能与其土地生产物的收入相适应，对生产所需工业品的工人进行支付。

因此，一国工业品贸易的存在，同其农产品贸易是同步的。

（七）本国农产品贸易薄弱，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工业品贸易的国家是不安定和不可靠的
。因为它的贸易会受到其他与之竞争的国家的侵害，这些国家能更成功地从事相同商品的贸易。

同时，这样的国家总处在依赖从事最必需品贸易国家的状态。它不得不实行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来应付自己国内的支出。这样的国家只有依靠节约，才能支持和扩大它的商业、工业和航海，而拥有土地生产物的国家，就能在消费过程中增加自己的收入。

（八）广大的国内工业品贸易，只有依靠土地生产物收入才能生存
。研究一下王国现有的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的关系是有必要的。如果国内工业品贸易额是300万利弗尔，外贸是100万利弗尔，那么，全部工业品贸易的3/4就是由该国土地生产物收入支付的，由国外支付的只有1/4。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收入成为王国的主要财富。因此，政府主要关心的事情，应当就是维持和增加土地收入。

达此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允许贸易自由，支持耕作者致富。没有这些条件，则收入、人口和工业生产的增长都将化为乌有。

农业生产两种财富：一部分年产品是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另一部分是补偿农业生产上的支出。

收入的用途也有两种：一部分是为每年在全体公民中进行分配；另一部分为支付国家税收。

在农业中生产的用于支付费用的财富，应当留给耕作者，并且应当免除任何税收。如果这些财富没有留给耕作者，就会导致农业破产，缩减农村居民的工资，导致国家收入源泉的枯萎。

（九）国家的领土虽大，但为了鼓励生产工业制品而把自己农产品的价格压得很低，就会导致国家的全面崩溃
。这是因为，如果耕作者不能补偿农业生产所需的大量费用，如果他们得不到任何报酬，这就会导致农业衰落，国家就会丧失它从农产物中可以得到的收入。工业制成品生产会因再也得不到土地所有者的支付而缩减，国家的人口会减少，从而引起工场主、手工业者、工人和农民的贫困和逃亡。如不能得到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来源于国家的收入），这些人就无以为生。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力被削弱，财富被剥夺，向国家缴纳的赋税太重，国王的收入减少。这样糟糕的政策如被贯彻到底，只能导致国家毁灭。

（十）对外贸易的利益不在于增加货币财富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所带来的财富增长，并不总是货币财富的增长，因为同别国的贸易可以交换来本国消费所需的其他商品。但是，该国使用的这种财富并没有停止成为财富；为了节约，该国有可能将交换来的财富变成货币财富，并将它用于其他用途。

被视为商品的产品，是货币财富和完全真实财富的综合。耕作者把自己的谷物卖给商人，得到的是货币，他拿这些货币可以纳税，可以支付仆人和工人的工资，也可以自己消费来满足需要。

商人出卖谷物给外国并购回别的商品，或者进行直接的商品交换之后，他重新将带回的商品卖出，然后又以货币重新购买谷物。换句话说，谷物作为商品，对售卖者来说是货币财富，而对购买者来说则是真实财富。

因此，可以出卖的产品，在国内既可看做是货币财富，又可看做是真实财富；国民则根据需要而决定拥有哪种财富。

国家财富不决定于货币财富量。货币财富可以在国家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减，因为这些财富在国内的存在形式，或是以直接的形式存在，或是流通中的商品，而它的流通速度则取决于这些商品的丰裕程度及其价格。西班牙拥有秘鲁的财宝，但是必需品总是匮乏。英国的富裕是以其真实财富为基础的。代表货币的纸币具有稳定的价值，这种价值是由贸易和得自国家全部财产的收入作为保证的。

由此可见，国家的财富并不决定于货币财富量的大小。因此，认为即使会给有利的贸易带来损害也主张禁止货币流出的王国，不过是以有害的偏见为基础的。

为了维持国家，必须要有实际的财富。换句话说，财富是不断更新的，对它总是有需求的，它能被售卖以获得一定享乐或满足自己的需求。

（十一）各国间的贸易差额并不表明从贸易中的获利和各国财富的状况
。一个国家可能因其人口和土地财产而比另一个国家富裕；后者的国内贸易和消费可能比前者少，但它却可能比前者有更发达的对外贸易。

这些国家中，有的国家可能有比其他国家更发达的中介贸易。通过这种贸易，这些国家从转售商品中所取得的补偿价格，在其收支中可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这种中介贸易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利益，远非售卖自己数量较少的产品到国外的获利可比。

工业品贸易同样可能导致混淆，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中既有原料的价格，也有制造费用，而这两者是必须加以区分的。

（十二）一个国家的财富状况可据其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加以判断，但首先应当依据其国内贸易的状况来判断
。如果一个国家以高价消费许多粮食，那么它的财富将同这些商品的数量及其价格成比例。如果它能生产这么多粮食，并且能将其价格维持在高水平上，那么这些商品就是该国的真实财富。这些商品被销售后，可以满足其他各种出乎意料的需求。由此可见，为了拥有真实财富，就必须拥有十分充裕的粮食。

（十三）能以本国土地、人口和航海制造出优质产品的国家，不应嫉妒邻国及其贸易
。因为在同邻国的贸易关系上受任何邪恶意图支配的事情它都不应当做，这是为了不给自己带来混乱和损失，特别是在它同这些国家存在相互贸易的情况下。因此，彼此竞争甚至敌对的贸易国家，与其损害其他国家的贸易，不如更关注坚持和扩大自己的贸易（如果可能的话）。它甚至应当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贸易，因为支撑各国间相互贸易的是这些国家们作为买者和卖者所拥有的财富。

（十四）在相互贸易中，销售更必需和更有用商品的国家，比销售奢侈品的国家更有利
。拥有土地财产、能保证农产品贸易、还有工业品国内贸易的国家，可以完全不依赖其他国家。它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不过是为了维持、保证和扩大它的对外贸易；为了尽可能保持其独立性和在相互贸易中的优势，除了奢侈品以外，它什么都不买，而把生活必需品销往国外。

这些国家会认为，从其全部商品的真实价值来说，相互贸易对它是最有利的。然而，优势总是在出售最有用和最必需商品的国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对外贸易是以其他国家最迫切的需要为基础的。该国卖给其他国家的只是自己的多余产品，而它买进的是满足奢侈品需求的商品。这些国家与其说关注买进了什么商品，不如说更关注卖出了什么商品。该国拒绝奢侈品，比其他国家削减满足其最迫切需要的商品要容易得多。

还必须指出，生产奢侈品的国家会遭受异常变动之苦。形势不利，奢侈品贸易完全停顿，生产奢侈品的工人就会陷入没有工作和面包的境地。

在允许自由贸易条件下，法国有能力生产大量必需品，其数量足以满足国家的需求和大规模对外贸易的需求，还能支持王国内大规模的工业品贸易。

但是，法国人口的现状不可能提供大量人力去生产奢侈品。对法国来说，为了保证自己的农产品对外贸易，比较有利的做法是支持同拥有奢侈品的国家相互贸易。

法国不应当追求无所不包的对外贸易，它应当从外贸中收回某些产品，这些产品对那些最有利于国家并能促进增加土地收入的生产部门来说，没有多大意义。

然而，所有的贸易应当是自由的，而且商人能够挑选对自己最有利和最可靠的外贸部门。

政府应当致力于增加王国收入，它不应束缚工业的发展，并允许人们自行选择对他们有利的投放资金的场所。

在产品出现贬值的省份，通过发展商业，为恢复农业创造条件。

消除损害国内贸易和对外相互贸易发展的各种禁令和障碍。

废除或减轻各种额外的河道税和道路税，这些税收并没有为那些经过长途运输才能销售产品的边远省份增加收入。支付了这些河道税和道路税的人，可以从王国收入的增长额中完全补偿他们的份额。

废除各种特权也必不可少，这些特权是一些地方、城市和公众团体为了自己的狭隘私利而攫取的。

改善道路交通，修路和发展河道运输以改善运输商品的条件，这同样也很重要。[26]

此外，很重要的是，不要在必须保障城市有富余产品的动听的借口之下，将商业归于地方上各种被随意地不确定地允许和禁止的产品，这种做法会使农村破产。城市的生存应当基于居住在那里的土地所有者的支出。因此，消灭了来自土地财产的收入，既不会改善城市的状况，也不会改善整个国家的状况。

对收入的支配不应被委之于低级机构的裁决。

谷物出口不应局限于若干省份的专门地区，因为在取得其他省的谷物补给之前，这些省份会陷于谷物短缺。可能出现城市居民在几个月内陷入饥馑的情况，而这完全是出口所致。

但是，当自由出口普及时，就不会感觉到谷物出口了，因为商人会从全国各地首先是从谷物价格低廉的省份调进谷物。

由此可见，不会再有各种产品得到保证的大省了。农业经济将会随着销售机会一起全面复兴起来。

商业和农业是携手并进的；出口只盯在剩余产品上，而这些产品如不出口也就不会生产了；出口使富余得以不断地持续，并增加了王国的收入。

收入增加会使人口和消费增加，因为增加支出会使吸引人力的工资增加。这种进步会使王国迅速达到高度繁荣，拥有强大实力。可见，采取了这种最简单的方法，王国就能在国内赢得远较邻国之上更大的利益。这种进步是很快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原先衰落和负债累累的王国，在亨利四世时代一变而成了丰裕富饶的国家（参看《赋税论》）。

财富对谷物生产之必要性

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所希望实现的繁荣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耕作者劳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们投入农业生产的财富的结果。收成特别好是给土地施肥的结果，而这又需要家畜，需要给饲养家畜者支付报酬，需要货币。从前面的研究中已经看到，小农经营的3000万亚尔邦土地的经费，只有2.85亿利弗尔，而同样面积的土地，要良好耕作的大农经营来进行，经费就得提高到7.1亿利弗尔。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产量只有3.9亿利弗尔；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产量就可达13.78亿利弗尔。经费越多，成果越多。从购买家畜和对管理家畜者的支出中所得到的产品，也可以不太低于耕作收获物的产量。

不好的农业经营会要求更多的人力。但是，因为耕作者无力支付必要的经费，所以他们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成果；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而愚蠢的资产者却以懒惰来解释他们的失败。这些资产者无疑以为，耕作者不停地在土地上劳作，就能迫使土地带来好收成；对无业的穷人说“到地里干活去”，他们就心满意足了。然而，耕作土地的是牛马，而不是人。能使土地肥沃的是羊群。没有这些条件，土地难以补偿人的劳动。难道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土地都不是被事先垫付的，而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提供收获的吗？“到地里干活去”的这些无财产者的命运如何呢？他们能靠自己的力量来耕作吗？如果农场主本身是贫穷的，这些人能找到工作吗？农场主如果无力支付农业经营所必要的费用，无力支付仆人和工人的工资，他们也就不可能雇用农民。没有肥料的土地几乎是不难耕种的，但农场主和农民仍然要受贫困的折磨。

还必须指出，王国的所有居民应当利用良好组织农业经营的优越性，以便使自己的收入得到保证，也使国家得到更多收入。正是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农场主的利润的增加，才能使农业经营处于良好的状态，从而保证所有其他阶层的居民得到报酬，并支持消费和开支，首先是支持农业经营的支出。

但是，如果国家从耕作者身上征收赋税，如果这种税收抽走了他们的利润，农业经营就会开始衰落，使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缩减。由此还会不可避免地引起职员、商人、工人和仆人收入的减少，引起劳动、报酬和消费开支整个体系的破坏，导致国家衰落，税收制度越来越被破坏。由此可见，只有在生产不断更新和产品不断增长的条件下，王国才能实现持续繁荣和强大，这一切是以人数众多和富有活力的人民所拥有的财富为基础的，而政府应对人们的手艺给予鼓励和支持。

有一种流行观念认为，假定政府的某种活动导致了某些人破产，但这对整个国家的福利没有多大关系。还有人相信，即使某些人因损人利己而致富，但王国的财富总额不会因此而变化。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和荒谬的，因为国家财富不会自行维持，只有在它得到有效利用而更新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保持和增长。如果耕作者被高利贷弄破产了，王国的收入就会化为乌有，会导致商业和工业衰败，工人失业，国家、土地所有者和贵族失去收入，支出和报酬不复存在。财富如果总是深藏高利贷者的金库中是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假定贷放取息，也只能加重国家的负担。因此，国家应当给予最大关注的是，把属于生产性职业而又是其生产产品和增加国家财富所必需的财富，保持在这个职业之中。

以谷物生产为生的人口的问题

最后，应当指出，土地产品本身并不就是财富，它只有为人所需要并能出售时才是财富。也就是说，只有在人们需要它并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消费它的条件下，土地产品才是财富。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不可能生产他所需要的一切。但是，通过出卖他生产的产品，他就能得到他需要的东西。可见，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易，一切都能成为售卖的对象，一切都能成为财富。如果某个国家的人口减少了1/3，那么它的财富就会减少2/3，因为每个人的支出和他的产品对社会来说是双重的财富。一百年前我们王国的人口大约是2400万，经过四十年连续不断的战争和废除南特敕令之后，还有1950万人。但是，为争夺继承西班牙王位的破坏性战争，限制贸易和任意课税制度引起王国收入的减少，农村的贫困，许多人逃亡国外，许多因贫困或为逃避兵役而跑到大城市的人过着单身放荡不羁的生活，奢侈无度妨碍了人口增加，把所有这一切原因都考虑在内，认为现在王国人口只有1600万恐怕是大致不错的。农村很大一部分人口只能以荞麦等各种低廉的谷物为生。这些人的劳作或消费，对国家的益处甚少。农民在农村是否有用，就看他们能否进行生产并由此获得收入，能否以其对良好衣食产品的需求将粮食价格和土地财产的收入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同时增加农场主和手工业者的报酬，使他们得以支付同其产品额和收入相应的税收份额。

因此，必须看到，如果贫困增加，或者如果王国丧失了几百万人口，那么财富就会相应减少，而其他国家则会从这一灾难中获得双重的利益。如果人口减少到应有人口数目的一半，即减少到一百年前人口数的一半，王国就会完全荒芜。只有个别城市和个别商业省份才会有人居住，其他地方就完全处于荒废状态了。土地财产不再能生产收入。空闲的土地到处都有，每个人只要想用就能利用，不必同土地所有者打交道，也不必为利用土地而支付什么东西。

我要提醒一下，土地仅因其产品是满足人们需要之必需才成为财富的。因此，拥有广阔而肥沃领土的王国的人口越多，它所拥有的财富就越多。正是在人们的需要推动之下发展起来的农业，才是满足这些需要的最丰富的源泉和人们生存的主要基础。土地提供为满足我们需要所必要的东西，保证了国王和土地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人口增加与其说是自然增长的结果，不如说是收入和支出增长的结果。

关于谷物价格

收入创造了增加支出的可能性，而支出会吸引寻找工作的人。人们离乡背井是为了分享某个富裕国家的有保障的生活，而外国人的移入更增加了这个国家的财富，因为需求的增加维持了农产品的高价格，促进了农产品的生产，使之更加丰裕。应当指出，高价格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且还是发展农业的必要条件。被看作财富的1塞蒂谷物的价值，仅仅在于它的价格。因此，谷物、葡萄酒、羊毛和家畜愈多，它们的价格愈高，国家的财富就愈多。丰裕而无价值者，绝不是财富。昂贵而奇缺，这是贫困。昂贵与丰裕相结合，才是财富。

我指的是经常的昂贵和丰裕，因为一时的昂贵不会使财富遍及全国，它既不会增加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不会增加国家的收入，它只对那些拥有粮食并能以高价出卖粮食的个人有利。

由此可见，只有在持续丰裕和持续高价的情况下，粮食商品对整个国家来说才是财富，而这一切又是对农业作了应有改进，对这些粮食商品有大量的需求，以及允许粮食对外贸易的结果。还要注意到，丰裕而高价（不欠外债时仍然如此）对这个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财富，特别是在它来自每个国家只能进行此类产品生产的有限地方时，更是如此。因此，类似于这样丰裕而高价的财富，乃是拥有大量此类产品并能将其销往国外的那些国家的优势。某个国家以货币形式保有的财富愈多，它就愈强大，也就愈有可能使个人拥有的愈多，因为货币是唯一的价值，它能被用于任何用途，而且决定各国之间的实力。

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低廉，那么国家总是贫困的。这些产品是最重要的，也容易卖出。这些产品的短缺可能因为人口不足，也可能因为缺乏对外贸易，这样一来，失去了贸易优势的国家，其货币财富的源泉就枯竭了。这些国家的人不得不局限于消费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不可能着力于促进巩固国家的安全。我们一些省份就处于这种状态，那里的粮食价格水平很低，产品丰裕，但极其贫困。在这些省，即使再努力劳动和厉行节约，也休想得到货币。只有在产品价格处在高水平，收入和支出成比例增长时，才可能安排开支，支付税收，进行消费和保障自己子女的未来，等等。这种可能性是同一定的富裕程度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是产品高价格的结果。为什么王国一些城市或省份的产品价格水平高，它的人口就比那些产品价格低廉的城市和省份的人口多，道理就在这里：低价格减少了收入，缩减了开支，破坏了贸易，其他各种职业的报酬没有了，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工作和工资也没有了。更有甚者，低价格还会使国王的收入枯竭。因为消费品贸易的主要部分是粮食贸易，而这种贸易又不经货币流通，这就使国王失去了粮食贸易的税收，也很少得到土地财产的收入。

如果商业是自由的，那么商品价格的高涨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限度决定于与它通商各国的商品价格。与粮食商品的贬值或昂贵相关的其他情况，则是禁止自由贸易的结果。它们彼此无规则地交织在一起；无论贬值还是昂贵都是有害的；而且几乎都是国家管理的缺失所导致的。

粮食作物的优价保证了国家更多收入，也不会给社会底层的居民带来损害。一个人消费3塞蒂粮食，如果因高价他购买1塞蒂要贵4利弗尔，他每天的支出就要多支出1苏。他的支出当然是相应地增加了，但是，同他从谷物高价所取得的利益相比，这种增加对他没有什么意义。得自谷物高价的利益，无论如何不会因为工人工资的必然增加而遭到破坏。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工资的增加不及农场主收入、土地所有者收入、什一税和国家收入的增加。还应当指出，所有这些会促使从事工业劳动的人力价格上涨1/20或1/40。然而，我们的制造业者却不明智地坚决主张禁止谷物出口，这会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让人民习惯于以极低价格购买谷物，也是非常不好的。他们会变得不太勤劳，总想以不多的付出就得到面包，变得懒惰和厚颜无耻。耕作者难以找到工人和佣人，以致在丰收年景对他们用得特别狠。很重要的是，下层居民为了多挣钱，不得不多干活。在过去年代，谷物售价一直很高，人民也都习惯了这种高价和相应的劳作方式。他们那时更勤勉，生活也富足。

还必须指出，这里所谓高价不是指某种出奇的高价，它不过是我们同邻国通商时的普通价格。

有人对财富分配的考察是很出格的，他们认为物价昂贵仅仅有利于售卖者，而使买者陷于贫困，在使一些人增加财富的同时，使另外一些人的财富减少。按照这种想法，物价昂贵决不会增加国家财富。

但是，农产品的高价和数量丰裕，难道没有增加耕作者的利润、国王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什一税形式的利润吗？这些收入难道没有首先增加了支出和工资吗？工人、手工业者和工场主等人所花的时间以及付出的努力，同他们的生活费用不是成比例的吗？国家的收入越多，则有利可图的商业、工业、工艺、手工业和其他职业就越是需要，但是这种繁荣只有在粮食高价的情况下才能出现。政府如果阻止农产品销售并降低它的价格，也就是在阻碍创造丰裕的产品，减少国家的财富，其减少的程度是同应当转化为货币的农产品的价格降低的程度相适应的。

当我们生产的谷物是贸易的对象，我们的农业受到奖励和人口众多之时，这种高价下的丰裕状态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王国之中。但是，对贸易的限制，现存的税收形式，将人力和工场的财富不合理地用于生产奢侈品，连年的战争，还有其他各种导致贫困的原因，终于使我国上述的优势荡然无存。现在国家每年损失的谷物相当于一百年前收获量的3/4，不必多说，这是农业经济和人口大衰退的必然结果。

[1]
魁奈的《谷物论》同《农场主论》一样，也发表在《　百科全书》上。该文曾被收入翁肯编辑的《魁奈的经济学和哲学著作》中，巴黎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1888年。该文的再版见于：《弗朗索瓦·魁奈和重农主义》，巴黎，1958年版。魁奈的这篇文章过去从未被译成俄文，这回是首次。魁奈这篇文章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俄译本注

[2]
如果耕作者都很富裕，3600万亚尔邦土地都进行高级耕作，而不是现在这样由高级耕作进行的只有600万亚尔邦，那么，每年的收获量大约是6600万塞蒂，而不是4400万塞蒂，这可以根据对现代高级耕作状况的研究加以证明。——原注

[3]
亚尔邦作为面积单位在法国境内并不统一。——俄译本注

[4]
这比德·沃邦所规定的亚尔邦单位要大1/5。如以此单位计算，则每亚尔邦所生产的谷物要比这位学者（指德·沃邦）所说的要多1/5。——原注

[5]
我们这里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并且假定征税是在使农场主获利和给所有者支付的范围内进行的；它以某种方式支持了国家的富裕，并使农业处在期望的秩序之中。——原注

[6]
魁奈上述注释的说法十分重要。魁奈显然知道怎样征税，也知道农民和农场主对它的看法，但触及这些是危险的，因此他以明显的暗示为限。——俄译本注

[7]
大农场主拥有大型农场和肥沃土地且耕作精良，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尽管租借更肥沃土地的价格更高。因为这些土地所生产的大量产品所能提供的丰厚收入，会远远超过所花费的资金和种子费用。我们在这里只作了一般的计算，所依据的是关于各种不同土地价值和各类农场主不同状况的平均资料。关于土地收入和耕作费用的种种关系，后面还要作进一步考察。应当注意研究这些关系，以确立产量和所有者的收入、农场主的利润、各种赋税和什一税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会因产品类型而变化。——原注（魁奈说“Les gros fermiers”，即大农场主，这是罕见的。——俄译本注）

[8]
获得的产品稍微少一点，或者费用稍微多一点，这个不大的收入就不复存在了。因为这种计算只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丰收年景，干草价格不超过10利弗尔，而且冬季期间不会导致牛要消耗掉大量干草。——原注

[9]
这就说明下述观点是缺乏根据的。这种观点认为，农村荒无人烟缘于大土地所有者霸占了所有的土地，因此农民无地可种，无法得到生活必需品。但是，实际上，土地租借费是很低的，农民能轻而易举地租借到他需要的土地。阻碍租借另有缘由，对此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考察。必须摒除通常的偏见，对事实真相加以深刻研究。——原注

[10]
小农户对由小麦加工而成的饲料不大感兴趣，因为他们很少利用这种饲料。他们倒是愿意播种黑麦，因为这种作物即使在不肥沃的土地上也能得到好收成，因此一部分种小麦的土地会被他们用于播种黑麦。我们在这里是把黑麦和粮食作物放在一起加以说明的，以免作过多的解释。这些不同的谷类作物的价值的区别，总起来可以说，它们的平均价格稍微低于小麦的价格。——原注

[11]
《论大不列颠的优点和缺点》。——原注（大概是指托马斯·曼的《英国对外贸易的优点和缺点》，伦敦，1700年版。——俄译本注）

[12]
对魁奈来说，苏利是能正确理解法国需要的国务活动家的典范。——俄译本注

[13]
《租税包征人》，第3、第4章。——原注

[14]
魁奈在其著作中多次批评柯尔倍尔，在魁奈看来，柯尔倍尔是法国重商主义及其全部消极后果的主要代表者。——俄译本注

[15]
我们假定，每亚尔邦土地，除去种子，能够提供6塞蒂的收获。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土壤肥沃，耕作良好，每亚尔邦的收获量可以更多。然而，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是以6塞蒂计算。为了对这里所说的每亚尔邦土地究竟能生产多少有一个明确概念，让我们从凡尔赛宫中尉狩猎官所撰写的《农场》一文中所引述的一段话作为例证。他说：“我面前有

[16]
一个面积300多亚尔邦的农场。这片土地是肥沃的，但不是最好的。有4年时间这些土地在一个农场主手中，耕种得很好，但施肥很不足，因为他把秸秆卖掉了，家畜饲养得不好。即使在最好的年景，这些土地每亚尔邦也只能收获3～4塞蒂粮食作物。结果这个农场主破产了，不得不将自己的农场转让给了另一个精明能干的农场主。从此一切都改观了。支出未曾减少，但土地耕种得更好了；牲畜成群，从中得到了很多肥料。两年后每亚尔邦可收获10塞蒂粮食作物。如果坚持改良，收获会更多。每次进行这样的尝试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增加一群牲畜，收成就能成倍地增加。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都应当相信，如果这个信念能变成大家的信念，并得到鼓励，我们很快就能成为农业迅速发展的见证人，农业的迅速发展能保证我们富裕起来并享受到它的全部成果。”——原注　这里所谓“条件”，显然是指每塞蒂价格18利弗尔；而“全部收成”，则显然是指每亚尔邦的全部收成即6塞蒂。——中译本注

[17]
《租税包征人》的作者（他的意图很值得赞扬）大力鼓吹征收产品税，而他对这种税收制度的缺点的看法，给人的印象是不够客观的。他只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消费者完全可以自由地决定把多少支出花在酒上。但是，消费者花在酒上的支出额，对种植葡萄的收入以及对种植葡萄的居民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农业经营部门工作的人很多，而且还会更多。从人口方面来说，特别值得予以注意的是，种植葡萄的土地能够提供大量产品。政府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努力增加收入，增加税收来源。生产大量产品的土地能够负担大量税收。葡萄园每年都能提供产品，这意味着每亚尔邦种植葡萄的土地所能提供的税收，是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所能提供的税收的两倍。这对王国来说同对销售的酒征税几乎一样。然而，由于征税人的冷酷无情和商人的欺诈，使得这种对酒征税的办法破坏了王国的这个重要的商业部门，并使葡萄种植者深受其害。在农业经营良好状况之下，王国收入的主要源泉是来自农业的土地税。这方面问题至今完全没有研究。存在有害的非法的舞弊行为，这是人所共知的，对这些行为也发出了持续不断的抗议，但弊端依然没有得到纠正（参看《赋税论》）。

上述作者给人的另一个印象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业抱有流行的偏见。由于工业支付人力以报酬，所以养活了许多人。但是工业不创造收入，工业得以维持只能依靠公民购买工业品的收入。作者因害怕工业遭到破坏而力主为工业免税。但是，王国的工业却由于拥有来自奢侈品的收入而始终存在着。征税仅使奢侈品的价格稍微有所提高，而这对我们的对外贸易没有多大关系。外贸之所以能使我们富裕，只是由于销售了我们生产的产品。上述作者还坚决主张，在公平分摊税收条件下，实行包收捐税制。他认为，这种制度能保障王国的收入，给所有者以无人负责的利益，赋予农场主、转借人和工薪侍者以诚实赚得的财富。不过，他认为王国的租税包征人必须诚实行事。这位作者认为包收捐税制的另一个优点是，它能在不损害农业、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情况下增加税收。应该说，对欠发达的王国来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国家和土地所有者获得收入的唯一方式。但对于工业和贸易很发达的王国来说，类似租税包征这样烦琐的制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土地所有者完全可以从他的土地产品中来保证自己的收入。——原注

[18]
康替龙：《商业性质概论》，第5、第6章。——原注

[19]
我们这里假定，对农场主所征收的什一税只有大约1000万利弗尔，但是相当于什一税的生产量，不会加重耕地所需要的花费，所以它能负担较重的税收。因此，租赁费的什一税，即不是按照教会的收入所征的什一税，在农业经营恢复的情况下，可以达到1亿利弗尔，因而对这些农场主征收2000万利弗尔以上的土地税也不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达到对耕作者征税的比例，在我们的农业恢复的情况下，负担什一税的农场主的获利还是很高的。——原注

[20]
土地税等于租赁费的一半，显然是太高了，而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如果明确规定了土地税额，农场主就会从这个严格规定的税率出发去租赁土地，这样做的好处甚多。土地税不再是任意的，因为农场主在租赁土地以前就知道了，而随意定税会导致农场主破产。同时，土地税额在租赁期间可以随意增加，而农场主却不可能在租赁费中多留一部分，以便弥补任意提高土地税给他带来的损失。如果农场主在确定租赁费时就知道他应缴纳的土地税额，不再担心任意征税，就不会伤害他的经营。土地税将从农场主所生产的产品中征收，而构成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也是完全可靠的，这样一来，随意征税就根本不会危及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耕作了；相反，向农场主随意征收土地税会使他们的状况很不稳定。他们的收入要受到他们与土地所有者的契约限制，这种契约不会随税收变化而作相应的改变。如果税收太重，农场主无法支付必要的费用，他们的经营就会面临威胁。因此，征税的对象必须是闲置的资金，而不是进行农业经营所必要的资金，同时还要考虑这些资金的数额和农场主的经济状况。租借费是这方面的最好指标。

可能会产生一种疑虑，即如以租赁费来决定土地税，则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可能在租赁协议中，为避税而就租赁额达成某种欺骗性协定。然而，在这种场合，土地所有者对其应得的全部租赁费有一个界限，而且会形成某种专门的协议或文书。这种协议的形式当然会显得与众不同，这就难免引起怀疑，也不难被发现并采取措施坚决加以制止。例如，这种文书可能载明土地所有者预先借给农场主多少钱。因为土地所有者借钱给农场主极为罕见，而且如果载明的借钱日期同租赁期又很接近，那么这种协议就不能不引起怀疑。相关文书没有经过公证也会引起怀疑。由于不许可包含这一类引人怀疑的条款，所以也就不会认可欺骗性契约。但是，如果这种文书是在租赁期满3～4年后订立的，并且经过公证，租赁协议的内容也没有改变，就不能说该文书关于支付租赁费的不正确说法是欺骗。如果在租赁协议有效期间，家畜和收成发生了什么意外，如果土地所有者有求于农场主，那么这种文书对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来说还是很必要的。如果农场主为了在契约中将租赁费说得很低，以行贿的方式垫支货币，这就是欺骗。这种欺骗容易被识破，因为同当地其他土地的价格相比，它的租赁费太低了。如果契约有明显的矛盾，就必须予以解除，并甩开这个农场主。——原注

[21]
在考察得自不同土地生产方式的产品时，我们看到，对使用牛耕的土地所征收的等同于什一税的土地税，约占土地所有者收入的2/3。但土地税不能从当前这种耕作方式下的收入出发来加以确立。因为在良好耕作下土地所有者能获得更多收入，结果，从这种土地中所征的土地税要比从现在以应有方式耕作的土地中所得的要少7～8倍。

现在，从事大农经营的土地的产品要多于其他的土地，但是，同允许谷物自由贸易下所能达到的收入相比，它还达不到一半。现在，什一税等于租赁费的一半；等同于什一税的土地税还是很重的，但是在允许自由出口条件下，土地会带来更多的收入。这时，什一税就其大小而言将等于租赁费的1/3，等同于什一税的土地税大约是全部收入的一半，负担比现在轻多了。可见，土地税、什一税和租赁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会依得自不同土地的产品量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在小农经营下，如果土地税占什一税的一半，负担也是很重的。而在良好耕作条件下，即使土地税额等于什一税额，这种税负也是轻的。土地税额与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产品量之间的关系的不一致是很少的，但是这种不一致在任何情况下，为试图建立某种统一的原则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应当将粮食作物价格、经济状况、土地性质以及关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资料的综合，作为确立土地税的基础。在确立土地税时，还应当记住。由使用牛耕地的土地所有者负担的什一税，在一种场合会占到收入的一事，而在另一个场合则会侵蚀全部收入。——原注

[22]
不少比较富裕的农场主为了逃避兵役，想方设法为儿子在城市谋份工作。对农业特别不利之处在于，这不仅使农村失去了一些本来可能成为农场主的人，也失去了他们的父亲用于土地耕作的资金。为了防止出现这些破坏性现象，洛林省省长加莱希尔颁布法令，免除车夫和农场主的儿子服兵役，这对保证农村劳动者是必要的。要农民服兵役对国家和国王的损害是很大的，这会使农民陷于贫困，丧失他们维持自己不大的经营的可能性。这对生产、消费和收入会带来巨大的损失。这样的做法虽然使国家避免了相关活动的开支，但是远未节省国家的资金，国家的开支反而更高了。如果这些活动由国家有偿地进行，花费要少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各省从税收中拿出一点，便足以支付这些活动的费用。此外，各省从方便交易的活动中无疑可以得到好处，只要费用使用得当，他们就愿意出钱参与这些活动。——原注

[23]
霍伯特：《论谷物政策》。——原注

[24]
丹肖尔：《大不列颠的优势和弱势》。——编者注

[25]
尽管理由充分，还是有人疑虑粮食作物出口会导致饥馑；如果在允许出口的同时，也允许外国粮食作物免税进口，疑虑便随之冰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粮食作物价格不会高于出口国。大家从长期经验知道，出

[26]
农村的道路，或同主干道、城市和市场相连的交通要道，在所有的省份不是完全阙如，就是状况极差，这已经成了发展商业的严重障碍。不过，这种障碍不用太久就能消除：土地所有者对其土地产品的销售是极为关心的，但他们又不想为修路出钱。可以从农场主缴纳给他们的土地税中收取少量的税，例如，1利弗尔征收1苏，而农场主和无地农民则予以免除。修路之事在同居民商议之后，再由地方长官决定，然后委托专门的承包商去执行。应当先修那些最难通行的地方，然后再改善其他各处。农场主和农民应当负起维护路况的责任，还应当借地方之力整顿航道秩序，以利航运。各地应该很好地理解采取这些措施的好处，立项申请并拨出相关经费。然而，事先为此而确定的资金却被用于国家的其他需要，对国家福利如此有用的意图，不应导致这种可悲的结果。——原注

人口论[1]

国家的实力在于人：财富因人的消费而增长；他们需要的产品增加得越多，消费越多，他们就越富有。产品不加利用和消费，就会变得无用。正是消费使它成为交易对象并维持着它的价格；优价和大量的产品创造了收入，并使国民财富年年增长。由此可见，通过增加产品及其消费，人本身被证明是自己财富之首要的创造源泉。[2]

因此，国家财富的保存和增加以及不断恢复和更新，要取决于对人的劳动的利用和人口的增长。因此，人口状况和对人的劳动的利用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对象。要知道，土地肥力、产品售价和正确利用货币财富，要取决于人的劳动和人的积极性，而它们恰恰是富裕的四个源泉，并且在相互的竞争中成长。但是，只有在政府正确捍卫人、所有制和产品的条件下，它们才能发挥作用。闲置的货币财富是管理存在某种缺陷的明显标志，说明人们感到沮丧和意志消沉。

人口状况

一国人口是随着它的收入增长而增加的，因为收入能够提供吸引人并能留住人的富裕生活和利益；但是，只有对人的劳动的使用同国家的自然优越条件相适应，国家才能增加收入。

法国依靠自己的地理状况，纵横交错的河流，广袤的领土，肥沃的土地，拥有邻国没有的某些产品，能使许多人从事耕作和对外贸易，[3]
而它们是国家不断更新的财富和收入的源泉。

有人认为，法国人口在一百年前曾达到2400万。但是，根据1701年的统计，它缩减到1950万，这是扩充军队、几乎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废除南特敕令[4]
的结果。

研究一下这一年以后的人口数，我们发现，法国在12年间将大量军队投入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战争中，它的人口再次急剧减少。法国在海上和陆地上至少保持着40万军队，加上为军队服务的20万人，总共是60万。这比法国一百年前的军队多了40万人。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每年需要有10多万人用于弥补这场破坏性战争带来的损失。此外，在这12年中，国家至少丧失了100万成年人，还有从这些人所能获得的人口的相应增长。

依据人口增长的进程，可以认为，每对夫妇至少有两个可以达到结婚年龄的孩子，还有几个未达结婚年龄就死去的孩子。这样，这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起，组成至少4口之家。因此，死亡100万人，加上损失掉的相应的人口增长数，意味着减少了400万人。

我们的人口按1701年统计是1950万，经过争夺西班牙王位之战，减少到大约1 550万人。也就是说，在前一个王朝期间减少了大约1/3，即800万人。由于路易十四的胜利，法国得到了大约50～60万人，但从那时起人口没有增加。不错，我们在18～20年间过着和平生活，但是在26年间我们又不得不持续不断地维持着庞大的军队，如果不是得到了洛林地区（该地人口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5），我们的人口减得更多。但是今天还有人认为，包括洛林地区在内，法国有大约400万个家庭，[5]
每个家庭以4口人计算，总共大约有1600万人。

根据包税管理局计算，每个家庭有3.5人，400个家庭不多于1400万人。如果把2岁儿童计算在内，那么可以认为，以每个家庭4口计算，400万个家庭的人口接近1600万。如果把新生儿包括在内，总数可达2400万人，因为2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1/3以上。不过，我们只能从生产、消费及其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研究人口。

只能从消费方面来考虑小孩，但是，2岁以下孩子的消费没有很大意义。从出生和死亡的比率来研究我国人口的人，所用的数字会比我们用的数字大，因为我们是从孩子2岁算起的。

依据圣·莫尔和布芬对人寿的计算，可以认为，2岁到16～17岁这个年龄段的死亡率约为1/4。因此，在包括2岁儿童在内的1600万人中，成年人有1200万，其中男女各占600万，另有400万是从2岁到17岁的未成年人。[6]

就农业工作来说，可以认为，有半数以上的男人和妇女生活在农村；有差不多75万块土地耕种谷物；有200多万成年男子从事体力劳动，其中包括耕种这些土地。可以假定，这个部门要求的成年男子不下150万。饲养家畜和种植葡萄的人数接近这个数字；其他农业工作，制造工具以及与这个部门相关的其他事务，在教区教堂服务，建造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等等，还需要100多万人，总共需要成年男子400多万。如果不足此数（这是非常可能的），则要由妇女和儿童予以填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就会进行得很不完满。但是，如果各种徭役、压迫和贫困使得农民情绪低落，如果他们穷得无力雇工，那么他们的工作就更差了。

总之，尽管我们的农业状况很糟，耕地面积只占可耕地的一半，但它毕竟使王国的一半多人有工可做。从事商业、手工业、法律、艺术与科学、工场手工业、学校、教堂和城市中的教会职务、建筑、城市企业、军队、运输、军舰和商船等等方面的成年男子，不过只有200万。

显而易见，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1600万人是太少了，以至于6000万亚尔邦适于耕种的土地中，有一半是荒地，另一半又种得很糟，特别是在农村缺乏补偿开支的资金，而其他形式的体力劳动又受到相应限制的时候。要知道，工业只有在所有者获得收入的基础上，并且能给对外贸易提供手工业劳动产品时，才能得到发展。

根据圣·莫尔的计算，巴黎的人口有60万，[7]
这能够从该市每年小麦的消费量中估算出来，这个消费量接近81250缪特或97.5万塞蒂，包括城外烘烤的面包。以每人平均消费1.5塞蒂计算，97.5万塞蒂可供65万人食用。这个数字包括常住巴黎的外国人。2岁以下儿童也需要面粉。不错，许多居民不是全年都生活在巴黎。但是，由于每人的消费量估计顶多才算是1.5塞蒂，这是非常之少的，对占巴黎人口3/4的仆人和工人来说，更是如此。这样，依据每年消费的小麦量计算，包括2岁的孩子在内，巴黎人口不超过60万，其中45万成年人，15万是2～17岁的未成年人。我们看到，这同100年前的消费量是相近的；依照黎塞留红衣大主教时代所作的统计，那时巴黎人口是80万；所以，尽管一百年来农村人口大幅减少，可是，巴黎人口并没有增加。因为圣·莫尔只从2岁孩子算起，所以他的数字同一般所说巴黎人口80万还是吻合的。实际上，如果把所有的儿童从一生下来开始都加上的话，应能达到80万，因为从降生到2岁的儿童的死亡率是1/3。如果按照巴黎每年的死亡人数（接近2万或全市人口的1/40）计算，那么，所有这些计算结果都是十分接近的。[8]

巴黎人口增长比率与农村大体一致。风俗败坏使巴黎婚嫁数字大为缩减。但是，在农村母亲不仅要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还要给资产者的孩子喂奶，所以她们只能三年生一个，不可能更多。总之，这两种情况都减低了人口增长的可能性。

在巴黎，每年新生2万个孩子，占60万居民的1/30；照此推算，1600万人或全体人口每年应当出生53万个孩子，其中有29万活不到17岁；能活到17岁的只有24万，男女孩各12万。

考虑到妇女的生育期限，可以认为，30年间出生的人口应当与现有人口数大体相同。假定妇女20岁出嫁（与此抵触的情况大体上相互抵消），50岁丧失生育能力，那么，为使人口数大体维持在同一水平上，30年内出生的人数应同现有人数大体相同。

尽管在巴黎每年只出生2万个孩子，而这种经常不断的生育所增加的成年男女每年只有9000人，但这个城市每年结婚的人数大约是4700对。这就是说，每年结婚人数与每年达到成年人的人数至少相等，这同巴黎似乎有许多人不结婚是相抵触的。但情况是这样的：巴黎出生的人，特别是男子，只占这个城市中结婚人数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经常要靠外省来巴黎谋生的人予以补充。仆人大约有15万，其中1/8不是在巴黎出生的。有独立职业的人中，2/4出生于各省。例如，397个国会检察官中，在巴黎出生的不足100人。[9]
因此，可以认为，在巴黎结婚的男人中甚至有一半不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已婚妇女（仆人除外）大部分出生在巴黎，因为几乎所有落户在巴黎的男人都娶出生在这个城市的女人。

最后还要指出，在巴黎结婚的人中，有许多是鳏夫和寡妇重新结婚；这再次支持了以下结论：在巴黎结婚的男人中甚至有一半不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因此，巴黎的人口是靠外省人口来保持自己的水平的。[10]

人口缩减和增长的原因

战争、不结婚、食品低劣、缺乏耕作土地的资金和下层人民生活贫困等，都会妨碍人口增长。人数众多的军队使国家不堪重负，它和格外严厉的宗教一起使国家受到破坏。

一个没有宽容心的国家，如果处于富有宽容心的强国的包围之中，它的处境是很不利的。宗教自由会吸引人和财富，而宗教的极端不宽容则会迫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并阻碍他们回归。这两种情况都会阻碍这个国家繁荣，而促进富有宽容心国家的昌盛。因此，不宽容会逐渐使国家破灭，并促进邻国的财富、人口和力量的增长。

国家的力量在今天是靠其财富支撑的，而财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人创造的，庞大的军队则损害了这两者。英国人总是精于算计的，他们根据从业人数及其支出来估计对手的力量；他们通过增加他们使用的财富来保证自己的成功；他们不从国家拥有的货币额出发作出估计。他们在一部关于政治的著作中指出：“我们只应当考虑在商业和农业中不断起作用的、不断更新和回复的财富；不断更新的财富是我们支出的源泉，它不会使我们破产。我们感觉自己是富裕的所有者，手中的货币不多，但却总能搞到大笔收入抵补大笔开支。我们的军队不是军事国家的特别精华的部分，我们的士兵为了挣钱才变得英勇善战；我们的政府不是靠作战，而是靠财富和政治协议取得军事胜利的。我们几乎总是处在战争状态，但是我们的国家没有丧失自己的财富，没有失去在欧洲的威望和海上霸权，没有发生人口和王国财富的减少。我们签订了借款条约以支持战争，但我们又从有利的协约中得到了补偿。我们没有法国多达1200万或1500万的金银币，但是我们同样能够扩大自己的货币财富，增加货币总额。要知道，我们的货币额同我们王国的疆域和人口数量是成比例的。然而，我们的收入和法国的收入的对比，就同货币对比的情况不同了，我们的收入比法国绝对少不了多少。”[11]

国家的力量实际上取决于收入，而不是取决于货币额。货币额达到收入的一半是罕见的。因此，国民的支出不是以货币为基础的，而是以每年通过收入而更新的财富为基础的。

如果真如英国人有力地证明的那样，英国的收入与法国一样多，[12]
那就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英国更富裕。因为一个国家的收入同另外一个更大国家的收入相等，它就相对地更富裕，这是由于它在行政、构筑防御工事和保障边境城市安全方面的费用较少，还由于它的财富是由较少的人数消费的：每个人更富裕，全体人民也更富裕。

英国的人口比法国少得多，只够满足它的海军的需要，因此它不可能有强大的陆军。但是人口数一般不能决定国家的武力，军队要与国家的收入相适应。如果军队超出了国家的能力，它对国家的危险比敌国军队还要大。英国自以为很强大，不大需要陆军，因此免除了庞大的开支，能将这些开支用到它更需要的其他防御上。

军队是国防工具，但国防是掌握在国家自己手中的，并且取决于国家的力量和观念，即取决于它的财富和政治协调。历史学家向后代讲述自己国家的战争业绩时，他们对战功的叙述会引起读者的狂热；但是，如果他们不了解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手段，那么，他们的著作就没有什么教益，仅仅是有趣而已；这些著作所能提供的仅仅是战争的历史，而不是和平协议的历史和取得战争胜利的原因的历史。

士兵和军官除了战争进程以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认为国家的命运仅仅取决于围攻和战役的成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认为，人口稠密的国家强大，因为它能提供更多士兵，而且从身体强壮的农民那里能得到比城市居民更好的士兵。但是，更富有远见的政府，不会为了拥有反对敌人的手段和供养优秀的将军，从而使农村变得荒芜，使国家收入源泉变得枯竭。关于在农村征兵对缩减人口增长的影响，可以从大约30年前王国实行常规后备军的影响看出来。起初这种措施还显得比较合适，轻易说不出对国家带来了什么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支后备军的骨干有6万人，每6年轮换1次，还有2万人在这6年内替补。总共8万成年人，他们不能结婚，不能回家，即使有2万人替补也不行。因此，每30年国家就要损失30万人的后代。一代接一代的每个家庭以4口人计，这样，30万人没有后代就意味着人口少增长了120万男人和女人。

后备军的2/3落在农村，因为大城市和有特权者是免于服役的。这样，在总数6万被招入后备军且6年不能回家的人中，有4万多人来自农村，即每年大约有7000人，约占该年达到17岁的农村青年的1/8。但是，这个1/8渐渐地变成了1/7和1/6；这样，30年内后备军就使农村失去了20万人，因而使人口减少了80万。青年为躲避被征入后备军而逃往城市，使荒无人烟的农村受到更大影响。因此，一个青年被征入后备军，使农村损失不下3个人。总之，30年内农村损失的人数还要加上40万人及其后代。结果，后备军在30年内使农村人口减少了200多万男人和妇女。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么不出一个世纪农村就变得荒无人烟了。

军人们认为，建立常规后备军有很大的优势，它能保证国家在常备军外还能保有6万人的常备名额，战时可将其一部分拨入正规团队，或者编组成王国的特种部队、法兰西兵团等等，以增加我国军队的固定名额。但是，所有这些优势是从下述思想出发的：王国为了生存必须要靠军事行动。然而，他们忘记了因此而引起的巨大开支。

军人的狭隘眼界使他们只看到军队的利益，而且仅仅是陆军的利益。因为后备军的优势与我们的海军无关；相反，由于它引起人口减少，所以对海军是很有害的。

然而，法国是一个航海大国，而且自从英国以其军舰和商船作为我们敌人的依靠之后，法国在海上比在陆地上更需要保护自己。此外，法国还必须支持自己的贸易和保卫自己的领海。加入德意志的大部分国家没有航海提供的优势，因而不能靠出售它们自己生产的粮食产品来创造更大的财富。这些国家的收入是十分有限的，它们无力支持庞大的军队，它们甚至无力将这些军队调离供养他们的区域，如果不是英国靠自己的海军获得的财富提供了帮助的话。正是因为这样，英国才如此害怕我们的海军的成长。英国不掩饰这一点：假定我们以自己足够的力量来抗衡它保证其统治的海上力量，我们就改变了欧洲的体系，而且也不需要大规模增加我们的陆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邻国，即使有它们自己的力量可供使用，也不会调出许多军队来反对我们。实际上，如果英国的贸易被我们的海上力量所拦截，或者变得很困难，那么，贸易就不再是英国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同时，为了对付我们的巨大力量，英国就不得不在海上花费巨额开支，这样它就不能以金钱支持反对我们的联盟。我们的邻国看到英国的资源枯竭，也就不愿与它为伍和支持其贪图功名的计划。战争的危险对我们来说就减少了，战争不会经常发生，而且破坏性也减低了，因为我们在海上进行的反对这个海上强国的战争所需要的开支，要比它在陆地上发起的反对我们的战争所需要的开支少得多。

海战不像陆地战争那样，需要给炮兵花费巨额开支，提供给养和饲料，还有干部。它不会引起国家财富流向国外，参加海战的军力也不会很多；它不需要骑兵；海军军官的开支也节省。购买粮食和军火的协议会得到优惠，达成进行陆战时不可能的价格。

海上力量能保证对外贸易的加强和发展，而对外贸易又提高了土地财产的收入。在为其他海上强国所惧怕的海军支持下，我们的通商会遍及各地，把人口吸引过来。没有人迫使他国的机构接受自己本国的法律，国外机构能够平安无事地和自由地与其他经商的和竞争的国家进行双边贸易。消除了妨碍商品销售的一切限制、禁止、捐税和压制；双方的船只能够自由进入所有的港口，贸易具有了对通商各国都有利的正常性质。双边贸易的各方不得不承认促进共同利益的条件和协议，且只会致力于发展对自己最有利的贸易，没有人会制造其他细小困难去损害这种贸易；人们会以一种更开阔的眼光来看待贸易，并且懂得两个国家应当互相促进；也知道单纯的销售贸易是一种幻想，因为商人需要购买者，每一方既是卖者也是买者，双方的财富是靠各自双方的繁荣同时促成的。

著名的《克伦威尔航海条例》[13]
规定向外国人关闭英国港口。这个条例绝不像英国人和我们想象的那样对英国有利。大多数论述贸易问题，特别是论述我们的粮食贸易问题的学者认为，为了促进我们的航运事业，我们的产品通过海路的出口应当完全掌握在法国人手里，但是，关于这个垄断问题完全是在商人的局部利益的影响下提出来的。他们很正确地指出，为了扩展我们的贸易，为了使我们富裕起来，应当在我们产品的外销上实行完全的自由。但是，他们认为，发展我们贸易的直接目标应当是增加我们的商船，以使我们自己能够将产品运往国外，并将国外产品运回国内；他们还认为，我们的商船会使许多人学会航海术，这对海军是有利的。

毫无疑问，对外贸易能够带来上述良好的结果，但是，这应当是在不依赖于妨碍普遍发展贸易和损害国民收入的条件下实现的结果。我们应当尽力保证和扩大销售我们的粮食产品。但是，如果禁止前来采购的外国商船进入我们的港口，或者不让外国人带来的商品自由地进口，以使他们得不到运费的利益，而将这种利益保证给予我们的航运业，那么，上述目的是达不到的。

这就是我们的批发商的观点。他们在销售我们生产的粮食商品时候只想赚大钱，并且害怕外国人竞争。他们的同胞显得总是他们的虚假论证和局部利益的牺牲品。他们只想压低粮食商品在国内的价格；他们说，低价购买是得利的第一来源，也容易销往国外。他们要我们相信，这是扩大贸易的唯一方法。按照这种说法，扩大我们的对外贸易的唯一方法就在于依靠本国来取得利润了。这种观点成了一切特权、禁止和垄断的根源；发展这种具有破坏性的贸易只能导致这样的结果：我们的产品丧失了它们的价值；人民不得不以高价购买输入的商品，整个贸易由此受到损害。此外，这种原则也不会给我们的耕作者带来任何好处，既不会增加我们的牲畜，也不会扩大亚麻的种植面积。

假如对买者有利，那么销售商品就比较容易。商人既想能够更好地售卖和扩大销售，就不应阻碍买者得利。假如我们压制邻国的贸易以发展我们的船队，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将主要任务置于局部任务之下，同时我们也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阻碍贸易成功和有害于保障我们的粮食产品的措施，对我们的船队和国家收入同样是有害的。此外，在迫使别人接受对他们不利的条件的同时，应当想到，别人也会从他们方面提出对我们的贸易和航运业更有害的条件。总之，所有这些卑劣的有缺陷的措施，实施的结果总是同提出这种措施的人的意图相反，因为它们既不利于自己的航运，更压制和削弱了本国的贸易。

英国航运业的扩张并不是由1660年的航海条例造成的，这应当用我们海军的软弱来解释，而我们的海军的软弱并不是这个条例的结果，这个条例只会有害于颁布它的国家的贸易，并缩减收入。

如果我们的海军能够自卫，那么，英国人就会很容易发现这个条例的不利，并将其废除；贸易的成功取决于贸易自由和普遍有利的法律。这是因为，只有对双方有利时，贸易才能繁荣。

但是，最能促使我们的船队取得成功的是国家收入的增长。海军支持贸易，贸易也有利于海军。它们只有相互协作和支持才能发展：海军之所以强大，只是因为贸易为它提供了富有航海经验的人；而贸易如果没有海军预先支持也不能得到发展。但是，海军的开支只能以我们的收入来补偿。商船是挣钱的，而海军是花钱的，但是，由于海军而减少了陆军和地面的战争。商船盈利会吸引很多具有航海经验的人加入海上贸易，而这些盈利的来源则是我们大量的土地产品及其销售所带来的，还有来自居民和海上力量的支持。

为了不致没有优秀的士兵和水手，应该给他们支付优厚的报酬，并依靠高水平的耕种和发展能提高王国土地财产收入的对外贸易来筹措资金。只有这样，法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军事国家，即实际的强大国家。

当法国被附属于王室的几个大国割据时，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军事国家：每一个附属国都要保卫处于自己支配之下的领地，只从事耕种土地和军事活动；但是，自从法国统一在一个国家政权之下，并且统治者的权力得到法律保护时，它就由于这种统一和自己的位置，而变成了一个海上、贸易和农业的强国。因为它只能依靠农业产品、贸易和海军才能使其财富得以保持和扩大。要知道，它必须阻止其他国家夺取海上支配权和控制贸易及其利益，防止这些国家成为在欧洲占优势的强国，否则，不管我们的军力如何，其他邻国都会迫使我国服从它们的法律，并依附于它们，这样就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和它们的优势。

总之，政府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发展贸易来保证销售自己生产的粮食商品。没有这种销售，即使土地产品丰富，也不会增加国家的收入；相反，产品的丰裕还会导致价值下跌，使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不能补偿他的生产费用，使土地财产收入化为乌有。只有能销售出去，而且价格能补偿费用并保证得到收入，国家才会努力使其农产品丰富。为了达到这种状态，应当为对外贸易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优价销售创造收入，收入又会引起人口增长：收入如能报偿人们的劳动并保证他们的利润，给予他们富裕的生活，就能把人口吸引到这个国家。在有大量收入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再缺乏用于航运以及在海洋和陆地上保卫国家的人了。

绝对不应当用限制和压制对外贸易的办法来促进航运业；相反，航运必须在促进贸易并使贸易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得到扩展；发达的航运因扩展了贸易而增加了国家收入。

人们最为需要并能吸引人和留住人的福利，包括有价格的商品财富和货币财富。

所谓商品财富，我们指的是
依照构成其出售价值的价格与货币相交换的东西。
财富只有在其所有者能够出卖它，购买者需要它时，才是可售卖的财富和商品财富。因此，不是所有财富都是可售卖的财富。我们呼吸的空气，从河中汲取的水，以及所有类似的福利，或者数量充裕并属于一切人所有的财富，它们都不是贸易的对象。这是福利，不是财富。[14]

如果福利的占有带有永久性质，例如土地所有权，那它就很少被看做是商品财富。实际上，土地产品本身是可以出售的，而且它还决定和调节着地产的价格。然而，当它出售时，如果售价没有超过用在生产上的费用和劳动，那么，即使出售的是人们必需的粮食，也不能认为它是带来利润的财富。因此，不应将人们为生存、消费和使用所必需的一切财富，混同于由交易价格而获利的售卖财富。

人们需要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其中有一些的数量比人们需要的多，可用来交换人们还没有得到而又需要的东西。因此，我们想拥有许多能够交换其他东西的财富。这就是售卖或商品财富，以及货币或货币财富。要知道，交换其他各种售卖财富需要靠货币来实现，而货币又可以交换到一切形式的财富。因此，如果人们拥有某种商品财富，他们就能够在不同商品的价格相等的基础上，用货币交换到任何其他东西。

物品的价格表现了商品财富的售卖价值。
不应当将商品财富的价格与它的使用价值混同起来，因为这两个量常常没有关系。使用价值总是不变的，而且多多少少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使用和他利用某物的意愿；而价格则相反，它是变化的，并且取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不固定的原因。价格不受人的需求的调节，同时它也不是任意决定的价值或由商人之间的协议决定的价值。[15]

钻石在所有的商品财富中用处最小，然而，除非粮食奇缺，否则它的售卖价格总是大大超过粮食产品的售卖价格。

但是，当对粮食商品的需求极大时，它的价格能够无限制地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价值偶尔决定它的售卖价格。我说偶尔，是因为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的歉收或普遍短缺的原因，同财富的使用价值没有任何关系。总之，被认为可以售卖的所有财富的价值，不决定于它的价格。生产这些财富所获得的利润，也同它们的使用价值无关。同样价值的1塞蒂小麦或一条花边，对售卖者和想使用它的人是相等的财富。正因为商品财富是财富，所以它的价格决定于理智。因此，关于人民的富裕及其繁荣，要按照商品粮食的丰裕及其稳定的高价格来判断。

尽管商品财富的价值绝不是任意的，也不是由商人之间的协议决定的，但是，国家却完全可能利用自己的破坏性措施对价格造成很大的有害的混乱。这在海洋和商业国家特别可能发生，因为对其他商业国家没有任何影响的政府，能够通过自己的片面的措施来制定价格，而这种价格同所有其他自由贸易的国家所通行的一般价格是不一致的。结果，贸易受到政府压制的国家的收入就会降低。同时，如我们所证实的那样，所有通商国家的普遍的和共同的价格却很少发生变动，它总是稳定的，对各国是有利的。

商品财富的价格调节着它与货币或货币财富的交换，而货币财富又能交换成任何一种商品财富。货币是在售价协议中与一切种类商品财富等价的财富。

货币或用作货币的金银本身绝不是使用的财富。如前所述，货币仅仅是一种交易工具，它在交易中履行自己任务时，不会损坏，不会破碎，不会陈旧，经过十年千万次买卖而继续存在，仍像以往一样在买卖中有用。因此，在不间断地与售卖财富的交易中，只要很少的固定不变的货币就可以了。货币在买卖中只是为了显示商品财富的价格，它在交易中只具有抽象意义，取代它的票据显得更合用，它以商人之间的票据往来成就了连续不断的商品财富交易，而不需要有与这些财富等价的货币。因此，国家的繁荣不在于有多少货币，而在于它的商品财富的充裕及其优价。

货币数量随时可以补充，但商品及其价格（它构成财富及其售卖价格的基础）不足就不能补偿。在法国的每个人，如果有100缪特酒，其现价是每缪特54利弗尔，就好比他有100马克一样富有；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实际得到同他的酒价相等的一笔货币。在贸易国家中，总有足够货币供商品按其相应价格交换之用。要知道，商品价格本身就是商品愿以时价交换货币的明证。

如果某国贫穷，不是如通常所说因其货币少，而是因为它没有抓住商品财富，或是因为它的价格过低。要知道，农业国只能在拥有大量年产品及其优价条件下才能富裕。换句话说，良好的土地耕作和本国产品的广泛的对外贸易，才是国家富裕的保证。广泛的对外贸易不仅提供了销售的可能，而且还能通过通商国家之间的贸易维持有利的稳定的价格。国家不是借助于大量货币实现高度富裕的。没有矿山的国家只能通过向国外售卖自己的土地产品才能增加自己的货币财富数量。因此，它的产品丰裕和优价总是带来大量货币的来源。但是，如果没有贸易，货币仍然无用。除了向国外有利地购买商品财富以外，货币不能增加国家财富，因此，货币不应被积攒在国内，那会阻碍贸易所创造的财富的增长。

积攒在国内的过多货币并不能构成带来好处的财富，因此，所有国家都会将货币投入流通，以利于相互贸易。所有货币在商业国之间的分配是同生意人的意图成比例的，他们认为商业的任务就是互相夺取货币；商人则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行事，他们总是用自己的货币购买用于进口或出口的商品，以便从买进、卖出和航运中获利。

耕作者和制造业者向商人出售产品并获得货币，他们同样能使这些货币带来收入，因为他们能用这些货币更新商品生产。土地所有者用得自农场主的货币，向商人购买商人运来的外国货，商人又把货币转付给向他出售农产品的农场主。从制造业者、土地所有者和一切雇用他们的人那里取得工资的工人，将货币用于购买食品和其他所需要的商品。货币被重新用于土地耕作和其他工作，使再生产得以实现。因此，一国的货币量应当同其商品财富的数量及其价格大体相适应，但是一国财富的基础，在现有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不会因其货币的多少而变化。

国家的收入取决于它所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而这种价格又受到对外贸易的制约和调节。因为在没有对外贸易即没有进出口的国家，农产品价格不受任何秩序的调节和约束，它不可避免地要随该国交替出现的产品丰歉而变化，而国家则会遭受同样有害和不可避免的价格过低之苦和价格昂贵之祸。

商品的基础价格[16]
取决于生产或制造商品所需要的花费和费用；如果商品售价低于生产它的成本就要亏本；如果价格能提供充足的利润，使生产得以继续和扩大，那么这个价格对他们来说就是好价格。如果因为歉收而使价格变得让人难于忍受，那就是物价昂贵来临了。如果价格超过基础价格很多，但人民还不觉得不可忍受，那就只能认为它是高价格和很有利的价格。小麦高价这种事情会出现在这样的国家：它的小麦总有富余，很多小麦被卖到国外，而且小麦的这种高价会给国家和土地所有者带来很多收入，还能保证给予居民报酬和利润，以补偿他们在小麦上所增加的支出。因此，对外贸易能为小麦和其他农产品创造国内的高价格，这种高价不会使居民感到难于忍受，但却对国家有利。应当先研究一下这些条件，然后再来判断我们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是否合适，它的售价是否过高，是否应当把它压下来。

当价格低廉，而且持续地不高于基础价格时，情况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因为，为了不致破产，不致停止生产那些价值过低的产品，情况不应当是这样。因此，任何政府不应当考虑那种依照偏见通常被称为是便宜的价格所带来的利益。因为这种价格会同时损害国王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其他居民的报酬，阻止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扩大。这种破坏性影响在我们那些农产品低价的省份可以看得出来：那里的费用少，但是报酬低，以致他们的劳动不能得到任何富足生活；报酬不吸引人，人们变得懒惰，生活贫困。土地所有者得到的收入也很少，不可能拿出必要支出来改善自己的耕地，以及以优厚报酬去雇用工人和手工业者。这些人离开这些省份来到城市，那里的生活费用较高，但报酬也较高。因此，粮食产品较贵的国家，人口较稠密。与那些粮食产品价格过低的国家相比，粮食价格较高和人口稠密的国家的人民比较勤劳，生活也比较富裕。人们的消费也不限于粮食一种，为了过上富足生活，他们还需要衣服、劳动工具和其他东西。法国人去海外，迁居圣多明戈和马提尼克岛等地，不是为了面包，吸引他们的是能给他们带来富足生活的工资。

我们说过，在同其他国家进行进出口贸易并且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完全自由贸易的国家，价格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因为这种国家的价格与其他国家的一般价格是相等的。在这种情况下，收成的好坏通常不会引起价格的任何变动；在同一年内，一些国家收成好，另一些国家收成坏，但通过这些国家之间自由和无障碍的贸易，不足者可以从丰裕者那里得到供应；反过来，当后者需要时，也可从前者那里得到供应。通过各国的这种联系以及丰歉的不断交替，价格就能处在固定的平均水平之上，它取决于由贸易联系起来的各国的共同基础价格。

荷兰和英国的谷物贸易是自由的，[17]
而法国的谷物进出口是禁止的，所以这两个国家的人们就没有经历过我们在法国经历的谷物价格的巨大波动。我们的收成只供国内人民享用，它有时显得过多，有时又非常不足，结果粮价就在昂贵和跌价之间无规则地波动。因此，在一个没有商品进出口自由以及这种可能性的国家，粮食产品价格不可能有任何秩序，完全没有稳定性。民众在丰收年要受丰裕之苦，在歉收年则要挨饿而死，或因紧随饥饿而来的流行病而死亡。价格的剧烈和经常的变动是造成极端贫困和人口减少的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

它们对国家收入的伤害也不小：在高价和极低价格交替过程中，它们相互平衡并会创造一种共同的价格（我们的收入就是以此价格为基础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共同价格对土地收入是不利的。价格波动和收成波动的结合与平衡，为售卖者所创造的共同价格，要比购买者的共同价格低得多。购买者每年购买同样数量的小麦供自己消费，他们的共同价格是作为几年间价格波动的结果而形成的。但是，销售者每年收获与出售的小麦数量不会相同，他们的共同价格是几年间按不同价格出售不同数量小麦的结果，它不同于出自几年间购买相同数量小麦所产生的购买者价格。但是进出口贸易排除了价格剧烈波动的可能性，因此，售卖者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很接近购买者价格。这从下表可以得到说明，该表列出了法国小麦价格随收成好坏所出现的波动，另一张表是英国的情况。

小麦

法国（禁止谷物出口）的小麦价格状况

共同基础价格。
370利弗尔支出，除以25塞蒂，得14利弗尔16德尼，这就是耕作者每塞蒂的平均成本（参看《农场主论》）。

共同购买价格。
每人每年消费3塞蒂，5年消费15塞蒂，它共值261利弗尔，或如前表所说的5塞蒂小麦成本87利弗尔的3倍，以261利弗尔除以15塞蒂，即得出构成每塞蒂价格的17利弗尔8德尼。这就是法国很久以来通常的共同价格。

共同售卖价格。
5年进款总数387利弗尔除以25塞蒂，即得15利弗尔9德尼，此数的1/5即是每塞蒂的价格。可见，共同售卖价格只比基础价格高出13德尼，即每亚尔邦多3利弗尔8德尼，它比购买者价格低2利弗尔4德尼。因此，如果物价昂贵而小麦价格很低，那么耕作者就总要吃亏，不愿再播种小麦；没有出口，而播种面积又很大，他们便无法维持下去。因为如果收获了大量小麦，那么售价就会降到基础价格之下，遭受亏损，国王和国家也得不到收入。

英国的小麦价格状况（由其出口决定）

共同基础价格。
以370利弗尔支出除以25塞蒂，[18]
得14利弗尔16德尼，这就是耕作者每塞蒂的平均成本。

共同购买价格。
每年3塞蒂变为5年15塞蒂，值270利弗尔，[19]
这个数字除以15，得18利弗尔，即每塞蒂的成本。

共同售卖价格。
以5年进款总数440利弗尔除以25塞蒂，得每塞蒂价格17利弗尔12德尼。可见，共同售卖价格超过基础价格2利弗尔16德尼，只比共同购买价格少8德尼。在前面没有出口的情况下，售卖者只能得到15利弗尔9德尼。也就是说，他的利润总共只有每塞蒂2利弗尔3德尼。每亚尔邦是10利弗尔15德尼，与3利弗尔9德尼一起，共计14利弗尔3德尼。购买者在购买小麦时不会付出更多。

我们每年收获小麦大约4500万塞蒂。在这个小麦收获量中，因为没有考虑可以销售到国外的300～400万塞蒂的进款，所以要损失1亿（利弗尔）。[20]
但是，我们的小麦收获量还能够增加2000～3000万塞蒂。仅仅由于出口对小麦及紧随其后的其他谷物的价格的影响，土地财产收入便可增加1.5亿利弗尔，这还没有考虑国内小麦价格的提高和售卖出口谷物的进款的增加。[21]

但是，出口还有另一个优点，即它能阻止出现物价昂贵，而物价昂贵能使下层人民破产，使许多人挨饿而死，或因饥荒之后的流行病而死亡。人们会反驳说，英国尽管收成不错，但是仍然遭受物价昂贵之苦。但这对英吉利王国来说是一种例外，不能归咎于出口。因为正是出口总能使它避免由于农业扩张而带来的价格猛涨。一般的单纯的出口不足以提高谷物价格。因为英国每年出口小麦不足100万塞蒂，还不到其年收成的1/20。因此，它应当以适当比例提高小麦的价格，但这不可想象。一个国家出现如此罕见的物价昂贵现象，应当会有某些它不愿揭示的特殊原因。

关于这些涉及经济政策的问题，可参看下列文章：《农场论》、《农场主论》、《谷物论》、《人口论》、《货币利息》等。

农产品价格没有受到足够注意，而只有根据土地产品的价格才能对收入作出正确的评价。但产品本身并不能提供收入：它实际上可能数量很大，但却没有收入。如果产品售卖价格没有超过基础价格即成本，那么耕作者就会亏损；他只能在产品价格超过这些产品所要求的费用或开支的情况下才能创造收入。因此，产品通过对外贸易所能达到的价格越高，就越有利于国家、所有者和人民，国家的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就越大。这对国家有利，因为价格提高增加了国民财富；这对所有者有利，因为他的收入提高了；对人民有利，因为用来获取谷物的支出增加了。从增加人口的观点来说这是重要的，因为丰裕的谷物吸引人，而且有利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在福利方面这也是重要的，因为利润会促使生产扩大。但是，只有通过对外贸易达到的价格，才对国民财富具有决定性意义。可能有人认为，如果有这样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它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交往，只有满足自己国内需求的国内贸易，那么，它就会只会从自己国内需求的观点，而不是从其售卖价格的观点来看待粮食产品，于是它很想要的是低价格，因为这样可以摆脱发行过多货币的沉重负担。然而，如果进行这样想象的国家同其他国家一样，其人民也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们组成的，其中有耕作者、土地所有者、国王、政府成员以及各种不同的收入阶层，那么，结果似乎是：国王和土地所有者一样，需要收入；参与国家管理的管理者，需要薪水；从事不同挣钱职业的人和从事农业的工人，需要工资。总之，这个国家的年收入，像其他国家一样，也需要通过按照同年产品和体力劳动相应的价格的买卖，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群中进行分配。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年成也有好有坏，这就会引起价格的剧烈波动。因此，商品财富的售卖价格对这样的国家与对其他国家几乎一样重要。

但是，当一个国家需要靠货币财富来保护自己免受邻国侵犯时，它的产品对它来说，在这些产品是这些财富的源泉的意义上，就变得极为重要了。我说的是在产品能够成为货币财富的源泉的意义上，而不是说它实际上就是货币财富。这两个条件应当加以区别，以便提出关于国家财富的正确观念。如果某种商品能够卖到100埃居，[22]
那么，完全可以认为，这个产品等于这100个真实的埃居。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财富都是与其价格相应的实际的货币财富，即使它完全没有转换为货币。因此，与外国通商的国家的财富，是由货币财富和按其国外价格估算的真实财富构成的。

由此可见，拥有价值20亿农产品而没有货币的国家，与拥有20亿货币而没有农产品的国家，是同样的富裕。

但是，要具备这两种售卖财富，就必须要有两方面的对外贸易。如果两个（本应）彼此通商的国家没有任何交往和对外贸易，那么，其中一个就不能靠自己的产品取得货币，而另一个也不可能靠自己的货币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它们两者都同样地需要对外贸易：一个是为了以自己的货币财富取得等价的产品；另一个则是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能使其成为等价的货币财富的价格。

然而，不应当按照在国外出售产品所吸收的货币量，而应按通过双边经常自由贸易所确定的产品价格，来估计自己的财富。假定一国每年只能出口100塞蒂小麦，不可能卖得更多，那么，存在于通商各国的小麦的共同价格，就对一国具有该国出口1000万塞蒂小麦同样的力量。这个共同价格是这样确立的，就像相互沟通的水体的水位一样：假定在一段时间内，地中海的水没有流进大西洋，大西洋的水也没有流进地中海，那么，这两个海洋的水位将是一样的，因为它们之间的沟通保证了这个水位。通商各国价格的均衡也是如此：它是靠双边贸易的经常联系来确定和保持不变的。因此，如果一国这一年没有出售小麦给邻国，而邻国也没有卖小麦给对方国家，因为对方国家现有的小麦恰好够满足它们的需要，但也不多，那么，对方国家的小麦价格既不会比邻国低，也不会比邻国高。如果对方国家的小麦价格较低，那么，在自由的对外贸易条件下，对方国家就会将小麦出口，于是对方国家的小麦价格便会同该国在国外出售的价格相等。双边的自由对外贸易的优势就在这里：它能使你的任何商品都有共同价格，即使你没有销售和购买它时也是如此。这个共同价格为一国的产品创造了真实的和与邻国相联系的相对售卖价格，而这个相对的售卖价格也为该国创造了真实的财富。所有的价格，如果仅仅与国内贸易相关，那么它既不会使该国更富，也不会使该国更穷，然而由于它的无秩序和不稳定，它会对个人和行政当局的经济秩序，以及农业经济造成破坏。因此，商品的售卖价格只能通过在通商国家起作用的共同的和稳定的价格来实现。因为每个通商国家能够实际地在国外按照这个价格售卖商品，所以，拥有最广大和最肥沃的农业土地的国家是最富有的国家。

如果商品通过对外贸易能够变成与货币等价的财富，而货币也能由此成为与商品等价的财富，那么抱怨购买国外商品就会使我们丧失货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对外贸易几乎总是通过互相购买商品进行的，所以类似的抱怨更显得没有根据了。从研究对外贸易的差额来判断它是否有利，这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个国家得到了更多的货币，那么，另一个国家就购买了更多的商品。哪一个更富裕了呢？而且，贸易差额说明不了一个国家从它的货币中得到的利润，也说明不了另一个国家从它的商品中得到的利润。

但是，我们很了解，没有农产品的双边贸易，这个国家就不会有稳定的售卖价格；它的国内价格将是无秩序的和不稳定的，因为它要被年成的丰歉交替所左右；此外，从这种波动中形成的共同价格对国家收入是很不利的。因此，海洋国家如果轻视自己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就会对自己的财富、人口增长和实力造成巨大的损害。

人口增长完全取决于财富增长，取决于劳动、人力和这些财富本身的使用方式

人们如果能在某处获得财富，过上富裕生活，并能作为所有者平静地拥有靠自己的劳动和才干所创造的一切，他们就会在那里聚集和生活。人们获得财富只能靠他们已经拥有的财富，以及靠以别人的财富所取得的盈利。如果没有可供消费的财富，人们便不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居住。如果他们在以耕种土地作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之前找不到动物或其他的自然产品，他们就会死亡。这意味着，必须事先拥有财富，这样才能取得生活所必需的财富，才能达到促进人丁兴旺的富裕水平。收入增长的国家，以其可能的报酬吸引着新居民，因而财富的增长伴随着人口的增长。

然而，为了增加财富和人口，就要使人们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并能拥有自己的财富。如果他们失去了保护、权利和财产，他们就既不会眷恋国王，也不会眷恋国家。还会有人醉心于贫困，但他们无益于国家。那些安于贫困和习惯于低劣食物、破衣烂衫、甘愿忍受各种困苦的人，像用自己的手捧水喝的第欧根尼[23]
一样拒绝工作，并视自己祖国的利益为异己：残暴和贫困充斥着（心灵的）荒漠。国家衰落的普遍原因是滥用职权和政府暴政。有些学者对罗马帝国的暴虐所引起的混乱知之甚少，他们认为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在于奢侈。但事实上，支持这种奢侈的是对各行省的横征暴敛，一旦这些行省被弄得破产，罗马这个大城市也就难于自持和保持统治了。各行省和帝国都发生过由于政府的横征暴敛所引发的革命。历史学家们提到了一些令人畏惧的细节：“加列里无视法律，胆大专横，放任他派往各省的法官胡作非为；这些人只知道战争，没有任何教养和原则，盲目信从专制主义，而他们自己则是专制主义的工具。但是，弥漫各省的悲观失望情绪则是由国家人口普查和财产登记引起的。委员们在各地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和恐惧，仿佛敌军降临，加列里的整个帝国从上到下都成了俘虏。丈量地块，计算葡萄藤、树木，甚至小土包；登记人数和牲畜头数；城里到处都是前来备案的农民和奴隶，父亲带着孩子。由于按比例征税的原则本身是公平的，假如它能使人们的关系得以缓和，而税收本身也还可以忍受，那么对居民的压制就情有可原。但是，相反地，鞭打和呻吟之声不绝于耳：孩子、奴隶和妇女受到拷问，以对证父亲、主人和丈夫的口供；所有者受到折磨，要他们供认他们的财产比实际的还要多；人们必须到指定地点报到，年老病弱者无一幸免；人们的年龄被任意确定，由于法律规定缴纳人头税的义务有一定的起始点和终止点，结果孩子被增加了几岁，老人被减少了几岁。第一批委员本来就行事冷酷，缺乏人情，为的是满足国王的贪欲之心；然而加列里还屡次派来新人，对不幸的臣民施加更大压力，寻找新的税源。新委员为了胜过自己的前任，任意加重人们的负担，登记的人数和财产比实际的数字多得多。牲口已经倒毙，人也早已去世，但在登记本上还活着，还得纳税。加列里残暴的天性和他的臣民的忍耐，创造了他认为无尽的财源。新的勒索者被派往各地，无情地搜刮前任压迫者剩下来的一切东西。他们打家劫舍，什么都抢，连未来耕种所需要的种子也不留下，甚至没有收割的庄稼也不放过。这些不幸的人死于饥饿和贫困，使国家有了表现其慷慨大方和毫不吝惜的可能。

“麦克森认为自己所有臣民的财富都是他自己的财富；他甚至不饶过自己上帝的殿堂；这是一个无底洞，他吞噬了世界的全部财富，那是罗马将近十一个世纪所积攒下来的。意大利充满了像他一样残暴的告密者和凶手，这些人由他们掠夺的一部分产品维持着生活。这种专制使城市和乡村变得萧条，人民躲在最隐秘地方，土地无人耕种和播种。[24]
在戴克里西和瓦伦提尼三世统治时期，统治者的掠夺引起了高卢起义，人民遭到了杀戮，其财产也被预先剥夺了。[25]
后来别的民族占领了这些遭到破坏的行省，这些行省已经既无力也无资金来支持罗马帝国了。罗马帝国变得如此衰弱和可鄙，而它过去却是那样地富裕和强大。西班牙被哥特人占领了，英格兰被撒克逊人占领了，高卢被弗兰克人占领了，德意志被阿拉曼尼人占领了，意大利为图林格人和伦巴第人所占有了。”

罗马的军事专制制度引起了这些毁灭性的后果，我说的是军事专制制度，因为专制制度总是国王同国家的某种结盟，从而变得比国家更强盛。国王专制主义是一种幻想，它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一个人不可能单独统治千百万人；最高君权得以存在，也只能委之于法律的支持，以及在相互制约的国家官吏之间保持平衡；而决定其制度的法律，则限制和保障着他们的权利。要知道，如果国王不与某个强力阶层分享权力，把它抬到其他阶层之上，并把表现他对臣民的一切专制权力集中于这个阶层，那么他自己也不可能拥有这种权力。[26]
但是，这种不稳定的权力是危险的，对于受人尊敬的和合法的国王来说也是完全不体面的。不管谁拥护专制制度，他对自己的国王和大臣总是可怕的，就像国王对自己的臣民是可怕的一样。在野蛮国家中，军事专制制度是最残暴、最混乱、最专断和最富有破坏性的制度。罗马帝国、奥托曼帝国和一切野蛮国家提供了各种极端恶劣的例证。

维持财富和人口只有依靠由财富所创造的富足生活。人们以自己的产品和消费促进了国家的繁荣。要生产财富就需要财富。耕作者的生活如因冰雹、牲畜死亡、赋税或其他原因而遭到了破坏，那么他就无力支付耕作土地所需要的费用，国家就会丧失以财富和耕作者劳动再生产的产品；而耕作者就会陷入贫困，使他不能从事自己的事业和抚养子女。这样的家庭无法找到生活资料，只好去从事体力劳动。但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劳工，只有在他能以自己的劳动达到富足生活时，他才是有益的。这些人受赋税、计件工作和其他负担的驱使，已经失去了过某种富裕生活的希望；他们不得不吃质量低劣的面包，穿破烂的衣裳，睡在干草上；他们失去了一切设备和家庭的一切标志，失去了家庭经营所应有的一切；他们也没有了能提供一点牛奶、奶油、干酪和少许鸡蛋的家畜，留给他们的只有免受查禁财产折磨的赤贫；他们的劳动所挣的工资只够保证生活之最低必需品，这些东西不会被剥夺，因为满足日常需要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结果他们在生产和消费方面都显得是无益的。因此，在能给国家带来收入的人口总数中，不应把这些人计算在内，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应把这些对国家创造收入已经失去了任何价值的家庭计算在内。由于对他们索取过多，他们已成了无益和不幸的人。因此，现在也不应对他们的孩子抱什么期望；这些孩子已经习惯了贫穷，他们从父母的呻吟中领悟到了自己痛苦的原因；看到周围的人游手好闲，他们也学会了虚度时光，而且，实际上这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唯一享受。这种结果正是那些残酷的人所奉行的原则造成的，这些人坚信，社会下层阶级就应当落得贫困，这样才能迫使他们工作。人和土地是财富，商品和产品是财富；人和土地一样，一旦贫瘠，就会变得荒芜而失去任何价值。千百万人贫困和千百万土地荒芜证明了国家的衰亡。[27]

富足的生活会促使人们热爱劳动，因为人们能享受劳动所提供的物质福利，能使人们习惯于使用生活设备，吃得好，穿得好，怕受穷。他们会教育子女同样习惯于劳动和物质福利；他们会加倍努力来营造一个小小的安乐窝，以减轻他们的劳动和增加报酬；期望成功在鼓舞着他们的勇气，而工作的顺利又满足了他们为人父母的感情和自尊心。这就是从事有益工作、热爱劳动的下层阶级对国家的贡献。

富足生活任何时候都不会使下层阶级变得懒惰，因为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太宝贵了，他们是不愿失去它的；除了享受家庭生活之外，富足生活还贵在名誉、感情和虚荣心；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穿着符合自己的身份，希望拥有显示自己富裕的设备和家什，不致因贫穷而受人轻视。因此，不仅要以财富增加财富，而且要以它鼓励人们劳动使之成为有益之人并能为国家创造财富。

人的劳动成果不限于生产产品，它还要满足消费需要，还要补偿费用，而费用本身则是财富的又一源泉。人们从自己的工资或盈利收入中所花费的一切都能给别人带来好处，并且能重新成为产生和恢复财富的源泉。

耕作者把100塞蒂小麦卖了1600利弗尔；土地所有者得到这1600利弗尔租借费，并把这笔钱用于盖房子；工人用土地所有者支付给他的这笔钱购买小麦供自己食用。这样，1600利弗尔又回到出卖小麦的耕作者手中，耕作者将它用于耕种土地以生产出新的小麦。总之，土地所有者的支出变成了工人的工资，工人把这笔钱还给了耕作者，耕作者又将它支付给了土地所有者。如果土地所有者、工人和耕作者失去了这笔钱，那么就不会发生如此连续不断的回复。财富源泉所能给予的，无论是给予土地所有者的和给予工人的，还是给予耕作者的，都不会更多。财富在土地所有者、工人和耕作者的支出形式上的不断回复的手段（指货币。——中译者注）消失了；作为真实财富的小麦，作为人们的食物不断被再生产和每年被消费的小麦，也消失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会变穷，人口就会消失，人们就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生活资料。因为人们在国内创造财富并使财富得以复原的程度，是同在财富帮助下人口增加的程度相同的，也是同借助于财富来增加财富的程度相同的。

如果政府使财富失去了不断再生产的源泉，那么它就破坏了财富，危害了人民。

例如，如果把葡萄酒酿造师（他们人数众多且以其生产为国家带来很多利益）置于贫困境地，那么，他们就不愿在歉收年份（因严寒和冰雹等而无收）向葡萄耕种作出预付；即使在丰收之年，他们也盼不到出售葡萄的有利时机，而且由于收成贬值也收不回生产成本。他们在歉收年和丰收年一样贫困，因此，他们不会好好地种植葡萄园，给家属的食物很差，他们的消费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

这个问题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对国家无关紧要。假如200万葡萄酒酿造师及其家属吃的是小麦面包，而不是大麦、燕麦或黑麦面包，那么，他们消费的小麦就是1500～1800万塞蒂，这就要相应地扩大小麦的种植，在国内创造2亿利弗尔的财富，结果是国王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增长，农场主的费用增加，而这又为被土地所有者雇用在农业劳动上的人数众多的工人创造了工资。国王和土地所有者收入的增加，会使支出增加，会使从事各种挣钱职业者得到工资，会使消费扩大，会创造出新的财富源泉，促使农业出现同消费扩大相适应的新增长。由此可见，这些葡萄酒酿造师所需要的小麦会引起财富的增加，首先是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假如这些葡萄酒酿造师自己种植谷物并因此缩小葡萄的种植面积，从而消费较差的面包，那么，上述一切优点就消失殆尽。如果他们不得不在衣食方面更严格地节省，那么国家的损失就会同他们的贫困一同增加。

因此，下层阶级的生活是否富足，他们的消费是否仅限于简单的必需品，对国家来说不是无关紧要的。这部分人口数量比富裕人口多得多，因此，国家所受的损失同这些人的消费所受的限制是相适应的。这些贫穷人群的消费应当借助于他们的劳动和正确的国库政策予以保证，因为考虑不周的税收政策会削减这些人的消费，使国王和国家的收入源泉枯竭。

对本国生产的农产品征税，会毁灭土地提供的收入，缩减人口和国家收入。

例如，酒税和烧酒税所造成的人为价格，削减了生产和消费，使国家失去了财富的源泉，减少了向邻国的销售。这种销售能给土地所有者和国家带来很大收入，并使人口大为增加，这是因为它能吸引人们去经营新葡萄园，而我国的可耕地面积比播种谷物所需要的面积大得多（参看《谷物论》）。[28]

同扩大葡萄园所引起的每年财富的增加相适应，人口也会增加，因为国内人口的增加是同他们收入的增加相适应的。

前述征税使我们的葡萄酒和白兰地的价格相当昂贵，[29]
这妨碍了它们销往国外。因此，在那里它们被别的饮料和白酒所取代，但是他们喝的这些外国酒和饮料的价格比我们的酒和饮料的正常价格高。同我们相邻而没有自己葡萄园的国家，面积很广阔，如果葡萄酒贸易对它们有利，它们对此会很感兴趣的。它们的贸易会和我们的贸易以同等程度增长，获利也是双方面的：它们从向我们出售的商品上得利，我们从销售给它们的葡萄酒和白酒上获利。问题在于，为了维持对外贸易，必须使它成为双方面的贸易。通常认为，对外贸易像国内贸易一样，其目的不过是商人将其商品出售以换取货币，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国家官员在考虑对外贸易的好处时，不应持有类似肤浅的看法。

假如由于农产品贸易使我们的收入和人口有所增加，那么，我们的支出同样也会增加，而我们向外国购买的商品同它们购买我们的商品是对等的。

北方各国从消费我们的葡萄酒中获利良多。它们消费的饮料，特别是白酒和甜酒，对它们是很有害的。我们自己也可以从它们售卖给我们的商品的消费中得到许多好处，因为人们通过消费来恢复自己每年创造的财富。

然而，不能认为这种双边贸易会为通商国家创造均等的财富。显然，它们只能在自己每年土地生产率和发展贸易的范围内才能富裕起来。因此，拥有较好和较大土地面积的国家，通过更现代的耕作，就会比其他国家更富裕。但是它们也关注与邻国建立有利的贸易，以便销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这些国家的财富和人口总是超过其他国家，因为它们自己的土地产品超过其他国家。将购买的商品又转卖给别的国家，旨在获取转卖利润的贸易，能够增加国家的财富，但是这类贸易对于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大国应当从事土地所有者的贸易，即以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进行的贸易。因此，财富的源泉不是贸易，而是能够满足国家需要并能为之创造财富的土地。

各国通过贸易能够交换自己多余的产品，通过购买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现实的财富仅仅是被消费的和每年重新恢复的财富，只是因为它们能被消费，所以人们才需要得到它们，它们也才能成为贸易对象并创造利润。国家繁荣绝不应以货币量来判断。国家富裕是由于它每年创造的财富及其价格，因为国家使用这些财富，因为这些财富被再生产出来，被不断恢复过来，而且在国家需要时，总能以它换回货币。

货币不是贸易的对象。国家把它从自己的矿山中开采出来，为了使它得以恢复，又把它变为可被消费的真实财富。国家用这些货币是不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国家也不能用它给把它从地层中开采出来去掉杂质并将它变成交易手段的工人提供生活资料。因此，通过劳动使它得以恢复的货币，同开采它的工人的关系，与我们每年耕种土地所创造的财富，同我们的关系是一样的。谁也没有使用这些货币，仅仅是通过将它转变成财富，即通过消费货币，它们才得以恢复。因此，货币本身不是贸易的对象，贸易的好处仅仅在于，它能向我们提供财富，而这些财富是我们的消费所需要的，并且通过这种消费能够使我们的收入得以增加和恢复。贸易的好处完全不在于向其他国家取得货币。
这种贸易不仅不可能存在，它还不得不经常地把这些货币转变为消费财富，以恢复进行贸易时应当交换的财富。商人本人对此是十分明白的。一旦把商品销售国外，商人就会在那里购买商品，同时从卖出和买入上获利，以使贸易得到更多收入。

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想一种仅获得货币的对外贸易。例如，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农产品卖给另一个国家，但后者没有商品可卖，于是用从它的矿山中开采出来的货币购买。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对外贸易对于出售农产品的国家，不是比用商品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更有利吗？初看上去的确更有利。要知道，用出售商品给外国所获得的货币，能扩大土地耕种，能给很多工人和手工业者付报酬，从而增加国内消费，还能使收入和人口增长。此外，由于食品是自己生产的产品，使用的制造品也都是自己准备和制造的产品，所以，该国能将从国外获得的货币保存起来。由此可见，完全输出的对外贸易应能增加人口，增加国家的真实财富和货币财富。

但是，这种单纯的输出贸易有两个空想的条件。第一，同这种只能用从自己的矿山中开采的货币进行贸易的国家保持通商关系的国家只能有一个。因为如果有很多国家以自己的产品同它进行贸易，那么，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同它发展出广泛的输出贸易，以便销售它所拥有的全部产品或商品。竞争会将这些商品分散开来，使它变得不再比相互交换商品更有利。问题在于，每一个国家为了取得货币就会竞相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于是就把这种单纯输出贸易的利益降低到双边贸易利益的水平为止。这两种贸易形式的利益归于均等。

第二，为了将得自完全输出贸易的货币保存起来，国家就不能向外国购买任何商品。但是，拥有货币的人都想使用或占有他们想要的或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国商品。重要的是，国家既不压制消费，也不阻碍贸易。因此，应当给公民以花钱的自由，而这也没有损失本国从销售自己的产品中所得的好处。因为从国外取得的所有商品，都是我们卖给外国的葡萄酒或其他商品的等价物。商人回国后将其带来的商品出售之后，又会重新购买葡萄酒或其他商品销往国外。他们以自己的贸易为我们的产品创造了销路，促进了再生产。

单纯输出贸易带来的货币，不会比出售本国产品而购买的外国商品的价值量更多，因而也不会比双边贸易更有利。它不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也不会比双边贸易更能促进收入和人口的增长，而且其作用甚至更小，因为它不能在同样程度上刺激个人去花费自己的资金，而花费资金才能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和生产。

然而，有人可能认为，在国内生产我们所购买的制造品，可使更多人就业，从而引起人口、消费和收入的增长。但是，在国内生产的制造品，同我们在国外出售的葡萄酒和其他商品的消费是没有关系的。在国外消费我们的产品，同国内消费一样有利，同样会促使收入增长。消费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但是消费和再生产是由一个共同的重要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价格。没有售价就不存在这种联系，或者在消费和再生产之间就没有正确的相互联系。价格是财富的尺度，财富要借助于从被消费财富中得到的等价物才能实行再生产。因此，价格的涨落决定着该年再生产财富的多寡。贸易（无论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以在价格上盈利或在商品财富的贬值上得到好处为目的。我们的对外贸易因其提供的利润，促进了每年的再生产和我们财富的增长。但是，这种贸易的另一个优点是，它能保证我们的产品具有很稳定的价格或销售价值，同样保证了再生产。

可能有人认为，随着人口增加，事情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向其他国家购买的制造品是由外国工人生产的。但是，在双边贸易条件下，外国人同样也购买我们的工人生产的制造品，因而也在给我们的居民提供工作，并以此增加了人口数量。

如果只从给国家带来利益的观点观察人，那么，在本国工作的工人不会比生产出售给我们制造品的外国人更有益。要知道，外国工人消费我们卖给他们的与他们的劳动等价的产品，与这种消费发生在国内，对我们具有同样的好处。因此，尽管他们不是我们的人民，但是他们给了我们利润，促进了我国人口的增长。我们的财富由于扩大我们的产品在国外的销售而增加得越多，我们的人口由于增加各种挣钱职业的报酬而增加得就更强劲。

例如，葡萄酒的大量出口会促使许多人从事葡萄园耕种。这对法国人是很有利的。因为没有哪个部门会需要这么多人，会提供这么多收入，会像它那样由于生产财富而使人口增加。

人们的生产超过他们的消费越多，他们对国家就越有益。但是，人们的花费比他们自己的收入超过得越多，或者人们所消费的产品比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有用产品超过得越多，他们给国家带来的麻烦就越大。

这个普遍原则可以用来判断，怎样使用人们的劳动对国家是最有利的方式，以及国家需要多少人口。从对人有益的产品的角度看，可以把人口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自己的劳动实际地生产财富的人；另外一部分是以自己的服务间接地促进生产或保存财富的人。家仆为自己的主人准备饮食，或者为雇主提供生活所需的以及满足雇主消费所必需的其他工作，这就节省了主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间，并使他能将这些时间用在生产劳动上。因此，仆人间接地促成了自己主人的生产劳动。

严格地说，只有以劳动生产人们所必需的产品的人，才创造财富。因为土地所有者和国家的所有收入，给工人的全部报酬，给仆人的工钱和各种挣钱职业的工资，都是来自这些产品的价值。以自己双手制成商品的人，并没有创造财富，因为他们的劳动给那些商品所增加的价值，仅仅是支付给他们的那一部分报酬额，而这些报酬是从土地产品中得来的。织布的制造业主，缝制衣服的裁缝，制鞋的鞋匠，不会比为主人做饭的家厨、锯木头的工人和举办音乐会的音乐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所有的报酬都来自同一个来源，都来自他们以自己劳动所交换的并花在生活资料上的工资。因此，他们所消费的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他们劳动的产品等于他们需要的费用。总之，他们没有取得任何财富的增长。因此，只有运用在土地上的、提供产品的且其价值超过费用的劳动，才创造财富或年收入。总之，除了为出口而从事制造和销售的工人以外，其他所有人的收入或工资都是从土地产品中得来的。

土地为耕种土地的人提供生活资料，给国家和土地所有者提供收入，还给僧侣提供什一税。这些收入的支出为各种挣钱职业者创造了工资。结果是王国人口的增加或减少会同这些收入的增减相适应。这种增减不取决于人民，而总是同该国政府的措施相关。然而政府却以人民懒惰来解释国家的衰落，土地荒芜似乎也证明了这种看法。但是，人总是要追求富裕和富足生活的，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是从来不会懒惰的。他们的懒惰只是反映了他们的无能为力，而他们的无能为力是政府的作用的结果。无能为力会使人情绪低落，迫使人背井离乡，这会造成农村人口减少，土地依然荒芜，城市人满为患，他们靠政府仅有的一点资源生活，最后使人口减少到完全衰落状态下仅能维持的人数。

有人抱怨农业耕作的人力不足，但无人抱怨可使人们进行财富再生产的财富不足。国家需要许多谷物，但是没有人关心耕作田地对耕作者的价值有多少。谷物销售很困难，但是没有人指出，耕作者在平常年份所得的报酬还不到自己靠劳动和担风险所得收成的1/20。但是，要知道，在那种低收入情况下是很难扩大谷物播种面积的，因为在收成增加时，谷物价格会下跌。没有人指出，谷物售价如果低于成本，农民就会破产。假如税收不能缩减到纠正政府错误政策所引起的状况所要求的程度，
农业就会完全限于衰落，土地就会丧失它的价值。由于国王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减少，其他各个阶层人们的报酬减少，会使王国人口减少并终使国家走向完全崩溃。

这种衰落被天真地解释为人们懒惰和他们离开农村。柯尔倍尔1666年制定了一项法令，以牺牲王国收入为代价来建立生产奢侈品的手工工场。该法令的实行在10年内压低了谷物价格；由于没有更多资金投入战争，不得不借债并同支持者通商（这是苏利确定的经济衰落的第一个阶段）。

大家都知道，应当增加农业人口，但是没有人想知道，人口增长首先取决于财富增长；只有在财富的作用之下，才能使人口繁衍和财富增长。因此，应当注意的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增加财富，因为只有劳动成效得到保障时，人才变得真正有益。

王国有3000万亚尔邦可耕地荒芜着，而其余的土地耕种得也不好，因为播种谷物不能补偿费用（参看《谷物论》）。葡萄藤被拔了，又禁止栽种新的。可是葡萄园种植却有利于大量使用人力，从而促进人口增长和开展大宗对外贸易。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觉得土地用于栽种葡萄太可惜，不如种谷物好。可是我们的可耕地有一半是贬值的，而农业又局限于国内的谷物消费。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比现在播种更多的谷物。因为这会使它的价格降低，以至于亏本，而谷物的丰裕会引起收入减少和王国人口缩减。

让我们看一下小麦的基础价格和耕作者得到的通常价格吧！你们可以看到种植小麦是多么没有出路，你们也会同意，不可能再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因为谁也不愿意去从事无效劳动，把钱花在会使耕作者和国家破产的事情上。

在这些条件下，饥馑就不可避免了。因为这些耕种限于在丰收年份满足人口的面包之需上，到了歉收年份就显得不足了。所有这一切混乱现象都是限制贸易和限制耕作者自由的结果，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为了防止饥馑（一般来说，这能避免），实行了一些阻挠创造丰裕产品和阻碍人口增长的法令，因为它们会使国家失去销售农产品的手段。下层机关不大懂得农业，又受到个别人提出的似是而非的观念的影响，推行极为有害的法令，而人民又为偏见所支配。这种错误几乎不可避免。

同样不应感到吃惊的是，法官们支持[30]
关于葡萄园的法令，他们作出了砍掉葡萄藤、限制葡萄种植面积的决定。他们强令人们遵守这些法令， 目的是扩大小麦种植面积。然而，这种事情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王国，这里的小麦种植因妨碍其销售的禁令而受到了限制，这里还有那么多由于这些禁令而丧失了全部价值的荒地。

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压低小麦价格，但这对国家收入是有害的。然而他们没有研究一下基础价格，这种价格对这些欠考虑的措施是一种不可克服的障碍。在确立农产品售价时，他们使国家损失了它的包含在这些产品价格中的一部分财富；这种价格消灭了利润，也就引起了生产的缩减，制造了饥馑和物价飞涨；更危险的是，当政者没有对它加以预防。

所有追求增加农业人口的经济机关，应当给自己提出为居民增加粮食农产品的任务，并谨慎对待为此所需要的人和财富，还应给耕作以相应的支出。

最有利的作物是能提供最大收入的作物，也是能生产出在国外最赚钱的最需要产品的作物。应当让作出预付的人来决定这个问题。

假如能提供5塞蒂小麦的土地，又能提供相当于6塞蒂的其他谷物，那么，它在第二种情况下不是能比它实际播种小麦提供的更多吗？但是，问题在于，谁给我们提供小麦供我们消费呢？想卖小麦给我们的国家，它们想卖，就像我们想买一样；它们会争着卖小麦给我们。但是，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国幅员辽阔，我们能够绰绰有余地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以及销售到国外的一切产品，只要我们的贸易是自由的。

在我们的时代，更开明的政府，对使用劳动的方式，对土地占有，以及对自由贸易的优势等问题，能够抱持比较正确的看法。

自然，在农业和商业中，每年为国家生产财富的人对国家是最有益的。有利地从事农业和对外贸易的人越多，我们的财富和人口也会增加得越多。[31]

使用家畜耕种土地所需要的人力，比只用人耕种所需要的人力要少。同样，使用马耕所需要的人手，比用牛耕所需要的人手要少。但是，土地耕作所需要的人手越少，它对国家就越有利。

使产品价格提高但不会使产品增加的开支，应当尽可能地取消。但是，耕作者如果缺乏资金，在利用劳动力时就不得不花费与产品不相适应的开支。假如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工作，他们是可以避免这些开支的（参看《百科全书》中“谷物论”条目）。

葡萄种植业等需要人手的农作物，不得不用大量人工，因而花销很大。但是，这种开支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应当计入这些产品的价格之中，因为人们的工作在这种条件下是有利的。在使农村人口稠密方面，种植这类作物的作用比种植谷物的作用要大。在谷物经济中，一个人的劳动比在葡萄种植业中获利更多（参看《谷物论》中关于谷物经济的产量）。但是，葡萄种植业对国家的利益毕竟也不小。只要人的劳动是必要的，而且人们生产的比他们消费的多，国家就能从中获益，国家就应全力增加这种利益。这些有益的人（他们消费、生产或经商）的产品和消费，会促进消费和满足别人的消费……（参看《赋税论》中关于葡萄酒酿造师的产品）。从事牲畜饲养和繁殖的人，形成了另一批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生产性职业的人，因为牲畜能为田地提供肥料以保证好收成，而农业则能在降雪或天气恶劣不能放牧时为牲畜提供谷物或饲料。

牲畜是一种独特的产品，在良好管理的国家，它是很盈利的。与此同时，任意征税所造成的混乱，农村地区遭受的各种压迫，给这个农业部门带来的损害也最大。由于牲畜的价值高，牲畜又容易长大，因而牲畜极易成为征收代役租和盐税的对象，成为管家和征税官敲诈勒索的对象，成为行政机关任意课征罚金的对象。总之，农民的母牛给它的主人带来了种种的压迫，直到被人牵走，否则便没完没了。如果政府对这些生产性财富不加保护，那么，农业就要衰落，土地就会失去肥力或继续撂荒，农民就没有任何资金。对消费具有重要意义的肉类也会变成稀罕之物，下层阶级即几乎全体人民对它无从问津。毛和其他畜产品的数量也会同比例缩减。国家整个来说就会损失巨额财富，而这些财富本来可以大大促进农业人口的福利，增加土地财产的收入，促进人们的定居和福利，增加人口和国家繁荣。然而，只有管理良好的产业才能提供这些福利。英国政府对此给予了很多关注。大家知道，英国人在这个领域给他们自己增加了多少财富。一位英国学者曾在一篇文中提到，英国人早在14世纪就从自己的毛类产品中获得了1000万英镑或2.3亿利弗尔。

从那时起，这类财富取得的数量非常之大，以至于今天除了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以外，它已成为英国出口的基本项目之一。实际上，农业经济财富取决于发达的畜牧业提供的财富，而我们的收入、人口数量和国家实力则取决于农业经济财富。

在依靠自己劳动进行经营的人们中间，对国家益处最小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消费的仅仅是他们生产的产品，而且是他们生产的全部产品。贫苦农民就是如此。他们生产很少的没有价值的产品，他们依靠这些产品维持衣食，什么也不出售，什么也不购买，不会给别人带来任何益处，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艰难地以最可怜的方式满足自身的需要。这些人口的增长，是同他们的贫困状态完全相适应的，而这种贫困状态则是由那些管理他们、使他们破产、使国家破产的人造成的。结果是人们离开土地，远走他乡，留给当政者支配的只有荒地。

从事渔业的人也应归入生产者之列。尽管渔业不能同农业相提并论，但它也应被认为是很盈利的部门。仅仅在迪耶普一个省，捕捞的菁鱼和鲱鱼，价值就在1 300万利弗尔以上。我们的所有港口能提供多少渔产，可想而知。公海渔业，即捕捞鲸鱼和鳕鱼等渔业，具有重要意义，应当给予很大的注意。它对想去海军服役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初步的训练。如果对渔业的税收不太重，渔业应能取得巨大成功。如果这种税收负担不大，捕捞业会有一个强劲的发展。随着产量增加，征税的对象会增加，吸引的水手会更多，并引起国民财富的增加。但是，个人利益不会受到考虑公共福利的观点的支配，只有政府的英明才能引导并产生上述结果。

对从事开采矿物和金属的人，也应采取这种明智的态度。[32]
这种职业同样是产品和财富的丰富源泉。实际上，它们不是人们的食物或为了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而后者按照自然条件才是最可贵和最必需的财富。[33]
但是，在商业社会中不应当以自然秩序的标准为指导，因为产品只是因其价格才成为商品财富。因此，它们是什么性质，它们有什么用处，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每一个商品能否通过货币或者（不通过货币）直接地交换成与其价格相符合的任何其他财富。每个人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挑选这种或那种商品。但是，把它们作为商品财富来看，则应根据它们的价格来估价。因此，商品国家以自己的劳动所能获得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只要能以其数量丰裕、价格（高）和花费最少而提供最大财富者，就是对国家最有利的。每个人应当将自己的劳动和支出用在对他们最有利的生产上，这要以他们的能力和居住地点而定，还要取决于预定用来生产对他们最有利产品的土地的所有者。如果他们犯了错误，那么，他们的个人利益会促使他们很快地发现错误。

商人也应列入进行生产的阶级，[34]
只要他们能通过国外贸易达成的有利价格促进普遍富足。不过，我们从他们所写的文章中常常看到，他们对商业利益持有不同的观点，而且他们的个人利益促使他们忘记国家利益。在他们看来，低价格有利于贸易。他们说，贸易能扩大销路，扩大销路能使产品丰富，产品丰富能使价格降低。因此，如果扩大了贸易，他们能以低价购买，他们就达到了目的。要知道，通过贸易扩大了销路，销路扩大带来产品丰富，从而促使农产品价格降低；商人以低价销往国外，有利于与其他国家竞争。但这种低价格会破坏他国的贸易，使他们破产，减少他们的收入，并迫使他们降低商品价格。

这就是我们商人的原则，他们总是企图用这些原则说服政府，促使政府颁布对他们有利的法令和禁令，建立某种拥有特权的同盟。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以低价）购买我们的农产品，并以很高的价格将从国外运进的商品卖给我们，从而获得巨额利润。他们希望禁止外国船只进入我国港口。他们说，我们在运费上竞争不过荷兰人，因为他们的航运很便宜。从这一切可以看出，我们的商人只想到为自己谋利益，他们不惜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和整个商业的利益。

应当希望，他们的贸易能通过扩大销路而使产品丰富，而产品丰富则不仅能使法国，而且还能使其他通商国家的粮食产品的价格下降。不错，产品丰富会引起价格下降，然而，这就等于使产品贬值，而贬值是不能使产品丰富的：生产粮食产品所需要的费用构成了基础价格，如果商品售价低于基础价格，就会引起亏损。有人会反驳说，基础价格应当随着商品售价的降低而降低，因为工人的生活资料便宜了。但是，基础价格中还有赋税和租借费呢；所以，如果农村居民的工资不降低，土地所有者和国王的收入不降低，生产费用就不可能降低。总之，如果你把这些有害后果同你所想象的虚幻的产品丰富比较一下，你就会很容易地看出，商人制度的目的并不是公共福利。

但是，我们不应该将破坏其他航海国家的贸易（这些国家也经受了我们的贸易对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那种损害）看做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吗？然而，害人又害己，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们甚至不能指望让别人遭受同我们一样的损害；即使损害一样大，我们也只能受损失，而且得不到任何好处；何况我们的这种不良居心所能对付的只有荷兰和英国。

荷兰人从事的是间接贸易或转口贸易，他们购买粮食产品是为了将它们卖出去。他们总是依据售价来调整买价，他们出卖的不是自己的产品，因此价格降低既不会降低他们的收入，也不会降低他们的贸易利润。英国人的贸易中，倒是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自己的产品，然而也包括了其他一些部门，在这些部门中他们与我们没有竞争，而且不会由于我们向国外销售粮食产品价格的降低而遭受任何损害。因此，他们遭受的损失是局部的，而我们遭受的却是全部的。

但是，海外贸易没有增加我们对没有这种优势的国家的影响吗？英国不得不在海军方面花费大笔经费，以对抗我们的海外力量，它就不会拨出经费来同我们进行陆地战争。商人们认为，我们应当降低粮食产品价格，减少自己的财富，丢掉贸易给予我们的，也是我们与其他一些航海国家分享的优势；他们借口说，这样做能对同我们竞争的国家造成损害；但是，这同时也削弱了我们自己对于其他所有国家的优势，我们怎么能相信商人的主张呢？

总之，只有在我们销售的产品价格高而购买的价格低时，我们的海外贸易对我们才是有利的。商人们遵从这个原则行事，他们才会促进国家富裕，赢得国人尊敬，有权获得荣誉。

从事中介贸易和转口贸易，即从一国购买以便售卖给另一国的人，以及生产外销产品的工场主，也应归入商人阶级。他们把国外取得的利润花在国内，从而使国家的财富增加。但是，只有在国家有多余人口时，才能有这种结果。

进行中介或转口贸易的国家，通常几乎完全没有农田，这些国家的人口生活在便于进行海外贸易的沿海城市。荷兰人、汉堡人和热那亚人等就是这样。这种贸易是一些国家生存的源泉，这些国家的专制主义破坏了农业，人们只有便于隐藏和携带的财富。一些野蛮国家的人，如土耳其人和犹太人，等等，就是这样。他们通过航运、商船和相互通信进行贸易，这有利于他们所居住的城市，这些城市较少受到暴君及其分享权力的代理人的压制，因为城市，特别是首都，要求较大的克制。

恣意妄为的权力在农村表现得最为肆无忌惮，农村之所以荒无人烟，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权力只是对农民才敢这样蛮横无理，结果是农业被破坏，荒芜遍及各省。

转口贸易是很受局限的，它在一些大国只是资金的一个次要来源。靠自己的生产富裕起来的国家，如果便于航运，也在以自己的粮食产品同国外进行贸易，这就大大地限制了进行中介贸易的国家的活动范围，使后者多半只成了中介或代理。它们的获利主要来自消费的节省，它们没有自己生产的产品，只能从买进和卖出中获利。因此，从事中介贸易的国家消费得越多，获利就越少。相反，拥有大量产品的国家则以消费来支持自己国家的财富，因为消费能够促进产品价格提高。产品不断灭而复生，也就是国家财富的恢复。

外销制造品的生产，没有引起那些拥有大量可耕地国家足够的注意，特别是在没有大量人力把这些可耕地变成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更是如此。一般来说，能够从事为外国人工作的人的数量是很有限的。

所有国家的人口总是同其每年生产的财富相适应的；后者则保证了它用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制成品的人数。只有富人才把钱花在稀罕和珍贵之物上，而且讲究到国外去买。所以，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些制成品的对外贸易，相对于它的农产品出口总是微不足道的。

不管人们如何吹捧我们的时髦商品、丝织品和其他出口品，这些商品反正是无关紧要的。[35]
我们总要坚持这种看法：除了原料问题之外，这些只能补偿体力劳动的价格的产品，对于大国来说，相较于土地给予它们的收入，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应当将那些生产外销制成品的雇佣工人看做是食客，他们用靠劳动取得的不超过其费用的工资，向我们支付他们的生活费。

捕渔业提供的产品只占我们产品的很小一部分，它受到的保护远不及奢侈品工场所受到的保护，对它的税收很重，也未给予注意。但它是我们士兵的摇篮，它比这些生产奢侈品的工场有益百倍，在这些工场的人在农业或海军中本应找到更有益的工作。

工场生产丝织品和棉织品以及因使用进口羊毛，从而使我们自己羊毛的消费大为削减，其目的似乎就是要消灭我们的牲畜，而牲畜对肥田和提高我们最需要的肉类消费是不可缺少的。所有这些利益都因那种徒有其表的贸易而牺牲了。因为贸易使我们得以购买原料，而加工这些原料，除了工人的生活费之外，不能给我们的工人和国家提供更多利益。为此，我们却要缩减粮食对外贸易，损失人们的生产性工作，使人们离开土地耕作去从事破坏性的工作。

有人可能反驳说，生产奢侈品的工场主购买原料，可以促进对外贸易，从而促进我们生产的农产品的销售。但是，我们购买现成的奢侈品将更为有利，它们贵一倍。[36]
这会使我们销售更多的产品，使我们这里弥漫的奢侈之风有所收敛，这种风气毁灭了我们的牲畜，使我们的土地荒芜，还占用了更有利工作所需要的人力。

因此，不要醉心于那些仅能补偿体力劳动费用的小型贸易，因为我们拥有很肥沃的可耕地。让我们给土地施肥，让我们尽可能多地销售谷物、葡萄酒、大麻、布匹和我们自己的羊毛。形形色色的产品，这才是真正的财富。这些每年复生的财富完全能保证我们各种工场制造品和工业商品。财富是手工业和奢侈品之母。

土地所有者也可被看做是生产者，因为他们管理土地和改善土地。甚至国王和大臣们通过管理国家的经济也在一般形式上间接地促进了财富的增长。国家的繁荣有赖于这些人，但是，行政机关不应当忽视王国财富的真正源泉。

在发现美洲以前，西班牙从土地中得到自己的财富，而且它的人口众多。但是，自从秘鲁的矿山成为国王和王国贵族收入的来源以后，土地便被弃之不顾了。大土地所有者的财富现在仅仅依赖于王国的金库，他们的土地变得没有了价值，王国人口减少了，肥沃的土地由于荒芜而成了广阔的荒地。人口数量变得与秘鲁矿山每年创造的财富相适应了。所以，西班牙从这个源泉得到了数亿，却损失了数十亿。

如果某个国家的大土地所有者除了土地提供的产品以外，没有为自己开辟其他的收入来源，那么，他们就会支持农业，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保护自己的财富，免受下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之害。他们通知了政府，混乱就被制止了。农村居民保持着资金，使土地不丧失价值，支付租借费和赋税，使自己的家庭保持他们所习惯的生活状态。

居住在自己领地上的大土地所有者维护和改善领地，以免因农场主太穷或粗心大意而使土地荒芜。他们为实施改善和扩大土地的各项措施出钱，为能保证和增加收入的工作出钱，或是对处境困难的农场主提供帮助。他们允许农场主在销售产品的条件不利时推迟缴纳租借费。已故的米尔普亚元帅拿出1万利弗尔由管家支配，以帮助那些因轻微冻伤、牲畜死亡或其他不测事故而遭遇困难的农场主。这位元帅的这笔钱肯定不会减少，而且肯定农场主会十分好意地和及时地归还借款。如果所有的大土地所有者都准备提供这样的帮助，那么，他们就能为国家保护一大批因受灾而濒临破产的优秀农场主。拥有土地的寺院现在几乎是唯一执行此项义务的所有者，结果是：这些寺院的土地总是处在良好状态，且保留了自己的农场主；而农场主们则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地租赁土地。这些大土地所有者拒绝宣称愿出高额租借费的农场主的有害竞争。精心耕作土地的农场主相信，那些土地肯定还会是留给他们的。这样的土地所有者会促进耕作者的利益，并且会同意耕作者在他们方便的时候交纳租借费。但是，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场主，通常有能力在约定的期限内交纳，因为他们有时间在劳动和良好耕作的基础上，安心地为自己创造富裕的生活。他们越富裕，他们就越能把土地耕种得更好，越能准时交纳租借费，越能安心地等待销售产品的有利时机，并且避免他们可能遭受的灾害。因此，对国家来说，很有益的是那些土地所有者，他们对自己的土地能进行良好的管理，通过预付资金改善土地以增加产量，挑选能进行良好耕作的优秀农场主，给他们以资金和劳动的帮助，促进他们富裕。这样的土地所有者越多，每年生产的国民财富就越多。因为他们越富裕，他们就越容易通过改善自己的土地来增加收入。有这样明智的土地所有者，我们的土地价值能增加一倍或两倍。在英国，大土地所有者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住在领地，他们在改善土地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效；农业成了他们财富的源泉，可以证明这一点。

生产者构成了人口的基本部分，其余则是辅助和补充的部分，它们与前者是成比例的。人口的这个辅助部分能使人口的基本部分节省花在各项活动上的时间：满足自己需要；保卫国家和自己劳动的产品；保卫土地，即保卫每年不断往复的财富的源泉。

只享用或者完全不享用王国财富的人，对国家都是无益的。可以说，人因自己的消费而对国家有益处。如果他以自己的劳动补偿自己的消费，如果他直接或间接给他消费的东西或他占有的东西带来好处，并以之补偿自己的消费，那么情况就确是如此。因为如果他拿走了财富，却没有从价值上予以偿还，那么这个财富不可避免地就会减少。但是，他为自己的消费付了钱，不就是恢复了财富吗？不，因为如果他没有挣到报酬，那么他就是用他已有的钱支付的，这顶多是归还了落到他手上的那部分财富。他本人并没有促进被消费的那部分财富的再生产；财富只能通过人类的劳动实现不断的恢复和再生产。因此，没有为恢复自己占有的或消费的财富工作的人，不可挽回地消灭了他所消费的东西。可能有人会说，他付了钱，也就为社会恢复了他所消费的东西。但是，毫无疑问，在再生产的财富中，将不会有他所消费的那部分财富，因为他不曾直接或间接地为那种再生产出过力。可能有人反驳说，他没有再生产，但其他人进行了再生产。其他人确实再生产了以他们的劳动提供的一切，或者再生产了与他们带来的好处相关的一切，但是，他们没有再生产他们应当以自己的劳动，或者以他们带给社会的好处所再生产的一切，因为他们消费了，但是他们没有对此作出补偿。因此，他们的消费是纯粹的消费，因为这种消费不构成再生产财富的组成部分。如果他们不加补偿地继续消费，那么，这部分财富由于继续消费而需要再生产。实际上，这部分财富是靠别人的劳动在进行再生产，而他们未曾直接或间接生产的东西，什么也不缺。因此，从国民财富的观点来看，这种无益的人好像完全不存在。可能有人会说，什么也不生产的孩子要消费，为什么人们不认为这是国家的负担呢？因为人对社会的益处是以其一生来判断的，童年和老年是以他们给社会带来益处的那些年月来补偿的。同样，不应当认为在我们这里花钱或消费我们财富的外国人没有带来好处。因为，大家知道，他们为其消费而向我们支付的是外国的财富，而不是我们的财富。但是，有人反驳我说，游手好闲的食利者花掉他们的收入，难道没有带给我们好处吗？于是得出结论：他们是有益的。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后果，把人们和他们消费的财富混同起来了。的确，不管是否促进了财富的生产，如果有钱人不花掉自己的收入，就是非常有害的。但是，尽管他们不是那么有害，但也不应由此就说他们是有益的。更好的是，他们能将自己的资本花掉，这些资本如转移到劳动者手中，就会变得更为有利；这些资本如归游手好闲者所有，既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也不会提供任何东西，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些财富被放错了地方。幸运的是，这样的人不算太多。名人显贵不献身于某种重要事业或不身居要职者是很少的，不管是在教堂、军队里，还是在王国管理机关、法院等，莫不如此。

没有大笔财产的人，会从事与其能力和所受教育相适应的工作。富人和有钱人，以及一般所谓从业人员的益处，可以根据他们的收入加以判断，这些收入表明他们的劳动对国家繁荣的价值。

国家在使用人们的劳动时，不仅要考虑人们实际上带来的益处，而且还要考虑可否在现有人口水平之下，将他们的劳动用在更有利的工作上，从而为王国带来更大的益处。国家还应当在那些能够用较少的人力和较小的开支的工作上减少用人的数量。从别的工作上抽过来的人，在这个工作上显得不需要，而在原来的工作上他们对国家却是有益的。对他们的开支全无益处，徒增商品或农产品价格，使销售和产品减少。那些关心增加人口胜过关心增加财富的人可能会说，甚至这些开支也能给国家带来益处，因为这能使更多的人得以生存，增加消费，扩大销售和农产品生产。

所有这些收入都是虚假的，因为增加了产品价格的支出，并没有增加产品数量和所有者的收入，而是减少了消费和生产。消费是同消费者的财富相适应的，而这些财富则取决于国民的收入。支出的增加不会使收入增加，相反地，它会使之减少。因为它减低了粮食的价值，这价值应当反映真实的价格。由于支出过多，使粮食产品的价格变得昂贵；如果价格不是降低到损害产品真实价值[37]
的程度，它就会失去销路。由此可见，本可避免的一些支出，以及构成许多人的工资但这些人却没有为此作出付出的那种支出，会缩减消费者的收入和财富，减少产品的销售和生产。

减少产品就意味着减少财富。但是，国家的人口总是同国家的年产品和年收入相适应的。因此，只增加了农产品或商品生产的支出的人，不仅有害于财富的增长，而且妨碍了人口增加。因此，一切减少了人的劳动开支的机器，以及一切节省搬运劳动的运河与河流，都会有助于形成同产品和商品的真实价值相适应的价格。它们促进了销售和生产，这会有助于增加财富和人口数量，因为财富的增加会引起支出的增加，而支出的增加又会使各种挣钱职业的工资增加，并吸引更多的人。因此，认为人口增加会损害财富的年生产，这是不对的：有些人的消费超过了他们的生产，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

根据这个原理，可以回答缩减了开支却增加了我们生产产品的价格的许多问题。例如，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禁止荷兰人从事近海航运业务？他们以少于我们的费用，将我们的商品从法国的这个港口转运到另一个港口。有人说，我们的航运业损失了利润，利润都让外国人拿走了。但是，国家因荷兰人的价格低廉的服务而获得了好处。因此，应当决定是否应把局部的航运利益看得比国家的一般利益更重要。有人会反驳说，航运利益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两者都要求取缔荷兰人的近海航运，因为这有利于发展我们的商船队和海军。当然，这样的禁止对我们的商船队取得成功是有利的。因为这会增加利润，从而扩大我们的航运业；这对我们的海军同样有利，因为它能吸引更多的人从事航海事业。但是，能把近海航运和商船队混为一谈吗？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吗？要知道，它的任务不是与国外进行贸易，而只是把商品从一个港口转运到另一个港口，从而只同我们的国内贸易相关。因此，减少一个国家之内的转运费用，对同属一个国家的买卖双方都是有利的。提高这种转运费用，尽管对某些同胞有利，却会对农产品的销售、消费和生产带来损害，从而不可避免地减少国家财富的年生产量。

缩减国家的财富，等于伤害了它的基础。增加水手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它不仅取决于小小的近海航运业，而且还取决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如果我们有财富，足以给出优厚的报酬，那么水手是可以找到的，特别是当我们的渔业取得进展的话，渔业是水手的摇篮，又是财富的源泉。但是，如果为了增加水手而采取的措施导致了财富的缩减，那么同样就会导致人口的减少，因为人口总是同财富相适应的。类似的措施不仅不利于人们追求的局部利益，而且也很少促进公共福利。总之，在等待我们所期望的变化时，至少可以说，现状对我们还不危险。

当农村居民受到压制，生活贫困，当土地耕作无法维持，不能保证生活在农村中居民的生活资料时，他们就会流入大城市。他们在那里涌入已经人满为患的职业，他们在这些职业中显得用处很少，或者全无用处，甚至变成别人的累赘。人数特别多的是各种商贩和仆役。

严格地说，只进行国内贸易的商人不从事生产性劳动。[38]
他们给国家提供服务，国家给他们支付报酬。商人的人数及其利润是不确定的，也不取决于某种既定的秩序，所以各种不同类型的商人的人数可以无限地增加。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力图至少保证自己家庭的生活，因此，这样的家庭越多，零售商业就会变得越贵，对居民的负担就越重。由于不用很多钱就能轻易地从事商品销售，所以，在农村破产而流入大城市的很多人开始经商；他们把父辈花在农业上的少量资金投入商业。横征暴敛、征召后备军、强制劳动、限制农产品贸易以及其他的种种压制，使农业失去了劳动者和资金。留居在大城市的许多商贩，由于必须要有同其人数相适应的报酬而使价格提高，结果给居民带来了伤害。由于商贩众多而引起的高价格，使得其中那些能够销售的商贩积攒起了财产，这对社会是一种伤害。因为创造了这些财产的利润，大大超过了那些大商人的费用和消费。

积攒和滞留起来的财富，形成了生产性财富周转的障碍；这种生产性财富本来是应当经过农业而不断地进行再生产的，才能每年再生产出新的财富和国家收入。

所以，损害农业国家的这种财富积累，有时被看做是国民财富的标志；但是，相反地，它又是国家衰败的原因。

不能认为耕作者的资金与城市小商贩的资金是类似的。耕种土地的耕作者只能通过有利于国家的劳动才能获得报酬，而且每年只把自己的财富作为工资，支付给那些被他雇来工作的农民。这种连续不断的工资，如果他愿意的话，能为他创造财产，但是，这些财产甚至还不到他所生产的年产品的1/15。因此，这种财产越多，获得这种财产的人就越有益，他在创造财产过程中对自己财富的运用就越恰当。问题在于，农业上的大笔支付会使土地产品增加2～3倍，而支出不足则可能使产品仅仅比费用多30%，预付充足会提供预付100%的利润，其中一部分归于国家，一部分给土地所有者。由此可见，正是耕作者创造的财富，保证了国家的收入、国家的实力和国家的繁荣。因此，耕作者的职业因其运用财富的意义和性质，应比商人的职业受到更大的注意，商人是在困难时刻即有价证券流通数量增加时才参与其事的。这种商业不可避免地会使货币脱离生产过程。贴现贷款不仅不能以自己的财产促进财富的再生产，而且还会使货币停止流通，逐渐把国家不多的积蓄吸收殆尽。

在这个时期，王国的全部货币都集中在首都。以不动产作抵押向债主借款是困难的。当利润归结为国有资本的单利时，它是太少了。为了得到较大利润并使货币能迅速归还，有必要规避法律。

在金融界取得巨大成绩的影响下，一些缺乏远见的人认为流通货币量增加了，还认为国家有了良好的资金来源。但是，这些成绩并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是国家资金的来源。在投机者知道对信贷的需求维持着他们贴现的期票的价值的时期，他们会不断地赚钱。但是，他们绝不会放弃对自己财富的支配，只在得到充分的安全保障时，他们才肯取出，然后藏在他们的仓库里。留下来的只是过去时期的沉重后果。

有些人认为，用不断周转的一定数量的国家钞票和其他的国家商业证券来补充王国的金银数量是适当的。这些人不懂得，这种期票仅仅有利于维持那种成为负担的和不适当的贸易，这种贸易是什么也不生产的，只能依靠一定的货币额而存在，而且有助于职业投机者把王国的一部分货币揽到自己的手里。这些货币离开了流通，可是，通过流通它们才能充实真实财富的源泉，才能满足对每年恢复这些财富所必需的费用的垫支需求。货币不能生出货币。因此，在这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贸易（货币在其中既是商品又是清算手段）中，贴现者是获利的，而办理贴现者则是受损的。职业投机者对社会只能带来危害。交付货币，既有利于卖者，又有利于买者，作为对整个国家有益的唯一的贸易形式，它包含在商品与货币交换的交易之中。国家证券和商业证券的流通不能认为是国家财富的真正补充；有了充足的商品和无障碍的自由贸易，货币也就不会缺乏了。

人们对过多的人离开农村来到巴黎想当仆人，比对城市居民从事经商和货币交易给予了更大的注意。的确，如果他们能在农村生活下去，如果他们没有遭遇被拉去从军的危险，如果他们不是因为被强制服劳役而被弄得一贫如洗，他们离开农村就意味着农业人力的丧失。然而，如果他们没有所需的资金，他们自己便无力进行农业耕作；如果农场主本人无力雇用他们，给他们支付足以保证其维持全年生活的工资，他们也无法依靠农场主进行耕作。但是，在多数省份，农场主和对分制佃农要获得自己家庭的生活资料是很困难的；他们从自己的不允许自由销售的谷物中所能得到的钱也很少。如果不能保证低微的哪怕是同其繁重劳动不完全适应的价格，他们就不能进行农业劳动；远不是所有的农业工人都能够劳动并愿意忍受这样贫苦和劳累的工作的。他们对如此贫苦的劳动感到厌倦，宁愿去当仆役也不愿继续在农村受罪，这有什么好奇怪呢？

为了保持仁慈，不应当阻止农村人口逃亡。如果硬要强行阻止，那么所有的荒芜之地就会被不幸之人所充斥。

也许应该回忆一下那些王国，那里的农民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农奴，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主人做工，而主人只给他们一些最必需的生活用品。但是，这种强烈动摇国王政权和国家繁荣的制度，压制了一切竞争和所有积极性。此外，它同发展航运和贸易也不相容；这种封建专制对航海国家和真正的国王政府都是不适宜的。只有自由和私人利益才能使国家生机勃勃。

主张把乡村教师赶出法国农村，这是徒劳的。这种拙劣手法有时会受到欢迎，但这是荒唐的，而且只会导致又一种压制！不管不幸的农民是否读书识字，他们都十分清楚，他们在巴黎能生活下去，很多同乡和亲戚会收留和帮助他们安排生活。要防止他们离开农村，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改善他们的处境。在农村，农民是很眷恋自己乡土的，如果不是因为贫困，他们是不会离开自己家乡的。如果乡村失去了自己的居民，那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弄不到财富；当他们不能得到某种富足生活时，他们在那里是无益的。没有富足和安定的生活，他们就没有能力和勇气献身于有益的土地耕作事业。可见，在类似极端的情况下，农民为了能得到其他某种好处而离开农村，这对国家没有任何损失，因为这些人的消费限于最差的衣食；他们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卖，而他们的劳动又是如此无用，甚至不能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尽管众多的仆役对财富年生产的促进作用甚小，但他们还是间接地起了某种促进作用。

应当让有钱人自由地使用他们的收入。如果奢侈能促使他们供养一些无用的人，那么，虽然这些仆人的确不能算是生产性的人群，但是，他们还是应被看作有助于把富人的钱分配于各种挣钱的职业之间的消费者。要知道，仆人不会把取自货币流通的财宝积累起来，而货币流通的使命在于不断地将货币重新回复到每年生产财富的源泉中去。他们的衣食和薪水对社会消费是有益的。富人利用自己的财富，同时也把财富还给社会。绝对不要妨碍富人利用自己的财富或收入，因为他们的行为促进了财富的产生和再生产。可见，为贫困所迫而出来当佣工的众多仆人，比他们在农村过贫困和无目的的生活害处较少。这些仆人对国家的益处，与生产奢侈品的工人的情形相仿佛。因为这些工人之所以有益，只是由于他们能促使富人花钱，而且他们自己也要把他们的劳动所得花掉。但是，在一个没有足够人力使土地财产变得有价值的王国中，仆人和奢侈品生产者都是无益的。

但是，如果政府拒绝土地收入，如果它通过立法将土地耕作仅限于提供生活必需品，那么，总会有同国家的总人口数相应的一些人，不管这些人多么少，仅以其消费而有益。甚至可能许多人将成为社会的负担。

如果不反对滥用职权，不反对使一些人聚敛起对社会有害的财产，而使另一些人限于贫困和卑微的混乱状况，那么，奢侈就会达到极端，促使各个阶层的人胡乱花钱，因为只有以财富才能赢得地位和尊严；财富打乱了一切社会地位，使官阶、奖赏、功劳、德行和一切基本的社会特性都消失殆尽；用财富可以收买保护者，以使弱者破产，并获得本应属于有能力和功劳者的职位。这种混乱会损害人们对公共福利的关注，摧毁政府在内政上所依靠的动力，破坏经济秩序，使国家发生动荡。罗马最富有和最奢侈之日，也就是它自己属下各省被搜刮殆尽之时。然而，正是这种奢侈，成了摧毁罗马帝国势力并使它被敌人征服的烈火之星。

当国家在人口和产品方面都达到高度繁荣时，人们以其财富给国家带来的益处比以其数量带来的益处要大。财富丰裕，人们生活富足，而且他们的同富裕程度相适应的消费会促进财富的生产，维持国家的威力。但是，如果人口与从土地和对外贸易中取得的财富数量相比显得过多，那么，过多的人口就不能促进财富的增长，而是由于其消费而引起粮食产品价格的上涨。然而，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增加财富的总量，人口增多引起的需求增加却降低了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如果人口太多，那么人们的消费就会减少到最迫切的必需品，结果国家就会由繁荣变成贫穷。人们不可能限制自己的消费，以便分出一部分作为政府和国防所必需的费用。这样的国家将不得不使自己的土地只生产最必需品，同时以此限制自己的消费。中国的人口情况就是如此。它的辽阔和肥沃的土地勉强能为人民提供大米和其他粮食谷物。中国人民被管理得很好，他们不知道战争，也不侵犯别的国家，但它的人口增长超过了良好耕种的广大土地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不过，促使人口过分增长的这一切情况，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

国王及其地方官吏的专制，法律的缺失和不稳定，行政管理的混乱，土地所有权缺乏保证，战争，苛捐杂税，等等，都会伤害人民，使国家财富遭受损失。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使自己的人口达到这样的数量，允许他们获得土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并且创造出在这样的财富条件下所能享受的最大福利。

政府总是力求增加人口，因为人能增加财富。但是，如果政府过于贪婪，就会急于把应该用于提高国家收入和增加人口的财富吞噬殆尽。如果政府超出了不损害农业所允许的限度，急于使用现有的财富，就会使自己陷于贫困的境地。政府巧取豪夺的方式多种多样：使人破产和管理混乱的赋税，强制和罚款，为产品销售设置障碍，取消贸易的各种自由，对外销产品征税，等等。

这种考虑不周的赋税会缩减国王的收入，因为它会因赋税本身和征税费用而使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又会妨碍生产和产品销售，特别是那些别国没有而我们能够大量生产的产品。正是这些产品能够成为国家巨大财富的源泉，并为众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这不仅因为它能使许多人从事这些产品的生产，而且还因为这些财富的支出能为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提供报酬。法国能够生产大量葡萄酒，按照对邻国有利的价格销售给邻国，而我们也能得到大量收入。财富能增加数百万，人口也能增加成百万。

然而，农业国不能仅靠自己的财富的增长而致富。问题在于，丰裕的财富比众多的人口更能促进这些财富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财富的增长又会促使从事各种挣钱职业的人数增加。例如，由于资金不足而用牛耕的小农经营，与使用马耕的大农经营相比，使用的人多得多，收入却少得多。大农经营要求大量的预付，但它能提供100%的利润，而使用多得多人手的小农经营所能提供的利润只有20%（参看《谷物论》，政治经济学）；此外，使用少数人手的大农经营能保证人口的大量增长，因为它能给数量多得多的人提供工资和生活资料。[39]

由此可见，国家财富的增长，能促使这些财富以及人口和国家威力的更大增长。

没有航运的国家几乎完全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和人口，航运则能以自己生产的粮食产品进行大规模贸易。要知道，若没有对外贸易，国家甚至不能扩大农业，因为产品丰裕会使其价值贬低，毁灭土地所有者和国家的收入。促使价格下跌的产品丰裕，不利于人口增长，因为贫穷决不能把人留在国内，不能把人吸引过来。实际上，如果人口和财富之间的比例遭到破坏，人口相对过多，那么，这种过多的人口将使国家大为贫穷。工资将同人口增长成比例地下降，消费也与工资成比例地下降，使人们贫穷得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土地所有者收入减少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缩减自己的花费，从而使各种从业者的工资下降，最后则是人口的减少。

如果航海国家有大量多余的粮食产品，但禁止出口或以税收来妨碍其销售，也会发生上述情形。结果会形成使耕作者亏本的价格，也就得不到土地收入。剩下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恢复对外贸易，或者严格地把农业限制在满足本国的生活资料的范围之内。可是，这样一来，下层民众在歉收年就有挨饿的危险，产品贬值就更危险了。因为它会使农业萎缩，使国家收入和生活的源泉毁灭，使人口减少和国家破产。

因此，当谷物出口被禁止时，就不应当抱怨农村居民没有开垦荒地，没有创造丰富的谷物了。丰富同贬值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贫穷。因为，无论谷物如何丰富，如果它回报给耕作者的仅仅是他的费用，那么，丰富就不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售价偶尔超过费用，也不能构成工资和收入。因此，应当精心地研究产品价格是否超过了费用，扩大耕地面积是否消灭了迄今受到限制的土地的收入，限制这些土地是为了将谷物价格维持在一定水平上，以补偿费用，支付垫支和税收，以及补偿耕作者的劳动和风险。只有这样才能明白，是否需要相反地借助法律严格限制耕地面积，同时效仿在商业事务上十分开明国家的榜样，把某些过剩产品抛到海里去，以便维持所售商品的价格。[40]
实行这种（限制耕地面积的）法律比禁止将剩余产品（如因毁灭性禁令而贬值的土地耕种还能获得剩余产品的话）销往国外更为合理。它们同样要比禁止栽种新葡萄和规定拔掉葡萄藤，以便扩大难以销售的谷物的种植的法律合理。王国还有3 000万亚尔邦适于播种谷物的未耕地，但是不能耕种这些土地，以免谷物价格下跌，引起国民收入降低；也为避免人口减少，而这种人口减少在收入受损、农业因人口缩减而衰落的情况下是会发生的。

在制定这种禁令时，难道真是相信小麦低价能促使谷物丰富和人口增长吗？其中存在着一系列会导致普遍衰落的现象，难道还不明显吗？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必要去追寻导致衰落的原因了。为了摆脱这种有害的偏见，只消看一下卢瓦尔河沿岸的那些省份就够了，那里的谷物由于没有销路而经常贬值，农民的工资太低，买不起低价小麦，也吃不起小麦面包。这是一些最贫穷的人口最稀少的省份，耕种的土地也很少。十分可悲的是，法国这样一个航海、农业和贸易国家，居然还要从自身的经验来理解这些真理。这些真理从没有航海优势的邻国的经验那里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

[1]
魁奈的《人口论》或《　人们》是为狄德罗的《　百科全书》所撰写的，但在1757年情况变得异常严峻时，魁奈又把它收回去了。后来该文转到杜邦·德·奈莫尔手中，可是他也一直未能将其发表，尽管他在1769年向《公民日志》的读者提到过这篇文章。直到1908年该文才在杰沙普和杜布阿编辑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史评论》第1期中首次面世。1958年重新发表于《魁奈和重农主义》第2卷。这次是首次译成俄文。——俄译本注

[2]
魁奈关于人本身是财富的首要创造者的论点，表明他的思想十分深刻，而且离财富源泉和人口运动的正确观点也很接近了。然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这个观点却因其对手工业和工业劳动生产性的教条主义否定而变得模糊不清了。——俄译本注

[3]
对外贸易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之一这个观点，魁奈后来没有加以发挥；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并坚持了对立的观点，即认为贸易是不生产的。——俄译本注

[4]
魁奈指的是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的敕令。这个敕令的废除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害。魁奈同18世纪所有法国启蒙思想家一起对废除这个敕令加以指责，并为在法国实现宗教信仰自由而斗争。——俄译本注

[5]
《特瓦塞的法兰西王国详情》。——原注

[6]
魁奈依据当时的统计文献对法国人口数的这些计算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并得到了后来的历史和统计文献的证实。魁奈在《谷物论》中也提出了这些数字。——俄译本注

[7]
魁奈这里提出的巴黎人口数与其他人所提的数字有所不同：沃本（72万），索伦（75万），杰巴尔（80万），布芬（60万），埃克斯比尔（60～65万），以及稍后的涅克尔（62万），杜普尔·德·圣·莫尔（60万）。重要的是，魁奈强调所有这些计算结果是相近的，并将其间的差别解释为只是由于计算的对象有所不同。——俄译本注

[8]
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无可争辩。作者还很确切地指出了巴黎人口的主要补充来源。——俄译本注

[9]
参看王国名人年鉴中的检察官名单。——原注

[10]
取材自威廉·配第：《政治算术》。——俄译本注

[11]
《经济杂志》，1757年第6和第7月号。英国经济情报。——原注

[12]
人们认为，英国的人口有700万，苏格兰有250万，爱尔兰有150万。我国的人口比这三国人口总数还多500万。英国的富裕会引起更大的消费，任何时候这都可以作为更大收入的标志。依据这个特点可以实际地对一国每年再生产的财富作出判断。但是，法国看来能轻而易举地使自己的人民达到同样的繁荣，并迅速增加它的人口。它的政府现在承认苏利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样关心使王国致富。前述英国人文章摘引是以英国和法国收入的现状为基础的；他们的计算是从土地税收出发的，而税收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成比例的；从税收可以知道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2亿利弗尔。同时，文章的作者证明，法国的土地收入（大约是土地提供产品的1/8，包括支出在内）不会超过这个数字。他们认为，英国的贸易是法国贸易的2倍。他们证明，土地收入不决定于土地面积，而决定于耕作方式和产品价格。荷兰和（丹麦的）西兰岛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他们从自己15万亚尔邦土地中所取得的产品，相当于法国1.3亿亚尔邦土地所提供产品的1/3。收入中不应包括出租房屋和放债的货币进款，因为房屋和货币是非生产财产，为支付房租和利息，需要有其他的财产收入。——原注

[13]
魁奈力图低估克伦威尔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的意义，这符合他的下述观念：只有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完全自由，消除一切垄断法规和各种形式限制，才能为发展贸易和合理的国际关系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表现了魁奈对基于重商主义的国际政策的敌视态度。——俄译本注

[14]
魁奈关于区分福利和财富的这一番议论，实质上表现了他想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意图。但他到底还是没能摆脱两者的混同，他视价值为劳动的结果，同时却又常常将本属使用价值的个别成分包括到价值解释中。

他常常把价值和价格混同起来，因此，他对价值的理解是复杂和矛盾的。“价值”在他那里不仅混同于“财富”，而且混同于“使用价值”。这种混同不仅使他的著作被译成俄文很困难，而且也使他的思想难于理解。魁奈至今还保持着难于理解的学者的称号，这不是偶然的。——俄译本注

[15]
魁奈这些有关区分使用价值和价格、价格和价值等等的议论，表明他有时已经相当接近于正确理解价格、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别了。但他很少坚持他所提出的这些区分，并且常把这些术语当作同义语使用，结果使得这些术语本身变得很不确定，还为发生歧义和经常的误会以及被指责存在逻辑矛盾提供了口实。——俄译本注

[16]
“基础价格”在魁奈那里与“生产费用”同义。——俄译本注

[17]
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英国和荷兰都没有完全坚持谷物自由贸易原则。可参看巴什：《16～18世纪荷兰经济发展史》（1949年俄译本）中“贸易和贸易政策”一章。英国在1757～1759年间是禁止谷物贸易的。——俄译本注

[18]
俄译本误为15塞蒂。——中译本注

[19]
俄译本误为370利弗尔。——中译本注

[20]
在《谷物论》中，我们对小麦在平常年份收成的估计是，大农经营4 500万塞蒂，小农经营3400万塞蒂。但在估算后者时，也将其他谷物计算在内了（免得繁琐）。这些经营的小麦是按较低价格估算的，以便对所有谷物得出一个总数。但是如果精确地说，我们的收获量应该是总共4500万塞蒂小麦，其余的数量则是各种不同的等价的谷物。这个收获量应当是良好耕作的1500万亚尔邦土地的产量，然而我们的适于耕作的土地有6000万亚尔邦。由此可见，我们的农业未加利用的土地有3/4。

法国的农业局限于本国的需求，这就失去了自己农业收入的3/4。由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英国以2000万亚尔邦耕作良好的土地，就能得到比法国更多的收入（参看《谷物论》中关于良好耕作的效果的资料）。——原注

[21]
英国人的对外贸易比我们广泛和稳定，他们出口100多万塞蒂小麦和100多万塞蒂其他谷物。在欧洲国际贸易中出售的谷物总数大约是1000万塞蒂。由于缺少购买者，英国的谷物贸易自然受到了限制。——原注

[22]
埃居，欧洲货币单位。——中译本注

[23]
第欧根尼（帕弗拉戈那锡诺普，约公元前320年），古希腊哲学家，作为犬儒学派的创始人物，第欧根尼主张个人生活应从自足开始，不顾体面和坦率，并实行禁欲主义，他认为这样便可回归简朴的自然生活，具备高尚的道德。——中译本注

[24]
拉·博奥：《下层帝国历史》。——原注

[25]
《帝王的财富和历史》。——原注

[26]
关于国王如果没有某种强力阶层支持就不能拥有自己权力的思想，表明魁奈已经接近关于国家政权本质的正确观点了，他也看到了当时法国的国王专制政体与贵族和僧侣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他想竭力证明，国王权力应当保护法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俄译本注

[27]
魁奈反对作为重商主义政策的直接后果限制和降低了人民的消费，这是他的经济政策纲领中最进步的成分之一。——俄译本注

[28]
魁奈在这里发挥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如果不与谷物经济同时发展技术作物，农业的高度发展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思想显然是从狄德罗那里接受过来的，狄德罗在其《百科全书》的条目中提出过这种思想。——俄译本注

[29]
这种税收使销往国外的葡萄酒价格上涨了1/3或一半，这大大缩减了它的销售（还有其他几种更重的税）。一桶价值100利弗尔的葡萄酒从波尔多运往布列塔尼销售，要加254利弗尔的税（维伦斯：《吉也纳耕作考察》，1755年）。布列塔尼省课征饮料税，使这个省的饮料消费至少缩减了3/4。这种税收最终还是落在国家身上。这些税收是靠土地收入支付的，所以了解一下布列塔尼的土地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令人感兴趣的。它们可能丧失了一切价值，或者土地所有者为了避税而放弃了生产？如果谷物因为没有销路而丧失了价值，那么，这种祸害一定还引起了别的灾难。——原注

[30]
手稿此处空白。——法文本注

[31]
参看《百科全书》中“农场主论”、“谷物论”、“赋税论”等条目。——原注

[32]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魁奈甚至把从事采掘工业的人也看做是生产性劳动者。但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没有再提到这一点。——俄译本注

[33]
他在此文中说：“尽管它们实际上不是食品和必需品，即按照自然秩序不是最宝贵的和最必需的物品。”参看米克：《重农主义经济学》，1962年版，第97页。——中译本注

[34]
魁奈的这个说法与他对商业的观点很不一致，后来他再没有提到过。——俄译本注

[35]
魁奈抱有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同样的观点：在基本需求没有满足以前，不允许奢侈。他反对生产奢侈品的工业。——俄译本注

[36]
显然是笔误。应该是：“便宜一半”。——俄译本注

[37]
“真实的价值”这个多余的说法再次表明，对魁奈来说价值问题是多么的模糊不清，说明他在定义价值本质时是多么的摇摆不定。看来他是想找到最确切的表述，因而提出了多种定义。——俄译本注

[38]
这是对前述观点的修正。参考本书第127页注释①。

[39]
居住在拥有大农场的富裕农场主耕种的土地上的人，要比居住在小农场主或对分制佃农耕种土地上的人少。瞥一眼博斯和彼尔什两地的地形图便可看出，博斯比彼尔什显得空旷。博斯只有一些相隔很远的大教区；在各个教区里住房很多，这些住房的朝向相反，而且很密；博斯的土地所提供的收入要比彼尔什多得多。总之，彼尔什的人口尽管比博斯多，但在促进王国人口增长方面却远不如博斯。关于在农村使用人力的合理性，应当根据他们的职业和他们增加土地价值的能力来判断。由富裕农场主耕种土地的国家，能够保证得到最大的收入和拥有最多的人口。必须使农场保持财富，而所有者的收入则要花掉。前者能创造财富，后者则能向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原注

[40]
可见，魁奈对商业资本家在原始积累时代所推行并由重商主义者在理论上作了论证的最野蛮的措施之一是赞成的，尽管他是反对殖民政策和商业战争的。不过，他的赞成是有条件的。——俄译本注

赋税论[1]

向臣民征收的赋税，或是臣民交给国家以抵补政府开支的赋税，是以人民的财富每年的再生产为基础的。这些财富可以分为四类：

（一）土地所带来的收入；

（二）用于补偿恢复收入所必需的费用或支出的财富；

（三）工业所创造的财富；

（四）持有公债券的收入或基金的利息。通过出租房屋[2]
和其他不动产及财产，所有者能从中得到收入，但是这些财产与土地不同，它们不能给租用者提供任何好处，而土地每年能提供收入，并由农场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严格地说，这些收入不是一般的收入，而是因出借货币和出租房屋而每年得到的一种债务。尽管这些收入来自特殊的基金，而不是国内周转的财富的产物，但是，从得到这些利息的所有者的角度看，它们应当被看做是真正的收入（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真正的收入）。因此，像其他的收入一样，对这些收入也应当征税。土地抵押（贷款）利息是一个例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应将这种收入同土地财产所提供的收入截然分开，因为它同样是靠土地收入提供的。[3]

货币财富

我们这里没有谈到其他形式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很重要，而且可以看做是用于每年再生产的货币财富的一部分。这种形式的财富仿佛是从国家抢夺来的，被称为流动资金，[4]
它们是聚积在首都的一种货币资金，有时被当做公债券。它们被用于汇率差价合同，或者用于以一种基金同另一种基金相对比的赌博，在进行证券投机时，它能给握有巨额货币资金的交易人带来很多盈利。

巨额货币财富似乎能证明国家富裕，但实际上说明了它的衰落和破产，因为它们会损害土地、航运、对外贸易、手工业和国王的收入。

它们损害了大量生产性财富，而且逃避了税收，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们算做促进国家收入的财富。然而，如果征税对国家来说害处较少，如果农业稳定，而我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的贸易也有了自由，那么，上述货币财富本身就会回到总的体系中来，因为它们带来的盈利，比汇率差价交易或几乎总是成了公债[5]
的证券投机赌博带来的盈利更有保证和更加稳定。

再生产的财富

再生产出来以补偿为获得盈利而发生的费用的财富，不应当被看做是新的财富，因为它们只是恢复了为使土地能够提供满足人们经常需要所必需的产品而垫支的费用或开支。为获得盈利所使用的财富，应当被看做是提供收获物的种子，这些种子应从收获物中被预留下来，以备下年播种之用。从谷物收获中预留的这些种子，不是收获物所提供的盈利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只是补偿了为获得收成所花费的那些种子；为了每年生产新收成，必须将这些种子返回到土地中去。

耕作者耕种土地的费用也是如此。这些费用大约占土地收成的2/3，这些费用在收获时应当返还给耕作者，以便他们能重新将其用在上地耕作上。因此，这2/3收成绝对不是从收成中取得的盈利部分。显然，不应当对这部分耕种土地所需的财富征税，因为如果土地所有者失去了这部分财富，土地产品就会减少。

这种不正确的征税会逐渐地并最终地破坏国家和国王的收入，削弱并使国家完全崩溃。对耕作者用于耕种土地的财富是不应当征税的。

纯产品

每年创造的构成国家收入的财富，是从土地产品中扣除了全部费用以后构成盈利的那部分产品。

土地所有者不应当保存纯产品

获得这些盈利的土地所有者，必须每年花掉这些收入，并以此将收入在全体国民中间进行分配。没有这种分配，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收入被土地所有者保存起来了，就必须从他们手中夺回来。这种财富是土地所有者的，但也是国家的；土地所有者拥有这些财富，只是为了将它花掉。[6]

土地所有者对国家的用处仅仅在于他们的消费：他们的收入使他们免于劳动，他们什么也不生产。如果他们的收入不在各种职业间进行分配，国家就会由于这些不公正的和残酷的土地所有者的吝啬而变得荒无人烟。[7]
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借助法律手段，反对那些把祖国财富保存起来的对社会无用的人。

由此可见，土地所有者从其土地财产中所获得的盈利或收入是国家的真正财富，是国王的财富，是臣民的财富，是为国家需要服务的财富，即税收来自这些财富，而税收可以使政府维持必要的开支和保卫国家。

工业收入

工业能生产满足人们需要和使生活舒适的物品；这些物品对于购买这些物品的人来说是财富。因此，购买这些物品的人应当拥有用于支付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只能来自土地财产所提供的盈利或收入。只有土地所提供的产品才是原始的、纯粹的和不断再生的财富，人们在支付他们所购买的一切物品时，所用的就是这种财富。

人们制造的物品，要求生产者付出等于这些制造品价值的费用或开支。这些费用类似于耕作者养活农业工人的花费：赚到这些费用的人们，将它们花在自己的需要上，而支付这些费用的耕作者，则从土地产品中得到它们。这些费用既是财富，又是支出。它们是财富，因为它们被用来养活赚到这些费用的人们，同时它们又是支出，因为它们是从支付它们的人那里取得的，又被赚到它们的人所消费。这类费用不能从自身身上产生，它们是借助人的劳动而由土地产生的。不应当将产生这种费用的财富源泉，同人类劳动本身或人们生产的制造品混同起来。在讨论这些财富的性质时，应当将工业中周转的财富和构成耕作者费用的财富看做是彼此相似的东西：前者提供在城市工业中就业的人们的生活资料；后者则提供给农村的工人。两者每年都是依靠农产品更新的。

这方面的比较是正确的。但是，说到它们的作用，那么，作为耕作费用的财富同工业的财富就迥然不同了。前者能产生盈利，后者能生产制造品，其价值只能等于制造它们所花的费用。织布的工人购买原料，并花钱满足自己在生产期间的需要；他们用出售自己的织品所获得的报酬来补偿他们在原料上的支出并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靠自己的工作所取得的进款，仅能补偿他们所花掉的费用，而这种补偿使他们得以靠劳动生活。力图得到这种进款的工人的竞争，使这种补偿限于对劳动的报酬。总之，这种进款和补偿的费用与土地所提供的收入不同，它不是原始的财富和纯粹的收入；即使这种进款超过了费用，也只有依靠支付工人的不断再生的原始财富，这种进款才能存在。工业劳动创造的财富，借助于土地提供的收入才得以产生，它本身是不生产财富的，这种财富只有借助于土地收入才能再生产。国家只有依靠消费和不断再生产才能存在。维持国家存在的财富要求更新，不生产的财富只能用于消费，并被这种消费所消灭。如果它的再生产没有得到其他财富的帮助，那么它就不能保证不间断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不能保证财富不断地得到恢复。

货币财富

我们这里还没有讨论货币财富。这种财富不是每年再生产的，它在国内仅仅是辅助的或隐蔽的处于流通中的财富基金，它在贸易中代表真实的财富。货币财富本身并不进行再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也不能产生货币。如果没有真实的财富，货币财富就是不生产的和无益的财富。但是，货币作为隐蔽的财富，对人们是很有用的，因为它能帮助人们获得真实财富，并为这些真实财富以潜在财富的形式提供一种比较的尺度。总之，在人们之间交换财富的现存秩序下，必须拥有货币财富才能随时拥有其他一切财富；而货币在自己的流通中是不消耗的，也不进行再生产，但它随时被用于交换每年仅仅为了消费的财富，以及通过再生产不断存在的财富。经济管理者应当懂得这两种财富之间的重要差别。所以，国家都力求增加真实财富额，并且借助于真实财富的价格将流动的财富吸引到国内。但是，在真实财富中，应当将能提供收入的生产性财富和不生产的、消费的即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区别开来。用收入来支付，而本身不创造收入的工业和手工业制品就属于后一种财富。

对外贸易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通过工业制成品贸易，某国的土地收入可被用于支付另一国的工业劳动的报酬，这样一来，后者就能将前者的一部分财富吸引到自己的国家里。但是，贸易通常是双方面的，这个国家为购买那个国家的商品所作的支付，又会由于这个国家向那个国家出售商品而回到自己手中；这样，相互出售抵偿了用于购买的资金。因此，该国出售工业制成品不会吸收外国的财富，这些工业制成品是用自己国家的收入支付的。即使某国的贸易是出超的，能否出现这种结果也十分值得怀疑，因为出售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总量并不就是从中可以取得的盈利总量；要知道，价格总量不仅包括原料价值，而且也包括工人和商人的费用和进款。

然而，应当承认存在这样的国家，即它们的土地收入很少，它们通过贸易和工业劳动的报酬为自己国内创造财富。但是，只有那些利于航运的城市和小国才能得到这种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海洋和江河好比土地一样为它们提供替代收入的财富，但这与其说是依靠贸易，不如说是依靠工业。

拥有同样的优势，并且能以自己的土地产品进行广泛贸易的大国，就不应满足于小国的那种财源了，因为小国的富裕生活对于大国来说太小了。由于安特卫普遭到了破坏，阿姆斯特丹才发展了广泛的海外贸易。因此，这种贸易是这样地有限，以致一国之内甚至不能有两个城市同时进行。我国生产奢侈品的工场能在几个城市保存下来，缘于特权的保护，[8]
②而且它们的制成品内销的多，外销的少。

领土辽阔的国家所拥有的土地、江河、港口和海洋在创造巨额收入中相互竞争，这样的国家应当关心的只是土地产品及其销售，以便从农业及其产品的贸易中每年获得巨额收入。这样的国家不应当发展工业，因为工业的发展须与国家的收入相适应才能得到保证。国内的工场主、手工业者和工人人数总是同现有的富裕耕作者人数相适应的。农业财富滋润了土地，创造了富裕生活，也为自己生产的商品的巨额贸易提供了保证。[9]

在土地辽阔和在产品销售方面布局有利的国家，土地所有者、国王、商人、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工人的财富取决于耕作者的财富。如果富裕的耕作者众多，国家将变得富裕。

把我们的农产品运往国外并能在那里卖到好价钱的商人，应被归入耕作者之列，因为农产品销售的扩大和价值的增加会促进农产品生产的增长。这些吸收了外国资金的财富，同样是国家财富的源泉。应当对它们免税，因为它们是生产性的，并且促进了王国财富的增长。但是，不应当把这些商人和那些仅限于国内贸易的商人混同起来，这些商人什么也不生产，他们服务于国家，并取得报酬。还要指出，他们的利润越多，他们的财产增加得越快，他们从生产所需要的财富中拿走的也就越多。有些为商业辩护的人常常对这两种不同商业的繁荣不加区别，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对国家也是很有害的。[10]
[11]

对外贸易本身会有许多对国家很有害的舞弊行为，但是，政府对此并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商人及其同伙什么时候也不会代表国家的公共利益，他们在贸易中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他们总是力图出其不意地抓住政府，以便靠国家获得好处，而不是从国外获利。他们想使别人相信，他们的贸易对国家的好处是同他们的贸易规模成比例的，6000万的对外贸易额对国家的好处，总是要多于4000万的贸易额对国家的好处。这些关于贸易规模的争论，对那些不太理解这种贸易本质的人是有影响的。如果贸易额从6000万降到4 000万，那么，商人就会提出，必须降低国内农产品的价格，以便他们能以低于其他竞争国家的价格销往国外。他们断言，这样一来我们的贸易就会强劲增长，从而保证农产品在国内的销售和农产品生产的扩大，所有这一切会导致国内物价下跌和产品丰富，使我国的贸易比其他国家的贸易占优势，使他国的财富缩减，而我国的财富增长。[12]
所有的城市将以同样理由取得特权，以便获得自己贸易的利益，但却损害别的城市和省份的利益。他们会证明，大批商人在同一商业部门的竞争会使他们垮台，这种竞争会使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并使国外的价格降低，使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毁灭。

这些理由看似有理，但却没能指出，这些希望得到特权的人所追求的仅仅是一己之私，以有损于国家的垄断来使他们自己发财。维护对外贸易的人的这些意见从未揭示过这一点：他们想按低价购买的产品在国内是有基础价格
的，[13]
这种价格由其生产所需的费用构成；如果出售这些产品没有得到相应的价格和应有的利润，生产就会缩减。因此，依据经验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商人的特权越多，国内农产品得到的保障就越少；特权集团发财所损害的总是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外国的利益。特权集团按低价在自己同胞那里购买得越多，它们获利就越多，国家损失就越大；它们赚得越多，它们就越能扩展自己的贸易，它们对国家和政府的影响就越大。贸易害怕竞争，国家则应当担心特权集团，它们会通过自己的影响来敛财，以垄断手段来操纵它们所购买的产品的价格。

英国的贸易

英国人比我们更了解贸易的好处，更了解生产农产品（贸易对象）所需要的费用；他们在组织贸易活动时并不忽视耕作者的支出和利润。问题的这些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不应当以为，即使损害了农产品生产，国家也能从发展对外贸易中得到好处。力求尽可能扩大谷物出口的英国，如果它的商人能用16利弗尔而不是20利弗尔买到谷物，那么它的谷物出口的确就能大为增加。但是，消息灵通的政府应当知道，没有农业的增长，商业的成就是没有成果的。因此，为了同时对贸易和农业有利，它在谷物价格以外还对出口的第一夸脱谷物予以奖励。

法国则为了享有特权的商人的利益而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在商人破坏了国内大麻生产以后，印度公司于1719年向议会提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恢复大麻种植的办法：它要求给予它以每公担33利弗尔的价格收购大麻的特权，条件是它以同样价格向船队提供大麻。议会决议授予它这个特权。但是，这个决议只能看做是在这个条件下允许在国内种植大麻，即全部大麻均按每公担33利弗尔的价格出售给印度公司。耕作者并没有从这个决议中得到任何好处，因为恢复种植大麻对印度公司来说不过是一个借口；按照商人的传统，他们在自己的计算中并没有考虑这项作物的生产费用。议会不了解这个问题，整个方案根本上就是有缺陷的；船队照旧继续向国外购买大麻，国内的大麻种植并没有恢复。

给予呢绒和其他毛纺织品商人特权，并没有为产毛的牲畜的增长带来更好的结果，我们的土地肥力也没有因此而得到加强。盲目地给予蚕丝商和棉布商的优惠，反而导致了我国畜牧业的急剧缩减。因此，特权对商人有利，但对商业不利，至少不利于畜牧品贸易，只会使我们的生产以及国家和国王的收入的源泉完全毁坏。

商人非常圆滑，而且能从自己的庇护者那里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他们能从对外贸易中取得预期的利润。今天，应当期待这个重要政府部门的领导者采取更明智的措施。

可以在不损害土地所有者、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情况下征税，[14]
但是，绝对不应当向耕作者和对外贸易商人征税，不应当减少他们的财富，因为通过耕种土地和从事对外贸易，他们每年在更新着国家的财富。这些财富可以不断地花掉，因为耕作者和商人在不断地恢复着它们。总之，不难明白，国家每年创造的财富中究竟其中哪一部分应当征税。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发现对国家麻烦最少的征税形式。

早有人说过，对国家来说，危害极大的不是税收本身，而是征税的方式。这个真理被猜中了，但是它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被深究。提出过各种方案，以使征税方式对国家的负担最少。但所有这些方案都缺乏实施的充分根据。随意地向私人财产和农产品贸易征税，是最有害的征税方式，这种征税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最正当的和最容易的征税方式，或者对管理征税方式的人来说，这种方式也许是最黑暗的和最方便的方式。

财富的计量

为了实行同臣民的财产成比例的税收方式，就应该很好地了解国家财富的源泉。

实际上，现在人所共知的土地、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品，形成了每年恢复和更新的财富。但是，还不曾发现确定这些产品的价值和数量的尺度和一定的计量标准。

土地税

从产品的来源上研究产品，可以得出结论，能够大致正确地决定土地产量，并且为确定与个人收入成比例的税收提出各种不同的计量标准。但是，看到难于找到准确的方法来估价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又会得出结论，应当把整个税收体系建立在土地税基础上。有人认为，把这种征税方法推广到工业上是十分困难的。这种形式的税收在各省是以土地税的名义征收的。但是，另外有人认为，这会使土地负担过重，而非常重要的工业生产同样应当纳税。沃本曾想消除随意征税现象，经过持久地努力，仔细地制定了王国的什一税制度，该税制将土地产品和工业产品都包括在内了，但是结果证明对哪一个都不合适。[15]

为了更正确地征收为抵补国家开支所需的税收，也为不使纳税人负担过重，政府不限于对臣民每年再生产的财富的源泉征收土地税，它把税收扩大到作为贸易和消费对象的农产品本身，并为此创设了税务管理机关和租税包征人，借助于许多代理人来征收这种税。他们给国家带来的负担比税收本身还重。

然而，同这种税收相关的弊端和引起的不便，是人所共知的。大家还知道，国王并没有从中得到大量收入。

实际上，很清楚，对每年再生产财富的源泉征税，或者对臣民的公共消费征税，实质上都是对同一基金的负担。同样可以证明，第一种征税方式比第二种征税方式更为简单，负担也较轻。但无论哪种方式，征税的开支更加重了臣民的负担。

间接税

对农产品和商品征税，在税收的分配和各种细节方面，会遇到很大困难；而且，管理和征收也很复杂。所有这一切事务需要大批人力，并被分派到全国各地。这些人欺压百姓，压制贸易，只会用国家的津贴来秘密地压迫人民，中饱私囊。加在农产品上的这些额外的费用，造成了人为的价格，使其格外昂贵，从而对真实价格和消费带来了很大损失。这两种情况同时损害了国家的收入和人民的收入。

王国的收入与农产品的价格成比例

王国的收入总是同农产品的价格成比例的。当这种价格是它的真实价格时，价格昂贵就不会减少消费，因为消费总是同个人的报酬和收入相适应的。[16]
但是，如果农产品的价格昂贵，是由于没有增加农产品真实价值的开支的相关的虚假价格引起的，它就会减少真实价格、消费、生产和收入。这种昂贵的价格会减低农产品的真实价格。这是因为，虚假价格使农产品的价格过于昂贵，如果不是通过降低真实价格而使它变得便宜些，它就会妨碍销售。然而，这种价格昂贵还是可以被感觉到的，它会促使消费减少，收入也会减少，因为真实价格的降低和消费的减少最后会引起生产的减少，而生产决定着收入；反过来，收入的减少又会引起消费的减少，因为开支总是同收入相适应的。收入和消费的降低会促使真实价格下降，因为它们会使销售减少，而产品的真实价格是靠销售维持的。

黎塞留红衣主教很正确地指出：[17]
“如果王国收入的增加不能依靠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增加各种农产品的税收来实现，那么，很明显，进款由此增加的同时，支出也增加了，因为要用比过去更贵的价格去购买。如果肉价上涨了，布匹和其他一切东西的价格都贵了，士兵将难于吃饱肚子和维持生计，于是就必须提高他们的薪水，而所有手工业者的工资也将比过去更高，结果使开支的增加接近于工资的增加，这将对个人造成很大的损害，而国王得到的好处则微不足道。”

一位极力主张对普遍包收捐税加以很好组织的学者，企图推翻这些意见，他说：“政府不懂得扩大包收捐税的必要性是同商业的发展和人民富裕程度的提高相适应的。”[18]

他说：“如果税额巨大，它就会提高农产品价格。但是，如果税额不大，那么，它就应当主要对那些不具有头等意义的产品征收。这有两个优点：第一，所有的消费者都得纳税，没有任何例外；第二，税收的最大部分会落在最富有的消费者身上。”（这种议论与普遍看法相吻合，所以更令人信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税收具有普遍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落在富裕的消费者身上，而不是落在没有财产的人身上，那么，在紧急情况下就可以没有什么危险地征收这种税；我还要补充一句，这种税应当固定下来并加以扩大，而不应废除。[19]

然而，这位学者同意，这些富裕的消费者将支付更多，因为他说大部分税收将落在他们身上。由于征税的开支比税收本身负担更重，因此他们实际上比穷人支付更多。这位学者所谓的富裕消费者，是指收入较多的人，因为消费只与其收入相适应。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产品价格昂贵会减少他们的收入。这里涉及的不是真实价格的提高，而是不会使收入增加的虚假价格的提高。正如前面所已经证明的那样，消费的这种减少会损害到所有出售农产品的人，减少生产这些产品的土地的收入，减少工业工人的工资。这些工资和收入的减少会影响到土地所有者、商人、工场主、手工业者和工人。因此，以为税收或者更准确地说征税的费用只会落到富裕的消费者身上，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显然，它会减少工资、国家的收入和国王收入的基础。同时，我们的学者设想，完善包收捐税，贸易的发展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增进能够同时发生。但这种设想难以理解。我认为应当这样说：税收增加得越多，包收捐税的发展就越顺利，相对于其成本说，所需要的管理费用就越少。要知道，如果收税1埃居需要花费1埃居，那么税收增加1～2倍，开支仍然照旧。包收捐税发展的基础就在于此，它能使征税更加方便，能够扩大贸易和增进人民的福利。因此，“这种税应当固定下来并加以扩大，而不应废除”。这位学者有根据地指出黎塞留红衣主教未能揭示这个秘密。

由此可见，当包收捐税组织得好时，逐步增加葡萄酒税是有利的；随着这种事业的发展，用于征税的开支将相对地减少，这就会提供好处，增加葡萄酒的消费，使更多的人去从事葡萄酒的酿造。葡萄酒贸易会扩大，用作葡萄园的土地将提供更多收入，由此而使赋税进款有计划地增长，人民的收入的提高也有了保证。如果经验与该学者的期望不符，他认为这是由于征税官员从包收捐税中索取过多。

征税的费用

然而，上述那位学者所预期的整个情况的改善所遇到的障碍，不仅有征税官员过多的私利，而且还有大量官吏薪水的沉重负担、不公正和对贸易的限制。断言增加捐税能使极为有害的巨额征税费用减下来，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它只能使负担更加重。包收捐税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黎塞留红衣主教对此并不理解。但是，这些成就能导致那位学者所期待的结果吗？应当根据事情的实际进程来判断这一点。

人们有根据地指出，许多人从事对农产品征税，这本身就意味着国家人力的损失。这些人由国家供养着，但却没有以自己的劳动为国家创造任何财富，这些开支和人力本身对国家就是纯粹的损失。与这种征税形式所产生的走私行为作斗争，在现有的困难之上又增加了新的困难，这既有害于国家，也有违人道。

很显然，对农产品和商品征税要花费开支并带来损失，这会使国家的财富和实力遭到破坏和毁灭。

真实的源泉

现在还要考察一下对国家财富每年再生产的源泉本身征税的可能性及其后果。

财富是每年由土地、工业和对外贸易创造的。

土地生产的财富本身取决于人手的劳动，因此，应当把能带来土地生产的财富的人的劳动和工业中用人的劳动制造的各种制造品区别开来。后者在任何国家只有在农业使其富裕的程度内才有保证。因为吸引商人、工场主、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收入是由耕作者的劳动创造的。要知道，是土地所有者的支出以及他们用他们每年从土地耕作中取得的财富，维持着所有各个行业的人的生活。

但是，不应当以为土地所有者和国王的收入是单由土地（以其提供的产品）创造的，它们还取决于这些产品的价格。所有各种税收额的决定都应基于对所有者收入的评估，而所有者的收入只能来自粮食产品的价格。要获得大量收入，例如，单靠土地提供大量收成是不够的，粮食产品还得卖出好价钱。在那些土地肥沃但产品本身不值钱的国家，或者产品售价很低的国家，土地所有者和国王几乎得不到任何收入。丰产但没有好价钱，是会造成巨大损失的，因为耕作者的费用得不到补偿。不能补偿费用的所有价格会造成亏本，这样的丰产并不意味着富裕。在这种情况下，征税是非常有害的。但是在接近沿海的国家，农产品的贬值总是由其政府的错误造成的。不好的国家行政管理者企图增加国王的收入，但却可能使其大为减少。

如果政府不能设法使农产品价格同国外价格持平，那么，以扩大农业生产来提高国家收入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每年将损失掉巨额财富。此外，国家的人口数量总是同其收入和政府是否明智相适应的。一个压低农产品价格、压制贸易和压迫人民的坏政权，会使其人口随着收入的减少而缩减，而收入的减少则是农产品价格降低、农村居民贫困并逃出农村的结果。只有了解国家管理者的能力和智慧，才能判断税收的合理性、国家的收入和国家的人口密度。

苏利由于战功而荣任军队最高职位之一，他开始管理国家经济后，名气就更大了。[20]
老实说，与伟大的统帅相比，这样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更是凤毛麟角。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国度，难道现在不能出现一个新的苏利？

农场主的利润和在那些农场工作的人们的工资，应当同土地所有者每年的农业收入加以区别，因为只有对分制佃农的费用和利润保证了农业的生存和取得收入。

只有通过农场主创造的财富才能改善土地。耕种土地需要大笔费用，这些费用越多，土地就越肥沃，它给予农业工人的工资、农场主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就越多。[21]

因此，不应当对对分制佃农的生产财富征税，因为这意味着破坏国家每年财富再生产的源泉。

耕作者的财富及其大部分利润能保证土地得到很好耕种，同时农村里到处都有牲畜，地里都种了庄稼，农民都有活干，他们的工资有了保证，国家的收入得以增加。因此，不应该嫉妒他们和企图减少他们的财富。他们应当得到保护，因为他们是国家财富的源头。

管理经济应当遵循的最重要的和不可破坏的原则在于，不要因税收而使农业失去保证和使农业的成就化为乌有。只有得到政府的保护，农业才能繁荣起来，创造财富。对这种财富征税，应当按它的实际情况，以最恰当的、不会成为人民负担的方式来进行。向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征税，而不是向创造这些收入的耕作者的利润征税，才是成功的。我说成功，是因为税收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比向农业或农产品征税的损害要小。

很容易证明，向土地所有者征税，对他们来说，比对农业即对农场主的资金征税的害处较少。因为，如前所说，收入会随着税收使耕作者的资金的减少而缩减，而向与耕作者无关的非农业收入征税，则不会带来任何损失。因为农业给予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可以完全补偿对他们的收入所征的税。《谷物论》发挥并充分证明了这个原理。

同样容易理解，为什么向收入征税，对土地所有者来说，比向农产品或商品征税的负担要轻。这是因为土地所有者在消费和花钱的时候，不仅支付了税，而且还支付了与农产品和商品征税相关的巨大开支。

土地税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成比例，以农场主支付的租借费为基础，并遵循《谷物论》所说明的规则在租借契约中加以确定，它在征收时不需要花费什么费用，它不会给农场主带来损失。因为他们在向所有者租借土地时，对这种费用的多少是心中有数的。农场主对此自我感觉有信心，他们会安心地负担起饲养家畜和进行良好耕作所需的一切费用。所有者的土地总是保持着良好状态，他们在每一次更新租借费时都能得到同土地良好状态相适应的收入。他们的收入有保证，因为土地耕作有保证。农场主依靠土地所有者得不到利润，利润是他们自己支出的费用的结果。农场主在更新租借费时的竞争，总能使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同土地产品相适应。与土地收入成比例的土地税，决不会改变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因为这种税总是用土地产品支付的，但它却使农场主摆脱了与随意征税有关的营私舞弊的困扰。

这种营私舞弊行为的影响是很大的，以至于农场主不敢将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土地耕作上。他们或他们的子女会抛弃土地另谋职业。土地所有者会找不到能以应有方式使用其土地的农场主。土地荒废并被分成了小块。实际上，这种可悲状态几乎遍及全国各省，这是农业的彻底衰落。关于这一点，可据收入作出判断：每亚尔邦土地在大农经营下的租借费是10利弗尔，而在小农经营下只有12～13布阿索。如果征税时对这种退化的情况不加考虑，土地就会普遍荒废。每亚尔邦土地在大农经营下可卖200～300利弗尔，在小农经营下只能卖20～30利弗尔。如果投到土地中的财富不值钱了，那么土地本身也就一文不值了。

这些事实与投机商人的思想是难于调和的，他们想让我们相信，农村居民应该贫穷。然而，国家富裕所依靠的正是他们的富裕；他们贫穷了，收入就会减少，土地也就失去了价值。如果农村居民变穷了，那么谁还能富裕呢？可以回答说，富裕的将是使他们破产的人。但是，他们的财富创造了什么呢？国家向他们借了钱，背了债，无力偿还。国家财富完全毁灭的时候也就到来了。

从前面引述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现今支付大约3000万利弗尔土地税的谷物经济，如果由富裕的农场主加以恢复，就能够支付近2亿利弗尔土地税。同时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农场主的利润会比现在增加3/4以上。如果土地所有者又摆脱了包收捐税者所收的税，那么，土地税就可以增加，这对土地所有者也是有利的。因为农场主本身也免除了这种税负，他们就能提高土地租借费。

这2亿利弗尔土地税仅仅是对王国的财产和臣民所征收的赋税的一部分，这些财产和臣民包括：葡萄园，牧场，房屋，一切其他财产，商品，手工业者和工人，等等。

对葡萄园征收土地税

如果能免除对葡萄酒和苹果酒征税，那么就可以对葡萄园和苹果园征土地税；这种土地税能比酒产品税给王国带来更多的收入，后者实行起来要花大笔的费用。酒产品税能给王国带来的税收不足1500万利弗尔。如果代之以10利弗尔土地税，即根据葡萄园的肥沃程度，平均每亚尔邦葡萄园征税10利弗尔，那么这笔税收就能补偿原先的税收。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税额的大小，而在于整顿这个经济部门，并实行正确的管理。

对葡萄园每年征收一次的这种税，允许处境困难的酿造葡萄酒业主出售酒并用进款付税。过去他们可以缓期2～3年纳税，以减轻缴纳土地税的负担；这样一来，好年成可以帮助度过坏年成，葡萄园酿造者能够等待出售葡萄酒的好时机，而不会因为在不利的年份要支付税收而完全破产。在坏年成或酒价过低时，葡萄酒酿造者需要政府的特别关照。如果葡萄酒能够免除一切赋税，那么，它就能按更高的价格出售，所得进款足够葡萄酒酿造者支付土地税。实际上，很明显，葡萄园税既没有落在葡萄酒酿造者身上，甚至也没有落在葡萄园上，而是自然地进入葡萄酒的价格中由购买者支付了。在对所有葡萄园征税的情况下，出售者自己就能在出售葡萄酒时补偿这种税收，就像补偿其他所有与葡萄种植相关的支出一样，因为在正常年份葡萄酒的价格是同所有这些费用相适应的。因此，葡萄酒价也能根据酒的质量而同这种固定的税收相适应。同时应当对每一个葡萄园分别确定税额。由于葡萄酒价与赋税相适应，所以葡萄酒酿造者所交的赋税自然会得到补偿。

的确，如果用什一税代替赋税，并且由每个省指定的农场主自己来征收，那么葡萄酒酿造者的负担就更轻了。因为这种用葡萄酒和西得尔酒（一种苹果酒）支付的什一税，使他们免去了为装这些酒所需要的酒桶的开支；而在丰收年份，当酒价较低时，这项开支还是很重的。用葡萄酒支付的什一税，即使比增补的最初支付多出一半，他们的负担也比较轻。在把用作什一税的葡萄酒很快卖掉的情况下，农场主需要较少的葡萄园工人，并且能够等待出售的有利时机而获得好处。葡萄酒的什一税可以被确定为1/10或1/9，因此，农场主给予国王的要比交的葡萄酒税多，而国家也免去了巨额开支。这种开支会使葡萄酒价急剧增加，缩减它的消费，压缩它的贸易，并且会造成很大的弊端。

葡萄酒的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如能更加活跃和扩大，葡萄园和葡萄酒酿造者所能提供的收入就会普遍提高，并能比酒类包卖商给国家提供大得多的收入。这个农业经济部门是国家财富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源泉，它为很多人提供了生活资料。

葡萄园是王国的重要经济部门，因为对王国来说，依靠这种能使其土地富饶的宝贵产品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产品在别的气候条件下得不到，但又为国外所需要。因此，不应当对这种产品本身征税，应当对这种商品予以特别的优惠，对它的贸易提供方便，以使我国能够充分利用不同于别国的自然条件的优势。

害怕推广葡萄园的土地不够是荒谬的，因为，除了播种谷物和现有的葡萄园占用的土地外，我们还有3000多万亚尔邦可耕地，其中一部分可用于扩大葡萄园的面积。[22]

不过应当记住，在扩大葡萄园时一定要考虑到谷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因为随着谷物播种面积的扩大，收割谷物所需要的人力也增加了。除了需要经常有人耕种播种谷物的土地以外，在收割庄稼的几个月中，人力需求要多出4～5倍。然而耕作者现在就已经感到工人不足了，这常会引起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不能利用收割的有利时机。在农村应当有大批的人从事别的工作，他们在谷物收割季节能放下手中的活计而投入收割。恰巧葡萄园就比农村中所有其他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并能在收割季节为耕作者提供许多人手，因为葡萄园在一年的这个时候不需要这么多人。收割谷物的高报酬对葡萄园种植者解决生产葡萄所需的开支是有帮助的。

谷物生产增长能增加收入，而收入增长能增加城市人口，收入和人口增长都有利于葡萄园的扩大，因为人口增长会增加对葡萄酒的消费：所以，种植谷物和葡萄酒酿造业互相促进，并能共同促进土地产品的增长。

葡萄园扩大300万亚尔邦，应能使100万成年男子就业，还应有相关的100万妇女，不包括这些已婚妇女所生的未成年子女。因此，扩大葡萄园300万亚尔邦，大约能增长250万人口。如果从消费方面来看，他们的消费不下600万塞蒂谷物，这还没有说到其他生产必需品，这将使农产品增加大约1亿塞蒂。他们的其他消费也在1亿塞蒂以上，这同样是由土地生产的。

如果我们现在从生产葡萄酒的角度来观察扩大葡萄园300万亚尔邦的效果，那么就能看到，在这个经济部门所使用的人的劳动，对国家的益处并不低于他们从事谷物经济的益处。的确，在同样产品上，葡萄园需要的人力要多出2倍，而所得的产量只有1/3。但是，如果政府能对这个部门予以优惠，不对它施以损害国家和缩减国王收入的重税，那么，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就可得到大得多的好处。其他国家很少购买谷物，几乎都是在出售它。英国的对外贸易比我们的更为稳定，但是由于缺乏买主，它的谷物出口也只有100万塞蒂。未必能指望我们的谷物对外贸易能更多些。

我们的谷物财富的增长取决于王国人口的增加，即取决于人们消费的增加；而种植葡萄，正如我们已经所证实的那样，是增加我国人口的重要手段。而这种增长，如前所述，同样为扩大谷物种植之所需。限制葡萄园种植业，也就是限制谷物经济本身。然而，葡萄酿造业并不同我们的消费联系在一起。我们南方的所有邻国不生产葡萄酒。由于我们的对外贸易部门的领导不得力，这些邻国的人们不得不饮用在他们的气候下有害的饮料，例如啤酒，在潮湿气候下饮用啤酒会使人发胖和虚弱。他们多半把烧酒当做兴奋剂来饮用，而这种酒是对头脑和神经有害的毒品，使人变得萎靡不振，精神忧郁。然而，与他们为邻的这个国家却能向他们提供大量适合他们气候的有益的饮料。

我们同其他国家在双边贸易中的分歧，使双方都失去了本应得到的许多好处。竞争或对妨碍各国之间双边贸易发展的利益的不正确理解，给双方都造成了损失。更明智的国家本身应当对发展贸易关系道路上的障碍加以清除。

我们应当取消那些危害我国对外贸易、妨碍我国农产品销售并使其生产缩减的赋税；这些有害的赋税妨碍了商业和农业的恢复；损失了由这些赋税所得的资金，却能从商业和将要到来的丰收中得到百倍的补偿。

为了相信这一点，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葡萄园种植业的产量，并假定人口增长至少同农业进步的程度是相适应的。出发点是葡萄种植园扩大到300万亚尔邦：每亚尔邦要求100利弗尔用于葡萄酒酿造者的生活费、支架、酿酒桶和收割的支出，那么，300万亚尔邦则需要支出3亿利弗尔。这些支出由葡萄酒酿造者的产品来补偿，并且每年由土地财产的其他有关方面支付。由此可见，每年的实际产品是3亿利弗尔。除了这些支出以外，还应当提到每亚尔邦10利弗尔的租借费、10利弗尔的土地税和15利弗尔葡萄酒酿造者的利润。因此，很明显，300万亚尔邦的总产品达4.05亿利弗尔。

在100万人耕种300万亚尔邦葡萄园的情况下，他们每人生产405利弗尔。此外，在收割时能得30利弗尔的工资，总数等于4.35亿利弗尔。妇女和孩子种植大麻、纺纱、饲养家畜家禽等，他们生产的费用和盈利是每天大约10法郎，或每年200利弗尔，因此总产品是2亿利弗尔；如果再加上4.35亿利弗尔，那么，在不同年龄的男女人数增加到250万人的情况下，这个部门每年生产的补充财富将达到6亿利弗尔以上。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人主张在一些省份禁止种植葡萄，并要求严格加以执行。他们说，在葡萄园收成不好的年份，葡萄酒酿造者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因为现在已经不敢再说搞不到种植谷物的土地了。所以他们现在只是为葡萄酒酿造者的命运担优。确实，这种人道的感情同农民所受的赋税重压是很难调和的。实际上，葡萄酒酿造者在收成不好的年份是很困难的，但是，这是因为他们极端贫困和受到压迫的缘故。因此，在他们完全破产之前，难道不应当寻求其他资源，以免他们被无可挽回地毁灭掉吗？我们将对他们的这种态度的其他看法放在一边；但是在利用人时，当国家的利益和个人本身的利益同样明显的时候，人们会比那些想为他们决策的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利益，所以难于提出公然违背公共福利的令人信服的借口。

所幸现在被赋予管理各省之责的那些人的观点和良好意图，无疑是倾向于恢复发展农业和商业进步所需的自由。他们力图建立征税工作的正确秩序，以便在政府实行普遍改革以便有效地恢复农村以前，唤起耕作者的信任。

在管理国家时，任何时候都不应忽略以下各点：土地产品和人们工资的价值，只有通过价格才能确立；没有合理的价格，国家就不能富裕；国王的收入应当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加以调节；贸易国家的周转只有在它同别国联系的程度上才能实现。因此，当国内年产品减少时，政府的全部注意力应当坚定不移地放在：不使农产品价格低于国外的通常价格。它只有全力促进对外贸易才能在这项事业中取得进展。国家的富裕状况，全看政府在这方面能有多大作为。对进出口的这种赋税，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各种禁令和规章，都会减少国家的财富基金和国王的收入；给粮食产品的贸易和生产带来损害的各种赋税，则是极为有害的。

收税时应从最大可能总产量出发，从其相互作用各个部分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出发，从它们对增加人口和农产品生产的影响出发；而不应当以个别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为基础；应当研究它们之间相互支持的作用。

葡萄酿造业应被视为农业经济的一个辅助部门，它具有很大的意义，要求给予特别的注意；也应当这样来看待饲养耕畜和饲养提供肥料的牲畜的工作。葡萄园是由于种植特种作物而获得价值的土地，从所生产的葡萄酒的价格中减去费用，就可以决定它所提供的收入。但是，为了保持收入水平，就应当使价格能够补偿酿造葡萄酒的费用；征税就应当从这个基础出发。如果税收是适当的，它会有助于葡萄栽种数量的分配；如果税收数量过大，其结果就是栽种面积的减少，而这会损害国家和国王的财富。

对房屋和其他财产征税，可以很容易地按照租赁房屋所支付的房租的比例来决定和规定。

在作了上述考察之后，不难明白，对所有的征税对象实行比例征税对全体人民是有利的，它可以不经投机商人这个中介，为王国创造巨额收入；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将在下面谈到的好处。

对集中生产手工制造品和商品的工业，难以实行按比例征税。但是这种不便不像随意对土地征收土地税那样具有破坏性，因为手工劳动制造品的生产不像农业那样是财富的首要源泉。它不创造收入，而是仅仅补偿手工劳动的价格，并且要通过土地所创造的收入而存在。正是这些收入支付了手工业者的劳动；居住和生活在王国的企业家、手工业者、商人和工人的人数，是同土地所提供的收入相适应的。

我不打算讨论制成品的外销问题；如果去掉丝织品和毛织品，那么这事对一个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生产丝织品和毛织品，以及同我们所生产的产品的贸易有关的手工业工场，不应当混同于手工制造业，也不应当混同于奢侈品生产，后者需要外国原料，特别是丝。法国已经广泛地使用丝，并且已经损害到了我们的羊毛贸易、牲畜的繁殖和土地的施肥。我们的工业为我们自己消费所生产的一切产品，不需要特别保护，它是由我们自己的人民支付的。这种生产在农业经济能够提供大量收入的国家总是能够繁荣起来的，因为土地所有者能够用这些收入保证为企业家、手工业者、商人、工人和仆人提供报酬，从而将他们吸引和留住到新的地点。当农业和农产品对外贸易繁荣时，也就不必担心不完全按比例的税收会对这些职业造成损害了，因为对手工业制品和商品的需要总是能够保证手工业工场主、手工业者、商人、工人和仆人的工作和利润，同国家的收入和支出相适应；他们将以所得的报酬补偿对他们所征的税。要知道，税收是落在了收入上。对这些经济部门来说，重要的只是正确地分配税收；这里所要关心的只是同征税有关的且或多或少要由国家负担的费用的大小，因为这些费用对国王和国家同样都是损失。

对这些经济部门征税所需的费用较少，但使其平均分配却很复杂。随意征税的坏处在于它不公平，而不在于它对国家有害，因为生产我们消费品的工业由于国家的财富而得以保存；然而如果不能完全消除不公平现象，那也会使工业大为衰落。一些城市请求将赋税在它们的各个行会之间分配。在这种情况下，行会本身会将赋税在它的各个成员之间分摊，采用这种办法的所有成员对此感到满意。城市可以采用这种征税形式，不过应当让它们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因为城市居民的征税不涉及农业，只同城市本身相关，所以它们应当有可能决定哪种形式对它们的负担最轻。

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城市里为数很少，对他们可以采用所谓“按职务征税”的形式，只需注意不要使小商人赋税过重就行了。对他们征的税在王国收入中并不是重要部分，无须严格征收。可能的话，对那些限制谷物、葡萄酒和牲畜的真实贸易者，应当一概免税；应当对这些商业加以保护，因为它们对农业很有益。这一点在下面讨论贵族可以从事的贸易形式时将会提及。

对农民、雇工和短工的征税同样要合理；务使农村下层的税收负担不要过重，要使他们对自己的税额感到放心，这是很重要的。在任意征税所造成的心中无底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对自己的工作抱有任何期望。他们甚至害怕因为工作所得工资会引起税收的增加，他们甚至不相信能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任何好处；他们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保有自己的床铺和其他日用品；他们沉湎于贫穷和懒惰；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国家是很大的损害。如果农民不可能吃好的食品，穿好的衣服，消费同其地位相适应的其他生活必需品，如果他们达不到他们的劳动和努力所应得的富裕水平，如果他们不能在安排子女生活中有所帮助，他们就会失去勇气。他们会变成无益之人，他们几乎任何工资都挣不到，什么也不生产，什么也不出售，什么也不购买；他们靠自己土地上的劣质产品生存，因而，既不会以自己的开支，也不会以自己的产品来促进王国财富的增长。这种损失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众多的人购买他们的必需品会大大地增加消费。由此可见，不应当为了扩大国王的收入而加重税收。

国王的巨额收入只能靠国家收入的更新来创造。换句话说，要靠农业的更新来创造，而要达到这一点，只能靠增加耕作者的财富，还要靠农民：用工资刺激他们进行劳动，并使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拿到工资。

财富来自农业，也应当从城市重新回到农村；如果能做到为了农业而精心加以保存，它们还能充满农村，因为在耕种土地中使用这些财富的人发现，这对他们自己是有利的，并且愿意将它们永远保存在自己手里。这会促使国家财富每年的更新。手工业制品生产和对外贸易将同这些财富的增长成比例地发展。这样一来，通过纳税（没有经过包收捐税者）得来的基金给国王提供的收入，就足以抵偿政府的各项开支，并维持国家的实力和王位的荣誉。

税收落在什么对象上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们总是落在同一个基金上，因为总是要靠来自土地的收入支付的。因此，经济的领导者应当全力以赴地增加这种收入，不断地获得这种收入；与此相关的所有其他优点，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并取得更大成就。

殖民地的产品

盐、烟草、我们的殖民地的商品和其他的外国商品，同样能促进国库收入的增长；唯应避免对它们征税时花费巨额的费用，因为这些费用总是落在国家身上，对国王和人民是纯粹的损失。盐、烟草以及在我们的殖民地生产并在法国消费的产品，可以在它们的产地或在它们进入王国时，由专门税务管理机关对它们收税，不过这些机关不宜过大，其开销不应太多。此后，上述商品即可自由交易。这种税收不会引起大笔费用，不会成为负担，也不会引起欺诈行为。在那些享有消费免税盐权利的地区，仍可按较低价格购买盐，因而他们不会对这种措施感到不满，这些措施是为了公共福利而设置的，并且不会对他们造成损害。况且他们能在取消其他赋税方面得到完全的补偿，对他们来说，这些赋税的负担要比稍微提高一点盐价的负担大得多。

在免除了土地税的城市里，居民所消费的殖民地产品不应当免税，因为这些城市的居民同支付土地税的城市居民一样，为这些产品的进口支付费用，这才是公平的。要知道，不缴纳土地税的是大城市，那里居住着大土地所有者、食利者、富商和手工业者，他们全都应当促进国库收入的增长。如果免除了这些城市的进口税，就会促使更多的人和财富聚集到城市，这会对农业地区和小省城造成损失。

什一税接近5000万利弗尔，在农业得到恢复的情况下，它能超过1亿利弗尔。这个增长部分由农场主的支出所构成，而且在过去没有被征过税；在获得什一税的人还没有利用这个增长部分以前，其中一部分可以用于国王的利益。

如果有必要使国王的收入进一步增加，那么可以保持人头税；由于人口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而增加，人头税会进一步增加。

这种税收形式能保证给国王以巨额收入，并意味着大大减轻人民的负担，并消除会导致国家破产的两种有害现象：由于征税费用而使赋税过重；对国民收入的基础征税，破坏国家财富的源泉。耕作者耕种土地的能力，对于获得收入来说，与被他们耕种的土地本身同样重要。征税如使耕作者变得贫困，其作用与冰雹毁坏庄稼是一样的。如果国家拥有适于耕作的土地，如果国家拥有能够成功地以自己的产品进行贸易的优势，如果耕作者富裕，如果他们的财富能得到保护并能将它用于土地耕作，那么，这样的国家将永远生活在富足之中。正确地安排赋税不会使国家贫穷，因为对国家来说，国王的收入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同样有益，土地所有者的支出给国民以工资，并使他们的财富得以增加。

包收捐税

我不知道是否应当在此回答一种不同意见，这种意见只有见识浅薄的人才觉得有说服力。这种意见认为，不应该取消普遍的包收捐税制度，因为取消了这种制度，国王就不可能在他急需资金的时候，要求金融家向他提供巨额财源。在一个繁荣的国度，对于这种会使国家破产的资金是没有任何需要的；国王会求助于更富裕得多的财源，即自己臣民的财富，他可以征收非常的和临时的捐税，而不至于使国债增加。例如，可以通过增加什一税使国王的收入比现在增加2倍，而臣民的负担可比现在实行包收捐税制的负担减轻一半。如果国王在紧急情况下还需要付息举债，那么他可以通过自己臣民的财富很快找到所需资金。如果他需要预收赋税，那么上述反对意见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事情涉及足使国家破产的事务时，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所需要的包收捐税者。从规定的赋税中捞取好处是一件有利的事，总会有许多人愿意为国家预付资金的，他们要有靠山才能从国家取得包收捐税的资格。不过，应当希望一个繁荣的国家永远避开这种危险的财源。

从事贸易的贵族

现在提出一个对国家重要的问题，即容许贵族可以自由地从事贸易而又不失其贵族的权利。但是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很一般的和不明确的，而且出现了许多不同意见，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所涉及的商业也是一般的，没有任何的限制。持不同观点的人都能为自己找到一些理由，因为所讨论的这个间题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就为相互对立的观点提供了基础，而这些观点又是值得重视的。

争论中指的主要是贫穷的贵族，因此，涉及的不是他们难以胜任的批发商业，而是与其不富裕的能力相适应的小型商业，他们需要从中得到报酬，以便他们在履行主要是事先规定的从军义务时，能够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

在观察王国中为数很多的没有财产的贵族时，不得不承认，他们需要某种收入和体面的能挣钱的工作。但也不能否认，商人或城市商人又同他们的身份不符。从事这些行当对他们完全是有失体面和完全不方便的，这一点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但是，还有其他一些条件会对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

完全没有必要再增加城市中商人的数量了，那里现有的商人已经太多了。所有的农村居民都想迁往城市，因此那里的商业非常分散，而从事商业的人又异常之多：一个商人就能代替许多小商贩，一个人就能把许多人的事情全做了。这种状况给国家的人力带来了极大损失，而且不能合理地使用他们的才能。

如果城市中的商人人数因贵族的加入而增加了，那对国家的损害还会加重。在农村，不富裕的贵族必须耕种他们拥有的少量土地。如果允许他们到城市来当小贩和经商，那就会有很多人离开农村，这对农业是很有害的。

然而，最好使这部分对国家来说重要的人群不苟且度日，使他们能有资金并过上体面的生活，甚至因此而使他们变得对国家有益。

耕种土地对拥有合法土地所有权的这个富贵人群的地位总是相称的。但是，如果（拥有土地所有权）这个条件在他们从事耕种时没有任何改变，那么这个条件对这些贵族来说没有多大意义：这些贵族的可耕地很少，他们也未必能从中搞到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自己家庭起码的生活。

但是，在按比例征收入头税，以便减轻其他农村居民缴纳土地税的条件下，如果允许这些贵族出租土地，就会使他们的物质状况得到改善，使他们有可能雇用仆人，而不必亲自耕种。他们有助于使农业恢复活力，使得这个工作对他们自己和国家都有益。

良好的土地耕作需要大笔支出，而丰富的收成要靠耕作者的财富来创造。贫穷的贵族无力支付这种费用，以至于使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得不到任何结果；因此还应使他们得到所需的资金，而这只有允许他们从事农业贸易，即从事同谷物、牲畜、羊毛、干草和葡萄酒相关的农产品贸易，才能实现。

无论怎样促进农村的贸易都不会过分，因为它有助于销售农产品。农村贸易越活跃，它对构成国家收入源泉的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就越大。随着农村商业的发展，耕作者在等待销售自己产品时不会感到匮乏；在谷物价格过低时，他们不会被迫用谷物去喂养牲畜；他们总能通过销售自己的产品来补偿耕种土地的各项开支。

在农村商业是由许多富裕商人经营的情况下，当耕作者和葡萄园种植者的产品丰裕，而他们又等不到有利销售时机时，这些商人可以将其买下，而且由于商人的竞争，能使价格保持在优价的水平上。对耕作者来说，这种贸易是销售自己产品的一种手段。商人能给全体人民带来好处；其中一些人能将产品和葡萄酒储藏起来，以便在歉收之年销售，这些人为王国储备了有助于渡过困难年份的物品。

如果生活在农村的贵族投身到农村的商业中去，他们会带来巨大的益处；而他们在这项事业中也不曾失去尊严，因为他们可以让仆人操办，自己亲自要干的只是以知识和意图给仆人以帮助。这样一来，由于农村贵族有可能得到所需的资金而过上更好的生活，又能为在军事工作和土地耕作上提供费用，所以，他们就能借助于他们的特权而促进国家的繁荣，这些特权是为保证他们过上与其地位相称的生活而事先规定的。

有人认为，只有当王国的农业恢复了，当对土地所征收的税收是现在税收水平的3～4倍，足以补偿甚至超过国王得自普遍包收捐税制的收入的损失时，才能取消普遍包收捐税制。但是，在法国当前的农业状况下，对财产的征税尽管已经很高了，仍不能代替普遍包收捐税制所提供的收入。因此，在农产品仍然像现在这样有限的情况下，取消包收捐税制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些收入是由国家支付的，而国家同时还担负着同征税相关的巨额费用。毫无疑问，如果国家所支付的仅仅是这些收入，而不包括征税的费用，那么，它的负担就会少得多，不会感到现在那样负担沉重。随着包收捐税制的取消，税收不会很快增加；相反，由于新的征税方法的实施，预计它还会有所减少；它将变得负担更轻，强制性更少，对消费、生产和农产品贸易的损害更小。

普遍包收捐税制大约能提供1.1亿利弗尔。烟草，盐，运进被征税商品，在不征土地税的城市运进农产品，总之，由包收捐税者所征的所有形式的税，大约也就是他们向国王支付的那个数额。但是，在这个新制度下，在全国不需要现在那么多的工作人员，而且居民的税收负担也将不会那样沉重。因此，包收捐税制的取消所涉及的，也只是在人们之间分配一个不大的数额，而人们现在支付的税却要大3倍。目前税收负担最重的是葡萄种植者，因为对葡萄酒要征收间接税；还有支付土地税的城市，因为在饮料税上要有大笔支出。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以亚尔邦多少为基础征税的葡萄园的土地税稍有提高，其收入便可高于包收捐税者对葡萄园所收的间接税的收入，并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好处，因为目前征收这种间接税要在管理上花费巨额的支出。

如果在这样做了以后还要分配某个数额，那么，可以对应当征收土地税的城市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而对不支付土地税的城市征收进口税和人头税。不是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农产品和商品的进口税可以提高一点，对这些城市的富裕居民征收的人头税也可以提高一点。同时，对应当支付土地税的城市征收的土地税可以相应地有所增加，对这些城市中拥有特权的居民确立人头税，但免除包收捐税中对他们征收的税。我再说一遍，这不会真正地增加城市所付的税；相反会比现在大为减少。

在各城市之间这样分配税收，同对农村征税的意义相同。因为一切的税收负担最终都是由土地收入负担的；还因为土地所有者，特别是大土地所有者，几乎都住在城市里。因此，他们虽然是按城市的法规来支付税收的，但实质上是用他们在农村的土地财产收入来支付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开支，也是用得自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数额来补偿的，而他们的商品和制成品的价格也会随着他们支出和税收负担的增加而增加。结果，城市赋税的增加，一部分转移到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上，一部分转移到农村居民的工资上，这些居民在城市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和制成品。严格地说，商人、手工业者和工人，只是预付了向他们征收的税款，因为他们通过价格把这些税款转移到购买自己的商品和制成品的购买者身上，或者在取得报酬时得到补偿，结果总是对土地产品征税。

取消对国家是很大负担的包收捐税制，改而将包收捐税者向国王支付的收入简单地支付给国王，会使赋税大为缩减。所有付税的人都是从同一来源即土地提供的收入取得他们所需的数额，但是它们却流进了财富和人汇集的城市。国家促进了这种不合理的分配，从而加重了农村居民的税收负担，照顾了城市居民。这种政策使农村失去了耕种土地所需要的人和财富，使国家收入减少。城市因此受到了损害，国家减少了人口，国家也变得贫穷了。王国最终归结为几个大城市，这些城市得以维持，完全要靠生活在其中的大土地所有者、金融家和少数富裕的商人。这样的城市虽然保证了为数不多的人口的富裕生活，但是对一个大国来说，这个资源是太少了。由此可见，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不正确地分配赋税，从国库本身的观点来看，对国家是很大的损害。因此，重新配置赋税，实行负担最轻的征税形式，绝对不向农业本身征税，而只向农业提供的收入征税，向靠农业生活的那些职业征税，这是很重要的。

这种向农村居民征收土地税的方法，不会触及用于农业的财富，值得予以很大的注意，因为国家的福祉有赖于成功地实施这些措施。如果所有土地都出租了，那么，确定土地税额的可靠和方便的方法，就是根据契约规定的租借费按比例征收的。根据目前的土地税、人头税和其他形式的税，土地税额大致上可规定为每1利弗尔租借费征收10苏，即土地税和人头税加在一起等于租借费的一半。在行政当局监视地方官员或收税员遵照比例征税制的地方，这个规则可以相当准确地予以执行。

但是，大部分土地是由与土地所有者分享收获的对分制佃农耕种的，在这种情况下，耕作者仅以自己的劳动参与农业。大部分费用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因此难于确定对分制佃农的收入，也难于确定费用的大小。这时候土地税就得从归对分制佃农所有的那部分收获中征收。用这种方式耕作的土地的生产量很少；对分制佃农所得的那部分谷物只够他养家糊口。如果估算一下这部分谷物的价值，那么，很明显，他能支付的土地税和人头税，不会超过每利弗尔2～3苏，即接近于他的收获量的1/6或1/7。[23]

如果这个比例能够得到坚持，对分制佃农是能负担得起的，不过，它只适合于生产一种谷物的对分制佃农。如果耕种粮食作物只占对分制佃农经营的很少一部分，且他们基本上是经营草地、牧场和畜牧业时，要决定按比例征税的产品就更困难了，因为畜牧业有很大风险，所以在解决这个重要问题时要格外谨慎。因此，一些省份决定测定牧场、草地和可耕地的面积（亚尔邦），依其价值分成若干等级，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实际的土地税。但是，在这种场合要消除对同一征税对象计算两次的可能性。要知道，如果为用于耕种土地的耕畜供应饲料的草地和牧场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征税的，如果把这些草地和牧场的产品，同消费这些产品的耕畜所耕种的土地的产品混同起来，那么同一个产品就被征了两次税。因此，应当弄清楚，对分制佃农是怎样利用草地和牧场产品的，以便确定这些产品是否被用于饲养不耕地的牲畜，然后确定它们在耕畜所提供的收入以外所提供的收入，这样才能规定公平的征税比例。

所有这些烦琐细碎的手续执行起来是很困难的，但这些困难在省上内行人的帮助下可以克服。即使不能达到完全的成功，终究能够接近于实行按比例地和稳定地征税，由此出发，土地所有者和对分制佃农就会以这样的方式经营，即使付出耕作费用的人总能得到补偿。这个重要的成就是随意的和不稳定的征税所完全不可比拟的。

以面积（亚尔邦）估价土地，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巨大的变动。如果高收成耕作被低收成耕作所替代，产量就会急剧下跌；如果相反，低收成耕作被高收成耕作所替代，产量就会增加1～2倍。[24]

因此，在我国农业的状况下，不可能用估价土地的办法，为按这些土地产品的比例征税确立一种稳定的和不变的基础。随着耕作性质的变化，它们完全可能提供与现在不同的产量，而土地的价值会随其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当政府能够轻易地在法国推行高收成耕种的时候，现在不能不能通过估价土地来确立与产品成比例的稳定的和不变的土地税。应当找出一种办法，使国王的收入能随农业的改善而不断地增加。

臣民关心的不仅是拥有自己的财产；他们同样关心国王的政权对其财产的保证和保护；但是，这个政权有赖于它的财富。结果是，国王越富，它对国家的敌人的危险也就越大，因此，国王的收入能随其财富按比例地增长，[25]
这对于臣民自身来说是重要的。

有必要再考察一下使土地税随着农业的改善而增加的征税形式。在目前状况下，以面积（亚尔邦）估价土地，不能作为确定土地税的稳定和不变的基础。农业的不断改善会不断要求作出局部的重新估价，这要考虑到各种详细情况，并造成了许多不便。因此，只根据土地年产品来确定土地税是更简单和方便的办法，这样就能使土地税根据土地产品本身及时地作出调整。不过这个产品甚至在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情况下，也会使税收增加5/6，但在定出普遍和不变的规则之前，税收还不会增加。

在当前的混乱情况下，每个耕作者都知道，只有他们付出的费用和进行的劳动才能增加产量，但同时也担心产量的这种增加会招致税收的任意增加，使他们破产。谨小慎微促使他们不会同当地所有其他耕作者的做法拉开距离；因此，政府的过错使国王和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失。

租借费为按产品比例确定税额提供了基础，因为在订立契约时，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在同一程度上考虑了自己的利益。

如果能够按照出租给农场主的土地的租借费来确定税收，并且在对不出租并由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的土地征税时，考虑到两种收获，多半就能取得正确的结果。

高水平土地耕作不仅能提供较多的产量，而且在费用方面也比低水平耕作更有利。因此前者提供的土地税也会比后者多1～2倍。几乎所有高水平耕作的土地都是出租的，因此租借费能够作为确定税收的基础。至于不出租并由土地所有者耕种的土地，则在每个地方都能依照其价值，即依照当地出租土地的租借费来确定其产量。

如果除了耕地以外，还有其他提供特殊收入的财产，那么，运用同样的方法，依照其在当地的价值对它作出估价。

可能会担心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为了隐瞒租借费的真实价格而骗人，但是，如前所述，这是可以避免的。[26]

在高水平土地耕作占优势的地区，行政长官们在真正努力地实施着按比例征收土地税；他们在这方面的成绩是在农场主的事业不断受到阻碍的条件下取得的。这种阻碍表现在：他们自己的农产品贸易受到限制，税收负担每年改变，而且计件工资过高。

小农经营耕种的土地，可以不按照这样确切的税额征税，但是，如前所说，应当避免任意征税带来的各种弊端，对这种土地，应当根据归对分制佃农所有的那部分收获量的比例征税。要从当地谷物的通常价格出发，按照对分制佃农的土地质量来评估土地税。如果有超过饲养耕畜所需的其他土地，例如草地和牧场，则能作出估价，并比例于其价值征税。不需要耕作的草地和其他土地的价值，不会发生可耕地价值那样的波动，这些可耕地的价值要取决于当地通常的经营性质。因此，对这种土地的估价，为真正的或比例的征税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同时，在对可耕地按比例征税时，应以经济的性质为指针，因为它是不会改变的；假定小农经营被大农经营所取代，那么就要依据土地提供的产品来征税，同时首先要考虑到这些土地所需要的大笔费用。

假定耕作者能够拿出必要的费用，小农经营的产量也能接近大农经营。[27]
但是，他们满足于自己的经营方式，恰巧是因为他们无力拿出这种费用；结果小农经营总是处在一种不变的状态中。如果人们的甚至行政当局的偏见，在要求公共福利的压力下，最终对输出粮食作物及其在各省之间转运的必要性作了让步，或者，王国破产的危险促使政府通过公共的、不可违反的法律来确立粮食作物的自由贸易，那么，耕作者在预期工资的刺激下，会提高法国农业的收成。大农经营会普及，小农经营会带有更现代的性质。由于以人造草场饲养牲畜，整年将耕畜饲养在围栏里，这就创造了一种能提高收成的经营方式。随着农业产量的显著提高，比例土地税也能得到相应提高。但这要做得极为谨慎，以免吓着耕作者：在任意征收土地税的情况下，他们的劳动和费用带给他们的只是增加税收，这会导致他们破产。他们对此已经习惯了。光在口头上说支付更多的与其增加的收成相应的税对他们也是有利的，这不可能让人相信，应当使他们依据经验了解这一点。

因此，比例土地税不应当紧跟农业取得进步之后立即上涨。应当让耕作者深切感觉到农业进步的好处，使他们认识到，比例土地税不会夺去他们的盈利，虽然支付了较高的土地税，但是他们在高水平耕作下得到的报酬还是要多于低水平耕作的报酬。

还应当指出，付款额的增减会完全消除了比例税的意义和必要性。这种付款是调整土地所有者和对分制佃农之间关系的障碍，因为每年变动定价会使支付土地税的农民感觉没有信心。

例如，租赁土地9年的农场主，对他们是否有能力支付租借费和土地税就没有任何把握。由于在租赁合同期内可能提高赋税，所以他们是冒着破产的风险来租赁的。因此农场主的状况变得极为脆弱，王国内农场主的人数急剧减少，致使土地所有者几乎到处都不得不把土地租赁给低水平耕作者。为使农场主对自己的事业有信心，为使他们的人数增加，有必要保持税率不变；这是增减国王收入的可靠方法。任意提高土地税给国家的收入不多，给农业的损害却很大。

然而，土地税进款的变化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冰雹等自然灾害在这里或那里发生，势必要减少此地的税收而增加彼地的税收。但是，难道国家就不能承担起这些偶然的损失而不破坏税收秩序吗？类似的灾害几乎每年都会在国内不同地方发生，它们酿成的损失数额几乎是不变的。把土地税提高一点，以弥补国家的损失，不是比用不定期增税给耕作者添乱更好吗？要知道，在耕作者与土地所有者的交易中，对这种增税是很难预料到的。

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促进耕作者地位的安定和稳固，并在他们遭受巨大损害时给予应有的帮助。如果实行比例税对行政当局来说过于复杂、困难和麻烦，可以改由各省分摊赋税数额，这会比私人代理更好地应付此类事务。这个问题极为重要，不可忽视，因为国王的力量、王位的荣耀、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都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28]

财政部长最重要的任务是很好地领导农业并切实保证它的地位，因为它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苏利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大自然的产物上，另一个人却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手工业生产。前者注意的是树干，后者只抓住了它的枝叶。一个看到了一个大国的经济基础的深处，另一个却不能摆脱一个小贸易国家工业发展的图景。一个引导国家走向富裕，另一个则使它走向毁灭。[29]

[1]
这篇文章是魁奈于1757年为《百科全书》所撰写的，但当时未曾面世。

后来首次由舍利发表于《经济与社会思想史评论》，1902年，第2期。这次是首次译成俄文出版。这篇文章的修辞极不完善，校订也很差，因

此，像《农场主论》、《谷物论》和《人口论》一样，翻译起来非常困难。杜尔哥为该文所写的注释具有重要意义，这次全部收录。杜尔哥指出，魁奈该文的思想是对维克多·米拉波的《赋税论》和《农业哲学》相关思想的发展。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维克多·米拉波是魁奈的基本思想的通俗化者。——俄译本注

[2]
我认为，应当将城市中出租房屋的收入看做是真正的收入。的确，支付房租的人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指租来的房屋不像农场主租来的土地那样可以带来收入——中译本注），而且他必须以自己的其他收入支付房租。但是，同样确实的是，对于房屋所有者来说，这是纯粹的和毫不费力的利润，它不是来自生产和商业经营的收入。应当研究一个问题：对房屋征税又对土地年收入征税，这不是双重征税吗？这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在取消土地税的情况下对房屋征税，那么双重征税就不会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征收的是双重税，不如说是间接税。但是，这种间接税比较整齐划一，不像对工业品和农产品贸易征收间接税那样麻烦，这是它的一大优点。——杜尔哥注

[3]
没有预付，因而没有基金，农业和商业经营便不能实现。国家必须拥有大量的准备用于这种预付的货币财富；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货币拥有者和经营中需要货币者之间的交易；因此，货币交易本身同所有的一般商业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它只是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起中介作用，而且总是以土地财产收入来支付，这是它同其他任何一种贸易相似的地方。只有当政府由于秩序混乱而不得不以贷款满足需要，而且这些不良贷款变得五花八门和毫无节制时，货币交易才变成一种祸害。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交易变成了一种狂热，一心想靠老实人发财的恶棍从中大肆投机。但是，政府对这种投机倒把风潮的鼓励，还比不上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对高利贷者的鼓励。——杜尔哥注

[4]
流动资金，也就是投机性货币资本，从约翰·罗时代起在法国广泛存在，尽管规模已不及18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么大。一一俄译本注

[5]
这对18世纪的法国来说是对的，但对英国和荷兰来说就不对了，在那里拥有广泛贸易的商业企业的有价证券同国家的有价证券一起在交易所进行买卖。——俄译本注

[6]
因为只有花掉才能拥有，所以不必担心土地所有者会中止消费。——杜尔哥注

[7]
这个很鲜明和明确的观点说明了魁奈是怎样看待土地所有者的。——俄译本注

[8]
认为生产奢侈品的工场没有特权就不能维持下去，这是完全不真实的，而且成了企业主对政府施压的借口。相反地，特权总是他们不能胜过外国竞争对手的原因。尽管他们在支付货币低利息方面很有利，但是，自由和积极的竞争会将这种优势化为乌有，因为这种竞争能够节省运费，并事先考虑好将工场放在人工费用便宜和商品易于销售的地方；此外，如果工场没有特权就不能运作，那么魁奈说企图维持它们就是非常不利的事情，这是对的。——杜尔哥注

[9]
参阅《农场主论》和《谷物论》。——原注

[10]
这里包含一个误解：政府损害农业收入并不是由于它过分保护贸易，而是另有原因。确切地说，它根本没有保护贸易；相反地，它以各种压制、规则、税收和垄断等办法来阻挠贸易的发展。这些做法损害了贸易，限制了它的发展，也损害了农业。因为农业最终会由于间接税而遭受损失，间接税过重，会使纯产品化为乌有，使耕作者的预付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杜尔哥注

[11]
这是魁奈和杜尔哥的又一个分歧点。杜尔哥的纠正很重要，但是魁奈的其他著述仍有类似思想。——俄译本注

[12]
所有这些蠢话同贸易原则和正确的经济管理原则都是相违背的。但个别商人的私利对无知行政官员发生了影响，这倒是常有的事。——杜尔哥注

[13]
关于基础价格，也就是生产费用，魁奈在《谷物论》中提到过。——俄译本注

[14]
魁奈在这里作了一个修正，他知道商人和手工业者都不应当纳税，只应由土地所有者纳税。——杜尔哥注

[15]
参看《谷物论》及其关于土地税的注释。王国征收谷物什一税是不合适的，尽管有教会征收什一税的榜样。正如该文所说，对贫瘠土地征收什一税，同对肥沃土地征收什一税相比，是双重收税。因此，在对各种不同农产品征税的情况下，在各自所占比例的意义上，对谷物征收什一税是公平的。不错，这种税收同谷物的产量是成比例的，但与不同品质土地的费用和播种材料的价值却不成比例。葡萄酒业的情况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因为葡萄酒的质量在生产得少和生产得多的土地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尽管两者的费用几乎完全一致，但葡萄酒（质量）的差别，补偿了提供较好葡萄酒的土地的较低的生产率。总之，对葡萄酒所征的什一税，远不像对谷物征收什一税那样不公平。——杜尔哥注

[16]
参看：《谷物论》中关于价格的注释。——原注

[17]
黎塞留红衣主教的政治遗嘱，第380页。保尔·哈伊、杜·沙斯特尔侯爵增补。——法文本编者注

[18]
《公民理财家》，第1卷，第21页。——法文本编者注

[19]
《公民理财家》，第1卷，第23页。——原注

[20]
苏利公爵（1559～1641），法国亨利四世的大臣。新教教徒。1576～1590

[21]
参看：《谷物论》。——原注

[22]
参看：《谷物论》、《农场主论》。——原注

[23]
参看：《谷物论》中关于土地税的注释。——原注

[24]
参看：《农场主论》和《谷物论》。——原注

[25]
增加国王的收入对于保证支付国债来说是必要的。此外，军人的薪水太低会妨碍雇用自愿兵，不得不提高他们的待遇，而这会逐渐使农村毁灭，并且减少国家的收入。然而，除了促使臣民增加收入以外，政府没有别的办法增加国王的收入，因为如果它增加税收，就会造成危害，使国家破产。法国如此衰败，完全是政府失误所致。法国依仗自己的位置、河流和土地，在本国农产品自由贸易条件下，应当成为一个富裕和强盛的国家。——原注

[26]
参看：《谷物论》中关于土地税的注释。——原注

[27]
参看：《谷物论》中关于土地税的注释。——原注

[28]
参看：《关于地方州会备忘录》。——米拉波注

[29]
参看：《农场主论》和《谷物论》（这里所说的“另一个人”是指柯尔倍尔）。——法文本注

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1]

准则三十条

一

应当存在一种唯一的至商无上的权力，它凌驾于社会的所有个人以及各种不公正的个人利益事业之上；
因为支配和服从的目的是保障所有人的安全与合法利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统治中应当存在一种力量的平衡，这种观点是有害的，它只会给上层的纷争和下层受压迫留下余地。社会分裂为不同层次的公民，其中一些人行使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君权，破坏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引发了不同阶级公民之间个人利益的冲突。这种分裂极大地破坏了农业国的统治秩序；农业国应当把所有的利益加以协调，其主要目的是保障农业繁荣，而农业繁荣是国家及其所有公民一切财富的源泉。

二

应当按照自然秩序的一般法则来构建国家，这样建设的统治形式才是最完善的。
想做一个政治家，只研究人为的法律是不够的；指望走上行政管理职位的人，还必须研究对社会中结合在一起的人最有利的自然秩序。还必须把实践知识以及经过实验和思考所获得的见解，与一般的统治科学结合起来，以便最高当局（它总是受不说自明原则的指导[2]
）构建最好的法律并使其得到遵守，保障所有人的安全，使社会达到最大可能限度的繁荣。

三

君主和国民绝对不应忽视一个事实：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使财富增长。
因为财富增长保证了人口的增长；人口和财富使农业繁荣，贸易扩大，促进工业，以及使财富增长和永存。王国政府所有部门的成功都有赖于这个丰富的源泉。

四

必须保障土地财产和动产合法所有者的所有权；
因为保障所有权是社会经济秩序的主要基础。所有权缺乏保障，土地就不会被耕种。如果预付支出的人不能保证得到基金和产品，所有者和农场主就不会为改善和耕种土地作出必要的支出。只有持久所有权得到保证，才能促使劳动和财富用于改善和耕种土地，用于商业和工业企业。只有保障其臣民财产的君权，才有权第一个分享土地即财富的唯一源泉的果实。

五

赋税不应太重，以致破坏国民的收入，或者同国民的收入不成比例；赋税应当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应当直接落在土地财产的纯产品上，
而不应当落在工资上和产品上，否则就会增加收税的费用，破坏贸易，每年破坏一部分国民财富。也不应当对农场主的财富征税；因为王国的农业预付应被视为以极大关注给予保护的固定财产，以保证赋税、收入和各阶级公民的生活资料。否则，赋税就会变成掠夺，使国家迅速衰落。

六

耕作者的预付应当充足，使每年土地耕作支出能够再生产最大限度产量；
如果预付不足，耕作的支出就会相应增加，生产较少的纯产品。

七

全部收入都应当返回到每年的流通中，并且贯穿流通的全过程；
绝对不要让它变成货币财产，或者变成货币财产的收入至少应当被返回流通的收入所抵消。否则，这些货币财产就会限制国家一部分年收入的分配，阻滞国家的货币，影响耕作者预付的回收，手工业者工资的支付，以及从事各种有偿职业的不同阶级人们的消费。货币财产的这种中断会减少收入再生产和赋税。

八

政府的经济政策只应鼓励生产支出和原产品贸易，而对不生产支出可不加干预。

九

一国如拥有广大可耕地，并能进行大宗原产品贸易，就不应当将货币与人力过多地用于奢侈品的制造业和商业上，以免损害农业耕作和支出；
因为最重要的是王国要有大批的富裕耕作者。

十

收入如不能以货币或商品收回，则其任何一部分都不应流入外国。

十一

应当避免居民逃往国外，否则他们会把他们的财产从本国带走。

十二

富裕农场主的子女应当留在农村，农村就会有农民；
如果他们在农村受到困扰而放弃农村，迁居城市，他们就会带走他们父亲用于土地耕作的财富。农村最应当吸收的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财富。用于耕作的财富越多，所需要的人越少，它就越繁荣，带来的收入就越多。例如，在耕种谷物的场合，比较一下由富裕农场主经营的大规模耕作，和由贫穷的对分制佃农用公牛和母牛拉犁进行的小规模耕作，情况就清楚了。

十三

每个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应能自由地进行耕作，按照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资金和土地性质进行生产，以便从土地上获得最大可能的产品。
绝对不应鼓励土地耕作中的垄断，因为它会损害国家的一般收入。有一种偏见，鼓励大量生产主要必需品，而忽视其他生产，结果损害了这种或那种产品的市场价值；这种偏见是受了一种短见的鼓励，它没有看到互相对外贸易的影响所及，可以提供一切东西，并决定各国进行最有利耕作的产品的价格。在一个国家，为了预防饥馑，反对敌人，维护君主的光荣和权力，还有国家的繁荣，最主要的必需的财富，除了用于耕作的财富，就是收入和赋税了。

十四

要鼓励喂养家畜，
因为它能为土地提供生产大量农作物的肥料。

十五

耕种谷物的土地应该尽可能地集中到由富裕农民经营的大农场上；
同小农场相比，大农业企业的搭建和维修建筑费用较低，成本相对较少，而纯产品较多。小农场太多不利于人民。由纯产品供养的人口的地位最有保障，他们对分成不同阶级的人所从事的不同职业和工作也最为有用。在能借助畜力、机械和水力等进行的工作中实施有利的节约，对人民和国家是有利的，因为纯产品越多，给其他服务和工作的报酬就越多。

十六

对原产品的对外贸易不应有任何障碍；
因为有怎样的市场，就有怎样的再生产。

十七

应该通过修建道路、疏通运河和海运，使产品和制造品的经销和运输通畅；
因为贸易成本节约越多，土地收入增加越多。

十八

国内产品和商品的价格决不要跌落，
否则，相互对外贸易对该国不利。有怎样的市场价值就有怎样的收入：丰富而无价值不等于财富；稀缺加昂贵等于贫穷；又多又值钱才是富足。
[3]

十九

产品价格低廉对下层阶级有利，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
产品低价会使下层人民的工资减少，削减他们的福利，减少他们工作和获得报酬的机会，破坏国家的收入。

二十

不应减少下层公民阶级的福利，
否则，就会使他们不能充分消费只能在国内消费的产品，这会引起再生产和国家收入的下降。

二十一

所有者和从事有偿职业的人，不应当热衷于不生产的储蓄，
因为它会将他们的一部分收入或利得从流通和分配中挖走。

二十二

完全不要鼓励装饰性奢侈，
因为它会损害用于农业经营和改善农业的支出，损害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正是这些支出维持着原产品市场及其适当价格，维持着国家收入的再生产。

二十三

不要让国民在同国外的相互贸易中蒙受损失，
即使这种贸易对销售进口商品从自己同胞身上赚了钱的商人有利。因为这些商人的财产增加了，就会减少收入的流通，损害分配和再生产。

二十四

人们不可被同国外相互贸易的表面利益所欺骗，
仅以贸易的货币差额来判断，而不考察买卖特定商品所得利润的大小。因为损失常常落在获得货币余额的国家身上，这种损失会损害收入分配和再生产。

二十五

应当维持完全的自由贸易，
因为最可靠、最正确、对国民和国家最有利的国内和国际贸易政策，是竟争的完全自由。

二十六

应当更关心收入的增加而不是人口的增加；
高收入会带来更多的福利，而人口超过收入会带来对生活资料更大的压力，前者当然要比后者好。人民富裕了，他们就会有更多资源满足国家之需，也会有更多资金使农业更繁荣。

二十七

政府应当致力于使国家繁荣所必需的经营，而不是一味地节约；
因为财富增加了，很高的支出可能不算太多。但是，不要把浪费与简单的支出混同起来，因为浪费能吞噬掉国家和君主的全部财富。

二十八

金融机关，无论在征税还是在政府支出中，都不要摘货币财产；
它会从流通、分配和再生产中夺走一部分收入。

二十九

满足国家非常之需的资金，只能求之于国家的繁荣，而不能指望金融家的信贷；
因为货币财产是一种隐秘的财富，它是不认国王和国家的。

三十

国家应当避免签约举债，这种债务会创造食利者收入，
使国家背负贪婪的债务，通过可背书的票据中介和贴现，进行金融贸易或交易，使不生产的货币财产越来越多。这些财产使金融与农业分离，它剥夺了农业为改善土地财产和土地耕作经营所必需的财富。

对准则的注释

准则三注释

（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使财富增长）

与外国的相互贸易可以带来商品，这些商品是用国家的货币收入或实物换来的。因此，在详细计算国家收入时，不能把它们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否则就会计算两次。对房租和货币利息收入也应这样看；因为从支付者的角度看，这些房租和利息构成了来自（他的）其他源泉的支出，但置于生产基金中的土地收入除外，而这部分收入包括在土地收入的产品中。因此，土地和耕作企业的预付是农业国收入的唯一源泉。

准则五注释

（赋税不应太重，以致破坏国民的收入……）

合理组织的赋税，即没有因不良的评估形式而退化为掠夺的赋税，应该被看做是取自农业国土地纯产品的一部分收入；否则它就不会遵循任何法规，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不会同收入，以及同纳税对象的状况成比例，在行政当局意识到它以前毁灭一切。

土地纯产品分给三个所有者：国家、土地所有者和什一税获得者。其中只有属于所有者的那部分财产是可以转让的，而且其售价也不会在比例上高于它所生产的收入。所以，所有者的所有权也就不会越过这个限度。向其他拥有财产份额的所有者进行支付的不会是他，因为他们的份额不属于他，他也从未获得这些财产，而且这些财产也不能转让。因此，这种（土地）财产的所有者不能把通常的赋税看做是对他的份额的征收，因为支付这部分收入的不是他：他并没有获得这部分财产，这部分财产也不属于他，这部分财产将赋税支付给应该接受赋税的人。只有在财产安全遭遇危险的场合，所有的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拿出一部分财产作为临时献金，以应付国家紧急之需。

但是，要永远记住，在任何情况下赋税都只能对收入征收，即对土地财产年纯产品征收；不要对农民的预付、对劳动者[4]
或者对商品的销售征收，否则就会造成损害。对农民的预付征收，不是征税而是掠夺，只会灭绝再生产，使土地退化，置农场主、所有者和国家于死地。对劳动者的工资和商品销售征收，那就会是任意妄为，征收费用超过赋税，被无规律地转嫁到国家或君主的收入上。必须把征税和收税加以区别；[5]
征税若是收税的3倍，就会侵蚀收税本身。因为在所有国家，对商品征税的支出都出自收税。因此，这种税是虚伪的和破坏性的。

对依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征税，严格地说也就是对他们的劳动（由雇用他们的人支付）征税；同样，对犁地的马征税实际上也就是对耕作支出本身征税。对人而不是对收入征税，是由工业和农业的费用本身来负担的，它会以双重损失转嫁到土地财产收入上，迅速导致收税的覆灭。对商品征税也是如此，因为它也要由收入、收税和耕作费用负担，是一种绝对的损失，在一个大国这不可避免地是一笔巨额的费用。

然而，这种征税方式对于以转口贸易为生的沿海小国来说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它们没有土地可以征税。在农业衰落、土地收入不足以提供赋税的大国，征这种税也总被看做是临时的权宜之计。但是这种恶毒的计谋意味着加重负担，迫使人民节约消费，限制劳动，毁灭再生产，以臣民和君主陷入灭绝的境地而告终。

人们经常谈论建立一种税，以什一税的形式从收获物中支付；这种税肯定是与收获的总量（包括费用）成比例的，但是它同纯产品毫无关系。土地越贫瘠，收成越差，负担就越重，因而它是不公正的和灾难性的。

赋税应当直接落在土地财产的纯产品上；这种税在从土地上汲取财富的国家中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总是由土地财产支付的。与纯产品成比例且直接对持续再生产源泉征税的方式，是最简单和最规范的，对国家最有利，也是纳税人负担最轻的税收方式。

简单地对收入源泉征税，即对构成国家收入的土地纯产品征税，在有些国家变得很困难，这些国家的农业由于缺少预付而衰落，连作为依据土地质量作持久和适当调整结果的土地勘测都没有，其耕作之差，产量之低，与耕作悲惨状况无异；因为管理较好而使耕作有所改善，但又会直接使这种土地勘测变得很不可靠。

如果对土地、土地产品、人及其劳动、商品和耕畜设定统一的税收，它们将表现为6个相等的项目，一个加在另一个上，但它们由同一个基础支持着，尽管分别支付。但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提供给国王的收入，要比单一的真实的[6]
赋税少得多。这种单一的真实的税收是单独地和没有经费地对纯产品设定的，而且其数额等于可以被看做是真实的6项税收相等。这种由自然法则提示的单一税能大大增加国王的收入，然而其费用却比6项合一的费用少5倍。后者会完全破坏土地产品，而且消除了任何恢复秩序的可能性。这种税收模式从国王的观点来看实际上是错误的；从国民的观点来看是一种灾难；对于一般民众来说，随着农业增长的下降，人们更会越来越不可避免地这样想了。

然而，我们至少必须尽快地从废止对农场主任意征税开始，否则，这种毁灭性的税收终会使王国的收入消失殆尽。对土地财产征税中最难以调节的是对小农经营的税收，他们没有地租可作为尺度，提供预付的是所有者自己，纯产品很少而且不稳定。这种耕作方式，在赋税破坏了农场主的地方是由对分制佃农来进行的，它也是对衰落农业所采取的最后手段，应当加以认真研究。因为少额的税收负担会吃掉他们的预付，使耕作破灭。因此，我们应当对以下两种土地加以仔细区别：一种是归入这种小农耕作的土地，相对于它的产量，耕作费用很高，常常没有任何利润；另一种土地是由富裕农场主经营的大农耕作，他们能保证给所有者固定的收入，就像比例征税一样作为一种精确的法则。如果这种比例税没有从地租中扣除，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当农场主在签约以前就知道税额的话，那么这种税收就应当由所有者支付，而不是由农场主支付。如果国家有必要增税，也应当只由所有者支付；政府这时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它要求农场主履行他们的签约义务，同时事先没有料到的赋税又使他们无法履行这种义务。在所有场合，支付赋税都应当以土地财产的价值作为担保，而不是以用于耕作的财富的价值作为担保。如果土地被用于某种公共服务，而不是用于国家和国王的财富的再生产，则赋税绝对不应从土地的自然和必要功能中抽取。所有者依据政府为他们制定的法规，为保证他们的收入和税收，应当想方设法将土地只租给富裕农场主；而且政府的政策应能保证农业成功。农场主不再为契约期内的税收而着急，农场主的人数会增加；小农经营便会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所有者的收入和赋税将会随着富裕农民土地产品的增加而增加。

有这样一个国家，[7]
因为免除了农业的各种赋税，所以能将其权力和确保繁荣结合起来。负担赋税的所有者在战时还要负担临时性的补助金；但是土地耕作没有延误，土地市场仍然繁荣，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由于原产品自由贸易总有保证。在这样的国家，农业和家畜饲养在长期和费用最高的战时也没有任何削弱；和平到来时，所有者发现他们的土地一直得到了很好的耕种和经营，他们的高收入仍能得到很好的维持和保证。由此可以容易看出，过高的税收和掠夺性税收是有区别的：按照征收的方式，它可以是掠夺，但并不过高；或者是过高，但不是掠夺。

准则六注释

（耕作者的预付应当充足）

应当指出，如果没有提供耕作支出所必需的财富，最肥沃的土地也将一钱不值；一个国家农业的衰落不能归咎于人们懒惰，而是由于他们贫困。如果由于政府的政策错误，耕作的预付只能带来很少的纯产品，费用就会很高，收入很少，人口几乎全是在农村工作的下层民众，他们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贫瘠的耕作状态迫使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

过去有这样一个
王国，[8]
每年预付再生产的纯产品，包括对农民的赋税在内，平均只有25%；这25%的纯产品在扣除农民每年的回报之后，要在什一税、赋税和所有者之间分割。如果原预付充足，耕作就很容易达到年预付的100%，甚至更多的纯产品。然而这个国家在其年预付的纯产品上至少背负着4/5的赤字，这还没有计算为补偿粗劣耕作方式的高额费用而在土地耕作收入上的损失，这些土地需要多年轮休，地力才能恢复，使收获达到一般年景。在这个时期，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的活动不能给国家带来利润。劳动的纯产品如何，要看超过费用的预付的纯产品；能用于收入、赋税和各阶级生活资料的纯产品究竟怎样，要看土地财产的纯产品。
预付越不充分，人和土地对国家带来的利益就越少。由于耕作方式不良而生活贫困的农民，对维持穷国的人口是不利的。

在这样的国家，各种赋税几乎全都任意地落在农场主、工人和商品之上。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负担着耕作支出的预付，土地财产所负担的普通赋税大约是3亿利弗尔，还有大约同样数目的行政费用和收税费用等等。近些年来，从对财产征收的什一税总额和土地产品来判断，土地产品对国家的纯产品不超过4亿利弗尔，其中还包括什一税和其他基督教会收入。对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来说，这一点产品真是太可悲了！禁止谷物出口；生产受限于国内的消费；一半土地荒芜；禁止耕种葡萄；国内谷物贸易受控于任意的调控制度；国内各省的谷物贸易继续被禁；产品的市场价值始终不稳定。

生产支出的预付被任意征税和直接负担所侵蚀，损害了再生产和赋税本身；农民子弟逃离农村；产品的赋税过重提高了它的自然价格，从而大大增加了国家因商品和工作价格提高而增加的开支；这反过来引起农场主回报的减少，土地财产纯产品的减少，赋税的减少和耕作的减少，等等。另外，对农场主任意征税所引起的掠夺，引起了持续的下滑，加之缺乏自由贸易，使被耕种的土地萎缩，甚至荒芜，以致耕作支出的产出不超过25%，土地税也包括在内；而且这也仅仅出自王国现存的1/4大农耕作的收益。[9]
我们这里不必追究这个迅速衰落的过程，为了预见其悲惨后果，只需估算一下如此众多的破坏性原因彼此交错且相互影响的后果就够了。

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所有这些混乱和弊端；纠正这些混乱和弊端的荣耀为更明智的大臣保留着。但是，国家的这种需要和特殊情况，并不总是能同政治经济的良好管理所要求的改革的观点相吻合，尽管从君主和人民的一般利益来说，这种改革是很必要的和很迫切的。

准则七注释

（返回流通的财产）

我们所理解的返回流通的财产，不仅是指被毁坏的财产，而且还是指那些变成活动的和被利用的不生产的或休闲的财产。例如，可被用作大型农业企业、商业和有利可图的制造业的预付，或者用于改善土地财产，其收入每年返回流通。的确，正是靠着这些活动的在企业中被合理利用的财产，国家才能稳定，国家才能保证拥有巨额财富，用于每年大量的再生产，维持适度的人口，保证国家繁荣和君主的权力。但是，我们并不这样看待那些货币财产，它们来自货币利息，但不是取自生产基金，也不为那些无用的官僚和特权等所得；它们的不生产流通决不妨碍它们成为国民所用的财产的负担。

准则八注释

（对不生产的支出不加干预）

为国民提供手工业品和工业品的劳动花费了货币，但它不是收入的来源。这些产品销往国外赚不到任何利润，除非这些国家的手工业劳动因其生活资料价格便宜而低廉；但这个条件对相关的土地产品是很不利的。因此，这样的条件在对外贸易自由和无障碍的国家是看不到的，自由的对外贸易维持了农产品的销售和价格，也冲掉了从手工业产品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微薄利得，这种利得是以土地产品低价的损失为基础的。在这里，不应把该国所得的纯产品和收入与商人和手工业企业主的利得等同起来；这些利得，从国民的观点来看，应该归入费用之列。例如，如果富裕农场主耕种土地只能为他们自己生产，那是不够的。

有些穷国，大部分奢侈手工业品是靠排他性的特权维持的，并且禁止国民使用其他手工业品。这种禁止对国民总是不利的，一旦这种垄断的精神和错误被扩大到耕作和土地产品贸易中，损害就更大，在这些地方富有活力的竞争对扩大国家财富是绝对必要的。

我在这里不谈对小海洋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转口贸易。一个大国绝不应该为了做一个运送者而放弃犁耕。决不要忘记上世纪的一个大臣，[10]
他为荷兰人的贸易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奢侈手工业品所迷惑，竟将他的国家带到了无人不谈贸易与货币，但对货币的真实用途和国家的真实贸易却一无所知的癫狂状态。[11]

这位大臣的好心是值得尊敬的，但他成了自己思想的俘虏，试图以手工劳动来生产财富，以致伤害了财富的真正源泉，使一个农业国的整个经济组织脱离了正轨。谷物对外贸易被禁止，以便压低手工业者的生活费用；国内的谷物销售被强行纳入一种取消各省之间贸易的调节体系。工业的保护者们和城市的法官们为了使谷物保持低价，因支持引起其土地耕作普遍下降的低劣耕作制度而损害了他们的城市和省份。凡此种种，使得一个农业国里只有靠土地产品才能得以维持的土地财产收入、手工业品、贸易和工业，统统遭到了损害。因为只有这个产品为贸易提供了供出口的剩余，为所有者支付了收入，为从事有偿活动的人支付了工资。引起移民和财富外逃的各种原因，加快了这个破坏过程的步伐。

人与货币离开农业，转移到丝绸、棉花和外国羊毛制造业上，结果损害了本国羊毛业生产以及牛群和羊群的扩大。装饰性奢侈受到鼓励，发展极为迅速。各省的长官迫于国家的需要，不再为农村每年再生产所需的财富提供任何保证，结果使大部分土地退到小规模耕作上，土地变得荒芜，失去了价值。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成了商业贸易的牺牲品，这种贸易对赋税却无所贡献，而提供赋税对农业来说也因为负担太重已变得不可能；赋税的范围越来越扩大到人、食品和粗产品贸易中；赋税因收税费用的增加和对再生产的破坏性掠夺而大为增加；一种靠掠夺各省而养肥首都的金融制度迅速成长起来。借贷取息的交易创造了一种重要的收入，它以货币和从货币中得到的收入为基础，从国民的观点来看，它不过是一种虚拟的产品，可是它逃避了税收，破坏了国家的基础。这种以货币为基础、看上去很丰厚的收入，是靠影响着一般民众的破坏性奢侈的光环维系着的，它越来越削弱了真实财富的再生产和国家的货币资财。啊！真是不幸得很，这么久了，人们竟然不知这种普遍无序的原因，大难临头了！
但是，今天政府已经接受了比较明智的原理；它知道到哪里去找王国的财源，也知道了实现王国丰裕的手段。

准则九注释

（不应当将货币与人力过多地用于奢侈品的制造业和商业上，以免损害农业耕作和支出）

一个国家只应该进行有原料的手工业生产；而从国外购进低于国内生产的成本价格的手工业品，通过这种购买鼓励了相互贸易；因为如果各国试图光卖不买，这就取消了对外贸易，也抵消了比出口手工业品有利得多的农产品出口的好处。[12]
农业国应当以手工业品的顺差贸易（它能有利地从国外购买）来促进农产品的对外贸易。这就是商业的全部秘密，不要担心这样一来你会变成别国的附庸。

准则九注释（续）

（最重要的是王国要有大批的富裕耕作者）

英国的古德曼斯一切斯特镇在历史上有一段趣闻，那里的农民在国王路过时抬着180架牛犁随行，以他们在农业上的成功向国王表示敬意。在我们的喜欢浮华的居民看来，这未免有些滑稽可笑。我们至今仍能看到一些愚蠢而自负的人无视这个事实：正是富裕的农民和从事农产品贸易的富裕商人，在鼓励农业，进行着农业经营，控制、指导和保证着国家的收入，他们是独立的人，他们是仅次于因出身、名望、教养而杰出的所有者之后，构成国家公民中最诚实、最值得称道和最重要的阶层。然而，正是这些农村中值得尊敬的农民，这些主人，这些家长，资产者却只知轻蔑地称之为乡巴佬，甚至想要教资产者读书写字，以便给他们的事业带来安全和秩序；并想要教扩大他们生活各方面的知识的学校教师远离这些乡巴佬。

有一种看法，认为这种教育会使他们充满虚荣之心，并热衷于法律诉讼。法律对这些朴实的人不应该加以保护吗？他们敢于反抗那些久居城市而自觉高人一头，认为应该享有特殊名誉和欺压乡下人的优越感的人。这些城里人的要求是愚蠢可笑的，他们只是一些由农村的财富的支付养活的人。在一切收入有保障的职业中，没有一种比从事农业更好，更有利可图，更使人愉快，更适合于一个自由民的了。[13]
……对我来说，至少，我倾向于认为，没有比农业更幸福的生活了，不仅从有利于整个人类所履行的义务来看是这样，而且从它给人类提供的适合于人性，甚至适合于上帝的使命的一切所带来的喜悦、丰裕和丰富来看，也是这样。[14]

准则十二注释

（把财富吸引到农村，扩展大农经营和进免小农经营）

大农耕作中仅由1个人操纵1架马拉犁的工作量，相当于6个人操纵3架牛拉犁的工作量。小农耕作因缺乏引进大农耕作所需要的原预付，年预付相对于几乎等于零的纯产品来说显得太多，白白浪费了10～12倍的土地。如果所有者找不到合适的农场主，这些农场主能满足适当耕作的支出，能为土地支出作出预付，那么，土地几乎全都归于无用；这些土地的产品在冬季几乎完全喂了牛，而夏季则要为放牧耕牛留出一部分土地；收获物中的纯产品几乎全无价值，以至于轻微的税收就使放弃剩下的耕作成为必要，事实上这正是许多地方发生的事情，皆是居民贫困所致。据说小农经营在一些穷国占了土地的3/4以上，还有1/3以上的耕地抛荒。但是，政府应当设法阻止这个衰落过程，并采取措施使事情走向正轨。[15]

准则十三注释

（绝对不应鼓励耕作的垄断，应当允许每个人在其土地上自由地进行合意的耕作）

有一个时期在法国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16]
观点，认为应当禁止种植葡萄，以扩大种植谷物面积，当时正值谷物对外贸易被禁止，国内各省之间的谷物交易甚至也在禁止之列，种植的谷物仅限于各省自己消费，大部分土地都撂荒了；而当时葡萄园的破坏在更大程度上加重了土地的荒芜。但是，远离首都的省份却反对扩大种植谷物面积，因为缺乏市场会导致浪费土地。这对所有者和农场主造成损害，使土地赋税枯竭。各种因素给国家的两个主要耕作部门都带来了损害，而且越来越严重地损害了土地财产的价值；一部分土地所有者损害另一部分所有者的利益，以取得耕作上的特权。这些就是禁止和阻止土地产品贸易对这样一个国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个国家各省有河海相连，全国各地的产品可以方便地运往首都和所有其他城镇，而且方便的出口也为剩余产品市场提供了保证。

种植葡萄是法国农业最有利可图的行业，1亚尔邦葡萄园的纯产品的价值，平均大约是1亚尔邦最优土地种植谷物的纯产品价值的3倍。还应指出，包括在每个耕作部门总产量中的支出，在种植葡萄的场合比种植谷物的场合更有利，因为在种植葡萄的场合，支出所提供的利润和工资要多得多；酒桶和木桩的支出促进了木材的销售；栽培葡萄的人在农忙时节没有工作，正好能够为农民所用，收割庄稼。此外，靠在土地上劳动谋生的这个阶级的人数变得很多，这会扩大谷物和酒类产品市场，维持它们的市场价值，成比例地扩大土地耕作，而土地耕作的扩大又增加了财富。财富增加促进了国内各阶级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又支持了各农业产品的市场价值。

还应指出，原产品的无障碍对外贸易，因为摆脱了关税负担，对于领土辽阔的国家是很有利的，这样的国家能够改变耕作方式，以便获得各种高价值的产品，首先是那些在邻国无法生产的产品。因为土壤和气候的关系，我们的酒和烈酒销往国外是一种拥有特权的贸易，理应得到政府的特别保护。不要对它多次征税，为了征税而征税，这会非常有害于这些产品的销售，而这些产品占了我们对外贸易的大部分，它关系到能否保持我们王国的丰裕。赋税应当单一地和统一地向生产这些财富的土地征收。在考虑对一般税收收入的损失补偿时，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产品销往国外需要得到有利价格的保护；因为将可以看到，虽然国家以有利价格减轻了这些产品的赋税，但它会从这种贸易对其他各种财富源泉的有利影响中得到完全的补偿。

准则十三注释（续）

（除了用于耕作的预付以外，对于保证国家繁荣来说，最必需的财富就是收入和赋税了）

农业国的繁荣靠什么？持续和不断增加的收入和税收；自由而无障碍的国内外贸易；对每年来自土地的财富的享用；对收入和赋税的充裕的货币支出
。丰富的产品得自大量的预付；消费和贸易维持着产品的销售和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一国财富的尺度；财富调节着能够承担的赋税，而且提供了支付它们的货币。这些货币应当在贸易交易中流通，绝对不应当将其储存起来，对农产品的使用和消费造成损害，它应当贯穿在生产和相互贸易之中，以使那里的真实财富持续下去。

铸币是财富的一种形式，用于支付其他财富，对国民来说它是买卖之间的中介，
一旦把它从流通中抽走，并且不再返回作为财富交换的媒介，它就不会再对国家财富的持续不断增加起作用了。它被储存得越多，作为储存代价的财富不能更新的就越多，就会使国家越贫穷。只有当货币继续用于财富交换时，它才是一种积极的确实有利可图的财富形式，因为货币本身只是一种不生产的财富。除了用于买卖以及用于支付收入和赋税以外，货币对国家没有其他用处，而这些支付又会使同一货币返回流通继续进行这些支付，以及进一步履行它在贸易中的职能。

因此，农业国的货币总量只应大体等于土地财产的纯产品量或每年收入额，达到这个额度的货币量，对国民的使用来说已是足够有余了。过多的货币对国家来说是完全无用的一种财富。尽管赋税是用货币支付的，但提供赋税的并非货币，而是来自土地的每年再生产的财富。国家的繁荣富强正是在于这种不断更新的财富，而不是像庸俗的观念那样以为是靠国家的货币资财。用货币资财去补充持续更新的财富是绝不可能的，但是，在贸易中，货币资财却可以用书面保证得到补充，这种保证是以国内和转往国外的财富作为担保的。对货币的渴望在人们中间是很急切的，因为他们渴望得到代表其他财富的一种财富形式。但是，这种渴望使货币脱离了它的适当用途，国家不应沉溺其中。一国所期望的货币量应当同其收入成比例，这种货币量可表示收入被持续更新的丰裕状态，还可表示对它的使用是有效的和完全有保证的。被称为贤明君主
的查理五世王朝时期的货币丰裕就属于这种类型，随之而来的还有该王国其他形式财富的丰裕。从这位国王的大量财产目录所列的财富项目就可看出这一点，这还不算存在他金库中的1700万利弗尔（按照我们今天的货币价值计算，约合3亿）。而当时法国国王的地产还不及现在法国的1/3，其财富之巨可想而知。

因此，货币并不构成一国真实的可消费和可再生产的财富，因为货币不能生出货币。不错，1埃居如被适当使用可带来价值2埃居的再生出财富，但是，增加的是生产而不是货币。因此，货币不应停留在不生产者手中。货币放在彼得的口袋还是放在保罗的口袋，对国家来说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不要把货币从那些用它为国家带来好处的人手中拿走。严格说来，如此使用的货币完全没有所有者：他属于国家的需要，国家将其用于流通是为了再生产出财富，而财富才能使国民得以生存并为君主作出贡献。

一定不要把这种货币与作为借贷取息的有害交易对象的基金相混同，后者避开了各种年收入应该给国家的支付。我坚持认为，可以满足各种需要的货币，[17]
在所有个人的场合，则有其特定的目的。预计用来支付现行赋税的货币属于赋税；预计用于满足某些购买需要的货币就属于这种需要；使农业、贸易和工业活跃的货币属于这种用途；用于支付到期或即将到期债务的货币就属于这种债务，等等。货币是国民的，个人无权将其扣下，因为它不属于哪一个人；不过，正是以这种方式分散的货币，构成了真正富裕国家的货币资财的主要部分，货币在这些国家总能得到有利于国家的使用。人民甚至还会毫不犹豫地按其所花费的价格将其出售，即允许将其携出国外购买他们需要的商品；外国也不是不知道这种交易的好处，要交换就得用货币购买商品，用商品购买货币。因为货币和商品只有同其市场价值成比例，才能构成财富。

离开流通并被扣下的货币量不多，而且借款稍有增加，它立刻就消失了。然而，正是这种休闲的货币欺骗了下层民众；这些庸俗之辈将这些休闲货币看做是国民的财富和满足国民需要的重要手段，甚至是满足大国需要的重要手段，而这个大国实际上只能由其每年财富的纯产品才能致富，而这些财富是每年从其土地上再生产出来的，可以这么说，这些财富通过更新货币而引起了货币的再生产，继续促进了货币的流通。

另外，当一个王国因其贸易而繁荣富裕时，通过交易它可拥有其他国家的财富，纸币到处都可代替货币。丰富的产品及其销售为到处使用别国货币提供了保证；货币在耕作良好的国家也不会短缺，它会被用于支付君主和所有者的收入，这些收入是用土地每年再生产出来的可交换产品的纯产品提供的。但是，虽然用于支付这些收入的货币并不缺乏，我们却不要错误地以为可以对货币流通征税。[18]

货币是一种捉摸不定的财富。赋税只能对可支配的财富，对总是能够再生的可以触摸的和能够交换的财富的源泉征税。君主的可以再生产的收入正是在这里，也正是在这里，他能够发现满足国家各种急需的可靠手段。政府的目光不能短视地停留在货币上，而应当看得更远，专注于土地产品的丰富和市场价值，以增加收入。正是每年财富这个看得见的部分，是国家的实力和繁荣之所在，也是吸引臣民在此定居的原因。货币、工业、商人的贸易和交易仅仅构成了一个人为的领域，如果缺乏土地产品，这个领域只能是一个共和国：康斯坦丁堡本身从未控制这些产品，它只限于掌握同转口贸易相关的动产，在专制制度之下，它从这个共和国所赢得的是在其相互交流和商业财富自由国度中可观的能力和独立。[19]

准则十四注释

（鼓励饲养家畜）

饲养家畜的利益，是通过销售、利用和使用国内的羊毛，通过大量消费肉、奶制品、牛油、干酪等获得的，最重要的是通过人数最多的下层阶级的消费获得的。因为家畜市场和饲养家畜的人数只同这种消费成比例；这些家畜给土地提供的肥料促成了丰收，丰收又促进了家畜本身的生长。在生活资料丰富的王国，充裕的农产品和家畜完全去除了人们对饥馑的担心。在这样的国家，家畜给人民提供的食物减少了他们消费的谷物，这使他们能把更多的谷物销往国外，通过如此有价值产品的贸易持续地增加它的财富。下层民众富裕对国家的繁荣必然是一种贡献。

就所有者的收入来说，来自家畜的利润和来自耕作的利润是混合在一起的，因为在农场主的预付不会被任意的赋税毁灭的国家里，按照农场契约支付的租金是同农场通过耕作和家畜增值所能生产的产量成比例的。但是，如果向农场主征税，土地收入就会趋于下降，因为他们不敢为购买家畜而预付，担心这些活生生的家畜会被抽取毁灭性税收。因为缺少足够的家畜为土地提供肥料，致使耕作下滑，耕种贫瘠土地的费用就会吞掉纯产品和收入。

从家畜中得来的利润对土地产品的贡献是互为因果的，在依照所有者收入来计算耕作产量的价值时，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因为提供收入和税收的纯产品的获得，通过家畜比通过人的劳动要多，如果单用人的劳动，其回报只能勉强抵消其生活资料费用。但是，购买家畜需要大笔预付：这就是政府应当更关注吸引财富而不是更关注吸引人力到农村的原因。有财富的地方就不会缺人；而没有财富的话，就会出现普遍的衰落，土地贬值，国家变得没有资源和实力。

对准备用于土地耕作的财富必须有完全的保证，产品贸易还必须有完全的自由。孕育财富的财富不应当承受赋税的重担。另外，应当对农场主及其家属免除一切个人赋税，对从事重要职业的富裕居民也要予以豁免，免得他们把在乡间享用的财富搬到城里，在那里享受不明智的政府（偏爱家庭佣人）赋予他们的特权。生活安逸的资产者，首先是那些靠公众挣钱的零售商人，这样的人在城里太多了，对国家是一种负担。我要说的是，这些资产者将会在受到保护和受人尊敬的农村找到健康和令人尊敬的职业，把子女放在农村要比放在没有这些职业的城市里好。他们的财富随着他们返回农村，会使土地肥沃，财富增加，保证国家的繁荣和实力。

关于在农村耕作土地的贵族，有一点需要指出，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足够土地可供使用他们的耕犁和才能，这对他们的支出和活动是一种损失。能否抛开贵族的体面，允许他们租用土地以扩大耕作和有利于国家的活动，特别是在税收负担（正在变得不适当）不再落在个人或耕作者身上的国家？在城镇中租房子对贵族来说是否不合适呢？支付地租不涉及对任何人的依附，支付衣服、年金和房租也是如此。还有，应当注意，在农业上，土地所有者和耕作必要的预付的所有者，都是同等的所有者，双方具有同等的品格。贵族以扩大其农业企业而对国家的繁荣作出贡献，他们在这里还会发现维持他们及其在军队中任职的子弟的支出的手段。贵族和农业在任何时代都是结为一体的。在自由国度，去除了任意的和个人的赋税以后，土地租金本身是完全公平的事情。难道贵族本身支付的附加在财产上的赋税玷污了贵族和农业吗？

准则十六注释

（有怎样的市场，就有怎样的再生产）

如果停止了谷物和其他原产品的对外贸易，农业就要受到人口状况的限制，而不是人口会通过农业而增长。原产品销往国外增加了土地收入；收入增加了，会使所有者的支出增加；支出增加了，会吸引人们来到这个王国；人口增加了，会增加原产品的消费；消费的增加和国外销售的增加都会促进农业预付、人口和收入增加。

自由和无障碍的进出口贸易，会使谷物始终保持一种更均等的价格，因为更均等的价格就是在通商各国通行的价格。这种贸易通过将富余国家的剩余提供给缺乏的国家，总能消除各国每年收获物的不平等，使产品和价格回到几乎相同的水平上。这就是没有土地的通商国家能像耕种大片土地的国家一样确保它们的面包的原因。价格上稍有优势，就会把商品吸引过来，使价格的均等得以持续重新确立起来。

情况表明，除了外销和价格提高以外，单是价格的持续同等就能使土地收入增加1/10以上；价格持续同等增加和保障了耕作所需要的预付；它避免了因价格过高而引起的人口减少；它还避免了农产品贬值而造成的浪费。另一方面，禁止对外贸易所引起的后果是：经常缺乏必需品；同国民需求密切相关的农业引起价格波动，以致引起丰年和歉年的收成发生波动；有限的农业抛荒了大部分土地，使之失去了任何的收入；市场不确定使人担心农场主停止耕作预付，压低租金水平；这种下降愈演愈烈，以致使国家遭受终会导致国家完全毁灭的潜伏的危机。

假定为了防止谷物短缺，我们设想禁止销往国外，也不允许商人为了备荒而在丰年将谷物储满仓库；我要说的是，这也就禁止了扩大这些自由的储藏，而在自由储藏的地方，商人之间的竞争会排斥垄断，会使农民在丰年销售他们的产品，而在歉年也能维持丰裕。这些胆怯的行政管理原则，对于一个只能靠销售自己产品致富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如果基于这些原则，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还应该尽可能地禁止该国的谷物消费，并将其下层阶级的食品限于马铃薯、荞麦、橡子，等等；我们还应当采取如此不恰当和灾难性的措施，以防止将谷物从富足有余的地方转送到短缺的地方或已经用罄之地。多么虚妄！多么专断！这就是这些任意的和灾难性的政策带给我们的东西！土地耕作会变成什么样子？收入、赋税、人们的工资和国家的强盛又会怎样呢？

准则十八注释

（原产品低价格使贸易对该国不利）

例如，假定我们从国外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其价值相当于1塞蒂的谷物，价格是20利弗尔；如果政府强令谷物价格降到10利弗尔，那么，购买同样数量的这种商品，就必须支付2塞蒂谷物。

准则十八注释（续）

（有怎样的市场价值，就有怎样的收入）

应当对具有使用价值但没有市场价值的物品和两者兼而有之的财富加以区别。例如，路易斯安纳的未开化人使用过很多物品，如水、木材、猎物和地上的果实，等等，但它们并不构成财富，因为它们没有市场价值。但是，在许多贸易部门出现在他们和法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等人之间之后，这些物品的一部分就获得了市场价值，从而变成了财富。王国行政的目标应该是使国民同时拥有尽可能丰裕的产品和尽可能大的市场价值，因为借助于大量财富，就能通过贸易取得他们所需的同其财富状况相适应的其他东西。

准则十九注释

（产品便宜对下层阶级没有好处）

例如，谷物高价如能持久，就比低价对农业国的下层阶级更有利。一个劳动者的日工资，通常自然是以谷物价格为基础的，其一般数额是1塞蒂价格的1/20。据此推算，如果谷物价格持续稳定在20利弗尔的水平上，那么，劳动者一年就能获得大约260利弗尔。他们以其中200利弗尔供养自己和家属，其余6利弗尔留作他用。另一方面，如果1塞蒂谷物只值10利弗尔，那么他们只能得到130利弗尔。他们会花费100利弗尔在谷物上，其余30利弗尔留作他用。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谷物昂贵的省份的人口比谷物低价的省份的人口多得多。

同样的好处，在其他各个阶级的场合，在耕作者收益、所有者收入、赋税和国家繁荣方面，也都可以得到。因为，在所有这些场合，土地产品可以充分补偿工资和食品增加的费用。从成本计算和产量增加的计算可以容易地理解这一点。[20]

准则二十注释

（不应减少下层阶级的福利）

为了替农村居民的悲惨状况辩护，敲骨吸髓者们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公理：农民应该贫穷，免得他们懒惰。傲慢的资产者准备采纳这个野蛮的公理，因为他们不太重视另外一个更专横的公理，即无力储蓄[21]
任何东西的人干活只求糊口；一般来说，所有能够储蓄的人都是勤勉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渴望财富。受压迫的农民懈怠的真实原因是，在贸易受限制致使产品丧失了价值，以及其他原因毁灭了农业的国家，工资和就业的水平太低了。困扰和折磨，产品低价，工钱不足以鼓励他们干活，所有这些使他们成了懒人、偷猎者、流浪汉和抢劫者。强化贫困不是使农民勤劳之道，只有使他们的收益得到保证和享用，才能给他们以勇气与活力。

以人道感情为指导，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远见的当政者，应当愤然拒绝那些只能导致农村衰败的令人厌恶和毁灭性的公理。他们不是不知道一个事实：正是农村居民的财富孕育了国家的财富。农民穷则国家穷。

准则二十二注释

（生活资料消费的高水平支出，维持着产品的适当价格和收入的再生产）

这里说的是适用于农业国的原产品消费支出的高水平。但是，应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没有耕地的小贸易国，它们的利益迫使它们节省各种开支，以便保存和增加贸易所需的财富基金，并以低于他国的成本进行贸易，其目的在于确保它们在国外销售中的竞争利益。这些小贸易国应被视为大贸易国的代理人，因为对于大国来说，更有利的做法是通过小贸易国的中介，而不是自己同各种不同的贸易部门打交道；在后一种场合，如果它们引起了同外商更高水平的竞争，它们的花费就会更多，所能得的利润就会更少。因为只有通过最大可能的竞争，向世界所有商人开放，一个国家才能确保本国产品的优价和最有利的市场，防止本国商人的垄断。

准则二十六注释

（要比注意增加人口更多地注意增加收入）

各国都想在战争中成为强者，但却忽视进行战争的各种资源，庸俗之人以为此种资源仅由人构成，认为拥有人口众多便是国家强盛之本。一直没有被充分理解的是：进行战争所需要的人力并没有人们乍一看所想象得那么多；庞大的军队对那些在战斗中比敌人消耗更多人力的国家来说，必定是（而且通常是）更致命的；没有支付赋税部门的支持，军事部门是既不能维持也不能行动的。

某些思想浅薄的人认为，国家的巨额财富是人口众多的结果。但是他们忘记了，人只有通过财富才能获得财富，只有在人和财富之间保持适当比例的限度内才能获得财富。

国民总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口：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没有足够的能维持大量人口的工资；他们没有注意到，没有财产的人，只有在他们以自己的劳动确实能得到使他们维持生活的利得时，才对国家有利。由于缺乏利得或工资，农村中有些人为了生计可能生产一些价格很低的产品，这些产品不需要大量开支或持续很长时间的劳动，也不要很长时间即可收获。但是，这些人，这些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土地，对国家来说一钱不值。为了从土地上得到收入，农村的劳动就必须在支付工人工资以外还能提供纯产品，正是这个纯产品才能使国家所需要的其他阶级的人们得以生存。这不能寄希望于穷人，他们只能靠双手或其他不充分的资源种地；他们只能靠放弃耕种谷物来维持生计。耕种谷物，对于没有资金，只能靠他们的双手获得食物的人来说，所需要的时间、劳动和支出都太多了。

你不应将你的土地委托给这些穷苦的人。使你的土地得以耕种和肥沃的是动物；产品的市场价值构成了你的收入，而确保产品市场价值的是消费、销售，以及自由和无障碍的国内外贸易。你应当让富人去掌管农业企业或农村贸易，使你自己致富，使国家致富，并生产出无尽的财富。凭借这些财富，你才能享用丰富的土地产品和工艺品，维持强有力的抵御敌人的防卫，并且为各项公共工程提高充足的开支；这些公共开支旨在方便国民，使你的产品贸易畅通，使你的边防巩固，维持强大的海军，美化王国，将希望挣钱的人吸引到国内并定居下来。因此，农业和产品贸易的政治管理，是农业国的金融部门和其他所有行政管理部门的基础。

庞大的军队并不足以提供强有力的防卫。士兵如果得到了良好的训练和很好的培养，变得强壮、愉快和勇敢，就应当给他们良好的待遇。除了人力强壮以外，陆战和海战还需要利用其他的资源，以及比士兵的必需品多得多的其他开支。因此，维持战争的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财富，只要具备能给人以良好待遇的财富，就不怕在军队需要时没有人。国民所拥有的能使财富每年再生产的财富越多，每年用于这种再生产的人就越少，它所生产的纯产品就越多，政府也就能将更多的人力用于服务事业和公共工程；同时，用于维持他们生计的工资越多，这些人依靠他们的职业和支出（会使其工资返回流通）对国家就越有用。

单以杀人取胜，而没有引起其他伤害的战争，对敌人的削弱是很小的，如果它还拥有已经丧失的人员的工资，而这些工资还足以吸引其他人的话。10万待遇良好的军队可与拥有百万人数的军队相匹敌，因为被待遇所吸引的军队是不会被击败的。士兵们会勇敢地自卫；他们大不了一死；他们还不乏准备面对战争危险的后继者。维持军队荣誉的是财富。赢得战斗、占领城市、博得荣誉、英勇献身的英雄，不是征服者。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的军事论著中如果只限于描述轰轰烈烈的事件，而忽视相关国家的基本资源和政策状况，那么，战争中那些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对子孙后代就没有什么教育作用，因为一个国家的实力在于纳税者的持久的福利和爱国情操。

人们应当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促进财富增长的公共工程，例如开凿运河、修整道路与河川等等，这些工程只有在纳税人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才能兴办，他们能够满足这些支出，但却不会对国家每年再生产发生破坏性影响。否则，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尽管非常需要，也会由于横征暴敛而变成破坏性事业，其后果是无法用这些超过资源承载能力[22]
和负担沉重的工程的效用所能弥补的：因为一个国家衰落了，那是不易恢复的。与日俱增的破坏性的原因，会使政府的一切关注和努力化作泡影，因为它只注意了限制后果，却没有注意原因。1699年出版的《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兰西详情》的作者[23]
完全证实了当时的情况。作者把王国开始衰落的时间定在1660年，并且描述了到他写作时为止的整个过程。他指出，1660年到1699年间，土地收入从起初的7亿利弗尔（相当于我们今天的14亿利弗尔）减少了一半。他认为造成如此巨大衰退的原因，不在于赋税的多少，而在于不公正的征税形式和毫无秩序。不难断定，这样的行政不改，减少之势必继续下去。路易十四时代赋税上升到7.5亿利弗尔，可是收进国库的不过2.5亿利弗尔，[24]
征税之混乱可见一斑，这意味着纳税人每年要被夺走5亿利弗尔的享乐，农场主每年被任意征收的土地税所造成的损失还没有计算在内。对各种支出不断增加的破坏性税收，由于“重新呼出”[25]
而扩及赋税支出本身，以致损害了君主的利益，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变得徒有虚名。因此，我们看到，行政管理的形式如能加以改善，赋税收入在短时间内便可大为增加，而这些破坏性税收的废除，谷物、酒类、木材和服装等等对外贸易的复兴，则会使臣民富裕起来。但是，在当时人们对农业国的经济管理还毫无概念时，有谁敢于进行这种改革呢？在当时这会被认为是要推倒大厦的支柱。

魁奈雕像

《经济表》（第一版）原表

《经济表》（第二版）原表

《经济表》（第三版）原表

[1]
该文包含两部分：（一）准则30条；（二）对其中15条准则的注释。——中译本注

[2]
此为米克注。

[3]
参看《谷物论》中“关于谷物价格”一节。——米克注

[4]
此为米克注。

[5]
此为米克注。

[6]
“真实”一词，用于纯产品的税收，显然是指实际上完全为君主所征的税，而不像其他税收形式那样，要扣除高额的征收费用，还要考虑到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性影响。——米克注

[7]
魁奈在这里想的可能是英国。——米克注

[8]
魁奈心里想的显然是法国。——米克注

[9]
参看《谷物论》中的例证，说明一国每年要损失其耕作产量的4/5。——米克注

[10]
柯尔倍尔。——米克注

[11]
参看《经济表》（第二版）中“苏利《王国经济准则》”第17条及其注释。——米克注

[12]
参看《经济表》第二版中“苏利《王国经济准则》”第20条及其注释。——米克注

[13]
西塞罗：《论公职》，罗也布古典丛书，1938年，第55页，英译者W.米勒。——米克注

[14]
西塞罗：De Senectute，罗也布古典丛书，1938年，第69页，英译者W.A.法可诺。——米克注

[15]
参看《经济表》（第二版）中“苏利《王国经济准则》”第9条及其注释。——米克注

[16]
此为米克注。

[17]
此为米克所注。

[18]
参看前面“准则三注释”等处对赋税的论述。——原注

[19]
参照本书《农村哲学》（摘录），对最后一句也许会有更广泛的理解。——米克注

[20]
例如，参看《第一经济问题》中的计算。——米克注

[21]
此为米克所注。

[22]
此为米克所注。

[23]
布阿吉尔贝尔。—　—米克注

[24]
参看：M.D.de鲍莫的《法国通史备忘录》。—　—米克注

[25]
参看《第二经济问题》对“repompement”一词的注释。——米克注

魁奈致米拉波的信（之一）[1]

我一直想制作一张经济秩序的基本表，以容易掌握的方式表现支出和产品，并对政府可能带来的有组织和无组织状态[2]
提出一种明确的概念。你会看到我是否已达到了目的。不久你还会看到其他一些表，它们是介于现在和未来两者之间的。除了节约以外，高等法院再未提出什么治理国家的方略，我对此深为惊讶。它好似一位管家，却对其主人寅吃卯粮并催促其筹措资金之事并不知情：这位管家没有说要主人节约，但指出不要再将役畜用于四轮马车或者应将这些牲畜关进马厩。它还指出，如果万事顺遂，主人仍可开支浩大而不致破产。我们的这些规劝者看起来不过是一些平庸之辈，对于自己谈论的事情其实知之甚少，因此对公众无所裨益。你上次来信说到个人努力难有成效，但我们务必不要丧失信心，因为骇人听闻的危机即将到来，有必要求助于救治的知识。再见！

[1]
这封信显然写于1758年年末或1759年年初，译自法国国家档案馆的原文。该文的法文原文复印于鲍尔1895年3月发表于《经济杂志》一篇文章的附录。——米克注

[2]
此为米克所注。

经济表（第一版）[1]

论国民年收入分配的变化

从前面的表可以看出，在4亿利弗尔年收入的正常流通秩序中，这4亿利弗尔是以6亿利弗尔预付取得的，并且被分配给400万个家庭。土地所有者有100万，他们的平均支出估计每人400利弗尔；从事有酬劳动或职业的家庭有300万，其中每人支出平均200利弗尔。但是，在这种分配中有如下各项假定：（1）4亿利弗尔收入全部进入年流通，并且贯穿流通的全过程，决不会形成货币资产，这种货币资产会妨碍该国一部分年收入的流通，截留王国的货币资财或财政，损害收入的再生产和人民的福祉；（2）没有哪一部分收入额转到外国人手中而没有换回货币或商品；（3）该国不会在同外国的相互贸易中遭受损失，即使这种贸易对这样的商人极为有利，他们将自己进口的商品卖给本国人并从中获利。还因为这些商人资产的增加表示进入流通的收入减少了，而这对分配和再生产是有害的；（4）在考察与外国的相互贸易的利益时，不要被单纯以相关的货币差额作的判断所欺骗，而不去考察特定商品的买卖所带来的或多或少的利润，因为损失常常落在获得货币余额的国家身上，而且这个损失还会损害收入的分配和再生产；（5）土地所有者和从事有偿职业的人，不会将其收入或利得的一部分，通过不生产的储蓄的方式，从流通和分配中取走；（6）金融管理机关，在征收赋税或政府开支时，决不会从流通、分配和再生产中窃取一部分收入，形成货币资产；（7）赋税不是对国家收入总额的破坏或不平衡。赋税的增长应同国家的收入的增长相适应。赋税应当直接落在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上，而不应落在产品上，否则，会增加税收成本并损害商业。此外，赋税不应取自农场主对土地财产的预付，他们的财产应当受到妥善保护，以便偿付耕作费用；（8）农场主的预付应足够支付或至少能够提供100%再生产的耕作费用。因为如果预付不足，耕作费用更高，纯产品就会减少。在法国这种预付只能生产大约30%的纯利润；（9）农场主的孩子应当定居在农村，使农村总有农民，如果他们因为烦恼而放弃农村，流入城市，他们就会把他们父亲的本来用于耕作的财富带到城里去了；（10）避免逃离的居民将其财富携往王国以外；（11）提升原产品对外贸易完全没有障碍。有市场才有再生产；（12）王国的产品和商品的价格决不要跌落，因为这会使相互的对外贸易对该国变得不利；（13）人民不要相信产品廉价[2]
对下层阶级有利，因为产品低价会使他们的工资减少，福利下降，他们所能得到的工作或有偿职业减少，并减少国家的收入；（14）下层阶级的福利不会减少，否则他们就无力充分地消费只能在国内消费的产品，从而减少国家的再生产和收入；（15）鼓励增殖家畜，因为家畜能为土地提供丰产所需的肥料；（16）完全不鼓励装饰类奢侈品，因为这只能不断损害生活资料类奢侈品，后者支撑着原产品的市场及其适当的价格，支撑着国家收入的再生产；（17）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专注于扩大生产开支和原产品的对外贸易，对不生产开支则不加干涉；[3]
（18）满足国家各种急需的手段，只能寄望于国家的繁荣，而不能寄望于金融家的信用，因为金融财产是国王和国家都不知晓的一种隐秘的财富形式；（19）国家要避免欠债，否则会形成食利者收入，[4]
出现以证券交易为中介的金融汇兑商业，以此为基础的贴现更会引起不生产的货币财产的急剧增加。因为这些收入和非正常的收益比农业收入更吸引人，所以会使人们放弃和远离改善土地财产和土地耕作所必需的财富；（20）拥有广大耕地和进行大规模原产品贸易手段的国家，不要把货币和人力过多地使用在奢侈品的制造和贸易上，以致伤害农业的劳动和支出。对王国来说，使农民富裕起来是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为重要的事情；（21）政府与其更注重节约，不如多干事关王国繁荣的事业。因为增加了财富，所以过高的开支也可能不算多余；（22）与注意增加人口相比，应当更注意增加收入。高收入带来的福祉，要比人口太多对生活资料需求造成的压力更可取。当人民处在幸福状态时，国家会以更多的资源满足国家的需要。

[1]
《经济表》（第一版）包含两部分：（一）一张以400利弗尔为基础的《经济表》及相关说明文字；（二）题为“论国民年收入分配的变化”的注解（22条）。第一部分译自：库钦斯基和米克编译著的《魁奈的经济表》的英译表，伦敦，纽约，1972年；第二部分译自米克编译著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哈佛大学出版，1963年。

[2]
此为米克所注。

[3]
此为米克所注。

[4]
此为米克所注。

经济表（第一版）

无疑地，有些王国不具备这些条件，但也有一切皆优的。的确，没有这些条件，大国形同小国；有了这些条件，小国也可等同于大国。于是就发生了各国之间在政策版图上追求权力均衡的现象。

魁奈致米拉波的信（之二）[1]

德·帕利侯爵夫人告诉我，你还陷在Z字形（《经济表》）里不能自拔。的确，它和许多事情相关，要掌握它们彼此协调起来的方式，或者不说自明地理解它，都是困难的。人们能从这个Z字形（《经济表》）看到发生了什么，但却看不出它的一般适用性，[2]
不过，对你来说这是不够的。

从表中可以看到，使用400利弗尔年预付的农业费用，生产了400利弗尔收入，而200利弗尔用于工业生产的预付，并没有生产出超过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的什么东西，工资却还要由农业生产的收入来提供。

这项收入，作为土地所有者支出的结果，大体上被平分了：一半回到农业，用于支付和购买面包、酒、肉类和木材等；得到这一半收入并靠它生活的人，被雇用在土地上进行劳动，他们在农产品的形式上更新同样金额的价值。于是同样的收入得以持续。你也许会说，你所看到的更新，只是它的一半。但是，你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分配：余下的数额将会重新回来。这些农民同时靠这些数额来生活；但是，他们的劳动，由于大地的恩赐，能生产出比他们的费用更多的东西，我们把这个纯产品称为收入。

土地所有者收入的另一半被土地所有者用于购买制造品，以维持他们对衣服、家具、器物和其他物品的需要，这些被消耗或被毁坏的东西是不会自己原样恢复的。制造这些东西的工人的劳动产品，并没有超过使他们得以维持生活并使他们对产品的预付得以恢复的工资。这里存在的只是为支持那些只能生产他们自己花费的人的支出，这些支出是通过农业生产的收入支付给他们的。因此，我称它是不生产的支出。

任何时候都要记住一个公理：商品成本如不能得到补偿，这个交易就必须放弃。这毫无例外是真的。但是，如果商品费用能至少被补偿的话，这就必须区分一下这些费用是否被用于养活人。因为有些费用不是用于养活人的，只有当能生产出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纯产品时，这些费用对他们才是有意义的。我想把木材从远处运到巴黎，我必须要算计一下运费是否会吞掉所有的利润。养马而完全没有任何人的费用，同养活人的费用属于不同的类型，必须加以区别。从这个观点来看，不能把这些养马的费用放进我的Z字形表中。在这个表中，财富被认为同人相关，而人又同财富相关。这个关系是《经济表》的主要目标之一。第二个目标是收入的分配过程，它应保证收入与人的生活资料一起被返回。你从《经济表》中首先可以看到，土地所有者的支出如何被分配于农业和工业；然后你能看到，到达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每一笔数额，如何从这一边被重新分配到另一边，直到最后一枚货币。属于工业阶级的工人将其工资的一半在他们自己阶级内部花费，以满足他们对制造品的需求；另一半则返回农业，以购买他们的生活资料。你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农业上：农民用其获得数额的一半购买生活资料；另一半投向工业以满足他们对制造品的需求。这与土地所有者收入的支出的比例相同，但也有不同之处：这两个阶级都是从对方获得一定数额，又以同样方式将这个数额交还给对方，而全部数额都是在农业上被再生产的。你还可以看到，通过400利弗尔收入的分配，这个数额达到了800利弗尔，它被土地所有者实际上以同样的方式分配于农业和工业，无论在哪里它们都被用来购买人们需要的必需品和享用品。

但是，我们的Z字形表所考察的另一个问题是，使人所推动的机构运转起来所需要的预付，以及这些预付在一定条件下与收入的关系。你可以看到，在农业方面，有些收入以及被更新的用作费用的预付，看到这些预付的一部分被用作工资，以供养进行耕作的人和靠这些工资生活的人。你由此便可立即看出有多少财富和多少人，看出他们如何被雇用，他们的相互关系和他们的相互影响，以及农业国家经济统治的本质。这种Z字形表，如能恰当理解，省略了无数细节，将密切联系的错综复杂的思想呈现出你的眼前。如果要用论说的方法来掌握、了解和认识这种思想，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另外，如果不是将这些思想用《经济表》固定下来，也极易被人遗忘。现在，这些思想及其相互关系就不会一闪而过。无论如何，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们的秩序和相互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在一张简单的图表中构思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从容不迫地、毫无遗漏地来观察它了。我将送给你第二版，依照习惯的方式，经过了增订和扩大。但是，你不必担心，这种家庭理财小册子[3]
的篇幅不会很大。为使想法得到更好表达，我将它印刷了3份。不过，我认为发表它的合适的地方是你为伯尔尼协会提供的评奖论文的末尾，还可以加一篇你写的序言，如果你觉得值得的话。论文本身就已经是一篇很好的序言。不过，因为你在论文上已经遇到过一定的困难，所以你会比我更好地预测可能出现的障碍，因为你自己已经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在第二版（表）中，我将收入改为600利弗尔，以使每个人的份额稍多一点；而从400利弗尔出发，份额显得太少。这个萎缩和消瘦王国的众多贫穷子民的不幸，同在这样一个医生指导下会加给他的不幸是极为类似的：他没有停止放血，但却把补充铁质补剂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对于像你这样卓越的公民，我就不再对此说什么了，免得使你过于伤感。望你在安静的乡间好好休息。再见！

[1]
米克指出，该信的英译文译自存于法国国家档案馆的原件。他又指出，

鲍尔发表于《经济杂志》1895年3月文章的附录曾收录了该信的法文原文。——中译本注

[2]
此为米克所注。

[3]
此为米克所注。

经济表（第二版）[1]

苏利《王国经济准则》摘录

从前面的表可以看出，在6亿利弗尔年收入的正常流通秩序中，这6亿利弗尔是以9亿利弗尔年预付取得的，[2]
并且被分配给400万个家庭。土地所有者有100万，他们的平均支出估计每人600利弗尔；[3]
从事有酬劳动或职业的家庭有300万，其中每人支出平均300利弗尔。但是，在这种分配中有如下各项假定：

（1）6亿利弗尔收入全部进入年流通，并且贯穿流通的全过程；决不会形成货币资产，或者，至少，形成的货币资产和返回流通的货币资产相互抵消了，否则，这些货币资产就会妨碍该国一部分年收入的流通，截留王国的货币资财或王国的财政，损害收入的再生产和人民的福祉。

（2）没有哪一部分收入额转到外国人手中而没有换回货币或商品。

（3）该国不会在同外国的相互贸易中遭受任何损失，即使这种贸易对那些将自己进口的商品卖给本国人并从中获利的商人极为有利；这些商人资产的增加表示收入的流通的减少，而这对分配和再生产是有害的。

（4）在考察与外国的相互贸易的利益时，不要被单纯以相关的货币差额所作的判断所欺骗，而不去考察特定商品的买卖所带来的或多或少的利润。因为损失常常落在获得货币余额的国家身上，而且这个损失还会损害收入的分配和再生产。

（5）土地所有者和从事有偿职业的人，不会因受政府不可预测的担优的驭使，将其收入或利得的一部分从流通和分配中取走，而投入不生利的储蓄。

（6）金融当局在征收赋税或政府开支时，决不会从流通、分配和再生产中窃取一部分收入形成货币资产。

（7）赋税不是对国家收入总额的破坏或不平衡；赋税的增长应同国家收入的增长相适应；赋税应当直接落在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上，而不应落在产品上，否则会增加收税成本并损害商业；此外，赋税不应取自农场主对土地财产的预付，他们的财产应当受到妥善保护，以便偿付耕作费用和避免收入损失。

[1]
《经济表》（第二版）包含：（一）一张以600利弗尔为基础的表及相关说明文字；（二）题为“苏利《王国经济准则》摘录”的注解（23条）。该版本已发现两本印刷本，其形式有所不同：一本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夹在该馆所收藏的《经济表》（第三版）的副本中］，是一个Z字形连接线图表，其中有魁奈亲手所作的少许修改，而且页面的右边沿残缺，致使右栏文字不全。本书收入了本表的影印件；另一本藏于法国国家档案馆［也是夹在《经济表》（第三版）的副本中］，内容完整，但无作者修改手迹，也没有用Z形线将数字连接起来。该版中译本《经济表》据库钦斯基和米克编译著《魁奈的经济表》译出，这个英译表既包含了完整内容，又加进了魁奈的修改，还添加了连接线。“苏利《王国经济准则》摘录”的注解（23条）据米克编译著《重农主义经济学》译出。——中译本注

[2]
如果在6亿利弗尔收入上再加租税，租税假定是2亿利弗尔，那么，年预付至少要12亿利弗尔，这还不算农民在创业之初所必需的原预付。应当注意的是，即使最肥沃的土地，如果没有满足耕作费用所需的财富，它也会变得没有价值。一国农业的衰落不应归咎于人们懒惰，而是因为他们贫困。——原注

[3]
6亿利弗尔收入可能在较少的土地所有者中间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人数越少，他们收入的支出超过他们每人所能消费的数额就越多。但是他们会乐于赠与，或者拉别人与他们一起消费其收入支出所提供的东西，这样分配支出的方式与很多土地所有者局限于较少的个人支出的方式几乎相同。其他阶级人们利得的不平等也应这样看待。—　—原注

经济表（第二版）

①图中几个“箭头”为译者所加；原图这几条线上顺着箭头方向有“半数向这里转移”几个字注本中译。——中译本注

（8）农场主的预付应足够支付或至少能够提供100%再生产的耕作费用；因为如果预付不足，耕作费用相应更高，纯产品就会减少。[1]

（9）农场主的孩子应当定居在农村，使农村总有农民；如果他们因为烦恼而放弃农村流入城市，他们就会把他们父亲的本来用于耕作的财富带到城里去。必须使被吸引到农村的人不如财富那么多。使用在谷物耕作上的财富越多，它所要求的人更少，农村就更繁荣，土地纯利润就更多。富裕农场主进行的大规模耕作，与使用公牛和母女拉犁的贫穷的对分制佃农所进行的小规模生产相比较，情况就是如此。[2]

（10）避免逃离的居民将其财富携往王国以外。

（11）完全没有障碍地提高原产品的对外贸易；有市场价值，才能有再生产。

（12）王国的产品和商品的价格决不要跌落；因为这会使相互的对外贸易对该国变得不利；有市场价值，才能有收入。

（13）人民不要相信产品廉价对下层阶级有利；因为产品低价会使他们的工资减少，福利下降，他们所能得到的工作或有偿职业减少，并减少国家的收入。

（14）下层阶级的福利不会减少，否则他们就无力充分地消费只能在国内消费的产品，从而减少国家的再生产和收入。

（15）鼓励增殖家畜，因为家畜能为土地提供丰产所需的肥料。

（16）完全不鼓励属于装饰品的奢侈品，因为这只能不断损害属于生活资料的奢侈品，后者支撑着原产品的市场及其适当的价格，支撑着国家收入的再生产。

（17）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专注于扩大生产开支和原产品的对外贸易，对不生产开支则不加干涉。[3]

（18）满足国家各种急需的手段，只能寄望于国家的繁荣，而不能寄望于金融家的信用；因为货币财产是国王和国家都不知晓的一种隐秘的财富形式。

（19）国家要避免欠债，否则会形成食利者收入，出现以证券交易为中介的金融汇兑商业，而以此为基础的贴现，更会引起不生产的货币财产的急剧增加；这种货币财产会使金融远离农业，夺走农业所需的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所需的财富。

（20）拥有广大耕地和进行大规模原产品贸易手段的国家，不要把货币和人力过多地使用在奢侈品的制造和贸易上，以致伤害农业的劳动和支出；对王国来说，使农民富裕起来是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为重要的事情。[4]

（21）每个人可以在他的土地上自由耕种那些合乎其利益、能力和土地性质的产品，以便从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决不应鼓励土地耕作上的垄断，因为它会损害国家的一般收入。有一种偏见会导致鼓励放弃最必需品而倒向次必需品，会导致损害这种或那种产品的市场价值。这种偏见是受了某些没有充分认识对外贸易效果的短见的鼓舞，实际上，对外贸易什么都可以提供，还能决定每个国家以最大利润为目标所能耕种的产品的价格。为了抵御贫穷，对抗外敌，维持君主的荣耀和权力，最需要的就是收入和赋税。

（22）政府与其更注重节约，不如多干事关王国繁荣的事业；因为增加了财富，所以过高的开支也可能不算多余。

（23）与注意增加人口相比，应当更注意增加收入。高收入带来的福祉，要比人口太多对生活资料需求造成的压力更可取。当人民处在幸福状态时，国家会以更多的资源满足国家的需要，有更多的手段使国家更繁荣。[5]

没有这些条件，要使农业能生产100%（纯产品），像我们在《经济表》中假定的那样，或者如同英国那样，这只能是一种幻想；但是，在《经济表》中起作用的这些原理的真确性，却不会因此而减弱。

[1]
在这种国家，除去租税，预付平均只能生产大约20%（纯产品），这些纯产品被用于什一税、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的利得、他们的预付和风险的利息。它大约短缺3/4。

赋税几乎全部落在农场主和商品上，最终还是落在支出的预付上，预付所承担的赋税、利得和行政费用等在5亿利弗尔上下，可是预付能给国家带来的收入，以什一税判断，只有大约4亿利弗尔。生产的支出被赋税逐渐吞噬掉了，从而损害了再生产。赋税加到产品自然价格上的额外负担，使商品价格增加了1/3，花在这些商品上的收入是4亿利弗尔，这意味着商品的实际价值减少到3亿利弗尔；这同样会损害到对外贸易和对返回流通的赋税的使用。

与外国的相互贸易，要以国家的收入来支付，以货币或易货的方式取得商品。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贸易当做一项独立的项目，否则就会出现重复计算。房租和货币利息收入也应当这样看待；因为对支付这些租金和利息的人来说，这是支出。但是对土地征收的收入是一个例外，因为这是对生产基金的征收；但是这项收入包括在土地收入的产品中。—　—原注

[2]
在大规模耕作中，单独一人使用几匹马拉的犁，与六个人使用三匹马拉犁相比，功效是一样的。在小规模耕作的场合，因为缺乏引进大规模耕作所需要的预付，每年的支出过多，很难得到任何纯产品。有这样一个国家，其领土的3/4以上被迫进行这种小规模耕作，而其余1/3土地还被荒废着。但是这个政府正在试图阻止衰退进程，并重新使它走上正轨。参看《百科全书》中的“农场主论”、“农场论”和“谷物论”等条目。——原注

[3]
为供国民使用而从事制造品和工业商品的劳动明显是一种花钱（米克）的事情，但它不是收入的来源。这种产品销往国外不能带来任何纯利润，除非该国制造业劳动的价格因其工人生活资料价格低廉而低廉；这个条件（指农产品价格低廉。——中译者注）对土地产品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在对外贸易自由和无障碍时，支持原产品销售和价格的国家不存在的这个条件，却恰好能把得自制造品对外贸易的一点纯产品冲掉，把基于土地产品价格低廉的损失而取得的收益冲掉。在这里不要将该国所得的纯产品或收入，与商人及制造业的利得相混同；这些利得，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应该算做费用。例如，如果富裕农民耕种土地只为他们自己生产，那是不够的。有这样一些王国，它们的大部分制造业得以维持，仅仅是靠排外特权，或是通过禁止国民使用外国制造品，把负担压在国民身上。农业和土地产品贸易的情况就不是这样，最富有活力的竞争会使领土广大的国家的财富增加。我这里说的不是小海洋国家所从事的转口贸易，我说的是大国不应该放弃耕犁而变成一个运货者。决不应当忘记上世纪的一位大臣，他迷恋于荷兰的贸易和华美的奢侈制品，把国家带到了混乱的地步，以至于人们只知谈论不反映货币真实用途和国家真实贸易的贸易和货币。——原注

[4]
一个国家只应该从事那些它有原料并能以比别国较少费用进行生产的制造品生产；它应该从国外购买那些价格低于本国生产费用的制造品。这种购买可以鼓励相互贸易；因为如果各国什么都不想买，却想把什么都卖出去，那么对外贸易和出口原产品的利益就会化为乌有。——原注

[5]
各国关于战争的占上风的观点认为，国家的强盛在于人口众多；但是国家的军人是靠纳税人维持的。有人可能认为，一国巨额财富是通过大量人口取得的；但是，只有依靠财富，并且在人和财富之间保持适当比例的限度内，才能获得并连续不断地获得财富。各国总是以为它们没有足够的人口，但它们不懂得，现在的工资对支持更多人口来说是不充分的，而只有在人们的收益能维持他们生活的国家时，人口才能充足起来。——原注

经济表（第三版）[1]

经济表的说明

生产的支出
是用于农业、草地、牧场、森林、矿山、渔业等等的支出，以便使谷物、饮料、木材、家畜、手工业制品原料等财富得以永存。

不生产的支出
是用于手工业制品、住宅、衣服、利息、仆人、商业费用和外国产品等方面的支出。

售出耕作者在去年用农场主投在土地耕作上的600利弗尔年预
付生产的纯产品，即可向土地所有者支付600利弗尔收入。

不生产阶级的年预付
300利弗尔，用于商业资本和成本，用于购买生产手工业制品的原料，以及手工业工匠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直到它完成工作并销售了它的产品为止。

土地所有者将其收入的一半，即600利弗尔，用于从生产支出阶级那里购买面包、葡萄酒、肉类等等；另一半用于向不生产阶级购买衣服、家具和日用品等等。

支出到这一边或另一边的多少，要依支出到生活资料类奢侈品或装饰类奢侈品哪个占优势而定。我们这里假定的是一种中间状态，即再生产支出年复一年地重新带来相同的收入。但是，很容易估计到，年收入的再生产会因不生产支出或生产支出在多大程度上占优势而发生变化。这一点从表中就很容易得出来。例如，假定土地所有者、手工业者和耕作者的装饰性奢侈品各增加了1/6，那么，再生产的收入（现在是600利弗尔）就会减到500利弗尔。另一方面，如果同一程度的增加发生在消费支出或原产品的出口上，那么，再生产的收入就会从600利弗尔增加到700利弗尔，依此类推。由此可见，一个富裕之国，如果过度沉湎于装饰类奢侈品，就会因其奢侈而很快灭亡。

依照表的秩序，已经回到生产支出阶级手中的300利弗尔收入，以货币形式转作他的预付。这些预付再生产300利弗尔纯产品，这代表了土地所有者一部分收入的再生产；依靠返还给这个阶级的剩余货币额，使每年的总收入得以再生产。我说的是，在过程开始时，通过向土地所有者的售卖而回到生产支出阶级的这300利弗尔，由农场主将其一半花费在这个阶级本身所提供产品的消费上，另一半花在衣服、家具和工具等需要向不生产阶级支付的产品上。于是，300利弗尔连同纯产品被再生产出来。

土地所有者收入的一半，即300利弗尔转到不生产阶级手中，不生产阶级将其一半用于向生产阶级购买生活资料产品和它的产品原料以及进行对外贸易；另一半在不生产阶级内部分配，以维持和补偿它的预付。这个流通和相互分配持续进行，以同样的方式，将从一个支出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支出阶级手中的货币额，分配到最后一分钱。

[1]
经济表（第三版）包含：（一）一张以600利弗尔为基数的表；（二）“经济表的说明”；（三）“苏利《王国经济准则》摘录”（24条）。这里的表据库钦斯基和米克编译著《魁奈的经济表》的英译表译出。“经济表的说明”据米克编译著《重农主义经济学》译出。“苏利《王国经济准则》摘录”（24条）比第二版注解（23条）新增了一条，其他各条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故全文从略，这里译出的是米克在《重农主义经济学》中对它们所作的比较。欲知其详者，可参看前述库钦斯基和米克编译著《魁奈的经济表》。该八开本专著不仅收录了“苏利《王国经济准则》摘录”（24条）正文，而且首次发表了魁奈本人所作篇幅远超过正文的注解；两位编译著还为这个“准则”的正文、魁奈的注解及“经济表的说明”，撰写了篇幅宏大的专业性注释。这些内容构成了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些内容之前，则是两位作者分别对《经济表》的版本和《经济表》各“版”特别是“第三版”发现史的说明和深入研究。《经济表》“第三版”原表和原文均以法文和英文对照排印；还附有“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原表和各“版”的英译表等。——中译本注

经济表（第三版）

考察项目：（1）三种支出；（2）它们的源泉；（3）它们的预付；（4）它们的分配；（5）它们的结果；（6）它们的再生产；（7）它们的相互关系；（8）它们与人口的关系；（9）它们与农业的关系；（10）它们与工业的关系；（11）它们与商业的关系；（12）它们与国家财富总额的关系。

再生产总额……收入600利弗尔；加上每年费用600利弗尔和农民原预付的利息300利弗尔，使土地恢复生产。这样的再生产是1 500利弗尔，包括构成计算基

数的600利弗尔收入，但未计入赋税和每年再生产所需的预付，等等。参看下页“说明”。[1]

流通给不生产支出阶级带来600利弗尔，其中300利弗尔留作年预付，
另300利弗尔作为工资。这笔工资等于这个阶级从生产支出阶级那里获得的300利弗尔，而这笔预付则等于转移到这个不生产支出阶级手中的300利弗尔收入。

另一个阶级的产品额是1200利弗尔，为使支出秩序不致过于复杂，这里抽去了赋税、什一税和农民预付的利息，这些将被分别加以考察。价值1200利弗尔的产品处置如下：收入的所有者购进其中价值300利弗尔的产品。300利弗尔的价值转到不生产支出阶级手中，其中一半即150利弗尔在这个阶级内部消费于生活资料，另一半即150利弗尔用于这个阶级进行的对外贸易支出。最后，300利弗尔的价值在生产支出阶级内部，由生产该产品的人们消费；300利弗尔价值被用于饲养和维持家畜。这样，在1200利弗尔价值的产品中，由这个阶级消费600利弗尔，这个阶级的600利弗尔预付经由售卖给土地所有者和不生产支出阶级而以货币形式回到生产支出阶级那里。产品总额的1/8进入对外贸易，或用于出口，或者用于为该国生产出口产品的工人购买原料和生活资料。商人的销售为购进外国的商品和金银条块所抵消。

不同阶级公民之间分配和消费原产品的秩序，就是这样；对一个繁荣农业国对外贸易的用途和范围，我们所应秉持的观点也是这样。

通过从一个支出阶级到另一个支出阶级的售卖，600利弗尔收入被分配给两边，每边300利弗尔，外加维持未动的预付。土地所有者靠支出600利弗尔维持生活。分配给每个支出阶级的300利弗尔，连同加给它的赋税和什一税等产品，能够各维持两边中一个人的生活：600利弗尔收入加上额外的数额能够维持一家3口人的生活。依此推算，6亿利弗尔收入能够维持300万家庭的生活，每家以老小4口人计算。

生产支出阶级的年预付
，每年也会更新，其中大约一半用于饲养家畜，另一半则作为工资支付给从事这个阶级的劳动的工人。这项年预付的各种开支，会增加3亿利弗尔的支出；再加上它所负担的其他产品，又可以维持100万个家庭的生活。

这样，除去赋税、什一税、农民的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利息，土地财产每年更新的这9亿利弗尔，按照年收入的这种分配和流通秩序，能够维持老少1600万人的生活。

这里所谓的流通，是指各个阶级的人用其分得的收入所进行的直接购买，而没有经过贸易，贸易虽然增加了买卖，但没有增加什么东西，增加的只是不生产开支。

一个国家的土地所有者通常如能获得6亿利弗尔的收入，那么，该国的生产支出阶级的财富
可以计算如下：

向土地所有者支付6亿利弗尔的收入，预期要从年产品中缴纳3亿利弗尔的赋税和1.5亿利弗尔的什一税（包括向适合征收什一税的各种耕作部门所收的费用在内），合计为10.5亿利弗尔。还应加上再生产的年预付10.5亿利弗尔，还有这些预付的10%利息1.1亿利弗尔，总共为22.1亿利弗尔。

在一个有很多葡萄园、森林、牧场等等的王国，用犁耕种大约只能获得这个22.1亿利弗尔的2/3。

假定在理想状态下，用马拉犁进行的大农经营，则需要33.334万架犁（每架犁可耕地120亚尔邦），需要33.334万人扶犁，还要用4000万亚尔邦土地。[2]

以5000万利弗尔到6000万利弗尔的预付，法国可以将这种类型的耕作扩大到6000万亚尔邦以上。

我们这里说的不是使用牛拉犁的小规模经营。如果使用这种经营，则4000万亚尔邦土地就需要100多万架犁和大约200万人，而所能获得的产品仅为大规模经营的2/5。这种小规模经营是耕作者缺乏原预付所需的财富不得已而为之的，它大多只能收回费用，因而这种耕作是以土地财产本身为代价的，还要用过多的年预付去维持众多耕作者的生活，结果会耗尽几乎全部产品。这种徒劳无益的耕作制度是国家贫穷和走向衰落的标志，它同经济表的秩序毫无关系。经济表秩序是基于如下条件：在原预付基金的支持下，半数用犁耕地的土地[3]
年预付可以生产100%（纯产品）。

投放1架犁到耕地[4]
上的原预付总额，在大规模耕作下，在第一次收获前的两年劳动期间，所需要的首次基金，即用于支付家畜、器具、种子、食品、维修保养和工资等等，估计是1万利弗尔。那么，33.334万架犁所需的预付是33.3334亿利弗尔（参看《百科全书》中的“农场论”、“农场主论”、“谷物论”等条目）。

这些预付的利息至少是10%，因为农产品常常遭灾，十多年就会至少损失一年的收成。此外，这些预付还要求一大笔维修和更新费用。这样，农民创业所需要的原预付的利息总额是3.33322亿利弗尔。[5]

牧场、葡萄园、池塘和森林等，不要求农场主大量的预付。这些预付的价值，包括由土地所有者负担的耕种和其他工作原预付在内，可以估作10亿利弗尔。

但是，葡萄园和园艺需要巨额年预付，可以将这些年预付和其他部门的年预付加在一起，以平均数计入上述年预付总额。

纯产品，年预付及其利息，原预付利息的年再生产总额，依据经济表的秩序，可以估计为25.43322亿利弗尔。
[6]

在预付和市场既定条件下，法国的土地就可以生产出这么多甚至更多产品。

在上述25.43322亿利弗尔中，有5.25亿利弗尔，即年预付再生产的半数，被用于饲养家畜，余额应是（如果赋税全部返回流通，而且赋税不落在农民的预付上）20.8322亿利弗尔。

对人的支出，平均来说，100万个家庭是5.4585亿利弗尔，或每家562利弗尔，各种偶然灾害使这个数目减到530利弗尔。
[7]
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国家就是富裕的，它的人民生活在安乐的环境中。

土地每年为人们的福利生产25.43322亿利弗尔，其中10.5亿利弗尔为纯产品，如以年利1/30[8]
的比率计算，则财富总额应是334.55亿利弗尔，还要加上原预付43.3334亿利弗尔，[9]
总额达367. 8834亿利弗尔。加上的年产品是22.105亿利弗尔。[10]

生产支出阶级的财富，包括费用在内，总额是
403.3166亿利弗尔。[11]

家畜的价值和产品一直没有分开计算，因为它们被算到农场主的年预付和年产品总额中了。

我们在这里计算了土地，因为，相对于它的市场价值，土地可被视为某种类似于动产的东西，它的价格取决于耕作所需财富的其他项目的变化。土地如果退化，则其农场主的财富减少，土地所有者就会在同一限度内失掉其土地财产的市场价值。

不生产阶级的财富构成如下：

（1）不生产的年预付总额5.25亿利弗尔。[12]

（2）这个阶级为建设手工工场，为购置工具、机械、磨坊、铁匠坊和其他工作所需的原预付20亿利弗尔。

（3）富裕农业国的铸币与货币，约等于它每年从土地产品中经由商业媒介所获得的纯产品10亿利弗尔。[13]

（4）400万个家庭的400所房屋或住宅的资本价值，以每所房屋的价值平均1500利弗尔计，总价值为60亿利弗尔。

（5）400万所房屋的家具设备等价值，以400万家庭平均一年的相对一样的，到处都用统一的白银价值来计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更相信应以价值补偿数量，而不是以数量补偿价值。我们一直以为美洲的发现导致了欧洲金银的丰裕，但是在美洲的金银涌进欧洲以前，银价相对于商品来说就已经跌落到今日的水平。但是所有这些一般的波动完全没有对各国货币状况发生影响，其货币数量总是同其得自土地财产的收入以及得自对外贸易的利得成比例。在上世纪路易十四时代，1马克银铸币值28利弗尔。因此，1860万马克当时值大约5亿利弗尔。这约略也就是现在法国货币的储存量，而这时的法国比路易十四时代末期要富裕得多。

1716年，普遍重铸的硬币数量不到4亿；1马克银铸币值43利弗尔12苏。因此，全部重铸硬币数量不足900万马克，还不到1683年和1693年普遍重铸量的一半。货币总存量的增加是硬币年生产的结果，而硬币生产的增加应限在国家收入增加的限度之内。自从重铸以来，铸币年产总量可能是很大的，然而，与其说这增加了铸币的总存量，不如说更多地被用于补偿因走私、各部门的贸易逆差以及在外国使用货币等其他方面所带来的货币流失；四十四年多以来每年流出的这种货币总量，如果适当计算一下，就会发现是非常可观的。货币单位的提高（长期以来它被固定在54利弗尔）并不能证明这个国家的货币存量有了很大增加。这种观点同对一国铸币数量的通俗看法是难以符合的。人们相信正是货币构成了一国的财富。但是，如同其他产品一样，只有在比例于其市场价值的意义上，货币才构成财富；而且它也不比获得其他商品来得困难，只要付出其他商品就能得到它们。一国的货币数量受限制于对它的使用，而这些使用又要受到买卖费用的调节；这些年费用又要受其收入的调节。因此，一国的铸币存量不应多于其与收入的比例；数量过多对它是没有用处的；它应以剩余货币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以获得对它具有更大益处或能为它提供更大满足的财富；拥有货币的人，即使是最节俭的人，总会关心从中获得某种利益。如果发现货币在一国能以高利贷出，这就证明货币数量最多仅符合我们上面所描述的比例，因为需要它或想使用它的人愿意为它付出这样的高价。这就是长期以来一直调节着法国货币利率的情形。——原注收入或收益计算，为30亿利弗尔。[14]

（6）购置或继承的银器、珠宝首饰、宝石、镜子、图画、书籍和其他耐久的手工制品，在一个富裕国家可能总值30亿利弗尔。

（7）海洋国家的商船和军舰及其附属设备的价值；此外，各种火炮、武器和陆战所需的其他耐久物品；房屋、装饰建筑和其他耐久公共设施。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可达20亿利弗尔。

我们在这里没有把那些供进出口之用，或是存放在商人的商店和仓库里，或是供自己每年使用和消费的手工业商品计算在内，因为它们已经按照经济表设置的秩序，被包括和计算到年产品和支出之中了。

不生产阶级的财富总额为
180亿利弗尔。

总计为
590亿利弗尔。[15]

假定误差是1/20，则总额应为550亿利弗尔到600亿利弗尔之间。

我们这里说的是一个富裕国家的情况，其领土和预付能够每年不间断地生产10.5亿利弗尔的纯产品。如果一个农业国在走向衰落，那么所有这些要靠年产品予以维持的财富项目，就会由于生产支出所要求的预付的减少而遭到破坏或损失其价值。由于下列8个主要原因，预付在短期内就会显著萎缩。

（1）坏的征税制度，它会侵蚀耕作者的预付。Noli me tangere（不许动我）——这就是这些预付的箴言。

（2）征税费用使赋税负担过重。

（3）装饰性奢侈过多。

（4）诉讼费用太多。

（5）土地产品缺乏对外贸易。

（6）原产品国内贸易和耕作缺乏自由。

（7）对农村居民的人身骚扰。

（8）每年纯产品没有流回到生产支出阶级手中。

《经济表》第三版与第二版：苏利《王国经济准则》摘录之比较

①　见本书《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一文，该文原载杜邦编《重农主义》一书。——中译本注

[1]
图中“箭头”为译者所加；原图这几条线上顺着箭头方向有“半数向这里转移”几个字。——中译本注

[2]
魁奈在这里假定，如同他在《谷物论》中所说的，法国耕地总面积是6000万亚尔邦。——米克注

[3]
“Qui est réglé l'étal de moitié de l' emploi d' une charrue”，魁奈在这里和下一段显然是以“charrue”指用犁耕地的面积，即用1架犁一年所能耕种的土地数量。他在这里实际上说：表中所描绘的每年农产品总量，是以在大农经营下每1架犁耕地所能生产的收获量的估价，乘以犁耕地数量，再除以2得出来的。除以2是必要的，因为假定每单位土地在一定年份就要休耕。参看米拉波为《人民之友》（1762年版）所作的注解（第6卷，第174～175页），以及对上述著作第179页和第194页上的

表的脚注的评论。——米克注

[4]
“charrue”，参看上一个脚注。——米克注

[5]
这个推测应当是3.33334亿利弗尔。——米克注

[6]
即上述年再生产总额估计22.1亿利弗尔，加原预付年利息3.33322亿利弗尔。——米克注

[7]
5.4585亿利弗尔这个数目显然代表了下列各数的1/4：（1）年收入；（2）生产阶级的原预付和年预付的利息；（3）生产阶级用于工资的年预付。这显然远未达到400万个家庭所分配的总收入，所以，紧随其后所计算的“每个家庭”的收入也就不能代表今天我们所说的每家的收入。另外，562和530这两个数字也有些模糊不清。也许530应当是505，因为：（1）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会使相关数额减少10%；（2）562减去10%大约是505；（3）505大约是5.4585亿利弗尔的百万分之一。——米克注

[8]
即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魁奈看来是想按照这个利率得出一个能带来10.5亿利弗尔纯产品的资本额。如果这样，那么所得出的33.455亿利弗尔显然不对。在《人类之友》第6卷的相应处给出的数字是正确的：31.5亿利弗尔。——米克注

[9]
原预付应当是33.3334亿利弗尔，由此才能得出总额367.8834亿利弗尔。——米克注

[10]
这个数字应该是22.1亿利弗尔。——米克注

[11]
魁奈是怎样得出这个总额的，不是很清楚。也许他决定，他应将原预付的利息也包括到上述总额3.33322亿利弗尔之中。367.8834亿利弗尔+22.1亿利弗尔+3.33322亿利弗尔=393.31662亿利弗尔，这十分接近魁奈在这里实际所想得出的总额403.3166亿利弗尔，但在这样做时，犯了另一个简单的算术错误。——米克注

[12]
这显然是指不生产阶级年预付3亿利弗尔，加上相应的赋税和什一税。——米克注

[13]
或大约1860万马克（旧时欧洲大陆用作金银的重量单位，约等于8盎司。——中译者注）白银。应当指出，英国的货币数量大约也维持在这个比例上，在英国财富的现状下，它的货币量大约是2600万镑，即1100万马克。如果这个国家由于战争而急需货币，不得不借巨额债务，那么这不是由于它缺乏货币，而是由于它的支出超过了收入。当货币用于借款时，其债务不亚于对收入增加的负担，而如果收入的源泉本身逐渐被消耗，引起财富年再生产的减少，这个国家就会灭亡。应当从这个观点来考察一个国家的状况；一个国家的财富如果不断更新，并不短缺，那么它的货币总是活跃的。在从1450～1550年的大约100年间，欧洲的货币量曾大为减少，从这一时期商品价格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这个较小的货币量对各国来说无关紧要，因为这种财富形式的市场价值到处都一样；还因为，就其货币与其收入的比例来说，它们的条件也是

[14]
与前面的计算相对照，魁奈在这里看来是在按社会的总收入考虑问题的。他可能是在把下列各项加总：（1）10.5亿利弗尔收入；（2）由这个收入在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之间流通所产生的10.5亿利弗尔的利息；（3）1.1亿利弗尔生产阶级年预付的利息；（4）大约3.33亿利弗尔生产阶级的原预付的利息；（5）用在工资上的生产阶级年预付5.25亿利弗尔。以上各项的总额稍高于30亿利弗尔。——米克注

[15]
这是生产支出阶级的财富和不生产支出阶级的财富之总和。——米克注

农业哲学（第七章）[1]

（米拉波的著作第七章）[2]

支出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本章的基本思想[3]

我们已经考察了支出的性质和本质，研究了它们的作用；现在要讨论支出和产量的关系，以及支出与构成社会大厦的骨骼和基础的经济及动产的各部分的关系。本书前六章已经说明了事物的性质及其自然进程；后六章将提供一幅支出的相互关系的图画。

让我们从支出的相互关系开始。我们将详细研究支出的不同性质、作用和规模；研究它们与不同类型再生产的关系，与经营者收入的关系，与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代表者的报酬的关系，等等。一句话，研究它们相互适应和相互作用的一切方面，以及它们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及其不同特点。这个论题是重要的，只有用简化的方法，追寻事物的自然关系，从原因到结果，并且暂不考虑政府不适当干预的结果，才能达到目的。因为只有清楚地说明了经济目标的所有组成部分，才能得到简单的真理。首先应当了解再生产肌体的进程。这就需要解剖它，用解剖学家确立的组织法来说明再生产一切部分的相互作用，说明它们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自然界，一切都只是通过相互作用而存在的。有人说，各种力量都处在相互斗争状态中；但是，相反，它们是彼此支持和相互作用的。每一个试图占上风的因素，都会给对立因素以抗衡和积极反应的力量。力量的凝聚与作用是斗争和对立的结果，而自然创造物的产生和持续则是大自然的伟大力量集中和凝聚的结果。这种令人惊异的结构的体系和进程，最终是由造物主事先决定的。伟大的法则预先决定了一切，它遍布于各个部分并支配着全体。[4]

第二节　初步的说明[5]

支出分成不同集团，它们都想从收入中取得最大的部分，甚至是收入的全部。整个经济科学的目标，在于通过研究保证人类社会能够恢复和更新支出的自然规律，以使收入能够最大可能地再生产。为了解决这个简单而又艰难和必须解决的任务，有必要说明支出的本质，特别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表中所示的支出和产量的相互关系

这些相互关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经济表》中已经作了规定并进行了相当清楚的讨论，其基本的相互联系已被完全揭示出来了，所以，如果没有清楚地认识花费的变化对经济秩序的整个体系的作用，就不可能推测这些花费的数量，或者这些花费的分配的某种变化。实际上，这种作用事先即由表的下部所提示的年再生产总额，按照通商各国之间通行的价格精确地决定了。这个总额的增减取决于所讨论的花费的变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如果在这种比例关系或以货币计算的销售价格上只变更了一个数字，那就会影响到表的所有部分，一切就得重新计算，并得出全新的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生产支出是财富的根基。假定预付2000利弗尔作为年生产支出，而完成土地耕作所需的一切条件也都具备，这些费用就可以提供100%的收入，并再生产出同样数量的每年由不生产阶级预付给生产阶级的费用和资金；这些费用和资金是预先支付给生产者的资本，即原预付的利息之源泉。在表上方列出了现存的财富，它的花费每年可以生产出同样数额的财富。由此可见，如果生产阶级预付2000利弗尔，它就能够提供2000利弗尔的收入，并补偿不生产阶级1000利弗尔的预付；悉数回归到生产阶级的这5000利弗尔的花费，由于它生产地利用这个阶级预付的资金，就能重新生产出5000利弗尔。

由此可见，农业国的富强取决于使财富每年得以恢复的预付的保持和增加。因此，如果这些预付不足以保证再生产出最大可能的收入，那么这个国家就会丧失从自己土地上能够得到的产品。如果预付少到只够恢复自己而没有收入，那么，不生产阶级事先的预付就会消失，全部产品就会仅限于耕作者及其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这种国家的人们不能不限于仅靠生活必需的粮食为生，它只能生活在与其他国家隔绝的状态，而不受外人的影响。伊洛特人给斯巴达人的生活资料可能是低劣、贫乏和有限的，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斯巴达的土地仅能为耕作者提供必需的食物，那么，要么斯巴达人灭亡，或者他们把奴隶赶走，自己耕种土地。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就可能变成了伊洛特人，而忘却了体操训练、共同进餐和保卫祖国。

政府和土地所有者应当与拥有这些资金的耕作者一样关心并保存经营土地的资金

土地所有者和政府时常缺乏远见，农业的衰落在他们看来只是耕作者的贫困而已；他们以冷淡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他们不理解，首先遭到破产的将是他们自己。因为在普遍破灭时，最后的麦穗毕竟至少还是由耕作者得到的。因此，国家要注意耕作者的状况，而人们常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状况；只有当国家通情达理地关注改善他们的状况时，他们的状况才能得到保障。各行其是的耕作者只需要最简单的生活资料，但是，国家就应当使土地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并使产品有尽可能高的售价。要知道，收入和财富就是以这个价格为基础的。实际上，如果售价不能超过耕作费用，那么，不管产品多么丰富，就既不会有任何收入，也不会有任何财富。当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在土地上工作时，除了食物以外，土地甚至不能给予任何其他产品，他们将失去进行交换和满足其他需要的一切可能性；谁都不想去生产对他们无用的多余的产品。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和独立的。自然的力量将失去它的意义，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致力于压制这种力量以求安全。这种力量的代表也不可能联合起来以保障自己的优势。问题在于，在产品和服务不能得到报酬的地方，我说的是不能得到补偿的地方，也就不会有商业、债务、雇主、仆役、军队和政府。这种社会状态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它常常会遭受邻国的侵略，或者会变成野蛮的游牧民族，它的居民散落在各方。

售卖价格创造财富

农业国应当力求使产品有更高的价格，使价格尽可能地保持在更高水平上，由于物价昂贵能促进产品的增长，并由此带来最大的繁荣。因为物价昂贵不会使转卖人（如果他们充斥全国）受到损失。然而，正是担心物价昂贵会带来不安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并且成了农业国衰落的原因。由于他们不知道如此重要和轻易可以得到证明的真理，深受关于财富源泉的错误意见之害，结果降低和破坏了自己产品的价值，自己害了自己。例如，土地如能提供粮食作物好收成的国家，担心粮食产品物价昂贵是荒谬的；而在没有土地的国家自然也就不会采取任何措施去消除可以预见的灾难。上述担心会导致运用一系列办法去反对粮食物价昂贵，而通过促进高价格，利用商业的有利条件和自己辽阔的土地，国家就能达到高度的繁荣富强。

以货币表示的售价是各国采用的财富的共同尺度

单纯的土地产品还不能构成国家的收入，这些产品还必须具有超过其耕作费用的出售价格。只有价格和费用之间的这个差价才构成收入或纯产品。超过费用的这个差价越大，国家收入就越多。但收入和赋税是以货币来表现的，因此，所有费用和所有产品都应以货币来估价。总之，以货币表示的出售价格是政治经济学上一切计算和计量的基础，也是得出国家财富的各种比例关系的基础。因此，政府的一切降低出售价格的措施，都不能不给国家和所有者带来损害，不能不破坏各国的经济体系和财富的比例关系。如果拒绝以各国采用的以货币表示的价值来考虑，那你就失去了度量自己的财富和其他国家的财富的手段，而“财富”一词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因此，为了评估国家每年创造的财富，也为了确定这些财富在本国和其他各国在贸易和实力上的对比关系，就应从总体上研究这一切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包括：（1）产品数量；（2）以货币表示的产品价格。这两个条件同其他三个条件是相关的：（1）土地质量；（2）农业特点；（3）产品贸易状况。这三个条件中的前两条决定产品数量，第三个条件决定产品价格。因此，不能准确地决定这五个条件，也就不可能确定国家的实际收入。如不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政治和经济的管理者就不可能保持和增加国家的收入，因为它们与收入和国家每年创造的财富密切相关。

农业国所有权的重要条件

上述五个条件本身与其他条件有关，而且有着重要关系。研究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自然会导致分析经营资金、产品、收入、人口、通过费用而得的丰富报酬、收入的使用以及所有这些动力的经济作用。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应以表上所表示的土地面积和财富的计算为基础。那个计算绝不是想象的，它同良好管理的王国的财富水平是吻合的。1698年，英格兰实行粮食产品对外自由贸易，废除了人头税和随意征税，从而顺利实现了农业的复兴。根据土地调查资料，仅英格兰一个王国，土地面积核定为5000万英亩，其租税在和平时期定为每利弗尔收入2苏，它能给国库提供1900万利弗尔。可是，由于耕作的进步，这种租税今天已经减少到所有者纯收入每利弗尔7德尼了。由此可见，这种收入，在1678年只有1.9亿利弗尔，今天已近8亿利弗尔，其他租税还没有计算在内。1英亩土地约合9/10法国亚尔邦。因此，5000万英亩土地约合4500万亚尔邦，接近法兰西王国国土面积的1/3。如果根据新的土地调查资料，仍像过去一样对收入征1/10的税，那么，它们可给国库大约8000万利弗尔，战时加倍，可达1.6亿利弗尔，这还不包括得自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收入，不包括来自殖民地和商业的收入。由此可见，我们所假定的富裕状况远不及我们现在所说的状况；下面还要详细论及这一点。但是，如果在法国上述富裕水平下，将被征税土地纯产品的2/7作为国家收入，即使没有任何其他租税，王国也能大大胜过其他国家。由此可见，我们根据在时间上很接近于我们的事实所作的论证，说明在表中所计算的收入，并没有任何的夸张。关于法国不同时期的财富和人口状况的例证，更具有决定意义。总之，我们假定的基础没有任何虚构。

土地丰收的前提，首先是足够的经营预付，它保证了经营土地者的利润；然后是改善土地品质所需的各种费用，而且这种费用的大部分要由土地所有者负担。然而，要使这些花费顺利实现，就需要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具备他们还没有的知识。可是他们却不会致力于在当前土地品质不完善情况下，为使各种费用得以顺利花费所需要的调查、研究和试验。用王国各省英明的政府所管理的农业学校，[6]
应当研究这个问题，还有经济科学的各种问题。它们不应涉及农业技术问题。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富裕农业经济能保证提供繁荣的一切条件，如果农业能够提供不低于100%的纯产品，耕作者就不应忽视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在采取这些异常的与通常方法看似相悖然而却是有利的和应当采取的方法之前，应当在王国各省使农业借助于已有的方法达到高水平。

第三节　商业与其费用的关系，商业与土地收入的关系

我们已经谈过商业，还要不时地说到它，因为这里一切都同商业、收入和支出有关。一个共同的问题，在进一步的考察中，会联系到它的不同方面加以理解。我曾肯定地说，商业应从其支出或费用方面加以研究，同时也要联系到它的收入加以研究。在考察商业所引出的费用时，应当对以下两种费用加以区分：一种是从纯产品中取得的农业所有者的费用；另一种是从所有者所获得的收入或纯产品中所支出的费用。应当注意到两点：一寻求减少商业费用的方法，应能使一些省的消费增加，这些省的产品在直接出售时得到的利润很少，或者应当寻求更有利的销售地点，以减少运输费用。二必须区分两种消费：一种消费的费用在国内粮食产品的商业中归于农业所有者，并减少了它所提供的收入；另一种消费的费用是由所有者的收入支付的，在国内单纯地不间断地流通。因此，一些商人只从货币流通出发来考虑自己事业的成功，而另一些商人则有更远大的眼光，他们在指导自己的事业时着眼于消费和粮食产品的丰裕或短缺。

被农业交易费用所吸收的一部分收入的扣除及其同土地产品的关系

任何产品在王国的不同地点或省份是按不同价格出售的。那么，这些产品在王国的实际价值是多少呢？1立方俄丈木材从远处或近处运到巴黎，都卖40利弗尔。如果运费只有3利弗尔，而生产费用是34利弗尔，那么所有者可按34利弗尔出售；如果运费是34利弗尔，而生产费用是3利弗尔，那么所有者的卖价就不能高于3利弗尔。然而，不能说这些木材在后一种情况下的价值比前一种情况的价值低，因为它在巴黎的价值总共是40利弗尔，包括运输费用34利弗尔，生产费用3利弗尔，还有支付给所有者的3利弗尔。运输费用的价值与支付给所有者的价格一样是真实的，因为它是支付给赶车工的报酬和饲养马匹的支出。但是，这34利弗尔不应当混同于所有者的收入，因为它没有从纯产品3利弗尔中拿走什么。如果有人说所有者的收入因（支出）这34利弗尔而减少了，那么，我们要指出，这些费用并不是用来支付个人收入的。因此，这种（运输）费用不应当包括在所有者的实际费用之中，它们现在并不构成所有者收入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是商人用来补偿商业费用的。同时，也不能说这种（运输）费用是从在巴黎购买这些木材者的收入中扣除的，因为商人并不是按高于3利弗尔的运输费用购买的，他们在巴黎的木材买价甚至可能比从近处运来的木材价格还贵。因此，这项费用是以牺牲纯产品或所有者的收入为代价，由森林所有者来清偿的。因此，这种费用应当归到不生产阶级身上，假定它们也参与到按这个阶级所得的收入的来源分配费用的秩序的话。但是，由于这个（所有者）阶级是直接从土地上得益的（除了收入或纯产品以外），所以，它（运输费用）应当归到生产阶级的支出上，但是，又不应将运输费用混同于包含在表中的这个阶级用于生产的费用。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用于生产的费用的恢复能保证农产品每年的更新。同时还应当区别粮食产品贸易的费用和手工业产品贸易的费用，因为后一项费用不能直接或没有中介就归到不动产上。直接出售手工业制品者所得的报酬，是由购买者立即支付的。换句话说，这项支付直接间接来自所有者的实际收入，这可以从与此收入相关的费用的分配秩序看出来。

这些说明是有必要的，以便清楚地认识与土地相关的整个体系，理解土地经营支出的总和，以及采取经济管理的不同措施。它们有助于在各种不同的经营费用中，如表所示，区分出与所有者相关的费用，由生产阶级及不生产阶级代理人的报酬所引起的费用。表只限于一个国家，而且是与各种费用相关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统一在一个共同的分配体系中，因为只有收入构成财富，只有财富才能分配。一切东西都有一定之规，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任意使用，否则就会危及农业国财富每年的再生产。

但是，我们必须研究用于经营的财富和它所引出的支出及其再生产，因为所有这一切同每年收入的再生产存在着联系；某种财富的增加或减少，会对其他各种财富发生相应影响。

再生产由支出而不断更新，支出由再生产而更新

任何时候都应记住，存在三种每年花费的财富：（1）生产阶级每年预付的财富2000利弗尔；（2）纯产品或收入2000利弗尔；（3）不生产阶级每年预付1000利弗尔。这表明年消费产品是5000利弗尔。这也表示每年支出是50亿（利弗尔）；但是，这没有包括其他每年特别的支出，例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同生产和真实收入的支出没有直接关系的、因而不能放到表中的支出。我们也没有计入不生产阶级预付中用于购买原料的可恢复的支出，它同我们已经说过的5000利弗尔一起，在表中构成6000利弗尔支出。实际上，从货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构成6000利弗尔支出，但这不是6000利弗尔消费。因为，如前所述，上述可恢复的原料是对已经消费原料的补偿，而不是已被消费的原料。后者可以被补偿，但它不能补偿别的东西，因为已经被消费了，也就不存在了。总之，不生产阶级的预付构成两种支出：（1）预付每年消费的原料；（2）预付购买为补偿消费的原料。我们这里对每年消费和恢复的说明是以大国为假定的，其土地被良好耕作，能保持其经营方式。商业在这种王国是自由和方便的，这使其产品能够得到更高的价格。因此，英明的领导和正确的政治经济能为繁荣创造必要的条件。

起初可能觉得，在以每年生产的财富为基础计算国家每年的支出时，在国外的买卖会带来很大的混乱。但是，如果知道不出售自己的产品就不能购买，困惑就消失了；而且很清楚，在国家支出受调节的体系中，购买是以出售为假定的，所发生的实质上是一种交换。因此，在研究与国家财富每年再生产相关的支出时，可以不考虑它的对外贸易。

由此可见，对于进一步研究每年的支出来说，详细说明这些财富每年再生产的秩序就够了。因为过去的消灭了，然后才能恢复。因此，可以说，消费和收入是同一个概念。

第四节　详细说明“表”中所示的支出和产品的关系

表的下部表明，根据该表所提供的与收入相关的支出分配体系，再生产的收入等于花费的收入。此外，土地还要补偿每年花费的耕作预付，并给予耕作者年预付和原预付资本额的10%（作为这些资本的利息）。但是，在这个完全的再生产中，并没有不生产阶级每年预付存在的余地，因为在这个阶级的支出和补偿中，这些预付没有得到恢复；而这个阶级在与收入相关的支出的年分配中，是提供了原始基金的。同时，这个基金也没有因自己的支出而消失，它每年还会作为原料转移到生产阶级手中；且它会完全转移到生产阶级手中并保留在那里。因此，表中所说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的数额中没有它们。同时，转移到生产阶级的这些基金的支出，也不会是无用的。因为，从那笔基金的支出中产生了生产阶级预付的年利息。因此，这个由5000利弗尔财富所构成并年年消费的原始基金，会按比例地参与到5000利弗尔财富的再生产中，每年加以恢复；换句话说，它会参与到2000利弗尔年预付、1000利弗尔不生产阶级预付和2000利弗尔的再生产中，它们共同构成5000利弗尔的消费支出，并导致了5000利弗尔的再生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通过购买而进行的收入分配，又由于资金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使每年被再生产的5000利弗尔又回到生产阶级手中。生产阶级向所有者支付2000利弗尔，（自己）花费2000利弗尔，并保留1000利弗尔作为年预付利息。后面这个利息部分，用作补偿原预付，以及弥补各种可能的意外所造成的收获上的损失。同样很明显，不生产阶级流通了3000利弗尔，其中1000利弗尔是支付给这个阶级的代表者的报酬，1000利弗尔是从这个阶级自有基金中所作的预付，还要收回由储蓄创造的1000利弗尔，这笔金额将用于购买原料并被不断更新。由此可见，在这两个阶级之间流通的财富数额是8000利弗尔，其中5000利弗尔由生产阶级创造的产品所构成；2000利弗尔是货币资金，用于支付收入和不断参与同5 000利弗尔产品买卖相关的流通；1000利弗尔是不生产阶级的预付，它由2 000利弗尔的货币资金的流通而回到不生产阶级手中，其中1000利弗尔用于购买原料，以补充每年消耗的原料。总共获得上述8000利弗尔。

但是，在这8000利弗尔中，只有5000利弗尔是每年被再生产的，因为2000利弗尔货币资金是不消费的，总是留在流通中以支付买卖。不生产阶级预付的1000利弗尔也是一样。这个阶级不断地补偿它。换句话说，这个阶级每年把这笔钱贷出，每年又把它收回，它们得每年从获得的2000利弗尔中取出这1000利弗尔；而作为报酬留给自己花费的只有1000利弗尔。生产阶级也会得到2000利弗尔，但是区别在于，生产阶级在花掉它的同时会把它再生产出来，并用它补偿它每年花在再生产上的预付基金。这2000利弗尔支出，也就是再生产收入的费用。可见，生产阶级代表者的支出是不生产阶级代表者支出的2倍。所有者的支出是2000利弗尔。总起来说，每年生产的消费是5000利弗尔，它们被再创造出来，被重新购买，被重新恢复，每年被重新消费和流回到生产阶级手中。

在表中，收入是生产阶级预付的100%，假定收入在年度内被支出，它会完全转移到生产阶级身上；同时由于资金不断地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它也会整个地重新落到不生产阶级身上；由于每年再生产而使这全部收入被完全地再生产出来，上一章结尾的表就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时候都不应忽视的一点是，用不生产阶级预付的1000利弗尔向生产阶级所进行的购买，使生产阶级能够再生产出耕作者预付的利息。因此，如果经济生活秩序的某种破坏引起了不生产阶级预付的减少，那么，这就会影响生产阶级预付的利息的再生产，而这种利息的再生产的减少等于不生产阶级预付的减少。因此，当这些预付减少，从而不足以支付耕作者预付的利息时，利息就要靠收入来补偿。

第五节　谷物的支出和产量的关系

土地产品的绝大部分得自耕作经营，其余则得自其他类型的土地耕作或经营。在法国1.2亿或1.3亿亚尔邦（1亚尔邦等于100波歇，1波歇等于22弗塔）土地中，约有6000万亚尔邦可耕地，其余则是森林、草原、葡萄园、荒地、宅地、河川、湖泊和道路等。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6000万亚尔邦土地可以用大农经营使用50万架犁耕种获得高产，每架犁可耕的120亚尔邦可分为40亚尔邦的三等分，实行轮耕，其中一份播种小麦，一份种燕麦，第三份休耕、施肥，以备秋播，再下一年春播。

以货币计算谷物产品（不含与农业相关的畜产品）

为了以货币计算每亚尔邦土地的谷物产量，我们假定，对外自由贸易使王国各省的谷物价格与各国间贸易所达到的价格水平持平，即1塞蒂秋播作物（重240弗塔）在平常情况下约值1/3银马克，或者值我们的18利弗尔。照此计算，如果每亚尔邦土地平均提供6.5塞蒂秋播作物（包含什一税在内），其全部产量可值117利弗尔。春播作物收获量约值秋播作物的3/8，即45利弗尔。因此，每一块可耕地[7]
年产量约值6490利弗尔。但我们这里是以小麦价格估算的。然而，即使王国农业处在繁荣状态，按照我们的假定，秋播作物中约有1/4是黑麦，其价格仅为小麦价格的2/3。因此，上述6490利弗尔应该减到6120利弗尔，还要扣除用作下期秋播和春播的谷物（种子）。这样，每一块可耕地年产量约为5500利弗尔，50万块可耕地总产约为27.5亿利弗尔。

牲畜给庄稼人提供的产量

还有一种与农业相关的产品，这就是饲养家畜（羊、公牛、母牛、猪、家禽等）所得的产品。在这里只提一下这些产品，因为它们消耗了支出，所以完全不反映在纯产品或收入中。[8]
但是，它们对于土地经营和人口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所消耗的费用，或是成了耕畜的饲料，或是成了家畜饲养者的报酬和粮食。这是耕作的补充，可以单独加以考察，估价约为4.5亿利弗尔。

将此4.5亿利弗尔加上前述27.5亿利弗尔，总产量是32亿利弗尔。

其余土地的产品我们称之为草地产品；它们各式各样，而且除了葡萄园以外，所需农业劳动甚少。其中包括：森林、草原、牧场、沼泽、果园、荒野、山地以及其他未开垦的牧场，还有采石场、矿山、海洋渔场、河流，等等。它们所提供的形形色色的产品大体可被看做是农产品，估价大约60亿利弗尔。

大部分草地，除了羊群以外，用于饲养其他可以赚钱的家畜。它们是马、公牛、羊和其他供自己食用或出售给屠宰商的放牧家畜的牧场。因此，出自草地经营的家畜产量，至少不会少于得自土地经营的家畜的产量。不过，草地经营中没有土地经营中那样多的耕畜。因此，在草地经营中用于保护和看管家畜的人手较少，因为在荒野中可以用较少的人来看管家畜。然而，我们仍然认为，这种畜牧业的产品只能抵消饲养的费用，抵消支付给在草地经营中工作者的报酬，以及抵消耕畜饲料的费用。因此，可以说，农业和草地畜牧业产品整个来说只能抵消费用，并完全被费用所吞没。但是，它有助于其他形式的产品，也有利于从这些产品中获得报酬的居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家畜饲养不可能提供任何纯产品或收入，否则就要损及其他产品或损害居民了。但是，尽管家畜不能提供影响收入的产品，但多少有助于人们的食粮，满足人们的其他需要。因此，从整个家畜饲养所获产品能有大约9亿利弗尔的售价，算在60亿利弗尔每年所创造的国民财富之中。

当我们论及表中的50亿利弗尔产品时，与其相关的问题不限于生产和费用之间的简单关系，它还会涉及更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包括：产品与费用及与纯产品或收入的关系；（产品）与生产费用及与花销和支出的关系；（产品）与生产预付和收入的关系；（产品）与每年财富的分配以及各个阶级人们的报酬的关系。因此，在进行经济表的计算之前，应当考察获得收入的各个因素。

支出和农业产品关系的详情细节

每一块可耕地年产量以5500利弗尔计算，耕作者以其中2142利弗尔补偿自己年预付，以1216利弗尔作为自己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利息，两项合计3358利弗尔，尚余利润2142利弗尔。但是，需以其中4/7即1224利弗尔交给所有者，2/7即612利弗尔缴税，1/7即306利弗尔缴纳什一税。由此可见，每1亚尔邦土地，众所周知，一般每年生产45利弗尔，其中10利弗尔要交给所有者，2利弗尔10苏是什一税，27利弗尔10苏重新回到农场主。

这里对什一税的计算是一个大约数，因为它是很不规则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税率，而是与总产量联系起来的，但总产量与纯产品并不总是保持同一的比例关系。在贫瘠土地上，什一税远远超过纯产品的1/7，在收获量仅够补偿费用的土地上，其征收数额会达到2～3倍，达到总产量的1/3。但是，考虑到免税的产品以及什一税征收的不规则，总的来说，什一税会与纯产品保持我们所说的比例。

关于农场主的收入，我们只论及其年预付及其利息的再生产，完全没有谈到他对他的整个企业的操心、劳力和风险的报酬。因为这项报酬包含在年预付的支出以及家畜所生产的产品中，这些产品为他补偿了饲养拉1架价值600利弗尔的犁的耕马所用燕麦的费用。这样就减少了原本应当包括在年预付支出中的但哪一边也没有加入的经营费用。由此可见，这个数额在缩减了年预付的意义上对耕作者是有利的。它是对其个人劳动的补偿。总之，他从一块地（Charrue）[9]
上的进项是3958利弗尔，其中1816利弗尔是利息和报酬，其余是对其年预付的恢复。他不会一年就将这1816利弗尔全部花掉，因为他应当为防备收获或家畜上的意外，以及养育子女而节省一部分开支，不过节省的这些开支能为他带来收入和增值，如果他将它用到自己的农业经营上的话。

由耕作者、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经营的农场，估计有2架犁耕种的土地。在这些条件下，在我们假定的富裕状态下，会有大约25万农场主或耕作者。生产阶级用于支持这些耕作者及其家属的支出，大约是每家600利弗尔，等于2架犁经营所获报酬1200利弗尔的一半。总起来说，25万农场主从年预付总额10.71亿利弗尔中能够取得3亿利弗尔，农场主将其中的一半即1.5亿利弗尔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另一半则支付给不生产阶级。

在支付了耕作者和从事农业的其他人的报酬以后，还余下7.71亿利弗尔，其中一半支付给生产阶级，另一半则支付给不生产阶级。

如果将这7.71亿利弗尔在从事土地耕作的各户主之间划分，每位户主500利弗尔，那么就能够作为报酬支付154.2万位从事土地耕作的户主。加上25万个农场主，总共是179.2万人。

如果每家以4口人计算，那么，179.2万个户主意味着716.8万人。如果179.2万个户主分到25万个农场，每个农场有2个地块，那么，每个农场有7个户主，其中经营者1人，工人6人。工人中有耕作者、饲养员、打场者（脱粒工）、割麦人、铁匠、马具匠、大车工、短工等，他们相互之间可以代替，等于6名经常性工人。

应当记住，正像我们所假定的那样，在一个由于良好和切实管理的王国，人民生活富足，农产品高价，农场主进行富裕经营，至少能提供相当于年预付费用的100%纯产品或收入。

以上计算的结果

第六节　其他农业部门的支出和产量的关系

草地经营没有土地经营那样多的经营者或企业家，然而，有自己经营管理的大型葡萄园所有者。如果我们假定，葡萄园的一半由因经营而获利的经营者或所有者来经营，那么，在法国这样的国家，人民生活富裕，国内外贸易自由，经营葡萄园应当有利可图，可以设想会有150万亚尔邦土地由其所有者经营管理着。假定他们每人平均经营10亚尔邦的土地，那样的企业家就有15万人；他们的年预付以每亚尔邦土地100利弗尔计算，共计1.5亿利弗尔，从中获利不会少于10%，不过没有从总产品中分出来，否则，他们会将自己的财产出租给葡萄种植者，免得自己负担昂贵的开支却得不到任何利润。因此，他们从1.5亿利弗尔的预付中所得的利息应当是1500万利弗尔。另外一半葡萄园分散在较小企业家手中。这些葡萄园虽然是由葡萄种植者自己经营的，但除了他们的劳动报酬以外，也要得到同样的利息，由此获得1500万利弗尔，与上述所有者自己经营所获得的1500万利弗尔加在一起，合计3000万利弗尔。这是3亿利弗尔得自年预付提供纯报酬以外的数额。

在这种情况下，交给所有者并缴纳赋税和什一税的纯产品，应当不少于预付的100%。但是，在一些国家得不到这么多纯产品，它们作为赋税上缴而被国有化了，从而损害了赋税本身，损害了所有者的收入和土地的品质，损害了消费，最后损害了国内和国外贸易。然而，可以轻易地证明，在我们设想的国家中，葡萄种植者的总产品至少可以达到6.3亿利弗尔。

在一些省份，听说经营1亚尔邦葡萄园要在自己的劳动、收获和酒桶等的预付上至少花费100利弗尔，有人会感到惊奇。这是因为这些地方的粮产品没有价值，葡萄依着树长，很荒芜，不会有什么费用。但是，我们说的是大国：由于人口稠密、商业发达而粮产品很贵；葡萄酒酿造者能等待有利时机出售葡萄酒；免除了破坏性赋税而增加了直接出售之利；富裕和利润活跃了农业经济，并能为获得大量高质量的产品而作必要的预付。

栽培葡萄需要人的劳动，因此，这项作物所需年预付的3/4以上用于支付劳动。如果这项支付的总额是1.25亿利弗尔，那么，按每个户主支付500利弗尔计算，则可支付45万个户主的报酬。从这个计算可以得出结论，有90万人从事葡萄栽培，他们一年工作6个月。实际上这项工作也只需要在这段时间进行。人们在其他几个月从事其他工作：收获季节收割；冬季则从事林业等其他事务。

葡萄种植的计算

其他农业经济部门

在农业的草地经营部门中，还有其他一些经营者和企业家。例如，有经营林木买卖的，有从事饲料批发和家畜屠宰交易的，有在草地、牧场、荒地、山地大量放牧家畜的所有者，还有矿山、采石场、渔场所有者，搞运输的，还有从事粮食原料产品交易的，等等。按照这些人获得报酬的方式以及他们从年预付的进款来说，这些农业从业者总的来说可以归到农业经营的范畴。

林业的支出与产量的关系

在法国这样高度繁荣的国家，各省人口众多，需求保证了销售。林业收入如《赋税理论》一书所说的，估价可达3亿利弗尔；经营支出也是这个数额。两项合计6亿利弗尔。这个数额由2.4万企业家所促成，每个企业家需支出2.5万利弗尔而作年预付和支付所有者之用。每个企业都会有风险，也会要求在顶多一年内收回预付资金，林业也是一样，因而应当拿出10%即2500利弗尔（作为利息）。如果加上1200利弗尔作为管理企业的报酬，就是3700利弗尔。这样一来，2.4个企业家就是8.888亿利弗尔。[10]

经营林业所需的人数与栽培葡萄的人数大体相当，即90万人。然而可以减到45万人，因为他们也是一年中工作6个月，而且是在日子短的时期。他们的工资可达2.25亿利弗尔。

关于林业的计算

草地经营的支出和产量的关系

草地经营所需费用甚少，不仅因为草地本身不甚重要，而且因为此类工作者大多都在从事其他职业，特别是土地经营。大体可以设想，约有一半草地不进入其他企业；其费用可以认为是5000万利弗尔，也就是给人们的工资是5000万利弗尔。我们现在只限于决定这些企业的纯产品。在高度繁荣的法兰西王国，可以认定纯产品等于2.5亿利弗尔，它所需要的经营费用是5000万利弗尔；同时有一半草地进入农场主经济，我们认为每个企业主的基金等于1万利弗尔；需要2.4万个企业家，他们和其他农业企业家一样，要求取得预付10%的（利息）和工资。

草地经营计算

由此可见，在年预付和纯产品的关系方面，草地经济是一般秩序的例外。

经营支出大体等于产量但纯产品或利润很少的其他部门

应当注意，还有这样一些企业，几乎全部产量皆被其费用所吸收；属于这类的企业包括：海洋渔业、矿山、采石场等，它们只能为从业者提供工资。所有这些企业所能提供的产量加在一起也就是3亿（利弗尔），而能提供的纯产品不会超过8000万（利弗尔）。但这些企业以自己的产量最少养活了40万作为一户之主的工人，其中的2万经营者会得到2000万利弗尔的利息和报酬。

这两个部门，一个是草地部门，几乎全部产品都是纯产品；另一个则几乎全部都是经营费用，它们在一定意义是互补的，从而最终恢复了生产阶级的纯产品和经营费用之间通常的关系……

对后面这些部门的计算

在生产量的费用得以补偿，但不能获得纯产品或利润的畜牧业中，支出和产量的关系

我们认定，农业经济中草地部门所提供的有利可图的家畜产量（等于土地部门中的家畜产量，其价值为4.5亿利弗尔），与花在该部门耕畜的费用以及保护和照料家畜的工人的报酬4.5亿利弗尔相抵消。这两部分家畜的总产量可值9亿利弗尔，其中6亿利弗尔用于维持这两部分耕畜，2亿利弗尔用于40万牧人或户主的报酬，1亿利弗尔是给80万农村饲养家畜工人的报酬。草地部门耕畜的原预付应当不低于20亿利弗尔，年预付应当是1.5亿利弗尔。这两部分的10%的利息是2.15亿利弗尔。由此可见，经营者或企业主从自己的家畜中可以获得2.15亿利弗尔，每人平均得到1000利弗尔，即草地部门的利息总额在21.5万个经营者中平分。

畜牧业费用和产量部分估价结果

草地部门经营者的利息[11]
………………215000000利弗尔

有额外利润的土地产量抵消了农产品贸易的费用

为补偿运送粮食原料的费用而从利润或纯产品中扣除的生产阶级的产量，不到7.6亿利弗尔，其中3亿利弗尔用在拉车或运货马匹的饲料上，1亿利弗尔是给从事这项交易的人的报酬，这些经营者和企业主有10万人之众，他们每人获得预付的10%利息2400利弗尔，还有报酬1200利弗尔，总共是3.6亿利弗尔。

生产劳动的这两个要素，即我们现在论述的生产畜牧业和农产品贸易，促进了利润的创造，但是它们没有提供利润，所以没有被放进表中。这个表所要说明的是支出分配的秩序，还有收入通过自身的支出而实现的再生产。它们不提供收入，自然也就不包含在说明收人的分配和再生产的表中。因此，对它们加以估价，并包括到一般的年再生产中，以便完成对产量和支出相互关系的研究，这就足够了。

关于农产品贸易的计算

人 口

关于产量和支出关系计算的总结果

①　将此11.97亿利弗尔乘以10，则预付总额为119.7亿利弗尔。——原注

人口总数

②　原文如此。——中译本注

再生产与支出的相互关系

①　每个工人——户主的报酬定为500利弗尔，是根据属于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的全体仆人和工人的报酬平均计算出来的；一般报酬在不同种类的仆人和工人之间是很不一致的。但是，整个来说，考虑到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以及存在不同职业和不同能力（贫困除外）的差别，可以认为，在产品价格处于高水平的国家，其报酬不应低于500利弗尔。——原注

为了使我们的详细计算不致显得只是简单的假设，我们拿一个国家作为范例，这个国家的农业实际上已经完全达到了所要求的高度富裕水平，根据其谷物价格、农业耕作状态、土地面积及其品质，我们能估算出它每年再生产的财富。我们选择了英国，因为它的土地由富裕的耕作者耕种，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具备估算其农产品所需要的一切条件。

英格兰王国本土的土地收入

英格兰本土的土地面积被认为是5000万英亩，或4500万亚尔邦，因此可以假定其中大约3000万亚尔邦能提供生产物。

又假定这些土地整个来说具有中等肥沃程度，因而在良好耕作下可以提供6塞蒂小麦，含什一税，扣除种子。假定这3000万亚尔邦土地分成三份，实行轮作：一部分种小麦，一部分播种春播作物，一部分休耕。英格兰没有休耕一说，但我们仍作此假定，以使我们得出的结果比较低。

根据上面的计算，小麦收获量应当是6000万塞蒂，春播作物收获量也应当是6000万塞蒂。我们将春播作物打个对折，以使1塞蒂秋播作物和春播作物等价。因此，小麦和春播作物的收获量应是9000万塞蒂，按每塞蒂价格21利弗尔计算，可得18.9亿利弗尔，其中一半即9.45亿利弗尔是纯产品或利润，另外一半由耕作者重新收回。根据这个国家农业的状况，其农产品价格优惠，所以预付应能提供150%的纯产品。

我们知道，在英国，谷物的收获量远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多；因为那里的很多土地用作人工草地种植亚麻、大麻和啤酒花草等等，以获得比种植谷物更多的收入。这样，我们的计算又一次比实际情况要低。此外，我们还没有计入自然草地、森林、渔场和矿山等，这一切可以得到3000万亚尔邦良好耕作的中等肥沃土地的谷物量。如果能够播种谷物的土地被用作（例如）人工草地，无疑地，耕作者当然就要算计投到这些作物上的费用并将它们收回。因此，谷物的价值在国内是（例如）人工草地所能提供的产品价格的指标，假如它们更喜欢种植人工草地的话；而人工草地所能提供的产品的价值，也可显示与其类似的自然草地和牧场等产品的价值。总之，谷物价格可以作为评价人们更喜欢的其他产品的基础，而我们的计算是以谷物为基础的，而且只计算了2/3面积，以使计算结果宁低勿高。

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其他学者所说的话，就会觉得我们的估计可能显得过低了。这些学者强调指出：“在英格兰本土5000英亩土地中，只有不到300万英亩是不毛之地；其中还包括山地、沼泽、湖泊、海湾滩地、港口沿岸等。”然而这个评价可能还是过于乐观了，还应当加上宅地、道路和河流等。还要考虑到，这里只涉及狭义的英格兰的面积和收入，而没有考虑英帝国的其他部分。因此，这里得出的收入数额，可能还不及王国所有各郡总收入的一半。[12]

在英国，向消费和房屋征收的消费品税或间接税是1.59亿利弗尔，1500万利弗尔为税务机关所得，总共是1.74亿利弗尔。这些税收，如下面所说，自然要由所有者的收入负担。

高达1.74亿利弗尔的消费品税和间接税，破坏了耕作年预付和收入之间的正确比例关系。

因此，为了保持先前的土地耕作水平和先前的每年再生产（这在预付能带来150%的英格兰是能办到的），农场主由于负担了首先落在土地耕作上的间接税而蒙受了损失，所以他们应当支付较低的租借费。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向土地所有者少缴纳消费品税所征收的1.74亿利弗尔；而且，只有在他们的预付通过产品稳定的高价能够再生产出先前每年的财富额，他们才能减少数额等于间接税的1.74亿利弗尔租借费。这从下列两张表中可以看出来。

从前面的脚注中可以看出，中等以下的土地只占英格兰本土面积的1/8；1/8是劣等地；中等和中等以上土地占6/8。因此，就肥沃程度来说，英格兰本土的土地总体上是中等以上的。此外，众所周知，那里土地耕作良好，谷物价格较高。因此，对我们来说，具备了估价和计算这个王国的收入一切必要因素。

表明消费品税和间接税减少了英格兰的土地收入的表

间接税对农业经济的有害影响，只有通过重新恢复耕作者支出和土地所有者收入之间的正确比例关系，才能被消除。

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应当根据各自利益，采取措施，建立如下表所示的秩序。

表示农场主所取得的数额和所有者的收入之间关系的表，为了补偿

1.74亿利弗尔间接税，农场主扣除了他支付给所有者的收入，使后者从9.45亿利弗尔减到7.771亿利弗尔

年再生产总额等于支付给生产阶级的总额，即

应当注意，我们计算的结果是很偏低的。因为我们假定，1/3土地没有价值，未曾耕种；1/3土地是休耕地或处于休耕期。可是，英国没有这种情况。我们以谷物价格为基础来估价所有产品，然而每亚尔邦良好草地和牧场的收入都会高于每亚尔邦良好耕作的谷物收入。可见，我们的计算给出的显然是一个过低的结果。但是有一个错误是应当指出的。

英国禁止出口粗羊毛，这使手工业工场企业主能以远低于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价格购买粗羊毛。初次售价的这种损失完全转到土地所有者身上；但是政府认为，毛织品业主不但得益于计件工资，还得益于手工业工场的发展，使很大一部分人口就业，大大促进了每年农产品的消费。这些想象的优越性对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总是有吸引力的，但是，经过正确地估算，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虚构的。

假定粗羊毛初次销售的损失，使英国整个农业经济的收入减少1亿利弗尔，即从9.45亿利弗尔减少到8.45亿利弗尔。现将这两种情况制成表比较如下：

总再生产额等于生产阶级所取得的和支付给他的数额，即

因此，耕作者所收回的9.45亿利弗尔，即

预付6.3亿利弗尔，

利息3.15亿利弗尔，

因粗羊毛价低而使企业主所受的损失1亿利弗尔，余额为8.45利弗尔。

不生产阶级所取得的数额只增加了5000万利弗尔，其余5 000万利弗尔则是国家的损失；和这种损失相适应的是则是人口的减少，而土地所有者损失了1亿利弗尔的收入。

第七节　对本章的说明

我们已经详细分析了一国的产量，并依照表及其计算对产量作了估价。[13]
这种计算可以伸缩，依被考察的国家和社会的实际可能性、土地及其自然特点而定。但是所有这类看法总要服从于这里已经坚定指出和确立的基本原理。上述尽可能详尽的计算，可能会使那些以为随便读几本轻松读物即可掌握科学的人感到枯燥乏味。这种方法是学不到什么重要知识的。这里呈现的是一棵完整的成长中的生活之树，既然我们致力于对它进行追寻和探索，那么，想要享用其果实的人起码就不能懒得沿着路标前进。

重要的是不仅要确定支出的各种相互关系，而且要确定它们的存在、性质、规模和意义；同时要研究生活资料的分配，说明各自所得的份额。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关于支出相互关系的这一章进行了讨论，对受大自然安排并按大自然这个共同母亲的计划而计算的财富，作出了经济评估。这一章因讨论详尽而枯燥乏味，其他各章则不是这样。然而，这却使全书其他各部分能专注于阐述原理，并对业已确立的原理加以发挥。但是这一章包含着计算的基础，像是家庭核算书，尽管不太引人入胜，但还是要反复翻阅和参考。

这一章说明了支出和农业、商业、工业的关系，支出和推动了每个部门及其整体的财富的关系，还说明了支出和人口及生活资料的关系，以及每个部门对内与对外支出的关系。由于确定了所有这一切要素的相互关系，使本章得以决定并明确指出了社会生活全部要素的作用如何凝聚于一点，通过再生产创造了不间断的流通。

我们清楚地看到，如果对使用各种支出的地方不加选择，投资时吝啬，一时或成年地滥用支出，那么，这些自以为是的做法就会增加耕作经营的资金，给贸易增添障碍，使它偏离正确轨道，损害工业，减少人口，破坏粮食系统和减少粮食资金。我们看到，如果耕作以牺牲收入为代价，将很大部分产品归于自己，就会妨碍支出的正常运作，给巩固整个大厦并保障其存在的所有其他部门带来损害。我们看到，如果把商业放到首位，把商业的利得视为国家的收入，那就会对事物的本质造成一种错误的看法，把支出看做是收入，而把税收看做是支出，把商业的利润看做是幸福。我们看到，如果认为工业的成果就是财富的增加，把保护工业看做是国家的首要义务之一，那就会把支出投到错误的方向，引发破坏最重要原动力（农业）而造成的一切不幸。我们看到，如果在评估人口时只看人数不看职业；在评估职业时不看该职业的贡献；如果在评估贡献时不看由其保证的生活资料；如果在估价生活资料时不看消费的粮食产品的售价，而恰是这种售价才能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劳动和增加收入，那么，就会使本末倒置，使国家大厦变成颠倒的金字塔。最后，我们看到，如果生活资料被看做是物质，而不是看做是财富；如果评价生活资料是按其数量，而不是按其售价；如果看其数量或总产量，而不是看其纯产品，那么，这种观察粮食总产量的方法，就会导致放弃收入所能带来的一切优势，从而损害促进创造和巩固国家的可能性，留下的只是一个供养人口和保留社会的狭小建筑；但这些人口和社会却没有了可以作为交易对象的财富。这种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粮食作物没有价值，也就消灭了耕作者恢复自己支出的可能性，消灭了所有者和国家的收入，消灭了社会各阶级人们赖以生存的报酬；它还会毁坏工业、手工业、技艺和武力，消灭国家防卫，使人民陷于贫困，迫使居民逃往国外。

这一章除了提出一些重要的知识以外，还说明了各种不同年产品是如何分配的。评价社会财富的问题被归到分配问题之中，这两者由于再生产的需要而彼此不可分。再生产和支出的更新，取决于不间断的支出，取决于相应的投入以及它的方向，还有平均和正确地布局于社会的各动脉上。因此，有必要对众多的通道进行彻底研究、追踪、识别和确定，并构建一种完整的结构，以坚信其工作的正确性。正是因为如此，这一章的讨论是困难的，但是它很重要，因为它能给人内心以启发，认识政治不幸的缘由；同这些政治上的不幸作斗争的困难，在于不认识其中包含的原理。

最后，如果说解剖想象中的政治肌体需要如此费力，那么，这当然不是说只有手执解剖刀才能保持它的健康。使人类陷于绝望境地并倾向于使其充斥整个秩序的种种不幸，决不会源自私下表现出来的用花言巧语掩饰的贪婪，至少在大多数场合是这样。相反，大部分的这种不幸首先要以人们并不知晓世界本身如何运动来解释。意大利人说，世界自然地变动，此话蕴涵深刻。只有确立了有序认真、负责的管理，一切都按自然进程运行，我们才能看到根植于生活本身的我们的一切原理得以实现。政府需要做的只是保证实现这些原理的道路畅通，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给竞争者以自由，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民富裕。

但是，重要的是确立和证明各种原理，在可以轻易证明和作为一切行为基本动力的各种问题上消除错误观点，因为所有的人都想同样地生活与行动。人们在社会衰败时期常有议论管理、发泄不满的倾向。这些牢骚只是反映了一些人因受贿、软弱而失职的不安；也反映了一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者的冷漠，因为类似的纷争破坏了他们愉快宁静的生活。但是也有一些牢骚出自明智和勤劳者之口，它们是完全有根据的。然而，对这些人加以引导，给他们以确凿的证据，容易使他们不安的心情限于应有的限度之内。首先应使每个人专心于自己的事务；总是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对别人不感兴趣的人才是好公民。基于公民的这些活泼的、质朴的和自然的知识，为社会奠立基础的最初立法者们才得以建立起富有活力的制度；这些制度虽经长期和可怕的冲击，却依然稳定。但是，就靠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并依其管理事物进程，指导人们的经济生活，只能以错误代替真理，最终使秩序崩溃，迅速走向灭亡。错误规章从此充斥事物的全部进程。关于生活资料的花言巧语，只能提供虚假的思想，而人们不能靠幻想生活。如同病人家中谁都认为自己是医生一样，在一个衰落的国家，每个人都会成为逻辑思辨政治家和修整家。试图打破占统治地位的偏见的努力，只会使一些最简单和最重要的事物变得有了疑问，并会引起对立的争论。在这种混战中，人们想听的不是某个天才的意见，胜利只能（而且仅仅）属于基于正确与合理计算的能够接近真理的原理。迷途旅行者经过遥远和迂回的道路应会回到起点，同样，为使我们回到自然所要求的简单道路上，不致走上由科学假设所误导的错误道路上，需要作出理性和透彻的探索。这就是我们著作的全部任务。航海中不会要求海员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罗盘，但还是需要不时地查看，以免偏离正确的方向。

现在到了转向其他问题，研究我们清单中其他各部分的时候了。我们将从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人口问题开始。

[1]
原题《农业哲学》，副题“米拉波的著作第七章”，为区别于摘自该书其他章节的内容，故改之。——中译本注**这一章是魁奈为米拉波《农业哲学》所撰写的，该书于1763年11月出版。魁奈最初想将这一章标题为“大经济表”，而不是“支出的相互关系”，以确切反映本书的基本思想内容。本书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支出的流通上。米拉波直接参与了《农业哲学》第七章的写作。这一章是全书最富有独创精神的重要一章。魁奈所作的算术计算是准确对待整个社会再生产问题的典范。将《农业哲学》第七章译成俄文尚属首次。——俄译本注

[2]
*原题《农业哲学》，副题“米拉波的著作第七章”，为区别于摘自该书其他章节的内容，故改之。——中译本注**这一章是魁奈为米拉波《农业哲学》所撰写的，该书于1763年11月出版。魁奈最初想将这一章标题为“大经济表”，而不是“支出的相互关系”，以确切反映本书的基本思想内容。本书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支出的流通上。米拉波直接参与了《农业哲学》第七章的写作。这一章是全书最富有独创精神的重要一章。魁奈所作的算术计算是准确对待整个社会再生产问题的典范。将《农业哲学》第七章译成俄文尚属首次。——俄译本注

[3]
据推测，这一节是米拉波写的（参看《魁奈和重农主义》，巴黎，1958年，第2卷，第687页）。它对理解后面的内容很重要，所以我们将它全文发表。——俄译本注

[4]
米拉波的这些自然神论思想同魁奈本人的观点是相吻合的，魁奈本人则是笛卡尔（1596～1650）和马勒·伯朗斯（1638～1715）的拥护者。魁奈试图把人类社会看做是由自然法则所支配的世界的一部分。——俄译本注

[5]
由此往下，无可争辩，都是魁奈所作。——俄译本注

[6]
18世纪60年代初，曾经出现过王国农业协会，这种协会很像我们的“大经济协会”，但它是在政府部门的监督之下开展活动并为政府效劳的。魁奈对它们采取了否定态度。——俄译本注

[7]
这里和下文所谓“每一块可耕地”，似应指“每一块犁耕地”，即指使用一架犁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大约是指12亚尔邦。参看“经济表的说明”正文与脚注。——中译本注

[8]
魁奈否认畜牧业能够创造纯产品，尽管畜牧业被他看做是农业的一个部门。不过在一些地方，他又说到畜牧业创造的纯产品。——俄译本注

[9]
“Charrue”一词直译“犁”，但是在一些地方的意义又有改变，用以代表农业上的地块。——俄译本注

[10]
显系8880万利弗尔之误。——俄译本注

[11]
后面这个项目，不是靠吸收了9亿利弗尔支出的总产品抵偿，而是由用在与土地经营无关的经济部门的耕畜所提供的利润来补偿的。——原注

[12]
为了更准确地估计英国本土的土地价值，我们在这里据《不列颠岛地理》，将该王国所有各郡的地理情况概述如下。——原注

英格兰南部

萨福克（Suffolk）

人口很多。空气温暖而有益于健康。土地肥沃，特别是西北部。濒临海岸，多沙而湿润。富产大麻和裸麦，饲养的家畜很多。有四十多个牧场，饲养多种家畜。埃塞克斯（Essex）

有很多河流灌溉，空气润湿。土地肥沃，生产小麦和番红花。森林很少。牧场极好，饲养很多家畜。肯特（Kent）

这是英国最好和人口最多的郡之一。靠近法国的部分是沙丘，大多是不毛之地，但其他部分多属低洼和沼泽之地，可变为肥美牧场。该郡其余地区很好，森林很多，富产小麦。

苏塞克斯（Sussex）

土地肥沃，富裕。有许多铁矿山。

萨里（Surrey）

空气相当干燥，良好。土地有些地区肥沃，有些地区贫瘠。小麦丰富，有牧场。

来德尔塞克斯（Midlesex）

令人愉快和肥沃之地。

哈福特（Haxford）

英国最肥沃的郡之一。

剑桥（Cambridge）

南部耕种良好。富产小麦和番红花。还有很多好牧场。北部布满沼泽，家畜品种良多，还有鸟兽和鱼类。

贝德福德（Bedford）

这个郡的北部得乌苏河灌溉之利，该河流经该地区时多河湾，提供了良好小麦收成。牧场富足。

白金汉（Bawkingham）

这个小郡有很肥沃的牧场，特别是爱尔斯贝利河谷，那里牧养很多牝羊，供应优质珍贵的羊毛。

沃里克（Warwick）

土地美好肥沃。北部有一些森林。

沃塞斯特（Worcester）

从北到南贯穿全境的塞维纳河，使这里的土地变得肥沃和丰产，特别是收场，饲养着很多家畜，收获大量谷物。

赫里福德（Hereford）

土地肥沃，得到几条河流的灌溉。有若干森林和山地。能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物资，主要的是谷物和畜群，特别是羊群，羊毛品质优良。这里酿造大量英格兰最好的苹果酒。

蒙穆斯（Montmonth）

有一些森林。其他部分的土地很肥沃，有很多小河灌溉。有很多山地。

格洛斯特（Gloucester）

土地优美肥沃。饲养很多牝羊，羊毛品质优良。此外还有森林，生产铁和钢。过去曾有葡萄园，现在则种了苹果，由苹果酿造了优质的苹果酒。

牛津（Oxford）

这个省土地优美而肥沃。这里有受两条河流灌溉的美好平原和良好的牧场。这两条河汇合成泰晤士河。

南安普敦（Southampton）

这里受两条河流和许多支流的灌溉，土地肥沃。收获小麦很多。牧场极好，羊毛质地优良。

多塞特（Dorset）

极其优美的地方，盛产谷物，牧场丰富。家畜和鸟兽极多，河川产鱼，大麻质地良好，产量很多。森林并不大，但产上等质地的桅材。这里有石材和大理石采石场。

索默塞特（Sommerset）

英国最优美、人口最多的省之一。有很多河流灌溉，土地良好肥沃。谷物果品，特别是牧场很丰富，饲养着很多畜群。

德文（Devon）

空气很好，土地肥沃。盛产小麦良好牧场，家畜和羊毛丰富。有锡矿和铅矿，森林不多。

康沃尔（Comwal）

郡内遍布有名山地，其中有锡矿和铜矿，以及大理石和石盘的采石场。土地不如英格兰其他地方肥沃，但在溪谷地区有谷物收获，收成良好。不仅在整个沿海地区，而且在河川中盛产鱼类。居民多从事渔业，特别是将沙丁鱼和鲱鱼大量卖给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这里人口相当稠密。

英格兰北部

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

东边临海，环境良好，土地肥沃。有很多的山地和森林。很多地方还完全没有开垦，也无人居住。这里所采掘的大量煤炭输送到英格兰其他地区，特别是伦敦。

达勒姆（Durham）

西部为山地所覆盖。有煤炭、铅矿和铁矿。南部较低，滨海地区风景优美，土地肥沃。

坎伯兰（Cumberland）

空气清新适于健康。虽然有山，还有很多湖沼和小河流，但土地相当肥沃。渔产丰富，有一些煤炭、铜矿和铅矿。

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

这个小省条件甚差，居民不多，到处是山地和岩石，湖沼和溪流很多。

约克（York）

英国最重要和最大的省之一。土地优良，种植谷物。家畜和鸟兽丰富。饲养很珍贵的马。有很多河流。

兰开斯特（Lancaster）

有河流灌溉，土地为黏土质。富产大麦和优质小麦。牧场良好，因此牛长得特别大。

马恩岛（Isle de Man）

土地广大，而且相当肥沃。但木材不足，故以泥炭作燃料。

切斯特（Chester）

有河流、小溪及湖水灌溉。有森林和山地。土地肥沃。有很美好的平原，牧场里羊和马满圈。当国王经过这个郡时，居民背着耕犁，列队随行，充分表示出他们在农业上的成功，向国王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

德比（Derby）

土地肥沃，谷物丰富。到处都是牧场，饲养很多家畜。有森林。一些山上有方石和大理石采石场，打出很多水车用臼石和建筑用石材。有煤炭和铁矿。铅矿山很著名，铅质最优良最纯粹。

斯塔福德（Stafford）

有几条河流灌溉，但土地并非各处都一样良好。南部盛产小麦，但北部是不毛的山地。有良好的牧场。有可以煮盐的泉水。

诺丁汉（Notingham）

有几条河流灌溉。东部土地肥沃，西部多森林。出产煤炭。

林肯（Ldncohn）

广大而美丽。南部土地低洼，多沼泽。开有小运河。因此，这个地区谷物不很丰富，但鱼类和鸟兽很多。北部和西部，地势比较高，收成远比其他地方丰裕。诺福克（Norfolk）

东部与北部临海。土地状况各异：有些地方肥沃，另一些地方只生长石南科植物和一些林木。沿海岸线地势平坦，盛产谷物。沿海多鱼类，特别是鲱鱼。其他还出产羊毛、蜂蜜、番红花。羊毛工厂的生产量达10万镑（等于法国货币230万利佛尔）。

拉特兰（Rutland）

土地肥沃。牧场良好且出产丰富。

亨廷顿（Huntingdon）

地貌多样：西南部多山，北部是沼泽。中部有美丽的平原，富产谷物。过去有很多森林，现在消失了。

北安普敦（Northampton）

土地肥美。有丰富的谷物和家畜。也有森林。

莱斯特（Leicester）

因谷物和牧场而丰裕。有很多放牧场，饲养着很多家畜。也有煤炭，但森林极少。

希罗普（Shrop）

土地相当肥沃，居民很多。

威尔士

威尔士公国（Principauté de Galles）

这里山冈起伏，比英格兰其他郡的大部分地方肥沃度较差，但物产并不感到不足，有谷物，也有家畜，特别有很多山羊。有木材和煤炭。

以下各郡是该公国的组成部分：

安格尔希（Anglesey）

土地良好，有丰富的谷物和牧场。牧场饲养很多家畜。

卡纳封（Carnarvan）

因受海洋气候影响，沿大洋和南部地方情况良好。有丰富的家畜、鸟兽和木材。

登比（Denbigh）

这个小郡多山，居民少。有铅矿。

弗林特（Fliongt）

这个郡并不大。有很多山，还有相当肥沃的溪谷。梅里奥尼思（Merioneth）

山丘起伏的小郡，土地不很肥沃，居民不多。

蒙哥马利（Montgomery）

周边全是山，当中有非常美丽和肥沃的盆地。

布雷克诺克（Brecknock）

山地与平原交错。山地属不毛之地，但平原肥沃，并已被很好地耕种。

卡迪根（Cardigan）

这个郡有丰富的谷物、家畜、鱼类和鸟兽。

拉德诺（Radnor）

这个小郡的土地贫瘠，遍地是山。

卡马登（Carmarden）

富庶肥沃。有煤炭和铅矿。

彭布罗克（Pembrock）

这个地方肥沃。

格拉摩根（Glamorgan）

北部山地环绕，但南部极其肥沃，故被称为威尔士的乐园。

[13]
该书法文本（参看：《魁奈和重农主义》，巴黎，1958年版，第2卷，第725页）指出，这一章出自米拉波的手笔。考虑到该节对这一章作了很好的总结，有助于读者理解本章内容，我们还是收了这一节。—　—俄译本注

农业哲学（摘录）：给农业协会的报告[1]

农业恢复的进展，农业衰落原因的消除使农业得以恢复，给农业协会的报告

在一个农业处于衰败状态的王国，种植谷物所获得的产量：[2]

①　这一补偿的大部分为耕作者所获得；给他们补偿间接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可能已被融进补偿中了。用耕作费作补偿意味着产量的消灭和衰落进程的不断加剧。——原注

如果谷物价格由于自由贸易而上涨4利弗尔，年总产量就会由此增加大约3.6亿利弗尔，这会使现在的12.6亿利弗尔总产量增加1/4，达到16.2亿利弗尔。然而，年预付还不足5.26亿利弗尔，因为总耕作费用没有因为价格提高4利弗尔而增加1/6以上。这个计算是以0.9亿塞蒂谷物，每塞蒂平均14利弗尔为基础的。[3]
每塞蒂增加4利弗尔会使价格上涨到大约18利弗尔；依照这个价格，0.9亿塞蒂的价格可达16亿利弗尔。[4]
谷物价格在首都近郊提高得很少，但在外省可能要提高4利弗尔以上，普遍提高到18利弗尔，这是出口自由的结果。

①　这个总产量数额16.44亿利弗尔，比上一段描述的16.20亿利弗尔多出0.24亿利弗尔，理由显然是上一段设定的年预付是5.26亿利弗尔，在表中上升到5.50亿利弗尔，所以总产量增加了相等数额。收入的数额（4.18亿利弗尔）当然也就是从总产量中减去年预付和利息等的差额。——米克注

②　这个总数是对的，但其中的个别数字显然不对。情况可能是这样：耕作者的收入应该是12.26亿利弗尔（预付5.50亿利弗尔+利息等6.76亿利弗尔=12.26亿利弗尔），魁奈错算成了12.60亿利弗尔。然后从总产量16.44亿利弗尔中减去12.60亿利弗尔，将余额按该报告开始时所制的原表大体相同的比例，分配于什一税、所有者收入和土地税。这样分配的数额当然就是4.18亿利弗尔，如表所示。——米克注

如果允许谷物国内外贸易完全自由，而且有保障，它就可以完全恢复过来，其效果则至少需要5～6年时间才能逐步地完全地感觉到。

如果取消了间接税和徭役等等，用不了几年，一切就会回到农业支出和产量的自然秩序上。

①　没有说明这个数字是怎样得出来的。一般的想法看来是这样的：取消了间接税和徭役等，对它们的补偿通常会为耕作者所得，并增加到他们的年预付中。为了估算年预付的这个增加额，必须算出上表的6.76亿利弗尔中包含了多少这种补偿，即必须从其中减去它所包含的利息额等。魁奈可能一直把年预付设定为5.26亿利弗尔（如前面一段所示）；并假定原预付是它的4倍，即21.04亿利弗尔；又依据这些数字得出原预付和年预付总额的10%的利息。（5.26亿利弗尔+21.04亿利弗尔）的10%是2。63亿利弗尔。从表所示利息加补偿的6.76亿利弗尔中减去2.63亿利弗尔，我们可得出4.13亿利弗尔利息。将4.13亿利弗尔加到表中的年预付5.50亿利弗尔，可得9.63亿利弗尔，非常接近魁奈在表中给出的9.65亿利弗尔。有了新的年预付9.65亿利弗尔这个数，你便可依据重农主义通常关于年预付、利息和纯收入在“　自然秩序”中的比例关系的假定，很容易地算出相关的数字。纯收入（含赋税和什一税）等于年预付，利息等于年预付的一半。——米克注

现在，扣除什一税后，收入的2/3属于所有者，另外1/3属于国王。所有者将会有7.86亿利弗尔的2/3，即5.24亿利弗尔，而不是1.72亿利弗尔。交给国王的土地税是2.64亿利弗尔，[5]
而不是0.88亿利弗尔。这里没有计入葡萄园和牧场等其他财产的土地税，因这些财产而缴纳的间接税（没有任何减少）会大大超过现在给国王缴纳的税额。现在的税收几乎完全被间接而破坏性的估价而提高了，重新达到了相当于土地收入的2倍或者3倍，甚至4倍等等。国王因其土地财产收入份额减少所受的损失大大超过他从间接税上所获得的收入，间接税毁灭了土地所有者。但是，收入的增加（增加数额最初是6.72亿利弗尔以上，扣除什一税后，只剩1.14亿利弗尔）会完全返回给所有者，而国王只能在9年间逐步获得，土地租赁契约经过9年才能全部更新。每个农场主在契约期满以前却可从纯产品的增加中受益，而且这种利得将会按比例地增加用于耕作的财富。但是，契约每年都有期满的。假定每年更新契约1/9，这意味着9年间收入增加的1/2会转到所有者和国王手中，农场主则获得另一半，并依契约期满日期不同而有所不同。

纯产品每年新增总额是6.72亿利弗尔，即从新收入额中减去原收入1.14亿利弗尔含税后的余额。这个新增总额每年是6.72亿利弗尔，9年总共是60.48亿利弗尔，其中一半即30.24亿利弗尔归所有者和国王，另一半留给农场主，结果就是用于耕作的财富新增了30.24亿利弗尔。不过，每年用于耕作的财富的这种连续不断增加，也会带来新增纯产品的效果，而纯产品的增加又会进一步增加耕作财富和所有者的收入及赋税。为了对财富的这种连续的和累积的增进有直观的了解，有必要列出一张从代表第一个收入增量的6.72亿利弗尔开始的算术进度表，旨在说明，农场主将他们通过得自收入增量的利得（6.72亿利弗尔这个数额代表其第一个增加的利得），年复一年地增加到耕作时，经过9年的积累，总共增加了多少年预付额。知道了耕作者年预付累积增加的结果，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得出每年的年预付再生产出的实际收入额。下表的目的就在于得出年预付在9年间累积增加的总额，在此期间农场主每年可从6.72亿利弗尔所代表的第一个利得的增量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

请看表明耕作者的进程的表。[6]

耕作者的进程表

这个18.4亿利弗尔（去掉什一税后）的2/3，或9.88亿利弗尔将给土地所有者，4.93亿利弗尔收入是给国王的，不包括其他的土地收入。[7]

但是，这个为数14.81亿利弗尔的增加额，在实际上不会有我们刚刚解释的算术进度所显示的那么多。

第一，我们一直假定年预付在9年期间每年生产100%的纯产品，事实上这只有在土地长期处于良好耕作状态，而且肥料充足的场合才能出现；但是这里的土地一开始就处于相反的状态，疏于耕作和耕作者的贫穷造成了土地的退化和枯竭。上述算术进程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土地从一开始就处在良好耕作状态（而这只有在经过8～9年努力之后才能达到），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所考察的进程期末，还剩下的不多几份契约也已到期满更新之时。很容易看出，这个实际的进程还没有使纯产品增长到该表所示的增量的一半。

第二，这个进程假定，取消了所有的间接税。但是，为了使国王在考察期一开始就有收入，直到他所分享的纯产品增量至少能达到充分满足其需要的水平，需要有一种尽可能简化、不复杂，也没有成本负担的补充的间接税。尽管可以假定取消了所有的间接税这个有利条件，但这个补充的间接税就已经从我们的算术进程表中减去了纯产品增量的1/4以上。

第三，要恢复处于休耕状态的退化的土地，除了原预付和年预付以外，还需要投下初始资金用于清理和修缮废弃的建筑，并在已被毁坏的地区建设新农场。这些不可避免的费用会再次减缓增加纯产品进程1/8以上。

第四，与这个进程完全同步增加能获利的耕畜和家畜，增加人口，对这个进程来说极其重要，然而缺乏这些不可缺少的条件会使增加纯产品的进程再次放慢。我们列出的这些障碍说明，在这9年期间，新增的年预付和原预付不会多于表中所示进程的1/10。于是这个进程会在农场主的所有契约更新完毕时停止下来，因为此后新增的纯产品不会再用于增加农场主耕作土地的财富。当所有契约更新时，增加纯产品和耕作财富的进程也就终止了。

然而，如果上述简单算术进程的快速预付，发生在拥有广大领土的生机勃勃的殖民地，该殖民地有耕畜劳作，还有富裕都市所提供的大量预付的协助，那么，这个殖民地在短时间内就能取得很大的进展。（1）因为新开垦的土地能带来大量产品。（2）因为这些土地赋税很少，甚至没有。（3）因为耕作者本人也就是所有者，所以得自耕作的利润在任何时候都会被继续用于增加耕作所需的财富。因为很显然，如果农场主的契约期是18年，而不是我们假定的9年（这不利于所有者和税收），如果我们所列举的各种障碍在前9年完全消除了，那么，我们的算术进程实际上在随后的9年中即可实现，甚至能越过一个大国的界限。但是，我们的算术进程应当基于农场主契约的正常条款，应当考虑到契约期间将会延缓农业进步的各种障碍，尽管我们看到了良好管理能够带来的巨大好处。因此，如上所说，我们的算术进程至少会延缓9/10。在这个计算中出现的新增年预付15.18亿利弗尔，事实上只会有1.51亿利弗尔，加上此前已经存在的年预付9.65亿利弗尔，总共是11.16亿利弗尔。我们现在来看表示第10年即所有契约都到期更新这一年农业状况的一张表；但是，首先要求6年完全恢复谷物自由贸易，并能完全感受到它的效果，这就需要总共16年。但是在这16年期间享用新增财富是没有限制的；因为农场主每年都用掉了他们的年预付；他们还在原预付上作了支出；所有者的收入（当契约更新时会按比例增加）重新返回到国家支出每年的流通中。下表说明，当所有的契约完成更新之时，在每年财富增加的终点其支出的最终状况（假定没有出现未可预见的偶发事件）。

谷物总再生产等于每年回流到该产品耕作者的各项数额的总和，即

来自这部分土地财产的收入

①　魁奈这里无疑采用了重农主义通常的假定：一国的货币资财等于其收入。——米克注

尽管在静止状态下，即在当年收入等于上年收入的情况下，所有者、赋税和什一税吸收了全部纯产品，但是，如果一国的土地品质和领土有条件的话，还是存在一些能使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办法，虽然这些办法的作用是很缓慢的。[8]
（1）减少装饰性奢侈品，这可同比例增加生产阶级的支出。（2）适当利用农场主的原预付和年预付的利息，农场主以此可以进一步改进他的农业经营。（3）不断改进土地，使之再次达到良好状态。（4）耕作利润能够吸引新的富裕的农业企业主从城市来到乡村。（5）其他土地财产的改进和增加，可对一般繁荣多有贡献；（6）所有者收入的提高，应使他们能对自己地产的恢复和改进作出贡献。对农业恢复进程的这种论述，应能使我们易于理解，为什么在苏利氏治理时期要迅速和不断地增加预付了。

[1]
译自《农业哲学》，1764年版，第2卷，第315～330页。——米克注。米克说：“我在现存于法国国家档案馆的米拉波《农业哲学》（米拉波档案779号）3份底稿中，没有查到这份引人注目的《报告》；在米拉波的其他文档中也未发现它的草稿或相关资料。插在《农业哲学》第九章之后的这个部分很可能是事后想到的，我们还不能绝对肯定它的作者。不过，正如米拉波所说的，他发现　‘计算所需要的机械应用很令人厌烦’，可见他绝对不像是如此复杂　‘计算’的作者。米拉波的说法，以及所有的证据、风格及其他等等因素，都说明作者是魁奈”（摘自：米克编译著：《重农主义经济学》，第38页注）。

[2]
参看《百科全书》中“谷物论”条目。——原注

[3]
谷物收获量远低于这里设想的收获量。农业处于衰落状态时，占优势的是利用牛耕的小规模耕作。这种耕作的年预付大都用在草制品的消耗以及为耕牛预留的牧草上了，这些支出应当从12.64亿利弗尔谷物总产量的收入中扣除。还有其他一些靠用犁耕作的土地的产品，例如大麻、亚麻、马铃薯、甜菜、芜箐、甘蓝等等，所以，在12.64亿利弗尔的总产量中，实际的谷物产量也就是6000万塞蒂，这个数字与上述计算是相吻合的。——原注。本注释中的12.64亿利弗尔可能应是12.6亿利弗尔。——米克注

[4]
这里的“16亿利弗尔”可能应是“16.2亿利弗尔”。——米克注

[5]
实际上是2.62亿利弗尔。——米克注

[6]
这张表在一些方面同现代哈罗德一类模型有令人感兴趣的相似之处，可能需要作一些解释。它假定，所考察的9年期中的每一年的纯产品是6.72（单位：亿利弗尔，下同），它高于这9年期开始前的纯产品；而且纯产品的这个“第一增量”只能逐步地化为租金，每年更新1/9契约。该表目的在于表明，农场主怎样从这“第一次增益”的投资中获得纯产品的第二次增加，而纯产品的增加又将如何“进一步增加耕作者的财富、所有者的收入以及税收。”

假定新增纯产品6.72第一次出现在1761年，并在当年悉数为耕作者所得。他将其用于投资，并依照4：1的比例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于是原预付增加了5.37，年预付增加了1.35。假定这个新增年预付1.35用于生产时能“再生产100%”，即带来1.35新增纯产品。这个新增额的1/7缴纳什一税，但是余额1.15被假定留归耕作者处置，耕作者则将其投资于1762年（表中数字的微小误差忽略不计，下同）。

在1762年，纯产品“第一增量”6.72再次出现，但是这次它不像1761年那样全部为耕作者所得。按照假定，1762年会有1/9契约到期更新，于是6.72的1/9即0.75化为租金，只有5.98留在耕作者手中。这样，1762年他可用的投资额是5.98加上年余额1.15，即7.13。这个数额一如前例，按照4：1的比例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分别为5.72和1.43。与1761年以前相比，所使用年预付的总额增至1.43+1.35=2.78。这个新增年预付2.78用于生产时，再次“100%再生产”，新增纯产品2.78。这个数额的6/7即2.37照例归耕作者处置，并被投资于1763年。

表中一处重要偏差在这里变得明显起来。如果依照假定，1/9契约在1762年到期更新，那么，很明显，这2.37全部数额在1763年实际上不会留归耕作者处置，它的一部分会化为租金。事实上，如表最后一栏所示，租金每年都在增加。1762年的租金，不仅增加了上一段考察的0.75，而且有新增的1.35，这个1.35正是耕作者1761年的年预付超过1761年以前的年预付的那个数额。换句话说，在最后一栏中，魁奈似乎假定，由连续追加的年预付所产生的纯产品的连续第二次增量化为租金只有一年的时滞。这显得与以下假定不一致：（a）按照该表其他部分的假定，第二次新增纯产品会悉数为耕作者所得（更准确地说，少了总数的1/7），耕作者会将其用于下一年的投资；（b）假定每年有1/9契约期满更新。关于第（a）项指责，也许可以对表中最后一栏1.35，2.77，4.29……16.53数字的含义作不同的解释，从而为魁奈解脱，即不解释为1762年，1763年，1764年……实际的租金1.35，2.77，4.29…高于1761年以前的租金，而是说在1769年年底，所有契约到期更新之后，由纯产品第二次增量所产生的新租金是16.53。但是这等于说第9年以前契约没有更新，从而认可了第（b）项指责。可见，为使表完全一致，有必要基于以下假定重新构建这张表：每年更新1/9契约的结果，化为租金的不仅有纯产品“第一增量”的1/9，2/9，3/9，……，而且有由连续增加的年预付所产生的纯产品第二增量的1/9，2/9，3/9，……。这个结果与魁奈的表所显示的结果没有实质的区别。的确，第1栏和第2栏的数字到一定点会停止增加并开始下降；但是第3栏所显示的年预付的增加，最终达到的数字，预计可能会低于魁奈的16.53。换句话说，魁奈的表所说明的过程的本质并没有因为必要的技术性修改而受到影响。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表，但是假定，与纯产品的“第一增量”相区别的“第二增量”，直到第9年末之前都不化为租金。依此假定，耕作者1763年可用的投资额是2.37，再加“第一增量”6.72中没有在该年化为租金从而每年再投入的部分。因为另有1/9契约在1763年到期更新，只有6.72的7/9即5.24留在耕作者手中，所以，可用的投资总额是5.24+2.37，即7.61。租金与1762年相比预期增加0.75，换句话说，1763年的租金比1762年多出0.75，而比1761年前多出1.50（依照我们的假定，忽略了魁奈指出的相对于1763年新增的租金2.77）。耕作者将7.61可用投资额再次依4：1比例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所以原预付预期增加6.08，年预付预期增加1.52。年预付的总增量，与1761年以前相比，现在是1.52+2.78，即4.30。

这个过程依此方式一年一年进行下去，直至第9年末所有契约到期更新为止。此时，纯产品“第一增量”的全部数额均已化成了租金，由此而得的年租金的总增量（与1761年前相比）当然是6.72。依照我们的假定，由年预付连续增量所产生的纯产品的“第二增量”的总额，现在也化成了租金。因为在9年期年终，年预付将按我们的假定提高到16.53（与1761年前相比），这个16.53将加到第一个原因所带来年租金的增量上。租金将是6.72+16.53，或23.25，高于1761年前的数额。魁奈在文章的下一句暗示，年租金的总增量（或者更严格地说，年纯产品）将是15.63+0.75，即17.28。这显然是错误的：16.53代表1769年的租金与1761年前租金的差额，而0.75代表的则是1769年的租金与1768年的租金的差额。——米克注

[7]
“14.81亿利弗尔”是表的最后一栏下方括号中的两个项目之和，为什一税而少了不到1/7。参看上一脚注的最后一段。——米克注

[8]
在法兰西王国，当年预付能产生100%的纯产品时，谷物耕作纯产品很难超过12亿利弗尔，这意味着年产品总量约为30亿利弗尔（含费用）。如果一切条件具备，通过计算有可能对达到这一状态的时间得出某种概念。——原注

自然权利[1]

第一章　什么是人的自然权利

人的自然权利可以大体上定义为人们拥有适于他们使用的物品
的权利。

在考察人的自然权利之前，我们必须考察人自身的不同体力和智力情况，以及人与其他人的不同关系。如果在试图解释人的自然权利之前不研究这些问题，我们甚至不能了解什么是人的自然权利。[2]

哲学家们一直没有回溯到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这些初步的问题上来，因而他们提出的看法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他们中的一些人，以某些确定的理由，不承认存在自然权利；而另外一些人，则依据更多理由肯定了它的存在。他们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在一个生物和相同生物经历某种变化时，一个真理会排斥另一个真理，就像在一个有机体和相同的有机体的场合，一种组织会有效地排斥另一个组织一样。

有些人说，人的自然权利是不存在的。他们说得对。[3]

有些人说，人的自然权利是自然界教给所有动物的权利。他们说得对。[4]

有些人说，人的自然权利是确保人的力量和智慧的权利。他们说得对。[5]

有些人说，自然权利限于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他们说得对。[6]

有些人说，自然权利是规范所有人权利之根本的最高的法律。他们说得对。[7]

有些人说，人的自然权利是每个人有权无限地拥有一切。他们说得对。[8]

有些人说，人的自然权利是由默认的或公开的协议所限制的权利。他们说得对。[9]

有些人说，自然权利既不确保公正，也不确保不公正。他们说得对。[10]

有些人说，自然权利是正义的、最高的和基本的权利。他们说得对。[11]

但是，如果是对所有场合而言，他们没有一个说得对。

可见，在研究这个重要问题，即受理性支配的人的所有义务的自然原理时，哲学家们并没有越出不合逻辑的推论和不完整的论证。

没有力量和智慧的儿童，无疑也有生存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以自然界向父母昭示的义务为基础的。伴随这种义务的是一种自然的爱，这种爱对父母的作用比确立这种义务的自然秩序思想的作用更强烈，这使儿童的权利有了更有力的保障。然而，人们不可能不知道，这种由感情引起和保证的义务，也属于公正的秩序之列；因为父母所作的无非是把他们自己得自父母的东西转给他们的子女。与某项正义的权利相应的训诫都有合理的实质。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正义？我的回答是：它是经由理性之光所认识的一种自然的和至高无上的法则，它不证自明地决定了什么属于自己，什么属于别人。

如果儿童的父母双亡，没有任何其他求助对象的儿童，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他无行为能力的牺牲品，他不能享受这种自然权利，这种权利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一种相对的属性在相关物阙如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享用眼力在无光之处是不可能存在的。

第二章　人的自然权利的范围

人的自然权利不同于他的法律权利，或人为的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的地方在于，它是通过理性之光不证自明地被认可的，而且，这种不证自明的性质使它与任何的强制无缘；而被实在法所定义的法律权利，即使我们只是通过法律的简单暗示认可的，却因为对侵权的惩罚而要受到这种法律的约束。

这些不同的条件使我们看到了自然权利的整个范围，以及它区别于法律权利的特征。

法律权利常常会限制自然权利，因为人的法律不像造物主的法律那样完善，还因为人的法律有时要受不自觉的动机的影响，而其正义性并不总是被理性之光所认可，结果贤明的立法者不得不将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废除掉。各国不断采用大量矛盾和荒谬的法律明确地证明，常被采用的各项实在法背离了不变的公正的法规，背离了最有利于社会的自然秩序。

一些哲学家迷恋于每个人有权拥有一切
这样抽象的自然权利概念，他们把人的自然权利局限于人们彼此完全独立的状态；局限于人们之间的战争状态，从而为每个人提供确保无限权利的各种手段。这些哲学家声称，当一个人的一部分自然权利，即他拥有适于他使用的各种东西被契约或法律当局剥夺时，也就损害了他的一般权利；此人会发现他自己因其契约或强制当局而从属于他人。他已不再处于简单的自然状态或完全独立状态之下；他本人已不再是他的权利的唯一审判者；他被置于别人的判断之下。于是，他们认为，他已不再处于纯粹的自然状态，从而不再属于自然权利的范围之内。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一下每个人对一切的自然权利
这个抽象思想的空洞性，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确认自然秩序本身，我们必须把人的自然权利归结为对人能得以使用的东西的权利，
这样一来，这个所谓一般的权利实际上是极其有限的。

从这个观点来说，刚才指出的那种议论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诡辩和智力游戏，它与所解释的如此重要的问题是完全不相称的；我们很理解的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实际上应当归结为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所能分享到的权利。因为人对一切的权利
类似于一只燕子对空中飞舞的昆虫的权利，也就是说，这种权利实际上限于它通过自己的劳动或在它的需求驱动之下进行搜寻所能抓到的东西。

在纯自然状态下，可以把适合于人使用的东西归结为自然界自发产生的东西，而每个人只能通过他自己的劳动即通过他的努力，在这些自然物质上分享一部分，从而实现他的不确定的自然权利。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他对一切的权利只是一种理想；（2）他在自然状态下所能享用的份额，只能通过他的劳动获得；（3）他对适合于他使用的东西的权利，应该从性质和正义两方面加以考虑；因为从性质来说，如果不能确定实际占有，那么这种权利就是不确定的；从正义来说，因为它是通过劳动获得的，没有侵犯别人的所有权，可以确定这就是拥有了有效的自然权利；（4）在纯自然状态下，迫切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需要的人，不会浪费时间去相互争斗，这只会妨碍他们从事取得生活资料的活动；[12]
（5）自然权利，包括属于性质的和属于正义的在内，扩及人们可能发现彼此相关的一切领域。

第三章　人的自然权利的不平等

我们看到，即使在纯自然状态或完全独立的条件下，人们也只能通过劳动，即通过为取得需要之物所做的努力，才能享受到他们对所需要的东西的自然权利。这样，每个人对一切
的权利被归结为人们为自己所能取得的份额，不管他们以狩猎为生，或以打鱼为生，或以地上的天然产物为生。但是，为了进行这些努力并取得成功，他们必须具有相应的体力和智力，还要具备能使他们行动和成功满足需要的工具和手段。在纯自然状态和独立条件下，他们所能享受的自然权利是极其有限的。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以想见，在他们之间还不存在旨在相互帮助的合作，存在的倒是恃强凌弱的不公正。当他们进入社会，并能在他们之间为了相互利益达成协议时，他们就能增加所能享受的自然权利；如果社会制度根据自然权利的基本规律，可以不证自明地被确认是对人最有利的秩序，那么他们还能保证自己享受到全部的自然权利。

但是，考虑到个人不同的体力、智力以及其他条件，就会发现人们在享受人的自然权利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首要原理就是不认同正义和非正义；这是自然规律的安排；人类不可能洞察上帝创造宇宙的目的，或把握上帝为保护和发展他的事业而构建的永恒法则的意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解读一下这些法则，至少可以发现，实际的恶
的实际原因
本身，也是实际的善
的原因。雨使旅行者感到麻烦，但却能使土地肥沃；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地思考，就会看出，这些原因引起的善比恶要多得多，而且这些原因只是为善而构建的；它们偶然引起的恶，则是它们借以带来善的最重要财产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就是在与人相关的自然秩序中，这些规律只为善而结合在一起的原因：它强加给我们一项义务，即利用我们的深谋远虑尽可能地避免已经预见到的恶。

我们必须非常审慎地不要把那样一种恶强加到实际法则之上，这种恶所表现的是一种正义，是对破坏最重要的实际法则（它们是为了行善而构建的）行为的惩罚。如果政府背离了保障农业成功的自然法则，我们敢把缺乏面包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减少和穷人与不幸增加的事实，归咎于农业本身吗？

背离自然法则是折磨人的实际罪恶的最普遍和最一般的原因；即使有很多手段可以避免这些罪恶的富人，也会因其野心、感情甚至享乐给自己招来许多不幸，这只能怪他们自己行为不轨。这种思想很自然地使我们想到实际的和道德的罪恶的其他原因，它与实际的原因有所不同，这就是人们不恰当地运用他们的自由。自由是人的本性，人们总想把它扩大到它的界限以外，这在人们看来决没有错。即使由于人们不恰当地运用自由，造成了自我伤害，破坏了健康，丧失了财富，毁灭了家庭，人们也会抱怨自由之神没有给他们更多的自由，而不觉得他们自己有什么矛盾。[13]
他们得认识他们的行为不当；他们得学习适当运用对他们来说如此宝贵的自由；他们得抛开各种轻慢和不轨的行为，这是他们运用他们的自由时给自己招来麻烦的根源。他们从本性上说是自由的，有理性的，尽管他们有时不完全这样。因为盲目地缺乏理性地运用他们的自由，他们可能做出坏的选择；而理性的选择可使他们做出好的选择和明智的行动，使他们能遵循构建宇宙的实际法则行事。[14]

因此，实际的善和恶，以及道德的善和恶，都根源于自然法则。一切事物都有其不变的本质，以及同其本质不可分离的特点。其他法则会有其他的基本特点，但与自然之神赋予其作用的那种完美性较少一致。自然之神所构建的法则，如设想为一个整体，是正义和完美的，和它所设想的秩序和目的是一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法则和法规的创造者，因而高居于法则和法规之上。但是，它们的目的是行善，一切皆应服从于它们所设想的目的。有理智的人具备预期和理解它们的能力，所以能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避免任何违背至高无上的法则和法律的行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自然权利，这是大自然令人感激地赋予他的有利于他的各种能力，在大自然安排的条件下，他既不会损害自己，也不会损害别人；如果没有这种条件，谁也无法确保能够持续利用他的能力或者享受他的自然权利。这就使我们来到下一章。

第四章　从相互关系看自然权利

人可以从孤立和群居两种状态加以考察。[15]

如果我们把人放在相互之间不可能有交往的情况下加以考察，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必定整个来说处在纯自然的完全孤立的状态，他们之间没有如何正义与不正义的关系。但是，这种状态只存在于他单独一人生活的时期；要么就必须假定他同他的妻子一起生活在他的避难所，可是这就完全改变了他孤立状态的假定，因为他与妻子以及与由此而来的子女的关系，就会形成一个亲属、正义、义务、安全和相互扶助的秩序。

每个人在遭受痛苦时都负有自卫的义务，只有在他不能履行这种义务时才会受苦。这迫使他首先履行这个义务而不是其他义务。但是，所有与他相关的人在遭受相同痛苦时也都要履行相同的义务。最强者应当是一家之主，这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家长侵犯与他一起生活、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的自然权利，这就不是自然秩序了。在每个人享受自然权利时，存在着一种补偿秩序。[16]
每个人必须对家庭其他成员有利，必须按其能力为社会福利做出贡献，并按照与自然昭示的义务相一致、与合作制度相一致的公平分配秩序，接受家长的调节。每个人以不同方式对社会做出贡献，但是，一个人提供了服务就会减轻另一个人提供的服务；这样分配服务的结果，每个人能更彻底地完成他的工作；相互补充的结果，使每个人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几乎相等。因此，每个人应能完全享受他的自然权利，并同社会协调一致所带来的利益相一致；那些不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也应当分享这个特定社会能为他提供的福利。这些法则使他们知道自己该怎样生活，也指导着家长的行为，使自然秩序和正义秩序在社会中结合为一体。家长还应受满足、温情和同情心的激励，这也说明自然之神在为人设定法则时，就是要他们负起相互扶助的义务。

如果我们观察生活在群居状态下的人，他们之间相互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还没有任何的实在法把他们结合在君权之下，或使他们服从于某个政府，我们只能把他们看做是生活在类似人烟稀少地区的野蛮部落，他们靠地上的自然果实为生，如果他们侵入富裕的邻国，就有成为强盗的危险。因为在这些国家，他们不能靠农业或捕猎鸟兽为生，没有确保财产的监护权力。但是，至少对于个人的安全还是会有一些私下或公开的协议，因为在孤立状态下，人们彼此的担心会引起不安，但是对他们共同利益的关心，会使他们从对这种担心中解脱出来。每个地区的人经常见面，彼此习惯了相处，信任逐渐建立起来，相互帮助，通婚使他们更加亲近，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结成一个单独的部落，为共同防卫而结为一体；但在保证他们相互之间的个人安全、保证每个人对他们拥有和保持的住所和少量果实及工具的所有权的条件下，他们又有完全的自由和独立。

如果他们的财富更多更分散，或更有被掠夺的危险，则这种部落制度就不能确保他们的财产所有权。他们会觉得需要引进明文规定的或协议的实在法，需要君权迫使他们遵守这些实在法；因为单靠公德心很容易被侵害的财富，却可能诱发一些缺少公德心的同胞破坏别人权利的欲望。

因此，社会形态取决于每个人所拥有的或可能拥有的或多或少的财产，人们需要确保对这些财产的保护和占有。

因此，依赖或宁可说处在实在法和监护当局保护之下的人，能够大大增加他们作为财产占有者的能力，从而大大增加他们的自然权利的运用，而不是限制这种权利。

第五章　在君主统治下结合成社会的人们的自然权利

一些社会是君主政体，另外一些则是贵族统治以及民主政体。但是，结合成社会的人的自然权利的性质，不是决定于这些不同的政体，因为法律在这些不同政体下会有很大变化。决定臣民权利的政府法律，几乎总是会被归结为实在法或人为制定的法律。这些法律并没有构成自然权利的实质和不变的基础，它们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不可能据它来解释人们在这些法律下自然权利的状态。试图开始进行这种解释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法律和监护权不能确保财产和自由时，既没有任何正面意义上的政府，也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有的只是政府外表下的独裁和专制；实在法和独裁保护确保的是强者的腐化，损害的是弱者的财产和自由。的确，纯粹自然的状态也比这种暴虐的社会状态要好，后者经历了数不清的无序的变迁以及结构、权力和统治者的变化。这种事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以致专门研究这些变化的人彻头彻尾地相信，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秩序，即各种统治应当有其开端、发展、顶峰、下滑和衰亡。但是，他们还应当看到，这种秩序是极不规则的，这种转变是有快有慢的，有多少是整齐划一的，有多少是各不相同的，有多少受到了未曾料到的正面或负面事件的干扰，有多少是有计划的或偶然的，有多少归之于统治者的慎重或错误、鲁莽或无知以及明智或放纵的感情。无论如何，统治者应当从中得出结论，不良统治的不可避免性并非自然的不变的秩序的结果，不是统治的原型
的结果。

为了理解时间和空间的秩序，为了控制航海，保护贸易，必须观察和精确计算天体运动规律。同样地，为了理解结合成社会的人的自然权利的范围，有必要研究构成最好的统治基础的自然法则。这种统治是人们应该服从的；对结合成社会的人来说，它是最有利的自然秩序和实在秩序。

结合成社会的人应该服从自然法和实在法。

自然法是实体的，也可以是道德的。

我这里所谓实体法则是指：在不说自明最有利于人类的自然秩序下，规范所有实际事件运作的法则。
[17]

我这里所谓道德法则是指：在与不说自明最有利于人类的实在秩序相一致的道德秩序中，调节人类一切行为的法则。
[18]

这些法则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所谓自然法。所有的人和地球上的一切权力都得服从上帝创造的这些最高法律的支配。它们是永恒不变的，无可争辩的，也可能是最好的；[19]
因而它们构成了最完美统治的基础，也是所有实在法的基本规律。因为实在法不过是有关不证自明最有利于人类的自然秩序的行政管理法则。

实在法是由最高当局制定的各种可靠的法律，旨在设置行政管理秩序，确保社会安全，督促遵守自然法，维持和改善国民的风俗习惯，调节国民在不同情况下的个人权利；在不同观点和信念引起疑问的场合，决定实在秩序；在公正分配上做出决定。
但是，构成其他一切实在法之基础的原始实在法，是私人和公共教育自然秩序各项法律的制度，
它高居一切人为立法、各种民法以及政治的和经济的及社会行为法律之上。没有这种基本制度，统治和人的各种行为就只会变得失常、黑暗、混乱和无序。因为不理解自然法应是人为立法的基础并支配着人的行为，所以，也就没有关于正义和非正义、自然权利、实在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不证自明的知识；不懂得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问的区别，不了解国家盛衰真实原因的本质；没有关于道德的善和恶的不证自明的知识，不了解支配者的神圣权利及其服从社会秩序命令者的义务。

因此，自然立法在于阐明自然法，而自然法则构成了这样一种秩序，它对结合成社会的人不证自明可能是最有利的，或者我们也可以简单地说，它对君主是最有利的，因为实际上对君主最有利就是对臣民最有利。只有理解了这些最高的规律，才能保障帝国持久和平与繁荣；一个国家越是更多地应用这门科学，就越受自然秩序的支配，它的实在秩序也就越正确。在这样的国家不会制定不合理的法律，因为政府和人民立刻就能看出它的荒谬。

社会的基础是人的存在，以及提供给当局保卫他们所必要的财富。如果制定的实在法违背再生产的秩序，违背王国土地财富每年有规律地流通，这就只能是无知使然。如果理性之光照耀政府，那么，所有有害于社会和君主的实在法就会消失。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通过研究自然法则加以实现、扩大和完善的理性。单纯的理性不比兽性高出多少；理性的本质仅是一种能力和秉性，凭着这种能力和秉性，人们能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凭着这些能力和秉性，借助于知识的帮助，人们可以为自己带来实在的和道德的利益，这对人的本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理性对于灵魂，犹如眼睛对于身体：没有眼睛就不能享受光明，没有光明人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单有理性还不可能告诉人们该如何行动；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获得他所需要的知识，并且通过他的理性去运用这些知识，使其行动得当，为自己带来需要的好处。无知是人在没有教养和孤立状态下的一种原始属性；在社会中无知是最为有害的缺点。在社会中无知甚至是一种罪恶，因为人以理性求索时，应当将自己的层次提到荒蛮状态之上。在社会中，就无知所引起的罪恶的性质来说，还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罪恶：因为无知恰是人类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以及不顾造物主、永恒之光、最高理性，以及一切善行的首要原因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卑鄙可耻的最一般的原因。

但是，受到启蒙和指导的理性，对自然法则不证自明的知识已经理解的理性，就会变成实现可能最好的统治所必要的法则，遵守这些最高法律将会大大增加人的生活以及维持监护当局所需要的财富，监护当局保护着结合成社会的人的财产权和人身安全。

因此，不证自明的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的拓展，是同人们自己努力遵守可能是最好的法律的程度成比例的，这些法律构建了对结合成社会的人最有利的秩序。

这些法律对构成人的自然权利一部分的自由丝毫没有限制；因为这些最高法律的利益显然就是自由最佳选择的目标。人们在理性上不可能拒绝遵守这些人们应当遵守的法律；否则，人们的自由就会变成既有害于自己又有害于别人的自由。那只能是疯子的自由，在良好统治之下，社会的实在法必定会对这种人加以制止和救助。

[1]
本文首次发表于《农业、商业、财政杂志》1765年9月。标题是“Observations sur le Droit Naturel des Hommens Réunis en Société”，同年发表的另一个版本标题为“Le Droit Naturel”；该文稍有改动收于杜邦的《重农主义》一书。现据《魁奈和重农主义》，巴黎，1958年，第2卷，第729～742页译出。——米克注

[2]
关于自然权利的某些讨论类似于哲学上关于自由、正义和非正义的争论：人们一直试图将这些相对的属性理解为似乎是绝对的实体。但是，除非我们将它们与它们必然依赖的相关性结合起来，我们就不能对它们获得完全和确切的概念；没有这些相关性，它们就只能是理想的和无效的抽象。——原注

[3]
参看本章末尾的例证。——原注

[4]
这是朱斯提尼安的定义。同其他定义一样，有一定的真实性。——原注

[5]
参看第三章的例证，第五章的注释。——原注

[6]
参看第二章例证及注释。——原注

[7]
参看第四章的例证。这个命题稍加发挥就是我所采纳的命题。——原注

[8]
这是柏拉图著作中诡辩学者特拉西马克的体系，因霍布斯而复活；霍布斯之后又被《自然权利和政治学原理》一书作者再次提出。第二章有对此命题的描述和反驳。——原注

[9]
参看第五章的例证。——原注

[10]
这是单独一人在孤岛上的情形，他对该岛产品的自然权利无所谓正义或非正义的问题，因为正义和非正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此，当没有一个人居于别人之上并指使别人时，就不可能存在。参看第四章开头。——原注

[11]
参看本章之末和第四章开头。——原注

[12]
有一个谚语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它可被用于生活在纯自然状态下的任何人：“如果你需要它，就去追求它，无人让你止步。”这个法则也适用于动物：它们处在同样情况下也不会相互争斗，因为这会妨碍它们通过努力获得食物。——原注

[13]
“更多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否意味着可以更加恣意妄为，即更加不顾动机地任随其意愿而行动呢？不。因为这种不管不顾的独立性如果达到极端，就会使这种意愿处于一种无关紧要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由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使用“更多的自由”这个词。这个词与不合理动机所支配的意愿这种状态也甚少千系。这两个极端圈定了自然地使用自由的范围。

自由是同有效与合理动机相关的一种能力，它能使彼此平衡和缓和下来，并呈现出各种矛盾的利益和吸引力，这些利益和吸引力或多或少可用理性和关心加以解释和衡量。这种深思熟虑的状态存在于许多行动中，在这些行动中，通过内心反省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实现了自由。但是，为了对自由得出更准确的概念，我们不要将心智的深思熟虑状态与意志的最终行动混同起来，这种意志是简单的、明确的，并会多多少少加快达到自由的目的。或多或少做出实行自由行动选择的从来都完全不是自由的行动，且是某种意愿的绝对的决定。

这些观察对于任何一个不太注意思想方法的人来说都是熟悉的。接下来我们可以向那些否认存在自由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他们能否确定他们从来没有深思熟虑过？如果他们承认他们深思熟虑过，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问：他们为什么要深思熟虑？如果他们承认这样做是为了选择，那么，他们就是承认在动机和决定之间行使了一种智力。它们在实际存在这种能力的问题上是一致的；至于争吵名称将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在这个名称之下，我们不能把相互矛盾的条件结合在一起，即一些条件能够同样引起所有的现存的动机，另一些条件则会使动机不复存在，因为这种条件排斥了来自偏好、选择和决定的各种理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称之为自由的那种能力的所有实验和用途，总之，所有的基本性质都不会存在了；那个名称也就成了不可思议的抽象，犹如棍棒没有两端一样不可思议。如果为了使人自由而剥掉了人的意志的所有决定的原因，那也就抹去了这个意志；因为每个意志行为都有某种希求，所希求的这种东西本身又引起了某种意愿。因此，破坏了动机也就破坏了自由本身，即破坏了能够解释和衡量与人的意志一致的对象的能力……

不再详述这个谬论了，让我们就此作出结论。我们看到，只有明智之人才关注改善他的自由。其他人总以为，当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他们就完全自由了；他们十分在意的只是掌握增加他们选择层次的办法，但是，这不可能扩大他们的自由，只能扩大他们对自由的轻率利用。只有一种食品供某人食用时，他只能在吃与不吃之间，还有吃多吃少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如果此人面对20种食品可供选择时，他就可能将自由选择扩大到所有的食品上，选择对他最有吸引力的，而且对他选择的食品也可吃多吃少。缺乏教养的人所关注的是不断扩大利用他们的自由，无节制地满足他们的情欲，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就迫使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制定刑法，以遏制放纵享用自由的行为。他们将通过影响他们的各种动机来扩大他们的自由，使他们彼此平衡，激励深思熟虑，这可以说是自由的或深思熟虑的积极工具。这种自由或深思熟虑可以通过限制轻率和无理地利用自由的动机而得到扩大。——原注

[14]
狂妄行为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和程度；但是，任何一个大脑结构有病而狂颠之人也要受实际法则的支配，这种法则不允许他们做出最好的选择或者随心所欲地行动。——原注

[15]
此为米克注。

[16]
此为米克注。

[17]
此为米克注。

[18]
此为米克注。

[19]
对人最有利的自然秩序，对其他动物不一定是最有利的；但是在人的无限权力中包含着使其命运尽可能好的权利；这种优势源于人的理性；理性则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因为人的理性是自然之神赋予的，自然之神通过形成宇宙的秩序中由他制定的各种规律来决定理性。——原注

答M.X.先生[1]

（关于工商业利益和所谓不生产阶级生产性等）

先生：

刊登在贵刊9月15日那期第156页上的短评，成了很值得加以认真争论的话题。M.X.先生在这个短评中，与其说是对《经济表》的原理作了解释，不如说是对它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你在反驳这些专门的特殊的议论时提出的论点，在我看来，至少可以与他相匹敌。我很希望你自己或者其他人撰写一本《试论价格》，这个计划其实在你的议论中已经提出来了；我觉得这对结束目前这场争论是必要的。但在这部尚需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完成的著作问世之前，我认为预先给予M.X.先生一个答复还是很有用的。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使我坚信他在向你发表他的短评时，想的只是探求真理；我在回答他时也怀有同样的愿望。现在就从引用你的短评开始，其中包含所提到的问题。

你说，依据《经济表》，“生产阶级
包括从事获得适合人类享用之土地产品的劳动的一切人。这些劳动以产品在第一手售出而告终。通过销售，这些产品或者作为原料转到不生产阶级手中，以生产这个阶级的产品，或者作为商品转到商人手中，再运到或转售到消费地。在第一手销售之后，经过转运商或于不生产阶级
成员的劳动，商品的价格提高了，但这并不是财富的增加；出现这种增加仅仅是因为要对不生产阶级成员的劳动予以补偿，这要从进行第一手销售的产品的价格中支付。对不生产阶级成员支付的这个报酬，或者来自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或者来自事先规定的生产阶级
交给不生产阶级
的生产费用额。因此，这项报酬愈少，留给国家和人民的收入额就愈多，这或是由于报酬的减少使第一手销售价格下降，或是由于它使产品本身份额减少。生产阶级从当年产品第一手销售中所获得的数额，是该年再生产财富的尺度。工商业不能使财富增加到这个界限之上，相互贸易的农业国总是受这个规律的支配。没有哪个国家会把自己的财富给予其他国家，交换是等价的。因此，商人的活动不会增加这些国家的财富；从事商业和工业活动的费用不可避免地使产品价格上涨，但是商人相互支付了这种涨价。费用增加了，但补偿这部分费用的财富并没有增加。商业费用增加所引起的价格上涨，对于在相互买卖中彼此补偿这些费用的国家来说，不会变成财富的增加。在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中，每个国家只有在它完全卖出的条件下才能购买；因此，相互买卖会使它们的财富回到交换贸易之前各自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它们的财富水平应当有所降低，因为每个国家都要支付其他所有国家的费用；但是，要知道，它们要相互补偿这些费用，结果导致它们同时回到过去的财富水平。这是假定它们同样注意自己的利益，不然就得假定它们依次是欺骗的牺牲品，但对我们来说结果还是一样。无论如何，进行大量手工业品贸易的国家得不到好处，尽管它们的费用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仅仅是对生产这些制造品的费用的补偿；用于这些产品的费用不会导致财富的增加，用于生产产品的费用也不例外。只有生产才能保证纯产品，而纯产品不仅要养活以支出为生的消费者以外，还要以其余额养活其他消费者。这就是《经济表》所说的支出进程，这也是从事经济科学的学者们之间发生很大争论的对象。”

刊登于去年11月贵刊的论文作者，却不想在这种看来对立称呼的意义上区分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
。在他看来，通过对购买者的销售价格，在这些阶级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循环的生产联系，这种联系使它们双方同时得利。《经济表》中所谓生产阶级实际上仅仅生产了产品，但并没有使它具有成为财富的价格。他说，只有《经济表》中所说的不生产阶级，以其对生产阶级生产的产品的购买，才使它具有销售价格，《经济表》的所有计算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只是不生产阶级的这种购买，才使国家财富得以形成；因此，这个阶级不是不生产的。毫无疑问，把生产阶级概念局限于从事第一手销售者，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产品只有销售了，这个阶级才能获利。因此，我们不能说不生产阶级有负于这些产品。不生产阶级显然与其他阶级一样也是生产的，因为只有通过它才能使从第一手销售的产品形成销售价格。因此，（《经济表》的）生产阶级的界限只划到了生产土地产品的劳动完成之时，而没有划到来自第一手销售的这些产品销售之前。然而，只是到这个界限之前，生产阶级才生产了它能生产的一切；而它在第一手销售时能够卖出从其生产中引出的价格的，却是所谓不生产阶级。因此，所谓不生产阶级与生产阶级一样，也是生产的。

这一番议论看似极为合情合理，富于技巧，令人信服，也好像完全改变了对《经济表》计算的解释。但是，如果问作者，按照他的理解，不生产阶级究竟生产了什么，他该怎样回答呢？是不生产阶级向生产阶级购买产品所支付的货币吗？但是，众所周知，不生产阶级是通过事先售卖了它的产品才获得这些货币的，它不生产货币。此外，大家知道，不生产阶级在售卖时总想尽可能地获得更多货币，而在购买时则尽可能地少支出货币；因此，该阶级会尽可能促使购买产品的价格大为降低，而尽可能促使出卖价格上涨；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之所以成为生产者，不是作为购买者，而是作为出卖者，它是形成财富的出卖价格的创造者。依照这种观点，因为促使形成了出卖产品的销售价格，才是生产的和生产的阶级。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奇谈怪论：价格绝不是由买者和卖者的利益支配的。在买和卖时，这些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因此，卖者和买者，个别地看，绝不是产品价格的创造者。认为个别来看的不生产阶级，是生产阶级所生产的产品的出卖价格的生产者，这种说法是不可理解的谬论。大家都知道，产品市场价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它的稀缺或丰富，以及卖者和买者之间或强或弱的竞争。因此，产品的实际价格在产品售卖之前，甚至在完成第一手销售之前就形成了。

在《经济表》中，对生产阶级所引起的产品的售卖价格，正是以不生产阶级本身在完成自己的购买之前就要服从的这个绝对价格为基础来计算的。实际上，农场主在签订向所有者在租赁期间支付租金的契约时，就是根据一周年所形成的价格来定的。不应把这个计算基础看做是应当推翻全部经济制度，重建新制度的结果；
这个看似崭新的体系其实同土地一样古老。作者想摆脱困境，继续强调说，不生产
阶级至少促成了向生产阶级购买产品销售价格的形成。但是他应当注意到，不生产阶级
不能促成这种价格的形成，就像生产阶级
不能促成向不生产阶级
购买产品价格的形成一样。因此，购买的双方是平等的，双方的作用最终导致价值与相等价值相交换，而这种价值，正如我所强调的那样，无论从哪一方来看，在交换以前就存在了，因而在交换中什么也没有产生。因此，不生产阶级
在向生产阶级购买时，没有创造
这个产品的任何价值；生产阶级向不生产阶级购买的情形，也是如此。这两个阶级在同一程度上依次是买者和卖者，服从于同样的条件和同样的交换规律。作者也许认为，我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生产阶级之所以作为卖者是生产的，因为它所出售的产品的价值甚至在它出售之前就存在了，因此这里发生的只是等价交换。但是，这涉及应当把再生产产品的价值和纯粹的费用支出的价值加以区别；这些费用不能成为产品，而且它们的补偿，在不借助自然产生的财富再生产进行的情况下，只是作为一种新的、单纯的费用支出，而不是作为产品来补偿了。不生产阶级在自己的销售中能出售的只是用在支出上的单纯费用的价值。无疑，专门用在支出上的费用与生产无关。同样，只能出售这些费用价值的不生产阶级，不能制定售卖产品的价格，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无疑会有人问，售卖自己产品的手工业者，例如，出卖一双鞋的鞋匠，难道不是将制鞋的原料以及他自己的劳动连同这双鞋一起出售吗？难道该劳动的价值，不是决定于满足他及其家庭在他生产这双鞋时所必需的产品和商品的价值吗？这里显然存在的只是消费，而完全不是生产。人们会争辩说，难道这里不是生产了一双鞋吗？
不。这是因为，如果你将制作这双鞋的原料同这种劳动的方式加以区别，你就会发现那仅仅是将原料加工成一定的形式；而鞋匠劳动的价值仅由他所消耗的食物费用所构成。如果你问鞋匠，这种方式值多少钱？他会回答说，它值制作鞋的劳动。工人在任何时候说的都一样，应当支付给他的方式、劳动和费用；这些说法对他来说不过是同义语。也许还应当说，这个劳动至少生产了他为了这项工作和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但是，我们不想滥用名词到这种程度，竟然把消费和生产等同起来。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生产是财富的再生产，而简单的消费则是财富的毁灭。把这两种对立的观念结合在一个概念里是困难的，这样做充其量只能得到一种十分复杂的、需要加以发挥以免造成误会的概念。对工人如要准确地加以表达，就应当说他挣得了
生活资料，而不是说他生产了生活资料。但是，这里没有发生不生产阶级对生产上所使用的原料的生产吗？
这需要仔细加以考虑。

手工业者没有生产他的制成品的原料，这是不难指出的；他购买原料并将它加工成产品。从这方面来说他是一个转卖商人；他的转卖所得或是来自产品购买者，或是来自原料售卖者。在后一种情况下，原料售卖者由于产品售价降低是要遭受损失的。总之，这里不存在生产，只有最终的买者或最初的卖者的费用支出。但是，难道原料没有从手工业者对它的使用中获得销售价值吗？例如，生产亚麻布的织工如果没有使用亚麻，亚麻还有什么效用？还有什么售卖价值呢？

应当承认，在这种抽象的场合，亚麻完全可能没有任何价值，而耕作者也就不再生产它了。但是，生产亚麻的土地不会没有任何用处的，因为能生产亚麻的土壤，也能生产其他高价值产品；甚至不需要任何不生产阶级成员加工制造的产品，例如黑麦、葡萄酒等。耕作者向购买他的这种或那种土地产品的人出售产品，至于生产什么产品，对他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只要土地经营有利可图就行。即使某种产品的价格由于不生产阶级进一步加工而提高了，同时耕作者也扩大了这种产品的生产，这种产品的价格暂时仍不能同其他产品的价格相比较。由此可见，原料经不生产阶级加工而提高价格，是不能持久的。但是，难道生产多种产品不会使土地耕作更有保证更有利可图吗？而且，某种有用产品生产得越多，难道不是使财富相应增加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说点什么的话，那就是把土地用于各种不同的有利可图的作物，也不可能增加产品总量。土地品质各不相同，只有耕作不同作物才能保证土地经营有利可图，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除了预计用于生产奢侈品的原料以外，
还有多种多样的产品适用于各种不同品质的土地。由土地产品提供的生产奢侈品的原料是极少的；如果不再制造这种奢侈品了，为其提供原料的土地仍会被用于耕种其他作物。我说的是生产奢侈品的原料，
因为在所有由耕作生产了很多财富的国家，任何时候也不会短缺生产所需要的原料。

只有需求是勤劳之父；需求促使手工业者从事劳作以取得生活资料；需求还促使所有有购买能力的人去获取自己需要的产品。政府不必劳神费力强化促使人们从事劳作的动机，因为不生产阶级的存在总是同国家财富保持着适当的比例。我说的是同国家财富成比例，
因为不生产阶级什么也不生产，工作只是为了需求，它只有在生产阶级所生产的财富的基础上才能生存。但是，如果需求如此强烈，使人们只有从事工业和转卖商品的劳动才能生存；如果不生产阶级的劳动一般地不如生产阶级的那样繁重；如果不生产阶级把人们吸引到城市，而城市里的居住条件又比农村的好；如果古代谚语eati qui haurbes bitant（住在城里是幸福的）无疑仍然是对的，那么，不生产阶级就必定是人数最多和最富裕的国民了。如果所有这一切是真的，那么，对这些想法就不能不予以更多的思考了，即这个阶级大大扩大了它的劳动和工业；它使用了相当多的原料来生产它的产品；对原料的这种使用扩大了生产阶级为它提供的产品的销售，提高了这些产品的价格。从这个观点来看，不应当将这个阶级完全看做是不生产的。我们首先要指出，即使从这个观点来看，也应当注意到，它也不可能使自己的产量增加到它能销售的数量以上，它销售的规模只能同生产阶级劳动每年再生产的国民财富数量相适应；如果它使从生产阶级购买来的原料的价格提高了，那么，它也应当使制成品的售价作相应的提高，从所观察的角度来说，这其实只是财富的虚假增加。同时，向生产阶级购买的原料，在借助大量土地产品所获得的产品中只占极小一部分，因此，它的价格的微小变动，对国家每年再生产的财富总额不会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影响。

公正地说，从这个一般的规则中，应将对农业有很大利益的羊毛加工排除在外，羊毛价格低廉对生产阶级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不仅取决于不生产阶级，而且，同样取决于它在制造纺织品时如何节约地使用奢侈品原料。但是，即使假定不生产阶级所用的原料价格上涨，促进了后来的加工制造，也不能认为通过在国外销售前面提到的这些产品而大大增加了财富，因为不生产阶级以自己的劳动所生产的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本身，就会阻碍它在国外的销售。因此，原料涨价只对这样的国家有利，即这些国家没有方便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市场，产品的销售只有依靠工业才能得到保证；即使对于这样的国家，也不应该把手段和原因混同起来。但是，对于不得不诉诸这种手段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幸的；而对于具有对外贸易方便而不需要此种手段的国家来说，这是幸运的。后面这种国家的产品价格水平总是太高，使不生产阶级难以在国外销售中竞争，因而它不得不满足于国内贸易。

有一个论点不断被人提起，并被认为它最终证明了工业具有很大的生产性。但是，如果我们对它加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它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能证明的东西与人们希望的正好相反。人们以为，国内消费者越多，土地产品的价格就会越高，越会使它具有财富的性质。因此，国内从事工业的人数越多，消费者也就越多。诸如此类。在方法上，我们拒绝它的大前提，我们只需指出，不要说有更多的消费者，
而应该说更发达的消费。
任何时候都不会缺乏消费者；然而大多数消费者没有能力消费他想消费的东西。只能吃黑面包、喝水的人吃不上白面包，喝不起葡萄酒；想吃肉的人吃不起肉；衣衫褴褛者不是不想穿好的；没有劈柴取暖的人想买劈柴，等等。总之，缺乏的常常不是消费者，而是消费能力。显然，不生产阶级用在制造奢侈品和购买外国原料上的费用和个人劳动节省得越多，用在新产品再生产上的储蓄劳动和费用就越多，就会生产更多的一般消费品，特别是食用品。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更大量消费的空间，因为有了更多可供消费的产品。因此，消费者人数的增加，仅仅是增加了大量消费的可能性；只有各种农产品才能增加消费、收入、人口和国家的实力。但是，财富和消费越发展，越是感到需要不生产阶级的服务，而这个阶级的业绩是同它们所能得到的资金成比例的；要增加这些资金，显然就得靠生产阶级的成员，靠土地耕作的纯产品所有者即土地所有者，靠国家和有权获得什一税的人。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手工业品，促进了交换，也大大扩展了消费。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削减了不生产阶级过多的支出，甚至不生产阶级本身也扩大了；财富和消费品的丰富自然也增加了消费者人数，于是有人认为，以牺牲生产财富的费用和劳动为代价，把劳动和财富花费在不会带来新财富的工作上，也能增加财富额和消费者。这种议论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证明，不生产的
阶级对生产阶级
增加了很大的麻烦，而绝不是给它和国家带来好处。没有什么可以说明，有比这个阶级的不生产性更好甚至更多的不生产性。事实是，用于制作、搬运和运输等等方面的费用增加得越多，给生产阶级带来的负担就越重。但也不能说，由于削减所有这些费用而使不生产阶级的人数越减少，消费者
的人数就会越减少。因为生产阶级的劳动由于削减不生产阶级而增加得越多，它所能支持的消费者
人数就越多。因此，使生产阶级繁荣和国家富裕的不是工业。使不生产阶级发展起来，并使国家强盛和人口增加的，只是生产阶级和该阶级所生产的财富。

至于说作者为了证明商业的生产性而谈到它的用途，他所能说的同他对运输产品需要的道路所说的不会有什么两样；他当然要证明这样一种论点，即道路带来了收成。以对现成思想的故意歪曲，能向不习惯于分析的人证明一切。他说，如果国家对谷物出口不加保护，谷物就会贬值，等等。
只要假定对在路上跑的大车缺乏保护，即可轻易指出作者议论中的滑稽可笑，这样也就省得我们反驳他了。

商业出自物品的交换，这些物品是已经存在的，并且具有相应的彼此相关的销售价值。此外，还应存在交换的需求，没有这个条件，也就没有交换或商业；所有这一切都存在于交换程序之前。交换或商业不会产生财富，所以进行交换是什么也不能生产的；之所以需要交换，是为了满足需求，需求是交换的现实原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单纯的需求和生产的需求区别开来。如果说生产的需求是必要的，那么，也不应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必要的就是生产的。杂乱无章是诡辩的避难所，破除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分析。

[1]
魁奈的这个《答复》写于1765年11月，并于同年发表于《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后收入《魁奈经济学和哲学著作》1888年；重印于《魁奈和重农主义》，巴黎，1958年。首次俄译文发表于1896年出版的《摘录》，译者A.B.格尔布诺夫，编者A.H.米克拉舍夫斯基，我们对该译文重新作了编辑和校订，转载于此。——俄译本注

关于商业[1]

第一次对话（摘录）[2]

M.X.：
我的朋友，你仍然坚持认为，商业、技艺和手工业是不生产的职业。
然而你又不能不承认，如果自由竞争在商业、技艺和手工业中居于支配地位，那么，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竞争会迫使他们满足于国民为其服务支付较少的报酬。因此，你就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将商业放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加以观察，它能够提供
或者生产利润。这里没有必要研究“生产”
或“提供”
的确切含义；大家同意说通过商业、技艺和手工业获得了利润，也就是同意说商业、技艺和手工业不是不生产的。
简单来说，这就是我现在以最简单的方式提出问题时所坚持的观点。实际上，总不能强调说，提供
利润能够用不生产
一词来表示，总不能说提供利润是政府的特征，要知道政府只能通过商业、技艺和手工业才能试图保证给国民谋利。

M.H.：
我高兴地看到，我的朋友，您终于领会到了观察我们的问题所涉及的观点。但是，在你所谈的情况下，使你感到惊奇的利润不能归于商业；同样也不能看做是人所共知的商人的功劳，不能看做是简单的交换的结果。你如此看重的利润只能归于储蓄，由于有这些储蓄，才有第一手售卖者和购买者——消费者的支出，即转卖商业的支出；获得这些支出只能通过商人之间的完全竞争，而竞争迫使他们满足于较少的报酬或利润。因此，你所说的利润，简单说来，不是别的，它只是第一手售卖者和购买者——消费者预防性的损失。这些预防性的损失不是通过商业而得到的真正产品或财富的增长，如果把商业仅仅看做是与转手支出无关的简单交换，或与转手一起的简单交换的话。相反，你可以看到，给转手增添了负担的商业总要昂贵一些，而且转手愈少，负担就愈少。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应当尽可能地避免这些负担，但这些负担不可能是财富的源泉。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商业无非就是价值与相等价值的交换，所谓商业支出只是沉重的负担，它难道不是不生产的吗？

M.X.：
不过，我认为，我的朋友，你至少承认将产品从一国运到另一国的商人——转卖商之间的自由竞争，会使价格过低的国家的价格提高，使价格过高的国家的价格降低。因此第一手商人在前者获利，购买者——消费者在后者获利。商业因此而获得了双重的利润。你怎么能说它是不生产
的呢？

M.H.：
请停一下，我亲爱的朋友，你这里把各国之间自由贸易的影响，同贸易本身的影响混为一谈了。贸易不过是具有售卖价值的某种产品，同另一种具有相等价值的产品相交换；交换就其纯粹形式
来说是没有盈利也没有亏损的，简单地说，竞争双方都没有输赢；尽管有些原因会压低一方的价格，抬高另一方的价格，使竞争的某一方遭受巨大损失，但这些原因可以同商业完全无关。价格过低，第一手售卖者吃亏，价格过高，购买者——消费者吃亏。因此，消除了这两个国家不等价的原因，也就避免了价格过低国家的第一手售卖者损失的可能性，也避免了价格过高国家的购买者——消费者损失的可能性。但是，所出现的这些价格的平衡只能保证双方避免损失，决不会创造任何真正的产品。这种平衡的价格不会增加产品量；它只是影响价格不相等的原因失去作用。从这个观点来说，商业本身简单地说是不生产
的行业。当然，毫无疑问，在你所列举的转运产品中防止损失是必要的，就像海洋本身对通过海路转运产品是必要的一样。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说转运和海洋就是生产，那就是把这里所说的条件和生产产品以及能使产品在商业中流通的原因混同起来了，或者把上述条件与在商业以前就已经出现和常常存在的价格的原因混同起来了，商人的核算是要同这种价格相适应的……

M.X.：
我想向你提出一个新的反驳，可能显得更合适些。如果生产阶级只是通过商人竞争而获得自己产品的销售价格，那么，公平地说，正如你多次强调指出的那样，就不能说这个阶级在它销售自己产品时是生产的。相反，它在这个第一手销售中是不生产的，
就像不恰当地称呼另外一个阶级那样；但是，这个阶级实际上不是不生产的，因为在购买它的第一手销售的产品时，它是在出售自己的财富。

M.H.：
……价格的形成总是在买卖之前。如果买者和卖者之间国竞争没有改变什么，那么，价格就是由商业以外的原因决定的。如果这里的竞争改变了什么的话，那也仅仅是与消费者的需求有关。

商人之间的竞争不会引起别的什么变化，只能使各国之间不同的价格相等化。过低的价格会依靠其他过高价格而被提高，结果会接近于一种一般的价格，好似使不同的尺度归结为一种共同的尺度，却不会增加被衡量的产品数量一样。在所考察的情况下，可以说不生产阶级
对生产阶级
什么也没有增加，因为在商业行为中所花费的一定数额的货币，此前由于其他完全不同的原因早就存在了，不应当将这些原因与在类似情况下发生作用，却不会增加原先已经存在的货币数额的那些简单条件混同起来。

转售商业所能做的也是改变价格，其目的在于获得生产阶级
支付给它们的工资。普遍竞争使生产阶级得以避免损失，却使它们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相冲突，商人和手工业者总是企图低价买进。因此，不生产阶级绝对不会关心如何保证生产阶级的利润，而这个阶级支付了所有的费用，也试图避免这些费用；相反，不生产阶级常常在价格上弥补这种损失，生产阶级的竞争能够避免这种损失。

只有通过需求给予生产的价格，生产阶级
才能以耕种土地的劳动再生产每年的财富。通过这种价格，生产阶级才能补偿自己再生产财富的费用，支付所有者的收入，支付国家和有权获得什一税的人，还支付不生产阶级
的全部费用。（照这样说来）我们所说的这个（不生产）阶级似乎消失了，它不再由生产阶级
不断再生产的财富来支付了。生产阶级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独立生存；不生产阶级
则不能仅靠自己的不生产劳动生存，它需要立即从这种劳动中停止下来，以便最好去从事耕种土地，或者去寻求土地产品，这些产品是以自然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所必需的。整个工业局限于生产某些产品，以满足其生产工人的需要，或者某种特殊的不可避免的需要……

[1]
魁奈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农业、商业、财政杂志》，1766年6月号。19世纪40年代，叶夫根尼·德尔将其收入《　主要经济学家选集》一书。1888年重新发表于奥古斯特·翁根的《魁奈的经济学和哲学著作》。1958年重新发表于《魁奈和重农主义》。

唯一的俄译文发表于1896年魁奈《书摘》（A.H.米克拉舍夫斯基编，A.B.戈尔布诺瓦译）一书，我们对照原文对该译文作了一些校正，在此重新发表。魁奈该文对于理解重农主义的某些方面，特别是正确地反对重商主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魁奈认为商业是等价交换，因而没有也不会带来剩余。魁奈有力地强调说，交易中没有发生财富的增长，因此从事商业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他试图在商业以外去寻求商业利润的来源。所有这些思想都是正确的和深刻的。它们是伟大的科学成就，在认识经济实际及其发展规律方面前进了一大步。然而，这些正确思想却被魁奈关于农业以外的其他所有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的教条搞乱了。魁奈从这些教条出发，不仅否认工业劳动的生产性，而且否认运输业劳动的生产性。他在这里的第二个错误还在于，他将商业利润归结为工资。但他在有的地方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向商人支付这些“工资”的是生产阶级，也就是说，商业利润是来自作为唯一生产性劳动的耕作者的劳动。——俄译本注

[2]
该对话中的M.X.与M.H.相当于“第二次对话”（译自英文本）中的H先生和N先生，其中M.H.和N先生一样，代表重农主义者，M.X.和H先生一样，代表质疑者。该文篇幅很长，但在论证魁奈的重农主义基本观点方面不如“第二次对话”那样集中和深入；而且依照米克的看法，从对当今经济学家是否特别感兴趣的角度来说，也不如“第二次对话”重要，所以他没有将此文收进他的英译本。我们这里摘译了反映魁奈基本论点的最有代表性的几个段落。——中译本注

关于手工业劳动[1]

第二次对话

H先生：
在上次对话中，我们只限于讨论你把商业归入你称为不生产
阶级的理由。但是，这个被你称为不生产
的阶级，与你称为生产的
（你把生产的意思局限于从土地上产生的财富）阶级相对照，必须包括其他各种不是直接用于生产这种财富以及第一手销售它们的劳动和服务。我承认，按照你的分类，把它们归入一个简单的一般名称而不是你所选定的名称之下是困难的；因为，贸易、科学、艺术、行政工作、军职、仆人、游手好闲的食利者，甚至乞丐，表现了如此多种多样与最严格物质意义的生产相关的对象、服务、劳动和职业，以至于我想象不出任何一个一般的能同这一切相吻合的名称。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发现难以接受你的分类和你为了表达其意而用的名称。在我看来，你把土地所有者和你称为生产的和不生产的阶级区别开来是完全不恰当的。

N先生：
你应当记住，我的朋友，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是通过彼此连接的流转过程在运行。这些不同的运动必然相互联系在一起这个事实，意味着要对它们加以理解、辨别和解释，只有借助于抽象概念，这种概念不会引起物理世界中任何的调节和失调[2]
，除了特殊和局部的方式以外，它也不会把任何东西包括进这个复杂的网络。在这里每一种关系只能通过原因和结果加以说明；我们辨别出的差异越多，我们越能简单地得出不多几个原因和结果；借助于这种因果分析，我们就可以在不忽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连接的情况下，通过它们在一般自然秩序中的不同功能，对它们的各个主要部分得出一个清晰的图画。在这里，我们限于分析对在社会中结为一体的人们最有利的物质世界，对人们的促进公共福利的职业加以全面解释，并且基于最引人注目的不同原因和结果对它们加以区别，以便把它们归入到基本的主要阶级之下。只有借助于这种抽象，我们才能解释和评价不同阶级的人们和社会秩序中的工作之间的相互关系，给予它们最切合其功能的名称，以便用确切的措词详尽地表述我们的经济科学。

生产
或再生产概
念在这里构成了区别公民主要阶级的基础，它被限定在如此严格地归结为现实的物质界限之内，以至于不能再认同日常语言中使用的庸俗表述。但是，不应当要求自然秩序去适应只能表现混乱和含糊不清思想的语言；而应要求这种表述同对自然秩序的确切理解相一致，其特点要受到现实的严格制约。

我注意到，在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
之间依照这种方式存在的区别，在你看来不可能在它们之间存在任何其他阶级，因为在正负之间，在生产阶级
和不生产阶级
之间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在所有其他关系都被排除的情况下，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在现在的场合你能很容易看出：（1）土地所有者不作任何预付，完全不从事耕作，所以不可能将他们列入生产阶级，
然而，使土地耕作得以开始所必要的最初预付是他们提供的，他们的遗产仍需他们花钱维持，因此又不能把他们与不生产阶级
混为一谈。（2）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一个中间阶级的收入和支出的媒介来实现的。因此，这种社会秩序必然要以公民的这个第三阶级为条件，他们奠定了最初耕作的基础，他们是耕作的保障，他们作为所有者
分配纯产品。

特别应当从后一方面来考虑这个混合
阶级同其他两个阶级的关系；其他两个阶级之间的交往是它们同这个阶级交往的结果。因此，要想明确和不间断地跟踪社会秩序不同部分之间相互交往的过程，必须从一开始就了解所有者阶级
的特点。厘清这种特点决不会给你的思想带来混乱，相反应能使它变得统一和有序起来。

H先生：
如果我也把生产限于土地产生的财富上，那么，事情可能就像你说的那样。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一直把手工业者的制造物品看做是真正的生产，尽管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许多旨在取消这种生产的论文。

N先生：
没有人想让手工业者通过劳动制造物品的生产消失；你无疑看到了这种物品还在生产。但是，你应当知道，你说的那些论文所谈论的并不是这种生产，即手工业者赋予他们物品中的材料以各种形式的那种简单生产，而是指财富的真正的
生产。我说真正的生产，
因为我不想否认在手工业者创造物品所用的原材料上增加了财富，他们的劳动实际上增加了他们物品中原材料的价值。[3]

H先生：
亲爱的朋友，你在这里所承认的，在我看来恰是有利于我的结论性的观点，因而我相信我们之间不必再进一步讨论下去了。但是，这种承认同时也使我产生了一种怀疑，使我不能完全放弃最早吸引我得出我的观点的那些先入之见。因为我不能想象你会就此打住，满足于这第一个论证，你无疑想借此论证就完全抛开那些庸俗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无用的，只能使问题变得混乱。但是我得承认，我不知道这种论证会把你引到哪里去。

N先生：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认为我想把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庸俗观点抛到一边，那么你就错了：这不是解决我们之间争论的最便捷途径。恕我直言，我相信影响着你的正是这些观点，而且，要不是我一开始就指出这些观点之间的矛盾，[4]
要你准备提防他们已经引导你陷进的那种流行的谬误，你还会继续以此观点同我争论。你声称，做了一双鞋的鞋匠增加了财富，因为这双鞋的市场价值大大超过了鞋匠所用皮革的价值。可见，市场价值给了产品以财富的性质；于是你相信你可以由这个事实引出一个不可反驳的论据，它能支持认为鞋匠的劳动构成了生产的观点，因而也就是维护了真正的财富生产的现实。

H先生：
按照你自己的原理，这个论据都不是决定性的吗？如果这是些你要我提防的庸俗观点，那么，我认为，正好相反，我倒是要提防一些迷人的诡计使我陷于困境，尽管我不会放弃追求对我来说极为明显的真理。

N先生：
看来，我没有错：我相信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仔细审查一番这种庸俗概念，而你却认为我要把它排除在我们的讨论之外。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其他任何理由可用来支持手工业者劳动能生产财富的观点；这是你提出并坚持的一个论题，如果不是我一开始向你提到这些看法，并指出通常用于表现它们的语言是模糊不清的，你还会再提出同样的看法。但是，亲爱的朋友，不用担心我想骗人，想用某些诡计使你陷于困境。我建议我们能坚持进行完全公开的讨论。我相信，我们如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走得更远，你就能发现更多熟悉的园地，就会对通向我们将要到达目的地的道路愈发感到惊奇；因为你对这条道路是很熟悉的，而且好几次都快要走到我们将要到达的地方了；但是你对你所看到的各种不同事物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我们必须将财富的相加
即把各种材料相互结合到一起，与财富的生产
区别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原材料
和在此前现存消费物品上的支出相结合
所带来的这种增加，与财富的产生和创造
即构成新生财富的更新和实际
增加区别开来。[5]

对财富的真正增加和虚假增加不加区别的人，每当论及手工业者所进行的所谓财富的生产时，就会不自觉地陷进持续的矛盾之中。

他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在手工业产品制造上节省的成本或工时越多，而又不引起任何损害，则这些节省由于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而变得更为有利。然而他们又相信，手工业者的劳动所进行的财富的生产，在于增加了这些物品的市场价值。这些矛盾的思想共存于同一个头脑之中，彼此不断冲突，但却无人觉察到这个矛盾。

花边织工的价钱高的劳动，增加了花边的原料线的市场价值，于是有人得出结论，织花边的劳动生产了增加的财富。对画出价格奇高的画的画家的劳动也被认为是这么回事；因为付给艺术家和手工业者的报酬越高，它就显得生产得越多。

一瓶饮料只值1苏，
而制造它的原料值1苏的1/4：
这瓶饮料的制造者的劳动是这个原料的4倍。因此，这里是财富的生产，它增长了大约3倍。于是，在你看来，如能发现一种方法，能在一年内利用两个人的劳动制造这瓶饮料，这将是很有利的；它如能在两年内使用四个人的劳动就更好。你还告诉我们，如果发明了一架机器，能够不花任何费用或者费用很低地织出漂亮的花边和画出精美的图画，这就非常不利了。事实上，印刷术的发明引起了关于减少了作家劳动的严重论争，然而，经过周密考虑之后，印刷术还是被完全接受了。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能够的话，请将你的思想同这些矛盾协调一下吧！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通过手工业者的劳动进行所谓财富生产的问题就不值得再予以注意了。

H先生：
我的朋友，你没有认识到，在生产阶级
的劳动问题上，你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在这种劳动上不是也想尽可能地节省吗？我们是否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它不是生产的
呢？

N先生：
谈话中难免有离题和绕圈子的情况。

我亲爱的朋友，看来你是想用另一个困难来绕过这个困难了，不过这另一个困难立即可以解决。但是，还是先让我们最终解决一下所谓通过工业劳动生产财富的问题。我想你不会再坚持把这种生产同手工业者、艺术家、建筑者、手工艺人、企业主等给予他们的物品以某种形式的生产混为一谈了。你还有其他论据用来支持你的观点吗？

H先生：
我完全明白，我们不应把来自手工业者劳动的财富的生产与他们的物品的生产相混同，或者与由于劳动成本而加于其上的价格增长相混同，劳动成本事实上总是与工人所需生活资料的支出不可分割的。但是，这种支出本身恰是手工业者的工业所带来的财富生产的结果，因为只有这种支出才引起了土地产品的销售和维持了它们的价格。按照你的意见，产品在第一手销售时的市场价值给了产品以财富的性质，这个市场价值还是土地年产品的财富的尺度。我所说的这种支出扩大了消费，增加了购买者之间的竞争，因而提高了产品价格，增加了国家每年财富、人口和消费。归因于工业劳动的财富的真正生产就存在于这种循环之中。

N先生：
关于你刚才所说的循环，你遗漏了相当重要的一点，这一点能让我们知道它的起源和大小。你认为它能进一步扩大到超过作为国家每年支出尺度的每年再生产吗？相反地，你没有看到这个尺度限制着支付给手工业者劳动的支出，因而就调节着这些手工业者能够向生产阶级支付的消费吗？

不说自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能有的只是财富没有任何增加的循环，是受到国家每年支出总额调节的循环；这个总额等于土地每年生产的财富总额。因此，艺术家和手工业者的劳动不能扩大到超过国家能够用在这方面的支出的比例，该支出应当同国家每年的总支出额成比例。

因此，这种劳动不可能增加国家每年消耗的财富，因为它本身要受这种财富数额的限制，而财富额只能通过农业劳动，而不是通过投入手工业者的劳动的支出来增加。因此一切支出和财富的起源和本源是土地的肥力，土地产品只能通过这些产品本身才能增长。只有土地给耕作者提供了这种预付，耕作者则使土地更肥沃，以便生产得更多。手工业者对此所能做的只是制造一些耕地所需的工具，在没有手工业者的情况下，耕作者就得自己制造这些工具。不管是谁，不管劳动者遇到什么情况，土地都应当事先生产出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出这些生活资料的并不是他们的劳动。生活资料的消费也是什么都没有生产，因为消费只是毁灭掉土地事先生产的财富。劳动者企图增加劳动以增加他们的工资或消费，这是要落空的，因为他们的工资和消费不可能超过他们今天可得到的为他们自己、为耕作者、为组成国家的其他所有成员的消费所需的产品。

所以，你应当注意到，调节产品价格的不是手工业者的需求，这些人只能以其得到的工资进行支付。决定产品市场价值的是对产品的需求和产品的质量本身。

H先生：你不是不知道，我的朋友，有些物品的价格大大高于它的成本的价值，例如，大画家的作品以及杰出艺术家的其他作品。

N先生：你还可以加上政府赋予特权的那些艺术家的作品。因为你所说的这些艺术家享有同样的特权，他们的人数少，他们之间的竞争不会迫使他们压低他们的劳动价格，以惠及购买他们作品的人。但是，不要将这些人的劳动同那些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多费用才能学到手的职业的劳动混为一谈，因为你在计算这些物品的价格时，常会忘记把这些高昂的费用算进去。

H先生：
拿手工业者多年劳动制造的这些物品（例如建筑、家具、图画等）来说，它们不也是国家总财富的一部分吗？对其所有者具有市场价值的这些物品，不表现财富的真正再生产吗？这些所有者肯定为它们支付了，但他们可以将它们再次卖出；购进和售出所呈现的总是双方的财富，因为这是具有一定价值的这种财富，交换另一种具有相等价值的财富。懒人的支出能产生这种财富吗？

N先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这里所说的财富的生产只是财富的保存。购买这些物品的人的支出，不是为了直接消费，而是为了长久享受。但是，就这里支出的双方来说，任何一方的支出都不会比另一方的支出更有利；你以为用于直接消费的物品（例如日常生活资料）的支出的利益较少，但这些物品比其他物品更不可缺少，因而也更受偏爱。既然如此，你怎么能向我们证明一位画家的劳动比一位面包师的劳动生产得更多呢？我承认高价的图画代表了更大的财富，因为画家能让图画购买者为他的劳动支付很高的价钱。如果不是因为劳动的这种高价，那么，尽管这幅画值得赞美，但它也只能代表较少的财富。如果没有发明一种方法能以较低成本通过雕版和印刷复制图画，那么漂亮的图画也会卖出高价。你认为这些物品价格的降低意味着国家财富数量的减少吗？相反，价格的这种减少对国家不是有利吗？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支出增加享乐并使之随心所欲地变化吗？支出的真正目的不就是把享乐扩大到消费支出和生活资料支出上吗？我想，你会同意说，经济行为的理想境界在于以尽可能低的支出获得尽可能多的享乐。
但是，你所说的通过手工业者劳动进行的真正财富生产变成了什么呢？

H先生：
唉！我的朋友，你对你的思想解释得越多，我在你的经济学中发现的矛盾就越多。它不是教导我们说，财富是通过支出生产的，而每个人的支出都可以看做是对别人有利地使用吗？可是，另一方面，它又告诉我们说，经济行为的理想境界在于尽可能地减少支出。
在我看来，按照你的原理，这个理想境界意味着王国繁荣和人口的毁灭。我知道，就我的个人利益而言，我想以小支出获得大享乐，而且每个人都会这样想。但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矛盾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如果自然秩序在它发展的道路上不设置障碍，也就是说，如果个人利益本身不能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防止自我毁灭的话，它也会自我毁灭。人们的目光是这样短浅，贪心又这样强烈，如果他们不能通过迫使其盲目走向公共福利的必然性，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彼此调整到正确的轨道上，他们就会继续走上歧途。你提出的美好准则，即以最可能小的支出获得最可能大的享乐，
不也是受个人利益驱使的吗？

N先生：
我还应该增加别的东西，我的朋友。因为我不仅要求尽可能少的支出，
而且还要求尽可能少的令人不快的劳动和尽可能大的享乐。
在我看来这种愿望在人们中间是普遍的。能够合法获得这种利益的人能够尽其所能地从中获利，同时又不会给公共福利带来损害。手工业者必须工作以获取生活资料，而支付给他们的支出额总要比对他们劳动的迫切需要更加有限。富人们凭借他们的财产成为支出的分配者，他们以这些支出支付工人工资；如果他们自己工作，挣回他们以此方式支出的花费，[6]
他们就会对工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他们自己去从事令人不快的劳动，就会伤害他们自己，因为这意味着减少了他们的享乐。令人不快的任何事情都是对满足享乐的背离，他们将不能以尽可能少的支出取得尽可能多的享乐。
然而，同样不错的是，为了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要利用竞相提供劳动的人相互竞争的优势。[7]
我说利用这个优势，是指以便尽可能节省开支，尽可能扩大享乐。不过，节省也是有限度的：所有的劳动都离不开支出，而人们从事劳动也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竞争的确能降低劳动的价格，但是，一个人为了满足他的需要，不能不通过劳动取得报酬，这会强制性地阻止竞争所造成的劳动价格的随意下降。因此，以尽可能小的支出得到尽可能大的享乐
这条公理，受着自然秩序中至高无上的君主和不可违抗的法则的调节，而这种秩序对社会中相互结合的人们是最有利的。如果你能彻底了解经济学原理的相互关系及其运用，你就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矛盾了。

H先生：
即使就国内贸易来说，我同意你的这些原理，但你的原理对构成国际贸易一部分的手工业商品也是对的吗？

N先生：
可以说是一个部门，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分支；但说的是贸易，而不是生产。

H先生：
你的回答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笼统的概念，似是而非的公理和形而上学——几何学
的抽象法，这就是你在讨论中同不像你一样行事的人进行辩论时常用的花招。如果你说得明白一点，你就会像别人一样承认，我们这里说的是工人的商品的售卖和生产，而且只是工人的劳动产生了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

N先生：
我的朋友，你觉得我的回答抽象，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完全清楚地理解，这些商品的市场价值是由原料本身的价值和工人在生产期间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组成的，工人反复进行的这种市场价值的售卖，实际上不过是将已经生产的东西转卖出去。[8]
你的目的是要我相信转卖就是生产吗？我要反过来说你的想法是极为奇怪的了。

H先生：
我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完全真诚地相信，有利的转卖就是生产。

N先生：
如果我再次对你说，贸易只是以价值与相等价值的交换，因而就价值来说，交易双方既没有损失也没有得利，你又会说我用一般的公理来作答了。

H先生：
被归结为一般公理的这个贸易定义，只是一种未曾考虑大量相关现象的抽象，在贸易过程中，实际获利的是交易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或者双方都得利。你把制造业主看做是转售他们已经生产的商品的商人，这从我们正在争论的问题的角度来说没有离题；[9]
但是我坚持认为，因为他们的售卖，他们又是我们产品的买者，因为他们在转售贸易中，他们会把他们劳动期间所消费的本国产品的价值卖到国外。

N先生：
你能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对我来说，我从这种贸易中所看到的只是价值与相等价值的交换，看到没有生产，甚至通过流通也能使这种交换有利于交易中的这一方或另一方，或有利于双方。事实上，总是应当假定对双方都有利。因为双方能享受的只是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的财富。但是，这里出现的只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一种财富同另一种具有相等价值的财富的交换，因此完全没有财富的真正增加。

H先生：
因为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在没有交换的条件下，他们就不能获得只能在交换条件下才能得到的财富，所以让我们把这个说法用到手工业品的对外贸易上。工人们把他们的产品销往国外而赚了钱，他们用这些钱购买你的产品以维持生活：他们通过这种贸易得到他们的生活资料，对他们来说这是很有利的；他们把得自国外的钱用于购买你需要出售的产品，对你来说这也是很有利的。

N先生：
我要卖和手工业者要买的产品，在我卖之前和手工业者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们绝不是从我们的买卖或这些产品的贸易中产生的，这种贸易决没有生产出我需要售卖的和手工业者需要购买的东西。

H先生：
这个回答令人失望。我们正在谈论的不是你所说的生产，而是另一种生产即财富的生产，一种可交换的产品是与其市场价值成比例的财富。购买者对产品市场价值的贡献与售卖者一样多。手工业者通过向国外销售产品而获利，如果这种利得与其销售量成比例，并提高了你销售给他们的产品的价格，那么，他们就是财富的生产者。

N先生：
你又提出了我们先前已经充分讨论过的问题。那次讨论表明，可交换产品的价格既不取决于买者，也不取决于卖者。如果取决于买者，买者不会促使价格上涨，因为以最低价格购买是他的利益所在；如果取决于卖者，那么唯有他才是他所售卖产品市场价值的生产者了，因为只有他对按最高可能价格售卖感兴趣。然而，买者却不得不以高于对他有利的购买价格购买，而卖者也不得不以低于他感兴趣的价格出卖。因此，存在着决定价格的其他决定性条件，迫使他们在成交时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的贸易绝不是财富的生产，也不是他们交换产品的市场价值的生产，因为商品与支付它的货币在交换前就已经有价格了。

H先生：
我像你一样承认这个真理。但是，我说我们的手工业者从他的外销中获利越多，他能购买我们的产品就越多，你同意这个说法吗？购买者之间的更大竞争是产品市场价值上涨的原因之一；于是我们的手工业者与外国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就变成了增长的财富的生产，或我们产品市场价值的生产。

N先生：
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的手工业者从外销中获利越多，
他们能购买的就越多；而且，在贸易产品缺乏市场的国家里，这可能是一件需要给予一定考虑的事情。但是，在对外贸易无障碍的地方，这个优势就会恰当地消除掉你所说的那个微不足道的源泉，因为它不会引起贸易国中流行的一般价格的任何变化。在这种场合，你的意见就把两个矛盾的说法结合在一起了。手工业者的竞争会使购买有所扩大，但它不可能引起产品价格提高，因为这种效果总会被另一种竞争所抵消，即被与对外贸易相关的进口所抵消，进口增加是销售增加引起的，而销售增加又是我们的手工业者购买的增加所引起的。所以，价格的提高要受到售卖者之间竞争的限制，它总是与同购买者的竞争成比例。另一方面，如果手工业者的花费更大，他们产品的价格将提高；外国人会发现购买它不再有利可图，我们的手工业者在对外贸易中将不再拥有竞争优势。我相信你不会采取关闭港口的荒谬措施，以阻止土地产品贸易，从而为我们的制造业者提供低廉生活费用；你太关注我们产品的销售了，以至于没有觉察到这种愚蠢措施的种种不利之处。因此，你的反驳无非是一套互不相容的条件。

H先生：
我懂得自由贸易的一般优势；但我确知你不相信完全的自由竞争应当扩大到手工业品的对外贸易上。因为不能怀疑，如果我们的手工业者将他们的产品销往国外，对我们是不利的；从外国手工业者那里购买产品也是不利的。

N先生：
我不理解你这种安排的微妙之处。你想做一个工业制成品的商人，但你又认为商人的销售是不利的。在手工业者产品的市场价值以及这个对外贸易部门的优势问题上，你完全改变了先前的观点，因为你相信购买外国手工业者的产品是不利的。如果这真是不利的话，那么外国还会购买你的手工业者的产品吗？你的贸易部门在我看来是非常靠不住的，因为要进行贸易至少必须有两方面。

H先生：
我们手工业者高超的技术和才能，促使外国购买他们的产品。

N先生：
你在这里拥有明确的特权，可是这种特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吗？你真的不认为，由于各国拥有各种不同风味的物品，会提升两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吗？不认为只有通过自由竞争才能扩大这个贸易部门吗？如何将这件小事处理好，随你怎么想；但是，它是不会再来打搅你了：De minimis non curat praetor。

H先生：
但是，在我看来，你很少让只有通过贸易才能获得的货币来找你的麻烦。

N先生：
你不知道，我对它确实很少考虑，我更关注的是国家的繁荣。因为当你富足时，你不会觉得需要货币，你已经有了替代品。还记得我们的一个朋友吗？他很富有，但他完全没有货币，却购置了大量土地。没有货币不是他购置土地的障碍，他用有价证券很快就购买了土地；而且通过他的富裕债权人的有价证券的媒介，他可实现大笔的支付，其中只有一次用现金。

H先生：
雇用我们的同胞不是比雇用外国人更值得吗？

N先生：
是的，雇用同胞更合适，只要在支付劳动报酬时没有任何损失；否则，不仅雇用外国人合适，而且使用能够有利地替代他们的牲畜，甚至机器，也是合适的；由此而获得的利润能增加可支配财富，这种利润总能转化为该国人民的福利。

H先生：
为了节省成本，人们宁愿使用马和机器，而不雇用人，这不会使我们的货币流到国外。使用的马会消费饲料，这对饲料的销售是一种贡献；马本身就是商品，买卖马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如果雇用萨瓦人，而不是雇用王国的居民收割庄稼，他们就会把我们支付给他们的货币携出国外，这对我们农村的居民是一种损害；我们应当雇用他们，他们会将他们的报酬花在国内，这样，我们的货币也就不会流出国外了。如果我们购买外国手工业者的产品，即使他们的售价低于从我们的手工业者那里购买的价格，对我们同样也是一种损害。我在这里提出的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外国商人相关的不同意见，已经多次向你提出了，但是在我看来你一直没有给予确切的回答。

N先生：
铸币是流通于各国的工具，如同它在各国居民中流通一样；货币通过贸易往来而流出和流入各国，除了作为买卖中介方便流通之外，它没有其他作用。因为交换的最终目的完全不是货币。在用货币交换的场合，基于价值与相等价值的交换，我们就能不受损失地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想买的东西总是比货币更重要。我们在交换中买卖，为了方便交换，货币总是出现在买卖之间。货币在任何国家不会感到短缺，除非那个国家不进行可移动商品的交换。因此，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货币，而是可用于买卖的对象，因为交易双方希望得到的利益只存在于这种交换之中。的确，它们用货币表现价值，因为货币是表现可交换物品的价值的尺度；但是它们知道得很清楚，大部分的交换，首先是最重要的交换，是在没有货币居间的情况下进行的；支付的承诺，只要有可靠的担保和背书，即可在交换中被接受，如同用货币进行交易一样，尽管没有货币，交易双方也不会遭受任何损失。一国在交换中的利益不是同货币捆绑在一起的，而是它能从交换中得到多少利益。因此，在使用货币的场合，让我们抽象掉货币，以便集中关注通过使用货币所能获得的利益，这种利益使货币能继续在各国之间和每个国家的居民中间流通。

H先生：
你的论证似乎很有理，但是它决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在假定条件下，当萨瓦人从我们这里拿走货币时，在我看来，要做出抽象货币是很难的。

N先生：
为什么我们要把货币给他们呢？

H先生：
因为在收割庄稼时，我们更愿意雇用他们，而不是雇用我们农村的居民。

N先生：
为什么我们更愿意雇用他们呢？

H先生：
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劳动支付的报酬较低。

N先生：
这样一来，农民不是可以减少他们自己的开支吗？

H先生：
是的，但是，这会对我们农村的居民造成损害。

N先生：
这个回答是很含糊的。你还不如说，因为要忘记这些节约花费而获利的人，所以花费的如何节约对于已经从这种花费的支出中获利的人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双方的利益，我们就必须决定，我们是否应当用一方的损害去补救另一方的损害，或者允许完全自由支出，以符合花费支出的人的利益。自然法则是赞成后者的，因为合法地处置他的财产是他的事情。另外，我们应当注意到，节约支出并不意味着支出的绝对损失，它不过是使支出的分配有利于从中得利的人，也有利于按照他们的利益分配这些支出的人。如果从已经节约的支出中得到其他好处，如果从事支出的人从这种节约中也得到了好处，那么，你会发现这对社会绝对是无害的。如果它对一些人有害，那么它对另一些人就有利。对于以工资为生的人来说，工资是根据分配给他们的支出来分配的，所以，工资的分配与支出的分配是一致的；没有政府操心，事情也不会失败。因为这肯定不是政府的事情。为此，能够调节的只是自由地选择岗位和职业。

H先生：我必须说，我的朋友，你的回答很符合你的一般原理，但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证明，在萨瓦人将其工资携出国外的情况下，国内仍会有相同数量的支出用于支付国内靠工资为生的社会成员。我还要说不会有相同数目的支出了，因为萨瓦人把挣的钱在萨瓦就花掉了。我非常愿意抽象掉流向国外的货币，但是我不愿意忘掉从我们的同胞手上拿走的工资。

N先生：
你的强词夺理打断了为消除你的不同意见而作的解释。不过，这至少也明确显示了仍然需要澄清的困难，并让我们回到支出的源泉问题上，而支出本身又是工资的源泉。一切支出和工资最初都是由耕作者和所有者分配的，因此，他们能够用于支付的财富量增加得越多，他们投入流通的工资就越多，他们为国王增加的收入就越多。我们一定不要忽视这两种情况。可是，你现在关注的只是如何将用支出来分配的所有工资保持在王国之内，却没有解释如何使用支出才最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但是，如果你注意到，耕作费用的减少，在不损害耕作本身或者还可能使之扩大的情况下，就表示了所有者和国王收入的增加，而这种增加又说明保障国家繁荣富强的可支配支出增加了，这就向你显示了必须计算在内的两个要素，其结果将消除你的困难。

如果说宁愿雇用萨瓦人收割庄稼有什么好处的话，那么，这种好处就意味着耕作成本的减少，收入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可支配支出的增加；另一方面，如果耕作成本上升到损害收入，那么，国家和人民都完全不能补偿这种损失。因为成本的支出肯定不是可支配的支出。的确，成本的支出分配工资，但是，可支配支出也分配工资。即使成本支出的减少更多来自工资的缩减，而不是来自可支配支出的增加，你也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工资的缩减对国家是不利的。因为可支配支出以更有利的方式得到了使用。当耕作成本减少时，由于成本支出的节约而得到的利润，自然会被耕作者用于扩大他们的经营，这将会增加产品和收入。实际上，这里发生的不是支出的减少，而是收入的增加，后者会使工资大大超过萨瓦人压低劳动价格之前的水平。从节约成本的第一时刻起，拥有巨额可支配财富总额的国家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加稳定。

这样，我们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使用耕畜和机器、修建道路、利用河流和运河运送产品的问题上了，采取这些办法的目的在于减少支付给人们高额的工资成本和避免这些高额工资，其结果是增加收入，即增加可支配支出，它们使国家富足并以工资形式分配于国内。

成本支出虽然提供了工资，但绝不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富足，以至于可以不怕变穷，任由人们挥霍与享乐。因为成本支出一旦被指定用于工资，就不能随意挪作他用，否则就会使劳动停顿，除非有其他方法可以代替这种劳动。这使我们又回到了如何使成本节约最多，而又不损害国家财富每年再生产，并使这种再生产增加的问题；只有这种再生产才能提供各种支出，增加享乐，保障国家强盛。因此，你可以看到，你的不同意见使我们在同一个圆圈中不停地绕来绕去，它反复证明了你的意见的荒谬。因为它将扩大到通过压低消耗土地收入的工资来节约成本的各种方法上。人们从你的观点上可以得出结论，整个国家都应该从事增加成本支出的工作，而又不增加财富每年再生产，不为可支配支出预留任何收入。

H先生：
你至少会同意这一点：手工业者和你所谓不生产阶级
的一切支出，会返回耕作者阶级手中；而且，正是这个支出维持着土地的价格。你也是根据这些产品的价格来计算耕作者的收入和所有者的收入的。简而言之，计算你所谓每年来自土地再生产的财富。
但是，如果没有市场价值，即如果它们不能交换具有其他等量价值的财富，我的意思是说，不能交换除了原料以外的由手工业者劳动每年再生产的财富或产品，你能赋予它们一定的财富量吗？在这种交换中，两边可被称为财富的任何东西之所以被称为财富，只是因为它们相互之间是以等价的财富支付的。因为手工业产品是被支付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产品构成财富。农业产品也是被支付的，它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成为财富吗？你能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之间找出什么区别呢？即使你能找出一些区别（事实上，区别总是有的，甚至在同一种类的不同个体之间也会存在区别），在我们都同意的特殊条件对双方基本相同的条件下，你又能从中得出什么与我们正在争论的问题的要害相关的结论呢？

N先生：
我已经向你说过，所有这些论据都是依据模糊不清的语言提出来的。我要是也使用这种语言，我就会像你一样地说：手工业者的物品是产品，这些产品构成财富，手工业者能以其支付农业产品。但是，请允许我提醒你，不生产阶级
的所有成员，虽然都取得了报酬，[10]
但完全不制造任何物品；甚至乞丐和小偷，不可能被认为是生产财富的，也会以他们为自己弄到的货币，以等价的财富交换农产品。另外，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手工业产品构成财富
的比例越小，我的意思是，在生产和提高它们价格的支出上节约得越多，对于用土地产品交换这些财富的人来说，这些自然财富使他们担负的负担就越小。不过，我的朋友，你还问我，我能在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找到什么区别，以至于能使我得出前者不代表财富真正再生产或创造者的结论。这些区别我们刚才已经论证过了，并且在我们之间用不同角度的观点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讨论，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

H先生：
你总是说不生产阶级的当事人必须得到支付，以便他们能够支付他们向生产阶级购买的产品。我们在这里陷入了恶性循环，因为我也说不生产阶级当事人自己也必须支付，以便他们能够得到支付。两方面的每个人都被支付，每个人也都要支付。

N先生：
不错，不生产阶级当事人要支付他们向生产阶级购买的产品：你如果愿意的话，甚至还可以说，这些购买对于产品的销售和价格会起积极的作用。但是，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用于支付他们购买产品的同样的货币，也被他们用于支付他们自己的工资？你这不是假定货币在单一的交易行为中被用于两个目的吗？[11]
因为不生产阶级当事人用以支付他们购买产品的货币，是在价值与相等价值的基础上与生产阶级交换来的；不生产阶级从生产阶级中所得到的与生产阶级从不生产阶级中得到的一样多；你却声称不生产阶级以其用于购买产品的货币为自己支付工资，其结果是，它在与生产阶级交换时，既得到了它买的商品，又得到了它支付商品的货币。这岂不是意味着生产阶级把商品白白送给它吗？在这种情况下，不生产阶级就不能补偿自己了，这同你试图向我证明的东西是矛盾的。

毫无疑问，你的意思是：不生产阶级在价值与相等价值的基础上以货币与生产阶级交换后，这些货币就属于生产阶级，生产阶级反过来用这些货币向不生产阶级支付，以取得后者的服务和物品。在你看来，这就是货币所经历的循环或循环过程，货币从一个所有者转到另一个所有者，而所有这些所有者处于相等的基础上，[12]
互相以货币回报对方。

但是，这里所谈的不单是货币问题，因为被消费的不是货币；我们还应该对不生产阶级消费的产品说些什么，这些产品是生产阶级每年再生产出来并卖给不生产阶级的。我们还要指出，说生产阶级把它们从不生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货币返还给不生产阶级，这是不对的，因为生产阶级是把货币交给土地所有者的，以支付它们应该支付的收入。因此，货币的循环与你所说的循环是不同的：它不是在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之间简单和反复地沿着一个连续循环移动的。此外，如我已经指出的，我们不应当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货币循环上，否则，我们就会忘记我们的主要目标，即通过生产阶级的劳动每年再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分配。

于是，可以再次撇开货币，只考虑实际上能够没有货币干预而进行的分配。生产阶级能以其产品本身来支付它们从不生产阶级那里所得到的服务和物品，以同样的方法支付所有者的收入；所有者又可以产品支付不生产阶级的工资，给生产阶级还留下一部分收获物，这是为支付每年相同再生产所必要的开支；这种再生产产品又以同样方式每年在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你知道在那个由印加人统治的地大物博的帝国里，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分配的。[13]

你能从这种形式的分配看到，它实际上是三个阶级之间年产品和消费的真正分配，这种分配直接和完全以消费告终，又以再生产重新开始。这种分配并不返回到生产阶级那里，因而你的循环也就消失了。

请看一眼《经济表》，你就会看到，生产阶级提供了货币，其他阶级用货币从它那里购买它的产品，把这些货币返还给生产阶级；它们在下年又回过头从生产阶级那里进行相同的购买。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你的金属货币如同票据一样多，这些票据表示每个人在年产品分摊中的份额；因为生产阶级能有规律地返回这些票据，以便在下年以相同方式表示这种分摊。因此，你所说的各国贸易中的价格，对你来说，在各国不过是调节生活资料在居民中分配的尺度，这些生活资料来自土地，通过耕作者的劳动获得；耕作者自己的份额则受每年被消费的产品分配的调节，而且你可以很容易地把耕作者的劳动与那些旨在转送、准备和使享乐及消费多样化的劳动和服务区别开来。因此，在这里看不到别的循环，只有引起再生产的支出的循环，以及引起支出的再生产的循环，这种循环通过货币循环来进行，货币则作为支出和再生产的尺度。因此你不应当把尺度和被衡量的东西本身混同起来，不要把一个循环与另一个分摊混同起来。

H先生：
《赋税理论》[14]
说得好：“所有的人都是农民，因为每个人在他自己的职业上所做的所有贡献，都节省了农民的时间。裁缝为农民做了衣服，农民就不必为制作衣服而放下他的犁；裁缝的妻子做家务，裁缝也就不必放下他自己的工作，如此等等。”

N先生：
你所引用的这本书对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作了准确的区分，它所用的隐喻不会把你引向错误。它通过使它们彼此类似的条件，完全正确地把生产的劳动和享乐所必要的劳动结合起来；但是，你没有看到节省农民的时间不就是增加了生产劳动，而这种劳动随后又不仅生产了他自己的生活资料，而且还生产了裁缝的生活资料吗？裁缝的生活只能依靠耕作者的生产劳动的增长。如果耕作者中断了他的劳动，而去做他的衣服，那么他就不再能为别人生产生活资料了；因为他用在这种不生产劳动上的时间是从他的生产劳动时间中扣下来的。裁缝的劳动防止了这种无序的安排。但是，为了手工业者得以生存，它必须以耕作者双倍的生产劳动为假定条件，这就清楚地说明，手工业者的劳动确实是不生产的。

H先生：
我开始明白了，手工业者的物品只有与其他事先已经存在的财富相结合，才能构成财富。而且，在质量相同条件下，它所花费的这种财富越少——它们越少构成财富——它们越有利。
但是，我要再次回到我已经向你提过的关于在农业劳动（它从土地上产生财富）上也要尽可能地节省的不同意见。其目的不是相同的吗？这就是使这种财富花费较少的财富，或使其较少构成财富
吗？在这种情况下，你又用什么区别来支持你的意见呢？

N先生：
可以把你不理解的这种区别明确地向你展现出来。

所有工作的人为了生存就得消费。但是，消费就得毁灭生活资料，有必要将它们再生产出来。耕作者的劳动再生产的不仅是他们自己毁灭掉的生活资料，而且还有其他消费者毁灭掉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手工业者的劳动不过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权利，可以分享耕作者的劳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

你可以看到，我们必须把耕作者的再生产产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资料；另一部分是超过它的剩余。如果可能的话，在对再生产总额没有破坏性影响的条件下，第一部分下降，第二部分就会相应上升。例如，假定再生产是20利弗尔，耕作者的花费是10利弗尔，剩余也是10利弗尔；他的花费要是降低到8利弗尔，剩余就会上升到12利弗尔。

不管耕作者的费用如何，产品价格会受到产品数量和购买者竞争的调节，购买者的需求总是大于再生产总量。因此，耕作者费用的节省，虽能增加费用之上的剩余部分，但不会使价格下降，因此再生产不会构成较少的财富。

另一方面，在手工业者物品中，正如已经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超过支出的财富的增加，因此他的支出越节省，他的物品就越少构成财富。

这些论点都是你所熟悉的，它应能使你理解耕作支出的后果和手工业支出的后果之间的区别。首先是耕作者所生产的财富的价值和手工业者物品的价值之间的区别。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对手工业者和耕作者之间就其支出的价值作一比较，因为两者的支出都应计入与经济秩序相关的计算中；但是，对他们劳动的果实不能比较。区别是如此明显，无须进一步解释，即可消除你在手工业者支出节省和耕作者支出节省效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劳动的费用决定着手工业品的价格，但它们之间的竞争又限制了它们的劳动费用。重复地说，这同土地产品的价格是不同的，后者不仅决定于耕作者的费用，而且还决定于其他许多原因，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即使节省了耕作成本，仍能维持产品的市场价值。手工业者劳动的产品的价值只是它的费用：成本更多了，必然要有损失。[15]
耕作者劳动的产品超过这种费用；它超过得越多就越有利，越能增加国家的福利。因此，构成你的不同意见的基础的那种比较消失了，你的不同意见也随之消失了。因为，我们在土地耕作费用上节省得越多，在不损害再生产的情况下，纯产品或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就越多。土地所有者的支出是以他向生产阶级
和不生产阶级
的购买，以及不生产阶级
向生产阶级
的购买为基础的，目的在于能够再生产相同的收入和相同的支出。这就是你没有看到的区别，也就是你所说的支持我的意见
的区别。

这些观察都是非常明显的，它们应能终结关于产品的销售和价格，关于各种工薪者（工人、制造业者、手工业者、商人、车夫、仆人等）的工资和消费的一切争论了。你支付给他们的越多，他们中的每个人就越能扩大他们的消费。但是，工薪者将会更少，彼此竟争着要买你的产品的消费者也会更少，因为工资总额是有限的。因此，你支付给生产阶级的工薪者的越多，你能支付给不生产阶级的就越少；同样，你支付给不生产阶级的越多，你能支付给生产阶级的就越少。
这里的一切都服从于严格的法则，与此相关，议论应当服从于计算。计算了，你就不会再说，支付给工薪者的高费用将会扩大消费，从而扩大销售和产品的市场价格。你会看到，这种议论在个人场合和抽象意义上对你来说似乎具有决定性，但是就事情的一般秩序来说就完全站不住了。你将会再次感到在一切贸易部门实行最大可能自由竞争的必要性，以便尽可能地削减各种相关的繁重的开支。一旦你计算了自然权利所规定的这个普遍自由的后果，按照自然权利的规定，在不侵犯别人权利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享有尽可能地改善自己境遇的权利，
你就会明白，普遍自由是增进公共的和个人的福利的基本条件，这是不说自明的。你就会害怕并进而抵制一切会导致伤害这种神圣自由的意见，自由可以被看做是对人类一切权利的概括。你就会抛开你对先前维护的这个体系的判断，这个体系是把来自不生产阶级
工作的所谓生产，同来自生产阶级
工作的真正的生产混同起来的人的体系。你将会看到，如果这种体系被局限于一种单纯和简单的抽象，它就会导致一种空洞、浅薄和与不说自明的事实矛盾的偏见，一旦人们想从中得出一些实际的结论（这是维护者的主要目的），它就变成危险的和有害的谬误了。很不幸，这种谬误只能导致太多的不公平，剧烈的压制，毁灭性的排斥，难于承受的垄断和破坏性的特权。最后，你会承认，这种体系
如果没有实际的用途，其唯一的选择显然就是无用，
或者，如果作为行动的原则，它就是极其有害的。而且，在两种情况下，仅凭语言庸俗模糊，同一词包含许多不同意义这一点，它就能被推翻了。我看你不是那种人，他们一直想借含糊不清的语言捞取好处，以便混淆我们争论的对象，并使我们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得不到澄清。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太重要了，而你又非常忠实于真理，所以你是不会求助于这种小骗术的。只是因为思想混乱，在科学上还很少有人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个困难问题，加上受个人利益和流行偏见的影响，致使你认真地为这种诱人的意见进行了辩护；你现在无疑明白了，支持这种意见的流行偏见不用很久就会让位于真理。

[1]
首次发表于《农业、商业、财政》杂志，1766年11月号。后重印发表于《魁奈和重农主义》，巴黎，1958年。现据，《魁奈和重农主义》，第2卷，第885～912页译出。——米克注

[2]
此为米克注。

[3]
魁奈这里想说的是，由制造业者创造的仅是效用，它不能构成重农主义所说的“真正的生产”。并非仅仅增加原材料的价值就能构成“真正的生产”。“真正的生产”的本质意义，如下面的论证更清楚地显示的那样，在于应当是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即最终产品的价值超过原材料的价值，其数额应当大于创造产品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米克注

[4]
此为米克注。

[5]
此为米克注。

[6]
然而，必须再次对简单的手工工人和农业工人加以区别。如果所有者自己从事农业经营，并将他们的财富贡献给农业，他们就会扩大产品总量，从而增加支出总量，这首先有利于所有者自己，因为他们的财富增加了；对公民的其他阶级也有利，包括手工业者在内，在产品和财富这种增加的支出中，他们会分一杯羹。随之而来的首先是人口福利的大幅增长，然后就是更多的人口。此外，在农业和土地产品数量尚未达到最高水平的所有国家里，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所有其他公民的利益，应当在他们的纯消费支出上尽可能地厉行节约，把节约的果实用于生产的支出，这种支出能够改良土地，增加土地产品，提供土地产品价值。——原注

[7]
此为米克注。

[8]
此为米克注。

[9]
此为米克注。

[10]
此为米克注。

[11]
此为米克注。

[12]
此为米克注。

[13]
参看：魁奈的《对秘鲁印加人治理的分析》，第2卷，第913页。——米克注

[14]
米拉波：《赋税理论》。——米克注

[15]
换句话说，在竞争条件下，手工业者产品的价格等于原材料成本加上手工业者制作产品期间的消费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成本。如果价格比这要高，那么，购买者就会遭受魁奈所说的“损失”。——米克注

关于货币利息的考察[1]

向别人出借资本，要求得到利钱或利息，如同某人以土地财产得到收入，或以转手贸易获得收益一样，是公平合理的。用货币可以得到带来收入的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就代替了用于购置这块土地并借此所有权每年带来收入的货币资本，这样一来，货币就在保留资本的情况下还得到了年收入。可见，按照最公平的制度的要求，以货币能够获得年收入，同时仍保留着保证这种收入的货币资本。我们说按照最公平的制度的要求，是因为带来这种收入的仅仅是用货币购置的土地，而没有向其他任何人索取分毫。所以，每个出借货币的人，公平地说，就是将能够给他带来收入的财富出让给别人，同时保留着被出让的资本。

人们也许会说，出借货币同购买地产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后者是在不剥夺别人的情况下获得收入的。如果强调说用于购买土地的货币同样可以在不剥夺别人的情况下得到收入，人们会认为这不过是空洞的遁词。出借的货币不会给债务人带来债权人要求的收入，这是不必多说的。但是，这种反驳对债权人是无力的，甚至同他完全不相干。实际上，货币一旦借出，债权人就失去了他的财富的使用权，而这笔财富是在保持资本价值和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为他带来收入的。债务入现在是这笔财富的所有者，就看他如何使用这笔财富，在不损害第三者的情况下给他带来应当支付给债主的收入了。但是，这个决定性的理由还证明了另外一点：这个收入显然有一定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由自然和公平的秩序确立的；还证明了债权人能够要求债务人支付收入的权利是有限的，要求收入超过这个界限是不公平的，国王的法律应以消除这种明显的不公平为目标。

由此可见，货币利息的水平，同土地收入一样，都服从于规范着两者的自然法则。土地提供的收入和以货币获得的收入，只是纯产品的一部分，它们是随同土地一起卖给地产获得者的。买卖双方都知道的这一部分纯产品决定着这块土地的价格。因此，购买土地后所能获得的这个收入的数量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不可知的；这个明显的受自然限制的尺度对买者和卖者来说都是一种法则。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按照公平的秩序，上述法则还应当调节货币利息的水平或者不间断收入的水平，后者是由农业国中作为永久租金的货币带来的。

人们会说，把货币作为永久租金是有风险的，应当考虑这样投放货币是否有利。但是，即使有风险，对食利者来说也是极为有利的，因为他完全不必为获得收入而操心，并能过上安逸的生活。风险是到处都有的；如果我们这里所说的收入完全没有风险，那么大量的虚假收入就会大大超过国家的实际收入数量。这些虚假收入没有任何根基，只会使国家瓦解。因此，极为重要的是，要有一种与之对立的限制其发展的东西，否则土地就会贬值和荒芜，货币就只能被用来取息了。但是货币很快也就完全得不到了，因为没有矿山的国家只能通过土地产品得到货币。土地所有者、土地收入、食利者、利息和资本，都会掉进同一个深渊。

实际上，除了土地和水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带来收入。甚至可以简单地说，除了土地之外，其他东西均不能带来收入，因为没有土地，水是什么也生产不出来的。总之，按照自然的和道德的秩序，为获利而出借货币的动机，如果不是基于同以货币购买土地所能带来的收入相似的理由，这种利息就不可能站住脚，因为以货币是不可能在不损害别人的情况下公平地获得收入的。我并不忽视这一事实，即贸易能带来财富的虚假观念引起了许多强烈的不同意见，但是人们完全了解这个不可动摇的原则。我们不准备预先提出这些不同意见，以免引起多余的不合时宜的争论；我们下面只谈贸易中出现的短期借款，这种借款在性质上不同于为了设立永久租金而出现的借款。

众所周知，货币本身是非生产性财富，什么也不生产，它在交换中得到的是等价物。货币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带来收入：用于购买能够带来收入的土地，或者出借给借款人，而借款人将它用于同样的目的。货币能用于这种目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放款取息者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借款人有可能将借到的货币投到事业上，以满足每年对永久租金的支付，他有义务支付到不赎回租金及自愿归还资本时为止。

但是，在任意规定借出资本的利息的情况下，债权人就不能以同样的根据假定，债务人会在不破坏法律的条件下，有能力获得比土地收入多得多的收入，因为实际上只有土地才能带来收入，而只有这种收入才能作为对投向永久租金的资本索取利息的根据。这里不曾有过固定不变的实在法，能够确立一种为公平性所允许的货币利息水平；除了自然的即自然界所提供的能以货币取得的实际收入的状况之外，别的法律都不会容许这种利息水平。国王的法律只能规定一种界限，债权人不能借口债务人需要而破坏这个界限，同时让双方去商定一个较低的利息。但是，这个法律在有争论的事件中，对债务人有时也是有害的，因为关于利息高低的问题要由法官裁决，而法官对利息低于法定利息的债权人是不能判罪的，尽管这种法定利息有时会使债务人破产。与此同时，法官必须有确切的资料才能作出裁决，尽管依据地方行政法规也许能够作出更公平的判断，这种法规每隔十年就会修改一次，这些法规将颁布土地及其收入的实际的和最流行的价格。例如，各主要省会的地区公证人所作的一致估价，就可以作为每十年的行政法规，他们必须把这种估价上报地区法院办公厅批准，后者又将其摘要上报省高等法院。在法院对有关货币利息的诉讼的判决中，这些资料同定期规定的食品上市价格具有同样的效用。这些价格每逢集市就公布于地方法院办公厅，供办公厅在发生争议时，根据谷物价格来确定土地代役租的高低，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收入的高低。

货币利息和土地价格及土地收入之间的这种相似关系，要求用同样的规则公平地解决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争端。但是，有些放债取息的人会以贸易利益为由任意索取利息；这些人不会不反驳说，让货币利息的高度严格地服从于货币利息和土地收入之间的相似关系的原则，一定会破坏贸易。他们这种过于宽泛的贸易概念搞乱了一切，比、如说，他们居然将与贸易完全无关的放债也归入贸易领域，以便将那些完全不许可的放债合法化，而其利息如果用于贸易，则会对贸易和社会都造成危害。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放债取息的货币的价格，应当同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一样是自由的可以变动的，不过有一个条件，议定的利息就绝对不能改变。这就是想让不断变动的原因的影响仍然保持不变，因为地产的收入会依其购买价格而发生很大的变动。由高利贷者的贪婪及其同公平秩序不相容所引起的这些矛盾，是以虚假的商业利益为借口的，而对于这种商业利益，他们却只有自相矛盾的错误的观念。人们在不断地要求政府对贸易加以保护，而他们所说的始终只是转手贸易，而绝不是能为国家带来收入的第一手贸易。然而人民的购买只能限于出售了自己的产品或收入的范围内，所以转手贸易总是同人们能够购买的量相适应的。在富裕的国家中，商人总是很多的；然而不是商业使国家富裕，而是财富使商人数量增加，并使贸易繁荣。不过，这是转手贸易的繁荣，这种贸易除了国家财富的吸引以外，不需要其他的刺激。但是，商人的贸易，国家的贸易，工业，奢侈品，国家的收入，贸易开支，所有这一切同贸易有点瓜葛的东西，都被一股脑儿归入到贸易这个含义不清的概念之中；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形形色色的放债取息都被看做是贸易的辅助手段；这种庸俗概念所庇护的总是高利贷者的贪婪之心。

为了摆脱这种混乱状况，在光明尚未驱散黑暗之前，我们暂且满足于指出以下几点：（1）在贸易中几乎没有永久租金名下的借贷：商人的资金通过销售商品很快就能回到他们手中，使他们能够支付商品滞销时所需的短期借款；（2）在商人之间，说实在的，存在着一种用出借取息的货币进行的贸易，这种贸易就像在市场上一样进行，而且只在他们之间；（3）在商人之间最常见的借款是用商品进行的借款，要等到商品出售之后才付款，因而商人彼此之间只是经纪人，而商品本身构成了贸易中用于借款的资金的最大部分；（4）商人们有法律咨询机构，只处理贸易领域的纠纷，因而贸易所特有的判例完全不影响对其他公民的纠纷的解决，而解决后者的判例也不会影响商人之间纯粹的贸易纠纷。由此可见，本人不是商人，而借款又是用作永久租金的债权人，没有任何理由以贸易为借口；他们这样只会搞乱决定用作永久租金的资本利息水平的自然法则。同样没有任何理由以贸易的利益为借口，认为用作永久租金的货币的利息水平应当根据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竞争的大小而定，这只会使国家破产。因为在困难时期，债务人的人数会大大超过债权人的人数；利息随之大为提高，最后租金吞没了地产收入；土地耕作逐渐变坏，借款需求仍然高涨。随着收入减少，利息水平会过度提高，不动产的抵押迫使土地所有者放弃自己的土地，荒芜的土地成了食利者的唯一资源，由于破产者的贫穷，食利者自己也因此而破产。

然而，当利息超过它的自然水平时，过多的负担就落到了所有居民头上。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随着利息的大幅度提高而增加贸易支出，而他们的打算是建立在货币以其给他带来的利息上的；这会减少第一手销售商品的价格，而提高商人转手贸易的商品价格；所有这一切的总和就形成了一种隐秘的普遍的勒索，由于人们极少注意这种现象发生发展的根由，所以它变得更加严重了。这种过高的利息破坏了前述相似关系，即只有在土地价格及其收入提高的情况下，利息才应当较高。所以，我敢说，利息提高的负担落在了人民和国家身上，因为它实际上超过了用货币购买土地所能带来的收入。这样一来，在货币的这种用途（即购买土地）和借出以取得难以置信的高利息之间的相似关系就消失了，因为利息超过取得收入所依据的自然价格就是掠夺，国家和全体人民都会遭受这种不公平。当国家在困难时需要借款进而成为高利贷的主要债务人时，这种过高的利息就更为有害。他们至少忽视了一点，由于过高的利息对国家和人民极为有害，因此高利息的这种诱惑对他们本身也是有风险的。实际上，要知道，国家就是人民本身，如果人民负担过重，力不能及，那么不按自然秩序办事，给人民沉重负担的人的力量也会削弱。企图直接减轻负担的各种举措不可能达到预期成效。在这种场合，有许多情况会影响农业国采取这些手段取得成功，还有许多要求会将事情搞乱。因此，风险最小的办法，是采取按照自然法则和要求确立秩序的公平呼声的规则，因为超过正常收入水平的虚假收入，是国家的寄生的瘤，它会给农业国的整个经济制度带来可怕的混乱。

[1]
最初刊载于1766年的《农业、商业、财政》杂志。1888年收入《魁奈的经济学和哲学著作》。重新发表于《魁奈和重农主义》，第2卷。格尔布诺夫的俄译文收在18%年出版的《摘录》。本次发表的译文经过了校订。——俄译本注

经济表的分析[1]

表明农业国每年支出分配的经济表算术图式分析

农耕繁荣时，一切其他技艺必兴旺发达；土地一旦荒芜，则其他在陆地和海上工作的人们就会几近毁灭。

——苏格拉底，引自色诺芬
[2]

国民分为三个阶级：生产阶级、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

生产阶级
是靠耕种土地每年生产国家财富的阶级，它们预付耕作上的各种费用，并且每年向土地所有者支付收入。我们把所有从事产品劳作的人，以及直到产品直接售卖所引起的各种费用，都包括在这个阶级之中；正是通过这种售卖才能判明国民财富的年再生产的价值。

所有者阶级
包括国王、土地所有者和什一税所有者。这个阶级靠收入或耕作的纯产品生活，而纯产品
则是在生产阶级从它们每年更新的再生产中，首先扣除了补充其年预付和维持其耕作的必要财富之后，每年向所有者阶级支付的。

不生产阶级
包括从事耕作以外的其他服务和工作的人，它们的费用是由生产阶级和所有者阶级支付的，而所有者阶级本身的收入也是从生产阶级中取得的。

为了明确地追踪和计算这些阶级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到某种特定的场合，因为确切的计算不能以简单的抽象为基础。

让我们假定，一个大王国的土地以可能最好的方法进行耕作，[3]
它每年的再生产价值是50亿
利弗尔；这个价值能长久得以维持是以通商各国现行的不变价格作为保证的，在这样的国家存在不间断的自由贸易，而且用于耕作的财富的财产权是完全有保障的。[4]

经济表包括这三个阶级及其每年的财富，它们之间的交易是按照以下方式进行的：

③　年预付包括每年花在耕作劳动上的费用；应当区别年预付和原预付，后者构成进行耕作的基金，大约是年预付的5倍。——原注

在生产阶级因售卖价值30亿利弗尔的产品而获得的30亿
利弗尔中，有20亿
利弗尔应当作为当年收入交给所有者；它又向不生产阶级
购买10亿利弗尔物品，不生产阶级保留这个数额，以补偿过程开始时它向生产阶级购买制造物品所需要的原料而花费的预付；这些预付没有生产什么；不生产阶级支出了它，它又回到不生产阶级那里，总是一年又一年地保留在那里。

用于制造不生产阶级物品的原料和劳动，使这个阶级售出20亿
利弗尔，[5]
其中10亿
利弗尔花在这个阶级人们的生活资料上。可以看到，这里只有消费或产品的消失，而没有任何再生产；因为这个阶级只是通过不断支出它们的劳动报酬而维持生活的，所以，这种劳动与用在生活资料上的支出分不开。也就是说，它同纯粹消费支出分不开，这种支出并没有再生产出这个阶级的消费所毁灭的东西，这些东西完全出自土地每年再生产。
另外10亿
利弗尔被保留下来，用于补偿它的预付，下一年用来重新向生产阶级
购买它制造物品所需要的原料。

生产阶级
向收入所有者
和不生产阶级
售卖得到30亿
利弗尔，它用其中20亿
利弗尔支付本年度的收入，向不生产阶级
购买价值10亿
利弗尔的产品。

各阶级之间的这种交易过程及其基本条件，绝不是假设的。任何想对它予以思考的人都会看出，它是对自然状况的真实复制；只是所用资料，如我们预先向读者说明的那样，只适用于这里研究的场合。

农业国繁荣与衰退的不同状态，会提供大量其他场合和其他一系列资料，其中每一种都可作为与其完全契合的某种特殊计算的基础。

我们一开始使用的数字，按照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确定在再生产总额50亿利弗尔，这是生产阶级用20亿利弗尔年预付，在我们描述的土地上每年再生产出来的。按照这个假定，年预付的再生产是250%[6]
所有者的收入可以等于年预付。但是，这些数字暗含着一些不可缺少
的条件：它们假定自由贸易使产品优价得以维持。例如，每塞蒂谷物价18利弗尔；还假定，除了收入以外，耕作者不再支付任何其他赋税，不管是直接支付还是间接支付。例如，收入的2/7
应当构成国王的收入。依据这些数字，在总收入20亿利弗尔中国王应占份额为5.72亿利弗尔；[7]
所有者占4/7，
或11.44亿利弗尔；什一税所有者占1/7，
或2.86亿利弗尔。[8]
没有其他课税方法像这种方法那样能提供如此大量的公共收入，同时又不会引起国民财富每年再生产的任何下降。[9]

所有的赋税应当直接对土地收入征收，这对所有者、国王和整个国家都有很大的好处；任何其他征税形式都违反自然秩序，因为这将对再生产和赋税造成损害，对赋税本身加税。世界万物都服从自然法则，人类被赋予理解和遵守这些法则的智能。然而，涉及的大量因素需要人们对它们作广泛的整体的把握，构建一种非常深远和自明的科学的[10]
基础，要避免政策错误，这样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

在再生产总额50亿
利弗尔中，收入所有者
和不生产阶级
为其消费已经购买了价值30亿
利弗尔的产品，其余价值20亿
利弗尔的产品还留在生产阶级手中。此外，这个阶级也从不生产阶级
手中购买了价值10亿
利弗尔的产品，这使每年数额达到30亿利弗尔。消费这30亿利弗尔的，有该阶级从事各种类型工作的用耕作年预付来支出的人；还有各种逐日工作以维持资本保持适当状态、用利息来支付的人。关于这一点下面就要谈到。

因此，生产阶级的年支出是30亿
利弗尔，它生产的20亿
利弗尔产品留作自己消费，10亿
利弗尔产品是从不生产阶级那里购买的。

这30亿利弗尔构成了生产阶级的所谓回报，
其中20亿
利弗尔构成年预付，由直接参与50亿
利弗尔产品再生产的劳动所消费，生产阶级每年再生产出50亿利弗尔，以便恢复和补偿它们消费的支出。另外10亿
利弗尔则在售卖后由这个阶级所持有，作为企业预付的利息。现在我们来解释为什么这个利息是必要的。

第一，构成原预付的耕作财富的储备会逐日消耗，要使这些重要储备保持原有状态，不致完全消失，就需要不断地修补，不然就会破坏耕作，从而破坏再生产，破坏国家的财富和人口。

第二，耕作同许多严重灾害是分不开的，这些灾害有时几乎会导致绝收，例如霜冻、冰雹、凋萎病、洪水和畜役等。如果耕作者没有任何储备，灾后他们将无力向所有者和国王支付，或者不能维持下年的耕作费用。后一种情况事实上常会发生，因为所有者和国王手中有权，能看到他们会得到支付；我们看到对耕作的这种破坏的悲剧性后果，不久就会不可逃避地落到所有者、国王、什一税获得者和该国所有其他人的头上。

因此，耕作者企业预付的利息，应当包括在他们的年回报中，使他们能应对严重的灾害，并逐日地维持耕作上使用的财富，对它们不断地进行修补。

前已指出，原预付
大约是年预付
的5倍。按照年预付达20亿
利弗尔的假定，原预付应是100亿
利弗尔，10亿
利弗尔的年利息不过是10%。如果我们考虑到必须用这些利息来补偿的费用的数额；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用途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想到，没有它的话，租金和赋税就没有了保证，以至于社会支出的更新将被破坏，用于耕作的财富储备和耕作本身就会停止，这种荒废将毁灭大部分人类，并使其余的人生活在丛林中，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耕作的耐久[11]
预付的利息10%并不是很高的。

我不是说，所有的耕作者在年预付以外，每年都要抽出原预付10%的利息。但是，我要说，这是国家繁荣的基本条件之一；一个国家如果总是没有它，这个国家就会衰落；而且如果这个国家沿着这个方向一年一年衰落下去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计算出它完全衰亡的时间。我还要说，这种储备对国家有利，对耕作者的预付同样有利；它本身给将劳作与智慧结合起来的耕作者带来的年利息，至少与支付给懒惰的食利者的利息一样多。

这个利息总额是年年支出的，耕作者绝不会任其闲置；即使在他们不用它修补期间，他们也不会不将其投放到有利可图的地方，以便扩大和改进他们的耕作，不如此就不能应付严重的灾害。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利息列入年支出总额的原因。

总　结

过程开始时在生产阶级
和所有者阶级
之间分配的总额50亿
利弗尔，是在永远保证每年相同再生产的正常秩序之下支出的。10亿
利弗尔由所有者
向生产阶级
进行购买，10亿
利弗尔则向不生产阶级
进行购买。生产阶级
向其他两个阶级出售价值30亿
利弗尔价值的产品，收回由于（所有者）收入的支出而得到的20亿
利弗尔，花费其中10亿
利弗尔向不生产阶级购买。
这样，不生产阶级
就得到20亿利弗尔，用于向生产阶级
购买生活资料和生产所用原料。生产阶级
每年在它自己的产品上花费20亿利弗尔，这就完成了50亿
利弗尔每年再生产的支出或总消费。

这就是生产阶级
每年用包括在每年再生产50亿
利弗尔的总支出中的20亿
利弗尔年预付，重新生产出来的50亿
利弗尔的支出分配的正常秩序。

我们现在向读者提出一个支出分配的算术图式。在右边，[12]
上方，是生产阶级
的预付额，它已在去年支出了，以便获得今年的收成。这个数字下面有一条线，把预付额与表明这个阶级的收入数额的栏分开来。

在左边，[13]
是不生产阶级
的收入额。

在中间，上部，是收入额，
它分到左右两边，通过支出而在两个阶级
之间分配。

收入的支出用虚线表示，从收入额出发，沿下斜线到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两边这些线的终点的数字，表示收入所有者向这两个阶级购买时所支出的收入额。

两个阶级之间的交易也用虚线表示，从一个阶级下斜到另一个阶级，表示进行了购买。每条线顶端的数字，表示两个阶级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顺着这条通道，通过在它们中间为它们支出而继续不断进行的相互交易，从另一个阶级中获得的数额。[14]
）

最后，计算在每一边都以两个阶级中的每一个的回收总额作为结束。可以看到，在给定的场合，当支出的分配遵循着已被详细描述的上述秩序进行时，生产阶级的回收额，包括它的预付在内，等于年再生产总额；同时，耕作、财富和人口维持原状，没有任何增减。不同的场合，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将会引出不同的结果。

如果所有者支付给生产阶级
的多于支付给不生产阶级
的，那么，用于生产阶级的劳动支出的这种增加，应当被视为对这个阶级预付的增加。

这里假定，在繁荣状态下，收入的支出均分于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同时，生产阶级只把自己支出的1/3转给不生产阶级。理由是耕作者在处置自己支出时，不像所有者那样自由。但是，农业越是处于衰退状态，就应当把更多的可支配支出用于农业的重建。

经济表的图式

再生产总额：50亿利弗尔

重要的注释

第一个注释

所有者为自己生活需要而向不生产阶级
支出，和所有者为自己和宾客之需，以及为喂养动物之需而向生产阶级
直接支出，是不应当混同的；因为所有者向生产阶级
支出，比他们向不生产阶级
支出，对农业更为有利。

在收入所有者中有很多富人，他们消费得起最昂贵的产品。他们消费的产品量，按比例来说，比其他阶级所消费的较低廉的产品量要少得多。同样，花费收入并以如此高价购买的人，相对于他们购买产品的总价值来说，也要少得多。但是，他们的支出维持了优质产品的价格，也相应地维持了其他产品的适当价格，这对土地收入是有利的。

但是，这与所有者
可能支出给不生产阶级
的大量货币有所不同；这里有初级产品的摆阔气的挥霍和装饰性奢侈之分。[15]
前者的后果不像后者那样可怕。

购买1利特隆[16]
豌豆的人，支付给耕作者100利弗尔，耕作者将它用于耕作支出，这对年再生产有利。购买一条金辫带的人给工人支付100利弗尔，工人用其中一部分向国外购买原料；只有另外一部分才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从而回到生产阶级
手中。然而，这种回报并不像所有者直接支付给生产阶级那样有利，因为工人不会为他们的生活去购买昂贵的产品，因此也就不能像所有者那样，对维持能产出高价产品的优质土地的价值和收入作出贡献。至于为上述购买而支付给国外的那部分货币，即使回流到生产阶级
（实际上，在产品相互贸易的国家，至少有一部分会这样[17]
），也总是负担着交易成本，这势必减少它的回流量和妨碍它完全回流。

第二个注释

单纯的支出是消灭自身而没有任何回报的支出，它只能通过在这方面能为自己提供产品的生产阶级
才能得以维持。所以这种不能用于再生产的支出，应被视为不生产的
支出，甚至被视为有害的奢侈支出，如果它对农业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话。

所有者
的大部分支出至少是不生产
的，只有用于维护和改良其财产和扩大耕作的支出，可以说是例外。但是，所有者是根据自然法致力于其财产管理，并负担着维护和修缮财产的支出，所以还不能将他们同那些纯粹的不生产阶级混为一谈。

第三个注释

一个王国，如果它的土地已经完全以最好的方法耕种，商业已经实现了尽可能的自由和无障碍，以至于所有者
的收入已经不能再增加时，所有者
就能将其收入的一半用于向不生产阶级
购买。但是，如果它的土地还没有完全耕种和改良，如果道路缺乏，为了运输产品，还需要疏浚河流并开凿运河，所有者就应当节约他们在不生产阶级身上的支出，以便把支出用在增加其收入和使他们的享乐达到最大可能所必要的地方。在达到这一点之前，他们对不生产阶级的多余的支出应属奢侈的支出，有害于他们的富裕和国家的繁荣。这是因为，不利于农业的一切，均有害于人民和国家，而促进农业的一切，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利的。所有者的支出，唯有能扩大其财富并增进国家普遍福利者，才是必要的，这使保障土地所有权成为帝国统治的自然秩序的一个基本条件。

在封建政治制度下，这种土地财产通常被看做是领主武装力量的基础，但是，人民所想的只是土地所有权。这就是与土地财产相关的许多稀奇古怪的风俗和法律存在至今的原因，尽管君主政体已经发生了变动。与此同时，对于耕作所必要的动产财产权的保护，人们却很少予以注意，而唯有耕作才能使土地财产转变为利益。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王国武力的真正基础是国民繁荣本身。

罗马帝国知道怎样征服许多国家，但是它不懂得如何统治。
它大肆抢掠被征服国家的农业财富；后来它的武力消失了，一直使它富裕的占领地被夺走；它发现自己陷于孤立，无力抵御敌人的掠夺和欺凌。

第四个注释

在我们这里正在研究的正常秩序中，所有者
和不生产阶级
每年为购买而支出的总额，每年都会返回到生产阶级
那里，使它能给所有者
支付20亿
利弗尔的年收入，给自己留下原预付和年预付的利息。

假如由于苛捐杂税或对贸易的任何障碍，使支出的这种分配有所缺失，从而损害了农业；或者使耕作者的回报有所减少，那么，国家财富每年再生产的减少和人口的减少就会接踵而至，这很容易借助计算予以说明。正是依据
与支出分配秩序相关的资料，按照收入是返回了还是离开了
生产阶级，生产阶级的预付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产品高价得以维持还是价格低落了，我们才得以计算出一个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

不生产阶级
只能为其生活资料花去所得20亿
利弗尔的一半，因为另一半要用于购买原料。因此，这个阶级只应占该国的1/4。

我们看到，生产阶级30亿
利弗尔的回报中包括10亿
利弗尔原预付和年预付的利息，以使这些预付能以良好状态继续使用。因此只有20亿
利弗尔留在这个阶级手中，作为其直接成员的支出；因此它们的人数大约是不生产阶级
人数的2倍。但是，这个阶级中的每个人役使耕畜，能够实现供养8个人的再生产产品，即每个成员自己的家庭（假定一家以4口人计算），还有另一个属于不生产阶级
或所有者阶级的同样人数的家庭。[18]

如果想更详细地了解一国支出的分配，可以参看《农村哲学》第七章。在那里可以看到，除了这里假定构成该国支出总额的50亿
利弗尔以外，还有另外的支出，例如交易成本和喂养耕畜的饲料。这些支出没有包括在表中所表示的支出分配里。如果包括进来，每年再生产总价值额就会上升到63.7
亿利弗尔。不过，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交易成本是增加还是减少，从而损害国家还是有利于国家，就看这个部门的行动同自然秩序是否相抵触了。

第五个注释

在上述支出模式中，是以该国只有国内贸易为假定的。但是，没有一个王国的土地能够生产出适于其居民享乐的各种财富，因此必须有对外贸易，一个国家通过它能向国外出售自己的一部分产品，并从国外购进它所需要的产品。然而，因为它能从国外购进的同它出售给国外的一样多，所以它的支出状况必然总是同其土地每年所能提供的再生产相适应的。计算它的支出也就能正常地基于它本身的再生产数量，而完全抽去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细节是不确定的，难以计算的，而且对研究没有用处。注意到以下事实就够了：在对外贸易存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存在的是单纯的等价的交换价值，任何一方都无盈亏。

至于运输费用，本国和外国在相互的买卖中都是要支付的；而且这种费用对于商人来说构成了一种不同于国家储备的储备，因为在农业国的对外贸易中，每个商人对于这些国家的利益来说都是外国人。因此，从事贸易的农业国把两种彼此不同的国民结成了一体：一种依附于提供收入的土地，构成社会的基本部分；另一种则是外加的，他们构成了由农业国雇用和支付的对外贸易一般共和国的一部分。这种贸易的成本尽管是必要的，但也应被看做是从土地所有者收入中抽出的一份沉重的负担和支出。因此，它应当不受所有垄断组织的影响，也能够摆脱悲惨地落到国王和其他所有者收入上的各种重税的影响。

当对外贸易存在自由竞争时，贸易各国现行的价格，应当成为计算具有免税和无障碍贸易国家[19]
的财富和年支出的基础。对外贸易范围的大小，依居民消费和该国产品的多样性而定。一国产品愈多样化，它的进出口愈少，该国节约的对外贸易成本也就愈多。然而，对外贸易应当总是完全自由的，清除了一切束缚，免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因为只有通过各国之间的联合，才能使土地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总有最好的价格，使国王和国家得到最高的收入。

第六个注释

可以看到，同一产品要多次地通过商人和工匠之手；但是，要注意这样到一个事实：这些买和卖的重复不生产地增加了流通，
所表现的只是商品的转手和成本的增加，而没有增加任何财富。因此，计算产品的数量应以第一手出售时的数量和价格为准。

这些价格越是遵守自然秩序，越能持续维持产品高价，则在与国外交换时就越有利，就越能促进农业发展，[20]
维持本国各种产品的价值，增加君主和所有者的收入，就越能增加国民的现金以及支付给不是产品原始所有者的劳动和职业的工资数额。

如何利用这些工资，还有工资分配的好坏，对于王国的兴衰、民俗的优劣和人口的增减，影响极大。人们在农村可能备受折磨，而被繁华和享乐吸引到都市，或者他们也可能均匀地分布于各个省份。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能够在接近生产的地方消费；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付出高额的转运费，这会使产品在第一手售卖时的价格低落，引起土地收入、工资总额和人口的减少。

转卖商业[21]
的规模取决于商人的能力和资金；但是，一个农业国的转卖商业要受其土地年产品的制约。一国商人所获得的纯利，绝不要混同于国家本身的财富，因为商人每年的贸易规模不可能超过现行土地再生产的销售额，而后者是由第一手销售时支付的现行价格决定的。商人企图尽可能以最低价格买进，以最高价格卖出，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为他们谋求尽可能高的利润：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对立的。不过，广而观之，且考虑到它的一切方面，则无论就商人整体来说，还是就每一个商人来说，也不能说产品在第一次售卖时的持续高价没有实际的利益。因为，产品以高价卖得越多，耕作的纯产品就越多；纯产品越多，耕作就越有利；耕作越有利，则它在每个人手上就越扩展；它再生产得越多，它为耕作者提供的回报就越多，国王、所有者和什一税获得者的收入就越多，所有其他公民的工资就越多；每一种支出增加得越多，交易的对象和机会越多，交易越有活力；结果，商人的总收益额就会由于竞争的作用而增多。在个别场合，竞争虽有抑制价格过高的作用，从而损害产品价格，但是，具有如此远见的商人是很少见的，能以牺牲眼前利得而确保未来更大的利益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首先确保产品最初售卖价格的，绝非商人，而是消费者的需求，还有用于满足这种需求的资金。商人不会创造价格，或者形成交易的可能性：反而是交易的可能性和价格的相互作用使商人得以产生。[22]

第七个注释

我们一直没有谈到货币资财，它们流通于各国商业之中，并被庸俗地看做是国家的真正财富。因为，据说“一个人用货币就能买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人们没有自问，人们用什么来取得货币本身。货币是不能无偿取得的，然而，对于购买它的人来说，它之所值就是它之所费。对于没有金银矿山的国家来说，提供货币的就是商业；但是，如果这些国家没有可以支付之物，那么，它们就不会有金，也不会有银；而且，如果它们有可以交换的产品，它们所能拥有的货币量也就是它们想买的货币量，或者适合它们购买的货币量。[23]

我说适合于它们购买的量，因为货币不是人们为了享乐而需要的某种财富形式。我们必须取得的是生活必需品和这些产品本身的再生产。把这些产品转换成货币，把货币从有利于农业的支出中抽走，将会相应地减少每年财富再生产。一国只能在其再生产增加的限度内增加货币资财，否则，货币资财的增加只能损害每年财富再生产。再生产的这种减少，必然很快地引起货币资财的减少和国家的贫穷。不过，一国货币资财也可在该国财富没有任何减少的情况下减少，因为国家富裕和贸易自由时，它会通过多种方式补足缺少的货币；但是，不付出代价，便不能补足适合人们享乐的财富再生产的不足。我们甚至可以预计，一个穷国所需要的货币资财，相对来说，比富国还要多；因为无论哪个国家，货币资财量就是它们买卖所需要的货币量。穷国更需要货币在贸易中作为中介：它们需要用现金支付一切，因为有担保可依者少之又少。但是，在富裕国家有许多知名的富人，他们的财富被看做是他们手书承诺的十分安全和充分的担保，所以各种大宗交易皆可基于信用来进行，即通过有价证券代替货币作为中介来进行，这就大大方便了交易。因此，判断一国富裕与否，同货币数量无关；对于一个农业国来说，如果它的流通过程正常，贸易是讲诚信的，而且是在完全自由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它的货币资财等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就已经是充足而有余了。[24]

说到遍及各国的世界贸易共和国，以及较小的纯粹贸易国家（它们只是这个庞大共和国的一部分，或者可被视为其中的都市，或者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将它们看做是大账房），它们的铸币总量同其转售贸易的规模是成比例的。它们可以通过商业利润和节约来增加这个货币总量，以便扩大用于商业的资本；货币是它们专有的遗产；商人用它购进是为了卖出时得到回报。因此，它们只能以牺牲与其进行贸易的各国为代价来扩大它的货币资财。它们总要在手上保留一部分货币；货币离开账房或流通，只是为了返回时带着一个增加额；因此，货币不是农业各国财富的组成部分，货币总要受农业国再生产的限制，而且农业国会继续从中支付商人的利得。商人无论居住何处，通过商业同其他国家联系起来；商业真的成了他们的祖国和他们财富的仓库；他们进行买卖可以在他们的居住国，也可以不在他们的居住国；他们经营的范围变动不定，也不限于特定的区域。我们的商人也是别国的商人，别国的商人也是我们的商人；他们彼此之间也进行贸易。这使得他们的贸易盘根错节，遍地开花；他们的最终目的总是货币，贸易本身提供了货币，并将货币按照自然秩序决定的价格分配于各国之间，这个自然秩序调节着产品逐日变动的市场价值。但是，农业国会从另一个对它更有用也更深远的角度看问题：它应当追求的只是最大可能的再生产，以便增加和持有适合人享乐的财富形式。对它来说，货币只是一种中介财富的次要形式，如果没有再生产，它就会即刻消失。

[1]
这个“分析”首次发表于《农业、商业、财政》杂志1766年6月号。后经修订和增补，重印发表于《魁奈和重农主义》，巴黎，1958年。现据《魁奈和重农主义》，第2卷，第793～812页译出。——米克注

[2]
色诺芬：《经济论》（洛布经典图书馆，1923年版）第45页。——米克注

[3]
这个说法明确地暗示，不仅王国的土地被完全耕种了，土地没有荒芜，而且已经广泛引进了最富有生产率的大规模农业。——米克注

[4]
这里有大约1.3亿亚尔邦不同品质的土地；使这些土地保持良好状态所需要的耕作财富总额大约120亿利弗尔；人口3000万，他们依靠50亿利弗尔年产品过着合乎他们地位的舒适生活。

但是不要忘记，当人们过上和平生活时，人口通常就会超过土地产量；而国家的强盛和它的人口数量总是基于耕作所需财富足以维持富裕的农业这样的假定。维持这个用于耕作的财富基金，应当是经济管理的主要目的；因为国王和国家的收入完全依赖于它，正如为维持年再生产费用的正常分配秩序所说明的那样。——原注

[5]
不生产阶级使用价值10亿利弗尔的原料，消费价值10亿利弗尔的正在加工的生活必需品。依照魁奈的假定，这些产品的总价值可达20亿利弗尔。——米克注

[6]
这个再生产率是据年预付和再生产总额的比率得出的；在先前的经济表中多半是指年预付和纯产品的比率。——米克注

[7]
请注意，一直在征收的什一税没有包括进去；如果加上什一税，国王所分享的2/7大约是6.5亿利弗尔年赋税。——原注

[8]
《经济表》先前的版本在计算纯产品或收入时，通常把赋税和什一税除外；这次则计算在内了。——米克注

[9]
如果要免除地产的税，则必须在对国家福利带来一定好处，而且这些好处应被视为公共收入的一部分时，才能加以考虑。另外，这种免除只有基于正当理由才能许可。——原注

[10]
此为米克注。

[11]
此为米克注。

[12]
应是“左边”。——米克注

[13]
应是“右边”。——米克注

[14]
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获得的每一个数额，都隐含着双重的价值，因为它涉及买和卖，因而也涉及被售卖东西的价值和用于购买的数额的价值。但是，实际的消费所涉及的只是50亿利弗尔价值，它构成生产阶级的总回报。来到每个阶级手上的货币额在它们之间的分配，是通过货币总额的流通实现的，而这个货币总额每年都会重新开始同样的流通。货币总额的大小和流通的快慢可被设定，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补充货币总量。例如，某一年的再生产没有减少，而产品价格却因交易顺利或其他原因而大幅上升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增加货币额以支付这些产品。然而，会有巨额货币转到买者或卖者手中，这使许多人相信王国的货币总额是大为增加了。因为把现象当成了现实，所以一般人发现它很难理解。—　—原注

[15]
这个概念涉及重农主义关于节食与奢侈的区别。参看米克：《重农主义经济学》，第316页。——米克注

[16]
利特（litre），升，公升，容积单位，在法国源自litra。利特隆（litrom）似为litra之异名。——中译本注

[17]
与东印度的贸易通常不是这样；但下述情况除外：外国商人将其购买的产品卖给我们，他们愿意在我国以我们对其东印度商品支付的同量货币购买产品。但是，这同我们本国商人进行的贸易，并且限于我们与只要货币的东印度的贸易，还不是一回事。——原注

[18]
该国人口在这里被假定为3000万，这同先前的表中所假定的1600万形成了对照。不过，不同阶级之间家庭的比例及其消费的相对数却是一样的，即1/4，家庭被假定属于不生产阶级，1/2属于生产阶级，1/4属于所有者阶级。所有者阶级中每个人的消费是其他两个阶级的2倍。也就是说，所有者消费2价值单位，生产阶级消费2价值单位，不生产阶级消费1价值单位。参看米克：《重农主义经济学》，第227页和第282～283页。——米克注

[19]
即免除了向国库和领主等缴纳的一切贡赋，消除了一切形式的垄断，以及取消了检察官和其他无用官吏的各种薪俸的贸易。商业和农业一样，除了自然秩序之外，不应有其他统治者。每一次交易都有卖者和买者，他们自由地约定他们的利益并相互对立；他们以此方式加以调节的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一致的，而他们自己在这种调节中是唯一合适的审判者，任何官吏携权介入，对他们来说都是外来的；更危险的是众所周知的官吏们的无知和不良动机。商业和农业的垄断的保护者实在是太多了：一直禁止种植葡萄、买卖苹果酒、谷物自由贸易，以及进口外国制成品；王国的制造业拥有彼此伤害的排外特权；强迫工场企业主使用外国原料，排斥本国原料，等等。黑暗中一直闪烁着令人窒息的虚伪之光，而自然秩序却被个人利益弄颠倒了，而这些个人利益总是隐蔽在公共利益的借口之下，谋求他们特殊的利益。——原注

[20]
耕作者的利益是一切经济活动和农业一切进步的原动力：产品越能持续地卖出高价，则农场主的年回报越有保证，耕作就越能扩大，而产品优价和年再生产的增加会使土地带来更多的收入。再生产增加越多，国家财富越扩大，则国力越增强。——原注

[21]
此为米克注。

[22]
这种情形类似于井绳及其使用。它们不是井水的起源，相反，井中有水，加之我们对它的认识和需要，才是使用井绳的原因。聪明人是不会将原因和手段混淆起来的。——原注

[23]
参看休谟的观点：货币资财将会“同每个国家的技艺和工业近乎相称”（《大卫·休谟：经济著作》，E.洛特温编，第63页）。——米克注

[24]
魁奈在这里插了一个篇幅很长的脚注。因为内容同前述［见《经济表》（第三版），第237页，注释①］实质相同，而其他内容也属本书其他条目内容的复制，所以这里从略。——米克注

第一经济问题[1]

问　题

一国从其土地产品价格上涨中所获得的利润，是否超过了涨价引起费用增加的损失？因为，很显然，售卖时提高价格带给我们的好处会在购买时失去，所以价格上涨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利润。

答　案

这个问题可能与许多彼此不同的场合有关，而且难于解决。不同的资料会引起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从设定数据和特定场合开始。

我们将提出一种复杂的场合，它可以明确地显示《经济表》中所运用的计算和规则，并有助于解决许多相关的问题。

例　证

如果生产阶级的年预付19.5亿利弗尔只能带来4亿利弗尔收入，因为加到生产阶级身上的间接税高达4.5亿利弗尔，又因为农业由于缺乏良好耕作所需的原预付而大为衰退，那么，在现在的状况之下，不考虑农业的进一步衰退，每年总再生产只能有31亿利弗尔。[2]

4.5亿利弗尔间接税会加到用于耕作劳动的年预付上，并使这项支出增至19.5亿利弗尔。因此，为准确表现用于耕作劳动的年预付，必须从19.5亿利弗尔中减去4.5亿利弗尔间接税。于是19.5亿利弗尔就减到15亿利弗尔，这才是生产阶级实际的年预付额。

这个阶级的原预付和年预付的利息，因为等于年预付的一半，所以应当是7.5亿利弗尔。[3]

假定对外贸易完全自由，而且在销售土地产品时免税，那么，这些产品的价格将会超出现在价格水平1/6。其后果如何？

作　业

为了估计这种后果，必须考虑许多情况。

第一个情况

我们正在讨论的只是价格提高对进入贸易的产品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价格提高的计算中减去不进入贸易的那部分再生产总额。实际上进入贸易的只是耕作年预付的一部分。

按照假定，生产阶级的年预付，去掉它们必须负担的间接税4.5亿利弗尔，应是15亿利弗尔；直接或自然地
由耕作者消费其中的大约一半，或7.5亿利弗尔。这一半不是贸易的对象，我们将对其价格的提高及由此引起的费用上升不予关注。它将不加入我们正在讨论的价格变动的计算，因为它不进入贸易；耕作者对它的固定消费不会在价格变化时使耕作费用有所增减。

这样，我们必须从31亿利弗尔再生产总额中，去掉代表生产阶级直接消费的产品价值7.5亿利弗尔。剩下进入贸易的是23.5亿利弗尔价值的产品，其价格按我们的假定将提高1/6或4.7亿利弗尔。[4]
通常只值31亿利弗尔的再生产总额现在达到了35.7亿利弗尔，这就是价格提高的第一个后果。

为了确定由国王、土地所有者和什一税获得者所分享并同再生产总价值的增量相关的收入增量，我们必须从再生产总价值中减去耕作者所得的回报。

如上所述，这些回报的一部分参与价格和费用的提高，另一部分则不参与。

参与价格和费用提高的这部分回报包括：（1）生产阶级年预付的一半，因为农场主必须将形成其年预付这一半的产品售卖，向为它们提供服务的人以及其他从事耕作的工人支付工资；（2）耕作企业主每年花费的预付的利息，如经济表中所说明的那样。

价格上升不会引起任何变化的那部分回报包括：（1）如前所说，

直接地或自然地由耕作者自己消费的生产阶级的那一半年预付；（2）数额达4.5亿利弗尔几乎保持不变的间接税，因为它不由产品构成，还因为它是一个由自由贸易的恢复所引起的产品价格的提高问题。

这样，耕作者回报的构成如下：

①　这个数字显然应该是接近1亿利弗尔。——米克注

②　这个数字显然应该是接近1亿利弗尔。——米克注

将这些回报从再生产总额35.7亿利弗尔中减去，还剩余5.7亿利弗尔收入由土地所有者、国王和什一税获得者分享，而在价格提高以前，获得的收入只有4亿利弗尔。

可见，仅此一项，收入就增加了1.7亿利弗尔。

第二个情况

我们已经论证过，对外贸易自由和产品价格提高会保证价格的变动比没有这种贸易自由时要小得多。

我们也推测过，在产品的第一手售价及其最后一次买价即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之间，现存的较大的差价会给第一手售卖者带来超过1/10
的利润，[5]
对于购买者和消费者不会造成任何损害。[6]

基于上述理由，第一手销售价格提高1/10，
只适用于进入贸易的产品，其市场价值在提高以前是23.5亿利弗尔。但是，这23.5亿利弗尔增加1/10，
意味着在第一手销售价格增加2.35亿利弗尔的同时，这2.35亿利弗尔产品作为贸易的对象，其价格也要增加1/6，
即1.7亿利弗尔，总共增加收入4.05亿利弗尔，因为我们减去了必须计入耕作者回报的全部增加额。

这个收入的增加额，加上价格提高前由于恢复自由贸易和贸易免税而得的收入4亿利弗尔，使收入从4亿利弗尔增加到8.05亿利弗尔。

收入增量的分配

我们现在用一张表来反映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之间的分配秩序及其后果。[7]
我们将略去上述数字中的尾数，一来免除使用分数的麻烦，二来也为使我们的数字低于上述实际的数字。

说明分配的表

（单位：亿利弗尔）

上面描述的分配[8]
只是价格提高后收入增加额的分配，它还不足以使我们理解价格对购买者——消费者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与产品价格的提高是分不开的，它只指出了理解这个问题的途径。

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

正常贸易秩序的恢复、贸易自由及免税的实施，促使土地产品价格上涨，利得增加。有待决定的是，在既定条件下，这会对4亿利弗尔增加的收入有何影响。

准确的答案

或者，计算一下在既定条件下提高价格的实际影响。

价格提高以前，每年再生产总额的市场价值是31亿利弗尔。
这个总额可被设定为31亿个单位，
每单位的价值是1利弗尔。

这31亿单位
在不同阶级的消费者之间，按其各自在31亿利弗尔
中的比例进行分配。我们现在必须决定，在价格提高1/6以后，每个阶级将能为自己取得多少单位；而价格的提高会使进入贸易的每单位产品的价值提高到1利弗尔4苏。[9]

在解释与必须支付的利弗尔
相关的这些单位
的分配时，我们将把生产阶级的销售和不生产阶级的销售组合在一起。因为从不生产阶级那里购买的产品会转化为最终产品，或转化为由这个阶级自己的支付，所以，从不生产阶级那里购买的东西应当被看做是从生产阶级那购买的，或者，你愿意的话，看做是不生产阶级再次出售这些产品，用以补偿它的原料，补偿它从生产阶级那里购买生活资料所花的支出。

这样，生产阶级为了得到回报，从它自己或从不生产阶级那里所购买的，或假定购买的数额是22.5亿单位，即

②　魁奈又回到了文章开头的数据，表现价格提高前的情况。生产阶级实际的年预付是15亿单位。按照魁奈通常的假定，生产阶级从不生产阶级那里购买的制成品是这个数额的一半，即7.5亿单位。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阶级将得到如下适于消费的产品：（1）它本身消费的食物7.5亿单位；（2）7.5亿单位农产品，代表原预付的利息，在该阶级内部交换，用于“修补”这些预付；（3）7.5亿单位工业品。计算这22.5亿单位总额的费用则只基于参与价格提高的后两项。——米克注

这22.5亿单位的费用只是25.5亿利弗尔，因为只有15亿单位参与了价格的提高，每单位价值1利弗尔4苏，或总共18亿利弗尔；而7.5亿单位完全没有进入贸易。后者是生产阶级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因此不能假定它们的价格有任何提高，而只能假定它们仍然是每单位1利弗尔，
所以只值7.5亿利弗尔。[10]

①　魁奈显然是从4.5亿利弗尔减去其1/6得出3.75亿单位的，但这有点不合逻辑。——米克注

②　有必要包括国库为其缔结契约的债务支付的利息，而债务则像间接税一样保持原样，因为它们不由产品构成，所以完全不参与产品价格的变化。因而，如上所述，国库既没有丧失任何好处，又会因其直接税加倍而得利。——原注

③3.6亿单位显然应是3.5亿单位。——米克注

④　该国从外国能获得20苏，或者从本国提价前获得20苏时，这里有一个产品单位问题。

同样产品，在外国值24苏，而在国内没有外贸自由时只值20苏，其单位是不一样的，所以，相同种类的一个产品交换另一个产品时，外国所提供的单位就会比本国小1/6。交易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交换不同种类的产品，人们所关注的不是单位数，而是价值量。因此，在产品类似的场合，我们假定外国的单位比本国小1/6，为固定这个价值量是适宜的。——原注

为了完成再生产总额的售卖，只有1.75亿单位本国产品有待解决，这些产品每单位值1利弗尔4苏，共计2.1亿利弗尔。但是，留在国王、土地所有者和什一税获得者手中的收入还有8亿利弗尔。

这些收入所有者从其他两个阶级手中购买1.75亿单位本国产品，即

这些所有者还有5.9亿利弗尔收入，可用于购买外国产品，他们可以购买5.9亿单位，一半是（农）产品，另一半是工业品。因为，如前所说，外国产品的单位不参与本国产品的价格提高，仍然维持以前的价格，所以，在对外贸易中也就避免了价格提高的损失，或者得到了相应好处。

收入所有者以其8亿利弗尔收入，将拥有

价格提高以前，他们只有4亿利弗尔收入，只能以此为自己获得4亿单位。

价格提高以后，他们的享乐增加了3.65亿单位，但只花费了3500万单位，或者不到1/11，所以增加的4亿单位收入并不代表国王、所有者和什一税获得者的绝对利得。[11]

5.9亿单位可在外国获取使用的产品中，外国自己完成的是3.6亿单位，它们用以支付的是它们已经购买的本国产品3亿单位；另外2.3亿单位利得是得自价格平价。[12]
[13]

来自固定平价的2.3亿单位或2.5亿单位利得，代表了该国财富的真正增量，因为这个利得并没有引起费用的任何增加。该国用它从外国购买，没有减少它的货币资财；对该国来说它代表了用于支付国外购买的一年增加的财富；[14]
当从国外购买增加时，也几乎直接扩大了双边相互贸易，因为商人像其他人一样懂得，货币不应当闲置在他们手中。

收入所有者的享乐所增加的3.65亿单位，来自：

有2.3亿单位利得来自平价，它没有引起该国消费者—　—购买者支出的任何增加；

7500万单位利得是基于为支付4.5亿利弗尔间接税而销售的产品；[15]

6000万单位利得是基于外国为回报出售给它们的3亿单位而给予的3.6亿单位。[16]

由于土地产品价格提高而得到的这些利得，无论是来自哪个方面的，都包括到收入之中了。因为，无论方式如何，利得增加的结果都会通过贸易分配于不同阶级；减去了商人利润和对每个人完全补偿价格提高之后，整个利得就会同收入结合在一起。因为农场主之间的竞争，不生产阶级从业者之间的竞争，会迫使他们从其利得中减去属于收入的利润。

但是，人们也许会说，不能把所有者财富的增加看做是国家一般财富的增加。

我们的回答是：首先，在一个国家中，只有被承认的财富才是可处置的财富；[17]
这种财富是基于共同财富之上的，这些财富支持着监护人的权威，构成了他的权力；只有这种财富才能使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使他们的欢乐无限多样化；土地所有者及其共同所有者，还有国王和什一税获得者所关心的正是这种财富。

其次，即使所有者阶级的利得是完全来自于贸易自由和免税而造成的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财富的增加，也应当说这种增加对其他两个阶级也是很有利的。

第一，在契约更新以前，在契约有效期间，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对农场主是有利的。在需要扩大和改善农业的国家，这种利润是最富有成果的、最有利的和最必要的。因为农场主如没有遭遇压迫就决不会离开他们的职业；农业利润会促使他们增加用于耕作的财富，这对农业极为有利。这些利润会使富裕农场主的人数增加，加剧他们在更新租约时的竞争，从而保证纯产品全数返回所有者，不仅有价格提高的成果，而且有农场主们更充裕的生产资料所带来的增加量；[18]
[19]
因为，我们知道，财富是耕作的巨大的和主要的手段，富裕农场主常能以高出贫穷农场主1/3或1/2的比例来租赁土地，而后者的支付是很困难的，有时还要冒损害自身的风险。[20]

至于不生产阶级，从表中可以看出，由于价格提高了1/6，
它的收入从9.5亿利弗尔
上升到13亿利弗尔。
我们知道，它会用其中一半向生产阶级购买原料，另一半购买生活资料。

价格提高以前，不生产阶级花费4.75亿利弗尔
在生活必需品上，能购买4.75亿单位
的产品，可以养活316.7万人，
假定每人消费150单位。

价格提高以后，该阶级在生活资料上需要花费6.5亿利弗尔，
可以购买5.42亿
单位的本国产品，[21]
贸易自由和免税使价格提高1/6，
可使不生产阶级得到6700万
单位的利润，多养活的人口增加大约1/6，
或44.6
万人。[22]

上世纪的观点与此看法十分对立，那时人们相信为产品贸易设置障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其目的是保持产品的低价格，以增进制造者阶级的利益和人数。相反，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阶级对提高价格怀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它参与了收入所有者财富和支出的增加，它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和福利，并使其人口增加。

让我们做一小结。所有者每年将获得3.65亿单位产品，不生产阶级获得6700万单位，国家总人口将增加大约1/10。如果我们计算租约期间因农场主获利而陆续增加的人口，这个数字将会更大。

第二，我们将提醒读者，在第二次价格提高场合，我们仍用现在的基于第一次价格提高的数据和事实而得出的计算结果，运用这样的结果使我们更远离真理。如果将第二次涨价加到第一次上，将会出现另一个应有其特别资料的问题；它必然拥有自己的资料并以之进行认真的计算，人们会发现第二次价格提高不会使收入增加得像第一次那样多；除非收入增加的原因可以完全归之于第二次价格的提高，例如运河的建设和机器的发明使转运更容易，或劳动更节省，等等。[23]

注　释

我们始终记得，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完全的自由贸易，使其产品能有最高的销售价格。

我们的假定不限于谷物出口自由，它包括所有作为贸易对象的土地产品，因为所有产品的价格都会因国内外贸易的许多直接或间接的阻碍而下跌。政府对这个部门应予以极大的关注和认识，但不要妨碍它的行动和进程。[24]

假定间接税不参与价格提高，因为它们没有包含在作为贸易对象的产品的秩序中，还因为来自价格提高的这部分利得，始终被计入7500万
单位收入增加额中。否则，4亿利弗尔
收入只能增加到7.25亿
利弗尔，而不会是现在的8亿利弗尔；
而且，如果不存在这些间接税，而其他一切照旧，那么，事实上收入也只能增加到7.25亿利弗尔。

如果将这里假定的4.5亿
利弗尔归到收入中，那么收入将不是8.5亿利弗尔
[25]
，而是大约12亿利弗尔，
[26]
在这个场合，抛开连续增加耕种的情况不说，国王从中再分享1/3
即4亿利弗尔，
也不会引起后续年再生产额的跌落。在这种情况下，地产所有者的收入将多3倍，[27]
什一税获得者收入的增加额相当于再生产总额的1/6，还是假定再生产总量没有新的增加。

不过，应当指出，这种变化带来的效果，与币值大变化的效果极为类似。产品的价值、制成品的价值和工资水平，在贸易过程中，经过一段期间将会恢复到与币值的这种变化相关的水平。人们无法精准计算他们的买卖与这种变化是否一致。农场主在租约期内要如约支付收入，他们不可能精细地确定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间接税中，哪些是他们一直承担的，哪些现在已经被豁免了，哪些在估算他们向国王和所有者增加支付收入时必须考虑进去。只有时间和经验才能教会他们，这种间接税会同他们得自产品[28]
和总支出的利得相一致。然而，此后他们之间的竞争又将迫使他们接受同其真正的比例相一致的租金。结果，收入就在不知不觉之间落到公正的水平上，同耕作的支出和产量相一致；赋税和收入中属于地产所有者的部分之间的秩序也会以同样方式建立起来。因此，很容易看出，在实行某种改革（它应当是自然产生的，是重建秩序的结果）之前，在土地收入还处在脱离自然状态的混乱之中时，不可能做出一种作为征税根据的地产调查清单，此时的清单不可能建立在任何规范和稳定的基础上。然而，改革的完成需要时间，将农业推向尽可能稳定增长的道路也需要时间；在实行这种改革的过程中，有必要防止国王收入的减少。重要的是将这种改革建立在规范和切实可行的计划的基础上。这个任务需要时间和智慧的力量，还需要一定程度的相当难得的开明精神。

[1]
这篇论文首次发表于《农业、商业、财政》杂志，1766年8月号，题为“经济问题”。后经修订和增补重印发表于《魁奈和重农主义》，巴黎，1958年。现据《魁奈和重农主义》译出。——米克注

[2]
这表现了如下3个项目的数额：（1）收入（假定为4亿利弗尔），（2）年预付19.5亿利弗尔（15亿利弗尔用于每年实际耕作，4.5亿利弗尔用于赋税）；（3）年预付利息7.5亿利弗尔（等于年预付的一半，以减去间接税的实际年预付额计算）。参看以下两段。——米克注

[3]
年预付的增加对产量的损害与原预付减少的程度是成比例的，因为这种减少要以每年再生产支出中尽可能地使用费用高的工作加以补偿。这意味着这种工作的高成本，是缘于缺乏足够的能以最低成本每年实行最有利耕作的原预付。原预付利息的减少，与这些预付本身的减少是成比例的。而这些预付的减少一般来说是由于农场主没有获得维持这些预付所必要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计算年再生产总额时就不应包括这些利息的全额。但我们一直没有这样做，因为它并非解决问题的要害，它总是减少了任何再生产的基数；还因为它会使计算进一步复杂化，并大大改变表中的秩序，而读者可能还不习惯于理解重要变量发生变化的情况。但是我应当至少告诫读者，基于上述解释，我们在这里观察再生产实际总额时抛开了这种变化。——原注

[4]
23.6亿利弗尔的1/6当然应该是大约3.9亿利弗尔，而不是4.7亿利弗尔。——米克注

[5]
魁奈的意思是，来自第一手售价的利得会增加1/10以上。在第一场合可能得到的这个增加额会给农场主增加一定的利润，但是，这最终会化为租金。在下面的计算中，来自售卖的全部利得都加到收入上了。—　—米克注

[6]
参看：《百科全书》中的“谷物论”条目；帕图罗：“论土地改良”条目；杜邦：“论谷物进出口”条目；以及《公民日志》，1766年，第6卷，第33页。——原注

[7]
这张表当然是魁奈《经济表的分析》中出现的原图式的变形，如果你记住魁奈现在列举的具体数据和他构建图式的原理，就会很容易地得出各种变量。

在现在的问题上，魁奈给出的数据是：价格提高后的收入是8亿利弗尔；生产阶级原预付利息是9亿利弗尔；生产阶级年预付是21亿利弗尔（实际的年预付16.5亿利弗尔加间接税4.5亿利弗尔）；年再生产总额是38亿利弗尔，即上述3项的总和。

价格提高以前，生产阶级实际的年预付是15亿利弗尔。一半产品是对这些预付的补偿，这些产品自然由生产阶级消费；另一半进入贸易，生产阶级用售后的回报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制成品。在现在的场合，这第二个“一半”的价值已经涨到9亿利弗尔，使生产阶级实际的年预付总值从15亿利弗尔上升到16.5亿利弗尔，而且生产阶级购自不生产阶级的制成品的价值也从7.5亿利弗尔上升到9亿利弗尔。所有者用其收入的一半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在这里是4亿利弗尔，这样一来，不生产阶级年预付的总值就是13亿利弗尔。这13亿利弗尔中，依照魁奈通常的假定，一半由购自生产阶级的原料的价值构成，另一半由购自生产阶级的食物的价值构成。不生产阶级的年预付像通常一样等于其年产品的一半，即6.5亿利弗尔。表中不生产阶级一边的项目就是这样。

然后，不生产阶级向生产阶级购买6.5亿利弗尔原料和6.5亿利弗尔食物。作为这13亿利弗尔产品的结果，有9亿利弗尔要卖给生产阶级，4亿利弗尔交给所有者。

生产阶级要销售4亿利弗尔食物给所有者，6.5亿利弗尔原料给不生产阶级，6.5亿利弗尔食物给不生产阶级。由这些销售所得回报总共是17亿利弗尔，如生产阶级一边括号内的3个数字所示。在这17亿利弗尔中，有8亿利弗尔留下支付收入，9亿利弗尔用于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制成品，其价值等于生产阶级原预付的利息。

再生产总额的余额（去掉赋税4.5亿利弗尔）由下列各项组成：（1）自然由生产阶级消费的食物，价值7.5亿利弗尔；（2）价值9亿利弗尔的农产品，在生产阶级内部交换，并用于“修补”生产阶级的原预付。—　—米克注

[8]
我们一直没有说明这张表中4.5亿利弗尔间接税支出分配的秩序，这部分分配要求包括特别细致的说明和发挥，而我一直没有想好如何处理才对读者有利，免得一大堆条目分散了对这类事情尚不熟悉的读者的注意力。重点放在后果上，即如果把回流到生产阶级的4.5亿利弗尔仍然加在生产阶级身上，对收入有怎样的损害，以及这个数额以几乎与收入同样的方式扩大的后果。

人们可能很容易得出一种想法，即把这种支出与收入放在一起，在不生产阶级和生产阶级之间进行流通，而不是将它继续加在生产阶级的年预付上。依据这种想法，收入总额则上升到12.5亿利弗尔，支出的分配将按表中描述的方式进行，即一半给生产阶级，一半给不生产阶级，后者又用其向生产阶级购买。这就完成了生产阶级必须为收入支付的数额。额外的支付额就是它为间接税的支付，这就增加了它的支出和4.5亿利弗尔的回报。

两个阶级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不生产阶级多支出了2.25亿利弗尔，而这不会对此后年再生产总额带来任何变化。这就是在这种场合支出的全部流通的完整概念，还要记住事情的实际情况，即4.5亿利弗尔间接税实际上将仍然加在生产阶级的年预付上，这个阶级自己预付了这些间接税。——原注

[9]
1利弗尔提高4苏是1/5，不是1/6。参看第379页脚注②。——米克注

[10]
生产阶级向不生产阶级的支出总是假定为生产阶级回报的1/3；而收入的一半假定是支付给不生产阶级的。因为所有者比生产阶级更沉溺于装饰性奢侈。——原注

[11]
如果这些计算仅限于谷物（其价值仅占该国每年再生产总额大约2/5）这一种产品的价格提高1/6的情况，那么结果将成比例缩减。收入将仅增加1.6亿单位，而不是4亿单位，它在价格提高情况下所能增加的购买量也只能超过总量1/6。在这1.6亿单位因谷价提高而获得的利得中，只有6800万单位是出口的结果，假定出口的各种谷物是300～400万塞蒂。这个差额是恢复固定平价的结果，价格重新再次稳定在贸易各国现行价格水平上，而且在完全自由贸易和竞争条件下，变动很少，首先是谷物价格。——原注

[12]
实际上是2.35亿单位，不过，我们继续忽略不计500万单位，我们在《经济表》中已经这样做了，那里的计算是基于8亿利弗尔，而不是实际的8.05亿利弗尔。——原注

[13]
这是魁奈前面讨论过的“在第一手售卖的2.35亿单位增量”。——米克注

[14]
的确，这种财富的增加仅仅是减少了损失而已。不存在贸易自由和免税时，第一手售卖价格连续不平等就会引起这种损失，而在正常年份这些价格就会减退到较低水平上，会比购买者——消费者的支出低1/10以上。贸易自由和免税消除了这些第一手售卖的价格不平等，使其重新回到消费者——购买者购买的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手卖者损失的这种减少对他们来说才代表了财富的增加。——原注

[15]
参看前述。——米克注

[16]
参看前述。——米克注

[17]
所有其他的年财富被称为费用。尽管这些费用是供养人的，但它们在一定意义上被认为是沉重的负担；而且，一般来说，如果它们没有处在大自然的保护之下（对那些无耻地削减耕作财富的人，大自然会剥夺他们的可用财富），它们也不会保持良好状态。但是，尽管有这些严格的逃不掉的惩罚，还是没有几个国家完全领悟到需对耕作财富所有权加以适当保护。英国认可保护这种所有权的重要性，也一直想对这种税收予以豁免，不征任何土地税，然而，即使在英国，仍会不断遭到大量花样翻新间接税的侵袭，对贸易的各种禁令也是层出不穷，这些禁令通过不时改变农场主为调整土地租金水平不得不做的计算资料，对农场主造成了损害。这种无序状态使耕作者常常减低他们的生产预付，牺牲掉一部分用于耕作的财富，以应付租约中的各种支出，而此后出现的各种未曾料到的无成效的增加支出和减少收入的间接税还没有计算在内。在所有国家，只是在计算了耕作开支、土地赋税和收获物的平均价值以后，农场主才会签约，农场主由此可知他们每年向所有者支付的数额；他们以此为原则和适当根据所订立的协议与通行的规则相一致，应会受托得到政府监察当局的保护，迫使契约各方履行他们的义务。令人不可置信的是，当制定出破坏据以签约的计算要素的政策，以及增加农场主支出和税收，或减少其收入的政策时，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所想到的就是迫使农场主履行对他们极为不利的契约的基本和主要条款。由此而对自然权利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契约法造成了破坏，而在这些法律中当局应能保障原本非自愿的各方承担各自的义务；这种不幸和普遍的疏忽不久就会成为英国的命运，它遍及一切，然而人们对这种无序却极为忽视，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比各国国王更关注防止这些弊端，各国国王是他们统治的各国土地纯产品的共同所有者。因此，伤害土地农场主，或损害他们用于土地耕作的财富，也就不能不毁灭赋税或国王收入的唯一源泉。人们还忽视了这些所有者的一些轻率行动，他们滥用自己的优势，将本应去除的高成本和困难加到农场主身上，将土地高于其价值出租。在毁灭他们的农场主的同时，他们也在毁灭他们的土地，破坏它的肥力，去除了地上的麦草。土地主人不择手段地暂时增加了他们的份额，他们用一部分财富耕作土地，生产了他们的财富，为最辛劳的人们提供了生活资料，但是，他们的贪婪终将他们推向毁灭之路，减低他们的土地价值，有时还会不可挽回地消灭他们的收入和享乐。

所有者收入的这种增加不是价格提高的结果，这实际上增加了可处置的财富；它在租约期间对生产阶级来说十分有利，契约终结时，生产阶级会将其完全置于所有者阶级的信贷中。而不适用这些条件的可处置财富的增加，不过是昙花一现，它所显示的是损失而不是利得。——原注

[18]
对于反对的理由来说，价格下跌则是灾难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租约期间必须不断支付相同数额的租金、赋税和其他固定费用的农场主，就不再能从他们的售卖中应付这些支出。他们不得不连续削减用于耕作的财富加以弥补，这必然不断减少每年再生产，对国王和国家带来毁灭性后果。价格的升降是王国繁荣或衰落的主因，其影响远不止这里讨论的这些，还有其他许多不要忽视的优点。土地产品价格的升降是极其重要的事情，需要在做经济决策时予以审慎和严密的说明。不过，我们总是发现，在不同场合（除了稀缺性以外），价格上升会带来或大或小的利得，而价格下降所造成的总是或大或小的损失。——原注

[19]
这当然是魁奈在前述《农业哲学（摘录）：给农业协会的报告》中已经讨论的论点。——米克注

[20]
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绝对不会发现贫穷的农场主，他们所提供的比富裕的农场主还要多；忽视和极其渴望创造什么，不幸使这非常普遍的现象成为偶然的事情。然而，提供和支付不是一回事：这些贫穷的未能进行适当耕作的农场主，其经营一直入不敷出，以亏本告终，有时在租约期间即行破产；有的虽然勉强维持到期满，此时返回的土地地力也已耗尽，没有麦草，没有肥料，如不投入高成本，休想再次耕种。无论哪种租约，凡是健全和成功的，都是双方均能从中获利的。

最理想的情况是：土地所有者消息灵通，执笔同他的农场主一起对其土地耕作支出进行核算，并就这些通常的可信的农业企业应得的回报，作出明确的、公平的和友好的决定，随即也就可以对其所要求的纯产品作出估计。我们可以指望从既有能力也有热情从事这项工作的公民所公布的大量耕作发明中得到这些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应能确保农场主在租约期间不再增付任何直接税和间接税。政府显然应当对此予以更大关注。对我们来说，只要我们的农业还未享受到这两个对它极其重要的条件，我们就要不停地反复呼吁，不要再让人担心杀鸡取蛋了；呼吁有利害关系的深谋远虑的人反过来证明，这只鸡因怀有大量谷物，所以它的蛋会被取得更多。——原注

[21]
5.42亿单位等于6.5亿利弗尔的5/6。正确的数字应该是6.5亿利弗尔的6/7，即5.57亿单位。——米克注

[22]
还应当指出，我们这里假定不生产阶级的原料和生活必需品完全是在国内购买的。但是，这个阶级参与很大一部分对外贸易，而且消费着价格未上涨的外国产品。因此，收入增加显然会使它拥有更多单位的产品，供养的人口也要比我们假定的多。不过，应当记得，为了简化表，也为使尚不习惯此表的读者免受过多项目的困扰，我们没有将来自间接税的收入的一半支出转给不生产阶级这一情况描述到表中，而仅仅论及回报给生产阶级预付的部分。因此，包括在生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口，在价格提高前后，实际上是靠间接税一半的支出养活着不生产阶级。考虑到这一部分人口，会使不生产阶级人口数的增加略微少些。所以，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里的总额，减去这个阶级从国外购买所得的利润，至少补偿一下这部分人口被自觉省略的细节；严格说来，在我们的计算中，差额只有25000人，或大约6000个家庭。——原注

[23]
一些人相信，就研究真理而言，适于应用计算的科学与其他科学是不同的。但是，计算既不是原因也不是结果；因此，在科学上，计算不会构成我们研究的对象。当今所有科学肯定都存在于这一事实：研究的对象都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这些不言自明的对象，为计算提供能够计量的事实和资料，那么，计算将不能纠正我们的错误。因此，适于计算的科学与其他科学肯定具有同样的基础。的确，通过计算，这种肯定性能被扩大到涵盖只有计算能够估算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它总是绝对正确的，即它总是绝对可靠和始终一贯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会依我们如何应用它而有对有错。所以，应用计算来研究真理时，全部的确定性都在于资料的不言自明。——原注

[24]
此为米克注。

[25]
18.5亿利弗尔也许应是8亿利弗尔，或8.05亿利弗尔。——米克注

[26]
即7.25亿利弗尔+4.5亿利弗尔，最接近于12亿利弗尔。——米克注

[27]
魁奈在这里插进了一个解释性注释，将税前租金水平与现在的租金水平作了比较。魁奈通常认为他的资料是真实的，该注释对魁奈的这个关切作了令人感兴趣的解释，但这个注释十分冗长细致，而且并没有增进我们对表或现在研究问题的理解，所以我不认为值得将其译出。——米克注

[28]
此为米克注。

中国的专制制度[1]
（第八章）[2]

中国的法律与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之比较

你们至此已研究了广大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这些制度是以科学与自然法则为基础的，它们也是这些法则发展的结果。在本书中我们完全遵循着历史学家和旅行家的叙述，这些叙述多属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而且相互一致，所以是完全可信的。

基于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在本章作一总结性研究， 目的不过是对堪称各国典范的中国的理论作一系统和详细的解说。

第一节　社会的基本法则

社会的基本法则是最有利于人类的自然秩序法则，这些法则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道德的。

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物质法则，是指来自显然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的一切物质现象的正常趋向。
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道德法则，是指来自显然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的一切道德行为的正常趋向。
这些法则加在一起，形成所谓自然法则。

这些法则是由造物主为人们所必需的财富的不断再生产和分配而一劳永逸地制定的，人们在社会中结为一体，并要服从于这些法则为他们确定的秩序。

通过劳动和个人利益的恰当结合，这些不可动摇的法则形成社会的道德体和政治体，并教导人们以尽可能最大的成就促进公共福利，以及保证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尽可能有利地分配这些福利。

这些基本法则绝不是人类创造的，但又是任何人类政权所必须服从的。这些法则构成人们的自然权利，迫使他们接受公平分配的原则，并要他们组建保卫社会所必需的力量，以防来自内部和外部力量的一切恶意侵犯及其他任何不测。这些法则还要求建立国库收入，以保证提供用于维持国家的安全、良好秩序和幸福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费用。

第二节　保护性政权

要遵守政体的这些自然的和基本的法则，需要得到保护性政权的支持；社会建立保护性政权的目的在于借助于同自然法则相适应的实用的法律来管理社会，而这些自然规律在最终地和不可变更地调节着国家的各项制度。

各项实用的法律是由最高当局所颁布的具有强制性的规章，颁布这些规章的目的在于建立国家管理的秩序，保证遵守自然法则，坚持或改变国内流行的风俗习惯，调整个人权利以符合他们的地位，在由于意见和看法分歧而引起怀疑的场合权威性地伸张正常秩序，以及执行公平分配的决定。

由此可见，管理就是确立正常秩序，这对于在最高权力支配下组成社会的人们是最为有利的。

第三节　人们创设的各种统治方式

最高权力不应当授予乖戾的暴君，否则在其统治下形成的政体会使当政者一个接一个地替换，使国家成为盲目的或肆无忌惮的利益的牺牲品，这种利益力图把最高权力变成发财致富的工具，其结果是造成国王和国民的破产，这样的国王只能被称为专制掠夺者。

最高权力不应当是贵族的权力，也不应当属于大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否则他们会联合起来，形成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奴役国家，引发争权夺利和激烈内讧，从而造成经济破坏，秩序混乱，不公平和最野蛮的暴力行为，以及最放肆的无政府状态。

最高权力不应当同时是国王的又是贵族的；否则只会引起权力的冲突，这些当权者都力图使别人服从自己，向敌方的同盟者报复和施压，把国家财富用于扩张自己的势力，继续进行激烈的内战，从而将国家推进灾祸、暴虐和贫困的深渊。

最高权力不应当是民主的，因为盛行于平民百姓中的愚昧和偏见，会使他们产生无穷的欲望和狂暴行为，使国家面临骚乱的危险，遭到可怕的灾难。

权力不应当同时是国王的、贵族的，又是民主的，否则它就会步入歧途，被那些同国王分享权力的不同国民阶级各自局部的、独特的利益引入混乱。权力应当是统一的，
它在做出决定和实施时应当是无私的，因此它应当集中在一个当权者手里；这个人拥有执行权；这个人有全权促使公民遵守法律，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保护弱者不受强者欺凌，防止和消除各种违法行为、滥用职权，以及国内外敌人的侵扰。权力若为国内各种不同阶层所分享，就会演变成一种经常滥用职权和政见分歧的权力；这种权力既不会有领导者，也不会有足以防止各种偏见并促使各种局部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和秩序的团结。国王若失去了正确管理政体所必需的权力，他就必定会竭力使用各种手段来恢复自己的统治，为了保证自己的专制权力，他甚至会力图使自己的权力超过国家本身的力量和权力。这种卑劣的企图在社会上所引起的持续不断的不安，会使政体处于紧张状态，从而不断地将它引入某种毁灭性危机。不很了解自己真正利益之所在，也不很了解哪些手段能使其发财致富的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阶层，总是反对向他们的土地征税，为此他们会采取那些具有破坏性的税收形式，而这些形式会使人民遭到收税员的贪婪勒索和压迫，使国土荒无人烟。公社（其中占优势的是那些看不起耕作的手工业者、工厂主和商人组成的第三等级）会使国家脱离正确的道路；为了能低价购进国内产品并向自己的同胞高价转售国外产品，他们只知道追求专利权和独占特权，取消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互惠互利。这个阶层是靠损害国家而取得巨额财富的，然而他们却要自己的同胞相信，他们的那些经常引起同近邻各国发生战争的独占贸易，是国家财富的真正源泉。在混合的统治形式下，国家的不同阶层会互相对抗，各自利益的分歧会导致对国家极为有害的不断的政治倾轧和滥用职权，从而腐蚀和肢解国家，使国家崩溃。应当看道，我们这里所谈的不是纯粹的贸易国家，这些国家就像一些货币公司，这些公司是由那些在它们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的财富的国家来支付的。

权力
也不应当仅仅
属于执掌公平分配的最高法院，它们过分专心于实用法，而常常忽视形成社会基本秩序、保证国民富裕和国家强大的自然法。

不重视研究这些基本法，就会有利于采用那些最具破坏力的征税方式，采用那些同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剧烈对抗的实用法。仅限于研究公平分配法律的法院，不可能将它们的决定建立在自然法、公法和国际法的根本原则之上。如果这些负责管理和保护实用法的令人尊敬的机构，通过研究自然法（它们实质上就是社会的基本法和各项实用法的根源）来扩大自己的知识，这对国家是有利的。但是不应当忘记，这些物质的原始的法则只能从自然本身中加以研究。

第四节　社会权利的保证

政府如果能够避免这些极为有害的统治方式，那么社会财富就会成为国家的最强大的力量。普遍的协同一致的意志，即自觉遵守对社会最美好和最有利的法律，乃是最完善的管理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涉及国家整个经济制度的一切实用法，
会影响到国家每年财富再生产的自然进程；这些法律要求立法者和执行这些法律的人，具有非常广博的知识和十分周密的考量，其结果应当显得是国王和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国王的利益，这些利益应当引人注目，以促使后者做好事。幸好，正确理解的国王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总是一致的。因此，立法委员会和执行实用法的机构，必须很好地了解实用法对每年国家财富再生产进程的影响，而且只有在了解这种影响时，才能出台某项新法律。甚至于国家的精神社团，即富有知识的那部分人，也应知道这种影响的一般特点。因此，政府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应当是设立学校来讲授这些知识。然而，除了中国以外，所有国家都没有重视这种作为管理的基础的设施的必要性。

第五节　自然法则保证国王和人民之间的一致

因此，准确和全面地了解自然法则是促成能稳固地保证国家宪法的意志的重要条件，而促成这种意志的手段就是承认这些神圣法则的权威是国家首脑权力的基础，因为社会每个成员知道自己的职责是很重要的。在各阶层公民都有足够的文化，能够准确
了解和明确指出什么是对国王和人民最有利的法律秩序的国度里，难道会出现这样的暴君吗？——他会依靠国家的武装力量，公然为非作歹，曲解为人民所公认和尊重的社会的自然法则和基本法则，毫无道理地做出只会引起恐怖和憎恶的暴虐行为，以致促成可怕的难以扑灭的全民起义吗？

制定法律和规定税收的权力，常常是秩序混乱以及国王和人民之间无休止地发生争执的根源。使社会秩序的一切基础常常发生动摇的不可避免的原因就在这里，各种不稳定和混乱现象（这些现象同人们所创设的上述荒谬的权力形式是不同的）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可是人们不能创造和建立自然秩序，正像他们不能创造自己一样。社会的初始法则已经包括在创造世界的一般计划之中，这个计划中的一切都是由上帝预先设想和安排的。只要不偏离上帝指引的道路，我们就能避免由于破坏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坚固团结而造成的人为错误。不必在各国历史上寻找教训，也不必在仅仅描写混乱的人类谬误的历史上寻找教训；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只是满足自己读者的好奇心，他们过分偏重于书本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不足以解开这个混乱的谜团的。

第六节　社会的基本法则不是由人制定的

经常成为国王和人民之间纷争对象的立法权，最初既不属于国王，也不属于人民；它起源于造物主的最高意志，还起源于对人类最有利的物质秩序的法则之总和；物质秩序这个基础看来不是不稳固的，一切混乱和无序都在社会秩序之中；所有不正确和反常的统治形式都是这种混乱的结果，这些统治形式均是那些对神权政治
知之甚少的人臆想出来的，他们以为借助于度量衡就能一成不变地为社会的人们确定权利和义务。社会秩序的自然法则同时也就是物质法则，为人们的生存、繁衍和舒适所必需的财富再生产，就是依照物质法则进行的。因此，人绝不是能调节自然现象和人类劳动的法则的创造者，人类劳动和自然力一起促进了人们所需的财富的再生产。整个这种秩序乃是物质结构的一部分，而这种结构形成了物质秩序，它迫使组成社会的人们服从自己的法则；人们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相互协作，并且遵守这些自然法则，才能够获得他们所需的财富。

因此，对确立原始的基本的社会法则的立法权，是不可能有争论的；它不可能属于任何人，只能属于全能的上帝，上帝创设了一切，而且在总体上预先规定了宇宙系统；人在这里只能带来混乱，而这种本应避免的混乱只能靠严格遵守自然法则才能消除。

当然，最高权力能够而且应当制定法律来消除明显的混乱现象，但它不应当伤及社会的自然制度。园丁应当去掉对树木有害的青苔，但他不应当伤及树根，因为树木靠树根吸收水分才能得以生长；如果为了向园丁规定这种义务而需要颁布实用法，那么这项为大自然本身所决定的法律，除了这个义务以外，不应该规定任何其他的东西。树木本身的结构就是一种自然秩序，调节它的是一些基本的不变的法则，决不应以对立的法则取代这些法则。通过教育即可明确区分这两种法则的领域，因为这两个领域的法则是以完全不同的规定和完全不同的方式制定和颁布的。一种是按书本方式研究的，依照这种方式，对于社会中结为一体的人来说最有利的秩序，是从本质上加以观察的；而另一种则仅仅是以被严格规定的命令形式所表现的研究结果。自然法则本身包含着具备显而易见优点的行为准则，而实用法所包含的则是一些简单的、常常是偶然的和能够加以修改的行为准则；遵守实用法只需靠书面命令和强制性机构所规定的惩罚，而自然法则是不变的、永恒的和自由遵守的，没有任何强制，它只受利益动机的影响，向人们指出遵守自然法则可能获得的好处；自然法则保证人们能够得到好处，而实用法则以惩罚为前提。

实用的
或成文的法制
并没有规定作为法律基础的动机和原理；而这些原理存在于实用法之先，它在本质上高于人类的法律；因此，很显然，这些原理实际上无非是正确的国家管理的原始的不可更改的法则。公平的实用法无非是对这些原始法则所做的准确结论或简单、明了的解释，旨在保证这些原始法则尽可能地普遍执行。社会基本法则的内容直接取自对绝对公平与不公平，以及对善与恶的规定；它们根植于人的心中，是指引和支配人们行为的光；这种光只有受到人们毫无节制的欲望的影响才会削弱或熄灭。实用法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使破坏者害怕的制裁来防止这种破坏。因为，一般来说，国家幸福要求做到什么呢？——土地耕作的成效最大；社会上没有窃贼和乞丐。
实现第一个要求是每个人自己的利益所规定的；而第二个要求则需要公民政府负责才能实现。善良的人只需加以训导，向他们指出那些只有智力高的人才能理解和明白的伟大真理。各种实用法只能在极不完善的程度上促进这种智力的理解；它们是必要的，
以抑制和压制犯罪和欲望的膨胀。但是，实用的立法不应当侵入物质法则的领域； 自觉遵守这些法则应当是由于具有非常广博的深刻的和全面的知识，而这些知识的获得只能通过研究上帝所赋予的普遍的和卓越的法则；难道能够使医学仅仅服从于某种实用法吗？难道能够使社会的自然的和普遍的制度所根植的根本立法服从于类似的实用法吗？不，不可能。这种最高的法则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要求的，只是实实在在地研究造物主一劳永逸地规定下来的那些基本的不变的法则。这种研究可以得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虽然不以法律的形式颁布出来，但它是仍然有效的，它揭示了某些不可动摇的法则，政治活动家和全体人民能够从中汲取规范管理所必需的知识，因为正如我们可以在下面所看到的，在这些法则中可以找到实用法和公平分配的最初的
原理和不变的源泉。因此，上帝的法则必须消除一切有立法本身的分歧，必须使行政权和国家服从于这种最高的法则，因为这种法则是通过理性之光向人们展示出来的，这种理性之光来自教育和对自然的研究，而自然除了允许理性自由地发挥作用以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法则。

只有依靠理性的这种自由活动，人们才能发展经济科学——为社会制度奠定基础的伟大科学。在经营某个农场的活动和作物时（这种经营就像是管理整个国家的一个模型），耕作者无须理会其他什么法则，只需具备获自教育和经验的知识就行了。实用法如果强制地调整耕作制度，就会破坏耕作者的整个经济计划，成为耕作的某种障碍；耕作者服从自然秩序，因此他应当只遵守物质法则，以及物质法则所规定的那些条件；行政当局在整个社会管理中，也应当受这些物质法则和条件的指导。

第七节　征税权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

赋税是由无知、忧虑和吝啬所引起的各种纷争和起义的根源，它在本质上决定于一些不变的法则和规章，国王和臣民如果离开这些规章，只能对自己不利。这些法则和规章，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可以通过极为精确的估计和计算显示出来，排除掉任何的不公、专横和压制。诅咒无知并在根本上承认基本的秩序吧！这样你就会敬重上帝的先见之明，是它给了你一把火炬，使你能够在这个充满通向不法之途的迷宫中，毫无危险地前进。人生来就具有获取所需知识的智慧，以便认识上帝给他们指出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组织得最完善的帝国的基础。因此，科学是正确的社会组织和秩序的重要条件，这种秩序应能保证国民幸福，规定一切人类政权都必须遵守造物主定下的法则，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人都服从理性，约束自己履行自己的义务，保证他们享受满足其需要的财富。

第八节　自然法

物质的法则确立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并且确切地决定一切人们的自然权利，这些物质的法则是所能存在的永恒不变的最好的法则。这些法则的确定性支配着所有人的理智和理性，而且以几何和数学的精确性显示在各种细节上，不允许有任何的误解、欺骗和违法的要求。

第九节　完善政府的基本法则的明确性足以保证自然法

只有基本法则的明确性才能不容分说地防止行政机构的错误、国内各阶层的有意侵犯和滥用职权，防止制定同基本社会制度相违背的实用法。因此，认识这些最初的法则及其不容置疑的明确性，是政体的最好保障，因为理解上帝的意志及其不可抗拒并受智慧之光指引的国家，是不会破坏人类政权都应遵守的这些绝妙法则的。而且，这些法则一经确立，本身实际上是非常强有力的，其明确性和优越性就成为国家的支柱。国王不能忽视的是，确立他的权力是为了认识和遵守这些法则；因为既有利于他个人的利益，也有利于人民的利益，所以自觉遵守这些法则就成为社会牢不可破的纽带。如果这些法则不为人知，它们形同虚设，既无力也无用，好比我们居住的土地，不加耕种便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用处；在类似情况下，人民便会组成临时的、野蛮的和不安定的国家。因此，必须研究自然法，这本身就是自然的社会制度的基本法则，它在良好政府的基本法则中首屈一指；缺乏这种研究，自然秩序就只能是野兽居住的荒蛮之地了。

第十节　研究和学习自然的基本的社会法则的必要性

人们只有通过区别于禽兽的理性之光，才能掌握自然法。一个巩固的繁荣的政府，应当以中华帝国为榜样，把深刻研究和持久普遍地学习自然法则（社会制度的基础），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

第十一节　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

人们结成不同的社会形式，是由于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各异，例如，狩猎、捕鱼、畜牧、农耕、商业和掠夺等。由此也就形成了野蛮部落，从事捕鱼、畜牧的部落，农业民族，商业民族，游牧部落，野蛮的从事抢劫的部落，生活在帐篷里的部落，等等。

第十二节　农业社会

除了与整个社会为敌的盗匪团伙以外，其余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是靠农业联合起来的，没有农业，充其量只能是一支不完善的民族。只有农业民族才能形成稳固和持久的国家，有能力进行全面稳固的管理，真正服从自然法则的不变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本身是这些国家的基础，规定和确立了它们的管理形式，因为农业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财富的源泉，然而农业的发展和衰落本身又必然取决于管理的形式。

第十三节　农业社会中原始简单的管理

为了说明这个基本真理，让我们考察一下最简单的社会组织中的农业状况。假定有一个部落生活在荒原上，它们不得不靠野生果实为生；但这对未开垦土地上的部落来说终非长久之计；土地的肥力则能够成为大自然向劳动和工业提供财富的源泉。

第十四节　财富的公有及其自然与和平的分配，人身自由，对每日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在原始状态下，除了人们寻找生存必需品所确立的分配方式之外，不存在其他的分配方式。一切属于全体；不过要具备如下条件：财富在人们之间自然地分配，必须保证每个人的人身自由，以便他们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平安享用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产品。因为一个人对其他人的侵犯会妨碍寻找满足需要的必需品，只会引起无益和危险的争斗。那么，是什么动机引起类似情况下人们之间的争斗呢？一群鸟落在一个能得到好处的栖息和觅食之地，它们之间不会为争食而发生任何争斗，每只鸟的食量依其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觅食的能力。实际上，一切动物均受此大自然规定的法则的支配，依照这个法则，在自然制度下，每个人的权利以其劳动所能获得为限。因此，一切人对所有东西的权利
只是一种幻想。人身自由和所有权，或者每个人得享用自己所寻找到的东西以满足其需要的信念，是由外部的自然法则向人们加以保证的，一个美好社会的基本制度就是以这些自然法则为基础的。生活在北极的部落，或不得不生活在上述原始状态下的部落，一直严格地遵守着大自然规定的这些法则，不需要任何最高权力来监督它们履行彼此之间的义务。

第十五节　部落之间的战争

生活在类似状态下的美洲部落，不爱和平，彼此常有战事，但却非常一致和自制地遵守着每个部落内部的秩序。这些部落间的战争，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彼此之间的担心和憎恨，这使它们甘愿冒流血报复的危险。

第十六节　保卫国家要以力量为后盾，力量需要财富，财富又因力量不同而有差别

预防国外的战争，除了以力量为后盾外，没有其他办法，这应当成为良好治理的主要目标，因为雄厚的力量要求巨额的支出，支出越多要求财富越多，而财富只有依靠雄厚的力量才能保持。然而，这些财富除了遵守先于民政和政治机构所确立的自然法则以外，是既不能获得也不能挣来的。这种立法权既不属于人民，也不属于管理他们的统治者；这就是保证农业成功的法则，而唯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源泉，并且创造为其防卫所必需的力量。

第十七节　农业社会的建立，在这里可以自然地发现为生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

前述居住在荒野上的部落，为了生存不得不耕种土地，不得不屈从于自然界为使它们的劳动有成效和生活有保障而为它们规定的法则。这个部落所居住的未开垦的土地不具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有价值。这个部落的土地和产品要靠劳动来保证，缺少了劳动这个自然条件，就完全不会有产品和财富。因此，人们必须在他们之间分配土地，以使每个人都能耕种，并且在完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起初是在完全平等的人们之间平分土地，没有选择的权利，以无私的抽签办法而定；抽签的结果自然指明了每个人应得的份额，并能保证他们终生持有这份土地，并以同一名分拥有必要的自由权，以便他们能不间断地和不受压制地使用这份土地，自由地交换不同的产品和储备品。由此也带来了社会所必需的其他利益；除了和平地分配土地，保证土地及其产品的所有权和人身自由以外，这些利益还有：贸易自由，相应的劳动报酬，经常关心农业进步，保持耕作土地所需要的财富，饲养役畜和肉畜，创设制造工具和衣服的工业，建造房屋和加工产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原始法则的结果，正是这些自然法则创立了这些社会关系。这里所说的是以和平和自然方式所建立的社会，而不是指那些受到强盗蹂躏和篡位者野蛮压迫的社会；篡位者是指那些至今还不服从自然秩序的非法统治者；不管古代有怎样的实用法，所有这些规则无论对每个人的利益还是对整个社会的福利都可能是最好的规则。

但是所有这些制度，除了受制于农业国的基本自然秩序的制约以外，还要受到另一个与自然条件同样重要条件的制约，这就是充分保障土地和产品所有权，产品是要花费劳动和对土地耕种的预付才能生产出来的。

第十八节　建立保护权力

每个耕作者在自己土地上劳作一天之后都要在夜晚休息和睡觉，因此他不可能自己再来关照自己的安全，保护他靠自己的劳动和预付所生产的产品；尤其不应放弃白天的劳动来保护自己的产品不受外部敌人的侵扰。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支持建立和维持一支受长官权力支配的保卫力量，而且这支力量还必须足够强大，以便保障社会不受外界侵袭，维护内部秩序，预防和惩罚各种坏分子的犯罪活动。

第十九节　实用立法

由此可见，社会的基本制度和自然秩序是在创立公平分配的实用法律之前确立的；除了确立社会制度基础的自然法则以外，这种成文法不会有其他的根据或原则。

因此，详细规定公民的自然权利的实用法，是由大自然造物主确立的各项最初的法则建立和调节的，它们能为国民所接受，只是因为它们符合并且严格地服从这些基本法则。可见，不能随意设置实用法；假如实用法在本质上是不公平的，那么，立法者，无论是国王还是人民，都不可能凭借自己的权威而使其变得公平；权力本身常会犯错误。所以，尽管它同意已经颁布的法律，它也总要保留修改实用法的错误和弊端的权力，这种权力应完全建立在确切知识的基础上；这种修改不能破坏秩序，只能恢复秩序，否则，就会置一切明证于不顾地断定：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绝对的公平和绝对的不公平，也不存在道德的善与恶这是一条可怕的原则，它会破坏臣民和国王的自然权利，使国家失去按照造物主确立的法则所形成的秩序的好处，而破坏这种秩序，立即会遭到惩罚：使人们生存所必需的财富遭到损失或减少。所以，公平性严禁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随意
地制定实用法。

总之，实用立法完全服从于最初的社会法则，它不能属于任何其他人，而只能隶属于统一的权力，这种权力应当凌驾于各种不同的特殊利益之上，并且压制这些特殊利益。

第二十节　国家的收入

在国王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里，最令人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随意向国民征税；它看起来不受任何由自然法则规定的标准或限制，然而造物主却要求征税遵循一定的秩序。事实上，很显然，为满足国家需要所必需的税收，在一个农业国里，除了来自能够生产满足人的需要的财富之外，它不可能有其他的源泉和出处；这个来源无疑就是借助于花费货币和劳动进行耕种的土地本身。因此，国家所需的收入额只能是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年产品的一部分，税额则由这些所有者分担。因此，税收也只能是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产品的一部分，这些产品是经由花费在耕作上的劳动和其他必需的开支而生产出来的。从收成中减去这些花费所获得的剩余就是形成国家和所有者收入的纯产品。如果构成国家收入的这个部分是所有者收入总和的一半，那将是很可观的一个数目。不过，所有者应当明白，能够保证他们安宁和安全生活的那种力量就在于国家的收入，力量雄厚才能得到邻国的尊重和防止战争。此外，既然国家收入和国家土地的收入同比例增减，那么在通过国家良好治理促使农业更加繁荣这一点上，国家与所有者的利益是休戚与共的。最后，这种尽可能良好的治理还会免去其他一切无疑有害于国家和所有者收入的税收；而这些有害的税收一旦开征，还会以国家需要为由不断增加，危害国家和人民，同时还只会创造货币财产，引起破产的国家公债。

私有主或土地所有者各自经营自己的土地，以保持和提高土地价值，并获得他们所能得到的纯产品或收入。假如土地不属于其所有权应该得到保障的所有者，而是属于公有，土地就会荒废，因为没有人愿意向土地花费以求改善和保持土地，来自投到土地上的劳动也就不能保证获利了。而没有这种花费，土地就难以收回使耕作者刚刚敢于生产的耕作支出，因为他常常担心自己会迁移到别处。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就不能带来可以提供国家所需税收的任何纯产品或收入。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和政府都不能存在下去；假如对耕作或人的劳动所需基金征税，那么税收本身就是损失。

我说用于人的劳动的费用，这是因为没有对人的生活资料的必要花费，这种劳动是不可思议的。人本身失去了财富，就只有需求了。因此，不应当向他本身或他的劳动工资征税，因为这份工资是人的生活所必需，而且应当足以维持他和他的家庭；还因为他只有在工资提高的情况下，用提高的那部分工资才能付税。而这常常会在他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使其劳动的价格提高，从而使支付工资者受损。由此可见，增加工资，若使劳动产品涨价，必然会造成劳动、产品和人口递减。这就是数千年来指引中国政府走向富裕的学说
的基本原则。中国人从中得出的结论，却难以使欧洲人信服。

例如，个人税，即人头税或对人的劳动所得所征的税，依照他们的看法，绝对是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因为除了偶然地和随意地评价人的能力以外，没有其他标准，因此，这种税收是不合理的和极为有害的。所有的农业工作者，所有的手工业者，所有的商人，一句话，一切获得工资或报酬的各个阶级的人，都不会自愿地直接支付国家需要的这种收入，否则，这种税就会对土地耕种产生有害影响，对收入构成双重负担，最终导致一无所有和国家毁灭。这就是自然法则之一，不破坏这些法则就不会招致惩罚；一旦破坏，惩罚就会接踵而至；而这种惩罚会使为满足国家需要所必需的税收，比这种需要本身更可观。

同样很明显，这种税也不能取自用于开垦和耕种土地的基金，因为它会立即损害土地耕作和人们生活所必需的财富。因此，这种税不是为国家需要而征收的税，它只会引起全面破坏，最终导致国家和人民走向灭亡。

按照中国人的意见，同样不能对日用品和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商品征税，因为这意味着对人本身、人的需要和劳动征税，从而这种看似为满足国家需要而征收的税，反而会加快国家的破灭，因为它把国家交给了那些征收这种可耻税收的贪婪之人或敌人。国王本人却因征收这种税而蒙受了不能补偿的损失，这种损失会落到他为自己从土地纯产品所征收的收入上。

在其他一些著述中可以找到与这些中国人的观点对立的论述，还能找到一些为了保证国家获得更多税收而应当实行的规则，实行这些税则对国家是完全有利的，而且能使它免除其他税收所造成的损失。

从土地产品中扣除用于耕种所需的劳动费用，以及其他耕种所需的费用后的余额，就是纯产品，这个纯产品构成国王的收入，以及获得或购买地产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所有者购买土地所花的钱，决定了他的收入额，这个收入额是用纯产品提供的，而且同购买这份土地的价格成比例。不过，他保有这份收入还有更多的根据。如前所说，全部纯产品是他的地产和管理的必然结果，没有这些重要条件，土地不会带来纯产品，只会带来些微的产品，仅够补偿非常节俭的支出，这是因为使用期限不固定，无人愿意花钱改良和保持土地质量，他们从这种投资中不能保证得到好处。

国王不能贪占自己国家的全部地产，因为他本人既不能亲自管理这些土地，也不能委托别人管理这些土地；不能亲自管理，是因为他不可能了解不计其数的详情细节；不能委托他人代管，是因为这项管理如此广泛、复杂，极易产生弊端和欺骗，以致不能信托他人，而且这将会为在支出和产量上弄虚作假大开方便之门。国王不能不完全放弃会使他本人和国家瓦解的所有权。地产显然要在许多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这些人会通过最好的管理以便在自己的地产上获得尽可能多的收入，因为这种管理能保证国家得到这种收入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同收入的数量和增长以及国家的需要是成比例的。由此可见，农业的成就尽可能地越大，国家和所有者的收入就尽可能地越多。

第二十一节　取消一切特殊的个人利益

垄断、冒险以及为了个人利益而侵占公共利益，在良好的治理下当然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拥有最高权力的国家首脑无疑会依靠自己的威望，揭露和制止这种狡诈的掠夺。因为在良好治理下，社会团体、上层阶级、高级官吏以及声望卓著者，不可能联手为这种有害的混乱现象推波助澜。商人、工场主、手工业行会总是企图发财致富，而且不择手段。他们是竞争对手，常会想出一些排他的招数。一个城市算计另一个城市，一个省算计另一个省，宗主国算计殖民地。适于种植某些产品的土地的所有者，会竭力企图禁止别人也种植和贩卖这种产品；国家到处都被这些窃取者的奸计所左右，他们会以极高的价格将国家所需的粮食和商品转售给国家。国家的收入是有限的，以如此高价购进这些贪婪商人的货物，势必缩减消费和人口，并且导致农业衰落和收入减少。这个进程持续下去终会导致国家财产和力量的消亡；商业本身也会由于贪婪的商人而遭到破坏，这些人本性狡猾，诡计多端，竟敢以虚假借口行骗，说什么商业的繁荣会有利于人民增进自己的财富。这些商人的成功迷惑了不学无术的行政官员和人民，他们对那些向他们征税并使他们破产的人们的财富感到惊奇。有人说，这些财富仍然留在国内，通过流通在国内进行分配，因而促进了人民富裕；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高利贷者和投机商人等；但是，老实人相信垄断者从商业获取的财富来自商人在国外得到的利润。事实上，如果把国家的殖民地看做是外国，说它们不会受到垄断者的顾惜是对的，但是，一国的垄断通常不会对其他国家发生有害影响；相反，它会引起国外商人的报复，以至于引起荒谬的战争。可见，垄断越蔓延，祸害越加重。因此， 自然的贸易政策在于建立自由的不受限制的竞争，这种竞争能保证有越来越多的购买者和售卖者，也保证了他们在买卖时能达成最有利的价格。

第二十二节　减少司法费用

当全体国民都被卷入不正当的发财致富的国家，与执行司法相关的如此多的费用，在良好政府之下倒是更正确的了，这样能保证官吏得到与其官衔和职务以及他们服务的效益相称的尊敬。

在良好治理之下，自然法则的优越和遵守，会在有教养的人们心中唤起虔诚和荣誉感；他们完全理解全能的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确立了这些法则，也赋予人类以理性行为的智慧。

在自然秩序下，组成社会的所有人都应当是有用的，并以自己的方式促进社会的福利。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是由上帝安排的，他们应当无报酬地履行最受人尊敬的社会职务，这些职务同人民交托的利益和安全休戚相关；这些重要而神圣的职务不应当交给那些唯利是图的人。土地所有者享有的收入，不应当用于游手好闲的生活；如此可耻的生活方式同他们所享有的尊重是不相称的，这种尊重能给予他们巨额财产和由此而来的显赫地位、尊贵身份和社会声望，这种尊重是他们通过战功赢得的，是通过受人尊敬的司法职务赢得的，是通过这些使他们赢得更大尊重和信任的神圣的、高尚的和神圣的职务而赢得的，以至于除了阳光和良心以外，人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指导者和其他的影响。因而上帝创造了一些人，他们超凡脱俗，不追逐名利，在合乎自然法则的良好治理之下，他们出于自己的地位，乐意无报酬地执行这些高贵而重要的职务；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将努力严格制止那些滥用职权者，这些滥用职权者会把一些心胸狭窄的、热衷于追逐和维护集团利益的人拉到生产过程之中，这些人抓住一些鸡毛蒜皮之事，利用法律的晦涩和矛盾，以及许多烦琐手续，争吵不休，拖延了生产，并使之变得复杂化了，而这些法律规则是杂乱无章的，完全不像自然法则那样简单明了。

第二十三节　国际法

每个单独的国家，就像国家的每个成员一样，拥有自己的土地，这土地或由社会本身赋予价值，或由夺取而来，或根据继承权而得到，或由各国签订的协议而得到，因为各国有权通过自己实行的有效法律或是所达成的和约来划定自己的边界，这就是自然地取得领土的方式和确定国家所有权的分割法。但是，因为每个单独的国家是各个不同的局部政权，相互之间势均力敌，除非以实力对付实力，否则不会服从于共同的秩序，因此，每个国家只要国库能够维持，都需要准备足够的力量，或者通过同其他国家结盟形成足够的力量，结盟各国有义务相互支持以保障安全。

各个国家自己的力量应当团结在一个政权之下，力量分散，属于不同的领袖，对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民族都是不利的；它不可避免地会把该民族分裂成不同的国家或彼此敌对的政体；结果就会形成迟早总要分裂的联盟，就像封建民族本身不能形成真正的国家，而要靠封建领主同其他国王结成联盟来维持一样，而其他的国王同这些领主一样，都享有最高的权力，这些权力包括：征税、交战、铸币、审判权以及对臣民的直接权力，上述一切权力都是从这种权力中来的，这些权力保证所有的人能同样地享用和支配最高权力。

这些联合政权统一在所有领主中的首脑之下，而这些领主在自己的政体之内都拥有与首脑同样的权力。这些联合政权本身是同自己的诸侯的联盟，这在实际上就会导致一连串的阴谋，旨在形成一个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的真正的国家。这种不稳定的联盟帝国的结构的形成，或是由于大土地所有者的篡权，或是由于侵略民族所实行的领土瓜分，因此，它不是基于合理的国家治理秩序的基本法则而形成的自然的社会更迭（其实力不可分割地集中在某个王国最高首领手中）；相反，它是一种更加强制和违反自然的结构，这种结构将野蛮和专制的枷锁强加到人们头上，而政府则是处在纷争不断和极为有害的激烈内讧之中。

国家的力量在于收入，该收入应该足以满足国家在平时和战时的需要；这种力量决不应依靠实物纳贡来加强，也不应以封建的方式来管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有利于贵族结成帮派并进行战争，、这会破坏社会统一，瓦解国家，将人民置于不安定和封建压迫之下。此外，这种力量也不利于保卫国家，反对外部政权；在这种组织下，国家的力量只能进行持续时间很短、距离不很远的战争，由于运输困难，持续时间一长，难以保障所需军粮的供应；在大炮在战争中起主导作用的今天，这就更加不利了。因此，只有依靠国家的收入，人民才能保证自己不仅在战争时期能坚持不懈地抵抗各种政权的侵袭，而且在和平时期也能避免这种侵袭。实际上，在良好的治理下，战争是极少发生的，因为它能消除由贸易引起战争的一切荒谬借口，以及其他一切没有根据和蛮不讲理的要求，这种要求因其破坏国际法而被掩盖起来，其实这种要求既使他们自己破产，也会使别人破产。因为要维持这种非正义的事业，必须做出非同寻常的努力，募集人数众多和费用高昂的军队，而他们干不出别的好事，只会使卷入战争的国家民穷财尽，既使他们的英雄主义黯然失色，也使他们好大喜功的征战计划遭到破坏。

第二十四节　公共款项的核算

核算国家收入的支出，是最复杂和最易发生混乱的政府部门之一。每个个人尚且难于搞清楚自己的支出，我认为要想搞清楚政府的混乱支出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解决这项任务的伟大国家活动家的范例的话：他们在管理部门推行一套核算形式和规则，借助这些形式和规则，就完全可以防止对国家财力的侵犯，抑制大多数官吏的贪婪窃取和狡诈欺骗。但是这些形式和规则只是一种巧妙的方法，它固然可以应时之需，却不能增进能使民族得以提升的知识。品德高尚的苏利，出于对法官知识和好意的信任，把这个重要的管理部门交托给他们，他的目的无疑是要反对无序和贵族的贪婪，因为贵族依靠其职位和声望攫取了很大一部分国家收入，为使窃取得手，他们会给那些贪婪的税官和其他参与管理和侵吞国库者以好处。这位令人可敬的大臣的严厉警惕性引起了其他大臣和宠臣的憎恨，这些人对国家收入管理中的严格秩序深感不安，实际上，这种秩序应是他们的一个好征兆，只要他们不过于吝啬，较少追求自己利益的话。这些因前朝管理混乱而家道中落的大土地所有者，竟然采取这种卑劣的手段，这也属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他们应当明白，这种必要的改革必然会使人民走向幸福，使他们的土地收入得以恢复，不再降低，并达到同他们的巨额财产和官职相适应的高度。但是，他们理解不到这一点。经常能够看到，无知是政府犯下最可耻的错误、民族瓦解和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中国总是能够完全成功地避免这些错误，依靠的是科学，借助于科学形成了国家的第一阶层，这个阶层很适合于用理性之光指导人民，并使政府完全服从于那些确立社会制度基础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法则。

在这个大帝国，官员们的一切错误和滥用职权行为经常会在政府发布的通报中公布出来，以保证这个庞大国家的各个省份都能遵守法律，反对滥用职权；通过自由检举（这是政府本身稳定而自信的一个重要条件）使政府的活动得到经常的监督。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帝国只能有暂时的统治形式，一切都在变化，帝国也有其起始、发展、衰落及灭亡。这种看法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把管理中的一切混乱现象都看做是合乎自然秩序。理性之光难道能接受这种荒谬的宿命论吗？相反，确立自然秩序的那些法则是永恒的不可动摇的，管理中的混乱现象只是由于这些永恒法则遭到破坏的结果，难道不是很明显吗？中华帝国不是由于遵循了它的自然法则才得以年代久远、幅员辽阔和繁荣不息吗？难道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不是完全有根据地把那些靠人的意志进行统治并不得不靠武器来征服别人的落后民族看做是野蛮民族吗？这个遵循自然秩序的大帝国，不就是一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特别典范吗？它不是证明了一些政府不能持久，没有别的理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由于人们本身的变幻无常吗？然而，难道不能说，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幸运和经久不变的存在，只是由于这个帝国比别的一些国家较少遭到邻国的侵袭吗？然而它不是也曾经被占领过吗？难道它的辽阔的领土不是也曾被分裂成几个国家吗？由此可见，它的政府能够维持长久，不是由于局部的情况，本质上是由于稳定的秩序。

[1]
我们这里只译出了魁奈这部重要巨著的第八章。该书于1767年发表于《公民日志》杂志；后来曾全文刊载于1888年《魁奈的经济学和哲学著作》，此后再未见重新发表全文。1958年出版的《魁奈和重农主义》也只收了第八章。该章唯一的俄译文见于魁奈文集的《摘录》。我们这次将译文与原文进行了校订。当然，不应将该文看做是历史著作，对魁奈来说，中国只是他说明自己思想的一个方便的工具，它同中国的实际没有任何联系。——俄译本注**如欲参看魁奈《　中国的专制制度》全文，可参见马弗里克著译的《　中国：欧洲的典范》（一卷本）的第二篇，该篇即是魁奈此文的英译全文；该书第一篇《17和18世纪欧洲人所赞赏的中国经济和政体》，论述了当时盛行于欧洲的热烈崇尚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潮以及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作者认为，至少就经济思潮来说，魁奈是一个顶尖人物，其代表作即是《中国的专制制度》。马弗里克还译载了翁肯在1888年版《魁奈的经济学和哲学著作》中对《　中国的专制制度》一文的注释，内容如下：魁奈这部内容广博的著作于1767年春，分四期连载于《公民日志》；杜邦的《出版简讯》曾预告说，将在《公民日志》3月号上开始连载由《经济表》的作者以A先生署名的《　中国的专制制度》；《公民日志》的编辑阿贝·波多曾表示，我们会让这部有价值的作品像我们许诺的那样尽快与读者见面。波多还指出，作者将这部作品分为八章，因为以最大的用心从事著述是这位作者的习惯。第一章论及中国的起源、疆域和繁荣；第二章详细考察了中华帝国的基本法；第三章论述它的实用法；第四章论述租税制度；第五章论述皇帝的权力；第六章论述行政管理、刑法和中国官吏；第七章论述中国统治的备受指责的各种缺点；第八章最为重要，它是前面各章的总结，作者在这里将国家良好统治的自然基础与中国所教导和实行的科学的统治原理作了比较。——中译本注

[2]
我们这里只译出了魁奈这部重要巨著的第八章。该书于1767年发表于《公民日志》杂志；后来曾全文刊载于1888年《魁奈的经济学和哲学著作》，此后再未见重新发表全文。1958年出版的《魁奈和重农主义》也只收了第八章。该章唯一的俄译文见于魁奈文集的《摘录》。我们这次将译文与原文进行了校订。当然，不应将该文看做是历史著作，对魁奈来说，中国只是他说明自己思想的一个方便的工具，它同中国的实际没有任何联系。——俄译本注**如欲参看魁奈《　中国的专制制度》全文，可参见马弗里克著译的《　中国：欧洲的典范》（一卷本）的第二篇，该篇即是魁奈此文的英译全文；该书第一篇《17和18世纪欧洲人所赞赏的中国经济和政体》，论述了当时盛行于欧洲的热烈崇尚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潮以及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作者认为，至少就经济思潮来说，魁奈是一个顶尖人物，其代表作即是《中国的专制制度》。马弗里克还译载了翁肯在1888年版《魁奈的经济学和哲学著作》中对《　中国的专制制度》一文的注释，内容如下：魁奈这部内容广博的著作于1767年春，分四期连载于《公民日志》；杜邦的《出版简讯》曾预告说，将在《公民日志》3月号上开始连载由《经济表》的作者以A先生署名的《　中国的专制制度》；《公民日志》的编辑阿贝·波多曾表示，我们会让这部有价值的作品像我们许诺的那样尽快与读者见面。波多还指出，作者将这部作品分为八章，因为以最大的用心从事著述是这位作者的习惯。第一章论及中国的起源、疆域和繁荣；第二章详细考察了中华帝国的基本法；第三章论述它的实用法；第四章论述租税制度；第五章论述皇帝的权力；第六章论述行政管理、刑法和中国官吏；第七章论述中国统治的备受指责的各种缺点；第八章最为重要，它是前面各章的总结，作者在这里将国家良好统治的自然基础与中国所教导和实行的科学的统治原理作了比较。——中译本注

第二经济问题[1]

将这门学问用我们的法令规定下来是恰当的，我们应当让这些分担国家最高职责的人去学习计算，而且不是作为业余活动来掌握它。

——苏格拉底：引自柏拉图

决定间接税的后果

初步的说明

有些间接税是简单的，而且收税的费用也不多。向人征收的一些税就是这样，例如，平民税，人头税，劳役，房租税，股息收入税，等等；另外一些间接税则很复杂，而且征收的费用也很高。向产品和商品征收的一些税就是这样。当它们进出口时在收费处和海关征税，或对它们在国内外贸易的销售和转运环节收税，或对各类买卖中的货币流通收税；对办公处所和交易场所这个创造物也要永久或在一定期限内征税，对投资于这些设施的利润和专卖特权征税。

解释每一种间接税的后果，都需要基于资料认真地作出具体的计算。这些资料应能体现相关税收不同程度的复杂性，反映对贸易和其他人类活动不同程度的限制，以及征收这些税收的大小不等的费用。但是，如果将这些负担各异、互不相同的间接税综合在一起，将其总额称为一般意义的间接税，
那么，用于这些税收的征收和培训等其他方面的开支也可以合在一起，将其总额称为一般意义的间接税的费用；
这个间接税费用总额与国王从间接税中所获得的总额之比，就是征收这种税收的平均费用比率。

我们这里将要解释的就是依此方法加以汇总，并按平均费用比率作了扣除的间接税。我们将从在这样一个国家设立间接税开始，这个国家的农业一直受到保护，从未受各种造成衰退的原因之害，它的耕作年预付的产出平均是3：1，
即年预付支出100
利弗尔，可以再生产出大约150
利弗尔收入和150
利弗尔耕作者的回报。

这样，生产阶级的年预付20亿利弗尔，
按照300%比率，可以再生产60亿利弗尔；
其中30亿利弗尔
是给耕作者的回报，构成其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利息，30亿利弗尔
增加额是为土地所有者和国王提供的收入。[2]

我们先前记载的法国农业状况，至少同这里所说的情况是可比的，年预付和总产品之间的比率同我们这里假定的情况也是相同的。

正是耕作者的年预付，以及年预付同年预付所产生的收入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经济表算术图式计算的资料。

政府的任何一个会使这些预付增加或减少的行动，都会使国家的财富增加或减少。

这些后果，无论好坏，都可根据经济表
图式的计算，容易地、精确地和充分地表现出来。年预付本身，连同每年获得的利息，是每年被再生产出来的，从而成全了耕作者的回报。
这个利息通常等于年预付的一半，因此，如果年预付是20亿利弗尔，
耕作者的回报就是30亿利弗尔。

从每年再生产总额中减去这些回报后的余额被称为纯产品。

这个纯产品构成了在国王、什一税获得者和所有者之间分享的收入。

如果再生产总额是50亿利弗尔，
它是用年预付20亿利弗尔
生产出来的，那么，在减去了耕作者的回报30亿利弗尔
以后，还为收入剩下20亿利弗尔。
这个收入与预付的比率是100%。

如果再生产总额只有40亿利弗尔，
而耕作者的回报是30亿利弗尔，
那么，收入只有10亿利弗尔。
这个收入与预付的比率是50%o

如果再生产总额是60亿利弗尔，
收入等于耕作者的回报30亿利弗尔，
则收入与预付的比率是150%；依此类推。

预付和收入之间这些各不相同的比率关系，可以表现为不同时期的不同资料。我们必须依照这些资料计算这些阶级的支出，以确定王国财富每年再生产的变化，确定耕作者回报和收入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些支出加在一起构成每年再生产总额。

为了对这些关系在各种场合的情况得出确切的看法，需要找出可能引起如经济表中所示的支出分配秩序变化的原因，并以计算来跟踪与这种变化相一致的分配过程，以显示我们想了解的变化后果；经过计算会得出一个由已发生的变化而引起增减的再生产总额。

必须从这个总额中减去耕作者的回报，剩余部分便构成收入，除非发生了某种变故，致使国家支出超过了该国土地每年再生产额。

在这种场合，计算将会把这部分超过再生产的支出余额包括到生产阶级的收入中。

但是，通过这些收入和生产阶级年预付之间的不相称，很容易觉察出这一点，因为年预付及其每年产生的总产品之间现在的关系是已知的。

我们知道，这些支出余额是该国的生产不能提供的，它只能向国外购买。

精通经济表算术图式计算的人，能够精确地确定和决定这些变量，以及在预付、收入或不生产阶级方面出现的增减对经济秩序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对于不生产阶级来说，它的损失总是同收入的下降成比例的，而收入的损失总是同耕作者预付的下降成比例的。所有这些密切结为一体的情况都可被放进算术图式，并借用该图式作出相关的计算。

例如，假定耕作者年预付20亿利弗尔，再生产额60亿利弗尔，耕作者回报30亿利弗尔，收入30亿利弗尔。每年支出的分配和各阶级之间的贸易可用下图表示：[3]

第一张表

假定在这种生产状态下，国王的份额占收入的2/7，这个份额构成大约8亿利弗尔的公共收入；这是一个数额巨大的直接收入，它足以维持国王的权威和尊严，以及保持国家安全和繁荣所必要的开支，同时又不会造成每年再生产的任何下降。从下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该表分别表示了赋税支出和土地所有者收入的支出。[4]

第二张表

可以看出，用这种方式，直接从纯产品中征税，在支出和分配的秩序上完全没有引起变化；耕作者像过去一样，获得了支付收入所必要的数额，也保证了他自己的回报。结果，再生产必然相同。

但是，这个直接由土地纯产品2/7组成的8亿利弗尔公共收入，对土地所有者来说是过多了。无知和贪婪使他们不可能理解赋税只应向土地收入征收，他们总是认为赋税应当向人或人们的消费征收，因为所有的人都处在君王权威的庇护之下。他们根本想不到，人的肌体表现的只是需求，什么也不能付出，因此，对人或人的消费的所有赋税必然来自使人得以生存的财富，而且只能是土地产品。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直接提供其土地产品的1/10，他们就完全支付了他们为公众所贡献的份额。贵族和教士一直要求无限豁免，要求让他们的财产和地产与这种豁免捆绑在一起。国王还以为，对他的官员们和应邀在政府各个部门就职的人们实行完全的豁免是合适的。由于国库收入被降到如此低的水平，而所有者又强烈反对直接增加这种收入，所以国王一直求助于各种间接税，这种税的增加与国家收入的减少是并步而行的，因为国家收入的减少是这种税收增加的必然结果。土地所有者不曾预见到这种后果，也不理解这种税如何损害了他们的收入，不理解他们财富减少的原因，甚至感谢这些间接税，以为这可使他们逃避本应直接对其财产收入的税收，以为这不会使其年再生产减少，以为这种间接税不会要求连续不断地增加；但是，事实上，由于间接税连续不断地增加及其灾难性的后果，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不断增加似乎成了满足国家需要的必要手段。此外，土地所有者不仅要拿出收入的2/7支付给国王，还要给他们支付间接税，这对他们自己的收入、国王的收入和国家的财富，都会造成持续不断的不可避免的损害。

这就是我们所要说明的间接税的后果。我们在下面还要举出若干资料来说明这一点，假定条件未予改变。

资　料

我们假定，对土地所有者来说，与其接受对他的能引起8亿利弗尔（公共收入）总额的30亿利弗尔收入按2/7比例征收单一直接税，不如接受只按1/10比例或3亿利弗尔对其土地收入直接征税；我们还假定，为了满足公共开支，要向个人和消费征税5亿利弗尔，其中一半会被以下各项所吸收：收税费用；包税商及其相关人员的利润；用在走私者身上的费用，这些人在贸易征税情况下必然出现，而且没有哪个执法队伍能对他们完全加以控制；法律培训费用，这种培训要通过复杂的需要作出大量解释的收集案例的体系来进行；怕被起诉对抗国库雇员的个人所作的秘密协议；随意罚款；办公室和机关人员，以及流动执法人员的年金；特权者的利润，等等。

如果我们用苏利的计算方法，评估的结果会十分庞大。但是，如前所述，我们将用间接税的最高费用和最低费用之间的平均数；宁可使这里的数字低于而不是高于实际情况。

注　释

第一个注释

我们在前面的对话[5]
中已经证明，[6]
所有支出都只是由土地所生产的新生财富支付的。

这些新生财富的第一批所有者也就是这些支出的第一批分配者；这些支出的一部分是由他们自己引起的，一部分则是由雇用别人的人引起的，这些人享用别人提供的服务，也就要以自己的一部分财富为别人提供报酬，以代替他们的支出和消费。

工资获得者[7]
的所有支出是由支付他们工资的人支付的。

落在工资获得者身上的赋税或其他开支，显然完全是由支付他们工资的人支付的。

有人认为，工资获得者阶级可以通过增加劳动从而增加报酬来支付这些赋税，这种看法是无益的。因为，首先，为了增加这些物品，他们需要拥有比他们实际拥有的更多预付；其次，当他们的物品增加时，他们的报酬不见得能增加，因为他们所能获得的工资总价值要受制于支付工资给他们的那些人的资金和财富。不言而喻的是，对人、劳动、商品和消费征税，并不能增加国家财富，还会使他们远离增加贸易的机会。我们何以能设想，对工资获得者阶级征税的后果会增加这个阶级的物品吗？制衣匠做的衣服没有人买，他还愿意做吗？一个商人运送了1000件衣服到某地，但此地只能购买和消费500件，他还会继续这样做吗？钟表匠愿意到威斯特法利亚和利摩日这些地方去，向那里的农民推销钟表吗？

有人认为，工资获得者通过限制自己的消费和远离享受，便可支付需要他们支付的赋税，而不必重新求助于支出的第一批分配者，这种观点同样是无益的。下面将会看到，虽然没有为支付间接税做出贡献，但工资获得者却遭受到这些赋税的后果即破坏了他们的生活资料：破产和工资的痛苦缩减使他们陷入贫困，也必然会减少他们的人数。他们之间的竞争会使他们的工资水平和享乐水平降到最低限度。如果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征税迫使工资获得者双倍地限制他们的享乐，将迫使这些人移民到能使其生活更有保证和他们的事业更安全的国家。留在国内的人少了，竞争的压力减轻了，这会促使建立对第一批支出的分配者的法律，迫使这些分配者支付正常工资，外加税收和进入交易的土地成本，使新产品的这些所有者因占有土地而负担起这种破坏性的税收。

如果工资获得者的享乐因税收而受到限制，他们又不能通过移民恢复原先的享乐水平，这些人就可能变成乞丐和小偷。对支出的第一批分配者来说，这些人无异于随意走动的间接税，是一种很沉重的负担。

然而，事情是这样安排的：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和纳税人自己，[8]
作为支出的第一批分配者，不可避免地要支付落在由他们提供工资的那些人身上的全部间接税，或是落在这些人所消费的产品和商品上的全部间接税；他们为这些人纳税的多少是同他们支出的分配额成比例的。

第二个注释

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生产阶级在乡村支出的间接税，在比例上要少于居住在城里并在那里缴税的所有者支出的间接税。但是，一个人只有在没有看到下述情况时才可能持有这种看法：如果生产阶级的当事人所承受的消费税，在他们支出中的比例较少，他们就要承受多得多的人头税和各种随意的平民税，就会比在城里支出要忍受数不尽的困扰。如果这还需要证据，那么从农民的孩子离开乡村就能发现这一点，他们的父亲要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掏钱买个差事或是经商。

第三个注释

如果我们不仅把耕作者看做是支出的第一批分配者之一，而且看做是第一个卖者；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第一手售卖价格中所承受的间接税的范围，我们就能看到几乎全部间接税都落在了生产阶级头上。因为购买手段是有限的：如果间接税没有提高产品对购买者和消费者的价格，那么，很显然，它必定在第一手接受的售价的支出中被支付了；如果间接税提高了购买者和消费者价格，就会迫使他们减少消费，该产品市场需求的减少会迫使其价格下降；耕作者或是随行就市，或是放弃为市场耕作。[9]
实际上这两种情况是相互交织和相互抵消的，但无论它们是混合出现还是分别起作用，对相关产品来说，其结果都只能是灾难性的。

对那些不习惯这种思维方法的读者来说，这些真理是闻所未闻的；我们在现在的计算中把生产阶级对间接税的贡献限制在同其支出成比例的限度内，原因就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这个假定并不是严格准确的，但是，对间接税来说，这个假定可能是最有利的。

第四个注释

虽然再生产总额是60亿利弗尔，但进入贸易的只有50亿利弗尔，因为生产阶级要在自己阶级内部消费价值10亿利弗尔的产品，就像我们在前面讨论价格提高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10]
但是，承担了间接税的支出总额在既定条件下是55亿利弗尔，其构成如下：[11]

可以看到，间接税（它是对支出征收的，而它本身又引起了与征收额相等的支出）重现于支出总额之中，它完全没有增加这个总额，但却改变了这种支出与间接税的比例，间接税是由它自己支付的。

扣　除

5亿利弗尔间接税是向本该有此义务的55亿利弗尔支出征收的，该支出的每个第一批分配者对间接税的贡献，如前所说，与其被分配的支出成比例。[12]

①　按照魁奈的假定，这个数额是从间接税总额中减去收税成本的余额。——米克注

到此为止，事情对土地所有者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总额8亿利弗尔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只花费了他们5.45亿利弗尔，而不是要从他们的财产收入中直接支付这8亿利弗尔。但他们是一些蹩脚的计算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进入这种貌似有理的安排，也就提供了为他们自己掘墓的空间。

由于5亿利弗尔间接税，以及从其生产性使用的转移，每年从生产阶级年预付中扣除的2.82亿利弗尔[13]
将会达到原先的3倍即5.46亿利弗尔。这代表每年再生产损失5.46亿利弗尔，使再生产总额降到54.54亿利弗尔，而不是6亿利弗尔。

我们假定，再生产总额的这种减少全都落在收入上，因为耕作者预付（年预付和原预付）不会在几年之内就消耗殆尽。这样，在所有者和直接税之间分配的收入将不会多于24.54亿利弗尔，而不是30亿利弗尔。生产阶级年预付20亿利弗尔生产的收入将不会超过预付的123%，而不是预付的150%。[14]

间接税在过去占30亿利弗尔收入的1/10，现在减到24.54亿利弗尔的1/10了。也就是说，它将不会多于2.44亿利弗尔，而不是3亿利弗尔。

8亿利弗尔直接税和间接税，去掉征税费用2.5亿利弗尔，“重新呼出的费用”7300万利弗尔，[15]
损耗5600万利弗尔，[16]
能给国库带来的收入只有4.21亿利弗尔。从中减去直接税3亿利弗尔，5亿利弗尔间接税给国王带来的收入只有1.21亿利弗尔，这会使其土地再生产总额，从而人口数，分别损失大约1/11；按照30亿利弗尔收入的2/7比例征收的直接税，会给国王带来3.79亿利弗尔以上的收入（没有任何损耗）。

30亿利弗尔收入被减到24.54亿利弗尔，毫无成效地贡献2.45亿利弗尔给这些间接税，实际上只剩下22.09亿利弗尔，对它要征收2.44亿利弗尔的直接税，这样一来，留给土地所有者的只有19.65亿利弗尔，而不是22亿利弗尔。8亿利弗尔赋税直接落在30亿利弗尔收入上，他们才会有22亿利弗尔。国王以往有8亿利弗尔，现在则减少到4.21亿利弗尔。国王损失3.79亿利弗尔，所有者损失2.35亿利弗尔，这意味着土地纯产品的这些共同所有者总共损失6.14亿利弗尔。

为了确切考察征收5亿利弗尔间接税引起财富分配变化的其他后果，我们以表来表明收入下降的情况。收入不再像征收5亿利弗尔间接税以前那样是生产阶级年预付的150%，由于征收间接税，它现在不到年预付的123%，从30亿利弗尔减少到24.54亿利弗尔。在这张表上我们将略去5亿利弗尔间接税，以避免这些税引起双倍的支出。

第三张表

（单位：亿利弗尔）

①　魁奈证实这一点的热情似乎使他离开了这里的逻辑。实际上，指出不生产阶级的报酬将会下降就够了。他现在从生产阶级只能购买11.14亿利弗尔，而不像以前一样是12.5亿利弗尔，说明损失了1.36亿利弗尔。但是，看不出为什么生产阶级的实际报酬也会遭此结果。依照魁奈的假定，生产阶级最初的损失是转给了收入的，因此，减少的生产阶级总收入不会多于被减少的收入数额，生产阶级仍然有能力支付（减少了）的收入；而且它还像以前一样获得10亿利弗尔利息、10亿利弗尔制成品，以及10亿利弗尔在本阶级内部消费的食物。不过，如果假定魁奈的前两个数字代表的是租约期间的情况，即生产阶级能将赋税的负担转给所有者以前的情况，那么，这两个数字还是有更多意义的。——米克注

答　案

如上所述，国王仅获得1.21亿利弗尔间接税，却由此损失了9.32亿利弗尔。国家为此所花费的比国王得到的1.21亿利弗尔要多8倍以上。国王没有获得本应构成其收入大部分的5亿利弗尔，而仅仅取得了它的1/4。其他三份都损失了，而他取得的那一份却花费了国家的八份。

土地所有者初看上去只支付了5.45亿利弗尔，作为他们在直接税和间接税8亿利弗尔总额中的份额；他们还以为他们得利于没有直接从其土地纯产品中支付总额8亿利弗尔的赋税，但是，实际上，由于上面讨论的这种形式的税收，他们支付了或者损失了10. 35亿利弗尔，[17]
税收总额8亿利弗尔给国王的只有4.21亿利弗尔。

试图通过增加间接税来弥补国王收入的下降是徒劳的，这只能加剧国王和国家收入的减少。间接税增加得越多，直接税就必然增加得越多，以补偿赋税本身的下降。

例如，如果国王试图维持来自其直接税3亿利弗尔的收入，那么，现在只是30亿利弗尔收入的1/10的这些税，就要占到已经减少为24.54亿利弗尔收入的1/8。于是，在国王的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直接税却越来越多地侵蚀收入，直到间接税减少总收入的程度。直接税和间接税无秩序地并存，两者不断地随意增长，它们变成了君主和国家的灾难。

还应注意到由间接税引起的其他更严重的危害。

应当强调的是，在计算间接税引起的损失时，应该把我们将要描述的4种类型的危害包括进去，如果对每一种的细节皆可加以评估的话。

第一种类型的危害

由间接税造成的各种退化现象正在迅速地蔓延开来。

首先是土地财产的退化。这是土地所有者收入下降的结果，而后者又是间接税的必然结果。土地所有者收入的下降使他们丧失了维持和改进地产的资金。

其次是企业和有利可图的工作状况的恶化。在这些企业和工作中，人们不能冒险去使用那些可见的财富，这些财富有根据随意征收的各种间接税被估价和使用的风险。

再次是由损害耕作者的预付所引起的与日俱增的恶化，这是租约期内随意地和不可预料地落到农场主头上的间接税不断增加的灾难性后果。

第二种类型的危害

由包租间接税的金融家的利润而增加的货币财产，限制和扰乱了货币流通，妨碍货币每年流回农业。

第三种类型的危害

富裕的金融家们居住在首都，这使消费更远离生产地。这样导致的高额运费是一种损失，它会落到产品的第一手售价上，从而落到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上；于是土地所有者自己，特别是那些出身名门之人，也会迁进首都，利用他们的名声分享朝廷的恩泽，以便通过君主的宽宏大量，部分地补偿他们收入的下降。

第四种类型的危害

乞丐增加了。这是间接税的结果，这种税抹去了国家每年财富再生产的部分财富，从而破坏了工资和生活资料。乞丐的增加大大加重了耕作者的负担，他们不敢拒绝施舍给乞丐，否则就会面临心怀不满的乞丐施加报复的危险。这种加重的负担又会加到所有者的收入上，而土地所有者只能为耕作者提供补偿，而且这些补偿只能根据所有者本身的特点，通过与租种其土地的人的契约来进行。

这四种类型的危害还没有包括到我们刚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计算中：这些资料过于零散，而且数量庞大，难以使我们得出一种精确的观点。要作此计算，非经长期专门训练不可。对我们来说，指出将这些资料全部纳入相同类型的计算，以便更精确地了解它们的途径就够了。

结　论

我们现在可以询问土地所有者，支付全部直接税对他们来说不是极端重要吗？要知道这决定和保证了他们的财产状况；而不敦促国王拥有满足国家需要的手段，则是出于对他们自己利益的误解，这对所有者的收入，对国王们自己和整个国家来说，如同间接税一样，都是灾难性的。

[1]
这篇论文首次发表于《魁奈和重农主义》，巴黎，1958年，现据该书译出。——米克注

[2]
魁奈像通常一样，在这里假定原预付利息是年预付的一半。所以，当年预付是20亿利弗尔时，回报（即年预付+原预付利息）是30亿利弗尔。因为收入=再生产总额-回报，所以，收入额取决于既定年预付所产生的产品价值额。魁奈通常假定2单位年预付会产生5单位产品（饲料除外），但在这里他假定它将生产6单位产品（饲料除外），所以，收入是3单位，而不是通常的2单位。——米克注

[3]
这张表与算术图式原表的区别当然是起因于收入现在假定是30亿利弗尔，而不是20亿利弗尔。生产阶级继续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制成品10亿利弗尔，但是，所有者现在购买15亿利弗尔，使不生产阶级总产品达25亿利弗尔，年预付12.5亿利弗尔。生产阶级现在从对所有者的售卖中额外收入5亿利弗尔，从对不生产阶级售卖原料中额外收入2.5亿利弗尔，从对不生产阶级售卖食品中额外收入2.5亿利弗尔。生产阶级从这些售卖中总共额外收入10亿利弗尔，这使它能够向所有者额外支付收入10亿利弗尔。每年再生产60亿利弗尔的实物构成如下：（1）15亿利弗尔食物卖给所有者；（2）12.5亿利弗尔原料卖给不生产阶级；（3）12.5亿利弗尔食物卖给不生产阶级；生产阶级自己消费食物10亿利弗尔；（4）生产阶级为“修补”其原预付所消费的“利息物品”10亿利弗尔。假定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的消费水平相同，那么，很显然，不生产阶级人数一定比原表中描绘的情形多25%。——米克注

[4]
这张表与刚讨论的表没有本质区别。国库支出被假定在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之间平分，这与所有者阶级的支出一边一半是一样的。生产阶级的前五项（括号内）中，头两项表示分别售卖食物给国库和所有者，共计15亿利弗尔，这与前表中的第一项是符合的。第三项12.5亿利弗尔，代表售卖原料给不生产阶级的收入，这与前表的第二项是一致的。后两项代表售卖食物给不生产阶级，共计12.5亿利弗尔，这与前表中的第三项是一致的。在不生产阶级一方，头两项代表分别售卖制成品给所有者和国库的收入，共计15亿利弗尔，这与前表中的第一项是一致的。第三项10亿利弗尔代表售卖制成品给生产阶级的收入，这与前表的第二项一致。——米克注

[5]
指的是关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对话。本书译出了其中“关于手工业劳动的对话”。——米克注

[6]
我们据俄译本还译出了“关于商业的对话”。——中译本注

[7]
此为米克注。

[8]
原文为“赋税本身”。——中译本注

[9]
人们乍一看可能会以为，间接税的支出维持了土地产品市场。但是，这种看法忽视了我们在前一个对话中已经指出的产品市场有限这个事实；还忽视了下述事实：支出间接税决不会拿回他们已经从产品价格中拿走的东西，仅仅是转售而已；而且，如果完全没有间接税的话，市场不会变得更小，它会以更有利的方式继续下去，因为这种税及其支出不利于各省的贸易，不利于销售通常由下层消费者使用的产品；还因为来自这种税的大部分收入被积累起来，成了离开流通的个人财产，而这些财产原本应当全部返回流通以便用于支付所有者的收入。——原注

[10]
这当然是指前述“第一经济问题”。——米克注

[11]
参看前述“资料”。——米克注

[12]
这当然意味着“第一批分配者”中每个分配者的支出被简单地除以11。——米克注

[13]
应是1.82亿利弗尔。——米克注

[14]
我们这里集中考察预付和收入的现有比例所发生的固定的变化，而没有仔细考虑耕作者为了延缓生产下降过程而采取的各种节约小窍门。节约不是再生产；而且这些方法的大部分只有一时之效，过后就全然无用了。——原注

[15]
Repompement一词带有明显的生物学意义，不常用，很难译。一般来说，它是指需要重新启动呼吸的一种过程。在现在的行文中，魁奈想说的是，因为间接税实际上是向国家的总支出征收的，也就是落在这些支出的第一批分配者身上；而获得并花费这些税收收入的人们，又按照各自支出的比例，为支付这些“间接”税做出贡献。换句话说，政府和捐税包征者将这些税收收入花费在物品和服务上时，他们会因这些物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而受损，而这种价格上涨又是征收间接税的结果。因此，在评估税收对国库的纯收益时，应当适当减去以此方法“重新呼出的费用”。7300万利弗尔的“重新呼出的费用”是前述表第二、三、四项加总而成。——米克注

[16]
此为米克注。

[17]
这个数字似乎是以下数字的加总：（1）收入减少了5.45亿利弗尔；（2）所有者支付的间接税2.45亿利弗尔；（3）向减少了的收入征收的间接税2.44亿利弗尔。——米克注

译后记

本书收入魁奈主要经济著作21篇，以写作年代排序。其中12篇译自米克的英译本：《重农主义经济学》[1]
中的“译文”部分，包括：（1）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2）魁奈致米拉波的信（之一）；（3）经济表（第一版）；（4）魁奈致米拉波的信（之二）；（5）经济表（第二版）；（6）经济表（第三版）；（7）农村哲学（摘录）：给农业协会的报告；（8）自然权利；（9）关于手工业劳动；（10）经济表的分析；（11）第一经济问题；（12）第二经济问题。

罗纳德·米克（1917～1978）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史家，尤以研究重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称；他出生于新西兰，1939年和1946年分别获得新西兰法学硕士学位和文学硕士学位，1949年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和莱斯特大学任教。他的《劳动价值学说研究》（1956年初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部代表作；《重农主义经济学》（1963年）则是他翻译和研究魁奈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其中“译文”部分是他直接根据法文原文译出的，而且经过了精心编辑和加工，增加了为数不少的解释性译注，使得这份译文比过去的其他译文都要可靠和可读，特别是纠正了过去一些译本对魁奈《经济表》版本及相关文件的误解或缺失，增加了魁奈运用《经济表》说明经济问题的其他文献，等等。这是米克译本的一大优点；但他对魁奈著作的选择着意于当今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方面，而不在于全面展示魁奈经济学的内容，所以一些重要论著没有收入，例如魁奈发表在狄德罗《百科全书》上的重要论文《农场主论》就没有收入，其他3篇也只有比较简短的摘要。

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我又从下列俄译本[2]
中选译了9篇，包括：（1）农场主论；（2）谷物论；（3）人口论；（4）赋税论；（5）农业哲学（第七章）；（6）答M.X.先生；（7）关于商业；（8）关于货币利息的考察；（9）中国的专制制度（第八章）。其中上述第（2）、（3）、（4）、（5）篇在米克英译本中只有摘要，其余各篇则阙如。

这两个译本的表述风格有明显差异，在编译者注释的重点和倾向上也各有千秋。一般来说，米克的注释侧重于文本正误和知识背景介绍，或对魁奈论点的分析解释，而将判断观点本身是对还是错的余地留给读者；而俄译者则习惯于及时表明对魁奈观点的态度，指出这里是对的，那里有错误。这种做法和判断显然带有时代特点，今天的读者对此不免会有所保留，但我们仍照原样译出，不仅是出于对编译者的尊重，也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参考。

魁奈著作公认比较难懂，这自然增加了翻译的困难。虽然英译者和俄译者在将魁奈著作从法文原文译出时已经做了很大努力，但他们也都感到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种情形在俄译本中似乎更为明显。现在再经转译，加上译者水平的限制，可以想见不尽如人意之处恐怕只会有所增加，而很难有所减少；敬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吴斐丹和张草纫先生据日译本并参照俄译本《魁奈选集》选译的《魁奈经济著作选集》，自1979年出版以来一直是唯一中译本；我此次翻译相关文献时对该书有所借鉴，特此致谢。

承蒙华夏出版社于泽俊总编和陈小兰主任惠允赐译，大力支持；李雪飞责编在收集外文书稿和编辑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使得本书能以顺利面世，特在此致以深切谢意。

晏智杰

2005年8月31日

于北京海淀百旺家苑

[1]
米克《：重农主义经济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另一部分是米克关于重农主义的“论文”。

[2]
卡萨林、戈里乌诺瓦、卡普兰和菲戈诺伊：《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社会经济文献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垄断竞争理论/（美）张伯伦著；周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2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765-9

Ⅰ.①垄…　Ⅱ.①张…②周…　Ⅲ.①垄断竞争-理论研究　Ⅳ.①F0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3259号

垄断竞争理论

作　　者
［美］爱德华·张伯伦

译　　者
周　文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8.5

字　　数
245千字

定　　价
20.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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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爱德华·张伯伦

爱德华·张伯伦（1899—1967），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生于美国华盛顿的拉康纳。1920年毕业于爱达荷大学。1922年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大学毕业后先在密歇根大 学担任讲师，后在哈佛大学担任助教授、副教授、教授等教职。自1937年起，他在哈佛大学任经济系主任。从1958年起，他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季刊》主编。其主要著作有：《垄断竞争理论》（1933）、《工 会的意义》（1951，合著）、《一种更为一般的价值理论》（1957）等。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目　录

作者简介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第1章　绪　论

第2章　纯粹竞争条件下的价值

1.与供求平衡相区别的均衡

2.纯粹竞争条件下的个别销售者

3.成本曲线与生产规模

对背离均衡的注释

第3章　双垄断与寡头垄断

1.问题的陈述

2.不考虑相互依赖：每个销售者假设其对手的供给不变

3.不考虑相互依赖：每个销售者假设其对手的价格不变

4.承认相互依赖

5.不确定性的影响

6.总　结

第4章　产品差别

1.产品差别的含义

2.专利与商标

3.完全垄断的经济秩序

4.垄断竞争

第5章　产品差别与价值理论

1.导　言

2.个别均衡

3.集团均衡

4.小集团：寡头垄断加产品差别

5.超额生产能力下的均衡

6.每个生产者周围的条件的多样性

7.纯粹竞争和垄断竞争的比较

第6章　销售成本与生产成本的对比

1.销售成本如何影响需求?

2.销售成本与生产成本的区别

3.区别的意义

第7章　销售成本与价值理论

1.销售成本曲线

2.个别均衡

3.集团均衡

4.小集团与销售成本

5.销售成本与超额生产能力

6.每个生产者周围的条件的差异

7.结　论

第8章　垄断竞争与分配的生产力理论

第9章　垄断竞争与不完全竞争的区别

1.一些普遍的错误观念

2.区别于不完全竞争的垄断竞争

附录A　双头垄断和寡头垄断的数学原理

附录B　个别生产者的成本曲线

1.“设备”与包络线

2.可分性与规模经济

3.比例性与规模不经济

4.不变比例与同质

5.总结：比例与规模

6.无差异曲线分析

附录C　纯粹空间竞争

附录D　作为垄断收入的城市租金

附录E　赞同商标侵害与“不公平交易”的一些观点

返回总目录

第1章　绪　论

经济学著作提供了一种竞争和垄断的奇特组合，既含糊又割裂。一方面，有关两者的分析揭示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且导致了各自独立的完美精致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尽管这两种力量通过价格体系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具有多种组合，但是结构已经被拆开，并且被重构成了两套体系，每套体系都比原来的简单，只与原先有局部的相似。此外，大体上假设价格体系像这样运行，即所有被解释的现象要么具有竞争性，要么具有垄断性，因此，两种纯粹的、极端的理论类型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它们是不充分的。

另一方面，在现实中，竞争与垄断相混合的事实在微妙地发生作用，人们难以弄清楚两者完全在理论上的区别，而这种理论上的区别对于清楚地理解竞争和垄断又是很关键的。因为，实际中的竞争（很少脱离垄断成分）用纯粹的竞争理论并且按想象中的理论去加以解释，所以为大家所熟悉的结论实际上归因于垄断的因素，但却与否定这些结论的理论相联系。竞争理论与它并不适应的事实的相结合，不仅导致关于事实的错误结论，也使理论变得模糊。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因为两种力量的混合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相加的问题。垄断的微小因素惯于开不可预期的逻辑玩笑，其产生的后果与它们表面上微小的重要性是不相协调的。

例如，在“双头垄断”问题中，或者在只有两个相互竞争的销售者的价格决定问题中，库尔诺和埃奇沃斯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尽管每个人都是用精确的数学方法处理同样的问题的。库尔诺的解决方法认为价格是可确定的，它将介于垄断价格和“完全”竞争价格之间（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销售者的数量是无限的）；埃奇沃斯的结论却是价格是不可确定的，在两个极端之间持续震荡。这种认识上的差异部分地[1]
被解释为这样一种事实，即在埃奇沃斯提出的情形中，竞争真正包含着某些其他的垄断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结果；这里的竞争除了销售者人数少以外，可以设想为纯粹竞争。

另一个例子是克拉克教授在其市场分析中所作出的古怪论证：“如果价格一削减，那么所有的竞争者都会立刻跟着效仿，以致每个人都将会获得产出相应增加后的各自的份额；如果价格削减相近，则没有人会比寡头垄断者得到较先前买卖更大的份额。因此，如果没有竞争，那么竞争性的价格削减将恰好在它该停止的地方自然停止。”[2]
完全竞争看上去和完全垄断一样具有相同的价格。[3]
克拉克认为，正是被每个生产者所享有的这种“有条件的垄断”使市场真正具有竞争性，也因此允许价格削减。他的这一结论看上去只会使理论更加混乱。从另一个略微不同的视角出发，奈特教授评论说：“理论上的完全竞争观点看上去的确是某种黑格尔式的自相矛盾。”[4]
然而，这些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观点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所设想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不完全的。价格理论形成的第一步，必须是对竞争和垄断这两个基本力量的一个清楚界定，以及对各自的分别研究。

第二步必须是两者的合成。这将我们带回到这一主张上去，即价格理论大体上遵循着两种极端的路线，没有（有意识地）重视一种中间路线。从数量上说，竞争理论占优势。的确，竞争理论作为对价格体系的根本性解释，已经如此普遍地被接受，以至于其假设条件也被认同；竞争理论的不充分性有待证明，然而，并不完全缺乏有关垄断因素的普遍存在性和某种中间理论的可能性的线索。因此，奈特教授评论说：“实践上，每一项交易都是一个局部的垄断，考虑到这一事实，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理论排斥性地要么只与完全垄断相关联，要么只与完全竞争相关联。”[5]
凡伯伦却说：“如果成功企业出现在完全不存在垄断因素的现代产业内，那么这将是很令人难以置信的。”[6]
不难找到对问题的这种只言片语的认识。[7]
至今，除了双头垄断理论，介于竞争和垄断之间的研究范围还完全没有被开发，应用这样一种理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8]

我们先以“纯粹竞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形容词“纯粹”是有意被选择使用的，用以描述没有任何垄断因素的竞争。它是一个比“完全”竞争更加简单、更加明确的概念，因为完全竞争可以被解释为要研究包含许多其他关系时的完全性，而不是只研究没有垄断因素时的完全性；它意味着，举例来说，要素在没有摩擦的理想状态下流通或移动，从理论上说，调整即时完成，这种调整是依据因时间而发生改变的条件所进行的；它意味着对未来的充分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确定性的避免。[9]
当个别的理论家发现对他的研究问题方便有用时，便会引出更多的诸如此类的“完全性”。下面的两个例子用以表明纯粹竞争和完全竞争的对比。小麦的实际价格不是很准确地接近于它的名义价格，然而，单个的小麦生产者并不拥有一点垄断的力量。市场尽管是非常不完全的，但却是纯粹竞争的。[10]
另一方面，在其他关系是“完全的”或者“理想的”条件下，垄断可能会存在。克拉克把静止状态和完全竞争错误地当做同义词来对待。没有任何理由说为什么所有种类、所有程度的垄断不能够在一个人口、资本供给、技术、组织、需求保持不变的状态下存在。一定不能把“纯粹的”和“完全的”竞争看成是一样的，将垄断竞争理论含糊地当成“不完全”竞争理论，将会把问题搞乱。

垄断通常意味着对供给进而对价格的控制。纯粹竞争的唯一先决条件被指出来——没有人具有任何程度的这种控制。[11]
然而，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一定存在大量的买者和卖者，使得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的联合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数量不一定是无穷大的（尽管为了某种目的把他们的数量看成无穷大是完全合理的和必要的），但是，他们的数量必须足够大，以至于即使任何一个人事实上对价格有微弱的影响，但他们也不会去施加这种影响。如果个别销售者在该假设条件下提供商品，即他的全部商品都能够在现行价格或市场价格下卖掉，没有一点剩余，那么，只要有足够多的销售者，就存在纯粹竞争，无论他实际上是以什么价格出售的并施加了多大影响。

另一方面，只有当所有的生产者在完全相同的市场上生产和销售同质的产品时，对价格的控制才会完全消除。产品必须完全同类或者标准化，因为如果任何一个卖者的产品与其他卖者的产品略有差别，那么他就会对自己的产品价格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然而，在纯粹竞争条件下他对任何产品的价格都没有控制力。对生产者来说，如果他的产品同其他人略有差别，但他仍然设想在现行价格下能够销售掉任意数量的产品，以此进行生产，那么他就错了。因为买者可能本来偏好于其他产品，只因为他的产品价格低或者在广告的劝说下，才大量购买了他的产品（这是一般商人的惯用手法，也是大多数市场不是纯粹竞争的原因）。

在纯粹竞争条件下，不仅产品，而且销售者都必须是“标准化”的。使买者喜欢一个卖者而不喜欢另一个卖者的因素可以是多方面的，卖者的个性、声誉、便利的区位、店铺的格调，都会对被购买的产品产生一定程度的差异化，因为被买者购买的产品实际上是一组效用，这些因素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所有卖者提供给所有买者的效用必须是同一的，否则个别销售者对其价格就会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12]
在这样的条件下，显然买者和卖者在大量的交易中将会以“随机”的方式成交。某一个买者向某一个卖者购买产品，将完全是一个机会问题。根据概率论，一段时间内，购买将会在所有卖者之间进行分配。毕竟，这只是关于产品同质的另一种说法。

对纯粹竞争的上述两方面的要求，即刻会使人们想到垄断因素和竞争因素相混合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可能有一个、几个或很多人在相同的市场上销售同质的产品。在此，市场是属于所有人的，任何人对价格的控制即是对单一价格的控制，市场上所有人都必须按这一价格销售产品。随着销售者数量的增多，垄断的条件逐渐改变为纯粹竞争的条件。介于垄断和纯粹竞争之间的中间情形的评估理论已经被研究过，主要是数理经济学家们，尤其涉及两个销售者，或者称“双垄断”的问题，我们可以扩展这一术语，增加只有几个销售者的“寡头垄断”。[13]
在讨论完纯粹竞争（第2章）之后，我们将在第3章进一步涉及这一情形。

第二种方式，销售者可以提供同质的、略有差别的或者有很大差别的产品。如果产品是同质的，那么竞争就是纯粹的（同时也假设销售者的数量很多）。有差别就有垄断，随着差别的程度越大，垄断的成分就越大。只要有任何某种程度的差别，那么每一个销售者都对其产品拥有绝对的垄断，不过也要面对或多或少的不完全替代品的竞争。既然每个人都是一个垄断者，同时也存在竞争者，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称为“竞争的垄断者”，并且把这种作用力量称为“垄断竞争”，这也就特别合适。[14]
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将在下述第4章中展开讨论。[15]

后一个问题尤其有兴趣和重要。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个别产品拥有一丝丝与众不同的元素，那么竞争就与生产同质产品、高度组织化的市场中的纯粹竞争有略微的相似性。以汽车行业中的竞争体系为例。由于质量、设计、形式上的差异，每辆汽车的价格从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如何想象得出“一般汽车”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呢?如何界定任意特定价格下退出市场或投放市场的产品数量?如何进行与广大种类产品相对应的广大种类成本的分析?这些困难都很大，也许是不可克服的；真正不可克服的既不是定义也不是解释，因为行业内的竞争只是局部竞争，并且很不均衡，所以竞争理论并不适宜。运动跑车和十吨卡车之间的竞争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制作一份福特汽车与住房的联合需求表，比制作一份福特汽车与自动机车的联合需求表，也许理由更充分些。或许这些都是极端的情形，但是存在着这一事实，即行业内的每个生产者都至少局部地拥有与其他生产者相区别的一个市场，这一事实产生的力量是纯粹竞争条件下所没有的，它从本质上改变了后果。行业内的价格或多或少地依据垄断原则进行调整。进一步地，基于每个销售者的市场是有限的这一事实，开始产生广告和销售费用。然而，纯粹竞争市场的真实本性是排除销售问题的。用纯粹竞争理论来解释这样一个产业中经济力量的调整，是完全不适合的。

因为大部分价格涉及垄断因素，所以，就大多数人而言，说到“竞争”这一简单术语所想到的其实是垄断竞争。实际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在纯粹竞争条件下，买者和卖者并不是真正地按照字面的意义进行竞争的。我们从未听说过与大市场相联系的“竞争”，也不知道“大减价”、“抛售”、“不公平竞争”、“联合竞争”、“保护市场”等术语。当把这样一个市场的原理应用到“商业”世界中时，难怪这些原理看上去不那么真实；只有在这个“商业”世界中，上述术语才有意义；它们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每一个销售者都接受市场价格，并且能够卖掉其全部的产品，但却不会对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也就没有选择价格策略的问题，也就没有使产品更好地适应买者需要（实际的或空想的）的问题，也就没用通过广告改变买者需要的问题。纯粹竞争理论几乎不能适应与其假设如此不同的现实。没有理由不提出一种能够适应现实的价值理论——一种明确关于非同质产品的理论。这就是本书后面章节内容的目的。我们先来看纯粹竞争理论。

[1]
其他因素也起作用，第3章将会详细考虑这一问题。

[2]
参阅：《营业成本经济学》，第417页。

[3]
如果现在我们把完全竞争看成是一个标准，那么，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格或多或少地会接近于它，这就会得到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即它们都接近于垄断价格。

[4]
参阅：《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第193页。

[5]
参阅：《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第193页注释。

[6]
参阅：《商业企业理论》，第54页。

[7]
参见下文，第72页注释①，有更多的引用，尤其是提到每个销售者有单独市场的观点。

[8]
自从上面内容写完后，就有三个新结识的学者支持中间理论的主张。斯拉法教授在一篇题为“竞争条件下的收益法则”（《经济学杂志》，第三十六卷，1926年）的文章中发出号召，要大家“放弃自由竞争的道路，转入对立方向，也就是垄断”（第542页）。“我们被引导着去相信，”他说，“当生产被大量的在价格操纵方面完全相互独立的利益相关者所控制时，适合于竞争的结论可以被加以应用，即使商品交换市场不是绝对的完全，但市场的这种不完全性也通常体现为一些摩擦，这些摩擦可以简单地阻碍或者轻微地修正竞争的积极力量所起的作用的结果。不过，竞争的积极力量最终会充分地克服掉这些摩擦的。这一观点看上去令人难以接受。许多打破市场统一性这一竞争基本条件的障碍，并不属于‘摩擦’之列，反倒是产生持久的，甚至是具有累积效果的积极力量。此外，它们经常具有充分的稳定性，使其能够作为基于静态假设之上的分析主题。”他接着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分析中与后续各章所呈现的一些观点有惊人的平行之处（在斯拉法教授的文章发表的时候，现有的研究事实上已经完成，它就是1927年4月1日在哈佛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

类似地，霍特理教授（“竞争中的稳定性”，《经济学杂志》，第三十九卷，1929年）批评经济学理论通常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存在价格上的差异，但一群买者也会和某一个卖者做生意，而不会向其竞争对手购买……可以说这种类型的顾客使得每一个企业家成为某一阶层内或某一地区内的垄断者——任何垄断都被限制在某一阶层或某一地区内。作为一流的美孚石油公司与小的街角杂货店的区别在于数量而不在于质量。真实的情形介于完全竞争理论和完全垄断理论之间”（第44页）。他发展了个别市场的一些结论，尤其是关于少量企业家之间竞争的方面。最后，宙森博士（《垄断与经济战争问题》，伦敦，1930 年）强烈地，也许是过分强烈地陈述了这一情形：“垄断和竞争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有关它们的理论仅仅涉及实际事物的两种极端情形，应当介于垄断与竞争之间去探索实际问题。把问题事物当做极端情形之一来处理是片面的和错误的，并且，即使正确地揭示了极端情形，也是不充分的。因此，我们应当研究诸多实际问题，而不是纯粹的极端情形。”（第62页）他的书对垄断竞争这一主题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9]
在前面引用的书中，奈特教授特别强调了完全竞争的这一方面。

[10]
这里所说的是长期市场。当然，市场不可避免地被操纵，这种操纵就是短时期内局部垄断控制的一种形式。

[11]
我不想像库尔诺那样断言我的所有结论都来自于一个假设。

[12]
可能在如下问题上会产生争议，即只有当买者也标准化时，购买来的效用才能是相同的，因为买者可能会赋予产品不同的用途，或者基于不同的原因来评价产品。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效用”是指满足欲望的能力，这一涵义不会因一种产品具有多重效用而改变。

[13]
“寡头垄断”这一术语早在1914年就被卡尔·施雷辛格在其著作《货币与信用的理论》第17、18、57页所使用。这一问题在1936年引起了我的注意。

[14]
“垄断竞争”这一术语，对于第二种情况较第一种情况更适合，因为在第二种情况下，产品是有差别的，而每一个销售者实际上既是一个垄断者又是一个竞争者（参见下面的第4章）。然而，这一术语也可以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使用（就像在这本书中的一样），仅仅用于描述垄断因素和竞争因素的混合，这样就把两种类型的问题都包含在内了。

[15]
进一步的研究表现为将两种类型的问题进行综合：第一，销售者的数量较少；第二，差异化的产品。按照顺序，这一问题将在本书中的第103页及其后面给予讨论。在我的文章“垄断竞争”（《经济学》，1951年11月，第343页）中提供了一种针对整个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方法，并在第361～362页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

第2章　纯粹竞争条件下的价值

“纯粹竞争”一般是用来描述特定的市场的，而不是用来描述价格制度的。后者是纯粹竞争的市场和某些市场的合成，在这些市场上，垄断和竞争的影响多样地混合在一起（包括通常理解的所有垄断）。垄断的影响通常使价格较纯粹竞争时要高，纯粹竞争理论的这一思想较难接受，因为它不仅忽略了垄断在制度内不同程度地施加影响这一事实，而且还完全置这一事实于不顾，将价格描述为一种“倾向”，这种倾向通常趋于过低水平。实际上，就像后面要指出的那样，如果要从图示中删掉任意一个元素的话，那么留下来的就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垄断。[1]
在作进一步的研究之前，没有一种极端是牢不可破的，因为价格制度的真实情形包含对其多样性的认可。就这点来说，纯粹竞争理论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描述了一部分的经济活动。

然而，这里所说的只是一部分理由。纯粹竞争也是本书研究的主题——垄断竞争的起点。尤其就这点而言，它的某些方面还必须仔细说明。没有必要全面地阐述这一理论，因为其他人已经做得很充分了；[2]
需要做的只是把它与垄断竞争相对比。纯粹竞争的问题是市场中的价格问题，在这样的市场上只存在没有垄断成分的竞争。

1.与供求平衡相区别的均衡

我们假定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或者供求表用来表示不同价格水平上的需求和供给的产品数量，这是经济理论家很熟悉的分析工具，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它们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能用效用和生产成本予以解释，还有这种解释的性质，等等，基本上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涉及市场价格和正常价格的区别，毕竟这些都是有关曲线内容的问题。给定不同价格条件下的市场上准备购买的和销售的产品数量，并且给定纯粹竞争的条件，那么实际价格应当与曲线确定的价格没有差别，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实际价格。

一种产品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确定了供求相等的价格，但是没有任何关于价格为什么确定在那一点上的解释，它们只表明如果某些价格确定后的被购买的和供给的产品的数量。除了指出供给与需求相等的点外，它们还指出了许多其他的点，在这些点上，供给与需求不相等，一个超过了另一个。我们说某种价格被确定了，是因为在这一价格上供给与需求相等，这被视为公理，但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公理。让这个公理公平地问这样的问题：价格将是多少?为什么?

图1

在已知的供求条件下，在已知的竞争、垄断或两者兼有的条件下，价格倾向于确定在均衡点上，在该点上存在相反的力量。“这样一种均衡是稳定的，即如果偏离均衡点，则价格将趋向回归，就像钟摆沿着最低点摆动一样”。[3]
但是，均衡价格通常与供求相等的价格不相同；实际上，只在纯粹竞争的条件下才这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在垄断情形中可以见到这个例子。在图1中，DD'和SS'分别代表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供求相等的价格是BP。然而，垄断者在一些较高的点上确定其价格，譬如说AQ，在这一价格上能使他的总利润最大化。[4]
垄断者能够维持这一价格，是因为根据推测，没有人能把价格削减得比其低。现在，垄断的事实并没有改变曲线的形状，[5]
显然，供给和需求在这一价格上也不相等，供给是OC，需求是OA。[6]
不过，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各种理由将AQ称为均衡价格，价格趋向于它；如果由于垄断者的错误估计或者由于暂时的原因价格背离了该点，那么它将趋向于回归，它显示了收益和损失两种相反力量的平衡，使总利润最大。如果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均衡，或者认为这是一种与竞争有不同意义的均衡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详细分析。DD'只是用来表示需求和价格之间既定关系的几种方式之一，它显示了每一数量的所售产品的平均收益——总收益除以产品的数量。现在，让我们再画一条dd'曲线，以表示每继续销售每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总收益。它可以称之为边际收益曲线，[7]
它比平均收益曲线DD'下降得更快，因为每增加一单位的产品，都会使其他单位产品的价格下降，从而使总收益的增加量小于产品本身的价格。因此，A点上的任意一单位产品，尽管按照价格AQ出售，但却只让总收益增加了AE，因为它的出售略微降低了介于O点到A点之间的所有产品的价格。从任何数量的产品的销售中得到的总收益，可以由边际收益曲线之下的面积来确定。对于销售量OA来说，即是ODEA（= OKQA）。显然，垄断者值得增加其产量至OA，因为直到这点为止，每增加一单位的产品所增加的收益都大于成本。然而，超过这一点，他就不会继续了，因为增加的成本将会超过增加的收益。所以，他会选择产量OA，每单位产品的价格将是ODEA除以OA或者AQ。垄断者的均衡可以用竞争条件下使用的相同的相交线图形来表示，但是却不存在需求与供给的相等问题。[8]

经济力量的均衡一直被错误地等同于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均衡，实际上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一种特殊情况；只有当其他条件已知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才能通过它们自身或者通过它们的交点来表明将确定什么价格，否则它们不能说明任何事情。所以，我们说它们除了是标志以外没有任何更多的东西。之所以选择简单而熟悉的垄断例子，就是为了打破均衡即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交点的观念。本书的目的是要表明，大部分价格的确定涉及垄断（通常包括在竞争的“不完全性”中）与竞争多种方式的混合，结果一般是形成真正的均衡价格，但供给和需求却不相等。现在我们就可以指出为什么在纯粹竞争的条件下，均衡的调整要采取这种特殊的形式了。

原因不在于竞争性市场的主导力量与垄断性市场有什么不同的规律。竞争者与垄断者从经济上看完全没有什么不同。[9]
与维持价格不变以使利润最大化的垄断者形成相对照，竞争者并不“竞争”并削减价格。竞争者大概与垄断者一样，在利润最大化上具有相同的倾向，并以同样的智力和深谋远虑来追求这一目标。全面地评价垄断和竞争在这方面的一致性，对于了解纯粹竞争市场的特性是很有必要的。不是通过比较竞争性的和垄断性的两个市场，而是通过比较垄断者和竞争者[10]
这两个个体来揭示这种一致性。

2.纯粹竞争条件下的个别销售者

纯粹竞争早就被定义为：第一，相当大的数量的买者和卖者；第二，完全的同质产品。第一个条件使市场上任何一个人的影响减少到了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地步；第二个条件由于单个销售者的产品与其竞争者的产品完全一致，因而使他不能以任何方法控制其价格，使之与一般市场的价格有所不同，这种控制只有在购买者偏好于一种产品胜过另一种产品时才会存在。我们在图2a中画出了这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曲线，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AP，在这一价格上，每单位时间内将有10000000个产品用来交易。我们假设相互竞争的销售者的数量是1000。现在，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单个销售者产品的需求曲线是什么形状——当他改变其供给量时，以什么价格能使这些不同的供给量在市场上得以出售?其供给曲线的形状与一般市场供给曲线有什么不同?最后，根据这些需求和供给曲线，怎样的决策调整将会使其利润最大化?

我们在图2b中也画出了这样的个别曲线，但我们必须首先谈及数字刻度变化的必要性。显然，图2a显示不出单个销售者的调整过程，因为图中有1000个销售者，而每个销售者的供给约为OA的
如果沿着基线画出，那么必然小到用显微镜才可以看见。因此，图2b中水平轴的刻度要放大1000倍，即oa（图2b）等于10000，或者
OA（图2a）；而纵坐标的刻度则保持不变。

任何一个单个销售者产品的需求曲线都是一条水平线，其高度为现行的市场价格。如果价格是BQ，那么它就是kt；如果价格是AP，那么它就是md。它之所以是水平的，原因在于供给的调整仅限于图2b中所显示的范围，同时，任何单个销售者控制的数量所导致的价格的变化都非常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更确切地说，从市场上去掉1000个单位，或者向市场增加1000个单位，都会引起一定量的价格变动，这相当于沿着DD'曲线上升或下降一定的距离，这一距离等于A点距其左或右
OA的长度（图2a）。很显然，这在图中是看不出的，就像销售者计算不出一样。[11]
kt和md的水平形状显著地表明单个竞争者对价格缺乏任何控制，在现行价格下他可以卖掉他愿意出售的任何数量的产品。

图2

任何单个销售者产品的需求曲线既是平均收益曲线又是边际收益曲线。显然，因为它是水平的，所以它必然是这样。如下事实可能会引起困惑，那就是如果在图2a中画一条边际收益曲线，那么它将位于平均收益曲线的下方。例如，在图1中，当价格（平均收益） 是AQ时，则边际收益是AE。因此，一般看起来，尽管图2b中的边际收益曲线是水平的，但也相应地应当低于平均收益曲线。然而，它并不低于平均收益曲线，原因在于在图1（及图2a）中，边际收益比平均收益低的量，相当于从O点到A点的所有产品所遭受的价格损失；而在图2b中，只有10000个单位的产品遭受价格损失，而当把它们移到图2a中时，仅只是1个单位的价格损失，例如B点。换句话说，如果平均收益（价格）在10000个单位产品范围内保持不变，那么边际收益也一定保持不变，并且是同一数量。

至于单个销售者的供给曲线则可以有多种情形。他可以提供多于或少于10000个单位的产品，[12]
他可以以相同的价格或者不同的价格提供全部产品。nhb曲线、ncr曲线、uv曲线、mfr曲线、mpb曲线、kgr曲线、kqb曲线都表明了多种可能性。头两个销售者在价格BH（=ah）上，分别提供了10000个单位和8000个单位的全部供给量。他们两人在边际之内。第三个销售者按不同的价格提供产品。第四、第五个人是边际销售者，这最后两个销售者在边际之外。个别曲线在数量上有很多条，在形状上也各不相同，把每一价格加总就得到了图2a中的光滑平坦的SS'曲线。

这些个别销售者的供求曲线与垄断商品的供求曲线极其相似，它们都是单个销售者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调整其产量的结果。现在可以看到，在纯粹竞争条件下，之所以能够确定供给和需求相等的价格，是因为对市场上的每个销售者而言，该价格是唯一的与最大化利润相符的价格。

我们假设价格暂时停留在BQ上，用于销售的产品数量只有OB。这样，每单个销售者的需求曲线就是kt。每个人通过提供由其自身的供给曲线和kt曲线的交点决定的产量，来实现利润（超过其供给价格的部分）的最大化，这些产量的总和是OC（图2a）。按照与前面相同的顺序，每种情形（把供给曲线当做成本曲线）中显示的利润依次是nhqk、ncgk、uvk、mfgk、mpqk、o和o（最后两个只按照现行价格销售产品，得不到超过其最低供给价格的任何利润）。在BQ价格上持续销售OB数量是不可能了，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因此所有竞争者都将会按照这一价格实现一个较大的销售量OC。每一个人都努力使其利润最大化，但事实上却降低了价格。某个人新增加的供给量以较低的价格销售，这对他来说，这种价格的降低本身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与其他人的加总起来就变得相当可观了。需求曲线kt降低了，计算就得重新修正。一些销售者被迫退出，其他的销售者减少供给量。参照新的需求曲线和其产品的供给曲线，每个人都重新提供了最佳供给量，但是，如果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仍旧促使销售量超过现行价格下可能的销售量，那么需求曲线一定还会继续下降。当它成为md时，能使总利润达到最大的总产量是OA，如果所购买的量也恰好是这么多，则不存在进一步变化的倾向。低于md的价格曲线不能成立，因为随着价格的下降，供给量将减少，减少后的供给量能够以高于AP的价格全部卖掉，使销售者实现利润最大化；但价格AP将保持不变，因为对每个销售者而言，它是唯一与最大化利润相符的价格。[13]
在所有这些调整中，竞争者所做的与垄断者所做的完全一样——根据其产品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力图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竞争均衡不仅与每个人对利润无限最大化的追求相一致，而且是实现最大化利润的必要条件。

在垄断或竞争或两者混合的条件下定义经济均衡，必须从如下假设开始，即每一个个体都无条件地追求其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尽管在已知的需求和供给曲线下，利润最大化似乎导致了一种结果与另一种结果的“竞争”。然而，这并不源于两种力量在本质上的区别，而仅仅源于如下事实：当表示垄断情形时，曲线属于单个销售者；相反，当表示竞争情形时，曲线则包含着一组销售者。当把竞争曲线分解为很多部分并让它们和销售者的数量一样多时，那么竞争的结论和垄断的结论将会毫无二致：在每种情形下，单个销售者的利润都实现了最大化。因此，为了定义纯粹竞争条件下的均衡点，有必要研究个体的需求和供给条件，也有必要研究集体的需求和供给条件。当加入垄断因素时，这种精致思想的全部意义将显示出来。

3.成本曲线与生产规模

当问题属于“正常”或者“长期”情形时，成本曲线可替代供给曲线，[14]
通过对单个生产者成本状况的研究，可以得出纯粹竞争条件下有关生产规模的一个重要结论。某个生产者的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简单地说，就是其“内在”经济或称大规模生产经济的曲线，在图3b中用cc'曲线表示（暂且不管mm'曲线）。大规模生产经济的概念已为一般人所熟悉，因此，不需要再对曲线的形状作更多的阐释。[15]
产量低时单位成本高；随着产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下降，直至达到最有效的生产规模；此后，由于生产单位的组织变得过于繁杂，使得单位成本又再次上升。

不论生产什么商品（或服务），单个生产者的成本曲线总具有这些一般特征，[16]
因为一定总是存在某个生产规模比其他生产规模更有效的情形，而在这一生产规模的两边，成本都较高。成本曲线最低点的位置以及曲线不同段的斜率，依据产业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在纯粹竞争的同一产业内部，一个生产单位与另一个生产单位在这方面的区别则稍微有所不同。

图3

这条曲线暂时被认为是用来描述边际生产者的成本状况的，此时，反映在图3a中的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就像前面解释的那样，需求曲线是hd，不会带来实际损失的产量只有oa，或者说是10000个单位，在这一产量上，每单位产品的成本ap是一个最小值，并且等于价格。此时，利润仅够弥补吸引资本和交易进入所在领域的必要的最低量，这一最低量通常包含在成本曲线中。这就是纯粹竞争条件下所看到的结果。

边际内生产者的曲线显然也有相同的最低点，只要其稀缺租金包含在成本中，而且也必须包含在成本中。尽管从某种观点来看，或者为了某种目的，或者面对某种解释，稀缺租金可以被当做剩余，但是，对单个生产者来说，它们与其他的货币支出并没有什么区别。不是因为单个生产者自己的操作而产生了这些作为剩余的租金，而是由于他与竞争对手竞相使用能产生租金的财产而形成的一种成本。当单个生产者决策最有利的要素比例和生产规模时，它们与劳动的工资以及资本的利息一样是扮演着相同的角色的。[17]

然而，最有效的生产规模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尽管对每个生产者而言，曲线的最低点距x轴有相同的距离，但距y轴却可能有不同的距离。所使用的要素质量上的不同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举一个例子，较昂贵的要素，如上好的土地，或者出众的业务能力，都将被较集中地使用——更多的其他要素将和它们结合——其结果可能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单位。[18]
再者，个别企业家所使用的方法会有所不同，这对一个人来说是最有效的方法，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却不一定最有效。

cc'（图3b）的一般形状与CC'（图3a）的形状无关，其中的原因同需求曲线hd的水平形状不受市场需求曲线DD'的倾斜度的影响是一样的。单个生产者生产规模的变动，对产品总产量以及整个成本变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同样适用于由于某种生产要素的稀缺导致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提高的情形，如图3a；它也同样适用于由于“外部”经济所导致的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的情形；还同样适用于由于不存在这两个原因，或者这两个原因相互抵消，导致成本保持不变的情形。当一个农民较密集地耕作其土地的时候，农业租金并不受影响；同样地，单个生产单位内部产量的变化也不会对“外部”经济产生些许影响。从另一方面来看，单个生产者对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的需求，是要素总需求中的一个极小部分，对他来说，其生产规模的改变并不影响融入其产品中的要素的成本。如果这些都成立的话，那么，单个生产者产品单位成本的变化，唯一地会归因于他在企业内部结合和组织生产要素的效率。人们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即如果图3b中的cc'曲线下降，那么为什么图3a中的CC'不同样下降，至少下降在极左端的部分?严格地说，总产量很小，当只需要一个或少数几个生产者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是，一旦总产量增大，需要不仅仅是少数几个企业之时，每个企业调整到内部效率最大的状况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即成本曲线CC'总是参照每一指定产量上最有效率的生产状况而绘制的。当总产量（不是每个企业的产量）变化时，无论是上升、下降还是水平，都是单个企业曲线最低点的运动轨迹左右整个产业或全部产品的力量在控制着这一过程。

尽管cc'的形状与CC'的形状无关，但是，前者的位置取决于总产量，而总产量在不同产量下的平均成本（包括租金）由后者表示出来。这样一来，如果是成本上升（如图3a）的情况，那么cc'的最低点随着总产量的增加将会较高，通常等于CC'所表示出的某一特定产量下的单位成本。[19]
类似地，如果是由于外部经济而导致的成本下降（“收益增加”）的情况，则cc'的最低点将随着总产量的增加而持续降低。如果是成本保持不变的情况，那么cc'的最低点将保持不变，而无论总产量如何变化。同样，如前面已解释过的，需求曲线依赖于市场价格的高低进而或高或低。

曲线mm'是单个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它直接来自于平均成本曲线cc'，它表示每增加一单位产品的总成本的增加量；它比平均成本曲线较早地到达最低点，之后再次向上，与平均成本曲线相交于后者的最低点。这个理由很简单，显然，随着产量的增加，只要总成本的增加量小于之前的平均成本，那么平均成本就下降；反之，则上升。任何数量产品的总成本都由边际成本曲线以下的面积来表示，例如，对于产量oa来说，就是oapnm（=oaph），因此，在均衡条件下，销售者将其产量调整至oa，不仅能够使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最小，而且还能使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20]

图3

下面描述一下从非均衡位置到均衡位置的运动，这有助于弄清楚均衡调整的性质。如果价格是BQ，那么单个销售者的产品的需求曲线将在这个高度上，而成本曲线cc'和mm'将较低，如图3c。如果只有很少的销售者，并且他们进行最有效率的调整，那么实现其不太大的产量，则每条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都将恰好等于BH。[21]
为了获得超额利润eh'qk（=ob'qk－ob'qnm），则每个人都将调整其产量至ob'，即边际成本曲线mm'与边际收益曲线kd的交点。这些超额利润会吸引其他人进入该领域，产量将扩大，随着产量的增加，对应于图3a中所显示的 价格将降低和成本将上升，而图3c中的需求曲线则下降，成本曲线也将上升。这一运动将持续进行，直到需求曲线与成本曲线cc'在其最低点相切为止，在均衡价格AP（图3a）上，这种调整即告完成。如果初始价格不是BQ，而是比AP低的价格，那么，所有的单个供给曲线将位于需求曲线上方，在重新调整的过程中，一些生产者会退出，直到供给曲线下降而需求曲线上升到切点位置时为止。[22]
在纯粹竞争条件下，最后均衡的调整不仅涉及（a）供给和需求相等，以及（b）每个竞争者获得的最大利润，而且还涉及（c）每个企业实现了最有效的生产规模。

对背离均衡的注释[23]

下面简单谈谈纯粹竞争条件下偏离均衡的波动或者背离均衡的有关性质，特别是一定要避免对垄断因素的不同方式的误解。让我们回忆一下纯粹竞争和完全竞争之间的区别。纯粹竞争只要求不存在垄断，当相同（完全标准化的）产品拥有许多买者和卖者时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完全竞争还关系到其他问题：资源的转移、完全的知识等。[24]
我们的目的不是列出完全竞争所要求的条件，而是简单地指出完全竞争与纯粹竞争不是一回事，后者的涵义中不存在垄断因素。完全竞争的观点不仅可以应用于竞争，而且还能应用于垄断及垄断竞争。例如，在垄断的情形中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资源转移的情况，这种资源转移使垄断者快速调整其产量至最佳数量，并使垄断者最有效地使用其资源以实现最佳产量。并且垄断者可能拥有也可能不拥有关于需求和他自己成本的完备知识，使之立刻就能实现其产品的最佳价格。在垄断竞争的情形中，这些情况同样存在。垄断因素改变了均衡的定义，但是没有改变用于实现均衡的工具。给定相同的供求条件，均衡的调整在垄断情况下是一回事，而在纯粹竞争情况下则是另一回事，而在垄断竞争情况下又是另一回事。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实际价格能否准确地接近于均衡调整，则取决于其他情况——“完全性”，有关的经济力量借助于它实现其结果。过多地考虑什么是完全性这一概念，以及它应当包括什么，将会使我们偏离主题太远，我们的主题是垄断和竞争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个纯粹竞争市场同时也是完全的，那么，严格地说，均衡的偏离是不可能发生的，哪怕是暂时的。通常的说法是，除了均衡价格之外没有价格能够维持，这一说法应当被说成是，这种价格即使是瞬间也不会出现，它既没有朝向均衡的运动，也没有在均衡附近的摆动。均衡价格不是由供给和需求的作用“得出”的，在市场刚开始存在的那一刻，均衡价格就以其稳定性而与市场并存。

另一种观点允许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暂时存在对均衡的背离，但它们最终将被一种稳定的调整所取代，直至达到一个重新排列的状态。例如，拍卖时出价只是一个尝试性的价格，当有更高的出价产生时，原先的出价将自动取消。一系列无用出价的存在与最终价格的取得并不矛盾。埃奇沃斯曾用这些术语来描述竞争的一般理论，他将市场看成是一个不断地被再造的合约制度，“直到市场偶然获得了一系列不随所有重订合约的各方的利益而改变的协议时”，[25]
“最后的解决”才能达到。这样，尽管可能存在暂时的改变，但通过重新订立合约而得到单一决定的价格后，市场最终就会是“完全的”。背离根本不存在的情况和背离存在但最终会消失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它们每一种都恰当地描述了在完全（和纯粹）竞争市场中经济力量的调整。

然而，上述中我们还没提及到实际生活中的事实；朝向均衡的运动和在均衡点附近的波动，从特征上看，留下了实际价格的痕迹，而实际价格是不能被更改的，但最终究竟哪一个是最后的价格?实际上，市场或多或少地是不完全的。一系列的实际价格如何与均衡价格相联系?波动价格下所销售的数量如何与均衡数量相比较?实际结果将“倾向”于均衡的简单结论，这很难令人信服。

价格波动通常会使销售量大于由需求和供给曲线决定的均衡数量。因为在所有高于均衡价格的价格下，想象中未包括的销售者有机会卖掉其产品，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会这么做。相似地，当波动导致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想象中未包括的购买者就可以包括进来。因为在任何情形下，没有任何正常情况下买者和卖者会被遗漏，所以，交易的总量总会大于需求和供给相等时的量。下面的图示可以让这一结论更明白些。让均衡价格等于BP（图4），并假设实际价格在AP'和CP″之间波动，B至C之间的销售者可以以BP到AP'之间的价格，与O至B之间的购买者成交，假定成交量用OF表示。类似地，BC间的购买者可以与OF间的销售者按照BP到CP″之间的价格成交。F至B之间的购买者和销售者成交后，总销售量等于OC，它代表了最大量；OB是最小量；实际量介于这两个界限之间。[26]
据此我们可知，实际销售的某一数量（多于OB，少于OC）的产品的平均价格BP，通常高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销售同样数量产品的价格，原因在于当销售数量多于OB时，需求曲线DD'只用于表示销售该数量产品的单个产品的价格。[27]
最后，如果数量OB在波动价格下出售，那么也会因同样的理由而使平均价格高于BP。

图4

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一下投机活动是帮助了还是阻碍了均衡价格的实现。它有时表现为当价格过高时，投机者将抛售或惜购，因此导致价格下跌；反之亦然。建立在未来价格预期之上的行为，可因此视为有助于更迅速地实现并保持均衡的条件。[28]

尽管投机实际上可以稳定价格，然而，作者很难找到一个可演绎的理由来解释它为什么这样，或者它为什么会导致均衡价格的最终确立。投机者所关心的是通过价格的运动赚钱。投机稳定价格的主张是基于如下默许的假设，即让投机者唯一感兴趣的运动是朝向均衡价格的运动。例如，当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投机者被假想为惜售并购买，这样可以促使价格上升或阻止价格下降。当均衡价格达到时，他将再出售，阻止价格上升。但是，如果价格正在上升，那他为什么会在那一精确的时点上出售?他为什么不再多买一些，或者至少不出售，以此给予价格运动更多的推动力?换句话说，他为什么忽视了在偏离均衡价格的运动中获利的机会?

的确，投机看上去更像是在形成更多更大的波动。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交易者，其购买和销售最终会相互抵消，当交易者全都聚集在一方或另一方时，会导致需求和供给的反复无常的变化。投机者试图利用每一次运动，因而每一次运动都势必会被其推波助澜。当运动减缓或停止时，投机者出于对实现利润和奠定新利润基础的渴望，可能会使运动完全停止并使之转向其他方向，因此，运动将通过投机者自身的行为重新获得动力。[29]
当然，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均衡价格是什么，那么，就将不会存在对均衡的背离，不过，这只有当市场上只有原始的“正统的”经销商时才有可能。较多的完备知识将使价格稳定，但是较多的投机者则将使价格不稳定。

如果投机增加波动是正确的话，那么，可将其与前面有关波动对价格的影响的结论联系起来。投机使得价格比在没有投机的情况下更高。

[1]
参阅下文，第67～92页。

[2]
正如“完全”竞争理论一样，除了其他条件外，它也包括下面这一条：买者和卖者的数量足够大（假定对同质产品而言）。

[3]
参见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第345页。在马歇尔的书中，这句话描述的是一个竞争性市场。

[4]
我们假设不存在形成垄断歧视的条件。

[5]
例如，不能说垄断者的供给曲线是AM，因为这条线表明，不论价格是多少，它都只有OA的数量投入市场。不过，其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指在价格AQ的条件下在这一价格上所提供的数量。

[6]
固然需求和供给被解释为买卖的实际数量，但在这种情形下，它们总是一致的，供求定理也因此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真理。除了这个毫无意义的理解外，垄断价值与供求定理没有任何关系。垄断者可以选择要么（a）他的价格，要么（b）实际上用于交换的商品数量，通过其产品的需求曲线来揭示价格与数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他选择什么价格，购买的数量和销售的数量都将相等；无论他选择什么数量，都将会被购买和销售；他选择的价格和数量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不是需求和供给相等。

[7]
罗宾逊夫人提到了许多其他学者，他们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地“发现”了这条曲线。见其《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6页。

[8]
让我们注意另外一点，供给曲线SS'不是平均成本曲线就是边际成本曲线，它取决于稀缺租金（在我们的例子中它因产品生产增加而引起）是否被当做成本。如果稀缺租金不被当做成本，那么供给曲线就代表边际成本曲线。例如，产量OB的总成本是OBPR，那么边际成本就是BP，稀缺租金则是RPH。但是，如果稀缺租金被当做成本，那么供给曲线就代表平均成本曲线，产量OB的总成本就包括稀缺租金，成了OBPH，而BP就是平均成本（不包括稀缺租金的平均成本曲线由R开始，位于SS'下方；包括稀缺租金的边际成本曲线由R开始，位于SS'上方。这就使图形比较完整了）。现在对于垄断者来说，因为其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产生的稀缺租金就不再是成本了；相反，它是垄断者试图实现最大化的量之一。就图1中所示的SS'而言，垄断者试图实现最大化的部分是REQK，而不是GEQK。然而，对于个别竞争者来说，稀缺租金是成本，它与其他费用绝对没有任何区别，因为稀缺租金是由于其他人的竞争而加到他身上的，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同样的SS'曲线在垄断情况下是边际成本曲线，在竞争情况下则是平均成本曲线。根据这一看法，我们得到一个一般性的结论，现阐述如下：在垄断情况下，均衡数量由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来确定；在竞争情况下，均衡数量由平均收益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的交点来确定。虽然只有竞争均衡使需求和供给相等，但是每一种都是与另一种一样的真实的均衡。

[9]
帕累托（在其《政治经济学大纲》，第163页及其后）关于垄断者行为和竞争者行为的区别是令人误解的，没有抓住事情的本质。

[10]
即纯粹竞争市场上的销售者。

[11]
根据另一个观点，kt或md可以被看成是按照图2b的刻度画出的DD'曲线（图2a）的一段，曲线上由D点降到P点的一段相当于1000个oa的距离。

[12]
10000个单位仅仅是平均数。

[13]
也可以通过一个相似的论点来描述趋向于均衡的运动，该论点主张购买者要实现其收益最大化。为简单起见，略去这点不谈，我们可以认为销售者单方面（或购买者单方面）的行为就足够了。

[14]
因此符号（图3a、3b、3c）从SS'变为CC'。

[15]
在附录B中有进一步的研究。

[16]
厂商的长期和短期成本曲线都是U形的，尽管原因有很大不同。参阅附录B。此处及其他地方，通常考虑的是长期成本，但是，只要对U形曲线的内容作出恰当的说明，分析就可以容易地适用于短期问题。

[17]
参阅后面的附录B。

[18]
看起来这种情形同样会使最低点的位置降低，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所产生的超额收益将形成一种租金，当其成为适当的要素并被资本化时，该租金会再次抬高曲线。

[19]
如果包括租金，则为平均成本；如果不包括租金，则为边际成本。

[20]
参阅上文，第18～20页，即主张单个竞争者与垄断者的行为完全一样的部分。

[21]
如同前面所讲的，这些曲线与CC'曲线一样，通常在这一假定下画出，即所使用的资源在每一特定产量上都是最有效率的。假如当产量是OB（图3a）时，生产这一数量的全部资源并不是被极佳地组织起来（就像在非均衡的情形中资源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一样），像cc'这类曲线的最低点，就不一定恰好等于BH。但是，这些细节的东西，就现在的研究目的来看，这不是必要的。

[22]
这种重新调整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示，与前面的例子相应（第18 页），在价格BQ上，实际的供给量不是从OB增加到OA，而是在价格BQ的作用下从一个较大的量减少到OA。

[23]
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阅我的文章“一个实验性的不完全市场”（《政治经济学杂志》，1948年，第五十六卷，第95页）。

[24]
参阅上文，第6页。

[25]
《政治经济学论文选》，第二卷，第314页；同时参阅其《数学心理学》。

[26]
这一结论隐含着（马歇尔的）需求曲线的解释，即不仅是在价格BP上出售OB单位，而且是在价格AP'上OA单位也将被出售，并且BP上的AB单位也将被出售（OB的总支付量因此超过面积OBPE），等等。一些学者指出，需求曲线不能用这种方式加以解释，这也是反对“消费者剩余”概念的基本理由（参阅伊利：《经济学大纲》，第五次修订版，第180页，有关阿林·扬的观点）。一般说来，假如购买者愿意以BP价格购买全部的OB单位，如果他们为其中的一部分支付了高于BP的价格（比如说AP'），那么他们愿意购买的量将少于OB。看上去，波动将减少销售量，而不是增加销售量，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但是，相反的观点坚持说，波动不仅在BP之上，而且也会在BP之下。假如购买者愿意以BP的价格购买全部的OB单位，如果他们为其中的一部分支付了低于BP的价格（比如说CP″），那么，他们购买的量将多于OB的单位。这两种力量大致可以相互抵消。因此可以看到，如果需要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只需要限制很少的一点就可得到上面的结论（同样的研究也可适用于供给曲线）。

[27]
当然，只有在较高价格上与在较低价格上的销售量相等时，BP才是平均价格，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需求曲线似乎表明低于BP的价格比高于BP的价格拥有更多的销售量，但是不要忘记由供给曲线所表达的寻找销售者的困难。类似地，当价格比BP高时所增加的供给，也会被发现购买者的困难所抵消。只有当一方比另一方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强”或拥有更多的信息时，平均价格才可能与BP不一致。然而，在通常情况下，不存在有利于任何一方的假设。

[28]
参阅马歇尔对谷物市场的描述，《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第332页。

[29]
这里没有考虑另外的一些因素，如“合伙经营”行为，以及职业投机者据此使价格产生变动的策略。

第3章　双垄断与寡头垄断

1.问题的陈述

本章论述垄断与竞争之间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销售者的数目多于一个，但还没有多到每个销售者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小到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程度。

与有关“完全”竞争和垄断结果的还算一般性的结论形成对比，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则存在很大分歧，至今为止存在如下主张：两个销售者之间的竞争将形成一个垄断价格、一个竞争性价格、一个介于垄断和竞争之间的确定价格、一个介于垄断和竞争之间的非确定价格、一个长期摆动的价格，以及因为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根本没有价格。怎样看待这么多种的不同的答案?这部分地归因于推理的错误，但是大部分地要归因于一个过于简单的假设的实际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将依次研究由中心问题分解成的各种次要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假设适合于其结论的作者都将被归为一类。[1]

无论是购买者还是销售者，抑或是买卖双方，在数量上均有可能会很少。我们把研究限定为相对少数的销售者与大量的购买者进行交易——将通常的垄断理论扩展为包括一些销售者，这些销售者平均每个人对总供给的贡献还没有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2]
两个销售者或称“双垄断”这一特殊问题揭示了一个基本的原理。因为我们的目的是集中注意力于特殊种类的垄断，因此其表现为数量缺乏，而竞争也就被假设为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是纯粹的，尤其是所交易的产品是属于完全标准化的，所有的买者和卖者彼此间能够充分沟通，以至于能真正形成一个市场。

问题的条件之一是，两个销售者必须完全独立，因为很显然，如果他们联合，那么就形成了垄断。然而，必须谨慎地解释独立性，因为从本质上说，当存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少数销售者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不存在实际的或者默许的协议——这就够了。每个人在制定自己的策略时，都基于形势所迫而不得不考虑对手的策略，但这不能被当做是两者之间的“默许协议”。

无论竞争者的策略对其自身制定策略的影响方式有多么复杂，但下面这一点却是正确的。某种变化，譬如说降价，考虑到竞争对手当前的策略，即假设其不改变价格，那么对一个销售者来说降价就是有利的。但是，如果他的对手一定要报复的话，则没有理由假设其不会那样做。对第一个销售者来说，认识到如下事实，即对手的策略不只是一个数据，而是部分地取决于他自己的策略，则这也不能被当成是对独立性的否定，他只不过在考虑其自身行为的间接后果——他自己的策略经由竞争者传导而对其自身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他可能考虑也可能不考虑这些，但是无论怎样，他都是平等独立的。

如果一个销售者在如下假定条件下决定其策略，即他的对手不受其行为影响，我们就可以说，他所考虑的只是对其价格的直接影响。因为通常用这种方式来考虑双垄断的问题，那我们就必须首先考虑在这一假设下的结果，然后说明与重要假设——每个销售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完全一致的唯一解决办法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每个销售者的确考虑到其策略会对对手（以及再次对他自己）的影响。在后一种情形中，我们可以说他考虑对价格的间接和直接的总影响。

引言结束之前我们还必须再作一项区别。无论他提供多少数量或以什么价格来提供这些数量，但对手的策略都可能保持不变。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情形与上面两种情形都不一样。

图5

2.不考虑相互依赖：每个销售者假设其对手的供给不变

首先，让我们假设每个销售者根据对手目前的供给量，确定他自己利润最大化的供给量，并假定对手的供给量不变。库尔诺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下面的叙述是非数学语言的库尔诺理论的特殊应用。[3]
让我们跟随库尔诺的假设，有两个矿泉，分别由其所有者开采，每个人都没有生产费用，都向同一市场提供产品。为了叙述简单起见，让我们进一步假设，矿泉水的需求曲线是一条直线，就如图5中的BD，并且OA=AB=每个矿泉的日产量，当总产量全部投放市场时，价格恰好是零。如果两个生产者联合，则他们将以价格AP联合供给OA的数量，而他们的联合利润OAPC就是最大的。但是，因为他们是彼此独立的，因此如果他们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单独销售这一数量（他的全部产量），并获得这些垄断利润，那么其对手能做的最好回应就是提供AH数量的产品，使其总供给量变为OH，价格变为HQ（AHQK是三角形ABP中面积最大的内接矩形）。第一个生产者现在发现其利润减少到了OAKN，通过减少其产量至
（OB－AH），能够增加利润。这样的过程将持续下去，第一个生产者因对手的举动而被迫逐渐减少其产量，第二个生产者能够慢慢地增加其产量，直到每个人平分总供给量为止。在这些调整中，每个生产者都通过使其供给量等于
（OB减去另一个人的供给），而总能发现最大的利润。[4]
总产量将是：

第一个生产者的总产量将是：

第二个生产者的总产量将是：

就像上述所描述的那样，每个序列中的连续项都表示连续的调整。然而，无论运动从哪一点开始，最后的均衡都是相同的。如果不是这里所描述的宽幅运动，而是两个生产者逐渐增加他们的产量，而每个人同时从
开始，或者他们以任何其他可能的方式运动，而只要问题的基本条件不变，即每个人设法独立地使其利润最大化，并忽视他对另外一个人的影响，那么，其结果也将是相同的。通过观察图5可以明显地看到，如果任何一个生产者提供
那么其对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
，即FG=OF，获得利润FGRL。因为另一个人的情形完全相同，因此，在这一点上将实现稳定的均衡。[5]

同样可以证明，如果有三个生产者，那么总供给量将是
而每个人则供给这一数量的
人数再多可依此类推。如果有100个生产者，那么供给量将是
如果生产者数量非常多，则供给量实际上是OB，而价格实际上为零（即通常所说的纯粹竞争价格在现有假设条件下为零）。加进来成本曲线后，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主要结论，即当销售者的数量从一个增加到无穷大时，价格连续降低，从垄断条件下的价格下降到纯粹竞争条件下的价格，无论销售者的数目有多少，价格都能完全确定。对于任何既定的销售者数量，成本递减情形下的均衡价格，都要比成本不变情形下的更接近于纯粹竞争价格；同时，成本不变情形下的均衡价格，要比成本递增情形下的更接近于纯粹竞争价格。这一结论（在这个例子中）并不视销售者有限的可能产量而定，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能够单独提供OB或更多的话，那么结论也是一样的。

3.不考虑相互依赖：每个销售者假设其对手的价格不变

其次，让我们假设每个销售者假定其对手的价格（而不是供给）不变。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这两种类型的调整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图5中，如果一个生产者连续提供OA，而其对手却无法侵占这一数量，则其对手能做的最多不过是自己提供AH，迫使生产者降价出售。然而，如果第一个生产者继续按AP出售，那么，另一个生产者通过略微降低自己的价格就能够出售OA数量（他的全部产量），从而夺走了第一个生产者的全部顾客。两种类型的调整的区别可以归纳如下：如果一个销售者保持其供给不变，那么，其价格就会因为另一个销售者的变动而受到侵害；如果他保持价格不变，则受到侵害的是其销售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第一种情形下，对手的初始变动是按照价格HQ提供的AH的数量；在第二种情形下，对手的初始变动则是按照略低于AP的价格提供其全部的产量OA（=AB）的。

可能有人会反对这一点，即如果两种产品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两个生产者在一个完全的市场中相互竞争，那么就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价格。因此，在完全标准化产品的情形下，我们必须排除这种类型的竞争。[6]
不过，这两种类型的调整的区别可以被看做是暂时的，它与最后可能的结果，即某一单一价格的形成并不矛盾，我们后面将这样考虑这一问题。

如果每个竞争者都假设其对手的价格不变，那么通过略微降低其价格，他就能支配市场，卖掉其全部产品，与销售量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其利润。不过，他的对手也会作同样的假设，同时将价格削减得更低，这种价格向下的运动将一直持续到两个竞争者的全部产量都销售完为止，而在现在这个例子中，一直到价格恰好是零为止。这是有关价格调整的多种可能方案中的第一种（此处没有考虑到间接影响）。

从这点来看，库尔诺的理论首先受到攻击。伯兰特反驳说，因为每个生产者总能够比另一个生产者出价低，因而使产量翻倍，所以价格的下降将没有止境（显然他假设供给没有止境）。[7]
马歇尔特别提及收益递增的情形，他反驳说：“如果每个竞争者的销售范围不受限制，并且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均遵循规模收益递增法则的话，那么，每个人的生产规模相同时的均衡是不稳定的。因为如果任何一个竞争者获得某种优势的话，并且增加其生产规模，那么，他将因此而获得进一步的优势，他将很快就会把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赶出原来的销售范围。库尔诺的理论没有提出防止这一结果所进行的必要的限制。”[8]
尽管他所谓的一个竞争者所获得的“优势”的含义并不明确，但是在马歇尔看来，让价是最有可能摧毁库尔诺均衡的手段。帕累托在其早期作品中指出，在有两个销售者竞争的情况下，竞争的结果完全与有很多销售者的情况一样，因为每个人都降低其价格，直到他的全部供给出售掉为止。[9]
他补充说，如果总供给固定，那么将存在一个价格下限。

说实话，这个结论看上去并不像是对库尔诺的反驳（除非承认相反的一面，即库尔诺反过来反驳这一结论），而实际上是两者相互补充，并不是相互对立，它们分别产生于某一特定的假设：一个假设暂时被动的销售者保持其供给量不变；另一个假设销售者保持其价格不变。在这两个假设中，没有一个是依据每个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个一般性的假定而作出的。

埃奇沃斯提出了当价格被调整时第二种可能的方案。[10]
他说：“存在一个不可确定的范围，价值指数在该范围内摇摆不定，或者在一个无限长的时间内不规则地振荡。”[11]
因为当价格达到上文所说的下限时，每个销售者均出于利润的考虑会使它再次上升。他使用一个特殊的构图，如图6所示，以此来说明被两个销售者平分的整个市场。RC和RC'是两个销售者产品的需求曲线，OB和OB'是每个人最大的可能产量，OP是两人联合起来时的价格，OQ是将全部产品2OB或B'B卖掉时的价格。现在，第一个生产者与购买者的一半产品供给进行交易，将价格定为OP，因为这能使他的利润最大化。第二个生产者的优势不是制定相同的价格从而销售OA'（和其对手平分整个市场），而是制定一个略微低于OP的价格，获得第一个生产者的一部分顾客，销售其全部产量。当第一个生产者看到他的顾客离他而去的时候，他将降低其价格，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到达到OQ为止。

图6

至现在为止，这一主张与刚才介绍的竞争性出价的结果是一致的。但是，按照埃奇沃斯的说法，这一价格是不稳定的。“在这个点上它看上去可能达到了均衡。的确，进一步降低价格并不符合每个垄断者的利益，提高价格才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在一个垄断者所制定的价格OQ上，他只能服务于总数为2N中的N个顾客（比如说序列中的第一个N），其余的N个顾客将在任意价格（低于OR）下购买；另一个垄断者因此可以按照最有利于他自己的价格，也就是OP，来向剩余的购买者提供产品。他不必担心对手的竞争，因为对手已经做了最坏的事，即把全部的供给都提供给了市场。对手现在能做的最有利于他自己的事情，就是跟着将价格提高到OP。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初始的位置，并准备开始新一轮的循环。”[12]
需要指出的是，价格实际将在OP和OQ稍微向上一点的位置之间摆动，因为在达到价格OQ之前，销售者之一的优势是把价格再次提高到OP，而不是继续降低价格。按照书中前面的构图（图5），这一推论在图中体现为：价格在AP和
AP稍微向下一点的位置之间持续摆动，结果是任何一个销售者通过提供较低价格并销售其全部产量（OA）所获得的收益；而将低于如下操作所获得的收益，即在对手以较低价格销售OA之后，提高价格至AP，向市场剩余部分销售一部分产量。

埃奇沃斯是在同一商品的情形下形成他的学说的，不过这一理论也适用于产品相互间或多或少地属于不完全替代品的情形。“随着商品之间相关程度的减少，不确定的范围也在减小”，直到在没有相关性的极端情形中，每种价格都为OP为止。[13]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双垄断的这种方案，尽管由埃奇沃斯作为其竞争的一般理论的一部分而提出来，但实际上却与该理论很不一致。在他的《数学心理学》（第19页）中，他定义了决定性均衡这一概念，并把这一概念明确地运用到了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篇文章中。关于双垄断，他说：“将永远不会达到决定性均衡的位置，决定性均衡是完全竞争所特有的，它由如下条件所定义，即在一个集团中，无论是购买者还是销售者，均没有一个人能够与其他集团的成员订立新合约，只有当所有重新订立合约的各方，比在先前的合约体系下状况更好时，才可能重新订立合约。”[14]
这是不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均衡点就是OQ，根据上述定义，它是完全稳定的，因为任何一个购买者或者一群购买者，与一个销售者在比较高的价格上重新订立合约后，其状况会变坏，所以，他们宁愿现有的安排而拒绝改变。当然，如果相同的资源被垄断的话，那么价格将是OP，因为没有第二个销售者首先会与一部分购买者重新订立合约（换句话说，也就是降低价格）。但是，如果有两个销售者，那么就足以给出一个唯一的“最后的解决”，或者OQ上的决定性均衡；如果销售者的数量更多，那么结果也将会是相同的决定性均衡点。[15]
这符合我们关于价格被调整的第一个方案，也符合伯特兰、马歇尔和帕累托有关这方面的主张。[16]

在埃奇沃斯的双垄断方案中存在着价格摆动的问题，这并不是因为销售者的数量太少，而是因为这一过程并不像他的一般理论那样是一个合约，或者说是竞争性出价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价格降低了，但是价格提高却是因为销售者再次独断地抬高价格，而不管购买者愿意不愿意，他们都必须承受这个后果。[17]
必须认可任何一个销售者这样做的权利，但是它的范围却被埃奇沃斯夸大了。他所描述的宽幅摆动确实存在，但不是因为只有两个销售者，而是因为他们的竞争条件变化了。为了使价格下降，他们的单个市场完全合并成了一个市场，每个人通过略微地降低价格从另一个人那里自由地吸引顾客。但是为了再次提高价格，他们的市场又完全地被分开了，一个销售者在OQ上（图6）向其顾客提供产品，另一个销售者则在OP上提供产品；当OQ上的销售发生时，OP上的销售显然没有发生。如果通过竞争价格已经降到最低点了，那么市场就会被分成很多部分，而每一个销售者就都成了一个垄断者，独自与一部分购买者进行交易，这样，当有无穷多数量的销售者时，[18]
就可以证明价格在相同的极限之间进行摆动。如果有十个销售者，那么就可以分别画到十个与图6右半侧（或左半侧）相对应的图示，每个销售者一个图示。问题的条件和前面是相同的，所有销售者的商品的价格都已经被降低到了OQ，任何一个销售者提高其价格至OP都是合算的。类似地，第二个销售者、第三个销售者以及所有的销售者提高其产品价格至OP也都是合算的；同时，如果有销售者的商品再次降价，那么价格摆动也将无限制地持续下去。[19]
如果有一千个销售者，那么情况也是一样。

不管销售者人数多少，只要每个销售者各自独立地同他那部分顾客进行交易，那么价格就能提高至OP（在现有的价格调整假设下，并且间接影响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在那一点上是稳定的，并没有理由向下运动。如果购买者不是彼此隔绝，而是合并成一个市场，则价格的上限决定于某一点，即当他的对手们卖掉他们的全部产品供给时，一个销售者通过其自身的行为能够将其产品价格提高到那一点，并且价格总是相同的。

需要再解释的是，价格总是相同的是稍微放宽了说，尽管只是稍微。我们已经讨论过绝对完全的市场的结果，[20]
现在再来回顾一下。在这种情形下，一个销售者制定的较高价格，会带动另一个销售者的价格和它一样高；不过，无论价格高低如何，销售量总会是被两个人平分的，购买者没有理由喜欢这个而不喜欢那个。没有人能够通过使其价格略微低于另一个人，而比对手销售更多数量的产品。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将会立即提高其产品价格至垄断价格的水平，并且能够保持住这一价格水平（即使另一个人不赞同），从而获得最大化的联合利润的一半。

然而，如果允许价格存在略微差别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销售者，他在因竞争性削价而降低的产品价格下限上提高其产品价格，而另一个销售者则由于购买者的竞争跟在第一个销售者的后面，但总保持价格上的略微差异，从而能够使他卖掉其全部产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任何生产者都是有利的；比如说第一个生产者将其产品价格提高到
AP（图5）以后就不再提高了，那么其获得的利润就是AHQK，而留给第二个生产者的利润则是（略低于）OAKN。第二个生产者没有积极性推动其产品价格向上运动，因为现在对他来说，将价格提高到
AP之上将会使其对手销售掉全部产品，而他自己的利润不仅减少到了少于OAKN，即现在的利润量，而且减少到了少于AHQK，即现在利润量的一半。不过，这种情况将会导致开始价格向下的运动，第一个生产者将产品价格降低到对手的之下，此时，对手已经在市场作用下将其产品价格提高到了（略低于）
上。[21]
这一向下运动的下限是
因为在那一点上，任何一个人按照低于
AP的价格销售其全部产量所获得的利润，都将小于提高价格按照HQ销售一半产量所获得的利润。于是，在
之间存在着摆动。在有三个销售者平分总产量OB的情形下，摆动将发生在
之间；人数更多时可以类推。这一结果除了更符合所有买者和卖者都处于同一市场这一假设外，它还随着销售者数量的增多，具有接近于纯粹竞争结果的优点（埃奇沃斯不具有）。

必须注意的是，当每个销售者假定其对手的供给保持不变（库尔诺的假设）时，其结果与每个销售者最大的可能产量无关，即使单个销售者单独就能供给OB甚至更多，结果也是一样的；不过，当每个销售者假定其对手的价格保持不变时，其结果就依赖于每个销售者最大的可能产量。在后一种情形中，如果任何单个销售者单独能够供给OB甚至更多，那么另一个销售者一旦将价格制定得高于零，就会立刻完全被排除出市场。因此，价格将会在纯粹竞争水平上（在我们的例子中为零）得到稳定。[22]
当每个销售者的供给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而是富有弹性的，并与成本相关时，这种考虑是很重要的。这里，一个销售者所制定的较高价格将会产生如下效果：以较低的价格将他从市场上清除，并且引起对手们的产量的增加。这种可能性对单个销售者来说，降低了他为了获利而提高价格的程度；对人数相对较少的销售者来说，则实际上使价格降低到了纯粹竞争的水平。

庇古教授同意埃奇沃斯双垄断下用于生产的资源数量是不可确定的结论，并说这“现在已经为数理经济学家所接受”。[23]
然而，他所说的不可确定的范围与埃奇沃斯所说的并不一致，根据所投入的总资源，该范围“从毫无投资的一个极端，上升到在缺少B的情况下，使A的垄断收益最大化，以及在缺少A的情况下，使B的垄断收益最大化的投资总量”。[24]
在埃奇沃斯的例子中（图6），它将表现为价格从OR延伸到OQ；而在我自己的例子中（图5），则是从OD到零。

图7

价格的上限（资源的下限）可能很少被这么认真地考虑过，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价格显然都不可能超过使销售者的联合利润最大化时的价格；价格下限才是重要性之所在。在曲线是直线的情况下，价格下限比在简单竞争情况下要高些（即资源的投资较少）。通过将推论应用到图5和图6（上一段的末尾）上来揭示这一问题不一定正确。让我们来看一个正确的例子。在图7中，和原来一样，需求曲线为DB，第一个生产者拥有的最大可能产量是OF，第二个生产者拥有的最大可能产量是OE，两个量相加等于OB。第一个生产者在没有第二个生产者的情况下，将提供其全部产量OF；第二个生产者在没有第一个生产者的情况下将提供OA，他们的总产量为OG。我承认我无力弄明白，为什么要重视这一总产量及相应的价格GR。庇古教授对此给出的唯一理由是：“一般而言，如果另一个销售者一点也不投资，那么这个销售者的投资，不会比在合算的情况下投资得更多。”但是，如果第一个生产者将其价格制定为RG，则第二个生产者就肯把价格降到第一个生产者之下，然后卖掉其全部产量OE，该产量高于当第一个生产者不在市场上时第二个生产者提供的产量。除非竞争性出价的过程（在任何人都得不到更多的好处之前）被取消了，否则，价格将下降到低于RG的水平之下。并且，就像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如果竞争性出价被取消了，那么价格下限将会在一个较高的点上达到。的确，庇古教授的说法，即一个生产者根据另一个生产者的投资来确定有利可图的投资，这让人想到了库尔诺，而不是埃奇沃斯，它也预示着一个相当高价位上的确定结果。

图8

如果成本曲线是上升的，如图8所示，那么庇古教授所说的价格下限将比在简单竞争条件下的价格要高就是正确的。在图8中，DD'是存在两个竞争者的市场需求曲线，OS1
是第一个生产者的供给曲线，OS2
是第二个生产者的供给曲线，OS是两个人合在一起的供给曲线，因此，可以画出EP=EF+EG等等。根据定义，这里的价格下限是销售量为
时的价格，并且它不可避免地要比纯粹竞争条件下的价格要高，它甚至要高于销售量为OM2
时的价格，就像庇古所论证的那样，如果不考虑较小的因素，那么OM2
就是简单竞争条件下的供给量。然而，我还是不清楚为什么它就是下限。

尽管庇古教授关于不确定性的解释明显地依据于埃奇沃斯，但在埃奇沃斯对问题的陈述中却没有这一点，它是尚未涉及的一个因素。它是“每个销售者所使用的（资源）的数量，决定于他对别的销售者的策略的判断，依照每个销售者的情绪和其对虚张声势策略能否成功的预期，这种判断可以是任何事情。就像下棋时，每个选手的下法都和他对对方心理的解读及对方如何作出回应的猜测有关”。[25]
这种不确定性对问题的最后解答极其重要，但是对它的研究最好放到后面，直到所有有关不确定性的因素都齐全之后。

4.承认相互依赖

现在我们转到问题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既定的方案完全符合每个生产者行为的目的是获得最大化利润的这一假设。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他们将考虑他们对价格的间接的和直接的总影响。当一个销售者的某个行为明显地迫使别人作出相反的行为时，如果他还继续假设这不可能，那他就是非常愚蠢的短视者。[26]
就像前述已经谈到的，销售者之间相互独立的假设，不能被理解为销售者在他们的命运相互独立的条件下进行的竞争，因为这掩饰了双垄断自身的真正问题；它只能是指行动上的独立——缺少协议或者是“默许的”协议。因为一个竞争者考虑他迫使别人所作出的策略的改变，对他来说，就是考虑他自身行为的间接后果，因而每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销售者都要反应适当，看到其行为的总后果；他不仅应当考虑其对手现在在做什么，而且还要考虑根据他自己正在进行的变化，其对手将被迫去做什么。[27]

下面我们将假设他们先调整数量，然后再调整价格。

如前所述，让第一个生产者开始时供给OA（图5），而第二个生产者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就是供给AH。现在，第一个生产者将减少其供给量至OE=AH，总产量OA将导致垄断价格AP。[28]
他将制定这一供给量，因为同与对手平分总产量OA相比，他坚持一系列其他调整的最后结果都是不利于他自己的。在我们的假设中，价格AP是完全稳定的，因为任何销售者如果偏离了它，那么将给他自己也给其对手带来不幸。

如果销售者是三个或者更多，那么只要每个销售者都注重其最终利益，那么其结果就是一样的；随着人数的增加，不会像库尔诺方案中所说的那样，即价格逐渐下降到纯粹竞争的价格水平上。当个别销售者对价格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时，才会发生突变。我们这里必须再次重申，必须区别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假如忽略后者的话，那么将会使价格只降低到库尔诺方案中所给出的水平上；只有当销售者的数量无穷多或者说很大时，它才符合完全竞争的水平。然而，一旦销售者开始忽略他们对价格的直接影响，那么价格就会立刻下降到完全竞争水平上，在我们的例子中即为零，而无论销售者的人数有多少。因此，在双垄断条件下价格为AP，如果每个销售者都假定他们自己对这一价格没有影响，那么他们就会立刻提供其全部产量，因而价格就会降到零。从数学上来说，只有当销售者的数量无穷多时，对任何一种影响的忽略才是合理的。实际上，当销售者人数相对较少时，尤其是对需求曲线的认识含糊不确定时，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发生。

当销售者调整其价格而不是供给时，其结果也是一样。假定价格暂时停留在AP上，如果任何一个销售者为了抢夺对手的销售量而把价格降低到AP之下，那么就会迫使别人立刻效仿他。有人争论说，如果他不降价，那么他的对手也会降价，我们的回答是他的对手不会降价，理由同他不降价的理由是一样的。如果每个人理性地、睿智地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他将意识到当只有两个或少数几个销售者时，他自身的行动对他的竞争者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会使得如下假设毫无价值，即竞争者将接受他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而不予以报复性的竞争复仇。因为每个销售者降价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减少自己的利润，所以没有销售者会降价，并且尽管销售者是完全独立的，但是均衡的结果与他们之间有垄断协定的情形是一样的。

就像调整数量的例子一样，当销售者的数量非常大，以至于每个人都忽略了他们对价格的影响时，朝向纯粹竞争水平的突变也会出现。根据合约理论或竞争性出价理论，只要至少有两个销售者，或者只要承认每个人的充分权利，忽略间接或直接的影响，那么都会得出与纯粹竞争相同的结论，即价格在一个略高的水平上摆动，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然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这一结果并不是来自于每个人独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相反，是很少的销售者之间的垄断价格的假设。没有人会降低这个垄断价格，因为这将迫使其他人跟着效仿，因此使销售者自己蒙受损失。随着销售者人数的增加，也很难说正好在哪一点上这种考虑就不再是问题了。假如有一百个销售者，而其中有某个销售者降价从而使其销售量增加了一倍，那么在其收益相等地来自其他每个竞争者的情况下，每个竞争者将减少其销售量的九十九分之一，不过，这一数量可能很小，不至于迫使他们做一些降价之前不做的事情。在任何价位上都不存在障碍，从而阻止价格从联合利润最大化的那一点向下运动。既然一个销售者不大扰乱对手就能获得收益，那么没有一个人会肯放弃这个机会。在这一情形下，没有理由使他不少许变动价格，这既对他有利，别人也不会有所反应；同时也没有理由使别人不这么做，价格也就因此变成了纯粹竞争价格。[29]

以上所有的推论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每个销售者对其对手的反应都是即时的；如果一个人降价，那么其他人就立刻降价，从而使他没有获得他所预期的高额利润的间隔期。的确，因为不存在间隔期，因此一个人把价格降低到其他人之下，就是可以不予讨论的概念。所有价格同时变动，由此马上就可得出均衡价格将是垄断价格的结论。[30]
如果引进“重订合约”的观念，那么就会得到相同的结论。因为它确保了虽然临时的合约有偏差，但最终的合约不会有偏差。不存在订立新的有利的临时合约的动机（略微降价以得到较多的购买者）；假如真的不得不重新订立合约，那么一定是摧毁原有的合约，进而代之以一个较为不利的合约。情况就是这样，除非销售者的数量很大。事实上，“重订合约”是不存在摩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的。无论是从来没有摩擦，还是先有后无，结果都是相同的。

然而，如果存在摩擦并且也不会消除摩擦，那么结果就不一样了。[31]
如果价格调整期间（并且如果每一种销售都是最终的）有一个或长或短的间隔期，并且降价的人将在这一间隔期获得优势，那么，这一间隔期就成为了其价格决策的一个因素。这种状况可以用一般的说法加以概括，即削价的最后结果（通过对价格的间接影响）对销售者来说，是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一个因素，这种重要性取决于，相对于他预期的持续销售的时间而言的实际销售时间的间隔的长短。如果他的业务是永久性的，那么从降价中获得的暂时收益就很不重要，他将全力以赴重视其行为的间接的或最终的结果，而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使其未来产品也不得不以低价出售；[32]
另一方面，如果他在市场上是暂时的，仅打算销售某一数量的产品，那么，最后的结果根本就不在其考虑之内。如果他能以比现行价格略低的价格实现其产品的销售，那么，他就没有更多的产品要出售，也就不在意后续的销售所要遵循的价格。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情形是直接的收益必须和最终的损失相平衡，考虑对价格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可使这种权衡恰当些。

5.不确定性的影响

还剩下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一个销售者不知道另一个销售者打算做什么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这一因素之所以推迟到最后来讲，是为了避免过早地被存在不确定性的各种力量的作用所困惑。我们已经知道，从垄断协议下的均衡价格到纯粹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价格，自始至终，其解决方案均是随着一个销售者就其对手的行为所作的各种假定的不同而不相同的。现在，如果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假定，那么结论必定是这样的，即价格可以是这些极端之间的任何一点，它取决于在机会、智慧及绝望引导下他所选择的假定，还取决于其对手是否也选择了同样的假定。然而，没有为其确立一个前提之前，是无从断言这种不确定性的。那么，一个销售者是基于怎样的基础来怀疑其竞争者将做什么呢?

第一个不确定性存在于前面只考虑每个销售者对价格的直接影响时所陈述的问题之中。如果每个人都假设其对手的现有策略会持续不变而不受其影响，那么，他仍然无从知道对手的这种不变策略是否会使其供给或价格保持不变。[33]
因此，这里通常的回答一定是，价格的范围是从库尔诺的方案中延伸到纯粹竞争价格之中的；相反，如果他能确定对手的策略受其影响，那么就不存在不确定性，因为无论是价格还是供给受影响，都没有什么差别——考虑全部影响价格的情况，结果通常是垄断价格。

第二个可能的不确定性是关于竞争者的聪明和远见程度的。竞争者人数相对较少时，如果每个人都能看清楚其降价的最后结果，那么，将不会有价格从垄断价格上的向下运动。但是，尽管如此，一些人仍会自若地追求其利益，也会有另一些人对经济收益如此热衷，以至于除了把价格降得比对手低并且获得直接利润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任何一个销售者可能很清楚他们对价格的间接影响，但是不确定有多少竞争者清楚他们的影响。于是，他们就怀疑他们自己保持价格不变的远见是否有效，也因此疑虑他们是否应该降低价格还是应保持价格不变。

第三个不确定性起因于销售者的数量是多少时，才不会让人们怀疑他们的行为将对其他人的销售量造成损害（把前面截然不同的不确定性要素放在一边，这里假设每个销售者都清楚他们自己的间接影响，并且知道其他人也清楚他们的影响）。这时，不确定性现在就出现了，但不是在销售者人数少的时候，而是在人数相当多但还没有多到符合纯粹竞争的条件时。如果人数相当少，那么，任何一个销售者都会明白其降价对其他人造成的损害会很大，这足以引起他们效仿，因此，没有人降价。如果销售者的数量很多，那么，单个销售者就确信他的损害对其他人来说可以忽略不计，这时，将没有人会“效仿”他（即因为他降价进而其他人也降价了）。不过，在上述两个极端之间存在一个有疑虑的范围，即恰好在哪一点上降价对其他人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不计”呢?不能否认，当人数少时，这种影响不可以忽略不计；而当人数很多时，又可以忽略不计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结果是不可预知的。

第四个不确定性出现在市场作用存在“摩擦”的情形中。它起因于时间间隔的长短（前面已经说过，其最后的结果是相对确定的）。降低价格的“即时”效果（即在对手也降价之前所获得的那些），从时间上来看，不能立刻实现，而是要经过一个长短不定的时滞，时滞的长短取决于降价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购买者改变已确定的关系的速度。尽管对手肯定保持价格不变，但是某一个销售者降低其价格的结果还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尤其是附加的不确定性，如（a）因销售量的减少而带来的压力，使别人需要多久就会效仿他，以及（b）他预期的程度。每个竞争者拿不准的不是他的对手将做什么，而是何时去做。然而，这就足以让他不能确定自己应该首先去做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全知全能的销售者运用智慧追求收益的最大化的假设，是不能产生确定性的结果的。

6.总　结

本章最重要的结论现在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双垄断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几个问题，它依赖于所假定的条件，其方案各异。把不确定性因素放在一边，方案都是（有一些较小的例外）根据所作的一系列假定而确定的（同时参阅下面第五条。）

第二，如果销售者注意到了他们对价格的总影响，那么，价格将是垄断价格。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不足以降低这一价格；只有当生产者的数量足够多，多到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调整对其他每个人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时，均衡价格才是纯粹竞争价格。然而，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那么，真实的自我利益就会使得销售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其间接影响，这种影响程度取决于市场的不完全程度。

第三，如果销售者忽视他们对价格的间接影响，并且每个人在制定其策略时都仿佛竞争者不受其行为的影响，则结果各异，它依赖于更进一步的情况。如果每个人都假设其竞争者的供给不变，那么，当销售者人数众多时，均衡价格就会持续下降，低于垄断价格；只有当销售者的人数无穷多时，价格才会下降到纯粹竞争的水平线。如果每个人假设其竞争者的价格不变，并且，如果竞争性出价或者“重订合约”一直在持续，直到对任何人都没有不利的价格变化发生时，那么，对就只有两个销售者的情形而言，均衡价格就是纯粹竞争价格。不过，人数再多也是一样的。然而，如果承认销售者有充分的权利改变价格，那么，即使对购买者不利，价格也将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内摆动，并且随着销售者的数量的变大，它越接近于纯粹竞争价格。

第四，如果销售者既忽略了他们对价格的间接影响，又忽略了直接影响，那么，结果将是纯粹竞争价格，而无论销售者的人数多少。

第五，不确定性产生于：（a）其他竞争者是否将保持其数量或者价格不变；（b）他们是否有远见；（c）对他们的市场的可能的侵占的范围；（d）时间间隔的长度。在上述每种情形中都会因特殊的原因而产生不确定性的结果。[34]

[1]
在所有的情形中，数学解答都将被转换为非数学的术语。然而，大部分的数学解答都将置于附录A中。

[2]
尽管购买者很少而销售者很多的问题（就像在非组织的劳动市场中一样）不在本书所探讨的范围之内，但是通过类推经常会使这一问题清楚些。至于少数的销售者出价高于纯粹竞争条件下的出价，那么它至少存在这种假设，即少数的购买者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劳动者所得的是最少的）。

[3]
参阅：《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第7章；数学叙述见附录A。

[4]
显然，直线形的需求曲线以及全部供给的价格为零的假设，简化了这一问题的非数学叙述。

[5]
维克塞尔单独计算过这个例子，结果相似，参见他的“数理国民经济”（一篇对鲍雷的《数学基础》的回顾），载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第五十八卷，第二分册，1927年，第251～281页。

[6]
在形成本书的某一阶段，我倾向于严格坚持这一看法，但经过与朋友的讨论，最后还是放弃了它，因为它太过苛求。不过，我们可以很快得出这种情形下的结论：如下图，假设每个销售者可能的最大产量是OA=AB，如前所述，让每个销售者按AP确定其初始的供给价格，则总销售量OA将被两人平分，因为购买者没有理由喜欢这个而不喜欢那个。这样，销售者的联合利润将达到最大。现在，让任意一个销售者降低其供给价格至A'P'，此时，供给“曲线”变成了折弯线EKPRS，但价格仍维持在AP上，因为执行较低价格的销售者，只能供给这一价格上的总需求量OA'中的OA部分，两个人的实际价格都是AP。所以，销售量将在两者间平分：如前所述，供给价格较低的销售者得不到任何好处；而其对手保持供给价格AP不变倒是有好处的，因为在那一点上他的利润是
如果后者也接着将价格降到A'P'，则利润将只有
E，相对较小；如果他把供给价格降低到低于A'P'的水平上，则实际价格仍将是A'P'（其对手的供给价格），而其利润又将是
因此，价格被确定在AP上。如果销售者多于两人，则在某一范围内，价格将无法确定；人数越多，这一范围就越大。有关这一奇怪的结果的细节几乎不值得陈述。

[7]
参见：《学术杂志》，1883年，第503页。

[8]
参见：《经济学原理》，第一版，第485页注释；第二版，第457页注释。在第二版中，引用语的最后一句变为“库尔诺忽视了实际限制，以防止实际生活中达到这一结果”。

[9]
参见：《政治经济学讲义》，1896年，第68页。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发展了一个更一般性的理论陈述，见本书附录A。

[10]
参见：“垄断的纯理论”，《经济学人杂志》，第十五卷，1897年；英译本见：《政治经济学论文选》，第一卷，第111页。

[11]
同上书，第118页。

[12]
参见：“垄断的纯理论”，《经济学人杂志》，第十五卷，1897年；英译本见：《政治经济学论文选》，第一卷，第119、120页。本书在引文中作了一些不重要的变动。

[13]
参见：《政治经济学论文选》，第一卷，第121页。这一理论也被发展为适用于相互之间是补充品的商品，但它们超过了我们的研究范围。

[14]
参见：“垄断的纯理论”，《经济学人杂志》，第十五卷，1897年；英译本见《政治经济学论文选》，第一卷，第118页。应当向不熟悉埃奇沃斯的读者解释一下“合约”，它表示一个暂时的价格，如果买者因其他卖者提出了一个较低的价格，或卖者因其他买者提出了一个较高的价格，则价格可以经常被改变（重新订立合约）。当然，只有对买卖双方都有利时才会“重新订立合约”。尽管术语不同，但这一过程正是为一般人所知道的竞争性讨价还价；在纯粹竞争条件下，它摧毁了所有与均衡或者说是最后价格相背离的（暂时）价格。

[15]
当存在竞价时，两个销售者就足以导致“竞争性”的结果，加上如下事实，即朝向竞争性均衡的运动通常都是根据这些术语（竞价）来考虑的，这些都可能部分地说明了人们为什么一般对双垄断和垄断竞争的问题缺乏重视。

[16]
如果将埃奇沃斯的主张全部换成大家比较熟悉的马歇尔的供求表或供求曲线的形式，那么人们或许对埃奇沃斯的错误就能更好地理解一些了。在契约曲线（参阅《数学心理学》）上的范围内，价格是不确定的；在与此相对应的范围内，当购买者和销售者很少以及供求表因此不连续时，就可能存在“讨价还价”。它的极限一方是边际需求价格和第一超额边际供给价格，另一方是边际供给价格和第一超额边际需求价格。随着购买者的数量增多，需求曲线几乎连续，边际需求价格和第一超额边际需求价格趋向一致。类似地，随着销售者的数量增多，边际供给价格和第一超额边际供给价格趋向一致。如果买卖双方在数量上都很少，那么由他们讨价还价的竞争所确定的两个极限就可能离得很远。这里所说的价格是不确定的，按照埃奇沃斯的意思就是，“最后的解决”可以发生在这些极限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存在“一个最后解决的不确定量”，但是不存在永久的摆动。现在，如果购买者或销售者的数量增加了，当然并不一定两者同时增加，但把这一范围缩小到一点，就会导致单一的“最后解决”，或者说一个决定性的均衡价格。因为一个连续的需求表和一个不连续的供给表（反之亦然）只有一个交点。在双垄断的例子中，需求表是连续的，单一的“最后解决”发生于OQ上；如果价格是由自由合约或者说竞争性出价来确定的，并且每个销售者都假设对手的价格不受他自己决策的影响，那么这也就是决定性的均衡价格。

[17]
价格的向上运动与合约理论或者说竞争性出价理论是不相容的，因为一个新“合约”必须适合于所有各方。在竞争性出价下，只有运动开始于均衡点之下，价格的向上运动才可能发生。拍卖销售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价格只有向上运动（从不向下），每一个新的价格才会为新的出价者和销售者双方所认可。

[18]
实际上，埃奇沃斯证明了他的理论可以应用于“两个或更多”的垄断者的情况（上述引文第116页），但是，很难设想他会将理论应用到很多人的情况中。因为他的一般理论是“或多或少完全竞争下的合约，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数学心理学》，第20页）。

[19]
康恩先生曾批评过这一说法，他指出，尽管第一个厂商提高其产品价格至垄断价格是有利的，然而，一旦一个或两个其他厂商也提高其产品价格并略低于垄断价格，那么第一个厂商的产量将会减少到零，“在大多数厂商有机会变动之前，价格削减就恢复到现状。虽然摆动的振幅不改变，但是随着销售者数量的增加，他们对行业的影响会逐渐减小”（给作者的信）。如果我们假定（可能符合实际生活）大多数的销售者均倾向于无所作为并期待其他人出头露面的话，那么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他们同样机智的话，则必须承认，没有人会落在后面。“任何一个人提高其产品的价格都是合算的”（上文），即它有利于每个人。

[20]
见上文第35页，注释①。

[21]
在解释这一问题时，除非我们将供给价格和价格区分开来，否则，需要假设某个销售者假定另一个销售者的产品价格保持不变，向下的运动才是可能的。根据这一观点，在这个例子中，尽管第二个生产者的产品价格由于购买者的竞争被迫提高到了（略低于）
但其供给价格则可能保持为零。在本例中，由第一个生产者确定的价格
代表一种稳定的均衡，因为第二个生产者没有理由改变其等于零的供给价格，并且购买者的竞争总能够使他获得
的价格；同时，如果第一个生产者降低其等于
的供给价格，那么并不会带给他任何超越对手的优势，因为对手的供给价格总保持为零。然而，关于到底哪个销售者最先带来这一繁琐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22]
要想得到这个结论，可以不考虑市场上销售者的总数，但至少有两个销售者却是必要的，每个销售者能够单独供给整个市场。如果只有一个销售者，那么尽管其他人不能提高他们的价格，但是这一个销售者却可以提高其价格。在一个大销售者控制了市场并允许一些小竞争者以有限产量参与市场的情形中，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参阅加斯顿·勒道科的《垄断价格理论》，第257页以下。勒道科先生认为库尔诺的理论已经被其他人驳倒了，他赋予了两个销售者的双垄断无限供给的假设。

[23]
《福利经济学》，第三版，1929年，第267页

[24]
《福利经济学》，第三版，1929年，第268页。

[25]
参见：《福利经济学》，第268页。

[26]
参阅欧文·费雪的“库尔诺与数理经济学”，《经济学季刊》，第十二卷，1898年，第126页：“事实上，没有一个商人假定其对手的产量或价格会保持?不变，如同没有一个下棋的人会假定其对手不干涉而让他吃掉骑士一样；相反，他的全部思想就是预测为了回应他的行动对手将做出什么举动。”同时参阅维克塞尔的《社会科学文献》，第五十八卷，1927年，第272页：“如果一个垄断者要降低其价格，而另一个垄断者则还一直坚持下去，那么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很奇怪，维克塞尔以这种说法来赞同库尔诺反对埃奇沃斯，然而，如果把引文中的“价格”替换为“数量”的话，那么同样可以用来反对库尔诺。这个意见是康恩先生提出来的。

[27]
参阅：摩尔教授，《经济学季刊》，第二十卷，1906年，第219页的注释，他认为库尔诺的“错误”在于一个生产者安排其产量时，没有考虑他的行为对其竞争者行为的影响。然而，这一假设只有在下列情形下才成立：第一，当任何一个生产者的产品对总产量的单位价格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时；第二，当任何一个生产者的产量与总产量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时。如果想表明（因为第一和第二不符合真实情况）相反的假设将给出正确的解答，这就是一个例子。

[28]
这一解答是由阿林·扬提出的，见其对鲍雷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的评论，《美国统计学会杂志》，第二十卷，1925年，第134页。同时参阅熊彼特教授，《经济学杂志》，第三十八卷，1928年，第369页的注释①，他说双垄断的解决是确定的，或者是指他在这里所说的，或者是指库尔诺所说的。

[29]
克拉克教授争论说（参见：《经营成本经济学》，1923年，第417页）：“如果一发生降价，那么所有的竞争者就立刻紧跟其后，而每个人将获得产量增加所带来的份额，并且在相同的削价下，没有人比垄断者能较大地提高其原有业务的比例。因此，竞争性削价将很自然地停止于如果没有竞争时的那一点上。”当竞争者人数相对少的时候，这一点与我自己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正如刚才已经表明的，当竞争者人数很多时，它并不适用。完全竞争的结果与垄断的结果并不相同。他也得出结论说，“市场行动的滞后使得不同价格同时并行，并不是如理论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真正的‘不完全’”，但是，“……一个基本要求，没有这个要求，它（市场）就不能产生其特有的效果”。这并不是对完全竞争理论的有效批评。没有行动滞后或任何其他类型的不完全，竞争者人数众多就足以使市场产生竞争性的结果。市场常常不能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竞争者数量少，并且即使把各种“不完全”都加总起来，也还不够条件。

[30]
有一种情况也是价格同时变动但却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即存在一个普遍被认可的价格领袖——一个占优势的竞争者，所有其他人都使自己的价格适应他的价格，认为这样才能有最大的最终收益。在这种情况中，竞争者的数量或者其产量占总产量的百分比是没有影响的，所确定的价格和完全没有竞争情况下确定的价格也是一样的。价格领袖知道其他人会跟随他，因此他拥有的控制力，和行动一致的集团一样强。

[31]
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销售者的数量多到使每个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形。这里所给出的结论不适用于销售者数量很多的情况。

[32]
如果他是一个投机者，又买又卖，那么他可以按相反的办法去做：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产品，以期开始一个导致价格持续下跌的销售运作，以便让他能够将已经卖出的产品为了获利再次买回来。

[33]
也许这个解释是针对帕累托的，他坚持这一问题是“太确定”，而不是“不确定”。参见：《政治经济学大纲》，1909年，第595页及以后各页。

[34]
自这一章作为一篇论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以来，我与英国剑桥的康恩先生有了通信联系，他的一篇题为“短期内的经济学”的论文，实际上当时就已经完成，论文包括有关双垄断的一部分内容。我们两人的研究，无论是批评别人的一般方法，还是理论的许多特点，都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康恩先生在区别了数量保持不变和价格保持不变后，又承认第三种情况，即“当商人意识到自己改变价格后而其竞争者的产量和价格都不会保持不变时所出现的所有复杂的可能性”（参阅上述论文，第46页以下）。就后面这种情况而言，他的结论稍微与我的有所不同，不过，因为我只看到过他的初稿，所以我不想随便讨论它。有两个相似点尤其令人感兴趣：第一，康恩先生承认时间间隔是方案中的一个因素，他观察到了“一个厂商的策略……取决于时间间隔的长短，以及他获得直接利润的愿望与他获得更远的未来利润的愿望之间的关系”（参阅上述论文，第50、51页）。第二，他区别了庇古的不确定性和埃奇沃斯的不确定性。关于这一点，有趣的是他所引证的庇古的话（上文，第46页）同我所引证的一样，甚至连取舍都相同。

宙克森博士在他的《垄断和经济战争问题》（伦敦，1930年）中，专门有一章写“垄断竞争”问题。他的批评方式是新奇的（和狡黠的，在读者习惯之前），他用“扩展系数”来替代通常的需求曲线，用角的图形来表示。他假设“灵活性具有最高的程度，一个竞争者只要略微降低价格，就能立刻卖掉其销售能力所允许的全部产品”，在这一假设下，只出现两种解决方案，即埃奇渥斯的方案和库尔诺的方案。对于每个生产者总是“计划出售一半的产量”的情况，他也讨论了垄断结果的可能性（第28页）；但是，他又以“这预示着他们或明或暗地联合在一起”为理由，将它去掉了。宙克森博士详细地讨论了产品差异化的情形（参阅下文，第102页注释②）。

相关主题的一项最新研究是A.J.尼科尔森的《局部垄断与价格领导》（由作者自己出版，1930年）。

保罗·布莱斯（“对垄断与双垄断理论的批判”，载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第六十五卷，第三分册，1931年，第525～538页）认为，为了使价格真正稳定，那么，双垄断的标准情形一定是卡特尔，否则，只有当一开始两个销售者就了解需求结构时，价格才是稳定的。

A.E.门罗（《价值和收入》，1931年，第24～28页）表明，在垄断和竞争两个极端之间确定价格，会受到每个销售者所拥有的商品数量的影响。他尽管只是提出了结论，没有涉及销售者的数量（图例中的人数很多），但是我相信，只有人数较少时结论才有效。因为正如第2章所显示的，如果有很多竞争者，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商品的全部数量就一定都能被卖掉（同时参阅下文，第102页以下）。

第4章　产品差别

1.产品差别的含义

现在我们要考察的垄断力量和竞争力量的相互影响，与前一章所描述的不是同一种类型。它起因于我们所称的产品差别。本章要解释差别的含义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并且以怎样的关系既涉及垄断又涉及竞争。

如果存在一个显著的依据用来区分一个销售者和另一个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那么，一般的产品种类是有差别的。这样一种依据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中的，只要对购买者来说它有一定的价值，进而导致购买者偏好一种产品胜过另一种产品就可以。只要这种差别存在，那么即使这种差别非常细微，购买者和销售者进行交易，也就都不是偶然的和随机的（如同纯粹竞争条件下的一样），而是依据他们的偏好。

差别可以依据产品自身的某些特征来区分，如独有的专利特征、商标、商号、包装或货柜特性，如果有的话；也可以依据产品的质量、设计、颜色及风格的奇特之处，存在于产品销售条件方面的差别来区别它。仅举一例来看，在零售业中，这些条件包括如下因素：销售者区位的便利性，商店的一般风格和特点，做生意的方式，公平交易的信誉，礼貌，效率，以及销售者及其雇员与顾客的个人联系，等等。因为这些及其他的无形因素因销售者不同而各异，所以在每种情形下的“产品”都是不同的，或许购买者或多或少地会考虑这些因素，并被认为随商品本身一同购买了这些因素。将差别的这两个方面记在心里后，很显然，所有的产品实际上都是不同的，至少说是有轻微的不同，并且在经济活动的宽广范围内，差别是相当重要的。

在解释这一领域经济力量的调整方面，经济理论提供了（a）竞争理论，和（b）垄断理论。如果产品具有相当的个别性，如电车服务，或者产品具有法定的专利权或版权，就通常被视为垄断；另一方面，如果产品与某一种类中的其他“产品”没有明显的区别，那么，它就与其他产品归为一组，并被视为某产业或某经济活动领域中的一部分，它们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因此，尽管专利通常归为垄断一类，但商标却经常被认为赋予了产品较低程度的个性，从而与竞争相当一致（有时甚至被看做竞争所必备的）。根据这种情形，用垄断者在他控制的市场范围内实现的总的利润的最大化来解释专利化产品的价值，而用较宽范围内的需求和供给的均衡来描述商标化产品的价值；而所有的价值问题是否都要被归为一类或者另一类，这要根据它们的主要因素来定，而对另一类所施加的局部阻碍则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过程产生的一种思考方式走得更远，它否定了所想象的次要因素的存在。垄断和竞争通常被认为不仅对立而且相互排斥。论证竞争就是证明垄断的不存在；反之亦然。的确，对很多人来说，术语“垄断竞争”看上去自相矛盾——文字变戏法。这个概念是最不幸的。没有一种力量在排斥另一种力量的同时要对价格作出便于理解的说明，这两种力量时常都是必不可少的。

2.专利与商标

同时承认两种因素存在的理论，其一般情形可以通过一个特殊问题来呈现，即真正存在区别专利和商标的标准吗?专利（和版权）通常被认为是垄断，它是美国《宪法》授权国会，用以保护“一定时间内作者和发明者对其各自的著作和发明享有排他性的权利”。所授予的权利是排他性的——发明者在十七年内拥有制造和销售其发明的独有权利。这种权利的垄断性质一般已经被专利文献及普通的经济学所承认。[1]
固然，这一问题通常阐述得不是很深刻，但是人们总有这样的印象，即这就是垄断价值原则无条件地正确的例子。

另一方面，上述也已经指出了竞争的因素，有人甚至宣称专利本质上是竞争性的，而不是垄断性的。沃恩辩论说：“专利产品可以同非专利产品互相竞争。事实上，《专利法》是有益于竞争的，因为它激励个体的主动性，鼓励私人企业。”[2]
希格指出：“大量的（专利）是为了保护竞争过程，是用于鼓励而不是减少不同方法之间的竞争。”[3]
下议院的专利委员会在1912年的报告中指出，在托拉斯和联合企业时代之前，为了限制贸易，“《专利法》认可的垄断受到了限制，因而及时注意激励竞争很重要。它鼓励发明家的新成果，鼓励资本家和商人进行发明。在这种条件下，专利虽然在具体条款中承认垄断，但却很少有垄断到任何一个贸易部门的倾向；因为很少有发明重要到足以使专利所有者垄断到任何一个贸易部门的倾向，同时，每次因个别专利引起的经济上的重大成功，必定会带来竞争性的发明”。[4]
报告继续表明，如果专利被个别地持有，那么，竞争会正常存在，用下面的话说就是“资本试图以专利为媒介来控制产业，进而把与特定领域有关的所有重要专利全部买下。这一做法的结果是排除竞争。如果各项专利被个别地持有或者由反对者持有，那么，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5]
显然，当专利被这样持有时，它们是垄断的这一事实，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每一项专利产品都或多或少地面对着不完全替代品的竞争。

版权也是一样。拥有版权的书籍、期刊、图片、剧作都是垄断，然而，它们必然也会遇到相似作品的竞争，包括有版权的和无版权的。由于存在充裕的多种类的替代品，因而个人对其作品的价格的控制，只局限在相当窄的范围内。每个版权作品均为版权持有者所垄断，但是它也面对较宽范围内存在的竞争。

让我们转向商标。它的垄断性质没有被完全忽视。约翰逊说：“来自于专利的利润，与来自于商标使用或‘信誉’关系的利润，有些相似。”这些利润“被归入垄断利润之首”。[6]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他迟疑的语气，因为它是特有的。这些利润与来自于专利的那些利润并不相同，它们只是“有些相似”。伊利把商标归类为“一般福利垄断”[7]
，并且尽管“它是否应该被归为这一类还是个问题”，[8]
但他仍然争论说它应该。“他们使用或垄断某种符号或标记，以区别自己的作品……当然，另一个人可以创建另一个产品种类，可以为另一种商标建立价值”。他因此得出结论说，“它只是某种界限内的垄断，将一个生产者的产品划分出来”。凡伯伦谈到垄断“依赖习惯和声望”时说，“常常用信誉、商标、品牌等形式来销售”。[9]
奈特说“在相同的垄断种类中……使用商标、商号、广告标语等，并且我们可以把声名显赫（无论这些声名的真正基础是什么）的专家的服务包括在内”。[10]
项目还可以进一步扩充。

另一方面，在商业世界里，商标和品牌一般被当做能使一个销售者更有效地与另一个销售者竞争的工具——被当做适合于竞争，甚至对竞争来说是必要的。在经济文献中，这个观点已经被默认，只是普遍没有提到商标之类的名称。它们简单地被认为是本质上竞争的制度的一部分。专利和版权常常作为垄断被单独提到，这暗示着商标不是垄断。已故的阿林·扬教授采取正面的立场进行了论述（见伊利的《经济学大纲》）；更细致的分类出现于伊利的《垄断与托拉斯》一书中，不过此书再版时这一分类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把商标去掉了。“像专利一样，商标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是垄断的，其他人不能使用它。但是，与专利不同的是，它不会导致经济意义上的垄断，即对某种业务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借助于商标，一个成功的商人“有能力使自己略高于竞争的‘一般水平’……他能够获得准垄断。但是，因为他控制其产品价格的力量，与真正的垄断者相比，通常受到更大的限制，同时因为竞争在其他方面又限制和要求了他的活动，所以，他的业务更适合被称为竞争而不是垄断”。[11]
相反的观点提出如下：第一，正如上述已经表明的，个别专利通常并不赋予某种业务排他性的控制权，因此并不符合这一意义上的垄断。第二，即使承认专利的确赋予了更大的控制权，但也仅仅是个程度问题而已，它可概括为相对需求弹性。专利和商标两者都被视为它们所属产品的垄断因素；有专利和商标的产品，与没有专利和商标的产品，竞争因素是相似的。在商标中忽视垄断因素，或者在专利中忽视竞争因素，而称第一种为竞争，第二种为垄断，那么都是把事物推向相反的极端，使其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其实，它们在本质上是相似的。

对商标的竞争性质采取强硬立场的是罗杰斯，见其《信誉、商标与不公平交易》一书。“这些东西（专利和版权）是由法律所引起的垄断……商标则完全不同，它不涉及任何垄断的成分……商标排斥垄断的观念，它是区别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的手段，因此它表明，一定存在其他产品的区别。如果存在其他产品，那么它就不成其为垄断；如果它是垄断，那么它也就没有必要与别的产品作任何区分。”[12]
这里很明确的是广泛流行于经济和法律思想中的辩证态度，这种辩证的方法表明，垄断和竞争必须是被视为相互交替的。显然，它也同等地充分适用于专利，因为罗杰斯的理论的论点是，无论专利产品与其他产品多么地完全不同，但总是存在其他产品的，因此就不存在垄断。根据这一推理，只有当存在一种产品时，垄断才成为可能。困难是什么?确实，这两种东西可以在某些方面很相似，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又不同。在任何情况下，只集中注意力于它们的相同一面或者不同一面，都仅是看到了问题的一半。因此，如果商标是有区别的，那也就是说，它使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不同。根据罗杰斯的说法，它就赋予了产品销售者一种垄断，我们由此可以认为不存在竞争。的确，罗杰斯本人也掉进了陷阱里，在他继续讲了几页之后，他就反驳他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当他谈到购买者对“桂格麦片”的偏好的假设时说：“它是一种纯粹的简单的习惯，是一种品牌习惯，一种商标习惯，我们以及像我们一样的其他人都有这种习惯，这种习惯对产品生产者而言是有价值的，我们对这些产品的用途已经变得很习惯了，它消除了竞争。因为对我们来说，再没有产品比‘这么好’了。”[13]
如果商标既“排斥垄断”又“消除竞争”，那么，人们就会问剩下的是什么?

那么，是否存在区分专利和商标的基础呢?一种产品在某一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它的垄断一面；一种产品与其他产品几乎相似但不完全相似，这是它的竞争一面。它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程度不同；不过，就是在程度上我们也怀疑是否能作出什么显著的区别。在通常假设专利的情形中，垄断的程度较大。然而，“象牙”、“柯达”、“尤尼达”、“可口可乐”及“老荷兰清洁剂”等，其巨大的声誉价值令人怀疑。我们不可能把美国政府以专利和版权的形式所赋予的垄断权利的价值，同以商标、商号、信誉等形式存在的价值作一个恰当的数量的比较。不可克服的困难在于，对“竞争性”的收益以及归于其他垄断因素的利润进行定义（为了从总利润中扣除）。也应允许专利和商标在期限上有所区别，原因在于要综合许多情况下日益提高的专利价值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然而，仅仅是建议这种比较就会引起严重的怀疑，专利中的垄断因素甚至在数量上是否也同商标一样重要呢?

让我们来论证上面所述的差别的第二种状态——关于产品的销售条件。一个例子是零售业中的区位因素。商品对购买者的重要性在一个区位胜过在另一个区位，我们可以将这些产品视为空间上存在的差异，并且可以运用“空间垄断”这一术语来描述销售者因其区位而对供给的控制。对购买者来说，当一个零售商具有特定区位的优势时，他就会对其“产品”的供给拥有完全的和绝对的控制力，其他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购买者发现零售商的营业地点对他们的住所、习惯性购物线路及商业往来或任何其他往来最为便利，那么他们就将会优先与这个零售商交易，而不接受较远区位上的、形式上一样的或多或少的不完全替代品，就好像对于有商标的产品和质量上有差别的产品，购买者会因其个人品位、需求或收入的不同，进而喜欢这个而不喜欢那个。

我们可以说，在因销售环境所产生的“产品”差别领域，就像在专利和商标的情形中一样，垄断和竞争两种因素都同时存在。这一领域通常被认为是竞争性的，然而，它只是在程度上不同于立刻就被归为垄断的其他领域。在零售业中，每种产品都是独特的，这是由销售它们的企业的个性所决定的，包括企业的区位（也会由商标、质量差别等所决定）。这是企业的垄断的一面，而每种产品都面对着不同销售环境和其他销售区位的产品的竞争。这又是其竞争的一面。在这里，就像在产品差别的其他任何领域一样，总是既有垄断又有竞争。

更一般地说，如果我们把垄断看做是竞争的对立物，那么，就只有控制了全部经济产品的供给，才能达到垄断这一极限，这可以被称之为纯粹垄断情形。根据定义，这意味着替代品的所有竞争都被排除了；而另一个极限是纯粹竞争，在此条件下，所有产品大类完全标准化，每个销售者都面对其产品的完全替代品的竞争。虽然两个极限之间是各种等级，但是两种因素却总是同时存在，必须予以认可。放弃竞争或垄断就是伪造结果，其错误远比被忽略因素所具有的显著重要性要大。

因此，当产品具有（甚至轻微的）差别化时，纯粹竞争理论就不足以解释价格。取消垄断因素（即把产品看成是同质的），就忽视了垄断因素所产生的向上的力量，使均衡价格低于实际价格。[14]
举一个分力的例子，尽管不是很准确，但却是有用的。实际价格接近于纯粹竞争价格的程度，它不比用双螺旋推进器推进汽船的实际进程，更接近于使用单螺旋推进器所经历的进程的程度。纯粹竞争和纯粹垄断是两个极端，就像汽船被任何一个螺旋推进器单独推进时所经历的两个进程是两个极端一样。实际价格不趋向于任何一端，而是趋向于一个中间位置，该位置由两种力量在个别情形中的相对强度所决定。纯粹竞争价格并不是一种正常价格；在价格制度中，除了竞争真正是纯粹的这种少数情况外，并不存在确立纯粹竞争价格的趋势。

在相反意义上，排除竞争因素的垄断理论看上去也会犯同样的错误。然而，这种说法仅在纯粹垄断的情况下是正确的，我们上面已对纯粹垄断进行了定义——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控制着全部经济产品的供给。垄断理论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加以解释，它应用于特定的产品，通常容许所关注的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的竞争。的确，我们竟然说垄断理论看上去完全满足了合理认可两种因素的这个基本要求，并且立刻建议如下这一有趣的可能性，即扭转局面，将经济社会描述为完全垄断，而不是（几乎的）完全竞争。后面的章节将对这个观点予以反驳，同时通过展示其中所包含的真理因素来澄清论点。让我们注意这个观点不可能遭到反驳的理由。

3.完全垄断的经济秩序

垄断的实质是控制供给[15]
，因此，能不能根据完全垄断来描述每个销售者差别化产品的全部范围呢?

可能提出的第一种反对意见是说，许多产品存在替代品。实际上，这些替代品实质上是相同的产品；据此看来，垄断因素不是绝对的和完全的，而是几乎不存在的。

当然，现在在一个较宽的范围内，即在该商标与其他商标相竞争的范围内，商标的所有者并不拥有垄断或任何程度的垄断。“幸运发现”并不构成对香烟的垄断，因为没有对其他替代品牌供给的任何程度的控制；但是如果为了获得完全垄断，那么就必须将控制延伸到替代品上，唯一的可想象的完全垄断，应当包含对一切东西供给的控制。因为所有东西相互之间或多或少地都是不完全替代品。没有理由停止供给香烟，也没有理由在某种质量或价格范围内（该范围较窄）停止供给香烟，或停止供给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该范围较宽）。不涉及所垄断的东西，“垄断”这一术语就毫无意义。对钻石的垄断不是对宝石的垄断，再进一步地讲，也不是对珠宝的垄断。差别意味着等级，差别与一种产品的完全垄断是一致的，其控制不会超越产品所属的一般种类，并且产品所属的一般种类中都存在竞争。

尽管这种思想没有发展为价值的混合理论，但是迄今为止，它并没有表现出与现有学说的相背离。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引用两个学者的说法就足以证明。根据陶西格的说法：“版权和专利提供了法定绝对垄断的最简单例证。”[16]
然而，他又明确地说：“这样一种垄断的所有者，必须认真对付或多或少的可利用替代品的竞争，因此，他将被迫将其价格较没有替代品竞争时作更多的降低，进而扩大其供给。”[17]
伊利指出：“替代品的使用与垄断是一致的，我们几乎总是拥有替代品；我们能够想到的几乎任何东西，都存在着某种或多或少的完全替代品，替代品的使用对垄断者的权力是一种限制。在考虑垄断时，我们必须问替代品是什么以及它们的有效性如何?”[18]

就经济社会是完全垄断的情况而言，第二种反对意见是，如果产品的差别很细微，那么，即使能完全控制供给，从而控制价格，但这种对价格的控制还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这是阿林·扬教授讨论的范围，他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后，更喜欢称商标是竞争性的，而不是垄断性的。[19]
希格在他对垄断的定义中也称对价格的控制是一个重要因素。[20]
现在，垄断者对价格的控制可能受到两方面的原因的限制：第一，因为他对供给的控制只是局部的；第二，因为他的产品的需求是富有弹性的。如果对供给的控制不全面，那么，显然垄断就是不完全的，进而对价格的控制也只是局部的。但是，富有弹性的需求是另一种限制。就垄断者不考虑其产品的需求条件而制定的价格情形来说，他对价格的控制从来都不是全面的。可以确定的是，需求无弹性对垄断者来说是有利的，但是通过弹性程度衡量垄断完全性与一般惯例是不相一致的。

一种产品的需求可以是极富弹性的，因此，销售者最好的价格就是略微与其他人的价格有所不同，这些人销售几乎同样的产品；它应该是略低，而不是略高，或者它是产品所属的一般种类的普遍接受的价格。但是，所有的生产者制定相同的价格这一事实并不表明缺乏垄断，因为正如后面我们将要说明的，这个价格将高于商品是完全同质的并且在纯粹竞争条件下销售时的价格。当然，如果存在产品全部种类的垄断，而不是每种不同品牌的垄断，那么，价格也可以略高。任何一个销售者控制的替代品越多，那么，他能制定的产品的价格也就越高。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只要替代品有任何程度的不完全，那么，他就仍然拥有自己的产品的垄断，并且在强加给任何垄断者的限度内，控制着价格——需求的限度。[21]

第三种反对意见是说，产品与众不同的特征带来的利润经常并不是超额的、不合理的或者在“竞争性”水平之上的。当然，这是正确的，但是它和这个问题无关。大部分专利是完全失败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理由说它们是竞争的；它们是无价值的垄断——没有人想要的东西。许多版权著作不成功，另外一些尽管按比在纯粹竞争条件下高的价格出售，但是，卖掉的数量是如此少，以至于利润有名无实，甚至完全没有利润。购买者的偏好很有可能在许多相互竞争的销售者的产品之间大致均匀地分布，结果使所有的销售者获得了大约相同的利润。垄断并不一定包括高于相似产品价格的价格，也并不一定包括高于普通等级的利润。

总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产品存在差别，那么，用垄断理论来描述产品价格似乎就是很充分的了。竞争并没有从说明中被去掉，反而被充分地予以考虑了，因为人们都公认替代品影响了每个垄断者的产品的需求弹性。

4.垄断竞争[22]

现在可以问垄断竞争与我们上面所讲的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它是否仅仅是一个新名词，使得垄断利润的应用比之前的更广泛且不那么生硬?如果还有更多的内容，那么刚才被充分辩护的垄断理论的不足又在何处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充分展开。垄断竞争显然既不同于纯粹垄断又不同于纯粹竞争。至于垄断，就像普通所设想的和定义的，垄断竞争包含了垄断，并将它作为起点。这样做是有可能的，而将竞争作为起点却是没有可能的，其中的理由详细阐明如下：垄断理论至少承认问题中的两方面因素，而竞争理论则将垄断因素视为“不完全”，从而去掉了垄断因素。

垄断理论尽管是一个开端，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它是不充分的。原因是它只涉及孤立的垄断者，其产品的需求曲线是既定的。尽管这种理论在替代品相当少的情形中可能是有用的，但是一般而言，一群销售者竞争性的相互关系，排斥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产品的需求曲线当做既定的。这取决于与产品密切竞争的替代品的种类与价格。在密切相关的一组产品中（比如不完全竞争市场中通常包括的那些产品），任何一种产品的需求和成本条件（及由此的价格），只有在其他产品的需求和成本条件既定时，才能得以界定。由垄断理论所产生的对这种问题的局部解决，对整个问题的解决于事无补，因为每个人都依赖于关于其他人的假设。[23]
垄断竞争不仅涉及个别均衡问题（通常的垄断理论），而且还涉及集团均衡问题（在一组相互竞争的垄断者内部的经济力量的调整，通常只看做是一组竞争者）。在这点上，它既不同于竞争理论，又不同于垄断利润。

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过当产品有差别时，购买者的偏好就有了基础，因此，他们将会同销售者从事交易，但并不是随机地（像纯粹竞争条件下一样），而是根据他们的偏好。在纯粹竞争条件下，每个销售者的市场完全同其对手的市场相融合；现在要承认，每个人多少都是孤立的，所以整个市场并不是包括许多销售者的单一大市场，而是关联市场所组成的一个网络，每个销售者一个市场。该理论将垄断因素放在一个显著的位置，此处的垄断因素起因于普遍存在的局部独立。这些因素在经济文献中已经得到断断续续的认可，但是，除了在明确排斥它们的理论中被冠以“不完全”外，它们从未被承认也是解释价格的因素。[24]
现在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于个别销售者的市场，进而给予无论什么程度的孤立隔绝以应有的重视。根据这一观点研究“竞争”所得出的结论，与公认的竞争理论并不相一致。

[1]
随意列几种参考书：阿尔弗雷斯的《专利、版权与商标》，第33页；普林德的《作为制造业要素的专利》，第16页；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五卷，第10章，第4节；伊利的《经济学大纲》，第五版，第561页；加维和汉森的《经济学原理》，第258页。

[2]
《我们的专利制度的经济学》，第26页。

[3]
《经济学原理》，1917年，第414页。

[4]
《下议院报告第1161号》，第六十二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2、3页（引自沃恩，前面引用的书，第27页）。

[5]
同①，第5页。

[6]
《经济学导论》，第246～247页。

[7]
《垄断与托拉斯》，第43页。

[8]
同④，第48页。

[9]
参阅：《商业企业理论》，第55页。

[10]
参阅：《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第185页。

[11]
参阅：《垄断与托拉斯》，第五版，第562、563页。

[12]
参见：《信誉、商标与不公平交易》，第50～52页。

[13]
《信誉、商标与不公平交易》，第56页。

[14]
在后面章节中我们将对这个问题予以充分解释。

[15]
包括各种稀缺情况的较广的垄断定义，见多布的《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进步》，第105页及以后，同时证明了这种定义是为“惯例所许可的”。在我看来，这看上去像是在误导和存在危险的。多布先生区分了三种垄断（稀缺）——自然的、制度的和蓄意的。第三种垄断指供给由一个人或一组人所控制。显然，第三种垄断一定要与其他两种区分开，尽管使用了限定性形容词，但是由于扩大了定义，使之包括了“限制”或稀缺的各种情况，因而这种区别只是微小的并使人困惑的。希腊词源（μóνοζ，单独；πωλε＇ιν，销售）以及多数经济惯例，明确地反对这种定义的扩大。

[16]
《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修订版，第二卷，第114页。

[17]
同上书，第一卷，第209页。

[18]
《垄断与托拉斯》，第35页。

[19]
同①，第60页。

[20]
《经济学原理》，第213页。

[21]
明显的困难是产品之间的差别很小的情形，如果销售者的价格高于同类产品被普遍接受的价格，那么，其产品就可能一点也卖不出去，其产品的需求表是完全富有弹性的——需求曲线与纯粹竞争具有同样的水平线。购买者可能会在相同的价格上偏好他的产品；然而，如果产品哪怕是有最轻微的差别，购买者也将会一同转向他的竞争者。

如果货币单位是无限可分的，那么困难将不会出现。因为如果购买者在同一价格上喜欢一种产品胜过另一种产品，那么，至少需要在价格上有略微的不同才能消除这种偏好。价格差别的大小随单个购买者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如果有很多购买者的话，那么每种产品的需求曲线就将是连续的，并且离开水平线略微倾斜。然而，事实上，我们承认，在高于被索要的价格的另一价格水平上，销售量可能会降为零，垄断因此没有被消除。因为利润较高可能是因为大量销售，也可能是因为价格高。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超额利润的获得就要归因于差别化，因为如果产品是完全同质的话，那么购买者将失去选择的依据，随机地与不同的销售者交易，使得每个销售者的销售量大致相同。任何比纯粹竞争条件下利润多的实际利润，都必须被看成是归因于垄断的。

[22]
就术语学而论，参阅本书上文，第7页的注释②。

[23]
从代数的角度来讲，当每个变量都用其他变量来表示时，联立方程是解不出来的。

[24]
我们可以引用几个断断续续提到的例子，用以表达每个销售者各有单独市场的观念。费雪指出（《经济学基本原理》，第323页）：“一个商店的略微降价，不会摧毁同一城镇另一区位的另一家商店的生意，原因在于这两家商店并不是完全在同一市场上。每家商店都有自己的领域，另一家只能局部影响到它，不仅仅因为距离，而且因为每家商店都有自己的‘习惯’，即人们的光顾，这些人出于习惯或其他原因，不会仅仅因为价格的略微不同就换另一家商店购买。”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第458页；以及数学附录中的注释〇14）谈到了“工业企业的每个厂商可能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其自身特定市场的限制”，但是，马歇尔似乎把这看做完全是一种短期现象。他认为，生产者自身特殊市场的特定需求曲线“通常将非常陡”，可能就是基于这种考虑。毫无疑问，短期与长期比较起来更缺乏弹性，但是只要产品差别保留着，曲线就不会像纯粹竞争条件下那样变成水平的。下面这一段内容出现于多布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和社会进步》一书中的第88页：“在公平建立的商业中……每个厂商都有可能拥有其自身的‘私人市场’，它由相当稳固的并以各种方式依附于厂商的客户所组成。”关于对价格影响的相应讨论，将分布在下面的第5章中。

克拉克认为限制性的垄断对竞争来说是必要的，他在解释这一概念时说：“每个生产者在有限的范围内都有其自身的个别市场，或多或少地与其竞争者的市场紧密相连，所以，差异在数量上和期限上都是有限的；与产品的标准化程度相适应，差异成比例地变得越来越小而短暂。”（参见：《营业成本经济学，第418页》）但是，他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一观念，认为竞争发生于一个大的市场中。乌尔夫指出，把不同城市的零售商当做处于同一市场是一个谬误，并且认为，即使在同一城市也存在“由区位和光顾者类别来界定的截然不同的市场，尽管它们不是完全独立的”（参见：“竞争性成本和商业能力租金”，载于《经济学季刊》，第三十九卷，1924年，第50页）。然而，他并没有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每个生产者而言的“截然不同的尽管不是完全独立”的市场。对他来说，“每个城镇或每个区位都构成一个市场”，尽管有许多限制性条件，并且充分承认市场的不完全。奈特（参见：“长期和短期内的生产成本与价格”，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第二十九卷，第332页，并重印于《竞争的道德规范与其他评论》，见第213页）清楚地陈述了将垄断理论而不是竞争理论，应用于由差别化产品所导致的“局部垄断”的情形中。然而，实际上，他并未显示出要纠正其基本立场的倾向，即“经济理论”仅仅是完全竞争的理论。见我的评论：《美国经济评论》，第三十六卷，1946年，第2号（学报），第93页。

没有必要进一步阐述相关例证。

第5章　产品差别与价值理论

1.导　言

在纯粹竞争条件下，单个销售者的市场完全与一般市场相融合，按照现行的价格，他能卖出他愿意卖出的数量。然而，在垄断竞争条件下，他的市场与其对手的市场相当程度上是分离的，他的销售受到限制，并且由三个新的因素来决定：（a）其价格；（b）其产品的种类；（c）其广告费用。

其产品需求曲线离开了水平线的位置，这就意味着把缺少纯粹竞争条件下的产品价格加在了销售者身上，这一问题通常与垄断者相关联的其他问题一样。根据曲线弹性不同，以及曲线相对于产品成本曲线的位置不同，通过提高价格销售更少的产品或者通过降低价格销售更多的产品来增加利润，可以求出导致总利润最大的价格。

产品的调整同样也是因差异化产生的加在销售者身上的一个新问题。销售者的销售量部分地取决于其产品与竞争者产品的区别方式。这里一定要注意，术语“产品”是在宽泛的意义上被使用的，[1]
它的“不同”可能是由于产品本身品质上的改变——技术变革、新的设计或者更好的材料；它也可能是由于新的包装或货柜；也可能是更及时的和周到的服务、不同的做生意方式或者是不同的区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改变是具体而明确的，例如，采用了一种新的设计；在另一些情况下，改变是逐步的，也许是无意识的，如服务质量的改进。当然，在纯粹竞争条件下，生产者可以由经济活动的一个领域转向另一领域，但是其销售量并不像在垄断竞争条件下那样，依赖于他所选择的产品或产品种类，因为他始终是市场的一部分，市场中许多其他生产者也在提供相同的产品。[2]
在纯粹竞争条件下，不必改变价格，生产者的销售量就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有所不同；同样不必变动产品，销售量就可以根据生产者的意愿变动而大小。不过，只要存在产品差别的可能性，销售量就取决于其某种技能；运用这种技能，就能将产品与其他产品区分开，使之对特定群体的购买者产生吸引力。“产品”可能被改进了，也可能质量更差了，或者仅仅加以变化，价格可以调整，也可以不调整。利润最大化的常规假设将普遍适用于产品，也适用于价格。[3]

销售者还可以通过支出来影响其销售量，广告是典型的支出，它明确地被用于这一目的。这种支出既增加了产品的需求也增加了产品的成本，就像调整价格和“产品”一样，它也可以调整支出的数量，以便为企业带来最大的利润。这一因素对垄断竞争来说同样是特殊的，因为在纯粹竞争条件下，广告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没有广告，任何一个销售者也能卖出他愿意销售的数量。但是，它不一定与已经介绍的垄断因素一同出现。后面将要说明，由这一来源获得的收益可能是因为（a）购买者不完全了解能最有效满足需求的手段，以及（b）通过广告和销售的吸引可能会改变购买者的需求。慢慢地进行讨论是有益的，我们将把这方面的问题推迟考虑，先去描述产品差异本身的结果。我们先把广告作为一种竞争性活动暂时放在一边，把注意力集中在价格和“产品”这两个变量上。为此，先明确假设购买者的需求是已知的，并且对满足需求的手段具有完全的知识。

当价格和“产品”都可以改变时，完全的均衡一定会涉及这两方面的稳定。需要解释一下“产品均衡”的概念，其重要性可能不会即刻清楚显现。价值理论关注已知产品的价格调整，从而完全忽视产品的调整，并且似乎还未发现有人提出过相反的问题，即已知价格条件下的产品调整问题。[4]
实际上，价格调整只是全部竞争过程的一个方面，并且通常是相对不重要的一个方面。越来越多的是价格竞争，而不是将购买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商标上或者是以质量和服务（或者广告，暂时不予考虑）为基础的方面来进行竞争。应当通过将“产品”作为问题的变量来公开这一竞争事实。

的确，为了全面起见，“产品”的每个因素都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分离的变量。例如，当价格和“产品”的其他方面既定时，区位调整怎样呢?质量、服务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被分离。[5]
本书的附录C指出了这种分析所引出的特性，并将区位因素分离了出来。然而，除了这一点，我们还是从“产品”的最一般方面来考虑其变化。

相互之间是替代品的各种产品的市场是紧密关联的，任何一个销售者的产品的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弹性，大部分地取决于竞争性“产品”的可用性以及它们的价格。因此，不考虑销售者所属的一般环境，就不能说明其均衡调整。然而，当销售者孤立地进行调整时，界定销售者自身市场的竞争者的条件却保持不变，这一点与相互依赖的共识并不矛盾。将一个复杂的系统进行分解，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个别均衡问题可以作为较宽范围内的更复杂调整的一个有益入门。

除了这个完全是说明性的目的之外，个别企业均衡调整的方案也有其他存在的理由，即它经常被直接地应用于实际。当商人们事实上忽视了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时，理论也可能会彻底漠视这种关系。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一个销售者所发动的变革，其影响都会扩大至很多竞争者中，以至于对每个人来说，这些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是正确的。第二，当产品没有很直接的替代品时，如果说由于降低产品价格从而使其销售量增加了，那么这种销售量的增加，并不是主要侵占了与其密切竞争的产品或产品群的销售量，而是侵占了所有种类产品的销售量，这也是正确的。这里隐含着“孤立”的假设，它是传统垄断理论的基础。的确，这里所考虑的问题，其状况不过是将垄断理论加以扩展而已，使之既包括“产品”的调整，也包括价格的调整。总而言之，个别均衡理论在下面两点上是重要的：第一，是其本身；第二，是作为更宽范围内的均衡问题的入门，它包含了通常被含糊地当做“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2.个别均衡

假设全部替代品的条件，包括它们的种类和价格是既定的，让我们来描述一下我们所关注的单个销售者的价格和“产品”的调整，这种调整将为其带来最大的利润。实际上，销售者可以依据环境同时调整两者，或者单独调整其中之一。如果销售者的价格是由习惯确定的，或者由贸易习惯或制造商（对零售商而言）强加给他的，那么他可以改变的就只有其“产品”；另一方面，如果销售者的产品由产品类别或先前的决策所确定，那么，事实上，这里唯一的变量就是价格；如果两者都可以改变，那么，均衡调整必定要涉及两方面，我们的方法是依次研究每种情况，最后把它们综合起来。此外，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每种单独的情况都有其价值，或者可以看做是将各部分结合起来的最后解决方案中的一个步骤。

首先令“产品”保持不变，然后将注意力放在价格的调整上。在图9中，DD'是需求曲线，它由所有产品和所有其他产品的价格固定不变所严格界定；PP'是生产的成本曲线。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后者体现大规模生产经济时的情况，它是先降到最低点然后再次升高[6]
（我们暂时忽略虚线）。各曲线相互间的位置取决于问题中不变因素的假设位置。DD'一定是或者与PP'在两处相交，如图9；或者与PP'相切，如图10（不可能DD'上所有的点都在成本曲线下方，否则，根本不会生产产品）。它一定是按照由两条曲线的性质所显示的方式通过PP'的，即两端都低于PP'。其左端低于PP'的原因是，当需求在一定的价格下变为零或者由于有替代品而相当低时，为了弥补营业成本或辅助成本（包括企业家的最低利润），无论产量多小，成本曲线都会被界定在无穷大上与y轴相遇；其右端低于PP'的原因是，需求曲线必须逐渐降低为零（承认产品令人信服地充裕，成为自然资源充足的产品），同时成本曲线则不会降低到零，而是达到最有效的生产规模后再次转而向上。

图9

图10

现在，我们首先假设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已知，那么其所决定的价格显然是AR，利润面积EHRF为最大（成本曲线PP'在各点上都包括维持企业家服务所需的最小利润；因此，如果每单位产品上的超额利润HR，乘以产品数量OA是一个最大值，那么其总利润就是一个最大值），而销售量则是OA。如图10，如果DD'与PP'相切，那么只存在一个不会引起实际损失的价格，它就是AR，对应的产量是OA。[7]
这里的均衡不包括超过必要的最小量之上的利润；但是，因为包括了必要的最小利润，所以调整是完全稳定的，利润如同图9中存在超额利润时的情况一样，真正地实现了最大。

利润的最大点也可以由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来确定。这些曲线的性质已经解释过了，[8]
它们是从平均成本曲线和平均收益（价格）曲线中得出的，分别由虚线pp'和dd'来表示。当生产向着它们的交点Q增加时，利润持续增加，因为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收益的增加就超过了成本的增加；超过Q点，则出现相反的结果。因此，当产量调整到OA时，总利润将是最大的。然而，销售这一数量时单位产品的价格并不是AQ，而是由需求曲线DD'（平均收益曲线）所显示的AR来体现的。

现在可以看到，垄断因素对个别调整的影响体现为（不包括做广告的可能，我们把这点放在后面考虑）与纯粹竞争条件下相比，它会导致较高的价格和较小的生产规模。这就是倾斜的需求曲线的结果；与之相对照的是，纯粹竞争条件下的需求曲线则是完全水平的。无论需求曲线的位置如何，其负斜率都决定了利润最大化的点；与纯粹竞争条件下水平的需求曲线相比，其更向左靠近，这通常意味着较高的生产成本和较高的价格。[9]
随着讨论的继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其次，在进行“产品”调整时，我们令价格保持不变。我们可以认为企业家接受了一般的价格，该价格由传统或贸易惯例所确立，或者由较早的决策所决定，并且其顾客已经习惯于该价格。现在，某个人开始选择其“产品”或者对产品的各个方面作出改变。如果他一开始就是个投机者，他可以随意选择“产品”的各个方面；如果他是一个零售商，他甚至可以选择或多或少具有永久性的产品属性，如经商的地点；如果他是一个制造商，他可以选择商标。越到后来，选择的范围越有限，但是很少会小到没有的程度。在零售业中，通常会改变服务和其他销售环境；在制造业中，经常有可能改变的是产品或产品包装的技术和质量，如果产品有包装的话。一些产品本质上是不可能固定的，例如，报纸或杂志的出版，要连续不断地选择向读者提供什么。在这一特殊情形中，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假设将进一步得到贯彻，即在作这些决策的同时价格并没有改变。

产品改变不同于价格改变的一个特点是，它可能并且通常也的确涉及了生产成本曲线的变化。产品质量的变化改变了生产产品的成本，当然，它也会改变对产品的需求。这时问题就变成了在价格既定的情况下选择“产品”，其成本和市场能够带来最大的总利润。

另一个特点是，产品改变通常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既然如此，那就不能用一条数轴来衡量，也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图示来表示，[10]
必须想办法采用略微有些笨拙的权宜之计，即想象一系列的图示，然后用每个图示分别表示一种“产品”。在图11中，令OE为一个固定价格。为简单起见，假设只有两种产品，我们称其为“A”和“B”，重叠地表示在同一个图例中。产品“A”的成本曲线为AA'，需求量（固定价格OE上的）为OG。总利润为CRME，总成本为OGRC。产品“B”的成本曲线为BB'，需求量为OH。总利润为DQNE，总成本为OHQD。必须注意，EN不是需求曲线，不表示在OE价格上需求无穷大。对每种产品来说，需求都是有限的，它取决于替代性“产品”的种类和价格，以及本产品的价格等一些不变条件。因此，不可能沿着成本曲线，也就是说沿着AA'前后移动，以期找到一个最佳的供给量，提供给市场；相反，当“产品”变化时，它表现为从一条曲线移动到另一条曲线，能够售出的数量严格地由每种情况所决定。比较图示中的两种情况，显然“B”要优越于“A”。通过对所有可能的变动所发生的成本和需求进行类似的比较，销售者就可以选择对他而言最有利的一种。

必须注意，图示中所选择的“产品”其生产成本不一定是最低的（AA'低于BB'，然而，后者所提供的利润更大），其需求也不一定是最大的，因为必须考虑生产成本。此外，产量与生产成本曲线最低点所揭示的最有效的生产规模无关。

图11

显然，随着问题中不变因素的假设条件不同，产品需求会发生改变，并且曲线和价格线的位置也会发生改变。随着竞争的压力增大，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受到限制。更好、更便宜（或者更广泛的广告）的替代品也许意味着一条较低的价格线，也许意味着一条因改进“产品”的需求而较高的成本曲线，也许意味着需求的减少，或者这三种可能性都有。如果对产品“A”而言需求只有EF，并且没有更好的“产品”可供选择的话，则仅仅能够弥补最低成本；如果需求再少，那么将不得不停止生产。类似地，如果成本曲线较高，或者价格线较低，那么获利的机会将受到更多的限制；并且如果成本曲线位于价格线上方的话，则对每种可能的变动来说，获利将成为不可能。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分别考虑了价格的调整和“产品”的调整，为了描述销售者任意改变两者的一般情形，我们还需要把价格的调整和产品的调整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简单的相加的问题。如果对“产品”每种可能的变动来说，情形如同图9和图10中所描绘的一样，则可以容易地选择能带来全部最大总利润的“产品”的调整和价格的调整的联合；或者如果对所有可能的“产品”的调整和价格的调整的联合来说，情形如同图11中所描绘的那样，则将会再次得到两者的最佳联合。由于用图示来表示“产品”变动的困难，使得我们不可能把全部调整过程均总结在一个图示中。然而，如果图9或图10描绘的是最佳“产品”，则可以被视为体现了这种总结。根据定义，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从图示中看，显然不会有比价格AR更好的价格了。

3.集团均衡

现在让我们转向所谓的集团问题，或者说许多生产者的价格和“产品”的调整问题，这些生产者的产品属于相当密切的替代品。最初所预期的集团，通常被认为组成了一个不完全的竞争市场：许多的汽车制造商、炊事用具生产商、杂志出版商或者皮鞋零售商。[11]
根据我们的观点，集团内的每个生产者都是一个垄断者，但是其市场与竞争者的市场相互交织，他也不再与他们互相隔绝。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作为相互影响的结果，集团趋向于形成关联系统，该系统表现为怎样的特征?通过这种方式所得出的结论，如果与纯粹竞争理论产生的结论共同考虑时，它将特别具有启发性，这两种结论通常应用于同一现象。

描述集团均衡时所遇到的一个困难是，不同的厂商各方面都可能存在很大的区别，每种“产品”都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并且适用于各种不同的买主的品位和需求。品质上的不同使生产成本曲线有很大的差异，购买者的偏好将导致需求曲线发生相应的变化，既体现在形状上（弹性），也体现在位置上（与x轴和y轴的距离）。结果是价格的差异，以及产量（生产规模）和利润的大范围变化。当然，很多这样的变化是临时的，并且经常处于消除的过程之中。然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那些长时期内持续的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价格是对每种产品及其市场都具有唯一性的条件所产生的结果，这就使得难以对“集团”问题作出全面的描述，即使在说明时充分考虑了垄断力量的情况时也如此。

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这一问题，即竞争的“不完全性”并不是一致的。它既不像少数摩擦因素，诸如不完全知识，或对经济收益的部分不重视等，均等地分散在全体之间；也不像资源的不可移动性，具有使“正常”结果受到阻碍的一般趋势，这些因素将以均等的力量适用于领域内的各部分，至少保持一段长的时间，使得有机会消除短期不规则。但是，产品的差异不可以说是“空间上一致的”，它不是在被集合的所有产品之间均匀分布。每种产品都有其自身的特性，其市场规模取决于购买者偏好于它胜过其他产品的程度。此外，如果高的平均利润导致新的竞争者进入一般领域，则不同的原有生产者，其市场被夺走的难易程度就会有所不同：有的生产者将被迫让出一部分市场，但还不至于将他们的利润减少到维持经营所需的最低利润之下；另一些生产者的利润可能被削减到最低；还有一些可能会被迫退出，因为其特殊种类的产品，只存在或者只能被创造出少量的需求；还有一些生产者由于受到强烈偏好的保护，可能会完全不受入侵的影响——他们的垄断利润超过了竞争所能达到的利润。

这些变化最后将不会带来真正的困难。然而，暂时忽视这些变化，反倒是便于说明集团理论。因此，我们先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即集团内所有“产品”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是一致的。稍后，[12]
我们将转而认同它们的差别，并且为这种认同留有余地。同时，应当注意，在我们的假定之下，“产品”的差别并没有完全消除，它只要求消费者的偏好在不同种类产品之间均匀地分布，并且产品之间的差别不致引起成本的不同。这种情况在非常相似的产品通过商标而差异化的情形下，可能近似地正确。在城市的偏远区域，当小的零售企业地理上相当均匀地分布时，这种情况也近似地得以实现。[13]

集团问题中的另一个复杂因素，与包含在集团中的竞争者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市场相互“交叠”的方式有关。如果竞争者数量很少，那么复杂性就与上述第3章中所描述的情况相类似，并且变得很重要。应当首先考虑竞争者数量非常大的情形，然后再考虑数量小的情形，以充分认识这一复杂因素。特别地，我们暂时假设某单个生产者的价格或“产品”的任何调整，其影响作用在众多的竞争者之间都很小，小到每个人都感到可以忽略不计，并且不会使他们就自身的情形而言再作出调整。例如，降低价格增加了降价者的销售量，但对降价者而言，他从众多竞争者每个人的市场那里所吸引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数量，因此，降价者虽然获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对任何单个竞争者的市场来说却并没有造成充分的损害，以至于竞争者们无论如何也不会采取他们原先没有采取过的措施。

就像在个别均衡的情形中一样，我们将首先假设“产品”不变，而集中注意力于价格调整，然后反转过程，最后将两个结论结合起来。

图12

令集团中每个竞争的垄断者“产品”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分别为DD'和PP'（图12），那么，每个销售者就会立刻将其价格确定为AR，因为其利润GHRE在这一价位上是最大的。尽管所有人都将获得超额利润，但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理由将价格降低至AR以下，因为所增加的交易不足以弥补价格的损失。然而，超额利润还是吸引了新的竞争者进入该领域，结果导致了需求曲线的移动，并且还可能改变成本曲线。每个销售者“产品”的需求曲线将向左移动，因为现在总购买量必须在较大数量的销售者之间进行分配。我们暂时假定成本曲线不受影响，随着需求曲线的每一次移动，都将会导致价格的重新调整，从而使得与GHRE相应的面积最大，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每种“产品”的需求曲线与其成本曲线相切为止，直至超额利润消失。现在价格是BQ，最终的需求曲线是dd'。如果初始的需求曲线位于dd'的左下方，那么也会得到相同的最终调整结果；调整过程表现为由于发生了损失，导致厂商大量离去，随着总销售量在较少数量的竞争者之间的分配，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直到其位于dd'的位置上——一个均衡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价格等于生产成本，并且任何销售者提高价格或降低价格都会遭受损失，因此，这个位置上的价格是稳定的，将不再会再有资源流入或流出该领域，因为利润正好足以维持当时的投资量。

现在让我们转向成本曲线的调整问题。随着新的资源流入该领域，这些曲线可能上升（由于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也可能下降（由于整个集团组织的改进——“外部经济”）；或者可能保持不变（由于不存在这两种趋势，或者这两种趋势彼此互相抵消）。这三种可能性分别对应着竞争理论中我们所熟知的递增、递减和不变成本。在刚才所作的简单说明中，我们并没有给曲线的移动留下余地，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所作的假设暗含着整个集团的成本不变。两个原因使得该假设贯穿始终：第一，这种形式的理论广泛地适用于实际；第二，如果遇到不适用的情形，我们容易将其扩展为包含集团递增和递减成本的情形。

首先，关于其适用性，前面我们已经解释过（见上文第22页），当单个生产者是众多生产者的其中之一时，为什么其产量变化会对全体生产者的总产量，因此对整个产品的成本趋势可以产生忽略不计的影响。类似地，无论何时，只要某一生产领域所使用的资源的数量，相对于一般所使用的资源数量相对较小时，那么该领域中的产量的增加或减少，都将对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因此也对成本产生忽略不计的影响。剪刀生产的增加一点也不会影响钢材的价格，胶靴产量的增加也不会提高橡胶的价格。当然，在任意特殊的情形中能得到什么结果，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这里我们只是有意地指出，特定种类的资源或生产要素的成本递增（或递减）的趋势，几乎总是以递减的并且经常可以忽略不计的力量，被传导给最终产品。[14]
对这一点还必须补充说明，事实上，资源本身可能以相当稳定的成本获得。如果可以容易地增加水泥、沙子、沙砾的供给的话，那么以这些物质为要素的建筑业以不变成本进行扩张将成为可能。总之，就所涉及的资源价格而言，很多生产领域都可能面临近似成本不变的条件。

较大产量下资源组织的改进——“外部经济”——通常会导致成本递减的趋势吗?如果改进显著的话，那么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这种经济只包括由于特定领域的扩张可能产生的结果，不包括（a）由于特定领域内较小领域（个别企业）的扩张而产生的结果——“内部经济”，以及（b）由于特定领域所属的较大领域的扩张而产生的结果——最大的领域通常是整个产业。前者之所以被排除在外，是因为它们能够独立于集团产量而被充分地实现（见上文第22页）；后者也有相似的理由，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集团，相对于其所属的较大领域更为小，因此在较大的领域内，其所进行的扩张或收缩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15]
举例来说，零售杂货店的扩张，不会使个别杂货店在其自身商店内更接近最有效率的生产条件，同时也丝毫无助于通过大量零售而成为可能的经济，因而在集团内部，随着产量的增加，成本曲线降低的唯一可以被承认的经济后果要归因于集团自身的扩张。在任意特定情形中的这种经济是否存在，这又是一个实际问题。无论在哪里不存在，或者在哪里存在，都不重要，其结果是集团的成本趋向于不变。

如果存在递增成本和递减成本两种相反的趋势且大致彼此相互抵消的话，那么，基于不变成本的情形而发展起来的理论也同样适用。这样，汽车产业的扩张可能导致（a）较高的成本，因为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和（b）较低的成本，因为产业内部组织的改进，这两种趋势大致地相互平衡，引起的最终结果是不变成本。

其次，理论没有被发展到包括集团递增成本和递减成本的情形，因为没有必要详细地这么做。在递增成本的情形下，随着领域内所使用的资源的增加，所有生产者的曲线将上升；而随着所使用的资源的减少，曲线将下降；它们将有可能在一个较高点上，也有可能在一个较低点上达到均衡（就像在纯粹竞争理论中一样，租金将受到影响，在这里，租金被包含在了单个生产者的成本曲线之中）。类似地，在递减成本的情形中，随着资源的增加，所有生产者的成本曲线将下降；而随着资源的减少，曲线将上升，均衡点也将相应地较低或较高。没有必要在每个论证阶段都重复这些观察，无论集团的成本趋势如何，它总是按照与单个曲线相同的方式来界定均衡的，而与纯粹竞争理论规范的偏离也总是同样的。我们的兴趣主要在这些问题上，并且在不变成本的简单情形中，它们总被最清楚地揭示出来，从此我们可以将注意力只限于此。

在进一步介绍复杂因素之前，我们可以注意一些关于垄断竞争的一般结论，它们从一开始就遵循着非常简单的情形。首先，我们注意到仔细区分竞争性价格和竞争性利润的必要性。如果不存在垄断因素的话，那么价格将对应于最有效率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即图中的MK。任何单个生产者产品的需求曲线将是一条水平线，并且将因竞争而降低，直至与PP'相切在K点上为止。垄断因素无疑会抬升需求曲线，尽管单个生产者获得的利润并不因此而较多，但两种情形中的利润却正好能弥补成本。就竞争包含了资源向产业流入的状况而言，它使得利润降低至了竞争的水平上，但却使价格依据垄断因素的力量而较高。于是，在垄断竞争条件下，竞争性利润绝不意味着竞争性价格，因为需求曲线绝对不会在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其相切。

再次，垄断竞争与纯粹竞争相比，价格不可避免地较高，生产规模不可避免地较小。[16]
可能有人会争论说，一个销售者降低价格，尽管只会适当地增加其销售量，但肯定可以增加到OM，并且所有销售者的随之变动，都将会把价格确立在MK上。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的确，就图13中所显示的DD'的位置而言，如果降低价格，事实上就会使价格达到MK上，使最有效的生产规模达到OM。但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价格削减，因为任何销售者都可以通过将其价格提高到AR来增加利润，此时，FHRE为最大。如先前所描述的，当DD'向左移动直至它与PP'相切时，那就实现了均衡，该点上的价格高于MK，并且生产规模要小于OM。

上述第三个结论是，价格的普遍一致并不能证明竞争中不存在垄断因素。对价格在现实中趋于一致的一般解释是，每个销售者的产品需求曲线都具有大约相同的弹性，所以，每个人都会在同一点上获得最大的利润。例如，在零售业中，如果每个销售者的市场都是全部人口的随机抽样，则整个区域内的价格将相当一致，并且根据概率法则，价格将围绕在一个最常见的或最流行的价格周围发生变化。当然，购买者的自由运动有助于这一结果的产生，因为需求曲线越富有弹性，价格偏离就越靠近最常见的价格。[17]
不过，除了购买者的这种自由运动（需求弹性）外，当每种产品在组成上与整体越相似时，价格偏离也就将越靠近最常见的价格。如果每个销售者的市场都恰好由相同比例的富人和穷人组成，且由相同比例的不同品味和偏好的人组成，则价格在每处都将是一致的，即使有一堵墙分隔了每个销售者的区域，使其市场完全与竞争者的市场相隔绝，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价格的普遍一致并不能证明是纯粹竞争，或者我们可以说，并不能表明垄断与竞争的混合中各自的相对比例。

图13

让我们转到问题的主要思路上来。如果用另一种思路来描述均衡的实现，那么我们将会更好地明白图12中所描绘的均衡调整。在朝向均衡的运动中所纠正的失调，是就极少数厂商而言的，它给予每个厂商较大的市场，并使其利润可能高于最低水平。失调是通过新厂商的进入而得到纠正的，这种进入要持续到市场减小直至超额利润消失时为止。现在，让我们假设厂商的数量符合均衡调整并保持不变，同时我们所要纠正的是高于均衡价格的市价，如果用图形来表示这种情形，那么要求引进一条新型的需求曲线。

此前所画的DD'曲线，表示在所有“产品”和所有其他价格都既定的条件下，任何一个销售者“产品”的市场。它表明倘若其他人不降价，那么某销售者将通过降低其价格，就能够实现销售量的增加；相反地，它也表明，倘若其他销售者的价格不上升，那么某销售者减少销售量，就会引起价格的上升。现在我们可以再画另外一条曲线，该曲线表明在竞争者的价格总和他的价格相一致的假设条件下，任何一个销售者的产品在不同价格上的需求。显然，后一条曲线比前一条曲线更缺乏弹性，因为所有价格一起变动阻碍了一个销售者通过削价对其他销售者的市场的侵占。实际上，这条曲线是一般产品需求曲线的一小部分，并且具有相同的弹性。假如有一百个销售者，那么它将表示在每个价格上的一个需求，而该需求正好等于那一价格上的总需求的一百分之一（因为我们已经假设了所有的市场均具有同等的规模）。令图14中的DD'就是这样一条曲线，同时令所有生产者索要的价格暂时为BQ，假设每个人的销售量为OB，每个人的利润（超过成本曲线所包含的最小值）为FHQE。现在，我们经过Q点画出dd'，它表明任何一个生产者通过降低其价格都可以获得的所增加的销售量，倘若其他人保持其价格为BQ的话。[18]
显然，任何单个销售者沿着dd'向右移动的话，都能增加其利润；他可以这样做而不用担心其他人的模仿[19]
使其收益最终减少，因为其竞争者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每个人的市场受到其变动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每个人的损失只是降价者所获总收益的九十九分之一）。一个销售者降低其产品价格获得了较高的利润，相同的动机也导致了其他人争相效仿。这样，dd'曲线就解释了为什么每个销售者都要降低其价格的原因，而DD'曲线则表明价格发生一般的向下运动时，每个销售者的实际销售量。当价格下降时，前一种曲线沿着后一种曲线向下“滑动”，这一运动在AR价格上趋于停止。[20]
显然，没有人愿意将价格削减到超过这一点以下的价格水平，因为生产的产量再多的话，就会使成本超过产品的出售价格。

图14

DD'的位置取决于该领域内销售者的数量。当有大量销售者时，其位置更靠左一些，因为每个人在总数中所占的份额较小；当销售者的数量很少时，其位置更靠右一些，因为每个人在总数中所占的份额较大。在刚才给出的例子中，DD'经过R，即dd'与PP'的切点，因为销售者的数量被假定为是与最终的均衡调整相符合的数量。现在，让我们假设BQ附近的价格是临时的通行价格，在这些价格上，额外的销售者因为被高利润所吸引在价格下降之前就进入了该领域。这种资源的流入毫无疑问地会一直持续到DD'被推向左侧，直至达到与PP'相切的点的位置时为止。如图15所示，图中的价格为BQ，每个厂商的产量为OB，此时，成本恰好等于价格。因为每个人都在不经济的规模上生产，使生产成本提高。然而，这种状况并不稳定，因为利润存在着增加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由每个生产者经过Q点的dd'需求曲线来表示；从dd'上来看，每个人，随之全体开始降低价格，这是显然的；并且，从DD'来看，随着过程的持续，每个人，随之全体都会陷入损失增加的境况，这也是显然的。DD'表示随着全体的价格的下降的每个人的销售量。例如，当价格下降到CQ'时，每个人的销售量为OC，亏损为FQ'HE。然而，通过价格的进一步降低，每个人都可以逃避亏损，就像经过Q'的虚线所表示的那样。任何一个销售者通过将价格降低到AR，都将会避免亏损，并且恰好弥补成本。看上去似乎在这个点上实现了均衡，因为现在dd'与PP'相切，这是均衡所要求的条件。然而，销售者的数量如此众多，以至于当所有人像他们所必须的那样把价格削减到AR时，每个人的销售量却并不是OA，而是OM，就像DD'所表示的那样，同时亏损还较过去更大。只有通过减少厂商的数量才能实现均衡。

可是，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价格仍会持续地进一步降低。虽然对位置低于虚线的dd'来说，不再有可能避免相当数量的亏损，但是仍然有可能减少亏损。显然，如果dd'仅仅略微低于经过R点的虚线，那么就属这种情况。然而，它很快就将会达到一个由锁线（dotdashline）表示的下限，此时，在DD'上，任何人若背离对全体的调整，那么其亏损将不再会减少，运动将在此停止。

dd'曲线只要位于切线下方，那么就不能避免一般性的亏损，直到厂商的数量减少为止。当厂商数量减少时，DD'曲线将向右移动，并且会一直持续到它经过R点为止。换句话说，会一直持续到当所有人索取相同的价格时，每个生产者的产量是OA为止。于是，均衡由两个条件来界定：第一，dd'必须与PP'相切；第二，DD'必须既与dd'又与PP'在切点相交。

图15

我们可以把dd'的弹性当做购买者偏好一个销售者的“产品”，胜过另一个销售者的产品的粗略指标，这样，均衡的调整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过程。在企业数量较少、生产规模较大以及价格较低的情况下，如下结论总是正确的：购买者愿意支付的数量多于供给他们更多产品种类时的开销；[21]
相反，在生产者数量较多以及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购买者所支付的较高价格将多于其所值。在图14中，显然，在R点右边经过PP'上一点画一条dd'弹性曲线，就是第一种情形，在R点左边就是第二种情形。在任何情形中，都有一个超过成本的剩余收益，这是在向R的调整中购买者愿意支付的，因为dd'在这一趋势中位于PP'之上。

我们转而考虑第二个变量，即“产品”。我们已经描述过产品变化的含义，必须记住产品变化用数量来表示的困难。为了保持陈述的准确性，这种准确性只有当所有相互竞争的销售者的市场都相同时才有可能。我们必须设想，与所有销售者“产品”之间的持续区别相一致，产品变化的可能性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所以每个人的调整，就像在价格分析中那样，可以通过单一的图形来表示。这不像听上去那样困难，一个具体的例子是，零售业的空间差别。在零售业中，每个销售者供给某种“产品”，都是通过便利的区位适合于那些地理上最靠近他的购买者的；但是，区位变化的可能性对每个人来说都存在，并且一般领域内资源的流入或流出，将减少或增加商店之间的平均距离，以及每个人所享有的市场规模。此外，当通过服务竞争或其他质量因素的竞争来改变“产品”时，区位差别通常保持不变。还有另一个例子是，在制造业中，许多产品不断地借助商标相互区别，同时对产品进行质量上的改进。

产品的变化是在我们已经解释过的所有的“产品”的价格都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单独发生的。让不变价格即图16中的OE，显示任何一个销售者的调整，在这一高度上画一条水平线EZ；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EZ并不表示在OE价格上具有无限的需求，它只是用来表示沿着EZ就可以量度对“产品”的每一个变化的需求量。先前我们研究“产品”变化，是为了详细说明个别均衡，正如那里的情形一样，现在我们可以画出任何销售者的“产品”的不同变化的生产成本曲线，同时也如以前一样，每个销售者将选择能够提供最大总利润的产品变化。令PP'表示“产品”最佳变化的生产成本，我们将假定其需求为OA，生产这一数量的总成本是OAHF，总利润（超出PP'所包含的最小值的部分）为FHRE。该利润的消除对均衡调整是必要的，这可以用多种方法中的一种或全部来实现。既然根据定义，这是每个销售者的最佳变动，那么，他将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产品调整”。然而，超额利润将吸引新的竞争者进入该领域，从而减少每个人的销售量，直至达到OB为止；在该点上成本等于价格，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运动。类似地，如果竞争者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个人的市场都被减少到了低于OB的水平，那么亏损将驱使他们从该领域退出，直到所留下的人的市场等于OB并再次弥补成本的损失时为止。

图16

除了资源流入或流出该领域之外，类似于降价的事情，也可能在任何时间在占据该领域的一些人中间发生。假如任何一个销售者能通过改进其“产品”（类似于降低其价格）来增加利润的话，而同时其竞争者的产品则保持不变，那么他必将这样做。这样一种改进将沿着EZ增加需求，同时也增加成本，使PP'向右上方移动。这种新“产品”将形成一个新的较大的利润面积。但是，当其竞争者因同样的目标作相同的变动时，每个人所享有的销售量的增加，将只是由于产品的普遍改进而导致的总增加量的一部分（类似于当所有生产者降低价格时，某一特定产品种类的需求的增加）。然而，成本却高了（就像每个人都降低其价格后，总体价格低了一样），每个人的利润也因为这种普遍的变动而减少。这一过程可能不断重复，并且实际上（就像在降价的情形中一样）将持续下去，只要任何一个销售者用这种方法能增加其收益的话。在达到极限时，PP'的位置怎样?显然，它不可能比图16中的虚线pp'要高，因为，否则的话，根本不能生产产品。事实上，它可能较低，因为不能忘记EZ并不是一条（代表OE价格上无限需求的）需求曲线，并且仅就成本曲线在其之下这一事实，也不表示通过将产量调整到最低成本就可能获得较高利润。对“产品”的任何一种变化的需求是有限的，（在目前的假设下）它不可能通过降低价格而得到增加；并且，通过“产品”改进使之增加时会改变成本条件。没有理由假定任何一个销售者“产品”的进一步改进，尤其是当每个人的成本曲线都已经上升到仅略微低于pp'时，这种改进将使其成本曲线移至pp'的位置，并且产生一个OA'的需求。[22]
用图形表示“产品”变化的困难，使得精确界定均衡点的任何企图都很冒险，看起来最多只能说其特征是：第一，成本与价格相等；第二，任何人不可能通过“产品”的调整增加其利润。这一过程涉及价格线与生产成本曲线相交或相切的问题。

然而，如果“产品”和价格两者都是变量的话，则容易显示出成本曲线一定通过在均衡价格高度所画的水平线下方。只要想象一条经过R'点的倾斜的需求曲线，就可以立刻在图16中看到这一点。在R'左方，这样的一条曲线显然直接位于pp'之上，因为当曲线经过R'点时，斜率是负数，但是pp'的斜率却为零。通过略微提高价格而减少销售量就可以增加利润（参阅第92页图13，通过将价格由MK提高到AR，利润将由零增加到FHRE，销售量也将由OM减少到OA）。新竞争者的流入将推动每个人产品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直到当它与pp'相切即达到均衡点时为止。我们的结论是，尽管当价格实际上固定时（由于习惯而固定，或者对零售商来说由于制造商而固定），但“产品”的改进却可以一直进行到实现最有效的生产条件那一点时为止。不过，当价格实际上不固定时（仅是为了逻辑上的隔离的目的而作这种假设），产品的改进将不会持续到那一点。当销售者任意改变“产品”或价格，或者同时改变两者时，在增加其利润的所有可能性都消失之前，其调整将不会停止。需求曲线的形状就断然决定了在最有效的条件下生产是不可能的。

当“产品”和价格均为变量时，将达到两者的一个均衡调整，这一均衡调整是各自孤立状态下的均衡调整的联合。在竞争者“产品”和价格都已知的条件下，每个销售者都将独自选择使其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和“产品”的组合。就每种可能的“产品”来说，都存在一个价格，并使其利润相对于该“产品”而言最大。他将从这些相对的极大值里面选择一个最大的。当其竞争者也和他做同样的事情时，重新调整就成为必要，直至最终达到一个点，就像每个变量分别调整时一样，在该点上，没有人能够通过进一步的变动而使其状况变得更好。同时，为了减少高于竞争性最小值的利润，资源将流入该领域；或者，为了使利润提高到竞争性最小值，资源将流出该领域。因此，最终占据该领域的生产者数量，将使得每个人的成本恰好得以弥补，不会再多。

尽管由于将“产品”变化归纳为图形术语的实际困难，使得图17中所显示的内容与图12中所描述的价格均衡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图17还是试图用图形来概括这种全面均衡。PP'应当被看做是最佳“产品”的成本曲线，dd'是它的需求曲线（暂时忽略虚线pp'）。均衡价格为AR，因为在R点上，dd'与PP'彼此相切，显然，无论价格再高点还是再低点，都会使单位成本超过价格。既然根据定义，“产品”是最佳的，那么，无论是再好一些还是再差一些的“产品”，在其能够售出的数量下，都同样会使单位成本超过价格OE；再好一些的“产品”由于成本曲线上升，会使成本曲线与EZ的交点向右移，超过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的距离（沿着EZ来衡量）。类似地，再差一些的“产品”由于成本曲线下降，会使成本曲线与EZ的交点向左移，不过，其移动的距离要少于需求减少的距离（沿着EZ来衡量）。在这些均衡条件下，该领域的总产量将是OA与生产者数量的乘积。

图17

这一结论看上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即对于既定“产品”而言，在垄断条件下与在纯粹竞争条件下相比，价格不可避免地要高一些；同样地，对于既定价格，“产品”则不可避免地要差一些。毕竟这样两个命题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纯粹竞争与垄断竞争相比，生产规模较大，如果一个销售者能够通过这种较大规模的生产，以较少的货币提供相同的“产品”，那么，类似地，他也就能够以相同的货币提供更好的“产品”，图17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竞争是纯粹的，则dd'就是水平的，竞争的压力会使之降低到它与PP'相切于Q点的地方，此时，价格为BQ，低于AR。但是，现在如果价格保持在AR上不变，并且任何销售者都能够在这一价格条件下卖掉他所愿意售出的任意数量（就像在纯粹竞争条件下一样）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扩张其产量至OB附近，而已实现的超额利润将会减少；这种利润的减少，将不是由于价格的下降，因为这在假设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而是由于“产品”的普遍改进，使成本曲线上升到虚线pp'的位置，而pp'的最低点等于AR。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可能以现价卖掉销售者愿意售出的数量，那么就会产生一种不仅价格较高而且产品较差的倾向。当然，必须通过增加产品品种和选择的自由来弥补收益的不足，以对抗这些力量。

4.小集团：寡头垄断加产品差别

我们已经考虑了个别均衡和集团内部均衡的问题，这种集团大到足以使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对其他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我们转到可能被认为的中间情形上来——销售者数量相对较少，也许就两个集团。前述第3章已经阐明了这一问题的性质以及起作用的主要力量，所不同的是，之前的情形中的产品是标准化的，但这里却不是。在第3章中，只有一个垄断因素——少数销售者。而在刚刚考虑的集团问题中，同样只有一个垄断因素，即产品的差异。现在我们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销售者在数量上相对较少，每个人拥有一个得到相当程度保护的市场，与其他人的市场相区别。其结果就是两种类型的垄断因素在孤立状态下所得出的合成物。

我们返回到图14中，让我们像以前那样对其加以解释，但是要假定它适用于每个相对少量的销售者。如果每个人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并且关注他对环境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见第3章），那么，将会确定一个导致所有人总利润最大的价格BQ，这一价格对应于图5中的AP（第33页）。自然，倘若其他人不效仿的话，那么，任何个别销售者通过降低该价格，就能够获得由需求曲线dd'表示的较大的利润。但是，因为这一举动的损失相当大，所以这一假设不能成立，因此，每个人将维持其价格在BQ上，因为他们作任何改变的最终结果都将比较不利。

如果销售者不考虑他们对价格的间接影响，且每个人都假定他们的举动不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那么，价格将低于BQ。如果他们假定对手的价格不变，且通过竞争性出价，价格将下降到AR，那么，只有两个或非常少的销售者时，价格多半会在先前描述的中间各点之间摆动。如果他们假定对手的产量不变，那么，价格将停留在BQ与AR之间的某一确定点上，当销售者数量较多时，该点较低；如果销售者数量非常大（就像我们已经研究过的集团问题中的情况那样），那么，价格将与AR相符。这一结论通常基于如下条件而得出：当其他人的供给保持不变时，没有一个销售者能够增加或减少其供给而获得利润。必须注意的是，低于极限AR时，价格将不会再下降；同时，这里的AR将比标准化产品下的AR要高，后者与成本曲线PP'的最低点相符，其中的原因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对间接影响的忽视将导致这些结果和以前一样；之所以忽视间接影响，是由于市场中永久的或长期的利益的缺失，或者当这种利益存在时由于短视，或者由于竞争者的反应具有不确定性（它不能肯定是否要重视间接影响，但并不必然导致忽视间接影响）。谈到最后一项，这里所提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标准化产品的简单假设下的不确定性因素相同（见上文第53页）。每个销售者可能拿不准其对手的策略，因此也怀疑自己的策略，因为他不知道（a）如果对手继续现有的策略，那么他的价格或产量是否也继续下去，（b）对手的才智和远见如何，以及（c）他自己降低价格后，对市场的侵占有多大。最后这个因素由于一项新的未知因素而被放大——购买者偏好他的产品胜过其他人的产品的程度，这要由个别“产品”的需求曲线的形状来表示。

为了将广告排除在外，我们作了完全知识的假设；在该假设条件下，竞争性调整会即刻发生，所以，在市场的作用中，不会有时间间隔的问题。如果一个销售者降低其价格，那么，所有的购买者都将会立刻知晓，他们对这一降价行为的利用不会有任何的延迟。然而，我们可以暂时把这些假设放在一边，指出较低价格的消息可能很慢才能到达购买者那里，并且购买者对它的反应也可能很慢，因为要打破已经确立的购买习惯。在这种情形下，直接的结果和最终的结果的区别是很模糊的，因此要提出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在销售者数量相对较少和产品存在差别的条件下，关于任何个别情形中的价格将确定在何处的结论，只能够根据所列举的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而得出。它通常不能超出两个极限即BQ与AR之外，它可能位于任何一个极限之上，或者在它们之间，这要看情况而定。[23]
当个别产品的市场比较独特，即当dd'的斜率接近DD'的斜率时，[24]
这两个极限就彼此接近，价格可能变动的范围将减少。

因为当集团中的销售者的数量非常大时，区别于直接影响的间接影响的所有非确定性因素将不复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有理由提出一个问题，即“大集团”概念的含义是什么。尽管由于人们承认了垄断因素就避免了如下错误，即把任何一个较宽种类产品的所有销售者，都看成是处于同一市场，并且用纯粹竞争理论来解释他们的价格，但是人们又容易陷入另一个错误之中——不加批判地将他们视为组成了一个大集团。所以，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本章中所提出的结论是有效的。几乎任何一般种类的产品都可以将其自身分成子类。例如，一个汽车制造商降低其价格，尤其会使那些与其产品大致处于同一价格类别上的其他制造商的销售量受到影响，超出这些范围就有可能造成轻微的干扰。类似地，大多数零售商品分成某种质量或价格种类，这些种类又可以分成子类，根据收入或品味吸引不同的消费者群体。显然，一个集团可大可小，这取决于分类时的一般性程度。不过，即使它是大集团，但如果存在隶属于它的小组织的话，那么就不能忽视这一事实。一个集团是大集团，并不一定意味着集团中的每个销售者的市场，与所有其他人的市场以某种方式相互交叠，在这种方式下，降低价格所获得的收益均匀地来自于全部领域；就大集团来说，这一条件对于得出如下结论是必要的：产品价格必然下降到其最低点AR。说得更有特征些，就是任何单个销售者只是与集团内部的少数销售者之间开展密切竞争，不过他会尽力避免价格竞争，其中的理由适用于销售者数量少的情况，即降价将会促使与他密切竞争的其他人效仿。

即使较大的集团不能容易地分成截然不同的子集团，我们也应当予以类似的考虑。分散在城区的零售企业，是我们可称为连接市场“链条”的一个例子，加油站是另一个例子。在任何一个这样的情形中，每个销售者的市场最密切地与最靠近他的市场相连接（仅考虑空间因素），连接的程度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很快地缩小，直至变为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辨别出子集团。如果任意划出一个区域，位于该区域边界的商店，与位于毗邻区域边界的商店的竞争程度，胜于位于所处区域的其他地点的商店的竞争。光顾者的类型经常难以分清，并且以相同的方式在逐渐混淆。此外，差别化的各种类型相互交叉，就像这样的一个例子，空间上交叠的市场，在其他方面就不会交叠；反之亦然。于是，杂乱无章交织在一起的市场网络，尽管它肯定不止一个，但是它使进一步的细分更为困难，这种细分不会越过单个销售者。在这种情形下，尽管“集团”是大的，但也应考虑较少的销售者的数量，因为每个销售者仅与其他少数人密切竞争，价格可以确定在AR与BQ之间的任何位置上。

由链条关系产生了两种新的可能性：一个销售者降价，可能使其邻近的销售者也稍稍降价，但这种降价很快就消散了，不至于传播得很远；或者，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会使最邻近他的销售者全力对付降价，这依次又促使其他人作出反应，进而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就像一排砖头，如果第一个倒了，那么整排的都会倒掉）。在后一种情况中，通过链条关系，个别销售者可以引起一般性的变动，尽管他只是整个集团中的一个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此时，尽管销售者数量众多，但也要开始考虑间接影响，其结果已经在关于销售者数量少的这一点中描述过了。

一般性的结论一定是，有关少量销售者之间竞争的考虑，要比最初的假定更加适用。的确，在经济活动的宽广范围内，由于差别化产品的存在，价格不仅一定要高于纯粹竞争水平，而且所高出的数量，至少也要相当于前面所谓的“一个完美的过程”；[25]
它可以停留在任何较高的点上，直到使市场相互关联的销售者的联合利润达到最大的那一价格水平上。在经济制度中，这种高价格的流行范围被如下事实所掩盖，即它们与不高于普通竞争水平的利润相当一致，就像下面即将表明的一样。

5.超额生产能力下的均衡

让我们假定这种极端情况，即价格停留在上限如图14中的BQ上，正如前面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每个销售者都会发现这一点是最有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暂时获得的利润FHQE将会持续，倘若竞争者也可以进入该领域的话。新企业的建立很快将会在这一价格水平上，在众多数量的销售者之间划分可以利用的市场，将DD'向左推移，直至图15中所表示的那一位置上，此时，在价格BQ上，成本等于价格，超额利润消失，每个人的销售量为OB。这样一种调整是很稳定的，将不会再有资源进一步流入或流出该领域，任何人也没有兴趣提高或降低其价格。如果价格介于AR与BQ之间，但是由于类似的资源投资的增加超过了“理想”的数量，那么，成本仍然等于价格，不过，此时，资源投资的增加较以前更为少。

在进一步评论这一结论之前——基于每个销售者只与相对少量的其他销售者密切竞争的这一事实——让我们通过注意导致相同结果的其他情况，来赋予这一结论充分的重要性。在销售者数量少的情况下，除了竞争者将效仿这个一般性的认知外，许多其他的原因也会使销售者不降价。首先，销售者可能根据成本而不是需求来确定价格，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普通利润，而不是最大利润，因此，我们或多或少地可以认为，他们将继续拥有全部交易中的普通份额，[26]
他们接受所同意的任何生意，并且希望其他人也这样做——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这种情形中，因为所有人的价格大致都一同变动，购买者与一个销售者交易而不与另一个销售者交易，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因此，dd'曲线毫无意义。价格可以位于AR与BQ之间的任何一点上，这取决于占据该领域的销售者的数量，最初，它可能是AR；然后假定新的资源进入该领域，其进入的原因可能是错误的估计，或者简单地认为其他人的长期不懈的努力，为自己在生意场上寻找到了一席之地，需求曲线DD'将被推向左方，因此，在价格AR上成本得不到补偿。降低价格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为了量入为出，销售者们通常会寻找一个必要的较高的“差额”，因此，他们会增加这一差额，这样，价格就再次与生产成本相等。这是一个供给的增加意味着较高价格而不是较低价格的例子。[27]
这一过程的极限是BQ，一旦有足够的销售者进入该领域而导致这一价格的形成，那么它就很稳定，因为任何高于或低于BQ的价格都将会使成本超过售价。任何较低价格下降至AR时，它也将是稳定的（销售者的数量相应较少），因为价格通常仅能弥补成本，并且使其自身与必须弥补成本的企业数量相适应。然而，当价格低于BQ时，更多的销售者有可能到该领域来谋生，仅这种可能性就具有形成最大均衡价格的强烈倾向。

以上所描述的结果并没有包括销售者之间的联合，甚至连默许的协议都没有。这是每个人独立地追求其“普通”利润的结果。与对手共谋（即使“默许地”）的想法不可能进入他的脑子里，他认为和自己的顾客做生意，并索要足以获得好利润的价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状却是销售者之间的联合通过以下方式得到加强：正式的或默许的协议，公开的价格协会，树立团体精神的贸易联合活动，“价格维持”，制造商向经销商所施加的统一价格，以及过度的产品差别以期转移对价格的注意，等等。行业或职业“道德”是另一个因素。以价格为基础的竞争，在同业间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此，在价格达到对应于BQ的高价格之前，没有任何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医生和律师供给的增加将要受到经济惩罚。就销售者们成功地在较多领域降低价格的这种“不道德”行为来说，短期内无疑保护了其利润，但是长期内则保护了销售者的数量，因为当价格不下降时，成本上升，通过对多余生产能力的开发，两者均达到相等。

对降价的另一个阻止因素是消费者推论某种产品价格较低，其质量就较差。尽管严格地说，这一因素并不包括在我们目前关于完备知识的假设之中，但是，它又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必须在这一点中附加说明。就消费者来说，意识到其判断力不够精准，就盲目地将质量与价格相联系，这实际上是一般的需求定理被颠倒了——随着价格的下降，需求量减少；随着价格的上升，需求量增加。[28]
除了这一因素外，降价者可能会经历其客户种类的令人不快的改变，因为当确定一个企业的“品质”时，价格通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此外，为了减少竞争者效仿的可能性，降价可能是含糊的或隐蔽的。新英格兰一家著名的汽油零售企业，通常将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定得与竞争者一样高，同时通过向每位顾客免费赠送优惠券的策略，使所销售的每加仑汽油又便宜两美分。公开宣布降价可能会引起报复。在另一个例子中，车库提供一夜停车服务时索要五十美分，这是通常的价格，但是，作为额外增加，却给汽车灌注一加仑汽油。所有这一类额外的措施、奖赏、优惠券或者同类的其他事物，都可以被看做是隐蔽的降价。它们的作用是增加了秘密降价者的生意，虽然略为低于dd'（如图14或图15）所表示的数量，但是，由于其他人效仿的可能性减少了，因而更加安全，也因此价格人为地保持在了较高的水平上。

图18

最后，价格可能根本不会任意变动，它们可以由习惯或传统来确定。某一特定价格可能通常会与某种产品相关联，因此，没有什么不可抗力的事件发生的话是不能变动的。随着今天品牌和商标的日益重要，价格也越来越多地被制造商强加给零售商，不是由于明确的协议和劝说，就是由于建议。不仅是价格，而且是成本加价的百分比，也由于交易实践而变得很明确了。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和生产规模自动调节以适应价格。价格不能低于AQ（图18），否则将没有人经营这种商品。价格很倾向于升高，尤其是由于制造商确定价格时，给经销商一个较大的差额，通常比给消费者一个较低的价格更为重要。假定价格为AR，在这一价格上，消费者的总购买量将在该领域内的零售商之间进行分摊。如果零售商的数量使得每个人的销售量为OA，则每个人将获得超额利润NQRM，其结果是更多的销售者和更高的单位成本，直到每个人销售量减少、利润降至最低水平时为止，而价格总保持不变，生产规模最终变为OB。[29]

这些因素综合的共同结果是过剩的生产能力，对此，并不存在自动矫正的情况。当然，在纯粹竞争条件下，由于生产者方面的错误估计，或者由于需求或成本条件的突然变动，也可能产生这种过剩能力。但是，它却是垄断竞争的特征，它可以在长期内得到发展而却免于惩罚，价格总能包含成本。事实上，由于价格竞争失去作用，它还可以变为永久的和正规的。过剩能力永远不会被抛弃，结果是高价格和浪费。理论对经济制度中的这种浪费有一种解释，把通常提到的浪费作为“竞争的浪费”。实际上，在纯粹竞争条件下，这种浪费永远不可能发生。正是出于这一理由，纯粹竞争理论对此是并且必须是只字不提的，如果要提的话，那也只能是作为“限制条件”，而不是作为理论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垄断的浪费，是垄断竞争中垄断因素的浪费。[30]

6.每个生产者周围的条件的多样性

到目前为止，“集团”理论的发展仍假定每个销售者的市场的规模和弹性都是相同，并且每个人的成本条件也都是一样的。[31]
事实上，它们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特定生产者的需求曲线既在x轴和y轴的位置方面，也在弹性方面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消费者偏好的反复无常的变化；还有产品的质量、可用替代品的数量和完全程度、具有吸引力的消费者类别以及许多其他因素等，均有很大的不同；相似地，成本曲线也既在位置方面又在形状方面有所不同，原因很简单，即产品本身是不同的；最后，需求曲线与成本曲线相互间的位置也是多样的。现在，我们必须明确承认这种差异，并将其与简单的一致性假设下得出的结论互相联系起来。

让我们首先忽略最后提出的那个因素：两条曲线相互间位置的变化总是调整到相切的位置上，正如上面所描述的一样。[32]
于是，我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任何一个集团内部，特别是（a）曲线在x轴和y轴上的位置以及（b）曲线的形状这两种情况的多样性上。

（a）集团中各种产品在质量、大小、物理特征等方面的不同，使得发生调整的水平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充分描述这一状况，我们应该为每种产品画一张单独的图形，或者为处于同一价格或质量类别的产品子类画一张单独的图形。因此，一组生产者将由一组不同大小的图例来代表。上述已经描述过的竞争力量会确保需求曲线完全与成本曲线相切，并且利润到处都不会高于竞争水平下的利润，不过，价格与生产规模将会对应于产品质量、大小等的范围而变化。没有必要为了虑及这种状态的问题而去修正理论，只需要作为说明的捷径，对先前的图例加以解释，让所画的图例总是能准确地代表一些特定的生产者就可以了。于是，它可以用来说明就集团内每个人而言，在与其相适应的水平下，正确的是什么。

（b）曲线的形状同样也是一个只需要说明的问题。当需求曲线缺乏弹性时，切点相应较高；反之亦然。类似地，成本曲线在不同点上的斜率的变化，将影响需求曲线与其相切的点。两条曲线的一般形状，如前文已经描述过的那样，[33]
每种个别情形中的调整形式也是一样的。由于曲线位置和形状的多样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到相对应的价格、成本以及产量（现在还不包括利润）的多样化；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考虑一对曲线就足够说明整个集团了。

现在我们来看最后提出的因素——两条曲线相互间位置的变化。前面说明过，在相同的曲线这一假设下，当利润高于竞争性水平时，生产者的增加将减少利润，因此，尽管垄断价格还维持着，但利润则具有竞争性，并且每个人的利润都相同。[34]
该论点基于暗含的假定，即在整个领域及其任何部分内，替代品的生产足以产生这一结果。然而，只要这种效力等级的替代品不能被生产出来，那么结论就是不同的——需求曲线将位于它与成本曲线切点的右侧，利润将相应较高。这是对全部垄断利润的解释，而无论它属于哪一种类型。[35]
为了表明这种利润与一般理论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少数类型。

专利、版权、商标等是第一个例子。尽管由于竞争性产品的出现，异常高的收益可能会下降，但是这些可能性通常是受到限制的。[36]
由于有效的替代品不能被生产出来，或者由于已有顾客的偏好很强，个别专利和商标先占了部分领域，那么就竞争完全进入该领域来说，它会程度不同地将需求曲线推向左方，使垄断利润分散并遍布于该领域。

任何个别企业不能被复制的特性（例如，经营者的个性），其所形成的利润也属于这一类型；名誉、技能以及职业中的特殊能力，也是一样的。所有这些都可以用垄断收益来解释。娴熟的医师不能与普通医师在同一市场上提供服务，因为他们的服务是不可交换的，不能按同一价格来出售（正如好坏麦地里的产品一样）。诚然，由于出众的体力和速度，一个人可以比另一个人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更多。租金的竞争理论解释了起因于这一来源的收入差别，但是，进一步的差别只能由垄断利润来说明。阻碍其他人在相同市场上生产相同的产品，会使个别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曲线远远地保持在右方，导致较高的利润，这些高利润源于我们正在讨论的唯一性因素。在专业化服务的例子中，其具有特征性的结果是较高的价格；在专利或商标产品的例子中，结果通常是较大的销售量。然而，在这两个例子中，解释是相同的——在该领域的某些部分内，能够减少利润的有效替代品是有限的。

城市租金是同类型收入的第三个例子。如果进入某一零售领域的任何部分都不受阻碍，则根本不存在所付租金的差别。在土地稀缺的情形下，消费者数量众多，因此获得利润的机会也最大；土地稀缺的阻碍，使得一些区位上的收益高于另一些区位，这些收益不会因为其他销售者为了分享而进入进而被减少。别处的竞争不是没有影响的，但是不同区位所提供的市场，足以明显地使租金有较大的不同。提供优越市场的区位，其租金可以被完全看做是垄断收益，同时其理论解释与农业租金的理论解释很不同。关于这一主题，我们将在附录D中进一步展开论述。

概括上述情形，我们就必须修改我们的关于集团问题的综述，承认需求曲线并不是一律地调整到与成本曲线相切的位置上。当利润在整个领域内或领域的一部分内高于一般竞争的水平时，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新的竞争者将进入该领域，并减少利润。如果这种情况总是可能的，那么就像迄今为止我们所假设的一样，两条曲线将总会是相切的，而垄断利润将消除。事实上，这仅是有部分的可能，结果，一些（或全部）曲线可能位于切点右方的不同距离上，使垄断利润分散且遍布于集团内，并且也遍布于价格制度。

现在，我们的理论已经考虑到纯粹竞争忽略了在每个销售者的市场内起作用的特殊力量。在价值理论中，不能忽视影响产品的每个品种的因素的存在，也不能忽视影响产品的每个一般种类的特殊力量的存在。忽略了后者，就意味着将仅仅解释一般价格水平的理论认同为对价格的全面解释。这是荒谬的，它与只停留在产品的一般种类上，而忽略在这些产品种类内部起作用的所有经济力量，仅是程度上的不同。用这种方式使竞争流畅而完美，不仅会对结果产生一般性的偏见，并且抹平和一下子消除了一整类差别的因素，这些差别因素构成了价格结构的基本部分。

7.纯粹竞争和垄断竞争的比较

纯粹竞争理论的发展指出了均衡价格是使需求和供给相等的价格，因为这是与每个生产者的最大利润相符的唯一价格。[37]
我们根据前面的论点重申本章的中心论题，使得垄断竞争与纯粹竞争的比较容易些。垄断因素存在的地方，由于同样的原因，均衡价格必然高于竞争性需求和成本曲线的交点所代表的价格。

令DD'与PP'（图19a）分别为纯粹竞争条件下所售商品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38]
有许多买者和卖者，并且产品是完全同质的。均衡价格为AR。图19b显示了单个生产者的情况（如第2章中第21页类似的一组图一样），并且水平尺度为图19a的尺度除以销售者的数量（如果有50个销售者，则oa就等于OA的
两图中的垂直尺度相同。单个生产者产品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分别为ee'与pp'。他调整其产量至oa，这是他的最有效的生产规模，此时，价格ar恰好弥补生产成本。他的利润是最大的，因为任何其他调整都将使他的利润减少到成本曲线之上的必要的最小值之下。

图19

现在我们让产品有所差别，并且我们假定这种差别具有不显著影响生产成本曲线的性质。让我们进一步假定，一般市场的需求曲线DD'不会因产品的差别而改变。[39]
然而，任何一个生产者的产品的需求曲线都不会保持不变。单差别化这一事实就会使其略微倾斜，因此它可以由经过r点的实线dd'（图19b）来表示。关于这种情形的反应我们前面已经详细阐述过，现在可以扼要地总结一下：每个生产者通过提高其价格而增加利润，而这种增加将吸引新的竞争者进入该领域。曲线dd'将向左移动到虚线的位置，所有的人的价格将位于bq位置上，此时，虚线与生产成本的曲线pp'相切。[40]
每个人的产量是ob，为了得到所有人的总产量，还必须乘以销售者的数量。现在，我们转向图19a，可以看到，这个总量必须是OB，即在价格BQ上所购买的数量。尽管这一产量是由比纯粹竞争条件下多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但它也少于竞争性的产量（少于BA），原因是每个人的生产规模减小了。这一产量上的总成本不是竞争性成本曲线所表示的OBHP，而是较大的OBQM。尽管均衡价格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比在纯粹竞争条件下高，但结果却并不是因此（正如所期望的一样）而产生的成本与价格之间的不一致。

尽管高于需求曲线与成本曲线的交点，但是，图19a中的价格BQ还是很稳定的。就像纯粹竞争理论中的情形一样，必须在有关个别销售者的条件内寻找原因。这就是BQ与他们的最大利润相符的唯一价格。仔细区分均衡价格与纯粹竞争价格的必要性，我们发现它们又一次处于了显著位置。当产品有差别时，两者经常不一致。的确，在这种情形中，价格问题的答案是纯粹竞争假设下或图形表示中所没有的。在图19a中，我们不可能看出价格将位于何处，因为点Q是从有关单个销售者的图19b中得到的。

看上去，这一困难可以通过将成本曲线画在竞争性成本曲线的上方，并平行于竞争性成本曲线而得到避免，这就使成本曲线代表垄断竞争条件下，而非纯粹竞争条件下必须被弥补的成本。这样的一条成本曲线将通过Q点，并且在不变成本的例子中，它将是水平的，如图19a中MQ的延长。但是，这样的一条曲线其实并不是成本曲线，因为它并不表示生产不同数量产品的成本；它对价格BQ的确定没有意义，只有在单个产品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确定了BQ之后，它才能够被画出来；同时，它是产品不同总量下个别均衡的轨迹，与其说它是成本曲线，倒不如说它是需求曲线。它由均衡价格来界定，对均衡价格的解释没有任何贡献。无论PP'还是pp'，都不能算作是一条真正的成本曲线。

我们可以正当地提出如下问题，即在有垄断因素的地方，竞争理论是否还完全适用。我们承认经济原理只能大致上得出结论，实际价格可能既不是AR也不是BQ；然而，它倾向于或者说接近于BQ，而不是AR。差别化产品的价格问题，不能被迫套用竞争性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的模型，否则就会得出明确的错误——价格经常过低以及生产成本过低，而生产规模却过大，生产者数量则过少。此外，其他两种竞争状态中的产品变化和销售费用，也都完全被忽略了。

[1]
为了这个目的，它常常用引号加以强调。

[2]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问题，倘若对每一种类的产品来说都有大量的生产者在单一市场上竞争，那么，略微的产品差别与纯粹竞争并不相矛盾。

[3]
关于产品变化的扩展讨论，见我的文章：“作为经济变量的产品”，载于《经济学季刊》，第六十七卷，1953年，第1页。

[4]
唯一的例外是霍特理，参见他的“竞争中的稳定”，载于《经济学杂志》，第三十九卷，1929年。

[5]
应该注意这一点，即似乎没有理由表明与垄断因素相混合的竞争，必然应当倾向于在这些方面或其他方面有所改进的“产品”，结果将取决于环境。正如在垄断竞争条件下，一个销售者可以通过提高价格的销售来较少地获得利润，也可以通过降低价格销售来较多地获得利润一样，他也可以通过恶化其产品以及改进其产品来获得利润。

[6]
见本书上文，第20页；同时参阅附录B。PP'的概念是指其所包含的成本只是生产成本。认为不能再用“P”像通常那样来表示价格是有其不合理之处的。然而，我们相信，在后一阶段区分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时，这种创新是必要的，它也显示出了它们的一定的合理性。

[7]
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可能相切于好几处，或者相切的距离较长。相似地，图9中任何一条曲线的轻微“波动”，就可能有两种或几种解决方案。明显地，在这方面存在多种可能性或不确定的解决方案。然而，这里以及后面，都将依据光滑而“有规则”形状的曲线来展开理论研究。

[8]
见前文，第14页。

[9]
必须设置一个限定条件。如果需求曲线极富弹性，同时也位于成本曲线之上的相当距离，那么最大利润的生产规模可能等于或超过最有效率的生产规模（不过价格总是高于竞争性价格）。在我们进一步讨论完包括多样化的集团均衡之后，这种可能性的重要程度才能得到最好的判断。

[10]
度量问题在“作为经济变量的产品”（是前面引用的书，尤其是第6 页）中有更充分的讨论。同样，回想一下，区位是“产品”的一个方面，见附录C。

[11]
然而，关于集团概念的基本弹性，见第105～107、198～204页。

[12]
见本书后文，第113页。

[13]
这一点不适用于人口在中心地点的集中（在购买的时候）。参见附录C。

[14]
它们被传导的程度部分地取决于所考察的最终产品的分类宽度（木材的成本趋势将被更多地传导给家具而不是椅子），部分地取决于特定资源被使用的数量（小麦的成本趋势传导给面粉的程度，胜过木材的成本趋势传导给家具的程度，因为大部分的小麦变成了面粉，而木材除了家具外，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用途）。

[15]
参阅斯拉法的“竞争条件下的报酬法则”，载于《经济学杂志》，第三十六卷，特别是第538～541页。有关成本和供给曲线的文献近些年迅速扩充，可以在摩根斯坦博士的一篇文章中找到参考书目：“生产成本与利润理论的公开问题”，见《国民经济杂志》，第二卷，第4期，1931年3月。此外，可以增加：哈罗德的“关于供给的注释”，载于《经济学杂志》，第四十卷，1930年，以及“成本递减法则”，载于《经济学杂志》，第四十一卷，1931年；维纳的“成本曲线与供给曲线”，载于《国民经济杂志》，第三卷，第1期，1931年；施奈德的“生产成本曲线解说”，载于《社会科学文献》，第六十五卷，第2期，1931年，以及“垄断的生产成本问题”，载于《国民经济杂志》，第三卷，第2期，1932年。

[16]
然而，注意第82页注释①中的条件。

[17]
即标准离差将更接近于零。

[18]
可能看上去任何人由BQ降低其价格，都将会在较低的价格上获得整个市场所增加的需求，即图14中DD'所表示的数量的一百倍。单就这一事实来说，借助于和纯粹竞争有关的推理，将会使dd'曲线完全水平。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的。当所有的人都降低其价格时，需求增加，这由所谓的一般市场需求曲线来表示，所增加的需求中包含适当比例的对产品有偏好的需求，一个生产者所提供的较低价格，将只会吸引到这样一部分需求。实际上，差异化产品的一般市场需求曲线的概念容易遭到异议，即人们并不总是需要“一般”意义上的产品，而是需要产品的特殊种类。因此，任何购买者所购买的数量并不仅仅取决于价格，而是取决于提供给他的产品的种类。

[19]
参阅上文，第48页及其后。

[20]
在这一运动的任何特定阶段，dd'的位置都取决于所有销售者即刻得到的相同价格。在整个运动中，其弹性被描绘为大致不变，因为看上去无法通过推理来断定它如何受到较高或较低的一般价格的影响，并且有理由认为它所受到的影响非常小。

[21]
在零售业中，所谓的较多的“种类”，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商店位置相隔较小的距离，因此能给购买者带来更大的便利。我们必须经常注意的是，有必要从产品差别的不同方面来解释这一术语。

[22]
但是，如果这个所提议的“产品”的变动是任意假设的，并且加上OE这一固定价格，则厂商的进入或退出将使每个厂商的产量固定在OA'上。

[23]
我们马上将阐述它位于最低点AR之上的进一步结果。

[24]
宙克森博士（参阅上文第56页注释）以各种假设为基础，天才地详细阐述了两个销售者的一系列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些假设涉及争取（a）彼此的顾客，和（b）新顾客的可能性，以及（c）收益是否是永久的。

[25]
见前文，第97～98页。

[26]
“全成本”的原则是由霍尔和赫希作为对“现有学说”的批评而提出的（参见他们的“价格理论与商业行为”一文，《牛津经济学论文集》，第2期，1939年），“现有学说”明确地包括（第29～30页）本书的分析。人们显然没有注意到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原则，一直就是垄断竞争理论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进一步的讨论，见我的论文“‘全成本’与垄断竞争”，刊载于《经济学杂志》，第62期，1952年，第318页。

[27]
比较加尔尼斯对零售价格的解释，见他的《政治经济学》，第115～116页，他谈道：“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多余资本投资于纯粹的分配生意中。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从总计来看，这些多余的资本周转缓慢，它们较正常行使其功能时的周转更慢；同时，为了获得资本的平均利润，已着手从事零售业的人被迫为其商品索要的价格，将高于行业中资本总量较少时所必要的价格。”同时参阅维克塞尔的《政治经济学讲稿》，第一卷，第88页。

[28]
在《印刷者的油墨》1916年9月21日的第17页中，刊登了美国电子加热器公司销售经理W.A.贝克尔的一篇采访，他讲述了克利夫兰百货商店销售两种品牌的电熨斗的经历，这两种品牌的电熨斗，一种售价3.75美元，另一种售价5美元。商店对较便宜的那种熨斗予以保证和推荐，强调其低价格，且作了各种尝试以期使它的销售胜过5美元的那种。然而，后者的销售量却高出便宜产品销售量的百分之五十。引用贝克尔的结论，即“公众对降价的关心不及普通经销商的一半……不知道一件好的商品应该花多少钱的顾客，多于知道该花多少钱的顾客，并且，普通顾客几乎都会支付作为合理价格提供给他的任意价格”。

在《制度》1912年9月第227页题为“什么让人们购买?”的一篇文章中，C.D.墨菲将人们的购买动机分为五种，其中之一就是货币收益或货币储蓄。他推断说：“然而，过分强调这种货币动机可能会导致声誉和惠顾的损失，此时，潜在顾客希望得到的是效用——质量，而不是廉价。”

陶西格教授在其关于“价格维持”的评论中，有效地总结了这种情形（《美国经济评论副刊》，1916年，3月，美国经济学会第二十八届年会记录，第172～173页）：“如果（通过‘质量’宣传）而受到称赞的商品降价供给，如果以低于公告价格的价格，把它们大量胡乱地放在廉价商店的柜台上，如果它们被作为‘主导者’来诱惑买便宜货的人，那么，它们的声誉将会很危险……长期来看，较低的价格非但不能争取到购买者，反而很可能会赶跑他们。”

[29]
比较穆勒的观察：“零售价格，即实际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对竞争的影响似乎反应缓慢而且不完全；当竞争存在时，竞争通常仅在较多数量的经销商之间分配高价格带来的收益，而不是降低价格。因此，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被零售商的收益所吸收了……”参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篇，第4章，第3节。

[30]
J.M.克拉克前面引用的书第437～439页，而第464～467页同样推论认为，过剩能力是产业的普遍特征。然而，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谈论商业循环的现象的，例如，设备能力的创造以适应“最高”需求，因此，当需求低于最高需求时，生产能力就会成为多余。

[31]
见前文第84～86页。

[32]
见前文第86～87页。

[33]
见前文第79页以下。

[34]
见前文第86～87页。

[35]
不仅没有竞争者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并分享由某条曲线所代表的需求，而且（更重要些）没有竞争者有效地供给相似的产品，将曲线推回至它与成本曲线相切的位置。

[36]
它们也可能由于授予特权等而受到限制。

[37]
上文第18～20页。

[38]
只考虑不变成本的情形。递增成本和递减成本的结论与其相似。

[39]
通常说来，如果欲望因差异化的产品而得到满足的话，则需求曲线将位于更右方。

[40]
为了简短起见，我们省略了价格上升到这点以上的可能性（比较前文，第104页以下），但对它们的解释却是相类似的。同样地，在这一简单比较中，我们也忽视了条件的差异。

第6章　销售成本与生产成本的对比

在前面一章中我们描述了垄断竞争条件下，限制并决定单个销售者产品市场的三个因素：（1）价格；（2）产品的种类；（3）销售费用。当时，为了简化说明起见，我们通过如下假定暂时排除了最后一个因素，即假定购买者（a）欲望不变，和（b）对满足其欲望的可能方式有完全的知识。我们将注意力因此集中于价格与产品各自的调整上。从而，到现在为止，成本曲线所包含的费用，只是为了迎合需求而生产产品的费用，而不包括创造需求或增加需求的费用。现在，要使理论更完整，我们必须承认如下事实，即广告可以改变需求，并且，销售者的一项重要考虑就是，对用于这一目的的支出进行调整，使之最为有利可图。

销售成本被界定为，为了改变产品需求曲线的位置或形状而发生的成本。稍后，我们将尝试在这一成本与生产成本之间画一条细线。目前，我们只需要介绍一些例子，如各种广告、推销员的薪水与销售部门的支出、为了使经销商（零售与批发）努力推销某种特定产品而给予其的差额、橱窗陈列、新产品的示范等等，都是这种类型的成本。在欲望既定（即“保持不变”）以及购买者具有完全知识的假设下，这些都将是无效的。但是，如果取消这些假设，那么它们就成了影响销售量，因此影响价格与利润的强大力量。

1.销售成本如何影响需求?

让我们把广告作为这些支出的典型，研究其结果是如何发生的。解释过程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a）不完全知识；（b）通过广告或销售吸引来改变人们购买欲望的可能性。

不完全知识，特别是购买者方面的不完全知识，对广告问题很重要。[1]
它有不同的方面：购买者经常不知道或者只是朦胧地知道，除了他们惯常交易的销售者外，还有其他销售者的存在；除了他们惯常消费的产品外，还有其他产品的存在；他们对不同销售者所销售的同种产品的比较价格知之甚少；他们不懂得产品的质量，包括产品自身的质量，与其他产品相比较的质量，与所要的同类产品的价格相比较的质量。广告通过传播信息（或者错误信息），增强了销售者的市场推销能力，其基础是改变了购买者在满足其欲望的方式上的选择。自然，这与改变销售者产品需求曲线的形状或者位置，都具有相同意义。[2]

当考虑价格竞争的问题时，主要影响的是需求曲线的形状。当一个销售者的产品的相关知识为大量的可能的购买者所了解时，他将成功地以较低的价格按比例地增加其销售量。通过传播产品知识，广告使得产品需求更具有弹性——在较低价格上需求量增加，所增加的数量不仅是常规或少数临时购买者所购买的有限的可能数量，而且是由广告费用规模和广告应用技巧决定的较大购买量。不完全知识（关于价格的）使产品的需求曲线缺乏弹性，广告却抵消了这一结果，使曲线富有弹性。它为价格竞争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却增加了成本，必须通过价格弥补这一成本。

当产品本身的竞争发生时，主要影响的是曲线的位置。广告的效果是让广告产品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可以通过传播知识让人们知道产品的存在，通过描绘产品以及通过介绍产品提供给购买者的效用，来达到这一效果。的确，没有这种类型的销售费用，新产品和老产品的新品种实际上将完全没有市场。类似地，如果在销售上什么也不支出，即如果生产者只是坐等订单的到来，那么那些老的、为人们所接受的产品，其市场虽然也能增加，但却增加得很缓慢且有限。面对新的活跃的竞争者所使用的侵略性销售方法，他们会立刻败北，尽管其产品是优秀的。像价格竞争一样，质量竞争受到如下可能的激励，即通过广告告知大量潜在购买者产品质量的变化，告知他们所不了解的产品的现有特征。如果信息是真实的，那么消费者的欲望就会得到更有效的满足；如果信息是不真实的，那么消费者的欲望就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在任何一种情形下，现有的欲望的满足，都是借助于购买者可自行支配的不同信息才得到实现的；其结果是一个可以改变的需求曲线体系，但对弹性的影响则不可预知。

第二个次要影响的因素是，广告通过改变欲望本身来影响需求。这一点与改变满足现有欲望的途径两者之间的区别，尽管在实际应用中，由于两者经常混合而被模糊了，但是分析起来似乎是清晰的。只展示某种特定商标或制造商名称的广告，可能传递不了任何信息；然而，如果这一名称为购买者所熟悉，那么他们将会优先于未做广告的、不熟悉的品牌而去购买这种产品。类似地，一些销售方法，如利用购买者的情感，利用购买者不熟悉的心理，使其无从防备，恐吓购买者，或者奉承购买者，或者消除购买者的疑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与购买者的知识无关。这些销售方法不是在提供信息，而是在人为操纵，是通过重新整合购买者的动机，进而制造一种新的购买欲望的方案。[3]
作为结果，广告产品的需求增加，其他产品的需求却相应地减少。

销售成本经常不直接影响消费者，我们的叙述需要扩展，以包括由介于消费者和制造商之间的经销商系统所引发的复杂事件。零售商只干预最终消费者的需求，其销售成本是用以扩大他自己的产品交易市场。然而，制造商必须在消费者与经销商之间分配精力，通常是将大部分甚至全部精力分配给后者。对制造商来说，创造消费者的需求，并相信这种需求会通过介入的中间人自动传递到他这里，那么他将损失惨重。除非他或者批发企业与零售商有联系，劝说零售商进货，否则当消费者受到广告引导而去打听商品时，他们就又找不到货物了。那时，支出就是浪费，因为购买冲动要么被驱散了，要么被转移到了另一种产品上。

制造商与零售商和批发商之间的联系，不是由零售商和批发商引起的。的确，如果一个经销商发现其顾客重复需要某一种产品，并且很难把他库存的“同样好”的其他产品出售给他，那么他就会努力地想出他在哪里和如何得到这些产品。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让中间关系以这种方式照顾他们自己的制造商，将会发现只有一小部分需求会渗漏给他。显然，让零售商和经纪人容易地得到而不是困难地得到他的商品，是符合他的利益的。一定要挑选、告知并且劝说经销商，不仅要购储商品，而且要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努力推销商品。

对于所谓的“便利”商品来说，[4]
要求最大数量的零售场所，而经纪人的推销员为制造商履行着一项不可缺少的服务：他拥有区域的第一手信息，没有他们的话，许多经销商将会被错过。与这些经销商进行接触的成本，只不过是获得需求的成本，这些需求为经销商们所控制。

为了劝说经纪人、批发商和零售商购储商品，还必须支出进一步的成本。有关这些进一步的成本，有许多方式可以加以选择。经销商不可能储备每件商品，就像消费者为了从收入中得到最大的满足而设法去分配收入一样，所以，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经销商在占用资本和处置设备时，会设法区别对待。他们必须承担以有利的价格转售商品的风险。对消费者的广告活动或者是这种活动的承诺，是对零售商的有力说服；对零售商的积极的销售努力，有助于把经纪人争取过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须确信产品销售将获得成功，而这又要求对消费者使用必要的、熟练的推销技术。利润差额是一项重要的需考虑的事情，它必须至少与相似的产品的利润差额一样高，也许还要稍高一些。

也必须劝说经销商努力销售商品，因为直接的接触及其个人影响，零售商在引导消费者需求方面占据着有利地位，他们的优势远远胜于制造商通过广告所起的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控制着市场或区域的交易。对经纪人和批发商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特殊的诱因，那么只有当被坚决要求时，他们中的任何人才有可能销售某一特定品牌，选择将多余的需求转向能够获得较高利润差额的产品，或者他们认为较优的其他产品，这被认为是“代替”。只有当不加以指定或者当征求其意见时，他们才可能会偏好其他品牌的产品。在另一极端上，无论何时他们都有可能“代替”赞成所讨论的品牌。除了“代替”这个问题外，经销商可以为产品付出任意数量的销售努力，从对产品漠不关心的最小数量，到运用熟练而具有攻击性销售术的最大数量。制造商必须注意赢得经销商的好感，就像运用直接广告赢得消费者的好感一样。特别是，产品价格必须足够高，以充分的甚至是慷慨的酬金酬劳那些控制分配渠道的人。这些“差额”中的大部分，必须被视为获得需求的成本（销售成本），而不是满足需求的成本（生产成本）。通常，准许少量的较高的差额是一种最有效的广告。

对于一些种类的产品，通过准许经纪人或零售商“独家代理”，能够理想地获得对价格和推销政策的目标控制。这一实践在“特殊品”的领域广泛流行——汽车、轮胎、电唱机、男士服装与鞋子、珠宝、拖拉机与农业机械、钢琴、吸尘器、高级糖果等等。制造商准许一个城市中的一家经销商垄断经营其产品，或者准许一个城市中不同区域的几家经销商垄断经营其产品，这使经销商完全免于有可能降价的其他经销商的竞争，确保他在区域内所作的所有销售努力，仅有助于其自身利益，而不是被其他经销商所分享。价格由制造商确定，并包含给代理商的充足佣金，以酬劳其所作的销售努力。

获得所期望的侵占与控制的另一种方法是，由制造商自己经营其分配渠道。代销商或部门在每个区域都与零售商建立联系，大致行使经纪人的职能。当这种方法延伸至零售业中时，典型地只购储制造商产品的连锁商店，组成一个精细的组织，制造商通过有效地抢占优先地位并向竞争者关闭这样一个组织，能够确保其市场。这种营销上的综合策略也有从相反方向发展而来的，零售商向制造领域扩展其活动，经常表现为让制造商为其制造商品，并给商品贴牌，用以订购。所有这些类型的综合策略和手段，都为竞争者们获得分配渠道建立起了障碍，除非竞争者们相互结成一体。结果是分配机构的大量复制，较高的利润差额吸引更多人进入该领域，同时也造成更大的浪费，而较高的利润差额总是巧妙地被如下事实所隐蔽：每个销售者或销售商业单位的平均利润，由于人数的增加而缩减。归根结底，这些由消费者负担的成本，必须算作销售成本——改变其需求的成本，而不能算做生产成本——满足其需求的成本。

2.销售成本与生产成本的区别

现在，让我们更深刻地将这两种类型的成本加以区分：生产成本包括为了提供商品或服务，将其输送给购买者，以及使其到达购买者手里准备满足他的欲望，而必须支付的全部费用；销售成本包括为了获得产品的需求或市场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前一种成本创造效用，以便满足需求；后一种则创造和改变需求本身。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是：在制造和销售某一特定产品所花费的全部成本中，改变产品需求曲线的成本是销售成本，而不能改变需求曲线的成本是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与出厂价不同，销售成本与出厂价和最终零售价的差也不相同。商品离开工厂后所发生的很多成本属于生产成本——用于运输、装卸、储藏及配送的那些成本，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商品的效用，也就是使它更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欲望。[5]
同样地，制造商给批发商的出厂价中则包含了一些费用，用以弥补建立“关系”和获得销路的支出，正如别人将原材料和供给品卖给他们，而销售支出也包含在他们的产品价格中一样。两种类型的成本在整个价格制度中相互交织，没有一点（例如，制造过程的完成这一点）能够说是一种成本的结束和另一种成本的开始。

然而，从零售商或推销员追溯到模糊的起源，通过逐步考虑与生产和销售商品有关的每个人的费用，可以将消费者所承担的商品的全部成本分解成两部分。许多成本会立刻专门地归于一种或另一种。销售成本这一类型中有：多种形式的广告，推销员的薪水、销售部门和代销商的支出（实际上买卖商品的代销商除外），橱窗陈列，以及各种陈列和展示，等等；在另外一些情形中，费用将这两种类型都包括了，必须根据它们适合这一功能或另一功能的程度，对总费用进行划分。用于产品“分配”的大部分支出都属于这一类，并且大部分利润都是综合收益。就实业家关心工厂的有效管理来说，他们所要求的最小利润是一种生产成本；就他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建立“关系”来说，它们又是销售成本。

一两种类型的成本明显地增加了需求，但真正增加需求的是生产成本。运输是一个例子。因为如果商品不被运送到市场上，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出售。如果商品在工厂时需求为零，那么这项费用可以被看做是为获得需求而支出的。然而，如果我们假定消费者直接向制造商订货并自己支付运费，那么正如邮购企业中的情形一样，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工厂时需求并不为零——需求在某一价格上存在，该价格等于包括运费的价格减去运输成本。这一点通常是正确的，而无论购买者是直接支付运输费用，还是在商品价格内间接支付。在任何一种情形中，需求总是存在的，既存在于市场上，也存在于工厂中。如果成本不发生，那么需求就不可能被满足，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成本创造了需求。这一点同样可以很好地应用于投入到产品中的原材料和劳动上，同时也一般地应用于生产成本之中。

另一个容易使人困惑的情形是地点租金。百货商店所支付的租金，似乎是为了在商业区域内某一位置获得较大量的生意而支付的，因此，与出于同样目的而发生的广告费属于同一种类型的支出。然而，为了更精确地适应需求而发生的支出，例如，改进质量的支出，如果成功的话，那么，也将增加销售量。就支付某一区位费用而言，销售者只是通过提供更多的便利来更精确地适应需求。[6]
他们只是使其商品适合需求，绝不试图改变需求。另一方面，位于市郊的销售者通过广告招徕人们到他们那里去，因为他们那里“远离高租金区域”，这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他们的顾客。他们给予其顾客更少而不是更多的便利，并试图转移消费者在这方面的注意力。我们得出区别这两种成本的另一种方法是：使产品适应需求的成本是生产成本，而使需求适应产品的成本则是销售成本。

3.区别的意义

两种类型成本的区别和供给与需求的区别一样，是价值理论的基础，也的确必然起始于价值理论。销售成本增加了产品的需求，生产成本增加了供给。将两种成本混在一起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错误。然而，经济理论恰恰在犯这种错误，把企业的所有费用都当做是“生产成本”。或许，更准确地说，不是两种成本混在一起（因为它们从来就没有被区分过），而是销售成本完全被忽视了。需求通常被当做是已经存在的一些东西，所发生的成本是为了生产产品而适应需求。当然，人们的购买欲望可以改变，并且会引起需求曲线的变化，这是被公认的；但是，人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象过理论上涉及使需求曲线变化的费用，更不用说有什么答案了。[7]

这一结果的原因，部分地在于综合垄断理论与竞争理论的错误。在竞争理论中，销售成本很自然地被忽略了，因为它们与纯粹竞争的假设不一致；在垄断理论中，它们似乎也没有地位，因为对于拥有整个市场的垄断者来说，显然不存在对其进行侵犯的对象。这一结果的原因同时也在于经济理论尚未使其自身适应近些年发生的变化这一事实。通过创造需求来获利的极大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识到，开发这种可能性的技术方法也已经日趋完善，作为与生产同等重要的商业活动，其销售行为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的确，今天的典型商人有可能关心销售超过关心生产。这期间，理论经济学则仅仅继续将其视为一个生产者，享受着原本就存在且不需要任何花费的需求。纯粹竞争理论默认这一假定，即所有的成本都是为了增加商品的供给而引起的，同时，这些商品既不用费力也不用费钱就可以售出。正是由于忽略了销售成本，因此纯粹竞争理论极其明显地缺乏解释经济生活真相的能力。

为什么销售成本与纯粹竞争理论的假设不一致?在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中，纯粹竞争理论的两个必要条件——标准化产品和大量竞争者——有一定的作用。如果产品是标准化的，那么，就不存在将一个销售者的产品与另一个销售者的产品相区别的基础。因此，没有人能够通过广告从其竞争者那里抢夺来生意；相反，由于其产品无法与其他人的产品相区别，因此他将被迫根据其他人的产量增加或减少他自己的产量。此时，竞争者的数量多，而每个人又只是整个群体中的一个相对较小的一分子。对一个人来说非常大的广告支出，对整个需求却只有非常小的影响；他自己销售量的增加，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量。只要具备纯粹竞争的条件，那么，事实上，这一推理就能明显地得到支持。单个麦农或单个橘农并不做广告以增加其产品的消费。此时，如果要做广告的话，那么也是通过所有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来完成的，这种合作形成了垄断竞争的条件，即销售者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与其他商品的销售者竞争市场。[8]
解释这一情形的另一种方式是，在纯粹竞争条件下，任何一个销售者的市场无限大，所以其广告将毫无用途，因为即使没有广告，他也能销售掉他愿意售出的全部产品。[9]

超越适当的范围运用纯粹竞争理论，销售成本的处理就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了使理论能够自圆其说，应该回避销售成本的问题。然而，仍然存在两点异议：第一，它得出结论认为，价格趋向于接近生产成本，但没有把销售成本包括在价格内，显然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企业家要继续从事其经营的话，那就必须将销售成本也包括进去。第二，它得出结论认为，价格趋向于接近最有效生产规模下的成本，因为销售不存在任何困难，这就扫清了达到这一生产规模的所有障碍。这样一来，纯粹竞争理论的标准就比垄断竞争理论低了两个台阶：忽略销售成本，以及生产成本较低。

另一方面（如果一般地运用纯粹竞争理论），将销售成本连同生产成本一起包括在成本曲线之中，这虽然与实际相符，但理论本身却不能自圆其说了。赞同这样处理销售成本的人可能会认为：第一，所有成本会形成一个总成本，如果企业家继续从事其经营的话，那就必须弥补这一总成本；第二，尽管销售成本生产的是需求而不是产品，但是销售成本是通过将需求从其他人那里拿走来创造某个人的需求的，从而使得决定价格的重要力量——总需求——没有改变。如果根据纯粹竞争理论来思考，一个人将会很自然地被引导到第二个结论上来。但是，一个不容许广告存在的理论是不能用来描述广告效果的。事实是不能将广告的效果局限于消费相同的一般产品的大类之中的其他品种之上的。如下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即通过广告吸引消费者使用相同的一般产品大类中的其他品牌时，遇到的需要被打破的阻力较小。通常，对正在使用的品牌非常满意的消费者，是不会轻易被劝说放弃原有品牌而尝试新品牌的。将一辆雪佛兰汽车或福特汽车卖给从未拥有过汽车的人，比卖给拥有其他品牌的汽车的人，可能要容易些。此外，可以介绍产品的新用途，这通常将引起更大的消费量，并且通过熟练的介绍，所增加的消费量的大部分将归于做广告的品种。最好的策略取决于“潜在”市场的特征。的确，可以想象得到，广告者的市场完全是在损害其最近的竞争者的情况下得到增加的。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广告者市场的增加将只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部地损害了竞争者。销售者因其最近的竞争对手做广告而获益，也是一种常见的结果。这些论点弱化了第二个方面的观点的大部分说服力。

让我们回到第一方面的观点上。的确，如果一个生产者继续从事其经营的话，那么，在长期内，他的销售成本与生产成本都必须得到弥补。两者都必须包括在成本曲线之中。为了考虑销售费用，下一章中我们的理论就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在那里，就包括了两种成本。在纯粹竞争理论下，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标准来说明应当包括多少销售成本（即除了它应当为零这一明显的标准外，没有其他标准了）。任何一个单个生产者以及所有生产者，为了生产应支付多少，理论就这一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答案。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以及所有人，为销售应支付多少呢?销售成本外生于纯粹竞争理论，但纯粹竞争理论却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下一章我们将试图通过它们与垄断竞争的条件相联系来回答这些问题。

[1]
销售者对未来的不完全知识，例如，与利润的风险理论相联系的不完全知识，不属于我们所研究的范围。

[2]
就这点来说，我们只关心对广告者市场的直接影响。广告在一组销售者内部或者贯穿整个经济制度之中的效果，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谈及。

[3]
请看下面这一段：“购买者的大脑是棋盘，大脑的才能就是棋子。销售员移动或指导这些才能，就像他移动棋盘上的象棋子或跳棋子一样。为了了解你必须交战的战场，以及你必须抗击、说服、转移、推进或者吸引的精神因素，你必须懂得各种各样的大脑才能。”（W.W.阿特金森：《销售心理学》，第70页）“在对购买者的行为进行心理分析时，要明白我们的目的是将能够鼓动购买者的感觉、观念、情绪列入目录，并且发现其行为的根源……我们只是试图完整地描述和解释购买者的行为，并说明如何来利用它”（H.D.凯特森：《购买者的头脑》，第8页）。

[4]
M.T.柯普兰教授把货物有趣地分为“便利”品、“选购”品和“特殊”品，参见他的“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哈佛商业评论》，第二卷，1924年，第139页。

[5]
G.B.狄波利坚决主张区分销售成本和生产成本的重要性，但却在这一点上陷入了错误之中。“销售成本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可以大致由最初的成品批发价与最终到达消费者手里的零售价之间的差额而求得”（《供求定律》，第53页）。他接着解释，这一差额由制造商建立其“关系”的成本所构成。

[6]
就地点为有效广告提供特殊的机会而言，这一点应是有条件的：有效广告是指能被大部分人看到的橱窗陈列等形式。

[7]
狄波利区分了销售成本与生产成本（前面引用的书），并坚决主张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奈特教授谈到它们时，只推断认为它们与其他成本没有什么区别。“至于它们（欲望的改变）产生于资源的审慎支出，它们与所有其他经济运转一样……实际上，正如我们先前所观察到的，对于创造商品需求来说所必要的广告、吹嘘或者推销，与商品本身所固有的效用，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是不能加以区别的”（参见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第339页）。马歇尔在谈到大规模生产时评论说，在特殊品的情形中，“或多或少地依据环境，每个企业的销售量局限于特定的市场，这一特定市场是企业缓慢而昂贵地获得的；并且，尽管生产本身有可能经济性地增加得很快，但是销售量却不能”（参见他的《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第287页）。但是，对他来说，“生产成本”也包含了商人的全部费用。达文波特（《企业经济学》，第133页及其后。）将生产定义为只是获得，其观点具有竞争力，他的研究包括了广告以及能够带来收益的其他费用，这些费用都是生产性的。同时参阅伊利的《经济学大纲》，第五次修订版，第113页。在研究商业经济学的学者中，A.W.肖（《商业问题的方法》，第15章）通过向右移动需求曲线，画图说明广告增加了需求；但是，被移动的是一般产品种类的需求曲线，所以，他立刻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对做广告的商人的影响，不能在一般的图形中表示出来；同时，有差异的产品是在不同的价格上销售的。他没有试图涉及移动曲线的成本。

在本章及下一章完成之后，多萝西娅·布莱斯维特曾为此发表了一篇论文（“广告的经济影响”，载于《经济学杂志》，第三十八卷，1928年，第16页），区分了生产成本与销售成本，并将后者划分为“真正的”销售成本与广告成本，还讨论了后者对国民总所得和经济福利的影响。同时参阅哈罗德的“成本递减法则”，见《经济学杂志》，第四十一卷，第566页。

[8]
加利福尼亚果品交易所不包括所有果农，交易所为其成员的产品作标记，以增加其成员的收益，而不是一般地增加柑橘类水果种植者的收益。

[9]
参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第三版，第198页的注释：“在简单竞争条件下，这种广告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根据推测，在一定的市场价格条件下，市场所需要的与任何一个小的销售者所希望售出的数量是一致的。”

第7章　销售成本与价值理论

1.销售成本曲线

广告[1]
使产品的“需求增加”，即广告能使销售者在他决定的任何价格上，卖掉比没有广告时更多的产品。从图示上看，这意味着产品的需求曲线向上移动至右方。在每个价格上，更多的商品可以被出售；在每个数量上，边际需求价格（即市场正好售出这个数量时的价格）较高。[2]

结果大小取决于支出的数量，这样即刻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广告费用是否服从收益递增、收益不变或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费用的增加，销售量的增加较之广告支出的增加的比例是更大、同比例还是比例更小呢?显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包含着这样一假设，即在销售费用的整个变动过程中，价格保持不变。销售量既是价格也是广告的函数，只有保持价格不变，才能发现销售量随广告变动的特征。从图示上看，这意味着尽管在所有价格上，广告都增加了需求（整条曲线向右移动），但是，其效果只能通过选择一个价格从而衡量该价格上需求的增加而得以量化。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广告在所有价格上都不具有相同比例的效果（如果某项支出在需求曲线的所有点上都没有使需求量增加相同的一小部分，比如说十分之一），那么，就现在的这一问题来说，选择哪些价格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例如，某项费用在一个价格上引起了收益的增加，而在另一价格上又引起收益的减少。然而，不用使过程进一步复杂化，我们就可以考虑这一论点的道理所在。假定我们发现，在某一特定价格上增加广告费用暂时会引起收益的增加，其后收益就会无限递减，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假定，产品需求曲线上的任何其他价格，也会经历相同的过程，虽然收益的增加或减少的比率，以及收益递减发生的那一点，对不同价格来说，都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再重复一遍，任何既定价格上的收益行为，为了这个目的，选择什么价格看来就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最后，要记住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销售量的变动，而不是货币收入的变动，也不是利润的变动。

像生产成本一样，销售成本可最终分解为几个经济要素，如土地、劳动及资本的费用，这些经济要素按照不同的比例，可能明显地与销售目的相关，也可能与生产目的相关。例如，花钱在杂志上做广告时，较多的钱可能花在广告设计者或艺术家的专业服务方面，较少的钱花在杂志篇幅方面；反之亦然。橱窗陈列时，通过使橱窗变深，空间（土地）会发生改变；技术专家的薪水费用、原料费用以及设备费用，都可能大范围内发生改变。如果需要分发样品，样品可大可小，同时可以有各种分发效率，这取决于计划和完成分发活动的劳动的支出有多大。对于任何既定的总支出，通常都可以获得最有效的要素组合，决定这种组合的一般法则，对销售组织和对生产组织来说都是一样的。[3]
每一个（可分）的要素通常都是在该要素收益递减的阶段被使用的，即在单独增加该要素费用的条件下（其他保持不变），所引起销售量增加的比例，少于支出增加的比例。在这一阶段内，昂贵的要素比廉价的要素要节约更多；同时，如果要素的相对价格既定，那么将存在一种要素组合，它代表既定总支出的最有效使用。事实上，发现要素的这种组合，将是销售者们考虑的目标。

最有效的组合不是一种绝对的东西。首先，当产品及其潜在市场的特性规定了必要的广告的形式时，最有效的组合会发生改变，从而小零售商可能只局限于橱窗陈列，或者在商店内对商品作赏心悦目的排列布置，或者对进入商店的顾客尽力推销。大百货商店则使用不同类型的橱窗陈列，并且要求销售人员运用不同的销售方法。它也会大规模地利用新媒体，例如，报纸的缝隙以及特殊的廉价出售策略。此外，某些家庭用品需要展示，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挨家挨户地游说。它也有可能创造“全国性市场”的制成品，这通常需要杂志广告，以及一个负责分配代理处和销售人员的精细组织。所有这些以及其他途径的销售支出，其技术上的要求，大体上规定了所使用要素的种类和比例。

其次，最有效的要素组合随着总支出的大小而改变。这一点是正确的，部分原因在于所使用的广告媒介或媒体的特性，部分地依赖于所支出的数量，即依赖于潜在市场的规模。我们已经知道，小零售商店比大百货商店受到的限制更多。类似地，不可能取得全国性销路的小制造商，必须使用与他期望开发的地理区域或社会阶层相适应的销售方法和销售媒体。此外，这一点是正确的还因为，即使销售努力的一般类型相同，但它也会随着它所从事的规模不同而发生质量上的变化，因而报纸或杂志广告的数量越大，就要花越多的钱来雇用熟练的广告设计者。又如，商店小规模的陈列与大规模的陈列，其所使用的设备不同，因此经济要素的组合也就不同。总之，媒介或媒体组合的选择，以及所使用的经济要素的比例的选择，取决于产品及其市场的特性，同时也取决于总支出的大小。现在，我们要转向如下问题，即总费用的增加（与特定要素费用的增加不同）是否引起收益的递增或递减，以及总支出能达到什么程度。当我们转向这些方面的问题时，必须记住，某一既定费用通常被假定为得到了最有效的使用。

增加广告支出的最终结果是几种倾向的综合，对此，我们必须分开来考虑。首先，结果常常是经过不断的重复累积而来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增加支出会引起收益的递增。广告家们之间的一句平常话是：小的花费是浪费。我们可借助心理学的习惯法则来解释这句话。一个人花费其收入的现有倾向，不会被一次袭击毁掉。这种现有倾向经过不断重复而得到了增强，只有通过再三建议另一种选择，才有可能克服这种倾向。在这方面，广告家的技巧与催眠士的技巧是类似的。必须能够控制购买者的意识，一旦得到了这种控制，那么增加支出就将会引起收益的递增。

导致收益增加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支出的总量增加时，对支出的机构进行改进。大规模操作的经济节约，应用于销售机构与应用于生产机构是一样的：更多资源的使用意味着资源使用中更强的专业化。这一熟知的观念不需要详尽的解释，它应用于销售活动的所有阶段的所有人员身上——行政职员、广告设计者和艺术家、销售人员、一般劳动者。[4]
我们不仅可以对既定的一组要素作进一步的分工，而且还可以选择新的和更有效的要素。这种区别主要是观点上的区别。雇用一个广告专家，对小厂商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但对大厂商而言，可以看成是分工的延伸。因为在大企业中一个人专门从事的职能，在较小的企业中则是由所有者及许多其他人共同完成的。雇用广告专家也可以被看成是大厂商引进了一种新的不同的要素，因为大厂商中的广告专家与小厂商中的对应人员，在素养和水平上是有差别的。需要较大费用才能使用的有效要素之一，是比较有效的媒体。我们已经知道，厂商所使用的媒体部分地决定于支出的数量；最有效的媒体可能是那些在使用时要求大量费用的媒体。于是，随着支出的增加，可能会不断地变为更有效的媒体，所以，成本曲线具有收益递增的趋势。最有效的媒体选择可能包含有几种媒体的组合使用，例如，一种新食品的样品分发，可以与报纸广告和零售食品商促销协同使用。再如，通过使用几种媒体，可以实现或加强由于不断重复而引起的收益递增。

与这些力量相反，存在着其他力量引起收益递减的趋势，虽然在早期阶段，引起收益递减的力量可能并不突出，但是随着支出的增大，力量逐渐增强，并且迟早要支配结果。

首先，购买者不是同等地易受影响：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对商品有更大的潜在需求；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易受到广告和销售吸引的影响。唤醒对商品的渴望，在各处并不是同等的、轻而易举的，不同的购买者和不同的购买群体对“拒绝购买”的倾向，也相差很大。在这些情况下，最丰富的潜在市场——那些近在咫尺的和那些抵制最少的市场——将首先被开发，当经销商精力接连放在潜力较差的市场上时，每单位销售成本将上升。当然，这一点受已描述过的条件的支配，那就是最好的市场的开发（即最好的媒体的使用），可能决定于一笔相当大的总费用，达到这一总费用后，就可以实现收益递增；超过这一点，收益递减就不可避免。因为剩余的潜在市场比已经开发的市场提供的可能性更小。

其次，对任何既定市场或购买者群体进行更密集的开发时，会遇到收益递减的情况。让我们来看单一个体的情形。一个人只有通过相应减少对其他商品的消费，才可能被劝说消费大量的某种其他商品。[5]
在产品的消费中，如果产品本身提供的满足没有因生理或心理因素使其增加而受到限制，那么，当更多的销售努力倾注在他身上时，对其他日益重要欲望的牺牲，至少将增强其对销售努力的抵制。一般而言（再一次，也许是在收益递增的初始阶段之后），劝说他继续多消费一个单位将花费更多的费用。对个体来说，这是正确的；对通过加总被视为市场的个体群来说，这是正确的；对任意单一广告媒体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这只是一种手段，它影响某一特定的购买群体。

于是，两个原因产生了收益递减：第一，因为一般而言，最好的潜在市场首先被开发，因此，当继续开发潜力较差的市场时，额外的支出将引起较小的成效；第二，因为适用于任何一个市场（即适用于任何一组潜在购买者）的额外的销售努力，只能通过牺牲其他日益重要的欲望而获得成功。如果把这些力量和引起收益递增的力量放在一起，那么，很显然，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后者最终会让位给前者。由于不断重复和机构改进而产生的收益递增，迟早会结束；反之，随着销售费用的扩大，产生收益递减的抵制力量则不断增强。每单位产品的（平均）销售成本曲线，是这些力量的综合，它随着收益递增曲线的显著下降而达到最低点，然后再在收益递减作用下又上升。图20中的SS'曲线就表示了这一变动。图示只考虑了销售成本（忽略生产成本），它沿着水平轴衡量产品数量，沿着纵轴衡量成本。因此，AP是销售OA数量的平均成本（总成本为OAPC），BQ是销售OB数量的平均成本（总成本为OBQD）。曲线的位置以及它转而向上的那一点，取决于“产品”的种类、产品的价格以及限制产品市场的竞争性替代品。自然，任何产品的曲线只能在如下假设下被画出来，即所有其他因素都保持不变，而只有销售成本并且也只是这种产品的销售成本发生变化。显然，这些其他因素的情况不同，其曲线也就不同。随着产品本身的改进（或者以任何方式变得更适宜销售，如巧妙地选择产品名称），对销售的抵制将减少；销售成本的曲线将整体下降，其最低点可能略微向右移动；相反，随着产品质量变得更糟，曲线将上升，其最低点将位于较左一些，因为产品销售中的收益递减出现较早。通常，随着产品价格的降低，销售成本曲线将下降；反之，则相反。[6]
当替代品通过增加数量、提高质量、降低价格或者增加广告费用而越来越多地侵占某种产品的市场时，该产品的销售成本曲线将上升，并向后弯曲，这是因为收益递减出现较早的情况导致曲线的最低点向左移动。曲线形状不是一种既定的东西，据此可以求得经济力量的均衡，而是均衡问题本身的一部分。即使假设条件既定，从而曲线能被严格地界定，但在生产成本被考虑之前，销售费用将达到什么程度仍然没有结论。于是，下一步就是将销售成本曲线与生产成本曲线结合起来研究。

图20

这是一个简单的加总过程。在图21中，令PP'为每单位生产成本曲线，就像此前界定和使用的那样。现在来看生产每个特定数量产品的成本，令销售相同数量产品的成本相加，这样，生产成本与销售成本将由曲线CC'给出。单就销售成本来说，用PP'曲线与CC'曲线之间的距离来表示。这样，对数量OA而言，每单位生产成本为AM，每单位销售成本为MQ，每单位联合成本[7]
为AQ。全部单位的总生产成本为OAME，总销售成本为EMQF，两者总和为OAQF。显然，生产与销售的最低单位联合成本，通常并不与最低单位生产成本或最低单位的销售成本相一致。在图21中，最低联合成本为BR，对应着产量OB；最低生产成本为DH，对应着最有效的生产规模OD；每单位销售成本的最小值为GL。[8]

图21

现在，可以增加一条（联合）边际成本曲线MM'，见图22（第146页）。它表示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总成本的增加量，与曲线CC'有直接的关系。对任何已知的产品数量，曲线MM'以下的有界区域，其面积一定等于CC'以下的内接长方形。对产量OD来说，面积ODTM等于面积ODQS，因为显然每增加一单位的产量，其所增加的成本之和等于总成本，也等于平均成本与产量的乘积。因此，对产量OD来说，DT为生产与销售的边际联合成本，DQ为生产与销售的单位成本或平均成本。边际成本曲线必定与平均成本曲线在L点相交，该点是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因为在产量增加的过程中，只有当新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成本低于平均成本时，平均成本才有可能下降；只要新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成本高于平均成本，那么平均成本就会上升。生产的边际成本曲线与销售的边际成本曲线，分别也以相同的方式得出，并且与它们各自的平均成本曲线具有相同的关系。将两条边际成本曲线相加，将得到联合边际成本曲线MM'。图22中没有显示这两条边际成本曲线。

上面对销售成本曲线的界定与时段无关，也与短期结果和长期结果的区别无关，这是有意而为的。因为垄断力量与竞争力量的相互作用既出现在短期市场中，也出现在长期市场中。像生产成本曲线一样，销售成本曲线必须包括与时段有关的费用及后果，这是销售者决定其策略时所要考虑的；同时，销售成本也必须用这样一个时段来加以解释。准备实行大降价的销售者，将主要决定与降价销售有关的价格和广告策略。不过，决定当年广告预算的销售者，则会注意将其业务机构调整到长期状态，或者说“正常”状态。当然，这两个问题并不是毫无关系的。那些被大降价所吸引的购买者可能会成为永久顾客，从而增加未来的销售量；另一方面，因为劝说那些打算购买的消费者在降价期间集中购买，未来的销售量就有可能减少，这就是所谓的长期市场的“损毁”。此外，在一些类型的交易中，长期市场可能大部分是由一系列短期的大降价而构成的。诸如此类的考虑会让复杂的问题更加迷惑，详细对这些问题予以说明，将超出我们的介绍范围，我们只是试图说明经济制度中垄断因素的一般作用。尽管这里所显示的很多方法都可以应用于这些问题，但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主要应注意的是长期问题，或者说是“正常”的问题。当曲线表示每单位时间比如说每年的支出比例时，曲线能够得到最好的解释，例如，曲线CC'上的BR（图21）表示每年（在既定价格上）生产和销售OB数量的单位成本。

2.个别均衡

遵循第5章的方法，我们先考虑个别均衡的问题，然后再考虑集团均衡。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在所有竞争者的价格、产品及销售策略既定且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单个生产者的最有利的调整。我们暂时忽略互为替代品的产品市场之间的实际相互依赖，比如，一个销售者通过降低价格或增加广告费用，从其对手那里抢夺顾客，这会改变他的产品的需求曲线，从而引起一般性的调整。其次，涉及互为密切替代品的产品集团内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将考虑当某一集团内的利润普遍较高或较低时，资源在集团之间的流入和流出情况。

假定替代品的品种和价格既定，并且销售费用不变，[9]
那么让我们首先来看单个生产者的情况。他力求实现利润最大化，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调整其产品、价格和销售费用。在一般情形中，他可以任意调整这三个因素，也可以同时调整它们。然而，通常的情况是，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因素可能受到外部的环境、习惯以及他自己先前决策的影响而已经被确定，他只需要把剩下的因素调整到最好就行了。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些“局部”问题可能比较有效。研究程序是依次研究三个变量中的每个变量的调整，而其中的每一个变量的调整，在每种情形下，都令其他两个变量保持不变；我们再令两个或所有的变量同时变动。每个结论都有其内在的重要性，表现在能直接适用于与其假设相符的经济环境之中。除此之外，每个结论在通过分离一部分问题，进而帮助理解总的问题方面也有其价值。

让我们首先将产品和价格作为既定。假定产品本身不发生任何变化，其销售环境也不改变；价格由先前的决策或习惯来决定，或由制造商所施加，或已由销售者所默许。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些条件下，广告支出将进行到何种程度?在图22中，我们令生产成本曲线为PP'，在既定价格上，生产与销售的联合（平均）成本曲线为CC'（暂时忽略MM'）。既定价格可能高于、低于或等于联合成本的最小值AL。我们先看既定价格较高的情形，比如说价格为OF，并作FZ平行于基线，[10]
那么，对于联合成本曲线位于这条水平线下方的任意产量来说，每单位产量的利润就是这两条线之间的距离，企业家试图实现最大化的总利润就是这个差额与产量的乘积。我们可以看出，利润最大的产量是OB，因为在这一产量上，总利润面积为ENRF，大于CC'与水平线FZ之间（按已说明的方法）所能画出的任何其他长方形的面积。此时，总销售成本为HGNE，总生产成本为OBGH。企业家并不是直接就“选择”了这一产量，而是经过调整其销售支出才达到的。根据其产品的市场条件，他确定广告支出量为HGNE，因为比这一数目大或小的任意支出都将会使他的利润减少。[11]

图22

如果我们假定CC'据以画出的价格，恰好等于生产与销售的联合成本的最小值AL，则所发生的销售支出，正好足以将产量OA卖掉。在这一价格和产量下，超额利润将消失，但仍然存在保证生产所必需的最小利润量，它通常包括在成本曲线中。如果价格低于AL，那么将会发生亏损，生产也不能正常进行（当然，假定价格或“产品”的改变不可能发生，而这种改变将形成新的曲线，从而消除亏损）。

其次，我们假定产品和销售费用既定，把注意力转向价格的调整。产品既定的假设仍和刚才考虑的情形一样，但是价格既定的假设却被放弃了，该假设使得单独考虑销售费用的变化成为可能。为了依次单独研究价格的调整，现在销售费用保持不变。经济环境中经常会遇到销售费用不发生变化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假设完全与实际相符合。销售支出可能由先前的决策如年度预算来决定，可能由个别企业家的习惯或惰性来决定，也有可能由一般所接受的贸易惯例来决定。在一些商业和工业中，维持“关系”的支出和广告支出相当固定，例如，某一数量的年费用以及某些增大费用的方法，都被视为是“标准的”，其所支出的数量也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它是经过长期经验得来的，被认为是最有利的，或是产品营销通常所要求的。在这种类型的情形中，可以直接应用于理论；然而，即使在销售支出实际上不固定的情形中，如果假定它们固定，仍然可以达到将复杂的整体分为几部分进而进行分别研究的目的。

既然销售支出是固定的，那么，每单位产品销售成本曲线的弹性也将是相同的。它表明这一固定的总支出在所有可能的产量之间的分配。我们可以立刻看出，当这条曲线被加到生产成本曲线之上时，其所得到的联合成本曲线与生产成本曲线的一般形状相同：降到一个最低点后再次上升。但是，联合成本曲线的最低点比生产成本曲线的最低点更靠右一些。这一点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稍后我们将加以说明。

当产品与销售费用固定时，企业家的注意力将集中于选择最有利的价格。可以画出其产品的需求曲线DD'（图23），表示各种价格上的需求量。正如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条曲线的位置和斜率主要取决于一般领域中的垄断因素的力量，即竞争者的数量，以及他们所提供的替代品的完全程度；曲线也取决于“产品”的种类以及销售费用的数量。既然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既定的，那么就可以决定这条曲线。FF'为生产与销售的联合成本曲线，[12]
能带来最大利润的价格，比如说为AQ，销售量则为OA，总利润为HGQE，总联合成本为OAGH。它与我们熟悉的简单垄断价值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同之处只在于，成本曲线FF'所包括的销售成本是一个既定的量，而销售成本在决定需求曲线的位置时，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图23

根据所假定的既定因素，自然会有各种需求曲线。它可能位于图23中需求曲线的较右方或较左方；最优价格相应地较高或较低，利润面积较大或较小。如果它与成本曲线FF'相切，则由切点所作的垂线即表示价格，此时，除了包含在成本曲线中的最小利润外，再没有更多的利润。但是，生产仍将继续，因为必要的成本还是可以弥补的。如果需求曲线还更向左方，则必要的成本将得不到弥补，生产也将不会正常继续。

第三个可能的变量是“产品”，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将销售费用和价格视为既定。现在，我们假定企业家已经决定了其价格和销售策略，或者是认为他将索要现行的价格，并且为广告花费了“标准的”开支。这样的假设可能与特定情形中的事实相符，或者可以再次被视为全面地解释整个问题的一个逻辑步骤。在忽略销售成本的简单情形中，我们已经描述和分析过了“产品”的变化。[13]
引入固定的销售支出既然并没有改变成本曲线的一般形状，那么也就不会改变前面所作的分析的本质，因此，没有必要详细地重复叙述。先前情形中的成本曲线（图11），仅仅包括了生产成本，现在则必须作为联合成本曲线来加以解释，它不仅包括生产成本，而且还包括固定的销售费用（正如刚才价格变化中的情形一样）。这条曲线通常在每种“产品”下会有所不同，并且对每种产品来说，其需求量将由当时情形中的固定因素来决定（产品、价格、该产品及所有竞争产品的销售费用）。在所有可能的“产品”中，企业家将选择能带来最大利润的产品。

就像在先前的例子中那样，被选中的产品其生产成本不一定是最低的。在这里，被选中的产品其联合成本也不一定是最低的，同时，其需求也不一定是最大的。这再一次表明，产量既然与最有效的生产规模无关，那么，也与最有效的生产和销售规模无关。

随着问题中的固定因素假设的不同，成本曲线、价格线以及需求量也将相应地发生改变。更好地、更便宜地或者更密集地做广告的替代品，将通过如下方式限制获利的可能性，即降低价格线，减少需求量，或者因选择了更好质量的产品而提高了成本曲线，也有可能同时通过这三种方式来限制利润。显然，为了使生产能够继续进行，涉及这些因素的竞争条件一定不能造成无产品可供选择的情况，要让包括最小利润在内的必要成本都能得到补偿。然而，不要忘记，尽管就价格和销售费用的某一特定假设来说，这样的一种产品选择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对另一特定假设来说，它又可能是可行的。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每种变量——产品、价格及销售费用——的单独分析。我们多次声称，这些简单情形中的每一种，都可能直接加以应用，但是我们还必须把它视为解释两种或所有三种因素同时任意变动情形中的第一步。解释两种或所有三种因素同时任意变动的情形，仅仅是将部分进行加总的事情。例如，假定产品与价格两者都可以随意变动，而只有销售费用保持不变，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得到一条表示各种价格上需求量的需求曲线，而不是一个固定的需求量，如前文图11中产品A的需求量OG。对每种“产品”来说，都将存在一个使总利润最大的价格，企业家将选择能提供最大总利润的产品与价格组合。

我们再假定产品既定，而价格与销售费用却随意变动。对每种可能的价格，类似图22的构成均显示出了该价格下的最有利的销售费用，这种组合中的一种将是最好的，它既显示出了最佳价格，也显示出了最佳销售费用。通过颠倒两个变量的顺序，可以达到相同的结果。类似图23的一系列构成，则显示出了每种可能的销售费用之下的最有利的价格，其中的之一将是最好的，它也表示最佳的销售费用和最佳的价格。[14]

最后，当我们假定产品、价格及销售支出三者都同时变动时，我们将同样的方法加以扩展，就可以得到答案。上一个例子得出了既定“产品”下最有利的价格和销售费用，现在我们让这一例子的求解过程，随着所有可能的“产品”变动而不断重复，以选择能带来最大利润的组合；或者让求解最佳产品和价格组合的过程，随着所有可能的销售费用变动而不断重复。各部分是按什么顺序来排列无关紧要，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却阐明了一个很普遍的命题，即（竞争性替代品的所有情况既定）企业家将选择使其总利润最大的产品、价格和销售费用的组合。

图24

除了把“产品”作为变量外，用图形来总结这种最佳调整的特性是可行的，如图24所示。我们已经知道，[15]
除了必要的最小利润外，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超额利润，图示中所选的例子是没有超额利润的情形。必须将图示中的“产品”视为对整个结果的最有利的产品。PP'为生产成本曲线，CC'为假设价格OM不变时的生产与销售的联合成本曲线。产量为OA，因为这个数量是由CC'与价格线MD的切点所决定的。FF'为假设销售成本不变时的生产与销售的联合成本曲线，dd'为需求曲线，它表示当销售成本保持在确定FF'的水平上时，需求随价格变动的情况。这两条曲线同样彼此相切于Q点。仔细研究图示可以看出，销售支出或价格的任何变动，都会引起亏损：价格保持不变，增加或减少销售支出，会引起亏损，因为CC' 在Q点的任何一侧，都位于MD上方；而销售支出则保持不变，提高或降低价格，也会引起亏损，因为FF'在Q点的任何一侧，都位于dd'上方。因为这些曲线是根据最好的“产品”画出的，所以这方面没有什么变动的可能。可以构建一个类似的图形，用以说明如下情形，即除了包括在成本曲线中的最小利润外，还有超额利润；在这种情形中，最佳结果的变动所引起的是利润的减少，而不是亏损。

3.集团均衡

现在让我们转向集团问题。在第5章中，我们已经描述过生产者条件的差异，[16]
在这里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每单个产品都拥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在大小和质量方面相互之间也有较大的不同，其结果是在集团内部具有多种生产成本曲线；同样的因素，再加上各种市场上购买者收入和品位的差异及其偏好的不断变化，使得需求曲线也是多种多样的。现在，我们还可以加上销售成本曲线。既定的销售支出，借助既定的技术来设计和执行，其结果可能会因所针对的产品不同而有所不同，原因既在于产品不同，也在于所开发的潜在市场不同。无论销售量怎样增加，都可能是不均匀地从集团其他成员的市场或从集团外部的市场被吸引过来的。

第5章同样展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一种方法。我们首先忽略这些困难，作一个硬性假设，即集团中所有产品的需求曲线、生产成本曲线及销售成本曲线都是一致的，稍后再考虑它们的实际差异。同时，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这一假设的硬性。市场在构成上经常相当一致，消费者的偏好分配得也相当均匀，产品之间在成本上也没有显著的区别，并且销售方法稳定而平淡。如果这些都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的假设就十分现实，就能够得出具有直接适用性的结论。

有关集团中所包括的销售者数量及其市场交叠方式的问题也很重要。如果人数少，则其复杂性与第3章中所描述的相类似。每个销售者都可能会想到，既然对手数量少，那么他做广告会侵占对手的市场，因此，对手将被迫由于他的行为而开始保护自己，并且效仿他。因为这对他不利，所以他可能从一开始就不采用这种只能暂时获利的策略。我们暂且将这个难题放在一边，假定在任何一个单个的情形中，某个销售者通过广告侵占了其他人的市场，不过，这种侵占扩散的方式是微不足道的，因而没有一个对手会由于他的行为而被引导着去做原本不可能做的事，这样，“间接影响”的复杂性就被解决了。我们将看到，由于马上要说明的原因，只要涉及广告，就可以保持这一假设条件，哪怕集团中的销售者数量相当少，其情形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把竞争的垄断者集合在一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可以调整其价格、“产品”、销售费用或者这三者的任何组合。就像个别均衡中的问题一样，我们依次来考虑这三个变量。首先，令所有销售者的价格与产品既定，市场竞争只借助于广告来完成。与先前所述的情形一样，可以先假设背离均衡的条件，再来描述修正过程，同时再揭示均衡调整的特性。因此，我们假定，销售者的数量和市场的分配都是在第5章的条件下得出的，现在介绍通过广告增加销售量的可能性。在较为简单的条件下发生的调整是如何改变的呢?

一边是集团内部的成员，另一边是集团以外的成员，在明白广告对前者的影响之前，我们必须先来描述广告效果在两者之间的分布。忽视这一问题，就会认为广告效果只局限于集团内部的倾向很强。因为按照纯粹竞争的理论来解释，就会得出这个结论。假定根据汽车的需求曲线，当价格为1000时，将有100000辆汽车在市场上售出，似乎可以直接理解为集团中一个生产者的销售，其他人就不销售。然而，这一论点没有注意到两件事：第一，对于任何一种汽车来说，其他汽车都是不完全替代品；第二，除了汽车以外，还有很多其他替代品。任何一个生产者市场的扩大，不仅来自于产品最密切替代品的市场，而且还来自于所有替代品的市场（即来自于所有其他产品的市场）。就程度而言，广告引导人们购买汽车，而不是住房或火车票，由于广告的缘故，当价格为1000时，总销售量将会超过100000辆汽车。就像任何单个生产者的销售量不仅取决于其价格，而且取决于其销售费用一样，任何一组生产者的销售总量，也部分地取决于他们的总广告费用。集团内部这些总广告费用没有被完全抵消掉。

我们可以有效地比较一下一个销售者做广告的效果和他降低价格的效果。在后一种情形中，他所增加的市场可能主要是通过抢夺竞争者的生意而得来的。但是，他也必须吸引那些被诱导着第一次购买，或者仅仅因为低价而多购买的消费者，否则，需求曲线将总是一条垂直线。类似地，当他做广告时，他可能是部分地在损害直接竞争者的情况下而获利的，但是，他也必须吸引“新”增加的需求。当全部或大多数销售者都做广告时，一般的产品种类销售量当然会增加更多，这与全部销售者都降低其价格从而引起销售量的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当的可比性。

广告效果的分布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告的特性。例如，如果汽车制造商特定地对“在市场上”的消费者做广告，试图劝说他们购买他的产品，以代替竞争者的产品，那么，广告的大部分效果都会这样被浪费掉。然而，纵然在这种极端的情形中，他也仍然能够对产生“新的”需求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全部或大多数制造商采用这种单一的竞争方式，那么尽管他们的努力可能大部分会被抵消掉，但是也会唤起购买者对一般产品种类的注意，并增加其销售量。另一方面，除了这些，广告越来越多地为其他目的而设计；销售的压力使得制造商最终要开发“新的”市场，而不是加强争夺老市场的斗争。原因在于人们通常意识不到从一种新的支出方面中所能得到的满足，并且一旦知晓这种满足后，就会随时转向这种支出方向；相反，如果他们已经熟悉了某一般类型的产品，则不会轻易地从一种品牌或品种换到另一种上。当这样设计广告以吸引新的资源时，所取得的效果将会更大——一般的产品种类因为广告而增加的需求，一定是相当大的。

现在我们转向集团内部一个成员做广告在集团内部产生的影响。显然，广告者将会掠夺其直接竞争者的一些生意，集团的销售总量也会因他而重新得到调整。但是，从外部而来的“新的”销售量将怎样加到这一销售总量上去呢?一般地，广告者不可能将新的需求全部引导到他那里去，他按照他的方向吸引需求，不过，一部分需求在途中会落入竞争者手中。当汽车制造商描述从驾车中获得的满足，并建议人们购买他的车，以实现这些满足时，大部分受影响的人可能先去看他的产品，不过，几乎没有人会不去看别的汽车就立刻购买他的车，或许许多人最终还是购买了别的汽车。因此，对手的产品同他的产品一样被做了广告。实际上，生产者因“新的”资源而产生的市场扩张涉及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劝导顾客选择新的支出模式；第二个阶段，劝导顾客明确地选择他自己的产品种类。每个阶段完成得是否费力，主要取决于广告使其竞争者受益的程度。但是，通常的趋势是既为竞争者的产品创造了需求，同时也为他自己的产品创造了需求。

因此，广告者既增加了同时也削减了其直接竞争者的市场。很难概括出一个最终结果。似乎是当集团内部的差异非常轻微时，他会比较容易地将顾客从对手那里争取过来，因为他们喜欢一种产品胜过另一种产品的基础不是很牢固。然而，基于同样的原因，“新的”需求即使由单个广告者创造出来，也会广泛地被集团中的其他人所分享。然而，要是产品没有明显的差异化，那么这种“新的”需求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吗?回答是不确定的。有可能是单就同质化产品这一事实，将导致每个竞争者更自然地把销售努力对准其直接对手的市场，因此造成不利于竞争对手的最终结果。如果竞争者的数量多，这一点尤其正确，因为此时，每个人的潜在市场（即其他人的实际市场）相对于他自己的市场来说都更大。但是，另一方面，对手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思考；集团内斗争的这种绝对激烈化，可能会将注意力转向销售努力用于别处后所取得的更稳定而持久的结果。面包是一种没有很大差异化的产品，但竞争的面包公司会向公众宣传“多吃面包”的好处。很明显，就单个销售者做广告在集团内部的影响而言，如果以差异化程度为基础，则得不出一般性的结论。当产品有很大差别时，不会指望一个人销售量的增加是因为另一个人做广告而带来的。然而，据报道，当扫毯器的市场初次被开发时，由于引起了人们对室内清洁的普遍兴趣，进而其广告甚至具有增加像扫帚和地板拖把这类替代品的销售量的效果。[17]
毕竟，一个销售者的广告是引起其直接竞争者获益还是受损的结果，一定是取决于每个个别情形的特性。

现在如果我们假定，在集合起来的销售者之间广告是普遍的，那么，每个人抵抗对手侵占市场的能力将得到增强。每个人通过他自己的广告，会留住不做广告时失去的顾客；他会失去一些顾客给竞争者，他也会从竞争者那里赢得一些顾客。回想一下我们对整个集团内的相似条件的假设，结论必定是通过集团对集团外市场的侵占，集团内所有生产者的销售量将得到增加，并且这种销售量的增加，远多于只有一个或几个生产者做广告时的销售量的增加。现在，如果其他集团的销售者也做广告，那么，情况将会怎样呢?在随后的分析中，我们将不会超越单一集团内部调整的情况。显然，用于集团内个人之间的类似方法，可以扩展到相互依赖的集团之间，甚至扩展到用于解决整个经济制度之中的各种问题。

图25

在图25中，我们令PP'为每个单个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曲线，OM为其价格，OA为其业务量。因此，所有人的业务总量将是OA乘以销售者的数量。我们将会看到，利润已经被减少到了为吸引和维持资本和业务能力所必要的最小量（包括在成本曲线PP'中）。CC'是任何一个生产者在价格OM=AR上的生产与销售的联合成本曲线。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总是遵循如下一般假设而得出结论，即除了做广告的单个生产者之外，其他所有人的销售费用都保持不变；而在现在的这个具体例子中，它保持为零不变——其他生产者根本不做广告。[18]
我们从图示中明显地可以看到，支出FHDE的总销售费用是值得的，这使其销售量由OA增加到了OB，而使其单位生产成本由AR减少到了BH，并得到了超额利润EDQM。我们已经描述过单个生产者这一策略对其竞争者市场的各种可能的影响——它们可能减少，也可能不变，还有可能增加。如果通过一般产品种类消费的增加，使得对市场的侵占直接超过了市场所得，那么，竞争者的市场将减少。如果两种力量大致相互抵消，那么，竞争者的市场将不受影响。如果一般产品种类消费的增加超过了广告产品消费的增加，则竞争者的市场将增加。如果竞争者的市场减少了，则每个人所面对的做广告动机，就像我们关注的这个人所面对的一样，会因不做广告就有损失而得以提升。如果竞争者的市场增加了，则做广告的动机，就会因不做广告就有收益而得以削弱。但是，对任何一个销售者来说，通过他自己的广告支出，他总是能增加这种收益的。因此，做广告的动机通常呈现在每个人面前；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让我们进一步去探究当广告变得普遍后的结果。

在一个销售者单独做广告的假设下，CC'曲线决定了只有这个销售者有可能获得利润EDQM。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集团中的每个销售者都要进行这样的支出的原因。然而，就每个人通过减少集团中的其他人的市场而增加他自己的市场来说，这只是一种没有净改变的变化：当所有的人都做广告时，每个厂商的销售量都保持在OA上不变。让我们先来探究极端情形和限制性情形中的结果。在这一情形中，集团内部所有的销售努力都按照这样被相互抵消。

图26

让我们将每个生产者的销售费用设定为某一金额，并注意其结果。每个人的总支出为图26中的MREK，图中的PP'从图25中复制过来，为了将任意产量上的总销售费用加到PP'上，图中构建了FF'。这样一来，NDQM=MREQ=在PP'与FF'之间类似地画出的任何其他矩形。[19]
必须仔细注意FF'（图26）与CC'（图25）的区别。后者通过它与基线的距离来表示，它表示在其他厂商的销售费用保持不变的假设下（像最初所画的一样，既然到那时为止其他厂商还没有一个人做广告，那么，销售费用就会保持为零不变），一个厂商生产与销售不同产量的成本；前者通过它与基线的距离表示，它表示在集团内所有生产者都支出了一个既定总量销售费用的假设下，生产与销售不同产量产品的联合成本。面积MREK不仅表示每个销售者的总广告费用，而且还表示在该领域中销售者的数量不减少的情况下，每个销售者亏损的准确数量，其中，总成本为OAEK，总收益为OARM。我们暂时假定他们的数量不减少，通过做更多的广告，单个销售者仍然有可能避免这些亏损。

在其他生产者的销售成本保持不变的假设下，曲线CC'为任何一个生产者生产与销售的联合成本，现在在新的假设，即在所有其他生产者支出了由曲线FF'表示的总销售费用（MREK）的前提下，我们再次画出曲线CC'；它将经过E点，因为现在为了销售数量OA，MREK的支出量是必要的。在E点左侧，它必定位于FF'下方，而在E点右侧，它则位于FF'上方，因为比对手少的支出量就足以销售小于OA的产量；而为了销售大于OA的产量，就需要多于对手的支出量。曲线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下降到水平的价格线MZ以下。如果它没有下降到MZ以下，那么尽管通过做更多的广告可以减少亏损，但是亏损并不能转化为利润；如果它下降到MZ以下，如图26所示，则通过花费JLGH的销售支出，可以实现利润HGTM。产量将变为OS，单位产量的生产成本为SL，单位产量的销售成本为LG，单位产量的利润为GT。不过，当其他人也同样做时，唯一的结果是FF'曲线以及CC'曲线都进一步向右上方移动。当个别生产者沿着CC'向右移动而不能再获得更好的位置时，将停止多做广告。[20]
但是，结果并不稳定。实际上，上面的情形应被视为对论点主线的偏离。我们所指的生产者正经历由MREK（图26）代表的亏损，但是，实际上的亏损更大，因为FF'现在位于更上方更右方。对这些亏损，除了通过一些销售者退出，将他们的市场让给剩下的人以外，没有别的避免办法。[21]
我们假定销售费用暂时保持在由FF'表示的水平上，考察当销售者因遭受亏损而退出后的结果，亏损用MREK来表示。当调整发生时，剩余生产者的市场会扩大，生产与销售的联合成本会沿着曲线FF'下降。很快，成本将再次等于价格。当足够多的生产者退出该领域，从而使剩余生产者的产量增加到OB时，亏损将被消除。但是，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均衡只是暂时的。我们可以像图27中那样画出CC'曲线，曲线这次经过Q点，因为销售者的数量已经减少了。它表示任何一个生产者通过新的销售支出可得的利润。然而，当这些支出变得普遍后，就像以前一样，预期的利润将变成亏损，因为FF'仍然进一步向右移动。通过厂商的离去，亏损才能再次被消除，调整的循环就这样不断重复。随着竞争过程中销售支出的增加和厂商的减少，FF'曲线与CC'曲线都共同向右移动，总是在价格线MZ上相交。当CC'变得与MZ相切，并且这种相切必然发生在CC'与FF'的交点上时，运动将会停止，均衡得以实现。结果如图28所示。在图中，在产量OA上，成本等于价格，因此，不存在资源流入或流出该领域的趋势。平衡不会被更多的广告所扰乱，因为任何人在该点上增加更多的费用，都将会提高（平均）成本，进而产生相应的亏损，而无论其他人是否跟随。

图27

图28

从有关力量的特性来看，显然迟早会达到这一点。随着所有生产者销售支出的增加，争夺市场的激烈化使得每个人越来越难以扩大其市场。由于这一原因，随着Q点的向右移动，在超过Q点后，每单位产量的销售费用（由CC'与PP'之间的距离来表示）持续增大。另一方面，生产的单位成本（由PP'表示）随着产量的扩大（即随着Q点向右移动）而下降减缓，最终甚至开始增加。这两方面力量的作用，会在超过Q点后增加生产与销售的联合成本，换句话说，随着Q点的向右移动，会使CC'随着Q点旋转，直至达到与MZ相切的位置。还有另外的更根本的力量导致这一相同的结果。显然，因为生产成本曲线PP'下降到最低点，然后再次上升，因此位于它上面的FF'必定也如此变化。随着集团中所有生产者的销售费用的增加，FF'离开PP'而移动，最终必然与价格线MZ相切。当FF'这样移动时，它随着Q点旋转，[22]
它与MZ的交点也在移动，直至达到与MZ相切的位置。但是，CC'也随着Q旋转，并且，在Q点右侧必然位于FF'上方。如果FF'与MZ最后必然相切的话，那么，CC'与MZ也必然相切。更进一步地讲，好像CC'是被FF'的运动推到这个位置上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所阐明的那样，均衡是由CC'与MZ的切点所决定的，所以曲线的移动不可能超过那一点，也即实际上FF'与MZ相切是不可能达到的）。

顺便注意一下，生产规模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规模OB（图28），这是很重要的。OB是纯粹竞争条件下确立的生产规模。但是，这里的生产规模仍然具有明确的界限，它被看成是与曲线CC'的最小值一样，并且正如已经显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位于FF'最小值的左侧。根据FF'的特性，[23]
其最小值必定总是位于B点，即PP'最小值的右侧。因此，CC'的最小值位于FF'最小值左侧的要求，并不能排除它位于B点右侧的可能性，而不是像图28中的那样，位于B点左侧。结果取决于曲线的斜率，尤其是CC'与FF'在Q点上角度的大小。

趋向均衡的调整我们已经加以阐明，迄今为止它是通过减少销售者的数量，从而增加每个剩余销售者的销售量来实现均衡的。这种均衡调整必须借助如下假设才能得以实现，即一般产品种类的总销售量不受销售费用的影响，销售费用的净效应，简单地在所考虑的领域内相互抵消。在更现实的假设下，即一般产品种类的总销售量因广告而增加，我们对这样的结论进行修正并不困难。让我们回到图26中，图中因为销售费用的普遍增加而导致的最初亏损用MREK来表示。我们还记得，由于厂商的退出，使得剩余厂商的市场由OA增加到了OB后，这些亏损减少了。现在我们假定同样的支出增加了集团的总销售量，所以，对每个生产者来说，其销售量略微大于OA；如果它大于OA而小于OB，那么，为了使成本适应价格，较少的销售者只好离开该领域；如果它们等于OB，那么，销售者的数量根本不需要改变，因为在这一产量上，销售成本将得以弥补；如果它们大于OB，则将会有超额利润，新的生产者将被吸引进来，直到每个人的市场将再次减少为止。同样地，当销售费用进一步增大时，成本仍将等于销售价格，最后调整中的个别厂商也将具有上述我们已经描述过的相同的特征（图28）。但是，有两种情形会不太一样，因为CC'的斜率受到了新条件的影响。根据这些条件，个别生产者的销售费用，不仅从其直接对手（集团内部的那些人）那里，而且从较远的竞争者那里吸引顾客。因此，增加的支出用于较宽的范围会带来更大的效果，换句话说，随着产量比此前的增加，每单位产量的销售成本会下降得更快。从图示上看，这意味着与原有条件相比，CC'的最低点将更靠右一些，由此我们立刻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相应的生产规模将大于先前有较大限制性的生产规模。然而，这里并没有改变如下结论，即生产规模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纯粹竞争条件下的生产规模。

现在，我们转向集团问题的第二种情况。我们已经假设生产者仅单独借助于广告来进行竞争，价格与“产品”保持不变。现在，我们保持销售费用和“产品”固定不变，将注意力转向整个竞争过程中以价格为基础的那一部分。我们还记得，这一分析具有双重作用，它是分开来对复杂整体的一部分所作的检验，它也直接适用于同假设条件相符的经济环境。广告与销售活动的范围，可以由贸易惯例或职业道德来精细地加以规定；或者，年度销售费用可以通过习惯或惯性来公平地确定。另外，如果“产品”能相当好地予以确定，那么，它也符合条件。[24]

我们已经考虑过了固定的销售支出对成本曲线的影响，[25]
并且，我们可以立刻画出（图29）一条单个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曲线PP'，以及位于它上方的一条生产与销售的联合成本曲线FF'。在整个分析中，这些曲线的位置保持不变。因此，我们要特别牢记联合成本曲线的特性，它并不表示销售量随着销售的支出——生产与销售每单位产品必要的费用——而变化。任意点上的纵坐标表示生产相应产量的单位成本，加上固定的销售成本在该产量上的比例份额。销售量在这里不取决于销售费用（也不取决于“产品”），而是取决于价格，它由需求曲线dd'表示，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中能够回想得起需求曲线的特性。

图29

对于现在提出的价格竞争的问题，我们可以概略地予以处理，因为它与第5章完全不考虑销售成本的更简单情形相比，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倘若有区别的话，那也仅是早先分析中的生产成本曲线PP'，让位给这里提出的联合成本曲线FF'。分析起来，这两种情形是一致的，两者都包含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销售成本（和“产品”）保持不变，只允许价格变动。在第5章中，销售成本保持为零不变，所以，FF'（图29）与PP'一致。在现在的情形中，销售成本保持在超过零的数量上不变，所以，FF'与PP'分离，FF'表示要弥补的必要的成本。随着价格的变动，并且随着资源的进入和离开一般领域，现在需求曲线dd'对FF'的作用方式和过去对PP'的作用方式是相同的（PP'可以视为销售成本保持为零不变这一特殊情形中的FF'）。只需要记住这一区别，我们就会发现，第5章中出现的集团问题的整个分析现在也是切题的。根据销售者人数的多和少，应当画出两种类型的需求曲线，[26]
并且会出现同种的解决方案。

在这一点上，仅需要重复销售者数量众多情形下的“一般”解决方案，以表明不改变分析形式，如何通过加入销售成本，来对早先的分析加以补充，其结果是一个均衡；在该均衡上dd'与FF'相切，dd'表示在其他销售者价格不变的假设下，一个销售者的需求曲线。图29说明了这一点。图中产量为OA，价格为AR；单位生产成本AH加上单位销售成本HR，得到单位联合成本，它等于价格；全部产量的总生产成本为OAHN；总销售成本为NHRM；总联合成本为OARM，它等于总收入；除了吸引和维持资本和业务能力所必需的利润外，没有超额利润。

很容易说明这个调整能够成立的理由。如果厂商的数量很少，那么使个别厂商的dd'位于右侧，也即位于均衡位置的上方，就存在超额利润的可能性。暂时地，典型生产者的最佳价格会稍微高些，其产量也会稍微大些。然而，超额利润将吸引新的销售者，随着领域中的总产量被重新加以分配，个别厂商的产品需求曲线将会向左移动。这一运动会持续下去，直至超额利润被完全挤出使dd'与FF'相切为止。如图29所示，如果需求曲线暂时位于左侧，也即在均衡位置的下方，那么，将会发生相反的校准调整。此时，将会引起亏损，生产者离开该领域，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直至再次与FF'相切。

在谈到广告对价格以及对大规模生产经济的影响时，一些争论很激烈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给予解答。一方面，有人断言广告是一种浪费，因为额外的成本必须被弥补，广告使得产品的价格更高；另一方面，广告被证明是正当的，因为它拓宽了市场，促进了大规模的生产，因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产品的价格。

让我们先来比较垄断竞争（包含广告）的结果和纯粹竞争的结果。前面在销售支出被分离出来的那一部分论述中，[27]
我们观察到，生产规模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纯粹竞争条件下的生产规模。当价格调整被分离出来时，结论是相同的（如果整个理论是合理的，则必须如此）。我们已经知道，FF'在B点的右侧达到其最小值，如果dd'非常富有弹性（它将几乎是水平的），可以想象得到它会与FF'相切于B点右侧的某一点上，在这种情形中，垄断竞争条件下的生产规模将大于纯粹竞争条件下的生产规模。然而，这种极端的弹性非常与众不同，因此，尽管一般的结论是生产规模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纯粹竞争条件下的生产规模，但是，似乎更有可能是小于纯粹竞争条件下的生产规模。至于价格，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高些，因为在纯粹竞争条件下，个别厂商最有效地在价格BQ上生产OB产量（图29），没有销售成本，联合成本曲线也从未下降得这么低。实际上，可以说，垄断竞争条件下的价格比纯粹竞争条件下的价格要高两个台阶；它之所以高，一是因为必须加进销售成本，二是因为需求曲线由水平变得倾斜，因此，它与FF'的切点就从曲线上的最低点向左上方移动。

然而，当我们比较的不是纯粹竞争而是没有广告的情形时，结论就不同了。现在我们知道，尽管类似地，有销售费用时的生产规模，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没有销售费用时的生产规模，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大于没有销售费用时的生产规模。如果需求曲线dd'的斜率[28]
不受销售费用的影响，那么，它与FF'的切点一定位于它与PP'切点的右侧（因为对于任何可能的产量来说，FF'的斜率都比PP'的斜率要陡）。如果需求曲线的斜率减小，那么，切点将位于更加靠右，生产规模也更大。只有当销售费用使购买者更加坚定地依赖于特定“产品”，从而使需求曲线更陡时，需求曲线与FF'的切点位于它与PP'切点左侧的情况才可能存在。在一些很个别的例子中，这种情况的确发生过，但是，可以作出的选择也可以不作出，把这作为一般性的结论，似乎非常不可能。价格（尽管不可避免地比纯粹竞争条件下的价格要高）既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没有广告时的价格。如果需求曲线的斜率（在均衡上）大致保持相同，那么，价格将较高，因为需求曲线与FF'的切点将因此位于它与PP'切点的上方。但是，如果销售成本不大，使得FF'在PP'上方不远，并且如果由于广告而使需求曲线的斜率大为减少，那么，需求曲线与FF'的切点，可能位于它与PP'切点的下方，价格将较低。理论只能给出这么多明确的答案，因为不会再有更明确的答案可以给出。广告在任何一个特定情形中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情形中的事实。

图30

接下来，我们转到“产品”的改变上，价格和广告费用不变。前面较早的陈述已经使这一问题的特性十分清楚了，[29]
因此我们可以比前述的价格竞争情形更概略地处理这一问题。除了较早分析中的生产成本曲线PP'被生产与销售的联合成本曲线FF'代替之外，结论再次与较早没有销售成本时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在图30中，令OM为固定的价格，PP'为个别产品任何一种改变所对应的生产成本曲线，FF'为生产与（固定）销售的联合成本曲线。个别生产者市场的大小，取决于一般产品种类的总需求，以及市场上的厂商数量。我们应该回想起产品的每种改变体现在图中，一般来说，它既意味着成本曲线PP'和FF'的改变，也意味着所需求的产品数量的改变。前面已经提出，这种类型的竞争反复无常，对它进行分析和量化，其可能性是有限的。然而，为了确定一个均衡，“产品”必须“安定下来”，并服从全部超额利润都被消除的条件，这意味着产量OA （=MR）由联合成本曲线FF'与价格线MZ的交点来确定。如果个别厂商的市场较大，比如说为OB，则超额利润GEQM将吸引新的竞争者，超额利润会减少。如果个别厂商的市场小于OA，则亏损将减少销售者的数量，直至失调被纠正为止。在如先前相同的假设下，FF' 与MZ相切是有可能的，生产规模与切点相符。[30]
这再次揭示出生产规模大于纯粹竞争条件下同种产品生产规模的可能性，因为FF'的最小值可能位于PP'最小值的右侧。我们再一次强调，一般的结论是它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纯粹竞争条件下的生产规模，尽管小于纯粹竞争条件下的生产规模的机会看上去会更大些。

剩下的就是将刚才分开来考虑的三种情形综合起来。当竞争者都注意于改变任何一种或者全部三种影响他们市场的因素——价格、“产品”及销售费用时，集团均衡的特征又将如何?显然，这种调整一定是所有变量都调整到最佳。我们模仿在个别问题中已经说明的方式，这仅仅是一个相加的问题；在个别问题中，所选择的情形不包括超过必要最小利润之上的利润。[31]
在现有假设的条件下，对集团中的每个生产者来说，这都是正确的。实际上，个别厂商为了使其利润最大化，通常会去努力调整这些可变的因素（价格可以由习惯来决定，“产品”可以由其特性严格地决定）。如果个别厂商的这种调整所产生的利润，超过了该领域中维持资本及业务能力所必要的利润，那么结果将是更多的厂商及每个人市场的收缩；需求曲线将降低，位置将更左一些；产品可能改变，并且质量得到提高；销售成本曲线将较高，向上弯曲得更明显。所有这些力量都将减少利润，并且运动将持续，直至每个厂商的利润完全消除，图24（第148页）中的均衡调整得以完成为止。如果连必要的利润量都没有获得，则矫正的方向相反，厂商的数量将减少，每个人的市场将得到扩大；需求曲线将较高，位置将更右一些；产品变得更糟，销售成本曲线将较低，向上弯曲不明显。只有当每个厂商都调整得如图24所示（必须注意，图24是根据每个人的最佳“产品”调整画出的）的那样，则任何一个人才没有可能通过某种因素的变动来改善其状况。任何对这一调整的背离，都将会导致亏损，这种状况我们已经在前面解释过了。

4.小集团与销售成本

现在，我们转向少数生产者竞争时出现的问题。关于它对价格或“产品”调整的影响，我们已经在第5章中予以了考虑，[32]
剩下的只是考虑它与销售成本的关系。回到图25中，每个销售者的产量为OA，如果销售者数量多，那么，就没有人会停止支出销售费用，这将会使其利润增加到EDQM，没有人会考虑到他的举动可能导致其他人做广告，从而使其短时利润转化为亏损MREK（图26）。如果他是众多的销售者之一，那么，他知道自己的举动在整个环境中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无论他做什么，其他人的策略都不会改变。结果是每个人都将做广告，无论厂商是否减少，这一行为都将会持续下去，直至实现图28中所描绘的均衡点为止。然而，如果销售者数量少，则任何一个销售者的举动，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影响到每个对手的市场，因此，它就可能成为对手决定其策略的一个因素，否则，对手是不会采用这些策略的。我们假定，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人做广告，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开始做广告，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到他自己的侵略性策略会如此对立地影响到每个竞争者，以至于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竞争者将被迫也做广告，到最后，每个人都将会受损。这一论点与上面提出的[33]
有关价格竞争的论点类似，并且得出一个相似的结论：当销售者数量少时，以广告为手段的竞争可能会中断，即使在其他销售者的销售费用不改变的条件下，对任何一个销售者来说，增加自己的销售费用都有可能增加利润。

当然，尽管存在着这种间接影响，但是，如果销售者忽视这一影响而支出了广告费用，那么也会得到与上述人数多时一样的结果。像在价格竞争的情形中一样，会导致销售者忽视这种间接影响，其中的原因要么是由于市场缺乏永久的或长期的利益，要么是即使存在这种利益，也由于短视而认识不到，要么是由于对任何一个销售者来说，在如下两个方面存在着更多且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即对手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影响，以及对手的策略是否和他自己的策略一样有远见。这里还必须增加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它们起因于如下事实（尤其是在广告情形中）：即时效果与最终效果的区别再怎么说都是含糊的。总之，无论何时，只要任何一个销售者的广告，对其任何一个竞争者的市场造成了相当大的侵占，那么，一般说来，该销售者的销售支出量，最低将为零，最高将为按照图28中的方式所确定的一个销售支出量，而这两种极限之间的数量是不确定的。

5.销售成本与超额生产能力

我们在第5章中已经指出，[34]
或者因为每个销售者只与少数其他人存在着密切的竞争关系，或者因为任何其他理由，无论何时，当价格竞争不起作用的时候，其结果不仅仅是较高的价格，而且是超额生产能力成为均衡调整的持久的且正常的特征。我们可以结合现在包括销售成本的假设，简单地对这一论点加以回顾。让我们回到图29中，那里所画的需求曲线dd'表示在价格调整时，在对手的价格（以及他自己和对手的销售费用）保持不变的假设下，任何一个销售者在不同价格上的产品的需求量，它与图15中的dd'相对应，在那里销售费用被忽略了。现在，必须在图29中想象出一条与图15中的DD'相对应的曲线，表示在对手的价格随着他的价格变化的假设下，任何一个销售者在不同价格上的产品的需求量。它将比dd'陡，因此它与FF'的切点将在R点左侧并高于R点；生产规模将比OA小，生产者的数量将多于图29中的情形下的数量。如果我们假定图29中的DD'与图15中的DD'具有相同的弹性（即DD'的弹性不受广告的影响），那么，从FF'相对于PP'的位置来看，显然可以看到生产规模将比没有广告时大。生产者的数量究竟是较大还是较小，这取决于销售费用导致一般产品种类需求增加的程度。于是，在价格竞争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广告似乎很有可能减小了实际生产规模与最有效生产规模之间的差异，但是，总成本与价格较高。每单位产量的销售成本大于生产成本的减少量。因此，为取得这一结果所花费的资源，将大于所取得的这一结果后所节省下来的资源。当然，超额生产能力就存在着。

6.每个生产者周围的条件的差异

包围着每个生产者并决定着其市场的条件，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所体现出的困难大量存在。不同生产者的需求曲线、生产成本曲线及销售成本曲线在位置和形状上都不相同，考虑到这一点，应当为每一个生产者画一个单独的图形。基于这些图形都很相似，因此，在这一假设上所作的分析，应当被认为是例证性的，用以说明每个生产者在适合他们自己产品和市场的水平上，所发生的事情。[35]
存在着很多种类的价格、生产成本、销售成本以及产量，但是只要替代品的生产是十分可能的，那么，就将不会存在超过竞争性水平之上的利润，因为生产者的增加将会减少利润。

我们在第5章中已经详细地叙述过，当全部领域或领域中的一些部分得到充分保护从而免于侵占时，垄断利润产生的方式。需求曲线将位于它与成本曲线切点的右侧，成本曲线现在既包括生产成本，也包括（固定的）销售成本，垄断利润出现在需求曲线与成本曲线之间的间隔上。描述这一相同结果的另一种方式是说，在其他生产者的销售费用保持不变的假设下，所画出的销售成本曲线将下降到价格线之下，就像图25中的CC'下降到MZ之下，从而持久地得到垄断利润EDQM一样，原因是缺少提高曲线并使之向后弯曲的竞争性力量。

广告增加了获得垄断利润的可能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某一特定领域受到保护而免于侵入，则产品需求的创造或者现有需求的扩大，以及垄断利润的获得，都比以前的假设条件下（第5章）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这是经营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却完全不被竞争理论所认识，原因在于需求曲线通常被看成是已知的。销售者们在致力于提高产品需求曲线、降低产品成本曲线的过程中，寻找着其能力所及的活动范围。当然，对手产品所创造的需求限制了这一过程，不过这里我们所考虑的情形是，这种限制完全被移开，从而能够得到超过最低水平之上的利润。在对手的产品能够创造需求的情形中，像上面所描述的一样，所有的利润将减少到最低水平。最后，最低利润水平本身受到买卖活动中的冒险行为的影响，这种冒险行为来自于借助广告改变需求这一可能性。

7.结　论

在第5章结束时，我们比较了纯粹竞争与垄断竞争，得出的结论是：“差别化产品的价格问题，不能被迫套用竞争性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的模型，否则就会得出明确的错误——价格经常过低，生产成本过低，生产规模过大，生产者数量过少。”[36]
在那个比较中，我们忽略了销售成本，但现在则必须考虑销售成本。现在比较的结果是：纯粹竞争理论受到了谴责，它不再仅仅是错误程度的问题。无论什么情况下，只要发生了销售成本——几乎所有的商品多少都会发生销售成本——那么，根据“竞争性”需求和成本曲线来计算的价格，就不仅仅是不准确的问题了，它是不可能的。假定这样的曲线，并根据这些曲线来解释价格，那就是在完成与问题无关的一项练习。

困难的根源（以及体现纯粹竞争距离现实有多远的一个直接指标）是，在纯粹竞争条件下不存在销售成本。因此，构建一组竞争的生产者产品的需求和成本曲线时，应当省略销售成本。然而，没有销售成本，需求曲线就不是参与决定价格的实际需求曲线；它是一条假想的不相关的需求曲线，仅包含了一小部分需求——如果不进行销售支出也存在的那一部分需求。同样地，没有销售成本，成本曲线也不是包含所有要弥补的成本的实际成本曲线；它是一条假想的不相关的成本曲线，仅包含了一部分成本——生产成本。这样两条曲线的交点所表示的价格就毫无意义。

省略销售成本的唯一替代办法是将它们包括进来，而无视矛盾的存在。但是，由于不可能确定应当包括多少销售成本在内，因而这种办法也受到阻碍，没有一种承认垄断因素是造成销售成本原因的理论，销售成本的数量就不能加以确定。此外，就像我们在第5章的结尾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一种垄断竞争的理论，我们同样不可能知道什么样的生产成本应当被包括进来，因为就像在纯粹竞争条件下一样，在所用资源总是最有效地被加以使用的假设下，我们不可能画出成本曲线。于是，垄断竞争的分析就是基本的，必须被加以完成，画出现在所研究的想象中的竞争的需求和成本曲线，这样，垄断竞争的分析就可以作为初步的行动。但是，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早在这些曲线画出之前，问题就已经得到了解决。在分析中，“竞争性”曲线甚至不能当做一个中间的步骤，因此，根本就没有画出这些曲线的必要，并且最重要的是，把它们描绘成通过它们的交点来决定价格，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针对这样的曲线，还有更多的异议。它们只能在如下假设条件下画出来，即要么是不同种类产品之间的质量差异不会导致成本或价格的差异，要么是由于成本或价格的差异通过一些数学上的方法，比如说平均，被缩小到了一个共同的数值。单就这一困难，就足以令人对在经济分析中使用这种曲线感到绝望。但是，在解释成本曲线时，还有更多的复杂因素。被添加到生产成本曲线上的销售成本曲线，必须是一个直角双曲线，它表示把决定需求曲线的固定总销售成本，分配在不同的产品数量上，它不表示生产和销售不同数量产品的成本。由后一种类型的成本曲线决定的需求曲线，没有一条是有效的，因为随着总销售支出的每一次变动，需求曲线的位置都会作相应的改变。总之，包括销售成本的“竞争性”成本曲线，存在着自我矛盾，它是无用的，是令人误解的，意义非常有限。我们之所以提出如此详细的批评，是因为将“竞争性”推理应用于差别化产品，是一种传统的方法，如果有人试图对这一传统方法进行辩护，那么，完全忽略销售成本，似乎是真正的竞争性成本曲线的唯一替代办法。

通过查看垄断竞争条件下表示均衡调整的任何数字，比如说图24，就可以对垄断竞争和纯粹竞争的后果进行某种定量比较。在这一部分开始所引述的第5章结尾的总结，必须在有销售成本的情形下重新予以考虑。关于价格和成本的结论是有效的，并且它的确得到了增强。尽管在有广告的情况下生产成本最小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实际上是非常不可能的，无论如何，销售成本一定要被加进来。于是，我们可以说，首先通过低估生产成本，然后再通过完全忽略销售成本，纯粹竞争理论通常既低估了价格又低估了成本。纯粹竞争理论把生产规模描绘成过大，这一结论不再是确定无疑的，但仍然是非常可能的。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生产者的数量对任何既定的需求来说都过小。因为经济体制中销售成本的存在，增加了一些需求，也减少了另一些需求，所以，关于生产者的数量，还没有进一步的一般性结论。

然而，与纯粹竞争理论进行定性比较才是最有意义的。竞争性理论之所以不真实，主要是因为它真的不能描绘经济制度中一直在运转的力量。

本书中垄断竞争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它只是最概括地考虑了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则完全被忽视了。[37]
此外，本书没有尝试甚至没有建议将理论应用于特定的经济问题之中。经济思想完全受均衡观念的支配，而均衡则由竞争性理论中的供给与需求相等的原则来决定。用垄断竞争的语言改写理论的各个重要领域是适宜的。

[1]
在本章中，“广告”通常作为销售成本的同义语来使用。

[2]
如果广告明确地涉及某一特定价格，那么，只有曲线上的一部分可能会受到影响。

[3]
参阅卡弗：《财富的分配》，第2章；F.M.泰勒：《经济学原理》，第九版，第9～11章；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第4章。

[4]
除了在个别厂商中实现的这些“内部”经济之外，随着销售活动大体上的扩展，“外部”经济得以实现。代理的发展是“外部”经济的例子，其作用是最有效地设置客户的广告。然而，在制作个别厂商的销售成本曲线时，可以而且必须忽视这些外部经济。因为如果存在很多厂商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厂商销售支出的变动（其他厂商的支出保持不变），都对外部经济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5]
包括闲暇，即他可能为工作更长的时间和消费更多的产品而牺牲闲暇。

[6]
当产品刻意表现其价廉时，较低价格的后果是令购买者厌恶的，这是一个例外。参阅上文，第110页。

[7]
符号为“CC'”的曲线指的是联合成本，就像“PP'”指的是生产成本一样（如果不是容易与包括所有单位这一含义上的“总”成本相混淆，总成本可能是更好的术语）。CC'也可以被看成是指定成本，因为无须多加限制，它就是唯一的一条作为成本曲线被合理提及的曲线，并且包含了所有成本。

[8]
最低销售成本，从而最低联合成本，可能位于D点的右侧。参阅下文第163～164页。

[9]
应当注意，替代品的市场——每种替代品的需求曲线及其销售量——不是既定的，它们必然受到一些销售者的调整的影响，这些销售者的策略仍在制定之中。

[10]
应当注意，它并不是一条与纯粹竞争有关的水平的需求曲线，就像上面（第17页）所画的一样，不表示在价格OF上需求量是无限的。在现有的假设下，需求量将随广告的支出而变化，例如，当总的广告支出为HGNE时，需求量为OB。

[11]
就像在第5章中的一样，这里所呈现的结论仅限于平滑且形状“规则”的曲线。

[12]
必须注意这条曲线与先前讨论过的联合成本曲线（如图21和图22）的差异。先前的曲线表示当价格既定时，每一产量上的生产与销售成本。如果执行了图示中所显示的支出量，则就能销售相应的产品数量。这里的曲线表示，将固定的销售成本（因此称为FF'）简单地在不同的产品数量之间进行分配，并不能表明实际销售的数量；后者实际销售的数量取决于价格，它由需求曲线来显示。

[13]
见前文第82～84页。

[14]
另一种表示方法是三维立体图。

[15]
见前文第145～147页。

[16]
见前文第84～86页。

[17]
论文“不请自来的市场”，《印墨》杂志，1911年11月16日，第52页，也列举了一些其他例子。安全剃须刀的广告，通过引导人们在家剃须，增加了其他剃须刀的销售量；留声机的广告则增加了钢琴的销售量。

[18]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曲线不会延伸到A点左侧，因为在广告普遍缺乏的情形下，任何一个厂商都不用花费任何销售支出就能卖掉OA数量的产品。然而，一旦广告变得普遍了，那么，任何一个生产者不做广告时所销售的数量，就会因其他人的销售努力而减少，曲线一定会像先前的构图一样，延伸得更靠左一些。尽管可能处于收益递增的初始阶段，但曲线并不在一个较高的点上开始，因为销售成本不是平均地分摊在超过A点的产量上的，对这些产量来说，销售费用是必需的，且是平均地分摊在所有出售的产量上的，包括从O点到A点的产量，这些产量的销售成本为零。这样，尽管A点之后的第一个单位产量的销售成本可能很高，不过，表示平均成本的曲线CC'却要用（OA+1）去除以它。

[19]
从数学上讲，即x（yf
－yp
）=k。

[20]
这里CC'不一定与MZ相切。个别生产者向切点移动，意味着他能够消除亏损，并且获得必要的最小利润量。实际上，只要他通过增加销售费用就能从根本上减少亏损，那么他就会这么做。当CC'向上移动和向后弯曲，使得曲线上最佳点和CC'与FF'的交点一致时，个别生产者的移动就会停止。

[21]
因广告竞争而使生产者被迫退出营业的倾向，完全比得上因价格竞争使他们被迫退出营业的状况（参阅上面，第84页）。在上述两种情形中，成本都超过了价格。成本之所以超过价格，在后一种情形中，是因为价格下降得低于成本；在前一种情形中，则是因为成本上升得高于价格。

[22]
显然，FF'与MZ要相交两次，这里所指的通常是左边的交点。

[23]
参阅上文，第158～160页。

[24]
每个厂商销售费用大致被确定的位置，可以被视为根据整个产业或者大类产品的（竞争性）成本曲线，由公认的分析模式隐含地得来。只有以这样的假设（从未表示过）为基础，或者以根本没有销售成本的假设为基础，才能画出“竞争性的”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

[25]
参见前文第158～160页。

[26]
第93～95页及图14。现在可以看到，在本章中（第158页及其后），两种类型的销售成本曲线FF'和CC'，与这两种类型的需求曲线是相似的。CC'表示当其他生产者的支出保持不变时，一个生产者增加其销售量所引发的成本，就像dd'表示当其他生产者的价格保持不变时，一个生产者增加其销售量所导致的价格下降一样。FF'表示当所有生产者都扩大他们的销售费用时成本的增加（它不表示销售量的增加）；DD'表示当所有生产者都降低他们的价格时所产生的后果。

[27]
第163～164页。

[28]
通常采用均衡时的情形。比较一条曲线与另一条曲线的斜率和弹性时，会出现很多困难，这里不予探究。

[29]
参阅上文，第82～84页。

[30]
条件是价格，这实际上是不固定的。如果只是为了分开来分析的目的而作这种假设，则倾斜的需求曲线立刻就会显示出FF'不会与MZ相切的情况。

[31]
见上文第150～151页。

[32]
参阅前文第103～107页。当然，现在必须将销售成本加进成本曲线之中。

[33]
参阅前文第48页及其后。

[34]
参阅前文第107页及其后。

[35]
参阅上文，第113页及其后。

[36]
参阅上文第119页。

[37]
未完成的研究似乎表明如下结论，即当承认垄断因素尤其是销售成本时，分配的生产力理论就失去了大量的有效性。

第8章　垄断竞争与分配的生产力理论[1]

关于生产力理论本身，并没有提出什么有争议的问题，为此，我们承认生产力理论在纯粹竞争的条件下是有效的，该理论总是（直到最近）或明或暗地与纯粹竞争相关。它的主要原则是，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对它们进行支付，这一原则有多种解释。[2]
对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有三种可能的意义看上去很重要。“边际生产力”可能涉及：第一，物质产品；第二，物质产品的价值；第三，收入。在任何情况下，边际生产力都表示某种要素边际量的使用所引起的增加值。

关于第一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即使在劳动分工高度化的经济制度中，也可能以物质产品来精确地支付生产要素。农村工人、餐馆雇工以及家庭佣人等劳动者，至少都会收到他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以作为他们的工资的一部分；也可以提到一家大酿酒公司的例子。这家酿酒公司最近用威士忌来支付其股东的红利。然而，通常来说，收入接受者很少消费，或者根本不消费本企业的产品，由企业自身销售产品比由个人销售产品更加有效率。因此，以产品的形式向收入接受者支付收入，并将交易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将是明显荒谬可笑的（并且经常是不可能的，就像服务业中的情形那样）。因此，尽管“边际产品”通常意味着物质产品，但是根据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支付要素的主张，并不是意味着根据产品本身来支付要素，而是意味着根据产品销售所获得的货币来支付要素。因此，“边际生产力”的第二种意义，即物质产品的价值，仅仅承认了交易这一事实：它等同于货币方面的物质产品，即物质产品乘以其销售价格。贯穿于本章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边际生产力。

图32

另一方面，一般来说，边际收益产品（或者通常所称的边际产品价值），与物质产品或者其货币等价形式很不相同。它涉及增加的收入——使用最后一单位要素的总收入（每单位产品的价格乘以产品的数量）减去未使用最后一单位要素的总收入。在图32中，如果因增加了另外一个工人，而使产品的数量由OA增加到OB，则边际产品价值为ABQH；边际收益产品为OBQN－OAPM（或者ABQHNHPM）。边际收益产品可以通过使用边际收益曲线来最方便地加以确定，它等于边际物质产品乘以边际收益。[3]
如果图32中的RR'为边际收益曲线，那么，边际收益产品就是ABEF。

现在很明显，无论是在纯粹竞争还是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无论何时何地，企业家所关心的都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但是，在纯粹竞争条件下，因为他们能够改变产量，而没有对价格产生可以感觉到的影响，所以边际收益产品总是与边际产品价值相一致的。换句话说，在纯粹竞争条件下，单个生产者产品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其边际收益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一致。边际收益总是等于销售价格，因此，对个别竞争者来说，边际产品与边际收益产品总是相同的。因此，尽管企业家只是关心一种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然而，他最终支付要素的却是边际产品。

图33

图33a和33b就表明了这一点。图33b是我们熟悉的表示纯粹竞争条件下某个生产者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分别为md和cc'）的图形；图33a表示所有生产者产品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分别为DD'和MC，假定成本不变）。因此，两例图示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表示同一事物。正如我们所阐述的那样，从图示33b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单个生产者的心目中，边际产品价值（abqh）等于边际收益产品（obqm－oahm）。在图示33a中与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图示中边际产品价值为ABQH，边际收益产品小于ABQH，为ABQH－MHPN（等于OBQM－OAPN）。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单个生产者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边际收益产品，而不是整个市场的边际收益产品。如果我们假定图示33a中介于P与Q之间的DD'是单一弹性的，那么，当单个生产者增加AB产量时，其全部供给的价值却并没有任何增加，因此，所有生产者合起来均没有从所增加产量的销售中获得任何收益，但是，单个生产者却成比例地增加了他自己的价值（图33b）。因为价格的降低分散于大量的生产者之间，然而，较大的产量却被他一个人独自占有。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价格才决定在BQ上（图33a），而不是在AP上（或者任何其他点）；同时，全部供给的价值可能不变；并且，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纯粹竞争条件下，每种要素将得到其边际产品的价值。

现在我们转到垄断竞争的问题上来。首先要注意问题中的变量的个数增加了。现在，产量只是部分地受价格决定。它也是各种各样“产品”和销售成本的函数。[4]
这里我们不讨论产品变量与生产力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要素比例的变动所导致的是同种产品的不同数量，而不是不同种产品（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假定已经找到了最佳的“产品”，而要作出的决定相应减少了），至于销售成本，只是被暂时撇开。销售成本引起的问题很复杂，稍后我们将简要地加以说明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垄断竞争下的价格——数量关系。因为单个生产者产品的需求曲线是倾斜的，因此我们立刻就会看到，单个生产者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必然小于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如果图32中的DD'是垄断竞争条件下某生产者产品的需求曲线，那么多增加一个工人后，产量就由OA增加到了OB，其边际产品价值为ABQH，边际收益产品为ABQH－NHPM。既然企业家是在后者而不是前者的支配下来增加工人的，因此，他将会发现，如果对任何一种要素支付它们的边际产品价值，那他绝不会获利，并且这样做通常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竞争推动其需求曲线向左移动，直至全部超额利润都消失为止，如图32所示，那么，这样做就是不可能的。如果需求曲线位于更右方，那么，他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可能足以、也可能不足以向所使用的每种要素支付其边际产品，但是，如果我们假定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这样使用一种要素，进而使其他全部要素丝毫不变。这里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使存在轻微的垄断因素，那也能将某一特定厂商所使用的全部要素的报酬，减少到它们的边际产品价值之下。[5]

应当强调的是，分配份额与边际产品的背离，经常向着一个方向——分配份额总是较小。这一点强化了垄断竞争一般理论其他地方所强调的结论，即纯粹竞争是一种极端和一种极限，而不是一种常态。实际价格、分配份额以及生产条件，一般并不趋向于纯粹竞争条件下它们应当有的状态，或者在这些状态周围摆动，它们反倒是趋向于某些状态；在解释这些状态时，垄断因素必须被给予充分的认可。除了实际上符合纯粹竞争条件的情况外，竞争性理论是对现实的歪曲，而不是接近。

我们注意到，所有的要素（不仅仅是其中任何一个，比如说劳动）所得到的都少于它们的边际产品；但是从图示中来看，显然它们得到的与支付给它们的总量是一致的，支付给它们的总量恰好等于以产品销售价格来估值的总产品。成本曲线中只包含最小利润：不存在可能由“剥削”所引起的超额利润。[6]
这就需要观察。显然地，每种要素所生产的超过它所得到的，但是，在支付完所有的要素后，并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答案在于以边际产品为基础计算的收入总量大于总产品。只有当生产力函数是一次齐次函数，即所有要素共同发生小的成比例的变化，将引起产品成比例的变化时，两者才相等。这一点只有在平均成本与平均收益（价格）两者都不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只有在纯粹竞争条件下，这才是正确的。在那里，在对均衡点（成本曲线的最低点）的小偏离上，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两者都接近于水平线。在这点上，边际产品价值与边际收益产品相等，无论根据哪一种来支付要素，总支付都将正好等于它所分配的总收入。在垄断竞争条件下，随着需求曲线由水平越来越倾斜，从而它与成本曲线的切点位于最低点的更左侧，则边际产品与边际收益产品之间的差异将增大。后者的总和持续消耗总产品；前者的总和则增加越来越多，超过了后者。在厂商的例子中，产品需求曲线位于成本曲线之上的那些厂商，自然存在一个垄断利润。这表明，将所使用要素的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是可能的，或许甚至会得到它们的边际产品价值。然而，即使这样，也不可能让所有的要素都得到它们的边际产品：使用的要素将由利润份额来支付，企业家的才能现在所能得到的，像以前一样不仅少于其边际产品，而且甚至少于其边际收益产品（企业家才能，或者任何其他要素所获得的，当然可能少于其边际收益产品，这与超过要素的供给价格得到更多是一致的）。此外，有一点似乎是明显的，即这种厂商向任意特定要素，比如说劳动，支付更多的话，那么将会使不同企业的同样工作，具有不平均的支付比例。补救办法无疑是，通过有利于消费者的价格调整来消除垄断利润，而不是将垄断利润的一部分移交给劳动。

剥削的庇古式定义，显然是工资低于以销售价格估值的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7]
这种定义仅仅适合纯粹竞争条件；在纯粹竞争条件下，如果劳动的所得少于其边际产品价值，那么，雇主实际上是将一部分边际劳动带来的收入据为己有，因此，纯粹竞争条件下的边际产品与总产品之间的关系，使得劳动及所有要素均有可能被支付其全部的边际产品价值，但不会超过所分配的数量。这种定义不适合垄断竞争，因为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这些条件不存在。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要使总支付量在可支付量的范围内，则所有的要素都必然遭受这种定义上的“剥削”；雇主不可能做到不用破产就避免了“剥削”。但是，罗宾逊夫人却在垄断竞争领域内采用了这种竞争性的定义，甚至考虑到这种“剥削”怎样才能被去除，并且非常自然地发现，除了通过设定“完全”竞争的条件，一般来说，它是无法去除的。[8]

现在，我们转向问题的另一方面。到现在为止，全书一直暗含着一个假设，即任何厂商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所增加的产品，都净增加了社会产品，不会被制度中别处所减少的产品抵消掉。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简要地研究一下以下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这一假设是不正确的。有很多理由说明为什么价格可以永久而正常地停留在比无限制的价格竞争所达到的水平更高的水平上。[9]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任何一个特定销售者只与少数销售者直接竞争，那么，这一点就可能是正确的，大部分产业都具备这一条件；同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对价格竞争存在限制，那么，这一点也是一种可能的结果。价格竞争的限制包括实际的或默许的协定，声讨“降价者”的商业或职业“道德”，由制造商或传统或习惯强加的零售价格，以及一般而言，竞争性力量在其他方向而不是价格竞争方向的支出，如果价格由这些因素支撑着，那么，在一般领域中，就存在较大的资源投资，而不会减少每个厂商所获得的利润。就新的厂商有可能新建并获得一部分生意而言，他们会这么做，一般超额生产能力的状况，可能会逐步显示出来，并因利润通常并不高于竞争性水平而被掩盖。在这些情况下，随着更多的资源被加以使用，那么什么是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组成一个企业的任何一种或任何一组要素对社会的生产力，必须被看成是它所创造的总产品，减去因它的存在而阻碍的别的要素创造的总产品。我们假定在特定地区，三个加油站以现行价格充足地供给对汽油的需求，这时，第四个公司创立起来开始做买卖。这个新加油站所增加的产品是什么呢?就像非常容易出现的情形一样，如果结果仅是四个加油站在原有价格下均分已有的业务，那么，很难看到产品有显著的增加。新来者提供的服务价值减去其他三家不再提供的服务价值接近于零。的确，对于新加油站的位置更有利于他们的那些人，有可能增加一些便利，产品将因此不为零，但是，它将远比只考虑新厂商一家时的产品要少。还有更多的复杂情况，因为每家厂商正在遭受销售量的减少，平均单位成本提高。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在第四家厂商进入之前，头三家厂商的利润是充足的，结果现在还不需要价格调整，所有四家厂商都能弥补他们包括最小利润的成本。同样有可能的是，面对较高的成本，他们都发现提高价格是必要的，并且可能会这么做而不用担心别人廉价出售产品，因为每个人都在力图避免价格过低，以使自己不能弥补经营其正常业务份额时所带来的成本。[10]
在这些情况下，第四个销售者的出现，实际上减少了（通过较高价格）集团的产量。他所使用的资源的物质产品为负，在现行价格下它们的价值同样为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价格竞争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就会出现这一类的复杂情况，在确定由新厂商或其使用的任何一种要素的边际单位所增加的净产品时，这些情况必须被予以考虑。在这样的情形下，看来一种要素的净社会边际产品价值甚至可能是负数，并且无论如何，对个别厂商来说，它都将远低于要素的边际产品。显然，对厂商来说，要素的净社会边际产品价值与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无关，因此也与要素收入无关。

垄断竞争对生产力理论最具有破坏性的方面，也许与广告和销售成本有关。现在理论普遍认为，这种成本与纯粹竞争完全不相容；另一方面，生产力理论只与纯粹竞争相容。因此，参加销售活动的要素，其收入无法用生产力理论予以解释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我们所记得的，尽管销售成本是用于改变需求的，而不是用于生产满足需求的物品的，但是它们可以间接地影响生产力。这种费用的一个首要结果是，无论是单个厂商、单个“行业”中的一组厂商还是全部厂商，都会形成一系列新的需求曲线。的确，如果生产者在相反方向用力的话，那么他们将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彼此的努力，使得他们产品的需求曲线不受影响，仅仅是由于广告支出而提高了成本。[11]
然而，一般地，一些生产者耗费的数量较大，其他一些耗费较少，还有一些根本没有，其效果将不同，且必定不平均。这样，尽管一方面，根据定义，销售费用满足不了它们所创造的新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可能是生产性资源重新分配的间接原因，其结果是总产品的增加或减少。

如果把这样一种间接生产力归因于销售成本，那么，很显然，首先必须要扣除所讨论的产品的生产成本。这样做之后，对参加销售活动的要素来说，增加其费用所增加的边际产品，将用下列等式来衡量，即它们所引起的增加的产品价值，减去由于需求被转移而不再被生产的产品价值。[12]
假定总货币收入不变，那么看上去好像是正的因素与负的因素恰好相互抵消，使得净边际产品为零。

然而，还存在其他复杂的情况。例如，广告一般来说，可能并且的确会改变需求曲线的弹性。一旦特定产品的偏好得以创造或加强，那么，需求就变得缺乏弹性，厂商增加，并且生产条件通常会变得缺乏效率。一旦关于产品、价格及市场状况的信息得以有效传播，那么，需求又可能变得富有弹性，而厂商的数量可能减少，并且每个厂商的产量随着附带经济而增加。[13]
界定用于销售的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时，有必要将所有这些信息都予以考虑，为了实现以市场价格（减去生产成本，以区别于销售成本）估值的净产品，要把所有的因素都加总起来；这一净产品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销售支出是形成它的原因。因此看来，根据严格类似于来自生产领域的定义来想象从事销售的要素的边际产品，是完全可能的，困难全在于发现和衡量所包含的因素。然而，符合我们意图的是，即使假定能够发现这样一种边际产品，但是，在这种边际产品与厂商用来从事改变需求的要素的边际产品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坚持认为销售活动所使用的要素，是按照它们的边际产品价值来支付的，这显然是荒谬的。

个别厂商倾斜的需求曲线，使要素的报酬减少到其边际产品价值以下这一主要命题，现在（1936年）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由于这一命题如此容易证明，并且据我所知，尚未有任何人给予争论，所以似乎可以公平地说，认同这一命题的人，一般都是那些在近些年来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问题的人。[14]
的确，因为罗宾逊夫人所定义的边际生产力，[15]
正是我们这里所称的边际收益产品，并且她的定义已为其他人所遵循，所以，现在的危险看来是，这一定义太容易被认同了。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很多人没有对已经发生的变形作出正确的评价就认同了它。过去的理论普遍主张，在纯粹竞争条件下它是根据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进行支付的；现在则主张，垄断竞争条件下也是根据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进行支付的。因此，似乎两种情形中所包含的原则至少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显然它们根本不同。的确，垄断竞争的法则也同样适用于纯粹竞争，因为它具有普遍性。[16]
只要略加思考就能表明，垄断竞争法则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它在用增量的语言对公理进行重述，经济分析通常是由该公理所引起的，这就是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竞争的深层法则——根据它们的边际产品价值支付要素——只适用于竞争。正像上面所表明的那样，当垄断因素出现时，就不存在用这种方式支付要素的任何趋势。然而，正如价值理论是用竞争性术语建立起来的一样，分配也一样，人们普遍认为分配的生产力理论意味着要素收入等于它们的边际产品价值。[17]

正是为了说明当承认垄断因素时，不再可能根据与物质产品相对应的货币来解释边际生产力，因此，我们引进了“边际收益”这一术语，罗宾逊夫人已经在别处非常贤明地使用了这一术语。的确应当避免由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被赋予了相同的名称，进而不经意地把它们看成是一样的。如果严格遵循“边际产品价值”（适用于竞争性原则）、“边际价值产品”（适用于既包括纯粹竞争又包括垄断竞争的更一般原则）这两个术语，那么，这将大大有助于实现预期目标。但是，它们不会被严格地遵循。不可避免的是，在不同的学者那里，[18]
时常会省略掉“价值”这一词，被简化的术语“边际产品”和“边际生产力”就具有变化的、不稳定的含义。即使“价值”一词总能够被包括进来，并被置于正确的位置之上，但由于这两个术语是由相同的词语按照不同的顺序组合起来的，因此听起来容易让人迷惑，觉得很相似。

如果将厂商货币收入的增加值称为“边际收益产品”，则这两个概念必然又有明显的差异。“边际收益”这一术语，可以被恰当地用于一个单位的生产要素，也可以被恰当地用于一个单位的产品；关于后者，“边际收益”具有存在已久的含义，但后者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前者。就作为与单个厂商密切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来说，“收益”比“价值”具有更多的优势，因此，它用来强调可能容易被忽略的这样一个问题——所包含的原则仅停留在个别厂商的层面上。它仅仅能够断言，任何要素的收入，趋向于和它对厂商收入（我们可以说“利润”吗?）的边际贡献相等。至于要素对厂商以外的与个别量相比较的社会总量的贡献，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像这样的总量，比如说经济社会可以得到的总产品或者产品价值，只有假定纯粹竞争的条件，要素的收入才能根本上与这些概念有关，至少，到现在为止是这样。也许，我们的下一个分析步骤就是不同于纯粹竞争标准的公式的，垄断竞争的结果可以因此而得到评价。[19]

[1]
本章内容是根据1933年12月费城举行的美国经济协会会议上宣读的一篇论文修改而成的，见《美国经济评论》，第二十四卷，1934年，补编，第23页部分地予以概括。得到《经济学探索》（纽约，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36年）允许后再版。

[2]
参阅马赫鲁普：“关于边际产品的意义”，载于《经济学探索》，第250页。

[3]
严格地说，每单位的边际产品都必须乘以自身的边际收益，然后再相加。

[4]
上文第81页及其后更充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

[5]
应当附带注意，当其他要素保持不变而只有一种要素变动时，与此相应的成本曲线不是我们的研究中通常所设想的长期曲线；在长期曲线中，在每一产量上资源都得到了最有效的组合。假定在产量OB上，资源得到了最有效的组织，Q点将位于长期曲线上。因为在其他要素不变时，任何一种要素离开这一点的变动，一般来说，都会使生产条件与导致这一产量的最佳生产条件相比，效率更低；这样的曲线，除了Q点外，在所有其他点上，都将位于每一产量下由要素的最有效组合所决定的曲线上方，而在Q点上，两条曲线相切。关于这两种成本曲线的关系，可参阅附录B。

[6]
关于不同的观点，可参阅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283页及其后。

[7]
参阅：《福利经济学》，第549页。

[8]
这些问题将会在下面进一步予以讨论，参见第216～219、257～259及267页。

[9]
参阅上文第98～108页。

[10]
参阅上文第109页。

[11]
当然，这些较高成本意味着较高价格，也意味着所讨论的一般产品种类耗费的成本总量不同，因此，间接地，其他产品的需求曲线也就不同。

[12]
如果广告促使人们为了生产更多的产品而牺牲闲暇，那么，在这些不再被生产的产品中，应当包括闲暇。

[13]
广告产业本身出于自我防卫而最频繁地提出的正是后一种影响。但是显然，如果社会是根据这一点对广告作出评价的，那么，将两种产品增量进行比较就是必要的：一种产品增量是通过将资源应用于使需求更富有弹性而间接获得的；另一种产品增量则是通过将相同的资源直接应用于生产而获得的。

[14]
在分析受“不完全”竞争影响的分配问题时，罗宾逊夫人所做的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人；除了罗宾逊夫人之外，还应提到的有：N.卡尔达（《经济学杂志》，第一卷，新增序列，1934年8月，第337页）；R.F.康恩（《经济学杂志》，第四十五卷，1935年3月，第3页）；弗雷兹·马赫鲁普（《经济学探索》，第250页）；也许还有其他。

[15]
前面引用的书，第237页。

[16]
买主独家垄断的情形除外。

[17]
因为篇幅有限，所以我们无法将支持“生产力”理论的这一阐释得众多的引用语包括进来。尽管马歇尔在陈述这一原则时，使用的是更一般的术语，即厂商总产品价值的净增加值（《经济学原理》，第406、521页），但似乎是，因为他主张物质产品的一定单位通常不能被分割（第407页），所以他才这样做。关于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他明确地证明竞争性公式是正确的（《经济学原理》，数学附录中的注释〇14）。同时参见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第119页，及希克斯的《工资理论》，第8页。奈特的解释是不确定的，尽管他为产量的垄断约束（《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第186页）和销售成本（第339页）作了辩护，将它们视为生产性的，但他同时也在清楚地说明它是竞争性公式（第107页注释）。教科书中有大量的例证，例如，参见加尔福尔和汉森的《经济学原理》，第409页（修订版，第384页）。

[18]
比如当我们说到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时，马歇尔使用“净产品”，而罗宾逊夫人则使用“边际生产力”来指边际价值产品，等等。康恩先生（见上述引文，第3页）则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生产力”，其“边际私人生产力”被定义为一种价值产品，但是，在几行之后的脚注中，他又说：“由此推论……（社会?）‘生产力’就是‘产品价值’。”

[19]
为了进一步分析分配中的垄断因素，尤其是关于工资，见我的论文“劳动的垄断力量”，载于《工会的影响》，纽约，1951年。

第9章　垄断竞争与不完全竞争的区别[1]

本章将对垄断竞争与“不完全”竞争在一般领域中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评论，这当中最主要的错误是将两者仅仅视为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本章第一部分认证了全部内容中两种理论都共同存在的错误，所使用的专业工具具有相似性，[2]
并且简要地浏览了关于一般理论存在的许多错误观念；这些错误观念，要么含糊地通用着，要么为具体的作者所持有。第二部分则考察了两种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目的是重申作为垄断与竞争合成物的垄断竞争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唤起大家注意在这一问题上，罗宾逊夫人的观念和我自己的观念之间的基本区别，以及它的一些后果。

1.一些普遍的错误观念

我们首先来看关于一般理论的错误观念。首先的一个错误观念是，“不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在一些特殊方面与边际收益曲线有关。这种关联可能被描述为历史性的意外。关于边际收益曲线，罗宾逊夫人这样说：[3]
“这一工具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的著作就是因试图将它应用于各种问题而起……”应用的确是有独创性的，罗宾逊夫人已经有效地表明了这一特殊的小专业工具的价值，但是，她似乎倾向于夸大它的重要性。例如，在第6页上，她说：“许多种专业工具没有内在价值，仅仅是为了方便起见才使用，但是，为了分析垄断产量而使用边际曲线，本身就包含了整个问题的核心。”自然，边际曲线的交点比平均成本曲线与平均收益曲线之间的拟合面积，能够更有效地揭示出垄断产量，这是边际曲线的一个“内在价值”。同时，边际曲线根本不能说明价格，这是它们的一个内在缺点。不能很容易地说明单位利润或者总利润，则是它们深一层的内在缺点。的确是因为这些缺点，使得我们在罗宾逊夫人著作的八十二例图示中，找不出单独一例边际收益曲线不受平均收益曲线影响的图示来。[4]
此外，当我们超越孤立状态下个别厂商的均衡时，即使对产量而言，边际曲线也不再包含“整个问题的核心”。这一点出现在罗宾逊夫人自己关于“竞争性均衡”（在“不完全”竞争下）的描述中。在她的描述中，我们发现，完全均衡“要求一个双重的条件，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以及平均收益（或者价格）等于平均成本”。[5]
边际曲线看来是相当次要的，而不是包含“整个问题的核心”。即使对个别厂商的均衡问题而言，边际曲线也只是可供选择的一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与使用平均曲线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罗宾逊夫人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点，她说：“显然，在确定能够使‘垄断净收益’面积最大的价格时，边际分析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恰好与马歇尔使用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相同，因为当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净收益最大。”[6]

由于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大量内容是根据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许多人的头脑里，边际收益应当与不完全竞争密切相关联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哈罗德先生在他关于“不完全竞争与贸易循环”[7]
的论文中说：“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最主要原则是，企业家倾向于使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然而，很显然，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纯粹竞争的最纯粹情况下，对个别厂商来说，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都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实际上，它只是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另一种说法，对于区别“不完全”竞争和纯粹竞争及垄断并没有任何帮助。

可以将第二种错误观念描述为，夸大或歪曲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所具有的与“收益递增”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历史关联不过是因如下事实而产生的，即罗宾逊夫人著作中所澄清的理论，似乎是从一系列关于收益递增的性质以及它们是否与竞争相容的论文中逐渐总结出来的，这些论文的作者包括奈特教授、斯拉法先生、庇古教授、沙福先生、哈罗德先生、罗宾逊夫人以及其他人。但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不完全”竞争看起来历史性地源于收益递增，但垄断竞争却并不是这样；[8]
就其现存的状况来看，其合乎逻辑的出处似乎完全相反。罗宾逊夫人和我自己都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不考虑成本条件时，影响需求曲线形状的要素问题（在存在大量生产者的情形下）。[9]
的确，这一类型理论下的均衡，通常（尽管不一定）会在个别厂商（生产）成本曲线的成本递减阶段得到实现，但是，当我们想到厂商的成本曲线都具有相同的U型形状时，那么，无论是在纯粹竞争条件下还是在垄断竞争条件下，立刻就会看到，厂商在均衡附近的“收益递增”都是垄断竞争的结果，成本曲线无法予以解释。[10]
当然，成本曲线的形状是决定均衡的一个因素，但是，在所有存在成本曲线的价值问题中，都可以这么说，正是需求曲线的形状，标志着垄断竞争与纯粹竞争的差异。[11]

第三种错误观念可以简要地予以处理。它就是如下观念，即垄断竞争只和需求曲线与成本曲线相切，而不与存在垄断利润的情形有关；反之，任何存在垄断利润的情形都可以被归为垄断。我们略作思考就能知道，这是一种人为的区别。这个问题的产生并不真正与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有关。因为当一个“行业”中的厂商数量没有变动倾向时，她把被赚到的所有利润都作为成本包括进来了，因此，根据定义，就使得所有个别厂商的需求曲线与成本曲线相切了。[12]
然而，这一错误观念的确是因垄断竞争而形成的，我已经很多次遇到这样的观点了，即认为成本曲线与需求曲线相切是重要的相关原则。[13]
这可能是由于在我自己的理论陈述中，过多地突出了这一结论。这里需要做的就是唤起大家对上文段落的注意（第85页和第113页及其后）；上文已经表明，相切的结果来自于某些夸大的随后又不予以讨论的假设，主要作为一种解释性的方案代表了理论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它被认为仅具有有限的直接适用性。

它们所强调的本质要点是两条曲线相切和不相切，都存在竞争与垄断的混合。它们之间唯一的本质区别是就利润而论的，即如果它们相切的话，那么垄断利润就消失。但是，在上述情形中所有来自于垄断因素的其他现象仍然保持着。在这些现象中，有垄断价格和产量、销售支出以及可能的歧视。如果认识到我们通常所持有的整个垄断理论，是垄断竞争理论的重要部分，至少像我所努力描述的那样，那么问题就可能最容易得到解决。

再插一句，经常遇到的一个观点要被提到，尤其是在公用事业和铁路领域：如果利润并不过多，那么，某个领域就是竞争性的。因而人们主张铁路不再需要管制，因为其利润通过其他运输形式的竞争而得到控制；针对其他公用事业，人们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当然，回答是利润仅仅是上述情形中的一个因素；即使利润并不过多，价格、差别性的实践活动、各方面的服务、投资以及其他策略等，都可能受到垄断因素的显著影响。

第四种错误观念认为，产品差别可化简为市场上的厂商数量问题，即随着厂商数量的增大，个别厂商的需求曲线将变得越来越有弹性，直至达到纯粹竞争的条件。在讨论中，我再三地遇到这种观点，它看来的确具有令人惊骇的以及令人不安的生命力。在罗宾逊夫人的著作中，这种观点有过短暂的出现，当她考虑随着对同质商品需求的增加以及新厂商从事经营的可能性时说：“可以说，它发生在原有的厂商中间（或者是地理上的，或者是产品特殊品质方面的，它们以不同的程度来吸引不同的顾客）。根据购买者的观点，如果任何一个厂商与其临近厂商的差异因此而减小，那么，每个厂商的顾客将变得更加无差异，需求弹性将增加……这种类型需求的连续增加，最终将完全地消除市场的不完全性……”[14]
然而，她又继续指出，实际社会中，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广告和其他策略会发挥作用，并会再次分解市场。根据罗宾逊夫人的观点，需求曲线变平只是几种可能性之一；卡尔达先生[15]
用更一般的术语陈述了这一观点，尽管他的论证也是随着厂商数量的增加，新厂商来自于原有的厂商“中间”的。

较大的厂商数量会使需求曲线几乎接近于纯粹竞争特有的水平位置吗?——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显然，并不存在曲线这样变化的一般性假设。例如，如果我们考虑分散布局在一个区域内的商店，那么，商店数量的增加是由于区域的扩大，而不是由于区域内人口的更加密集。在这种情况下，新厂商根本就不是来自于原有的厂商中间，与以前相比，“产品”也不再几乎相同。在非地理的问题中，销售新品种的新厂商，必定要至少吸引一些新买者，因此，总会产生某种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这个地理例子中的区域扩大所产生的效果。此外，除了地理问题之外，“在中间的产品”这一概念通常不容易被应用。能将气体制冷视为在另外两个品种比如说电冰箱和天然冰“中间”吗?能说薄荷香烟在另外两个品牌“中间”吗?看上去显然是厂商数量的大或小，并不必然表明有关产品之间的替代程度。从以下的基本命题中或许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即任何领域中的生产者的数量，首先取决于该领域被定义的宽广程度。

不过，即使可以容易地把产品看做是与许多生产者的产品“紧密结合”的，但结果也不一定是接近纯粹竞争的。如果我们假定生产者和他们的顾客沿着一条线分布，那么，任何一个厂商产品的需求曲线都将是一条倾斜的直线，它决定于运输成本或者对单位距离上便利因素的评估。[16]
现在，如果高利润引起销售者数量的增加，使得曲线向左移动，那么，只要购买者所评估的便利价格不变，[17]
那么，曲线将保持相同的斜率。随着厂商数量的增加，曲线看来并没有接近水平形状的趋势，除非对便利的评估发生了变化；尽管后者有可能受到厂商数量改变的影响，但似乎还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另一方面，在相反方向上却存在一种明确的关系。对便利评估的变化（或者一般地，产品种类的变化）必定要影响到厂商的数量。评估的降低将使需求曲线变平，因此将会减少销售者的数量；评估提高情况则相反。显然，在任何特定的情形中，厂商数量的实际增加，事实上可能与垄断因素的加强而不是削弱相连。[18]

一般性的结论一定是，随着产品的差别化，“生产者的数量”不再具有涉及任意特定（标准化）产品时所具有的明确含义，并且，关于数量对单个生产者需求曲线弹性影响的宽泛性也不可能存在。[19]

与数量问题密切相联系的是可分割性。如果所有的要素都是完全可分的，那么，垄断竞争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答案非常清楚，什么变化也没有。但是，卡尔达先生却主张“当每种东西都是完全可分的从而完全缺少规模经济时，作为‘经济力量空转’的一种结果，‘完全竞争’必然会单独建立起来。只要各种各样的‘制度垄断’及各种各样的不可分性完全不存在，那么，任何程度的‘产品差别’，以及任何可能的更多‘产品变化’，都不足以阻止这一结果”[20]
（在他的论点中，“制度垄断”扮演着阻止利润下降到最小值的角色。这里我们假定缺少这种力量）。之所以发生从垄断向具有完全可分性纯粹竞争的假想的转化，这是因为：第一，规模经济的消失，所以成本曲线是一条水平线；第二，当这种成本曲线与一条倾斜的需求曲线相结合产生利润时，厂商会被利润所吸引，随着更多的厂商进入，需求曲线本身会在水平位置的周围进行摆动，其理由上文已经提到。但是，如果这些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是错误的，那么他的结论就是失败的。第二个原因的错误我们刚刚予以论证，第一个原因的错误则在附录B中予以了详细说明。

注意到如下事实可能是有益的：即使认同规模经济的缺乏是根据完全的可分割性得出的，然而，如果需求曲线没有变成水平的，那么，像上文通常所论证的那样，我们就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即厂商的流入将会完全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在不变的成本下总是存在利润的）；最终的结果看来是无穷小厂商的无穷多数量。这里要顺便提及一下，应当假定，而且我们假定（罗斯金式的梯度）购买者也是无限可分的。这将完全消除需求曲线因无限可分性而变平的任何理由，因为相对于购买者来说，销售者不会变得数量更多且结合得更紧密。[21]

另一方面，即使认同随着厂商数量的增加，需求曲线的确变得更有弹性了，但如果成本曲线仍然是U型的，那么，当厂商数量充分大，从而导致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时，也没有理由确定集团均衡。

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这么认为，因为无限可分性与成本曲线的形状无关，并且厂商数量肯定与需求曲线的形状无关，所以凭借这点推理，是不存在垄断向纯粹竞争的转化的。

存在第五个各种各样与“进入限制”有关的错误观念。我们首先来看如下观点，即“进入限制”与完全竞争相矛盾，因此必然就象征着垄断或者“不完全”。罗宾逊夫人详细地涉及了这个问题，我只不过是记载并同意她的结论而已；她认为行业的进入限制与完全（以及纯粹）竞争十分相容，唯一的假设是该行业内的条件，使得个别厂商产量的需求曲线属于完全弹性。[22]
当然，进入限制同样与不完全竞争及与垄断竞争相容，并且毫无疑问地，进入自由与完全（及纯粹）竞争也相容。

剩下的问题是，“进入自由”是否与垄断竞争也相容。似乎无疑的是，罗宾逊夫人认为它们相容。而当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与差别化产品的含义不太相一致。卡尔达先生公正地指出，“一般地进入该领域，并且特别地进入该领域的每个部分，而没有受到任何阻碍”[23]
的这种说法，意味着“如果他愿意的话，那么，每个生产者都能够生产与任何其他生产者产品完全一样的产品；而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么仅仅是因为他发现这么做并不能获利”。[24]
从逻辑上讲，这必定是“自由进入”完整意义上的含义，它与差异化的产品完全不相容。至于垄断竞争条件下任何个别厂商所生产的特定产品，无论怎样地“进入自由”，都不可能存在。尽管其他人可能会生产出特定产品的相当好的替代品，但是没有人能生产出与它同样的产品。于是，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只存在自由生产替代品意义上的进入自由；并且在这一意义上，进入自由是普遍的，因为替代品完全是一个程度问题。

要给出一个恰当的概念的话，那么，可以将它定义为，在一个任意界定的有益范围内生产替代品的自由，比如说，在充分有利于消除必要最小值之上利润的范围内生产替代品的自由。然而，如果现在我们谈到通常意义上的“行业”的概念，显然，一个行业中的一些部分可以用这种含义上的进入自由来显示其特征，其他部分则不可以，“信誉”就是这种状况的常见例证。于是，我们可以有理由地问，进入自由是针对什么说的呢?即使在这里所界定的有限含义上，我们也不能说进入一个行业的自由，除非各处的需求曲线都与成本曲线相切，从而使行业中所有生产者的利润减少到成本曲线中所包括的最小值。即使这种假定是正确的，但也还有一个令人烦恼的事实，即某些利润减少不是通过构成“行业”的替代品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行业外的替代品来实现的；换句话说，一个行业所据以确定的进入自由，实际上包括在比“行业”宽得多的范围内生产替代品的自由程度。问题的结果看来是，概念并不是很有用，甚至还会严重地令人误解垄断竞争。事实上，它是一个通常涉及确定商品的市场的概念，并且基本的困难在于，垄断竞争条件下不会超越个别厂商所生产的商品的限度，进而存在这种确定的商品。[25]
就进入而论，我们需要说的全部内容是，在经济制度中的任何地方都有存在利润的可能性，只要可能它们就会被加以开发。任何特定厂商对丰厚利润的占有，显然暗示了通过生产紧密替代品，其他人也能够赚得一些利润回来。不用任何进入自由或进入限制的概念，甚至不用“行业”的概念，就能够很简单地描述出结果：制度中一些厂商赚得的利润，没有超过以成本来计算的最小值；其他人赚得的利润，则超过了这一数值，并具有不同的程度。[26]

在错误观念中，最后必须提到，罗宾逊夫人试图表明“不完全性”与产品差异无关。“张伯伦教授对市场完全性的态度”，她说，[27]
“不是十分清晰。他似乎将不完全性与产品差异简单地联系起来。但是……实物差异并不是市场不完全的必要条件……产品差异也不是市场不完全的充分条件。”她主张产品差异不是必要条件，是因为“除了生产它们的厂商名称外，两种商品可以在每个方面都很类似，然而，如果不同的购买者在两个厂商之间有不同的偏好程度的话，那么，两种商品的销售市场将是不完全的”（斜体字是我加的）。然而，在被她所引证的地方，依附于产品的厂商名称，又明确地作为一种差异化状态被提到。上文已经解释过，产品差异的依据“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只要对购买者来说它有一定的价值，导致购买者偏好一种产品胜过另一种产品”。[28]
罗宾逊夫人对差异化作为必要条件的异议，反而成为赞同它的一个实例。[29]
她关于差异化不是充分条件的观点，在于表明即使产品是有差异的，但如果所有的购买者在偏好方面都是相类似的，并且每个购买者每次都只与一个厂商做生意，那么，市场仍然是完全的。这一点看起来明显是正确的。但是，退一步说，条件是严格的，并且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那么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她并没有举出实例，始终只是说到产品A与产品B；如果购买者品味或偏好不同——这是非常普遍的——那么，看来我所定义的差异化，[30]
也是垄断竞争的一个充分条件。

2.区别于不完全竞争的垄断竞争

现在我们转向什么是垄断竞争，特别是它如何与不完全竞争相区别的问题。“垄断竞争”是对传统经济学观点的挑战。在传统经济学中，竞争与垄断是替代的关系，个别价格是根据要么这个，要么另一个来解释的。与此进行对比，垄断竞争主张大部分经济环境是竞争与垄断两者的合成物，并且，只要是这种情形，那么，忽视这两种力量中的任何一种，将经济环境视为完全地（即使“不完全地”）由另一种所组成的观点就是错误的。这看上去是个非常简单的观点。的确，如果一个人对涉及相互排斥的思考方式不是很固执的，那么，他就会立刻领会这个观点。一个学生在下课后对我说，“第4章很容易——你在里面什么也没说”，垄断竞争观点内在的合理性，从未像这个学生那样更好地表达过。

然而，我自己对第4章的评论却完全不同。“产品差异”无疑是所有主题中最难的，原因就在眼前。它所包含的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考虑经济制度的方式；改变一个人的经济学世界观，与浏览个别厂商的经济学，或者与给一个人的工具箱添加新的工具，是完全不相同的事情。我马上要说明，竞争与垄断混合物的这一概念，在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是完全缺乏的。在那里，二分法似乎与在庇古、马歇尔、陶西格或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里一样截然不同。

传统上垄断与竞争是相互排斥的替代关系。这种传统的分量的确很重，一个人可能会彻底放弃如下希望，即真正严肃地认可现实环境典型地就是两者的结合。这种认可竟然接受了颇为恰当的理论结构，使两种因素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人们尤其对这一理论结构的特性存在误解，因为它使用了一种垄断的方法，并且让人们看到了竞争理论完全遗漏的情形——垄断因素实际上存在于所有的环境中——一些人惊慌地把它看成是朝垄断方向偏离得太远。同哪里有垄断哪里就没有竞争的观念结合起来，很容易演变为对垄断竞争理论的谴责，认为它在描述中完全没有考虑竞争。这似乎是J.M.克拉克教授的观点。他说：“理论家们经常说典型的行业环境‘包含垄断因素’；最近存在一种趋势，它走得更远，并划出了界限，以至于将垄断归类为所有不具备‘纯粹’或‘完全’竞争特征的环境，因此，实质上是把所有的行业都纳入了垄断分类之中。”然后提到罗宾逊夫人和我本人的著作。[31]

现在，没有人做过任何这类事情。说一个行业中的每个生产者拥有对他自己产品品种的垄断，并不是说该行业被垄断了；相反，在该行业内部可能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当然不是纯粹竞争理论所描述的那种竞争，而是与之不同，因为每个生产者拥有对他自己产品品种的垄断，因而每个垄断者都面对着替代品的竞争。现在我们立刻就很清楚，垄断竞争包含了垄断的全部理论。然而，它看得更远，考虑了彼此间有明显程度竞争的垄断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无论这种关系存在于什么情况之下。无论竞争的程度有多大，它都能通过一条需求曲线（a）适当地有弹性，以及（b）适当地相对于成本曲线定位而得到充分的承认。此时，通过垄断理论而不是通过竞争理论，来着手处理问题，其优越性立刻就显然而见了。竞争理论生来就完全排除了垄断因素，因此也就抹去了一部分景象，对经济制度的叙述是如此错误，以至于在大多数的场合，其叙述甚至不能被称做是接近于经济制度。垄断理论没有排除任何东西，它开始描述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垄断因素，并且通过扩充包含了生产者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认可无论怎样的竞争以及无论怎样的垄断，在任何特定环境中都可能出现。

在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中，尽管非常广泛地使用了“垄断竞争”这一术语，然而人们同样对“不完全竞争”有着强烈的偏好。不难解释这一现象。首先要提到这一术语本身所包含的某种讽刺成分——如果有关礼节的著作经常被冠以“完全举止”的标题，那么，当讨论原有礼节的变化时，比“不完全举止”更迷人的标题将是什么呢?但也许在“不完全竞争”的广泛使用中，比这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它只是包括了一个明确的认可，即实际竞争是不完全的，任何一个人无论如何总会接受这一认可的。这一术语完全是消极的。竞争与垄断各自出发，没有重叠，一种思维范畴对另一种的干预也尽量最少，因而“不完全竞争”毋庸置疑地已经有助于，并将大大地有助于使竞争和垄断作为相互排斥的范畴而永存。[32]

“不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普遍地被当做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而结合在一起，它们的相似成分似乎得到了充分的[33]
认同；它们的相异之处几乎未被认可。除了对理论本身进行有用的总结之外，怀特先生还就两种理论在范围和处理上的一些区别，提出了有辨识力的分析，[34]
增加了一个在我看来是问题概念方面的基本区别。我完全明白很多人并不领会它的重要性，但是会注意到它所涉及的仅仅是一个术语学问题。然而，我认为没有证据（至少是我能找到的）表明，罗宾逊夫人是以任何别的方式来考虑垄断（在其通常含义上）与竞争，而没有把它们当成相互排斥的。[35]
我们之间在概念上的这种区别，实际上是理解有关问题处理上的许多其他区别的关键。在值得赞扬的罗宾逊夫人运用传统二分法所澄清的问题中，应当提到的有：论文“完全竞争是什么?”的大部分内容，当人们根据她的解释来读这篇论文时，它就具有了新的含义，例如，她在“纯粹”竞争与“完全”竞争之间讨论问题时，她否认了“产品差异”以及她对“商品”定义的讨论；[36]
在她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她关于“垄断均衡”和关于“竞争性均衡”的单独章节；她对利润的处理，下文将要讨论；以及她对“剥削”的分析，下文也将要讨论。因此，看来值得浏览一下罗宾逊夫人对竞争与垄断的特性，以及对它们相互间关系的分析。

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的第4页和第5页，她考虑到了替代中的等级问题。她对事实的陈述几乎与我自己的恰好相同，但是结论却明显地不同。她认为“在一个极端是纯粹垄断，而另一个极端是纯粹竞争的系列中排列实际情形”的可能性是“迷人的”，但是由于涉及不可克服的困难，她又放弃了它。在此，应当与《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的第63页和第64页的处理作一下比较，在那里她明确地将这一观点视为理论的墙角石。为了定义“垄断”，罗宾逊夫人探索着去定义“商品”，并发现她自己被定义宽度的可能性的改变所阻碍。因此，为了获得真正的答案，她从答案开始往回返。显然，垄断一锚定任何商品，并且完全等同于该商品与其他商品之间的竞争，不管是宽泛地还是狭窄地定义该商品，就永远也不会看到垄断的常见含义完全令人满意了。可见，为了逃避想象中的困难，她给术语“垄断”下了一个定义，据我所知，这一定义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会有；它仅仅是指一个个别销售者。“每个个别生产者拥有他自己产量的垄断，那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很多生产者在一个完全市场上销售，那么，就存在我们习惯上描述为完全竞争的事态”。[37]
因而，甚至在完全竞争下，个别销售者也是一个“垄断者”。在关于“垄断均衡”的章节中，她说：“为了简单起见，可以把个别生产者称为垄断者。”[38]
这一章中包括了对完全竞争条件下个别厂商均衡调整的讨论。在第4篇“垄断产量与竞争性产量的比较”中，罗宾逊夫人用通常的方式定义了“垄断”，即唯一认可的对产量的控制，并且在第9页的总结中为这一定义辩白说：“这个标题……得到习惯的认可，尽管在言语上与本书所基于的垄断概念不一致，然而，避免使用它将会显得很书生气。”因而，就她赋予“垄断者”一词的含义——无论怎样情形下的一个个别销售者，以及她在第6页将它描述为“合乎逻辑的定义”[39]
来说，均不存在什么疑问。除了她自己的奇特定义之外，在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的概念中，不存在任何情况的垄断。此外，在最后一章“垄断的世界”中，她又回归了垄断的传统定义，即对供给的控制，但她总是就一个行业来说，而从未就一个行业内特定厂商的产品来说。

罗宾逊夫人的分析，尽管与垄断竞争的分析，具有有限的技术上的类似性，但却同样正好如完全竞争理论一样误导着人们——它用完全忽略了情形中垄断一方的术语，加上它的所有多重含义，描述了一种混合环境。正如上文所说明的那样，垄断产生于差别化的产品，如果明确地把一个“不完全竞争性”的行业认同为一种“为了实际目的，在它自身内可以被看成是同质的”[40]
商品，那么垄断就被忽略了。明确提到的作为这种同质性例子的商品是机动车，因为她立刻就说：“需求曲线描绘了一系列价格，在这些价格上，在既定的一段时间内，某种商品的不同数量将会在市场上被买走……每个月在英格兰所购买的机动车数量……可以用一条需求曲线来描绘。”上文中[41]
我本人也使用了相同的机动车例子，垄断竞争与“不完全”竞争之间的隔阂，可能会因这种巧合而备受关注；我使用机动车的例子是为了相反的目的，即要表明假设它们同质的分析是完全不充分的，那么，确定一种垄断竞争理论的必要性，该理论就必须明确地承认它们是异质的。

关于这一点，有意义的是，尽管罗宾逊夫人和我本人都使用了“一致性”的假设——整个集团中个别生产者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是相同的——[42]
但是，这一假设的使用却显著地不同。在罗宾逊夫人那里，从未取消这一假设，因此成为她的最终理论的一部分。如果一种同质产品在“不完全”市场上销售，这就是人们所预期的结果，因为“不完全性”将毫无偏见地分布在提供同质产品总量的不同厂商之间；相反，在我自己的处理中，它是一种“英雄式”的假设，仅仅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而被采用的，用来使说明[43]
容易些；并且，为了在理论中包含“每个生产者周围条件的差异”，[44]
这一假设最终将被取消，在每个生产者对他自己的产品具有垄断控制的情况下，这种差异是异质性天生的伴随物。

看来没有丝毫证据表明，罗宾逊夫人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个别生产者想象为具有任何意义或程度的垄断，这里所说的垄断，是经济学中传统上使用的并且继续在本书中使用的垄断术语。罗宾逊夫人在其著作的前言中，答谢了康恩先生对她著述《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大力协助，康恩先生直截了当地作了如下准确的断言：“应当了解，竞争的不完全性这一短语，并不具有按照传统垄断一词与之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含义。”[45]
这一陈述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发表于本书第一版之后的两年，或许可以被当做是明确地指向这里所提出的观点的，并且被当做是对某种立场的清楚断言，我将这种立场归因于罗宾逊夫人。[46]

卡尔达先生甚至更具有启蒙性。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显然将不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仅仅看做是同一种东西在英国和在美国的对等物（他的比较是背带和吊裤带）。因此，人们可能希望他会立刻回答[47]
上文的观点，即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没有包括垄断，人们希望他提供的证据是不完全竞争包括了垄断，由此将两种理论结合起来；相反，他将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是通过从垄断竞争中把垄断去除掉，并声称作为“向前的一大步”，我应当为垄断竞争中去掉垄断之后的剩余物而受到赞扬，而无论我是否同意。[48]
这的确是慷慨大方的，但是，我仍然应当要求将特殊的这一步归结在别处，因为它不是我一直设法表达的。

卡尔达先生更多地使用了“制度垄断”这一术语，在他看来，这一术语不多于也不少于经济学文献中垄断传统上所指的含义，[49]
以及本书中垄断所指的含义。按照他的理解，这种垄断彻底远离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理论，这种理解明确地出现在他对这些理论“四个基本假定”的陈述中，其中之一就是“没有一个生产者对所生产的任意产品具有某种‘制度垄断’”。[50]
某些东西可以远离本书的中心议题，就像本书第4章中特别详细阐明的那样吗?某些东西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例证，不仅仅关于如下主张，即“不完全”竞争并不将经济制度视为垄断与竞争的混合，而是关于如下事实，即垄断竞争已经被频繁地且不经意地以同样的方式加以解释了吗?[51]

现在，观点上的这一区别会有一些怎样的后果呢?我将仅考虑三点。第一点与利润有关。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在一个“商品”或“行业”“完全任意的”边界内，在罗宾逊夫人看来，全部利润都是竞争性的。[52]
由此得出结论，通过相当宽泛地定义“行业”，能让垄断利润的所有问题完全消失。与此形成对比，源于垄断竞争的利润观点是，在整个经济制度中都能看到，利润起源于对特定产品产量的控制（当然，也极大地受到销售费用和产品变化的影响），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垄断利润；如果竞争是纯粹的，那么，这种垄断利润将不会存在。但是，肯定要创立一种充分说明它们的利润理论，[53]
当这一理论完成后，它似乎肯定能改变我们关于垄断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看法。但是，因为找不到任何垄断的“不完全”竞争，因而连问题都形成不了，更不用说去回答了。

第二点与“竞争性”标准有关。“自由企业”很长时期都被松散地认同为“竞争”。在经济学理论中，这种认同是“完全”竞争的或者“纯粹”竞争的。然而，明显肯定的是，自由企业的代表性结果并不是纯粹竞争，而是垄断竞争。商品是有差异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的真正特性（不考虑需求），部分原因则在于厂商对购买者品味、偏好、区位等区别的适应，无论是在任意的产品种类内部，作为产品程序的一部分，还是在一个产品种类与另一个产品种类之间，这些区别都差不太多。在“自由企业”下，商人们大量增大基于这些原因的异质性，进一步试图将他们的商品与其他人的商品区别开来，并通过广告来操纵商品的需求。换句话说，自由企业的一个本质部分是，每个商人都试图建立他们自己的垄断，将这一垄断扩大到任何可能的地方，并护卫着它，以免于其他厂商企图扩大他们的垄断。[54]
这些垄断不存在被竞争出局的趋势；相反，作为情形中的一部分，它们与抑制它们的竞争相差无几。

对产品差别的明确认可，使多样性问题得以公开，并且清楚地表明，出于福利经济学的目的，纯粹竞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看成是一种“理想”。在很多情形中，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纯粹竞争，即使假定它是合意的。例如，零售商店不可能全都位于同一地点，演员、歌唱家、专家以及商人之间的个人区别，是不能消除的。但是，即使有可能，超过某一点使产品标准化，也不是人们所想要的。购买者的品位、愿望、收入和区位的差别，以及他们在使用商品方面的差别，都表明对商品多样性的需求，也表明用一种既包含垄断又包含竞争的理想，代替“竞争性理想”的必要性。多少垄断，什么种类垄断，以及用什么来测度社会控制，就成了问题。[55]

此外，产品和销售费用的“理想”调整，以及常规的价格与产量分析，必须明确地被公认为是最佳福利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些附加的因素可能比价格还要更容易变化；然而，如我们所熟悉的，为了使“福利”最大化而分配资源的问题包含如下假定：第一，产品既定；第二，完全没有销售成本。就第一个假定来说，不仅个别厂商所作的产品调整被忽视了，而且每当厂商的数量随着资源的流动而变化时，经济制度中产品组成的变化也被忽视了，这种变化起因于每个新厂商生产一种新产品的这一事实。就第二个假定来说，看来很清楚，销售成本既不能当做是完全浪费，也不能当做是完全等同于生产成本来对待，任何一方都是一种简单的办法。实际上，必须面对的困难是，既要找到定量标准也要找到定性标准，以此来判断销售成本，并将它们中的一部分结合到福利理想中来。上述两方面的这些问题，都起因于差异化产品中的固有的垄断因素，正因为这一原因，似乎没有理由希望对这些问题的恰当处理，将来自于“不完全”竞争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不承认任何垄断的存在。[56]

第三点与一种特殊的竞争性标准有关。和庇古教授一样，罗宾逊夫人将“剥削”定义为，工资低于以销售价格来估值的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57]
，并且投入大量空间，用这一标准来比较不完全竞争下与买主独家垄断下的结果。她指出，在不完全竞争下，劳动所得不可避免地少于这一标准，因为是按照劳动的边际产品乘以边际收益来支付劳动的，这一数值小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乘以价格。自然，根据这一定义，结论便是劳动非常普遍地受到“剥削”。

现在看来，很明显，在垄断竞争条件下，不仅劳动而且所有的要素，得到的都要少于其边际物质产品的市场等价物，原因是，适用于劳动的观点也适用于任何要素，任何一个厂商的要素总收入，如果按照边际生产力的竞争性标准来计算的话，那么，合计起来都会超过厂商的总收益。[58]
一种要素所得少于其边际产品，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另一种要素所得会更多（就像在纯粹竞争条件下那样）；按照一种不同的原则来支付，无论是一种要素，还是全部要素，所得到的都较少。对于个别厂商而言，罗宾逊夫人明确地持有这一观点，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她不将企业家服务当做要素之一包括进来。[59]
她为企业家保留了剥削者的角色，在她的分析中，通过将企业家与厂商视为一体，可以很容易地取消企业家身上的这一角色。

企业家与厂商隐含的同一性贯穿了她的论点的始终。罗宾逊夫人主张（第408页），“对厂商来说，企业家的边际产品毫无意义”，明显的原因是，他是一个人，是不能分割的。[60]
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说“厂商的规模不经济地小”，与说“企业家相对于其他要素的比例，高于能够产生最低成本时的比例”是同义的，[61]
它真正的含义是厂商相对于要素的比例，高于能够产生最低成本时的比例。看来她没有注意到，厂商数量的增加（在垄断竞争条件下与在纯粹竞争条件下相比），不仅影响到企业家的数量，而且也影响到劳动者、普通管理者、工厂以及其他要素的数量。一般而言，多余的都是资源（即再次依据纯粹竞争性的标准），从推理来看，没有什么能够表明，哪种特定资源相对于其他资源来说增加了，如果有这种特定资源的话。

至于企业家，她的论点认为，对一个“行业”来说，企业家的收入超过了其边际产品价值，因为如果一个厂商取消了其所使用的企业家服务，并且构成了该厂商的其他要素在其他厂商之间的分配，从而使得厂商数量只减少了一个，那么，由每个厂商的较大产量而产生的节约，将会用来抵消企业家服务的损失，从而减少产品的损失。的确，节约甚至可能会很大，结果使得产品增加，因而表明“行业”中企业家才能的边际产品价值是负的。这种可能性由罗宾逊夫人提出，康恩先生则予以相当详尽的发展。然而，推理不仅仅适用于企业家才能，而且同样适用于任何其他要素。可以表明，对行业来说，任何要素都拥有超过其边际产品价值的收入，同时如果取消少量的某种要素，那么，相应的产品损失，就会被通过增加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减少厂商的数量，进而在“更有效”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行业中的剩余资源（包括企业家能力）所抵消。然而，事实上，“行业”中厂商的数量将受到有关垄断因素力量的支配，并且不能这样操作。无论如何整个程序都是不合理的，因为厂商数量的变化虽然伴随着要素数量的改变，并因此影响着所谓的边际产品，但却与这种改变根本没有必然的关系。就企业家来说，如果我们放弃可变的企业家与可变的厂商是一个人是一回事的假设，并且承认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家才能”似乎与任何要素一样，具有高度的可分性，并能够被重新分配，那么，这个论点就不再能站得住脚。[62]

看来，如果企业家才能被视为是可分割的，那么，将没有人承担“剥削”的责任。的确，寻找剥削者似乎是一种被误导的努力，它起因于将剥削的竞争性标准延伸到某一领域，在该领域中由于垄断的存在，不恰当地实施了这一标准。无论什么都可以解释这种延伸。既然这样，看上去很可能是纯粹竞争性的概念和理论，更容易被应用于“不完全”竞争之中，而不是“垄断”竞争之中。垄断在因素存在的地方，如果不按名字来称呼这些因素，那么就会冒忘记它们存在的危险，并且面临着陷入某些分析模式的危险，这些分析模式只有在问题是竞争性的问题时才适合。

[1]
本章是刊登在1937年8月《经济学季刊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垄断竞争还是不完全竞争?”论文的修订版。这篇论文引起了尼古拉斯·卡尔达先生的回应，与我争论这里所提出的观点，他的回应刊登在1938年5月的同种期刊上；同时，我对这些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辩护，现在将部分内容融合到这一章中。此后，罗伯特.特瑞芬博士在他的《垄断竞争与一般均衡理论》中全面地讨论了整个问题，这里不再详细地谈及特里芬博士的书。

最初的论文感谢了几位同事的有益批评，尤其是沃斯利·里昂惕夫教授及唐纳德·华莱士博士。现在，我还应当对卡尔达先生在其回应中的批评表示感谢，他的批评使得我的叙述在几点上都得到了澄清，并促成了我作了一些补充。

[2]
具体来说，在缺乏买主独家垄断、歧视、少量的产品变化及销售成本时，那些部分与价格—数量之间的关系有关。

[3]
参阅：《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6页。

[4]
即使没有平均成本曲线，边际成本曲线常常也会出现。

[5]
第94页。

[6]
第54页，注释②。

[7]
《经济统计评论》，第十八卷，第84页。

[8]
参阅：本书序言以及上文的第11页中的第二段。关于“收益递增”的一组论文出现于二十年代后期及三十年代较早期。

[9]
参阅：《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51页，以及上文的第5、17、75页。赫特教授在其论文“经济方法与竞争概念”（《南非经济学杂志》，第二卷，第3页）中，比较罗宾逊夫人和我的著作时，将收益递增体系视为是罗宾逊夫人著作的“权威性”的特征，这具有重要意义（第4页）。

[10]
递增、不变和递减的“行业”成本曲线，三者似乎都既与纯粹竞争又与垄断竞争相容。

[11]
就更一般的问题，即成本曲线中的“收益递增”（与均衡上的收益递增截然不同）的条件而言，这种条件看上去显然既不是垄断竞争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它们之所以不是必要条件，是因为（例如）即使没有任何成本曲线，或者成本曲线是其他形状的，垄断竞争也是可能存在的；它们之所以不是充分条件，是因为我们所熟悉的U型成本曲线与纯粹竞争是相容的。

[12]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7章与第9章。卡尔达先生公正地提醒人们注意罗宾逊夫人与我在这方面的说法“仅仅是形式上的相似”。参阅他的“市场不完全与超额生产能力”，载于《经济学杂志》，1935年2月，第34页。

在后面我还将提到理论进行这种利润处理的意义。

[13]
见马赫鲁普教授在芝加哥圆桌会议上就这一点所作的评论，见《美国经济评论》，1937年6月，第325页；以及他的论文“垄断与竞争：一种分类”，同前，1937年9月。

[14]
参阅：《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101页。

[15]
在上述引文中，第42页。

[16]
除了区位中的便利因素外，在这里产品都被认为是同质的。

就该论点而言，便利并不一定经过了合理的计算。不用任何计算，仅仅是由于冲动或者偶然，人们也可能在最近的商店购买。

[17]
随着曲线的向左移动，它在任何特定价格上的弹性显然将增加，虽然它在任何特定产量上的弹性将减少。只有引进成本曲线才能知道均衡点上的弹性会怎样。

[18]
参阅罗宾逊夫人关于需求增加的三种类型，见《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100页。

[19]
一定不能忘记，当数量增加时，每个新的生产者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将生产一种新的产品。因此，生产者对产品的比例并没有增加；但在纯粹竞争条件下，该比例却增加了；并且，在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下，该比例也增加了。参阅下文，第209～210页。

[20]
在上述引文中，第42页。

[21]
从根本上说，除了认为整个经济制度中的产品将被减少到单一的均质体外，没有更多的理由假定任何产品大类中的差别，将会因要素的完全可分性或者因生产者数量的增加而消除。

[22]
“完全竞争是什么?”，载于《经济学季刊杂志》，第四十九卷，第104～111页。

[23]
引语出现在《垄断竞争理论》第五版之前的版本中，第111页，较早描述相切结论时，它是一个根本性的“隐性假设”。然而，“进入自由”的问题实际上从来没有被提及过，第113页更准确地概括了较早的论点，但没有提到这一概念：“当利润在整个领域内或领域的一部分内，高于一般竞争水平时，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新的竞争者将进入该领域，并将减少利润。如果这种情况总是可能的，那么，就像迄今为止所假设的那样，两条曲线将总会相切……”

[24]
在上述引文中，第43～44页。

[25]
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商品不是由一个厂商而是由一个“行业”来确定的，它被描述为在行业内是同质的，因此不会出现这种困难。参阅下文，第209～210页。

[26]
该论点并不意味着完全丢弃“行业”的概念。在很多方面，界定经济制度中的一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部分隔离开来研究它，显然是有用的。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尽管进入不是“自由的”，但是，在构成“行业”的特定产品的替代品生产含义上，谈论进入这一特定行业的相对容易性，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然而，当人们试图对行业进行划分时，都会流露出一种想法，即这种划分是具有极度任意性的。实际问题很可能是根据行业“通常意义”上的定义进行研究的，人们似乎更多地依据于这一定义的技术标准，而不是市场替换的可能性。

[27]
参见：《经济学季刊杂志》，第四十九卷，第112页。罗宾逊夫人此处对差异化的异议，证实了她将一个行业内的产品描述为同质产品（参见她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17页），不是“疏忽”，而是她分析问题方法的本质部分。在垄断竞争中可能是最基本的概念，在不完全竞争中却完全不存在，就像在下文中将解释的那样，这是两者之间解释经济制度时存在显著分歧的根本所在。

[28]
见本书前文第59页。

[29]
罗宾逊夫人的论文四处提及《垄断竞争理论》，但没有一处正确地陈述或解释了我所说的内容。首先，她明显地误解了“纯粹”竞争和“完全”竞争之间的区别（第105页），这导致她误用了这种区别，并得出结论认为区别是“令人误解的”，是“对已有混乱表示文字上的赞赏”。关于这个问题，见怀特先生的论文：“垄断竞争理论与不完全竞争理论的评论”，刊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36年12月，第642～643页。他在文中主张，她的观点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一区别。

其次，存在对产品差异的方向性错误的批评，这一点在上面的正文中已经讨论过了。

再次，至于数量，她说（第114页）：“为了使竞争是完全的，有时假定购买者的数量应当大就是必要的（对于我本人的脚注文献，尽管几乎任何其他人也这么认为）。但是，这与事实相反。”我自己就买者和卖者双方都作了清楚的陈述，并且罗宾逊夫人本人也在别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216页）讲到了同样的事情。当她徒劳地力图使“完全竞争”与差异化产品相容时，它又变成了“与事实相反”。对于这一点，购买者“他们的偏好恰好相同”是必要的，就像罗宾逊夫人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不能确信这一点，除非只有一个购买者。那么，对于销售者之间的完全竞争，一定是买主独家垄断。罗宾逊夫人现在以高速度让事实反过来。对于购买者之间的完全竞争，一定只有一个销售者或者垄断者。我们能得出结论认为，整个完全性要求双边垄断吗?

最后，罗宾逊夫人总结说，“所谓‘大量的厂商’，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数值来确保完全竞争”（第120页），并通过一个脚注文献，引导读者认为我提出100位这种‘大量’（的厂商）。在她所指的特定段落（见本书前文第51～52页文），似乎很清楚，仅仅是为了说明的目的而取100位厂商的，并且明确地说明，随着销售者数量的增加，“也很难说正好在哪一点上这种考虑（与小量有关）就不再是问题了”，这是一个看起来与她自己的结论相当一致的结论，当然，尽管出于不同的理由。虽然我说100是一个“大量”，但是罗宾逊夫人最后还是宣布，在我所考虑的特定情形中（见本书前文第51～52页），两个厂商就足够了。罗宾逊夫人没有作出解释，我本人则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两个厂商并不是足够的，仅仅是确信使我保持着自若，但我强烈地觉得并不是如此。

[30]
包括词语“重大的”以及“只要对购买者来说它有一定的价值，导致购买者偏好……”（第59页，上文）。如果更宽泛地将差异化定义为任何种类的差别，那么，似乎很清楚，差异化就是垄断竞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一些区别，哪怕只是区位上的区别，就根本不可能将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相区别，从而产生某种偏好。因此，差异化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每个产品单位（例如，每颗麦粒）与所有其他产品单位只有很小程度的不同。纯粹的差异化，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也不是充分的；对一些购买者来说，它还必须至少是略微重要的。

[31]
关于钢铁行业基点系统的国家档案登记处报告，第59页。

[32]
怀特先生评论说（在上述引文中，第643页）：“这一术语学（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及垄断三个一组）不仅掩盖了理论重新定位的本质特征，而且实际上同如下前提相矛盾，即竞争与垄断是彼此相容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当人们认识到罗宾逊夫人并没有这样的前提时，说明就并不困难了。

[33]
甚至超过充分。我注意到为了处理问题而提及《垄断竞争理论》的言语，仅仅是由罗宾逊夫人论述的，并且反之亦然。

[34]
在上述引文中。

[35]
根据她对垄断的定义，即对一个“个别厂商”来说，垄断与竞争的确不是相互排斥的：个别厂商与竞争完全相容。只有当垄断在其通常含义，即对供给的控制上被定义时，才会出现真正的兼容性问题。

[36]
或许还有她再三表达的感觉，即我自己的陈述是“令人误解的”、“不十分清楚的”、“相当没有说服力的”等等。

[37]
参阅：《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5页。

[38]
参阅：《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52页。

[39]
在“逻辑性”上，该定义可与将戏剧中的一个单独角色定义为独角戏，将铁路的铁轨定义为单轨铁路，或者将一个多配偶的男性，与任意特定妻子之间的婚姻关系，定义为一夫一妻制相媲美。

[40]
参阅：《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17页。“为了实际目的”显然是指建立理论的实际目的。罗宾逊夫人之所以具有这一奇怪的立场，逻辑上很充分的理由是，因为她拒绝“被迫”把每个生产者的产量看成是单独的商品（第5页）。因此，她永远不会提到个别厂商的产品，却总是提到它的产量。因为在她看来，同一个“行业”是生产同一种同质产品的（虽然在一个“不完全”的市场中），所以，与个别生产者联系在一起的垄断概念（在控制供给的意义上），对她的理论并没有影响就不足为奇了——在理论中不被承认拥有产品，或者“商品”的生产者与其他生产者截然不同，他控制不了任何供给。

[41]
参阅：《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9页。

[42]
参阅：《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98页；及本书前文第85～86页。

[43]
见本书前文第85～86页。

[44]
见本书前文第113、174～175页。

[45]
“关于理想产量的一些注释”，载于《经济学杂志》，第45卷，第20页。

[46]
应当注意，斯拉法先生并没有采取这种立场，罗宾逊夫人向他的早期论文（“竞争性条件下的收益法则”，载于《经济学杂志》，第36卷，第535页），致以极高的谢意。

[47]
见本书前文第193页的注释①。

[48]
“……已经表明，现实世界的垄断情形与下列情况是十分相融的……即属于特定人群的特定优势完全不存在，我一直把它视为垄断竞争理论的巨大成就之一……（它）向我们表明……根本没有任何‘唯一的优势’时，不同程度的垄断也能存在……在经济学中，（这）是向前的一大步；张伯伦先生应当为此受到赞扬，尽管他现在拒绝接受”（在上述引文中，第523页）。

[49]
参阅：“市场不完全性与超额生产能力”，载于《经济学杂志》，1935年2月，第44页。

[50]
同①，第35页。自然，可以将“制度垄断”加进这种情形中去，就像卡尔达先生在第45页简要做的那样，在那里，他说尽管“绝不是实质性的，但是，（它们）恰好就是造成大部分市场不完全的直接原因”，就像我自己在附录E中所表明的那样。此外，在卡尔达先生看到最后一个附录之前，显然他在《垄断竞争理论》中没有发现这一观点。

[51]
在回答本章的初期形式时，卡尔达先生是反对我对垄断竞争的解释的，他指出，如果接受了垄断竞争，那么，根据个别厂商需求曲线的弹性来衡量竞争的不完全程度，这一广泛使用的方法“在张伯伦教授所指的意义上，无疑不能被用来表示在一个既定的环境中，‘垄断’和‘竞争性’因素的相对力量”（在上述引文中，第256页）。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表明现在他知道了他最初的曲解，而勒纳先生衡量“垄断程度”方法的广泛使用，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曲解是多么普遍。我完全同意卡尔达先生所说的不能使用这样一种指标，并且我本人也从未认可或使用过它。在简化的假设下，它只衡量了垄断竞争许多方面中的一方面（一些方面是定性的，根本用不着衡量），因此，其含义是完全有害的。结论显然是放弃这一指标，而不是为了保留它而曲解理论。有关“垄断程度”的更详尽讨论，见我的论文“垄断与竞争程度的衡量”，载于《垄断与竞争及其规则》一书中，E.H.张伯伦编辑，伦敦与纽约，1954年。

[52]
参阅：《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7章与第9章。

[53]
我本人并不假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理论，个别厂商为了得到所使用的资源，包括企业家的服务，仅仅在其成本曲线中包含任何类型的支付是必然的。当然，超过这一数量的实际利润，通常是影响企业家服务供给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54]
“自由”，如果是解除了社会控制意义上的自由，那么，显然可以导致协议，并且导致个别经济单位之间各种形式的联合行动，而无论这些个别经济单位是厂商还是个人。这样的协议明显是垄断性的，无疑必须被增加到这里的情形之中，如果将经济制度看做是垄断与竞争混合的话。但是，它们并不构成本书主题的重要部分。要避免的危险是，将经济制度想象为“竞争性的”，且不存在这样的协议。

同样地，尽管“大的个体”常常拥有垄断力量，但是不能期望着通过分解这样的个体，就会建立起不与垄断相混杂的竞争；相反，“原子式”的竞争，几乎肯定会通过废除发生于（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大的个体内部的标准化，而导致产品差异的增加。垄断因素（部分地）起因于产品的异质，而不仅仅起因于规模大小，并且，由非常小的个体所组成的经济制度，无疑将是垄断竞争的，而不是纯粹或完全竞争的。的确，它可能会充分导致所行使的垄断力量总和的增加，与它在大量个体之间的分布相一致（然而，由于存在衡量的问题，因而难以就此作出精确的数量上的比较）。无疑地，即使假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标准化，且明确地是通过社会控制来实施的，那么它实际上也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从而仅能够部分地减少“原子式”竞争中的垄断因素。

[55]
参阅D.H.华莱士：“垄断竞争与公共政策”，见《美国经济评论》，第二十六卷，增刊，第77页；以及我自己的论文：“产品异质性与公共政策”，同前，第四十卷，第2号（纪要）。

[56]
“不完全”竞争更为正确的是，提出了去除不完全性。例如，参阅《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284页及其后。勒纳先生的《控制的经济学》，是福利分析的最新例子，根据完全竞争性的标准，十分详尽地来定义最佳福利，因此，它彻底遭到了上文的批评。

[57]
同①，第282～283页。

[58]
参阅本书上文第184页；以及罗宾逊夫人的“欧拉定理与分配问题”，见《经济学杂志》，第四十四卷，1934年，第411页及多处。

[59]
“欧拉定理与分配问题”，第411页。在注释①中，她说：“在现有情况下，要排除利润来计算成本。”

[60]
在简单承认企业家服务变化的可能性时，有一种古怪的试图以期保持这一不可分割的个体。“当企业家的所得随着其提供给厂商的努力量不同而变化时，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把企业家能力的单位当做一个企业家是最好的，其所做的工作量，也即对他而言的边际成本等于对厂商而言的边际产品”（第409页，注释①）。这就是为了符合企业家成为剥削者的逻辑，他们被放弃了不可分割性，实际上企业家是可分割的。

[61]
第413页。康恩先生（在上述引文中，第23页）赞同地引用了罗宾逊夫人的证明，并将其作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进一步分析企业家收入的起点。

[62]
下文的附录B中指出了该理论其后的发展，第233页，特别是第256～260页。

附录A　双头垄断和寡头垄断的数学原理

库尔诺陈述的双头垄断问题如下：[1]
如果两个竞争者各自所销售的数量分别为D1
与D2
，那么，所生产的总量将是D1
+D2
=D，并且价格为

假定没有生产费用，则两个生产者的利润分别为

因为每个人只能直接影响他自己的供给，所以，他们将根据对手提供的数量，通过将供给调整到最有利的点位，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

第一个销售者的利润达到最大，当

第二个销售者的利润达到最大。

微分后可以得到下列方程式

根据这些，可以立刻得出结论

并且，通过相加可得到

显然，解是完全确定的，它可以变换为

对于任意数量的生产者n而言，可以得到一个类似的方程式，其一般形式为

由此得出结论，随着销售者数量的增加，p的值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小。

可以将此应用于f（D1
+D2
）为一条直线的简单假设中，能够看到，解即前面说明中已经得出的。如果直线的方程为

且p0
与D0
分别为p轴与D轴上的截距，那么就有

在（1）中进行替换

就这个解来说，帕累托提出了两点异议：[2]
第一，在三个变量p、D1
和D2
中，后两个变量是作为自变量而被选择的，因为

所以必须继续这样来处理它们。这就是说，D1
f（D1
+D2
）与D2
f（D1
+D2
）每个表达式既对D1
又对D2
求导后，必须等于零，其结果是四个方程式，

仅通过放弃（3）和（4），库尔诺就能得出了一个解。这就表明同时求解四个方程，会得到荒谬的结果。

第二，价格并不是（D1
+D2
）的和的函数，仅仅是两个变量的一般函数f（D1
，D2
）。于是，问题就成了最大化

每个表达式既对D1
又对D2
求导后，必须等于零，这样，我们已有的四个方程式减少为

既然现在有三个方程来确定两个未知数D1
与D2
，所以，问题就不能解决了。因为它“过于确定了”；扎瓦斯基也赞同这一结论。[3]

我对这两种批评都不能同意。库尔诺忽视了上文中的方程（3）和（4）并不错误；相反，将它们包括进来倒是荒谬的。只有当第一个生产者能按照他的意愿来确定对手的供给时，方程（3）才是合理的；只有当第二个生产者能按照他的意愿来确定第一个生产者的供给时，方程（4）才是合理的。的确，扎瓦斯基正是用这种方式陈述了问题——每个生产者都能够影响双方的供给，都将会选择对各自来说最有利可图的D1
和D2
的值。[4]
将这一点应用到我们的第一个例子中（图5），如果每个生产者都拥有这种能力，那么，他就会立刻使对手的供给成为零，从而使他自己的供给确定在OA上。根据另一个生产者的供给来分辨一个生产者的利润，就毫无意义了。当我们采取p=f（D1
，D2
）的形式时，这一点同样能应用到更一般的求解中。任何一个生产者对另一个生产者供给的影响，只能是间接的，要通过对他自己供给的控制来实现。所有这些都包含在库尔诺使用的两个方程（2）和（5）中。

至于第二个批评，似乎并没有任何收获，通过用f（D1
，D2
）来代替f（D1
+D2
），反倒是有很大的损失。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更一般的形式，既然后者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最好还是继续采用。通过采用f（D1
，D2
），我们会发现，问题可能有一个解；通过采用f （D1
+D2
），我们就能得出解的本身。帕累托以“忽略了经济现象的相互依存”为理由，将f（D1
+D2
）的使用视为重大的错误。即使说D1
与D2
是相互依赖的，但这与p作为它们的和的函数也绝不相矛盾。[5]

埃莫瑟详细地处理过双垄断问题，[6]
他的结论与库尔诺的结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埃奇沃斯在其评论中批评他，[7]
甚至提出如果埃莫瑟的著作要译成英文的话，那么有关双垄断的部分应当被删去。

G.C.埃文斯曾就这个问题作过分析，[8]
像库尔诺一样，他也是通过首先考虑两个生产者，然后扩大他们的数量来展开其竞争理论的。他依次采取了三个不同的假设，每个都得出了一个确定的解。既然一条二次形式的供给曲线贯穿了分析的始终，那么，结论也就包含这一函数。然而，其结论很容易与其他作者的结论以及我的简单例证作比较。

第一个假设是库尔诺的假设，结论也与库尔诺的结论相符合。第二个假设是：“每个生产者试图确定其单位时间的生产量，目的是使总利润最大”。更确切地说，使联合利润最大化。答案自然是一个垄断的结果；实际上，它被定义为“合作”。第三个假设是：“每个竞争者将价格视为固定的，并试图使其利润最大”。当价格不变时，根据每个人供给的不同，其利润是有差别的。在这个例子中，价格下降了，如果需求曲线是一条直线，那么，能够证明供给恰好是垄断条件下的两倍（参阅上文的解答，第36页，在那里，每个生产者的行动仿佛都不影响价格）。然后，在每个假设下，都提出了有n个生产者的一般性方程，并且表明当生产者的数量很大时，由第一个和第三个假设得出的结果近似相同；然而，合作导致的供给通常大约为任何一种竞争情形下的一半。

鲍雷教授提出的方程式与库尔诺的方程式惊人地相似，区别在于他将D1
视为D2
的一个函数。[9]
他为形状是一条直线的需求曲线假定了一个明确的函数

同时增加了供给线，p1
=l1
D1
与p2
=l2
D2
。第一个销售者为了使

最大而变化D1
。

第二个生产者为了使

最大而变化D2
。就第一个销售者来说，对D1
求导；就第二个销售者来说，对D2
求导。这样可以得到两个方程式

结论是除非D1
是D2
的一个函数，否则方程就无法求解，“这取决于每个生产者认为另一生产者可能去做什么”。我们首先注意到，如果不考虑后一个条件，那么，方程的解就是确定的，实际上也正是库尔诺的解。与我自己前面的例证相比较，如果l1
与l2
等于零（取消生产成本），则两个方程式会得出常见的结果

为D轴上的截距。

现在要问后一个条件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是很犹豫地作出解释的。当有关“每个生产者认为另一生产者可能去做什么”这一不确定性消除后，所得到的解正是库尔诺的解；看来这似乎不可能将它解释为库尔诺提出的问题限度之外的不确定性因素。当库尔诺想象两个销售者的行为时，D1
显然不是D2
的一个函数。每个人都知道对手向市场提供的数量，并因此调整他自己的数量，而另一个人的数量则保持不变［一个人提供的数量依赖于另一个人提供的数量，这一事实用方程式p=f（D1
+D2
）来表示，它本身并没有使D1
和D2
彼此成为函数］。但是，如果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手提供的数量，那么，他将不知道他自己该提供多少。于是，D1
和D2
彼此成为函数，问题也就无法得到解决。这就等于说，两个人可能不确定地彼此相视而立，每个人都在等待另一个人开始行动。然而，一旦一个人开始供给，那么，D1
与D2
就不再成为彼此的函数，后一个条件也就没有用了，并且价格将运动至其确定的位置上。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库尔诺与鲍雷之间的区别将是轻微的。

图34

霍特理教授在产品不被标准化的假设下，为双垄断提供了一个有独创性的数学解答。[10]
他坚决认可这一观点，即“市场一般被细分为各种区域，在每个区域中，任何一个销售者都有其准垄断地位”，并主张这一因素给双垄断不确定的解答中加入了稳定性。“随着商人们价格的独立变化，顾客逐渐地从一个商人那里转移到另一个商人那里，而这正是这种转移的渐进性”，他说，“这被库尔诺、埃莫瑟以及埃奇沃斯在他们所设计的例子中忽略了。在他们的设计中，如下假设是含蓄的，即所有的购买者都与商品最便宜的销售者做生意，这将导致一种不稳定性，当每个销售者所销售的数量，被视为价格差异的一个连续函数时，这种不稳定性就消失了”。[11]

他考虑了一个例子，例子中假定购买者“沿着一条长度为l的线均匀地分布，这条线可能是某个城镇中的主街，或者是一条横穿大陆的铁路线。在分别与这条线的两个端点距离a和b的位置上，是A和B的经营地点（图34）。每个购买者以每单位距离c的成本，将其买来的东西运回家。为了不影响结论的一般性，我们假定A与B的生产成本为零，并且在每单位时间、每单位线路的长度内消费单位数量的商品。因此，需求极端无弹性。除了价格以及运输成本的理由之外，顾客对每个销售者都没有任何的偏好。一般来说，会有很多理由使得某些特定阶层的购买者偏好一个销售者胜过另一个，但是，这一考虑在此统统用运输成本来表示。A的价格用p1
表示，B的价格用p2
表示，并且令q1
与q2
分别表示各自所销售的数量……

“两个企业家所服务的区域，它们之间的分界点取决于如下条件，即在该位置上一个人向A购买还是向B购买是无差异的。如果使包括运费的价格相等，那么，我们会得到

x与y之间的另一个方程式是

解方程组，我们得到

所以，利润为

“……每个竞争者都要根据另一价格的现有值来调整他的价格，目的是使他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这就得出了如下方程式

由此得出

以及

“于是，求解π1
函数与π2
函数最大值的充分条件，显然也得到了满足。”

假如我们选定l=35，a=4，b=1，c=1，那么，在这个具体的例子中，将这些值代入方程式，就可以得到

然而，结果的确定并不像假设的那样，应归于“顾客逐渐地从一个商人那里转移到另一个商人那里”，这种转移在例子中是用c，即运输成本来表示的。如果将c设定为零，那么，价格仍然是可以确定的——此时为零，因为没有成本。通过竞争性削价，价格可以降低到那一点且保持在那一点上，因为如果任何一个销售者再次提高其价格的话，那么，他就会把整个市场让给对手（霍特理使用的方程式不能用来表明这一点，因为只有在c≠0的情形下，方程式才是正确的）。如果问题的其他假设保持不变，尤其是这两个假设：第一，“每个竞争者都要根据另一价格的现有值来调整他的价格，目的是使他自己的利润最大”，以及第二，每个销售者都能够单独供给整个市场，那么，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从第3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第一个假设将问题限定在几种可能性的唯一一种上；至于第二个假设，尽管霍特理没有清楚地提到，但就其结论来看，这一假设是必然的。的确，正像下面所要说明的那样，这是他确定解的关键。

让我们为每个销售者假定一个低于35的最大产量，比如说20，同时保留想象中至关重要的因素c来观察结果。在“均衡”条件下，B获利578。但是，如果他将价格从34提高到50，那么，他能销售15个单位，获得利润750，因为在任何情况下，A的销售量都不能超过20。既然上述例子中假定需求是完全无弹性的，那么，这种变动的上限将是无穷大的。然而，如果需求被视为有弹性的，则上限就是有限的，并且，摆动将会按照埃奇沃斯描述的熟知方式，发生在这一上限与一个较低的限度之间。[12]
应当注意，在埃奇沃斯所举的例子中，每个销售者的有限产量对他的论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参阅上文，第37页及其后，特别是下面这段陈述：“他不必担心对手的竞争，因为对手已经做了最坏的事，即把全部供给提供给了市场。”同时参阅第43页的论点：“……如果任何一个人单独能够供给OB，甚至更多，而另一个人一旦将价格制定得高于零，那么就会立刻完全被排除出市场。因此，价格将会在纯粹竞争的水平上（在我们的例子中为零）得到稳定”］。这样一来，看上去正是每个销售者无限的供给，形成了例子中的稳定性。霍特理将稳定性归因于产品差别化的事实，这种论点是无效的。

产品差别化提高了有可能不确定的下限，从这一意义上说，它的确有利于增强稳定性。埃奇沃斯观察到，“随着商品之间相关性程度的减小，不确定程度减小了”。[13]
从霍特理的方程式中，以及本书上文第101页的论点中，也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最后，要提到J.廷伯根（“对需求曲线的决定与解释的举例”，载于《国民经济杂志》，第一卷，第5期，第676页），他遵循库尔诺的观点提出了一个统计例证。

[1]
见本书前文第33页。

[2]
参见：“数理经济”，载于《数学百科全书》，第一版，第四卷，1911年，第606页注释；《政治经济学大纲》，第595～602页。前者包含了对库尔诺详细而精确的批评。

[3]
参阅：《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应用》，第68～75页。

[4]
同①，第73页。

[5]
参阅下文鲍雷的解答。

埃里克·斯奈德（“各种垄断，特别是双垄断理论的研究”，载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第六十三卷，第3期，1930年，第539～555页；以及第六十四卷，第2期，1930年，第380页），也批评了帕累托的论点。他以帕累托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为理由反对他的论点，同时为库尔诺（和维克塞尔）辩护。在另一篇论文中（“垄断理论的三个问题”，载于《国民经济杂志》，第二卷，第3期，1931年，第382页），他沿着库尔诺的线路，揭示了一个特别的例子。

[6]
参阅：《数理经济学》，1921年，第258页及其后。同时参阅最近的一篇论文：“对统计曲线的建议”，载于《经济学人杂志》，第七十卷，1930年，特别是第11～20页。

[7]
参阅：《经济学杂志》，第三十二卷，1922年，第400页。

[8]
参阅：“竞争的简单理论”，载于《美国数学月刊》，第二十九卷，1922年，第371页。同时参阅他的《经济学的数学导论》，1930年，第3章。C.F.罗斯（“竞争的数学原理”，载于《美国数学杂志》，第四十七卷，1925年，第163页）介绍了理论的动态发展。

[9]
参阅：《经济学的数学基础》，1924年，第38页。

[10]
参阅：“竞争中的稳定性”，载于《经济学杂志》，第四十一卷，1929年3月，第41页。霍特理的论文比我本人关于双垄断一章（包括这一附录）的首次发表，早了几个月的时间，我的这一章是作为论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杂志》上（1929年11月）的。在我的论文中并没有提到它，因为我在论文中始终遵循着标准化产品的假设，并且它似乎与本书另一部分所讨论的某种状态的问题有关（参阅上文，第104～108页）。现在将它包含在这一要点中，是因为该论点涉及数学。

[11]
同①，第44页。

[12]
事实上，霍特理也为其确定的解答作了限定，他指出：“在相当多的时候，除了均衡点的坐标外，也可能得到其他价格。”但是，他似乎只默认价格保持在均衡点之上，同时却说这种认识是“臭名远扬的和缺乏说服力的”。

[13]
参阅：《政治经济论文选》，第一卷，第121页。

附录B　个别生产者的成本曲线[1]

必须将厂商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解释为其所使用的要素比例及总量的共同结果。下文主张，将比例与规模当做单独的问题来处理的常规做法，将导致这一主题当前的理论严重地走入歧途，主要表现为使理论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比例的理论。

作为这种新情况的一部分，如下错误观点已经被广泛认同，即在理论所主张的适用于生产要素的“完全可分性”条件下，不存在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由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缺乏，所直接得到的（在纯粹竞争的假设下）是一个没有厂商的经济体。原因在于，如果所有产量上的效率是相同的，那么，厂商的规模就是不确定的，因而厂商的数量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厂商的真正概念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作为进一步的结果，竞争状态也无法得到界定，因为销售者的数量无法确定。

对这一所谓的厂商在理论上消失的倾向，存在很多方面的关注，许多陌生的甚至令人惊奇的分析方法，将归功于它。下文将要说明，这些新情况并不是必然的，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中，厂商都是存在的。如果这一简单命题是确定的，那么，它将会超越命题本身，引导人们重新思考那些分析方法；这些分析方法既直接源于（a）经济的“不完全可分性”观点，也源于（b）对其结果的不必要的逃避。一开始，我们将根据单位成本曲线来进行分析，其后根据无差异曲线的方法，再用形式予以表示。这两种方法是相互联系的。

1.“设备”与包络线

假定有一种固定“设备”的个别厂商，其U型成本曲线的变化，已经成为教科书中常见的问题。在图35中，将其复制出来供参考，图中每单位产品的成本用纵坐标来衡量，产量用横坐标来衡量；所讨论的厂商的要素价格视为既定，就是说不受厂商自己产量调整的影响；[2]
平均不变成本曲线、平均变动成本曲线、平均（总单位）成本曲线以及边际成本曲线，都通过恰当的字母表示出来。[3]

图35

如果记得每个不变的要素总量都可以画出一套类似的曲线，[4]
从此以后被称为一种“设备”，那么，我们就只来观察AC曲线，从此以后，用PAC表示“设备平均成本”。

为了完整地描述生产任何一种特定产品的成本条件，看来显然需要数千条这样的PAC曲线。开始时，我们在图36中只表示出了五条这样的曲线，暂时假定这五条曲线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于是，通过用组成PAC1
、PAC3
及PAC5
一部分的三个“扇贝”中的粗重线，就可以给出生产全部产量的最佳方式。对每个产量来说，它不过是任何一条曲线上的最低点，在x轴上，从每个点开始向上量度，直到遇到一条设备曲线为止，就可以得到这个最低点。这条最佳平均成本的扇形曲线，比任意一条的设备曲线都更全面，现在我们将它指派为平均成本曲线或者AC。[5]

图36

下一步必然是考虑更一般的情形，其中设备能力更多；以及考虑极端的情形，其中设备能力如此众多且如此“紧密靠拢”，以至于将它们作为连续的变量来处理是合理的。在图37中，有许多条设备曲线紧密靠在一起，以及一条小扇贝形状的AC曲线，它由设备曲线的微小部分所组成。图中也画出了每条设备边际成本曲线的一段，它们与一定的产量范围相对应，在这些产量范围内形成了平均成本曲线AC，这些小段组成了一条不连续的边际成本曲线MC，与一般平均成本曲线相对应。[6]
沿着基线的数字表示某一范围，在这一范围内，所显示的设备平均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形成了AC曲线和MC曲线。

图37

在图38中，设备能力的数量已经增加到极点，从而可以将它们视为连续的，所以，AC和MC就变成了平滑的曲线。图中画出了理论上无穷多的三条设备曲线PAC1
、PAC2
及PAC3
，相应的设备分别最适合生产产量OA、OB和OC（暂时忽略曲线CP1
、CP2
和CP3
）。在连续性的假设下，即使沿着AC曲线做非常小的运动，也涉及设备的变化，以及同它一起使用的可变要素的变化。换句话说，全部要素，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比例，都是连续变化的。这就是熟知的“包络”成本曲线。[7]

图38

在任何特定的经济环境中，AC曲线是否连续都是一个实际问题；但是，如下观点总是正确的，即这条曲线不应当被看做是借助于设备曲线使用特定的方式所画出的一条单独的曲线，而应当被看做是由设备曲线本身的部分所组成的一条曲线。它是由设备曲线所组成的，换句话说，它就是设备曲线。因此，如果已经画出所有相关的设备曲线，那么，问题就不是或者通过设备曲线的最低点（当然是错误的），或者通过与设备曲线相切，或者通过一些其他方式，来引进包络线。它仅仅是一个引进所有的设备曲线的问题。包络线早已存在，如何将它画出来的问题也就不会出现。

长期以来，总会有人迫切地要求说明设备曲线上最低点的意义，[8]
然而，它们明确地没有任何（长期）意义，除非设备曲线隔开得很远，否则，它们的最低点甚至不会位于AC曲线之上；即使在不正常的情形中，即某种相当独特的设备与下一个可能比较大的设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以至于第一条PAC曲线上的最低点，位于它形成AC曲线的那一段之内；这个最低点与任何其他点相比，也没有太多的意义。显然，在这一问题上，在两种完全不相干的最佳量——生产某一既定产量的最佳方式与利用某一既定设备的最佳方式之间——已经存在，并且继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混淆。

2.可分性与规模经济

有了这一准备，现在我们就能转到主要问题上来，这就是AC曲线的U型形状及其解释。我们依次考虑曲线的下降和上升阶段。

组成平均成本曲线的设备曲线，一度连续具有较低的最小值，因此，为平均成本曲线界定了一个向下的过程，直到达到其最低点为止，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因为资源总量较大这一事实，专业化通常有可能增强；第二，大量资源开发了技术能力，使之范围扩大，因为从这一较大范围内进行了明智的选择，有可能带来质量上有差别、技术上更有效率的产品或要素，[9]
尤其是机器。[10]
这样两个解释充分地相互叠交（例如，机器经常是资本要素进一步“专业化”的表述），当然也能增加许多其他可能不太重要的原因。然而，就肯定的一面来说，此时我们会满足于上文的概要陈述，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否定的一面，即反驳“不完全可分性”的解释，该解释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将刚才给出的解释推向幕后。

将规模经济作为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问题来解释，起源于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强调比例性，这与刚才的总结形成对比。要素存在某一最佳比例，并且因为只能以不连续的单位来拥有要素，因此一些要素会相当大或者“粗笨”，所以，只有当要素总量很大时，才能准确地得到最佳比例。因此，小规模生产的相对无效率，只能解释为未能达到要素的最佳比例。有人主张在完全可分性的情况下，通过对任何总量进行细分，那么，无论这一总量有多小，都会实现要素的最佳比例，规模经济也将不存在。于是，规模经济就用不完全可分性来解释。

这一主张的基本错误是忽略了“可分性”对效率的影响。但是，在探究这一问题之前，应当表明，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同义反复，因为在可分性的定义中包含了效率不受影响这一必要条件。当斯蒂格勒教授明确地作如下陈述时，反映出了这一新近的趋势：“规模经济依赖于不可分性是同义反复的，因为一种不能分割的生产性服务，是被当做在所有规模（根据产量来衡量）上不是同等有效来定义的”。[11]

更为普遍的是一种处理方法，这种方法尽管没有明确地承认同义反复，但是同义反复还是同样地出现了。卡尔达先生这样说，“看起来在‘不可分性’的标题下，处理所有大规模经济的情形，在方法上很便利”；为了应对这一规则下某种难处理的情形，他立刻又解释说，可能“更多的不是‘最初的要素’，而是那些要素的专业化功能，是不可分的”。[12]
因此，定义可分性时就包括那些“专业化功能”小规模生产的有效性，而实际上专业化功能是依赖于大规模操作的，因为“专业化”是规模经济的实质。现在来看，万事都是“完全可分的”规模经济的情形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断言，只不过是不自觉地重复罢了。

类似地，勒纳先生涉及福利问题时对可分性的详尽分析，主要依赖于如下主张，即在“要素、产品与生产方法”的完全可分性的条件下，不存在规模经济，并从所谓的不变成本的合成条件中得出了更为精深的结论。此时，将“生产方法”明确包括进来，就自动考虑到了效率问题，因为这一项目的“可分性”，“涉及要素与产品之间的某种比例，使得任何特定的生产方法，在较大规模或者较小规模的生产上，都能够精确地以相同的方式重复进行”。[13]
短语“精确地以相同的方式”，明显地意味着精确地以相同的效率（否则，即使在“方法”的完全可分性的条件下，也将存在规模经济）。遵循的假设是，因较大的资源总量所实现的高级生产方法，例如，装配线，同样适用于较小的资源总量；换句话说，“方法的可分性”仅仅是“不存在规模经济”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奈特教授最早对可分性观点作了陈述。我知道，鉴于他的重要影响，近年来更加明确的同义反复的表述，或许是从他的陈述中演进而来的。他主张“如果一种组合中，所有要素的数量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变动，并且产品也能够连续地可分，那么显然，一种组合规模的运转，将正好类似于任何其他相似组合的规模”。[14]
只有当可分割的要素对效率的影响被忽视时，换句话说，只有当规模经济的问题被假定为不存在时，这一主张才是“显然的”。

让我们从同义反复的错误方法，转到解决问题的另一种错误方法上来：一种普遍的论证方向，主张在可分性的“数学”中存在某种东西，将规模经济淘汰掉了。在与我们学生和同事讨论问题时，我再三遇到这种情况。的确，将可分性主题近些年的支配力，多少归于数学的支配力，似乎并非不合理，因为数学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经常是经济学的替代者。在现在的例子中，它是一个差的替代者，它甚至不是数学。假定要素是“完全可分的”，那么，就生产过程中要素的效率如何受到影响而言，假定本身并没有给予任何暗示；换句话说，数学同样地且乏味地无助于所争论的问题。

实际经济函数无论如何是不连续的，从数学的角度假定“完全的”可分性，只不过是用一个光滑函数来代替实际经济函数，除非用来替代的函数与表达经济现实的函数非常接近，否则，使用替代函数所得出的结果将毫无价值。被召集来咨询如何在完全可分性的假设下，得出厂商连续的成本函数的数学家，不得不向经济学家请教，手边问题中的可分性具体意味着什么，它是怎样地影响效率的。只有当经济学家跟他讲明之后，他才可能继续下去；这是经济学的问题，不是数学的问题。[15]

如果有的话，那么可分性到底对效率有怎样的影响?这才是问题，答案部分地取决于“分割”一种要素的具体含义是什么。[16]
必须回答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一种要素不能被分割的情形下，从而在没有百分比单位的要素效率问题的情形中，该怎么办?

让我们从如下情形开始，其中，可分性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存在，且假定在厂商最有效的生产条件下（在其包络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上）使用了100个劳动者，为了简化问题起见，我们还进一步假定不包括其他的生产要素。不存在任何困难，仅仅采用适当的单位数，就可以将总劳动力分割为任意分数，该分数的分子是一个整数，分母是100，直到获得单个单位为止。这就是“分割”的具体含义，我们非常了解它对效率的影响：劳动者越少，他们的专业化程度越低，因此效率就越低。亚当·斯密已经对原因作了详细解释，简单地说，就是他们不太“灵巧”，并浪费了更多的时间“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图示所讨论的产量的单位成本，得到一连串不连续的100个点，每个产量均对应平均成本曲线下降阶段上的一个点。无论中间的点意味着什么，100个劳动力“充分的可分性”都一定包括分数
并且无法避免这些点必定位于曲线上的这一结论。如果是这样，那么，看来在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真的并不太重要，因为只要完全可分性的曲线一定通过这些点是确定的，那么，为了实际目的，曲线就得到了界定。例如，非常清楚，曲线是不可能否定规模经济的水平线的。

然而，让我们观察一下一种要素的分数单位的深一层的可分性。存在很多“分割”不同经济实体单位的方法，例如，通过使用切肉刀，牛排这种商品可以无限地被分割；在制造中通过使之更小（或者更大），蒸汽锅炉可以被“分割”，且分割等级也是无穷大的。这些方法都不适用于劳动力，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不是为了开玩笑，而是要表明要对可分性作出解释，这并不是来自于数学荣誉，而是来自于手边问题的经济现实。

看来分割劳动单位的一种有意义且现实的方法是基于时间基础。

我们假定希望得到一个产量，该产量是介于50个劳动者和51个劳动者所提供的产量之间的一个中间产量。如果能基于兼职的基础来雇用劳动者，要么是直接地雇用，要么是通过立约将某种类型的工作包出去而间接地雇用，那么，问题就简单地变成了探究这种安排下的生产效率并弥补缺陷的问题。最有利的情况似乎是，工人被兼职雇用时对效率产生了影响，使得中间点上产品的单位成本符合变动趋势，即位于由最初的100个点所画出的光滑曲线上。对于任意两个这样的点之间的范围，要用到与刚才分析从0到100个劳动者的范围内所展开的方法相同的分析方法。因此，如果我们假定劳动的“分数单位”为5分钟，那么，一天大概有100个这样的单位，10个这样的5分钟单位的劳动通常比100个5分钟的效率更低，原因与10天的劳动比100天的劳动效率更低是一样的。这一结论认为，如果单位的大小完全任意，那么，效率就取决于一种要素的数量。就可分性对现在这个问题中的效率的影响而言，这无疑是最简单的，似乎也是最具有防御性的一般性假设。

应当注意，作为这一解释的一个推论，分数单位的效率取决于劳动增加的总量。曲线上每个点的劳动总量是不同的，近似地对应于在该点上由于发生了分割而获得的效率，而非在一些其他远的点上获得的效率，例如成本曲线上的最低点。例如，50个完整的劳动者在算术上可以看做是等于
的100个劳动者，但不能因为“单位”数相同，就推断认为在最低点上，50个完整的劳动者的效率，就是100个完整劳动者的效率。他们的数量实际上是50个人，而每个人必须控制比有100个人时更多的操作，并更频繁地从一种操作转换到另一种操作，等等。由于这些和其他类似的原因，他们的效率将较低。

这一结论避免不了实际雇用100个劳动者的半个工作日这种选择。在这一情形中，由于雇用、培训、维持的工人数两倍于必要的量，且要从一个工人转到另一个工人，等等，因此将会存在无效率的情况，所以，与雇用50个完整的劳动者相比，结果实际上会更糟，而不是更好。只需要将一个人一天工作8小时的极端情形，与96个人在5分钟之内连续相互转换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到，就较小产量而言，尽管细分可能会再生出与最佳产量下同样多的“单位”数量，但是，它不会再生出相同的效率条件。

这个单位数过于小的例子，引起我们思考由单位数大小引出的非常真实的复杂情况。最有效地生产任意特定的产量，显然不是对一个人工作100天，对100个劳动者工作一天，还是对10000个劳动者工作4.8分钟漠不关心的事情。根据定义，包络线要求每个产量上要素单位的选择总是要达到最大效率（作为“劳动”这样宽泛的要素种类，要素的单位显然会有多种规模）。但是，如果单位数的大小很要紧的话，那么，我们还将面临另外一个可分性问题：分数单位可能包含效率的损失，仅仅因为它是分数，例如，因为开始和结束工作而浪费的时间，对兼职和对全职工人来说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分数单位出现在迄今为止仍是光滑的曲线中，就会有一个朝向较高点的突变，并且在被分割单位的范围内，在重新获得整体单位的点上，有一个更快的朝向光滑曲线的下降。当被分割的单位相对于整体单位来说较大时，这种考虑可能会很重要。但是，分数单位的这种无效率总是在所有单位中间被平均化，并且除了最小产量外，对其他产量来说通常是不合理的。对此，大多数场合下都有理由忽视这种无效率，并认为兼职工人的效率符合趋势，即单位成本是产量的一个连续函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无效率是必然的结果，那么，一种可供的选择就是把一条光滑的曲线套用到实际数据上去）。

除了刚才讨论的时间基础外，另外一种实现要素连续可分性的有意义且现实的方法，就是从质量上改变要素。现在的答案是，更高（或更低）效率的劳动者或者也许仅仅是不同的劳动者，而不是兼职劳动者。人们在能力和经济特征方面有显著的不同，这一事实已是平常事，并且，对于如下主张肯定没有不同的意见，即一般要素“劳动”在这里所讨论的意义上是连续可分的，剩下的就只是回想一下这种可分性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此时，我们也相信大家普遍同意这种质量上的考虑，本身就会产生规模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新的源泉。原因在于，雇用更高专业化和出众能力的工人，经常受到较大产量的影响，因为让这种能力体现出来的单位太大，以至于在小产量下不能被充分利用。因此，对符合最低成本条件（就像较早例子中的100个劳动者）的“劳动”总量进行“分割”，将会缩小要使用的单位类型的选择范围，从而降低效率。当然，这样的单位在时间基础上是可分的，在以时间为基础来分割的例子中，较早的分析将其作为一种方案来代替效率低的单位，从而选择了更大的可能性。

用于人的相同分析，可以用来分析机器（还有土地），仅需要简单地予以说明就行了。正如随着劳动者数量的变化时那样，随着机器数量的增加，专业化水平提高，原因既在于相同单位的使用方式，也在于不同单位的建造和设计。通过租贷、共用或者合同，以时间为基础的“分数”单位，一定程度上也是有可能存在的，尽管这些考虑在制造业的普通操作中或许不是很重要。存在分数单位时，无须作大的修正，已经给出的适用于劳动的分析，看来也是可适用的。

看上去到目前为止，在机器和资本设备的例子中，有关可分性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解释是在质量变化方面。人们由于天性和训练而各不相同，资本工具则由于制造而不同。设计中的变化是无穷的，在有形尺寸的新维度中，所有的机器同样都是连续可分的，当然，这就会在效率方面产生重要的后果。如果不是为了节约，在资本工具本身的生产中集中于有限数量的模具，那么，看起来资本要素连续的可分性是十分普遍的。因此，在厂商可利用的不同类型单位之间，会产生可能的“差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除非在一些其他基础上，例如在时间上，出现了分数单位），只要这种差距存在，那么，通过改变同特定单位共同使用的其他要素的数量，特定单位就一定将在某一范围内在不同的强度下被使用，结果就是图37中所示的一条扇贝形曲线。然而，在大的组织联合体中，对不同类型的设备而言，这种差距几乎肯定会在不同点上出现，因此使扇贝图形变短，或许还会在所有的点上重新建立资本投入的完全可分性。

连续性的问题至此为止。现在来看在质量变化的例子中，曲线的形状——可分性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如何呢?此时，再就劳动来说，我们相信大家一般都认同，较大的产量扩大了单位的选择范围，这缘于对新的和更有效率的技术能力进行持续的开发；而因为严重地未得到充分利用，因此，对较小的产量来说，这种开发过于昂贵。现在从相反方向来看这个问题，与最低成本条件适应的对资本总量的分割，正如对劳动总量的分割一样，将通过缩小要使用的单位的选择范围从而使效率降低。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种单位或者一种要素根本不可分的情形。可以这样说，尽管一般要素“资本”是可分的，但是，体现资本的特定机器是不可分的，这就是规模经济的源泉，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源泉。但是，这一主张看上去并不真实。显然，如果一部机器不能被分割，那么，只要它还完整地被使用，其“数量”必定就会保持不变，而和它一起使用的其他要素的数量却会改变，这就形成了一条U型的设备曲线，规模经济出现在曲线下降的阶段。然而，在连续质量变化的例子中，沿着包络线的运动涉及从一条这样的曲线连续经过另一条曲线；包络线的下降阶段，不是组成包络线的设备曲线的形状所导致的，而是由设备曲线彼此的相对位置所导致的。当我们回想起如果所有的U型设备曲线都有相同的最小值时，那么包络线将是一条水平线，立刻就会清楚这一点。

在可供选择的例子中，一种要素的单位之间或者“设备”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差距”，特定的设备曲线对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形成就是有限的，并且也许是重要的。然而，也许可以说每个“扇贝”是由不变要素的分析法则所支配的，正如图35中用符号所表示的那样。但是，就像在连续性的例子中一样，形成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任何设备曲线的特定部分，必定受设备曲线的彼此都相对位置而非其形状的支配。因而，再一次，如果所有的设备曲线都具有相同的最小值的话，那么，AC曲线将由这些最小值周围的线段组成；上升部分与下降部分同样多，与其相适应的一条光滑曲线将是水平的。因而，即使在“差距”的例子中，我们也能推断，支配曲线趋势的是从一条设备曲线向另一条设备曲线运动的特性，而不是任何特定设备曲线内部的运动。同时，对如下说法自然没有人反对，即在任何特定的（或许是重要的）一段内，曲线的走向受对不变要素的分析所支配。

然而，在任何情形中，对如下说法都存在异议，即一条设备曲线下降阶段的规模经济，是通过不变设备的不可分性予以解释的，可将这一说法演绎为如果设备是可分的，那么，将不存在规模经济的意思。这一主张是问题的同义反复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依次来自于如下前提，即如果对所有的产量来说都再生出了相同的（如其所说的“最佳的”）比例，那么，将不存在规模经济（或不经济）。可分性包含“没有效率损失”，这一观念的流行明显地显示出，在规模经济的解释上，比例对抗规模的胜利是多么巨大；然而在此，如果可分性完全具有意义的话，那么对较小的产量而言，它最多有可能使如下条件得以再现，即仅就比例来看为设备曲线上的最低点。上文所讨论的效率影响且为规模的一个函数的所有力量，都保持不变。然而，针对根据“不可分性”解释设备曲线形状的异议，其真正所指的是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如果一种要素是不可分的，那就是问题的终结：无法想出分割要素将如何影响其效率。[17]
如果可分性仅仅意味着用一条光滑的曲线来替代实际的扇贝形曲线，那么，用来替代的曲线必须至少要适合它所替代的曲线，而不应武断地假设用来替代的曲线是在切线上获得的。

可能需要补充的是，在要素不能被分割的很多情况下，原因并不在于要素不可分，而在于如果将其“分割”（比如说通过在部分时间内与另一个人共享它），与将其在部分时间内闲置相比，将有较大的效率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将其作为不可分的单位来使用，会提高效率。

总之，看起来不可分性在解释规模经济上并不起任何作用。当所有要素都完全可分时，效率仍然是规模的函数，所以，包络线不管是光滑的还是呈扇贝形的，都会在其开始阶段下降到一个最低点。当特定要素或者要素的单位，在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较大部分内都保持不变从而引起扇贝形状时，出于相同的原因，“趋势”也是相同的。当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上适用于不变要素分析的部分较大时，在这一范围内将规模经济（或不经济）归因于“不可分性”，要么是同义反复，要么是毫无意义。

3.比例性与规模不经济

现在让我们转向AC曲线最低点右侧的行为分析上。此时，比例性问题在曲线上是否上升，以及如果是，那为什么会上升，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再次严重歪曲了实情。

对于纯粹竞争理论来说，这一问题是至关重要的。[18]
因为除非曲线上升，否则厂商的数量就是不确定的，而不是纯粹竞争所要求的“大量”。有广泛影响的比例性问题，其所造成的后果是将效率与规模相分离；面对这一后果，刚刚断言“这些事情（比例性与规模）必须被强迫分开”的奈特教授又说，它们并不能被分开[19]
——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应当指出分开的原则是错误的。

卡尔达先生也面临相同的困难，但他却试图在比例性的规则内予以解决。他声称，“因为所有要素合起来的收益递减是不可能的”，因而厂商的最佳规模不能确定，除非至少有一种要素是不变的。[20]
因此，他就在寻找一种不变要素，诸如“只有（它的）一个单位才能起作用”一类的要素。他将企业家的职能分解为承受不确定性、监督及协调三种，并赞成前两种是可变的，而将最后一种定为不变要素，认为它是一个单位，因为它包含一个“单一大脑”。董事会几乎是一块致命的石头，不可更改地被认为是可变的；卡尔达先生却主张，尽管他们人数多，但还是符合“单一大脑”的要求。于是，厂商就被定义为“拥有一个既定单位协调能力的生产性联合”，[21]
然而，如果它不得不既定，那么，只有通过假设它才是不变的，因为除了协调之外的任何要素，同样都有可能是既定的。

然而，就像注定要控制公司的受宠青年一样，协调最后还是令我们甚至令卡尔达先生失望，因为我们最终发现协调是一个“本质动态功能”，运用静态方法就要遭遇灭亡，从而再次让我们得出厂商的规模“无穷大（或者不确定）”的结论。因此，他的最终结论是“长期静态均衡与完全竞争是矛盾的假设”。它本来应该是多么简单的结论，如果“所有要素的收益递减”，那么当所有要素同时增加时成本上升，它就不会被当做谬论排斥在外了。

不用认可为了使曲线上升必然存在一种不变要素这一主张也会即刻承认，如果一种要素出于某些原因在任何特定的情形下是不变的，那么，就像图35中的设备曲线分析一样，曲线将上升。不管怎样定义“企业家才能”，它看上去都是可变的；但是，如果某个特定的企业家因为不愿意与其他人分享他执行的某些功能，从而不希望在他自己的公司中扩大企业家才能这一要素，那么，根据设备曲线的分析方法，其公司规模将会因他执行这些功能的能力，或者因他的可用资产和借款能力，或者同时这个两方面，进而受到限制。[22]

包络线上所有的要素都是可变的，不过显然不能根据不变要素来对包络线为什么上升作出一个一般性的解释。然而，似乎存在确实的理由表明为什么曲线应当上升，并且没有原因来否定这些理由，仅仅因为使最低点上的比例增加在数学上是可能的。问题又一次是，比例增加对效率会有什么影响?

组成平均成本曲线的设备曲线在某一点之后连续地高于最小值，因此界定了平均成本曲线的向上的过程，因为随着生产单位的规模的增加，它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导致协调与管理的难度增加。由于相互间冷淡的关系，更加精细的控制系统就成为必要。系统本身是昂贵的，并且它还会导致程序的僵化和对个人主动性的扼杀。E.A.G.罗宾逊先生使用了一个来自部队的合适的类推：“一个排级指挥官所犯的错误，不过只是要求即刻‘恢复原位’，而一个军级指挥官所犯的错误，却可能需要几天的努力来纠正。”[23]
此外，这种分析形式是我们所熟知的，[24]
不需要详细地予以辩护，尤其是因为我们主要兴趣所在的比例性问题所展开的状况，与其说是否定或批评它，不如说是仅仅忽略了它。

应避免把起因于复杂性增加而出现的协调问题，和成本曲线上的最低点看成是一样的，这一点很重要。协调问题首先在哪里，这变得很重要，这取决于所讨论的产品，以及该产品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生产时所采取的技术和环境；不过，一般地，在产量相当小时它们就开始出现了，并作为AC曲线所描述的效率全景中的一个因素。在早期阶段，它们被巨大的收益所淹没，这些收益来源于上述已讨论过的进一步专业化以及更有效的技术。但是，由于后面这些因素随着产量的增大本身也趋向于被耗尽，而复杂性却稳定增加，所以，看上去规模不经济必定迟早会超过规模经济，并在这一点之后占优势。导致规模经济的力量与导致规模不经济的力量在AC曲线的最低点上平衡；后者在该点的右侧占优势。

这一方法的主要原则再次表现出不存在独立于产量的“最有效要素的比例”。如果下降的曲线被解释为由于不可分性而未实现“最佳比例”，那么，由此可以断定，当产量相当大时困难将被克服，超过那一点，将更加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上文已经表明，我们的立场是，与AC曲线上最低点相对应的要素比例，并不是“最佳比例”，而仅仅在那一产量上是最佳的。这是非常不同的事情，它使增加产量失去了正当的理由。在这一产量上，复杂性的影响已经在起作用，并且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在最低点上导致较高成本的力量，所以导致规模经济的另一些影响也必定存在，它起一种抵消作用。根据这一观点，因为两种力量在从最小值开始的两个方向上都存在，所以不再有理由认为，以最小值为特征的效率条件，与较小的产量相比，能被延伸到较大的产量上。[25]

4.不变比例与同质

现在，我们来探究要素比例保持不变而要素总量发生变化时的结果。我们一定还记得，就选择什么要素、多大的数量以及相互间怎样的比例而言，包络线的特点是自始至终具有完全的可变性的。它给出了每一产量上的最佳量。如果当资源被最有效地用于克服增加的复杂性时，曲线上升至其最低点的右侧，那么，受人为要求所限制的单位成本曲线将会更快上升；该人为要求，即最低点上最佳的要素比例在更大的产量上，将维持不变。例如，如果某种“管理的”、“监督的”或“协调的”要素很有名，并且随着规模的增加，其比例相对于其他要素的比例也增加，那么，包络线将表现出这种调整。因为随着管理要素比其他要素（包络线）增加得更快，超过最低点之后每单位成本上升，所以，如果管理要素增加一个较少的必要量，而用于维持要素比例不变，那么，包络线会上升得更陡。

图38在三个不同的位置，表示出了不变比例的曲线，用CP标注。我们首先考察AC曲线最低点处的CP2
与相应的设备曲线PAC2
及AC曲线的关系。当产量不同于OB时，我们知道，一般来说，PAC2
上升，正如它在AC上方两个方向上都上升那样，原因在于强加了如下限制，即要素组合，也即“设备”，在适合于OB的产量上保持不变，而沿着AC曲线则没有强加任何限制。现在对曲线CP2
也可以提出相似的命题。当产量不同于OB时，CP2
一般来说会在AC上方两个方向上都上升，因为强加了另一种限制：要素比例保持在像OB产量上界定的那样，沿着AC曲线则没有这种限制。三条曲线在R点上彼此相切。如果沿着包络线，随着产量的变化，要素比例变化较慢，那么，CP2
将在R点的两侧以比PAC2
更慢的速度脱离AC，因此介于PAC2
与AC之间，如图38所示。另一方面，如果沿着包络线要素比例变化很快，那么CP2
将在R点的两侧以比PAC2
更快的速度脱离AC，因此将位于PAC2
上方，也位于AC上方。[26]
现在看来不存在一个先验的规则表明这两种结果哪个更有可能，图38只表示出了第一种结果。

在包络线上从任意点开始都可以画出这些相同的曲线，为了说明，图38在产量OA与OC上也画出了这样的曲线。在每一点上，设备曲线与包络线的关系已经很好地予以体现。在每种情形中，在CP曲线与AC曲线切点的任何一侧，CP曲线都位于AC曲线上方，因为决定CP曲线的要素比例，对OA与OC来说分别是最佳的比例，但是，在所有其他点上，就要劣于包络线所决定的比例。像前面一样，在每种情形中，CP曲线画得都比设备曲线低，尽管两者的位置可能平等地完全相反，就像刚才所解释的那样。

从最低点处的CP2
曲线中可以看出，当以较小或较大的数量复制出那一点上的比例，并假定这种情况持续存在，从而避免使包络线成为一条水平线时，将会出现一种相反的结果，即除了最低点外，在所有其他点上的结果都会劣于包络线（甚至可能会劣于同一点上的设备曲线）。

似乎没有理由说明，企业家为什么在任何时候都有兴趣保持要素比例不变，最有说服力的根据是他们追求包络线的条件。就他们在“短时期”内不得不维持各种要素的组合不变而言，他们将在各种用PAC表示的曲线上运动；就要素可以在中间时期的缓慢变化而言，他们将沿着介于PAC与AC之间的曲线运动，部分地表示出包络线中所包含的全部要素利用能力。但是，除非他们对同质性的数学心怀兴趣，使通常的企业家目标被淹没，否则，他们没有理由追求CP曲线所表示的要素利用能力。

然而，经济学家的兴趣所在是作为分配问题一部分的生产函数的同质性，就此而论，相关的是CP曲线，而不是设备曲线或者包络线。在纯粹竞争条件下，在包络线的最低点厂商处于均衡状态；在不变比例曲线的最低点，欧拉定理大致适用，因为这两个点一致，所以欧拉定理适用于均衡条件。尽管实际上企业家不会沿着CP曲线进行调整。然而，如下说法仍然是正确的，即如果成本曲线中包括的每种要素，都是按照其在均衡时的边际产品来支付的，那么，厂商的总产品将恰好不多不少地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

图39

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边际收益产品替代了边际产品，类似的主张也是正确的。然而，对于那些对欧拉定理只具有初步知识或者一无所知的人，简而言之，对于那些单凭信仰就接受了它，并将其与不变成本相关联的人，厂商均衡包含成本递减条件这一事实是令人棘手的。我们来考虑需求曲线与成本曲线相切的情形，如图39所示，均衡产量为OA，均衡价格为AP。图中画出了设备曲线、不变比例曲线以及包络线，正如我们已经解释的那样，三者彼此相切，并与需求曲线相切于P点。图中也画出了CP曲线的边际成本曲线，用MCP标注，因为这条曲线对我们的研究目的意义重大。MCP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MR相交于G点（如果画出其他两条边际成本曲线的话，它们也会如此）。在均衡时，要素的总支出与总收益产品两者都等于矩形OAPH。现在，如果要素支出有一个非常小的变化，而要素的比例却保持不变，且物质产品的增加比如说为AB（为了使之明显，图中加以放大），那么，支出增加量就为ABFG，收益产品增加量为ABEG。如果通过令B点向A点靠近而使这些增加量变小，那么，差额EFG就会急剧减少，直到G点周围的变化非常小，差额被忽略不计：收益产品的增加近似地与要素支出的增加成比例。此外，欧拉定理在均衡条件下是可适用的，尽管这些条件的界定与CP曲线无关。因而我们断定，如果成本曲线所包括的每种要素是按照其在均衡时的边际收益产品来支付的，那么，厂商的总收益产品（OAPH）将恰好不多不少地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

作为一种选择，我们可以重画曲线，x轴衡量的不再是物质产品，而是收益产品：“产品的美元价值”。均衡时（图39中的产量OA），生产一单位“产品的美元价值”的成本恰好是1美元（因为价格等于成本），而在均衡的两侧，成本要高些（因为成本高于价格）。现在，三条成本曲线都将在它们的最低点相切（等于1美元），需求曲线则是水平的，与它们在该点相切。原因在于，一单位“产品的美元价值”显然总是按照1美元来出售的。因此看来，这是均衡点上近似不变成本的例子之一——生产收益产品的不变成本。

但是，假定曲线不相切呢?——因为我本人曾经强调“相切的结果”仅具有有限的适用性，一般的结果应具有多样性，包括不相切的情形。[27]
通过将全部实际利润（包括“最小值”之上的超额部分）加进成本曲线中，均衡总能被视同为相切的情形；尽管作为一般程序这的确不合理，但是，看起来目前还不会招致反对。在此，问题并不在于均衡的确定，因为在不相切的结果中，在包含总利润的新曲线画出之前，均衡就已经被界定了。因此，实际利润并不是“作为一种成本来处理”的，从而也就避免了由那一个问题所引起的许多问题。我们的兴趣仅在于，了解要素实际所得与它们的边际收益产品之间的关系。就企业家才能实际所得到的收入而言，并没有什么疑问，根据我们的目的，可以将其作为企业家才能这一要素的支付价格来处理。正如上述已经揭示的那样，在均衡条件下，包括企业家才能在内的全部要素所得到的，是它们带给厂商的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并且根据这一规则，厂商的总产品恰好用完。[28]

5.总结：比例与规模

现在我们更具体地来考虑比例与规模在功能上相关的这一重要主张，以及将它们视为不相关所导致的错误性质。

比例与规模仅在如下意义上才能合理地“分离”，即当另一个在假定值上保持不变时，而两者中的每一个都能正式地确定一个相对的最佳量。因此，对于任意既定的规模（总支出）存在最佳的比例，对于任意既定的比例存在最佳的规模，借助于无差异曲线的方法，能够最有效地找到前者，但是，表现出来的却是包络线上的一个点；后者则由特定CP曲线的最低点来确定，一般来说，它根本不在包络线上。只有公认所讨论的变量之间存在根本的功能性关系，这种局部解决办法才是“合理的”。在现在的问题中，每个变量本身仅具有非常有限的含义或价值。的确不能赞同突然停止这种局部分析，从而使比例与规模保持分离。因为在一般的问题中，它们两者都是可变的；只有将它们再次集合起来，才能得到厂商的最佳（最低）成本条件。

在着手探讨这个一般问题之前，应当承认在某种局部分析中，比例与规模两者也都是变量。当一种要素（或者要素组合）在假定值上保持不变而其他要素相对变化时，沿着“设备”曲线的运动既包含比例也包含规模（总支出）的持续改变。这种不变要素的分析非常重要[29]
（并且的确不会招致反对），然而，通过对比例与规模必须保持分离这一结论的精确判读，必须排除这种分析方法。

不过，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一般分析，在这种分析中，全部要素在包络线上都是可变的。像通常那样，认定“最佳比例”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为第二个截然不同的规模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即这些“最佳比例”在全部总支出上的复制，这样的想法不是将一个复杂问题分解成几部分，而是完全误解了它。原因在于，得到最佳比例的过程，也会得出最佳总支出；反之亦然。因为在寻找包络线上最低点的两种情形中，这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像通常那样，根据在其他产量上（CP曲线）复制这些最佳比例来界定规模问题，就是在创造一个完全人为化的问题。像通常那样，进一步认定不仅“最佳比例”独立于规模（CP与包络线重合），而且（在理论的“完全可分性”下）一种规模上的最佳比例几乎等于另一种规模上的最佳比例（CP曲线变为水平），就是将这两个有关的因素“分离”，其手段是一种极端但有效的权宜之计，即彻底清理两者之一，因此也清除了厂商，这一次是创造了一大堆人为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这种事态由一种非常古老的惯例进化而来，这种惯例将收益递减的“不变要素”方法解释为仅仅单独包含了比例，或许是不知不觉中将规模与不变要素相联系，规模则被视为不变。因为可变要素发生小的变化时，相对于不变要素发生变化而言，总支出随之发生的变化相对较小，所以，这一解释中包含的错误可能并不很大，但是，经过扩展错误，很快就变得很大。因此，如果“管理”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五，所有其他要素占百分之九十五，那么，所有其他要素加倍后，就不仅改变了它们与管理的比例，而且事实上会使总支出加倍。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并且的确在任何时候，无论一种不变要素被确定为多么不重要，通常的惯例仍然是将全部结果归于比例。[30]
因此，将全部结果归于比例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容易的办法，甚至当没有不变要素时，就像在包络线上那样，只要比例完全随着变化的总支出而改变，那么结果都是一样的。[31]
现在，比例已经完全获胜，因为它们解释了全部的规模经济，所以，显然没有什么剩余的东西可以让规模来加以解释，我们于是也就有了如下结论：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不存在。不过，它们的确存在的事实是与如下理论相符的，该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不存在的原因是基于某种观点；正是“不完全可分性”通过破坏所有产量上的适当比例，才得以说明规模经济。最终，只能借助于使之成为同义反复这种恰当的权宜之计，来挽救这一完全荒谬的结论。

当比例与规模两者都变化时，对成本所产生的影响——不是任何一方独自的影响，而是两者共同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会更好；一旦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任何问题就都很容易地开始明朗起来了。

6.无差异曲线分析

本节的目的不是为前述观点添加内容，而仅仅是根据另一种方法，即无差异曲线方法来对前述观点加以解释。两种要素的生产函数确定了一幅三维图，就像平原上升起的一座小山。进行如下想象是有益的，即把图40看成是一幅地图，不同的线看成是山上的大道或者小路，这座山在O点的东北方升起，OA轴与OB轴是平原中的水平道路。沿着所指示的这样两条线朝东方和朝北方，可以衡量出两种要素的数量，图示上O点东北方的任何一点，都代表了要素的某一组合。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平原看成是位于海平面上。第三个变量是高度；山上任意点海平面以上的高度，代表所讨论的要素组合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在最佳条件下）。朝东北方向移动，随着所使用的要素数量增大，山的高度显然在增加。读地图的人都熟悉等高线，它表示海平面以上的相同高度，用I1
、I2
、I3
以及I4
标记的无差异曲线，就是这样的线，或者说环绕着山的道路。每条曲线都可以理解为生产相同产量的不同的要素组合，产量等于等高线据以画出的高度。

图40

要素的价格自始至终都被视为既定，现在我们假定一个既定的货币总额，标出所要购买的要素数量。假定货币总额为一千美元，如果全部都用于购买要素A，那么可以买到（比如说）OA1
的数量；如果全部用于购买要素B，那么可以买到（比如说）OB1
的数量。现在，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画直线A1
B1
，直线上的任何一点都表示用一千美元所能购买到的两种要素的组合。这条直线将通过很多条等高线，并且同它触及的最高的那一条等高线相切，切点表示在A1
B1
道路上所能到达的最高的高度，即一千美元所能获得的产品的最大产量。在更大的总支出下，类似地可以画出A2
B2
、A3
B3
以及A4
B4
，离原点越来越远，并且类似地，每条直线都将与一条等高线相切于其最高点，它表示所代表的货币总量下可以获得的最大产量。

因为在每个这样的切点上，对支出而言，总产品的数量都是最大的，而对所讨论的产量而言，总成本都是最小的，所以，对支出和对产量两者而言，每单位成本显然都是最小的。相关的不变支出线上的任何其他点，均表示相同支出下的较小量产品；相关的无差异曲线上的任何其他点，均表示较大支出下的相同量产品。因此，每个切点对应着包络线上的一个点，用SL标记的波浪线表示规模线，它经过所有的切点与包络线相对应。从规模线中我们能够很快地读出不同产量下的一连串最佳要素组合；如果生产方面的无差异曲线的高度已知，那么，我们就能够将每种要素组合与它所生产的产量联系起来。

为了完全获得任意数量的产品，我们必然要使用某一最小数量的要素，所以，我们不能离开O点之后就立刻开始爬山。因此，规模线并不经过O点（尽管常常要令人确信这样做对规模线来说在“数学上”是必然的），但是，却在与O点不连续的一个点上开始，就像图40中所画的那样。也没有任何理由使规模线以这种方式开始，即向后延长规模线会经过O点。这一点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规模线一定经过O点的想法，以及规模线通常按照这种方式被画出来的事实，充分导致如下的倾向：将规模线视为比例大致不变的一条线，由此更进一步地将生产函数当做近似同质性来处理。

现在我们考虑从原点开始经过规模线上的不同点的直线。为了便于说明，图40中只画出了经过P2
与P4
的两条这样的直线。通向山上的每条道路都包含了要素之间的一个不变比例（当然，等于在直线与规模线的交点上得到的比例），它们相当于图38中的CP曲线，也即像图38中，除了两条曲线切点上的产量之外的任何产量，都能通过从CP曲线向包络线移动，从而被更廉价地生产出来。在此，不变比例线上的任何产量，除了在它与规模线的交点上之外，都可以通过沿着一条无差异曲线向规模线移动而被更廉价地生产出来；或者作为另一种选择，通过沿着一条AB类型的不变支出线，向着它与规模线的交点上较高的高度移动，进行相同的支出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无论不变比例线位于规模线的哪一侧，这都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从O点沿着道路OP2
向山上行走时，无论规模线位于右侧（到达P2
之前），还是位于左侧（经过P2
之后），规模线总是最佳的。[32]

因为同质性包含了所有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如果缺少有关高度的信息，那么图40就不可能告诉我们同质性的条件是否得到了充分满足。对于最严重的同质性，在就要素价格而言（因此AB曲线的斜率）的各种可能的假设下，不仅在两个维度的情形中，而且在有高度的三维情形中，规模线为一条经过O点的直线（如OP2
与OP4
，而非SL）是必然的。这就意味着，当一个人离开O点在任何方向上向山上行走时，只要在地图上保持一条直线，那么，其道路的倾斜度将永远不会改变（当然，一般来说，不同方向上的道路倾斜度是不同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表面的任一点（要素组合）上，如果每种要素是按照其边际生产力来支付的，那么，总产品将恰好消耗殆尽（欧拉定理）。

这种情形等同于不变的单位成本，从较早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厂商的生产函数并不是这一类型的；相反地，不仅要素比例在规模线的路径中发生变化，就像图示中所画的在SL中那样，而且不变比例路径的倾斜程度（正如现实中的大多数小山一样），最初缓慢上升，达到最大值之后接着下降。在实际的地表面上，当一个人远离O点在任意一条道路上行进，比如说在OP4
上行进，在经过最陡的坡度但尚未到达山顶之前，他将位于某一点上，在超过该点之后，由于山的弯曲，他将不能再看到O点了（必须忽略其眼睛距离地面的高度）。在这一点上，道路的倾斜度即刻成为从O点开始，穿越空间的一条直线，对于沿着不变比例道路非常小的运动来说，生产函数近似于同质。自O点发出的每条线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点，它们的轨迹（图中没有显示）可以看成是当一个人沿着小山运动时所遵循的道路，这个人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运动，即正好刚刚能看得到O点；或者换种说法，也可以看成是如果一个人站在O点上俯瞰小山时的地平线。这就是近似同质性（不变成本）的道路，它与规模线的交点也引出了线上的水平点；换句话说，即厂商U型包络成本曲线上的最低点。我们假定该点在P4
上，现在，不变比例线OP4
与CP成本线相对应，而CP成本线与包络线在两条线的最低点相切。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将高度当成是物质产品，或者当成是物质产品乘以一个不变价格，因此，它符合纯粹竞争条件下的厂商的情况。在垄断竞争条件下，价格根据产量而变化：随着厂商所销售的产量而增加；反之，则降低。如果每一产量都乘以销售价格，那么，所得到的收益产品，就可以替代目前为止我们分析中的物质产品，并且将会产生一个不同的表面，该表面的等高线（无差异曲线）和前面的一样，原因在于每一产量（高度）仅与其边际收益相乘，所以，规模线不会改变（包络成本曲线显然不会因需求曲线的变化而改变）。不过，每条等高线高度的确定确实有所不同，因为产品价格随着离开O点的距离增大而稳定地下降，这一表面的高度（现在用收益产品来界定）将会更早且更快地下降，产生的结果是，从O点观看的地平线（即近似同质性的线）移动得更近了。我们假定它与规模线相交于P2
点，在此，我们获得了一个点，该点不是生产一单位产品，而是生产一单位收益产品的瞬时不变（最小）成本点。根据较早的图39，这就是需求曲线与成本曲线的切点，图39中基线衡量的是物质产品。[33]
不变比例线OP2
所对应的CP成本曲线，与包络线在所讨论的产量上相切。在这一点上，对于沿着OP2
的小量变动而言，收益生产函数近似同质，如果每种要素都是按照边际收益产品支付的，那么，厂商的总收益恰好消耗殆尽。

[1]
本附录替换了第六版之前中的那些较为简短的内容。这是一篇论文的再版，仅作了微小的改动，论文的题目是“比例性、可分性与规模经济”，载于1948年2月的《经济学季刊杂志》。A.N.麦金兰德与F.H.哈恩对这篇论文的评论，以及作者的答复，见1949年2月的同种杂志。

[2]
因此，在要素购买中，卖主独家垄断对成本曲线的影响，并不包含在这一分析范围内。还应当明确，我们只涉及生产成本。销售成本的行为——专用于创造或增加产品需求，与创造产品本身截然不同——是不同的事情。但是，可以直接将销售成本曲线加到生产成本曲线上去（参阅上文第6、7章）。

[3]
对这些曲线的充分讨论及其推导，例如参见加维和汉森的《经济学原理》，第5章；伯丁的《经济分析》，修订版，第24章；斯蒂格勒的《价格理论》，第8章。

[4]
这些可能性不仅包括不同规模（总投资）的设备，而且也包括不同性质或技术特征的设备（对每个投资总量而言），同时还包括不同的可能存在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关于所使用的总资源如何在不变种类与可变种类之间的分配的。长期阶段所有的要素都是可变的，在任何特定的情形中，将什么视为不变的，什么视为可变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任意的，它取决于问题的特性，以及企业家所作的决策的特性。

[5]
为每个产量选择最佳设备的这一可能性（显然只与“长期”相关），排除了曲线PAC1
、PAC3
及PAC5
的一部分，以及曲线PAC2
和PAC4
的全部。后面的这些曲线，尽管不构成AC的一部分，但也不是毫无意义的。首先，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以这些曲线整个地位于AC上方为理由而忽略它们，因为我们尚不知道AC位于何处。因此，像文中那样将它们吸收进来，就阐明了AC曲线形成的方式。其次，就设备在“短期”中不能改变而言，不仅曲线PAC1
、PAC3
及PAC5
的浅色部分，而且像PAC2
和PAC4
这样的曲线，对短期问题都可能是有意义的。这一点是正确的。因为它在短期中被假定为不能调整到位，那么其长期情形，不仅仅包含产量沿着既定设备曲线的变化，这些曲线有助于形成AC曲线，而且也包含着要素数量和技术的变化，这些变化重新界定了所有的设备曲线，因此界定了AC曲线本身。如果图中的AC被视为现在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那么，像PAC2
和PAC4
这样的曲线，就可以表示在更早的长期最佳条件下兴建的设备。似乎任何一个短时期都包含有这样的设备，并且，短期经济分析不应当像它通常那样（至少是含蓄地）只涉及那些不变设备的曲线，因为这些曲线触及到了“包络”或者说长期曲线。

[6]
万一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与这一不连续的边际成本曲线的一段以上相交，那就用能产生最高的相对最大利润的交点来定义均衡；只有当两个或更多的最大利润相同时，才可能会有“多重均衡”。希金先生以不同的方式分析了这个问题（参见他的“非完全竞争中的不确定”，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39年9月，第471～473页）。

[7]
在此我们预先暗示如下谬论的本质，即认为规模经济因要素的完全可分性而消失。（假定“可变”要素能被细微分割，）那么，当“设备”能力是连续的时候，就能够实现“完全的可分性”，因此，完全的可分性是通过“设备”数量接近无穷大时AC曲线的极限位置来定义的。只有当包络线是一条水平线，即只有当所有的设备曲线都具有相同的最小值时，规模经济才会因完全可分性而消失。于是，这一问题引出了设备曲线的位置。自然，虽然要想不回避问题的实质，就不能想当然，但是，似乎一般都认同设备曲线的位置如图中所示的那样。下面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8]
它起始于当今一流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怀纳教授和他极为固执的中国绘图员之间（见《国民经济杂志》，第三卷，第1期，第36页注释）。那里所画的包络线，不仅经过设备曲线的最低点，而且还暗示着只有在这些点上包络线才有意义。

[9]
这里顺便提及，作为生产规模的函数，产品本身通常要经历质量上的变化，这种变化经常是相当剧烈的，因此，使得“规模经济”的整个概念都受到怀疑。因为，比方说，在大规模生产方式下更经济地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在小规模行业的简单方式下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完全不是相同的东西。它是“产品变化”这个一般性问题的一种情况，经济学中几乎没有太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一问题上。遗憾的是，这里不能展开来讲，因为这里通常假设每个厂商的产品是“既定的”。

[10]
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曲线的向下过程是根据连续较低的设备曲线得出的；然而，沿着曲线运动，既包括更有效率的设备，也包括这些设备的更有效的利用，直到曲线的最低点为止，在该点上我们得到：（a）最有效的设备；（b）最有效率地利用这些设备。

[11]
参见：《价格理论》，1946年，第202页注释。应当补充说，在斯蒂格勒看来，同义反复是偶然的，而不是基本的。较早的要点中（第133页）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他列出了（a）不可分性及（b）“人性因素”，后者通过专业化或者通过管理问题给予举例说明。但是，“人性因素”立刻又被变回到了不可分性上。观点是不确定的（仅仅是太熟知了）。例如，当劳动加倍时，尽管管理被描述为超过两倍（原文如此），但是，管理仍然被称为“不可分的”，原因显然在于它被“更集中地使用”（如果“超过两倍”，应当是较少地集中使用）。然而，他最终主张包络线“通常”下降到一个最小值，然后再次上升，原因是包括本附录中给出的那些方面。

[12]
参见：“厂商的均衡”，《经济学杂志》，第四十四卷，第65页注释。

[13]
参见：《控制的经济学》，第143页。关于在“完全可分性”下不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参见第165～167页及各处。关于规模变化不改变任何要素边际生产力的原理，参见第144、154页及各处。

[14]
参阅：《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第98页。

[15]
关于这一点，还必须引用卡尔达先生的话。“因此我们看到，”他说，“数理经济学家将‘完全竞争’作为他们的起点，毕竟不是如此之傻。因为他们假定万事的完全可分性；在万事都是完全可分的，从而规模经济完全不存在的情况下，作为‘经济力量自由发挥’的结果，‘完全竞争’（不是垄断竞争）必然单独确立起来。”（参见：“市场不完全与超额生产能力”，《经济学杂志》，1935年2月，第42页。他的论点也包括其他问题，然而，不存在规模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参阅上文，第198～199页。）这里，不仅仅规模经济被赶跑了，而且垄断也一样；“数学”看上去就像一个有几分发疯的王后，大步行走于经济学的槌球场地，且大声叫喊着“打他们的头！”或许应当回想起当爱丽丝对这样的程序逐渐失去耐性时，她反击说“胡说八道！……谁在乎你?”（并迅速醒来）。

不幸地，将数理经济学认同为“完全竞争”，并不局限于卡尔达先生。密切相关的是如下观点，即“经济理论”是完全竞争的理论，与之相对照，垄断竞争只与“现实”有关。

[16]
在我的同事A.E.门罗博士的有益批评下，可分性的分析已经大为清晰。

[17]
同样地，如果马不会飞，那我们就无法想象出它能飞得多高。

[18]
相反，对垄断竞争理论来说，它并不是那么重要，原因在于垄断因素通常（但并不总是，参阅上文，第82页注释与第163～165页）将厂商的均衡界定在生产成本曲线上最低点的左侧。然而，作为在最宽泛意义上解释与理解经济制度的一个部分，超过均衡最近处的曲线形状一定总是很重要的。

[19]
“为了使竞争性制度得以运转，有必要假定……与行业成比例的相对小规模的公司，总体上比较大的公司更有效率”（参见：《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第98页）。

[20]
参见：“厂商的均衡”，第66页。

G.J.柯迪教授在其《企业家成本与价格》中，似乎很坚决地持有这一立场，以至于错误地将其描述为（第7页注释）我的附录B（较早版本）的一个“暗含的假设”。

[21]
参见：“厂商的均衡”，第69页。卡尔达先生努力表明，在公司最高层一定存在一个单一单位；但是，即使承认这个不确定的主张（在公司中的都是什么人?），但似乎在一种可变要素内部所建立起来的也仅仅是层级而已。随着公司的扩张，资源被增加给了总会计师，也被增加给了虚构的“总协调人”。指出它们也被增加给了组织中个头最高的人，或者最露骨傻笑的人，或许也可以算做相关内容。

作为一种不变的且不能分割的单位，英国企业家似乎牢牢地被埋入了厂商理论之中，基于这一观念，一种剥削理论已经被建立起来了，我在上文第186～187、219～222页对该理论予以了批评。卡尔达先生把协调这一可变要素减少到了必需的单一标准，罗宾逊夫人则向公认可分割的企业家观念进行了类似的转变（引证上文，第216页注释③）。将两者进行比较是令人有趣的。

[22]
克莱克先生的“风险递增原理”（参见：《经济波动理论中的短文》，第4章），似乎应收入在这一标题下。当自有资本的数量既定时，单个企业家只有通过不断升高的利息率才可能扩大其借贷，这可以通过与第一次抵押相比第二次抵押的利率较高等等例证而得到说明。但是，这一观点扩展到公司却不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在他努力表明，同样也必须表明，“普通股份”的数量存在一个极限时，克莱克先生仅仅论证了新公司的发起人或者现有（盈利）公司的最初股份持有者，将不会允许新的股份持有者与他们平起平坐，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通过向现有的股份持有者主体提供认购新股的权利，来扩大普通股的可能性也被忽视了。

就像克莱克先生所主张的那样，“风险递增原理”与各个企业家的私人资本都不相同这一事实相结合，肯定会对解释同一行业中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共存会产生影响。然而，当他（正确地）将不完全竞争从有助于解释这种多样性的因素中消除掉时（第98页），他显然也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把不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看成是一样的，从而（不正确地）也将后者从解释多样性的因素中消除掉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向读者提及上文第213～215页的内容。厂商之间条件的一致性是不完全竞争的实质，多样性是垄断竞争的实质（上文，第114～117页）。在垄断竞争条件下，不同的生产者在不同的成本和需求条件下生产不同的产品，预期的后果就是各种规模的厂商；与不同企业家的不同资本资源相关联的多样性，似乎最有可能是源自于某种“产品”异质的更基本的多样性。因此，拥有小资源的企业家将会在市场是有限的等等状况下建立企业。

顺便提及，克莱克先生在其不完全竞争不能说明多样性的事实陈述中，就我自己对“不完全”竞争本性的解释（上文，第212～215页），从而就罗宾逊夫人的理论与我自己的理论之间的重大区别，提出了重要的明确的证据。

[23]
参见：《竞争性行业的结构》，第44页。

[24]
可以向读者提及E.A.G.罗宾逊先生，在上述引文中，以及J.M.克拉克的《经营成本经济学》的第131页及其后。

[25]
不时有人主张在超过最低点之后，可以采取分散的策略，从而复制在充分独立的单位中才具有的条件，然后根据定义，来消除复杂性问题。问题是，作为“控制单位”，厂商是否能够完全放弃对其组成部分的控制；而实际上，除非它能够，否则条件就不能被复制。分散与权力的委托是大组织（也是小组织）众所周知的权宜之计，然而，必定总是有权力剩余在中央控制之下，包括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力，即选择那些被委托权力的人。就分散是抗击规模不经济的一种有效方式而言，完全没有否定它。当然，根据定义，在所有点上，它都被包括在包络线中。其重要性随着技术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影响通常可能是推迟净规模不经济，使之远远超过现实中存在的生产规模。有些人的主张不过是曲线的确在某处折起的情况。

应当注意，就规模不经济被推迟而言，这种争论方式的结论对纯粹竞争理论来说是致命性的，因为只有当曲线在相对于总产量而言较小的生产规模上实际折起时，才能形成纯粹竞争（当然，产品也必须是同质的）。这就是困难所在，奈特教授仅仅通过假定它消失而予以了克服（上文第243～244页）。

[26]
我要对约瑟夫·勒纳先生提出第二种可能性表示感谢。见他的论文“不变比例、固定设备及生产的最佳条件”，刊载于《经济学季刊杂志》，第六十三卷，1949年，第361页。

[27]
上文，第114～117页。

[28]
这一主张对分配理论及福利经济学的意义，至今也仅仅是有所触及，虽然说围绕着如下错误主题，即“所雇用的要素”受到企业家的剥削，已经发掘了大量的文献（参阅上文，第219～222页）。

[29]
这是无差异曲线方法的缺陷之一，一些人似乎把无差异曲线方法看成是取代了成本曲线的方法；而实际上在成本曲线方法中，这一问题是不存在的。

[30]
例子大量存在，例如，参阅伯丁的《经济分析》，第491页；修订版，第677页。伯丁的整个处理方法典型地严格坚持比例与规模的分离，从而得出比例获胜这一通常结果。“规模收益的可变性”不是绝对地被予以否认，而是被形容为“很难证明”，但凡提到它，总是戒心十足。的确很奇怪，伯丁本人似乎对他自己的惊人的举例仅留下了微弱的印象，他所举的例子来源于跳蚤的本性（应当使所有的人都信服），一个人的块头增加（比例不变），不仅不能“跳过国会大厦”，反而会当场摔晕过去；他自己作出的谨慎结论不过是，“因此，必须考虑真实存在的违背生产进度中的同质性的情况”（第493页，修订版，第678页）。

[31]
在伯丁所举的跳蚤例子中，它意味着如果跳蚤的长度和宽度各增加了100，但是高度仅增加了99，那么，它的失败将完全归罪于比例的变化，丝毫也不能归罪于规模的改变。

[32]
当然，为了要使一种要素保持不变，我们使“设备”成本曲线得自于所取表面的横截面。因此，如果要素B为设备，而要素A是可变的，那么，与包络线在P2
点相切的设备曲线，就得自于（正如在图35中的一样）与实物数据相结合的要素价格，实物数据由所取表面上经过P2
点与OA平行的一条线（图中没有画出）所描绘的道路给出。如果A不变而B可变，则这条线将平行于OB。当从OA或者OB察看，且通常除以每一产量上可变要素的数量时，这些线的“外形”就是陈述收益递减的不变和可变要素方法时常见的曲线。从这些道路上的任意点开始（除了它们与SL的交点之外），在图40中，要么沿着一条无差异等高线，要么沿着一条不变支出线移动，直到到达SL时为止，显然这将是有利的。

[33]
正如前述较早解释过的那样，为这一目的而界定成本曲线时包括所有要素的报酬，也包括受雇的企业家的报酬。

附录C　纯粹空间竞争

纯粹空间竞争的问题界定起来很简单，就像一个销售者市场的大小取决于他所制定的价格一样，市场大小也随着销售者所选择的区位而变化。人们不仅在价格最便宜的地方购买，而且他们也在位置最便利的商店交易。价格分析通常假设除了价格基础外，其他的竞争基础均“保持相同”；现在我们建议，当销售者试图通过调整其业务地点，为其产品单独赢得一个市场时，假设除了区位外，价格与其他一切东西都“保持相同”。

这个问题的最一般形式是购买者与销售者双方在区位上相互适应。例如，在任何一个城市地区，商店分布与人口分布之间都存在相互适应的问题：一方面，当其他方面均相同时，购买者倾向于在销售东西的地点附近选择住址；另一方面，销售者都想获得购买者，每一个销售者都设法为其商店选址，使得与购买者交易的不便被减少到最小。然而，我们首先假设人口的分布既定，看起来只需要对这一假设作一点点修正。商店的分布非常好地适应了顾客的需要，使得他们主要考虑其他方面来选择住处。

基本的问题是，为了给予购买者最大的便利，（相同产品的）销售者是倾向于集中在某一点还是分散在一定区域，我们先假定购买者均匀地分布，认为他们沿着一条线分布，而不是分散在一定区域内，这样问题就会被简化了（并不影响结论的性质）。霍特理教授已经表明，[1]
在购买者沿着这样的一条线分布且只有两个销售者的情形中，与预料的情况相反，这两个销售者将尽可能地相互靠近，而不是位于使购买者便利最大的线的四分位点上。例如，在图34中，可以立刻看到，因为两个销售者A与B每个人的市场，都向另一个人的市场延伸了一半路程，所以，每个人通过向那个方向移动，都可以扩大其市场（实际上，可以精确地确定最终均衡点，它将位于线段的中点。因为如果均衡点在别处，那么，市场较小的销售者将向着对手的方向移动，这种移动将会持续，直到双方都在中点建立为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但是，当霍特理教授将其推广到大量销售者时，却是错误的。他主张“如果第三个销售者C出现，而他渴望尽可能大的市场，那么，这种渴望将促使他同样地占据靠近A或者B的位置，而不是在他们中间”，并得出结论，“当越来越多的相同商品的销售者出现时，其趋势并不是按照社会最佳的方式分布，而是过度地聚集在一起”。然而，一旦存在三个销售者，那么，位于其他两个之间的销售者，将向群体的外部边缘移动；一连串的这种移动，总会通过聚集点上一个人的离去而使群体分散。对于三个销售者而言，结果似乎是，其中的两个，比如说A和B，位于四分位点上，而第三个人C，则位于他们之间的任意点上。分散至少也要达到这种程度，因为如果我们假定A和B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为了扩大其市场而朝着中心移动，那么，其位置将很快就会被C所占领。我们可以推断，为了试图占领最佳位置，尽管在销售者之间可能存在持续的移动，但是从来不会有一个购买者，行进超过
的线段长度进行购买。在理想状态下，他将行进不超过
的线段长度，原因在于，如果三个销售者分别位于整个线段长度的
的点上的话，那么，便利是最大的。

随着销售者数量的增加，他们可以每两人一组进行分组（我们刚才已经看到，C可能靠近A或者B），但是，任意一组有三个人或更多人的时候，就会按照已经描述过的方式被分解。将线段长度视为1，对n个销售者的一般性结论是，任一端点上的末尾销售者与线段端点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
（如果销售者的数量为奇数，则不会超过
，并且任何两个销售者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
只有在销售者两人一组的极端情形下，才能达到这一极限。因此，任何一个购买者所行进的距离不会超过
或者说两倍于销售者理想分布下的距离，该距离不会超过
然而，与分散相比，并不存在更多的理由使销售者两两一组。[2]
上述已经表明，在一个销售者发现他自己位于两个其他销售者中间的情况下（就像上文例子中的C），他位于哪一点上是无所谓的事情，如果我们假定他选择中间点，使得销售者沿着线段按相等距离分布，那么，结果只与理想状况有一点点不同。如果有九个销售者，与按照
间隔的理想分布相比，他们将沿着线段按照
的间隔分布。与理想分布下所有人的市场为
相比，两个末端销售者的市场将为每人
其余七个人的市场为每人
线段末端的少数购买者行进的距离将为

但是，除他们之外的购买者最多行进
理想分布下为
总之，两个销售者将集中在一点上。但是，当有三个销售者时就开始了分散，并且对于相当大量的销售者来说，其分布密切接近于使购买者的便利最大化的理想状况。[3]

无论何地，无论什么原因，人口都是不均匀地分布的，商店分布显然要与人口分布相符。根据现在对“人口分布”这一术语作出的解释，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就像在整个观点中所使用的那样，必须将人口分布理解为不仅包括居住位置，而且还包括购买者上下班、娱乐及其他活动位置的改变。显然，很多东西在路过的地点购买，比在居住地点购买更方便。于是，无论何地，只要“人口”较为稠密，就能预料到商店云集，这种集中一定限度内具有累积性。因为商店既吸引购买者，也吸引被商店雇用的人，这些人依次为更多的商店提供了市场。然而，我们必须避免陷入如下错误：将“商业区”和销售者的类似的集中，解释为统统归于购买者在这些地区的集中。首先要解释的问题是，购买者的这种集中是如何开始的。

有关分散的一般论点适用于任何一种产品的销售者，严格地讲，仅适用于完全标准化产品的销售者。显然，为了购买者的便利，不同产品应当彼此靠近出售，在此就解释了零售业中实际存在的绝大部分的集中。这种集中的最简单形式是个别商店本身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商品，使得购买者（a）因为在一家商店购买而节省时间，以及（b）“逛商店”，即在购买前作价格和质量比较。[4]
很自然地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这种倾向与（a）共同被需求的一组产品有关，例如，不同种类的百货、药品、服装等等；也与（b）形成一种复合供给，即彼此为替代品的一组产品有关，例如，相同的一般产品种类的不同品牌或品种。通过商店的聚集，集中进一步得到了实现，它是依据相同的原理发生的。类型完全不同的商店聚集在一起，使得购买者可以在一个区域内购买很多产品，根据前面为单个产品所制定的规则，这些聚集趋向于分散。此外，销售相似产品的商店为了使人们能够“逛商店”而趋向于集中，例证是剧院区和汽车区。大规模基础上的“商业区”使聚集的两大原则相结合，这两大原则是：（a）极大不同的产品；（b）每种产品有很多品种。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样的一种集中具有高度的累积性。

现在我们转向一些其他需要考虑的事情。我们的分析假定，当空间竞争发生时，除了别的以外，价格也保持不变。参与竞争的销售者数量以及每个人的生产规模，取决于所假定的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无论这些价格怎样，销售者的数量和生产规模两者，都像较早我们所描述的那样进行自我调整（第108页），除了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土地的相对稀缺可能充当了调整的障碍，从而导致较大的生产规模和较高的租金之外，价格与成本最终相等（参阅上文，第112页及附录D）。在关于纯粹空间竞争的现有假设下，一方面是购买者与销售者的分布不均匀，另一方面是城市租金，现在我们可以更详细地描述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

人口的适度集中并不要求对一般性结论进行修正。如果空间足够大，那么，结果可能只是将相同的一般规模商店与利润率相乘，所支付的租金并不比居住或其他用途上的土地高。如果任何一个销售者暂时享有较大量的业务及较多的利润，那么，他将不得不与坐落在附近的竞争者分享其市场。这种竞争将使得这里的业务量，与在人口不太稠密区域所能够获得的业务量相同，并且因为一个区域不会比另一个区域产生更大的市场，因而租金也不会更高。

但是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集中可能会很严重，以至于没有空间留给自然地被吸引过来的所有销售者。于是，竞争对利润的拉平效应，以及趋向于相同生产规模的结果，因为不可能在彼此那里堆叠商店而受到限制。竞争者不可能侵入更大的市场，这些市场提供给了那些最早在区域内获得位置的人。但是，竞争者能阻止那些人享有因大规模生产和下降的单位成本而增加的利润——这种利润通常会随着商店数量的增加而消失。他们对地点的竞相出价，迫使这些收益以租金的形式落入地主手中。

生产规模、租金以及利润也因人口分布的不均衡而发生变化，这种不均衡不是说存在某些人口基本上比较稠密的区域，而是说不同销售者的市场以非常无规律的方式彼此相适应。我们已经默认，购买者在一条直线上向销售者移动，因此，销售者能够自我分布，使得他们的市场规模近似相同。然而，大街的怪异多变不可避免地使销售者的市场规模不一致。如果每天有八千人经过街道的某一拐角处，这个拐角处就比最近的每天有五千人经过的其他可能区位（隔壁，但不在拐角处）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市场。如果其他东西相同，那么，拐角处的销售额将按八至五倍的比例多于其他区位，利润也更多。因为竞争者没有在隔壁或者附近开业从而分享这一市场的选择，所以，他们会竞相出价占据更好的地点，因此使得市场提供的全部超额收益落入地主手中。竞争通过将一部分利润转化为租金而拉平了利润。如下事实修正了规模趋于相同的趋势，即市场非常集中地出现在一个地点，而不是分散在能够被分割的一个区域。

此外，似乎可能的是，如果离一个销售者最近的竞争者位于相当远的地方，那么，在许多临近地点中选择哪一个，差不多就是无所谓的事情。假如他的生意完全来自于在商店附近居住的那些人，情况更可能如此。但是，很多住在他附近的人，在他们每天的行走中要经过其他商店。同时，区域内位于十字路口的某一特定区位，可能会因路过的人而带来大量的生意，如果没有这些人就会完全错过这些生意。诸如此类的因素，赋予不同地点不同的重要性，即便是这些地点毗邻，因此也对应着不同的租金。显然，任何能够提供非同寻常大的市场的区位，如果尚存在一个可利用的地点，使得充分侵入后还能获得普通的利润率，那么，就会有竞争者侵入市场。所以，除了在非常拥挤的区域之外，任何单个销售者所获得的业务量都存在一个明确的限制。人口分布越“平坦”，即许多临近地点所提供的机会越相似，那么，对“正常”规模的背离程度就越小。

市场中的这些不规则可能导致利润而不是租金的变化。如果一个市场大到足以使一个商人获得额外的利润，但还没有大到足以使两个商人获得普通利润，那么，偶然先到达那里的销售者就可能成功地保持额外利润，如果几个地点具有相同吸引力的话。在这一情形中，没有租金会超过因为其他用途，比如说居住用途，而向地主支付的租金，因为地主的竞争将会使之减少到那一水平。即使有新竞争者，较高的利润也不会为此而消失，因为像第一个销售者一样，他也会因为自己的进入而遭受损失。倾向于将这种不规则所产生的剩余交给地主的力量，与倾向于交给承租者的力量，在大多数场合下或许都混杂在一起，所以，由于这个原因，租金和利润两个方面都可能在整个区域内发生变化。因为因一个地点而竞争的人通常很少，所以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这就可能分割收益，或者是给予一方或另一方。

[1]
参见：“竞争中的稳定性”，《经济学杂志》，第四十一卷，1929年，第52～53页。

[2]
除了在每个端点必须有两个销售者之外。尽管本段剩余部分列举的距离数值，由于这一原因而不准确，但是仍然保留了下来，就像在第一版中一样。对这一问题以及对空间问题的进一步讨论，通常参见“作为经济变量的产品”，前面引用的书，尤其是第17页及其后。

[3]
在概括其过于千篇一律的主题时，霍特理教授指出它也适用于其他领域。例如，就像两个销售者在线段上往一起移动一样，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他们争取选票的竞争中，使其政纲尽可能密切地相似。现在可以补充说，在有超过两个政党的情形中，类似于线段上销售者的分散就会发生。例如，在法国，政党并不完全集中于中派，而是带有相当的多样性，由极左到极右均并列存在。

[4]
当然，这种集中也通过任何一种产品的市场局限与零售的最有效规模相比较而得到说明。

附录D　作为垄断收入的城市租金[1]

应用于零售领域的垄断竞争理论，对城市地点租金的解释与通常的解释并不相同。用于零售目的的城市租金[2]
与农业租金是不同种类的收入，尽管两种类型的租金在实际上通常被看做是相似的，然而，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看上去不过是：两者都要为土地的使用而进行支付；农业租金是纯粹竞争收益，城市租金则是纯粹垄断收益。前者能够并且的确存在于纯粹竞争条件下，后者则完全归于垄断竞争中的垄断因素。

在一些可以想象得到的例子中，土地或者岩石明显地能够支撑一个大建筑物的重量，除了这些例子之外，商业地点并不提供类似于农业租金中优质肥力的那些有利条件。一个地点能够生产同另一个地点同样多数量的零售服务——在这一方面，肥力上并无区别，也不存在最好土地的任何稀缺性问题。任何地方的边缘和次边缘土地——空闲土地——在销售用途上同纽约购物区中心最好的地点一样“肥沃”。它能够同样充分地提供相同的零售设备，并且如果在那里进行服务，也能够被销售掉。

城市土地租金完全是由区位因素加以解释的，而农业土地租金则部分地是靠区位因素解释的。然而，某一商业地点的区位优势，与部分用以解释农业租金的区位优势并不相同。依照土地靠近还是远离产品销售市场的情况，农业土地具有或高或低的租金。土地总是与市场有一定的距离。城市土地本身就拥有市场，——那些发现在所讨论的区位上交易最便利的购买者——租金的高低取决于这一市场的规模和特性。农业租金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当所有土地上的产品，在竞争性市场上毫无区别地被销售给那些相同的购买者群体时，生产和运输一些土地上产品的总成本低于市场价格。城市租金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一块土地能够卖出更多的东西——这块土地在某个交易区域内，相对于一部分购买者而言位置更好。农产品市场是一个纯粹竞争的市场，有大量的购买者和销售者，而这里的土地上的产品却与其他土地上的产品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零售市场却包含着垄断因素，因为便利性这一因素使得产品在空间上有区别。当购买者的移动受到阻碍时，每个“地点”上的产品对某个群体来说就包含便利性因素，位于地点上的销售者，拥有地点上产品的垄断，由于其他人为使用地点而引起的竞争，等等，使得销售者不得不将垄断的全部价值交到地主手中。如果购买者能够自由地在整个区域内移动，就像纯粹竞争市场下他们能够自由移动那样，那么，城市租金与土地价值的区别就会完全消失。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会显示出这种区别。考虑这样一块农业土地的租金，这块土地的位置与中心市场的距离使得产品的运输成本为每蒲式耳10美分。如果边缘土地的运输成本为每蒲式耳30美分，那么，这块土地的租金（不考虑肥力上的差别）就是每蒲式耳20美分。因为中心市场是由大量的买者和卖者组成的，是纯粹竞争性的市场，所以，能保证每个销售者以市场价格卖掉其所生产的任一数量的产品。他自己产品的需求曲线总是一条水平线。他能以市场价格，比如说每蒲式耳1美元销售掉无限大（与对他有利可图的生产量比较而言）的一个数量；或者，减去运输费后我们可以说在他的农场中，需求在80美分的价格上无限大。

将这一点与城市地点租金进行对比，通常关于租金的推理根本不存在。租金不是为了节省运输费用而支付的，它是为了获得更大的销售量而支付的。购买者与销售者同样散布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他们之间的移动受到阻碍，结果使得区域内的一个地点在获得一部分购买者的惠顾方面具有优势。这就提供了一个与其他地点完全不同的市场。每个销售者能卖掉的产品数量，在现行价格上并不是无限大，它非常明确地受到区位的限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百货商店将会在偏僻的地区选址，获得同样的业务量，通过节省租金来增加利润。如果我们将整个地区看成是一个市场，那么很显然，之所以会有租金，是因为它包含有垄断因素。空间差异使得个别销售者产品的需求曲线具有负斜率，而不是完全水平。如果需求曲线水平，那么，城市地点租金将会消失，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它归于垄断因素，这是一种纯粹垄断收益。

城市地点租金中不存在较大差额。这一观点与下列情形有关，即不同等级土地的产品在相同的市场上销售。然而，城市地点租金却源于相同等级土地的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销售。边缘土地比最好的农业土地贫乏，低租金地点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贫乏；低租金点上的生产成本并不太高，但是其提供的市场比较小。两个地点有不同的租金，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市场上恰好因为同样的原因，将较大差额的观念应用于这两个地点是毫无意义的。

城市任意地点上的租金，都表示在那一特定位置上提供零售服务的垄断特权的价值。企业家之间为获得这些垄断收益的竞争，是促使这些收益落入地主手中的力量。在个别销售者看来，租金总是作为成本之一包含在上文涉及的成本曲线中，利润则是作为剩余来处理的。在地主看来，商人的利润包含在成本中，剩余部分是租金。在较早的图形表述中，租金都是作为利润剩余画出来的。

如果购买者均匀地分布在一个完整的城市地区，那么，租金上将不存在任何差别。各处地点都具有大致相同的优势，相对于成本曲线而言，需求曲线的位置相类似（如果因其他目的，比如说居住，那么，支付给地主的租金则包含在成本曲线中，需求曲线与成本曲线将会彼此相切）。正是购买者在特定的区域、在某些街道或角落的集中，以及这些地方场所的相对稀缺，使得那里所提供的服务的需求曲线与别处比起来，位置更靠右；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使每个特定地点有赢利可能。

我们必须提防一种错误，即将租金上的差别，想象成每个地点提供的业务量上的简单差别。只有当产品仅在空间上有差别，并且当整个区域的价格是单一时，这才是正确的。因此，租金准确地衡量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因为只有当较大的数量以较低的单位成本生产时，提供最大市场的地点才更有价值。地主能够要求的通过商人之间的竞争落入其手中的就是这一数量。但事实上，这并不能得出关于大规模生产经济性的这一结论。租金表示了不同地点所提供的相对优势，并且这些优势仅部分地取决于业务的相对数量，其他因素则包括能够索要的价格，以及能够在区位上实施的业务类型。

就像在第5章中所主张的那样，不存在合理的理由来相信整个零售区域内的价格是相同的，除非购买者的分布是随机的。销售量上的巨大差异足以证明这种分布在数量上并不是随机的，在质量上也不是：任何一个商店的顾客一般来说并不是全部购买者群体的随机样本。在哈佛广场附近学生成为主流；在中心广场附近工人是主流；在购物区妇女则成为主流。这些因素可能引起也可能不引起价格变化。每个商人必须自己决定，通过为其产品确定较高的、中等的或者较低水平的价格，其利润是否会更高。地点决定了要遵循的策略，就这点而言，它因此实现的较大或较小的利润将在地租中得到反映。

除了价格因素，同时也会出现所有其他类型的差别，并对租金产生影响。不同地区所销售的产品，其质量随着商业类型的不同而在较大范围内存在不同，各种类型的推销方法彼此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此外，随着生产规模的改变，产品也会在质量上发生变化。除了别的以外，在任何一种产品之内，大的百货商店要比较小的店铺提供更多品种的选择。一家商店提供多种购买，它也提供了与前面意义不同的便利。这些并不是相同产品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与小规模生产相比较；而是产品本身的变化。不估计价格和质量变化的这些因素，在零售领域就得不出有关大规模生产经济性的结论。

所提供的零售服务类型——“产品”——质量上的变化，意味着成本曲线的变化，这种变化部分地是由所讨论的地点位置所决定的。就它们被这样决定来说，其本身也就会成为决定租金的一个因素。简单概括结论：每个地点倾向于被用来获得超过使用该地点的有关成本之上的最大总收益。除了别的之外，这些成本包含以利润形式存在的收益；为了吸引经营能力，这些收益是必要的。不同的剩余量就是租金，一个地点与另一个地点相比较，由于提供了创造利润机会的优越性而产生了这些剩余；企业家为了获得最好的机会而展开的竞争使租金到了地主手中。

[1]
参阅上文，第116页。

[2]
未考虑居住或制造地点的租金。

附录E　赞同商标侵害与“不公平交易”的一些观点

第4章中对专利与商标的分析引出的结论是，保护商标免予侵害，以及保护商人免予一般人所熟知的“不公平交易”，即产品被模仿，这就是保护垄断。允许这种侵害与模仿就是通过消除垄断因素，从而向使竞争纯粹化迈出了一步。因此，根据竞争是好的垄断是坏的这一前提来推论，结论将是应当允许甚至鼓励“不公平”竞争（在模仿竞争者产品的意义上）。让我们进一步来研究这一观点。

尽管商标侵害与不公平交易有不同的法律来源，并且还能从技术上予以区分，但是，出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前者可以被看做是后者的一种类型，这样整个讨论就归于一个部分。法律的基本规则是任何人无权将自己的产品冒充为竞争者的产品。

试图冒充竞争者产品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成功的名称或商标本身，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众多的模仿，例如，“金粉”被“金滴”所侵害，“莱克陶－配亭”被“莱克陶配森”所侵害，“尤尼达”被“伊瓦塔”所侵害，等等。[1]
沃尔瑟姆钟表公司受到保护，避免位于同一城市的另一家制造商，通过使用地理名称“沃尔瑟姆”来混淆两种产品。[2]
甚至纯粹描述性的词汇和短语，如果已经和竞争者的产品发生联系，那么，生产者也不能加以使用，“除非给予充分的解释或者防范，以避免与最初制造者或卖者的产品相混淆”。[3]
除了模仿名称之外，一般也会在构成、外观、颜色、尺寸、形状等方面模仿标签与包装。很多案例中显示出来的精巧程度是非凡的，这是一个细致区别一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走得多远的问题。在一些案例中，有人主张产品形状本身是不能被复制的，就像片剂形式的药品（如加斯加拉）[4]
与挂锁。[5]
在可口可乐公司对盖伊－欧拉公司的案例中，[6]
禁止被告复制原告饮料的人工色素，因为其他颜色也同样可以很好地使用，所以没有必要模仿。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就法律的所作所为而言是毫无疑问的。它不是在保护竞争，而是在保护垄断。当一个生产者复制另一个生产者的名称、标志、包装或者产品时，其结果是产品更接近标准化，并且如果模仿者获得成功的话，那么，其竞争者的利润将会减少。正如第4章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利润（就它们超过必要的最小值部分而言）单独归于垄断因素。因为如果产品是完全标准化的，那么，购买者就没有了区别的基础；一个生产者与另一个生产者比起来并不能获得更大的销售量，因此也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土地租金与优秀的经营能力除外）。它们归于产品的不同，而不是相同，因此归于垄断因素，而不是竞争因素。一定不能将它们与暂时性的利润相混淆；暂时性利润是在竞争者出现之前的过渡时期内，在纯粹竞争条件下，生产者有可能获得的利润，或者即使竞争者出现了，但生产者凭借最早进入该领域所具有的优势而获得的利润。这种利润趋于消失，与通过商标保护而获得的永久性利润不是一回事。后者不归因于竞争的“不完全”，即体制不能迅速使自身适应新的状态；它们要归因于永久的“不完全”（假如必须这样说的话），即体制根本从未调整过，法律阻止了它这样做。

令人有趣的是，在法庭中并没有关于竞争的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商誉权是基本的法律权利，竞争则仅仅因其假定的社会利益而被“容忍”为一个策略问题。[7]
然而，从经济学上看，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是赞同竞争的，并且（无规制的）垄断通常被公认为有悖于社会利益。尽管也有例外，但是，绝不能想当然地去判断它们。例如，受到专利法保护的垄断，通常以激励创新的理由被证明是正当的。现在必须要问基于怎样的理由，如果有的话，可以证明受到不公平竞争法和商标法保护的垄断是正当的。

可以将法律保护视为（a）保护生产者，或者（b）保护消费者。我们先来考虑保护生产者的情况。似乎不存在什么理由，据此他可以正当地要求这种保护。假设消费者对两个销售者的产品同样感到满意，那么，就必须将第二个销售者的进入看成是资本在竞争下的自然流动，以阻止第一个销售者的利润，并使商品的供给在成本水平上适应对商品的需求。1742年，当哈德威克勋爵拒绝禁止一个商人使用另一个商人的标志时，很明白地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

“每个商人都有一些特定的标志或印记；但是我不知道有任何同意禁令的例证，以限制一个商人与另一个商人使用相同的标志，我认为这样做会带来有害的结果。

“有人提出异议，被告使用了原告的标志后，会因带走原告的顾客而损害了原告的利益。

“但是，同反对旅馆主人架起与别的旅馆一样的标志比起来，这一理由没有更多的分量。”[8]

一个生产者没有权力阻止其他人制造和销售同种产品，即使是同样的产品，他所能要求保护的仅仅是不准任何人假冒他的名字，法律的意思似乎也是他只在这一方面得到保护。在鲍尔法院对百老汇商业区的案例中，[9]
将商标定义为“显示一种商品的起源或所有权，与该商品质量相区别，其他人无权为相同的目的而加以使用的任何符号、标志、记号、字词或者句子”。法律案例与教科书都认同商标的功能是显示起源，是同化。问题是在哪里同化停止而区别开始呢?在两种相互竞争产品的情形中，就颜色、形状与设计、标签、标志与名称而言，如果除了一个不显眼的身份标志或者生产者的名称与地址之外，每个方面都是相同的，那么，就仅仅存在产品同化，而没有更多的产品差别。显然，仅限于此的“保护”对生产者来说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因为就购买者而言，除了在容器（也是完全一样的）里找到一张写着“第23号打包”的纸片外，再没有更多的意义。除了购买者直接与销售者交易的情况，比如在零售业中，即除了个人关系因此介入的情况之外，对购买者来说，产品起源绝对是毫无意义的，除非它能够表明产品质量。“力士香皂”的购买者可能连它是利维兄弟公司生产的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去在意它是否是该公司的产品。如果相同的产品由另一家公司生产，放入相同的盒子中，并冠以相同的名称，那么，他会同样准备去购买。名称代表了某种质量、某种产品，而不是某种生产者，只允许一个生产者使用某个名称，就是赋予他对这种产品的垄断。除了同化之外，法律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转向消费者方面。有人立刻会说为了保护消费者免遭欺骗与诡计，商标是必要的。如果生产者能够任意模仿其他人的商标、标签、包装以及产品，那么，将没有人有动力去维持其产品的质量，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受到较低价格和低劣产品的模仿，这些低劣产品看上去没什么两样。这就立刻明显地显示出，在产品有可能存在差别的情况下，消费者需要法律保护，以免遭低劣质量产品的侵害。商标与不公平交易法通过鼓励差异化，保护由此产生的垄断，从而使消费者的利益得到维护。但是，倘若模仿是完全的，那么，允许模仿的政策，或者通过法律界定质量标准的政策也同样有效。前者可能会由于其不切实际性而受到指责，而后者则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尤其是大路货，只要质量有保证，那么，商标与品牌就明白地毫无用处。只有当实际上存在差别的产品伪装成相似的产品时，消费者才会上当受骗。只要消费者能够识别多种产品、一种包装或者一个标志，并且知道它与像它一样的其他产品具有相同的质量，那么他就得到了充分的保护。

赞同商标保护的最后一种观点可能是，它鼓励多样化，因此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固然这是我们希望得到的，但却是有限度的。问题是较高价格上的多样化产品与较低价格上的单一产品之间的权衡，理论所提供的答案既没有说明差异化“自然地”能达到什么程度，也没有说明应当达到什么程度（差异化在实际中达到某一程度，但并不表明这一程度与消费者的愿望相一致，因为生产者受到法律的限制，不能指使资源自由流入需求强烈而产生较大利润的地方）。然而，就个人创造多样化的主动性因允许完全复制而受到阻碍而言，仍有理由相信这种阻碍并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很少能创造出垄断来，所以，就很少关心创造垄断，相应地会更关心生产。可能会存在更少的“经营”者和更多的工人。毫无用处的差别化不会受到鼓励，完全的标准化也不会紧接着而来，因为消费者对多样性的渴望，在引导生产方面仍将具有天然的影响。至于创新，如果一个新创意相当重要，那么，在一个有限时期内仍将保留专利的可能性，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在竞争者出现之前在任何领域中第一个进入的生产者，也仍将有可能暂时获得“企业”利润。如果这还不够充分，那么，可以准允在与专利法相同的原则下，在有限的时期内，比如说五年内，排他性地使用商标，过了这个时期，任何人都可以生产相同的产品，使用相同的名称。经济学家经常抱怨的广告浪费也将减少，因为没有人能不冒风险通过这种办法来建立商誉，结果只看到由于竞争者不受阻碍地进入，商誉却消失了。所有生产者的收益将更加接近一致，持续不变的垄断利润也将消失。总而言之，存在一条通往那些善意结果的捷径，那些结果通常被描绘为在“自由竞争”下才能得出。

[1]
许多有趣的侵害事例，见罗杰，前面引用的书，第123页及其后。参见杜斯金特的《商标手册》以及汤姆森的《商标》。几乎每一期的《印墨》杂志都有法院最近判决的一两个不公平交易案例的说明。

[2]
美国沃尔瑟姆钟表公司对合众国钟表公司的案例，173马萨诸塞州85；53内布拉斯加州141；43L.R.A.826。

[3]
C.A.布里格公司对华发公司的案例，102内布拉斯加州87；215马萨诸塞州100。

[4]
斯特理雷米德公司对哥雷的案例，110联邦标准372（C.C.N.D.俄亥俄州）。

[5]
耶鲁与汤尼制造公司对阿尔德的案例，154联邦标准37（C.C.A第二标准，反转149联邦标准783）。

[6]
耶鲁与汤尼制造公司对阿尔德的案例，154联邦标准37（C.C.A第二标准，反转149联邦标准783）。

[7]
参阅怀曼：《市场控制》，第2章。

[8]
引自罗杰斯，前面引用的书，第272页。罗杰斯将这种状况视为当时“司法道德”松懈发展的一种迹象。

[9]
194纽约州429；87内布拉斯加州674。同时参见G.W.柯尔公司对美国水泥与石油公司，130联邦标准703（C.C.A第七标准）。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晏智杰◎主编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人口原理

[英]托马斯·马尔萨斯◎著

陈小白◎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口原理（英）马尔萨斯（Malthus，T.R.）著；陈小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670-6

Ⅰ.①人…　Ⅱ.①马…②陈…　Ⅲ.①人口学　Ⅳ.①C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1611号

人口原理

作　　者
［英］托马斯·马尔萨斯

译　　者
陈小白

策　　划
陈小兰

责任编辑
马　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7.75

字　　数
153千字

定　　价
23.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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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马尔萨斯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曾引致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大会60个国家代表，以99.8%的赞成票赞成再版的鸿篇巨著。作者马尔萨斯是人口学发展史上“教父级”人物，他被凯恩斯尊称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人口原理》的价值绝不仅限于人口学领域，它对世界经济乃至世界历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当生活资料的增加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且成为自然和永恒规律时，到底用什么手段才能改善二者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呢？作者第一次试图将这一问题总结成一套成系统的“原理”，对其进行演绎和分析。

从1798年《人口原理》的问世至今，本书一直在赞美与诋毁之间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

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序言

说起来本书的写作，起源于与一位朋友的一次谈话。我们在谈话中谈到了葛德文[1]
先生在其《研究者》一书中关于“贪婪和奢侈”的短论。随着谈话的深入，我们开始触及社会未来的改善这个一般问题。我之所以坐下来拿起笔，最初只是因为我觉得谈话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便想落在纸面上，意在更清晰地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朋友们。但是，题目一旦展开，脑海中便涌现出一些想法，以前不曾想到会遇见的想法。而且我以为，就这一如此普遍感兴趣的题目提出自己的每一个见解，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也可能会得到真诚、公正的对待，这么一想，我便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文，付梓出版。

在阐明主旨时，如果能够收集到更多的事实，那么本书无疑会比现在完善得多。但是，由于琐事缠身，写作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度几乎完全中断，再加上不愿意(这么做也许不慎重)太过延迟原先定下的交稿日期，所有这些因素都致使我未能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这上面。不过，我不揣冒昧地认为，读者将会发现，本书所引证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已足以证明，我关于人类未来会改善的见解是正确的。正如本人目前对这一见解深思熟虑的那样，在我看来，这一见解，只需作平易的陈述，外加对社会作最粗略的考察，就足以确立了。

一个已为许多作者所注意到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口必然始终被压低至生活资料所能支持的水平，但就我所知，至今尚没有哪位作者对于影响这一水平的生活资料专门作过详细的研究。如果不考察这一问题，窃以为，将会对社会在未来的极大改善构成极其严重的障碍。但愿读者将看到，在讨论这个有趣的题目的时候，激励我的完全是对真理的热爱，而不是对任何某个特定的人群或见解的偏见。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已经阅读了一些有关未来社会改善的作品，目的完全不是希望去证明它们是空想的，但鉴于本人理解力有限，我并未获得这样的自由操纵力:使我能够去相信自己所希望的东西，即使没有证据;拒绝相信自己所不希望的事情，即使有证据。

关于人类的生活，我给出的观点带有一种忧郁的色彩，但我内心很清醒。我绘出这些灰暗的色彩，是因为我确信现实世界本就存在这样的色彩，而不是由于戴着有色眼镜，或者生性忧郁。根据我本人的理解，我在本书最后两章勾勒出的有关人类精神的理论，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说明了生活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罪恶，但别人是否也这样认为，就必须留待读者自己判断了。

倘若本书有幸使有识之士注意到我所认为的妨碍社会改善的主要困难，从而能够找到排除这一困难的方法，哪怕是在理论上，我也会乐意收回我目前的见解，并欣然承认自己的错误。

1798年6月7日

[1]
威廉·葛德文(1756—1836):18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马尔萨斯的主要论敌之一。他相信人性的完美，主张人类能够和睦相处而不需法律和机构。他在最重要的作品《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简称《政治正义论》，1793)中反对政府制度、财产制度和婚姻制度。——译注(本书脚注除特别标明译注字样外，其余均为原注)

目　录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序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附录一:凯恩斯笔下的托马斯·马尔萨斯

一、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二、托马斯·马尔萨斯:百年训谕

附录二:威廉·葛德文之简介

威廉·葛德文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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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Chapter One

问题的提出——由于对立双方分歧严重，问题的解决前景渺茫——否认人类及社会的可完善性的主要论点从未得到圆满的解答——源自人口的困难的性质——本书主要论点概述

自然哲学领域近些年来伟大和意外的发现层出不穷;印刷术的推广使一般知识加速传播;火热的和摆脱了束缚的探索精神在整个知识世界，乃至非知识世界广泛盛行;就政治问题发表的新颖和不同寻常的见解让人眼花缭乱，令人震惊;特别是在政治领域，惊天地泣鬼神的法国大革命，宛如一颗熊熊燃烧的彗星，看起来要么注定给畏首畏尾的地球居民注入新鲜的生机和活力，要么注定将他们燃烧殆尽。这一切汇合在一起，使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我们正跨入一个充满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些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人类未来的命运将是决定性的。

有人说，当前争论之中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此后究竟是开始大踏步前进，进而前景无可限量，还是注定要永远在幸福和不幸之间徘徊，而且在穷尽一切努力之后，仍距离想要达到的目标遥不可及。

然而，尽管每一位关心人类前途的人肯定都热切期盼结束这一痛苦的悬而未决状态，尽管爱刨根问底的人都急盼得到每一个可能有助于洞悉未来的指引，可是颇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大问题的争论各方，彼此却冷眼以对，势同水火。双方从未以坦诚公正的态度探讨对方的论点，无法弥合意见上的分歧。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也没有焦点，不着边际，看起来甚至在理论上都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

在现有秩序的拥护者看来，思辨哲学家一派往往要么是一帮玩弄阴谋诡计的无赖，他们鼓吹乐善好施，描绘更幸福的社会状态的迷人图景，只是为了便于他们摧毁现有的制度，实现其不可告人的野心;要么是头脑发疯的狂热分子，其愚蠢的论断和似是而非的荒谬说法，根本不值得引起任何理性人士的注意。

人类及社会可完善性的倡导者，则报以更大的蔑视来反击现有制度的辩护者，指斥后者是最可鄙、最狭隘的偏见的奴隶，或者是文明社会的弊端的辩护者，只是因为从中受益了。他们将现有制度的辩护者，要么描绘成可以为一己之私而出卖良知的人，要么描绘成智力低下的白痴，领会不了任何伟大而崇高的事物，他们目光短浅，因此必然完全容不得社会开明人士的见解。

在这种夹杂着谩骂的争论中，真理的本意不可能不受到损害。问题争论各方真正好的论点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每一方都固执己见，几乎没有热情向对手学习，取长补短。

现有秩序的支持者不分青红皂白，谴责一切政治思辨，甚至不肯放下身段，检讨一下由以推断社会可完善性的依据，更不愿意稍微费些力气，以公平而不抱偏见的方式，尝试着揭露其荒谬之处。

思辨哲学家同样违反了真理的本意。他们的眼睛只盯在更幸福的社会状态上，用最迷人、最梦幻的色彩描绘这种社会的幸福，用最恶毒的谩骂讥讽一切现有的制度，而不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思考能够铲除社会弊端的最佳、最稳妥的办法;而且他们似乎未意识到，甚至在理论层面上也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这种障碍有可能阻碍人类迈向自我完善的境界。

哲学中有一个公认的真理，那就是，正确的理论终究要通过实验来证明。可是在实践中，却有如此之多的阻力，如此之多的细琐情况发生。这些东西，就连知识最广博、最有洞察力的人，都几乎不可能预见得到。因此，对于任何问题，罕有什么未经检验的理论能够宣称是正确的，除非人们对所有反对观点作了深思熟虑和充分的考量，且作了明确和彻底的反驳。

我曾带着极大的喜悦阅读过一些关于人类及社会可完善性的理论。这些理论所描绘的迷人图景让我心里暖洋洋的，很是愉悦。我热切盼望这种令人愉快的改善。但我预见到，在改善的道路上，存在着各种巨大的、依我看是不可克服的困难。阐述这些困难正是本书的宗旨，但同时，我得声明，虽然它们是战胜革新支持者的一个因素，但我远不是那么欣喜，相反，再没有什么比看到它们被彻底消除能够给我带来更大的快乐了。

我将要提出的最重要论点，确实不具什么新意。它所依据的原理，休谟已作了部分解释，且亚当·斯密博士作了更详尽的说明。华莱士先生就曾提出这一论点，并把它应用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一问题上，尽管应用得不是那么恰如其分，或者用在最强有力的观点中，而且，也许还有许多我从未谋面的作者提出过这个论点。因此，假如该论点已得到公正和令人满意的解答，我当然不认为有必要再提出一遍;即使我打算把它置于另一个观点，多少不同于我迄今所见过的任何观点。

人类可完善性的倡导者为何会忽略这一论点，其原因令人费解。葛德文和孔多塞[1]
之类人士的才智不容我怀疑。我也不愿意怀疑他们的公正。依据我的理解，大概也据其他大多数人的理解，这一困难看起来是不可克服的。然而，这些公认颇有才能和洞察力的人士却几乎不屑于注意它，而是执著于自己的思路，热情不衰，信心不减。当然，我无权评说他们有意闭上双眼，对此类论证视而不见。相反，当这些人士忽视它们的时候，我应该怀疑它们的正确性，而无论它们的真实性在我自己的头脑中可能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然而，在这方面，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大家都太容易犯错了。比如，当我看到有人频频向另一人献酒，而后者视若无睹，我很可能会认为后者是个瞎子或者没礼貌。然而更公正的哲理却可能教导我，宁可认为自己的眼睛骗了自己，事情其实根本不是我所设想的献酒那回事。

在着手论证之前，我必须作如下声明，作为立论的前提:我现在把所有纯粹的臆断，即所有的推测排除在论述之外。所谓纯粹的臆断，就是无法依照合理的哲学根据推论出的假设。也许会有某个作者告诉我，他认为人类终将会变成鸵鸟。对此，我无法适当地加以反驳。但是，在他能够指望说服任何有理智的人相信他的观点之前，他应该先行证明人类的脖子在逐渐变长，嘴唇在逐渐变硬、向前突出，腿和脚的外形逐日发生改变，而且毛发开始变成毛管。在能够证明如此奇异的转变的可能性之前，阐述人类处在这种状态时的幸福，描述他们同时具备的奔跑和飞翔能力，描绘他们处在拥有不入流的奢侈品会被藐视，人们只被雇用来采集生活必需品，因而每个人的劳动量都会很小，每个人都能享有充裕的闲暇这样的状况，这样的描述和描绘，对听者而言，那肯定是在浪费时间，白费口舌。

我认为我可以公正地提出两条公理。

其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其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继续保持现状。

这两条法则，自打我们对人类有所了解以来，似乎就一直是有关人类本性的不变法则。而且，既然迄今为止我们并未发现它们有任何的改变，我们也就无权推断，它们今日如此，在将来会不再如此，除非最初安排了宇宙秩序的上帝采取直接的干预行动。否则，他仍然会为了其创造物的利益，依照确定的法则，执行着所有不同的操作。

我不知道有哪位著述者设想过，世间的人类最终将能够不依靠食物而生存。但葛德文先生却推测说，两性间的情欲有朝一日会被消除。不过，既然他声称其作品的这个部分另走他途，进入了臆测之乡，我现在也就不再多作置评，而只想说，仔细思索一下人类摆脱野蛮状态以来已经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判定这种进步会止步于何处的困难，才能得出支持人类可完善性的最好论据。但就消除两性间情欲而言，迄今尚未取得任何进展。看起来情欲的力量在今天仍和两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强大。今天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例外。但是，这种例外的数量看来并没有增加，因此，仅仅依据例外的存在就推断，有朝一日例外会变成规则，规则变成例外，这肯定会是一种很不合哲学规范的论证模式。

若接受我提出的上述公理，我就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

人口若不加抑制，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仅仅以算术级数增长。只要稍微熟悉一点算术知识，就能够看出，后者的力量没法同前者相提并论。

根据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这一关于人类本性的法则，必须使上述两种不均等力量的影响不相上下。

这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持续不断地对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这种困难必然会在某地发生，而且一定会被很大部分人口强烈地感受到。

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自由地播撒着生命的种子，但在给予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比较吝啬。容纳于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如果有充裕的食物、充足的扩张空间，短短数千年的时间就会填满数百万个地球。但是必需品，这一专横而又无所不在的自然法则，却把它们抑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植物和动物都受制于这个伟大的限制性法则。即使作出任何理性的努力，人类也无法摆脱它。自然法则在植物和动物当中，表现为“种子”的浪费、病害和夭折。而在人类当中，则表现为苦难和罪恶。前者，亦即苦难，是自然法则的一个绝对必然的结果。罪恶则是一个可能性极大的后果，因此我们看到处处都有罪恶，但也许，罪恶不应该被称作是绝对必然的结果。美德的磨炼，就是来抵制所有的罪恶的诱惑的。

地球上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之间这种天然的不相等，以及必须始终保持二者的影响不相上下的伟大自然法则，构成了在我看来，似乎是在通往社会可完善性的道路上不可逾越的巨大困难。与此论点相比，所有其他的论点都是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我看不出人类有什么办法避开这一法则的重压。没有什么幻想出来的平等，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土地调整，能够消除它的压力。哪怕是只消除一百年，也不可能。所以，若有一个社会，其全体社会成员都过着轻松、快乐、相对悠闲的生活，一点也不担忧为自己和家人提供生活资料，这样的社会看起来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如果我们的前提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便必然否定全体人类的可完善性。

以上便是我论点的概要，下面我还会详加考察，而且我想，人们将会发现，作为一切知识真正来源和基础的经验，必将证实这一论点的真实性。

[1]
孔多塞(1743—1794):18世纪法国哲学家，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誉。他在《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一书中提出了“人类将不断进步”的观念。——译注

第二章

Chapter Two

人口和食物增长的比例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增长比例必然导致的结果——由此造成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频繁摆动——这种摆动观察起来为何不如可能预期的那样明显——本书总论点所依据的三个命题——建议参照这三个命题来考察人类迄今已知所经历过的各不同状态。

前文说过，人口若不加抑制，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以算术级数增长。

现在，且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我想大家都会承认，迄今为止，尚没有哪个国家(至少就有记载的国家而言)，其生活方式如此淳朴，生活资料如此充裕，以至于早婚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从下层阶级来看，不必为此而担心自己的生活用品不足，而从高层阶级来看，不必由此而担心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就我们所知，还没有哪个国家，其人口的生殖力被允许完全自由地发挥作用。

无论婚姻法存在与否，在本性和道德的驱使下，男人似乎都倾向于及早爱慕上一个女人。倘若在不幸选错了配偶的情况下有重新择偶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要不是毫无节制、极其不道德的，就不会对人口产生影响;而且，我们现在假设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在该社会中，罕有人知道罪恶为何物。

因此，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家，人人平等，道德良好，民风淳朴，生活资料如此丰富，以至于任一社会阶层都无须为家人的生活担忧，且人口生殖力被允许自由地发挥作用而不受限制，那么显而易见，该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将大大高于任何迄今已知的人口增速。

相较于欧洲任一近代国家，美国的生活资料更加充裕，人民的生活方式更加单纯，因而对早婚的限制更少，我们发现美国的人口每二十五年翻一番。

这一增长率，尽管未达到人口的最大增殖力，但作为实际观察到的结果，我们将把它当做我们的一条规则。也就是说，人口若不加控制，就会每二十五年翻一番，或者以几何级数增加。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比如本岛国，推想一下它所提供的生活资料能够以何种比率增加。我们将先考察它在现有的耕作状态下的情况。

如果我们假定，通过出台尽可能好的政策，通过开垦更多的土地，通过对农业的极大鼓励，本岛国的产量可以在第一个二十五年里翻一番，那么我想，这将是任何人所能做得最乐观的假设了。

在第二个二十五年里，就不可能假定产量能够增加到原来的四倍了。因为这种假设会跟我们关于土地性质的全部认识相悖。我们所能设想的最大增幅是，第二个二十五年里的增加量可能与原产量相等。我们暂且把这个当做我们的规则，尽管这肯定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并假设通过作出巨大的努力，本岛国每二十五年就可以使生活资料增加的量等于最初的产量。即便是最狂热的思辨家，也不能设想出比这更大的增加量了。按这样的速度增长，在几个世纪里，就会使本岛国的每一亩土地耕作得像个菜园一样。

然而这一增长比率显然是算术级别的。

因此可以公正地说，生活资料是以算术级数增加的。现在，我们把这两个比率的效果合在一起考察。

据计算，本岛国的人口大约是七百万。我们假设，现有的产量刚好能够养活这么多人。在第一个二十五年里，人口将增加到一千四百万，食物也翻了一番，这么一来，生活资料的增幅与人口增幅相当。在第二个二十五年里，人口将增加到两千八百万，而生活资料只够养活两千一百万人口。在第三个二十五年里，人口将增加到五千六百万，而生活资料只足以养活该人口的一半。在第一个世纪结束时，人口将增加到一亿一千二百万，而生活资料只够养活三千五百万人，这会使余下的七千七百万人完全得不到任何生活资料。

若一国有大量人口移居国外，这必然意味着该国有人产生了某种不满。因为若非该国在人们的生活上存有一些强烈的不安定因素，或者移居国外有望给人们带来某些巨大的好处，那就很少有人会离开他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和故土，远走异国他乡定居。

但是，为了使我们的论点更具普遍性，较少受局部性的移民现象所影响，且让我们考察整个地球，而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情况，并假设对人口增长的限制因素已完全消除。倘若地球给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每二十五年增加的量等于全世界当前所生产的量，那么这无异于承认土地的生产力将是绝对无限的，而且其增长率要比我们所能设想的人类努力使生活资料能够达到的增长率大得多。

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十亿，则人类的数量将以1、2、4、8、16、32、64、128、256、512等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以1、2、3、4、5、6、7、8、9、10等比率增加，在225年之后，世界人口对生存资料的比率将是512∶10，在300年之后，该比率将是4096∶13，在2000年之后，二者的差距将大得几乎无法计算，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加到了极高的水平。

若未对土地的产量施加任何限制，则土地产量可能会不断增加，并超过任何可分配的量，但人口增殖力仍然是其中占优势的力量。只有通过强有力的自然法则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抑制人口增殖力这一更强大的力量，才能使人口的增加与生活资料的增加保持平衡。

下面我们将考察这种抑制所起的作用。

就动、植物而言，情况很简单。它们的物种的繁衍，是受着强大本能的驱使，而这种本能是根本不会因为理性或者怀疑不能为其后代提供足够的食物而受到妨碍的。因此，不论是否自由，繁殖力都得以充分发挥作用。随后，物种数量过多的结果便会因生存空间和营养的缺乏而受到抑制，这在动、植物界是共同的，而在动物中间，还因相互蚕食而受到抑制。

这种抑制作用在人类身上表现得更加复杂。除了与动、植物一样受同样强大的本能的驱使而繁衍后代之外，人类的理性还会出面干预，要求他思考一下自己能否养得起其后代，如果不能，他是否可以不生育。在平等的状态下，问题也许就是这么简单。但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生活品质是否将因此而降低?将来是否会遭遇到比自己目前所感受到的更大的困难?将来自己是否要被迫去加倍努力?如果有一大家子人，自己竭尽全力能否养活他们?是否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子女生活潦倒、受冻挨饿，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自己是否会陷于不能自食其力的贫困境地，而不得不乞求于他人仁慈的施舍?

据估计，在所有文明国家，这种种顾虑会阻止，而且确实阻止了许许多多的人遵从自然法则的指令早早结婚生子。这种限制几乎必然会产生罪恶，尽管并非绝对是这样。然而，在所有社会中，即使是那些最纵容邪恶的社会，合乎道德的同居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存在着一种持续不断的使人口增加的努力。而这一持续不断的努力，往往使社会下层阶级陷入贫困境地，并使他们的状况难有任何显著的持久的改善。

产生这些结果的方式似乎是这样的。我们假设在任何一国中，其生活资料刚好能够使其国民过安乐的生活。这种在即使是最纵容邪恶的社会中也可见到发挥作用的增加人口的持续努力，会使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此，以前能够养活七百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在七百五十万或八百万人口中间分配。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会大大恶化，他们当中有许多必然陷入赤贫的境地。由于劳动者的数量也多于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力的价格必须趋于下降，而与此同时食物价格会趋于上升。因此，为了挣得和以前同样多的工资，劳动者就必须加倍努力。值此艰苦时节，结婚会受到严重抑制，养家糊口的难度非常之大，以至于人口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低廉的劳动价格、充裕的劳动者数量，以及劳动者必须更辛勤地工作，这些都会鼓励耕作者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开垦新的土地，对已耕作的土地施用更多的肥料并进行更全面的改良，直至生活资料与人口之间的比例最终恢复到最初的水平。于是，由于劳动者的处境有所改善，再次变得可以忍受，对人口的抑制就会有某种程度的放松。就这样，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恶化和好转周而复始。

肤浅的观察者不会注意到这种摆动，即便是眼光最敏锐独到的人，也可能很难估计出这种摆动的周期。然而，在所有古老的国家，确实存在这样的摆动。尽管由于各种相反因素的影响，与我们的描述相比，其摆动幅度要小得多，摆动方式不规则得多，但这是任何勤于思考、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不能怀疑的。

这种摆动为什么不如人们必然预期的那样明显，且不那么容易被经验所证实，原因有很多。

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所掌握的人类历史，只不过是有关上层阶级的历史，而上述的恶化和好转的摆动，却主要发生在另一部分人身上。关于这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我们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记载。要令人满意地记录一个民族一段时期在这方面的历史，需要善于观察的人花费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进行持续不断的和深入细致的观察。其中的一些考查对象是:结婚人数相对于成年人数具有什么样的比例;由于对结婚的抑制，邪恶的风气会盛行到什么地步;在社会上最贫穷的阶级和生活较优越的阶级之间，其儿童的相对死亡率是多少;劳动的实际价格是怎样变动的;某一时期的不同时间，社会下层阶级的安乐和幸福状态有什么可以观察到的差别。

这样的历史记录将非常有助于使人们清楚了解，对人口的经常性抑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并很可能证明上述那种摆动的存在，尽管由于许多干扰因素起作用，摆动的周期必然呈现出不规则性。比如，某些制造业的兴衰、农业企业精神的强弱、收成的丰歉、战争和瘟疫、《济贫法》[1]
、缩减劳动的方法的发明而商品市场未成比例地扩大，特别是劳动的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异。普遍认为，后一种情况或许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容易掩盖这种变动。

劳动的名义价格很少普遍下降，可是我们确实知道，虽然食物的名义价格一直在逐渐上升，而劳动的名义价格却常常保持不变。这在效果上就是劳动价格的实际下降。在此期间，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逐渐趋于恶化。但是，农场主和资本家却由于实际劳动价格的下降而变得越来越富。资本的增加使他们能够雇用更多的人手。因此，工作机会可能很多，且劳动价格会上升。但是，劳动市场上自由的缺乏(这多少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存在，要么是教区法所致，要么是由于富人间较容易联合而穷人间较难联合这一更普遍的原因)会阻止劳动价格的自然上升，并在较长的时间里持续压制劳动价格。也许一直要等到某个荒年，要求提高劳动价格的呼声太高且其必要性太显著的时候，情况才会改变。

劳动价格上升的真正原因就这样被掩盖了，而富人们则假惺惺地把这当做是一个考虑到荒年而给予穷人同情和恩惠的举动。一旦年成转好，他们便恣意发出劳动价格未见回落的种种抱怨。这其实是极其不合理的，因为稍作思考，他们便明白，若非他们自己不正当的共谋，劳动价格肯定早早就上升了。

但是，虽然富人们通过不正当的联合常常可以延长穷人受苦的时间，可是任何一种可能的社会形态，都不能阻止这种频频发生的使人陷于贫困的行为。这种行为，若是在不平等的国度，则是施加在大部分人身上，若在所有人都平等的国度，则是施加在所有人身上。

这一观点据以成立的理论，在我看来再清楚不过了。我觉得没有办法去猜测，它的哪个组成部分是可以被驳倒的。

没有生活资料人口便无法增加，这一命题一目了然，所以无须赘述。

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每一个曾经存在过的民族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穷困和罪恶便无法被抑制。人们在人生经历中已饱尝贫困和罪恶这两颗恶果，而且看起来产生这些恶果的物质原因仍然存在，这些都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但是，为了更充分地正视这三个命题的正确性，且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类迄今所经历过的不同社会状态。我认为，即使是粗略的考察，也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些命题是无可辩驳的真理。

[1]
英国的《济贫法》最早于16世纪出现，其间经历了诸多变迁，后来因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济贫法》的作用逐渐减弱，最后完全被废止。——译注

第三章

Chapter Three

简要回顾野蛮或狩猎状态——游牧状态，或蹂躏了罗马帝国的野蛮部落——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导致向北方移民的大潮的原因。

在人类最原始的状态下，狩猎是主要的职业，也是获取食物的唯一方式。由于生活资料散布于广袤的地域，因而不可避免地，人口相对而言肯定显得较稀少。据说，北美印第安人两性间的情欲比任何其他种族的人都弱。尽管如此，人口的增殖力，即便在北美印第安人中，也似乎总是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一点从以下便可看出:任何一个印第安人部落，每当碰巧定居在某个土壤肥沃的地方，获得比狩猎时更丰富的营养来源，其人口便会发生相对较快的增长。而且人们常常注意到，当某个印第安人家庭居住在欧洲人的居留地附近，采用了较安逸、文明的生活方式时，一个女人会生育五六个孩子，甚至更多。而在野蛮状态下，一个家庭往往只有一两个孩子能够长大成人，罕有家庭超出这个数字。人们在好望角附近的霍屯督人部落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况。这些事实证明，狩猎民族中人口的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种增殖力，一旦被自由地发挥作用，便会顽强地显现出来。

这种增殖力能否在不造成罪恶和贫困的情况下受到抑制，从而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这仍有待研究。

公正地说，北美印第安人，若作为一个民族考量，是不能被称作是自由和平等的。在我们关于他们，以及事实上关于大多数其他野蛮民族的所有记载中，女性对男性的人身依附，较之文明国家中穷人对富人的人身依附，呈现出更完全得多的奴隶状态。一半国民就像是另一半国民的奴隶，而且，对人口产生抑制作用的贫困，照例来看主要落在生活状况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部分人口上。即便处在最原始的状态，婴儿也需要悉心照料，但是这种必要的照料印第安妇女却不能给予，因为她们注定要遭受频繁迁徙带来的种种不便和困苦，注定要手脚不停地、任劳任怨地做种种苦活，为她们暴虐的丈夫准备好一切。这些繁重的劳动，有时是在怀孕期间或背着孩子时干的，必然常常导致流产，而她们的孩子，除了其中最强壮者，往往未长大成人，便早早夭折。妇女除了遭受上述种种困难之外，还要经历野蛮人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她们为了干活而不得不弃其年老无助的父母于不顾，从而违背了最基本的天伦亲情，这整个的图景，绝少不了贫困这一阴影。在估计未开化民族的幸福程度时，我们的眼睛绝不能只盯着年富力强的士兵，因为一百个人中才出一个士兵;他是绅士，是幸运儿，一直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不知经过多少努力才能产生这么一个幸运儿，他的守护神一直保护着他，使他从婴儿长大到成人的过程中，历经无数危险而安然度过。在对两个国家作比较时，真正的要点似乎要着眼于两国中看起来最为相近的阶层。以这种观点看，应该拿盛年时的士兵与绅士作比较，拿妇女、儿童和老人与文明国家中的社会下层阶级作比较。

于是，从上述简短的考察，或更确切地说，从关于狩猎民族的记录，我们难道不能推断:狩猎民族人口稀少，是由于食物缺乏造成的，若食物较多些，人口便会立即增加;若撇开野蛮人的罪恶不论，正是贫困抑制了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实际的观察和经验告诉我们，除了少数局部的和暂时的情况之外，这种抑制目前对所有的野蛮民族都在持续不断地发挥着作用，而且我们的理论表明，这种抑制所具有的力量大概与一千年前不相上下，而一千年以后这种力量也不会大很多。

关于人类进化的第二个阶段，即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知道的情况甚至比对野蛮民族的了解还要少。但是，这些民族无法摆脱因生活资料匮乏导致的贫困这一普遍命运，这一点欧洲各国和世界上所有最富裕的国家，都能提供充分的证明。生活资料是驱使斯基泰人[1]
游牧部落离开他们原来的游牧地，像成群的恶狼一样四处寻找食物的鞭子。受这一极其强大的因素驱使，野蛮人像乌云一样，纷纷从北半球的各个地方聚拢起来。随着他们滚滚南移，聚集起了越来越多的黑暗和恐怖，最后遮蔽了意大利的太阳，使整个世界陷入普遍的黑夜之中。这些对地球上所有最富饶美丽的地方造成了如此长期和深远影响的可怕后果，都可追溯到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一简单的原因。

众所周知，游牧国家所能养活的人口是不如农业国家的，但是，使游牧民族显得如此可怕的，是他们拥有的集体迁徙能力，以及他们经常感到的运用这种能力为他们的畜群寻找新牧场的必要性。拥有大批牲畜的部落，当下的食物总是充足的。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甚至种畜都可以吃掉。与狩猎民族相比，游牧民族的妇女活得更轻松。而男人们，因集体行动而勇猛大胆，且对自己通过迁徙为其牧群寻找牧场的能力充满自信，他们大概很少为养家糊口担心。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很快就产生了自然而不变的结果:人口膨胀。于是，更频繁和快速的迁徙就成为必然了。越来越广阔的地域相继被占领。更广泛的荒芜在他们周围日益扩大。匮乏折磨着较不幸的社会成员，直到最后无法养活全体社会成员这一事实变得非常明显，不容否认。于是年轻人被迫离开原来的部落去开辟新的疆土，依靠手中的利剑为自己取得更好的地盘。“世界就在他们面前，任凭他们驰骋”。因眼前的窘迫躁动不安，因怀揣着对未来更美好的憧憬而跃跃欲试，这些勇敢大胆的冒险家有可能成为所有反抗者可怕的敌人。他们所到之处，若是和平安宁的国家，其国民不堪一击，任凭他们蹂躏;若遇到与他们自己类似的部落，便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他们拼死作战的勇气，源自这样的信念:死是对战败的惩罚，生是对获胜的奖赏。

在这种野蛮残酷的斗争中，肯定有许多部落完全灭绝了。还有一些部落，大概是因困苦和饥馑而灭绝的。另一些部落，则在其英明首领的领导下，变成强大的大部落，继而派出新的冒险家，去寻求更加富饶的地盘。这种无休无止地争夺地盘和食物的斗争，导致生命的巨大浪费，但强大的人口增殖力却补充了更多的人口。人口增殖力，由于频繁持续的迁徙，一定程度上得以不受限制地发挥作用。移居到南方的部落，尽管他们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战争而占领了这些较富庶的地区，但由于生活资料的增多，其人口和实力迅速增加。到最后，从中国边境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整个地域，都被不同种族的野蛮人部落占据了，他们勇猛强悍，富于冒险精神而又耐劳好战。有些部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另一些部落则归顺在某个蛮族酋长的麾下，后者带领他们不断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带领他们来到了盛产谷物、美酒和油料作物的地区，这些是他们长期垂涎的地方，是对他们劳动的最好奖赏。阿拉里克、阿提拉，成吉思汗[2]
以及他们手下的首领们，可能是为了荣耀，为了大征服者的名声而战，但是，搅起北方野蛮民族迁徙大潮，推动他们在不同时期挥师而下，侵扰中国、波斯、意大利乃至埃及的真正原因，实则是食物的匮乏，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的供养能力。

相对于领土面积而言，游牧民族在任一时期的绝对人口绝不会很大，因为被占领的土地总有一些是不毛之地;但那里的人口更替似乎最为迅速，一些人因战争或饥馑而被消灭，但更多的人会立刻填补他们的位置。在这些大胆而无远见的野蛮民族中，人口大概很少受到抑制，这与现代国家迥然有别。对未来生活困难的担忧，大大抑制了现代人生儿育女的欲望。野蛮人天性就不怎么思虑未来，他们普遍怀有通过迁徙改善生活状况的希望，总是期待着掠夺，甚至于在遭遇不幸时有权将自己的子女卖身为奴。所有这些都促使人口数量增加，尽管之后的人口数量增长仍会因饥馑或战争而受到限制。

哪里的经济状况不平等，(这在游牧民族中很快就会发生)哪里的食物匮乏所导致的苦难就必然会落在最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这种苦难也必然经常为妇女所感受到:丈夫不在家时，她们就易于遭到掳掠，对丈夫归来的望眼欲穿总是归于失望。

由于对这些民族的详尽历史了解不够，我们无法确切指出食物匮乏导致的苦难主要落在哪部分人身上，以及这种苦难在多大程度上为全社会成员所感受到。但是我认为，根据所有关于游牧民族的现有记载，我们完全可以说，每当生活资料因迁徙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增加时，游牧民族的人口就必然增长，随后由于贫困和罪恶，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受到抑制，使实际人口与生活资料相适应。

因为，我认为，若撇开游牧民族中可能盛行的有关妇女的任何恶习(这些恶习总是抑制着人口的增长)不谈，人们肯定会认同，发动战争是一种罪恶，是贫困带来的结果，且没人会怀疑贫困是食物匮乏造成的。

[1]
斯基泰人(Scythian)，又译为西古提人、西徐亚人或赛西亚人，中国的《史记》、《汉书》中称之为“塞”或“塞种”、尖帽塞人或萨迦人，是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南俄草原上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游牧民族。——译注

[2]
阿拉里克:西哥特国王，395—410年在位，395年洗劫希腊，并于410年侵入意大利，征服了罗马。阿提拉(406?—453):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被称为上帝之鞭。成吉思汗(1162—1227):蒙古帝国的开国皇帝，即元太祖。——译注

第四章

Chapter Tour

文明国家状态——欧洲现在的人口可能比恺撒时代多得多——估算人口的最佳准则——为帮助估算人口，休谟提出的一个准则很可能是错误的——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当前的人口增长缓慢——对人口增长的两种主要抑制——结合英国的情况考察第一种抑制，即预防性一致。

接下来，人类进入了畜牧和农耕混合的状态，今天，大多数文明国家仍处在这一状态，只是在各个国家，畜牧和农耕的比例不尽相同。因此，在考察这一状态时，我们将可以借助于我们的日常所见、实际经验，以及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事实。

尽管某些古代历史学家有所夸张，但是，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波兰、瑞典和丹麦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人口现在要比过去多得多，这是任何有思想的人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那些历史学家作出种种夸张，其原因很明显:即使是人烟稀少的国家，当其人口集中起来迁移，以寻找新的地盘时，必然显得庞大而可怕。如果类似的迁移每隔一定的时间便来一次，那么，我们对于南方弱小国家因认为北方是一个人烟非常稠密的地区而表现出得担心，就不会大感惊异了。现在若对这个问题作较深入和正确的考察，我们便可看出，这种就如同我国有一个人在路上行走，连续遇到来自威尔士和北方的牛群，便立即断言这些地方是我们王国最富庶的地区一样荒唐可笑。

现如今欧洲大部分地方的人口比过去更多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国民辛勤劳作，生产出了更多的生活资料。因为，若一国的领土足够大，可以把出口和进口纳入其中，则即使俭奢习惯有所变化，该国的人口也总是会与土地生产出的食物保持适当的比例，我想，提出上述这样一个命题可能是没什么争议的。在争论关于古代和现代国家的人口多寡时，倘若能够清楚确定，相关国家的平均产量合起来在现在多过恺撒时代的话，那么上述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们能够肯定，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土地已被耕作，大部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而且再进一步，老百姓生活得十分节俭，那么，无须费神劳力地去调查其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以及对早婚的鼓励情况，我们便可以有把握地推断，该国的人口必然非常之多。但是，在确定抑制因素以何种方式阻止人口的进一步增加，究竟是哪些罪恶、哪些苦难阻止了人口的增加超出土地的供养能力方面，这类调查是极其重要的，有关中国下层百姓的风俗习惯的详细记载，也大有裨益。

休谟曾撰写了一篇短文，论述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人口多寡的问题。在该文中，正如他说的那样，当他把有关原因的研究与有关事实的研究结合起来时，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其一贯的洞察力，因而未能看出，他提到的那些原因，有些是几乎不可能使他对古代国家的实际人口，作出任何判断的。即便能从中得出任何推论，该推论恐怕也将与休谟的结论正好相反，尽管对于这位在所有研究此类问题的人当中，堪称最不可能被表面现象所欺骗的人，我的确应该战战兢兢地提出不同意见。如果我发现，在古代历史的某一时期，鼓励成家的风气很盛，因而早婚非常普遍，很少有人保持单身，那么，我将有把握推断当时的人口在迅速增加，但绝不能推论说当时的实际人口非常庞大;相反，应该推论说，当时人烟稀少，因而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足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发现，在这个时期，养家糊口的难度非常之大，因此罕有早婚现象发生，有大量的男女保持单身，我便有把握推断，当时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大概是因为相对于土地的肥力而言，实际人口已非常庞大，而几乎再没有地盘和食物供养更多的人口。近代国家有许多男仆、女佣和其他人不结婚，休谟认为这当然是这些国家人口稀少的一个证据。我反倒得出一个相反的推论，认为这是其人口稠密的证据，尽管这一推论不可靠，因为有很多人烟稀少的国家，其人口也处在停滞状态。因此，正确的说法也许是，同一国家或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独身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使我们能够判断这些时期的人口是在增加、减少，还是处于停滞状态，但产生不了使我们能够据以确定实际人口的任何标准。

不过，人们在有关中国的多数记载中，注意到有一种情况似乎很难与上述推论调和。据认为，早婚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普遍盛行。然而亚当·斯密博士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在停滞状态。这两种情况看起来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的人口似乎的确不可能迅速增加。在中国，每一块土地都已耕作很长的时间了，我们很难想象平均产量每年还能有较大的增长。或许，早婚盛行的情况可能不那么确切。假如确实盛行早婚，那么根据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解释上述矛盾的唯一方式，似乎只能是:早婚盛行必然产生的人口过剩，肯定会因不时发生的饥荒及弃婴习俗而受到压抑。弃婴现象在荒年时大概很普遍，比欧洲人所能认识的更甚。对于这一野蛮的做法，我们不能不说，就食物匮乏而使人类遭受的苦难而言，再不可能有比如此违反人类自然情感的习俗的存在更有力的证据了。这种习俗似乎在古代非常普遍，也确实有助于减少人口。

在考察现代欧洲各主要国家时，我们将会发现，虽然这些国家成为畜牧国家以来人口已大大增加，但在当前，人口的增长却较为缓慢。要使人口翻一番，二十五年的时间已经不够，现在可能需要三四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达此目的。实际上，有些国家的人口可能处于绝对停滞状态，另一些甚至在减少。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不能被归结为两性间情欲的减弱。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种自然倾向的强度依然不减。那么，它为什么使人口迅速增加呢?深入考察一下欧洲任何一国的社会状态(随便哪国都可代表所有国家)，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其答案是:对人口的自然增长有两种抑制，一种是预防性抑制，人们因预见到将来养家糊口的难度而减少生育;另一种是现实的抑制，某些下层阶级已处于困难境地，这使他们无力给予子女适当的食物和照料。

英国是欧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以它为例来考察可能是恰当的，对它的考察，只需稍作修改，便可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

预防性抑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对英国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有影响。有些人，乃至社会地位极高的人，因想到成家后必须节俭度日，必须放弃自己喜爱的快乐生活，便打消了结婚的念头。这些顾虑当然很寻常，但是，我们考察的社会阶层越低下，这种预防性的顾虑就越大。

一个受过普通教育，但收入仅够他列入绅士阶层的男子，必定会确凿无疑地预见到，结婚成家后，自己在进行社会交往的时候，将不得不与中层农场主和下层商人为伍。受过教育的男子自然会选择与自己有相同的品位、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女子为偶，可婚后社会地位的下降，妻子不得不出入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一个男人怎忍心将自己心爱的人置于这样一种很可能与她的品位和情趣如此不合的境地呢?在社会上不进则退。尤其是处在这种往上爬的关键阶段，若在社会阶梯上退那么两三步，便从知识阶层沦落到愚昧无知者之列了。这一点，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是虚构出来的苦难，而是实实在在的灭顶之灾。社会若要令人满意，它就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和互惠的社会，是有来有往、礼尚往来，而不是像被资助者与恩主或穷人与富人那样的关系。

这些顾虑无疑使该阶层中的许多人打消了早恋早婚的念头。其他的人，则受较强的情欲或较弱的判断力影响，冲破了这些约束，结果可想而知。要是像纯洁的爱情这样令人愉悦的情欲带来的乐趣大于随之而来的痛苦还好，可是有时候并非如此。但我恐怕人们必须承认，这类婚姻较一般的结果，据估计与其说抑制，毋宁说证实了审慎者的预见。

商人和农场主的子弟们受到告诫，不要急于结婚，在他们未安定下来，在商业或农业上有一技之长，有可能养家糊口之前，他们一般都觉得听从这一忠告很有必要。但是，未达到一定的年纪，要做到自立谈何容易。在英国，人们普遍抱怨农场不足。而且，各行各业的竞争如此激烈，所以，所有的人均获成功是不可能的。

每天挣十八便士，单独一个人生活时还算舒服的普通劳动者，如果想着将来要把这区区只够一个人花的微薄收入分给四五个人花，难免会犹豫那么一会儿。为了与心爱的女人一块生活，他得过苦日子，更卖力地工作，而如果再往深里想一想，他就肯定能够清楚意识到，将来若是有一大家子人，或者命运不济，有个三长两短，那么他再怎么节俭，再怎么卖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忍饥挨饿，或者经济上失去了自立，而不得不靠教区的救济为生，心里怎能不泛起被撕碎的感觉。对自立的爱无疑是任何男人都不希望被人从心窝里抹去的一种情感，但我们必须承认，英格兰的教区法是所有制度中，据估计最易于逐渐削弱，并最终可能完全消除这种情感的制度。

生活在绅士家里的仆人，若贸然结婚，会遇到甚至更强大而难以冲破的约束。他们拥有充裕的生活必需品，甚至过着舒适的生活，这些几乎和他们的主人一样。与劳动者阶级相较，他们工作轻便，食物精美。如果觉得不如意，他们可以更换门庭，这削弱了他们的依赖感。日子过得这么舒服，结婚后的前景如何呢?无论是商业还是农业，他们都没有一技之长或者资本，也不习惯于此类活动，因此无力依靠日常劳动为生，他们唯一的避难所，似乎就是破烂肮脏的酒馆，这肯定不能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什么非常迷人的前景。因此，这种暗淡的生活前景让很大一部分的仆人视结婚为畏途，继续满足于过独身生活。

如果上述对英国社会状态的粗略描述接近事实，而且我不认为其中有什么夸大其词，那么人们就应该承认，对人口的这种预防性抑制，在该国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起着作用，尽管程度不一。这个观察结论对所有古老的国家都是适用的。这些约束对结婚的影响，实际上在随之而发生的罪恶中再显著不过了。世界上的几乎每个地方都产生了这类罪恶，不断使男女陷入无法摆脱的不幸之中的罪恶。

第五章

Chapter Five

以英国为例考察对人口的第二种抑制，即现实的抑制——英国为穷人征收的巨额税款未改善其生活状况的真正原因——济贫法往往会事与愿违——济贫法的目的是减轻穷人的贫困——根据人性的固有法则，使社会下层阶级完全摆脱食物匮乏的压力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人口的所有抑制都可以归并为贫困或罪恶。

对人口的现实抑制，我以为是指已开始增长的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主要局限于社会的最底层，尽管也许不完全如此。

这种抑制对一般人来说不像我所提到的另一种抑制那么明显，而要清楚说明其发挥作用的力度和范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资料尚嫌不足。但我相信，但凡注意到了死亡率表的人，一般都承认，在每年死亡的儿童中，有很大一部分据推测可能是由于其父母无法给予充足的食物和适当的照料造成的。这些儿童有时候要遭受严重的苦难，也许被迫住在不卫生的地方，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穷人孩子中的这种高死亡率，人们经常可以在所有的城市中注意到。的确，农村的情况没有这么严重，但这一问题迄今为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没有哪个人能够说，穷人家庭的儿童死亡率，哪怕是在农村，不如中上阶层家庭的儿童死亡率更高。事实上，似乎难以想象，一名有六个孩子，有时候极度缺乏食物的劳动者妻子，竟然总是能够给予孩子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和照料。人们并不能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农民的子女像文艺作品中描述的那样，都是些面色红润的小天使。无一例外，在农村居住的人都会告诉你，农家孩子往往发育迟缓，成熟很晚。事情常常是，看起来十四五岁的男孩，一问才发现已经十八九岁了。扶犁耕地当然可以说是一项有益于健康的活动，但你很少能看到扶犁耕地的小伙子有粗壮的腿肚子，这种状况只能归结于缺乏适当的或足够的营养。

为了减轻普通民众频繁发生的穷困，英国制定了济贫法;但人们恐怕要担心，虽说救济法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一点个人的不幸，却会使更多的人遭到不幸。尽管英国每年为穷人征收了巨额税款，但穷人中间还是有那么多的不幸，这是一个经常在谈话中被人谈起，而且总是被当做极度惊讶之事提到的主题。有些人认为这笔钱肯定被侵吞了，另一些人则认为教会执事和负责救济的人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大吃大喝掉了。大家都认为不管怎么着，这笔税款管理得极其糟糕。简而言之，英国每年为穷人征收近三百万英镑[1]
，可穷人的贫困依然没有消除，这一事实是让人们经常感到讶异的主题。但是，若有人稍微看一看这事物表面的背后，如果事实不是所观察到的那样，甚或如果每镑征收十八先令而不是四先令便能使情况大为改观，这反倒会令人惊讶得多得多。我将举一个例子，希望能够把我的意思讲明白。

假设每天挣十八便士的人，现在依靠富人的捐助，每天有五先令，或许可以想象，这样他们便能够活得很舒服，每天都有肉吃。但这将是一个大错特错的结论。每天转让给每个劳动者三先令六便士，并不会增加我国肉类的数量。目前我国并没有足够的肉，能够让所有人享有足够的肉食。那么结果将会如何呢?肉类市场上购买者之间的竞争，会使每磅肉的价格从六七便士迅速上涨到两三先令，因而享有这种商品的人数并不会比现在更多。当一件物品稀缺，不能为所有人所分享时，谁拥有最有效的特许权，也就是说谁出价最高，谁就成为该物品的拥有者。如果我们能够假设，肉类购买者之间的竞争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使得每年饲养的牲畜量增加，那么，仅当牺牲谷物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算的交换，因为众所周知，这样一来，国家便不能养活同以前一样多的人口了。当生活资料相对于人口数量处于稀缺状态时，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到底是每日得到十八便士还是五先令，就无关紧要了，反正他们必须节衣缩食，过最艰苦最紧巴的日子。

也许有人会说，购买每种物品的人数增加，会刺激生产性的活动，我国的总产量将会增加。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这样。但是，财富增加给予人口的刺激将大于抑制性力量，增加了的产量便需要在数量增加得更多的人口中间分配。况且，一直以来我的假定都是，人们所完成的工作的量与以前一样多。但实际情况不会这样。每天得到五先令而非十八便士，会使每个人产生幻觉，认为自己已比较富有，能够让自己好好享受许多不用干活的闲暇时光。这会对生产性活动产生一个强烈而直接的抑制，在短时间里，不仅国家会更穷，而且下层阶级本身，也会比原先每天只获得十八便士时悲惨得多。

从富人身上征收的每英镑十八先令的税款，即便用最明智的方式分配，也会与我刚刚提出的假设所产生的结果相差无几。无论怎样的分配，或者富人无论作出怎样的牺牲，尤其是以金钱方式捐献，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阻止贫穷在下层社会成员(不论他们是谁)中间的重复发生。大的变故确实可能会发生:富人可能会变穷，一些穷人会变富，但是终归，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必然会感受到生活困难，这种困难自然会落在最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

在不相应降低同一阶层其他人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我无法借助金钱的手段提高一个穷人的地位，并使他能够生活得较以前好得多，这一点乍一眼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我相信事情的确如此。比如，我把家人消费的食品的数量削减一部分，而把削减下来的那部分分给他，那么我便让他受益了，除了我和家人受累，并没有牵扯到任何其他人，而这一点，或许是我本人和家人完全能够承担的。假如我开垦了一块荒地，并把所产出的食物给予他，我便让他连同所有社会成员均受益，因为他以前消费的食物，或许还有新产出的食物的一部分，便可供全社会享用了。但如果我只给他钱，假设我国的产量保持不变，那么我给他的便是一个权利，使他可以从该产量中获得比以前更大的份额，这势必会减少别人的份额。显然，这种影响在个别情况下必然非常的小，令人完全感觉不出来;但是与许多其他的影响一样，它肯定是存在的，就好像空气中的一些微生物，虽然不为我们所察觉，却仍是存在的。

设想有一个国家，其食物的量很多年保持不变，那么很显然，这些食物，必须依据每个人拥有的特许权[2]
的价值，也就是说，依据每个人能为这种如此普遍需要的商品拿出的货币数额进行分配。因此，一些人的特许权的价值若不使其他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减少便不可能增加，就是一个论证了的真理了。如果富人在不减少自己餐桌上的食物的情况下，捐给五十万穷人每人每天五先令，那么无可怀疑，由于这些穷人自然会比以前生活得更舒适，消费更多的食物，因而剩下来分给其他人的食物将更少，结果每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将减少。也就是说，相同数量的银币所能购买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将更少。

人口增加而粮食不按比例增加，显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降低每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数量必然减少，一天的劳动所得能够购买到的生活资料的量将随之减少。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要么由于人口的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要么源于社会上不同的货币分配。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食物即使仍在增加，也会增加得缓慢而有规律，无法满足任何突发的需求，但一个社会货币分配的变化却并非不常发生，这无疑是引起我们所观察到的食物价格持续变化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济贫法往往在两个方面使穷人的一般状况趋于恶化。第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使人口增加，而不能使养活人口的食物增加。穷人可能在很少或根本无力养家糊口的情况下也要结婚。因此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济贫法在制造它们所救济的穷人。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一国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势必会减少，因此很明显，那些在生活上不依靠教区帮助的劳动者，其劳动所得能够购买到的食物将比以前更少，从此必然使其中更多的人被迫去寻求教区的帮助。

其次，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来说不能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所消费的食物，却会使本应由更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享有的食物份额减少，因而会以同样的方式迫使更多的人成为被救济的对象。若要使济贫院的穷人比现在生活得更好，则社会上货币这种新的分配往往通过引起食物价格的上涨，会更显著地使济贫院外面的穷人的生活状况趋于恶化。

对英国来说幸运的是，英国的农民仍具有自立的精神。但有人作了有力的估计，济贫法会根除这种自立精神。济贫法部分取得了成功，但假如它们像可能预计的那样完全取得了成功，那么其有害的倾向就不会被掩盖得那么久了。

尽管对个人来说可能显得很残酷，但社会还是应该形成一股风气，把因无自立能力而陷入贫苦看做是一种耻辱。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幸福，这样的一种刺激看起来是绝对必要的，任何削弱这种刺激的企图，不管其意图表面上看多么善良，都将会事与愿违。如果有些人，他们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独立地养家糊口的可能，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的帮助，便受诱惑而结婚成家，那么他们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诱惑，不仅给自己和孩子带来不幸，生活不能自立，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同一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因此，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其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

我丝毫不怀疑，英国的教区法推动了食物价格的上涨和实际劳动价格的下降，因而促使只拥有劳动的那个阶级陷入了贫困的境地。而且，也很难说教区法没有大大助长穷人中间那种可观察到的散漫和不节俭，这与小商人和小农场主中间经常为人所注意的克勤克俭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有一句粗俗的话说，穷苦的劳动者总是得过且过，挣多少花多少。他们的全部心思都用在眼下的需要上，他们很少考虑到未来。即使有节省的机会，他们也很少这么做，而满足眼下需要之后剩下的余钱，一般来说都花在喝酒上了。因此可以说，英国的济贫法同时削弱普通人储蓄节俭的能力和意愿，从而削弱了人们节俭、勤劳，进而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强烈的动机。

主要制造商们普遍抱怨说，高工资使他们的工人都堕落了。但是，假如万一发生了意外，而这些工人又指望不了教区的帮助，那就很难想象，他们不会把其高工资的一部分存起来，以备将来养家之用，而不像现在这样用于酗酒和挥霍。受雇于工厂的穷人把教区的帮助，看做他们为什么花掉全部工资、及时享乐的一个原因，这一点从以下事实便可一目了然:某个大工厂倒闭时，立刻有许多家庭向教区求助。其实以前在工厂生意兴隆时，他们挣得的工资高出一般农村劳动的价格很多，这多半可以让他们省下一笔钱，足以在他们找到另一份工作之前接济家用。

如果一个男人考虑到万一自己死亡或患病了，妻子儿女还可以靠教区接济维生，那么这种想法，会使他抵挡不住到酒馆去喝酒的诱惑;但是，如果他确信，一旦自己发生了上述意外，他的家人必将挨饿或靠施舍度日，那么他在乱花钱的时候，也许就会犹豫再三了。在劳动的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都很低的中国，根据法律规定，儿子有义务赡养年老无助的父母。这样的法律在我国家是否可取，我不敢妄加断言。但是，通过各种使那么多人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的明确制度，来减弱人们的那种羞耻感，似乎无论如何都是非常不合适的。出于最合适、最人道的理由，人们若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都应该感到耻辱。

当这个对懒惰和挥霍最强有力的抑制因素因此而被去除，当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能力养家糊口的男人因此而受到诱惑去结婚成家，则只会从总体上减少普通民众的幸福。毫无疑问，应该把婚姻路途上的每一道障碍看做是一种不幸。但是，既然根据自然法则肯定存在着对人口的某种抑制，那么，与其鼓励人口增加，然后让匮乏和疾病来加以抑制，倒不如一开始就让这两个因素来加以抑制:一是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很困难，二是担心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

应该时刻牢记，食物和制成品之间有一个本质的的区别。如果制成品所需的原料非常充裕，那么对制成品的需求有多大，就可以制造出多少制成品。但是，绝没有同样大的创造力去满足对食物的需求。若有一个国家，其所有肥沃的土地都已耕作，那就必须给出优厚的价格，才能激励农民去改良土壤，对需要多年才能指望从中获得有利可图的回报的土地进行施肥。在有利可图的前景大到足以激励农民作出更多的这种投入之前，虽然新的产量在增加，但人们可能已经饱受食物匮乏之苦了。除了少数国家之外，世界各国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始终在增加，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在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中，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提高得多么缓慢。

英国的济贫法无疑是出于最仁慈的目的而出台的，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济贫法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诚然，若无济贫法，有些人会陷入非常严重的穷困，济贫法的存在肯定缓和了这种情况，但总的来看，靠救济为生的穷人远没有摆脱穷困。但是，反对济贫法的主要理由之一是，由于一些穷人得到了这种救助(该救助本身几乎未必是一件幸事)，英国全体普通百姓就不得不忍受一套令人讨厌、让人不便且专制暴虐的，与宪法的真正精神完全相悖的法律。这整个救济事业，其中的种种安排，即使就目前已作了修改的来看，也是与一切自由思想格格不入的。当一个男人的家人很可能要没饭吃，一个可怜的女人即将临盆的时候，教区再对他们加以迫害，简直是最可耻、最令人发指的暴行。这些法律在劳动力市场持续制造的障碍，往往给那些不依靠救济，尽力自谋生路的人平添了种种困难。

伴随救济法而来的这种种弊端，在某种程度上是无药可治的。若要向某一类人实施救济，就必须授予另一些人权力，去辨别合适的救济对象，去执行必要的规定，但是，对他人事务任何大的干涉，都是一个种暴政，而在寻常的救济过程中，这种权力的行使料将给那些被迫寻求救济的人带来种种烦恼。穷人普遍抱怨法官、教会执事和救济管理者们的暴虐，但过错主要是在这类制度的性质，而不是在这些人身上，这些人，在他们被授予此类权力之前，大抵并不比其他人更坏。

济贫法的弊病也许太深了，根本无法医治，但我几乎不怀疑，假如济贫法根本不曾存在过，非常贫穷的人可能会多那么一点点，可是普通百姓的总体幸福会比目前要大得多。

皮特先生提出的济贫法案表面上看是怀着慈善的目的而拟定的，人们针对该法案而发出的反对呼声在许多方面也未切中要害，且不切实际。但必须承认，该法案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所有此类制度都有的巨大而根本的缺陷，那就是，它往往会使人口增加，而不能使养活这些人口的生活资料增加，从而使那些未得到救济的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并因此制造更多的穷人。

消除社会下层阶级的贫困，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事实是，贫困对这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压迫，是一种顽疾，非人类的聪明才智所能根除。若要我提出一个减轻病症的方法(就该疾病的性质而言只能是减轻病症的方法)，则首先应该完全废除所有现行的济贫法。这将至少给予英国农民以行动的自主和自由，而这个，他们现在几乎不能说拥有。这么一来，他们便能够不受妨碍地选择居住地:哪里的工作机会多，劳动价格高，就住在哪里。劳动力市场也就因此处于自由状态，而那些像现在这样，相当长的时间以来经常阻碍劳动价格随需求的增加而上升的障碍也就消除了。

其次，应该对开垦新土地给予奖励，尽最大可能鼓励农业而不是制造业，鼓励种田而不是畜牧业。应尽最大努力来削弱和废除所有那些与同业公会、学徒制等有关的制度，这些制度造成农业劳动的报酬低于工商业劳动的报酬。这是因为，若一国中这些偏向于手工业的差别依然存在，是绝不能生产出所需的食物数量的。此类鼓励农业的措施，既有助于向市场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工作机会，又可通过增加国家的农业产量，提高劳动的相对价格，并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而一旦生活状况好转，又看不到教区救济的可能，劳动者就会更有意愿，也更有能力结成互助团体，以备自己和家人生病之需。

最后，对于十分贫困的人，各郡可修建济贫院，由全国征收的济贫税提供经费，免费收容各郡乃至整个国家的穷人。济贫院中的生活应该很艰辛，凡有能力的人都应该强迫他们工作。济贫院不应该被看做是种种困难时期舒适的避难所，而只应该被视为可使严重的贫困有所缓和的地方。这些济贫院的一部分可以分离出来，或出于最有利的目的而兴建——这种情况已经常为人所注意到了。在这类济贫院，任何人，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全天工作并按市价取酬。留给个人行善的机会无疑还是很多的。

这种类型的计划，似乎最能增进英国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总量，而实施这种计划的第一步，应该是废除所有现行的教区法。根除贫穷是人力所不及的。在徒劳无益地努力做本质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现在牺牲了不仅可能而且有把握获得的利益。我们明确告诉普通百姓，如果他们服从一套暴虐的法规，他们将永无匮乏之苦。他们服从了这些法规。他们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但我们却没有也无法履行我们自己的义务。这样一来，穷人牺牲了宝贵的天赋自由，却未得到任何可被称为等价回报的东西。

结果，尽管英国实行了济贫法，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从下层阶级的整个状态来看，他们因营养不良、食物不足、劳动艰苦和住处不卫生而遭受的困苦，肯定对原有的人口产生了持续不断的抑制。

在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中，除了上述抑制人口的两大因素，即我所称的预防性抑制和现实抑制，可能还要加上针对妇女的不道德习俗、大城市、有害健康的制造业、奢侈、瘟疫和战争等因素。

公正地说，所有这些抑制因素都可以归并为贫困和罪恶。每当这些因素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消除时，人口便不可避免地产生比较快速的增长。这充分表明，这些正是所有现代欧洲国家人口增长缓慢的真正原因。

[1]
英镑:英国的本位货币单位，1971年以前辅币单位为先令和便士，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译注

[2]
葛德文先生把祖先遗授的财产称为发霉的特许权。我认为，称为特许权是极恰当的，但是把它称为发霉的特许权，我几乎看不到有什么适当性，因为它是一种如此经常使用的物品。

第六章

Chapter Six

各个新殖民地——其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北美各殖民地——美洲腹地殖民地[1]
人口异常增加的实例——即便是古老的国家，也可以从战争、瘟疫、饥荒或自然灾害的破坏中迅速恢复过来。

所有位于有利于健康的乡村的新殖民地，那儿有足够的地盘和充足的食物，其人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在持续地增加。这一点已为人们普遍注意到了。古希腊的一些殖民地，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在人数和实力方面超过宗主国。不必详细叙述久远的事例，单单欧洲人在新世界的殖民地，便可对一种说法的真实性提供充分的证据——事实上，这种说法，据我所知从未被怀疑过。支付很少代价，乃至不付任何代价，便可获得大量肥沃的土地，这是促使人口增长的一个有力因素，足以克服其他一切障碍。可能没有哪个殖民地，比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秘鲁和基多[2]
的殖民地管理得更糟糕的了。宗主国的暴政、迷信和恶习大量传入所属殖民地。国王大肆勒索额外的税负，对贸易施加极其专横的限制。殖民地总督在为他们自己和主子强取豪夺方面，也毫不手软。然而，在此种种困难之下，各殖民地的人口依然获得了迅速的增长。征服后才建立的利马[3]
市，据乌洛亚回忆，在近五十年前就已有五十万居民。基多原本不过是一个印第安人村庄，但据这同一位作者称，其人口在他那个时代也同样稠密。墨西哥城据说有十万居民，尽管西班牙人的各种著述有所夸张，但据估计也应该是蒙提祖马[4]
时代的人口的五倍。

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其统治差不多同样暴虐，但据推算，三十年来那里已有六十万欧洲血统的居民。

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虽然处在商人组建的特许公司的统治下(亚当·斯密博士说得非常公正，是所有可能的统治中最糟糕的)，但仍克服了种种不利情况而保持持续繁荣。

但迄今取得了最迅速发展的，要数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即现在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它们除了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一样，拥有大量肥沃的土地之外，还享有较大程度的自由和平等。虽然在对外贸易方面不无一些限制，但在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方面，它们却享有完全的自由，所实行的政治制度也有利于财产的转让和分割。地主的土地若未在限定的时间内耕种，(官方)就宣告说土地可以归其他任何人所有。在宾夕法尼亚，不存在长子继承权，即使在新英格兰各省，长子也只能得到双份财产。任何一州都没有十一税，也罕有任何税赋。由于肥沃的土地价格极其低廉，再没有比把资本用在农业上更有利的了:农业在提供最大数量的有益于健康的工作之外，还能向社会提供大量最有价值的农作物。

与这些有利的情况相结合的结果是，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加。有人发现，在所有的北美殖民地，人口每二十五年便翻一番。1643年，原先定居于新英格兰四省的人数为21200。[5]
其后，据估计离开那里的人超过到那里去的人。但是1760年，其人口增长到了50万。这就是说，那里的人口一直以来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在新泽西，人口翻番的时间似乎是二十二年;而在罗得岛，所需时间甚至更少。在腹地殖民地，那里的居民一心只从事农业，尚不知道奢侈为何物，其人口据发现每十五年便翻一番，这是人口增长的最不寻常的实例了。[6]
只是在沿海地区，这里自然是人们最先定居的，其人口翻番的时间大约为三十五年;而在一些沿海城镇，人口则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这些事实似乎表明:人口恰好是以两大抑制因素，即贫穷和罪恶被消除的比例而增长的，而且就人民的幸福和淳朴而言，没有哪个标准比人口增长的速度更真实可靠的了。城镇——有些人由于其职业性质而必然会被驱赶到这里——的不卫生，应该被视为一种罪恶，每一个抑制结婚的因素，因预见到将来难以养家糊口使然，哪怕再微不足道，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归类于同一类。简而言之，很难想象，有哪一种对人口的抑制不能被归结于贫穷或罪恶的范畴。

独立战争前，美国十三个州的人口据估计大约是三百万。虽然是大不列颠的少数移民使那里繁衍出了这么多人，但没人想象英国的人口现在会因此而有所减少。相反，一定程度的向外移民被认为对宗主国的人口增长有利。有一件事需要特别指出，移民到美洲的人数最多的两个西班牙省份，其人口结果却变得更加稠密。使北美殖民地的人口增加得如此之快的英国移民，不论其最初的人数是多少，我们都要问一问，为什么在大不列颠，同样的人数在同一时期没有使人口获得同样的增长?要归结的重要而显著的原因，就是土地和食物的不足。换言之就是贫困，这是一个甚至比罪恶更有力得多的因素。甚至于一些古老的国家，也很快从战争、瘟疫或自然灾害造成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时候，这些国家短时间内几乎处于新兴国家的状态，可以想见，结果总是不出乎人们的预料。若居民的勤劳未被恐惧或暴政所破坏，生活资料将迅速增加，超出减少后的人口的需要，且不变的后果都将是，之前几乎停滞不前的人口，也许将立即开始增长。

肥沃的佛兰德斯[7]
省，那里一直以来都是经常爆发最具破坏性战争的地方，但经过少数几年的休养生息，又总是像以前一样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甚至于帕拉廷领地[8]
，在历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残暴的蹂躏之后，也再次昂起了它的头。1666年，伦敦爆发可怕的黑死病，但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其影响就感觉不到了。从所有的记录看，中国和印度斯坦[9]
爆发的最具破坏性的饥荒，其痕迹每次都很快消失了。土耳其和埃及是否因各种周期性地使土地撂荒的突发灾害而导致平均人口大幅减少，甚至可能都是值得怀疑的。即使它们在某一时期拥有的人口比以前少，大概也应归结于致使人们痛苦呻吟的政府暴政和压迫，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农业的阻碍，而不应归咎于因突发灾害而使它们遭受的损失。极其可怕的自然灾变，例如火山爆发和地震，如果不是那么频繁地发生，致使居民背井离乡，或者打垮他们的勤劳，那么其对任何国家的平均人口，只会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那不勒斯及维苏威火山笼罩的地区，尽管火山一再爆发，那里的人口仍非常稠密。里斯本和利马现在的人口状况大概跟最后几次地震之前的状况几乎一样。

[1]
美洲腹地殖民地:指处于美国中部，位于最初13个殖民地后面的各个殖民地。——译注

[2]
基多:厄瓜多尔首都，最初由基多人定居，1487年被印加人占领，1534年至1822年间为西班牙占领。——译注

[3]
利马:秘鲁首都和最大城市，19世纪前一直是西班牙在新大陆的帝国的首都。——译注

[4]
蒙提祖马:阿兹特克盛极一时的阿斯帝卡王朝最后一任皇帝。1519年 被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以狡计不战进入首都，掠夺其人身自由，假名统治。阿兹特克人于1520年起义反抗，1521年被全部征服。——译注

[5]
这些数字我摘自普赖斯博士的二卷本《观察》一书。他是从斯泰尔斯博士的小册子中引用的，但我手头没有这本小册子。

[6]
在这类实例中，土地的地力似乎完全足以满足人类对食物的一切需要。但如果我们因此而假设人口与食物真的永远以相同的比率增加，就会把我们带入错误之中。一个依然是几何级别的，而另一个是算术级别的。也就是说，一个以几何级数增加，另一个则以算术级数增加。在人口较少、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地方，促使食物每年增加的土地地力，可比作是一个由适度的水流供水的大水库。人口增加得越快，就要得到更多的帮助从水库取水，因而每年取出的水量越多。但毫无疑问，水库的水也就越快被用光，而只剩下水流了。当农田被逐渐开发，直到所有肥沃的土地均被占有的时候，食物每年的增加，将取决于对已被占有的土地的改良;甚至这适度的水流，也将逐渐减少。但人口，若能馈之以食物，将继续以无穷的活力增加，人口一个时期的增加，将为下一时期的更大增加提供力量，而这却是没有任何限度的。

[7]
佛兰德斯:欧洲西北部一块历史上有名的地区，包括法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比利时西部地区和北海沿岸荷兰西南部的部分地带。——译注

[8]
帕拉廷领地:1356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候选帝宫并且以作为候选宫而闻名。——译注

[9]
印度斯坦:17—19世纪较常用的一种称呼，有时指印度北部说印地语的地方，有时指整个印度次大陆，或者指印度这个国家。这里指印度。——译注

第七章

Chapter Seven

可能导致流行病爆发的一个原因——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统计表的摘要——可以预料某些情况下会爆发疫病——任何一国短时期的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都不是衡量人口实际平均增幅的恰当标准——衡量人口长期增长的最佳标准——生活十分节俭是中国和印度爆发饥荒的原因之一——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中的一个条款有可能导致有害影响——国民幸福的原因——饥荒是大自然抑制过剩人口最后的，也是最可怕的方式——可认为已确定的三个命题。

通过对清洁的注重，伦敦似乎最终完全消灭了黑死病。但是，应该把密集的人口以及不卫生和不充足的食物，列入导致疫病流行和各种时病爆发的次要原因之中，这并非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看过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一些统计表。普赖斯博士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论的跋文，就有一个注释引用了这些表中的数据。这些表被认为极其正确，如果这样的统计表具有普遍意义，它们就能极大地帮助人们看出，任何一国中抑制人口、阻止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各种不同方式。我将从这些表中摘录一部分，并引用普赖斯博士的评语。

普鲁士王国和立陶宛公国

“注意:在1709年和1710年，一场瘟疫夺走了该国247733居民的性命，而在1736年和1737年，流行病肆虐，再次抑制了人口的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数对墓葬数之比的最大值，出现在大瘟疫爆发后的五年内。

波美拉尼亚[1]
公国

“在这个例证中，居民人数看起来在五十六年里几乎翻了一番，没有哪个十分严重的流行病打断过人口的增加，但紧随最后一个时期之后的三年(至1759年)，疫情如此严重，以致出生数降至10229人，而埋葬数增至15068人。”

在这个例证中，居民人数很可能比食物以及使身体保持健康所必需的各种便利设施增长得更快，难道不是吗?根据这个假设，大多数人被迫更艰苦地生活，更多的人不得不挤住在一间房子里，那么，这些情形实属那三年疾病流行的自然原因，就并非一定不可能了。虽然绝对地说该国的人口可能不是十分拥挤和稠密，但是这些原因也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即使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国家，如果人口发生了增长，那么在更多的食物生产出来，更多的房子修建起来之前，居民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因住房和生活资料不足而陷入不幸。假如在今后的八年或十年间，英国的已婚者生育的子女比平时多，甚或结婚的人数比平时多，假定住房数量保持不变，到时候一间房子就不是住五六个人，而必然要住七八个人了。这种情况，再加上生活必然更加艰辛，很可能对普通民众的健康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勃兰登堡的纽马克

“1736－1741年这六年间肆虐的传染病抑制了人口的增加。”

马格德堡公国

“1738、1740、1750和1751各年份，疾病格外流行。”

有关这个问题更多的资料，建议读者参阅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统计表。我所作的摘录足以表明疾病流行是周期性发生的，尽管无章可循，但住房和食物的缺乏似乎极有可能是最早导致疾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上述诸表来看，这些历史悠久的国家，尽管时疫不时流行，但其人口仍增长得相当快。耕作方式肯定一直在改进，结婚因而受到鼓励。对人口的抑制看起来与其说属于预防性的抑制，不如说属于现实的抑制。在任何一国中，当人们预期生活资料日益丰富，抑制人口增长的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除时，这种动机将持续发挥作用，超出最初促使人口增长的原因所起的作用，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或者，说得更详细点，当一国的农作物持续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从而大大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进而极大地鼓励人们结婚的时候，早婚的习俗很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该国人口的增加超过农作物的增加，而季节性流行病的发生似乎是其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所以我认为，与那些人口能够更充分适应其平均产量的国家相比，那些生活资料日益增加，足以不时地鼓励人口增长，但又不足以满足所有人口需求的国家，将更易于遭受周期性流行病的侵袭。

对此从相反的角度所作的观察，或许也是正确的。若其他一切条件相同，那些易受周期性疾病侵袭的国家，在这些周期的间歇期，其人口的增加或者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将大于那些较少受这种侵袭的国家的正常时期。如果土耳其和埃及上个世纪的平均人口几乎固定不变，在其周期性瘟疫爆发的间隙期，其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比率必然大于诸如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

因此，把任何一国在五年或十年间出生数对埋葬数的平均比例，作为人口实际增长的评判标准，似乎是很不适当的。这一比例的确能够显示这五年或十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但我们绝对不能由此推断出之前的二十年增加了多少，或者之后的二十年将增加多少。普赖斯博士观察到，瑞典、挪威、俄罗斯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加得很快，但是他从户籍登记簿中摘录的数据，所对应的时间还不够长，因而不足以证实这一点。然而，非常有可能的是，瑞典，挪威和俄罗斯的人口实际上一直在增长，尽管不是以普赖斯博士选取的那些短时期内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所表明的速率增长。[2]
截至1777年的5年间，那不勒斯王国的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是144∶100，但是有理由认为，这一比例所表示的人口增长率，会远大于该王国一百年间人口的实际增长率。

肖特博士对英国许多村庄和集镇两个时期的户籍登记簿的数据作了比较:第一个时期是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期到上世纪中叶，第二个时期是从上世纪末的若干年到本世纪中叶。从对这些摘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前一个时期，出生数以124对100的比例超过埋葬数，而在后一时期，出生数对埋葬数的比例仅为111∶100。普赖斯博士认为，前一时期的户籍登记簿是不可靠的，但很可能，在这个例证中，登记簿所提示的比例并非不正确。至少，我们有许多理由可望发现，前一时期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幅度大于后一时期。在任何一国的人口自然增加的过程中，若其他一切条件相同，[3]
早期阶段投入耕作的肥沃土地总是多于后期阶段。每年较高的生产物增加比例，几乎总是伴随着较高的人口增加比例。但是，除了这一重要原因(它无疑导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量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年大于本世纪中叶)之外，我还禁不住认为，前一时期不时发生的黑死病祸患，肯定多少有使这一比例增加的倾向。如果在这种可怕灾难的间歇期的统计中采取十年的平均数，或者如果将黑死病发作看做是偶发事件，而将发病年份的数据排除在外，人口登记簿所提示的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就肯定太高了，不能反映人口的实际平均增长情况。1666年黑死病爆发之后的若干年，情况很可能是，出生数超出埋葬数的数量大于平时，特别是如果普赖斯博士的见解成立的话，那么英格兰革命(仅过了二十二年它就发生了)时期的人口就比现在要多。

1693年，金先生声称，全英国(不含伦敦)的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为115∶100。肖特博士则提出，全英国(含伦敦)本世纪中叶的这一比例为111∶100。截至1774年的五年间，法国的这一比例为117∶100。如果这些说法接近事实，如果特定时期的这个比例没有大的变化，那么看起来，英法两国的人口就大致适应其本国的平均产量了。对婚姻的阻碍，以及由此产生的恶习、战争、奢侈，未有记载但确凿无疑的大城镇人口的减少、拥挤的住所，以及许多穷人食物不足，这些都阻止了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而，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乍听起来肯定很奇怪的说法的话，那就是:无须发生严重而极具破坏性的流行病，便可抑制过剩的人口。如果一场破坏性的黑死病在英国消灭了两百万人，在法国消灭了六百万人，那么，在两国居民从这种可怕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任何一国的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无论是多少，都将大大超过现在的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这是丝毫无可怀疑的了。

在新泽西，截至1743年的七年间，出生数对死亡数之比平均为300∶100。在法国和英国，即使取最高比例，也仅为117∶100。差别如此之大，令人惊讶，但我们也不应该惊讶到要把它归结于上天不可思议的干预。原因并非那么遥远、隐晦和神秘，它们就在我们附近，在我们周围，每一个爱刨根问底的人都可研究得出。设想若无造物主的直接作用，石头便不会落下，植物便不会生长，这符合最自由的哲学精神。但是，我们根据经验得知，我们所称的大自然的这些作用，几乎总是遵循固定的法则。开天辟地以来，人口增减的原因，大概与我们所熟悉的任何自然法则一样，都是亘古不变的。

两性间的情欲似乎在每一个时代都差不多一样，若用代数语言表达，它总是可以被视为一个已知的量。阻止任何一国的人口增加，使之不得超过该国所能生产或获得的食物数量，这一伟大的必然法则，它是如此的明显，我们每个人都能观察到，它是如此的直白，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它对每一个时代的经验如此充分地证实，以致我们不能对它有片刻的怀疑。诚然，大自然用以阻止或抑制过剩人口的不同方式，在我们看来似乎并非那么明确、那么有章可循，但是，尽管我们并非总能预测其方式，但我们可以确凿地预测其事实。如果若干年间一国的出生数对死亡数之比，表明该国人口的增长率远远超过生产或取得的食物的增长率，我们便完全可以肯定:除非向外移民，否则死亡数将会立刻超过出生数。而且，几年间人口的增加并不能代表该国人口实际的平均增加情况。若无其他导致人口减少的原因，毫无疑问，每一个国家都会遭受周期性的瘟疫或饥荒。

衡量任何国家人口的真正和持久的增加，唯一真正的标准是生活资料的增加。但是，甚至这一标准，也常常发生一些微小的变化，不过，这些变化完全可为我们所看见和观察到。在某些国家，其人口似乎是被推着增加的，也就是说，人们已逐渐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维生。在这样的国家，一定存在这样的时期:人口持续增加，而生活资料没有增加。中国似乎符合这种描述。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拥有的各种记载是可信的话，那么，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应已习惯了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维生，并且乐于得到欧洲劳动者宁愿饿死也不吃的任何腐坏变质的食物。中国的法律允许父母抛弃子女，这样的法律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推动了人口增加。一个国家，若处在这种状态，肯定会经常发生饥荒。若有一国，其人口相对生活资料而言如此之多，以致其正常年份的平均产量，仅刚刚够维持居民的生存，那么，因时令不好而造成的任何短缺，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印度人养成的非常节俭的生活习惯，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印度斯坦饥馑的发生。

在美国，劳动者现如今的报酬很高，遇到荒年时，下层阶级可能大力紧缩开支，而无陷入实质困境之虞，因而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发生饥馑。可以预料，随着美国人口的增加，劳动者的报酬有朝一日将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数量将不断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不会成比例增加。

在欧洲各国，由于每一国盛行的生活习惯不同，居民人数和所消费的食物数量之比必然有所差别。英格兰南部的劳动者习惯于食用精制小麦面包，因而他们要等到饿得半死不活，才肯过像苏格兰农民那样的生活。由于严酷的必然法则在持续不断地起作用，他们也许到时候不得不降格以求过着像下层中国人那样的生活，届时，同等数量的食物要养活更多的人。但是，要走到这一步，其间肯定是一个异常困难的尝试，每一个人类之友也是衷心希望这种尝试归于失败。应该鼓励人口增加，再没有什么比这个说法更常听到了。如果人口增长的趋势像我描绘的那样明显，那么，这种增长在如此频频受到鼓励的时候而没有出现，似乎显得不可思议。真正的原因是，倡导人口增加的要求是在没有准备好养活这么多人所必需的基金的情况下提出的。如果通过促进耕作增加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并由此提高农村的产量，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那么对于人口成比例的增加，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忧了。以任何其他方式实现这个目的的尝试，都是不道德的、残忍的和暴虐的，因而在任何一个自由还算过得去的国家，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促使人口增加，从而降低劳动价格，进而降低海军和陆军的费用，以及在国外出售的制成品的成本，看起来可能符合一国的统治者和富人的利益;但是，对于这种类型的每一个尝试，关心穷人利益的人士都应当小心戒备，强力抵制，特别是当这种尝试披着所谓仁慈的欺骗性外衣，并因此很可能被普通百姓欣然而诚心地接受的时候。

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有一个条款规定:凡有三个以上孩子的劳动者，都有权为其第四、第五……个孩子领取每周一先令的救济金。我确信这一条款没有任何险恶意图，我承认，在该法案提交国会以前以及提交国会以后的一段时间，我认为这样的规定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反思之后，我就确信，若法案的目的是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则据估计它所期待的每一个目的绝实现不了。我看不出它有任何促使国家的农产量增加的可能性，而如果它趋于使人口增加而不能使农产量增加，则其必然的、可预见的结果似乎就是，同一数量的生产物必须在更大的人口中间分配，结果，一天的劳动所得只能购得更少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穷人一般而言肯定就更穷了。

我曾经提到了一些情况:即使生活资料未成比例增加，人口也可能持续增加。但显然，各国的食物与食物所养活的人口数量之间的差异，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制的。每一个国家，若其人口不是在绝对减少，其食物就必须足以供养劳动者，使其繁衍生息，代代不绝。

若其他条件相同，则可以断言，各国人口的多寡，要视其生产的食物数量而定，而民众的幸福，则取决于食物被分配的宽裕程度，或一天的劳动所能换得的食物数量。产谷国的人口比畜牧国的人口多，产米国的人口又比产谷国的人口多。英格兰的土地不适宜种水稻，但都可以种土豆。亚当·斯密博士观察到，假如土豆能够成为普通百姓所喜爱的植物性食物，又假如被用来种植土豆的土地与现在用来种植谷物的土地一样多，英国将能够供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其结果将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增加更多的人口。

一个国家的幸福并不绝对取决于其贫富、历史的长短、人口的疏密，而是取决于其发展的速度，取决于每年食物的增加与每年人口无限制的增加之间的接近程度。这二者最接近的要数新殖民地，在那里，宗主国的知识和产业能够在新殖民地肥沃的处女地上发挥作用。在其他的情况下，一国历史的长短在这方面并不是十分的重要。大不列颠居民在目前这一时期分得的食物，很可能同两千年、三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充足。有理由相信，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的苏格兰高地，同富庶而人口稠密的佛兰德斯一样曾饱受人口过多之苦。

若有一国，从未被技术更先进的民族侵占过，而是任由其文明自然发展，从其产量可被看做一个单位的时候，到其产量可看做一百万单位的时候，在这好几百年的时间里，也许没有一个时期其民众可以说是摆脱了因食物匮乏造成的贫穷，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摆脱。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自有记载以来，应当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由于这一简单的原因而未能出世，虽然其中的一些国家，或许从未发生过极为严重的饥荒。

饥荒似乎是大自然最后的、最可怕的手段。人口的增殖力远大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过早死亡必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光顾人类。人类的罪恶是使人口减少的积极而能干的执行者。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常常大军未到，它们便能完成这可怕的工作。但假如它们在这场消灭人口的战争中失败了，季节性流行病、时疫、传染病和瘟疫便排着可怕的队形，隆隆前进，清扫掉成千上万的人。若仍未竟全功，严重而必不可免的饥荒就会从后面冲上来，以雷霆万钧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与粮食数量取得平衡。

因此，在人类过去存在于或现在存在于其中的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国家，人口的增加必然被生活资料所限制。

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总是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被贫困和罪恶所抑制，从而使实际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

这一切难道仍然不会被细心考察过人类历史的人士所承认吗?

[1]
波美拉尼亚:欧洲中北部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地区，濒临波罗的海，位于今天的波兰西北部和德国东北部。——译注

[2]
参见普赖斯博士的《观察》卷二，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论的跋。

[3]
我之所以说“其他一切条件相同”，是因为任何一国生产物的增加，总是极大地取决于该国普遍具有的勤劳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指导方式。人们的知识和习惯，以及其他临时性的原因，特别是公民当时所拥有的自由和平等程度，肯定在激发和指导这种精神时，总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第八章

Chapter Eight

华莱士先生——认为人口增加引起的困难遥不可及的观点是错误的——孔多塞先生对人类精神进步的勾勒——孔多塞先生所说的那种摆动，应该在何时适用于人类。

所有注意到有关人口过多的论点，著述有关人类及社会可完善性的作者，对此却始终掉以轻心，并始终认为由人口过多造成的困难，只会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才会发生，这在一位考察了人类过去和现在的状态之后，得出了前述显而易见的推论的人士看来，只能是一件令人诧异的事情。连华莱士先生，那位认为该论点本身就极有分量，足以破坏他的整个平等制度的人，似乎也不觉得，在全部土地被开垦得像菜园一样，农作物产量再无进一步增加的可能之前，人口过多会造成任何困难。假如事情果真如此，且如果有一个美好的平等制度在其他各方面是可行的，则我不能认为，我们追求这样一个制度的热情，应该被预料在如此遥远的未来会发生困难所浇灭。一件如此渺茫的事完全可以听天由命，但实际情况却是，如果本书给出的论点有充分根据的话，那么，这一所谓在如此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困难，就会是近在眼前，马上要发生的了。在耕作进步的每一时期，从当下时刻到全部土地都变得像菜园那样的时候，食物匮乏造成的不幸会持续不断地强加在全人类的头上(假设人人都是平等的话)。虽然土地的作物产量可能每年都会增加，但人口的增加会快得多，过剩的人口必然会因贫困或罪恶周期性或持续不断地发作而受到抑制。

孔多塞先生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一书，据说是在他被残酷地剥夺了公民权的压力下完成的，这种压力直到他去世才算了结。如果他对于这本书在自己健在时能否得见天日，对于它会否受到法国的欢迎不抱任何希望，那么，这便算得上是某个人依恋着完全有悖于日常经验的原理的一个奇特例证了。看到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之一的人类精神，在历经数千年之后，竟然会在恐惧、残忍、恶毒、仇恨、野心、狂热和放荡等连最野蛮时代的最野蛮部落都引以为耻的欲念的侵袭之下而堕落，他关于人类精神必然且不可避免会进步的观念肯定会受到极大的打击，以至于只有对自己的原理的真实性保有最坚定的信念(不管他表面上如何表现)，才能经受得住。

这部作者死后才出版的书籍，不过是其原计划写作的一部篇幅大得多的著作的梗概。因此，它必然对那种依靠自身就能证明任一理论的真实性缺乏展开论证及其应用。只需少许观察便足以证明，该理论若被应用于事物的实际状态而非想象状态，是多么的自相矛盾。

在《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的最后一部分(该部分论述了人类在未来如何趋于完善)孔多塞说，若对欧洲各文明国家的实际人口与领土面积作一番比较，并考察各国的耕作、各国的产业、各国的劳动分工和各国的生活资料等情况，我们将会看出，若没有许多以自己的勤劳作为满足自身需要的唯一手段的劳动者，国家是不可能保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从而无法维持一定量的人口的。在承认了劳动者阶级存在的必要性之后，他又谈到因完全依靠一家之长的寿命和健康，这类家庭的收入会很不稳定，[1]
他恰如其分地说:“这么一来，不平等、依赖甚至于贫困等不停地威胁着我们社会中人数最多、最勤勉的阶级，这种现象的发生就有了一个必然的原因。”这个困难已做了恰当和充分的说明，然而，他提出的应该能消除这一困难的方法恐怕不会奏效。通过对人类寿命的盖然率和货币利息的测算，他建议应该设立一个基金，以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这个基金的来源，一部分是老年人自己以前的储蓄，一部分是其他个人的储蓄，这些个人作出了相同的牺牲，但在获得储蓄的好处之前就去世了。该基金，或一个与此类似的基金，应该给失去了丈夫或父亲的妇女和儿童提供帮助，并向已达到成家年龄的人提供足够的资本，帮助他们勤劳致富。这类基金，他评论说，可以以社会的名义成立，并得到社会的保护。他更进一步说，通过正确地运用测算结果，还可以找到种种办法，防止信贷成为巨富的独占特权，并给予信贷以同样稳固的基础，使产业发展和商业活动较少仰仗于大资本家，从而更完满地保持平等状态。

理论上，这类基金和测算可能十分诱人，但一旦应用于现实生活，人们将会发现它们完全没有什么价值。孔多塞先生承认，完全靠勤劳维持生计的阶级，是每一个国家所必需的。他为什么承认这一点呢?原因无他，唯一能够认定的理由不过是:他认为，为获取生活资料来供养增加的人口所必需的劳动，若无生活必需品这一刺激，是不会进行的。如果对勤劳的这种刺激因上述机构的建立而消除，如果在信用方面，在妻儿子女的未来赡养方面，把游手好闲者和懒散疏忽者置于同积极向上者和辛勤劳动者一样的地位，那我们怎能指望看到，人们会发挥这种旺盛的活力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而这现在已构成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力。倘若设立一个审理机构来研究每一个人的要求，并确定他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并据以同意或拒绝给予帮助，这无异于以更大的规模重复英国的贫穷法，对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原则将完全是破坏性的。

即使抛开反对这些机构的主要理由，暂且假设它们不会抑制生产性的活动，另一个艰巨得多的困难还在后头呢。

假如每一个男人确信自己能够向家人提供使之生活舒适的物品，那么几乎每一个男人都会成家，如果下一代能够摆脱贫困这一“要命的严霜”，人口必然迅速增加。这一点孔多塞先生本人似乎也充分意识到了。

但随着产业的发展和幸福的增加，每一代人都将要求更多的享受，结果，人口数量将因人类体质的增强而增加。这样的话，难道就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这些具有同样必然性的法则会互相抵消?在这一时期，人数的增加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其必然的结果，要么一定是幸福感和人口的持续减小(这是一种真正的倒退)，要么至少是在善恶之间摇摆不定?在进入这一时期的社会中，这种摇摆不定难道不会成为周期性的贫困持续存在的一个原因?它难道不是标出了那个界限，一切进一步的完善都将变得不可能，并指明了那个时期，人类的可完善性经过漫长的岁月虽可达到，但绝无法超越吗?

他接着补充道，没有谁看不出，这样一个时期离我们多么遥远，但我们将来总有一天会进入这样的时期吗?同样不能妄加推断的是，在人类进步到我们目前连概念几乎都没有的时代才发生的事，在将来会不会成为现实。

孔多塞先生对人口数量超过生活资料时可能发生的情景所作的描述是恰当的。他描述的那种摆动肯定会发生，而且毫无疑问是周期性的贫困持续存在的一个原因。关于这幅图景，我和孔多塞先生观点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这幅图景适用于人类的时期。孔多塞先生认为，它只可能在一个极其遥远的时期才是适用的。相反，如果我所给出的人口自然增加和食物自然增加之间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事实的话，那么看起来，人口数量超过生活资料的时期早就到来了，而这种必然发生的摆动，这个造成周期性的贫困持续存在的原因，我们有任何人类历史以来就已存在，现在依然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下去，除非我们人类的本性发生了某种明显的变化。

然而，孔多塞先生继续说，假如这个时期(他认为这太遥远了)果真到来，人类及人类可完善性的辩护者，也不必对此惶恐不安。接着，他提出了一种方法来消除这一困难，这种方法我承认自己是不理解的。他说，就像是给防止生育的男女乱交行为或其他不正常行为，加上一种堕落和可耻的苛责那样，到那时，迷信的荒诞不经的偏见也将不再在道德方面发挥效力。他说，但在大多数人看来，以这种方法消除困难，无疑将会破坏社会习俗的德行和纯净，而社会习俗的德行和纯净，正是那些为平等和人类的可完善性辩护的人所宣称要达到的目的和目标。

[1]
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我在这里只给出孔多塞先生一些观点的大意，希望自己没有歪曲他的意思。不过，我还是提请读者去参阅原作，这即便不能让读者信服，也会让读者心情愉悦的。

第九章

Chapter Nine

孔多塞先生关于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及人类寿命无限延长的推测——以动物繁殖和植物栽培为例说明，是从界限无法确定的局部改善推断出无限进步的论证，因此是一个谬误。

孔多塞先生提出来进行考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他评论指出，在人类现在拥有的自然天赋不变，有机体也不变的假设下，如果已经提出的且在其发展中将发挥更大作用的各种证据，足以证明人类的无限可完善性，那么，假设这种有机体、这些自然天赋本身是可以改善的，则这种确定性有多大，我们的希望又将达到怎样的程度?

随着理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医学也将不断取得进步，人们将拥有更有益于健康的食物和住所，将采取更好的生活方式，通过锻炼增强身体素质但又不过度锻炼以免损害身体，使人们堕落的两大因素——贫困和巨富，将被消灭，遗传性和传染性疾病将因物理知识的进步而被逐步消除。他由这一切推断出，虽然人不能绝对不死，然而出生和死亡之间的时间跨度将不停地增加，没有可指定的时限，也许完全可以用“无限”一词表达。然后，他对该词作了界定，赋予它两层含义。一是不停增加，不断向无止境的界限趋近，但却永远达不到这一界限。另一层含义是，寿命可以无限延长，大于任何一个可指定的量。

但是，不论哪种含义，“无限”这个词应用于人类寿命的长短，无疑是极其缺乏哲理的，且在自然法则中完全找不到任何根据。因种种原因导致的寿命的变化，本质上截然不同于有规则的和不倒退的寿命延长。人类寿命的平均长度在一定程度上，将因气候是否有益于健康、食品是否卫生、社会风俗的善恶等各种原因而有所不同，但是，自打我们有任何可信的人类历史以来，人类的自然寿命是否确实有了哪怕可觉察到的增加，也可能是相当存疑的。一切时代的成见事实上都完全与这一假设相反，尽管我不愿意过分强调这些成见，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证明，人类的自然寿命没有任何显著的增加。

也许有人会说，世界还太年轻，还完全处于婴儿期，所以期望它那么快就呈现出什么不同，是不应该的。

假如果真如此，人类的一切科学马上就会终结。从结果到原因的整个推理顺序都将被破坏。我们可以对大自然这本书闭眼不看，因为阅读它将不再有任何用处。种种最异想天开和最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推测，就可能会被人用确凿的口吻提出，就好像它们是建立在严谨、反复的实验基础上的有极充分依据和极其卓越的理论那样。我们就可以再回到陈旧的哲理化模式，并使事实屈从于体系，而不是根据事实建立体系了。宏大且自洽的牛顿学说，也将被置于同笛卡尔那异想天开而怪异的假说同样的地位了。总之，如果自然法则如此易变而无常，如果能够断言并相信亘古未化的自然法则将发生改变，那么任何刺激都将不再能激起人类的探究精神，人类的精神必然会停留在不活跃的迟钝和麻木状态，或者仅仅在令人迷失的梦想和放纵的幻想中聊以自娱。

自然法则及因果的不变性是一切人类知识的基础，虽然这绝不是说，制定和执行自然法则的力量，完全改变不了自然法则，连“一刹那、眨眼间”都不行。这样一种改变无疑可以发生。我的意思只是说，不可能根据推理来推断它。如果在某一改变没有预先可观察到的征兆或迹象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推断某种改变将会发生，那么，我们也就能够作出任何断言，不论什么样的断言，并认为它是合理的，这就如同肯定月球将在明天与地球碰撞，与说太阳会照常升起一样是合理。

自太古迄至现在，似乎都不曾存在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永久性征兆和迹象，表明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1]
有观点认为，气候、习惯、饮食等因素对寿命长短所产生的可观察到的影响，提供了断言寿命可无限延长的理由。该论点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因为人类寿命的年限是不能明确界定的，因为你不能标出其精确的期限，确切地说它就那么长，不能再长了;所以，寿命可以永远增加，可以恰当地称作是无限期的或无限制的。但是，只要稍微考察一下孔多塞先生所说的各种动植物物种有机体的可完善性或退化(他说这可以看做是一般自然法则之一)，上述论点的谬误和荒诞看起来就是一目了然的了。

孔多塞先生告诉我们，家畜改良方面有一条准则:想要多么优良的家畜，就可以繁育出多么优良的家畜;这条准则建立另一条准则之上，即，家畜的一些后代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拥有其双亲的优良品质。著名的莱斯特羊的繁殖，其目的就是要使这种羊的头和脚变小。根据这些繁殖准则，很显然，我们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这种羊的头和腿近乎消失，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因此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其前提就不正确，羊的改良总有一个限度，尽管我们看不出或确切地说出这个限度。就上述例子而言，最大的改良限度，或者说最小的头和脚，可以说是难以明确指定的，但这完全不同于孔多塞先生所谓的无定限或无限制的含义。虽然我可能无法在目前的情况下指明进一步的改良将会停止的那个限度，但我可以很容易地说出改良所无法达到的一个点。不用犹豫我就可以断言，即使这种繁育可以永远持续下去，这种羊的头和脚也绝不会小到像老鼠的头和脚那样。

因此，认为在动物界，后代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拥有其双亲的优良品质，或者动物具有无限的可完善性，是不可能正确的。

野生花草被培育成花园中的美丽花卉，也许比动物界的任何改变更为显著，更为惊人，但即使在这方面，断言其进步是无限制的或无定限的，也是高度荒谬的。

植物改良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尺寸的增大。花卉通过培育逐渐变得更大。假如进步真的是无限的，那么其尺寸就可能逐渐增加以至于无穷大，但这太荒谬了，因此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不论是植物界还是动物界，其改良都是有限度的，尽管我们并不确切知道限度在哪儿。很有可能，花匠们为了争夺花卉奖，往往施用强力化肥，但均未成功。同时，若有人说自己见到过最美丽的世人从未能栽培出来的康乃馨或银莲花，那他的话就太狂妄了。可是他可以断言，没有哪株康乃馨或银莲花可以通过培育而长大到大甘蓝那么大，则他的话与未来的事实相抵触的机会微乎其微，尽管有比大甘蓝大得多的可指定的量。虽然谁都可以说，自己见过迄今所能长出的最大的麦穗或最大的橡树，但他可以很容易地、确凿无疑地指出它们所不能达到的一点。因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于无限度的进步和限度难以明确的进步，应当细加区分。

也许有人会说，植物和动物的尺寸不能无限增大的原因是，它们将因自身的重量太大而被压垮。我的回答是，若无实际体验——对构成其躯干的力量大小的体验，我们如何知道这一点呢?我知道，远在康乃馨长到甘蓝那么大之前，它的茎就已承受不了自身的重量。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只是因为我体验到康乃馨的茎的质地较脆弱，缺乏韧性。自然界中有许多与康乃馨的茎一样大的物体，可以承受像甘蓝那么大的头状物。

植物死亡的原因，目前我们还不完全清楚。没有人能够说，为什么这种植物是一年生的，那种是两年生的，另一种是多年生的。在所有这些场合，不论是植物界、动物界，还是人类方面，一切仍然取决于经验，只是由于所有时代的经验都已毫无例外地证明，那些构成人的有形躯体的物质都会死亡，我才断定人会死亡。

我们只能根据我们已知的进行推理吗?

健全的哲学在能够清楚证明人类的寿命已经并还在明显地延长，向无限的寿命迈进之前，是不允许我改变这个关于世人都会死亡的看法的。我之所以从动物界和植物界列举出两个特殊的实例，主要原因就在于揭露和说明下述论证的谬误(假如我能够的话):仅仅由于发生了某个局部的改进，而这个改进的限度无法准确确定，便推断该进步是无限的。

植物和动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良，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的。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而确凿的进步，然而我认为，宣称这种进步没有任何限度，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人类的寿命，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而有很大的变动，但开天辟地以来，能否清楚确定人的躯体得到根本的改良，可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那些以关于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的论点所建立的基础，是异常脆弱的，只能被看做是纯粹的臆测。然而，通过注重优生优育，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类似于动物那样的改良，似乎绝不是不可能的。智力能否遗传也许尚存疑问，但身材、力量、美貌、气质，甚至还有寿命，在一定程度却是可以遗传的。看起来，谬误之处不在于假设较小程度的改良是可能的，而在于没有区分限度难以明确的小规模改良和真正无限的改良。然而，由于若不禁止劣等人结婚，人类便不能以这种方式得到改良，所以对优生优育的关注不太可能变得很普遍。事实上，就我所知，这方面尚没有控制良好的尝试，只有古代的比克斯塔夫人除外。据说，他们通过审慎的婚配，特别是通过与挤奶女工非常明智的“杂交”，借以矫正族人体格上一些极其严重的缺陷，从而成功地使他们的皮肤变白，身体增高。

我认为，为了更全面地说明世人不可能不死，而极力主张寿命的延长会大大增加人口问题，这是不必要的。

孔多塞先生的著作不仅可以看做是一位著名人士的见解的概述，也可看做是大革命初期许多法国文人的见解的概述。因此，尽管只是一个概述，但它本身似乎仍是值得关注的。

[1]
我不怀疑，许多人会认为，努力去严肃地反驳如此荒唐的一种怪论，即主张世间人类将能不死，乃至人类和社会当真是可完善的，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篇幅。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推测，最好的应对之策是不加理睬。然而，我要表达一种不同的意见。这种怪论若是由聪明能干之辈提出，则不加理睬不仅能让他们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反会导致他们夸耀自己悟性大而宏，见解深而广，这些聪明能干之辈只会把这种不理睬看做是同时代人的精神努力既贫乏又狭隘的表示，他们只会认为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他们卓越的真理。相反地，对这些问题作不偏不倚的探讨，表示自己已充分准备好去接受健全的哲学所证明的理论，或许可以使他们幡然醒悟，认识到他们提出这不可能成立的毫无根据的假说，非但不能扩大人类知识的领域，反会使之减少，非但不能促进人类精神的改良，反会阻碍这种改良;他们是在迫使我们退回到知识的幼儿期，是在削弱哲理探讨模式的根基，科学正是在哲理探讨的帮助下，最近才取得如此迅速的进步的。宽泛而无限制的推测目前正成为时尚，这似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陶醉，或许源于近些年来各个科学分支取得了不曾预料到的大发现。这样的成就使一些人得意忘形，在他们看来，似乎一切事情尽在人类力量的掌控之中。在这种幻觉之下，他们把未能证明已有任何真正进步的问题，和那些已有显著、确凿和公认的进步的学问混同在一起。若能够说服他们冷静下来，稍微作一点严肃的思考和推敲，他们就会看到，用天马行空似的遐想和没有根据的断言，来取代耐心的研究和得到确切的证据，只会损害真理及健全的哲学之道。

第十章

Chapter Ten

葛德文先生的平等制度——把一切人类罪恶归咎于人类制度是错误的——关于人口引起的困难，葛德文给出的第一个解答是极不充分的——假设葛德文先生美好的平等制度可以实现——仅仅由于人口原理，该制度便会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彻底垮台。

在阅读葛德文先生那独出心裁又富有才智的《政治正义论》时，其文笔之雄浑和有力，推理之缜密和有说服力，思想基调之炙热，特别是其给人深刻印象的诚挚态度，而使全书具有真理的外观，这一切不能不使读者为之打动。同时，必须承认，他并没有以健全的哲学所必需的严谨态度来开展研究。他的结论常常不为他的前提所保证。对于他自己提出的反对意见，他有时也未能排除。他太依赖那些不能得到应用的一般而抽象的命题了。他的推测无疑远远超过了应有的谦逊。

毫无疑问，葛德文先生提出的平等制度，比迄今出现过的任何制度都更为美好和令人向往。仅仅靠理性和信念产生的社会改良，比任何靠强力推行和维持的变革，其持久的希望都要大得多。不受限制地运用个人判断力，是一条重要到无法形容的且有魅力的原则，它相对于那些每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奴隶的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以仁爱代替自爱作为社会的主要源泉和原动性准则，是人们衷心希望看到的成就。总之，人们不可能不抱着喜悦和羡慕之情期待着这美好制度的一切，并热切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但是，唉!那一刻永远也无法到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一个想象上的美丽幻影。这些包含幸福和永生的“华美宫殿”，这些容纳真理和美德的“庄严庙宇”，当我们睁开双眼，看到现实的生活，留意到世人真实和真正的处境时，它们便会“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殆尽。葛德文先生在其《政治正义论》第八篇第三章的结论中谈到了人口，他说:

人类社会有一条原理，根据该原理，人口总是保持在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因此，我们从未发现，在美洲和亚洲的游牧部落中，多少个世代过去了，其人口增加到了必须耕种土地的地步。

人们将会发现，葛德文先生作为某个神秘、玄妙的原因而提及，且并未尝试加以研究的这条原理，其实就是那个折磨人的必然性法则，即贫困及对贫困的恐惧。

葛德文先生在全书中所犯下的一大错误，就是把文明社会中可见到的几乎一切罪恶和苦难，都归咎于人类的制度。在他看来，政治规章制度和现存的财产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使人堕落的所有罪行的温床。倘若实际情况果真如此，那么，使罪恶从地球上完全消除，似乎就不是一件无望完成的任务，而理性似乎是实现如此伟大之目的的适当而胜任的工具了。但实际情况是，尽管人类的制度似乎是给人类带来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但实际上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与败坏人类生命之泉、使整条人类生命之河污浊的那些更深层次的不道德原因相比，它们不过是漂浮在表面上的羽毛罢了。

在论述伴随平等制度而来的好处的那一章中，葛德文先生说:

压迫心性、奴性和诈骗风气，这些都是现有财产制度的直接产物。它们全都不利于理智和道德的发展。嫉妒、恶意、报复等其他恶习，是上述不良风气形影不离的伙伴。在人们的富足程度差不多，人人享有的大自然恩泽也差不多的社会状态中，上述情绪不可避免会消失。狭隘的自私自利原则也会消失。任谁都不必保护自己那小小的财物，或者焦虑而费力地满足各种让自己不得安宁的需要，每个人也就会把个体的存在融入到一般利益的思考之中。没有人会与他人为敌，因为他们没有相互竞争的缘由，结果，仁爱将重新占据理性所授予的帝国。人们将不再整天为肉体的需要而操心，从而自由地徜徉在与人的志趣相合的思想领域中。在对知识的探寻中，人人都会相互帮助。

这的确是一个幸福的状态。但它只是一幅想象中的图景，与现实几乎不相干，这一点读者恐怕早已是深信不疑的了。

人不可能生活在富足当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同等地分享大自然的恩泽。若没有现行的财产制度，那么每个人将不得不用武力来保护自己那小小的财物。自私心将会胜出。你争我夺的缘由将永远存在。每个人都将为肉体需要而持续操心，也就没有哪个有才智的人能够自由地翱翔在思想之域了。

葛德文先生那富有穿透力的大脑对于世人的真实状况所给予的关注太少了，这一点从他努力消除人口过多带来的困难，便足以显现出来。他说:

对于这个反对意见，显而易见的答复是，现在就设想困难不过是杞人忧天，时间还远着呢。地球上四分之三适于人居住的土地现在还没有耕种呢。已耕种的部分土地还能进行无限的改良。人们将会发现，也许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历经无数个世纪之后，地球仍足以供养其上的居民。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那种认为在地球完全无法再增加生产物之前人口过多不会造成任何贫困和困难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过，我们现在暂且假设葛德文先生那美好的平等制度以最纯粹的形式实现了，然后看一看在如此完美的社会形态之下，这种困难预计会以多快的速度压在人们身上。一种理论，若无法被应用，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让我们假设，本岛国上造成贫困和罪恶的所有原因都已消除。战争和争夺都已停止。有害于健康的职业和工厂不复存在。人们不再为了宫廷阴谋、商业目的以及邪恶的满足而聚居于弊病丛生的大城市。简朴、健康、理性的消遣取代了酗酒、赌博和放荡。没有哪座城镇大到足以对人的体质产生任何有害的影响。这一人间天堂的幸福居民，大部分居住在散落于乡间的小村庄和农场中。每座房子都很清洁、通风良好和足够宽敞，坐落在有益于健康的位置。人人平等。奢侈品的生产停止了。必要的农业劳动由所有的人友好地分担。本岛国的人数以及生产物，我们假设同现在一样。受公平的正义所指导，仁爱精神将这些生产物在所有社会成员中按需分配。尽管每个人每天都能吃上动物性食品是不可能的，但植物性食品，再加上偶尔能吃到肉，将可以满足节俭的人民的需要，并足以使他们保持健康、体力和饱满的精神。

葛德文先生把婚姻看做是一种欺诈，一种独占。我们暂且假设性交建立完全自由的原则之上。葛德文先生本人并不认为这种自由会导致乱交，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用情不专是一种不道德的、堕落的和不合人情的嗜好，在淳朴和有道德的社会状态中是不可能较普遍盛行的。大概每个男人都会给自己选择一个伴侣，只要这种关系双方都愿意保持下去，他也就会保持下去。按照葛德文先生的说法，一个女人有多少子女，或者子女属于谁，将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食品和援助会自发地从富余的地方流向不足的地方。每个人都愿意尽自己的能力教育下一代。

我想象不出还有哪种社会形态从总体上看比这更有利于人口的增加。像目前这样的婚姻的不可补救性，无疑使很多人望而却步。与此相反，不受束缚的性交就会成为早婚一个最强有力的诱因，而且，由于我们假设人们对于儿童未来的抚养不存有任何的担忧，因此我不认为，在一百名23岁的妇女中会有哪个尚未嫁人的。

由于这些因素大大促进人口的增加，而正如我们假定的那样，每一个促使人口减少的原因已经消除，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会快于任何一个迄今已知的社会。我前面提及，根据斯泰尔斯博士出版的，且为普赖斯博士引用的那本小册子记载，美洲腹地殖民地的居民人数十五年便翻一番。英国肯定是一个比美洲腹地殖民地更有益于健康的国家，而且，正如我们假设的，英国岛国所有的房屋都是通风的和卫生的，对结婚成家的鼓励甚至大于这些腹地殖民地能给予的，那么，如果可能的话，本岛人口为什么不应该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翻上一番，就没有任何可能的原因可以予以说明了。但是，可以相当肯定的是，我们并没有超越事实，我们只假设人口翻一番的时间是二十五年，众所周知，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就是以这一速度增加的。

无可怀疑，我们所假设的财产均等化，加上全社会的劳动主要用于农业这一情况，将极大地促使我国作物的增加。但要满足增加得如此之快的人口的需求，葛德文先生关于每人每天工作半个小时的估算肯定是不够的。很可能每个人必须有一半的时间用在这个目的上。然而，即使作出这样的甚至更大的努力，熟悉我国土壤的性质，了解已耕作土地的肥力和未耕作土地的贫瘠程度的人，也会对于平均总产量是否有可能在二十五年间从目前的基础上翻上一番，抱有极大的怀疑。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可能的办法是把所有的放牧土地全都耕作起来，并几乎完全停止对动物性食品的食用。但这个方案的一部分可能本身就行不通。英国的土地若不施肥产量就不会很高，而要制造出最适合该土地的肥料，家畜似乎必不可少。在中国，据说某些省份的土地十分肥沃，无须施肥水稻仍可一年两熟。英国就完全没有这样的土地。

尽管本岛国的平均产量在二十五年里增加一倍可能很困难，不过我们暂且假设可以做到这些。因此，在第一个时期届满之时，食物，尽管几乎全部是植物性的，但将足以供养翻番后的一千四百万人口，使之保持健康。

在第二个人口翻番的时期，对于日益增加的人口，哪里可以找到食物来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呢?哪里还有荒地供人们开垦呢?哪里还有必不可少的肥料来改良已耕作的土地?稍微有点土地知识的人都只能感叹，要想在第二个二十五年间使我国的平均产量能够增加到相当于其目前收获的量是不可能的。不过，不管多么不可能，但我们仍假定这种增加会实现。我们的论证有极大的力量，允许我们作出一切让步。然而，即使作出这样的让步，到第二个时期届满之时，仍将有七百万人无粮可食。勉强够两千一百万人糊口的食物数量，将要分给两千八百万人食用。

那种人人生活富足，无人需要焦虑和费力地去满足各种让自己不得安宁的需要，狭隘的自私自利原则不复存在，人们将不再没完没了为肉体需要而操心，得以自由地徜徉在与其志趣相合的思想之域中。但这种美丽的想象之物，一旦触及严酷的现实，便会迅速烟消云散。因富足而培育和激励起来的仁爱精神，将被匮乏引起的寒冷气息所抑制。已消失的可憎的强烈情绪将重新抬头。强大的自我保护法则将驱除人类心灵中一切较柔软、较高尚的情感。作恶的诱惑过于强大，非人的本性所能抵御。谷物在成熟之前就被人采摘下来，或者被过多地隐藏起来，而一系列实属欺骗之举的不道德行为将立即产生。有一大家子儿女的母亲再也得不到源源不断的生活必需品。儿童因食物不足而体弱多病。健康的红润脸蛋让位于因贫穷导致的苍白脸颊和凹陷的眼睛。仁爱，尽管仍萦绕在少数人的胸膛，但作了几次软弱无力的最后挣扎之后，利己之心最终重新占据他惯常的帝国，得意洋洋地横行于全世界。

这里已没有任何的人类制度，虽然葛德文先生将罪大恶极者的原罪归咎于该种制度的不正当性。它们也没有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造成任何的对立。独占也没被人用来产生理性所指定要留给大众的利益。也没有谁被不公正的法律驱使着去破坏秩序。仁爱已深入人心;可是，在短短五十年的时间里，使目前的社会状态变得堕落和阴暗的暴力、压迫、欺骗、苦难、种种可憎的罪恶以及种种形式的贫困，似乎已因急迫的客观形势，因人类的本性所固有的且与人类制度完全无关的法则而得以产生。

如果我们仍然不太相信这个阴郁的景象的真实性，那就不妨看一看第三个二十五年的情况吧。我们将会看到，到时将有两千八百万人没有生活资料;到第一个百年结束之前，人口将达一亿一千二百万，而食物仅够三千五百万人食用，留下七千七百万人嗷嗷待哺。到那时，匮乏将真正得胜，劫掠和谋杀肯定广泛存在，尽管自始至终，我们均假定土地的产物是绝对无限的，其每年的增加量要比最大胆的思辨家所能想象的还要大。

这一关于人口增加所造成的困难的图景，无疑迥然有别于葛德文先生给出的景象，他是这样说的，“人们将会发现，也许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历经无数个世纪之后，地球仍足以供养其上的居民”。

我完全清楚，我刚才提及的那过剩的二八百万人或七千七百万人，是绝不可能存在的。葛德文先生有一个十分正确的评论，即，“人类社会有一条原理，根据该原理，人口总是保持在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上”。唯一的问题是，这条原理是什么?是某种晦涩不明和不可思议的原因吗?是天国的某种神秘干预，例如，某个时期，突然使男人阳痿，使女人不孕吗?或者是这样一个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我们能够加以研究的原因:人们可以看到，它在人类所处的每一种状态下，都能够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虽然力量不尽相同?这不正是某种程度的贫困，自然法则必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人类制度非但没有加重，反而往往使之大大减轻，尽管永远不能消除的贫困吗?

在我们所假设的情况中，若观察到如今支配文明社会的一些法则，会接连听命于最紧迫的需要，那就可能让人奇怪了。因为根据葛德文先生的说法，过不了多久，侵害公共或私人财物的行为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由于这种行为侵害数量增加、侵害范围扩大，社会上较活跃的有识之士很快就会觉察到，人口在快速增加，而国家每年的产量不久便开始减少。问题的急迫，将促使人们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解决措施，来保护社会的总体安全。到时人们就会召开某种会议，并以最强烈的措辞说明本国的危险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当人们生活富足时，谁劳动最少或者谁占有最少，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为在他人有求时，每个人都十分乐意并随时施以援手。但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一个人是否应该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他人，而是，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生存所绝对必需的食物送给邻人。应当提出的是，缺衣少食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能够供养他的人数和手段。这种因本国的生产状况而无法完全满足的迫切需要，导致了对正义的一些公然侵犯行为。这些侵犯行为已经阻碍了食物的增加，如果不采取某些手段加以制止，那么还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之中。紧迫的需要在发号施令，只要可能，人类无论如何都应当使产量逐年增加。为了达到这一首要的、重大的、责无旁贷的目的，明智的做法是，进行更全面的土地分配，通过最有效的处罚，甚至于死刑，来保障每个人的财物不受侵犯。

或许有些反对者会极力主张，由于土地肥力的增加和各种事件的发生，某些人得到的份额可能会远大于维持其生活所必需的量，而当利己之心的统治权一旦确立的时候，若没有某种补偿作为回报，他们是不会把自己剩余的生产物贡献出去的。我们的回答是:这是一种令人大感遗憾的不便，但这种罪恶与因财产不安全而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系列阴郁的灾难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一个人所能消费的食物的量，必然受限于人类有限的胃的容量。他当然不大可能会扔掉剩余之物，但是，即使他用自己剩余的食物换取了他人的劳动，使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他，这仍比任凭这些人活活饿死要好得多。

因此，建立一种同文明国家目前所盛行的没有太大差别的财产制度，作为医治一直折磨着社会的弊病的最佳方法，看起来是极有可能的(尽管仅此还不够)。

接下来将要讨论的问题，与前一问题密切相关，这就是两性之间的交往。有些人已经把注意力转到了社会所遭受到的种种困难的真正原因上，这些人可能会极力主张:如果每个人都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的所有子女都能依靠一般的善行而得到较好的抚养，那么土地的地力生产出的食物将绝对不足以供养由此而必然增加的人口。即使社会的全部注意力和劳动都被指向这唯一的目的，即使由于财产得到极其完善的保护，以及其他种种可以想到的鼓励，每年都取得了最大可能的增产，但是，食物的增速绝赶不上比其迅速得多的人口增速。因而必然要求对人口施加某种抑制，让每个人都抚养自己的子女，似乎就是最自然和明显的抑制。这在某方面可以作为一种对人口增加的度量和指引来发挥作用，因为可以预计，若无法获得用以供养后代的生活资料，人们就不会生儿育女。虽说如此，若要他人引以为戒，那么让因此而轻率地使自己和无辜的孩子陷入经济贫困和食物匮乏的个人，遭受伴随这种行为而来的耻辱和不便，似乎就是必要的了。

婚姻制度，或至少每个男人都有抚养自己子女的某种明确或隐含的义务的制度，在一个处于我们设想的种种困难下的社会中，似乎是上述推理自然而然的结果。

对这些困难的考察向我们揭示了，在失贞问题上女人比男人遭受更大耻辱的一个十分自然的根源。不能指望妇女有足够的资财来抚养自己的孩子。因此，如果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合，而这个男人未签订抚养其子女的契约，并了解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一旦这个男人将她遗弃，那么不可避免地，这些子女肯定要仰仗于社会的支持，否则就会饿死。由于用个人监禁和刑罚来惩处这种如此自然的过失是非常不公平的，为了防止这种麻烦频繁反复的发生，人们就可能会同意用耻辱感来对这种情形加以惩处。此外，这种罪过在女人方面更为明显和显著，更不至于误人。对于孩子的父亲，人们不一定总是能够知道，但对于孩子的母亲，人们很容易就能确切得知。人们一致认为，罪过的证据最为充分，同时对社会的麻烦最为显著的，应该承担大部分的罪责。如有必要，社会应强迫所有的男人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而男人为养家糊口必然会遭遇更大程度的麻烦，或需作出更大的努力，再加上若一个男人使他人陷入不幸，他就会蒙受一定的耻辱——这是每个人必然要遭受的，这一切都可以被认为是对这个男人充分的惩罚。

目前，女人犯罪几乎会被逐出社会，而男人犯罪却几乎不受惩罚，这似乎无疑是对自然正义的侵犯。但是，作为防止给社会造成严重不便的事件频繁发生的最明显和最有效的方法，这种习俗的起源却似乎是自然的，尽管也许并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然而，这个起源现在已湮没在该习俗后来所产生的一系列新观念之中。最初可能迫于现实情况而不得不为的事情，现在要靠女性的贤淑来维持，并对下述社会的这一部分人施加最大的影响:在该社会中，这一习俗最初的用意就算还保存着，但已没有什么实际需要的地方了。

财产安全和婚姻制度这两个基本的社会规则一旦确立，不平等的状态必然随之发生。那些在财产分割后才出生的人，将进入的是财产已被占有的世界。如果他们的父母因子女过多而无力给予他们较好的抚养，那么他们在万物已被占有的世界里能怎么办?我在前面已经提及，如果每个人都有权要求从土地的产物中分得相等的份额，会对社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家庭人数增加得过多，以致原先分得的土地已不足以维持其生活的家庭，就不能像要求偿还债务那样，要求从其他人的剩余生产物中分得一部分。看起来，由于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的存在，势必会有人遭受匮乏之苦。这些不幸者在生活的大抽彩中，抽到了一张空彩。这些索取者的数量很快就会超过剩余生产物的供应能力。道德上的是非曲直，除极端情况外，是一种极难辨别的标准。剩余生产物的拥有者一般都会寻求某种更明显的区别标志。除了特定的场合之外，他们的选择应该落在那些能够且表示愿意去运用自己的力量取得更多的剩余生产物的人，这似乎是自然的和正当的;这样做既造福于社会，又使这些拥有者能够向更多的人提供帮助。所有缺乏食品的人将迫切的需要提供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所必需的各种物品。于是，适合于维持劳动的基金，便是土地所有者拥有的，超出自己消费之需的食物的总量了。当对这个基金的需求大且多时，它必然会被分成非常小的份额。劳动的报酬就会很低。人们提供的劳动只能换得勉强糊口的生活资料，对家人的抚养将受阻于疾病和贫困。相反地，当这一基金在迅速增加，当它在比例上相对于索取者的数量很大时，它就会被分成大得多的份额。若不能获得足够数量的食物作为报酬，就没人愿意用他的劳动进行交换。劳动者将生活得安逸而舒适，因而能够抚养许多健壮的子女。

在目前我们所知的每一个国家里，其下层阶级普遍的幸福或苦难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一基金的发展状况。而人口是在增加、保持不变或者减少，又取决于这种幸福或苦难的程度。

这样看来，如果有一个社会，以人们的想象力所能设想的最美好形式构建，以仁爱心而非利己心作为社会的运转原则，依靠理性而非强力来纠正全体成员的有害倾向，那么，由于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而不是由于人类的任何原罪，它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蜕化为一个按照计划建立的社会，(而这个计划是与目前已知的每一个国家中普遍采用的计划没有本质区别)我的意思是，蜕化为一个分成有产者阶级和劳动者阶阶，并以利己心作为这部庞大机器的主要动力的社会。

毋庸置疑，在我作假设时，我取用了比实际值更小的人口增长率和更大的作物增长率。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定，为什么在我所假设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不能快于任何已知的实例中的人口增长。因此，如果我们假定人口翻一番的时间为十五年，而不是二十五年，并思考一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生产物翻一番所必需的劳动，即使我们承认有这种可能，那么，我们也可以用确凿的口吻大胆断言，即使葛德文先生的社会制度是以最完美的形式建立的，则不要说那么多个世纪了，甚至要不了三十年，便会由于简单的人口原理而彻底垮台。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没有提及向外移民的问题。如果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建立了这样的社会，这些国家在人口方面将会遭遇同样的困难，因而不能容纳新的成员。若这一美好的社会局限于本岛，则其原来的纯净必然已经不可思议地有所减损，其企求的幸福也仅有很小的一部分能够实现。简而言之，在任何社会成员自愿同意离开，生活在现存于欧洲的那种政体之下，或者甘愿承受极端的艰难困苦而移居新的地区之前，该社会的根本原则必然已完全破坏了。反复再三的经验使我们清楚知道，人们只有经历多么深重的不幸和困苦，才会痛下决心离开自己的祖国;哪怕是最诱人的移居新殖民地的计划，也会经常地遭到濒于饿死境地的人们的拒绝。

第十一章

Chapter Eleven

葛德文先生关于两性间的情欲将来会消失的推测——这样的推测几乎没有明显的根据——性爱的激情与理性或美德并不矛盾。

我们曾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社会制度可以完善地建立起来。但这是个不可能成立的假设。若该制度一旦建立，就会被各种自然原因迅速摧毁，这些原因也会反过来使该制度不可能建立。我实在想象不出，我们有什么根据能够认定这些自然因素将会发生变化。在世界已经存在的5000～6000年里，尚未发生任何使两性间的情欲趋于消失的事情。不论哪个时代，人生已步入下坡路的人都激烈反对自己已感觉不到的情欲，但举不出什么理由，也很少获得成功。关于情欲能够对生活中愉快感的总和作出多大的贡献，那些因生性冷淡而从未体验到性爱为何物的人，无疑没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那些年轻时纵欲过度，因而上了年纪之后身体虚弱、内心悔恨不已的人，大概会激烈陈词，抨击这样的享乐空虚无益，不能产生持久的满足。但是，纯粹性爱的乐趣与最完善的理性和最崇高的美德并不矛盾。曾经体验过纯粹性爱之真正愉悦的人，不论其体验过的理性之乐可能有多大，在回首往事的时候，罕有人不会把这一时期看做是自己整个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光。对于这一时期，他心驰神往，魂牵梦绕，多么希望能再过一遍。理性之乐超越于肉体快感，与其说在于更加真实，更为根本，倒不如说在于持续更长的时间，牵涉更大的范围，且不那么易于满足。

一切享乐，若无节制，都将适得其反。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到风景如画的乡村走一走，如果走得太远，最终将感到疼痛和疲劳。最有益于健康和令人心旷神怡的食物，若吃起来毫无节制，则非但不能增强体质，反而会使身体虚弱。即便是理性之乐，尽管肯定不如其他乐趣易于满足，若恣意而为不知适可而止，也会使身体受损，精力衰减。从人们会沉湎于这些乐趣来反对其现实性，似乎很难说是公正的。根据葛德文先生的说法，道德是对后果的估计，或者像副主教佩利恰如其分地表述的那样:道德是上帝的意志，是根据一般的便利汇集而成的。根据这两个定义，肉体快感若未伴有不幸后果的可能性，就不违反道德法则，如果追求肉体快感时有所节制，为理性的达成留有最充足的空间，那么毋庸置疑，它必然会增加生活中愉快感的总和。因友谊而获升华的纯洁性爱，似乎是一种肉体享乐和理性享受的混合物，特别适合于人的本性，能极有效地唤醒人的同情心，使人产生极美好的满足感。

为了证明肉体快感明显等而下之，葛德文先生说，“若剥去两性性交的一切伴随情况，它就会普遍遭到鄙视”(第一篇第五章;第三版的第一卷，第71－72页)。他也可以对一个赞美树木的人说:若除去这些树伸展开的树枝和娇嫩的树叶，你还从能光秃秃的树干上看到什么是美吗?但是，引起人们赞美的，是有枝有叶的树，而不是无枝无叶的树。一件物体的特征与它的总体，可能像那样两件牛马不相及的东西，好比一个美丽的女人和一幅马达加斯加地图那样迥然不同，引起迥然不同的情绪。激起爱慕之情的，是女人“身材匀称、活泼、性情温软、亲切、想象力和智慧”，而不只是因为她是女性。受爱慕之情的驱使，男人们会被迫做出种种大大有损于社会一般利益的事情，但如果一个女人从外表看除了女性之体而无任何其他的吸引力，那么男人在抵制这种诱惑时大抵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证明肉体快感明显等而下之，须从肉体快感中除去它的一切附属物，就如同除去磁铁中产生吸引力的一些最本质因素，然后断言磁铁的磁力弱、无效果。

追求每一种享受时，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智力上的，理性是使我们能够估计出后果的那种能力，是适当的矫正者和指导者。因而改进了的理性往往可以阻止人们纵欲过度，但决不能就此推断，理性将消除这种快乐。

在前文中，我曾努力揭示了以下观点的谬误:从限度不能严格确定的局部改良推论出无限的进步。我认为，看起来存在许多这样的事例，其中可观察到确凿无疑的进步，但由此而猜想这种进步是无限的，那就大谬不然了。但在两性间情欲的消除方面，迄今为止尚未取得任何可观察到的进展。因此，假定两性间情欲的消除，只不过是提出了一种没有事实根据、未获任何哲学盖然性支持的推测。

历史恐怕已揭示出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真理:某些智力极高的人，不只是热衷于适度的肉体享乐，而简直是沉迷于对这种享乐的过度放纵。但是，即使承认智力上的巨大努力往往能削弱这种情欲对人类的支配力(我也倾向于承认这一点，尽管有许多的反例)，但很明显，必须使大多数人获得长足的进步，且远远超过目前最光辉的人类典范时，才能产生足够大的差异，从而对人口有明显的影响。我绝不认为大多数人已经达到他们获取进步的极限，但本文所作的主要论述旨在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任何一国的下层民众将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贫困和劳动，而使智力获得高度的发展。

第十二章

Chapter Twelve

葛德文先生关于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的推测——列举各种实例，根据精神刺激对人类体格的影响所得出的推论是不恰当的——未建立在过去的任何迹象之上的推测，不能被视为哲理性的推测——葛德文先生和孔多塞先生关于世间之人将趋于不死的推测，是怀疑主义不自治的一个令人奇怪的实例。

葛德文先生关于世间之人未来将趋于不死的推测，似乎是相当奇怪地安排在了宣称要消除人口原理对其平等制度的障碍那一章。除非他假定两性间激情的减弱快于人类寿命的增加，否则地球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拥挤。但我们把这一困难留给葛德文先生，暂且考察一下他据以推断人类可不死的若干表象吧。

为了证明精神有能力控制肉体，葛德文先生评论道:

“我们是不是经常发现，好消息能让人们的小病小恙不翼而飞?人们不是常说，那些为懒人患病之源的意外事件，可以被勤奋和积极向上的人忘得一干二净吗?如果懒懒散散、半心半意地走上二十英里，就会感到非常疲惫。而同样走上二十英里，如果是精神饱满、目标明确且毫不懈怠，到最后会和开始时一样精神抖擞、思维敏捷。某句意想不到的话，或一封寄给我们的来信所引起的激动，会使我们的身体发生极不寻常的剧变，加速血液循环，导致心脏急速跳动、口干舌燥和失语，极度的痛苦或喜悦有时还会导致死亡。事实上，再没有什么比医生更清楚精神在帮助或阻碍身体康复方面的力量了。”

这里提到的例子主要是说明精神刺激对身体的影响。没人曾片刻怀疑过精神和肉体之间密切的却难以理解的关系。但是，假设精神刺激能够以同等的强度持续不断地运用，或者看到精神刺激一度可以这么运用，就假设它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证明作如此假设的人完全不了解精神刺激的性质。在这里提到的一些例子中，精神刺激的强度取决于事件的新颖性和突发性。由于这种性质的存在，这样的刺激若重复发生，经常无法得到同样的效果，因为若重复发生，就会失去那种产生其强度的特性。

在其他的情形中，葛德文先生的论证是从小的局部的结果推广到大的一般的结果。这在无数的事例中都可发现是一种非常荒谬的论证方式。勤奋和积极向上的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住小病小恙，或者也许更接近事实的是，他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而无所事事之徒却把心思都集中在这些小病小恙上。但这并不能证明，精神活动能够使人无视高烧、天花或瘟疫。

精神饱满、目的明确地步行二十英里的人，不会留意其身体的轻微疲劳;但如果使其目的性增加一倍，让他再走上二十英里，又使其目的性再增一倍，让他再走二十英里，依此类推，那么，他能够并行的距离，将最终取决于他的体力而非精神。为了得到十畿尼[1]
，鲍威尔很可能会比为了得到五十万畿尼的葛德文往前多走一段路。若精神刺激之下用力过度，或许会毁掉自己，但这种动机决不能使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步行一百英里。这个例子表明，如果认为一个人在步行第一个二十英里后真的一点也不疲倦，是因为他看起来不疲倦，或者他自己也许几乎没感觉到疲倦，那就错了。人不能在同一时刻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以上的对象上。两万英镑让他的心思太专注了，以至于他不会留意任何轻微的脚痛或肢体酸胀。但如果由于他步行二十英里后真的像出发时一样精神饱满、思维敏捷，就推论说他能够像第一个二十英里那样不费力地走第二个二十英里，第三个二十英里等等，就显然是大错特错了。当一匹良马已经很累的时候，在马刺的刺激下，再加上马主人对马嚼子的恰当操纵，在旁观者看来马显得精神抖擞、情绪高昂，好像连一英里都没跑完。甚至这匹仍处在这种刺激所引起的热度和激情之中的马，本身大概也未感觉到任何的疲劳;但是，如果根据这样一种表象就论证说，只要这种刺激持续下去，马就永远不会疲劳，那就完全与一切理性和正确的经验相矛盾了。一群猎犬的狂吠，能够使一些马在驰骋四十英里之后，看起来同它们刚刚出发时一样精神饱满、步态敏捷。在它们一路上被猎犬驱赶的过程中，骑马的人最初丝毫都没察觉到马的力气和精神有什么减损，但使劲奔驰了一天之后，先前疲乏的影响就会充分显现出来，使马很快就感觉到疲惫。若有一日，我扛着猎枪步行了很长一段路，却一无所获，我回家后会经常由于疲劳而感到相当的不舒服。若有一日，我走了几乎同样长的路程，但收获颇丰，我回家后依然会精神饱满、思维敏捷。在这两日的当天，疲劳感的不同可能非常之大，但这两日的翌晨，我却丝毫感觉不到疲劳上有何差异。我也没有感觉到，在收获颇丰的那个打猎日的翌晨，四肢的僵硬或双脚的疼痛会比一无所获的那个打猎日的翌晨轻多少。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对精神的刺激，看起来与其说实实在在地抵消了肉体的疲劳，不如说把人的注意力从肉体的疲劳转移开去了。如果我的精神力量真的抵消了肉体的疲劳，那为什么第二天早上我还会感到疲劳呢?如果猎犬的刺激实际上像表面上那样完全克服了一路上的疲劳，那么马为什么比没有奔驰四十英里时更容易感到疲劳呢?我在写作这段话时，正逢牙痛发作，牙齿痛得厉害。但在泉思如涌，下笔如有神助之际，我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暂时忘记牙痛。可是我仍然感觉得到，导致疼痛的这个过程还在一直持续，传送痛感到大脑的神经，在这些时刻甚至要求我对其振动给予适当的关注。其他种类的神经振动也许会出面加以阻止，不时把它们压制下去，直到一阵剧痛让我疼得无法忍受，感觉不到所有其他的神经振动，把我遣词造句的劲头打断的时候，牙痛在大脑中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其他情形一样，在这个情形中，精神看起来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克制或消除疼痛的能力，只是拥有一种若受到强烈刺激，便把其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物上的力量。

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健全、旺盛的精神无论如何都不具有使身体保持在同一状态的趋势。身心之结合如此紧密而密切，乃至若它们的功能不能相辅相成，那才真叫奇怪呢。但比较起来，或许肉体对精神的影响比精神对肉体的影响来得大。精神的第一目标，乃是是满足肉体的需要。当此类需要被完全满足时，活跃的精神才往往真正会作进一步的漫游，徜徉于各个科学领域，或嬉戏于种种想象之域，幻想着自己已经“摆脱了这尘世的纷扰”，正寻求同宗同种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就像是寓言故事中野兔徒劳的努力一样。缓慢爬行的乌龟，也就是肉体，绝不会越不过精神，无论精神所作的徜徉多么宽广和深入;而最聪明、最有活力的兔子，也就是精神，虽然可能会勉强听从第一二次召唤，但最终必然会屈服在饥饿的呐喊之下，或随同疲惫不堪的身体一起陷入沉睡之中。

这就好像有人可能用确凿的口吻说，如果能够找到一种使肉身不死的药，那就丝毫不用担心:精神会伴随着肉身死掉。但精神不死似乎绝不能推断出肉体不死。相反，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精神力量很可能会耗尽并摧毁肉体的力量。适度的精神力量看起来有利于健康，相反，脑力的过度运用往往会像人们经常观察到的那样，使肉体受损。葛德文先生提出来用以证明精神之力大于肉体之力，并由此证明人类有可能不死的大多数例子，都属于后面这一类描述，若持续不断地运用这类刺激，它们非但不会使肉体不死，反会非常迅速地摧毁人的身体。

人类精神控制肉体的能力是否有可能增加，是葛德文先生接下来会考虑的问题，他得出结论说，在这方面，某些人的精神力量被发现已扩大到其他人无能为力的种种事务上。但是，这个推理是根据少数例外情况来反对一个几乎普适的法则;而这些例外情况，看起来与其说是可被用于任何良善目的的力量，倒不如说是些戏法。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人能够在发烧的时候调节自己的脉搏，我还深深怀疑，这里提到的人有哪个因其肉体疾病的正规治疗，从而在其寿命的延长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觉察到的哪怕是最渺小的进展。

葛德文先生说，“若由于某种力量为我们目前的观察所不及，便断定它在人类精神的限制之外，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缺乏哲理的了”。我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的哲学理念同葛德文先生的相去甚远。在哲理性的推测和先知布拉泽斯先生的断言之间，我看到的唯一区别就是，一个是建立在我们现在的一系列观察所得到的各种迹象之上，另一个则根本就没有任何基础。我期待在人类的一切科学领域，特别是在物理学中，还能有伟大的发现;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我们据以推测未来的过去之经验，更有甚者，如果我们的推测完全与过去的经验相矛盾，那么，我们便陷入到没有确定性可言的辽阔旷野。若有一人，他告诉我说，人类的背后最终会与前面一样，也会有双眼双手，我将承认，多出来的手和眼是有用的，但是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给出的一个理由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无论如何都看不出有任何迹象，可以推断出这种变化会有哪怕最微小的可能性。如果不允许把这作为一个有效的反对理由，则所有的推测便都差不多，都具有同等的哲理性。我承认，在我看来，在我们目前的观察中，没有任何真正的迹象表明，人类将来在世上永远不死，就如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类将来会有四只眼睛和四只手，或者树木将来会横着长而不是竖着长。

或许有人会说，世界上已经取得的许多发现是完全没有预见的和意料之外的。这一点我承认是正确的;但如果有某个人并未参照过去事实的任何类比或迹象，便预言了这些发现，那么他应该被称为预言家或先知，但不是哲学家。我们现代的某些发现会让忒修斯和阿基里斯[2]
时代欧洲未开化的居民惊异不已，但这证明不了什么。不能指望几乎完全不熟悉机械力的人去猜测机械力的作用。我绝不是说，我们现在已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完全认识了人类的精神之力。但对于这一工具，我们无疑要比四千年前知道得更多。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被称为称职的评判者，但是，关于判断何者是我们的精神能够把握的，何者不是，我们无疑要比未开化的人有资格得多。一块表能像永动机那样让未开化的人大吃一惊，然而在我们看来，表是一种最常见的机械，而永动机却是最敏锐的智者再怎么努力也造不出来的。在许多场合，我们现在已能理解，一些最初看起来很有希望可以无限改进的发明，为什么不能无限改进。最初改进望远镜的人大概会认为，只要能够增加镜身的尺寸和镜管的长度，该仪器的放大能力和优势将会增加，但之后的经验告诉我们，视区的狭小、光线的不足，以及大气情况，阻碍了预计能从特大尺寸和放大能力的望远镜获得的有益结果。在许多知识领域，人类几乎一直在不断取得某种进展;而在其他一些领域，人类的努力却总是受到阻碍。未开化的人大概是猜测不出这一巨大差异的原因的。我们更多的经验使我们对这些原因多少有一些认识，从而使我们即便不能较好地判断，什么是我们能够预期到将来会发生的，但至少能够较好地判断，什么是我们不能预期到将来会发生的，这虽然是消极的，却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思维方式。

睡眠的必要性看起来与其说取决于精神，不如说取决于肉体，因此，通过精神的改善来大大消除这一“显著的弱点”似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因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能够连续两三天不睡觉的人，其体力必然会成比例地消耗，健康和体力的这种衰减很快就会妨碍其理解力的运用，所以，虽然作出了这些巨大的努力，但在消除睡眠这种休息的必要性方面，他似乎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

就精神能力和仁爱行为而言，在我们有所了解的各种人身上，无疑有十分显著的差异，使我们能够判断，智力的运用是否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具有任何明显的影响。可以肯定，这种类型的明显影响，尚没有被人观察到。虽然不论是对肉体的注重还是对精神的注重，迄今都未曾产生能够被解读成人将趋于不死的迹象的结果，但是若两相比较，对肉体的某种注重，在这方面似乎比对精神的注重具有更大的作用。饮食和身体锻炼都很适度且很有规律的人，一般都比那些埋首于智力活动，经常忘记这些肉体的迫切需要的人更健康。思虑不出其小小家园、四体只在其边界之内活动的隐居者，同思考范围极广、看问题堪称同时代人最透彻的哲学家相较，也许活得一样长。那些留意死亡表的人应该已经观察到，平均而言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虽然我绝不会说，女性的智力较低，可是我以为，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所受教育的不同，从事富有活力的精神活动的女性不如男性多。

从上述或类似事例来看，或取用更大的范围，从数千年来已存在过的各色不同的人来看，尚未观察到人类的寿命因智力的运用而有任何的差别，因此，同任何一个永恒的自然法则一样，世人必死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且依据与自然法则完全一样的理由。造物主的力量的直接运用，固然可以改变这些法则中的一个或全部，不论是突然改变，还是逐渐改变，但如果没有这种变化的一些迹象，且此类迹象并不存在，那么，假设人类的寿命可以延长到超过任何可指定的限制，就如同假设地球的吸引力将逐步转变为排斥力，石头到头来将上升而不是下降，地球在某一时期会脱离轨道，飞向某个更暖更热的恒星一样，是完全缺乏哲理的。

毫无疑问，本章的结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和令人向往的图画，但它就像一些根据幻想得到而非依据实际情况想象出的美景一样，不能在人的内心激发起那种只有自然和盖然性才能产生的兴趣。

我注意到，葛德文先生和孔多塞先生关于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的推测，可以说是关于渴望灵魂不死的一个十分奇妙的例子，若不对此加以评论，我是不能放下这个问题的。这两位先生均否认有这样的天启:它绝对许诺人类可在另一种状态下永生。他们也拒不接受自然宗教的启示，这个启示在一切时代最富才智的智者看来，已经表明灵魂在人死后将继续存在。然而，不死的观念与人类的精神如此契合，以致他们完全不能同意把不死观念从他们的系统排除出去。在他们对这种唯一可能的不死方式吹毛求疵，提出了种种怀疑之后，他们另行介绍了一种不死，这种不死不仅完全与一切哲学盖然性法则相矛盾，而且其本身在极大程度也是狭隘的、偏颇的和不公正的。他们认为，所有曾经存在过或可能存在数千年，乃至数百万年的伟大、善良和高尚的人，都将归于寂灭，只有少数人，其数量不会多于能够同时存在于地球上的人，将最终获得不朽。如果这样一种信条被作为一种天启德教义而提出，那么我深信，宗教的一切敌人，大概葛德文和孔多塞先生亦在其中，就会用上其全部的奚落之能，嘲笑它是迷信、愚昧之徒所能杜撰的最幼稚、最荒诞、最贫乏、最可怜、最不公正，因而最为上帝所不齿的教义。

这些推测对于怀疑主义的矛盾展示出一种何等怪异而奇妙的证据啊!因为应当看到，相信一种与前后一贯的经验完全矛盾的主张，与相信一种与任何事物都不矛盾，而只是为我们目前的观察和理解力所不及的主张之间，存在着一个极为显著而本质的区别。[3]
我们周围的自然之物如此多样，每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万能之力的事例如此之多，我们完全可以假定，自然界有许许多多的形态和作用我们还没有观察到，或者以我们现在已有的有限知识或许不可能观察到。较之麦芽从谷粒中萌发，或橡树从橡子中萌生，精神体从自然体中复活，其本身并不显得是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彰显力量的事例。我们设想一下，一个聪明伶俐的人，身处这样的环境里，以致只熟悉无生命的或已长大成熟的东西，从未亲眼见过植物生长或成熟的过程;另外一个人给他看两个小东西，一颗麦粒，一粒橡子，希望他加以检查，愿意的话还可以进行分析，并努力弄清楚它们的特性和本质;然后告诉他，这两个小东西不论在他看来多么显得多么不起眼，可它们却具有如此神奇的选择力、结合力、排列力及创造力，一旦把它们种在地下，它们便会在其周围的所有泥土和湿气中，选择那些最适合它们生长的部分，以令人称奇的嗜好、判断和行为，将这些部分进行收集和排列，长成美丽的形体，尽管最初植入地下的那两个小东西在任何方面几乎没有可比性。我丝毫不怀疑，我所设想的那个想象中的人，在他相信这些不可思议的说法之前，会较之假如他已被告知如下情况，表现得更加犹豫，要求更好的根据和更强有力的证据了:有一个拥有万能力量的实在物，作为他周围所能看到、所能意识到的万物的造物主，将会通过对人类的死亡和毁灭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以无形的或至少是肉眼看不见的形式，抬高思想的本质，使之在另一状态下更快乐地生存。

就我们自己的理解而言，对后一断言不利的唯一差别就是，前一奇迹[4]
我们一再见到，而后一奇迹我们尚未看到。我承认这一巨大差别极为重要，但可以肯定，没有谁会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把天启置之度外，精神体脱离自然体而复活——这可能只是我们无法看到的诸多大自然的作用之一——是一个在不确定性上比世人不死更为可能的情况。世人不死这种情况不仅尚未显露出任何征兆或迹象，而且完全与历来为人所观察到的恒久未变的自然法则之一相矛盾。

或许我又该向读者表示歉意，上述推测我盘桓了太长的时间了。我知道，会有许多人觉得这样的推测太荒谬、太不可能实现了，不值得作哪怕是最小范围的讨论。但是，即便它像我认为的那样，是不可能实现的，且与真正的哲学精神相违背，那为什么不在一种坦诚公正的考察中来说明其所以如此呢?一个推测，不论咋看起来多么不可能实现，若是由才干之士、聪明之人提出，似乎至少值得人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在我这方面来说，对于世间之人可不死的见解给予这种程度的信任，如果能够用来支持该见解的种种现象值得这么做的话，我倒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愿意的。在我们认定这样一种情况是完全不可能出现之前，我们只能对这些现象进行公正无私的考察。而根据这样的考察，我认为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假设树木可以长得无限高，马铃薯可以长得无限大，固然没有什么理由，但假设人类的寿命可以无限延长，却更没有理由。[5]

[1]
畿尼:旧时英国金币，合21先令。——译注

[2]
忒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王子，曾剿灭盗贼立功，并进入克里特岛迷宫斩妖除怪。阿基里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是珀琉斯和西蒂斯之子，杀害赫克托耳的人。——译注

[3]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视野扩大此生以外，那么很显然，除了引证或推测，或许事实上还有暧昧和不确定的感觉，我们别无其他指引。因而在我看来，我这里所说并不抵触于前此所说，即，任一特殊事件，如果过去某个类似事件并未预示其发生，却期望其发生，是缺乏哲理的。若漫游到没人会复返的界限之外，我们就必须得放弃这个原则;但就可以预期会在世间发生的事件而言，我们若放弃之，就一定会和真正的哲理相抵触。不过，就像我理解的那样，类推是有极大的自由的。例如，人们过去发现了许多的自然法则，根据类推，似乎表明人们还将发现更多的法则，但无论怎样类推，似乎都不能表明，人们将会发现第六感，或者在人类精神中发现一种新的能力，完全在我们目前的观察之外的能力。

[4]
每一粒种子显现出的选择力、结合力和变形力，是真正的奇迹。谁能想象，这些神奇的本领，竟蕴涵在这些小小的物质之中?在我看来，假设万能的自然之神以完满的活力表现在这一切运作之中，似乎与哲学精神更为吻合。在这全能的存在物看来，长成橡树轻而易举，有无橡子没什么分别。把种子植入地里的准备过程，只不过是为了人类的使用而规定的，作为把物质唤醒为精神所必要的刺激之一。人们将发现，假设世界是创造和形成精神的一个伟大过程，这个观念与我们周围的自然现象，与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与神对人的连续启示具是同等的和谐。从这大熔炉中出来的器物，必然有许多是不正的形态。这些将被当做无用之物，打破了扔在一边;而充满了真实、优雅和可爱之形态的器物，将被抬升至更幸福的位置，更接近万能的造物主。

[5]
虽然葛德文先生只是把人类的寿命可无限期延长的观念作为一种推测提出的，可既然他提出了一些在他的设想中有利于这一推测的现象，就毫无疑问，他肯定心里有底，应该对这些现象进行考察。我这里所要做的，也是这个。

第十三章

Chapter Thirteen

葛德文先生过分把人当做纯粹理性的生物看待，这是错误的——人是复合生物，情欲总是在理智作决定时扮演干扰性的力量——葛德文先生关于强制问题的推理——有些真理就其性质来说是不能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

在我刚才讨论的那一章，葛德文先生声称要探讨人口原理对其平等制度的阻碍。我认为我的讨论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关于这种困难只是在遥远的未来才会出现的陈述是非常错误的，不必等上很多个世纪，实际上只要三十年甚至三十天之后，它就会显现出来。关于世间之人将趋于不死的假设，肯定不属于能够减轻这种困难的那一类。因此，在那一章中，有可能消除这种阻碍的唯一论据，就只剩下关于两性间情欲将消失的臆测了，但由于这仅仅是一种臆测，没有哪怕是最微小的证据的支持，因而完全可以说，那种阻碍的力量并未被削弱，毫无疑问，它本身就完全有足够大的力量，推翻葛德文先生的整个平等制度。不过，我仍将就葛德文先生的推论中少许突出的部分，发表一两点评论，这将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看出，他在《政治正义论》中展现的人及社会之性质将得到巨大改善的前景，虽支撑起我们艳羡的目光，但我们可以对此寄予的希望却是多么渺茫。

葛德文先生过分地把人当做纯粹理性的生物看待了。这种错误——至少我这么认为——贯穿于他的整部著作，且与他的所有推理混在了一起。人们的自主行为可能产生于他们的见解，但这些见解将来会随情况的变化而有所修正，这在既有理性能力又有肉体倾向的生物那里和在完全理智的生物那里是大不相同的。葛德文先生在证明正确的推理和真理能够为足够多的人所接受的时候，首先从实用角度对这个命题进行了考察，然后补充说，“这就是从不严谨的、实用的角度考察时这一命题呈现出的样子。即便作严谨的考察，它也是不容争辩的。人是理性的生物”。我绝不会把这称作是对该问题的严谨考察，相反，我认为应该把这称为可能是最不严谨、最不正确的考察方式。这就好像先计算真空中物体下降的速度，然后固执地认为在有阻力的介质中，物体下降的速度与此相同。牛顿是不会这样做理论推理的，罕有一般性命题能够丝毫不差地应用于特殊问题。不论是月球还是地球，若只受到一个仅仅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力，月球是不能保持在其环绕地球的轨道上，地球也不能保持在其环绕太阳的轨道上的。为了使一般理论能够正确地应用于这些天体的运行，就有必要精确地计算太阳对月球的干扰力以及月亮对地球的干扰力。迄至这些扰动力被正确地推算出来之前，对这些天体运行的实际观察将会证明，这个一般理论并不是严格正确的。

我乐意承认，每一个自主行为都先有理智作出的决定，但若说人的肉体倾向不会作为干扰性力量，对这些决定产生非常有力的影响，那就与我所认为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论完全对立，也与一切经验明显矛盾了。因此，问题并不仅仅取决于是否可能使人们理解清楚明确的命题，或者用无可辩驳的论证使他们信服。作为理性生物，人可以认清和相信真理，尽管作为复合生物，人又可能逆真理而动。食欲、嗜酒、占有美女的欲望，都将促使人们采取种种行动，尽管在他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心里就十分清楚，这样做会对社会的整体利益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倘若消除了他们的肉体欲望，他们在决定不采取此类行为时，就不会有片刻的犹豫了。若问他们怎么看待他人作出的同类行为，他们会立即予以谴责。但如果他们自己就有这样的肉体欲望，那么在具体的情况下，复合生物的决定肯定不同于理性生物的信念。

如果这是关于该问题的正确观点，且理论和经验均证明这是正确观点的话，那么，葛德文先生在第七章中关于强制问题的几乎所有推论，看起来就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了。他颇费了些笔墨，嘲笑有人企图通过殴打的方式，去让人开悟，去澄清有疑问的命题。毫无疑问，殴打是既可笑又野蛮的，斗鸡也是如此，但是，就与惩罚的真正目的而言，前者并不比后者强多少。一种常用(实际上太常用了)的惩罚方式是死刑。葛德文先生恐怕不会认为这样做是为了让人开悟，至少，以这种方式开启的领悟看起来并不能使个人或社会在未来收获多大的利益。

惩罚的主要目的无疑是约束和以儆效尤。所谓约束，就是把那些因有不良习惯而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伤害的社会个体隔离开;而以儆效尤，就是通过表达社会对某一特定罪行的看法，通过较为紧密和明显地把犯罪和惩罚关联起来，来维持一种劝阻其他人不要犯罪的道德动机。

葛德文先生认为可以允许将监禁作为一种权宜之策，尽管他谴责单独监禁，但毫无疑问，单独监禁是提高罪犯道德水平最有效的方法，而且事实上几乎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他大谈孤独会助长私欲，生活在社会中则能培育美德。但可以肯定，这些美德在犹如监狱般的社会里是产生不了的。假若罪犯被限制在由德才兼备之士构成的社会里，则罪犯大概会比单独生活得到更好的改造。但这个行得通吗?葛德文先生的聪明才智似乎更常用来找毛病，而不是提出可行的补救办法。

例如，惩罚就一律遭到了他的谴责。事实上，为了杀一儆百，有些国家采用了极其野蛮、残暴的酷刑，但是，任何做法的滥用，都不能成为反对其使用的合适理由。在我们国家，若发生了杀人案，警方为查明真相必将不辞辛劳，真凶必将绳之以法，这会让普通百姓强烈感到，杀人案迟早会水落石出。杀人者必将偿命的恐怖后果，会使人在欲火中烧之际放下屠刀，以免在复仇心切之下禁不住去用刀杀人。在意大利，杀人犯一旦逃入避难所，经常可以更容易逍遥法外、逃脱刑罚，因而人们不那么害怕犯杀人罪，杀人案也就更加频繁发生。不管什么人，只要对道德动机的作用稍有了解，便绝不会片刻怀疑，如果意大利的每一个杀人犯定会受到惩罚，那么相对来说，人们便不怎么会在情绪冲动之时挥起短剑了。

没有人会愚蠢到断言，人类的法律确实且能够准确地对犯罪行为量罚。由于人类动机不可预测，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这一缺陷，尽管也许可称之为是一种不公正，却绝不是反对人类法律的正当理由。人们经常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这是人类的宿命。任何一项制度，只要它本身是有可能防止更大的恶的最佳方式，这便是采用该制度的充分理由。毫无疑问，应该作出不懈的努力使这些制度尽可能完善。但万事之易莫过于挑出制度的毛病，而万事之难莫过于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令人哀叹的是，才智之士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用在前者而非后者上。

俗话说，较明事理的人也经常犯罪。这充分证明，某些真理也许深入人心，却并非总能对人的行为产生适当的影响。还有一些真理，就其性质来说其思想也许永远也不可能从一个人充分传达给另一个人。理智的愉悦优于感官的快乐，葛德文先生认为这是一条基本真理。若把所有情况都考虑进来，我倾向于同意他的见解，但我怎么才能把这条真理传达给一个几乎从未感受过理智愉悦的人呢?这就如同试图向盲人解释颜色的性质和妙处。即使我有无比的耐心和把握，不厌其烦、反反复复进行描述，达到目的的希望似乎也绝对是渺茫的。我们之间决无衡量事物的共同标准可言，我无法循序渐进地让他搞明白，因为这是一个就其性质来说完全不能证明的真理。我所能说的只是，一切时代的大智大仁者，无一例外都会优先选择理智的愉悦，我自己的经验也完全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已发现，声色口腹之乐是虚幻的、短暂的，伴随而来往往是厌烦和恶心;而理智的愉悦在我看来永远清新、永不褪色，让我每时每刻充满了满足，它给生活注入一股清风，让持久的宁静遍布我的整个心灵。如果他相信我，也只可能是出于对我论证的尊敬和尊重。这是轻信而不是信服。我并没有也不可能说出任何就其性质来说能够令他真正信服的东西。如果这是一件与推理无关，而与经验有关的事。他很可能会答复说，你说的对你自己和其他许多有教养的人可能是非常真实的，但就我本人在这方面而言，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感觉却大为不同。我晚上看书，经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若我是这样度过一个晚上:参加了一个欢快的晚会，或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我就会充满活力，精神焕发，觉得自己真正享受了人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推理和论证就不是期望能从中获得成功的工具了。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对感官快乐开始真正腻烦，或者某些精神活力的偶然印象被突然唤醒，就可能产生比每月里进行最耐心、最巧舌如簧的劝告持续四十年也不可能产生的效果。

第十四章

Chapter Fourteen

葛德文先生关于政治真理的五个命题是不成立的，他的整本书都是围绕着这五个命题展开的——我们为什么根据人口原理造成的苦难，认为人类的罪恶和道德弱点是绝不可能完全被根除的——可完善性就葛德文先生对该词所使用的含义而言，并不适合于人类——举例说明人类真正的可完善性的性质。

若上一章的推理正确的话，葛德文先生根据“人的自主行动源于其见解”这一命题而得出的关于真理的推论，看起来明显是不能成立的。这些推论是:①正确的推理和真理，若获充分传达，定将战胜谬误;②正确的推理和真理是能够这样传播的;③真理是无所不能的;④人类的罪恶和道德弱点并非不可克服;⑤人是可以完善的，换言之，人是可以不断改善的。

前三个命题可看做是一个完整的三段论。如果所谓的“充分传达”，指的是一个能够对行为产生足够影响的信服，那就肯定了大前提而否定了小前提。其推论认为真理无所不能，自然也就不成立了。如果所谓的“充分传达”，指的仅仅是对推理能力的信服，那就否定了大前提，而小前提只有在能被证明的情况下才为真，因而结论同样不成立。第四个命题据葛德文先生称就是前一个命题，只是说法略有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必然随同前一命题而不能成立。但是，参照本书的主要论点，考察一下我们据以认为人类的罪恶和道德弱点在人世间决不能被根除的特定原因，还是值得的。

根据葛德文先生的说法，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从生殖细胞结合成受精卵的那一刻开始，通过他接受到的连续不断的印象，才形成目前这个样子。若让人处在一个不会受任何有害的印象影响的环境中(尽管在这样的环境里美德能否存在都可能存疑)，那罪恶就肯定会被消除。葛德文先生的《政治正义论》的主旨，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就是要证明人类的罪恶和弱点，大部分产生于人类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如果这些能被消除，人的理解力得到进一步的开启，则人世间就会很少或根本没有作恶的诱惑了。然而，正如前面已明确证明的，这是一个错得离谱的观念(至少我认为)。不管政治或社会制度如何，由于确定的和不可变更的自然法则，大部分人肯定总是会受到作恶的诱惑，这种诱惑，除了产生于其他的欲望，还产生于满足感的匮乏;因而根据葛德文先生关于人的定义，这样的印象以及种种印象的组合在人世间的散播，必然产生形形色色的坏人。按照葛德文先生本人对性格如何形成的构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品格高洁就好像掷一百次骰子，回回都掷出六点那样，肯定是不可能的。连续掷而得到的各种不同的骰子组合，在我看来并非不适合于代表人世间必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性格，因为根据葛德文先生的见解，每一个人，自从他存在的那一刻开始，通过所接受到的各种印象的组合，才形成目前这个样子。这个类比多少表明，作如下假设是荒谬的:例外成为一般规则，异常和罕见的组合会经常出现，或一切时代都属凤毛麟角的大德之人将来会遍布世界各地。

我很清楚，葛德文先生可能会说，这种类比在一个方面是不准确的:在掷骰子的情形中，前因出现的概率总是相同的，因此就不可能有什么很好的理由认为，后掷的一百次会比前掷的一百次有更多的六点。人则不同，人多少拥有能够影响性格成因的力量，每一位来到世上的善良和有德之士，借助他必定有的影响力，能够使产生另一位有德之士的可能性增加，而先掷的骰子得到的六点，肯定不能使后掷的骰子所能得到六点的概率增加。就我的类比的准确性而言，我认可这个反对理由，但它只是部分正确。经验已一再告诉我们:品德最高洁之士的影响力，很少能胜过十分强烈的作恶诱惑。毫无疑问这些好的影响力会影响一些人，但对于多得多的人，它就无能为力了。如果葛德文先生能够成功地证明，这些作恶诱惑可以通过人为努力消除，那我就放弃这种类比，或者我至少会承认，人们掷骰子的手法会大有长进，以致每次都能掷出六点。但是，只要这些形成性格的大多数印象，像掷骰子的手法一样依然与人的意志完全无关，那么，尽管试图对世界未来各个期间善与恶的相对比例进行估计是极其愚蠢和狂妄的，但却可以有把握地断言:人类的罪恶和道德弱点，就整体看是无法克服的。

第五个命题是前四个命题的一般推论，因而是不成立的，因为支撑它的基础已经坍塌。在葛德文先生对“可完善的”一词理解的含义上，绝不能宣称人是可完善的，除非能够明确证明前四个命题成立。然而，该词还有一个含义，在这一含义上，或许可以说人是可完善的。可以确凿无疑地说，人是可以不断得到改善的，或者换个说法，人类历史上绝未曾有过或将来会有这样一个时期，可以说人类已经达到完善的极致。然而，绝不能从这一点就推导说，我们改善人类的努力总有一天会成功，更不能说在绝大多数的时代里，人类在趋于完善方面都将取得非凡的进展。可以得出的唯一推论是，我们不可能知道这种改善的确切界限。我忍不住再次提请读者注意一个区别，就目前的问题而言，这个区别在我看来尤其应该加以关注:我的意思是，无限的改善与界限无法确定的改善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前一种改善在目前的人性法则之下并不适用于人类，后一种改善却毫无疑问是适用于人类的。

我前面提过，人类的真正可完善性可以以植物的可完善性为例加以说明。有进取心的花匠的目标，据我看，就是要把花的大小、匀称和颜色之美统一起来。即便是最成功的花匠，若断言自己栽培的康乃馨在这些方面已达至尽善尽美的地步，那肯定是大放厥词。不论他的花多么美丽，若照料得更精心，改换土壤，变换阳光的照射，也可能培育出更美丽的花。

不过，虽说他可能很清楚，宣称自己已臻完善之境是荒谬的，虽说他可能知道自己是用什么方法才获得这么美丽的花朵的，但他却不能确信，若采用类似的方法，花费更多的精力，自己就能培育出比现在还要美丽的花朵。努力改善某个品质，就可能会损害另一个品质。若用更肥沃的土壤来使花朵更大，很可能使花萼破裂，并立刻毁坏花的匀称。同理，催生法国大革命、给予人类心灵更大的自由和活力的催肥式手段，已经使人类之萼破裂，破坏了对全社会的约束性限制;并且，单个花瓣长得再大，少数花瓣长得再壮再美，但就目前的整体而言，却是松散的、畸形的、杂乱的，无统一、匀称及颜色和谐。

改良石竹花和康乃馨很重要，虽则我们对于把它们培育成卷心菜那么大不能抱任何希望，但我们无疑可以指望，通过不懈的努力，能够得到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更美的品种。没人能否认提高人类幸福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每一个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进步，都是极有价值的。但是，与人类有关的实验同拿死物做实验是不一样的。一朵花破裂可能是小事一桩。另一朵将立即取而代之。但是，社会约束力的破坏却不同了，它会导致社会分崩离析，给千百万人带来极严重的痛苦;可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忍受巨大的痛苦，伤口才会愈和。

由于我上面考察的五个命题，可被看做是葛德文先生幻想中的大厦的基石，且事实上可视为表达他整部著作的目的和主旨，因此，其客观的推理不论显得多么妙不可言，我们也不能不认为，他要达到的宏伟目标落空了。除了人的复合性(这些是他绝不足以抹平的)带来的种种困难，我反对人与社会可完善性的主要论点仍然是完整的，他提出的任何东西于它丝毫无损。就我能相信自己的判断而言，该论点看起来是确凿的，不仅认为人是不可完善的(即使就葛德文先生所理解的该词的广义而言)，而且认为一般社会的形式和结构不可能向好的方面发生任何显著而惊人的转变。关于后一点，我的意思是指，下层社会，即人数最多因而从总体看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绝不会有任何重大而显著的改善。如果我能活一千年，且自然法则保持不变，则根据经验，在作出如下断言时，我不怎么担心，或更确切地说不怎么相信会发生与之相矛盾的事情:在任一历史悠久的国家，富人不管作出多大的牺牲或努力，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达到大约三十年前美国北部各州普通民众的那种水平。

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期，欧洲的下层民众会受到比现在好得多的教育。他们可能获得教导，能够以种种更好的方式利用自己所能支配的那点闲暇时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消磨在酒馆里。他们可能生活在比以往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法律更好、更平等的环境之下。我甚至认为他们也许有更多的闲暇，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但若说他们能在金钱或生活资料上获得这样一个量，以致他们全都能早婚，并有充分把握自己能够轻松地养活一大家子人，我认为这却不是理所当然的。

第十五章

Chapter Fifteen

模式过于完美，有时候可能不是促进反倒会阻碍改善——葛德文先生的“贪心和浪费”一文——不可能和睦友好地在所有人中间分配社会必要劳动——对劳动的诽谤，在当前可能会产生恶，而在未来很少或根本不可能产生善——农业劳动总量的增加肯定总是会对劳动者有好处。

葛德文先生在其《研究者》(The Enquirer)一书的序言中说漏了几句话，这些话似乎暗示他写作《政治正义论》以来他的观点发生了某种变化;由于这本书是若干年前的著作，所以我确信，我一直以来所反对的那些见解，大概作者本人也已看出有必要作出改变了，但在《研究者》一书的某些文章中，葛德文先生特有的思考方式似乎与以往一样惹人注目。

经常有评论认为，虽然我们不能指望在任何事情上都达至完美，但把最完美的模式置于眼前，肯定总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这个评论表面上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上谬之千里。我甚至怀疑它是否适用于可能出现的最明显例证之一。我怀疑，一名非常年轻的画家尝试临摹一幅已完工的精美画所得到的收获，能够像临摹一幅线条更分明、着色方法更容易辨识的画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完美模式不同于且优于自然存在的模式，我们就完全能够有所进展，向这种模式趋近，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把眼睛盯在如此完美的模式上，则我们将完全有可能使我们也许预期会取得的进步受阻。高度智慧的生物，若无需吃饭，无需睡觉，则无疑要比人完美得多，但假若人类试图去模仿这种生物，则人类不仅无论如何模仿不来，而且还会由于不明智地尽力模仿无法模仿的东西，而毁坏他正努力去改善的那点智慧。

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社会形态和结构，本质上不同于迄今为止世界上流行的任何社会形态，就如同不吃不喝不睡觉也能生存的生物不同于人类一样。通过改良目前形态的社会，我们丝毫不会趋近于他所描绘的那种社会形态，就好像我们在平行线上走路，永远不可能走到一块儿一样。因此，问题就在于，通过把这样一种社会形态视为指引的北斗星，我们究竟是有可能促进还是阻碍人类的不断完善?在我看来，葛德文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在其《研究者》的“贪婪和浪费”一文中得出了与其观点相反的结论。

亚当·斯密博士非常正确地指出，节俭致富，浪费变穷，这个道理对国家和个人皆然，因此，节俭者为国家之友，挥霍者为国家之敌。他给出的理由是，节省下来的收入总能增加国家的资本，因而它取自通常是非生产性的劳动的维持金，而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即能够在有价值的商品中实现的劳动。显然，没有什么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葛德文先生文章的主题乍看起来有点相似，但本质上却有天壤之别。他把浪费的危害看做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因而只对贪财的人和花自己收入的人作了比较。但是，葛德文先生所说的贪财者，至少就其对国家繁荣的影响而言，与亚当·斯密博士所说的节俭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节俭者为了赚更多的钱，把自己的收入节省下来并增加资本，这些资本，他要么花在生产性劳动的维持上，要么转借给其他某个大概也会这样做的人。他使国家受益，因为他增加了国家的总资本，因为与当做收入花费相比，财富用作资本不仅能够调动更多的劳动，而且所调动的劳动也更有价值。可葛德文先生所说的贪财者则不同，他们把自己的财富锁在柜子里，不调动任何类型的劳动，无论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亚当·斯密博士的观点明显是正确的话，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的观点就显然是错误的了。事实上，葛德文先生肯定能够想到，这样把预定给维持劳动的资金锁起来，可能会给穷人带来某种麻烦。因此，他所能削弱这一反对理由的唯一办法，就是比较这两种人，主要看哪种人更能加快人为平等的幸福状态的到来，他宣称，我们应该始终把眼睛盯在这种平等状态上，把它作为指引我们的北斗星。

我认为，本书前面各章已经证明，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完全是镜花水月。那么，在政治发现的茫茫大海中，把这样一点当做我们的向导和北斗星，我们能指望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理性将教导我们，除了永远的逆风、没完没了却毫无结果的艰辛劳作、频繁的船只失事，以及不可避免的苦难，我们什么都指望不了。在迈向这样一个完美的社会形态的旅程中，我们不仅不能取得哪怕是最渺小的进展，反而由于在无法行进的方向上白白浪费脑力和体力，由于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使我们不可避免会遭遇频繁的不幸，我们显然会阻碍实际上可以达到的社会改良程度。

看起来，一个依照葛德文先生的理论体系而建立的社会，必然会由于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而分裂成有产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而且，用仁爱取代自爱作为社会运转的准则，非但不能产生预计可从这一漂亮字眼得到的可喜效果，反而会导致现在只为一部分人所感受到的匮乏压力被整个社会所感受到。天才人物所有卓绝的努力，人类心灵所有较美好、较细腻的情感，事实上把文明状态和野蛮状态区别开的一切东西，有哪一样没受惠于现行的财产制度，没受惠于表面上狭隘的自爱天性呢?文明人的本性尚未发生足够大的变化，使我们能够说文明人现在或将来某个时候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他们可以安全地推倒这个使他们升至目前这一高度的梯子[1]
但不至于会让他们摔下来。

如果在每一个已发展到野蛮状态之上的社会里，都必然存在着有产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2]
那么很明显，由于劳动是劳动者阶级唯一的财产，则每一个趋于降低该财产价值的事物，必然趋于使这个社会群体的财产减少。穷人自谋生计的唯一方法，便是使用自己的体力，这是穷人拥有的用以换取生活必需品的唯一商品。这样看来，通过缩小这种商品的市场，通过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并降低其拥有的这唯一财产的价值，只会让穷人受害。

葛德文先生多半会说，整个易货和交换制度是卑鄙的、不公平的。若要从根本上救助穷人，就应该亲自分担一部分穷人的劳动，或者把自己的钱分给穷人，而不要求相应的回报。对于上述第一种办法，我们可以回答说，即使能够说服富人以这种方式去帮助穷人，其作用相对而言也是微不足道的。富人虽然自认为很重要，但其人数相对穷人而言是很少的，因而分担劳动，只能减轻穷人一小部分负担。做若所有被用来生产奢侈品的劳动，转而增加到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中，且假设这些必要劳动能够由所有人适当地分担，则每个人承担的劳动事实上会比现在轻;但是，这种分担劳动的办法好倒是好，可我想象不出可以依据哪一种行得通的原理[3]
做到这一点。前面已经表明，仁爱精神，在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严格而公正的正义指导下，若得到有力发扬的话，将会置整个人类于匮乏和苦难之中。让我们看一看，如果有产者给自己保留一份适当的财产，而把剩余的财产分给穷人，但不要求穷人做工来回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暂且不提这种做法如果普及开来，可能会在当前的社会现状下造成的懒惰和罪恶，不提会带来使土地出产物及奢侈品劳动减少的巨大风险，即使这样仍然会有另一反对此种做法的理由。

前已提及，由于人口原理，缺衣少食者将永远比丰衣足食者多。富人多出来的东西可能足够养活三个人，但却会有四个人渴望得到施舍。他若不给予那些被他选中的人以巨大的偏爱，就不可能作出这种四中选三的选择。这些被选中的人必然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富人的巨大恩惠，因而产生依附感。富人会感受到自己的权力，穷人则会感受到自己的依赖性，这两种印象对人类心灵的有害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虽然我在“辛勤劳动是一种罪恶”方面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在使人心堕落方面，辛勤劳动同依附相比，是一种较小的恶，而且，我们曾经读过的每一部人类史都明白无误地表明，赋予一些人永久性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

在目前的状态下，尤其是在还需要有人劳动的时候，给我干一天活的人给予我的恩惠，同我给予他的一样多。我拥有他需要的东西，他拥有我需要的东西。我们各取所需，做的是友好的交换。穷人因意识到自立而能抬头挺胸地做人，雇主的心灵也不会被权力意识所玷污。

三四百年前，相对于总人口而言，英国的劳动者数量无疑要比现在少得多，依附性却大得多，假如穷人在制造业建立之后，并不能够提供某物以换取大地主的食物，而是仍依赖于大地主的施舍，我们大概就享受不到我们现在这么大的公民自由了。即使是最敌视贸易和制造业的人(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最拥护贸易和制造业的人)也必定承认，自由是随着贸易和制造业在英国的建立而出现的。

以上所述丝毫没有轻看仁爱天性的意思。仁爱是人类心灵最高贵、最神圣的品质之一。它也许是由自爱逐渐、缓慢地生长出来的，其后才作为一项一般法则发挥作用，仁慈职能应该是克服其母体(自爱)的种种毛病:弱化其部分缺陷，矫正其暴躁，抚平其皱纹;这似乎是整个自然的写照。至少在我们看来，不产生局部的恶的一般自然法，或许根本就没有;同时，我们也经常观察到，自然界的某种慷慨赐予，作为另一项一般法则，会纠正前一项法则造成的不平等。

仁爱所固有的职责，就是弱化自爱所产生的局部的恶，但绝不可能取而代之。如果人只有在完全确定自己将采取的行动比另一个行动更有利于公共利益之后，才能有所行动，那么即使是最有见识的人，也不免茫然不知所措，而没有见识的人，则会接连犯下一个又一个大错。

因此，由于葛德文并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原理，人们可以据此和平地把必要的农业劳动在全体劳动者中间分担，所以，他针对雇用穷人的普遍非难，似乎表明他想通过近在眼前的恶，去追求一个无法实现的善。因为，如果把每一个雇用了穷人的人都看做是穷人的仇人，认为他们在压迫穷人，如果由于这个原因而宁愿推崇守财奴而不推崇花自己收入的人，那么，为了社会利益，现在花自己收入的人，不论数量多少，都应该转变为守财奴。假设现在有十万雇主，本来每位雇用十个人，但现在他们全都把钱锁在柜子里，那么很明显，会有一百万各行各业的工人因此而全部失业。这样的事件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会生产怎样的巨大灾难，恐怕葛德文先生本人也不会否认的，我甚至怀疑，在证明这种守财行为比花自己收入的行为更会“置人类于所应处的状况”的时候，葛德文先生是否会不遇到困难。

但葛德文先生却说，守财奴实际上什么都没锁起来，而人们未正确理解这一点，也未应用财富性质的真正发展和定义来说明它。因而在非常正确地把财富定义为人类劳动所生产和积累的商品之后，他指出，守财奴既没有把谷物锁起来，也没有把牛、衣服、房子锁起来。毫无疑问，守财奴的确没有把这些东西锁起来，但他把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锁起来，这在本质上与把这些东西锁起来是相同的。这些东西当然是同时代的人使用和消费的，就实质和程度而言，这跟他是乞丐没什么两样;但如果他把自己的财富用于开垦更多的土地，饲养更多的牛，聘请更多的裁缝，建造更多的房屋状况相比，程度就不同了。即使暂且假设，守财奴的行为不会阻碍任何真正有益的生产，那么所有那些丢了饭碗的人将怎么得到他们可以出示出来，以便去获取社会所生产的食物和衣服的特许权?这是无法解决的困难。

我十分乐意认同葛德文先生的看法，这世界现在有比实际所需多得多的劳动，即使社会下层阶级一致同意每天工作绝不超过六七小时，人类幸福所必需的商品照样可生产出来，而且数量决不会比现在少。但是绝难想象人们会一直遵守这样的协议。根据人口的原则，有些人肯定会比另一些人穷。有一大家子要养的人，自然想多干两个小时，以便换取更多的生活资料。怎么才能阻止他们作这种交易呢?企图通过明确的制度来干预人类对自己的劳动的支配权，就是对人类拥有的最基本和最神圣的财产的侵犯。

因此，在葛德文先生能够提出某项可行的计划，社会必要劳动可以据此得到公平的分配之前，他对劳动的非难，若未引起人们注意也就罢了，否则肯定会产生许多的恶，却不会让我们接近那种人为的平等状态半步。这种平等状态，他看做是自己的北斗星，他似乎认为，现在就应该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引，以此决定人类行为的性质和取向。但是水手若以这样的北斗星为向导，必有沉船遇难之虞。

通常，能够利用财富使一个国家，特别是一国的下层阶级受益的可行方式，或许莫过于改良土地，使本来不值得耕作的土地肥沃多产。假如葛德文先生运用其雄浑有力的笔，来描绘雇用穷人改良土地的人，比雇用穷人生产奢侈品的人更有价值、更为有用，则每一个开明人士定会为他的努力鼓掌欢呼的。对农业劳动日益增加的需求，肯定总是有助于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如果增加的劳动属于这个类型[4]
，那么，穷人就决不会为了取得他们以前八个小时的工作报酬而被迫现在工作十个小时，情况恰好相反，劳动者以前需要工作八个才能养家糊口，现在只需六个小时就可以了。

由奢侈品创造的劳动，尽管有助于分配全国的产品，而不以权力腐蚀有产者，或以依附性降低劳动者的人格，但实际上不会对穷人的状况产生同样有益的影响。制造业者提供的劳动岗位的大幅增加，尽管可能会使劳动价格提高到甚至超过对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然而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食物数量可能不会成比例地增加，所以穷人得到的好处将仅仅是暂时的，因为不可避免地，食物价格肯定会随劳动价格成比例上涨。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不斗胆对亚当·斯密博士《国富论》的某一部分放几句厥词，同时谈一谈我不胜惶恐地感受到的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政治界泰斗的分歧。

[1]
梯子:这里是比喻，指代现行的财产制度和表面上狭隘的自爱天性。——译注

[2]
应该注意到，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只是去证明必然存在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而绝不是推断，像现在这样财产的极不平等，亦为社会所必要，或者对社会有用。相反，这必须被看做是一种罪恶，每一个助长这一罪恶的制度，根本上都是有害的、不当的。但为社会利益计，政府能否积极加以干涉，去抑制财产的不平等，可能都是一件存疑的事情。或许，亚当·斯密博士和法兰西经济学家们所采用的宽大的完全自由制度，比任何限制制度都更优良。

[3]
葛德文先生似乎不怎么注重行得通的原理，但在我看来，与其历数社会现有状态的缺陷，细说另外一种状态的美好，而不指出一种可立即运用，从而使我们更快地从此状态进步到彼状态的可行方法，倒不如指出如何可以达成一个较低的善，这对于人类更有益得多。

[4]
指改良土地。——译注

第十六章

Chapter Sixteen

亚当·斯密博士把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增加都描述成劳动维持基金的增加，这可能是错误的——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贫穷劳动者的境况——英国财富增加了，而劳动维持基金并未成比例增加——中国穷人的状况并不会因来自制造业的财富增加而得到改善。

据亚当·斯密博士宣称，《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然而，与此同时，他还偶尔进行另外一项甚或更为有趣的研究，关于这个，我指的是研究影响国民幸福或者社会下层阶级，即每一国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幸福和安乐的各种因素。我十分清楚这两个问题的紧密联系，也就是说，有助于增加一国财富的因素，一般来说往往也会增加社会下层民众的幸福。但是，亚当·斯密博士把这两项研究的关系看得过于紧密了，至少，他并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些情况，即社会财富可能会增加(根据他对“财富”的定义)，但丝毫无助于增进社会劳动阶层的安乐的情况。我并不是想对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幸福由什么构成作哲学上的讨论，而只想考察其中两个公认的要素，即健康以及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权。

贫穷劳动者的安乐，取决于指定用于劳动维持基金的增加，且与增加的速度完全成正比，这一点是几乎或根本不可能存疑的。这种增加引起的劳动需求，通过在市场上制造竞争，必然会提高劳动的价值，而且，在所需的额外工人被培育出来之前，这个基金在增加，而分享该基金的人数却未改变，因而每个劳动者将过得比以前更好。但是，亚当·斯密博士把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增加都描述为此类基金的增加，或许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类剩余资本或收入，总是会被拥有它的个人看做是附加的资金，它可以用来维持更多的劳动。但是，社会资本或收入的这一增量，除非全部或至少很大一部分能够被转变为相应数量的食物，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真正和有效的基金，可用以供养额外的劳动者。而且，如果这一增加仅仅源于劳动产品的增加，而非源于土地产品的增加，它就不能转变为食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所能雇用的工人数量和土地所能供养的工人数量之间，就会有所不同。

现举一例来说明我的意思。亚当·斯密博士把一国的财富定义为是由该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组成的。显然，这个定义不仅包括土地产品，还包括制造品。现在，假设在若干年的时间内，某一国家把每年节省下来的收入只添加到该国的制造业资本上，而不添加到用于土地的资本上，那么显而易见，根据上述定义，该国将变得更富有，但没有供养更多劳动者的能力，因而实际的劳动维持基金没有增加。尽管如此，每个制造业者将有能力，或至少自认为有能力扩大他原有的运营资本或增设新的业务，因而会对劳动产生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当然会抬高劳动价格，但如果该国每年的食物存量没有增加，劳动价格的上涨很快就会变成是纯粹名义上的，因为不可避免地，食物价格肯定会水涨船高。固然，对制造业劳动者的需求可能会诱使许多人脱离农业，因而会使土地的年产品减少，但是，我们假设这种影响将被农业器具的改进所抵消，食物数量因而将保持不变。当然，制造业的机器设备也会得到改进，这种情况再加上制造业中雇用的工人增加，将导致该国劳动的年产品就总体而言大大增加。因而根据定义，该国的财富将逐年增加，而且其增速多半不会很缓慢。

问题在于，以这种方式增加的财富是否有助于改善贫穷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若食物存量保持不变，则劳动价格的普遍上涨只可能是名义上的上涨，因为必然会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伴随着食物价格成比例的上涨。这是一个毋庸证明的命题。因此，我们所假设的劳动价格的上涨，在给予贫穷劳动者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更大支配权方面，就几乎或根本不会有什么作用了。在这方面，他们的状况差不多跟以前一样。另一方面，他们的状况会更糟。将有更多的贫穷劳动者受雇于制造业，因而受雇于农业部门的劳动者将减少。我想大家都会承认，职业的这种转换将对身体健康十分不利。而身体健康是人类幸福的一个根本因素，此外，由于人类爱好的反复无常、战争爆发及其他原因，制造业劳动较农业劳动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或许有人会说，我假设的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食物价格的上涨会立刻促使一部分额外资本流入农业部门。但这种事的发生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应该注意到，劳动价格已先于食物价格而上涨，因而这会阻碍土地产品价值的上升可能在别的情况下对农业产生的有利影响。

或许还有人会说，该国额外的资本将使其有能力进口足够的食物，来供养它所能雇用的人。诚然，诸如荷兰这样拥有强大海军、运输设施发达的小国，可以进口和发运大量的食物;但是在这方面条件没有这么好的大国，食物价格必须十分高，才能使这样的进口和发运有利可图。

或许，与我的假设一模一样的情形可能从未发生过，但我几乎不怀疑，与此近乎类似的情形可能无须费很大力气便可寻找出来。事实上，我强烈倾向于认为，革命以来的英国本身就为正在讨论的论点提供了一个十分显著的例证。

我国的商业，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上世纪期间无疑一直发展迅速。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毫无疑问也有相当大的提高。但细加考察便会发现，这个提高主要是在劳动产品而非土地产品的价值方面，因此，虽然我国的财富一直以飞快的速度增加，但有效的劳动维持基金却一直增长得十分缓慢，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日益增加的财富几乎或根本无助于改善贫穷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我相信，较之英国革命时期，他们现在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并不更多，却有比例高得多的劳动者受雇于制造业，且拥挤在不通风、不卫生的房子里。

普赖斯认为英国人口自革命以后有所减少，假如我们相信他的说法，那么事情便很明显，在其他方面的财富增加期间，有效的劳动维持资金一直在减少。因为我以为，下列情况可以作为一条一般法则列出:如果有效的劳动维持资金在增加，也就是说，不仅土地可以供养而且资本能够雇用更多数量的劳动者，那么这多出来的量将会很快补上，即便发生了普赖斯博士所列举的各次战争。因此，如果任何一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在减少，我们便可确凿推断，不论其在制造业财富方面取得了多大的增长，有效的劳动维持资金也不可能有所增加。

然而，难以想象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后一直在下降，尽管所有的证据一致证明，英国的人口即使有所增加，其增速也是十分缓慢的。在该问题引发的论战中，普赖斯博士与其对手相比，对该问题的把握看起来无疑要全面得多，所掌握的信息也更精准。仅仅根据这场论战判断，我认为应该说，普赖斯博士的观点比霍莱特的更接近于事实。事实大概处于这两种说法之间，但这个推测使得人口的增加自革命以后与财富的增加相比一直非常缓慢。

很少有人会相信，上个世纪的土地产品一直在减少，甚至完全停滞不前。公地和荒地的圈占肯定有助于使我国的食物增加，但有人信心十足地断言，公有田地的圈占常常有相反的作用，以前生产大量谷物的大片土地，由于被转变为牧场，能够雇用的人手和养活的人口均比以前更少。事实上，有一条公认的真理:若土壤的自然肥力相同，放牧用地所能生产的人类生活资料要少于谷物用地。若能清楚查明，由于对上等鲜肉的需求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价格上涨，每年更多的良田被用于放牧，则这种情况将会引起的人类生活资料的减少，可能已抵消掉了荒地圈占和农业的一般改良所带来的好处。

当前鲜肉价格高涨，并非稀缺所致，以前价格低廉也非充裕使然，而是不同时期为市场准备牲畜时的不同费用造成，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国一百年前的牲畜很可能比现在更多，但是，现在上市的优质肉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这种说法无疑是可以接受的。过去，当鲜肉价格非常低廉时，牲畜主要在荒地上饲养，而且除了供应某些大市场之外，很可能未等到怎么上膘就被屠宰了。当前在某些偏远郡县如此廉价出售的小牛肉，与在伦敦购买的小牛肉相比，除了名称之外，别无类同之处。以前，鲜肉的价格不足以支付在荒地上放养牲畜的费用，更不要说在可耕地上饲养牲畜的费用了，但现在的价格不仅足以支付牲畜在非常好的土地上长膘的费用，而且甚至能支付在高产良田上饲养牲畜的费用。不同时期屠宰的相同数量的牲畜，乃至相同重量的牲畜，所消费(恕我使用该词)的人类生活资料的量是大不相同的。膘肥体壮的牲畜在某些方面，用法国经济学家的话说，可被看做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也就是未对其消费的原料增加任何价值的人。就我国土地的一般肥力而论，当前的牲畜饲养法较之过去的饲养法，无疑更倾向于使我国生活资料的量减少。

绝不要把我的话理解成以前的饲养法能够或应该继续采用。鲜肉价格的不断上涨是农业全面进步的一个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认为，当前对优质鲜肉的需求之大，因而用于生产优质鲜肉的良田数量之多，加上如今用于娱乐方面的马匹数量之众，是阻碍我国的食物数量跟上土地肥力提高步伐的主要原因。我几乎不怀疑，在这些方面改变一下习惯，将会对我国生活资料的量，因而对我国人口，产生明显的影响。

大量良田沃土用于放牧、农业器具的改进、大农场的增加，特别是整个国家农舍数量的减少，所有这些一致证明，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大概不如革命时期那么多。因此，人口不论增加了多少，肯定几乎全都被制造业所吸收，而且众所周知，仅仅由于时尚的变化无常，例如人们从绸缎改为棉布，或从带扣和金属扣改为鞋带和暗扣，就致使这其中的一些制造业凋敝，再加上行会规章和济贫法对劳动市场的限制，频繁地驱使数以千计的人靠救济为生。事实上，济贫税率的大幅提高，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了，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并未增加。若考虑到穷人的生活状况在这方面不是更好而是恶化了，再加上对其身体和道德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即现在有多得多的穷人受雇于大型制造厂，那就必须得承认，近年来的财富增加丝毫无助于增加贫穷劳动者的幸福。

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次增加，不能被看做是有效的劳动维持基金的增加，因而不可能对穷人的生活状况产生上述良好的影响，若把本论点应用在中国，这些就一目了然了。

亚当·斯密博士评论说，中国大概很久以前就已富裕到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能允许的地步了，但如果改用其他的法律和制度，如果对外贸易得到重视，中国也许还要富裕得多。问题在于，财富的这种增加会使有效的劳动维持基金也增加，从而有助于使中国的下层民众处于较充裕的状况吗?

显然，如果中国的商业和对外贸易得到极大的重视，那么，由于劳动力充裕和劳动价格低廉，中国就可以制造庞大的产品供出口。同样明显的是，由于所需的实物数量巨大，且领土面积大得惊人，这样看来，中国无论进口多少食物，也不可能使该国每年的食物总量有明显的增加。因此，其巨大数量的制造品，将主要用来换取从世界各地搜罗而来的奢侈品。目前看来，中国在食物生产上未节省任何劳动。该国的人口相对于其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动力而言太多了，因而劳动力十分充裕，也就无须费力加以节省了。这种情况的结果很可能是，土地出产的食物已达至其所能提供的上限，因为人们将普遍观察到，节省劳动的方法尽管能够使农民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提供一定量的谷物，却往往会使总的产量减少而不是增加。因此，在农业中，这些方法在某些方面也许更应该被看做是对私人有利，而不是对公众有利。

在中国，巨大的资本若用于建立面向对外贸易的制造业，就不可能不从农业中抽离大量的劳动力，从而改变上述状况，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国家的总产量减少。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自然会抬高劳动的价格，但因为生活资料的量不会提高，食物价格就会同步上涨，乃至超过劳动价格的涨幅(如果食物的数量实际在下降的话)。中国的财富显然会增加，其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将会逐渐增加，而实际劳动维持基金却徘徊不前，甚至在减少。因此，逐渐增加的国家财富与其说会提高倒不如说会降低穷人的生活水平。就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量而言，穷人的状况与以前没什么两样，甚至会更糟。他们当中将有一大部分人不再从事有利于健康的农业劳动，改为从事不利于健康的制造业工作。

或许，这个论点应用于中国时显得更清晰，因为中国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停滞不前，这一点已为大家所普遍承认了。就其他任何国家而言，若以两个时期比较，哪个时期的财富增长得更快，也许始终是一个有待争议的事情，因为据亚当·斯密博士称，穷人的生活状况取决于任一特定时期财富的增长速度。然而，很显然，如果有两个国家，其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增长，但其中一国主要从事农业，另一国主要从事商业，那么劳动维持基金以及因此而获得的财富增加在每一国所起的作用，将是极其不同的。在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穷人得到的好处相对而言少得可怜，结果，其人口将增长缓慢。

第十七章

Chapter Seventeen

一国财富的适当定义问题——法国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的制造业者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他们对此给出的理由是不正确的——工匠和制造业者就个人而言完全是生产性的，尽管对国家而言不然——普赖斯的两卷本《观察》中一段值得注意的话——普赖斯博士把美国的幸福状态和人口快速增加主要归因于其独特的文明状态是错误的——闭眼无视社会改良道路上的困难丝毫无益。

这里似乎会出现一个问题: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是否能成为对一国财富的恰当定义。换句话说，土地的总产量，可能不是一国财富更精确的定义(法国经济学家的做法)。的确，财富的每一次增加，根据这些经济学家的定义，是劳动维持基金的增加，因而总是有助于改善贫穷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尽管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定义，财富的增加绝非必然有上述作用，然而，并不能由这种思考就推导说，亚当·斯密博士的定义是不正确的。把全体民众的衣物和住房排除在其收入之外，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合适的。事实上，与一国的食物相比较，许多东西都可能是微不足道，没什么价值的，可是它们仍应被视为国家收入的一部分。因此，我不赞同亚当·斯密博士的唯一一点是，他似乎把社会收入或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看做是劳动维持基金的增加，因而认为它们总是有助于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的。

富裕国家生产的精制丝绸和棉布、花边以及其他装饰性奢侈品，可以极大地帮助增加其年产品的可交换价值，但对于社会的幸福总量的增加，却贡献甚微。在我看来，我们在判断不同种类的劳动是否为生产性劳动时，应该着眼于其产品的实际效用。法国经济学家认为一切用于制造业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的，若将它与用于土地上的劳动相比较，我将完全赞同他们的说法，但与他们给出的理由不完全一样。他们说，用于土地上的劳动之所以是生产性的，是因为其产品在向劳动者和农场主支付全部报酬之外，还能向土地主提供纯地租。而用于生产花边的劳动之所以是非生产性的，是因为它仅仅能补偿工人消费的食物和雇主投入的资本，却未提供任何纯租金。但假设刺绣花边的价值是这样的，除了以最完整的方式支付工人和雇主的报酬之外，还能向第三者提供一个纯租金，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劳动与用于土地上的劳动相比仍旧是非生产性的。尽管根据法国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推理，在这种情况下，被雇用来生产花边的人似乎是生产性的劳动者，然而根据他们关于一国财富的定义，不应该把这种劳动者看做是生产性的。他对土地的总产量不会添加一分一毫:他消费这总产量的一部分，留下了一点花边作为回报，尽管他出售这点花边获取的食物三倍于他制作花边时所消耗的食物，因而就他本身而言，一个是极具生产性的劳动者，然而却不能认为他通过自己的劳动而对国家的财富有任何实质性的增加。因此，某一产品在支付了制造费用之后所能提供的纯租金，似乎并不是可以据此判断某一特定种类的劳动对一国来说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唯一的标准。

假设有二十万人，他们原先被雇用来生产仅仅有助于满足少数富人的虚荣心的制造品，现在改为雇用他们去开垦不毛的荒地，仅能生产他们自己所消费的食物的一半。那么，即便如此，与以前相比，他们对国家来说仍是更具生产性的劳动者，尽管他们的劳动，非但绝不能向第三者提供租金，所生产出来的食物只够补偿所消耗的食物的一半。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消费了国家一定量的食物，而生产出了一些丝绸和花边。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消费了同样多的食物，只生产出了可养活十万人的食物。那么，生产出的这两种产品哪一种会对国家真正最有利，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我认为，用财富供养二十万人生产丝绸和花边，不如用来供养他们生产额外数量的食物更为有用。

用于土地上的资本对于使用该资本的个人来说可能是非生产性的，而对社会来说是高度生产性的。相反，用于贸易的资本对个人来说可能是高度生产性的，而对社会几乎完全是非生产性的;我之所以把相对于农业劳动的制造业劳动称为非生产性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法国经济学家给出的那个原因。事实上，看到工商业创造的巨大财富以及如此之多的商人生活得如此富裕，还要同意这些经济学家关于制造业者只有通过节衣缩食才能致富的说法，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许多行业，利润非常之大，大到足以向第三者提供纯租金。但由于在这种情形中根本没有第三者，由于所有的利润都集中在大制造商或商人手中，他们似乎用不着节衣缩食就有充足的发财致富机会，我们因此而看到工商业中并非以节俭著称的人发了大财。

日常经验证明，用于工商业的劳动对个人来说是有资格被称为生产性的，但对国家来说其生产性的程度就不一样了。一国食物的每一次增加往往使整个社会直接受益，但工商业中创造的财富却仅仅以间接的、不确定的方式达成此目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有相反的倾向。目前，国内消费品贸易是每一国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却没有对外贸易。因此，若暂时撇开对外贸易不谈，那么对国家来说，通过制造精巧的制造品而能从原有的食物存量中获得双份食物的人，肯定不如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原有食物存量增添一份食物的人有用。丝绸、花边、小装饰品和昂贵家居等消费性商品，无疑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但它们只是富人的收入，而不是社会整体的收入。因而就不能认为一国收入中这个部分的增加具有与食物增加同样的重要性，而食物的增加才是对广大普通百姓最为重要的。

根据亚当·斯密的定义(但不是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的定义)，对外贸易可以增加一国的财富。对外贸易的主要用处以及它在总体上受到如此高度重视的原因，大概是它能够极大增加一国的对外力量，以及一国对其他国家的劳动的支配权。但若细加考察便可发现，它对国内劳动维持基金的增加几乎没什么贡献，因而对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幸福几乎毫无帮助。在一国财富增长的自然进程中，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在顺序上应在土地得到高度的耕作之后。在欧洲，事物发展的这个自然顺序颠倒了，土地的耕作仰仗于制造业资本的过剩，而不是反过来，制造业兴起于农业资本的过剩。对城镇工业的格外鼓励，以及因而支付给工匠的劳动比农业劳动能获得更高的报酬，这些大概是为什么欧洲有那么多土地未被耕种的原因。假如整个欧洲采取的是另一种政策的话，欧洲的人口无疑会比现在多得多，而又不会受人口过多的拖累。

人口增长会带来困难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我看来，值得作细致的研究和深入的讨论，而这些远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但在放弃这一问题之前，我不能不提及普赖斯博士《观察》的两卷本中一个离奇的段落。在给出若干关于城镇和乡村中人寿概率的表格之后，他说道:

根据这个比较可以看出，大城市被称为人类的墓地是多么符合实情。这也必然使所有研究该问题的人深信，根据上一卷第四篇文章结尾的评论，把我们的种种疾病看做是大自然的本来意图严格说来是绝不合适的。毫无疑问，各种疾病总体上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假如有一个国家，其居民过着完全自然而合乎道德的生活，则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不得尽享天年，痛苦和疾病也不会为人所知，死亡仅仅是逐渐的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结果，就像睡眠那样会自然降临在他们身上。

我承认，我根据普赖斯博士的两卷本著作中列出的事实，只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已意识到人口和食物是以不同比率增长的，还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见解一直在我的脑海萦绕:只有通过某种苦难和罪恶才能使这两者保持平衡。但在仔细研读了普赖斯博士《观察》的两卷本之后，我便立即对上述见解深信不疑了。他为了证明人口若未受抑制将迅速增加而列出了大量事实，甚至为了阐明一般的自然法则会抑制过剩人口而举出了种种证据。但有了这些事实和证据，他竟然还能写下了我刚才引用的那个段落，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他是早婚的大力倡导者，认为这是防止道德败坏的最佳方式。与葛德文先生不同，普赖斯博士对两性间情欲将会消失根本不抱幻想，他也从不曾想过用孔多塞先生所暗示的方法逃避那个困难。他经常谈到要给予大自然的增殖力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尽管有了这些想法，他竟然能够漏掉一个明显和必然的推论，即不受抑制的人口会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快速增加，以至于即使人类作出最有效的努力，地球也无法生产出足以养活人类的食物。这在我看来，就好像他拒绝承认欧几里得再明白不过的命题结论那样令人吃惊。

在谈及文明的不同阶段时，普赖斯博士说，“文明的初始或质朴阶段，是最有利于人口增加和人类幸福的阶段”。接下来，他列举实例，认为美洲各殖民地便处于他所描述的那种初始的、最幸福的状态，认为它们在不同的文明状态对人口的影响方面提供了一个十分明显的证明。但他似乎并未认识到，美国人的幸福与其说取决于其特有的文明程度，远不如说取决于作为新殖民地其特有的状况，也就是说，取决于其拥有极为充裕的未耕作的肥沃土地。普赖斯也许已经发现，在挪威、丹麦、瑞典或英国的某些地区，三四百年以前可能处在与美国差不多相同的文明程度，但幸福程度和人口增长速度却绝不相同。他引用了亨利八世的一道法令，抱怨耕地荒芜、食物价格上涨，“不计其数的人因此而无力养家糊口”。毫无疑问，美国广泛的、高度的公民自由程度，对于各州工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或人口的增长，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但即便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公民自由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新的土地。或许，现在是独立民族的美国人，可以说享受着比英国统治时更大的公民自由程度，但我们可以有十足的把握说，其人口将再不能像以前一样，继续长期增长下去。

一个细心观察过二十年前美国下层民众的幸福状态的人，自然会希望他们永远处于那一状态，且多半会认为，通过阻止制造品和奢侈品的引入，他就可能达此目的，但是，这就好像从不让女人暴露在太阳或风雨之中便可使之永葆青春那样不合理。这些管理良好的新殖民地，其状况就宛如人的青春盛期，任何努力都不能使其长驻。固然，不论是动物躯体还是政治机构，都有多种处理方法来帮助加速或延缓衰老的降临，但是，用任何一种人类能够发明出来的方法来使它们永葆青春，是绝无可能有成功机会的。或许可以说，由于鼓励工业多过农业，欧洲已使自己未老先衰。若在这方面采用不同的政策，就会给每个国家注入新的生气和活力。虽然由于长子继承法和其他欧洲习俗，土地具有垄断价格，但是，用于土地的投资绝不可能给个人带来很大的好处，因而土地要得到适当的耕种是不可能的。而且，尽管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必然存在着有产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但永久性的利益始终是财产的较平等分配所带来的。有产者的人数越多，劳动者的人数就必然越少，处于拥有财产的幸福状态的社会成员就会越多，处于只拥有劳动而别无其他财产的不幸状态的社会成员就会越少。但是，人类的种种努力，哪怕方向再正确，虽可减轻却绝不能消除匮乏的压力。任何细心观察地球上人类的真正处境和一般自然法则的人，都很难认为任何努力，哪怕最为开明，都能够使人类处于“罕有人不得尽享天年。痛苦和疾病也不会为人所知，死亡仅仅是逐渐的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结果，就像睡眠那样降临在他们身上”那样的一种状态。

毫无疑问，一想到在大规模改良社会的道路上，其巨大的障碍是我们绝不可能有望克服的，这是多么令人沮丧啊。人口的增加总是倾向于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这是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一般法则之一，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指望改变它。不过，尽管想到这种困难必然会使那些作出值得赞叹的努力来完善人类的人感到气馁，但很显然，尽力去掩饰它或置之不理，是不可能带来任何好处的。相反，因现实今人不快而不敢正视现实的懦弱行为，预计会带来最具破坏性的灾害。尽管有这一巨大的障碍，为激励我们作出最卓绝和不懈的努力，仍有大量的工作有待人类去完成，但是，如果我们对于将来必然遇到的困难的性质、范围和大小缺乏全面和准确的了解便贸然前行，或者如果我们不明智地把自己的努力指向一个我们无望成功实现的目标，那么，我们不仅将在徒劳无功的努力中耗尽我们的力气，将仍像以往一样离我们希望到达的山顶遥不可及，而且还会被滚下的西昔孚斯[1]
之石永久地粉碎。

[1]
西昔孚斯:古希腊国王，因作恶多端，死后坠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但推上又滚下，永远如此，劳苦无已。——译注

第十八章

Chapter Eighteen

由于人口原理的存在，贫困对人类的持续压力，似乎使我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磨难的状态与我们关于先知先觉的上帝观念不一致——现世大概是使物质觉醒为精神的一个伟大历程——精神形成理论——肉体需要带来的刺激——一般法则的作用产生的刺激——源于人口原理的生活困苦所带来的刺激。

想一想，由于生存艰辛，贫困持续不断地对人类施加压力，这显示人类几乎无望在现世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这样一幅人类生活的图景，似乎会使人强烈地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而且不可避免地，由于我们前面所考察的那些自然法则的作用，人类必然会受到种种诱惑，似乎把人们所通常认为的那个形象的现世，描述为对人类品行的磨砺和提升道德感的学校，以便为进入幸福的高级状态做准备。但是，我希望人们能谅解我，我将试着对世间人类的处境，提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看法，这个看法在我看来与我们对周围世界所观察到的各种自然现象更协调，也与我们关于全能、仁慈和先知先觉的上帝观念更一致。

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理解力抱有适当的怀疑态度，正确地认识到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原因，如果我们怀着感激之情对照进心灵的每一道光而欢呼，而在没有光线时想一想黑暗是来自心灵的内部而非外部，如果我们对于那“思想高于我们的思想”，“犹如天空高悬大地之上”的上帝的无上智慧谦恭地表示敬意，那么，努力“证明上帝为人类安排的道路是正当的”，便不能被看做是对人类智力的无谓滥用。

然而，在我们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尝试着“找出臻至完美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自然上行至自然之上帝，而非从上帝至自然进行推理，这一点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在我们任由自己询问为什么某些东西不是其他样子，而不是尽力去说明它们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一刻，我们便永远不知道在何处止步。我们便陷入最荒谬、最幼稚的境地，天道知识方面的一切进展就必然会停止，为此而作的研究甚至将不再是能提高人类智力的训练。我们总认为上帝有无限的力量，这一观念如此广大无边，如此莫测高深，以至于冥想它的时候，人的大脑便必然会混乱不堪。有时候，我们用种种粗糙、幼稚的设想来构造上帝的这一属性，带着这样的设想，我们可能想象上帝能够创造出无数的存在物，它们全都免于痛苦折磨，全都完美无瑕，全都以美德与智慧著称，全都能享受极乐，就像遍布无限空间的点那样不计其数。但当我们离开这种种虚无缥缈的幻境，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我们唯一能够读懂上帝真面目的大自然之书时，我们看到的是连绵不绝的有感觉的生物，它们显然产生于大量的物质微粒，在现世经历了漫长的有时是痛苦的过程，但其中有许多在此过程结束之前，获得了如此之高的能力和力量，以致似乎表明它们是适合某种高级状态的。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根据对我们实际看到的存在之物的冥想，来纠正我们关于万能上帝的种种粗糙而幼稚的看法吗?我们只能根据上帝的创造物来评价他吗?而且，除非我们希望以其仁慈为代价来吹捧上帝，否则我们就不应该论断说，即便是全能如许的伟大上帝，为了创造出具有那些被吹捧的精神品质，从而使之符合上帝的崇高目标的人，可能仍需要一定的过程，可能仍需要一定的时间(或至少是我们所认为的时间)。

人类处于磨难状态，似乎暗示一个先已形成的存在物，它与婴儿期的人的外观是不一致的，同时预示某个类似怀疑和需要先见之明的东西，它与我们希望怀有的那些上帝观念是矛盾的。因而，正如我先前暗示的那样，我倾向于将现世和此生，看做是上帝所安排的一个伟大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为了让人遭受磨难，而是为了创造和形成精神，它对于使了无生气、混沌无序的物质觉醒为精神，将地上的尘土提升为灵魂，将这泥土块引诱出灵气的火花，是必不可少的。若这样看待这一问题，则一个人历经一生所获得的各种印象和刺激，便可被看做是造物主的造物之手透过一般法则发挥作用，并通过上帝的触摸赋予灵气，唤醒这了无生气的存在物，使之拥有高级享乐的能力。人类的原罪，就是这混沌物质的麻木与腐败。可以说人就是从这混沌物质中诞生出来的。

探讨精神到底是不同于物质的存在物，抑或仅仅是物质的精致形态这个问题，是不能达到任何有益目的的。毕竟，该问题或许只是用词的问题。不论精神形成于物质还是任何其他的存在物，精神本质上仍是精神。我们从经验得知，灵与肉是极紧密连为一体的，一切表面迹象似乎都表明，二者自婴儿期就是一同成长的。若相信每一个婴儿都有完全和完整的精神，只是由于在人生的头二十年，人的各个器官软弱无力或感觉迟钝，精神的作用受到了阻碍和妨碍，那么这就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的想象了。由于我们全都倾向于同意，上帝既是肉体也是精神的创造者，由于二者是同时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设想上帝在不停地忙于从物质中创造精神，人历经一生得到的各种印象便是此目的的过程，若这种设想是与自然现象一致的，那么看起来也就不可能与理性或天启不一致了。这样的工作的确配得上造物主的最高属性。

关于世间人类状态的这种观点，似乎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根据我们对精神的性质所拥有的那少得可怜的知识判断，细加研究便会发现，我们周围的现象以及关于人类生活的种种事件，似乎都是特意安排来促成这一伟大目标的，特别是因为，根据这个设想，我们甚至可以运用我们自身有限的理解力，来解释生活中那许多的艰难困苦与坎坷不平，爱发牢骚的人太过频繁地以此作为其对自然之神埋怨的主题了。

最初让精神大大觉醒的，似乎是肉体的需要。[1]
肉体的需要是唤醒婴儿的大脑，使之进入有感觉活动的第一批刺激物，而最初的物质似乎非常不活泼，以致除非通过一个独特的刺激过程，使其他同样强有力的需要得以产生出来，否则，为了使最初唤醒的活动持续下去，这些刺激物甚至在此之后似乎仍是必需的。除非野蛮人被饥饿的呐喊和寒冷的压迫从麻木状态中唤醒，否则他们永远会在树下打盹。为了避免遭受饥寒逼迫之苦，他们不得不起身劳作，努力获取食物，为自己修建栖身之所，这些劳作便造就了他们身体各部分的功能，并使之处于运动之中，否则就会跌入倦怠的懒散状态。根据我们从经验获得的对人脑结构的了解，如果普罗大众没有肉体需要，从而那些因肉体需要而产生的劳作刺激被消除，那么，我们与其说有理由认为，他们将由于拥有闲暇时间而跻身于哲学家之列，倒不如说有多得多的理由认为，他们会由于刺激的缺乏而退化到动物的水平。在自然物产最丰富的国家，其居民的智力不见的是最敏锐的。需要乃发明之母，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些最崇高的智力活动，就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而进行的。肉体的需要经常给诗人的想象插上翅膀，使历史学家进入思如泉涌的时期，使哲学家的研究更入木三分。尽管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人，他们的大脑因知识和社会同情心方面的各种刺激而变得十分发达，即使他们的肉体刺激不复存在，他们也不会退回到倦怠状态，然而几乎毋庸置疑的是，普罗大众若无这些刺激，肯定会陷入普遍而致命的麻木状态。

请允许我回忆洛克曾说过的话:尽力避免痛苦而非追求幸福，才是促使人们在生活中采取行动的巨大刺激。我们在企盼某种快乐时，只有在对这种快乐的冥想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感到若无这种快乐便痛苦或不安之后，才会唤醒我们采取行动以得到这种快乐。避恶趋善似乎是人类的神圣职责和事务，而现世似乎就是被上帝特意安排的，使人类有机会不懈地作出这种努力。正是通过这种努力，通过这些刺激，精神才得以形成。如果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恶似乎就是必需的，而作出努力对于精神的产生显然也是必需的。

食物对于生命的维持是必需的。这种需要对于促使人类作出努力，很可能要比肉体或精神方面的任何其他需要都占据更大的分量。上帝下命令说，在大量准备性的劳动和才智投入到地球表面以前，地球不得向人类提供大量的食物。就我们的理解而言，在种子与从种子长出的草木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想到的联系。毫无疑问，即使没有那些我们称之为种子的一丁点儿物质的帮助，甚或没有人类的协助性劳动和照料，上帝也可以使一切种类的植物生长，供他的创造物使用。耕地、除草、收割、播种等过程，无疑不是帮助上帝来进行创造的，而是上帝规定的、人类必须如此才能享受生活幸福的先决条件，以此促使人类采取行动，并塑造人类的精神，使之达至理性。

为了提供这种不停顿的刺激，为了督促人类通过对土地的充分耕作，来推动上帝的神圣设计的实现，上帝下达命令说，人口的增加应大大快于食物的增加。(正如本书前面各章指出的)这个一般法则无疑产生了大量局部的恶，但是，或许我们稍稍思考一下便可满意地看到，这个法则产生的善远远超过恶。要使人类作出努力，强烈的刺激似乎是必要的，而为了指导这种努力，使人类有推理能力，上帝始终应该遵循一般的法则开展行动，似乎是绝对必要的。自然法则的不变性，或者我们可以预计的相同原因产生相同结果这个确定性，是人类理性能力的基础。如果在事物正常的进程中，上帝之手下频频可见，或更确切地说，如果上帝频繁地改变自己的意志(事实上，上帝之手可见于我们看到的每片草叶)，致使人类无法合理预期，若得到良好的指导其努力便会如愿以偿，那么，人类各项机能普遍而致命的麻木状态很可能紧随而至，甚至人类的肉体需要也不再能刺激人类作出努力。自然法则的不变性是人类做事的基础。只有这样，庄稼人才辛勤劳作和深谋远虑，工匠才孜孜不倦地运用其技巧，医生和解剖学家才开展富有技巧的研究，自然哲学家才进行细心的观察和耐心的考察。人类所有最伟大、最崇高的智力努力都归因于这种不变性。牛顿的不朽成就也要归因于这种不变性。

因此，由于自然法则的不变性(甚至单就我们的理解力而言)，其原因也是明显的，所以如果我们回头看人口原理，看一看人类的真面目，即若非受需要所驱使，便会迟钝、懒散且厌恶劳动(按照我们对于人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幼稚幻想来谈论人类，的确是愚蠢之极)，那我们就可以确凿地断言，若非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个世界便不会有人居住了。这个强大和不停作用的刺激敦促着人类去耕种土地，倘若我们还是看到土地的耕作进展得十分缓慢，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结论，不那么强的刺激是不会起作用的。甚至在这个不变的刺激的作用下，野蛮人也要在自然肥力极大的土地上居住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从事畜牧业或农业。假如人口和食物以相同的速度增加，人类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脱离野蛮状态。但假设地球上一度人满为患，一个亚历山大、一个恺撒、一个帖木儿或一场流血革命，便可以无可挽回地使人类数量大减，并使造物主的伟大设计落空。一场传染性疾病的肆虐影响久远，一场地震可以使一个地区永远荒无人烟。人口据以增长的原理，能够阻止人类恶行或自然灾害这类缘起于一般法则的局部之恶，以此来破坏上帝的崇高目标。这个原理使地球的居民总是保持在生活资料的水平上限，总是作为一个强大的刺激因素，恒久地作用于人类，敦促人类进一步耕作土地，以使土地能够养活更多的人。但是，这个法则要能作用和产生上帝明显蓄意为之的那些结果，而不引起局部的恶，是不可能的。除非能够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改变人口原理(这不仅与我们有关自然法则的一般经验相抵牾，而且还与人类的理性相背离。在人类的理性看来，一般法则对于理智的形成是绝对必需的)，否则，那个能够在勤劳的帮助下，短短数年间便使土地肥沃的地区人烟繁盛的人口原理，必然会在早已有人居住的国家制造贫困，就是显而易见的事了。

然而，似乎从各方面来看，甚至于人口法则造成的那些公认的困难，很可能倾向于促进而不是妨碍上帝的一般意图。这些困难会刺激人们作出普遍的努力，并促成无限多样的情况，从整体看这对于精神的发展是有利的。同样，太大或太小的刺激，极端贫穷或太过富裕，在刺激人们作出普通努力这方面很可能是不利的。处于社会中产阶级的位置似乎最适于智力的发展，但若要社会全体都成为中产阶级，却是有违自然之理的。地球的温带似乎最有利于人的精力和体力的发挥，但不可能整个地球都是温带。只由一个太阳温暖和照亮的世界，必然由于物质的法则，使某些地方被永久的寒冷所冷却，使另一些地方被永久的酷热所炙烤。每一块平放在某一表面的物体，必然有上面和下面，不可能所有的粒子都在中间。对于一个木材商来说，栎树最有价值的部分，既不是树根也不是树枝，但这些对于人们所需要的中间部分即树干的存在，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木材商不可能指望栎树在没根没枝的情况下生长，但如果他能够找到一种栽种方法，使树干长得较大，使树根和树枝长得较小，那么，他尽力去推广这一方法，就没有什么不对的了。

同样，尽管我们不可能指望消除社会的贫富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治理方法，借以减少贫穷和富裕阶层的人数，增加中产阶级的人数，采用这一方法便无疑是我们的义务了。然而，正如栎树那样，大量减少树根和树枝势必会减少输往树干的汁液。同理，在社会中，减少贫穷和富裕阶层的人数超过一定的限度，必然会削弱整个中产阶级的活力的发挥，而这正是他们最有利于智力发展的原因。如果在社会中，没人能够渴望往上爬，或者担心掉下来，如果勤劳得不到奖励，懒惰受不到惩罚，那么中产阶级肯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很显然，就这一问题进行推究之时，我们应该主要考虑大部分人，而不是个别情况。无疑，现在有许多人(从人口数量如此之大的概率来说也应该有许多人)，由于早期受到独特的刺激而焕发了活力，他们无需狭隘动机的不断驱使，便可使他们的活力持续下去。但如果我们回顾各种有用的发现、有价值的著作以及人类其他值得赞叹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应该能够发现，人们的这种努力，更多地要归因于对许多人起作用的狭隘动机，而非归因于对少数人起作用的显然更高尚的动机。

毫无疑问，闲暇对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但就对目前这个样子的人们来说，闲暇在多数情况下，似乎很可能会造成恶而不是善。弟弟往往比哥哥更有才能，这样的说法并非不常听到，但罕有人能够想象，弟弟天生就有更高的才能。这种差别，如果实际上有任何可观察到的差别的话，那也只可能源于不同的处境。付出努力和积极活动，就弟弟那方面来说一般是绝对必需的，而就哥哥那方面来说则是可有可无的。

玉不琢不成器。日常经验肯定让我们深信，生活中的困难能够磨砺出才能。男人为了养家糊口而认为自己必须付出的努力，经常唤醒他们身体在其他情况下永远处于睡眠状态的能量。常言道，时势造英雄，新的形势和非常时刻通常造就足以应付新形势所造成的困难的能人。

[1]
我原打算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作为本书的第二篇。但有件特殊的事情使我中断了很久，致使我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至少目前得放弃。因此，我现在只给出几种主要情形的梗概。这几种情形，在我看来是支持我所提出的一般假设的。

第十九章

Chapter Nineteen

人生不幸是使人心变软、使之有人情味所必需的——社会同情心的刺激造就的人常常比只具才能者更高一级——道德上的恶大概是道德至善的产生所必需的——无限多样的大自然和形而上学问题的晦涩难解，能够持续不断地保持对智力的刺激——天启中难以理解的东西应根据这个原理来阐释——圣经所包含的那种程度的证据，大概最适于人体机能的改善和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精神由刺激所产生的观点，似乎能够解释自然和道德之恶的存在。

人生的不幸与痛苦构成另一类刺激。这类刺激通过一系列特殊的印象，对于使人心变软、使之有人情味，对于唤醒社会的同情心，对于产生一切基督教道德，对于仁爱之心的广施，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事事顺遂、一切如意，与其说会使人高尚，不如说会使人堕落。从不知不幸本身为何物的心灵，很少会对同胞的痛苦与快乐、需要与希冀感同身受。很少会洋溢手足之情，即各种温柔亲切之情，这些感情甚至比拥有最高才能更能使人品格高尚。诚然，才能无疑是一个突出而美好的精神特征，却绝不能被看做是精神本身。有许多人虽然未曾受到那些通常能形成精神的刺激，但由于社会同情心的刺激，却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在每一社会阶层，无论是最高的还是最低的，都同样能经常发现，一些人洋溢着人类友善之心，一呼一吸都表现出对上帝和人类无限的热爱，而且尽管不具备那些被称作才能的独特精神力量，但他们显然要比许多拥有才能的人处在人生之梯的更高位置。传道士所表现出来的仁爱、谦恭、虔诚，以及所有以基督教美德之名而格外突出的那类品质，似乎并不必然牵涉才能。然而，一个拥有这些可爱品质的灵魂，一个被这些可爱的同情心所唤醒和赋予生气的灵魂，似乎要比纯然的才智敏锐的灵魂拥有更顺畅的与天国交往之道。

最卓越的才能常常被滥用，并能产生与其力量的大小成比例的恶。理性与天启似乎均使我们确信，这样的人注定不得好死，但在现世，这些邪恶之徒通过他们所激起的反感和厌恶，在极大量的印象方面发挥他们的作用。道德上的恶似乎极可能为道德至善的产生所绝对必需。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只赞成所见之善的人会盲目的受必然性所驱使。在这个情形中，对善的追求绝不可能是道德倾向的迹象。或许可以说，有无限智慧的上帝不可能要求以这样一种迹象作为外在的行动，但能够确凿预知一个人会选择善还是恶。这可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论点，我们可以据此反对把人生看做是一场磨难，但不能据此反对现世为精神形成所必需的推测。根据这种观点，已看到道德上的恶并感到不认可和憎恶的人，实质上不同于只看到善的人。两种人都是泥土做的，但从外界得到了不同的印象，因而他们必然处于不同的状态。或者，即便他们表面上都拥有同样讨人喜欢的美德，我们也必须承认，前者阅历较丰富，必然更刚强而坚韧，而后者更易于受伤害，每一次偶然的冲动都容易使心灵破碎。对美德的热爱和赞美，似乎暗示与之相对的东西的存在。未见识过道德上的恶，便产生不了厌恶的种种印象，似乎也就非常不可能产生相同程度的外表与内在之美，相同程度的性格之完善。

当精神被肉体上的情欲和需要所唤醒而活跃起来，智力上的需要便产生了。对知识的渴求和无知之下的不耐烦，构成了一类新的和重要的刺激。大自然的每一部分似乎都是被特意安排来提供种种刺激，使大脑作出这种努力，为人类最不懈的探索提供永不枯竭的食粮。我们不朽的吟游诗人[1]
这样赞美克娄巴特拉[2]
:

习俗也无法使她那无尽的风姿有丝毫的失色。

这句诗，若用在任一物体上，可能会被看做是富有诗意的夸张，但若应用在大自然上，却是恰如其分的。色彩斑斓的图景赋予美不胜收的大自然以勃勃生机和卓绝风姿，那些个粗糙蓬乱和崎岖不平的地面，那些个衬托着高山的峡谷，这些虽然有时会使戴了眼镜的挑剔之眼看着不舒服，却使整体显得匀称、优雅与协调。

大自然变化万千的形态与作用，除了通过创造多彩多姿的印象，直接有助于唤醒和改进人的精神外，还通过提供如此宽阔和广博的原野供人探索和研究，敞开其他丰富的可以改善精神的源泉之门。整齐划一、千篇一律、完美无缺是不可能有如此这般的唤醒力量的。因此，当我们尽力冥想宇宙系统，当我们把繁星看做是散布在无限太空中其他星系的太阳，当我们想到我们所能看到的那些给予无数世界以光芒和生命的明亮天体大概还不到其总数的百万分之一，当我们的头脑因不能把握无穷尽的概念而沮丧、失落和困惑，赞叹于上帝那高深莫测的非凡力量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像怨妇那样，抱怨所有气候并不都是同样温暖宜人，抱怨一年到头并不总是春满大地，上帝创造的一切并不拥有相同的有利条件。抱怨乌云和暴风雨有时让自然世界愁云惨淡，抱怨罪恶和苦难有时让道德世界昏暗污浊，抱怨天地万物有时让世界不是同样的完美。理性和经验似乎都告诉我们，大自然的无限多样(没有优劣之分和瑕瑜互见，多样性就不可能存在)令人赞叹，它特别有助于实现上帝造物的崇高目标，产生尽可能多的善。

同样道理，所有形而上学问题的晦暗难解，在我看来也是特意安排来增加引起求知欲的那类刺激。地球上的人类很可能将永远都无法完全弄懂这类问题，但这绝不是人类不应对它们进行研究的理由。笼罩在这些激发人类好奇心的有趣问题周围的“乌云”，可能是为了提供不竭的动力，去刺激人类开展智力活动与努力。驱散这团乌云的不懈努力，即便不能最终成功，也能激励和提高人的思维能力。人类探索的对象一旦耗尽，大脑很可能会变得迟钝;但是，大自然无限多样的形态与作用，连同形而上学问题为人类思索提供的不竭食粮，使让大脑迟钝这样的时期永远也不可能到来。

所罗门有一句充满智慧的话，“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但事情绝非如此。相反，倘若我们这个宇宙能够继续千百万年，人类知识的总量很可能会持续不断地增加。不过，可被称为精神能力的东西是否会有任何显著和明确的提高，或许是个存有疑问的事情。苏格拉底、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不管世所公认他们在知识方面多么不如今天的哲学家，但在智力方面似乎并不比后者低多少。智力产生于微粒，其活力只持续一定的时间，在世上或许只能容纳一定数量的印象。固然，这些印象可能千变万化，而且很可能由这各种各样的变化，增加了原始胚胎的感受性的差异，[3]
产生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无限多样的人，但是，理性与经验均让我们确信，个人的精神能力并没有随现有知识的总量成比例增加。

最精致的头脑似乎是为通过努力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尽力构造新的思维组合和发现新的真理而形成的。假如我们能够设想真有这么一个时期，人们再无希望获得新的发现，只能运用脑力获取现在的知识，不再作出任何努力去构造新的和原创性的思想组合，那么，即使那时人类知识的总量千倍于现在，情况也显然会是，对脑力的运用最崇高的刺激之一终将停歇，最精致的智力特征终将失去，与伴随创造才能而来的一切终将不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人拥有的智力看起来也不可能高于洛克、牛顿、莎士比亚，甚至不可能高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荷马。

假若上天降下一条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启示，能够驱散现在笼罩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种种迷雾，能够解释精神的性质与结构、所有实体的特性与本质、上帝造物时的运作方式以及整个宇宙蓝图;这种知识的增加亦以这般方式取得，而不是给予人脑以额外的活力并使之运转起来，则有万般可能抑制人类未来的努力，阻抑人类正在翱翔的智慧翅膀。

由于这个原因，我从不因人们对《圣经》的某些部分存有的疑问和费解之处，而激烈反对圣经出自上帝之手。毫无疑问，上帝本来可以在给予人类以启示的时候，伴之以一系列的奇迹，从而使人类对上帝的意图深信不疑，一举消除一切迟疑与争论。但是，我们的理性虽然脆弱到无法理解上帝的意图，但仍强大到足以看出上帝不向我们提供这种启示的最显著理由。我们对人类理解力的那一点点认识，必然使我们深信，对上帝意图的这种深信不疑，非但无助于人类的改善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反而会像麻醉剂那样作用在一切智力努力上，几乎会使人类的美德不复存在。假如每一个人都清楚认识到，圣经所警告的永恒惩罚像夜随日至那样确凿无疑，则这一巨大而阴郁的观念就会吸引住人类全部的机能，而根本不给任何其他挂念留下空间，人们的外在行为就会近乎完全相同，良善行为就根本不会是良善意向的表示，善与恶便会搅在一起，混为一团。虽然上帝的万能之眼可以区分善恶，但善和恶给人造成的印象必然完全相同，因为人类只能根据外在的表现加以判断。在这样一种天命之下，人类如何形成对道德之恶的厌恶、对上帝的热爱和崇敬，及对道德至善的热爱和赞美，是很难想象的。

或许，我们的善恶观念不是十分精确和界定良好的，但我认为，罕有人会把仅仅由于害怕十分严厉的惩罚，或希冀十分巨大的奖赏而做出的行为，称作是真正良善的。可以非常公正地说，对上帝的敬畏是智慧的发端，但智慧的终点却是对上帝的爱和对道德之善的赞美。《圣经》中关于未来惩罚的告诫之语，似乎是有意安排来阻止恶人为所欲为，提醒漫不经心者小心谨慎，但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这种告诫之语并未伴随有力的证据，因而不足以左右人类的意志，使性本恶的人仅仅由于害怕下地狱而过合乎道德的生活。真正的信念，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基督徒生活的种种美德所表现出的那种信念，一般可被看做是温厚有德的性情的表现，而温厚有德的性情，更多地源于爱，而不是纯粹的畏惧。

在这个世界上，人由于自身躯体的构造及自然法则的作用，必然会受种种诱惑，因而在道德上，肯定会从这口万能的造物熔炉中炼制出许多形态上歪七扭八的容器。当仔细思索这些的时候，认为出自上帝之手的这些歪七扭八的创造物会被判处永远受折磨，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观念，那么我们关于善与正义的自然观念就会被完全推翻，我们就再也不会敬仰地把上帝看做是仁慈和正义的主。但福音书告诉我们的有关生命和不朽的教义，亦即正义的结局是永生，而罪恶的报偿是死亡的教义，却在无论哪个方面都是正当而仁慈的，是与伟大的上帝相配的。创世过程所创造出来的那些可爱而美好的人，终将得到永生，而那些生来有缺陷的人，那些从精神气质上说不适合较纯洁、较幸福生活的人，则终将灭亡，并注定要再次化为泥土，似乎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与我们的理性相符的了。这种永恒的宣判可被看做是一种永恒的惩罚，因此，这种惩罚有时会表现为受苦受难，就不足为怪了。但在《新约全书》中，较常相互对照的，却是生与死、拯救与毁灭，而不是幸福与苦难。假如我们认为上帝将用永远的仇恨和折磨惩罚那些触犯过他的人，而不仅仅是判处那些由于自然法则的作用，天生就不适合过较纯洁的幸福生活的人回归于其原始的混沌状态，那么，上帝在我们的眼中，形象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一般说来，生命是一种恩赐，与未来的状态无关。它是上天的礼物，连不怕死的恶人，也总是不愿意抛弃它。因此，上帝作为惩罚而施加的局部痛苦，在他创造不计其数的个人，使他们能够享受极大的乐事时，与被赐予的幸福相比，只不过是天平上的一粒灰尘。我们有千般理由认为，世间的罪恶不过是这个伟大过程中绝对必需的成分之一。

一般法则对于理智的形成显然是必要的，一两个例外丝毫不能否定这种必要性，这些例外显然不是为了完成局部的目的，而是被安排来作用在大部分人身上，并影响许多个世代。根据我对精神的形成所给出的观点，一条神启有违于一般自然法则，似乎显示上帝是在亲手将这伟大的创造物混入新的成分，以适合该过程特定的状态，并特意给人造成一系列新的、强有力的印象，意在净化、提升和改善人的精神。伴随这些启示而来的奇迹一旦引起人类的注意，激起人类最热烈的讨论，则不论教义出自上帝之手还是人类之手，这些奇迹也就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达到了上帝的目的。在此之后，上帝便撒手不管，神意的这种种传达形式就需要依靠它们自己内在的卓越而继续前行了。另一方面，它们作为道德动机起作用，从而逐渐影响和改善人类的各种机能，而不是加以阻碍乃至使其停滞不前。

说上帝不可能以任何一种其选定方式之外的方式来实现他的意图，毫无疑问是武断的，但由于我们得到的这个神启总是伴随着某些疑问和费解之处，由于我们的理性总是促使我们对于某条迫使我们立即、绝对而全面地接受它的启示，发出最强烈地发对，因而我们确实有正当理由认为:这些疑问和费解之处绝不是否定《圣经》的神圣起源的论据，《圣经》中所包含的那类证据最适合于人类机能的改善和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

有人认为，现世的种种印象和刺激，是上帝借以把物质化成精神的工具，为避恶趋善必须作出不懈努力则是这些印象和刺激的主要源泉。这种观点似乎能够消除许多进行人生思考时遇到的困难，而且在我看来，它似乎对于自然和道德之恶的存在，对于这两种恶的作用(源于人口原理，而且肯定作用不小)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理由。但是，尽管根据这种推测，从人世间永远消除恶似乎是极其不可能的，然而很显然，如果恶的量并不随人类的懒惰或勤奋而增减，这种印象就不能实现上帝明显的意图，也绝不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促使人们作出努力。这种压力在力量和分布上的持续变化，使人心中总是怀着一种摆脱压力的希望。

希望永远在人类的胸中涌现。

人类现在绝不会，但总会在未来得到祝福。

恶存在于这世上，不是为了让人失望，而是刺激人们行动起来。我们不应忍气吞声地屈服于恶，而是使自己尽力避免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竭尽全力地消除自己的恶，尽可能消除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的恶，不仅事关自身利益，也是自己的义务，他履行这个义务时越是尽力，作出的努力就越明智，所获得的成就也越大，他就越有可能改善和提升自己的精神，看起来他实现上帝的意图就越完全。

[1]
吟游诗人(Bard):这里指莎士比亚，因出生并葬于艾芬河畔的英国斯特拉特福，而获“艾芬河的吟游诗人”之别称。——译注

[2]
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前30):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女王，后人普遍称之为埃及艳后。——译注

[3]
任何两颗麦粒都不可能一模一样。土壤无疑使长出来的麦穗各有千秋，但大概并非一切皆然。这自然会使人们随后想到，可能是原始胚胎的某种不同造成的，而极为年幼的儿童身上显现的易受性的极大差异，似乎证实了这个推测。

附录一:凯恩斯笔下的托马斯·马尔萨斯

Appendix One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马尔萨斯研究战略的完全失利，李嘉图的经济学在过去百年间的完全主宰，对经济学的推动其实是一大灾难。如果马尔萨斯(而非李嘉图)带动了19世纪的经济学，那么今日的世界应该会更加富有智慧。

——凯恩斯

一、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如果一个英国人叫Bacchus，那么此名字来源于Bakehouse(面包作坊)。与此类似，罕见的姓氏Malthus(马尔萨斯)的来源是Malt－house(麦芽作坊)。随着世纪更迭，英语中正式姓氏的读音比它的拼写显得更为固定。拼写要受到来自语音和语源两方面的影响，因而变动不定，但如果对不同的拼法逐一检查，就可以十有八九地做出推断。如果做这样的检查(比较Malthus，Mawtus，Malthous，Malthouse，Mauthus，Maltus，Maultous)，我们就可以几乎不加怀疑地说，马尔萨斯(Malthus)应该被叫做“马尔特斯”(Maultus)，因为Maultus的第一个元音与酿酒的麦芽(Malt)的发音相同，而在Malthus(马尔萨斯)中，h的发音是大可怀疑的。

所以我们追溯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祖上到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就够了，他在克伦威尔时期成为北奥尔特的教区牧师，后来职位又被剥夺。加拉米称他为“一个有古风的圣职人员，思维有力，精通至经，富于雄辩和激情，虽然在发音上有缺陷”。但他的教区人员却认为他“是个无用的神职人员”，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收取苛刻的什一税时十分严格。在一份要求他调离的请愿书中，人们攻击他曾“对在苏格兰的军事行动口出不恭之辞”，而且称“马尔萨斯先生不但说话声音小，并且表达有障碍”。看来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不但与他的曾曾孙有共同的名字，而且都有下腭撕裂的缺陷。他的儿子在著名的西德纳姆医生的帮助下成为国王威廉的药剂师，其后又为女王安妮服务，因此成为物质上富足的人，他的遗孀也拥有了马车和马匹。孙子的儿子西德纳姆使这个家族富上加富。作为一个法庭职员兼南海公司董事，他的富足足以使他为女儿备下一份价值5000镑的嫁妆，他还在伦敦附近各郡以及剑桥郡拥有多处地产。

西德纳姆的儿子，即我们主人公的父亲丹尼尔，发现自己能够过上在英格兰人们称之为“自立”的生活，于是决定好好利用这一点。他在牛津的女王学院接受教育，但没有取得学位，他“在欧洲广泛旅行，更是遍游本岛”，最后在一处邻里和睦的地方安顿下来，过上了英国小乡村绅士的生活，在这里陶冶性情，培植友谊，闲作篇章，自足守拙。在记载中，他“脾气和善，有一颗仁慈之心，他所居住的地方的穷人们都因此蒙惠”。在他死后，《绅士杂志》(1800年2月号，第177 页)称他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奇人”。

1759年，丹尼尔·马尔萨斯买下“一处小小雅宅，被称作燧石门农庄。这里美景宜人，山峦溪谷，丛林流水，一览无余。如此景致点缀着这位绅士的家园，他们把这里称为‘卢克里’，意为‘群栖之地’”。1766年2月13日，就是在这里，托马斯·马尔萨斯，即丹尼尔的次子诞生了，他就是《人口原理》的作者。这个婴儿诞生三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766年3 月9日，两位先贤让·雅克·卢梭和大卫·休谟聚首卢克里。也许他们吻过这个婴儿，就此赐与他种种天赋。

丹尼尔·马尔萨斯不但是休谟的朋友，而且是卢梭的一位即使不是狂热的，也可称得上虔诚的崇拜者，卢梭第一次来英格兰，休谟就努力把他安顿在与丹尼尔·马尔萨斯近邻的萨雷那住，而丹尼尔·马尔萨斯则“非常乐意为他效劳”，渴望成为他趣味相投的伙伴，对他怀有一颗爱戴之心。但是，像休谟对他这位不安分的客人表达的众多好意一样，这一计划也破产了。位于雷恩山脚厂的一座小别墅多年以后被指定给范尼·博内用作“让·雅克的避难所”，虽然卢梭从未居住于此，但毫无疑问，这正是丹尼尔·马尔萨斯为他准备的舒适的隐居之所，让·雅克本人在1766年3月8日到这里做了一番“检阅”，然后他却拒绝了。两个星期之后，卢梭就开始了他在德比郡之巅的沃顿的惨淡居留，在那里，他冷漠、孤寂而令人厌烦，几个星期之后，他就与大卫·休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争吵。

如果当时让·雅克接受了丹尼尔·马尔萨斯的盛情邀请，我想，这场著名的笔墨官司也许不会发生。因为他会发现他的感情有了倾诉的对象，他也会获得安慰和理解。对让·雅克的热情洋溢的崇敬之辞，也许是丹尼尔·马尔萨斯生命中唯一一次彻底打破自己的自我克制。我想他们仅仅会见过三次——一次是在1764年的春天，马尔萨斯到莫捷所做的旅行;一次是1766年3月休谟带领卢梭对卢克里的访问;一次是同年6月马尔萨斯到沃顿去看望卢梭。但从保存下来的马尔萨斯致卢梭的13封信以及卢梭的一封回信来判断，他们的会见是非常成功的。马尔萨斯爱戴让·雅克，而让·雅克也回报以热情与友好，说马尔萨斯“唤起了他的尊重与依恋之情”，并且感谢马尔萨斯的“殷勤好客”。马尔萨斯甚至能够为休谟的品格辩护而不引发争吵，关于他们一起考察野生植物的事例有很多资料记载过。卢梭对他在德比郡散步时不能辨认出地名而大加抱怨，因为他说必须“做一些需要运动的工作，没有什么比让我静坐读写更不利于我的了”。后来(1768年)我们发现丹尼尔·马尔萨斯曾为了使卢梭的植物学藏书更加完整而大费脑筋，这时候，卢梭可能正在构思他在1771年完成的著作《关于植物学的要素与一位女士的通信》。两年之后，有不时地处理掉自己藏书的癖好的卢梭把这些书又全都卖给了马尔萨斯，并把自己的一部分植物标本当做礼物送给他。这些书在丹尼尔·马尔萨斯的遗嘱中出现了，其中的一款是:“我把我所有签有卢梭名字的植物学藏书和一盒卢梭先生送的植物标本全部赠送给珍妮·多尔顿夫人。”如今在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所有的住所——艾尔伯里的多尔顿小庄园的藏书室中，仍然保留着两本这样的书，它们是雷的《英国树木概要介绍》和索瓦热的《通过树叶鉴别植物的方法》，这两本书都有着卢梭的名字。

奥特称丹尼尔·马尔萨斯是卢梭的遗嘱执行人，这看来并不可能。但丹尼尔·马尔萨斯把他的忠诚保持到底，他花费了30个畿尼，订购了六本卢梭的遗著《我的困苦生活的抚慰》，现在，我以这几页文字来虔诚地完成他的心愿:“如果有一天我成名了，那是因为是卢梭朋友的缘故。”

在丹尼尔1768年1月24日致卢梭的信中，有一段关于他自己生活方式的引人入胜的叙述。夏天，在做探察植物的散步时，“亲爱的亨利埃特夫人和她的子女们与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我们常常去采集植物。我住在那个您可能还记得的小山坡上……冬天我就做一点阅读(我已经从您的信中感受到影响，因为我被《爱弥儿》迷住了)。我和孩子们做长距离散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附近城堡的茅草屋里。在一个农庄里总有东西可用，总有一些小的经历。我追逐狐狸，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习惯，同时也激发了我对野生生活的想象力”。

作为《爱弥儿》的作者的朋友，丹尼尔·马尔萨斯有意进行教育试验。次子罗伯特的诞生唤起了丹尼尔的爱与雄心，因此决定让次子在家中接受教育，由他本人和家庭教师共同教导他。第一位家庭教师是理查德·格雷夫斯，“一个学识渊博而风趣的绅士”，他是申斯通的朋友，他还写有一本著作《神界的堂吉诃德》，用以讽刺卫理公会教徒。16岁时，罗伯特被转交给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一个异教的圣职人员，他“粗野、不安分，观念上自相矛盾，是一个急躁而顽固的辩论者”。他与查尔斯·福克斯通信，是卢梭的信徒，他这样阐述他的教育信条:“家庭教师最重要的职责是教育青年培养自己的能力，引导他通过身体力行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并使他为自己能够心领神会而兴高采烈。”1799年，威克菲尔德被关进多彻斯特监狱，因为他表达了要让法国革命征服英格兰的意愿。

“一些现存的学生式的信件”说明，罗伯特·马尔萨斯对威克菲尔德十分依赖。威克菲尔德曾是剑桥基督学院的会员，因此关系，罗伯特·马尔萨斯，这位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在1784年的冬季学期成为基督学院的一名自费生，时年18岁。1784年11月14日，他致信家中:“我在我的房间里好好地安顿了下来，讲座明天就开始。上个星期我抽时间把数学复习了一下，昨天参加了考试。我发现将要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习。我们从机械学以及麦克劳伦、牛顿和基尔的物理学开始。周一和周五的讲座是邓肯的逻辑学，周三和周六是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传》。我找到一个书商，我将从他那里订购我所有需要的书籍。学院里有一些人很聪明，在这里阅读几乎成为风尚。主要的科目是数学，因为要获得学位主要看这门功课，而多数人的最大目标就是成功地取得学位。我相信这里有一些杰出人物，我与其中的两个相熟识，其中一个与我同年级，他确实非同寻常地聪明，如果他珍惜自己的话，将极有机会获得优等奖学金。我到教堂做过两次祷告。”这期间，丹尼尔·马尔萨斯的花费已经达到每年100镑。写信说，如果开销再增加，教士们将无法让儿子来学院学习，在国外的莱比锡，开销仅需25镑。

这时的剑桥刚刚从长眠中醒来。基督学院曾是睡得最昏沉的，现在却成了精神之源。马尔萨斯在这里受到他的那些精神伙伴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和诱导。马尔萨斯的导师是威廉·弗伦德，他曾是佩利的学生，还是普利斯特里的密友。马尔萨斯入学的第三年，即1787年，他因为从圣公会脱离，拥护一元神教派，思想自由以及坚持和平主义而成为剑桥的一场著名论战的中心人物。佩利本人于1775年离开剑桥，但他的《道德法则与政治哲学》，或者称其原名《道德与政治法则》，是在马尔萨斯入学的第一年，即1785年在剑桥出版的。我想这本书对这位《人口原理》的作者一定影响很大。马尔萨斯还是一群出色的本科生组成的小团体中的一员。这一团体中，毕晓普·奥特，即马尔萨斯的传记作者，和克拉克教授(一个旅行家，剑桥奇人)一样是较为知名的。在马尔萨斯获得文学学位之后，柯勒律治来到基督学院(在1791年)。当年轻的柯勒律治在那间面向大门，楼梯右边的底层房间里住下来的时候，基督学院不再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了——这样的喃喃之声在庭院中回响不绝。

记得那时，缪斯翩翩而来，

我走上前，等待知识女神的称赞。

她在头顶，为我戴上桂冠，

同我相吻，算是回答我的誓言。

“在那些房间里，我度过了怎样的夜晚啊!”一个那个时代的人写道，“我们一边享用着简单的晚餐，也就是‘填鸭’，像他们说的那样，一边把埃斯库罗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和一大堆辞典推到一边，开始讨论当天的小册子，那些伯克不时写出的小册子。我们完全不必把它们拿到眼前，柯勒律治早上读了，晚上就可以逐字逐句地复述。费伦德的公案正在进展之中，小册子蜂拥出现，柯勒律治统统读过。夜晚来临，伴着我们的尼百斯酒，我们热烈地讨论。”

1793年6月马尔萨斯成为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参与通过了1793年12月19日的那条命令:“同意:如果未经允许而擅离学院的柯勒律治一月之内不能返回，并且支付对导师的酬金或提供支付的可靠证明，他将被董事会开除。”看来，柯勒律治已经在西拉斯·汤姆金斯·库默贝克的名字之后被列为第15个暴徒。对柯勒律治在基督学院的经历我只能记述到此了，需要说明的是，这起恶作剧之后，他被判处在学院区禁闭一个月，并要把德米特里·法莱雷奥斯的著作译成英文。后来柯勒律治对《人口原理》的攻击是世人皆知的:“最后，看一看这个强大的国度吧，它的统治者和智士们对佩利，对马尔萨斯言听计从!这是非常悲哀的(《赛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文学遗著》，第328页)。”“我庄严地宣布，我并不相信那些由人类的无知，虚弱和恶毒造就出来的邪教、异端和宗派会比一个基督徒、哲学家、政客、市民以及这讨厌的教条更耻辱(《席间闲谈》，第88页)。”

在学院中，据说马尔萨斯爱好板球和溜冰，获得过拉丁语和英语演说奖金，1786年被选为学院的布伦塞尔奖学金获得者，并在1788年以剑桥数学考试甲等第九名毕业。在他毕业前夕的一封家信中他说自己正在研读吉本的著作，即将读到最后三卷。几个月之后，他在信中写道:“我最近正在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落》一书。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内容涉及那些野蛮民族的发源与发展，而正是这些野蛮民族形成了今天欧洲精致的政体。吉本还使那一黑暗时期的开端更加清晰，这一时期曾长期占据历史舞台，不能不激起人的好奇心。在我看来，吉本是个令人愉悦的作家，他的文风是有些地方庄严，但每个地方都充满趣味而且用词得体，尽管对历史著作来说也许文风过于华丽了一些。我将满心欢喜地等待看到他的其后诸卷(1788年4月17日)。”

后来的日子里，马尔萨斯的柔和谦恭的脾气和品行也许有些过分，但他在剑桥是个讨人喜爱的人。奥特说，他的诙谐的性格“在年轻时就已显露无遗，成年之后依然未改，尤其是在剑桥，当他兴起之时，就会做出滑稽的表情，装出独特的声调，这常常给他的伙伴们带来无限欢娱”。

据奥特说，甚至在本科时马尔萨斯就已非常与众不同，因为“(他具有)那种温文尔雅、细心明辨的风格，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这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他稳健而不急躁，对在剑桥培养的各种学术都平等以待，而并不是仅对其中某一方面倾心有加”。

1793年6月10日，当由驱逐弗伦德引起的风波正处高潮的时候，马尔萨斯被接受为研究员，开始居无定所，直到他1804年结婚。他在1788年取得牧师职位，1796年后他就在剑桥和艾尔伯里担任副牧师职务。1803年11月21日，他离开了该教区，由他的亲戚亨利·多尔顿推荐而被任命为威尔斯比和林克斯的教区长，自此在他的余生里，他就开始作为一个不定居的牧师。

奥特在他的《传记》中收录了一些当马尔萨斯还是学院本科生时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给他的信。其中一封谈论马尔萨斯被选为研究员一事的信清楚地表明了父子二人间的关系，全文收录如下:

亲爱的鲍勃:

我衷心地祝贺你的成功，它给我带来了欢乐，因为这弥补了我的遗憾。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错失了它，因此我更有感慨地向你祝福。

唉!我亲爱的鲍勃，我没有权力谈论怠惰，但当我给你写那封你所不喜欢的信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失败的目标和遗憾的追求感触良深。我想，从对自己年轻时的回忆中我预见到了你，同样的自乱阵脚的倾向，同样的自责的气质，有希望能使我的不幸经历有益于你。这也的确是你所需要的，尽管只是一点点，但已让我更热切地想要告诉你，我写信给你时，比我通常装作的那样心肠更软，然而我的这种方式换来的却是你粗暴的失望之语，这让我感到自作自受。如你所说，你已克服了这些，能做到这样你是很有资格的，因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最无懈可击的品格，文雅的风度，最明智、最和蔼的举止，避免了我所痛恨的妄自菲薄;你能让每个人都轻松愉快，带给他们快乐。即使我最易发怒或吹毛求疵，我也不能从一个伙伴身上要求更多了。在我对你的幸福有所期望时，我也未感到还有什么缺憾，除非我的那些期望过于古怪、不近情理或根本就是错误的。在我拒绝向你表达感情，拒绝给你我的嘉许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常常禁不住要握住你的手，流下泪来。

如果我能为你的教堂做些什么，或者你还需要为你做些什么，就写信给我，像我一样。相信我，亲爱的鲍勃。

最爱你的:丹尼尔·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第一篇文章是《危机，一个宪法支持者对最近有趣的大不列颠状况的看法》，写于1796年，这时马尔萨斯对皮特政府的批评已是第13年了。这篇文章没能找到出版商。由奥特和安普森引用的摘要表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甚至人口问题已经引起他的兴趣:“在人口问题上(他写道)我不能同意阿奇迪肯·佩利的观点。他认为，人口是度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国幸福与繁荣的增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口的增加。但是如果说人口总数是富裕程度的标志的话，它所代表的也仅是过去的富裕。”

1798年，马尔萨斯32岁之际，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就是《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者的理论》。

正是在与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的讨论中，罗伯特·马尔萨斯才逐渐为人所知并最终成名。这一典故来自于毕晓普·奥特，而他正是从马尔萨斯本人那里听来的。1793年，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出版。马尔萨斯父子频繁地谈论未来社会的平等与幸福，父亲抱有理想主义的观点，儿子则抨击这种观点。毕晓普·奥特这样描述说:“在与父亲进行这种富有生气的讨论时，马尔萨斯已经确立了他的事业的方向，即主要研究由于人口增长快于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给人类社会进步造成的障碍。”为了使这一想法更成熟，他写下他的论点的要义，这形成了后来的《人口原理》。我们不知道父亲是否被儿子说服，但可以肯定的是，丹尼尔·马尔萨斯强烈地感受到儿子手稿中的观点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创造性，因此建议儿子将他的劳动成果公之于众。

第一版是约5万字的八开本，与后面诸版相比，这一版几乎完全不同，并且更宜于传世。五年以后以四开本出版了第二版，到第五版时已成为约25万字的三卷本。正如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所解释的，第一版的写作是“出于一时冲动，仅利用了在乡村所能接触到的少有的资料，”不过这是一本先完成的著作。它的内容一方面是与完美主义者的辩论，一方面证明造物主造物之道的合理性，尽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反其意而行之。

这第一篇论文运用演绎的方法，富于哲理，文风大胆而精于修饰，语言华美，情绪饱满;而在其后的诸版中，政治哲学让位给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被社会学所做的证据归纳所掩盖，这位年轻人在后期写作时先前具有的天赋和高涨热情不见了。“冗长与毫无意义的重复”，这是柯勒律治写在《人口原理》第二版页边的评论:“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罪恶，而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

第一版很难见到，可见它的发行量一定很小(1820年马尔萨斯声称他从自己的著作中获得的收益总数不超过1000 镑)，它一经面市，马上就脱销了，尽管五年之后才出了第二版。但这本书立刻引起注意，小册子之间的笔仗也随即展开(据博纳博士说，在第二版之前的五年中就有20本之多)，135年来，这种笔仗就没有停止过。反对者们提出理由抨击那一在进化历程中从生命初始就已深深植根的本能，并且认为，在有意识地对幸福的追求中，人们敢于从那些盲目鼓吹支配性生存的人们手中夺得政权。

佩利本人被说服了，而他从前认为“一个国家可能遭受的最惨重的灾难就是人口的衰减，人口的增长的目标，在所有国家都应当胜过其他一切政治目标。”《人口原理》同样引起了政治家的注意，奥特记载了皮特与马尔萨斯于1801年12月的一次会面:“碰巧这时皮特先生正对剑桥大学做一次竞选访问……在基督学院院长住宅举行的晚餐会上，有几个年轻的旅行者作陪，特别是托马斯·马尔萨斯等人。在谈到西德尼·史密斯爵士、阿卡的帕夏、克拉克和卡莱尔等轻松话题时，皮特先生也放松下来与大家闲谈。”在1796年，皮特认为一个人多生孩子是“使国家富足”的行为，即使他全家都是穷人。而到了与马尔萨斯见面的那一年，皮特却放弃了他的新的《济贫法》，在众议院他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们表示敬意，“对他们的意见他必须要加以尊重，”据说，他指的是本瑟姆和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达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类苦难的线索。《人口原理》的重要性不在于那些新奇的事实，而在于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简单的原理，并对这一原理做出极富冲击性的强调，这才是此书的重要性所在。实际上，他的主导思想曾被其他一些18世纪的作家利用过，但由于表达拙劣而没能引起世人注意。

这本书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文科学的英格兰传统之中，植根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思想传统之中，在这一传统之中，我认为，在情感上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延续性。从18世纪到现在，如果我要如此表达，这一传统与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佩利、本瑟姆、达尔文和穆勒，这一传统表达着对真理的热爱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没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学，它代表了公正和民众精神。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脉相承，在实际内容上也息息相关。马尔萨斯身列其间，当之无愧。

马尔萨斯从他演绎的剑桥方法到后面诸版采用的归纳性论点的转折，起因于1799年的一次旅行。他为了搜集资料，访问了瑞典、挪威、芬兰和俄罗斯的一些地方，这些是当时对英国旅行者开放的少数的几个国家。在1802年的短暂和平期间，他还访问了法国与瑞士。北方的旅行是与基督学院的朋友奥特、克拉克和克里普斯相伴而行。克拉克是个天生的旅行家和收藏家。马尔萨斯和奥特被他的异常的、可怕的旺盛精力搞得疲惫不堪，而对克拉克，这不过是稍作表现而已。

克拉克和克里普斯又继续了两到三年的旅行，当他们从君士坦丁堡返回时，已经收集了许多五花八门的东西，其中很多目前保存于菲茨威廉博物馆。他们在家中的朋友们则坐在基督学院的研究员休息室里，怀着极大的好奇和兴趣阅读克拉克的来信。这些信件有许多收录在克拉克的《生活与旅行》。克拉克后来成为基督学院的高级导师(1805年)，第一位矿物学教授(1808年)，最终成为大学的图书管理专家(1817年)。

与此同时，马尔萨斯在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并在1800年匿名出版(像他的《人口原理》第一版一样)了一本小册子，其名为《对目前供应的过高价格的原因调查》。这本小册子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重要的，而且表明他已倾向于使用处理具体经济问题的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在此后与李嘉图的通信中进一步展开。对这种方法我深有同感，并且认为，比起李嘉图的方法来，这种方法更可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按照马尔萨斯的主张，价格和利润主要决定于他所说的(尽管并不很清楚)“有效需求”。李嘉图则采用了苛刻得多的方法，在“有效需求”背后，他一方面归因于货币状况，一方面归因于产品的实际成本和实际差别，认为这些基本因素以唯一的和清晰的方式自行发挥作用。他把马尔萨斯的方法看作是十分浅陋的方法。然而，李嘉图在使他的许多成功的论点要义简单化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偏离了客观事实;而马尔萨斯却使他的说法接近结论，从而紧紧抓住了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东西。李嘉图是诸如货币数量论和汇价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创立者。当人们在观念上痛苦地脱离这些伪算术定律的控制时，人们才能够，或许是100年来第一次理解马尔萨斯的晦涩结构的真正意义。

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概念在这本早期的小册子中被天才地表达出来。“这一想法对他的震撼之大以致于他骑上马从黑斯廷斯跑到镇里”，在他的“镇里的阁楼”上呆了两天，“熬夜到两点来完成这一想法，以便它在议会开会之前产生出来”。他在思考为什么供应价格上涨之高远远超过收获不足所能产生的影响。他没有像李嘉图几年之后那样归因于货币数量。他把原因归结于劳动阶级收入的提高造成的随着生活费用增加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薪金上。“我极其强烈地感觉到，在王国的多数地区随着谷物价格上升而按比例提高教职人员薪金的企图，连同国家的富足，这使得提高薪金的企图得以实现，相对说来是造成此次供应价格上涨的仅有的原因，因为这次价格上升的程度大大超过了短缺的程度，大大超过了那些以上原因不起作用的国家价格上升的程度……

“让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有50个人都急需的商品，但由于生产上的某些失误，只够供应40个人。如果第40个人可以花两先令买这件商品，他前面的39个人的出价都不同程度地高于两先令，余下的十个人的出价都少于两先令，那么根据真实的贸易原则，这件物品的实际价格将是两先令……让我们假设现在有人给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十个穷人每人一先令。现在所有的50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先令，即先前确定的价格。根据公平贸易的真实原则，这件商品将马上涨价。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问，根据什么原则把能支付两先令的50个人中的十个排除在外?因为依据假设，商品还只能供给40个人。穷人的两个先令与富人的两个先令一样是钱;如果我们不采取涨价令最穷的十个人(或许他们是)支付不起的办法，就必须掷硬币、抽签、摸彩或者动武来决定谁将被排除在外。我的目的是要找到比对同样的钱进行不光彩的区分的办法更合理的方式来分配一国的商品，而以上这些方法显然偏离了我的目标。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文明的、已启蒙民族的习俗，根据每一条商品交易规则，价格必定会上涨到可以排除50人中的十人的那一点。这一点也许是两个半先令或更多，这最终将成为商品的价格。如果再给那被排除的十人每人一先令:每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半先令，价格必然立即随之上涨到三先令或更多，以此类推。”

语言和道理都是简单的，但这却是系统性的经济学思想方法的开端。小册子中还有很多内容(几乎整篇)都值得引用。这本《调查》是马尔萨斯所写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尽管在《人口原理》中有很多伟大的章节。现在，既然已经从引述开始，我就禁不住引用《人口原理》第二版中的那一著名段落，其中表达了相似的思想，但以不同的行文做了更出色的包装(转引自佩因《人的权力》中的评说):“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得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儿食物，而且实际上，他是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大自然的盛宴中，没有他的坐席。就像是一个人没被邀请而前去参加宴会一样，女主人命令他离开，如果他不能唤起某些宴席中的宾客的同情的话。而如果有宾客站起来为他让座，其他不请自到人会立刻闯过来要求得到同样的恩赐。如果来者将分食物的消息传开，宴会厅里将会挤满数不清的想要得到食物的人。宴会的秩序与和谐就此破破坏了，先前的富足变成了现在的困乏;宾客们的欢乐被破坏了，大厅中的每个角落都是痛苦和依赖的场面，都是被激怒的人们闹嚷嚷地纠缠不休，因为他们曾被告知能得到一份食物但并没有得到。客人们将后悔不已，他们不该抵制女主人发布的对闯入者的严酷命令，因为女主人希望她所有的客人都有足够的享用，但她知道她无法满足源源不断的人们，因此当她的宴席已经坐满时，她就要客气地拒绝接纳那些新来的人。”

马尔萨斯的另一本小册子《致萨缪尔·惠特布雷德议员先生的一封信——关于他的修改〈济贫法〉的建议案》则无如此幸运。这完全是一次对《人口原理》中原理的应用。惠特布雷德先生建议“授权教士们建造房屋”，就是一项建房计划，一方面想补救惊人的短缺状况，另一方面想创造就业。但马尔萨斯急切地指出无论如何也不能减轻“获得住房的困难”，因为正是由于住房的困难才使得“针对贫民的法律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刺激早婚”。这些法律提高了税率，较高的税率阻碍了建房，而住房的短缺减缓了法律在其他方面刺激人口增加的灾难性影响。“这一影响会使得男女关系过早发生，如果在充足的住房条件的刺激下，我毫不怀疑人口将大大增加，这样，大规模的劳动者被随即投入市场，将使得那些独立的劳动者陷入绝境。”所以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危险的科学。

1803年，《人口原理》的新版出版，它是精美的四开本，全书600页，标价一个半畿尼。直到这时，马尔萨斯才因没有特别的职责而专心于经济学研究。他于1804年结婚。1805年他39岁之际，接受了前些年就已做出的任命，即担任新成立的东印度学院的现代历史与政治经济学教授一职，开始是在赫特福德，不久就迁至海利伯里。这是在英格兰建立的最早的政治经济学教席。

直到1834年去世他一直居住在海利伯里。他的住所在钟楼下面，后来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居住在这里，他是马尔萨斯讲座的最后一任主持者。马尔萨斯有三个子女，一个女儿尚未成年就夭折了，另外一个女儿，普林格尔夫人活到1885年，而他的儿子，雷维伦德·亨利·马尔萨斯于1882年去世，没有留下子女。

《人口原理》在后面一系列的著作中得到引申。1814年和1815年他出版了关于《谷物法》的小册子，1815年出版了他关于地租的著名论文，1820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由实际应用的观点考察》。

“海利伯里学院存在的时候，马尔萨斯夫人一直保持着她的欢乐地举办晚宴的传统，伦敦的学术界精英经常参加她的晚宴。”“马尔萨斯的仆人一直跟随着他，直到他结婚之后生活安顿下来。”马尔萨斯的学生们管他叫“老爹”。他是个辉格党成员。他的布道常常是详细阐发上帝的仁慈。他认为海利伯里学院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地方，认为对那些“不但能理解，并且不以之为枯燥”的年轻人来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项适宜的学科研究。他的性情和善，脾气和蔼可亲，品格忠诚，富于感情——这些都验证了他1798年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所写下的论断:“人生，一般说来，是一件与未来状态无关的幸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除了那些在历史进步大潮中必不可少的罪恶之外，世上再无其他罪恶。”

与这幅画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论战中的小册子作者们描绘的冷酷、恶毒，如怪物一般的马尔萨斯的形象。对此，马尔萨斯看来是采取了尽可能不闻不问的态度，但一些朋友门却十分愤慨。在这件事上，西德尼·史密斯把握得更好一些。他在1821年7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哲学家马尔萨斯上周来到此地。我参加了由未婚者们为他举办的令人愉快的欢迎会。其中只有一位妇女是有小孩的。但马尔萨斯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不管有没有发现有身怀六甲的迹象，他都会对每位女士都彬彬有礼……。”

《绅士杂志》(1835年，第325页)在讣告辞中告诉我们:“马尔萨斯先生身材高挑，体态优雅，他在相貌上如同他的品行一样，堪称完美绅士的典范。”

约翰·林内尔先生在1833年曾为马尔萨斯画过一幅令人钦羡的画像，现在为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所有。从这幅画像以及同样出自于林内尔之手的著名的马尔萨斯雕像可以看出，他是个红脸膛，有着红或褐色的鬈发，那是一张不同凡俗的俊秀的面庞。马蒂诺小姐在她的自传中写道:“全英国也找不到比马尔萨斯先生头脑更单纯，更具美德，更充满生活情趣的人了……在所有人当中，马尔萨斯是我不用助听器就能经常很轻松地听到的人之一。——由于下腭的缺陷，马尔萨斯讲话时的毛病简直不可救药，当他的朋友有意安排我们认识而邀请我与马尔萨斯会见时，我不禁心生畏惧。想到我自己的耳聋，而他不能读出字母表中的一半辅音，以及他的薄薄的嘴唇使我很难把我的助听管给他，我意识到我们的会见将会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幸运的是，我错了。他的第一句话——缓慢而温和，不管辅音怎样，元音响亮而清晰——就使我完全放松下来。我很快就发现他用的元音我实际上都听到过。他发音最差的字母是I，当我毫不困难地听懂他的问话，‘难道你不想去看看基拉内的湖吗?’的时候，我已经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我们的记忆在经历了卢俊和休谟之后的那段漫长空白后，上面这一愉快的场景又让我们回到了我们所熟识的年代。约翰逊博士、吉本和伯克对我们影响之深，以致于我们很容易淡忘了马尔萨斯成长的那个年代，即18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那个年轻、激进的英格兰;我们也淡忘了带来沉重失望的法兰西革命以及它对英格兰的毁灭性影响，尽管我们还能在从华兹华斯到柯勒律治到怀有不可扼制的热情的雪莱的作品中了解到它，但我们已经淡忘了这两个重大事件在从18世纪向19世纪的过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如何，随着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过去，马尔萨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与知识范围中已经完全被忽略了。卢梭、马尔萨斯之父丹尼尔、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1784年的剑桥同仁们、佩利、皮特以及《人口原理》的第一版仿佛都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文明。而马尔萨斯与我们的联系却日渐紧密。他是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而这一团体仍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召开聚餐会。他同时还是在他去世之前建立的皇家统计学会的初始会员。他参加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剑桥召开的1833年会议。

晚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与李嘉图的亲密关系，为此他写道:“除了我的家人，我从没有像这样爱过他人，交换看法，我们毫不保留，之后我们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只为真理，别无他念，以致于我不得不设想，或早或晚，我们总会取得一致。”玛丽亚·埃奇沃思与两人都相互熟识。她这样描绘他们:“他们齐心协力探寻真理，无论谁是第一个发现者，他们都欢呼相庆;我真切地看到他们以自己有力的手臂拉动绞盘，让那痴心眷恋于井底的真理女神升出地面。”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间的友谊始于1811年6月，马尔萨斯“冒昧地引见自己”，希望“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能站在一起，对那些观点上的分歧，我们只需要私下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笔墨官司。”这带来了他们之间从未断绝的亲密关系。李嘉图在周末频频造访海利伯里;而马尔萨斯到伦敦的时候也常常逗留几天，起码要与李嘉图共进早餐，后来的年月里，马尔萨斯也习惯于到盖特科姆公园，即李嘉图的家中住上些时日。这表明他们相互之间怀有最深切的爱戴和尊敬。他们在智力天赋上的对比很鲜明，也很有意思。在讨论经济学问题时，李嘉图是抽象思维和演绎法的理论家，马尔萨斯则是归纳性的和直觉的调查者，他不愿意与可验证的事实依据和直觉偏移太远。然而在实际的财经问题上，这位犹太裔的证券商与这位贵族血统的牧师的角色就会完全颠倒过来。我记录下了这样一件小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李嘉图是一个辛迪加的主要成员，这个辛迪加从事政府债券的操作，相当于目前的“包销”。他的辛迪加通过参与招标从财政部的债券总额中得到了包括各种期限的债券，然后作为投资机会逐步向公众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往往要帮马尔萨斯一个忙，马尔萨斯不用掏一分钱，李嘉图就把一部分债券份额记到他名下，这意味着，只要马尔萨斯持有的时间不是太长，一定的收益是毫无问题的，因为辛迪加的初始价格条件比当时的市场价格要低得多。这样，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几天，马尔萨斯发现自己手中的公债正处在一个小“牛”市。不幸的事，他的神经已经无法承受了，他指示李嘉图，只要不是“错的或不方便的”，“就干脆赶紧把你如此好意地承诺给我的收益实现了，哪怕只是一小点也好。”李嘉图执行了这一指令，尽管他自己绝不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因为他的消息来源告知他公债可以在滑铁卢战役那一周达到牛市的峰顶。在1815年6 月27日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他谦逊地汇报说:“像往常一样，我从对上涨的预料之中获益颇丰，我成了公债的大赢家。”“现在让我谈谈我们的老课题，”他接着转入到对商品价格上涨原因的探讨之中。

可怜的马尔萨斯禁不住心中懊恼:“(他写于1815年7月16日)我得承认我曾以为第一场战役的胜机属于波拿巴，因为他有进攻的机会;的确，从威灵顿公爵的调兵遣将看来，波拿巴一时曾经胜券在握。然而事后看来，法国人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如果他们拿出了为保卫独立而战所应有的力量和热情，一场战斗，无论它如何血腥或彻底，是无法决定法兰西的命运的。”

这一友谊将在历史中长存，因为它产生出了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文字往来。1887年，博纳博士发现了由科勒内尔·马尔萨斯所有的李嘉图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件，然后出版了由他署名的版本。然而对马尔萨斯所写的信件的寻找却是一无所获，这些信件本来应该由李嘉图的家庭成员所持有。1907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些散轶信件中的一封，这封信是大卫·李嘉图偶然送给伊斯顿·格雷的史密斯女士的，她乐于收集名人手迹。这位教授同时还声称(极有先见之明地)“大卫·休谟对《国家财富》的评论曾被销毁，而马尔萨斯的这部分信件的遗失将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仅次于此的文字之灾。”对皮罗·斯拉法先生来说，什么也隐藏不住。为编辑即将出版的《大卫·李嘉图著作》的全本和定本(此书是为皇家经济学会准备的，将于近年内出版)，斯拉法先生在研究工作中发现了那些散轶的信件。这两方面的通信的出版将会大大提高它所包含的趣味。其中的确可以发现经济学理论的种子，也能发现他们论证命题时分歧的线索(在一开始就形成如此大的分歧，除非分歧消除，否则很难认为他们所用的定义是一致的)。李嘉图研究均衡条件下产品的分配理论，而马尔萨斯则关注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现实世界中每日产出的数量。马尔萨斯所针对的是我们碰巧生活于其中的货币经济;而李嘉图针对的是一个货币中性经济的假想概念。他们很大程度上知道存在分歧的真正原因。在1817年1月24日的一封信中，李嘉图写道:“在我看来，我们在那些经常讨论的题目上的观点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你在头脑中经常考虑那些个别变化带来的直接和暂时的效应，而我则把这种直接和暂时效应撇在一边，全神贯注于这些效应所造成的结果，即事物的长期状态。或许你对这些暂时效应评价过高，而我则过于低估。要正确对待这些命题，就需要认真加以区别和注意，并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原因。”

马尔萨斯在1817年1月26日对此做了很有反响的回答:“我同意你所谈及的问题是我们的观点分歧的原因之一。我确实倾向于从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虑，因为这是使写作在实践中有益于社会的方法，我也认为这是避免犯拉普他岛的裁缝们所犯的错误的唯一方法，如果失之毫厘，则必谬以千里。另外，我的确认为社会进步包含着不确定因素，如果忽略那些能在八年或十年中促进或阻碍生产与人口增加的因素，就等于忽略了导致国家贫穷或富足的因素，而这正是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主要目标。一个作者诚然可以做出任何他喜欢的假设，但如果他的假设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他就不能从假设中得出任何有实践意义的推断。你在关于利润的文章中假设实际劳动工资是恒定的，但它是随商品价格波动的(二者在名义上是一回事)，利润也是变动不定的，因此你的推断就无法应用到事物的实际状态之中。在我们及我们周边的国家，看到的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长短不定的历史时期，而从未见到过你仅仅考虑了的一成不变的社会进步。

但造成我们的分歧的更细致、更本质的原因，我认为是这样。你似乎认为人类的需求和口味时刻在等待着供给;而我则坚决认为没什么比激发新的需求和口味更难的了，尤其是要从原有材料中创造新需求和新口味就更难。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所赋予它的价值，供给越适合于需求，其价值就越高，一天的劳动就能换来或带来更多的可支配的购买力……我非常肯定地认为，在实际阻碍生产和人口增长的因素中，需求刺激的不足更甚于生产能力的不足。”

一个人如果细读了这些通信，就不能不感觉到，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里，马尔萨斯的一系列方法被完全抹煞，而李嘉图的方法居于完全的统治地位，这对经济学的进步可称得上是一场灾难。在这些信札中，马尔萨斯一次又一次地谈论着简洁的思想，但头脑笼罩在阴云里的李嘉图却全然无法理解这种力量。

早在1814年10月9日，由福克斯韦尔教授发表在《经济学杂志》(1907年，第274页)中的信中，马尔萨斯写道:“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你的观察，你认为‘由积累欲望引起的需求同消费的欲望一样有效’，即‘消费和积累能同样促进需求’。我知道，对于利润下降，你一般会从积累上找原因，而我则坚信，这是因为生产价格比生产成本相对降低，或者说是有效需求缩减，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原因。”

但从马尔萨斯写于1821年7月的两封信的摘要中可以看到，到那时为止，这一在马尔萨斯头脑中清清楚楚的问题，在李嘉图的头脑中仍然迷迷糊糊。

……我们在世界的每个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闲置着的巨大的生产能力，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由于对实际产品分配不当，造成继续生产缺乏足够的动机。为了探讨财富增长的直接原因，我显然要探讨动机问题。我根本不想否认人们有权消费掉全部产出，但根本问题在于，在各部分之间进行分配的方式是否能最大程度上引起有效需求，从而激发以后的生产。我毫不怀疑地坚持认为，快速积累的意图必然意味着非生产性消费的大幅度缩减，这极大地损害了一般的生产动机，从而必然过早地阻碍财富的增长。这才是最具实际意义的问题，至于是否应该把这种不景气称为供应过剩，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但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即快速积累的意图造成的劳动与利润的分配损害了今后积蓄的动机和能力，从而损害了供给能力和人口就业的增长，就不能不承认，这种积累的意图，或曰储蓄过剩会对一国造成切实的损害。(摘自1821年7月7日的信件)

……对于目前讨论的这一问题，看来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地相互理解了，如果你读了我的最后一章第一部分的头两段，而仍然“认为把巨大的生产力投入生产，其结果对人类不利”，那么我几乎对是否有能力表白自己感到绝望了。我明确声明，我的目标是阐明引发生产力的原因;如果我建议保持一定比例的非生产性消费，显而易见那不过是为了保证最大程度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动机。而且我依然认为，对于一国的财富来说，随土壤肥力而有所不同的非生产性消费的占一定比例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在各种生产动机当中，最核心力当然是使那些运作产业的人获得产出的适当比例。然而你却主张大规模的暂时储蓄，在利润足以促使它投入生产时却开始储蓄，这可能导致对于产品的分配不能引发进一步增加生产的任何动机。

如果把一段时间里没有进一步增加生产的状态不适当地命名为不景气，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它，尤其是在这种不景气不可避免地使正在成长的一代沦于失业的时候。我们从重复的经验中知道，除非有一些工人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工作，否则劳动的货币价格是不会下降的。

问题在于，这种资本的停滞，以及由于在增加的产品中没有使地主和资本家得到适当的非生产性消费的份额而造成的对劳动需求的停滞，在发生时会不会无损于一个国家，会不会导致幸福和富足的程度降低，而如果使地主和资本家在自然社会剩余中得到非生产性消费的适当比例，从而继续保持生产的动机，就会首先避免对劳动的不正常需求，避免将会发生的这一需求的突然缩减，这样是否导致社会幸福和富足程度的降低呢。

如果资本和劳动停滞不会导致恶果，那么怎样才能说明，对生产者可能有害的过于节俭反而不会对国家有害呢?怎样才能说明，在生产失去动机的时候，增加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不能作为一个适宜的解决办法呢?(摘自1821年7月16日的信件)

如果是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成为19世纪经济学领头人，今天将是一个明智得多、富裕得多的世界!为了重新发现，为了冲破误导我们头脑的重重迷雾，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而这本来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一直称托马斯·马尔萨斯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而在这些信件发表之后，带着更多的同情与崇敬，我认为获得这一荣誉他将更加当之无愧。

在这些信中，马尔萨斯的确在重述他出版于1820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第七章第四部分的论点，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者引发的分配，以此作为增加全部生产的交换价值的方式，”它未能打动李嘉图，也未能影响后世的思想，但马尔萨斯使这一论点更加清晰。

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论点的精髓在《政治经济学》中已初露端倪。在本章的第五部分，“对1815年以来劳动阶级的苦难”，马尔萨斯继续应用了这些原理。他指出痛苦应当归因于资源的转向，先前资源投入于战争，投入于储蓄的积累。而在如今的情况下，储蓄不足不可能是问题的原因。储蓄虽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已不再是一种公共责任。公益事业以及地主和有财产的人的消费才是适宜的解决办法。

下面的两节可以引用为对1815年到1820年所发生的事件的最好的经济分析:“当利润偏低并且不确定的时候，当资本家在那些本应安全地利用他们的资本的地方却遭受损失的时候，当由于这些原因造成资本外流的时候;一句话，当问题的性质所体现出来的所有证据都清楚地证明了对国内资本缺乏有效需求的时候，却建议进行储蓄，并且把更多的收入转化成资本，这不是违背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吗?这不是毫无意义地反对供给和需求原理这一诸多原理中最首要、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原理吗?这不是等于在人们忍饥受饿、流离失所的时候却建议他们操办婚姻之事吗?

“总之，我要说，参与战争的士兵、水手或其他阶级突然转化为生产劳动者会造成生产与消费均衡的紊乱，而治愈这一恶魔的最力所能及、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雇佣穷人参与筑路和公共工程，而地主和那些拥有财产的人致力于建设，改善和美化他们的工地，以及雇佣工人和仆役。”

储蓄与投资平衡问题在书中序言里已全部提出了:“亚当·斯密声称，资本增加源于节俭，每个节俭的人都有益于社会，财富的增长依赖于消费与居于其上的生产之间的平衡。毫无疑问，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显然也绝不是无条件的，因为储蓄的原则一旦过度就会损害生产的动机。

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最简单的食物、最破烂的衣服和最鄙陋的住所，那么这世上就绝不会有其他更好的食物、衣服和住所……两个端点是显见的，需要的是有一个中间点，虽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不一定能确定它，但考虑到生产能力和消费愿望这两方面，这一点应该是最能激发财富增长的一点。”

对李嘉图来说，全然无视这一系列思想的意义当然是个重大错误。但马尔萨斯也存在缺陷，即在于他完全忽略了利息率所起的作用。20年前，我本可以反驳马尔萨斯，他所设想的事情的状态，除非利息率首先降低为零，否则不会发生。像往常一样，马尔萨斯洞察到了什么是正确的，但只有解释清楚过度节俭不会带来利息率降低为零，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它是正确的。

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对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来说，除了一般的感情，这三个人物还激发了我们精神上的其他东西。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友情并未被他们相反的头脑思考所阻隔，而是终其一生在和平与友好中相互交流。

李嘉图去世之前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中的最后一句是:“现在，亲爱的马尔萨斯，我完了。像其他争辩者一样，在许多辩论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各自的观点。然而这些辩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你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比现在更爱你。”

马尔萨斯比他的朋友多活了十年。“我的观点是公开的。如果我要修改什么，也只能在语言上做些改动，而且我不知道是否能改得更好(他在死前所写)。”

1833年，马尔萨斯去世的前一年，马蒂诺小姐到海利伯里来拜访他。她很高兴看到“绿化得很好的赫兹郡。几乎每天工作之余我们都出去—一五六个人愉快地骑马相聚，踏遍每一条绿色林荫道，欣赏周围的每一片景色。其他教授们的家庭则组成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团体(我们没有兴趣谈论学生中的哪一个会成为未来印度的行政官)。年轻男人们谈论的风行一时的笑话，郑重其事的相互尊敬，以及不时爆发出的喧闹;年轻女士们的射箭术;波斯语教授那奇特的君子风度;勒巴校长的渊博学识和诚恳的学者风度，以及夏夜聚会中颇有古风的谦恭，所有这些都过去了。”

二、托马斯·马尔萨斯:百年训谕

在《伊斯兰革命》的序言中，诗人雪莱写道:“形而上学，以及对道德和政治科学的探讨，已经蜕变成了使那些已被破除的迷信再生的妄想，或者是马尔萨斯式的诡辩，算计着使那些人类的压迫者们在永恒的胜利中安然入睡。”葛德文的女婿雪莱如是说，抨击着《人口原理》对人类未来的美好希望。

另外一个诗人，马尔萨斯在基督学院的同窗柯勒律治，其观点也并不友善:“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罪恶，而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

博纳博士写道:“其余的纸边批语主要是一些感叹语(如‘蠢驴!’)，很多都有欠文雅。”

如此看来，无论对于富于革命精神的诗人还是对于富于保守精神的诗人，马尔萨斯都是经济学家中诡辩者的代表——这个露骨而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家伙，偏离了人道主义的本源，他用不言自明的道理证明:所有减轻贫困和灾难的企图都会适得其反;开通的自利行为比一时的慈悲心肠更是一种社会公德;商人们为了那些最红光满面的人(指那些最富有、财产最多的人)的生存而奋斗，而一旦他们无法继续，世界将极有可能陷入悲惨之中。

这两位最具睿智而气质相异的诗人就是这样来解读他们所听到的东西的。他们的控诉矛头指向19世纪的经济学家，但也并非全然错误。今天我们也没能完全逃脱出他们的控诉。

如此纪念马尔萨斯似乎有欠公平。《人口原理》的第一版是为了批评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第二版则是为了批评佩恩的《人的权力》，其中有一段是经常被引用的:“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得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儿食物，而且实际上，他是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的。”

当惠特布雷德先生建议“授权教士们建造房屋”时，马尔萨斯写了一本小册子，敦促无论如何不能减轻“获得住房的困难”。

这样提及马尔萨斯却仍然忽略了一点，即他的生活与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工作被截然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都起因于他周围的事件和影响。其中的第二部分是一次无效的努力，李嘉图和他的学派正在把他们的理论套在我们的脖颈上，而马尔萨斯却想推翻它。在我前面的引文中，雪莱继续写道:“四散的阴云也已笼罩在我们的小说与诗歌之上。然而在我看来，人类正在从昏睡中觉醒。我感到了一种在缓慢的、逐渐进行中的悄悄的变化。”

在一个脚注中，雪莱把《人口原理》后面诸版中的一些变化慷慨地称之为“公众希望苏醒的标志”。有这样一段，这是《人口原理》第二版中接近结论的那一部分，也正是雪莱头脑中所想的那一部分:“总而言之，由于人口原理的作用，尽管减轻苦难的前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光明，但也远非毫无希望。无论如何也不能排除人类社会逐渐向前进步的趋势，在出现最近的胡思乱想之前，这正是理性期望的目标。财产和婚姻的法则，以及狭义的自爱原则促使每个个人努力改善自己的境况，我们应当感激这些法则，因为正是在这些法则的保障下，人类的天才得以发挥，人类得以由野蛮走向文明。根据人口原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出结论，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抛弃使我们升高的这一阶梯，但这绝不说明我们不能借助于它向前更进一步。社会结构的许多特征也许仍会保持原状，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社会仍会由有产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组成。但每个阶级各自的状况，两个阶级之间的比例都可能大大改观，使整个社会趋于和谐与完美。如果在自然科学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地发展的时候，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却裹足不前，以至于连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的前进障碍都无法解决，这种对照的确令人悲伤。然而，无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显得多么坚不可摧，我们仍然心存希望，因为我们探讨的结果并没有使我们放弃人类社会进步的事业。一点点好处，只要是可以得到的，就值得我们拼尽全力，就足以让我们付出努力，让我们满怀憧憬。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人类的美德与幸福能与自然发现的光辉历程齐头并进，但只要我们不自暴自弃，我们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前者将随后者的进步而进步，并从后者的成功中分享好处，其程度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劳动阶级的苦难主要因为他们的低水平的生活状况引起了马尔萨斯的注意。滑铁卢之战以后以及战争结束之后，呈现在马尔萨斯面前的是失业问题。正是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他提出了人口原理。他强调，除非减少劳动供给，否则无法提高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水平。然而在第一版中，他强调的是减少劳动供给的困难，在其后诸版中，他却强调减少劳动供给的重要意义。在他一生中的后半期，他被战后失业的问题困扰着，战后失业的范围第一次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00年来，本应有人读到他对强大的李嘉图理论的有力而不容辩驳的抨击，哪怕仅带着一丝同情与理解。就这样，马尔萨斯这个名字因“人口原理”而不朽，而他提出更深刻的“有效需求原理”时的天才直觉却被遗忘了。

然而今天，让我们把马尔萨斯作为第一个剑桥经济学家来看待吧——最重要的是，把他作为用规范的思维框架面对世事纷纭的伟大先驱吧。马尔萨斯通过一条最佳途径接近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马尔萨斯在剑桥大学走向成熟，他开始有志于哲学和道德科学，并运用政治哲学家们的演绎方法。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头沉浸在经济史实和当代世界的问题之中，运用历史归纳的方法，并吸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最后，他又回到演绎方法中，不过这次运用的是作为专属于经济学家们的纯理论方法。他寻求将规范的思想方法应用于事实资料，并通过直觉选择类似规范原则的方法来透视这些事实，进而解释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总之，在经历了一个道德学家的幼虫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蛹之后，他最终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张开思想的翅膀，翱翔于世界之上。

作为结论，让我来为你读出马尔萨斯所写的这一段文字，它总结了一个经济学家应当怎样看待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耳边经常能够听到反对理论和理论家的呼声，它们来自那些自以为在实践中精明强干的人。应当认识到，差劲的理论是非常差劲的东西，他们的作者非但无用，而且常常成为社会的害群之马。但看来这些实践的鼓吹者并不清楚，他们自己也往往会像他们所反对的那样。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属于当时最具危害性的理论家之列。当一个人信心十足地对人讲述他观察范围之内的事实的时候，无论这些事实具有多大的局限性，它们也增加了社会知识总量，从而有益于社会。但是假如一个人竟然从他的局限性的经验中，从他对自己的小农场的经营管理中，从与他相邻的作坊的鸡毛蒜皮中得出一个普遍性的推断，他就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理论家，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然而这是尤为危险的。因为确立理论的唯一基础是经验，而人们往往一听到这一词汇的音节就被迷住了，甚至不停下来仔细分辨一下局限性经验与普遍性经验之间的区别。”

我认为有理由称颂马尔萨斯:他的深刻的经济学直觉，他不但能对变换的经验图景保持一颗开放的头脑，而且一直不间断地以他的规范思想中的原理来解释经验，把此二者结合起来，体现了他非凡的能力。我相信，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现在在他的母校纪念他，应当向他致以永不褪色的敬意。

(节选自凯恩斯的《传记文集》，又名《精英的聚会》第十二章。)

(请此文译者:刘玉波/董波与本版联系，以领取稿酬。)

附录二:威廉·葛德文之简介

Appendix Twe

可以看到地球依旧是能够充分地养活它的居民的……说什么人类太过于幸福了，说作为必然的结果，在遥远的将来人口将变得太稠密了而缩减回来，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威廉·葛德文

威廉·葛德文

威廉·葛德文(1756—1836 年)，英国政治家、小说家、无政府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生于英格兰，曾子承父业，做过牧师，后来由于受到法国启蒙学派的影响，思想越来越激进，于18世纪80年代断绝同宗教的关系，在伦敦开始从事创作，并关注政治和社会改革问题。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英国知识分子深受震动，作为其中一员的葛德文也积极投身到英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中间，与潘恩、华兹华斯等经常往来，并于1793年出版了其政治理论著作《政治正义论》，本人也因此书而一举成名。

该书对当时英国激进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对欧文派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在德、法、美等国产生了一定影响。葛德文因此书而在西方思想史上成为著名人物。他在该书中提到，政府是社会的破坏力量，具有恒久的寄生性和无知，但随着知识的逐渐传播，政府将日益变得没有必要和虚弱无力。在这方面的发展中，个人判断的严格训练及其在公众讨论中的坦诚表达起着核心作用。葛德文在开始写作时对法国大革命表示乐观，期待人类将进入这样一个时期:精神能够完全支配物质，达到完善的地步，从而使人类能够控制疾病和衰老，并变得不死。

葛德文的道德理论常被描述为是功利主义的，他在功利主义史上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只是由于他在这个传统上启发了英法两国的作家，例如约瑟夫·普利斯特利、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而且由于在坚持把公正放在第一位的基础上，用鲜明的理性主义宿命论作为其道德理论的基础。不过，由于他关于功利内容的描述与真理和智慧的发展不可分割，由于后人能够从私人判断和公众讨论的充分、自由中更好地发扬这一点，由此产生的状况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完美主义而非功利主义的形式。

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奠定了他在哲学领域的重要性，除此以外他还撰写了其他哲学著作，如《研究者》和《关于人的思考》，之后他陆续出版了《乔叟传记》、《英联邦历史》、《论人口问题》和《凯勒布·威廉历险记》等。

《人性的本质》是葛德文的代表作之一，集中体现了其人权思想，也是他多年对人与人性思考的结果。该著作详细论述了人一生中的种种境遇，包括与人相关的名望、教育、生命、性格等问题，联系社会和政治问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

使他为人所知的，除了他的作品以外还有他1783至1836年间在伦敦扮演的各种“角色”:1790年是他身为激进哲学家的全盛期;在接下来的40年间，他不时成为马尔萨斯、塞缪尔·帕尔及一大堆反雅各宾派文人的攻击对象;浪漫主义诗人的朋友;儿童读物的出版商和作者;著名诗人雪莱的岳父;及美国内战的历史学家;迄至他反常的晚年境遇，他为托利党政府所雇用，领取政府薪水。

葛德文思想中包含着不少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他的文章尤其是他的日记(日记稀稀拉拉地记录了他阅读、写作的作品及所见过的人)，为浪漫主义时期的学者提供了巨大的资源。特别是他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产生过很大影响。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和雪莱，都是他这种思想的信徒，其中尤以后来成为其女婿的雪莱为甚。

译后记

《人口原理》的全称是《人口论——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者的理论》，它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于1798年32岁之际匿名发表的一本小册子，这本书使他一举成名，之后他又陆续写作了《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研究》、《政治经济学原理》、《价值的尺度》、《政治经济学定义》等著作。

本书是从两个公理出发的:①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②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自有人类以来几乎保持不变。这两个公理导致人类历史出现这样的情况: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以指数级数增长，从而使二者不平衡。因为人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障碍来阻止人口增长，这就是书中所谓的“积极抑制”——贫困和罪恶;此外，马尔萨斯还提出了所谓的“预防抑制”，其中最主要的是“道德抑制”。以上就是马尔萨斯认为支配人类命运的人口自然规律的基本内容。

从上述规律中，马尔萨斯引申出几个结论:①失业和贫困是人口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命运。平等社会、财产公有制只是一种幻想;②私有制是由人口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产生的，是不可消灭的，是保持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平衡的最有效和最好的制度;在人口规律的支配下，工人的工资水平将随人口增长速度的高低而变动。

总的来说，《人口原理》的基本思想是非常简明的，但引起的反响却是巨大的，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马尔萨斯的基本思想为以后各种各样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

尤为难得的是，《人口原理》中特别谈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认为中国同样存在人口过剩的现象，中国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必然受到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性抑制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就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他在“新人口论”中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可惜的是当时的“新人口论”无疾而终，直至改革开放后才不得不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

中国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而人口也已超过13亿，而且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其对资源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但是，粗放型发展导致的各种资源消耗，已难以支撑当前的经济增长，目前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未富先老的局面已经形成，如何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避免走入像拉美地区的“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是迫在眉睫。

本书学术面很广，涉及了众多历史人物和资料，书稿的翻译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离不开诸多人士的大力协助。专业方面以下诸位给予了有益的指导:董松、史小宝、李颖、赵长龙、黄义华、靳学军等;文字核对等方面需要感谢以下人士:冯玉成、董丽、潘晓宇、秦玉环、崔洪雁等;文字输入等方面感谢如下人士:罗志军、姜玉芝、曹秋洁、李胡建、耿利峰等;在润色成书方面以下诸位给予了帮助:徐宏云、王孝南、周远泽、丁智慧、曲冬菊等。值得一提是，本书翻译原文为电子版，经如下人士的帮助，获得了解放以前的译稿，对比发现电子版原文注释方面存在错误和疏漏，现均已核对、补充完毕，感谢邱森林、祝广平、李增志、周连红、刘正富等。对于其他给予了帮助的人士，本人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当然，华夏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对本书的问世亦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陈小白

2011年11月

图书再版遍目(CIP)数据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英）孟（Mun， T.）著；李琼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671-3

Ⅰ.　①英…　Ⅱ.　①孟…　②李…　Ⅲ.　①重商主义　Ⅳ. ① F091.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1609号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作　　者
［英］托马斯·孟

译　　者
李　琼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罗　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
80 × 1230　1/32开

印　　张
4.75

字　　数
80千字

定　　价
16.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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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对外贸易的余额是我国财富的衡量尺度

本书作者为托马斯·孟(伦敦商人)

本书由作者的儿子约翰·孟出版[1]

[1]
托马斯·孟在1621年出版了《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一书，后来经作者本人的彻底修改，在他去世四十余年后，在得到查理二世的国务大臣亨利·贝内特的批准和认可后，由托马斯·孟的儿子约翰·孟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为书名于1664年出版。——译者注

献给

尊敬的托马斯——南汉普顿伯爵，英国最珍贵的财富，新弗埃斯特最杰出的领导人，嘉德勋位(英国的最高勋位——译者注)的获得者，最尊贵的骑士，枢密院最可敬的大臣。

尊敬的阁下:

我将此书献给您。由于您的信任和国王陛下的资助，以及由于您对英王财富管理有方，使得王室财政收入的增加，才使本书最终得以出版。

本书十分荣幸地蒙您亲赐书名《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其中论点还盼望您予以指点和赐教。该书作为家父的遗产由我继承，因此我将本书视为我最珍贵的财富之一呈献给阁下。

家父生前因其丰富阅历和对贸易的真知灼见在商界享有盛名，这无不显示了他对殿下的忠心和对国家的赤诚。拥有如此品德之人的言辞应是大有裨益的。

我将此书呈予阁下评阅，望不吝赐教。

您最忠实的仆人　约翰·孟

目　录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对外贸易的余额是我国财富的衡量尺度

献给

1895年重印版说明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对外贸易的余额是我国财富的衡量尺度

第1章　一个全才外贸商人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素质

第2章　使王国致富以及增加我国财富的手段

第3章　增加我国商品输出和减少对国外商品消费的特殊方式及手段

第4章　输出货币换回商品是增加我国财富的手段之一

第5章　对外贸易是提高我国土地价格的惟一手段

第6章　靠制定和颁布各种国内禁令的方法，西班牙并不能保证其财富不流入其他国家

第7章　对外贸易的各种收益

第8章　提高或贬低我国的币值，既不能增加本国的货币，也不能防止货币输出

第9章　准许外国货币以高于其实际价值 的比率兑换我国货币并允许其在我国流通，不会使我国的财富增加

第10章　颁布现金使用法令不能增加也无法保护我国的财富

第11章　勒令输出鱼、谷物或军火的商人将其所售货款的部分或全部以货币的形式带回国，不会增加我国的财富

第12章　在国内或国外用汇票付款或收款时贬低我国的币值，不会减少我国的财富

第13章　专营货币兑换的商人不会增加或减少我国的财富

第14章　银行家和汇兑商人为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

第15章　论我国存在的一些浪费现象及问题，虽然这不会损害我国的贸易和财富

第16章　如何公正合理地增加王室收入

第17章　强大的国王是否必须积累财富

第18章　一个国王每年积累多少财富才是合适的

第19章　论源自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的不同后果

第20章　论获得作为财富衡量尺度的外贸差额的惯例与方法

第21章　上述关于金银输入与输出的论述所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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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重印版说明

托马斯·孟，生于1571年，父亲约翰·孟是伦敦的棉织品商人，祖父也叫约翰·孟，是皇家铸币局局长。托马斯·孟参与了地中海贸易，并因此赢得了金钱和声誉。1615年，他被选为东印度公司董事。由于对东印度公司该采取何种经营策略产生了分歧，托马斯发表了他对于贸易的观点和见解。为了对该公司开采贵金属的行为进行辩护，托马斯于1621年出版了《论英国对东印度的贸易》一书。该书的第二版于同一年发行，并在1625年由珀切斯的皮尔格瑞姆斯公司重印。在近一百年中，该书收录在政治经济俱乐部于1856年出版的《英国早期商业理论》系列中。托马斯的观点引起了极大反响，同时也引发了杰勒德·马利尼斯和爱德华·米塞尔登的长久争论(1622～1623)。1628年，托马斯向下议院递交了《关于伦敦商人对东印度贸易的请求和抗议》(有关如何处理英国同荷兰的关系问题)，该书于1641年翻印，其中大量的论述和观点也出现在托马斯随后出版的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中。在这之后，托马斯的事业继续蒸蒸日上，并在英国的肯特郡购置了几处房产，余生都生活在那里，于1641年去世。

托马斯·孟所著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大概完成于1630年，由他的儿子在1664年第一次出版发行，1669年发行第二版，1698年发行第三版，第四版收录在罗伯特1700年出版的《商业地图》中。第五版发行于1713年，当时英国正在对勃灵布洛克与法国达成商业条约的提议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第六版于1755年由格拉斯高的弗立斯出版发行。最近的一版因亚当·斯密而著名。《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也同样收录于先前提到的《英国早期商业理论》中。

所有能够找到的传记和自传的内容收录在A.L.哈迪先生的《全国自传词典》(第39页，1894)中，上述介绍也来源于此。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主要是从亚当·斯密的论述(《国富论》，下卷，第四篇，第1章)中了解托马斯的观点，以及斯密对他的评价:“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不仅成为英格兰而且成为其他一切商业国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准则。”[1]
亚当·安德森在其1764年出版的《商业起源》中提到，《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是一本“明智的”“有价值的著作”，它“清楚地表明只有外贸顺差才能增加或是保持我们已有的财富”。这些赞扬在大卫·麦克弗森1805年出版的《商业史》中再次出现。无论经济理论发展史中对《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给予的重视正确与否，现今的三位学者对此书的评价足以说明它的重要性。麦克库洛赫在其184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到，托马斯·孟被认为是贸易政策中重商主义政策的创始人。哈莱姆在1847年出版的《欧洲文献》第三版中评价说:“孟被公认为是重商主义的鼻祖。”理查德·琼斯在1847年出版的《英国早期政治经济学回顾》和1859年出版的《文献回顾》中声称:“(托马斯·孟的)书是金融和贸易政策的福音书。”

本书根据《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第一版的1765年的复制本重印，该复制本是由哈佛大学提供的。在哈佛大学旧图书馆失火被烧毁后，马勃海德的约翰·勃纳德神父出资让哈佛大学于1765年复制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的第一版。有趣的是，在约翰神父的自传中(参见1836年的《马萨诸塞州社会历史文集》第三卷)我们能够发现，他完全赞同托马斯·孟的基本观点。他对自己为马勃海德的商业企业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非常自豪，他回忆道:“1714年，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请乡下的工人替他们建造房屋，衣服也送到城外去做，从波士顿送来猪肉和牛肉，这些使得城镇的财富大量流出。”

哥伦比亚大学的塞里格曼教授提供了本书原稿中一些遗失的片断。在其中一页结尾的空白处写着这样一段奇怪的备忘录:

1664年7月10日

今日应归还去年从温斯顿·邱吉尔先生处借的六英镑。

约翰·邱吉尔

(我们猜测)借钱者很可能是约翰·邱吉尔，他是著名的法官，后来成为英国上诉法院保管案卷的法官。他是温斯顿·邱吉尔即马奥勃拉夫公爵的父亲的表兄弟。

在目前的版本中，原始的扉页已经被重新复制，除了特别制造的铅字和纸张以外，我们尽可能地保存了信以及他儿子的致词的原样。全书中的拼写和标点也保持了原样。

[1]
该段话的中译文见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下卷，第6～7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出版。——译者注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对外贸易的余额是我国财富的衡量尺度

我的儿子，在上一次的谈话中，我以我一贯说话简练的风格，想尽力让你明白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虔诚，如何虔诚地敬畏上帝，并按照上帝的话和要求去做;第二件事是政治，如何热爱我们的国家以及为国家做贡献，并在你日常工作和职责中加以贯彻和执行。换言之，对有的事情你需要刻意维持现状，但对另外一些事情通过扩张同样可以达到效果。因此，现在我要对你谈谈货币的问题，说一说使货币得以保存下来的各种方法，从而达到我们想要的满意结果。我打算按这样的顺序说明这个事情，首先，说明使王国富裕的一般方法和手段，然后再告诉你使王国财富增加的特殊方式。但最为重要的是我对商人的看法，因为他们是增加我国财富的主要力量。

第1章　一个全才外贸商人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素质

如果你要表达你对国家的热爱和效忠精神，与其花心思去观察和了解他人的职责与表现，还不如熟练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我的儿子，现在我要对你说一些商人的事情，我希望你将来也成为一名商人。虽然我把商人置于这么高的社会地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却并没有丝毫的私心和野心。因为商人在与他国贸易中的所作所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王国财富的管家。这项应以极大的技巧和责任心才能完成好的工作，可以使你获得巨大声名，更确切地说，会获得他人对你的信任，因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会相伴而生。由于这种职业带给人的荣誉感，可以更好地激发人们的工作热情，鼓励人们更加努力地改进技能以提高工作效率，为此，下面我将简要列出一个全才商人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

1.他应该擅长书法、算术和会计，只有这样，才能使用仅在商人中采用的高贵的复式簿记法;他还应该熟悉以下业务的规则和形式:租船合约、提货单、发票、契约、汇票和保险单。

2.他应该熟悉所有外国特别是与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度量衡和货币。对于货币，不但要知道它们各自有多少种不同的面值，还要知道其重量和成色。只有这样，他才能比较并计算出与我国货币的合理币值，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完全尽到一个商人的职责并完成自己的事务。

3.他应该知道他的商品向外国输出或输入时应向该国缴纳的关税、通行税、一般税种、各种课征费用或其他费用。

4.他应该知道每个国家哪些商品有富余，哪些商品短缺，还有这些商品的供给情况，即它们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该国。

5.他应该了解并密切关注货款或汇票从一个国家汇至另一个国家的兑换比率，这样他才能更好地处理事务，并以尽可能有利的汇率将货款汇回本国。

6.他应该知道什么商品在哪些国家是禁止出口或进口的，否则在工作中就会遇到巨大的风险和损失。

7.他应该知道他的船只装运货物的价格和条件，并为这些往来于各国之间的货物和船只办理保险。他还应该熟知海内外保险机构的法律、规章和惯例，一旦他的船只、货物或二者同时遭遇到风险和不测时，这些知识可以使他的损失降到最低。

8.他应该是船只建造和修理方面的行家。也就是说，熟知建造和修理船只所需主材的品质和价格，以及造船工艺的好坏。当然，他也应该知道桅杆、滑轮、绳索、火炮、食物、军火及其他各种材料的品质和价格。同时他还应该知晓船长、高级船员和水手们的一般工资水平。因为上述所有方面都关系到身为船主的商人的利益。

9.对于一切商品和货物，他如果不具备完全的知识，起码也应该具备基本的常识(因为有时他会卖出一种商品，有时他又要买进另一种商品)，以使自己看上去像是个各行各业的行家。

10.通过亲自出海航行，他应该使自己精通航海技巧。

11.作为一个旅行者，有时又经常住在海外，他应该能说几国外语，对于外国王公贵族们的日常收入与支出，外国陆军和海军的军事实力，外国的法律、习俗、政策、礼仪、宗教、艺术，等等，都应该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从国家利益出发，他也应该将这些问题随时向国家报告。

12.最后，虽然作为商人并不要求你一定是个大学者，但你至少在青年时期要学会拉丁语，这会使你终生受益。

我已经简要地向你描述了我心目中理想的商人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商人的确是需要具备如此种类繁多的知识的，再没有任何其他的职业比它需要得更多了。不可否认的是，在威尼斯、路加、热那亚、佛罗伦萨、低地地区(指尼德兰地区——译者注)和其他一些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商人们表现出了他们优秀的才干。即便是在那些最不重视商业的国家里，商人们的知识和技能也常常被最高当权者所借重。因此，那些拒绝接受商人们的意见和建议(甚至是印在书上的)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不仅仅是粗暴的了。因为正是他们使得商人们在对这些国家致富或致贫方面爱莫能助。而事实却正像我在下文中将要说明的那样，商人们的贸易技巧是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诚然，在英国，商人们觉得他们从事这一行所受到的激励比其他国家少一些，且他们也没有得到与他们高尚职业相应的尊重。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商人们对他们的职业没有竭尽全力，其成就自然就大打折扣。这样，这个国家里的贵族也就不会像其他国家的贵族那样，为求财富的大大增加，为了家族名声和地位的维持，从而父子相承、世代相承地从事一项职业。因为，即便是最富有的商人一旦故去，关于他的记忆便很快就会消失，因此他的因继承遗产而成为富翁的儿子，自然会看不起他的父亲的职业，认为就是做一个大手大脚花钱的绅士(虽然只不过是个虚名)，也比子承父业做个勤勤恳恳的商人更能光宗耀祖。现在，让我们先把对商人的称赞按下不表，接下来说一说商人的实际工作，至少要说一说他可以为王国带来财富的那一部分工作的内容。

第2章　使王国致富以及增加我国财富的手段

虽然我国的财力可以因为来自他国的礼物和所购买的外国商品而增加，但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事情会何时发生，更何况它们所占的分量也无足轻重。因此，增加我国财富的基本手段是依靠对外贸易。无论何时我们都要牢记下面这一准则:我们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的价值要大于我们所消费的外国商品的价值。就拿我国的情况来做例子吧:在王国里，布料、铅、锡、铁、鱼类和其他一些本国商品的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每年有二百二十万英镑的剩余物品可以出口销往海外，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海外购进价值二百万英镑的货物供国内消费和使用。只要我国在贸易上遵循这一原则，就可以使国家的财富每年稳获二十万英镑的增加，而且这些财富是以金币和银币的形式带回国内的。因为我国所出口的货物里有一部分没有用于换回他国商品，那么就一定会以金属货币的形式被带回国内。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财富所发生的一切和个人的私产所发生的情况完全一样:假如一个人每年有一千英镑的收益，而且钱柜里还存着两千英镑，但如果这个人花钱大手大脚，每年要用掉一千五百英镑，那么他所有的钱四年里就将都花完。如果在完全相同的时间里他厉行着节约的原则，每年只花五百英镑，那么他的存款就会翻番。这一准则用之于国家也是屡试不爽。稍后我要说到的是，一般(不太重要的)情况下，应由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方法来计算我国每年的外贸差额，这样就可以使政府随时随地知道外贸的盈亏状况。但这里我要先说一下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的方法和手段。然后我会举出一些正面和反面的例证来加强我的论点的说服力，这样我就可以向你们证明:其他的那些通常被认为会使我国财富增加的方法其实根本没用，只不过是一些无稽之谈和谬论。

第3章　增加我国商品输出和减少对国外商品消费的特殊方式及手段

一个国家可以用于交换外国商品并获取收益的东西有两种: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所谓自然财富，就是我们从日常生活用品和必需品的消费中节省下来出口到外国去的物品。人为财富是由我国的作坊和工厂里生产出来可用于外贸的商品。凡是有助于我们将要分析的问题的，下面我都会逐一阐述。

1.首先，虽然我国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还是应该在保持已有耕地收益的情况下，开垦那些(无边无际的)荒地。这样，我们既可以自行供应原本需要进口的苎麻、亚麻、绳索、烟草，而且还可以通过限制这些货物的进口来减少我国的损失。

2.如果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厉行节约，在饮食和服饰上不过多地消费外国商品，这样我国的进口就同样可以减少。现在我们在饮食和穿着方面太过于时尚了，而时尚又是如此多变，从而导致了浪费和奢侈的盛行，且现在这种风气比以前更甚了。其实通过执行一些严格限制浪费的法律，这种风气就可以很容易地纠正过来。在其他一些国家就实行过严格限制浪费的良好法律，通过鼓励国民使用本国出产的物品，不用禁令就成功地阻止了外国商品的进口，防止了由于进口外国商品而对本国产品形成的冲击。

3.在出口货物时，我们不仅要看本国有什么富余的产品可供出口，还要考虑什么东西是邻国所必需的。有些货物，即便邻国不需要，但是除了我国别的地方生产不了，这样的货物我国也应该尽可能多地加工和生产(除了出售原料之外)以获得利益。而且，出售这些商品时，在不影响销量的情况下，可以尽最大可能地提高售价。但对于那些我国可供出口的富余产品而言，也许其他国家也能生产并同样出口，或者从其他地方又能买到与此相类似的产品。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国出售货物时的价格必须尽可能地低，否则销量就可能会下降。从我国近几年的成功经验来看，正是依靠低廉的价格，我国的纺织品在土耳其市场上的销售额大大增加，而威尼斯人的纺织品的销售在那里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与我国的货物相比，他们的东西卖得太贵了。另一方面，几年前由于羊毛价格上涨导致我国毛织品的出口价格大大提高，结果我国几乎损失了一半的海外市场。好在后来羊毛和布匹的价格又下降到了原来水平，纺织品的销售才又重新回复到与过去水平(大体接近的)的程度。我们发现，这些年纺织品和其他一些货物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私人因此损失很大，但国家却因为出口量上涨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而收益颇丰。因为当我国的纺织品涨价时，别的国家就会自己生产这种产品;而且我们也知道，它们既不缺乏生产的技艺也不缺乏原料。因此，当我国的产品降价时，就可以将它们从这一行当中赶出去;但只要一涨价，它们又会重新杀回来。这几次反反复复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外部环境条件如何都能从货物出售中获取更多的收益的想法是多么不切实际。与其这样，不如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产品的加工和制造上，通过对物品的精工细作，使其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认可度和更多的使用量。

4.如果我国出口的商品是用本国的船只来运输的话，那么我国从出口中得到的收益会大大增加。因为用本国船只运送商品到海外，不仅物品可以卖价比国内高，而且在商人获得更高利润的同时，还可以挣得运费和保险费。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意大利商人乘坐他们自己国家的船只来我国购买谷物、红鲱鱼或者其他物品，那么在我国，一夸特小麦通常卖二十五先令，一桶红鲱鱼卖二十先令;同样，如果我国将这些东西运到意大利去卖的话，按现有的汇率计算下来，一夸特小麦可以卖五十先令，一桶红鲱鱼卖四十先令。你可以看到，这两种情形下的销售额有多大的不同。所以，我国真的应该让外国商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在我国自由地进口或出口商品。但遗憾的是，我国的许多地方食物和军火的出口不是被禁止，就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只允许在这些物品供应充足的地区由商人和船只来经营此项业务。

5.如果我国国民在自然财富的使用上有所节俭，同样可以大大增加我国每年出口到海外的货物总量。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日常穿着讲究一点，那也不妨，只要用本国的材料和制成品就可以，比如国内出产的布料、花边、刺绣、抽纱刺绣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有钱人的奢侈和浪费可以给穷人创造许多工作的机会。当然，这样的劳动如果不是用于本国消费，而是替外国人加工制造产品的话，那么我国的收益会更大一些。

6.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皇家领海里作业的渔业，它们生产的是自然财富，而且除了劳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成本。荷兰人非常热衷于这一行当，他们卖鱼给许多基督教地区，每年都获得非常丰厚的利润。他们用卖鱼的收入换回他们所需的外国商品和金银币。除此之外，还因此拥有了大批的水手和大量的船只。这样一个重要的行当所需要的专门经营管理的方法，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讲清楚。我们在新英格兰、弗吉尼亚、格陵兰、萨默尔群岛和纽芬兰的渔场，也具有相类似的性质，它们既可以为大量的穷人提供财富和工作的机会，还可以使我国正在衰退的贸易得以恢复并增长。

7.设立专门储藏进口外国谷物、靛青、香料、生丝、棉花或其他任何进口货物的货仓或贸易中心，然后再将这些货物卖给其他那些需要它们的国家，可以使我国的航运业、贸易、金银和关税收入增加。威尼斯、热那亚、低地国家等正是主要依靠这种方法提高了国家的地位。英国如果也打算这么做的话，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的，惟一所需要做的就是勤奋加努力。

8.还应该重点扶持我国的远地贸易。把我国的货物运到遥远的地方去卖，再把那里的货物贩运回来，这样不仅可以扩大我国的航海运输业规模，增加海员数量，而且由于距离遥远，货物的卖价肯定高于周边地区，利润自然也丰厚了不少。举例来说吧，假如一磅胡椒在某地的售价一般是两先令，如果商人是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那里进的该货，那里的价格便可能是一磅二十便士，如果善于讲价，价格可能还更便宜，你可以算出来商人能从中赚不少钱;但是如果不是从阿姆斯特丹而是从东印度购进的话，一磅胡椒最多只需付三便士。与东印度的这种贸易不仅利润丰厚，而且还可以在满足本国的消费需要的同时，每年将一大部分以很高的价格运到海外去销售。因此，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在印度的这些商品上所获得的财富，要大于那些出产和本来应该拥有它的国家与人民。因为这原本是他们国家的自然财富。但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把国家的利益和商人的利润区分清楚。虽然国家为胡椒所支付的价格并没有高于前面所说的价格，而且国家对其他任何来自国外的商品所支付的价格，也不会高于我们将它卖到外国时的价格，但是商人们所付出的就不仅是货物价款了，他们还需支付运费、保险费、关税以及货物遥远运输过程中的其他所有开销。但是从王国总账的角度看，这些不过是我国国内的账务往来，国家的财物并无任何损失。同时，我们还应该重视其他一些对我们有利的贸易，如与意大利、法兰西、土耳其和东方一些国家的贸易和航运就属于此类:靠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航海条件，我们每年都从东印度购进商品，然后再运到那些国家卖个好价钱。这是一项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它值得我们鼓起勇气并竭尽全力去保持和扩张。因为它与公众财富、国家实力和人民幸福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勤奋努力增加生产本国产品从而致富相比，依靠其他国家的货物使自己富裕起来，并不是什么不光彩或不公正的事情，特别是当前者能增进后者的利益的时候，正如我国在与东印度的贸易中所发现的那样:由于锡、纺织品、铅和其他商品的销售的大量增加，在一些原本并不使用我国物品的国家现在的销售量也在日趋增长。

9.与出口商品一样，用于贸易的货币出口也是非常有利的，它可以增加我国的财富。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一章给予详尽证明。

10.用来自外国的原料制成的工业品，如天鹅绒、各种丝线刺绣品、粗斜纹布、捻丝等诸如此类的商品，如果国家对其免征关税，是十分明智和有利的行为。因为它可以使很多穷人得到就业机会，还可以大大增加我国每年卖到国外的货物的价值。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会因此进口更多的外国原材料，从而带给国王陛下更多的关税收入。我记得在我们这里，仅仅对外国生丝进行绕丝和搓丝这一行业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我所知，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伦敦市区和郊区的雇工人数从未超过300人，但是现在，据国王陛下的贸易委员会对该行业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后呈交的报告显示，目前该行业的雇工人数已达一万四千人以上。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上面所说的这些商品从国内出口时免征关税的话，那么，我国的制造业还会大大增长，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制造业则很快会衰退。但是如果有人提到荷兰的格言:“活着，让别人也活下去!”那么我会这样回答他:荷兰人早已将这一格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不仅在这些国家里蚕食我们的生意，而且还在(他们势力控制下的)其他国家里，阻碍和毁灭我们的贸易，不让我们以合法的手段谋生，从我们的嘴里夺走面包。对此，我们绝不能一味地忍耐和迁就。遗憾的是，近年来我们中许多人就是这么做的，它会使我们伟大的国家受到巨大的伤害，是对国家荣誉的侮辱。我们应该学习祖先的精神，采取有理有利的方式使祖先的美名得以恢复和光大，以荣耀我主。

11.对本土商品不要征收过多的关税也是必要的，以免外国人觉得它们价格过高从而减少使用量，这会妨碍出口销售。尤其是那些输入后又要输出的外国商品，更应该给予优惠，否则的话，这种(可以极大增进公共财富)贸易不仅不能繁荣，甚至还可能无法生存下去。但是，这种外国货物如果是在王国内被消费，就应该多征税，这样会有利于我国获取外贸余额，英王也可以每年从王室收入中积累更多的财富。由于这一点比较特殊和重要，我会在后面某个合适的地方给予详尽的解释，说明国王如何才能做到既不损害臣民的利益，自己又可以积累大量金钱。

12.最后，对于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财富还是人为财富，我们都应竭尽所能做到最好。而且，由于靠手艺生活的“种树人”要远远多于“摘桃子的聪明人”，我们应该精心呵护他们的工作热情，使他们勤奋努力地工作。因为他们是国王和国家财富与力量的最大源泉。哪里工匠众多，工艺精湛，哪里就必然商业繁荣和昌盛。意大利就雇用了大量的工人，对西西里亚出产的生丝进行纺织加工，这些人给国家赚取了大量金钱。相比之下，西班牙国王和他的臣民从这一奢侈品中获得的利益就少得多。当我们已经知道我国的自然财富所产生的利润低于加工制成品时，还需要再举其他更多的例子吗?矿井里铁砂的价值的确不大，但试想一下，如果经过如下程序——采掘、熔炼、运输、买进、卖出、铸成大炮、步枪和其他在战争中进行进攻和防御的武器，或制成铁锚、螺栓、大铁钉、小铁钉和其他类似的产品用于船只、房屋、二轮马车、四轮马车、犁和其他农具的制造，由此所创造的工作机会和产生的利润还能少吗?将羊毛的价值与呢绒相比，呢绒的制成需要剪毛、清洗、梳毛、纺纱、织布、漂洗、染色、整理以及其他工序，我们就会发现技艺带来的利润的确比自然财富多。我还可以举出其他更多的例证，但那样的话就显得太啰唆了，如果对每一个例子都得给出详尽的解释和叙述，光这些内容就够写一大本书了。我在这里的全部希望，只不过是用简单明了的方式证明我所提出的论点而已。

第4章　输出货币换回商品是增加我国财富的手段之一

这一主张与人们通常的想法是如此对立，因此我必须提供许多强有力的论据，公众才有可能接受它。因为每当有货币被带出英国时，无论数量多少都会有人抱怨，并认定这绝对会使我国损失大量的财富，认定这是一个直接违反了国会制定并批准的集中体现我国智慧和悠远历史的法律的行为。而且，在其他的许多地方，甚至是盛产金银的西班牙，除了某些特殊的情形之外，一般情况下它们也是禁止货币输出的。对于所有这些看法，我的回答或许会是这样: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低地国家及所属地区，都允许输出金银。那里的人民都赞成这样的政策，因为他们发现依靠这一政策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关于这一点，光是瞎吵吵却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说服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此，在这里，我要提出一系列的理由来支持我们所要探讨的论点。

首先，我要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任何人会否认我下述的见解:除了对外贸易，没有任何其他的手段可以增加我国的金银总量。因为我国没有出产金银的矿藏。前面我已经叙述了通过对外贸易如何可以获取金银，方法其实就是:使我国每年出口的商品的价值大于我国消费外国商品的价值所产生的余额。因此，在这里我们只需解释一个问题:如何将金钱加在商品上面，通过出口为我国赚回更多的金银和财富。

前面我们曾经假定我国每年消费的外国商品的价值是两百万英镑，并假定我国每年的出口额都在两百万英镑以上，由此所产生的外贸差额或余额肯定会以金银的形式带回国，这样账目才能平衡。但是，现在假如我国在原来的商品出口规模上再加上三十万英镑的金银货币，虽然我们仍将带回比以前多的现款，但恐怕(有人依旧会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输出了相同数额的货币。

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输出的商品，并且把我们所能节省下来的或卖得出去的货物也一并运送到国外去。当我们并不因此就以为:只要在所输出的货物上加上一定数量的货币，就可以直接为我国带回更多的货币。我们先用多带出去的货币买回更多的外国商品，然后我们再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些物品运至他国贩卖，这样才能大大增多我国的货币。

虽然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每年的进口额是增加了，可它维持了航运业的扩张，也雇用了更多的水手，而且国王陛下有了更高的关税收入和其他收益;再说我国消费的外国商品与以前相比也并没有增加。因此，那些用多输出的货币所买回来的外国货最终还是出口到了国外，而且是被我国以比购进时高得多的价格或价值卖出去的。下面我举三个例子来证明我的论点。

1.假设我国用自己的船将价值十万英镑的金银输出到东方国家，准备用它在那里购买十万夸特的小麦再运回英国先储存起来，寻找最佳时机再将它卖给西班牙或意大利。那时，这些小麦售出后所得到的货款决不会少于二十万英镑，它不仅可以使商人们赚到钱，而且按这个方法计算，我们国家的财富也增加了一倍。

2.如果我国的贸易交易对象都是远地国家，上述贸易带给我国的利润会丰厚得多。比如，我国输出十万英镑的货币到东印度群岛去购买那里的胡椒，然后运回英国后再在合适的时候卖到意大利或土耳其去，这些东西在那些地方至少可以卖到七十万英镑;再加上商人们在这种远距离贸易中所发生的其他开支，比如运费、工钱、伙食费、保险费、利息、关税、各种国内税费和其他花费，这些都构成了国王和国家的收入。

3.可如果我国进行的是近地贸易，交易的货物价格又高昂，那对航运的需求量就不大，利润也就少得多。比如，我国还是输出十万英镑的货币，这次是去土耳其购买生丝，同样先运回国，然后再等到价格合适时再卖给法国、低地国家或德国，在那些地方一共可以卖到十五万英镑。这对商人们来说也是个不错的生意，赚的钱不算少。因为以这些买卖的平均数来说，货币输出带给我们的利润超过了三倍。但如果有人还是反对，认为我们所谓的回报不过是些外国货，并不是真正的金银，那该怎么办呢?

对此我(基于我前面所说的第一点)会这样回答:假定每年我国对外国商品的消费量不超过前面假设的数量，以货币输出的方式来进行贸易会使原本衰退了的出口又重新获得增长，那么，由此所产生的贸易顺差或差额，或以金银的形态流回英国，或以货物的形态回到英国，但这些货物最终一定会再出口到外国去的。因此，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些再出口的货物是增加我国财富或金银的一个重要手段。

因为国家对待财物的态度与私人对待其财产的态度并无区别，均不会因害怕风险而不敢拿出货币来进行贸易(因为那样是不近情理的)。他们会把钱拿出来换成商品，因为这可以增多他们的金银;通过这种不间断和有规律的以钱换物，再以物换钱的钱物之间的形态变换，他们的钱袋会越来越鼓。如果乐意的话，他们会把全部的财产都变成金银，因为有货物的人是不会缺钱的。

货币是贸易的生命，这种说法同样是不对的，似乎没有货币贸易就无法生存。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界上金银还十分稀少的时候，就已经有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和易货贸易了。意大利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早就找到了解决货币缺乏问题的办法，他们不希望他们的生意会被耽误或衰退，因此他们使用转账的办法，开设了公营和私人银行，只要写几个字，每天都可以轻松自如地把一大笔钱从这个人的名下转到另一个人的名下。与此同时，这种以信用信托关系为基础的方式所积存下来的大量金钱，可以用来购买用作对外贸易的货物。依靠上述方式，这些国家在日常生活中只需使用极少数量的货币。因此，对英国而言，要做的不是把金银留在英国，而是要通过快速和广泛的对外贸易，即使外国人需要我国的商品得到出口并扩大，也使国内对外国商品的全部消费需求都得到满足。假如我们以前没有钱，现在通过对外贸易赚了一点钱，但这些钱我们只想让它留在英国，这样能使其他国家花更多的钱来购买我国的商品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说我国的外贸有了迅猛的增长吗?不，不会有这种好结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与我们的期望正好相反。因为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大量金银留在国内只会使本国商品变得更加昂贵，对于某些个人来说，他可能因此获益，可是从贸易的角度来说，这种情况会直接损害国家的利益。因为过多的货币会使商品涨价，从而使人们减少对它的消费和使用，我们在上一章里详细分析过的纺织品的例子就属这种情况。这件事给一些国内的大地主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只不过学费太高了。但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所有的人都应该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以免等我们通过贸易赚了一点钱时又赶紧存起来，如果不把这些钱用于对外贸易，迟早会失去这笔钱的。我记得意大利有一个(著名的)王公斐迪南一世，伟大的托斯卡涅公爵，他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即便如此，他还是把大量的金钱以极低的利率借给商人，以此来扩大对外贸易。本人就曾经向大公借了一万英镑使用了一年，虽然知道这钱到了我的手里会成为“下金蛋的鸡”，但大公还是没有向我收取一分钱的利息。因为大公明白，我会用这笔钱到土耳其去采购大公属地所需的物品，虽然这个生意可以让我大赚一笔(或者按照古人的说法，叼回一只肥鸭)，但他的国家也会因此受益。这位高贵而勤勉的大公细心照料他的臣民，对商人实行鼓励和优惠政策，贸易因此在他的国家得以增长。结果是，在大公的领地里，几乎所有的贵族或绅士都经商，他们或单干，或与他人合伙做生意，贸易在这三十年里得到迅猛发展，使得像莱霍恩这样贫困的小镇(据本人所知)也因为贸易的极大扩张一跃而成为美丽富强的城市，成为基督教国家中最著名的贸易都市之一。而且，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从英国、低地国家和其他地方来的大量船只和货物，在这里除了金银之外几乎什么货物也换不到，而金银在这里是自由进出的。伟大的托斯卡涅公爵对他的臣民说，这种做法带给他们的好处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那些从邻国来的商人们在这里川流不息，在使这里的人们富裕起来的同时，还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货币，而且外国商人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外国货，也使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因此，现在你该明白了，商品的流动从表面上看会带走财富，实际上它是一条流动的溪流，一条会给你带回更多金银的溪流。

还有一两个像其他缺乏说服力的反对意见一样的说法，那就是:如果我国用金银进行贸易，那我国的出口就会因此而减少。这种观点就仿佛是一个人说这样的话:那些以前消费我国的纺织品、铅、锡、铁、鱼类和其他商品的国家，会以使用我国的金银的方式来代替对我国货物的使用。这种说法是极为愚蠢和荒谬的。因为这等于是说，商人宁肯输出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收益的货币，也不愿经营能挣钱的商品出口贸易。

与此相反，用货币来进行贸易使我国从许多国家中获取了丰厚的收益，那些国家原本是不会与我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因为它们并不需要我国的产品。东印度群岛就是一个例子，贸易伊始时，东印度群岛并不需要我们的货物，但由于我们在商业上的勤奋经营，现在这些国家已经大量使用我国的铅、纺织品、锡和其他商品，使我国的商品出口较以前有很大的增长。

再有，有人会宣称，之所以有的国家允许货币输出，是因为它们只有少得可怜的商品可供贸易，甚至没有任何可以出口的商品。但我国的情况则跟它们大大不同，我国有很大的商品储备，所以不用向它们学。

对此我将简要回答如下:既然我国拥有如此充足的商品供应，已经完全不需要进口外国货了，那为什么还要怀疑我在前面分析的那个论点呢?我国在贸易时输出的货币，最后一定会流回到英国，而且是数量更多的金银。另一方面，如果那些允许货币自由进出的国家是因为本国缺乏可用于贸易的物品才这么做的，那么，那些国家是怎么获得那么多的财富的呢?它们怎么得到的那些财富，以至于像我们看见的那样，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输出货币?我会告诉他:用金银来经营贸易就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途径能让它们拥有如此众多的财富。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金矿或银矿。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当我们以这样一项重要的事业的最终结果来判断其价值时，因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应该被认真估量和仔细权衡，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人目下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他们只对事物的开始感兴趣，这误导了他们的判断力，导致了他们犯错。因为如果我们只关注农夫在播种时期的工作，当我们看见他把那么多饱满的谷粒抛撒到田里时，我们肯定会说他是一个疯子而不是一个农夫;但是，当我们以收成农夫劳动的最终果实来考察他的劳动付出时，我们就会发现播种是一件多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

第5章　对外贸易是提高我国土地价格的惟一手段

常言道，货币的多寡决定物价的高低。前面我已经阐明，我们在对外贸易中到底是获得货币或失去货币，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在对外贸易中是顺差还是逆差。现在我要说的问题是，我们要区分清楚货币表面上的充足和实际可用于增加国家的货币。因为将货币带到英国的方法和手段有很多，但由于在转换过程中存在诸多不便，有时它不仅不能使国家富裕，反而还会带来贫穷。

首先，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金银器皿都熔化掉并铸成硬币的话(除非出现了极其特殊的情况，否则这种行为是有损于国王陛下的尊严的)，短时期内或一段时间内我们的货币是充足的，但这丝毫不会使我们变得富有。一旦出现进口入超，或发生海上或陆地上的战争，而国内产品又不能满足战场上的士兵的食品和军火的需要时，这些金银就会更多地流出英国，而且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

还有，我们以为用高估外国货币币值并允许其在英国流通的方法，抑或提高或贬低我国货币币值的方法，就可以增加我国的货币储存量，但其实每个方法都有它自己的困难与不便(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将再阐述)。不过，即使我们承认这种做法可以使很多的货币流入英国，也不会使我们变得富有，这些金钱也不会长久留在英国。因为如果是外国人或英国商人把这些钱带进英国的，那他肯定有增值的打算，或者是用于支付已经输出的商品的货款，或者是购买将要出口的商品，除非我们消除了耗尽我们金钱的奢侈浪费和战争这两个弊端，否则上面所说的货币流入对我们就没有任何帮助。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一个人为牟利而带进来的金银，就一定会被另一个人因为生活所迫而带出英国。虽然要考虑货币兑换上的损失，还有因违背法律规定而被没收财产时所遭受的损失等，但我们依然要保证外贸收入上的平衡或盈余。

现在我们可以作如下简要总结或结论，那就是:由对外贸易差额而导致的货币流入是可以长久保留在英国的，同时它也会使我们变得更富有，这样(而且只可能这样)还能使我国的土地价格提高。因为当商人将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输出到海外卖了个好价钱后，他会马上回来收购更多的商品，这样羊毛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提高，结果地主也会提高土地的租金。因为每天都有到期的租约。这种方式既可以赚到钱，又可以使更多的金银流入英国。因为这些钱可以买土地，也可以钱生钱。但是，如果我国的对外贸易由于国内的忽视或国外的伤害而停滞或衰退，商人们就会贫困下来，商品的出口量也会逐渐减少，那么，我们所说的一切利益都会消失，我们的土地价格也会一天比一天降低。

第6章　靠制定和颁布各种国内禁令的方法，西班牙并不能保证其财富不流入其他国家

西班牙国王在西印度群岛所拥有的金银矿的价值，大于目前世界各地已发现的全部金矿和银矿的价值之和。正是凭借这一点，西班牙不仅使意大利等其他许多相当富裕的国家和城邦对它俯首称臣(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原因，它们才不会听命于西班牙)，而且还凭借其雄厚的财力持续不断地发动战争以扩大疆土，甚至还有以其金钱的力量在这些地区建立专制统治的野心。金银就是西班牙力量的源泉，使得西班牙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如此众多的国家中，并试图将这些国家联合起来，以使自己从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中获取充足的物资供应，来满足它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需要。那些向西班牙供应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国家也因此从它那里获得了一些金银，因此西班牙的政策总是极力阻止金银外流出国。西班牙人自己也知道，他们的国家土地贫瘠，其产出物根本无法满足本国及其所属西印度群岛人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现在这些需求靠各类外国商品的进口来满足。他们也相当清楚，由于本国生产的商品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只能依靠手中的金银来弥补商品供应的缺口。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这种交易带给他们的巨大好处:用来自西方的金银财宝来增加与东印度群岛的交易，用他们手中大量的金银购进尽可能多的东方产品，这些产品是那些基督教国家需要但又自己不能生产的。西班牙用东方的产品与基督教国家交易，既换回了自己所需的物品，又阻止了其他人从西班牙带走金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种将金银输出到远地国家的危险性要小于输往它的邻国。因为那样可能会增加这些国家的防御(假如不是进攻)力量。更引人注目的是，西班牙这种与人为敌的政策只考虑本国的利益，每一个输送到东印度群岛的西班牙本洋[1]
所换回的物品在欧洲邻国(至少)要卖到五个银元，在西班牙垄断这一贸易的时候更是如此。但这一巨大利益西班牙现在已经失去了，英国人、荷兰人以及其他参与东印度贸易的国家分享了过去由西班牙独享的这一利益。

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除了无法用本国生产的商品来交换他们所需的外国物品之外(他们因此被迫借助货币来满足物品供应)，西班牙人还天性好战，这耗尽了他们的财富。他们的钱撒在了基督教的国家或地区甚至敌人那里，其中部分是因为报复而抢劫来的。特别是由于西班牙要维持一支庞大的由外国人组成的军队，这些军队距离西班牙本土又路途遥远，因此，他们不可能依靠西班牙本国的产品来满足部队所需的粮食、服装和其他军需品的供应，使得他们不得不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补给。这种战争与一个国王在自己的国土上所进行的战争大不相同，也不同于海军在海上的战争。在国土之内或海上进行的战争，士兵打仗所获兵饷每天都会拿出一部分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因此，虽然国王的钱包瘪了，可是这些钱仍然留在王国之内。但是我们知道，西班牙人(相信金钱的力量)发动了与德国及其他遥远国家的战争，战争使西班牙这个基督教国家中最富有的王国很快变得不名一文。金银的短缺会使军队很快陷入混乱状态，就像西班牙本土有时也会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个以金银为立国之本的国家，有时它的金银会在运输的途中被敌人用武力夺走，抑或有时由于自身的原因导致财政入不敷出时，国内也会发生秩序混乱的情形。因此，我们可以经常看到:金和银在西班牙是如此缺乏，以致人们不得不使用低劣的铜币，而铜币的使用又导致外贸的极度混乱，从而最终造成许多国内居民的事业和生活的衰落。

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了西班牙的金银之所以会流失到其他国家去的个中原因，不妨再看看其他国家是如何和按怎样的比例瓜分和享用西班牙的金银的。比如土耳其和其他一些国家，虽然它们与西班牙没有任何贸易往来，却获得了大量的西班牙金银。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我们前面所讲的道理相矛盾，因为我们曾说这些财富是经由必需品的贸易获得的。为了讲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任何国家(自己没有金银矿藏的国家)要想使自己变得富裕，拥有更多的金和银，只能依靠一种方式和手段，那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获取对外贸易的顺差。要达到这一目标，并不要求你只能同富有金银的国家进行贸易，你只需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规则和惯例去做就可以了。比如，如果英国每年通过与西班牙的贸易可以获得五十万个银元，但是在与土耳其的贸易中我们又损失了五十万个银元，这些银元都被运到了土耳其。因此，虽然土耳其人没有与这些银元的产出国——西班牙有任何贸易往来，但最终得到银元的还是土耳其人而非英国人。再举一个例子，如果英国在与土耳其的贸易中仍是损失五十万个银元，但在与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与英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里获得了双倍的利润——一百万个银元，因此，从贸易净差额的角度说还有五十万个银元的收益。无论是在获取金钱的方法上，还是每年获利的比例上，这种比较方法都适用于评估任何国家间的贸易。

但是，如果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获得了金钱，而只有西班牙失去了金银呢?我的回答是:不，因为浪费或战争从而使得有的国家将它所得到的财富又都失去了。西班牙的情形就是如此，它因为战争和补给失去了大量的金银和财富。

[1]
原文为RyalsofEight，西班牙本洋，在16～18世纪曾是欧洲的标准货币之一，也是一种世界货币，从美洲到中国，它都流通，其币值为8里亚尔(real)。——译者注

第7章　对外贸易的各种收益

在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会产生三种收益:第一种是国家的收益，它可能是在商人(他是国内最主要的代理人)发生损失的时候产生的;第二种是商人的收益，有时它是可以通过公平正当的手段获得的，虽然此时国家是损失方;第三种是国王的收益，这是一种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的收益，即便是国家和商人都蒙受损失的时候。

先谈一谈第一种收益。前面我们已经详尽说明了可以使国家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致富的各种途径和方法，这里不再也不必再重复一遍，这里惟一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公众沉浸于国家利益增长的喜悦之中时，商人们恐怕无法与公众共享这一快乐。举例来说，假如东印度公司将十万英镑输出到东印度群岛，用这笔钱买回了价值三十万英镑的货物并运回英国。因此，很明显，国家的这一部分财产增长了三倍。但请恕我直言，我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我上面所说的这家商业公司在这次交易中至少损失了五万英镑，如果它按照销路和欧洲这些地区的使用量来采购和运回胡椒、染料、印度棉布、锡兰香、精制的硝和其他诸如此类的笨重的货物的话。因为运费、保费、国外经理人和任何国内办公人员的开支、货物损耗费用、国王陛下的关税和其他各项税费、其他各种意外的开支等，所有这些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英镑。但商人的上述损失从国家的角度看却是利益的增加。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即便是在商人遭受惨重损失的时候，国家和国王仍可以从关税和其他税费中获取丰厚的利益。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进展顺利，商人、国家和国王都有利可图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会因为这种崇高的贸易增加多少财富啊!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商人凭借其值得嘉奖的勤奋精神经营进出口贸易，在有利可图的时候买进卖出商品以获取利润。尽管如此，如果国内秩序混乱，国力仍然会衰退和贫穷下去。同时，骄傲和浪费会使我们消费过多的外国货物，使得我们消费的进口货物的总值超过我国财富所能负担的程度;当这种情况不能用本国商品的出口来弥补时，这就是被称为不自量力、奢侈浪费的人的典型特征。

最后一点，国王总是可以通过贸易获取收益。即使有时国家和商人如前所述各自或同时发生损失时，抑或是在我国商品的出口小于我国所进口的外国货物的价值时，抑或是在商人们的事业经营得不比以前更好时，国王照样可以从贸易中获得收益。

但是这里我们不能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看待国王的收益。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虽然国家的贸易损失了一半，国王陛下仍旧有油水可捞。假设目前我国每年进出口贸易的总额大约是四百五十万英镑，由于外国货物进口和消费的增加，每年还可能增加二十万英镑。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国王肯定可以获得近两万英镑的收益，但国家却因为过度消费损失了全部的二十万英镑。当贸易以这种方式增进国王的利润的时候，商人们也可能是利益损失者。可最终国王也必将承受巨大的损失，如果他不能阻止这种使他的臣民陷入贫穷的奢侈浪费行为的话。

第8章　提高或贬低我国的币值，既不能增加本国的货币，也不能防止货币输出

一般说来，有三种方法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货币拥有量。第一种方法是，使现在流通的各种面值的铸币如英镑、先令或便士等，低于或高于其以前的价值。第二种方法是，当上述铸币的重量发生改变时，依旧按原来的价值继续流通。第三种方法是，当铸币的成色即其中金或银的含量提高或降低时，依旧按以前的价值继续流通。

当国内出现货币短缺或富余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有许多头脑聪明的人从中渔利，他们的办法其实很简单:短缺的时候抛出货币，富余的时候储藏货币。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铸币价值的提高会导致其他地方的货币以牟利为目的流入我国，当货币的成色或重量降低使货币贬值时，由于害怕遭受损失他们仍旧会把货币留在国内。可是这些人因为这件重要的事业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而高兴不已，没有考虑到事情的进展和结果，而这正是特别需要我们加以思考和努力的关键点。

因为我们必须明白，货币不仅是我们衡量国内所有其他财富的真实尺度与标准，而且也是我们衡量对外贸易的标准。因此，应该尽力保持货币币值的公平和稳定，并避免因币值的变化而导致贸易上的混乱。首先，就国内而言，如果通用的标准发生变化，那么土地、租金、国内和国外商品的价格等，都会按一定的比例发生改变。虽然对于有些人而言，他们无须花费太大力气和成本就可应付这种变化，但短时期内他们依旧要承受风险和损失。因为人们所看重的并不是英镑、先令、便士的名称，而是这些铸币的内在价值。即便我们有人为提高货币价值的能力，我们也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样做等于是帮了西班牙一个大忙，而害了我们自己。因为提高货币的价值会使外国商品的价格提高。这种严重损害普通百姓利益的措施，也不会像有些人想象得那样给国王带来什么好处。这是因为，降低铸币的成色或减轻重量，虽然可以给造币厂带来眼前的利益(但也仅是一次而已)，但这一点点的利益很快就会消失，而且还会使国王陛下今后的许多收入大为减少。因为他的臣民们用贬了值的货币向国王陛下缴付各种款项。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国家所失去的正是国王所得到的。因为这二者间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人的财产(不论租约、土地、债务、货物还是货币)都必然会相应贬值，国王陛下依旧可以得到他应得的那份钱，虽然缴付给他的是新的贬了值的货币。不过，与遭受的损失相比，国王的这点收益实在是太少了。因为虽然有一些人还有其他形式的资产，这些资产用货币来计算的话每人都有五千至一万英镑左右，加起来总共约有几百万英镑，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财产都可以立刻全部转化为现银。为了满足虚荣心，人们不惜损失一点利益，同时也是为了维持家庭日常开支的需要，手头得经常留有四十至五十英镑，其余的钱则会用于牟利，不停地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现在你该明白了，这些为数不多的货币(用来衡量所有其他物品的价值尺度)在人们每天的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按照某种公正的比例，统治和分配所有的人日常一切重大事项。另外，我们还必须知道，我们许多的旧币经过反复使用已经磨损因而重量减轻了，因此无法给造币厂带来任何利润。由铸造更重的货币所带来的收益，也会因为我们聪明的邻国人的投机行为而流失:他们会用其他的物品或铸币大量交换我国的重币，并将其留存起来带回他们的国家。同样，我并不怀疑我们自己的某些国民也会有同样的行为，为了牟利他们甘冒绞首的风险私铸私贩货币。因此，对国王陛下来说，改变货币的成色或重量最终是无益的。

也许有人还会说，如果国王陛下提高币值，大量的金银就会从国外带进英国。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近年来由于我国黄金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的确有大量的外国金币流入到我国，其数量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对此我并不否认。但在这里我同样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些金币带走了我国所有的至少是大部分的银币(都是没有磨损和足够分量的银币)，这一点从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各种货币的品质中就可以清楚看到。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我国银币的价格没有与金价同比例上涨，因此，对于从事贸易的商人来说，将每年的贸易所得换成黄金带进英国比带回银币更划算，利润更大。

另外，如果我国的币值不稳定，就会违反对外贸易法规，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出于戒备心会相应地改变它们货币的币值，那么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抑或，假如它们不改变币值，我们可以期待什么?因为如果外国商人将他们的商品带进英国后才发现英国的货币升值了，难道他们不会将他们的货物留存起来，等到涨价时再出售吗?难道商人们不会将外汇的兑换比例相应地提高吗?所有这些的答案毫无疑问都是肯定的。那么，能不能在货币升值后再将它输出到国外，并赚回与升值前一样多的利润呢?

也许还会有人这样说，如果我国的货币升值了，其他国家的货币却没有，因此肯定会有更多的外国货币或金银被带入英国。真要是这样的话，就必须依靠从事出口贸易的商人和购买我国物品的商人。显然，上述两种商人都不可能从中获取较币值变动前更多的利润和好处。因为如果他们所说的外国货币或金银的确能比以前换到更多的英镑、先令和便士的话，他们会愿意以目前看起来高了一些的兑换比率，更多地兑换这些跟以前相比成色更差、分量更轻的英国货币吗?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改变币值的这种创新并不是使金银流入英国的好方法，即便这些金银被带进了英国，我们也无法把它们保留下来。

第9章　准许外国货币以高于其实际价值 的比率兑换我国货币并允许其在我国流通，不会使我国的财富增加

一个考虑周全的商人为了更好地经营其生意和账款，一定会认真学习如何分辨与他经常有贸易往来的那些国家的货币的成色和重量，并与我国的货币相比照，以期准确地计算出生意上的利润和损失。我丝毫也不怀疑，在许多与我们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或地区虽然每年都要出售大量的我国生产的产品，却很少有适合我国使用的物品，因此贸易的收益我们只能采取货币的形式。这样，我们只好要么把这些钱带到其他国家去购买我国所需的物品，要么以金银的形式带回英国。这些金银被允许在国内使用，而且是以高于斯特林金币[1]
的价值来计算兑换比率的。这种做法表面上看很可能会使大量的金银流入英国，但通盘考虑过后我们就会发现，用这个办法来增加英国的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

首先，这种办法是违背商业惯例的，而且很快就会导致其他的国家采取相同或更严厉的行动来与我们对抗，使我们的希望最终落空。

其次，如果货币真的是衡量其他财富的尺度，而我国又允许外国货币以高于其实际价值(与我国的标准货币相比)的兑换率在我国流通，那它带来的结果只能是:公共财富不能被公正地分配，因为衡量这些财富的尺度是不准确的。

最后，如果我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价值差距很小，那么带进国内的金银就会很少甚至没有，这种情况下商人宁愿带进货物，因为输入货物通常总是有较好的利润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人为地扩大外国货币于我国货币的兑换比率，使外国货币的价值远大于其实际价值，获利的人就会将我国所有的金币都带走。所以，这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而且收益也不大。因为所有其他办法都证明:只有对外贸易的总差额才会导致我国财富增多或减少，这一点在后面我还会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1]
英国以英镑为基础的标准货币单位名称。公元775/780～1156/1157年发行。775～780年是由肯特国王黑伯特和埃伯特发行的，784～785年由梅西亚的国王奥发发行。斯特林币的含金量和重量每次都有很大差异。从1279年开始，含金量0.925克，重量下降，爱德华一世时是1.44克，到亨利七世时重量仅为0.78克。斯特林币还有大量的仿制品，如低地国家就仿制过爱德华一世到爱德华三世时期的斯特林币。——译者注

第10章　颁布现金使用法令不能增加也无法保护我国的财富

将我国的货币保留在英国这一工作的难度以及所需要的技巧，丝毫不亚于增进我国财富。因为保存财富和增进财富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规定进入我国的外国商品所售货款最终只能换成我国的商品带出英国，最初看起来似乎效果很好而且手段也合法，但仔细研究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法令实际上是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的。

由于所有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都大同小异，所以，当我们在这方面有所动作时，其他国家会作何反应是很容易判断的事情。我们不仅希望扩大我国产品在国外销售以换取我国所需的外国商品，而且还试图以此来增进我国的财富。当我们按照既定的步骤谨慎地推进我国的外贸事业已达成上述目的时，他国的反应其实我们很清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和我们将要与之贸易的国家的态度来决定该采取哪种方法和策略。比如，在有的国家，我们销售我国的货物，然后再购买一些当地的产品，剩余的货款以现金形式带回英国;在另一些国家，虽然我们也在那里出售我国的商品，但当地的物品却不适合我国的需要，因此我们只能带走货款;还有一些地方有我们所需要的商品，但那里的人们却不需要我国的商品，所以我们在其他国家赚到的钱被他们拿走了。因此，通过货物(按时间的变动而不断变化)的不停周转以及参与各方互相合作共同完成的贸易，永远都不会失去活力，如果没有国内的过度消费、国外的横征暴敛和国内外的各种课征费用及限制政策的话。但在这里我只打算简单说一说限制的问题。

首先，商人在海外销售货物的所得可采取三种形式:现金、货物和汇票。但是现金使用法令不仅限制货币(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公正的和有远见的)的使用，而且也限制汇票的使用，这种做法是违反商业惯例的，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从未采用过此类的措施。因此，你可以想象到我国这么做的后果。无论我国对在英国的外国人施行什么样的法令(只要是与现金使用法令相类似的)，其他国家就会马上制定相应的策略来应对，特别是那些与我国有大量贸易往来又对我国怀有戒备之心的邻国，它们会一如既往地同时不遗余力地支持它们的商人获取与他国同等的权利。因此，第一步是我们从他国自由携带金银出境回到英国的权利会被剥夺，紧接着英国商品在其他国家的销售额也会大大下降，因而我国的贸易会衰退，金银会减少。

其次，如果依靠上述法令我们还能推进我国的商品出口(高于一般水平)的话，那么这些商品一定是英国人民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节省下来的，这种做法是不利于商人、水手和航运业的发展的;而且，它还会使国家遭受损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在英国购买商品的价格，要大大低于我们把商品运到他们国家后卖给他们的价格，这一点在第3章里我已经作了分析和说明。

再次，正如我已经反复说明的那样，假如我国的外贸进口大于出口，我国的货币就必定会流出英国。要防止货币外流，只约束外国人却不限制英国人的行为，这又怎么可能达到目的呢?促使他们现在这么做的理由和原因以前不也出现过吗?即使我们能设计出一种将外国人和英国人都约束起来的法令(目前还没有先例可循)，还不是一样都会马上毁了一切?国王的关税没有了，国家的利润也没有了，这样的限制肯定会毁掉大部分的贸易。因为要使贸易得到充分发展是需要条件的，一个发达的贸易呈现出的状态是:有的人既出口也进口商品，而有的人则只进口或只出口;有的人需要把货款汇出去，有的人要收进货款;有人把货币带出去，有人把货币运进来，数量的大小取决于各国的经营能力和货币富余状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严格的法令，才能不影响商业的顺利进行;没有这一条件，任何法令都起不到保护和增加财富的作用。

最后，如果有人说，我国需要一部既约束外国人又约束英国人的法令，才能保证我国的金银不流失出去，对于这种观点，我不能不提出反驳意见。假如这种法令将会使我国的贸易由自由贸易时期的繁荣转为管制后的衰退，从而降低了我国的贸易所得，实行这样的法令有什么好处呢?它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是不是比瘟疫还要大呢?当国王的收入、商人、水手、航运、工匠、地主、财富等所有的一切都随着我国的贸易共同衰退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和爱尔兰人有何区别呢?我们还是生活富裕的英国人吗?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得有道理，但我们应该还有更好的未来吧。因为实施限制现金使用法令的目的，是要使那些将外国货物卖给英国人的商人的所得，再购买成英国的商品，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货币留在英国。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有我们大量地向海外输出商品，使出口商品的价值大于进口商品时，超出的部分才可能以金银等现金的形式流入英国。

前面我们所说的道理已经完全否定了这一观点，但我已经不想再争辩下去了，姑且认可这种说法吧。因为假如其他国家所购买的我国商品的价值大于我国所消费的外国商品的价值这一说法是事实，那么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即便没有限制法令，出超的部分也会以现金的形式返回到英国。因此，限制现金使用的法令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就像其他那些类似的限制措施一样，一旦付诸实施，其副作用将会暴露无遗。

第11章　勒令输出鱼、谷物或军火的商人将其所售货款的部分或全部以货币的形式带回国，不会增加我国的财富

食物和军需品在一个国家是如此珍贵，以至于似乎有必要完全限制它们的出口，或者(如果国内产品充足可以允许其出口的话)，就应该要求对方用金银来购买。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同时也是没有困难的。因为西班牙和其他国家愿意为了购买这些物品花掉它们的钱，尽管在其他贸易中它们是绝对禁止输出金银的。尽管我所说的所有事实都是真的，但同时也必须明白，即便我们使尽所有的手段迫使金银输入我们的王国(通过贸易的手段)，也不能保证这些财富将会永远留在英国。因为获得金银的惟一方法就是牟取合法利润，但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利润只能通过贸易的进出口顺差来实现。不过，贸易顺差会因为限制变少，因此这样的限制阻碍了我国财富的增长。这个论点很简单，不需要其他原因去证明，除非有人会自负到认为任何限制都不会导致出口货物的减少。但是即便我们认可这种说法，并且还勒令商人只能用金银来购买我国的食物和军需品以供出口，到年终结算时我们仍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多赚一便士的钱。无论你采取何种方式，只要利润是通过强制的方式获得的，这些收益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流失出去。因为只有通过贸易顺差获得的收益，才能在我国长久保持下来并成为我国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

举一个英国人的例子，这些论述可能会显得更清晰。假如他购买和消费了不同国家价值六百英镑的物品，然后又把他自己的价值一千英镑的物品卖给了上述国家，并马上把所有的钱都装进钱包。但是在结清各自的债权债务后，上述英国人实际上从这次的买卖中只获得了四百英镑的收益，曾经归他所有的那六百英镑现在又离他而去了。这个例子足以显示下述道理:无论我们用什么方式使财富流入我国，最终我们所能得到的，只能是那些由于我们在贸易上存在顺差而获得的利润或货币。

第12章　在国内或国外用汇票付款或收款时贬低我国的币值，不会减少我国的财富

通过商业票据进行结算是一种在商业交易中广泛应用的做法。通过这种方式，那些拥有某国货币的商人可以在特定的时间里，以双方议定的汇率在一国支付货款，然后再在另一国接收这些货款。这样，借贷双方不必在国与国之间运送金银就能满足他们在交易中对货币的需求。

这些个人之间达成的货币兑换比率，并不是根据货币的公平价值来确定的，即不是根据各自货币的重量和成色来判定其价值的。首先，因为支付货款的人要考虑债务的风险和债务偿还期限的延长。但是由汇率所导致的货币贬值或升值，其根本原因是交易发生地货币供应的充裕或稀缺程度。例如，当我们这里有大量的货款要汇往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我们的货币就会在兑换时被贬值。因为那些收款的人看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钱，一定会趁机压低汇率以牟利。

反之，当汇往阿姆斯特丹的货币很稀少时，优势便转移到了汇款人这一边，支付者将会要求以更高的币值进行汇兑。由此我们发现，一国货币的充裕或稀缺程度会导致所有物品的昂贵或价廉。在汇兑过程中货币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因此下面我该说说造成这种影响的真实原因。

由于货币的充裕或稀缺程度会导致汇率的高低变化，所以贸易差额的变动的确会导致货币的充裕或稀缺。还有，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所说的贸易差额，既是总量意义上的又是个量意义上的。所谓总量，是指我国每年贸易货物的价值的加总，就像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个量则是指我们将我国同意大利、法国、土耳其、西班牙及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分开考虑时的数值。从后者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我国货币发生升值或贬值的地区。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我国的货物年出口价值可能超过进口(出超)，其差额使我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然而就与某个特定国家的贸易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有些国家比如低地各国有可能从我们这里赚走更多的金银。因为它们卖给我们的货物价值超过了我们卖给它们的货物价值。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低地诸国的商人不仅会以账目平衡的方式从我们这里拿走了大量的财富或金银，而且还会通过这种方式使我们这里要汇付出去的货币数量增加，从而使兑换商因此压低汇率进而导致我国货币贬值，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反之，如果我们向西班牙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地方出口更多的货物，超过我们所消费的从那些国家进口的货物，那么我们就能带回这笔财富。同样，在商业汇兑上我们也会压低它们的汇率，从而我国的货币就会升值。

但似乎还是有人想用实例来证明，在汇兑中贬低我国的币值必定会造成我国货币或金银的流失。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每天都能看见大量的英国铸币被运出英国在低地国家流通。这种状况对于低地地区的商人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他们可以因此而避免汇率方面的损失。因为如果你有一笔阿姆斯特丹的货款要在英国交付，假设这笔货款在英国是一百英镑的斯特林币，那你的货币实际上被汇兑商贬值了。因为你的那笔货款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支付时只需九十英镑就足够了。那么，难道这不是证明了(他们说)贬低我国货币的币值会导致货币从英国流失出去的原因吗?

关于这一观点我愿意作一个全面而清晰的回答，我要向你们证明，不是因为货币在汇率上的贬值，而是在外贸入超时才会导致我国财富或货币的流失。假定我国与低地国家的贸易中输入我国的商品价值总额为五十万英镑，且该贸易完全由荷兰人垄断，而我国出口到上述低地国家的商品价值总额每年只有四十万英镑，也完全由英国人垄断。这样，荷兰人仅仅可以同英国人交换四十万英镑的等值货物或货币，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所以贸易差额中的另外十万英镑，荷兰人只能以货币的形式从英国带走，即便我国不允许向国外汇出货币，同样的财富损失也一定会发生。因为荷兰人可以用他们的物品拿走我们的钱，而我们只能用他们所用的外国货币来交换他们手中的物品，因此这十万英镑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让我们再增加一个例子，仍旧依据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与低地国家之间的贸易的比例这个基础之上。荷兰人(如前所述)同英国人按照各自国家货币的公平价值或价格交换四十万英镑的物品，因为英国人只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用来交易。若是现在货币的供给比较宽裕，荷兰人手里有大量的货款要汇回本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货币(根据前面已经提到的)就会贬值百分之十。因此，很明显，荷兰人必须在我国支付四十四万英镑，才能在自己的国家取回四十万英镑。所以，平衡了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贸易差额后，荷兰人只能从英国拿走剩下的六万英镑。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了解，并非像某些人所预测的那样，在汇率上降低我国货币的币值，不仅不会使货币从我国流失出去，而且与等价货物交换相比，对本国货币贬值还是一种降低货币输出额的方式。

进一步，让我们假定英国商人输出的物品价值与荷兰人输入英国的物品价值相等，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汇兑各自取得自己的外汇收入，谁也不需拿走对方国家的一分钱，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遭受损失。当然，我们也并不排除会有个别的荷兰商人，为了其个人利益或其他目的而不采取汇兑的方式，宁愿冒险用现银将他的一部分收益运送出境。

对于这一点，我的答案是:就上述情形来看，一切必须服从需要。荷兰人应该得到他与英国的贸易所应获得的全部货币收入，英国人如不想自己的货币流失出去，就必须从海外挣得相同数量的钱。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只要贸易是平衡的，就不用担心钱从我们身边被带出去了，它们最后一定会回来的。只有当我们的外贸出现逆差时，这些货币才会真正失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为进口外国货物花费的价值超过了我们出口的商品价值，那我们会失去一部分金银;如果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就可以获得货币或财富，这也是获取财富和货币的惟一手段。所以，杰拉德·马林斯用了很长的时间在众多的书中反复强调，就是要使全世界相信我国货币在汇兑时的贬值耗尽了我国的财富，可惜他这是白费力气。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他找错了原因，而且把次要原因当成了主要原因。他说的那种由次要原因导致的结果其实是由另一个主要因素导致的，而且即便他所说的那个原因不存在，那个结果依然会发生。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由公共权力机构来确定商业汇兑的价格，以保证我国货币在汇兑时有一个公平的价格，这个建议同样也是毫无作用的。这种做法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先例，它不仅是没有结果的，而且还会造成损害，就像在这章里已经被反复证明的那样。因此，我们进入下一章里。

第13章　专营货币兑换的商人不会增加或减少我国的财富

有些商人仅从商业汇兑中获利，他们既不从事出口贸易，也不进口货物。这导致了一些人断言，这样的商业汇兑者从我国输出或带进我国的货币，在我们计算对外贸易差额时应不予以考虑。因为(他们说)，有时当我国货币贬值，以低于百分之十的真实价值支付到阿姆斯特丹时，上述的商业汇兑者可能会收进一千英镑的货币，而他在阿姆斯特丹付清这笔款项实际上只需九百英镑就足够了。在三个月的时间内，通过其他或大或小的款项汇兑，他可以获得同样的利润。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尽管这些商业汇兑者没有从事商品贸易，可他们以前面所说的方式带走的钱，一定是由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人的需要决定的。因此，他们应属于对外贸易差额的组成部分，并且起相同的作用，就像商人自己带走这些货币一样。如果我们的商品贸易出现逆差，商人们就会将多余的钱带出去，这是他们必须做的。这种情况与我们的货币贬值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商品进口大于出口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在第12章中已有详尽描述。

与此相反，当我国的对外贸易出现顺差时，这些专门从事商业汇兑的商人(由于前面所说的利润)将货币带进英国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与那些从事商品贸易的商人们没有丝毫的不同。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商人宁愿亏损一点也会按压低了的汇率汇款，而不愿冒险去干违法的事情，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赢利。

第14章　银行家和汇兑商人为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

尽管我已经写了一些关于汇兑商人方面的内容，但其中关于我国货币的贬值和专门从事商业汇兑的商人，以及上述种种所产生的作用和结果，我觉得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下去，这不仅可以强化前面的论述，揭穿那些迷惑人的谬论，而且还可以避免由《商务法规》第409页和《自由贸易的维持》第16页给一些读者带来的误导。这两本书的作者杰勒德·马利尼斯列举了许多银行家和贸易商的卓越功绩(他就是这么说的)以及贸易的作用与功效，但却完全不谈这些作用与功效是如何产生的，使得读者在这些问题上很迷惑。但我认为，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缺乏了解，而是因为他擅长写作与收集关于商人的事情，特别是对汇票的多种用途、形式以及条例作了很好的论述，这些都是他为后人做的贡献，是值得赞许的。但是他用诡辩术来掩饰自己的思想，以至于不顾公共利益而得出一些有利于个人利益的结论，这些有必要予以揭发和制止，我认为自己有这个义务(在关于财富的讨论方面)。马利尼斯将汇兑看作是促使这些功绩产生的惟一力量，而我则打算揭示这些功绩所产生的真实原因与含义。但是考虑到顺序问题，我觉得应当首先列举那些在他的书中所提到的具体功绩。

汇兑业的显赫功绩

1.可以将货币投放到世界上任何有贸易发生的地方以获利。

2.可以获得并增加财富，并且与任何国王之物品无关。

3.可以购买任何国王的商品，且不用携带一便士，而是运用贸易国的货币。

4.变得富有却不用承担航海和旅行的风险。

5.可以利用信用来完成许多事情且不花成本。

6.有助于理解，到底是将货币用于兑换还是用于购买商品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

7.可以确切地知道贸易商在商品买卖上的所得。

8.可以通过在贸易国的持续不断的汇兑业务谋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而不管当地人是否有利可图。

9.可以使每个国王的财富流出本国，如果他的臣民输入的物品多于输出的物品的话。

10.可以让货币交易市场遍及富有的君主国，以及需要出售货币和用它来支付的地方。

11.可以停止对那些依靠要支付利息的借款来维持战争或所需商品的国王的货币供给，假如他的敌人需要他这么做的话。

12.可以对贸易商提供充足的货币，使他们可以拖延商品出售的时间，从而帮助他们在出售商品时迫使买方接受他们给的定价。

13.可以用大量货币收购新货或库存，以便使整个商品交易由他们掌控。

14.可以隐藏从任何国家带走货币的事实。

15.可以用他自己的货币或任何国家的劣币来换得任何其他国家的良币。

16.可以将国王的劣币换成良币，并且在付款时支付劣币，即便如此，除去手续费，仍然可以获利。

17.可以依靠信用，在从事商品贸易的商人的货币还没有全部兑换或支付的这段时间内掌控这笔钱，再用自己在该地的货币支付，然后从中获利。

18.可以使自己的国家从其他主要以本国生产的商品来满足需求的国家获利，使它们将剩余产品输出到国外且贸易额逐年增长，从而通过贸易和汇兑增加金银或财富。

19.当他们的财富多到可以控制汇率时，可以不顾国家利益和国王的利益而谋取自己的利益。若是他们付出款项，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交付本地的货币，而在另一个地方收取实际价值超过他们本地货币的另一国的货币;当他们收款时，他们知道这笔钱将要在另一个地方支付出去，所以会收实际价值高于汇兑目的地币值的币种，而在支付时则付出实际价值低的币种。

20.可以随时购买便宜的商品。

21.可以靠现款将别人手中的便宜货抢过来，并且可以通过在竞标中多次击败对方来提高商品的价格。

22.可以将由汇兑所得利润的货币的一部分有时是全部，用来换取物品，并因此使他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辛苦工作。

23.可以使国王们在关税、津贴和税收上使用他们的货币，因为汇兑商自己并不需要货币。

24.可以准确地计算出贸易商准备带到任何国家去的商品的价值，即根据物品购进的成本和当地的汇价，无论物品输送到哪个国家，他们都可以计算出来物品在那里的实际价值。

如果我打算扩大对这些功绩的解释，那么以上这些给我提供了足够的材料去写一大卷内容，但是我的兴趣在于尽可能地简洁明了。在开始之前，我想到有一点会让我忍俊不禁的地方是，当一位知名的法学家，在看到了《商务法规》一书中所提到的商人的狡猾与机灵，要远胜于他著作中所提到的所有法律案例，他将会多么为他原本值得骄傲的研究而感到沮丧呢。因为这种汇兑远胜于魔术;我确信，无论是浮士德还是班克斯先生的马都无法完成如此的功绩，尽管可以确信的是他们有撒旦的帮助。但是我们的商人们却不能依靠圣灵的帮助。我很高兴自己不被看作是歌功颂德的作家，因此在这里我想尽可能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我会欣然同意(在上述假定的功绩方面)对贸易过程的称赞。

首先，是“可以将货币投放到世界上任何有贸易发生的地方以获利”这一条。当汇往阿姆斯特丹的货款一个月的期限内汇兑损失有时会达到大约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九时，商人们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正如有些人说的)?回答是，这里我必须考虑，首先，导致损失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从阿姆斯特丹购买的商品要多于我们在那里出售的商品，由此导致货币汇兑中从英国向国外汇出货款者多于向英国国内汇入者，因此货币朝着有利于买方的方向贬值。对于卖方，与其因自己的货币贬值而遭受损失，不如考虑这样的国家，即我们带到那里的物品的价值大于从那里带回的物品的价值，例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等，在这些国家能确保获得利润(亦如前面所提到的原因)。但是现在你会说，货币离阿姆斯特丹较以前相比更远了，怎样才能让它们汇总到一起?是的，很好，如果这样做最终能获得很好的利润，那么下一步我就会向你们说明还有一个最近的途径可以使这笔钱回到家中。首先从西班牙开始，假设在那里我们获得了第一笔利润，在那里我考虑下一个能使我们获利的地方，然后发现与他们所带回的羊毛、西印第安皮革、糖以及胭脂红染料等相比，佛罗伦萨人运送了更多的金色和银色布匹、精致丝绸和丝毛混织品至西班牙，这时我就知道我应该将我的金钱带入到佛罗伦萨。在那里(依照相同的道理)我又会将金钱从那里投向威尼斯，然后又发现我的下一个收益将会出现在法兰克福或安特卫普，直到最后，根据时间和地点给我提供的获利机会，我以直接或迂回的方式来到了阿姆斯特丹。那么，我们看到，汇兑的收益与损失是由贸易差额即货物的出口是高于还是低于进口的水平来引导和决定的，贸易差额使得货币汇兑的价格被迫时高时低。马利尼斯反复提到的关于这一点的看法却正好相反。

关于第二条、第四条、第十四条以及第二十三条，我认为这些都是货币汇兑专营者的正当工作，并且他们的行为不会给全体国民带来好处和坏处。这一点我已经在最后一章中有详细论述，这里就此省去。

关于第三条，的确，我可以把一千英镑兑换成西班牙货币，然后用这些货币购买并带回许多西班牙商品。但是所有这些只能表明这些商品最终必须由英国的货币或物品支付，因为如果我在这里将一千英镑给一个英国人，他必须在西班牙要么用已经发送的物品，要么用正在发送的物品来支付我。或者是我将英镑给了一个打算用这些英镑购买我的商品的西班牙人。因此，不论如何，我都必须给这个外来者支付与我从他那里所获得的东西等量或等价的商品或货币。那么，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有任何我们值得推崇的功绩吗?

关于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二十条以及第二十一条，我必须就这些功绩作一同回答。因为它们只是同一事物所采取的不同方式，这些连傻瓜也知道，也会说:只要是获得信用的人，就可以签订合约和买卖货币，并且出资经营货币汇兑，通过汇兑吸纳大量货币，他们还可以收取利息。但是，在这些过程中他们并不总是赢家，有时候与那些信用不如他们的人一样，他们也会亏损。

关于第六条和第七条，我的评价就更差了。理由是，当我知道我的商品目前的国内和国外价格时，我应该能够很简单地推算出究竟是从汇兑中获利多还是从我的商品中获益更多。由于任何一个商人都清楚自己从商品买卖中能够获得的收益，因此其他任何人也能够说出商人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所有这些，又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如此推崇货币汇兑业的呢?

关于第八条和第十二条。由于银行家与货币兑换者的工作就是视需要为人们提供货币，与那些贷出货币并从中收取利息的人一样，很多时候也会遭到失败。因为贷者常常只关心借者的利润。

关于第九条与第十八条。我认为作者在这里有一些特殊的含义，或者是意识到他自己的一些错误，于是在这两条的旁白处用手形符号注明。为什么要将国家的富裕与贫穷归因于货币汇兑呢?正如我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国家财富的增减只能通过调节国际贸易差额的手段来达到，马利尼斯在这两处的文字也为那些明智的读者给出了提示。

关于第十五条和十六条，我承认兑换可以将劣币转换为金银。因为当一个外来者可以铸造并携带了大量法寻[1]
的时候，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其花掉或转换成良币，然后在英国交付货款，再通过汇兑将之兑换成他自己国家的货币;或者他也可以直接携带铸币形式的这种良币，不将其兑换，如果他敢于冒受到法律惩处的危险的话。西班牙人清楚地知道谁是基督教世界中的公共(假币)制币者，因此敢于冒险带来大量的带有西班牙印章的铜币，并且按照上好西班牙本洋计算的价值带走西班牙银币。尽管他们使用这种狡猾的手段，但仍然会有被揭穿的时候。

关于第十七条，我们知道，有的人有能力通过货币汇兑来获得利润，有的人则不行。银行家们总是准备随时从那些无法在汇兑中获利的人手中接收大量货币，虽然他们最终还是要把钱支付给这些人，但他们已经获得了很好的收益。银行家们之所以能获得这些收益，是因为他们提供的货币供给与服务，就像那些替商人买进卖出商品的代理人可以收取佣金一样。而这不是既公平又极其平常的吗?

关于第十一条，我必须承认它确实是个妙想，居然会认为一个不富有的君主应当用带利息的借款来维持战争或商品供给(我将这两者放在一起，是因为作者在他的两本著作中用了这两个不同的词来说明[2]
)。作为穷国的敌人，有什么必要非要以通过与银行家的合谋使这个贫穷的国王得不到贷款的方式来打败对方呢?这是因为利息及其负担本身可以很快解决这些问题——使穷国无力继续进行战争。

关于第十九条。我曾长期生活在意大利，那里的基督教国家中的最大的银行以及银行家们的确都进行贸易，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他们有能力通过联盟来控制货币兑换的价格。反而是贸易中货币的充裕或缺乏常常控制了他们，使汇率不受他们的控制而上下波动。

关于第二十二条。贸易中的货币汇兑不会妨碍国家的关税和其他税收。因为一个人要付出或汇出货币，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将之用于购买商品，而另一个人要买进或使用这些货币，是因为他将要或已经购买商品。但是，下面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即当一个国家的财富由大量的现金组成，同时这个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也有很多好的途径与便利之处(通过海路或陆路或两者兼而有之)，但如果它们忽略了贸易，那么这些国家就得不到利润。如果这是由于汇率的原因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去了解这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我们要么在自己国家的人之间进行兑换，要么与外来者进行兑换。如果在我们之中进行，国家不会因此而获益。因为我所得到的正是你所失去的。如果我们与外来者进行，那么我们的收益将是国家的收益。但是无论哪一种方式都不能使君主从关税中得利。让我们找出实行这种交换的地方，并给出它之所以被许可的原因。我们在基督教世界中只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那就是热那亚，关于这个我打算简短地谈一谈。

热那亚是个小国家，土地也不是太肥沃，没有什么自然财富或资源来供人们使用，也没有充足的食物。尽管如此，通过与埃及、叙利亚、君士坦丁堡以及所有地中海国家的对外贸易，热那亚获得了香料、药剂、生丝以及其他众多商品，为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提供了商品供给服务，为此它也累积了大量的财富，创造了生气勃勃的城市、华丽的建筑以及美妙的景色。但是在著名的威尼斯城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上述贸易开始转变方向至威尼斯。再后来，这些来自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品的大部分又开始转向英国、西班牙以及其他的从印度群岛出发通过海路可以直接抵达的国家。贸易路线的这种变更迫使热那亚的商人们从商品贸易转向货币兑换。为了获利，他们不仅在许多商品贸易发达的国家中开展此项业务，而且还专门为西班牙人在佛兰德及其他地区的战争需要提供服务。这些商人因此变得更加富有，但在这一过程中公共财富却没有增加。热那亚的全体公民所遭受的这种不利，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对于那些有着更好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商品、航海技术、军火等方面更具优势的国家，热那亚人无法阻止这些国家的进入，只好放弃相应的贸易。

其次，它像一个聪明的国家那样行事，仍然尽量保留着大量的贸易。尽管它现在所能实现的只是它过去的二十分之一，它只有很少的原料提供给本国人民进行加工制造产品，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原料。但是，通过将西班牙的羊毛以及西西里亚的生丝纺成天鹅绒、锦缎、光缎、毛织品以及其他制品，基本上能达到这一目的。

再次，鉴于它无法通过在自己的国家里使用巨额财富，或通过贸易来获取利润，它就把钱输入到西班牙及其他地方，或是进行商品交易，或是向那些因商品贸易而需要汇兑的商人提供货币汇兑服务来获得利润。商人们为了获得利益在海外长期漂泊，可最后这些利润都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最后，由于热那亚政府是由贵族统治的，所以商人们得到了政府的这种承诺:虽然公众得到的利益非常少，但如果商人们从外国人那里获得了很多利润的话，这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最宝贵和最可靠的财富就是贵族的财富(在热那亚，贵族就是指商人)，这与君主政治即专制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君主政体中，君主收入与私人财产之间是有你我之分的。而在共和国或民主的政体中，当自由和政府面临被奴役的危险时，私人财产就都变成了公共财产。这些财产甚至加上他们的生命，都随时准备用于保卫国家的主权。

关于第二十四条。如果一个商人在这里购买物品，打算运送到威尼斯，然后卖出它们，且需通过从威尼斯至伦敦的汇兑来获得这笔款项，那么他就会发现他的账单与原计划相比会有一定偏差，无法准确计算出商品的价值与获利。因为在他的物品运送到威尼斯之前，其商品价格以及汇率就会有很多变动。按照作者的意思，商品的价值是指在商品抵达威尼斯并售出后，然后再兑换，并从那里将款项汇回本国之后的数值。换句话说，用于购买这些商品的货币的价值，应当由商品运送到威尼斯的这段时间里的汇率水平来估价。那么这些不都是非常寻常且简单的事务吗?这并不值得将之列入功绩之中。

关于第十条。尽管一位富有的君主具有很大的权力，但并不是所有的富有的君主都有权让他的货币交易市场遍及他所想的任何地方。因为任何的市场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将它设在那里，而是因为那里产品的品种最为丰富，它是自然形成的。因此，我们经常说，西班牙人因为他们在西印度群岛有巨大财富，因而拥有货币的源泉或者说货币交易中心，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地把这个市场转移到意大利、德意志、低地国家或其他需要它的地方，用于维持和平或发动战争。所有这些都不是汇兑的神奇力量造成的，而是由使用货币的地方的各种习俗和惯例所决定的。如果它被用于在法兰西境内发动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将货币或金块、银块直接用四轮马车从陆路运入境将比较安全。如果是在意大利境内，则用帆船由海路运入比较安全。如果是在低地国家境内，则用轮船由海路运入，但这将有一定危险，因为它的潜在敌人就在该通道上。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汇兑并不是绝对必要的，但也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西班牙人对德意志和低地国家商品的需求量大于这些地区对西班牙商品的需求量，因此西班牙国王不能从他的附属国中通过货币兑换获得财富，而是长期被迫地将他财富的很大一部分用帆船运至意大利。在那里，意大利人，尤其是他们之中的热那亚商人，收下这些钱然后按其所值在佛兰德付款。意大利人在那里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把许多奢侈品不断地从意大利运送至佛兰德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进行销售。但意大利人在佛兰德并不购买什么商品，而只是用奢侈品销售的货款为西班牙人提供货币兑换服务，以及通过兑换在意大利收回全部财富，其中的一部分现钱，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是借助西班牙人的船运送回国的。

因此，通过上面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货币汇兑的力量并不能使金银听命于那些富有的国王，而是对外贸易中由商品交换而产生的货币促进了货币兑换，使得汇兑价格随货币供给的多与少或高或低变化。所有这些论述，我认为我已经和马利尼斯在他的书中所重复的一样多，只不过我们的观点不同罢了。马利尼斯认为货币兑换是贸易的关键，或按照马利尼斯的说法，“是有效的、主导的，控制着商品和货币的价格、生命和精神，是卓越功绩的缔造者”。好了，关于汇兑商人的所有功绩我们都已经简要分析过了，但我这么做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去说为什么他自己没有去干这一行。因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不仅会改变他在汇兑问题上一贯坚持的看法，而且还会由于发现了它的正确作用而彻底放弃他的以等价物交换等价物的观点。这对荷兰人是件好事，但对于我国则是有害的，这一点我们在第12章中有过详细论述。

现在让这位博学的法学家再次为他的著作欢呼一下吧，因为商人们没人能打败他，即使他拥有更多的汇兑技巧。既然这些事情在贸易过程中是如此容易理解和做到，它还能称得上是卓越贡献吗?那么，如果我们的这点发现让法学家们释然了，就凭着来自他们的这点赞赏，请他们现在扮演好他们的角色，起草一份诉状来反对以等价物交换等价物的政策建议吧。因为这个观念误导了很多人，并且使我们揭开这些谜团的时候困难重重。

不，再等一下，所有的这些观点现在大家能接受吗?难道(按照这位作者的说法)这样一项由声名显赫的顾问班子及伊丽莎白时代的知名商人所认真履行，并且曾被法国的路易九世、菲利普四世以及菲利普六世判处没收其全部财产以示惩罚的伟大事业，就这样一笔带过了吗?我必须承认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部分地已经由作者自己给出了。因为他说，我们国家的智慧已经使我们发现了其中的病因，但却并没有给予治疗。治疗的药物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因为没有人试过。但在货币汇兑上我们一直到现在仍保留着所有原有的方法与形式，就像这些功绩刚被发现的时候那样。因为政府清楚地知道，在没有疾病的时候是不需要药物治疗的。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法国国王处罚银行家们并没收他们财产的行为呢?也许银行家们是由于在兑换过程中触犯了法律而受到了惩罚，但他们的职业仍然是合法的，正如今天的意大利和法兰西那样。而且，我们还可以假设当银行家们受到处罚时，银行也不允许存在。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它对货币兑换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因为国王虽然颁布了许多法令，但他可以随时将它们废除。君主可能犯错，要不然就是马利尼斯错了。因为他发现，许多我国过去三百五十年以来一直实行的用于治理贸易衰退的共三十五项法令与条款，其实都是有缺陷的，只有他的货币汇兑改革计划，或者称为以等价物交换等价物的政策才是有效的，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但现在通过我的分析大家已完全了解其中的道理了，所以我们就不必再讨论了。

我想借这个机会再反驳另一种与以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具有相同性质的观点或计划，它是最近紧随以等价物交换等价物的观点而出现的。据可靠消息，该计划是要使国内所有金银片、金银块以及金银铸币(无论外币或本币)的兑换与再兑换，只有通过那个所谓的皇室货币兑换机构，或者由它的代办处批准才能进行兑换;而且每兑换相当于一诺贝尔价值的货币[3]
需缴纳一便士的手续费。虽然这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私人利益和财富，但却会造成更多的公共利益损失。因为这种做法会破坏国王的币制，剥夺国家的大量财富，限制臣民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并且将很快摧毁金匠们可敬的行业。这些都相当容易理解，我就不再详细论述了。

[1]
法寻(Farthing)，英国旧时的一种硬币，值1/4便士。——译者注

[2]
作者指的是马利尼斯在两本书里分别用了两个词，一个是Wars(战争)，另一个是Wares(商品)。——译者注

[3]
原文为Noble，有人译作贵族币，如《剑桥欧洲经济史》。这是一种古英国金币，最早由爱德华三世在1344年铸造，它的价值相当于六先令八便士，约三分之一英镑。贵族币是中世纪最大的金币之一，在它存在的一百二十五年中，因质量优异而备受青睐，它也被很多国家或地方仿制，如低地国家。——译者注

第15章　论我国存在的一些浪费现象及问题，虽然这不会损害我国的贸易和财富

我的本意并不是想减轻或忽略我国任何的浪费或弊端，而是要赞赏或赞许那些曾被他人在口头或文字上批评过的问题。但在这篇关于财富的论述中，正如我已经肯定地写下的一样，我要论述那些可能导致一国财富增加或减少的真实原因，所以我要继续驳斥那些错误的说法。因为如果人们真按那种说法去做，根本不会得到他们所预测的那种结果，那实在是鲁莽的行为。因为，在对这个重大事业进行纠错的时候，如果我们对其弊病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那么在纠错过程中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就可能有问题，至少会延误纠错的时机。

现在，让我们从放贷开始我们的讨论吧。首先，假设放贷被视作为一种慈善行为，并且富人愿意免息把钱借给穷人，那么这肯定是一项让全能的上帝都高兴，并且对国家也有益的事情。但是，请注意它现在的状况，对此我们怎么还能说“放贷增加，贸易减少”这句话是对的呢?所以，尽管有些人的确不再从事贸易活动了，把赚来的钱买了土地去过富人的生活，或者将钱留到自己变老或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使用，但随之而来的，绝对不是贸易数量的必定减少。因为已经成为富人的人的这种行为，会给年轻的或资金较少的商人带来发财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贸易。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们缺乏资金，他们可以而且必须付出利息来使用放贷人的钱。所以你看，我们的钱并没有停滞，它仍在流通交易着。很多的商人和店主不都是从他们自己没有或只有很少的资金的时候开始其事业，靠着别人的钱做生意，最终变成了极其富有的人的吗?难道我们不知道，当贸易进行得快速且良好的时候，很多人依靠他们的经验和声名付息借款，将生意做得远远超出其最初出资的价值?通过这些人的勤奋努力工作，我们的国力增强了，就连寡妇、孤儿、律师、绅士和其他人的金钱也参与到贸易的过程中，尽管他们自身没有从事这项事业的技能。现在我们发现，虽然近来我们因为浪费和因此而造成的损失使我们陷于贫困，但仍有很多箱子里有的是钱的人和不知道该怎样处置这些钱的人。商人们因为我们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贸易的停滞，他们连自己的钱都用不完，根本不需要他人的资金，更不用说使用别人的带息的资本了(虽然此时利率较低)。因此，由于这些和其他的一些可能的原因，与那些确信贸易与放贷之间存在反比关系的意见相反，我们的结论是，贸易和放贷二者是同方向运动的，即它们一起升降。

其次，我们听到我们的律师经常受到很多谴责。因为我国诉讼程序过于复杂，它带给人们的烦恼和负担确实超过了其他基督教国家。可是，这是由于律师贪婪带来的呢，还是由于一般的人的不讲道理带来的呢?我无法回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让它这样吧，我不想在此深入分析这一问题，以免超出我们本来要分析的问题的范围。我们要分析的问题是:造成英国贫穷和贸易衰退的原因。我确信，有许多诉讼案件使许多人倾家荡产，一文不名。但是它又怎样能使我们贸易减少一个便士呢?我想不出来。因为在如此众多的商人中，尽管会有一些人由于诉讼争议而恼火或退出这一行，但总还是有人愿意做商人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窘困可能会变成另一个人的机会。我从来不知道，我国的贸易和财富会因为缺乏经营和使用它的商人或资金而减少。真正能使它衰落的原因，一是战争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二是由于和平时期的某些变化，这些变化或导致国内消费过多的外国商品，或导致我国出口的下降。关于这些我已经在第3章里作了全面的论述。但是，对于这些律师们，我要说，他们高尚的行业，对所有的人都是必需的，但他们的讼案、诡辩、拖延和收费，对很多人却都是有害的;这些事情确实使某些人财产遭受到了损失，但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会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因为一个人的所失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所得，一切仍然还在英国，我希望它还是保留在它应该在的地方。

再次，各种各样的慷慨施舍和大宴群宾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假设我们变得如此简朴，以至于我们只用很少几种或干脆不用外国商品，那我们将怎样出口我们自己的商品呢?我们的船只、水手、军需品、贫穷的手艺人和许多其他人该怎么生活?难道我们指望其他国家把钱送给我们，到英国来买走我们所有的剩余产品，而不用我们出钱去买或去交换它们的商品吗?这分明是幻想。通过适度的消费这种折中的办法来获得大量财富，这种方法会更安全和稳妥。

最后，贵族、绅士和其他事业有成的人，在住房、服饰和其他方面讲究和摆阔，不会使英国贫困。假设这个使用新奇材料和花费高昂的产品，是由我们自己的人民用我国的原料制成的，那它实际上是用富人的钱来维持穷人的生活，这将是对公共财富的最好的分配。但是假设有人说，当人们需要工作的时候，捕渔业也是一项很好的工作，并且利润也更多，对此我很愿意赞同。因为在那个巨大的事业中有充分的资源，可以容纳大量的富人和穷人投入到其中。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的口头和文字论述。为了英王和英国的利益及荣誉，它应该延续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

第16章　如何公正合理地增加王室收入

既然我们已经说明了可以使我国增加财富的真实过程，下面，我们将焦点放在王室合理增加其收入的方法和途径上。我们所说的合理，其意义是指王室收入增加的前提是不减少或损害其臣民的利益。王室的收入会因为其国土大小、国家贫富状况和贸易条件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同样，王室收入还会由于国家的宪法、政府、法律和民间习俗的不同而产生巨大差别。没有哪个君主可以改变这一切，除非他不怕困难，甘冒风险。有的国王有王室领地收入、教会财产的首次收成税、关税、通行税和各种贸易赋税、一切必要场合下的债款、捐款和各种补助金。有的国王没有最后三项收入即债款、捐款和补助金，但他会再加收其他项目的税种，包括:所有由某个城市运出供国内任何其他地方或城市使用的新货都要缴纳赋税[1]
;凡是活牲口、土地、房屋和女性结婚的嫁妆或陪嫁金的出售或转让，都要纳税。另外，饭店和客栈还要交执照费、人头税;所有谷物、酒、油、食盐等其他类似物品，只要是在本国领土内生产的和消费的，都要缴税。所有这些强制性的搜刮民财的手段，目的在于使那些强索钱财的国王变得更为富有，并使可怜的百姓忍受贫穷和痛苦，特别是那些此类负担的税率被设置得高达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七的国家的人民，他们的处境就更加痛苦和悲惨了。但是在考虑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差别时，我们会发现，就某些国家而言，这些课征不仅是必需的和合法的，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对增强国力很有好处。

首先，有很多的国家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低地国家的联合省和其他的国家，这些地方风景优美，自然和人力条件优越，还有富裕的国民，但它们的领土范围不够大，仅靠经常性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持他们对抗周边那些势力强大的国家随时可能发动的凶猛而突然的入侵。因此，它们被联合起来，组成联邦或同盟(虽然这些组织可能经常在最需要的时候解体)，而且通过上述措施来聚集财富和军需品，这不仅不是浪费，而且还可以为国防和抵御入侵或避开敌人作好更充分的准备。

所有这些繁重的赋税对人民幸福的伤害，并不像一般人想象得那么大。因为穷人的食物和穿着虽然会因为消费税而变贵，但是他们劳动的价格也一定会按比例提高，所以这些负担(如果有的话)最终仍然由富人来承担。富人们或者在家闲着，或者至少不是从事这些工作，但他们仍然是有用的。因为他们雇用和消费了大量的穷人的劳动。而且，富人们万一遭遇了失败，使他们耗尽了钱财，那么他们就会立即努力起来，竭尽全力地尽心尽职经营他们的事业，并且还会因此被迫大量减少他们的家臣和奢侈浪费。当品德、财富和技艺都获得提高的时候，难道这不是一个国家的幸事吗?即便国王的所得来自于其臣民的所失，我们也不能说国家就会因此变得贫困。这是因为国王每年都会从他的收入里面拿出一部分钱，做一点对他的人民有利的事情。因此，他征收的这些赋税部分地可以被看作是为公众利益而积累的一部分财产。这其实是先苦后甜的方法。因此，这些赋税是恰当的和有益的。

但这里我们必须承认，最好的东西也可能会变坏，所以这些赋税也可能被滥用，如果它们被国王用于满足自己无节制的享乐，进行一些毫无意义的赏赐甚至浪费的时候，这些行为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害。但是这些危险的行为是很少发生的，特别是在上面列举的那些国家里。因为在那里，对公共财富的安排和使用权力是属于多数人的，并且是按多数人的意愿使用这些财富的。就是其他的王国和政府，也都知道这种滥用和浪费的结果是毁灭性的，最终必将导致极度的贫乏和穷困，而贫困又会使当权者征收更重的赋税来弥补其损失，这真是恶性循环。因此，国王们都普遍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小心谨慎，不让这些危害发生，不做任何可能导致贵族们的安全感降低的事情，也不放过任何可能增强民心和使臣民更顺从的事情。

但现在在我们结束对眼下的这个观点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记住，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一样的，都有相同的构造。对一个人是治病的灵丹妙药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可能是毒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国家和其他许多类似的国家，如果没有我们所说的那些特殊的赋税就不能生存。因为它们不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充足的财富，保障它们抵御强大的敌人，而这些敌人又可能会随时发动突然袭击，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但强大的国王就不一样了，他的领土广大而统一，他的国民众多且忠诚，他的国家在自然和交通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他的食物储备和战备品充足且完备，他的地理位置使他可以很容易地侵犯他人，但又很难被侵犯，他有良好的港口和强大的海军，他的盟友全都实力强大，他的税收充足，使他能够体面地维护国家主权及尊严。除此之外，他每年还有一笔合理数目的财产储备以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所有这些有利的条件(按顺序排好的)，难道还不足以使一个国王有能力抵御任何强大外敌的突然的入侵，而又不用征收额外的重税吗?难道这样一位伟大和公正的国王的富裕且忠诚的臣民，不会为了维护国王的荣誉和他们自己的自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使他能够有序地进行战争部署，直到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和平协议为止吗?是的，的确是这样的，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因此，一个强大的国王，依靠对其国民财产的保护和臣民对他的爱戴，可以变得更加强大，而无需用只能触怒人民从而不能使人民臣服的不必要的赋税来增进他的财富。

是的，肯定有人会说，我们可能很容易找到一些基督教国家中的伟大的君主的例子，来反驳你上面的说法。那些君王的收入里，除了有我们前面所说到的正常的或经常性的税收和其他收入外，还有大量的收入是来自于其他额外的繁重的苛捐杂税的全部或大部分。我们承认这是真的，而且事实可能比这还严重。因为这些国王还经常出卖他们的官位和法官的职位，这是卑鄙的和邪恶的行为。因为它使有才能的人得不到使用，使无辜的人蒙受冤屈，因此使上帝不高兴，人民受压迫，美德也会从这样一个不幸的国家丧失。那么，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说，这些事情因为已经做过了就变成合法和合理的呢?全能的主肯定是禁止这种做法的。我们早就知道和确信，这些勒索和苛求并不是用作他们权力的必要防备，而是出于骄傲和贪婪，他们想吃掉别的国家，并且因此来篡夺他人的权力。他们这种恶毒的行为常常被一些公平的或圣洁的伪装所掩饰，希望人们形成错觉，以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天主教的信仰，为了教会的传播，为了镇压异教徒，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理由。事实上，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更多地满足他们自己的野心。关于这一点，我没必要在这里再做任何更多的论述了。

[1]
这些赋税名目繁多，如通行税、过境税、桥梁税、河流税等等，且经过不同贵族领地时会重复征收，详情请参阅《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4卷。——译者注

第17章　强大的国王是否必须积累财富

在我们论述一个国王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每年可以积累的财富的数量之前，应该先考虑一下积累财富这个行为本身是否是必需的。因为在通常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一些将发财的希望寄托在国王慷慨大方的赏赐上的人认为，对国王来说，积累财富这一行为是卑鄙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在他们看来，伟大的国王的荣誉和安全，不是来自于他们的金钱，而是来自于他们的慷慨大方。同时这些人还以恺撒、亚历山大和其他一些国王为例来证明他们的观点，认为这些国王之所以取得了很多的胜利和战绩，是因为他们厌恶贪婪，而且赏赐下属时十分慷慨，花钱也不缩手缩脚。他们还补充说道，大卫王为他的儿子所罗门储备了大量的钱财，却只获得了很少的成就。所罗门王虽然拥有众多的金钱和其他的昂贵的礼物，还有一个安宁统治时期的繁荣的商业，但是他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除了动用一笔钱修建了一座寺庙以外，其余的钱都挥霍掉了。于是(他们说)，如果一个公正的国王积攒起来的这么多的财富，结果只发挥了这么小的作用，我们还能对别的国王的这种努力期待什么呢?沙达那帕鲁斯王给杀他的敌人留下了一千万英镑，大流士也给杀死他的亚历山大留下了两千万英镑。尼禄本来就很富有，又从他最善良的臣民那里勒索了大笔钱财，但他却给那些卑鄙的阿谀奉承者和一些极其无用的人赠送了超过一千万英镑的财物，最终导致继他之后的加尔白收回了那些馈赠。一个国王如果拥有了大量金钱就会厌恶和平，并且轻视与他的邻邦和同盟国的友谊，这将会使他的国家陷入不仅毫无必要且十分危险的战争中，以至于耗尽全部的钱财，甚至常常导致自己国家的灭亡。这些例子和一些其他的这种类型的各种软弱的论据(在此我从简省略了)，如果它们能被正确理解的话，都不是为了反对明智的和有远见的国王以合法的手段积累财富的行为。

首先，看看那些重要人物吧，由于有了国王的大量赏赐的礼物，在花销方面也很大方，他们都已经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和地位，其实谁都知道这些钱都是从他们的敌人那里获得的，并非从他们的钱袋中支出的。与此相反，有些不积累钱财反而还无节制地消费、有多少花多少的国王，总有一天会突然陷入贫困和悲惨的境地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过分慷慨赏赐、为所欲为花钱衰败得更快，所罗门王就是这样的例子。虽然他拥有无数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却是通过使他的臣民不堪重负这样一种方式获得的，最终导致人民(由于这个原因)起来反抗他的儿子罗波安，罗波安因此失去了大部分领土。他被他的年轻顾问们严重地误导了。因此，一个不压迫人民并能够维护他自己国家的主权、保卫自己的权力的国王，为了不使自己陷入贫穷、耻辱、被人厌恶和遭遇危险的境地之中，就必须积累财富，生活节俭。我本来还能再举出一些这样的例子作为进一步的论据，但在这里我认为没必要就省略了。

我只想添加一条必须遵循的规则，那就是:当我们所要筹集的财富多于通过现有经常性的税收所能得到的数额时，就应当以平等的原则来处理，避免激起百姓的憎恨，人民从来不会爱戴强迫他们缴纳超出其意愿的贡赋的君主。出于这个目的，成立议会就是政府的一个较好的政策，它可以在国王和他的臣民之间保持一种很好的和谐关系。通过限制贵族毫无顾忌的掠夺，补偿平民百姓所受的伤害，使国王不偏袒任何一方，照顾双方的利益，除此之外，我们想不出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一贯的安宁，以及更加有利于国家和国王的安全了。通过议会，国王因此也有了一个方便的途径，可以通过他人来处理那些遭人妒恨的事情，这会消除人民的怨气，并使国王本人更受人民的爱戴和感激。

第18章　一个国王每年积累多少财富才是合适的

前面我们早就指出了国王的正常的和额外的收入，以及有了这些钱之后的种种便利，我们还指出只有在必需和公平的前提下，国王才可以向他的臣民征收额外的赋税。现在我们应当停下来考察一下，每个国王每年可以积累多少财富。这个问题最初看起来的确非常普通和简单，因为如果一个国王每年有两百万英镑的收入，他花掉了一百万英镑，那他为什么不应当存下剩下的那一百万英镑呢?实际上，我必须承认，这个办法在处理私人收入和财产中是很常见的，但是在处理国王的事务中就大不相同了。这是因为，如果某个国家里国王的收入挺高，但国家从中获得的收入却很少，那么国王每年适于积累的财富的准则和比例就要依后者来定。因为如果国王聚集的金钱比他通过对外贸易顺差所获得的钱财还要多，那么对于他的臣民来说，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在羊身上吸血而不是剪毛，而且最终他的臣民们会因为无法生存而起来推翻他。为了使这个道理简单易懂一些，可以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国家因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技艺精良的工匠从而很富有，使得它可以通过贸易来获取外国物品供本国使用，而且每年还可以增加二十万英镑的现银收入。接下来再假设国王所有的收入是九十万英镑，同时他的支出只有四十万英镑，于是他每年金库里的金钱，比整个国家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的利益还要多三十万英镑。谁还看不出来，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所有的钱都将马上流入到国王的钱袋里去，并且由此必定导致农业和手工业都无法继续进行，从而毁灭公共的和私人的财富呢?因此，一个想要积累大量金钱的国王，必须竭尽全力尝试使用所有好的方法去维护和扩大他的对外贸易，因为这是惟一的方法，这不仅能使他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而且还能使他的人民富有从而进一步增进他自己的利益。一个国王如果被认为威望高、权势大，那是因为他拥有众多富裕和教养良好的臣民，而不仅仅是由于他的金库里存有很多钱财的缘故。

但在这里我们必然会听到一种反对意见，这种意见可能是考虑到有些小国(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由于它们与那些强大的国家毗邻从而时刻面临着被大国吞并的风险，因此它们被迫向它们的人民收取额外的赋税。它们通过这种方法使自己每年获得非常多的收入，这样才有稳固的经济保障去抵御任何外国的入侵。然而这些小国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并没有大到这样的程度，即使它们从贸易顺差中获取的收入除了支付必要的开支外，还可以每年将收入的一半积累下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必须仍然以对外贸易的收入作为衡量它们积累财富适宜度的尺度。尽管对外贸易的利润不会每年都很多，然而在一个长期持续的和平时期里，如果经营管理得较好一定会有利可图，长期积攒下来将成为很大一笔钱，既能够应付长时期的防御支付，也可能成为结束战争者扭转战局的关键。国王所有增加的收入也不仅仅严格地被限制为只能是货币，因为还有别的同样必需的和可获利的途径，同样可以使他们变得富有和更具权势，即不断地从他们的年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用到那些带给他们这些钱的老百姓身上。比如说，雇用臣民制造战船以及附属设备;建筑和维护城堡或要塞;购买(至少)够一年吃的谷物并预先储存在每个省的粮仓里，以备缺粮时期使用。粮食问题每个国家都不能忽视，否则国家就有可能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设立银行，方便他的臣民更好地开展贸易;维持军人们的薪水，包括上校、上尉、士兵、指挥官、水手和其他的陆军和海军的将士，并用良好的纪律来予以保证;(在各个坚固的要塞仓库里)大量储存火药、硫黄、硝石、子弹、大炮、火枪、剑、长矛、盔甲、马匹和其他各类用于战争的物品。这一切可以让外国人害怕他们，而本国人则热爱他们，尤其是当所有这些物品是由他们的承担了每年赋税负担的人民用本国的原料加工和制造出来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就像人身体里的胃，如果它的消化功能停止了，就不能把营养物质传送给其他器官，它不久就会损坏其他器官，最终也会毁掉自己。

因此，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小国家也可能以储存大量的必需供应品的形式积存财富，这也是国王的财富，它和国王的那些金银财宝一样珍贵。因为当急需要的时候，它们必须是已经准备好了的，否则，(在一些地方)一旦发生情况而又不能马上拥有这些物资，那国王很可能就会失去他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把一个紧急时期买不到急需物资的国王，看成是和没钱买东西的人一样穷。因为尽管财富被认为是战争的命脉，然而这样说也是因为它确实供给、统筹和调动了人力、食物和军火，并把它们在需要的时候运输到了需要的地方。如果这些东西在需要的时间里却供应不足，那么我们要这些钱又有何用呢?很多考虑到这一点的治理良好的国家，宁可平时节俭一点也要把那些供应物品都细心准备好，尤其是威尼斯人的那些粮仓和仓库，以及他们著名的兵工厂。这些建筑物的壮观，海上、陆上使用的军火储备的数量，大批的工人，技艺的精良与多样化，还有国家的秩序，等等，都令人赞叹，它们都是值得国王们观摩和仿效的珍贵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对于一个没有充足武力储备的国王来说，到需要的时候其供应必备军需品的能力也是不确定的。

第19章　论源自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的不同后果

在本书第3章的末尾，我已经论述了一些关于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的问题，在那里我们还说明了技艺能在多大程度上增进自然财富。但在这之前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些细节问题，这样我们才能集中精力深入分析它们对国家所起的各种作用。为了使我们的理论更具说服力，我打算拿意大利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作一番比较来说明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拿任何其他的远地国家作为例证，但我不打算把范围弄得这么大，因为有英国和低地国家的各联合省里的那些事实就足够了，完全可以讲清楚这些道理。那么，就让我们首先简要地从英国说起吧，但我们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从一般意义上说明英国这一著名国家的各种自然财富，以及它对该国人民的性格和国力的一些主要影响。

英国国土面积广大，美丽而富饶;它的人民英勇善战，海上和陆上的军事实力都很强大;马匹、船只和军火供应都很充足;其地理位置也很易于开展贸易和外敌防御:其许多口岸和港口都是敌人很难侵入进来的，但同时又是本国经营贸易的公民们极为便利的出口通道，英国大量的物资如上等的羊毛、铁、锡、铅、番红花、谷物、食料、兽皮、蜡和其他自然资源，就是经由这些港口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的;看到上面这一切，我们立刻就会明白英国的确具有称霸世界的实力。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先天条件和后天实力能与英国相提并论，有谁能像我们英国那样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产出物不仅可以充分满足国人在战争或和平时期的衣食需求，而且还可以卖给其他国家，从而每年都获得大量的现金收入，使人民丰衣足食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不考虑苏格兰的前提下，仅英格兰自己的消费数量就已经十分庞大，好在与此同时，我国出口商品的价值也很大，通常每年就有二百二十万英镑或更多一点。所以，如果我们不那么爱慕虚荣，不过分追求奢侈和豪华的生活，那么就我们每年非生活必需品(我个人是这么看的)的需求而言，每年有一百五十万英镑就足够了。我所说的非生活必需品，指的是诸如丝织品、糖、香料、水果和其他此类商品。这样算下来，每年我们还可以节省和积存价值七十万英镑的斯特林金币或其他形式的财富，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很快地富裕起来。遗憾的是，这种丰衣足食的生活，竟使我们的人民沾染了许多奢侈和浪费的恶习，不仅浪费了我们的许多资源，而且也不利于我们的其他财富的保护和使用，由此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实在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我们的海洋渔业就是例证。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皇家海域里的渔业，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我们向外国销售和输出物资的对外贸易;可是与此同时(由于品行卑劣和游手好闲)，我们的人民却有许多在行骗、盗窃、抢劫、被绞死、乞讨、参加黑帮、贫病不堪和死亡。其实这些人完全可以通过从事捕渔业来获得财富，从而得以维持生活并逐渐发家致富，那么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尤其是我国海上的力量也会因此得到进一步加强，这样，我们自己和国家的安全就有更好的保障，我们的敌人也会害怕我们。勤劳的荷兰人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及其结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它充分说明，如果我们再不及时对这一行为加以防范的话，其结果对我们而言就不仅是莫大的耻辱，而且还是一场灭顶之灾。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抛弃了我们以往所从事的光荣事业和学术研究，贪图于满足感官享受，陶醉于近几年时髦起来的吸烟和喝酒，像个酒肉之徒，成天吞云吐雾，饮酒作乐，直至死亡之神找上门来。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荷兰人却已经完全摆脱了这种卑劣的恶习，还继承了我们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曾使我们在陆地和海洋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并且他们还把我们的经验用在他们国家的防御上，虽然现在他们一点感谢的意思都没有，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让我们把上面说的内容总结一下:抽烟、酗酒、酒宴不断、追求时髦等，我们的时间都浪费在无所事事和享乐上面(这是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也是其他国家的风俗所不允许的)了，这种普遍的堕落已经使我们体力衰退，知识贫乏，资财耗尽，勇气丧尽，经济萧条，更使敌人轻视我们。关于这种奢侈浪费我还想多说一点，因为这种行为造成了我国财富的极大浪费，而财富却是本书所要论证的主题。如果我们能将我们的聪明才智都运用到我国的自然禀赋上，对我国的自然资源进行加工劳动的话，那我国所拥有的财富，的确将是一切基督教国家热衷于讨论的话题，恐怕它们会对我国拥有的财富既羡慕又畏惧了。遗憾的是，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却根本不关心，这种状态已经使别的民族，尤其是荷兰人，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利益。因此，下面我要谈谈这一问题。

但首先我要谈谈对我国纺织业的看法。虽然纺织业为英国提供了最大部分的财富，也为贫民提供了最好的工作机会，可是，让更多的人从事农业和捕渔业，不是照样可以使我国变得更加富裕、安全和获得更多利益吗?为什么要完全依赖纺织业呢?因为在战争时期或者因为别的事情，如果别的国家的君主禁止他的国民在国内使用我国的纺织品的话，那我国恐怕就会立即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可能产生危险的暴乱。对我国的穷人来说，情况则更是如此，当他们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时，是极易发生暴动的。可是，如果他们被分派到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工作的话，那这种困难就不那么容易发生了，而且，这样还可以使更多的人能在战时更好地为祖国(特别是在海洋上)效力。好了，不谈英格兰了，我们说说低地国家的联合省吧。

有时候物产丰富、国力强大的确会使一个民族耽于享乐和不思进取，而贫乏和落后反倒能够开启民智和激发国民的勤奋敬业精神。关于后者，我可以举出许多基督教的国家的例子，这些国家虽然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可供利用，但是通过勤奋努力地经营对外贸易，他们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因而国力也大大增强了。这些国家中最引人注目和最有名的就属低地国家的联合省了。自从它们摆脱了西班牙奴役以来，它们本着人性化的原则来制定和改善自己国家的政策，其进步之大令人震惊。正因为有了如此巨大的财富和强大的国力，它们才能做到在强敌面前捍卫自己的自由。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它们多年来积极努力地经营对外贸易而得到的。那些联合省由于变成了大多数基督教国家的军火仓库和商品货栈，它们的财富、航运、海员、技艺、人口、公共收入与国产税因此提升到一个惊人的高度。我的这些结论又有谁会怀疑呢?如果拿它们现在的情形与隶属于西班牙的时候相比，我们都看不出来那是同一个国家和民族了。因为人人都知道，那些省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其情形是多么混乱和糟糕，它们的野心也被西班牙人逐渐地削弱。对于与这些联合省毗邻的国家来说，短时期内将这些省再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国家安全需要它们这么做的话。而且，如果西班牙人成为这些低地国家的惟一的主宰的话，它们肯定会这么做。但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说明达成这个改变的方法，而是要找寻荷兰人致富和强大的主要原因。因为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奇迹:一个这么小的国家，我们最好的两个郡的面积都比它大，也没有什么自然财富、食物、木材或其他在战争或和平时期所需要的军火，可现在它竟然全部都有了，且拥有量十分巨大，多到除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外(它们自己的需求量已经非常庞大了)还有剩余。实际上，它们已经把这些剩余物资如船、大炮、绳子、谷物、子弹以及其他各种货物卖给其他国家了，这些货物都是它们勤奋的商人在对外贸易中千辛万苦地从世界各地弄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一方面尽力阻碍他人(特别是英国人)开展贸易，另一方面则是千方百计地经营好自己的生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或者走得更远(比如它们和西班牙的战争)，它们全力强化了荷兰惟一的经济基础——捕渔业，而这只不过是承蒙我国国王陛下的恩准，允许它们在我国陛下的领海里任其捕鱼而已。但这一恩赐实际上是对我国海上和陆上的财富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就像罗伯特·希区柯克和托别斯先生以及其他几个人出版的小册子里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捕渔业的价值，联合省的政府在其宣言中指出，伟大的渔业和鲱鱼捕捞业是联合省最重要的行业，也是联合省的重要金矿。因为千千万万个商店、家庭、工匠、生意和职业是靠它来推动、维持并繁荣起来的。特别是航海业，无论在国内或是国外，它都是极受重视的行业。而且，与货币收入的大量增加相伴随的，是这些省的财产、护航费、关税和其他收入的增加。联合省的政府为了保护捕渔业，在这个宣言中接下来还有大段的文字继续详细地阐述这一问题。如果没有捕渔业，联合省独立自主的权力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因为如果这个基础消失了，那它们在海上和陆上的权威和利润全部都会下降并沦落他人之手。你可以想象得到，一旦捕渔业没有了，所有与航海以及运输相关的行业立刻就会衰落下去，那么，收入和关税就会变得很少。由于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其人口数量也会下降，这必定会导致国内消费税收入的减少，它们与东印度群岛和其他地区的所有贸易肯定也就危在旦夕了。所以，尼德兰人的荣耀和权威得自于我们皇帝陛下的领海里的鲱鱼和鳕鱼。因此，现在我们想知道，他们这么做的权利和理由是什么;还有，在与其他国家的争夺过程中，他们是如何获得和保持这一切的。

其实，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并不难。首先，并不是尼德兰人在他们乱糟糟的文献里把这些地区写成“公海”，他们就有在我们国家的领海捕鱼的权利。因为除了有正当的理由以外，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国家来作为例证，我只能说，这种权利只能靠刀剑来决定，而不是靠谈判来决定的。我打心眼里确信鱼儿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可是，没有我们国王陛下的许可，荷兰人是不能在我们的海域里捕鱼并将这些鱼带走的，我就是这么看的。让尼德兰人在我们的领海里随意捕鱼，这或许是一个好的计谋，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和英国结成稳定的联盟，从而让他们与西班牙人作战。但是，如果出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情况，即西班牙人是联合省的主宰的话，那么这些省就会非常关注它们自己的权利，而且会尽力利用这种权利来加强它们的财富和实力，以抵御强敌，就像尼德兰人现在所做的那样，进而因此完全达到这一目的。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与英国的结盟比与其他任何国家的结盟都更为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英国这么好的条件，能给他们提供这么强有力的支持。同时，西班牙人也不可能(如果他们再度拥有那些省的话)再凭借金钱的力量在这一地区重建新的基础，并以此来扩张他们在海上及陆地上的实力，利用这些省又归属于他们这一条件，西班牙人就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比现在更强的挑衅了。因为，不是那块地方而是它的工作机会，不是那块贫瘠的土地而是油水丰厚的捕渔业，构成了这一地区的基石，使贸易、各式船只组成的船队、各种手艺和人口得以维持和发展，而这正是国内消费税和其他公共收入持续增加的原因。如果没有这种工作机会，上述所有的一切必定会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解体和失去作用。因为虽然我承认，货币的积累可以带给他们原料(那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工匠们也可以替他们建造船只，可是那些待运的货物和维持他们生计的东西在哪里呢?如果钱是他们在贸易中惟一可以输出的东西的话，那他们能用几条船呢?恐怕区区几条就足够了。不然，如果为了不可预料的战争而必须保持这么多船只的话，那么得再有一个美洲新大陆才行，否则银子从何而来?因为，与荷兰人在捕渔业和与该行业相关的其他行业所雇用的大量船只和人员相比，其他行业使用的船只和人员连他们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但是，也许有人还会说，假如由西班牙人统治这些低地国家，那么就不需要支出这笔战争费用，他们也许会因此与我们争夺霸权而发生争斗了。我的回答是:当国王们派遣大军到国外去侵略别的国家时，他们必须同时增加他们在国内的开支和军事力量，这样才能使他们在外征战时保持后方的稳定。这个思路也适合于我们对西班牙的分析，这就是:如果西班牙人对这些国家有任何野心的话，他们就必须为海上作战而花费大量的金钱，那么他们可用于陆上战争的金钱和士兵就会大大降低，将远远达不到他们在低地国的投入水平。即便如此，如果我国通过捕渔业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找机会阐述)，使我国在海上和陆地上的军事实力以及财富都大为提高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关注他们的动向，并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在这里我只想再多说一点，那就是:如果尼德兰地区只受西班牙人控制，西班牙人一定会利用他们通过海路经营大宗商品贸易，以满足那些地区对普通商品的需求。而如果是在战争时期，我们就有办法每天从他们手中抢得大量财物。现在的情形时，西班牙人几乎没有什么海上贸易，却使用大量的金钱来制造许多战船，有了这些战船他们就可以大肆劫掠别人的财富，使我们不断损失大量的物资和财富。

现在谈一谈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荷兰人是否具有与其他国家对抗的实力，从而保住目前他在渔业上的权利和利益。我认为很可能出现的情形将会是这样的:虽然现在荷兰人只主张他们自己在海上有自由捕鱼的权利，好像所有其他的人也都有相同的权利似的，可一旦任何其他国家试图在捕渔业上与他们一争高下或取而代之的话，那他们就会奋力反抗以保住他们的这个金矿，而且他们早就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以抵抗除英国之外的任何其他国家的哪怕是最强大的敌人的攻击。因为对于荷兰人的捕渔业而言，英国的港口和内陆及它所提供的日常补给，即使不是绝对必要的，至少也是极其有利的。况且一旦出现前面提到过的非常时期这一紧急状况，以英国的海上实力，完全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给荷兰人的捕渔业以毁灭性的打击。如果荷兰人在海上和陆地上同时遭遇强敌，那么有谁还敢说，荷兰人因为有雄厚的海上实力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呢?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他们的实力是如何获得的。因为任何事物如果根被破坏了，那它上面的枝叶也就会立刻枯萎。因此，当他们已经经由贸易或其他经济活动，使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得以壮大，而我们却只知按照其现状来估量或计算他们的价值，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虽然他们有可能筹到的钱比现在实际拥有的要多得多，可一旦其基础(即在英王陛下的海里捕鱼)出了问题，不能再为他们继续提供经济支持，那么在这场与强敌对抗的战争中，庞大的军费开支必然会使荷兰人的钱很快都被花光。所以我们才说，捕渔业是荷兰的经济基础，是荷兰人幸福和力量的源泉。联合省(我们知道)就像一只漂亮的鸟，只不过它的漂亮羽毛都是借来的，如果每只鸟都拿回它的羽毛的话，那么这只鸟最后就没毛了。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在最紧要的关头，我们也从未见过荷兰人派出过数量如此众多的战船，而我们英国却不同，我们既有发达的航运事业，又有强大的海军，且二者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的确，荷兰人拥有的船只数量惊人，只不过这些船只的质量不怎么好。这些船荷兰人主要是用来捕鱼和运送谷物、食盐等物品的，以满足本国居民对食物的需求。当然这些船只也可用于贸易，比如运送原木、厚板、沥青、大麻、烟草、亚麻、桅杆、绳索和其他军火，他们用这些材料建造了大批的船只。在他们那里，船的重要性相当于犁在英国的重要性一样，他们的船必须不停歇地工作，否则百姓就会挨饿。所以，他们的船一刻也不能停下来，如果没有航运业(如果有必要，我们就不会这样)，一切就都完了。因为他们有大量的人要靠这一行业挣钱养家，等着这点钱来维持每家每天的基本生活，连支撑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收入也依赖这一行业。实际上，他们的船只既不结实又不适合作战使用，只适合用于能给他们带来财富的捕渔业和贸易，或者成为他们的海上强敌的战利品，正像他们在丹刻克的一个贫穷的小镇上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尽管他们用了大笔的钱来作战争准备，训练了士兵，造了战船，还有强大的护卫舰及其他值得肯定的准备措施，这些预防突发灾祸的准备工作他们从未中断过。可是如果他们遇到的是更为强大的海上敌人，迫使他们不得不增加一倍或两倍的开支的话，那我就非常怀疑他们能坚持多久，特别是当他们赖以为生的捕渔业受到(来自我们)阻碍时，他们要想设法生存下去，更是难上加难。再加上其他各种情况，我常常感到好奇，为什么荷兰人厚着脸皮吹牛皮的时候，会有那么多的英国人就信以为真了，竟然相信联合省就是我们的炮台、堡垒、城墙、外部工事和其他我说不出来的东西，似乎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在西班牙军队面前坚持多久似的。其实我们才是他们幸福的主要源泉，为了战争与和平，为了贸易与财富，为了军队与人民，我们流了鲜血才保护了他们;而他们自己的人民却因此可以去占领美洲新大陆，并且还从我们的手里收获了丰盛的贸易果实。这种贸易，如果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有权利和实力去这么做)，它可以使我国的人口数量得以增加。因为我们有了这一维持人民生活的上佳的致富途径，使我们可以更好地抵抗哪怕是最强大的敌人，同时还可以使很多因为没有更好的生计而不得不到我们这里来的尼德兰人得以生存。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我们许多已经荒废了的海港城镇和城堡，就会马上重新修建起来;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生活，将会比以前最好的时候还要好。如果这些力量因此而团结起来了，这些城镇和城堡将会准备得更充分、更有把握和更具生机与活力，而不是各自分封割据，互相拖延推诿，并且彼此互相猜疑。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不仅不应该忽略的，并且还应该完全认识到其中的利弊，在必要的时候运用我们的力量(实施干预)。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时刻保持我们的实力，以免上了荷兰人的(在某种合理的借口和金钱的诱惑之下)圈套，就像前一段时间他们在苏格兰所做的那样，居然获得了特许权，让他们得以在奥卡多地理位置优异的刘易斯岛上居住和修筑堡垒。该岛的位置、港口、渔业、土壤条件、面积和其他各种优越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对这一带的国家发动突然袭击，甚至可以与我们的国王陛下的最强大的军队对抗，以保护他们的捕渔业。同时，他们的船只还可以经由这里，自由地往返于东西印度群岛、西班牙、海峡群岛一带和其他许多地方，而无需经过我们国家狭窄的海域。要知道，那一片海域可是我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极大有利地位的海域，在那里，我们可以随时去拦截他们的船队，阻止他们获利最为丰厚的贸易，这样就相当于卡住了他们的脖子，随时都可以消灭他们。可见(他们已经完全了解了)，比起任何别的国家来，我们对他们有更大的约束力和威胁。无论如何，前面提到的刘易斯岛已经被他们以个人的名义拿走了，在苏格兰的偏远地区发展商业的权力也被他们用一些十分好听的理由获得了。但最终结果却是，当这些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和几近完美之时，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权力最后都会毫无疑问地掌握在君主和政府手里。我们也都知道，最近他们在东印度群岛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还占领了不少的土地，使他们在那里的实力大大提高，这些都是他们以商人的名义和手段获得的，因此他们在那里的行动并未引起别人的注意，在世界上也没有因此坏了名声。可是他们一旦达到了目的，恐怕结果就会和我国发生某种特殊的联系，因此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因为他们最崇拜且想步其后尘的人物是智勇双全的马其顿统帅腓力。而腓力的座右铭就是:凡武力不能取胜的地方，用贿赂和金钱来腐化那些对他有用的人，同样可以取得成功。正是由于这种策略的使用，他才得以建立起他的专制政权。当荷兰人发现他们在东印度群岛的各种企图和阴谋都顺利得逞的时候，我们知道，除了也想要建立这样的专制国家之外，他们的目的还能是什么?难道我们看不出来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小得容纳不下这样一个人口日益增多的民族了，甚至连船上和海上都住了大批的居民吗?而且，他们的人口还在增加，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不用自己亲自打仗，只依靠贸易和技艺，就可以使国家和个人都富裕起来吗?由于这项政策，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被吸引到了这里当雇佣兵，于是他们来自各种税收的收入也大大增加了，所有的事情安排得如此完美，以至于这些外国士兵们虽然收入不菲，却在当地把钱花了个精光，因此所有的财富仍将留在他们国内，而那些替他们尽了这样多义务的外国人却一分钱也没剩下。

我曾听见一些意大利人对英国的自然力量和财富的睿智而又有价值的评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哪怕是部分地做到)将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普遍实行的政策运用到英国，而且我们的人民也能像其他欧洲人那样勤奋努力的话，就自然条件和财富而言，英国都是无与伦比的。而且他们非常好奇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种种想法和猜疑只是集中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强大上，而从未怀疑过尼德兰人，反而常常将他们当作是最好的朋友和盟友。而事实上(正像他们所仔细观察的那样)，在所有基督教国家的人民中，尼德兰人对我们的海军和国内国外的贸易的破坏、损害和争夺是最厉害的。这些不仅发生在我国领海里繁荣的渔业(我已经加以叙述了)上，而且发生在我们国内城市与城市间的贸易上，发生在我国的丝织业、毛纺业和其他英国的工业制成品上面。可是在工艺方面，他们却从未给我们提供过工作或学习的机会，他们(按照住在土耳其和基督教各国的犹太人的风俗)只和本民族的人聚居在一起。所以我们确实可以这样看荷兰人:虽然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但即使他们是在我们英国出生和长大的，也仍然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们身上连一滴英国人的血也没有，所以他们终归是荷兰人。

关于这些尼德兰人的骄傲和野心及所做的一切，我还想再多说几句。如果没人阻止他们的话，他们的愿望很可能是想在将来可以变得更强大。而且我们要多地谈论一下他们的某些行为，这就是:在流血牺牲、贸易和利益等其他事情上，当他们处于有利的地位和有能力来做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用残忍、不公正、暴行来形容，而且他们实施这一行为的对象还是他们最好的朋友——英国人，好在这些事情都早已经公开和广为世人所知了。因此，在这里我想作一个总结，这就是:联合省现在带给西班牙人的即使不是威胁，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而在这之前它们充其量只是西班牙人的一个负担而已。联合省如果还是属于西班牙人，这种情形很可能会继续下去。这中间的道理本来我要多说一说的，但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一话题只能到此为止了。接下来要说的是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所产生的不同结果。作为前者的自然财富，虽然是最可贵和最有优势的，因为它总是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反而会导致人们不珍惜和不重视甚至滥用。人为财富是靠人的努力而得来的财富，它使人产生警觉心，促进了文学、艺术和政治的发展。因此，我的愿望就是，既然英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财富，也完全能控制和制造人为财富，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改掉我们无所事事的不良习性，使这几个著名的王国今后更为荣耀。

第20章　论获得作为财富衡量尺度的外贸差额的惯例与方法

前面我们已经反复论证了这一观点，即对外贸易差额才是衡量我们财富多少的真实标准。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外贸差额究竟该如何计算和由谁来计算，才能使我们的政府可以随时得到这方面的信息，知道我们的外贸这一重要行业是更繁荣还是衰退了。在这一方面，国王陛下的皇家海关官员们是惟一适合的人选。因为他们拥有本国输出和输入的所有商品的账目。尽管(这是实情)他们不能准确地说出商人们自我国购买的货物或从国外运进英国的货物的成本和其他费用，但只要他们查一下关税报表及账册，就能约摸估算出价格来，且结果应该基本令人满意。因为我们做这种估算的目的，只是将它作为计算外贸差额的参考值，因此估算结果只要与实际价格相差不太大就足矣。

因此，先说说出口贸易问题。如果我们已经估算出了出口商品的原始成本，那么下一步就是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运费、保险费和商人的获利;至于那些无需向国王陛下缴纳关税的行业比如捕渔业，这些行业出口货物的价值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来，只需用以前我们用过的而且现在还可以继续用的方法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就是:根据对这类产品出口数量的变化(增加或减少)趋势的观察，可以估算出总值。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每年鱼类产品的出口总值大约为十四万英镑，另外还要再加上商人们向国王陛下申请颁发出口贸易执照的所有费用。

其次是进口外国商品的问题。海关账册和报表的惟一用处，就是帮我们掌握商品进口时的数量和价格，但是我们不能按照货物运输到我国以后的价值计算。因为这个价值或价格里除了包含货物在原产地的买价外，还包括了将这些货物装船运到我国的所有费用;另外还有商人的利润、保险费、运输费、关税以及其他各种苛捐杂税等。所有这些支出，虽然使商品的价格提高从而大大增加我们使用和消费这些商品的成本，但这些费用不过是左口袋出右口袋进，外国人在这其中得不到一分钱，所谓肉烂在锅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如果我们要估算进口货的价格，就应该以这些商品在我国的售价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才是准确的。虽然对于从低地国家和其他邻近地方来的奢侈品而言，这个数额似乎是大了一些，可是就我国进口商品的总额和其他产自远地国家的货物而言，你就不会觉得减一个百分之二十五的数额是不合理的。就拿胡椒来说吧，在东印度群岛，胡椒的价格加上其他各种费用，也就仅仅合四便士一磅，而在我们这里，胡椒的价格是二十便士一磅。因此，当所有的东西都按平均来计算的时候，估价的方法就应该是我们上面说的那样。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国在进口货物价格上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估价惯例，会使我们在贸易差额的计算上产生很大误差。因为，如果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则我们今年从东印度群岛输入我国的一万包胡椒的价值就几乎要值二十五万英镑了。其实，这些胡椒在英国的总值还不到五万英镑。因为虽然我们在这里买胡椒时花了很高的价格，但东印度群岛的人卖给我们东西时的要价并不高。其他所有的费用(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只不过是我国国民间的财产转移，以及臣民到国王之间的一种转移罢了，那是不会造成公共财富的损失的。实际上，上面所说的胡椒中，有九千包已经运往世界各地销售，那么这些胡椒和所有其他外来的以及本国的货物，只要它们还要输往国外，且我们打算按平均值来估价，那么就应该按陛下钦定的税率由海关提高百分之二十，或者以我国的情况而言较为理想的数值应该是百分之二十五来算。

再次，必须牢牢记住，一切由外国人输出或输入的商品(在运输上)，必须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一切责任。因为我国从他们输出的货物中所得到的，只不过是货物的原始价格和关税。对于他们所输入的商品，我们必须在扣除了关税和其他税以及各种杂费之后，再按本国的价格进行估算。

最后，我们还必须特别注意，我们在运货出国或回国的途中在海上所受的一切巨大损失，有的损失要从出口货物的价值里扣除，有的损失则要加在进口货物的价值上。不管是损失了的货物还是消费掉的货物，都应该按同一种方法来计算。这好比是，假设英王打算把一大笔钱汇到另一个地方，在那里拿钱就可以买到士兵们所需的衣服、食品等军需品，而无需我们提前预备，那么这笔钱是不能算在出口额里的，而只能加在进口额上。因为这是货币的外流。换句话说，是阻碍了相同数量的货币的流入。这里我们还应记住，宣教士和耶稣会教士们，每年都会在全国各处从反对我们的人那里募集来大量钱财，然后他们又暗地里把这笔钱输送到他们在海外所办的大学和男、女修道院里去。所以很明显，这些钱只能是国家的一种损失，除非(出于补偿的目的)别的国王会把这些钱赠给那些仰慕他的我国国民，以换得他们的同情或情报。要知道，有些国家不惜出大价钱来“购买”好的政策建议，这样的金钱显然是一种阴谋。

还有其他一些与外贸差额有关的小问题，由于陛下的海关人员没有注意到因而未被计入。比如旅客的费用，送给大使和外国人的礼物，走私进来的货物，外国人在英国由货币的兑换和再兑换所获得的收入，外国人在英国获得的利息收入，外国人给英国人的货物和生命投的保所获得的收益。不过，扣除他们在英国的生活费用之后，这些收入就很少了。当然，住在外国的英国人也会享有与此相同的各种利益，这足以抵偿上述全部的利益，所以这些收入在我国的外贸差额中没有重要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第21章　上述关于金银输入与输出的论述所得出的结论

让我们把前面所有已经说过的问题总结一下，那就是如何通过与外国人的贸易往来使国家富裕以及增加国家的财富，这个归纳其实就这么简单: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我国出口的商品，如果在价值上低于输入我国的外国物品的价值，这个时候我国的货币在兑换中就会被低估;同时，如果情况正好与之相反，那么我国的货币又会被高估，这是一个确定的规则。但是，让商人们的货币兑换维持一个高或低的比率，或相同的比率，或者一起降低吧;让外国的国王们提高或降低他们的铸币的重量或成色标准吧，而且让我们的国王也做同样的事情，或者使铸币的重量成色完全与现在保持一致吧;让外币在我们这里以高于其实际价值的汇率进行流通吧;让我们继续实行限制外国金银的使用法律吧，或者干脆废除这项法律;让货币兑换商们为所欲为吧;让国王使劲压迫，律师使劲敲诈，放高利贷的人使劲剥削，浪子任意挥霍去吧;最后让商人们带走他们在买卖中要用的所有钱吧。然而所有这些行动，除了上面我说的作用之外，它在贸易过程中不会发挥任何其他的效用。因为如此多的财富被输入或输出某个国家，是由该国对外贸易价值的顺差或逆差所导致的，而且这些是必定如此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一规律的实现。因此所有其他的办法(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尽管它们看起来也许能使贸币在一段时间内输入某个国家，但是它们(最终)不仅是毫无成果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就像被冲垮河岸的凶猛洪水，但有时又会突然干涸。

让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和价值，它们是:国王的大量的收入，国家的荣誉，商人的高尚职业，我们培育手艺人的学校，我们所需物品的供应，我们的穷人的就业，我们国家的进步，我们的水手的培育，我们的国家的城墙，我们的财富的源泉，我们的战争的命脉，以及我们的敌人的恐惧。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原因，许多统治得好的国家的确非常支持这些行业，不仅采取多种的政策和措施对这些行业加以保护，而且还动用国家力量来使它们免受任何外来的伤害。因为它们知道，这是国家的一个首要任务和准则——维持和保护那些支持它们的人和它们的事业，就是维护国家及其财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德）李斯特（List, F.）著；邱伟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652-2

Ⅰ.①政…　Ⅱ.①李…②邱…　Ⅲ.①历史学派-研究　Ⅳ. ①F091.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3623号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作　　者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译　　者
邱伟立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罗　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11

字　　数
316千字

定　　价
29.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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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之一，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本书中，他发挥了关于国家体系经济学的学说，论证了实行关税保护以发展德国工业资本的必要性。

目　录

【作者简介】

英译者序

作者传略

著者自序节录

第一部分　历　史

第1章　意大利人

第2章　汉萨商人

第3章　荷兰人

第4章　英国人

第5章　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

第6章　法国人

第7章　德国人

第8章　俄国人

第9章　美国人

第10章　历史的教训

第二部分　理　论

第11章　政治和世界主义经济学

第12章　生产能力理论和价值理论

第13章　国家商业活动的划分和国家生产能力的联合

第14章　私人经济与国民经济

第15章　民族主义与国家经济

第16章　大众经济与国家财政管理，政治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

第17章　制造能力与国家的个人、社会和政治的能力

第18章　制造能力与国家的自然生产能力

第19章　制造能力与国家工具能力（物质资本）

第20章　制造能力与农业利益

第21章　制造能力与商业

第22章　制造能力与航海——海军力量与殖民地的开拓

第23章　制造能力与流通工具

第24章　制造能力与事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原则

第25章　制造能力与生产和消费的激励

第26章　作为建立与保护国内制造能力主要手段的关税制度

第27章　关税制度与流行经济学派

第三部分　学　派

第28章　意大利的国民经济学家

第29章　工业体系（流行学派误称为“重商主义”）

第30章　重农或农业体系

第31章　交换价值理论体系（流行学派误称为“工业体系”）——亚当·斯密

第32章　交换价值体系（续）——让·巴普蒂斯特·萨伊及其学派

第四部分　国民经济政治学

第33章　英国的海岛优势与大陆强国——美国和法国

第34章　英国的海岛优势与德国商业联盟

第35章　大陆政治学

第36章　德国关税同盟的商业政策

附录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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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者序

大约五年前，当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List）的一系列著作在德国发表并大量发行的时候，《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对这些著作在拥护保护性商业政策的那个国家产生的有力影响进行了评论。

正是李斯特经济学理论的实际影响得到了证实，首先吸引了我对李斯特著作的注意。我在认真阅读了这些著作之后，便产生了翻译这部论著的想法，目的是为英国读者提供一个机会，自行判断作者论断的正确性和论证的合理性。

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历史、理论、学派和国民经济政治学。它是在1844年前完成的，尤其是第四部分描述的大部分政治情形与商业政策现在已不复存在，记住这点至关重要。当时大不列颠《谷物法》、《航海法》以及普遍的保护主义关税制度仍未废除；德国的制造工业尚处于初始阶段，德国各邦相对适度的关税制度仍然允许英国为它们提供它们需要的绝大部分制成品。

因此，乍一看，把一部与四十年前事态有关的论著摆放在当今的读者面前似乎是不合时宜的。然而，李斯特阐述的这些原理的主要特征既适合一个时期，同时又适合另一个时期；人们将发现，它们拥有两个特别有力的主张可供参考。

首先，有个很好的理由令人相信，它们直接导致了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国家——德国和美国的商业政策的产生；其次，它们为那些保护主义者的教义提供了明确的科学基础，虽然这些教义只被我们讲英语的殖民地执行，被这个国家不少务实的人和一些商业经济学者所坚持，但时至今日，英国的学者只是部分地和不完整地阐述过这些教义。

人们将看到，李斯特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农产品和原材料的自由进口，同时给予同外国竞争的本国制造工业有效的而不是过度的保护（通过关税手段）。根据他的观点，对本国农业生产和原料生产给予行之有效的支持，是维护受到保护的制造工业在本国繁荣和昌盛的前提条件。因此，他所提倡的制度，一方面既有别于英国单方实行的自由贸易中的无条件自由进口的制度，另一方面又不同于俾斯麦首相现在明显赞同的对食品、原材料以及制成品进口征收保护性关税的制度。

事实上，李斯特在他所认为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与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英国的和外国的）所倡导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之间划定了明晰的界限，他把“国家”政策当作“世界贸易”政策的对立面而极力加以辩护，尽管自从英国采取“世界贸易”政策以来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了，但并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国家实际上接受这一政策。

在同他所认为的世界主义理论的有害谬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李斯特偶尔严厉地抨击当时英国的商业优势。但他不但不是英国的敌人，而且是一个英国制度的忠实崇拜者和这个国家同德国联盟的热烈拥护者。“英国和德国，”他写道：“在东部地区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通过阴谋诡计反对德国关税同盟，反对它取得的商业和经济的进步，英国为了次要的贸易利益正在牺牲最高的政治目标，而且将来也必定对它这种目光短浅的店主政策追悔莫及。”他还给英国和普鲁士政府写了一篇简短犀利的文章——《论大不列颠和德国联盟的价值及其必要性》。

在翻译这部论著的过程中，我的目的是尽量翔实地再现原著。我既没有试图节略我的作者的繁琐之处，也没有改变他的风格，译文中用斜体或大写字母强调的段落，原文同样如此。那些准备接受李斯特部分或全部论断的人，在我们的国家可能很多，而我则更喜欢用李斯特自己的方式对其理论和论证进行论述，不加篡改和修饰；那些反对他的教义的人，或许仍然对这位德国关税同盟的知识的创立者和普及者在向世界表达他的观点时所运用的确切形式感兴趣。

劳埃德　1885年

作者传略[1]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于1789年8月6日生于符腾堡的鲁特林根市，其父是制革匠，同时担任多个公职，虽不富有但深受尊重。弗里德里希从小就表现出了对父亲职业的反感，决心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他先后在布劳伯恩、尤尔姆和图宾根等地的书记员办公室供职。他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政府组织的几个考试，尔后进入符腾堡政府市民服务部工作。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到1816年就升任到了大臣副秘书长的职位。冯·万根黑姆大臣好像一开始就很欣赏他的才能，热诚欢迎这位多才的助手帮助他推广他的改革计划。

计划之一是在图宾根大学设立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这一举措促使李斯特出版了一本充满智慧且内容丰富的小册子，毫无顾忌地对符腾堡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批评，指出一些与新学科有关的、极具培育重要性的知识分支几乎全被忽略了。事实上，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一篇文章，倒不如说是一个宣言，也可以被看作是李斯特首次向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公开宣战的宣言，他为之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冯·万根黑姆非常欣赏这本小册子，遂任命作者为该大学应用管理学教授，并鼓励他坚持州政府改革、地方代议制政府和新闻自由的主张。

令人不快的是，大臣对他所付出的努力的赞许，非但没有给李斯特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是致命的。那个时代不适宜提出改革计划，那些达官贵族和官僚不能正确地区分改革与革命，而改革计划也引起了国王的警觉，大臣被迫辞职了。

然而，出版这本小册子绝不是李斯特唯一一次攻击强势的官僚保守主义体制。在拿破仑战争接近尾声的1815年，德国外交家们似乎赞许对民族工业利益置之不理。欧洲大陆长期采取的封锁政策，是一项有利于德国国内贸易的强有力保护制度，对德国的一些小的省区而言尤其如此。但是，随着封锁的解除，当德国口岸以低关税向外国制造商开放的时候，德国国内各省区之间的贸易却仍然受到沿各省区边境设立的境内海关的严格限制。这一状况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这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一个争取废除境内关税的联合会成立了。李斯特接受了该联合会主席一职，但他因此即遭到了政府的谴责并被免去了公职。鲁特林根市的追随他的市民们对他充满信心，又推选他为符腾堡的国家立法大会代表，但是，由于他对那些当权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因此这次选举因遭到大臣的否决而被取消了。

可是他毫不气馁，李斯特不遗余力，极力鼓动取消这些境内关税，鼓动成立德国各省区的商业联盟，从中他预见，德国政治联盟最终也将效仿商业联盟。他不但在媒体上以信函、文章和小册子的形式大肆提倡这些做法，而且在那个旅行既困难又昂贵的时代，为使主要政客们和商界领袖们知道他的观点，他到处旅行，去了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和其他德国省府。然而，他的行为和观点在当时并未产生任何实效。他发现，那些商会的头头们一如既往地胆小怕事，而大臣们则一如既往地嫉妒任何“未经授权”的出于政治目的的鼓动。

此后不久的1822年，他再次当选为符腾堡立法大会的家乡代表。但是，一场拥护商业联盟和其他改革需要并主要由他参与组织的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遭到了国王和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李斯特不但被排斥在了大会之外，而且还被定罪被判入狱十个月，在一个要塞服苦役并支付全部诉讼费。

为逃避严厉判决的执行，他逃到了斯特拉斯堡。但是，他刚停留不久，当局就应符腾堡政府的要求命令他离开那座城市。他从斯特拉斯堡去了巴登，但是他再次受到了同样的侮辱。从巴登他又去了巴黎，在那里受到了拉法耶特将军的热烈欢迎，拉法耶特将军还邀请他到美国去访问。但是，他非但没有马上接受邀请，而且还出于对祖国的挚爱，反而又回到了符腾堡并请求国王宽恕。他的请求未被理睬。他再次被捕并囚禁在了阿斯尔堡的国家要塞。他被监禁数月后获释，条件是他必须声明放弃符腾堡国籍，立即离开这个国家。于是他又去了斯特拉斯堡，同时再次受到了对他充满仇恨、志在复仇的符腾堡国王的跟踪。应国王的要求，法国政府也不许他继续在法国领土上滞留。他决定彻底离开欧洲一段时间，到美国避难。在美国他再次受到了拉法耶特将军的热烈欢迎，通过将军的介绍，他同好多人士建立了友谊，如杰克逊总统、亨利·克莱、詹姆斯·麦迪逊、爱德华·列文斯通等有影响的美国政治家。

为了维持生计，他购买并开发了一小片土地，但他的尝试未获成功。随后，他开办了德语报纸《阿德勒》。当时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税的争论正如火如荼，于是，李斯特的朋友们建议他在自办报纸上就这一议题撰写系列通俗文章。他就此先后发表了十二封致时任宾夕法尼亚“制造业促进联合会”的会长因格索尔先生的信。在这些信中，他全力攻击亚当·斯密提倡的世界自由贸易制度，强烈要求采取基于保护国内工业的与此相反的政策，并用从美国现行经济条件中得出的例证说明他这一道理所寓含的真谛。

该联合会随后以“新政治经济学体系概要”为题再次出版了这些信（费城，1827
年）。联合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断言李斯特通过论证已经奠定了一个新颖合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给美国发出了一个信号。该联合会要求李斯特做两项文字工作：一是对其理论进行科学阐述；二是撰写通俗论文供公立学校使用。联合会承诺每样订阅五十册，并建议其他州的立法机构也这样做。

《阿德勒》报取得的成功，连同他有幸在宾夕法尼亚发现了一个具有开采价值的新煤矿，使李斯特达到了富足的程度。但是，尽管他在本国曾经历过国王和统治阶级的忘恩负义，但他对祖国仍然魂牵梦绕。从1828年到1829年，他在许多论文和文章中多次强调建立贯穿德国全境的国家铁路系统。推广他这一新设想的渴望增强了他重访欧洲的愿望。

因此，熟悉李斯特观点的杰克逊总统派他出使巴黎，希望借此机会促进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商贸往来，遂于1830年任命他为美国驻汉堡领事。但是，那些六年前曾以判刑和流放对待李斯特政治改革建议的陈旧的风气并未死亡。在那些一味顺从的德国官方媒体的眼中，李斯特仍然是一个“革命英雄”，美国公使冯·伯尔仁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他，汉堡上院拒绝批准这一任命，因为他的祖国符腾堡禁止他回去访问，于是他又回到了巴黎。在巴黎，美国代表里沃斯把他介绍给了几位有影响的朋友。那时比利时刚刚获得独立，一个实现其计划的更加有利的前景似乎展现在了他的眼前：建立德国国家铁路系统，以及通过比利时增强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商业交往。他后来又回到了美国作短暂逗留，不久即以美国驻莱比锡领事的身份回到了欧洲，这个身份可以促使萨克森政府和人民接受其铁路系统的主张，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他就满意地看到，为在德国修建几条铁路，数家有实力的公司得以成立。在莱比锡期间，他做了两项工作：一项是在1834年出版了《国家大百科全书》；另一项是在1835年办成了《铁路杂志》。它们对德国舆论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哈—卡铁路（哈尔—卡塞尔，HalletoCassel）的勘测图初稿中，设计线路避开了几个城镇：诺姆堡（Naumburg）、威玛尔（Weimar）、高萨（Gotha）、额尔福特（Erfurt）、爱森纳希（Eisenach）。李斯特指出了这一设计在战略和商业两个方面存在的不周之处，并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向德国一些小法院提出抗议，成功地保证了三个城镇受益于铁路交通。为感谢他在这件事情上付出的艰辛和努力，高萨公爵向李斯特表示谢意，并授予了他耶拿大学名誉博士的学位，高度称赞他彻底地把三个属地威玛尔、高萨和梅纽根（Meiningen）从“致命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同时奖励他一份丰厚的奖品：一百个金路易。对他的评价是：“所以好像每个被拯救的地区估计它们的获救正好值三十三点三三个金路易。”

1837年，他在去巴黎的途中顺访了比利时。在那里，他受到了盛情款待并找到了在阿斯堡一起蹲过监狱的老相识科尔布（Kolb）博士。通过科尔布博士的影响并在他人的劝说下，李斯特永久接受了著名杂志《报告汇总》的一项文字工作，该杂志马上腾出了大量篇幅来讨论影响德国实际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关税和《商业法》，以及德国与奥地利之间商业关系的话题。李斯特充分利用了这个绝妙的机会，通过撰写一系列文章大力传播自己的主张，其中有些文章主要针对德国和比利时同美国之间的商贸关系。他还于1839年在巴黎的《宪法》杂志专栏中发表了他的观点。

整个欧洲掀起的呼吁取消英国《谷物法》的鼓动运动，同样给他提供了阐述支持国家保护政策的观点并建议德国予以采纳的机会。

在强调一定要待英国的制造业能力得以完全建立之后方能限制谷物进口这一观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时，李斯特主张，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能力的成功建立和维持只有靠原材料的自由进口和合理保护本国工业才能抵御外国产品的进口。

《谷物法》取消后可能产生的结果之一是，人们预料这一措施将导致德国废除对外国制成品征收保护性关税的制度。但是，按照李斯特的说法，只有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它才能在其他方面不受任何损害的前提下经受住与外国制造业进行的竞争，它才能安全放弃对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并开始实行全面自由贸易政策。这其实是李斯特理论的中心思想。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反对亚当·斯密和萨伊提出的世界主义理论；而在政治和国家政策方面，他则反对他们提出的全球自由贸易理论。他在许多文章中都坚持了这些观点，尤其是在“论自由贸易与保护”和“论民族制造业的本质与价值”两篇文章中。在他这些文章发表之前，这些问题并没有在德国公开讨论过，因此理所当然地，首先唤起公众对这些问题产生广泛兴趣的功劳应归于他。

离开莱比锡后，奥格斯堡成了李斯特及其家人的永久居住地。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第一部分，并于1841年发表。第二部分计划包括“未来政策”，第三部分包括“政治制度对国家财富和力量的影响”。就在李斯特著作即将出版之际，普鲁士代表德国关税同盟于1841年3月2日同英国订立了一个商贸条约。李斯特强烈反对该条约，他对条约的谴责不但激起了官方报纸的愤怒，辱骂他是“德国走狗”，而且还使他再次陷于了同“当局”的冲突之中。在1842年7月13日致阿伯尔登阁下的信中，英国大使维斯特摩尔兰德阁下对李斯特的著作表示不满，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受雇于德国制造商的才华出众的作者”。因为英国反《谷物法》联盟曾付钱给演讲者和鼓动者，因为英国政府曾付钱给鲍林博士（Dr.Bowring）让他在德国、法国和瑞士进行游说鼓动，鼓励那里的人们支持英国的商贸利益，因此维斯特摩尔兰德阁下这种关于李斯特也是一个受雇代言人的假设就不足为怪了，但却是无中生有和毫无根据的。不管李斯特在这方面提供的服务价值有多大，它们至少都是无偿的。

就像人们可能早已预料的那样，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出版即遭到了猛烈攻击。但是，对这本书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以至于在短短数月内再版三次，并被译成了法文、匈牙利文等在国外出版。对这本书的主要异议集中在它提出的制度不符合全世界的利益而只符合德国的利益上。在这一点上，李斯特从未试图隐瞒。他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将德国从英国强大的制造业优势中解放出来。在这方面，就连最反对他的人也承认他的建议是最切实可行的。但是，李斯特从来不提倡禁止政策。他宣称：“任何一个决定放弃进口绝对自由政策的国家必须从适当征收关税开始，直至最后实行它曾经决定的保护制度为止。”他还说，“任何完全排斥外国竞争的关税制度都是有害的”，但是“只能允许外国制造业的生产提供部分国内的消费品”。“在本国保持国家工业的基础，必须永远是国家政策坚定不移的目标”。

1844年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第四部分（政治学）。在这一部分中，在诠释了坎宁（Canning）、哈斯肯森（Huskisson）、拉保施赫（Labouchere）和朴特雷特·汤姆森（PoutletThompson）等人提出的谈判和经济措施以及分析了他称之为“狡猾恶意的英国商贸政策”之后，李斯特主张，在德国建立非常高效的河流、运河、铁路运输系统，实行统一管理，成立德国舰队，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德国国旗，在海外设立殖民地，国家对移民实行监督，在海外设立高效的领事馆，建立德国蒸汽轮船定期航线，同美国、荷兰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并订立有利的商贸条约。

英国媒体在批判其著作时使用的污蔑性的咒骂，使李斯特的国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这次“正中要害”，因而扩大了其著作的影响。

1843年，除了继续从事原来的一些文字工作之外，他又接受了《海关报告》的编辑工作，并继续在《报告汇总》和其他报纸上发表关于经济和商贸问题的文章，尤其是关于德国铁路系统的进展情况。他造访了匈牙利，受到了热烈欢迎。考苏特公开称他是“一个为各国真正国民经济利益而精心指导过这些国家的人”。他受到了波希米亚纺织联合会、莱比锡制造商大会、莱茵制铁业制造商联合会等公共团体的奖励。在遭受他人指责的痛苦中，他也遇到了令他兴奋的事情，亲眼目睹了德国关税同盟于1844年9月1日同比利时订立了一个条约，他曾长期真诚地不遗余力地为之奔波，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亲自访问布鲁塞尔。他说，通过这个条约，“使得关税同盟能够拥有足够的便利条件从事外贸，如同把荷兰和德国北部的全部港口都纳入了其管辖范围之内”。最后，在拜见符腾堡国王时，他得到了对他以前遭到的不公待遇的迟来的承认：“我尊敬的李斯特先生，我对你并不怀有任何恶意，二十四年前我们没有学会像今天这样相互理解，多么遗憾啊！”

这时，无休止夜以继日的劳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他时常剧烈头痛，苦不堪言，体质越来越虚弱，但他仍坚持带病工作。英国《谷物法》即将废除，李斯特担心这一措施恐怕会使英国进一步损害德国的制造业。他不顾自己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急忙奔往伦敦，希望实地了解清楚当地舆论和这一即将发生的变化对德国工业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受到了一些曾经反对过其政策的人的盛情接待，其中就有理查德·戈伯登。后者开玩笑地问他：“你竟然过来改变自己？”然而，李斯特的这次访问却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英国确保自己在整个大陆制造业优势的决心越加迫切，德国就越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自己免受冲击。

从英国回来后，尽管得到了妻子和家人的精心照顾，但他的身体还是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异常症状。他的身体已经垮掉，怀着恢复健康的一线希望，他去了一趟蒂罗尔，但为时已晚。他在库夫斯坦卧床数日后，独自一人于1846年11月30日离开了住处。他再也没有回来。人们在他房间里找到了他写给老朋友科尔布博士的一封令人沮丧的信。人们展开了搜寻，结果在刚下过的雪层下发现了他的遗体。种种迹象表明，毫无疑问，因一时心理失衡，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库夫斯坦公墓中的一座墓碑成了他最后的安息之地。

德国和海外熟悉他的人对他的去世深表哀痛。为表彰他为促进德国统一、增强德国实力和福祉所做的无私的和不懈的努力，人们进行了募捐，给失去了亲人的家人送去了丰富的抚恤金。巴伐利亚路易斯国王和曾经轻视并虐待了自己的才华横溢的爱国之子的祖国符腾堡摄政王属于第一批认捐者。他曾经的许多政治对头也都加入了纪念他的活动行列，甚至提出要求“为这个高尚的爱国者立一尊纪念像是德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呼吁得到了响应，人们在他的故乡鲁特林根为他立了一尊雕像。

李斯特提出的商贸政策大部分被他的祖国所采纳了。从此以后，国内关税消失了，在德国商业联盟的领导下，德国的制造业和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德国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建立殖民地，德意志帝国的国旗悬挂在了德国的航船上，德意志帝国统一了德国人民。尽管这些伟大目标的实现需要后人们的不断努力，但是一些功劳应该归功于一个长期以来首先为之辩护的人，他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健康、财富直至生命。

李斯特的才华表现在，他是一个见解独到的思想家，一个才华出众的勤奋笔耕的作家，一个态度认真不知疲倦的政治鼓动者。毫无疑问，他的整个政治鼓动生涯更是出于本能而非为国家服务。他的事业是政治先锋出力不讨好的任务——一个不被允许目睹自己预言得以实现的倡导者。他预言自己的国家未来会更加美好，但那些最初本该帮助他使预言早日实现的人却对这个预言表示怀疑和不满。

[1]
节选自斯图尔特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记：《祖国的先锋和献身者》（1877年）。

著者自序节录

从我开始对盛行一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努力探寻（在我看来）其错误和根本原因以来，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了。我的本职（教授）给予了我从事这项任务的动机，而我命中注定要面对的反对意见则强烈促使我把这项任务进行到底。

与我生活在同时代的德国人记得，德国人的幸福水平不断下降，1818年已经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通过学习研究这些政治经济学著作，我作好了充分准备。如他人一样，我尽量使自己全面充分地了解他人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以及之前已有的文献。但是，我不满足于按这门科学的现有形式教育年轻人；我希望教育他们哪种经济政策能够促进德国人的幸福、文化和力量。流行理论反复灌输的是自由贸易原则。当我考虑到法国取消各省间的关税以及三个王国统一在大不列颠政府名下时产生的结果时，在我看来该原则既符合常识又已被经验所证实。但是，拿破仑大陆制度产生的绝妙效果以及取消该制度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是最近发生的两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我不能置之不理。在我看来，这些结果同我以往的观察好像直接矛盾。在试图搞清这个矛盾发生的基础是什么的过程中，理论确实正确，但是只有当各国都像各省一样共同遵循自由贸易原则时，
这个理论才确实正确。这个观点打动了我，它促使我考虑国家
的本质。我觉察到，流行理论并没有考虑各国，
而只是笼统地考虑问题，一方面考虑全人类，或另一方面考虑单一国家。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高度文明的国家，要在自由竞争下双方都获得利益，只有当两国的工业发展处于大体同等水平时，才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商业和航海业方面还落后于其他国家，那么，即使它已经拥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但也必须首先加强自身的力量，才能适合与比它先进的国家进行自由竞争。总之，我发现了世界主义经济学
与政治经济学
两者之间存在的区别。我认为德国必须取消国内关税，通过对外国人实行统一的商贸政策，才能经过努力达到其他国家凭借商贸政策而实现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水平。

1819年，整个德国涌现出了许多有关新政治制度的策略和规划。统治者和臣民、贵族和平民、政府官员和学者全都参与其中。德国就像一个遭受过战争毁坏的家园，以前的家庭主人回来后准备重新进行修整。有些人想修旧如旧，小到每个细节；而有些人则想重新规划，全部使用现代家具；还有一些人则兼顾常识与经验，希望走中间路线，这样可能使对过去的要求和现在的需要和谐一致。观点上的矛盾和冲突处处可见，到处都是旨在促进爱国目标的团体。国家的《宪法》本身就是新颁布和仓促拟就的，多数开明的有思想的外交家都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胚胎，期望从中培育出更加完美的未来。《宪法》的一个条款（第十九条）特意为建立国家商贸制度敞开了一扇门。在我看来，该条款奠定了我国工商业今后赖以繁荣的基础，由此产生了成立德国商人和制造商联盟的想法，旨在取消德国国内关税，在全国采取统一的商贸政策。这个联盟最初怎样生根发芽，又是如何引导高尚和开明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统治者采取一致行动，以及后来怎样建成了德国关税同盟，都是众所周知的。

作为德国商业联盟的顾问，我处境艰难，举步维艰。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政府雇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他们都受过世界主义学派的教育，他们都认为任何一种保护性税制在理论上都令人生厌。他们得到了英国利益以及那些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的援助。众所周知，英国政府用“秘密服务金”这个手段有力地控制着国外舆论，只要有利于其商贸利益，英国都愿花血本，从不吝啬。由来自汉堡和不来梅、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的新闻记者和知名学者组成的新闻大军出现在了该领域，他们谴责德国制造商的统一保护性税制为“不合理的愿望”，对其顾问恶语相加，肆意漫骂，恶意诋毁，例如，指责他对科学权威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一无所知，或者指责他智力不全无法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理论和德国学者们的见解站在他们一边这一事实，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而摇旗呐喊的鼓噪者们的工作变得得心应手。

这场交锋并非势均力敌。一方有一套阐述透彻、前后一致的理论体系，一个组织严密的学派，一个在每一个立法机构和学术团体中都有拥护者的强势党派，还有首要的强大动力——金钱；而另一方则穷困且毫无实力，内部分裂，意见分歧，绝对缺乏理论基础。

在我不得不进行的日常争论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了价值理论与生产力理论之间的区别，以及隐藏在其中的流行学派从资本这一名词中引申出来的错误的论证方法。我学会了如何理解制造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之间的差异，因而我发现了该学派荒谬论证的根据，那就是它把那些只适用于农产品自由贸易的理由作为依据，证明制成品自由贸易的正确性。我开始更加彻底地认识到分工原则，意识到了这个原则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整个国家。
后来，我访问了奥地利、德国北部、匈牙利、瑞士、法国和英国，试图在各地通过观察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从这些国家的一些著作中寻求指导。后来我又访问了美国，这次我撇开了所有书本，它们只会使我误入歧途。在那片现代化的土地上，人们可以读到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最好的书就是现实生活。在那里我看到了荒野之邦如何变成了富强之都，欧洲需要数百年才能取得的进步，在那里展现在了我的眼前，即从单一的狩猎条件发展到了家畜饲养，再发展到农业，进而又发展到了制造业和商业。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地租如何由一文不值变成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在那里，一个朴素的农民实际上比旧世界那些学者更懂得如何改善农业和提高地租，他们想方设法争取把制造商和发明家吸引到他们的周围。再也没有其他地方的人比那儿的人更懂得运输工具的重要性、更懂得运输工具对人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了。

我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研读了那本现实生活的教科书，并把它同我以前的研究、经验和思考作了对比。

（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我提出了一个尽管可能仍有缺陷的学说，但这个结果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基础之上的，而是以事物的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它提供了使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手段，让每个受过教育的人能够理解政治经济学。过去由于学术上夸大其词，由于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由于用词异常不当，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曾经迷惑了人类的正常意识。

我想指出，民族主义
是我的理论体系的一个识别特征。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
架构均基于民族主义
的本质，民族主义
是个人主义与全人类主义两者之间的中间利益。我曾一度犹豫不决，是否不该把我的体系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自然
体系，但一位朋友的一番话阻止了我这样做，他说，如果用此作为书的题名，那么某些肤浅的读者难免会认为我的书仅仅是重农主义的复苏。

流行学派曾质问我是否想恢复（所谓的）“重商”主义。但是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看到，我的理论只采纳了那个备受诋毁的重商主义体系中的有价值的部分，而摒弃了其谬误之处；我在提倡那些有价值的部分的时候采用的依据也与（所谓的）重商主义学派完全不同，是以历史与本质为依据的；我首次驳斥了那些来源于世界主义学派一再竭力主张的论点，同时对那些以空洞的世界主义、双关语的使用以及不合逻辑的论证为依据的一系列推论也进行了首次批驳。

如果我在驳斥流行学派的创立者及其整个学派的观点和著作时所使用的言辞有时显得过于激烈的话，那么我这样做并非出于我个人的傲慢。我认为，我所驳斥的一些观点有害于公众幸福，因而有必要对这些观点进行合理抨击。而且知名学者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比声望稍低的学者的错误产生的危害更大，因此他们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驳斥。

关于一些对我坦率而有思想的批评，我（针对关于要点重复方面的批评）想作一些解释。凡是研究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这门科学里，所有不同的论点总是以各种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把同一个东西重复十遍远远胜过听任某一观点含混不清。我没有仿照时下盛行的风气大量引证，但是我所读到的著作要多于我所引证的不止百倍。

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自谦地意识到，在我的著作中可能会发现许多错误；不仅如此，如果让我自己再重写一遍的话，或许可能写得更好。我的这一想法使我备受鼓励。不过尽管如此，读者仍可以从我的书中找到许多新颖正确的东西，并且这本书有可能使我的祖国——德国——受益匪浅。

第一部分　历　史

第1章　意大利人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商业和工业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意大利那样处于那么有利的地位。野蛮没能完全摧毁古罗马的文化和文明。尽管耕种方式无技可言，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宜人的气候仍然为众多的人口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不可或缺的艺术与工业，如同古罗马内政制度一样毫发无损。沿海繁荣的渔业为海员提供了充足的给养，意大利漫长海岸线及发达的航运业，充分弥补了内陆运输的不足。意大利与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接壤，与这些国家进行海上贸易往来，为意大利获得东方国家的产品提供了便利和保障。以前这类贸易尽管规模很小，且需经俄国与北方各国进行，但凭借这种商贸往来，意大利获得了希腊从古代文明中保存下来的知识体系、艺术和制造业。

从鄂图大帝解放了意大利各城邦以来，它们就提供了一个被历史先后反复验证过的证据，即自由与制造业两者必定相随相伴，形影不离，尽管一方的存在常常先于另一方。哪里的商业和工业繁荣，人们就可以断定，哪里的自由就即将到来；如果哪里已高举自由之旗，那么同样可以确信，哪里的工业将迟早得以建立。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物质的或精神的财富，那他必将坚持不懈，把自己的所得传给后人；或者一旦他得到了自由，那他必将不遗余力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物质和知识条件。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自从古老的自由之邦分崩离析以来，意大利城市再次向世人展示了自由、富裕的社会景象。在相互影响下，城邦和封地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十字军东征推动了繁荣进程。十字军的士兵、装备和军需品的运输，不仅惠及意大利的航海业，而且还为它提供了动因和机遇，使它获得了与东方国家进行贸易的商业优势，引进了许多新工业、发明和植物，享受到了新的乐趣。另一方面，出于同一原因，封建贵族的压迫被削弱，最终并以各种方式被消灭了，使城市和农村的土地耕种享有更大的自由。

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之后，佛罗伦萨因制造业与货币兑换业发达而尤为引人注目。早在十二、十三世纪，它的丝织业和毛织业就已十分发达；这些行业的行会参与政府事务，在它们的影响下共和国得以建立。单单毛织业就拥有两百个加工厂，年产毛织品八万匹，所用原料从西班牙进口。除此之外，每年还从西班牙、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进口价值三十万金盾的布料，在佛罗伦萨生产成品，然后再出口到地中海东部各国。佛罗伦萨为全意大利的金融中心，拥有八十家银行机构。[1]
政府岁入高达三十万金盾（合我们现在的货币一千五百万法郎），大大高于同一时期那不勒斯和亚拉冈王国岁入的总和，也远远高于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岁入总和。[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十二、十三世纪的意大利已经拥有了国家经济繁荣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在商业和工业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其农业和制造业的模式纷纷被其他国家所效仿，并成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动力；它的道路和运河质量在欧洲首屈一指。文明世界受惠于并感激意大利的银行制度、航海罗盘、改良的造船工艺、汇兑制度，以及它所建立的实用的商业习惯、制定的商业法和许多其他的市政、政治制度。迄今为止，它的商业、海运和海军力量在南部海域都是最为重要的。它拥有全世界的贸易，因为除了部分不太重要的贸易是在北部海域进行外，其贸易的主体主要集中在地中海与黑海海域。它为各国供应制成品、奢侈品和热带产品，这些国家则为它提供原材料。不过，意大利仅仅因为缺少一样东西，使它无法达到当今英国的水平；也因为它缺少这样东西，使它与各种繁荣擦肩而过，这种东西就是它缺乏国家的统一以及由此迸发的力量。意大利各个城市和统治力量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而各司其职和发挥作用的，而是像独立国家之间那样，动辄兵戎相见、大动干戈、自相残杀和相互蹂躏。它们一方面与外国交战，另一方面，民主、贵族和独裁之间的内部冲突接连不断，接二连三地把各个共和国推翻。内部冲突对国家繁荣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外来势力的入侵，国内宗教势力及其致命影响，均激化和加剧了这些内部冲突，导致原本就分裂的意大利被分割成了相互敌对的两部分。

从意大利沿海各邦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意大利是如何自毁江山和风云不再的。我们先看看阿马斐的强盛时期（Amalfi，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3]
它的船舶在各个海域畅通无阻，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用阿马斐的货币作为流通货币。它掌握着最实用的海事法准则，这些法则在地中海各国口岸都有效力。在十二世纪，它的海军力量被比萨所摧毁，而后比萨在热那亚的强攻之下土崩瓦解。热那亚经历了百年冲突之后，被迫向威尼斯屈服。

威尼斯本身的覆没，似乎并不是这种狭隘政策的直接结果。不但继续维持甚至不断扩大和强化在希腊、小亚细亚、爱琴海以及埃及一带的既得优势，间或在好望角航道与葡萄牙进行竞争的同时有效地遏制土耳其在陆上的扩张和海上的劫掠，这一切对于一个意大利海军力量的联盟而言，并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威尼斯不但只能依靠其自身的资源，而且它，在自己的兄弟之邦以及强大的欧洲邻国的外部攻击下，最终也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了。

可以证明，对于一个组织严密的意大利军事联盟而言，保卫意大利独立，抵御强权入侵，并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实际上，意大利曾于1526年试图结成这样一个联盟，但那只是危急关头的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这个联盟的领导人以及成员国的虚情假意和背信弃义，是米兰被征服和托斯卡那共和国瓦解的主要原因。这个时期标志着意大利的工业和商业崩溃之日的开始。[4]

不论在历史的早期还是晚期，威尼斯的目标始终都是自成独立一国的。只要它只同意大利的一些小邦或衰老的希腊打交道，那么它想要在地中海与黑海沿岸各国中保持制造业和商业的优势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一旦统一富有活力的国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那么威尼斯只是一个城市，它的贵族政治只不过是地方性的这一现实就显露无遗了。是的，它曾经征服过几个岛屿甚至一些辽阔的省份，但它只把它们当做占领地加以统治，因此（根据所有历史学家的证明）每次的征服都削弱了而不是增强了它自身的力量。

同一时期，共和国国内曾赖以壮大的那种精神逐渐消失了。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民主精神造就了爱国、英勇的贵族阶级，贵族阶级曾经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威尼斯的强大与繁荣，只有得到民主活力自由的支持，只有这种活力在贵族阶级的爱国、智慧与英雄精神的指导下，威尼斯的强大与繁荣才能得以延续和加强。但是，贵族阶级逐渐变成了专横的寡头统治，人民的自由与活力相应地遭到了摧残，强大与繁荣赖以存在的根基消失了，尽管其表面上的强势仍然可以支撑一段时间。[5]

“一个国家一旦陷入了被奴役的状态，”孟德斯鸠说：[6]
“就会努力保持现有的东西，而不是争取获得更多；相反，一个自由国家则会努力获取更多而不是维持既得利益。”他还可能会对这个正确观察作这样的补充，即如果任何人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那他必将追悔莫及；而一个国家如果不进一步发展，那么其国力必将逐渐衰退，直至灭亡。威尼斯人不但不力争扩大商业范围，发现新东西，甚至连从他人的发现中获益的想法也没有。由于新航线的发现，威尼斯人可能被从同东印度群岛的贸易之中排挤出去，但他们事先却并没有预料到，直到事到临头才如梦初醒。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看到的他们不相信；当他们开始看到形势的变化产生的有害结果时，他们仍然一意孤行，继续维持原有的通商航线，而不是设法争取加入新的航线以分享一些利益。有些事情只有凭借勤奋刻苦，发挥聪明才智，因势利导，才能获得，而他们却妄想靠玩弄手段、施展雕虫小技来达到目的。当他们最终丧失了全部所有，东、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到加的斯和里斯本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口岸时，他们就像傻瓜或挥霍者那样，把注意力转向了炼金术。[7]

在共和国成长与繁荣的时期，“金簿”题名制度曾被公认为是对商业、工业或为市民服务及为国服役等方面具有卓越成就的表彰。当时，这种荣誉也曾对外国人，例如对从佛罗伦萨移民过来的著名丝绸织造商。[8]
但是自从荣誉与国家俸禄变成了贵族阶级家族的世袭权利以后，这个记录簿就相当于摆设了。后来，当人们认为有必要赋予奄奄一息的贵族政治以新的活力的时候，人们又重新启用了这个金簿。但是，在金簿上获得题名的主要资格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对国家的贡献，而是根据拥有财富的多少或出身是否高贵，结果金簿题名再也没有什么荣誉可言了，以致在重新启用后的一个世纪之内，金簿上几乎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名字。

如果我们请教历史，追问该共和国及其商业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历史会这样回答：主要原因是软弱无能的贵族阶级的愚蠢、疏忽和懦弱，以及被奴役人民的冷漠。即使绕行好望角的新航道没有被发现，威尼斯的商业和制造业也必定要衰败。

人们发现，威尼斯衰败的原因如同意大利其他共和国衰败的原因一样，都是缺乏国家统一，外国强势力量的控制，国内教会的统治，以及一些更加强大、更加统一的其他欧洲国家的不断崛起。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威尼斯的商业政策就能看出，现代商业兼制造业的国家的商业政策仅仅是拷贝了威尼斯的商业政策，只不过是涉及面有所扩大（即全国性的）而已。在任何情况下，通过航海法与关税政策，任何一国的船舶业和制造业都能够得到保护，以防受到外国船舶业和制造业的不利影响，因而任何一项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而再向这些国家出口制成品的政策都是明智的。这一准则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有力的坚持。[9]

最近有人在为绝对的、无条件的贸易自由进行辩护，认为保护政策是威尼斯衰败的原因。这个断言缺乏真实性，错误百出。如果我们用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重新审视一下威尼斯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对它而言，就像后来一些大王国的情形那样，在不同时期，国际贸易的自由与限制对于国家的富强有时有利，而有时有害。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在这个共和国的成立初期是有利的，否则它怎么会从一个小小的渔村不断壮大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强国呢？并且当它达到了某一富强阶段时，保护政策也同样对它有利，因为借助这一政策，它获得了制造业和商业的优势。但是，当其制造业和商业力量获得优势之后，保护政策就开始对它造成损害了，因为保护政策排除了它与其他国家的所有竞争，从而滋生了国民的懒惰习性。因此，不是采取保护政策本身，而是当采取该政策的理由已不复存在的时候如果仍然继续坚持这个政策，那么这才是真正对威尼斯有害的。

因此，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论断有这样一个重大错误，即它几乎没有考虑到那些世袭君主制大国的兴起。威尼斯虽然称霸一些省份和岛屿，但它一直仅仅是意大利的一座城市，而当它上升为制造业和商业的强国时，它仅仅同其他意大利城市进行竞争；只有当所有具有统一力量的国家尚未同其开展竞争时，它的限制性商业政策才会对它有利。但是，一旦这些大国开始同它进行竞争时，这时它只有通过使自己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的统领，把整个意大利纳入到自己国家的商业制度范围内，才能维持自己的优势。没有任何一种明智的商业政策可以让单个城市的商业优势超越所有统一的国家而长盛不衰。

从威尼斯这个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以反对当今的保护性商业政策）中，我们恰恰可以推断，单个城市或一个小国与大国进行竞争时，不可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保护性政策；同样，任何凭借保护政策取得了制造业和商业优势的国家（在获得这个地位后），都能够有效地转而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

在上述争论以及其他以国际贸易自由为主题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错误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众多错误产生的根源，也即“自由”一词的被误用。人们谈论贸易自由时，用如同谈论宗教自由或市政自由一样的语气，因此，爱好和拥护自由的人们就都感到自己有义务保护各种形式的自由。因此，“自由贸易”就变得相当流行，以至于都未对国内贸易自由与国际间的贸易自由加以必要的区分，尽管事实上这两者的本质与运作截然不同。因为国内贸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与公民的个人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贸易方面，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却可以与高度的保护政策休戚相关。不过，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的确极有可能使国家遭受奴役，我们在以后谈到波兰的情况时会加以说明。关于这话题，孟德斯鸠言之有理：“商业从来不会受到比在自由国家更多的限制，也从来不会受到比在专制政体下更少的限制。”[10]

[1]
德·乐克娄斯：　《佛罗伦萨及其周边地区》，第23、26、32、103、213页。

[2]
皮齐奥：《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

[3]
阿马斐在繁荣时期有五万多居民，航海罗盘的发明者弗拉威奥·圭奥（FlavioGuio）是阿马斐城的居民。在比萨夺得阿马斐那年（1135年或1137年），那本后来对德国的自由和活力造成了很大破坏的法典——《学说汇纂》——被发现了。

[4]
因此，可以说查尔斯五世是意大利商业和工业的破坏者，如同他也是荷兰和西班牙商业和工业的破坏者一样。他首先提出了贵族拥有专权，认为贵族经商和从事制造业丢人现眼，这一观点对国家工业了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他之前，相反的观点占上风。当麦迪西人统治了这一地区之后，他们一直从事着商业活动。

[5]
“当贵族们不去为祖国浴血奋战、不去用胜利为国家争得荣耀、不去用征服使国家变得强大，而只知道享受荣誉和分享赋税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众多的威尼斯市民不能给全共和国做主？”（达儒：《威尼斯史》，第四卷，第8章）。

[6]
《法的精神》，第192页。

[7]
马克布拉萨迪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他声称擅长炼金术，大受威尼斯贵族欢迎，被当成了救世主（达儒：《威尼斯史》，第三卷，第19 章）。

[8]
就像荷兰和英国那样，威尼斯利用各种机会吸引外国制造业和资金。由于受到了鲁卡的暴君卡斯特鲁齐奥的迫害，大量的丝绸织造商从鲁卡迁移到了威尼斯。在十三世纪，鲁卡的丝绒和锦缎织造业已经相当发达（达儒：《威尼斯历史》，第一卷，第247～256页）。

[9]
西斯蒙第（Sismondi）：《意大利共和国的历史》，第一部，第285页。

[10]
《法的精神》，第十卷，第12章。

第2章　汉萨商人

曾经在意大利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工业、商业和自由精神，一路北上，跨越阿尔卑斯山脉，贯穿整个德国全境，最后来到了北海沿岸，在那里生根发芽，建立了新的王权。亨利一世是意大利各城市的解放者，他促进了新城市的建立，促进了部分古罗马属地上和部分皇家领地上的那些老城市的扩张。

如同后来的法国和英国国王一样，亨利一世和他的继任者都把城市看做是制约贵族政治的最强有力的砝码、国家财政的最丰富的来源以及新的国防基地。因为与意大利各城市之间的商业往来，因为与意大利的工业进行竞争以及这些城市本身的自由制度，因而使这些城市不久就实现了高度的繁荣与文明。各城市的人们和平共处的生活造就了艺术与制造业方面的不断进取精神，产生了通过获得财富、成就事业而博取盛名的愿望。另一方面，物质财富的拥有鼓励人们不懈地努力以提升城市的文化水平、改善城市的政治条件。

虽然新生的自由和繁荣的工业力量增强了德国北部沿海城市的实力，但由于经常遭受陆上与海上盗贼的袭击，因此不久这些城市就感到有必要建立更加密切的双边联盟，以加强保护城市和增强防御能力。为此，汉堡和律贝克两城市遂于1241年结盟，到那个世纪末，该联盟接纳了所有波罗的海与北海沿岸、奥得河、易北河、威悉河以及莱茵河沿岸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共有八十五个城市）。该联合体取名为“汉萨”，在德国低地方言中，意为联合体的意思。

因为很快就意识到了各地工业可以从团结力量中获取巨大利益，所以汉萨同盟不失时机地开发并制定了一套商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商业繁荣。并由于认识到任何力量想要获得并保持广泛的海上贸易，就必须拥有保护手段，于是这些城市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军队。后来它们还认识到，任何国家海军力量的强与弱，均与商船和海上渔业规模的大小成正比，因此它们颁布了法令，规定汉萨同盟的货物只能由汉萨货船承运，同时还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海上渔业船队。英国的《航海法》拷贝了汉萨同盟的《航海法》，如同后者模仿了威尼斯的《航海法》一样。[1]

在这方面，英国仅仅以那些获得海上优势的先行者们为榜样就获得了巨大成就。之前，英国议会曾制定的一个《航海法》被认为是一项重大新举措。不过亚当·斯密在评论这个条例[2]
时，似乎并不知晓或不愿谈及。其实早在此前的几个世纪，英国就曾试图采取类似限制措施。英国议会于1461年的提议被亨利六世拒绝了，詹姆士一世类似的提议也遭到了议会的拒绝。[3]
其实早在这两个提议之前（即在1381年），理查德二世就采取过类似的限制措施，尽管实施后不久就被证明无效而遭废弃。显然，当时这个国家推行这类法令的时机尚不成熟。航海法令，如同其他保护本国工业的措施一样，已经牢牢地植根于这些认为自己具备了发展成为未来工商业大国条件的国家的心中，以至于美国在它获得完全独立以前，经詹姆士·麦迪逊就提议，要对外国船运加以限制。毫无疑问，其收效显著，绝不亚于英国于一百五十年前从美国那里获得的那样（就像在以后的章节中所要讲到的那样）。

北欧各国对与汉萨商人进行贸易有望带来的好处印象深刻，因为贸易不但为它们提供了解决国内剩余产品的有效途径，换取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的外国产品，而且还可以通过征收进出口关税[4]
不断充实国库，使原本涣散懒惰、不守本分和放荡不羁的臣民养成勤奋刻苦的好习惯。不论何时汉萨商人在其国土上设立代理处，它们都认为是好运，并想方设法为汉萨商人提供各种优惠和便利的条件以吸引他们前来。英国国王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

英国的贸易（休谟说）以前完全控制在外国人尤其是“东方人”[5]
的手中，亨利三世为他们成立了公司，让他们享受优惠，免除了他们所有其他外商须受的限制以及应纳的进口税。那时，因为英国人毫无经商经验可言，所以从爱德华二世起，汉萨商人就以“天秤商人”的名义垄断了整个王国的全部外贸。因为他们只用自己的船只从事贸易，所以那时英国的航运处境非常可怜。[6]

一些德国商人即那些来自科隆的商人与英国有着长期的商贸往来，后来应英国国王之邀，于1250年在伦敦设立了一个名为“天秤”的代理处。这个代理处在成立之初在促进英国文化与工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影响，但后来引起了英国人的妒忌，并演变成了冲突的道火索，这场冲突之激烈以及旷日持久之程度，以至于长达三百七十五年，直到该代理处关闭为止。

英国从前与汉萨同盟之间的关系，正与后来波兰与荷兰之间以及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英国为汉萨同盟提供羊毛、锡、皮革、奶油、其他矿产品和农产品，然后换回制成品；汉萨商人将从英国和北欧各国取得的原料品运到它们设在布鲁日的办事处（成立于1252年），在那里用来交换比利时产的布匹和其他制成品以及来自意大利的东方产品和制成品，然后运回北海沿岸各国。

汉萨商人在俄国诺夫戈罗德的第三个代理处（1272年设立）为俄国人提供毛皮、亚麻、大麻和其他原料，然后换取制成品。在挪威卑尔根的第四个代理处（同样于1272年设立），主要从事渔业以及鲸油和渔产品贸易。[7]

在任何时期，各个国家的经验都教导我们：只要国家处于野蛮状态，那么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贸易就能使这些国家获益匪浅，这样，就可以为解决猎场、牧场、森林及农产品的所有原料找到有效途径，就可以换回更好的衣料、机器、各种用具以及贵金属——主要的流通媒介，因此，这些国家刚开始对自由贸易总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经验同样表明，就是这些国家，随着它们在文化和工业方面的不断进步，它们对这种贸易制度就另眼相看或越来越不喜欢了，认为这个制度最终将不利于它们继续进步，成了它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英国人与汉萨商人之间的商贸关系就处于这种状态。在汉萨商人的“天秤”代理处设立将近百年之际，爱德华三世就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一个国家可以做一些比出口羊毛和进口毛织品更有用、更有利的事情。于是他通过给予各种优惠条件，努力吸引法兰德斯的织工，但是一旦来到英国的织工人数达到了一定规模，他就颁布禁令，禁止穿用任何外国布料织成的衣服。[8]

这位国王的明智之举得到了其他国家那些推行愚蠢政策的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一种商业史上的常见的巧合。假如说法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早期统治者不遗余力地使本国工业实现了繁荣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后来的统治者的所作所为造成了本国商业和制造业阶层的不满情绪，迫使这些阶层的人们移居海外。[9]

1413年英国毛纺织业早已取得的巨大进步，使休谟在谈到这一时期时是这样写道的：“这时（英国人）对外国商人非常嫉妒，外国商人的商业行为受到许多限制，例如，规定他们出售进口商品的所得必须全部用于购买英国产品。”[10]

爱德华四世时期，这种对外国商人的妒忌达到了顶峰，进口外国毛织品和许多其他商品都受到绝对的禁止。[11]

尽管后来汉萨商人迫使这位国王取消了这项禁令，使他们原来享有的特权得以恢复，但看起来这一措施还是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毛织业的发展。休谟在谈及亨利七世时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亨利七世即位的时间比爱德华四世晚半个世纪。

过去，贵族家中奴仆众多，现在，工业和艺术的进步有效地限制了这种恶习，其效力远远大于法律的强制作用。这时，贵族们为了附庸时髦，改而选择了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攀比方法：彼此之间已不再炫耀拥有多少仆人以及仆人是否强壮剽悍，而是用精美的房屋、高贵的马车以及精美奢华的家中摆设相互攀比。因为老百姓再也不能恶习不改和游手好闲了，再也不能靠服侍主人生存了，因此，他们被迫学习一些手艺，使自己变得对社会有益。政府再度通过法律，防止已铸造和尚未铸成货币的贵金属出口。但是众所周知，这些措施难收实效，于是国王就再度对外国商人规定了义务，即他们必须将他们出售进口商品的全部所得用于购买英国产品。[12]

亨利八世时代，由于众多外国制造商居住在伦敦，致使当地各种食品的价格大幅上涨，这充分表明，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使本国农业产业受益匪浅。

但是国王对造成这一现象的起因和发挥的作用判断有误，他听信英国人对外国制造商有失公道的抱怨，英国人认为这些制造商在技能、勤奋和节俭等方面都超越了自己。枢密院下令将一万五千名比利时制造商驱逐出境，认为“他们使一切食品价格上涨，使英国有发生饥荒的危险”。为把祸端斩草除根，通过了一系列法律，限制个人消费，规范服装式样，规定粮食价格与工资标准。这种政策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汉萨商人的强烈支持，以前当英国国王的政策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向国王表示友好，同样，他们今天故伎又重演，向这位国王表示友好，他们把自己的战船交给国王随意支配。当时的情形如同现在英国人对葡萄牙国王所表示的友好那样。在这位国王整个执政期间，汉萨商人同英国的贸易非常活跃，他们既拥有船只又占有资本，懂得如何对那些不完全了解自己利益的人民和政府施加其影响，他们的聪明程度并不比当今的英国人差，只是他们所依据的论点基础与我们同时期的商业垄断者的相去甚远。汉萨商人的主张基于按照实际条约和长期的贸易关系向其他一切国家提供成品；而当今的英国人主张的基础却仅仅是一种理论，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海关官员创造出来的理论。这位理论家以自命科学的名义，要求获取汉萨商人凭实际条约与正义获得的权利。

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枢密院寻求并找到了取消“天秤商人”特权的借口。汉萨商人对于这一创新举措表示强烈抗议，但枢密院一再坚持初衷不改，这一举措不久就给国家带来了最有利的后果。英国商人由于是本国居民，在纺织品、羊毛以及其他物品的采购方面，比外国商人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都未能清楚地看到这种优势，始终不敢同如此富有的汉萨商人的公司进行竞争。但自从所有外国商人面对同样的商业限制以后，英国人的进取心就受到了鼓舞，进取精神传遍了整个王国。[13]

正像今天的英国占有德国和美国市场一样，汉萨商人曾独占英国市场长达三个世纪之久，但这次他们被完全从这个市场中赶了出去。数年后，由于德国皇帝的不断抗议，[14]
玛丽女王恢复了他们先前曾经享受过的全部特权。但是，这次他们的兴奋只是短暂的，因为汉萨商人不但强烈希望维持他们的既得特权，而且希望不断扩大，所以在伊丽莎白女王执政初期，他们对于在爱德华六世与玛丽女王统治时期他们曾经受到过的不公正待遇提出了强烈抗议。伊丽莎白女王谨慎地回复说她无权改变任何事情，但将乐于保护他们继续拥有已有的特权和豁免权。然而，对于这个答复他们并不满意。过了一段时间，汉萨商人的贸易继续下滑，这对英国商人极为有利，此时，英国商人有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他们控制了本国的全部出口贸易，他们的努力非常成功。英国商人分为两类，即“主产品经营商与冒险商”，前者在某个固定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后者则在外国各城市或各州通过出售毛织品和英国其他产品发财。这激起了汉萨商人的强烈忌妒，他们千方百计地设法让其他国家讨厌英国商人。1597年8月1日，他们终于获得了一道法令，禁止在德意志帝国境内同英国商人进行任何商贸活动。为报复德国，英女王很快作出反应，她（于1598年1月13日）下令，扣留六十艘与西班牙进行非法交易的汉萨商船。她采取这一措施的初衷，只是希望在释放这些商船的时候可以获得汉萨商人的进一步谅解。但当她听说汉萨商人正为此事在律贝克召开大会商议对策以制约英国的出口贸易时，她即下令没收了全部的船只以及连同所载的货物，然后又释放了其中的两艘船，把它们遣送到了律贝克，同时给大会捎去口信，说她很蔑视汉萨同盟采取的一切行动和措施。[15]

现在，伊丽莎白这样对待这些汉萨商人，而他们曾经把船舶借给她的父亲，借给许多英国国王用于作战；他们曾受到许多欧洲君主的讨好逢迎；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曾经把丹麦和瑞典的国王当成他们的臣属一样对待，随心所欲，时而把他们请为座上客，时而又下逐客令；他们曾经开拓并开化波罗的海东南沿海地带，使所有海域免遭海盗侵袭；不久以前，他们还用武力迫使英国一位国王承认他们的特权；英王曾不止一次地以王冕作抵押为他们贷款；他们对英国还曾一度傲慢无礼，溺毙了一百名英国渔民，只因为他们靠近了他们的渔场。汉萨商人这时实际上仍然拥有足够的力量对英国女王的这种行动进行报复，但是他们早期的那种勇敢气质与进取精神以及自由与合作所激发的力量，已经荡然无存了。他们逐渐变得软弱无能，不得不四处游说，乞求欧洲各国，希望获得进口特权，但他们处处都受到冷嘲热讽，这一同盟终于于1630年解体了。

除了一些我们随后将要提到的内因外，还有许多外因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丹麦与瑞典受这个同盟控制为时已久，它们为了寻求独立，报仇雪恨，在该同盟商业道路上设置了种种障碍。俄国沙皇把特权给了一家英国公司。条顿骑士团（TeutonicKnights）几世纪以来就一直是这个同盟的伙伴，也是（原本是）它的后代，这时也由盛变衰，最后瓦解了。荷兰和英国把它们从所有的市场中驱逐了出去，并在各国朝廷上处处排挤它们。最后，经好望角到东印度群岛的航线的发现，对它们非常不利。

汉萨同盟的成员国，当它们繁荣强盛时期，从来不认为同德意志帝国结盟值得考虑，现在它们到了有求于人的时候，就去找德国议会，指出英国每年出口的二十万匹毛织品大部分都出口到了德国，唯一可使汉萨同盟恢复昔日在英国的特权的办法，就是德国必须禁止进口英国毛织品。据安德森说，德国议会即使没有起草类似的法令，但的确认真考虑过这个提议，但这位学者断言，正是当时英国驻德大使吉耳平的精心策划，才使该动议未获通过。汉萨同盟正式解散一百五十年之后，汉萨各城市对于这个同盟的昔日的强大已经淡忘了，贾斯特斯·莫塞尔（在他著作的某几节里）曾说，当他访问这些城市并向当地商人讲述他们的前辈们的强盛时期时，很少有人信他。例如汉堡，曾经是令各地海盗闻风丧胆之地，它在镇压海盗促进文明方面做出的贡献在基督教国家众人皆知，而这时却一蹶不振到这样的地步，以致须靠年年向阿尔及尔海盗进贡才能确保船舶安全。后来海上优势落到了荷兰人手里，他们采取了另一种政策对付海盗。当汉萨同盟称霸海上时，把海盗看成是文明世界的敌人，尽可能地加以消灭；相反地，荷兰人则把巴巴里沿岸（埃及以西的北非沿海地带曾是海盗活动的中心。——中译者）一带的海盗船看成是有用的同伙，通过这些人的活动，在和平时期可以破坏其他国家的海上贸易，从而给他们带来好处。安德森引用了德·威特说过的一句支持这个政策的简括按语：“即使从敌人那里也不一定不能获得利益。”建议虽然简短，但他的国人却非常理解并积极遵照执行。英国人置基督教体面于不顾，纵容北非沿岸一带的海盗行为，直到法国人剿灭了这批海盗并为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止。[16]

这些汉萨城市的商业并不是国家性的，它既没有以内部生产力量的均衡优势与充分发展作为基础，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加以支持。这个同盟的各成员之间的结合极其松散，它们彼此之间为统治地位和自身利益争来斗去（或者按照瑞士人或美国人的说法是区域精神、各州利益精神），这种争夺占据主流，其力量超越了整个同盟中的爱国精神；要是有这种精神，整个同盟的共同福祉可以先于各个城市的利益而得到考虑。于是猜忌四起，背叛变节行为屡见不鲜。科隆就使英国对这个同盟的敌视变得对自己有利，汉堡也试图利用丹麦与律贝克之间发生的冲突而对自己有利。

汉萨各城市的商业并不是以商人所属地的生产与消费、农业与制造业为基础的；它们在各方面都忽视了对本属地的农业的支持，而它们的商业活动却极大地促进了外国的农业的发展。它们发现，在比利时采购成品比在自己国家建厂生产更方便。它们鼓励并促进了波兰的农业、英国的牧羊业、瑞典的冶铁业和比利时的制造业的发展。数百年来，它们奉行现代理论经济学家推荐并希望各国采用的准则，它们“只在最便宜的市场购买”。但一旦那些它们向其采购原材料或出售产品的国家把它们从其市场中赶出去时，结果不管是自己的农业还是制造业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无法利用自己的商业剩余资本，结果这些资本流入了荷兰和英国，增强了它们敌人的工业、财富和力量。这有力地证明，如果让纯私营工业自我发展，并不一定会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国力的增强。这些城市只顾追求物质财富，却完全忽视了促进自己的政治利益。在强盛时期，它们好像完全不属于德意志帝国。这些城市处处受到皇亲国戚的奉承，拥有海上主权，这一切让其国土之上自私傲慢的国民有些飘飘然。假如它们在海上力量强盛时期，能够联合德意志北部各城市，成立一个强有力的下院，与帝国中的贵族势力相抗衡，并利用帝国力量实现国家的统一——把从敦刻尔克到里加的整个沿海地带统一在一个国家之下——借此赢得和保持德国在制造业、商业与海上力量等方面的强大地位，这该有多好啊！但事实上，当治海权旁落他手之后，它们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足以让德国议会把它们的商业当做国家大事了；与此相反，德国贵族却不择手段，对这些谦卑的市民大加镇压。它们的内陆城市被逐渐纳入到了不同王侯的绝对控制之下，它们的沿海城市也因而断绝了与内地的联系。

英国避免了所有这些错误，没有重蹈覆辙。英国的商业运输和国外贸易都是建立在国内农业和工业的稳固基础之上的，它的国内贸易与国外贸易成适当比例地发展，个人自由的发展对国家团结或国家权力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在这里，皇冠、贵族和人民的利益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了巩固，实现了联合。

如果这些史实得到了充分考虑，那么人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英国人不采取和坚持自己的商业政策，那么他们的制造能力绝对不会得到广泛的提高，不会实现如此广泛的商业活动，也不会获得如此强大的海军力量。我们的回答是：不。关于英国人所以能获得现在的商业优势和力量，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商业政策，而与这个政策毫无关系的说法，在我们看来是本世纪流行的最为荒谬的论断。

假如英国人对一切放任自流，也就是如古尔奈老人所说的“放手不管，任其自由”，那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天秤商人仍在伦敦经商，比利时仍在为英国人织布，英格兰仍是汉萨商人的牧场，就像葡萄牙成了英国的葡萄园以后，由于一个狡诈的外交官的精明机智，直到今日情形依然如故。的确，假如没有商业政策，英国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当今拥有的高度市政自由与个人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是工业与财富的产物。

从这种历史角度来考虑，亚当·斯密怎不尝试从头到尾关注汉萨同盟与英国之间进行的工商业抗衡史呢？然而，亚当·斯密著作中的某些部分清楚地表明，他对于汉萨同盟衰落的前因后果并不是不了解的。“一个商人，”他说：“并不一定是某一国的公民，在哪里经商在很大程度上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只要他稍感不快，他就会把他的全部资本连同资本支持着的全部工业，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只要资本尚未使用，没有像以前那样在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变成建筑物或长期用于土地改造，那就不能说其中的任何部分的资本属于任何某一国家。据说汉萨大多数城市曾经拥有大量的财富，但除了十三、十四世纪一些模糊不清的历史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真凭实据，甚至人们都弄不清楚一些城市究竟位于何处，那些用拉丁文字命名的城市究竟属于哪些欧洲城市。”[17]

亚当·斯密对于汉萨同盟衰落的次要原因洞察深刻，却没有感到它是自己应该探究的主要原因，这是多么奇怪啊！要是只为了这个目的，那就没有必要明确那些衰败城市的旧址，或者模糊不清的编年史中的拉丁文城市名字到底属于哪些城市了，他的同胞安德森、麦克弗森、金和休谟可能会为他提供必要的解释。

一位造诣如此深厚的观察者，怎么会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很快放弃了一项结果既有趣又丰富的调查呢？除了这个原因我们看不到别的原因，即调查得出的结论可能不会支持他的绝对自由贸易原则。他肯定将面对这个事实，即英国人与汉萨商人的自由贸易往来，使英国农业脱离了野蛮状态，而英国采取的以汉萨商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为代价的保护性贸易政策，却帮助英国获得了制造业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它的《航海法》，最终获得了商业优势。

看来亚当·斯密不愿知道或承认这些事实，因为这些都属于萨伊所观察到的那类令人不快的事实，它们将被证明与他的体系完全相反。

[1]
安德森：《商业起源》，第一部分，第46页。

[2]
《国富论》，第四卷，第2章。

[3]
休谟：《英国史》，第四部分，第21章。

[4]
那时，英国国王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关税，也即出口税大于进口税的差额。出口自由以及对制造业产品征收进口税，预示着先进的工业国的英明的国家治理。北方各国政府当时的文化和治理水平相仿，就像当今的萨伯里姆港。引人关注的是，萨尔坦最近才订立了商业协议，规定对原材料和成品出口征收不高于14％的关税，对进口不高于5％。相应地，这种把税收当做其主要财政来源的制度开始运作并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些支持或者为这一制度鼓噪的政客或学者们应该前往土耳其，在那里，他们可能真的会站在时代的潮头。

[5]
在英国，汉萨商人刚开始时被称为“东方人”或东方商人，以区分那些西方商人或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从“easterling”这个词中衍生出了“先令”或“英镑先令”，“sterling”是“easterling”这个单词的缩写形式，因为以前在英国流通的所有货币均来自汉萨同盟。

[6]
休谟：《英国史》，第35章。

[7]
萨托利斯：《汉萨同盟史》。

[8]
《爱德华三世》，第5章。

[9]
德·威特：《荷兰利益》，第45页。

[10]
休谟：《英国史》，第25章。

[11]
《爱德华四世》，第4章，该法令的序言个性鲜明，我们在此禁不住要逐字逐句加以引用：“有鉴于在本届议会期间，居住在伦敦以及其他城市、城镇、自治城市、这片疆域之上和威尔士国内乡村中的那些男女技工的不断抱怨，由于一些原来国王的敌人以及那些外籍居民靠他们的秘诀和职业以及勤劳的双手生产了大量的廉价商品和工艺品，加上外国商人从大海的彼岸运到英国和威尔士的可以随时出售的大量商品，充斥了英国和威尔士的国内市场，严重冲击了这两个国家技工原来赖以生存的职业，并且这些技工到处欺骗，全然不顾英国人的职业和利益，使得所有原来居住在这片疆土的每个人普遍变得贫穷，受到了伤害，财产和生活水平的增长受到了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和威尔士技工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靠自己的秘诀和职业生存下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雇主、雇工、其他仆人和从属者都已经无所事事了。他们生活潦倒，懒散懈怠，贫穷破落，在此之前各种不便接踵而至，假如不为他们着想并及时提供良药予以补救，那他们将一蹶不振（求上帝保佑）。”

[12]
休谟，第16章。

[13]
休谟，第35章；又见黑沃德爵士：《爱德华的一生及其统治》。

[14]
休谟，第37章。

[15]
坎朴贝尔：《商船队长的生活》，第一卷，第386页。

[16]
我们的作者似乎忘记了或者非常不公地忽略了英国在艾克姆斯勋爵率领下的远征。

[17]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卷，第4章。

第3章　荷兰人

从居民特性与风俗、血统与语言，连同它们的政治联系与地理位置方面看，荷兰、法兰德斯和布拉本特都是日耳曼帝国的组成部分。查理曼大帝对这些国家周边地区的频繁造访和经常居住，对这些地区的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影响程度远远大于对德国偏僻地区的影响。此外，法兰德斯与布拉班特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特别适宜农业和制造业，就像荷兰特别适宜畜牧业和商业一样。

覆盖面广而条件优越的海运与内河航运业，极大地促进了这些沿海地区国内贸易的发展。即使在早期，这些国家中的水路运输方式就对改善农业和促进城镇发展方面产生了有利影响，并消除了阻碍它们进步和开凿人工运河的不利因素。法兰德斯的统治者先于其他德国统治者认识到了公共安全、良好道路、制造业和城市繁荣的价值，因而促进了法兰德斯的繁荣。得益于该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全力以赴、不遗余力地剿灭盗贼和野兽。随后，城乡之间商业往来变得活跃，畜牧业尤其是养羊业得到了发展，大麻、亚麻的种植面积扩大了，这一切的到来非常自然；哪里生产的原材料丰富，财产安全和交易安全得到保障，哪里生产这些原材料所需的劳动力与技能很快就会找到。同时，法兰德斯的统治者没有坐失良机，坐等国内羊毛纺织工为他们增辉，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不失时机地从国外引进了大批纺织技工。

受到汉萨同盟与荷兰之间相互贸易的支持，如同威尼斯由于工业与航运业的发达而成为南欧的商业中心那样，法兰德斯不久也就因为其毛纺织业的发展而成了北欧的商业中心。商船运输、汉萨同盟与荷兰之间的相互贸易，连同法兰德斯的制造业贸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一种真正的国家工业。这时法兰德斯制造业优势尚未遇到竞争，因此就其当时情形而言，人们认为并无必要采取商业限制政策。在此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使制造业充分发展，法兰德斯的主政者们懂得这一点，无需拜读亚当·斯密的大作。当英国国王要求罗伯特三世伯爵把苏格兰人从法兰德斯市场驱逐出去的时候，这位伯爵的回答体现了现代流行理论的态度：“法兰德斯一向认为自己是各国的自由市场，背离这个原则与其利益不符。”

法兰德斯是北欧的主要制造业地区，而布鲁日则是北欧的主要市场，这种局面维持了几个世纪，之后，它们的制造业和商业转交到了邻近的布拉班特的手中，因为法兰德斯的统治者再也不愿继续给予它们昌盛时期的优惠条件了。于是，在北欧，安特卫普成了主要商业中心，卢万则成了主要制造城市。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于是布拉班特的农业不久就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从早期的以实物交税到改用货币交税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对封建制度的限制，对布拉班特极为有利。

与此同时，荷兰人作为汉萨同盟的对手，在统一力量的领导下逐渐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为他们日后成为海上霸主奠定了基础。大自然无论失意时还是得意时都赋予了荷兰这个小国好处。荷兰人在与海洋侵袭的长期斗争中，造就了他们刻苦耐劳与冒险的精神；对他们来说，经过千辛万苦获得并保护下来的土地是他们极力珍惜和呵护的财富。受自然条件所限，荷兰人只能从事航运业、渔业以及肉类、干酪和奶油的生产，为满足他们对谷类、木材、燃料和衣料等方面的需求，他们被迫从事水上运输贸易以出口乳制品和发展渔业。

这就是为什么汉萨商人后来逐渐被荷兰人从同东北各国的贸易中排挤出去的主要原因。荷兰人需要比汉萨商人进口更多的农产品和木材，后者主要从与其城市毗邻的地区获取这些物品。比利时的制造业区靠近荷兰，附近的莱茵河流域辽阔、土壤肥沃、葡萄园遍布，通航能力极强，可以一直通到瑞士山区，这一切都对荷兰极为有利。

沿海国家的商业与繁荣取决于拥有具有通航能力的河流的大小，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通则。[1]
如果我们看看意大利的版图，就会从波河河谷的广阔而富饶土地中找到为什么威尼斯商业大大超过热那亚或比萨的自然原因。荷兰商业的主要来源是莱茵河及其支流灌溉的流域，因为该流域远比易北河及威悉河灌溉的流域土壤肥沃，所以荷兰商业必将超越汉萨各城市。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优势外，还应该加上一件幸事——彼特·鲍克尔斯发明了一种最先进的鲱鱼腌制法，这种用最好的捕捞法捕捞出来的鱼外加“鲍克尔”（以发明人的名字命名）的腌鱼法，并不外传，久久地掌握在荷兰人的手中，他们懂得如何用此法腌制质量上乘的鲱鱼，超过了其他从事海洋捕捞的同行，保证了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和有利价格。[2]
安德森说，在荷兰发明了这种腌制鱼的方法以后的数百年间，英格兰和苏格兰鱼商在与荷兰人竞争时，虽然享有大量的出口补贴，尽管价格更低，但他们的鲱鱼在国外市场上仍然找不到买主。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宗教改革前各国对海产品的消费量有多大，那么我们就会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折服：当汉萨航运业开始衰落之时，荷兰人依然每年建造两千艘新船。

比利时与巴达维亚统一在勃艮第王室的统治之下以后，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从国家统一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我们在探究荷兰同德国北部城市竞争中海上贸易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时，必须重视这一情形。在查理五世统治下，荷兰联合王国势力强大，能力超群，只要它真正理解这些力量的本质，懂得如何引导和利用这些力量，那么它就能保证它在陆地上和海上称霸世界，这些势力和能力所能发挥的作用，远比地上的所有金矿和教皇的全部恩惠与优待更加有效。

假如查理五世把西班牙王冠像一个人扔掉一块要把他拽下悬崖的石头那样的话，那么荷兰人民与德国人民的命运将会多么迥然不同啊！作为荷兰联合王国的统治者、日耳曼的皇帝、宗教改革的领袖，查理五世具备了所有必须具备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可以建立最强大的工业和商业帝国，建立史无前例的最强大的军事与海军力量——一个可以把从敦刻尔克到里加的航运业统一在一个旗帜之下的海上力量。

只需一个理念，只需运用一个人的意志，就能使德国达到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帝国的地位，使它的制造业和商业势力扩大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可能维持几个世纪长盛不衰。

查理五世及其性情乖戾的儿子所推行的政策恰恰与此相反。他们把自己放在了狂妄党派领袖的位置上，把使荷兰西班牙化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这个政策的结果已载入史册。荷兰北部的省份，由于各种先天的优越条件使其无比强大，获得了独立；而南部省份的工业、艺术和商业，则毁于执政者之手，只有那些成功地转移到他国的工业、艺术和商业才避免了灭顶之灾。这时，阿姆斯特丹已取代了安特卫普，成为了世界的商业中心。由于布拉班特骚乱，荷兰各城市早就已经吸纳了大批比利时的毛纺工，现已无足够空间接纳全部比利时的难民了，结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不移民到了英国和撒克森。

在荷兰，争取自由的斗争造就了荷兰人的海上英雄精神，对于这种精神而言，什么都不显得很难或太冒险；与此相反，狂热盲信精神衰弱了西班牙人的每一根神经。荷兰主要靠私掠西班牙尤其是劫掠运载财宝的西班牙船队而使自己富有。通过这种方式，它与伊比利亚半岛和比利时进行了大量的非法贸易。葡萄牙与西班牙结盟以后，荷兰占领了葡萄牙在东印度群岛的最重要的殖民地，而且还获得了巴西领土的一部分。到了十七世纪上半叶，荷兰在制造业、拥有殖民地数量和航海业方面超过了英国，正与当今英国在这些方面超过法国一样。但是随着英国革命的爆发，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荷兰，自由精神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公民精神，正像在所有纯粹重商贵族政体统治下的一样，一切一度进展得非常顺利，只要拥有生命和体魄，繁荣昌盛，保持物质优势，那么荷兰人就会向世人展示他们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更为深远的政治才能。他们没有意识到，只有建立在强大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得到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支持，他们已经获得的霸主地位才能得以维持。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民族精神通过君主政治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它们的工业和商业却仍然落后，荷兰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居然在制造业、商业、渔业和海军力量等方面超越了它们，成了它们的主人，为此它们感到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在英国，除了这种抵触情绪外，还有新生的共和国的勃勃朝气。《航海法》是英国这个正在崛起的新霸主向荷兰这个没落的霸主下的一封挑战书，如果爆发冲突，那么英国民族精神的力量显然要远远大于荷兰，结果也毫无疑问。

英国的例子被法国效仿了。科尔伯特估计，当时海上运输贸易使用的全部两万艘船中，约有一万六千艘属于荷兰人，这一数字与这样一个小国完全不相称。波旁王朝继承西班牙王位后，使得法国的贸易扩展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对荷兰极为不利），也同样扩展到了地中外沿岸各国。与此同时，法国对本国制造业、海运业和渔业采取的保护措施，严重地损害了荷兰的工业和商业的利益。

英国从荷兰的手中获得了荷兰同北欧各国贸易的大部分，获得了与西班牙本国及其殖民地进行的非法贸易，获得了同东、西印度群岛贸易的大部分及其渔业。但对它最严重的打击却是由1703年通过的《麦修恩条约》造成的。从此以后，荷兰对葡萄牙、葡萄牙殖民地以及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当荷兰开始失去大部分国外贸易的时候，以前汉萨城市及威尼斯曾经经历的同样结果发生了：这时，在荷兰已无用武之地的物质和精神资本，以移民或贷款的形式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从荷兰手里获取了荷兰昔日曾经一度拥有的崇高地位。

假如荷兰当初能与比利时、莱茵河流域地区和德国北部地区结盟，共同组成一个领土完整的国家，那么英法两国就难以凭借战争和商业政策，如此轻而易举地削弱它的海军力量，削弱它的国外贸易和国内工业的能力。这样一个国家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制度，然后同其他国家的商业制度进行竞争。即使由于其他国家制造业的发展而使自己的制造业遭受损失，那么它自己的国内资源，借助于在海外拓展殖民地，也完全有可能充分地弥补它由此造成的损失。荷兰的衰败是因为它这样一片狭长的海岸地带，仅仅居住着少数日耳曼渔民、海员、商人和制酪者，但却居然不自量力，妄图把自己建成一个强国，同时把自己身后的内陆地区（它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看做是国外领土，并在实际行动中表现了出来。

荷兰这个例子如同比利时、汉萨城市、意大利各共和国的例子一样告诫我们，如果它所处的公共环境不利，如果个人的大部分生产能力是从政体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力量中获得的话，那么纯粹的私营工业不足以维持整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商业、工业和财富。比利时的农业产业在奥地利统治时期再度实现了繁荣。当它与法国联合后，它的制造业恢复到了以前发达程度时的水平。在同大国的竞争中，荷兰单凭自己的实力永远不能建立和维持独立的商业制度，但是，通过（1815年）大和平之后同比利时结盟，它的国内资源、人口和领土就有了很大的增长和扩张，使它进入了大国之列，并且拥有了各种各样的巨大的生产力量。我们看到荷兰也建立了保护制度，在这个制度的影响下，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个联盟现已解体（解体的原因已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荷兰的保护制度因而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在比利时，这样的基础依然得以保留。

荷兰的殖民地和对德运输贸易使它得以继续存在，但是以后的一场大规模海战，使它轻而易举地失去了它的殖民地。德国关税同盟越是认清自己的利益之所在，以及越是要行使自己的权力，那就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把荷兰纳入关税同盟的必要性。

[1]
高品质道路的修建，甚至最近新铺的铁路，实际证实了这个通则。

[2]
最近有人说，荷兰鲱鱼之所以质量上乘，除了上面提到的与众不同的制作方法外，即用“鲍克尔”法腌制之外，出口时它们还用橡木桶装。

第4章　英国人

在描述汉萨同盟时，我们曾经说明外国贸易是如何促进了英国的农业和养羊业的发展，以及在随后的一个时期内，英国政府是如何通过接收那些逃避本国迫害的外国技工，外加培育性的措施和手段，使英国的羊毛业逐渐实现繁荣的；还有作为制造业不断进步以及伊丽莎白女王采取英明和强力措施的直接结果，英国是如何把以前被外国人垄断的全部国外贸易顺利地转入本国商人之手的。

上述第2章谈到了英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继续本意的讨论之前，让我们试着先简单评论一下英国工业的起源。

英国工业和商业强盛的来源和起源，必须要追溯到养羊业和毛纺织业的发展。

在汉萨商人初次出现在英国土地上之前，英国农业落后，技能低下，它的养羊业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由于冬季牲畜饲料短缺，结果一到秋季大量牲畜就遭到捕杀，导致牲畜存栏数和肥料严重不足。如同在所有未开化的土地上一样——如从前的德国和直到现在仍未开发的美国——养猪业是肉类的主要供应源，原因显而易见，猪无需照料，可以自己寻食，可以在荒地上和山林中觅得丰富的食物，只需保存适当数量的怀孕母猪越冬，次年春季一定会产下数量可观的猪仔。

但是随着国外贸易的增长，养猪业逐渐萎缩了，而养羊业却占了较大的比重，且农业和养牛业也迅猛发展。

休谟在其《英国史》[1]
中对十四世纪初叶的英国农业条件进行了一番有趣的描述：

“1327年，斯宾塞勋爵对他的六十三处地产进行了统计，共有两万八千只羊、一千头公牛、一千二百头母牛、五百六十匹马和两千头猪，每处地产平均饲养着四百五十只羊、三十五头牛、九匹马和三十二头猪。”

从这番陈述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即使在早期，英国羊的数量就远远超过了其他全部家畜的总和。当欧洲大陆各国的贵族们尚不知晓如何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大部分土地，而只是用于放养成群的麋鹿的时候，当他们还不懂得还有什么更体面的职业，而只是采取种种敌对行为骚扰周边的城镇和它们的商业活动的时候，英国贵族已经从养羊业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即使在早期，他们对工业以及改进农业生产方面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时，如同匈牙利最近的情形一样，羊的数量急速增加，以至于许多地产以拥有一万只到两万四千只羊而加以炫耀。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势头必将这样：在伊丽莎白女王采取措施的保护下，在以前英国国王统治时期就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毛织业应该迅速达到非常高的繁荣程度。[2]

我们在第2章中曾提及，在汉萨同盟提交给德国议会请求采取报复措施的请愿书中，它们估计英国每年的布匹出口达二十万匹。而在詹姆士一世时代，英国布匹出口总值已高达两百万镑，但是在1354年，羊毛出口总值只有二十万七千镑，而所有其他商品的出口量还不到一万六千四百镑。回到刚刚提到的那个君主时代，大量英国生产的织品，通常经过简单加工后先出口比利时，再在那里染色加工；由于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采取了保护和鼓励措施，英国纺织品的加工工艺得到了改善，从此以后，几乎不再进口国外精纺织品，仅仅出口染过色的和精加工的织品。

为全面正确评价英国商业政策结果的重要性，必须这样观察，在现代麻布、棉布、丝绸和冶铁业获得大力发展以前，纺织品是英国同欧洲各国尤其是同北欧各国、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以及东、西印度群岛贸易中最主要的交换物。当时的情形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从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中推断出来，在詹姆士一世时代，英国毛织品出口量占到英国出口总额的十分之九。[3]

纺织业的发展使英国将汉萨同盟逐出了俄罗斯、瑞典、挪威和丹麦市场，使它自己成了同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以及同东、西印度群岛之间贸易中的最大的受益者。正是这一工业促进了采煤业的发展，进而全面地促进了沿海贸易和渔业的发展，这二者是海军力量的基础，它们的发展使得著名的《航海法》得以通过成为可能，最终真正奠定了英国海上优势的基础。正是围绕着羊毛工业，英国的其他制造业才得以成长，就像围绕着一个基本主干一样。所以说，羊毛业是英国工业、商业和海军力量强大的基础。

与此同时，英国其他制造业一点也没有被忽视。

早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就已经全面禁止进口金属制品、皮革制品以及许多其他制成品，大力鼓励德国矿工与金属行业的工人移民到英国。从前，英国所用的船只不是从汉萨商人那里购买，就是在波罗的海口岸定做，但现在它一方面通过限制，另一方面通过鼓励，千方百计地促进了国内造船业的发展。

英国从波罗的海的口岸采购造船所需的木材，这样，英国向这些地区的出口贸易又得到了巨大的推动。

捕鲱鱼术是从荷兰人那里学得的，捕鲸鱼术是从比斯开湾沿岸一带的居民那里学到的，现在，奖赏政策激励了这两种渔业的发展。詹姆士一世尤其对造船业和渔业有强烈的兴趣，他不断地劝告臣民多吃鱼，尽管我们可能对此举一笑置之，但是我们必须这样说才算对他公正，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英国将来的强大依靠的是什么。此外，被腓力二世和路易十四从比利时和法国驱赶出来的新教徒技工大量移民到了英国，极大地提高了英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增加了制造业的资本。英国精纺毛织品业，还有帽子、麻布、玻璃、纸张、丝绸、钟表以及一些金属加工业等制作工艺的改进，靠的全是这些人。英国懂得如何通过禁止输入和高关税手段来促进这些工业的发展。

这个岛国从欧洲大陆各国借来了特有工业的技术，在关税制度的保护下，把这些技术根植于英国的土壤中。威尼斯不得不把玻璃制造工艺（从许多奢侈品贸易中）让了出来，同时，波斯也不得不放弃了地毯纺织与染色工艺。

一旦拥有了某个工业，英国就对其加倍呵护并高度重视，连续几个世纪持之以恒，就像对待一棵需要呵护的小树那样对待这种工业。任何一种工业，只要依靠勤勉、技能和节俭，就必将按时获利。这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早已取得农业和文明进步的国家，通过对年轻的制造业加以适当的保护，不论发展之初产品是如何地不完善、价格有多高，但通过实践、经验和国内竞争，就能很快地在各个方面赶上外国竞争对手的老产品。不论是谁，如果还不了解某种工业的成功依赖于其他工业的成功，或者还不了解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及后人应该继续前人留下的发展工业的足迹并代代相传；如果谁还这样无知，那么在他大胆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者在他斗胆向手握国家生死大权、肩负振兴国家重任的执政者进言献策之前，先请他拜读一下英国工业史吧！

在乔治一世统治时期，英国的政治家们早就认清了国家赖以强大的根据之所在。1721年英国议会开幕时，这位国王受内阁委托这样说：“很明显，出口制成品和进口外国原材料，对提高公共褔利贡献最大。”[4]

这是英国几个世纪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则，如同以前曾经是威尼斯共和国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则那样，它在今天（1841年）如同在伊丽莎白时代那样同样有效，其所产生的效果展现在世人眼前。理论家始终坚持这样的看法，即认为英国获得的财富以及实力的强大，靠的不是它的商业政策，其实即使没有这样的政策，结果也会如此。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树木已经长大成材，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这一切依靠的不是它们刚刚被栽下时支撑它们的那些棍棒和篱笆，即使没有这些，结果也会同样如此。

英国历史并非没有提供关于一个国家的一般政治政策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的结论性证据。很显然，英国制造业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人口增长，扩大了对咸鱼与煤的需求，从而极大地带动了用于渔业与沿海贸易的商船业务的发展。以前，渔业与沿海贸易牢牢地控制在了荷兰人的手中。现在，在高关税和津贴制度的激励下，英国人致力于发展渔业贸易，通过《航海法》，不但可以确保英国海员得到海上运煤业务，而且还可以保证他们控制所有海上的运输贸易。英国商船的增多，相应地增强了海军力量，使英国具备了向荷兰舰队发起挑战的能力。《航海法》通过后不久，英国和荷兰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海战，使荷兰人同英吉利海峡以外地区的各国贸易都遭受重创，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荷兰在北海与波罗的海的航运业几乎被英国全部霸占，休谟估计因此而落入英国舰队之手的荷兰船只达一千六百艘。达夫南特在其《公共收入报告》中使我们确信，在英国《航海法》通过后的二十八年间，英国的航运贸易比以前翻了一番。[5]

在《航海法》最为重要的结果中，以下这些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英国同所有北欧国家、德国和比利时的贸易（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扩大了，根据安德森的描述，在1603年以前，英国几乎完全被荷兰人排除在了同这些国家的贸易之外。

第二，广泛扩大了同西班牙与葡萄牙以及其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之间的非法贸易。

第三，英国的鲱鱼和鲸鱼捕捞业进步巨大，这在以前几乎全被荷兰人垄断。

第四，征服了在西印度群岛中最为重要的殖民地——牙买加（1655年），据此控制了西印度群岛的糖业贸易。

第五，与葡萄牙签署《麦修恩条约》（1703年），我们已经在本书讨论西班牙与葡萄牙的章节中进行了全面阐述。该条约把荷兰和德国从同葡萄牙及其殖民地之间的重要贸易中彻底排挤了出去：葡萄牙在政治上完全依赖英国，而英国则通过它同葡萄牙贸易中获得的金银，取得了同中国与东印度群岛大规模扩大其贸易往来的手段，从而为建立强大的印度帝国打下了基础，并把荷兰从最重要的贸易基地中撵了出去。

最后列举的两个结果彼此之间关系密切，英国图谋把这两个国家——葡萄牙和印度——当做使自己不断强大的工具，其间所用的技巧特别值得注意。西班牙和葡萄牙除了贵金属以外，基本上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而东方的需要，除布料外，主要需要贵金属。但是，东方国家在交易过程中主要提供的制成品只有棉织品和丝织品，这不符合我们前面提到的英国政府的原则，即出口制成品和进口原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它会满足于从同葡萄牙进行的棉织品贸易中，以及从同印度进行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贸易中获利吗？绝对不会。英国的执政者们看得比这还远。

假如他们批准印度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自由进入到英国，那么英国的棉织业和丝织业必定很快就会陷入停顿。印度不但有廉价的劳动力与便宜的原材料等优势，而且还有数百年的经验、技能和实践，在自由竞争制度下，这些优势条件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英国并不情愿为了在亚洲立足而使自己的制造业屈从于亚洲，它的努力目标是商业优势，认为在相互之间存在自由贸易关系的两个国家中，出售制成品的一国占有优势，而只能出售农产品的另一国处于劣势。英国早已在北美殖民地贯彻了这些原则，它甚至不允许这些殖民地打造一颗马掌钉，更有甚者，不允许那里打造的马掌钉出口到英国。这样一个国家，怎么会指望它放弃自己未来赖以强大的基础——制成品市场，而拱手相让给像印度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朴实勤劳、其古老的制造体系经验丰富而几近完美的民族呢？

因此，英国禁止进口自己工厂经营的商品：印度的棉织品与丝织品。[6]
这一禁令是绝对的和强制的。一根线英国也不允许用。它一根也不用这些物美价廉的织物，而更愿消费自己的那些质次价高的纺织品。然而，它却非常乐于用印度低廉的精美织物供应大陆各国，情愿把全部廉价利润让给它们，而它自己则分文不取。

英国的行为是不是痴人之举？要是根据亚当·斯密和萨伊的“价值理论”判断，确实如此。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英国理应从那些它能买到价廉物美的地方购买必需品。用高成本为自己制造那些可从其他地方买得到的商品，同时把好处让给大陆各国，简直是犯傻。

按照我们的理论，情形则恰恰与此相反。我们称这个理论为“生产能力理论”，英国执政者在未对该理论基础进行认真分析的情况下，在贯彻进口产品和出口织物原则的实践中就采用了该理论。

英国执政者不在乎获取便宜不耐用的制成品，而在乎获取昂贵但却经久耐用的制造能力。

他们如愿以偿，实现了这个目标。今天，英国能生产价值七千万英镑的棉织品和丝织品，[7]
用本国制成品供应所有欧洲国家和整个世界，包括印度在内。其国内产量价值超过了它以前同印度制成品贸易价值的五十到一百倍。

假如一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购买印度生产的廉价制成品，那么它会有何收获呢？

那些购买了它的廉价商品的国家又得到了什么呢？英国获得了力量，难以估量的力量，而其他国家却适得其反。

面对这些确凿证据、经历史证实的结果，亚当·斯密对《航海法》的评价却如此歪曲事实，这只能用一个原则加以评价，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另一章里运用同一个原则，对这位知名学者关于商业限制的荒谬结论进行解释。这些事实有悖于他关于非限制自由贸易的得意见解。因此，对他而言，有必要通过把《航海法》的效果分成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消除有可能产生的违背其原则的反对意见。他坚持说，尽管《航海法》在政治上很有必要也极为有利，但在经济上却非常不利并贻害无穷。事情的本质和经验都难以证明这样的划分的合理性，我们将在本专著中解释清楚。

萨伊，尽管美国经验也许使他加深了认识，但是他也是这样，一旦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原则相抵触的情况出现了，那么他比他的前辈的表现还过分。他计算了法国渔业津贴给每个海员造成的负担，以此证明这些津贴是多么浪费和多么无利可图。

限制航海的目的是横亘在非限制自由贸易拥护者眼前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尤其是如果这些人是口岸城市商业社会的成员，那么他们只想悄悄地绕过去。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航海限制和其他各种贸易限制一样，受同一规律的制约。只要国家的农业与制造业欠发达，在文明发展初期阶段，航海自由与外国人经营的运输贸易就总是有用的并总是受到欢迎的。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缺乏资金，经验丰富的海员短缺，它们情愿把海运业与国外贸易拱手让与他国。但是，一旦后来生产能力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并掌握了造船与航海技术，那它们就希望扩大国外贸易，并用自己的商船从事外贸，使自己成为一个海军强国。待它们自己的商船逐渐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它们感到自己已经底气十足，就具备了排挤外国人和利用自己的船只同遥远的地区进行贸易的条件了。当一个国家借助航海限制，能够成功地把那些比它们更富有、更有经验和更强大的外国人排挤出去，并且不让它们参与分享这类业务带来的好处的时候，机会就来临了。当海运与海上力量达到巅峰时，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普里斯特利博士在写下面这句话时心目中想象的进步阶段：“当取消这个条例和制定这个条例都是明智之举时，机会可能就会到来。”[8]

以后的发展情形将是这样的，即借助于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航海条约，一个国家一方面无疑可以确保自己相对于文明落后的国家的优势，使这些国家因而无法为自身考虑采取航海限制措施；另一方面，同时可以防止自己的航海从业人员数量下降，激发他们在造船业与航海术上与别的国家努力保持同步。威尼斯在争取优势的斗争中，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航海限制的措施，但是一旦已经在贸易、制造业和海运业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并达到了目的，如果还一味地坚持该措施就是愚蠢之举。因为如果继续实行航海限制的措施，那么它将在同那些沿着它的足迹不断前进的从事海运和商业活动的国家的竞争中，在造船、航海以及海员素质等方面会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因此，英国凭借它的政策，增强了海军力量，进而扩大了制造业和商业力量的范围，并且还是凭借海军的力量，它又为海上力量增添了新鲜的血液，拥有了更多的殖民地。当亚当·斯密认为《航海法》不利于英国的商业时，却承认这个条例无论如何还是增强了英国的力量。力量比财富更重要，事实的确如此。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可以开辟新的生产资源，并且因为生产力量是生产财富的树木，而硕果累累的树木比果实本身价值更高，是因为一个国家借助力量，能够继续拥有力量并获得新的财富，是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力——导致我们让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但让出我们现有的财富，而且还要让出我们的生产力量、文明、自由，不仅如此，甚至还要把我们的国家独立拱手相让给那些力量比我们强大的国家，意大利共和国、汉萨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切。

政治力量、生产力量与财富之间具有相互作用与反作用，但亚当·斯密却置这个规律于不顾就斗胆断言，说什么从商业观点看，《麦修恩条约》与《航海法》对英国毫无益处，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已经展示了英国是如何凭借实施政策获得了力量，如何凭借它的政治力量获得了生产力量，又如何凭借它的生产力量最终获得了财富。现在让我们深入一步看看，该政策的结果是，力量增强了力量，生产力量加强了生产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英国握有打开每个海洋的钥匙，在各个国家安置了岗哨：在德国是荷里格兰岛；在法国是格恩西岛和泽西岛；在北美洲是新斯科舍半岛；在中美洲是牙买加岛；在沿地中海沿岸各国是直布罗陀、马耳他和爱奥尼亚群岛。它占据了两条通往印度航线沿途的每一个战略要地，除了它一直在争取获得的苏伊士运河；它用直布罗陀控制地中海，用亚丁控制红海，用布什尔和卡拉克控制波斯湾。要想随心所欲地打开或关闭世界上任何一个海洋上的任何一条海上航线，它只需要再把达达尼尔海峡和桑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搞到手就万事大吉了。它一国的海军力量就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海军力量的总和，即使在船舶数量方面不是这样，但在战斗力方面却是如此。

就其重要性而言，英国的制造能力超过了所有的其他国家。虽然它的毛纺织品产量从詹姆士一世到现在已经增加了十倍多（达到了四千四百五十万镑），但是我们发现这一工业的另一个分支，即上世纪刚刚建立起来的棉纺织业，产值竟高达五千二百五十万镑。[9]

英国不满足于业已取得的成就，因为同其他国家相比，它的麻纺织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所以它正努力地振兴麻纺业，力争取得与上述两种纺织业同样甚至可能更高的地位，它现有的产值是一千五百五十万镑。在十四世纪，英国非常缺铁，因此它认为有必要禁止出口这种不可或缺的金属，但是在当今的十九世纪，它所产的钢铁制品超过了地球上所有的其他国家（价值三千一百万镑）。同时，它出产的煤与其他矿物质的产值达三千四百万镑。这两项的产值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金银总产值的七倍以上，后者的产值约为两亿两千万法郎，或九百万英镑。

现在它生产的丝织品产值超过了所有意大利共和国中世纪时期的产值的总和，达一千三百五十万镑。那些在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时代几乎谈不上什么的工业，现在也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例如，玻璃、瓷器与粗陶器产业，产值达一千一百万镑；铜与黄铜产业，产值达四百五十万镑；纸张、书籍、颜料与家具产业，产值达一千四百万镑。

还有，英国生产一千六百万镑的皮革制品，不计其数的其他杂品产值为一千万镑。单单啤酒与蒸馏酒制造业，其产值就达四千七百万镑，大大超过了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全国总产量。

据估算，目前联合王国的生产总值达两亿五千九百五十万镑。

由于也正是主要由于庞大的制造业的发展强化了农业的生产能力，使农业总产值超过了这一数字的一倍以上（达到了五亿三千九百万镑）。

的确，英国力量和生产能力的增强，不能全部归功于商业限制政策、《航海法》和商业条约，而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对科学和艺术的掌握。

但是，今天一百万的英国技工，怎么能完成成千上万人的工作量呢？这来自于人们对英国制成品的巨大需求，它懂得如何运用明智有利的政策，懂得在国外尤其是在它的殖民地扩大这种需求；来自于对本国工业明智和有力的保护；来自于按照《专利法》对每一项新发明的奖励；也来自于岛内由公路、运河及铁路构成的极为便利的交通设施。

英国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便利的交通产生的效果，在增强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进而增进财富、人口与政治力量方面，发挥了有力的作用。它向我们表明，一个自由、勤奋和治理有序的国家，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即使处于对外战争状态，也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意大利各共和国以前在这些方面取得的一些的所谓的成就，不过只是儿戏而已。据估计，英国用于国家生产能力方面巨大设施的支出就高达一亿一千八百万镑。

然而，英国是在它的生产能力开始增强时才着手这些工作的。从那时起，对所有观察者而言，一切都变得一清二楚：只有制造业能力有了大规模发展的国家，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只有在国内制造业与农业资源有了同步发展的国家，才能有能力承担起这些昂贵的商业设备；也只有在这样的国家，这些设备才能充分得到施展，实现如期目的。

必须承认，英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庞大财富，并非仅仅是因为国家力量的强大以及个人私利的驱动，而是因为它的人民生来爱好自由与公正，他们的活力、宗教和道德品质发挥了作用，国家的宪法、政体、政府与统治阶级的智慧和力量发挥了作用，国家的地理位置、国家的运气甚至好运，同样也发挥了作用。

很难说是物质力量对精神力量产生了较大影响，还是在它们的相互影响过程中精神力量超越了物质力量；也很难说是社会力量更加有力地作用于个人力量，还是后者更加强有力地作用于前者。但是，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即两者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关系，一组力量的增长同时促进另一组力量的增长，甚至一组力量的削弱也会殃及到另一组。

有些人想从盎格鲁－撒克逊与诺尔曼血统的混合中寻找英国崛起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应当先看一眼这个国家在爱德华三世统治之前的情形。那时国家的勤勉和节俭的好习惯到哪里去了？还有一些人希望从人民享有的宪政自由中寻找根本原因，要是他们考虑到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议会的，那就明白该怎么做才好了。都铎王朝统治时期，英国的宪政自由存在于何处？而在那时，德国和意大利各个城市却比英国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

在自由的宝库中只有一件宝物被盎格鲁－撒克逊－诺尔曼民族先于日耳曼血统的其他民族保留了下来，那就是产生了英国一切自由公正理念的基因——陪审团审判权。

当那部罗马《学说汇纂》在意大利重见天日之时，当那个出土文物（在它们的时代无疑是伟大的和充满智慧的）在欧洲大陆传播有害学说之时，我们发现英国统治者宣布，他们拒绝考虑对本国法律进行丁点儿的修改。他们没有给后代留下遗毒，这是多么明智啊！相应地，这种明智的行为将对物质生产力量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啊！

英国很早就在社会与文学领域、在政府部门与法院放弃使用拉丁语，这对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对于立法、司法、文学与工业的影响多么巨大呀！德国长期保留着拉丁文和那些外国法典，对德国的影响如何，又对现在的匈牙利产生了什么影响？火药的发明、印刷术、宗教改革以及通往印度的新航线与美洲的新发现，对英国自由、英国文明与英国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比较一下这些效果对德国和对法国产生的影响：在德国，整个德国帝国、各区之间甚至在各城市内部都充满不和，政见分歧，令人苦不堪言；文学、国家行政管理与司法处于野蛮状态；内战、迫害、流亡国外、外来入侵、人口减少、土地荒芜；城市废弃，工业、农业和贸易自由制度和公民制度衰落；贵族至高无上；皇室权力与民族精神衰退；最富裕的省份脱离帝国。在法国，为了专制政治的利益而镇压城市贵族；同宗教势力联合，反对知识自由，但与此同时，也反对国家统一和国家力量；得失兼有，但不利的是，自由和工业的退步。而在英国，城市崛起，工业、农业和商业不断进步；贵族服从本国法律，参与立法、国家行政管理与司法工作，同时也分享工业带来的利益；国内资源与国外政治力量得到发展；国内和平；影响所有欠发达社会；限制国王权力，但在皇室收入、在显赫地位与稳定等方面有保障。总之，国内呈现的是高度幸福、高度文明和高度自由，对国外则是压倒一切的势力。

但是谁能说清楚这些骄人的成就有多少应归因于英国的国民精神与政体，有多少应归因于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过去的情形，或者说有多少应归因于机遇、命运和运气？

假设让查理五世与亨利八世调换一下位置，并且由于一项可耻的离婚案的审判，可以想象得到（读者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说“想象得到”），德国和荷兰可能会发展到今天英国和西班牙的水平。假设把与腓力二世联姻的那个弱女子放在伊丽莎白的位置上，那么大不列颠的力量、文明、自由将面临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国民特性的力量可以独自决定这场伟大革命的成败，那么获得革命最大好处的岂不应该是爆发革命的那个国家即德国吗？不是这样，恰恰是德国这个国家，在这场走向进步的运动中，除了软弱无能外其他一无所获。

在欧洲各国中，英国对贵族制度的安排最为得体，这样可以保证贵族在同国王、同平民百姓的关系中能够享有个人的独立、尊严和稳定；给予他们议会培训和议会席位；把他们的活力导向爱国与国家一致的目标；引导他们把平民中的优秀分子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把每一个不论是通过精神天赋、额外财富还是伟大成就赢得声望的平民都纳入到他们的那个阶层；另一方面，让多余的贵族后裔回到平民中去，从而促成了以后的贵族与平民的融合。通过这样的精心安排，贵族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平民那里汲取新鲜的市民活力与爱国力量、科学知识与物质资源，同时贵族又把自己的一些特有的文化及独立精神归还于人民，让他们自己的后代自食其力，积极鼓励平民不断努力。就英国勋爵制度而言，不论有多少子孙后代，在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人拥有爵位，而家族中的其他成员都是平民，他们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或服务于社会，或靠经商、从事工业和农业活动而谋生。曾经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位英国公爵打算邀请家族中的所有有血缘关系的人参加宴会，但是他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因为同姓的人已不计其数，尽管他的家族仅仅在几个世纪前才开始起家。关于这方面，要写整整一部书才能充分说明这种制度对进取精神、对殖民地的开拓、对力量与自由尤其是对这个国家生产能力所产生的影响。[10]

英国的地理位置同样对国家的独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相对于欧洲大陆国家，始终自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它一直没有受到大陆邻国的敌对、偏见、自私、感情和灾祸的消极影响。这种独立状态有利于英国的政治制度，使其能够独立地完全发展；有利于宗教改革不受任何阻挠，得以顺利进行；有利于教会财产顺利地实现世俗化，事实证明，世俗化对各种工业发展都非常有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它能够维持长期和平，除了内战时期以外，它享受的和平时期长达数个世纪之久，这使它节省了大量常规军，为它早日实行统一海关制度提供了便利。

由于岛国的位置，英国不但得以免受争夺领土战争之苦，而且还可以使它的制造业霸主地位从大陆战争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大陆战争和领土遭到破坏，使战区的制造业受到了重创，其直接的作用是，战争妨碍了农民的正常耕作，毁坏了农作物，剥夺了耕作者赖以购买制成品并为制造商生产原材料和食物的手段；其间接作用是，工厂常常遭到破坏或者毁坏，阻碍了原材料品的进口和制成品的出口，并且工厂主在不得不负担额外关税和沉重赋税的同时，获得资本和劳动力也成了一件伤脑筋的事；最后，即使战后，战争造成的有害影响仍将继续延续，因为资本和个人努力都被吸引到了农业之中而离开了制造业，这给制造业造成的损害恰如战争给农民和他们的农作物造成的损害一样，不过农业倒是为资本和劳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用武之地，它比制造业能够提供的更直接、更为有利。这种情况在德国每百年发生两次，导致德国的制造业严重衰退，而英国的制造业却未受任何干扰，并且在不断进步。无论英国何时派遣军舰和军队或提供补贴，或两者兼用，积极参加海外战争，英国的制造商都可以从中得到两三倍的好处，与大陆竞争者的遭遇完全相反。

我们不能同意为非生产性支出即战争经费与维持庞大军队的支出进行辩护的辩护者的看法，也不能赞同坚持公债具有积极有利的一面的主张；但是我们也不认为主流学派的观点是正确的，该学派认为所有非直接再生产性消费——例如战争消费——绝对有害。军队装备、战争以及为这些目的所欠下的债务，就如英国的例子所告诉我们的，在某种情况下可能非常有利于一个国家生产能力的增长。严格地说，物质财富可能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但这种消费却可以刺激制造商加倍努力，争取不断有新的发现和生产技术方面的改进，尤其是生产能力的增长。这种生产能力将成为永久所得，它将不断增加，而战争开支总共只发生一次。[11]
因而可能有人会说，在像英国那样的有利条件下，一个国家从那些理论家认为非生产性支出中的所得，远远大于所失。英国的情况确实如此，可用数字说明。因为在战争期间，这个国家单从棉纺业中获得的生产能力每年产生的回报价值，就远远大于其用于支付庞大国债的利息，更不用提所有其他工业方面获得的巨大发展和殖民地财富的增加。

在欧洲大陆战争期间，当英国在欧洲大陆维持驻军或提供补贴时，英国制造业获得的好处最为明显。这些方面的所有开销都是用英国制成品支付的，英国把这些制成品运送到战区，摧毁了那些遭受战争重创的外国制造业，为英国制造业永久占据国外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做法恰如实行出口补贴，对英国人有利，对外国制造商则有害。[12]

通过这种方式，大陆各国工业在与英国为友时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与英国为敌时的损失。为支持这个说法，我们只需要提一下七年战争
和同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就可以了。

尽管前面提到的一些好处已经很多，但是就影响力而言，英国从被它的政治、宗教和地理条件吸引过来的移民身上获得的好处，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切。

早在十二世纪时，政治因素诱使法兰德斯羊毛织工移居到了威尔士。没过几个世纪，那些被放逐的意大利人来到伦敦从事货币兑换业务和银行业。我们曾在第2章里提到，在不同时期，大批制造商从法兰德斯和布拉班特涌入英国。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来的是受迫害的犹太人，从汉萨各城市和没落的威尼斯来的是商人，他们随身带来了他们的船舶、商业知识、资本以及他们的进取精神。还有更加重要的是，由于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与宗教迫害，大量资本和制造商流入了英国，并且，由于受《航海法》和《麦修恩条约》的影响，荷兰商业和工业停滞不前，导致许多商人和制造商移民到了英国。只要英国拥有自由特权、避难权，国内安定和平、法律保护以及普遍幸福，则每次政治运动和大陆上的每次战争，都能为英国带来许多新的资本和人才。近期的法国大革命和这个帝国发动的多次战争的作用均如此，西班牙、墨西哥、南美洲的政治暴动、革命的与反动的运动和战争的作用也是如此。英国凭借其《专利法》长期以来垄断着每个国家的发明天才。英国工业的发展与进步已经达到顶峰，如果这时把原从欧洲大陆获得的生产能力归还给它们一部分，那就没有比这样做更公道的了。

[1]
休谟：《英国史》，第二卷，第143页。

[2]
毫无疑问，禁止羊毛出口，且不用说对沿海羊毛市场采取的限制措施，是令人烦恼的和不公平的。是的，这些措施的采取促进了英国工业，却抑制了弗来明的工业。

[3]
休谟（1603年）；马克福赫森：《商业史》（1651年）。

[4]
参见尤斯塔利兹的《商业理论》，第18章。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乔治一世并不只想出口商品和仅仅进口硬币，这被认为是所谓的“重商制度”的基本原则，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荒谬的。他所期望的是出口制成品和进口原材料。

[5]
休谟，第五卷，第39页。

[6]
安德森，1721年。

[7]
安德森，1721年。

[8]
普里斯特利：《历史及总政策报告》，第二部分，第289页。

[9]
这些和随后的统计数字摘自英国著名统计学家麦克奎恩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839年的《爱丁堡杂志》7月号上。这些数字当时可能有些夸大，但即使如此，提到的这些数字也极有可能在最近的十年中得以实现。

[10]
作出这番评价的作者才华横溢，他的去世令人悲痛不已。在此之前，他在其《哲学书简》一书中在这方面严厉训斥了本国的贵族，贵族们将把这些训斥牢记在心。

[11]
就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英国的外债不会如此巨大进而成为邪恶的东西，只要贵族统治者承认这类负担应该由战争费用的受益者即富人承担就行。麦克奎恩预计，三个王朝统治时期的财产资本价值达四十亿英镑，马丁估计英国在殖民地的资本投资约合二十六亿英镑。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只要用九分之一的私人财产就足以支付全部的国债了，没有什么能够比用来源于收入的税收的财政拨款来支付国债利息更适合的了。然而，英国贵族们却认为，用征收来的商品消费税更便于支付这种费用，但消费税的存在加重了工人阶级的痛苦，超出了他们的忍耐限度。

[12]
见附录一。

第5章　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凭借新航线的发现带来的时来运转，迅速积聚了大量财富，而英国人则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和奔波忙碌，才在最牢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国家的繁荣。但这不过是一个中了头彩的败家子的财富，而英国人的财富却好比是一个精明强干善于勤俭持家的家长积累起来的。前者因为出手阔绰着装豪华可能一时显得比后者更令人羡慕，但它的财富只是肆意挥霍和及时行乐的手段，而后者则把财富看做是为子孙后代奠定精神和物质幸福基础的主要手段。

西班牙很早就拥有大批优质绵羊，这促使英国国王亨利一世于1172年下令禁止进口西班牙的羊毛，而在此前的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意大利羊毛织造商曾经从西班牙大量进口羊毛。在那以前的二百年，比斯开湾沿岸的居民就因冶铁业、航海业和渔业而著称，他们也是早期从事捕鲸业的人，即使在1619年，他们在这方面的技能还远远领先于英国，以至于英国请求他们派渔民到英国去，指导英国人如何从事渔业贸易中的这一独特行业。[1]

早在十世纪阿卜都拉曼三世统治时期（公元912～950年），摩尔人就已经在瓦伦西亚河流域肥沃的平原上大规模种植棉花、水稻、甘蔗和养殖桑蚕了。在摩尔人时期，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和格拉那达的棉织业和丝织业就占有重要地位。[2]
瓦伦西亚、塞哥维亚、托莱多与卡斯提尔地区的其他几个城市都以毛织业著称。历史早期，单塞维利亚就有一万六千台织机；在1552年，塞哥维亚毛织业雇用了一万三千名纺织工。其他工业，主要是武器制造业与造纸业，发展规模相仿。在科尔伯特统治时期，法国仍习惯于从西班牙采购纺织品原料。[3]
西班牙的口岸城市一度商贾云集，桅杆林立，是大规模贸易与重要渔业的集散地，至腓力二世统治时期，西班牙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总之，西班牙具备了实现富强所必须具备的全部因素，是顽固与专制联手把强大的民族精神窒息了。这种愚昧的行为起于驱逐犹太人，驱逐摩尔人则使这一行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将二百万最勤劳、最富有的居民连同他们的资本赶出了西班牙。

宗教审判在忙于驱逐本国工业的同时，也有效地阻止了外国制造商来本国安家落户。美洲大陆与沿好望角航线的发现，仅仅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短暂的表面的虚假的繁荣，实际上，这两大发现却给了它们的国家工业和国家力量致命一击。从此以后，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开始用他们从殖民地那里攫取的金银购买外国制成品，[4]
而不是像荷兰人和英国人那样先后用本国产品交换东、西印度群岛的农产品。这两个国家把本国能干而勤劳的公民转变成了奴隶贩子和殖民地的统治者，这样，它们就促进了荷兰和英国两国的工业、商业和海上势力的强大，壮大对手，进而对手摧毁了它们的舰队，掠夺了它们的财富资源。西班牙国王最后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出口硬币和进口制成品，但却以失败而告终。勤奋、进取的精神和商业只能在宗教和政治自由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金银只愿留在工业懂得如何吸引和使用它们的地方。

然而，葡萄牙在一位开明强权大臣的支持下，曾试图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初期效果令我们震惊。那个国家像西班牙一样，很早就有优质绵羊品种。斯特拉波告诉我们，葡萄牙从亚洲引进了一批良种绵羊，每只羊的价格为一塔兰特（talent，古希腊、罗马、中东等地的货币单位。——中译者）。厄勒塞拉伯爵1681年当上大臣时，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即建纺织厂，利用本地原料生产为本国和殖民地需要的商品。有了这个想法后，葡萄牙从英国引进了大批纺织工，由于采取了保护措施，纺织业迅猛发展，结果在三年以后（1684 年），禁止外国纺织品进口就切实可行了。从此以后，葡萄牙就用使用本国原材料生产的产品供应本国和其殖民地的产品需求，事业兴旺发达，长达十九年之久，英国学者提供的证据证实了这一切。[5]

的确，即使在那个时候，英国人就已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并在以后的时间里不断努力，成功地将自己的才能提高到了完美的程度。为逃避葡萄牙的关税限制，他们生产了一批标识为哔叽和棉毛的织品，然后出口到葡萄牙，这些新产品与棉织品质地略有差异，但用途却相同。但是，葡萄牙不久就识破了这一伎俩，随即下令禁止进口这类物品。[6]
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效显著。这个国家以前并不强大，又由于驱逐犹太人而流失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在国外找到了用武之地，而且这个国家还遭受了顽固势力、腐朽政治与封建贵族之害，民众自由与农业被扼杀了。[7]

但是，厄勒塞拉伯爵逝世以后，英国著名的保罗·麦修恩大使于1703年成功地说服了葡萄牙政府，称如果英国允许葡萄牙酒按低于别国所纳酒税的三分之一的税率进口，那么作为交换条件，葡萄牙则允许英国毛织品按1684年以前的税率（即百分之二十三）纳进口税，这将对葡萄牙大有裨益。由于国王希望增加关税收入，而贵族们也希望增加地租收入，于是就为该商业条约的签订提供了主要动机，英国女王（安娜）在该条约中称葡萄牙国王为“她的最老的朋友和同盟者”——她奉行的原则同当年古罗马元老院对付那些统治者的伎俩如出一辙，当时，元老院为了讨好那些不幸的统治者，密切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惯常使用这类称呼。

该条约缔结后，英国制成品迅速充斥了葡萄牙市场，直接导致了葡萄牙的制造业的突然的、彻底的崩溃，这一结果与此后与法国签订的所谓《伊甸条约》以及德国废除大陆制度所造成的后果完全一样。

据安德森证实，即使在当时，英国人就已擅长在进口报关单上做手脚，少报货物价值，结果，实际上他们缴纳的税还不到应纳税的一半。[8]

“限制取消以后，”《英国商人》一书中说：“我们成功地拿走了他们那么多的银币，而他们那里却所剩无几，已经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了，于是我们转而攻取他们的黄金。”[9]
英国人继续从事这个贸易，直到最近一个时期，他们输出了葡萄牙人从殖民地获取的全部贵金属，把其中的大部分运到东印度群岛和中国，像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那样，他们在那里把贵金属换成商品，然后运往欧洲大陆出售，以换取原材料。英国每年出口葡萄牙的量超过了从那个国家的进口量，达一百万镑。贸易顺差使汇率降低到了百分之十五，这对葡萄牙不利。“我们同葡萄牙的贸易差额同任何其他国家的相比，对我们更有利，”《英国商人》一书的作者在向那位声望显赫的公使的儿子保罗·麦修恩爵士献辞时说：“我们现在从那个国家输入的硬币已经增加到了一百五十万镑，以前只不过三十万镑。”[10]

从此以后，英国商人、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盛赞这个条约，认为是英国商业政策的杰作。安德森对影响英国商业政策的所有问题洞察清晰，向来以自己的方式非常坦率地对待这些问题，他称这个条约是“一个非常公平有利的条约”，并情不自禁地天真地
振臂高呼：“愿它永永远远持续下去！”[11]

只有亚当·斯密一人持保留态度，提出了一种与这些人们齐声赞同的论调直接对立的理论，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证明《麦修恩条约》为英国商业带来了特别的利益。现在，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舆论对这位知名人物的崇拜以及接受他的观点到了盲目的地步的话（部分极为荒谬的），那肯定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至今尚无人驳倒他前面提到的那个独特的观点。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的第四部第6章中说，因为《麦修恩条约》，英国允许葡萄牙酒只须缴纳别国同类商品应缴关税的三分之二，这是给葡萄牙人的决定性优惠，但英国人出口到葡萄牙的毛织品，却仍要和他国一样缴纳同样高的关税，所以葡萄牙人并未给予英国人任何优惠。但是，难道葡萄牙人以前不是一直从法国、荷兰、德国和比利时进口他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吗？难道英国人从此以后就没有用一种产品独自控制葡萄牙市场，而这种产品葡萄牙本身就拥有？难道他们没有找到一个使葡萄牙关税降低一半的方法吗？难道这个交换过程没有给葡萄牙酒的英国消费者百分之十五的好处吗？难道法国酒与德国酒在英国的消费还没有几乎完全停止吗？难道葡萄牙的金银没有为英国人提供从印度购买大量商品的手段，以及为他们提供用这些商品充斥整个欧洲大陆市场的手段吗？难道葡萄牙的毛织业没有几乎被彻底摧毁而使英国人受益吗？难道没有因而使葡萄牙的全部殖民地，尤其是富饶的巴西殖民地，实际上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吗？这个条约的确对葡萄牙有利，但这只是名义上的，而该条约在实际上的执行和效果上却对英国人有利。英国人随后谈判签订的所有商业条约都强调突出了类似趋势。明着讲他们是世界主义者和博爱主义者，但就其目的和努力而言，他们总是垄断者。

根据亚当·斯密的第二个观点，英国人之所以没能从这个条约中获得任何特殊好处，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把用毛织品从葡萄牙换来的钱支付给其他国家，从那里购买商品；假如他们用毛织品直接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那么这样一次交易就可以达到同葡萄牙进行两次交易的目的，这样做对他们更有利可图。真的，我们除了对这位著名公民的品格与敏锐大加赞赏之外，面对这样的论断，我们实在不得不对他的坦诚率直或清晰认知表示失望。为避免失望，我们无计可施，只能悲叹人性的软弱，他用那些荒谬有时甚至可笑的论断对人性弱点大加颂扬；他为绝对自由贸易的正当性进行辩护，这项任务本身非常高尚，显然，他已被任务的华丽搞得眼花缭乱了。

在刚才提到的论证中，下面这个陈词更令人信服或更具逻辑性：一个面包师向顾客出售面包换钱，然后用换来的钱从磨坊主那里购买面粉，这是在做不赚钱的生意，因为假如他直接用面包换面粉，通过一次而不是两次交换行为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太多的睿智，我们只要这样提示一下就行了：磨坊主也许不需要面包师供应他的那么多的面包，他自己也许懂得并在制作面包，因此如果没有这两次交易，那么面包师或许根本就无法继续经营。这就是签订条约时葡萄牙与英国两国的商业状况。葡萄牙把产品出口到南美洲换来金银，但是懒惰与无能却使自己不能制造这些商品，于是它就只好用贵金属同英国进行交换。后者不需要这些贵金属在国内流通，于是就把它们运到印度或中国，然后购入商品运到欧洲大陆出售，再然后把从那里购买的农产品、原材料或贵金属运回国内。

现在我们凭常识试问，假使葡萄牙人选择自己在本国生产的那些毛织品，或者选择从别的国家购买，那么又有谁会购买英国人出口到葡萄牙的那些纺织品呢？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既不能把这些纺织品卖给葡萄牙，也无法销往其他国家，因为英国人目前源源不断地卖给这些国家的商品，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的接纳能力。结果，英国人的纺织品的产量，必将低于他们以前卖到葡萄牙的数量；他们运到印度的金银量也势必要少于他们以前从葡萄牙那里获得的量；他们运到欧洲大陆销售的印度商品，势必也将相应地减少，因而带回国内的原材料也同比减少。

同样站不住脚的是亚当·斯密的第三个论点，他认为如果葡萄牙货币不流入英国，那么英国可能也会用其他方式满足他们对这类物品的需求。他设想，无论如何，葡萄牙一定要把手中剩余的贵金属运出去，这些贵金属也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流入英国。我们在这里假设，假如葡萄牙人为自己生产纺织品，假如他们自己把剩余的贵金属运往印度和中国，并在别的国家购买物品，那么我们试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是否会看到很多葡萄牙货币？假如葡萄牙同荷兰或法国签订了一个《麦修恩条约》，那么其结果将一模一样。毫无疑问，在这两种情况下，一小部分货币会流入到英国，但那仅仅是它靠出售原毛获得的那部分而已。总之，要是没有《麦修恩条约》，英国的制造业、商业与航海业永远也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

且不论《麦修恩条约》对英国产生的影响估计有多大，但至少有一点比较清晰，那就是就葡萄牙而言，它绝对没有为了便于农产品出口而怂恿其他国家把制成品带到葡萄牙市场同英国进行竞争的欲望。在与英国贸易的过程中，葡萄牙的农业、贸易、商业和航海业不但没有增强，反而每况愈下，逐渐衰落了。庞巴尔曾经尝试振兴这些行业，但英国的竞争使他的所有努力落空了。同时不要忘记，在葡萄牙这样一个国家，整个社会条件反对农业、工业和商业进步，商业政策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庞巴尔计划产生的些许影响证明，一个期望提高自己利益的政府，只要能先把一国社会条件造成的内部障碍清除掉，那么在保障工业利益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西班牙在腓力五世及其随后两个继位者统治期间有过同样的经历。在法国波旁王朝时期，虽然对国内工业缺乏充分保护，虽然关税法执法不严，但自从把科尔伯特的商业政策从法国移植到本国后，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都充满了生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令人难忘。[12]
乌斯塔里兹和乌洛阿[13]
关于在当时那种极端条件下取得那些成就的描述让人惊奇。因为当时的西班牙，到处都是崎岖不平的小路，没有一个地方的旅店干净整洁，没有一个地方有桥梁、运河和航运；每个省都设有关卡，闭关自守，与西班牙其他地区隔绝；每道城门都要求交皇家费；拦路抢劫和沿街乞讨成了人们追宠的正当职业，非法买卖猖獗，税收制度最为苛刻。前面提及的两位学者认为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工业和农业衰败的原因，其实，对造成这些灾害的真正原因——狂热、教士的贪婪和罪恶、贵族特权、政府专制、民众缺乏教化和自由——乌斯塔里兹和乌洛阿却不敢予以斥责。

可与同葡萄牙签订的《麦修恩条约》相提并论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于1713年与西班牙签订的《阿西安托条约》，按照该条约，英国人有权每年把一定数量的非洲黑人运往西属美洲，每艘船每年可访问波托贝洛港一次，这就为他们向这些国家走私大量货物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因此发现，在英国人签订的所有商业条约中都有一个倾向，那就是在所有他们谈判的国家中，通过给予这些国家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的明显好处，极力扩大他们制成品的销售。他们在各地的努力方向，就是通过廉价商品和长期信贷，摧毁这些国家的国内制造业能力。如果他们得不到低关税，那么他们就千方百计欺骗海关、偷税漏税、组织大规模非法走私贸易活动。我们看到，前一种办法在葡萄牙取得了成功，后一种办法则在西班牙取得了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根据从价原则征收关税对他们非常有利，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极力宣称从重量纳税原则——如普鲁士所采用的——是不明智的。

[1]
安德森，第一卷，第127页；第二卷，第350页。

[2]
西蒙：《西班牙商业和金融的回顾与展望》，刊载于《农业观察与研究》；尤斯塔利兹：《商业理论与实践》。

[3]
沙普塔尔：《论法国工业》，第二卷，第245页。

[4]
中美和南美出口葡萄牙的主要商品是贵金属。从1748年到1753年，出口额达到了一千八百万皮阿斯特。见哈姆波德著的《西班牙新政治方式论文集》，第二部，第652页。起初，在引种甘蔗、咖啡和棉花之前，来自这些地区和西印度群岛的商品占了重要消费品的大部分。

[5]
《英国商人》，第三卷，第69页。

[6]
同①，第71页。

[7]
同①，第76页。

[8]
安德森，第三卷，第67页。

[9]
《英国商人》，第三卷，第267页。

[10]
同②，第三卷，第15、20、33、38、110、253、254页。

[11]
安德森，1703年。

[12]
马克弗尔森：《商业年度报告》（1771～1774年）；为阻止外国商品进口而设置的重重障碍极大地阻碍了西班牙制造业的发展。在此之前，西班牙的进口产品已经占到了英国进口货物的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二。见布鲁汉姆：《欧洲强国殖民地政策调查》，第一部分，第421页。

[13]
乌斯塔里兹：《商业理论》；乌洛阿：《西班牙制造业的建立》。

第6章　法国人

法国同样继承了许多罗马文明的残余。日耳曼法兰克人除了爱好打猎之外不会别的，他们侵入法国之后，把许多地区长期用于耕种的良田重又变成了森林和荒地，法国拥有的一切几乎丧失殆尽。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中世纪农业取得的进步，大部分应归功于修道院，然而，修道院后来却逐渐变成了阻碍文明进步的巨大障碍。修道院里的人不像贵族那样争执不休，不以服兵役羞辱他们的仆从，仆从们的土地和家畜很少遭到抢劫和破坏。修士们喜欢过好日子，不喜欢寻衅闹事，乐于救济贫民以赢得声望和尊敬。他们应了一句老话：“寄居在权杖之下好事连连。”十字军、路易九世（圣路易）建立的市民社会与行会制度、紧邻意大利及法兰德斯的便利，对法国早期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在十四世纪，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就已经为国内消费和向英国出口提供毛织品与麻织品了。这个时候，它主要由汉萨中介代理的酒类与盐的出口贸易，也变得尤为重要。

受法兰西斯一世的影响，法国南部引进了丝织业。亨利四世喜爱这种工业，喜爱玻璃、麻和羊毛织造业；里舍列和马扎蓝喜爱丝织业，喜爱鲁昂和色当的天鹅绒、呢绒织造业，喜爱捕渔业和航运业。

美洲大陆的发现对各国产生的影响对法国最有利。大量谷物从法国西部运往西班牙；每年都有许多农民从比利牛斯山地区移民到西班牙东北部一带去寻找工作；大量的酒和盐出口到西班牙属荷兰；丝绸、天鹅绒尤其是某些奢侈品大量销往荷兰、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这些原因，早期大量西班牙金银币在法国流通。

但是法国工业的最鼎盛时期却始于科尔伯特时代。

马扎蓝去世的时候，无论是制造业、商业、航运业方面还是渔业都没有取得重要的地位，而当时法国的财政状况也是最为糟糕的。

科尔伯特有勇气单枪匹马地接受一项事业，而英国却要经过三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和两次革命的代价，才能使这一事业取得成功。他从各国招聘优秀技师和工人，购买商业秘密，采购精良机器和工具。他通过实行普遍有效的关税制度，确保本国工业拥有国内市场；通过取消或尽量限制征收省际关税，修筑公路与开凿运河，改善了国内交通。这些措施对农业比对制造业更有利，因为消费者数量因此增加了一到两倍，生产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换更加便捷也更加廉价。他接着通过降低地产直接税，简化以往征税过程中严厉苛刻的烦琐程序，平衡征税范围，最后通过采用降低利率的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只是当谷物短缺、价格居高不下时，他才禁止谷物出口。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扩大国外贸易和促进渔业的发展。他重新建立了与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的贸易，扩大了与殖民地的贸易，开辟了同北欧各国的贸易。他把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和最完美的秩序引入了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到他去世的时候，法国已经拥有毛纺织机五万台，丝织品年产值达五千万法郎；国家岁入增加了两千八百万法郎。这时法国已拥有高度发达的渔业、大批的商船和一支强大的海军。[1]

一个世纪以后，经济学家们严厉谴责了科尔伯特，认为这位政治家为促进制造业利益而牺牲了农业利益。这样的责难证明不了别的，只能证明这些权威们自己不能充分理解制造工业的本质。[2]

然而，即使说科尔伯特反对定期阻碍原材料出口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他通过鼓励国内工业的增长和进步，极大地扩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从而使农业利益获得的补偿是因他而造成的损失的十倍。如果说他与其他开明政治家应该遵照的规矩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是他明确规定了制造业新工艺，并用惩罚性法令强制制造商们接受。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措施在当时最适宜、最有利，在那时，他还要应付这样一个民族：由于长期受专制统治的压迫而变得冷漠无情，对每一项创新都有抵触情绪，即使创新是一种改善也是如此。

说什么由于科尔伯特的保护制度法国丧失了大部分国内工业，只有那个极度忽视废除《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的给胡格诺派教徒以政治平等权的法令，1685年废除。——中译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学派，才会如此这般谴责科尔伯特。这些令人伤感的措施在他去世后的三年时间内，导致法国最勤奋、最有技能、最有成就的五十万居民被迫背井离乡，结果他们把自己的工业和资本深深地植根于瑞士、德国的每一个新教区，尤其是普鲁士，还有荷兰和英国，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发展自己的工业，使他们曾经使之富裕的法国受到了双重重创。这样，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由于一个固执荡妇的阴谋诡计，毁掉了整整一代人建立起来的丰功伟业，使法国再度陷入了冷漠状态之中；与此同时，英国则在宪章的庇护下，在唤起全国人民斗志的精神的鼓舞下，正满腔热情地把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前任们创立下来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长期治理混乱，导致法国的工业与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看到英国极度的繁荣景象，激发了法国政治家的热情，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纷纷效仿英国。他们痴迷于经济学家的空洞理论，积极寻找补救措施，实行自由贸易，与科尔伯特的政策背道而驰。他们想，假如允许英国产品以优惠条件进口（百分之十二的关税），那么英国就会为法国的葡萄酒和白兰地提供一个好市场，这样，法国的繁荣就会有希望。英国对这个提议暗自窃喜，高兴地同意以所谓的1786年的《伊甸条约》的形式给予了法国一个《麦修恩条约》的第二版。结果，与同葡萄牙签订的条约的原版相比，这个翻版条约的毁灭性后果有过之而无不及。

英国人早已习惯于喝伊比利亚半岛的烈性酒，并没有使法国酒的消费量增加到预期的程度，而法国人却惊慌地意识到，他们不得不提供给英国的只不过是一些时髦花哨物品，毫无价值可言，而英国制造商提供的却是生活必需品，价格低而质量上乘，他们还提供信贷，在这些方面大大胜过了法国制造商。经过短期竞争，法国制造商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法国酿酒商获利甚微。为阻止崩溃的进程，法国政府遂终止了该条约，但唯一所获的却是不得不信服：用短短数年摧毁繁荣的制造业，要比整整一代人振兴遭到破坏的制造业容易得多。英国产品的竞争已经引起了法国人对英国商品的爱好，导致了广泛而又持久的难以遏止的非法贸易。而条约终止之后，对英国人而言，让自己的口味复而习惯于伊比利亚半岛的烈性酒并不很难。

尽管大革命的骚动与拿破仑时代连绵不断的战争不可能有利于法国工业的繁荣
，尽管在此期间法国丧失了大部分海上的贸易和全部殖民地，但由于专有自己的国内市场，由于消除了封建约束，法国帝国时期制造业的繁荣，高于革命前旧制度
下曾达到过的程度。在德国以及在大陆封锁范围内的所有国家，同样的效果随处可见。

拿破仑
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当今世界形势下，任何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就法国商业政策而言，他这一番话表达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所有的经济学家在其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我们禁不住对他的睿智感到惊讶，凭借着这种睿智，这位伟大的天才，先前从未研究过什么政治经济学体系，却能正确地理解制造业力量的本质及其重要性。他从未研究过这些体系，这对于他和他的法国而言真是万幸。“以前，”拿破仑说：
“财产只有一种类型，即拥有土地，但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型财产，即工业。”拿破仑看到并以这种方式清楚地说明了同时代经济学家没有看到的或者没有说清楚的一个论点，即一个把自己的制造业力量与农业力量紧密结合的国家，是一个比纯粹农业国无比完善、无比富有的国家。拿破仑创立并促进了法国工业教育，改善了国家信用，引进并运用了许多新发明，改进了许多工业的操作工艺，完善了国内交通运输。我们对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需更多详述，因为人们仍对这一切记得一清二楚。不过，可能在这方面的确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同时代理论家强加给这位开明而有权势的统治者的带有偏见的和不公正的评价。

随着拿破仑的下台，之前仅仅局限于非法贸易的英国竞争，此时再次踏上了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现在，我们第一次听到英国人谴责贸易保护，赞颂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而在此之前，那些务实的岛民认为该学说只适合乌托邦式的完美的理想国家。但是，公正审慎的观察者可能很轻易地就能辨别清楚，在英国这种态度的转变中，完全没有纯慈善性的感情动机因素，因为只有当所谈及的问题有利于英国向欧洲和美洲大陆出口商品时，他们才转而倾向世界主义的观点；但一旦所谈问题涉及谷物自由进口或是否允许外国商品在英国市场同英国制造业进行完全竞争时，他们就会诉诸完全不同的原则。[3]
据说，不幸的是，英国政策连续长期违背自然原则，这就人为地造就了一种局面，而对这种局面又不能突然干涉，否则必将招致产生危险和有害后果的风险。因此，要是不小心谨慎并加缜密地考虑，那么千万不要贸然尝试干涉。这是英国的不幸，而非它的错。对于所有欧美大陆国家而言，它们应该感到心满意足，它们运气好，条件优越，可以欢畅地及时分享自由贸易的恩赐。

虽然在英国旗帜的保护下或在某种程度上在英国金钱的影响下，法国的旧王朝得以再次登基，但上述观点并未得以长期流行。英国的自由贸易严重地摧残了在大陆封锁制度下曾一度繁荣壮大的法国工业，因此，保护性制度
很快就得以恢复，在这种制度的保护下，根据杜潘的证词，[4]
从1815年到1827年，法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

[1]
尼克：《圣徒科尔伯特悼词》（1773年，《全集》，第十五卷）。

[2]
见魁奈论文“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1768年），注释⑤。在这篇文章中，魁奈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批驳和指责了科尔伯特，而奈克（Necker）却用了一百页来批判科尔伯特的制度和他所取得的成就。很难说我们是否应该怀疑魁奈对工业、历史、财政的无知，或怀疑他强加给科尔伯特这位伟人的毫无根据的不实推测。另外，这位无知的梦想家不够直率，他甚至没有提及驱逐胡格诺派教徒（十六、十七世纪法国的加尔文派教徒。——中译者）的事实。他曾不顾事实真相，断言科尔伯特曾通过令人烦恼的警察法令限制谷物在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对此他不感到羞耻。

[3]
美国高等法院大法官鲍德温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在谈到坎宁—哈斯肯森自由贸易制度时，曾经精明地评价道，就像大多数英国产品一样，多数不是用于本国消费，而是用于出口。

法国和帝国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慈善学派的世界主义理论家们，比较著名的当属塞尔，为坎宁—哈斯肯森制度的宣布而欢呼雀跃。当我们呼吁人们注意这种热情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开口大笑呢还是应该痛哭流涕呢？他们欢欣鼓舞，以至于人们可能认为下一个千年即将提前到来了。但是，让我们来看看坎宁的传记是怎样介绍他对自由贸易的看法的。

“坎宁先生彻底被这个抽象原则的真实性说服了，即商业如果不受任何限制就会繁荣。但是，因为这既不是我们祖先的也不是周边国家的观念，既然结果会限制所有的商业活动，那么一系列问题就会应运而生。然而，如果随便运用抽象理论，虽然在理论上确实如此，但在实践中可能会产生危害。”（斯坦布敦：《坎宁先生的政治生命》，第三页）。

1828年，同样的策略又占了上风，休谟先生这位自由党议员感到，应该马上在议院提出，用这些策略扼杀欧洲大陆的工业。

[4]
《法国生产力量》。

第7章　德国人

在描述汉萨同盟的那一章里，我们看到德国是如何紧随意大利之后而早于其他欧洲国家，通过广泛的商业活动而实现繁荣的。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德国早期的工业环境及其发展，然后继续讲述这个国家的工业史。

在古代日耳曼，大多数土地用于畜牧和狩猎。无足轻重的原始农业抛给奴隶和妇女。自由民的唯一职业就是战争与狩猎。这些就是所有德国贵族身份的根源。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德国贵族坚持这种制度，他们压迫农业从业者，反对制造工业。作为土地的主人，浑然不知农业和制造业会给他们带来惠益。

的确，德国贵族对这一世袭职业情有独钟并根深蒂固，不愿放弃，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已经靠犁铧和织布机致富，但他们依然梦想着在议院中保留游戏与游戏规则，好像狼和绵羊、狗熊和蜜蜂可以相安无事、和睦相处那样；好像土地可以同时用于作为花园、植树和科学种田，以及用于保护野猪、麋鹿和野兔一样。

德国的农耕业长期处于原始状态，尽管德国城市与修道院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古罗马殖民地，在世俗与神职人员、王公贵族住地，在修道院四周，在帝王中意的地方和他们的势力范围所及之地，以及在渔业和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相继都涌现出了许多城镇。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城镇仅仅通过供应当地的必需品，通过国外运输贸易就能实现繁荣。一个广泛的、能够支持出口贸易的本国工业系统的成长，只能依靠大规模养羊和种植亚麻种。但是，亚麻种植意味着农业高标准，而大规模养羊需保护绵羊免遭豺狼和盗贼的侵袭。在诸侯与贵族之间以及与城镇的无休止的争斗中，这种保护难以维系，牧场常常成为主要的抢劫目标；贵族们为了狩猎的嗜好而精心保留下来的大片森林，使彻底消灭食肉野兽困难重重，成为空谈。牲畜数量很少，生命和财产缺乏安全，土地耕种者缺乏资金和自由，或者土地的拥有者对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农业不感兴趣，这一切势必使农业以及农业可能给城镇带来的繁荣，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如果适当考虑这些情况，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条件完全相反的法兰德斯和布拉班特在那么早的时候能够实现高度的自由与繁荣。

尽管存在种种障碍，但是由于有渔业、航运业和海上贸易，德国所有沿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城市都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德国南部及阿尔卑斯山麓一带的繁荣，则受到了意大利、希腊和陆上运输贸易的影响；在莱茵河、易北河、多瑙河流域的繁荣，则依靠了葡萄种植与酒类贸易，这一带土壤特别肥沃，水路交通极为便利。在中世纪时期，水路交通甚至比我们这个时代更有意义，因为陆上交通路况差，普遍不安全。

这种起源的多样性说明了德意志城市联盟的特征的多样性，如汉萨、莱茵、斯瓦比亚、荷兰、瑞士等的联盟。

尽管这些联盟借助自由精神曾经一度强大，然而它们内部却缺乏稳定的保障，缺乏团结的原则，缺乏凝固剂。贵族等级的分化和农奴制的存在，使这些联盟各自为政、不相往来，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些联盟迟早都会分崩离析，而通过当地的王侯势力，团结原则在农村得以维持。因为这些城市要是有意促进农业繁荣的话，那必将使自己黯然失色，除非它们争取同农业阶级或贵族的合作，把它们当做联盟成员。但它们缺乏达到那个目的的必不可少的高度的政治直觉与知识，它们的政治眼光很少能够超越自己的狭隘眼光的限制。

这些组织中只有瑞士联盟和七个联合省联盟真正实现了这种合作，但这也并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受形势所迫。因为这个原因，这两个联盟仍然存在。瑞士联盟只不过是一个由德意志帝国一些城市组成的联合体，是由居住在中间地带的自由人建立起来并凝聚在一起的联盟。

其他联盟城市的人愚蠢傲慢，蔑视农村人，宁愿乐于使农村人处于附属地位，也不愿农村人达到和他们同样的水平，这些原因导致了德国其他城市联盟的衰落。

这些城市只有通过世袭王室势力，才能实现统一。但是在德国，这种权力掌握在诸侯手中，它们为了不使其专横统治受到制约，为了使各个城市以及一些弱小的贵族处于服从地位，它们对阻止世袭帝国的成立更感兴趣。

因此，德国的国王们一如既往地坚持罗马帝国的观念。只有是军队首脑时，皇帝才能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只有参战时，才能把各路诸侯和众多城市号召到自己的旗下。因此，公民自由在德国受到了保护，而在意大利却受到了敌视。

但是，对罗马的连续远征，不但进一步削弱了德国国王的王权，而且也削弱了那些王朝的力量。本来，在帝国范围以内，在这个国家的心脏，很有可能通过那些王朝建成一个统一的集权。但是，统一集权的核心随着霍恩斯托芬王朝的覆灭而分崩离析了。

哈布斯堡王朝原本非常衰败和软弱无能，当它意识到自己已无力巩固国家的集权的时候，被迫利用国民的力量征服其他种族，在德意志帝国东南部边陲地区建立了一个巩固的世袭君主政体，而勃兰登堡的侯爵们则在东北部地区效仿了这一政策。这样，在德意志的东南部和东北部地区建立了以统治异族为主体的世袭制领地，在西南部和西北部则出现了两个共和国，它们逐渐与祖国越来越疏远；而在帝国的中心地区，解体、衰败和分裂活动愈演愈烈。火药与印刷术的发明、《罗马法》的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美洲大陆和通往印度新航线的发现，才宣告了德国的不幸的结束。

我们曾经描述过的知识、社会和经济革命，引起了帝国成员之间的分歧和分裂，引起了各诸侯之间的相互倾轧，引起了各城市之间的不和，甚至引起了各个城市行会之间以及各个相邻等级之间的分裂。这时，全国的力量都已经偏离了对工业、农业、贸易和航运的发展的追求，偏离了对殖民地的获取，偏离了对国内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偏离了一切有实质意义的改进，人民为宗教教义与教派继承争斗不休。

与此同时，汉萨同盟与威尼斯也开始衰落了，德国的批发贸易、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各个城市的权力和自由也随之衰落了。

随后爆发了三十年战争（欧洲1618～1648年间的一连串战争，起因是德国天主教与新教之争，后来瑞典、法国和西班牙也被迫卷入了其中。——中译者），使德国的全部领土和所有城市都遭到了破坏。荷兰和瑞士从联盟中分裂了出去，而帝国的一些最美丽的省份却被法国征服了。以前个别城市的实力曾一度超过了全国，如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奥格斯堡，如今却由于拥有常备军而陷入了虚弱的状态。

假如在这场革命之前各个城市和王室权力更加巩固，假如一个只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国王完全控制着宗教改革，能够从统一、权力和自由的利益出发进行改革，那么，德国的农业、工业和贸易的发展状况将有天壤之别。与诸如此类的考虑比较，看起来那种把国家的物质福祉完全归功于个人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多么可怜和不切实际啊，该理论完全不顾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个人的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罗马法》的采用削弱了德国的实力，受害的程度最为严重，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它给个人法律地位和人际关系造成的不可言表的混乱状态还不是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更为有害的是，该理论造就了一个在精神上和语言上有别于普通大众的由学者和法学家组成的社会阶层，他们对待人民就像对待法盲和未成年人那样，否定一切合理的人类共识的权威，并处处故弄玄虚和哗众取宠；他们专横跋扈，依仗权势，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他们到处宣扬自己的理论，处处维护自己的利益，啮噬自由的根基。因此我们看到，即使到了18世纪初期，德国的文学和语言依然不规范，国家的立法和执法依然不规范，农业依然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工业与各种贸易大幅下滑，国家凝聚力缺乏，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各方面都软弱无能。

德国人仅仅保留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品质，他们爱好勤劳，崇尚秩序，厉行勤俭，举止稳健，他们在从事研究和经营事业时吃苦耐劳、意志坚强，他们追求完美、孜孜不倦、诚实进取，他们道德高尚、处事深谋远虑、虑事缜密周到。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样都具有同样的品质。当国民性几乎遭到彻底摧毁而待形势稍稍恢复平静之后，人们就开始在某些个别的、孤立的范围内建立秩序，不断改进并有所进步。他们珍视教育、礼貌、宗教、艺术和科学，这种热情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极为罕见。绝对权力被恰如其分或更有利地用于大众教化、秩序和道德，被用于改造陋习、改善公众福祉，这些做法在任何其他地方也极为罕见。

德国各届政府都把教会土地改为俗用，将全部所得自觉地用于教育和指导国民，用于艺术和科学，以及用于道德建设和公用事业，这一切无疑地奠定了德国国民性的振兴基础。通过这些措施，光明冲破了黑暗，照耀到了国家行政和司法管理领域，照耀到了教育和文学领域，照耀到了农业、工业和商业领域，尤其是照耀到了普通大众的头上。因此，德国的发展方式完全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国家。在其他国家，高度的精神文明是随着物质生产力的演变而发展起来的，而德国的物质生产能力的增强，主要是先前知识发展的产物。因此，当今德国的整个文化是理论性的。因此，其他国家在我们德国人的性格特征中看到了许多不切实际而稀奇古怪的特性。

此时的德国人就像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手和脚，却首先在理论上学会了站立和行走、吃饭和喝水、发笑和哭泣，然后把理论付诸实践，由此便产生了德式的哲学预见体系与世界主义梦想。于是，没能融入当今世界事务的这些非凡才智就不断努力，争取在推测领域中进行实践。因此，我们也发现，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学说在德国受到了极力推崇，胜过了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还有，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没人追赶时尚，彻底信奉坎宁先生和赫斯基森先生的世界主义学说。

德国制造业的最初进步应该归功于《南特敕令》的废除，归功于大批难民，这一疯狂措施强迫这些难民背井离乡，移民的足迹几乎遍及德国各个角落，在各地纷纷建起了羊毛、丝绸、珠宝、帽子、玻璃、瓷器和手套等行业以及各种工业。

在德国，首先采取政府性的促进制造业的措施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奥地利，是在查理六世和玛丽亚·赛里萨统治时期，但在约瑟夫二世时期，措施更加到位。奥地利以前由于驱逐新教徒而损失惨重，后来新教徒却成为了它的最勤奋的公民，它通过促进教化和精神文化，努力使自己的后来与过去区别开来，但收效如何还难以确定。后来，由于保护性关税、养羊业的进步、道路的改善以及其他鼓励性措施的缘故，即使在玛丽亚·赛里萨统治时期，它的工业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在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这项工作甚至得到了更为有力的推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初，实在不能称结果如何，因为这位皇帝习性不改，在推进这项计划时就像实施其他改革方案那样性情急躁和鲁莽行事，因为奥地利与其他各邦相比，其状况仍然相当落后。这里的情形和其他地方的情形也一样，为使保护性关税带来好处，不至于成为扰乱现状的因素，刚开始时一定不要定得过高。但是这个制度持续越久，它所彰显的明智就越清晰明了。奥地利的工业繁荣和农业欣欣向荣，都应归功于这种关税制度。

普鲁士工业在三十年战争
中遭受的损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严重。它最重要的工业，勃兰登堡辖区内的毛纺织业，几乎遭到了完全破坏。大多数纺织工人移民到了萨克森，而此时英国的进口阻止了所有竞争。现在，对普鲁士有利的是《南特敕令》的废除以及巴拉丁和萨尔茨堡对新教徒的迫害。这位伟大的选帝侯一眼就看明白了伊丽莎白女王在他之前早就认识清楚一切了。由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批逃亡者来到普鲁士，发展了这片土地上的农业和工业，建立了许多制造业，科学和艺术也得到了发展。他的所有后任都步其后尘，没有一人比这位伟大的国王热情更高涨的了——他在和平时期实行的政策胜于其后任在战争时期采取的政策。腓特烈二世采取的措施数不胜数，需用大量篇幅加以详述。通过这些措施，腓特烈二世吸引了大批国外的农业从业者，大片荒芜土地被开垦成了耕地，开辟出了牧场，种植了牧草、蔬菜、土豆和烟草；改善了羊、牛和马的饲养方式，使用无机肥，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创立了有利于农民阶级的资本和信用。除了这些直接措施之外，还由于设立关税制度、改进运输工具以及建立银行的缘故，促成了许多制造业的建立，从而间接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尽管该国的地理位置、境内各省相互分离且各自为政不利于这些措施的全面贯彻，尽管这里与一些大邦相比更能明显地感到海关封锁线——即非法贸易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带来的不利影响，然而这些大邦地域集中，受到了海洋、河流和山脉等边界线的有效保护。

同时，我们绝不会以赞美为借口为该制度的错误进行辩护，例如对原材料出口强加的限制。这个制度尽管仍然有这些错误，但它却使国家工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任何一位开明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家都不会斗胆提出质疑。

如果任何人不存偏见，未被虚假的理论所蒙蔽，那就一定能清楚地看到，普鲁士之所以能够立于欧洲强国之林，主要并不是靠征服，而是得益于它所采取的促进工业、农业和商业利益的英明政策，得益于在文学和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而这一切都是一位伟大的天才的杰作。

然而，这位国王并不是受自由制度的活力的支持，而是仅仅受到一种行政制度的支持，这种制度井然有序并非常实用，但无疑受到了世袭官僚制度的死板的机械常规般的制约。

而几个世纪以来，德国其他地区一直受自由贸易的影响，就是说，全世界可以畅通无阻地把制成品输入德国，但却没有一个国家同意准许德国制成品输入其他国家。虽然这一规律也有例外，但却寥寥无几。不过，并不能因此而断言，这个学派关于自由贸易会带来的巨大利益的预见和诺言已经得到了这个国家实践的检验，因为随处可见这场运动带来的是退步而不是进步。有些城市如奥格斯堡、纽伦堡、缅因兹、科隆等等，人口已不足以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甚至有时仅仅为了抛掉手中一些毫无价值的剩余产品而常常要大动干戈。

法国革命之后爆发了一连串战争，战争使英国的补贴增加了，竞争力增强了。因此，伴随着农业繁荣，制造业出现了新的下滑趋势，而这种农业繁荣也仅仅是表面的和短暂的。

接着是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这标志着德国和法国工业史的新纪元，尽管亚当·斯密最知名的学生萨伊先生谴责该政策是一场灾难。不管理论家，尤其是英国人，可能极力反对这项政策，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史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因为当时所有统计著作中都有大量事实为证——由于采取了这项政策，德国各种工业首次取得了重大进步；[1]
德国也是从那时起改进养羊业并得以普及和成功的；也正是从那时起，德国改善交通设施的效果才真正显现出来。但是，德国也的确失去了大部分原有的出口贸易，尤其是麻布出口。然而得远大于失，尤其是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制造业的建设而言，它们的制造业先于德国其他各邦得以建立。

但是，伴随着和平的回归，英国制造商再度同德国人展开了可怕的竞争；因为在相互封锁期间，这个岛国由于受益于新发明以及数额巨大和近乎于专营的对外出口贸易，它的制造业已经远远超过了德国。由于这个缘故和获得的巨额资本，英国居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与德国相比，它可以以低价出售高品质的商品，提供较长期的信用，而德国才刚刚开始同困难作斗争。结果，德国普遍出现了衰败的迹象，到处可闻哀叹之声，尤其是莱茵河下游的各省区，这些地区以前属于法国，这时却被排除在了法国市场之外。另外，普鲁士的关税制度已经朝着绝对自由贸易的方向发生了许多变化，已经无法提供有效的保护而抵抗英国的竞争了。同时，普鲁士的官僚作风长期对国内的呼救之声置之不理，其官员们上大学时深深地受到了亚当·斯密的理论的影响，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及时感觉到时代的需要。在普鲁士甚至还有一批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胸怀大志，企图复兴那个早已被驳倒了的“重农”制度。事实证明，事物本质的力量远远强于理论的力量。在有些地区，制造商仍然向往先前同法国的那种状态，他们的现状令人同情，如果对他们发出的痛苦呼声长期置若罔闻的话，那么终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这时盛传一种观点，认为英国政府为了把大陆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之中，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支持一项计划，准备用制成品充斥欧洲大陆市场。虽然有人认为这个观点荒诞无稽，但是这种看法能够产生并广为流传是很自然的。首先因为这种泛滥确实发生过，并且看上去似乎是精心策划的；其次是大名鼎鼎的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先生（后来成了布鲁阿姆勋爵）曾于1815年公开宣称：“为了把外国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之中，英国制成品出口即使蒙受损失也值得。”[2]
因为这位勋爵是举世闻名的博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所以十年后国会议员、极力推崇自由主义的休谟先生几乎用同样的措辞重复了他的这个观点：“大陆工业可能被捏死在花苞之中。”

普鲁士制造商们的呼吁终于盼到了回音，但为时已晚。我们必须承认，年复一年的拼死搏斗是多么痛苦啊！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呼吁终究还是有了好的结果。普鲁士在1818年的关税给出了答案，不但满足了当时普鲁士工业的所有要求，而且丝毫没有过分扩大保护原则或没有过分干涉有利于本国与国外的贸易交往活动。它的税率标准远远低于英国和法国的税率，这样做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时并不存在从限制制度逐渐向保护制度过渡的问题，而只存在从（所谓的）自由贸易制度向贸易保护制度过渡的问题。从整体上看，这个制度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大多数商品的税率是按商品的重量而不是按价值计算的。通过这种办法，不但避免了走私及价值低报的问题，而且还达到了一个重大目标：一般消费品在任何国家都易于生产，由于数量巨大，所以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并且对这类物品的进口税率也定得最高；有些物品因其精细贵重难以在国内生产，有些则易于走私，对于这类商品的保护性关税就逐级降低。

但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普鲁士的这种按重量征税的办法必然使邻近的德意志各邦的贸易受到了影响，其受害程度远远大于同其他国家的贸易。这些小邦本来就已经被排除在了奥地利、法国与英国市场之外，这时又几乎被完全排除在了普鲁士市场之外，因此它们受到的打击更大，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完全或大部分都被包围在了普鲁士所属的各省之中。

这些措施虽然抚慰了普鲁士的制造商，但德意志的其他各邦的制造商的竭力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另外，奥地利不久前开始对它们的商品出口意大利采取了限制措施，尤其是上斯瓦比亚地区出产的麻布。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因处处受限，只能局限在非常狭长的地带，彼此之间的层层关卡又使它们互相隔绝，因此，这些国家的制造商几乎陷入了绝望之中。

正是这种紧迫形势促使德国五六千名制造商和商人，于1819年利用在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春季交易会之际，成立了一个私人同盟，旨在一方面取消德意志各邦各自的关税，另一方面争取在德意志境内建立全国统一的贸易与海关制度。

这个同盟后来正式宣告成立。它的协会章程曾呈交议会及德国各邦的领导人与政府，请求批准。在德意志的各邦都指定当地联络员，而各邦在各省又都设置联络员。每一个成员与联络员都尽心尽力，力争促使同盟目标得以实现。纽伦堡市被选为总部所在地，授权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在一位顾问的指导下领导同盟工作，本书的作者也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交易情况和中央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均需在同盟办的《德国商业和工业利益组织周刊》上予以公布，与同盟目标相关的一些看法、建议、专题论文以及统计资料等也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该同盟每年定期在法兰克福春季交易会期间召开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关于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

同盟向德国国会递交了请愿书，在陈述了该组织所提出的各项措施的必要性及它的期望之后，在纽伦堡的中央委员会便开始工作，它们派代表到各邦政府，并派一位代表参加1820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各邦全权大臣会议。这次会议至少取得了一点成就，那就是德意志若干次级的、较小的邦同意另外在达姆施塔特就协会成立的目的单独召开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是：第一，促使瓦敦堡与巴伐利亚结盟。第二，某些德意志邦与普鲁士结盟。第三，德意志邦的中部地区的若干邦结盟。第四，主要在科塔（Cotta）男爵的努力下，使上述三个联盟统一在了一个总的关税同盟之下。至此，整个德意志，除了奥地利、两个梅克伦堡、汉诺威与汉萨诸城市之外，已经联合在了一个关税同盟之下，在同盟范围内取消了各成员之间原来的各不相同的税制，设立了统一的对外关税，各邦根据人口数量按比例
分配所征收的税款。

实质上，这个同盟订立的税制与1818年普鲁士订立的税制均相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适度的保护性关税。

因为税制统一，所以组成同盟的德意志各邦在工业、贸易和农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
这个制度对法国的影响一定不同于对德国的影响，因为德国几乎被排斥在法国的市场之外，而德国的市场却对所有法国制造商开放。

[2]
提交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商业和制造业委员会报告》，1816年2月13日。

第8章　俄国人

俄国文明与工业的早期进步，靠的是同希腊的交往，靠的是汉萨各个城市与诺夫戈罗德市的贸易，以及（在诺夫戈罗德市被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破坏以后）发现白海沿岸水上航线以后开始的与英国和荷兰两国之间的贸易。

但是，俄国工业尤其是俄国文明的巨大进步始于彼得大帝时期。俄国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强有力地证明，国家团结与政治形势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福祉可以产生巨大影响。

俄国制造业的基础、农业和人口的迅猛增长、通过开凿运河和修筑道路实现的国内便利的交通、大规模的国外贸易以及商业强国地位的获得，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俄国帝国的力量，因为它建立并巩固了由无数未开化游牧民族组成的联盟。

然而，俄国独立商业制度仅仅开始于1821年。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由于她给外国技工与制造商提供的优惠待遇，商业和制造业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由于国家文化制度尚不完善，无法使俄国制造业超越初级阶段，因而仍然从事着冶铁业、玻璃业和麻纺织业等，尤其是那些依赖于国内丰富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的工业产业。

此外，在当时，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无助于国家的经济利益。假使当时外国能从俄国购买大量粮食、原材料以及它所能供应的一些初级产品，假使没有发生战争以及一些国外事件的干扰，那么俄国借助于同一些比它先进的国家的交往就可能会实现更大的繁荣，这类交往可使它的文化取得比在先前更大的进步。但是，战争、大陆封锁以及外国商业规定，逼迫它寻找其他的办法，而不是仅仅依靠通过出口原材料和进口制成品达到实现繁荣的目的。新的做法干扰了俄国原有的海上商贸关系，它与西部大陆的陆路贸易无法弥补这些损失，因而它发现有必要利用自己的原材料。待大和平实现以后，回到旧制度的愿望又出现了，政府甚至沙皇本人，都倾向于赞成自由贸易。在俄国，斯托哈先生的著作就像萨伊先生的著作在德国那样享有崇高的威望。俄国在大陆封锁期间国内制造业得到了发展，后来由于受到英国竞争而损失惨重，人们对这样的初次打击并没有警觉。理论家认为，假如暂且忍受这种打击，自由贸易的好处将紧随其后。当时商业世界的环境的确对这种转变极为有利。西欧粮食歉收，俄国农产品得以大量出口，因此，俄国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获得了平衡大量制成品进口的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当西欧对俄国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停止时，当英国为了贵族利益而限制谷物进口、为了加拿大的利益而限制木材进口时，便使俄国感到了双重困境：本国制造业遭到破坏，外国制成品超量进口。以前的人们以及斯托哈先生，都把贸易平衡看做是幻想，认为要是一个理智的、开明的人相信贸易平衡的存在，那么比十七世纪相信魔术、妖法更令人无法忍受和更加荒诞无稽，现在人们惊讶地看到，独立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贸易平衡这样一种自然的状况。俄国最开明的、眼光最敏锐的政治家涅塞尔罗德伯爵毫不犹豫地承认他相信这个说法。他在1821年的一个信函中这样说：“俄国发现它自己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一种独立的贸易制度；帝国的产品连一个国外市场也找不到，国内制造业已经崩溃或濒临崩溃，这个国家的所有资金都流向国外，实力最雄厚的商行濒临破产。”

俄国保护性制度所产生的有利效果与恢复自由贸易后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同样足以使人们不再相信那些理论家的原则与论断。外国资本、人才技能与劳力，从所有文明之地尤其是英国和德国，流入到了这个国家，并分享国内制造业提供的好处。

总体上讲，俄国的贵族模仿了帝国的政策。既然他们不能为自己的产品获得国外市场，那么他们就试图反过来解决这个问题，把市场带到产品周边地区——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设厂。由于新成立的毛纺织厂对细羊毛的需求，养羊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国外贸易不降反增，尤其对中国、波斯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国家的贸易。商业危机彻底消除，只要看一看俄国商业大臣最近的报告就会令人信服，俄国繁荣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个制度，它正在不断努力，增加国家财富，增强国家实力。

德国人不努力争取进步，抱怨由此给德国东北地区造成的损害，实在是愚蠢之举。每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都有自己的利益。没人要求俄国人去关心德国的福祉或者德国人必须关心德国，俄国人必须关心俄国。把世界主义制度扔进火中，吸取俄国的教训，而不是抱怨，然后希望、等待和期盼未来自由贸易这个救世主的青睐，这样做效果更佳。

英国用嫉妒的眼光看待俄国的这一商业政策非常自然。俄国凭借这一个政策，把自己从英国那里解救了出来，并使自己具备了在亚洲同英国进行竞争的条件。尽管英国制成品便宜，但这一有利条件将被俄罗斯帝国同中亚贸易中所处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政治影响所超越。虽然与欧洲相比，俄国依然不过是一个略显文明的国家，但与亚洲比较，它就是一个文明国家了。

同时，不能否认，俄国文明和政治制度的缺陷将严重制约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假如帝国政府不实行有效的城市和地方行政制度，逐步限制并最后取消农奴制，形成有文化的中产阶级与自由的农民阶级，改善国内交通的运输状况及同中亚地区进行贸易的交通条件，使它的政治状况和工业成功地实现相互协调，那么情况将更严重。这些问题都要求俄国在本世纪内必须予以解决，它们是俄国农业、工业、贸易、航运业和海军力量进一步发展所依赖的条件。但是，要使这类改革成为可能并切合实际，那么俄国贵族们首先必须懂得并感到，这类改革将最大限度地改善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

第9章　美国人

我们在对欧洲各国——除了那些没有什么可借鉴意义的国家之外——的商业政策进行了历史性考察之后，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大西洋彼岸那个殖民地民族，我们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民族由原来完全依赖祖国、分散为多个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政治联盟的殖民地，发展成为了一个团结的、有组织的、自由的、强大的、勤奋的、富裕的和独立的国家，到我们的孙子那一代时，这个国家可能上升为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商业强国。就我们研究的问题而言，再没有什么比北美的商业和工业历史更具有启发意义了，因为它的发展进程迅猛，自由贸易阶段和保护贸易阶段紧密相连，结果一目了然，分界一清二楚，整个国民工业和国家行政管理机器的运转都展现在了观察者的眼前。

祖国完全束缚着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和工业的发展，除了家庭工业和一般手工业之外，不许它们拥有任何其他制造业。甚至到了1750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制帽厂曾成了英国议会轰动一时的事件，引起了英国人的猜忌，遂宣布北美的任何制造业都是“公共妨碍”，冶铁业也不例外，尽管该国拥有最丰富的冶铁业所需的全部原材料。甚至在最近，即1770年，新英格兰人发展制造业的尝试也引起了查坦这位大人的不安，他宣布，连一个马掌钉也不允许殖民地生产。

首先指出这种政策不公之处的功劳当属亚当·斯密。

祖国对所有制造工业的垄断是美国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茶税仅仅为革命的爆发提供了一个机会。

脱离了受限制状态，拥有丰富的制造业生产所需的物质与知识资源，已经脱离了原来供应它们制成品并购买它们农产品的那个国家，被迫依靠自己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全部需求。战争期间北美自由之州的各种制造业都受到了强有力的鼓励，进而使农业受益匪浅，尽管这场战争使农业负担加重并遭到了严重破坏，但这些州的地价和工资仍然上涨迅速。但是，在《巴黎和约》之后，这些自由州不完善的制度使它们没有可能实行统一的商业制度，结果使英国的制成品得以重新自由进入，同美国新建立的制造业展开竞争，这时后者实力不足，难以承受，结果战争期间实现的繁荣景象迅速消逝，比兴起还来得快。在危机过后，一位美国国会演说家说：“我们的确是按照当代理论家的建议，从我们能够买到最便宜货的地方买东西，结果外国商品在我们的市场上泛滥成灾；英国商品的价格在我们的口岸城市比在利物浦或伦敦的还要低。我们的制造业正在遭到破坏，我们的商人，即使那些曾指望靠做进口贸易致富的人，也破产了；这些原因对农业极为不利，土地财产普遍贬值，相应地，破产现象普遍存在，就连我们的土地所有者也难以幸免。”

这种情形绝不是暂时的，它从《巴黎和约》的缔结一直持续到了美国联邦《宪法》的制定，它比任何其他情形的作用都大，使自由州之间的团结更加密切，促使它们把维持统一商业政策的全部权力都交给了国会。国会淹没在了各州——纽约与南卡罗来纳也不例外——纷纷请求采取有利于国内制造业的保护性措施的一片呼声之中；华盛顿总统就职当天，穿了一套用国产衣料制作的套装，当时纽约的一个记者这样说：“干净利落，落落大方，令人耳目一新，这位伟人就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给他所有的后任者和将来的立法者上了一堂关于如何促进这个国家福祉的令人难忘的一课。”虽然美国最初（1789年）只对大多数意义重大的制成品征收轻微的进口税，但是在实行的最初几年里就产生了有利影响，使华盛顿能够在1791年的《国情咨文》中对国内制造业、农业和贸易欣欣向荣的景象表示庆贺。

不久，这种保护制度的不足之处就显露出来了，因为英国制造商改进了的生产方式具有优势，他们轻而易举地克服了低税率给他们造成的影响。国会的确曾把重要制成品的进口税提高到了百分之十五，但直到1804年，才为了弥补关税不足而被迫实施。在此之前，国内制造商极力呼吁采取更多的保护措施，但是，反对他们的利益集团同样坚持自由贸易的好处和高进口关税的害处。

与这个国家的制造商取得的些许进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国家的航运条件得到了改善，在詹姆斯·麦迪逊的提议下，航运业自1789年以来得到了有效保护，商船的吨位从1789年的二十万吨增加到了1801年的一百多万吨。在1804年新税率的保护下，美国制造业仅仅能勉强维持与英国制造业相抗衡，这之前，英国制造业已经不断完善，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如果不是得到了禁运令和1812年宣战的帮助，那么毫无疑问，美国制造业将不得不彻底屈从于英国的竞争。如同独立战争时期那样，由于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美国制造业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不但满足了国内需求，而且不久就开始向国外出口。根据美国贸易和工业委员会1815年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单毛织业与棉织业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就达十万，年产值高达六千多万美元。如同独立战争期间一样，制造业能力增强的必然结果是导致所有物品的价格迅速上涨，不但商品价格与工资，就连地产价格也随之上涨，因此土地所有者、劳动者以及所有从事国内贸易的人的腰包都鼓了起来。

《根特和约》以后，国会受到1786年经历的警示，规定第一年把以前的进口税率提高一倍，在此期间，国家继续保持繁荣。但是，迫于强有力的同制造商利益截然相反的私人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在一些理论家论调的劝说下，国会重新于1816年决定大幅度降低进口税，于是，1786～1789年间所经历过的外部竞争所产生的同样后果又重新出现了，即制造业崩溃、产品滞销、地产贬值、土地所有者普遍灾难重重等。这个国家在战争时期再度享受到了和平时期的好光景之后，而后却再度在和平时期遭受到了比任何最残酷的战争期间造成的灾难还要大的灾难。直到1824年，当发现英国《谷物法》对它们不明智的行为产生了不利影响的时候，美国中部、北部与西部各州的农业利益集团才被迫同制造业集团联合起来，国会这时才适当提高了关税。但是，由于赫斯基森先生为了削弱新税率对英国竞争的效力，立即提出了抵制措施，不久新税率即被证明不够有效，经过激烈的斗争，国会不得不于1828年对税率进行补充并获通过。

最近发表的马萨诸塞州官方统计数字[1]
可以让人们对保护制度下的美国，尤其是中部及北部各州的制造业发展之初的情景有个基本了解，尽管1828年曾修改了税率制度。1837年，该州（马萨诸塞）共有282家纱厂，开工锭数565031，雇用4997个男工和14 757个女工，用37275917磅棉花织出了126000000码棉织品，价值达13056659美元，占用资金14369719美元。

毛纺织业共有192家工厂，拥有501台机器，雇用了3612名男操作工和3485名女操作工，用10858988磅羊毛织出了11313426码毛织品，价值达10399807美元，占用资金5770750美元。

总共制造了16689877双鞋子和靴子（大部分鞋子出口到了西部各州），产值达14642520美元。

其他制造业的情况大体与上述制造业相仿。

这个州的工业产量的综合价值（减去造船业）达86000000美元，占用资金约为60000000美元。

（男性）操作工117352名；（1837年）全州居民总数为701331人。

从事制造业的居民没有不幸、残暴和犯罪；相反，工厂里无数的男女工人都有最严格的道德品质，服装整洁。工厂建立了图书馆，为工人提供了实用而富有寓意的书籍；工作轻松，食物精美，营养丰富。大多数女工都为自己储蓄了添置嫁妆[2]
的钱。

上述最后这种现象显然是生活用品便宜、低税、关税公平的结果。假使英国取消农产品的进口限制，将现行消费税降低一半或三分之二，用所得税来弥补这方面的损失，那么它的工厂里的工人也会有同样的条件。

在未来命运和国民经济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被理论家和实践者如此曲解和如此错误判断。亚当·斯密和萨伊曾断言，美国“就像波兰一样”，命中注定生来要从事农业。对于这样一个由十几个充满朝气抱负远大的年轻共和邦组成的联邦共和国而言，这样的断言无法令人满意，这种对未来远景的展望并不令人鼓舞。前面这两位理论家表示，只要这个国家轻而易举地获得最为富饶的耕地，那么老天就已经把美国人民单独挑了出来专门从事农业。赞赏美国人民心甘情愿地服从造物主的安排，并因此为这些理论家的自由主义原则提供一个表现非凡的绝好范例，这简直太伟大了。但是该学派不久就不得不经历耻辱，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中失去了其正确性与适应性的有力证据，最后不得不忍受这样的景象：美国寻求国家幸福的方向恰恰与绝对贸易自由相反。

以前这个年轻的国家曾深深吸引了这些学者的眼球，但这时它却变成了欧洲各国理论家们严厉谴责的对象。据说这一点足以证明新世界在政治知识方面略微有了进步，这就是，当欧洲各国正满怀激情地努力使普遍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正在为实现这个伟大的仁慈目标而努力并争取取得重大进步的时候，但美国却为了促进国家的繁荣而试图重新采用已经在理论上被彻底驳倒、遭到唾弃的重商主义原则。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幅员辽阔，肥沃的土地尚未开垦，工资又被定得那么高，要想充分利用物质财富和人口增长以达到更高的目的，那么就再也没有比发展农业更好的方法了；而且农业一旦有了充分发展，届时制造业将自然而然地兴旺发达起来，而无须人为的促进；如果美国人为地发展制造业，那么不仅将损害那些已久享文明的国家，而且自己也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然而，对美国人来说，合理的常识和对国家需求什么的直觉认识，比相信理论主张更具说服力。他们通过对理论家的论据进行彻底研究，发现连这种理论自己的推崇者都不愿把教义付诸实践，这就使他们对教义的可信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美国还有大量肥沃的土地没有开垦，对于这个观点的答复是，对人口密度大、土地开垦充分、发展制造业时机已经成熟的那几个州而言，像这样有待开垦的成片土地，其稀少程度并不亚于英国。如果要把理论家所说的那一类土地加以开垦，那么势必要以极大的代价将那几个州的剩余人口移民到西部，这样不但将使东部各州在物质与知识资源方面受到重大损失，而且移民的结果还将使原来的买主变成竞争者，从而使地产及农产品的价值降低。那些原有的州在人口、文明程度及军事力量等方面都还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把所有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荒地全部加以开垦，那么对这个国家是不利的；相反，除非东部各州能够专心致力于发展制造业，能够用它们的制成品交换西部的农产品，否则从事于开垦偏远处女之地的事业对它们并不有利。人们还可以接着提出更多的问题。英国不是也和美国的情形一样吗？英国在它统治下的加拿大、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不是也同样有着大量未开垦的肥沃的土地吗？英国如果把它的剩余人口移民到这些国家，是不是也会同美国把它在大西洋沿岸的剩余人口移民到密苏里河流域那样轻而易举呢？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得英国不但一直保护着它的国内制造业，而且还在不断地努力扩大呢？

这个学派认为，如果农业工资水平高，那么制造业就不可能在自然进程中取得成功，而只能像温室里的植物一样靠人工方法培育，这个观点部分正确。这就是说，相对于其价值而言，对那些主要靠手工生产、体积较小、重量较轻的产品，这个说法是适用的；但是有些制成品的价格受工资的影响较小，由于使用机器，由于尚未动用的水力，由于低廉的原材料与食物，由于充裕而又便宜的燃料与建筑材料，由于课税较低而劳动效率较高，可以冲抵高工资带来的不利，因此就这类产品而言，这个观点就不适用。

另外，美国人早已从经验中懂得，除非农产品交换制成品将来能够获得永久保证，否则农业就不会实现高度的繁荣。如果从事农业的人居住在美国，而从事制造业的人却居住在英国，那么双方的交易就会时不时地被战争、商业危机或关税等因素所中断，因此要使国家的幸福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那么用杰斐逊的话说就是“制造商必须过来，并在农业资本家的周围定居下来”。

美国人终于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即一个大国不应沉浸在现有物质利益的享受之中；文明和力量——是比拥有纯粹的物质财富更加重要和更加有益的资产，这是亚当·斯密所认可的——只有依靠建立自己的制造业能力，才能取得并得以维持；一个国家如果感到自己有条件能够在强大的世界文明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保住自己这些资产，那么它不论面对任何牺牲都不应退缩。那时，沿大西洋各州显然会为这一切斗争并拥有这一切。

大西洋沿岸一带是欧洲移民和欧洲文明首先站稳脚跟的地方。在这里，人口稠密、富裕和文明之州首先得以建立；这里是海上渔业、沿岸贸易与海军的摇篮和所在地；在这里，美国赢得了独立并实现了统一。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是通过沿大西洋各州得以进行的；通过这些州，这个国家同文明世界联系了起来；通过它们，国家获得了欧洲的剩余人口、材料、资本和精神力量；整个国家未来的文明、力量、财富和独立以及欠文明地区的影响，所依赖的就是这些沿海各州的文明、力量和财富。假如这些大西洋沿岸的各州当初的人口日益减少而不是不断增长，假如它们的渔业、沿岸贸易、从事国外贸易的航运业以及国外贸易本身，总之，它们的普遍繁荣只退不进或停滞不前，而不是持续增长，那么我们将看到，整个国家文明的源泉、独立与对外力量的保障，也将相应减退。甚至还可以这样设想，假如美国整个地区从沿海到沿海，土地都得到了开垦，农业州遍布全国，内地人口稠密，而国家本身的文明、独立、对外力量、对外贸易程度却处于低水平，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水平还是很低的。许多国家的确如此，它们的航运和海军力量一无所有，尽管岛内人口众多。

假使有这样一个强国，它热衷于一项工作，有意阻止美国人民不断发展壮大，使他们在工业上、商业上和政治上屈从于它，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只有想方设法使大西洋沿岸各州的人口减少，并把这一带增加了的人口、资本和知识力量赶到内地去才行。通过这种办法，不但可以遏制美国海军力量的进一步增强，而且还有希望及时拥有大西洋沿岸及河流入海口处的主要战略防御地位。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不难想象：只需阻止大西洋沿岸各州发展的制造业力量，并保证美国接受对外贸易的绝对自由原则就足够了。

假如大西洋沿岸各州不能成为制造业之州，那么它们不但不能维持现有的文明程度，而且还会衰落下去，且各个方面都会衰落下去。没有制造业，大西洋沿岸的城镇如何实现繁荣？只有靠把内地的农产品运往欧洲，而把英国的制成品运到内地也不行，因为只需数千人手就足以完成这种转手贸易了。渔业如何实现繁荣？多数迁徙到内地的人更喜欢吃鲜肉和鲜鱼，而不喜欢吃腌制的干货；他们不需要鲸鱼油，或者至少需求不大。大西洋沿岸的贸易如何兴隆？因为沿海各州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土地的耕种者，他们为自己生产全部所需的粮食、建筑材料、燃料等，这样沿海一带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维持运输贸易的了。国外贸易和远程航运又如何增长？这个国家除了未完全开垦的丰富的资源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供应了，而它们供应农产品的那些制造业国家，却鼓励自己发展航运业。如果渔业、沿岸贸易、远洋航运和对外贸易都衰落了，那么海军力量又怎能崛起？没有海军力量，大西洋沿岸各州又如何防御外敌进攻？西部地区辽阔，土壤既廉价又肥沃，不需施肥也可耕种，通过运河、铁路等，就可以把那里的农产品运到东部，而价格却远比当地沿海各州自己在地力早已枯竭的土地上生产的东西还便宜，在这种情况下，东部这些州的农业又如何能够实现繁荣？很清楚，如果同英国进行自由贸易，那么所有增加了的人口和农业资金必然流往西部，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各州的文明又如何发展而人口又如何增加？假使东部缺少制造业，那么大西洋各州的处境将如何？这从弗吉尼亚州的现状中可略见一斑，因为弗吉尼亚和大西洋沿岸南部各州一样，目前正向大西洋沿岸各州供应农产品并从中分得好处。

由于大西洋沿岸各州制造业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因此各方面的表现与上述描述的情形完全不同。大量人口、资本、技术技能以及知识力量，现在正从所有欧洲各国源源不断地流向大西洋沿岸各州。现在，大西洋沿岸各州对产品的需求与它们消耗西部各州供应的原材料同时增长。现在，各州人口、财富与城市数量和范围，同西部处女地的开垦同比增长。因为各州人口不断增长，他们对于肉类、奶油、奶酪、牛奶、蔬菜、含油的种子、水果等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所以它们自己的农业也在不断壮大；咸鱼与鲸鱼油的需求增加了，结果渔业也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为了满足制造业人口的需求，必须沿大西洋沿岸转运大量的粮食、建筑材料、煤炭等；这些制造业人口生产了大量的商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因而换回了有用的物品；由于沿岸的贸易、渔业与远程航运业的发展，全国海军力量有了增强，从而保障了国家的独立以及对他国尤其是对南美洲各国的影响；东部各州在科学与艺术方面，在文明与文学方面，也都在不断进步，又从那里传播到了西部各州。

以上种种情形促使美国对外国制成品的进口采取限制措施，以保护本国的制造业。这一措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我们已经在前面描述过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策，那么美国大西洋沿岸各州的制造业能力绝对不可能获得成功，我们可以从它们自己的经历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业史中了解到这一点。

有人曾经把美国频频爆发的商业危机归咎于对国外商品进口所进行的限制，但缺乏合理根据；相反，美国早期以及后期的经验表明，这样的危机发生得最频繁、破坏性最大的时候，也正是对英国的商贸往来限制得最不严的时候。那些从国外市场购买所需制成品的农业国爆发的商业危机，是由于进出口不平衡所造成的。制造业国家的资本比农业国丰富，它们总是在用信用竭力争取增加出口的数量并鼓励消费。事实上，它们这是用来年的收成作抵押，但是如果农业歉收了，那么它的价值就会缩减，缩减到低于此前已消费的商品价值；而如果农业获得了大丰收，以致供过于求，价格下降，而同时本国市场上国外商品仍然堆积如山，那么由于支付手段与此前已消费的商品数额之间失去了平衡，又由于农产品与制成品在市场上供求关系失去了平衡，那么就会发生商业危机。外国与本国银行的运作可能会加速和促进这种危机，但是它并不能造成危机。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们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1]
《马萨诸塞州年度统计报表》，截止日期为1837年4月1日，波士顿，1838年，作者为比加洛，联邦秘书。除了马萨诸塞州之外，美国其他各州都没有类似的统计概要。亏得有著名学者、作家和政治家艾沃瑞特州长的帮助，我们才获得了这些资料。

[2]
1839年美国报纸报道，单在工业小镇洛韦尔（Lowell）就有一百多名女工，她们每人在银行的存款都超过了1000美元。

第10章　历史的教训

无论何时何地，国家的幸福同人民的知识、道德和勤奋总是成正比的，财富也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但是个人的勤奋与节俭、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的行政管理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等方面的支持，那么是绝对不会取得任何重大成就的。

历史无处不向我们展示着社会与个人力量及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劲过程。在意大利与汉萨城市、荷兰与英国、法国与美国，我们所看到的是个人的生产力量，因此也就是个人财富，随着人们所享受到的自由以及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同比增长；但是，自由与政治社会制度，反过来又从个人的物质财富与生产力量方面汲取了不断进步所需的物质条件与动力。英国工业的崛起与力量的增强，是从英国真正奠定了国家自由基础的时候才真正开始的；而威尼斯、汉萨城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业与力量的崩溃，是与自由的丧失同时发生的。公民个人方面无论怎样勤奋、节约、富于创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弥补自由制度的缺失所造成的损失。历史还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能力大部分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

关于自由、智慧与教化对国家力量的影响，因而也就是对国家生产能力与财富的影响，显示得最为清楚的莫过于航海业了。在所有工业追求中，最需要活力、个人勇敢精神、进取心和忍耐精神的就是航海事业，而这些条件只有在自由的气氛下才能创造。无知、迷信、偏见、怠惰、懦弱给航海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要远远大于对其他行业的不利影响。这一行业同其他行业相比，自信心是最不可缺少的。因此，历史上就找不出一个被奴役的民族能在航海事业上获得卓越地位的例子。印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努力，向来严格地限制于内河运输与沿岸贸易。在古埃及，人们对海上运输深恶痛绝，也许是由于僧侣和君主们害怕航海会助长自由与独立的精神。古希腊最自由、最开明的城邦同时也就是海上力量最强大的城邦，随着它们自由的丧失，海军力量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历史上曾经叙述过马其顿国王在陆上取得的战绩，但却没有他在海上胜利的史料记载。

罗马人是什么时候称雄海上的，他们的舰队又是什么时候销声匿迹的呢？意大利曾几何时在地中海上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它们的沿岸贸易又是从什么时候起旁落他国之手的？早在英国与荷兰舰队执法之前，西班牙的海军就被宗教法庭判处了极刑。汉萨各城市商业寡头得势之后，权力和进取精神就随之远离了汉萨同盟。

西属荷兰只有沿海几个省份获得了自由，而服从于宗教法庭的那几个省份甚至连内河航道都被迫关闭了。英国舰队在英伦海峡战胜了荷兰以后，已经拥有了海上霸权，自由精神早已注定了英国这样的结果；荷兰人直到今天还保有很大一部分商船，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船则几乎完全丧失殆尽。在专制君主统治之下的法国，一位英明的大臣组建舰队的努力总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建成的舰队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毁灭。

但是现在我们却看到了法国的航海业和海军力量在日益壮大，这又是什么缘故呢？经过浴血奋斗，美国刚刚获得了新生，它的独立使我们看到了它为了荣誉是如何同母国的强大的海军力量开展斗争的。但是中美和南美各国的情形又怎样呢？只要它们的国旗还没有飘扬在全世界的海面上，那么它们共和政体的有效性就很难让人信服。得克萨斯的情形和它们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地区在完全获得政治生命之前，就已经宣称在海上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了。

但航海业不过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与其他辅助部分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到发展并重新获得重要地位。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当制造业实现了高度繁荣之后，航海业、国内外贸易甚至农业本身才会发展起来。但是，如果自由是航海业繁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要发展工业力量以及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体生产能力，其自由程度要多大才足够呢？历史不曾记载这样的史实，即一个富裕地区，在商业和工业发达的同时却不能享有自由。

无论在何处，制造业首先带来的是交通方式的改进，包括河流航运、公路和铁路的改进，这些构成了改善了的农业和文明体系的基本要素。

历史教导我们，艺术和贸易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如果它们在本地受到迫害和压制，那么它们就到能够获得自由、保护和支持的城市和国家寻求避难。通过这种方式，它们从希腊和亚洲转移到了意大利，从意大利转移到了德国、法兰德斯和布拉班特，再从那里转移到了荷兰和英国。无论在何处，是理性的缺乏和暴政将它们驱逐，又是自由精神将它们深深吸引。要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取得工业优势。就我们德国而言，与其耐心等待别国失策把它们的工业驱逐出境，迫使这些工业到我们这里来寻求避难，倒不如不去等待这种偶然的机会的光临，而是主动创造有利条件，诚邀它们到我们这里来安家落户，这样是不是更明智？

诚然，经验教导我们，风把种子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因而使荒野变成了茂密的森林，因此造林者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并出于这样的考虑，就静候风在岁月的进程中左右这种转变，难道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

如果一个造林者选择主动播种和植树，寻求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内达到同样的目的，难道这样做不明智吗？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就是用那个造林者的办法成功地实现了它们的目标的。有许多独立的自由城市、小型的共和邦或这类城市与小邦的同盟，虽然领土有限，人口不多，兵力不强，但是由于具有年轻的自由朝气，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幸运的环境与难得的机遇，它们早在那些大的君主国之前，就通过发展制造业和商业实现了繁荣；它们通过同这些大国自由通商、出口成品和进口原材料，实现了高度的富强，威尼斯、汉萨城市、比利时和荷兰就是如此。

这种自由贸易制度，对于那些同小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大君主国而言，一开始并不是无利可图的。这些大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社会条件尚未充分发达的情况下，自由进口外国产品，出口本国产品，对于发挥如下作用无疑是最为安全的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发展本国生产力，为生性懒惰好逸恶劳的臣民灌输勤奋思想，引导地主和贵族对工业产生兴趣，激发本国商人积蓄已久的进取精神，尤其是增强他们自己的文明、工业和力量。

英国人主要是从意大利、汉萨、比利时和荷兰这些国家的贸易和制造工业中了解到这些效果的。但是，当他们的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发展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这些伟大的最高统治者就意识到，文明、力量和财富的最高水平只有靠制造业与商业同农业相结合才能获得。他们意识到，永远不要指望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本国制造业能够在同国外那些老牌的制造业进行的自由竞争中取胜，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优惠条件，那么本国的渔业和海军力量基础——商业船队——就永远不会顺利发展；本国商人的进取精神将永远受外国商人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经验和精明强干所压制。因此，他们就采取了限制制度、特惠待遇、鼓励等措施，把那些外国人的财富、才能和进取精神植根于他们的国家的土壤之中。他们在执行这个政策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功或大或小、或快或慢，有的与原定目标更相符一些，有的则差一些，有的在执行时格外认真、坚强，有的就不免打了折扣。政策的成功与否、是快是慢，与这个政策是否符合目标、是否明智，与执行时投入的精力和坚持不懈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英国先于其他国家采取了这个政策。爱德华六世、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和革命时期制定的这一措施切实可行，但由于统治者缺乏智力和自制力，或由于国内政治动乱或同外国交战等原因，这个政策在早期执行过程中时常被中断。英国直到亨利六世时期才允许谷物在国内各郡之间自由流通或运往国外，在亨利七世及亨利八世时代，人们还一概地认为利息甚至票据贴现是高利贷，还认为用压低毛织品价格和工资标准的办法可以振兴商业，还认为用禁止大规模牧羊的方法可以增加谷物的产量，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德华三世的措施怎么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呢？

假如亨利八世未曾把谷物价格的上涨说成是一种罪恶，假如他不把大批外国技工驱逐出境而是像他的先辈那样鼓励移民入境扩大技工人数，假如亨利七世不曾拒绝国会提议的《航海法》，那么英国的毛纺织业和海外贸易又会提前多久实现高度繁荣呢？

我们在法国看到，国内制造业、国内自由贸易、对外贸易、渔业、海运业和海军力量，总之，一个富强国家应具有的一切特征（这些都是英国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才获得的）经过一个伟大天才之手，就像魔术师将魔杖一挥那样，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就全部具备了，但是后来却很快断送在了狂妄和专制的铁腕之下。

我们看到，在不利的条件下，自由贸易原则在与执行严格的限制原则抗争过程中不占优势，汉萨同盟覆灭了，而荷兰因为遭到英国和法国的打击也一蹶不振。

我们从威尼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从法国在《南特敕令》废除以后的退化，从英国的历史——在这个国家，自由总是与工业、商业和国家财富的进步保持同步的——中得知，只有得到一个国家进步文明和自由制度的支持，其商业性限制政策才会发挥有利作用。

相反，我们一方面可从北美自由之州的历史，另一方面可从德国的经历中得知，如果有了高度文明，不论有没有自由制度，除非得到了正确商业政策制度的支持，否则，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进步获得保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缺乏有力统一商业政策的现代德国，在国内市场上同一个在各方面都胜过自己一筹的制造业强国进行竞争，同时在国外市场上则处处受专断、往往变幻莫测的限制性政策所排斥。实际上，德国工业取得的进步与其文化赋予它的应该取得的进步程度相差甚远，甚至不能保持原有的地位，它就像一个殖民地一样被那个国家随心所欲地支配，而德国商人在数百年前曾经以同样的手段支配过那个国家，直到最后，德国各邦才终于决定采取统一而有力的商业政策，以确保自己的工业能够占领本国市场。

北美自由之州的地理条件优越，可以享受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其受益程度超过了以前的其他任何国家，甚至还在酝酿独立期间就受到了世界主义学说的影响，它对这一原则不遗余力地加以贯彻，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但是我们看到，由于对英作战，这个国家曾经两度被迫在国内生产必需品，而这些必需品在自由贸易下原来是从他国买入的；在实现和平之后，同外商的自由竞争又曾两度把业已建立起来的制造业逼到了濒于毁灭的境地。因此，事实告诫我们，在目前世界形势下，任何大国必须首先在自己的力量和资源的独立及均衡发展中，为自己的持久独立和富强寻求保障。

因而历史表明，限制政策并不只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由于不同的利益，由于各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方面的争夺，也就是由于国与国之间不断你争我夺和战争的自然结果，因此在国家利益冲突还没有停止以前，换句话说，就是在所有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之下之前，还不能抛弃这个政策。所以在考虑各个国家是否能、怎样能结成一个统一联盟，以及在各个独立国家之间一旦发生争端，怎样以法律裁决代替武装冲突来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样的问题，即怎样建成一个普遍的自由的贸易制度以取代各个国家的商业制度。

在面对那个在工业、财富和力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尤以其所施行的排外性关税制度而闻名的国家时，许多国家曾经尝试实行自由贸易制度，例如葡萄牙在1703年，法国在1786年，北美在1786年和1816年，俄国从1815年到1821年，以及德国持续几个世纪的做法。但事实向我们表明，这样牺牲了各个国家的繁荣，对整个人类世界并无益处，只能使占据制造业和商业优势的那个国家富裕。瑞士（希望我们随后加以说明）是一个例外，它对支持或反对这种或其他制度都不能提供什么有力的证据。

在我们看来，科尔伯特并非是那个意大利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个制度的发明者，因为我们早就看到，英国人早在他之前就诠释了这个制度，科尔伯特只不过是把法国——如果它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话——迟早要做的付诸实施罢了。假使科尔伯特应受到责备，那也只能这样责备，他试图在专制政体下推行一种制度，而这种制度只有在政治条件得到根本改进以后才能得以生存。

但是，针对科尔伯特的责备，可以进行有力的辩护，如果贤明的君主和精明的大臣能够把科尔伯特的制度延续下来，那么极有可能通过改革清除挡在制造业、农业和贸易以及国家自由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假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法国就不会经历革命，相反，在勤奋与自由的相互影响下将迫使它沿着发展的道路不断前进，这就有可能使它于最近一个半世纪内在制造业、促进国内和国外贸易、殖民地开拓以及发展渔业、海运业和壮大海军力量等方面成功地同英国进行竞争。

最后，历史告诫我们，那些先天赋予了它们实现财富和力量最高发展程度所必需的一切资源的那些国家，如何可以而且必须——但不必因此而失去既定目标——按照自己的发展进程不断改进它们的制度。第一阶段，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作为使自己脱离原始状态和促进农业发展的手段；第二阶段，采取商业限制措施，促进制造业、渔业、海运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在财富和力量达到最高程度后，再逐步转向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毫无限制的竞争，不至于使农业从业者、制造商和商人陷于懈怠，鼓励他们保住既得优势。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王国；在第二个阶段，我们看到了德国和北美；法国显然处于接近最后一个阶段边缘的位置，但目前只有大不列颠王国真正达到了最后的阶段。

第二部分　理　论

第11章　政治和世界主义经济学

在魁奈和法国经济学家之前，仅有政治经济学存在，实践这一学说的重任被政府官员、管理者及论述管理问题的学者承载着。而论述这一理论的学者仅仅从他们所在的国家的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海业来考虑，并没有分析财富的起源或者考虑到全人类的利益。

魁奈（自由贸易理论的创始人）首先将他的研究扩展到了全人类，而不是仅从单个国家的角度出发。他把他的著作命名为《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他要求我们必须这样设想：所有国家的商人构成了一个商业共同体。魁奈无疑提到了世界主义经济学，一门讲述全人类如何实现繁荣的科学；与此相对立的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仅仅用于探究一个既定的国家如何通过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手段（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实现繁荣、文明并获得力量。

亚当·斯密[1]
也用同样扩大的观念对待他的学说，他致力于揭示基于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绝对自由的世界主义思想，尽管重农主义者犯了违反事物本质、违反逻辑的大错误，但亚当·斯密和魁奈一样，他们很少关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为了经济条件的进步每个国家必须遵从的政策。他将他的著作命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全人类的所有国家）。他仅在著作的一章中提到了各种政治经济制度，仅仅是为了说明它们没有效率，用来证明“政治”或者国家经济学必然用“世界主义或者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来代替。尽管他或多或少地提到了战争，但这只是偶然提到。永久和平状态的思想构成了他理论论证的基础。此外，他的传记的作者斯图尔特明确地指出，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则的：“大多数旨在促进公共繁荣的国家规章是不必要的，一个国家要想从低级的未开化状态转变到高级的繁荣状态，不需要别的，只需要适度的赋税、公平的司法治理以及和平。”亚当·斯密自然把“和平”理解成了圣皮埃尔神父所指的“持久的、普遍的和平”。

萨伊曾公开要求，为了理解普遍的、自由的贸易思想，我们必须想象一个全球共同体的存在。萨伊的努力仅仅限于将亚当·斯密提出的材料形成一个体系，他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第六卷，第288页）中明确指出：“我们可以考虑以家长为首的一个家庭的经济利益，相关原则及研究将构成私人经济。但是，这些涉及整个国家利益的原则，不管是涉及这些国家本身还是与其他国家有关，都构成了公共经济。最终，政治经济学与所有国家的利益即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有关。”

必须强调的是，首先，萨伊意识到了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存在，称之为“公共经济学”，但他没在其著作中加以研究；其次，他把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归类为一个学说，这个学说明显地带有世界主义的色彩。在这个学说里，他始终只论述一种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唯一目标是全人类的利益，而并非个别国家的单独利益。

如果萨伊在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世界主义经济学、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或者全人类的经济学）之后，让我们了解到了他称之为“公共经济学”的这门学说的原则，那么，准确地说，这只不过是某些既定国家的经济学或者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因而我们不必在乎这种称法的改变。

在定义和发展这个学说的时候，他简直无法避免从国家的概念和属性着手研究，以揭示“全人类经济学”必须经历的实质性改变。事实上，在目前，人类仍然被分割成许多独立的国家，每个国家由共同的力量、利益统一在了一起，与其他在天赋自由权利的行使上彼此对立的类似的社会团体截然不同。但是，他把世界主义经济学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然而却没有给出解释，名词的改变影响了意义的改变，从而掩盖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错误。

后来的一切理论家都陷入了这个错误之中。西斯蒙第也准确地把政治经济学解释为“以造福全人类为使命的科学”。亚当·斯密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这一点上所告诉我们的，也不过是魁奈及其追随者已经告诉过我们的。《方法评论》里的文章在谈到重农学派时，几乎用了同样的话：“个人福祉完全依赖于全人类的福祉。”

亚当·斯密所认为的美国第一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托马斯·库柏（ThomasCooper）——甚至也否认国家的存在，他把国家称为“一个语法上的发明”，仅仅是为了便于表达，它不是一个实体，除了在政治家的头脑中存在之外，实际上并不存在。库柏的观点同这一点非常一致，甚至比他的前辈及导师更加一致。因为很明显，一旦具有明确属性和不同利益的国家被认可，那就有必要根据这些特殊的利益调整人类社会的经济。如果库柏把这些调整说成是错误的，那么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否认国家的存在是非常明智的。

对我们来说，我们并不彻底否认世界主义经济学，因为主流学派已经使其完善了。但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或者萨伊所称的“公共经济学”，也应该科学地发展。对事物合理命名比给它们一个和实际意义相反的名称要好得多。

如果我们希望恪守逻辑、事物的自然法则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将个人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加以区别；而为了解释后者，我们还应将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建立在国家的概念和属性之上，讲述一个既定的国家如何在世界目前状况下以及在各自的国家关系下维持并改善它的经济条件）和世界主义经济学加以区分，后者起源于这样的假定：地球上所有的国家组成了一个处于持久和平状态的社会。

如果像主流学派所主张的那样，我们假设有一个全球统一体或者一个所有国家的联邦作为持久和平状态的保证，那么国际自由贸易的原则看起来就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个体在追求独自的繁荣时受到的限制越少，那么同他进行自由贸易往来的人数就会越多，而财富数量也越多；他个人活动的范围越广，则他在为了增加他的繁荣而利用先天的禀赋、后天获得的知识和才能以及供他支配的自然力量时就会更加容易。这对个人如此，对各个团体、社会及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傻子会这样认为，对美国各州、法国各县、德国各个联邦来说，把它们联合起来进行自由贸易往来不如通过内部地方关税分割更为有利。

在大不列颠三个王国和爱尔兰的联合过程中，世界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联合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带来了无比巨大的效率。让我们假定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以类似的方式结成联盟，那么最生动的想象也不足以描绘全人类会获得的巨大财富及幸福增加的蓝图。

毫无疑问，一个全球联盟和持久和平的思想是常识和宗教所推崇的。[2]
如果个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被认为是违背理性的，那么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应该受到多大程度的谴责呢？社会经济学能够从人类文明史上找到把人类统一在正义的法律之下的合理性的证据，这可能是能被健全的人类理解力所接受的最明显的证据。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人类陷入战争时，人类的繁荣就会处于最低水平；而当人类和谐相处时，人类的繁荣也会同比例地增加。在人类的原始阶段，最初形成的是家族联盟，然后是城市、城市联盟，接着是整个国家的联盟，最后是在同一个政府管理下的几个国家的联盟。如果事物本质上的趋势性力量特别强大，强大到足以把这种联盟（从家族联盟开始）扩大到成千上万，那么我们就认为可以使所有国家结盟。如果人类能够理解这种伟大联盟的益处，那么我们应该敢于设想全人类的联盟会带来更大的益处。许多例证都表明这种趋势符合时代精神。我们稍微提一下科学、艺术、发明、工业及社会秩序等方面取得的进步就可以了。可以肯定地预言，再过几十年，由于运输工具的完善，地球上文明国家会以一个世纪前英格兰与其他不同国家间实现联盟的同样方式（或者更紧密的方式）实现物质和文明的联合。欧洲大陆的政府早已开始使用电报作为互相交流的手段，就像它们同处一地一样。强大的力量已经使工业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程度，更强大的力量的出现已初露端倪。但是工业进步越快，并相应地扩展到世界各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两个工业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则它们在一周之内相互之间造成的损害，即使用一个世纪的时间也难以弥补。由此可以推断，为生产服务的同样的新生力量也会带来破坏，并有利于防御方，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它们对英国构成了威胁，英国原先的岛国防御地位将面临丧失的危险。在欧洲各大国的国会里，组成将来统领整个欧洲的国会已处于萌芽状态。通过议定书消除分歧的努力已经占据了上风，代替了通过战争力量获取正义的做法。对财富和工业本质的深刻洞察，使一切文明国家的精明的首脑们深信，对未开化、半开化及文化正在衰退的国家的教化以及建立殖民地，为文明国家生产能力的发展提供一个领域，那么这些生产能力定会比战争或者贸易限制造成的相互敌对状态给它们带来更丰硕、更安全的果实。我们对这点理解得越深，随着未开化国家由于运输工具的改进而与发达国家发生的联系越多，那么文明国家就越能认识到：对未开化的、陷于内部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或者被不良政府压制的国家的教化，是它们的一项任务，这项任务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均等利益，同时也是它们应负的责任，只有通过团结才能实现。

从那些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来看显而易见，各国的文明和全球文化，形成了一个全人类共同肩负的任务。这些自然法则驱使文明国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欠发达国家扩张或者转移生产能力。我们到处可见，在文明的影响下，人口、精神力量和物质资本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不得不向其他欠文明国家流动。如果一个国家的可耕地面积不能满足全部人口的需要，不能使农业人口充分就业，那么农业人口的富余部分就会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适宜耕种的土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才和有技术能力的人数太多，以至于不能获得充分的回报，那么他们就会流动到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如果由于物质资本的积累利率下降严重，以至于小资本家不能以此谋生，那么他们就会将他们的钱投资到相对贫困的国家并以此获利。

因此，一个正确的原则构成了流行学派体系的基础，如果这个原则要实现指导实践的目的，那么它就必须被认识并被加以科学利用。为了不误入歧途，实践一定不要忽略这个思想。只是这个学派没有考虑到国家的本质、特殊利益和条件，没有把这些方面同世界联盟及永久和平联系起来。

流行学派假定那些尚未出现的事物状态已经存在。它假定了一个世界联盟和永久和平状态的存在，进而推断出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用这种方式，它混淆了因果关系。在那些政治上已经联合起来的省份和城邦中，持久和平状态的确存在，并且从这些政治联盟中产生出了商业联盟；反过来说，由于这种持久和平状态的保持，这些商业联盟才会对政治联盟有利。所有历史事实都证明，总是政治联盟开路，商业联盟紧随其后。[3]
没有任何一个例子可以表明商业联盟首先出现，然后政治联盟从中产生。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普遍自由贸易的结果不会产生世界共同体；恰恰相反，欠发达国家将普遍成为制造业、商业及航海业发达国家的霸权的附庸。这个结论的理由很充分，按照我们的观点，这是无可辩驳的。只有当许多国家的工业文明、政治文明与权力等方面发展到了几乎同等的水平时，一个世界联盟（按照亨利四世和圣皮埃尔神父的意思）也即一个由世界各国组成的、彼此认可有同等权力的并放弃自我调整的联盟才会实现。只有随着这个联盟的逐渐形成，自由贸易才能逐步发展，才能产生出这样的结果，即给予所有国家像那些政治上已经联合的省份和城邦一样巨大的利益。保护制度因此成为使那些文明程度远远落后的国家达到和先进国家（但是，先进国家从来没有被赋予工业的垄断权，它们仅仅是在时间上获得了优势而已）同等文明程度的唯一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保护制度当做促进国家最终联盟、推动真正贸易自由的最有效率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学似乎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正确地评价各个国家当前的利益和特有的环境，教导我们各个不同的国家能够上升到一个工业发展的阶段，通过和其他国家结盟实现国家之间的平等发展，随后自由贸易才成为可能并变得有用。

但是，流行学派把两种学说混淆了起来，它犯下了按照纯粹世界主义原则来判断国家情况的严重错误，这仅仅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忽视了生产能力的世界性发展趋势。

正是因为忽视了生产能力的世界性发展趋势，所以才使得马尔萨斯误入了限制人口增长的歧途；或者使得查默斯和托伦斯最近坚持了一种古怪的想法，即认为资本积累和无限制性的生产是邪恶的东西，而社会福祉迫切需要这种限制；或者使得西斯蒙第宣称制造业对社会有害。在这方面，这些理论很像吞食了自己孩子的萨杜恩（古罗马的农神。——中译者）。这些理论认为，人口、资本和机械设备的增加产生了劳动分工，并用这个观点解释了社会福祉，最后认为这些巨兽般的力量威胁到了国家繁荣。不过，这个理论仅仅考虑到了各个国家的条件，而没有把全球的情况以及未来人类的进步考虑在内。

人口增长快于生存手段的增长的说法是错误的。假定这样的比例失衡、试图用模拟的计算方法或复杂的论述来证明这种说法，至少是愚蠢的，只要地球上还有大量自然资源未被开发利用，就足以养活现有的人口的十倍乃至百倍。用目前的生产能力标准来验证在一定土地上能养活多少人口过于偏激。野蛮人、猎人和捕鱼人，按照他的算法，地球不足以养活一百万人；按照牧羊人的算法，不足以养活一千万人；按照原始农民的算法，整个地球不足以养活一亿人。但是，现在仅欧洲就生活着二十亿人。马铃薯和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以及其他农业的普遍改进，使创造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翻了十番。在中世纪，每英亩小麦的产量是先前的四倍，而现在是先前的十到二十倍；另外，五倍多的土地得到了开垦。在许多欧洲国家（它们的土地和英国的土地一样肥沃），目前产量不超过它先前的四倍。谁敢为发明、发现及人类进步设置更多的限制呢？农业化学刚刚开始使用，谁敢说明天通过新发明或新发现，土地产量不会再翻五番或十番呢？我们已经有了用自流井把不毛之地变成肥沃土壤的手段，地下还蕴藏着多少未知的力量有待开发呢？让我们仅仅假定通过一种新发现，我们便可以在各地很便宜地生产热能，而无需借助现有燃料，那么，那样又有多少土地可以耕种，而某块土地的产量又会有多大幅度的增长呢？在我们看来，马尔萨斯学说提出的发展趋势有些偏激，他所用的方法也有些矫揉造作，他的方法破坏了道义和力量，非常可怕。它试图破坏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造物主用来发挥人类身心的力量、唤起并支持人类高尚情感的最积极的手段，这是一种人类取得更大进步的愿望。他的学说将使最无情的利己主义上升到法则的地位；它要求我们对饥饿的人无动于衷，因为如果我们给他食物和水，那么三十年后另外一个人就会忍饥挨饿。它用冰冷的计算代替了同情。这个学说有意把人类的热心肠变为铁石心肠。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变成了铁石心肠，毫无热心可言，那么我们会对他们有什么最终期待呢？除了一个国家的所有道德都被破坏，所有生产能力、全部财富、文明和国家力量都随之灰飞烟灭，那么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快于生存手段的增长，如果资本积累过快，再也找不到投资之地，如果机械化使大量技工找不到工作，使制成品大量过剩，这仅能证明大自然不允许工业、文明、财富和力量降临到一个国家头上，或者说世界上大部分适合耕种的土地只能由野兽占据，而绝大部分人应该处于野蛮、愚昧和贫困状态。

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一学派在用政治经济学观点判断人类生产能力时犯了什么错误，现在我们必须指出这一学派在用世界主义观点考虑各个国家利益时所犯的错误。

如果现实中存在一个由所有国家结成的联盟，假使在欧洲大陆各国就像在英国一样，人身、财产安全有保障，拥有同样的宪法和普遍法律，并且英国政府愿意服从世界联盟的统一意志，那么就像由不同的州组成的北美合众国的情形那样，过剩的人口、人才、技工及物质资本，将以从北美合众国东部各州向西部各州的流动方式，从英国流向欧洲大陆各国。在这些假定的情况下，没有比自由贸易更能将这些国家的财富和文明提高到和英国同一的水平了。这就是流行学派的理论观点。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这个理论又如何能和自由贸易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呢？

英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从今以后将把它的国家利益作为其政策的唯一指导。英国人特别偏好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法律法规及习惯，只要有可能，他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力量和资金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因为自由贸易制度，通过把英国的制成品市场拓展到欧洲大陆各国，能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机会；他们绝不会赶时髦在法国或德国建立制造业。英国所有的过剩资本都将被立刻用于同世界其他各国进行贸易。如果英国人想移民或者想到英国以外的其他地方进行投资，那么他们会像现在这样，更喜欢那些已经使用他们国家的语言、法律、规则的遥远国家，而不是那些愚昧落后的欧洲大陆国家。整个英国都将被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制造业城市。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将会被英国开化，将建立起效仿英国时尚的新型国家。一旦一个在英国这个母国统辖下的由英式国家组成的世界形成，那么欧洲大陆各国将丧失它们的一切，将变成一个无足轻重、毫无生机的民族。这样，用最上乘的葡萄酒供应英国式的世界将成为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内的事，而它们的人民自己只能喝最差的葡萄酒；法国顶多保留女帽加工业，德国只能为英国式的世界提供儿童玩具、木钟及哲学著作了，有时也提供一些辅助军队，为了扩展英国式的世界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并传播语言和文化，士兵们被派遣到亚洲和非洲遥远的沙漠地区，憔悴沦落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不消几个世纪，英国管辖下的世界的人们想到或提到德国人和法国人时的语气，就像我们现在说亚洲各国时的语气一样。

但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把世界自由贸易带来的结果看成是极度违反自然的；它认为如果在汉萨同盟时代就实行世界自由贸易的话，那么德国人而不是英国人将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领先世界各国。

即使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看，仅仅因为英国人通过财富和力量首先建立了商业制度而常常忽视世界主义原则，就把全世界的财富和力量分配给他们，这是最不公平的。为了使自由贸易自然发挥作用，必须首先通过人为手段，使那些欠发达国家达到英国目前的文明阶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通过我们间接指出的生产能力的世界主义趋势，世界上遥远的国家并不会先于周边那些欧洲国家受益并变得富有。那些在道德、智力、社会和政治环境上具有优势并自认为有能力发展自己制造业力量的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把保护制度当成最行之有效的手段予以采用。而保护制度会产生两种效果：第一，通过逐渐把外国的制成品从我们的市场上排挤出去，造成外国劳动力、人才和资本的过剩，使它们必须在国外寻求利用；第二，我们的保护制度将鼓励劳动力、人才和资本向我们国家流动，并吸引过剩的生产能力到我们这里寻找用武之地，而不是转移到世界其他遥远的国度或者殖民地中去。政治科学涉及历史，它探讨英国在此之前是否用这种手段从德国、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汲取了大量的生产能力。它要问：当世界主义学派假装权衡保护制度的利与弊的时候，它为什么却完全忽视了这个制度所产生的后果呢？

[1]
据说亚当·斯密原本打算把他的伟大著作献给
魁奈的（参看T.奥尔曼和J.奥尔曼1825年出版的《亚当·斯密传记》）。——英译者注

[2]
基督教推崇的是持久和平。但是在“一个羊圈、一个牧人”
的诺言还没有实现的时候，教友派教徒们的那些原则无论如何完善，都无法加以实施。基督教的教义和诺言完全符合人类物质和精神福祉的要求，这是对基督教是出于神的创始的最好证明。

[3]
这个说法在李斯特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是对的，但是现在却可以举出一个明显的例外，德国各联邦在关税同盟下的商业联合比它们在帝国之下的政治联合要早得多，而且后者的出现是由于前者的有力推动。——英译者注

第12章　生产能力理论和价值理论

亚当·斯密的名著题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位经济学流行学派的创始人在他的书中提出，如同对分散的私人个体经济一样，对国民经济也应该用双重观点进行考量。

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能拥有财富，即交换价值，但是如果他没有能力生产比自身消费的产品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更多的产品，那他将会变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如果他能生产比自身消费的产品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更多的产品，那他将会变得富有。

因此，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它不仅确保拥有财富、使财富增值，而且还能弥补那些失去了的财富的损失。这种情形从个人来看是这样，从整个国家来看更是如此（国家不能仅仅靠租金收入过活）。德国在过去的每个世纪都被瘟疫、饥荒或者来自国内外的战争所破坏，不过它仍然保留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能力，也因此很快重新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与此同时，西班牙富裕并且强大，但却由于受专制君主和僧侣的统治，虽然国内相对和平，[1]
但却深深地陷入了贫穷和不幸之中。西班牙依然阳光普照，人们依旧拥有同样的领土和丰富的矿藏资源，人们仍是那些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引入宗教裁判之前的那些人，但是那个国家逐渐丧失了其生产能力，变得穷困和衰退。美国的独立战争让它损失惨重，但它的生产能力却因为获得了独立而急剧增强；还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实现和平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它获得的财富要远远大于它战前所拥有的。我们比较一下法国在1809年和1839年的状况，会发现后者比前者要好得多。尽管这样，法国还是在此期间丧失了大部分欧洲大陆领土的主权，遭受了两次破坏性的入侵，并且付出了数十亿的战争费用和赔款。

像亚当·斯密这样一位拥有明晰的理解力的人，是不可能忽略财富和财富的原因之间的不同以及这些不同带给国家的巨大影响的。在他的著作的导言中，他明确地指出：“劳动是一切国家获得财富的支柱，而财富的增加首先取决于劳动生产能力，即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的熟练、精巧和判断力的程度。其次，它还取决于生产性劳动者与非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比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密十分清晰地从整体上认识到，国家的状况主要是由国家生产能力的总和决定的。

从个别思想家大脑中产生的完整科学应该完美无瑕，看来这不是造物主的计划。显然，斯密过于注重重农学派的世界主义观念、“普遍的自由贸易”和他自己的伟大发现——“劳动分工”，而没有将生产能力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探究到底。不论他的著作的其余部分对科学有多大贡献，但“劳动分工”似乎是他最为得意的观点，并以此确保他的著作能赢得声名，确保他为后世所景仰。

他有太多世俗的智慧，他明白，想出售一件珍贵的珠宝的人是不会将财宝与小麦一起装进麻袋里然后带到集市上去出售的。当然，麦子是有用的，但是更好的办法是将珠宝摆放到最显眼的位置。他有太多的经验，不会不知道一个初次登台的演员（他的著作刚刚面世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便是这样一个角色）如果在首演中造成轰动，即便在接下来的几场中发挥得比平常稍逊色，也会较容易获得原谅；他特意将劳动分工学说作为书的序言。斯密没有失策，他的第1章便为整部著作带来了好运，并奠定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权威的基础。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证明，恰恰是这种把“劳动分工”这一重大发现放在有利地位的热望，阻碍了亚当·斯密继续探究“生产能力”这个观念（他在序言中表达过，也曾在后面的章节中频频提到过，但仅仅是无意的），也阻碍了他用更完善的方式展示他的学说。他将重大价值附在他所提出的“劳动分工”学说上，显然被这种做法所牵制，错误地将劳动本身看成是所有国家财富的“源头”，即使他自己曾清楚地认识到并陈述过，但劳动的生产能力主要依赖的是劳动所表现出来的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我们要问，如果一种现象的本身就是许多深层原因的结果，而我们却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原因，那么这种论证难道可以被认为是科学的论断吗？毫无疑问，所有财富必须通过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消耗而获得，但基于这一事实并不能引申出什么有用的结论。历史告诉我们，即使一国的国民既努力又节俭，但它仍然难免陷于贫苦和潦倒。无论谁希望了解和探究一个国家怎样从贫困和未开化的状态走向富足和繁荣，或从富有而康宁的状态走向贫困，但在被告知努力劳动是财富的泉源而懒惰是贫困的原因之后（这一解释所罗门王早于亚当·斯密就提出过），往往会提出一个更深次的问题：什么是劳动的原因以及什么又是懒惰的原因？

把人的肢体（头、手和足）描述成为财富的源泉（至少我们因此可以更接近真理）或许更准确，于是接着就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促使头、手、足从事生产和从事于这类活动的是什么？除了鼓舞个人的精神、使他们的精神成果变成社会秩序以及他们可以利用的天然力量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一个人越是意识到他需要为将来作准备，他的智慧与感情就越会激励他保障自己最亲近的人能够拥有未来并提高他们的福祉；他越是从小就养成了预先计划和行动的习惯，那他的高尚情感就越能得到发展，身心就越能得到锻炼；他越是从小就看到好的学习榜样，那他就越有机会运用身心的力量改善他的条件；他的合法活动受到的约束越少，以往的努力取得的成功越大，取得的成果又越多地受到保护，那他就越能通过规范的行为和活动赢得公众的认可和尊敬；并且，他的头脑受到偏见、迷信、伪概念和无知的影响越少，那他就越能对生产对象尽心尽力，也就越能取得成就，就越能更好地利用他的劳动成果。但是，在所有这些因素中，主要依靠的还是个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即科学和艺术是否昌盛，公共机构和法律是否有利于促使严谨的性格、道德和智慧的形成，是否有利于保护个人及其财产的安全、自由和正义；还依靠这个国家是否所有的有关物质繁荣、农业、制造业和贸易的因素都被平等地协调和培育；并且依靠这个国家的力量是否强大，是否足以保护它的民众在财富和教育上一代又一代地不断进步，使他们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自然力量，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占有，使国外的自然能力能为他们自己服务。

亚当·斯密总体上对这些力量的本质知之甚少，他甚至不认为这些维持法律与秩序、培养和促进教育、宗教、科学和艺术的精神劳动具有生产性特征，他的研究只局限于创造物质价值的人类活动。关于精神劳动，他当然也认识到它的生产能力依靠的是进行劳动时所运用的“技能与判断”，但是当他的研究涉及这种技能与判断的原因时，他只分析到劳动分工为止，并且他只用了交换、物质资本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这些因素进行阐述。很快，他的学问越来越深陷于唯物主义、排他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中了。假如他能够继续探究“生产能力”这个概念，而不是一门心思地钻研“价值”、“交换价值”那些概念，那他很有可能察觉到：除了“价值理论”之外，还必须考虑到独立的“生产能力”理论才能解释经济现象。但是他错误地用物质环境和条件解释精神力量，并因而打下了谬误和矛盾的基础（我们打算证实这一点），使其学派痛苦至今。为什么连最聪明的头脑都难以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说，原因就在于此。斯密学派仅仅研究价值理论这一做法，不仅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找到佐证——该学说处处以“交换价值”概念为基础，而且还可以从该学派给学说下的定义中找到答案。萨伊说该学说是研究财富或交换价值如何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一门科学。毫无疑问，该学说并不是研究生产能力如何兴起和发展，以及生产能力如何受到约束和遭到破坏的。麦卡洛克明确地称之为“价值科学”，最近的一些英国学者则称之为“交换科学”。

私人经济中的例子能最好地阐明生产能力理论与价值理论之间的区别。

让我们来假设这样的情形：两个家庭的父亲，他们都是拥有田地的农场主，每人每年各积蓄一千泰勒（德国旧银币名称。——中译者），每人都有五个儿子。一位父亲将他的钱储蓄起来以获得利息，并让他所有的儿子都努力干活；另一位父亲则用积蓄将他儿子中的两个训练成拥有良好技能和聪明头脑的土地所有者，并让另外三个儿子根据他们自己的兴趣学习一种职业。前一位父亲依照价值理论行事，后一位父亲则是按照生产能力理论行事。第一位父亲在他临终的时候或许比第二位父亲拥有更多的交换价值，但从生产能力的角度来看，情况却完全不同。后者的财产被分成了两部分，这两部分得益于改良了的管理，每一部分都能生产出比以前还是整块地的时候更多的产值；而其余的三个儿子则通过天赋学到了各种谋生的技能。前一个家庭的土地财产将被分成五份，每一份都仍沿用原来整块地使用的陈旧的生产方式经营。在后一个家庭中，精神力量和才干得以培育和开发，并且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而以后的每一代都比前一代拥有更大的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而前一个家庭的后代，则会由于地产的越分越小而变得越来越穷困。因为如此，奴隶主通过奴隶的繁殖增加了他的交换价值总量，但他却毁掉了其后代的生产能力。所有用于教导年轻人、促进正义、保卫国家等的花费都是为了有利于生产能力的增长而消耗现有价值。

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废除奴隶制与采邑制，继承王位，印刷术、印刷机、邮政体系、货币、度量衡、历法、钟表、警察制等的发明，终身保有不动产法则的引进，交通工具的采用，都是生产能力的丰富源泉。要想令人信服，我们只需要对照欧洲与亚洲各国的情况就足够了。要想充分评价思想自由和意识自由对国民生产能力产生的影响，我们只需要阅读英国和西班牙的历史即可。司法公开、陪审团审判制度、议会立法、国家管理的公众控制、公众团体和自治市的自我管理、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都给予了立宪制国家的公民及其政府机构公职人员的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而这些精神力量是用其他方式得不到的。我们几乎设想不出任何一种法律或者公众合法决议，不会对国民生产能力的增加或减少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2]

如果我们只将体力劳动作为财富的起因，那么我们怎么解释为什么现代国家比古代国家更富裕、人口更多、国力更强、更繁荣呢？古代国家可是用了比现在多得难以计数的人手进行劳动的（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并且人们工作更努力，每一个人也都拥有更多的土地，但是人们吃的穿的质量却比现在的要差得多。为了解释这些现象，我们有必要涉及近一千年来在科学和艺术、国家和公共管理、对智力和生产能力的培育等方面取得的进步。这些国家的现状，就是我们前人世世代代的全部发现、发明、进步、完善和努力等不断积累的结果，它们形成了现代人类的智力资本。单独的一个国家要想具有生产性，只有当它已经知道如何恰当地运用前人的成就，并通过自己的消化吸收扩大这些成就；只有在其边界内，领土的天然禀赋、其地理位置和区域、人口和政治力量能够产生足够全面的、平衡的各种财富资源，并能将其道德、智慧、商业及政治影响扩展到那些欠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国际事务中时，才能如愿以偿。

流行学派经济学家曾试图使我们相信：政治经济学不能把政治学和政治权力考虑在内。如果政治经济学仅仅把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目标，那么这也许是对的。我们可以定义价格、资本、利润、工资和租金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它们分解成各种构成因素，然后观察什么因素将影响它们的涨落等，而不需要考虑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但很明显，这些内容不仅属于私人经济领域，而且也属于整个国民经济。只需要看看威尼斯、汉萨同盟、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历史，就能感受到物质财富和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多大。

每当该学派必须考虑这种相互影响时，它们常常陷入最奇怪的前后矛盾之中。我们在此只稍注意一下亚当·斯密对英国《航海法》提出的权威性意见就足够了。[3]

这个流行学派因为没有适时地考虑生产能力的性质，没有考虑国家的综合条件，特别是忽视了同比发展农业、制造业和商业以及忽视政治力量和国内财富的重要性，尤其忽视了属于国家以及各制造行业已获充分发展的制造业力量的价值。它错误地将制造业力量与农业力量归为一类，而在谈到劳动、自然力量和资本时又十分笼统，没有考虑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区别。该学派没有意识到，一个专事农业的国家与一个同时拥有农业和制造业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专事畜牧业的国家与专事农业的国家。在单一农业条件下，存在着任性与苦役、迷信与无知状况，文化、贸易、交通工具也很短缺，而政治上也很软弱。在一个专事农业的国家，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国民的身心力量被调动起来，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国内自然能量和资源被加以利用，资本也难以积累。

我们来比较一下波兰与英国的情况：两个国家曾在同一时期处在相同的文明阶段，但现在它们之间的区别多大啊！工厂和制造业是催生国内自由、智慧、艺术与科学、国内外贸易、航海、改善交通、文明以及政治力量的原因，是冲破农业的枷锁使其重获自由并提升其商业地位的手段，它使租金、农业利润和工资大获增长，使土地财产大量增值。这个流行学派将这种教化力量归因于对外贸易，但那样做就把交换者和创造者混为一谈了。国外制造业为对外贸易提供货物，这些货物通过贸易的方式输送给我们，而我们则通过货币媒介交换国外的商品而得到产品和原材料的消费。

但是，如果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的制造业都无可争议地对我国的农业产生了有利影响，那么那些与我们有着地缘、商业和政治联系的本地制造业又会产生多少有利的影响呢？这些制造业从我们这里获取它们需要的食物和原材料不是少部分而是一大部分，其产品的价格也不会因运费太高的缘故而变得昂贵，我们的贸易也不会由于国外制造业为了满足自己国家的需求，或由于战争或由于禁止性关税的缘故，而被迫中断。

现在，我们能看到该流行学派由于将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他们研究的唯一目标，将纯粹的体力劳动认为是唯一的生产能力，因而陷入了多大的错误和矛盾之中。

根据这个学派，一个养猪的人是这个社会有生产力的成员，而一个教书育人的人却完全没有生产力。一个制作风笛或竖琴销售的匠人有生产力，而伟大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却是没有生产力的——仅仅因为他们的演出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一个拯救病人性命的医生不属于生产性阶级；相反，一个制药工人却属于生产性阶级，尽管他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即药片）也许在其变得一文不值之前仅存在几分钟。像牛顿、瓦特或开普勒这样的人不会比一头驴、一匹马或一头拖重物的牛更具有生产力（这类劳力近来都被麦卡洛克列入了人类社会生产性系列的范围之内）。

我们不能相信萨伊已经用他自己虚构的“非物质货物”或产品修补了亚当·斯密这个学说中的缺陷，他仅是稍微粉饰了这个学说愚蠢的结论而已，并没有使其摆脱它内在的荒谬性。根据他的观点，精神（非物质）生产者具有生产性仅仅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交换价值作为酬劳，并通过牺牲交换价值来获得酬劳，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4]
在他看来，精神生产者只是积聚的资本。而麦卡洛克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说，人就像他自己生产出来的机器一样也是劳动的产品。在他看来，任何经济研究都应该从这个观点着手去考虑。他认为，斯密已理解这一原理的正确性，只是没有从中推论出正确的结论。他还从许多其他事情中得出结论说，吃与喝是生产性的行为。托马斯·库柏评估说，一位精明的美国律师值三千美元，大约是一个强壮奴隶价值的三倍。

这些引起我们关注的流行学派的错误和矛盾，可以用生产力理论的观点轻而易举地加以修正。养猪者和制药者的劳动当然是生产性的，但是青年人和成年人的老师、演奏家、音乐家、医生、法官和管理者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前者生产交换价值，而后者则生产生产能力；其中一类人使后代成为生产者，而另一类人则增进当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格，第三类人使人类高贵并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第四类人使他的病人保有生产能力，第五类人维护人权和司法公正，第六类人建立和保护公共安全，第七类人则通过他的艺术给人们带来愉悦的享受以使他们以更好的状态生产交换价值。在纯粹的价值学说中，这些生产能力的生产者理所当然地只能在他们的服务得到了交换价值作为报酬时才被考虑；这种考虑方式在某些情况下能产生实际作用，举例来说，在公共税制的学说中，税款就要按交换价值来确定。但只要我们考虑的是国家这一层面（从整体和其对外关系出发），那么这种方式就是完全不够的，它还会导致一系列狭隘的和错误的观点。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像萨伊认为的那样在于它拥有更多的财富（即交换价值），而在于它的生产能力能得到更大的发展。虽然法律和公共机构并不产生直接价值，但它们生产“生产能力”，但如果萨伊主张国家能在所有形式的政体下变得富有，而通过法律的方法什么财富都创造不了，那他就错了。在评价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时，我们不能像单个的商人那样单用价值理论来衡量它（即仅从任何特定时间获得的物质利益来考虑），而当对象是一个国家时，我们必须全面系统地考虑国家的现在及将来的生存、繁荣和力量所依赖的条件。

国家必须牺牲和放弃一些物质财富以获取文化、技术及协同生产的能力，它必须牺牲某些现在的利益以确保将来的利益。因此，如果在所有的国家中，其各行业的制造业能力的发展形成了文化、物质繁荣和政治权力取得更大进步的基本条件（我们认为这个事实已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证实）；如果说在世界现有的情况下，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早已存在并且在本土受到了保护，那么一个新的没有受到保护的制造业国家，在同强国进行的自由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可能的（而我们也相信我们可以证明）。谁有可能仅仅用基于价值理论的论点证明，一个国家应该像单个商人一样，在最便宜的地方购买商品（如果我们制造所有那些能从国外以便宜价格购买的商品，那我们这样做岂不是太傻了吗）？或者，国家的工业应当完全听任个人私利的摆布（保护性关税形成了垄断，使国内制造商个人受益而牺牲了国家利益）？保护性关税的确在开始之初会提高制成品的价格，但同样正确的同时也是被流行经济学派所公认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全面发达的制造业能力，那么那些商品在国内生产就比从国外购买更便宜。因此，即使保护性关税会牺牲一些价值，但它却有利于获得生产能力，这不仅能保证国家有无限量的物质产品，而且还能在战争时期确保工业的独立性。国家通过工业独立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内繁荣，获得了成功从事对外贸易和拓展海运业的各种手段，这提高了国家的文明程度，完善了国内制度，加强了外部力量。一个有能力发展制造业能力的国家，如果能够利用保护性制度，那它的做法就像那个土地经营者一样，只牺牲了一些物质财富，但却让他的孩子学会了一种从事生产性事业的能力。

流行经济学派本该运用生产能力理论判断一些情况，而它们却运用了价值理论，这就使它们深深地陷入了错误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这一点从萨伊对外国有时为了促进出口而提供的奖励金的评判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认为，“这些是给我们国家的礼物”。现在，我们假设法国考虑征收百分之二十五的保护性关税，以保护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制造业，而此时英国却给予出口百分之三十的奖励金，那么这样英国的“礼物”会给法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法国消费者在前几年也许能获得比以往便宜得多的他们需要的制成品，但法国的工厂会衰败下去，数百万的工人将变成乞丐，或者被迫移居他国，或转为务农。在最好的情况下，现在这些法国农民的消费者和顾客将变成他们的竞争者，农产品将增加，消费则会下降，其结果必然是产品价值减少，财产价值下降，国家贫困和国力衰退。英国的“礼物”仅仅是价值上的，而法国却付出了失去国力的高昂代价，这就像苏丹王惯于送给他的高级官员的贵重礼物丝织绞索一样。

自从希腊人把木马作为“礼物”赠送给特洛伊人以后，接受他国的“礼物”就成了接受国一桩令人生疑的交易。英国以补助金的形式给欧洲大陆价值连城的“礼物”，但这些大陆国家却为此付出了丧失力量的惨重代价。这些补贴金如同鼓励英国出口的奖励金一样，对英国有利，却对德国制造业有害。[5]
如果英国愿意在若干年里无偿地向德国提供其必需的产品的话，那么我们也不推荐德国人接受这种好意。如果英国人由于新的发明能够使生产亚麻布的成本比德国人用旧工艺生产的成本低百分之四十，且他们因为使用新工艺仅仅比德国人早了几年，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不采用保护性关税，那么德国最重要也是最古老的工业之一就会遭受灭顶之灾。这就如同德国失去了肢体的一部分，而谁又会为了买到比以前便宜百分之四十的衬衫却失去了一条胳膊而感到欣慰呢？

如果英国人常能找到机会送给外国礼物，那么这种送礼的形式将是十分不一样的，而且可能也常常并非他们所愿，外国很有必要考虑是否应该接受这种礼物。英国人的制造业和商业在世界上占垄断地位，他们的工厂总是处于一种他们称之为“生产过剩”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是由于“贸易过度”造成的。在那段时期，每个人都将他的库存货物扔上船，这些货物在八天之后即出现在汉堡、柏林或者法兰克福，三个星期后出现在纽约，而那时的售价仅仅是它们实际价值的一半。英国的制造商们此时虽遭受了损失，但他们却得救了，并用随后较高的价格补偿了自己；而德国和美国的制造商们却遭到了本应该是英国人遭受到的打击——他们破产了。英国此时只是隔岸观火，听着爆炸的声音；而当爆炸的碎片落在了别的国家时，如果这些国家的居民抱怨让他们遭了殃，那么中间商和经销商们就会说“是危机造成了这一切”。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危机多么频繁地使那些与英国进行自由竞争的国家的整个制造能力、信用体系，不仅如此，还有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根基都受到了动摇，而这些国家还必须用高价购买来回报英国的制造商们，那么我们对优先运用单纯价值理论和世界主义原则调节各国商业关系的做法不产生出极大的疑问吗？流行经济学派却从不认为阐明这种商业危机的原因和结果是有利的。

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领会到了制造业和工厂对财富、文明和国家力量的重要影响，以及保护它们的必要性，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帝和约瑟夫二世也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更一样。不必了解该理论的奥妙，他们的远见卓识就已令他们完全领会了工业的本质，并且对他们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但重农学派却别有用心地从另一个角度以一种诡辩推理的结论来解释这个性质。这个学派建立的空中楼阁已经消失，是一些更加现代的经济学派摧毁了它，但是即使后者也未能使自己从原来的错误中解脱出来，仅仅是稍稍比前者更进了一步。由于这一学派没有认识到生产能力和纯交换价值之间的不同，没有将前者同后者区分开加以研究，而是将其置于交换价值的理论之下，因此它很难理解农业生产能力与制造业生产能力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有多么大。它没有认识到农业国家在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需要并运用大量的人类身心力量、自然能力和自然资源以及工具力量（后者被流行学派称为“资本”），除非国内制造业力量已经形成并得到了发展，而在此之前那些力量还从没发挥过也不可能发挥作用。这个学派设想，通过建立制造工业，这些力量就会脱离农业，转而投向制造业。然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新的外在力量，这种力量的增强不仅不会牺牲农业的利益，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农业获得高度繁荣和发展的手段。

[1]
西班牙在遭受拿破仑的侵略之前情况确实是这样，但之后就并非如此了。我们的作者的结论在后面的这种例外情况下是完全无效的。——英译者注

[2]
萨伊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三卷，第242页）中说：“法律不能创造财富。”当然法律不能创造财富，但是它们创造了生产能力，这比财富也就是拥有交换价值本身更为重要。

[3]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部分，第2章。

[4]
萨伊曾在很多地方解释了这一观点，我们仅引用他最后说的一段（《政治经济学概论》，第六卷，第307页）：“一位律师或医师的用了一定代价取得的并且能产生报酬的那部分才能是资本价值，但不能转化为实物，只是寄托在拥有这种才能的个人躯体之中。”

[5]
见附录一。

第13章　国家商业活动的划分和国家生产能力的联合

流行学派的闻名归功于其赫赫有名的创立者发现了自然法则，而这一法则被该学派称为“劳动分工”。但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其继承者们都没有彻底地研究该法则的基本性质和特征，或者继续探究这一法则所产生的重要结果。

“劳动分工”这个词表达模糊，因而对它必将产生出错误的或者模糊的看法。

当一个野蛮人在同一天打猎或捕鱼、伐木、修补木屋、准备弓箭、织渔网、制作衣服，这是“劳动分工”；但是，当十个人分别承担制作一枚针的不同工序时，也可以称为“劳动分工”（这是亚当·斯密举过的一个例子）。前者是客观的劳动分工，后者则是主观的劳动分工；前者阻碍生产，后者促进生产。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同一个人将其工作进行了划分，以便生产各种物品；而后者则是几个人共同承担生产一件物品的工作。

但是，如果两种活动都被称之为劳动的联合也同样正确。野蛮人是把自己的各种工作联合起来；而制作一枚针的情形，则是不同的人通过完成同一项工作而联合了起来。

自然法则的本质特征显然不只是劳动分工，而是不同个体之间的不同商业活动的划分，同时也是各种精神、智力和一般生产能力的联合或者结合。流行学派根据这个法则解释社会经济的重要现象。这些活动之所以具有生产性不仅仅是因为分工，更是因为联合。亚当·斯密在表述的时候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即使社会最底层的成员的生活必需品也是联合劳动和多人协作的结果。”[1]
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他已经清楚地表达过）联合劳动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研究。

亚当·斯密所举的那个制作针的例子是用来描述劳动分工的优越性的，如果我们继续考察那个例子，并且寻找十个人在生产过程中联合起来制作针，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时的产量要比单个人制作针的产量更高，究其原因是，单个人无法将生产能力结合起来，因而这种没有同一商业活动的目标的分工对生产的促进是很有限的。

为了取得这一结果，每一个人必须既在体力上也在脑力上合作。制作针头的工人如果不想冒工作白费的风险，就必须和制作针尖的工人合作。工作当中，所有工人之间的劳动必须有一个比例，工人们必须尽量住得近些，他们之间的合作必须得到保证。假设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如果这十个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居住在不同的国家，那么他们的合作被战争、运输中断和商业危机等所中断的几率有多大呢？增加的制作成本和相应丧失的分工的优势又有多大呢？其中任何一个工人脱离或者独立出去，那么其他人岂不都将失去工作？

由于流行学派只把活动划分作为自然法则的唯一特质，因而就不可避免地犯下了只将这一法则运用于独立的工厂或者农场这样的错误。它没有意识到这个法则的活动范围还尤其可以延伸到整个制造业能力和农业能力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之中。

生产针的工厂只有利用其各部分生产能力的联合取得发展，而其他每一种制造业也只有将其自身的和其他行业的生产能力联合起来，才能取得发展。例如，一个机器制造厂要能顺利生产的必要条件是，矿场和金属冶炼厂必须能够向它提供必要的原料，并且各类需要机器的工厂愿意向它购买产品。没有机器制造厂，一旦遭遇战争，一个国家就可能面临丧失大部分制造业能力的危险。

同样，一个国家的全部制造业和农业联系起来，而后者又和农民联系起来，彼此间靠得越近，它们之间交往遭到中断的可能性就越小。当遭遇战争、国别争端、商业危机和农业歉收等事件时，这种在同一政权统治下的合作的优越性是很显著的，绝不亚于同一个制针厂的工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协作劳动所产生的优势。

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在制造业中比在农业中更适用。[2]
斯密只看到了单个的工厂和农场，却忽视了将其理论延伸到整个地区和省区。如果在每一个地区和省区都能全心全意地，或者至少主要地从事它们根据自然条件选择的最适宜的农业的生产，那么，商业活动的划分和生产能力的协作影响将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地区适合种植谷物和亚麻，另一地区则适合栽种葡萄和水果，还有一些地区适合生产木材和饲养牲畜等等。如果每一个地区都从事上述所有的农植物品种的生产，那么很明显，它的劳动和土地的产出能力不及一个只从事其自然选择的最适宜生产某一品种的地区；并且，如果同其他拥有自然优势并专门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的地区交换剩余产品，那么该地区的劳动和土地的产出能力也没有那些地区高。这种商业活动的分工和农业中的生产力的联合只有在一个所有制造工业都获得极大发展的国家才可能发生。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存在对不同产品的巨大需求，或者存在对剩余农产品的巨大需求，使得生产者能确信无论其剩余产品的数量有多少，都能在今年或者至少是来年以合适的价格卖掉。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才会有大量的资本投入于农产品的收购和储藏，或者才能在有利的条件下大力改善交通运输设施，例如，运河和铁路系统以及公路和内河等；并且只有在运输条件得到彻底改善的情况下，地区和省市向其他所有省区或者更远的地区输送剩余产品才成为可能，并且也可以换回自身所缺乏的产品。如果人人都自给自足，那么交换的可能就几乎不存在了，而且也没有必要耗资建设交通设施了。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工作划分和个人力量的联合导致生产能力的增加，这一现象正从单个的工厂遍及全国。商业活动划分得越细，工人的劳动结合得越紧密，每一个工人为共同目标的合作越有保障，那么工厂就越会得到发展。随着一个国家各行业整体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和其他工业行业的联系越紧密，那么单一行业的生产能力也会获得相应的提升。如果制造业行业的生产能力与农业在地域上、商业上和政治上联合得越紧密，那么农业的生产能力就越大。制造业生产能力有了一定发展以后，商业活动分工和农业生产能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并逐步提高到最完善的阶段。如果一个国家促使其领土上所有的制造业行业都发展到了高度完善的阶段，并且又有足够的领土和农业生产能力为制造业从业人员提供其必需的大部分生活用品和原材料，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拥有最强的生产能力，也将会变得最为富有。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增长的负面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只拥有农业和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业，那么它就缺少了在人民中处于首要地位的、最需要的商业活动的划分，同时也缺少了生产能力中的另一半的最关键的因素，即它还缺少对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有益的商业活动的划分。一个国家的不健全不仅仅在于其生产能力只有健全国家的一半的水平，而且还在于它拥有与健全国家相同或者更大面积的领土，相同或为数更多的人口却只能得到健全国家获得的全部物质财富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同样的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十个人能比一个人多产十倍以上甚至三十倍以上的产品。一个人用一只手所做的工作比用两只手所做的工作绝不只是少一半，而是要少更多。机器对制造业活动的改进越多，能用于农业的机器越少，那么生产能力的损失就越大。农业国家所损失的部分生产能力，将落入那个用制成品向其交换农产品的国家的手中。但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种损失才是积极的，即这个农业国家已经达到了工业文明和政治高度发达的阶段，这对该国建立制造业能力是所必需的。如果它还没有达到这一阶段，仍处于野蛮或半开化阶段；如果它的农业生产能力甚至还未脱离原始状态；如果通过进口纺织品、出口原材料的贸易方式没有使该国得到逐年的显著发展，并且也没促使其精神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兴起和增长；如果这种商业贸易可以持续进行而不遭遇别国原材料进口的禁止或者因战争的冲击而中断；或者如果该农业国处于热带地区，并且贸易双方获利均等，且也符合自然规律，那么处在这一条件下的该国在用本国农产品交换国外纺织品时，会比完全利用本国资源进行生产能更快更稳地实现文明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然而，如果农业国家在国外商业的带动下已经达到了农业发展的最高阶段；或者在贸易过程中，如果制造业国家在输出制成品时拒绝接受农业国用农产品作为交换；或者如果制造业国家在农业国的市场竞争中获胜，进而导致农业国的制造业无法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国的农业生产力就会处于残缺不全的危险境地。

我们说的农业的残缺境地，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个国家由于缺乏强大的和稳定发展的制造业，以至于全部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在农业中工作，进而消耗掉国家的全部剩余农产品，那么一旦人口大量增加，就只能通过移民或者与原来的农民争夺眼前有限的土地，直到每个家庭的土地越来越少以至于只能生产出仅供家庭所需的那部分基本的食物和原材料，而没有大量的可以用来和制造商交换所需的制成品为止。在一国生产能力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农业国（只要其文化发展达到一定的阶段）人口增加的大部分就应该转移到制造业中去，将剩余农产品的一部分用来供养制造业人口在食物和原材料方面的需求，另一部分用来换取制成品、机器和工具，以改善农民的消费水平并增加他们的产出。

如果这种状况能够及时实现，那么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将会相互促进并有所增长，且这种增长没有止境。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将十分巨大。不过就农业所需的劳动力来说，除了维持最大限度的农产品剩余所必需的劳动力以外，不可能有更多的劳动力向农业转移，现有土地也不可能再进行分割。农业人口创造的剩余农产品越多，能消费的制成品也越多。剩余农产品的持续增长将带来制造业人口需求的持续增长。多余的农业人口因此可以在制造业行业找到工作，而制造业人口最终不仅将和农业人口数量相当，甚至会超过农业人口。英国就属于后一情况，而法国和德国的部分地区则属于前一种情况。英国之所以能在两大生产部门之间进行自然的行业划分，主要是依靠它的养羊业和毛纺织业。英国在这两方面的大规模发展比其他国家迅猛很多，而其他国家的农业发展由于封建和专制势力而遭到破坏。占有土地就获得了权势的原因只在于，封建主凭借土地获取一定数量的奴仆并且在自有土地上加以利用；奴仆越多，封建主可以召集的士兵就越多。何况在蒙昧时期，封建主除了豢养大批的奴仆以外没有其他的方式消耗大笔的收入，除非在那些奴仆为封建主服劳役并以少量农产品缴纳税收的条件下，封建主可能会分给奴仆一点点土地以耕种，除此以外，封建主不可能有更好的办法使奴仆获得一定的报酬并效忠于他们。这样，就人为地建立起了过度分割土地的制度的基础。现在，如果政府要人为地改变这一制度，那么结果只能是重新回到初始状态。

要制止一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持续下降，并逐步革除旧有制度遗留下来的弊端（除了鼓励移民以外），那么现有的最好的措施就是建立国内制造业能力，并逐渐把新增的人口吸引到制造业上；农产品的需求越是增加，大面积的土地耕作就越是有利可图，并可以鼓励耕作者从其土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农产品。

耕作者和土地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的大小总是取决于农产品和制成品以及其他各类产品进行交换的难易程度。基于这一点，任何在国际贸易方面稍有发展的国家都能获得最大化的利益，我们在其他章节里已经用英国的例子对此进行了说明。但是，一个在工业文明、资本拥有量和人口等方面都已经获得了巨大进步的国家会发现，自身制造业力量的发展，比只拥有最发达的国际贸易而没有自己的制造业力量对农业的发展更为有利。因为这样可以确保这个国家免受由于战争、国外贸易限制和商业危机造成的波动；还因为这样该国就节省了农产品出口及制成品进口过程中发生的大部分运输费用和商业费用的成本；还因为制造业的发展促使现有的交通运输得以改进，并从交通改进中获益；并且，同样的原因使得原来没有被开发的人力和物力得以开发，特别是因为制造业和农业彼此越靠近，那么制造业和农业之间的互换能力就越强，并且两者之间的各种产品的交换就越不可能被多种突发事件所打断。

在我1828年写给费城工业技术促进协会主席查尔斯·英格索尔先生的几封信（这些信集结成册以后的书名是《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大纲》）中，我试图解释在同一个国家和同一个政治权力制度下，用以下的方式将制造业和农业联合起来的优越性。假定你不懂得磨麦子的技术，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进一步假定你也不懂得烤面包的技术，就像（安德森所说的）十七世纪时鲱鱼腌制法还不为英国人所掌握时的情形那样；因此，可以假定你不得不把麦子送到英国去磨成面粉然后烤成面包。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麦子有多少被英国人作为磨面和考面包的成本扣下了？在输出麦子和输入面包的过程中，雇用的运货人、海员和商人消耗的有多少？最后回到种麦人手中的又能剩多少？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方法，国外贸易进程将受到极大的推动，但值得怀疑的是，这种交易是否特别有利于国家的福祉与独立自主。设想一下，如果你们国家（美国）与英国之间发生战争，那些为英国面粉厂和面包厂生产麦子的人的处境将如何？同时那些习惯了英国面包口味的人又将怎么样？因此，为了种麦人的利益和经济繁荣，要求面粉厂主应住在邻近地区；为了农户的富裕，制造商应住在邻近地区；为了平原地区的经济振兴，一个发达的制造业城市应当坐拥其中；为了国家农业的繁荣，本国的制造能力应尽可能地发展到最高程度。

我们来对比一下繁华的城镇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农业情况。在偏远地区，农民仅种植那些能够经得起长途运输的作物。这些作物与那些距离购买者较近的地区生产的作物相比，价格低而质量又好，但农户利润的绝大部分耗费在运输上，因此很难获得可以有效用于他的农场的资金。由于缺少好的榜样和接受教育的机会，人们很难被引导利用新的工艺、更好的工具和新的种植方法。农户本人由于缺乏观摩机会、缺少对生产能力发展中的努力和竞争的刺激，就难免陷于怠惰状态。

但是，在靠近城市的地区，农户会利用每一寸土地来种植那些土壤最适合种植的作物。他们会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尽量多生产。蔬菜、家禽、蛋类、牛奶、黄油、水果以及那些远郊农户认为不值钱的农产品，都会给近郊农户带来巨大的收益。远处的农户必须依赖于牲畜的繁育，而近郊农户则可以从牲畜饲养中获利，并且可以完善其根系作物和草料作物的种植。他们可以利用对远处农户用处不大或几乎没用的东西，比如石头、沙、水力等等，并且众多最好的机械设施及各种耕作方法也随手可得。为农场发展积累必需的资金对他们来讲轻而易举。坐拥土地的经营者及其工人们，面对着城市提供的消遣、在他们之间形成的竞争、唾手可得的利润，被激发出了全身心的热情来全力改善他们的条件。于是国与国之间也正好出现了与农户间同样的差异，有的国家制造业和农业齐头并进，有的国家则只能用本国的农产品来换取别国的制成品。

一个国家的社会状态主要取决于职业的种类及划分和生产能力的合作。一枚针之于制针厂，如同国家福祉之于我们所称之为的“国家”的大社会。国家最重要的职业分工在于脑力与体力的分工，这两者相互依存。脑力劳动者在推动道德、宗教、教化、知识增长、自由扩大、政治机构完善的延伸——国家内部的个人与财产的保证、国家外部的独立与国力——等方面越成功，物质财富的生产就会越丰富；反之，体力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就越容易推动脑力生产。

职业最重要的划分、在物质生产上的最重要的生产能力的合作，是农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划分与合作。如上所述，二者相互依存。

就像在制针厂里一样，在国家中，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的分支，甚至整个国家的生产都取决于所有个人相互关系的协调运转。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为平衡或生产能力的协调。一个国家可能拥有太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人学士及太少的熟练工匠、商人和渔夫。这是高度先进的、广博的文化没有被高度先进的制造业能力和广泛的内外贸易支持的结果，就如同在制针厂里制造了太多的针头而缺少针尖一样。在一个国家中多余的针头是：大量的无用的书籍、令人难以捉摸的理论体系、学术争端，通过这些，国家的思维变得更晦涩而不是更文雅，同时人们会从实用的职业中退出。同样的生产能力退步也会发生在那些国家中，原因是它拥有太多的牧师和太少的青年导师，或者拥有太多的士兵和太少的政治家，或者拥有太多的管理者和太少的法官及太少的权利与正义的辩护者。

一个国家只有农业，就如同一个人在物质生产中缺少了一只胳膊一样。商业仅仅是农业能力和制造业能力的交换媒介，介于它们独立的分支之间。一个国家用农产品交换外国的制成品，就如同缺少一只胳膊的个人借助于外来的胳膊，这种支持可能是有用的，但是不如他拥有两只胳膊有用，这是因为它的活动会受制于外人的反复无常。拥有了自己的制造业能力，它就可以生产出国内制造商能够消费的粮食和原材料；但是如果依赖于外国的制造商，那它就可能只生产那些外国不屑于自己生产的剩余部分，于是它们就会不得不从别的国家购买。

就像在同一国家不同的地区一样，地球上的不同国家间也存在着劳动分工和生产能力的合作。前者是由内部或国内商业所引导的，而后者则是由国际商业所引导的。但是，国际生产能力的合作是一个很不完善的合作，常常被战争、政治规则、商业危机所打断。尽管一定意义上它是最重要的，但因为由此使得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彼此相连，因而对已经获得先进文明的单个国家的繁荣来讲，它却是最不重要的因素。这是被流行学派的学者所承认的，他们宣称一国的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是海外市场无法比拟的。从这个观点中他们得出了结论，即为实现其目标，每个大国的利益驱使它们先形成国内联合，然后才考虑国际联合。

国际和国内的劳动分工都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气候及自然条件。每个国家都不可能生产出中国的茶叶、爪哇的香料、路易斯安那的棉花或者处于温带国家的玉米、羊毛、水果及制成品。如果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国内劳动分工（即本国生产）来提供和其自然条件不相符的商品，而这些商品本可以通过国际劳动分工（即通过对外贸易的做法）更好更便宜地获得，那么这个国家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不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来满足其国内的需求，而是仅用其剩余的产品来购买其领土内受自然所限不能生产的必需商品，那么这就表明这个国家缺少国内制造业的能力或国内工业。

世界上从自然中受惠最多的国家，很明显的是那些土地肥沃并且能生产出数量多质量好的一般生活必需品的国家，是那些气候适宜于身心发展的国家，是那些温带地区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制造业能力特别发达，它们不仅由此获得了精神和社会的高度发展以及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也具备了使热带国家及处于次文明的附庸国在一定程度上附属于它。温带国家因此遥遥领先，不仅能使它们的国内劳动分工达到最高的境界，而且能够利用国际劳动分工使自己富裕。

[1]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部，第1章。

[2]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部，第1章。

第14章　私人经济与国民经济

我们已经从历史上证明国家的统一是国家持续繁荣的基本条件；我们也已经说明只有当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并且世世代代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时，那么这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才能获得协调发展；没有当代个人以及后代人持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那么私人工业就很少能够繁荣。我们在最后一章中试图证明，在单个制造业中生产能力联合的规律如何发挥有利作用，以及如何对整个国家也以同样的力量发挥同样的作用。这本章中，我们要说明的是，一些流行学派把私人经济和国家经济相混淆，借以掩盖自己对国家利益以及国家之间生产能力联合的误解。

亚当·斯密说：[1]
“凡是在私人家庭中审慎的行为，在国家中也很少是愚蠢的。”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因此促进社会利益的发展。显然，个人总是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最清楚，对自己的职业最为关注，因此，个人比政治家或法官更能够决定把他的资金投在什么地方最能获利。试图给他人投资提出建议的人，不但会使自己承担无用的工作，而且还会把自己当成这方面的权威，而这种权威仅仅属于生产者，只能委托给那些自以为能够胜任艰巨工作的人。亚当·斯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国内工业而对贸易加以限制的行为是愚蠢的行为；如同每一个人一样，一个国家也应该从最便宜的地方购买商品；为了实现国家的高度繁荣，我们只要遵循放手不管、任其自由的原则就行了。”斯密和萨伊试图把通过保护性关税使国内工业得到发展的国家比之为一个要为自己制作衣服的裁缝，同时又把这样的国家比之为鞋匠，为了使自己的生意兴隆，却向进门的客户征收通行费。在这方面，托马斯·库柏也犯了流行学派同样的错误，且走向了极端，他在反对美国保护制度的书中[2]
写道：“政治经济学和所有个人的私人经济学都是同义的；政治学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组成部分；社会完全不同于组成社会的个人的这种假设是愚蠢的。每一个个人最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劳动和资本。社会财富只不过是每个社会成员财富的总和；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把自己照顾得最好，那么国家就一定会富裕，每个社会成员就可以各行其是了。”美国关税保护制度的拥护者反对这种论调，但从前却被支持自由贸易的进口商引证过；美国的《航海法》极大地促进了运输业、对外贸易和渔业的发展；仅仅为了保护海上的商船，每年花费在船队上的费用就达几百万美元。根据库柏的理论，这些法律和花费如同保护性关税一样，都是应该受到质疑的。库柏呼吁道：“不管怎样，为了海上贸易而发动海上战争是不值得的，可以让商人自己来保护自己。”

于是，流行学派从一开始就忽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原则，到最后则完全否认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让个人凭借自身的力量保护自己。

如何实现这一切？难道私人经济中的明智在国家经济中也同样如此吗？难道关于后代需求的考虑以及对国家和民族性质的考虑是人的天性吗？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下一座美国城市创立之初的情形就会明白；如果每个人只顾自己，就会只在乎自己的需求，或充其量也只能满足以后几代人的需求，而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人联合起来，就能够为自己的后代提供更多的便利和需求；联合在一个社会中的个人为了这个目标，会忍受贫穷，作出牺牲，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个人会期待从单个人身上得到这一点。诸如保卫国家、实现公共安全以及其他许多目标，只有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才能达到，个人在促进私人经济的过程中，是否能进一步考虑到这些目标呢？国家难道不应该根据这些目标要求个人限制他们的自由吗？更进一步地讲，国家难道不应该要求个人牺牲他们收入的一部分、牺牲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一部分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吗？我们必须像库柏那样，先把“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斩草除根，然后才能接受他的观点。

不，那些在私人经济中看起来是愚蠢的行为，而在国家经济中则有可能是明智的；反之亦然。理由极为简单，裁缝不是国家，国家也不是裁缝；一个家庭与由成千上万个家庭构成的社会是不同的，一所房子与国家广袤的领土的区别是巨大的。个人最了解自己的利益之所在，并且尽力去实现这些利益，如果他依自己的方式行事，那么也并不总是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的。我们问问法官，他们是否经常考虑到一些犯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过大或者他们过于勤勉而不把他们送到监狱去。强盗、小偷、走私分子、骗子都十分清楚自己周围及其自身的情况，并都十分关注自己的事，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个人在从事自己的事业时受到的约束最小，社会就处于最完美的状态。

国家力量不得不对个人事业加以限制，这类例子数不胜数。[3]
国家力量防止船主从非洲西海岸装载奴隶运到美国。国家力量同时制定建造轮船的规定和航海的规则，以防止船长因贪婪和喜怒无常而使乘客和船员遭受损失。在英国，由于保险公司和船主之间的肮脏交易已经暴露出来了，因此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生命和财产因少数几个人的贪婪而遭受损失，于是便对造船业制定法律来进行限制。在美国，要求每桶装的精制面粉不得少于一百九十八磅，否则面粉厂的厂主将受到惩罚，并委任市场监管员监督所有的市场货物。尽管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崇尚个人自由，但任何一个国家都视保护公民为自己的职责，以免他们遭遇危险和遭受损失，例如生活必需品的销售和药品的销售等方面。

流行学派可能会说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都是对财产和人身非法损害方面的关注，而不是对有用之物的正当交易和私人经济中的那些有益无害的勤奋的关注；无论如何，国家没有权力对这些有益无害的勤奋加以限制。当然不能限制，只要它们一直是有益无害的；但是，那些本身有益无害的勤奋，就世界普遍贸易而言，或许对一国的国内贸易则可能是危险而有害的；反之亦然。在和平时期，从一个世界主义的视角来看，私掠商船是不好的行为，而在战争年代，政府却大加鼓励。在和平时期随意杀人是违法的，但是在战争年代，这就变成了一种责任。火药、子弹和枪支贸易在和平时期是允许的，但是如果有人在战争年代为敌人提供这些东西，那么将以叛国罪受到严惩。

由于同样的原因，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国家不仅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它本身并无害）制定某种规则或限制。通过禁止和保护性关税，国家不再对个人如何利用他们的生产能力和资本发号施令（像流行学派很世故地宣称的那样）；国家并没有告诉一个人“你必须将你的资金用来建造轮船，或者用来修建工厂”，或者说“你必须成为一名船长或土木工程师”，国家让个人决定如何利用他们自己的资本，选择他们自己的职业。国家只是说：“我们自己生产的这些或那些物品对我们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如果同外国进行自由竞争，那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利益。在我们认为必要的范围内，必须对这种竞争加以限制，这样，在我们中间把资本和全部的劳动投入到新兴的工业中的人就可以获得保护，这些人的财产以及职业也能够得到必要的保障；这种做法可以激励外国技工连同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到我们这边并为我们所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一点也没有限制私人勤奋的发展；相反，它使得个人的、自然的以及国家金钱的力量有了更广阔的使用领域。因此，国家不需要做个人比国家更清楚、更能做好的事；相反，它应该做那些即使个人了解但却无能为力的事。

流行学派宣称，伴随着保护制度而产生的将是国家权力对资本和个人勤奋利用的侵犯，这是不公平的和违反经济原则的。如果我们考虑到的正是外国的商业规则造成了对我们私人勤奋的侵犯，那么只有借助于保护制度，我们才能抵制外国商业政策的有害活动。对于这一点，流行学派的观点就更显得没有什么优势了。如果英国市场排挤我们的谷物，那么英国的所作所为岂不是就等于迫使我们的农业从业者减少在自由进口制度下可以出口到英国的谷物数量吗？如果英国对羊毛、酒以及木材课以重税，那么我们对英国的出口贸易将会完全或大部分停止。除了英国的国家力量相应地限制了我国若干产业的发展外，还能产生什么其他影响呢？从上述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外国的规则支配着我国的资本和个人生产能力，也就是外国制定的规则使得我国的资本和生产能力几乎无法流动。由此可见，如果不依靠我们自己的立法，以及根据国家的利益对本国的工业给予指导，那么我们将不能防止外国根据它们实际的或推定的利益为依据来制定规则限制我国工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国生产能力的发展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对于我们允许私人的勤奋依据外国的利益而受外国法律的管制，还是依据我们自己的利益受本国法律的管制这两种情况而言，第一种情况难道对我们更加明智以及对我们的国民更有利吗？如果美国或德国的农业从业人员每年都必须学习英国议会颁布的法令，以便明确英国那个立法机构认为对两国的谷物或羊毛产品是加以限制还是予以鼓励哪个更为有利；或者如果美国或德国通过立法限制某些外国制成品，并同时保证自己的产品占有市场，保证从此以后再也不受外国立法的管制，那么难道它们会感到在前一种情况下比在后一种情况下受到的限制更少吗？

如果流行学派认为保护性关税使国内的制造商处于了垄断地位，使本国的消费者利益受到了损失，那么这样的论据也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每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分享由保护本国工业所带来的市场利润，这种分享不是一种私人垄断，而是一种特权，是属于本国全体国民的，而不是属于外国国民的；外国的国民也享有同样的垄断权，但我国国民只是借保护而处于和他们同等的地位罢了，这就使得实施保护制度的主张更理直气壮了。这种特权既不仅对生产者有利，也不只对消费者有害，因为当生产者在一开始就获得高价的时候，他们就冒着很大的风险，他们不得不同一切工业在创业时所面临的巨大损失和牺牲作斗争。但是消费者尽可放心，因为这些巨额利润绝不会达到不合理的程度，也不会长期存在，因为通过随之而来的竞争，必然会引起价格的下降，甚至降到低于外国自由竞争市场所形成的均衡价格的水平。农业从业者通常是制成品最重要的消费者，如果他们必须支付高价的话，那么这种不利影响就可以通过增加农产品的需求进而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获得补偿。

这就更加荒谬了，流行学派把价值理论与生产能力理论混为了一谈，他们从自己的学说中推断说，“国家财富仅是国家中个人财富的总和，在刺激生产和积累财富方面，每个人的利益都比所有的国家规则都有效”，结论是如果对每个人积累财富的行为不加干预的话，那么国内工业就能实现繁荣。如果流行学派不从这个学说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这种学说未尝不能成立；但问题的关键（如前一章所述）不是通过国内商业限制来直接增加这个国家的交换价值量，而在于增加生产能力的量。国家生产能力的总和与个人生产能力的总和不是同义的，应该分开考虑。国家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一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特别是取决于国家使国内的劳动分工和生产能力的合作是否行之有效，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几章中作过充分阐述了。

流行学派理论体系只考虑了单个的个人，这些个人彼此之间的商业关系是完全自由的，如果我们让这些个人根据自己的自然偏好去追求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那他们就知足了。很明显，这种理论体系不是国民的经济体系，而是私人的经济体系，在没有政府干预、没有战争、没有敌对的外国关税限制的情况下，这种体系也可以自然形成。这个体系的拥护者不愿意指出，那些现在已经强盛的国家它们是凭借什么达到并保持繁荣的，以及那些曾经强盛的国家它们为什么会失去原有的强盛地位。从这个理论体系中我们只可以了解到，为了使有价值的产品得到交换以及让这些产品在全人类中得到分配和消费，私人的勤奋、天赋才能、劳动力和资本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如何让每个国家的自然力发挥作用并产生价值，并使这些贫弱的国家变得强盛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从这个理论体系中获得任何答案了，因为流行学派经常忽略政治学、忽略一个国家所处的特殊环境，而只关心整个人类的繁荣。每每谈及国际贸易问题的时候，本国的个人与外国的个人之间总是对立的，谈论的也总是单个商人之间的交易，提到的商品也是一概而论的（不考虑这个商品是原材料还是制成品），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进出口的不论是货币、原材料、制成品，也不论进出口是否平衡，它们对国家都是有利的。例如，如果美国发生了商业危机，那么它就会像流行病一样流行，使我们担惊受怕，如果就这一问题我们向该理论请教，那就得不到任何答案。而且，这个理论使我们无法对这种现象进行科学探讨，因为为避免被骂作糊涂虫和无知的家伙，我们甚至不能说出贸易平衡这个词，尽管立法机构、官僚机构以及交易所都在使用这个词。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认为进口和出口都是自动平衡的，尽管我们从公开报告中得知，英国银行是如何对自然事物的演进给予正确引导的；尽管我们知道，由于英国《谷物法》的存在，使得那些与英国打交道的国家的农业从业人员在用自己的产品交换英国的制成品时困难重重。

流行学派承认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它处处不考虑国家力量的作用。根据它的观点，国家对个人的关注越少，那么个人的生产能力就越能得到发挥。事实上，根据这种认识，未开化的国家应该是世界上最具生产力、最富有的国家，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未开化的国家那样让个人随心所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未开化的国家那样感受不到国家力量的作用。

然而，与此相反，统计数据和历史都告诫我们，哪个国家需要立法力量和行政力量干预的必要性越明显，哪个国家的经济就越发达。一般来说，只要个人利益不违背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就是好东西，因此，只要非保护行为与国家福祉一致，那么个人勤奋就只能借助于非保护行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个人的事业和活动不能满足这一目标，或者无论如何都对国家有害，那么个人的勤奋为了得到整个国家的支持，为了人们自己的利益，它就必须服从法律的约束。

如果流行学派把一切生产者之间的自由竞争都当成是促进人类繁荣的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从它的出发点来看，这种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在世界联盟的假设之下，对于国家间正常的商品交换进行任何限制，似乎都是不合理的和有害的。如果有些国家把整个人类的利益都置于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之下，然后再谈论什么各国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那么这是十分荒谬的。流行学派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仅适用于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因此，每一个大国都尽力形成一个集合体；只有符合这个集合体的利益时，这个集合体才会与他相似的集合体发生贸易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看成是只为它自己活着，而不具有社会成员的属性，如果我们（像斯密和萨伊那样）把个人仅仅作为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单独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或国家的公民而存在，那么上述的社会利益和国家中的单个的个人利益就会迥然不同。因为个人是不会关注后代的发展的，他们把为未来的、不确定的、渺茫的利益（即使有价值）作出的牺牲视为是愚蠢的（库柏先生的确向我们这样指出过）；他们很少关注国家发展的连续性，他们让他们的商人的船只任意遭海盗抢劫，他们丝毫不关心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尊严以及国家的光荣；他们顶多为了子女的教育而说服自己作出一些物质上的牺牲，他们即使给予他们的子女学习某一种职业的机会，也要假定他们的子女通过学习在若干年后可以自谋生计，只有这样他们才肯这样做。

事实上，按照流行学派的理论，国家经济与私人经济极为类似，所以萨伊（例外）认为国家也可以保护国内工业，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经过几年的保护，尽可能地使工业能够获得独立。就像鞋匠收学徒一样，学徒必须在几年内把手艺学好，即使以后没有师傅的帮助，他也能在这个行业中独当一面。

[1]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部，第2章。

[2]
托马斯·库柏：《政治经济学演讲集》第1、15、19、177页。

[3]
参见附录二。

第15章　民族主义与国家经济

从前面几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流行学派理论体系存在着三个主要缺陷：第一，漫无边际的世界主义既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如何满足国家的利益；第二，死气沉沉的唯物主义处处主要考虑事物的可交换价值，而不考虑国家的精神利益与政治利益、眼前利益和未来利益以及国家的生产能力；第三，形单影只的单一主义和个人主义忽视了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国家联盟发挥的重要作用，它们想象在同社会（即同整个人类）进行自由交换的状态下，个人勤奋可以获得很好的发展，好像人类社会没有被分成许多独立的国家和社会那样。

然而，在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还是存在着国家的，而每个国家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文学、特有的起源和历史、特有的风俗习惯、特有的法律制度，人们需要这些东西而使国家独立存在、逐步完善、长盛不衰，国家有自己的疆土；由各种复杂的精神关系以及利害关系组成的社会把自己独立成为一个整体，它承认自己的和本身范围以内的权利法则，这种独立的特征使得它与别的同类社会在国家自由上仍然处于对立状态，因此，在目前这种世界形势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来保持独立。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能力、安全以及繁荣；同样，只有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人类文明成为可能。

然而，各个国家的环境条件千差万别，我们发现它们之中有巨人也有侏儒，有体格健壮的也有存在缺陷的，有文明的也有半文明的和野蛮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在这些国家中也有自我保护、要求进步的冲动，这是天赋本能。政治的任务是使国家从野蛮走向文明，由弱小变得强大，但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使国家长盛不衰。而国民经济的任务便是完成国家经济的发展，为其将来进入国际社会做好准备。

处于正常状态的国家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绵长的边境线以及稠密的人口；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海业协调发展；艺术、科学、教育事业都普遍得到培育并与物质生产处于同等地位；它的宪法、法律和制度必须为本国人民提供高度的安全和自由，必须有利于促进宗教、道德和繁荣。总之，它必须把国民的福祉当成自己的目标；它必须拥有足够的陆上和海上力量以保护自身的独立和对外贸易；它必须拥有对落后国家的文明产生有利影响的力量，以及用它的过剩人口、精神和物质资本来开拓新殖民地、建立新国家。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正常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精神文明、物质丰富和政权力量的基本条件。一个受人口数量和疆域面积大小限制的国家，尤其是受分散语言限制的国家，只能用残缺的文学和制度来发展艺术和科技。一个小国不能使生产的各个部门都在国境的范围内实现充分完善。在这样的国家，一切保护都将成为私人垄断。这样的国家只有与更强大的国家结成联盟并且牺牲部分国家的利益和投入更多的精力，才能勉强维持独立。

一个没有海岸线、商船或者是海军力量的国家，或者是对其河流的入海口没有管辖权的国家，其对外贸易就必须依赖于其他国家；它们既不能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也不能建立新的国家；从这些国家流向未开化国家的过剩人口、精神和物质资本将会失去它们本身的特有的特质，而有利于其他国家。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海洋和山脉作为屏障，那么极易遭受外国的侵犯，必将作出巨大的牺牲才能建立自己独立的关税体系，但无论如何，这个体系仍然是不十分完善的。

一国领土的缺陷是可以弥补的，有的是通过王位的继承，如英格兰和苏格兰；有的是通过购买，如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有的是通过征服，如大不列颠和爱尔兰。

现在，第四种方法已被采用，用这种方法弥补缺陷，比征服更加公正、更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它不依赖于继承等偶发事件，只通过协定就把不同的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了。

德国通过关税同盟首先获得了一个最重要的民族特征。但是只要这个同盟没有延长它的海岸线，即从莱茵河口延伸到波兰边界，包括波兰和丹麦，那就不能认为这个措施是完美无缺的。这个同盟的必然结果必定是这两个国家都加入德国同盟，最后都加入到德意志国家，到那时，德国就可以拥有它现在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渔业和海军力量、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况且，就血统和所有的特征而言，这两个国家本来就属于日耳曼民族，它们之所以债务缠身难以喘息，是因为它们违背了自然规律，强行坚持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当这种负担愈来愈重变得无法忍受时，当同大国结盟看起来是大势所趋和必不可少时，这种分裂局面必将宣告结束，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比利时的领土和人口都很有限，要弥补这一缺陷，那么与较大的邻国结盟是唯一的出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人口增加越多，美国的保护制度就越健全，它们就靠得越近，英国要想阻止两国结盟也就越没有可能了。

在经济方面，国家必须经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原始落后状态、畜牧业状态、农业状态、农业—制造业状态、农业—制造业—商业状态。

各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史，尤其是英国的工业发展史清楚地证明，由原始落后状态转入畜牧业状态，再由畜牧业状态转入农业状态，再然后由农业状态转入制造业和海运业的早期发展状态，受到了先进城市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的及时而有利的影响，但是要获得发达健全的制造业，拥有重要的商船和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必须依靠国家力量的干预。

一国的农业越是不完善，这个国家就越缺少将本国过剩农产品和原材料与国外制成品交换的机会；一个国家的未开化程度越高，就越适合君主专制的政体和法律，那么这样自由贸易（例如出口农产品和进口制成品）就越能促进这个国家的繁荣与文明。

但是，如果一国的农业、工业、社会、政治和市政状态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而它仍用本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同外国的制成品进行交换，那么这个国家从中获得的为改善国内社会状况的利益就会更少，而制造业能力强于自己的外国在竞争中取得了成功，那么这对这个国家就越不利。

后一类国家，也即已经具备建立自己的制造业能力所需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条件的国家，从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文明并获得了极大的物质繁荣，同时也提升了政治力量，但是在与比它更先进的外国制造业力量进行竞争时，它的发展还是受到了阻碍。只有在上述这种情况下，国家才有理由实行商业限制并保护自己的制造业能力；也只有当它的制造业能力足够强大，不再有任何理由害怕与国外竞争时，并能从根本上保护国内的制造业能力时，实行保护制度才是合理的。

假使保护制度一下子排除了外国竞争，使被保护国与其他国家完全隔离，那么保护制度就不仅违背了世界主义的经济原则，而且与人们充分理解的国家利益也不相一致。如果要保护的制造业能力处于发展初期，那么保护性关税就必须适中，必须随着精神与物质资本的增加、技术能力的提高和企业家精神的建立而逐步提高。并不是所有的工业产业都需要获得同样的保护，只有重要的工业产业才需要特殊的保护。这里的重要工业产业是指，建立和经营时需要大量资本、大规模机器设备、高科技知识、丰富经验以及为数众多的劳动力的工业产业，它们生产的是第一生活必需品，因此，无论从它的总价值还是从国家独立方面讲，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例如棉、毛、麻等纺织业）。如果主要工业产业在适度保护下获得发展，那么其他次要工业产业就可以在保护较低的情况下围绕着它成长起来。有些国家工资水平很高，但是人口相对于其国土面积来说不算太多，比如美国，如果那些供应它们同类制成品的国家允许进口它们的农产品，那么这样的国家应该给予那些不是主要用机器生产的制造业以较少的保护，而给予那些主要用机器生产的制造业以更多的保护，这对它们较为有利。

流行学派认为用农产品交换其他国家的制成品如同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力量一样，可以促进并传承文明，增加财富，尤其可以促进社会进步，这样就暴露出了它们完全误解了国家经济的性质。一个纯农业国永远不可能使它的国内外贸易、内地运输方式以及国外航运获得充分发展，不能使人口随着福利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增加，也不可能在道德、智力、社会与政治方面获得显著进步；它永远不可能获得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使自己处于对落后国家的开明和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地位，也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一个纯农业国家与一个制造业兼农业的国家相比，其制度上的差距不知有多远。前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总是或多或少地依赖于用制成品交换它的农产品的生产量，它自己不能决定应该生产多少，它必须等着其他国家愿意从它那里购买多少农产品然后才决定生产多少；相反，后者（即农业兼制造业国家）自己也生产大量的原材料和粮食，但只用从纯农业国的进口补充自己无法生产的东西就行了。这样，纯农业国影响销售的能力首先要靠制造业兼农业国家的收成的多少来决定；其次它必须在销售过程中与其他纯农业国家进行竞争，它本来就无法确定自己的销售量，现在变得更没有把握了；最后，一旦发生战争或遇到新的关税制度，它同制造业国家的贸易将面临彻底中断的危险，进而一方面它将无法为过剩的农产品找到销路，另一方面将无法满足制成品的国内需求。正如我们所陈述的那样，农业国家就像一个只有一支臂膀的人，另一支是借外国的，但是它不能确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这支借来的臂膀；而农业兼制造业国家自己的两臂齐全，它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

流行学派认为保护保护制度只是投机政客玩弄的一种违反自然规律的手段，这是根本错误的。历史证明，保护制度起源于国家为实现繁荣、获得独立和能力的自然努力，或者是战争和占优势的制造业国家制定敌对性的商业法规的结果。

独立和权力的概念起源于“国家”这个概念。流行学派从来不考虑这些，因为它并没有把单个国家的经济，而是把整个社会，即全人类的经济当成了它们的研究对象。例如，假如我们假设所有国家通过普遍联盟结为了一体，那么，各个国家的独立和力量再也不是它们所考虑的目标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独立就成了一纸普遍性的法律空文了，就像罗得岛州和特拉华两州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地位一样。自从这个合众国建立以来，这些小州就再也没有考虑过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或者考虑过它们的安全不如比自己大的州有保障的问题。

假如各个国家的世界联盟的原则是合理的，假如某个国家已经预期到能从这个大联盟中、从普遍和持久的和平中能够获取巨大的利益，而它却仍坚持制定自己的国家的方针政策，就好像这个国家的联盟早已存在似的，那么它这样做就不合情理了。我们要问，如果一个国家考虑到了普遍的、持久的和平状态的巨大利益和合理性，那么就会解散军队、销毁兵舰、拆除要塞，为什么任何正常的人不可以认为这个政府是精神失常的呢？如果这样的政府这样做了，它们的所作所为与流行学派希望政府做的就没有什么二致了，流行学派认为普遍的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好处，要求政府应该放弃从保护中获得的好处。

战争对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商业关系起着破坏作用。在战争条件下，生活在一个国家的农业从业者将被迫与居住在另一个国家的制造商分开来。然而，当制造商（尤其是如果他属于一个海军力量强大的国家的公民，并且从事着广泛的商业活动）从本国农业从业者那里或者是从其他获准进入本国的农业国那里得到了补偿，那么纯农业国的居民将遭受商业中断带来的双重损失。

纯农业国居民的农产品市场将使他们彻底破产，因此，他们将失去购买制成品的手段；以前贸易的存在使这些制成品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而现在他们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将遭到削弱。

然而，一个战争削弱了其生产和消费能力的农业国家，现在由于国际贸易的中断，却在人口、文明和农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涌现出了大批制造业和许多工厂。战争发挥的作用如同禁止性关税制度的作用一样。农业国认识到了拥有自己制造业能力的巨大好处，通过亲身体验，它们坚信，在战争造成的商业中断期间，它们的所得大于所失。于是，纯农业国产生出了从现有状态发展成为一个农业兼制造业国家状态的信念。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因战争给它带来的机会而在制造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实现和平以后，与原来就有贸易关系的国家重新恢复了这种贸易关系，那么它们就都会发现，在战争期间新的利益已经形成，重新建立原有的商业关系将破坏新形成的利益。[1]
先前的农业国会感到，如果恢复向国外销售农产品，势必要牺牲自己业已建立的制造业；而那个制造业国家也会感到，它在战时形成的国内部分农业生产的格局将受到自由进口的破坏。因此双方都想通过征收进口关税的办法来保护这些利益。这就是近五十年来的商业政治史。

是战争使更多近期的保护制度是得以产生。我们坚持认为，即使英国在和约达成后并没有犯那个重大错误，并没有限制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的输入，从而使战时实施保护制度的动机在和平时期继续保持，然而，对于那些处于二三等水平上的制造业国家而言，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该继续实施保护制度，并进一步发展它。对于一个农业还处于原始落后状态的未开化国家来说，只有与文明的制造业国家进行贸易才能进步，当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只有拥有自己的制造业才能够使繁荣、文明和力量达到最高程度。将一个纯农业国变为农业兼制造业国的战争，对这个纯农业国来说是一种恩赐。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这样，尽管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其后代将受益无穷。但是，一个有能力发展自己制造业的国家，在和平到来后，如果仍走纯农业的老路，和平对它来说就是一个诅咒，比战争的危害性更大。

在普遍和平恢复后，英国限制外国生活资料和原材料的进口，从而限制了它（垄断全球制造业市场）的主要倾向，这对制造业能力处于二三流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幸事。当然，英国战时垄断本国市场农产品供应的农业从业者，在战后将感到自由竞争的残酷，但这只是初期的情况而已，到了后期，英国制造业将垄断全世界的制造业（这一点将在其他章节中阐述），它们的损失将获得十倍的补偿。处于二三等地位的制造业国家，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它们的制造业已经初具规模，在这之后（二十五年的战争已使它们的农产品与英国市场处于隔离状态），也许再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的严格保护，它们的制造业能力就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可以成功地与英国的制造业进行自由竞争。假如（我们说）这些国家在忍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牺牲以后，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拥有制造业带来的巨大利益，愿意从一个只有农业兼制造业国家才可以获得的高度文明、繁荣和独立的地位，降低到纯农业国的劣势地位，仅仅因为这种说法可以取悦英国，使这个国家可以察觉到这些国家犯的错误，察觉到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可以同英国进行竞争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水平，那么这同样是有害的。

假定英国的制造业能够获得足够的影响力，促使主要由大地主组成的上院和主要由乡村地主组成的下院对进口农产品作出让步，谁又能保证若干年后一个保守党不会在新的环境下通过一个新的《谷物法》呢？谁又能够肯定是否会因为一次海上战争或者新的大陆制度，再度使欧洲大陆的农业从业者同岛国的制造商分离，迫使欧洲大陆国家重新从事制造业，使它们在恢复和平后所做的全部努力都付之东流？

这种情况下，流行学派会谴责大陆国家就像西西弗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暴君，死后坠入地狱，被罚从山下往山上推石头，但石头在近山顶时又滚落，如此循环，劳而无功。——中译者）推石头一样，在和平时期把在战争时期建立的制造业毁掉。

如果流行学派没有从这门学科（尽管这门学科自命为科学）中把政治完全排除，没有完全忽视国家的存在，也没有完全不考虑战争对独立国家间商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那就不会产生这样荒谬的结论。

如果农业从业者和制造商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持久和平使他们结合在了一起，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对已有制造业的扩大和改进，都将引起对农产品的需求的增加，这种需求是确定的，它不依赖于外国的商业规则或者外国的商业周期，也不受外国的政治骚乱或战争、外国的种种发明和革新以及农业收成的影响；国内的农业从业者不需要将这种利益与外国分享，他们所获得的利益年年都十分稳定。不管其他国家的农业产量如何，也不管政治世界的误会有多少，它们总依赖自己农产品的销售，并以适当的、合理的价格换回它们所需要的制成品。但是，本国农业的每一次改进，每一个新的耕作方式的出现，都会对本国制造业产生激励作用，因为本国农业的每一点增长，都会给本国制造业带来相应的增长。这样，通过这种相互影响的作用，作为国家实力和支柱的两大资源的不断进步就有了保证。

政治力量不但通过对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张，保证国家不断繁荣，而且还使国内的繁荣和自身生存也有了保证，这些比单纯的物质财富更重要。英国通过《航海法》获得了政治力量，又通过政治力量将它的制造业力量延伸到了其他国家。然而，波兰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只有伴随着国内制造业力量的产生才能产生，所以波兰被从这些国家的名单中除去了。

流行学派不否认尽管外国的市场十分繁荣，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仍十倍于国外市场；但是流行学派没有从这个结论中得出另一个十分明显的结论，即培育和保护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要十倍于到国外寻求财富的重要性，只有在国内制造业实现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对外贸易才能获得重要地位。

流行学派只从世界主义的观点而不是用政治学的观点判断市场的性质和特征。欧洲大陆的许多沿海国家都位于伦敦、利物浦或曼彻斯特制造业的自然市场范围之内；对于欧洲大陆的内陆国家而言，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制造商能够在自由贸易下，在自己的口岸维持与英国制造商同样的价格。英国拥有大量的资本和广大市场，这使得它能够大规模生产，因此可以使制成品的价格更低，最终以低价向海外销售，这就使英国的制造商比其他国家的制造商更具优势，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要想获得这样的优势，只有靠长期保护本国市场，积极改善本国交通，才能逐渐实现。然而，沿海一带的市场，不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外贸易，对各个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如果在沿海一带市场上占上风的是外国产品而不是本国产品，那么这个国家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分裂的。的确，如果一个国家的港口城市同情外国人胜过同情本国人时，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来说，国家所处的地位都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

科学不可能为了促进世界主义的目标，既不否认也不忽视或曲解各国特殊环境的本质，只有对这种本质给予高度关注，引导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更高的目标努力，世界主义的目标才能实现。我们可以看到流行学派的学说在实践中的成就何其渺小，这不是实践政治家的错误，他们对国家环境的特征有相当正确的了解，而是理论本身有错误（这些理论和一切实践相背离）。这些理论会阻止一些国家（如南美洲国家）引进与本国环境特征相悖的保护制度吗？或者是一些国家将保护扩大到本不需要保护的粮食和原材料等领域，这些限制措施会对贸易双方都产生不利影响——既包括进口方也包括受限制的出口方，那么这个理论也会阻止这些国家采用保护政策吗？[2]
对于那些精制品，主要是奢侈品，让它们参与自由竞争，不会对国家的繁荣产生任何危险，那么这个理论会阻止对这些物品实行保护吗？不会。这个理论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它与事物的本质不符，以后也不会引起任何变革。如果它以事物的本质为依据，那它就能够而且必然会引起重大的变革。

如果这个理论能够说明防止粮食和原材料的自由贸易，能够给采取预防措施的国家带来不良影响，并且只有以国家的工业发展为目标才有理由实施保护制度，那么这个理论将会对所有国家都有利，将有利于整个人类的繁荣和进步。这样它就可以将保护制造业的能力建立在正确的原则之上，从而引导一个目前正在实施严格禁止制度的国家，例如法国，在某种程度上放弃禁止制度。制造商们只要明白，这些理论家的目的不是为了毁坏已有的制造业，而是要把保护和促进这些制造业当做每一个明智的商业政策的基础，那么他们就不会反对这一变革了。

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教导德国人先通过固定的保护性关税，随后再提高，然后再逐渐降低关税，直至取消关税，促进德国制造业的发展；告诉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周密安排有限的外国竞争对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进步都是有利的，那么这比起单纯地帮助扼杀德国制造业的做法对自由贸易事业做出的贡献就更大。

这一理论不能期望美国制造业会为了同外国进行自由竞争而牺牲自己的制造业，它们的制造业受到了廉价原材料和粮食以及机械力量的保护。然而，只要美国的工资远远高于那些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只要其他国家都同意进口美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对那些以工资为主要成本的制成品的进口尽量放开，那么这样做对美国的生产能力、文明的发展、政治力量的壮大都是最为有利的，这样，这个理论就不会受到反驳了。

自由贸易理论到那个时候就可以畅通无阻了，不论在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土耳其、埃及还是一切野蛮的、半开化的或热带的国家都可以行得通。上述国家（在它们目前文化状态下）就再也不会坚持那个愚蠢的观点了，即希望通过保护制度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力量。

到那个时候，英国就会放弃垄断全世界制造业能力的打算，它不会再要求法国、德国、美国牺牲自己的制造业，以报答允许它们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免税进口而作出的让步。到那个时候，它将考虑到这些国家实行保护制度的合理性，尽管它自己越来越拥护自由贸易。这个理论已经让它懂得，一个已经达到制造业霸主地位的国家，只有自由进口食物和原材料，同国外的制成品进行竞争，才能保护自己的制造商，使其免于退化或怠惰。

英国一向的做法是说服别国实行自由贸易，而它自己却实行严格的保护制度，但到那个时候奉行和现有商业政策完全相反的政策，即不论外国是否实行保护制度，它都将允许竞争。它将希望其他国家推迟采取普遍自由贸易的制度，直到其他国家不再担心自由竞争将破坏它们的制造业为止。

英国在当时和在这个愿望实现以前的那段时期内，会由于各国的保护制度使日用品的出口遭受损失，它可以通过出口更多的上等商品，通过为制造商开辟、建立和培育新市场来弥补损失。

它将努力在西班牙、在东方、在中南美洲各国努力倡导和平，在中南美洲野蛮和半开化的国家、在亚洲和非洲国家施加其影响力，使这些国家建立强有力的文明政体，将生命和财产安全引入这些国家，使得这些国家修筑自己的道路、开凿自己的运河，发展文明和教育、道德与勤奋，消除狂热、迷信和懒惰。如果英国在进行这些努力的同时能够取消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和原材料进口的限制，那么它将大幅度增加制成品的出口，这比不断企图毁坏欧洲大陆制造业的做法更有效。

然而，英国的教化工作如果想在野蛮和半开化国家取得成功，那么就不能采取独占的方式，决不能像在巴西那样，采取商业特权垄断市场，排斥其他国家的竞争者。这种做法将引起其他国家的嫉妒，迫使它们反对英国的努力。显然，迄今为止，文明力量的影响对上述国家的教化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这种自私政策就是其结症之所在。因此，英国应该在国际法方面推行这样一种规则：一切制造业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商业都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样，英国不但可以在自己的教化工作中得到他国的帮助，而且如果其他的制造业国家承担起相同的教化工作，那么对英国自己的商业也并无害处。由于英国在所有制造业和商业方面都具有优势地位，因此英国所得的出口市场份额最大。

如果为了保持英国的繁荣，就有必要争取世界制造业的垄断权；如果其他国家把英国作为榜样，也想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又不损害英国；或者是英国没有必要因为其他国家的财富增长而使自己的财富状况显得不如从前；或者自然将赋予德国、法国、美国（没有损害英国的繁荣）大量的发展机会，达到和英国同等的制造业水平。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确切地加以证明，因此英国一直不断地反对其他制造业国家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的做法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任何国家如果其制成品拥有全部的国内市场，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前为它提供制成品的那些国家将因被排挤出这个市场而遭受损失，这个国家将从制成品在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一个为自己生产的国家，将在本国的经济条件下获得充分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多，变得越来越富有。因此，与依靠从其他制造业国家进口相比，在制成品的消费上可以有很多办法。

就制成品出口而言，温带地区特别适宜发展制造业，它有它特殊的活动领域，可以努力供应热带地区国家的消费，而热带地区国家可以用殖民地的农产品交换温带地区国家的制成品。但是，热带地区国家的制成品的消费部分地要受到它的剩余农产品的影响，这一点与气候有很大关系；部分地要受到温带地区国家对农产品需求的影响。

如果现在能够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带地区国家生产的糖、大米、棉花、咖啡等等是目前产量的五到十倍，温带地区国家的消费量也是目前的五到十倍，那么就能同时证明，在这段时期内，温带地区国家的制成品对热带地区国家的出口量也可以比目前扩大五到十倍。

欧洲大陆国家对它们的殖民地产品的消费以过去五年的消费量的增长为依据，而如果不征收消费税的话，或许这种增长还要大得多。

关于温带地区国家产品增加的可能性，过去五年荷兰在苏门答腊岛、爪哇岛以及英国在东印度群岛的表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英国从1835年到1839年，从东印度群岛进口的蔗糖增加了三倍，进口的咖啡增加得还要多，进口的棉花也有大量的增长。英国最近的报纸（1840年2月）极其兴奋地报道说，东印度群岛生产这类商品的能力是无限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英国进口这些产品就不需要再依赖美国和西印度群岛了。荷兰已经感到很难销售其殖民地的产品了，正在积极寻找新的市场。我们还要注意到，北美继续扩大它的棉花产量——得克萨斯州已经悄然兴起，毫无疑问，它的实力将超过整个墨西哥，使那片肥沃之地出现像美国南部各州同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秩序和法律、勤奋和智力将逐渐扩展到从巴拿马到合恩角的整个南美洲，继而扩展到整个非洲和亚洲，从而使各地的产量和剩余产品不断增加，到那时，我们就不难理解，这里的空间绝对不只是供一个国家用来销售制成品的。

如果英国只通过从东印度群岛进口就能满足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了，那么英国怎么能够垄断生产殖民地产品的所有国家的制成品市场呢？如果英国无法吸收一些国家的殖民地产品并与之进行交换，那么它又怎么能够企图把制成品出售到这些国家呢？或者如果欧洲大陆制造业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没有能力去购买、消费这些产品，那么它又怎么会对殖民地产品产生巨大的需求呢？

因此，很显然，抑制欧洲大陆的制造业的发展虽然会妨碍大陆国家的进步，但对英国的繁荣却什么好处也没有。

更为清晰的是目前甚至在一个漫长的时期，热带国家将用大量的原材料交换一切适于生产制成品的国家的产品。

最后，英国制成品在欧洲与美洲大陆的自由竞争垄断了世界制造业，然而就保护制度而言，并不更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改善。保护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热带地区的农业的利益而发展整个温带地区的制造业。

如果其他国家适宜发展制造业并有相应的领土、国家力量和聪明才智，那么看到英国在制造业、航海业和商业上取得的进步，就不必灰心丧气，它们也可以取得同英国一样的制造业强国的地位。未来的制造业、商业和航海业的情景，远不是今天所能比拟的，就像今天这些事业的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过去一样。我们要鼓起勇气，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并朝着这个方向阔步前进。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有充分的民族精神，立刻行动起来，培育这棵幼小的树苗，让它为我们的后代结出丰硕的果实。首先，我们必须拥有对本国市场的所有权，至少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必须拥有这种权力，对于那些同意用我们的制成品同它们进行交换的热带地区的国家，要做到能直接获取它们的热带产品。如果德国不愿远远落后于法国、美国甚至俄国的话，那么德国商业同盟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1]
参阅《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部分，第2章。——英译者注

[2]
参见附录三。

第16章　大众经济与国家财政管理，政治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

必须把与一个国家的政府的物质资产（国家财政经济）的积累、消费、管理有关的事项，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个人经济所依存的并受其制约的那些制度、规则、法律和条款等，即大众经济，区分开来。这种区分的必要性很显然与所有政治团体有关，无论这些团体构成的是整个国家还是仅仅是国家的一部分，也不论这些团体是大还是小。

在一个联邦国家，该国的财政经济又可区分为各邦的财政经济和整个联邦的财政经济。

当国家或联邦国家包含了该国整个国家，而且在人口数量、领土范围、政治制度、文明、财富和力量等方面都具备了独立的条件，并能保持稳定和具备了政治影响时，则大众经济与国家经济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大众经济与国家经济指的是一回事。这两者与国家财政经济一同构成了该国的政治经济。

但是，在某些邦内，这些邦的人口和领土只占整个国家的一部分，并且这些邦之间没有完全和直接的结合，而且也没有采取联邦形式与国家的其他部分联合，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只能考虑“大众经济”，这种经济与“私人经济”或“国家财政经济”是直接对立的。

在这样一种不完善的政治条件下，就无法考虑作为一个大国的那些目标和要求；而出于国家本身发展、保持独立地位、持续发展和力量增强等方面的考虑对大众经济进行调控就更无从谈起。在这里，政治必须与经济保持分离，所能考虑的只能是社会经济的自然法则，因为即使没有一个大的完整国家或国家经济的存在，这些自然法则也会自行发展和形成。

正是在这种立场之下，这门科学才在德国得以建立，过去称为“国家行政学”，后来改称为“国民经济学”，再后来又被改称为“政治经济学”，最后称为“人民行政学”，但自始至终就没有人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理论体系中存在的根本错误。

人们无法认识国家经济的确切概念和准确特征，因为一个在经济上结合起来的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人们常常用“社会”这一概括而又模糊的名词来代替“国家”这一清楚而明确的概念，而“社会”一词既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又可适用于一个小国、一个小城市或一个国家。

第17章　制造能力与国家的个人、社会和政治的能力

在纯农业国家，人们普遍心灵麻木、肢体笨拙，顽固地坚持旧观念、旧习俗、旧方法，缺乏文化、繁荣和自由；与此相反，在制造业和商业国家，处处充满着不断追求身心满足、不断赶超和不断追求自由的精神。

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部分地是由于这两类国家的人民的各自的社会习惯和教育程度不同，部分地也是由于他们工作性质和工作的必要前提不同。农业人口散居在全国各地，就精神和物质交流来说，他们彼此隔离。一个农业从业者做的事情几乎和另一个的完全相同，一个人生产的通常也是其他人所生产的。剩余产品和每个人的需求几乎雷同，每个人本身就是自己的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因此，在这里，精神交流和物质交换的诱因微乎其微。农业从业者主要同自然打交道，而非自己的同行。他们已经习惯于经过一段时间的耕耘而后进行收获，而自己努力的结果如何却听天由命，因此知足、忍耐、认命，还有懒散和不思进取，这已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本性。职业使他们不能与自己的同行交往，因此他们的日常行为不需要更多的智力和技能。在他们出生的那个狭小的家庭圈子中，通过模仿就能掌握技能，因此他们极少产生可能做得与众不同或可能会做得更好的念头。从出生到离开人世，他们都在同一个范围很小的人际圈子和环境中活动，他们很难看到那些通过身心努力而实现富裕的先例。单纯农业的生产方式或贫困状况代代相传，所有竞争产生的力量几乎不复存在。

制造业的性质与农业根本不同。因业务关系制造商们相互吸引在一起，他们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商业交往中，通过商业交往手段而生存。制造商从市场上获得一切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他们只有自己产品的很小一部分用于自己消费。如果说农业从业者主要祈求于上天对自己的恩赐的话，那么制造商的生存和发展则主要依靠自己的商业交往。农业从业者不知道他们的买主是谁，或者至少无需十分担心如何销售他们的产品，而制造商的生存所依赖的却是买主。原材料、生活必需品、工资、商品以及货币的价格瞬息万变，制造商从来都难以确定利润会有多大。他们不能像农民那样靠苍天的恩赐和自己的勤劳苦干保证自己的生存和致富，他们所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才智和劳作。要确保获得绝对的必需品，他们就得不断努力，争取获得更多；为了避免贫困，他们就必须努力致富。他们如果能比别人先行一步，那就会致富；如果落后于别人，那就难免遭到毁灭。他们必须不断地做买卖、交换、讨价还价。他们还得处处同各种人际关系、同各种不断变幻的环境以及各种法规打交道，他们在发展自己的智力方面的机会，要比农业从业者的机会多得多。要使自己有能力做买卖，他们就得掌握其他人和外国人的情况。要建立自己的事业，他们就得加倍努力。农业从业者所需要处理的只是自己邻里的事情，而制造商的业务则扩展到了世界各国。希望获得并保持同行的尊敬，以及与不断威胁着其生存和发展的对手进行的竞争，都是促使他们不懈努力、争取不断进步的强有力的激励因素。同时成千上万的事例向他们证明：凭借超凡的表现和艰苦奋斗，一个人的富裕程度和社会地位可以从社会最底层上升到最上层；而智力和精神懈怠，也可以让人从最崇高的地位跌落到最令人可怜的社会最底层的地位。这样的氛围足以在制造商身上激发起一种在纯农业从业者中难以见到的活力。

如果把所有制造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很显然制造业能够开发出各种各样高度发达的智力条件和能力并使之发挥作用，在这方面作用要远比农业要大得多。据传记作家斯图尔特说，亚当·斯密曾明确地表示过这样一个他自己极为得意的荒谬见解：农业比制造业和商业需要更多的技能。且不必深究制作一只钟表是否比管理一块农田需要更高的技巧，我们只需观察一点就可知道，即农业工作千篇一律，而制造业种类却成千上万。当然有一点不应忽视，为了与制造业进行对比，我们假设现存农业仍然处在原始状态，而并不是受制造业影响有所改进的农业。在亚当·斯密看来，如果说当今英国的农民的境遇要比英国制造商的境遇好的话，那么他一定忘记了这一点，即农民状况之所以有所改善，是因为受到了制造业和商业的影响。

显而易见，农业需要的仅仅是同一类型的人的个人的能力，即仅仅按照简单的顺序把体力和耐力结合起来从事笨重体力劳动的能力；而制造业却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智力、技巧和经验。制造业对于个人才能的需求有许多，使得制造业国家的个人很容易找到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工作或职业，而在农业国家每个人的可供选择的余地却很有限。在制造业国家，个人才智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农业国家；而在农业国家，个人的有用程度通常取决于他的体力。在制造业国家，身体衰弱或残疾者的劳动常常受到高度评价，他们并不亚于农业国家体魄强壮的人的劳动。任何一种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无论是妇幼还是老弱病残，都能在制造业中实现就业并获得报酬。

制造业既是科学与技术的成果，又是二者的支持者和哺育者。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农业条件对科学与技术的需求是多么少，原始农业的简陋工具的制作是多么不需要上述两者中的任何一种。诚然，农业最初是通过地租使人们致力于科学技术成为了可能，但是如果没有制造业，科学技术只能永远是私人的财富，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的有益影响也微乎其微。在制造业国家，科学启迪大众工业，大众工业同时支持着科学技术。几乎没有制造业行业不与物理学、力学、化学、数学或图样设计等学科发生关系的。离开这些学科的进步、新发现或新发明，数百种工业和工艺就不可能获得改进或革新，因而在制造业国家，科学技术必然普及。教育的必要性在于通过众多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的实施，诱发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专门从事于教学和著书立说工作。对这类才能的极大需求，促成了人才之间的竞争，进而使科学活动有了分工与协作，这不但有利于科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技术与工业的不断改进。这类进步的效果还会迅速扩展到农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国家，才会看到完善的农业机械和工具以及运用高度智力经营的农业。在制造业的影响下，农业发展成为了一门技能工业、一门技术和一门科学。

科学与工业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它在现在的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取代了古代奴隶劳动，并且它对于大众的生活状况，对于未开化国家的文明进化，对于人烟稀少地区的人口增长，以及对于原始文化国家的力量，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巨大影响。这就是机械力量。

制造业国家使用机械力量的机会大大多于农业国家。一个残疾人通过操纵蒸汽机完成的工作量要比一个仅靠双手的壮汉多百倍以上。

机械力量连同现代完善的运输设施，使制造业国家比单一农业国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显然，运河、铁路和轮船只有通过制造力量才能产生，也只有通过制造力量才能扩展到全国各地。在单一农业的国家里，每个人都为自己生产所需的大部分产品，消费自己产品的大多数，他们只能经营些许货物运输和客运，这就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客运和货运，足以负担设立和维持运输机械的费用。

在单一农业的国家里，新发明和改进并没有多大价值。在这样的国家，努力从事研究的人通常劳而无功，甚至成为自己研究和努力的牺牲品；而在制造业国家，却再也没有比发明和发现更便捷的发财和升迁之路了。因此在制造业国家，才智比技能更受重视、更能获得高回报，而技能则比体力更受重视和奖赏；而在农业国家，除了国家公职以外，情形却通常是相反的。

然而，制造业有利于国民的智力发展，同样通过为劳动者提供娱乐，诱导他们发挥体力和提供利用体力的机会，制造业也有利于劳动者的个人体力的发展。无可否认，在制造业发达国家，一个工人每天能完成的工作，要远远大于在单一农业国家完成的量，且不谈精良机器和工具为他们提供了多少帮助。

另外，在制造业国家，时间价值要比在农业国家更加受到重视，这足以证明劳动能力在制造业国家具有较高的地位。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劳动能力价值的标准，再也没有比对时间的重视程度更适合的了。一个野蛮人会整天躺在茅舍里无所事事。一个牧羊人怎么懂得衡量时间的价值呢？时间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只能靠吹牧笛或睡懒觉才能忍受的负担。一个奴隶、农奴或农民怎么会懂得珍惜光阴呢？对他而言，劳动等于惩罚，懒惰反而受益。因此，国家只是通过工业才能认识到了时间的价值。当前，赢得时间就赢得了利润，失去时间就失去了利润。制造商尽最大可能地利用时间的热情传递给了农业从业者。制造业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使地租、地产价值也因此增长起来了，耕作方面的投资也有所增加，利润也有所增长；这就要求土地必须提供更多的产出，以供应增加了的地租、资本利息和提高了的消费量。一方面，工资有了提高，另一方面也要求做更多的工作，于是工人们开始感到，他们所拥有的体力和技巧是可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的，这时他们也开始明白英国人的谚语“时间就是金钱”了。

农业从业者由于其生活状态与世隔绝，教育有限或者缺乏，对本国文明程度的提高很难有所作为，也很难懂得如何衡量各种政治制度的价值，要他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司法的管理或保卫他自己的自由和权利，那就更加困难了。因此他的地位大都依赖他的地主。单一农业国家或是奴隶制盛行，或是在专制、封建和宗教政治压迫，仅仅因为独占土地就使专制君主、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或宗教阶层对广大农业从业者有了统治权，而广大农业从业者却无法摆脱这种统治。

在单一农业国家里，由于受到传统习惯的巨大影响，暴力、迷信和宗教政治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锁牢不可破，已经被农民视之为自己身体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他们自身生存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工商业活动的分工和行业的多种多样、生产力联合的作用，以不可抗的力量促使不同行业的制造商彼此靠近。摩擦可以产生自然之火，摩擦也可以产生心灵之火。只有当人们紧密地聚居在一起，在商业、科学、社会、民事和政治方面广泛接触，以及在商品和思想方面有了广泛的交流，人们才会产生心灵上的碰撞。人们的生活越是集中在同一地点，每个人的事业就越是有赖于别人的协作，每个人在业务上就越是需要知识、教育和小心谨慎，顽固、违法、压迫和傲慢、无视正义的现象对所有这些个人的努力和奋斗目标的干涉越少，社会制度就越加完善，享受自由的范围就越广，自己改进与互助改进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无论何时何地，自由和文明总是发源于城市的。从古希腊和古意大利，到中世纪的意大利、德国、比利时与荷兰，再到随后的英国和更近期的美国与法国，到处都是这种情形。

但是有两类性质不同的城市，一类可以称为生产型城市，另一类是消费型城市。这其中一类的城市购进原材料进行加工，而对原材料来源的农村地区以及自身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则用制成品予以交换。这就是生产型制造业城市。这些城市越发达，乡村的农业越发达，农业力量就越加能够展现，而制造业城市也就越加能够壮大起来。还有一种城市，城里的居民只靠消耗地租过活。当然，在任何国家，无论其文明程度如何，总有相当一部分的国民收入是以地租的形式在城市里消耗的。那种认为这种消耗对生产有害或不能促进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通过获取地租以使自己享受独立生活的可能性，无论对于理财还是对于充分利用从农业和农业改进中所得的积蓄，都是一个有力的刺激。而且，为了在同行中脱颖而出，再凭借他的教育优势和独立地位，食租者会对文明、对公共机构和行政管理的效率以及对科学与艺术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地租在上述方式下对国家的工业、国家的繁荣和文明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这取决于国家业已获得的自由程度。这种意欲通过自愿活动对国家有所贡献从而崭露头角的念头，只有在这种活动能够获得社会的充分认可与尊重中、能够获得荣耀职位的国家中才会得到发展；而在有些国家，那里的统治阶级对于个人的任何为了获得社会重视的努力，对于任何独立的表现，总是心怀嫉恨，在这样的国家里，这种活动就得不到展现的机会。在这样的国家里，有独立收入的个人将自暴自弃，耽于堕落和怠惰，这样就会使有用的劳动遭到蔑视，损害国民的品行和勤劳取向，也必将从根本上危及国家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由于食租者的消费行为对城市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促进作用，但人们也会把这种制造业看成是贫瘠的、不健全的产物，尤其会认为它对国家文明、繁荣和自由的推进作用很小。健全的制造业特别容易培育起自由和文化，因此可以说，由于工业的存在，地租本身才没有成为产生懒惰、颓废和不道德行为的泉源，得以转变为促进精神文化的动力；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单纯消费型城市才得以转变为生产型城市。还有一个支持消费型城市的因素是公务员与行政管理方面的消费。这类消费也足以在城市促成一派繁荣景象；但是它对于国家制度、国家繁荣以及生产能力到底是有所促进还是有所损害，这就完全取决于这类消费者的作用对这些方面是促进的还是损害的了。

从这一点中我们可以找到明显的原因，为什么在单一农业国家大城市能够存在，虽然在这些城市里居住着许多富人，也有多种贸易存在，但是它们对这个国家的文明、自由和生产能力的影响却微不足道。从事这些贸易的人必然同他们的顾客的观点相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只是出租者和公务员的家丁。与这些城市的奢侈生活相比，郊区居民则生活贫困、痛苦、思想狭隘、奴性十足。因此，只有当一个国家完全独立于食租者阶层和公务员而建立起了一定的生产能力时，为广大的农村人口或出口提供贸易服务时，为了农业发展和生存而大量消费本国的农产品时，这个国家的制造业才会对该国的文明、公共制度的改进和自由产生有利的影响。这样一种健全的制造能力的实力越是得到增强，则由上述这些消费产生的制造力量、食租者与公务人员，就越会被吸引到它的周围，公共制度也就越会得到规范，使之更加符合共同利益。

让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大型城市的条件：制造商众多，他们独立自主、热爱自由、受过教育、非常富有；其他商人与他们的利益相关但地位却相同，而食租者阶层也感到自己必须受到社会的尊重；公务员受到了公众舆论的约束；研究科学与艺术的人们为最广泛的群众服务，并以此获取谋生的手段。我们可以想象，精神和物质力量在一个如此小的地区结合成为了一个整体，这个力量又通过分工法则以及力量联合法则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可以观察到，首先，公共制度、社会与经济条件取得的任何改善、任何进步，以及公共利益的任何退化、任何损害，都会怎样迅速地为大众所感知；其次，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大众是如何为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规则而很容易地取得一致意见，以及又是如何在当地集中力量采取各种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后，一个如此进步、开化和热爱自由的社会，又是如何实现与国内其他情况的类似的密切结合的。如果我们对这一切都能考虑周全，那就能够深信，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农业人口（无论总数多大），它对维持和改进公共福祉所发生的影响，同城市相比是多么微小，而（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城市的强大靠的则是制造业的繁荣与贸易的发达，这些繁荣与发达的实现，需要依靠公共福祉的维持与改进。

城市对国家政治状况和市政状况的巨大影响，绝不是对农村居民不利，而是对他们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城市所享受到的利益使城市市民感到有责任让农民享有同样的自由、教化和繁荣。因为乡村人民享有的精神和社会利益越多，他们能够送到城市的粮食和原材料也就越多，而向城市购买的制成品的数量也就越多，城市也会因此而实现繁荣。虽然农村从城市那里获得活力、文明、自由和好的制度，但城市也通过让乡村人民拥有这些好处来保证自己获得自由和良好的制度。农业以前只供养地主及其奴仆，现在则为社会提供最独立和最坚强的国家的自由的捍卫者。现在，在农村文化土壤中，各个阶级都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劳动者可以把自己提升为农场主，而农场主则可以成为土地的拥有者——地主；工业带来的资本和生产的运输工具，处处都为农业带来繁荣；农奴制、封建束缚、妨害勤劳和自由的法规都已消亡；地主从自己拥有的林场中获得的收入，是他们以前用来打猎时的百倍。有些地主以前从农奴悲惨的劳动中获得了些微薄收入，勉强维持一种简陋的乡村生活，他们唯一的乐趣是养马、驯狗和打猎，对这类娱乐的任何干扰就会令他们不满，被认为是对他们这些土地主人的尊严的冒犯；现在，地租（自由劳动的产品）的增加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度过他们一年中的一段时光。在城市里，通过观看戏剧、欣赏音乐、接受艺术熏陶和读书看报，他们因此变得风度优雅；通过同艺术家和博学人士的交往，他们学会了推崇智慧和才能。他们从猎人变成了雅士。勤劳社会中人人奋力争取改善自己状况的情形也搅醒了他们内心的进取精神。他们开始追求知识和新思想，而不再追猎麋鹿和野兔。他们回到乡村以后，教给中小农场主一些值得仿效的范例，因此获得对方的尊敬而不是咒骂。

工农业越是发展，人类的思想就越不受约束，我们就越能让宽容精神占据上风，就越能使真正的道德和宗教影响代替原始良知的狭隘和局限性。哪里的工业造就了宽容，哪里就能把牧师转变成为人们的教师和博学者。哪里培养了民族语言与文学，培养了文明与艺术，哪里的内政制度的完善就会和制造业与商业的发展并驾齐驱。正是从发展制造业开始，国家才有能力与欠文明的国家进行贸易，才能扩大商业航运，才能通过开拓殖民地建立海军，才能利用剩余人口进一步扩大国家的繁荣和增强国家的力量。

比较统计数据表明：在一个面积巨大、土壤肥沃的国家，如果其制造业和农业能全面、均衡地发展，那么与单一的农业国相比，它可以多养活一倍或两倍的人口，而且福祉水平会远远高于后者。由此可见，所有精神力量、政府岁入、国防事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以及国家独立的安全保障，都会与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成正比。

在一个技术与机械科学对战争手段产生巨大影响的年代，所有军事行动完全依赖于国家的财政状况，国防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民众是贫穷还是富裕，是聪明还是愚昧，是充满活力还是意志消沉；是一心一意同情祖国还是三心二意心系外国；是能够招募到很多还是少数国家的捍卫者。同以前任何时期相比，在这样的年代，人们更应该用政治的观点来评价制造业的价值。

第18章　制造能力与国家的自然生产能力

人类与社会越是自我完善，就越能利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自然力量实现预期的目标，那个力所能及的范围也会因此而扩大。

个人周围的那些自然资源，一个狩猎者所能利用的不到千分之一，一个牧羊人所能利用的还不到百分之一。海洋、外国的气候和疆土，要么跟他毫无关系，要么顶多也只能给他带来些许乐趣、帮助或起到激励作用。

对仍处于原始农业状态的民族而言，大部分现有天然资源仍然闲置在那里，没有得到利用，人类的活动范围仍然局限于最邻近的地区。大部分现存的或可以取得的水力和风力都没有得到利用。假如制造商们懂得充分利用能够带来利润的各种矿产，那就不会将它们废弃在那里：各种燃料（例如泥炭）要么被浪费，要么被当做开垦的障碍；石头、沙子、石灰这类物质资源除用作建筑材料外，很少留作他用；河流除了被用于航运交通或浇灌附近的田地之外，却任其泛滥成灾，破坏家园；温暖的气候和海洋为农业国生产的产品也寥寥无几。

实际上，在农业国家，只要农业还没有得到制造业的支持，那么农业生产所特别依赖的自然力量和肥沃的土壤，就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利用。

农业国家的每个地区必须自己生产它所需要的大部分产品，因为它既不能将剩余的产品大量销往别的地区，也不能向别的地区购买它所需要的产品。某一地区也许因土质良好适于种植油料、染料和饲料作物，然而它还是不得不被用来植树造林以解决燃料问题，因为越过颠簸、崎岖的道路，从偏远山区购买燃料的成本太大。有些土地如果用来种植葡萄和花草，它的收益可能会是种植谷物和饲料作物的两到三倍，然而却仍然不得不这样用。有些人专门从事家畜繁殖可能最为有利，但又不得不兼顾饲养；相反，有些人专门从事饲养可能最为有利，但却又不得不兼顾繁殖。如果能充分利用无机肥（石膏、石灰、泥灰），或改烧泥炭、煤等代替木柴，并辟林造田，那将会多么有利啊！但是在这样一个农业国家，由于运输工具短缺，这类物产无法运出，即使短途运输也无法保证赢利。如果能在山区大规模兴修水利，那么山谷中的草地也会变为良田，那收益将会多大啊！但是现在只能任河流肆意冲刷田野，将肥沃的土壤带走。

在这样的农业国，由于制造业的建立，道路得以修建，铁路得以修筑，运河得以开凿，河流具备了通航条件，蒸汽航运线得以建立。有了这些物质条件，不但农地的剩余生产能力可以转化为机器用于获利，不但被机器操作所占用的那些人的劳动力可以得到解放，不但农民可以从他们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中获得多过以前不知多少倍的收入，而且原先那些静静地深藏在地下的所有矿产和金属，都变得有用和有价值了。过去许多商品，如盐、煤、石料、石板、大理石、石膏、石灰、木材、树皮等，运销范围方圆不过数里，现在却可以运到全国各地。因此，像这些产品，以前是无价值的，现在却在国家产品统计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农业生产总值。现在即使一立方尺的降水也不放过，也要叫它发挥作用；即使在一个农业国的偏远地区以前没有人懂得如何利用的木材和燃料，现在也变得有价值了。

随着制造业的引进，引起了人们对多种食品和原材料的需求，使得某些地区从事这些食品或原材料的生产要比专门从事谷物生产——那通常是原始农业国的主要产品——有利得多。牛奶、黄油和肉类的需求增长，提高了现有牧场的价值，进而引发了对休耕地的开垦利用和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水果和蔬菜的需求增长也使得原来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菜地和果园。

农业国家的自然条件越是适宜于发展制造业，它的土地所能生产和开采的原材料和天然资源就越是能为制造业所需，而要是安于现状、不加利用，那么该国遭受的损失就越大；在不适宜于耕种而水力、矿产、木料、石料等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源却异常丰富的山区和丘陵地带，以及可以生产制造业所需产品的地区，如果没有制造业，其所受到的损失会更大。

温带地区的国家（几乎毫无例外）适宜设立工厂和发展制造业。温和气候对力量的发挥和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胜于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国家。一年中的严寒季节，这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一个不利的自然因素，实际上它对积极奋斗、未雨绸缪、秩序井然、勤俭节约等习惯的养成是最有力的促进因素。当一个人预见到在未来的六个月内他不但不能从土地里获得任何果实，而且不得不为他自己和他的牛群准备好充饥与御寒的物品以防御严寒时，他势必就会格外勤俭；而当一个人处于热带时，他只需注意免受水灾，丰富的果实一年到头都会源源不断地落入他的口中，在这种情况下情形则会截然相反。勤劳、节俭、井然有序、有预见性等品质最初都是因客观条件而产生的，以后则因习惯和不断实践的缘故，就成了常有的品质。道德与一个人的努力和勤俭并生，而不道德与懈怠侈靡并存，两者互为来源，一个是力量之源，一个是衰败之根。

一个气候适宜的农业国家，连最富饶的那部分自然资源也没有加以利用。

有一个学派在判断气候对财富的产生有什么影响时，因未能把农业和制造业区别开来，因此在保护制度的优缺点方面犯了最为严重的错误。虽然我们在别处已谈过这些问题，但在这里我们却不能省略，必须予以彻底揭露。

该学派在证明在同一国家的同一地区生产所有的全部产品的这一做法是愚蠢的时候，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酿制葡萄酒而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温室里种植葡萄是否合理？当然，用这样的办法来酿酒并非不妥，结果会是这样制作的酒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用工业品可以换取得到的酒，质量要低劣得多，而价格却要高得多。对那些不愿或没有能力钻研事物本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论据，该学派之所以大受欢迎，个中大部分原因就在于此，至少法国的葡萄种植园主、丝绸织造商，以及北美的棉花种植园主和棉花织造商对此观点情有独钟。但如果仔细观察便不难看出，这个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因为限制商业往来的做法，对农业生产能力所起的作用与它对制造业生产能力所起的作用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商业限制是如何对农业发挥作用的。

假设法国拒绝从它的边境国德国进口大批家畜或大量谷物，那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首先德国将不再从法国购买葡萄酒。由于商业关系遭到了破坏而减少了葡萄酒的出口，法国就不得不相应地减少葡萄的种植面积，而在原来最适宜于种葡萄的那部分土地上改种其他收益较差的作物。这样原来专门种植葡萄的人将大大减少，对本国农产品的需求也将相应减少，减少的部分是本该专门种植葡萄的那部分人所消费的。油类的情况也必然像酒类的情况一样。法国因此在农业其他各方面的损失将远远大于在这一方面的所得，因为虽然拒绝德国家畜的进口保护了国内的饲养业，但这种发展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因素决定的，在这些从事人工养殖业的地区，可能非常不适宜于发展农业。至此，情形可能这样改变，假如我们认为法国单纯地把德国当做农业国与之对立，并且假定德国对法国这一政策并不采取类似的报复行为，同时还假设德国由于考虑到本国的利益而被迫采取类似的限制措施，再假设法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农业国，它同时还是一个制造业国，那么这一政策的危害性似乎要远远大于上述情况。这就是说，德国这时不仅会对法国的酒类，而且对法国生产的所有凡是德国能自己生产的或无关紧要的或能够从别处购买的产品，均会课以高税；而且更进一步，会对那些它目前不能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自己来生产但可以向法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购买的制成品，也将限制从法国进口。看来法国由于实行那些限制措施而使自己遭受的损失，将是其所得的两倍甚至三倍。显然，在法国，葡萄种植、橄榄种植以及制造业能够雇用多少人，只能取决于它自己生产或从国外采购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人数的多寡。但是我们也已看到，限制进口不但没能使农产品的产量增加，反而使产值从一地区转移到了另一地区。如果允许产品自由交换，那么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将不断增加，酒类、油类和制成品的出口额也因此将不断增加，而葡萄与橄榄种植业中的从业人员和制造业雇用的人数也将增加；随着贸易额的增长，一方面，生活资料和原材料的需求在增长，另一方面制成品的需求也将增长。人口的增加扩大了对于那些不易从国外进口、而本国农民又具有绝对垄断优势的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因而本国农业也将大大受益。在自由交换的条件下，那些特别适宜法国土质的农产品的需求，将大大超过对在限制政策下用人为因素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一个农民得到的并非是另一个农民失去的，整个国内农业将有所得，制造业得到的还会更多。因此，采取限制政策不但不会增强国内农业的力量，而且只会限制其发展；并且，本可以因国内农业增长以及国外粮食与原材料的进口而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力量，也将停滞不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为了一个地区农民的利益而采取的限制政策将导致价格上涨，而其他地区的农民利益则会受损，但最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也会受到损害。

对农产品自由交换进行限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就英国的情况来说，要比法国更为明显。毫无疑问，《谷物法》的施行使一部分贫瘠土地得到了开垦；但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个法令，这些土地是不是就不会被开垦了？英国进口的羊毛、木材、家畜和谷物越多，它就越有更多的产品供其出售，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在英国生活，工人阶级的富裕程度也就会越高。英国的工人人数本可以翻一番，每个工人都可以生活得更好，都极有可能自己开垦一个园子，以供自己休闲和种植蔬菜，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生活得更美满。很显然，工人人数的巨大增长以及他们的富裕程度的提高和消费品数量的增加，对于这个岛国因得天独厚的条件生产的那些产品，将产生巨大的需求；因此，这个时候开垦的土地极有可能是在非自然条件下强制开垦的土地的两倍到三倍。关于这个说法的证据在任何大城市的周边都可以找到。不论从其周边地区经过数英里运到这个城市的产品数量有多大，也不论这些土地是如何被上苍所冷落的，总之人们休想在这一带找到一块尚未开垦的完整土地。假设你禁止谷物从遥远的地区输入该城市，那么你只会因此而导致这个城市的人口的下降，导致制造业和城市繁荣的衰退，迫使住在城市周边的农户从事那些收益较差的行业。

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我们同流行理论完全一致。关于原料产品交换，该学派假设极度的商业自由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都是最为有利的说法千真万确。[1]
当然，可以说采取限制措施也可以提高产量，但这样获得的利益只是表面的。因此我们只能如该学派所说的，把资本和劳动力移转到用处不大的地方去。但是与此相反，制造业生产能力是受另一些规律所支配的。很不幸，该学派没有观察到这些规律。

如果说限制原料产品的进口阻碍了国家自然资源与力量的利用，那么对制成品的进口限制的效果却恰恰相反，会使一个人口众多而农业和文明都已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大部分天然力量因此而充满生机并活跃起来。毫无疑问，在一个单一的农业国家里，大部分自然资源的确是深藏在地下永不见天日的。如果说限制原料产品的进口，一方面妨碍了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妨碍了国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限制国外制成品的进口，却会促进国内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发展，进而刺激整个农业生产能力的发展，这是国外贸易无论如何高度发展都无法办得到的。如果说进口原材料使该原材料出口国对我国产生依赖，从而夺去了它发展本国制造业的手段，那么同样，我们进口国外的制成品也同样会使我们依赖外国，进而把发展本国制造业的手段拱手相让了。如果说输入农产品和原材料是使外国丧失凭这部分原料让本国人民获得供应与工作的机会，而把这个机会转让给了我们，那么同样的道理，输入制成品就是使我们自己放弃增加人口并给他们工作的机会。如果说进口自然产物和原材料足够增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使我们具有与世界其他各国、各民族发展贸易关系的机会，那么输入制成品却会使我们同最先进的制造业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只要它愿意就会随时把我们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就像英国统治葡萄牙那样。简而言之，历史事例和统计数据都曾证明了乔治一世的大臣们鼓吹的那句格言的准确性：国家越富强、越强大，出口的制成品和进口的生活资料及原材料就越多。实际上可以证明，有些国家仅仅因只出口粮食和原材料和只进口制成品就使整个国家一蹶不振。孟德斯鸠[2]
比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汲取历史留给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那些教训，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不可能彻底解释其原委，因为那个时候政治经济学还很少有人研究。同重农学派那个毫无根据的体系相反，他坚称如果波兰能完全放弃国外贸易的话，也就是说，由它自己建立制造业，国内原材料和粮食全由它自己加工、消费，那它就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只有通过发展本国制造业力量，建成自由、人口密集、制造业发达的城市，波兰才能拥有巩固的内部组织，才能有自由和财富；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独立自主，才能保持对周边欠发达国家的政治优势。波兰应当引进外国制造商和外国制造业资本，而不是外国制成品（英国在与波兰处于同样的文化层次时也曾一度采用过这种策略）。但是波兰的贵族阶级却宁愿将农奴劳动创造的微不足道的产品销往国外市场以换回外国制造的价廉物美的商品。现在它们的后继者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只要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地位还没有得到有效巩固，在价格和质量上还没能力与外国竞争，那么从国外购入制成品就不一定是明智的。别国的贵族阶级，无论何时在受到封建意识的蛊惑而不知所措时，都应当牢记波兰贵族阶级的境遇；而为了搞清楚强大的制造业力量、自由的内政制度和富裕的城市对大地主来说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就需要看一下英国的贵族阶级。

且不论在当时的情景下，波兰的当政君主们是否有可能像英国的世袭君主那样，实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那种商业制度；我们只需设想如果他们果真那样做了，那么我们又能期待这种制度会对波兰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时在勤奋向上的大城市的帮助之下，王位将世袭，贵族将不得不让人民参与上院的立法，不得不解放农奴；农业将同英国那样自然获得发展；波兰的贵族将富裕起来并且受到尊敬；波兰即使不能像英国那样在世界事务上受到尊重而且具有影响力，那么也该很早就实现了高度文明和强大，把影响力扩展到了欠开明的东方国家。由于没有制造业，它国力衰败，以致被瓜分；这样的情况即使现在未曾发生，以后早晚也会发生的。波兰的制造业能力从未在国内得到过自愿和同步的发展，而实际上这种发展也不会发生，因为这方面的努力势必要遭到更加先进的国家的阻挠。没有保护制度，在自由贸易的制度下同先进国家进行贸易，即使它的独立地位能够维持到现在，它所能发展的也只能是支离破碎的农业，而绝对不是其他性质的农业，它永远实现不了富强，也永远无法对外国产生影响。

制造业可以使无数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量转化为生产资本，足以说明保护制度对国家财富的增长影响很重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繁荣不是一种虚假的表面现象——如保护政策对纯粹自然产品的贸易所发生的影响——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农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制造业后，使原先死气沉沉的自然力量充满了活力，使原来毫无价值的自然资源身价倍增。

这是一个人们早就观察到的现象：人类同各种动物一样，通过异种交配，身心素质均可以得到改善；而通婚范围如果仅限于少数几个家族的话，那么就如同总将同类种子播撒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情形一样，人类就会逐渐退化。亚非两洲有许多人口不多、野蛮或半野蛮的部落，男子总是从别的部落物色妻子，这一现象似乎恰恰受到了这一自然法则的启示。有些城市小国的寡头执政者总是在自己阶层内互相通婚，结果要么逐渐消亡，要么人口退化，这一事实似乎也证明了与该自然法则有关的经验；无可否认，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相互通婚，几乎没有例外，他们的后裔总是健壮且长相漂亮，我们可以注意到，白人与黑人结合后所生的第三代、第四代子孙就会这样。这个发现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能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通过异族通婚而产生的民族总是重复这一做法并将其推广到全国，他们在能力、精力和性格以及智力、体魄和个人长相等方面，都超过了其他民族。[3]

我们相信可以从这方面得出结论，人类并不一定非要如此呆板、丑陋和无知，就像我们所推断的那样。这些人生活在小农庄里，从事着落后的农业；在那里，几千年来只是同村的几个家族相互通婚，若干世纪以来没有人想到采取新的方式，采用新的耕作方法，或对衣服款式做丁点儿改变，或接受任何新思想；在那里，良策并不是怎样发挥身心力量以博取尽可能多的乐趣，而是怎样尽可能地排除这类享受。

制造能力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而且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素质改善）。当农业增加的人口一大部分进入制造业社会，当各地的农业人口相互之间以及与制造业人口彼此通婚而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在智力、道德、体质上停滞不前的现象就会停止。制造业与商业同依赖制造业与商业生存的各国各地区之间进行的交往，就会为整个国家以及各个社会和家族注入新鲜血液。

制造业能力的发展对畜种的改良也具有同样重大的影响。在任何地方，只要建立了毛纺织业，羊的品种就会迅速得到改良。大量制造业人口的增长带动了肉类的需求，农民势必想方设法引进优良畜产品种。对“良驹”的巨大需求，也势必使马种改良紧随其后。于是我们就再也看不到那些原始落后农业社会的瘦弱不堪的牛、马和羊的品种了，那是因为农业落后、各地忽视家畜交配的结果的侧面展示，这与那些愚蠢的主人是相称的。

许多国家由于从外国引进家畜品种，又对本国品种进行极大的改良，因此促进了本国生产能力的迅速增长。现在欧洲的所有蚕种是（在君士坦丁时代）由希腊僧人用空心杖从中国带到君士但丁的那几个蚕茧繁殖过来的，当时蚕种出口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法国之所以能生产优质的毛织品是因为它受惠于西藏山羊的引进。令人遗憾的是，动物的饲养和改良的主要目的向来都是为了满足奢华需要，而不是为了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旅行家的描述表明，他们在亚洲某些国家看到了一种牛，它既能负重又善于奔跑，几乎具有与马一样的优点，诸如载人、拉车等。如果能把这种牛引入欧洲，那么欧洲的农民受益将会多大啊！劳动阶级因此在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和便利方面，将会获得多大的改进啊！但是人类生产能力从树木和植物的改良和引入方面所获的收益，远要比从各种动物品种的改良方面和从不同国家输入动物方面获得的多。只要我们把自然生长的植物同改良的品种作比较，这一点立刻就变得一目了然。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谷物、果树、蔬菜以及橄榄的原始品种与改良品种相比，在形式和效用上的差异是多么大！人力用于品种改良，在获得营养与享受的机会方面，产生的效果是多么大！马铃薯、甜菜根和饲料根块等作物的种植，再加上改进的施肥方法与农业机器，已使农业收入比亚洲各族目前所得到的增加了十倍。

科学关于植物新品种的发现与改良已经做了很多，政府应对这一重要问题给予高度关注，这是为了本国经济利益应该做的事情。最近，据说在北美洲草原发现了一种草本植物，这种植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的产出，比我们所知的在最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的饲料作物的产量还要高。很有可能在美洲、亚洲、非洲以及澳洲广袤的原野上也生长着许多植物，但还没有得到利用；经过移植与改良以后，它们也许会无限地促进温带居民的繁荣。

很显然，大多数动植物品种的改良与移植，大多数与之有关的新发现，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进步、发明与发现，主要使温带国家受益，尤其是温带地区的制造业国家。

[1]
见附录三。

[2]
《法的精神》，第十卷，第23章。

[3]
按照查尔丁的说法，格伯利族是古波斯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的人长相怪异，奇丑无比，笨手笨脚，就像一个蒙古后裔组成的部族。波斯贵族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同格鲁吉亚人和切尔克斯妇女通婚，所以他们就因貌美强壮而著称于世。普里特查德博士说，苏格兰高地的凯尔特人因没有和异族人通婚，所以他们在身高、体力和长相等方面就不如苏格兰低地人。帕拉斯在对比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与相关部落对其后裔的影响时，也有同样的发现。阿扎洛证实，在西班牙人和巴拉圭人通婚的后裔更漂亮更强壮。异族通婚的好处不但在组成不同民族时优势明显，而且在同一个民族内部的血统方面也是如此。因此，克里奥尔黑人（出生于美洲的欧洲人同黑人的混血儿。——中译者）在天赋和体力方面，远远超过了那些不与异族通婚的部落并径直从非洲来到美洲的黑人。加勒比海人是唯一一个定期从其周边部落物色女人的印第安种族，他们在方方面面都优于美洲所有其他部落。如果这是自然法则，那么，中世纪那些城市的崛起和建立后昙花一现的进步，以及美洲人的精力充沛和体型优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释。

第19章　制造能力与国家工具能力（物质资本）

国家从个人的身心力量，从社会、政治状况和制度，从它所掌握的自然资源，或者是从它所拥有的作为以前个人身心努力的物质产品的工具中（即物质、农业、工业与商业资本）获得了生产能力。在前两章里，我们已经分析了制造业对国家生产能力前三项来源的影响，本章和下一章，将着重分析制造业对最后一项生产能力来源的影响。

这里我们所理解的“工具能力”（instrumentalpowers）这个名词，被该学派称之为“资本”。用什么字眼来表示某一事物并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选定的字眼（尤其是就科学调查而言）必须始终表示同一事物，不能多也不能少。但经常在讨论事物的不同方面时，有必要进行区分。现在流行学派称之为“资本”的这一名词，不仅包括有助于生产的物质手段，而且还包括有助于生产的精神的和社会的手段。但应该明确表明，它在谈“资本”时，它所指的究竟是物质资本——生产中的物质工具，还是精神资本——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政治和生存环境中得来的精神力量。如果不作出明确的区分，势必会导致错误的推论或掩盖错误的推论。不过，当前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揭示这种在不准确、不完善命名的掩盖下所犯的错误，而不是创造新名称，因此我们仍然沿用“资本”这一名词，但是将分别对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对物质的、农业的、工业的资本与商业的资本，对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加以区别。

亚当·斯密（借用“资本”这一常用名词）提出了下列反对贸易保护政策的论点，他的追随者们时至今日也恪守这种论调：“一个国家的确可以通过采用这样的（保护性）规定，它比没有这些规定时能够更快地建立各种制造业，而且经过一段时间，这类制造业的确能够生产出与国外产品同样价格甚至更便宜的产品。然而，虽然可以通过这种保护性措施使国家工业更快地朝着它以后自动发展的方向发展，但这绝不是说，通过这些措施，社会工业总量或收入总量就可以有所增长。整个社会的工业只能随着资本的增长而相应地增长，而社会资本则只能按照从收入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储蓄量的增长而增长。现在，这些措施直接导致了社会收入的减少。但是可以确定，既然收入减少，资本不能比在自由发展时增长得更快，那么最好让资本以及工业自由发展。”[1]

为了证明这一论点，该学派的发起人引用了那个著名的关于在苏格兰种葡萄如何不明智的例子，这个例子已被我们在前一章中批驳过了。

他在同一章节里还说，社会岁入只不过是国家工业每年生产的那些产品的交换价值而已。

上述论证中包含着这个学派反对保护性商业政策的主要依据。它承认通过保护措施能够建立制造业，能够生产比从国外购买的商品一样便宜甚至更便宜的产品；但它认为这类措施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社会收入的减少（即国民工业每年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交换价值）。它因此就削弱了取得资本的力量，因为资本是从国民每年收入中得来的储蓄形成的，而资本总量又决定着国民工业的总量，后者只能随着前者的增长而相应地增长。保护性措施足以削弱工业，因为如果让工业按自然规律自由发展的话，本是可以水到渠成的。

在反驳这种推论时首先要指出的是，亚当·斯密在使用“资本”一词时，所持的观念只是那些收租者或商人在记账及制作损益表时对资本所持有的那种观念，他们都误把“资本”当成了由资本产生的那种交换价值的综合量，而这两者本来是鲜明对照的。

他忘记了他本人（在给资本下定义时）也曾把生产者的身心能力包括在这个名词的涵义中了。

他错误地认为决定国家收入的只是国家物质资本的总量。但是相反地，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却有着成百上千的证据，说明国家收入主要决定于国民身心力量的总量，决定于这些力量在特定社会与政治环境下的完善程度（尤其是靠了进一步完善的分工与国家生产能力联合实现的完善程度）。这实际上进一步说明，保护性政策虽然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物质利益牺牲，但是这些牺牲，在取得交换价值的能力上，却可以得到百倍的补偿，所以它实际上只是国家的再生产的支出。

他忘记了对整个国家而言，增加物质资本总量的能力，主要是在于能够把未经使用的自然力量转变成为物质资本，转变成为有价值的、能产生收入的工具；而就单一的农业国来说，有着许多闲置的、原封未动的天然力量，只有通过制造业才能使之活跃起来，变得有用。他同样没有考虑到，制造业对国内外贸易、对国家的文明和实力、对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维护以及对由此取得的物质财富的能力等方面都有影响。

他没有考虑到，英国通过殖民手段取得了多么庞大的资本（马丁估计数额在二十五亿英镑以上）。

尽管在别的场合他曾那样清楚他阐明，中间商业环节的资本，只要还没有在某一国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就不能认为它是属于该国的。但他在这里却没有考虑到，这种资本的有效国有化，对本国制造业是非常有利的。

他没有考虑到，通过实施有利于本国制造业的政策，大量外国的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被吸引到了本国。

他错误地认为制造业会按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自发地形成并按自己的发展方向发展；他没意识到，为了国家的特殊利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势力总要对这种所谓的自然进程加以干预，使之朝着人为设定的方向发展。

他用模棱两可的方法和因而根本错误的表达方式引用了一个根本错误的例子，他试图举例证明：因为用人工方法在苏格兰酿酒这种做法不明智，所以用人为方法建立制造业也是愚蠢之举。

他把一个国家的资本的形成过程，简化为一个收租者的私人行为，收租者的收入确实取决于其物质资本价值，但他只有通过储蓄才能提高自己的收入，然后才能把收入转化为资本。

他没有看到，对商人来说这种储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整个国家都遵循这个理论，则必然导致贫困、狭隘、无能和国力衰败。既然人人竭尽所能热衷储蓄与节约，那么生产的动力就不复存在了；既然人人都只是考虑交换价值的积累，那么生产所需的精神动力就会减退。假如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这样一些如此愚昧的守财奴，那么这个国家就会为了担心负担战争费用而放弃保家卫国；只有当他们的全部财产因为外敌入侵而被掠夺一空时，他们才会意识到问题的真谛：国家财富只能通过与收租者完全不同的方式才能获得。

作为一家之长，收租者个人应遵循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应与这里提出的店主式的物质交换价值理论完全不同。他必须至少支出足够多的交换价值用于教育后代，使他们待日后财产转交到他们手中时，能够承担起管理重任。

国家物质资本的积累，应采取不同于收租者单纯储蓄的方式；国家物质资本积累所采取的方式与生产能力的积累所采用的方式相同，主要是通过国家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农业、制造业和商业资本之间的交互作用。

国家物质资本的增长有赖于国家精神资本的增长；反之亦然。

农业物质资本的形成有赖于制造业物质资本的形成；反之亦然。

商业物质资本处处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在制造业资本与农业资本两者之间起着协调与补充作用。

在欠文明国家，在渔夫和猎户为主的国家，自然力量几乎无所不能，而资本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国外贸易虽然会使资本有所增加，但是这样做（通过枪炮、火药和铅弹）会使自然力量的生产能力遭到彻底破坏。储蓄理论对一个猎人毫无益处，否则他必将没落或者改行做一个牧羊人。

在畜牧业为主的国家，物质资本会很快地增长，但是只有当自然力量能够同时为家畜提供充足的饲料时，这种增长才会实现。家畜以及生活资料增长以后，人口也会随之增长。一方面，大量牛群和大量羊群以及大牧场被分割成了许多小群或小块，另一方面，国外贸易诱导消费。向畜牧业为主的国家宣讲什么储蓄理论将是劳而无功的，国家必须从畜牧业国转变为农业国，否则也难逃贫困的命运。

就农业国家来说，它利用闲置的自然力量增加财富的空间虽然很大，但也是有限的。

农民自己可以储存粮食、改进土质、增加畜群数量，但是人口总是随着生活资料的增加而增长的。生活资料越丰富，人口也越增加，物质资本（即耕地和家畜）就会被增长的人口分割得更为零碎。但是光靠辛勤劳作是不会使土地面积扩大的，而且由于运输工具的缺乏——如前一章所述，这是因贸易不发达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欠缺结果——对于土地的潜在力量是无法充分利用的。另外，单一的农业国家最缺乏的是通过制造业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所赋予国家的那些手段、智力、活力、进取心以及社会发展，因此单一的农业国家的农业人口不久就会达到这样一个临界点，即农业物质资本不再与人口的增加保持同步，国家的资本总量虽然在不断增长，但国民的贫困却越来越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最主要的物产就是人，他们既然在自己的国家不能够丰衣足食，那么就要向国外迁徙。流行学派把人看成是一种积累资本，但对人口迁移的国家来说，这种说法却很难令它感到欣慰；因为人口的输出不但不会引致带回货物，反而会适得其反地造成大量物质价值（如工具、家具、货币等）的非生产性输出。

处于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国内分工还没有完全发展，因此无论是勤恳还是节约都不能增加物质资本（即个人的物质富裕）。

当然，作为一个农业国而绝对没有任何国外贸易的情形是很少的；国外贸易，就它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关于资本增长这一点，也会带来国内制造业的发生与发展，因为它由此使外国制造商与本国农民建立了商业联系。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毕竟只是局部的，而且缺陷极大：首先，这种商业活动只限于某些大宗产品，活动地区主要是在那些沿海口岸及通航河流一带；其次，这种商业关系总是极不规则的，遇到战争、商情变化、贸易法规的改变，或者遇到国外获得大丰收或输入方面的变化，这种关系常常会中断。

因此，要使农业物质资本有规律地并连续不断地大规模增长，只有在农业国建立起完全发展的制造业才能得以实现。

迄今为止，一国的物质资本绝大部分总是与土地密切相关，不论哪一个国家，地产、城乡住宅、厂房、工厂、供水设备、矿山等的价值大约要占国家全部资产价值的三分之二到十分之九。因此，凡是使不动产价值有所增减的，也会使国家物质资本总量有所增减，必须把这一点作为一个通则。很明显，具有同样肥力的土地，它的资本价值，邻近小城市的，比在偏僻地区的不知要高出多少倍，邻近大城市的，比邻近小城市的又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至于制造业国家与单一的农业国家，双方土地价值相差悬殊，简直无法比拟。反之，也可看到，城市住宅与制造业建筑物连同它们的地基的价值，总是随着城乡商业关系的扩大或收缩或者是随着农业的兴衰作等比例地升降的。由此可得结论：农业资本的增长有赖于制造业资本的增长；反过来，后者的增长也依赖于前者的增长。①

但是，当一个国家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时，这种交互作用对制造业要比对农业更加有力。当从单纯的游猎状态转变到畜牧状态时，资本的增长主要体现为牲畜头数的迅速增加；而当从畜牧状态转变到农业状态时，资本的增长主要体现为耕地与剩余农产品数量的迅速增长；而由农业状态转变到制造业状态时，国家物质资本的增长主要是通过专门用于建立制造业的那些价值和力量而实现的，因为大量的、未曾利用的天然力量与精神力量由此转变成了精神资本和物质资本。制造业的建立不仅绝对不会有碍于物质资本的积累，恰恰相反，它不仅是国家有效利用农业储蓄、建立制造业的高招，而且是鼓励国家着重发展农业经济、建立制造业的首要的有效的手段。

在美国的立法部门常常听人提到，由于销路不畅，谷物的收入难抵成本，只好任其烂在田里。在匈牙利则听说农民被过多的产量压得透不过气来，而那里的制成品要却比英国贵两三倍。德国也许至今还记得出现类似情况的那些日子。由此可见，并不是一切剩余农产品在农业国家都是物质资本。进入制造业时期，农作物一旦收获入库，剩余农产品就成了商业资本，然后再卖给制造商，就转化为了工业资本。在农民手里无法利用的存货，到了制造商手中就成了生产资本；反之亦然。

生产使消费成为可能，而消费的需求又刺激生产发展。单一农业国家在消费方面依赖于国外的情形；如果情形不利，那些因消费需求而引起的生产就会消失。但是对于那些制造业和农业在自己国土上结合起来的国家来说，那种相互影响的作用是持续存在的，因此产量将不断增长，制造业和农业资本也将随之不断增长。

在农业兼制造业国家，（由于前面提及的那些原因）因为物质资本要比单一的农业国家丰富许多倍，因此前者的利率总比后者要低得多，使企业家可以有更多的资本，进而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自由分配。因此，制造业国家与农业国新建立的制造业竞争时总占上风，后者总处于向前者负债的地位，前者的制造业和农业产品价格在市场上的不断波动以及货币价值的不断变动，将使后者在物质财富的积累、在道德以及节约习惯方面受到同等程度的危害。

流行学派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进行了区分，而且把许多流动性的事物不可思议地归入了前一类，但对于这种区分却并没有加以任何的实际应用。这样区分的唯一有价值的一点，这个学派却熟视无睹。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大都是与农业、制造业、商业或其中的某些行业结合在一起的，不仅如此，实际上还往往与某些地区结合在一起的。例如，一果树在砍下以后，对制造商（假如他用它来生产木制品）和对农业从业者（假如他要把它作为果树培育栽种起来）来说，价值显然完全不同。又如，对所饲养的羊群，像德国和美国时常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进行大量屠宰时它们的价值，与用来生产羊毛的羊的价值，也显然完全不同。再如，葡萄园自有其价值，假如改作耕地，原来的价值就会丧失。帆船，如果用作木料或柴火，它的价值就比用作交通运输工具时要低得多。如果纺织业衰退，原来的厂房、水利设备和机器设备还有什么用处？同样的道理，个人所具有的生产能力，包括经验、习惯和技术，在劳动者被错置在非本职岗位上时，一般就会失去其价值的大部分。流行学派对于所有这类事物和资产，都笼统地称之为资本。在这一名称的掩盖下，可以随意地把它从一个使用范围挪到另一个使用范围。萨伊曾劝告英国把制造业资本转投到农业领域，但他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实现这样一种匪夷所思的事情，看来英国政治家对这一点直到现在也还搞不清楚。萨伊在这里显然是把私人资本同国家资本相混淆了。一个制造商或商人可以把他的工厂或船只卖掉，然后用所得的收入购进田产，而整个国家却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只会牺牲大部分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该学派为什么要故意曲解这样清楚的一个事实，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如果给予事物恰当的名称，就会露出真相，就会很容易使人明白，将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从一个使用范围内移转到另一个使用范围内是有困难的和危险的，而这一点决不会有利于“自由贸易”，但却常常是有利于国家保护。

[1]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卷，第2章。

第20章　制造能力与农业利益

如果说有利于国内制造业的保护性关税被证明不利于制成品的消费者，而只能使制造商致富，那么对于这种不利情况感触最深的当属地主和农业从业者，因为他们是消费者中人数最多的和最重要的群体。但是可以证明，即便是这个群体，从建立制造业中获得的利益也比制造商本人获得的更多；因为这些制造业对农产品的需求在品种上和数量上都有所增加，农产品的交换价值得到了提高，这时农业从业者就能够在更加有利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土地和劳动力，地租、利润、工资等一切因此都可以提高；地租和资本有了增长以后，接着就会使地产价格和劳动价格有所提高。

地产的价格实际上就是资本化的地租，它一方面取决于地租的数额和价值，另一方面主要取决于国家现有的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量。

个人和社会的一切提高，尤其是国家生产能力的增长，其中更重要的是制造能力的增长，都足以使地租的数量增加，同时使地租对总产量的比率降低。在发展滞后、人口稀少的农业国家，例如波兰，地租可以占到总产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发展充分、人口稠密而富裕的国家，例如英国，地租比率则降低到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不过比率虽低，但是，以实际价值量或以货币价值，尤其是以所能换得的工业品计算时，却要比高比率所含有的大得多。英国小麦的平均产量是二十五蒲式耳，其中的五分之一就等于五蒲式耳，而波兰小麦的平均产量是九蒲式耳，其中的三分之一却只有三蒲式耳；在英国五蒲式耳的价值平均是二十五先令到三十先令，而在波兰内地三蒲式耳的价值顶多不过是八先令到九先令。不仅如此，制成品在英国至少要比在波兰便宜一半，因此英国的地主用三十先令货币的地租可以买到十码布，而波兰的地主用九先令的地租却很难买到两码布。由此可见，同为地主，虽然在英国的拿到了总产量的五分之一，而在波兰的拿到了三分之一，但前者比后者的境遇要富裕得多；英国的地主作为收租者所得的货币要比波兰的地主高两倍多，作为消费者时所得的制成品要高四倍。这说的是地主的情况，至于自耕农和雇农，尤其是作为制成品的消费者，英、波两国的情况也难以比拟。在英国二十五蒲式耳的产量除去地租后，分配于播种、耕耘、工资与利润方面的约占二十蒲式耳，其中后两项约占半数，即十蒲式耳，平均价值是六十先令或二十码布（按每码三先令计），而在波兰的九蒲式耳产量去掉地租后，分配于播种等四项上面的仅为六蒲式耳，其中分配给工资与利润两项的计占半数，即三蒲式耳，货币价值是十先令到十二先令，只能买到三码半的布。

地租是有效使用物质资本的一个主要手段，因此它的价格依赖于国家的现有资本量和供求比例。制造业国家由于国内外贸易的发达而积累了丰富的剩余资本，那里的利率又比较低，因此在那样一个制造业和商业发达的国家里，总有许多致富的人要把自己的剩余资本投向地产，因此就某一数量的地租来说，它的售价在这样的国家里要比在单一的农业国家里高得多：在波兰的售价约相当于十年或二十年的收入，在英国则高达相当于三十年或四十年的收入。

地租的售价在制造业和商业国家也比在农业国家高，土地本身的售价情况也相似。具有同等的自然产出力的土地，在英国的价值高于在波兰的约十倍到二十倍。

制造业既影响地租数额也影响土地的交换价值。亚当·斯密在他著作的第一部分的第9章末尾就曾注意过这一点，不过只是偶然提到，他没有把在制造业方面的重大意义恰当地表达出来。他把直接影响地租增长的那些直接原因（如土地本身的改良和在这些土地上饲养的家畜的数量和价值的增长）同间接原因加以区别，他把制造业列为间接原因之一。他用这种方式把地租和土地价值增长的主要原因（即制造业）放在几乎难以察觉到的次要地位；至于土地改良和牲畜繁殖，两者本身主要是制造业和由制造业而来的商业发展的结果，而他却把这些说成是增长的主要原因，或者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原因。

亚当·斯密以及他的追随者绝对没有全面地认识到制造业在这方面的价值。

我们曾经提到，制造业及与制造业有关的商业的发展，使具有同等肥力的土地，在英国的价值高于在波兰的约十倍到二十倍。现在试将英国的制成品产值与制造业资本总值、农业产值与农业资本总值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表现在地产价值的增加上。

麦克奎恩[1]
对于英国的国家财富和国民收入曾作过如下估计（单位：百万英镑）：

Ⅰ.国家资本

Ⅱ.国内生产总值

从以上估计中我们可以看出:

1.英国农业用地的价值占全国资产总值的26/43，是投资于制造业和商业资本总值的12倍。

2.英国用于农业的资本总额占全国资本总额的3/4以上。3.英国的固定资产总值，包括

占英国国家资产总值的3/4以上。

4.英国制造业和商业资本，包括船舶在内，不超过241.5百万英镑，只占全国财富的1/18。

5.英国农业的资本总值是3311百万英镑，产生的总收入是539百万英镑，产出比约为16%。而制造业和商业的资本总值是218百万英镑，年产值却达到了259.5百万英镑，产出比为120%。

以上首先必须注意的是，218百万英镑的制造业资本实现年产值259.5百万英镑的这一事实，是英国农业资本能够达到3311百万英镑，以及获得每年产值539百万英镑的主要原因。农业资本总值的绝大部分份额是土地和家畜总值。制造业使全国人口增加了一到两倍，为大规模的国外贸易、大规模的航运事业以及许多殖民地的取得和开发，提供了实现手段，从而使生活资料与原料的需求有了等比增长，使农业经营者同时得到了满足这种增长了的需求的手段和动力，使农产品的交换价值有了提高，由此又使地租的数额与售价以及土地本身的售价有了同比例的增长。假如这一项218百万英镑的制造业和商业资本被完全毁灭，那么我们将看到的不仅是259.5百万英镑制成品产值的消失，而且那3311百万英镑的农业资本以及539百万英镑的农业产值中的绝大部分，都将化为乌有。那时英国在生产上所损失的将不仅是制造业产值259.5百万镑，土地价值也将跌落到与波兰相等的水平，即现有价值的1/10到1/20。

由此可见，农业国在有利情况下用于制造业的一切资本，随着时间的推进，会使土地价值提高十倍。各地的经验和统计数据都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制造业建立以后，土地价值和资本积累都会迅速增长，各地情况都是这样。任何人只要把法国（1789年及1840年）、美国（1820年及1830年）或德国（1830年及1840年）的这类价值量比较一下，看一看这些价值量与制造业发展较差或发展比较充分的情况是如何地符合，那么他就会发现，上述观察会处处被证实。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生产能力的增加，而生产能力的增加是从有规律的分工与国家力量的整合中得来的，也是从处于国家支配下的那些精神力量与自然力量的有效使用和国外贸易中得来的。

从运输工具的改进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因果关系。运输工具的改进不但使运输事业本身有了收入，而且收回了在这方面所支出的成本，有力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使这个地区的地产价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提高到创立运输事业时所使用的实际物质资本价值的十倍的水平上。运输工具的改进使农业经营者获得了极大的利益，而农业经营者所处的地位与运输事业的从事者对比时却要有利得多，他对于所投资本可以有充分把握获得十倍的回报，而不必有任何牺牲；从事运输事业的人则必须把他的全部资本用在这个事业上。农业经营者的地位与新的制造业的建立者相比较时，有利的情况也相类似。

制造业对农业生产、对地租、从而对地产价值的影响既然这样巨大，对于一切与农业利益有关的各方既然这样有利，那么有人说保护政策只是有利于制造业者而以牺牲农业经营者的利益为代价，这又怎么能站得住脚呢？

农业从业者以及所有其他个人的物质富足程度，主要决定于这一点，即他们生产的价值要超过他们消费的价值。因此，与农业从业者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主要是所生产的农产品是否有大量需求，是否有很高的交换价值，至于制成品价格是否低廉，对他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假如在保护措施的作用下，使市场情况有了改进，使农业经营者在出售他自己的产品时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并且他的所得能弥补因他需要的那些制成品的价格的上升所带来的损失，那么就不能说他在有利于制造业的情势下受到了损失。凡是自己能够建立制造业的那些国家，这样的情况总是容易观察到的，尤其是在本国制造业建立初期，上述情况更为明显。因为在这个时候，投到制造业上的资本，大部分都是用于住宅和厂房的建造以及水利设施等方面的支出，这些主要有利于农业从业者。在制造业建立初期，农产品销路扩大，价值提高，不但抵消了制成品价格上涨带来的不利，而且略有节余。但是农业从业者在这个时期的受益无论多大，这些有利情况以后必然还要持续，因为在制造业发展的进程中，农产品的价格必然逐渐上涨，而制成品的价格则必然逐渐降低。

进一步地说，农业从业者和地主的富裕特别有赖于他们收入来源的手段，即土地的价值状况——地产价值至少要能维持原状。这不但是他们实现富裕的主要条件，而且往往也是他们全部经济生活的主要条件。例如，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农业从业者一年的生产超过了他的消费，但是他却发现自己陷入了破产的境地。这样的情形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即地产负债、信用发生波动，以及一方面当货币资本求过于供而另一方面地产却供过于求。在这个时候，会普遍发生货币贷款要求收回而地产则急于求售的情况，结果地产价值一落千丈，使许多最积极勤俭而有进取精神的农业从业者陷于破产的境地。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消费量超过了生产量，而是由于他们拥有的生产手段，即地产，无法控制地失去了大部分价值，从而使他们的信用受到破坏；地产价值既普遍锐减，那么以地产为抵押的货币负债数额与他们所有财产的货币价值，便不能再保持原有的比例关系。近五十年来，这样的危机在德国和美国曾发生过不止一次，有许多德国贵族就这样破产了；但是他们却始终没弄明白，使他们沦入这种境遇的，就是他们所认定的英国的那群善良的兄弟——托利党所采取的政策。但是在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国家，农业从业者和地主所处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那里，由于土地生产能力和农产品价格都有了提高，因此农民所获得的不仅是生产价值超过消费价值的数额，地主所获得的也不仅是每年地租的增加额，还有地租的增加额所体现的资本数量。他的财产价值提高了一两倍，这并不是因为他增强了劳动强度或田地质量提高了或是他变得节约了，而是由于制造业的建立对他的财产价值产生了影响。这就使他有了进一步发挥身心力量、改良土地、增加牲畜头数的手段和诱因，他虽然在消费方面的花费有所增加，但是仍有更多的节余。他的地产价值提高以后，信用就有了提高，从而使获得改进所必需的物质资本的能力也有了提高。

亚当·斯密默默地回避了地产交换价值的上述情形。萨伊却与之相反，认为土地的交换价值无关紧要，无论价值是高是低，土地总是同样适合生产。这位专家被他的德文翻译者们奉为权威，而在他的著作里关于国家繁荣这一关系重大的问题，他却持有这样错误的见解，不能不说是件憾事。我们，与前两者相反，坚定地认为，再也没有比土地价值高低更可靠的检测国家繁荣程度的标准了，这方面的波动和危机，应当认为是能够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最大的毁灭性的灾难之一。

对自由贸易理论的偏袒，使该学派陷入了错误的见解之中（因为它希望人们能够理解自由贸易这个名词）。有些纯农业国家同富强的制造业国家和商业国家进行着不受限制的商业往来，而地产价值与价格波动与发生危机最严重的，也正是在这样一些国家。

诚然，对外贸易也能使地租及地产价值增值，但是这种增值情形与因本国制造业的建立、制造业的生产有规律地持续增长以及国内制成品与国内农产品交换所带来的价值增长相比，前者的那种不确定性、不均衡性和不能持久性与后者相比是无法同日而语的。

只要农业国家还有大量未开垦的或耕作粗放的土地，只要更富强的制造业国家能够用制成品换取它们的大宗农产品，只要这些农产品便于运输方面，只要农产品的需求又能持续，并能随着农业国生产能力的增强而逐年增加，只要双方的贸易关系没有被战争或国外关税制度所阻断，那么国外贸易就会对地租与地产交换价值的增值产生巨大影响。不过，只要任何一方发生了变化或中止发生作用，那么国外贸易就会成为国家经济停滞的起因，不仅如此，还往往会导致国家经济严重并长期衰退。

国外需求的变化无常在这方面有非常有害的影响，例如，会由于战争、庄稼歉收、从其他地区输入的减少或由于任何其他的情况或变故，导致制造业国家对于生活必需品或原材料或某些主要农作物的需求增长等；它也会由于和平恢复、农业丰收、从其他地区输入的增加或由于政治措施，导致制造业国家对生活必需品或原材料或主要农作物的大部分需求又不复存在。如果上述需求持续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农业国家也许会由此获得一些利益；但是如果持续多年，而国家与所有私人组织的消费规模已经与这些需求相适应了，并且生产者也已经习惯于某种商品的消费了，如某些原来认为是奢侈的享受，现在对他来说已成为必需品，那么这样，农业国家就会蒙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尽管生产者的农业收益与地产价值已有所增长，凭借这一点，他改善了耕种与住宅状况，并添置了许多东西，但这一切如果没有地产价值的提高，他是绝不会这样做的。土地的买卖与租赁以及贷款，都是根据地租和地产价值提高的标准确立的。同时，个人的收入有了增加以后，国家本身的开支也必然会增加。因此，一旦这种需求突然中止，那么，生产与消费、降低了的地产价值与并未降低的货币贷款、根据租约应付的货币地租与租地上的货币产额以及国家的收入与支出都会失去平衡，由于这一系列的不平衡状态，就会引发国家在经济、政治、精神等各方面的破产、窘困、堕落等现象。发生在这种情形下的农业繁荣，它的作用就像鸦片或烈性饮料的刺激作用一样，只能引起一时的兴奋，但后果则是终生萎靡不振；又如同富兰克林电光试验中的闪光一样，虽然瞬间万物清晰可见，但过后却坠入了黑暗的深渊。

这种昙花一现式的农业繁荣比持久普遍的贫困情况要糟糕得多。要使繁荣真正给个人和国家带来好处，那么这种繁荣必须是持续性的。但是，只有在逐渐增长以及国家对于这种增长与增长的持续性能够提供保障时，这样的繁荣才能持久。较低的土地价值胜过价值的上下波动，只有循序渐进才能使国家繁荣昌盛。只有拥有自己的制造能力，发达国家才能对这种稳定持久的价值增长提供保障。

时至今日法国的葡萄种植园主们仍然认为法国的保护制度对他们产生了不利影响，要求在对英国进行最大限度的自由贸易时增加他们的地租。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国内制造能力对地租与地产价值产生的影响与国外贸易对两者产生的影响相比到底有多大，对此人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看法。

鲍林博士在关于英法间商业关系的那个报告中本来是要表明，法国从英国多进口毛织品和多出口酒类产品能获取一定的利益，但是他所提供的资料却恰好可以用来证明一些与他自己论点相悖的事实。

鲍林博士援引法国1829年输入荷兰酒类计2515193加仑而输入英国只431509加仑的事实，以证明如果英法间存在着较自由的商业贸易，那么法国酒类对英国的销售量将会有如何大规模的增长。

英国人习惯于那些由葡萄牙、西班牙、西西里、特纳里夫岛、马德拉群岛、好望角等处输入的蒸馏酒、烈性啤酒以及各种性烈但价廉的刺激饮料，法国酒要大量运往英国销售，在这方面肯定会有阻碍；这些暂且不说，假设英国对于法国酒的消费确实能增长到与荷兰一样的程度，那么按照英国人口计算，它的消耗量将增加到五百万或六百万加仑，相当于现在法国酒类消费量的十倍到十五倍；从表面上看，这对于法国，尤其对于法国的葡萄种植园主，确实显得极为有利。

然而，假如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究，那么我们将得出其他的结论。按照鲍林的观点当然主张彻底的自由贸易。且不提这点，只假定在尽可能获得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毫无疑问，英国人将使他们的制成品（尤其是毛、棉、麻织品以及铁器、陶器）将占据很大一部分法国市场。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必须假定，由于法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下降，法国城市的居民将减少一百万人，用原材料与粮食供应城市居民的农民也将减少一百万人。根据鲍林博士自己的估计，法国人民对于酒类的消耗，在乡村是每人十六点五加仑，在城市每人三十三加仑，翻了一番。据此，法国制造业的能力会因自由贸易而减退，会导致它的酒类在国内的消耗量将减少到五千万加仑；而对外出口量仅仅增加了五百万或六百万加仑；这样的结果对法国的葡萄种植园主显然是有害无利的，因为酒类的需求，国内的所失超过了国外所得的十倍以上。

总之，显而易见，就酒类生产或者就肉类、谷类以及一般原材料与粮食的生产而言，凡是适于由自己建立制造业的大国，国内制造业生产对这类温带农产品的需求，比即使在最旺盛的出口贸易下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也将高出十倍到二十倍，进而对地租与地产的交换价值的提高也将发挥十倍到二十倍的作用。有些地区距离城市较远，虽然由于路政设施完善及商业往来上的便利与城市保持着联系，但就地租数额与地产的交换价值来说，与邻近大城市的地区比较，仍然远远落后；这一点也是上述论断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地租问题可以从价值观点或从生产能力的观点来加以研究，还可以从单纯的个人关系，即地主、农业从业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或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方面来加以研究。流行学派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是从私人经济的观点加以考虑的。例如，一国在地租被消费时，实行这种消费行为的地区距离产生地租的地区越接近就越有利，而有些国家的情况则与这个情况相反，消费行为大都发生在一国元首所定居的地区；以君主专制国家来说，消费大都发生在一国的首都，与地租产生的地区距离很远，因此，对农业、对最有效用的制造业、对国家精神力量的发挥所能产生的正面影响只达到最低限度。据我们所知，流行学派在谈到地租时，对于这一点却避而不谈。当地租消费都集中在首都地区时，贵族地主除非居住在宫中或在担任一官半职，否则就不能享有权力或政治影响力。如果一切公众权力和势力都集中在首都，那么地主们就都会被吸引到了这个中心，他们要满足欲望，要找到尽情花费地产收入的机会，而这里几乎是唯一的理想地区；并且大多数地主越是习惯于首都生活，那么当他们在别的地区居住时，在社交方面、在高层次的精神与物质享受方面所得到的机会就越少，于是他们就越来越感到首都生活富有魅力和其他地区的生活无聊。因此，这就使首都获得了几乎所有那些由地租消费而产生的改善精神的手段，从而使其他地区失去了这些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都市确实显得极富吸引力，因为它把精神生产者的一切才能，把绝大多数生产奢侈品的行业，都集中在了一起，而各个地区却使农业经营者丧失了改进农业、提高精神力量和物质手段的工业。

在法国，尤其是在专制统治下，都市的才智和辉煌，超过了欧洲大陆的任何城市，但法国在农业方面却进步很少，各省在精神文化以及实用工业方面都很缺乏。在很大程度上，上述情形就是个中的原因。贵族地主越是能与宫廷生活相脱离，越是能在立法与行政管理上产生影响，那么通过代议制与行政制度，参与各省和各城市管理地方事务及参与国家立法行政的权力越是广泛，进而使人们居留在各省时越是能够受到尊重，那么产生地租的地区的吸引力就越大，就越能够多吸引贵族地主和教育程度高且富裕的公民到那里去居住，此时地租的消费对各地方精神力量与社会制度的发展、对农业的改进以及对促进人民群众有用的工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也就越大。

英国的经济情况为此论述提供了证明。英国的地主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田庄上度过的。这一事实在多方面促进了英国农业的发展。直接促进的方面是，由于地主为他自己打算，会把地租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农业改进，或用来支持佃户所承担的这类改进工作；间接促进的方面是，地主自己的消费对附近一带的制造业和精神及文明的提高起到扶持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德国和瑞士，虽然大城市不多，缺乏重要的交通工具，国家制度方面也远远落后，但在农业和文明程度上，却比法国要高出很多。

亚当·斯密和他的学派在此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我们虽在前面已论述过，但这里还可作进一步的说明。他的错误在于没有能清楚地认识到制造业对地租的增长、对地产自身的市场价值以及对农业资本所产生的影响；还在于对这一点没能加以充分说明，却相反地将农业和制造业作了对照；在那样对照的情况下，当然显得农业比制造业对国家要有价值得多，并且也要重要得多，显得农业造成的繁荣，要比制造业所造成的繁荣持久得多。亚当·斯密在这里只是重复了重农学派的错误见解，只不过在方式上略有些改进而已。他显然被一些现象所迷惑——就是我们已经借助于一些英国国情的统计数字加以论证的——（即使在最富足的制造业国）农业物质资本的重要性超过制造业物质资本的十倍到二十倍；实际上，就是在价值上，每年的农业生产也大大超过制造资本。同一现象足以使重农学派在把农业和制造业进行对照时，高估农业的价值。表面上看起来，农业使国家富足起来的力量，显得要比制造业高过十倍，因此对国家的重要意义比起制造业来要高出十倍，也就值得给予多于十倍的考虑。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研究一下农业繁荣的根本原因，我们就会发现主要是由于制造业的存在。英国所以会有三千三百一十一百万镑的农业资本，主要是由于二百一十八百万镑的制造业资本的存在。运输工具的情况也是这样：靠近运河一带的土地价值所以会提高，是由于用于建造运输工具的开支的缘故。如果运河上的运输工具遭到了破坏，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原来用于交通运输的水用来灌溉河边的土地，这样显然也能使农业资本、地租等等有所增长；但是即使假设由此使得这一带土地的价值有了大大的提升，那么这一点对农业也显然是有利的，然而以运河周围地产的总计价值计算，较之运输工具存在时的情况相比较，相差何止十倍。

用此观点，从一国的制造业资本大大小于农业资本这一情形来考虑，得出的结论势必与现在及以前那些学派所得出的结论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制造业本身所需要吸收并加以运用的资本与农业对比下为数越小，制造业力量的维持与扩大，即使对农业从业者来说，也就越加值得重视。的确，农业从业者尤其是食租者和地主们，现在应当看到，维持与发展国内制造业对他们有利，即使所必须筹集的资本对他们来说，没有获得直接报酬的希望情况也是如此；这同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修建公路的情形一样，即使这些事业没有实际净利，然而享受利益的仍然是他们。有些制造业与农业最接近，是农业最必需的，如面粉厂，将这些制造业与上述观点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种见解的正确性是毫无疑问的。试将离开面粉厂较远的同处于厂址周围的地产价值与地租相比较，就可以发现面粉厂对地产价值与地租是有重大影响的，可以发现在具有同样自然肥力的情况下，土地的总值与建设面粉厂的成本对比时，所增长的不只是一倍而是十倍到二十倍，即使在建厂时地主们需共同负担，一切设备归厂主，但地主方面所获得的利益仍然是巨大的。这样的情况在美国远离城市的半开垦地区是很常见的，在那里，当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财力建设这类工厂时，地主们就会欣然提供帮助，或通过提供劳动力，一起动手或捐赠木材等。实际上，这类情况在比较古老的文明国家也曾发生过，尽管形式不同。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多古代封建制“公共作坊”利益的根源。

正如面粉厂的情况那样，锯木厂、炼油厂、灰泥厂以及冶铁厂的情况也都是如此；处处情况都证明，地租和地产价值的增长程度是根据这些地产距离工业的远近程度，特别是根据这些工业与农业间商业交往的紧密程度来决定的。

那么，毛纺织、制麻、造纸、纺纱等厂的情况，以及推而广之，所有制造业的情况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任何地方的地租和地产价值，总是随着地产距离城市的远近程度完全等比例地增长的，总是随着城市人口稠密与工业活跃的程度完全等比例地增长的。如果计算一下那些范围较小地区的地产价值和在那上面所花费的资本，再计算一下投在各种工业上的资本价值，并把双方的总值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前者超过后者至少十倍。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认为把物质资本投放于农业上比投放于制造业上更为有利，认为扩大农业资本对农业本身最为有利，那么就大错而特错了。农业物质资本的增长主要有赖于制造业物质资本的增加；凡是不能认识到这一事实的国家，不管大自然对农业多么有利，不但不能在财富、人口、文化和力量方面取得进展，而且还会退化。

尽管如此，地租和地产所有人却常常认为那些旨在建立国内制造业的财政和政治规则仅仅是一种使制造商致富的特权，而一切义务则由他们（土地所有者）来承担。这些人在开始从事农业时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在邻近地区建立一个面粉厂、锯木厂或冶铁厂，那他们就会受益匪浅，因此他们也愿意作出巨大牺牲，以促成这些工厂的建立；但是当他们作为农业从业者其利益获得增长时，他们就不再能清楚地懂得，本国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将给整个国家的农业带来何等巨大的利益，以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也必须作出牺牲，否则这个目标就无法达到。因此，除了几个文明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外，大部分国家的土地所有者虽然清楚眼前利益，但却不够精明，无法领会那些只有更宽阔视野才能看到的长远利益。

我们还不能忘记，流行学派理论实际上加剧了土地所有者思想上的混乱。斯密和萨伊处处把制造商争取保护制度的努力说成是受自我利益驱使的，而与此相反，认为那些宣称从来没有为自己提出这类要求的地主却慷慨大方，对他们大加赞赏。但看起来好像是，土地所有者只是表面上不在意这种大公无私的美德，而实际上是很在乎这种美德的。因为在大多数最重要的制造业国家，这些地主们最近已提出类似要求并已获得了保护，尽管（如我们在别处论述过的那样）这一措施对他们极为有害。如果说这些土地所有者过去为了本国制造能力的建立曾经作出了牺牲，但他们现在的做法却同乡村中的农业从业者为了在自己周边地区建立面粉厂或冶铁厂而作出的牺牲没有什么二致；如果这些土地所有者现在为了自己农业的发展也要求保护，那么他们这样做同以前那些乡村地主们一样，那些工厂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建立，然后要求工厂主们帮助他们开垦土地，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愚蠢的要求。农业、地租以及地产价值只能随着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而同比增长，如果原材料与粮食进口受到限制，那么制造业就不能繁荣昌盛。各地的制造商都有同感。不过事实尽管如此，但多数大国的土地所有者还是得到了有效保护，原因不只是一个，其中之一便是，在实行代议制的国家，土地所有者在立法方面影响巨大，制造商不敢坚决反对地主们提出的愚蠢要求，担心可能反而会促使地主们支持自由贸易原则，所以制造商宁可赞同土地所有者的要求。

于是流行学派劝说土地所有者说，用人为方法建立制造业就像在寒冷地带用温室种植葡萄来酿酒一样，愚不可及；制造业应当按照自己的规律自然产生；农业为资本增长所提供的机会远远超过了制造业；一国的资本增长是不能用人为的方法实现的；法律和国家的规章制度只能诱导不利于财富增长的条件。最后，不得不承认制造业对农业确有影响，就尽量把这种影响降低到最低的程度。（据说）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制造业对农业确有影响，那么任何对制造业有害的因素对农业也同样有害，因此制造业对地租的增长虽也有所影响，但也只是间接的，不过流行学派却硬要说人口与牲畜的增加、农业的改进、运输工具的改善等等，对地租增长是有直接影响的。这里所说的关于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的区别的情况，就同这个学派在许多别的方面（例如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效果）所作出的区别一样；上面曾提到过的那个例子这里也可以应用：如同树上结的果实，在该学派看来显然是一个间接结果，因为果子是生长在小枝上的，小枝是大枝的成果，大枝是主干的成果，而主干又是根部的成果，只有根才是土壤的直接产物。明明在任何大制造业国家人们都可以一眼看出制造业本身才是人口、牲畜、运输工具等增长的主要原因，但现在却硬要把人口、牲畜、运输工具等等说成是地租增长的直接原因，把制造业说成是地租增长的间接原因，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岂不是同上面所举的例子一样强词夺理吗？该学派把制造业的效果和制造业置于同等地位，而且还把制造业的主要地位说成是主要原因，而把制造业本身放在次要地位上说成是间接原因，这难道公平合理吗？像亚当·斯密这样一位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天才，所持的论点却如此颠倒是非、与客观事实相去甚远，这除了企图要故意掩盖制造业对国家的繁荣和国家力量、对地租和地价的增长所起的作用以外，还会有什么别的原因呢？这除了要回避对保护性制度有利的辩护和解释外，还会有其他什么动机吗？自从亚当·斯密对地租的本质进行研究以来，该学派在这方面的表现特别令人遗憾。李嘉图以及后来的穆勒、麦卡洛克等等，都认为地租是依赖于土地本身所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而产生的。李嘉图的整个理论体系即以此为依据。但如果他到过加拿大，并亲自游览过那里的山区和平原，那他就会相信自己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由于他所考虑到的只是英国的情况，因而就陷入了错误的观点，因为英国的土地和草原产生了丰厚的地租，他便假定这是由自然生产能力产生的，并认为所有的土地和草原一向都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土地原有的自然生产能力极为有限，它能为使用者提供的剩余产量极少，单凭这微小的自然生产能力产生的地租少得简直不值得一提。例如，当整个加拿大还处在狩猎的原始状态时，所生产的肉类和皮革，还不够一位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薪水。又如马耳他遍地都是杂石，以那里土地的自然生产能力来说，任何时候都不能产生地租。

如果我们把所有国家的文明发展过程从古到今都浏览一遍，看看这些国家是如何由狩猎时代进入游牧时代然后由游牧时代进入农业时代的，继而再往前进展，我们就不难使自己深信，不论哪一个地方，最初都没有地租，都是随着文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以及精神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地租才从无到有并而逐渐增长起来的。把单一的农业国同农业兼制造业和商业国家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后一类国家里靠地租生活的人比前者要多二十倍。例如，根据马歇尔对英国的统计，1831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人口是16537398人，其中收取地租的有1116398人。在波兰，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我们绝对无法找到这个数目的1/20的收租者。如果我们把研究对象从一般推及到个体，然后再来研究一下地租的来源和起因，我们便可以发现，这种地租实际是一种生产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生产能力并不是造物主的恩赐，而主要是人类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其中所积累的精神与物质劳动和资本以及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地段的土地，如采石场、沙坑、牧场等等，虽然从来没有人力进行耕种但同样可以产生地租，这种地租只是附近文化、资本和人口增长形成的结果。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地段的土地虽产生少量的地租，但它们的自然生产能力却已被破坏殆尽，因为这些土地没有别的用途，只是用来供人们在上面坐卧行走、吃喝玩乐、工作学习——只能做建筑工地。

地租产生的基础是土地对土地占有者所提供的专有利益或优势；这种利益或优势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占有者在其所在社会所拥有的精神和物质资本的量，同时也取决于地产的特有位置和性质，以及以前所投的资本提供给占有人的取得物质价值或满足身心要求与享乐的机会。

地租是一种资本的利息，这种资本是附着在自然蕴藏的资源之上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资本化的自然蕴藏资源。然而，有的国家只是将农业方面的自然蕴藏资源加以资本化，由于单一的农业模式所固有的缺点，因此在资本化方式上也是有缺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所产生的地租与农业和制造业都发达国家的土地所产生的地租简直不能同日而语。这些国家的收租者大都居住在能提供制成品的国家。但是，一个农业先进、人口众多的国家在建立了自己的制造业后，它就会（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证明那样）不但得以使那些特别适用于制造业而以前没有利用的自然力量加以资本化，而且还可以把绝大部分有助于农业的制造力量也加以资本化。因此，像这样一个国家的地租的增长，将无限超过发展制造业能力所必需的物质资本的利息。

[1]
《大英帝国统计》，伦敦，1836年。

第21章　制造能力与商业

迄今为止，我们仅仅谈到农业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构成了国家生产的基本要素，也因为如果搞不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无法正确地理解商业的真正作用和地位。如同流行学派所坚持的那样，商业的确同样具有生产性，但单就生产方式而言，商业又完全不同于农业和制造业。农业和制造业真正生产商品，而商业只是促成农民与生产商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进行商品交换。因此，必须根据制造业和农业的利益与需求规范商业，而不能反过来。

但是流行学派却恰恰颠倒了这一准则，它们奉行亚当·斯密倡导的放手不管、任其自由的原则。商人对此的喜欢程度不亚于强盗、骗子和窃贼，就此而言，把这一说法作为准则更令人疑云丛生。这一理论仅仅关注现有价值，而不考虑创造这些价值的力量，把整个世界只简单地看成一个单一的商人共和国，因此，这种歪曲事实、毫无保留地把制造业和农业的利益拱手相让、使其屈从于商业需求的做法，是这一理论的必然结果。流行学派没有认识到，商人可能会以损害农民和制造商的利益为代价，以损害国家的生产能力为代价，甚至以牺牲国家的独立为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即通过交换获得价值）。这一切对他来说毫无二致，行业及其性质决定了商人不必为难自己，不会在乎他进口或出口商品的方式会对国家道德、繁荣或国力产生什么后果；他像进口药品那样随意进口毒药，他通过进口鸦片和烈性酒使国家衰落。只要商人的收支因此平衡并获得增长，那么无论他是通过进口还是通过走私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职业的谋生手段还是使他们沦为乞丐，都与他的商人身份毫无关系。如果那些穷困潦倒之人希望通过移民逃避国内的悲惨状况，那么那些商人还可以通过为他们办理移民而大发横财。在战争期间，他们供应敌人枪支弹药。假如可能，他们甚至可以向外国出卖本国的土地和牧场，在他们卖得寸土不剩时，他们就把自己放到船上出口自己。

因此，显而易见，商人的个人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商业利益大相径庭。在这方面，孟德斯鸠曾作过精辟论述：“国家对单个商人加以限制，那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商业利益；自由富裕的国家对商人的限制最严格，专制统治的国家对商人的限制最宽松。”[1]
商业源自制造业和农业；没有一个国家在本国国内这两个产业实现高度发达之前，可以实现国内外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以前，的确有个别城市或城市联盟，通过外国商人和外国农民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商品交换，但是，自从农业兼制造业兼商业的国家雨后春笋般地兴起以来，就很难想象还会出现像汉斯同盟那样拥有单纯交易贸易的城市了。无论如何，就其性质而言，这种贸易形式极不可靠，同那种基于本国自己生产的产品的贸易形式相比，几乎不值得考虑。

国内商业最主要的商品包括食品、盐、燃料、建材、纺织材料，还包括农业和制造业所需的工具和补充材料，以及制造业所需要的农业和矿业生产的新型原材料等等。在制造业发达国家，这种国内交易规模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单一的农业国家，二者根本无法比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在单一的农业国家，因为各种农产品的匮乏和缺少运输工具，农民只能为自己生产必需品，而不考虑土地更适宜生产什么作物。因为缺少交易方式，他们必须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产品。因为缺乏改进的运输工具，燃料、建材、粮食和矿产等产品没有什么市场，所以也就无法成为跨区贸易的商品。

因为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有限，所以促使人们储存产品或资本积累的诱因就不复存在。因此，单一的农业国家用于国内商业的资金几乎为零；因此，所有的生产商品，尤其是那些气候好坏决定产量的商品，其价格上下波动幅度巨大。所以，一个国家越是局限于农业，其发生食物紧缺和饥荒的危险性就越大。

一个国家的国内商业主要是伴随着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而发展的，其重要性超过单一的农业国的十倍到二十倍，超过最发达的国外贸易的五倍到十倍。如果有人把英国的国内商业同波兰或西班牙的进行对比，那么他会证实这一观察。

只要温带地区的农业国家一直局限于粮食和原材料生产，那么其对外贸易就不会取得重要地位。

第一，因为农业国向少数几个拥有制造业的国家出口，而这些国家自己也从事农业，并且因为它们拥有制造业和自己延伸的商业活动，所以其农业体系虽比单一的农业国家更加完善，但这种出口既不确定也不稳定。这种纯产品贸易总是投机性很强的，获得的利润大多数都落入到了投机商人的手中，而没到落到农民的手中或使农业国家的生产力增强。

第二，因为用农产品换取国外制成品，在很大程度上受外国的限制性政策和战争的影响而时常中断。

第三，因为纯农产品的出口的主要受益国大都靠近海岸或有通航能力的河流两岸，因而无法使内陆地区获益，但这些内陆地区却是农业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四，因为拥有制造业的国家可能发现，从其他国家或新开拓的殖民地采购生活资料和原材料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因此，德国出口英国的羊毛就因为英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而锐减。随着英国从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西属与葡属各岛以及好望角进口葡萄酒数量的不断增长，法国和德国对英国的出口量逐年下降。加拿大木材的进口则降低了普鲁士木材对英国的出口。事实上，英国已有精心安排，主要由东印度群岛供应棉花。假如英国能够成功地恢复原有的商贸航线，假如新成立的得克萨斯州变得强大，假如叙利亚和埃及、墨西哥和南美各国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那么，美国的棉花种植园主也会开始感到，他们自己的国内市场将使他们的需求得到最安全、最可靠和最持久的保障。

在温带地区，迄今为止，一些国家的绝大部分国外贸易均源于本国的制造业，所以只有通过发展本国制造能力，同国外的贸易才能得以维持和增长。

只有那些以最低成本制造各种产品的国家，才能与气候条件不同、文明发展程度不一的各国发生贸易关系，才能满足各种需求；或者当原有的需求不复存在时创造新的需求，才能把各种各样的原料和粮食纳入交换的范畴。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用各种物品装满船只，运送生产成品到那些无生产能力的遥远的国家和市场。而只有当这些出口成品的收入足以抵偿航运成本时，才有可能在返航时运回便宜货物。

温带地区的国家最主要的进口商品是热带产品，如糖、咖啡、棉花、烟叶、茶、染料、可可、香料，这些商品一般统称为殖民地产品；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产品都是用制成品交换的。因此，这一交换过程交织着温带地区的制造业国家的工业进程，体现着热带地区国家的文明进步和生产发展。这一现象起源于荷兰与英国，它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劳动分工与生产力量的有力结合。

在发现绕好望角航线以前，东方国家在制造业方面远远胜过欧洲。那时，除了部分贵金属和少量衣料、麻织品、军火、铁制品以及一些奢侈品外，东方国家很少使用欧洲产品。陆路运输的运费极其昂贵，不论是运进还是运出，人们都不敢奢望通过出口普通农产品和一般制成品（即使生产过剩）从东方国家换取丝织品和棉织品、糖和香料等。因此，无论我们看到什么关于当时东方商业重要性的文献记载，我们都要结合当时的情况加以理解。在当时至关重要的东西，或许现在已经无足轻重了。

通过从欧洲内陆和美洲获取大量贵金属，以及通过绕行好望角航线直接同东方进行交易，热带产品贸易在欧洲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只要东方国家制造的产品供大于求，那么这种贸易就无法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

这种贸易之所以能达到目前的重要地位，是通过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拓展，通过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大面积地种植甘蔗、咖啡、棉、稻和靛青等，通过往美洲和西印度群岛贩运黑奴，通过欧洲制造商与东印度群岛制造商的有利竞争，尤其是通过荷兰和英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统治的不断扩张加以实现的。荷、英两国不像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样靠榨取手段，而是采用制成品换取殖民地产品的方法寻求和获取利益。

目前，此类贸易是航运贸易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用了欧洲大量的商业和制造业的资本，每年都有价值成千上万的产品通过这类贸易从热带地区国家运到温带地区国家，这些产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用制成品交换的。

用制成品交换殖民地产品，给温带地区的国家的生产力带来了种种益处。这些产品，如糖、咖啡、茶和烟叶等，其中的一些既可以促进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一些还可以当做营养品直接食用。用于交换这些殖民地产品的制成品的生产涉及大多数制造商。制造业和制造业交易规模因此得以扩大，利润更加丰厚。相应地，这一贸易使用了大量的船只，雇用了许多船员，因此越来越多的商人从事贸易活动。随着各方面的发展，人口增长加快，从而大大增加了对本国农产品的需求。

制造业生产与热带产品生产相互促进，增加了英国人对热带产品的平均消费量，达到了法国人的两到三倍、德国人的三到四倍和波兰人的五到十倍。

而且，殖民地生产仍有能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只要粗略计算一下生产用于贸易的那些殖民地的产品所需的土地面积，这一趋势就变得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一千万生丁纳（德国重量单位名称，一生丁纳约合五十公斤。——中译者）计算目前棉花的消费量，而每英亩（合四万平方呎）平均产量只有八生丁纳，那么这个消费量共需一百二十五万英亩土地。如果我们估计贸易中的糖的数量为一千四百万生丁纳，按每英亩生产十生丁纳计算，那么生产这个量只需要一百五十万英亩的土地。

如果我们假设其他商品（咖啡、米、靛青、香料等）的贸易量，与以上两种主要产品的贸易量相等，那么，生产所有现在投入贸易的殖民地产品所需要的土地不会超过七百万到八百万英亩；这一面积可能还占不到地球表面适宜种植这类植物的土地面积的五十分之一。

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岛、法国人在安的列斯群岛、荷兰人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的出现足以证明，这类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将很有可能。

尤其是英国，它从东印度群岛进口的棉花已经是以前的四倍，英国报纸信心十足地表示，在今后的几年内，英国（尤其是如果它能够顺利地获得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老商业航线的话）对殖民地产品的全部需求，单靠从印度采购就可满足。如果我们考虑到英属东印度地区幅员辽阔、土壤肥沃以及该地区工资低等因素，那么这一预期就没有什么夸张之嫌了。

在英国通过这种方式不断从东印度群岛取得优势的同时，荷兰在这一地区的拓展进程也在加快。随着土耳其帝国的土崩瓦解，非洲、西亚和中亚大部分地区的生产能力也将得到释放；得克萨斯人将把北美的种植面积扩大到整个墨西哥；有序的政府将在南美各国站稳脚跟，这些热带国家的巨大生产能力将发挥得淋漓尽致，农作物产量将得到提高。

如果热带地区各国殖民地产品的产量比以往有明显提高，那么它们从温带地区各国获得制成品的手段也会随之增加，从而会得到更多的产品。相应地，通过出售更多的制成品，制造商将能够消费更多的殖民地产品。随着这种产品交换的不断发展，随着交换方式的不断翻新，同上个世纪相比，热带地区的国家的农民同温带地区的国家的制造商之间的贸易往来（这是世界范围内的重大贸易活动），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猛发展。

目前这种世界性的贸易的增长以及可以预见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制造能力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是由于水运和陆路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再一方面是得益于政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发展。

大机器生产和新发明的不断涌现，摧毁了东方不尽完善的制造业，而结果对欧洲制造业却极为有利。欧洲能够为热带地区各国提供大量廉价的纺织品，因此使这些国家有了提高劳动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动机。

运输工具的极大改进，大大缩短了热带地区各国与温带地区各国之间的距离，由于经营风险降低、运输时间缩短、运费下降以及操作更加规范，因而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贸易量得到了迅猛增长。而且一旦蒸汽机越来越普及，一旦铁路运输系统不断向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延伸，那么这种贸易往来还会得到无限增长。

随着南美洲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随着土耳其帝国的分崩离析，南美洲大片肥沃的土地得到了解放并获得了自由。这片土地的人民正翘首以待，期望世界上的文明国家能够以和平而又和谐的方式引导他们沿着文明、有序与繁荣的道路不断前进。他们希望能给他们带去制成品，并以制成品换取他们的农产品，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人们可能会看到，这里还有足够的发展空间，适合具备开发自己制造能力的欧洲和北美各国全面发展制造业，扩大对热带国家的农产品的消费，并以同样的力度扩大他们同这一地区的直接贸易往来。

[1]
《法的精神》，第二十卷，第12章。

第22章　制造能力与航海——海军力量与殖民地的开拓

制造业作为国内外大量商贸活动的基础，同样是所有大规模商运船队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因为内陆运输最主要的职能是为制造商提供燃料与建筑材料、原材料与生活物资，所以海运和内河航运在单一的农业国家无法获得成功。然而，因为沿海航运是培养船员、船长和造船业的基地和补给站，因此，单一的农业国家缺乏建立大规模海上航运的基础。

就像我们在前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国际贸易活动主要是用制成品交换原材料和自然产品，尤其是交换热带国家的农产品。但是，温带地区的农业国只能为热带地区的国家提供它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或者它们无法利用的产品如原材料和食用物品，因此，人们不能期望这些国家之间以及它们同热带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能使海上运输有所发展。它们对殖民地产品的消费数量，必然只能局限于它们向制造业兼商业的国家出售农业产品和原材料的量，所以它们只能间接地购买这些物品。然而，在一个农业国与一个制造业兼商业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中，绝大多数海上运输都被牢牢地控制在了后者的手中，即使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航海法》也无法保障后者能够分得最好的一份。

除了国内和国际贸易以外，海洋渔业也需要占用大批船只。但是农业国从这个产业中照例什么也得不到或得到的份额少得可怜。因为农业国对海产品的大量需求不存在，而制造业兼商业的国家出于维持本国海军力量的考虑，习惯于专为自己的海洋渔业而对国内市场加以保护。

舰队从私人商船上招募水手和舵手。过去的经验一再告诫我们，不可能像培训陆地部队那样把水手培养合格，而必须经过海上和国际航运以及海上捕捞的磨炼方能胜任。国家的海军力量总是与该国的海运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因此，在单一的农业国家，要想发展海军力量几乎没有可能。

增强制造业的能力、发展由此产生的内外贸易、壮大沿海和海上航运力量、扩大海洋渔业规模和拥有令人尊敬的海军力量，最好的手段就是开拓殖民地。

母国向殖民地提供制成品，并反过来从那里获得剩余农产品和原材料。这一交换为母国的制造业增添了活力，并因此使其人口不断增长、国内对农业品的需求随之增加、拓展了海运事业、强大了海军力量。母国在人口、资本与进取精神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殖民地开拓找到了有利的发挥途径，而这一切又为母国带来了好处，因为大多数靠殖民地发财的人把他们挣的钱带回国内，交到了母国的银行中，或者把收入带回母国进行消费。

农业国家虽然早就需要开拓殖民地的手段，但它们却不具备利用和维持殖民地的力量。它们不能提供殖民地匮乏的东西，而它们能够提供的，殖民地自己却早就拥有了。

用制成品交换天然产品是目前殖民地地位得以继续维持的基础条件。出于这个原因，当美国感到有必要且自己已有力量发展制造业、从事海运业并可以同热带地区各国进行贸易时，它就宣布独立，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待到加拿大发展到同等水平时，它也会谋求脱离英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澳大利亚将会兴起一些农业兼制造业兼商业的发达的国家。

但是，温带地区的国家和热带地区的国家的交换有其自然原因，并将始终如此。所以，印度放弃制造业也就等于放弃了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命运。因此，亚洲所有的热带国家都将慢慢地归顺到温带地区制造业兼商业国家的统治之下。因此，现在被殖民化了的热带地区的那些岛屿已经很难摆脱这种状况并求得解放了，那些南美国家将在某种程度上永远依赖于制造业兼商业的国家。

英国之所以占有如此众多的殖民地，完全是因为它那超强的制造能力，如果其他欧洲国家也想效仿英国，参与开垦荒芜土地和使野蛮之邦或本来文明后来重回野蛮的国家变成文明之邦，并从中分得一杯羹，那么，它们必须首先发展自己的本国制造业、海洋业以及壮大自己的海军力量。假如它们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受到了英国制造业、商业和海军优势的阻止，那么，唯一能够对付这种无理行径的办法就是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

第23章　制造能力与流通工具

流行理论提出的这些原则，与所谓的“重商”主义关于贵金属流通和贸易平衡的观点相抵触。过去二十五年的经验证明，这些原则部分是正确的，但部分却存在重大的缺陷。

经验（尤其是俄罗斯和美国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农业国家的制造业市场在同已经具有制造业优势的强国进行自由竞争时，其进口的制成品的价值往往会大于其出口农产品的价值，因此时常会出现大量的贵金属突然流失的现象，导致农业国的经济，尤其是在其国内流通主要靠纸币的情况下，陷入混乱，给全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流行理论坚持认为，如果我们如同供应其他商品那样为自己供应贵金属，那么，不管贵金属的流通量的大小，其产生的影响并无二致，因为这主要取决于所有交换商品的价格关系，无论该商品的价格是高还是低。汇率失调的作用，就如同对那个国家大量出口的一种奖励。这种汇率的上下变动会产生有利效果：金属货币的储备、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以及该国的其他经济条件，都会在事物的自然演变过程中以最安全最稳妥的方式进行自我规范。

单从某个国家的内部交换来看，这个论述完美无瑕，城镇与城镇之间、城镇与农村地区之间、省与省之间以及联盟内部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任何一位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用国家法规规范美国各州之间、德国关税同盟下的各邦之间、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进出口贸易，胜过任何自由贸易，那么这个人是相当可怜的。假设地球上不同国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类似的联盟，那么，相信事物自然进程的这一理论肯定符合现实情况。但是，如果在当前世界条件下，仍然坚持认为在国际交换过程中，事情的发展还会产生同样的效果，那么就再也没有比这个说法更加荒诞不稽的了。

目前，独立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主要受国家的贸易政策和实力，以及由此对世界形势和外国及其他民族产生的影响，还有占有殖民地和建立国内信用以及战争与和平等的影响，而不是流行理论所说的那种事物的自然演变进程的规范和控制。相应地，各种局面的形成方式与社会的形成方式截然不同——各个社会在持久和平与利益完美结合的基础上，在政治上、法律上和行政上团结起来，构成了一个整体。

现在让我们以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状况为例进行对照。假如英国时不时地向北美市场投放大量的制成品，假如英格兰银行利用提高或者降低贴现率的手段，极度刺激或限制向北美出口或提供信贷，假如因此英国的制成品在北美市场泛滥，那么，其结果必然是可以在北美市场上以比英国还便宜的价格买到英国的制成品，甚至其价格有时候比产品的成本价还要低。假如美国因此而处于向英国负债的状态，同英国交易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在两国之间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交易过程中，这种无组织的状态会轻易地自我调整。美国生产的烟叶、木材、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以及各种生活资料，比英国的便宜许多。英国运到美国的制成品越多，就越能诱使美国的种植者采取更多的办法生产有价值的商品以换取制成品；为他们提供的信用越有保障，就越会驱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寻求更多的偿还债务的手段；英国的汇率越是对美国不利，美国农产品出口的诱惑力就越大，因此美国农产品在英国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就会越来越取得成功。

美国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必然使不利的兑换率迅速自我调整。事实上，兑换率也不会达到极为不利的程度，因为虽然过去一年内英国大量制成品的进口使美国负债累累，但美国预期，这种状况将通过来年的扩大生产和增加出口实现平衡，接着，货币市场和信用状况将轻易得到改善。

如果英国制造商和美国农场主之间的交易像英国制造商和爱尔兰农场主之间的交易那样几乎不受限制，那么，事情的发展就会出现这种预期结果。因为现状是，美国既无法实现农产品的出口与它们所进口的英国制成品保持平衡，又无法用这些农产品偿还因进口这些制成品而形成的债务。现在美国向英国的出口受到的限制有限，而实际上英国对美国的出口却毫无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英国对美国烟叶课以重税，把关税由500％提高到1000％，假如它通过关税使美国木材进口成为不可能，而且只在饥荒之年才能进口美国粮食，那么结果必定大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英美两国之间的汇率难以实现自我均衡，美国只有通过向英国输送大量的金银才能偿还对英的债务。

但是，这种金银输出势必损害美国的纸币流通，必然导致美国的银行信用崩溃，随即导致地产和流通商品价格的普遍的巨大的波动，尤其引起那些容易扰乱和毁灭国民经济的商品价格和信用的混乱。假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一旦美国各州发现它们不能通过国家《关税法》恢复其进出口平衡，那么以上这些现象就会时常在美国出现。

由于破产和消费下降的缘故，过一段时间英美两国之间的进出口将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互相忍受的程度。这种说法并不能够宽慰美国。因为对商业和信用造成的巨大破坏和震动，以及消费量的急剧下降，随之而来的将是给个人福祉和幸福以及公共秩序造成灾难。人们无法很快脱离这种灾难恢复元气，并且灾难的频频发生必将长期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即使流行理论认为贵金属流通量的大小无关紧要，国家间所进行的只是物物交换，不管这种交换用的贵金属的流通量是大还是小，对个人都无足轻重，但这一论断也不能给美国人带来多少宽慰。对生产商或土地所有者来说，无论他的一件产品或拥有的物品价值10法郎还是100法郎，只要他能用10法郎购得的必需品或享受和花100法郎购得的物品的数量或享受一样，那么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只有当价格长期连续保持在同一水平时，价格的高与低才无关紧要。

但是，如果价格经常剧烈波动，就会造成混乱，使个人经济和社会经济陷入混乱状态。如果任何人用高价购买了原材料，那他就不可能靠通过低价出售其产品而收回原材料耗掉的那部分贵金属；同样，如果任何人用高价购买了地产且一部分款项是地产抵押的贷款，那么，他将丧失还款能力甚至失去房产，因为价格下降后，可能整个地产仅仅与贷款价值等值了。无论谁在价格高的时候租赁了房产，事后都会发现自己因价格下降而破产了，及至无力履行契约。价格的波动幅度越大，发生的频率越高，对国民经济的条件尤其是信用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就越严重。有些国家完全依赖外国制造业的需求及其产品规模，且贸易活动的媒介主要以纸币为主，贵金属的异常流入或流出造成的不利影响在这些国家显得尤为突出。

在一个国家，银行能够投入和保持的纸币流通数量，取决于其拥有的贵金属货币量的大小，这个事实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每个银行都会按金库中所储存的贵金属货币量，尽力增大或限制其纸币流通量和货币业务。如果其货币资本或储蓄量增加较多，银行就会放出更多信贷。通过这种信贷，借方给出的信贷得到增加，从而增加了消费量，提高了价格，尤其是地产价格；相反，如果银行明显地感到贵金属出现了外流的状况，那么它将时不时地对信贷加以限制，从而使借方以及借方的借方的信贷和消费下降，这样依此类推，就影响到了那些靠信用把国外制成品带入国内消费的人群。在这些国家，任何贵金属的非正常不断外流，都将使国家的整个信用系统、商品市场，尤其是全部地产的货币价值，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据说，美国最近一次和前一次商业危机的爆发，起因是美国银行和纸币制度。事实上，美国银行的确以前面提到的方式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成了危机的爆发。但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自从“折中”的方案引进之后，英国制品的价值大大超过了美国出口产品的价值，使美国对英国负债累累，高达成千上万，以至于美国已无法用产品予以偿还。我们可以找到证据，证明超量进口伴随着危机的爆发。一旦（随着和平的到来或者美国海关降低进口关税）英国进口美国的制成品数额巨大，危机就爆发。而当美国通过关税限制进口商品的价值超过本国产品出口价值的时候，这种危机就未曾出现过。

有人深究，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花费巨资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而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是从英国借的贷款。而事实真相是，这些贷款使危机的爆发延迟了数年，而危机一旦爆发，贷款则加剧了危机的危害程度。但是很明显，这些贷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进出口造成的不平衡。假如没有这种不平衡，也就没有必要甚至更不可能发生贷款。

当美国因为大量进口制成品而向英国负债但却无法用产品只能用贵金属偿还的情况下，因为不平等汇率和利率有利于英国，因此英国能够迫使美国用铁路、运河和银行股票或美国政府债券偿还贸易逆差。

英国制成品对美国的进口越是超过美国农产品的出口，那么英国对这些证券的需求就越旺盛，而美国从事公共业的动力也就越来越强。投入这些企业的资金越多，对英国制成品的需求就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美国进出口就越不成正比。

一方面，如果说美国银行提供的信用促进了英国制成品对美国的进口，另一方面，英国银行提供的低息信用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英国贸易与制造业委员会的一份正式报告证实，这些贴现率导致英国银行拥有的现金从八百万英镑减少到了两百万英镑。这样，一方面削弱了美国保护制度应有的效果，有利于英国制造业同美国制造业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也为英国投资美国股票和政府债券提供了便利，创造了条件。因为在英国，贷款利率只有百分之三，而美国证券商和借贷人提供的贷款利率却高达百分之六。只要这种局面维持不变，那么美国的债券就不愁在英国找不到买主。

这些交易条件带来了表面的繁荣，尽管这些条件正在慢慢地摧垮美国制造业。美国农民把大部分剩余农产品卖给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工作的用英国资金支付工资的工人，而这些产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可以出售到英国，或在适度制造业保护政策下可以卖给本国的工人。但是，在国家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和分歧的情况下，这种非正常的局面不会持续很久。美国受到压迫的时间越长，那么危机一旦爆发，其对美国造成的影响就越不利。债权人可以通过信用延期长期留住贷方，但如果贷方靠债权人不断增加贷款而维持经营，而他的生意却每况愈下并越做越糟糕，那么他破产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反过来，如果他硬撑下去，那么他遭受的损失将更惨重。

造成美国破产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粮食歉收和欧洲大陆的保护制度，它促使英国采取了异常措施，把大量金银从英国输送到了国外。所以我们说，这是欧洲大陆采取保护措施的结果，因为假如欧洲大陆市场一直向英国开放，那么，英国将通过向欧洲大量出口制成品从欧洲大陆进口大量粮食，因为英国的金银——即使暂时流到了欧洲大陆——将在短时间内随着制成品的出口的不断增加而流回英国。如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欧洲大陆的制造业将会成为英美两国的贸易活动的牺牲品。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银行只有通过限制信用、提高贴现率才能挽救自己。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不但英国对美国股票和政府债券的需求会有所下降，而且已经流通的那部分政府债券面临的市场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这样，美国不但丧失了进一步通过出售债券弥补贸易亏空的手段，而且它们多年来可以用股票和债券偿还的对英的所有债务也应该用现金支付。现在看来，美国流通的现金已经属于英国了，看来现在英国可以任意支配自己拥有的基于整个美国银行和纸币制度的全部现金了。然而，如果英国动用这笔现金，那么美国的银行和纸币系统将如同一座用纸牌建造的房子那样弱不禁风，顷刻间将土崩瓦解，必将导致地产价格赖以存在的基础崩溃，而大多数个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手段也将不复存在。

美国银行试图通过延迟现金支付以避免崩溃局面的出现，至少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缓兵之计。一方面，这样做可以赢得喘息之机，以便争取用新收的棉花偿还英国债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外债的压力。但是它们希望通过延迟支付手段减少信贷，以期缩减英国制成品的进口而扩大本国的出口，达到实现进出口平衡的目的。

但是，棉花出口到底能不能提供有效的手段来均衡英国制成品的进口这很令人怀疑。因为二十多年来，棉花的生产不断超过消费，并且随着产量的不断增加，价格越来越低。一方面，棉纺织业恰好遇到了麻纺织业的激烈竞争，而麻纺织业因机械设备得到了巨大的改进而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棉花种植者还要面对来自得克萨斯、埃及、巴西和东印度群岛的种植者的竞争。

人们应该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消费英国制成品最多的美国各州，从棉花出口中获得的好处却是最小的。

在这些州，就是那些靠谷物种植与畜牧业获得英国制成品的那些州，危机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英国制成品的大量进口抑制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所有增加了的人口和资金被迫转移到了西部新开发的地区。在新开发区建成之初，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很大，但随着它们的生产能力的提高，经过几年的低产徘徊，这些地区的农产品有了剩余。因此，西部各州在随后的数年内，将通过新开凿的运河和新修建的铁路，可以把剩余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东部各州。而在东部各州，由于外国竞争不断削弱其制造业，消费人口已经下降，而且还将不断下降。由此可见，产品和土地贬值的现象必将出现。所以，如果美利坚合众国不及时采取措施，遏制住前面提到的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那么，生产谷物的各州的农民普遍破产将在所难免。

因此，我们前面谈到的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使我们认识到：

第一，一个在资金和制造业能力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的国家，绝对不能允许英国在其制成品市场上取得压倒一切的竞争优势，从而使自己长期对英国负债，使自己的金融机构依附于英国，使自己的农业、工业和商业陷于危机之中。

第二，英国国家银行可以操纵在它影响之下的美国市场，能够压低英国制成品的价格，使其有利于英国制造业而不利于美国制造业。

第三，英国国家银行通过运作，能够影响美国人连续数年消费它们的进口商品。这些商品价值巨大，远远超过了美国通过出口农产品可以偿还的能力范围，使得美国不得不在连续几年之内靠输出股票和政府债券弥补贸易赤字。

第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用现金进行内部交易和维持银行和纸币系统的运转。而只要英国银行感到有必要并且愿意，它就可以通过操作，把这些资金的大部分吸纳过去为己所用。

第五，在任何情况下，金融市场的任何波动对各国经济造成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在那些银行系统和纸币制度建立在拥有一定数量的贵金属基础之上的国家。

第六，如果一个国家的进口与出口维持在同一水平并保持平衡，那么，金融市场的任何波动和由此引起的种种危机就可以得以避免，就能够建立和维持一个稳固的银行制度。

第七，相对于一个外国制成品在国内制造业市场竞争顺利而本国农产品的出口受到外国限制的国家来说，这种平衡很不容易维持；反之，相对于一个不依赖外国提供制成品、可以自由处理自己产品的国家来说，这种平衡不容易被打破。

俄罗斯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些说法。我们也许还记得，俄罗斯因为向英国敞开了大门，结果英国的制成品拥了进来，以绝对优势占领了俄罗斯市场，使俄罗斯帝国的公共信用出现了很大的混乱。自从俄罗斯于1821年实行关税制度以后，类似混乱的局面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显然，流行理论陷入了所谓的重商主义错误的另一个极端。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只有贵金属才能构成国家的财富，并且一个国家只有出口大于进口保持顺差，且顺差用贵金属支付时才能致富，那么这一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流行理论坚称，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一个国家流通的贵金属不管多少都没区别，也没有多大意义，那么我们担心拥有的贵金属太少也毫无意义；我们应该扩大贵金属的输出，而减少贵金属的输入。这种推理方式只有在以下这种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所有的国家都联合在同一法律制度之下，如果这些国家对我们产品的出口不加任何限制，且我们只用我们自己的农产品交换制成品，如果战争与和平带来的变化不会引起生产与消费、价格与货币市场的波动，如果大型信用机构不为了本国特殊利益而把影响延伸到其他国家。但是，只要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那么，明智的国家政策将建议各个大国通过贸易政策保护自己，防止足以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货币巨大波动和价格的剧烈起伏。只有把国内制造业和农业生产放在一个适当的平等位置，保持进口与出口的平衡，那么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流行理论显然没有充分区分清楚单单拥有贵金属和贵金属在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力量。即使在私人交换过程中，显然也有必要将这两者区分清楚。没人愿意把钱留在身边，都试图尽快把钱挪出房间。但是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随时支配他所需要的钱的数目。与财富相比，实际拥有多少现钱显得无足轻重。一个人越是富有，他就越不在乎他实际拥有多少现钱，只要他能够随时支配他人存放在保险箱里的现金。然而，一个人越是贫穷，支配他人手中现钱的能力就越弱，就越在乎手头有多少现钱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对工业发达或落后的国家来说，情形同样如此。如果英国通常不大在乎流到国外的金条或银条的数量的多少，那么它一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定时期内的大量贵金属的外流，虽然一方面会引起货币升值和贴现率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会使纺织品价格下降，这样，它就可以通过大量出口纺织品，或者通过变现手头的股票和政府债券，很快就能重新拥有贸易发展所需的现金。英国就像一个腰缠万贯的银行家，虽然口袋里一分钱也不装，但只要他愿意，就可以随时从附近的或更远的商业客户那里随意支取。但是，如果单一的农业国也出现类似的情形，大量现金不断外流，而它的条件却不那么有利，因为它从国外获取所需现金的手段极为有限，这不仅仅是由于它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和农产品的价值很低，而且由于外国法律给它的出口设置了重重障碍。农业国就像一个穷人，他不但不能从商业伙伴那里拿到钱，而且当富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还会向他伸手。因此，即使穷人手中有钱，也不能说是自己的。

一个国家获得国内贸易通常所需现金的支配能力，主要是通过拥有或生产这些商品和价值，这些商品的价值交换方式与贵金属的价值交换方式有着几乎同样的便利条件。

相对于流通的商品和各种财产而言，流行学派经济学家在评价国际贸易时，既没有考虑到贵金属的支配能力，也没有考虑到方便财产交换的多样性。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考察私人交换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有价值的商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此类商品都是固定财产，它们只有在所在地才能进行交换；即使在当地，进行这种交换成本也非常高，困难重重。这类财产，即不动产和固定的工厂及设备，所占一个国家全部财产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三。不管一个人拥有多大的地产，他总不可能把田地和牧场送到城市为自己换取钱财或商品。他的确可以用这些财产作抵押以获得更多的贷款，但前提是他必须找到愿意借钱给他的贷款者。贷款者离借款人的居住地和财产越远，借款人如愿以偿需求得到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小。

相对于固定在土地上的财产而言，大多数农业产品（殖民地产品与部分价值较低的产品除外）在国际交易过程中具有相对便利的交易条件。大多数产品的价值，如建材、柴火、制作面包的原料、水果和牲畜等，只能通过在产区周边合理距离的范围内出售才能实现，一旦产品过剩，为实现其价值，就必须把剩余产品储藏在仓库里，留待日后出售。即使这些产品可以出口到国外，但其销售对象仍局限于某些制造业兼商业的国家中。即使在这些国家，这些产品的销售仍受到关税的限制，受购买国年景好坏的影响。美国内陆地区可能储备了大量的牲畜和农作物，但它们却无法通过出口剩余产品设法从南美洲、英国或欧洲大陆获取贵金属。但是，具有普遍用途的有价值的制成品，却具有无法比拟的交换便利条件。平常，这些商品可以在全世界所有开放市场上找到销路；在危机爆发时期，它们同样可以（以较低价格）在那些保护性关税只在平常发挥不利作用的市场进行销售。显然，这些商品的交换能力几乎接近于贵金属的交换能力。英国的经验表明，如果农业歉收导致金融危机爆发，那么，扩大纺织品出口，促使外国股票与债券大量外流，很快就会恢复平衡。外国股票和公债显然是以往纺织品出口顺差的结果，它们成了这个制造业发达国家手里可以随时要求农业国家兑付的大量票证。当它急需贵金属时，这些证券的兑付的确会给个人持有者造成损失（如同金融危机时期制成品的情形那样），不过，这些做法对维持一个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仍然极为有利。

尽管贸易平衡原则遭到了流行学派的冷嘲热讽，但是以上这些观察却鼓励我们表达这样的观点：独立大国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性质的贸易平衡。一个大国的贸易如果长期处于不利状态，那是非常危险的。贵金属长期大量外流，必然导致国内信用系统和物价水平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希望重新恢复所谓的“重商主义”提倡的那种贸易平衡原则，也不是坚持认为国家应该为限制贵金属输出而设置什么障碍，或者认为每个国家应该保留一定数量的贵金属，或者说大国贸易中出现的数百万的进出口差额是多么举足轻重。我们否定的是，就像亚当·斯密在他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那一章[1]
的结论中所说的，一个独立的大国“尽管每年进口产品和纺织品的价值可能远远大于其出口，尽管这个国家拥有的贵金属数量在逐年大量减少，进而不得不在国内以纸币代替其流通，更进一步地讲，尽管这个国家可能让外债不断继续增加和扩大，但是这个国家的财富却在逐年同步增加”。[2]

这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并自始至终被其学派所坚持的观点，是一个经验多次证明自相矛盾、本质上不合常理的观点，我们在这里用一句话把这个观点加以定性并用以反驳亚当·斯密自己强硬的观点：“荒诞无稽”。

必须弄明白，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那些以生产贵金属为赢利目的的国家，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贵金属作为商品出口，与制成品的出口没什么两样，性质是一样的。我们也不讨论贸易平衡差额问题，因为在这种贸易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用自己的口岸城镇的价格标准衡量进出口，那么得出的结果一定是差额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整个国家的商业利润总量来讲，每个国家的进口都大于出口（这种情况只说优势不谈劣势），这是显而易见和毋庸置疑的。同样，也不表示我们会否认一些非常情况：出口越多意味着损失就越大于所得，比如因为船只失事造成的财产损失。这种店主式的计算和比较进出口交换价值的做法，产生了许多虚幻现象，流行学派巧妙地运用了这些假象，目的是让我们相信：任何独立大国进出口比例的极度失调都不会给国家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这种异常状态虽然不是永久状态，但涉及数额却异常惊人，如法国在1786年和1789年、俄国在1820年和1821年以及美国采取了“折中方案”后的情形那样。

最后，我们希望说明（这一点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要讨论的不是那些殖民地，不是那些附属国，也不是那些小国和独立的单一城镇，而是那些完整的独立大国，它们拥有自己的商业系统，拥有农业和工业系统，拥有货币和信用系统。

殖民地的出口可以不断地大量超过进口，而不必考虑结果是财富的减少还是增加，这显然同殖民地的性质是相辅相成的。只要殖民地的出口和进口总额连年保持增长，那么殖民地就会随之不断繁荣。如果殖民地产品的出口长期连续超过制成品的进口，那么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殖民地的地产主在母国居住，而他们的收入形式却是殖民地商品、农产品或者从这些商品和农产品中获取的货币。然而，如果出口殖民地的纺织品大大超过了从殖民地进口的农产品，那么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移民或者贷款的逐年增加，大量资金流入了殖民地。当然，后面这种状况对殖民地的繁荣极为有利。这种状况可以延续至几个世纪，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危机爆发的频率很低或者说几无可能，因为殖民地既不受战争威胁，又不受敌对性商业政策的威胁，更不受母国银行商业运作的威胁，因为殖民地不但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商业、信用和工业系统，反倒常常受到母国信用机构和政治措施的有力支持和大力保护。

这种有利状况在英美之间的存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目前仍然存在于英国与加拿大之间，并且将来有可能在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延续几个世纪。

但是，殖民地获得独立以后，就着手逐步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制定政策、建立独立的商业和信用制度，具备一个独立大国应有的特征，这时这种状况就会发生根本变化。此时，当这个新兴国家意识到自己已经从一个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并且通过不断努力已经具备了精神、物质和经济条件，有能力成为制造业兼商业的国家时，这个以前的殖民地就会颁布有利于自己航运和海军力量的法律，制定有利于本国国内工业发展的关税制度，成立自己的国家银行。结果，母国方面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前殖民地国家的航运、商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并运用信用机构积极行动，极力维护本国的经济条件。

正是在美国的英国殖民地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出现的这些现象，成了亚当·斯密用来证明我们前面曾提到过的自相矛盾的观点的证据，即一个国家可以不断增加金银输出，减少贵金属流通，扩大纸币流通，增加对别国的负债，同时稳步实现繁荣。亚当·斯密没有引用这样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即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内相互独立，它们的航运、商业、工业和农业同其他大国存在竞争，他仅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殖民地和母国之间的关系。假如他生活在当今时代，现在开始著述该书，那么，他一定会非常小心，避免以美国情形为例，因为今天这个例子所证实的，恰恰与当初他想揭示的论点相反。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可能会极力反对我们的看法，认为假如美国重新回到英国殖民地的地位，是不是会得到无与伦比的好处。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是的，假如美国不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独立地位来开发和发展自己的工业以及建立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商业和信用系统的话。但是有人又会提出，是不是显而易见，假如美国继续以英国殖民地的形式存在，英国就永远不会通过《谷物法》，英国也永远不会对美国的烟草课以如此高的关税，那么大量木材将源源不断地从美国出口到英国，英国将舍弃在其他国家促进棉花生产的想法，想方设法让美国垄断这一商品并维持垄断，结果是美国最近几十年来经常发生的危机就没有可能发生。是的，假如美国发展制造业，假如它不想建立自己持久的信用系统，假如它不愿意或不能发展海军力量，那么这一切都有可能。但是，假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波士顿市民把茶叶丢进海里将成为徒劳之举，那些鼓动独立和发展壮大的慷慨陈词将成为过眼云烟，那倒不如尽快重新回到英国的怀抱，依附于英国，继续做它的殖民地。如果真的这样，那么英国会支持美国而不是对它加以限制，英国反而会对同美国棉花种植和谷物生产进行竞争的国家加以限制，而不是联合可能的有力竞争者同美国进行竞争。英国银行也将在美国设立分行，英国政府将提倡向美国移民和输出资本，彻底破坏美国的制造业，支持美国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出口到英国，对美国悉心呵护，避免商业危机在北美爆发，使殖民地的进口和出口总是保持适度平衡。总之，美国奴隶主和棉花种植主将美梦成真。实际上，过去的一段时期，就这些种植主的爱国精神、利益和要求来说，他们更期望上述所描述的这种依附地位，而不是什么国家独立和美国强大。只有那些对自由和独立充满渴望和激情的人，他们才会梦想工业独立。不过他们的热情不久就降温了，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美国中东部各州的工业繁荣简直令他们憎恶。他们试图劝说国会，称美国的繁荣依赖英国对美国的工业统治。这一主张说如果美国重新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就会变得更加富有、更加繁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意思吗？

如果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公开劝告所有国家屈服于英国，成为英国的附庸国，并作为交易条件从成为英国殖民地中获取应得的利益，显然在经济方面，这个依附条件比半独立条件对他们更加有利，因为处于半独立状态下的那些国家，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商业和信用系统，更不用说在英国面前摆出一副独立的姿态，那么在我们看来，他们关于金融危机、贸易平衡以及制造工业的辩论将更加前后一致。假如在《麦修恩条约》订立之后，葡萄牙由一个英国总督统治，假如英国把它的法律和民族精神移植到葡萄牙，把这个国家（像东印度帝国那样）置于它自己的翅膀的庇护之下，难道我们就看不出葡萄牙会获益匪浅吗？难道我们不会预见到这样的情形会对德国和整个欧洲大陆多么有利吗？

是的，印度失去了制造业力量，它让给了英国，可是它在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出口方面不是受益很大吗？过去在印度首领统治下的战争不是也停火了吗？印度本国的王公贵族们不是生活富裕了吗？他们不是早已积聚了丰厚的私人收入了吗？难道他们没有发现自己已经从繁重的公务堆中彻底解脱出来了吗？

（尽管根据这些人，如亚当·斯密，在证明自己的荒谬的观点时所使用的方法进行推理，得出的结论如此）但有一点更应引起注意：尽管亚当·斯密否认贸易平衡的存在，不过这位著名学者仍然承认一种现象的存在，他称之为“国家消费与生产平衡”。但如果把它摆在明处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不是什么其他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平衡。一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如果保持适度平衡，那么，就国内交换而言，可以确信这个国家所消费的价值并不大于所生产的价值。而与此同时，假如一个国家连续数年（像美国最近几年的所作所为那样）进口的外国制成品的价值远远大于其产品出口的价值，那么就国内交换而言，就可以确信，它消费的外国商品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国内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法国的危机（1786～1789年）、俄罗斯的危机（1820～1821年）和美国自1833年开始的危机，除了能证明这点，还能证明什么呢？

在结束本章之际，请允许我向那些认为贸易平衡理论是不值一驳的人提出几个问题：

为什么国家贸易平衡一旦出现了明显的长期不利的局面，伴随而来的必定是国内商业危机、价格剧烈波动、财政困难以及公共信用机构、商人、制造商和农民的普遍破产，并且总是毫无例外地给这些国家（殖民地除外）造成损失？

为什么在那些贸易平衡明显对其有利的国家，人们看到的情形却恰恰相反？为什么在那些与这类国家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发生的商业危机给它们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很短暂且转瞬即逝？

自从俄罗斯可以自己生产绝大部分所需的制成品以来，其贸易平衡就明显长期对它有利，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听说过其经济形势出现过什么混乱，且国内繁荣逐年得以实现，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类似的原因也给美国造成了同样的影响？

为什么实施了“折中方案”之后，美国的制成品进口激增，导致贸易平衡连续数年出现逆差，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国家的国内经济大规模混乱？

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即使美国各种原始产品（棉花、烟草、牲畜、谷物等等）异常丰富，在各地的价格也降到了一半，但这些州却无法同时实现进出口的平衡，无法满足它们偿还英国债务的需要，无法使自己的信用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

既然不存在什么贸易平衡，既然贸易平衡是否对我们有利意义不大，既然流往国外的贵金属或多或少无足轻重，那么为什么英国在农业歉收（唯一出现贸易逆差的情形）的情况下忧心忡忡和战战兢兢，极力试图实现进出口平衡？为什么要仔细估价每一盎司输入或者输出的黄金或白银？为什么英国国家银行要想方设法急于阻止贵金属的输出而积极鼓励输入？我们还要问，既然贸易平衡是一个“被驳倒了的谬论”，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没有看到一份英国报纸不把这个“被驳倒了的谬论”当成这个国家生死攸关的大事？

为什么在美国，同一批人在“折中方案”实施之前把贸易平衡说成是被驳倒了的谬论，而在该方案实施以后，却在不停地辩解，说什么被驳倒了的谬论是这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

既然自然趋势本身会为每一个国家恰好提供它们所需的足够数量的贵金属，那么为什么英国银行要通过限制信用、提高贴现率而使事情转向对它有利的方向发展呢？在美国的进口减少到与出口适度持平之前，为什么美国银行经常不得不停止用现金支付呢？

[1]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部，第3章。

[2]
参见附录四。

第24章　制造能力与事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原则

如果我们对各个工业部门的发端和进程进行一番调查研究，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部门是通过逐渐拥有改进了的操作方法、机械、建筑物、生产优势、经验和技能，以及那些有利于它们的购买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知识和商业往来关系而不断发展壮大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作为规律）完善和扩大既有事业比开创新事业更加容易。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经过几代人经营的老买卖比新开的店赚的钱多。我们还会发现，如果在一个国家类似的工业部门很少，那么要想建立新部门将难上加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师傅、领班和工人要么必须在国内接受培训，要么从海外招聘，因为这个刚刚创办的事业能否赢利尚未得到验证，因此资本家对能否成功还没有信心。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各类工业状况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它们就会代代相传，不论是产品价格低廉程度，还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会取得显著进步。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如果受外部危害性原因的影响，比如战争、土地荒芜、压迫性和专制性的行政或财政措施或狂热性措施（如《南特敕令》的撤销），那么，整个国家的全部工业或工业的某些部门将后退几个世纪，甚至会被远远地抛在原先落后于它们的国家之后。

人们一看就明白，人类制度和工业发展都有规律可循，这个自然法则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同劳动分工和生产力联合的自然规律那样。这一法则代代相传，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并为了实现它而齐心协力、共同奋斗。

正是这个法则使世袭王国在维护和增强国力方面，比选举王国的经常性改朝换代更为有利。

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所以能够在那些宪政国家获得巨大成功，正是因为部分地得到了这个自然法则的保证。

只有运用这个自然法则，我们才能够部分地解释印刷术的发明对人类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印刷术使人类长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传承给后人成为可能，这种传承法比传统的口头传承法更完善、更彻底。

古代国家把人分为不同等级，应归因于部分地认识到了该自然法则。要求“子承父业”的古埃及法也是基于同样的法则。看来在印刷术发明和普遍推广之前，这些法则与艺术和贸易的延续及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是部分地基于这一考虑，行会和贸易协会才得以成立。人文科学得以延续和不断完善，并且代代相传，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古代神职阶层，归功于修道院和大学。

神职阶层、骑士阶层以及教皇职位之所以权势显赫影响巨大，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在几个世纪以来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前仆后继，为前人未完成的事业而奋斗不止。

在取得物质成就过程中，该法则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

各个城市、修道院和一些团体都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建立这些事业的费用可能超过了它们当时全部财产的价值。因此，它们只有把几代人的全部积蓄都集中起来，才能找到实现共同目标的手段。

让我们看看荷兰的运河和堤坝系统，该系统是荷兰用几代人的劳动和积蓄修建起来的。只有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才有可能完善国家的运输系统，或建成一套完整的防御工事系统。

国家信用制度是当代政治最为完美的创举之一，也是国家的幸事。因为该制度可以把现代一代人取得的成就和为之奋斗所需的费用分摊给后人，有利于民族精神的代代相传，是国家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增强国力和提高生产能力的有力保障。但是，如果公债运用不当，成了国家的无效消费，那么不但不会促成未来几代人事业的发展，反而会早早地剥夺人们建设国家伟大事业的手段；或者如果偿还国债利息的负担没有放在资本方面，而是重重地压在了劳动阶级的消费上，那么这种做法将遭到唾弃。

国债是当代人从后代那里借的钱。举债要么对当代人特别有利，要么对后人特别有利，或者符合二者的共同利益。如果只是为了前一种情况，那么这个做法应该受到反对。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如果举债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壮大国家实力，提高国民福祉，而所需的手段又超出了当代人的能力范围，那么只有靠举债才能实现，而这种情况就属于后一类。

在当代人的支出中，用于改善运输条件给后代带来的利益最明显也最为特殊，尤其是因为这项事业通常除了能够增强后人的生产能力外，不仅仅要按持续提高的比率支付利用这些费用的利息，而且还可以获得分红。因此，当代人（只要他们没有获得丰厚收入）不但有资格把建设经费和由此产生的合理利息留给后人支付，而且如果他们自己承担全部的负担或大部分的负担，那么这对当代人自己和国家经济的真正基本原则都有失公允。

我们在讨论国家工业延续性这个话题时，如果我们返回到工业的主要组成部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延续性对农业影响重大，一旦受到外界的干扰而一度中断，那么同制造业相比，农业受到损害的程度既不非常明显又不太严重，而且还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不良后果迅速采取补救措施。

不论农业受到的破坏或干扰程度有多么严重，农民的个人要求和消费，农业所需的技巧和知识的普及，以及农业的操作所需的工具的简单化，都足以防止农业彻底崩溃。

即使农业遭到战争破坏，也能够很快恢复元气。因为不论敌人还是外国竞争者都无法把农业生产手段和土地带走。要想把耕地变成不毛之地，或剥夺一个国家居民从事农业的能力，需要压迫数代人才能如愿以偿。

但是对制造业而言，即使轻微和短暂的停滞，也会造成影响，如长期中断，则会造成致命影响。某个制造业的生产工艺和技能需求越高，维持经营所需的资本越多，投入这个工业特殊部门的资本越多，那么造成的损害程度就越大。因为制造业的停滞，机器设备和生产工具的价值就会下降，就会成为一堆破铁烂木，厂房建筑就会变成一片废墟，工人和技工会被迫移民他处，或者转而从事农业以维持生计。因此，经过几代人辛苦经营和不懈努力而创造的生产能力和财富的联合体在短期内将丧失殆尽。

随着工业的建立和持续发展，相关商业得以产生。工业发展的同时，商业也会反过来支持和影响其他工业和商业部门，因此，一个工业部门的毁灭，预示着其他工业部门的毁灭，最后，整个国家制造能力的根本基础就会遭到毁坏。

人们坚信，工业的稳定持续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工业停滞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人们产生了为保护本国工业征收关税的想法，而不是由于一些制造商和商人的喋喋不休或对特权的无理要求。

如果保护性关税不起作用，比如制造商因缺少出口贸易而痛苦挣扎，政府无力为工业停滞采取补救措施，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制造商即使明知亏本也要在坚持生产，这种现象司空见惯。因为他们怀有一线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时光倒转，可以把那些因为停产而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

在自由竞争中，竞争的双方总是希望同自己竞争的制造商或商人低价出售产品从而造成亏损，迫使竞争者中断事业。目的不仅仅是使我们自己经营的企业免遭停滞，而且还要迫使对方中断事业，希望将来有可能以较好的价格出售产品，补偿业已造成的损失。

在任何情况下，追求垄断是制造工业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一现象往往证明了保护性政策的合理性，而不是令人生疑。如果追求垄断的过程仅仅发生在国内市场，那么势必会降低产品的价格，提高生产工艺，从而促进国家的繁荣。但在同样条件下，如果国内工业受到了来自国外的强大压力，那么工业停滞和国内工业水平的下降必将时常发生。

例如，某个国家的制造工业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并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且商业活动遍及全世界，还通过大型信用机构（通过它的运作能够压低商品价格、诱使商人出口）主宰着整个金融市场，那么其制造生产能力（尤其是受到机械化的大力帮助和促进后）除了在拥有资本和影响销售的手段方面受到限制外没有任何其他限制，这一有利条件会促使这个国家向所有其他国家宣战，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想要“在事物自然的进程中”（如亚当·斯密所言）仅仅凭借农业取得的一些进步进而建立大规模的制造业和成就一番事业，或者使那些在战争导致的商业停滞期间发展起来的制造业能够“在事物自然的进程中”继续得以维持，简直毫无可能。道理就如同为什么一个儿童或男孩同一个男人摔跤时很难取胜甚至无法抵挡一样。拥有商业和工业优势地位的（英国）制造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其他国家新兴的或未成熟的制造业相比强过千百倍。例如，前者可以用最低的工资雇到大量经验丰富的技工，得到最好的技术人员和监工，拥有工艺最完美而价格最便宜的机械设备，不论买入还是卖出产品都对它极为有利。甚至购买原材料和出售商品时使用的运输工具也最便宜。制造商从银行和信用机构那里获得的延期偿付的利率也最低。英国商业经验丰富、工具先进、建筑优美、安排周到、衔接顺畅，这一切只有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才能建立起来。它国内市场庞大，同样不错的是，还有众多的殖民地市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要控制国外市场，那么英国制造商就会感到胸有成竹，并且可以大量抛售制成品，为自己的业务持续发展和在以后数年内拥有多种信用销售手段提供有力的保障。如果一一列举并认真考虑这些优势，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我们仅仅指望什么“事物的自然进程”的作用就可以同如此强大的国家进行竞争，简直愚蠢可笑。而我们的情形则是，首先工人和技术人员有待于培训，机械制造业和合适的运输工具仅仅处在建设阶段，制造商即使在国内市场都没有得到保护，更不用说什么重要的出口市场了。即使在最为幸运的条件下，制造商能够得到的信用也少得可怜。如果英国爆发了商业危机，而英国银行又操纵了市场，那么人们连一天都不能确定大批外国的商品会不会涌入国内市场，使国内商品价格下降，使出售产品的价值难以补偿他们用于生产的原材料的价值，因而导致自己的国内制造工业连续数年停滞不前。

如果这样的国家永久屈尊于英国制造业的霸主地位，只要能为英国供应它自己不能生产的或者不从其他地区购买的东西就心满意足，那也无济于事。它们会发现，即使这种依附地位也不能给它们带来永久的利益。例如，美国为了争取为英国供应粗棉的优势而牺牲了它们最富有、最开化的自由劳动之州的幸福，甚至可能牺牲了它们整个国家伟大的未来，而这一切又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多大的实惠呢？是不是它们就能因此限制英国不从其他地区购买这种原材料呢？如果德国满足于用自己的上等羊毛从英国换取制成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样无济于事。这样的政策难以避免澳大利亚高级羊毛在以后的二十年时间内会充斥整个欧洲市场。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国家在战争期间会失去出售农产品的手段，因而丧失购买外国制成品的手段，那么这种依赖状况就显得更加可悲。在此期间，一切经济考虑和经济制度都被抛在了脑后。正是自给自足、自我保护的原则，劝告这些国家自己加工农产品，抛弃敌国制成品。在这种形势下，采取战争禁止制度无论带来多大的损失，都应忽略不计。无论在战争期间农业国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和牺牲建立起了自己的制造业和事业，一旦战争结束恢复了和平，来自制造力强国的竞争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将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一切破坏殆尽。总之，这是建设与破坏、繁荣与灾难的永恒交替。如果这些国家不努力奋斗，通过实现国家劳动分工，把它们自己的生产力量联合起来，以保证它们自己的工业利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那么它们必然要经历这一交替过程。

第25章　制造能力与生产和消费的激励

人在社会中具有生产力，不仅仅是由于他能直接生产产品或创造生产能力，而且还因为他能够创造生产和消费的诱因，以及生产形成的诱因。

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发挥作用使人类情操高尚纯洁，影响社会生产能力。但是，享受这些作品的先决条件是拥有这些物质形式，而拥有的途径必须靠购买。因此，艺术家同样起到了诱导物质生产和勤俭节约的作用。

书籍和报纸通过提供信息影响精神和物质生产，但想要获得必须花钱，因此，这些书籍和报纸提供的享受乐趣，也是物质生产的诱因。

对年轻人的教育使社会高尚，但是父母为使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要付出多大的心血啊！

为不断进化，使社会更加美好，人们在精神和物质生产方面要付出多少艰苦卓绝的努力啊！

我们可以居住在用木板搭建的木屋中，也可以居住在宽敞的别墅里，我们可以穿用几弗罗林（英国银币，1弗罗林相当于2先令。——中译者）购买的廉价衣服，也可以穿精美高档的服装来遮雨避寒。金银装饰品和器皿用起来不会比铁锌制品更加舒服，但拥有前者的优越感是激发人们身心不断努力、崇尚秩序的诱因。由于这种诱因，社会拥有了绝大部分的生产力。即使一个人靠私有财产生存，仅仅忙于保护、增加和消费自己的收入，但他也同样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精神和物质生产。首先，他通过消费支持了艺术和科学，支持了艺术各行各业的发展。其次，他发挥了社会物质资本的保护者和增加者的职能。最后，他的表现激起了社会其他阶级的竞相努力。如同一个学校通过提供奖学金鼓励学生努力学习那样，虽然最后只有少数几个学生获奖，但仍然发挥了鼓励全校学生努力学习的作用。同样的道理，拥有大量的财产和由此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影响着整个文明社会。但是，如果巨额财产是靠侵占、靠巧取豪夺或靠欺骗获取的，或者对财产的拥有和对成果的享用有不可告人秘密，那么这种鼓励作用就无从谈起。

制造性生产要么制造生产工具，要么提供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手段。最后两种有利手段经常紧密结合。无论何地，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是各阶层的人们的居住环境、生活水准、家居水平、衣着档次、车马奢华程度、仆人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外貌等。而对于商业化水平较低的地方，这种区分产生的优越感虽有但很轻微，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拮据，衣着简陋，出人头地的愿望也不明显。但好胜心理会随着工业的不断繁荣而产生并与日俱增。在制造业发达的国家，虽然每个人消费的制成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各有高低，但几乎所有人都生活舒适并穿着体面。凡是认为自己有工作能力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看上去寒酸邋遢。因此，制造工业通过诱导社会促进生产，而农业、简陋的家庭作坊式的制造业、原材料和粮食生产却无法提供这种诱因。

当然，各种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人都感到了吃好喝好的诱因，但却不能让我们把它当中吃饭。一句德国谚语说得好，“人们看我的衣领，而不看我的肚子”。如果我们从小就习惯于粗茶淡饭，那我们可能就不会想着去改善，我们消费的食物也可能仅仅局限于周边地区能够生产加工的食品范围之内。温带国家的消费范围得以扩大，是因为首先购买了热带产品。但是，要想增加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全国人民享用产品的程度（就像我们在上一章里叙述的那样），那么只有依靠发展制成品贸易才能得以实现。

殖民地产品，除用于制造业的原材料以外，其他的显然是刺激产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无人否认，无糖大麦浓咖啡和无糖摩卡咖啡同样有营养，这些产品中都有一定的营养成分。然而，考虑到它们几乎没有可能被当做国内粮食的替代品，因而它们在这方面的价值就显得无关紧要了。至于香料和烟草，它们当然是纯粹刺激品，它们只通过提高大众的享受程度，从而对社会产生积极效果，刺激人们更多地从事脑力和体力劳动。

在许多国家，一些靠工资或租金生存的人习惯于把下层阶级的生活习惯称为奢侈，这种错误观念盛行一时。这些人看到劳动者津津有味地品尝起加糖咖啡就感到吃惊，他们对这些人以前以粥果腹就心满意足而表示遗憾。他们叹息农民已经换掉了破旧不堪的家纺粗布旧衣，换上了羊毛制服。他们担心有朝一日难以把女仆同女主人区分开来。他们赞许以往几个世纪在法律上限制着装的规定。劳动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一种是在一些国家劳动者丰衣足食，过上了体面人的生活；而另一种结果却是劳动者满足于粗茶淡饭和粗布陋衣。如果我们把这两种结果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前者舒适度的获得，不但没有以社会整体福祉为代价，反而有利于社会生产能力的增强。在前一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日常劳动量是后者的三到四倍。试图规范着装，限制奢华，会毁掉广大人民群众的进取心，助长身心懈怠和滋生懒惰情绪。

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先有产品然后才能有消费，因此，通常生产必然先于消费。然而，实际上在有些国家，通常是消费先于生产。同单一的农业国相比，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因为有大量资本的支持生产受限不大，所以它们通常用农业国将来获得的收成作抵押，让后者提前消费它们的产品。单一的农业国在前者未生产前就消费了，前者以后再生产，因为后者已经提前消费了。同样的情形在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到，并且更加明显：制造商同农业生产者的关系越密切，前者提供给后者的消费诱因和消费手段就越多；后者越感到受到激励，就会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

最有影响的刺激因素是国家的公民与政治制度。一个人不可能通过诚实努力和拥有财富就能从社会的一个阶层上升到另一个阶层，也不可能从社会最底层上升到最高层。财富的拥有者必然不愿公开露富，不愿公开享受财富成果，唯恐他人指责他骄傲自大、行为不端。从事贸易的人得不到公众的荣誉，没有资格参与行政管理、立法和陪审团。农业、工业和商业取得的卓越成就也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社会及公民的认同。这些地方缺乏至关重要的消费动机和生产动机。

每一部法律和每一项规章，都对生产或消费产生力量，要么加强要么削弱。

授予专利权是对创造性思维的一种奖励。对这种奖励的期望激发了思维力量，并引导这种力量朝着改善工业的方向发展。这种奖励制度给社会创造性思维带来了荣誉，并根除了缺乏教育国家中的那些有害的、源于旧习惯的、旧行为模式的偏见。这种制度为仅仅具备思维才能的人的发明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手段，因为通过向资本家保证他们可以分享预期利益，就可以鼓励资本家支持发明者。

有些产品本国有能力生产，而外国提供的同类产品比国内的好，于是，保护性关税对生产这类产品的国内工业就会起到激励作用。它为企业家和追求新知识、新技能的工人获得了回报并提供了保障，为国内外资本家提供了有利于他们的投资，并保证为他们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获得丰厚的收益提供手段。

第26章　作为建立与保护国内制造能力主要手段的关税制度

我们不准备叙述那些在效率和可应用性上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促进国内工业发展的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教育设施（尤其是技工学校）、工业展览会、提供奖励、改进交通运输、专利法等。总之，那些旨在促进工业发展、促进与规范国内外贸易的法律与制度，都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在这里，我们仅仅讨论促进工业发展手段的关税制度。

根据我们的理论体系，我们认为，只能把禁止进口或征收进口关税当做例外。对于自然产物的进口只应当征收关税，而绝不应当征收旨在保护本国农业生产的关税。在制造业发达的国家，主要对热带进口的奢侈品而不是对谷物、牛等普通生活必需品征收关税。但是，热带地区国家，或者是人口稀少、疆域有限的国家，或者是人口严重不足的国家，或者是文明程度十分落后及社会与政治制度非常不健全的国家，只能对制成品进口征收关税。

但是，无论征收何种关税，都应当适度，不要使进口和消费因此而受到限制，否则，不但国内的生产能力将受到削弱，而且增加税收的目的也将受挫。

只有在以进一步促进和保护国内制造能力为目的时，并且只有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农业先进、高度文明和政治健全的国家，当有资格与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并拥有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强国保持平等地位并与之抗衡时，采取保护措施才顺理成章。

要想达到保护的目的，既可以通过禁止某些制成品的进口，也可以通过对这些商品征收足以完全禁止或部分禁止进口的高额关税，还可以通过征收适中的进口税。所有这些保护措施当中，没有一个是一律有利或一律有害的。究竟哪一种比较合适、比较实用，取决于该国的特定环境及其工业状况。

战争对一国保护制度的选择会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战争往往迫使该国采取战时禁运制度。在战争期间，交战各方之间的交换中断，各国不论其经济状况怎样，都必须努力，想方设法实现自给自足。因此，一方面制造业欠发达国家的商业，另一方面制造业最先进的国家的农业生产，在战争期间都会受到巨大鼓励。在制造业欠发达的国家（尤其是战争已经持续数年之久时），商业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因此即使战争结束，到了和平年代，它们也会连续数年禁止进口那些由于战争而禁止进口的制成品，因为它们还无法在这些产品上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进行自由竞争。

大和平实现以后，德国和法国都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假如在1815年，法国像德国、俄国和美国那样，任凭英国竞争畅通无阻，它也将难逃同样的厄运。绝大部分在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将惨遭不幸，也就不要指望在以下这些方面取得进步了：制造业部门、国内交通、外贸、内河航运和海运、土地（顺便一提，在此期间，法国土地价值增长了一倍）、人口与国家收入。这个时候，法国的制造业仍处在婴儿期，国内运河数量很少，矿山还没有充分开发，由于政治动荡与战乱频频，资本积累少得可怜，技术人员匮乏，培训不到位，缺乏真正合格的工人，勤奋与企业精神还没有产生。国家关注的更多的是战争，而不是和平事业。战争期间勉强积累起来的部分资本，主要还用于农业方面，而此时的农业也已千疮百孔，极度衰落。这样，法国首次意识到了英国在战时取得的巨大进步，也首次有可能从英国引进机械、技术、工人、资本和企业精神。同时，它也意识到了要想维护本国的工业利益，保护国内市场，必须动用各种力量，充分利用全部自然资源。这种保护政策效果非常显著。没有别人，只有盲目的世界主义者才会忽视这些效果，或坚持说什么如果法国采取同别国自由竞争的政策，那它就会取得更大的进步。难道德国、美国与俄国的经验还没有证明其结果会适得其反吗？

如果我们认为从1815年以来采取的禁止制度有益于法国，那么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就不愿为法国执行该政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或保护过度进行辩护，也不愿为法国继续坚持这个过度保护政策的实用性和必要性进行辩护。法国用进口税限制原材料与农产品（如生铁、煤、羊毛、谷物、牲畜）的进口，这是一个错误。如果它的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并站稳了脚跟，但还仍然不愿转而采取适度的保护制度，并通过允许有限竞争，激发本国制造商的进取心，那么它就会犯更大的错误。

关于保护性关税，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的国家打算从自由竞争政策转向保护政策；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国家准备用适度保护性政策取代禁止性政策。在前一种情况下，刚开始时的税率必须低，然后逐渐提高；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刚开始时的税率要定得较高，然后逐渐降低。

如果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以前没有通过关税得到充分保护，当它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制造业时，那它必须首先致力于发展生产一般消费品的制造业。首先是这类工业品的总值大大高于昂贵的奢侈品总值。因此，前一类制造业能够充分调动大量的自然的、精神的和个人的生产力。由于事实上发展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本，因而这就诱导人们大量储蓄资金，诱使国外资本和各种力量纷纷涌进国内，帮助自己发展事业。由于欠发达国家需要的主要是日常用品，温带地区的国家所以能与热带地区的国家进行直接贸易，主要是因为它们能够生产这类产品，所以这类制造业的发展，必然有力地促进人口的增长、国内农业的繁荣，尤其是促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假如一个国家自己用的棉纱和棉织品都靠进口，那它就无法同埃及、路易斯安那或巴西进行直接贸易，因为它无法供应这些国家所需的棉制品，也无法把原棉从它们那里带走。进一步地讲，因为总价值巨大，因此这类商品总是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保持着进出口的基本平衡，使国家总能保持国内流通所需的货币量，或者提供给国家同等的货币量。因此，只有实现这些重要工业部门的繁荣并保持不衰，才能获得并维持国家工业的独立。因为一旦发生战争，会给贸易带来混乱，如果影响的仅仅是昂贵奢侈品的购买，那么后果无足轻重，但如果出现一般商品的紧缺并引起价格上涨，而农产品的大量销售突然发生中断，那么将带来严重的灾难。最后，就此类商品而言，不必过于担心因走私或虚报物价造成关税的流失，普通商品较之昂贵的奢侈品，其走私或虚报行为更易于防范。

制造业和制造厂如同缓慢成长的植物，任何保护性关税如果突然割断了它们业已存在的商业关系，影响了这种关系给国家创造的利益，那么这样的保护性关税一定对国家不利。这类关税只应随着国内或从国外吸引来的资本、技术才能和企业精神的增长比例而提高，只有当一个国家具备了条件可以自己利用先前用于出口的剩余原材料和天然产品时，关税才能按比例提高。但是，关税提高的比例应该事先确定，这一点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国内的或从国外吸引过来的资本家、技工获得报酬。必须信守诺言，在规定的时间之内维持既定的税率不变，不要任意降低，因为对任何悔约行为的担心，都必将大大破坏保障报酬的效果。

从自由竞争转向保护制度时，进口税应当提高到什么程度，以及从禁止制度转变为适度的保护性制度时又应当降低多少关税，这些不能由理论来决定，而是取决于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特有状况和相对状况。比如美国，它必须考虑三个特殊因素：原棉出口到英国的情况、农产品与海产品出口到英属殖民地的情况以及国内高工资的情况。这样，同任何其他国家相比，它就可以从英国把更多的资本、技工、企业家吸引过来并从中受益。

一般可以这样假定，假如任何技术型的工业不能通过最初的40％～60％的保护税率得以建立，不能在20％～30％之间的税率不断保护下持久存在，那就说明该工业制造能力相当弱。

造成这种能力弱的原因很难轻易克服。比较容易克服的一类是，国内交通运输工具的缺乏，以及技术知识、有经验的工人与工业企业精神的缺乏。比较难解决的一类是，人们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文明、教育与道德水准不高，不热爱正义，社会缺乏健全有力的农业系统，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匮乏，尤其是政治制度不完善，公民自由与公正无保障，领土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阻止走私贸易的猖獗。

对那些仅仅生产高档奢侈品的工业，无需作过多的考虑和过度保护。这是因为：首先，此类生产需要的技术和技能水平很高；其次，此类生产的总值与全国总产值相比无足轻重，很容易用农产品和原材料或者用普通用途的制成品交换高档奢侈品的进口；再次，即使战争期间进口中断，也不会因此造成太大的不便；最后，走私行为很容易漏逃对这类产品征收的高额保护税。

技术水平和机械制造工艺尚未取得长足进展的国家，应该允许免税进口精密机械，或者适度征税，直到它们有能力像先进国家那样自己生产这些机械。从某种意义上讲，机械制造业是制造业的制造者，因此，对进口外国机械征收的任何关税都是对国内制造业能力的限制。因为机械能够对整个国家的制造业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国家在对待机械制造业方面，不应该依赖于战争带来的机遇和变化，如果这个特殊制造业在适度进口的关税制度下无法进行竞争，就应该要求国家给予直接扶持。在战争爆发初期，机械制造业的维持与发展可能会为国家提供急需品；如果因战争而长期中断，那么可以为战后建立新的工厂提供参照模式。就此而言，国家至少应该鼓励和直接扶持国内机械制造业的发展。

根据我们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考虑运用退税的办法：如果一些半成品仍然依靠从国外进口，例如棉纱；必须依靠相当程度的关税保护才能使某个国家逐渐具备自己生产这种产品的能力，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考虑退税。

把奖励作为鼓励出口和支持本国制造业在中立市场同先进国家进行竞争的永久措施，这种做法也不可取。如果用奖励的办法鼓励已经取得进步的制造业的产品占有国内市场，那就更不可取了。但在有些情况下，可适当作些调整，把奖励当做临时性的鼓励手段。例如，在战后恢复初期，一个国家消沉的企业精神很需要外部的刺激与帮助才能促使生产得到有力和持续的发展，才能发展同制造业不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但即使在这类情况下，也应该认真考虑到，国家给企业家个人提供的无息贷款以及其他优惠条件会不会发挥积极作用？或者为使初期的试验性冒险产生效果，那么国家应该从国库中拨出一部分资金注入新成立的公司，并允许私人以优惠利息投资、占有公司股份等。不过这样做会不会达到鼓励公司成立的预期目的呢？类似上述提到的例子，我们可以谈谈一些试验性的事业的发展，比如向那些私人商业活动还没有得到发展的远方国家发展贸易和航运，建立通往这些遥远国度的航线、开发新殖民地等。

第27章　关税制度与流行经济学派

流行学派（在关于保护性关税发挥作用这一问题上）没有区分天然或原始产品与制成品。基于这类关税总会对原始或天然产品造成危害这一客观事实，流行学派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实施这类关税同样会对制成品的生产产生不利影响。

在建立制造工业方面，流行学派没有对两类国家进行区分：一些国家不适宜发展制造工业；而另一些国家则由于其领土的性质、全面发展的农业、文明，由于它们今后的繁荣、持久与强大有充分的保障，显然有资格建立自己的制造工业。

该学派没有认识到，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同先进的制造业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即便它非常适宜发展制造业，但如果得不到保护性关税的保护，也绝不可能使自己的制造业能力获得全面发展，国家永远不可能获得完全独立。

该学派没有考虑到战争对保护制度的必要性产生的影响，它尤其没有意识到，是战争促成了强制性禁止制度的产生，而海关实行的禁止制度不过是战时实施的禁止制度的必然延续。

它试图引用国内自由贸易产生的利益作为证据，证明只有在国际贸易绝对自由的前提下，国家才能实现高度的繁荣和昌盛。但各国历史证明，其结果恰恰与此相反。

该学派坚持认为保护制度必将使国内制造商处于垄断地位，从而使他们产生松散怠惰的情绪，而实际上，国内竞争一直在充分地发挥着作用，激励着制造商和商人们不断进取。

它或许要我们相信，对制成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对制造商有利，但却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但事实证明，国内制造业能力的存在给国内农业带来了巨大利益，相形之下，农民因保护制度而作出的牺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作为反对保护性关税的主要观点，流行学派提出了海关费用和走私带来的弊端等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存在弊端，但是，同为国家的存在、国力的繁荣采取的一些措施相比，是不是有必要兴师动众太把弊端当回事过于认真考虑呢？难道常备军和战争的弊端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忽视国防的理由吗？如果坚持认为保护性关税一旦远远超出界限，使走私活动有利可图，那么这样的关税也仅仅有利于走私贸易而对国内制造业没有好处呢？这种说法只适用于海关制度不健全、疆域狭小和边界不规则的国家，只适用于边境地区发生的消费，或适用于被征收高额关税的总量不大的奢侈品。

经验处处告诉我们，如果海关管理井然有序，关税设计合理，那么在疆域广阔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走私贸易根本无法阻碍保护性关税目标的实现。

关于海关专项费用，即使取消保护性关税改为征收收入关税，那么大部分费用也必将发生。即使是该学派也不认为大国可以放弃收入关税。

而且，该学派并不对所有保护性关税都予以谴责。

亚当·斯密承认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应对国内工业予以特别保护：第一，当做报复措施。如果外国对我们向该国的进口进行限制，这时候我们采取报复性措施有望迫使它取消限制。第二，为了国防。如果在公开竞争的条件下国内无法生产满足国防需求的产品。第三，用作平衡手段。如果对国外产品征收的税低于国内同类产品。萨伊一概反对以上各种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性措施，但认可在第四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保护性关税，即对那些事隔数年之后有望赢利、不再需要加以保护的工业部门，在其发展初期可以采取保护措施。

因此，正是亚当·斯密把报复性原则引入了贸易政策之中，这一原则将导致采取最荒唐最具破坏性的措施，尤其是如亚当·斯密所主张的那样，如果外国同意取消限制，那么就立刻废止报复性关税。假设由于英国对德国的谷物和木材征了税，后者就采取报复性措施，通过排外法，人为地建立自己的制造业能力。如果英国被迫重新向德国的谷物和木材开放口岸，那么德国会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付出了巨大牺牲而建立起来的制造工业毁于一旦吗？这真是愚蠢之极。尽管英国限制进口，但德国自己的一些制造业能力仍有可能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德国默默地服从于英国采取的所有限制措施，不去鼓励这些制造业能力的增长，而是采取刺激措施，那结果不知要强多少倍。

报复性原则只有同国家工业发展原则相一致并能够起到协助目标实现的作用时，才合理实用。

是的，其他国家应该通过限制英国制成品的进口，对英国限制它们农产品进口的做法进行报复，这样做既合理又有利，但只有当那些国家有条件建立并永远维护自己的制造业能力时，才能如愿以偿。

关于第二个例外情况，亚当·斯密不仅证明了保护供应战争需要的制造业的必要性，例如军火和弹药的生产，而且还证明了实行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全部保护制度。因为通过建立自己本国的制造业能力，对本国工业的保护就能够促进国家人口的增长，增加物质财富，提高机械能力和增强国家独立，因而增强国防手段，其提高程度与仅仅依靠发展军火和弹药制造业要强过无数倍。

也可以对亚当·斯密的第三种情况这样形容：既然我们自己的产品的税收负担要大于外国同类产品，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对外国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与外国制造工业相比，我们制造工业中的那些薄弱环节为什么就不能作为我们保护本国工业、抗衡外国工业具有压倒性竞争优势的正当理由呢？

显然，萨伊认识到了亚当·斯密这种例外情况中的自相矛盾的一面，但他提出的那种替代方案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在一个有资格凭借自身自然条件和文明程度建立起自己制造业能力的国家中，通过实行持续和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几乎每个工业都必然要实现赢利。要求国家工业的重大部门或整个国家工业在区区几年之内达到完善实在是荒唐之举，如同要求制鞋匠的徒弟必须在短短几年之内学会制鞋一样。

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证明绝对自由贸易的优点和保护制度的缺点，流行学派习惯于仅仅引用几个国家作为例子。以瑞士为例，它们证明即使没有保护制度，工业也可照样获得发展，国际贸易的绝对自由构成了国家繁荣最为安全的基础。西班牙的命运被用来向寻求保护性制度援助和保护的各国证明，这样做的后果是令人恐怖的和具有毁灭性的。就像我们在前面一章里所提及的那样，英国的情形为一切有能力发展制造业能力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绝好例子，现在却被这些理论家用于支持他们的论断，认为工业制造能力是自然赋予某些国家的特有的禀赋，像酿造勃兰登葡萄酒的能力。在地球的所有国家中，英国首先得到青睐，大自然赋予了它全力发展制造工业和大规模商业的命运和能力。

现在让我们细细考虑这些例子。

瑞士，首先必须说明，它并不能算是一个国家，至少从其国土面积讲不算一个大国，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由几个自治区组成的集合体。它没有海岸线，夹在三个大国之间，缺少建立本国贸易所需的海运业或与热带国家直接通商的一切诱因。它无须考虑建立海军力量和组建或获得殖民地。瑞士现在中等偏下水平的繁荣的基础，是在其归属德意志帝国那个时期打下的。从那时起，瑞士几乎一直未受内乱纷扰，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积累，各届政府对资本又几乎没有什么支出需求，所以资本得到了持续增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欧洲遭受专制狂妄统治、战争与革命的轮番蹂躏，许多人为了逃避祸乱，希望把他们的资本和才能转移到别国，这时，瑞士给这些人提供了避难场所，瑞士因此从海外获得了大量财富。德国从来未对瑞士采取过严格的商业限制政策，这就使后者的大部分制成品拥有了德国市场。再者，瑞士工业向来不是全国性的，不生产大众用品，而主要生产奢侈品，因此瑞士产品极易被走私到邻国或被输送到世界上其他遥远的国度。此外，其地理位置最适宜于开展中间贸易，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它特别有利。瑞士对三个邻国的语言、法律、制度和基本情况了如指掌，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为它发展中间贸易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公民自由、宗教自由与教育的普及，唤起了瑞士人的活力与开拓精神，促使瑞士人认识到国内农业发展的空间有限、本土资源短缺，从而必须转向国外寻找发展机会。瑞士人通过在国外服役、从事商业和各种工业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带回国内。在这些特殊的条件下，瑞士生产奢侈品的工业获得了精神资源和物质财富。如果这些工业能够在没有保护性关税的条件下向国外销售产品并得以维持，那么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认为大国这样的特殊情况是不足以引为例证的；因为大国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所以也决不能就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情况完全不同的大国可以效仿类似的政策。瑞士国家支出不大，拥有独特的优势。大国只有像瑞士一样，把自己分解成为几个自治区，才能获得这种优势，但这样却要使自己受外敌的侵扰。

任何明智之人都必须承认，西班牙防止贵金属输出，尤其在它自己生产的这类商品出现大量过剩的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这是愚蠢的行为。然而，把西班牙工业和国民福祉的下降归咎为对制成品进口的限制，这是个错误。假如西班牙没有把摩尔人和犹太人驱逐出境，假如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法庭对异端的审判，假如查理五世在西班牙允许宗教自由，假如西班牙把教士和僧侣都变成了人民的教师，并把他们的巨额资产改作俗用，或者至少减少到维持他们实际需要的水平，假如这些措施能使公民自由取得稳固地位、封建贵族得到改造、君权受到限制，总之，假如宗教改革能够促进西班牙的政治发展，就像英国的发展情况那样，假如同样的精神能够传播到殖民地，那么西班牙禁止与保护政策的实施极有可能产生与英国同样的效果，或许还不止如此效果还会更好。因为在查理五世时代，西班牙在各个方面都比英国和法国先进。在所有国家中只有荷兰领先于西班牙，假如西班牙具备把国外人才和资本吸引到国内的条件，那么它完全可以通过保护政策将荷兰的工商业精神转移到国内，而不是把本国的人才和资本排挤到国外。

至于英国获得制造业和商业优势的缘由，我们已经在第5章进行了阐述。

英国的商业政策之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天然资源，充分发展国家生产能力，是因为它特有的公民、精神和宗教自由及其完善的政治制度。但是谁又能否认别的国家同样有能力达到这样的自由程度呢？谁又敢斗胆断言大自然拒绝给予别的国家发展制造工业的必要手段呢？

就自然资源而言，英国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这一事实常常被援引，作为英国注定要成为制造业国家的原因之一。确实，在这方面大自然非常偏爱英国，但是也还可以提出异议，即使在那些天然产品（煤、铁）方面，大自然也没有像继母那样亏待其他国家，良好运输设施的匮乏，是其他国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自然资源的主要障碍，这些国家大量水利能源尚未得到利用，其成本低于蒸汽动力，必要时这些国家能够利用其他燃料解决缺煤问题，许多别的国家的铁制品的生产能力无穷无尽，它们甚至还可以通过贸易交换从海外购买的原材料。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基于关税互惠基础之上的贸易条约。流行学派不赞成这些条约，认为没有必要而且有害，但据我们看来，贸易条约却似乎是逐渐消除各种贸易限制的、引导世界各国逐渐走向国际交往自由之路的最有效的手段。当然，当今世界上一些此类贸易条约的样本并不令人满意，也并不值得效仿。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展示了《麦修恩条约》给葡萄牙以及《伊甸条约》给法国造成了怎样的严重后果。看来正是基于互惠关税产生的这些危害性影响，该学派才对贸易条约表示反对。因为按照该学派绝对商业贸易自由的原则，执行那些条约应使缔约双方同样受益，而非使一方严重受损而另一方却获益匪浅，而实际情况却是，以上两个条约的经历与该原则期望的结果恰恰相反并相互矛盾。然而，如果我们对造成不成比例后果的原因加以分析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为了借助条约扩大原材料的对英出口，葡萄牙和法国在缔约之后就放弃了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早已取得的成就，并放弃了将来有望取得的新成就，这对英国极为有利。结果我们还发现，订立条约以后，它们的工业发展状况每况愈下，从高水平下降到了低水平。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只能这样说：一个国家，如果为了通过条约同外国进行竞争而牺牲了自己的制造业能力，从而在今后把自己永久地束缚在低水平的单一农业上，那么这实在是愚蠢之举。但是，如果通过订立条约，农产品和原材料与制产品之间的相互交换得到了促进，那么我们就丝毫不能说这些条约是有害的并予以反对。

我们前面阐述过的农产品与原料的自由贸易，对所有国家工业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益。由此可以这样说：任何能够减轻或消除禁止或限制这类商品自由贸易的条约，都必将对缔约双方产生有利影响，譬如，法国与英国订立的条约促进了两国葡萄酒和白兰地与生铁和煤之间的交易，法国与德国订立的条约促进了两国之间的酒类、油类和干果与玉米、羊毛和牲畜之间的交易。

根据前面的推论，保护制度只有与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相适应才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任何过度保护都无济于事，完善的国家制造业能力只能逐步实现。由于同样的原因，处于不同工业发展阶段的两个国家，为了交换各自的制成品，可以通过订立互利条约而实现互惠。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自己还不能通过生产精致的制成品（比如精纺棉织品和丝织品）获利的时候，仍然可以为先进的国家部分地提供它们需要的粗级制成品。

如果各缔约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大体相当，它们之间的竞争既处于均势、没有破坏性或抑制性，又不至于出现一方垄断一切的局面，而只是像国内竞争那样，起到促进共同进取、完善和降低生产成本的激励作用，那么它们订立这类条约也许更加合理、更加有利。大多数大陆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比如，法国、奥地利和德国关税同盟可能仅仅期望通过相互之间实行低保护性关税，取得非常繁荣的效果。这些国家也可以与俄国订立互惠条约以实现各方互利。这样，所有大陆国家一致担心的就只有占优势的英国的竞争了。

因此，从这个观点可以看出，英国在制造业、商业、航运业以及殖民地等方面所占的优势，对相互关系日益密切的各个国家构成了现在的最大的障碍。尽管人们也必须同时承认，英国在努力争取这种优势地位的同时，曾经大大提高了而且依然在日日提高着全人类的生产能力。

第三部分　学　派

第28章　意大利的国民经济学家

意大利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一直是所有现代国家的先驱。贝奇奥伯爵不辞辛劳，为我们扼要介绍了意大利这方面的情况。只不过人们对他的著作有不同看法，认为他墨守成规，对流行理论过于盲从，缺乏独创性，所以没能准确地指出意大利国家工业衰落的根本原因——国家缺乏统一，这是因为意大利被世袭君主制统治的联合大国所包围，处于教会统治之下，各共和邦和城市丧失了自治自由。假如他对这些原因进行深入研究，那么他就不会不理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特殊用意了，就不会把这位作者一笔带过，只是偶尔作为参考提到他。[1]

贝奇奥在其著作中谈道，马基雅维利在给他的朋友基察第尼的一封信里（1525年），主张意大利各个政权应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并且因为这封信后来传到了克力门七世教皇的手中，所以他对“神圣同盟”（1526年）的成立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这番评论，我们可以联想，同样的意图一定是《君主论》一书强调的主要内容。一看完该书，我们的推论就得到了证实。《君主论》（1513年）的目的显然是要引起梅迪奇家族关注这个观点：时代在召唤他们把意大利统一成一个整体，并且给他们指明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从书名和形式来看，该书似乎要泛泛地讨论专制政体的性质，但书名和形式无疑是因谨慎起见而精心选择的。他只是偶尔提到了不同的世袭君主及其政府。作者处处考虑的是意大利只能有一位统治者，诸侯国必须推翻，各个王朝必须摧毁，封建贵族必须俯首称臣屈服，各共和国的自由必须斩草除根。为建立一个意大利帝国，那个统治者应该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无论高尚美德还是阴谋诡计，无论聪明才智还是鲁莽，无论勇猛还是背叛，无论幸运还是机遇，他都必须充分施展并加以运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心中藏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的力量在三百年后得到了充分体现，那就是必须组建国家军队，要想保证军队取得胜利，必须要有新的纪律，要发明新的武器，发明新的战术。[2]

如果作者的论述给他人留下了质疑的空间，怀疑他偏心，那么，他的最后一章却使人们消除了这些疑云。他在最后一章里平铺直叙，宣称外国侵略和国内分裂是意大利国内罪恶猖獗的基本原因；（幸运的是）梅迪奇王朝当时统治着托斯卡那和教会各邦，它受天意召唤，完成了这一伟大使命；当前是引入一个新政权的最好时机，一个新的摩西必须出现，把他的人民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伟大的事业胜过一切，能够授予国王荣誉并获得声望。[3]

任何人从其他各章的字里行间中都可以看出该书的真正意图，但让人看得更明白的却是作者在第9章中谈到的教会对各邦的态度。他说的这番话只是个反语：“教士拥有土地但并不治理，他们有领土权但却不予以保护；这些幸福乐园直接受到上帝的保护，批评它们就意味着不恭不敬和傲慢无礼。”他用这种风格的语言而没用普通的语言，使人们明白其真正的涵义：这个国家没有为勇敢的统治者设置特殊障碍，尤其是对梅迪奇王室来说，因为其亲属占据着教皇职位。

既然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制情有独钟，那我们又如何解释他向那位自己推荐的统治者提出的关于共和国的劝告呢？就是这样一位热情的共和者，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天才，卓越的学者和爱国志士，却向未来的统治者献书，力劝他彻底摧毁共和邦的自由，他这样做的动机，除了可以归结为他心存私心，为一己之利而去讨好巴结君主，还会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吗？无可否认，马基雅维利在写《君主论》的时候贫困落魄潦倒，对未来充满的焦虑与不安，使他急切地期盼和希望得到马基雅维利王室的御用和支持。但他于1513年10 月10日在自己住的乡间陋舍中给在佛罗伦萨的朋友贝托里写的一封信，使人们消除了这种疑虑。[4]

然而，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有说服力的理由使人们相信，他写这部书并不仅仅是为争取个人利益而取悦于梅迪奇王室，而是为了推进一项霸权计划的实现。这项计划并不有悖于他的共和国的爱国观念，虽然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说它不怀好意，有违公德，应受到谴责。他的著作和后来他在政府部门供职期间的表现证明，马基雅维利谙熟过去各个时期的历史，对各国当前的政治形势了如指掌。这样的眼光，既然能够看清遥远的过去，又能洞察周边的一切，必定能够认清遥远的未来。即使在十六世纪初叶就已经认识到了建立意大利国家武装的优势，这样一个人物也必将能够看到小共和邦并存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大国君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也必将能够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地位只能凭借篡位夺权获得，只能用独裁维持，当时意大利各邦的寡头政治构成了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最终必将得到破坏，有朝一日国家统一必将带来国家的自由。马基雅维利显然是希望抛弃早已过时的少数几个城市的自由，使之成为专制政体的牺牲品，希望借此实现国家统一，从而保证子孙后代们享受更多更高尚的自由。

意大利首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可以追溯到那不勒斯的安东尼·舍拉（1613年），内容是为“各个王国”提供充裕的金银的手段。

萨伊和麦卡洛克似乎只看过该书的题目而没有通读过全书，评价说该书只是关于货币问题的书。该书的题目的确表明，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错误地认为贵金属是财富的唯一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他们认真阅读，吃透内容，他们或许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因为尽管安东尼·舍拉深深地陷入了金银的多寡是财富象征的错误看法之中，但他对财富起因的表述却极为清晰，有其独到之处。

当然，他把采矿当做贵金属的首要直接来源，但是他对获得贵金属的间接手段论述得非常公正合理。按他的说法，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肥沃的土壤是繁荣的可靠来源，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制造业仍是更为行之有效的资源，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制造业是广大商业的基础。这些来源的生产性取决于人民的素质（例如他们是否勤奋、积极、有事业心、节俭等），也取决于当地的自然和环境条件（例如一个城市是否适合发展海上贸易）。但是，在众多的起因中，舍拉把它们归总为政体、公共秩序、城市自由、政治保障以及法律的稳定性。他说：“在那些每个继任统治者都颁布新法律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繁荣。因此，教皇统治的邦国就不可能像政体和立法稳定的邦国那样繁荣昌盛。对照前者，人们通过观察，可以看到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法律和立法体系对威尼斯公共福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尽管其目的似乎只是获取贵金属，但基本上仍以其自然合理的论断而著称。萨伊的著作虽然包含了安东尼·舍拉当时未曾预见到的一些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和问题，但就其一些主要观点上，尤其是关于政治形势对国家财富产生的影响进行适当估计方面，同舍拉的著作相比相形见绌。假使萨伊对舍拉加以认真研究，而不是把他的著作置之不理，那他就不会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开宗明义地认为，“就政治经济学而言，不应把国家政体考虑在内，因为无论处于哪种政体统治之下，均有贫富之分，问题的关键是行政管理必须行之有效”。

我们并不打算比较各种政体，或对某种政体绝对偏爱，厚此薄彼，人们只要看一看美国南方各州的情况就会确信：若在实行民主政体条件尚未成熟的人民当中推行民主政体，那必将导致公共繁荣的明显倒退。人们再看一看俄罗斯的情况就会意识到：如果人民的文明程度较低，那么在君主专制统治下，国家的富裕程度就可以得到显著提高。但这绝对不是证明，在任何形式的政体统治之下，人民都变富裕了，即已经达到了最大程度的经济富裕。历史更确切地告诉我们，只有在那些政治体制（不管是以民主共和制、贵族共和制还是有限君主制的名义）能够保证其国民享受高度个人的自由和财产保障，行政管理能够保障人民拥有努力实现自己目标的高度积极性和力量，以及高度保持这些努力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国家，人民才能实现高度的富裕，即制造业和商业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因为在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行政管理在一定时期内行之有效并非举足轻重，重要的是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应该持久和令人舒畅；下一任政府不能毁掉上任政府业已取得的业绩，科尔伯特三十年的治理不能被《南特敕令》的取消所取代，应该持之以恒，连续几个世纪遵循同一个体系和追求同一个目标。只有在这种利益能够得到真正体现（不像在专制统治之下那样，国家治理总是随着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朝令夕改）的国家的政体中，行政管理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才能得以保证，正如安东尼·舍拉的正确观察那样。但是，无疑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明。事实证明，在有些情况下专制政体远比有限君主政体更有利于经济和思想的进步。这里我们指的是具有以下特征的不同时期：奴隶制和农奴制、野蛮和迷信、国家分裂以及种姓特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体不但要保证国家利益，而且还要保证罪恶继续猖獗，而摧毁后者正是专制政体的本质和利益之所在，同时也可能出现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著名统治者，可能使国家连续几个世纪长盛不衰，保证这个国家继续存在并在将来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因而，萨伊把政治排除在了其学说之外，这一见解的正确性只能是有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下，行政管理应该有效是当务之急，但行政管理的效率取决于政体形式。显然，只有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任何国家的道德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不断进步的政体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不管在什么政体统治下，都会或多或少地取得进步。但是，高度经济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才能得到实现：政体形式能够保证经济发展高度自由，富有活力，保证法律和政策的稳定性以及制度的高效性。

安东尼·舍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通过以往学说的表象，或通过自己决意提倡和付诸实施的原则来看待事物本质。他对意大利各邦的条件进行了对比，发现广泛的商业活动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广泛的商业活动来自高度发达的制造业能力，而后者发展的前提条件则是公民自由。

柏卡里亚的观点充满了重农学派的荒谬教条。就分工原则而言，作者的确是要么自己发现要么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劳动分工的原则，要么是在亚当·斯密之前，要么是与他同时发现或获取的，但是他比亚当·斯密的分析更为深入，因为他不但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了某一制造业的分工上，而且指出，是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工促进了公共福祉的提高。同时，他与重农学派一样，毫不犹豫地宣称制造业是非生产性的。

伟大的哲理法学家菲兰哲里的观点最狭隘。受到荒谬的世界主义的影响，他认为英国通过实行保护性政策，助长了非法走私贸易，削弱了自己的商业地位。

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威利不会犯同样大的错误。他承认有必要保护国内工业和抵制国外竞争，但他并没有或不能看到，采取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1]
在该书付梓后不久，作者本人造访了德国，第一次听说冯·兰克（Von Ranke）博士和杰维纳斯（Gervinus）用和作者同样的观点批评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2]
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版前后，马基雅维利所有的著作都表明，这些想法几乎在他的心目中萦绕已久了。要不怎么可以解释他作为一个平民百姓、一个学者、大使和政府官员，又没有服过役，怎么会对战术有那么深刻的研究，怎么有能力撰写一部军事题材的著作，让他同时代的那些士兵们兴奋起来呢？

[3]
伟大的弗里德里希在其《反马基雅维利》中，在谈论君主的普遍权利和义务时，把《君主论》当做科学著作来对待。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马基雅维利的著作逐章对照，但是就没有提到最后一章或第26章，标题是“把意大利从外国人手中解放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插入了一章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没有的文章，标题是“论不同形式的谈判和宣战的正当理由”。

[4]
这封信在其著作《关于马基亚维利＜君主论＞的主要思想》中首次发表。1810年，米兰。

第29章　工业体系（流行学派误称为“重商主义”）

在群雄逐鹿大国纷纷崛起的时代，世袭君主政体以及公权力量的集中带来了全民族的大团结，绝大部分的商业和航海业，以及由此产生的财富和海军力量（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全部都集中到了城市共和国或者这些城市共和国联盟的手中。然而，这些大国制度越发展，这种必要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必须把这些力量和财富的主要来源建立在国土的疆域之上。

君主坚信只有拥有城市自由，这些力量与财富的源泉才能生根发芽，繁荣昌盛，于是他们支持城市自由，赞成建立行会。这两项措施被视为与封建贵族相抗衡的制约力量，贵族们一直企图独立，仇视国家统一。但是这个权宜之计看起来不够充分，原因有三：首先，个人在自由城市和共和邦中享有的全部好处，远远高出君主政府在它们的自治城市中能提供的或者愿意提供的全部好处。其次，因为对于一个长期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来说，要想在自由竞争中顺利取代那些通过几个世纪不懈努力早已获得制造业、商业和航海业方面优势的国家，简直是难上加难，甚至几无可能。最后，因为在大君主国内，封建制度实际上已经阻碍了国内农业的发展，因而阻碍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事情的本质促使大国君主在政治上纷纷采取措施，限制外国制成品的进口和外国商业及航海业的发展，支持本国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的发展。

过去，这些国家是通过征收原材料出口税增加收入的，现在他们改变做法，主要征收制成品进口税。后一项政策产生的益处激励着那些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商人、海员和制造商，他们带着资本迁移到这些大君主国家，同时也激发了这些国家国民的事业心。民族工业有所发展之后，国民自由程度得到了提高。封建贵族们发现，为了自身的利益，有必要向工业、商业和农业的从业人员让步。这样，农业以及本国的商业和工业取得了进步以后，就会对国民财富的另外两个因素产生互利影响。我们讲过，由于这些制度并且这些制度得到了宗教改革的支持，使英国连续几个世纪在生产能力、自由和国力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曾经论述过，在法国，这个制度是如何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成功，以及又是怎么由于封建制度、教会制度和专制制度没有得到改进，进而使这一制度遭遇不幸的。我们也已经说明，波兰是如何由强盛变衰落的，因为其君主选举制度缺乏影响力和稳定性，不足以带来强大的城市自由制度以及改革封建贵族制度。由于实行这样的政策，在商业和制造业城市以及在那些处于城市政治影响范围之外的农业地区，兴起了一个农业—制造业—商业一体化的国家——一个和谐、紧凑的国家整体。在这个国家，和谐一致代替了原先君主、封建贵族和城市市民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结成了联盟，相互影响，互惠互利。与以往的联盟相比，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共同体，因为过去仅仅局限在一个城市共和国的狭小区域内的制造能力现在得到了扩展，拥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因为现在可以支配所有的资源，因为不同的制造业部门以及农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和生产能力的联合得到了无限施展，卓有成效；因为不同阶层的农场主已经与制造商和商人们在政治上和商业上结成了联盟，因而使他们之间的和谐得以永久维系，制造业和商业力量之间的互利也永远得到巩固和保障；最后，制造业和商业发展带来了文明，农场主可以分享文明带来的好处。农业—制造业—商业一体化的国家就像一个遍及全国的城市，或者是一个升格为城市的乡村。这个联盟在促进物质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促进了精神力量的同步发展，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完善、国家收入的增加、军事力量的增强和人口的增长。因此，今天我们看到，那些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首先实现了全面发展的国家，可以在这些方面傲视群雄，昂首挺立于世界各国前列。

工业体系并没有以书面的形式界定过，也不是学者们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理论，它只是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直到传记作家斯图尔特从英国的实践中推衍出大部分理论，如同舍拉通过观察威尼斯的情况推衍出了他自己的理论系统一样。不过，不应把斯图尔特的著作当做科学作品。他用大量篇幅讨论货币、银行、货币流通——商业危机——贸易平衡和人口问题。即使现在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讨论中学到不少东西，但是其论述方式缺乏逻辑性和条理性，甚至同一个观点也有可能被重复十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其他问题要么夸大其词，要么只字不提。他既不对生产能力也不对价格构成要素进行彻底讨论。在通篇文章中，他似乎只了解英国的经验和情况。总之，他的论著涵盖了英国和科尔伯特政府实践的优缺点。与后来的体系相比，工业体系的优点在于：

第一，它清楚地认识到了本国制造业的价值及其对本国农业、商业、航运业以及对国家文明和力量所产生的影响，而且对这种效果进行了毫无保留的阐述。

第二，它指明了有条件建立制造业能力的国家发展工业通常可以依赖的正确手段。[1]

第三，它建立在“国家”这个观点基础上，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处处考虑国家的利益和情况。

但是，这个体系也因存在如下几个主要缺点而遭受指责：

第一，它通常没有认识到一国工业发展的基本准则，以及使这些准则发挥作用的条件。

第二，结果，它可能误导那些因气候而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的规模较小的和未开化的国家贸然实行保护性制度。

第三，它经常寻求对农业的过度保护，尤其是过度保护原材料的生产，因而损害了农业，孰不知农业已经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充分保护，不会受到国外产品的竞争的冲击。[2]

第四，它通过不正当的措施限制原材料的出口，寻求对制造业的扶持，从而使农业遭受损失。

第五，它没能够教导那些已经取得制造业和商业优势的国家，可以通过允许在本国市场进行自由竞争，防止自己的制造商和商人出现懒散懈怠的情况。

第六，在刻意追求政治目标上，它忽视了所有国家之间的世界关系，忽视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目标，因此它会误导各国政府施行禁止性的制度，而实际上单靠保护性制度已经足够了，或者靠适度的保护性关税制度就能够达到目的。

第七，它完全忽视了世界主义的原则，它并没有认识到未来各国结成的联盟，永久和平的建立和全球贸易自由化，是所有国家努力奋斗的共同目标，也是更多的国家的努力方向。

然而，因为该学派把贵金属看做是财富的唯一构成要素而受到了后来学派的错误指责，其实贵金属也是商品，与其他有价值的物品毫无二致。由此，该学派认为，我们应该尽量多地向其他国家出售，尽量少地从其他国家购入。

上述指责无法确切断言，无论是科尔伯特政府，还是英国自乔治一世以来的各届政府，它们对贵金属的重视程度都失去了理性。

建立它们自己的制造业、航运业和对外贸易是它们的商业政策的目的，这个政策虽然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总体而言它却取得了重大成果。我们注意到，自从1703年订立《麦修恩条约》以来，英国每年向东印度群岛出口了大量贵金属，但它并不认为出口有害。

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在（1721年）禁止从印度进口棉织品和丝织品时，并没有把一个国家应该尽量多地向国外人出售产品而尽量少地购买外国的产品这一理念作为采取此项措施的理由。这种荒诞不经的观念是后来的一些学派嫁接到工业体系上的。这些学派主张，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出口自己的制成品，从外国进口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才能获得财富。英国把这一准则当做国策加以执行，并沿用至今，而且凭借执行这种政策，英国变得富有强大。对于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和农业实现了高度发达的国家而言，这是唯一正确的准则。

[1]
斯图尔特说（第一部，第24章），为了促进工业，一个国家应该有所作为，并允许和加以保护。假若没有考虑到通过对毛纺织业从业者给予支持和优惠条件，并严格限制外国纺织品的进口，那么英国从毛纺织品贸易中获得了巨大效益，法国还能引进毛纺织业吗？难道还有其他建立新制造业的方法吗？

[2]
参见附录三。

第30章　重农或农业体系

假如科尔伯特的伟大事业能够取得成功，假如《南特敕令》的撤销，路易十四的崇尚虚荣、痴心妄想及其后继者的淫逸奢侈，没有把科尔伯特播下的种子扼杀在萌芽之中，从而使法国的制造业和商业取得丰硕成果；假如法国教会的巨额财产有幸被交给了人民大众；假如这些事件促成了权力强大的议会下院的成立，并在下院的影响下封建贵族制得到了改革，那么重农体系就绝对不会出现。显而易见，这一体系是从法国的现状中产生的，并且只能适应于当时的情况。

在重农体系出现初期，教会和贵族控制着法国的大部分地产。农民耕种着这些土地，但他们却生活拮据，广受农奴制的压迫，他们处在迷信、无知、怠惰与贫困的境地。土地的所有者虽然拥有生产手段，但他们却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对农业既不关心也无兴趣。土地的真正耕种者也缺乏改进农业的物质的手段。贪得无厌的专制君主对农业生产的无尽索取，加重了封建制度对农业的压迫，教士与贵族享有的征税自由使这种压迫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依靠本国农业生产力与广大群众消费的主要行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只有那些专为特权阶级生产的奢侈品的行业才能够保持繁荣。这样，物质生产者既不能大量消费热带国家的产品，也不能用自己的剩余产品购买热带产品，所以对外贸易受到了限制，而国内贸易也受到了省际关税的抑制。

形势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在调查研究了造成赤贫和悲惨状况的原因之后，他们坚信，只要农业没有摆脱束缚，只要土地和资本的拥有者对农业不感兴趣，只要农民依然依附他人并处于迷信、怠惰与愚昧状态，只要赋税依然不减且各个阶层负担不均，只要国内关税限制依然存在，那么对外贸易就不能发展，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福祉。没有比这些有识之士得出的这一推论更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有识之士要么是国王或宫廷的御医、朝内宠臣，要么是贵族和教士的知己或朋友，他们不能也不会向专制势力或贵族和教士公然宣战。他们传播自己观点的唯一方式，是把他们的改革计划暗藏于一种深奥的体系之中，恰如早期或晚期的时候他们把政治与宗教改革的思想蕴藏于哲学体系中那样。法国与重农主义者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看到国内形势一片混乱，民不聊生，曾力图从更广泛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范围中去寻求安慰（有点像一家之长，在对家庭分裂局面感到绝望和束手无策的时候，往往会暂避酒肆，寻得一时宽慰）。现在重农主义者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他们抓住了普遍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思想，作为包治百病祛除弊端的灵丹妙药。他们通过提升自己的思想，抓住了真理，然后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通过进一步挖掘，他们发现了土地“净收入”这一概念，并以此作为发展他们那些事先想好了的思想的基础。这样就产生了该体系的基本准则：“因为土地产生净收入，所以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按照这个准则，可以推断出一切美好的前景：首先，封建制度必将废除，如有必要，一并废除土地所有制；其次，应从作为一切财富来源的土地上征收所有赋税，然后贵族与教会享有的免税待遇必须终止；再次，必须相信制造商是非生产性阶级，它们不应纳税，也就不应受到国家的任何保护，这样海关必将取消”。

总之，人们想方设法通过采用最为荒谬的论点，来论证那些他们早已决定予以证明的伟大真理。

可以不必进一步考虑国家以及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所处的特殊环境与情况，因为从《方法百科全书》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它说：“个人福祉是以全人类的福祉为前提的。”因此，在这里，不必再考虑什么国家、战争以及国外贸易的措施等问题了，因为历史和经验要么必然被忽视，要么必然被歪曲。

该体系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攻击科尔伯特的政策和制造商享有的特权，但实际上它却有力地打击了土地所有者享有的特权。法国农民遭受的苦难的罪过被加在了可怜的科尔伯特头上，而世人皆知，法国自从科尔伯特执政以来，才拥有了自己的伟大工业。即使是头脑最迟钝的人也懂得，制造业是促进农业和商业发展的主要手段。这些哲学家完全忽视了《南特敕令》的废除、路易十四肆意发动的战争以及路易十五的挥霍无度。

魁奈在其著作里一一列举了人们对他的体系提出的反对意见，并逐条予以解答。人们感到惊讶：他强加在反对者头上的那些论点显得异常合情合理，而他反驳这些反对意见时的论点却荒诞无稽。尽管如此，他的荒谬却被与这位改革家同时代的人们当做智慧接受了，因为其体系的倾向性符合法国当时的情况，并且同那个世纪盛行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相吻合。

第31章　交换价值理论体系（流行学派误称为“工业体系”）——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关于国家与国际形势的学说，仅仅是重农体系的延续。与重农体系一样，该学说忽略了国家本质，试图全面排除政治学和国家力量，假定世界上存在着持久和平和世界大同，低估了国家制造能力的价值，低估了获得这种力量所需要的手段的重要性，要求绝对贸易自由。

亚当·斯密完全以与他之前的重农主义者同样的方式，陷入了根本错误之中而不能自拔，也就是说，他将国际贸易的绝对自由当做一个准则，该准则是根据普通常识得出的，并不是在经过缜密研究和懂得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一观点后得出的。

斯图尔特告诉我们，在亚当·斯密著作于1776年出版前的二十一年（即1755年），他出席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的发言中宣称应优先考虑实行普遍的贸易自由：

政治家和设计者往往把人们当做原材料用来制作某种政治手工艺品。这些设计者在处理人类问题时扰乱了自然状态。要使自然达到目的，人们只要放任自流，任其发挥。要使一个国家脱离最野蛮的状态和实现最大程度的富裕，前提条件是和平、适度税收和完善的司法制度，其他一切事物都会在自然的进程中各行其是。任何政府如果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采取有悖于这一精神和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试图把资本挪作他用或者限制人类社会在自然进程中的自我发展，那就会变为暴虐专制的政府。

亚当·斯密的这个基本思想被不断地证明和诠释成了他以后的全部著作的唯一目标。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魁奈、杜尔哥以及重农学派其他重要成员的进一步证实，他是在1765年访问法国时与这些人相识的。

显然，斯密把贸易自由思想视为学术发现，可以成为其学术威望的基础。因此，他在其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摒弃或驳斥不支持这个思想的任何观点，并把自己当做绝对贸易自由的专门拥护者，他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进行思考和著述，是多么顺理成章啊！

他有了这样的先入为主的观点，又怎么能指望他在评价人与物、历史和统计数据以及政治措施与这些措施的制定者时，不是以它们与他的基本原则相一致还是相抵触为标准而改用其他标准去评价的呢？

从前面引用的斯图尔特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亚当·斯密的全部体系仅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他认为，国家权力除了执法、尽量少征税之外，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能也不应去做。在他看来，任何试图建立制造业、促进航运业、扩大对外贸易、用海军力量保护对外贸易、开拓或占有殖民地的政治家，就是一个设计者，只会阻碍社会进步。在他看来，国家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集体，即许多个人居住在一起的集体。这些个人自己最清楚哪些职业对他们最为有利，他们最会为自己选择促进符合自身发展的手段。

只有当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受影响的客观事物——物质财富，也即事物具有的交换价值，而不是影响这些事物的力量时，这种消除国家与国家的力量、提升个人主义的地位、使其成为一切有效力量的创造者的论调似乎才显得有道理。唯物主义必须支持个人主义才能把个人从国家、国家统一、生产力量的全国性联合等方面获得的巨大力量的增长隐藏起来。因为只有个人生产价值，没有能力创造价值的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行动范围，只能在唤起、保护与促进个人生产力量等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创立一个单一的价值理论，使其作为国家经济学而流行于世。按照这种理论，可以把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概括为：财富存在于对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之中；个人劳动与自然力量和资本共同作用才能生产出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通过劳动分工，劳动的生产能力得以提升；资本积累通过储蓄和超出消费的生产得以实现。资本总量越大，劳动分工越细，生产能力也就越大。个人利益是对劳动与节约的最有效的刺激。因此，最明智的治国之策是不给私人工业的发展设置任何障碍，而是要关注良好的司法制度。而通过国家立法的措施，诱导国家为自己生产可以从国外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的产品，这一举措是非常愚蠢的。因此，一个指明了财富的构成要素、详尽地剖析了财富的生产过程、彻底揭露了以前各个学派存在的错误的完整体系，因为缺少了其他体系，因而不被认可。它的错误一目了然，该体系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关于一个国家的全体个人或全人类的全体个人的私人经济，这种私人经济在自然状态下自我形成并发展，没有明显的国家、民族和国家利益之分，没有明显不同的政治制度或文明程度，彼此之间没有战争，不存在敌意。该体系只不过是一个价值理论，一个店主或商人个人的理论，而并非一门科学，它并没有指明一个国家为了国家的文明、福祉、力量和独立的特殊利益，如何使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得以产生、提升、保持和获得保护。

该体系从店主的角度考虑一切问题。根据该体系，任何事物的价值就是财富，因此人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价值；生产能力的建立要看机会、自然或上帝的旨意（随便怎么说），国家既与此毫无关系，政治力量也不能从中干预交换价值的积累。根据该体系，哪里的商品最便宜就应当去哪里购买，即使商品进口毁掉了本国的制造业也无关紧要。如果外国对制成品的出口给予补贴，那么多多益善，因为这样购买就更便宜。在这个体系看来，除了那些真正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的人们以外，其他阶级都不具有生产性。虽然该体系充分认识到了劳动分工是如何促进具体事业的成功的，但对于劳动分工对整个国家产生的影响却缺乏认识。这个体系懂得只有个人经济才能使国家资本获得增长，而只有在资本增长以后，个人贸易才能获得同比例的增长。但是，它不珍惜本国制造业的建立带来的生产能力的增强，或不珍惜这种增强带来的国外贸易力量或国家力量的增强。对于这个体系而言，只要个人能够获得财富，国家不管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它都漠不关心。它只注意土地收取的地租，而毫不理会地产价值，它并没有认识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财富是由土地价值和固定资产价值构成的。至于对外贸易对地产价值和价格产生什么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波动和带来的灾难，它都毫不在乎。总之，该体系是最严谨最连贯的“重商主义”，这样一个名称如何被用在了科尔伯特体系之内，的确莫名其妙，因为科尔伯特体系的主要倾向是“工业体系”，它仅仅考虑国家工业和国家贸易的建立，而不注重交换价值的一时得失。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否认亚当·斯密的伟大功绩。他是第一个成功地将分析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他凭借该方法和他的远见卓识，使这门科学的原先一些晦涩难懂的重要概念显得清晰可见。在亚当·斯密之前只有实践而没有理论，他的著作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变成可能，他对这门科学贡献的材料数量之巨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他心智的独特性虽然使他在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构成要素时得心应手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同时也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他没有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考虑，没能把个人利益结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他不愿过多地考虑国家而是侧重个人，他对各个生产者的行为自由充满渴望，而却忽略了整个国家利益。他能清楚地意识到劳动分工给每个工厂带来的益处，但却没能意识到同样的原则也一样可以有效地适用于所有各省和整个国家。

斯图尔特对他的评价完全赞同这个观点。斯密对人的品行特征的判断异常准确，但是当人们需要一个关于整个人类或一本书的整体特征的观点时，就会惊讶地发现，他的观点存有偏见并隐晦难懂。不仅如此，即使对那些与他亲密无间、相处数载的人们的性格特征，他也缺乏正确评价的能力。他的传记作者这样说：“如果单从某一观点出发，把他的形象与他本人原型进行对比，人们就会发现他的形象栩栩如生，富有表情，酷似原型本人。但如果在各种情形下全方位地进行观察，则他的形象永远表现不出其真实性和完美性的一面来。”

第32章　交换价值体系（续）——让·巴普蒂斯特·萨伊及其学派

总体来说，萨伊仅仅努力把亚当·斯密以不规范方式搜集起来的材料加以阐述，使其系统化与普及化。他擅长阐述，具有进行系统化的天赋，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在他的著作中，除了发现他坚持了被亚当·斯密否认的精神劳动的生产能力外，再也找不到什么新的或原创之处。不过，虽然根据生产能力理论这一观点千真万确，但却与交换价值理论不一致，因此可见，斯密的理论显然要比萨伊的更完整。精神劳动者并不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消费减少了物质生产与积蓄的总量，从而减少了物质财富的总量。还有，根据萨伊的观点，他之所以把精神劳动者定性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报酬是用交换价值支付的，其实这个理由毫无根据。因为那些交换价值支付到精神劳动者手里以前就已经被生产出来了，虽然价值的所有者发生了变化，但数量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只有当我们把国家的生产能力而不仅仅是把交换价值看成是国家财富时，才能把精神劳动者称为生产性的阶级。萨伊发现了自己在这一点上与斯密对立，正如斯密发现自己与重农主义者对立一样。

为了把制造商包含在生产阶级之中，斯密被迫扩大了构成财富的因素。萨伊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要么接受亚当·斯密传给他的荒谬观点，即精神劳动者是非生产性的阶级，要么像亚当·斯密反对重农主义者那样，把生产能力纳入到财富构成的因素之内。需要证明，国家财富并不在于拥有交换价值，而在于拥有生产能力，这好比一个渔夫的财富的多少不在于他拥有多少鱼，而在于使他能够不断地捕鱼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和手段。

至此，我们已经意识到但还没有众所周知，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的一位兄弟，曾经靠自己的一般常识，清楚地意识到了价值理论存在的根本错误，萨伊本人也向这位提出疑问的兄弟表达了他对自己学说的合理性的怀疑。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路易·萨伊在南特时期写道，有一个术语已经在政治经济学中流行，这个术语引起出了许多错误的推论，他的兄弟（让·巴普蒂斯特·萨伊）也难脱干系。[1]
按照路易·萨伊的说法，国家的财富并不在于物质商品和商品交换价值的多少，而在于不断生产这些商品的能力。斯密和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的交换价值理论用单个商人的狭隘观点看待财富，这一理论的本意是改造（所谓的）重商体系，而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有限度的重商主义而已。[2]
针对这些疑问和异议，让·巴普蒂斯特·萨伊是这样答复他的兄弟的：“他的（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的）方法（即交换价值理论）当然不是最好的，但难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3]

什么？难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他的兄弟路易不是已经找到一个了吗？是的，真正的困难是有些人缺乏必要的敏锐去抓住这位兄弟表达过的观点（当然只是一般来说）并贯彻下去，或者更进一步地讲，可能推翻一个早已确立的学派，并讲授与使之成名的学说完全相左的观点的做法的确令人不快。让·巴普蒂斯特·萨伊著作中的唯一的独创是其体系形式，即他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科学，展示了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过程。正是由于这样的归类及其对这门科学内容的揭示，才使他及其学派获得了成功，不过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一切都是现成的，他可以信手拈来。他懂得如何清晰理智地诠释生产的特殊过程以及参与生产的个人能力。他能够明晰地阐述（限定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劳动分工原则，详细论述个人行业。每一个陶工、每一个小商贩都能听懂他的话，让·巴普蒂斯特·萨伊告诉他们的新东西或尚未通晓的内容越少，这些人就越容易听懂。因为在陶器制作过程中，陶工必须把双手和技巧（劳动）同陶土（原料）相结合，然后通过转盘、火炉和燃料（资本），才能制出陶器（有价值的产品或交换价值）。这是陶器作坊里每一个令人尊敬的陶工都早已耳熟能详的事情，只不过他们还不懂得如何用科学的术语描述这些事情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罢了。也许在让·巴普蒂斯特·萨伊之前，没有几个小商贩不懂得这样的道理：通过交换，买卖双方可以获得交换价值。如果任何人出口了价值一千泰勒的商品，并从外国换回了价值一千五百泰勒的其他商品，那么他就可以赚到五百泰勒的钱。

人们以前也早就懂得：劳动致富，懒惰致穷。私人的个人利益是刺激积极勤奋最有力的因素。谁要想得到小鸡雏，谁就不能先把鸡蛋吃掉。当然，人们以前并不知道这一切是政治经济学，但是人们都喜欢毫不费神地深入了解这门科学的奥妙，从而可以去掉那些加在人人喜爱的奢侈品价格上的昂贵的令人讨厌的关税，不仅可以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兄弟友情，而且可以带来太平盛世。所以，如此众多的博学之士和政府官员都力争把自己列为斯密和萨伊的推崇者也不足为奇。因为“不加管制、任其自由”的原则不需要什么聪明才智，除了那些首先引入和详细论述这一原则的人之外。他们之后的作者也只需重申、润色和解释这些论点就可以了，其他什么也不需要做。谁又不愿意并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呢，假如他需要做的仅仅是把两手交叉抱在胸前？一个人只要接受了这些理论的最初主张，然后让作者之手轻而易举地牵着自己一直走下去，那么，看过几章以后，就会迷失方向，这就是这些理论的奇异特点。所以，我们必须在开头时就和让·巴普蒂斯特·萨伊先生说，在我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门专门讲授交换价值如何由个人生产、如何在个人中进行分配以及个人如何消费的科学。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对他说，一位政治家要懂得而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唤醒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并使其获得增强的同时得到保护，还要懂得生产能力在怎样的情况下会遭到削弱、消亡或彻底被破坏，懂得如何通过这些生产能力的手段，使国家资源得到最明智和最有效的利用，从而实现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壮大、文明和具有远大的光明前途。

萨伊的体系从一个极端观点——政府能够并应该大包大揽——匆忙冲向了另一个极端观点——政府能够也应该无所事事并且什么也不管。个人是一切，政府无关紧要。萨伊先生关于个人全能和政府无能的见解，几乎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他禁不住对科尔伯特的法国工业教育举措产生的效果大加赞赏，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如此高度智慧难以归功于某些个人。”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该体系转向其作者，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他缺乏历史综合知识，缺乏对国家政策和国家治理的洞察力，缺乏政治与哲学眼光，他的脑子里只有从别人那里得来的一个观点，为了发现可以支持其观点的独立证据和事实，他就在历史、政治、统计以及商业和工业关系中搜来查去。如果任何人读一读萨伊关于《航海法》、《麦修恩条约》、科尔伯特政策、《伊甸条约》等的见解，就会发现对萨伊的这种评价可以得到证实。连贯深入地探究各国商业和工业历史的做法不适合于他。他承认有些国家实行了保护性关税后实现了富强，但在他看来，尽管实行了保护性关税，但这并不是这一制度的直接结果。他还要求我们相信他所得出的结论。他宣称，荷兰人之所以同东印度群岛进行直接贸易，是因为腓力二世禁止他们进入葡萄牙港口，仿佛保护性制度能证明禁止行为的合法性一样，仿佛如果没有这种禁止行为，荷兰就不会找到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贸易航线。萨伊先生对统计学和政治学不满，如同他对历史不满一样。对于前者，因为这无疑会带来一系列令他烦扰的事实，他说，这些事实“所证明的总与他的体系相矛盾”；而对于后者，因为他一无所知，所以他不停地警告我们说，统计事实会误导我们落入陷阱，并提醒我们说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毫无关系，听起来这种说法合情合理，如同有人这样说，在考虑一只锡蜡盘子时，不必考虑锡蜡这种材料一样。

先后做过商人、制造商、没有建树的政客的萨伊，最后才抓住了政治经济学，就像一个人无法维持旧行业时就改行一样。我们有他的自白记录，他最初拿不准是提倡（所谓的）重商体系还是自由贸易体系。出于对（拿破仑）大陆制度的仇视，因为这个制度毁掉了他的制造业；出于对该制度制定者的反对，因为该制度的制定者让他官场失意。因此，这些促使他最后决定拥护绝对自由贸易的事业。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内，无论“自由”这个词被用于哪些方面，都在法国产生过不可思议的影响。因为无论是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还是在王朝复辟时期，萨伊碰巧都是反对派，所以他不断提倡经济学。因此，他的著作名扬天下不是因为其内容本身，而是另有原因。否则在拿破仑倒台以后的一个时期，如果仍采用萨伊的学说，那么法国工业就必然毁灭，而他的著作那时依然受到欢迎，这岂不是令人费解吗？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依然坚持世界主义原则，这说明此人的政治眼光是多么短浅。他执著于坎宁和赫斯基森的世界主义倾向，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世界局势所知是何其少。他声望上的唯一缺憾是，不论路易十八或查理十世，都没有任命他做商务和财政大臣；假如他真的被任命为那个职位的话，那他的大名将得以在历史上与科尔伯特齐名：一个是国家工业的缔造者，另一个则是破坏者。

从来不曾有一个学者会像萨伊那样，所具有的真材实料是那样少，而在学术上造成的威胁却是那样大——对于他的学说稍有质疑，就会被蒙上恶名，被视之为离经叛道，甚至像沙普塔尔那样的一些名人也害怕受到这位不啻于是政治经济学教皇的诅咒。沙普塔尔那部关于法国工业的书，自始至终所论述的都是法国保护制度的功效，这一点他阐释得明明白白；他说，处于目前世界形势下，只有保护制度才会为法国带来繁荣。但同时他又集中力量创作了一篇颂扬自由贸易的文章，此书的主旨与他论法国工业那部书的意向是直接对立的，目的说到底是因违背了萨伊学派的主张而乞求宽恕。萨伊的行事作风像极了罗马教皇，甚至连教皇公布“禁书目录”的做法，他也学会了。他虽没把“异端”著作逐一指名地加以禁止，但他所采取的做法更厉害，他对于异端和非异端的书是一概禁止的；他警告政治经济学的青年学生，读书不可太泛，因为那样很容易被导入歧途；他告诫他们说，读的书不宜过多，而是要读好书，这就等于是说，“你们不可读别的书，只应当读亚当·斯密和我的书”。但是这位斯密学说的后继者和阐述者又唯恐信徒们对于这位不朽的学派奠基人给予过多的拥戴，因此着实费了一番苦心；他说，亚当·斯密著述的内容极其混乱，缺点很多，而且充满着矛盾。这就显然是要我们懂得，只有从他那里学习“才能读好亚当·斯密的书”。

尽管如此，在萨伊的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些年轻的异端者却站了出来，对他的学说基础展开了攻势，他们的进攻是那样地有力和大胆，以至于他很谦和地避开了任何公开讨论，宁愿私下里给他们答复。这些反对派中最激进最有才华的要算沙忒尔了，他曾数次担任过国务大臣。

萨伊在给沙忒尔的一封私人信里说了这样一番话：“亲爱的批评者，按照您的看法，我的政治经济学中除了一些漫无边际的推论与空谈之外，简直一无是处，它是一系列首尾含混、重点不突出的报告。就像一位批评者说的那样，我也分担了亚当·斯密的不幸——使政治经济学退步了。”[4]
在这封信后他又非常天真地附加了一句：“从您发表的第二篇文章看来，这场辩论再继续下去非常不利，因为这样很可能会使我们大家都受到困扰。”

现在斯密和萨伊学派在法国已经被推翻，交换价值理论那种僵硬、无生气的影响已被种种变革与无政府状态所取代，这种混乱状态即使罗西先生和布朗基先生也无能为力。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派聪明无比，不去对旧学说修改完善，而是完全丢到了一边重起炉灶，另行创立了一套乌托邦制度。最近，该学派中的一些最有才华的人，正在探求自己的学说与以前学说之间的关系，以求他们的思想能与现实情况相适应。他们期盼他们的付出可以取得重大成就，尤其是才华横溢的米歇尔·歇伐利埃的努力。他们的学说中的可以同现在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那些真理，主要在于他们对生产能力的联合与协调这一原则的解释。抹杀个人自由与独立是他们的缺点之所在；在他们看来，个人已完全融入社会，这与交换价值理论认为个人举足轻重、国家无足轻重的思想恰恰相反。

也许世界潮流正朝着实现这些学派的设想或预言的目标发展，但是我认为，无论如何，这种目标的实现要经历数个世纪才有可能。预测未来几个世纪的新发现和社会进步，并非凡人所能及。即使柏拉图那样的贤哲也没能预想到数千年之后，人类社会使用的工具是用铁、钢和铜制造的，甚至即使西塞罗也未曾预料到，印刷机使代议制传遍一切国度，甚至传遍全世界和全人类都成为可能。同时，即使少数几位伟大贤哲能够预见到未来数千年取得的个别进步，但是每个时代总会有自己独特的任务。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任务，似乎并不是把整个人类拆分成几个傅立叶学派所幻想的“法伦斯泰尔”（傅立叶幻想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中译者），以使每个人尽可能地获得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于不断完善所有国家的生产能力、思想文化、政治状况和国力，并通过使各国在这些方面尽量实现均等，为世界大同提前做好准备。因为即使我们承认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傅立叶主义的倡导者们以此为目标的直接目的可以通过每个“法伦斯泰尔”得以实现，但是将会对国力与国家独立产生什么影响呢？已被分成若干个“法伦斯泰尔”的国家，难道不会面临被相对落后、生活方式依旧古老的国家所征服，因而使成熟的政体连同整个国家遭到破坏的双重危险吗？目前，交换价值理论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仅仅被用于探究地租的性质了，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写道：“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土地产品在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和劳动者之间如何进行分配。”

有些人坚信，这门科学很完善，再也没必要增添什么内容了，但是，那些用哲学和实际眼光阅读这些著作的人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根本就不存在，这门科学有待创立；在创立之前，这种叫法只能是占星学，不过从“占星学”中产生“天文学”既可能也可取。

最后，为了避免造成误解，我们必须申明，我们对于让·巴普蒂斯特·萨伊以及他的前辈与后继者的著作所提出的批评，仅涉及有关国家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承认对于那些从属教义的阐述有价值。显然，一个学者可能对某一学科的部分内容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进而对它进行有价值的推理，虽然他所创立的体系的基础始终是错误百出的。

[1]
路易·萨伊：《国家财富的研究》，序言，第4页。

[2]
下面是路易·萨伊的原话（第10页）：“国家的财富并不在于物质商品和商品交换价值的多少，而在于不断生产这些商品的能力。”还有（第14～15页）：“建立在贵金属财富之上的错误的重商主义体系，被另一个建立在可出售或可交换价值财富之上的体系所取代，这个体系只是像商人一样来衡量一国的财富。”以及（注释，第14页）：“用以反驳重商主义体系的现代学派自身创立了一种体系，而这种体系本身又应该称为重商主义体系。”

[3]
《国家财富的研究》，第36页（引用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的话）：“这个方法当然不是最好的，但是难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4]
萨伊：《实用政治经济学完全教程》，第7章，第378页。

第四部分　国民经济政治学

第33章　英国的海岛优势与大陆强国——美国和法国

在各个时代，都曾出现过一些城市或国家，它们在工业、商业与海运等方面优势明显，超越了所有的其他城市或国家，但是像当今世界上的这样一个优势强国，有史以来还从未曾出现过。在各个时代，一些国家和强国曾不断奋斗，妄图获得世界支配权，但迄今为止，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英国那样，把自己的力量建立在一个如此广泛的基础之上。这些国家曾经企图凭借军事力量获得世界支配权，在我们看来，它们的这些努力同英国的企图相比是多么徒劳啊！英国企图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制造业、商业和海运业城市，使自己同地球上的其他国家和王国的关系如同一个大城市同它周边的地区的关系那样：自己拥有各种工业、艺术和科学，拥有各种大商业和巨大财富，拥有全部的海运业和海军力量——它想成为世界大都会，向世界各国供应制成品，然后用从这些国家换回来的原材料和有用的或可接受的农产品供应自己，每一个国家都命中注定对它有利。它是全部巨额资本的宝库，是为所有国家建立的银行，控制着整个世界的流通手段，通过贷款并收取贷款利息，使全球各族人民成了它的附庸。不过，我们也应该公正对待这个强国和它的努力。世界进步不但没有受到英国的阻碍，反而得到了它的大力帮助。它成了世界各国的榜样和模式——在国内外政策以及伟大发明和各种企业发展方面，在完善工业流程和交通工具以及未开垦之地的发现与垦殖方面，尤其在获得热带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归化野蛮民族或归化退化回野蛮状态的民族等方面。假如没有英国的存在，谁能说清楚世界仍将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假使英国现在不复存在了，谁能估计到人类将退化到哪般地步？对这样一个国家取得的巨大进步我们应该深感庆幸，并祝愿它永世昌隆。但是，是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就应该祝愿它可以把对全世界的支配权建立在对他国的破坏之上呢？只有高深莫测的世界主义或店主的狭窄心胸才能对这个问题给出赞同的答案。在前面几个章节中我们已经指出了这种非民族性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并已经说明了只有当众多国家的文明、财富和权力处于同等地位时，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才能得以实现。就像英国使它自己摆脱了野蛮状态，达到了目前的崇高地位一样，同样一条道路摆在了其他国家的面前，它们应该效仿。目前不仅仅只有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资格和条件，能够努力实现文明、财富和权力的最高水平。下面让我们简明扼要地描述一下英国赖以获得目前强大地位的国家政策准则：

一贯支持生产能力的输入[1]
胜于支持商品的输入。

精心培育并保护生产能力的发展。

仅仅进口原材料和农产品，只限于出口制成品。

把剩余生产能力用于开拓殖民地和臣服野蛮国家。

把向殖民地与附属国供应制成品的权利专门留给母国，但是作为回报，母国以优惠条件接收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原材料，尤其是殖民地的产品。

对海上航运、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给予特殊关注；通过补助鼓励海洋渔业；尽量积极地参与国际航运。

通过这些方法，建立海军优势，然后凭借海军优势，继而不断地扩大对殖民地的占有。

同意殖民地贸易与海运自由，只要它的得大于失。

只要对英国有利，或者这样做会制约外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限制海运措施，就同意实行海运互利政策。

在农产品的进口上，给予外国独立国家一些特许，只要因此它自己的制成品的出口也能得到特许。

如果上述特许权不能通过条约获得，就用非法贸易达到目的。

仅仅为了自己的制造业、商业和海运业和殖民地利益，可以发动战争和订立盟约。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可以从朋友或敌人那里获得利益：对于后者，破坏它们的海上贸易；对前者，通过用英国制成品补助的方式，使它们的制造业破产。[2]

对这些准则，以前的英国大臣们和议会议长们直言不讳。1721年，在禁止印度制成品进口的时候，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公开宣称：显然，一个国家只有通过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才能实现富强。甚至到了查坦勋爵和诺思勋爵的时代，他们在公开议会上也直截了当地宣称，在北美殖民地，连一只马掌钉也不应当允许制造。在亚当·斯密时代，在我们前面谈及的各项准则的基础上，又首次增加了一个新的准则，即把英国的真正政策隐蔽于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世界主义的表述与论证之下，为的是劝导外国不要效仿英国的政策。

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巧妙手法，当任何一个人到达强大顶峰的时候，他就一脚把用过的梯子踢开，以免他人借助同样的手段跟着他爬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诀，与他同时代的伟人威廉·庇特的世界主义倾向的秘诀，以及他在英国的所有后继者们的秘诀，大都相同。

任何凭借保护性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使本国制造业能力和航海业实现了高度发展，并使其他国家承受不了同它自由竞争的国家，这时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把它赖以实现伟大目标的梯子扔掉，然后极力向别国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以悔过的语气宣称迄今为止它曾经在错误的道路上徘徊，直到现在，它才第一次成功地发现了这一真理。

威廉·庇特是第一个清楚地意识到如何适当运用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理论的英国政治家，他郑重其事地随身带着一本《国富论》。在1786年，他发表了一次演说，这个演说既不是讲给议会听的，也不是讲给全国人民听的，而显然是讲给那些毫无经验政治的眼光短浅的法国政治家们听的，意在影响他们，使他们缔结《伊甸条约》。他的这个演说是斯密推论方式的一个绝妙标本。他讲道，法国天生适合农业和酒类生产，就像英国天生适合制造业生产一样。这两个国家应当相互作用，就像从事着不同贸易行业但又可以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商人那样去做。[3]
他在这里只字不提英国那个古老的准则，即一个国家只有在对外贸易中以制成品换取农产品与原材料，才能实现高度富强。这一准则自此以后成了并且一直是英国的国家秘密。虽然再也没有人公开宣称过，但比以往执行得更坚决。但是，若是英国自威廉·庇特时代以来就果真把保护性政策当做无用的拐杖抛弃了的话，那么它该占据的地位要比现在高得多，离垄断全世界制造能力的目标也就更近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利时机，显然是在普遍和平刚刚恢复之后。出于对拿破仑大陆制度的憎恨，所有大陆国家牢牢地接受了世界主义理论的学说。俄罗斯、整个北欧、德国、西班牙半岛和美国可能会认为自己能用原材料同英国交换制成品是幸运的。法国考虑到它在酒类和丝绸织造业方面获得的既得利益，也很可能不再采取禁止性制度。

普里斯特利在谈及英国的《航海法》时曾说，取消英国保护性制度就像当初采用这个制度一样明智。同样，取消保护性制度的时机也成熟了。

这样一个政策的结果必然是两个半球的所有剩余原材料和农产品都将源源不断地运到英国，全世界人民都将穿上用英国纺织品制成的衣服。一切都朝着增加英国的财富和增强英国的国力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或俄罗斯几乎不可能在本世纪想到采取保护性制度，或者德国也不会建立关税同盟。人们很难下定决心牺牲眼前的利益去追求那遥远的希望。

但是，天意难违，树木不应该长得太快而直冲云霄。卡斯尔雷勋爵把英国的商业政策交到了拥有土地的贵族手中，这些贵族把这些曾经下过金蛋的鸡杀了。假如他们允许英国的制造业垄断世界各国的市场，那么大不列颠在世界上占据的地位，就如同一个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在全国所处的地位那样。英国这个岛国将厂房林立，工厂遍布全国，或者被开发成赏心悦目的花园、菜园和果园，土地将用来生产奶类和肉类或种植经济作物，或专门用来种植一般只能在大城市周边种植的作物。这些作物的生产同玉米的单一生产相比，使英国农业有利可图。相应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拥有土地的贵族获得的地租，极有可能比把外国谷物排除在本国市场之外获得的利益要高得多。只是这些仅仅注重眼前利益的贵族们更喜欢通过《谷物法》，把他们在战争期间因外国原材料和农产品被迫退出英国市场而得到提高的地租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因此，他们迫使欧洲大陆国家寻找其他方法提高自己的福祉，即通过建立自己的制造业能力，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用农产品自由交换英国的制成品。由此可以看到，英国限制性法律发挥作用的方式，完全与拿破仑的大陆制度一样，只不过发挥作用的时间稍晚一些而已。

在坎宁和赫斯基森执政时期，拥有土地的贵族们早已尝到了禁果的甜头，这时想要凭借一些常识性的理由劝说他们放弃他们已经享受到的东西，那简直毫无可能。这两个政治家发现他们处在解决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困境中：他们既要使大陆国家相信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又要为了英国贵族的利益而坚持限制外国农产品的进口。因此，要想在本国制度发展的同时公正地对待两个大陆上的自由贸易的拥护者的期望，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泛泛讨论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商贸制度时，他们慷慨陈词，高谈阔论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而当涉及英国某种特殊关税的交替时，他们却从保护原则出发，从不考虑这种做法是否和他们的夸夸其谈相一致。

的确，赫斯基森降低了几种商品的关税，但是他从不疏忽大意，即使关税较低，英国本国的制造业仍然得到了充分保护。因此，他基本上就是遵循了荷兰治水的原则。哪里的海水涨得高，聪明的政府管理当局就修筑高坝；哪里涨得低，它就只修筑低坝。经过一番折腾，被标榜的如此华丽的英国商贸政策改革尘埃落定，变成了一套政治—经济上的把戏。有些人可能援引英国降低了丝织品的关税来说明英国的慷慨大方，但没有考虑到英国采取的这一措施仅仅是为了不鼓励这类商品的非法贸易，从而使财政不受损失，以避免损害自己的丝织业。通过降低关税，它的目的也达到了。假如50％～70％的保护性关税（这是现在外国丝织品织造商在英国必须支付的，包括附加税[4]
）可以被当做慷慨大方的证据的话，那么，多数国家可能宣称，他们在这方面早已走在了英国的前列，而不是跟随其后。

因为坎宁和赫斯基森所展示的一切，是特意要在法国和美国产生影响，因此现在回想一下他们在这两个国家是如何碰得头破血流的，倒也别有一番趣味。就像此前的1786年一样，英国这次也得到了理论家们的大力支持。法国自由党被普遍的贸易自由的宏伟设想和萨伊的肤浅理论冲昏了头脑，反对令人生厌的政府，它们得到了沿海城市、葡萄园种植主和丝织业织造商的有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振臂呐喊，要求像他们在1786年时的做法那样，扩大对英贸易，作为提高国家福祉的正确方法。

不论人们怎样指责复辟王朝所犯的错误，但它对法国做出过的无可否认的贡献，甚至连后人都没有异议。这就是，在商业政策方面，复辟王朝既没被英国人的计谋也没被自由党的喧嚣所迷惑并误入歧途。坎宁先生对这件事非常上心，他亲临巴黎，试图劝说维莱耳先生相信他提出的这些措施的优越性，劝他效仿英国的做法。然而，维莱耳先生非常务实，他彻底看穿了英国人的计谋。据说，他是这样答复坎宁先生的：“如果工业高度发达的英国允许比以前更强大的外国与它进行竞争，那么那样的政策是适合英国自己的利益的，而法国目前最重大的利益是为自己尚未完全实现高度发展的制造业提供保障；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对制造业实行保护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一旦同英国竞争的时机成熟，并且同外国进行竞争比限制竞争更能有效地促进法国制造工业的发展，那么，他（维莱耳先生）会毫不犹豫地以坎宁先生为榜样并从中受益的。”

坎宁被这一明确答复激怒了，回国后他在议会里公开夸耀自己是如何利用西班牙的干涉给法国政府套上沉重的负担的。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坎宁先生所讲的世界主义与欧洲自由主义的观点，并不像欧洲大陆那些好心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愿意相信的那样真诚。假如坎宁先生对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事业有丝毫兴趣的话，那么他又怎么会仅仅为了给法国政府套上沉重的负担而牺牲西班牙的宪政使其受到法国的干涉呢？事实的真相是，坎宁先生是个地道的英国人，只有当博爱主义或世界主义被证明在加强和进一步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方面对他有利时，或者有助于迷惑英国的工商业对手时，他才容许自己考虑这些主义。

实际上，维莱耳先生不需要多大的聪明才智就能认清坎宁先生给他设下的圈套。大陆制度取消以后，德国工业不断衰退，维莱耳先生从邻邦德国的经验中找到了证明英国所理解的自由贸易原则的真正价值的显著证明。同样，法国在1815年以来实施的制度的指引下不断取得的进步，不至于像寓言中的那条狗那样，丢掉嘴中的东西而朝着影子狂吠。对工业状况洞察极深的人，如沙普塔尔与查尔斯·杜平等，都曾以最明确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个制度所产生的结果的看法。

沙普塔尔关于法国工业的著作，仅仅是为了法国商业政策所进行的辩护，介绍商业政策带来的全部成果和每个阶段取得的成就。从下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他这部著作的倾向：“为避免使自己陷入深奥的抽象概念中而不能自拔，我们首先坚持已经存在的东西并首先使其完善。健全的关税立法是制造工业的保障。立法可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增减进口关税，可以补偿因劳动力工资过高或燃料价格过高而带来的不便，可以保护年幼的艺术和工业，直到它们最终壮大到足以承受来自外国的竞争，可以建立法国的工业独立，通过劳动使国家实现富裕，这就像我常常提到的那样，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5]

查尔斯·杜平在他的著作《论法国的生产能力与1814年至1847年间的法国的工业进步》中，阐述了法国从复辟以来所遵循的商贸政策的成就，指出法国的执政者不可能仅仅为了《麦修恩条约》的诱惑而考虑牺牲半个世纪的努力，因为这是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成果丰硕的、前途充满希望的半个世纪。

美国1828年采取的关税税则是英国商贸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一政策把美国的木材、谷物，面粉以及其他农产品拒之于英国国境之外，英国只允许收取那些用于交换英国制成品的原棉。在这种制度下进行的对英贸易，仅仅有助于促进美国奴隶的农业劳动，而美国那些最自由、最开明、最强大的州的经济发展却裹足不前，陷于了停滞状态，而不得不通过向西部荒芜之地移民，处置每年剩余的人口和资本。赫斯基森先生对此事态了如指掌。众所周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曾多次向他准确汇报过英国政策所必然造成的后果。假如赫斯基森先生果真是他国人民所想象的那样一个人，那么他就会把美国公布税则这件事当做一个宝贵机会，使英国贵族们明白《谷物法》的愚蠢之处以及废除《谷物法》的必要性。但是赫斯基森先生又做了些什么呢？他对美国人大发雷霆，情急之下，他进行了一番辩解，而这番辩解的不准确性就连美国的种植园主都知道；他还使用威胁手段，结果使自己显得滑稽可笑、贻笑大方。赫斯基森先生说，英国对美国的出口只占英国全部出口总额的六分之一，而美国对英国的出口总额却占到了美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美国受制于英国的程度大于英国受制于美国的程度。同美国相比，英国没有过多的理由担心由于战争、交往中断等造成的贸易风险。如果人们只看进出口总值，赫斯基森的观点似乎足有道理，但是，如果再考虑一下双方相互进出口的性质，就很难理解他怎么会用一个事实证明与他期望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的观点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呢？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原材料，英国可以使这些原材料升值到原来的十倍，英国既离不开这些原材料，又无论以什么价格都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甚至数量也不能满足它们的需求。而美国从英国的进口则全部是制成品，这些商品它既可以自己制造，也可以很容易地从别国购买。如果根据价值理论，考虑一下假如两国贸易中断会出现什么局面？似乎必定不利于美国一方。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生产能力的理论再来看，这必定对英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因为如果这样，大约三分之二的英国棉纺厂将停产甚至破产，到那时，英国财富的生产资源将神奇般地失去，其每年损失的价值将远远地大于它的全部出口总价值，这些损失给和平、财富、信用、商业和英国的实力带来的后果无法估量。然而，同样的事情又会给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被迫自己生产那些它们以前从英国获得的制成品，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它们就会得到英国所失去的东西。无疑，这一举措必将导致生死冲突，就像从前的《航海法》曾引发的英荷两国之间的冲突一样。但是，冲突可能会以从前发生在英吉利海峡的那种方式而宣告结束。尽管在我们看来，似乎事态的发展必然导致这种冲突的迟早发生，但我们没有必要在此探究冲突造成的后果。我们前面谈过的已经足以清楚地说明赫斯基森先生观点的无益和危险，并证明了英国（通过其《谷物法》）迫使美国自己进行生产的行为是多么不明智，同时也证明，假如赫斯基森先生不轻视这个问题，不进行无谓而又危险的辩论，而是想方设法地消除那些导致美国采用1828年税则的起因，那将多么明智啊！

为了向美国人证明同英国进行贸易对他们多么有利，赫斯基森先生指出，英国进口美国原棉增长迅猛。但是，美国人知道如何从真正价值的角度估量这一观点。因为十多年来，美国棉花产量年年都超过对它的消费需求，进而直接导致了棉花价格的不断下跌，跌幅几乎同出口量的增幅持平。从一些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清这一切： 1816年，美国用80000000磅棉花换回了24000000美元，而在1826年，则用204000000磅棉花换回了25000000美元。

最后，赫斯基森先生还威胁美国说，英国要经由加拿大组织大规模的非法贸易。的确，在当时形势下，能够威胁美国保护制度的手段中，唯有赫斯基森先生声言的这种情形最为严重。但是，接下来的后果又将如何呢？是不是美国人会心甘情愿地任由英国议会控制他们的制度，年复一年地在屈辱中等待后者任意决定他们的工业，而不管效果如何？多么荒谬。唯一的后果将是美国侵占加拿大并把它纳入自己同盟的版图中，或者一旦加拿大的走私贸易发展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那么美国将协助加拿大获得独立。不管怎么说，如果一个已经获得工业和商业优势地位的国家，先是迫使一个与自己在种族、语言与利益等方面都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农业国成为一个有制造能力的国家，然后为了使它不能继续利用这种强力给予它的地位，而又迫使它帮助这个国家自己的殖民地获得独立，是不是我们不得不认为其愚蠢程度是非常高的？

赫斯基森去世之后，波利特·汤普森先生接手了指导英国商贸事务的工作。这位政治家接过了被人称颂的前任的职位，并继续贯彻他的政策。与此同时，关于美国问题，他可以无所事事，因为在那个国家，无需英国的特别的努力，在棉花种植园主和进口商的影响下，以及在民主党尤其是在1832年通过的所谓的“折中方案”的帮助下，以前的关税税则已经作了修改，尽管的确只是对原税则的过分和错误之处进行了修改，但依然能够为美国的粗棉和毛织物织造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并且这样的修改也依然给了英国期待已久的一切让步，而英国则没有作出相应的让步。

自从“折中方案”通过以后，英国对美国的出口出现了大幅的增加，并且对美国的出口量大大超过了从美国的进口量，这样英国就具备了随时抽走美国流通贵金属的能力，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尽量随意多抽，因此，每当英国缺钱时就常给美国造成商业危机。最令人惊讶的现象是，这一方案的制定者亨利·克莱却是最负盛名、最有远见的美国制造业利益的保护者。人们一定记得，1828年实行的税则使美国制造商实现了富裕，这极大地引起了棉花种植园主的妒忌，以至于南部各州威胁说，如果不重新修订1828年的税则，他们就让联邦土崩瓦解。民主党领导的联邦政府纯粹出于党派利益和拉选票的动机，站在了南部各州农场主的一边，而且还成功地让同属于民主党的中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采纳同样的观点。

这些中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由于产品价格上涨而且居高不下的缘故，失去了先前对制造业利益的同情，而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国内制造业实现了繁荣，开凿了多条运河和修建了众多铁路。他们可能的确很担心南部各州坚持反对意见，使联邦真正出现分裂局面，甚至造成内战。因此，不疏远南部各州的热情成了中西部各州民主党的利益。这些政治环境使得公众舆论转而支持同英国进行自由贸易。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选择了同英国进行自由竞争，那么整个国家的制造业利益将会因此而全部牺牲。在这种情形下，亨利·克莱的“折中方案”似乎至少是保留部分保护制度的唯一手段。根据这个方案，部分美国制造业，即那些生产精致贵重商品的制造业，在同外国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即使被打垮了，但另一类制造业，即生产粗劣、廉价商品的制造业将得以保留。而与此同时，所有的现象似乎表明，美国的保护制度在随后的几年内将东山再起，并重新获得发展。无论英国多么期望减轻和缓解美国商业危机，无论以购买股票或贷款的方式还是通过移民的方式从英国流入美国的资本量多么巨大，而依然存在的并不断扩大的进出口值比例失调的现象不可能通过这些手段最终实现平衡。进出口值的比例失调的幅度规模不断增大，令人惊恐的商业危机就必定发生，美国人最终必将认识到并下定决心铲除罪恶的根源。

保护制度的拥护者一定会再次增多，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一定会再次减少，这是事物的根本之所在。大规模公共建设事业的发展，棉花的大量增产引起的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增长，农产品歉收等原因造成的前一时期的制造业的繁荣，导致了农产品的价格的异常，且到目前为止一直居高不下。然而，人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见到，在随后的几年内，如此高的价格必将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其下降幅度与其超过幅度相仿。自从折中方案通过以来，美国把资本增加的大部分都用于了农业，并且现在已初具生产力规模。农业生产因此获得异常增长的同时，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必将异常下降。第一，公共事业建设已经无法达到同以往相同的规模。第二，由于国外竞争，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数量不会再有大规模的增长。第三，因为棉花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消费量，因而棉花价格较低，以至于种植园主们被迫自己生产那些原先从中西部各州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另外，如果西部农业大丰收，则中西部各州就将再度承受生产过剩带来的痛苦，就像1828年税则以前的情形那样。但是，同样的原因必然再次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说，中西部各州的农业经营者必将再次坚信，只有当国内制造业人口有了增长时，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才能相应地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只有靠坚持保护制度才能实现。在这种形势下，坚决支持保护制度的人数和所产生的影响将日益增加，而反对派的人数将同比例地下降。接着，棉花种植园主们如果对自己的切身利益认识准确，那么他们终将坚信，国内制造业人口的增加和人们对农产品与原材料的需求的增长，均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

我们前面说过，因为美国的棉花种植园主们和民主党正心甘情愿地朝着有利于英国商业利益的方向努力，这就没有为汤普森先生提供展示商业外交才能的机会。

法国的情形却完全与此相反。那里的人仍然牢固坚持禁止制度。的确有许多政府官员是价值理论的追随者，也有许多政府官员支持扩大英法之间的商贸关系，鉴于法国同英国的同盟关系，使得这种观点广受欢迎。但是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意见很不统一。看来比较明显和毋庸置疑的是，对外国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课以重税以及排挤英国的煤和生铁对法国工业非常不利，而葡萄酒、白兰地和丝织品的出口增长对法国却极为有利。

总之，人们慷慨陈词的目的，是普遍反对禁止制度的不利一面。但要在特殊条件下攻击该制度，选择这个时候似乎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为七月党政府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来自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它们往往对大型制造业情有独钟。

在这些情况下，汤普森先生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充分彰显出了其渊博的思想和精明的外交才干。他把鲍林博士派往法国，此人精通商业、工业，对法国的商业政策了如指掌，谙熟在心，他以其自由主义思想而著称，学识渊博，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他周游法国，随后又去了瑞士，为支持自由贸易、反对禁止制度进行辩护，在现场搜集资料。凭借其超凡的能力与精明强干，鲍林博士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尤其是他非常清晰地指出了前面提及的两国之间在煤、生铁、葡萄酒与白兰地等领域进行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在他撰写的报告中，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上述这几种商品上，在谈到其他工业部门时，他只提供了一些统计数据，至于这些工业部门如何通过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得到改进，他则没有进行专门的论证或提出具体的建议。

鲍林博士严格按照汤普森先生给他的指示行动，他用超凡的技巧和娴熟的笔法对这些指示进行了概述，并写在了报告的开头部分。汤普森先生使用了最为慷慨陈词的表达方式。他说自己充分考虑到了法国制造业的利益，并表示，他未必期望从法英谈判中获得什么重大成果。这时，法国的棉纺业和毛纺业已经非常发达，它们对英国的观点心存疑虑，汤普森先生的这番说明对这种恐惧心理起到了镇静作用。在汤普森先生看来，要求法国在这些领域作出重大让步，这是愚蠢之举。

但是，关于如何轻易实现“次重要商品”的目标，汤普森先生给出了暗示。说明中的确没有一一列举这些“次重要商品”，但后来法国的经历却暴露出了汤普森先生的真正意图，因为他在撰写这个报告的时候，英国出口法国的麻纱和麻织品都被归到了“次重要商品”之列。

法国政府被英国政府及其代言人的一番陈述和解释所打动，打算向英国作出相对次要的让步，以为最终将证明这种让步对法国有利，于是就把麻纱与麻织品的进口税降到了相当低的程度，结果在面对英国这些行业的制造业有了重大改进的时候，它们就不能提供任何性质的保护了，因此，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内，英国这些商品对法国出口急剧增长（1838年高达32000000法郎），同时由于英国下手较早，已经抢占了先机，除非法国能够找到其他高招通过提高关税抑制英国的竞争，否则法国将面临失去整个麻纺织业的危险，而法国麻纺织业的价值高达数百万法郎，对农业和整个农业人口的福祉至关重要。

法国分明被汤普森先生愚弄了。他在1834年就早已清楚地看到，英国的新发明在以后的几年时间内将对英国的麻纺工业产生很大的推动力，并且在同法国的谈判中，他预见到法国政府对这些发明以及由此产生的必然后果尚不知晓。那些低关税政策的拥护者们正在不遗余力地想让全世界相信，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希望向比利时的麻纺织业让步。但是，难道他们这样做就能把对英国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缺乏了解，以及他们对由此产生的必然后果缺乏远见所造成的损失弥补上吗？

事情可能就该如此，这已清楚地表明，法国既然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麻纺织业，为了英国的利益而遭受了重大损失，那么法国就必然更加保护自己。英法之间第一次也是最近一次扩大自由贸易的尝试，将永远成为人们关于英国玩弄铁腕和法国缺乏经验的深刻记忆，这次扩大自由贸易可以看做是一个新的《麦修恩条约》和第二个《伊甸条约》。当汤普森先生察觉到了法国麻纺织业制造商的抱怨，以及法国政府有意将功补过，准备改正自己所犯错误的时候，他又做了些什么呢？他的做法和赫斯基森先生从前的做法一样，他一味地进行威胁，他威胁说英国将排除法国的酒和丝织品。这就是典型的英国式世界主义手法。法国为了换取多向英国出口价值只有区区几百万法郎的葡萄酒和丝织品的特权，就必须放弃这个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制造工业，这个工业已经同法国社会下层阶级的整个经济，尤其是它的农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必须承认其产品是各个阶级的主要生活必需品，总价值高达三四亿法郎。除了在价值上比例失调之外，我们还应该同时考虑到，如果战争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中断，法国再也不能向英国出口剩余部分的丝织品和葡萄酒，而法国国内却极度缺乏像麻织品这样的重要的社会必需品，那么法国将被置于何种境地呢？

任何人如果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熟虑，那他就会明白，麻织品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福祉的问题，而是像所有涉及国家制造能力的问题一样，更是一个国家独立和国力的问题。

它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好像发明创造精神已为自己布置了一项新任务，那就是在不断完善麻纺织业的进程中，使国家能够理解制造业利益的本质、制造业利益与农业的关系及其对国家独立和国力的影响，从而揭露流行理论的错误论点。流行学派已闻名于世，认为每个国家在各个生产部门都有特殊优势，各有所长，这些长处要么是先天所有，要么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部分获得的，这些长处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可以相互补偿。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已经举证说明，这个论点对农业是正确的，因为农业生产主要依赖气候条件和土壤的肥沃程度，但是对制造业却是不正确的，因为只要所有温带国家具备了必要的物质、精神、社会和政治等先决条件，那么它们就会有同样的能力。当今的英国就是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它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过去的经验、努力程度以及天然的先决条件等方面来看，特别适合发展麻纺织业的国家当属德国、比利时、荷兰，以及已经从事这种织造业长达一千多年的法国北部的居民。但是，尽人皆知，英国直到上个世纪中期在这类工业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仍然很小，以至于它们所需的大部分麻布要靠从国外进口。如果它们不是凭借关税制度对麻织业不断提供保护，它们甚至永远也不可能用自己生产的麻织品供应本国市场与殖民地。众所周知，卡斯尔雷和利物普两位勋爵是如何在议会举证说明，要是没有保护，爱尔兰的麻纺织业就不可能承受得住与德国的竞争。然而现在我们却看到，尽管一个世纪以来英国的麻织品织造商在全欧洲一直是最糟糕的，但是由于英国有了新的发明创造，现在它竟然威胁说要垄断整个欧洲的麻纺织业，如同它最近五十年垄断了东印度的棉织品市场一样，尽管在此之前的一百年内它甚至不能在本国市场同印度的棉织品织造商进行竞争。当前在法国，这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虽然拿破仑是第一个重赏棉纺机发明的人，虽然法国的机器操作工和织造商早于英国人从事麻纺织业，但英国最近怎么会在这一行业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呢？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更具有机械方面的才能？人们提供的解释五花八门，但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合理的。把更高的机械才能或更高的工业技能与锲而不舍的精神归到英国人身上，而不是德国人或法国人身上，简直荒诞无稽。在爱德华三世之前，英国人在欧洲最无赖、最无能，他们当然绝不会想到可以在机械才能或工业技能方面把自己与意大利人和比利时人或德国人相提并论。但自此以后，英国政府就开始开办教育，并逐渐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使它具备了在工业技能上同老师一争高下的能力。如果英国人在最近二十年来在麻纺织机械方面比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进步更大，是因为：第一，它在机械技能方面取得了更加卓越的进步。第二，它在棉纺织机械方面更先进，而这些机械同麻纺织机械非常相似。第三，由于它以前的商贸政策的缘故，使它拥有了比法国还多的资本。第四，由于以前的商贸政策的缘故，它的麻织品国内市场比法国的更广大。第五，它的保护性关税连同上述种种因素，为国家的机械力量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为使其致力于改进这一工业行业提供了更多的手段。

因此，英国人明显地证实了那些我们在其他部分里提出的并阐述过的观点——各工业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密切；一个行业的改进为其他各行业的改进做好了准备，并加以促进；任何一个行业被忽视，所有行业都能感受到被忽视的行业所造成的影响。总之，国家的全部制造业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通过麻纺织业的最新成就，显著地证明了这个观点。

[1]
即使部分羊毛生产也奉行这一准则。爱德华四世以优惠条件从西班牙进口了三千只绵羊（西班牙禁止绵羊出口），并分配给了几个教区，要求在七年之内不许宰杀或阉割一只羊（《英国商业文集》，第378页）。这些措施的目的达到之后，英国通过禁止进口西班牙羊毛进口，迫使西班牙政府取消了这些优惠政策。这种禁止措施（虽然可以认为是不公正的）取得的功效，并不能因为查尔斯二世采取的禁止羊毛进口的措施（1672～1674年）而受到否认。

[2]
见附录一。

[3]
庇特说，法国在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方面优势明显，因此原产品超过了英国，但是英国却在手工制品方面超过了法国。法国的葡萄酒、白兰地、油类和食用醋，尤其是前两种商品的重要性和价值非常大，我们的天然产品的价值远远无法于其相比。但是，另一方面，同样确定的是，英国是某些制成品的专门生产者，即使在其他商品方面，它的优势也非常大，可以毫无疑问地抵御任何来自法国方面的竞争。这是两国之间缔结互利商贸条约的互补条件和基础。既然各国都有自己的主打商品，而一方的商品又是另一方所缺乏的，因此双方应该像两个从事不同贸易的商人那样，通过商品交换，立刻可使双方受益。让我们只记住这一点：我们邻国的财富、众多的人口、地理位置上的便利，以及由此产生的频频交换，使我们双方都可获利。这样，谁不会刻不容缓地赞同自由贸易的制度？谁又不会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与这样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呢？拥有如此广大和可靠的市场，必将为我们的贸易注入异常强大的推动力，由此从走私分子那里获取的进入国库的海关收入将有利于我们的财政，因而将使英国的两种主要原动力——财富和国力——具有更大的生产力。

[4]
李斯特在写完这些话之后的不长时间，外国丝织品织造商在向英国进口这些产品时必须支付的关税已经完全取消了。关税取消后的结果可以从沃尔多先生关于英国丝织品贸易的报告中了解到：在1825年，伦敦共有24000台织机和60000名技工从事丝织业，到今天已经分别下降到了1200台织机和不到4000名技工。在1861年，考文垂一地的绸缎贸易就为40600人提供了谋生的手段，而今天可能不超过10000人在受益，而且考文垂仍在使用中的动力织机的数量已由原来的1800台下降到了600台。在德比，从事丝织业的技工人数从（1850年的）6650人，下降到了目前的2400人。在康乐敦区，技工人数从5186人（1860年）下降到了1530人（1884年）。那个地区最多曾有40家捻丝工厂，现在只有12家了，大约“3/4的机器在运转”。在曼彻斯特，这一行业几乎完全消失了。而在米德尔敦，这一工业“几乎破产了”。这些结果（沃尔多先生指出）应归咎于英国进口生丝数量的下降，从8000000磅（1871年）下降到了不足3000000磅。

但是，自从李斯特的著作面世以来，美国提高了外国丝制品的进口关税，并一直稳定地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美国关税委员会委员）罗伯特·波特先生曾在1883年的一次演讲中公开陈述了该政策产生的结果，现摘录如下：

在《莫里关税法》（1861年）之前，美国丝织业雇用了5000人。到了1880年，已经增长到了30000人。美国生产的丝织品的价值，由1860年的1200000英镑，增加到了1880年的8000000英镑。“是的，消费者用于制成品的费用，如果以黄金计算，那么同用于原材料的费用相比，已经有了大幅下降”。在提及陶器和平板玻璃生产时，波特先生补充说：“关税委员会的听证表明，毫无疑问，在
美国的竞争，已经大大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费用。这样，先生们，我坚持认为，并且我将用统计数字予以证明，保护制度，就美国而言，已经在各个方面
最终让消费者受益了，
以此为理由，我将为之辩护并相信它。”——英译者注。

[5]
沙普塔尔：《论法国工业》，第二卷，第147页。

第34章　英国的海岛优势与德国商业联盟

最近二十年德国才认识到，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国，却没一个强有力的商业政策，也认识到了采取强有力的商业政策会变成什么样。借用富兰克林在谈及新泽西州时说过的话，德国“是一只被邻居们从四周凿了孔的酒桶，里面装的酒已经被他们喝光了”。英国已经毁掉了德国大部分的制造业，并且用大量棉麻织品供应德国市场，但它还不满足，还要把德国的谷物和木材，甚至还时不时地把德国的羊毛排斥在它们的港口之外，不允许这些商品进口。曾有一个时期，英国出口到德国的制成品的数量，是其出口到它高度称颂的东印度帝国的十几倍。但是即使这样，这个垄断一切的岛国对德国一点也不大方，它甚至不给予可怜的德国人与被它征服的印度人同样的条件，即不允许德国人用农产品支付他们所需的制成品。德国人低声下气，徒劳地成了英国人劈柴挑水的奴隶，它对待德国人还不如对待附庸国的人民。国家如同个人一样，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人欺辱，不久就会遭所有人唾弃，最终将成为孩童们嘲笑的对象。法国并不满足于向德国出口大量的葡萄酒、食用油、丝绸品和女帽等，还嫉妒德国出口牲畜、谷物和亚麻。是的，一个沿海小省，原属德国并且居民全是德国人，过去通过德国实现了富强，一向只能靠德国才能和德国保持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个小省，却能凭借一些卑鄙无耻的诡辩，就把德国一条最重要的河流封锁了长达十五年之久。为改变这种受辱状态，一百多个教授级的大家讲授了这样一个教义，即国家只有通过普遍的自由贸易，才能实现富强。这是以前的德国，而现状又如何呢？德国在过去的十年内有如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国家繁荣、国家工业、国家自尊和国家力量等方面取得了需要一个世纪才能取得的进步。这一切成就是怎样获得的？废除曾经把德国人自己隔离开来的国内关税当然不错而且有利，但是，如果它的本国工业因此而始终毫无限制地暴露在外国的竞争之下，那么，这个国家从中得到的利益将微不足道。关税联盟实行的税则保证了日常制成品的生产，正是这种保护措施，才促成了奇迹的发生。让我们公开承认这一点吧，因为鲍林博士[1]
已经明确指出，关税联盟实行的税则并不像以前宣称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增加岁入而征税，也并不像赫斯基森认为的那样税率被限定在了15％～20％之间，让我们公开接受这一事实吧，关税联盟对日常制成品征收20％～60％的保护性关税。

但是，这些保护性关税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是不是消费者在购买德国制造的商品时比以前他们购买外国商品时多支付了20％～60％的费用呢（如果流行理论正确的话，那势必如此），或者这些商品不如外国商品好呢？事实恰恰相反。鲍林博士自己也旁征博引，证明在高关税下生产的此类商品与外国的同类商品相比，既好又便宜。[2]
国内竞争以及保障免受外国人破坏性竞争的影响，创造了这一奇迹，对此流行学派一无所知，而且也决定了它们不会知道。因此，流行学派认为保护性关税将使国内生产的商品价格上涨，上涨幅度与所收税额的幅度同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短期内，关税也许会使商品的价格上涨，但是任何有条件从事制造工业的国家，保护措施的结果将是，国内竞争很快将会使商品价格回落，降到自由进口时期的价格水平以下。

但是，在高额关税下，农业遭受损失了吗？毫发未损。农业收成颇丰，德国最近十年翻了十番。农产品的需求增长了，各地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尽人皆知，仅仅由于制造业的发展，各地的土地都已经升值，从50％升到了100％，各地的工资水平也提高了，交通运输条件正在得到全面改善，有些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有的已经列入了议会的议程。

这些如此辉煌的成就必将鼓励我们沿着我们已经开始遵循的制度继续前进。联盟中的其他成员国也已打算采取同样的措施，但尚未付诸实施；然而，看来另一些成员国仅仅希望通过取消英国征收的谷物和木材的关税实现富裕。同时还有另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坚信世界主义，而不相信他们自己国家的经历。鲍林博士的报告对这些观点、德国商业联盟的处境和英国政府采取的策略进行了精辟论述，让我们尝试着细看一下这个报告。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撰写这个报告的出发点。墨尔本内阁贸易委员会主席拉布谢尔先生把鲍林博士派往德国，目的与1834年汤普森先生派拉布谢尔先生前往法国相同。如同访问法国意在通过在进口法国葡萄酒和白兰地上作出让步，误导法国对英产品开放国内市场那样，出访德国意在通过在进口德国谷物和木材上作出让步，达到与出访法国同样的目的。不过在让步方面，这两次使命有着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不用担心对法国的让步会受到英国国内的反对，而对德国的让步必须在英国国内通过一番唇枪舌剑才能争取到。

因此，这两个报告的倾向性必然存在着本质区别。那个关于英法之间商业关系的报告是专门为法国人写的，有必要向法国人说明，科尔伯特通过实施保护制度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有必要使人们相信，《伊甸条约》对法国有利，拿破仑的大陆制度以及现行的法国禁止性制度对法国贻害无穷。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坚决坚持亚当·斯密的理论，必须完全彻底地断然否定保护制度产生的一切好的结果。但是，另一个报告的任务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在这个报告中，必须同时讲给英国的土地所有者和德国政府听。必须对前者这么说：看，有这么一个国家，由于实行了保护性制度，工业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它拥有发展工业的一切必要手段，正在加快垄断自己本国市场以及加快在国外市场上同英国进行竞争的步伐。上议院的保守分子们，下议院的乡绅们，这都是你们作的孽，这都是你们那些不明智的《谷物法》造成的后果。《谷物法》使德国粮食和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劳动力的工资都保持在低水平上。《谷物法》把德国的制造业推上了一个比英国更加有利的地位。因此，你们这些蠢货，赶紧废除这些《谷物法》吧，这样，你们就可以用两到三倍的力量破坏德国的制造业。第一，因为德国的粮食和原材料价格会上涨，而英国的会下降。第二，因为通过德国的谷物出口到英国，可以促进英国制成品对德国的出口。第三，因为德国商业联盟已经宣布，它有意降低普通棉毛织品的关税，所降比例同英国为德国谷物和木材进口提供的便利条件持平，届时，我们英国人挤垮德国制造业的行动再也不会失败了。但问题已迫在眉睫。制造业利益集团在德国商业联盟中的影响每年都在与日俱增，如果你们推迟行动，那么到时再废除《谷物法》就为时已晚。眼前这种平衡局面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德国制造业不久将会带来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那样德国将不会再有多余的谷物供出口了。到那时，你们愿意向德国政府作出哪些让步才能诱导它们干预自己本国的制造业，以及阻止它们自己的纺棉织品侵占你们的外国市场呢？

报告的作者不得不向议会中的土地所有者们讲清楚这一切。英国政体不允许秘密政府报告，鲍林博士的报告一定要对外公布，报告的译文和摘要必将被德国人看到。因此，任何可能会导致德国人对自己的真正利益有所察觉的表达方式和措辞都不能用。因此，为使德国政府使用该报告，因而对每个用来影响议会的方法都要加上一个矫正法。这个报告必须断言，由于实行保护制度，德国的很多资本被拨到了其他渠道，用途不当。保护制度将破坏德国的农业利益，农业利益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国外市场。当时，农业已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生产性产业，因为德国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从事农业。谈论为生产者提供保护纯属胡闹，制造业利益只有在同外国竞争中才能实现繁荣，德国舆论期望自由贸易。德国人民才智非凡，决不会希望实行高额税率。假如英国降低谷物与木材的进口关税，那么这个国家中的开明之士必将支持降低普通棉毛织品的关税。

总之，在这个报告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像两个对立面那样相互矛盾。两者中的哪一个声音表达了其真正的意图：是说给议会听的那个，还是讲给德国政府听的哪个？作出抉择并不难，因为鲍林博士在说服议会降低谷物和木材进口税时引用的所有证据，都辅助以统计数据、计算结果和物证，而那些用来劝阻德国政府实行保护制度的所谓证据，都是一些空洞肤浅的说教。

让我们仔细探究一番鲍林博士向议会提出的观点，即如果不按照他提出的方式阻止德国在保护制度下取得的进步，那么英国将无可挽回地失去德国制成品的市场。

鲍林博士说，德国人民以节制、节俭、勤劳、聪颖而著称，享有普遍教育制。优秀的技校把技术技能知识传播到了全国各地。

设计艺术尤其在德国得到了更好的培育，胜过了英国。每年人口数量和家畜尤其是羊的数量的大量增加，证明德国农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报告只字未提财产价值的增加，尽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没提产品价值的增加）。在制造业地区，劳动工资增长了30％。该国拥有大量尚未得到利用的水力，这在所有动力中是最便宜的。矿产工业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从1832年到1837年，原棉进口量从118000生丁纳上升到了240000生丁纳，棉纱进口量从172000生丁纳扩大到了322000生丁纳，棉织品出口从26000生丁纳增加到了75000生丁纳。普鲁士的织布机从1825年的22000台增加到了1834年的32000台，生羊毛进口从99000生丁纳增加到了195000生丁纳，而同一商品的出口从100000生丁纳增加到了120000生丁纳，毛织品进口从15000生丁纳增加到了18000生丁纳，而同一商品的出口从49000生丁纳增加到了69000生丁纳。

一方面，麻布织造业由于艰难地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高关税进行抗争，因而没有得到什么增长。另一方面，麻纱的进口则从1832年的30000生丁纳增加到了1835年的86000生丁纳，主要是通过从英国进口，而且还在持续增长。靛蓝染料的消费量从1831年的12000生丁纳增加到了1837年的24000生丁纳，这是德国工业进步的一个显著例证。在1832年到1836年期间，陶器出口翻了一番多，粗陶器进口从5000生丁纳减到了2000生丁纳，出口则从4000生丁纳增加到了18000生丁纳；瓷器进口从4000生丁纳减到了1000生丁纳，而出口则从700生丁纳增加到了4000生丁纳。煤的产量从1832年的6000000普鲁士吨增加到了1836年的9000000普鲁士吨。1816年，普鲁士共有8000000只羊，到1837年，增加到了15000000只。

在萨克森地区，1831年只有14000台织袜机，到1836年，达到了20000台。从1881年到1837年间，这个地区毛纺厂的数量和生产的锭数都增加到了一倍以上。各地都建起了许多机器制造厂，大多数的事业都很红火。

总之，德国的各个工业行业都由于保护制度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在毛棉日常用品方面，已经完全停止从英国进口此类商品。同时，鲍林博士听到那些令人信服的观点之后，承认“普鲁士的毛织品明显比英国货便宜；尽管，有些织品的花色无法同英国最漂亮的相媲美，但是其他的花色几乎达到了至善至美的程度，实在无法超越；在纺织品和所有预备性加工过程方面，德国商品的生产水平已经完全赶上了英国，只是在最后修整阶段难免发现一些瑕疵，但是这类缺陷很快就不复存在了。”

很好理解这些陈述是如何劝使英国议会最终废除《谷物法》，在此之前，《谷物法》对德国起到了保护制度的作用。但是，我们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德国商业联盟在实行保护制度之后取得了巨大进步，而它怎么会在这个报告的诱劝下就轻易地背离了一个曾经给它创造了辉煌成就的制度呢？

鲍林博士让我们确信，德国工业得到保护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但是，我们在各地看到对农产品的需求、产品价格、劳动工资、地租以及财产价值都得到了增长，而农民却无需像以前那样，为他需要的制成品多花更多的钱，这一切与他的说法却恰恰相反，这时，我们又怎能相信他说的一切呢？

不错，鲍林博士是给了我们一个估计数，说德国农业从业人数与制造业从业人数之比是三比一。但那个说明使我们相信，德国从事制造业的人数与从事农业的人数的比例失调。除了加大对这些制造业部门的保护力度之外，我们还看不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可以平衡这种失调，现在一些人一直在英国经营这些制造业部门，产品供应德国市场，他们消费的是英国农产品而非德国农产品。鲍林博士这样断言，如果德国希望扩大农产品销路，就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外国市场。但是，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只有靠繁荣的本国制造业能力才能得以实现，不但英国的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而且鲍林博士自己也对这一点表示承认。他在报告里表示忧虑，如果英国再拖延一段时间废弃《谷物法》的话，那么届时德国将既没有剩余的谷物又没有剩余的木材卖给外国了。

鲍林博士还断言，德国的农业利益仍然主导一切。但正是由于农业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原因（像我们在前几章里所提到的），所以必须通过扩大制造业的利益使两者的利益比例均衡，因为农业的繁荣取决于同制造业的利益均衡，而不是取决于对制造业的优势地位。

看来报告的作者已经深陷错误的泥潭之中了，因为他认为，对德国制造业利益本身而言，德国市场上存在外国竞争很有必要，因为德国制造业在满足了德国市场的供应之后，要想解决剩余产品的问题，就得同其他国家的制造商进行竞争，而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生产廉价产品。但是，廉价产品的生产将违背保护制度的初衷，因为该制度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制造商能够维持高价位。

这种陈词滥调漏洞百出，错误连篇。鲍林博士也不能否认，一个制造商生产的产品越多，他所提供的产品的价格就越低，因此，一个独享本国市场的制造业发达的强国，用于外贸交易的产品就更便宜了。鲍林博士可以在他业已发表的关于德国工业进步的一览表中找到这样的证据，因为随着德国逐步获得了本国市场，德国制成品的出口就有了同比的增长。因此，就像英国古老的经验那样，德国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制成品的高价绝对不是保护制度的必然结果。

最后，德国工业还远远不能满足自己的国内市场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首先为自己生产13000生丁纳的棉织品、18000生丁纳的毛织品、500000生丁纳的棉纱、棉线、麻纱，而这些产品目前全靠从英国进口。但是，如果要实现这一切，它将比以前多进口500000生丁纳的原棉，这样，它同热带国家的直接贸易就会增多，就能够用自己的制产品支付大部分或全部所需原棉的货款了。

该报告的作者指出，自从德国商业联盟建立以来，德国人民对英国通常理解的“自由贸易”这个词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因为如他所言，“自此以后，德国人民已经不再充满希望与幻想了，而是开始着眼于他们自己的真正的物质利益”，据此他得出了德国舆论拥护自由贸易的结论，我们对于这个观点必须予以纠正。报告的作者说得很对，德国人民普遍智力超群，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民早已不再沉溺于世界主义的幻想之中了。这里的人民现在开始为自己着想了，他们相信自己的结论、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合理常识，而不是相信那些与一切经验相左的片面的制度。他们开始明白为什么当初伯克私下对亚当·斯密说：“治理国家绝对不能根据世界主义制度，而应当依照通过深入研究得出的关于国家特殊利益的知识。”德国人不信任那些顾问们，这些人信口雌黄，出尔反尔。德国人也懂得了如何评估本国的工业竞争对手提出的利益和建议的真正价值了。最后，每当讨论英国提议的时候，德国人就会想起那个著名的希腊人赠送木马的故事。

根据这些具体原因，我们就可以怀疑下面这种说法了，说什么德国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已经认可了报告作者提出的美好愿望，即德国愿意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放弃保护政策，以换取英国的可怜的让步，允许其对英国出口少量的谷物和木材。无论如何，德国舆论绝不认为这样的政治家有什么思想。在德国，要想匹配一个有思想的政治家的称号，仅仅精通世界主义学派的那些华丽辞藻和论点是不够的，人民期望的是，一个政治家要谙熟国家的权力和需求，不要陷于学说和制度当中而自讨没趣，要发展前者，满足后者。假如一个人不懂得要想使国家工业达到德国工业早已达到的发展阶段需要付出很大的艰辛和努力，假如他心中不能预见国家的伟大前途，而只会严重打击德国工业阶级对政府的信心，只会挫伤国家的企业精神，假如他不能区分出一个制造业发达的一流国家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一个仅仅出口谷物和木材的国家处于卑贱地位之上，假如他不够精明，无法估计到即使在平时国外的谷物和木材市场也是极不稳定的，而这方面的让步是极易被改变的，那么一旦这种贸易因为爆发战争或敌对商业政策出台而被迫中断，那又会引起多大的动乱啊！最后，假如他没有从其他强国的发展经历中了解到，一个国家的存在、独立和权力是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自己各行各业得到了全面发展的制造能力，那就表明这个人对这些权力和需求一无所知。

如果有人像报告的作者那样（第26页），相信商业联盟的政策追求的只是普鲁士自己的利益，因为普鲁士人口已占到了整个联盟国人口的三分之二，那么，这个人可能真的严重低估了德国自1830年以来所形成的民族精神和团结精神。按普鲁士的利益要求来说它是要对英国出口谷物和木材，但它用于制造业的资本总量却无足轻重，因此普鲁士将反对任何妨碍外国制成品进口的制度，并且所有政府部门的头头脑脑都持有同样的看法。然而，报告的作者却在报告的开头开宗明义地阐述道：“德国关税联盟是蔓延全国的国家团结思想的化身。如果领导有方，将把德国的各种利益融合起来，凝聚成一个整体，由此带来的好处使联盟深受欢迎。这是德国人民朝着实现民族统一迈出的第一步。在商业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已经为政治民族统一铺平了道路。原先那种狭隘的观念、偏见和陈规陋习已被一种广泛而有强烈的德国民族情节取而代之了。”有人认为普鲁士会为了（无论如何都是暂时的）一己私利而牺牲整个国家的独立的和伟大的前途，因为普鲁士不理解德国凭借商业政策必定要么强盛要么衰落，而普鲁士自己依靠德国必定不是发展起来就是衰落下去。现在这种看法怎么会符合我们前面观察到的事实真相呢？

报告的作者说普鲁士政府部门的头头脑脑们反对保护制度，而实际上对日常用的毛棉织品征收高额关税却发源于普鲁士，这种说法怎么能与事实相符呢？我们不得不根据这些矛盾和事实猜测，报告的作者把萨克森的工业形势和取得的进步描述得如此红红火火，无非就是想挑逗起普鲁士的嫉妒心理。

事情必然如此，鲍林博士如此重视这些部门的头头脑脑的个人说法，的确令人感到奇怪。他作为一个英国学者，本应清楚地认识到舆论的力量，他应该知道在当今社会，即使在非宪政国家，政府部门的头头脑脑的个人看法如果与舆论相反，尤其是同整个国家的物质利益背道而驰，如果支持危及整个民族统一的倒行逆施的行为，那么，这样的看法是不作数的。报告的作者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切。他在报告的第98页指出，普鲁士政府的经历充分说明，并不是每个地方的政府官员的看法都能产生效果，如同英国政府在废除《谷物法》时的经历一样，因此，也许有必要考虑，即使德国联盟事先没有作出让步，英国是否也应该允许德国的谷物和木材进入到英国市场，因为通过这些手段，可以打通英国制成品进入德国市场的渠道。这个看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鲍林博士清楚地看到，要是没有《谷物法》，德国工业将永远得不到加强。废除《谷物法》，同时假如德国的关税立法依然保持不变，那么将不但阻止德国工业的继续发展，而且还会使其倒退一大步。只可惜，二十年前英国人没能意识到这个论点的合理性。英国的立法使德国农业脱离了英国工业，德国追求工业的完美之路已走过了二十年，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了巨大牺牲，如果这时德国因为英国废除了《谷物法》就打算不同程度地放弃国家伟大事业的追求，那就预示着它在政治上的盲从。的确，我们确信，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有必要对照英国工业由于取消《谷物法》与德国工业现时条件下所获得的同等利益程度来提高它的保护性关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德国对英国不能实行其他政策，只能采取一个制造业欠发达的国家在全力追赶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并力争与它平起平坐时所采取的那种政策，任何其他政策或措施都会危及德国的民族统一。如果英国需要外国的谷物或木材，它就可以从德国或其他地区获得。德国不会因此放松对它二十年来业已取得的工业进步的保护，追求未来进步的努力也不会因此而松懈。如果英国与德国的谷物和木材毫无关系，那就再好不过了，这样，德国工业、海运业与国外贸易将很快崭露头角，德国的国内交通设施将很快完工并投入使用，德国的国家统一将必然更加依赖自然基础。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普鲁士不可能很快就能做到高价出售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谷物和木材，假如英国突然向它开放市场的话。但是，随着国内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随着制造业促使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这些省份向德国内地的销售将很快有增长趋势。国内对农产品的需求增长带给这些省份的好处，它们可以在将来获得。它们再也不用担心像以前那样灾害和繁荣交替出现了，每隔十年就反复一次。另外，通过采取这样的政策，普鲁士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将在德国内地获得超过百倍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它当时在沿海省份所牺牲的物质价值，甚至可以把获得的力量用于投资，以期以后获得回报。

在这个报告中，英国的目的显然是希望获得让英国的日用棉毛织品进入德国市场，要达到这个目的，部分地是通过取消或至少修正按重量课税的做法，部分地通过降低关税，部分地是准许德国谷物和木材进入英国市场。通过这些做法，可以打开德国保护制度的第一道缺口。这类日用商品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像我们在前面某一章中提到的那样），因为它们是一国工业的基本要素。百分之十的从价税率，这显然是英国追求的目标，加上玩弄低报价的伎俩，就会使大部分德国工业在同英国进行竞争的过程中付出代价，尤其是如果发生了商业危机的话，那么英国制造商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大量抛售存货。因此，如果我们这样认为也毫不夸张：英国政府的提议，真正的意图是摧毁德国的整个保护制度，降低其现有地位，使其成为自己的一个农业殖民地。明确了这一点，普鲁士会产生这样的深刻印象，英国降低谷物和木材进口关税的做法，有可能使普鲁士的农业受益匪浅，但它的制造业却将因此变得无足轻重。出于同样目的，它又向普鲁士许诺了一个美好前景，说是要把普鲁士的白兰地的关税降低百分之五。同时为了不让其他各邦空手而归，英国承诺对纽伦堡的产品、玩具、古龙香水以及其他小商品减税百分之五。这样，德国一些小邦会心满意足，而对英国来说代价也不大。

下一步的尝试就是通过这个报告使德国政府坚信，让英国为它纺棉纱和麻纱对德国多有利啊！我们不能怀疑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对，迄今为止，商业联盟采取的政策先是鼓励与保护棉布印染，继而是织布，再就是进口中高档纱线。但即便这样，也不能说这个政策将一成不变和永远正确。如果关税要想出色地完成使命，就必须随着国家工业的进步而不断进步。我们曾经指出，纺纱厂的重要性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它是国家无数利益的来源，因为它把我们摆在了同热带地区国家进行直接贸易往来的位置上，因此，它对我们的海运与制成品的出口产生着巨大影响，它对机械制造业的有利程度胜过了任何其他制造业。毋庸置疑，德国不会因水力资源缺乏与技工的短缺、缺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妨碍自己从事一项伟大而硕果丰硕的产业，因此，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应该逐步保护我们的纺纱业，从一种产品到另一种产品，这样，在五到十年之内，我们就可能有能力自己生产大部分我们需要的产品。的确，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相信，通过计算纺纱业能够创造的农产品和木材的消费量，将无可争辩地证明，这一制造业给德国土地所有者到来的好处，将远远胜过国外市场将向德国或者能够提供给德国的好处。

鲍林博士怀疑，如果德国商业联盟愿意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那么汉诺威、布劳恩施威克、两个梅克伦堡、奥登堡以及汉萨同盟就会加盟。然而，我们不能严肃考虑后面这个提议，因为它产生的后果无比糟糕，其糟糕程度要比希望消除的弊端本身更严重。

然而，我们对德国未来的繁荣充满信心，一点也不像报告的作者那样悲观失望。就像七月革命已被证明有利于德国商业联盟一样，下一场规模广泛的大变动将使那些小邦不再犹豫，它们将乐于服从德国民族大同的更大要求。当法国公然表示要占领莱茵河边境的时候，除了物质利益之外，商业的一致联盟对国家价值到底有多大，以及现在对德国政府的价值到底有多大，最近才首次强有力地彰显出来。

德国政府和人民应该更加坚信，国家的统一是构筑他们的福祉、他们的荣誉、他们的力量、他们目前的安全和生存以及他们的伟大前途这一高楼大厦的牢固基石，这很有必要。因此，这些沿海地区的小邦的背离行为不但在联盟国看来，就连这些小邦自己也看来，已经成为了国家的耻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打击。同样，若明智地考虑这个问题，这些小邦加入联盟后获得的物质利益，要远远大于它们所作出的牺牲。德国制造工业、国内运输方式、海运业与国外贸易越是获得发展，越是能够达到其在英明的商业政策指导下以及国家具备的资源力量的情况下所达到的程度，那么，这些小邦直接参与分享这些利益的愿望就越强烈，就越有可能远离它们向国外寻求庇佑和致富的恶习。特别是关于汉萨同盟，汉堡教区崇高的市民精神一点也没有使我们失去希望。根据这位报告者自己提出的证言，这些城市里居住着许多人，他们懂得汉堡、不来梅与律贝克现在属于而且必须属于德国这个国家，如同伦敦与利物浦之于英国，纽约、波士顿与费城之于美国一样，他们清楚地看到，商业同盟能为他们在世界贸易上带来的益处，远远地超过了他们服从同盟规章的所失，一种持续性没有保障的繁荣根本就是一个幻想。

如果那些性情中的海港居民意识到，来自赫里格兰的两艘战船可以开进威悉河与易北河口，那么不消二十四个小时就可以把他们通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艰辛才创建起来的事业破坏殆尽，那样，他们对商船吨位的不断增加和商业往来的持续扩大还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呢？但是，商业同盟可以为这些海港的永远繁荣和不断进步提供长期保障，部分地通过创建自己的舰队，部分地通过结盟。通过有效的领事关系的建立和订立条约，联盟可以促进他们的渔业的发展，为他们的航船保驾护航，促进和保护对外贸易的关系。部分地通过这些手段，联盟可以建立新的殖民地，并通过这些手段从事自己的殖民地贸易。对于一个拥有三百五十万人口（在联盟完全建立起来后至少是这个数）的国家联盟而言，由于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点五，每年很容易多增加二三十万人口，这些地区的居民消息灵通，思想开放，有着跨越千山万水前往遥远的国度碰运气的特性，这样的人们可以在任何有着可开垦前景的自由之地上安家落户，创造新的生活，本性使他们与一流的国家的人民一样，开拓殖民地，传播文明。

在德国，成立一个至善至美的商业联盟的想法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报告的作者情不自禁地评价说：“更长的海岸线、更多的港口、更强大的航运业、统一的联盟旗帜、拥有海军和商船，是普遍受商业联盟支持者欢迎的美好愿望。但就目前的条件而言，前景不容乐观，联盟很难战胜日益壮大的俄罗斯舰队以及荷兰和汉萨同盟的商船。”当然不能与它们作对，但要常常和它们站在一起，充分依靠它们。要想统治，就要把每个国家隔开，这是每个强国的本性。这位报告的作者在说明了为什么沿海各邦加入同盟是愚昧之举之后，接着还期望把那些重要海港永远地从德国的整体中隔离开来，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亚尔多纳的仓库一定会对汉堡的仓库构成威胁，好像这样一个伟大的商业帝国找不到什么好办法，使亚尔多纳仓库能够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我们不会追究作者对这点的深刻推论，我们只想说，如果把这种观点运用到英国，那将会证明，假如伦敦和利物浦被从英国的整体中分离了出来，那么，它们的商业繁荣将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英国驻鹿特丹领事在他的报告中准确无误地表达了用来强调这些论点的精神实质。“看来，为了英国的商业利益，”亚历山大·费里尔先生在他报告的结尾说：“不遗余力，想尽各种办法，防止前面提及的各邦和比利时加入德国关税同盟，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个中理由不言自明，无须赘言。”谁又能去怪罪费里尔先生这样说，怪罪鲍林博士这样说，怪罪英国当局照着这些说法去做呢？英国的本性通过他们在讲话、在行动。但是，期望从出自于这种动机的提议中获得德国的繁荣和幸福，看起来似乎超出国家的善良本质的宽容度了。“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费里尔先生接着前面说过的话又补充道：“荷兰必须被永远当作德国南部与其他国家商业关系的主要渠道。”显然，费里尔先生明白“别的国家”这个词仅仅指英国；显然，他的意思是说，假如英国的制造优势失去了进入德国或北海与波罗的海的手段，那么荷兰仍将是进入德国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荷兰，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德国的南部市场，以用于销售制成品和殖民地的产品。

但是，如果从国家的角度看，那么，根据荷兰的地理位置、商业和工业环境及其居民的血缘和语言，我们可以说并认为荷兰是德国分裂时期从德国脱离出去的一个省，如果荷兰不加入德国商业联盟的话，那么德国就如同一座房子，而其大门却属于陌生人：荷兰属于德国之于布里塔尼亚和诺曼底属于法国，只要荷兰执意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那么德国就很难获得独立自主和富强，就如同假如那几个省控制在英国的手中而使法国无法实现独立自主和富强一样。荷兰的商业实力下降，是由于国家微不足道的地位，尽管它的殖民地很富裕，但是荷兰将来必定要继续衰落下去，因为这个国家国力过于弱小，以至于难以维持规模庞大的军队和海军的巨额经费。要是荷兰坚持维护国家的独立地位，那么必将债务缠身、负债累累。尽管殖民地众多，比较富裕，但无论如何荷兰仍是一个依赖欧洲的国家，它的表面独立，只会加强英国的优势地位。这也是英国为什么在维也纳会议上坚持在它的保护下恢复荷兰这种表面独立地位的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种情形恰如汉萨同盟的情形一样。同英国站在一起，荷兰是英国舰队的一个卫星国，而与德国统一，那它就是德国海军力量的佼佼者。就其目前地位而言，荷兰从其拥有的殖民地那里获得的利益，几乎很难大于它成为德国商业联盟的一个合法成员后所能够获得的利益，尤其是因为它缺乏开拓殖民地所需的必要因素——人口和精神力量。除此之外，荷兰在殖民地的有利发展，就其迄今为止受到的影响而言，主要有赖于德国人的善良本性，或更进一步地讲有赖于德国人对自己的商业利益缺乏足够的认识，因为其他所有国家都把自己的殖民地产品市场留给自己的殖民地附属国，而只有德国市场对荷兰的殖民地剩余产品开放。一旦德国人清楚地认识到，那些德国从其手中购买殖民地产品的国家也必须懂得，它们必须以对等的优惠条件从德国购买制成品，到那时，德国人也就会清楚地看到，它们有力量迫使荷兰加入关税联盟。这种联盟对两国都极为有利，德国不但将给予荷兰从殖民地获取比现在更多利益的手段，而且将给予它们攫取更多殖民地的方法。德国将给予荷兰与汉萨同盟同样的航运业特殊优惠政策，给予荷兰殖民地产品在德国市场上销售的特殊优惠条件。作为回报，荷兰与汉萨城市同盟将优先出口德国制成品，优先把自己的剩余资本用于德国内陆的制造业和农业。

荷兰之所以由一个商业强国变成衰落的国家，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却想着把自己当成一个完整的国家继续存在；是因为它企图靠压制和削弱德国的生产能力而获利，而不是把它的强大建立在站立在其背后的一些国家的繁荣之上，任何一个沿海国家要是同这样的一些国家联合在一起，不是崛起就是覆没；是因为它选择了通过从德国分离出来实现强大，而不是同德国统一起来，荷兰只能通过同德国联盟并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才能重新实现往昔的繁荣富强。只有通过联盟，荷兰才有可能建设成为一个一流的农业兼制造业兼商业的国家。

鲍林博士在他的统计表中分门别类地把德国关税联盟同汉萨同盟、荷兰和比利时的进出口额进行了汇总，归类清楚地表明，所有这些国家高度依赖英国的工业，通过联盟，这些国家可以获得很大的生产能力。他估计，这些国家从英国进口的商品，按官方价值计算为19842121英镑，或者按申报价值计算为8550347英镑，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对英出口只有4804491英镑；顺便提一下，其中也包括英国从荷兰进口的大量爪哇咖啡、奶酪和黄油。这些总数寓意深刻。我们感谢这位博士的统计分类汇总，预示着一个政治组织正在迅速崛起。

[1]
约翰·鲍林：《致维斯康特·帕默斯顿阁下关于德国关税同盟的报告》，1840年。

[2]
参见R.B.波特的陈述，第299页的注释。

第35章　大陆政治学

我们已经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指出合理政治的最终目标是把所有的国家统一在一个共同权力的法律之下，只有当世界上的最重要的国家在文明、繁荣、工业和权力等最大可能地实现均衡时，只有当这些国家之间消除猜忌、抛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把目前依然存在的仇恨变为同情，把冲突变成和谐时，这个目标才能得以实现。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各国彼此分裂、相互排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领土纠纷。是的，现在欧洲各国的领土分配并不合情理。的确，即使在理论上，人们也尚未就如何按自然比例合理分配领土的基本条件达成一致。有些人希望他们国家的领土应该根据大城市的需求来确定，而无需考虑语言、商业、种族等其他因素，这样就可以把大城市置于中心地带，并最大限度地加以保护，以防止外国的进攻。他们希望以大江大河作为他们的边界。另一些人则认为，并且好像理由更充足，用海岸线、山脉、语言和种族作为边界胜过大江大河。有些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河流的入海口和港口，而这些都是它们发展自己的世界贸易和海军力量不可或缺的。

任何国家，如果已拥有了实现国内发展与维持政治、工业和商业独立所需的途径，那么，任何征服他国领土的行为都有悖于合理的原则；因为以非自然的方式扩大领土，必将激起被侵占国家的仇视，结果使侵略国为保有这些被侵占的领土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代价之大远远胜过它们拥有这些领土所产生的利益。然而，现在不应去考虑如何公正地按比例分配领土这个问题，因为各种利益和其他条件使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同时不能忽视，现在必须把修正领土的问题列为各国最大的需求之一。不懈努力获得领土固然合法，但在多数情况下这是引发战争的正当理由。

目前，导致国家之间相互仇视的另外一些原因，是各国在制造业、商业、航运业、海军力量与殖民地占有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文明程度、宗教状况与政治条件这些方面存在差异。各个王朝与政权的不同利益，加剧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利益冲突的复杂化程度。

但是，仇视的起因同样也是同情的起因。较弱的国家会相互产生同情心一致反对强大的国家，那些独立地位受到威胁的国家会一致反对侵略者，陆路国家会一致反对海上强国，工业和商业不健全的国家会一致反对企图垄断工业和商业的国家，半文明国家会一致地反对文明国家，君主国家会共同反对完全民主或部分民主政体的国家。

这时，国家通过同那些和它们有着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的国家的结盟，以对抗那些与它们的利益和潮流冲突的国家，追求它们自己的利益和同情。然而，因为这些利益和潮流的冲突方式五花八门，所以这些联盟也会随之变化。只要某些重大利益或原则也在不断变化，使有些国家感到受到了排斥或者吸引，那么，今天是盟友的国家，明天可能就会变为敌对国；反之亦然。

很久以前政治家们就已经感觉到，各国之间的势力均衡必须成为他们的最终目标。但是，人们所谓的维持欧洲势力均衡，其真正的目的无非是弱势国家不断努力，阻止强势国家侵占它们而已。政治甚至常常混淆它们的近期目标和最终目标；反之亦然。

政治的近期目标在于清楚地预见到目前不同利益的结盟和均衡在哪些方面更紧迫，并为之努力，直至实现均衡，所有其他问题便可以束之高阁，留在最后处理。

当欧洲所有王室、君主与贵族势力联合起来，一致反对1789年革命潮流的时候，它们并没有考虑权力和商业问题，它们的政策是正确的。

法兰西帝国采用征服而不是革命的做法，同样是正确的。

拿破仑试图通过其大陆制度成立大陆联盟，反抗英国占优势的海军和商业力量。但是要想取得成功，他首先必须想方设法打消大陆国家担心法国要征服它们的顾虑。但他失败了，因为其他国家对拿破仑的法国成为大陆优势的担忧，大大超过了英国的海军优势带来的不利影响。

随着法兰西帝国的瓦解，成立大陆联盟的目标也就终止了。从此以后，大陆各国就既不受革命潮流也不受法国征服欲望的威胁了。在反对革命和法国征服的冲突期间，英国在制造业、航海业、商业、攫取殖民地和发展海军力量等方面的优势迅猛增强，从这时起，与法国联合，抵制英国强大的商业海军势力成了大陆各国休戚相关的头等大事。它们以前只顾得害怕死狮子的皮毛，却毫不留意躺在自己身边与它们并肩作战、伺机出手的豹子。神圣同盟是一个政治错误。

通过意大利革命，这个错误惩罚了欧洲各国。神圣同盟毫无必要地唤醒了一个本已不存在或者至少在长期内不会东山再起的反对力量。对大陆各国来说幸运的是，法国七月王朝设法平息了法国革命的浪潮。法国为了七月王朝的利益，为了巩固君主立宪政体，同英国达成了同盟。英国与法国结盟，是为了维持它的商业优势。

当法国七月王朝和立宪政体感到自己的根基已经稳固无比的时候，就终止了英法联盟；但是，法国的海军力量、航海业、商业、工业和拥有外国殖民地等问题又重新摆到了欧洲大陆各国的面前。显然，法国同欧洲大陆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利益再次让它们处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假使七月王朝能够成功地协调好国家内部的利益问题，使全国团结起来，假使能够把革命潮流引起的领土争议搁置不议，完全消除欧洲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对法国爆发革命和侵略他国的恐惧，那么成立大陆联盟反对英国海军优势，就又成了当务之急。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欧洲大陆的中心——法国却从未担负起上苍赋予给它的使命，严重地阻碍了一个关系更加密切的欧洲大陆联盟的形成。本来法国依靠自己的地理位置，依靠可以消除邻邦恐惧侵犯心理的中央宪章，依靠宗教信仰自由和世界主义的倾向，最后依靠其文明和所拥有的各种力量要素，已经具备了成为东西方国家之间所有问题调解者的各种条件，如解决领土纠纷、政体原则、国家独立和权力等问题，但是，这个欧洲中心却成了东西部各国争来夺去、引起倾轧的中心，每一方都希望把这个中心拉拢到自己一方，但这个中心因缺乏国家国内凝聚力而始终举棋不定、忽左忽右。

但是，如果德国能够把自己的领土同它所有的沿海地区、荷兰、比利时和瑞士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商业和政治统一体——如果这个强大的国体能够把代议制政体与现行的王室、君主与贵族利益融为一体，只要它们之间能够相容——那么，德国就可以使欧洲大陆的和平长期得到保障，与此同时，便可使自己成为一个持久的大陆联盟的中心。

如果不按战舰数量而按战斗力计算的话，那么英国的海军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他各国的总和，因此，海上力量薄弱的各国，要想在海上同英国抗衡，只有把它们自己的海军力量联合起来才可行。由此可见，任何海上力量相对薄弱的国家与其他和自己情况不相上下的国家，它们在维持与壮大海军力量方面均是利益休戚相关的。而且，那些由于分裂而处于分散状态的国家，要么一点海军力量都没有，要么即使有也无足轻重，它们应该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海军力量。关于英国，如果俄罗斯海军力量削弱，那么，法国和美国就要蒙受损失；反之亦然。如果德国、荷兰和比利时三国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海军力量，那么这对它们都有益。因为如果这些国家各自为政，那它们就只能跟在英国强大的势力后边，但是如果它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敌，那么，它们在海上抵御强权的力量就会得到加强。

在这些海上力量相对薄弱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拥有的商船能够满足自己的国际贸易需要，没有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能力能够对其他国家保持绝对的优势。因此，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任何理由害怕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但是，它们在保护自己免受英国破坏性的竞争方面却利益相关。这样，它们的共同利益必将是设法使英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制造业失去进入荷兰、比利时和汉萨同盟的全部市场，英国以前就是通过这三个国家控制欧洲大陆市场的。

因为热带地区的产品主要是用温带地区生产的制成品支付的，所以前者的消费就是后者的销售，因此，每一个制造业国家都应努力建立同热带国家的直接贸易关系。因此，如果所有二流的制造业国家都能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采取相应的对策，那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热带地区拥有绝对多数的殖民地。例如，如果英国为之追求的目标能够成功实现的话，即在印度生产它所需要的殖民地的产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规模，只能维持在它向其他国家转售它用制成品换回的殖民地产品的规模。然而，如果它不能把这些殖民地产品销往他国，那么，它拥有西印度群岛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到那时，它将没有其他选择，要么让其自由，要么把同它进行的贸易拱手让给其他制造业国家。由此可见，所有海上力量稍弱的制造业国家的共同利益，都是遵循这一政策的，并在执行的过程中相互支持。进一步地讲，如果荷兰加入德国商业联盟，并使荷属殖民地同德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那么哪个国家也不会蒙受损失。

自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获得独立以来，制造业国家应该在热带地区拥有自己的殖民地，以便能够直接用制成品交换殖民地产品，但现在这种贸易方式已经不是不可或缺的了。既然这些获得解放的热带国家的市场已经自由开放，那么，任何一个有能力在这些自由市场竞争的制造业国家，都可以同它们进行直接的贸易。但是，只有在繁荣与道德、和平与安宁、法律秩序与宗教自由的前提下，这些自由的热带国家才能生产大量的殖民地产品，才能消费大量的制成品。海上力量不强大的国家，尤其是那些没有殖民地或者只有少量殖民地的国家的共同利益，就是把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并促使这一局面的出现。对英国来说，有商业优势作后盾，那么这些国家的情况对英国来说就无所谓，因为它在东印度群岛独有的或附属于它的市场已经为它充分提供了殖民地产品。关于极其重要的奴隶制问题，我们也必须部分地从这个观点出发加以评价。首先，我们绝不忽视英国在追求解放黑奴这一目标过程中的充满热情的、慈善的动机，这种热情和慈善的确给英国的国民性格带来了荣誉。但是，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到英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措施所产生的直接效果，那么我们就不能放弃这样的看法：在这一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政治和商业的利益。这些效果是：第一，黑奴突然获得解放，从野兽般的无序和散漫状态迅速转变为高度个人自由的状态，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热带产品产量将急剧下降，最终将降至颗粒无收，圣多明哥这个例子无可争辩地证明，自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被逐出殖民地以后，那里的年产量逐年急剧下降，而且还在继续下降。第二，自由黑人不断寻求增加工资，却只想把自己的劳动限定在满足自己的最基本生活需求上，因此，这种自由只会使他们变懒。第三，但是，英国在东印度群岛拥有足以供应全世界的殖民地产品。众所周知，因为印度人非常勤劳，在饮食与其他需求方面力求节制，尤其是由于清规戒律或者宗教信仰禁止食用动物食品，所以他们生活都极为简朴。除此之外，还应该提一下这些原因，当地人资金匮乏，土地盛产蔬菜，种姓等级森严，找工作的人的竞争异常激烈。

上述情况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印度的工资非常低，同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的工资简直无法比，不论在后两个地区从事种植业的是自由黑人还是奴隶。因此，在印度实行自由贸易，全面实行明智的治理政策之后，该国的产量一定会大幅增长，到时候英国既能用印度的殖民地产品实现自给自足，又能大量出口自己国家的制成品。由此可见，即使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产量降低，英国也不会蒙受损失，因为其他国家同样向这两个地区出口制成品，不过，如果印度的殖民地产品具有绝对优势，那么英国仍然是赢家，因为它是印度市场制成品的独家供应商。第四，还可以断言，通过黑奴的解放运动，英国希望在实行奴隶制的美国南部各州的头上悬上一把剑，这就是解放运动扩展得越广，南部各州的黑奴争取自由的愿望就越受到激发，美国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如果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慈善性的实验是否有利于那些出于实现普遍慈善动机而进行实验的国家，仍值得怀疑，但无论如何，看来这个实验对任何依赖同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的国家都并非有利。人们可能理直气壮地质问，突然把黑奴从奴隶转化成自由人，这是否比维持从前的状况对他们更为有害呢？要教育已经习惯于近乎于动物般的服从状态的黑奴，使他们养成自愿劳动和简朴的习惯，是不是一项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是不是这样达到目的的方式更好一些，即如果在从奴隶制转化到自由人的过程中，先采取温和的农奴制的过渡形式，首先保障耕种土地的农奴获得一些利益，公平地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允许土地所有者有充分的权利，约束农奴养成辛勤劳动、遵守秩序的好习惯？比其在奴隶状态到自由身份的过渡期间，如果首先实行一种温和的农奴制形式，对农奴所耕种的土地给予一定的利益，使他对于他的劳动成果能享有应得的份额，同时保证地主享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就可迫使黑奴保持着勤恳工作与遵守秩序的习惯，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更好地达到目的？这种状况是不是比黑奴的状况更令人向往？那些所谓的自由的黑奴其生活悲惨、酗酒、懒惰、堕落、游手好闲，状如乞丐，不过与爱尔兰的最糟糕的悲惨时期相比，这些黑奴算是生活在繁荣文明状态了。但是，如果要我们相信，英国人对让世间万物都像他们那样享有自由充满热望，如此难以控制，以至于即使他们忘记了事物的自然进程不是飞跃式的这个道理，我们也应该原谅他们。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要冒昧地问一句：印度人种姓中最底层的生活境遇是不是比美国黑奴的更悲惨，更令人难以忍受？英国人怎么会从来没有替这些最悲惨的人着想并发过慈悲和动过恻隐之心呢？英国立法为什么从来不干预这些人的利益呢？英国人总是只顾自己，从别人的悲惨中积极寻找致富的办法，从不考虑改善这种状况，这又作何解释呢？

英国对印度的政策把我们引向了东方问题。即使暂时不考虑当今政治涉及的各个方面，即领土纷争、王朝、君主、贵族、宗教利益、各国形势等，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欧洲大陆强国在东方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国家经济的共同利益。不管当前各国的努力能成功地将这个问题隐藏多久，它将以全新的力量重现，令人瞩目。这是所有有识之士早已得出的结论：一个国家如果像土耳其那样，宗教、道德、社会和政治基础已经被彻底摧毁，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变得形如僵尸，虽然在活人的支持下还能支撑一会儿，但终将倒下。波斯、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民族的情形也不过如此。亚洲的腐朽文化一旦接触到欧洲的新鲜空气，就立刻化为乌有。欧洲迟早会发现有必要关心亚洲并把整个亚洲置于它们的监护之下，就像英国早已把印度照顾起来了一样。在这种国家和民族的极度混乱中，没有一个国家值得或有能力得以维持或实现新生。因此，整个亚洲国家的瓦解看来在所难免，只有注入欧洲的活力，才能使亚洲重获新生——普遍引进基督教、欧洲的道德准则与秩序、欧洲移民、采用欧洲式的政体。

如果我们认真思考重获新生可能的轨迹，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东方大多数国家天然资源丰富，可以向欧洲制造业国家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各种必需品，尤其是热带产品，为交换这些产品，为欧洲的制造商开辟了无限的市场。从这种情况中可以看出，上苍似乎指出，这样的新生如同教化那些野蛮民族的进程，必须走农产品同制成品自由交换的道路才能实现。出于这个原因，欧洲各国首先必须牢固坚持这样的原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亚洲的任何地方都不能保留任何商业特权，任何一个国家的待遇一点儿也不能高于其他国家。如果东方的主要商业中心由自由城市和欧洲人组成，那么那些欧洲人每年都要向当地统治者缴税，作为回报，他们可享有自治权，那么，这对扩大这种贸易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欧洲国家还应当任命自己的使者，派往当地与当地的统治者一同执政，就像英国在印度的政策那样，当地统治者必须听从欧洲官员关于促进公共安全、秩序与文明的建议。

所有欧洲大陆国家都有着特别的共同利益，那就是由地中海通往红海和波斯湾的两条航线，既不能由英国一国独自控制，也不能由于亚洲的野蛮而一直无法通航。所以把保护这些要地的责任交给奥地利，这对所有欧洲国家都能提供最好的保障。

另外，大体上讲，出于欧洲大陆各国的共同利益，如果它们其中的一方和美国坚持中立，那么中立方应该尊重这样的原则：“自由船只运送自由商品”，它们只能实际封锁个别口岸而不是宣布对整个海岸线实行封锁。最后，为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共同利益，关于吞并荒无人烟的土地的原则，似乎应当加以修正。当今的人嘲笑这个事实：以前上帝可以随意把一些岛屿或地球上的某些部分作为礼物，甚至用笔一划，就可以把世界一分为二，把一部分送给一个人，把另一部分送给另一个人。然而，如果一个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随意立起一根秆子，在上面绑上一块绸子，然后宣称他对地球的四分之一的土地都拥有了所有权，难道可以认为这样更在理吗？如果岛屿的面积适中，那么可以尊重发现者的权利，并合乎情理。但当一个岛国的面积（如新西兰）和一个欧洲的王国一般大的时候，或当一个大陆的面积（如澳大利亚）超过整个欧洲的时候，这就是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通过殖民化达到占领的目的，别无他法。然后因为有了真正的殖民土地，就可以宣称独自占有这片土地，难道这就合乎情理了吗？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德国和法国不应该拥有在世界上那些离英国遥远的地区建立殖民地的权利？

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同英国的海上优势相比，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利益休戚相关，那么我们就会深信，对大陆各国而言，没有什么比团结更加迫切了，也没有什么比大陆爆发战争更具有破坏性的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还告诉我们，大陆各国之间每每自相残杀爆发战争的时候，都一定会使这个岛国的工业、财富、海运和殖民地占领等方面获得增长。

因此不能否认，一个关于欧洲大陆需求和利益的正确观点衬托了拿破仑的大陆制度，尽管不能忽视，但拿破仑却希望通过一种违背其他大陆各国的独立和利益的方式对这一（本身正确的）观点付诸实施。拿破仑的大陆制度存在三大缺陷：首先，它企图建立法国的大陆优势以取代英国的海上优势；为了法国的利益，它对其他大陆国家进行羞辱、破坏甚至解体，而不是建立在共同提高彼此势力均衡的基础之上。其次，法国自己实行排斥其他大陆国家的商业政策，却要求在这些国家间进行自由竞争。最后，这一制度几乎完全破坏了大陆各制造业国家与热带国家之间的贸易，被迫使用替代品对遭到破坏的这一国际贸易进行补救。[1]

这个大陆制度的观点将被重新提出，随着英国工业、财富与权力优势的继续扩大，大陆各国将越来越认识到实现这个制度的必要性，这是一目了然的，并将变得更加明显。但这并不是不明确的，如果法国足够明智，能避免犯拿破仑的错误，那么欧洲大陆各国的联盟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因此，如果法国（违背公正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公然牺牲德国的利益，扬言要扩大自己的边界，因而迫使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同英国结盟，这是愚蠢之举。

如果法国把地中海说成是法国的一个湖，并企图成为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和南美洲地区的惟一势力，那么这也是愚蠢之举。

一个有效的大陆制度只能起源于大陆国家的自由联合，只有当这个制度的目标是平等地分享由此带来的利益时，这个制度才能取得成功；因为也只有这样，而不是其他方式，二流的海上国家才能赢得英国这个强势国家的尊重；也只有这样，那些力量稍弱的国家才无须诉诸任何武力，就能使英国承认它们的一切合法要求；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联盟，大陆制造业国家才能维持同热带国家之间的关系，才能坚持并保证它们在东西方的利益。

无论如何，当一直渴望获得优势地位的英国意识到，这些欧洲大陆国家通过建立联盟，通过互惠的商业政策和订立条约，它们的制造业能力均将得到很大程度的增强，它们的海运业和海军力量也将得到大力加强，它们将坚持上苍赋予它们的教化和开拓野蛮、未开化地区的使命，以及同热带国家保持通商并获得应有的份额。这时，英国将会感到，要想获得优势地位将难上加难。然而，看一眼未来，足以安慰英国人不要担心这些预期的不利条件。

把英国提升到现在这样崇高地位的同一些原因，将可能在下一个世纪的进程中使美国的工业、财富、权力发展水平超过英国目前的水平，就像现在英国超过小小的荷兰那样。在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在此期间，美国的人口将大幅增长，达到数亿；它的人口、制度、文明以及精神将遍及整个中美和南美，就像已经传播到了邻近的墨西哥地区一样。这个联邦将由所有这些地区组成，数以亿计的人民将开发这个大陆上的资源，这个大陆在面积上和自然财富上都远远超过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个西方世界的海军力量将超过英国，就像其海岸线之长、河流之多，都大大超过了英国那样。

现在，法国和德国有必要建立大陆联盟，以对抗英国的优势地位；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必然性将落在英国人的肩上，建立欧洲联盟，以对抗美国的优势地位。到那时，英国将被迫在其领导下的欧洲联盟中寻求保护、安全和对抗美国优势的均衡力量，寻求与它已失去的优势同等的位置。

因此，英国应该及时让位，通过及时放弃以赢得欧洲大陆国家的友谊，应该及时使自己习惯于一种看法，自己只是平等国家中的先行者，这对英国来说实为明智之举。

[1]
墨德·居诺特在《荷兰商人史》中证实了这一事实。——英译者注

第36章　德国关税同盟的商业政策

如果说哪个国家具备条件建立国家制造业能力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德国科学艺术、文学教育、公共管理和公共事业高度发达，德国人民道德高尚、尊崇宗教、勤俭简朴、厉行节约，发展事业锲而不舍、意念坚定，富有创新精神，人口众多，充满活力，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农业尤为发达，物质、社会和精神资源尤为丰富。

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保护制度，德国国内制造业可以取得进步，国外贸易和海运可以获得增长，国内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农业实现繁荣，实现国家独立，海外力量得到增强，如果说哪个国家有权利预期这样的效果，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是的，我们敢断言，德国国家的存亡、独立和民族的前途，依赖于德国保护制度的发展。只有在普遍繁荣的土壤里，民族精神才能生根发芽，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精神力量产生于物质利益的统一之中，国家力量来源于物质和精神力量之中。如果没有祖国的统一，没有我们国家持续发展的保障，不管我们是统治者还是臣民，是贵族还是平民，是学者、士兵还是市民，是制造商、农业从业者还是商人，我们的一切努力又有什么价值呢？

然而，只要德国不是自己纺织自己需要的棉纱和麻纱，只要不是直接地从热带地区进口自己需要的殖民地产品，并用自己制造业生产的产品支付；只要不是用自己的商船从事这一贸易；只要它没有办法保护它自己的国旗；只要没有完善的河流、运河和铁路运输系统；只要德国关税同盟没有把所有德国沿海地区以及荷兰与比利时全部都包括在内，那么，德国的保护制度就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关于这里列举的各项内容，我们已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论述过了，我们在这里只需提纲挈领地概述一番。

如果我们从埃及、巴西和美国进口原棉，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生产的制成品支付；但是，如果从英国输入棉纱，我们就必须用原材料和食品支付货款，而我们自己消耗这些原材料和消费这些食品对我们更有利，要不我们就得用从其他地方获得的贵金属支付货款，而用这些贵金属可从其他地方购买原材料用于自己的生产对我们更有利，或可用来购买殖民地的产品以供我们自己消费。

同样，如果我们引进麻纱纺织机器，不但能够提高麻布的国内消费量，改善农业状况，而且还能够极大地扩大它们同热带地区的贸易。

就上述棉麻两种工业和毛纺织业而言，我们和其他地区一样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大量的闲置水力资源，生活必需品便宜，工人工资低。我们目前唯一缺乏的是我们的资本家和技术工人免遭亏本或失业损失的保障没有。在此后五年内实行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适度保护性关税，把这个税率维持数年，然后再降到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这样应该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在前面已经一一驳斥了价值理论支持者提出的反对观点。但是，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支持采取这一措施的论点，即这几个重要的工业部门，为我们建立大规模的机械制造业和培养一批合格的技师和实用型的技工创造了条件。

关于殖民地产品贸易，德国应当像英国和法国那样，遵循这个原则——在购买我们需要的殖民地产品时，应当优先选择那些从我们那儿购买制成品的热带地区；简而言之，我们应当从购买我们产品的那些地区购买。我们同西印度群岛和南北美洲的贸易情形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同荷兰的贸易情形却并非如此，这个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殖民地产品，反过来从我们手中购买的制产品却少得可怜。

与此同时，荷兰在出售大部分殖民地产品方面却与德国市场有着天然的直接联系，因为英国和法国都是从自己的殖民地和附庸国获取自己所需的大部分殖民地产品的（它们独占这些殖民地和附庸国的制成品市场），因此它们只少量进口荷兰的殖民地产品。

荷兰没有什么自己的重要的制造工业，但是，它却在自己的殖民地拥有重大的生产性工业，而且近几年来获得了巨额增长，并有可能继续迅猛增长。因为荷兰希望把大部分殖民地产品卖给德国，同时希望从它最喜欢的地区购买能够满足自己制造业需要的殖民地产品，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之所在，那么荷兰的这种愿望既对德国不公平，同时又与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这一政策显然只对荷兰一时有利，而且是短视的。因为，如果荷兰能够在本国及其殖民地给予德国制成品的优惠待遇，那么德国对于荷兰殖民地产品的需求，也将随着德国向荷兰及其殖民地出售的制成品的增多而同比增加，或者，换言之，德国出售给荷兰的制成品越多，那么它就能够同比购买更多的荷兰殖民地产品；反之，随着荷兰从德国购买的制成品的增多，它就能够卖给德国更多的殖民地产品。如果荷兰把殖民地产品出售给德国，而同时从英国购买它所需要的制成品，那么，荷兰将不会使这种互惠式交换模式成为现实，因为英国（不论它出售给荷兰的制成品是多少）总是用自己的殖民地产品或附庸国的产品满足自己的大部分需求。

因此，为满足德国利益的需要，德国应该要么要求荷兰实行有利于德国制成品的级差税率，这样德国可以保证独自占有荷兰及其殖民地的制成品市场；要么如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那么德国应对进口荷兰殖民地产品征收有利于中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自由市场的级差关税。

上述政策将是诱使荷兰加入德国关税同盟的最有效的手段。

照目前的情况，德国没有理由为了荷兰的贸易而牺牲自己的甜菜制糖业，因为只有当德国可以用自己的制成品支付这种商品时，以及通过同热带地区的交换贸易满足自己对糖的需求时，才能比自己在国内生产这种商品对自己更有利。

因此，德国应当立即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扩大同北美、中美、南美和西印度群岛自由市场之间的贸易上。与此相关，除了前面提到的措施以外，以下这几项措施比较可取：在德国海港和这些地区的主要海港之间建立定期航线，提倡向那些地区移民，巩固与扩大这些地区同德国关税同盟之间的友好关系，尤其要促进这些地区的文明。

最近的经验充分告诉我们，定期航线能够大力促进大规模的贸易。法国和比利时早已步英国后尘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了，因为它们深信，任何国家如果在这种比较完善的运输工具上依然落后，其外贸必将倒退。德国的海港同样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为此，德国在不来梅创建了一家公司，负责建造两到三艘蒸汽轮船，用于对美国的贸易。显然，这远远还不能满足需求。德国的商业利益要求德国不仅应与美国建立定期航线，尤其是同纽约、波士顿、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之间的定期航线，而且还应建立同古巴、圣多明哥、中南美洲之间的定期航线。在建立后面提到的航线上，德国不应该落后于其他任何地区。当然更不应忽视，为实现这些目标，只有事业心和德国港口自身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我们看来，只有依靠关税同盟的各邦慷慨解囊提供援助，才能产生实效。这种援助和有利于德国海运事业的级差税率将带来的美好前景，将很快成为吸引这些港口城市加入关税同盟的强大动力。当人们考虑到通过实行这一措施，关税同盟各邦的制成品的出口和殖民地产品的进口，以及关税收入将有多么大的增长的时候，人民就不会怀疑，看来为实现这个目标，即使耗资巨大，也仅仅是资本的生产性再投资，有望从中获得高额回报。

随着德国同上述各国交往手段的不断增多，极大地鼓舞了德国人移民到了这些地区，并定居下来成了当地公民，这样，就奠定了同这些地区扩大贸易的基础。为此目的，关税同盟各邦应在那些地方设立领事馆或外交机构，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德国公民的定居事务和事业发展将会得到促进，尤其可以采用切实可行的办法帮助所在国稳定政局，提高它们的文明程度。

我们绝并不赞同一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美洲的热带地区在德国开拓殖民地方面提供的好处，不及北美的温带地区。正如前面我们所公认的那样，不管我们对最后提到的那个地区有多么依恋，不管我们是否承认，一个资本不多的德国移民在美国西部创业，他实现发财梦想的希望都很大。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在这里表明我们的观点，德国公民移民到中南美洲，若引导有方，并形成规模，那么，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比向北美移民带来的好处更大。若在北美的德国移民发财了，那么对德国有什么益处？或许就其个人而言，他将永远失去同德国的关系；且就其物质生产而言，德国能够期待的收获也无足轻重。如果有人认为，生活在美国内陆的德国移民会保留德国语言，或者经过一段时期之后，有可能在那里建立完整的德语州，这纯粹是痴心妄想。我们曾经抱有这种幻想，但是通过对美国进行了十年的实地观察之后，我们已经完全打消了这一念头。每一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内心都有同化语言、文学、行政与立法的倾向；真出现这种情况倒也不错。不管现在有多少德国人居住在美国，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人的子孙后代将更愿意讲德语而不喜欢讲英语，并且英语自然而然地是这个国家受过教育的人、文学、行政、立法、司法、贸易和商业的通用语言。发生在居住在德国的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和发生在居住在路易斯安那的法国人身上的情形，能够也必将发生在居住在美国的德国人身上。他们自然必须并且将会同主流人群融合在一起，视他们与这些国人住的远近程度，有些人融合得稍微早些，有些人则融合得稍微晚些。

德国同美国西部的德国移民之间的交往不会很活跃。第一代定居者往往为生活所迫，自己制作大部分衣物和用具；这种迫于生计而养成的习惯，在很大程度上会延续到第二代和第三代。因此，美国就是一个不惜一切致力于发展制造业的国家，并将再接再厉，为使自己的工业占领本国制成品市场而不懈努力。

但是，我们绝不因此就认为，美国的制成品市场并不很重要，不值得考虑，尤其是对德国；相反，我们的看法却是，就许多奢侈品和那些便于运输、工资所占产品价格比例较大的制成品而言，美国市场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就这些商品而言，这个市场对德国的重要性将逐年增大。我们只坚持这一点，那些移民到北美西部的德国人，对于扩大对德国制成品的需求并无多大助益，就此目的而言，向中南美洲移民需要并值得大力鼓励。

上面提及的这些地区，包括得克萨斯，多半适宜种植殖民地产品，它们在制造业方面不能而且也不会取得巨大进步。这里是一个值得努力争取的、全新的和丰富的制成品市场，谁在这里建立了牢固的商贸关系，谁就可能得以永久保持这些商贸关系。这些地区缺乏足够的道德力量，难以提升自己的文明程度，难以引入有序的政治制度，难以使这些制度具有稳定性，它们必将越来越坚信，它们必须得到外部力量的帮助，即通过移民。在这些地区，英国人和法国人由于他们的傲慢和对国家独立的戒备而遭憎恨，而德国人却由于相反的原因而受到欢迎，因而德国关税同盟的各邦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地区。

德国应该在这些地区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领事馆和外交系统，各机构之间应该建立相互联系。应鼓励年轻探险家到这些地区探险，并写出不带有任何偏见的报告。应鼓励年轻商人前往考察，鼓励年轻的医务工作者前往行医问药。应该创立公司，实际认购这些公司的股权，支持它们的发展，并给予特殊保护，这些公司应建在德国的口岸，这样可以在上述这些地区成片地大量购置土地，用来安置德国的殖民者：从事商业和海运业务的公司的目标应该是为德国的制造商开辟新的制成品市场，建立新的航线；矿业公司的目标是运用德国的知识和勤劳，在这些地区赢得更多的矿产财富。德国关税同盟应尽其所能，使尽浑身解数，争取这些地区的人民和政府的善意，尤其要借此改善这些地区的治安状况，改善交通条件，规范公共秩序。的确，如果通过这些措施能使这些地区的政府对我们感恩图报，那么，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派遣强大的辅助部队前去帮助它们。

应该在东部一带——欧属土耳其和多瑙河下游地区——采取同样的政策。在这些地区牢固建立安全和秩序，对德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对德国的个人而言，没有比向这些地区移民更为便捷的了或者对国家更有利的了。居住在多瑙河上游的一个人，可以移居到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塞尔维亚或黑海西南沿岸一带，所花费的金钱和所耗的时间只占移居到伊利湖沿岸地区的五分之一。把这个人吸引到后者而不是前者的原因，是后者高度自由、治安良好、秩序井然。但是在土耳其当前的形势下，德国各邦与奥地利共同施加的影响，改善这些地区的公共条件，让德国的殖民者再也不受排挤，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尤其是如果各邦政府为了开拓殖民地自己能够创立公司、参与发展，并持续给予它们特殊保护，事情就更简单了。

与此同时，很显然，只有当德国制成品与殖民者的农产品交换不存在任何障碍时，低廉的产品价格和快捷的运输便会促进这种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的定居才会对关税同盟各邦的工业发生尤为有利的影响。因此，奥地利应该为多瑙河上的运输畅通提供便利，使多瑙河上的航运发达，符合关税同盟各邦的利益，所以德国政府应该在行动之初就给予实际的补贴。

尤其是待到关税同盟各邦的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几乎可以与奥地利平起平坐时，关税同盟和奥地利就应该订立合约，对双方的制成品相互做些让步，没有比出现这样的局面更令人向往的了。

订立合约以后，奥地利同关税同盟的各邦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就可以利用土耳其各邦，为自己的制造工业和外贸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在期待德国各口岸和荷兰加入关税同盟的同时，普鲁士现在应该着手准备，通过打起德国商业大旗，为将来的德国舰队打下基础，它应该尝试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大洋洲其他岛屿建立更多的德国殖民地，这是可取的。

要想进行这类尝试并付诸行动，从事我们前面力荐并认为可行的各项事业且得到政府的补助，必须获得必要的手段，为此，可以采取和英法两国相同的方式，它们通过对殖民地产品征收关税，获得了支持外贸、支持殖民开拓和维持自己强大舰队的必要手段。如果关税同盟各邦将把涉及北方与海外事务的方针交给普鲁士，把涉及多瑙河与东方事务的方针交给巴伐利亚，那么，关税同盟在落实这些措施的过程中必然行动统一、有序并充满活力。把现有制成品和殖民地产品税率提高百分之十，在现有条件下每年可供关税同盟支配的经费将达到一百五十万。并且有把握期望，随着制成品出口的不断增长，关税同盟各邦的殖民地产品的消费量也将随之增长，达到现在数量的两倍或三倍，因而它们的关税收入也将同比增长，如果关税同盟各邦坚持这样的原则，除了增加的百分之十的进口关税以外，今后所有新增关税收入中的一部分应供普鲁士政府支配，用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各项开支，那么，这就具备了满足前面提到的各项需求的充分条件了。

关于建立德国交通运输系统尤其是德国的铁路系统，我们请大家参考论述这个专题的论著。总之，这一伟大事业将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我们对政府的全部要求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活力。

附录

附录一

李斯特关于英国政府对欧洲大陆盟国给予金钱补贴所产生影响的主张，看来有些事实根据：任何从一个国家移转到另一国家的资本（不同于富裕国家之间流通证券的单一转移），从长远来看，一定主要受到各种商品的影响。很有可能英国资本家借给外国的大量贷款（从1850年到1870年期间比较明显），导致在短期内对英国制成品的需求大量增加，促成了我国繁荣的“飞跃”发展。就其发挥作用的程度而言，正如李斯特所认为的补贴应该起到的作用那样，这些贷款起到了给英国制造商“奖金”的作用。但是这种补贴如同赠给参战服役人员的礼品，随后借与那些拒绝履行还款义务或行将破产的国家的那些贷款，实际上也是赠品（虽然并非自愿），以后不会产生利息。李斯特抱怨的这种“奖金”使英国制造商一时受益，但英国的付出却很沉重（国债增加）。由于贷款的原因，英国的外国证券的持有者为英国制造业最近取得的暂时“飞跃”所付出的代价一点也不轻。——英译者。

附录二

在已故法官拜尔斯先生列举的下列情形下，经公众一致同意，国家有权干预个人行为自由：

国家建立国防，抵御外来侵略。

它与外国缔结条约。

它维持国内和平与秩序。

它制定并执行婚姻法，是家庭关系、家庭责任、家庭情感和家庭教育的基础。

它创造并保护财产。

它管理财产并转移财产。

它强制公路经过或使用公路的那些地区养护高速公路。

它责成各郡县自行修建和维护桥梁。

它维持口岸和港湾。

它负责测绘国家海岸线并负责用灯塔导航。

它铸造货币，禁止对这种垄断进行干涉。

它管理凭票付款期票的发行。

它规定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禁止使用任何其他度量衡。

它承担通过邮政发送信息。

通过制定《专利法》与《版权法》，采用一定时期内允许垄断的形式，对发明人员的努力给予奖励。

通过要求公开说明并解释每一项专利的发现或发明，它关注不公开专利的秘密或随着发明人的去世而丢失的秘密。

它约束法人实体的财产获得。

它保护公众健康，禁止各种危害，并为消除危害提供保障。

通过制定《检疫法》，防止各种传染病的传入。

它规定城镇整洁卫生。

它规定出租车的收费标准并管理驾驶员。

它阻止天花传播，推广疫苗接种。

它负责破产者财产的分配。

它维持穷人的生计。

它使冻结财产超过财产生命周期或超过二十一年的所有企图无效，禁止永久占有财产。

虽然它容许各种宗教，但也没有不顾大众的品德和幸福而对某个国教信仰和崇拜给予支持与指导。

在以上各种情形下，政府以公众的名义进行干预。但还有一类情形是为了保护无助或经验不丰富的个人所进行的干预：

它保护未成年人，使他们的契约无效，并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保护已婚妇女；

保护心理不健全者；

并以各种方式保护无助的贫困劳动者。

它禁止实物工资制。

它控制厂矿雇用妇女和童工。

它管理典当行老板——痛恨高利贷，保证赎当便利。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禁止并惩罚不公平度量衡的使用，以及禁止出售不卫生的食品，并严禁在咖啡、烟草、鼻烟、啤酒、茶叶、可可、巧克力和胡椒中掺假。

为防止欺诈行为，它指导执行遗嘱的形式与办法。

如果给一个人的欠条附有违约处罚条款而到期后却无力偿还借款，那么国家禁止执行处罚。

一个人购买了金银制品却无法辨别是不是纯金或纯银，或无法判断所含贵金属的比重以及有多少合金，这时，国家介入，为他提供帮助，并要求提供由政府官员出具的检验报告。

一个人购买了一袋啤酒花，购买者不能打开包装检查是否是标准的产品或是否质量统一，国家进行干预，对标识错误或包装错误进行处罚。

一个律师送达一份收费单，当事人无法断定收费是否正常、是否公平，国家进行干预，并提供一个政府官员，不但负责纠正，而且处罚多收费行为。

国家强制医务人员和律师必须接受职业教育。

以上仅仅仅是一些国家进行干预的方式，几乎所有政府都发现采取这些方式有利于社会。

什么是政府干预呢？

简单地讲，就是出于某一目的集中整个社会的智慧与力量统一进行的行动。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广大利益，就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所达成的共识。——摘自一位大律师（已故法官拜尔斯先生）所著的《剖析自由贸易之诡辩》，1870年。

附录三

李斯特否认对谷物和农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对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毫无裨益，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1841年），德国的农业不但完全满足了本国的需求，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有大量的节余出口他国。当时没有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可以通过向它出口这类产品而获利，运费普遍昂贵，以及尚不具备海上蒸汽轮船的运输条件，遥远地区几乎不可能向德国出口这类产品。

作为一个纯政策问题，且不论他是否赞同农产品的自由进口，单就他把显然是基于当时自己国家的情形而得出的论点断言为一种普遍原则这一做法来看，就很难说这一论点与他的国家经济学一般理论所依据的其他的一些论点相一致。也很难确信（该论点）能够为英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案，英国目前的情形是，实行非限制性农产品输入政策，是否必然导致国内大部分的耕地无人耕种，使耕种这些土地的从业者失去早已习惯了的职业，进而使国家绝大部分的食品要依赖国外供应，是这样的政策能够最有效地促进国家利益，还是对农产品采取一种适度保护性政策更为有效，从而既能继续维持国内土地的耕种，又能大大减轻国家对外国食品输入的依赖。他的论点更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对某一国家有利的，可能不适合条件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国家；更需要说明的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的人民有利的，在另一个时期可能有害。本届德国政府似乎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它最近重又对农产品进口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

看来有些人拥护采取适度的保护性政策，他们之所以支持这一政策，是因为他们认为该政策可以为本国勤劳的制造商在本国市场上抵御外国制造商的竞争提供双重保障。该政策受到拥护的另一个原因，还有一部分人赞成完全保护政策，因为他们把这种对外国生产性竞争者征收的税，看做是为征税国财政收入所作的贡献，并以此作为条件，允许外国竞争者在征税国的国内市场同该国的制造商进行竞争，因为国内制造商应缴纳好多税，要是不对外国竞争者征收关税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对征税国的税收有所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本人表示，如果确信国外进口产品应缴纳的税低于国内同类产品，那么他赞同为了后一个目的所采取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国富论》，第四篇，第2章。）

如果认为这些观点运用于制造业方面有道理的话，那么，我们的作者似乎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为什么那种他所承认的最为重要的所用资本和从业人数最多的产业，（如果事业的顺利经营需要的话）不应该像制造业那样受到保护。

但是，无论保护性关税原则（不管是普遍地还是有限地仅仅应用于制造业）是否被接受，似乎可以从亚当·斯密的学说中推论出两个结论，并且李斯特也不反对：第一，如果（为了国家利益）需要本国农业从业者在本国市场上与国外人进行自由竞争，那么，那些压迫他们的苛捐杂税，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帝国性的，都应当全部免除；第二，有些国家对我们向它们出口进行限制，而对我们从它们那里进口却不加限制，对于限制我们出口的那些国家，有针对性地征收级差进口关税是名正言顺的。——英译者。

附录四

许多人可能认为，最近几年英国的例子足以辩驳李斯特的观点。英国有记录的进出口差额，由1869年的58000000英镑增加到了1883年的121000000英镑。

主要由于两种考虑，使得对这种状况对国家福祉有利还是有害的准确结论，以及能否证明李斯特的观点的正与误进行归纳变得困难了：第一，英国早在几年前，而且现在一直在海外有大量投资，由此产生的巨额红利或利息，如果不用于再投资，势必使英国的进口记录增长；第二，我们没有英国制成品生产或消费的统计数字，就是农业生产的统计数字也不全，因此，英国目前的巨额入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原有资本每年所得的利息收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外国劳动产品在其国内市场上对其本国产品的替代，这根本无法作出准确判断。

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前这两个因素中的前一个的确存在，那么，这样解释的入超（对英国来说）是特殊且不正常的，同时证明没有什么与李斯特论断的真实性相悖。

但是，即使我们进口价值的（带来较少利润）入超可以完全解释为海外投资的收益（以进口商品的形式到我们手中）的说法是正确的（很难相信会是这样），但这一点也将表现为，如果以这种形式输入的收益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代替或削减国内生产，那么它将减轻这种入超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进而抵消这种进口给国家带来的所谓的收益。

假设全国在海外的各种投资总计1000000000英镑，可以实现年收入50000000英镑，那么，这些利润，如果不用于海外再投资，无疑将以进口商品的形式回到我们手中，并充斥整个社会；但是，当这些商品主要由各种可以替代的国内生产的商品或农产品组成时，我们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受损者。

假如到达我们手中的这些利润，仅仅是我们不能生产的商品，或者是制造业所需的原材料，那么或许可以认为是国家收益；但是，如果以食品或其他一些国内可以生产的物品的形式回到我们手中，仅仅把我们的顾客从国内生产者转为了国外生产者，那么这种收益即使在眼前来说，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长远来看，它将使整个人类社会陷入绝对危险的境地。——英译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概论/（法）萨伊（Say. J.B.）著；赵康英，符蕊，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1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913-4

Ⅰ.①政…　Ⅱ.①萨…②赵…③符…④唐…　Ⅲ.①庸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Ⅳ.①F09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2309号

政治经济学概论

作　　者
［法］让·巴蒂斯特·萨伊

译　　者
赵康英　符　蕊　唐日松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82千字

定　　价
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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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 ），法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出生于里昂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商业。稍大后赴英国伦敦求学，这期间目睹了英国产业革命的状况，并接触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1789 年法国爆发大革命时，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并一度从军。1794— 1799 年间，任《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主编并在该刊发表经济文章。1803 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宣扬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1805 年与别人合伙开办了机器纺纱厂，至1813 年停办。自1816 年起，先后在法国阿森尼大学和工艺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这期间他把讲稿整理为《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并于1829 年出版。1830 年，担任法兰西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于1832年11月15日在巴黎去世。

其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 《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1829）、《政治经济学入门》（1815）等。

萨伊作为亚当·斯密思想的伟大继承者和传播者，其创立的“萨伊定律”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绪　论

只有当我们明确界定研究的计划和对象时，一门科学才能必然进步，否则，我们只是松散地掌握少数真理，而未发觉其联系，看到大量错误，却不能发现其谬误。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严格限定于研究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则的政治学(politics)，与阐明财富是如何生产、分配及消费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相混淆。然而，财富基本上与政治组织无关。在任何政体下，一个国家只要事务处理得当，都可能繁荣兴旺。很多由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奔向富裕，而很多国家却毁于人民议会。如果政治自由更有利于财富的增加，那么其作用是间接的，正如政治自由间接地更有利于公共教育一样。

某些学者在研究时把良好政治的基本要素与国家财富或私人财富的增长所依存的原理混淆起来，这就难怪他们使上述问题模糊不清而不能阐明了。斯图亚特(Stewart)将自己著作的第1章题名为“人类的政治”(of the Government ofMankind)，他就应受到这样的指责。20世纪经济学派的所有著作，以及卢梭(Rousseau)在《百科全书》(Encyclopedie)中的文章“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都应受到同样的责难。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起，似乎一直将这两个相差甚远的研究区分开来。“政治经济学
”[1]
这个术语现在只用于论及财富的科学，而“政治学
”这个术语只用于阐明政府及其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国相互关系的科学。

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涉及纯政治学领域的广泛范围，似乎在当时为把农业、商业和技艺包括在这方面的研究内提供了一个更充分的理由。因为农业、商业和技艺是财富的真正来源，而法律对财富只有偶然和间接的影响。这样就产生了很多漫无止境的离题论述。例如，如果商业构成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所有各种商业都形成其中的一部分，其结果是海洋商业、航海、地理等也形成其中的一部分。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包括进去的呢？人类的所有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因而我们必须确定它们的接触点，即联系不同分支的接合部，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地了解其特性和共性。

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在研究到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时，所研究的只是这些行业与财富的增加或减少有关的方面，而不是这些行业本身。这门科学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商业确实有生产力，在什么情况下一人所得是另一人所失，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商业对所有人都有利。政治经济学还教授我们鉴别商业的各运行过程，但仅限于这些过程的结果。但商人熟知他们所经营的货物，这些货物的优点与缺点，生产这些货物的国家，这些货物的市场，这些货物的运输方法，交换这些货物应付出的价值，以及记账方法。

同样的论述也适用于农场主、制造商和实业家。要透彻了解每种现象的因果，他们都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要成为自己所在行业的专家，他们还必须了解所在行业的运行过程。不过，斯密博士并未把这些不同的研究主题相混淆，但他和在他之后的学者都没防范另一个混乱来源。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应该注意到，因为这种混乱所引致的发展，对于一般知识的进展以及特殊研究的进行，也许不是完全没用的。

政治经济学像物理学以及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在尚未确定事实前就已形成了学说体系，用大胆假设来代替事实。自培根(Bacon)时代对所有其他科学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哲理推究归纳法产生以后，这种方法才应用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只承认经过细致观察的事实，以及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严密推论，从而有效地排除在文学和科学领域常常干扰人们获得真理的偏见和权威。可是，对于如此经常使用的“事实
”(facts)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我们是否完全理解？

在我看来，这个词既表示存在的物体
(objects that exist)，又表示发生的事件
(events that take place)，所以它表示两类“事实”。例如，这样一个物体存在着，是一类事实；这样一个事件发生着，是另一类事实。“存在的物体”，若要作为一定推论的基础，则必须以各种观点来观察其真实情况下的各种性质，否则，当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对同一事物进行推论时，实际我们有可能是在同一名称下论及两个不同的事物。

第二类“事实”，即“发生的事件”，是在我们观察它如何发生时所展现出来的现象。例如，金属处于一定热度时变为液体，这是一个事实。

事物如何存在或如何发生，构成所谓的事物本质
(the nature of things)；而对事物本质的细致观察，则是一切真理的唯一根据。

因此，科学可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叙述科学
(descriptive science)，它整理并正确指明一些物体的性质，例如植物学(botany)和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另一类可称为实验科学
(experimental science)，它阐明物质间的相互作用，即因果关系，例如化学和物理学。这两类都是以事实为根据，并且构成知识的可靠的和有用的部分。政治经济学属于后者，它说明有关财富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因而构成实验科学[2]
的一部分。

但“发生的事件”可从两个观点来考虑，即从一般的
(general)或不变的
(constant)观点，以及从特殊的
(particular)或可变的
(variable)观点来考虑。一般事实
(general facts)是事物在所有相似情况下由其本质所产生的结果。特殊事实
(particular facts)确实也是由事物的本质所产生的结果，但它是几个行为在特殊情况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前者与后者尽管貌似相互矛盾，但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物理学上，重的物体向下降落，这是一般事实。然而，喷泉的水却向上升起，喷泉这个特殊事实是均衡规律和地球引力规律相结合的结果，而不是破坏了这些规律。

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关于这两类事实即“存在的物体”和“发生的事件”的知识，涉及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这两门不同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根据那些始终经过细心观察的事实，使我们了解财富的本质；根据关于财富本质的知识，推断创造财富的方法，阐明分配财富的制度和随财富灭失而出现的现象。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阐明其所观察到的与这个主题有关的“一般事实”。就财富而言，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结果及其原因的知识。它说明哪些事实始终相结合，从而一个事实始终是另一个事实的结果。但它不靠假设来进一步说明。从某些事物的本质必然会理解其联系这一点来看，政治经济学必须引导人们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以便每个有理解力的人都能清楚地理解这个链条是如何联系起来的。现代哲理推究方法的优点正在于此。

统计学说明某国在特定时期生产和消费的数量，该国的人口、军队、财富以及其他可估计价值的东西。统计学是详细的叙述。

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的差异，和政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差异相同。

统计学的研究也许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但如果它不能指明它所搜集的事实的起源和结果，就绝不会为人们带来益处；而如果它能指明这些事实的起源和结果，就立即变为政治经济学了。这无疑是这两门不同科学迄今还被混淆的原因。亚当·斯密博士的名著，只能视为无序集合在一起的、富有启发性例证的最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融合有益意见的统计学的天才研究。然而，它不是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完整论著，而是一大堆不规则的稀奇古怪的原创性论断和已知的已被证明的真理。

我们能得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知识，因而可以发现构成这门科学的所有一般事实。而统计学的情况却绝非如此。这门科学类似历史学，是对很多不确定从而必然不完全的事实的叙述。关于从前和遥远国家的统计，我们只能得到孤立的、极不完全的记载。至于现代，几乎无人能既具备良好观察者的资格，又占据一个有利于准确观察的地位。尽管研究者不辞辛劳地搜集详尽的正确材料，却常常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例如，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不正确的记载，面对来自某些政府甚至个人的无休止的猜忌、恶意和冷淡；而即使研究者掌握了详尽的正确材料，毕竟也只是暂时真实的。因此，斯密博士声称，他不太相信政治算术，那只不过是对许多统计数据的整理而已。

相反，只要构成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原理是从不可否认的一般事实中严密推断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是不可动摇的。一般事实无疑以个别事实的观察为依据，但这些个别事实必须是从最细致观察、最严密证实并由我们目睹的个别事实中挑选出来的。当这些事实的结果始终相同，并且它们之所以相同的原因已令人满意地指明，并证明其他原理的这些事实的例外也严密证实时，我们才可以将它们视为基本的一般事实，并有信心将其提交给所有胜任的研究者去研究，而他们可能想把这些事实再交付实验。如果一个新的个别事实是孤立的，并且它和它前后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并未通过推论证实，那就不足以动摇我们对一般事实的信心，因为谁能说某一未知情况不会带给我们与所看到的上述事实不同的结果之间的差异呢？人们看见一根轻羽毛在空中上升，有时在空中停留很长时间，然后才落回地面。可是，如果我们得出羽毛不受万有引力定律影响的结论，难道不是错误的吗？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一般事实，即利率随贷款者所承担的不能收回货币成本的风险大小而提高或降低。如果我们看到货币在冒很大风险的情况下被借出，能够就此推断上述原理是错误的吗？也许贷款者不知道风险，也许他对借款者的感激或恐惧使他付出牺牲。而受到特殊情况干扰的上述一般规律，当干扰因素停止作用时，就会恢复其全部力量。最后，完全核实的特殊事实是多少？而其中各方面都观察到的事实又是多少？并且即使假设这些特殊事实得到仔细核实、细心观察及充分叙述，其中又有多少是不能证明或能证明任何东西与它们所要证明的恰恰相反？

所以，没有一种荒谬理论或狂妄主张未曾援引事实作为依据。[3]
使政府如此频繁受到误导的，也正是事实。但了解各种事实，而不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不能指明为什么一个事实是原因而另一个事实是结果，那么这种知识其实比机关职员的未经整理的资料强不了多少。这些职员中最聪明的人都很少熟知超过一个方面以上的知识，从而使其只能从单一观点来研究一个问题。

没有什么比把理论
(theory)与实践
(practice)对立起来更无意义的了！如果理论不是关于联系结果和原因或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规律的知识，那么理论究竟是什么呢？与从各方面观察事实并理解事实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家相比，谁能更熟知事实呢？如果没有理论的实践，[4]
如果只是运用方法而不知方法是如何发生作用或为什么发生作用，这种实践究竟是什么呢？在任何研究中，把不同情况当作相同情况对待，是一种很危险的经验主义，会产生从未预料到的结论。

因此，在看到文艺复兴后整个欧洲普遍采用排他性或限制性商业制度，即基于一国只能从另一国的损失中获利这一理论的商业制度之后；在看到赋税反复不断地增加，而且在某些国家增加到极为庞大的数量之后；在看到这些国家比它们在实行无限制贸易以及几乎完全免除人民负担的时期更富庶、更兴旺、更强大后，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国家的富强可以归因于对企业的限制和对个人收入所征收的赋税。头脑肤浅的人甚至声称，这种看法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而与此相反的各种看法都是胡思乱想。

与此相反的是，很明显，持相反看法的支持者所掌握的事实的范围更广泛，并且比他们的反对者更理解这些事实。他们知道，使世界上最机智的民族更富强的真正原因是，在中世纪对意大利各自由邦和北欧汉萨城镇的产业所做的非常强烈的刺激，这些地方所呈现的富裕景象，与十字军所带来的各种思想的冲击、艺术和科学的进步、航海技术的改进带来的印度航路和美洲的发现，以及与接连发生的许多其他重要性程度略低的事件有关。尽管他们知道，这种能动性不断受到抑制，但他们同时知道这种能动性已从抑制性更强的阻碍中解放出来了。随着封建领主权力的削弱，各省和各邦之间的交通不再被阻断；道路改善后，旅行更安全，法律也不像从前那样武断；享有自治权的市、镇变为直接依赖于国王，它们发现国王对它们的进步很感兴趣；这种自治权由事物的自然演进和文明进程而推广到整个国家，使各个生产者都能保有其劳动果实。在欧洲各地，个人自由更加受到尊重，这如果不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改善所致，至少是受到舆论的影响。一些偏见——例如将所有有息贷款蔑称为高利贷，重视贵族的悠闲——开始减少。不仅如此，开明人士不仅注意上述这些事实的影响，而且还注意许多其他类似事实的影响。他们发现，偏见的减少有利于科学的进步，或有利于更准确地认识不变的自然规律；他们还发现，科学研究的这种进步，本身就有利于产业的进步，而产业的进步则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由这种对事实的归纳，他们能得出比未曾思考的大众所得出的结论正确得多的结论，即尽管许多现代国家在赋税和限制中走向富强，但其原因不是对人类事务自然发展的限制，而是因为这些强大的抑制因素也未能阻止这些国家走向富强。如果这些国家实施更自由和更开明的政策，那么会更为繁荣。[5]

要获得关于真理的知识，并非必须了解大量的事实，必须掌握的是基本的、有直接影响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从各方面来研究这些事实，使我们能从这些事实中推出正确的结论，确保我们所认为的由这些事实产生的结果确实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任何其他关于事实的知识，如年鉴上的广博知识，只是汇编事实，并不产生任何结果。应注意的是，这种知识是那些记忆清晰而不能明察的人所特有的。这些人攻击最为确定的学说，而这些学说是广泛的经验和深刻推论的结果。只要这些学说与他们自己的惯例有出入，他们就抨击这些学说；而恰恰是他们最受这些惯例的影响。并且一些顽固地为这些惯例辩护的人，与其说是想获得确定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害怕被说服。

所以，如果有人根据所有的生产现象以及最广泛的贸易经验，证明各国之间的自由来往对彼此都有益，而且证明对于经营外贸的个人最有利的方式，必然同样对于经营外贸的国家也最有利，那么观点狭隘并傲慢自大的人就会指责某人的看法。要是问他们理由何在，他们就马上和你谈起贸易差额，并告诉你，很明显，一个国家必然会因为用货币交换货物而崩溃。这句话本身就是制度。有些人声称，流通使国家致富，一笔金额在转手二十次后就等于原值的二十倍；还有些人声称，奢侈有利于产业的发展，而节俭则招致商业各部门的衰败。这两句话也是臆说。这些人都求助于事实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就像牧羊人那样。牧羊人认为眼见为实，当他看见太阳朝出暮落时，就断言太阳在一天内穿越了整个天空，将行星界的规律视为无聊的梦话。

此外，在其他学科取得杰出成就但不了解这门科学原理的人，多倾向于认为，绝对真理仅限于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经细致观察及实验的结果。他们以为，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不包含不变的事实或无争议的真理，所以不能视为真正的科学，只能视为多少有些机敏却完全是武断的假说。这类哲学家的这种看法，是以研究这些科学的学者的看法不一致以及其中一些学者的狂妄谬论为根据的。但什么科学没有大胆的假说呢？那些最先进的科学完全脱离假说才多少年？相反，难道我们没看见理解有误的人至今仍攻击最为确定的学说主张吗？对于我们生存所必需的水和每时每刻都呼吸的空气做出准确分析才不到四十年，而这个学说所依据的实验和证明仍不断受到攻击，尽管各国最精明和最谨慎的实验家所做的上千次实验和证明结果都相同。在比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中大多数事实都简单得多并明显得多的事实的描述上，也存在不一致的看法。在物理学、化学、植物学、矿物学和生理学中充斥着的争论，不是与各种意见的争论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争论同样激烈吗？的确，争论双方观察到的是相同的事实，却以不同的方式来分类和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争论中，真正的科学家并未一致反对冒牌的科学家。莱布尼茨(Leibnitz)和牛顿(Newton)、林奈(Linnēus)和朱西厄(Jussieu)、普里斯特里(Priestley)和拉瓦锡(Lavoisier)、索绪尔(Desaussure)和多洛米厄(Dolomieu)，都是非凡的天才，却未能在科学学说上取得一致。但是，尽管他们并未达成一致，但他们所教授的科学不是还存在吗？[6]

同样，构成政治科学与伦理科学的一般事实，不受任何争论的影响继续存在着。因此，每一个人利用优势并通过准确无误的观察，都能够确定这些一般事实的存在，证明它们的关系，并推断出结论。这些结论就像客观世界的规律那样，的确是由事物的本质引发的，这些结论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通过细心观察与分析才为我们所知的。君王也好，臣民也罢，都得屈服于它们的权威，绝不能违背它们而不受责罚。

一般事实，或者如果你愿意可称为事实所遵循的一般规律，当它们与其应用相关时，就是说，当我们利用它们来确定我们面对的任何结合起来的情况的作用的规律时，便称为原则(principles)。对原则的认识提供了成功进行任何研究的唯一可靠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与精密科学一样，是由若干基本原理及其演绎的许多推论或结论组成的。因此，对于这门科学的进步所必须做的是，应根据观察严格推断这些原理，而这些原理所演绎的结论的数目，可由研究者随后按他拟定的研究目标来增减。要列举所有这些结论并加以适当解释，将是浩大的工程，并且必然会不完善。此外，这门科学越进步，它的影响越大，就越不需要从它的原理上去演绎结论，因为这些结论会自发地呈现在每个人眼前。而且由于这些结论在所有人的掌握范围内，因而就很容易被人们所应用。到那时，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将限于阐明若干一般原理，甚至不需要例证，因为这些论著将只不过是任何人所知原理的说明，按照便于理解它们的形式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范围而整理出来的。

然而，以为通过应用数学来解决一门科学的问题，就会使这门科学的研究更准确或得到更可靠的指导，那是毫无根据的。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价值
(values)，允许使用正
(plus)和负
(minus)之类的词，这的确是属于数学研究的范围；但同时受到人类的才能、需求和欲望的影响，价值不易于精确评定，所以不能提供用于绝对计算的数据
(data)，如在政治学和物理学中一样，重要的是掌握因果关系的知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现象，均不适用于严格的数学计算。[7]

上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宗旨以及彻底掌握其原理的最佳方法的论述，将为我们提供方法来了解迄今为止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古希腊人的文献，他们的立法、条约，以及他们对被征服省份的管理，都显示出他们完全不懂财富的本质及起源、财富的分配方式以及消费财富的影响。他们所知道的，在财产权为法律所认可的任何地方的人也都知道，即节俭增加财富，奢侈减少财富。色诺芬(Xenophon)赞美秩序、活力和智慧，认为它们是达到繁荣的可靠手段。他并未根据任何一般规律演绎出这些准则；也就是说，他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建议雅典人保护商业，并友好地接待外国人，但他不太清楚他的建议在什么程度上是恰当的，以致在另一个场合，他对商业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并不是十分清楚。

确实，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注意到，在生产的不同方式和由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之间，存在着某些恒定的联系。柏拉图相当准确地[8]
概述了社会分工的效果，但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人们的社会性，以及由于需要繁多，在每个人可专门从事一种生产的社会中人们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他的观点完全是政治性的，他并未从中演绎出其他结论。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论》(Politics)中则更进一步，他把自然生产和人工生产区分开来。他所称为自然生产的，是生产家庭所需的那些消费品，或至多是通过实物交换得来的东西。在他看来，从实际生产中所得的利益除上述之外，再无其他利益。他谴责了人工得利。此外，他未使用任何根据准确观察所得的推论来支持他的看法。从他关于储蓄和贷款对利息的影响的表述方式上看，显然他对资本的本质及运用一无所知。

对那些文明程度不如古希腊人的民族，我们还能期望什么呢？我们也许记得，古埃及法律强迫子承父业。这在一定情况下是要求产品产量超过那个社会形态所需要的，是迫使一个人为了遵守法律，无论是否有资本都继续其生产任务，从而破产，这是完全不合理的。[9]
古罗马人对农业之外其他任何职业的鄙视，也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无知。必须把他们的金钱交易列为他们最不熟练的经营。

现代人即使从中世纪的野蛮中解放出来后，在很长时期内也不比古人更进步。我们会有机会注意到，许多关于犹太人、利息和货币本身的法律，都是愚蠢的。亨利四世(Henry IV)准许其宠臣和情妇进行多种小额征敛，为私利向各种商业部门征收许多小额赋税，他认为这是“他不花代价”的恩惠。他还授权索逊伯爵(Count of Soissons)对王国出口的每包货物征收十五苏(sou)的税。[10]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实例先行于理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15世纪的那些幸运的企业，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比萨、佛兰德各省以及德意志各自由城镇在同一时代的活跃企业，逐渐唤起一些哲学家对财富学说的关注。

这些对财富的研究，如同文艺复兴后的文艺和科学一样，人们对任何其他科学的研究都源于意大利。早在16世纪，博蒂罗(Botero)就从事国家繁荣的真正原因的研究。1613年，安东尼·塞拉(Antonio Serra)撰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特别注意到劳动的生产力；但他的论文题目就充分表明了其错误。根据他的假设，财富仅由金银构成。[11]
达文扎蒂(Davanzati)写作了关于货币和交换的论文。在18世纪初，即在魁奈(Quesnay)时代前50年，锡耶纳的班迪尼(Bandini of Sienna)根据推论和经验证明，只有在政府强令人民将食物供应给国家的时候才出现饥荒。罗马银行家伯罗尼(Belloni)，在175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商业的论文，表明了他熟知货币和交换的本质，尽管他同时也表明了他在贸易差额学说方面的不足。教皇用侯爵爵位奖励他的付出。在斯密博士之前的卡利(Carli)证明，贸易差额既不予人教训，也不证明什么。阿尔加罗蒂(Algarotti)关于其他科学的作品，是伏尔泰(Voltaire)使其为世人所知，他也就政治经济学撰写了一些作品。虽然他留下的作品很少，但却显示了他的知识的正确和广度，以及他敏锐的眼光。他是如此严格地根据事实并始终把他的推论建立在事物的本质之上，以致尽管他未证明他的各项原理及其间的相互关系，但却也免于假设和臆说。1764年，格诺韦西(Genovesi)在那不勒斯开始公开讲授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这个讲座由深受敬仰、学识渊博的因蒂耶里(Intieri)所设。由于有了这个先例，后来在米兰，最近在德意志和俄罗斯的大多数大学，也都设立了其他政治经济学讲座。

1750年，神父加利亚尼(Galiani)发表了《论货币》(Money)。他后来因为与许多法国哲学家的关系以及其作品《关于谷物贸易的对话》(Dialogues on the Corn Trade)而闻名于世。但当时他非常年轻，而《论货币》却展示了他非凡的才能和知识，以致人们以为他在创作时曾得到因蒂耶里神父和里努西尼侯爵(Marquess of Rinuccini)的协助。不过，这部作品与他后来的其他作品似乎具有相似的优点：天才与渊博相结合；细心追溯事物的本质；文体生动而优雅。

这部作品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包含了亚当·斯密学说的一些基础知识，其中之一是，劳动是物质价值或财富的唯一创造者。[12]
尽管这个原理严格意义上并不正确(本书后面将说明这点)，但如果推论到极致，本来能使加利亚尼发现或完全揭示生产的各种现象。斯密博士是大约同一时期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授，并在那时教授这个后来非常著名的学说。他很可能不知道一个当时几乎不知名的青年在那不勒斯发表的意大利文著作，并且他从未引用过这个青年的著作。但即使他知道这部著作，我们也不应说一个真理属于偶然的发现者，而应属于第一个证明它必是如此并展示其后果的研究者。尽管开普勒(Kepler)和帕斯卡(Pascal)在牛顿之前就猜测到万有引力的存在，但这一发现仍属于牛顿。[13]

在西班牙，阿尔瓦雷斯·奥索里奥(Alvarez Osorio)和马丁内斯－德－马塔(Martinez－De－Mata)曾做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讲。这些演讲集的出版应归功于开明的爱国者坎波马内斯(Campomanes)。蒙卡达(Moncada)、纳瓦雷特(Navarette)、乌斯塔里奇(Ustaritz)、瓦德(Ward)和乌略亚(Ulloa)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写作。这些受人尊敬的学者，如同那些意大利学者一样，持有许多正确的观点，证明各种重要事实，并提供大量费力的计算。但由于他们不能把这些建立在这门科学当时不为人所知的基本原理之上，因而他们在进行这个研究的方法和目的上常常犯错误。在他们的许多无用的专论中，只是给人以不确定的和欺人的印象。[14]

在法国，政治经济学最初只是考虑到它在国家财政上的应用。苏利说得非常对，农业和贸易是国家的两个乳头。不过，他的说法出自关于真理的模糊不明的概念。同一说法也许适用于头脑健全而实用的沃邦(Vauban)，他虽然在军队中任职，但却是个哲学家和性格平和的人。他的国家因路易十四(Louis XIV)的虚荣而陷入衰败，他对此深感苦恼，并提出一种更公平的征税方法，作为减轻公众负担的手段。

在摄政王的影响下，各种意见被动摇了。被认为是财富的无穷源泉的银行钞票，只是耗尽资本的手段，是花费未实现收入的手段，以及勾销所有债务的手段。节制和节俭成为嘲笑的对象。摄政王的朝臣，通过劝说或是通过自身腐化，怂恿他穷奢极欲。在这个时期，一个国家由奢侈而致富的说法，成为一种学说。当时所有人的才智都用于散文以极力维持这个谬论，或以更有魅力的诗歌来美化它。人们真的认为，滥用国家财富值得人民去感激。对基本原理的无知，以及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eans)的放荡淫乱，一起毁了这个王国。在红衣主教弗勒里(Fleury)所维持的长久和平时期，法国才稍有起色。这位弱势首相的无足轻重的统治，至少证明国家的统治者如果不做坏事，也许就是做大好事了。

产业各部门的不断进步，各门科学的发展(我们将有机会注意到这对财富的影响)，以及舆论对国家财富的一定程度的重视，使得许多学者开始思考政治经济学。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原理，但根据丰特奈尔(Fontenelle)的说法，既然情况不允许我们马上得到真理，而必须先经过各种谬论和不同程度的愚昧，那难道我们就应该把这些指导我们更加稳定而明确前进的错误步骤视为完全无用的吗？

考虑法律所有相互关系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研究了它们对国家财富的影响。他应该先探讨财富的本质及其来源，但他并未形成这方面的看法。然而，我们应感谢这位非凡的学者，是他最先用哲理的方法推究立法的原则。在这点上，也许可将他视为英国学者的老师，而这些英国学者现在都被普遍推崇为我们的老师，正如伏尔泰一直是英国最好的历史学家的老师那样。这些英国历史学家现在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效仿的办法。

大约在18世纪中叶，由魁奈博士提出的关于财富来源的一些原理，使许多人转而皈依他。这些皈依者对于上述原理的创始人表现出了狂热的崇拜，他们一贯信奉同一信条的审慎严谨，以及他们拥护这些信条所显示的活力和热情，使得他们被视为自成一派，这个学派得名经济学派
(economists)。他们不是先去观察事物的本质或事物如何发生，把这些观察结果分类，并根据观察结果推断出一般定理，而是先设立一些抽象的一般定理，并称之为公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公理包含了证明它们真实性的固有证据。然后他们试图使个别事实适应这些公理，并根据这些事实推断其“规律”，这样就使得他们去拥护那些与常识及一般经验明显不同的原理。[15]
这可在本书后文看到。他们的反对者对于争论的问题也并未提出更正确的观点。由于争论双方的学问和才能都很突出，无论对错都很偶然，因而对于本应承认的观点去争论，而对于无疑错误的意见却默许。总之，他们是茫然争论。伏尔泰熟知如何在任何地方发现谬误，他在他的《有一百二十法郎的人》(Homme aux quarante ecus)这本书中，讽刺了经济学派的学说。但在揭露利维尔(Riviere)的令人厌烦的废话和米拉波(Mirabeau)的《人之友》(L’ami des Hommes)一书的荒唐时，他也不能指出二者的谬误。

经济学派通过传播一些重要真理，通过唤起对公共利益的更普遍的关注，通过引起各种在当时虽无益处却在后来导致更准确的研究的讨论，无疑是做了大好事。[16]
在认为是农业生产财富时，他们确实不是在误导。可能是他们揭示生产的本质的必要性，使得他们对这个重要现象做了进一步研究，该研究引导他们的继承者去研究它的全部发展。另外，经济学派的工作存在严重弊端。他们对许多有用原理的责难，他们的宗派精神，他们大部分著作中武断的和抽象的语言，以及他们一贯的鼓吹语气，使人们普遍认为，从事这个研究的所有人都只不过是些空想家，他们的学说最多只能满足理论上的好奇心，在实践中却完全不适用。[17]

不过，从来没有人否认这点，即经济学派的著作一贯拥护最严格的道德，一贯主张每个人都应拥有根据自己的意向来处理人身、财产和才能的自由。确实，没有这种自由，个人幸福和国家繁荣就只不过是没有意义的空话。仅这些看法，就使其作者应该获得普遍的感激和尊重。此外，我不相信在这些人中能找到一个不诚实或不好的公民。

这无疑就是为什么自1760年以来，几乎所有研究有关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法国学者，无论名气大小，虽未完全投身于经济学派门下，却都受到了经济学派的影响。雷纳尔(Raynal)、孔多塞(Condorcet)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属于这类学者。康迪莱克(Condillac)也可归入这类学者，尽管他试图就自己不理解的学科自立一种学说。从他的著作[18]
的精巧的细微之处，就可获得许多有用的提示，但他与经济学派的学者一样，几乎总是把原理建立在一些无根据的假设之上。的确，为了证明和说明某位学者的一般推论的正确性，可以运用假设，但要建立基本真理，假设是绝对不够的。政治经济学只是自从阐述归纳研究的结果之后才成为一门科学。

杜尔哥(Turgot)自身就是个好公民，从而不能不推崇像经济学派成员那样的好公民。所以，在他当权时，他认为支持经济学派对他有利。而经济学派则声称这样一位开明人士及国务大臣是自己的代表人物之一，也从中受益。但杜尔哥的主张并非是从经济学派那里借鉴来的，而是来自事物的本质。尽管他的理论的许多要点可能被误解，但他规划或执行的当政措施却可列入任何政治家所设想的最杰出的措施当中。所以，他的君主不能理解这些措施，或能理解而不知如何支持这些措施，这就是他的君主无能的最有力的证明。

经济学派不仅对法国学者有特别重要的影响，而且对许多意大利学者也有很明显的影响。这些意大利学者甚至比法国经济学者更进一步。贝卡里亚(Beccaria)在米兰的一次公开演讲中[19]
最先分析了生产性资本的真正作用。维里伯爵(Count de Verri)是贝卡里亚的同乡和朋友，他们也应该成为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实业家和有造诣的学者。维里伯爵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研究》(Meditazione sull’Economia politica)中，比斯密博士之前的任何其他学者都更接近那些财富的生产和消费的真正规律。弗兰吉里(Filangieri)直到1780年才发表关于政治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论著，他似乎不了解斯密博士四年前出版的著作。他遵循维里伯爵所设立的原理，甚至更完全地发展这些原理。尽管他以分析和演绎为指导，却没有从最有利的前提出发，推究那些能证明这些前提并同时展示这些前提的适用的和有效用的直接结果。

上述研究均未导致任何重要结果。的确，在关于财富本质的明确概念尚未形成时，怎么可能了解国家繁荣的原因呢？我们必须完全理解我们研究的目的，然后再去寻求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1776年，在盛产最负盛名的学者、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那所苏格兰学校，受过教育的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著作《国富论》(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证明，财富是物品的交换价值；财富的多少与我们拥有的有价值物品的多少成比例；由于我们能赋予或增加物质的价值，所以我们能在以前没有价值的物质上创造并注入财富，并保存、积累或消灭掉。[20]

在研究价值的来源时，斯密博士发现，价值来自人类劳动。他认为应称之为勤劳(industry)，因为这个词汇比劳动(labour)更全面且更富有意义。从这个成功的论证中他推论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关于阻碍劳动生产力发展从而不利于财富增长的原因。由于这些结论是根据一个无可辩驳的原理推断出来的，因而只有那些太不留心研究而不能完全了解这个原理的人，或理解力不健全且完全不能抓住任何两个观点间联系的人，才会攻击这些结论。只要我们用心细读(值得如此)《国富论》，就会明白，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出版以前，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并不存在。

从这个时期起，金银被认为只构成国家财富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小的一部分。金银成为不太重要的一部分，是因为它们相对不易增加，并且它们比具有相同价值的许多其他物品更容易使用。因此，一个社会及其单个成员，对于取得超出有限需求更多的金属货币毫无兴趣。

我们认为，斯密博士的这些观点，首先使他能够全面确定货币的真正作用。他把这些观点应用到银行票据和纸币方面，这实际上极其重要。这些观点使他有办法证明，生产性资本不是由一笔款项构成的，而是由生产中所使用的物品的价值构成的。他安排并分析了构成生产性资本的要素，并指出它们的真正作用。[21]

很多完全正确的原理，在斯密博士那个年代之前就曾被提出过[22]
，然而，是斯密最先证明这些原理的正确性。不仅如此，他还为我们提供了发现错误的正确方法；他把新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中，即不是抽象地寻找原理，而是从最经常观察到的事实中探求支配它们的一般规律。由于任何事实都可以说有一个特殊原因，所以确定这个原因符合规律的目的，而渴望了解为什么(why)某个特殊原因产生这个结果，因而不可能因任何其他原因产生，符合分析的目的。斯密博士的著作是一系列论证，这些论证把许多主张提升为无可辩驳的原理，并把更多的主张抛入思想垃圾堆。这些被抛弃的主张在尚未被永远消灭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通过狂妄臆说和空洞看法来挣扎。

据说，斯密博士应十分感激斯图亚特。[23]
但斯密即使是为了反驳斯图亚特也都从未引用过他的话。我看不出斯密应感激斯图亚特什么。斯密在论证他的主题时显示了高屋建瓴和渊博的见识，而斯图亚特的研究则是范围狭窄的和微不足道的。斯图亚特支持由柯尔贝尔建立的学说，这个学说后来被所有研究商业问题的法国学者所采纳，大多数欧洲政府也坚定信奉这个学说。这个学说认为，国家的财富不依存于该国产品的总和，而是依存于该国对外国的销售额。斯密博士著作的最重要部分之一，就是对这个理论的反驳。如果斯密没有特别反驳斯图亚特，那是因为他并未把斯图亚特视为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并且他认为，推翻一个当时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比驳倒一个学者没有特别内容的观点更重要。

经济学派也声称，斯密博士应感激他们。但这些说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一位天才受惠于周围的一切：他所综合的零星启发，他所推翻的谬误，甚至是攻击他的敌人。这是因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他的看法的形成。但当他后来根据这些材料提炼出对他的同代人和后代都有益的观点时，我们应该万分感激他，而不应责难他受惠于他人。况且，斯密博士毫不迟疑地承认，他与法国最开明人士的交往，以及与他的同胞和朋友休谟(Hume)的亲密通信，均使他受益匪浅。休谟关于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各学科的论文，包含很多正确观点。

在如此简短的概述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详细地说明斯密博士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所做的改进之后，我扼要地指出他所犯的一些错误，以及他未曾说明的地方，或许并非无用。

他把创造价值的力量仅归因于人类劳动，这是错误的。更严谨的分析表明(本书后面会看到)，所有价值均来自劳动的作用，或更准确地说，来自人类勤劳与自然和资本的力量所产生的作用相结合。所以，斯密博士对于生产的最重要的现象没有获得彻底的认识，这导致他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例如，他认为，劳动的分工或更准确地说是职业的区分，有巨大影响。尽管这种影响绝非微不足道甚至无足轻重，但生产的最大奇迹，与其说是由于人类劳动的特殊性，还不如说是由于我们利用了自然力量。他对这个原理的无知，使得他不能建立机器与财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正确学说。

关于生产现象，现在比斯密博士时代了解更深。这使得斯密的继承者能区分物价的实际上涨和相对上涨，并指出它们存在的差异。[24]
这种差异为许多在发现它之前完全不能说明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例如，“是否税收或任何其他赋税通过提高商品价格增加了财富的数量？
”[25]
又如，“既然生产者的收入来自生产成本，那么为什么这种收入并不因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减少
？”正是由于能解答这些深奥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才成了一门科学。[26]

只有斯密博士把财富
(wealth)这个词限定在有形物质所具有或体现的价值上，从而缩小了这门科学的范围。他本应把那些尽管是无形却同样是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例如先天的和后天的才能，也包括在财富内。在两个同样都没有财产的人中，一个有特殊才能的人，绝不会像另一个人那么贫困。无论是谁每年付出代价去学得一种特殊技能，谁就能拥有积累的资本。这种财富，尽管是无形的，却不是想象中的，因而每天都以职业劳作的形式用于交换金银。

关于生产的发生方式，以及农业生产和手工生产所特有的情况，斯密博士阐述得如此明确。而关于商业生产，他只为我们提供了模糊不清的概念。他不能明确地指出，交通便利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生产。

对于勤劳或他称为劳动的一般名称所包含的不同作用，斯密没做严密的分析，所以他不能了解上述各项作用对生产事业的特殊重要性。

对于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方式，斯密的著作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或系统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支，开放了一个可耕耘的几乎全新的领域。经济学者关于财富生产的观点太不完整了，以致他们不能对财富分配形成任何正确的看法。[27]

最后，尽管财富的消费只是与财富的生产相对应，斯密的学说也引导人们去正确地研究，但斯密本人却没有发展自己的学说，这使他不能建立许多重要原理。因为他没有说明两种不同的消费——非生产性消费和再生产性消费所以他没有令人满意地证明，为形成资本而储蓄和积累的价值的消费，与浪费价值的消费，同样是完全的消费。我们越熟悉政治经济学，就越能正确理解斯密对这门科学所做的修正的重要性，以及他留给后人来完成的进一步修正的重要性。[28]

以上就是《国富论》一书在基本原理方面的主要缺点。这部著作的全书设计，换言之，阐明这些原理的方式，同样也应大受非议。

作者在许多地方的表述都不够明晰，并且几乎全书都缺乏条理。要完全理解斯密，读者就必须使自己习惯于整理并细心体会他的观点。至少是超出大多数读者理解力的某些段落，理解起来很吃力。的确，这些段落是如此难以理解，以致在其他场合很有见识的人，虽然自称能理解并赞美这些观点，而且还撰写了关于斯密所讨论的问题的文章，即关于税收和作为货币辅助的银行钞票的文章，但却并不理解他关于这些方面的任何理论。而正是这些理论构成了他的著作的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斯密的基本原理也不是在用于阐明这些原理的章节中建立起来的。许多原理散见于他对排他主义
(exclusive system)或重商主义
(mercantile system)以及经济学派
(the system of the economists)的精彩批驳中，但在该书的其他部分却不见踪影。关于物品的实际价格和名义价格的原理，是在他对过去四百年贵金属价值的论述中提出的，而他对货币问题的看法，包含在关于通商条约的章节中。

此外，斯密博士的冗长的离题论述，受到很大责难。关于某一法律或制度的历史叙述，作为史料的搜集无疑极为令人感兴趣，但在一部致力于论证一般原理的著作中，与这些目的不是完全适合的个别事实，只能无谓地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他对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各国财富增长情况的概述，只不过是华丽的离题论述。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他对公共教育的极为精妙的论述，尽管这个论述充满渊博的学识和正确的哲理，并同时包含许多有价值的教诲。

有时这些论述与斯密的主题几乎毫无关系。在论述国家开支时，他深入有关各国在各个时代作战的不同方式的离奇历史，以此说明军事胜利对世界许多地方文化的决定性影响。而除了英国人，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对这些长篇的离题论述有时也缺乏兴趣。他关于英国允许其所有殖民地拥有议会代表权所得的好处的长篇论述，就属于这类。

学术性文章的优点，在于它不包括不应包括的东西，正如它包括应该包括的东西一样。这么多细节，虽然它们本身是有用的，但却不必要地拖累了一部旨在阐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著作。正如培根使我们了解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空虚，斯密使我们看出所有在他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学说的谬误，但斯密没有提高这门科学的上层建筑，正如培根没有创造逻辑学一样。不过，这两位学者对我们的帮助已经够大的了，因为是他们使其继承者避免了浪费时间走冤枉路的可能性。[29]

不过，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确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这部教科书中，广泛及正确观察的结果，与任何能思考的人可接受的一般原理相联系；在这部教科书中，广泛及正确观察的结果是如此完整和有序，以致能相互证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去研究都能受益。如果我要着手进行这个有用的工作，我认为必须专心研究前人关于这方面的著作，然后忘掉这些著作。研究这些前人的著作，我就能从在我之前的这么多杰出的研究者的经验中受益；努力忘掉前人的影响，我就不会受到任何学说的误导，并且在任何时候我都能自由探寻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过程。我不求助于任何假设，而只是要阐明财富是如何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关于这些事实的知识，只能通过观察去获得。本书所提供的就是这些观察的结果，而任何研究者都能做这种观察。而我根据这些观察结果所推出的一般结论的正确性，每位读者都可以自行判断。

借助这个时代的伟人，以及大力帮助其他科学进步的哲理推究方法，我有理由去期望我在任何时候都能追溯到事物的本质，并绝不设定不能直接应用于实践的抽象原理。因而，原理始终与相当确定的事实相比较，从而使任何人在发现它的效用的同时，就能轻易认识到它的真实性。

不仅如此，从前推断出的可靠的一般原理，必须提到，并且需要简要而明晰地去证明；而从前没有推断出的原理，必须去创立，整体必须结合起来，使任何人都确信没有遗漏任何重要的东西，也没有忽略任何基本论点。这门科学中的各种错误看法必须被消除，但这种消除仅限于大家已普遍接受的错误看法和知名学者的错误看法。这是因为，不知名学者或人们不相信的教条，能造成什么损失呢？我们所使用的词语必须很准确，以防止同一词被理解为两种不同意义；所有问题都必须简单化，以便于发现各种错误，尤其是我们的错误。总之，这门科学的学说必须以大众化论述[30]
的形式来表达，以使任何有正确理解力的人都能充分理解这些原理及其结果，并能把这些原理应用于生活中的各种不同情况。

本书关于物品的价值是财富的衡量标准这一观点，一直特别受到人们的反对。这也许是我的错，我本应注意不受误解。对于反对意见，我能做的唯一令人满意的答复是，我将努力更明晰地阐述我的学说。因此，我必须向购买本书前几个版本的读者道歉，因为我在这个版本中做了许多修订。在探讨对大众福利这么重要的问题时，尽量去完善，这是我的职责。

自从本书前几个版本出版以来，许多学者，包括一些贡献突出的知名人士[31]
，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新的论著。说明这些作品的一般特点，或决定这些作品是否详尽、明晰而融会贯通地阐述这门科学的基本原理，都不是我的本分。我能诚恳说明的是，这些作品有许多都包含了旨在使这门科学大有进步的真理和例证，我在拜读后受益匪浅。但是，与其他任何研究者一样，我有权说明，它们中的一些乍看起来似乎有理的原理，与更审慎而严格归纳的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是矛盾的。

指责李嘉图先生有时依据过于一般化的抽象原理来推论，这也许是有充分根据的。当一个建立在无可怀疑的观察结果之上因而无可置疑的假设已完成时，他就把推论推向了终极结果，而不把推论的结果与实际经验的结果进行比较。在这方面，他像一个哲学机械师，根据由杠杆的性质得出的无可怀疑的证据，论证舞蹈者每天在舞台上表演的跳跃是不可能的。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由于他的推论是以直线式进行的，而一个往往未被发觉并总是难以察觉的重要力量，使得事实与我们的估算相去甚远。从那时起，这位作者的作品中的内容，都不是大自然中实际发生的。仅从事实出发还不够，还必须把事实联系起来不断进行研究，必须把从事实中得出的结果与观察到的结果进行比较。政治经济学要成为有实际效用的科学，就不应教导人们什么必定(must necessarily)发生，哪怕这是从适当的推论和无可置疑的前提中演绎出来的；而必须说明，实际发生的事实是以何种方式成为另一个同样确定的事实的结果。政治经济学必须去发现把事实联系在一起的链条，并根据观察，始终在两个环节的联系处确定这两个环节的存在。

至于那些既没有渊博的知识，又没有融会贯通知识，从而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学者，常常提出或复述狂妄过时的学说。反驳这些人的学说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更明晰地阐述这门科学的正确性，让时光来传播它，否则，我们会卷入无休止的争论当中。而这对社会的开明人士毫无教益，但却使无知者相信，由于一切都成了争论的对象，因而一切都无法证明。

带有各种偏见的争论者以某种权威自信的语气说，国家和个人即使不知道财富的本质也充分了解如何增进他们的财富。这种关于财富本质的知识，本身只是纯粹的理论，而不实用。这不过是等于说，我们完全了解如何生存和呼吸，而无须了解解剖学和生理学，因而这些科学是多余的。这种主张是站不住脚的。但假如这种主张得到支持，还得到医生阶层的支持，并且他们在攻击医学的同时，还让你接受过时的庸医方法和最荒谬的富有偏见的治疗，他们否认所有正规的、系统的教育，不顾你的反对，要在你的身体上进行最残忍的试验，并且他们的命令是以法律的力量和尊严来执行的，最终由一群职员和士兵来执行命令。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

也有人在为过时的谬误辩护时说，“所有人都普遍接受的看法，必定有一定根据；对于把许多才能和品德出众人士所主张的并同意的看法推翻了的观察结果和推论，我们还是应持怀疑态度”。必须承认，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现在公认的最荒谬的臆说，曾长期到处被接受和传授，那么上述说法便在我们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甚至使我们对最无争议的主张有所怀疑。仅仅是不久前，最原始和最文明的民族，以及所有人类，从不识字的农民到有知识的哲学家，都相信物质当中仅存在四种元素。甚至没人想到过质疑这个荒谬的学说，以致现在一个物理学的初学者如果认为地、风、火、水是四种不同元素，就会丢脸。[32]
有多少同样普遍流行和受尊重的其他观点也会同样消失啊！人类的观点多少有些传染性，会遭到感染全人类的精神疾病的攻击。这种疾病像鼠疫那样终将会来临，但需要时间。西塞罗曾说：“那两个占卜官再不会在检验死者内脏的时候而不发笑了。”可三百年后罗马仍延续这一做法。

但对于观点剧烈变化的深思，不应使我们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确定的，从而怀疑一切。人们在能从所有方面观察的情况下反复观察到的事实，一旦被确定并正确描述，那就不应再视为只是看法，而应视为绝对真理。一旦证明物体受热膨胀，就不应再质疑这个真理。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描述的是同样无可非议但却更难解释的真理。在这些科学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仅有权发现，而且有权对别人的发现发表意见。可是，具有相应知识和开阔视野、能完全了解问题的各个方面且敢于发表意见的，是多么罕见啊！在社会上，人们经常惊异地发现，最奥妙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仿佛一切能够并应当影响这种解决的情况都已知道。如果一群人快速经过一个巨大的城堡，还描述了城堡里发生的一切，那么人们会说什么呢？

一些人从未认真关注到社会的进步状态，但却大胆断言这种状态不可能存在。他们默许已存在的罪恶，说这种罪恶不可能不存在，以此来安慰自己。这使我们想到那位日本天皇，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他荷兰人没有国王，他会笑得透不过气来。北美的易洛魁人(印第安人)认为，如果不烧死战俘，简直无法想象战争如何顺利进行。

尽管从一切表面现象上看，许多欧洲国家也许处于繁荣状态，其中某些国家仅为维持政府运转就每年开支一两亿，但我们不应因此推断它们的情况已经很完美。一个西巴里斯的富人，可以随意地住在乡间城堡或城内豪宅，这两者均开支极大；他穷奢极欲，哪里有新的享乐，他就乘着最便捷、最舒适的交通工具赶到哪里；他雇用大量的家仆和佣人；他兴致一来就杀死十多匹马；他也许认为，一切都够好的了，政治经济学不会带来社会的进一步的改善。但处于繁荣状态的国家，究竟有多少人能过上奢华的生活呢？十万人里最多只有一个人；也许一千个人里也没有一个能过上所谓舒适自在的生活。随处可见的是一些人的劳动被剥削来养活另一些闲人，破烂陋屋与堂皇豪宅相邻，穷人的褴褛衣衫与富人的华丽服饰形成截然分明的对比。总之，在最基本的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还存在着最无聊的挥霍。

在混乱的社会秩序下得到充足享受的人，从不缺乏理由来证明这种社会状态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如果只从一个观点来看，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辩解的呢？如果让这些人重新选择社会角色，他们就会有许多要反对的了。

因此，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不仅是基于人类的最普遍弱点——虚荣心，而且是基于另一个无疑同样普遍的弱点——自私自利。这两者不知不觉并不由自主地对我们的思维模式产生强大的影响。所以，这些激烈而敌意的偏执，常常恐吓真理，迫使真理退却。当真理敢于反抗时，这些偏执就贬斥真理，有时甚至迫害真理。现在由于知识如此广泛地传播，哲学家可以肯定地说自然规律在宇宙空间和在原子世界是相同的，而不会受到人们的反驳。但如果政治家敢于肯定地说国家财政与个人财务完全相同，国家和个人的事务的处理都应依据相同的经济原理，那他就会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不得不去反驳多种学说。

不仅如此，某些学者就他们自己都承认不了解的主题而撰写杂志、论文、小册子甚至整部图书，其水平相当低劣。结果如何呢？政治经济学陷入了他们的思想迷雾中，使得正变得明朗的东西又变得晦涩不清。大众是如此的漠不关心，以致他们宁愿相信确定的说法，而不愿费力去研究它们。此外，他们有时受数字和计算的影响，似乎认为仅仅用数字计算就能证明任何东西，似乎任何规律都能设定，而不必正确推理就会得出结论。

上述就是阻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部分原因。

不过，所有事实都表明，这门中看又中用的科学，正在越来越快地四处传播。因为人们已认识到，这门科学不是以假设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观察结果和经验之上的，所以人们已感受到这门科学的重要性。现在任何传授知识的地方都教这门科学。在德意志、苏格兰、西班牙、意大利和北欧的各大学，都已设立了政治经济学讲座，今后还将以更正规、更系统的研究成果来教授这门科学。在牛津大学继续走老路时[33]
，剑桥大学在几年内为传授这门新学科而设立了讲座。在日内瓦和其他各地，都举办了许多政治经济学演讲。巴塞罗那的商人还自费设立了政治经济学讲座。人们现在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教育王室子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那些高贵的子弟们也以不懂政治经济学原理为耻。俄罗斯皇帝要求他的两个弟弟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cholas)[34]
和迈克尔大公(Grand Duke Michael)在斯托奇先生(M.Storch)的教授下学习这门科学。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法兰西王国设立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这对法国来说是永恒的荣耀。

当现在还是学生的青年将来分流到社会各阶级并被提拔到政府重要岗位时，国家事务会处理得比从前好得多。当国王和人民都更明白他们的真正利益时，他们会认识到这些利益之间并无冲突。这一方面自然会使国王少压迫人民，另一方面却会使人民更信任国王。

当前，撰写有关政治和历史的人，如果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他们的作品只会暂时成功，而不会得到人们长久的关注。至于写作有关财政、商业和技艺的人，那就更不必说了。

但有助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还是文明世界在过去二十年所处的严峻的形势。在这期间，政府开支的增长已达到可耻的水平，为挽救危机而不得不求助于人民，这使人民了解到自己的重要性。几乎在任何地方，取得人民同意或至少表面上的同意，即使还未实行，也都在要求实行。政府在各种漂亮借口下从人民那里榨取的巨额收入仍不够用时，就不得不向人民借贷；而为了获得贷款，政府就必须披露其需要和财源。所以，国家账目的公开，以及必须向外界辩护自己的行政措施，这两者产生了政治科学的精神革命，而这种革命进程再也无法阻挡了。

这个时期所带来的混乱和灾难，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试验。滥发纸币以及对商业和其他行业的限制，使我们感受到几乎所有极端措施的最终结果。而且，社会上最有权势的阶层突然被推翻，外族大规模的入侵，旧政府的垮台和新政府的建立，另一个半球上新兴帝国的形成，殖民地的独立，人类头脑所普遍受到的有利于全部智能发展的刺激，美妙的期望和严重的错误，所有这些都无疑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这些首先对有冷静观察和思考能力的人产生影响，随后对全人类产生影响。

正是由于我们在探索因果链条环节方面的便利，才使得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的近似分支取得了重大发展。因而，只有当我们一旦十分了解政治事实和经济事实如何互相影响时，我们才能决定在一定情况下，什么行动方针是最有利的。例如，为了消灭行乞现象，我们就不会采用那些倾向于增加贫民的措施；而为了谋求富足，我们就不会采取那些目的仅在于阻止富足的措施。当人们知道通往国家繁荣和幸福的明确道路后，就能够并将会选择这条道路。

人们长期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可能对少数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员有用。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员应比其他人更开明，这无疑很重要。这是因为，对于个人事务，个人的错误只会毁掉少数几个家庭，而国王和大臣的错误，却会使整个国家都衰败。可是，当普通大众都混沌无知时，国王和大臣有可能开明吗？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知识源自社会的中层阶级，并通过这个阶级传播到社会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因为中层阶级既不迷恋于权位，又无须从事贫民的强迫性劳动，拥有中产，有休闲时间，又有比较好的劳动习惯，能自由交往，爱好文学，还有能力去旅行。

对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来说，由于没有深思熟虑所必需的休闲时间，就只能接受那些以公理形式提出而无须进一步论证的真理。而且，尽管国王和他的重臣应当非常熟悉国家繁荣所依据的原则，可是如果在所有的行政部门，不能得到那些能够理解和执行他们的措施的人员的支持，上述知识对于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一座城市或一个省份的繁荣，有时取决于个别官员的行为，而政府下级机关的领导，由于能促成重大决策，因而常常比立法者本人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在那些有幸实施代议制政治的国家，每位公民都更需要熟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因为在这些国家要求每个人都仔细去考虑公共事务。

最后，假定任何与政府相关人员，从最高级到最低级，都很熟悉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一般国民却不熟悉(这完全不可能)，那么政府在实施它的最英明的决策时，还有什么样的反抗不会遇到呢？甚至那些最应该赞成政府英明决策的人如果有偏见，还有什么阻碍不会遇到呢？

为了从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受益，一个国家不仅需要拥有能够采纳最英明决策的政治家，而且这个国家的人民还必须处于能使这些英明决策实施的状态。[35]

这也是避免怀疑原理和不断变动原理的方法。不过，这甚至会使我们不能从一个不好的制度所可能拥有的好处中受益。稳定而一贯的政策是国家繁荣的要素。所以，英国始终通过坚持垄断其他国家海洋贸易的利益，获得了与它的领土范围似乎不相称的富强，尽管这在许多方面对英国不利。但要长期遵循同一路线，就必须选择一条不是完全糟糕的路线，否则我们必会遇到不可预见并且无法克服的困难，进而迫使我们在无须改变的情况下改变我们的方针。

也许我们必须将法国在近两百年内所遭受到的苦难归因于此。在这个时期，由于法国的土地肥沃、地理位置优越和国民富有才能，有可能达到高度繁荣。可由于对国家繁荣的原因没有确定的看法，法国像一艘没有海上地图或指南针的船只，任由变幻的风向和既不知出发地也不知目的地的愚蠢舵手驾驶着四处漂流。[36]
在法国实施一贯的政策，就可以对历届政府施加影响，法国这艘大船本来至少可以不陷入沉没的危险，或者本来可以不受那些笨拙政策的祸害。

反复无常所伴随的破坏性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致即使从坏的制度过渡到好制度，也不可能不遇到严重困难。排他性或限制性政策无疑对产业的发展和国家财富的增加极为有害，而且这种政策所主导的制度，不可能突然废止而不造成重大损害。[37]
要毫无困难地促成更有利的形势，只能通过逐渐实施那些极为巧妙和小心推出的措施。一个穿越北极地区时四肢冻僵的旅行者，只有通过最谨慎、最细微的治疗，才能使他免于过激疗法的危险，使他完全康复。

最正确的原理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原理，并在可运用或想运用时能加以运用。无疑，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考虑这些原理的新社会，会迅速达到最高程度的富裕。不过，在任何国家，如果许多方面都违反了这些原理，但仍有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繁荣状态。人们的身体尽管在青年时遇到事故或过于放纵，或受过伤，但活力原理的强大作用仍使人体生长并强壮。要求绝对完美，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坏的并产生坏的结果，这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在任何地方，坏的结果都是和好的结果相混淆的。当坏的结果占优势时，社会就衰退；而当好的结果占优势时，社会就会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在繁荣的道路上前行。所以，任何事情都不应阻止我们努力去学习和传播正确的原理。迈向获得这种知识的最小一步，都会立即带来一些好处，并最终会产生最好的结果。

如果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应该知道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原理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谁敢说，同样是这种知识对于管理人们自己的生意是无用的呢？我承认我对财富的本质和来源一无所知，但也不难赚钱。为了赚钱这个目的，我的全部所需就是最无知的农民都会的非常简单的计算：这样一件物品，包括一切费用，要花费这么多钱，我就要卖这么多钱，从而能赚这么多钱
。不过，关于财富的本质和增长的正确知识，在我们对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企业做出正确判断时，无疑会为我们提供许多好处，无论我们是主要股东还是一般当事人。这种知识使我们能预见到这些企业需要什么，以及这些企业的结果是什么；使我们能设想出企业成功的方法；使我们能证明我们对这些企业的专有所有权；使我们能预见公债和其他政府措施的影响，从而选择最安全的投资；使我们能根据可能获得的利润正确调整实际垫款的数目，从而使耕种土地有利可图；使我们了解社会的一般需求，从而选择我们的职业；使我们能识别国家繁荣或衰落的征兆。

研究政治经济学仅对政治家有用，这一看法是谬误的，并且有其他害处。在斯密博士之前，几乎所有研究这方面的学者都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对政府机构进行启蒙。而由于他们并不完全了解有关财富的事实及其联系和结果，其意见很不一致，进而被大众完全忽视。所以，他们被视为公共利益的幻想家，这一点都不足为奇。因此，当权者总是轻视类似基本原则的一切东西。

但自从在其他科学领域求得真理的严谨推理方法被应用于上述事实的研究和基于这些事实的推理后，政治经济学就仅限于简单说明所发生的有关财富的一切，不再试图向当局提供意见。但假如当局想确定他们要实施的计划会产生什么好结果或坏结果，他们就可以参考这门科学，正如他们在建造水泵或水闸时要参考水力学一样。对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要求就是，向政府提供关于事物本质以及由其必然产生的一般规律的正确说明，或许在这些观点尚未较普遍传播之前，也需要政治经济学为政府指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一些应用。如果政府轻视或忽视上述原理的应用，则吃亏的是他们自己以及人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当然，如果政治经济学揭示财富的来源，指出使财富更充足的方法，并教会我们如何每日获得更多财富而不使其枯竭；如果它证明，一国人口可增加而同时能有更好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如果它能令人满意地证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以及各国的利益，并不互相对立，而所有对抗都不过是愚蠢的；如果这些论证的必然结论是，许多本以为无药可治的弊病，不仅是可以治疗的，而且甚至是容易救治的，而我们无须再遭受我们所不愿意遭受的痛苦，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没有什么研究比政治经济学更重要的了，也没有什么比它更值得有高尚、仁慈思想的人去关注了。

时间是个伟大的教师，任何事物都不能替代它的作用。只有时间能充分证明人们能从政治经济学有关立法和政治的一般原则的知识中获得好处。一方面，许多有理性的人承认这门科学的原理，同时由于习惯却使他们在说和做时仿佛完全不懂这些原理；[38]
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不完全理解个人以及大众的利益所在，也反对这些原理中的许多原理，因而这种反对表明，没有什么会使那些想要增进大众福利的人感到惊奇或惊恐。牛顿学说在长达五十年的期间为法国所普遍拒绝，而现在法国所有学校都教授这个学说。我们最终会发现，有许多研究比这个研究更重要，假如我们认真评估那些研究对人类幸福和繁荣的影响的话。

正是我们称之为文明国家的那些国家，仍是多么的不开明和无知啊！调查一下妄自尊大的欧洲所有省份，询问一百人、一千人甚至一万人，在这些人中，对于当今时代所推崇的这门已改进的科学有丝毫了解的，你几乎很难找到两个人。对深奥真理的这种普遍无知，完全不像对于可应用于任何人的地位和情况的最基本知识的完全无知那样引人注目。而且，自学所必需的能力有几个人能有啊？又有几个人能单独观察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并对他们所不懂的事情提问呢？

这些高度发展的科学远远不能为社会带来人们期望它所带来的所有好处。而如果不能带来这些好处，这些科学就只不过是奇妙的理论而已。这些理论或许要留到19世纪才能得到完全应用。那时，在精神科学和物理科学方面将出现具有更高智慧的人，他们在提出理论观点后，会揭示如何使重要真理为最低能的人所理解。那时，在人类日常生活中，人类将不会以空想哲学的错误看法为指导，而是为常识所支配。人们的看法将不是以无根据的假设为基础，而是正确观察事物本质的结果。由于人们习惯而自然地追溯到所有真理的源泉，人们就不会受到空洞理论的欺骗，也不会听从错误观点的指导。那时，解除了经验主义武装的迂腐见解将失去其社会主导力量，而不再给诚实人士和各国带来重大损失。

[1]
“经济”(economy)一词源自希腊语οικοζ(家庭)和υομοζ(法)，即管理家庭的法规。按照希腊语，“家庭”一词包含家庭所拥有的一切动产，而源自希腊语πóλιζ(城邦)的“政治”一词的应用，则延至一般社会或国家。政治经济学是我们能用来称呼本书所探讨的科学的最好词语。这门科学不是研究天然财富
(natural wealth)的，即自然界无偿无限提供给我们的财富，而是专门研究社会财富
(socialwealth)的。社会财富的基础是交换以及承认财产权，而这二者均产自社会制度。

[2]
为了证明事件为什么以某种方式发生，即为某一结果指出某一原因，实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是描述性的。为解释日食，天文学必须证明月亮不是透明体。同样，为了说明货币是生产财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揭示货币的真实性质。

[3]
1813年是法国最悲惨的时期，当时的对外贸易崩溃，国内各种物资迅速减少。而法国内政部长在陈述那年的情况时夸口说，无可置疑的统计(calculations)证明，法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

[4]
“实践
”(practice)这个词，在这里并非指工匠或职员能更迅速、更准确地进行日常工作并成就他们特殊才能的手工技能，而是指管理和监督公众或私人事务时所运用的方法。

[5]
所以，各国很少从经验的教训中获得任何益处。要从中受益，一般社会必须要掌握因果关系，这就假设人们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解力和少见的思考能力。只要人类处于从经验中受益的境况，他们就不再需要经验的教训，这时只需平常的正确判断力就足够了。这就是我们必须不断接受管束的一个原因。人民所期盼的全部，就是应当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的法律，这是不同政治组织或多或少都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6]
托伦斯上校(Col.Torrens)在他1821年发表的《论财富的生产》(Essay on the Production ofWealth)中说：“当前在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大师中存在着的争论，已经由一个活泼机智的作者提出作为反对研究这门科学的理由。人类知识的每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类似的反对理由都可能提出来。数年前，当化学上的杰出发现开始替代古代燃素学说时，类似现在存在于政治经济学家中的争论，使自然科学家分化为不同的阵营。普里斯特里博士像马尔萨斯先生(Mr.Malthus)那样，以他自己所确定的事实有助于推翻一些理论的顽固的拥护者面目而出现。在人类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一门科学在它的研究者达成一致看法之前，必然有一个争论时期。但这并不是提供一个理由，使我们在这门学科的基本原理尚未确定前就放弃对它的研究，而应促进我们更热心和更执着地进行研究，直到在人类智力范围内，关于每个问题的疑问都消除了，并且得到了确定的知识为止。至于政治经济学，争论时期正在渡过，而看法一致时期正迅速到来。所以，几乎用不了二十年，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任何基本原理都将不存在什么疑问。”

托伦斯上校在1826年发表的《论对外谷物的贸易》(Essay on the External Corn Trade)第三版的前言中进一步说：“以前，作者曾大胆预言，在并不遥远的未来，政治经济学学者之间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争论将停止，意见将普遍一致。”他认为他已经看出这个预言趋于应验的明确迹象。自从他大胆预言后，已有两部著作问世，而每部著作的主要目的都是纠正它们所专门研究的问题在过去流行的错误。这两部著作是：无名氏所著《对价值的本质、原因和衡量的批判》(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Causes，and Measures of Value)，以及图克(Tooke)所著《对价格高低的看法和详述》(Thoughts and Details on High and Low Prices)。——美国编者注

[7]
例如，我们也许知道，任何一年的葡萄酒价格，必然取决于其销售数量

与需求之比。但如果我们要对这两种数字进行数学计算，那我们就必须在完全熟悉它们之前，或在能略微准确地区别它们各自的影响之前，先分析它们的要素。因而，不仅必须确定下个葡萄收获期的产量，而这要经受天气的变化，而且还必须确定下个收获期的葡萄的质量、上个收获期的库存量、酒商所能支配的资金量，以及他们因此必须比较迅速地收回他们垫付款的时间。我们还必须查明关于出口酒的可能性的看法；而出口酒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我们对法律和政府的稳定性的看法，这种看法经常变化；而关于出口酒的可能性，任何两个人的看法都不完全一致。我们必须正确评估所有这些数据以及可能所需的许多其他数据，目的只是确定酒的流通量
(quantity to be put in circulation)。而这不过是价？ 格
(price)的要素之一。要确定酒的需求量
(quantity to be demanded)，我们必须知道酒在出售情况下的价格，因为对酒的需求随着它的价格低廉而增加。我们还必须知道酒从前的库存量，以及因人而异的消费者的口味和财力。消费者的购买力，多少随着总体产业的发展情况和他们的富裕情况而不同；他们的需要，也随着他们掌握的用另一种酒(如啤酒和苹果酒)代替这种酒的其他方法的多少而不同。我删去许多对解决这个问题多少产生影响的不太重要之处，因为我怀疑任何真正习惯运用数学分析的人竟敢如此尝试。这不仅是因为数据繁多，而且还因为很难准确归纳它们的特性以及很难把它们的各自影响结合起来。而那些自以为能够这么做的人，他们不能以分析性语言阐明这些问题而不使用简单化和任意删除等方法，使这些问题失去原有的复杂性。这样做的后果由于不能恰当估计，因而总会改变问题的本质，歪曲它的结果，以致从这种计算中所得出的推论，与从任意想象的公式中所得出的推论并无不同。所以，在他们的结论中，并未认可精确的几何学研究所特有的和合性——在精确的几何学研究中，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能得到它，只看到空洞的、不确定的推论，这些推论的差异常常等于所要确定的数量的差异。那么在说明如此复杂的问题时，明智的研究者应采取什么方针呢？他所采取的方针，与他在同样困难情况下所采取的以决定他一生中大部分行动的方针相同。他会研究所提问题的直接要素，并在确定这些要素之后(这在政治经济学中是能做到的)，以机敏直觉的开明理解力，近似地评估出这些要素的相互影响。这本身只是一个手段，用它能估计大量可能性的平均结果，但绝不能精确计算这些结果。

卡巴尼斯(Cabanis)在叙述医学革命时，有一段讲话与上述说法完全相同：生命现象依靠在这么不同的情况下相联系的这么多的未知活力，靠观察去了解这种活力是徒劳的，这些问题的所有状况，由于不能全部叙述出来，因而也绝对不能去计算。所以，一旦机械学学者试图以他们的方法来说明生命规律时，他们为科学界提供了值得我们去最认真思考的奇观。他们所用的名词是正确的，其推理方法也完全合乎逻辑，可他们所得出的结果却全是错误的。此外，尽管所有计算者的语言及表达语言的方法相同，但每个人所得出的结果仍各不相同。正是由于把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完全适用的学科上，最异想天开的、荒谬绝伦的和自相矛盾的臆说才得以存在。

达兰伯特(D'Alembert)在其《流体动力学概述》(Hydrodynamics)中指出，血液通过血管的速度是绝对计算不出来的。塞纳比埃尔(Senebier)在其《论观察者的技术》(Essai sur l'Art d'observer)　(第一卷，第81页)中也做了类似的论述。

无论有才能的教师和有见识的哲学家关于自然科学的结论说什么，都更适用于伦理哲学，并指出为什么当我们用数学计算说明政治经济学的现象时总受到误导。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成为最危险的抽象理论。

[8]
《理想国》(Republic)，第二篇。

[9]
当我们发现，几乎每位历史学家，从希罗多德(Herodotus)到波舒哀(Bossuet)，都夸耀这个法律以及其他类似法律时，就可看到，所有撰写历史的人都应掌握一些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这是多么重要！

[10]
参阅苏利(Sully)的《回忆录》(Memoirs)，第十六篇。

[11]
“概述金银在没有其矿产的地方也能占支配地位的原因”。

[12]
“关于劳动，我要说，不仅在绘画、雕塑、雕刻这类纯粹艺术品的生产中，而且在金属、矿物和植物这类天然产物的生产中，它们的价值完全来自创造它们的劳动。物质的数量，只是在多少需要劳动的情况下，才影响物质的价值。”(加利亚尼，《论货币》，第一篇第2章)

在同一章，他还说，人，也就是他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正确的衡量标准。斯密博士也认为这是一项原理，尽管我认为这并不正确。

[13]
同样是加利亚尼，在同一部著作中说，某人所得必是他人所失。这证明这样一个非常聪明的学者，也许甚至不知如何做最简单的推论，他可能与真理擦肩而过而未发现。这是因为，如果财富能由劳动而创造，那么就可能在世界上有一种新型财富，即不是取自任何人的财富。的确，这位作者，在他很久后发表于法国的《关于谷物贸易的对话》中，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批判自己。他说：“一个纯粹偶然发现的真理，就像草地上的蘑菇，毫无价值。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的原因和后果，或不知道它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推理环节得出的，我们就不能利用它。”

[14]
由于我不能评定作品尚未译成法语的这些作者的优点，于是我就引用了把本书译成西班牙语的译者之一的邓·何塞·魁波(Don Jose Queypo)先生的意见。魁波先生是才能和爱国心都很出众的人，我只引用了他的看法。

[15]
例如，他们认为，粮价下跌对于公众是一场灾难。

[16]
在他们引起的争论中，我们不应该忘记加利亚尼所著的那部有趣的《关于谷物贸易的对话》。他在这本书中以香迪(Shandy)的幽默手法论述了政治经济学问题。他提出一个真理，但当人们要他提出证据时，他却以巧妙的笑话做了答复。

[17]
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建立在空想理论之上这种看法，主要源自我们几乎

始终混淆权利问题
(questions of right)和事实问题
(matters of fact)。例如，经济学派著作长期讨论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是否是所有土地的主人这个问题，有什么重要性呢？事实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取走不动产收入的一部分，或以税收的形式强迫人民缴纳。这是一个事实，并且是重要事实。我们能够探究的一些事实的结果，是肯定导致另一些事实(例如物价上涨)的原因。权利问题
多少都是看法问题；相反，事实问题
都是能够论证的。前者对人类命运仅产生极小的影响，而后者则由于事实相互作用而使人们深感兴趣。由于对于我们重要的是，一些结果应比其他结果先发生，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可获得这些结果的方法。由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几乎完全建立在权利问题
之上，因而它成为一部至少是实际效用极小的一部著作。我毫不犹豫地坦承这一点。

[18]
《工业与政府的关系》。

[19]
参见其演讲摘要。该摘要最初由卡斯托迪(Custodi)于1804年发表在米兰出版的一部颇有价值的论文集中，题为《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言论集》。1803年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之后我才知道这本书。

[20]
在斯密博士的著作面世的那一年，就在它出版之前，迪南(Dignan)在伦敦以法语发表了《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论文》。其中有以下一段话值得注意：“再生产阶级包括所有把土地的生产力和他们的劳动结合起来，或通过他们的多种技艺加工天然产品，以某种形式创造一种新价值
(new value)的人。这种新价值全部构成所谓的每年再生产
(annual reproduction)。”

这段引人注目的话，比斯密博士的著作的任何部分都更清楚地描述了再生产的特性，却没有引导其作者得出任何重要的结论，而只是产生了一些零散的提示。由于他的各种观点之间缺少联系，所用术语也不够精确，因而使得他的论文如此空洞含糊，以致我们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启发。

[21]
关于这个艰深的问题，也许斯密博士论述得不够系统，也不够清楚。因此，他的聪明的、敏锐的同胞劳德代尔勋爵(Lord Lauderdale)撰写了一篇论文，以证明他完全不理解《国富论》的这个部分。

[22]
魁奈在为《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谷物”中说：“能出售的商品，应始终不加区别地视为适用于个人用途的货币财富或实物财富。”这实际上就是斯密博士所说的交换价值。维里认为(第3章)，再生产只不过是再生产价值，物品的价值构成财富。前面提到，加利亚尼说过，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不过，斯密博士通过揭示这些观点与其他重要现象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知这点)，以及甚至用它们的后果来证明它们，使这些观点成为他自己的观点。

[23]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Sir James Stewart)是《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作者。

[24]
参阅第二篇第3章。

[25]
斯密博士令人满意地证明了物品的实际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差异，即为了得到一件商品所必须付出的实际价值的数额与这些价值总和的名称之间的差异。此处所提到的差异，源于一个分解了实际价格的更完全的分析。

[26]
例如，只有完全了解生产的发生方式后，我们才能说，货币和商品的流通对生产有多大帮助，以及什么流通是有用的，什么流通是无用的，否则，我们关于迅速流通的效用的言论只不过是胡扯，就像我们每天所做的那样。由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进步微不足道，因而必须唤起我们对它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应用的关注，我不得不用本书的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篇第16章)。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本书第一篇第20章，该章探讨了从国家财富的角度探讨暂时性和永久性移民的问题。然而，任何 十分了解这门科学原理的人，都不难得出同样的结论。

不仅是财政学者，而且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也必须具有至少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知识，这为期不远了。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的当代论著，在其他方面显示了广泛的研究和丰富的资料，却包含以下段落(该书第二卷第602页)：“一个国家的居民数量是任何良好财政制度的基础。人口越多，商业和工业的成就越大，军队的规模与人口数量成正比。”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见解都可能是错误的。国家财政收入必然由国家财产的收入构成，或由以税收形式从个人收入征收所得构成，这不依存于人民的数量，而是依存于人民的财富，尤其是人民的收入。穷苦大众对国家财政收入贡献较小，却使国家有更多必须养活的人。最有助于一个国家商业发展的，不是该国的人口数量，而是该国居民的资本和才能。资本和才能对人口的益处，要远远大于人口对资本和才能的益处。最后，一国政府能维持的军队数量对人口数量的依赖，也不如对国家财政收入的依赖大。我已说过，财政收入不依存于人口数量。

[27]
参见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他在该书中提出了关于这方面问题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不是完全谬误，就是很不完全。

[28]
除了这里所提到之处，还有许多其他论点，斯密博士不是忽略了，就是仅仅做了不完全的分析。

[29]
自斯密博士起，在英国和法国有多种政治经济学著作面世。其中有些篇幅很长，但少有值得保存的东西。这些著作大部分都是有争论性的，作者所推断出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只是为了支持他们所喜好的假设。不过尽管如此，仍可从这些著作中获得许多重要事实甚至正确的原理，如果这些原理与作品的观点一致的话。根茨(Gentz)的“关于大不列颠的财政收入的论文”，为皮特先生(Mr.Pitt)的财政制度进行辩护，就属于这类著作。桑顿(Thornton)所著为英格兰银行停止兑现而辩护的“论不兑换纸币的性质和影响”，以及许多关于同一问题和《谷物法》的其他著作，也属于这类著作。

[30]
我用大众化论述
(popular treatise)一词，并不意味着是供那些既不懂如何阅读又不懂如何使用的人去使用。我用这个词，意味着不是专供这门科学的专业研究者或科学研究者使用，而是适于任何有理解力和有能力的社会成员去使用。

[31]
指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有的妇女也发觉，认为妇女不适于对家庭幸福有正面影响的那门科学的研究，对自己很不公。在英国，马塞特夫人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对话”(后来译成法文)，以通俗悦人的文风说明了正确的原理。

[32]
今天，每一门科学，即使最重要的一门科学，问世都还很短暂。著名的农业学家亚瑟·扬(Arthur Young)辛勤地收集关于土壤的所有观察结果。土壤是农业学最重要的部分，它能告诉我们应该种什么农作物，以及在什么时候种才能有很好的收获。亚瑟·扬说，他找不到1765年之前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对社会幸福和繁荣也很重要的其他技术，如今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33]
1826年，在牛津大学设立了政治经济学讲座。此后，首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拿骚·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一直进行极为出色而有教益的授课。他的授课中有三次是涉及论述财富的商业理论，我们很少见到这么巧妙而有趣的演说。——美国编者注

[34]
即其继任皇帝尼古拉。

[35]
我在这里假设，社会的上层阶级都受真诚愿望的激励去促进大众利益。可是，如果这种愿望不存在，如果政府不诚实而且腐败，那么人民应了解国家的实际状况并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就显得更重要了，否则他们就会遭受痛苦而又不知痛苦的原因，或归因于不正确的原因。公众的观点会有分歧，行动也会不一致，而个别人由于得不到大众的支持就无法解决问题，这样专制政治就会得到巩固；或更糟的是，在人民受到恶劣统治而心生绝望的地方，人民听从恶言，以更糟糕的制度来代替从前的邪恶制度。

[36]
不知道有多少次，花费了多大精力和资金来增加人类所希望避免的灾难！也不知道有多少规章制度的实施，造成了限制性措施所能造成的一切损害；同时，这些规章制度被任意违反，以致其所要消除的弊病却由于规章不被遵守而依然存在。

[37]
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把由于错误制度而放在不适宜地方的资金与才能挪到适宜的地方而不造成严重的损害。

[38]
“他们希望我能证明我的论据是确定的，而他们听从这些论据也并无过错。我的正确推论暂时说服了他们，但他们后来又受到以往看法的惯性影响，这些以往看法虽然没有正确的理由，但却以并未减少的根据返回，正如月亮的直径在地平线的位置上看起来增加了一样。他们希望我把他们从以往这些恼人的看法中解脱出来。他们明白，以往这些看法具有欺骗性，并一直在纠缠着他们。总之，他们希望我能通过推论来完成只有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而这是不可能的。任何原因都有其特定的结果。道理可令人信服，看法可令人赞同，假象可令人困惑，而只有时间以及同一行为的不断反复，才能产生我们称之为习惯的平静自如的状态。所以，新的看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传播开来。如果一位创新者能迅即成功，那是因为他所发现和传播的是那些已在每个人脑海中浮现的看法。”〔德斯塔·特拉西(Destutt-Tracy)，《逻辑学》(Logique)，第8章〕

目　录

【作者简介】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绪　论

第一篇　财富的生产

第1章　“生产”的含义

第2章　各种劳动及其在生产中协作的方式

第3章　生产性资本的性质及其在生产行业中协作的方式

第4章　协作创造财富的自然力，特别是土地

第5章　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协作生产的方式

第6章　各种劳动共有的类似操作过程

第7章　人、大自然和机器的各自劳力

第8章　分工的利弊以及分工可能达到的程度

第9章　利用商业的各种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协同生产的方式

第10章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第11章　资本的形成与增加

第12章　非生产性资本

第13章　无形产品或一经产出就消费掉的价值

第14章　财产的所有权

第15章　产品需求或产品市场

第16章　货币和货物的快速流转带来的利益

第17章　旨在影响生产的政府政策的效果

第1节　规定生产性质的准则的作用

第2节　规定生产方式的规则的影响

第3节　特权贸易公司

第4节　影响谷物贸易的规则

第18章　政府的生产努力对国民财富的影响

第19章　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产品

第20章　外来暂时移民和永久移民对国民财产的影响

第21章　货币的性质与用途

第1节　一般性叙述

第2节　货币的材质

第3节　一种物品充当货币所得到的附加值

第4节　铸造货币的功用与铸币费

第5节　货币标准的变动

第6节　货币既不是符号也不是尺度的理由

第7节　估算历史记载的金额时应注意的事项

第8节　两种贵重金属之间无固定比价

第9节　货币应该是什么样子？

第10节　铜币或贱金属币

第11节　更完美的铸币形式

第12节　由谁承担硬币因磨损造成的损耗

第22章　货币的符号或代表

第1节　汇票和信用证

第2节　存款银行

第3节　发行银行或贴现银行，钞票或兑现纸币

第4节纸币

第二篇　财富的分配

第1章　价值基础及供需

第2章　收入的来源

第3章　价格的实际变动和相对变动

第4章　价格的名义变动，金银条和硬币的独特价值

第5章　收入在社会中的分配方式

第6章　给生产力带来最大回报的生产部门

第7章　劳动的收入

第1节　普通劳动的利润

第2节　科学家的利润

第3节　老板、经理或产业冒险者的利润

第4节　劳工的利润

第5节　现代人从产业发展中获得的独立

第8章　资本的收入

第1节　有息贷款

第2节　资本的利润

第3节　最有益于社会的资本使用

第9章　土地的收入

第1节　地产的利润

第2节　地租

第10章　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得到收入的影响

第11章　产品数量对人口的影响方式

第1节　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人口

第2节　国家产品性质对地区人口分布的影响

第三篇　财富的消费

第1章　不同类型的消费

第2章　普通消费的结果

第3章　生产性消费的结果

第4章　普通非生产性消费的结果

第5章　个人消费——动机与结果

第6章　公共消费

第1节　公共消费的性质与一般结果

第2节　国家消费的主要目的

民政与司法的费用

陆军、海军的费用

公共教育的费用

公共慈善机构的费用

公共大型建筑和土木工程的费用

第7章　对公共消费有实际贡献的人

第8章　课税

第1节　各种课税的一般影响

第2节　各种课税的方法与各阶层的负担

第3节　实物税

第4节　英国土地税

第9章　国债

第1节　国家举债及其后果

第2节　公共信用及其基础，以及危害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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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财富的生产

第1章　“生产”的含义

如果我们费些心思去探究人类在社会生活状态下称之为财富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财富
”(wealth)这个词是用来指那些具有固有价值的东西，如土地、金属、硬币、谷物、织品以及各种各样的商品。当财富的含义扩大到土地债券、汇票、期票以及类似的其他东西上时，显然是因为这些东西承诺支付有内在价值的东西的缘故。实际上，只要哪里有真实和内在价值的东西，哪里就有财富的存在。

财富与上述价值的总量成比例。组成财富的价值总和大，则财富多；组成财富的价值总和小，则财富少。

在未得到人们认可之前，一件具体物品的价值总是不明确的并且是任意估定的。其拥有者按照自己的估计给它定一个较高的价格，并不会因此而使自己更加富有。但当他人为了得到这件物品而愿意用一定数量的同样有价值的其他物品来交换它时，这时就可以说这件物品具有或者等值于另一件物品的价值了。

人们为了得到一样东西而愿意拿出的货币数量，被称作该物品的价格
(price)。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如果一件物品的所有者以一定能得到的价格卖掉该物品，这个价格就称作时价
(current price)。[1]

关于上述财富的真正本质，关于取得财富所必须克服的困难，关于在社会各成员间分配财富的过程和顺序，关于使用财富的可能途径，以及关于这些情况所分别产生的结果等，所有关于上述问题的这些知识构成了现在称为政治经济学的这门科学。

人类赋予物品的价值源自人类对物品的用途。有的物品能维持人们的生命；有的物品能用于人们的衣着；有的物品能为人们抵御恶劣的天气，如房屋等；有的物品则能满足人们的爱好或虚荣心。不管怎样，爱好和虚荣心都是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大多是装饰品。当人们认可任何东西的价值时，是考虑到它们的有用性；人们不会为没用的东西定价的，这是普遍真理。[2]
现在请允许我把物品满足人类不同需要的内在能力称为效用。我还要接下去说，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是创造财富。这是因为物品的效用是其价值的基础，而其价值则构成了财富。

然而，人力不能创造物质，构成地球的物质的数量也不能增加或减少。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将现有物质改造成另外一种形态，这种新形态可以提供这种物质此前所没有的效用，或仅仅扩大其原有的效用。因此，实际上，这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我把这种创造称为财富的生产
(production of wealth)。

在政治经济学和目前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生产这个词汇。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生产不是用产品的长度、体积或质量来衡量的，而是以其所提供的效用来评估的。

尽管价格是衡量物品价值的尺度，而物品价值又是衡量物品效用的尺度，但因此认为强行提高物品的价格就能增加物品的效用，则是荒谬可笑的。只有在人类交易仅受同一效用的影响而不受其他任何效用影响的情况下，交换价值或价格才是物品的公认效用的指标。这如同气压表只是在水银仅受大气压力的影响下才显示大气的压力一样。

当某人把任何产品销售给他人时，他实际上是把产品所包含的效用销售给了他人。买方购买这个产品只是因为它具有效用，可以使用它。如果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买方被迫为产品的效用给他提供的价值支付较高的价格，那么他就是为并不存在的价值付款，从而是为并未得到的价值付款。[3]

当政府把经营某种贸易的专营权，例如印度贸易专营权，授予某类商人时，情况恰恰就是如此。来自印度的进口货的价格因此而提高了，而这些进口货的效用或内在价值并未增加。提高的这部分价格大致就相当于从消费者的口袋里转移到专营商的口袋里的那部分钱。而后者致富的程度与前者因此而产生不必要的贫困程度正好相当。同样，当政府征收酒税时，使本来可以卖10美分一瓶的酒提价到15美分一瓶，这除了把每瓶5美分从酒的生产商和消费者手里转移到征税员手里外，还有其他作用吗？[4]
此处列举的商品表明它只是政府为了得到纳税人的税而采用的比较方便的手段而已。而商品此时的价值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源自其效用的真实价值；二是政府由于准许其制造、运输或消费而认为应该征收的税的价值。

因此，没有创造或增加效用，就没有实际生产财富。我们接着再来看看这种效用是如何产生的。

[1]
关于绝对价值
(positive value)和相对价值
(relative value)的混淆所产生的许多困难问题将在本书各章中讨论，尤其是在第二篇的主要章节中讨论。为了不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在这里我们只探讨那些为理解创造财富的现象所必需的东西。

[2]
这里不适合讨论人们赋予物品的价值与物品的实际效用是否成比例。人们评定价值的准确性，必须取决于评定者的判断力、资料、习惯和成见。正确的道德观念和明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使得人们能恰当地评价自己的利益。政治经济学在得出这种评价后将其作为推理的论据(data)，而关于人们应该如何评价以及其他具体行动，则把启蒙和知道的责任留给道德家和实干家了。

[3]
后面将进一步阐述这个论点，目前了解这点足矣。无论社会形态如何，物品的时价接近其真实价值的程度，与生产和交易的自由成比例。

[4]
哪部分税由生产者支付，哪部分税由消费者支付，将在本书第三篇中探讨。

第2章　各种劳动及其在生产中协作的方式

人类消费的某些东西，例如在某些情况下的空气、水和阳光等，是大自然赐予的天然礼物，无须人类的努力去生产它们。这些东西毫无交换价值，因为人们从来没感觉到缺少它们，别人与我们同样得到这些东西的供给。由于它们既不会由生产而得到，也不会因消费而毁灭，所以它们不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之内。

但还有许多对于我们的生存和幸福同样不可或缺的东西，如果人类不以自己的劳动激发、协助或完成大自然的作用，就根本不会享用到这些东西。大部分用作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东西，都属于这一类。

当这类劳动仅限于采集天然产物时，我们称其为农业生产
(agricultural industry)，或简称为农业
(agriculture)。

当这类劳动用于分割、组合或改造天然产物并使其满足我们的各种需要时，我们称其为制造业
(manufacturing industry)。[1]

当这类劳动用于把我们鞭长莫及的所需商品置于触手可及的地方时，我们称其为商贸行业
(commercial industry)，或简称为商业
(commerce)。

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得到生活必需品以及各种其他物品的充足供应。这些其他物品尽管不是完全不可或缺的，却标志着文明社会与野蛮部落的区别。如果任由大自然自行发展，它只能为少数人提供极为不充足的生活必需品。人们曾见到，肥沃却荒芜的土地，不能为那些因船只失事而漂流到那里的少数可怜人提供最基本的食物；而最贫瘠的土地，因劳动的存在，却常常呈现人口稠密、供应充足的景象。

产品
(products)这个词用来表示劳动提供给人类的物品。

一种具体的产品很少是一个产业部门单独生产的成果。一张桌子是农业和制造业的共同产物，农业砍伐用来制作桌子的木头，制造业则赋予桌子的形态。欧洲的咖啡受惠于在阿拉伯或其他地方种植咖啡豆的农业，也受惠于将咖啡运到消费者手中的商业。

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这三种产业继续无穷尽地细分成更多行业，但它们对生产行为的贡献模式是一致的。它们或是把效用赋予本来没有这种效用的物质，或是提高物质原有的效用。农民播种一粒麦种然后收获二十粒麦子，他利用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即大自然的力量。他指导了大自然作用于麦种的效力，使此前散布于土壤、空气和水中的物质，转化为更多麦粒的形式。

五倍子、硫酸铁和阿拉伯树胶都是自然界中独立存在的物质，通过商人和制造商的共同劳动，将它们合成产生了一种用于传播实用科学的黑色液体。商人和制造商的共同作用类似于农民的作用——选定目标、作用目标、实现目标。

任何人都没有创造原始物质的能力，大自然本身也没有这种能力。但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大自然提供给他的力量，使物质具有效用。实际上，劳动只不过是人类运用自然的力量而已。最完美的劳动产品，比如几乎全部价值均来自其制作工艺的产品，也许只是钢铁这种自然产品对其他某个同样也是自然产品进行作用的结果。[2]

18世纪的经济学派，虽然其中很多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但由于不了解这个原理，误入歧途，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认为除了获得处于自然状态的原料的劳动，如农民、渔民和矿工的劳动之外，其他的劳动全是非生产性的。他们没有注意到一种区别：财富不是由物质构成的，而是由物质的价值构成的。因为没有价值的物质不算是财富；要不是这样，水、燧石、路上的灰尘也都可以成为财富了。由此看来，如果物质的价值可以组成财富，那么，财富也可以通过合并价值来创造。实际上，仓库中存有由100千克羊毛制成的精美服装的人，比存有100千克捆在包里的羊毛的人更加富有。

对于这种观点，经济学派的回答是：制造对一种产品所增加的价值，不过与制造者在制造过程中所消耗的价值相等而已。他们认为，由于制造业的竞争使制造者不能把价格提高到超过他们自己的支出与消费的最低数额，因此，他们的劳动并不增加社会的总财富。因为他们为满足需要所消费的价值，毁掉了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3]

但是，主张这个论点的人，本应该先证明技工和工匠所消耗的价值必须确实刚好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毫无疑问，商业和制造业的利润所积累的储蓄和资本，比农业的利润所积累的储蓄和资本更多。[4]

此外，即使承认制造业的利润消耗在满足制造商和他们家庭的需要上，这种情况也不能否认这些利润是获得的实际财富。因为，如果不是实际财富，那么这些利润便不能满足制造商自己和他们家庭的需要。土地所有者和农民所获得的利润被承认是实际财富，然而这些利润也同样消耗在维持地主和农民的需要上。

与制造业相同，商业也参与生产。商业把产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从而增加了该产品的价值。100千克巴西棉花运到欧洲仓库时，比之前在伯南布哥的仓库时的效用更大，因此价值也更大。运输就是商人对棉花所进行的修改。由于这种修改，商人使我们用到了以前用不到的东西。产品的这种修改与其他两种产业所得到的修改同样有益、同样复杂和同样难于断定其结果如何。商人利用建造船只的木材和金属、制造绳索的麻、张满帆的风，以及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自然力，其目的、方法和结果，与农民使用土壤、雨和空气的目的、方法和结果完全相同。[5]

所以，雷纳尔谈到商业与农业和技术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时认为，“它本身不生产任何东西”，这说明他自己对生产现象没有正确的概念。雷纳尔在这里对商业的看法和经济学派对商业和工业的看法一致，都犯了相同的错误。经济学派认为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途径，雷纳尔则认为农业和制造业是两种生产途径。雷纳尔的主张比经济学派的主张更接近事实，但仍然是不正确的。

康迪莱克(Condillac)在试图说明商业的生产模式时也是混淆不清的。他宣称，对所有的商品来说，卖方的成本总比买方的成本少，所以，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这个单纯的行为，就增加了商品的价值。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销售只不过是一种以物易物的行为，即接受一种货物，例如白银，来代替另一种货物。买方或者卖方在一种物品上所遭受的损失，与他在另一种物品上所获得的利润相等，而对于社会来讲，却什么价值都没有创造出来。[6]
当一个人把西班牙的葡萄酒运到巴黎时，他实际上就是进行两种等价的东西的交换：付出的白银和得到的葡萄酒价值彼此相等。但是葡萄酒此刻的价值与在阿利康特(Alicant)未出口之前并不相同：酒的价值在到了商人手中之后的确增加了，之所以增加是由于运输，而不是由于交换行为或是交换的时刻。卖酒者不是骗子，买酒者不是傻瓜。孔狄亚克毫无根据地认为，“如果人们总是以价值相等的东西互相交换，那么商人便无利可获”。[7]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其他两种产业的生产方式与商业相似，也是给予各种物品以价值，而不给予新的品质，只是让这些东西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矿工的劳动也是如此。煤和金属可能是以十全十美的形态存在于地下的，但它们没有价值。从矿工把它们挖掘出来的那一刻起，通过使它们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这个挖掘的行动就赋予了它们价值。捕捞鲱鱼也是如此。无论是在海中还是在岸上，鲱鱼的形式都是一样的；但到了岸上之后，鲱鱼便获得一种效用，即它从前所不具有的一种价值。[8]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彼此关系密切，就像博物学家为方便记载而分类的天然物品一样。

上述经济学派所犯的基本错误导致一种非常奇怪的结论，我在前面已经阐述过。一些反对上述经济学派的人，也在一定程度上犯了相同的错误。按照经济学派的观点，商人和制造者对财富总量的积累没有丝毫的贡献，他们完全依靠唯一的生产者，即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维持生活。不论他们给予物品什么新的价值，他们同时也消费掉生产者所提供的价值相等的产品。所以，制造业国家和商业国家完全依靠从农业顾客那里得来的工资生存。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们宣称科尔伯特(Colbert)保护制造商的政策毁掉了法国。[9]

但事实却是，无论一个人所从事的是哪一类的劳动，他的生存都是依靠他的劳动赋予产品的附加价值或者部分价值所产生的利润，不管这个价值大小如何。产品的总价值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支付从事生产的人们的利润的。人类的需要就是由其所生产的或所创造的总
(gross)价值来供应或获得满足的，而不是仅仅由净
(net)价值来供应或获得满足的。

以制造业或者商业为主的国家或者这个国家从事制造业或商业的某个阶层，丝毫不比从事农业的国家受雇于其他国家和阶层的程度更高或更低，因为一种产业所创造的价值与另一种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虽然可能是不同产业的产物，但两个价值是彼此等值的。当波兰用其主要物产小麦与荷兰、东印度和西印度的主要商品进行交换时，荷兰受雇于波兰的程度，并不比波兰受雇于荷兰更高。

不仅如此，波兰每年输出数千万小麦，因此，按照经济学派的看法，应该日益富足才对。可是，它既贫穷而又人口稀少。为何如此？因为它专门从事农业，尽管它可能同时既是商业国家又是制造业国家。不能说荷兰受雇于波兰；相反，人们可能会说，波兰每年种植数千万的小麦，按道理应该从荷兰那里接受工资。此外，波兰对向其购买小麦的国家的依赖性一点儿也不比这些国家对它的依赖性少。因为波兰希望把小麦卖给这些国家，而这些国家同样也希望向它购买小麦。[10]

此外，说科尔伯特毁掉了法国并不是事实。正相反，在科尔伯特的管理下，法国从两个摄政者和一个无能的君主所造成的经济衰退中挣脱出来。的确，法国后来又破产了，但这第二次的不幸是由路易十四(Louis XIV)的极尽奢华和穷兵黩武造成的。不仅如此，路易十四的挥霍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科尔伯特曾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供他使用。然而，必须承认，如果科尔伯特对农业也给予和其他产业相同的保护，那么，这些财富可能还要更为巨大。

因此，每个社会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增加财富的方法，很明显要比经济学派设想的多得多。根据经济学派的说法，一个国家每年创造的价值不能超过其土地的年净产值，不仅土地所有者和工人要依靠这笔能够得到的唯一资产来维持生活，而且商人、厂主、技工以及政府的全部消费同样都要依靠它来维持。可是，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国家每年的产值，不但是由其农业净产值，而且是由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的总产值组成的。因为事实上，这个总量，更确切地说，一个国家生产的总产值的总和，难道不是全部提供给其国民消费的吗？因为生产的价值必须被消费掉，难道就要减去而不计入财富总值吗？难道价值本身不是产生于它的消费适用性吗？

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被认为是排他理论体系
(the exclusive system)的主要倡导者，这种理论体系建立在一群人的财富剥夺自另一群人的财富的基础之上。当他声称“一旦停止对外贸易，国内财富便无从增加”[11]
时，他本身就犯了同样的错误。财富似乎只能来自国外；但在外国，财富又来自哪里呢？也是从国外来的。所以，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地追溯财富的来源，最后，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每一个国家，直到最后不得不转向地球以外的地方追溯，这简直荒谬。

弗邦奈(Forbonnais)[12]
的禁止理论体系
(prohibitory system)也是建立在这个谬论基础之上的。坦率地讲，所有目光短浅的商人，以及欧洲和世界所有政府的排他理论体系，都是以这个谬论为基础的。他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人得到的财富一定是另一个人失去的，一个国家得到的财富必然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好像如果不掠夺别人或其他社会，个人或者社会的财富便无从增加一样。如果一个人或一群人只能用别人的所失使自己富有，那么，组成一个国家的所有个人，怎么能像法、英、荷、德的国民那样比过去更富有，以及在一个时期比在另一个时期更为富有呢？与17世纪的情况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家更为富有，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更好的供应，怎么会这样呢？这些国家从哪里得来17世纪所没有的财富呢？是不是从新大陆的矿井中得来的呢？但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前，这些国家的财富就已经比从前增加了。此外，美洲的矿井提供的是什么东西呢？金属财富或价值。但这些国家现今所拥有的超出中世纪的所有其他价值，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这些价值是创造出来的，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财富是由协助和促进自然力的人类劳动所赋予各种东西的价值组成的。这个价值既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既能增加，也能减少；这些各国都能够在内部实现，不必依靠外力，视其所采用的方法而定。人类如果有决心和聪明才智运用正当方法，就能够得到合理期望的目的物。这是一个人人必须知道的真理。本书的目的即在于研究和阐述那些正当的方法。

[1]
由于只有通过机械方法或化学方法才能改造物质、混合物质或分割物质，因此，可以把所有制造业的行业划分为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这根据在制造过程中占主要地位的方法来定。

[2]
阿加罗蒂(Alagrotti)在其《杂文》(Opuscula)一书中，用螺旋形发条控制表的平衡轮为例，证明劳动对一件产品所增加的巨大效用。1磅生铁不过花费制造者5美分左右的钱。他把它炼成钢，然后把钢制成使表的平衡轮走动的小发条。每一个发条仅重1格令的1/10，但在制成之后，却可卖3美元的高价。这样，即使减去金属的耗损，1磅生铁还可制成8万个发条。换句话说，仅值5美分的物质，却制成了价值24万美元的东西。

[3]
利维尔(Riviere)在《政治社会的自然秩序》(Ordre Natur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第二卷第225页试图证明制造是徒劳无益的非生产性劳动。他用一个我认为有必要加以驳斥的论点，并且人们经常以不同的形式运用这一论点，而且其中有的好像很有道理。他说：“要是把劳动的非实际的产品看作是实际的产品，那就不得不认为每加一道无用工序，就扩大财富一次。”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在劳动结果有益的情况下劳动创造了价值，就贸然断定在劳动结果是无益的或有害的情况下劳动也创造了价值。劳动不全是生产性的，使一种物质或一件东西增加了实际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经济学派议论的无价值，由于下述情况变得毫无疑问：可使用他们的论点反驳他们自己的学说，也可使用他们的论点攻击他们的反对派的学说。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你们认为耕者的劳动是生产性的，那么，只要他一年犁田10次，播种10次，就可提高生产力10倍。”这自然极不合乎常理。

[4]
在声称“由商业和工业的利润积累而成的储蓄和资本比由农业的利润积累而成的储蓄和资本要大”时，我们的作者犯了错误。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个错误。在不受限制或禁止的情况下，农业、商业和制造业的利润总是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因为，如果它们的利润有很大差异，那么资本和劳动力便将流向生产力较大的一方，从而恢复平衡。在推翻经济学派的论点时，我们的作者一不留心忘记了他自己主张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非常明显地证明了各个产业的利润相同。——美国编者注

[5]
格诺韦西在那不勒斯讲授政治经济学时，曾定义商业为“以不必要的东西交换必要的东西”。他的理由是，“在每一次交易中，合同双方收到的东西似乎比他们付出的东西对他们更为需要”。这是很牵强的说法。我认为有必要请大家注意，因为这种说法现在很流行。一个穷工人星期日到酒馆饮酒，很难证明他是用不必要的东西交换必要的东西。在所有公平的交易中，都有两件东西的互换，它们在交换的时候价值相等，在交换的地点价值也相等。商业的产品，即商业加到互换的东西上的价值，不是通过交换的行为，而是通过事前的商业活动产生的。

据我所知，维里伯爵是唯一阐明商业真正原理和基础的学者。他在1771年这样说，“所谓商业，其实只不过是把货物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而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Meditazioni sulla economia politica)，第4节〕。著名的亚当·斯密本人似乎对商业生产也没有清楚的概念，他只是否认交换行为产生了价值。

[6]
西斯蒙第(De Sismondi)忽视了这一点，否则他不会说“置身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的商人对双方都有利，也向双方索取这种利益的报酬”〔《政治经济学原理》(Nouveaux Principes d'Economie Pol)，第二卷，第8章〕。他说得好像商人完全依靠农民和制造者所生产的价值来维持生活一样，但其实商人是靠自己赋予商品的实际价值来维持生活的，因为商人对商品进行了改造，并给予商品有益的品质。正是这种观点引起民众对粮商的愤慨。

南特的萨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财富的主要来源》(Principa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第110页〕。他说运费侵吞了商业对货物所给予的价值，并以此为由证明商业对货物给予的价值不是实际的价值。经济学家使用这种毫无准则的推论方法断言制造业没有生产力。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些费用构成了经营制造业和商业的人的收入，他们不知道正是通过这种方法社会把一般生产所创造的价值在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

[7]
参见其所著的《商业与政府的关系》　(Le Commerce et le Gouvernment considérés relativement l'un a l'auire)，第一篇，第6章。

[8]
耕者、畜牧者、伐木者、捕捞不是自养的鱼的渔夫、开采大自然以理想状态埋藏于地下的金属和石头或可燃物的矿工等，可以把他们全都视为同一类型的劳动者。为避免名称的繁杂，可把这些职业都叫作农业，因为耕种地球表面是最重要的职业。如果概念清楚明确，名称无关紧要。压榨自种葡萄汁的酿酒商人，从事一种机械式的工作，这种工作近似于制造业的程度大于近似于农业的程度。但只要了解酿酒商的劳动是怎样提高这种产品的价值的，把它列入农业范畴或工业范畴就都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我们想把授予价值的各种方法一一加以分析，就可以把产业再细分为许多分支。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归纳总结，就可以把所有产业都视为相同的产业，因为分析起来，所有的产业都可能是利用天然物质和自然力来使产品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的。

[9]
参考经济学派所写的大量文章。

[10]
由此可推论，如果有哪个国家可以受别的国家的雇用，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最依靠别的国家的国家。而最依赖别的国家的国家是缺乏资本的国家，而不是缺少土地的国家。

[11]
《政治经济学原理之研究》(Essay on Political Economy)，第二卷，第26章。

[12]
《商业原理》(Elemens de Commerce)。

第3章　生产性资本的性质及其在生产行业中协作的方式

当我们进一步研究劳动过程时，我们就会发现，没有协助的劳动不足以授予各种东西价值。另外，产业中人类作为施加作用的一方，必须拥有事先已经存在的产物。如果没有，无论人类怎样心灵手巧和聪明伶俐，人类的作用都不会付诸实施。上述事先存在的产物如下：

1.各种不同技艺所使用的工具。农民如果没有铲子、锄头，织工如果没有织机，水手如果没有船只，那他们就什么都做不成。

2.劳动者在完成工作或生产中他的那份任务时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确，他的生活费用最后会从他制造的产品或从产品获得的价格中得到补偿，但他必须不断地预付这笔费用。

3.通过劳动转变为成品的原材料。确实，这些原材料通常是大自然无偿赐给人类的礼物，但更为常见的是先辈们劳动的产物，例如农业所提供的谷种，矿工和冶炼者提供的金属，商人可能从远道运来的药品，等等。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必须预先提供给处理加工这些原材料的劳动者。

上述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被称为生产资本
(productive capital)。

在生产资本项目下，还可以分为如所有的建筑物、对自然之物的改进等增加年产量的价值，以及耕畜农具等用来协助人类劳动的机械的价值。

生产资本的另一项是货币。货币随时都可以用来使产品交换变得容易；要是没有货币，生产就不能取得进步。划分在整个人类劳动机械装置上的货币，如各种复杂机器轮子上的润滑油一样，使生产活动具有不可缺少的灵活性。而如果黄金和白银不用在劳动上，就好比涂抹在停止运动的机器上的润滑油一样，没有任何生产价值。人类劳动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情况皆是如此。

如果人们认为一个社会的资本仅由货币构成，那就大错特错了。商人、制造商和农耕者一般只把构成他们资本价值的最小部分换成货币形式。而且，他们的事业越活跃，可换成货币的相关资本就越少。商人的资本，大部分投在海陆运输中的货物或在各处仓库中的货物上；制造商的资本，主要由各个加工阶段中的原材料以及工具和工人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组成；而农耕者的资本，多半是由农场的建筑物、牲畜、篱笆和围栏等组成。他们都有意避免持有超过流通需要量的货币。

对一至四个人适用的情况，对整个社会也适用。一个社会的资本是由私人资本的总和组成的。一个国家越繁荣昌盛，其产业越先进发达，处于货币形态的资本在国家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小。据奈克(Neckar)估计，法国在1784年通货的数额在4.4亿美元左右。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估计言过其实，但现在不是阐明这些理由的时候。然而，如果把世界各个角落所有属于法国人民或政府的工厂、土地、牲畜、器具、机器、船只、货物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设备，都总计在一起，再加上他们同时期所拥有的家具、装饰、珠宝、金银餐具以及其他奢侈品与便利品，我们就会发现，与同这些东西合在一起的价值总量相比，4.4亿美元的通货简直就是沧海之一粟。[1]

比克(Beeke)估计，英国资本总量为23亿英镑[2]
(合110亿美元)。在实行现行纸币以前，英国流通的金属货币最多估计为4 700万镑，[3]
也就是说，大约是它全部资本的1/50。斯密估计只有1 800万英镑，不到1/127。[4]

掌握在一个国家政府手中的资本是国家资本总额的一部分。

我们不久之后将会看到，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损耗和消费的资本，怎样不断地从生产的操作中得到补偿。说得更恰当一点，资本的价值，在一种形式下被毁灭之后，又怎样以其他形式重现。目前，我们只需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即如果没有资本，劳动就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可以说，资本必须与劳动合作，这个合作我们称之为资本的生产作用
(the productive agency of capital)。

[1]
阿瑟·扬(Arthur Young)在《法国之旅》(Journey in France)一书中尽管对法国农业情况表示不满，但他估计法国仅仅用于农业上的资本就达22亿美元之多，他相信英国用于农业的资本和法国相比是2∶1。

[2]
《关于所得税收入的意见》。

[3]
皮特(Pitt)所估计的硬币数字偏高，他认为金币数额为4 400万英镑。而普里斯(Price)估计银币为300万英镑，金银两种硬币的数额合计达4 700万英镑。

[4]
下表是1833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全部财产概要，摘自“表16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公共和私有财产总概要(1833年)”，引自最高权威著作《皮波尔论大英帝国的赋税、债务、资本和资源》(Pebrer on the Taxation，Debt，Capital，Resources，＆c.of thewhole British Empire，伦敦，1833年4月)。

第4章　协作创造财富的自然力，特别是土地

劳动除了借助于资本，即借助于它自己先前创造的产品来创造更多的产品之外，还利用不是它自己创造的而是大自然提供的各种力量的作用和动力，通过这些自然力的合作，它把一部分效用赋予各种物品。

因此，当耕种一块田地时，除了在种地过程中使用的技巧和劳动，以及之前创造的价值，诸如犁、耙、种子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消费的粮食及衣服之外，还有土壤、空气、雨水和阳光共同发挥的作用。虽然人类并没有参与其中，但是却参与了收获季节的新产品的创造过程。这个作用我们称之为自然力的生产作用
(production agency of natural agents)。

此处所用的自然力
(natural agents)一词意义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参与创造价值的无生命物体，而且还包括物质世界的自然法则，诸如使钟摆下垂的引力、使指南针朝向一定方向的磁力、钢的弹力、大气的重力、燃烧释放热量的性能等。

资本的生产力常常与自然力的生产力混合在一起，以致要精确地划分它们各自在生产中的作用所占的份额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种植外国进口植物的温室和因精心灌溉而变得肥沃的草地，它们大部分的生产力都来自劳动和建筑物，即先前生产活动的成果，这些之前的成果构成了促进眼前生产的资本的一部分。上述说法同样适用于新开垦的土地、农用房屋、围栏以及其他所有对土地的永久性改良。这些价值虽然都是资本项目，但是却不能把它们同其所附属的土地分开。[1]

使用极大提高了人的生产力的机器所生产的产品，可以部分被认为是投入到机器上的资本的价值，另一部分可以被认为是自然力作用的结果。如果使用由10个工人操作的脚踏轮[2]
来代替风车，那么，磨坊的产品可以被认为是构成机器价值的资本的生产作用和转动轮子的10个工人的劳动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用帆代替脚踏轮，那么风这个自然力很明显地完成了10个工人的工作。

在这个例子中，缺少的自然力通过使用另一种力而得到补充。但在许多情况下，大自然的作用非但不可或缺，而且同样实际与真实，例如，土壤的生长力就是协同生产供我们食用的家畜所必不可少的自然因素。一群羊是羊的所有者与放牧者的照料和饲料，以及羊圈、修剪羊毛所需垫付的资本，还有大自然赋予羊的器官和内脏的动作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而，大自然通常是人类的劳工，是人类的工具。在生产中，人类自己的力量和资本投入得越少，交给大自然的工作份额就越大，因而大自然就越有益于人类。

斯密曾经颇费心思地解释过，文明国家的社会中有很多游手好闲之徒和非生产性劳动者，但是为什么却比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拥有更为充足的产品。他认为这种富足源自劳动的分工。[3]
我们按照斯密的方法继续探究下去就会看到，毫无疑问，分工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的生产力。但是，仅凭分工还不足以解释上述现象。如果我们考虑到劳动和文明为我们的利益而激发起来的自然力，就不会对这种现象感到惊奇了。

斯密承认，人类的聪明才智及其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和掌握，使人类能够利用大自然提供的资源获得更大的价值。但是，他接下去把这种聪明才智和知识也归功于劳动的分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因为一个人专攻一种工艺或专门研究一种科学，就会有更多的方法促进这种工艺或这门科学的发展，并达到十全十美的境界。但是大自然的规律一旦被发现之后，由这发现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不再是发现者劳动的产品。第一个发现火具有软化金属这一特性的人，不是火对熔化矿石所增加的效用的实际创造者。这一效用是由火的物理作用、运用这种加工方法的人的劳动和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难道人类没有偶然发现其他加工方法吗？难道没有非常明显而不需要技巧也可以加工的方法吗？当属于自然物产的一棵大树被伐倒之后，社会由此而得到的产品，难道只是伐木者劳动的产品吗？

斯密从这个谬误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所有生产出来的价值代表的是不久或很久之前人类的劳力或劳动。换句话说，财富只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而已。从这个论点出发，斯密又推断出了第二个同样不正确的结论，即劳动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也是衡量生产价值的唯一尺度。

斯密的理论体系明显与18世纪经济学派的主张不同。经济学派认为，劳动如果不消费等量的价值就不能生产价值，因此，劳动没有剩余，没有净产品，只有土地能生产无偿的价值，也因此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生产净产品。这两个论点都已经发展成为理论体系了，我在这里引用它们，只在于警告研究者从一开始就要警惕这些危险的结论，[4]
并把这门科学带回对事实的朴素观察之中。事实已经证明，土地生产出来的价值与劳动、资本[5]
和自然力这三者的共同作用有关，其中虽不是唯一却起最重要作用的是能够耕种的土地。而且，除了这三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因素能够生产价值或者能够增加人类的财富。

自然力之中的一些可以据为己有，换句话说，成为占有者的财产，如田地、流水等。另一些不能被独占，而是公众都可以使用的，如风、海洋、自由航行的江河、物体彼此间产生的物理和化学的作用等。

我们很快就有机会相信，生产力能够或者不能够被独占这一事实，对于财富的发展非常有利。像土地之类可以独占的自然力的所有者，如果不能确定他对产品的独享权利，他就不能充满自信地投入资本以提高土地的生产力，那么，土地也就不会有如此充分的产出。另外，劳动有无限的自由可以随意占用不能独占的自然力，这给扩大自然作用的范围和提高生产力展现了无限的前景。限制劳动生产力的不是大自然，而是愚昧、不良的政府。

这种可以独占的自然力形成了一类生产手段，而由于没有等价物就得不到自然力的合作，因此等价物便构成了这种自然力占有者的收入。这一点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看到。现在，我们必须先满足于研究各种各样自然力的生产作用，无论是已知的还是将要发现的。

[1]
如果土地和资本归不同的人所有，那么决定其价值和效能各占多少是地主和资本家的事情。普通人只需了解它们对财富的生产各有贡献就够了，而不必计算它们的贡献各是多少。

[2]
一种鼓形的轮子，10个工人在轮子里面，边走边推动它。

[3]
斯密所说的原话是：“由于分工而发生的各种工艺产品的增加，使管理得当的社会普遍丰衣足食，连最低阶层的人也无例外。”(《国富论》，第一篇，第1章)

[4]
在经济学派理论体系的其他危险后果中，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以征收土地税来代替所有其他税，他们认为土地税一定会影响所有生产出来的价值。根据相反的原则，按照斯密的理论，如果我们同意他的看法，也认为土地和资本并不自发地生产任何东西，那就应该完全豁免土地和资本的净产品的税。但这是和相反的做法同样不公平的。

[5]
斯密虽然承认土地有生产力，但却抹杀了资本的生产力。使用一台价值4 000美元并在支付所有费用之后每年能提供200美元净利润的机器，例如榨油机所生产的产品，和使用价值4 000美元并在支付所有费用之后每年能提供200美元租金或净收获的产品，同样实际。斯密认为，耗费4 000美元资本建立的工厂，具体表现的是不同时期用于该工厂各个部分建设的劳动量，因此认为该工厂的净收获就是从前劳动的净收获。但是他错了，即使为了辩论承认该工厂的价值是从前劳动的价值，该工厂每天生产的价值也完全是新的价值，正如一块地所产生的租金是与该地本身的价值完全不同一样，可把它消费掉而又丝毫不影响该地的价值。要是资本所包含的生产力，只有创造资本的劳动的生产力，而自己没有生产力，那么，资本怎能提供和使用资本的劳动的利润没有关系的永久利润呢？如果有人认为创造资本的劳动在停止活动以后还在继续接受工资并具有无限价值，那未免太荒唐。我们很快就可看到这种想法不仅仅是臆测。

第5章　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协作生产的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如何协同进行生产，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三者是创造产品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这三者并非必须同属一个人所有。

勤劳的人可以把他的劳动借给另一个只拥有资本和土地的人。

地主可以把土地借给只拥有资本和劳动的人。

资本所有者可以把资本借给只拥有土地和劳动的人。

无论借出的是劳动、资本还是土地，由于所有三个因素共同合作创造价值，所以它们的使用是有价值的，而且通常需要支付费用。

对借用劳动所支付的代价称为工资
(wages)。

对借用资本所支付的代价称为利息
(interest)。

对借用土地所支付的代价称为地租
(rent)。

有时土地、资本和劳动共同为一个人所有。自己出资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同时也是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所有者。而且一人独享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收益。

磨刀工人的行业不需要占有土地，他把所有的工具都挑在肩上，他的技术和劳动都在指尖上。他同时既是冒险家[1]
，又是资本家和工人。

我们很少遇到如此贫穷的劳动冒险家，没有一份资本投入到其所从事的行业里。即使普通的劳动者通常也自己预付一部分资本。瓦匠工作时自带泥铲，熟练的裁缝自备顶针和针。他们有的穿戴整齐，有的衣衫褴褛。实际上，虽然他们的服装费很可能来自工资，但他们必须自己预先垫付。

在土地不属于专有财产的地方，例如采石场，或者凭劳动可以获取鱼、珍珠、珊瑚等产品的江河大海，只有劳动和资本就可以得到产品。

当劳动用在单凭资本就可获取的外国种植的产品时，劳动和资本自己同样也有能力进行生产，如欧洲制造的棉布产品和许多其他的商品。因此，只要运用劳动和资本，各种制造业都有能力生产产品。土地的存在绝对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除非从事劳动的地点也许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这种土地常常是租用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一定是必需的。可是，如果把从事商业活动的地点也算作被使用的土地，那么至少也得承认，在相关大量资本的协助之下，大规模的生产就能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运作起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民劳动受到的限制，不是来自土地的大小，而是来自资本的多少。

一个具有4 000美元资本的制袜商，可能拥有10台织袜机。如果他设法扩大资本两倍，他能使用20台织袜机。也就是说，他可以再买10台织袜机，付两倍的地租，购进两倍织袜所用的丝线或棉花，并垫付必要的钱款以雇用两倍的工人，等等。

但是，专门耕种土地的农业生产活动，正常来说要受土地大小的限制。个人和社会都不可能扩大土地范围，也不能让土地变得肥沃，不能超出事物特性的限制。但他们却有无限的力量来扩大他们的资本，因此，有无限的力量雇用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增加他们的产品，换句话说，增加他们的财富。

曾经有过像日内瓦人那样的人民，他们所占有的土地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不到全国总产品的1/20，然而他们却过着富裕的生活。住在不毛之地的汝拉山峡谷的居民生活富裕，因为他们掌握许多手工技能。在13世纪，威尼斯共和国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之前它在意大利只占有微不足道的土地，但它从商业中获得了足够的财富，使它能够占有达尔马提亚以及大多数的希腊岛屿，甚至占有希腊帝国的首都。一个国家土地面积的大小和肥沃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地理位置的好坏。然而，它的劳动和资本的力量，则依赖于其自己的良好管理，因为人类总有能力改善劳动和扩大资本。

缺乏资本的国家，在销售其产品时要遭受很大的不利。它不能对买者提供长期信贷，不能给国内外顾客提供一定的付款期限或方便条件。如果资本非常短缺，它甚至不能垫付原材料的成本和自己劳动的报酬。这说明了在印度和俄国的交易中，货款必须在完成订单的前六个月或一年支付的原因。这些国家一定在其他方面很幸运，否则它们绝不可能面对这么大的不利而达成客观的销售量。

在了解了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种强大的生产力如何协力创造产品(即适合人类使用的物品)之后，我们进而更加详细地分析它们各自的特殊作用。这个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我们不知不觉地了解到，是什么对个人富裕和国家力量产生更为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1]
法语entrepreneur一词，很难译成英语。和它相应的英语undertaker(企业家)一词的意义已经限定。entrepreneur的意思是制造业的工厂主，或者农业的农场主，或者商业的商人。此外，它还指凡在这三个产业中承担一家公司的直接责任、风险和管理职务的人，无论是自己出资，还是借用别人资本经营。由于没有更恰当的词，我暂且把它译为adventurer(冒险家)。——英译者注

第6章　各种劳动共有的类似操作过程

如果仔细研究人类劳动的工作方式，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它用于什么目的，它都是由三个操作过程组成的。

获得任何具体产品的第一步是研究有关该产品的自然规律和法则。如果事先不知道铁的性能，不知道开采矿石和炼铁的方法，不知道怎样熔铁和铸造，就不能制成铁锁。

第二步就是运用上述知识来实现一个有用的目的，例如，把铁铸成某一特别形状，结果就可提供把通向所有牢房的门锁起来的工具，除钥匙的所有者之外谁也打不开。

第三步就是进行上述两个步骤所提示和指明的手工劳动，如锻、锉和把锁的各种零件组装在一起等。

这三个操作过程很少由同一个人来实施。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人研究自然规律和生产方法，这个人就是哲学家或科学家；另一个人把前者的知识应用于创造有用的产品，这个人是农场主，或是制造商，抑或是商人；第三个人在前两人的指导下提供实施和运作，这个人就是劳动者。

经过分析就会发现，无论什么产品，都产生于这三个操作过程。

以一袋小麦或一桶葡萄酒为例。要获得小麦或葡萄酒，第一步就是由物理学家或地质学家[1]
来探讨小麦或葡萄的生长过程和自然规律，适合种植小麦或葡萄的土壤和季节，麦苗或葡萄藤长大成熟必须有的培育和照料。如果不是由地主亲自来做，那么就必须由佃户把这些知识应用于他的特殊目的，把创造一种有益产品所需要的工具集中到一起，并且扫除生产过程中的一切障碍。最后，劳动者必须翻起土壤，播下种子，修剪和捆绑葡萄藤。无论产品是小麦还是葡萄酒，这三个截然不同的操作是完成产品生产必不可少的过程。

或者以一种外国贸易产品为例，例如靛蓝。地理学家、旅行家和天文学家使我们知道它产于何处，以及渡海到那里去的方法。商人装备船只并派其寻找这种货物。水手和陆上搬运工人执行这个生产工作的手工部分的工作。

但是，把靛蓝这种物质作为另一种或第二种产品，例如蓝布的原料来考虑。我们都知道，首先要用到化学家，以了解有关这种物质的性能、溶解它的方法，以及稳固其颜色所必需的媒染剂等信息；然后，制造厂主收集完成染色过程所必需的工具；最后劳动者在厂主的命令下执行这个过程的手工部分的工作。

在所有情况下，劳动都可以分为理论、应用和实施三个过程。除非一个国家在这三方面都很优越，否则劳动就达不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一个民族如果在其中一方面有所缺陷，就不会得到产品。产品一定是所有这三个劳动过程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学会欣赏许多最初看起来似乎是好奇心和推测对象的科学的巨大效用。[2]

非洲沿海一带黑人拥有相当的聪明才智，而且擅长所有的运动和手工技艺。但是，他们似乎非常缺乏前两种劳动过程。因此，他们不得不向欧洲人购买所需要的物品、武器和装饰品。尽管他们的自然资源丰富，但生产的产品极其有限，以至于奴隶贩子必须事先储存粮食，以供奴隶在途中食用。[3]

就对劳动有利的才能而言，现代人大大超过了古代人，而欧洲人又胜过地球上所有其他的民族。欧洲城市最下等的居民享用野蛮部落酋长难以得到的无以计数的生活用品。玻璃，可以让日光射入房里，同时又能抵御寒冷气候，这件产品是长期的科学与观察不断积累和完善的结果。要获得这种奢侈品，必须先知道哪种沙子能变成具有扩展性、固态性和透明性的物质，知道要混合什么成分和通过多高的热度才能得到这种物质，此外，还要确定最适宜的熔炉。仅支撑玻璃房子屋顶的木架一项，建造时就需要大量有关木料强度和有利于使用木料的方法的知识。

仅有关于这些材料的知识还不够。这些知识可能一直沉睡于一两个人的脑海里，或记载在文献中。还必须找到有办法将这些知识用于实践的制造者。这位制造者首先必须了解有关这项特殊劳动的一切，然后积累或取得必要的资本，召集技师和劳动者，并且分配各自的任务。

最后，雇用的工人必须运用手工技艺完成玻璃的制造。有的建造房屋和火炉，有的烧火、混合各种成分、吹玻璃、切玻璃、碾平玻璃、镶嵌和固定玻璃窗。对于那些从来没有看过人类劳动所创造的这样美妙产品的人来说，玻璃的效用和美丽简直无法想象。通过劳动，最没用的原材料可以被赋予最高程度的效用。破衣烂布被转变成又薄又白的纸张，它能把商业需求和与众不同的艺术从地球的这一端传递到那一端；它是天才存放思想的地方，是人类经验代代相传的工具；通过它我们得到财产权的证据，通过它我们把心里最高尚和最亲切的情感表达出来，而且凭借它来唤起别人心里相应的感情。纸张在传达人类知识方面所提供的极大便利，使它有资格被称为改善人类状况的最有效的产品之一。的确，如果如此有利的工具没被用作传播谎言或施行暴政的工具，那该是多大的幸福啊！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劳动发展中绝对必要的科学家的知识，实际上可以轻而易举、迅速地从一个国家传遍所有其他国家。而且，科学家本人在知识的传播中有切身的利益关系，因为他们获利的机会就在于此，而他们更为看重的成名机会也在于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即使科学不太发达，它仍然可以通过利用从外国得来的科学知识，使本国的劳动得到很大的改进。而其他两种劳动过程，即应用人类知识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技术和执行的技巧，是绝对不能缺少的。这些才能只对掌握它们的人有用。所以，一个拥有很多聪明智慧的商人、制造者和农业家的国家，要比主要致力于追求技术和科学的国家有更强大的力量达到繁荣。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博洛尼亚是它的科学中心，然而财富却集中在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

在我们的时代，大不列颠的巨大财富很少来自其领先的科学地位和一流的科学成就，更多的要归功于它的企业家非常善于运用有用的知识，归功于它的工人在执行过程中敏捷而精巧的高超技艺。英国人常常受指责的民族自豪感，不能阻碍他们非常机敏地顺应他们产品的顾客和消费者的爱好与品位。他们既供应南方人所戴的帽子，也供应北方人所戴的帽子，因为他们知道为前者市场所制的帽子必须轻而软，而为后者市场所制的帽子必须要厚而暖。但是仅仅做同一种式样帽子的国家，就只能满足国内市场。

英国的劳动者是制造厂主的助手，他们一般非常耐心和勤勉，不把产品做得尽可能精致完美就不肯放手。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工人相比，英国劳动者不是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制作产品，而是给予产品更多的细心、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勤勉。

然而，任何民族都不必担心得不到使他们的劳动达到尽善尽美所需要的才能。仅在150年之前，英国自己还不甚发达，几乎全部所需毛织品都从比利时购进。现在为全世界制造棉织品的国家，在不到80年前，还得由德国供给这种物品。[4]

我已说过，农民、制造商和商人把已获得的知识变成利润当成自己的职业，并利用这些知识来满足人类的需要。我应该进一步补充说，他们还需要另一种知识，一种只能从他们各自职业的实际探讨中获得的知识；这种知识可以被称作他们的专门技能。最具学术性的博物学家拥有着超群的学识，但在改良自己土地的努力方面，可能远远不如他的佃户那么成功。一个一流的机械师虽然能够非常熟练地制造织布机，但如果他没当过学徒，他织布的技术可能相当差。就技术而言，只能从有时成功、有时失败的反复试验中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完善。因此，没有试验的协助，单凭科学不能确保进步。试验或多或少总会伴随着风险，不一定能够补偿冒险者。即使试验成功，冒险者的利润由于竞争也会有限，可是对社会来讲，通常结果都是一样：添加一件新的产品，或者一件旧的产品降价。

就农业而言，除了试验所涉及的劳力和资金之外，通常还要花费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土地租金。

就制造业而言，试验是一项较为安全可靠、深思熟虑的冒险，所用资本短期内有保障。如果成功，冒险家可在较长时期内独占利益，因为他的试验过程很少公开。在有些地方，这种独占的利益还受到发明专利的保护。由于这些原因，制造业的发展一般要比农业的发展更迅速、更多样化。

就商业而言，如果冒险的费用得不到补充，又没有合作的目标，那么试验的风险要比其他两种产业更大。但是，在进行正常交易的过程中，商人通常冒险把外国生长的某一天然商品引进从未见过这种商品的市场。大约在17世纪中叶，荷兰人与中国人进行贸易时就采用这种方式，拿中国人用来配制他们喜爱的饮料的一些干树叶做试验。荷兰人当时并不怀着很大希望，但由此却开始了茶叶的贸易，每年运输量超过45 000万磅，在欧洲的销售额达8 000万美元以上。[5]

在极个别情况下，大胆几乎一定可以成功。欧洲人最近发现绕行好望角和美洲大陆的航线以后，他们的世界突然扩大到东方和西方。欧洲人过去对其中一个半球一无所知，对另一个却又知道得极其有限。这两个半球拥有无数令人向往的新鲜物品，冒险家只要扬帆远航，定可满载而归，获得巨大利益。

除了这些极个别情况之外，也许要慎重地支付劳动试验的费用，不能动用投在经常性和已被认可的生产方法上的资本，而只能使用个人可随意花费却不必担心财产缩水的收入来支付试验费用。应该尽量鼓励那些能够把大多数人消耗在娱乐或更坏的事情上的闲暇时间和收入用于有益目的上的奇思异想。我想不出比这个更高尚地利用财富和才能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一个财力有限的慈善家能够把远远超过他实际支付的价值或超过他的富可敌国的全部财产的价值，赐予劳动阶级和普通消费者，也就是大多数的民众。谁能计算出发明犁的无名氏赐予人类的价值呢？[6]

一个拥有巨大可支配资源的政府，如果明确并履行它的职责，就不会任凭个人独享劳动领域里的发明和发现的荣誉与功劳。由政府支付的试验费，不是出自国家资本，而是来自国民收入，因为征税从不或至少不应该涉及个人收入以外的东西。支付试验费用的那部分税收，因为是由无数纳税人共同分摊的，所以，几乎根本感觉不到。既然成功的试验带来的好处是大家的共同利益，那么，试验的损失由整个社会来负担，是绝对公平的。

[1]
我不知道英语中有没有和法语Agronome相应的名词。Agronome表示熟习地面土壤性能的地质学专家，也就是农业科学家。——英译者注

[2]
科学除了给劳动的进展提供直接的推动力，是劳动成功不可或缺的协助之外，它还为劳动的进展提供了一种直接的帮助，即逐渐消除人类的偏见，使人类明白要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努力，不要过分依靠神灵的帮助。愚昧总是伴随着奴役人们并阻碍一切改良的风俗习惯。愚昧把瘟疫归因于神，使人们求助于迷信的仪式。但文艺可能很容易防止或消灭，需要的只不过是事前的预防或事后的治疗。就像实际情况一样，各门科学都是连在一起的，相辅相成。

[3]
《普亚夫文集》(Puvres de Poivre)，第77、78页。

[4]
英国在17世纪还没有棉织业存在。从海关统计可知，1705年英国为了加工而进口的原棉不过27 000 880磅，1785年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6 766 000磅，1790年又增加了25 941 000磅，而到1813年，进口供本国市场消费和再出口的原棉共增至131 951 000磅。

[5]
伦诺瓦(Renouard)：《东印度政治性和商业性旅行》(Voyage Commerciel et Politique aux Indes Orientales)。

[6]
感谢印刷技术的发明，使人类恩人的名字此后将永留史册。如果我没有说错，这些人将比那些靠武力取得功名的人更值得人们的崇拜。在这些不朽的人物中，有法国农业之父奥利弗(Olivier de Serres)，他是第一个开办农业试验场的人；有达哈麦(Duhame)和马舍布(Malsherbes)，法国所移植的许多外国蔬菜都是他们两人的功劳；有拉瓦锡(Lavoisier)，他提出的新化学理论促使更重要的技术革新完成；还有无数现代科学界旅行家，他们带有良好目标的旅行也可视为产业方面的冒险。

第7章　人、大自然和机器的各自劳力

我所说的劳力
(labour)一词，是指完成任何一种劳动操作过程或其中某一部分时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动作。

用在任何一个这种操作上的劳力都是生产性劳力，因为它协助产品的生产。因此，哲学家的劳力，无论是用在试验中还是用在书本上，都是生产性劳力。冒险家或工场主的劳力也是生产性劳力，尽管他们没从事实际的体力劳动。所有操作工人，从普通的农业工人到操纵船只的驾驶员，他们的劳力都是生产性劳力。

非生产性劳力，即对各类劳动的产品都无贡献的劳力，很少是出于自愿的；因为，根据上面的定义，劳力意味着费心费力(trouble)，而如此费心费力得不到任何补偿或好处。因此，对于使用这种劳力的人来说，这种行为不是愚蠢就是浪费。如果费心费力以欺骗或暴力手段来达到剥夺别人拥有的财产为目的的话，那么，之前只不过是愚蠢和浪费的行为现在却堕落成绝对的犯罪，除了把一个人的财富强行转移到另一个人的手中之外，没有创造出任何产品。

我们已经看到，人使用自然力或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从事生产工作。因此，理解什么叫作自然的劳力
(labour of nature)或自然的生产性服务
(productive service of nature)，以及什么叫作资本的劳力
(labour of capital)或资本的生产性服务
(productive service of capital)，并非一件困难的事情。

自然力所实施的劳力，与被称为资本的先前已存在的产品所执行的劳力非常相似，而且彼此永远混合在一起。因为，构成资本主要项目的工具和机器，通常只不过是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来获利的多少有些聪明的手段而已。例如，蒸汽机只不过是一种利用处于蒸汽状态下水的弹力和大气重力的交替作用的复杂方法的产物。所以，蒸汽机所使用的生产力实际上比投在蒸汽机上的资本所使用的生产力要多，因为蒸汽机是一种迫使多种自然力为人类服务的手段。这些自然力提供的免费援助的价值，远远超过投在蒸汽机上的资本所产生的利息的价值。

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所有的机器：从最简单的工具到最复杂的工具，从最普通的锉刀到最昂贵的精密仪器。工具只不过是简单机器，而机器也不过是复杂的工具而已，我们凭借它们来扩大手和手指的有限能力；在很多方面，二者都只是获得自然力合作的手段。[1]
工具和机器的显著效果在于减少生产同一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劳力，或者说，以同等的劳力获得较多的生产量。这就是劳动的最大和终极的目的。

只要新的机器或新的更便捷的方法代替了先前使用的人类的劳力，就会因此巧妙地省却了一部分人力，而这些勤劳的人必定会失业。由于这个原因，机器的使用已经引起很多反对，常常受到民众暴力的阻碍，有时甚至受到来自政府自己行动的阻碍。

想要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明智的行动，就必须事先对采用机器的经济效益有个明确的概念。

新机器取代一部分人力但不减少产品的数量。如果采用机器减少产品数量，采用机器就会很荒谬。当挑水夫被任何一种供应一个城市用水的机械装置代替时，城市的居民同样得到水的供给。这个地区的收入总量至少保持不变，但收入却从一方转向另一方。挑水夫的收入减少，而机械师和提供资金的资本家的收入却增加了。但是，如果高品质且丰富的产品和生产费用的低廉降低了产品的交换价值，消费者便会从中受益，因为，对消费者而言，费用的每一笔节省都意味着同样多的获得。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上述收入的新流向，无论对一般社会如何有利，总是伴随着一些痛苦情形。因为，当资本家所投入的资金无利可图或处于呆滞状态时，他的不幸根本不能与一群勤劳的人被剥夺谋生手段的不幸相比。

由于机器会产生这种不幸，它无疑会遭到反对。但是，随着机器的使用而发生的情况，通常是大大减低危害，同时，新技术的好处却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由于：

第一，制造新机器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采用新机器是一个更缓慢的过程，因为要给那些有利害关系的人一定的时间去权衡利弊，同时也让国家管理部门有时间规定补救办法。[2]

第二，制造机器需要大量劳力，这就使因采用机器而失业的人们得到新的工作机会。例如，使用管道供应城市用水的工程构建、铺设总水管和分水管等工程，为木匠、瓦匠、铁匠、铺设工人等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第三，普通消费者的情况，自然也包括受到新技术影响的劳动阶层的情况，由于这些劳动者此前所从事生产的产品的降价，比以前都有所改善。

此外，企图禁用新机器来避免新机器的发明带来的暂时困难是徒劳的。如果新机器确实有益，它就会或一定会在某个地方被采用。新机器的产品将比劳力用旧的方法生产的产品便宜，而廉价迟早会促进产品的消费和需求。1789年诺曼底开始采用多轴纺纱机，使用旧方法的纺织工人企图毁坏这些机器。如果他们的图谋得逞，法国肯定已经放弃棉纺织业，人人都要购买外国制造的棉织品或使用替代品，而诺曼底纺织工人的就业形势就会恶化。最后，这些纺织工人中的大多数都在新开设的纱厂找到了工作。

关于采用机器的直接影响，就谈到这里为止。最终的影响完全对它有利。

的确，如果人类通过使用机器来征服大自然，并迫使大自然的力量和自然力的属性为人类和人类的利益所用，那么，机器的利润就太明显了，无须举例说明，必定总是产量增加，或是生产成本下降。如果产品的销售价格没有下降，得到的就是生产者利润的增加，并且无损于消费者。如果销售价格下跌，跌价的利益全部归消费者享受，而无损于生产者。

某种产品数量的增加通常使其价格降低，而消费则随之扩大。所以，尽管机器生产得更快，然而却提供比从前更多的工作机会。无可争辩的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棉织业现在雇用的人数比采用机器以前更多，虽然机器在很大程度上缩短和改善了该加工行业的生产过程。

类似影响的另一个显著例子是用来迅速增加文学作品册数的机器，我指的是印刷机。

暂且不谈印刷技术对人类知识与文明的进步的巨大推动，我仅从经济的角度，把它作为一种制造业来谈一谈。印刷机最初被采用时，大多数抄写员立即被解雇。可以适当地估算一下，一个熟练的印刷工能做200个抄写员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果，200个抄写员中有199个失去了工作。后来的情况呢？很快，大量比手抄写图书更加清晰易读的印刷图书问世。图书的价格降低，这项发明不论是对娱乐消遣还是对教育指导方面的写作都起了重大作用，简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如此有效地共同作用，以致雇用的熟练的印刷工，在很短时间内就超过从前抄写员的人数。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精确地计算，除了熟练的印刷工之外，印刷机为其他勤勉的人所提供的职位，如铸字工人、制模工人、造纸工人、搬运工人、排字工人、钉书工人、书商等的总数，我们大概会发现，现在从事出版业的人数是印刷技术未发明之前的100倍。

也许还可以补充，从一种假设极端的情况，即机器完全代替人的劳动这种情况来观察整个人力和机器，人的数量仍然不会减少。因为，产品的总量还会相同，而比较贫穷的劳动阶层的痛苦也许会减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使各种不同产业感到忧虑不安的暂时波动主要影响到会瘫痪的机器，而不是人力。机器不会饿死，只不过暂时不能为其主人提供利润而已。而机器的主人和纯粹的劳动者比起来，通常更远离贫穷。

但是，无论产业冒险家，甚至工人阶层最后从改良机器的使用中得到的利益有多大，但享受最大利益的总是消费者。消费者永远是最重要的阶层，因为消费者的人数最多，包含各种生产者，而这个由所有其他阶层组成的阶层的福利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普遍安康和繁荣。[3]
我再说一次，从机器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是消费者。因为，虽然发明家在若干年内可能独享发明的利益，这对他非常公平和正当，但从来没有永远不泄露的秘密，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长久地避开公众的视线。最不容易保守的是一旦公开会关系到个人利益的秘密，尤其是那种必须向为制造机器和操作机器而雇用的许多人透露而依赖他们的谨慎来保守的秘密。发明方法公开之后，产品的价格就会由于竞争降到最大程度节省的生产成本的水平，到这个时候，消费者就开始享受全部利益。面粉厂主磨面粉所得到的利益可能不比过去多，但其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讲大大地降低了。

消费者从采用更快捷的制造方法中得到的不仅是产品售价低廉的好处，他通常还得到更高质量的产品。毋庸置疑，画家能够使用画笔或铅笔设计装饰印花布和家具的美观图样，但作为这项用途的铜凹版和墨辊却能提供连最熟练的艺术家也无能为力的固定不变的图案和始终如一的色彩。

如果对所有的艺术产业都进行这种仔细的探究，我们就会看到机器的利益不仅仅局限于代替人力。实际上机器给我们提供了绝对的新产品，因为它的完美程度从前无人知晓。碾磨机和冲模完成的产品，是最熟练和最用心的人类之手永远都做不出来的。

总之，机器能做的远不止于此。机器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和机器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产品。如果不去费心思索，你可能根本想象不出那些不知在什么年代出现的东西，如犁、耙和其他类似的机器等，除了给人类提供生活的绝对必需品之外，还极大地帮助人类获得许许多多他们现在所享用的额外的东西。要是没有犁、耙等东西的帮助，人们绝不会想到这些奢侈品的。但是，如果土壤所需要的各种修整，只有铲子、锄头和其他同样简单与笨拙的方法可用，如果在农业生产中我们不能利用从政治经济学观点来看只不过是一种机器的家畜，那么，现在用于工业技术方面的人力，很可能会全部用于为实际人口提供勉强糊口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上。犁就这样帮助解放了一定数量的人手来进行甚至最不重要的艺术品的创作，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智力开发和才能培养。

古人不知道什么是水磨，什么是风磨。在他们的时代，烤面包的小麦完全是用手工来舂的。所以，大概需要不少于20个人才能舂完一家磨坊碾磨的小麦。[4]
现在，管理一家磨坊和供给碾磨机原料的工作，一个磨工或至多两个磨工就够了。借着磨机这个巧妙机械的帮助，两个人的生产力等于恺撒时代20个人的生产力，因为，现在的磨坊使用风力或流动的水力做了18个人的工作。可是，这额外18个人的粮食，照常得到供给，因为磨坊出产的产品并未减少，这些人可使用他们的劳动力创造新的产品，并用这些产品交换磨坊的产品，这样，社会的一般财富就大大增加了。[5]

[1]
如果高兴，我们可进一步归纳总结，把一块地产当作生产小麦的大机器，耕种是对它的维修。也可把一群羊看作生产羊毛、羊肉的机器。

[2]
一个良好的政府没有必要采取地方性措施来限制新方法或新机器的采用。这种措施就是对发明者财产的侵犯。政府可采用以下各种办法使那些由于机器的采用而失业或找不到工作的工人有工作可做：使用他们修建由政府出资兴办的公用事业工程如运河、公路、教堂等；扩大殖民，把人口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由于机器的采用而失业的工人，比较易于找到工作，因为他们已经训练有素，适于劳动。

[3]
在所有阶层中，工人阶层对节省人力最感兴趣。这乍一看起来似乎有悖情理，但却千真万确。因为对工人来说，便宜的物价是最大的利益，而昂贵的物价是最大的灾难。

[4]
荷马(Homer)在《奥德赛》(Odyssey)第十篇里告诉我们，尤利西斯(Ulysses)全家每日食用的小麦，要20个女工来磨，而据荷马的叙述，尤利西斯的家庭并不比现今一个地主家庭大。

[5]
本书第3版出版以后，西斯蒙第先生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Nouveaux Principes d'Economie Politique)也出版了。这位重要作家似乎对机器的暂时危害过于重视，而对机器的永久利益则估计不足。他似乎完全不懂这门科学把机器的永久利益放在不容争辩的地位的原则。

(a)根据我的看法，我们的作者最近在和马尔萨斯辩论有关制造业的生产力过大以及产品过剩等问题时，似乎已经完全证明了他反对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攻击的论点是正确的。他似乎还揭穿了这个可怕学说的谬论，即认为人类劳动的生产力有时可能过于庞大。参见《马尔萨斯书信》(LettersàM.Malthus)。——英译者注

第8章　分工的利弊以及分工可能达到的程度

我们已经注意到，一种劳动的几个过程通常不是由同一个人完成的，因为这些操作过程一般需要不同的才能；每一种操作所需要的劳力，足以占用一个人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不但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操作又分成更小的部分，每一小部分都足够给一个人提供专门的职业。

因此，化学家、植物学家、天文学家和许多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者共同分担了对自然的研究。

同样，在运用人类知识满足人类需要方面，例如制造业，也有不同种类的制造者专门从事毛织品、陶器、家具、棉织品等的生产。

最后，在劳动的三个操作过程中的执行部分，有多少不同种类的工作，常常就有多少不同种类的工人。缝制外套的布料必须使用纺纱工、织布工、修剪工、剪毛工、染工和许多其他工人，每种工人都连续不断地专门做一种工作。

著名的亚当·斯密第一个指出产品数量的无限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极大改善是由于分工而引起的。[1]
在他所引证的例子中，有一个是钉子制造商。从事这项制造过程的工人每人完成钉子的某一部分。一人拉铁丝，一人剪铁丝，一人磨尖钉子。仅仅铁钉头就需要两三种不同的操作，每一种操作由不同的人担任。根据斯密的计算，通过这样的分工，一个雇用10个工人但设备不是很好的工厂，一天可制成48 000枚铁钉。如果每个工人一枚一枚地制造铁钉，所有操作过程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全由他一个人来做，那么，他一天大概只能制造20枚铁钉，而10个人一天所能制造的铁钉只有200枚而不是48 000枚。

斯密认为有三种情况造成这个巨大的差别：

第一，通过不断重复同一简单操作所获得的身体和智力的娴熟灵巧。在一些工厂里，一些操作非常迅速敏捷，非身临其境不能想象得到。

第二，节省了通常由于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或由于更换工作地点、位置和工具而损失的时间。注意力的转移总是缓慢的过程，不能在顷刻之间从旧的物体转到新的物体上。

第三，大量机器的发明使所有的工作变得更容易、更迅速。因为分工很自然地把每项操作都限定在一个非常简单和不断反复的作业中，这种作业恰好就是机器最容易完成的操作。

此外，如果一个目标近在眼前，而且人的注意力专注于其上，那他很快就能发现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即使在哲学界，大多数的发现也是来自分工，因为分工使人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某一方面知识的钻研。这种专心致志对人类的进步极为有利。[2]

因此，只要不同的人分别从事不同方面的研究(例如商业)，其进步所必需的知识或理论就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完善。为了探查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物产，有人专门研究地理；为了探查各个国家的法律与风俗习惯以及与这些国家通商的利弊，有人专门研究政治；有人专门研究几何学和机械学，目的在于确定船只、车辆和各种机器的适当形式；还有人专门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目的是要精通航海技术。

此外，如果把商业分为国内贸易、地中海贸易、西印度贸易、美洲贸易、批发贸易、零售贸易等，那么，应用在同一类商业中的知识很明显也会达到较高程度的完善。

而且，这种分工并不会妨碍性质不是完全相反的操作的合并，尤其是相辅相成的操作。完全没有必要让一个商人经营进口贸易，让另一个商人经营出口贸易，因为这两种贸易的性质不但没有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3]

分工通过以相同或更小的生产成本来生产更高的产量而导致产品价格的低廉。竞争很快迫使生产者将价格降低到等于所节省的全部生产费用。所以，生产者得到的利益远小于消费者得到的利益。而且，消费者对分工所设置的每一个障碍都是对自己的伤害。

如果一个裁缝企图像给自己缝制衣服那样为自己做鞋，他一定会毁掉自己的。[4]
我们每天都看到许多人充当自己的商人，以避免付给正规商人所索取的普通利润。用这些人自己的话说，把利润放在自己腰包里。但这种计算是错误的，因为分工使正规商人能够以远远低于人们自己完成贸易必须支付的成本为他们服务。自己要完成贸易就必须直接接触农民或制造商，而农民或制造商只要有可能，必然利用他们的无经验向他们进行敲诈。即使他们所期待的利益没有因农民和制造商的贪婪而被剥夺，那么他们也要计算一下经受的麻烦、损失的时间和额外的花费。这种损失和花费与交易数额成反比，在小的交易中损失的时间和额外的花销通常要比在大的交易中更多。即使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不到每项琐碎消费的2%～3%，原本也是可以节省下来的。

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否则，农民或制造商闯入商人的领域，企图避开商人而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交易，也是没有任何利益可图的。因为这样他就会从自己的正常行业中分散注意力，浪费了本来可以更有效地用在自己特殊的业务上的时间。此外，他还必须有一批马车等。这些费用会大大超过由于竞争影响而降低的商人的利润。

只有某些种类的产品能够享受到分工带来的利益，而这些产品也要在消费超过一定数量之后才能享受到这个利益。10个工人每天能生产48 000枚钉子，但除非钉子每日的消耗量达到48 000枚，否则他们就不这样生产。因为，分工达到这个程度时，一个人必须整天专门磨尖钉头，其他工人也必须整天各从事某一特殊部分的操作。如果钉子每天的消耗量只有24 000枚，工人就会失去半天的工作，或改变工种，这样，分工就不能那么广泛地、完全地进行。

由于这个原因，除了能够运往远处销售而消费量扩大的产品，或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制造而本地消费量相当巨大的产品外，都不能实行极端的分工。同样由于这个原因，在人口稀少的地方，许多提供即时消费的不同种类产品的生产制造常常由一个人同时兼营。在小城镇或乡村，一个人往往兼任理发师、外科医生、内科医生、药剂师。在大城市(也只有在大城市)，这些职业不但是特殊的专门职业，而且有些又分为几个部门。例如，外科医生分为牙科医生、眼科医生、产科医生等。这些医生，由于每人从事这个范围广大的技术的某一部分，因此获得了要是没有分工绝不能得到的那种程度的熟练。

商业情况也如此。以乡村食品商为例，他的货品的消费量很有限，以致他不得不同时做杂货商、文具商、旅店老板，也许还是新闻作者和出版商。在大城市，不但普通食品杂货店的生意很好，即使仅售一种食品生意也很好。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有许多店铺专卖茶叶、油或醋。不难想象，这样的店铺对于自己卖的唯一商品所配备的种类一定比同时各种商品都卖的店铺齐全得多。这样，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富足国家里，运输商、批发商、中间商和零售商各自经营一种商业，而且经营得更好、更经济。现在他们都从这种经济体系中得到了好处。如果上面所做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他们这样做的经验可给我们提供不可否认的证据，因为商业分得越细，消费者所付的价格便越便宜。如果其他情况都相同(ceteris paribus)，来自相同距离的商品在大城市或大集市所卖的价格一定比在小乡镇或小村庄所卖的价格低廉。

此外，小村庄或小乡镇有限的消费，迫使商人兼做多种在其他地方不同的职业，避免许多商品一年四季都正常出售。有的商品只在集市日出卖，别的日子根本买不到。人们在集市日把全星期或全年所需要的消费量一次买来。在所有集市日以外的日子，商人或携带货物到别的地方贩卖，或从事别的职业。在非常富足或人口非常繁多的城市，消费量如此之大，以致商人竭尽全力也只能经营一种商品，尽管他每一天都在营业。集市与市场是国家繁荣早期采用的方法，结队行商是国际商务更早阶段的方法。但即使这些方法也远比什么都没有好。[5]

必须先有非常广泛的消费然后才可实行精细的分工，所以，价格高昂只有少数人有能力购买的商品的生产，就不能采用精细的分工。在珠宝业，特别是在比较贵重的珠宝业，分工很有限。我们已经看到，发明和巧捷方法的应用，一般都起因于分工，所以在需要巧工妙技的精制品的制造业中，很少看到这些方法的应用，这是毫不奇怪的。一个人到宝石工厂参观，昂贵的材料和工人的娴熟技艺与耐心常常使他眼花缭乱。但是只有在生产普通消费品的大工厂里，一个人才会对工人为使产品制得又快又精所表现的技巧感到惊奇。当我们赏玩一件珠宝时，不难想象制造它使用的工具与方法；但在看到普通的紧身束带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它连接的是一匹马或流水，然而情况确实如此。

在三种产业中，农业是最不允许分工的。不可能把许多人集中在同一地点来种植同一种农产品。他们所耕作的土地遍布全球，迫使他们在相距很远的不同地点劳作。此外，农业也不允许一个人不断地从事同一种工作。一个人没有可能长年累月一直犁田或挖土，正如一个人不能整年都从事割稻子的工作一样。而且，很少有一个人的土地全部用于种植同一种农作物，一块土地也很少连续多年种植同一种农作物。如果这样做，这块土地的地力就会耗尽。假设一块土地全部用于种植同一种农作物，那么一切准备工作、施肥工作、收割工作也必定在同一时间内进行，这样在一年当中的其他时间里，工人便无活可干了。[6]

此外，农民工作的性质以及农产品的性质，给农民很大的机会栽植自己消费的青菜和水果，饲养自己食用的牲畜，甚至制造自己家中使用的一部分器具。但在其他产业，劳动者所使用的这些消费品，是由若干不同种类的人专门生产的。

如果产品是在工厂制造而且同一厂商从事所有制造阶段，那么，该厂商如果没有雄厚的资本就不能对工作实行很精密的分工，因为这种分工需要对工资、原料、工具、器具等垫付更多的款项。在18个工人每人每天只生产20枚钉子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重1盎司铁的360枚铁钉中，每日只垫付购买1盎司新铁的钱就可使工人整天有工作做。但如果由于分工的结果，18个人每日能产86 400枚铁钉，我们知道他们确能如此，那么，为了使他们经常有活干，每日必须供应240盎司的铁。其结果是，厂商必须垫付更多的资金。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厂商购进原料之后，大约要等一两个月才能卖出铁钉收回垫款，我们就会看到，厂商在各个加工阶段中必须一直备有240盎司的30倍的铁。换句话说，厂商仅仅投在原料上的资金，便达到450磅铁的价值。除此之外，必须看到，如果缺乏各种工具和机器，分工便无从实行，而工具和机器，又需要资金购置。因此，我们常常发现，在贫穷的国家里，仅仅由于缺乏适当分工所需的资金，一种产品的各种生产过程，从始至终，都是由同一个工人来做的。

然而，我们不可设想，要实行分工，冒险家必须拥有巨大资金，或全部工作必须集中在一个大场所来进行。制造一双靴子要经过很多道工序，完成这些工序的不只有靴匠，牧人、熟皮匠、制皮匠以及所有直接或间接提供制靴所使用的原料或工具的人都有一份贡献。尽管靴子的制造实行很精细的分工，但协同制靴子的生产者，可能大部分只有很少的资本。

如果在详述各业从分工所能得到的利益以及分工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之后，不进而谈到分工的利弊，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便不全面。

一生专门从事一种工作的人，一定获得比别人做得更快、更好的才能。但与此同时，他将比较不适合于所有其他体力或脑力的工作。他的其他才能将逐渐减退，或完全消失。其结果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退化了。一个人一生中，如果除了制造钉子之外从没做过其他工作，说起来将是多么难过啊！当然，这种退化也不仅仅局限于一辈子只是用力使用锉刀或铁锤的工人。就是那些从事要求运用最高智慧职业的人，也容易如此退化。职业的分工产生了律师阶层，他们的唯一工作是代替委托人出席法庭，代表当事人处理诉讼过程中的不同法律手续。众所周知，这些法律从业者的专业才能很少有缺陷。但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人，甚至是律师界的出色人物，连自己天天所使用的最简单制造品的制造方法都一窍不通。如果让他们修理家中最简单的家具，他们几乎不知道怎样着手，可能也不知道怎样钉铁钉，做起来会让最笨的木匠学徒都看得发笑。如果他们处在此较紧急的场合，例如援救一个快要溺死的朋友，或援助一个同乡逃难，他们会束手无策。然而，一个住在半野蛮地区的粗俗农民，可能会对这些情况应付自如。

就工人阶层而言，如果他们除一种工作外其他都一窍不通的话，一定会使他们陷入更困苦、更不利的境地。他们更没有办法要求公平分享产品总价值的权利。一个随身携带工作所使用的全部工具的工人，能够随心所欲地更换工作地点，在任何喜欢的地方谋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只不过是个附属品，没有个人的才能，不能独立，没有实际的重要性，只要离开共同工作的人，就不得不接受雇主加在他身上的任何条件。

我们基本上可作如下结论：分工是巧妙利用人力的一种模式，由此可增加社会的生产。换句话说，可增加人类的能力和享受。但另一方面，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人类的个人才能退化。[7]
[8]

[1]
贝卡里阿(Beccaria)于1769年在米兰做政治经济学公开演讲时，曾发表分工有利于扩大生产的意见。那时斯密的著作还未出版。贝卡里阿说：“我们从亲身的经验得知，如果把体力和脑力不断地应用于某一特别工作或产品上，一定比依靠自己努力取得所需要的所有东西时，更容易获得数量更多和质量更好的产品。基于这种原因，一个人养羊，另一个人梳羊毛，还有一个人剪羊毛；一个人种麦子，另一个人制面包，还有一个人给耕者和工匠制衣服或盖房子。技术种类如此增多并如此互相依赖，人类就这样分为各种职业和具有各种条件，这一切于公于私都有利。”但我却认为斯密对于分工问题的见解，不是抄袭别人的，而是自己的创造。因为在贝卡里阿还未发表上述意见时，斯密就可能已经在格拉斯哥大学提出了这种见解。众所周知，所有构成《国富论》的基本原理都是在这时提出的，但主要是因为他拥有从这种见解中归纳总结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早在1751年，正如斯图亚特所说，在“对本问题还没有任何法国(他实在还可补上说，或意大利)的著作可供斯密参考以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时候，《国富论》的所有基本原理，就已经见之于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演讲稿中。”《国富论》直到1776年才出版，斯密博士在1775年亲笔所写的一篇短稿可完全证明《国富论》里所阐述的最重要的观点。斯密说：“本篇论文所述观点大部分已在某些演讲中讨论过，这些演讲的讲稿还在我手中。抄写这些讲稿的是我以前所雇用的一个抄写员，六年前他辞我而去。自从我在格拉斯哥大学开始教克雷吉(Craigie)先生那一个班级起，也就是从我在格拉斯哥度过第一个冬天时起，这些观点就一直是我演讲的题目。它们也是我离开爱丁堡那个冬天在该城所做的演讲的内容。我能够提供许多证人，有的住在那个地方，有的住在这个地方，他们都能够充分证明这些观点是我自己的。”参见斯图亚特于1793 年3月18日在爱丁堡皇家协会宣读的题为《关于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的论文。——美国编者注

[2]
虽然在技艺方面的许多新发现起因于分工，但我们却不可把因新发现而产生的和将要不断产生的实际产品也都看作起因于分工。增加的产品，一定是来自自然力的生产力，无论我们最初怎样学会利用自然力的方法。参见上文第4章。

[3]
把乍一看起来似乎是截然不同的工作合并，在我们的作者称之为应用部门比在理论和执行部门更容易实行。一个普通的商人只要雇有办事员和经纪人就能兼营多种商业贸易，并能蒸蒸日上。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自己的工作只不过是指挥和监督商业交易。这种工作可推广到更多的交易而不致有所抵触，仔细研究起来，这种工作其实是同一工作的重复。——英译者注

[4]
中国糖价低廉的原因，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种植生产者把榨甘蔗的工作交给来往各地的榨甘蔗的工人去做。他们携带极简单的工具，一家一家地上门兜揽生意。参见麦卡尼(Macartney)：《驻节见闻录》(Embassy)，第四卷，第193页。

[5]
法国乡镇市场的状况不但显示某些方面的消费非常不活跃，且只要略一观察就可看出出售的商品极为有限，且质量极为低下。除本地产品外，只看到少量工具、粗糙的毛织品、麻织品和最低级的棉织品，看不到其他东西。在比较繁荣的阶段就可看到一些满足高雅生活所需要的物品：一些便于使用、样式美观的家具；式样有变化而质地比较优良的毛织品；由于加工关系或来自远地而价格比较昂贵的食品；目的在于教育或娱乐的商品，以及历书和祈祷书以外的其他一些书籍等。在更加繁荣的阶段，上述这些东西的消费便更加经常和更加普遍，足够维持存货丰足和常年开业的商店。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荷兰、德国的一些地方，我们就可看到这种富足的例子。

[6]
在农业中很少看到像商业或制造业一样的大规模产业。一个农民或地主所经营的土地很少超过四五百英亩。从资本和产量来说，这不过等于中等商人或制造者的产业。这种差别是由于好几种同时并存的情况造成的：农业需要广大土地面积，这是最主要的情况；农产物的笨重使它不容易从农场的各个遥远角落集中到某一地点或运到远地；农业本身的性质使一贯和一致的措施难以实行；经营者必须视耕作和施肥方法的不同、每一个工人工作性质的不同、气候的变化等情况，随时采取权宜措施或发出指示。

[7]
这种考虑使制造业国家的政府必须尽力普及初级教育，从而防止国民智力和体力的退化。——英译者注

[8]
杜德尔格·斯图亚特(Dugald Stewar)说，印刷机的影响和文化的广泛传播，再加上商业进取精神的帮助，似乎是大自然提供的用来防止技术进步带来的分工可能造成的悲惨后果的一种方法。所有使这种方法生效的条件都已经具备，缺少的只是明智的制度来推广普通教育，以及使个人适合于他们在将来所要占据的地位的教育。艺术家可在幼年时候获得使他能够成为有智力的人和如何修身养性的教育，否则由于他的活动范围狭窄，他的智力可能降至与农民或野蛮人相等的水平。尽管他的枯燥乏味和单调无变化的职务不能提供可以唤起他的智力或分散他所注意的事物，但他可自由地将能力用在他自己更感兴趣和对别人更有用的东西上。——美国编者注

第9章　利用商业的各种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协同生产的方式

不是所有商品随便在哪里都能买得到。土地的直接产物由当地的多样化土壤和气候而决定，甚至工业产品也只能在具备最有利于其生产的地方才能生产。

因此，无论在哪儿，无论是工业产品还是土地产品，都不是天然生长出来的。这些产品没有经过一定的改造，就不能为人们所用或达到理想的生产状态；不经过更改，也就是说，没有经过运输，这些产品就不能适合消费。

这种运输为商业提供了职业。

国外贸易由外国产品供应国内市场和国内产品供应国外市场组成。[1]
[2]

批发贸易就是大量买进商品然后再转卖给下一级商人。

零售贸易是向批发商购进商品，然后把这些商品卖给消费者。

货币或硬币的贸易由银行家经营，他们代人收付款项，提供在异地付款的汇票、汇单或信用证。这种交易有时被称作银行业务。[3]

经纪人的职责是把买卖双方介绍到一起。

从事上述这几种生意的人都是商业的从业者，其作用是让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对于消费者而言，贩卖少量胡椒粉的零售商的作用和派船往摩鹿加群岛运输货物的商人的作用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这两种不同的贸易不能由同一个人完成的唯一理由是，由两个人分别经营更经济和更方便。要详细研究探讨商业的各种类别的局限和实践，就会写一篇商业的论文。[4]
[5]
本书所要做的是研究它们如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价值的生产。

在本书第二篇，我们将看到产品的效用产生的对于产品的实际需求，怎样受到产品的生产成本的限制。我们也将看到，各个不同地方的产品相对价值是怎样决定的。现在把产品价值当作一个已知量
(a given quantity)或已知数
(a given datum)来考虑，就足以清楚地说明商业生产的概念。所以，如果不去探究为什么一磅橄榄油在马赛值30苏，而在巴黎却值40苏的话，我就会满意地说：是谁把橄榄油从马赛运到巴黎，就是谁把它的价格提高了10苏每磅。也不能认为运输没有增加橄榄油的内在价值，它的内在价值肯定比以前增加了。银的内在价值在巴黎比在利马要高。两者的情况是完全相似的。

事实上，如果各种工具不同时存在，产品的运输便无从完成。这些工具各有各的内在价值，而且，按照这个术语字面上的狭义来说，实际上运输本身通常并不是最昂贵的工作。除了包装、入库外，必须在收集产品的地点和产品的运输目的地各设一个商业机构。

必须垫付与所运输的价值相等的资本。此外，还要支付代理商、保险商、经纪人等的报酬。所有这些都是真正的生产性职业，因为，如果缺少他们的作用，消费者便无从得到产品。假定这些人的报酬由于竞争降到最低的水平，那么，消费者就不会得到较便宜产品的供给了。

在商业和制造业，更经济和更快速的方法的发现，对自然力更熟练的应用，例如以运河代替公路，自然或人为制度产生的困难的消除，这些都足以降低生产成本而给消费者带来利益，却不会使生产者受到损失，因为他自己的费用和垫付的资金同样也减少了。

同样的原则也支配着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商人把绸缎运到德国或俄国，在圣彼得堡以每码40美分的价格卖出，而在里昂只值30美分，这位商人创造了每码10美分的价值。如果他又从俄国运回一批生皮，把在里加用200美元或等于200美元的价格买来的货物在哈弗尔卖240美元，那么，他又创造了40美元的新价值。新的价值由涉及它的生产的不同参与者分享，其中既有首要的商人，也有搬运工人，[6]
不管他们是哪国人，不管他们各自生产作用的相对重要性如何。由于这个价值的创造，法国财富的增加，相当于法国的劳动和资本在这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一切利益的总计。俄国财富的增加，也相当于俄国的劳动和资本在这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的总计。不但如此，也许还有第三国，它不依赖于法国也不依赖于俄国，可能得到这些国家的通商带来的全部利润。然而，法国和俄国并不因此受到丝毫的损失，如果它们的劳动力和资本能够在国内找到其他同样有利的用途的话。无论由谁经营，活跃的国际贸易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国内产业的强有力刺激。中国人自己不经营对外贸易，把全部对外贸易让给外国人来做。但中国人必须生产巨大数量的产品，否则他们绝不能在只有欧洲大的土地上维持相当于整个欧洲两倍人口的生存。坐在店内做买卖的店主，和背着商品旅行各地兜揽生意的小贩一样的富裕。[7]
商业嫉妒，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偏见：它好像一颗野生的果子，成熟之后就会自己落下来。

与国内贸易相比，所有国家的国际贸易的数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留心观察一下众多的招待宴请，甚至豪华奢侈的娱乐消遣，所有这些活动消耗的外国产品价值与消耗的国内产品价值相比，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尤其是，如果考虑到肯定是国内生产的建筑物和住宅的价值(我们应该考虑这个价值)，我们就会相信这是真实的情况。[8]
[9]

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虽然由于分类细致，很少被注意到，但它却不仅是最重要的，同时还是最有利可图的贸易。[10]
因为，国内贸易的支出与回报必然都是国内的产品。国内贸易促动双重的生产，而且所得利益不与外国人分享。由于这个原因，公路、运河、桥梁等通行税[11]
和实际等于通行税的过境税[12]
的废除，总之，凡可促进内循环的措施，都对国家的财富有利。

还有一种商业叫作投机贸易。这种交易是在某一时候购进商品，然后在他们期待的时候在同一地点把同样的货物卖出去。即使这种交易也是生产性的。它的效用在于利用资本、仓库和保管，即利用人类的劳动把某种一时过剩因而价格低落到生产成本之下的货物撤出流通领域，并阻止它的生产。等到它比较缺乏，价格回升到自然价格或生产成本以上时，又恢复它的流通，使消费者受点损失。这种交易显然不是把货物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是把货物从某一时候收藏到另一时候。如果挣不到利润或反而赔本，那就是因为它在这一次的特殊情况下是无利可图的，商品在买进的时候并不过剩，在卖出的时候也并不缺乏。这种交易曾很恰当地被称为囤积贸易
(trade of reserve)。[13]
当投机是以收购全部某种货物从而谋取高昂的独占价格时，称为垄断
(forestalling)。侥幸得很，垄断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一个国家的商业越发达，流通中的货物越多，垄断就越难以实现。

按照斯密所称的转口贸易，是指在一个外国市场买进货物运到另一个外国市场出卖的贸易。这种贸易不但对相关的商人有利，而且对相关的两个国家也有利，其理由已在上面讨论国际贸易时讨论过了。缺少资本的国家不适宜于经营这种贸易，因为它们需要把所有资本用来维持享有优先使用资本权的国内产业活动。荷兰人在平时经营这种贸易很有利，因为他们的资本足，人口众多。[14]
在和平时期，法国人也曾在东地中海各海口之间经营这种贸易，因为法国企业家能在法国以比较有利的条件借入资本，也许还因为法国冒险家不易受到当地可恶政府的压迫。现在法国人已被别的国家的人排挤出这个地区。这些后起的国家掌握着那里的转口贸易，不但无损于土耳其人民，而且有助于土耳其维持它境内少许仅存的企业。有些政府没有土耳其政府那么聪明，它们禁止外国人经营这种贸易。如果本国商人做这种生意能够比外国商人赚到更大的利益，那么，根本不需要这种禁令。如果外国商人能够更便宜地从事这种贸易，禁止外国人便等于白白牺牲本来可从利用他们而得到的利润。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观点。从里加运大麻到哈弗尔，荷兰船长每吨花费7美元。必须假定，没有别人能比荷兰人更经济地完成这个运输。荷兰船长向俄国大麻的消费者，即法国政府投标，愿意以每吨8美元的价格提供吨位。显而易见，荷兰船长想赚每吨1美元的利润。假定法国政府为照顾本国航业，宁愿雇用法国吨位，每吨支付10美元或11美元，给予法国船主同样的利润，结果会如何？仅仅为了给法国船主提供1美元的利润，政府每吨就得多付2美元或3美元。由于一个国家政府的费用只能由该国人民支付，这样做就等于为了给某些国民仅仅1美元的利润，却使别的国民花去2美元或3美元。无论数目怎样变动，结果必然相同，因为合理的算账方法只有一种。

大可不必提醒读者，我始终是从海运业与国民财富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考虑海运业的。至于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则是另一回事。航海技术既是商业，也是战争。船只驾驶可以说是一种军事演习。如果其他情形都相同，拥有较大比例海员的国家，从军事观点来看便拥有较强大的力量。因此，考虑航海时，政治与军事的考虑总是与国家商业的考虑相抵触。英国通过著名的航海法案，禁止所有非英国籍的船主和拥有少于3/4非英国籍水手的船只经营转口贸易。这个法案的用意，没有过多考虑转口贸易的利润，而是在于发展英国海军和阻碍别的国家特别是荷兰海军的发展，因为荷兰当时掌握着巨大的转口贸易，是英国主要的妒忌对象。

如果假定这些观点对一个国家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始终有利，那么就会促进贤明的治国方针，这是不能否认的。但这些政治教条快要过时了。总有一天人们将认为恰当的政策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暴力服人。控制欲所能获得的充其量不过是虚伪的高尚，势必与所有的邻国为敌。控制欲是导致国债、不良内政、压制政治和革命的祸根，而共同利益则可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谊，扩大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并产生永恒的繁荣，因为它是自然的繁荣。[15]

[1]
购进以备出售的产品叫作商品(merchandise)，购进以供消费的商品叫作日用品
(commodities)。

[2]
为了简化起见，翻译时不作这种区别。我认为“产品”
(product)这个词足够清楚明确了。——英译者注

[3]
银行家的业务不仅限于经营铸造或尚未铸造的贵金属，还包括纸币交易和信用交易。在后文讨论货币那一章，我们就可看到这一点。——英译者注

[4]
虽然有了梅隆(Melon)和弗邦内(Forbonnais)的努力，但仍然迫切需要一部完整讨论商业问题的著作。因为到现在为止，人们还不太了解商业的原理和效果。

[5]
“实用知识传播协会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于1833年发表了一篇由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麦卡洛克撰写的关于商业的论文。文中对商业的主要原理、实践和历史都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每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都应该读一读此文。——美国编者注

[6]
通常的分配比例将在第二篇第7章说明。

[7]
人们常常问为什么不把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合并起来呢。其原因和一个有剩余时间和资本的大纺纱商，宁愿把他的劳动和资本用来扩充自己的纺纱生意，而不愿意用来织细洋布或印花布的原因是一样的。

[8]
这个比例估计得不太准确，即使在这种统计最流行的国家里也做不到十分准确的估计。的确，这种企图简直等于浪费时间。其实统计的实际效用很小，因为，即使达到了高度的准确，也不过是暂时如此。只有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的知识，即因果关系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只有这种知识才能教我们在各种可能遇到的紧急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就政治经济学而言，统计只有一个用处，即为我们提供一般原则的实例。统计绝不能成为原则的基础，原则是建立在事物的本质上的。即使在统计做得最好的国家，它也不过是事物数量的指标而已。

[9]
这个论点是否正确，要根据客观情况来定。当然，一个国家的人民，终必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来获得所需东西的供给。但什么东西可阻止一个国家把大部分国内产品换成别的国家的产品呢？提尔人所消费的东西，来自国外的大概比国产的多，虽然这些外国产品必须用国内产品来买。不错，提尔与其说是一个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城市。荷兰在许多方面很像提尔。对于主要是以加工改造外国产品为生产事业的社会，这种观点都可适用。——英译者注

[10]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作者和斯密博士一起陷入错误。资本无论用于国外贸易还是用于国内贸易，产生的利益大小是一样的。例如，如果国内贸易产生的利润比国外贸易大，那么，每一分用于国外贸易的资本都将从这个不利的投资中收回。只有在国外贸易的利润大于国内贸易的利润的情况下，资本才会流到国外贸易而不流向国内贸易。因此，不能说一国的国内贸易总是“最有利的贸易”。——美国编者注

[11]
外国海关。——英译者注

[12]
货物入市税。——英译者注

[13]
Commerce de reserve一词没有相应的英文名称。我想囤积贸易这个名称够明确了。——英译者注

[14]
现在荷兰已无运输业可言。事实上，一个国家在某一时候是否适合经营这种业务，要依许多客观情况而定。过去若干年中，由于美国处于有利的中立地位，很大部分的运输业务落入美国人手中，但美国却缺乏耕垦国内土地所需要的资本。——英译者注

[15]
与其他限制条例一样，英国航海条例既不利于英国国家财富的增长，又对建立英国的优越海洋地位毫无贡献。一个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说：“如果能够证明：假设没有这个条例我们所能拥有的更大财富可提供足够维持相同的海军人数的收入，那便可以推定，我们并没有从这个条例中得到利益。如果能够证明这部分增加的收入足够维持两倍或三倍之多的海军人数，那么，显然我们由于这个条例反受到损害。许多拥护这个法令的人都承认它不倾向于增加国家财富，而在一定程度上却倾向于减少国家财富。

“我想霍纳(Horner)说过下面的话，我们海军的优势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国家的力量是财富，是我们的自由的可喜结果，即财产的安全。我们的商船之所以有这么多水手，是由于我们商人的进取精神和资本，以及由于我们很长的海岸线。我们海军的规模不是取决于航海条例，不是取决于殖民地独占事业，而是取决于一个勤勉的国家的资源。

“这些看法，与把我国海军的优势归因于国会所通过的几个条例的那些人的偏颇之见是多么的不同啊！这种见解使我想起一个法官的纯技术观点。他一本正经地把可悲的决斗的流行归因于误会国家法律，而不承认它是人性暴力的结果。此外，斯密博士说得好，我们海军的强大力量在航海条例未制定前就十分显著了。在制定航海条例的时候，正如在那以前，和在那以后，我们海军的力量总是与我国商业的盛衰和国家的繁荣相称。我们将发现，所有国家的海军力量都是受这些情况的制约，而不是受航海法律的制约。这些情况决定荷兰海军的力量。即使在荷兰海军最强盛的时代，他们也没听过航海法律。”参见《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第十四卷，第95页。——美国编者注

第10章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我们已经在前面(第3章)看到，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本是什么，以及资本的使用方法。现在我们要来研究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怎样使资本永远存在并永远增加。

为避免抽象理论会使读者感到厌烦，我们将从举例开始，这些例子都来自日常的经验和观察。一般原则会随着例子呈现出来，读者会立即看到这些原则也适用于一切其他情况。读者可能会对这些情况给出自己的判断。

当地主自己从事耕种时，除了土地的价值以外，他还必须拥有一定数额的资本，也就是说，他必须拥有一定数额的价值，其中首先是开垦的土地或建筑物的价值。如果他高兴的话，还可把这价值看作土地价值的一部分，但它确实是他过去努力劳动的结果，还是土地原始价值的增加物。[1]

这部分资本不会有很大的损耗，只需不时加以小的维护，即可保持完整。如果耕种者每年从土地的年产物获得从事这种修理的必要资金，这项资本便可永远保存。

犁和其他农具以及耕畜等，构成资本的另一项目。和上述那项资本相比，这项资本更易于损耗，但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仿照上述办法，动用土地的年产物来维护它们，从而保持它们全部的原价值。

最后，耕者还必须储藏各种东西，种子、粮食、牲畜饲料和支付工人工资的食物与现金等。[2]
必须注意，这部分资本每年至少完全消耗一次，有时消耗三四次。现金、粮食和各种东西完全消耗，而且必须完全消耗。但是，只要耕种者善于安排，使土地每年的产物在支付土地的生产性服务的报酬(地租)、所使用的资本的生产性服务的报酬(利益)以及使用的现有人工的生产性报酬(工资)以外，还有剩余来补偿所耗用的金钱、种子、牲畜和肥料等，使他拥有的价值和前一年开始时同样的多，那么，这部分资本就也可全部保持完整。

由此可见，尽管资本的每一部分都经历了某些变化，许多部分都完全消耗掉，但是资本却可保持，因为资本毕竟不存在于这种或那种货物或物质之中，而是存在于价值之中。

不难想象，如果土地广大，而且经营得井然有序、经济合理，那么，耕种者所得的收入，除补偿他的资本的全部价值和支付他自己和家庭的费用之外，还可剩余若干。利用这项剩余的方式对于社会来说关系重大。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所需要的是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资本的价值虽然被消费，但却没有被毁灭，资本是消费在它自己的再生产上，资本可永远继续存在下去，每年生产新的产品，尽管这资本处在一个永远不断消费的过程中。

在探究了资本在农业方面经历的各种变化之后，接下来探讨资本在制造业和商业方面的变化就会很容易了。

像农业一样，制造业的有些资本能够持续多年，例如建筑物、固定设备、机器和某些种类的工具。另外，有些资本却完全改变了形态。肥皂制造商所用的牛油和钾碱，在肥皂制成以后就不再具有牛油和钾碱的形态。同样，制造靛蓝的药料，不具有巴西树木和胭脂树的形态，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与所染的布料合为一体。工资和劳工的维持费用也是如此。

在商业中，几乎全部资本都要经历完全变化，其中许多项目在一年中多次改变形态。商人把钱币交换为毛织品或珠宝，这是他的资本的第一次变形。他把这些商品运往土耳其，在航程中又有一些资本变为工资。货船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他把商品卖给批发商，后者付给他在斯迈纳付款的汇票，这是他的资本的第二次变形。他使用的资本现在变成汇票的形式，他用这汇票在斯迈纳购买棉花，这是他的资本的第三次变形。他把棉花运到法国销售，完成他的资本的第四次变形。就这样以原来法国钱币的形式再生成资本，很可能还增加了一些利润。

显而易见，能够充作资本的物品数不胜数。如果一个人想知道一个国家任何特定时期的资本构成，就会发现它是由无数的物品构成的，或是商品，或是物质。这些构成资本的物品总价值无法准确估算，而且其中有的是在距离本国数千里以外的地方。同时，非常琐碎或易腐烂物品似乎也是国家资本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极其重要的部分。虽然资本的各种项目处于不断消费、不断分解的过程，但如果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把资本的价值保存起来，资本本身就绝不会毁灭和耗尽。因此，使用或进口最简陋和最不耐久的货物，可能和使用或进口最贵重或最耐久的货物——金或银同样有利可图。事实上，当前者更为人们所追求的时候，进口前者更有利可图。只有生产者有资格判断这些不同物质和商品的转化和进口、出口。所有政府的干涉，所有旨在影响生产的制度，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有些商业，资本会在一年之中完全更新几次，而生产过程也会周而复始几次。能在三个月内完成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的过程，一年之中容许利用资本四次。可以想象得到，它每次所产生的利润，比一年只能周转一次的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少，要不是这样，它的利润和后者比起来将达四倍之多。这么优厚的利润不久一定会吸引资本涌到这个特别途径上来，而竞争会降低利润。另外，要花费一年以上工夫来制造的产品(例如皮革)，除赚回原来的资本之外，必须再挣相当于一年以上的利润，否则，不会有人愿意从事这种物品的制造。

在欧洲与中国或东印度的贸易中，需要两三年才能收回投入的资本。其实，商业和制造业与前面所引用的农业的例子一样，不必以现金的形式实现资本的完全收回。一般来说，商人和制造商以现金形式收回全部资本，一生只有一次，那就是在他们结束生意离开商界的时候。然而，他们在任何时候只需检查一下财产目录就能知道他们的资本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用于生产操作的资本，永远只是用来支付各种生产性服务的预付款，从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取得补偿。

矿工从地下采铁矿，铁匠来买他的铁矿。矿工的生产到这里就结束了，他的报酬由铁匠用自己资本的垫付款来支付。铁匠接下去炼铁、提纯并制成钢卖给刀匠，通过这种方法取得报酬。铁匠以前所垫的款，现在从刀匠预付买钢的第二次垫款得到补偿。刀匠依次把钢制成刀片。刀片的售价偿还刀匠垫款的资本，同时支付他从事的生产作用的报酬。

这样，最后的产品即刀片，显然足够偿付刀片在制造时陆续使用的所有资本，同时支付生产的本身。更恰当地说，生产性服务用陆续垫付的资本来支付，而这些陆续垫付的资本用产品的价格来偿还，这实际上等于直接使用产品的总价值来偿付它的生产费用。

[1]
在《对法国农业的观察》(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Franc)中，亚瑟·扬未曾估计法国旧国境内投在土地方面的永久资本有多少，他只设想法国的这种资本比英国少，大约每英亩有36个利弗尔
(livres tournois)。这样，即使保守估计，假定旧法国对土地改良所作的永久投资仅有英国的一半，那么，按照每英亩7美元计算，在法国旧的领土内131 000 000英亩的土地上，仅这种投资就有917 000 000美元。

[2]
据同一作家(亚瑟·扬)的估计，法国拥有的最后两种资本，即农具、耕畜和收藏的粮食，大约每英亩9美元，全部共达1 179 000 000美元。把这数目和上述资本的数额加起来，达到2 096 000 000美元，而这就是旧法国用于农业的资本。据亚瑟·扬估计，英国的农业资本，每英亩比法国多一倍。

第11章　资本的形成与增加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说明，虽然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本一直处于不断使用、变化和消耗的状态，但在生产过程完成的时候，它最后收回原有的全部价值。财富既然是由物体或物质的价值构成而不是由物体或物质本身构成，那么，我相信读者一定已经清楚地理解了这一点，即我们使用的资本，虽然经常改变形态，但始终都是同一资本。

同样也应该不难理解：由于消耗掉的价值是以生产出来的价值作为补偿，所以，前者的数量可能等于、小于或大于后者的数量，依客观情况而定。如果相等，资本只不过被替代并继续拥有；如果较小，资本便受到侵占；如果较大，资本便实际增多。前一章所举耕种者的例子，就是资本增多的情况。我们假定他在收回全部资本，因而能够开始新一年的耕作时，仍然使用相同的手段，获得扣除他各种消费的价值之外的净剩余，比如说1 000美元。

现在让我们来看农场主可能处置这1 000美元剩余的各种方法。由于这件事情看起来似乎很简单，所以不重视它是更大的错误，或对人类环境有更大的影响。

我们已经估定为1 000美元的剩余，不管它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它的所有者都可以把它换成黄金或白银，埋藏于地下，直到日后需要之时再用。国家资本这样做会损失1 000美元吗？绝对不会，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之前资本的价值已经全部回收。有没有人因此受到1 000美元的损失呢？没有。因为耕种者既没有掠夺任何人，也没有欺骗任何人，他获得的价值全是等价交换来的。也许有人会说，他把小麦换成美元埋藏在地下，小麦不久就会被消费掉，而这1 000美元却仍然继续远离社会的资本。但我相信人们会想到，小麦和金银都构成了国家财富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国家资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由小麦和类似的东西构成。这些东西有的一部分被消费掉，有的全部被消费掉，资本却不会因此而减少丝毫。简而言之，由于再生产完全补偿了消费掉的价值，包括生产者的利润在内，而生产者的生产作用也是被消费掉的价值的一部分。由此看来，耕种者的资本一旦全部得到补偿，他又用和过去同样的手段开始耕作。这1 000美元可以抛入大海，但国家资本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少。

但是，让我们追踪这1 000美元剩余的一切能够想象得到的去向。例如，耕种者用它举办一次盛大宴会而不把它埋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全部的价值在一个下午就化为乌有。一次奢华的宴会、一场舞会、一阵烟花，就可消费掉全部的价值。这样销毁的价值已不再存在于社会，不再构成财富总额的一部分，因为得到这笔钱的那些人，已经交出等价的东西，如酒、糕点、食品、火药等，而这些东西都已化为乌有。但是，国家资本的总额却仍然像上一个例子一样，一点儿也没减少。剩余价值已经被生产出来，这里所毁灭的不过是这项剩余价值，所以情况还是与从前一样，没有改变。

再假定这1 000美元花在购买家具、餐具、衬衫、被单等东西上，国家的生产资本仍然没有减少，但必须承认也没有增加。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除了耕种者和他的家人从这些新购得的财产中得到额外的快乐之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最后，假定耕种者把这1 000美元的剩余加入原来的资本，也就是说，按情况的需要使用这笔钱来提高农场的生产力，如购买更多耕畜、雇用和维持更多劳工等。结果他在年末得到的产品，不但足以收回这1 000美元的全部价值，还给他带来一定的利润，用这种方式，耕者在下一年能够创造新的产品，每年如此，无穷无尽。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生产资本才会真正地增加了这么多。

绝不可忽视以这种或那种方法省下来的节余，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无论花在生产性用途还是非生产性用途上，总之被花费或消耗掉。这是一个真理，一定会有助于消除一个极其错误但非常流行的观念，即储蓄会限制和损害消费。如果把节省的东西再次投资或补充到生产中，任何节省的行为都不致减少消费量。相反，它会永远反复不断地引起新的消费，而非生产性消费则不会重复发生。[1]

必须还要注意到，价值以什么形式积累的和以什么形式重新用于生产的无关紧要。积累的价值是在对积累者各方面情况都有利的条件下积累起来的。也没有理由设想这部分资本如果不曾具有现金的形式便积累不起来。农场的实际产品可以积蓄起来再用于播种或种植之中，没有改变形态。本来用以烤火取暖的木材也许变成围栏或木匠的其他产品。最初作为一种收入而砍倒的东西，因如此使用而变成一项资本。

现在来看，扩大个人和社会生产资本总量的唯一
(only)途径就是积累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把超过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产品的数量的产品再投入生产的方法。生产资本的积累不能仅仅把零星价值积累起来而不消耗。此外，不能把价值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用于生产性消费。资本积累的实际情况并不可憎，我们不久就可看到积累资本的可喜结果。

国家资本积累的形式通常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道德风尚和特殊需要。社会初期积累的资本大部分是建筑物、农具、牲畜和土地改良。制造业国家积累的资本主要是原料、在工人手中的半成品，以及一部分必要的工具和机器。在专门从事商业的国家，积累的资本大部分具有商人以售卖为目的从其他地方买来的已经加工和尚未加工的货物形式。

关于同时经营所有三个劳动过程的国家，也就是说同时经营制造业、农业和商业的国家，其资本由三个劳动过程中所有的不同产品和文明社会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物品组成。如果使用得当，这些物品虽然大量地被消耗掉，但只要社会劳动生产的数量超过被消费掉的数量，就可以不断还原恢复原有数量，甚至不断增多。

我并不是说，各个国家生产和积累的物品就是构成其实际资本的同一物品。价值以各种形式生产出来并积累起来，经过各种变形，它们最终具有了最适合目前的形式。积累的一蒲式耳小麦，可养活一个泥瓦匠，也可养活一个绣花工。在前一种情况下，一蒲式耳小麦将以石造房屋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在后一情况下，将以绣花衣服的形式再生产出来。

每一个在经营中使用自己资本的产业冒险家都有现成的有效利用自己储蓄的各种方法。如果从事农业，他把储蓄用于购买土地，或作为改良费用适当地用于增加已有土地的生产力。如果经营商业，他用储蓄买卖更大数量的货物。资本家也有几乎同样的有利条件，他把全部储蓄以同样的方式投到过去投资的产业中，并使其增加到一定程度
(protant)，或者寻找新的投资途径。一旦有人知道他拥有游资，就会立即前来磋商如何使用游资。但是，出租土地的地主和依靠固定收入或个人劳动工资为生的人，没有同样的便利有效地使用储蓄，很少有人在储蓄尚未达到可观数目之前投资。因此，许多本来可用于增加个人资本从而扩大国家资本的储蓄都被消费掉。所以，以收取、聚集和利用个人的小额储蓄为目的的所有银行和团体，只要是完全可靠的，都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增加。

资本的扩大自然是缓慢进行的，因为没有生产实际的价值就绝不会发生资本的增加，而生产价值既需要时间和劳动，又需要其他因素。[2]
既然生产者在创造新价值的同时必须消耗价值，那么他能积累的价值，即他能增加的用于再生产资本的价值，就是他所生产的超过其消耗的价值；而这种剩余价值的总和即公众或个人能得到的全部增加的财富。每年储蓄和用于再生产的价值越多，国家向繁荣的前进就越迅速。国家资本增加，大量的劳动被带动，储蓄就变得越来越可行，因为增多的资本和劳动即增多的生产手段。

每一笔储蓄或每一次增加的资本，不但给储蓄者本人打下年年收入一定利润的基础，而且同样给所有因这笔新增资本而有机会劳动的人打下基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著名的亚当·斯密把一生中只扩大一次生产资本的节俭之人，比作创建救济院收容一生自食其力的人的慈善家；另外，他把侵蚀自己资本的浪子比作浪费慈善机构基金的无赖管事，不但使现在要依靠它为生的人流离失所，并且使将来需要依靠它为生的人也无处可归。斯密非常坦率地把所有浪子都称为害群之马，把所有慎重花钱的人都称为社会的恩人。[3]

幸运的是利己主义总是注意保护自己的资本，因为资本一旦不再用于生产，收入势必相应地减少。

斯密的观点是，在各个国家，个人和政府当局的愚昧和浪费远远大于普通民众的节俭及其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所能做的补偿。[4]
至少不能否认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越来越富裕，但除非这些国家的生产总数超过其非生产性消费，否则就不是这种情况。[5]
[6]
即使现代的革命也似乎同样有利于财富的增加，因为，与古代不同，现代革命不会发生敌人入侵和对民众的普遍与连续的掠夺。另外，现代革命通常抛开许多有碍进步的偏见，给才能和进取心开辟了更大的范围。但是，斯密赞扬的个人节俭对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来说是否由不良政治机构促成，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些阶层真的得到总产量的合理部分作为他们劳动的报酬吗？在被认为最富有的国家里有多少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有多少城市和乡村家庭过着困苦生活？尽管周围充满能引起欲望的东西，但他们也只能得到最低的满足，仿佛生活在最野蛮和最困苦的时代。

因此，我不得不推断，尽管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每年都储蓄一定数量的产品，但这一般是由于迫切和自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节约不必要的消费的结果，尽管从政治和人道立场来看，我们希望能把上述储蓄归到后一原因。因此，我怀疑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和国内经济制度是否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斯密还认为，现代国家之所以比较富裕，与其说由于生产力的扩大，不如说是因为个人节俭的流行。我承认，现在某些荒唐的浪费已比从前少很多，[7]
但应该回想一下，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能力如此挥霍。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人们，尤其是社会中等阶层的人们，已经普遍享受更丰富多彩的消费，我想，人们一定会感觉到消费和节俭的人都比过去增加了，因为他们并非不相容。在商业繁荣时期，有多少产业能够为冒险家提供足够的产品，使他们既能扩大消费又能增加储蓄？对一个特殊企业来讲是真实的情况，对国家总的生产来讲也可能是真实的。路易十四在位的最初四十年里，虽然宫廷的奢华引起政府和私人的浪费，但法国的财富却日益增加。科尔伯特对生产的激励使法国财力的增加速度超过其宫廷浪费加剧的速度。有些人认为当时法国财力的增加正是由于宫廷的挥霍无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科尔伯特去世后，法国宫廷的浪费并不逊色于前，但生产却不能与浪费并驾齐驱，法国则陷入可怕的山穷水尽的境地。在路易十四在位的末期，法国处于人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无望的境地。

路易十四死后，法国政府和私人的费用仍然有增无减[8]
，但对我来讲，法国的财富似乎无可否认地也在增加，斯密自己也承认这是事实：法国的情况或多或少也是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

杜尔哥[9]
同意斯密的看法，认为现在节俭的风气比过去更加普遍。他提出下述理由：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利息率，平均都比过去低。这是资本更多的明显证据，因此，人们一定实行更大的节俭来积累资本。当然，低利息率证明了更多资本的存在，但并不说明实际上获得资本的方式。正如我刚才证明的那样，资本既可通过扩大生产获得，也可通过扩大节俭获得。

然而，我并不否认在许多特殊情况下，现代的节约和生产技术都比过去有所改进，一个人如果得不到他习惯享受的东西，他就不满意，但他已经学会以较便宜的代价来获得许多东西。例如，有什么能比用既有优美图案又有鲜明色彩的壁纸来装饰我们的房间更加美观呢？许多现在使用壁纸的社会阶层过去都满足于白石灰墙壁或非常粗糙然而却比壁纸昂贵许多的挂毡。由于最近发现了硫酸清除植物油黏液的功效，植物油已经被用于根据阿康德的空气对流原理制造的圆筒芯灯，过去的灯只能使用比植物油贵两三倍的鱼油。这种发现使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有能力使用圆筒芯灯及其带来的光明。[10]

节约风气的发展应该归功于产业的发达。一方面，发达的产业已经发现了许多经济的方法；另一方面，随处都有人以较优惠和更安全的条件请求资本贷款，诱惑各种资金拥有者。在产业萎靡不振的时候，因为无利可图，资金一般都处于现金形态，或放在保险箱中，或埋于地下，以备临时的紧急需要。无论资金的数量有多大，只要不产生利益，它实际上不过是预防性的储藏。一旦发现了这项资本能够产生与其数量相称的利益时，资本所有者便具有双重的动机来扩大资本的累积。这种利益不是遥远的利益，也不仅仅是预防的利益。它是实际的利益、眼前的利益，因为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可以用于消费来获取更多的满足，而资本并不减少毫厘。所以，对于没有东西可创造生产资本的人，或对于已有生产资本但没办法使其扩大的人来说，与过去相比，资本都成为更大和更普遍的追求对象。生产利息的资本开始被视为和生产地租的土地一样的财产，有时还被视为与后者一样稳固的财产。对那些认为积累资本会扩大人们贫富不均因此并不可取的人，我要建议：如果积累倾向于使大财产不断增多，那么，自然规律也同样倾向于让大财产不断分割为小财产。一生把精力花在扩大自己和国家资本的人，最终也免不了一死，除非在国家法律准许限定继承权和长子继承制的地方，否则他的财产很少会全部落入一个继承人或一个遗产承受人手中。在不受这种制度的有害影响和自然能自由发挥它的有益作用的国家，通过死者亲戚朋友的瓜分，财富会自然地分散，把健康和生命带到最远的角落。[11]
[12]
国家资本总量增加与个人资本的分割同时进行。

这样，个人不断增加的财富，如果取之有道并且用于再生产，就绝不可妒忌，而应被视为普遍繁荣的根源加以欢迎。我说取之有道，因为通过掠夺或勒索取得的财产并不增加国家资本，只不过是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的已存在的一部分资本而已，后者没有经过任何生产性劳动来取得它。通常，只要是使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财物，往往也是以不正当的方法消费掉。

据我的理解，积累资本的能力，即积累价值的能力，就是人类之所以比动物大大优越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体而言，资本是单独交给人类使用的一种有力工具。人能把历代积累的资本投于任何用途，而其他动物至多只能支配自己在几天或最多在一季之中所储存的物品，其数量不会很大。因此，即使承认动物具有它们实际上没有的智力，这智力对它们也没有用处，因为它们缺少必要的原料来运用它们的智力。

此外，可以说，聚集资本的本领所产生的人类能力，是绝对无法确定的，因为，在时间、勤奋和节俭的帮助下，人类可能积累的资本是没有限度的。

[1]
关于储蓄问题，西斯蒙第和在他之后的马尔萨斯，提出了和我们的作者不同的看法。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认为，生产力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因此，凡是降低消费欲望的事物都是有害的。他们认为消费太不活跃，跟不上生产。由于储蓄愿望和消费欲望正好对立，所以储蓄愿望必然是极端有害的。按照这种观点，不难证明政府当局的肆意挥霍、战争或《济贫法》，也是有益于国家的。因为这些都会刺激消费。的确，他们的说法必然使读者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他们毫不隐讳地断言，使用机器或其他方法扩大人类的生产力，结果不但将使不生产的消费者的存在成为可能，而且将使其成为必要和有益(参见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3章和第四卷第4章；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这种原理会导致人们认为路易十四的挥霍无度和英国皮特制度似乎也是正当的。但是，幸而他们错了。如果本书作者在这里和在后面第15章所定义的原则还需要进一步地阐明和辩护，他在最近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中已经对这些原则做了更加透彻和更令人信服的说明。的确，生产力的加强自然会使不生产的消费者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人总喜欢做无益的消费，一息尚存总是念念不忘这种消费。但是，不生产的消费者的增多并非不可避免。因为可使不生产的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即使不能变成重要物品的生产者，至少也可变成不重要物品的生产者。这些不重要的物品不但在产量和品种上能比重要物品更可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且能够散布得更广泛和推广得更普遍。这种可能性存在时，政府绝不用担心不能给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找到工作。现代人所实行的储蓄究竟是出于什么形式呢？不是出于窖藏硬币或其他贵重物品的形式。窖藏硬币或贵重物品虽然并不减少一个国家的资本，但对社会毕竟有害。它会使现有的物品暂时失去效用，或总的来说，会使现有的物品不能发挥其满足人类欲望的作用。把它们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它们就能发挥这个作用。现在守财奴的储蓄，有的投于再生产，这当然是有益的。有的用以获得生产资料，如土地等的所有权。这些所有权归谁，都对国家财富没有丝毫影响。有的用来经营生产资料的抵押贷款，用来购买土地、债券、公债票等。这些东西只是所有权的一部分，所以上述意见对它们也可适用。——英译者注

[2]
富裕的承包者、骗子和饱享补助金、年金与其他不应得的津贴的国王的宠臣，他们的储蓄也是积累的实际资本，并且有时也是很费力才积累的资本。但这样由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所积聚的价值，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产品。要是没有不公平、不正当和暴力掠夺，这些人就可自己积聚这项储蓄，由自己利用。

[3]
《国富论》，第二篇，第3章。劳德戴尔伯爵(Lord Lauderdale)在其所著《公共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的研究》(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PublicWealth)中反对斯密的观点。他自信已经证明了储蓄资本不利于财富的增加。他根据的理由是：储蓄资本势必把本来可供产业使用的价值撤出流通领域。但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生产资本并没撤出流通领域，增加部分的资本也没撤出流通领域。如果事实如此，资本便成为不活跃的资本，不产生利润。可是，与此相反，产业中利用资本的冒险家，虽然使用它、毁灭它，并把它完全消耗掉，但他使用资本的方法是使它再生产出来，并产生一些利润。我谈到劳德戴尔伯爵的这个错误，是因为它曾被用为许多其他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根据。这些著作因为从这不正确原则出发，所以充满了不正确的结论。

[4]
《国富论》，第二篇，第3章。

[5]
除了在毁灭性战争继续进行或政府挥霍无度的时候，例如拿破仑统治法国时期，它仍旧越来越富裕。毫无疑问，法国在那段历史上的不幸时期，即使在获得辉煌的军事成就时，所浪费的资本也超过了储蓄总额。征用和战争的浩劫，加上个人的强迫费用和过度的捐税负担，一定毁灭了超过个人节俭给再生产投资所提供的储蓄的价值。法国国王由于自己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因而装作藐视政治经济学的样子，鼓励朝臣像他那样浪费从他那里因赐予得来的巨大收入。他担心他的朝臣如果变得富有就会不再依附于他。

[6]
鲍林博士(Dr.Bowring)和维里先生(Mr.Villiers)在他们于1834年出版的珍贵的报告“法国和大不列颠的贸易关系”(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中告诉我们，最高权威同意宣布法国的财富由于皇帝的统治而极大地减少，可能牺牲在提高价格和减少贸易上的财富远远大于拿破仑政策的直接控制带来的损失。——英译者注

[7]
然而，不能设想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内经济的差异大到某些人所想象的那种程度。提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里亚这三个富裕城市，与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以及荷兰这些共和国的盛衰极其相似。同样的原因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我们读过故事，知道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Croesus)在还没征服邻邦之前已富甲天下。由此可以推断，吕底亚人一定是既勤勉又节俭的民族，因为帝王的财富只能取自人民而没有其他途径。枯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可导致这样的结论，而查斯丁的历史性证据恰好又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吕底亚人曾经是极其勤勉的民族。当他告诉我们克罗伊斯在没诱使他们染上懒惰和狂嫖滥赌恶习之前，并未能彻底地征服他们的时候，给我们的印象是吕底亚人的性格是富于进取心的。很明显，当他们未沾染上恶习之前一定具有这种性格。要是克罗伊斯后来没有变得爱慕浮华和穷兵黩武，他一定仍然是一位强大的君主，而不至于悲惨地结束一生。了解如何联系因果以及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不仅对帝王而且对其臣民的福利也有所裨益。

[8]
这种费用的增加不完全是名义上的增加，而是法国降低银币铸币标准的结果。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商品被消费掉，而且是更高级和更昂贵的商品。虽然纯银的内在价值与路易十四时代相差无几，因为一定重量的银仍然可换和从前一样多的小麦，但同一社会阶层实际上花费的白银在重量和面值上都比过去多。

[9]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Reflex sur la Formet la Distrib.des Rich)，第81节。

[10]
恐怕捐税终将使消费者无法享受这些改良的利益。内地税、专利品印花税以及影响货物国内运输的各种捐税和障碍的增多，已经使植物油的价格涨得与鱼油的价格不相上下。

[11]
不幸得很，人们一般不太注意对死后财产的安排。把财产遗赠给不值得获得的人，往往因此损害了死后的名声。相反，什么都不比热心公益或爱好个人美德的遗赠更能使遗赠人博得死后的敬重。捐款作为医院与教育机构基金和作为奖励有益活动的永久基金，或赠给优秀作家，这些都足以使有钱人的影响延长到死后，并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

[12]
这种值得赞扬的志向总是与国家的财富、公民的自由和人民的知识成正比的。英国每年都发生有益和慷慨的遗赠。给老皮特、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和其他为民众服务的公仆的遗赠，以及经常为创办和扩大救济机构或教育机构的遗赠，不但给国家带来光荣，而且使个人永垂不朽。——英译者注

第12章　非生产性资本

我们在前文已看到，价值一旦被生产出来，或者用来满足获得该价值的人的需要，或者作为再生产的手段。价值也可以一直储存或隐藏起来，既不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也不用作再生产手段。

拥有价值的人如果这样处理价值，他不但享受不到本来可从消费隐藏的价值而得到的满足，也享受不到该隐藏价值提供的生产作用。此外，他还得不到本来可从利用该价值的劳动所取得的利润。

在造成土耳其统治下各个国家的不幸和衰败的众多原因之中，毫无疑问，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大量资本处于静止不用的状态。普遍的不信任和未来的不稳定，促使上自帕夏(pacha)下至农民的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藏匿一部分财产以躲避贪得无厌的权贵的注意。而价值只有静止不动才不能被看见。这种不幸是所有专制国家共有的不幸，其不同的程度与各国政府的专制程度成反比。由于同样的原因，在政治发生大变动的暴力时期，当恐慌持续时，总能觉察到资本的紧缩、产业的萧条、利润的消失和普遍的不景气。反之，信心恢复带来的精力与活力对公共繁荣极为有利。迷信国家的圣徒和圣母，亚洲人崇拜的披金戴银、华装丽服的偶像不能给农业和制造业带来生气。寺庙中的财宝和念经拜佛耗费的时间却能买来祝福，但这祝福绝不能通过烧香膜拜向偶像索取。在家具、服装及装饰品上习惯用贵金属的国家里，有大量的资金闲置不用。低阶层的人对于这种空闲不生产的华丽服饰的羡慕，妨碍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理由是，把两万美元花在镀金镀银的餐具和家中陈设的人，不会把这笔钱用来生产利润，也不会用来支援任何产业。国家每年损失了这么多资本产生的收入，以及这笔资本本来能够维持的活跃企业所产生的利润。

到这里为止，我们所考虑的价值，只限于那些在创造后能和物质混合起来并且能够在短时期或长时期内保持的价值。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都具有这种性质。有些价值，必须是真正的价值，具有这种性质，因为人们非常珍视它，并用贵重物品和耐用品交换它，但它自己却没有永久性，一旦生产出来，便立即归于毁灭。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种价值，并把它称为无形产品
(immaterial products)[1]
。

[1]
我最初想把这种产品叫作易损产品
(perishable products)，但这个词也适用于有形产品。不能转移
(Intransferable)这个词也不妥当，因为这种产品常常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暂时性
(transient)这个词不完全排斥耐久性的概念；同样，顷刻间的(momentary)一词也不完全排斥耐久性的概念。

第13章　无形产品或一经产出就消费掉的价值

一个医生来看一位病人，检查了病人的症状，开了一剂药方，然后就告别而去，不留下任何可由病者或他的家人转移给第三者或自己保存起来以供将来消费的东西。

医生的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吗？谁能这样想呢？病人的生命也许已经得救了。这个产品是不是不能看作交换的对象呢？绝对不是。医生的意见是用诊费换来的，但医生一旦发表意见，对它的需要即不存在。发表意见就是生产动作，倾听意见就是消费动作，消费和生产都在同时发生。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无形产品的东西。

音乐家和演员的劳动提供相同的娱乐产品，它带来的快乐不能留在将来消费，也不能用来交换其他的享乐。不错，这种快乐是有价格的，但除了可能留在记忆中之外，并不继续存在，而且一旦产出便不再有交换价值。

斯密不把这种劳动的结果称为产品，而把这种劳动称为非生产性劳动。他对财富所下的定义导致了一个错误，他把财富定义为具有保存价值的东西，而不是所有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因此，所有一经产出便消费掉的东西都不成为他所说的财富。可是，对于同一类的医生、公职人员、律师、法官而言，如果这些职业不存在，社会便不能存在。他们的劳动果实难道不真实吗？迄今为止，人们仍在使用斯密承认的财富，即其他有形产品来购买。而生产无形产品的人，通过多次这样的交换来获得财产。[1]

提到纯粹娱乐的话题，不能否认，一出好戏的表演带来的快乐与一盒糖果或一场烟花带来的快乐一样的真实，即使按照斯密的定义，后者无疑也是产品。我也找不到任何充分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画家的技能被看作有生产力的技能，而音乐家的技能却被认为没有生产力。[2]

斯密自己曾指出经济学家限定财富一词的错误，认为财富这个词只是指包含在产品里面原料的价值是不恰当的。他证明财富由原料加上(plus)劳动附加到原料上的价值组成。这在政治经济学上跨越了一大步。但他既然把抽象的货物即价值提高到财富，为什么又认为没与物质混为一体的价值(value)，无论真实还是具有交换性的，都无关紧要呢？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甚至把使用在物质上的劳动抽取出来对待，研究对其价值起作用和有影响的因素，甚至提出这种价值是衡量一切其他价值的最可靠和最稳定的标准。[3]

无形产品的性质使其不能不断地被积累起来，成为国家资本的一部分。一个有很多音乐家、教士和公务人员的民族，可能乐趣洋溢、精通教理，被管理得井井有条，但是也不过仅此而已。即使这些人极其勤勉地各尽其职，国家资本也不能从他们的劳动总量中直接获得增加，因为他们的产品一旦产出就被消费掉。

因此，通过才智创造对这种劳动的不自然需求对公共繁荣毫无裨益。如果不增加消费，就不能增加用在这方面生产的劳动。如果这种消费能够提供满足，那我们还可聊以自慰。如果这种消费本身就是一种邪恶，那么就必须承认产生这种消费的制度足以可悲可叹。

只要法律过于复杂，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当法律研究成为比较困难和比较费力的工作时，就得有比较多的人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并且必须为这些人的劳动支付比较优厚的报酬。社会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社会成员的权利会因此得到更大的保障吗？毫无疑问是不会的。相反，复杂的法律，使人更有机可乘地逃避和推诿法律上的责任，因此狡诈和欺骗得到更大的鼓励，而人民的权利却很少会因此变得更稳固。唯一的好处是诉讼案件将变得更多，每一个案件将拖得更久。这个论证也适用于公共管理中官职设置过多的现象。增设机构来管理本应听其自然的事，简直等于先损害民众，然后又让民众为这损害支付代价，就好像这损害是利益一样。[4]

因此，我们不能接受加尼埃先生的论点。[5]
他认为，由于医生、律师等类似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所以国家从这种劳动的增加中所得到的好处，与从其他劳动的增加中所得到的好处是一样的。这就等于在一件有形产品上花费了超出该产品的制造所需要的人力劳动。像其他劳动一样，生产无形产品的劳动只有在它能扩大效用并且因而能够增加产品价值的范围内是生产性的。如果超出了这一点，就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劳动。故意把法律搞得复杂从而给律师提供大量阐述法律的业务，如同传播病菌让医生有更多生意一样荒谬。

无形产品是人类劳动的果实。我们已经把各种生产性劳动全都包括在人类劳动范畴之内。比较不容易理解的是，无形产品为何同时又是资本的产物。因为大部分无形产品都是各种技能的产物，而一种技能的获得，总需先做一番钻研，从事钻研就非预付资本不可。

医生在能够提出治病的建议或病人能够接受他的治病建议之前，他自己或他的亲戚必须为他支付多年的教育费。当他在做学生的时候，他得支付衣食住用的费用，教授必须得到酬劳，书籍需要购买，他也许还要外出学习，这些都意味着支付一笔过去积累的资本。[6]
同样，律师提供的意见、音乐家演奏的歌曲等，也都是产品，而且这些产品的生产，必须先做一番钻研和预付一笔资本。即使做公务员的本领也是一种积累的资本。培训一个土木工程师或一个军事工程师所需支付的费用，与培训一名医生并没有什么不同。的确，我们可以这样说：经验已经证明，培养一个青年充当公务员所耗费的资金是一种有利的投资，因为这种工作是报酬相当高的职业。不论哪一个行政机构，谋事的人总是多于现有的位置，即使在职位已经增加到不需要那么多的国家里情况也是这样。

生产无形产品的劳动过程与本书开始时分析的普通劳动相同。这个过程可用一个例子证明。在一首歌曲能够唱出之前，作曲家和歌唱者的技能必须先成为一种正式的特殊的职业，而且必须先研究出获得这种技能的最好方法。这些是科学家或理论家的职责。至于应用上述方法和技能，则留给作曲家和歌唱家处理。作曲家在作谱时，歌唱家在歌唱时，必须运用智力，以便使听众能够得到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快乐。最后，歌唱就是这整个劳动过程的结尾部分。

但是，有些无形产品，其劳动过程的前两个阶段如此简易，以致被认为事实上不存在。仆人的职务就是这一类产品的例子。这种职务只需要极有限的技能，甚至不需要任何技能。应用技能这部分的工作由雇主来安排，留给仆人担当的只不过是职务的执行部分。这部分是整个劳动过程的最后部分，也就是最低级的劳动工作。

因此，必须断定，仆人的这种劳动以及社会最低阶层如搬运工人、妓女等的劳动，由于所花费的培训费用不多甚至等于零，因此，不但可把它的产品看作是极其粗糙或极其幼稚的劳动的结果，而且可把它看作是没有经过资本协助的产品。因此，我认为，这些人从小直至脱离父母照顾的时期内所花的生活费用不能看作以后必须以利润来支付其利息的资本。至于这是什么道理，将在讨论工资时说明。[7]

一个人以任何个人努力为代价换取的快乐也属于无形产品的范畴。这种产品一经产出便被生产它的人消费掉。完全为消遣而学习技艺得到的快乐就是这种产品的一个例子。一个人学习音乐，必须使用一些资本和时间，此外还必须从事一些劳动。所有这些，都是为学唱一首歌或能参加音乐会演奏而付出的代价。

赌博、跳舞和赛跑属于同一种劳动。这些劳动带来的快乐，一经产出便被从事这些劳动的人消费掉。一个人在为了消遣而画一张图画时，他是在生产一件耐久产品，同时，也是在生产一件无形产品，也就是说，供给自己消遣的娱乐产品。[8]

在讨论资本时，我们已经看到一部分资本用于生产有形产品，一部分资本处于完全不生产的状态，还有另一部分生产效用或快乐的资本。因此，它既不属于用在生产有形产品资本的范畴，也不属于完全不起作用的资本的范畴。这项资本包括住宅、家具、装饰品等物品。这些东西只增加生活上的舒适。它们所提供的效用是无形产品。

一对年轻夫妇第一次开始组建家庭所购置的餐具，不能被视为不起作用的资本，因为它不断地被使用着；也不能被视为生产有形产品的资本，因为它并不生产任何可保存以供将来消费的产品。此外，它也不是每年消费掉的东西，因为这对夫妇可能终生使用它，并于死后留给他们的子孙。但它是生产效用或生产快乐的资本。的确，它是很多累积的价值，或换句话说，是很多不用于再生产消费的价值。因此，它不生产利润，也不生产利息，只生产一定利益或效用。这效用是逐渐消耗的效用，不能变卖，但有真实和绝对的价值，因为它是人们不断购买的对象，例如房屋或家具的租金等。

虽然把最少量资本用于完全非生产性途径也是有碍于个人利益的可悲错误，但使用与个人情况相符的数量的资本来生产效用或娱乐并不构成这种错误。个人用在这方面的资本，自贫民小房子里的简陋家具到大富翁昂贵的装饰品与炫目珠宝，都有正常层次的比例。国家富足时，即使最穷的家庭也拥有这种资本。它的数量虽不是很大，但足够满足适度和有限制的欲望。说明一个社会一般财富的更显著的迹象，乃是较低阶层人家普遍拥有有用和舒适的用具，而不是少数富翁的高楼大厦与家中的华丽陈设，或我们有时在大城市中看到商店橱柜里陈列的钻石和服饰。在大城市，当地的全部财富往往在大宴会上或在公共戏院中呈现出来。但这财富和一个富强民族的家具的总值比起来，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生产无益效用或娱乐的资本的各个组成项目都会损毁，尽管不是很大。如果每年不储蓄一部分收入以弥补这损毁，资本将逐渐减少和消失。

这种说法似乎无足轻重，然而却有多少人自以为是依靠收入为生而实际上却在消费一部分资本啊！现在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人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如果他估计这所房子能住一百年，而当初建筑费用达2万美元，那么，除建筑费的利息外，他或他的继承人每年要在这房子上花200美元。要不是这样计算，到一百年之后，全部资本或将近全部的资本便将化为乌有。这方法也适用于所有用以生产效用或快乐的资本的其他物品，如餐具架、珍珠宝石以及任何可想象得到的相似东西。

反过来也是这样。如果把每年不论来自何方的收入提出一部分用作扩大生产有用或使人快乐的东西的资本，那么，虽然收入没有增加，但资本和财富得到实际的增加。

像一切其他所有资本一样，这一类资本由每年一部分积累的产品形成。除了自己积累或继承别人的积蓄，没有其他方法可获得资本。因此，请读者参阅第11章，我在该章讨论了积累资本的问题。

一座公共建筑物、一座桥梁、一条公路，这些都是用于形成资本收入的积累。它们的回报是普通公众所消费的无形产品。如果一座桥梁或一条公路的建筑费用加上所使用的地皮的价格共达20万美元，则公众使用该桥梁或公路所花的费用每年为10万美元。[9]

有些主要由土地生产的无形产品如从公园或游乐场得到的快乐就是这种产品。这种快乐是由自然风景每天不断提供的，这种娱乐一经产出就被消费掉。因此，不可把提供快乐的土地和荒原或休耕的土地混为一谈。这里又出现了土地和资本的相似性。我们已经看到，有一部分的资本生产无形产品，有一部分的资本完全闲置不起作用。

花园和游乐场所通常在装饰上要有些花费。在这种场合下，资本和土地协同生产无形产品。

有些游乐场也生产木材和牧草，这便生产两种产品。法国的旧式花园一般不生产有形产品。新式花园在这一点上稍有改良，如果增加果树和青菜的栽种，情形将更加扩大。如果责备一个生活安适的土地所有者划出一部分土地专供娱乐用途，那无疑是苛刻的，他和他的家人在那里度过美好时光，在那里从事有益健康的运动，在那里呼吸新鲜的空气，这些都是人生最宝贵和最实际的幸福。应该让他随心所欲地布置他的庭院，应该让他的嗜好甚至他的奇思异想自由发挥。但是，如果可能把他的怪癖引导到有益方面，如果他能从他的庭院得到利润而又不致减少他的快乐，他的庭院便将增值，使政治家和哲学家都能感到快乐。

我曾到过几家兼具这两种生产力的花园。花园中有柠檬树、七叶树和大枫树等树木以及草地和花坛，同时又有许多果树。有的开花，有的结果，给花园中的其他景致增添了不少鲜艳丰富的色彩。花园中的布置，既注意到一景一物的适当距离和位置，又不忽略把它们隔开或圈起的便利。种着蔬菜的田垄并不千篇一律、僵直刻板、让人生厌，而是和地势的起伏以及高大草木的疏密相称。所有园中小道既赏心悦目，又不妨碍耕作。一切点缀全是以增添情趣为目的，甚至供浇水之用的葡萄架下的水井也是如此。总而言之，整个花园的布置，好像目的在于使人相信效用和美丽并非不相容，快乐和财富可一起增长。

同样，整个国家也可因拥有的增添景致的财产而致富。假如在树木茂盛而又不致妨碍其他产品的地方普遍植树，[10]
那么，不但可增添风景的美丽，增进民众的健康和增加树林所能吸引的水分，而且在这个土地辽阔的国家，仅木材一项的价值就大为可观。

种植可做木材之用的树木的好处是，树苗栽下之后，便不需要人的劳动，而可以让它自然生长。但是，仅仅种植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抑制自己，别急于砍伐，等到它的弱小树干逐渐吸取土壤和空气中的水分，不依靠人力的培养而自己长得高大结实的时候，再去砍伐。[11]
植树者所能给予树木的最大照顾就是在若干年中忘了它。虽然在这几年中他得不到分文的收入，但在树成材之后，他的克制就会得到充分的回报，因为树为他提供燃料，提供木工、细木匠和船匠所用的木材。

各个时代的最优秀的作家没有一个不喜欢树木，不极力提倡种树。根据撰写波斯王居鲁士传记的历史学家说，居鲁士之所以出名的原因就是他在小亚细亚各地普遍造林。在美国，农民每生下一个女儿，就会种植一些树木。这些树木随她的长大而长大，在她出嫁时就成为她的嫁妆盒。[12]
政治思想非常开明的苏利，在大多数法国的省设立许多林场以增加财富。我曾参观了其中的几个。当地民众感恩图报，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些林场。这些林场使我想起艾迪生(Addison)的话。他一看到林场就大声说：“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曾经到过这里。”

到这里为止，我们一起在讨论进行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没有这些要素的帮助，人们除得到自然所自发地提供的少许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外，得不到其他。我们首先研究这些生产要素怎样个别地和协同地执行生产工作，其次研究这些生产要素的各种作用，从而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必须开始探讨对生产起作用的各种外来和偶然原因以及阻碍或助长生产要素的作用的外来和偶然原因。

[1]
因此，维里说，帝王、行政官、士兵和教士的职务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是不对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第24节)。

[2]
加尼埃(Germain Garnier)已在《国富论》法文译本的注释中指出了这个错误。

[3]
对这里所提出的论点未作十分认真思考的某些作家，仍然把生产无形产品的人看作非生产性劳动者。但和自然法则对抗必定是徒然的。那些精通政治经济学的人最后不得不向它的原理低头。例如，西斯蒙第在谈了花费在非生产性劳动者的工资上的价值以后说：“它是一经产出就被消费掉的价值。”这样，他就承认了他以前断定为非生产的人也生产价值(《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卷，第203页)。

[4]
那么，一些人虽然并未明言，但实际上认为这种法律程序或捐税至少有个好处，即可维持各类事务员或公务员的工作，对于这些人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5]
《国富论》，法译本，第20注。

[6]
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劳动和资本的报酬。我只想顺便指出：除非这些收入不但能支付医生的实际劳动和才能(这才能是自然无代价地赐给他的能力)的报酬，而且还能支付花费在他身上的资本的利息，否则这资本就白白牺牲掉了，而医生的报酬也将受到不正当的限制。上述利息不应该按普通利息率计算，而应该按年金率计算。

[7]
普通工人的工资，只限于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即使他的作用能够继续或能够恢复的必需品，没有剩余来支付资本的利息。他们的子女在能够自食其力之前的衣食用度，包括在他自己的必需品内。

[8]
懒惰和缺乏生气的民族从来不喜欢用自己的能力沉溺于娱乐。在他们看来，劳动伴随的痛苦只需要很少的娱乐就足以抵偿。土耳其人认为我们把跳舞这个强烈运动看作乐事是发疯。他们没想到跳舞使我们感到的疲倦远不及他们所想象得那么剧烈，他们更喜欢别人辛苦布置的娱乐。土耳其人在娱乐上所花费的劳动，也绝不比我们所花费的少。但一般来说，做这种劳动的是奴隶，而奴隶却无福享受自己劳动的产品。

[9]
如果每年再另花300美元作为维修费，那就可把社会每年所消费的娱乐或效用估算为10 200美元。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比较纳税人从该桥梁或公路所得的利益与他们为获得该桥梁或公路的便利所付出的代价，这是计算这笔账唯一正确的方法。如果通过10 200美元的费用每年能够节省若干国家生产费用，或能够使国民产品数量呈现比这个数目更大的增加，社会便从这项费用重新得到好处。反之，政府便带领国民做了一笔赔本生意。

[10]
在许多国家似乎流行着这种言过其实的观点，即做木材使用的树木会妨害土地的其他产物。其实，做木材的树木不会使地主的收入减少，反而会增加。因为，最多产的国家正是森林最多的国家，如诺曼底、英格兰、比利时、伦巴第等。

[11]
树叶吸收飘扬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这种气体对呼吸非常有害。人如果吸入过多就会昏过去，有时甚至会死亡。另外，植物增加空气中的氧气，氧气非常有益于呼吸和人体的健康。如果一切其他情况都相同，种植树木最多的城市就是最卫生的城市。我们最好把宽阔的码头都栽上树木。

[12]
说美国农民每生下一个女儿就砍下一些树，而不栽下一些树，更接近事实。——美国编者注

第14章　财产的所有权

探讨财产所有权的起源、规定财产所有权转移的立法、明确财产所有权可靠的保护方法，是思辨哲学研究的范畴。政治经济学只承认财产所有权是鼓励积累财富的最有力措施，满足于财产所有权的实际稳定性，不探讨财产所有权的起源及其保障方法。事实上，如果统治者不能让法律得到尊重，如果统治者自己实施掠夺[1]
或没有能力禁止别人掠夺，或者如果繁杂的法律条文或玄妙的法理导致所有权一直不稳定，那么，法律上的财产不可侵犯性显然只是一个笑话。此外，如果财产既不是真实物品又不是权利，那就不能说财产的存在。只有在财产既是权利又是真实物品的情况下，生产的泉源，即土地、资本和劳动，才能发挥其最大生产力。

有些真理完全不证自明，求证是多余的。下面即这种真理之一。安稳地享有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将其用于生产的最有力动机，谁会否认这个道理呢？财产所有者本人比任何人更清楚地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财产，谁会怀疑这个道理呢？理论上承认财产不可侵犯非常有益，然而，实践中有多少漠视财产神圣性的事情发生？有多少因为最不足道的原因而破坏财产神圣性的情况？又有多少财产遭到侵犯(当然会激起愤怒)，但却往往以最不充分的理由被证明为正当的事情？除了直接受到伤害外，很少有人会强烈地感受到伤害，即使强烈地感受到伤害，也很少有足够的决心来采取实际行动。如果一个专制政权未征得同意就占有臣民的财产，那么，财产便无安全可言。此外，即使臣民同意，如果这同意只不过是名义上或不由衷的同意，财产也无安全可言。在英国，租税由国民代表征收。因此，无论是依靠选举活动的影响，还是由于无知者的大力支持，如果内阁首相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的支持，租税实际上就不再由国民代表征收了，而是由名义上称为国民代表实际上已变成首相代表的团体来征收了。英国民众将被迫陷入极度的贫困，经受各方面都可能对他们不利的措施。[2]

应该指出，正如用暴力夺走所有者的土地、资本或劳动的果实是侵犯财产权一样，妨碍自由运用生产手段同样是侵犯财产所有权。因为，按照法学家的解释，财产所有权是使用乃至于滥用财产的权利。所以，武断地规定耕作的方式，或禁止采用某种耕作方法，地产的权利便受到侵犯。禁止采用某些特殊方法运用资本，例如不准收买大量谷物，必须把所有的金银上缴造币厂，禁止所有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筑房屋或规定建筑物必须符合某种要求或某种式样等，资本家的财产便受到侵犯。禁止经营某种产业，或在资本家已把资本投入某一产业之后对该产业征收相当于禁止的重税，这也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显而易见，禁止经营糖业，制糖者投在锅炉、器具等上的大部分资本将化为乌有。[3]

只要被禁止在不妨碍第三方权利的情况下自由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那么，一个人在自己的产业中拥有的财产就受到了侵犯。[4]
同样，如果一个人原本从事某种劳动却强迫他去从事别的劳动，例如强迫一个工匠或商人服兵役，不管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这都构成对他劳动权的侵犯。

我很清楚，维护社会秩序比尊重财产所有权更为重要，因为财产所有权的安全依靠社会的安宁。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除非社会秩序明显地受到威胁，而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必须侵犯个人权利之外，否则，上述或与上述相似的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是不能允许的。正是这一点使财产所有者深深感到有必要在国家的宪法中规定某种保证，使当权者不能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来掩蔽其强烈的野心。

因此，如果不打算把赋税作为将国家带上不景气和悲惨道路的手段，那就必须证明征收的税对社会秩序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任何超出这个界限的课税实际上都是掠夺，即使得到国民的同意也是对财产的侵犯。因为，除了个人所有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产品之外，没有其他价值可作为课税的对象。

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对财产所有者及其财产进行干涉却对生产有利。例如，在所有允许可恶的奴役权的国家里，限制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利是有利的，因为奴役权是与一切其他权利相对立的。[5]
因而，如果一个社会迫切地需要造船工人或木匠所用的木料，就必须制定关于砍伐私有森林的条例。[6]
此外，由于担心丧失与土地交叉的矿脉，政府有时不得不自己出面开矿。很容易想到，即使不存在任何采矿的限制，缺少技术、贪财的欲望或资本的短缺，都可促使矿主把表层的、通常也是最差的矿脉开采殆尽，从而损害内层品质较佳的矿脉。[7]
有时，矿脉经过许多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但只有一个地方可到达矿脉。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不顾土地所有者的固执强制进行开采。虽然我不敢断言，但总的来说尊重该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毕竟是更明智的做法，或通过如此违背财产不可侵犯性来占有少许额外矿产的代价更大。

最后，公共安全有时迫切地需要牺牲私人的财产。但这种牺牲即使给予赔偿，那也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因为，财产权意味着能够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无论得到怎样充分的赔偿，财产的牺牲都是被迫的。

如果政府当局自己不进行掠夺，那就是国家最大的幸福，财产就可得到保护，不被别人掠夺。要是没有全社会的联合力量保护个人财产，就无法想象人、土地和资本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甚至不能想象资本的存在，因为资本只不过是在政府保护下所积累的价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任何一个在无序政府治理下的国家，都没有达到富裕。文明国家能有无数产品满足国民的需要，能有美术，能有积蓄所赐予的悠闲和安逸，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政府。没有悠闲和安逸的机会，智力绝不会得到培养和开发，人也不会获得其本性所容许的充分的尊严。

与富人一样，身无分文的穷人对维护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也有利害关系。如果没有过去所积累和所保护的财产的协助，便无法得到穷人的劳务。一切阻碍或浪费这些积蓄的行为，都是对穷人谋生手段的巨大伤害。社会较高阶层的破坏和掠夺，必定引起较低阶层的苦难和衰落。穷人对财产权的利益的一知半解和富人的个人利害关系，同样有利于一切文明国家把对财产的侵犯作为犯罪行为来追查和惩处。政治经济学令人赞叹的研究目的在于证明和确认这种立法行为的正当性，因为它解释了政治制度对财产权保护得越好，财产权所产生的快乐效果就越明显的原因。

[1]
当个人力量和政府力量对抗的时候，个人力量显得那么渺小，以致只有在言论自由的报纸极端警惕地监视遵守法律和有力的民意代表机构制止违反法律行为的国家，人民才能免受政府当局的勒索和虐待。

[2]
亚当·斯密曾表示：英国法律给予财产的保障，远远抵消了英国政府不断产生的过失和所犯的大小错误。他现在是否还会坚持这个观点，很有疑问。

[3]
对这种资本家来说，为什么不把这项资本移作别用是徒然的。如果糖厂的厂房和机器移作他用，一定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失。

[4]
在所有财产中，劳动能力可以说是最没有问题的。劳动能力完全来自自然或来自个人的勤勉。劳动能力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相比是更高一级的权利。一般可以说土地所有权是来自掠夺的行为，因为我们几乎举不出土地所有权是从第一次占有并合法地遗传下来的例子。劳动能力所有权也比资本所有权高一级，因为，即使假定资本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得来而不是掠夺得来的，但是，财产继承权除非得到法律的支持，否则不能确立，而这种支持可能是以某种条件换来的。然而，尽管劳动能力所有权如此神圣，它也不断受到侵犯，不但在奴役个人的极不正当的虐待中如此，而且在更经常发生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如果政府占据某种产业，例如交易业或经纪业，不让人民染指，或把经营某事业的专利权出售，政府就侵犯了人民劳动能力所有权。又如政府授权宪兵、警察或法官以维护公共安全或当局安全为理由随意逮捕人民和拘留人民，使人民因此不能十分确信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与能力或能够完成已经开始的事业，这就是对个人劳动能力所有权更粗暴的侵犯。有什么强盗或掠夺者能够犯下比这更加凶残的侵害公共安全的罪行呢？他一定会很快被镇压，因为私人和政府必定一同起来消灭他。

[5]
这只是以毒攻毒的情况。——英译者注

[6]
另外，如果不发生有时起因于无聊的虚荣或有时起因于错误的利己国策的海战，商业自能最满意地供给造船者所需要的木材。所以，政府干涉私有森林的不正当行为，是其所做的危害性更大和更不应该宽恕的另一个不正当行为的结果。

[7]
如果谁都不比财产所有者更清楚地知道怎样最有益地利用他的财产，像作者在上面所说的那样，那么，无论在任何场合，政府干涉私人从事生产的权利能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要不是为了社会安宁的绝对需要，绝不应该侵犯私人财产的神圣权利。可能以同样似乎有道理但同样错误的理由为借口来限制除了采矿之外的许多其他职业。——美国编者注

第15章　产品需求或产品市场

常常听到各种产业冒险家声称，他们的困难不在生产中，而是在销售上。如果产品随时都有需求或市场，产品就永远不会缺乏。当商品的需求减少、销售困难、利润不丰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货币不足。他们主要期待的是能够刺激销售和抬高价格的充满生机的消费。但是，如果你问他们，什么因素或什么情况会助长产品的需求，你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人的见解极其模糊。你还会发现他们对事实的观察不够细致，分析更欠周密，并把有疑问的东西当作确定的事情来处理，常常要求和自己利益相悖的东西，纠缠不休地恳求政府给予倾向于造成严重危害的保护。

为使我们对劳动产品的销售形成清楚和正确的实际概念，我们必须仔细分析最为确定的事实，并把以前使用同一方法演绎出来的结论应用到这些事实上。通过这种做法，我们也许会得到新的重要的真理，对企业家的观念有一些启发，并使希望给予实业家鼓励的政府的措施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

一个用自己的劳动创造某种效用，并将价值赋予某些物品的人，不能期待有人赏鉴和付钱购买这个价值，除非其他的人具有购买这价值的手段。那么，这种手段由什么构成呢？由其他的价值构成，即由同样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果实的其他产品构成。这个事实使我们得到一个乍一看似乎很离奇的结论，即生产为产品创造需求。

如果一个零售商说，“我不想要其他的产品来换我的毛织品，我想要钱”，那就不难使他相信，除非他的顾客先把他们拥有的某些产品卖了，否则他们不能用钱来买他的毛织品。他可能会被告知，“那边的农民如果获得丰收就会买你的毛织品。至于要买多少要根据收成好坏来定。如果颗粒无收，就连一点也买不起。此外，如果你不设法得到毛织品或其他货物用作购买手段，你也没力量买他们的羊毛或谷物。你说你只要钱，但我说你需要的不是钱而是其他货物。你要钱干什么呢？不是要买原料吗？不是要买你所经营的货物吗？不是要买维持生活的食物吗？[1]
因此，你所需要的是产品而不是钱。你出售货物收进的银币和为购买别人货物所付出的银币，过了一会儿又将在别的买卖者之间执行同样的职责。它将一次又一次地继续执行这种职责，正如公共马车一次又一次地接送客人和运载货物一样。你如果发觉货物不易销售，难道你会认为这是因为缺乏运送它的工具吗？钱毕竟只是转移价值的手段。钱的全部效用在于把你的顾客因为想买你的货物而卖出自己货物的价值转移到你手中。等到你下次购买东西时，钱又把你卖给别人货物的价值转移给第三者。所以，你是用暂时变成金钱形式的你的产品的价值去购买你需要或喜欢的东西。每个人都必须用暂时变成金钱形式的他的产品的价值去购买他需要或喜欢的东西。要不是这样，法国现在成交的货物，怎么能比查理六世(Charles VI)时代多五六倍呢？这五六倍的货物必须已经生产出来，而且被用来购买其他各种货物，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因此，认为销售不畅是由于缺乏货币的观点，错误地把手段当成了原因。这种错误观点的产生，是因为几乎所有产品在最终变为其他产品之前首先要交换成货币。而货币这种商品使用频率如此之高，以致对平民百姓来说，是最重要的商品，是一切交易的最终目的，然而，货币其实只不过是媒介而已。销售不畅绝不是因为缺少货币，而是因为缺少其他产品。只要价值真实地存在，就一直有充足的货币处理这些价值的流通和相互交换。交易扩大就应该需要更多货币以利于交易的进行，这个需求不但容易满足，而且还是令人信服的社会繁荣的迹象——它证明已经创造了大量的价值，需要与别的价值进行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商人非常清楚如何寻找作为交易媒介产品的替代品，即货币。[2]
货币不久后自会涌入，因为无论什么产品，什么地方最需要它，它自然就涌入到什么地方。贸易如果扩大到现有货币不能应付的程度，这正是好现象，恰如货物多到仓库容纳不下的程度是好现象一样。

如果一种产品过剩没有销路，货币短缺一点也不会构成对其销售的阻碍。卖者将乐于按照当前的时价接受用货物的价值来交换他们自己消费的商品。他们不会要货币，也不需要货币，因为货币对于他们的唯一用处就是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3]

在市场有货物和服务供应的条件下，这种看法对一切情况都可适用。在生产价值最多的地方，就会发现货物和服务的需求最大，因为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创造唯一的购买手段，即价值。货币在买卖双方交易中完成的只不过是瞬间的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你就会发现，交易实际上永远是用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产品从被生产出来那一刻起就为价值完全与之相等的其他产品提供了销路。生产者在完成产品的最后一道加工之后，总是急于把产品卖出去。因为他害怕产品在自己手中会丧失价值。他同样急于把出卖产品所得的货币花掉，因为货币的价值也容易消失。但摆脱手中货币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用它购买一些产品。所以，仅仅一种产品的生产就为其他产品提供了销路。

由于这个原因，丰收不但对农民有利，而且对经营所有商品的商人都有利。收成越好，农民要购买的东西就越多。反之，收成不佳，会伤害到所有商品的销售。制造业和商业的产品也是如此。一种商业如果生意兴隆，就会提供更多购买手段，从而为其他商业产品打开更大的销路。反之，一种商业或一种制造业如果不景气，所有其他类别的商业或制造业都会受其影响。

也许有人要问，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为何有时市场有大量货物充斥却无法销售呢？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过剩的商品交换成另一些商品呢？我的回答是，某一种货物之所以会发生过剩，是由于它的供给超过需求。造成这种情况或者是因为它的生产过多，或者是因为别的产品生产过少。

正是由于某些商品生产过少，别的商品才形成过剩。用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来说明：人们买的东西之所以减少是因为他们所赚的利润减少。[4]
而利润的减少，或是因为使用生产手段有困难，或是因为生产手段本身出了问题。

此外，还要注意的是，在一种商品亏本的同时，一定有别的商品赚到过多的利润。[5]
由于过多的利润一定会刺激有关商品的生产，因此，除非存在某些激烈手段，除非发生某些特殊事件，如政治变动或自然灾害等，或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婪无度，否则一种产品供应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绝不会永远存在。这些政治问题一旦消除，生产手段就自然会被推向空闲的渠道。这些空闲一经填补，其他方面的活动就会恢复正常。如果生产完全自由，一种生产很少会超过其他生产，一种产品也很少会便宜到与其他产品价格不相称的程度。[6]
[7]

假如一个生产者设想，许多无形产品的生产者，例如公务人员、医生、律师、教士等，也和生产有形产品的生产者一样都是他的顾客，并断定存在着一种与来自实际生产者的需求不同的需求，这样想只说明他思想的幼稚。一个教士到一家铺子买一件长袍或白法衣，他带来的是购买东西的货币形式的价值。他是从哪里得到这笔钱的呢？他是从收税员那里得到的，而收税员的钱又是从纳税人那里得到的。但纳税人是从哪里得到这笔钱的呢？从自己所生产的价值上。这个价值，首先由纳税人生产出来，然后换成货币付给教士作为他的薪水，使教士买得起长袍或白法衣。教士现在处在这个生产者的位置。如果没把这笔钱纳税，这个生产者就可自己用它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许不是长袍或白法衣，而是其他更有用的产品。长袍或白法衣的消费只不过代替其他产品的消费而已。要买一个产品，除非用另一个产品的价值作为购买手段，否则就买不成。[8]

从这个重要真理可演绎出几个重要的结果：

第一，在所有的社会中，生产者越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销售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结果自然是生产者所得的利润也就越大，因为价格总是随着需求增长。但是，这种利益只能来自实际的生产，强迫产品的流通绝不能产生这种利益。因为生产的价值从一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人手中并不使价值升值，而政府从私人手中夺走价值并消费掉也不能使它增值。依靠别人产品为生的人不产生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只不过把自己放在生产者的位置，严重损害了生产，就像我们不久要看到的那样。

第二，每个人都与整体的共同繁荣利益相关。一种产业经营得成功就可促使别的产业也达到成功。事实上，无论一个人从事哪一种职业或哪一行业的生意，他周围的人越发达，他就能够得到越丰厚的报酬，就能够越容易地找到工作。一个在落后的社会中没有机会发挥能力的有才之人，在一个兴旺发达的社会里能够找到许多财力充裕能够雇用他并给予和他的才干相称报酬的机会。在人口众多的富裕城镇开店铺的商人一定比在居民懒惰迟钝的贫困地方开店铺的商人的销售量大。在波兰或威斯特伐利亚偏远地区半野蛮的荒芜小镇，一个积极的制造者或一个聪明的商人能够做什么呢？虽然不担心竞争，但却卖不出多少东西，因为当地没有什么产出。反之，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地，虽然同行业竞争激烈，但他却有可能把生意扩充到最大规模。理由很明显，他的周围都是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人，这些人分别用自己的产品，即用出卖自己的产品得到的钱来购买商品。

这是城镇居民从乡村居民那里获得利益的真正来源，同时也是乡村居民从城镇居民那里获得利益的真正来源，两者自己生产的东西越多，就有能力向对方购买越多的东西。一个处在富足乡村环绕之中的城市，不缺少数量众多并且有钱的消费者。另外，越靠近富裕的城镇，乡村产品的价值越会增加。把各个国家区分为农业国家、制造业国家和商业国家毫无意义，因为，一个民族在农业方面获得的成功可促进其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另外，它的制造业和商业的兴旺也会给它的农业带来好处。[9]

一个国家对其邻国的态度，与国家的一个省和邻省或城市和乡村的关系相似。邻国的繁荣与它的利益相关，且一定会使它从中得到好处。因此，美国政府于1802年企图教化它的野蛮邻人即属于克里克族的印第安人，是非常明智的举动。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把劳动习惯灌输给印第安人，使他们成为生产者，能和联邦的各州进行实物交易，因为，与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用来支付购买的民族打交道毫无益处。在如此众多国家之中，如果有一个国家始终如一地实行宽容的原则，这既对人类有益，也是人类的光荣。这项开明政策的辉煌成就将证明：真正有害和荒谬的理论体系和学说乃是欧洲各古老国家所奉行的排他或嫉妒的准则。欧洲各国政府非常无耻地把这些准则称为实践的真理(practical truths)，除了这正是由于它们自己不幸在实践中奉行这些准则外，似乎没有别的理由。美国的经验将证明，正确的政策与适度和人道是分不开的。[10]

第三，我们可从这个卓有成效的原则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购买和进口外国商品对国内或国家产业以及生产不构成损害。因为，不用本国的产品支付就买不到外国的商品，而以本国产品支付，显然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给本国产品开辟了销路。如果有人反对，认为外国产品可能是用现金购买的。我的回答是，现金不一定都是本国产品，但一定是用国内产业的产品买来的。所以，无论是用现金还是用本国产品来支付外国货物，两种情况同样为本国产业的产品开辟了销路。[11]

第四，统一原则还导致另一个结论：鼓励单纯的消费对商业并无益处，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提供消费的手段，而我们已经看到，只有生产能提供这些手段。所以，鼓励生产是贤明管理的目的，而鼓励消费则是拙劣的管理。

由于同样的原因，创造一种新的产品等于为其他产品打开新的市场，消费或破坏一种产品等于堵塞其他产品的销路。但是，如果一种产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或为了生产其他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而该产品的破坏恰好符合这个目的，那么，破坏它便不是有害的。的确，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兴旺发达状态，国民生产总量超过国民消费总量，那么其国民消费的产品就已经执行了其职责。不过，这种消费非但没有开辟出新的市场，反而却堵塞了销路。[12]

已经明白了对产品的普遍需求与刺激生产活动成正比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可不必再费心研究生产倾向于哪种行业可能最有利的问题。产品引起的需求根据各个国家的需要和风俗的不同而不同，还根据各个国家的资本、劳动和天然资源的多少而有所差异。需求最迫切的货物由于购买者的竞争，为资本家的钱带来了最丰厚的利息，为冒险家提供了最大的利润，为工人提供了最高的工资。而提供各种服务的劳动自然被这些利益吸引到那些特殊的行业中。

在物产丰富、产量时刻增加的社会、城镇、省份或国家里，由于产品的需求大，又由于市场上随时都有大量产品出价寻求购买新的生产服务，所以，几乎所有各类制造业和商业以及一般劳动都获利丰厚。相反，如果由于国家或其政府的错误，生产固定不变或赶不上消费，那么，需求就逐渐减少，产品价格降到生产费用之下，生产努力得不到适当报酬，利润和工资下降，使用资本越来越无利可图并且越来越危险，资本将逐渐被消费掉——不是由于浪费，而是势必如此，因为利润的来源已经枯竭。[13]
劳动阶层找不到工作。生活本来还过得去的家庭，现在更加捉襟见肘。而那些生活原本不很好的家庭，现在将沦为赤贫。人口减少、艰难困苦、野蛮状况再出现等，将取代原来人们安逸的生活。

这些就是伴随着生产衰退而产生的情况。只有节俭、聪明、活力与自由才能补救。

[1]
即使获得货币的目的在于窖藏或埋藏，但最终总是要用来购买各种产品。如果守财奴不这样使用它，得到它的幸运继承人也必定这样使用它，因为就货币本身而言，除了用来购买东西之外没有其他作用。

[2]
例如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使用的见票即付汇票、见票若干天付款的汇票、银行钞票、赊账或注销等办法。

[3]
我在这里所说的消费是指他们的总消费，包括旨在满足个人或家庭需要的非生产性消费和旨在维持再生产劳动的消费。毛织品和棉织品制造商所消费的羊毛和棉花有两个用途：(1)供给个人需要；(2)供给业务需要。但无论是满足个人需要还是满足再生产的需要，他们都得使用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作为购买所消费的产品的手段。

[4]
在所有的生产阶段，从一般商人到普通工匠，他们的个人利润都必定来自其所生产的价值。至于他们各自所分的比例，本书第二篇将专题讨论。

[5]
读者不难把这原则应用到他所熟知的任何时期或任何国家。在1811年、1812年、1813年等诸年里，这种情况在法国非常明显。一方面，殖民地产品、小麦和某些其他商品价格极其昂贵；另一方面，许多货物却找不到销路，价格惨跌。

[6]
尽管这些需要考虑的事实构成正确了解商业和商业管理问题的基础，但迄今为止，还没得到人们的重视。在正确方针侥幸被采纳的地方，它似乎也是偶然被选择，或至多是在对它的适宜性只有很模糊的概念、自己没有信心甚至不能说服别人相信的情况下选择的。

西斯蒙第似乎不太了解此处和本书第二篇前3章所叙述的原理。他以最近英格兰制造产品大量涌至外国市场，造成那里存货充斥的事实为例，证明工业生产有过度的可能(《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四卷，第4章)。

其实，这些市场发生的存货充斥现象，只不过证明这些国家自己生产过少而已。如果巴西生产足够的产品来购买英国进口货物，英国货物就不至于充斥巴西市场。又如果英国同意进口美国货物，就会发现英国产品在美国可能更加畅销。由于英国征收过高的进口税，实际上等于禁止多种外国货物的进口，结果英国商人得付出重大代价从外国进口那些准许进口的货物，如糖、咖啡、金、银等。因为贵金属的价格昂贵是由于他们货物的低廉，这说明了英国得自其商业的利益为何那么小。

读者不要认为我的观点是：不可能发生一种产品比其他产品生产得过多的现象。我不过在这里认为：最有助于促进一种产品需求的莫过于另一种产品的供给。如果巴西的产品丰富，运到巴西的英国产品便会很快地被购买一空，而不至于充斥市场。要实现这种情况，巴西和英国的立法机构，既要必须允许生产的自由，又要必须允许进口的自由。在巴西，所有的东西都被垄断，财产也不能确保不受政府的侵犯。在英国，沉重的捐税严重地打击了对外的贸易，因为它限制挑选换回的货物。我碰巧听到有一批富有科学价值的关于博物学的搜集品，由于进口税过高的关系，不能从巴西运入英国。

[7]
关于这一点，马尔萨斯同意西斯蒙第的意见，而李嘉图则同意本书作者的意见。这种意见的分歧，曾在本书作者和马尔萨斯之间引起了有趣的辩论。本书作者最近给马尔萨斯写了一封信，谈到政治经济学的这部分和其他部分的问题。如果还需要什么来证明本章讨论的正确性，这封信就有这个作用。西斯蒙第企图徒劳地答辩李嘉图，但他没提到他的最初反对者。见《法律年鉴》(Annales de Legislation)，第1期，第3项。——英译者注

[8]
资本家花费他的资本的利息时，实际上就是花费由于他的资本的合作而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我们将在第二篇中讨论什么原则规定资本所分得的产品的比例。如果他把资本花费掉，他仍然只消费产品，因为资本是由产品组成的。的确，资本一般用于再生产，但也可能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当资本被浪费或毁掉时，它实际上就是用于非生产性消费。

[9]
一个大规模生产组织一定会给附近地区的产业带来生气。洪博德(Humbold)说：“在墨西哥，土地耕种得最好的地方，也就是能使旅行者想起法国最美丽风景的地方，就是自萨拉芒克延伸到西劳、爪那禾托和勒昂的环绕着世界已知矿藏最丰富的平原。无论在哪里发现和采掘金银矿脉，即使在科迪勒拉的人烟最稀少的地方或在最荒芜和最孤立的地方，矿脉的经营也不会妨碍土地的种植，反而会使农业比平常更加活跃。……一个丰富矿脉的开采一定立即促使城镇的建立……农业组织也在附近建立，那些不久之前还孤立于荒山野岭之中的地点，很快就和此前已耕种的地方发生接触。”(《关于新西班牙的政治性论文》)

[10]
即使最著名和最开明的观察家，也是直到最近政治经济学发展以后才清楚地了解这些最重要的原理的。至于平常之辈更不必说了。我们在伏尔泰的著作中看到这些话：“这是人类的命运，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就得希望别的国家受到凌辱……显然一个国家不通过别的国家的损失，就无从得到利益。”(《哲学辞典》，在国家这一项目下)他进一步发挥这个不正确的理论说，一个彻底的世界公民，既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大一些或富裕一些，也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小一些或穷一些。的确，彻底的世界公民不会希望自己国家扩张领土，因为这可能危及它的安全，但他会希望它变得更加富裕，因为如果它更加繁荣，就会促进其他国家的繁荣。

[11]
最近几年，巴西很明显地体会到这种影响。航行自由使欧洲产品大量涌入到巴西市场，这非常有利于巴西的生产和商业，巴西的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畅销。巴西的情况就是一个国家能从进口外国货物获得利益的例子。顺便在这里提一下，如果巴西的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者的利润比较慢一些或逐渐增加，也许对巴西的利益更大，因为价格如果过高，商务关系绝不能维持恒久。增加产品追求利益是比提高价格追求利益更好的办法。

[12]
如果产品的无益消费不利于再生产，产品的现有需求和销路减少，那么，一个政府故意把外国的进口货毁掉，如此毁灭非生产性消费带来的唯一利益，换句话说，不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我们应该把这种疯狂叫作什么呢？

[13]
这种消费不但不鼓励生产，而且会吞掉已有的产品。如果没有新产品生产，新的需求便无从创造出来，所能有的只是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的交换。一个企业如果蒙受损失，必定影响其他企业。

第16章　货币和货物的快速流转带来的利益

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评论活跃流转的利益。所谓活跃流转，是指快速大量的销售。有必要对因此而产生的利益做一个正确的评价。

用来进行实际生产的价值，要到最后一道工序完成并卖给消费者之后，才能实现并且再次用来进行新的生产。产品完成和出售得越迅速，投入的资本便越能快速收回，用来进行新的生产。由于资本使用时间较短，对资本家应付的利息自然较少，所以生产费用自然较低。因此，生产过程中相继的操作应该迅速完成。

让我们通过探讨印花布流通过程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流转活动的影响。[1]

里斯本某进口商从巴西进口一批棉花。他的利益在于他在美洲的代理商迅速购入和运出该批棉花，而他自己也同样迅速地把棉花卖给法国商人，因为这样他就可较早地获得利益，较早地开始新的同样有利的买卖。到这里为止，得到快速流转利益的是葡萄牙，随后的利益则归法国。如果法国商人在收到棉花后不久就卖给纺织厂主，纺织厂主在棉花纺成纱后立即卖给织布商，织布商又在布织成后立即卖给印染商，印染商也不迟延地卖给零售商，而这些布又很快从零售商转到消费者之手，那么，这种快速流转只占用各生产者所投入资本很短的时间，所负担的利息较少，因此生产费用也较低。此外，资本还可较快地收回，用以经营新的买卖。

所有这些交易以及许多我为节省篇幅而没有提到的交易，都是在巴西棉花被织成印花布之前不可缺少的。印花布这种产品需要许多生产方法，这些方法完成得越快，从生产中得到的利益就越大。但是，如果同样的产品只是在一年之中在同一地点易手多次，但没有经过任何新的改造，那么这种流转不但不产生利益，而且还会带来损失。不但不给消费者节省生产费用的负担，反而会增加他们的负担。每次的买进和转卖都必须使用资本，并支付使用资本的利息，至于货物因此所遭受的损耗，则更不必提了。

因此，货物的批发交易不可避免地造成损耗。如果价格没有因此增高，批发商就要受损失；如果价格因此上升，消费者就要受损失。[2]

如果一种产品达到适合接受新的改造的形态就立即转给新的生产者进行加工，接受最后一道加工之后就立即转移给消费者，那么，流转的活动就达到可以有利进行的最高程度。所有无助于达到这种目的的活动或奔忙，不但不促进流转活动，而且还成为生产过程的障碍——在流转中必须尽力避免的一个障碍。

至于更熟练的管理技能产生的生产速度的加快，是生产力的加强，不是流转的加速。它的利益和流转加快的利益相似，它也减少了占用资本的时间。

我没有区别货物的流转和资本的流转，因为这种区别实际上并不存在。当一笔钱款放在商人保险箱中不发生作用时，它是该商人的闲置部分的资本。这部分资本与他以货物的形式放在仓库中的那一部分资本在性质上完全相同。

对有效流转的最有力刺激，是所有阶层的人，特别是生产者本身尽量减少所使用资本的利息负担这个自然愿望。对流转设置障碍比缺乏适当鼓励更足以使流转陷入中断。流转的最大障碍是战争、禁运、沉重的租税、运输的危险和困难。当人心惶惶不安、前途渺茫无定、社会安宁受到威胁、一切事业都有危险的时候，流转一定倾向于中断。当人们普遍害怕专横的勒索，都试图隐匿他们能力的时候，流转也一定趋于中断。最后，当投机交易盛行，因产品投机而引起的物价快速波动使人们仍希望从每一次相对价格的变动中取得利润的时候，人们就囤积货物希望价格上升，藏起货币希望价格下跌。在此期间，这两种资本都处于不起作用的状态，无益于生产。在这些情况下，除了像水果、蔬菜、谷类以及其他不能久存不坏的物品外，都将停止流转。关于这些物品，为避免巨大损失或完全损失的危险，比较明智的举动被认为是蒙受损失立即销售，无论损失多大。如果货币贬值，它就成为人们千方百计设法用来交换货物的对象。这就是在法国“指券
”(assignats)持续贬值时货币非常快速流转的一个原因。人人急于把每小时跌价的纸币设法花出去，一收到纸币就立即把它付出，好像它会烫手一样。在当时，大家都做买卖，尽管很多人本来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工厂纷纷设立，到处修理或装饰房屋，娱乐也不计费用，直到最后每个人所有的“指券
”的价值都被消费掉、投资出去或完全消失。

[1]
“流通”一词，以及其他许多政治经济学使用的术语，每天都被随意使用，甚至被那些自认为用得很准确从而很骄傲的人滥用。拉·哈普(La Harpe)在其一部著作中说：“公平流通越普及，社会中的贫穷就越少。”怀着对这位颇有学问的大学者的尊敬，我不禁要问：这句话中的“流通”可能的含义是什么？

[2]
我在前面(第9章)说过，当一种物品的价格下跌到很低以致生产者感觉沮丧时，有时投机交易具有使该物品撤出流通的作用，当向消费者索取的价格因此非自然地上涨时，投机交易又具有使该物品回归流通领域的作用。

第17章　旨在影响生产的政府政策的效果

严格地说，政府的行为或多或少都会对生产产生影响。本章我们将只讨论那些明确地以影响生产为目的的政府行为，至于货币体系、贷款、税收的影响，将放在其他章节中进行讨论。

政府影响生产的目的，要么是规定提高它认为比其他产品利润更大的产品的产量，要么是采用更合适的生产方式。这两种影响国家财富的目的，将在本章的前两节讨论，其他两节，我们将用同样的原则探讨特权公司和谷物贸易公司的特殊情况，一是因为它们很重要，二是可以进一步解释和说明这些原则。另外，我们还将了解在什么情况下或基于什么原因可以偏离这些一般原则。政府干涉生产导致的巨大灾难并不源于它偶尔不遵循既定准则，而是源于它对事物本质的不正确看法，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错误规则。于是错误大规模出现，在这些错误政策体系之后灾祸也接踵而至。我们应该意识到，没有比那些自认为不拘泥于任何准则体系的人更执着于准则的人了。[1]

第1节　规定生产性质的准则的作用

社会的自然需求及目前的环境，使某些特定产品的需求或多或少地比较活跃。因此，投入到这些部门的生产就会比其他部门得到更多的回报。也就是说，投入这些部门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会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些额外的利润自然吸引生产者。因此，生产量总是受到社会需求的调节。在前面的章节(第15章)，我们已经了解到，社会需求与总产量成正比，并且社会总体上就是一个大的购买者，购买手段越多，其购买量就越大。

如果政府干涉生产的自然进程，并告知生产者他所要生产的物品，即获利最丰厚的物品，并不适合社会需求，他必须生产其他产品。政府的做法明显是将国家的一部分生产力引向社会不太需要的产品上，而对那些社会迫切需要的产品不管不顾。

在法国，约1794年，一些人因把种植谷物的土地用作牧场而遭受迫害，甚至被送上断头台。而当这些不幸的人们意识到饲养家畜比种植谷物更赚钱时，他们肯定认为同谷物相比，社会此时更需要家畜，并一定能比种植谷物带来更大的价值。

但是政府却说，生产所带来的价值并不如产品本身重要，它宁愿人们种10美元的小麦也不想人们养20美元的家禽。此处暴露出它对这样一个简单道理的无知：产生最大价值的产品总是最好的产品。如果一块土地上产出的家畜能买到该地块生产的两倍的谷物，那就相当于这块土地播种小麦的产出比原来多一倍，因为该地块的产品可以换得两倍的小麦。但政府会告诉你，这种方法并不能使小麦总产量增加。的确，除非从国外进口，否则小麦总量是不会变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小麦的总量一定比家禽多，因为市场上两英亩地的小麦产量可以换得一英亩牧场的畜牧产品。[2]
如果小麦供应十分少，种小麦比饲养家畜能获得更多的利润，那政府的干预就是多余的，因为利益将推动生产者转向小麦的种植。

这样，唯一的问题就是，种植者和政府谁更清楚哪种作物能获得最大的回报。我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种植者，因为他们深入田间，不断地侍弄作物，比政府更关心土地的产量和利润。

如果有人坚持认为，种植者只知道当天的市场价格，并不能像政府那样要给国民准备未来的物品，那么我的回答是：生产者的一个才能，也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必须不断培养的一个才能，就是他不仅能知道人们的需求是什么，而且还能预知人们的需求。[3]

同样性质的灾害，也可能发生在另一个时期。土地所有者被迫种植甜菜和靛蓝。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试图在温带地区种植热带作物，是一种危险性很大的投资。在欧洲土壤中，使用热力催长方法生产的糖精和染汁，在质量和数量上远远赶不上其他气候条件下大规模生长的糖精和染汁。[4]
另外，欧洲土地能种植大量的谷物和水果，这些东西重量重、体积大，不适合从远方进口。在我们的土地上不种植适合这里生长的作物，偏要去种植不适本土生长的作物，最后却要花高价购买本来很便宜就能买到的东西。如果我们愿意从这些作物的高产地购买它们，那我们自己就是这种荒谬做法的牺牲者。充分利用自然力是最高
(acme)的技艺，而和自然力对抗则是高度的疯狂；大自然的一些力量是用来协助我们的，毁灭这些力量就是在浪费我们自己的力量。

另外，政府还颁布了这样的条规：同样的产品，即使国外生产的价格比国内低，也要买国内的产品，要保证货币留在国内。关于这一点，请读者参看我们刚刚探讨过的关于生产的分析。从上述分析里我们可以看出，要得到产品就不可能没有牺牲——不可能不消耗一定比例的商品和生产性服务。如果该商品出口了，那么对社会来说，这些消耗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也就完全损失了。[5]

我很难想象有某个国家敢说它因某个有利产业的利润会被分配给个人而对这种利润漠不关心；即便是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其国民对立面的最糟糕的政府，此时也明白，个人的收益是国家收益的再生；在军事或专制统治之下，即使国家税收全部来自有组织的掠夺，国民也要首先有收益才能纳税。

我们在农业上采用的准则在制造业上同样适用。有时政府抱有这种观念，即使用本国原材料比使用外国原材料更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现了不愿从事棉织品生产而情愿从事毛、麻织品生产的现象。大自然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赐予了我们无尽的资源，而我们却竭尽所能限制大自然。当人们努力将价值附加在这些大自然的馈赠品上时，或者说使它们有效用时，不管是通过进口还是改变，人们就是做了件有益的事，增加了国民财富。我们因从国外购进原材料而产生的损失并不可惜，在新产品出产之前，任何生产部门都会由于预付款和原料消耗而有一定的损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利益才是损失程度和预期补偿的最好评判者。尽管这个指导有时会误导我们，但从长远看，却是最安全、最值得的。[6]

但是如果个人利益不能相互制约，那它就不再是一个安全的标准。如果某个人、某个阶级能够让政府帮助他们避免竞争的影响，那他们就获得了特权，就会使整个社会遭受损失，而之后他们便可以保证自己的利润。这个利润并不完全来自他们提供给社会的生产服务，而是包含了他们出于私人利益向消费者征收的赋税。这些赋税通常由政府和他们共分，因此政府给予了他们不正当的支持。

立法机构要想抵抗特权阶级频繁不断的诉求十分困难，其申请者就是受益者。他们总是有合理的解释，说他们获得的利益是劳动阶级的利益，从整体上看就是全国的利益；他们的工人和他们自己就是劳动阶级的一员，也是国家的一员。[7]

棉纺织工业初次被引入法国时，亚眠、里姆斯、波维等地的所有商人都大声抗议说这些城镇的工业即将灭亡。然而和五十年前相比，他们的工业似乎并没有衰退，他们也没有更穷；相反，卢昂和诺曼底却因这个新兴的纺织工业变得十分富裕。

印花布刚开始流行时抗议声极大，所有商会都竭力反对，它们在各处组织会议、讨论，各地的意见书和代表团纷至沓来，为此付出了大笔费用。卢昂的商会站了出来，用动容的言辞向人们控诉它即将面临的厄运，“老人、妇女和儿童将变得穷困潦倒，曾经富饶的土地将变成一片荒芜，美丽繁华的省份将变得人烟稀少”。都尔城敦促全国议员举国哀鸣，并预言“一个足以撼动社会秩序的动乱将要出现”。里昂商会面对一个“使其所有工厂恐慌不已”的工程不能保持沉默。在如此重要的时候，巴黎从没有出现过国王宝座下“变成商人泪水的一片汪洋”的情况。亚眠把印花布的引入看作是必将吞没整个国家制造业的汪洋。亚眠三个商业团体召开的联合会议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全体签名。该请愿书以这样的话结尾：“总之，全体国民听说允许引入并销售印花布的消息后都不寒而栗，这就足以永远禁止它的使用。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Vox populi vox dei)。”

听听普拉蒂埃的罗兰德(Roland de la Platiere)以工厂总监察的身份在这一问题上的抱怨吧！“此刻有人敢否认印花布在整理棉絮、纺织、漂白、印染等环节中只用大量工人吗？短短几年时间里，这种布料就改进了印染技术，其贡献比过去一个世纪所有制造业都要大。”

请读者稍停片刻，思考一下，要使一个行政机构抵挡住这样大规模的对抗需要多么坚定的意志，需要多么广泛的关于繁荣社会的手段的信息，更何况这些反对的声音有政府官员们出于公共事业之外的其他动机的支持。

尽管政府经常期望它自己的权力能使社会全部受益，并因此规定农业和制造业生产某类特定产品，但它对商业的干涉尤其严重，特别是对对外贸易。这些不良的做法源于一个叫作排外体系
(exclusive system)或商业体系
(mercantile system)的普遍体系。这个体系认为国家财富来源于贸易顺差
(favourable balance of trade)。在我们研究这些贸易顺差的真正结果之前，最好先对这个概念有一个清楚的理解，以及明确它的目的是什么。下面我将尝试说明这一问题。

【题外话：谈谈所谓的贸易平衡】

一个国家出口价值和进口价值之比就是贸易平衡。如果该国出口多于进口，理所当然就可以以金银的形式得到两者的差额，这时就叫作贸易顺差；如果情况正好相反，进口多于出口，那就叫作贸易逆差。

排外体系从这两个准则出发考虑问题：第一，一国出口与进口差距越大，用贵金属收回的差额越多，它的贸易就越有优势；第二，通过关税、禁令和奖赏的手段，政府能调节贸易平衡，使之更有利于国家或减轻它对国家的影响。

对这两个准则必须首先进行详细分析，然后让我们看看实践过程如何。

当一个商人向国外发送货物时，他要通过在国外的代理商出售或接受货物，货物的价格采用当地国家的货币形式。如果他希望在返回货物中获利，那他就得把收入用于购买外国产品之后再运回本国。如果他是在国外进行这一系列贸易的，那过程也差不多如此。也就是说，把本国产品运往国外销售获得的利润必须用来购买外国货物。这种买卖行为不一定在同一个商人身上发生。有时候，一个商人只出口不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售货代理商开出若干天付款的汇票或见票即付的汇票，之后他把汇票出售或转让给别人，而这个购买汇票的人接着把汇票寄往付款地，在那里，汇票又被用来购买新货物，由进口商运回国内。[8]

在上述两种情况中，一个价值被出口，另一个价值反过来被进口。但是我们还没有好好探究，出口或进口价值中是否有某些部分由贵金属构成。我们有理由认为，当商人可以自由选择投资的货物的时候，他们将乐意投资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润的货物，也就是那些到达销售地后产生最大价值的货物。比如，一个法国商人在英国委托销售白兰地得到了1 000英镑，那他自然会计算是以贵重金属的形式收回1 000英镑划算，还是以棉纺织品的形式收回1 000英镑划算。[9]

如果某位商人觉得以货物的形式收回资金比以货币形式收回资金更划算，并且他对自己的利益比其他人更清楚，那么唯一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以货币形式收回的资金尽管对商人来说没有货物形式赚钱，但对国家来说是否也如此。总之，就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金属货币的充足是否比其他形式商品的丰裕更有利。

贵金属对社会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如果把它制成小饰物用于个人装饰、家具摆设或其他居家用途，或把它制成表壳、勺子、叉子、碗碟、咖啡杯，或把它卷成薄片用来装饰画框、书籍等，不论用何种形式，贵金属都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但这个资本不产生利益，仅具有效用或娱乐性。当然，毫无疑问，这些构成资本的材料越多或越充足，对国家就越有利。人们就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得到它带给人们的上述满足，其传播也更广泛。要不是发现了美洲大陆，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现在就不可能炫耀摆在自家餐桌上漂亮的碟子。但是金属的这种优势不应被夸大，它应有更高层次的用途。玻璃窗抵挡了风霜雨雪，它比贵金属的碟子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安逸，然而没人想过要鼓励玻璃的进口或给予玻璃产业以优待或免税政策。

贵金属的另一个用处就是充当货币材料，也就是作为国家资本的一部分充当交换价值。在这个用途中，如果金属材料数量充裕且价格低廉，是否有好处呢？一个国家货币的金属材料资源充裕是否就比金属资源匮乏的国家富裕呢？

此处我必须先谈一谈本书第21章分析货币时将会提到的观点，国家所有的交换和流通需要一定量的商品和货币。法国每天销售大量的谷物、牲畜、燃料、动产及不动产，这些销售都需要以货币为形式的价值参与，因为每件商品想转化为卖家期望得到的商品，第一步就是转化为货币。这时，货币这个商品数量是相对充裕还是稀缺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流通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当货币数量减少时，它的价值就相应上升；当它的数量增加时，价值就相应下降。假设法国现在的货币量是30亿法郎，[10]
而由于某个事件，不管是什么事件，其货币量减少到了15亿法郎，但这15亿法郎还是和30亿法郎拥有同样的价值。流通的需求量要求有实际的30亿法郎的中转价值，换句话说，要有相当于20亿磅的白糖(按每磅白糖30苏计算) 或1.8亿公石小麦(按每公石小麦20法郎计算)价值的中转价值。不论货币材料重多少、在何处制造，国家货币的总价值仍保持那么多，虽然当货币量减少到15亿法郎时的材料的价值是以前的两倍，但1盎司银就可以买到8磅而不是4磅糖，其他商品也一样。15亿法郎就相当于之前的30亿法郎的价值，但是国家并没有比之前更富或更贫困。人们去市场时带的钱少了，但用这些钱买到的物品同以前一样。一个以黄金作为货币的国家和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是一样富有的，只不过它的货币数量较少而已。假如白银的数量锐减至原来的1/15，变得比黄金还稀缺，那么作为货币，1盎司银币也会发挥同1盎司金币一样的作用，我们仍与以前一样富有；反之，如果白银变得和铜一样多，我们也一点儿不会更富有，只不过流通媒介的体积变得更笨重而已。

充足的贵金属货币使一国更加富有，是由于它的其他实用性，且仅仅是由于实用性，因为贵金属数量的充裕可以扩大其实用性的范围。作为货币，其数量的充裕并不能使国家致富。[11]
但是人们惯常以一个人拥有的货币的多少来判定个人财富，并用此观点来衡量个人财富的集合体——国家财富。我们之前已经论述过，财富并不存在于物质之中，而是存在于物质本身的价值之中。一大笔货币的价值并不一定比一小笔货币的价值多，或者一小笔货币的价值也并不比一大笔货币的价值少。以商品形式存在的价值和等量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价值是一样的。

有人会问，既然两种形式的价值同等，为什么人们更青睐货币形式的价值呢？这个问题需要稍作解释。我后面论述货币时将会谈到，之所以价值同等的情况下货币形式更受欢迎，是因为货币能保证其持有者仅通过一次而不是两次交换，就购买到任何他想要的物品。他不用像货物持有者那样必须先用自己的货物换得货币后，再通过第二次交易购得想要的物品，一次交换足矣。另外，货币有面值大小之分，便于价值分割，使交易更方便。每个交换商品的人都成了货币这个商品的消费者，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货币的消费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价值同等的情况下全世界都普遍喜欢货币形式的原因。

但是货币在人和人交换中的这一优势并不能扩展至国家与国家间的交换。在国与国间的交换中，货币的优势会完全丧失，因为它会被当成单纯的商品来看待。拥有外汇的商人只看中这些外汇的收益，他们把贵金属看成是可以出售并获得利润的商品。在商人眼中，一次交易不算什么，他的业务就是谈判交易以获利。一个普通人也许更愿意得到货币而不是商品，因为他更熟悉货币这个商品的价值。但是一个了解世界市场行情的商人在乎的是他应该赚得的价值，而不论这个价值采用何种形式。

一个人改变投资方向或分割资产时，必须清算资产，国家却不用这样做。这种资产清算是通过国家流通的货币进行的，货币只有在那时才有用。同样的货币之后就会即刻进入到其他清算工作或交换行为当中。

在第15章中我们已经看到，金属的充裕在方便国家交易方面并没有什么作用。因为购买者实际是在用产品购买产品——每个人都使用他参与社会总生产的部分产品购买货币，货币只用来购买下一个产品。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只提供了暂时的便捷，其作用就和把农场作物运往市场再把从市场购买的物品运回去的车辆相似。无论用于购买清算的货币的数量是多少，它被定为多少价值就按多少价值使用。在交易结束时，个人既没富也没有穷。利润的增减产生于交易本身，同参与其交易过程的媒介没有关系。

使个人青睐货币而不是商品的因素，在国际交易中不起作用。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存量比需求量少时，其国内货币的价值就会被抬高，本国和外国的商人便乐于进口货币；而当货币过剩和物品的相对价值降低时，出口货币就更有利，因为此时货币输出国外会得到比国内更多的货物。采用强制手段禁止个人输出货币，实际上是给他们增加负担。[12]

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结束贸易平衡的话题了。但人们对这一问题普遍不清楚，我提出的观点又非常新颖，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或熟悉其他问题而且目的单纯的作家和政治家们，也不甚熟悉。所以，我有必要提醒读者提防一些谬误，这些谬误通常被用于反对自由政策。不幸的是，它们也是大部分欧洲国家通行政策的基础。我将始终用最简单的词语简化这些反对观点，这样，它们的重要性将更易评估。

据说，通过贸易顺差增加货币，一国的总资本会增加；相反，减少货币量，一国的总资本将减少。但要时刻记住，资本的构成中没有多少金银币，它主要由用于再生产消费的价值构成。这个价值必然呈现出多种的相继形式。当某资本打算投资于某领域或从某行业中撤出时，第一步无疑是把该商人所拥有的价值转换成货币。[13]
这样，拥有的货币这个暂时形式的资本价值，经过一次次交易被快速地变成建筑、工厂和计划性企业所必需的物质。这些情况下使用的现款一旦完成使命，就转入他人手中，以促进新的交易。资本连续呈现其他形式，交易方式也类似。所以当资本和价值分离时，只要我们保证资本能够再生，那么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其价值就既不会消失也不会受损。

假设一个做外贸生意的法国商人向国外输出10 000美元的资本货币用于购买棉花，当棉花运抵法国时，可以暂时不考虑利润问题，他拥有了以棉花形式而非以货币形式存在的20 000美元的价值。有人损失了这笔货币吗？当然没有，该投机商是通过诚实守信的方式得到它的。棉织品商付款得到棉花，那么他遭受损失了吗？当然没有；相反，他手中的货物将会增值一倍，补偿进货预付款后会给他带来利润。如果没有私人资本家损失出口的20 000美元，国家又怎么能损失这笔钱呢？损失将落在消费者身上。他们会告诉你，事实上所有购买和消耗掉的棉纺织品都是绝对损失。但是同样的消费者消耗同等价值的亚麻或羊毛制品，如果20 000美元中没有1美元输出到国外的话，那么仍会损失同样的价值。我们现在所说的价值损失并不是由出口而是由消耗所导致的。即使没有任何出口，消耗也会发生。因此，严格意义上可以说，货币的出口根本不会给国家带来损失。

有人很有信心地断言，如果没有输出20 000美元，法国就会拥有增加的价值，而事实是，法国这样做反而会遭受超过双倍的损失。这一方面是由出口行为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消耗造成的。然而，消耗国内产品会引起单一损失。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同之前一样，货币的输出并没有带来损失，因为这个价值损失已经被同等价值的进口货物抵消了。可以确定，除了价值20 000美元的进口产品，法国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如果任何人能指出除产品消费者以外还有其他人遭受损失，那我将当面和他对质；如果没有，就显然没有损失。

你能阻止资本输出吗？禁止货币外流也并不能阻止资本输出。一个下定决心转移资本的人也可以通过输出货物或其他国家允许的东西输出价值。[14]
他们会说，这样更好，因为国家将从出口中获益。的确如此。可是如果出口的货物没有被返回来进行新的购买，那么其价值便不再存在于国内。如此多的资本从国内转移出去，用于别的国家而不是用于本国的工业活动，这是个令人恐慌的情况。资本自然流往安全且赚钱的行业，逐渐从不能提供这些便利的国家退出；就算不采用货币形式，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退出该国。

货币的输出只要能换回相应的价值，就不会引起国内资本的减少；相反，货币的输入也不会引起国内资本的增加。因为事实上，在货币输入之前，必须用相应价值的出口来换取货币。

关于这一点，有人宣称，出口货物而不出口货币，会带来货物需求量的增加，生产者就能从生产这些货物中获利。我的回答是，就算输出货币，这些货币也必须先通过出口本国产品换得。我们也可以确定，这些货币的外国持有者不会把它们白白送给法国的货币输入者，法国能提供给他们的只有本国的产品。如果一国贵金属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货币就比其他货物更适合出口。如果输出的货币量大于流通中过剩的货币量，我们就可以肯定地预测，货币价值因出口而抬高，就需要输入其他货币来补充撤出的货币；而购买这些货币就需要出口国内产品，为国内生产者带来利润。总之，每个输出法国并用来为法国市场换取外国产品的价值，最后都会转化为或先或后运出法国的产品，因为法国没有其他东西来获取国外产品。

此外，还有人会说，出口制成品等消耗品而把不易于消耗或消耗慢的产品比如货币留在国内更划算。但消耗快的产品如果需求量大，比消耗慢的产品就更赚钱。强迫一个商人把消耗慢的产品替换成等值的消耗快的产品，往往会使他陷入困境。如果一个铁匠和别人签订合同，约定煤炭某日送达铁匠处，而煤炭商到约定日未能送来煤炭，而是送来了同等价值的货币，这时很难让铁匠相信给他送来货币这样一个比煤炭消耗更慢的物品对他有好处。又比如，一个染坊向国外订购了一批染料，但结果它收到的却是黄金，对方的借口居然是黄金更耐久，那染坊就会蒙受巨大损失。染坊需要的不是什么耐久的物品，而是一种尽管在染缸里会快速分解但最终却又会重新出现在布料上的颜料。[15]

如果只有进口最持久的生产资本才有利润，那其他耐久的东西比如石头、铁，也应当与金银一样受到人们的喜爱。但重要的并不是某种物质的耐久性，而是资本价值的持久性。资本的价值，不论经过了多少物质形态的改变，其价值是永恒的。不过，如果资本的形式没有经历不断的变化，它也不能创造利润或利息。把资本限制在货币形式上，就是使它处于不生产状态。

但我还要做进一步论述。我们已经知道，输入金银并不比输入其他货物利润更大。我敢肯定地说，就算使我国永远保持贸易顺差是可取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也不可能办到。

金银和其他物质一样，其总体是国家财富的一部分，一旦金银币的数量超出了社会需求量，它们就不再有用。供给量超过需求量，出卖金银的人就会多于购买金银的人，结果金银的价值就会相应下降。这样就会强烈地刺激人们从国内购买金银，而去国外出售。这里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假设某时某国的国内交通和国家财富状况经常需要1 000辆不同的车辆。再假设，由于某个特殊的贸易体系，我们每年可以进口的车辆多于每年因磨损消耗掉的车辆。这样，在年末，国家就拥有1 500辆车而不是1 000辆车。显然，会有500辆车被闲置在一旁而毫无用处。车主当然不能坐视车辆闲置，他希望车辆得到充分利用，于是车主就会低价出售车辆，甚至如果可以的话，他把车辆走私出国。国家签署车辆进口协定完全是徒劳的，而花费精力刺激其他产品出口以换回车辆的进口也是徒劳的。当局越赞成车辆进口，个人就越急于车辆出口。

与车辆一样，货币也是如此。需求是有限的，它只能构成国家财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国家财富还需要其他形式的价值。对货币这种物品的需求同国家总财富成比例，就像富裕的国家对车辆的需求比贫穷的国家大一样。不论贵重金属多么耀眼坚固，它们的价值都取决于其用途，而这个用途还是有限的。像车辆一样，它们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其价值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减少，且随着数量的减少而增加。

有人说，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银购得。的确如此，但条件是什么呢？当这些金属货币量被强制增加到超过需求量时，条件就会不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金银就会有强烈的输出倾向。西班牙禁止银币出口，然而它向整个欧洲供应白银。1812年，英国的纸币使金币变得富余，黄金数量完全高出它的其他用途的需求量，黄金价值相对下降。尽管岛国的海岸线可以轻松防护，尽管国家对金币输出者处以死刑，但基尼还是纷纷流向法国。

但政府努力创造贸易顺差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都没有，除非它想展现毫无事实或经验支撑的财政优点。[16]
这样的原则如此明显，既同常识一致，又同贸易研究者们所证明的事实相符，但为什么在实践中遭到了所有欧洲统治者的抵制，[17]
甚至遭到了一些精通其他学问的天才学者的反对呢？说实话，是因为懂得政治经济学首要原则的人还寥寥无几。因为一些毫无实践基础的体系和推理被具有相关利益的统治者、贪婪的商人和制造商利用，统治者们把禁令作为进攻的武器和税收的工具，商人们则从不费心探究他们的利润是源于实际生产还是社会其他阶级同时遭受的损失。

保持贸易顺差的决心，即出口商品换得货币的决心，实际上是一种不进行对外贸易的决心。因为同我们进行贸易的国家只能用它所拥有的东西进行交换，如果一方只收贵金属，那么另一方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当双方都要求得到货币这种商品时，交易便不可能进行。如果垄断贵金属可行，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几个国家不被排除在双边贸易之外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以对方希望的价值形式付款，那么后者还能得到什么呢？黄金在哪方面比其他价值形式更可取呢？除了用于作为之后购买的支付手段外，人们还能从它那里得到什么呢？

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对这种现象感到吃惊：这样一种靠强制措施推行的幼稚而荒谬的准则体系，竟然需要如此费力地去证明它的谬误。[18]

【题外话，谈谈所谓的贸易平衡结束】

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已经明白，贸易顺差所期望的利益完全是虚幻的。假设它是真实存在的，但任何国家也不可能永远得到它。现在有待说明的是，以顺差利益为目标而制定的规章在实际中是如何运作的。

通过对外国纺织产品的绝对排斥，一国政府建立了一个有利于本国产品制造商的垄断体系，但这个体系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换句话说，该国的生产阶层享受该产品的专卖权，可以把价格抬高至商品的自然价值之上。而国内消费者不能购买到来自其他产地的该商品，只能任人宰割。[19]
如果不对物品实施全面禁止，而只收取进口关税，那么国内的生产者就可以把税款加入物品价格，而为增加的价格付费的却是国内消费者。比如，如果对每打价值60美分的陶碟征收20美分的关税，那么进口商，不论他来自哪个国家，必定要向消费者收取20美分。而国内该产品的制造商就会把相同质量的碟子以每打80美分的价格出售给他的客户。如果没有进口关税，商人们就不会这样做，因为消费者可以用60美分买到同样的商品。所以，制造商得到的相当于关税的额外收入，实际上是来自消费者的腰包。

有人认为国内生产所创造的利益能抵消几乎每件商品所付出的高价，因为我们的资本和劳动力都参与了生产，所获利润也都装进了本国人的钱袋。但我认为，我们进口的外国产品不是免费的，而是用国内产出的产品的价值换取的。这样，国内的工业和资本也同样得到了利用。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准则：产品永远都只能用产品购买。对我们最有利的是把我们的生产力投入到比外国有优势的生产部门中去，用我们的产品换购外国的产品，而不是投入到外国比我们有优势的生产部门中去。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像一个人打算自己做衣服和鞋子一样荒唐。如果为达到强迫居民自己生产衣服和鞋子这样一个值得赞赏的目的而向每家每户征收进口税，那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会如何评价我们呢？人们不会公正地说，让我们从事自己的工作，用我们生产的东西购买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让我们用自己的收入购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上述例子中的体系和制度同我们讨论的完全相同，只是通向了荒谬的极端。

有个问题很奇怪，如果禁令并不能带来任何利益，那为什么每个国家都急于制定并采用禁令呢？这不禁令人想到上述两种情况并不相似，因为我们发现民众并不企盼得到同样的特权。唯一不同的是，个人是独立地存在的，不受意志对立性的驱使，相对于作为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的制造商的身份而言，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作为消费者如何能买到更便宜的衣服和鞋子。

那么，哪个阶层对禁令或进口高关税有更迫切的要求呢？是那些申请竞争保护的特殊商品的生产者，而不是该商品的购买者。他们的请愿书中提到为大众谋利，可显然个人利益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但是这些绅士们会说，两者不都一样吗？我们的盈利不就是国家的盈利吗？绝对不是！以这种手段获得的无论什么利润，都来自于邻居或同胞的腰包。如果由于垄断而使消费者支付的那部分超出自然价格的费用能够正确估算出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消费者的损失超出了垄断者的盈利。因此，商人个人的利益和大众利益是对立的，并且因为只有少数几个开明人士了解到大众的利益，所以禁令拥有众多支持者，极少有人反对。

很少有人关注提高价格让消费者承担高昂代价的危害。人们粗略观察是发现不了这个危害的，因为它是零散发生的，只在每次购买行为中有轻微的感觉。但这种危害很严重，因为它反复出现且影响范围广。每个消费者的总财富受到他购买物品的价格的每一次波动的影响。商品越便宜，他就越富有。反之则不然。如果一件商品价格上涨，他会因此变穷；如果所有商品价格同时上涨，所有消费者就都会变穷。由于全体国民都可被看成是消费者，因此整个国家也就变得更穷了。另外，国家将不能扩大生产各种能带给人们享乐的东西，不能获得用来交换所需要商品的物品。非说价格抬高时一个人的盈利是另一个人的损失，是没有用的，因为只有在垄断行业是这样；并且，即便是垄断行业，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垄断者的利润不等于消费者的全部损失。如果价格上涨是由关税或其他形式的赋税造成的，那么生产者不仅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更不好的结果，不久我们就会看到(第三篇第7章)。所以，事实上，作为生产商他没有变富，而作为消费者他反而变得更穷了。这是导致国家贫穷或阻碍国家致富进程的一个主要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把非生产性消费品的进口同国内制造业的原料进口相区别，并对消费品进口的歧视性的做法十分荒谬。不论消耗的产品产自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一部分财富在消费过程中损失掉了，这也是社会财富的一种损失。但这个损失是由消费行为造成的，不是由对外贸易造成的。外国产品消费同国内产品消费在刺激本国的产业发展方面是相同的。因为外国产品是用什么购买的呢？是用本国的货币或产品，而货币本身又是用国内产品购买的。购买外国产品，国家实际上不过是把可能在国内消费的产品运往国外，并取而代之用交换得到的外国产品在国内进行消费。单个消费者也许并不进行这种交换，但商业替他进行交换。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用本国产品进行交换就能购得他国产品。

在为进口关税进行辩护时，人们常说，“当国外利息低于国内利息时，外商就比本国商人更有优势，因此必须通过抵消关税弥补差距”。对外国生产者来说，低息的优势就类似于肥沃的土地带给他的优势，使他生产的产品更廉价，而国内的消费者从这个低价中获益也是合情合理的。同样，我们也宁愿从热带国家进口白糖和靛蓝，也不愿意自己种植。

“但生产各部门都需要资本，所以以低息获得资本的外国商人在每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有优势。如果允许自由进口，他们将比国内所有部门的生产者都有优势。”如果有人这么说，那么请先告诉我，我们用什么购买外国生产者的产品呢？“当然是货币，而弊端也在此。”那么我们如何获得付款的货币呢？“所有的国家财富都将用于此，当财富用光，国家将陷入贫困的窘境。”所以，应该承认，在陷入这个窘境之前，货币不断外流，进而导致国内货币逐渐短缺而国外货币逐渐充裕。因此，国内货币价值将逐渐比国外货币价值高出1%～3%，这足以力挽狂澜，使货币向国内流入的速度快于向国外流出的速度。但没有回货，现金便不可能流入。什么东西可以作为回货呢？只有土地和国内商业产品吗？除了土地和商业产品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用来支付国外产品。最好购买他们比我们更便宜的产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把握在交易时他们接受我们比他们制造得更便宜的产品作为回货。他们必须接受，否则交易便无法进行。

还有哪些涉及这些晦涩问题的荒谬观点没有被提出呢？既然所有国家都同时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那么面对禁令和垄断，他们以生产者身份能得到多少好处？而以消费者身份他们又会损失多少利益？出售产品获得利润的生产商从另一方面看又是失去差不多利润的消费者。这样，整个国家就是由恶棍和傻瓜构成的，这两种人都半斤八两。但我有必要说一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恶棍而不是傻瓜，因为尽管大家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但一种商品带来的巨大利润远远大于无数产品消费反复遭受的轻微损失。如果对印花布征收进口税，那么每个中等收入的人每年的额外负担可能最多不超过2.5或3美元。人们可能还不了解这种损失的性质或对此感觉不明显，尽管这种损失在人们购买的每种商品中以不同程度不断地产生。也可能消费者自己是制造商，比如说帽商。如果对外国进口的帽子征税，他就会发现自己销售帽子的价格也提高了，每年可以多赚几千美元。正是因为这种错觉，纵使整个社会作为消费者损失的价值超出了他作为生产者得到的利润，他的私人利益也热情支持并提倡禁令。

但就算从这点上看，排外政策也存在不公平。假设这种政策得到普遍实施，政府也(尽管这也许是政府法律的目的)根本不可能让每个生产部门都能从中获利。从物品性质上看，有些物品永远不可能进口，比如鲜鱼、牛等。因此，进口税不会在这些物品价格上涨中起作用。同样，泥瓦匠、木匠的产品及无数必须在国内从事职业的人，比如店员、普通职员、搬运工、零售商等也同进口税无关。非物质形式产品的生产者，如公务员、公债所有者也如此。这些生产者不可能通过征收进口税而获得垄断利益，他们反而因政府以进口税方式给予许多垄断行业而遭受损失。[20]

另外，垄断利润在共同生产垄断产品的各阶层之间的分配也不均匀。如果大生产者，不论是农业、制造业还是商业中的生产者，能支配消费者，那么他们的工人、下级生产代理人，也难免被强取豪夺，原因我们将在第二篇中进行说明。所以，这些阶层的人同一般消费者都共同遭受损失，但却没能得到上一级生产者获得的非自然利益。

禁止进口的措施不单单让消费者损失些许钱财，而且还常常使他们陷入贫困。说起来惭愧，最近几年，马赛的帽商请求政府禁止进口外国草帽，说进口的草帽影响了自己毡帽的销路。[21]
这个禁令剥夺了农业工人和畜牧业工人购买轻便、凉爽而又便宜的帽子的权利，他们经常在太阳下暴晒，非常需要草帽，草帽的使用应该得到推广和鼓励。

为了追求它误认为有深远影响的政策，为了满足它以为值得称赞的主张，一个政府有时会禁止或使贸易改变方向，给国家生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当菲利普二世(Phili II)成为葡萄牙主人时，禁止他所有的新臣民同他厌恶的荷兰人进行贸易，结果呢？荷兰人以前都是去里斯本购进大批印度货物，现在当他们发现这条路被封锁时，就直接去印度采购，并最终把葡萄牙商人赶出了印度。本来要给积怨已深的敌人以致命打击，现在却变成了增强其力量的主要源泉。“贸易，”芬郎(Fenelon)说，“就像石上的泉水，如果企图改变它的方向，就会断流。”[22]

以上就是妨碍进口的主要危害，而完全禁止进口就是妨碍进口的极点。的确，有一些国家通过这种办法富裕起来了，但这是因为促进国家繁荣因素的力量远远大于导致国家贫困的因素。国家就像是人一样，有一个生命原则，它不停地运行，修复因过度消耗给人体健康带来的损伤。自然能抚平我们由于笨拙和不节制所产生的创伤。同样，国家也会克服其朋友或敌人带来的各种创伤，维持其国力，甚至更繁荣。但应该值得注意的是，最勤劳的民族往往是遭受这种苦难最多的民族，因为其他民族都不能在这种苦难中求生存。然而，他们也都会喊叫：“我们的制度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日益繁荣昌盛。”实际上，当我们放开眼界看看近三百年来共同促进人类力量和智力进步的事件，用智慧的眼光审视航海和科学艺术各分支的新发展，细想一下从一个半球移植到另一个半球的各种有用的动植物，注意我们每天见到的科学及其应用的飞速发展，我们便不得不确信，我们现在的繁荣同社会将来可能达到的繁荣相比不值得一提。我们的繁荣要不断同它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作斗争。即使在世界上公认的最开明的地区，人们的主要时间和精力也用来破坏而不是增加自己的资源，用来掠夺而不是相互扶持。这都源于人们对自身的真正的利益缺少正确的知识和信息。[23]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虽然我们刚刚研究的关于一个社会因不能引进外国商品而遭受的损失，与禁令给货物生产国带来的损害类似，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外国贸易因此完全被破坏，资源全部被掠夺，就像拿破仑(Napoleon)把英国人从大陆市场上驱逐时曾想象的那样。更不用说把一个国家完全封锁，这必定遭到普遍的利己动机的反对，这个方法最多不过是迫使一个国家改变生产方向。一个国家永远都有能力购买和消费自己的全部产品，因为一种产品总是用另一种产品去购买的。你觉得有可能通过禁止英国出口价值一百万的羊毛织品来阻止英国生产一百万产品的价值吗？英国可以把以前为法国市场生产羊毛织品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酿酒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上去。英国也不再把羊毛织品运往法国换得白兰地。通过各种各种的途径，一个国家总能直接或间接地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但也仅仅能消费这些产品而已。如果它不能同邻国交换产品，那就只得消费在国内生产的产品。禁令的影响不过如此，贸易双方的供给都不足，哪一方都没有因此更富有。

无疑，拿破仑尽其所能阻止了英国和欧洲大陆进行的贸易，给双方都带来了损害；但是，由于他雄心勃勃地扩大自己的统治疆域，又不自觉地促进了欧洲各国的贸易。荷兰、比利时、德国部分地区、意大利、法国的边境贸易税都被取消了，除英国外，其他欧洲强国都未受到高关税的压力。我们也许可以从现在各国设立的税警
(douaniers)招来的不满情绪和萧条景象中估算出贸易因此得到的利益。所有受到保护的欧洲大陆国家都保留了它们以前的生产方式，但生产优势却不明显。

不能否认，法国在政治革命后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和撤销关卡获得了巨大利益。同样，欧洲部分国家也因消除贸易壁垒而获益，并且世界整体上也从中受益，就像我们消除把人类划分成各个社会区域加以孤立的政策那样。

我还未提到排外政策的其他严重影响。比如，它使一个新兴犯罪阶层得以产生——走私群体。为什么一种本身完全无辜的行为变成了非法行为？为什么一个实际为大众福利而奔走的人要遭受惩罚？

亚当·斯密认为，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一国政府征收进口税是正当行为：一是当某工业部门关系到公共安全时，不能依靠外国进口。所以，禁止进口火药就是明智之举，因为在此时，宁可多花些钱自己制造火药，也不能冒在紧急时刻遭遇断货的危险。二是当国内某类似产品已经被征税，而如果外国产品被免税，则享有明显优势。所以，征收进口税不但没有坏处，反而能恢复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自然平衡和相对平衡。

的确，农业和制造业生产的价值都要承担赋税，因而没有合理原因使对外贸易的产品价值免税。无疑，赋税是一种错误，应该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但一定数目的税收一旦被认定为必要，那么向三个部门都征税就是公正的。我想要揭露并谴责的错误是认为这类税收对生产有利的观念。税收不可能对大众福利有利，除非对它加以恰当利用。

这几点在制定贸易条约时不能忽略，条约实际上只有在保护那些被立法误导的工业和资本时才有好处。对于这些错误，不能让其长存，杜绝它们才是明智之举。健康的工业和财富状态应是绝对自由状态，各行各业都自谋生计。当局能提供给它们的唯一有用的保护就是使它们不受欺骗和损害。税收和限制措施绝对没有好处，它们至多不过是不可避免的灾难。认为税收对全体国民有益，就是误解国家繁荣的基础，就是蔑视政治经济原则。

进口税和禁令还常常被用作报复手段。“你们政府阻碍我国产品的进口，难道我们限制你们产品的进口就不对吗？”这是人们喜欢用的借口，也是大部分商业条约的基础。但是人们把他们的目的弄错了，假设各国都有权损害别国(我在这里争辩的不是他们的权利，而是他们的利益)，那么我不能接受这种权利。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如果不同你做任何贸易是对你的损害，是对你对外贸易利益的抢夺。所以，如果你可以通过报复恐吓它，使它放弃排外措施，那么，报复作为一种政策无疑是一个恰当的选择。但不能忘记，报复手段损害的不仅是你的对手，你自己也会受到损害。报复的作用不是抵抗对手的自私措施，而是为了达到间接攻击他人目的而率先对你自己进行的攻击。此处唯一的问题是，你受到什么程度仇恨的刺激，以致为了达到报复的目的进而使你能放弃多少利益。[24]
我将不再列举商贸条约的所有害处，也不会把本书中的所有原则运用到商贸条约中的一切条款或规定上去。

另外，我还想说，一国以商贸条约的方式向另一国提供特殊有利的条件，如果不是敌对行为，至少在其他国家看来也是十分讨厌的行为。因为对一国的特许意味着拒绝了其他国家分享同样的利益。这样，分歧和战争的萌芽便随着各种错误产生了。把所有国家都视为朋友，在他国产品不影响本国同类产业发展的前提下不对他国的产品征收重税，这种做法更简单，我想我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尽管我描述了排外政策的诸多错误，但如果突然废除这一政策，这一做法也无疑过于草率。疾病不能片刻治愈，即使实施惠民政策也需要小心安排。垄断是一种弊病，但大量资本却投入其中，无数劳动力从事该行业，这就需要好好考虑了，因为大量资本和劳动力不能立刻找到更有利的转移途径。这个政治的巨大怪物——排外政策，废除其定会带来部分损害，减轻这些损害则是一个政治家倾其才能才能够完成的。然而，当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垄断带来的恶果和废除垄断时的损害，我们就不禁会思索，使一个受限制的工业恢复自由何其困难，因此当我们接受一个再次限制它的建议时应该更加谨慎小心。

但是政府并不满足于制止进口外国产品，它坚信，国家的繁荣要依靠只卖不买，根本不管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它所做的已经远不止征税或对买进外国产品予以处罚这么简单了，在许多情况下，政府还以奖励的方式鼓励人们把产品卖给外国人。

英国政府对这种方法的使用已达到了非常频繁的程度，它迫切地想要扩大英国工业产品的市场。[25]
很显然，一个商人因出口获得奖励，可以不损失个人利益便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在国外出售产品。用斯密精辟的话说就是，“我们不能像强迫本国人那样强迫外国人购买我们工人生产的产品；接下来的办法就是，我认为，给他们钱来买我们的产品”。

事实上，当某件商品花费了某出口商20美元时，其中包括他的辛苦费等，而在法国市场上同样的商品以20美元或更低的价格就能购买到，英国出口商想独占法国市场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但如果英国政府给出口商2美元的出口奖励，则就让他把价格从20美元降低到18美元，那么他肯定就会有销售优势。但这不就相当于英国政府给法国消费者2美元的礼物吗？可以设想，该商人对这种贸易方式无异议，因为他的利润和法国消费者支付给他的全款或生产费用所得的利润是一样的。在这笔交易中，英国是损失方，它的损失相当于法国消费者消费额的10%，而法国却用18美元获得了20美元的价值。

如果奖励金在开始生产时而不是在出口时给付，则国内消费者就同国外消费者共同享受了奖励金的好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上都是以低价出售的。如果生产者得到奖励金，却仍维持产品原价(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那么，奖励金就相当于政府送给生产者超出了他产品普通利润外的额外礼物。

当通过奖励手段使本来无人问津的某产品被生产出来并供给国内外市场时，那就是一种有害的生产，其成本高于它所创造的价值。假设一件产品出厂后最多可卖5美元，但其成本(当然包括生产者的利润在内)达到6美元，显然没人愿意损失1美元生产该产品。但如果政府为了鼓励该产业，愿意支付这笔损失，换句话说，付给生产商1美元的奖励金，那么生产就可以继续。国家，即全体国民将承担1美元的损失。这就是国家鼓励不能维持自己生产的产业所得的利益。事实上，这是怂恿人们从事亏损行业，这样的产品不是与其他产品进行交换，而是与国家奖励进行交换。

无论什么产业，只要有利可图便不需要鼓励就有人从事；如果无利可图，便不值得鼓励。只要政府能获得利益，个人没有利益也无所谓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不通过个人作为媒介，政府怎么能获利呢？也许有人会说，政府税收所得大于它发出的奖励金，但即便如此，它也只是一手赚钱一手付钱而已。如果税收降低到同奖励金同等的水平，那么生产将和原来一样，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有两种不同的好处，即节省了管理奖金的全部费用，以及管理税收的部分费用。

虽然奖励金从国民总财富中支出，这对国民总财富来说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有时承担这种损失却是明智的。[26]
当某产品对公共安全十分重要时，不论什么价格都必须拥有。路易十四为了复兴法国海军，对在法国装运的船只每吨奖励1美元，他的目的是训练水手。同样，如果奖励金不过是偿还之前征收的赋税，这也是合理的。而英国给予出口精糖的奖励金不过是退还对混糖和糖浆征收的进口税。

如果某产品初期亏损，但几年后却有良好的收益前景，那么政府对该产品的奖励就是明智的。不过，对此斯密却有不同的见解。我们看看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在任何社会，任何商业规章都不能使产量增加到其资本所能维持的数量之上，它只能使一部分资本转移方向，投入到本没有打算进入的领域。这种人工干涉资本流向的做法不见得比资本自主选择投资方向更有益。政治家们企图指挥私人如何使用其资本，但只会给他们自己徒增烦恼，或承担一种只能交由个人却不能交由议会或内阁掌控的责任。如果这个责任交到了一个愚蠢又自认为可以行使好它的人的手中，将更加危险。就算社会因没有对商业进行管理而始终有更好的产业转移部分劳动力和资本，社会也不一定会因此而衰退。社会的整个资本和劳动力仍会投向当时最有利的地方，并且不论什么行业。”[27]

斯密总体上当然是正确的，尽管有时这些一般原则会有例外，如每个人对于如何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和资本都是最好的评判者。斯密是在个人利益受到充分尊重、任何资本投资方式都不可能被忽视的时代和国家里说出上述话的，但是并不是每个国家的文明都发展到了这么高的水平。有多少国家的资本利用方式都因一些偏见而遭到了排斥，而这些偏见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摒弃。又有多少城市和省份的投资方式自没有记录的年代开始便一直沿袭着传统。在一个地方每个人都把钱用来买地，而在另一个地方则用于公共建筑或国债。在这些地方，每个不寻常的资本运用方式都不被信任。所以，对一种使用资本或劳动力有利的方式的偏袒也许有利于国家。

另外，一种新的产业，即便工人已掌握了熟练技巧，也可能会使一个没人支持的投资商破产。法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丝毛业，这也许多亏了科尔伯特(Colbert)执政时期明智的政策的扶持。他为织造商们提供了每台织布机2 000法郎的贷款。另外顺便说一下，这种扶持政策具有很特殊的好处。一般情况下，不论政府对个人劳动产品征收多少税款，在将来的生产中都将全部消失。但在上面的例子中，一部分税款用于再生产，另一部分则成了国家的生产总资本。这是人们几乎料想不到的高度智慧，即使从利己主义的角度看也是如此。[28]
[29]

此处研究奖励金被认为是给挪用公款、偏袒和公务管理中的所有渎职行为开辟了多广阔的空间是不合适的。最开明的政治家也会由于执政时期不可避免的缺陷和舞弊被迫放弃某项明显有益的公共事业。在所有的舞弊渎职行为中最常发生的、最明显的无外乎是不因功绩反而因反复请求便给予某行业奖励或优惠。在其他方面，公开给予艺术家或技师荣誉甚至金钱上的奖励以嘉奖他们的某些杰出贡献或才智，这无可厚非，这类奖励会激励并扩大一般知识的传播，但并不会促使劳动力或资本从最有利的行业转移出去。另外，同其他的奖励相比，这类奖励花费很少。根据斯密的看法，英国对小麦进口的奖励每年花费将近150美元。我不相信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曾经某年在农业上花费过此数额的1/50。

第2节　规定生产方式的规则的影响

政府对农业生产细节的干涉一般是有益的。农业生产多是细枝末节的工作，大批的农业工人分散在各地从事大到农业企业、小到农户菜园的工作，农业产品的价值和数量相差很大，这些都是政府监管和干预农业事务的天然阻碍因素。所有假装对公共福利事业极为关心的政府，对农业的干涉仅限于发放奖励金或鼓励和传播有助于农业发展的知识。亚弗特兽医学院、莱布勒实验农场、美利奴绵羊品种的引进，对法国农业来说都有真正的益处。法国农业的扩大和改进要归功于它在历次政变中掌权的不同统治者的深谋远虑。

政府在关注交通便利和农业劳动者诉求、严惩如忽视消灭毛毛虫[30]
及其他害虫的玩忽职守行为等方面的作用，类似于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民财产安全，没有这些政府工作，生产必定陷入瘫痪。

法国关于伐木的规章在很多省份对保护树木生长都必不可少，然而在有些地区却反而阻碍了树木的种植，那些地区的土壤都十分适合种植树木，而且树木还能吸收大气中的湿气。然而，植树产业却似乎一天天衰落下去。

许多干预都以限制生产者人数为目标，政府或把他们限制在一种产业之中，或要求他们必须遵循某些明确的从业条款。这一制度使一些特许公司和行业协会得以成立。不论使用什么方法，效果都是一样的，一种垄断专享特权产生了。消费者为特权付费，特权享有者得到全部利益。垄断者能更容易地联合起来制订利己计划，因为他们有合法的会议和固定组织。在这些会议上，公司的繁荣被曲解为商业甚至整个国家的繁荣，垄断者最不在乎的就是会议上提出的利益究竟是来自实际生产活动，还是由一个钱袋子转移到另一个钱袋子中，或是从消费者手中转移到拥有特权的生产者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商贸部门都急于使自己成为受政府管理的对象。政府也通常乐于此道，借机扩大税收收入。

此外，武断的规则尤能满足当权者的虚荣心，因为这既能展现他们足智多谋、高瞻远瞩的样子，又能通过频繁行使其权力肯定自己的职位权力。现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人能依自己喜欢的方式处置自己的劳动力和资本。在大多数地方，人们甚至不能随意改变行业或住所。一个人想织造或销售丝毛织品、酒或印花布，光有资格、能力或兴趣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先做学徒或得到从业许可。[31]
想当警察，这两个要素同样必不可少。此处的警察不是指保护公共或私人安全利益的警察，这种警察既不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也没有烦恼，是由腐败政府官员雇用的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他们个人权益的警察。通过名誉和金钱利益的分配，政府还能影响各企业首脑和领导层的决策，而这些首脑和领导都是由政府指派的，他们认为自己的荣誉和报酬都来自于自己所附属的政府，所以成了政府的工具。他们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借口，发现意志坚定、有可能成为政府敌人的危险人物时就主动向政府告发；遇到唯唯诺诺、容易掌控的人时，也要向政府报告。官员在公共场所高谈阔论的演说中，从不缺少花言巧语的理由为继续限制个人行动和自由或为“新瓶旧酒”的政策做辩护，因为还没有哪个事业坏到列举不出一两个理由为其辩护。

他们最依赖的主要的利益是，保证用于消费的产品能生产得更理想，在贸易中能占据更多的优势，不断保证外国人的需求，以给本国带来巨大利润。但这个利益是我们正在探讨的制度能带来的吗？法人团体如何能保证永久公正、诚实、严格和认真呢？它告诉我们，这个制度便于保证检验产品质量的管理规则得到良好的实施。但即使在法人团体下，这个规则在实际操作时不也是虚幻的吗？假设这个规则绝对有必要，难道就没有更简单的方式去实施吗？

学徒期限的长度也不一定是产品理想化的保证。唯一可靠的保证是工人技术的熟练程度；而要保证工人技术的熟练，最好按他们的技术相应地给予报酬。斯密说：“教一个年轻人如何运用工具并成为工匠，不一定需要好几周，也许几天就足够了。实际上，手法的灵活，即使最普通的技艺，没有长期的练习和实践也是不能掌握的。如果从一开始就让年轻人以雇工身份工作，根据他所做的少量工作发给他相应报酬，并根据他因笨拙和缺乏经验而损毁或浪费的生产资料扣除相应金额，那么他将会更加勤奋、更加认真地学习。”[32]

如果把学徒期前一年的时间花在按教育计划开办的培训学校中，我也不相信产品会做得更糟糕。毫无疑问，劳动阶级的文化素质也将会得到提高。

如果学徒机制是生产更完美产品的必然保证，那么，西班牙的产品就可以和英国的产品相抗衡了。法国行会和强制性的学徒制被废除后，工艺才达到了它现在可以值得夸耀的高度。

也许任何一门技艺都没有园艺和农场技术那么难，但它们几乎是唯一在任何地区都不需要学徒期的技术。蔬菜和水果的产量和品质会因此而下降吗？如果种植者组成一个联合体，我相信不久它就会宣布，汁多味美的桃子和白莴苣没有几百条完备的规则是种不出来的。

毕竟，这种性质的规则，即使承认它的用处，一旦允许规避，它便马上会毫无价值。众所周知，如今没有一个制造业城市不能用钱买到豁免权，所以规则在保证产品质量方面毫无用处，它是令人讨厌的不公正的和敲诈勒索的发动机。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提倡行会制度的人用到了英国的例子。他们认为，在英国，产业受到很多约束，但生产仍不断扩张和繁荣。在这里，他们暴露了自己对英国产业繁荣真正原因的无知。“这些原因，”斯密告诉我们，“似乎是贸易总体自由，即使不可避免地会有些约束，但至少其自由程度和其他国家一样，或超出其他国家。几乎本国所有产品都可以自由地出口到任何国家而不必纳税。更重要的是，产品可以毫无限制地从我国任何地区运往其他地区，而不必考虑任何政府机关，也不必接受盘问或检查。”[33]
除此之外，一切财产都完全不受来自公共的或是私人的力量的侵犯；英国人靠勤奋和节约积累了巨额资本。最后一个原因是，英国人很早就养成了审慎判断的习惯。在列举了以上原因之后，我们已经不必再进一步探究英国制造业繁荣的原因了。

那些企图引用英国的例子来支持束缚工业运行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英国最兴旺的城市和那些创立了优秀产业的城市，恰恰是那些没有贸易或手工业行会的城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在一两个世纪前还是小村庄，现在在财富和人口上的排名却仅次于伦敦，远远超出了约克、坎特伯雷。而布里斯托尔这个英国历史悠久的名城，曾是英国最繁荣的省会城市之一，现在它仍受到野蛮制度的约束。“哈里法克斯城和教区，”熟悉当地情况的作家约翰·尼科尔斯爵士(Sir John Nickols)说[34]
，“近四十年来，人口增加了四倍，而其他城镇因受行会影响，人口数量明显减少。伦敦辖区的房屋，许多还找不到租客，而威斯敏斯特、萨德克和其他郊区的规模却在不断扩大。这些郊区正是贸易自由地带，而伦敦市区内的独家生产公司有92家，每年我们都能看到这些公司的成员穿着愚蠢的奇装异服参加伦敦市长的凯旋般的游行。”

巴黎郊区庞大的生产规模是人所共知的，尤其是弗布尔、圣安托尼地区，那里的工业享受很多免税权，有些商品只在那些地区生产。为什么在没有学徒制、从业也不用取得行业许可的地区，生产者的熟练程度却大大超出其他认为以上制度必不可少的地区的生产者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利己主义是最好的导向。

一两个例子就能比世界上所有推理更为清晰地说明贸易和手工业行会对工业发展的阻碍。阿康德(Argand)发明了一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灯，这种灯和其他灯的成本一样，却能发出其他灯三倍的光。一群锡铁匠、锁匠、铁器商和铁蹄匠竟把阿康德拉到了巴黎议会
(Parlement de Paris)，声称制灯是他们才能拥有的权利。[35]
著名的巴黎物理、数学仪器制造者黎尼华(Lenoir)，为了他的熔化工作的方便，便建造了一座熔炉，结果铸造公司的经理亲自出马将熔炉捣毁，黎尼华不得不向国王申请保护。这样的人才居然需要低头向宫廷寻求庇护。漆器业在法国革命之前完全被个人垄断，因为一个人从事这一行业之前需要掌握许多不同行业的技术和工具，还有加入行会许可的麻烦。只说巴黎地区，个人劳动在行会体制下遭到的令人灰心的烦恼，即使用最简洁的语句也足够填满一整张卷，再用另外一整张卷讲述该体制被废除以来人们的努力。

同样的道理，城镇特许自由贸易郊区，或一个受爱管闲事的政府控制的国家中的自由城镇，将展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一个处在其他实行行会制度国家之外享受自由劳动的国家，将很可能也得到类似的益处。受形式约束最少的社会将是最繁荣的社会，只要个人不受强权压制、不受法律的欺骗、不受谎言和暴力的侵害。用毕生精力研究并践行振兴法国办法的苏利，也持有这样的观点。[36]
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谈到大量无用的法律和条例是国家进步的直接障碍。[37]

也许有人会提出，如果一切行业都获得自由，大部分从业者将沦为激烈竞争的牺牲品。在一些情况下，也许会如此。但获利不是很大的行业，不太可能有太多的人从事。然而，即使承认存在这种偶尔出现的危害，但和永远把产品价格抬高到限制消费的程度相比，和缩减庞大消费者群体的购买力相比，这个危害的后果还是极小的。

如果政府措施旨在阻止人民自由处置各自的才智和资本，那么，从健全政策的角度看，这些措施就是犯罪行为，更不能根据自然权利的原则为其辩护。“穷人的家产，”《国富论》的作者说，“在于他双手的力量和灵巧。只要他不伤害邻里，阻止他以自认为最恰当的方式运用这种力量和灵巧，就是对他最神圣财产的明显的侵犯。”

但是，因为行会拥有管控相关阶层劳动的权力，所以不进行管理就有可能造成危害。再比如，对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等的监管，就是非常正确的。他们的技能关系到其他居民的生命，所以对这些行业制定技能审查是合情合理的。但限制医生人数或医生教育计划的行为就不可取了。社会成员只不过是想查明他们是否有资格行医而已。

同样的道理，如果规则是为防止明显损害社会生产或公共安全的错误和欺诈行为的发生而制定的，那么它就是有用的、合理的。因此，不允许生产商在广告中夸大产品质量。国内消费者有权受到政府保护，而不受这种违背信用行为的侵害。实际上，国家的商业形象也需要这种保护，因为这种行为将损害本国对外国的商业形象，影响外国人对本国商品的需求。这就是“生产者利益是最牢靠的保证”这个一般原则的例外，因为很可能当某一生产商快要脱离某产业时，他会发现违背一次信用会增加他的利润，于是他便牺牲一个即将撤离的未来目标以换得当下的利润。这种欺骗行为在1783年几乎摧毁了法国布料在黎凡特的市场。从那以后，德国、英国完全取代了法国，成为那里布料的主要供应商。[38]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件商品常从它的名字或产地上得到价值，我们根据长期的经验能判断出某地生产的某种名称的布料幅面多宽、质地如何，如果在同一地区以同样的名称生产一种质量不达标的布料，并用假冒证明把它售往国际市场，则这就是欺诈。

由此，关于政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对生产进行有益干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产品条件必须严格与样品条件一致，不论是外在的条件还是暗含的条件。除此之外，政府不应干涉生产的其他环节。我希望读者记住，单单是干涉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危害，即使它有用处。[39]
一是因为它折磨和困扰人；二是因为它浪费钱财。如果由政府支付其产生的费用，那就由国库承担费用；如果是由消费者支付费用，那就由某个具体的商品承担。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费用必然抬高商品价格，使国内消费者承担额外税额，还在一定程度上
(pro tanto)打击国外需求。

如果干预不是好做法，那么父亲般的政府就应该尽可能不去干涉。它不用自找麻烦鉴定产品，因为购买者肯定比政府更了解产品；而且政府工作人员也做不好鉴定，因为很不幸，政府必须考虑到它的雇员可能会疏忽大意、无能或渎职。但有些商品需要政府鉴定，比如金和银，这些商品的质量只有通过化学手段才能鉴定，很少有买者能知道如何鉴别这类商品；而且，就算消费者知道，他们鉴定所要负担的费用也必定大大超过政府鉴定所用的费用。

在英国，新产品或新方法的发明者可通过专利获得专卖资格。在专利有效期内，他不会有任何竞争对手。于是，他就可以把价格抬高，使它远远高出其生产费用、利息和自己劳动工资的总和。这样，他从政府得到的优惠实际上是由购买新产品的消费者负担的；而且，在英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这笔优惠数目通常很大。因此，在英国有大批富人时刻关注着能给人带来无限享受的新产品。几年前，一个人发明了一种用来嵌入马车皮轭中间的螺旋形弹簧，以减缓马车的震动。他因这个微小的发明专利而赚了大笔财富。

没人有理由反对这种特权，因为它既没有干扰，也没有妨碍任何工业部门。另外，其所产生的花销也是人们所自愿承担的。消费者不用放弃之前想要得到的任何满足，不论是必不可少的生活需求还是娱乐上的需求。

然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是政府的义务，所以政府不能永远剥夺其他生产者将一部分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这个新产业的权利，也许生产者自己迟早会发现这个新产业；政府也不能让消费者长时期享受不到竞争价格的好处。而外国不受它的管控，当然不会给发明者专利特权。因此，在专利有效期内，外国会比专利所在国的状况好些。

法国[40]
效仿了英国的英明榜样，规定了专利权的有效期。专利过期后，全世界人都可以自由地享用该发明。它还规定，如果之前发明者隐瞒了发明的生产过程，那么专利期满后必须公开。可以猜想，发明者如果能一直隐瞒生产过程，那他也就不需要申请专利了。申请专利可使他得到这样的好处：在专利有效期间，即使他的秘密被别人知晓，对方也得等到专利期满后才能使用。

政府也不探究发明的产品是否新颖、是否有实用价值。因为如果该产品没有用处，也是发明者受损失；如果发明不够新颖，到时每个人都会站出来检举并证明这个事实，以维护大众的权益，届时，发明者还是唯一的损失方，他花费用获得专利，但却毫无所获。因此，这种鼓励不会让大众吃亏，反而会给大众带来巨大好处。

上述旨在指导生产目标或生产方式的规章制度并没有涵盖所有以此为目的的国家所采取的不同措施。实际上，就算我把它们全部列举出来，不久也会变得不完备，因为每天都会有几个新规则出台。重要的是要制定几条规则，以使我们能提前判定它们会产生的后果。但还有两种贸易受到的管控比一般贸易受到的管控更为严格，值得我们特殊研究，下面两节将进行专门讨论。

第3节　特权贸易公司

政府有时把某些商品(比如烟草)的专买、专卖权，或和某些国家(如印度)的贸易权交给个别商人，特别是贸易公司。

这些特权商人靠政府力量脱离了竞争，可以把价格抬到超过自由贸易能够维持的水平之上。这个不自然的价格有时是政府自己确定的，以将它给予生产者的优惠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也把给消费者带来的不公平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否则，只有价格过高以致减少销售总额导致得不偿失的担忧才能限制特权商人的贪婪。不论怎样，承担超出价值那部分价格的人都是消费者，政府则想方设法分享垄断利润。

有人说，最具破坏性的政策也一定能找出支持它的理由，所以和某些国家开展贸易时需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只有特权贸易公司才能实行。曾有一段时间，商人们请求修筑炮台、维持海军，好像进行对外贸易真的需要手持利剑、军队护航，好像政府从来没有在军事力量上大力投入来保护国民的安全。其他时期，商人们的诉求是外交技巧。好比中国，由于地处偏远、版图辽阔、需求特殊，可以完全不依赖其他国家，所以被允许和它进行贸易是一种特别优待，而且这种贸易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要么不喝中国的茶、不穿中国的丝绸和紫花布，要么就得采取预防措施以保证贸易继续进行。因为个人交易有可能影响中国商人的好心情，一旦他们不高兴，双边交易就要中断。

但是，我想问一问，那些动辄向公司或国家的武装力量求助的公司职员比私人贸易商更能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吗？实际上，私人贸易商更尊重当地习俗。因为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他们更需要消除有可能危及他们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障碍。[41]

但为说明我们的论点，假设最严重的情况发生了，和中国的贸易只有通过特权贸易公司才能进行，那是不是意味着没有特权贸易公司我们就得放弃对中国产品的喜好呢？当然不是。和中国的贸易仍然存在，道理很简单，贸易对中国人和他们的顾客都有好处。但我们会不会需要用高价才能买到呢？这么想没有道理。欧洲有四分之三的国家从没派船只去过中国，但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紫花布仍供应充足，并且价格低廉。

还有一个应用更加普遍、人们更常主张的观点，即某公司独享与某国进行贸易的特权，不受竞争影响，因此它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进该国产品。但是，首先，这种特权不受竞争影响的观点是错误的，它唯一能躲避的是国内商人之间的竞争，而国内竞争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有益的。特权公司既面临着与国外公司的竞争，又面临着与外国私人贸易商的竞争。其次，很多商品的价格不会因竞争而上涨，一些人假装害怕这种涨价，实际上只不过是吓唬人而已。

假如马赛、波尔多、奥里恩特都派商船去中国购买茶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购进的茶叶会超过法国所消费或卖掉的茶叶总量。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是购进量不足的问题。如果他们打算购入的茶叶不多于其他商人本来会替他们购入的数量，那么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在这两种情况下是一样的。结果，中国国内茶叶变得匮乏。除非中国茶叶价格自行上涨，否则我国商人就不必花高价买中国茶叶。几个法国商人又怎能影响一种在中国国内消费量超过全欧洲一百倍的产品的价格呢？

但假设欧洲商人之间的竞争导致东方市场一些商品价格上涨，这是不是有一个充分的动机可以把世界贸易的这一部分排除在适用于一切贸易的一般规则之外呢？我们是不是会仅仅为了低价从德国进口棉、毛织品便给一个公司专门从事德法进出口贸易的特权呢？如果把对东方贸易放在对其他国家贸易的同等地位，那么任何产品的价格都不会长期超出其在亚洲的成本价格之上。因为涨价会刺激生产，卖方之间的竞争将很快与买方之间的竞争一样激烈。

如果低价买进产品的利益像人们说的那么多，那么全体国民都有权享受这一利益，国内消费者也应与公司一样能够以低价买到产品。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原因很简单：公司作为消费者，不可避免地要与他国进行竞争；但公司作为销售者却没有竞争者，因为外国人被禁止向国内输入它销售的产品，国民只能从特权贸易公司买到该产品。特权贸易公司想要什么价格就定什么价格，并且，如果它注意使市场维持缺货状态，就可以像英国人说的那样去控制市场。也就是说，使供应量远小于需求量，保持购买者之间的竞争。[42]

特权贸易公司以这种方式不但侵占消费者利益而获得超额利润，而且让消费者负担庞大机构组织必然产生的欺诈、管理不善所产生的费用，这些累赘组织包括董事会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代理商。唯一能阻止这些特权贸易公司滥用权力的就是走私或非法买卖。从这点上看，走私也有一定的好处。

这个分析把我们带入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里：特权贸易公司的利益是国民利益吗？毫无疑问，不是！因为它的利润全部来自国民的腰包。消费者支付的超出产品自由贸易价格的那部分价格并不是生产出来的价值，而是政府牺牲消费者利益给予特权贸易公司的已经存在的价值。也许有人会争辩说，至少得承认这部分利润仍停留在国内并在国内花费。好吧，那它由谁支付呢？这才是问题所在。如果家庭成员中的一人占有全家的收入，穿着光鲜华丽的衣服，吃着营养美味的山珍海味，并且说家里的钱你花我花有什么大不一样的呢，反正花的钱是一样的，没什么不同。

如果特权贸易公司管理有方，它获得的额外利润就会让公司迅速富有；但公司员工的贪婪，远距离投资的不确定性，对国外因素的难以预料，投资者的无能，等等，都是不断导致其失败的原因。想让贸易有长期良性的发展，需要投资方额外的努力和超群的智慧。但怎能指望有时多达几百人且更关切自身利益的股东们具有这些能力呢？[43]

这些就是把特权交给贸易公司的结果。必须注意，这些结果从本质上说和特权分不开。客观情况可能减轻它的影响，但永远不会将其消除。英国东印度公司比三四家在不同时期做过同样尝试的法国公司都成功。[44]
这家公司既是商人又是统治者。凭经验，我们知道，即使最令人厌恶的政府也会维持几十年，埃及的马木留克军队就是例子。[45]

还有一些次要的危害伴随着特权产生。专卖权往往会把某个本来很容易就能在某国扎根的产业和资本驱逐出境进而迁往别国。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法国东印度公司尽管拥有特权，但公司却维持不下去了，它便把一部分特权转让给圣马罗的一些投资商，条件是抽取投资商的一小部分利润。在这种贸易相对自由的情况下，公司贸易开始好转。到1714年特权到期时，这个贸易资本本有可能在当时法国衰退的经济形势下达到最大值，但当这些私人投资商还在进行这项投资时，东印度公司却向政府申请延长特权期限，最后获得批准。很快，一艘由英国人拉麦维尔(Lamerville)指挥的圣马罗轮船从东印度返航时出现在法国海岸，但被以侵害东印度公司权利为由禁止入港。结果，拉麦维尔被迫继续航行，驶往最近的比利时港口。他把船停泊在奥斯坦德，卖掉了搭载的货物。荷兰总督听闻他获利丰厚，便建议他再次出航，还为他准备了一支由快船组成的商船队。之后拉麦维尔又为不同的雇主做了多次类似的航行，为奥斯坦德公司的成立奠定了基础。[46]

这样，法国消费者必定因垄断而遭受损失，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有人会认为，不论怎样，公司一定获利了。可恰恰相反，尽管政府给了它们烟草专卖权、彩票发行权及其他附加的权力，但这对公司来说并不是好事。[47]
“总之，”伏尔泰[48]
说，“法国在东方所剩的只有遗憾，在四十年的时间里，浪费了巨额财富去创立一家公司，但却连六便士都没赚回，也没从自己的资产中给股东和债权人分红。设立在印度的公司完全靠掠夺、勒索当地人支撑下去。”

创设特权贸易公司唯一合理的理由就是当没有其他办法与遥远或荒蛮国家展开贸易时，特许权就是一种发明专利，根据初次进行贸易所承担的巨大风险和花费给予公司优惠。消费者没有理由抱怨产品昂贵，因为要不是特许权，他们要么根本享用不到该产品，要么将会以更高的价钱去购买。但这种特权应像专利一样，有一定的有效期，在有效期内，冒险者所冒的风险和预付款完全可以得到补偿。除此之外的其他特权，都只是政府牺牲全体国民的利益给予他的礼物；而国民有选择自己想要买什么、从什么地方买以及以最低价购买的权利。

以上关于贸易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制造业特权。政府之所以容易被诱骗采取这种措施，部分是由于它们只看到了巨额利润，却不愿费心思去探寻这种利润的出处；部分是由于这种表面利润很轻易就能用数字计算出来，不管正确还是不正确；而整个国家遭受的损失最终被分摊给社会各个成员，其影响间接、复杂而又普遍，容易被人忽视。一些学者认为算术是政治经济学唯一的可靠向导，可对我来说，看了那么多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令人厌恶的制度，我宁愿认为算术这门科学是导致国家灾难的工具。

第4节　影响谷物贸易的规则

能支配商业中一切商品的一般原则似乎也同样适用于谷物贸易。但是谷物或其他任何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食物，需要特别注意。

大家都会发现，人口数量的增长与食品供应成比例。粮食供应的充足和价格的低廉有利于人口数量的增长，而粮食匮乏则会带来相反的影响。[49]
但不管粮食是充足还是匮乏，其所产生的影响都不会像粮食一年一年收获那样快。某年粮食产量也许会超出或低于平均产量的1/4或1/5，但一个国家，比如拥有3 000万人口的法国，如果没有突然遭遇的大灾，人口数量不可能第二年突然增加到3 600万或减少到2 400万。因此，一年丰衣足食而另一年粮食不同程度的短缺是自然法则。

实际上，其他消费品也是如此，但是因为绝大部分消费品并不是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暂时的短缺不会使人丧命。某产品如果在国内全部停产或部分减产，那么高价就是商人们不远万里、不惜代价从国外进口的强有力动因。但把供应绝对必需品的任务完全放在私人领域不安全：仅仅几天的延迟对国家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运输粮食所需的条件超出普通商人的运输能力；而且由于粮食分量沉、需求量大，长途运输的成本，尤其是陆路运输的成本会比均价高出两三倍。如果依靠国外供给粮食，当出口国和进口国同时发生粮食歉收时，那么粮价就会一起上涨，出口国也许会禁止粮食出口；战争也可能会中断粮食运输。但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粮食，几天也不能等，至少这对一部分人而言意味着死亡。

为了达到平均消费量和平均产出量等额的目的，每个家庭都应在丰年储存一定的粮食以防饥荒之年粮食短缺。但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能这么做。暂先不说他们是否有这种远见，大部分人根本就没钱购买几年的粮食，也没地方存放，遇到临时更换住所也没有搬运工具。

能否依靠商业投机来防备粮食短缺呢？乍一看，好似可行，利己主义会成为一个充足的动力，因为丰年和饥荒年的粮价有着天壤之别。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波动太无规律，粮食短缺也不经常发生，不能带动经常性贸易或人们可以根据各自喜好重复进行的贸易；购买谷物和谷仓需要一大笔预付费用和巨额利息；粮食需要不断翻动，且易变质，还容易成为欺诈和民众暴动的袭击目标。所有这些原因都导致这一行业的利润不易赚得。为此，粮食这种产品对投资者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尽管这是个值得赞赏的投资项目，而且还建立在生产者急于出售时购买、消费者不易买到时出售的原则基础上。

既然消费者的远见、投资商的囤积这两者都不值得依赖，那么代表大众利益的政府能成功担负起粮食备荒的责任吗？我觉得，在少数拥有节俭政府的国家，如瑞士一些州，储存临时剩余粮食的公共粮仓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得指出，在地广人多的国家这个方法不可行。预付的资本及其产生的利息会像影响私人投资者一样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因为很少有政府能像信誉良好的私人投资者那样借到低息贷款，管理公司大规模的收购、储藏、销售带来的困难也难以克服。杜尔哥在他关于谷物贸易的信中已清楚地证明，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不必期望以合理的费用得到服务了。政府雇员的利益在于扩大它的开支，而不是削减开支。这件事想要做好，没有充分的监督，完全由雇员自行斟酌处理，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雇员大部分听命于国内显贵，而后者极少有处理琐碎事务的必要知识。政府当局在一次突然恐慌事件中也许就会提前把谷仓里的粮食发放一空；一个政治措施或一次战争，也许就会让政府把储备粮食挪作他用。

一般来说，依靠储存粮食备荒的做法似乎并不安全，除非把这个事务交给一个自主经营的商贸公司来做。这个商贸公司必须拥有一流的财力、信誉、智慧，还有意愿购买粮食装满谷仓，并定期补充从谷仓中提走的粮食。当然，它也有希望获得足够补偿所有这些辛苦劳作的利益。只有这样，这个办法才能安全有效，因为该商贸公司要保证履行责任。它也比其他方法成本更低。在不同的大城市，政府可与不同的商贸公司签订承包合同，这样，在粮食短缺阶段，这些城市就可以从储备粮中得到食物供应，而不必动用供给农业人口的粮食。[50]

公共储存和谷仓毕竟只是解决粮食供给问题的临时办法，最为充足有力的供给要靠绝对贸易自由。就谷物而言，贸易的责任主要是把谷物从农田运往主要市场，之后再小批量地从谷物过剩的市场运往谷物不充足的市场；或在谷物价格低廉时出口，价格上涨时进口。

因人们的偏见和无知，从事谷物贸易的商人受到了普遍的嫉恨。政府的委托公司也免不了遭受这种狭隘偏执的误解。人们对他们的主要控诉是，这些公司收购粮食的目的就是要抬高粮价，或至少在买进卖出的过程中赚得不合理的利润。实际上这个利润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损失。

首先，我想问，这个控诉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指责商人在丰年以低价购进粮食并储存起来以备饥荒年之需，那么我们刚刚分析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做法，是保证一种供应极不稳定的产品能满足人们不断需求的唯一办法。以低价大量购进谷物并储存起来能有效地维持人民的生活，这不仅应受到保护，而且更应受到政府的鼓励。但是如果人们的控诉是指粮商在粮食价格上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买进粮食，并因此导致粮食更加稀缺，价格迅速攀升，那么尽管我承认这种行为的效用与上面所谈的完全不同，承认消费者被强加了额外的负担却没有获得相应好处，承认某年粮食的短缺并没有因为前一年储存了余粮而得以缓解，但是我不记得曾经因此发生了令人担忧的可怕后果。谷物是一种普遍种植的产品，只要能消除无数粮商之间的不当竞争，杜绝私人大规模买卖谷物的行为，谷物的价格就不可能被随意抬高。此外，和其价格相比，谷物不方便运输，储存费用也极其昂贵。任何大批量储存谷物都很难逃脱人们的察觉。[51]
粮食易损耗、变质，商人们通常急于脱手，大投机商也常因此蒙受巨大损失。

所以，投机性垄断极难维持，没什么可怕的。最有害、最难防范的是国民因担心饥荒所产生的囤购现象。有些人过于担忧，储备了超出实际需要的大量粮食，并打算必要时把多余的粮食卖出去。这些无数小的囤积行为加起来，其囤粮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所有投机性的囤粮总量。

但是，倘若说投机商自私可恶的行为反而产生了一些好结果，这是怎么回事呢？当谷物价格低廉时，人们不注意节约，甚至有人把粮食当作家禽饲料，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粮食短缺或粮价微调都不足以制止他们的短视行为。但如果大粮商把存粮封存起来，消费者就会马上警惕涨价的危险，意识到节约用粮的重要性，开始节约粮食。人们开始节省每一粒米，并绞尽脑汁地寻找谷物替代品。这样，部分人的一己私利却造就了另一部分人对浪费粮食的不良习惯的纠正。当被封存的粮食最终投入市场时，充足的供应带来的低价也有利于消费者。

至于粮商向生产者和消费者索要的贡金，这是任何商业部门都有的一种公平收费。如果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前没有人预付资本、没有任何仓库，人们抱怨贡金还有点意义。但只要困难存在，就没人能像以此为业的人那么轻松地克服这些困难。立法应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整个商业——大商业和小商业，这样立法者就会发现，这需要商人们全面研究全国市场，密切注意供需的每一次波动，调整暂时性的或地方性的过低价格以支付生产成本，或调整超出消费者承受能力的过高价格。我们能从种植者、消费者及国家管理者中找到这样一个能人吗？请提高交通的便利程度，尤其是提高内陆水运的能力，因为只有水运才适合谷物这种批量大的货物运输。请关注商人们的人身安全，之后，请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吧！商业不能改变粮食歉收的局面，但它能以最符合社会需求、最符合生产利益的方式分配它所能分配的任何东西。无疑，正是这个原因，斯密说出了这样的话：粮商的劳动对粮食生产有益，其益处仅次于种植者。

对关系人类生存的粮食产品的错误观点的盛行，导致所有国家都出现了为应付当时的紧急情况或由于大众多次请求而颁布的无数矛盾的法律、法规。摆在粮商面前的危险与漫骂，往往使粮食生意落入无能之辈手中；这些人既消息闭塞，又无经营才能，常见的结果便随之而来——粮食交易秘密进行。消费者要花费得更多，因为被迫放弃这一行业的商人，必然要为自己所冒的风险和所承受的不便寻求补偿。

当谷物被定了最高价格以后，它就会马上从市场中撤出，或被掩盖起来。下一步就是强迫农民把他们的谷物拿到市场去出售，并禁止他们私下秘密交易。这种对个人财产的侵犯，及伴随而来的地毯式搜查、人身暴力和种种不公从未给使用这些手段的政府带来任何大量的粮源。从政治和道德角度看，解决问题的秘密不在于限制人们的行动，而在于唤起人们的意愿。市场不需要刺刀或军刀的恐吓来维持供给。[52]

如政府试图充当粮商供给居民粮食，那它一定不能满足全体国民的需求，同时它还会令自由贸易所能提供的粮食消失。因为明知赔本，就没人愿意从事这一行，虽然政府可能愿意。

1775年，粮荒席卷法国，里昂市政府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政府试图去乡下收购粮食，再以低于生产价格的价格卖到城里，以缓解城镇居民粮食紧缺状况。为支付这笔费用，它们同时增加了进入城门货物的通行税，可粮荒却越来越严重，原因很明显：普通粮商自然会抛弃产品价格低于成本价出售的市场，更何况还必须支付额外的通行税。[53]

越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需的产品，把它的价格降到低于自然价格的水平下就越危险。谷物偶然涨价也正常，尽管人们不乐见此事，但其原因却不是人力所能消除的。[54]
使一个灾难接着另一个灾难，或因某年收成不好而颁布错误的法令，这都是不明智的做法。

政府在进口方面的所作所为并不比国内贸易方面更成功。1816—1817年冬，巴黎公社和国民政府从国外进口粮食以供给市民的行为就造成了巨大损失。消费者不但没有免受面包价格过高之苦，而且面包的重量和品质甚至还不合格。粮食供给仍十分匮乏。[55]

至于进口奖励的问题根本不必讨论。最有效的奖励就是粮食短缺国的高昂粮价。这个价格有时会超出正常价格的200%～300%。如果这还不足以吸引进口商，那么还有什么更有诱惑力的条件能鼓励他们呢？

国民如果扩大食物种类，就比较不易陷入饥荒。如果全部人口都靠一种食品维持生存，那么食品短缺将带来极大痛苦。法国谷物匮乏和印度大米不足会产生一样的恶果。当人们的饮食结构根据各地情况变得多样化时，比如加入家畜、家禽、草木根、蔬菜、水果、鱼等，那么食品供应就不会那么不稳定了，因为这些食品很少会同时断货。[56]

如果能更注意宣传并改进粮食储存方式，在粮食供应充足的低价期或在某些食品(如鱼类)产量充足的地区购进食品，那么周期性的粮食过剩就可作为饥荒之年时的粮食储备，食物短缺问题就能较少发生。国际海上通商自由也可使温带地区的居民以低价吃到阳光照耀下的热带地区充足的食物。[57]
我不知道香蕉这种水果在运输中能保存多久，但在甘蔗方面的尝试已取得了巨大成功。甘蔗可用上千种方法制作成味道可口、有益健康的食品，而且在世界各地纬度38°范围内的地区都可大量种植。要不是由于我们现行的荒谬法规，甘蔗也许和许多本地的水果、蔬菜一样，比肉禽还便宜。[58]

回到谷物贸易的问题上来。我为说明自由贸易利益列举了很多论点，我必须对不加区分地普遍应用这些论点的行为提出抗议。在实际中，没什么比墨守成规、不知变通更危险的事了，这些规则应用于人类则更危险。比较明智的做法是逐渐通过不易察觉的吸引力影响人们不断向正确而公认的原则靠近。最好先设定一个最高价格，当谷物价格超过最高价格时就禁止谷物出口或征收重税。因为我们不能完全杜绝走私，那么与其让决心走私的人将保险费用交给个人，还不如让他们交给国家。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谷物价格的上涨看作是唯一令人担忧的灾祸。但在1815年，英国却受到了相反灾难的威胁：由于外国谷物的涌入，英国谷物价格降到自然价格以下。谷物和其他产品一样，它在英国的成本比邻近国家都要贵，其原因多种多样，我们在这里不必解释过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英国过高的赋税——外国谷物可以以英国谷物成本价的三分之二在英国销售，因此这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是允许自由进口，让本国生产者在直接与外国生产者的激烈竞争中，使他们缴纳不起地租和赋税，被迫放弃谷物种植，最终使英国完全依赖国外甚至是敌国粮食供给呢？还是牺牲消费者利益，加重劳动阶层的生活压力，并间接导致全国所有产品价格上涨到不能再与他国产品相抗衡的地步的，把外国谷物驱逐出英国，使国内生产者垄断谷物交易呢？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相当激烈的论战。争论双方有多种道理支持自己的观点，使得旁观者不得不推测他们是否都注意到了灾难的主要原因，即英国是否有必要做出与国土范围不成比例的牺牲去支持它那妄图统领一切的自大傲慢的野心。无论如何，争论双方展示出的机敏和智慧已经给政府干预谷物供应以启迪，有助于增加支持自由贸易论点的力量。

支持禁令论点的主旨，可归纳为：为防止外在因素导致的饥荒，要鼓励本国农业发展，即使牺牲消费者利益也合情合理。饥荒在两种情况下尤为严重：一是交战双方中一方的影响力足够大，能拦截或控制我们必需品的进口；二是产粮国自己发生饥荒，不得不存留全部作物，以维持自己生存。[59]

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辩驳说，如果英国成为谷物的常规输入国，那么不止一个国家，许多国家都将养成为英国供给谷物的习惯。波兰、西班牙、巴巴里和北美将扩大种植面积以供给英国市场，它们将离不开小麦种植，英国也将离不开小麦的进口。即使是波拿巴，英国有史以来碰到的最大敌人，也会收取英国的钱财准许谷物出口。这样，粮食就绝不会在世界各地同时短缺。大规模谷物贸易还将形成大量粮食储备和谷仓建设，为防范饥荒提供最充足的保障。因而，他们说，只有根本不种谷物的国家才最不易遭受饥荒威胁，甚至不易遭受粮价变动的影响。他们还列举了荷兰和其他情况类似的国家。[60]

然而，毋庸置疑，即使在最能放心依赖商业进口粮食的国家，如果国内农业种植崩溃，那还是会有许多严重困难的。维持民众生存是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依靠远距离供给既不慎重也不安全。我们承认法律是为保护农业生产而禁止谷物进口，但这损害了制造业的利益，所以这个法律规定既失策又不公平。另外，我们也应该想到，过度征税和贷款以及建立过于庞大的机构也同样是失策和不合理的，它们增加在农业上的负担要比工业承受的负担还重。也许，一种弊病会使另一种弊病存在成为必要，以恢复生产的平衡，否则劳动力就会离开某行业，全部转移到另一个行业中去，这明显是威胁社会的秩序。[61]

[1]
那些实用观念的坚定信徒，通常从一般准则出发，比如，开始时他们说没有人可以反驳这种说法，即一个人只能从他人损失中获利，一个国家只能从他国损失中获利。除了准则，这还能是什么？而且它还不是一个健全的准则，它反而暴露出这种观点的提出者不但不比别人学识渊博，反而是对许多做出正确判断的必要事实的无知。只要了解生产的真正本质，懂得新财富如何产生，以及财富如何被创造，就没有人会提出这种荒谬的观点。

[2]
在我们探讨的这个自然灾害期，小麦实际上并不匮乏，只是小麦种植者们不愿意出售小麦。小麦的出售价格并不高，尽管成千上万亩牧场变为麦田，但人们还是不愿意把小麦换成不足信的纸币。

[3]
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例如遭到围攻或封锁时，通常规则可以不被考虑。不论多么令人厌烦，对人类事务自然进程的暴力阻碍，必须用暴力来消除。在危急情况下，毒药可以当作药物来使用，但采用这种方法时需要高超的技艺，并要极其小心。

[4]
洪博德(M.de Humboldt)曾说过，热带地区7平方里格(league，旧制长度名，1里格= 3英里。——编者)土地产出的糖足够供给法国鼎盛时期的需求。

[5]
本章后文会探讨当产品出口到国外时，也会像在国内一样，其价值会鼓励国内产业的发展。在之前的例子中，如果生产的是酒，而不是甜菜提炼的糖或靛蓝提炼的蓝色染料，那么国内产业也会受到刺激。由于酿酒业更适合我国的气候，因而通过贸易，同等面积的土地生产的酒能换得更多的殖民地产的糖和靛蓝，就算出口国是中立国甚至敌对国也如此。殖民地产的糖和靛蓝就相当于我们自己的物产，只不过先以酒的形式出现。区别只在于同样面积的土地能生产出更多的糖和靛蓝。对国内产业的鼓励是一样的甚至更大，因为价值更大的产品将给参与该产业的土地、资本和劳动者更大的回报。

[6]
在政治经济学大规模传播之前，总会面对一些反对的声音，人们就得时刻反驳这些异议。比如，人们很有可能会说(姑且假定对于制造者或商人来说购买生亚麻和棉花的损失同等)购买生亚麻所造成的损失是在本国被花费了，对本国有利；而购买棉花带来的损失却使他国受益。我的回答是，这两种情况都会使本国受益，因为国外的棉花没有本国的产品交换就不能购买，商人在进入国外交易市场之前先从本国生产者手中购买本国的产品，不管是亚麻还是什么，都是本国所创造的价值。他们为什么不用货币购买棉花呢？货币起初也是用某些和亚麻一样的国内创造的商品购买的。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有生产创造的价值能带来财富，也只有创造价值产生的消费使财富消失。不考虑完全的掠夺，一个国家的全部消费所需物品都来自于其国内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甚至包括所消费的那一部分国外物品。

[7]
没有人大声反对这些人，因为很少有人知道是谁为垄断者的利益付费。真正的受害者——消费者们——常感到压力，但却不知道这种压力的缘由。他们是最先对开明人士恶言相向的，而开明人士实际上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辩护。

[8]
上面是对一个商人的分析，而对两个、三个商人也一样，总之，对全国的商人都适用。就贸易平衡而言，全部买卖的过程最终都是我刚刚谈及的情况。个人的损失在任何一方都可能出现，因为总会有一些愚蠢或奸诈的商人参与买卖；但是我们可以认定，一般来说，同贸易总体比较，这些损失可以忽略不计，无论如何，一方的损失通常会在另一方那里得到补偿。

对于我们的探讨来说运费由谁负担并不重要，通常，英国商人承担

他们从法国购买货物的运费，法国商人承担他们从英国进口货物的运费。他们都期望运费能从所运商品的价值中得到补偿。

[9]
此处最好指出一些排外主义党派的明显错误，他们不把贵金属形式以外的其他形式的国外所得看作是国家财富。实际上，如果一个帽商以5美元卖出一顶帽子且以金属货币形式收款，那么这5美元就是他的收益。但事实并非如此，货币同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种商品。一位法国商人向英国商人委托销售价值相当于2万法郎的白兰地，如果这些白兰地在英国卖出1 000英镑，则这笔收益转换成金银相当于2.4万法郎，但他的利润也就只有4 000法郎，尽管法国收回的是2.4万法郎的货币。并且，如果该商人用1 000英镑在英国购买了棉织品，而运回法国卖出了2.8万法郎，那么对于进口商和法国来说，他们就得到了8 000法郎的利润。但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任何收益以货币形式进入法国。总之，利润就是卖出货物价值超出买进货物价值的部分，不论它的形式是什么。

奇怪的是，对外贸易越有利可图，进口量就越高于出口量，这种排外主义者抨击的所谓的灾难情况却是大家渴望的。下面我来解释原因，当出口额1 000万而进口额1 100万时，该国家在贸易中赚得了100万。尽管贸易平衡理论也言之有理，但贸易总是如此，否则商人就会一无所获。实际上，出口价值在装船出口之前就被估算出了，这个数值在货物到达目的地时就增加了，进口货物就是用这部分增加的价值购买的；在运输途中，进口货物的价值也同样增长，它的价值是在进货时估算的，这样，利润就相当于出口价值加上国外和国内贸易所得。因此，在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度，进口总量应总是高于出口总量。1813年法国出口额为3.83亿法郎，而进口额，除去货币进口，只有3.5亿法郎。当时的法国内政部部长起草了一份报告，庆贺法国前所未有的贸易收益。我们应怎样看待这份报告呢？事实上，贸易平衡规则却展现出了一个相反的现象，法国实际上正在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也是每个人都能感知到的。这个损失就是由于法国政府忽视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原则而采取错误的措施所导致的。

在一个论述西班牙纳瓦王国的小册子〔《旅行记录》(Annales des Voyages)，第一卷，第312页〕中，我看到了这样的陈述：通过对该国进口价值和出口价值的比较，人们发现，每年出口额超出进口额1.2万美元。针对这种情况，该书作者明智地指出，“如果有一种真理比其他任何真理都无可争辩，那就是，一个逐渐富有的国家，进口不能高于出口，否则该国资本必将明显消失。因为从人口增长和生活舒适度提高上可以看出纳瓦王国正处在发展中，显然……”——我对该国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也许该加上些话——“因为我引用一个既定事实来点破一个毫无争议的原则”。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同样的矛盾。

[10]
相当于5.64亿美元。

[11]
从这些理论中可以推断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出口一部分贵金属货币增加财富，因为剩下的货币的价值同之前所有货币的价值相同。不过这该如何解释呢？货币这种特殊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效能并不能通过物质或材料性能来表现，而是通过其价值来表现。少量的面包只能勉强充饥，而少量货币的功用却丝毫未减少，因为其价值随着数量的减少而增加，且其价值是它的用处的唯一标准。

因此很明显，政府应改变其之前持有的观念，支持而不是打击货币的出口。当它更了解商业贸易时，当然就会这样做，或者会既不鼓励货币进口也不打击货币出口。因为大量的货币流出，必然导致国内剩余的货币的升值。当货币升值时，购买商品就会用更少量的货币，所以当商品价格低廉时，进口货币和货物更有利。因此，无论怎样调控，贵金属货币的数量都会由于这种作用和反作用，始终和国家需求的数量基本持平。

[12]
只有对这些问题完全陌生的人才会在此处反驳说货币永远不会成为负担，随时都能轻松花掉。事实上完全可以如此，即只要糖果商乐意将糖果的货币价值丢掉，或愿意做赔本买卖，那么他可以把糖果送人，也可以自己吃掉，但那样他会损失糖果的价值。应该看到，货币的充裕会与国家灾难共存，因为用来买面包的货币必须先用其他货物购买。当生产陷入困境时，人们急需货币，并不是因为货币稀缺，货币一般也不会匮乏，而是因为能用于货币交换的产品的生产不能顺利进行。

[13]
一个商人两年的分类账目表明他第二年年底比第一年年底拥有更多的财富，尽管第二年他拥有的货币数量减少了。假设第一年的账目是这样的：

地皮及建筑　　　　　　　　　　8 000美元

机器设备及动产　　　　　　　　4 000美元

存货　　　　　　　　　　　　　3 000美元

可收回赊账余额　　　　　　　　1 000美元

现金　　　　　　　　　　　　　4 000美元

总计　　　　　　　　　　　　　20 000美元

第二年账目如下：

地皮及建筑　　　　　　　　　　8 000美元

机器设备及动产　　　　　　　　5 000美元

存货　　　　　　　　　　　　　6 000美元

可收回赊账余额　　　　　　　　2 000美元

现金　　　　　　　　　　　　　1 000美元

总计　　　　　　　　　　　　　22 000美元

账目表明他的财富增加了20 000美元，尽管现金减少到第一年的1/4。

也可以给社会全体成员做一个相似的账目表，只是各项之间的比例不同而已。这样就能看出虽然第二年拥有的现金量或货币数量减少了，但人们却明显更加富有。

[14]
通过汇票的形式也可以把资本转移至国外，这只是以货物形式输出资本的一种替代形式，它把货物所有权转让给别人而获得货币，但价值仍留在国外。

[15]
在讨论消费的第三篇，我们将会看到，对于不用于生产的消费，消耗慢的产品要优于消耗快的产品。但是在再生产环节，消耗越快越好。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越快的产品，对其收取的利息就越少，同样的资本重复生产功能就更加频繁地发挥作用。而且，产品消耗的快速性对国外产品没有特殊影响。它带给国外产品和国内产品的不利影响是一样的。

[16]
从18世纪初到纸币体系建立后，英国每年都有以货币形式收回的利润，数目多达34.7亿先令(超过1.6亿美元)。如果加上英国之前已经拥有的货币，英国拥有最少将近40亿先令的流动资金。那么为什么在货币最充裕的时期，英国官方夸大的统计数字也没超过4 700万先令呢？参阅上文第3章。

[17]
他们的政策基于以下信念：一是贵金属是最理想的财富形式，然而，在财富生产中它们只扮演次要角色；二是他们有权通过强制措施使贵金属不断流入。英国的例子(参见上述注释)证明，该尝试收效不大。而如果英国巨大的财富来自于其他途径而不是贸易顺差，那究竟是什么途径呢？是英国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生产又源于什么呢？源于个人资本积累时的勤俭；源于国民的勤奋和脚踏实地；源于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源于国内流通的便利；源于个体经销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现在还有限，然而从总体上看，它已经超出了欧洲其他国家的限度。

[18]
本书早期版本在此处插入过一个注释，美国编辑提到了哈斯基森先生(Mr. Huskinsson)的值得称赞的努力。哈斯基森得到了坎宁先生(Mr.Canning)和当时其他一些英国政府杰出人士的支持，他揭露了贸易限制和禁令的不当和不公平，及解除贸易闭塞年代加诸在工业身上的枷锁。我们接着引用了《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的一段论述：“特别是哈斯基森先生，尽管遭到污蔑，但他在担任商务部部长的短暂时期内，在改进商业政策方面所做的贡献比前一百年任何一位商务部部长的贡献都要大。应该记住，他的高尚在于他采取的那些遭人反对的措施并不受党派利益的影响，而仅仅由于他相信这些措施在原则上是健全的，能够推动国家利益真正持久的发展。”

从那时起，英国所有后继部长，不论来自托利党还是辉格党，至少都认识到了自由贸易的正确，一些部长还通过颁布一些重要的贸易法令，给这些有利原则更宽的实施空间。这些法令也是英国政府及议会内外在政见和立法方面达成一致并采取自由措施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喜人的变化。现在商贸问题已成为各地人们的关注焦点，几乎所有报纸都在对此类问题展开专业性的、敏锐的讨论，这也使得贸易从长期的有害枷锁中解放出来。

然而，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可以称之为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度，自由贸易观点并不受欢迎。英国特派员维里和鲍凌先生说：“30年来，海关通过的每项法规的目的几乎都是建立或巩固贸易保护体系的禁令。受到立法的鼓励，许多资本已经投资于受保护的行业，而这些行业现在不稳定的地位(贸易保护体系自然的也是必然的结果)使得资产所有者最能感受到可能影响他们的任何变化。”

[19]
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一书中，对本段话题做出了以下恰当的论述：“政府不能通过禁令使商品价格高于其自然价格。因为如果那样，国内生产者将纷纷涌向该商品的生产，使利润低于平均水平。为了让大家更明白我的意思，我必须解释，我说的自然价格指的是得到商品可出的最低价格，不管是通过贸易还是其他工业行业获得。如果贸易能比工业以更低的价格得到它，而政府却强迫工业从事该商品的生产，那么这就相当于使国家以更昂贵的方式得到该商品。这样，消费者遭受了损失，而国内生产者也没有得到国内消费者多付的价格利润，因为竞争很快就使利润降至平均水平，垄断因此毫无效果。”所以，李嘉图的批评尽管是正确的，但他仅仅展现了我所斥责的措施更加有害而已。因为它使人类需求的满足更加困难，对任何阶层和个人又没有相应的利益补偿。

[20]
令我们内心感到平衡的是，那些征收进口税的人通常是受到损失最严重的人。有时他们通过另一个不公平行为补偿自己遭受的损失，如政府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给自己涨工资。1599年，都尔商人恳请亨利四世(HenryⅣ)禁止进口金银丝织品，这种产品之前完全靠进口。他们花言巧语地告诉国王说他们能供应全法国对金银丝织品的消费需求，于是国王准许了他们的请求。国王批准商人们的请求一向如此容易。丝织品的主要消费者——达官贵人们——大声抗议由此引起的价格上涨，结果6个月后禁令便被废除了［《苏利回忆录》　(Memoires de Sully)，第2章］。

[21]
《国家产业促进会公报》(Bulletin de la Societe d'Encouragement pour l'Industrie Nationale)，第4期。

[22]
法国国民代表大会以法国贸易受到损害为由禁止从西班牙进口生皮革，但却没有注意到同样的生皮革又以鞣皮的形式回到西班牙。法国皮革厂因生皮收购价过高很快就倒闭了，结果生产商以及大部分资本和工人都迁往西班牙。政府干涉贸易对生产不但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妨害了生产。

[23]
我没有打算以此暗示所有人都应学习各种知识，我是想说每个人都应该对同自己有切身利益关系的事有恰当的认知。知识的普遍传播对于科学的利益来说非常必要。知识带来的益处同它的进步成正比。国家的富裕程度不同，这取决于它们对关乎各自利益的事情是否有正确的认识。

[24]
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这几年已经摆脱了殖民地统治而获得了独立，拉普拉省、多明戈或海地已经对外开放其港口，没有向外国人要求任何互惠条件。它们比以前实行排外政策时更繁荣。我们听说，古巴自从摆脱其母国的制度、对所有国家开放其港口以来贸易量增加了一倍，国家也更加繁荣了。欧洲的古老国家就像头脑顽固的农民一样，固守古老的偏见和方法，而对周围先进的体系及其良好的效果视而不见。

[25]
战争末期，英国的政治情况及它支持和补贴欧洲大陆战争的做法，使它有更合理的理由以制成品的形式出口一些没有回报的产品。但英国没有必要为了那个目的而承担损失。如果英国对金银铸币收取铸造费(其实它本应这样做)，那就不必费心思地去考虑出口什么产品以弥补其在国外市场上的津贴和花销，基尼本身就会成为制造品。金银币铸造未被征税，但应该对它征收税款。英国没有理由为了便利对外开支就发放津贴，贸易中汇票的兑现就足以奖励制造商了；并且，开支数目过大就会超出退税额或津贴。如果能直接获得铸造货币的费用，也许政府就会节省费用，也就是减少复杂政策带给商人的利润。但商人必定已经从金银币中获利了。发放无偿铸币的荒谬行为带来的唯一不同是铸造费用，但强征铸币税既不会促进金银币的进口，也不会使金银币运送到消费地更加方便。

[26]
我们已经论述过因支付奖励金而遭受的这种明智的损失是很少见的或几乎不会出现的，即使已经为涉及公共安全的产品进行保险，也是如此。因为人们所期盼的目标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我们之前已注意到，英国的海上优势并不是得益于议会的法案，而是得益于我们之前提到的原因。另外，荷兰已发展成为欧洲海上贸易的强国，但它没有任何航海法令或商船奖励。法国必须记住，尽管有1664年路易十四的著名法令，命令“雇用造船工人和商人建造法国商船”，但法国的商船和水手却从未获得过梦寐以求的优势。——美国编者注

[27]
《国富论》，第四卷，第2章。

[28]
我不是要同意这位官员所提出的一切此类奖励办法，尤其不赞成他把钱浪费在单纯为炫耀而开办的工厂上，如戈百林的挂毯厂经常耗费比其产值还高的价值。

[29]
此处尽管有些许微不足道的先决条件，作者还是让一种与他自己的总原则相冲突的论点诉诸笔端，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出并驳斥。在说到法国丝毛织业时，他评论道：“法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丝毛织业，这也许多亏了科尔伯特执政时期明智的政策的扶持。”除了承认丝毛织业得到的益处来自于一个保护性制度外，还能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要否定这种论调，并且幸运的是，为支持我们的观点，我们可以引用最权威的论据。在关于法、英贸易关系的报告中(支持健全原则时不常提到该报告)，维利耶先生和鲍林博士提到科尔伯特政府的特点时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值得称道的苛评，我们十分乐意把这段评价呈现给读者，大家会发现，其中包含了萨伊先生无根据假定的一个完整答案及科尔伯特对丝毛织业的“这种扶持”展现出的智慧。

“这样，法国成了一个采用保护性贸易体制并仍能看到这一体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最初采用或把这一体制扩大的是大臣科尔伯特。他和他领导下的政府受到了广泛赞誉，但他的贸易扶持政策是建立在完全忽视贸易法规的真正准则基础之上的。科尔伯特创造的丝毛织业繁荣规模是如此之小，可他又阻碍甚至毁掉了多少农业、商业和丝毛织业财富。任何一个关注法国丰富自然资源和发展动态的人都能注意到这一事实。可以断言，他用来引导商人进行远距离投资所用的奖励金及他对廉价外国产品征收的重税，几乎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另外，他通过转移和植入法国的产业，在他排外政策的保护之下没有竞争对手，但这些产业却很少能在法国扎根。当然，这些产业仍然存在，也仍然受到科尔伯特的支持，但如果科尔伯特早年满腔热情制定的阻碍丝毛织业进程的法规仍然起作用的话，则这些产业也许不可能继续繁荣。科尔伯特贸易法规的施行，从他干预措施产生的后果中推导出的错误理论，毒害了法国大众的思想。科尔伯特的体制强行引导资本尝试的措施是徒劳的。为建立同西印度的贸易关系，除其他政策以外，他还命令法国人为出口的每吨货物至少支付30法郎，为进口的每吨货物支付50法郎。为激励商人在法国各地建立产业，科尔伯特不惜付给他们巨额回报，并夸耀在自己的推动下建造了4万台织布机，这些织布机的生产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大多数人只关注能否获得巨大利益，并去估算这些行为带来的相应损失。科尔伯特起初便对政策估计错误，为支持这个错误政策，他更是霸道地干涉贸易。如果对一切后果追根溯源，人们就会发现它根本不能证明科尔伯特的贤明，反而是对他本来意欲造福的国家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法国革命废除了很多科尔伯特时期制定的荒谬的恶性法规，但其余孽仍然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涉已成习惯，且方式有所改进，但仍使这个工业和资本运作不受约束的国家产生了优越感。

“我们已经论述了这么多，但如果我们就此否定科尔伯特在财政方面建立的良好秩序，否定他为改进很多细节而做的努力，否定他的税收体系，否定他对卢瓦斯(Louvois)不慎重的资金计划的反对，那对科尔伯特是不公平的。法国的商贸和海事立法要归功于科尔伯特编制的《1681年法令》，这一海事法令时至今日仍无可匹敌。”

同一段中还有另一处错误，我们必须简单地谈一谈。在为每台织布机提供2 000法郎的贷款这一问题上，作者认为科尔伯特展现出了一种人们料想不到的高度智慧，因为作者说“一部分税款用于再生产”，但是在他看来，“一般情况下，不论政府对个人劳动产品征收多少税款，在将来的生产中都将全部消失”。为支付这笔贷款而征收的税金对纳税人来说是纯粹的损失，这点十分清楚。众多纳税人的负担加重了，可他们却甚至不是这种“受扶持”产品的消费者。这句话本身也不对。因为无论税款是贷给了织布机还是织布机本身的工作，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至于税收的目的，税款的一部分有可能被用于后者，也有可能被用于前者的再生产。最后，尽管税收仅仅是对产品的一种“扶持”，它的数额受到对它有效需求的限制，然而，当贷款是贷给织布机本身时，这种毫无用处的税款就没有限额。——美国编者注

[30]
伯尔尼旧政府统治时期，每个土地所有者都被要求在每年适当的季节，按土地面积上缴一定蒲式耳的金龟子。富有地主往往出钱向穷人购买金龟子，穷人则以捕捉金龟子为生；由于金龟子被大量捕捉，最后导致在该地区几近灭绝。但是连最有远见的政府在推动生产发展时也会碰到困难，我确信这一点可通过事实判定。这种父亲般的关怀只会造成一种奇怪的欺骗现象，金龟子被一袋袋从利曼湖的萨沃伊运往沃州，用以上缴给政府。

[31]
当工业产业在中世纪首次出现时，商人阶层受到了贪婪无知的贵族阶层的掠夺，贸易和手工业行会可以用全体协会的力量保护个人产业。近年来，这种作用消失了。因为在我们的年代，政府已经十分开明，不会侵吞经济繁荣的源泉，同时它也足够强大，不必再惧怕行会的力量。

[32]
《国富论》，第一篇，第10章。

[33]
《国富论》，第四篇，第7章。

[34]
《关于英法形势优劣的意见》(Remarks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France and of Great Britain)，1752年出版，第四篇，第142页〔这本书是作者最初于1752年在法国以假名约翰·尼科尔斯(Sir John Nickols)为名出版的，该书出版后十分畅销。人们猜想这是在凡尔赛供职的外国人的作品，书中包含了许多对国家内政的明智的见解〕。

[35]
“为什么不向行会申请从业许可呢？”那些惯于掩饰并为政府过失做辩护的人说。有权容纳会员的行会本身就乐于阻挠对他们有威胁的竞争者。另外，为什么要强迫这样的天才发明者浪费时间加入行会呢？把那个时间用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不是更好吗？

[36]
第十九卷。

[37]
科尔伯特早年在里昂的马克拉尼公司
(Messrs.Mascrani)会计室培训

时，深受生产商所坚持的准则影响。在他强有力的、公正的保护下，贸易和制造业迅猛发展。但纵使他把工商业从众多压迫中解放出来，他自己却没能彻底跳出规章制度的约束。他以农业为代价鼓励工业，使农民承担巨额垄断利润的负担。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科尔伯特时代所执行的制度，使个人财富分配极不均匀，一些人极其富有，另一些人却贫困潦倒。此外，一些大公司的建筑富丽堂皇，而百姓的居住地却是一派衰败荒凉的景象。这不是理想的图景，而是现实状况，学习政治经济学原理将帮助我们解释这种现象。

[38]
这个贸易损失被错误地归咎于革命之后的贸易自由政策。但波如(Beaujou)在《希腊商业情况》(Tableau du Commerce de la Grèce)一书中明确表示，这个损失的原因在于早年的限制性措施。

[39]
“立法中对个人行动自由的每一项限制，必将不可避免地毁灭社会的一部分力量，削减社会的年产量。”［维里(Verri)，《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意见》(Reflexions sur l'Economie Politique)，第12章］

[40]
参见1791年1月7日、5月25日和1792年9月20日的法令。又见法国革命政府历九年葡萄月的法令。

[41]
美中商贸关系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广东，美国商人的言行比英国人更加谨慎，中国对他们就没有对英国公司那么强的戒心。葡萄牙人与东方海岸国家的贸易可追溯到一百年前，他们没有一家特权公司介入，却比同时代任何国家的贸易都成功。

[42]
众所周知，荷兰人占领马拉加时，为维持欧洲香料的特定价格，他们习惯把生产的一部分香料烧掉。

[43]
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董事问伯顿奈(Bourdonnais)，为什么他自己的私人投资产业比他管理的公司业务发展得更好，伯顿奈回答说：“因为我根据自己的判断管理自己的产业，而我管理公司业务却得听从你们的指令。”他的话令人难忘。

[44]
第一家法国东印度公司在1604年亨利四世执政时期成立，由一个名叫格拉德·勒鲁(Gerard Leroi)的人建议创办，但未能成功。

[45]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垄断最终由1833年通过的三个议会法案废除，即威廉四世的第3、4个议会法案中的第85、93和101条款。第一项法案的目的是影响东印度公司的安排，帮助国王更好地管理印度领地。该法案直到1854年4月30日才被废除。第二项法案用于调整对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第三项法案用于征收并管理茶叶税。

这些法案使得对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第一次被开放给英国普通公司和资本，英国居民也被允许在这些地区拥有住所。无须指出这些法案的重要性以及英国民众和整个商业世界由此获得的巨大好处。富有国家之前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资源现在被激活了，国家的总体财富、它吸收国外商品的能力立刻增加。——美国编者注

[46]
泰勒(Taylor)，《关于东印度的信函》(Letters on India)。

[47]
雷纳尔(Raynal)，《在东、西印度设立的欧洲商行的哲学性和政治性的历史》(Hist.phil.Et polit，des Establ.Des Europeens，dans les deux Indes)，第四册，第19页。

[48]
《路易十五的时代》(Siècle de Louis XV)。

[49]
参见本书第二篇第2章。

[50]
很奇怪，尽管本书最后一版经过非常仔细的修订，但这段仍保留了下来。实际上，我们几乎能够猜出作者保留它是出于对自己国家流行观点的赞美，绝不是他自己认为所建议的措施是合理的，因为本节剩余部分对这种做法予以了抨击。防止饥荒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完全不进行任何干涉，不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英国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英国，政府一直避免参与城市和农村的粮食供应事务，它只对粮食进出口贸易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在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正是由于政府的这种不当行为，粮食进出口受到了阻碍和限制。另一个重要的安全保证就是国民食品多样化，作者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英译者注

[51]
主张政府干预此类事务的拉马尔(Lamarre)，在1699—1709年粮食紧缺阶段受政府委托搜查秘密囤粮行为，揭发粮食垄断者。他坦言，搜查到的粮食一共还不到100夸脱［《论警察》(Traitède la Police)，第十一卷，附录］。

[52]
法国内政部部长在1817年12月的一份报告中承认，1817年5月4日禁止公开市场之外的一切其他交易的法令颁布后，市场供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公开市场消费者人满为患，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去购买粮食，而农民被迫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出售粮食，所以都装作无粮可卖。

[53]
无论何时何地，必定会产生这种结果。公元362年，朱利安皇帝(Emperor Julian)命令将卡西斯从埃及购进的42万莫迪(Modii)阿斯小麦以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价格在安提阿出售。结果，私商立刻停止粮食供应，饥荒问题加重。参见吉本，第24章。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是不朽的原则，但一个国家熟知它们，另一个国家却对它们一无所知。

当罗马政府控制得自附属国的大量免费谷物时，罗马城一直处于粮食短缺的状态。正是这免费谷物的巨大数量导致了人们所经历并抱怨的粮荒。

[54]
实际上，造成饥荒的一个最常见原因是人为造成的，这就是战争。战争中断了粮食生产，而且浪费现有粮食。因此，这一原因是人力能够控制的。但是，在政府对自己及国民利益持有一个正确看法之前，在各国不再以惊奇或赞美的幼稚眼光看待没有必要、没有道理的冒险之前，就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去有效控制它。

[55]
讨论政府父亲般的关怀、担忧和善举很是好笑，它的这些行为毫无益处，既不能扩大政府的权力，又不能减轻人民的痛苦。政府无疑也为民众担忧，但强烈的利己心理会将它引向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这样，它当然会成为主要的获利者。而政府的善举却没什么价值，因为它只有牺牲民众的利益才能施展自己的善行。

[56]
习俗是意志薄弱者的暴君，不幸的是大部分人，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人都是意志薄弱者，而习俗恰恰就是引入食品新种类的最可怕的敌人。我注意到法国一些省份的人十分讨厌一种用意大利方法制作的面糊，但这种面糊却营养丰富又能保留面粉的色泽和味道。要不是法国政治动乱时期经常出现粮食短缺现象，可能再没什么因素能扩大马铃薯的种植并使它成为多地的主要食物了。如果更注意马铃薯的保存方法并改良种植方式，那将会有更多的人喜欢马铃薯。

[57]
洪博德在他的《关于新西班牙的政治性论文》(Essai pol.Sur la Nouvelle Espagne)第9章中告诉我们，该国的等面积土地出产的香蕉、马铃薯和小麦的重量比如下：

香蕉　　　　　　　　　　　　106 000千克

马铃薯　　　　　　　　　　　2 400千克

小麦　　　　　　　　　　　　800千克

因此，香蕉产量是小麦的132.5倍，是马铃薯的约44倍，但必须除去香蕉中的大量水分。

在墨西哥0.5公顷的肥沃土地上种植香蕉，如果方法得当，其产出就能供给五十多人。而欧洲同样面积的土地种植小麦，假设产量提高8倍，其面粉每年的产量也不过576千克，还不够两人食用。难怪欧洲人第一次踏上这片热带土地时，会惊讶于有限的土地被当地人拥挤的小屋环绕的景象。

[58]
同一作者还告诉我，在多明戈，3 430托斯的正方形土地估计平均可产出10 000磅的糖。在法国，假设糖的消费总量为2 000万千克，那么多明戈21个这样的正方形土地就能供给法国民众全年的消费。

[59]
马尔萨斯：《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以及《关于对外国谷物的一个意见的原因》(Grounds of an Opinion，＆c.on Foreign Corn)。

[60]
李嘉图：《论谷物廉价的影响》(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Low Price of Corn，＆c)。

[61]
鉴于谷物贸易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及广泛的涉及面，在注释内讨论它并不可行。但是，因作者此段中至少暗示了对谷物贸易完全自由的优点的疑虑，甚至说“如果国内农业种植崩溃，那还是会有许多严重困难的”。并认为“依靠远距离供给既不慎重也不安全”，所以有必要使读者注意一些更近代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实践调查者所做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很多新见解，且如愿以偿地证明了禁止和限制外国谷物进口绝对是不明智、不公正的。

我们要说的第一部作品是R.托伦斯(R.Torrens)的《关于对外谷物贸易》(Essay on the External Corn Trade，第4版，伦敦，1827年)。作为关于谷物贸易原则深入而权威的调查，这本书值得格外注意。它解释了限制性和禁止性法律如何使英国在商业和制造业中遭遇的尴尬。托伦斯上校关于对外谷物贸易的学说得到了政治经济学家的认可和肯定，这些学者之后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同一重要论题上来。托伦斯谴责这些法律不明智、不公正，称其完全失策。

我们下一个要说的人是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先生，《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和《英属印度历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的作者。在他1823年于伦敦出版的《关于奖励谷物出口的不明智举措及调控谷物交易原则》一书中，他对这些问题做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他注意到了大部分支持限制谷物贸易的论点，并成功地予以了驳斥。此外，他还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并坦率公平地进行了阐述，绝对会让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的人士信服。

在英国大量关于谷物贸易问题的作品中，没有哪一本能像剑桥大学皇后学院T.佩罗内特·汤普森(T.Perronet Thompson)的《关于谷物法案的问答》(Catechism on the Corn Laws)那样引起过广泛关注了，也没有哪本书的发行量能超过它。该书最初于1827年发行，我们相信到现在为止已经加印了十版。作者在书中全面、详细地揭露了支持英国谷物法案的著名学者、评论家时常犯的一些错误，并一一进行了总结性回答。他对谷物贸易争论中的所有论点都进行了论述，并且我们认为，所有反对谷物贸易自由的论调都已被成功驳倒。

我们也绝不能忽略1832年伦敦出版的《关于谷物法案对英格兰地主的演说》(Address to the Landowners　of England on the Corn Laws)，作者是密尔顿子爵(Viscount　Milton，现在的费茨威廉姆伯爵)。费茨威廉姆伯爵被视为英国最大的地主，在书中，他呼吁其他地主一起抵制他们正在遵从的法规，并恳求大家，为了国家的和平和福祉，大家应该赞同废除这个经他证明有害的制度。在书中他忽略了谷物限令的反贸易性质及政府为此付出的代价，专门揭露高粮价对普通人口及工业资本运作的致命危害，指出它会降低大众生活的福祉，打击资本运作，甚至不能促进农业自身发展。作者面对争论所做的不偏不倚的评论，他探究双方论据时采取的谨慎态度，及众所周知的他所处的阵营对谷物限令的支持，一定会让每一个正直、诚实的研究者相信，能够改变他观念的理论也一定会让自己改变观念。从英国地主在立法中拥有的过多影响力到限制性法律的废除，也许要经历数载，但是真理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它不会长期遭到抵制，最终一定会得到普遍接受。

我们要提到的最后一位学者是皇家协会会员威廉姆·雅各布斯(William Jacobs)先生，他的书《谷物贸易和谷物法律手册：包括议会两院命令印刷的第二次报告》(Tracts relating to the Corn Trade and Corn Laws： including the Second Report Ordered to be Printed by the Two Houses of Parliament) 1828年在伦敦出版。在这个问题上，雅各布斯先生也需要读者格外注意。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谷物贸易，是谷物收益审计官。因为他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他被英国贸易董事会选派到大陆，在那里，他仔细研究了农业的真实状况及北欧主要粮食种植国的谷物贸易。这部书就是他仔细观察和努力研究的成果，是一个由各种稀奇、可信的资料支撑的对过去及现在谷物贸易状况的完整的、实际的调查。此处不可能对书中关于此问题统计方面的特点进行详细描述，而且这也不是它唯一的特点。通过全面、仔细的考察，作者得到了欧洲农业状况和谷物贸易的真实状况，他开始彻底相信谷物限制性法律的不当，并宣布，他相信公平诚信的贸易投资应由法律进行修复，这也是唯一一种可公平调节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适当价格的手段。他补充说，谷物贸易的破坏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农场主经营不景气的主要原因。——美国编者注

第18章　政府的生产努力对国民财富的影响

生产企业的产品没超过其生产成本就不会有新价值的产生，因而也没有新财富的创造。[1]
无论经营这个亏损企业的冒险家是政府还是个人，对国家来说损失是一样的，而国家拥有的价值则减少许多。

声称政府虽然失败，但它的代理人、劳动大众或它所雇用的工人已经得利，这是完全没用的。如果该企业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它一定是入不敷出，而不足的部分就得由为政府提供费用的人来负担，也就是说，由纳税人来负担。[2]

法国政府经营的戈布兰挂毯厂消费大量的羊毛、丝和染料，此外，它还花费土地与建筑物的租金和工人工资。这些消费本该由产品提供补偿，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这家工厂不但不是国家财富的来源；相反，还不断把国家拖入贫穷。政府完全清楚该厂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该厂每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等于其年消费量超过其年生产量的全部差额。其年消费量包括工资在内，因为工资也是消费的一项。塞夫勒陶器厂的情况也是如此。我担心政府所经营的所有制造企业的情况全都如此。

有人要告诉我们这是必要的牺牲，否则国王就无从得到用于皇家恩赐和王室奢华的东西。这里不是研究君主的慷慨和皇宫的华丽对称职的人民政府有多大贡献的地方。姑且假定这些东西是必要的，但即便如此，除了维持王宫的富丽堂皇和君王的慷慨大方必须做的牺牲外，也没有理由为国家错误手段导致的损失而加重国民的牺牲。国家最好直接以现金购买其认为适合赏赐的东西，这样有可能以较少的钱买到很值钱的物品，因为个人一定能比政府卖得便宜。[3]

与政府在生产方面所做的努力分不开的还有另一种弊端，即政府的这种努力会妨碍个人的劳动。这里说的不是妨碍与政府有商业往来的个人，因为这些人必定非常小心地避免损失，而是妨碍在生产方面与政府竞争的个人。无论在农业、制造业还是在商业领域，政府都是极其可怕的竞争者，因为它有巨大的财富和力量供其支配，且往往不计较利润的有无。政府能够承担得起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货物的损失。政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消费、生产或垄断数量巨大的产品，剧烈地扰乱各种货物的相对价格，而每一次剧烈的价格变动都是一场灾难。生产者都期待着其产品准备好进入市场时的可能价值，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违背众望的价格波动更使生产者意气沮丧。生产者因此所受的损失与他意外所得的利益一样，都是不应该的。如果他有不当得利，就是落在消费者身上的额外负担。

我知道有些企业必须掌握在政府自己的手中。军舰的建造确实不能交给个人，也许火药的制造也不能。但在法国，大炮、步枪、弹药箱、弹药车等，政府都是向个人制造者购买的，而且表面上看很有利。也许这种制度可以推广。一个政府必须通过代理人或一批人的调节作用来处理事务。这些人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直接相反。他们自然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政府在讨价还价中总是受到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没必要参与生产和冒险，更确切地说，没有必要经营那些必定增加与个人打交道的企业，从而增加受人欺骗的机会。

政府虽然几乎没有可能成为成功的生产者，但是，至少它可通过计划周密、实施良好和维修得当的公共建设工程，尤其是公路、运河、港口等，来有力地刺激个人的生产力。

交通便利对于生产的帮助，和能够增加制造产品数量，以及能够精简生产劳力的机器设备没有什么不同。交通便利是以较低的费用完成相同产品的一种手段，这和以相同的费用生产较多的产品有同样的效果。如果我们考虑到在社会富足、人口繁多的帝国道路上运送的巨大数量的货物——从每日运到市场的最普通的蔬菜，到从世界各个角落涌入港口，然后又经陆路运到全国各地的最珍贵的进口奢侈品，我们便不难想象，良好的道路在节省生产费用上难以估量的价值。运输的节省总计达到那些产品从大自然无代价地获得的价值的全部，如果没有便利的道路，便无从得到那些产品。如果能把生长在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人迹难到的地方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美丽森林移植到平原来，那么对人类来说，这些深林的价值将是新创造的价值，也是土地所有者和消费者收入的净增加值。

开明政府创办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公立中小学和博物馆等，也对财富的创造有帮助。它们促进真理的发现和扩大已有知识的传播，使生产的高级代理和主管能把人类科学更广泛地应用于供给人类需要上。[4]
同样，由政府提供资金、以发现为目标的旅行或航海也是如此。这些旅行或航海的成就，由于献身于此类探索的人的卓越功劳，近年来显得特别辉煌。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为了扩大人类知识或只为保存人类知识而作的牺牲，即使关注的目标不具有即时的或明显的效果，也不可妄加非难。各门科学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相互联系。一门看来完全是投机的科学一定是向前先行一步，然后另一门具有重大和明显实际效用的科学才能得到促进。此外，不可能断定一种完全是好奇心对象的事物里面究竟潜伏着什么有用的性能。当荷兰人奥托·格里克(Otto Guericke)第一次打出电火花时，谁想得到后来竟然使富兰克林(Franklin)把闪电从我们的建筑物上移走呢？这在当时看来是个远非人力所及的辉煌成就。

但在政府能用来鼓励生产的所有手段中，最有效的是保证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特别是保证不受专横权力蹂躏的安全。[5]
这种保证不仅能抵消迄今为止曾经发明的一切阻碍国家发展的限制，其本身更是国家繁荣的一个源泉。限制会压缩生产的弹性，但没有安全就会导致生产的绝对毁灭。[6]
为使我们充分相信这一事实，只需把西欧国家和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国家对比一下就足够了。请看大部分的非洲地区、阿拉伯、波斯和小亚细亚，这些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期到处是繁荣的城市。但现在这些城市像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所说，除了存在于斯特拉博(Strabo)的记录中之外，已经无影无踪了。它们的居民不但遭到土匪的掠夺，而且遭到帕夏的掠夺。财富和人口都化为乌有。稀稀落落地散在各处的残余人口，简直是穷困潦倒、悲惨万状的可怜虫。另外，请看欧洲的情况，欧洲虽距离可能达到的繁荣还很远，但大多数国家，尽管捐税沉重、限制无数，却很兴旺昌盛。理由极其简单，一般来说，在欧洲，人身和财产没有受到暴力和勒索的摧残。

到此为止，我还没提到政府可用来暂时增加人民财富的另一个方法。我所指的是剥夺别的国家所拥有的动产，把掠夺品运回本国，或强迫别的国家大量进口本国生产的产品的方法。这就是罗马人在罗马共和国末期以及在罗马帝国最初几个皇帝统治时期所采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和个人使用违法暴力手段或欺骗手段抢夺别人的财物没什么两样。这样做并不是实际生产，只是侵占别人的产品。这种增加财富的方法，我只打算在这里提一下，不准备多说。我在这里提到它，绝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稳妥或体面的方法的用意。要是罗马人以同样坚定的魄力奉行相反的主义，要是他们费点心机在野蛮的邻邦宣扬文化，与它们建立互相依存的和睦关系，罗马的势力也许迄今依然存在。

[1]
绝不能忘记，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作用的价值，与原料的价值一样，同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我把资本和人的生产作用包含在“生产作用”这个术语之内。

[2]
当政府使用自己所有或所持有的资金，例如国有土地的产物，从事投机时情况也是一样的。因为这样消耗的东西，本来可用来减轻民众的负担。

[3]
这种说法也适用于政府经营的商业。1816—1817年饥荒的时候，法国政府从外国市场收购谷物。国内谷价涨到惊人的程度，政府以很高价格出售所购的谷物，虽然这价格比市场平均价格低一些。个体商人一定能从这笔买卖中大捞一把，但政府却赔了2 100万法郎的本钱。

[4]
参见第6章。

[5]
斯密在重述造成大不列颠繁荣的真正原因时，把以下原因放在第一位。“执行法律的公正无私使英国最有权势的人也得尊重最下等人的权利。这还保证所有人都能安享自己的劳动果实，从而给所有种类的劳动最强大和最有效的鼓励。”(《国富论》，第四篇第7章)普亚夫(Poivre)这位大旅行家告诉我们，他没见到过贸易不自由、人身和财产没有安全保证的国家有过真正的繁荣。

[6]
事实上，这个保证就是一切政府应尽的义务。要是人性没有缺陷，人类没有做坏事的倾向，社会就可以不需要政府的存在。各种社会形式和制度的建立与维护，其目的就在于保护人们不受别人的不道德行为的危害，就是以社会的全体力量为武器来保护个人权利。可是，使人们受到社会束缚的道德上的缺陷，同时又暗中破坏社会制度，使社会制度失去效力。正是这个建立用来保护个人的机器，反被用来伤害和掠夺个人，并且有时比个人的不义更为凶恶。——英译者注

第19章　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产品

殖民地是由被称为母国的较古老国家在距离遥远的国家里建立的居留地。当一个国家想要和一个人口众多、文明发达、拥有自己领土但因此没有希望据为己有的国家扩大往来时，它通常满足于在该国开设工厂或建立商人居住地；它的代理人按照当地法律进行贸易，就像欧洲人在中国和日本所做的那样。当殖民地摆脱了母国的约束时，就变成独立自主的国家。

通常，一些国家开拓殖民地是因为其古老的领土上人口变得拥挤或特别的社会阶层受到其他阶层的迫害。这些似乎是古代国家开拓殖民地的唯一动机，但现代国家开拓殖民地则受其他意图驱使。航海技术的巨大进步为它们的事业开辟了新的通道，并发现了此前不知道的国家。他们踏上了另一个半球，抵达了最荒凉的地带。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和子孙在这些地方安居下来，而在于取得那里的贵重物品、获得丰硕的果实，然后返回故国。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机的差异。这种差异给两种不同的殖民制度带来非常明显的不同结果。我很想把其中一个称为古代殖民制度，另一个叫作现代殖民制度，尽管现代也有许多殖民地是按照古代的设计建立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北美洲。[1]

按照古代制度形成的殖民地在开始时产品非常有限，但增加得很快。殖民者选定一个地点作为他们的入籍国家。这个地点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或位置适合贸易。土地通常是新开垦的，也许曾经是已经消失很久的众多人口的居住地，也许只是人口少、力量薄、不能尽量利用土地生产力的流浪部落的游猎地。

从文明国家移民到一个全新国家的家庭，带来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种知识是生产劳动的主要要素之一；同样，他们还带来有助于使上述劳动要素发挥积极作用的劳动习惯，以及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服从习惯。他们通常还带来少量的资本，但不是现金，而是各种不同的工具、家畜、农具等。此外，没有地主和他们分享处女地的产物。土地的广大，远远超过他们在若干年中能够开垦耕种的范围。这一切都是能够迅速繁华的因素。也许应该加上另一个因素，即人类希望改善环境，使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尽可能舒适愉快的自然欲望。

如果殖民者带来大量资本，按照上述方式建立的殖民地的产品增加更迅速、更显著。但正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殖民者一般不是来自幸运的家庭。那些拥有足够资金能在祖国获得舒适安逸的生活和幸福童年的人，很少会抛弃习惯、朋友和亲人去从事必然与危险为伍的事业，从而经历简陋环境不可避免的艰难困苦。这些情况说明新开辟的殖民地缺乏资本，同时也是殖民地高利率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资本的积累在新殖民地比在一般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迅速得多。看上去好像那些离开祖国的移民者把部分不良嗜好抛在了故乡，他们的确没有把爱炫耀的特性带到殖民地。在欧洲，爱炫耀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换回的东西却没有价值。在他们要去的国家里，除效用之外，其他任何品质都不被看重。消费以理性期望的对象为限，而理性的期望比虚荣的要求更快得到满足。城市很小且很少，移民者必然选择农民的生活。而农民的生活乃是最简朴的生活。最后，他们劳动的相应产出更多，而且只需要较少的资本。

殖民地政府的特质通常符合个人的特质。它们积极履行职责，花费节俭，小心避免争端。因此，殖民地的捐税很少，有时完全没有捐税。由于政府从民众的收入中收取得很少，有时分文不取，所以民众有很大余力增加积蓄，因此也有很大余力扩大生产性资本。尽管以很有限的资本开始，但殖民地的年产品很快就超过年消费量。于是人口和财富一齐突飞猛进，因为，资本积累越多，人类劳力便越贵。人口总是随着需求而增加，这是众所周知的原理。[2]

凭借这些论据
(data)，不难解释这些殖民地发展迅速的原因。在古代殖民地中，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和米利都、意大利的塔兰托和克罗托内、西西里的锡拉库扎和阿格里真托等地的财富和地位很快就上升到母城之上。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是我们这个时代殖民地中与古希腊殖民地最相似的一个。它的繁荣景象也许不那么惊人，但非常值得注意，而且它还在发展之中。

根据这种设计建立的殖民地毫无返乡之念，其千篇一律的做法就是为自己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母国即使保留立法的权利，这权利迟早也会因自然原因而消失，而情况势必发展到这种地步。从公平和自己实际利益出发，母国一开始就应该让其独立。

现在来探讨根据现代殖民制度建立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开辟者大部分是冒险家。他们的目的不是在一个入籍国家定居，而是快速积累一笔巨额财富，然后回到故乡去享受。[3]

这类早期冒险家的过分贪婪，最初在安的列斯群岛、墨西哥、秘鲁、巴西和东印度群岛得到充分的满足。在搜刮尽了原住民以前积累的资源之后，他们不得不改变产业方向，转而开发这些新国家的矿产，并利用价值不比矿产小的农产品。随时都有一批批新殖民者潮涌而来。他们大都希望日后重返故乡，不想留在自己开辟的土地上过优裕的生活，身后留下心满意足的子孙和清白的名字，而是携带巨额财产到别处享受。这个动机驱使他们采取一种强迫耕作制度，而以黑奴为主要的工具。

然而我要问，奴隶制度以什么方式对生产起作用呢？奴隶劳动比自由人的劳动成本低吗？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是殖民制度对财富增加的影响所引起的研究。

斯图亚特、杜尔哥和斯密都认为奴隶的劳力比自由人的劳力贵，而且生产性差。他们的论证如下：既不为自己的利益也不为自己的消费工作的人，尽可能地少做但却尽可能地多消费。他没有兴趣为保证工作的成功而进行必要的思考，也没有兴趣去掌握必要的知识以保证工作的成功。他因疲劳过度，寿命一般不长，因此主人必须支付很大费用来补充。此外，自由人得养活自己，而奴隶则由奴隶主供养。由于奴隶主不能做得像自由人那么节省，所以奴隶的劳力必定花费奴隶主更多的钱。[4]

这种观点受到下述分析的反驳：在西印度对待奴隶最人道的农场，一个黑人的费用，每年从未超过60美元。加上他最初身价的利息(因为他是终身的财产)，比如10%，平均一个黑人的身价大约是400美元。这样，如果把利息估算为40美元，那么，对奴隶主来说，一个黑人每年的费用不超过100美元。[5]
这个数目比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由人劳力的代价无疑都低很多。西印度一个普通的自由劳力一天可赚1～1.5美元或更多。取1美元25美分这个中间数，按照一年工作300天计算，一个自由劳力的工资每年要达到375美元，而不是100美元。[6]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奴隶的消费一定比自由工人的消费少。奴隶主不关心奴隶是否享受生活，只要奴隶能活着就行了。一条裤子和一件短上衣是奴隶的全部衣服。奴隶住的是一间没有任何装饰的棚屋，吃的是一种薯根，好心的主人偶尔会加一些干鱼。总的来说，由自由工人组成的人口，有必须供养的老弱妇孺。亲戚、朋友、恋爱以及人情往来，这一切都会增加消费。然而，奴隶主常常不必负担老黑奴的供养，因为老黑奴常常因为劳累很快死去。黑奴妇女和小孩也不能免除劳动，甚至黑奴两性之间的恋爱关系也要服从奴隶主贪婪的考虑。

每个人心中促使他不敢恣情满足需要和欲望的动机是什么呢？无疑是对将来生活的顾虑。人类的需要和欲望有日趋扩大的倾向——为减少消费而节约。不难想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两种对立的动机，彼此制约。哪里有奴隶主和奴隶，哪里的平衡就一定向节俭一方倾斜。需要和欲望对较弱的一方起作用，而节约的动机则对较强的一方起作用。众所周知，在圣多明戈，一个种植园6年的净产量就够偿付全部买价。而在欧洲，净产量很少超过买价的1/25 或1/30，有时还少于1/30。斯密还告诉我们，英格兰岛的农场主自己承认，糖浆的收入就足够支付一个甘蔗园的全部费用，剩下的糖全部作为净收入。斯密说得很有道理，这等于农民只要用稻草支付地租和其他费用，而可把全部谷物留下作为纯利润。现在请问，有多少产品的价值能够超过生产费用到这种程度呢？[7]

的确，这种非常过分的利润说明奴隶主劳动的报酬达到了和奴隶劳动的报酬极不相称的程度。对消费者而言没什么影响。生产阶层中的一个人从其余人的贫困中得到利益，如果由于这种疯狂而引起的不良生产制度不妨碍采用更好的劳动计划，那么，情况也不过如此而已。奴隶主和奴隶同是可鄙的人，他们的劳动同样不能臻于完善的境界。而由于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没有奴隶可供驱使的自由人的劳动，也成为可鄙的。因为，在劳动是由下等阶层人担任的情况下，劳动绝不能成为光荣的事，甚至不能为人所尊重。装模作样的高贵和悠闲懒惰证明了奴隶主高于奴隶的优越是武力强求而非自然赋予的，还证明奴隶主的才智也同样低下，因为智慧已被暴行和残忍所取代。

一些诚实敏锐的旅行家曾对我说，他们认为只要巴西和其他美洲殖民地容忍奴隶制度继续存在，那么所有的技术就根本没有进步的希望。已经禁止奴隶制的北美联邦各州，正在以最大步伐迈向民族繁荣。实行奴隶制的乔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的居民，种植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但却不知道怎样加工。在上次与英国打仗时，他们不得不花费巨资把棉花送到纽约纺成棉纱，然后又以半成品的形式运回来以供消费。[8]
这是容忍不良制度应得的惩罚。通过这种制度，一部分人被迫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劳动，被迫忍受极度的贫穷。在这种情况下，治国方针应该符合人性。[9]

有待说明的是，假如殖民地继续处于依附地位，当它摆脱母国束缚的时候，除了出身之外不再有任何殖民地特征，并且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与母国站在完全相等的地位，那么，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殖民地与母国之间贸易往来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母国保护本国土地和劳动的产品市场，通常禁止殖民从其他地方购买欧洲产品。这使它的商人能以多少高于时价的价格在殖民地出卖他们的货物。这等于牺牲殖民者来给予母国臣民利益，而殖民者同样也是母国的臣民。考虑到母国和殖民地同是一个国家的主要部分，母国和殖民地的一得一失恰恰相抵。所以，上述限制不发生什么效用，只不过必须带来加设海关或收税官员的费用，而这样就增加了国家的支出。

殖民地人民一方面向母国购买货物，另一方面又只能将本地产品卖给母国商人。所以，母国商人没有创造任何价值，通过享受独占权利和不需要竞争，以牺牲殖民者为代价，坐享额外利益。在此，就整个国家来说，一得一失也相抵；但就个人来说，却不是这样。哈佛尔或波尔多商人以这种方式获得的利益是实际利益，但却是从同一国家的一个人或多个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这些人的利益也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不错，殖民者的损失可通过别的方法得到补偿，也就是说，要么像上述那样通过悲惨的奴隶，要么像我将要说明的那样通过居住在母国的穷人来得到补偿。

这样，整个制度完全建立在强迫、限制、垄断的基础上，以致国内消费者被迫只能向本国的殖民地购买所需要的产品。其他殖民地和世界所有其他地方都不能进口殖民地的产品[10]
，否则必须以支付进口税的形式受到重罚。

国内消费者似乎至少能通过独享购买殖民地货物的权利，在殖民地的产品的价格上获得明显的利益。但其实他连这个不公平的优先权也得不到，因为，殖民地的产品一抵达欧洲，国内商人就可把它再次出口，卖给他所选择的任何地方，特别是自己没有殖民地的国家。所以，虽然国内消费者被迫承受了竞争带来的全部影响，但殖民者最终被剥夺了从购买者的竞争中得到的利益。

所有这些损失主要落在国内消费者身上。从人数上来讲，这个阶层是一切阶层中最重要的阶层。考虑到任何影响这个阶层的不良制度的危害广泛传播，考虑到这个阶层在社会机器的各个部分所分担的职责，考虑到他们对国库的贡献(而政府的权力依赖于他们的贡献)等，这个阶层值得关注。这些损失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取得殖民地产品所付的多余费用，因为这些产品本可以较低价格向别的地方购买。[11]
这部分损失是消费阶层的绝对损失，任何人都没有得到好处。另一部分损失也由消费者负担，落入西印度农场主和商人手中，成为他们的财产。这样得来的财富是真正向人民课税的产物，但由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容易使人迷惑，错误地认为是殖民地化和贸易所得的财富。18世纪发生的所有战事，以及欧洲国家认为不得不花费巨大费用在南北极设置许多民政、司法以及海军和陆军机构，全都是因为要保护这个想象中的利益。[12]

当普亚夫(Poivre)任法兰西岛总督时，这个殖民地距成立还不到五十年。但他估计，法国在这一地方花费了不少于1 200万美元，成为法国政府经常性支出的一大项目，但没给法国赚回任何收入。[13]
的确，用于保卫这个殖民地的费用还有保卫我们在东印度其他领土的目的。但当我们发现这些领土对政府以及对新旧两个公司的股东同样都是更大浪费时，我们无法否认，从耗费这么巨大费用来守护毛里求斯所得的好处，只不过是给我们在孟加拉和科罗曼德尔海岸进一步浪费创造了机会而已。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我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那些在战略上不重要的领地。如果说我们之所以不惜重大牺牲保有这些驻扎地，目的不在于利润，而在于扩张和维护母国的权力，那么人们可能会问，既然这个权力的目的只是保护那些已经证明其本身就是一项亏损事业的殖民地，为什么承担如此重大损失来保持这个权力呢？[14]

英国失去北美殖民地反得到很大好处，没有人企图否认这一事实。[15]
但英国耗用令人难以相信的3.35亿美元企图保留它，这实在是荒谬的政策错误。因为英国本可享受到同一利益，既解放它的殖民地而不费一文钱，不流一滴血，又在欧洲与后世博得慷慨的美名。[16]

在第一次美国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乔治三世(George　Ⅲ)的大臣在腐败的国会和国家的傲慢怂恿之下所犯的大错，被拿破仑在企图征服圣多明戈造反的黑人时效仿。如果不是由于圣多明戈距离遥远且地处海上，这个企图的结果可能像西班牙战争一样悲惨。可是，这个岛屿的独立也可能给法国带来类似于美洲的独立给英国带来的商业利益。现在是停止为丧失那些所谓国家繁荣根源的殖民地而叹息的时候了。因为，首先，法国现在比拥有殖民地的时候更加繁荣，其人口的增加即为证据。革命前，法国的收入只够维持2 500万人口，而现在(1831年)[17]
却能维持3 000万人口。其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教导我们，殖民地的丧失绝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与殖民地的贸易。法国以前用什么来购买殖民地产品呢？无疑用其本国的产品。尽管法国现在有时向中立国甚至向敌对国家购买，然而，不是仍然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购买吗？

我承认，由于法国统治者的无知和愚昧，法国暂时要为这些产品支付比需要的贵得多的价格。但既然它现在支付自然价格购买这些产品(当然不计进口税)，而且还像从前那样用本国的产品来购买，那么它在哪方面受到损失呢？政治动乱使有些贸易改变了方向。现在不再从南特和波尔多进口食糖和咖啡，结果使那些城市遭受了损失，但法国食糖和咖啡的消费量并没有减少。所以，没从南特和波尔多进口的部分一定从别的地方进口。法国必须按照从前的方法来使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产品来购买，因为一个国家要是不采取抢劫和海上掠夺的手段，就只能使用这些方法购买别的国家的产品。的确，假设没有陈腐的偏见和不正确的看法不断对抗着人类事物的自然趋势，法国就能从替代原来自己殖民地贸易的贸易中获得很大利益。

也许有人辩论说，殖民地提供了那些不能从别的地方得到的货物，因此，没拥有这些得天独厚条件的地区一部分的国家将完全受到捷足先登的国家的支配。后者由于独享购买殖民地产品的权利，能向不如此幸运的国家任意索取价格。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被我们错误地称为殖民地的产品在适合生长这些物产的热带地区到处都有。摩鹿加群岛的香料在卡宴早就有生产，现在在许多其他地方都有生产。荷兰人垄断香料无人能比，他们单独占有生产香料的唯一岛屿，不许任何人接近。欧洲人因此缺少香料而不得不支付高价购买吗？对于从未经历200年的战争，从未打过十几场海战，未曾为了少付两三个苏购买一磅胡椒和丁香而牺牲几百万美元和几十万同胞生命，我们有理由感到遗憾吗？值得注意的是，香料这个事例最适合殖民地制度了。简直不能想象食糖贸易的垄断能够做到像荷兰人垄断香料贸易那么彻底，因为大部分亚洲、非洲和美洲地区都大量生产食糖。然而，就是这个香料贸易也已经被人从贪得无厌的荷兰人手中夺走了，而且几乎不费一枪一弹。

由于实行了殖民制度，古代人到处结交朋友。而现代人想把人沦为隶属，因此到处树立仇敌。代表母国的总督对于殖民地人民的幸福和财富漠不关心。他们不想跟殖民地人民一起生活，不想在殖民地人民中隐居养老，也不想当好官以博得殖民地人民的欢心。他们知道母国对他们的关心依靠他们给母国带来的财富，而不是看他们当官的言行举止。这些再加上母国不能不授予远距离领土的管理者自由行事的权力，这样就使他们具备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政府应有的所有要素。

很令人担心，像其他人一样，手握大权的人往往趋于极端，知识增长太慢，而且每走一步都会受到来自市政、军事、财政和商业领域的无数臣属的不停包围。这些人受利益动机的驱使常常歪曲事实，使非常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难解。这些情况使人合理地希望加速一个制度的崩溃：这个制度在最近三四百年中很可能惊人地剥夺了世界五大洲的利益[18]
，而这些利益是人类本来可以从16世纪以来鼓励人类劳动的快速进步与发现中得到的利益。只有智慧的默默发展和人类对事物的不可抵抗的自然趋势，才能推翻这个制度。

[1]
这两种制度的区别只是想象上的区别，而不是实际上的区别。大多数欧洲国家在西半球的早期殖民地，都是以绝对的移民为目的而开拓的。多明戈的法国人、巴巴多斯的英国人、几乎在所有地方的西班牙人，都是想在那里定居而没有回家的念头。输入黑人奴隶是事后的想法。奴隶制度在古代是全世界确定的制度。殖民地或拘捕土人为奴隶，或到能够购买奴隶时从外国输入奴隶。——英译者注

[2]
参见本书下文，在“人口”标题下的各段，第二篇，第11章。

[3]
北美洲和某些其他地方存在着许多例外的情况。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世界的殖民地的性质不太明显。有的殖民打算日后重返故乡，有的则打算在那里成家立业。但自解放斗争开始以后，他们的整个计划都被打乱了。

[4]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卷，第607章；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23节；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8章，第三篇第2章。

[5]
这个计算不含供给黑人的住所、使用的工具和器具，以及奴隶主供给他们的衣服。此外，作者似乎也没有考虑到自由黑人的劳动所能提供的增加值。如果使用欧洲自由工人可行的话，那么这种工人的劳动无疑要贵得多。利息也计算得过低。奴隶主还得抚养老黑奴和黑奴的婴儿。——英译者注

[6]
值得注意的是，工资高很多的自由工人所从事的职业，一般虽较为不吃力但却需要较高智力和熟练的技术。裁缝和钟表匠一般都是自由人。而且，奴隶制度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增高自由农业劳力的价格，因为这种制度把一切竞争者全部逐出了市场。

[7]
这种不同情况对所有者与不同生产因素的相对地位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问题只在于资本利息高低的不同。在西印度，资本产生的收入和租金或土地利润的比例，与欧洲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西印度土地即生产的源泉。由于气候不佳、土地保有权不稳固以及土地多等，价格非常便宜。——英译者注

[8]
印度工人全是自由人，人数之多数不胜数，然而情况也如此。棉花势必流向有机器的地方。机器力量已经发展到如此巨大的程度，就是在人的劳动最便宜的地方，也不能与机器抗衡。因此，上述情况并不是几个容忍奴隶制度存在的州的结果。——英译者注

[9]
因此，作者得出这个正确结论。但他的论证既不合逻辑又不能令人满意。的确，他草草了结了这个问题的讨论，这样做和它的重要性很不相称。人们从事劳动出于两种动机。第一是图享受，第二是怕责罚。奴隶的劳动主要是受后一动机所驱使。自由人的劳动主要是受前一动机所驱使。在分析实际生产时，这两种动机都不应该只这样地草草一提，而应该在说明生产的源泉后立即详细地说明它们。这两种动机同是刺激，具有推动生产的作用。尽管有作者和其他人所做的成就，这门科学的结构有待改进的还很多。——英译者注

[10]
或者赤道的，这个词用来表示赤道地区普通的产品。

[11]
普亚夫这位诚实可靠的著作家告诉我们，在交趾支那，质量最好的白糖每公担价格约为3美元，相当于每磅2美分多一点。这种白糖按照这个价格运到中国的数量每年在8 000万磅以上。如果外加300%作为营业费用和利润(这是最大估计)，在自由贸易下，交趾支那的最好的白糖能够以每磅8～9美分的价格在法国出售。

英国人已经从亚细亚得到大量的白糖和靛蓝，价格比西印度的还便宜。毫无疑问，如果欧洲人在非洲北海岸一带开拓独立的殖民地，赤道产品的生产一定会在那里发展很快，而以很便宜的价格大量供给欧洲。

[12]
亚瑟·扬在1789年估计，法国由于占领圣多明戈所支付的费用每年达900万美元。他很详细地证明：只需用花在殖民地的25年的费用来发展任何一个法国省份，该省份便可不损害任何人而每年增加2 400万美元的收入，包括实际产品在内(亚瑟·扬：《法国之旅》)。

[13]
《普亚夫文集》，第209页。在这个估计中，他没考虑到法国本身的陆海军经费的一部分应该列入殖民地费用项下。

[14]
参见《富兰克林全集》，第七卷，第50页，关于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的意见，他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在瓦伦西亚勋爵(Lord Valentia)的《游记》(Travels)中可看到，1802年英国在好望角花的费用，超出该殖民地本身收入100万～120万美元。

[15]
“布里斯托尔是与北美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它的主要商人和居民联名向英国国会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认为承认美洲独立必然使他们的城市沦为废墟。他们还说，他们的港口将由于船只绝迹，不值得再花钱维护。但尽管他们抗议，英国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同意他们所害怕的美洲独立。这个事件发生后不到十年，这些名流又上书国会，请求准许他们扩大并加深该港口。该港口不但没有像他们原来想象的那样船只绝迹，而是无法容纳由于与独立的美国通商而来往不绝的船只。”〔《利维斯书信集》(De Levis，Lettres Chinoises)〕

[16]
这些观点不完全适用于英国的东方和西方属地，因为在东方，英国统治着3 200万以上的人口，能够完全支配对他们所征的税收。因此，与其说英国是处于殖民者的地位，不如说是处于征服者的地位。但英国从占有这些属地所得到的纯利润，没有一般所想象的那么大，因为从收入项下必须支付管理和防御费用。科康(Colquhoun)在他的《英帝国的财富、威力和资源》(Treatise on the Wealth，Power，and Resources of the British Empire)中说，这个有统治权的公司的收入为18 051 478镑，总支出为16 984 271镑，盈余1 067 207镑。

如果印度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大不列颠与印度进行的贸易很可能会增加很多，以致能为大不列颠提供超过上述剩余的增加收入。至于个人所能增加的收入，更不必说了。

[17]
虽然法国的人口对劳动是个阻碍，有时遭到长期战争的减员，但自从大革命开始已经增加了。根据国民大会1791年的统计，法国人口有26 363 074人； 1831年达到32 560 000人。年增加大约20万人。——美国编者注

[18]
现在的地理学家一般认为新荷兰大陆连同它周围的岛屿是地球的特殊部分。他们称其为澳大利亚或澳大西亚，因为它完全位于南半球。

第20章　外来暂时移民和永久移民对国民财产的影响

当一个旅行者来到法国，并在法国花费2 000美元时，不能认为这笔钱全部都是法国的纯利润。旅行者用这笔钱交换他消费的价值，这个行为的结果与他仍然身居外国，只汇钱来法国购买所需要的东西而不亲自到法国来消费这些东西是一样的。这个结果也和国际贸易的结果正好相似。国际贸易获得的利润不是收到的全部或主要价值，而只相当于价值的百分之几。百分比的大小，根据情况而定。

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不是这样。由于坚信金属货币是唯一财富的原则，人们设想，如果一个外国人带了2 000美元在他们中花费，这笔钱全部都将成为国家的纯利润。好像裁缝给他提供衣服、珠宝商给他提供小装饰品、粮商给他提供食物等，都没有付给他价值以交换他的钱，而所有向他索取的价格全部都是利润一样。其实，国家所得的全部利润只不过是与他交易中所赚到的利润和卖给他东西赚到的利润而已。绝不可小视这个利润，因为交易的每一次扩充都是相应的利益。[1]
但应当了解清楚这利益是多少，这样才不至于上当，不至于支付过高的代价购买这个利益。一个专门撰写贸易主题的知名作家告诉我们，戏剧演出越铺张越频繁越好，因为这种演出是一种交易，法国从中得到了全部收入却不付分文。这个观点与事实完全背道而驰，因为法国要支付演出的全部费用，即法国损失了这些费用。这种费用除了提供无益的娱乐外，不生产任何其他东西，没留下任何价值来补偿所消耗的价值。作为提供娱乐的手段，这种演艺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情；但作为要计算盈亏的生意则显得非常可笑。要是一个零售商在店铺里举行盛大舞会，雇用演员和招待来宾茶点，从商人的利润角度出发，我们要对他的做法作何感想呢？此外，无论是华丽的宴会还是演出，能否真的吸引很多外国来宾，还是很令人怀疑的。通过商业来往、各种珍稀古玩、别的地方见不到的艺术杰作、宜人的气候、治疗疾病的矿泉，特别是通过邀请参观值得纪念的事件的发生地点或学习被广泛接受的语言等，这样的方法对外国人更有吸引力。我很倾向于相信，仅用满足人们虚荣心的娱乐绝不能吸引很多远地的观众。人们可能愿意跑几里格
(league)的路参加舞会或欣赏有趣的游艺会，但很少有人会不远千里前往参加。在和平时期云集巴黎的德国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不可能是专为观看法国歌剧而来的，巴黎幸好还有很多更值得参观以满足好奇心的东西。斗牛被认为是西班牙最稀奇、最有趣的娱乐，但我不能设想会有很多法国人专为观看斗牛而跑去遥远的马德里。已经因其他事务来到法国的外国人，的确经常是上述演出的观众，但他们绝不是单纯以此为目的而来法国的。[2]

路易十四炫耀的游艺会有更大的危害倾向。出钱为这些游艺会提供花费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法国各省的游客。他们在巴黎一个星期的花费足够他们在家乡全家人一年的花费。因此，法国受到两方面的损失。首先是国王所消耗的取之于普通民众的钱财；其次是个人花费的一切。消费的总额都被浪费掉，只有巴黎的一些商人可能从中赚到钱。他们如果把资本和劳动用在更有用的方面，也一样可以赚钱。

携带财产到一个国家居住的外国人，是这个国家实实在在的收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增加了两种财富的来源，即劳动和资本。这种增加物的价值与增加相应数量领土的价值一样大。要是外国移民把个人美德带到接受他的地方，那么，得到的精神价值更不必说了。编写布伦登堡(Brandenburgh)皇族历史的历史学家说，“在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开始摄政的时候，这个国家不能生产帽子、袜子、斜纹布和毛织品。所有这些商品都来自法国。从法国来的移民把生产大面幅厚黑呢、粗呢、质地较松的呢绒、无边帽子、袜子、獭皮帽、毡帽以及染色技术传入我国。有些法国流亡者开设店铺，把他们勤勉的同胞的产品拿出来零售。柏林不久就有了可引以为豪的金匠、珠宝商、钟表匠、雕刻师等。在低地居住的移民传入烟草、水果、蔬菜的种植。通过他们的努力，近郊的沙质土地不久就变成了首都的菜园。”

能劳动、有资本和乡土情感的这种移民，对被离开的国家来说是纯粹和完全的损失，而对给予他们安身之所的国家是纯粹的利益。瑞典女皇克里斯蒂娜(Christina)在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时说得很有道理，路易十四用自己的右手砍掉了自己的左手。

这种灾难也不可能用高压法律手段来防止。除非把公民完全幽禁起来，否则没有办法强行使他留居国内。如果他想把动产运出国外，制止他尤其困难。因为，且不谈走私的渠道(其实走私也不能完全禁止)，他可把动产变为货物，自己或托人寄交外国代理人代售。货物出口不在禁止之列，而且往往是受鼓励的。货物出口是价值的真正外流。但政府哪能每次都调查它的目的是否是要换回相应的价值呢？[3]

挽留人或吸引人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给人公平和仁慈的待遇，保护每个人能享有他认为最珍贵的权利。充分保障他安排自己的人身和财产的自由、保持或迁移其住所的自由、言论自由、阅读自由和写作自由。

这样研究了生产手段并指出使生产手段的效果时大时小的各种客观情况之后，如果企图对组成人类财富的各种财产进行全面的研究，不但将使本书不能完成，而且和本书的主题没有关系。这种研究工作可提供写成许多特殊论文的材料。可是，在这些产品中有一个，其用处和性质还不为人们完全了解，但了解它可大大有助于说明讨论中的问题。因此，我决定在结束本书这一部分之前，对这项产品作单独研究。这个产品就是货币。作为主要交易手段和转移手段，货币在生产中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一个陌生国家总占外国旅行者的便宜。它和他所做的交易可以认为一定是合算的。外国旅行者不熟悉当地方言和物价，以及常常带有虚荣气派，往往使他大多数的时候支付高于时价的价格购买所消费的东西。此外，他花钱参观的公共名胜和表演的费用，已经由那个国家支付，这些费用并不因为他的参观而增多。但这些利益虽然是真正和绝对的利益，却很有限，不可估计过高。

[2]
这个问题对英国来说已成为国家利害攸关的问题。英国资本家和地主大批云集法国和意大利的一部分地方，他们在那里挥霍巨额来自英国制造品运销外国而没有运回相应价值的收入。这样，他们的祖国在这个范围内只处于生产者的地位而不处于消费者的地位——只出力而没有享受。这种情况虽无损于它的生产力，但对它的人民的舒适、快乐和满足非常不利。因为，很少有娱乐是如此个人或自私的，以致别人在当时和当地不能沾到一点儿光。此外，有产者对社会总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在大不列颠。许多社会服务都是免费的，上流社会既受到英格兰的诱惑，又受到大陆的诱惑，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这些人大批外流。虽然使用命令式措施阻止这种外流也许不明智，但至少不应该通过财政制度鼓励这种外流。英国内阁一直执迷不悟地厉行这种时政制度，几乎全部租税都是直接课自消费。永久性生产资料和这些生产资料给游手好闲的所有者产生的租金则完全免税。因此，生产资料所有者势必前往消费税最轻的地方去花钱，换句话说，前往英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去花钱。他的财产受到无代价的保护，支付保护这些财产费用的是生产阶级。这样，这些生产阶级不但要支付保护自己财产的费用，还要支付保护别人财产的费用。可是，他们却不能效仿他们的不生产的国人的做法，到别的国家逃避本国的租税。什么制度都不如这个更不公道和更使人沮丧。它的危害性已日益显著，并且有导致国家资源锐减的危险，但政府自己既看不出这个危险，又不听别人的警告。的确，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利益在于永久保持这种豁免，因为他们自己也接受它的利益。——英译者注

[3]
1790年，法国新政府用纸币发给撤销的机构的人员做遣散费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把这些“指券
”纸币换为现金或其他有同等价值的货物，或自己带往外国，或寄往外国。法国因此所受的损失差不多相当于用现金发放遣散费，因为那时纸币还未十分贬值。即使一个人本身仍住在国内，如果他执意要把财产转移到外国，也无法禁止他。

第21章　货币的性质与用途

第1节　一般性叙述

在一个哪怕是刚刚步入文明进步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单独的社会成员都不可能独自生产出满足自己全部需求的生活产品，而且仅凭个人的努力，也几乎不可能制造出一件完整的产品。但是，即使他独自生产出一件完整的产品，他的全部生活需求也不可能仅仅限于这个产品。他的生存需求五花八门，因此必须要把他生产的超过他个人需求的那部分多余产品，拿出来与别人交换成自己需求的其他东西，以获得可供自己消费的所有东西。顺便说一下，各行各业的个体生产者只留用很少一部分自己制造或生产的产品，如园丁只保留少量自己种植的蔬菜，面包师仅留下很少一部分自己烤制的面包，鞋匠只留很少数量自己制作的鞋，等等。所以，在所有社会中，生产出的绝大部分产品，几乎都是社会产品，都必须通过交易这一媒介达成最终消费。

有人错误地推断说，交换和转移是财富产生的基础和源泉，尤其是商业的基础和本源。产品的交换和转移，其实只不过是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次要和附属的过程而已。我的理论根据是，如果每个家庭都自产自己消费的东西，正如我们看到在美国一些边陲居住区有时实行的那样，社会仍在继续运转，尽管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产品交换或转移。在这里我提出了个人意见，目的全在于指出正确的原则，没有丝毫想贬低产品交换和转移对于促进生产的重要性。现在我从以下观点展开讨论，就是说，在社会文化发达的阶段，离不开产品交换和转移。

一旦承认了产品交换的必要性之后，就有必要停下来考虑一下有关组成社会的成员必定会遇到的许多混乱局面和面临的困难。大部分社会成员只不过是一种或最多两三种产品的生产者，但在他们中间连最贫穷的群体也必定是许多种类产品的消费者。假如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生产的特定产品用来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假如整个交换过程都必须采取物物交换的方式，那么接下来必将引发巨大的混乱。饥饿的刀匠必须把打制好的刀具找面包师交换面包，但后者也许已经拥有了很多刀具而迫切需要的是添置衣服。面包师想用面包与裁缝置换衣服，但裁缝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屠户家的肉类，等等。

为了摆脱这些令人尴尬的困境，刀匠在发觉他无法劝说面包师接受他所不需要的刀具以后，必将竭尽全力去取得面包师随时能够用来交换他自己所需的物品。倘若社会有一种物品，不但本身具有内在的效用，而且随时都可得到任何人愿意接受交换的必要的消费品，以及因易于分割而成为所有成员需求的对象，那么这物品就是刀匠愿以他的刀具换取的东西了。因为刀匠根据经验懂得，一旦他拥有这种物品，就能毫无困难地通过第二次交换获得面包或任何其他产品。

货币就是这种理想的物品。

以本国货币形式存在的价值，等同于任何其他形式存在的等价产品。货币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是因为具有以下两种特质：

第一，作为交易媒介，具有协助有需求交换产品或需要购买产品人的特质。换句话说，它具有社会中所有成员取得所向往的东西的特质。由于人们普遍相信货币是一种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东西，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拥有了货币，通过一次交换行为就能直接获得需要的东西，不管这东西是什么。至于拥有任何其他物品的人，绝不能确保手中的物品一定能为拥有他所向往产品的人接受。

第二，货币具有可准确地分割为恰恰与人们打算购买的产品的价值量大小等值的特质。这个特质使货币能受到所有购买东西人的青睐。换句话说，深受所有社会成员的青睐。正是由于这个特质，人们想把自己所拥有的多余产品交换成货币，而这些产品通常能让他们用这种形式的价值购得相当于自己所需要的价值，并能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候，购得任何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以代替他们起初卖出去的东西。

文明的发展程度达到高点时，社会成员中个人生活需要的产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又各不相同。当生产过程的分工极其精细的时候，产品交换不仅显得更加迫切、发生得更加频繁，而且交换过程也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形态。生产者各自消费自己的产品以及传统的物物交换的办法，已经变得更为不切实际。例如，如果一个人仅制造刀柄，而不是制作整个刀具，那么在刀具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城市，他便不再生产任何他可使用的东西，而没有刀身的刀柄能做什么用呢？这个人无法消费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哪怕仅仅是微小的一部分，因为他根本用不着，因此他必须把自己生产出的全部产品用来交换自己生活所需的消费品。然而，除了从事刀具生产最后一道加工工序的刀匠外，他的产品对任何人都不适用。但是，刀匠自己拿不出面包和肉与他交换刀柄，因为刀匠自己也不生产这些东西。因此，他必须使用一种由于社会习惯而使大家都能够用来交换大多数其他东西的物品，才能换回自己所需的生活必需品。

可以说，国家的文明程度越高，社会分工越精细，使用货币交换产品就越显得必要和紧迫。[1]
纵观历史，完全不知道使用任何特殊物品充当货币国家的例子比比皆是。据说，在发现墨西哥大陆的时代，墨西哥人完全不知道货币是怎么一回事。而当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时，当地居民才刚刚开始使用可可粒
(grains of cacao)作为货币从事小额的、少量的交易。[2]

在前面我曾经提到过，选择并确定某一种物品，同时排除其他物品充当货币的是习惯而不是政府的权力。因为政府虽然可以铸造出称作克朗的银币，但政府是不能强迫人民用货物换取这种银币的，至少这是财产权受到尊重的地方的实际情况。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克朗银币用来交换货物，也不仅仅是因为币面铭刻的印记。货币的流通和其他货物的流通相同，人们有自由以一种货物交换其他实物，或换金条，或换银币。一个人所以宁愿要银币而不要其他物品，完全是因为他从过去的经验晓得，拥有他所需购买产品的人，对银币的喜欢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物品。克朗银币之所以成为通用的货币，就是凭借这种社会群体的自发选择，没有其他任何根据。倘若人们有一点根据可以设想其他种类的物品，比方说小麦更容易换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他们将不把物品换成克朗，而是要换取小麦，这时的小麦就具有货币的一切职能。事实上，当指定的货币或政府所发行的货币信用扫地或失去人民的信任时，就曾发生过这种情况。

因此，指定单独使用某种物品作为货币的是习惯而不是政府颁布的强制性法令，不管这物品是克朗或是其他东西。[3]

由于每一个单个产品与货币相交换，比与任何其他产品相交换更频繁，所以针对这类交易就产生了特殊的名称。如以接受货币作为交换目的的称为“出售
”(selling)，而以付出货币作为交换目的的称为“购买
”(buying)。

人类就是这样开始使用货币的。这些观点绝不是单凭臆测做出的。所有涉及货币问题的理论、法律和章程，都必须以这些观点为基础，建立在任何其他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既达不到完美的程度，也不会牢不可破，而且必定是无法达到建立理论的程度。

为了尽可能明晰地阐述货币的主要职能，以及货币常常遇到的重大意外事故，我将分节逐步展开讨论这些问题，让那些阅读本书的读者，能够不费周折地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够对货币的全部活动以及因人类的愚蠢或不幸而偶然引发的后果，做出自己正确的分析。

第2节　货币的材质

按照第1节的理论，如果货币仅仅是人们持有的一种有价值的东西，以及人们用来换取自己所想要的产品的交换媒介，那么，选择什么东西作为货币的材料就是无关紧要的了。人们需要货币不是作为食物享用，也不是当作家具使用，更不是作为衣物蔽体。人们需要货币是以再出售为目的，就是说，在得到货币作为某东西的交换品之后，再用它交换其他具有效用并自身需求的东西。因此，货币不是消费品。在辗转易手的交易过程中，货币不会发生显著的耗损。货币的材质无论是金、银、皮革还是纸，都不妨碍它能令人满意地执行自己的职能。

然而，货币能够执行它所承担的职能，就必须具有内在的和确实的价值。因为谁都不愿意舍弃有价值的东西以交换价值较小甚至是毫无价值的东西。

增加货币的效能，还必须具备一些相对次要的条件。某种材质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适合作为货币，而且也不能普遍、永久地独立执行货币的职责。

荷马(Homer)告诉我们，狄俄墨得(Diomede)的盔甲值九头牛。一个只打算花这一数目一半价值来武装自己的战士，面对如何分割四头半牛的价值时一定茫然无措。因此，用作货币的物品，必须易于不损耗地按照预想的不同东西进行分割，并能通过这样的分割，分割出准确无误的价值，与人们所需要的等价东西相交换。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都知道在阿比西尼亚，当地居民以食盐作为货币。如果法国也用食盐作为货币，那么某个居民如果打算交换供他家人一周食用的食物时，就必须携带一座山似的一大堆盐到市场。因此，充当货币的物品，必须不能显得体积那么庞大，以确保每次交易时无须转移大量的该物品。

据说纽芬兰的居民以鳕鱼为货币。斯密曾提到过，在苏格兰某一乡村甚至用铁钉作为货币。[4]
这种性质的货物，除其他不适用的地方外，自身还存在很大的缺陷，即人们只要增加它的供应量，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增加它的供给量，这样导致它的相对价值可能横遭突变。谁会愿意持有把东西交换后可能过一会儿就跌了一半或四分之三价值的物品呢？所以，充当货币的物品，必须难以获得，这样才能保证接受它的人不致因它的价值突然贬值而无辜遭受损失。

在马尔代夫群岛、印度与非洲一些地区，当地土著人使用玛瑙贝？
(cowries)的贝壳作为货币。这种物品除某些野蛮部落用作装饰品外，自身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要与世界诸多国家开展商贸往来，这种类型的货币是不行的。使用范围如此狭窄的交易媒介，一定会在交易中呈现出种种无法排除的缺点。人们最愿意接受的作为交换品的物品，自然也是其他地区的居民普遍最愿意接受的物品。

因此，世界上商贸发达、交易频繁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金属来执行货币的职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社会一旦对外宣布它选择的货币材质，其他社会就有充足的理由步其后尘。

在金属因技术原因无法大量生产而显得相当珍稀的时代，人们曾满足于使用一些金属作为货币。例如，斯巴达的法币是铁，罗马人的早期通货是铜。到了这些金属开采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们便也具备了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产品价值贬值的缺点。[5]
贵金属即金银已经被普遍作为货币很长时间，金银特别适合充当货币。使用金银作为货币的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既可根据需要分割为极小的部分，又可再熔合在一起而不至于在重量或价值上发生显著的损耗，所以在分割为相当于人们所购买的东西的价值的重量时，极为方便。

第二，全世界所生产的金银质量相同。1格令纯金与另外1格令纯金完全同质，无论它是来自欧洲金矿、美洲金矿还是非洲金矿。无论时间、气候环境、空气的湿度都无法改变它的品质。因此，任何特定部分的相对重量，可以马上确定它对于任何其他部分的相对数量和价值。2格令的金，相当于1格令的金的2倍，不多不少。

第三，金银，尤其是掺杂了其他金属的金银非常结实，能抵抗极剧烈的摩擦，因此非常适合快速流转的用途。但就这一点来说，金银比许多种类的宝石略有逊色。

第四，金银因珍稀而价值昂贵，以致与一般物品价值相等的金银重量，可能体积只小到一点点。另外，金银也没有充裕到或便宜到那样的程度，以致价值很大的金银重量，就有沉甸甸的重量。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后金银在高价值方面可能变得美中不足，尤其是勘探到蕴藏量丰富的新矿藏以后，那时，人类或使用白银或使用现今还不知道的新金属充当货币。

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金银能打上印记，证明每块的重量和成色。

尽管作为货币的金银，一般都掺杂合金(一般是铜)，但其所掺杂的低价值金属，常常作为无价值看待。不是因为合金本身没有价值，而是因为在相对比较纯质的金属中提取所含合金，其费用要比提取出来的合金本身的价值还大。因此，掺杂合金的金币或银币，总是依照其所含的金银的分量来估算价值。[6]

第3节　一种物品充当货币所得到的附加值

根据以上几节论述的内容来看，货币之所以能够通用，不是出自政府的权力，而是由于货币自身具有特殊的内在价值。然而，人们之所以需要持有货币而不需要其他有同一价值的货物作为交换品的原因，完全是出于货币具有货币所特有的职能，以及在充当货币时它得到的特殊利益，就是说，人们使用它、需要它。社会中所有的居民，从社会底层穷极潦倒的贩夫走卒，到富可敌国的商贾大亨，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与他人交换物品，不需要购买商品，不需要消费货币。换句话说，社会中的所有居民都必须获得充当交易媒介的物品，也就是所有的人公认为最适于充当交易媒介且事实上最常用作交易媒介的物品。拥有其他物品比如说拥有珠宝的人，他在用珠宝与他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时，倘若找不到珠宝消费者，就无法通过交换获得自己所需的必用物品或奢侈品，而且即使找到交换者，也不能确保该珠宝消费者一定能用他所需要的东西作为交换；反之，持有货币的人可以确信，无论向什么人购买什么东西，后者必定愿意接受货币，因为他自己迟早也要以购买者的资格出现在市场上。[7]
持有货币的人，只需通过一次称为购买的交换行为，便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至于持有其他货物的人，要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至少需要做两次交换，即销售自产的物品与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这就是货币作为货币所得到的利益的大致情况。社会中所有的人都知道，人们之所以喜欢货币的程度远远超出其他东西，就是因为货币实际上是被用作货币来使用的。

在此必须指出，选用某一物品作为货币后，最终结果必然是提高这个物品的内在价值。当这个物品有一个全新的用途后，自然更为人所需要。把既定数量中的该物品的一半或四分之一用于新的用途，必使它成为更难得、更昂贵的物品。[8]

如果现有的金银，除制造餐具和装饰品外，没有其他用途，那么现在存量的金银将变得非常丰富，毫无疑问，其价值要比现在便宜得多。换句话说，无论什么时候以金银交换其他货物，必须按照交换价值大小的比例，或付出更多的分量，或收入更多的分量。但大部分的金银，现在都被指定用作货币，而且由于成为货币专用材料，因此用来制作餐具和装饰品的剩余金银，在数量上就会变得更少。一旦市场上出现这种短缺的情况，必然使金银的价值一路攀升。另外，假如从未使用金银制造餐具和装饰品，那么，可用来作为货币的金银数量必然较多，于是货币将相对比较便宜。就是说，金银因成为货币的材料后，用来制作或生产产品的金银存量必然变得更少、更珍贵。同样，用金银作为货币，其结果必使工业上可使用的金银变得更稀少、更昂贵。[9]

因此，金银因用作货币而昂贵至不能普遍用来制作餐具和装饰品，结果是用金银制作这些东西时，显得不合时宜。这种奢侈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笨拙、不灵巧的金制餐具已经不盛行了。尤其是在商业活跃和财富迅速增加的国家里，对充当货币的黄金需求量更是呈几何级数增加。这时，富裕的家庭也只能满足于镀金的餐具，即外面包裹一层薄金的餐具。只有较小的手工制成品其价值远高于金的价值时才完全使用黄金制品。在英国，制作轻型餐具，富足人家常常满足于镀银的东西。陈列分量较重的金制餐具用以炫富，只是浪费巨额的资本利息而已。

一般来说，金银价值的大幅提高，往往带来各种不利，因为它使许多生活舒适品和便利品如银匙、银盘等，成为大多数家庭无力购买的高档商品。然而，从货币的角度看，金银价值的增加并没有产生不利的地方；反之，每次迁移住所或买卖东西，只要转移较轻的东西就行了。

无论什么物品，只要它在世界上某一个地区被选择充当货币以后，它的价值在世界上所有的其他地区势必一起涨跌。毫无疑问，如果亚洲停止使用白银作为货币，那么欧洲银价必然受到巨大影响，我们将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交换所有的其他物品，因为白银在欧洲的用途之一，就是输出到亚洲去。

使用金银充当货币，绝不能使金银的价值趋于稳定。像其他货物那样，金银的价值也会发生地区性和暂时性的波动。花费半盎司白银在中国买到的日用品和娱乐品，在欧洲要值一盎司白银；而一盎司白银，在法国购买到的东西比在美洲购买到的多得多。白银在中国比在法国贵重，而在法国比在美洲贵重。

因此，货币或像某些人称之为的现金，其价值像其他货物一样，受到决定一切货物价值规律的约束。换句话说，视它的供给量和需求量的比较情况而增减。有时候，货币的需求是如此的强烈，以致用作货币的纸能具有和一定黄金相同的价值，大不列颠的货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不列颠发行纸币的价值，是从它担保兑付现金而来的，虽然它含有这种担保的意思。自1797年停止兑现以来，英格兰银行仍一直保持着这种保证，但始终没有设法履行，许多人早就认定它无法履行。[10]
黄金只能一点点地弄到手，而且要付贴水，即要付较大金额的纸币以换取较小金额的黄金。纸币虽然跌价，但它的价值仍比同等材质制成的薄薄的纸张的价值大得多。这个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以下的情况中来的，即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社会和工业，迫切需要交易媒介。在目前情况下的英国，为完成国内的交易，需要相当于1 284 000英镑黄金价值的交易媒介，或相当于12亿磅白糖价值的交易媒介，或相当于6 000万金镑的纸质的交易媒介(英格兰银行纸币3 000万镑，地方银行纸币3 000万镑)。[11]
这就是为什么面值6 000万镑的纸，尽管没有内在价值，却由于交易媒介的需要，被看作是相当于1 284 000英镑黄金或12亿磅白糖的价值使用。

关于纸币具有特殊内在价值的证明是，当纸币的信用和现在一样，在它的数量或名义金额增加的时候，它的价值就按增加的比例而下降，这一点与任何其他货物一样。由于一切其他货物都按照纸币跌价的比例而上涨，所以纸币的总价值绝不能超出1 284 000英镑黄金或12亿磅白糖的价值。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完成英国国内一切价值的流转并不需要更多的价值。政府只在名义上有权力增加国内货币的总数量。但货币总数增加，各部分的价值便减少；而总数减少，则各部分的价值便增加。[12]

由于一个国家的货币无论是用什么材质制造的，这些材料也必定具有由于充当货币而产生的特殊的内在价值。因此可以说，货币也是国民财富的一种，和食糖、靛蓝、小麦以及一个国家可能拥有的所有其他货物一样。[13]
和其他货物的相似之处是，货币也会出现价格的变动，也会在流通过程中被消耗掉，尽管不像大多数其他货物消耗得那么快。因此，接受加尼埃[14]
的观点是不对的。他把以下定为原理：“只要白银是处于货币的形态，严格地说，它就不是实际财富的一个项目，因为它既不能立即获取实际需要，也不能让持有者得到快乐。”然而，在现实中，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物品的价值，在它们现有的形态下也无法满足拥有者的实际需要并使他们从中得到快乐。一个商人可能在仓库里堆满了靛蓝。在这个形态下，这些货物没有丝毫用处，既不能拿来作为食物，又不能用作衣服蔽体。尽管如此，靛蓝仍然是一种财富，可随意通过交易成为适于持有者直接使用的另一种价值。因此，处于克朗形态的白银，与收藏在箱子里的靛蓝一样，同是财富的一种。此外，在文明社会，货币的效用难道不是人们渴求持有的一种对象吗？

事实是，这位著作家在其他场合却承认，“在私人银柜里储藏的银币，是真正的财富，是他的财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笔财富，可供他直接用来享乐。但这同一的私人银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只不过是商品的交易媒介，与它帮助流转的财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15]
我衷心地希望我所说的一切，足以证明现金和一切其他财富是完全相似的。凡对个人来说是财富的物品，站在国家的角度也是财富，因为国家是由无以计数的个人组成的。就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来，也不能说它不属于财富。政治经济学绝不应该被想象中的价值这个概念引入迷途，也绝不应该像社会中部分成员一致认定的，名义上的物品价值，不是被看作实际的价值的东西，而仅仅认定是财富。这是另一个证据，像其他科学一样，证明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真理也只有一个。凡适合于个人的，必定也适用于政府和社会。真理是一致的，只有在实际使用时才可能有变化。

第4节　铸造货币的功用与铸币费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谈及货币从它的印记和铸造费用中获取的价值。我仅仅指出金银作为商品的各种效用，以及通过这些效用产生的价值。我把金银适于充当货币也看作是这种效用。

无论在什么地区，一旦将金银作为货币使用，金银就频繁地易手。许多人可以在一天之中进行数次买卖，倘若在交易过程中需要随身携带天平，以便随时称量收取的货币，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烦恼的事呀！而且肯定会因天平出现毛病，引发许多计量上的错误，从而导致交易双方出现争执。不但如此，金银还可能因掺杂其他金属而呈现出肉眼无法鉴别的变质。判定金银的成色，必须经过十分精密、烦琐的检验手续。假如能在每枚货币上面铭刻上人人都会一目了然的、标识货币重量和标准的印记，那么进行交易就简单而容易得多。

通过铸造工序，将金属熔化并铸造成有明确标准并分割为一枚一枚有明确重量的货币。

各国政府通常保留着铸币的专利，目的或在于追求比在人人都可铸造货币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更高的利润，或在于给人民提供比私人铸造货币者所能提供的更加明确的保证。后一种是更经常性的目的。事实上，尽管政府在这方面常常失信于人民，但人民却仍然信任政府做出的保证，这远远超过信任私人铸币者做出的保证。这不仅是因为政府铸造的硬币成色、重量都有保障，更因为私人铸币者的舞弊行为，也许使人们更加难以察觉和发现货币的缺陷。

铸造成形的货币，无疑使作为货币材料的金银增添了一种价值。就是说，铸成一枚一美元银币的一块银锭，一定比重量相等、质量相同的另一块银锭具有更大的价值。理由很简单，铸造成形的货币赋予了该金属材料以特殊形式，使随身携带硬币的人，在从事交易时能节省一切称重和检验费用，如果计算这些费用，还必须包括在时间和劳动方面的消耗。这与面料制成衣服的价值比面料自身价值还更大的道理是一样的。即使所有的居民都可以自由地铸造货币，而政府只不过明文规定每枚硬币的成色、重量和形状，持有金银币的人也必定仍然感觉向铸币者支付一定铸币费比自己把它铸成硬币更划算。因为不如此，货物交易时一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新问题，也许到时遭受的损失，比支付铸币费要更多。

然而，绝不可把金银材料通过铸造成硬币后增加的价值，和金银材料作为商品从充当货币中得来的增加价值混为一谈。增加的这部分价值，附在现有的全部金银的制品上。一只银杯因银材料被用来制成铸币而变得更加昂贵。至于银从铸造中得来的价值，则仅为铸造成银币的那一部分的银所特有的价值，正如银杯由于铸造的形式而获得的增加价值只为银杯所特有一样。这个价值与银从它的效用中获得的价值完全无关。

在英国，由政府负担铸币所需的全部费用。铸币厂收进一定重量的法定标准金条，铸币后必须交还相同重量的基尼硬币。英国国民以货币消费者的资格，无偿地享受政府铸币的利益，但又以纳税人的资格，向政府缴纳赋税以供这笔费用的开销。铸成基尼形式的黄金，显然在价值上比金条略高一筹，这既不是因为重量已经标准化，也不是因为人们常常称重量，而是由于它已经通过了检验工序。英国人有时把金银币交给铸币厂，不是为了把它铸成硬币，而是请铸币厂检验它的成色，以便在交易过程中向外国或国内买家提供一种保证。[16]
作为出口用途时，基尼硬币自然胜过金条，因为具有检验证明的黄金，自然比没有通过检验证明的黄金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另外，就输入英国的金条用途来说，金条较基尼硬币并不逊色。只要在重量、成色方面相同，两者的价值就完全相同，因为铸币厂铸造硬币时没有收取铸币费。事实上，外国人往往把已经得到检验证明的基尼硬币留存起来，而把金条送到英国以取得免费检验。所以，这个制度使输出已经铸成硬币的金属成为另一种目的，而对硬币的复进口，则不提供任何鼓励性政策。[17]

然而，立法者从未考虑到现实中出现的一种偶然情况竟然降低了这种危害性。英国只在伦敦设有一家铸币厂，在其他地方没有建铸币厂。这家唯一的铸币厂，日常业务是如此繁忙不堪，以致人们送来铸造的金属材料，总要等几个星期，有时甚至要等数月才能交货。[18]
结果是，把金属材料交给铸币厂铸造的人，在该金属材料存放在铸币厂期间，损失了材料价值的利息。这相当于对铸币收取少许铸币税，使硬币的价值比金银块的价值还高一些。毫无疑问，如果人们毫无区别地接受金块和基尼硬币，同等重重的金块和基尼硬币可以互换，那么，金块与基尼硬币的价值便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英国政府制定的铸币规则而引起的社会后果，我们就谈到这里。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所有欧洲国家通过铸币所获取的收入，都远远超过铸币费用。[19]
这些国家心安理得地垄断发行货币的权力，这个权力，连同对私自铸币者所课的重罚，使它们能够通过限制发行额最大限度地提高因铸币获得的利润。这是因为，货币的价值和其他货物的价值一样，总是与需求量成正比，而与供给量成反比。

事实上，当处于硬币形式的银因数量少而显得珍贵时，18美元的银币的价值和20美元硬币购得的银块价值同等时，这就表示人们认为铸成货币的15盎司的银，与未铸成货币的17盎司的银的价值同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铸造赋予9美元的银币以10美元的价值，从而从中赚取10%的利润。但如果银币数量多了起来，必须付出更多的银币交换银块，到那时也许就要支付95美元以交换价值100美元重量的银块了。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购入银块铸造货币，从中所能赚到的利润，不会超过5%。

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为了想多赚些利润，自己不收购银块，而是直接向把银块交给铸币厂铸造的人收取10%的铸币费，其结果是铸币厂将无人问津。因为如果这样做，人们就要为使银块增加1%的价值而工作，并要付出10%的费用。这样一来，铸币厂将无银可铸，政府既没有交来生意，私人也不情愿送来生意。政府将会发现，过高的利润与大量的铸币是水火不相容的。

因此可以断定，人们谈论不休的铸币税，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政府不能自己决定铸币的利润率，这个利润率是以金银市场的行情为判定标准的，而金银市场的情况又决定了金银铸币与金银块的相对供给量与需求量。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作为金银铸币的消费者来说，硬币是昂贵还是便宜，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只要硬币的价值不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突然变动的意外行情，硬币便可按照公认的价值在市场中流通。

在收取铸币费的情况下，硬币是否被销毁或运到外国，对政府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因为销毁也好，运到外国也好，铸币费反正都已经全部偿付，而销毁或出口导致的损失，只是这些费用。[20]
另外，硬币的出口，像其他货物的出口一样，实在是一件十分有利于国家的好事。它是金银买卖生意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铸造技术越是难于伪造，重量越是准确划一、检验精密，而又支付过适度铸币税的硬币，大抵能在世界各国通用，这给政府提供的是不可轻视的利润。

请看荷兰的达克金币。它在北欧地区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而且以比金块内在价值还大的价值在那里畅通无阻地流通。再看墨西哥银币，它全部都是在利马和墨西哥铸造的。它铸造的标准非常一致，以致不但流通于整个拉丁美洲，而且还在北美合众国、欧洲、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流通使用。[21]

关于通过铸造工艺带给金属材料增加的价值，西班牙银币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北美合众国决定自己铸造货币时，它满足于把西班牙铸币厂所铸的银币简单地打上新的印记，而对于它的重量和成色则不改变。但这样打上新印记的银币，不能按照西班牙银币的价格在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中间流通，100美元银币买不到100西班牙银币所能买到的东西。但美国政府仍然继续把西班牙银币打上漂亮的新印记，但却降低它的品质。显然美国的用意是想使用这个方法来阻碍它输出到亚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下令一切运往外国的硬币，应当是本国铸造的银币，它指望用这个方法迫使出口商选择自己国家的产品。因此，在大肆破坏西班牙银币后(不错，对仍在本国流通的部分没加破坏)，美国政府接着又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把西班牙银币限定于对它最不利的使用，即把它的使用限定在与最不重视它的国家的贸易方面。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容许出口的价值以有希望换得的最大利益的形式出口。就这一点来说，本来是应该依赖利己主义目的的。[22]

对西班牙政府的所作所为，我们会有什么感想呢？由于人们信任西班牙政府铸造货币的严格，能够更多地输出银币，以大大超过金银自身价值的价格在外国卖出。然而，它却认为应当禁止这项有利的贸易，即本来能给它的国内企业所经营的本土产品提供更为广阔的销路并获取更多报酬的贸易。

政府虽然是唯一的货币铸造者，但没有义务给人民免费铸造货币。但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说，不能在履行契约时，从应付款额中扣除铸币费用。假定政府对购入的供应品约定支付100万美元，那它就不能以后对购买方说：“虽然我们事前约定支付100万美元，但我们把新铸的硬币付给你，同时在其中扣除约2万美元的铸币费。”事实上，所有涉及铸币的契约，无论立约者是政府还是私人，总是意味着偿付一定金额的硬币，而不是一定价值金额的金银块。所有产生于契约的交易行为，总是以这种默契为基本条件，即立约一方，将来以一种比银块价值大一些的货物支付给另一方，如以克朗银币或其他单位的银币。政府与他人签订契约，实际上就是约定将来以铸成的货币付款。在这种契约下，政府比在约定以银块付款的情况下得到较多数量的货物；同时也表明政府在签订契约时，实际上已经对铸币费提出了条件，以此获得比在习惯使用银块付款的情况下更为有利的条件。

应该从交给铸币厂铸造的金属材料中扣除铸币费，并由铸币厂再把该批金属材料以硬币形式交还原主时扣除。

上述种种考虑，势必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把金银块铸成货币形式，可以增加金银的价值，而价值增加的多少，与社会从铸币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成比例。无论政府从中收取多少铸币费或铸币税，增加的价值只有这么多。[23]
此外，由于独家垄断铸币的权力，政府可以从中获得与上述增加价值金额相当的利润。当政府公平、自由地履行与他人签订的契约时，不可企求进一步提高这个利润。如果在履行契约之前，签订的条款包括这样的内容，那就是局部毁约行为。

不仅如此，在私人之间的交易中，政府没有权力通过垄断的印模印记特权，使充当货币的货物能具有比硬币自身价值再加上
(plus)从铸造中得到的价值总和更大的价值。凭借打在硬币上的印记，企图以掌握的法律的权力，强制规定一盎司银的实际价值，其结果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打上印记的一盎司银，绝不能买到超过在当时市场上与它等值的数量的东西。

第5节　货币标准的变动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关于本节的标题，是因为政府常常承担擅自决定作为货币的货物的任务。就这种独行专断本身来说，没有什么不合宜。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全体国民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恰巧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如果政府把一种不恰当的媒介强硬地拿来作为货币流通，那么在每笔交易过程中政府就要遭受损失，而且人民必然逐渐采用其他种类的媒介作为流通货币。在罗马人中间首先发行铸币的是国王纽马(King Numa)，他铸造的是铜币。在那个时候铜是最适合于充当货币的金属，因为直到他的时代，罗马人除铜条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形式的货币存在。根据这个原则，现代政府选择金银作为流通货币，毫无疑问，即使政府对作为流通的货币材料不闻不问或听之任之，人民也必定自发自愿地选择这些金属作为货币。

统治者坚定不移地认为，在确定给予某一种货物以货币的流通性时，他的命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行之有效的。早在中古时代，他们就不断地把这个观念灌输给人民。然而，那是个个人利益至上并依照与统治者意愿完全相反的原则行事的时代。这是因为，对政府所选定作为货币材料持不同意见的人，要么囤积货物不卖，要么以其他方法处置他自己拥有的货物。

这个错误导致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后者所造成的危害比前者严重得多，把一切固有的秩序连根推翻了。

政府相信，它能够随心所欲地抬高或贬低货币的价值。它相信在一切货物与货币的交易中，货物的价值必须要适应政府根据自己的意愿确定在货币方面的价值，而无须适应由于供需的相对影响进而自然依附在交易媒介或货币上的价值。

因此，当年法国菲利普一世(Philip I)把含纯银12盎司的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时期的利弗尔
(livre)[24]
掺杂1/3合金，尽管它只含8盎司纯银，但却继续称为利弗尔时，他完全相信这个掺杂了劣等金属的利弗尔，仍然与从前的利弗尔价值相等。但实际情况是，它只值查理曼大帝时期的利弗尔的2/3的价值，一枚利弗尔银币仅能买到从前的2/3的东西。国王以及民间的债权人，这时只能收回2/3的正当债权，地主从佃户那里收到的租金，仅为以前2/3的价值，直到租约满期重新签订时才能做出相对公平的调整。这种事实上的不公平但却得到许可的事情在当时层出不穷，然而毕竟不能使8盎司纯银的价值等同于12盎司纯银的价值。[25]

1113年，那时候称为利弗尔的银币仅含纯银6盎司。在路易七世(Louis VII)时代初期，利弗尔的含银量已经减至4盎司。圣·路易(St.Louis)时期1利弗尔只合2盎司6格劳6格令的纯银。[26]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1利弗尔银币仅合0.17盎司纯银，所以它的成色只相当于查理曼大帝时期的利弗尔的1/72。

关于银币价值为什么比一般货物价值跌幅更大这个问题，我暂且不谈。纯银价值已跌至从前的1/4左右，因这个问题与本节无关，所以我们还是放到以后再讨论。

所以说，利弗尔这个名称，曾在不同时代用以命名含纯银重量极不相同的银币。改变这个银币的重量，有时是通过缩小称作“利弗尔”的银币的体积，有时是通过减轻它的重量，有时是通过降低它的质量标准，换句话说，其中掺杂较多合金的银币，有时是通过提高特殊单位名称的银币的价值，例如把2法郎银币直接更名为3法郎。由于在银币方面我们不会考虑纯银以外的其他金属材质，因为银币中含有的唯一有价值的物质就是纯银，所以这些改头换面的小花招导致的结果完全一样，实际上它们都是减少了利弗尔这种银币的含银重量。这就是法国推崇君主敕令时所说的提高标准。当局给出的托词是，因此提高了银币的名义价值。但其实银币的标准因此而降低，因为构成银币的唯一有价值的金属分量因此大幅度减少。

自查理曼时代至今，尽管利弗尔的含银量继续不断减少，但在不同时期，尤其是自圣·路易时代以来，许多君主纷纷采取相反的措施，即提高利弗尔的重量和质量。降低利弗尔重量和质量标准的动机十分明显，即用相对较少的银币偿付从前的旧债务，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划算的吗？但是，君主不但是债务方，他也是债权方。以租税为例，他对人民所处的地位，正如地主对佃户所处的地位一样。如果法律许可所有人以比约定数量少的银币偿还旧债务或履行契约，那么，人民当然也可以用较少的银币纳税，佃户也可以用较少的银币缴付租金。可是，君主所收入的银币虽然比以前减少了，但他还必须花费与从前一样多的银币，因为各种货物的名义价值随着银币含银量的减少而变相上涨。当法律宣布把以前的3法郎改作4法郎使用时，政府对以前3法郎的费用，现在得付4法郎。因此，政府必须提高旧的税率或开征新的税种。换句话说，为获得同一数量的银币，政府必须向人民索取更多的利弗尔。这种方法即便在现实中没有加重租税负担，但也为人民所厌恶。这种方法常常是行不通的。鉴于上述原因，政府采取恢复银币较高标准的办法。由于利弗尔含银量的增加，人民在付出同样数量的利弗尔时，实际上就付出了更多的银币。[27]
因此我们发现，银币标准的改变差不多都是在开征永久性租税的同时，或在采行这项革新之前，君主对增加他所发行的银币的自身价值并不感兴趣。

倘若没有上面提到的改变硬币标准这一做法，一律都是按照我所说的那些显而易见并易于了解的方法实行，那就会出现巨大的错误。政府往往不是公开宣布改变标准，而是尽可能地秘而不宣。[28]
这种严守机密的企图，引起了相关的制造业对此使用粗鄙的专门术语。有时候，某一硬币单位标准改变，而硬币其他单位的标准却并没有相应改变，使得在某一交易时刻以某一单位硬币折合1利弗尔时，比以其他硬币单位折合1利弗尔时实际上要支付更多的银币。最后，为把事情搞得更加神秘莫测，政府常常强迫人民用利弗尔作为结算的货币单位，有时用苏，而有时又用克朗；至于付款，则使用既不代表利弗尔，又不代表苏，更不代表克朗，而是代表这些货币单位的零数或倍数的硬币。采行这种欺骗手段的君主，完全可以看成是以政府的权力武装的伪造货币者。

不难想象政府采取的这些强加于信用、商业道德、工业的措施，是导致所有危害的根源。事实也的确如此，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巨大无比，以致在我们历史上好几个时期，由于政府所实行的货币措施，导致商业陷入停顿。伯尔(Bel)强迫外国人接受他发行的毫不值得信任的硬币，禁止他们用信用较佳的硬币做买卖，结果在法国的集贸市场上[29]
看不见外国人。瓦罗亚对金币采取的相似措施，最终结果也是一样。一位现代编史家[30]
告诉我们，几乎所有外国人都跟法国断绝了商业往来。由于法国常常改变硬币标准，以及随之带来的物价波动，商人纷纷破产，他们不得不离开法国。国王的其余臣民，包括贵族和中产阶级人士，也与商人一样处于困苦不堪的境地。由于这些原因，这位编史家在叙述以上情况时，直截了当地说，国王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民的爱戴。

我在上面所列举的都是来自法国币制方面的事实。但其他古代国家和近代国家，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曾实行类似的措施。民主政体也好，专制政体也好，一概犯过这种错误。罗马共和国在黄金鼎盛时期，不止一次地贬低硬币的自身价值，使国民一次次地陷入破产。在罗马和迦太基第一次战争期间，他们把原来含铜12盎司的硬币，减轻到2盎司。在第二次战争中，又减轻到1盎司。[31]

早在美洲爆发战争之前，在货币方面，宾夕法尼亚州已经开始执行独立自主的权力。它于1722年通过一个法案，规定以1英镑金币当作1镑5先令使用。[32]
在美国独立、法国成立共和国后，它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更糟糕。

斯图亚特说：“为了掩饰统治者改变硬币品质的企图，以及使这企图看上去好像是合理的，从而制定出令人忘记货币原理的各种巧妙措施，对此如果调查并编写一本书的话，完全可以写成一大厚本专著。”[33]
之后他还加上一句话说：“这本书没有任何实际效用，它绝不可能阻止有关政府施行相类的措施。唯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揭穿产生这些弊病的腐败制度。如果把币制制定得简单明晰、易于了解，就不难在弊病处于萌芽期时及时地发现并遏制它。”

当权者不应该认为，剥夺他们行使欺骗人民的权力，就等于剥夺他们的宝贵权力。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制度，绝不可能历久而不瓦解崩溃，它的可悲结局必定是得不偿失。人的利己念头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唤醒人的智力，使感觉最迟钝的人变得最为敏锐。因此，在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事情上，政府最难以运用巧智欺骗人民。政府不容易施展巧智欺骗手段，令人民陷入它自以为设计完美的圈套中，并获取更多的益处。人民虽然无法防范来自当权者的直接侵害，无法阻止政府的背信弃义，但政府的欺骗行为，无论掩饰得多么巧妙，隐瞒得如何严密，总有被人看破的一天，结果政府将得到欺诈民众的臭名，完全失去信用这个伟大利器的使用权力。这个利器所能收到的功效，比施行巧智欺骗手段所能获得的小利益，不知道大多少倍。而且，政府获得的小利益，往往全部落入一些官吏的私囊。官员必定用种种不公正的手段对待人民，中饱私囊。这样，是政府失去了信用，而享受一切利益的却是官吏。政府弄得自己名誉扫地，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所换来的，只是它的官吏们大发横财。

政府真正的利益，不在于获取虚伪的、不名誉的、危害政权根基的收入来源，而在于发掘真正的、丰富的、用之不竭的财源。人民对政府做出的最大贡献，无过于揭露前一种财源的性质，使政府认识到这一切的有害之处，同时也给政府指明后一种财源。

贬低硬币品质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相应地减轻一切以货币支付的债务和义务，减少一切向政府或私人收取的永久性的或可赎还的租金，降低一切薪水、年金和高地租。总而言之，降低一切此前以货币表示的价值。通过这种降低或减少，债权人遭受的损失，就是债务人获得的收益。这无异于法律准许债务者破产，无异于债权人、债务人重新进行协商：债务人对应还债权人的债款打折扣付还，折扣的比例等于硬币含银量减少的比例。

所以，政府当局采用这种办法时，政府不但自己“以身作则”地敲诈勒索，夺取不正当利益，而且纵容一切其他债务人如法炮制。

法国君主绝不允许人民在处理私人事务时，同样分享当权者自己指望从增减某单位硬币所含的金属分量中获得好处。在增减硬币所含金属的分量时，法国君主的本意就在于少支付一些应付的金或银，或尽可能地多收取一些应收的金或银。有时尽管对硬币面值做了上述的增加或减少，但他们却强迫人民接受旧币并使用旧币付款，如果使用新币就必须按照新旧币当时的兑换率计算款项。[34]
这完全是效法罗马共和国的先例。在与迦太基的第二次战争中，罗马把阿斯的含铜量从2盎司减至1盎司。于是共和国政府对所欠的债务，每2阿斯只付1阿斯，即减半偿还。但当时私人的账目是使用迪内里阿斯记账的。直到那时候为止，一枚迪内里阿斯价值10阿斯，但法律规定按16阿斯通用。因此，对1迪内里阿斯债务，私人债务人只付16阿斯或16盎司铜而不是付20阿斯，换句话说，不付10枚每枚含2盎司的阿斯或20枚每枚含铜1盎司的阿斯，像他所应付的那样。这样，共和国政府偿还自己的债务，只偿付原金额的一半，但强迫人民还80%。

有些人常常把通过降低硬币品质的方法用来作为实行破产的办法，且将这种破产看作是正常的和单纯的破产，或只看作是压缩政府负债的一种正常手段。他们认为，对债权人来说，政府用降低品质的硬币偿还债务，比强硬地把负债额减少1/4、1/2等造成的危害更轻，因为他们也可以效仿政府，用得到的硬币偿付给别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方法的区别是什么。

当政府通过上述中任何一种办法实行破产后，债权人购买东西是要遭受损失的。无论是收入减少一半，还是购买东西时要支付比从前多一倍的价格，对他都是同样的损失。

这样，债权人在处理自己所负的债务时，完全可以效仿政府对待他的手段。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设想政府债权人与社会其余部门的债权、债务关系，债务总是多于债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其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有种种理由可以相信，政府作为债权方亏欠别人的钱，并不比别人欠他的钱更多。简单地说，他的债权和债务的账目可以对冲相抵。因此，他以债务人的资格得到的利益，恰恰可以被他以债权人资格遭受的损失所抵消。以降低硬币品质的办法来实行破产，对政府债权人说，和任何其他形式造成的破产一样糟糕透顶。

然而，紧随着破产接踵而至的还有其他更为严重的危害，无论对国民福利还是国家繁荣，都是贻害无穷。

破产会使各种货物的货币价格大大脱节，而按照各类货物的个别特殊情况而言，将产生种种极为恶劣的影响。它会造成计划最为周详的、最为有利可图的投机事业发生重大挫折，并使贷款者和借款者互不信任。在冒着将来无法收回全部贷款的风险下，不会有人愿意提供贷款；在冒着将来不得不偿付比借入还多的款项的风险下，也不会有人想借钱。最后的结果就是，资本从生产性投资领域转到别的领域。不但如此，由于硬币因品质下降形成的对生产领域的冲击，往往还产生比对生产领域更大的打击，也就是说，在对货物课税和订立最高价格方面产生冲击。

就国民道德而言，此事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极为严重。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对于价值的概念将陷入模糊不清的状态。处理涉及钱财方面的事务时，无赖总是占便宜，诚实总是吃亏。不仅如此，政府的行为和榜样，无异于鼓励巧取豪夺。个人利益变得与诚实公平相冲突，法律变得与良心水火不容。

第6节　货币既不是符号也不是尺度的理由

倘若货币没有自身价值，那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符号或代表。但货币绝不只是符号或代表，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以货币进行买卖交易，心中所考虑的，都是货币的自身价值。当一件物品卖出1美元时，买者所支付的与卖者所收取的，都不仅是1美元的记号或名称，而是人人共知的1美元硬币的含银量。作为这个论点的证明，如果政府发行锡或锡蜡制成的克朗，那这种硬币的价值，绝不能与银币同日而语，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它们等价，购买同一货物必须要支付更多的锡币或锡蜡币。如果货币只是符号或代表，这种情况就永远不会发生。

因暴力压迫、隐蔽的金融陷阱或非正常的政治形势，导致货币的自身价值一时下降贬值，但以后还能保持原来的通用价值，那贬值就是一时的，绝不可能持久。由于个人的利害关系，人们很快就会琢磨自己付出的价值是否大于收回的价值，因而想方设法避免因不公平的交换而造成的损失。即使政府由于必须寻找一种交易媒介以实现价值的流转，但有时也不得不将价值授予某种本身并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或没有充分保证的物品。然而，基于交易媒介的需求而附在这个记号上的价值，就是由于它的实际效用而获得的真实的内在价值。这时，这个物品就成为交易过程中的独立对象。将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作为交易媒介的代表来看，自身完全没有价值。实际上它并不代表任何东西，它不过是一家银行发行的、没有任何担保的约据。银行把它提供给政府，政府也没拿出任何东西作为担保。但是，完全基于它在交易过程中的效用，使该钞票在英国交易市场中具有绝对价值，它无异于金银。

但凭索即付的银行钞票，是银或硬币的代表记号。[35]
持票人任何时候需要银或硬币，一经提出要求，就可以兑换到银或硬币。至于银行因此付出的货币或硬币，则不是代表价值而是被代表价值的东西。

一个人出售自己的物品时，他不是把该物品交换回一种符号或代表，而是把它交换为一种他认为具有相当于他所销售的物品的价值物。当他购入物品时，他也不是使用记号或代表来购买，而是使用一种具有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相当于他所购买的物品的价值的别的物品。

在这方面有个基本的错误看法，进而引起另一个流传非常广泛的错误观点。既然货币被说成是一切价值的记号，于是有人大胆地断定，在所有的国家里，货币、银行钞票与其他货币以及信用票据等的总价值，就等同于一切其他物品的总价值。这一论点因下述情况显得好像更有道理，即货币的数量增加越多，货币的相对价值越低；货币的数量越减少，货币的相对价值就越增加。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同样的数量变动，对任何其他物品也具有这样的影响。如果某一年葡萄的收获量比前一年增加一倍，那么葡萄酒的价格就将比前一年便宜一半。同样，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如果流通中硬币总量增多一倍，那么一切物品价格将上涨一倍。换句话说，购买同一物品，需要付出两倍的硬币。但这个结果并不证明流通手段的总价值总是相当于一切其他财富的总价值，正如它不能证明葡萄的总价值相当于其他物品的总价值。上述事例设想的银价和酒价的偶然变动，是由于在两个不同的时期，两种物品的数量不同引发的结果，与其他物品的数量毫不相干。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一个国家拥有的货币的总价值，即使加上该国拥有的其他形式的贵金属的总价值，与其他物品的总价值相比也不过沧海之一粟。因此，被代表的物品价值总是大于代表物的价值。代表物体现被代表物，但不是对被代表的占有。[36]

孟德斯鸠主张，货物的货币价格应根据国内货物总量和货币总量的比例来确定。这种观点并没有更充分的根据。[37]
除自己经营的物品外，买者和卖者怎么会知道其他物品的存量呢？并且，这种知识对那些特殊物品的供需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种意见是起因于不明白事实而又不理会事物内在的原理。

有人主张用货币或硬币作为价值的尺度
(measure)，这个意见看上去好像还有道理，其实也是错误的。我们可通过价格估计价值，但没有办法衡量价值，这就是说，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把价值和一个已知的、不变的度量相比较，因为至今还没找到这种度量方法。

政府无论拥有多么大的绝对权力，也不能决定价值的一般比率。政府可以颁布一道行政命令，叫约翰(John)把他自己的一袋小麦无偿地送给理查(Richard)。这个命令大概能做到的就是约翰亏损而理查获利，但政府不能规定4美元成为一袋小麦价值的正确标准，正如命令将小麦无偿地赠送给别人但却不能表示小麦变为无价值的物品一样。

码或英尺是计算物体长度的真正尺度，它能提供有关一码或一英尺长度的明确概念。一个人无论住在什么地方，绝不会怀疑甲地身高6英尺的人与乙地身高6英尺的人的身高有什么不一样。当有人告诉我格泽(Ghaize)大金字塔的基址宽656英尺时，我能在巴黎或其他地方丈量出一块四面宽656英尺的地，从而明白该金字塔占地多少。但是，若有人告诉我一峰骆驼在开罗值50西金，即90盎司银或100美元，这时我对这峰骆驼的价值还是没有明确的概念，因为我虽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100美元在开罗比在巴黎值钱，但说不出相差多少。

因此，可以做得到的最多不过是估计或计算不同货物的相对
(relative)价值，即计算在某一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甲货与乙货相比较的价值的大小。至于它们的绝对
(positive)价值，那是无法确定的。例如，某栋房子价值4 000美元，这个数字能使我们联想到什么呢？我想到的是，用这个数目的货币能购买到的物品，也就是说，它意味着与该房屋价值同等的价值，而不是任何固定数额的价值，或与两种货物的对比无关的价值。

把不同价值的两种物品和一种特殊物品的不同部分进行对比时，得到的也只是估计的相对价值。说某栋房子值4 000美元，另一栋房子值2 000美元，也不过是表明前者的价值是后者的两倍。能明确的是，当把这两栋房子和能分割为相等部分的产品(例如货币)对比时，它们的相对价值是能够想象得相对精确一些的，因为4这个整数与2这个整数，或4 000这个整数与2 000这个整数的比率不难想象。但要想对这些整数中的一个数字形成抽象概念，那肯定是徒劳的。

如果所谓的价值尺度
(measure of value)只是如此，那么我承认货币是一种尺度。但应该指出，所有其他可分割的物品，虽然不是货币，但也同样是价值尺度。如果说某栋房子值1 000夸脱小麦，另一栋房子值500夸脱小麦，那它们的相对价值一样明了。

这个衡量相对价值的尺度，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也不能精确表示两件物品在相距很远的地方或在相隔很久的时候的价值的概念。1 000夸脱的小麦或4 000美元的银币，在比较古代的一所房子和现今的一所房子的价值时毫无用处，因为在这两个时代之间，小麦和银币的价值发生了变化。亨利四世时代价值4 000美元的一栋巴黎房子，比现今价值2 000美元的一栋巴黎的房子的价值要高出好几倍。同样，2 000美元的收入，在大不列颠比在巴黎价值大得多。

可以说，不存在能准确对比不同时代或不同国家财富的情况。政治经济学做不到这一点，正如在数学领域不能求出与圆面积相等的正方形，因为没有共同的尺度进行比较。

无论是银还是用来铸造硬币的任何材料，都属于货币。与其他物品一样，它们的价值可任意决定，也会发生变动，精确的价值是由参与每次交易的买卖双方协商决定的。当银能买到较多的物品时，它便比只能买到较少物品时有更高的价值。因此，银不能作为确定价值的尺度，因为作为衡量尺度的首要条件是它自身的不变性。孟德斯鸠在谈到货币问题时说：“什么东西是一切物品的尺度，那什么东西就应当最不易发生变化。”[38]
他的这段话存在三个错误：一是人们从来没有认为货币是一切东西的尺度，而只认为它是价值的尺度；二是货币甚至不是价值的尺度；三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货币的价值不变。如果孟德斯鸠的目的在于阻止政府改变硬币标准，那他就应当想方设法利用这个问题作为他提供理论的武器，而不是玩弄华丽的辞藻。这样的遣词造句只会使人坠入迷途，还会让错误的看法四处流传。

如果能有机会对比不同时期或不同地点的价值，那不但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而且将是有益的事情。例如，当人们有必要约定在远地支付款项或在很长的一个未来时期缴付租金时，就要做这种对比。

斯密认为劳动的价值相对比较不易出现变动，因此更适合充当衡量不存在于今日或存在于遥远地方的价值尺度。他做出的推论如下：“对工人来说，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地区，同量的劳动都具有同一的价值。工人在正常的健康、体力和心理状态下，以及在掌握具有普通程度的熟练技术的情况下，总是有必要放弃同一部分安逸、自由和快乐。他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付出同一的代价，无论能换回的物品是多少。确切地说，这个代价所购得的物品，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但这取决于物品价值的变动，而不是由于购买物品的劳动价值发生的变动。无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易于获取或只需花费少许劳动就能获得的东西就是便宜的。因此，只有劳动的价值始终不变，只有劳动是终极的、真正的标准。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一切物品的价值，都可使用劳动衡量和比较。”[39]

无论这位杰出著作家的意见是如何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不要以为同一强度的劳动对工人来说具有同一的价值，所以作为交换品，劳动价值是永恒不变的。劳动力的供需，与其他物品的供需一样，变动无常。劳动的价值，和其他物品的价值一样，取决于利害恰恰相反的买者与卖者通过协商所达成的一致的意愿，因此价值因这一致的意愿的内容而变动。

劳动质量对劳动价值具有极大的影响。身强体壮、富有才智的人的劳动，比身体虚弱、无知无识的人的劳动，价值要大得多。此外，在强烈需求劳动的繁荣社会中，劳动体现出的价值，比在人口过剩的国家大得多。美国一个技工每日赚取的报酬，以银计算要比法国技工高三倍。[40]
我们是否以此推断说，银在美国的价值只相当于它在法国的价值的1/3呢？美国技工吃得更香、更饱，穿得更体面、更亮丽，住得更宽敞、更舒适，这些都充分证明他们的工资相对较高。劳动的价值是价值变动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因为有的时候，社会对劳动的需求极其迫切；而有的时候，劳工过剩却得不到任何用途。在产业萧条的城市，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况。

这说明，劳动的价值并不比其他物品的价值具有更充分的资格充当衡量在相距很远地方或相隔很长时间的两个物品的价值的尺度。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价值尺度这种东西，因为没有东西具有充当价值尺度的必要条件，即价值永恒不变。

由于不存在精确衡量价值的尺度，我们就不得不满足于接近精确衡量的尺度。只要人所共知的物品价值都能够多少正确地反映出任何其他特定物品的价值，那么就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来说，达到接近于精确衡量并没有什么困难。任何物品的价值，几乎都可充当测定任何其他物品价值的尺度。但要想相当精确地测定某物品在古代的价值，就必须找到一种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以后的相对一段时间内价值相当稳定的物品，然后对比古代人和现代人需各付多少该物品以交换前一种物品。由此而论，丝绸不适合充当比较物。理由是，在恺撒大帝时代，我们只能从中国买到丝绸，价格极其昂贵，欧洲根本就不生产这种物品。所以，那时候丝绸的价值一定比现在昂贵得多。有没有什么物品的价值在这两个时代的中间比较稳定呢？如果有的话，那么在恺撒大帝时代，人们付出多少这种物品以交换一盎司的丝绸呢？这两点必须调查。如果有这样的两种物品，在古代和现代，生产过程相差不多，产品质量也一样完美，而且消费量和生产量有并驾齐驱的趋势，那么这物品大抵就是价值相当稳定的物品，可以令人信服地充当测定其他物品价值的尺度。

自有史可查的最早时代以来，小麦始终是欧洲各大国大部分居民的主要食物。而且，这些国家人口的相对数量，受小麦产量的影响，一定比受其他事物的影响更大。所以，小麦供给量和需求量的比例，在任何时期，一定大致相同。此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产品，其生产费用的变动，比小麦更稳定。就耕种的技能来说，古代人在很多方面丝毫不输于今人，在有些方面甚至比今人还要高明。不错，在当时资本较贵，但那个时代的人们不会感觉到，因为在古代，地主一般兼农民与资本家于一身。那时候农用资本的收入，比其他方面所用资本的收入来得更低。由于人们重视农业劳动远远超过其他行业的劳动，包括工商贸易行业，流入农业领域的资本和劳动力，要比流入其他行业的多，所以，从中世纪至今，虽然一切其他行业的技艺都逐渐衰落，但耕种技术与今日相比并无逊色。

从上述内容可以推断出，从古代到现代，相同数量的小麦，必定有着差不多的相同的价值。但从古至今，收成情况各年不一，有时候丰年谷贱如土，有时候歉收年米珠薪桂。所以，使用小麦价值作为计算基础时，必须使用各年的平均价值。

关于估计在相隔很久的两个时段中的物品价值，谈到这里为止。

估计在两个相距很远的地点的物品价值时，面临的困难也不小。作为各国人民的主要粮食(这种谷物的供需需维持在最稳定的比率上)，大相径庭。在欧洲，小麦是主要粮食，但米却是亚洲人民的主要粮食。这两种谷物的相对价值，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都不稳定。亚洲的米价与欧洲的小麦价，各不相同。米在印度的价值，无疑比小麦在欧洲更为便宜，因为稻米的生产费用较低，而且是一年两熟。这是印度和中国劳动力都很便宜的原因之一。

因此，人类最普遍食用的粮食，并不是测定相距遥远的两个地方的物品的价值的完善尺度。贵金属也不是精确的衡量尺度。贵金属的价值，在北美洲和西印度无疑比在欧洲低，但在亚洲却是昂贵得多。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向亚洲的事实，可作为这一点的证明。但是，由于这些地区之间的交通频繁以及运输便利，我们有理由相信，贵金属在两地运输过程中，是价值最不容易发生变动的东西。

有幸的是，从交易的角度说，没有必要对相距遥远的两个地区之间的物品和贵金属的价值斤斤计较。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是它们在各自国家与其他物品的比价。当一个商人输送0.5盎司银到中国时，对他来说，0.5盎司银在中国的相对价值，比在欧洲是大还是小，无关紧要。他要知道的只是他能否在广东以该银买到1磅的一定品质的茶叶，然后比如说以两盎司银的价格在欧洲把该茶叶卖出去。知道了这些数据
(data)以及预计完成买卖赚1.5盎司银的总利润后，这位商人又要计算扣除一切费用以及在国内外所冒风险的代价后，能否有足够净利润。他关心的只是利润。如果他输往中国的不是银而是其他物品，他必须知道的是：一是这些物品在欧洲对银的比价，即它们值多少；二是这些物品在广东对中国其他产品的比价，即这些物品能在中国国内换到多少产品；三是中国产品在欧洲对银的比价，即中国产品输出到欧洲后能值多少。毫无疑问，每次进行这类交易之前，必须研究的问题，都是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地点两种或两种以上物品的相对价值。

换句话说，当大众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对相距不远的地方或相隔不久的时间段内的两种物品进行比较时，所有具有一定价值的物品，大多都可用来作为价值的衡量尺度。人们往往在不涉及买卖物品的场合，计算物品价值时也更常常使用贵金属，即使用货币而不使用其他物品作为衡量尺度，这不过是因为与其他物品价值相比较，货币价值更为人们所熟识。[41]
但是，订立长期买卖契约，例如永久性租金契约，则使用小麦为计算尺度更合宜。理由是，一个新银矿的发现，会使银价发生暴跌；另外，即使北美洲全部土地都拿来耕种，也未必会使欧洲麦价发生显著的下跌，因为北美洲人将随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收入。不过，若以契约规定在遥远的将来的价值总是危险的，因为无法确定将来得到的价值是多少。也许最轻率的举动，就是约定以某种名称的货币付款，因为这种货币的重量和质量随时都可能改变，因此即使立约双方忽然发现所约定的与其说是价值还不如说是名目，那么所谓的付款和收回货款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我不厌其烦地驳斥这些不正确的说法，是因为这些说法似乎流传得过于泛滥[42]
，使得人人都把不正确的概念和观点误以为是真理，有时竟根据这些观点制定错误的制度，而这些制度又引起其他的错误行动。

第7节　估算历史记载的金额时应注意的事项

把古代货币转化为现代货币的相应价值时，学识最渊博的历史学家，也不能仅仅满足把引证的通常称为某名称的、一定分量的金银转化为自己时代的货币。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实际数额的金额和一定分量的金银，都不能正确地代表它们在那个时代的价值，而这却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研究在这个时期中贵金属价值自身发生变动的情况。

有几个实例可以准确无误地说明我的观点。

伏尔泰在他的《世界史》(Essay on Universal History)一书中[43]
告诉我们，查理五世(Charles V)制定的一项法案，每年给皇室子孙12 000利弗尔的经费。由于他计算出这个金额相当于现在100 000利弗尔，所以我们自然认为对王子王孙来说，这笔经费不是太大。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他的计算方式是什么。首先他计算1马克纯银，在查理五世的时代价值6利弗尔，然后根据这个兑换率，折算12 000利弗尔合2 000马克纯银。在伏尔泰写的那本著作的时代，2 000马克纯银实际上相当于100 000利弗尔左右。但是，2 000马克纯银，在查理五世时期比在路易十五(Louis XV)时期的价值大得多。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时期中的纯银平均价格和小麦平均价格作一对比，便会相信这是事实。小麦是价值波动最微小的物品。

毛尔(Maur)在他的著作[44]
中记载了许多关于各种货物的价格。根据他的计算，自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于1223年去世)朝代至1520年左右，1塞提尔(setier，巴黎标准)小麦平均约值1马克纯银的1/9，大约值512格令纯银。

约在1536年，1塞提尔小麦的市场价格约为1马克纯银的3/13，即相当于1 063格令纯银。当时1马克纯银值13利弗尔，或说得确切些，值13个以利弗尔命名的通用货币。

在1602年，即亨利四世(Henry IV)朝代，1马克纯银相当于22利弗尔。1塞提尔小麦的平均价格为9利弗尔16苏9顿尼，即相当于2 060格令纯银。[45]

自那时以来，1塞提尔小麦所值的银，每年相差无几。当1789 年1马克银相当于54利弗尔19苏的时候，据拉瓦锡(Lavoisier)计算，小麦的平均价格约为24利弗尔1塞提尔，即相当于2 012格令纯银。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没有精确计算到1格令以下的零数，关于这种计算，只要做到大约精确就够了。的确，根据巴黎与巴黎附近地区的价格计算出的1塞提尔小麦的平均价格，本身就不十分精确。

上述比较的结果表示，自1520年以来至今，1塞提尔小麦和其他物品的比价，没有出现过较大的波动，但1塞提尔小麦本身的价值，却经历了很大的变动，它的各年价值分别是：

这些数字表明，1520年后纯银的价值肯定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因为现在的所有交易都必须比三百年前多付出3倍的银币才能购买到同一数量的物品。我们很快就可明白[46]
，为什么美洲银矿的发现以及流入市场的银比以前多了10倍，就使银价跌到以前价值的1/4。

现在我们看一下上述提到的关于拨给王子王孙的俸禄情况。如果纯银在查理五世时代比在伏尔泰时代贵4倍，那么，拨给皇室家族的2 000马克，就相当于现在的8 000马克，这就是说，它相当于现时的400 000法郎，或相当于现在的75 000美元。这使伏尔泰认为这个俸禄不够用的意见不对了。

尽管雷纳尔擅长撰写商业方面的文章，但他也犯了相同的错误。据他的估计，在路易十二统治时期，法国的岁入相当于现在的36 000 000法郎。他的理由是：这个数额等于7 650 000利弗尔，每11利弗尔合1马克。不错，这笔金额的确相当于695 454马克银。但仅仅把马克转化为现今的利弗尔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同一分量的银，那时候的价值是现在的4倍。所以，在把那时候的钱币转化成现在的钱之前，首先要乘以4。这样计算的结果，将使路易十二时期的岁入增到144 000 000法郎的现在的钱，即将近27 000 000美元。

还有，从苏伊托尼阿(Suetonius)的著作中我们读到，恺撒大帝赠给塞维利阿斯(Servilius)的一粒珍珠，当时价值6 000 000塞提尔。他的著作的译者哈普(Harpe)和勒维斯(Levesque)估计该珍珠价值现在折合1 200 000法郎。接着读下去，我们看到恺撒大帝返回意大利后，把从高卢掠夺来的金块变卖出去，每一磅卖3 000塞提尔。这表示哈普等所估算的价值太低。据勃朗(Blanc)计算，当时的罗马磅，1磅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0.7盎司。当时10.7盎司的金，可值现在32盎司的金，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估算出，金的价值现在已跌至相当于以前的1/3。[47]
现在的32盎司金，大约值3 036法郎，所以，应把3 000塞提尔的实际价值估计为3 036法郎。按照这个兑换率，每1塞提尔相当于1法郎强，所以上述珍珠的市值肯定高达6 072 000法郎(约合1 129 392美元)。这比普通估算的金额要大得多。[48]

当年恺撒大帝不顾麦特拉斯(Metellus)护民官的强烈反对，把国库中的财富攫为己有的时候，据说他发现这批财富包括4 130磅黄金和80 000磅白银。根据维托特(Vertot)的估算，这笔财富价值2 911 100利弗尔，但我想不出他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要得到关于恺撒篡位时夺取财宝的价值的准确数额，应该把4 130磅黄金按照10.7盎司相当于1罗马磅的兑换率转换为法国的标准盎司[49]
，即44 052盎司。但是由于同一分量的金，那时候比现在贵2倍，假定那时候金的标准和现在相同，那么这44 052盎司便相当于现在的132 156盎司金，或12 530 346法郎(合2 330 644美元)。至于80 000磅白银，如果把1罗马磅作为10.7盎司计算，再假设当时它的标准与现在银的标准相同，那么，它便相当于现在的320 000磅，就是说，相当于20 915 735法郎(合3 890 327美元)。可以比较明确地说，这位篡位者侵吞的国库财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33 446 081法郎(合6 232 971美元)，大大地超过维托特所估计的3 000 000利弗尔的数额。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广博的学识和计算的精确性比不上我们刚才引用的那些历史学家的计算，得到的结果是多么令人不可信啊！罗林(Rollin)在他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和弗柳里(Fleury)在他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按照某些博学的人在科尔伯特执政时期所制定的比率估算塔伦(talentum)、麦那(mina)和塞提尔的价值。但依照这个比率计算的方法有许多缺点：(1)它根据很有疑点的资料确定古代硬币所含的贵金属，这是错误的第一个原因。(2)从讨论中的古代到科尔伯特执政时代，贵金属的价值曾发生很大波动，这是错误的第二个原因。(3)科尔伯特时代的换算率，是按照20利弗尔10苏相当于1马克银的比率来计算的。这个比率是当时的银块铸币价，但到罗林著书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个原因。(4)自从罗林的著作出版后，这个比率继续历经着变化，现在1利弗尔的银，比在罗林时候要少得多，这是错误的第四个原因。因此，无论是谁在从事这项工作，如果依赖这本书的计算，那么对古代国家的岁入、岁出，以及它们的资源、商业与所有的制度及组织，将得到极不正确的观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史学家在任何时候都能掌握足够的材料，进而给予他的读者一个关于一般价值的正确概念。在把古代甚至是中世纪的金币价值转化成现今的货币价值时，为了使计算的结果能达到更加精确的数字，我个人的建议是：(1)请教精通古代历史的人，确定当时的硬币所含有贵金属的实际重量。(2)到查理五世时代，即到1520年为止，如果是金，这重量的金属价值必须乘以3；如果是银，就必须乘以4[50]
，因为美洲银矿的发现，使金银价值发生了同等比例的贬值。(3)把金或银的分量转换成研究学者著书时期市场流通的货币。当然，现在的学者一般都按照这种方法进行换算。

自1520年至亨利四世时代末期，即17世纪初叶，银价步步下跌。我们可以按照上节所描述的方法，根据任何特殊物品的价格涨跌情况，推算出银价下跌的幅度。要对这个时期的1马克银的价值具有正确的概念，必须计量任何物品，尤其是小麦的实际价格上涨幅度的情况。所谓实际价格，是指以金属计值的价格，而不是名义价格或以硬币计值的价格。

自17世纪以后，把当时的货币价值转换成马克的银币，不必重复上述的计算。理由是，从那时候起，同一分量的银，在各个时期可买到同样多的大部分物品，所以银价似乎没有再发生显著的贬值。因此，只要按照那时候1马克纯银的时价，把它换算成当时的流通货币即可。[51]

我们在这里引用《苏利回忆录》里面的一段话作为例证。书中说，这位阁员在巴斯提尔堡垒储藏了36 000 000利弗尔，以供他的主人从事抵抗奥地利皇室的活动。倘若我们要想知道这笔财富的价值，第一步要查知它重多少银。在那时候，22利弗尔代表1马克的银，因此36 000 000利弗尔等于1 636 363马克5盎司的银。自从那时候以来，银价没有出现过明显的下降，因为同一分量的银，那时候可买到和现在一样多的小麦。现今1 636 363马克5盎司纯银，换句话说，399 588 018.5克纯银，刚好可以铸成88 797 315法郎的硬币，折合16 516 300美元。不错，在现代战争中，这个资金的数额实在是无济于事，但我们必须考虑到，现代作战所根据的原则和过去大不相同，在实际上和名义上都比过去要铺张浪费得多。

第8节　两种贵重金属之间无固定比价

政府当局坚信其手中握有决定任何金属对货物比价的权力的错误，导致它采用立法的手段来决定用作货币的两种金属的比价。正是出于这种自信，政府曾随意制定法律，规定某一分量的银价值为24利弗尔，某一分量的金价值为24利弗尔。按照这种办法，金银名义价值的比例，完全可以用法律来决定。

这种武断的政府行为，最终结果必定是无功而返。实际结果是，金银与其他物品的比价不断地变动着。而金银这两种金属之间的比价，在兑换时也是变动无常。在依照1785年10月13日法令重新铸造金币之前，一枚金路易可卖25利弗尔和若干苏银币，其结果是没人愿意使用金币支付提前约定的以银币支付的债款，因为如果这样做，每24利弗尔的约定债款，实际上要偿付25利弗尔8苏或10苏。

1785年重新铸造的金路易，它的含金量减少了1/6。但从那时候起，金路易的价值才和24利弗尔的银趋于一致。于是金币和银币开始无差别地作为支付手段。但人们通常依旧继续使用银币，一是因为已经成为长时间的交易惯例，二是因为金币更易于伪造和磨损，因此人们接受它时需要更加慎重小心，对于它的重量和成色也更加挑剔。

在英国，不同的安排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果。1720年，在交易过程中把金银比价定在1∶15
，为简单起见，姑且说1∶15
。1盎司金可买
盎司的银，反过来也是一样。于是，政府就按照这个比率通过立法程序把它固定了下来，规定1盎司金价值3镑17先令
便士的名义金额，
盎司的银也是价值3镑17先令
便士的名义金额。这样，政府企图通过权力把一种必然会不断变动的比率永恒地固定下来。这使得对银的需求量日渐增加，用银制造餐具和其他家庭用具也更加普遍。印度贸易受到新的刺激，商家愿意把银带走而不要金，因为银对金的比价在东方比在欧洲高。于是，到上世纪末，英国金银的比价只是1∶14
，用3镑17先令
便士的银币，在市场可买到4镑的金。这样，熔化银币变得有利可图，而用银币付款徒然自讨损失。由于这些原因，从这时候起直到1797年国会停止英格兰银行用金银付现货币款时为止，所有支付一般都是用金。

自1797年以来，一切支付都使用纸币了。但是，英国如果恢复使用依照以前的货币原则和货币管理条例制定的金属货币，大概人们就必须用银币付款，而不像在停止兑现以前那样以金币付款。因为黄金对白银的比价已经上升，这大概是因为黄金大量出口的缘故。作为商业用途时，防止黄金出口比防止白银出口更加困难。现在英国金银币的比价是1∶15
左右，虽然金银币的铸币平价仍然是1∶15
。因为以金付款而不用银，无异于白白牺牲
和
这两者之差。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事实上不可能把金银对物品的交换价值的比率固定下来。因而，在人类认为适于使用金银作为支付手段交易之前，必须服从金银自身价值体现的价格。[52]

我们上面对金银比价问题阐述的意见，在进行银铜的比价，以及对任何两种金属的比价时都适用。规定20苏所含的铜与1利弗尔所含的银的价值相等，其不恰当性和规定24利弗尔所含的银与1金路易所含的金价值相等并无不同。但规定铜和金、银的比价，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因为法律不允许无差别地以铜或金、银支付以利弗尔或法郎计价的款项。所以，凡超过最小额银币的价值款项，可用金币或银币作为法币支付。

第9节　货币应该是什么样子？

从我在前面阐述的内容中可以推断出我对货币所抱有的观点。

适合充当货币材料的是贵金属，而且它们已经被普遍地采用。由于其他材料不具备这么多的值得推荐的条件，所以在这方面不宜变动。

贵金属非常适于分割并便于携带，也非常适于铸造为每枚重量同等、质量相同的硬币。在大多数国家里，已经如此做了。

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给金银打上证明重量、质量的印记，政府只好自己保留着刻铸这种印记而因此独享铸造硬币的专权。如果同时有许多铸造者互相竞争，那么他们的证明绝不可能一律可靠。

但政府对于货币的干预，只应以此为限，不宜更进一步。

银块的价值是任意决定的价值，是由个人与个人或个人与政府在每次进行交易时经过协商同意后确定的。为什么要事先规定它的价值呢？事前硬性规定的价值，必然只是想象的价值，但于人们处理货币方面的事务没有任何实际用处。为什么把货币绝对不能具有的名称给予这样的想象上的价值呢？称为元、达克、弗罗林(florins)、镑或法郎的货币单位，不是一定质量、一定重量的金或银，还是什么呢？如果只是这样，为什么不给予这些分量的金或银以一个和它们的重量、质量相对应的名称，而偏偏要给它们冠以其他的名称呢？

法律规定5克银应该等于1法郎，这和说5克银应该等同于5克银一样，因为法郎这个名称所能体现的概念，只不过是它所含的5克银而已。小麦、朱古力或蜡，是否会因分割而改变名称呢？ 1磅面包、1磅朱古力、1磅蜡烛，仍然叫作1磅面包、1磅朱古力、1磅蜡烛，那么，为什么不叫5克一块的银它的自然名称呢？为什么不称它为5克银呢？

只是对称谓做一个小小的改变，虽然好像只是口头上的无足轻重的改变，却有着极大的实际影响。如果把它付诸实施，就无法再使用另一种实质性的物品，例如，以一定分量的银交换一定数量的小麦、家畜肉、布等。无论什么时候签订关于将来的长期契约，在违反契约条件时绝逃不过别人的耳目。一个人如果接受另一个人的约定，允诺于某日偿还一定分量的银，就预先知道将来的那一天要收入多少分量的银，只要届时债务人有偿付能力偿付即可。

一旦进行这种变革，现行的整个货币制度将土崩瓦解。它充满欺骗、侵害和掠夺的机会，而且是那样复杂，以至于以了解它为职业的人也不能完全了解它。此后，除非发行质次的货币，否则政府不能掺杂货币；除非公开宣告破产，否则债务人不能只偿还债权人一部分的债务。铸造货币将成为极其简单的事，将变为冶金技术中的一个分支。

法国在采用米制以前所通用的重量名称，例如温斯
(once)、格劳、格令等，具有这个优点，即能给人以几百年以来从未改变且毫无区别地应用于一切物品的重量的概念。如果对应用于贵金属的温斯哪怕只是稍稍作出变动，就都必须对应用于糖、蜜以及一切以这种重量计重的物品的温斯单位作相应的变动。但就下述一点来说，米制更加可取。米制是建立在大自然提供的一个基础之上的，只要世界存在一天，这个基础就一天不变。1克
(gramme)代表1立方厘米
(centimetre)的水的重量，1厘米是1米的1%，而1米是地球自极地至赤道的圆圈所形成的弧的一千万分之一。我们可改变克的名称，但谁也不能改变克这个名称所表示的实际重量。无论谁与他人签订合约，约定在未来某一日偿付100克的银，如果届时不能如数偿付，任何专横措施，不管施加多大的压力，都不能洗刷他背信违约的恶名。

对于使用货币进行的交易以及规定使用货币的契约，政府力所能及的地方，只在于把金属分割为1克或更多克或厘克
(centigram)等分量的一枚一枚的硬币，让人们能在顷刻之间计算出支付一定数额的货款需要多少枚硬币。

国家科学院提供的实验报告表明，在金银中掺杂一点合金，比纯金银更能抵抗外界的摩擦损耗。还有，熟知金属提纯的人都说，必须经过极其昂贵的化学手段，才能得到完全纯质的金银，这将大大提高铸币的费用。只要在掺杂合金的金银币上打上印记，标明它的分量，就不存在可非议的问题。印记应该仅限于证明硬币的重量和质量，不应涉及其他方面。

我还没有谈到法郎
、迪西
(decime)、生丁
(centime)这些名词，因为根本就不应该把这些名称作为货币单位，这些名称实际上并不表示任何东西。法国的法律根本就应该简简单单地命令铸币者铸造含银5克一枚的硬币，而不是规定铸造含银5克的法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不是开出如400法郎的活期汇信或汇票，而是开出2 000克的成色为9/10的纯银加1/10的合金的银子；进一步，如果人们愿意，也可开出130克同样纯度的金币的活期汇信或汇票。付款极其简单，因为所有的金币或银币，都会是1克上述标准的金或银的分数或倍数。

但是，法律还得规定，凡约定以克计算的银或金支付的款项，不许用硬币以外的其他物品来支付，除非契约附有特别条款。因为不这样，债务人就会以比硬币价值低的金银块偿还债务。这显然是涉及实际的支付问题，其原则只是要求契约在指定金属的种类和标准上，明确规定以硬币或以金银块付款的方式。这项法律规定的目的，在于使契约不需要罗列许多细节，这些细节可以忽略不计。

政府给私人铸造货币，必须索取铸币费和利润。政府因垄断铸币权，有可能使这个利润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应该依冶炼科技水平与流通手段的需要，随时作出必要的调整。政府在自己没有多少硬币需要铸造时，与其听任机器停工、工人无所事事，不如降低铸币费。反之，当人们源源不断地把金银块交给铸币厂时，就可以适当提高铸币费，这不过是仿效其他行业的制造商的办法。关于政府自购金银自铸硬币的问题，所铸的硬币，因其有较大的交换价值，像我在前面第4节中所说的那样，能够补偿自己的铸造费用，并能提供一定的利润。

在硬币表面，除了表示重量和质量的印记外，应再加上一切可防止伪造的刻印。

我怕浪费读者的时间，所以没有讨论金银的比价问题，其实也根本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只要避免在任何特殊名称下规定金银的比价，对于它们相对价格一涨一跌的更迭变动，完全不用更加关注金银与其他物品比价的波动。必须听任比价自行调节，任何企图把它固定于一定比例的做法，必然徒劳。凡是涉及金钱的契约，当然要遵照契约所定的条款履行。规定偿付100克银的契约，除届时定约双方达成协议、同意使用别种金属或某种物品依照一定换算率折合应付的银币抵付外，就得偿付100克的银币履约。

所有的产业部门都能从这个简单的安排中获益，并且这个获益是无法估量的。但是，如果考虑与之截然相反的制度所带来的危害，则相反的货币制度不但把人们搞得颠倒失常，甚至就连最有益和计划最为周到的生产事业，也会因它而蒙受挫折或陷入停产；而且，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公共利益也好，个人利益也好，无时无刻不受到它的侵害。

完全由金和银铸成、表面只刻有证明其内在价值的记号，因此政府不能任意变更的交易媒介，可向所有的商业部门和社会阶层提供巨大的利益，甚至在外国也能流通使用。这样，发行这种交易媒介的国家，就可以成为这种外国货币的制造商，从中收取不可轻视的利益。我们从勃朗的著作中[53]
可以看到，圣·路易时代发行的称为羔羊的金币(因币面刻着羔羊头像，故名)，仅仅因为自圣·路易时代到查理六世(Charles VI)时代含金量始终没有改变，连在外国也有广泛的需求，并且在交易时是最受人们欢迎的。

倘若托上天之福，法国能够进行这种试验，我衷心地希望读到我这本书的人，别对货币的外流(使用某些不懂这问题又不愿意学习它的人的措辞)感到遗憾。毫无疑问，金银币如果离开法国，绝不会不留下相当于它所含金属和它形式的价值。人们不是认为制造首饰并运往外国销售有利于国家吗？但这种贸易同样引起贵金属的外流。首饰的美丽形式，无疑使以这种形式输出到外国去的金属的价值增加很多。经过精密化学检验的重量准确一致的硬币，尤其是始终保持不变重量和质量的硬币，同样深受人们喜爱，无疑也会博得同样优厚的回报。

如果有人站出来反对说，查理曼时代把1磅的银称为利弗尔时，根据的就是上述相同制度。然而，这种硬币的品质，使用后一再降低，直到成为最后称为利弗尔的硬币，事实上只含96克银。对此，我的答复如下：

第一，查理曼时代没有铸造含银1磅的硬币，以后任何时代也都没有铸造这种硬币。利弗尔始终是作为记账用的货币，是一种想象中的度量价值。查理曼和他的后任铸造的银币，是重若干苏的银，而苏是磅的微小部分。

第二，没有任何一种硬币上面刻有表示含银重量的标记。在现存所能搜集到的古代钱币中，还有许多查理曼时代铸造的硬币，币面只刻有查理曼的名字，有时加铸硬币的城市名称，铸造工艺非常粗糙。考虑到这位皇帝虽然极力提倡文艺，但自己写不出一手好字，出现这种情况是不足为怪的。

第三，这种硬币还没有刻上表示银质量的标记，它极易因摩擦而受到损耗。菲利普一世时代铸造的苏，虽然还含有利弗尔原始分量的金属，但却含八成银四成铜，而不是含12盎司银。

目前英国流通使用的货币出现的极为特殊的情况，以及自本书第一版发行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关于英国货币的非比寻常的事件，都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完全没有兑现担保品的纸币，仅仅因为流通手段或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就能够维持很高的价值，甚至能够维持与金属相等的价值。[54]
这使精通这门科学的一些英国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于货币的目的并不需要它的材料的物质性能或金属性能的作用，所以比贵金属便宜的物质例如纸张也可以充当货币，只要发行总量不超过流通需要的量就可以。为了这个目的，大名鼎鼎的李嘉图先生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计划，建议授予一家银行或法人组织发行凭索即付金银块的钞票的权力。随索随付等值一定分量的金块的钞票，其价值绝不至于跌到所代表的金银价值之下。另外，只要发行总量不超过流通中的需求量，持票人便没有动机要求兑现，因为兑到的金银不能作为流通使用。如果钞票的信用偶然发生动摇，人们大量涌入银行要求兑现，那么仍在流通中的其余钞票必定涨价，并诱使人们将金银块拿到银行兑换钞票。[55]

第10节　铜币或贱金属币[56]

严格地说，铜币或贱金属硬币不算是真正的货币。这是因为，债务的零头部分，小至不能使用金银币支付时，才可以使用铜币充当法币支付。现在差不多在所有的商贸业发达的国家，金属货币只有金币和银币两种，不存在其他货币。铜币是一种可转移的担保品，是分量少到不值得铸造的银的符号或代表。因此，发行铜币的政府，当有人提出相当于最小面值银币的数量的铜币请求兑换时，就应当照兑不误，否则无法保证其发行总量不超过流通需求量。

当贱金属币存量越来越多，持有人发觉它代表的价值与金银不相等因而不如金银那么好用时，便会千方百计地将它脱手，或以亏本的价值出卖；或用来购买低价物品但又会造成这些低价商品涨价，或在偿还债务时以较多零头的数额付给债权人。为防止铜币跌价，政府通常默许这种做法。铜币一旦跌价，以后发行铜币的利润便将大幅减少。

例如在1808年前的巴黎，每笔应付款项，得用1/40的铜币作为法币付款。这与货币部分地贬值具有同一效应。所有的人进行交易时，都会想到将来收回的款项，很可能1/40是铜，39/40是银。于是就此计算，把价格提到和这种规定相符的高度。在这方面出现的问题，与银币在重量和质量方面产生的问题完全一致。买家对收进的每一枚硬币，不会去称重量并进行检验。但做金银买卖生意的人，以及跟这种生意有关系的人总是小心翼翼，随时比较硬币的内在价值和市场价格。无论什么时候出现差异，他们就会乘机从中谋取利润。正是由于他们这种追求硬币利润的活动，使硬币的市价和实际价值永远趋于相等。

同样的道理，强制性地要求人民接受许多铜币，也会影响到与外国人的交易。向巴黎开出的法郎汇票，由于一部分票款可能是用铜币或贱金属币付款，在阿姆斯特丹肯定不能卖得那么令人满意，正如法郎改铸时含银减少而合金增多时产生的结果一样。

应该指出的是，总的来说，这种情况对货币价值产生的影响，不像掺杂过多合金时那么严重。理由是，由于上述原因[57]
，合金没有丝毫的价值，以至于可以用来支付任何债款的1/40的铜币，虽然不能与所代表的银同日而语，但还是有点价值的。要是贱金属的价值与银价值相等，那就根本无须法律明文规定来限制铜币的法币资格了。

只要是政府对提出请求兑换银币的铜币和贱金属币经常照兑不误，便能给它们以少许的内在价值，不至于发生问题。因流通领域的需要，将吸收掉很大的数量，铜币可以维持面额金值，好像真的与代表银币的零数的价值相等。银行钞票毫无内在价值，但年复一年地通用无阻，好像它的价值和面额相等，这两者的道理是一样的。按照这种做法，铸造铜币所产生的利润，远远超过强制人民接受一部分铜币作为支付时的结果，并使铜币不至于贬值。面临的唯一危险就是伪造。铜币内在价值和通用价值相差越大，驱使见利忘义的人从事铸造伪币的诱惑力就越强。

萨丁尼阿(Sardinia)最后一个国王的前任，在设法回收他父亲在穷困时期发行的贱金属币时，发现回收的数量竟达到政府当初发行总量的三倍之多。当普鲁士国王用犹太人厄弗雷姆(Ephraim)的名义回收七年战争中强迫撒克逊人接受的贱金属币时，也碰到同样的情况，而且原因也是相同的。[58]
铸造伪币，一般都是在一国的境外进行。1799年英国以清除伪造为目的，铸造出花纹极其精致的半便士硬币，其制造工艺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使伪造者无法仿制。

第11节　更完美的铸币形式

硬币的表面积越大，因摩擦而造成的损耗越多。两枚重量与质量完全相同的硬币，导致外部摩擦的表面积越小的硬币，在流通过程中实际遭受的损耗就越小。

这就是说，厚阔同等的球形，由于最不容易受到外部的摩擦，应该是最完美的外形。但由于携带与使用时造成的种种不方便的缘故，一直没被采用。

表面积小、仅次于球形体积的就是厚阔同等的圆柱形，但它与球形一样不方便。因此，各国普遍采用的是极为扁平的圆柱形。但从前面所说的情况看，外形不宜过于扁平，而且宁厚勿阔。

关于硬币的印记，必要的条件是：

(1)标明硬币的材料重量和质量；(2)印记要清楚明晰，连最没有知识的人，也能一望而知；(3)印模的式样，要尽可能保证硬币的外观难于破损，硬币的重量难于减轻。就是说，必须如此设计，才能有效降低硬币重量的普遍损耗和不法毁损。英国最近铸造的半便士，有一条缝，不是凸起的，而是凹入币的边缘的最厚部分，并且是在边缘的当中，因此既难以被剪，也可有效降低损耗。金银币采取这种式样，必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这种式样对防止硬币的变质，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如果印记是低浮雕的模型，凸起部分不宜太高，使一枚枚硬币容易叠加在一起，并使摩擦的损耗得以减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凸起部分也不宜过于显露，否则很快就会磨掉。为防止出现这种损耗，人们曾使用高浮雕的印模，但在实际使用中发现，硬币因此变得过于脆弱，易于折断与破碎。但如果铸得较厚，这个式样是不可取的。

根据要将硬币的表面积缩小到最低限度的原理，有可能会令政府在不会造成持币人不方便的前提下，铸造出尽可能高面值的硬币。铸造出的硬币总数越多，导致硬币表面受摩擦的机会越大。应该限制小面额硬币的铸造总量，不超过进行小额交易和支付零星款项时必要的数量。在进行大金额的支付过程中，应鼓励一律使用大面额的硬币。

第12节　由谁承担硬币因磨损造成的损耗

硬币因磨损或摩擦造成的损耗，应由谁承担呢？这是一个涉及公正的问题。严格地说，像毁损任何其他货物的人一样，由使用硬币的群体承担这个损失。一个人出卖一套他穿过的旧衣物，售出的价钱一定比他在购买时支付的要少得多。所以，一个人出卖一枚旧的克朗换取其他货物，所得卖值应该比他当初所付的买价少一些。就是说，所换回的货物，应该比当初他所交出用以交换它的货物少得多。

硬币停留在一个规矩人手中时，受的磨损一般极其轻微，甚至无法计算出损耗的价值是多少。一枚硬币可能在流通了多年还看不出有变轻的迹象。肉眼能看得出损耗的程度时，已无法计算出在无数个使用它的人当中，到底是哪几个人造成的这种损失。就我所知，每个消费者都与它的磨损有关，使它的交换价值降低。一枚硬币能买到货物的数量，不知不觉地在减少；虽然硬币的价值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降低的。但最终变得非常明显时，人们会不肯依照新硬币的价值接受它。所以我认为，如果某种硬币，全部都因重量的减轻，而非销毁重铸不可时，持有这种硬币的人，没有理由可以指望它能与新铸的硬币等价互换，一枚换一枚。就是政府也应该依照硬币的内在价值予以接受。这时的硬币含银已少于从前，持有人接受它的时候，都是按较低价格计算，所以用它交换货物数量，相对于它出厂时换回的数量少得多。

事实上，依照严格的公平原则，应该照此办理。但这样做会因为出现两种情况，使得处理问题时难以实施：

第一种情况，每一枚单独的硬币，并不是实在的商品，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单独一枚硬币的价值并不是依照硬币本身的含银重量和质量估算的，而是依照无数枚硬币的平均重量和质量估算的，而这平均值又是依据普通经验加以确定的。发行时间久、磨损大的一枚克朗硬币，仍可以随意兑换一枚新的、完全没有损耗的克朗。由于上述的平均值，各枚硬币之间的差异不存在了。造币厂每年发行的在重量和质量方面毫无瑕疵的新币，使得硬币虽然经过数年的流通，还不至于因摩擦而明显贬值。

可以用下述事实证明这一论点。法国新铸的12苏与24苏的硬币，可与6克朗等价通用而无障碍，尽管同一名义的金额，体现于12苏与24苏硬币，比体现于克朗硬币的银少1/4。

之后通过的法律，是根据它们的内在价值评定它们的流通价值，规定收税员和私人不得以高于10苏与20苏的价值接受12苏与24苏的硬币。这个价格略低于当时持有它们的人此前为取得它们付出的价格。因此，硬币因磨损造成的全部损失，都落到最后的持有者头上，尽管在此之前有无数的人使用过它们，都对它们的磨损负有一定的责任。

第二种情况，硬币表面雕刻的印记，尽管在流通中日渐模糊，有些甚至看不见了，但自始至终同样无损于硬币的流通使用。请看英国铸造的先令。前面说过，单单它的印记，就赋予它一定的价值，这个价值从始至终被人承认，一直到它流进最后的持有者手中。所以该持有者接受它时，所付出的是高于同样重的金银块的价格。这样，就是最后的持有者负担了硬币损耗的全部差额，等于由他负担印记的全部价值。可是，在他之前的许多人都从印记得到了同样的便利。

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起因于流通过程中的磨损和印记的损失，应该由全社会负担，就是说，应该最终归国库承担，因为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享受到了硬币的好处。要想按每个人利用硬币程度的比例，向所有的人分别征收损失，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最后再说一句，凡是把金银交给造币厂铸造硬币的人，都必须支付铸币费，如果认为价格合宜，还需支付所有的独占利润。这对他没有妨害，因为他拥有的金银，通过铸造工序增长了价值，而且增长的幅度，相当于造币厂索取的全部铸币费，否则他绝不会把金银交来铸造。我还认为，造币厂应随时应人请求，以新币调换旧币。这丝毫不会妨碍预防剪毁硬币的措施。凡失去不易磨损部分印记的硬币，造币厂对磨损的铸币不接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粗心大意、接受具有这些显著缺陷硬币的人，就得自己承担损失。如果人民把受了磨损的硬币迅速交造币厂，这对破获毁损硬币的罪行大有帮助。

只要政府能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来自这方面的损失，可降低到最低程度。同时，币制与外汇的现状有可能随之大大改变。

[1]
货币的效用、劳动分工和个人消费的多样性不成比例。在西印度产糖殖民地，按人口比例来算产量极大，但只需用很少货币来完成产品转移。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口是黑人，他们不需要太多消费品，他们的衣食都是批发来的，样式简单而统一。但是在每个种植园中，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工可能已经达到很精细的程度。——英译者注

[2]
雷纳尔：《哲学史和政治史》(Hist.phil.et pol)，第六卷。

[3]
当欧洲人开始与冈比亚河流域的黑人进行贸易往来时，后者最需要的货物是用来制造农具和武器的铁，所以铁成为比较价值的标准。不久，铁在他们的交易中变成了名义标准。一个铁块折合20～30叶烟草，一个铁块折合成4或5品脱朗姆酒，这里依据的是该物品当时供给量的多少。在这种社会，每样物品依次执行货币职能，并与其他物品相比较。这使该社会备受以物换物制度的种种不便的困扰。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不能找到一种被普遍需要、被普遍接受而且能随时被分割成和一般货物价值相当的物品。参阅帕克(Park)：《游记》(Travels)，第一卷，第2章。

[4]
《国富论》，第一篇，第4章。

[5]
斯巴达的货币证明，政府本身不能给予其货币流通能力。莱克格斯(Lycurgus)的法律规定用铁铸造货币，目的是防止货币被大量窖藏或转移，但该立法最终失效了，因为它与货币的主要作用相悖。但是没有其他法律比莱克格斯的法律更让人严格遵守了。

[6]
法国现在的银币含有一成铜和九成纯银。铜和银的比价是1∶60左右。所以，一枚银币所含铜的价值，是银币整体价值的1/600左右，或等于1/6法郎。假如把铜提取出来，提出来的铜也不够支付工本费，更不必说该提取对货币价值的损毁了。因此，铜在银币中的价值被忽略不计。一枚5法郎银币的合金价值重量是25克，但所含的纯银价值仅为22.5克。

1792年4月2日，美国国会立法建造铸币厂，规定了金、银、铜币的价值。法案规定，每枚鹰徽金币含纯金247.5格令、合金22.5格令，共计270格令的本位金。1/2枚和1/4枚鹰徽金币含相同比例的同样金属。在1834年6月30日的立法中，该标准降低，金币重量减少。如今每枚鹰徽金币只含纯金232格令、合金26格令，共计258格令本位金； 1/2枚和1/4枚鹰徽金币所含的金属量也相应减少。在1792年的法案中，本位金含量是11/12的纯金和1/12的合金，或22克拉纯度。在现今的法案中，相对纯度或克拉数减少到21.58，相应降低了大约0.42%；而硬币中所含纯金属的实际重量减少到超过6.25%(6.262 626+ 1分纯银)。本位金中的合金由银和铜构成，含银不超过一半。

在1792年法案规定了银的价值后，美国的银币并未作改变。法案还规定，美元作为货币单位发行，其价值等同于西班牙轧花边的8里亚尔币比索。1美元含371.25格令的纯银和416格令的本位银； 0.5美元含185.625格令纯银和208格令的本位银； 1/4美元含92.8 125格令纯银和104格令的本位银；一角硬币含37.125格令纯银和41.6格令本位银； 5美分硬币含18.5 625纯银和20.8本位银。本位银由1 485份纯银和179份合金铸成；相应来说，银币中总重量为1 664份，其中1 485份为纯银，其余179份为合金。银币中合金完全由铜构成。

美国的铜币是1美分和0.5美分，其重量从1792年法案后减少过两次。在1792年的法案里，1美分含264格令的铜，0.5美分含132格令的铜。1美分的价值是1美元的1/100。在1793年1月14日的法案颁布后，1美分的重量减为208格令的铜，0.5美分减为104格令的铜。1795年3月3日，经总统授权，到1796年1月26日，将1美分的含铜量减至168格令，0.5美分的含铜量减至84格令，也就是它们现在的重量。在1792年的法案后，金与银的铸造价值比为1份纯金比15份纯银；而现今的法案则改为1份纯金比16.002 112+ 1份纯银。——美国编者注

[7]
货币的其他职能，即可分割性和分割后价值的可分配性，也不应该被遗忘。通过这个职能，珠宝商能够把他的少部分贵重货物用于交换他的家庭成员的生活必需品。

[8]
杜尔哥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曾经详细地论述过这一点。

[9]
李嘉图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金银的价格或金银与其他货物的交换价值完全由获取金银的费用决定。因此，根据他们的见解，对金银的需求丝毫不能影响价值。该观点与日常经验和无可争辩的经验完全矛盾，因为这些经验让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价值随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假设基地现在发现了新矿藏，使银变得与铜一样普通，那么银就会具备与铜一样的不适宜充当货币的资格，而黄金将被更普遍地用作货币。于是黄金的需求量就会相应增加，其价值也将提高；而那些因为产量不能支付开销的废弃金矿将被重新开采。虽然这时需支付更高价格获得矿石，但是谁敢否认黄金的价值不会随需求量的增加而增加呢？正是因为黄金需求剧增才让采矿者决定承担增多的费用。

[10]
英格兰银行只有在它的最大债务方——政府——以现金清偿所欠债务之后，才有能力兑现它的钞票。然而，政府除了用自己的储备收买现金，或是通过增加赋税得到的收入收购现金外，是无法清偿银行的债务的。倘若政府为清偿债务而不得不采用这种极端的办法，实际上就等于以一种全新的要花费更大代价的流通手段取代目前通用的一切流通手段，而且必须由政府购买。现行的流通手段尽管弊端不少，尽管不存在任何的内在价值，然而在执行职责时，它的表现还是令人满意的。

尽管作者在这个注释里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但是英格兰银行一直以来都在用现金收回并支付其债务；而且英国政府并无意表明或试图表明“用现金偿还债务”，萨伊在这里这么说一定是受到前面的观点的影响。

在1819年6月通过的议会法案，一般被称为《皮尔先生法案》(Mr.Peel’s Act)，要求英格兰银行从1823年5月1日起，按要求用合法硬币支付现金。然而，英格兰银行最终恢复硬币支付方式还是在初期就执行了。因为它发觉自己拥有足够的黄金，用现金支付的方式比法律规定要快得多，所以银行又争取通过另一项法案。该法案要求社会公共机构在支付所有需求时都必须使用合法硬币。该法案通过的时间是1822 年5月1日，从那时起一旦要求“用现金偿还债务”，就再没停止过。——美国编者注

[11]
我们的作者不知道英格兰银行钞票与地方银行钞票的巨大区别，对此不必感到吃惊。这个区别是：作为主币的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是纸币，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是可兑换钞票的代表。上述观点是正确的。具体表现在地方银行钞票的信用，与不兑换的主币或纸币，都是流通手段。倘若没有地方银行钞票参与竞争，要想维持现今货币价格的水平，英格兰银行就得再增发一倍的钞票。由于公众对货币及其竞争者或信用的合作缺乏明确的概念，所以至今对这个问题还存在着极为混乱的看法。——英译者注

[12]
凡涉及因纸币发行过多产生的后果，请参阅本篇专门讨论纸币这一问题的第22章第4节。

[13]
增发纸币，以及紧随而至的纸币贬值，这些都不影响社会财富的有效增长。但这时评估财富便不得不使用更大单位的数字，就如用小麦的单位评估财富而不用白银评估一样。例如，社会财富总量相当于200亿吨的小麦时，而不用相当于2 500万吨的白银表示，但这二者的价值完全一样。倘若货币的面值较小，在表示同一价值时，就不得不使用更多的货币单位。

[14]
《国富论》的译者加尼埃(Garnier de Saintes)。

[15]
参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原理摘要》(Abregédes Principes d'Economie Publique)，第一篇，第4章，以及编者的话。

[16]
将金块送到铸币厂，为的只是取得对金块的检验证明。这不是将金块作为货币使用，而是作为商品使用。对于这一块业务，铸币厂收取检验费。在硬币获准自由输出之前，走私黄金造成的危害，与铸币厂提供检验证明的危害是一样的。这些意见只限于铸造金币。铸造银币，每铸66先令则收取4先令的铸币费。现在银已不再是货币的材料，目前只用银铸造小额硬币。——英译者注

[17]
现金的输出，不会使社会蒙受损失，因为没人愿意把现金白白奉送给外国人。对于这一点，无须反复说明。输出现金的目的，是换回相应的价值，但国家会因此损失铸造硬币的价值。英国把基尼输出到外国所换回的价值，只相当于其含金的价值，而没有包括硬币上所刻的印记的价值。

这不是完全正确的。例如，西班牙银币在许多国家里流通，在众多的不铸造货币的国家，它已经取得法币的资格。西班牙银币在流通国的价值，相比在重量与成色上相同的银块价值高出许多。这两种价值之差，就是当地为铸造硬币获得的价值。对这个价值，当地人有时付出很高的报酬。这报酬付给谁呢？是付给西班牙人呢还是西班牙政府呢？倘若是付给个人，就属于不当得利，因为这是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的；如果是付给西班牙政府，就是对生产作用的承认。如果英国铸造金币时，也像铸造银币一样收费，那金币绝不会源源不断地流出境外，它只输出到那些愿意为铸币的额外价值支付报酬的国家。当然，我们的作者很快就明确地表示，因铸造硬币而产生的价值，不会因输出国外而出现损失。——英译者注

[18]
参阅《国富论》，第一篇，第5章。

[19]
本书的一位德语译者，即博学多才的海德堡大学摩斯塔(Morstadt)教授，对这段内容提出了个人意见：“自1810年以来，俄国政府不再收取铸币费。对邮政业务，政府同样是无偿地提供服务，也许是同样有道理的。”

在谈到大多数政府从铸币中获得的超出铸造成本以上的收入时，我表达的意见也许不对。法国政府收取的铸币费，最多不超过铸造费用，而同时投资在建筑物、机器设备上的成本利息和损耗，以及支出的管理费等，都是政府的纯损失。其他国家的情况，基本也是如此。

[20]
从铸造硬币中获得的价值，不会因将它输出而蒙受损失。硬币币面刻的印记，不妨看成向外国人展示的硬币推荐函，进而使硬币的价值上涨到等值金银块之上。

[21]
自法国政府发行5法郎面额的银币以来，其重量与成色始终保持一致和不变。因此它也像西班牙银币一样，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大受欢迎。

[22]
作者在关于美国铸造银币和输出银币等内容中，出现了三点错误，在此需要指出：第一，美国政府从来没有
(never have been)简单地把西班牙银币打上新的印记而不(without)变更它的重量和成色。第二，1金衡镑的西班牙银币，含纯银10盎司15本尼威特；而1金衡镑的美国银币，则含纯银10盎司14本尼威特又5格令。第三，美国从未通过任何法案，把输出硬币限定于本国自铸的银币
(own coinage)，各行政部门也无权管理或干涉硬币的输出。——美国编者注

[23]
在西属美洲地区，当地政府征收更高的铸币税。据洪博德统计，税收之高，即使减去铸造费后，还相当于所铸造银的价值的11.5%，或相当于所铸造的金块的价值的3%，而政府却明令禁止未经铸成货币的金银出口。所以严格地说，事实上这个税不能算是铸币税而应该算是出口税，只不过是在金银块转换为硬币时征收而已。

[24]
在查理曼时期，1利弗尔纯银重12盎司。

[25]
根据本章第3节确定的原则，可以确信，掺杂合金的含纯银8盎司的利弗尔，如果不在数量上增发，它还能保持含纯银12盎司的旧利弗尔的原有价值。这样一来，导致货币价值上涨，进而使人有理由设想，在货币铸造措施上施展手腕即能获取利润，因此政府下令改铸货币，把旧的8枚硬币掺入合金，改铸为12枚硬币，这就使硬币的总量增加到与降低硬币含银量标准相称的数量。

[26]
在勃朗“序言”(Prolégomènes)中的第25页，我们发现圣·路易的银苏重量为1格劳7.5格令，把它乘以20，就得到2盎司6格劳6格令的利弗尔。

[27]
挥霍无度的罗马皇帝赫利加巴拉斯(Heliogabalus)，也采用过相同的办法。那时使用奥雷
(aurei)金币完税，而不是用一两的金缴纳。为了增收，这位皇帝发行新的奥雷币，每枚含金竟重达24盎司。勤俭持家而又意见相左的亚历山大·西维拉斯(Alexander Severus)，后来大大削减了硬币的重量。

[28]
1350年，为了欺骗工商界，菲利普·瓦罗亚(Philip de Valois)改变生产计划，同时要求铸币职工严守秘密，宣誓不对外泄露。他命令职工“不得过问改换黄金标记的事，以免往硬币里掺杂合金的计划泄露出去”。在约翰王朝时期，类似的事发生过多次。参见勃朗：《货币史》(TraitéHist.des　Monnaies)，第251页。

[29]
勃朗：《货币史》，第27页。

[30]
这里指的是马修·维莱尼(Matthieu Villani)。

[31]
孟德斯鸠：《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第二十二卷，第11章。

[32]
斯密：《国富论》，第二篇，第2章。

[33]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1805年出版，第二卷，第306页。

[34]
请参阅1303年伯尔(Bel)颁布的几个法令，1329年和1343年瓦罗亚(Valois)颁布的几个法令，1354年约翰(John)颁布的几个法令以及1421年查理六世(Charles VI)颁布的几个法令。

[35]
作为银行钞票的银或硬币，无论是“代表”价值还是“标明”价值，都已经不再具备准确明晰的概念。没有一种精确的分类，将银行发行的钞票称之为“价值的代表”，这种模糊的表达，为极端模糊的概念表达提供了机会。纸币流通的时间太长，只适合参与并服从交易，因纸币造成的混乱，使市场无法将它迅速抛弃。

我们看到，与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一样，小额硬币依据它们自身的价值，参与销售与购买行为，使用它们，是为付出的价值既不高于也不低于所购买的物品的价值。银行钞票则不然，任何高于交易价值的货单，或其他用现金支付的流转契约，代表或标明这些物品价值，但在实际支付债务时，或根据需求，或确定准确的支付日期，用硬币面值所表示的数量，也就是银行在接受它时货币自身的价值来支付；且只有双方都明确这些价值后，这些货币才被接受；或当这价值为众所周知时，它们才会像被市场认可的硬币那样被接受。——美国编者注

[36]
即使加上信用票据，也无助于我们解决遇到的困难。流通手段，无论是具有硬币形式还是纸币形式，其数量不能超过它所体现的效用的总量。只要扩大国内货币的数量，无论增加的是金属货币量还是纸币量，随之发生的必然是货币价值的相应贬值，导致相同数量的货币再也不可能购买到与从前相同数量的物品。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物品的价值，与它作为流通媒介的价值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请读者仔细阅读第22章第4节，即钞票的各段内容，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37]
孟德斯鸠：《法的精神》，第二十二篇，第7章。

[38]
孟德斯鸠：《法的精神》，第二十二篇，第3章。

[39]
在《国富论》第一篇第5章中，关于这个问题，斯密说：“支付一切东西的价格，或用来购物的货币，既不是金也不是银，而是劳动。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通过劳动换来的，而不是用金钱购买的。”我相信我已经成功地证明了斯密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大自然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多数情况下，大自然发挥的作用，最终构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土地的利润归地主享有，称为地租。地主自己可以不干活，他取代了原始土地占有者的地位。土地的利润直接影响到大自然与劳动协同生产的产品价值。大自然贡献的部分价值，不是劳动的产品。大部分资本是劳动的积累产品。像大自然一样，资本也在协同参与生产工作，同时资本也接受一部分产品作为报酬。最终归于资本家的利润，与投放在资本本身的积累劳动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消费所有资本的可能是一群人，而消费资本的产品，即资本利息的，可能是另一群人。

[40]
据洪博德的计算，相当于我们的钱3.5～4法郎(请参阅《关于新西班牙的政治性论文》，第三卷，第105页)。

[41]
在全书中，通篇使用货币价格，即出售物品得到的价钱，表示各种类型物品的价值差异。如果作者仅仅是为了把事情讲得更明白，则完全没有必要在书中列出极为精确的数据。即使在几何学这个精准的学科中，使用数据的目的，也只是让人更容易了解具体的事情。当人们从事推论工作并得出结论时，才有必要依赖严密的精确分析。

[42]
本书第三版发行后，西斯蒙第(Sismondi)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Nouveaux Principes d’Econ.Pol.)一书问世。在文思泉涌的各章中，该书第五卷第1章的标题是“论货币与价值的符号、表征与尺度”(money，the sign，token，and measure of value)。

[43]
克尔(Kehl)编，第十七卷，第394页。

[44]
《关于银价与粮价比较的报告》(Rapport entre l’Argent et les Denrèes)，第35页。

[45]
有关这些计算，应该感谢毛尔撰写的《关于货币的论文》(Essai sur les Monnaies)和《物价的变动》(Variations dans les Prix)两本书给予我的帮助。

[46]
参见本书第二篇，第4章。

[47]
在恺撒大帝时代，12盎司银可兑换1盎司金。既然银价跌到了以前的1/4，那么恺撒大帝时代的1盎司金应该值现在的48盎司银。但目前的48盎司银值3盎司金。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金价贬值到只等于以前的1/3了。

[48]
计算时铸成的错误，使得后世的译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大大低估了最声名狼藉的帝王的挥霍无度与奢侈。他们告诉我们，卡利古拉(Caligula)仅在一年之中，将蒂里阿斯(Tiberius)积累的全部财富挥霍殆尽，总计高达27亿塞提尔。哈普只把这数额转换成了相当于5.4亿法郎。现在假定自恺撒时代起到卡利古拉的朝代期间，金价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动，那么，27亿塞提尔，应该相当于30亿利弗尔。在这两位大帝执政的朝代之间，金价大概没有出现过大的波动。据史书记载，比这小得多的金额，根本不足以应付他那种奢侈的日常生活。

在贺拉斯(Horace)的诗歌的第二卷第二篇，谈到一笔财产，总计达30万塞提尔。根据这篇诗文上下文的意思，这笔财产肯定是一笔巨额财富。依据我的意见，这笔财富相当于当今的3 003 600法郎，约等于56 470美元。但是注释者达西埃(Dacier)错误地理解那段文字的意思，只估算成22 500法郎，或是仅值4 185美元。

[49]
在勃朗的《货币史》中的第3页，他估计，合12盎司1磅的罗马磅，仅仅等于我们的标准的10.7盎司。他是根据一些保存非常完好的这些帝王所铸硬币的重量得出的结论。在这里，我对1盎司黄金所估计的价值，完全是以铸币的标准为依据，也就是说，包含了1/10的合金。因为我假定恺撒掠夺的金不是纯金，而是掺杂了合金的硬币。

[50]
在那个时代，欧洲金银的比价是1∶12。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目前的比价是1∶14或1∶15。如果古代金银的平均比价是1∶11.25，近代金银的平均比价为1∶15，则可以看出，金银的价格是以4∶3的比例在上涨。如果用3乘以金价，用4乘以银价，则结果便相等了。

[51]
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自本世纪以来金银的价值又开始下跌，因为很多成本最不容易发生变化的物品，现在购买时必须支付更多的银币。

才华横溢的伦敦皇家协会会员威廉·雅各布斯先生苦心撰写的《贵金属的生产和消费的历史调查》(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reciousMetals)一书，于1831年在伦敦出版。我们在书中发现有一章(第25章)是关于从1809年年末到1829年年末金银的生产情况的。作者说：“人们认为1809年是第一阶段，那时金银矿的产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西方大陆的每块土地上，在历经了三个多世纪后，可以获取的金银数量不断增加。每十年增加的数量都比前十年增加的数量更多。尽管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储藏金银，其增加的数量极为缓慢，但是它们在与欧洲政府分离前远未达到人们所期待的丰富产量。”

此后，作者又调查了墨西哥、哥伦比亚，包括新格林纳达、贝鲁、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和巴西的金银产量；同时他还留意到从1824年到1830年在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发现的金银矿藏，并统计了在美洲(西班牙统治晚期)出产的金银总数量，从而得出结论，在1809年年末到1829年年末的这二十年里：

墨西哥　　　　　　　220 043 200美元

危地马拉　　　　　　2 893 710美元

哥伦比亚　　　　　　33 564 267美元

贝鲁　　　　　　　　64 688 429美元

布宜诺斯艾利斯　　　30 000 000美元

智利　　　　　　　　16 618 880美元

总计367 808 486美元，换算成英镑为76 626 768英镑。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巴西的产量4 110 000英镑，得出美洲的总产量为80 736 768英镑。

他同时还说：“在欧洲，过去20年的金银产量比之前的110年下降了。据估算，在欧洲生产的金的价值为720 000英镑。”根据雅各布先生的估算，在这20年里，金属货币总量减少了13%。——美国编者注

[52]
金银的相对地位，并非由金银矿的相对比较的产出量决定。就价值而言，洪博德在他撰写的《关于新西班牙的政治性论文》第四卷第222页中提到，美洲和欧洲的矿山都出产银，银产量与金产量的比例约为45∶1。但目前银对金的比价却不是45∶1，如下所示：

墨西哥的比例为　　　　　15
∶1

法国的比例为　　　　　　15
∶1

中国的比例为　　　　　　12∶1到13∶1

日本的比例为　　　　　　8∶1到9∶1

金银比价的差异，大概是由于银更适合制造餐具和货币，因而产生更大的需求。这个因素在东方国家似乎比在西方国家起着更大的作用，因为在那儿银首饰比在我们这里更便宜。

[53]
参见《货币史》序言第4页。

[54]
参阅本书文作者撰写的《英国和英国人》(de l’Angleterre，et des Anglais)，1815年出版，第3版，第50页以后。

[55]
李嘉图：《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的建议》(Proposals for an economical and secure Currency)，1816年出版。英国议会于1819年采纳了他的建议。一切还在试验之中，但无论最终结局如何，它总是会使公众对这门科学产生兴趣的。

[56]
银铜(Billon)是由银与铜的合成物。它只含1/4或1/2的银，其余是铜。法国大量使用它铸造辅币以代替铜辅币。

[57]
参阅本书文作者撰写的《英国和英国人》(de l’Angleterre，et des Anglais)，1815年出版，第3版，第166页。

[58]
芒格斯(Mongez)著：《关于货币的意见》(Consider.sur les Monnaies)，第31页。

第22章　货币的符号或代表

第1节　汇票和信用证

汇票、期票、支票和信用证，这些都是以书面形式写成的证明，约定在未来某一时期或在不同地区支付或命人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

这些证书具有让渡的权利，尽管不能立即付诸实施或不能在指定地点以外的地方付诸实施，但授予它们一定的实际价值，价值的大小依具体情况而定。这样一来，两个月后在巴黎支付的100美元汇票，可随时通过协商以99美元的价格卖给他人；而两个月后在马赛支付相同金额的信用证，在巴黎也许只值98美元。

一旦这些证明具有未来的价值期望，进而产生当前的实际价值，便可在所有的交易场所作为货币使用。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大宗交易，都是通过这些证券作为媒介而成交的。

有时候，汇票在其他地点付款的事实，使汇票的价值非但不会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但这要根据当时的商贸情况而定。如果巴黎商人需要向伦敦商人支付巨额款项，他们更愿意支付多于持票人将来所能在伦敦领取的价格来购买伦敦汇票。这样，尽管1英镑的含银值本应正好等同于24法郎74分，巴黎商人或许会出25法郎左右的价格购买1英镑伦敦汇票。[1]

这就是汇兑行市，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清单，记录着人们为获得在异地领取的一定数量的贵金属所愿意支付的同种贵金属的数量。贵金属所在地，或增加它的价值，或减少它的价值，这要看它和其他地区的同种金属的相对价值。

人们认为使用汇票对任何国家都有利。例如法国，只要为购买外国汇票支付少于该汇票将来所能领取的贵重金属，或只要外国人购买法国汇票支付的贵金属多于持票人能在法国领到的贵金属，汇价就对法国有利。其中的差额不会太大，绝不能超过运输贵金属本身的费用。如果一个想要在巴黎支付款项的外国人，运送现金到巴黎的费用，少于按照当时汇兑行情所要偿付的汇水，毫无疑问他宁愿选择运送现金。[2]

曾有人设想，对所有外国人的债权，以汇票的形式偿付；也常常有人建议并鼓励采用这种虚拟支付方式的办法。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无知的假设。汇票本身不存在任何内在价值。对一个任何地区开具出的汇票，只能以该地区应付款项的数额为限；而除非有人曾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相等价值输出到那个地区，否则该地区就根本没有应支付汇票的款项。一个国家只能依靠出口货物支付进口货价款，反之亦然。汇票只是应付款项的代表。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商人给另一个国家的商人开具汇票的数额，不可超过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向对方输出的、包括金银在内的各种货物的全部价值。倘若一个国家，如法国，曾经把价值200万美元的货物运往另一个国家，如德国；而德国曾经把价值300万美元的货物运往法国，那么法国就可以用200万美元的汇票，也就是它出口货物价值的代表，来支付从德国进口货物的款项。而其余的100万美元不能这样直接偿还，但却可以对曾经出口过100万美元货物的第三个国家，如意大利，发出汇票，使用该汇票支付货款。

还有一种不代表任何实际价值的票据，商界人士称为融通汇票。例如，一个巴黎商人和一个汉堡商人达成协定，巴黎商人给汉堡商人出具汇票，汉堡商人以后再向巴黎商人出具汇票，然后把这汇票在汉堡出售，从而得到款项支付巴黎商人所出具的汇票。当这些汇票被任何第三方持有时，那么他就是预付汇票价值的人。融通汇票的让卖是一种借贷方式，但这个方式费用高昂，因为除了贴现利息外，还需承担银行佣金、经纪人手续费和其他各项杂费。融通汇票不能偿清一个国家欠下另一个国家的债务，因为一方开具的汇票抵消并偿清另一方开具的汇票。汉堡商人的汇票自然抵消巴黎商人的汇票。前者开具汇票的目的就是支付后者的汇票。第二批汇票消灭第一批汇票，所以说毫无实际效果可言。

一个国家只能通过一种方法偿还它亏欠另一国家的债务，即将与从债权国进口的货物或拖欠债权国债务的全部等价的、具有货物形式的实际价值，包括贵金属在内的货物，输出到债权国。如果直接输出到债权国的实际价值还不足以偿付从该国接收到或输入的货物价值，则可以通过向第三国输出货物以补足欠款。法国是如何支付从俄国进口的亚麻和造船需用的木材的呢？法国不仅把葡萄酒、白兰地、丝绸等货物输出到俄国，同时也输出到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然后这些地区的贸易商再把殖民地的汇单和其他商品运往俄国。

各国政府通常想方设法来实现这个目标：贵金属在进口货物中尽可能地占最大部分，在出口货物中尽可能地占最小部分。我在讨论所谓贸易差额问题时已经提过，如果某一国的商家发现向国外出口贵金属比出口其他商品更有利可图，该国家的利益就在于向国外出口贵金属形式的货物。因为国家是通过个体商家的贸易总和，达到受益或受损。就对外贸易来说，凡是最有利于全体个人的贸易行为，就是最有利于整个国家的行为。[3]
因此，对个体商户出口贵金属的贸易行为设置障碍，必将导致他们不得不输出那些对个人和国家利润较低的其他形式的货物。

第2节　存款银行

小国家因与邻国频繁不断的贸易往来，导致外来硬币的不断流入。尽管这个小国可能自己铸有本国硬币，但会因为需要经常接受外来硬币而不是本国硬币进行支付，所以在日常商贸过程中，必须限定本国硬币与外国硬币的使用比价。

在本国使用外国硬币存在许多危害，主要是因为本国硬币与外国硬币在贵金属重量与质量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外国硬币大多陈旧、残破；或许未被发行国回收重铸过；也许在发行国已经退出流通领域。这种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认定外国硬币与本国硬币比价时虽然已经考虑在内，但认定的比价未必完全符合外国硬币已经存在的贬值问题。

来自国外的给这类小国出具的汇票，由于可以使用这些通用的硬币付款，因此也就在国外让卖时遭受损失；而这类小国向国外出具的汇票，由于将来给付时是用价值比较稳定和明确的硬币支付，同时让卖时买方必然是用跌价的通货支付买价，所以价格一定会高于票面金额。总之，外国硬币与本地通货之间的交换总是受损。

这些小国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就是本节的主题。他们设立银行[4]
，个体商户可以把任何数额的本国硬币、金银块，或外国硬币(被银行认定按照金银块计值)存进银行。银行把它们折算成具有本国法定重量和质量标准的货币入账。同时，银行给每个来存款的商人开立来往账户，把存入的数量记在来往账贷方。无论何时只要商人想要付款，都不必动用存款，只需把所支付的款项从付款人来往账的贷方转入收款人来往账的贷方。这样，价值的转移可以不断地在银行账簿上以转账的方式办理。整个过程始终都不必转移实际现金。按照实际内在价值折算成货币记入账簿的原始存款，一直存于银行，作为从一人账上转到另一人账上贷方金额的担保品。这些存于银行的现金，不会因为磨损、欺诈甚至立法而减损其价值。

无论在哪里换成银行存款，货币仍然处于流通状态，也就是说，换成记在银行账簿贷方的金额，必然受损，受损程度等同于硬币内在价值的降低。在阿姆斯特丹，银行货币和流通货币之间的差价，被称为扣头。它总是有利于银行货币，平均值达到3%～4%。

通过这种不易受损或不易变更价值的通货付款汇票，让卖时必然会高于普通汇票的价格，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显而易见的是汇兑行情总是明显地有利于以银行货币付款的国家，不利于只用流通货币付款的国家。

银行对商人的存款永久保存，因为将其再次取出就会导致严重损失。因为再次取出这些存款，就是把具有全部原始价值的货币与流通中受到磨损的银币价值等同，后者的流通不是按照其内在价值，而是按照其平均重量的价值在流通。从银行取出的硬币和流通中的大量硬币混为一体，按后者的票面价值流通。所以，取出银行存款就是将银行货币超出流通货币的那部分价值付之东流。

这就是存款银行的性质。大多数这类银行除了此项重要业务外，还联合经营一些其他业务，我将在其他地方讨论这些业务。存款银行获取的利润，一部分来自每次转账时收取的手续费，一部分来自同各机构兼容的其他业务，例如经营金银抵押贷款的业务。

存款银行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确保它保管的存款不受任何侵犯，这是毫无疑问的。在阿姆斯特丹，四位市长或地方官代表存户担任托管人一职。每年他们在离任时，把受托物直接交给继任者；后者在检查过账目并核对银行账簿，证实数目无误后，宣誓将来也会同样把受托物交给自己的继任者。从1609年开办时起到1672年止，他们一直小心谨慎地履行职责。1672年路易十四长驱直入，兵临乌特勒支城下时，这些存款才被原封不动地还给存户。然而，后来对存款的管理就不再像从前那么谨慎。1794年法国占领阿姆斯特丹时，要求银行告知存款情况，结果发现被提取并借贷给印度公司、荷兰和西弗里斯兰各省的款项高达10 624 793弗罗林，而这些地区根本没有能力偿还这些借款。在一个国家，倘若政府没有实权、不负责任，该国的存款受到侵犯的机会必然更多。[5]

第3节　发行银行或贴现银行，钞票或兑现纸币

还有一种银行，由资本家根据完全不同的原则组成，股东各自认购若干可让卖股份作为资本，用于各种有利可图的业务，主要从事的是贴现票据，就是说，对未满期的商业票据预垫款项，扣除从垫款那一天起至满期那一天止的利息。这种业务称为贴现业务。

为了迅速扩充他们的资本金和业务范围，这些银行通常发行钞票，钞票表示见票即付持票人票面所载数额的金或银。担保钞票兑现的担保品是有清偿债务能力的人签字的商业票据。银行会就是使用钞票贴现票据，即使用钞票收买票据。

私人商业票据要经过若干时日才到满期，因此不能用它支付见票即付的钞票。基于这个原因，所有管理完善的银行，都只对期限极短的汇票贷出现金或见票即付现金的钞票，同时密切关注准备的巨额现金，这笔资金大概相当于发行额的1/3，有时甚至高达2/3。尽管小心谨慎，倘若客户不信任它的偿债能力，或假如发生某种意外的不幸事故时，持票人会向它挤兑，有的时候，银行会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过去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英格兰银行不得不求助于收集所有可能收集到的6便士硬币的方法，通过使用小额硬币付款拖延时间的方法，争取更多的时间，以待它所拥有的一部分票据的到期。1788年巴黎贴现银行也采用过类似的不光彩的办法，那时候它已处在政府的管理之下。

发行银行的利润异常丰厚。根据商业票据发行的钞票，一直在继续生息，因为在贴现时就扣除了利息。而根据现金准备发行的部分钞票，不会生出利润，因为现金一旦离开了流通领域，无息可生。

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针对私人开展的融通业务，仅限于票据贴现，不做其他项目的放款。它们贷出的信用，绝不超过自有的资金。它们常常还把存户的流动余额，巧妙地加以利用，从而补偿代理他们收付款项的劳务费。此外，这两家银行还代理国库支付公债息金，由政府给予一定的手续费作为报酬。它们有时也向政府发放贷款。

正是由于经营这些业务，使它们的利润增长不少。但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上述开展的最后一项业务，是与它们设立银行的目的相抵触的。法兰西贴现银行由于贷款给法国当时的政府，英格兰银行由于贷款给英国政府，而不得不请求议会，强制人民使用它们的钞票，这一做法背离了钞票的基本条件，即可兑换性。最终的结局是，法国贴现银行一败涂地，英格兰银行则身败名裂。

开设几家银行经营发行业务，比把发行权利交给一家银行办理要稳妥得多。由于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在放款业务方面以及在保持实力方面，各家银行必定竞相努力，博取民众的欢迎与信任。

发行银行发行钞票，有些是在贴现汇票的时候，就是说，把凭索即付当作现金流通的钞票调换在将来某一日期付款的私人票据，扣去贴现利息。这就是现在法兰西银行和英国所有的公私银行一致采纳的方法。有的是在以有利息贷款借给有能力还债的客户时发行钞票，像苏格兰银行那样。按照苏格兰银行实行的办法，信用卓著的商人，不怕不能获得资金用以支付日常费用，可以把全部资本投在商业上面，不必留存任何部分，以备应付在营业过程中各方提出索款的要求。巴黎与伦敦的商人，必须在自己的银库或银行里，设法保存足够的现金量，用以应付各方的索款。而爱丁堡的商人，就不必这样做，他们可以把全部资金投资，因为他们坚信，如果需要现金，银行一定会把款项借贷给他们。[6]

所以说，发行银行起到了节约资本的作用，它使借贷者不必准备那么多的资金用以应付日常和临时的开销。

凭索即付作为现金通用的银行钞票，对国民财富的增长确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著书论述其他问题的无数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对此产生了严重的错误想法，以致我必须要针对它的性质和实际效果做出全面详细的研讨。

应当声明一下，在本节的其余部分，专门讨论完全依靠发行的信用以博取通用资格并随时可兑换现金式硬币的钞票。

银行钞票或是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是否会导致国民财富的增加？如果有内在价值的话，增加的财富总量是多少？对这些问题展开的研究，不但极其重要，还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假如银行钞票能够无限制地增加国民财富，那么，仅仅依靠制造一令一令的纸张，国家便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开财富的大门。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作是斯密苦心孤诣的伟大成就之一。然而他的推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了解的。我将设法把它转变为一般人更易于了解的方式。

为了满足一个国家的日常需要，必须保有一定供给量的各种货物。这个供给量的大小，决定了该国当时的繁荣程度。超过这个必需量的货物，若不是无人制造生产，就是在产出后立即流往外国，去寻找能卖出更高价的海外市场。产品的数量一旦过剩，它们在国内的相对价格，必定趋于下跌。

从这个角度观察货币，与其他货物并无不同之处。货币是方便的流通手段，它在所有的交易场所，都是用来作为流通手段。但各国对货币的需求程度，取决于各国的交易数额与交易的活跃程度。一个国家只要拥有充裕的货币用来实现货物的流转，便不再有其他的货币流入，假如仍有多余的货币流入，也必定还要再流出去寻找新的市场。也许在新开拓的市场中，它具有更高的价值，会有人更需要它的效用。很少有人愿把超过当前营业或消费需要的现金，都存在袋中或钱柜里，甚至可以说没有人会这样做。[7]
在人们看来，超过当前营业或消费需要的现金，既无用处，又不会自动生息，谁都不愿把它放在身边。每个人一旦拥有和他的生活情况与社会地位相称数量的货币，整个社会就拥有了充裕的现金供给量。

当私人拥有的资金量超过日常流通需求量的时候，势必要妥善安排多余资金的去处。凡是认为输出现金是社会的纯粹损失的观点，其荒谬程度不亚于设想制造商每支付一次货币购买他所需的产品原材料时，财产就相应减少；或假设个人(国家即由全体个人组成)支付的货币，就是无偿地奉送外国人。

做个假设，一个国家用于流通的现金存量，是以国民需要的流通手段的总量为限度，那么，倘若能够想出一个方法，用银行的钞票代替半数的现金或货币，结果必然是金属货币出现过剩，它的相对价值必将随之贬值。但是，货币在一个地区相对地跌价，并不意味着在不使用钞票因而货币没有出现过剩的其他地区，货币也会相应地跌价。结果是，货币必然流向这些地区。什么地区的货币处在最大的相对价值，或能换到最大数量的货物，什么地区就是吸引货币的流向所在。换句话说，货币总是流向货物更廉价的地区。而流出的货币，立即由价值相等的货物所取代。

只有在外国才能体现有价值部分的流通手段，就是说，只有现金或金属货币，才具有这种外流的需求。外流的货币，必定在换到相等的价值后，回流到本国。由于外流货币的价值，本来是在本国处于现金形态帮助完成货物的流转，现在却成为各式各样货物的形态，这是国民再生产的资本项目，因此产生了这种非同一般的结果，即国民资本增加，所增加的部分，相当于采用钞票这种代替品后，输出到外国去的现金的全部价值。但国内仍不至于因现金输出，而感到由于缺少流通的货币影响到货物的流通。因为输出的现金以前在市场中担任的职责，现在由纸币代替，而且执行得毫不逊色。

这样增加的国民资本，无论其价值如何，切不可估计过高，超过实际的数量。为了简单论述，姑且设想流通中现金的一半，用发行的纸币代替。但这估计有点过高了，尤其是考虑到纸币如果不能轻而易举、随时便利地换到现金，就不能维持其作为货币的价值。我在这里说的轻而易举、随时便利地，是因为若不这样，人们更愿意持有现金，现金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作为货币的东西。为了保证钞票必须具有可兑换性，银行就必须随时准备充裕的准备金，用以应付持票人的要求。准备金可以由现金组成，也可由私人票据或有价证券组成。此外，银行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开设在持票人容易到达的地方。因此，如果国家幅员广阔，钞票四处流通，达到全部流通手段的一半时，银行便需要开设分支机构，使一切持票人都能够很容易地到达。

假定这种安排是可行的，假定国内流通所需要的现金形式的通货，有可能以纸币代替其半数，让我们来看一看国民资本究竟能增加多少。

有关任何国家所需要的流通现金总量，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位有名的学者估计出，要超过该国家每年生产物品总量的1/5。有些学者做出的估计，低到只相当于每年生产物品总量的1/30。现在姑且采用最高的估计数字，即相当于每年生产物品总量的1/5，尽管我认为这个数据超过实际数量很多。假设一个国家每年生产物品总量达到2 000万，这个国家便只需要400万现金用于流通。因此，如果发行纸币代替半数的货币，即价值200万的纸币，从而把腾出的现金转用到补充国家生产资本方面。那么，这项生产资本将一次性地增加这么多，即相当于该国家每年生产物品总量的1/10的价值。

接着再假设，一国每年生产物品总量相当于国民生产资本的1/10。这个数据大概也偏高，但姑且如此估算，把其中的5%作为生产资本的利息，5%作为生产资本促进劳动的活力和企业的工资与利润。根据这种估算，假如由于使用纸币代替现金的缘故，国民生产资本增加的数目相当于每年生产物品总量的1/10。那么，即使按最高估算的数据，所增加的国民资本，也不多于以前资本的1%。

一个中等富裕的国家，因发行银行钞票而发生资本的增加，尽管其数量比人们愚蠢的想象中的要少得多，但绝不可轻视。我的观点是，除非国民生产力像大不列颠那样非常强大，或者像荷兰那样全体国民非常节俭，一个国家每年能节省下的、不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用来增添生产资本的国民储蓄，即使在繁荣和平时期，一般也不过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极小部分。大家都知道，总产量不增不减的国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增加生产资本。生产衰落的国家，每年必须要消耗一部分原有的资本。

银行发行的钞票总量，无论何时，一旦超过需求量与银行信用所许可的数量，钞票就会源源不断地回流兑现，迫使银行出价在市场上回收硬币，而硬币往往一经被银行回收立即就被兑换出去。苏格兰银行虽然对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在面临这种危急关头时，不得不支付2%的费用，委托伦敦代理行不断在市场收买硬币，硬币一运回到银行，立即就被客户兑走。英格兰银行在处理相类似的问题时，也不得不紧急收购黄金，铸为硬币。由于金价的上涨，这类硬币往往一从银行付出即被用户送进熔化炉，金价之所以上涨，就是因为该银行不断地在市场上收买黄金以兑现钞票的结果。每年英格兰银行因此遭受的损失相当于85万镑的2.5%～3%[8]
，约合现在货币的2 000万以上。在这里我不谈英格兰银行近年的情况，因为它发行的钞票已强制流通，钞票的本质完全改变了。

即使发行银行自己没有现金，也从来没有随意发行过钞票，但这只是表明，银行库中必定存有与其发行钞票相等的价值，或以现金的形式，或以生息的有价证券形式存在。实际上，银行的放款，全是以这种有价证券为对象。银行不能对长期的有价证券放款，因为银行拥有的有价证券，就是准备以清偿人民手中的、在发出通知后于最短的时间内必须付款的另一种有价证券的基金，换句话说，就是见票即付的有价证券的基金。严格地说，除非银行所贴现的票据，就像是自己的钞票一样，全部都是见票即付，否则，银行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满足兑现钞票的要求，也不配享受民众的信任。但是，由于难以找到很多既生息又见票即付的票据，所以相对理想的应对办法，就是只对期限极短的票据发行钞票。的确，经营得法的银行，总是严格地遵守这个原则。

根据对以上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情况极不利于许多制度和计划。也就是说，信用票据只能代替并且只能部分地代替在人们手中辗转流通，以方便交易的、履行货币职能的那部分国民资本。因此，根本没有什么发行银行或信用票据，能够为农业、工业或商业提供造船、造机器、开矿、开运河、开荒或经营长期性投机事业的资金，简单地说，向他们提供固定资本。信用票据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能够立即换发现金。当银行库存的现金少于所发行的信用票据时，至少应该以期限极短的有价证券补足。银行如果把资金提供给企业从事不能随时回收的投资，便不可能得到这种短期票据。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假定银行把作为现金使用的6 000美元借给地主，以价值充裕的地产作为抵押品。该地主计划使用这笔借款建筑经营农场所需要的房屋，因此他与建筑商签订合同，支付给他的是从银行借到的6 000美元贷款。如果该建筑商过了一会儿想把钞票换为现金，银行不能以抵押契转让给他作为付款。银行拥有可以兑换6 000美元钞票的唯一担保品，尽管在价值上非常充裕，但无法应对眼前的业务。

假设银行拥有的票据，全部都是有偿债能力的客户开出的票据，而且距离到期的日期不久，那么，借贷出去的全部钞票，就可以说有十分可靠的依据按期收回。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出票人必须用现金赎回它们，即以银行自己发行的钞票赎回它们。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银行手中握有的就是即将到期并且必须用钞票赎回的东西；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即票据到期并赎回，银行就不必准备现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麻烦。

倘若因任何无法预见的事故，钞票失去了充当现金的职能，就要用金属货币代替钞票，但这不是银行的任务。首先，银行不承担把它的钞票所替代的多余金属货币加以利用的工作。前面已经说过，银行可以使用它拥有的私人票据消灭它的全部钞票。但所有的不便都由全社会承担。社会必须想法寻找新的流通手段，或从外国再输入金属货币，或使用私人票据为代替品。在这个时候，公众只能再次求助于那些按健全原则经营的银行。[9]

这充分说明了，为什么许多农业银行根据土地抵押契发行兑换券的计划以及其他类似计划，实施不久都宣告失败，使银行股东和公众或多或少程度不等地蒙受损失。[10]
现金相当于见票即该付款的绝对可靠的票据，所以只能凭索即付，信用绝无问题的钞票代替现金。清偿这种钞票，无论抵押品怎样确实可靠，也不能完全依赖抵押品。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谓的融通票类汇票，绝不是安全可靠的发行依据。融通汇票一旦到期，必须以新的汇票支付其票款。由于新的汇票距付款期还有一段时间，因此要把它打折出售以取得现款。新的汇票到付款期后，再用更晚些到期的第三批汇票来清偿，所用的办法又是用它贴现筹措现款。如果汇票提交经银行贴现，就等于向银行借永久性的贷款，以第二批贷款偿还第一批贷款，以第三批还第二批。而银行为此触犯禁忌，即以超过流通领域所能自然吸收的与自己信用所能维持的总量，发行兑换券。因为由融通汇票借得的兑换券不仅无助于成为实际价值的流转与散布，它自身不代表任何的实际价值，也不包含实际价值。最终的结局必定是这些兑换券源源不断地流回发行银行兑现。因此，在健全的制度管理下的巴黎贴现银行，以及现在法国和英国的各家银行，无一例外地都在竭尽全力地拒绝贴现融通汇票。

倘若银行借给政府的是永久或长期贷款，结局将和贴现融通汇票相同，也和贴现融通汇票一样有害无益[11]
，英格兰银行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英格兰银行无法收回政府贷款，于是也没能力偿还因这笔贷款发行的钞票。从那时候起，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不再拥有通过可兑换而取得强制流通的资格。政府由于无法向银行偿还可以兑现的资金，只好免除银行履行对它的债权人的义务。[12]

银行只要经营得法，无须依赖政府，它的钞票持有人便不惧怕会出现什么潜在风险，或可能面临哪怕是很小的危险。假使银行信用扫地，全部钞票同时遭到挤兑，则持票人可能会遇到的最恶劣的情况，也不过是银行以附带贴现利息的健全短期票据兑付钞票。就是说，以银行动用已发行钞票的汇票兑付钞票。如果银行还有自己的资本在手，钞票就又多了一层保障。但是，如果银行是在不受任何监督或只受名义上监督的政府管理之下的，银行自有资本和银行手中掌握的资产，根本不可能提供任何确实的保证，持票人所依赖的，只是独断专行的帝王君主的意志。这时银行制定出的各种信用措施，无疑都将是轻率而不负责任的措施。

就我所能设想到的情况来说，这就是发行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对个体客户以及国民财富的影响。斯密使用了一个既奇妙又巧妙的比喻，形象逼真地描述了这个影响。他把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本比作广阔无垠的农业耕地，其中处于耕种的地区代表生产资本，公路代表流通手段，就是说，作为流通手段的那种货币在社会各部门之间分配产品。然后他设想出，人类发明出一种通过空中航线运输土地产品的机器，这部机器就是信用证券。从那时候起，公路专门负责为田间耕作提供服务。接下去他说：“但是，这个国家的工商业，虽然还有扩展的巨大空间，但当它们悬挂在前景是扑朔迷离的纸币做成的机翼上时，给人的感觉是，总不如通过由金或银铺就的、坚实的地面上行走那么令人感到安全踏实。工商业除了会受到笨拙的纸币管理者招致的意外事故的沉重打击外，还会受到其他事故的打击。这些事故，无论纸币管理者如何小心谨慎、灵巧多变，都是防不胜防的。例如，国家战败，敌人掠去维持纸币信用的资本和财宝，国家因此陷入混乱，在全部流通手段都是纸币的情况下，必定比在大部分流通手段是金银的情况下要严重得多。日常的交易工具既然已经失去自身价值，那么除非采用物物交换或赊欠的方法，否则无法形成贸易。所有的捐税既然全部都是用纸币缴纳的，那么这时的君主手中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用来发军饷或补充军火弹药？国家秩序将比在大部分流通手段都是金银的情况下更难恢复。如果一国君主希望他的领土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最易于防守的状态，那么他不仅应该提防纸币的滥发行为，防止银行踏上毁灭的不归路，而且更要密切关注纸币的发行数量，不使国内大部分流通领域都充满纸币。”[13]

仅仅是伪造钞票一件事，就足以将经营最得法、实力最雄厚的银行的业务搅得难以收拾。而且，伪造钞票比伪造硬币更令人担忧。因为造假钞的获利空间更大，给人以更大的刺激。把一张纸改为货币使用，比把其他金属造得像贵金属一般的获利更加丰厚。金银之外的金属虽然没有太大的内在价值，但多少总有一些内在价值，如果再掺进一点贵金属或表面镀一层贵金属的其他贱金属，则更是如此。此外，伪造纸币的原料，相对不易获取。伪造出的硬币，不会使真硬币的自身价值贬低，因为它自有它的内在价值和作为货物的独立价值。另外，只要流传有人在境外伪造纸币的流言，说伪钞造得如何精巧、令人难辨真伪，伪币和真纸币两者都将使人望而却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银行有时宁愿兑付明知是假造的钞票，也不敢声张，宁愿暗自承担损失，就是怕真钞票也受人怀疑。

有一种方法可防止无节制地使用钞票，那就是只批准发行某一固定面额的大钞，使其只适用于进行货物在商家之间的流转，而不适用于进行货物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有人要问，如果公众愿意使用小面额的钞票，政府没有禁止使用小面额钞票的权力。他们不知道，这种限制不是侵犯商业的自由，恰恰是保护这项自由，而且也是政府的职责。毫无疑问，政府拥有的这个权力，与勒令拆除危及公众生命的建筑物的权力一样，是政府拥有的绝对权力。

第4节纸币

我特意保留纸币这个特殊名称用来称其代表的债务，即统治者有权强制让它们流通用以支付所有的购买，偿付一切债务和契约，因为发行它们的政府，虽然不承担偿还它们的责任，至少不承担立即清偿它们的责任。但是，货币通常都明确明示，见票即付(其实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或表明在某一确定的日期偿付，然而它没有任何保证，也没有说明要以土地作为补偿。我们很快就要谈到关于纸币的这种价值。

这些债务，由政府签名承认也好，由私人签名承诺也好，只有政府才有权把它们变为纸币，也只有政府有权授予拥有货币者以纸片付款。按理说，这种行为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应有的行为，而属于不讲道理的政府行为，正是这种行为，使国家的货币陷入极端恶化境地。

依照上面确定的原则，似乎完全没有货物价值的货币，发行之后，在一切自由交易中，必定不能通用。这是迟早必然出现的结局。人们不适当地称之为劳氏银行的钞票，以及在法国革命时代发行的“指券
”(assignats)纸币，尽管始终没有正式收回或注销，但面额最大的“指券
”，现今甚至不能当一个苏用作流通。它们当时是如何能够按高于实际的价值通用的呢？这是因为无数的欺骗或残暴手段，往往只能奏效于一时。

首先，可以合法地然而也是欺诈性地用来清偿债务的纸币，仅仅由于以上情况就得到一种价值。此外，纳完一期又一期的赋税，都可以使用纸币。政府有时限定关税
(tariff)或最高
(maximum)价格。虽然这使受到影响的货物，很快停止了生产，但它给予纸币以相当于那些实际存在的货物的一部分价值。同时，强制通用的纸币一经产生，势必使金属货币在这地区的市场绝迹，因为金属货币需要与纸币等价通用，自然流往能依照它的实际价值通用的其他地区的市场。这样一来，纸币独自占领了当地的流通领域，由于文明社会不能一日缺乏流通手段，于是纸币就能维持住它的价值。[14]
社会的这种需求是如此迫切，以致英国由英格兰银行钞票组成的通货，单单因为发行额控制在不超过流通需求量的数目，始终维持着与现金相等的价值。

如果没有预先储备一笔必要的资金以供军费，同时又缺乏足够的信用向邻国借款的交战国家，差不多总是求助于发行纸币或类似的流通方法。荷兰人为争取独立与西班牙进行战争时，发行以纸制的、皮革制的甚至是许多其他材料制的货币。美国在同一情况下也使用发行纸币的办法。纸币使法兰西共和国击退了联盟国第一次令人胆寒的猛烈攻击，使“指券
”这个名称永垂不朽。

公众将以劳氏名字命名的计划招致的灾祸，不公平地完全归咎于劳氏——其实劳氏对货币的观点是对的，这可以从他在他的祖国苏格兰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看得出来。[15]
这本小册子出版的目的，就是劝导该国政府开办发行银行。1716年法国设立的银行，完全是依照劳氏的小册子中提出的计划。该银行钞票，票面上写有以下字句：

“银行保证见票即付持票人——利弗尔和现在货币的重量与标准相等的货币。货款总计——整，巴黎”，等等。

当时的劳氏银行还是私营公司，始终不渝地如约凭索即付钞票付现。那时该钞票还未变为纸币。一直到1719年[16]
，业务开展得十分顺利，信誉极佳。就在这一年，法王或说得更恰当些是法国摄政将该银行收归国有，把股本退还给股东，该银行更名为皇家银行，于是在它钞票票面上的文字改成下式：

“银行保证见票即付持票人——利弗尔的银币。货款总计——整。巴黎”，等等。

这个小小的更改，从表面上看似乎微不足道，其实非常重要。前一种钞票明确表示支付一定分量的银，即支付在发行时期通用的利弗尔所含分量的银；后一种钞票只不过承诺用利费支付。而这一点，则给独断专行的当局留出一个空间，使它有可能利用以“利弗尔”这个词代表的实际价值，做出它认可的任何适当的变更。这个变革称为稳定纸币价值，但结局大相径庭，把纸币的价值弄得不再稳定，时时出现波动。到后来“指券
”的价值波动幅度大得令人害怕。劳氏极力反对政府的这个变革，但在原则上不得不屈服于权力。而权力的可恶之处就是，当公众开始注意到这个可怕的效果时，他们无耻地把一切失误归咎于原则上。

革命政府发行的“指券
”，相比摄政时期发行的纸币更无价值可言。摄政时期发行的纸币至少还允诺以银兑现。尽管由于银币的贬值，可兑换的银也许大大减少，但如果政府不无限制地发行，而是以相对认真的态度履行自己的职责，发行的纸币迟早总有兑现的一天。至于“指券
”，从来不给予持票人可以要求兑换银的权利，而仅仅给予他购买或取得土地的权利。这个权利究竟具有多大的价值，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

最初发行的“指券
”，票面写明可在特设银行兑现，但事实上始终就没有兑现过。不错，可以用它来偿付依照竞买价格购得的国有土地的地价，但这些土地的价值绝不能赋予“指券
”任何明确的价值，因为“指券
”的名义价值，按土地价格上涨的幅度而相对贬值。政府从来不会因地价的上涨而后悔。由于地价上涨，不仅使政府能回收到更多的“指券
”，而且在不扩大流通的“指券
”数量的前提下，再次发行新的钞票。政府根本就没意识到，实际上不是国有土地因增值而涨价，而是“指券
”因贬值引起自身价值暴跌。“指券
”贬值的幅度越大，就得发行越多的“指券
”偿付同一数量的供应品。

最后发行的“指券
”，票面上不再标示出见票即付的词句，公众对此并不在意，因为自“指券
”发行以来，自始至终未曾兑现过。但这一做法使得发行它的初衷显得更加邪恶。在纸币上写着下列字句：

“国有土地——100法郎‘指券
’”，等等。

这个“100法郎”到底是指什么呢？这几个字表达的是一种什么价值概念呢？是不是表明，到现在为止叫作100法郎的分量的银的价值呢？不是。因为100“指券
”绝对换不回100法郎的银。是否表示100法郎的银所能购置的土地数量呢？肯定也不是。因为100法郎的“指券
”即使从政府手中也买不到这一数量的土地，正如它换不到100法郎银一样。土地是在拍卖市场出售，能拍卖多少价钱就卖出多少价钱。最近“指券
”已经贬得分文不值了，100法郎“指券
”甚至连一平方英寸的土地也买不到。

总而言之，将政府的恶劣名声置之一边而在此姑且不论，“指券”
票面上承诺的金额，丝毫不能给任何人一个明晰准确的价值概念。即使政府能够博得人民的信任，但这种纸币最终必然跌到不值一文钱，更何况政府是那样的毫无信用。当政府最后发现已铸成大错时，任何数额面值的“指券
”都买不到哪怕是最廉价的商品。政府犯下的另一个大错，就是发行曼德，这是一种作为无条件地命令转移特定部分国有土地的凭证。然而，这个措施实行得太迟，而且在实施过程中执行得非常不得力，并漏洞百出。

[1]
如果在伦敦付款的信用证券是用纸币而不是现金付款，那么巴黎的英镑汇率也许会按照英国纸币贬值的比例下跌到21法郎、18法郎甚至更低。

[2]
我将运输和走私的费用和风险都包含在这一费用里以防禁止现金出口。走私的费用和风险与走私难度成正比。风险由保险费估算。

[3]
该论点只适用于对外贸易。个人在国内市场所获取的独有利润，并不完全是国家的利得。在国内贸易中，社会所得仅限于从该贸易得到的效用总和。

[4]
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和汉堡都曾有这样一家银行。它们都被革命战争的洪流所毁掉；但回顾这些机构的性质也许还有用处，它们也许会在某天被重建。此外，这样的研究有助于说明它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通常有助于说明一般商业历史。无论怎样，我们有必要列举出所有曾经被使用过、用来代替货币的替代手段。

[5]
公立存款银行已经被废止了，大概也将永远不复存在。它们实际上是很愚笨的权宜之计，仅适用于商业繁荣的初级阶段，并带来许多麻烦。它们会对内诱发侵吞，对外诱发掠夺。它们吸取大量贵金属，使其不能在其他方面发挥更好的效用；这部分贵金属如果用于其他地方，可能会产生巨大利益。这些银行在流通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除了安全之外，不比普通银行更有优势，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它们也更为昂贵。它们已经普遍被流通银行或不可兑换纸币所取代。——英译者注

[6]
两种方法，归根结底是一样的，因为信用卓著的苏格兰商人，随时都有可能获得符合贴现的票据。唯一的基本不同点是：有一种方法，信用是个别的和没有证明的信用；而另一种方法，信用是有证明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共同使用英格兰银行规定贴现的票据，必须经一家以上的银号签字。但地方银号常常满足于借款人本身的签字。——英译者注

[7]
这里没有考虑到窖藏货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窖藏货币无异于埋在矿中的货币。

[8]
参见《国富论》第二篇第2章。

[9]
1814—1815年间，联军围攻并占领了巴黎。在这段时间发生在巴黎银行的情况，恰恰与上述的情况极为相似。巴黎银行无法立即收回借给政府和私人的放款，不超过资本，因此它不能要求股东增加资本金。巴黎银行发行见票即付的钞票，有十分充足的准备，或是现金，或是短期票据。由于这些情形，尽管当时形势非常紧张，商人们仍然继续使用它的钞票，而实际上也不得不使用。在整个占领时期，该行发行的钞票照常兑现，没有出现间断。这一点，足以证明发行银行的效用以及不侵犯钞票的可兑换性的利益。

[10]
由于这种情况，巴黎银行于1803年不得不停止兑现，宣布将以变卖抵押土地产的收入分期赎还钞票。

[11]
就是说，把他们的钞票贷出。像个人一样，银行也可把自己的资本贷出。如果它是这样做的，它的资本就变成相对固定的投资。英格兰银行已把它的全部资本这样贷出去。如果它没把钞票也贷给政府，就可能不会发生危险。如果它是以可售让证券、股票等为担保品贷出钞票，则只要这些证券保持原来的价值，便能把它们换为现金或银行自己发行的钞票，而银行的安全与偿债能力就不致受到任何损害。但这是不必要的复杂动作，因为政府可自行变卖这些证券，从而节省支付给银行的手续费与利润。——英译者注

[12]
桑顿在他所著的《大不列颠信用证券》(Paper Credit of Great Britain)一书中，攻击斯密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这本书的目的，显然是为英格兰银行停止兑现作辩护。他说，使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停止兑现的空前挤兑风潮，不是起因于该行发行钞票过多，而是起因于该行紧缩发行。接下来他又说，“银行如果过分地限制发行，必使商家周转不灵；商家周转不灵，人心必定惶惶不安；而人心不稳，势必引起人们纷纷向银行兑取基尼”。桑顿力图引用这个极端事例来证实他自己自相矛盾的观点。可兑换如果把过多金属货币驱出国外而人民对兑换券的信任偶然发生动摇，人心自必惶惶不安，商人陷入周转不灵，因为所余流通手段，不够供给实现全部交易的需要。但如果认为可以增发不为人民信任的钞票用以补充流通手段的不足，那就是大错特错的想法。英格兰银行之所以能够渡过难关，乃是因为在商业如此发达的英国，不能没有一种流通手段，不能没有一种货币。如果没有其他货币，哪怕纸币也只好将就使用。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即英国政府以及其他伦敦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生死与共、唇齿相依，一致约定于英格兰银行付现能力未恢复之前，不向它索取现款，就是说，在政府以实际价值还清英格兰银行放款之前，不向它索取现款。英格兰银行借给政府的钱，超过它的全部资本数目。银行可以把相当于其资本数目的款项借给政府，而不致有什么危险，因为清偿或兑现钞票，无须动用这笔款项。如果英格兰银行借给政府的款项没有超过它自有资本的数额，它所有的短期票据就足以还清它发行的兑换券。

[13]
参见《国富论》第二篇第2章。

[14]
无论什么地区发行纸币，由于它在国内具有效用而在国外没有效用，因而出现国内外价值的差异，总之，一切为投资家提供了获利机会，许多人因此发财致富。1811年，在巴黎，100基尼金币可买到140镑用当时英国唯一通货即纸币付款的伦敦汇票，但当时伦敦市场金价和纸币价格的差别，不过15%。所以，从我获得的统计数字看，在1810—1813年数年间，秘密输出到敦刻尔克和格拉维林斯的基尼或金块，高达33 875 090美元。同时期还有大量的其他货物走私，不仅风险大而且困难重重，输入到法国的货物被没收的可能性极高，尽管英国竭力鼓励输出。如果没有英国源源不断地向伦敦开出汇票的话，则这种贸易很快就能找到相应的平衡位置，因为它一定会产生如此之多的英国汇票，使汇票至少达到平价。

[15]
当劳氏(Law)担任法国通货管理官时，这本小册子已经译成法文，标题为《关于商业和货币的考虑》(Considerations on Commerce and Money)。

[16]
关于这个机构最初在劳氏管理下的有益影响的详情，请参阅《杜托集》(Dutot)第二卷第200页。

第二篇　财富的分配

第1章　价值基础及供需

本书第一篇研究的是主要生产现象。在第一篇我主要说明了在资本、自然力和自然性的帮助下，人类劳动是如何创造了成为价值主要来源的各种效用及社会制度，以及政府以何种方式对生产的利弊加以作用。第二篇将主要探讨财富的分配——它的必要之处。首先分析的是成为分配主体的价值的本质。其次要明确的是，价值创造出来之后是根据什么规律，在社会各成员中进行分配并成为个人收入的。

判定一件物品的价值，即判定它与其他某个特定物品在某种程度来说相互比较的价值。任何有价值的物品都可以被作为比较物品。例如，一栋房子可以用谷物或货币来估价。说它价值4 000美元比说它价值4 000蒲式耳的小麦表达出了更为准确的价值概念，这完全是因为用货币衡量所有货物价值的习惯，让人们更容易在头脑中形成这4 000美元价值多少其他货物，也就是说，获知这笔钱可等同于多少其他货物比获知4 000蒲式耳的小麦等同于多少其他货物要简单得多。然而，如果小麦是1美元购得1蒲式耳的话，这两者的价值度则相同。

在每次的估价行为中，被估价的物品是不变的已知数
(datum)。上面例子里的那栋房子就是已知数：
它是由一定数量的材料在特定地点按特定方式建成的。但是比较物品在数量方面，则根据估价者评估的价值而变化。如果房子的估价为4 000美元，那么它将等同于重量为416格令的银币，每块都是由179～1 664种合金组成。如果估价为4 500美元，或3 500美元，则只是不同数量的特定比较物品的变化而已。同样，如果把小麦作为比较物品，那么货物的变量则表现为价值度的变化。

倘若评估出的价值得不到其他人的普遍认可，它便是不精确的、主观的。那栋房子的主人或许觉得它值4 500美元，而与之无关的人则觉得它仅值3 500美元，这两个评估价值可能都不精确。但如果另一个人或几个人都愿意用一定数量的其他货物，比如4 000美元或4 000蒲式耳的小麦换取它，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个估价基本是正确的。在市场上一栋可以换取4 000美元的房子，即拥有这笔钱的价值。[1]
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愿意出价购入，而他再转卖时却不能收回同价值的本金，那他购买时的价格就超出房子的价值。一件物品价值的唯一公平标准是，物品的主人无论何时想转让时，能够很轻松地获得其他物品的最大数量，这在所有商业行为和所有货币估价中，称之为市价(current price)。[2]

那么，货物的市价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对某一特殊物品的需求与向往，不仅取决于一个人的身心状态，还常常受到诸如居住地区的气候环境特点、当地社会的法律法规、民俗习性，甚至是生活方式的影响。他有各种需求：肉体上的渴望与精神上的向往、社会的约束与个人的喜好、他本人的需求与家庭？的需求。对于拉普兰人而言，熊皮和驯鹿是首要必需品，而在那不勒斯的流浪汉眼里，这两样东西无足轻重，因为他们在乎的是能否吃到通心粉。欧洲人认为，要保持社会秩序，必须设立法院；而美洲印第安人、鞑靼人和阿拉伯人则觉得多此一举。这些需求是怎样产生的与我们无关，我们只需把这些需求当成已知数
(data)并根据它们做出相应推测。

在这些需求品中，有一些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如空气、水和阳光。这些可称为天然财富，因为它们是自然界的
(natural)赏赐。由于人类无须牺牲或付出任何代价即可获取它们，所以它们绝不具有交换的价值。其余的需求品，只能以有效用的物品来获取，不通过人力对它们进行改造，它们就不具有效用，就是说，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它们的状态，并为某种目的克服一些困难，它们就不具有效用。农业、商业、制造业以及它们的分支产业生产的各种各样的物品，都属于这类需求品。它们本身即具有价值，这是出于一个明白无误的原因。因为生产行为本身就含有相互交换的行为，是生产者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产品。因此，在他得到他认为是等值的东西之前，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产品的。这些物品可称为社会
(social)财富。因为交换行为本身就是社会行为，也因为单独占有通过人力劳动或交换行为获取物品的权利，是由社会制度作为保障的。必须注意的是，在人类财富中，只有社会财富这个部分才可成为科学研究的主体。一是因为只有这类财富才是人类估价的对象，或至少不是单纯靠主观或心理估价的对象；二是因为只有这类财富是能按照人类科学所指定的规律被创造、被分配和被消耗。

了解了价值
(value)，更确切地说是可交换价值
(exchangeable value)的本质，也就了解了它的起源。社会财富项目之所以拥有价值，是因为要获取它们就必须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做出的各种努力。付出代价并获取它们时，这种通过牺牲取得的获取会让付出方真正地更富有，因为他拥有了可以满足更多需求的财力。同时，如果通过牺牲获取的物品不能满足所有者的个人需求，他还可以通过交换，用此物品换取到能够满足需求的另一个产品，而另一个产品同样也是经过生产努力的结果。因此，交换行为实际只是双方生产力的相互交换，因为这两样产品都是生产过程所努力的结果。当1蒲式耳小麦换取7磅咖啡时，只不过是以生产小麦的生产力来换取生产咖啡的生产力。[3]

因此，生产性劳务和产品都具有市值或市价。这是因为，如果创造1蒲式耳小麦的生产力能够通过交换形式，无区别地来获取1蒲式耳的小麦或7磅咖啡，那么又有什么能阻止它以同样的方式获取其他等值产品，如1码棉布、5码丝带、一打盘子或其他产品呢？如果1蒲式耳的小麦不能交换到上述任何一种产品的数量，那么生产小麦的生产力所得，就会少于生产其他任何产品的生产力所得的报酬，于是前者生产力的一部分就会被吸引到后者的生产部门，直至各个部门的劳动报酬都达到合理水平为止。

每一种生产力都拥有它自己的特殊市价。如果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生产力只能获取它自身产品的1/15的价值，它将只能获取不超过这个数量的小麦所能交换到的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价值的1/15，例如1美元的1/15或其他产品的1/15。

毫无疑问，劳动力的市值建立在许多产品相互比较的基础上[4]
，并非像某些著作家不负责地信口开河，说它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5]
既然对一件产品的需求源于它的效用，因而它的价值也基于它的效用，所以赋予生产力价值的，就是创造那个源于需求并使之产生效用的能力。产品价值的高低与这件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提供合作的重要性构成比例，就单个产品来说，这个价值构成所谓的生产费用。

产品的效用不能仅仅针对某个人，至少要针对社会的某个阶层群体，例如各种衣物；甚至对整个社会都有效用，例如适合于无论性别、年龄如何的人类一般食用的大多数食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特殊物品、产品或生产力的需求，都有一定的范围。据说法国每年糖的需求总量高达到50万公石。甚至个人对消费某种特殊产品的需求，也可能是非常紧迫的。无论需求的强度如何，通常都称为需求。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够满足有需求的人对某一特定产品所要求的数量，我们称为供给或流通量。

对这一点，必须理解为具有某种限度。因为每个人总是愿意接受那些能够满足他的利益和愿望的事物，所以他对于消遣产品和有效用物品的需求很可能是无限制的。因此必须对消费需求加以限制，而最为有效的限制则是一个人以等值产品换取他所向往的物品的能力。商业城市所有的搬运工，为了能更称心如意地工作，也许都想在不抬高马和马车价格的前提下获取1架马车和6匹马。每个人用来换取满足自身愿望所必须用以交换的等值物品，只是他用自己的生产方式创造出的产品，这些产品对最富足的社会成员来说，也是有限制的。

在所有的国家里，财富都是在各个社会等级中间分配，即从占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到寥若晨星的大富大贵之间分配。因此，那些最普遍的令人向往的物品只能由极少数的人获取，因为只有他们具有支付能力；而他们的支付能力也或多或少地受客观条件所左右。由此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同样的产品在价格较低时，需求量可能会多一些，因为只需用较少的劳动力来获取，即使其效用没有增加，大量的消费者却因有能力支付而购买；相反，高价格产品的需求量较少，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能力支付。

寒冬时节，假如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制造出2美元一件的针织马甲，那么所有在满足了更迫切的其他需求之后还剩余2美元的人就可以购买；而那些口袋里只剩下1.5美元的人还是买不起。如果同样的马甲造价是1.5美元，后者也将购买并成为马甲的消费者；如果马甲造价能降到1美元，它的消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这样，从前只有富人能享受的产品，现在社会各阶层都能负担得起，比如长袜子。

因课税或其他原因导致产品价格上涨时，产生的结果与上述情况截然相反。产品的消费者数量减少，因为只有消费得起的人才会购买。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是不能提高购买力的。例如，英国绝大多数人完全不可能享受葡萄酒和其他诸多产品的消费，因为要获取它们就必须牺牲大量其他产品或付出大量生产力，所以只有拥有足够财力的人才能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消费者的数量锐减，而且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也随之降低。咖啡的消费者也许不会因为其价格上涨而不再饮用这种饮料，但他在消费时必须有所节制。这种情况就像两个消费者，其中一个人终止消费这个产品，而另一个人能够并愿意继续消费。

就商业性投机来说，购买人不是为自己消费而购买，是为出售而购买。他根据能够售出的数量、预期的售价来确定购买产品的数量，所以价格上涨时，他购买得少；价格下降时，就多买。

在贫困国家，大多数人往往无力承受日常生活中最普遍使用、价格也是最低廉的产品。例如，有些国家，尽管鞋子很便宜，却仍然大大超出居民的购买力。这类商品的价格不能降低到与人民财力相适应的水平，因为价格降到那个水平时，就已经低于产品的生产成本。然而，皮鞋不是生活必需品，买不起的人可以穿木屐(木鞋)或赤脚。不幸的是，如果人民买不起的是生活必需品，那么一部分人必定饿死，或至少不健康。这里所讲的，只是限制个别产品需求或所有产品需求的一般因素。

供给，由任何一种货物的所有者在一个时间单位内，愿意将自己的货物换取等值品或愿意以市价出售的所有货物组成，而不仅仅由同一时间单位内在市场上的实际售出物品组成。这种货物也称为流通货物。严格地说，没有真正在流通的货物，除非这货物正在从卖者运向买者，这段时间极其短暂。但是，运输行为本身对交易不产生影响，因为它与交易行为并存，并且只是实施交易环节中的一个细节。重要的是，货物所有者有割让他的货物的意向。无论何时，正在寻求买家的货物或急于出售的货物，尽管其存放地点没有变化，但它们都是处于流通过程中的货物。因此，商店库存或仓库库存都属于流通中的货物。同样的道理，土地、地租、房屋等也被认为是流通中的货物，这样的表达简明易懂。甚至劳动力也处于流通中，依据是他正在寻求雇用机会；处于不流通状态时，是因为他已经被雇用。

同样原因，一件物品从它被割让的那一刻起，或被用于消费，或出口到其他市场，或因意外受损，或被其所有者收回，或所有者囤积居奇以抬高价格而拒绝出售，这时，物品都不再流通了。

由于供给只是由那些按市价或市场普通价格购买的货物组成，所以一种货物的价格由于生产成本增加而上涨，将停止生产或不再成为供给的一部分。因此，在市价很高时，供给是非常充裕的；在市价很低时，供给则较为短缺。

除了前面提到的普遍性和永久性限制之外，供给和需求还有其偶然性和短暂性限制，这两种特性往往总是同时起作用。

葡萄大丰收的预期前景，即使连一桶新酒都没上市，也会促使库存的葡萄酒价格降低；丰收的美好前景，导致市场供货更为充足，但存货开始变得滞销。一方面，销售方担心新酒的竞争，急于尽快将库存出手；另外，消费者因预期葡萄酒降价而有意推迟购买。大量即将运到的进口货物会因供大于求而降价。相反地，葡萄歉收的预期或许多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过度，将会使价格涨幅大大超过产品成本。

还有一些特殊产品，由于自然的限制或人为制度的限制，被列为垄断商品，这样就使得这类商品供给远不如其他类似产品那样充足。一些名声远扬的葡萄庄园生产的葡萄酒就属于这类产品，尽管需求不断增大，但庄园的土地却不能扩大。同样地，大多数国家的信件邮资也是按垄断价格收取。

最后一点，对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强度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无论是一般因素还是特殊因素，其强度都将成为各个交换行为的价格基础。正如前面谈到过的，价格只是以货币形式估价的市值。对所有物品的需求，倘若不是受到难以获取的限制，即价格限制，社会需求将是无限的。另外，如果没受到同等条件的限制，即价格限制或难以获取的限制，供给也是无限的。毫无疑问，只要产品能找到愿意以任何价格购买的买主，都将会无限制地生产出来。需求与供给是天平秤杆的两个相反极端的天平盘，分别代表昂贵与低廉，价格是平衡点。在这一点上，一边的动力停止作用，另一边的动力就开始作用。

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一种货物的价格随着需求增加和供给降低而成比例地提高，反之亦然。换言之，物价上涨与社会需求成正比，与供给成反比。

物品的效用，即对物品的向往，也许还不能把它的价格提高到与其生产费用相等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生产这件物品，因为生产费用高于产品的自身价值。在巴黎销售鱼子酱[6]
的价格，也许还达不到在巴黎生产的费用，由于需求的顾客太少，根本不能按最低价格销售。因为在巴黎不能生产鱼子酱；而在其产地，鱼子酱是大量生产并且是大量消费的。

任何一种产品，当它的法定价格低于生产费用时，将终止生产这种产品，因为没人愿意做亏本生产。此前靠这些生产部门谋生的人，如果不能找到其他工作则必定会饿死，而此前只负担得起产品自然价格的那些消费者只好被迫不用。规范固定价格或最高价格，就相当于抑制一部分生产和消费；换句话说，就是降低了社会的繁荣度，因为社会的繁荣是由生产和消费构成的。即使是已经产出的产品也将被不适当地消费。首先，产品所有者会尽最大可能将它从市场收回；其次，不会将产品送到那些最需要的人手里，而是转到最贪婪、最狡猾、最不诚实而且往往是最公然漠视平等与人性的那些人手里。谷物短缺时价格随之上涨，但工人通过加倍努力工作或通过加薪，也许还会赚到足够的钱按市价购买出售的谷物。与此同时，如果政府当局将谷物价格强行规定为市场价格的一半时，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一个已经储备了足够数量的谷物并在自然价格时绝不会再购进更多谷物的消费者，这时出于不必要的、有备无患的打算，同时想从强制压低的价格中占到便宜，把属于工人所有的那部分谷物买来储存。这时，一方消费者有双倍存粮而另一方消费者没有。这种人为的限制，使得销售不再由需求和财力支配，而是成了购买者优先的活动。这说明，对商品价格人为规定最高价格，必定会加剧这种商品的短缺。

简单粗暴地把商品价格限定在本来就会自然流行的价格的法令，不仅毫无作用，还有可能会引起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必要的恐慌，进而打乱生产与需求之间的自然平衡比例。如果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平衡比例，必定以最有利于生产和需求的方式建立起来。

希望与恐惧、善良与贪婪，简短地说人类的七情六欲或各种美德都会对价格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评估这些情欲与美德在各种情况下对实际价格产生影响的强度，属于伦理学范畴，在这里我们关注的只是实际价格。我们也不必涉及可能会使产品价格上涨到实际效用之上的纯政治因素的作用。因为这些巧取豪夺同属刑法范畴，尽管它们也会影响到财富分配。国家政府职能属于劳动范畴，它的结果或产品一产生出来就立即被统治阶层消费掉。如果政权掌握在篡权者和独裁者手中，人民对政府职责就要支付高昂的代价，而且人民还要负担比维持良好政府所需要的大得多的款项。这种情况，与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生产者的情况类似，这个生产者以暴力或利用偶然事故从肉体上消灭竞争对手。这时生产者可以任意提高他的产品价格，如果他得到政府的支持，甚至会将价格涨到消费者购买力的极限。告诉我们如何消除这种社会灾难，是政治哲学家的职责，而不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同样地，尽管告诉人类如何在相互关系中确保优良行为属于伦理学范畴或人类道德素质知识。然而，若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借助超人类力量，那些自称神力的解释者，就应该因他们的服务得到报酬。如果他们的工作有用，这个劳动就产生效用，即生产有实际价值的无形产品；但如果他们的劳动没产生效用，即人类没得到什么收益，那么，用以维持他们生活的那部分社会收入，就完全是无效的，即付出代价而得不到任何报酬。

尽管我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论述内容限定在主题范围内，但有时却不可避免地触及政治和道德范畴，而我的本意只在于把它们的交叉点指出来。

[1]
我在南特斯的兄弟路易斯·萨伊(Louis Say)，曾在一篇题为“民族和个人贫富的主要原因”(Princip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et de la Misère des Peuples et des Particuliers)的短文里抨击过这个观点。他认为物品成为财富，主要在于它们的实际
(actual)效用而不在于它们被承认(admitted or recognised)的效用。从常识的角度看，他的观点无疑是对的，但从本学科的角度看，相对价值才是唯一准则。效用程度本是非常不确定和模糊的，除非用比较的尺度来衡量，即使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也会受个人多变性的影响。价值的肯定性早在政治经济学被假定为一门学科之前就已经被确定，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是价值的起源及其存在的结果。

[2]
在本书的早期版本里，我曾把其他产品的价值
(value，当时价值是作为比较物)描述成对价值的衡量，这观点是错误的。其他产品的数量
(quantity)而非价值
才是对此物品价值的衡量。严厉地批评，无论公平与否，都教会我及时纠正错误。的确，我们也要向敌人学习。

[3]
如果商品互换不是以货易货而是以货币易货，情况则没有区别，无须提及。销售者拿着货币不是为了自己消费或任何其他用途，而是作为二次交换的目的；所以在现实中，售出产品是为了换取能以此价格购买的产品。当1蒲式耳小麦以1美元价格售出，并用这1美元购得7磅咖啡时，这实际上就是小麦与咖啡的物物交换，这里的货币完全退出，好像在交易中从未出现过。因此可以准确地说，相对价值由各个货物之间的关系决定，而不是由各个货物与货币之间的关系决定。

[4]
在这段文字中，不应该这样理解我的意思：生产一个产品的费用为1美元而却只被定价为75美分的生产力，其价值仅为75美分。我的观点只是想说明，这些数量的生产性产品尽管价值为1美元，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只创造了75美分的价值。

[5]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6]
用鲟鱼卵制成的酱，是俄罗斯饮食中受欢迎的调味品。

第2章　收入的来源

本书第一篇论述了产品是由人类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是通过人的劳动、资本与自然力创造出来的。创造出来的产品构成了拥有生产手段或方式的人的收入，使他们能够获得那些不是由大自然恩赐或他们的同胞无偿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舒适品。

处理收入的专有权利，是生产方式专有权利或生产手段所有权的结果。那些不是人们独有的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方式的项目也不是收入来源。它们不构成人类财富的一部分，因为财富本身意味着专门、专有和独有的意思。除非财产权得到众人承认并受到保障，且为众人认可，否则像财富这类事物就不存在。

在研究人类财富的本质与进展中，无须调查财产权的来源或合法性。无论土地的真正所有人还是那个给予他土地的人，取得土地的手段是通过优先占领、暴力或欺骗，与土地产品或生产与分配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

也许同样无须指出的是，被称为人类劳动的那类生产方式所有权，和通常称为资本的那类生产方式的所有权，比自然力这类生产方式的所有权更加神圣不可侵犯、更加无可争议。人的刻苦努力、聪明才智、体能与敏捷是他特有的或天生的。而资本或积累的产品，完全是人类勤俭节约或节制消费力的结果。倘若完全随意运用消费力，产品生产出来就消费殆尽，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财产。所以，任何人都不能比这样克己的人更有正当理由提出对所有物品的要求权。节俭非常接近于实际创造产品，产品的最无可争辩的所有权就是实际创造所赋予的权利。

在上述几个生产来源中，有些可以割让，如土地、工具等；有些不可以割让，如个人能力。有些可以消费，如流动资本项目；有些不能消费，如土地。还有一些既不能割让又不能消费，但却能毁灭，如人的能力、智慧和体能，人一旦死亡，这些能力便跟着消亡。

有些可以消费的生产来源，例如流动价值(生产力花费在它们上面的)可以消费。消费它的方式既可以导致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仍然是构成生产方式的一部分；也可以不必再生产，这样它们就不再是构成生产方式的一部分，而且注定要非常迅速地被完全消灭。

虽然收入和生产来源是个人财富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消费者只是消费他的收入而不占用其生产方式，他的财产就不会减少。原因是，收入是可再生产品，只要生产方式持续存在，新产品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这些专有的生产来源的市值，是建立在与所有其他物品市值相同的原则上的，也就是说，受到供给与需求相冲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仅需强调的是，需求不是来源于直接使用个别生产来源所预期的享受；因为一块地或一件工具无法提供给所有者能够预期得到的享受；它们的价值在于其所创造产品的价值，来源于产品的效用或它能提供的满足。

关于人的智力和体能这些不可割让的生产来源，绝不能成为实际交换的对象，只能根据它们产生的价值，去评估它们的实际价值。这种生产方式可以这样描述：给一位工匠每天1美元或一年365美元工资的这类生产手段，可看作每年生产相同收入的既得资本。

目前我们对生产与收入来源的抽象概念已经有了大致了解，这样就可以更进一步对它们的本质作详细的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将接近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在这门学科里最为迂回曲折的地方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这些来源的直接结果，严格地说不是产品，而是帮我们得到它的生产性服务。所以，应该把产品看作是生产性服务和实际产品相互交换的结果。交换完成后，收入首先以产品的形式出现，然后又可以与其他产品交换。到这个时候，收入就变成其他产品的形式。

通过一个实例可以更清晰地表达这个概念。一块耕地年产量比如说是300蒲式耳小麦，其中的大约200蒲式耳可被看作是用来耕种土地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结果，其余100蒲式耳则是土地自然生产力的结果。这块土地给它的所有者所生产的收入，将首先以他的财产——即土地所提供的同时发生的生产性服务的方式出现。这个生产性服务将以100蒲式耳小麦的形式转移给或租赁给耕种者，这将是第一次交换行为。如果这100蒲式耳小麦被其所有者自己换成钱币，或由耕种者依据双方约定换成钱币，这钱币将依然是同样的收入，尽管它是以第二种形式，即货币的形式出现。

这个分析让我们清楚了收入的实际价值，与第1章给出的价值的一般定义相符，即价值是打算用来交换的物品通过交换所获取的其他物品的总额。那么，用收入来交换的所获物品是什么呢？当然是收入的获取者可能拥有的生产手段的生产性服务。而通过我们称为生产的首要交换行为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当然是产品。因此，收入价值不与产品价值成比例，而与获取产品数量或创造效用的总量成比例。

由此可见，国家收入比例的总计是由产品数量决定，而不由产品价值决定。[1]
个人收入与此不同，因为不同产品的相对价值一旦变化，就有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收入增加，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阶级的收入减少。

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的成员都能依赖于构成他个人收入的产品生活，那么每个社会成员收入的高低，就像国家总收入一样，取决于产品总额、创造的总效用，而不是依存于产品的可交换价值。然而，在一个完全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成员消费自己产品的数量，远远少于他用自己产品换取别人产品的数量。所以，对生产者来说，重要是他以自己的生产手段，或这个生产方式创造的产品可能获取别人产品的数量。例如，假设一个人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个人能力种植藏红花，由于他自己可能不消费或消费少量藏红花，那么他的收入将由藏红花的年收获量所能换取的其他物品组成。收入比例将随藏红花价格的上涨而增加，而藏红花购买者的收入比例就会减少，减少的数量与藏红花价格上涨的数量完全相同。相反，如果藏红花价格下降，购买者的收入增加而生产者的收入则相应减少。

生产费用的节省，就是生产同一产品所需生产力的节省，它使得相同范围内的社会收入相应增加。例如，利用一种发明可以让一英亩土地生产出以前两英亩土地生产的产品，或用两个工作日去完成以前四个工作日所需的劳动，这样所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可以直接用于增加生产。[2]
这种增加的收入，在发明人把发明办法限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利得归他本人所有；但是当这个发明一经广为传播，竞争就随之而来，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利润缩减在与实际生产费用相同的范围内时，上述增加的这种利得就归普通消费者所有。

虽然可以通过各种交换行为改变收入形式，这些交换行为从生产力开始(因为生产力是收入所展现的最初形式)一直到最后消费时刻，但本质都是一样的。一英亩耕地生产出的收入，在通过生产行为第一次转换成小麦的形式以后，以及它在第二次转换成银币之后，实际上还是一样，尽管小麦已经被购买者消费。当获取收入的所有者用银币换取了消费品并把它消费后，他收入的价值从那时起就不复存在，而且被消损殆尽，尽管这价值曾一度以银币的形式存在，而且银币本身还继续存在着。虽然对收入的获取者来说价值已经消失，但不应当认为那枚银币还留在暂时持有者手中。而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对整个人类来说，创造出的价值已同样消失，因为那枚银币的实际持有者，必须通过让出自己的其他收入或他以前所拥有的某种收入来源来获取它。

当收入被加入资本，它就不再是收入，即不能满足所有者的需求；它只能生产更多的收入，成为生产性资本的一个项目，按照资本的方式消费，也就是说，用生产产品的方式来交换和补偿所消费的价值。

当资本、土地或个人劳务出租时，它的生产力就转移给了承租者或生产投机商，双方用事先约定的一定数量产品作为报酬。这是一种投机性交易，承租者要冒盈亏风险，依据是他预期获取的收入即来自租用的生产力所获取的产品，是否超过或少于他付出的租金。然而所得到的收入，只能有一个。虽然借用来的资本给投机商生产的可能是10%的年产品，不仅仅是他以利息形式支付的5%，但是资本的收入，即它所提供的生产性劳务将不是10%，因为那个总产品，包括资本生产力的报酬以及利用资本的劳动的生产力的报酬。

每个人拥有的产品数量越多，他的实际收入就越多，这是成比例的。他的实际收入，或是他的生产方式的直接结果，或是他的收入从原始形式转换的结果。他的收入也许要经过几次转变才具有最终消费的形式。产品数量或它所固有的效用比率，只能从交易上的市价来估定。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收入等同于他从生产手段中获取的价值。但是，消耗的消费品越便宜，获取的价值就越大，因为这样他就能拥有更多的他自己生产的产品以外的其他产品。

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收入所包含的价值，即这个国家的总生产力的价值越大，这个价值与国外产品价值的比例越高，这个国家的收入就越多。即使在产品价值非常低廉的地方，生产力价值也必然很高。价值的强度依赖于交换所得产品的数量，这一点要记住，所以，一个国家从它的资源禀赋中得到的产品越多、越便宜，它的收入，或换句话说，它的资源禀赋的作用就越大。

[1]
因此，试图通过比较两个国家的产品价值来比较这两个国家，例如英国和法国，是徒劳无益的。事实上，两个性质不同的价值是无法相比较的，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距离。唯一公平的比较一个国家与另一国家财富的方式，是通过一个国家的个人福利分别作大致的评估。

[2]
当社会成员没有其他生存之道，只能靠自己的生产手段创造产品养家糊口时，上面的内容大部分都适用，但不能完全适用。因为，这样创造出的全部剩余收入必定最终归产品专有者所有，而那些只拥有个人生产手段的人，可以使用这些手段生产其他产品或扩大同一物品的生产。以上是对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的全部答复，他们一致认为，节省的生产力不但可能增加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而且使这种增加成为必然。但是在这种剩余劳动力受到济贫法的保护或修道院收留的地方，国家收入未必随生产力的节省而增加，因为有了这样的法律保护或收留机构的生存方式，剩余劳动力就不必再从事生产。生产力虽然可以通过机器或其他方式大大增强，但国家生产、收入或财富却不能因此有所增加。——英译者注

第3章　价格的实际变动和相对变动

一件物品的价格，就是它可等值的货币数额；而它的市价，是指该物品在某特定地点一定能销售出去的货币数额。物品的所在地至关重要，因为对一件特殊物品的需求，是依据当地所能得到此物品的数量而产生的相应变化。

出售一件物品所得的价款，代表了以此价款所能购买到的全部其他物品。就是说，价值8美元的一尺宽幅面布料可以换取同等价值的银币，或者是同等价值的任何其他一种产品或几种产品。为了能够解释清楚，我们选择货币价格而不选择一般货物价格。这是因为货币价格更简单，但是交换的真正目的和最终目的是货物而不是货币。

在这个意义上讲，价格可被分为买入价与卖出价，也就是获取一件物品的所有权时所付出的价格与放弃所有权时所获得的价格。

最初获取或创造一件产品时支付的价格，是生产力的代价或生产成本。[1]
在追溯一件产品的原始价格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其他产品，因为生产力的代价只能以其他产品支付。生产宽幅面黑呢的纺织工的日薪是产品。他们的日薪或是由日常生活品组成，或是由可买到这些日常生活品的货币组成，而这两者同是产品。所以，产品以及随后的产品交换，或许可以说是按照产品的相应市值进行的以货易货。但有一个需要密切注意的要点，忽略或无视这一点已经导致了大量谬误和曲解，使许多作者的著述将攻读这门科学的研究人员引入歧途。

如果生产一尺宽幅面厚呢料，需要以8美元的价格购买生产力，制造费用就将等于8美元。但如果只需原来生产力的3/4就能生产一尺厚呢料，而且只需要一种生产力，即一个工人仅用15天就能完成从前20天才能完成的产品。对生产者来说，工人的工资和从前一样，生产一尺厚呢料的费用仅需6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生产力的市价仍然没变，尽管生产费用从8美元变成36美元。但是由于生产费用与产品市价之间的差异，使得以此特殊渠道生产一尺宽幅面厚呢料比正常渠道能获取更多利润，也就吸引来更多生产力；更多生产力的使用，由于扩大了产品的供给，又使市价降到等同于生产费用的水平。[2]

产品价格的这种变动，称为价格的实际
(real)变动，因为这种变动是一种积极变动，不包含交换物品的相应变动。尽管生产力价格和作为报酬的生产力产品的价格，或用来换取此产品的其他产品价格没有变动，然而这种变动不但可能发生，而且实际上已经发生过了。

关于已经存在的各个产品相对价格发生的变动，和各自生产费用无关的价格变动，情况就不相同了。如果上一季收获的葡萄制成的酒，在一个月前每桶售价40美元，而现在的售价仅为30美元，那么对酒商来说，货币和所有其他所需物品的价格都上涨了。因为制造葡萄酒的生产力只得到30美元或等值商品作为报酬，而不是原来的40美元，减少额达到1/4。然而在上述案例中，同样数量的生产力得到以一切其他产品计值的同等报酬。因为对于同一程度的生产力来说，价值6美元就收获6美元的生产力，等同于价值8美元就收获8美元的生产力。

那么，在前者发生实际
(real)变动的情况下，社会财富将增加；而在后者相对
(relative)变动的情况下，社会财富则不增不减。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前一情况下，所有厚呢料购买者都将变得更为富裕，而销售方没有出现损失；但在后一情况下，一个阶级获得的利益完全被另一个阶级蒙受的损失所抵消。在前一种情况下，以同样的生产费用可购买到更多数量的产品，而买卖双方的收入都没有任何变化。社会将有更多的实际财富，有更多的享受方式，而生产方式的费用没有增加；总效用将增大；以同一价格可购买到更多数量的产品。所有这些只是同一意思的不同表达。

然而，在无人付出代价的情况下，也能够获得更多的享受或更多的财富，这些财富究竟来自何方呢？来自于人类智慧能够在更大限度上巧妙地利用大自然无偿提供的生产力。一种是从前对人类来说是未知的或是未被充分利用的自然力量，例如风能、水能和蒸汽机车，现在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另一种是已知并利用过的力量，现在使用得更巧妙、更有效，例如对帮助人力或畜力的机械进行改造升级。商人们想方设法提高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运用同等资本来满足更大规模的生意。商界人士取得的这些功绩，与那些把机械简单化或使机械具有更大生产力的工程师取得的功绩极为相似。

在新探明的矿物或新找到的动植物身上发现具有新效用的生产力，或在已探明的矿物或已知动植物身上发现具有更多更完善效用的生产力，都属于上述的功绩。当靛蓝替代菘蓝、糖替代蜂蜜、胭脂虫替代提尔雅染料时，人类的生产手段扩大了，使用同样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所有这些已经提高改进生产手段的实例，以及今后可能达到更高水平的改进中，我们看到，人类掌握的生产手段变得更强大、更有力，所以创造出的产品在数量上总是不断地增长，而在价值比例上却是大幅度降低。我们很快将会看到这样的结果。[3]

价格普遍下降有可能立即影响到所有货物，或者部分下降并影响某些货物。下面我试举例加以说明。

假设在用手工编织长袜的时期，一定质量的线织长袜售价为1美元一双。可以由此推断，生长亚麻的土地的租金、亚麻耕种者的劳力和资本利润、亚麻修剪工和纺纱工的利润，以及长袜编织工的利润，全部算在一起得出每双长袜1美元的总数。假定发明了制袜机后，1美元可购买两双长袜。因为市场竞争倾向于把价格降低到与生产费用相同的水平，我们可以从降低的价格上推断：生产两双长袜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原料资本与劳力费用还是没超过1美元。所以用同样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在数量上增加了一倍。有一个强有力的事实能证明这种价格下降是有积极意义的：即每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从此以后都可以用自己产品数量的一半获取一双长袜。拥有5美分股息的资本家，从前得用20美元的年息来购买一双长袜；现在他只用10美元的年息。一个以
美分出售1磅糖的商人，以前购买一双长袜得卖出3磅糖，现在只需卖出1.5磅。消费长袜的顾客因此购买一双长袜所牺牲的代价，仅相当于他从前为获得同样产品所用生产方式的一半。

到此为止我们只假设了长袜价格下降。现在让我们再假定两种产品，糖和长袜的价格都下降：由于商业进步，1磅糖价值22美分而不是33美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糖的消费者，包括产品同样降价的制袜者，购买糖所付出的代价只等于他从前为达到此目的所用生产方式的一半。

确定这种情况的真实性非常容易。当糖以每磅
美分出售而长袜以每双1美元出售时，制袜者必须先售出一双长袜才能购买3磅糖，并且由于生产这双长袜的费用是1美元，实际上他是以价值等于自己生产方式的1美元的代价购买3磅糖；同样，食品杂货商用3磅糖换购一双长袜也是用1美元的自己生产方式的价值购买3磅糖。但是当这两种商品价格都下降到原来价格的一半时，只用一双长袜或与50美分等值的生产方式就能买到3磅糖，而用50美分作为生产费用就可生产3磅糖来买一双长袜。为此，我们用来比较并假设相互交换的两种物品，如果同时降价，难道我们不能据此下结论说，价格的这种下降是积极性下降，与货物的相对价格毫无关系吗？难道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一般货物可在同一时间降价，有些降价多，有些降价少，而价格降低可能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损失吗？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现在工资与谷物的关系与四五百年前相同，但是下层阶级现在可以享受到从前从未享有过的奢侈品，例如实际价值降低了的很多种类的衣物和家具；同时他们在其他物品(例如家畜肉类和野味)[4]
的供给上比以前减少了，因为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一直在增加。

节省生产费用意味着使用更少数量的生产力就能生产同一种产品，或使用同样的生产力能生产更多产品，这两者是一样的，同时产品数量必须大大提高。也许有人会认为，生产的提高，未必能相应增加市场的需求。因此就会导致产品价格降到生产费用之下，甚至在缩小生产规模之后也一样。但是这种担心毫无根据。因为降价导致消费范围迅猛地扩大了，以致在我所遇到的事例中，需求的增加始终不变地超越着由改善生产方式而造成的生产力的提高。因此，生产能力的扩张引起了市场需求的扩大，这样才能生产出因生产方式的改进而成本更加低廉的产品。

给这方面提供的典型例子是印刷术的发明。这种高速有效的印刷方式使著作册数剧增，而每册售价只是原来手抄本售价的1/20。所以，如果需求总数与从前一样，销售册数将是从前的20倍，然而现在销售的图书册数却是从前的100倍。因此，从前那种只相当于如今价值为12美元的手抄本，现在却能印刷出100册，总价值为60美元，尽管每册书的价值降低到从前的1/20。因此说明，随着实际变化而导致的价格降低，不会造成名义上的财富减少。[5]

另外，依据对立规律，价格实际上涨一定总是源于相同生产方式上涨而导致的产品短缺，随之而来的是总财富减少。因为每部分货物价格的上涨无法平衡货物总量的减少，更不必说消费者会因为消费品价格昂贵而感到自己今不如昔的富裕。

假设因瘟疫爆发或管理系统不善导致了任何一种牲畜的缺乏，例如绵羊，那么其市场价格将上涨，但这种上涨并不是按照供给量减少的比例进行，因为随着价格上涨，需求就会相应减少。如果现有绵羊数量仅为从前的1/5，那么极有可能它们的价格只提高一倍。所以，原来有5只绵羊，每只价格为4美元，共计20美元，现在1只的价值只为8美元。价格虽涨但绵羊这项财富却减少了60%，为一半以上。[6]

因此证实，每次价格的实际下降，不会减少产品的名义价值，实际上还提高了名义价值。价格的实际上升，不增加财富总量，恰恰相反是减少了财富总量，更不必说前者提高了消费者的享受而后者降低了消费者的享受。此外，认为价格的实际下降，即劳动生产价格的下降能给生产者带来损失或给消费者带来同等程度的利益这种看法则是大错特错的。真正的货物贬值可让消费者受益却不会缩减生产者的利润。长袜制造者生产两双长袜可得到1美元，从这1美元所得的利润和生产一双长袜是1美元时所得的利润相同。土地所有者所得租金相同，尽管佃户通过更好的轮种法提高了土地的收成并使产品价格变得便宜。在任何把劳工工作量提高一倍却不增加疲劳的情况下，虽然产品是用更低的价格出售，但其每日的获利比率并没因此而有所降低。[7]

这不仅证实而且还解释了一个原理。此原理至今还没完全被理解，甚至遭到许多学者和政治学派的反对。那就是，一个国家越繁荣富强，市场的产品价格就越低廉。[8]

为提供证据，我使用最有利于反对上述原理的人使用的方法提出这个问题，同时假设一个极端情况，即通过持续不断地降低成本，生产费用最终降低为零。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的是土地不需再付租金，资本不要利息，或劳工不要工资，从此后各个生产阶层不再有任何收入。然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会说，这些阶层将不复存在。人类所需要的每样物品都将与空气和水一样，不必生产或购买就可消费。就像是每个人都能给自己提供空气一样，他也将会给自己提供其他任何一件可想象的产品。这将是财富的终极。政治经济学将不再是一门科学，我们将不必研究获取财富的方法；因为我们将发现财富唾手可得。

虽然没有例子证明某个产品可以降到与自然界的水相同的价格，但还是有一些产品大幅度减价，例如在发现煤矿的地方，其他种类的燃料大幅度减价。还有很多这类降价都类似于我刚刚提到的想象中的完全充足状态。

倘若不同货物按照不同比率降价，一些降价幅度大，其他降价幅度小，它们之间的相对价值必定不同。例如，降价的长袜与尚未降价的家畜肉类在相对价值上发生了变化。而按照同样比率降价的货物，比如像我们在假设中提到的长袜和糖的例子，它们之间出现的变化是在实际
(real)价值上，而不是在相对
(relative)价值上。

价格的实际变化和相对变化的差异在于：前者是由于生产费用改变引起的价值变化；后者是由一种货物与其他货物价值比率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化。实际变化对购买者有益的同时，并不损害出售者的利益，反之亦然。但对于相对变化来说，出售者获利，购买者则受损失，反之亦然。例如，商人有库存羊毛10万磅，每磅20美分，总价值
(worth)为2万美元；如果有意外需求，羊毛上涨到40美分一磅，他的资本将翻倍，但是所有能与羊毛交换的货物的相对价值则降低，减低的程度与羊毛上涨程度相等。一个需要100磅羊毛的人，本来只需出售价值为20美元的20蒲式耳小麦，现在就必须出售40蒲式耳。他损失的20美元被羊毛商赚取；而国家财富却既没增加也没减少。[9]

这种买卖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时，出口相对价格增高货物的国家获利，进口国受损，获利与受损程度都恰好等于货物价格增高程度。价格的这种上涨不能增进现有世界的总财富，因为总财富的增加只能基于生产可成为定价对象或估价对象的新效用。在其他情况下，一方亏损总是因为另一方获利：基于相对价格变化的投机性交易就是如此。

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当欧洲国家最终意识到他们真正的利益所在，必将宣称放弃代价很高的殖民地统治权，同时致力于让那些接近欧洲的热带地区，例如非洲的部分地区成为独立殖民地。随之而来的将是被称为殖民地产品的大量耕种，一定会给予欧洲充足的供给，而且是以最适度的价格。到那个时候，那些以旧时价格买入并囤积货物的商人，必然亏损。但是他们的损失对于购买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收益，因为购买者将在一定时期内用低于生产费用的价格享用这些产品。商人们会逐渐地用那些以更大才智生产的同等质量的产品，代替他们以前购买的价格昂贵的产品。消费者将在获取低廉产品并享受日益扩大的收益的同时，不会给任何人造成伤害，因为商人采用的是低买低卖的手段。人类产业将迅猛发展，开辟出一条通往富足生活的康庄大道。[10]

[1]
参阅：《国富论》，第一篇第5章。

[2]
生产费用就是斯密所称的产品自然价格，与他所称为的它们的市价形成对比。但从上面所述可以推断，每一个以货易货或交换行为，包括生产行为中的交换，都是以市价为参照进行的。

[3]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人类知识的增加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增加，影响到工业的进步，极大地缩短了生产过程，但是在伦理和政治科学特别是社会组织这部分的缓慢进展，至今让人类不能获取那些发展的全部利益。然而，倘若以为人类完全没得到利益也是不对的。税收负担增多了2倍、3倍甚至4倍；而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人口增多，标志着至少有一部分增加了的产品落在人民手里。除了人口增长，人们在衣、穿、住以及其他生活质量方面都比一个世纪之前提高了很多，我认为在饮食方面也有了更好的改善。

[4]
我在《圣·毛尔的调查》(Recherches)一书中发现，1342年一头公牛的售价是10～11利弗尔。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7盎司纹银，在今天约合28盎司纹银。现今28盎司纹银可铸就171法郎30生丁(约合32美元)，这个价格比今天一头普通公牛价格低。用300法郎从普亚图买入一头瘦牛，在诺曼底养肥后，运到巴黎以450～500法郎(约合84～93美元)售出。因此，家畜肉类自14世纪以来价格上涨不止一倍，而且大多数其他同类食品价格可能同样上涨。如果工人阶级在这个时期没能同时从工业发展中获取到巨大利益、无法拥有更多收入的话，那他们吃的食品就比瓦卢瓦王朝菲利普时代更恶劣。

这一点很容易解释清楚。工人阶级收入的增加，使他们能够对食物有数量增多、质量提高的要求。但是产品的供给无法跟上日益增加的需求量，这是因为，虽然可以让同一面积的土地生产更多产品，但不能无上限地增加；而且由于大多数食品体积很大，所以从国外进口的食品比国内生产的食品价格贵得多。

[5]
由于我们掌握的相关产品的历史数据
(data)过少，使我们无法根据它们的现状得到精确结论。但精通此学科的学者都知道，无论是夸大其词还是谨小慎微对上述结论都毫无影响。当今的统计研究将给后来者提供更精确的计算方法，但却不能增强计算方法必须依据的原则的正确性。

[6]
与此类似，课税(特别是过度收税)对社会财富总量有着极恶劣的影响，同时对纳税人也会有影响。生产成本的增加使货物的实际价格随之上涨，而货物的总价值却减少了。

[7]
我曾遇到过一些人，他们认为有办法增加国家财富。他们赞成首先生产贵重物品然后生产廉价物品。他们的观点是，生产一码上等织锦好过生产一码普通薄绸。他们没考虑到的是，如果前者的价值是后者的四倍，那是因为生产前者需要四倍的生产力，这生产力生产四码普通薄绸与生产一码上等织锦，难度是相同的，总价值也是相同的，但是最终的社会利益减少。因为一码上等织锦做出来的衣服比四码普通薄绸少。奢侈的祸患在于华丽的背后总是伴随着吝啬。

[8]
那姆尔(Dupont de Nemours)在《重农学说》(Physiocratie)第117页写道：“不应当假设货物价格低廉对下层阶级有利，因为降价使劳工工资减少，限制了他们的生活舒适品，不仅工作难找，高报酬的职业也在减少。”但理论和实践都与此观点相悖。完全因为商品降价而导致的工资降低不会减少生活舒适品的消费，低工资使投机者减少生产费用，它会强有力地倾向于增加劳工生产的出路与需求。

马伦(Melon)、浮邦纳(Forbonnais)和所有闭关锁国主义或贸易差额学说的拥趸，伙同经济学家一起，支持这个错误观点；西斯蒙第在他著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Nouveaux Prin.d'Econ.Pol)第四篇第6章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产品的低价是消费者从生产者手里攫取利益，尽管价格下降只等于生产费用的节省，毫无疑问的是不可能使劳工阶层和其他生产阶层有任何损失。

[9]
劳德戴尔伯爵(Lauderdale)在1807年发表了一部题为《关于国家财富的本质与由来及其增加原因的研究》(Researches on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PublicWealth，and on the CausesWhich Concur in its Increase)的著作，其整个论证都建立在这个错误的观点之上，即尽管一种货物缺乏，会使社会总财富减少，但因为缺乏使得这种货物的价值增加，所以就使得这种货物的所有者的财产增加。作者从此得出的错误结论是，国家财富与个人财富有原则性区别。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无论何时购买者被迫付出更多代价来获取货物，他的损失与售出者所获利益等值；而且每次打算获取这种利益的举动，都必然使一方的损失等同于另一方的获利。

他还同样认为，这种想象中的国家财富与私人财富原则上的区别在于资本的积累，这对个人有利却有损于国家财富，因为资本积累阻碍消费，而消费才能刺激生产。他陷入了一个十分普遍的误区，认为资本一旦积累起来就不再用于消费；然而，正好相反的是，积累的资本也是消费，但却是以再生产的方式消费，这样才能不断提供购买方式；积累的资本非生产性消费，因只发生一次购买行为(参阅本书第三篇)。因此，一个原则上的简单错误累及这个著作。上述错误就是基于这个不正确的观点，也因此增加而非减少了这个学科的复杂性。

劳德戴尔的错误与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的相似，这个错误来自于这个概念，即生产力的扩大使非生产性消费成为必要；然而，前者只能使后者可能发生或仅仅是极有可能发生。一个国家及其人民也许会这样消费使生产力进一步扩大，但是国家与个人一样，掌握的禀赋较好的资源越多且生产力越大，国家就越富强。——英译者注

[10]
如果拿破仑当年用他控制的巨大资源达到这个宏伟目标，那么他本来将会以对世界的文明、富裕做出重大贡献而流芳百世，而不是以世界的破坏者遗臭万年。当巴巴里海岸居住着平和、勤劳而有教养的人们时，地中海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湖泊，湖滨的富裕国家之间商业往来频繁，沿湖住满居民。

第4章　价格的名义变动，金银条和硬币的独特价值

在探讨货物价格的涨跌时，虽然价值是以货币为表现形式，却没能注意到货币自身的价值。说实话，货币本身价值对其他货物价格的实际变化和相对变化完全不起作用。尽管购买产品时，最初是以货币支付，但最终还是用其他货物购买。当羊毛价格翻倍时，就要用两倍数量的其他任何一种货物购买，无论这种交换是直接的，还是以货币为媒介。面包商原来用6磅面包或用其货币形式如20美分购得1磅羊毛，现在不得不用12磅面包换取40美分去购买1磅价格翻倍的羊毛。但如果不比较长袜、肉类、糖、羊毛、面包等物品的相对价值，而只用它们当中任何一种与货币本身的相对价值作比较，我们发现，货币与其他商品一样，可能经历或事实上经常经历实际变动，即它的生产费用的变化，以及相对变化，即它对于其他产品价值的变动。

自从发现美洲银矿以后，银降价到从前价值的1/4，失去了它与价格没有变化的其他产品，例如谷物，相比较的相对价值的3/4。因此，一个人必须支付4盎司银购买1塞提尔(约合43蒲式耳)小麦，这些小麦在1500年大约只值1盎司银。从那时起，一件商品的价格可能下降了一半，而银价却跌落至原价的1/4，因此，就这件商品与银的相对价值而言，这件商品的价值加倍，因为它从前值1盎司银，现在在本身价值没有下降的情况下值4盎司银。但是因为它本身价值下降了一半，所以只值2盎司银，是以前2倍的银。

这就是银价实际变动和相对变动产生的实际影响。除了这些变动外，还有在不同时期出现的同一数量的纯银在名称上的巨大变更，这使我们无法再相信我们对实际变动和相对变动所做评估的准确性。

1514年1盎司银可购买1塞提尔小麦，现在1塞提尔小麦价值4盎司银，这就是银与小麦的相对变动。那时1盎司银称为30苏[1]
，而同一数量的银如果保留从前的名称，那么4盎司银现在就称为120苏或6法郎。因此，价值6法郎的1塞提尔的小麦比银的价值上升了或银比小麦的价值下降了，而它们在名义上没有变动。但是4盎司银现在称为24法郎而不是6法郎，因此既有名义变动又有相对变动——仅仅是字面上不同。实际变动和相对变动的比率是4∶1，而货币的名义价值从1514年以来却按照16∶1的比率下降。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根据对一件物品所估计的货币价值来想象其价值，除非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区内，硬币的称谓没有变更，而构成它的材料的价值也没有变更，否则所估计的价值只是名义价值，不具有任何固定价值的概念。说1514年1塞提尔小麦的售价为30苏，而不解释30苏在那时的价值，只是说一个不具任何概念的价格，或是一个错误的价格。这意思可认定为，1塞提尔小麦在那时的价值等于现在30苏的货币。硬币名称对比较价值的有用之处，只在于它表示特定金额所包含的纯银数量。它可作为银数量的标志，但是绝不可作为在任何长时间段或任何地区的价值指标。

无须指出具有一定名称的金属分量的变更，对国家和个人财产的影响。这种变更，不增减金属或任何其他货物的实际价值，甚至也不增减它们的相对价值。如果1盎司银铸成2克朗而不是1克朗，那么以前以1克朗给付的货价现在必须以2克朗给付，就是说，在两种情况下都以1盎司银给付，银的价值没有变动。但如果买卖是用赊账的方式并规定在一段时间内用克朗给付，出售方以后收到的货款可能是1/2盎司银，而不是双方原来立约规定的1盎司银。因此，这种把旧名称用到不同分量的金属的做法，将使一方不公平地获取利益，而另一方不公平地蒙受损失。所以，一方每次获取的利益都是另一方遭受的损失，除非利润来自实际生产或等于实际生产中降低的生产成本。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关于金银条或货币所特有或固有的价值，就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都基于它们的用途。这个价值的大小依据是它们用途的多寡、使用必要与否，以及供应的充足程度。

尽管金银是最普遍的货币材料，但在未铸成硬币之前不能作为货币使用，因为它们在那时还不是货币，只是货币的原材料。在当今社会环境里，个人不能随意把金银条块铸造成硬币。因此，对硬币的需求如果比对金银条块的需求更迫切，硬币就可能具有比相同重量和质量的金银条块更多的价值。但是金银条块显然不可能具有比相同重量和质量的硬币更多的价值，因为后者随时可以转换成前者。硬币本身的价值很少超越金银条块，这是因为拥有货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府，为贪图硬币与金银条块的差价利润，错误地给市场提供了过多的硬币。所以硬币价值从来不低于但也很少高于金银条块的价值。因此，详细地阐述迄今为止或今后可能成为金银条块本身价值的变动细节，也足以说明作为货币的金银条块的价值变化。

前文提到过[2]
，因美洲的发现而涌入市场的金银是从前的10倍，但金银的价值却没有相应地降低到从前的1/10。这是因为随着商业、工业和奢侈生活的同时增加，这一时期对金银的需求也极大地增加。从前，所有欧洲主要国家完全没有工业，无论是作为资本还是仅仅作为消费品的产品，在流通数量上都少得可怜。然而在这个时期，工业和生产力突然间在整个欧洲一起发展起来，由于交易范围的扩大和交易次数的增多，使得市场对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所用原材料的需求大大增多。与此同时，发现了绕过好望角通往东方海洋的新航线，吸引了大量冒险家前往。东方的产品受到了更为普遍的消费，但欧洲却没有自己可用来交换的产品，只能用贵金属进行交易，印度因此获取了大量贵金属。尽管如此，产品的增多导致了财富的增加和消费的普及。小商贩摇身成为殷实商家，在荷兰渔镇的居民中出现了身家20万美元的个人。从前只有皇亲国戚才买得起的贵重物品，现在的商人阶级也能购买。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对精美餐具和昂贵家具的喜好，引起对使用在这些物品上金银的更多需求。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及时在美洲发现金银矿藏，这些金属的价值将惊人地上涨。

金银矿藏的发现完全扭转了局面。日益增加的金银供应远远大于迅速增多的金银使用量和需求量，并使市场处于完全饱和的状态。因此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导致金银的价值大大下降。由于刚才说过的那些情况同时出现，金银的价值将有更大程度的减少。那些情况让金银的价值也就是其以一般货物计值的价格不再下降，限定在原来价值的1/4处，而不是按照供应量增加的同等比率下降到1/10。

洛克肯定没有察觉到这种反作用的力量，否则他将不会认为从1500年以来，银量增加至原来的10倍，必然使货物价格上涨至原来的10倍。他举出用来支持这一观点的几个事例，都不足以证实观点的正确性，因为可以用来举例的产品，在数量上和种类上比他的事例要多得多，它们与金银一样，在1500年与洛克撰写出著作的期间，需求与供应增加的比例为2.5∶1。[3]
但是，尽管对于某些特殊产品而言，情况可能像洛克所描述的那样，然而对大多数其他产品来说，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因为自从1500年来，对这些产品中的某种产品的需求从未增加，而对其他产品的供应却与递增的需求并进，所以除了因为性质完全不同的原因引起的暂时微小变动之外，它们的价值比率没有变动。在这里顺便说一下，上述内容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在政治经济学中必须对孤立事实进行理论考验的重要性，因为事实不能颠覆理论，除非把所有事实以及可能改变那些事实本质的情况都考虑在内，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百科全书的作者也曾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认为[4]
，如果一个家庭的银餐具从16世纪中期至今，在数量或质量上没有变化，那么这个家庭现今的餐具价值只等于以前的1/10。然而，这部分财富价值其实只比从前降低了1/4。因为供应量的增加虽然使价值减少到10/ 100，但是，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却把它提高到25%。[5]

值得关注的是，就前面解释过的流通这个词的正确含义来说，大部分硬币一直处在不断的流通之中。在这方面它不同于其他货物，因为货物只有在商人手里时才流通，一旦转移给了消费者，流通就立即停止。作为资本时，人们不是想要把货币作为消费品使用，只是把它作为交换品使用。每一次的购买行为都是以货币交换别的东西，都使货币进一步流通。唯一退出流通的那部分货币是指那些被窖藏或封存的部分。窖藏或封存的货币，最终是为了再次进入市场，加入流通。

金银以精美餐具、刺绣品或首饰形式出现时，只在寻求买主或准备出售时才处于流通状态。它一旦被消费者拥有后，就不再流通了。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普遍使用银，其因便于运输而成为被广泛需求的货物，只有出现新的海量供给才会影响到银的价值。因此，当色诺芬在他的关于雅典收入的一篇论文里，警告他的同胞要密切关注阿迪卡银矿的开采，并建议说银与其他货物不同，不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降低价值的时候，他的意思一定是说银的价值不会明显下降。事实上，针对当时地中海沿岸众多繁荣的国家及波斯和印度的银存量而言，阿迪卡银矿的产量少得无足轻重，根本不足以产生任何影响。希腊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相当活跃，足以保持希腊市场银价值的稳定。阿迪卡银矿所产的银只不过是流向当时储银海洋中的一条涓涓细流。色诺芬当然不可能预见到美洲银大量涌入市场，也无法猜测到这样涌入的后果。

倘若银如同谷物和其他土地里的产品一样是人类的食品，那么它的供应来源的扩大，将不会降低它的价值，因为人类繁衍速度提升到与生活资料相应的激剧程度时，将使需求跟得上增加的供给。如果谷物供应增加十倍，人类对它的需求也将提高十倍。因为谷物的增加，必将引起消费这些增加部分的人口的增加，同时谷物将保持与其他货物大约相同的比值。

这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银价的变动过程缓慢，但变动的幅度是巨大的。变动过程缓慢是因为银的普遍需求使供应的轻微变动难以察觉，变动幅度巨大是因为银的有限用途使需求的增加，总是无法跟上迅速增长的供给速度。

除了铸造货币，银还可用来制作餐具、家具和装饰品。国家越富有，就有越多的银使用在这些产品上。用作货币使用的银数量，与动产和不动产方面使用的数量成比例，使得这些资产能够流转。因此，如果没有以下情况支配这个一般规律，富裕国家将比贫困国家需要更多的硬币。

第一，在富裕的国家里，货币和货物更快的流通速度，使它所需要的与总贸易额相称的货币数量，在比例上比贫困国家少很多。在同一时期里，同一笔资金在富裕国家也许可以进行十次交换，而在贫穷国家则只有一次。[6]
所以，货币的需求，并不一定随着流通货物的增加而相应增加。虽然流通扩大，但是流通媒介却变得更加活跃，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第二，在富裕国家，信用经常是货币的替代品。在第一篇第22章里已清楚地阐明，如何用兑换券来替代一部分货币而不引起任何不便。[7]
通过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大大减少硬币的使用，还可以有效降低对以货币使用为目的的银的需求。在勤劳的经商人群中，兑换券还不是唯一替代货币的方法，每一种私人合同和协议，以及赊售、信用货币的转移，或甚至是债务方和债权方之间的往来账目，都可以起到相似的作用。

因此对硬币的需求，绝不是按相同比例，随其他物品的逐渐增长而增长。我们可以正确地说，一个国家越富裕，它的硬币数量与其他国家相比就越少。

如果仅凭供应总量就能决定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银与金的比例将是45∶1，因为银与金是按照45∶1的比例冶炼出来的。[8]
但是对银的需求远远大于金的需求，银的用途更广泛、更复杂，这样就使银的相对价值不会下降到1∶15以下。

贵金属的部分需求，是源于它在使用中逐渐损耗。贵金属尽管不像大部分产品那样容易毁坏，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损毁。毫无疑问，这种损耗尽管缓慢，但作为货币和各种物品如调羹、叉子、酒杯、碟子和各种首饰的金银的数量是巨大的，由于不断使用，损耗过程虽然缓慢，但必定是可观的。镀金和镀银物品的消耗也很大。斯密认为，在他的年代，仅伯明翰制造业每年所消耗的金银就值5万镑。[9]
还要进一步考虑到刺绣、纺织品、书籍装订等损耗的金银。金银一旦用于这些方面，就不能再用在其他方面。另外，还要加上窖藏的金银。如果窖藏者去世，就无人知道窖藏地点。当然还有沉船所损失的金银数量。

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持续不断地增加各自的财富，大多数国家的财富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确实曾增加了，那么它们对贵金属的需求将逐渐增加。这不只是因为逐年的损耗，金银使用越多损耗越大，而且由于其他商品的增多和这些商品总价值的增大，这样就将引起更大的需求来满足转移与流通的需要。如果金银矿产量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贵金属的价值将上涨，因此可用较少的贵金属交换其他一般产品。倘若金银矿开采的速度能够跟上人类产业的进展，贵金属的价值仍将保持不变，就像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它们的需求和供应同时增加，其价值似乎没有变化。[10]
此外，如果贵金属的供应超过总财富的增长，正如目前的状况，那么它们与其他一般货物的比值将下降。硬币将因此变得更加笨重。但金银在其他方面的用途将更为广泛。

要想把由于长期存在的各种变动的混淆而产生的所有错误理论和谬误见解一一揭露出来，那将是一件费时而又让人生厌的工作。分析和区分各种变动，已经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我们认为，只要给读者提供条件，让他们能够自己发现那些理论和见解的谬误，并让他们能够判断那些公然地通过运用价值尺度来影响国家财富措施的趋势，就已经足够了。

[1]
勃朗：《货币史》；圣·毛尔：《关于货物货币的论文》。

[2]
参见本书第一篇第21章中的第7节。

[3]
由于美洲的发现，银需求的增长强度与供应增长强度相比，据说是2.5∶1，因为如果需求没有这样增加，那么10倍的供应量早就让其价值下降到原来价值的1/10，即100盎司银仅具有原来10盎司银的价值。但目前的100盎司银只下降到其原来价值的1/4，即25盎司，比率为2.5∶1。除非银的供求总是按照这个比率增加，否则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但由于供应在此期间已经增加至原来的10倍，所以如果我们想找出自从美洲第一次发现金银矿藏以来无论在流通、奢侈品还是制造业上所需要的银的实际增多比例，就必须用10乘以2.5，得25。尽管25倍看上去好像是巨大的增长，但这个估算应不会超过实际情况。如果不是源源不断地从美洲输入白银，它的需求必定少得多，因为银过于昂贵从而大大减少了对它的使用。精美的银制餐具也许会变得与金制餐具一样稀少罕见，银币也不像现在这么充足，因为它的效用将增多，价值将进一步提高。

[4]
《货物货币》中的一条。

[5]
如果我们相信李嘉图，就得相信他认为的需求的增长对于完全由生产费用决定的价值毫无影响。他似乎并没意识到是需求使生产力成为备受重视的对象。对银条的需求降低将迫使银矿停产，因为降低的价格不足以抵偿生产费用。

[6]
在贫穷的国家，当商人售出货物后，有时他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获取他想要的回报。在此期间，货款闲置在他手里。此外，在贫穷国家总是很难进行货币投资。储蓄过程缓慢，而且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继续利用。所以大量货币总是处于闲置状态。

[7]
我认为，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在欧洲人中，李嘉图是最熟悉货币的人。他在《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的建议》中说：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值得信赖时，纸币可以用来替代全部金属货币，通过巧妙的管理，可使一个不具有内在价值的材料代替贵重的材料，当它发挥货币机能时，它的金属特性绝不会显现出来。

[8]
洪博德：《关于新西班牙的政治性论文》，8开本，第四卷，第222页。

[9]
《国富论》，第一篇，第11章。从该作品发表之日起，伯明翰和其他城镇的制造业金银耗费量剧增。

雅各布斯先生在他关于贵金属的作品中，详细阐明了在美洲大陆发现前后金银的消费和生产。他在第26章中对贵金属从1810年到1830年的消费做了调查。这个章节阐述了大量有指导意义并让人好奇的细节，虽然不可能在此处全部引用，却可以为下列陈述当作根据。那一章同样论证了金银消费的巨大增长，本书作者在这个注释里称为“制造业金银耗费量剧增”，他是指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发表之后的情况。那么，根据雅各布斯先生所言，从1810年到1830年之间，每年贵金属被应用于装饰品和奢侈品上的年消费数量如下：英国2 457 221公升；法国1 200 000公升；瑞士350 000公升；欧洲其他国家1 605 490公升；美国280 630公升；总量达到5 893 341公升，相当于28 288 036美元。——美国编者注

[10]
洪博德让我们确切知道，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墨西哥矿产量按照110∶25的比例增加，另外，安第斯山脉的银矿藏如此丰富，以至于只计算初步开采的或尚未开采的矿藏就让人认为，在这样无法计算的矿藏面前，欧洲的银矿储量只是九牛一毛。参见《关于新西班牙的政治性论文》，8开本，第四卷，第149页。

由于受到巨大的与日俱增的金银年供应量的影响，金银价值的轻微并逐渐减值，是人类财富迅速及普遍增加的众多证据之一，因为需求必须与供应同步。但我认为，在一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变化的金银价值，在过去的30年里开始下跌。1塞提尔小麦，按巴黎的度量单位，长久以来平均售价为4盎司银，现在涨到4.5盎司，并且每个续约的租金都有提高。其他所有物品的价格看起来都在成比例地上升，这表示银的相对价值在下跌。

我们在前一个注释里所说的巨大增长，是指自从1809年以来，所有这些和东方大陆的矿藏产量的增长，其依据是雅各布斯先生在其研究贵金属的作品里所描述的那些。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摘录了第26章的观察数据，结论是目前现存的硬币储备，与从1810年到1830年的20年里金银币数量减少了储备总数的1/6。

雅各布斯先生说：“我们已经估算出在1809年年末，硬币储备为380 000 000英镑；从那年起到1829年，每年的增长率为5 186 800英镑，最后总数量是103 736 000英镑。

1809年硬币总数为380 000 000公升。我们减掉每年1/4的损耗，20年内数量是18 095 220公升，到1829年还剩余361 904 780公升。加上矿藏供给量103 736 000公升，总数为465 640 780公升。

扣除被转换成器皿和装饰品的数量5 612 611公升，扣除被输送到亚洲的数量2 000 000公升，每年是7 612 611公升；或20年总计152 252 220公升。到1829年年底总数量将是313 338 560公升。或者1809年年底不到66 611 440公升。或者说20年里大约减少了将近1/6。”

“在我们考虑到的那一时期里，事实上是在多年以前，金对于银的相对价值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根据这个观点，应用到奢侈品上的金数量远远超过银，比例大约是4∶1；但是另一方面，转移到印度和中国的财富主要是银，而从这些国家运来的金被主要送往欧洲。上文(此调查在第25章)试图表明金币的耐用性是银的4倍。这也显示出在俄罗斯最近增加的矿产品主要是金。这些情况(让我们必须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在扩大)也许足以证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两种金属的价值将保持稳定的比率。”——美国编者注

第5章　收入在社会中的分配方式

决定货品价值的因素，它的功能正如前几章描述的那样，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有价值但最终价值消失的物品，因此也适用于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所能提供的生产性服务。那些拥有这三种生产来源中任何一个的所有者，在这里我们称为生产力出卖者，而产品的消费者则称为购买者。生产力的相对价值，如同其他一切货品的相对价值一样，随着需求的增加而上升，并随着供应的增多而下降。

大规模雇用劳力的人，我们称为冒险家，只是在出卖者与购买者之间的经纪人，他们按照某一特定产品的需求程度，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来生产那个产品。[1]
农民、制造者和商人不断地对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所需费用与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或能出的价格进行比较。如果通过比较使他决定生产某产品，他就成为那件产品所应用的各种生产力的需求者，因而给这些生产力价值提供一个依据。

另外，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生产因素如土地、资本与人力供应的数量是大还是小，是依据以下各章节阐述的各个动机的作用而定的。因此，这些动机的作用就形成了评定生产力价值的另一个依据。[2]

产品在完成之时，都是以它的价值补偿完成这一产品所消耗的全部生产力。对于生产力的报酬，很大一部分是在产品完成之前就已经给付了，因此这个报酬必定由某个人预先垫付。其他部分的报酬，是在产品完成之后给付。但生产力的总体报酬，最终还是由产品的总价值给付。

我们以手表为例，来说明一件产品的价值在所有参与生产的人之间是如何分配的，并从源头追溯它的最小零件是如何得到的，以及这些零件的价值是怎样支付给许多共同参与生产的人作为报酬的。

我们首先发现，制造手表的金、铜和铁等原料购自矿石开采者。他们收到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息和付给地主的租金用以交换这些产品。

金属商从原料生产者那里购入金属，转售给制表商。这样，他们不仅收回了垫付的资金，同时还得到他们应得的利润。

组成手表不同零配件的制造商，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表匠。表匠支付货款，就是偿还他们预先垫付的资金和利息。此外，表匠还需支付所花费的劳动工资。这一连串十分复杂的付款过程，可以用一笔相当于上述所有的价值总和的款项一次性完成。表匠以同样的方式，与那些提供表盘、玻璃以及所有他认为应该配备的装饰品的制造商打交道，如钻石、珐琅或任何他喜欢用的东西。

最后，购买手表自己享用的客户，要偿还表匠垫付的全部资金及各项垫付款的利息，同时也支付给他个人技能和劳动所应得的利润。

我们发现，也许手表在它还没完工之前，它的总价值就开始在相关的生产者之间分配着，而这些生产者比我所描述和想象的要多得多。连那个对整个生产环节毫不知情的购买者，即购买手表并戴着它的人，可能也包括在这些生产者内。理由是，他也许曾把资本借给一个开矿的冒险者、一个金属商或一个大工厂的董事，或一个不具有上述任何身份但曾经把从他那借来的一部分资金转借给上述那些人中的一个或更多的人。

前文已经阐述过，一件产品的多数共同生产者，不必一定等到产品完全制造好以后才获得他们对这件产品所贡献的那部分价值的酬劳。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生产者，甚至在这个产品尚未完成之前早就把获取的等值物消费掉了。每个生产者都把这件产品当时的价值，包括已经消费的劳力，垫付给在他之前的生产者。按照生产次序，在他之后的生产者偿还他的垫付，再加上产品经过他手时增添的价值。最后的生产者一般是零售商，由消费者给他偿还所有这些的垫付款，再加上(plus)他对产品所增添的价值。

社会总收入的分配方式与上面所阐述的完全相同。

创造的价值，按这个分配方式，归地主获取的资金称为土地的利润(profit of land)。有时是由农民给付定额地租
(rent)，这个利润就转移到农民手中。

分配给资本家或垫款者的资金，虽然垫付的款项额很小且时间很短，这部分资金都称为资本的利润
(profit of capital)。有时，资本是按贷借方式借出，资本家按约定获得利息
(interest)，不得利润。

分配给技工或劳工的资金，称为劳动的利润
(profit of labour)。他们有时得到固定薪水
(wages)，就不得利润。[3]

因此，每个阶级都从生产出来的总价值中获得自己的价值，这份价值就是这个阶级的收入。一些阶级是零零散散地获取他们那一部分收入，而且一到手就很快消费掉了。这些阶级人数众多，因为其中包括大多数工人。地主和资本家不会自己利用他们的生产手段，他们定期获取收入，或是一年一次，或是一年两次，也许是一年四次，这依据他们和受让人签订的合同条款而定。但是，无论按什么方式获得的收入，它在性质上总是相似的，而且必须来自所生产的实际价值。如果一个人没有直接或间接参加某种生产，直接获取到能满足他的需求的任何一种价值，那么他所得到的价值不是天赐的就是掠夺而来，二者必居其一。

以上所说的，就是产品总价值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方式。我说的总价值，是在整个生产的总价值中，不归一个生产者所有的部分，即归其他生产者所有。呢绒商从农民手中购买羊毛，支付工厂里每个部门工人的工资，最后在售出工人协作生产出的呢绒时，把市场价定在足以偿还他在前期的所有垫付款并提供自己的利润的价格上。他认为利润或自己劳动的收入，只是扣除一切开支费用以后的纯盈余。但是那些开支只是用来垫付以前各生产者的相应收入，最后由呢绒的总价值偿付。支付给农民的羊毛价格，是耕种者、牧羊人和地主这三方收入的总和。尽管农民把净产品看作是扣除了他支付给地主和雇工的报酬之后的剩余，但是对地主和雇工来说，这些报酬就是收入，前者是地租而后者是工资：地主得到的是土地收入，雇工得到的是劳动收入。这一切价值的总和由呢绒的价值支付，呢绒总价值[4]
构成了他们的收入，而且以这种方式分配。

由此可见，净
(net)产品
一词只能应用于产业界中个别生产者或个别冒险者的个别收入。而个人收入的总和就是社会的总收入，等于社会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总
(gross)产品
。这完全推翻了上世纪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只有土地的净产品才构成收入，并因此总结说社会只应该消费这个净产品。他们不承认这个明显的结论，即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产品都可以由人类消费。[5]

如果认为国家收入仅仅是所生产的价值减掉所消费的价值的剩余部分，就不可避免地得出这一最荒谬的结论，即一个国家在一年里把它的年产品都消费殆尽，它将没有任何收入。一个年收入为2 000美元的人，也许觉得花光全部年收入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我们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一年他没有任何收入吗？

在一年里，一个人从他的土地、资本和劳动获得的利润总和称之为他的年收入(annual revenue)。所有这些个人的收入总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收入。[6]
国家收入的总额是国家产品减掉
(minus)出口部分以后的总值
(gross)，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个人的利润仅限于他的收入减掉他的花费之后的余额。事实上，他的消费构成了其他人的收入，但是，如果那些人是外国人，在估算他们国家的收入时，就必须把这些收入算到里面。例如，把一批价值2 000美元的丝带托运到巴西，换回棉花，在估算这个交易行为对法国产生的结果时，就必须扣掉为偿还棉花的价值而对巴西的输出。假设丝带的投入可以换取40包棉花，这40包棉花在到达法国后可以卖得2 400美元，在这2 400美元中，400美元将是法国的收入，其余则属于巴西。

如果所有的人只组成一个大国或一个大社会，那么对整个人类而言，产品的总价值将是收入，就像是每个孤立国家的内部产品那样。但是既然必须考虑到人类被分为不同的社会，各有各的独自利益，这个情况就必须加以考虑。所以一个国家的进口在价值上超过出口，这个国家就得到等于超过额度的收入，这个超过的额度也就构成了它对外贸易的利润。一个国家出口价值为2万美元，进口价值为2.4美元，双方都不用货币进行交易，那么这个国家将得到4 000美元的利润，这与贸易差额一派的学说正好相反。[7]

在一年之内消费掉的大量非耐存货物，而且，往往在生产那一瞬间就被消费掉的非耐存产品，就像所有无形产品一样，也是国家收入的一个项目。因为，如果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生产和消费如此多的产品价值(满足人类需求就是收入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呢？

评估个人和国家收入的方法，与评估一宗任何形式的价值，如已故者遗产的方法相同。每一种产品都是以货币或硬币来连续估价。例如，法国的收入总额据称是13亿美元，这绝不意味着法国的商业能给它带来13亿美元的硬币。也许法国只输入极少部分的硬币或根本没有输入。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是，法国年产品的总和，分别或陆续用银币来衡量价值后，等于上面所说的总价值。用货币评估价值的唯一原因是，按照惯例，想象一定数量的货币的不变价值，比想象一定数量的其他货物的不变价值容易得多。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么用谷物来评估价值也是完全可行的。也可以说，法国的收入为13亿蒲式耳小麦，每蒲式耳是1美元的话，将表示完全相同的价值。

货币使组成收入或资本的价值更易于流通，但货币本身不是年收入的一个项目，因为它不是年产品，而是在过去时期的商业或冶金的产品。

去年完成流通任务的硬币，也可能在上世纪担负着流通任务，在此期间货币的数量保持不变。不仅如此，如果在此期间硬币材料的价值下跌，这个国家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将会亏损，正如一个商人由于他的库存产品的价格下跌而遭受损失一样。

因此，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即创造的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暂时转换为货币，而货币或同等数量的银币本身并不构成收入。收入是用来获取同等数量的银币创造的价值。由于价值只在瞬间被看作是具有货币形式，所以在一年内，同样多的货币可以使用多次，目的是支付或获得收入的特定部分。事实上，收入的某些部分从来不具有货币形式。为工人提供食宿的制造商，用粮食等物品支付他们的部分工资，所以工人们的很大一部分收入不是以货币形式的出现。在美国和其他处于类似情况的国家，殖民者从所拥有的土地上获取产品，给他的整个家庭提供食物、住所，所收受和消费的收入通常全部都是实物而不是货币。

我认为我阐述的内容足以提醒读者不会再把收入所能转化的货币与收入本身混淆在一起，同时让他们确信，个人收入或国家收入不是由他们收到的、用来代替他们所创造产品的货币组成，而是由实际的产品或价值组成。这产品或价值，通过交换这一过程，在到达其目的地时，毫无疑问地会具有一克朗的货币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

价值，无论是以货币或任何其他形式获取，都不能构成年收入的一部分，除非它是在一年之内创造出来的产品或产品价格。其余的都是资本，是从一方移转给另一方的，或用来交换，或作为礼物，或作为遗产的财产。因为一个资本或收入项目可以以任何形式如动产、不动产或货币形式来支付或转移。但是，无论收入具有什么形式，收入与资本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即收入是早已存在的来源的结果或产品，无论其来源是土地、资本还是劳动。

一些人对这个问题始终持怀疑态度，即一个人已经收到作为他的土地、资本或劳动的利润或收入的价值，能否同时又成为另一个人的收入。例如，一个人获得100克朗作为他个人收入的一部分，并用它购买书籍。这样转变为书籍并以那个形式由他消费的这项收入，能否再次形成印刷商、书商和其他共同生产书籍的人的收入，并由这些人再次消费呢？可以这样解决这道难题。第一个人从他的土地、资本或劳动中获取并由他以书籍的形式消费的收入的价值，在最初生产时并不具有那种形式。这涉及两种生产：一是由土地和由农民的劳动所生产的谷物，这个谷物转化为克朗硬币形式，并作为租金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二是书商通过自己的资本和劳动生产出书籍。这两种产品相互转换，两个生产者互相消费对方的产品，因为这两种产品各自具有对方所需要的形式。

无形产品也是如此。律师和医生提出的意见、建议，是他们各自天赋与学识的产品，这些才能与学识构成他们独特的生产手段。如果商人需要他们的帮助，就得向他们支付以自己的商业产品交换来的货币。最终，这三方的每个人都在消费各自的收入，并把它转变为适合各自群体特殊需求的物品。

[1]
我们已经知道，产品的需求若与它的效用程度，以及与其他人所掌握的可用以交换的其他产品的数量成一定比例，这个产品的需求量就会很大。换句话说，一件物品的效用和购买者的财富共同决定需求的程度。

[2]
在撰写本书的计划时，我曾犹豫了许久，是否应在分析生产之前首先分析价值，是否在进一步研究价值的生产方式之前阐明生产价值的性质。但是对我来说，要让读者轻松地掌握价值的基础知识，就必须让他们首先了解什么构成生产费用。为此目的，必须先对生产因素和这些因素所能提供的服务有一个正确和广泛的概念。

[3]
在上面那个手表的例子里，许多技工本身就他们自己的产业而言都是冒险者，他们的收入是利润而不是工资。如果专门制造表链的人自己买到没经加工过的钢材，他将其加工后售出，那么就这个特殊制造部分来说，他就是冒险者。纺麻线者购买了价值几便士的麻，纺织后把线变换成了货币；而货币的另一部分继续购买更多的麻。这就是他的资本。还有一部分货币用来满足他的需求。这就是他的劳动和资本的共同利润，构成他的收入。

[4]
这个总价值甚至包括已经投入的资本或机器的维持及补给的价值。如果呢绒商的机器设备需要维修，并雇用有能力的机械工来维修，那么呢绒商花费的维修费用就成为机械工的收入，而对呢绒商来说，这是一项垫款，就像其他垫款一样，由产品完成后的价值偿还。

[5]
部分被创造的价值应归功于自然力，这包括土地所创造的价值。但在本书第一篇已经说过，土地可被当作是机器或工具，其占有者可被当作是让土地发挥作用的生产者；正如资本本身的生产力被当作是资本家的生产力一样。仅仅在字面上的批评无足轻重，一旦意义被解释清楚，重要的是概念的正确性而不是词语表达的正确性。

[6]
国家收入一词，有时会被不正当地应用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中。事实上，个人是从其各自的收入里缴税；但从课税里抽取的款项并不是收入，而是对收入所征收的税，有时也是对资本征收的不适当的税。

[7]
他们的利润因以下情况而产生，即通过运输使出口货物和进口货物在到达各自目的地时增加的价值。

第6章　给生产力带来最大回报的生产部门

产品的总价值，给它的协同生产者偿还他们垫付的款项，正如刚才描述的那样，在多数情况下还给他们提供利润，这个利润构成了他们的收入。但在各个生产部门，生产力利润的高低参差不齐。一些生产部门给参与其中的土地、资本或劳动提供极少的收入，而另一些部门却给生产力提供过高的报酬。

事实是，生产因素总是尽可能将劳动使用在能获得最大利润的部门。因此生产因素的竞争倾向于降低价格，正如需求倾向于涨价一样。然而竞争的结果不能使供给与需求处于恰当的比例，且报酬在各种情况下都是相等的。在人民不习惯于某种劳动的国家里，这种劳动的人力资源就会紧缺，而资本通常是一旦投入到某种生产中，就不能被转移到其他方面。此外，有些土地或许不能种植具有最大需求的农作物。

对每个特定时期的利润变动都进行探索是不可能的。一个新发明、敌人的侵略或包围等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极大变动。这类局部情况可能影响或干扰一般原因的作用，但不能破坏它们的一般趋势。无论内容多么翔实的论文，都不可能包括影响物品相对价值的一切个别情况，但我们还是能够详细说明一般原因以及起同一作用的原因，让每个人都能在个别情况出现时，能够对由于局部或暂时情况的作用而产生的后果作出评估。

最大的利润并非来自最贵重的商品或最不必需的物品，而是来自最普通和最不可或缺的物品，这乍看起来似乎有点离奇，但经调查研究后就可发现总体上是正确的。事实上，最不可或缺物品的需求才是永久的，由于它受到实际欲望的刺激，并且由于最容易引起人口增加的因素是生活资料，所以对最不可或缺物品的需求总是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增加。相反，对非必需品的需求不随生产这些物品生产能力的提升而增加。意外的抢购(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只在大城市里才会发生对非必需品的抢购)，也许会使奢侈品的价格大大超过它的自然价格，这就是说，大大超过实际生产费用，而时尚的千变万化更容易使它的价格大大超过自然价格，即大大超过实际生产费用。毕竟，即使是对富人来说，非必需品也不过是次要物品，只有极少数有能力享用它们的人才需要这些物品。当意外的灾难让人们不得不减少他们的开销时，当他们的收入因为受到战争、税收或灾荒的损害而减少时，最先被紧缩的项目总是那些最不必要的消费品。也许这能够阐明为什么从事非必需品的生产力的报酬，一般总是低于从事生产其他物品的生产力的报酬。

我在这里说的一般报酬，是因为在大都市里，对奢侈品的需求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迫切，甚至到了不管时尚式样多么荒唐可笑，人们却不问是非忠实地绝对服从，就像服从永恒的自然规律一样。有的人甚至宁可不吃饭，也要省出钱购买出席晚会时穿的绣有褶裥花边的衣衫。在这种地方，玩物的价格有时也可能给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力和资本带来丰厚的回报。但这些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如果我们平均一下这类产品的各年利润，算上偶然的损失，不难发现，从事生产非必要奢侈品的冒险投机商的利润是最低的，他们工人的工资也是最低的。诺曼底和弗兰德尔地区最上等蕾丝的制造商是最穷困的人；里昂的绣金工人衣衫褴褛。当然，有时生产这类物品的人也会偶然获得非常巨大的利润。例如一个制帽商人因为生产了一种新式帽子而大发其财。但是，如果把所有奢侈品的利润算在一起，并扣除未售出产品的价值或已经出售却无法回笼资金的这些产品价值，就会发现，得到的总利润微不足道。经营最时尚产品的商人通常都在破产者之列。

一般用途的货物是指大多数人能负担得起、几乎所有社会阶级都需要的货物。只有富人的豪宅才装有枝形吊灯设备，但即使是最简陋的农舍也有烛台。因此，烛台的需求是普遍的、正常的，而且烛台的需求总是比枝形吊灯的需求更为强烈。即使在最富庶的国家，烛台的总价值也远远超过枝形吊灯的总价值。

毫无疑问，人类食品是最必不可少的物品，因为天天都有需求。什么工作都没有比满足人类食品需求的工作更为正常。因此，这些工作产生最确定的利润，虽然它们饱受强烈竞争的影响。[1]
巴黎的屠夫、面包商和猪肉商都非常确信自己迟早会在发财后退休。的确，我获得的可靠消息是，巴黎及其近郊的房屋和不动产，有一半都被这些行业的商人买下。

基于这个原因，那些懂得真正利益的个人和国家，愿意从事那些被商人称为日常物品的生产，除非有令人信服的充足理由，他们才不会从事其他物品的生产。伊登(Eden)先生代表英国于1706年与弗金斯(M.de Vergennes)先生就商业条约进行谈判时，根据这个原则，要求法国同意英国的一般陶器自由进口。“我们能够卖给你们只是一些碟子，”英国代表说道，“这些碟子根本抵不上我们要从你们那里购买的精美的塞夫勒瓷器。”这句话迎合了法国代表的虚荣心，因此决定了一切。但是，当英国的陶器批准入关后，这些轻便廉价、样式方便简约的陶器，使大多数中等收入的家庭愿意购买，在不长的时间内，它们经常输入数千万件，而且在战争前每年持续增加。至于输出的塞夫勒瓷器，与这些输入的陶器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

日常用品的需求，不但数量巨大，而且需求更加稳定。商人从来都不发愁销售普通尼龙衬衫料。

我能够很轻松地列举出与上面所举的制造业例子同样的农业和商业方面的事例。在整个欧洲，莴苣的消费量比菠萝蜜的消费量大得多；在法国，华美的开司米羊绒围巾与普通的鲁昂产的棉织物相比，是很难脱销的商品。

因此，一个国家打算输出奢侈品而输入一般用品，是错误的投机政策。法国向德国输出只有极少数人才用得起的时尚产品和华丽装饰品；而德国回报以棉线带与其他纺织产品，还有锉刀、大镰刀、锹、火钳和其他通常使用的铁器。要不是法国能够出口自己得天独厚的年产品，如葡萄酒和油以及一些制造优良的产品，法国从德国获得的利益远远小于德国从法国获得的利益。法国与北欧的贸易可以说也是如此。[2]

[1]
我在这里所说的只有的冒险者、老板或商人，一般劳工或工匠只能通过反抗获利。农民是农业上的冒险者，从事人类食品的生产，他们处于不利地位，这让他们的利益大大降低。他们受到地主的支配和苛捐杂税的压迫，更不用提季节性变化的影响，一般来说这使他们得不到很大利润。

[2]
这一章的论述是多余而无结果的。价值在何处能够发展到其自然水平，他将在下一章做完整的阐述。从长远来看，一个阶层的生产力最终与另一个生产力互补，表现为人们对各种生产能力的难易、好坏以及苦乐程度有大致的估计。如果作者在这章的意思仅仅是想说明，一个巨大阶层的生产力将获得更大部分的总产品作为其报酬或收入，或被永久使用的生产力将获得经常性和永久性的报酬，那么他就是在用一个十分曲折迂回的方式表达一个事实上几乎是显而易见的观点。生产力主要分为体力(corporeal)和脑力
(intellectual)；前者一般来说会得到其他人支付的更多的报酬，因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给自己付酬。例如，印刷商和图书商总的来说要比作家得到更充足的报酬，因为作家已经从自我欣赏或虚荣心上得到部分报酬了。——英译者注

第7章　劳动的收入

第1节　普通劳动的利润

前述章节已讨论过关于刺激产品需求的一般动机。[1]
在对任何一种产品的需求非常强烈时，创造这个产品必须使用生产力的需求必定同样强烈，这就使这种生产力的价值比例增高。这是一般情况，普遍存在于一切生产力。当产品的一般需求极为强烈，家家受益而富裕，百业获利兴旺，生产极度活跃而又丰富的时候，劳动、资本与土地在其他条件均同的假设下都将生成最大的利润。

我们在第1章里得知，对有些产品的需求总是比对另一些产品更稳定、更强烈。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从事生产那些产品的生产力可得到最充分的报酬。

为展开更详细的讨论，我们会在本章及后面的几章里，研究在什么情况下劳动的利润在比例上大于或小于资本与土地的利润，在什么情况下资本与土地的利润在比例上是大于或小于劳动的利润，以及为什么某些使用劳动、资本或土地的方法，比其他方法更有利。

首先，从劳动的相对利润比率以及资本与土地的相对利润比率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在充足的资本引起大量的劳动力需求的地方，比如革命前的荷兰，劳动利润的比率最高。在那个时代，荷兰劳动力代价最高，就像现在美国劳动力代价处在高位一样。在美国，尽管人口迅速增加，而人的生产力也迅速增加，但这个急剧增加依然不能满足无限扩大的对土地的需求，也无法满足由于普遍节约习惯而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资本的需求。

在这种环境的国家里，人们生活舒适康乐，因为那些悠然自得并依靠自己资本和土地的利润为生的人，比只靠自己劳动利润为生的人，更能依靠普通利润生活。

前者除了依靠自己的资本生活之外，还能在高兴之余，把劳动的利润与其他的收入加在一起，但是一般技工或工人不能随意把资本与土地的利润加在他们自己劳动的利润之上，因为他们既没有资本也不拥有土地。

其次，通过从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利润的比较中，我们发现这些利润的大小与以下几方面成比例：第一，劳动的危险、困难或疲劳程度，愉快或沮丧的程度；第二，职业的规律性或不规律性；第三，劳动所需技巧与才能的程度。

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大大降低在各个生产部门流通的劳动力数量，因而会改变劳动力的自然利润率。如此明显的论点，没必要举例说明。

提及愉快或不愉快的劳动环境，就必须考虑到这个职业工作时获得的尊重或轻视。一些职业用荣誉作为部分报酬。在一定的价格内，用荣誉这个硬币支付的部分越多，用其他方式支付的部分就越少，但价格比率不会减少。斯密认为，学者、诗人和哲学家的报酬几乎全在于得到世人的景仰。无论是有原因的或出于世俗偏见，喜剧演员、舞女和很多其他职业完全不受人尊重，因此必须用货币来补偿他们没有得到的尊重。“乍看起来似乎荒诞无稽，”斯密说，“我们瞧不起他们的人格，却毫不吝啬地因他们的才能而给予其优厚报酬。但是，正是因为我们鄙视他们的人格，才会给他们的才能以丰厚的报酬。倘若对这些职业的公众观念或偏见能有所改变，给他们的金钱补偿很快就会减少。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这个职业，而竞争将迅速降低这种劳动的价格。这样的才能虽然不是普通的才能，却绝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罕有的才能。有许多人完全具有这样的才能，但不屑于加以发挥利用。如果能受到尊重，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掌握这些才能。”[2]

在有些国家里，政府职务既享受显赫的名望同时又获取丰厚的报酬，但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在像其他的职业一样人人可自由竞争官职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由国王凭其喜好而随意授予官职的地方。一个充分认识到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国家，是不会随便把这种双重报酬的职位给予普通官员的。倘若从宽授予这类职务，就必须从严评定薪酬。

所有临时性质的工作报酬都很高，因为从事这样工作的工人在有活干时所获得的报酬，必须能够补偿他在没工作可做时的费用。做临时工的马车夫，在有活干的日子，必然索要超过足以支付他的劳动和资本的车费，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在没有活干的日子里就无法生活。同样的原因，化装舞会的服装租金必定很高，因为狂欢节的一天收入必须支付给全年。在十字路口的客栈老板一定对很普通的招待索取高价，因为他也许得等好几天才能有另一个旅行者光顾。

然而人往往期望着：倘若真有一个千载难逢的幸运机遇，必定会落到自己身上。这让一部分劳动向着报酬与劳动不相称的方向狂奔。《国富论》的作者说：“在完全公平无私的彩票业中，那些没中奖的人的损失应该归中奖的人所有。在二十人失败一个人成功的职业中，成功的一个人所有的利得来自不成功的二十人的应有利得。”[3]
现在的许多职业不是按照这个比率支付报酬。作者的观点是，著名的法律顾问收取的费用虽然很高，但大城市的律师的年收入只相当于他们的年费用的一小部分，因此他们生活费用的很大一部分，必须来自与律师业务无关的其他收入来源。

不必说明，上述利润比率不同的各个原因，可在同一方向起作用，也能在不同方向起作用。在前一情况下，作用的影响更加强烈；在后一情况下，一方的作用控制并抵消了另一方的作用。更无须浪费时间去证明：愉快的工作环境能抵消它的产品不确定性这个缺点；临时性而又带有危险性的工作，必须支付双倍薪水作为补偿。

也许还是最重要的原因，一般劳动利润不平均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劳动所需求的技巧程度不同。

无论是高级职业还是次要职业，任何职业必须具备的技巧，只要是通过长期训练并付出昂贵培训代价才能获得的时候，这种培训必须每年支付一定费用，而所有费用的总和构成累积资本。这样，它的酬劳不但包括劳动的工资，而且包括培训时预付的资本的利息。这个利息的利息率高于普通的利息率，因为预付的资本事实上无法收回，而且当事人一旦死亡，资本就不复存在。因此这种利息必须按照年金计算。[4]

由于这个原因，所有需要长期培训和才能的工作，即需要高等普通教育的工作，比不需要那么多教育的工作获取更高的报酬。教育是资本，它应产生与劳动的一般报酬无关的利息。

的确有与此原则相悖的情况，但这些情况是能够解释清楚的。有时牧师职位的报酬很低[5]
，然而，建立在错综复杂的教义和难以解释清楚的历史事实上的宗教，要求做牧师的人必须有长期的学习和见习，这种学习和见习要求必然需要预付资本。因此，为使牧师职业能够继续存在，牧师的薪水必须包括牧师的个人劳动和所花费资本的利息。然而低级别牧师的利润很少超过劳动的工资，特别是在天主教国家。但必须弄清楚的是，公众是否预付了这个资本，以公费维持并教育那些研究神学的学生。如果公众预付了资本，就可能找到足够多的、愿意为单纯劳动工资或单纯生活费用而执行牧师职责的人，特别是没有家庭负担的人。

倘若某一特别生产部门所需要的人才，不但需要受过代价昂贵的培训，还需具有一些特殊的天然才能，这些人才的供给，就更赶不上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的报酬必然更高。一个大国也许只有两三个能画出精美图画的画家或雕刻师。如果绘画和雕塑有大量的需求，那么那几个有限的艺术家就会想索取多少就能索取多少报酬。尽管这利润的很大一部分只是在偿还他们为事先获取艺术技能所预付资本的利息，但是在利息扣除后还有很大的剩余。[6]
一位名画家、名律师或名医生为学得技能所花费的他自己的钱或亲属的钱，最多是6 000或8 000美元，这笔钱的利息作为年利息计算只有800美元。所以，如果他以自己的技能每年赚取6 000美元，在扣除年利息后还剩余3 000美元，那么这就是他的技能和劳动的全部薪水。如果每样提供收入的物品都可看作是财产，即使他没有继承一个苏，他在10年之内也可获得相应的财产。

第2节　科学家的利润

科学家就是研究如何支配自然规律给人类带来最大限度利益的人，使企业从他们所拥有和增进的知识中获取巨大利润，而他们自己仅获得很少一部分产品。他们的酬劳与劳动不相称的原因用术语说似乎就是，他们在瞬间把巨大数量的不容易损耗的产品投入流通，导致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企业要过很长时间之后才会向他们要求新的供给。

没有科学成就，大量的制造方法无法实行。科学成就大抵就是长期研究、深思熟虑，以及运用高度的化学、医学和数学技能的灵敏而精巧的一系列实验结果。但是，经过如此多困难获得的知识，可能只通过几页纸就能广泛传播，而且还能通过公开演讲或报纸大量流通，流通量大大超过需求量。更确切地说，它会自我传播，并由于不灭而使得那些发明它的人不再受到注意。

因此，依据决定物价的自然规律，这类超越知识的报酬很低，就是说，对于科学家贡献的产品价值，它只获得了极不充分的那一部分价值。鉴于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每个充分意识到科学研究带来巨大利益的国家，都一直在试图通过特殊恩惠或通过让人愉悦的荣誉奖励来补偿科学家，由于他们发挥先天或后天才能而获取的微不足道的利润。

有时，生产者发明了一种旨在生产新产品或让旧产品更美观，或更经济实惠地生产一种产品的方法。通过严守秘密，也许是很多年，也许是他的一辈子，得到超过其职业的正常比率的利润，甚至把这种利润遗传给他的后代。在这个特殊情况下，这个生产者兼有两种劳动者的作用，即独占利润的科学家作用和冒险者的作用。但是很少有这样的发明成果能长期保持秘密。对大众来说这是幸运的，因为这种秘密让它所适用的某种产品的价格超过自然水平，并能使享用此产品的消费者人数低于自然的水平。[7]

毫无疑问，我只说到科学家从他们职业工作中所获得的收入。没什么能阻止一个人在做科学家的同时兼做地主、资本家或冒险者，并以地主、资本家或冒险者的资格得到相应的收入。

第3节　老板、经理或产业冒险者的利润

在这一节，我们只讨论在老板、经理或产业冒险者的利润中，可看作这种特殊人物的报酬的那一部分。如果一个制造商在他所服务的公司拥有一股资本，在这个范围内他就应该列为资本家，他所参与的资本利益应作为其投入资本利润的一部分。[8]

管理任何事业的人，自己没有一些资本并从中得到利息，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企业的管理者很少向外人借款作为运营企业的全部资本。如果他动用自己的资金购买了一部分工具，或用自己的资金垫付一部分款项，他就有权利以经理的资格获取一部分收入并以资本家的资格获取另一部分收入。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哪怕是很小的利益，因而就连那些从没分析上述权益的人，也都清楚地知道在实践中如何充分行使他们的权利。

现在我们必须做的工作，就是把冒险家作为冒险者所获取的那部分收入区分出来。我们随后将看到，冒险家或其他人，以资本家身份所获取的究竟是什么。

大家或许还记得，冒险投机者的工作，属于开动每一种产业所必需的第二类工作中的一项。这第二类工作就是应用既得的知识去创造供人类消费的产品。[9]
同样应该记得，这样的知识应用，农业、工业和商业同样需要；农民或者耕种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付出的努力，制造者和商人所做的努力，都属于这一类应用，这些人是各个生产部门的冒险投机者。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三种人的利润的性质。

他们的劳动价格像所有其他物品的价格一样，是由投入流通的劳动的供给或数量，对它的需求或需要的比率决定的。对这种高级劳动的供给起限制作用的，并把这种优越劳动的价格保持在很高水平的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冒险者通常必须自己提供必要的资金。这不是说他必须很富有，因为他可以用借来的资金进行运作，而是说他至少必须具有清还债务的能力，他必须具有聪慧、谨慎、诚实公正的好名誉，同时还得有能力依靠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筹措到自己可能没拥有的资本。这些必要条件使很多人被排除在竞争之外。

第二，这种劳动要求人具备那些往往不能同时兼有的品质与技能，如判断力、毅力、常识以及专业知识。他必须能够相当准确地估计某一产品的重要性以及有可能需要的数量和生产方式。他必须在某一时期雇用很多人手，而在另一时期购买或订购原材料、集中劳力、寻找顾客，并随时密切关注组织生产与降低成本。总之，他必须掌握监督与管理的技巧，必须精于计算，能够比较产品的生产费用和它在生产完成并运到市场后所可能具有的价值。在如此复杂的运作过程中，还有无数的障碍需要克服，有无数的焦虑必须抑制，有许多的不幸事故需要进行补救，还要考虑许多权宜之计。那些不具有这些必要素质的人，事业就不能成功。他们的企业很快就会倒闭，他们的劳动很快就变得一文不值。只有运用有效或巧妙运用劳动的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冒险家必须具备的这些智能与才能，大大限制了从事这项事业的竞争者数量。不仅如此，参与这种事业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无论经营得有多好，还是伴有失败的风险。冒险投机者可能由于并非自己的失误过错而倾家荡产，并在一定程度上名誉扫地，这是限制竞争者数目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他们的生产力能够获取高酬劳的原因。

并非所有的产业部门都需要同等程度的能力与知识。不能指望一个冒险从事耕种的农民具有像一个冒险与遥远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商人那样广泛的知识。农民能掌握两三种一般的耕种知识就已经足够了。但是想要从事需要经过长时间以后才能获得利润的商业，需要具有更高深、更多的知识。他不但必须非常精通他所冒险经营的货物性质，而且同样要对货物的需求范围和运到市场后的销售范围有一定的概念。为达到这个目的，商人还必须时刻注意每种商品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市价；为了能对这些价格作出正确估计，他还必须熟悉不同国家的货币，它们之间的相对价值也就是所谓的汇率；他还必须了解运输方式、运输风险和相关费用，以及与他进行贸易往来的商人的社会习俗与所在国法律。此外，他还必须掌握足够的对人的知识，以保障他不至于误信自己的代理人、往来的店家与主顾。如果做一个老练的农民所需要的知识比成为一个老练的商人所需要的知识普通得多，那么前者的劳动酬劳比后者低很多就不足为奇了。

上面所叙述的，不应当理解为商业企业的每个部门都需要具有比农业所需要的更罕见的资格。大多数零售商人就像一般农民一样机械地进行日常工作，而某些类型的耕种却要求非同寻常的细心和智慧。教师的任务在于建立基本原则，而应用之妙在于学者的实际应用。从一般原则很容易得出许多结论，这些结论受客观情况影响和一般原则略有出入。这些客观情况是这门学科的其他部分所规定的其他原则的结果。例如在天文学里，我们得知所有行星在同一时间运行于同样的区域，但有时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比如有一些行星因接近其他行星而脱离它的轨道，这些其他行星的吸引力依存于自然科学的另一个规律，在研究各个行星的个别现象时，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这些规律。那些把一般规律应用到个别和孤立情况的人，就必须考虑那些已知的规律或原则的影响。

我们将很快开始讨论纯粹体力劳动的利润，那时我们就会看到投机商作为雇主对劳工所享有的特殊利益，但在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个智力超常的人所能得到的其他利益也许有帮助。他是各种生产者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络沟通环节。他指挥生产业务，是各种关系的中枢纽带。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人的知识、他人的愚昧无知，并利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意外利益，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

因此，无论何时，总是这类生产者，不仅在努力生产方面获得非同寻常的成功，还能够积累最大的财富。

第4节　劳工的利润[10]

任何身体健康的人都能胜任简单、粗笨的劳动，所以，仅仅维持生存就能保证这类劳动的供给。因此在任何国家，这种劳动的工资很少高于绝对必需的生活费，而这种劳动的供给总是处于和它的需求相应的水平，不，常常是超过它的需求，因为困难不在于生存，而在于维持生存。无论何时，只要维持生存就足以使任何工作都能执行，而且这工作能提供维持生存的方式，出现空缺时很快就会有人填补。

有件事情必须引起注意。人类不是一生下来就拥有足够的体格、足够的力气来从事哪怕是最简单的劳动。他要长到15～20岁时才取得这种能力，所以可以把他当作是一项资本，这项资本是由每年用来抚养教育他成长的款项积累形成的。[11]
那么是由谁来完成这项积累呢？一般来说是劳工的父母，或由同一职业的人，或由与他的职业有关系的人完成的。所以，就这类人来说，他们的工资必须比仅仅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数目略微高一些，因为工资必须足够维持劳工的儿女们的生存。

倘若最低级劳工阶层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家庭的最低需求的生活，无法抚育儿女，那么这种劳动力的供应必然不足，它的需求量将超过流通中的供给量。而它的工资势必将提高，提高到这个劳工阶层又能够通过抚育儿女补充短缺的数量为止。

如果阻止劳工阶级通婚，上述情况就会发生。一个没有妻子儿女的人愿意接受的工资比一个身为人夫并为人父的人愿意接受的工资要少很多。如果独身生活的风气在劳工阶层中流行起来，这个阶层不但会对补充本阶层成员没什么贡献，而且会阻碍别人来补充短缺的数量。体力劳工的价格暂时下降，是由于单身汉能够接受低廉的工资，这将导致不久之后由于劳工数量减少而产生的体力劳工价格的不成比例的上升。因此，对雇主来说，雇用已婚劳工虽不划算，但是考虑到他们的工作稳定性，就应该雇用他们。这样做就能避免将来他必须给劳工支付更高工资的事情发生。

事实上，每一个行业都没有只在自己的成员内部培养儿童来补充短缺的人手。新的一代人会从一个行业的生活转到另一行业的生活，特别是从农村职业转到类似的城市职业。因为儿童在农村环境中接受锻炼的成长费用，相对比较低廉。我的意思是，最粗笨和最低级的劳工，必须从他的产品获得足够的部分，使他们不但能够维持现状，而且能补充他们的人手。[12]

当一个国家经济衰退，不再拥有以前那么多的生产方式和知识、活动力以及资本时，对粗笨或简单劳动力的需求就会逐渐减少，工资也会慢慢下降到补充劳工阶级所需要的工资率以下，劳工数量也因此而减少，同时，因为雇佣率同样降低的其他阶层的子孙，便降到比原来更低一等的阶层；与之相反，当一个国家经济欣欣向荣时，下层阶级不但很容易补足人手，而且会把剩余人手提供给上一阶层。一些人会因为好运气或特殊才能提到更高的地位，甚至进入社会最高阶层。

有些劳工不靠劳动生存，他们的生活不是完全依赖于劳动成果，雇用这样的人，他的工资就比依靠职业生存的人要便宜。由于他们靠其他财源生存，所以他们的工资不是由生存价格决定。农村的纺织女工所赚的钱，也许只是她们生活必要费用的一半，尽管她们的生活费用很低。这个纺织女工也许是某个劳工的母亲，而另一个可能是他的女儿、姐妹、姑妈或丈母娘，即使她根本就不赚钱，这个劳工可能也必须养活她。如果她必须自食其力，毫无疑问，她必须索取双倍工钱，不然就得饿死。换句话说，她的劳动报酬必须加倍，否则她的劳动便不存在。

女性从事的大多数工作可以说都是这样。她们的报酬一般来说都很微薄，因为她们多半是靠自己劳动之外的财源过活，因而她们能够接受报酬低微，低到甚至仅够满足她们需求的工作。同样的道理，修道士的劳动报酬也是如此。对实行君主制国家里的真正劳工来说，幸运的是，修道士的劳动只是用来制造没有价值的物品；因为如果用这种劳动来制造日常用品，那么在生产日常用品部门里的要养家糊口的贫困劳工将不能在这么低的报酬下工作，从而必然会因贫苦饥饿而丧生。制造业劳工的工资通常高于农业的劳动工资，但前者容易遭受最悲惨的社会动荡。战争或禁售令会在瞬间消灭对某一产品的需求，并使从事对应产业的劳动立即陷入一无所有的状态。时尚界的反复无常，往往成为整个阶层的致命伤。用鞋带代替扣环，对于谢菲尔德和伯明翰地区的人是非常严重的打击。[13]

粗笨或简单劳动的价格，即使出现最微小的变化也会被合理地看作是严重灾难。这是合乎道理的。对于某些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巨额财富和超常才能的阶级(事实上才能是一种个人财富)，利润率的减少仅仅让他们缩减了一些花费，或最多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一些已掌握的资本而已。但是对那些依靠全部收入仅能维持生存的人来说，工资的下降就是一个致命打击，打击的对象不是劳工本人就是其家庭的部分成员。

因此，所有的政府，自称对其人民福利有着无微不至的家长式关怀，在发生任何意外事故，使普通劳工工资降到劳工生活费水平线以下的时候，都纷纷表明愿意出手帮助贫困阶级。但是政府的仁爱意图，因为不能正确地选择补救办法而总是落空。为使补救办法行之有效，首先必须调查清楚劳工价格下降的根本原因。如果这种下降是永久性的，那么临时性的财力救助就是竹篮打水，只能在一段时间内暂时缓解灾难造成的紧迫性伤害。永久性的劳工价格下降的原因包括新方法的发明、采用了进口的新产品或大量消费者的移民。[14]
在这个非常时期，必须寻求以下解决方法，如为失业人员发现新的或永久性的职业；鼓励设立新的产业部门；在偏远地区兴办企业、移民，等等。

如果收入下降不属于永久性质，仅仅是由于庄稼的收成坏而产生，那么临时性帮助就应当仅限于那些因动荡而遭受不幸的人。

倘若政府或个人滥施善行，势必因无实际效果而后悔不已。通过事例来证实这一点将更有说服力。

假设在一个葡萄酒产区，酒桶数量太多以致不可能全部都用得上。一场战争或一条针对葡萄酒生产的法令，也许就会让许多葡萄园的业主在庄园里种植其他作物。这就是引起市场上葡萄酒桶过剩的永久性原因。由于对这个原因一无所知，业主最常用的帮助桶匠的办法，就是购买自己根本不需要的、大量的酒桶，或通过救济金的形式弥补桶匠因利润降低而遭受的损失。但是，无效用的购买或慈善的救助不可能持久，这种购买或救助一旦停止，贫穷的桶匠将再次陷入他们所希望摆脱的困境。业主所有的牺牲和花费的款项，没有给桶匠带来任何好处，只不过延后了他们无法摆脱贫苦的日期。

假设情况正好相反，引起葡萄酒桶过剩的原因是暂时的，只是因为今年的葡萄歉收。如果不给桶匠提供临时性救助，而是鼓励他们搬迁到其他地区或转到其他生产部门，那到来年葡萄丰收时，将缺少装酒的桶。而酒桶因生产手段业经破坏，其价格会变得居高不下，并受控于那些自己不能制造酒桶的贪婪的投机商的摆布。一部分葡萄酒会因为没有酒桶而腐败。除非工资率发生第二次剧烈变化，否则酒桶的制造就难以恢复到与其需求相适应的水平。

由此可见，补救方式必须适应灾害的特殊原因，因此在制定补救办法时必须找准原因。

因此，必要的衣食可以作为普通劳工的工资标准。但这个标准本身时常变动，因为习惯对于人类的需求程度具有极大的影响。例如，难以确定的是，法国一些城镇的劳工在没有葡萄酒的条件下是否能生存下去。在伦敦，啤酒被看作不可或缺的饮料，是一项生活必需品，连乞丐都会讨钱买一罐啤酒，这就像法国的乞丐通常讨钱购买一片面包那样。后者在我们看来非常平常，但在那些刚刚从穷人靠土豆、淀粉或更粗粝的食物生活的国家来到本地的外国人看来，也许是不适当的。

因此，生存所必需的衣食，还要根据劳工所属国家的国情而定。劳工消费的价值比例越少，通常他的工资可能就越低，而他的劳动产品价值也可能越低廉。如果他的生存条件得到改善，工资有所提高，或许是消费者愿出更高的价格购买他的产品，或许他的生产同伴所分配到的产品数量减少。

劳工阶级所处的不利地位是他们无法扩大消费的有力障碍。事实上，人们都愿意看到自己和家人穿着适合气候和季节的漂亮衣物，居住在宽敞、温暖、气流通畅并有益于健康的屋子，吃着有益于健康的、充足的食物，偶尔还能吃到美味与多样化的食品。但是，对于一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物品，在有些国家却认为远远超出严格需求的限度，因此不是劳工阶级用他们普通的工资所能购买到的物品。

严格需求的限度，不仅依据劳工及其家人生活舒适情况的不同而变化，而且依据劳工所在国家对不可或缺的费用项目的认同上的差异而变化。在这些项目中，有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项目，即抚养儿女。此外，还有其他项目在性质上没有这个那么紧迫，但也同样存在感情和人伦需求，例如照料老人，遗憾的是，劳工阶级对此毫不在意。大自然通过依靠人类的与食欲和性欲同样强烈的动力来保存人种，但对于它不再需要的老年人，大自然却听任他们依靠不可靠儿女的孝心，或听任他们依靠更不可靠的、他们自己年轻时所做的准备。如果这是社会惯例，每个家庭都应该为年老提前做好准备，就像他们为育婴所做的准备那样。这样，我们对需求的概念就会有所扩大，而最低工资也会有所提高。

社会未必有这样的惯例，所以从博爱的角度来看不免令人震惊。想到这些就让人感到惋惜：劳工阶级根本没有对意外事故、残疾、疾病以及老年时期的无依无靠做好任何准备。考虑到这些情况，就为认为推动和鼓励劳工阶级节约协会，鼓励劳工阶级把每天节省下来的小额度款项存在协会作为准备金，以供他们年老或发生意外而不能靠劳动赚得利润时使用，提供了最有力的理由。[15]
但是不能指望这样的机构取得成功，除非让劳工将这些预防方式看作是他们的义务或责任，并把他们的储蓄不断放到这样的机构看作是与交租或上税等同的义务。毫无疑问，这种新的义务将使工资率稍稍提高，以便使劳工可以做出这样的节约，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提高工资是值得做的。可是，由于世俗的习惯与政府的偏见，一些国家的劳工不但把他们所能储蓄节省的钱花在酒馆里，而且通常把应该作为他们舒适和愉悦中心的家庭的衣食费用也花在酒馆里。在这样的国家，这些机构怎么能发展壮大呢？有钱人热衷的那些无益且奢靡的娱乐，从理智的角度来看并不总是正当的，更何况穷人的无意义的花天酒地，必定造成严重得多的灾难性损害。穷人的欢笑总是伴随着眼泪。在哲学家眼里，平民的狂欢宴会都是悲哀的日子。

在本节和第3节中，解释了为什么投机家即便没有得到作为资本家的利润，他的工资也高于单纯劳工的工资。除了这些理由外，还有其他的理由，尽管不那么令人信服或不那么有理有据，但也不应该忽视。

劳工的工资，是为调和雇主与工人水火不相容的利益而签订合同的结果。工人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工资，雇主设法尽可能减少支付的工资。在这场博弈中，雇主一方除了因职业关系处在天然优势地位外，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毋庸置疑，雇主与工人互为依存，一方没有另一方的帮助将一无所获。然而，雇主的需求却没有工人的需求来得那么迫切。有的雇主一个劳工都不雇用也能生存数月甚至数年；而工人如果几个星期不工作就必定陷入赤贫困境。这个情况对于双方的工资协议必然具有极大影响。

西斯蒙第在本书(第三版)出版后发表了一部学术专著[16]
，建议由国会通过一个旨在改善劳工阶级的生活法案。他的出发点是：劳工的低工资率让雇用他们的投机商和雇主获取暴利，从而他得出结论说，一旦灾难降临，劳工应向雇主要求救济而不应向社会要求救济。所以，他提议无论何时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都必须承担供养农业劳工的责任，而制造商也必须承担供养工人的责任。另外，为防止出现工人及其家属因为衣食无忧而可能发生人口过剩的情况，他提议授予雇主阻止或同意其雇工结婚的权利。

这个方案虽然从它依据的人道动机方面看是值得同情的，但在我看来却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强制一个社会阶级承担另一个社会阶级的抚养费，是对财产权的重大侵犯；而一些人有权支配另一些人的私事则是更为严重的侵犯，因为在所有的权利中，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个人行动自由。随意禁止社会中一个阶级的婚姻，必然刺激其他阶级的大量生育。此外，所说的低工资率仅对雇主有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降低工资率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竞争的不断合力作用下，产品价格必然下调。因此，是消费阶层或整个社会，从工资下降中得到利益。如果工资降得太多，导致一般公众必须对劳工的衣食给予救济，公众也在很大程度上从消费品的降价方面获得了补偿。

有些灾祸源自人类本身的缺点和自然组织，人口数量超过生活资料所能负担的程度就属于这类灾祸。总的来说，野蛮部落与文明社会一样都能强烈感受到这类灾祸的真实存在。认为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不正确的，认为能找到有效方法彻底清除这个祸害也是一厢情愿的妄想。还是应该感谢想方设法研究缓解方法的人们，但是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提防不能产生良好效果的权宜之计和饮鸩止渴的办法。政府首先应该责无旁贷地保护劳工阶层的利益，前提是不能干扰人类事物的自然进程或不能妨碍个人的自由往来。因为这些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一般来说不如雇主那样占有优势。贤明的统治者必须极力避免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冲突，以免在天然灾害之上再加上人为的祸害。因此，他同时保护雇主和劳工免受联合的影响。雇主因为人数较少所以常常互相沟通；而劳工不用背叛的形式很难联合起来(随时会出动警察进行镇压)。主张出口第一的人甚至认为工人的联合有碍国家繁荣，因为他们会要求抬高出口商品的价格，并因此妨碍出口商品在外国市场的优势地位，他们把这个价格优势看得十分重要。但是，这种政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通过剥削国内广大的生产者，把产品廉价提供给外国人，让他们从本国人民的恶劣生存环境与节衣缩食上获取巨大的利益，并用这样的方式来谋求国家的繁荣昌盛。

曾经有人遇到过这样的老板，为了给自己的贪婪行为辩解，他们竟然声称，劳工的工资越高，他们做的工作就会越少，所以必须用贫困刺激他们。作为一个经验丰富、洞察力非凡的学者，斯密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们不妨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劳动的慷慨回报，既能鼓励人口的繁衍又能增强普通人的劳动力。劳动工资就是对勤奋的鼓励，勤奋像人类的其他品质一样，受到的鼓励越多，就越勤奋。衣食富足能增加劳工的体力，改善生活条件和老有所养的希望，会激励他们竭尽全力地工作。所以，工资高的地方，工人总比工资低的地方的工人更积极、更勤奋、更有效率。比如英格兰的工人就比苏格兰的工人更积极、更勤奋和更有效率，大城镇周边地区的工人比偏远乡村的工人更积极、更勤奋和更有效率。实际上，也有些工人只用四天时间就赚得够一周用的工资，他们在剩余的三天就会无所事事，这只是个别情况。相反地，当工人能够不受限制地按计件付酬时总会倾向于过度工作，导致他们的健康和体质在几年内遭受严重伤害。”[17]

第5节　现代人从产业发展中获得的独立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是不变的，在它们被观察或发现之前就已经按前面描述的方式发挥着作用。相同的原因通常产生同样的结果，泰尔和阿姆斯特丹的财富来自同样的源头。在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真正发生变化的是社会。

在农业方面，古代人不像在工业上那样远远落后于现代人。所以，农产品[18]
对人类繁衍不可或缺，剩余劳力相对比现在更多。那些有一点土地或没有土地的人，不能靠自己的劳动谋生，也没有资本，而且又不屑于从事一般由奴隶来做的下贱劳动，他们只能靠借钱生活，却没能力偿还，所以就不断地要求平分财产，而这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国家领导人为了抑制他们的不满，不得不让他们从事军事活动，而在和平时期就用获取的敌方战利品或用自己的私人财产维持他们的生活。这就是古时国家内讧不断、战争频繁、选举舞弊以及平民贵族相勾结的原因。平民与贵族的关系大大支持了如马里厄斯、苏拉、庞贝、恺撒、安东尼和奥克塔维厄斯这类人的狂妄野心，并最终让全体罗马人沦落成卡立古拉或黑利阿加巴卢斯这类穷凶极恶的人的奴隶。而让他们的绝对支配权名声在外的，是他们为自己残暴独裁下的臣民提供衣食。

泰尔、科林斯和迦太基这些勤劳的城市，情况截然不同。但是它们不能长久抵御那些靠掠夺为生的更贫困、更好战国家的无休止的侵略。制造业与文明不但成为野蛮和贫困的牺牲品，最后连罗马本身也被歌特和旺达尔的征服者占领。

于是，中世纪的欧洲又一次陷入野蛮状态，这种情况虽然只是早期希腊和意大利的历史重演，却较之更为严重。每个贵族或大地主在自己的领地拥有数量众多的下属和附庸，他们都时刻准备着跟随他参加国内外战争。

假如我打算描绘那个时期之后有助于推动产业发展的诸多因素，也许会侵犯历史学家的领域，但我还是应该顺便提醍一下，巨大变动的影响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后果。劳动成为广大人民的谋生方式，使他们不必再依附于大地主生存，而大地主对他们也不必再心存戒备：劳动靠其努力勤奋而积累起的资本给养和支撑。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不复存在，连最贫穷的人也都是自己当家做主，靠个人能力维持生计。国家依靠国内资源维持，政府只有从人民那里才能获得以前惯于赏赐给他们的供应品。

制造业和商业的日新月异的繁荣使人们对它们作出了更高的评价。战争的目标从财富资源的掠夺与破坏悄悄地转变为独霸资源。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在战争不是为了满足国家或君王幼稚的虚荣心的地方，构成战争焦点的总是汇聚于殖民统治或商业独裁。战争不再是饥饿的野蛮人与其富有而勤劳的邻国之间的争斗，而是文明国度之间相互的争斗，获胜者显示出保存征服地资源的强烈欲望。15世纪土耳其对希腊的入侵，似乎显示了纯粹的野蛮对文明所用的最后一次进军。现在，勤劳与文明习惯在一般人类中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似乎可以让这类不幸事件不再重演。的确，军事科学的进步实际上已经让人类不必再为这样的战争结果而忧心忡忡。

还有一步要走，而想让这一步切实可行就必须广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这些原理最终将告诉人类这样的道理：为获得或保留殖民地统治或商业垄断而斗争时，所付出的性命是代价昂贵的徒劳之举。外国的产品，甚至自己国家殖民地的产品，只能通过自己国内产品的增加来获取。因此，国内产品才是应当需要适当关心的目标，还能通过政治稳定、法制完善与平等，以及便利畅通的交通来促进其发展。今后国家的命运将不再依附于摇摇欲坠的政治强势，而依附于知识和智慧的相关程度。公务员将越来越依附于生产阶级，因为公务员必须向他们寻求供给；人民只有把赋税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保证他们不再忍受暴虐的极权统治；与时代潮流进行背道而驰的争斗的极权政府终将以自己的灭亡而结束，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争斗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将自食苦果。

[1]
本书第一篇，第15章。

[2]
《国富论》，第一篇，第10章。

[3]
同上。

[4]
这不仅是获得薪水之人所付出的在教育费用上的年利息，而且严格来说，它还是教育费用本身的利息，无论费用是否有效。因此，一个医生的收费总和应该不仅能偿还他们曾经花费在学习上的费用，还能偿还教育学生的一切费用，有的学生或许会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死亡，或者有的学生在学成后不能偿还给予自己的馈赠，因为在培养医生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教育支出必然会受到损失。然而，太过于精确的估计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总是能发现这样的估计结果与事实大相径庭，因为道德的影响必须在计算国家财富的时候被考虑在内，而这种影响不允许用数学计算。代数的方程式因此不能适用于这门学科，只能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斯密从未使用过它们。

[5]
我在上面所说的不包括高级牧师，他们的圣俸优厚，但这是基于国家政策。

[6]
然而，必须从总剩余中扣除本行业里不太成功的竞争者的平均损失。至少在英国，这看起来似乎没有把对个人的尊重考虑进去，即使是在纯粹的艺术上有极大造诣的人也很少获得高度尊重。从没有过雕刻家或油画家被封为贵族的先例，而商业企业中的成功人士却能获此殊荣。——英译者注

[7]
或许会有读者认为，当价格比例高到不自然时，国家的产品总值更大。持这样看法的读者请参阅本书本篇第3章关于这个话题的论述。

[8]
斯密由于忽视了监督利润和资本利润二者间的区别而感到十分尴尬。他把二者混淆在一起，列在资本利润这一总目录下，他的所有智慧和敏锐都不能解释影响这二者变化的原因(请参阅《国富论》第一篇第8 章)。难怪他自己会觉得如此困惑，因为二者的价值取决于完全不同的原则。劳动利润依靠的是技巧程度、积极性、判断力等，而资本利润依靠的是资本的多少以及投资的安全性等。

[9]
参阅本书第一篇，第6章。

[10]
我所用的劳工一词，是指那些为老板、经理或投机商工作的人，因为那些支配自己劳动的人，如摆固定摊位的皮匠或走街串巷的磨刀匠，他们同时兼有投机商与劳工的双重身份；他们的一半利润受第3节所述情况的支配，一半受本节要讲述内容的支配。但必须假定，本节所说的劳动只需要很少学习或锻炼；如果劳工要获得任何才能或技巧，那么除原有的利润之外，他还应该得到另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由本章第1节所阐述的原则决定的。

[11]
一个成年人就是一项积累资本。用以教育他的款项实际上已经消费掉了，但按照再生产方式消费，它能够生产出人这一产品。

[12]
在1815年，英国下议院一个委员会调查的证据得出这个结论：在那个时期，食物价格居高不下，导致的结果不是工资上升而是下降。我本人也注意到在法国1811年和1817年的萧条时期产生的相同结果。谋生的艰辛迫使更多劳动力走向市场，或让已经有工可做的劳工不得不格外卖力，从而引起劳动力的临时过剩。劳工阶层在那个时期所遭受的困苦，最终使这个阶层的成员减少。

[13]
马尔萨斯：《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第5版)，第三篇，第13章。

[14]
上述第二种和最后一种情况并不必然、普遍或永久地导致工资率下降。当一种进口的新产品不能取代国内产品或国外产品时，它必然倾向于提高工资率，因为只能依靠扩大国内生产才能获得这个产品。移民后的消费者继续从他们所离开的国家获取给养，使同样数量的劳动力仍然活跃，虽然工作性质有可能出现改变。此外，有些移民也许只是暂时的，像英国人迁入欧洲大陆以及爱尔兰人同时迁入英格兰和欧洲大陆那样；如果国内财务和国内安全舒适情况有所改善，他们也许还会回归。——英译者注

[15]
储蓄银行在英格兰、荷兰和德国的几个地区都办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在那些政府足够英明而采用不干涉政策的地方取得的成果更大。巴黎保险公司依据公平原则创建了一个储蓄银行，并对它做了可靠的担保。我们希望所有的劳工阶层都明白，把他们的小额储蓄存放在这种机构而不做危险性很大的投资(他们常常被引诱去做这种投资)是明智之举。此外，这种储蓄还对国家有利，也就是说会增加生产性资本总量，因而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

在美国的主要城市也纷纷开办了储蓄银行，它们带来了巨大利益，以致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各处都将开办这种银行。友谊会或共济会有许多惹人非议的地方，而储蓄银行却没有。毫无疑问，友谊会做过很多好事，但它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祸害。下面的话摘自苏格兰高地协会委员会的报告书，对共济会这个组织作了适当评价。

“在上世纪，大不列颠各地区的劳工组织了若干共济会，借以预防贫困。这些共济会组织的原则通常是，会员定期缴纳一定数额的款项，用来保障会员生病或年老，以及家人死亡之时发给补助金。这些共济会组织做过很多好事，但它们也带来一定坏处。特别是经常举行社员大会，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经常举办宴会，花费了大量资金。会员必须按期缴纳一定数额的款项，否则经过一段时间后，虽然他们过去曾缴纳过款项，丧失了应得的利益(这是必然结果，因为它实际上与保险公司相同)。除了上述一定数额的款项外，会员不能缴纳其他款项，尽管他们有时有能力多储蓄一点儿。这些共济会组织对于成败情况往往估计错误，这导致缴款人得不到与缴纳价值相等的利益，或由于初期给付的补助金过多而导致最终破产。诡诈的人常常贪污款项，利用会员的无经验使自己当选为保管钱财的职务。利益是遥远的并带有附加条件的，并不是每个会员都能从存款中得到利益，只有当他陷入贫困时才能得到共济会的补助。而且，整个机构如此复杂，导致很多人不敢轻易把辛苦赚来的积蓄投入到里面。”——美国编者注

[16]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七篇，第9章。

[17]
《国富论》，第一篇，第8章。

[18]
作者在这里说的“人类繁衍”不是只(alone)依靠“农产品”，而是同样也依靠其他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商品。食物，毫无疑问是人类的生存必需品；但对于能使人长期生存并保持健康来说，食物并不比服装、居所环境和火更为重要。马尔萨斯的观点仅把人口局限于衣食，在本书作者看来这是理所当然被采纳的，可这样的观点既不精准又不合理，所以被更多的政治经济学的探究者改良或摒弃。西尼尔教授在其关于人口的两次讲座里(在1828年牛津大学夏季学期之前举行)，出于对一般规律的考虑，采用了下列建议作为人口规律的要点：“某一特定地区的人口仅受道德和自然恶行的限制，或出于缺乏获取日用品财富的担忧的限制，换句话说，在那个地区的每个阶级的居民出于个人习惯而需要用到这些必需品、高雅品和奢侈品，却没有足以获取这些物品的支付方式限制了这个地区的人口。”——美国编者注

第8章　资本的收入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服务，构成了如此使用资本的需求，同时使得资本所有者对提供的服务索取相应的报酬。

无论是资本家使用自己的资本，还是为了同一目的把它借贷给他人使用，资本都将生成利润，称为资本的利润
(profit of capital)，这个利润与使用资本的劳动利润截然不同。对前者来说，获取的利润构成资本家的资本收入
(revenue)，附加在他个人才智与劳动的收入上，然而它们常常被混为一体；就后者而言，确切地说资本的收入是使用资本所支付的利息
(interest)，资本所有者把资本借贷给别人后，同时也放弃了自己在使用资本时所能得到的利润，这个利润归借贷人所有。

研究借贷资本的利息，有助于清楚地阐述个人使用资本所能获得利润的问题，所以应该先对利息的本质与变动有正确的概念。

第1节　有息贷款

借贷资本的利息，被不恰当地称为货币的利息，从前称其为高利贷，也就是说，借贷是为了能利用并享有资本，这个说法事实上是正确的。因为利息不过是为了享用有价值的物品而必须支付的价格或租金。不幸的是这个词蒙上了令人憎恶的含义，以至于现在提到它时，使人想到非法的、过高的利息。所以在使用时，往往使用一个相对温婉并且不那么深刻的表达原意的措辞来替代它。

人们不了解资本的功能和效用之前，也许会认为，贷款方索要租金是一种贪婪或压迫的行为，因为这在有利于富人的同时损害到穷人的利益。不但如此，厉行节约这一积累资金的唯一方法，在他们眼中被视为鄙吝，认为会给人民带来损害。因为在平民眼里，财主们没有花出去的钱就是他们的损失。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为了将来更有利地使用而积蓄货币，也是一种花费；货币迟早都能找到更有利的途径消费，除非将它们深藏得永不见天日。他们也无法理解，事实上这类款项的消费方式对穷人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1]
他们更无法理解的是，除非备有供工人利用的资本储备，否则他们难以得到衣食之资。上述对于没能消费掉自己全部收入的富人的偏见，现在依然普遍存在。从前这个偏见曾更广泛地存在，就连出借者本人都不能完全挣脱羁绊，甚至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无地自容，以至于自己不敢出面，只好雇用那些声名狼藉的人帮忙收取那些完全正当并对社会非常有利的利润。

因此，基督教会禁止有息贷款是理所当然的，民法有几个时期也同样禁止有息贷款。在整个中世纪，所有欧洲大国都认为这种交易是丑恶的，故而听任犹太人大展拳脚。在那个时期，为数不多的小规模制造业和商业，依靠商人或技工自己的微薄资本勉强维持现状；而经营得比较成功的农业，则是依靠地主或有钱人的垫款维持，这些人为各自的利益使用农奴或雇农。人们借贷，不是用货币获得利益，而仅仅为着应付一些迫切的需求，所以当时社会认为索取利息是乘人之危的牟利恶行。不难想象，一个以兄弟般的友爱为基础的基督教，必然不赞成锱铢必较的行为。即使是现在，索取利息也与豁达胸怀水火不相容，是与一般道德准则相矛盾的、唯利是图的行为。孟德斯鸠认为[2]
，禁止有息贷款是导致商业衰退的深层原因。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因素，但只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

产业的飞速发展，教会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借贷资本。在一般情况下，借贷资本不再是解困的援军，而是可凭借给社会或个人，转化为博得巨大利益的手段或工具。今后，不再将收取利息当成是贪婪的或不道德的恶行，如同接受土地收取租金或劳动工资不会被看作贪婪无耻或有悖道德准则一样。它是为适应双方的便利而达成的公平合理的报酬。作为规定借款人和贷出者之间条件的契约，与任何其他契约的性质完全相同。

在一般情况下的商贸交换过程中，交换完成，交易即告结束。在借贷过程中，还必须把贷出者承担的、有可能无法全部收回或至少部分资本的风险计算在内。这种风险需经过实际评估，并用具有保险费性质的附加利息作为保障。一旦发生借贷利息的问题，就必须仔细区分利息的两个组成部分：利息本身和保险费性质的利息。倘若没做好这个工作，就有出现铸成大错的危险，使个人或者甚至连政府官员都将卷进无益甚至是灾难性的事件里。

实际情况是，什么时候试图限制利息或完全废除利息，高利贷就在什么时候死灰复燃。对高利贷的处罚力度越大、执行得越严格，货币的利息就水涨船高而必然提得更高。也许这是顺其自然的行为，因为风险越大，贷出者要求的保险费就越多。在罗马的共和体制时期，货币的利息很高，即使史书没有记载，也不难想象，债务人通常是平民，他们总是不断地威胁作为债权人的贵族。穆罕默德的法律禁止有息借贷，但这个禁令在穆斯林领域内产生什么后果呢？有息借贷一如既往，除了偿付出借者由于使用了他的资本的报酬外，而且还给付他由于违反法律所面临风险的补偿。在基督教国家，只要有息借贷被视为违法行为，情况也必定相同。在这些国家里，由于人们必须借贷，他们不得不听任犹太人经营高利贷。因为这些国家总是在各种托词下对经营高利贷的犹太人百般羞辱、残酷压迫，甚至敲诈勒索，所以犹太人不得不靠索取高昂的利息补偿他们不断遭受的损失和凌辱。法国国王约翰在1360年颁发的专利证至今依然存在，这些专利证准许犹太人以每利弗尔(20苏)每周可得4丹尼尔的利率做抵押放贷，这种利率相当于86%的年利率。然而在第二年，即1361年，就是这个被史料记载为最信守承诺的国王，把硬币里所包含的纯银数降低，导致出借方不能如数收回贷出时的货币价值。

即使不把下列情况考虑在内，仅凭以上说明，就足以证明收取高额利息是有道理的。这些情况是，在那个借贷可以商量的时期，借贷不是为了发展产业，而是为了维持战争、恣意挥霍，甚至是执行危险性极高的规划。在法律无所作为的虚弱时期，贷出者不能合法地让债务人履行偿还义务，这时出借者必须得到一笔数额巨大的保险费以补偿债务人有可能无法偿还贷款的风险。实际上在所谓的高息或重利中，保险费用占据很大的部分，实际或真实的利息，也就是使用资本借贷的租金，压缩得非常低，因为在那个时候，资本虽少，但有理由相信资本用于生产途径的更少。在约翰王统治时期所支付的86%的利息中，也许不超过3%或4%的部分是相当于贷出资本的生产性服务。现在，所有的生产劳动报酬比那时优厚，而即使是今日资本的租金利息也不高于5%，超出的部分则补偿给贷出者的保险费。

所以，在被称为利息里的，通常占有更大部分的保险费用的比率，取决于借款人的安全可靠程度。安全度主要依存于三个方面：①借款用途的安全；②借款人的个人能力与品德；③居住国家政府的贤明度。我们刚才谈到，在中世纪借款的危险用途是如何增加了必须给贷出者支付的保险费。

所有危险的资本投资都使保险费大幅增加，只是增加幅度不同而已。古雅典人把海上利息(即用于海上的资本利息)与陆上利息(即用于岸上的资本利息)区别对待。海上利息估计为每一航程30%左右，无论是去黑海口岸还是航行在地中海的港口。[3]
由于一年可以轻松地完成两次航行，所以每年的海上利息大约是60%，而其他普通的利息一般不超过12%。在12%的利息中，假设用其中的一半来支付贷出者的风险费用，那么雅典的货币年租金也只是6%。我认为没有这么高，如果有这么高的话，在海上利息中，54%的风险保险金就是给予贷出者的补偿他所冒的风险的费用。产生如此大额的保险费，部分原因是雅典人与所通商的各个国家普遍具有野蛮习俗。因为在那个时期，各国之间比现在更为陌生，同时商业法律与惯例受尊重的程度更不如现今。还有部分原因归于航海技术的不完善。那时从皮里阿斯出发到特拉佩祖斯，尽管不足300里格的距离，却比现在从地中海沿岸航行到中国的700里格航程要危险得多。因此，地理知识和航海技术的不断完善与进步促进了利率的不断降低，最终导致产品的成本价格降低。有的时候，借贷款项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用于完全无收益的消费。对于这种交易，贷出者必定心怀戒备，因为它们不可能产出任何用于还本付息的实物。倘若借款是用正在增长的收入归还，就等于预先使用那部分收入；如果借款是用收入的某一来源归还，无疑是浪费了那个收入来源；如果既无收入保证又无收入来源保证，毫无疑问是在把一个人的财产随意托付给另一个人任意处置。

借贷用途能够对利率产生影响的诸种客观条件中，万万不可忽略的一条，就是借贷期限。假设其他条件相同，如果出借人能够在任何时间或至少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回笼资金，利息就会很低。这是因为可以随时能够控制资金这个绝对利益，而且风险较低，因为能够及时收回资金就意味着能够逃避风险。现代政府发行的可转让票据所提供的可及时过户的条件，是使得许多这类政府得以用低利率借贷的一个主要因素。[4]
在我看来，这个利息不够补偿出借者所冒的风险；但是出借者总是能得到严重警告，政府有能力在重大灾难发生之前出售他的证券。国家证券不可转让，其利息比上述利息高出很多，例如法国曾经发行的个人年金证券，政府一般是按票面价格九折出售，对于年轻人的平均年龄来说，这种折扣率是很高的。为此，日内瓦人把年金证券只授予在三十个著名的公众人物，这是一个精明的做法。这样，他们把年金证券转换成可转让的证券，使不可转让证券的利息可得到相当于可转让证券的利息。

在确定支付给出借者保险费用的数额时，借款人的个人品德与才能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个人的品德与才能是所谓的个人信用
(personal credit)的基石。更不必说信用良好的人能够比不讲信用的人获得更低的借贷利率。

除了公认的诚实与正直，最能提高个人或政府信用的，是过去曾按期履约偿还的经历。事实上，按期履约是信用的奠基石，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可靠性。也许有人会问，一个从没有拖欠过贷款的人，难道就不会在下一次这么做吗？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极小，尤其是如果他长时期按时履行契约偿还债务。这是因为，如果他在过去每次都能准时偿还债务，他就必定拥有足够应付债务的价值，换句话说，就是他必定拥有超过他的债务的财产。这就是信用的最有力的基石。否则，他一定有能力精明处事，并稳妥投资，确保有能力在全部债务到期之前都有用以偿还的收入，这些不仅足以表明他的才能与谨慎的程度，还是他未来能够如期还债的强有力的保证。至于为什么商人如果仅有一次不能履约或延期偿还债务，会导致他完全失去信用，那是由于与上述完全相反的原因。

最后一种情况，如果债务人居住国拥有贤明的政府，那么就相应降低了债权人的风险，因而降低了他必须索取的、用以补偿风险的保险费用。由此可见，什么时候一国的法律及其执行力不能保障契约的顺利执行，什么时候该国的利率就会提高。一旦国家法律鼓励违约行为，例如允许赖债或不承认诚实契约的效力，利息率就会涨得更高。

人们往往认为，拘禁无力偿还借贷的债务人，对借贷者来说弊大于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办法对借贷者非常有利。在出借人的权利获得法律上最大限度保障的地区，他们不仅更愿意提供借贷款项，而且还更愿意以更公平合理的条件出借款项。[5]
与此同时，对资本进行积累就受到更多的鼓励。在公众对储蓄的投资方式不再信任的地区，公众就会对把自己全部收入消费殆尽抱有一种强烈动机。这种思考方式也许有助于解释一种奇怪的道德现象，这是在政治混乱时期的一个普遍现象，即人们常常无法遏制醉生梦死般的纵情享乐。[6]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尽管我认为必须采取严厉手段对待债务人，但我不赞同拘禁债务人的办法。拘禁债务人就是要命令他偿还债务，却同时剥夺了他偿还债务所能采用的方式。印度的制度看起来似乎更有道理，债权人被授予逮捕无偿还能力的债务人，把他们关在自己家里强迫他从事有益于债权人的劳动。[7]
但是，不论政府采用何种手段强迫债务人还债，倘若法律执行得不公平或朝令夕改的话，则任何手段都是无效的。债务人一旦摆脱或有希望摆脱债权人的控制，债权人就必须承担风险。这风险是有代价的，所以必须获得补偿。

在分清单纯利息率和贷出者为补偿他的部分或全部资本损失所冒风险而索取的保险费用后，还要考虑到单纯利息那个部分，也就是对于资本的效用或使用所支付的租金部分。

当可用于借贷的资本供给越少时，社会对它的需求越大，被称为利息的总金额的部分就越大；资本的有效用途越多，运营资本后获利越丰厚，对资本的需求同样也越大。所以，利息率的上涨不能绝对或普遍地表明资本变得更稀缺，因为利息率的上升可能是资本用途增多的一个象征。斯密曾经提到过英国在获得以1763年和约并终结战争的胜利后，出现过这种情况。[8]
在那个时期，利息率不降反升，英国通过战争获取的资源，给商业与投机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资本在数量上没有减少，但对它的需求却大幅提升，利息也因此上升。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利率提升是陷入贫困的象征，但在当时却是获得新资源的必然结果。

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法国在1812年的经历得到的是截然相反的结果。一场旷日持久并极具破坏性的战争，使法国几乎所有对外交通陷入瘫痪；财税上横征暴敛；当局实施为害无穷的特许权制度；政府本身涉足商业企业；频繁并随意更改进口税率；私产充公、破坏公物、残酷迫害。总而言之，一个贪婪成性并与人民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政府，使得所有企业遭遇到最大的困难、冒着最大的危险，同时还要遭受最大限度的损害。国家资本总量处于大幅下降的趋势，然而资本的有效利用不仅变得更加渺茫，还伴随着更大的风险。经济环境达到这种萧条程度，导致在那个时期法国的利息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点。一般来说，低利息是极度繁荣的象征，而在那个时期却是极度贫困的结果。

上述例外的事例只是为了证实这个一般性的永恒规律：可供自由支配的多用途资本越充裕，借贷资本的利息就降得越低。至于可供自由支配的资本供给要依从前的储蓄额度而定。在这一点上，请读者务必参阅本书在前面谈到的关于资本形成方面的论述。[9]

如果想让寻求使用的资本和寻求资本的产业都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就必须给那些办理所有关于利息借贷的人授予完全的自由。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本，如果任其发展，很少会出现资金长期闲置的情况。完全有理由相信，企业会在社会实际状态允许的范围内活跃起来。

必须密切关注可使用资本的供给
(supply of disposable capital)这一术语的含义，因为它对利息率能够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只有在资金所有者能够使用并愿意使用的情况下，资本才被视为流通中的资本。已经投放于生产领域或其他用途并正在使用的资本，退出市场流通，所以就不再成为总流通资本的一部分。除非这个资本是投放在可以很容易提取并改作其他用途，否则这个资本的所有者也不再是借贷市场上其他资本所有者的竞争对手。所以，借给商人并能在短期内收回的资本，毋庸置疑，是让所有者可以随时自由支配并可以转换到他认为任何其他更合适的使用途径的资本。贴现汇票是商人之间的一种借贷方式，应另当别论。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资本所有者将其资本投放到能够很快结束的生意上，例如食品杂货店，这情况与上面所述几乎相同。资本所有人经营的商品在任何时候都很容易售出，这样使用的资本也容易变现，如果是出借也容易收回，再出借并再次利用到其他生意或任何其他用途上。如此经营，资本总是处在实际流通中或至少接近于实际流通。在所有的价值里，只有货币的价值是最能立即处理的价值。而投放在建造工厂或其他建筑物，即使是投在小规模的动产方面的资本，都是固定资本。固定资本不能挪作其他用途，退出了流动资本的领域，除了用于投入产品所产生的利益之外，不再产生任何其他利益。有一点不应当被忽视：即使把工厂或其他建筑物出售，作为资本价值的工厂或建筑物不会因出售而恢复流通，因为它只是从一个购买者手里转到出售人手里。另外，买方用来购买的可被自由支配的价值，没有脱离流通范围，只是从他手里转到卖方手里。这种交易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市场上的资本流通总量。注意这个情况，才能正确估计决定资本利息率和资本利润率的因素，这正是我们目前要考虑的问题。

有时会有这样的假设，资本会因为信用的运用而增加。这个谬误经常出现在自称是阐述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里，是由于完全不了解资本的性质和作用而产生的。资本是由有形物质所具有的实际价值组成，而不是由完全不能积累的无形产品组成。毫无疑问，一件有形产品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或被两个人同时使用。构成制造商的资本诸如工厂厂房、机床设备、工具仪器、给养和库存等，都有可能全部是借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经营生意的资本是租借的而不是自有的资本。然而，毫无疑问，在受他支配和管理资本的这段时间内，任何其他人都无权使用，因为出借人已经把资本的支配权暂时转交给他。无以数计的其他人，拥有同样的担保和信用来申请借贷，但他们申请的借贷不可能增加可自由支配资本的数量，但能有效防止其他资本闲置不用。[10]

读者未必期望我在这里会把那些有时使资本家出借资本或影响他索取利息的动机，诸如人文情感、血缘亲情、慷慨豪爽或感恩戴德等因素一一列举出来。读者应该自己判断道德因素对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影响。我们的任务仅在于阐述政治经济学的规律。

将资本家借出的资本限定在某一固定利息率上，是对他们的商品随意估定价值，就是把价格的最高限度强加在他们的商品上，也是把不能接受或不愿意接受限定利息率的资本家的那部分流动资本从流动资本总量中排除出去。这样的法律条款为害无穷，以致难以获得市场认同。借出者不愿遵守，借款人由于需要关系也不打算遵守，双方联合起来逃避它，就不是一件难事了。双方只需约定把名义上不再称为利息而实际上等同于利息的那部分利益交给出借者。这类法规造成的唯一后果是，它增加了借出者面临的风险，因而增加了必须支付给出借人的补偿，因而实际上提高了利息率。有趣的是，那些制定了限定利息率的政府，几乎都是以高于法定利息率的利息借贷自己需要的贷款，从而树立了自毁法律的榜样。

通过法律限定利息率，不仅非常适当，还是非常必要的。但法律只应当限定那些事前未曾达成利息率协议的情况下做出这决定，例如依法收回一笔应当付息的款项。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决定的利息率应当以人们通常支付的最低利率为依据。因为安全投资获取的利息率就是最低利率。这符合公正公平的原则。掌控一笔他人资金的人，不仅应当归还资金，还应当给付利息，但前提是这笔资金一直归他占用。我们不能假定的是，他仅仅是占有这笔资金，而没有把它用于风险系数最小的投资，因而没有从中获取这笔资金所能提供的最低利息。

不能将这个利息率称为法定利息率，因为利息率不应由法律限定或决定，就像汇率或葡萄酒、亚麻布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不应由法律限定或决定一样。在此，我特地把一个非常普遍的错误指出来。

资本在出借时通常以货币的形式出现，人们由此认为，货币充足与资本充足是相同的，所以货币充足就使利息率下降。于是当商人告诉我们货币短缺或货币充足时，他们使用的词汇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错误的。必须承认，错误的表达形式，与货币利息这一错误的表达形式是同样适当或适用的。事实上，无论是货币的充裕或短缺，或它的替代品的充裕或短缺，丝毫不会对利息率产生任何影响，就像肉桂、小麦或丝绸的充裕或短缺对利息率毫无影响一样。因为出借的不是任何特定商品，甚至不是货币(货币本身只是一种商品，就像所有其他货品一样)，出借的是一种积累并提供有益投资使用的价值。

资本方决定出借资本时，把用于特定目的的资本总价值转换成货币；借款人一旦得到这个价值，就立即用它换取其他东西。完成这个过程的货币立即着手完成另一个相同或不相同的工作，究竟是什么，也许是缴纳租税，也许是发军饷。出借的价值只是在借贷的那一刻具有货币形式，就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收入与花费时曾说过，收入也只是暂时具有货币形式，同等量的货币在一年内可能用以转移同一数额的收入达上百次之多。同样的道理，同等数额的货币通过出借者的手转移到借款人手里，可能在完成无数次的移转之后，又会在第二位出借者和借款人之间完成同样的过程，这些过程并不意味着能剥夺第一个出借者所获取的任何部分的价值。事实上，借贷者借贷的是价值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金属或商品。所有商品都和货币一样都可以出借与借用，而利息率不依存于借出或借入的物品的性质。在商业交易中，货币的借出和借入，远不如货币以外的任何其他物品的借出与借入那样普遍。当制造商按某种信用条件购买其他行号的原材料时，他事实上借贷的是羊毛或棉，这要看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利用的是那些原材料的价值，而它们的性质则对他计入销售者贷方的利息毫无影响。[11]
借出商品的过剩或短缺，只影响到它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而对这原材料的贷借利息率不产生任何影响。所以，当银币失去它原有的相对价值的3/4时，尽管在出借同样数量的资本时需要支付4倍的银币，但利息率却维持不变。市场上硬币或货币的数量也许成10倍增加，却不能使可供自由支配的资本或流通资本的数量增加。[12]

所以我认为，说货币利息这个词汇是个严重错误，不恰当的措辞导致一个错误结论，即利息率取决于货币的充足或短缺。[13]
劳氏(Law)、孟德斯鸠都犯过这样的错误，甚至连聪明睿智的洛克在他的一部论述有关降低货币利息方法的著作中，也犯了相同的错误，他们的权威性误导了其他人也就不奇怪了。有关利息的理论被迷雾笼罩着，是休谟和斯密拨开了疑云。[14]
若想清晰地理解利息，就得对本书称之为资本的那个东西有正确的概念，而且还得从以下信念开始：借出或借入的物品，不是特殊货物或特殊商品，而是价值的一部分，也就是以此为目的使用的资本的总价值的一部分；无论在何时何地使用这部分资本所支付的利息，依附于借贷资本的供给与需求的比例，与出借商品的特殊形式或特殊性质完全无关，无论这商品是货币还是任何其他物品。

第2节　资本的利润

我们已经充分考虑到资本的借入者向借出者支付利息的性质和动机，尽管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利息是由资本的租金与补偿资本家冒着全部或部分失去资本的风险的保险费用组成，但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分开和区别这两个组成部分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寻使用资本获取利润的原因，无论使用者是借款人还是资本所有者自己。首先，必须把资本的利润与使用资本的劳动利润加以区分。在作出区分时，我们将面临一个巨大困难。尽管我们很容易理解，冒险家的报酬或属于冒险家那一部分的报酬，在一般情况下兼有这两种利润。然而，斯密和大多数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英国学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区别，他们把明显属于劳动利润的许多项目，放在资本或他们称为本钱的利润这个总项目之下。[15]

通过对总利润的平均率和同业之间利润差额的平均率进行比较——这项指标的差额似乎是所使用的技能与劳动的差异的正确指数，也许可以大致准确地估定总利润中属于资本的那部分利润，以及属于使用资本的劳动的那部分利润。在这里做个假设，两家皮毛商行，各用10万美元为资本，一家年平均利润为2.4万美元，而另一家的平均利润只有6 000美元。这中间相差的1.8万美元，可以说是不同程度的技能与劳动的差距。利润的差额平均为9 000美元，这也许可当作劳动利得。1.5万美元是这一行业的平均利润，用它减掉9 000美元将得到6 000美元，即投入资本的利润。

以上事例可以总结出一种方法，用以剥离那些被混淆在一起的利润项目，但不能作为准确估计这些项目各自比率的方法。然而，即使没有任何指标使我们能精确区分资本利润和使用资本的劳动利润，我们也可以认为资本利润总是与部分或全部损失这类风险成比例，并与使用期限成比例。事实上，掌控着自由使用资本的冒险者，总是首先权衡前面提到的不同种类的投资方式[16]
的利弊，在其他情况均等的条件下，倾向于风险相对最低并能最快收回本利的投资方式。于是，危险系数高、投资周期长的冒险事业，获取资本的竞争力就低很多。事实上，除非这类投资的利润率远远高于平均利润率，高到足以让资本家甘冒风险，否则资本是不会投在这些事业上的。所以，从理论上可以假设，冒险事业的风险性越高，投资周期也越长，资本的利润也越高。实践已经证明这个假设是正确的。

当资本的某种使用方式，例如与中国进行贸易，既不能提供与资本滞留期相称的利润，又不能提供与损失的危险相称的利润，同时还可能出现一笔交易需要很长的时间周期，或许两年的时间才能收回本利这种情况相对称的利润时，一部分资本就会逐步退出这个市场。这时商业竞争逐渐减弱，利润就会慢慢增加，直到增加的利润足以引起新的资本关注为止。[17]

这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按照新的投资方式使用资本所获取的利润，比那些按照一般或常见的方式使用资本所获取的利润多得让人动心——所谓的一般或常见的投资方式，是指有关的生产和消费情况早已明了而言。前者使得竞争因毫无成功的把握令投资方瞻前顾后、缩手缩脚；后者因为途径安全稳妥而众人趋之若鹜。

总而言之，这个问题如同有人类利益冲突的其他所有问题一样，利润率是依据资本相对需求与供给的比率，结合相应投资方式而决定的。

斯密及其学派的作家们普遍认为，对一切事物首先支付的代价，即原始买价，也是人的劳动最初的价格。他们没有继续明确的是，对于购买的每个物品，还需支付用于生产这个购买物的资本的生产力与协作的买价。他们会提出疑问：难道资本本身不是由所积累的产品，也就是所积累的劳动组成的吗？说得不错，但是资本的价值和资本的生产价值却是大有区别，正如土地的价值和它的年租金的价值完全不同一样。例如，当1 000美元被借贷或出租一年时，报酬差不多为50美元，这笔资金的生产力在那个时期因为获取报酬而转移；除了获取的50美元之外，贷出者收回的1 000美元的本金，还可以再次应用到同样的用途。所以，这笔资本尽管是早已存在的产品，但它的年利润却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并与基于此资本及创造它的任何劳动无关。

因此，在凭借资本的协助最终完成一个产品时，必须用它的价值中的一部分来回报资本的生产力，剩余的另一部分回报劳动的生产力，因为这个产品是在这两者的协同生产下创造的。应用于这方面的价值部分与资本自身的价值完全不同。悉数归还原主的资本，在完成其生产性用途后再一次以完整的状态出现。资本所创造的此项利润不代表最初用于创造资本劳动的任何部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资本的利润，就像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润一样，是对生产性服务的等值回报；尽管与人类劳动的生产性服务不同，但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是劳动的生产性服务的有效同盟。

第3节　最有益于社会的资本使用

对资本家而言，最佳效益的资本用途，就是将它投入到相同风险下能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然而，对个人最有利的却未必对整个社会同样有利，因为资本具有一个特殊功能，即除了能产生自身特定的收入外，还有助于让土地与劳动产生收入的性质。对于什么对个人最有利的同时也对整个社会最有利这个一般原则来说，这是个例外。借贷给国外的资本，很可能为资本所有者和本国产生最高利息率，但却不能对扩大本国收入或对本国产业提供任何帮助。如果在本国境内使用这些资本，就能有所帮助。

就一个国家的利益而言，投资国内农业是使用资本最佳的途径。投资农业不仅能提升国家土地和劳动的生产能力，更能让劳动和土地的利润同时增加。在英明的指导下应用资本，能让荒山野岭变成沃土桑田。群山环绕的塞文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和比斯开湾地区，昔日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如今却是菽粟遍野。火药炸碎的部分岩石碎片用来建造一层层梯田的台地，支撑起用人力搬运来的薄土层。这样，被岩石覆盖的贫瘠地面就变成了生机盎然的土地，长满了农作物并住满了人。最初消耗在这种惨淡经营上的资本，如果是用于对外贸易，有可能给资本家带来更多利润，但这些地区的总收入无疑会大大减少。

基于相同的原因，用于提高并增强自然生产力的资本也是收益最多的资本。批量制造出的构思巧妙、高效低耗的机械设备，其销售收入远远超出了资金成本的利息；这类资金除了为所有者提供额外的高利润外，还让消费者和整个社会受益匪浅，收益程度相当于它所节省的费用。要知道，节省就等于收益。

为国家的利益而使用的资本用途，仅次于上述用法的是投放在制造业和国内贸易；因为用资本运作的产业所生成的利润是在国内赚取的；而投资于外国贸易的资本，则毫无差别地有利于一切国家的产业和自然资源。

对国家经济生活最无益也最无利的资本用途，是经营外国与外国之间的运输业。

一个国家拥有巨大的资本积累时，最好的投资方式就是将资本用于上述所有的产业部门，因为投资这些部门都是有利可图的，虽然从国家层面来说投资这些部门所产生的利润程度不一，但对资本家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国家把巨额资金投入到运输业，对于荷兰的土地难道会造成什么损害吗？荷兰的土地已经普遍耕种、管理完善，既不需要开荒也无须圈起来种；还有像威尼斯、热那亚和汉堡那些古代国家，运输业会对这样的土地狭小国家造成损害吗？将资本投放在运输业这样的特殊产业，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投入。然而，对于一个缺乏资本因而无法满足农业和制造业活跃性的国家来说，开展这类贸易以及所有的一般对外商贸业，是极为不妥的。倘若这类国家的政府仓促草率地鼓励对外贸易，那是非常荒谬的，因为这样的政策只会抑制资本以最可增加国家收入的方式使用。中国尽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帝国并拥有最大的总收入，因为它拥有并维持最多和最密集的人口，但它却听任外国人掌控自己几乎所有的对外贸易。以它目前的情况而言，如果扩展对外商业关系，毫无疑问它将获取不菲的收益，但它却给那些不善经营对外贸易却依然繁荣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十分显著的例证。

万分幸运的是，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使资本能够投入到对社会最有利的方面，而不是投入到那些能获取最大利润的方面。人们普遍地更偏爱的投资方式，是最接近家庭生活方面的投资。这类投资中，首当其冲的是改善土壤，人们认为这种投资最安全、有效期最长。其次是制造业与国内商贸。依次排在最后的是对外贸易、运输业，以及与遥远国家开展贸易。资本所有人，尤其是稳健型投资的资本家，更愿意让资本处于自己的监督之下，而不想把资本放到遥远以及偏僻地区的产业中。倘若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看不到自己的资产，要么他必须把资本托付给陌生人管理，要么他必须等待很久之后才能收回本利，当他不得不面对不诚实的债务人提起诉讼时，这些债务人可能会利用自己居无定所的习惯，或利用他所不熟悉的外国法律进行欺骗——他肯定会认为这项投资所冒的风险太大了。任何一个拥有巨额剩余资本的欧洲国家都不会轻易地参与殖民地或东印度[18]
的贸易，除非那些贸易存在专有特权和垄断利润的巨大诱饵，或者国内产业陷入严重混乱、不可收拾的局面。

[1]
参阅本书第三篇，第1章。

[2]
《法的精神》，第二十一篇，第20章。

[3]
《安克西斯游记》(Voyage d'Anacharsis)，第四卷，第371页。

[4]
大不列颠短期债券和长期债券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前者的形式为国库券，后者的形式为股票；前者的利息率相对来说比后者低很多；因为国库券随时可以兑换成面值相同的现金，而股票的涨跌幅度比短期内的利息要大得多。——英译者注

[5]
没有地区比英格兰更严厉地执行拘禁无偿还能力的债务人的法律。有一个时期，债务人不但因为很小一笔借贷，在诉讼中以及债务尚未被依法确立之前就遭到拘禁，而且在判决之后，其被拘禁的时间毫无限制。这两个细节所产生的困难，在我们的破产法没有出台之前已经有了部分补救措施；而破产法更能进一步缓解债务人的痛苦。但是在最初因为完全忽略而没能制定防止破产的一切手段，整个制度被破坏，并在很大程度上失效。最有效的方式是公布财产，这个办法首先能让债权人预先正确地估算债务人信用的根据和程度；其次，能让他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借贷时，从其财产中获得偿还而不必通过拘禁来发现或强取其资产。所以，政策的一个错误必将导致另一个错误。——英译者注

[6]
参阅薄伽丘(Boccaccio)关于佛罗伦萨的瘟疫的描述，以及西斯蒙第在其杰出作品《意大利共和国历史》(Histoire des Républiques d'Italie)中的描述。相似的结果也出现在法国大革命的最恐怖的几个时期。

[7]
雷纳尔：《哲学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第一卷。

[8]
《国富论》，第一篇，第9章。

[9]
参阅本书第一篇，第11章。据说城市的利息率通常低于乡村。参见《国富论》，第一篇，第9章。原因很简单，多数资本由城市富裕居民掌握，或至少被那些在城市里做生意并带着他们所经营的货物即资本的人掌握，他们不愿把资本放到远离自己监管的遥远地区。城镇，特别是大城市，是资本的巨大市场，超过劳动力本身，劳动力相对来说比资本更昂贵。在乡村，资本用途很少，情况就相反。因此高利贷就更普遍，如果接待生意更安全且信用更好，高利贷的情况就会少很多。

这些论述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交通很方便，城市的这种特别优势就会大大降低。在英国这种差别几乎察觉不到。——英译者注

[10]
参阅本书第一篇第10、11章，关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资本的形成与增加。这里提及的与第一部分第22章关于货币的代表的阐述并不矛盾。由信用良好的人签署的汇票只是一种用来从第三方借来实际和明确价值的方式，发生在汇票的转让与到期之间的过渡时期。凭票付款或见票即付的票据，无论是由政府还是由私人银行发行，不过都是用廉价的纸质流通媒介代替昂贵的金属媒介。金属所能执行的货币功能靠纸媒介完成，金属就可以被解放出来以作他用；而且，因为它可以用来交换其他商品或产业工具，这样对于自然资本的替代就会必然增多，但不会太多。增多的程度被严格局限在流通所需要的价值数量之内，并仅限于此，这个价值与国家资本的总价值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11]
许多有息贷款没用那个名称，也不含有货币转移的意思。当零售商从制造商或批发商那里购货以补充店中的存货时，他的借贷就带有利息，他既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偿还，也可以提前偿还保留折扣，这个折扣就是他需要支付的货物价格之外的利息的归还。当一个外地商人向巴黎一家银行汇款，然后从该银行开汇票时，他就是在汇款到达与支付汇票期间把款项借给银行。这种借贷利息可以让银行把利息账目附加在商人的往来账户上。在斯托齐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Cours d'Economie Politique)这一为指导俄罗斯青年大公而在圣彼得堡印刷的著作中，在第六卷第103页上，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商人或他们在俄罗斯的代办人，以分十二个月付款的形式卖货给他们的顾客，这使俄罗斯购买日用品的人可以在偿还货款很久之前就把货物出手并在此期间使用这笔款项，从而利用到了从未打算这样利用的英国资本。可以这样猜测，英国人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来补偿这笔利息的损失。但是由于俄罗斯资本的平均利息率如此高，以致即使是这种迂回的借贷方式对于本地商人来说也还是有利可图的。

[12]
这与前文所说的贵金属构成社会资本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并不矛盾。贵金属形成资本的项目之一，而不是可自由支配
(disposable)资本或可借贷的
(lendable)资本，因为它们已经被利用，并不是在寻找用途，它们被用在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的流通价值上。如果它们在这方面的供给大于需求，就会被送到价格仍旧很低的地方；如果各地的贵金属普遍充足导致价格下跌，它们的价值总量没有增加，但是在与其他商品等值交换时就得支付更大的数量。

[13]
如果总是货币供给越多利息就越低，那么葡萄牙、巴西和西印度的利息将低于德国、瑞士等国的利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4]
休谟(D.Hume)：《论文集》(Essays)，第二部第四篇。《国富论》，第二篇第4章。洛克(Locke)和孟德斯鸠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不多，这对学习者来说很庆幸，因为作者的天赋和技巧只会把自己不完全熟悉的问题弄得扑朔迷离。说实话，大才子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对一般读者来说最为危险，因为他们对于基本原则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不能在乍看之下立刻发现错误。那些通过只是收集材料并分类的学科如植物学或自然历史学，大量阅读从不嫌多；而那些基于从特殊事例推断一般规律的学科，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少量阅读、正确选择。

[15]
基于下列理由，斯密认为不区别对待是可以的。他说：“假设在某个地区，制造业的一般年利润是10%，那里有两个不一样的制造商，其中一个每年加工的粗材料仅花费700英镑，而另一个做精细材料加工的花费为7 000英镑。双方每年的劳动费用为300英镑，第一个制造商所用资本总额仅为1 000英镑，而另一个为7 300英镑。那么以10%的利息率计算，第一个将获得100英镑的年利润而另一个则为730英镑。”然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利润与资本成比例而不是与劳动和监督及管理技能成比例。”可是他的这个例证完全不能让人信服；因为可以同样容易地假设有两个制造商，在同一地区经营同样生意，资本同样为1 000英镑。其中一个拥有一位积极、节约而且有才干的经理，而另一个的经理则懒惰、无知并不知节俭；前者每年获取利润150英镑而后者只有50英镑。在这个例证里，双方差异不是来自各自使用资本的差别，而是来自使用资本的不同技能和劳动，这让前者拥有比后者更多的生产力。

[16]
本书第二篇，第7章第3节。

[17]
至于第7章所提到的其他动机，那些足以把劳动吸引到任何其他行业或让劳动逃避某一行业的动机就更不必说了。这些动机有时会在一个方向起作用，使劳动和资本的利润同时上升或下降；当它们作用于相反的方向时，资本利润的差异与劳动利润的差异相互平衡；反之亦然。

[18]
这一节的推论在我看来既毫无根据又缺乏说服力。上面所描述的各种资本的投入方式就赢利性而言毫无差别。简言之，资本所能投入的不同产业之间不能明确划分界线。无论什么事业只要能满足需求并增加生活的舒适和住处，严格地说，都同样有利，并以几乎相同的比例增加国家财富。用于外国与外国之间运输业的资本与用于本国的资本，对于个人及其所属国家来说一样有利。因为根据前面所论述的关于产业的利润里已经指出，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被用于不同用途的资本所得利润将会相同或近似，因为任何物质差异都将把资本引向更具有生产力的产业，以恢复均衡。总之，资本投入到运输业只是因为它能产生比投入其他方面更大的利润。

此外，对于什么产业对个人最有利也是对整个社会最有利这个一般原则来说也没有例外。尽管本书作者在前一节所得结论与此相反，借贷或投入到外国的资本，如果能给资本家或国家带来最高利息率，就一定能尽可能地增加国家收入并对国有产业提供相同帮助，如同资本被投入在国内一样。例如，借贷给国外的资本如果为外国的劳动和自然力提供使用机会，是因为，在顺应事物自然发展的条件下，比国内同样的生产力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如果不是这样，资本就会留在国内而不是到国外寻求被使用的途径。如果资本的所有者不在把资本被借贷给国外的同时移民到那里去，资本所获得的收益必然会让国内的劳动和土地的生产力活跃起来并进一步发展，因为这收入必然是在国内被生产性地或非生产性地消费掉。——美国编者注

第9章　土地的收入

第1节　地产的利润[1]

土地具有改变众多物质的功能，让它们适用于人类使用。倘若没有土地的转变功能，许多物质对人类而言都无法使用。因为我们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五谷、果蔬，还有建造房屋、船只、家具，以及我们用来做取暖燃料的树木，都是由土地提供养分和植物生长所需的汁液。它对所有这些产品所起的作用可被称为土地的生产性服务。这也是土地所有者获得利润的起源。

人类还可以从土地里挖掘出的有用的物质，如石头、金属、煤炭、泥炭等矿物质中获得更高的收益。

如上所述，土地不是仅仅拥有生产性能力的自然力，它还是唯一或几乎是唯一的能被人类所拥有并能获取或独占利益的自然力。江河湖泊与深海大洋里的水能够给机械设备提供动力，让人类航行并无偿提供水产品，所以它无疑是具有生产力的。风能转动磨坊的风车，甚至连太阳的热量也能被人类利用。令人高兴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宣布风能和太阳的光线是他的，使用它们必须向他支付使用费。我不希望上面这段话被误解为暗示说，土地也应该像太阳的光能与自然界的风能一样，不能作为财产的对象。这两类生产源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者的动力是取之不尽的。一个人从中获利的同时，并不妨碍另一个人从中获取同样收益。潮汐和风能使我和邻居的船只得以同时航行。土地则另当别论。一旦所有的人都平等地拥有土地使用权，那么用于土地上的资本和劳动就变得毫无价值。在没有确定获利的信心之前，没人会傻到把资本和劳动用于土地。不但如此，一个没有土地份额的人与拥有土地份额的人具有相同的利害关系，乍一看这个观点似乎很矛盾，事实上却完全正确。在新西兰和美洲西北海岸的野蛮部落里，土地不是私有财产，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却很难获取鱼类和野味，常常吞吃蠕虫、毛毛虫和其他令人恶心的昆虫[2]
，甚至因为基本需求不能满足而大动干戈，把战俘作为食物吃掉；而在土地完全私有化的欧洲，即使是身份最为卑微的人，只要身体健康并且愿意打工挣钱，他们最低限度也能衣食无忧、居有定所。

在前面几个章节里，我们讨论过投入到农业或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利润与资本利润的问题。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土地自身的特有利润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农业利润与用于产业劳动和资本得利的利润完全不同。我们还要从理论上探索土地的利润及其来源，但不是去追究耕种者是谁，无论是土地所有者自己还是他雇用的佃农。

许多作家[3]
公然宣布的观点是，产品的价值从未超过支付给从事产品生产的人力的报酬，因此也就不存在作为土地所特有的利润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租金的剩余部分。他们论点的核心是，占有未开垦或闲置的土地并同时拥有可用资本的土地所有者，会凭借自己的意愿，把资本用于耕种土地或投放到其他用途上。一旦他认为开发自己的土地会给他带来与其他形式的投资同样多的回报，那么耕种土地就会是他的首选。而实际上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即使这样的投资略逊于其他投资，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投资方式更安全可靠。那么，这些作家就此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他们的结论就是：这类耕种除了产生投入的资本所获取的利息之外，[4]
不会再生成任何其他报酬。倘若如此，还有什么可以留给土地生产力的利润呢？毫无疑问，什么都没有。我曾尽力把这个论点以简单明了的方法解释清楚，但我必须指出，他们的看法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同时完全忽视了需求对确定价值所产生的影响。现在，我将就这个问题试图做更全面的分析。

除非土地上的产品用来满足社会需求的对象，否则土地的生产力毫无价值。去过美洲内陆和地球其他荒芜地区的旅行者们，不断提到那些能够栽培、种植各种作物的肥沃富饶的土地，却没在上面种植任何有用和有价值的农产品。但是周围一旦建立起殖民地，或一旦找到市场，而且在市场上，土地上的产品能得以交换并能支付必需的贷款的正常利息率，耕种就立即开始。到此为止，我们之间的论点还没有出现分歧。但是如果发生任何情况使得对需求的增加超过这一点，农产品的价值将超过资本的普通利息，有时甚至大大超过资本的普通利息。恰恰就是这个超出的部分构成了土地的利润，使得不是土地所有者的实际土地耕种者，在扣除了支付自己垫款的全部利息并获取自己的全部劳动报酬后，还能向土地所有者支付租金。

土地是大自然无偿提供给人类使用的自然力，后来才被人类据为己有。然而，被人类占用的土地并非从一开始就给占有者产生利润，直到土地上生成的产品成为人类生存需求的对象，同时这些产品的供给不会随需求的增长而增加，而是像其他自然力如空气和水的供给那样，才有利于占有者。

从土壤里生成的产品因需求而增加的价值构成土地所有者的利润，即土地利润，所有文明国度，尤其是制造业与商贸发达、交换物品繁多的国家，都支付土地利润。也许在这些国家的某个地区，有时候会出现地租非常低的情况，如我们自己的索伦地区，一英亩土地不超过20美分。这是因为缺少公路运输，尤其是缺少水路运输，导致运往市场的农产品的运费加上耕种费，几乎等于农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全部价值。在一些具有高度文明并拥有巨大生产力的国家，土地价格或买价不超过利息率的4%。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土壤贫瘠，而证明土地的售价昂贵。一英亩耕地可出产24美元，并只需花很少的耕种费用。但如果土地所有者以每英亩800美元的价格购买，它的利息率就只有3%。这就是土地利润(profit)和租金(rent)的差别所在：利润的高低，依产品数量决定；地租的高低，依买价或价格决定。每英亩仅产生1美元利润的土地，其租金与每英亩产生50美元利润的土地一样高，如果前者的买价是后者的50倍的话。

无论何时，动用资本购买土地或用土地换取资本，就是用一种财产的回报与另一种财产的回报做比较的时候。用10万美元的资本购买一块土地，可能产生的利息是每年3 000美元或4 000美元，而同一数量的资本每年可产生5 000美元或6 000美元的利息。资本所有者对购买土地所获取的低利息之所以比较满意，首先是因为这个投资具有极佳的利润回报稳定性。如果资本不经历数次从形式到空间的转换，几乎不可能获取收益，这类风险对于不习惯投资的人来说总是带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担心。投资地产则完全不同，在不必改变土地性质和土地空间的前提下就能获取利益。拥有土地不仅能给所有者带来满足与愉悦，还能赋予所有者相应的社会地位、权势与尊严，在某些国家甚至还附送爵位和特权。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土地拥有一种自然的偏爱。

事实上，土地比其他形式的财产更容易成为赋税和随意摊派的对象，因为它不能转移和藏匿。流动资本可以具有任何外在形式并随意转移，它可以让所有者更轻松地逃离暴政并远离国内动荡，甚至比它的所有者更容易逃避灾害。流动资本是一个更为安全的财产项目，通常不能扣押或让债务所有者负有特别的责任。除此之外，它比土地财产更难以招致诉讼。然而很明显的是，所有这些优点都无法抵消投资带来的更大风险。因此，土地财产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对流动资本的偏爱。以此之故，土地的价格与年收入不成比例，前者比后者要高出很多。

无论土地和资本的相互交换价格如何，应注意的是，它们的交换不会引起流通中并用于生产的土地生产力与相应的资本生产力的供给发生变化，则交换价格就不能影响土地与资本的实际或绝对利润。当理查德把土地卖给托马斯时，这块土地的生产性服务由托马斯支配，用于交换这块地的资本的生产性服务则由理查德支配。

唯一能真正改变处于流通中的土地生产力数量的因素，是对土壤的实际改良，或通过开荒，或通过提高旧地的生产力来提高土地的产量。储蓄与积累的资本，一旦用于农业改进，就转变为地产，具有地产所特有的优势和缺点。投资房屋和所有投资在固定或永久实物上的资本也是如此，这些资本失去资本的原有性质，转而具有土地的财产性质。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永恒原理，土地生产力具有价值，这价值与一般价值一样随需求的增加而逐步递增，并随供给的增加而递减。由于土地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正如在地点与地理位置上各不相同一样，对于不同特质的土地就有特别的需求与供给。只要市场上需求一定数量的葡萄酒，无论这个需求来自何方，都需要栽种这些数量的葡萄所必不可少的、相应的土地生产力[5]
，同时适合于栽种葡萄的土地面积决定了这种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假如能够栽种优质葡萄的土地非常有限，而对好酒的需求十分强烈，这块土地的利润就会上涨得非常高。

值得注意的是，凡是能带来利润的土地，无论利润多么少，哪怕每英亩收入为20美分甚至更少，都能用于耕种，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就是土地与资本和劳动的不同之处。一个劳工如果发觉自己居住的地方不能给劳动提供他有理由期望的报酬，他就会迁居到别处。资本同样也能迅速地从回报率较低的方面转向回报率较高的方面。但是土地没有这样的便利，因为它不能移动。所以从土地的总产品中必须先扣除预先垫付的本金及利息，还有劳动的利润，没有资本与劳动，它们就不能生产产品。还需要扣除的是把产品运输到市场或更换地点的运输资费。当所有这些费用扣除的总和等同于土地全部产品时，土地本身就不产生利润，土地所有者也不可能从中获取租金。即使是所有者自己耕种土地，他也只能从自己的资本和劳动中获利，不能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中获取任何东西。在苏格兰地区，就有这样由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然而最终没有多大收益的土地，若租给别人耕种则所获无几。在美国的偏远殖民地，拥有广袤的沃土，这些土地本身的收入不能维持所有者的生活，然而耕种得十分成功，因为它们是由所有者自己耕种，并由所有者消费它们的产品，因此所有者不得不对等于零或几乎等于零的土地利润，再加上资本和个人劳动的利润，这样才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

明显地，土地即使处于耕种状态，当农民不愿缴租时，土地就不能产生利润。农民不愿缴租有力地证明在扣除耕种土地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利润后没有剩余。

在上面提到的例子中，土地未获取利润是由于与市场的距离太远，运费吞噬了土地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利润。其他的例子还有，比如歉收、战争或赋税，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因这些原因部分地或全部地吞并了土地的利润，导致土地无人耕种。[6]

第2节　地租

农民租借土地时，他把土地生产力所产生的利润支付给土地所有者，自己保留他的劳动工资以及他花费在耕种上的资本的利润，他的资本包括农具、马车、牲畜等。在农业企业方面他是个冒险者。在他所使用的生产方式中，有一个项目不属于他而需要他支付租金，那就是土地。

第8章解释了土地利润的来源。地租一般是按照这利润率的最高比率来决定的，有以下原因：

一般来说，农业这一冒险事业所需资本，在比例上比其他产业所需资本要少[7]
，土地本身不能算作冒险资本的一部分。所以，由于经济状况的关系，能够经营农业的人数比能够从事其他冒险方面的人数多，因此，能出价竞争的人也比其他事业竞争者多。另外，在所有国家里，适合耕种的土地数量有限，而资本数量和耕种者的人数没有固定限度。因此，只有在那些人类居住和耕种已久的国家，地主才能对农民行使垄断权。对于土地的需求也许会不断增加，而土地的数量却不可能增加。

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整个国家以及各个省区。每个省出租的土地数量不能增多，而有条件租用它们的人数却完全没有限定。

发生这类情况时，在地主与佃户议价时，地主占据着极为有利的优势。一旦土地的任何部分给租户带来的利益超过资本利息和劳动工资，很快就会有人愿出更高的报价租用这块土地。有些土地所有者慷慨大方，他们的住所离租地很远，另外一些土地所有者无知，甚至农民自己也很无知，还有些土地所有者行事草率，这些情况都有可能让租金下降到最大利润之下。但这些都是偶然情况，只能持续一段时期，不能阻止自然因素的经常与不断的作用，自然因素必然占有最大优势。

除了从大自然中获取利益的天然优势外，土地所有者一般也拥有更多财富或有能力积累更多财富，有时还拥有声望、支持和影响。但是仅仅是从大自然中获取利益的天然优势就足以保证他在任何情况下独享可增加土地利润的特权。开凿运河或修建道路，省区内人口和财富的增长，都能使他的租金上涨。他还受惠于每一次耕种技术的进步，因为当一个人知道怎样更好地利用工具时，就愿意支付更高的租金租用工具。

当土地所有者把资本花费在改良土壤、排水、灌溉、栅栏、建筑、房屋或其他建筑物时，租金除了土地利润之外，还包括所花费资本的利息。[8]

有时候，农民自己会主动承担这类改进的费用，但是他只能期望在租约存续期之内收回所花费用的利息。租约期满后，利益移交给土地所有者，因为改进是不能移动的。此后，地主获取全部利润却未支付任何垫款，这是因为他因此而增加了相应的租金。因此，除非租期长到足够让农民能从其所做的改进中获得充分利润来补偿全部费用及其利息，否则他们就不会进行功效完全能够延续到租期届满后的改进。这种方式使得长期租约能够提高土地产量。而且很明显，当土地由所有者自己耕种时，所获效益最大，因为他与农民大不相同，他很少会损失预先垫付的因改进而花费资本的利益。对土地所做的每一次适当的改进都给他带来永久性利润，而且在最终土地售出时，这些最初费用可尽数收回。农民在租约期满之前能够确保获取改进后的利益，就能同样增加租约期内土地被改进的可能性。反之，如果允许在特殊情况下通过法律或惯例取消租约，如同土地所有者取消租约以出售土地一样，都对农业十分有害。这是因为，如果农民总是害怕看到新一任土地所有权的继承者会剥夺其劳力和资本的报酬，就不会对土地做任何大的改进。实际上，他所做出的每一次改进都只会加剧这种不公正情况的危险，因为土地在情况良好时比其他时刻更容易售出。

没有任何地方比英格兰更尊重租借权。租金达到40先令(约合10美元)的承租人享有议会选举的投票特权，这个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能恢复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力量均衡，这实际上很少见。我们没在其他国家见到有佃户对不会受到驱逐有这样的信心，以致能在租地上盖建筑物。这类佃户对土地的改进就如同改进他们自己的土地一样，他们的地主定期获得租金，这在其他地区非常少见。

有时候，土地由完全没有资本的人耕种，土地所有者提供所需资本和土地。他们在法国被称作对分佃农，并通常把总产品的一半支付给地主。这样的安排通常只能在农业的摇篮时期遇到，是在所有方式中最不能促进土地改进的。因为无论是地主还是佃户，在承担改进费用时，都必须免费为对方支付一半垫款利息。这种形式在封建时期比现在更加普遍。封建领主不屑于自己耕种土地，他们的佃户没有生产方式。那时最大的收入来自土地，因为封建领主又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但是获取的收入与大面积的土地不成比例。这不是因为缺少农业技术，而是缺少用来改进土地的资本。封建领主对改进土地漠不关心，不事生产，随意消费他们极为轻松地增加三倍的收入，他们为战争征税、举行豪华宴会和锦标赛，并养活无数随从。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时期商业和制造业的衰退情况以及农业的不安定因素，我们就无须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整个社会极度贫困，以及为什么国家不是由于政治因素却如此衰弱。连第五军团也不可能击退当时法国所面临的受到攻击的威胁。幸运的是，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与法国一模一样。

[1]
在第8章，我先后提到资本的利息和利润，因为理解前者能帮助对后者的理解。在本章则相反，因为先说明土地的利润能帮助阐明租金问题。

[2]
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第一篇第405页中详细描述了野蛮部落因为缺乏有规律的食品供应而导致的一些极端情况。

[3]
德斯塔·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法的精神注释》，第13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2章。

*这一章在李嘉图的整部作品里也许是最不能让人满意、也是最难以理解的一章。它是根据马尔萨斯在其《地租论》(Essay on Rent)中的原理，即地租的比率由土地所产产品的不同质量的差距决定，耕种得最糟糕的土地不缴租，但是有大量未被耕种的土地缴租；而且在土地完全私有的国度，没有被耕种的土地不缴租。威尔特郡的山丘既没有劳动又没有资本投入，却也得缴租；同样还有挪威的森林；这些租金是土壤的自然产品；支付租金就是为了获取自然产品，想要获取产品就得克服土地私有这个人为的难题。所以整个租金不仅取决于土地的地理位置，而且还取决于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土地的私有程度，所有的租金都如此。有这类人为难题的地方，所有被耕种的土地都得缴租，因为土地的所有者不会什么都得不到就与自己的土地分离，就像资本家不会暂时离开自己的资本而不求回报一样。租金比率不是完全由土地质量决定的，而是由以下两个强度决定：一是对土地生产力的要求和需求的强度；二是由自然和人类私有所造成的人为难题的强度。土壤的质量也许能毫无疑问地改变土壤需求的强度，因为质量就是生产力；但是市场上的农业生产力和资本供给也能改变生产力和资本所期望获得的土地产品的比例。为什么在人口密集的小区域资金最高？因为这里的土地生产力难于获得，导致更强烈地感到需要其效用。为什么禁止进口国外农产品会使资金更高？因为法令所造成的人为的难题增大了从外国生产力获得利益的天然困难。当然，生产力的大小程度影响产品数量，但租金源自生产力或效用与其天然和人为困难的结合，二者结合的强度决定租金的比率。——英译者注

[4]
根据这些作家的看法，即使是资本的利息也不是作为资本协同生产所获的补偿。我已经在本篇第8章第2节披露了这个观点的谬论。

[5]
同样需要耕种所必需的资本和劳动。

[6]
这里列举的不利情况，对土地利润比对其他收入来源的利润有更强的影响，这解释了那些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地豁免农民租金的原因，并证实了塞文涅夫人(M.de Sevigne)的正确判断，她从乡村写来的信件上说：“我希望我儿子能来这里，这样他就能明白，占有土地就等于占有财富的观点是错误的。”参见《塞文涅书信集》(Lettre)，第224封信。

[7]
并非处处如此。在英格兰，农业已经高度发展，耕地需要比从前多得多的资本，农民比其周围的大多数商人要富有得多。——英译者注

[8]
投资于土地改良上的资本价值，有时比土地本身的价值更大。例如住宅价值大于土地价值。

第10章　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得到收入的影响

一个国家不能从另一个国家取得它的产业收入。一个在法国定居的德国裁缝所赚得的利润与德国无关。但是，如果这个裁缝设法积蓄了一些资本并在几年后将它带回德国，那么他给法国带来的损害，等同于一个法国资本家携带同等数量的财产迁居国外所带来的损害。[1]
从政治角度看，这两者给法国财富带来相同的损害，但从道德角度看，这两者造成的损害完全不同。因为我认为，一个法国本地人离开他的祖国，是让法国失去了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和一个具有独特国民性的人，这个性格不应当期望在一个外国产生的人身上找到。

一个走失的孩子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使国家获得了真正的财宝，因为这就增加了国家人口，使国家的劳动利润有所增加并使国家获得资本。同时还使国家找回一个失去的公民及其谋生的资产。即使流亡者仅仅是将自己的劳动带回，但国家资本增加了他的劳动所生成的利润，至少增加了国家资本。当然，同时也增加了消费。但是，假设消费能与上述利益相抵消，收入就没有减少，而国家道德和政治力量事实上是增加了。[2]

至于一个国家借给另一个国家的资本，必然对两个国家的财富产生影响，如同一个人借给另一个人资本对于他们各自财富的影响一样。如果法国从荷兰借贷资本并投放于生产方面，它将获取使用资本后的劳动与土地产生的利润，并且即使支付了利息之后依然能获取利润。这与商人或制造者在借钱从事各自产业时，即使在支付了借贷利息之后依然获取剩余利润一样。

然而，如果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借贷却不是用于生产，而是用于消费，那么所借贷的资本就不产生利润，并且国家收入还要承担外国债权人的利息。法国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它从热那亚人、荷兰人和日内瓦人那里借钱用来维持战争或供应宫廷中的无度挥霍。然而，即使是这样以无益的消遣为目的，从外国借贷也比向本国人借贷好，因为借贷的款项不是来自法国的生产性资本。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法国人民都必须支付利息。[3]
但是如果是从人民手里借出的，他们就不必支付利息，但同时也失去了利润，而这利润本来是从使用资本及其生产力所得到的、他们的劳动和土地的利润。

有关居住在国外的外国人在本国占有的土地财产，财产产生的收入是外国收入项目，不构成本国国家收入的一部分。但是应该记住，如果外国人没有把等同于土地价值的资本汇入本国，就不能购买到土地，尤其是这个拥有大量可供改进的土地的国家，没有增加产业活动的资本。购买土地时，外国人把资本收入交换成土地收入，这让本国从资本中获取利润，而他也从土地中获取收入，这是用货币利息交换土地租金。如果本国产业活跃而且管理良好，就能从利息中得到比地租更多的利润。然而，购买者获得的是一种固定并永久性的财产，用来代替原本易消亡、可移动并易受损害的财产。管理不善能让国家获得的资本快速地消失殆尽。但是土地的购买者却能长期拥有土地，主要的原因就是可以将土地出售并把价值回收。因此，只要本国人足够明智地把交换所得的价值用于再生产，就不必害怕外国人购买土地。

一个国家用什么形式向另一个国家提取收入是无关紧要的。可以用硬币、金锭银条或任何其他货物的形式。事实上应该让个人按照最适合他们的方式提取收入，因为对他们最为适合的也必然最适合这两个国家，就像在国际贸易上个人最愿意进出口的货物也是最适合双方国家利益的货物一样。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从印度提取年收入或累积财富，他们把收入或财富带回英格兰享用并维持生计。他们往往会小心翼翼地不使用金银形式的汇款，因为这类贵金属在亚洲的相对价值比在欧洲要高。收入与财富的形式是印度的货物或产品，这样当它们抵达欧洲时就能获取新利润：每汇出价值100万的货物，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就能增加到120万。这样，欧洲获取了120万而印度仅仅损失100万。

如果这些印度的掠夺者[4]
[5]
坚持使用硬币汇款，他们也许就会从印度掠走150万或更多，才能使英格兰收到120万。这笔款项最初可能以硬币的形式积累，但是在汇出时，总是会以当时最适合运输的货物形式汇出。只要任何物品获准出口，政治家们总是认为出口对国家有益，一个国家很容易从另一个国家获得收入和资本。只要不禁止一切对外商业，政府就不能阻止这种汇款，毕竟禁止一切对外商业将导致走私和偷运猖獗泛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没有比政府禁止出口硬币作为阻止财富外流的方式更为荒谬的事。[6]

[1]
然而，如果这资本是裁缝个人节俭的结果，那他所带走的资本，在他去德国之前，是不会使法国的财富有任何损失的。而如果他继续在法国居住，则法国资本总量将增加，增加额度与他的储蓄额度相等；但是，如果他把这些资本都带走，所带走的也只是他个人所得和他个人所创造的价值，带走这些对个人没有损害，所以对国家也没有损害。

[2]
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来看，这种增加对国家有利，因为它增加的是生产的第二种来源——劳动的增加。但是不够完善的人类制度可能会把利益变成损害，正如恤贫制度为一部分人口提供免费衣食一样，这些人有劳动能力却不愿自食其力。在这种情况下，每增加一个人就增加一份负担而不是利益，因为他有可能是闲散受养人员名单上的一个。——英译者注

[3]
本书第三篇将说明，那利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花费都将同样消失。

[4]
雷纳尔告诉我们，因为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获取在欧洲消费的收入，必然让孟加拉的硬币最终枯竭，因为东印度公司只是充当商人的角色，自己不进口硬币。但雷纳尔的这个说法错了。首先，私商会把贵金属运往印度，因为它们在那里比在欧洲价值更高；这也是那些在亚洲获得财富的公司职员不愿用货币形式把财产汇往英国的原因。

如果认为被运往欧洲的财富，因为其形式不是硬币而是货物，所以就缺乏硬币的实在性而被迅速地浪费掉，这也是错误的。财产所呈现出来的形式对其实在性毫无影响；一旦到达欧洲就能立即变成货币、土地或其他。这种殖民地贸易与国际贸易一样，价值的总量才是基本条件而不是价值暂时具有的形式。

[5]
这个说法过于苛刻，但是从该公司最初获取财富的历史来看也许是适合的。而如今情况已经改变；公司职员不再采用掠夺作为取得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方式，而是满足于从事民政、军政与财政的繁重职务的优厚报酬。稍微研究一下英国和其亚洲属国之间的关系就能发现，以任何形式汇入英国的款项数量少之又少；应当记住，连这种款项的一部分也还是英国为统治印度而在国内筹集的借贷款项的利息，尽管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并不总是贤明或家长式的统治。——英译者注

[6]
完全阻止一切有价值物品的出口不能实现这个意图，因为自由交流能使流入的财富多于流出的财富。价值或财富在本质上既短暂又独立。完全约束是不可能的，对它们试图设限必定是徒劳的，而任由其自由发展才能带来扩大和繁荣。

第11章　产品数量对人口的影响方式

第1节　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人口

在本书第一部分探讨了满足人类需要所必需的各种物品的生产，在本章会继续讨论这些物品在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分配。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进一步观察这些产品对组成社会的成员人数的影响，也就是对人口的影响。

对所有有机物来说，大自然似乎会忽略个体，只保护物种。博物学展示了大自然异常精心保存物种的十分神奇的例子。但是它用来保存物种而使用的最佳的方式却是大量繁殖胚种。这样一来，尽管大量意外事故的发生会阻碍胚种的早期发育，或在它们尚未成熟时就被毁灭，但还是会有足够多的胚种存活下来得以延续物种。如果没有发生意外、毁灭或发展方式的失败而阻碍有机物种的繁殖，地球表面在几年内就会被动植物覆盖。

人类像其他所有有机物种一样也能无限繁衍，虽然人类的智慧能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是迟早会达到极限。

动物的存在是依靠唯一需求的立即满足，即食物和营养的满足。但是人类能够通过与同类的交流，用一个产品换取另一个产品，还能考虑到产品价值而不是产品性质。一件价值20美元的家具的生产者和所有者也许会认为，他拥有用这个价格可以购买的食物。至于产品的相对价格，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由那个时期各个产品的供需强度和效用强度决定的。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认为，人类一般不会用一个有迫切需要的物品来交换另一个不那么被迫切需要的物品。在农产品短缺的时期，更多数量的家具将被用来交换数量较少的人类食物。但是，一旦实施物物交换，一方所提供的物品在价值上必然与另一方所提供的物品等值，前者可以换取后者，后者也可以换取前者。[1]

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商业和物物交换使产品适用于一般性质的需求。那些最为迫切需要的物品无论是衣食还是住所，当然需求最大。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需要，得到的满足程度取决于他们对这些物品的购买能力，而这个能力又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生产方式和努力。简单地说，就是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收入。所以，说到底，家庭与国家这个集合体，完全靠他们自己的产品维持生活。而这些产品的数量必然决定了家庭和国家所能养活的人数。

那些在出生后不能及时得到未来紧迫需求的动物，如果不成为人类的猎物或同类的牺牲品，也会在它迫切的生存需求无法满足的时刻消亡。但是人类有如此之多的需要供给的未来需求，以致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远见卓识和预先筹划就不可能满足大自然创造他的目的。而且，如果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不断地减少人类数量的话，只有那些远见卓识的能力才能保护人类免受他们将要承受一部分的灾祸。[2]

然而，无论是人类可以预先筹划，还是充满理性，通过法律和社会习惯对人口加以限制，人口总是会随生活资料的增加而增长，而且甚至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这是一个令人悲哀但又确实存在的事实，即使是在最繁荣的国度，每年都有一部分人口死于贫穷。尽管这些贫穷的人并不一定都死于饥饿，但因饥饿的灾难而死的人却比一般想象的多。[3]
在这里我只是想说，这些人没能掌握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并死于这些必需品中的部分必需品的缺乏。一个病人或残疾人也许只需要更多的休息或治疗以及简单的药物，就能使他恢复健康，但是却不能得到必要的休息、治疗或药物。一个孩子可能需要母亲的照料，但她却因生活所迫必须出去劳动，那么这个孩子就可能会因为意外事故、无人照管或疾病而夭折。有明确的统计数据证实，在富裕父母和贫困父母所生的同样数量的子女中，后者夭折的数量是前者的两倍之多。简而言之，食物匮乏、饮食不健康、换洗衣物不足、缺少温暖而干燥的衣服或缺乏取暖的燃料都会破坏健康、损害体格并迟早让许多人提前死亡。所以，所有因缺乏某一生活资料而导致死亡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死于贫困。

因此，对于人类，特别是具有高度文明化的人类来说，有许多产品，其中包括我们称之为无形产品的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与对它们的需求成比例，因为对它们的需求越大、越紧迫，它们的价格越高。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一般原则，即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是与该国各种产品的总和成比例。[4]

这是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都认可的原则，虽然他们的观点在其他许多方面都各不相同。[5]
[6]

然而，在我看来，他们没有意识到从这个原则可以导出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即什么都不能永久地增加人口，除非鼓励和推动生产；什么都不能永久地减少人口，除非生产来源受损。

罗马人过去一直不断制定规则来弥补由于经常发生的对外战争而导致的人口损失。他们的检察官倡导婚姻生活，他们的法律对子女众多的家庭给予奖金和荣誉，但是这些手段毫无结果。生孩子并不困难，困难在于抚养他们。罗马人应该扩大他们的国内生产，而不是掠夺他们的邻邦。所有让他们引以为荣的规则早在野蛮的北部掠夺者入侵之前就不能有效地阻止意大利和希腊的人口减少。[7]

路易十六鼓励结婚的法令，奖励津贴给那些生有10个子女的父母，并对那些生有12个子女的父母奖励更多，这一切都没能取得更多的成功。这位皇帝所采用的许多种鼓励懒惰和闲散的生活所产生的不利于人口增长的方式，与这种可悲的鼓励办法所可能产生的人口增长的效果背道而驰。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新世界的发现使旧西班牙的人口减少，而它的人口减少起源于政府体制的堕落以及国内产品数量之少，与其国土面积不成比例。[8]
最有效地鼓励人口增长的办法是提高劳动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产品的增多。在所有积极劳作的地区，当处女地与一个没有懒惰的社会合作时，这个社会人口的迅速增长速度惊人。在美国，人口在20年之内翻了一番。

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临时性灾难会夺走无数生命，然而只要再生资源没受到损伤，那么这些灾难只能证实是对人类的磨难而不是对人口的致命伤害。人口会很快增长至年产品总数所限定的数量。迈桑斯(Messance)曾做过一些非常奇妙的计算，计算显示出在著名的1720年马塞鼠疫爆发后，普罗旺斯全省结婚生子的人比以前多。埃克皮利神甫(Abbéd'Expilly)得出同样的结论。在1710年的鼠疫发生后，普鲁士的情况也与此相同。尽管鼠疫使普鲁士损失了1/3的人口，但萨斯米奇(Sussmilch)[9]
的数据依然显示出鼠疫发生之前的婴儿数量为每年2.6万人，而之后的1711年，婴儿数量增加至不少于3.2万人。也许有人会假设，在如此恐怖的死亡率发生后结婚人数至少会大幅度减少；实际情况与之相反，结婚人数增加一倍，这有力地证明人口的数量倾向总是与国家资源处于同一水平。

这种突发性灾祸所导致的人口损失并不是最大的灾难，最为首要和重大的损失是它们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当大量生命被瘟疫、饥馑或战争带走的同时却给活着的人带来极大的精神折磨与苦难生活。除了给幸存者留下痛苦、忧伤和不幸，还让孤儿寡母、兄弟姐妹和父母陷入穷困。如果在故去的人里碰巧有一两个学识渊博、才智卓然的人就更让人扼腕叹息，因为他们的才能和美德对国家幸福和财富的影响，可能比一百万普通而卑下的劳力大得多。

除此之外，成年人的大批死亡，的确是既得财富或既得资本的重大损失，因为每一位成年人都是积累的资本，这资本代表了多年来把他培养成有用之才花费的所有款项。出生一天的婴儿绝不可能代替一个二十岁的青壮年。康德王子在他获胜的西尼弗战场上所说的名言不但荒唐，而且异常冷酷。[10]

因此，人类所遭受的破坏性灾难即使没对人口产生伤害，也至少是对人类的肆虐暴行，就暴行本身而言，其始作俑者罪无可赦。[11]

虽然这类偶发性灾难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多于它给人类造成的伤害，与之相反的则是一个邪恶政府在腐败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行为后果。这个不良政府通过耗尽生产资源而使得人口锐减。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人口的数量总是接近于一个国家年收入所允许的极限，如果政府通过无法容忍的赋税压力减少人民收入，强迫他们牺牲自己资本的一部分，从而导致国家生活资料和再生产方式的大幅减少。这样的政府不但阻碍了人民的进一步生育，而且可以说是犯下了彻头彻尾的谋杀罪，因为没有什么方式比剥夺生活资料能更有效地减少人口。

关于修道院对于人口的危害，人们已经严厉而正确地抨击过了。但是人们却误解了修道院是怎样危害到人口的。修道院受到谴责的原因不在于僧侣们的独身生活，而在于他们的懒惰。他们的确耕种土地，但是又有什么价值可言？一旦僧侣制度被废止，他们的场所就能转变成工厂，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有过许许多多的实例。这些地方废除僧侣制度之后，不仅收获了同样的农产品，而且还得到工业产品。同时，总产品数量增加，并最终带来人口的增加。

在这些前提下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居民所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数量，并不会因人数增加而比以前短缺，也不会因人数减少而比以前充足。他们的相对情况取决于他们所能处置的相对产品数量。尽管人口密集，但是很容易想象得到产品非常充足；尽管人口稀少，但是很容易想象产品短缺。饥荒在欧洲中世纪期间比最近发生得更频繁，尽管如今欧洲的人口比从前更密集。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国产品不如现在这么充足，尽管那时的人口不足现在的一半，人口降低到800万的西班牙不如当初人口为2 400万时那么富裕。[12]

一些著作家[13]
认为，稠密人口是国家繁荣的标志。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国家产品扩大的标志。但是一般的繁荣都意味着所有必需品的一般普及和充足，而且所有社会阶层都能享有一些生活奢侈品。在印度和中国的部分地区，人口密集而且生活困苦。但是人口减少并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能有所改进，至少是产品总量的减少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能有所改进。减少人口数量远不如增加总产品，这可以通过提高个人的积极性、勤奋和节俭，以及更优良的管理，也就是公共权威机构更少干预来完成。

当然有人会问，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生活资料处于同一水平，那么在荒歉之年的情况又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听一下斯图亚特[14]
的论述：“收获的多少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一块地的丰收有可能是另一块地的歉收。”他接着说道：“同一数量的人总是消耗同一数量的食物，这个说法完全不对。丰收年景，人人都吃得好；不会在意节省食物，并圈养一定数量的牲畜以供食用，人们要喝更多的酒，因为这一切都很便宜。灾年来临时，人们吃得不好，下层阶级与其子女分享粮食，分量也非常少。”他们不但没有积蓄，还把从前的积蓄消耗殆尽；但是，毕竟这是不幸的事实，下层阶级的一部分人必然由于穷困而死。

这类灾难，在人口过剩国家如印度斯坦和中国都极为普通，那里没有对外商业和海上贸易，贫困阶级严格地说总是只能得到仅够维持生存的生活必需品。在那里，一般年份的产品只够提供一些少得可怜、仅够分配的粮食。所以一旦收成有一点儿不好，就会导致大量人口因为完全缺乏一般必需品而成批死亡。由于这个原因，所有记载都显示饥饿在中国和印度斯坦的很多地方经常发生，造成十分严重的破坏。

一般的商业，特别是海上贸易，能实现产品互换，即使是和最遥远的国家也能实现产品互换。这样就能输入食品，交换其他种类的产品。但如果过于依赖这个来源，会导致该国在遇到自然事件和政治事变时束手无策，这些事件和事变可能会中断甚至干扰该国与外国之间的邦交。这时就必须采用任何手段来维持邦交，无论是用武力手段还是采用欺骗手段，同时还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消除竞争，尽管这些手段都是不正当的。一个独立的行政省或弱小的盟国也许必须在相当于被迫进贡的限制下购买该国产品，那个国家甚至不惜冒战争的威胁进行商业垄断。上述所有这些邪恶的祸害，必将使那个国家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英格兰的粮食生产，在18世纪末期毫无疑问地大量增加，而它的服装业与家具业的生产提高的速度大概更快。这种无限生产的结果是，使它的人口增加到超过它的土地所能供养的限度[15]
，并让它能够在前所未有的公共重负之下维持下去。然而，一旦其他国家关闭了它的产品在国外的市场，英格兰将蒙受巨大损失，甚至有时不得不为了保持对外贸易的畅通无阻而诉诸武力。也许它会采用更为明智的做法，不是去继续鼓励新资本投入工业和对外贸易，而是把投资直接对准农业企业。这样的话，那几个尚未被完全利用的可耕作地区，尤其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许多地区，就能收获足够多的农产品来购买工业和商业的大部分剩余产品，即使不是全部剩余产品，而这些产品的消费也将大大超过它目前的消费量。[16]
这样的后果，就是英国将为自己打开国内消费市场，国内市场才是最可靠和最有利的。它的邻国不会再防范那些排他性的政策，他们将放弃敌对心理转而成为友好的顾客。但如果这样做之后，它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依然不成比例，还可以采用一种明智、适宜的移民制度，在世界各地区为本国的产品开辟新市场，这样一来，或许它可以获得能供养它的剩余人口的食物供给。[17]

从这一点来说，法国的情况与英国截然相反。法国的农产品能够养活比现在更多的工业人口与商业人口。农村的土地普遍呈现出耕种良好的状态，但大多数的乡村与市镇都是异常的小而且简陋贫穷，房屋质量极差，铺设的道路高低不平，寥寥无几的几家店铺商品极度匮乏，旅店既不干净又不舒适。很明显，农产品必定少于表面看来所能生产的数量，或必定既不节俭，也不得法。也许这两个因素都在起作用。

首先，实际的产品数量可能比应该有的数量少很多，这主要是归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本缺乏，特别是在围场、牲畜和农业改良方面；[18]
二是耕种者太过懒散，他们总是忽略那些诸如除草、剪枝、清理树苔、消灭害虫等工作；三是忽视对庄稼的适当轮作，没采取最有效的耕种方法。

其次，农产品，很大一部分不适销对路，都是浪费，因为没能满足人们的任何需求。就以燃料为例，在缺乏煤和木材的地区，燃料是一种价值极高的物品，但在农民的棚屋里却被大量浪费着，因为他们通常在屋外生火，并在火正旺时任由雨水沿着烟囱流下来。不卫生的饮料或食物以及酒馆里的放纵，同样也都是有害的消费方式。

最后，如果大多数居民更积极、更勤劳，竞相拥有每一样有实际效用的物品，并把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干净整洁，这种竞争值得大力赞扬，尽管这种竞争也许有点让人感觉到虚荣，而不是好逸恶劳地靠世袭的微不足道的租金，或靠一些无用的公共职务的微薄薪水过日子，城镇和乡村的人口将更稠密，也将更富裕。年收入为三四百美元的小业主，原来的收入勉强度日，也许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把收入翻两倍或三倍，甚至连那些受雇于有用职位的人也没有把他们的积极性和智慧发挥到他们的极致。此外，经常失败的例子也许会挫败那些想进行调查研究和改进的人的精神，尽管那些失败总是由判断力、毅力和节俭的缺乏引起的。

国家人口常常与国家产品总量成比例，但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不同区域也许会有差异，这就要看当地环境是否有利于经济活动。个别地区因为土壤肥沃、居民勤劳并拥有通过节俭而积累起来的资本，这个地区就很富裕，就像一个家庭因为有卓越的智慧和积极性，所以就比邻居更富有。国家的疆界和政治体制只是在影响国家生产的情况下对人口产生影响。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对人口的影响也一样。所有的旅行者都认为新教国家比天主教国家更富有，人口也更密集，原因就是前者的习惯比后者对生产的帮助更有利。

第2节　国家产品性质对地区人口分布的影响

要耕种土地，就必须把人口散布到各处；若要使工商业繁荣，就要把分散在各处的人口集中到能够最有效使用工艺的地区，也就是说，要把人口集中到最能使劳工细分的地区。染工自然要住在离织布商近的地方，药商要离染工近，从事药材运输的货船经纪人或所有者要住在离药商近的地方，其他生产者一般也如此。

与此同时，所有那些靠资本的利息或土地租金生活的人都被吸引到城镇。在城镇，他们能找到满足他们欲望的各种类型的奢侈品，自由地选择社交圈子并进行各种各样的娱乐。城镇五光十色的生活魅力不仅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还有那些自食其力但能够在他们喜欢的地方自由劳动的人。所以，城镇成为文人和工匠的住所，同样也是政府和法院以及大多数其他公共机构的所在地。而城镇的居民人口，因增添了这些公共机构的人员和所有那些因为生意而偶然到这里来的人而增多。

当然，总会有一定数量的乡村居民，除了那些喜欢住在那里的人之外，还有许多从事制造业而住在那里的人。地方便于出入、有源源不断的水流、靠近森林和矿藏，所有这一切，都能吸引大量机械设备和许多制造业的劳工从城镇来到乡村。也有一些必须在接近顾客的地方从事的工种，乡村居民的周围自然也聚集了一些把他们当消费者的，例如裁缝、鞋匠或铁匠，但是这些与城镇里的各种制造业相比都微不足道。

政治经济学家曾经认真地计算过，一个繁荣的国家有能力供养与其乡村人口数量相同的城镇居民。有些事例让他们得出这样的观点：如果国家能更巧妙地管理工业、运用更多的智慧经营农业、减少浪费，即使这个国家的地力一般，也能在城镇维持比乡村更多数量的人口。[19]
[20]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当城镇能生产供外销的产品，它们就能从国外换回食物，这样就能维持比乡村多得多的人口。许多小国家都证实了这一点，它们的土地仅够养活靠近首都的其中一个近郊的居民。

此外，牧地需要的劳工比耕地少得多，所以在游牧国家，有更多的居民能从事工业制造，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从事工业的人数就比农业国家多，例如，佛兰德、荷兰和从前的诺曼底。[21]

从野蛮人入侵罗马帝国时起，到17世纪那个似乎依旧活在人们记忆中的时期，城镇在欧洲大国里还不引人注目。在那时被认为是靠土地的耕种者来养活的那部分人口，不是像现在这样主要由商人和制造商组成，而是由拥有众多仆人侍候的贵族、牧师和其他无所事事的人，也就是庄园、修道院或女修道院的居住者和他们的随从组成，这些人中很少有人居住在城镇。那个时期生产出的工商业产品实际上非常有限，生产者大多都是居住在简陋农舍的穷人，商人只不过是小商贩，几件简陋的农具以及一些非常粗陋的用具和家具就能满足耕种和日常生活的所有需要。每年举行的三四次集市提供一些质量好的货色，但是我们现在却对这种货物不屑一顾。那些时不时从意大利的商业城市或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那里进口的稀少的家庭用品和纺织品或贵重的珠宝，被当成是非同寻常的奢侈品和异常华丽的物品，对一般人来说过于昂贵，只有最富有的皇族和贵族才买得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镇当然只是小事物。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拥有的富丽堂皇是在近期才出现的。在法国所有城镇里，找不出一排漂亮的建筑或整洁的街道是二百年前的古迹。古代遗迹除了几个哥特式教堂之外，只留下挤在肮脏弯曲街道上的一些简陋房屋，牲畜和行人根本无法通过。

一个国家在全国各个地都布满城镇时，它才能最大限度地生产农产品。没有城镇提供的便利条件，制造业就无法完善；没有制造业，又用什么来交换农产品呢？在一个农产品找不到市场的地区，连它本来能够供养的居民数量一半的城镇人口都无力供养，即使它有能力供养一半的居民人口，也只能过着条件简陋的生活，缺乏舒适和教化，他们始终处于文明的最底层。但是，如果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工业区并逐渐扩大形成城镇，居民人数逐渐增加到与原来的耕种者人数一样多时，那么这个城镇的居民就能靠这个地区的农产品养活，耕种者的生活也因城镇的工业产品而丰富多彩。

此外，城镇为当地农产品向远方市场的出口提供了间接渠道。未加工的农产品不容易运输，因为运费很快会超过运送商品的全部价格。在这方面工业产品则占据优势，因为工业技术通常能让体积小、重量轻的物质具有更高的价值。通过制造的方式，未加工过的农产品转化成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足以支付长途运输的费用并换回适应出口国家需求的产品。

法国有许多省份目前都很穷困，但要发展耕种，所需要的只能是建立城镇。如果我们采用某一派经济学家推荐的、用国内未加工过的农产品购买外国的工业产品的政策，那些省份的情况必然没有任何改进的希望。[22]

但是，如果城镇的产生和扩大是源于它所拥有的大大小小的工厂的集中化，那么只有生产性资本才能使工业活跃起来，而生产性资本只能依靠对消费的节省来积累。所以，在一个城镇真正存在之前，仅仅做个计划起个名称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源源不断地提供勤劳的工匠师、机械技术、贸易资料、原材料以及工人们必要的生活资料，直到产品完成并售出。否则就不是建立城市而只是搭建很快就会倒塌的架子，因为它没有稳固的基础。这就是克里米亚半岛上埃卡瑟林诺斯市的情况。实际上，前来参加奠基典礼的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在按次序放下第二块奠基石时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情况，他对随从说：“俄罗斯女王和我已经用一天时间完成了这一伟大工作：她放下的是这个城市的第一块石头，我放的是最后一块。”

仅靠资本本身不足以让建造和扩容一个城市所必需的大量劳动力和生产力运作起来，除非城市还具有地理优势和有利的公共机构的优势。华盛顿的地理优势看起来似乎不利于它的规模与财富的发展，因为美国大部分的其他城市已经领先一步发展起来了。[23]
而古代的帕米拉，尽管位于沙漠中心，却发展得繁荣富有、人口稠密，这完全归功于它是欧洲和东亚的贸易集散地。同样的优势赋予了亚历山大港和更早期埃及的底比斯市的重要性和辉煌史。希罗多德笔下记载的专制君主的命令绝不可能使底比斯市成为一个拥有百座城门、地位重要而人口稠密的城市。它的宏伟必然是由它靠近红海和尼罗河并位于印度和欧洲中央的位置所决定的。[24]

如果一个城市不能仅凭君主的命令就能建造起来，那么一个城市的进一步扩大也不可能阻止。巴黎这个城市一直是持续扩大，无视当时政府颁布的限制扩大的诸多法令。唯一有效的障碍是自然因素，很难对这种障碍下准确定义，因为它不是任何巨大或绝对的障碍，而是由无数的小障碍组成的。在飞速发展的城市里，市政管理从未真正受到重视，大量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市中心大量的行人和马匹来来往往，狭窄的街道本来只打算为少量人口使用，现在已经无法满足快速增加的马匹、车辆、行人和各种交通工具。在巴黎这种情况尤为严重，每天意外事故的发生更加频繁。然而新的街道还是依照旧的、有缺陷的规划去建造，可以预见同样的困难在几年后必将再次发生。

[1]
尽管所有产品对人类社会的存在都是必需品，但是在人类生存方式的列表里，食物必然名列第一，因为任何其他物品都不像食物那样最为紧迫需求、不能间断需求而且最为时常需求。然而，它们不但可以在国内生产，还能通过对外商业从国外农业换取；许多国家拥有的居民总数都大大超过该国产品所能供给的数量。而且，进口其他商品也许和进口食品相同。对欧洲北部出口葡萄酒和白兰地几乎等于向其出口面包，因为葡萄酒和白兰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啤酒和用谷物蒸馏而制成的酒，这样就让本来用于酿制葡萄酒和白兰地的谷物用于制造面包。

[2]
在中国发生的弑婴行为证明，当地的习俗和宗教偏见与倾向于控制人口增长的预先筹划行为背道而驰，这种偏见只能让人扼腕叹息。人类越进化，感官越灵敏，对于这类破坏行为的痛苦就越强烈。正因为如此，战争的增多或其他毁灭人类的方式增多并靠此增加生存者享受的政策，就是更为野蛮和荒谬的政策，因为这些毁灭性的灾难将影响到人类进化成感官更完全、更容易感受痛苦并达到这样一个生命阶段，即这个人的才能让他对自己和对别人更有价值的成熟阶段。

[3]
巴黎附近的比塞特路救贫院平均收容五六千个贫民。在1795年那个荒歉之年，管理者不能给他们提供像往常一样又好又充足的食物。那里的管理员告诉我，在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收容者都死了。

巴顿写的题为《关于劳工阶级情况调查报告》(Observations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中附有的调查表显示，英格兰的7个工业区的平均死亡人数与生活资料的昂贵或生活资料的短缺成比例。我从中摘录如下：

从中可以看出，农业区因生产资料的短缺而死亡的人数比工业区少。原因很明显：农业区劳工的报酬通常用实物支付，产品售价高让农场主能够支付给劳工较高的报酬。

不过，后一个原因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谷物种植者在荒歉年份的总收入可能不如丰收年份多。

[4]
有时意外事故可能会限制这个一般原则。在一个财富分配非常不均衡的国家，少数人消费掉了足以养活多数人的产品，该国家的人口必定比具有同样生产力且财富分配均衡的国家要少。众所周知，有钱人不喜欢养育子女而穷人没能力养活子女。

[5]
参阅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篇第4章。魁奈：《百科全书》《艺术》《谷物》。孟德斯鸠：《法的精神》，第十八篇第10章和第二十三篇第10章。伯纳德编辑的《布丰集》第四卷，第266页。福邦奈斯：《原则与意见》，第39、35页。休谟：《论文集》，第二部第二篇。《普维鲁集》，第145章，第146页。康迪莱克：《商业与政府》第一部，第24、25章。维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意见》，第210章。米拉波：《人之友》，第一卷，第40页。雷纳尔：《欧洲人在东印度群岛所设立的商号的历史》，第二十一篇，第23节。查斯特罗斯：《关于公共福利》，第二卷，第205页。奈克：《法国的财政》，第9章，以及《关于科尔伯特颂词的注释》。孔多塞：《关于伏尔泰的注释》，克伯编辑，第四十卷，第60页。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8、11章。卡尼尔：《经济学要义》第一部第3章和他给斯密的《国富论》的法译本所作的译序。卡纳德：《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33页。戈德温：《关于政治的正义》，第八篇，第3章。克拉维尔：《法国与美国》，第2版，第60、315页。布朗－杜南：《关于国民经济学原理的论文》，1776年在伦敦出版，第97页。贝卡里亚：《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一篇，第2、3章。戈拉尼：《关于政治科学的研究》，第二卷，第7章。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七篇第1章。此外，特别要参阅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是一部研究非常深入的作品，书中正确而有力的论证可以消除任何对这方面有怀疑的争论。

[6]
为数不多且简单的有关人口的简要法则或普遍原理已经被来自牛津的西尼尔教授检验、探讨并证实，我们已经提到他的两个关于人口的讲座，以及此后他与马尔萨斯先生就讲座里产生的问题进行通信后，将这些原理增补进一篇附录里。西尼尔先生对马尔萨斯先生关于人口论点的独创性和深度以及重要性做了完全调整，他将之首先发表在《时代》(Time)上公布于众。尽管如此，在其所陈述的一般论点中的一个错误概念，即每个民族增加其人口数量的趋势(tendency)比增加该民族财富的趋势的速度要快，这个错误被清楚地指出，随之而来的错误也被满意地展示出来。西尼尔先生说：“如果一个国家被认为比普遍认为的野蛮国家更富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一定会将其生存之道的趋势定位于增加人口。”——美国编者注

[7]
参阅李维：《历史》，第六卷；以及普鲁塔克：《伦理》(第三十篇)、《关于神论的缺陷》、《司特拉博集》(第七卷)。

[8]
乌斯塔里奇曾说，西班牙人口最多的省份迁居到美洲的人口最多。

[9]
马尔萨斯在《人口论》第二卷里引用过。

[10]
这句话是：“巴黎一个晚上所出生的孩子就能够弥补战争中所损失的壮年。”想要补充一个炮弹在一瞬间所毁灭掉的成年男子，必须经过二十年的培养和花销。战争对于人类的毁灭远比一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耕地被荒废、住宅受掠夺、产业被破坏、资本被消耗等，剥夺了很多人的生存方式，而且其所引起的死亡比战死疆场的人数多得多。

[11]
根据这个原理，医疗或外科技术的重大进步(比如疫苗接种)，不能长期影响国家人口，但是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它对于那些已经成年的、体力和知识都很发达的人类有强大的保护作用，因为要补充这些人就需要有新生儿和新的预付资产，换句话说，父母和子女都得做出大量牺牲并遭受贫困和痛苦。当人口必须靠增加新生儿来保证数量时，人类必然遭受更多由于生死所引起的痛苦，因为它们会更频繁地发生。如果人口的平均寿命能从40岁延长到50岁，那么出生和死亡的数量的一半就能保持人口的数量。当然，胚种的存在将是巨大的浪费，但是人类的情况必须先考虑到人类所遭受的巨大痛苦，而胚种则感受不到这样的痛苦。在普通的自然进化过程中，胚种的浪费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再多一点也毫无影响。如果植物有感觉，对于那些现在被拔掉和被破坏的所有植物种子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植物的感官有感知能力之前就将它分解。

[12]
如果人口取决于产品数量，那么出生数量不是一个正确的衡量人口数量的标准。当产业和产品增加时，出生数量的增加与现有人口数量不成比例，超过估计的数量；相反，在国家财富衰落时，实际人口数量超过出生数量的平均比率。

[13]
华莱士、孔多塞、戈德温。

[14]
詹姆斯爵士：《有关缺少经验的论述》，第一篇第17章。

[15]
在一本1814年由雅各布(W.Jacob，皇家学会成员，是关于农业问题的颇有见地的作家)发表的题为《关于英国农业的考究》(Considerations on British Agriculture)的小册子里，我们被告知(第34页)，大约在1800年，英格兰不再是小麦出口国而成为进口国。

[16]
作者最后详细列举了英伦三岛的土地能生产比如今多出至少三分之一的产品。同上，第115页和以下各页。

[17]
我所说的明智的移民制度，是指完全放弃国籍，脱离宗主国自治，而且有对外关系上的自由权；但在有必要时仍然享受宗主国的保护等原则建立起来的殖民地。为什么政体在这方面不仿效父子关系呢？孩子成年后，其人格的独立既是正当的也是自然的；此外，这种由此产生的关系对双方来说最持久也最有利。非洲大部分地区都可以依据这些原则建立欧洲殖民地。世界足够大，被耕种过的土地在面积上比未被耕种的肥沃土地少很多。塞尔可克公爵在其题为《迁移与高地国家》一书里对这个方面做过很多阐述。

[18]
资本的缺乏阻止了使操作加速的机械的使用，比如在英格兰普遍使用的打谷机。这使得农业生产需要更多的人力，因此也就得养活更多人，可被用来自由支配的剩余产品将变得更少。

[19]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英格兰的总人口比它的农业人口多两倍。从1811年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在那时的大不列颠包括威尔士和苏格兰，有895 998户家庭从事农业；而家庭的总户数达到2 544 215户，可以看出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是人口总数的1/3。

根据亚瑟·扬(Arthur Young)的估算，法国在旧疆界内的乡村人口数量是20 521 538人；城镇人口数量是5 709 270人，总计26 230 808人。

假设他的估算是正确的，法国在旧疆界内如果能依据这样的原则把农业人口增加一倍，就能供养4 100万人，如果法国的工业像英国的工业那样活跃，那么就能供养6 000万人。

旅行者们都说，法国的大的道路的交通量比一个拥有这么多自然优势的国家所应该拥有的要少很多。这也许主要是因为其城镇的数量和规模较小，大的道路主要供城镇之间的居民往来使用，乡村人口主要使用乡村或农场之间的那部分道路。

[20]
本书作者在这里陷入一个明显的误区。大不列颠的人口总数和农业人口比率的变化并不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完全或者甚至主要是由于商业和制造业阶层人数增多，而且是由于农业所节省出来的劳力被转移到工业的其他两个分支。法国的农业人口可能只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其总人口数量在减少而不是增加。——英译者注

[21]
此观点过于笼统。把所有领土都用于畜牧业的游牧国家，只能让一小部分人口从事商业和制造业，例如，鞑靼和南非的潘帕斯。在工商业人口密集地区，地主把土地用于放牧并指望外国人供应粮食，这对他们有利，例如荷兰，只需要一小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但为了鼓励从外国进口粮食，大部分人口必须从事工商业。——英译者注

[22]
法国这些省份农业发展缓慢，不是因为它们缺少城镇，城镇是一个国家普遍繁荣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即不采取用未被加工过的国内农产品购买外国商品也未必能改善这些地区的现状。试图通过限制或鼓励的政策，把用于农业与商业的资本和劳力的一部分转移出来用于建设城镇或建立工厂，并希望能就此来达到促进农业的目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本书作者所说的那些省份的贫困，或者是什么阻碍了它们农业的发展呢？农业的繁荣和工业各分支的繁荣一样，取决于个人对利益的不受限制的追求，他们不仅要有追求的动力，还要有获取这动力的知识。一个国家能够达到富裕的巅峰，所要做的就是不去妨碍这一重要原则的实施。因此可以发现，上面提到的妨碍这些国家不能很好发展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政府带着善意的手段干涉这个有力的实施行为，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政府的不良法律和政治制度。政府有时会对耕种者加以限制，施加大量压迫行为，规定他们用什么方式耕种或者限定土地生产什么产品。而且在他们不这样直接干涉生产时，就会禁止未被加工的农产品出口进而失去了最好的市场。他们有时还对农夫课以赋税，这些很不平等的赋税在减轻了上层阶级负担的同时却把几乎全部税收压到农夫肩上，他们甚至还被剥夺了在自己国家里的各省份之间进行贸易的自由，但最糟的是规定某些特殊群体或家庭拥有永远的土地继承权，不许割让。这些阻碍农业发展的腐败、野蛮的法规，不但妨碍了法国这些省份的农业发展，而且也妨碍了欧洲很多地区农业的发展。——美国编者注

[23]
华盛顿的地理位置也许不像美国其他城市那样有优势，但是地理位置并不一定对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不利。在1800年当华盛顿成为首都时，人口数量为3 210人；根据1810年的人口普查，居民数量为8 208人； 1820年为13 247人； 1830年为18 828人。1820年的全部房屋数量为2 208间，其中有925间是砖制结构。在1830年的价值评估中，全部房屋数量为3 125间。所以不能说它在发展的过程中比大多数其他城市落后。——美国编者注

[24]
这种说法有些牵强附会。也许埃及的底比斯在那个时代是工商业中心，但不是贸易集散地。事实上，没有理由可以假设在那么早的时期，在印度和欧洲之间会存在非常活跃的邦交，即使存在，底比斯也不可能成为贸易集散地。但是在中印度却存在有这么多人口的城市。尼尼微市和巴比伦市似乎在当时人口相当密集，它们也许都是巨大的国内产业中心。——英译者注

第三篇　财富的消费

第1章　不同类型的消费

在撰写本书时，我总是不断地对一些词汇或概念做出解释，这些词汇的解释，本应依序在书的后面汇总注释。如在第一篇中，我不得不解释消费
(consumption)一词的意思，因为谈到生产时，就必须提到消费。

读者通过本书第一篇的说明了解到，生产意味着创造效用，而非创造物质，因此消费意味着效用的消耗，而非物质或物品的消亡。一件物品的效用一旦消亡，其价值来源或基础即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成就一个东西的欲望或需求对象的条件荡然无存。从此，它不再具有价值，不再是财富清单中的一个项目。

所以，对任何物品的消费
(consume)，或消耗
(destroy)其效用
(utility)，或消损
(annihilate)其价值
(value)，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词语是同义词。它们的反义词即生产
(produce)、赋予效用
(communicate utility)、创造价值
(create value)，这些词汇同样也是同义词。消费或消耗价值，与消费的产品的价值相对称，不与消费产品的质量、重量或数目相对称。大规模的消费即大规模消耗，无论当时的价值具有什么形式。

产品是用来消费的。因为任何物品的附加值，也能从该物品上减掉。如果物品的价值是通过人的努力或劳动增加的，那么也可以因人的使用或各种意外事故而损耗。但是价值不能消费两次；价值一经消亡，便不存在第二次消亡。消费过程有时是在瞬间完成的，有时则是逐步渐次完成的。一幢房屋、一艘船、一件铁制工具与一条面包、一块肉、一件上衣外套一样，都是用来消费的。有时消费是局部消费。一匹马、一件家具或一幢房屋，当所有者出卖时，因为这些物品是被局部消费，所以还有剩余价值，所有者出卖时是以等价作为交换。有的时候，消费行为不是自愿的，甚至是意外发生的，如房屋失火、船舶失事；有时消费则与消费者的意愿相反，如为防止物资落入敌方之手而弃于海中，或付之一炬。

价值可以在产品生产完成很久以后消费，也可以在生产时刻或生产过程中消费。这是指娱乐性消费，如音乐会演出或戏剧表演。时间与劳动力可用来消费，用于有益目的的劳动，属于有价值的物品，而且一经消费，就绝不能再次消费。

无法消损价值的物品不能用来消费。土地不能消费，但土地上面每年提供的生产力可以用来消费。因为生产力一经使用便不能再用。土地上面的改良物可以用来消费，尽管它们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土地的自身价值。这类改良物的价值是通过人的努力和劳动取得的结果，土地本身是消耗不掉的。[1]

劳动力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消费工人一天的劳动成果，而不是他的劳动能力。但拥有劳动能力的工人一旦死亡，他的劳动能力也随之消亡。

所有的产品迟早要被消费掉。制造产品的唯一目的就是用来消费。然而，一件产品在其技术完全成熟时而不及时消费的话，其价值或延缓消损，或随时间流逝而失去效用的价值。价值可用于再生产，给拥有者产生利润。延缓消费价值等同于损失它所可能生成的利润，也就是说，损失的价值等同于其使用得当时生成的利息。[2]

生产产品的目的既然在于消费，而且是迅速地消费掉，有人可能要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积累资本？或是如何积累所创造出的价值？

我的回答是，价值无须始终体现在同一产品上，只要能在某些产品或另一类产品中继续存在，价值的积累过程就能完成。作为资本使用的价值，通过再生产得以存续；组成资本的各类产品，与其他类别的产品一样是用来消费的。但它们的价值一经消费，就在别的产品或类似产品中改头换面重新出现。一间工厂倘若不让工人消费食物和工作服，以及消费生产所用的原材料，是无法维持下去的。价值以这种消费方式，把新的价值附加在制造出的物品上。这样的花费组成资本项目，同时消费也以循环往复的方式延续下去。但资本——价值积累的形式——依然存在，并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并可供再次消费。如果价值是非生产性的消费，则绝不会再出现。

个人的年消费量，是指个人一年内所消费产品价值的总和。国家的年消费量，是指一年内组成这个国家的全体个人与社会团体消费产品价值的总和。

无论这些消费的动机或结果是什么，也无论这些消费是否产生新的价值，在评估个人或国家消费时，必须包括各种类型的消费。评估一个国家的年生产量，必须包括这个国家在一年内所生产的产品的总值。例如，一间肥皂厂在一年内需要消费相当数量的或相当价值的碱，尽管这间工厂以生产肥皂的形式把等量价值再生产出来。换句话说，这间工厂每年生产出相当数量或相当价值的肥皂，尽管这间工厂在制造肥皂时消耗掉了大量的价值。一旦扣除生产时耗尽的价值，净增值的产品数量就为数不多了。由此看出，国家或个人的年产量或消费总量，仅表示总额而非净值。[3]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年度进口总额，必须视为它的年产量的一部分；而出口总额，则必须列为年消费的一部分。法国外贸消费掉它出口美国丝绸的总值，但是，生产出了它从美国换回棉花的总值。同样的道理，法国工业消费了肥皂制造业使用的碱的价值，同时生产出了肥皂制造业生产肥皂的价值。

从资本总额的角度说，国家的年消费量与个人的年消费量是大相径庭的两件事。资本在一年内可以全部或部分地消费数次。如鞋商购买皮料，通过剪裁与加工制造成皮鞋时，需要更多的供其消费与再生产的资本。产品制造过程每重复一次，就需要数量对等的可供消费的资本。假定购买的皮革值40美元，每年买12次，那么，他的40美元的原始资本每年消费累积达480美元。还有，作为他的资本的一部分的工具价值，也许要用数年时间才能消费掉。关于这部分资本价值，他每年可能消费的仅为1/4或1/10。

在所有的国家里，产品的品质取决于顾客的需求。最让人心仪的产品是需求量最大的产品。而这种需求量最大的产品，才能给制造业、资本、土地带来最大的利润空间。因此，制造业、资本、土地优先地用于生产这个产品。与此相反，当某件产品的需求量减少时，此产品生成的利润便降低，为此制造业不再生产，现有的存货以低价售出；低廉的价格反过来刺激消费，存货很快就被消费殆尽。

国家总消费可细分为公共消费与个体消费两种。前者是社会消费或社会利益类消费；后者是个体或家庭类消费。这两种消费既可以是生产性消费，也可以是非生产性消费。

在各种社区中，每一个成员都是消费者，不满足某些必要的需求，就无法生存下去，哪怕这种需求极为有限。不靠慈善机构或政府救助生活的人们，是通过他们的劳动、资本或土地，对生产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从这个角度说，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大部分的消费是在中产阶级和贫穷阶层中间发生的，这部分人数量众多，尽管分摊到他们每个人的消费份额很少。[4]

物质富裕、文明程度高、工作勤勉的国家，与贫穷的国家相比，是更大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同时又是更大的生产者。他们一年一次或在某种情况下一年数次地再消费他们的生产性资本，使生产性资本不断地更新。他们的非生产性消费，即占他们收入很大一部分的消费，则是来自他们的劳动、资本或土地。

常常听到一些评论家建议说，要以那些物质欲望淡泊的国家作为我们效仿的楷模。其实，提高满足欲望的能力，才是更好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是人类在繁衍的同时，又能使每一个人都过上更富足生活的办法。

对极端克己忘我而又不思改良生产技术的斯巴达政策，斯图亚特[5]
赞不绝口。但是，恰恰由于斯巴达人实施这个政策，连最野蛮的民族也能与他们分庭抗礼，而这些野蛮民族不仅人丁不旺，而且给养匮乏。按照这个方式，只有不从事生产、无欲无求，就是说灭绝人类，才是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

[1]
许多材料能够接受并偿还同种性质的价值很多次，例如能够经历反复洗涤的亚麻布。洗衣女工所做的每一次清洁，就是每一次被消费的价值，这价值和亚麻布本身的一部分价值被同时消费。

[2]
早晚有一天没有被以有用的方式消费的价值就不再有用，例如由于储存而变质的粮食、意外损失的产品和那些已经被淘汰的产品或根本未被使用过的产品，它们都不再被需求，而其价值正是源于这种需求。价值被埋葬或隐藏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脱离消费范围，当它被发现时，它的被利用总是基于发现者的利益，想要利用价值就得把价值放入消费范围。这样，唯一的损失就是在价值消失的那段时间里本来可以从其身上获取的利润，这利润也许可以被当作是那段时间的利息。同样的言论也可以用于小额储蓄，它们被逐渐积累直至投资的那一刻，这样积累下来的总数无疑相当可观。这些由于资本闲置而造成的损失也许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补救，比如减轻税、提升流通能力、创建银行储蓄以便资本可以被安全投资并随时待取。在政治混乱时期以及专制的政府体制下，许多人都愿意把他们的资本闲置、隐藏，不用来生利或满足愿望，而不敢冒显露之险。这些糟糕的状况绝不会在一个贤明的政府统治下发生。

[3]
关于总(gross)产品和净(net)产品的区别，参阅本书第二篇第5章。

[4]
有可能在工业有一定发展的所有国家里，劳动收入超过资本和土地收入的总和，因此，那些仅靠劳动获得的收入和完全靠个人能力维持的消费要超过资本家和地主的消费总和。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制造厂，假设其资本为12万美元，每日支付工人60美元作为工资，扣除星期日和节假日，每年支付的工资为1.8万美元；在此基础上加上4 000美元作为人事监督和管理人员的净利润，它将从劳动一项就可获得2.2万美元的年收入。同样的资本如果投资在土地上，20年的收入将仅仅是6 000美元。

那些最低阶层的农民，也就是对分佃农，从耕种土地所获得的他们的收入和他们雇工的收入，等同于土地和土地所有者预先垫付的资本的收入。

[5]
第二篇，第14章。

第2章　普通消费的结果

各种消费的直接结果就是：物品所有者失去价值，随着物品价值的损耗，进而失去财富。这是无法避免的结果，在研究消费问题时万万不可视而不见。产品因消费而使其价值消损，直至完全消失。但是，产品价值消失后引起的后果，将视具体情况与消费性质而定。

非生产性消费，常常是用来满足某种欲望而不是价值再生产；生产性消费则不是用来满足欲望而是进行价值再造。再生产出来的价值等于、低于或高于前期消费的价值。因此对于投机商来说，或是有利可图，或是血本无归。[1]

因此，消费是一种交换行为：价值的所有者割让拥有的价值，要么是满足个人需求，要么是获取等于已消费价值的其他价值，作为补偿。

在此应该强调一下，仅满足当下的欲求而不产生任何价值的消费，消费者无须提供技巧与才智。吃一顿丰盛的大餐或穿一件华美的盛装，既不需要劳动力，也不需要心灵手巧的技能。[2]
与此相反的是生产性消费，它不是用来满足直接的或当下的欲望，反而要求消费者提供劳力与技能，也就是我们一直称之为劳动(industry)的力量。

当产品的拥有者打算生产性地消费自己的产品时，往往发现自己没有掌握这种生产性消费的技巧，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这时，他可以把这件产品转让给一个比他拥有更大活力的人。此人一拿到这件产品就开始毁坏它，但这种毁坏是为了再生产出另一件产品的必要步骤。最后此人把产品的价值偿还给出借方后，自己还能得到因自己掌握的技巧与付出的劳力而产生的额外价值。偿还的价值与出借的物品完全不同，因为当初贷款的条件大致是这样：对于出借物品的价值，不论总额多少，比方说是2 000美元，在一定期限内，要以等同数额的同重量和同质量的银币的价值偿还。以原件偿还为条件借出的物品，不能用于再生产，依据借贷条款，它是不容许消费的。

有时候，生产者是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如农民食用自己喂养的家禽或培育的蔬菜，裁缝穿着自己缝制的衣服。由于人所消费的物品，在品种与数量上远远超过每个人各自生产的物品，所以，在消费之前，往往先进行交换。首先他要把组成个人收入的价值转化为货币形式，或转化为能证明构成他拥有价值的其他形式；然后再通过货币的形式转变为他打算消费的物品。因此，花费与消费几乎成为同义词。但是，花费的价值不因购买而消损，因为购买到的物品具有同等的价值。如果不是以过高的价格购进，还可以按物品的买入价再转卖出去。物品在实际消费之前，其价值没有损失；价值要在实际消费之后才消亡。到那时候，物品的价值不复存在，无法成为二次消费的对象。由于这个原因，不善料理家务的主妇，很快就会把一个中等资产的家庭财富折腾干净。因为她掌控着家庭的主要开销，即一个家庭重要支出的日常消费。

这就揭示出货币量没有损失，就不可能导致财富损失这个观点的荒谬之处。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简单地认为，供流通的货币只要还留在国内，就不存在损失。因此，一个国家不可能因货币在国内流通而陷入贫困。当然，货币的价值还像从前那样存在，但是，以等量货币先后购买的许多物品却被消费掉了，它们的价值已经耗尽。

所以，为保留国家财富而禁止货币外流的做法，是不必要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货币不意味着阻止价值的消耗，进而导致财富的减少；恰恰相反，货币推动着消费物品达到最终目的地。如果最终目的地选择适宜并能达到满意的最终效果，这个推动作用就是最有益处的。尽管货币留在国内既不能阻止消费，也不能阻止财富的减少，但是，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输出货币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除非货币输出就不打算换回价值(这种情况鲜有发生)，否则在事实上等同于生产性消费，因为输出货币是用一种价值换取另一种价值。哪个国家如果输出货币不打算换回价值，那么这个国家的资本必将遭受等值的损失；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输出货物，不输出货币，损失也是一样的大。

[1]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用在壁炉或火炉里烧燃料这个例子加以说明。烧燃料的目的或是为了取暖，或是做饭，或是煮染料，等等，以此来增加染料的价值。燃烧这一行为本身没有效用，在这种情况下的消费是非生产性的，除非其能满足人类的某些需求(例如取暖)；或者授予所施加作用的物质以价值，并能用这个价值来代替所消耗的燃料的价值，这时的消费就是生产性的。

如果燃烧燃料的目的是为了取暖，燃烧时却不能产生热度或仅有一点热度；或者燃烧的目的是为了某种物质增加价值，而燃烧时却没有价值或产生的价值少于所消耗的燃料的价值，这样的消费就是判断错误而且没有远见的消费。

[2]
使用巨额收入会给所有者带来荣誉，能够满足个人愿望却不激起其他人的利己主义思想，能让人感激却不觉得惭愧，能为公共利益着想而不伤害个人利益，做到这些无疑需要一种才能。但是这种才能属于应用伦理学范畴，而它对于其他人类的影响却属于理论伦理学范畴。

第3章　生产性消费的结果

在第一篇里已经详细说明了生产性消费的性质。生产性消费所消灭的价值，就是所称的资本。商贾、制造商、耕种者为制造新的产品所做的消费，就是购买原材料[1]
和生产力。这种消费的直接结果，与非生产性消费的直接结果并无二致。也就是说，他们消费的物品，创造了将会影响他们新产品的价格与生产的需求，进而导致这些物品的价值归于消亡。但这种消费的最终结果，与非生产性消费的结果完全不同。这种消费，既不给消费者带来心满意足的感受，也不会导致消费者欢愉，而是使投机商拥有新产品的价值，不仅补偿了前期消费产品时损失的价值，同时还让他获得了预期收益。

对于生产性消费不能直接满足任何人欲望的观点，粗疏的观察家也许会提出异议说，劳动工资虽然归于生产性开支，但它不仅满足了工人对衣食的需求，还可能包括对娱乐的需求。但这是个双重消费：一是资本不是用来满足人的欲望的，而是用于购买生产力的生产性消费的；二是工人的日收入或周收入，即他的生产力的报酬，属他自己及其家庭的非生产性消费，如同构成地主收入的工厂租金也属非生产性消费一样。不过这不意味着同一价值被消费两次：首先是生产性消费，然后是非生产性消费。因为消费的是两个建立在完全不同基础上的价值：第一个是工人的生产力，即工人的体力与技术能力的结果。这个结果本身也是实际产品，像任何其他产品一样产生价值。第二个是投机商为换取工人的生产力所支付的一部分资本。交换行为完成后，由双方提供的价值同时开始消费，但消费的目的不同：投机商的目的在于创造新的产品，工人的消费目的则是满足生产力的需求以及家庭的开支。因此，投机商花费或消费的物品，与他收到的他自己的资本等值；工人的非生产性消费掉的物品，是工人获得收入的等值物品。这两种价值的交换，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性质相同。

同样的道理，在公司内部的管理性工作这种脑力劳动，属于再生产消费的性质，投机商从事管理工作获得的收益，是对其工作的报酬，由他自己及家庭非生产性地消费。

总之，公司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消费，与公司使用原材料的消费极为相似。拿着1 000克朗货币的呢绒制造商出现在羊绒商面前。这时，存在着两种价值：其一，1 000克朗的价值，是过去生产的结果，现在是呢绒制造商的一部分资本；其二，构成牧场年产品一部分的羊毛的价值。这些产品互相交换，分别消费：资本转化为羊毛，用以生产呢绒；牧场产品转化为货币，用来满足农户或地主的消费需求。

由于消费物品就是消耗其价值，所以在再生产的消费过程中，无论是降低消费物品数量，还是扩大生产规模，所获取的利益都是相等的。在中国，播种法取代了撒播法，因而节省了大量的谷物。这种节省的结果，使得中国土地比欧洲土地具有更大的生产力。[2]

在制造行业里，如果使用的原材料不具有价值，则不被看作是业内所必需消费的部分。例如，烧石灰时使用的灰石，以及玻璃制造厂使用的沙子，这些材料无须花钱购买，因而不把它们计入消费内容的一部分。

节省生产力，无论是劳动、土地还是资本，都是真实而有效的，与节省原材料的道理相同。实施这种节省有两个办法，一是使用同一生产手段生成更多的生产力，二是以较少数量的生产手段取得同样的结果。

节省生产力的方法，一般在很短时间内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有利的作用。这种节省降低了生产费用，同时这种节省方法越被人们所了解，越是大规模实施，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将越早地迫使产品价格降低到与生产费用相同的水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不像他们邻居那样努力节省的人，就会在别人获利的同时，自己血本无归。无以计数的制造商破产，皆因他们设立开销巨大、组织繁杂的庞大机构，需要巨额的资本才能维持这些机构。

幸运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涉及切身利益，对这类损失，人们会敏感而迅速地做出反应。同时行业内部会发布相关的注意事项以及补救方法，犹如人的躯体某部分受到伤害时，就会以疼痛的方式及时地发出警报一样。倘若产业中鲁莽或无知的投机商，不是第一个喝到因他自己的错误或管理不善而酿出的苦酒，我们发现，必然会有更多人轻率地冲进这个投机事业，这对社会繁荣是致命伤，正如挥霍浪费是致命伤一样。为获取6 000美元，商人不惜投入10 000美元给私人企业与社会总财富带来的损害，正如一个讲派头、趋时尚的人，豪掷4 000美元购买赛马、金屋藏娇、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所招致的危害一样。不同的也许只是后者得到更多的快乐和更大的满足。[3]

关于生产性消费的问题，在本书的第一篇里已经说了很多，无须在此展开赘述。我将转入非生产性消费、动机与后果的讨论。在此声明一下，本书后面使用的消费(consumption)一词，如同人们通常在谈话中的用法一样，是指非生产性消费。

[1]
制造业和商业的原材料是那些为交换其进一步价值而购买的产品。对于白棉布染匠来说，白棉布就是原材料，而对于购买白棉布为了转卖或以出口为目的的商人来说，印染好的白棉布就是原材料。从商业角度看，每种购买行为都是消费行为，每种转卖行为都是再生产行为。

[2]
据迈卡特尼勋爵的一个随从估计，中国通过这种方式所节省的谷物相当于供应大不列颠全部人口的数量。

[3]
准确地估计价值的消费和生产是不可能的，个人无法得知他们自己的财产是增加还是减少，除非他们对自己的收入和花费有规律地记账。实际上，所有深谋远虑的人都会小心地记账，对于商人来说，记账是他们的法定责任。不记账的话，投机商就无从知道其事业是赚还是赔，甚至可能会毁掉自己及债权人。除了有规律地记账之外，一个深谋远虑的经理会对可能被消费的价值及其可能得到的收入作出预先估算，这些估算就像某一计划或设计建筑物一样只是粗略估计而不能提供确切数据。

第4章　普通非生产性消费的结果

前面已经全面讨论了消费的性质与效果，并且详尽地阐述了生产性消费的整体结果。在本章及后面几个章节中，我们提到的消费就是指没有其他目的与产出的、纯粹用来满足个人欲望或享乐的非生产性消费。

对于已经深入理解前面章节所描述的生产和消费概念的人，必然确信：除了通过消耗的价值来满足某种欲望外，非生产性消费没有任何其他额外效果。也就是说，非生产性消费仅仅是以现有财富的一部分来满足人类的欲望而已，除此之外，别无所求。事实上，还能期望什么呢？再生产吗？同一效用价值怎么可能被使用两次呢？葡萄酒不能在被饮用的同时还能用来制造白兰地。被消费掉的物品不能促成新的需求，因而也就不能起到间接刺激未来生产的作用。前面已经解释过，只有掌握了购买的资金，也就是掌握了可用于交换的东西，才能创造出实际有效的需求。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在被交换和消费之前，称为产品，此外，应该是收入或者是资本的一部分。消费需求是否存在、消费欲望的强烈与否，完全取决于总收入和资本总额：只有收入和资本才能刺激生产，其他东西对此都无能为力。一种物品作为一个确定的消费品，就必然不能以其他形式消费掉。比如，以丝绸形式消费的物品，就不能再以亚麻或呢绒形式消费。同理，用于享受或娱乐的东西，不可能产生更现实或更具实质功效的作用。

因此，对于非生产性消费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明确消费本身所产生的满足需求的程度。在本章其余部分，我们将讨论一般的非生产性消费；在后续的章节中，将分别讨论个人的非生产性消费，以及公众团体或者一般社会的非生产性消费。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对比消费者的消费引起的价值损耗，以及获得的满足。这种损益估算，将确定消费是否适宜。对于家庭和国家的富庶或贫穷而言，它的重要影响仅次于财富的实际生产。

从这一点来看，最为适宜的消费应该是以下几种：

第一种，有益于满足实际需求的消费。这里所说的实际需求，是指直接关系到最一般的人类生存、健康和满意的需求，与那些好色、炫耀和异想天开的需求大相径庭。如果一个国家消费的物品有益于生活，而不是奢求炫耀，这种消费就是适宜的消费。例如，在服装上更多地使用亚麻布制品，更少的花边；饮食方面追求具有更多营养且实惠的食品，更少的山珍海味；更多的温暖服装，更少的刺绣衣物，越符合这样的消费结构越好。在具有这种消费倾向的国家里，公共设施将是朴素而注重效用的，不以宏伟壮观来引人注目；它的医院只求宽敞和有利于健康，而不追求华而不实；它的道路两边布满实用的经济型酒店，而不追求毫无必要的宽阔路面；它的城镇街道路况良好，但是鲜有吸引观光客的富丽堂皇的建筑。

总而言之，一掷千金般的快乐所提供的满足，比舒适的快乐提供的满足要少得多。还有，后者耗费较少，就是说，需要更少的消费；而前者永无止境，往往是从一个欲望发展到另一个欲望，从内心羡慕发展到行为上的仿效，而且发展程度完全没有节制。[1]
富兰克林(Franklin)说：“炫耀恰如乞丐，像甚嚣尘上的欲望一样，只是更加贪得无厌。”

通过对整个社会的观察不难发现：实际需求的满足对社会的重要性，比虚假需求的满足更重要。富人的需求，也许只是刺激了精制香料的生产和消费；而穷人的需求，可能会刺激保暖性能良好的斗篷的生产和消费。假设二者的价值相等，二者消耗的财富也就相同。但是二者产生的满足感却完全不同：前者微不足道、转瞬即逝，甚至难以觉察；后者却是实实在在、富足充分且长久持续的。[2]

第二种，最经久耐用、品质上乘的产品的消费。对国家或者个人来说，选择最耐用、使用最为频繁的物品进行消费，不失为明智之举。例如，使用坚固的房屋、质量上乘的家具，这是明智消费的首选，因为很少有物品像房屋那样长时间地使用。事实上，人的一生就是在其中度过。频繁变换式样是不明智的办法：采用时尚的新式样，必将导致物品在失去使用效用很久之前，甚至在物品还没失去新鲜感之前，把它们丢掉。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消费，而且把那些也许还有实际效用、还很便利甚至还很优美的物品视为无用之物而丢弃。因此，追求物品的式样日新月异，必然使国家陷入贫困，因为这既增加不必要的消费，又把还可使用的物品弃而不用。

消费高品质物品，虽然价格昂贵，但是物有所值。因为在各种生产中，无论产品质量如何，有些费用是相同的：粗制亚麻布在最终到达终端的消费者手里之前，在织造、打包、存储、零售和运输中所花费的劳动和损耗中，与上等精细品质的亚麻布在上述环节中支付的成本完全相同。所以在制造低品质的产品时，节省的仅是原材料的费用，而其他费用不能节省，而且以同样比例支付。如果购买的是低质亚麻布，同一劳动产品，却比上等品的消费要快得多。

这个推理适用于各种产品。就产品而言，无论品质高低，无论质量好坏，一些生产力的代价都是相同的。用这些生产力制造高品质的产品，比用它们制造低质量的产品更有利。所以，消费高品质的产品对一个国家更有利。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不懂得如何鉴别品质的好坏，或者不知道鉴别高质量产品，就不可能懂得要消费高品质的产品。为增进国家的繁荣，在这个问题上，知识[3]
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此外，如果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极其贫穷，以至于被迫购买初看起来价格最低廉但从长远来看很昂贵的产品，那么，消费高品质产品也是不可能的。

显而易见，即便是政府干涉制造业，规定制造的烦琐事项，要求制造出高品质的产品(假设能够成功)，也无法促进高品质物品的消费。因为这种干涉，既不能教会消费者对高品质物品有鉴别力，也不能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事实上，找到合适的生产者不难，困难的是找到消费者。如果有了购买意愿并能够购买优美产品的消费者，那么提供设计精良的高品质产品并不困难。只有在相对富庶的国家里，才有这样的需求。能给消费者提供购买高品质物品、鉴别高品质物品的消费能力的只有富裕。政府的干涉绝不是走向富裕的途径，因为富裕来自生产积极性和节俭的精神——即各行业的人普遍养成勤奋工作、有助于积累资本节约的好习惯。只有在消费者普遍具有这种品行的国家，人们才能对他们消费的产品有所讲究或苛求。与此相反，浪费与穷困如影随形。饥寒交迫时，只有饥不择食、寒不择衣了。

餐饮、游乐、漫天焰火等提供的欢乐，应当看作是极为短暂易逝的欢乐。我曾经在不少的村庄看到过，尽管村民急需干净的饮用水，但当地官员却毫不犹豫地把足够建造引水管道或在村庄的公有绿地中建造蓄水池的款项，挥霍在通宵夜宴上。这些享乐不过持续一日。居民们也宁愿一醉方休，向乡绅或者神灵表示敬意，然后日复一日地忍受生活中的种种不便，跑到一两里地外的地方挑回泥水。乡村住宅中普遍存在的污秽和不便，一半由于贫穷，另一半由于这种不明智的消费。

在大多数国家，无论在城镇或乡村，如果能把挥霍在无聊或者赌博性娱乐上的一部分钱，用在装修住宅或给住宅提供便利条件上，或用来购买合身舒服的服装、置办优雅整洁而实用的家具，或用在大众教育上，那么整个社会很快就会展现出积极向上、文明与富足的全新面貌。这种消费观念不仅能满足人民的欲望，还能吸引外来的观光客。

第三种，用于满足多人的集体性消费。有一些生产力，无须随消费的增加而依比例增加。例如，一个厨师能够烹制出十人份的饭菜，正像他烹制一人份的晚餐那么容易；一个烤炉可以烤一片肉，也可以同时烤出十二片肉。这类似于学校、修道院、军队、大工厂中的经济性食堂，用公共锅灶为众多的就餐人员提供食品和羹汤，是非常经济实用的。

根据与上述完全不同的理由，那些和道德标准相符合的消费就是适宜的消费；相反，违反道德规律的消费，往往给大众以及个人带来灾难。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就有点离题太远了。

值得注意的是，贫富差距太大，往往会妨碍人们做出正确消费的选择。贫富不均的差距越大，虚假需求的欲望就越多，真正的需求就越难得到供给，快速消费就更普遍且更具有破坏性。古罗马时期，挥金如土的皇亲贵族认为自己花钱不够痛快。另外，在贫富差距越大的地方，不道德的消费就越普遍。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只有少数人能够纵情享乐，而大多数人则羡慕他们，并且急于效仿他们。进入特权阶层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成为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为此目的，无论采取的手段多么卑鄙也在所不惜。这些不顾一切、唯利是图的人，往往也是不顾一切挥霍的人。[4]

在所有的国家中，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对全国消费的性质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政府绝对控制着国家本身的消费，更因为大部分个人消费，是以政府的意志和榜样为准绳来推动的。如果政府沉溺于奢华与铺张，那么奢华与铺张将会演变为社会风气，成为大众竞相效仿的对象。在这个大背景下，甚至那些判断能力较强、考虑问题周全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同流合污。毕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名望与声誉，不是源自个人的良好品行，而是依存于他们根本不赞同的铺张浪费。他们又如何能独善其身呢？在不明智的消费中，首当其冲的是无法满足预期的欲望、反而招人厌恶并令人不满的消费。属于这类的消费，在个人是对财富的浪费和放纵；在国家是纯粹为了复仇目的而进行的战争，如路易十四为了报复荷兰报纸对他的攻击而发动的战争，或那些为虚荣而进行的战争。虚荣往往导致自取其辱，招致他人的憎恶与反感。但是，在这种战争中造成的国家财富与资源的消耗，还不是最值得惋惜的；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它造成人才无法弥补的损失。倘若这种损失是起因于公众利益的需要或者极端的贫困压力时，那就必然会导致许多家庭陷入更大的困苦。但是，如果这损失是起因于国家统治者的不义、愚蠢、任性或放纵的情感时，那么，带来的灾难就更可怕、更可悲。

[1]
让人奇怪的是，像本书作者这样敏锐的作家居然没能察觉到，单纯的个人炫耀所产生的危害并不可怕，因为炫耀的人越多，它所提供的愉悦度越低。就个人消费而言，所有对奢侈品的攻击都毫无意义。公共奢侈品的浪费才是最可怕的，它与各种公共消费一样，一般的社会利益在于把两者都限制在最小范围内，而公务员的利益在于把两者都扩大到最大限度。——英译者注

[2]
把原本用于不重要的用途的款项贷出并生息就属于后者，因为借贷不是用于生产性用途就不会支付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利息的一部分就被用于维持劳工阶层的生活。

[3]
对于知识，我指的是对事物的真实状态或对各学科真理的一般理解。

[4]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状态下，当公共机构的设置都是必需而且是为了普遍的公共利益而设置时，这种对福利的急切心态对社会是有利的。事实上，对于一个社会财富充裕、生产力强大的国家来说，个人的财富必然是不均等的。只有在巨大利益面前，才能刺激人们动脑动体力。据记载，没有一个工业十分发达的国家不存在财富不均等的现象。一个达拉谟大主教的位置对于牧师界的冒险者来说比500个一般神职的位置更具吸引力；一个阿克赖特或皮尔的榜样将比整个曼彻斯特的所有一般纺织厂能激励出更多的制造业科学和积极性。——英译者注

第5章　个人消费——动机与结果

与一般社会消费和公众消费不同的是，个人消费主要用于个人需求与家庭需求。这些需求主要包括日常的衣食住行与娱乐。这些需求，通过各家庭或各个消费者个人的收入，以及各方面所需的消费品来满足，不论这收入来自个人劳动、资本还是土地。家庭财富的增减或不增不减维持原状，视其消费等于收入、高于收入或少于收入来确定。所有个人消费的总额加上政府为公共目的而进行的消费，构成国家的消费总额。

事实上，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可以消费它的全部收入，而不至于陷入贫穷。但是绝不意味着它必须这样消费，也不是说这样消费是明智的。为慎重起见，应当未雨绸缪，留下应对不时之需的储备。谁敢肯定地说，他的收入不会减少？谁敢肯定地说，他的财富不会受到侵害、欺诈、掠夺或非法侵占呢？土地可能被充公，船只可能失事，一个人可能因诉讼而花费巨额金钱，或陷入无法确定的窘境。一次不成功的投机，或由于受他人投资失败的连累，就足以毁掉最富裕的商人。倘若一个人花费他的全部收入，他的资本可能不断减少，甚至是不断地逐渐减少。

假设资本不增不减维持原状，谁能感到心满意足呢？无论多大的巨额财富，如果要分给若干后代，就显得不够大了。即便无须分割家产，通过合理正当的方法扩大财富又有什么不好呢？不正是每个人改善境况勤俭持家积累财富的积极动机，才促进了产业的发展，进而导致国家的繁荣和文明吗？除了改善自己境况的愿望外，还有什么其他动机呢？如果前辈们没受这个愿望的驱使而努力工作，今天的社会势必还处于蛮荒状态。我们很难预测文明能进一步发展到什么程度。从来没有人能令我信服地证实，90%的世界人口，必须生活在贫困或半野蛮的社会状态中，像今天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

遵从家庭经济规律，在合理的限度内从事家庭消费。也就是在每次消费前，认真地权衡比较消费所损耗的价值与消费所提供的满足度。只有消费者自己才能公平或正确地评估每次消费行为产生的损益，因为这种相对依赖于他自己以及家庭的财富、社会地位与实际需求，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还依存于个人的爱好与情感。如果把消费限制在过于狭窄的范围内，可能会使消费者应得到财富所允许的满意度受到伤害；相反的情况是，过于奢侈的消费必会侵蚀到不应该滥用的财富。[1]

个人消费与消费者个人的品性和感情密切相关。有时受到高尚品性的影响，有时受到卑鄙品性的影响，有时受到肉欲的刺激，有时受到虚荣、豪爽、报复的驱使，有时受到贪婪的欲念主宰。小心谨慎、远见卓识、杞人忧天、猜疑甚至是自私，都能约束人们的消费行为。正是这些品质，支配着人们使用财富的途径。在这里，正如生活中的其他行为一样，真正能够遵从明智的消费方针是极其困难的。最常见的是，人们不是偏向这一边，就是偏向那一边，真正做到不偏不倚的人是寥若晨星的。[2]

关于消费，阔绰与鄙吝是两个应当避免的行为。阔绰用尽享乐手段，鄙吝是拒绝使用享乐手段，这两者把财富所能赋予它的所有者的利益剥夺殆尽。在这两者之间，阔绰相对而言更讨人喜欢，因为它与和蔼好客的良好品质非常接近。阔绰相对受人欢迎，理由是它会把欢乐带给他人。但在这两者中，阔绰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它消费并毁灭掉本应用来支持生产的资本。基于它毁灭资本这一生产要素，所以它也毁掉劳动即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如果花费或消费仅仅用来提供快乐或奢侈的消费，说货币除了供消费外没有其他效用、制造产品纯粹是为了消费，那就大错特错。货币可以用于再生产，而且，当它们被用于再生产时，必然产生出巨大的利益。任何时候，一定数量的资本被浪费，那么，必然在某些方面就有相应数量的生产劳动被毁掉。败家子在散尽他自己财富的同时，也同样如此耗光了劳动利润的来源。

因害怕失去而不敢使用金钱的守财奴，不会对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但至少不能说他们缩减了生产手段。依照一般见解，守财奴的财富，不是通过牺牲公众利益积累出来的，而是节衣缩食牺牲个人满足，一点点积攒起来的。这些财富倘若没被他们的继承人花光或因藏匿严密使得后人无法找寻的话，在守财奴去世后，无论如何总会重见天日，用于扩大生产。

败家子炫耀阔绰的恶习，绝对是荒谬的行为。阔绰绝不配称之为高尚人性，就像卑鄙的鄙吝不配称之为高尚的人性一样。得到多少就消费多少，直到得不到任何东西时才停止消费的做法，同样不值得为人赞颂。自然界中的动物都能做到这一点，一些动物还展示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未雨绸缪的管理技能。人类具有天赋的理智与远见卓识，在没有合理目的时绝不应当消费。至少从节约角度说，不应当这样消费。

一言以蔽之，节约只不过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消费行为。不仅要知道我们的收入是多少，还要知道合理使用收入的最佳方法。节约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必须参照消费者财产的多少、社会身份以及实际需求而定。中产阶级的消费者，在最严格限制的节约范围内所做出的消费，在富人看来也许少得可怜又可笑；而对穷人来说，却绝对是毫无必要的铺张浪费。人在患病期间，必须消费一些在健康时不会考虑的东西。那些牺牲自己的享乐而给予别人的施舍，值得受到褒奖。但如果这种施舍出自于克扣自己子女的衣食之资，就该受到严厉的责备。

节约与吝啬和浪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吝啬不是为了消费或者再生产而储蓄，仅仅是为储蓄而储蓄。它是一种本能或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具有这种冲动的人，往往不为人所喜欢。真正的节约，是深思熟虑与判断力健全的产物，不为奢侈品而牺牲必需品，不像守财奴那样否认自己目前的舒适需求，为了追求永远向往而不会去真正享受的奢侈品，从而牺牲当下生活中的舒适品。最奢侈的娱乐，也能以节约的方式进行，不但不使它失去本色，反而为它添光增彩；但是，一旦沾染了吝啬，就使它黯然失色。节俭的消费者会理智地权衡自己的收入，与现实需求或将来的需求以及家庭与朋友的需求相比较，他不会忘记人类的需要。守财奴则不关心他的家庭，忽略自己的朋友，不关注自己的需求，完全漠视人类的需要。节约者不会无目的地消费，而吝啬者是根本不愿意消费。前者是恰到好处与合情合理的努力，是唯一能够提供履行自己职责的手段，既正当又落落大方；后者是卑鄙地考虑自己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劣根性。

节约被列为人类的美德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像其他美德那样，意味着自律克己，同时产生最愉快的结果：子女得到良好的教育与德育；老人受到无微不至的关照；中年人具有他们持身处己所需要的冷静头脑，不受周围环境影响因而免于受制于唯利是图动机的支配。所有这一切都产生自节约的美德。没有节约的美德，就不可能有豪爽，至少没有健全而长久的慷慨。因为慷慨一旦演变为阔绰，便成为没有原则的豪爽，对应得与不应得的人一视同仁，或对应得到周济的人反加限制，而对不应得到的人却无限制地给予救济。败家子落魄到向他曾经接济过的人求乞，是很常见的事，因为他现在所施舍的恩惠，将来必定要求回报。与此相反，节约者所施舍的恩惠完全不求报答，因为他所施舍的只是他的多余物。节约者虽然只有中等资产，但很富裕；守财奴和阔绰者，虽拥有最大财富，却很穷困。

节约与无缜密计划的花费大相径庭。无计划花费的消费者，有时看不见最需要的东西，尽管它近在咫尺；有时又把最应该保存的东西拿来消耗，总是被当前发生的事件推着走；既不能预知，也无法摆脱被动局面。总是意识不到自己的位置，完全不能选择将来的适当途径。一个家庭，如果没有规划，必然难免落于破败。不管主人多么节俭、仆人多么忠诚，都挽救不了这种必然下场。因为，这样的家庭无时无刻不在应付各种各样的支出，各项支出虽然不大，但总是不断出现。[3]

在促使个人消费时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动机中，最突出的也是常常引起激烈争论的是奢侈。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希望大家都依从我在这里努力建立的原则，如果不是因以说理取代慷慨激昂的雄辩，也许我不愿意详细讨论有关奢侈的议题。

关于奢侈，有人定义说，奢侈是非必需品的使用[4]
。但是于我而言，我也不知道怎样区别必需品与非必需品，因为这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异极为模糊，就像彩虹的颜色那样完全混为一体。

由于个人爱好、教育程度、性情甚至是身体健康状况的差异，使非消费品的效用程度与需要程度显得变化无常，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使用绝对概念的词汇来描述具有相对意思的现状。

必需品与非必需品的差异，往往随着社会的变动而变动。严格地说，人以草根和植物果腹、羊皮衣服取暖、小棚屋安身即可生存。但是，在今天的欧洲社会，我们不能以此标准而把面包与肉类食品、呢绒衣物或石质房屋视为奢侈品。同样的原因，这种差异还因个人财富的多少而有所区别。在大城市或这类生活条件下，某一产品是必需品，而在乡村生活或另一类生活条件下，却完全成了奢侈品。所以，不可能精确地划清必需品与非必需品之间的界限。斯密所作的区分比斯图亚特的更胜一筹：他把天然需要以及下层社会在正常标准下所必需的物品界定为必需品。但是斯密企图把必然会随时变化的消费品固定下来是不对的。

奢侈基本上是指对贵重物品的使用或消费。因为，贵重一词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适当地用于定义另一个具有相对含义的词语。在法国使用奢侈[5]
一词，与其说意指沉溺肉欲，不如说是炫耀。奢侈一词用在服装上，它所表示的意义，与其说为了穿者感到更舒适便利，不如说是为了给旁观者留下华美或深刻的印象；奢侈一词用在食品上，它的含义与其说是食客独享的美味佳肴，不如说是豪华盛宴的精美。按这个意义使用，奢侈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用珍稀、贵重与华美的物品获得人们的羡慕。这些物品的可取之处，也许不在于便利、效用、令人愉悦，仅仅是因为其炫目的外观和对于舆论的影响。奢侈含有炫耀的含义，但是炫耀本身却有其更为广泛的内涵，它包含了所有为了炫耀展示而做的内容。一个人可能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但不意味着他过于奢侈，因为奢侈意味着花费的意思。所以“才智的奢侈”是个隐喻，意味着充分地展示和过度消费自己的才智(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说的话)。而通情达理的人在这方面，总是庄重矜持般的谦恭。

在法国，我们称之奢侈的，主要是指目的在于炫耀的纵情恣欲，过度地沉溺于肉欲和处心积虑地沉溺于肉欲，都是不合理的，产生的是相同的不良后果。也就是说，本来应该用在更紧迫、更大范围的满足需求的大量钱财，被挥霍在浅薄的欢乐享受或无聊的感官满足上。但是，文明社会中有独立见解与远见卓识的人，在无须讲排场的情况下，对衣食住所上希望达到的丰富多彩和充裕，不叫作奢侈。我应当把它看作是适当的与现场情意相称的欢乐，而不是奢侈。

对奢侈明确了这个定义后，我们可以继续研究奢侈对国家经济和秩序的影响了。

非生产性消费这一项目，包含了许多切实而紧迫需要的满足。这个目的非常重大，抵得过消灭价值所必须产生的损害。但是，对于目的不在于满足这些需要的消费，或对目的只在于花费货币，或对目的只在于毁灭价值的消费，用什么补偿受到的损害呢？

人们往往认为，对消费品的生产者来说，这样的消费无论如何都是有益的。但是必须考虑到：花费迟早要发生，也许不是用于上述无聊的目的，因为不用于穷奢极侈地满足欲望的货币，绝不是扔到海里，而必定会适当地满足更有价值的欲望或用于再生产。所有没被深藏不露的收入，最终总会按这个方式或那个方式，被收受者自己消费或由别人替他消费。在一切情况下，消费对生产者的鼓励，都和要消费的收入总数相等。因此，必然导出两个结论：

第一，对炫耀奢侈的生产给予鼓励时，必然使另一种生产受到挫折。

第二，除非提高消费者的收入，否则这种消费无法增加对再生产的鼓励和刺激。现在我们知道，只能通过生产性消费来增加收入，而绝不可能通过奢侈性消费来增加收入。

不少人注意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生产总是等于消费。生产必然等于消费，因为物品只有先被生产出来，才能被消费。这个事实就导致他们本末倒置地提出主张说，消费促成生产，因此节俭不利于公共财富的增加，那些花费最多的公民才是最有用的公民。基于上述原因，这个主张是多么荒谬啊。

上述提到的两个不同主义的信徒，即经济学派和排他性商业或贸易差额的拥护者，都把上述理论作为他们的主要信条。商人或者制造者，强烈支持这个看似和他们利益一致的观点。事实上，他们除了商品的销量之外，基本上不关心其他事情，也从来不对扩大商品的销量原因进行调查研究。那些容易受到事物表象迷惑并且承认自己不比政治家和商人聪明的诗人，对奢侈倍加青睐[6]
。富人争先恐后地把他们的奢侈奉为美德，把他们的自我满足奉为善行的主张。[7]

然而上述偏见必然自行消逝，因为日益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揭示财富的真正来源、生产的手段和方法，以及消费的结果和价值。爱慕虚荣的人或许会对无益的消费感到自豪和满足，但是这种花费的有害影响，遭到明智人的鄙视，正如这种花费的动机一向受到鄙视一样。

这些理论已经从实践中得到证实。贫穷与奢侈是一对如影随形的伴侣。有钱而喜欢炫耀的人把一部分价值消耗在贵重的小饰品、丰盛的食物、堂皇的高楼、生色犬马上，这一部分价值如果投在生产性事业上，可以使一大群乐于工作的工人给自己置办温暖的衣服、有营养的食品和家庭便利品。由于他们的奢侈，这些工人们没有活干而陷入贫困。富人的金扣带，使得穷人没有鞋子穿。工人没有衬衫，而他们的富人邻居却穿着华丽夺目的天鹅绒和刺绣衣服。

与事物的本质规律抗衡是枉然。华丽可能竭力避免和贫寒碰面，但实际上却无处不相逢。后者四处游荡，似乎就是故意出来谴责前者的奢侈一样。这种鲜明的对照，曾经在凡尔赛、罗马、马德里，以及在各个宫廷所在地出现过。最近，在经历过一系列骄奢淫逸、铺张浪费的政府之后的法国，又一次以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出现。事实上，道理是如此的清晰明了，无须更进一步的例证。[8]

那些不习惯通过事物表象看清其本质的人，很容易被铺张奢侈的虚假与热闹所迷惑，往往把虚假的消费看作是国家繁荣昌盛的确切证明。倘若他们能够睁大眼睛，就会发现，一个濒临衰落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依然能够维持一片繁荣的局面，正如一个濒临破产的浪子家庭一样。但是，这种虚假场面绝不可能维持长久，因为支撑这个局面必定会把再生产的资源消耗殆尽，从而使政治体制陷入瘫痪与疲软状态。想要改变这种状态，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需要采用全新的制度，即与产生这种状态的旧制度完全相反的制度。

看到自己生于斯、财富创造出于斯、亲朋好友聚于斯的国家陷入这种危害极大的习惯和风俗，即使是最聪明、最能了解其危险和预见悲惨后果的人，也不免沉溺其中，备感痛心。那些有足够气魄并拥有独立财产，同时敢于实行自己主张、挺身树立榜样的人则寥若晨星。虽然只要稍微冷静思考一下就能看出这种举动是狂妄的，但大多数人都随波逐流、纸醉金迷，眼睁睁地走上一条不归之路。当普通的天然欲望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发现快乐不在于浮华的无聊享受，而在于身心的泰然处之。

所以，那些滥用手中大权或运用才智传播奢侈习尚的人，是社会幸福最大的敌人。无论在君主国还是在共和国，无论在大国还是在小国，如果有一个都最值得鼓励弘扬的习惯，那就是勤俭节约。但实际上这种鼓励并不需要，只要不赞同、不崇尚奢侈习惯，保证所有储蓄与艺能使其不受危害，使其能够自由投资于各种不同产业，从事不违法的产业就足够了。

有人声称，鼓励人们花钱或是消费就是鼓励人们生产，因为人们只有有了收入才能消费。这个错误的观点基于以下假设：生产和消费都是人们力所能及的，而增加收入与消费收入同样容易。就算是消费的欲望引起了工作的兴趣，虽然根据经验是绝对得不到这个结论的，没有资本的积累，就不能扩大生产，因为资本是必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很明显，资本只可能通过节约积累起来，怎么可能指望那些生产的动机完全在于享乐的人来积累生产资本呢？

不仅如此，当人们为炫耀而求得财富时，进展缓慢而有限的实际生产，如何能够满足这种强烈的愿望呢？难道人们不会通过捷径达到目的，比如通过投机或者施展欺诈手段快速获取不名誉的利润吗？投机或者欺诈是对国家繁荣最有害的行为，因为它本身不从事生产，只是企图把别人的部分生产结果据为己有。正是因为这种企图走捷径而快速获取不名誉财富的动机作怪，才使得无赖施展卑鄙狡猾的伎俩，诉棍利用隐晦的法律条文枉法，有权势的人无视自己的职责，不是去资助正直和有劳动成果的人，而是去资助愚蠢与邪恶的人。普林尼说他曾看见波琳娜在一次晚餐会上穿着一件由珍珠和绿宝石制作的价值4 000万塞斯特帖姆(sestertius，古罗马货币单位。——中译者)的衣服，是因为她随时以珠宝商的账单来证明这件衣服确实值这么多钱。[9]
这件衣服是用她的长辈从事冒险事业得来的财富购买的。这位古罗马的作家接着说：“为了让孙女在宴会上戴着珠宝，洛里阿斯忘乎所以，竟然劫掠几个省，成为他所统治的亚洲人厌恶的对象，失去恺撒的宠幸，最终服毒自尽。”

这就是爱炫耀所产生出来的结果。

如果认为鼓励奢侈的制度只对有钱人起作用，进而会产生有利的结果，是因为它减少了财富不均的现象。事实上，证明这种想法的荒谬并不困难，因为上等阶级的奢侈必定引起中下阶层的奢靡风气。在这三个阶级中，毫无疑问，下等阶级必然最快沦陷到山穷水尽的底部。因此，普遍性奢侈实际上不但不是减少而是加剧了贫富不均。就奢侈而言，有钱阶级总是紧跟政府的后尘，或是给政府充当开路先锋。政府的费用必然是来自赋税，赋税一定是落在低收入者身上，而不是落在高收入者身上。[10]

奢侈的辩护者有时甚至交口称赞穷困的好处，他们声称没有贫穷的激励，下等阶层人士就不肯努力工作，结果是上等阶层和一般社会都不能从他们的懈怠中获得任何好处。

令人欣慰的是，这个主张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正如在实践上是残酷的一样。如果裸体就能推动人们出力劳动，那么野蛮人无疑就是最勤奋、最肯努力的人，因为在人类中他们最接近于裸体。但事实上，他们的懒惰不仅世人皆知，而且无可救药。野蛮人如果被逼迫工作，就会难过得要命。在欧洲就能看到，最懒惰的民族最接近野蛮人。伦敦或者巴黎经济状况不错的匠人，在相同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比一般穷困地区粗笨的匠人高两倍。对产品的需求随着满足而进一步增加。有夹克的人渴望有件外衣，一旦买到外衣，又决定购置大衣。独自居住一个房子的技工，就想着居住两个房子。如果他有两件衬衫，很快就想要购买一打衬衫，以方便换洗而更加舒适。但是如果他不曾有衬衫穿过，就根本不会感觉到衬衫的需求。没有一个人在已经拥有某件物品后感到满足，不再想得到更多的物品。

所以和很多人看法完全相反，下等阶层的舒适和社会的生存并不矛盾。住在温暖惬意的房间，穿着合体舒适的衣服，与家人共享营养丰富的食物的鞋匠，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鞋子，就像在露天街道摆摊忍冻干活的鞋匠一样。前者不会因为有了合理生活的便利，反而不如后者那样灵巧工作，或者不像后者那样努力。在英国，人们舒舒服服地在室内浆洗衣服，与在附近河边洗涤的衣服一样干净。

富人们担心，一旦穷人的生活更加舒适，他们就得不到满足欲望的物品了。富人们是该放弃这种无聊恐惧了。与他们的恐惧恰恰相反，在财富最为充裕和最普及的国家里，物品供应最充足、品种最多样化、工艺质量最美妙。

[1]
出于这个原因，禁售法是多余且不公平的。被禁止的放纵行为或者在个人财力范围内，或者超出这个范围：在前一种情况下，禁止这种对其他人无害的放纵是一种压制行为，与任何其他禁令同样不合理；在后一种情况下，这样的禁止是完全无效的，因为对于金钱本身就能起限制作用的事物，法律干预根本毫无必要。每一种不遵守这种规律的行为都会自食其果。据说，阻止那些倾向于让人们的消费超过人们的能力范围的习惯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我们会发现，那些习惯只能由政府官员自己的以身作则和鼓励而建立起来。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习俗和时尚都将不能导致不同的社会阶层做出与他们各自财力不相适应的消费。

[2]
女性由于思想意识的力量较为薄弱，更容易表现出贪婪和挥霍的举动。

[3]
我记得曾经在乡村看到过许多由于忽视家居琐事而产生的小损失。由于缺少一个不值钱的门栓，养鸡场的大门总是关不上，因为没办法从外面关上门，每次有人走出去，大门就一开一合地摇晃着，这样就会丢失鸡。一天，一头小肥猪跑进树林，全家人包括园丁、厨子、挤奶女工等都跑出去找它。园丁最先发现了它，为了防止它进一步逃跑，他跳过一道沟却扭伤了自己，于是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厨子回来时发现自己挂在火炉前要烤干的亚麻布烧掉了；挤奶女工在匆忙中忘记把牛拴好，牛棚里的一头没拴住的牛把里面一匹雄马的腿弄断了。烧掉的亚麻布和园丁的工资损失共计20克朗，雄马的价格也一样，所以几分钟里的损失就达到40克朗，这些都由于缺少一个最多仅值几个苏的门栓，且不提那个可怜的人所受的苦和其他意外事件所带来的麻烦，门栓也是一个严格节约家庭的必需品。这样的不幸的确不很严重，损失也不大，然而考虑到因为同样的大意所不断引起的同类灾祸最终会毁掉一个不错的家庭，因而这是值得注意的。

[4]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篇第20章。他在另一段上说，仅为维持生计所不绝对必要的任何东西都是非必需品。

[5]
在英语里，奢侈一词比法语的奢侈一词更有肉体上享乐的含义，它似乎包含拉丁语里豪奢和肉欲这两个词的意思。

[6]
尽管各个学科给诗歌界的天才留出了不同的发挥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错误就比真理留给他们更狭窄的发挥余地。伏尔泰对宇宙所写的诗句和对牛顿关于光线的性质的发现所写的诗句都完全与科学规律相一致，并与卢克莱修(Lucretius)对伊壁鸠鲁学派的空想信条所作的诗歌一样不失美好。但是如果伏尔泰对于政治经济学原理有更多了解，他就不会表达以下见解：

“特别要知道，在大国征服小国之后，奢侈怎样让大国富裕。现在的这种豪华与壮丽，的确是盛世的标志。富人生来就有钱花……”

科学的进步让那些贪求文学盛名的人至少了解一些一般原理，如果对于真理和事物本质不能严密遵守，那么他们即使在诗歌界也很难久负盛名。

[7]
对于不花费的人，共和国有很多要做的事情；除了那些给社会带来许多益处的阔绰花费之人外，我看不到花费的人。

孟德斯鸠说：“如果富人不能自由地花费他们的金钱，穷人都将饿死。”参见《法的精神》，第七篇第4章。

[8]
还有其他情况能让皇宫所在地处于穷困的氛围。在那里，个人劳动被整体消费；而个人劳动是所有事物中被消费得最快的，实际上，个人劳动一经生产就被消费掉了。组成个人劳动的是军人的服役、奴仆的奴役、公务员无论有用与否的服务，职员、律师、法官、文官、牧师、演员、音乐家、弄臣和无数其他的依附他人者，他们蜂拥至这个权利和职位、司法、军事或宗教中心。在那里，物质产品看起来被更为随意地消费。最上等的食物、最漂亮和最昂贵的东西、最罕见的艺术品和时尚物品，都争先恐后地来到这个无底洞，很少或根本就没从里面出来过。

然而，如果这些从全国每个角落流入以供皇室消费的价值积累起来，然后被平均分配的话，它们也许将足以给社会所有阶层提供舒适富足的生活。尽管这样的剥夺总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们汲取价值却没有回报，但是不管怎样，当地人口也许能生活得很好。众所周知，任何地方的财富分配都比这里更均衡。王储、宠臣、情妇或得意忘形的公款挪用者，占用最大的份额，把极小的部分留给随从，而这也要凭他们的慷慨或随性。

当一个大的土地所有者把自己的花费都用于有用物品上时，而不是用在华丽物品上时，在他地产周围的地区就充满富足和快乐，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冒险者，还是一个具有改良形式的资本的积累者。

[9]
大约14万美元。有些英国女士佩戴价值更高的珠宝，但是有些人认为普林尼写的这段说的是4亿塞斯特帖姆，而不是4 000万塞斯特帖姆，这就让波琳娜的珠宝价值变成了1.4万美元，这是一个更有可能的金额。——美国编者注

[10]
为奢侈品作辩护，有人提出以下自相矛盾的观点，尝试着给出这样的理由又有什么太荒谬的呢？“既然奢侈品消费的只是非必需品，它所毁掉的东西没有实际效用，所以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也很小。”对此的回应是：奢侈品所消费的物品的价值，由于生产者的竞争而必然降低到包括生产者利润的生产费用相应的水平。奢侈品也等同于土地、资本和劳动的产品，如果那些有真正效用的物品被需求，那么土地、资本和劳动就会被用于生产这些产品，因为生产总是与消费者的需求相适应。

第6章　公共消费

第1节　公共消费的性质与一般结果

除了那些用于满足个人需求与家庭需求的私人消费外，还有因人们聚合组成社会而产生的新种类的需求，也就是说，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需求，公共消费的目的就是满足这种社会整体的需求。社会采购并且消费、管理社会事务的不同政府部门的个人劳务、保护社会成员不受外国侵略的军人的个人劳务，以及保护其成员的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民事和司法。所有这些部门都有它们各自的用途，尽管这些部门常常扩充到臃肿的程度，或得到过多的报酬。但是，部门的臃肿起因于不健全的政治组织，不属于本书研究的范围。

我们很快就会分析到，社会从什么地方获得价值，以采购它所任用的人员的劳务或它所需要的物品。我们在本章所要讨论的，是社会消费的方式以及消费的后果。

如果在本篇开头所做的论述足够清楚，那么读者不难理解，公共消费或作为整个社会的一般福利的消费，与满足个人和家庭需求的个人消费完全相似。这两种消费都需要消耗价值、损失财富，尽管在消费过程中没有一块硬币离开国家。

为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让我们探寻一下供公共消费的物品由始至终所经历的情况。

政府以货币的形式，从纳税人手中收取一定捐税。为了满足这个要求，纳税人需要把自己能处理的部分产品换成货币，然后缴纳给税务人员[1]
。另一班政府人员用这些货币采购军队所需的布匹与其他必需品。到此时为止，没有任何价值的损失或消耗，所进行的只是无代价的价值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交换行为。纳税者所缴纳的价值，还以军需厂的库存和供应品的形式存在着。但是后来这些价值被消费掉，也就是从纳税人手中转移到税务人员手中的价值被消耗掉。

但是，消耗掉的不是货币的金额。货币只是从一双手中转移到另一双手中。作为税金的货币从纳税人手中缴纳给收税人手中后，不会再回到纳税人手中；或者作为等价交换物，在政府采购服装或供应品时，从政府人员手中转移到承包商手中。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货币的价值依然存在，而且在经过三手、四手或者更多次转手之后，也不会发生任何可察觉到的变化。所消失的是服装以及必需品的价值。就像纳税人自己用同样的货币，购买供个人消费的衣服和其他必需品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后面的情况下，个人享受到消费所提供的需求满足；而在前面的情况下，则是国家享受了消费物品提供的满足。

上述论证可以很轻松地应用于一切其他种类的公共消费。纳税人缴纳的货币税款用于支付公务员的薪俸时，公务员把自己的时间、才智与劳动卖给社会，这一切都是为了公共的目的而被消费。另外，是公务员自己而不是纳税人消费了公务员的劳动价值，就像是纳税人自己雇用的员工一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个流行的说法，认为社会支付给公务人员的价值，又以某种形式回到社会中来了，也就是说，按一般说法，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从人民那里获取的东西，最终又通过政府的花费还给了人民。这个认识大错特错，以致为此造成了许多无耻的浪费与糟蹋的口实，从而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祸害。纳税人缴纳给政府的价值完全没有任何报酬或者交换等值物，因为这货币是政府用以采购个人消费品或者劳务的。简而言之，用以购买实际上转移给政府的等值物品。购买或交换，与偿还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2]

为公共目的而消费产品的过程尽管运作很复杂，但通过分析可以将其简化为以下说明：无论谁是消费者，消费的产品总归是产品的耗损。产品价值一旦耗尽就不复存在，而且总是没有回报或者价值补偿。但是，纳税人从公务人员那里得到的服务，或者从因公共目的而进行的消费过程中得到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获益。

既然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同样影响社会财富，那么约束这两种消费的原则也必然相同。世上没有两种经济，恰如没有两种诚实或道德一样。如果政府或个人的这种消费，能够导致生产出比消费掉的更多的产品，那么生产劳动的努力就有好的结果。如果消费行为不产生产品，那么，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意味着产生价值的损失。但是，也许消耗的价值会产生预期的好处。军需品或用于保家卫国的文武官员的时间和劳动，尽管被消耗掉，却是物尽其用，就像个人家庭消费物品和劳务那样。在个人和家庭消费过程中，唯一的利益诉求就是满足需求。需求一旦不存在，那么消费必然有害无益，因为这样的消费是无目的地浪费财富。公共消费也是如此。如果为消费而消费、故意浪费、因人设事、只为娱乐消费而毁掉一件物品，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对大国还是小国、对共和国还是君主国来说，都是铺张浪费。不仅如此，公共浪费与私人浪费相比，更属于犯罪行为。因为个人浪费的不过是属于他私人的物品，而政府所浪费的却不是属于它自己的东西，事实上，政府仅仅是公共财富的托管人。[3]

有些作家绞尽脑汁地想从本质上区分公共财富和个人财富，并证明节约是增加个人财富的好方法，而公共财富却会随着公共消费的增加而增加。他们根据这个错误的且危害性极大的结论进一步推断说，管理私人财富与管理公共财富的规则完全不同，不但不相同，还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作家推导出来的规则呢？

如果这些荒谬的原则只在书本中出现而没有付诸实施，完全可以听任那些荒谬的出版物刊登这些内容，我们无须遗憾和警觉。但如果我们听到拥有社会地位、才华横溢、有智慧的人也公然宣称信奉这些原则，那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愤怒了。至于政府采用这些原则，就更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愤怒。这些人能够利用手中掌握的刺刀和大炮强制推进实施错误甚至荒谬的政策。[4]

曼特农(Maintenon)夫人在她写给诺艾红衣主教的一封信中说，有一天她劝告路易十四，应该慷慨地救济穷人。路易十四回答说：皇室是通过一掷千金般的豪爽花钱来接济穷人。这的确是骇人听闻的信念，并且证明了法国的毁灭已经原则化。[5]
错误的原则，甚至比故意的错误行为危害更大。因为在这些错误原则的背后不仅隐藏着错误的私利，而且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毫无愧疚、肆无忌惮地公开奉行这些错误原则。如果路易十四认为，他过分的炫耀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满足和虚荣，他的征服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野心，那么他的良知也许会在短时间内就使他感到内疚而停止铺张浪费和穷兵黩武，或者至少使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停止铺张浪费和穷兵黩武。但是他坚信他的穷奢极欲不但对自己有益，还有益于公众，在这种错误观念主导的情况下，除非他遭遇不幸或因为战败而受辱，否则是不会停止的。[6]

直到18世纪，就连最伟大的科学家，也对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原则知之甚少。尽管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聪明而富有远见卓识且热切地寻求真理，但依然写信给达朗巴(D'Alembert)，为他的战争作辩护。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大军促进货币的流通，因为他们把人们上缴给国家的税款，公平地分在各州消费。”我再重复一遍，他所说的并非事实。人们上缴给国家的税款，并不会因政府的消费而归还给人民。无论赋税是以货币还是以实物的形式缴纳，它们最终都化为粮食和各种供应品，并且被那些不能偿还其价值的人消费掉。这些人不能偿还其价值，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生产任何价值。[7]
万幸的是，腓特烈二世的行为并没有完全按照他自己所说的原则进行。他在内政方面厉行节约带给普鲁士人民的好处，远远抵消了他的战争所造成的损害。

既然国家或者代表国家的政府消费造成价值的损失，进而导致财富的消失，那么只有在牺牲这种价值能给国家带来相当利益条件下的消费，才是适当的消费。因此，政府应当善于随时权衡所要进行的消费和预期带来的社会收益。毫无疑问，政府的任何得不偿失的消费行为，都将是愚蠢的行为甚至是犯罪的行为。

看到政府如此频繁地挥霍人民的财富[8]
，愚蠢而荒谬地耗费人民财产而不想着收回价值，给国家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用横征暴敛来推行最奢靡、最不道德的财政计划，先掠夺人民的财产，然后驱使他们为政府献身，这是何等令人愤慨的事啊！冒着被人指责为高谈阔论的非难，我不断地重复这些逆耳忠言，完全是因为人们固执己见。

通常，政府[9]
的消费，在国家总消费中占据非常大的比例，有时达到社会总消费的1/6、1/5甚至1/4[10]
[11]
，因此，政府施行的制度，必然对国家繁荣的增进或衰退具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认为花费越多就得到越多，或者认为他的奢侈是美德，又或者他沉迷于声色，或因感情用事而不在乎金钱，他最终必然身败名裂。而他的这种示范效果也仅在他自己的小范围内起作用。但是，如果政府犯下同样的错误，就给千百万人民带来贫困，甚至招致国家的灭亡或者衰败。毫无疑问，每个人对自己的财富和利益应当有正确的认识，而政府对自己的利益更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勤俭节约与量入而出是人的美德，而就国家来讲，这两种美德对国家的幸福具有更为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对拥有这两种美德的国家领导人或政府管理者，无论怎么颂扬和尊崇都不会过分。

个人对于自己消费的物品价值了解得比较清楚。也许他是通过努力工作、坚持不懈和勤俭节俭才获得了这件物品，他能够很容易地比较出他从消费这件物品中获得的满足感以及所损失的财富。但是政府对于自我约束与厉行节约往往没有直接的兴趣，同时，政府也不会那么快就感到不奉行自我约束与厉行节约引起的不良后果。此外，个人的节约，除了包含个人利益之外，还有其他动机，对于自己所关怀的人，他的节约就可能施惠于他们。而受惠于统治者节约的人，却大多是统治者不熟悉的人，甚至可能是他正在培养的、养成了奢靡习惯并与之抗衡的继承人。

采用世袭王位的制度，也不能纠正和弥补这种弊端。在这方面君主没有其他普通人共有的感情。相反，由于耳濡目染，他会抱有这样的想法，即他的子孙后代如果有希望继承王位，他们自然不愁没有钱花。此外，绝大部分的公共消费，不是由国王亲自管理，契约不是由他亲自签订，而是交给了他的将军和大臣处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寡头政治比君主政治或民主政治更加注意勤俭节约。

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勇于开展大规模国家规划和事业的精神，与厉行节约和自我约束的精神水火不容。在名人传记中，理查曼(Charlemagne)大帝名列前茅，他不仅征服过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击退过撒拉逊人的进攻，还拆散了撒克逊人联盟，最后登上皇帝宝座。孟德斯鸠对他的评价没有任何不敬：“做父亲的人可以从理查曼大帝的法令中得到治家的良训。他的开销安排得非常合情合理，他对自己的领地做了谨慎精密的估价。从他的法令集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他的财富来源纯正、合法的详细情况。总而言之，他是那样的自我约束和勤俭节约，甚至下令把他养鸡场的鸡蛋和菜园生产的多余蔬菜运到市场销售。”[12]
在对外谈判、行政工作和军事作战这些领域都表现出极有才能且名声显赫的尤金公爵，曾经劝告查理六世在财政问题上，多向商人和实业家请教。[13]
18世纪末期，利奥波德担任塔斯卡尼大公时，树立了严格遵守个人经济原则来管理小国从而开辟财富源泉的良好榜样。没用几年时间，他就把塔斯卡尼建成欧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法国最成功的财政家，如舒格、邓尼斯神父、红衣主教安布兹、苏利、科尔伯特、奈克，都根据这个原则展开工作。他们遵守私人经济法则，成功地筹措了供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要的经费。邓尼斯神父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筹措了装备，这是个需要巨量供应品的庞大计划，尽管我本人极不赞同这个计划。安布兹红衣主教为路易十二筹措了征服米兰人的军费。苏利积累了后来用于挫败奥地利王室的资金。科尔伯特为路易十四宏伟的军事行动筹措费用。奈克给法国在18世纪唯一获胜的战争提供军费。[14]

与此相反的是，那些永远缺少资金的政府，像个人那样，为了摆脱贫困，不得不使用具有最大毁灭性并且有时招致最大耻辱的方法。例如，秃子查理公开出售他的爵位和安全通行证。又比如，英国查理二世把敦刻尔克拱手卖给法国国王，并且接受荷兰人8万英镑的贿赂，在1680年延缓派遣旨在保护英国东印度殖民地的远征军，结果英国殖民地被荷兰人收入囊中。[15]
又如，有时政府不惜用掺杂劣质材料铸币的方式，有时用公开毁约的方式，来宣告自己的破产。

路易十四在位末期，在耗尽了一个伟大国家的资源之后，不得不采用设置可笑职位的方式来敛财纳富。他设置了假发检查职位和鲜奶油或咸奶油巡查职位等。用这种卑鄙无耻、危害社会的方法，绝不能长久地延缓灾难的到来。奢靡之极与挥霍无度的政府迟早会面临灾难。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倘若一个人不遵从道理，道理必然使他认识它的厉害”。

万幸的是，厉行节约的政府很快就能够弥补浪费的政府所造成的损害。健康虽然不能立即恢复，但可以逐步改善。病因一天天消除，新机能就能一天天开始发挥作用。在被浪费无度的政府弄到贫困处境中的国家里，一半资源可能出于恐惧和不安而失去效用。但在政府实行厉行节约的国家里，信用[16]
能使它的资源增加一倍。政治似乎比自然体现出更强的活力与恢复力，如果不是遇到最残酷的压迫的话，这种力量将不会消失。翻开历史的卷宗，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一原则作用的迅猛程度。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自法国革命以来遭遇的沧桑巨变。在我们这个时代，普鲁士提供了另外一个佐证：大腓特烈(Frederick the Great)的继承人，不但将大腓特烈时期积累起的高达4 200万美元的财富挥霍殆尽，还欠下了2 700万美元的债务。但是，在不到8年的时间内，腓特烈·威廉三世不仅清偿了他父亲留下的债务，而且还有了新的积累。厉行节约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即使在一个面积和资源都有限的国家中实施也是如此有效。

第2节　国家消费的主要目的

在前一章节中我们一直在证明，所有的公共消费都是某种价值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只能通过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所要产生的价值或利益获得补偿。因此，贤明的政府，绝对不会为了消费而消费，而是仔细衡量研究，每一次消费时所满足的社会需求所产生的利益，是否超过了获得这种满足必须牺牲的价值。

只有经过广泛观察文明社会的主要公共需求，才能使我们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判断社会为满足公共需求而做的消费和牺牲是否值得。[17]

公共消费往往都被称为无形(immaterial)产品，也就是一制造出来便毁掉的产品。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们所提供的服务或者生产力。[18]

社会消费掉包括民政、司法、军事，以及教会的所有职能部门中公务员的个人劳务，它还消费土地和资本的生产力。海洋与河道的航行、公用道路、公用广场的效用，这些都是社会从土地所得到的生产力。这些土地或绝对属于社会，或者其收益供全社会人民共享。如果有资本投放在土地中，表现为房屋、桥梁、港口、堤防、运河等，那么社会人民除了消费土地背后代表的生产力或地租外，还要加上(plus)这项资本的生产力以及利息的价值。

有时候，社会需要维持一些公共事业的生产劳动设施和场所。例如，法国塞佛尔的瓷器制造厂、壁饰花毯制造厂、格林和朱拉盐场等。当这种公司的收入大于支出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他们提供一部分国家收入，因而不应该被列为国家支出项目。

民政与司法的费用

民政与司法的费用，一半用来支付行政司法长官和相关官员的特定津贴，另一半用来支付执行职务所需要的华丽修饰和炫耀的费用。即使是这些华丽修饰和炫耀的费用完全由公务人员自己承担，但是最终还是会落在普通民众身上。因为公务人员的薪水，由于需要维持奢华场面，必然会因此而增加。上述分析适合于各种公务人员，从国王到警官。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在国王锦衣玉食、羽林骁卫前呼后拥的情况下，才会对国王肃然起敬，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起这种爱好带来的高昂代价。相反，如果他们能够朴实无华，无视光鲜亮丽，且不需要那些标志官职的华美装饰与陈腐的仪式来促使他们遵纪守法，那么政府的支出相应就会节省。这就是瑞士在革命以前许多州政府的费用非常少，以及北美殖民地在解放以前的政府费用那么少的原因。大家知道，那些殖民地虽然在英国统治之下，但是各自拥有自己独立的政府，各自支付自己政府的费用，且这些殖民地政府的年消费不过6.47万英镑。斯密说：“这提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案例，花这么少的钱，不但能够管理300万人民，而且还管理得很好。”[19]

表1　1789年3月4日到1833年12月31日之间美国政府的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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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从1789年3月4日到1833年12月31日之间美国政府的支出情况

完全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有助于制定政府的结构，已经影响到政府公务员的薪俸分配，包括政府官员、民政与司法官员的薪水、维持公共形象的花费、公共机关与国营企业的费用分配。例如，在专制国家，人民拥有财富的多少取决于君主，君主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王室的各项开销。也就是说，王室想要花多少生活费、与娱乐费及王室维持费就花多少。这种情况下决定的王室的开销，往往高于由王室代表和纳税人代表通过认证与磋商后确定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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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美国各州的人口数量(根据官方5个年份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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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低级官员的薪俸，一部分取决于官员职位的重要性，另一部分取决于政府的一般规划。对公众而言，这些官员的服务代价高昂与否，不但取决于服务的实际费用，还取决于他们服务的好坏。执行得不好的服务，即使支付的薪水很低，人民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高的。如果设立的职位完全没有必要或是多余的，那么人民付出的代价同样也是很高的，就像是一件完全没有用途或根本不需要的家具是废品一样。由此可知，在法国旧政权之下，海军大臣、王室总管、宫廷酒司、宠物管家等一系列职位，都并不增加王室权威，仅仅为了用来赏赐恩典和俸禄之用。

同理，如果政府大量地设置毫无必要的官职，人民便要负担维持公共秩序所不需要的额外开销。增加不必要的官职，只是给予那些对提高或改善公共福利没有任何贡献的利益或产品以不必要的形式。[20]
维持着数量庞大的雇佣兵、侍卫、密探和无数监狱才能恣意实施暴政的集权政府，迫使它的人民承担对这些于公共福利完全没有任何贡献的监狱、密探和士兵的额外费用。

另外，尽管一个公职的报酬非常丰厚，但是人民支付的代价可能很低。不过，支付给一个无能的官吏的薪俸即使再低，也是浪费。低效官吏的无知也许会让公众承担比他薪水高十倍的代价，而一个有能力的官吏的知识和积极性，完全和他所得到的优厚报酬相称，他使公众免受的损失，以及通过他的努力工作带给公众的收益，其价值完全超过他的个人薪水。

事实上，使用上好的东西，尽管价格不菲，但其实也相当划算。低薪很难吸引有才能的人，因为有才能的人能做大量有益的工作。这些才华横溢的人在政府里面能够成为年富力强的部长，而在其他行业中也能成为出类拔萃的律师、医生、精明的农民或商贾。他能在所有行业找到工作并且获得薪酬。倘若国家不能给他提供适当的报酬，他也能选择其他更有作为的工作。

正直的人和才智卓越的人同样难能可贵。不付出适当的报酬，也不能雇用到正直的人。因为正直的人不屑于使用那些不名誉的手段和诡计来增加收入。

通常伴随着执行公共职务而来的权力，也是一种薪俸，它往往极大地超越了执行公务所得的金钱报酬。诚然，在法律高于一切、行权者不能滥用权力的有序国家里，人类根深蒂固的作威作福与强烈的控制欲望很难得逞。尽管如此，法律赋予执行法律的人，尤其是在政府部门，必须赋予的自由裁夺权力，以及国家高级职位带来的荣誉，都有着实际的价值。因此，即使是在薪俸微薄的国家，这些职位都成为人们热切追求的对象。

倘若因官员无能而招致的损失，小于取消他们的薪酬产生的利益，那么就可以按照严格的节约原则，在任何存在着其他吸引力来促使人们竞争职位的地方，取消所有金钱津贴和薪酬，并把官职授予有钱人。这样的做法也许是合适的。但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说得好，这样做无异于把船舵交给船上最有钱的人。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风险：无论一个人多么富有，只要他无偿提供服务，也可能会用权威来获得好处。此时，唯利是图就会使得公共财产不再安全。腰缠万贯的人，往往对财富的渴望更强烈，尤其是兼财主与行政司法长官于一身，还必须维持官员的外在形象和讲究排场的人，欲望当然更大。不但如此，我们会看到，下面假设的事情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假设我们遇到富有而廉洁公正、具有执行公务所需要的积极性的人，他已经明显地具有财富优势，再将行政大权赋予他以增加他的威望，这样的做法明智吗？雇主如何能够责备他对于国家和人民都采取慷慨的态度呢？但也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使富人提供无偿服务，特别是在那些给予荣誉而不赋予权力的部门，例如让他们在公共慈善机构或惩罚机构中工作。

在法国的旧政权体系下，每当政府国库空虚的时候，常常出售官职。这是个极其糟糕的权宜之计，具有无偿服务的一切弊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薪酬只不过是购买官职所需资本的利息。此外，还有一个坏处，即对政府来说，这种官职的费用，与有报酬的官职相同。因为政府必须继续支付已消费或已消失的资本利息，而事实上，这项资本已经被消费掉或者已经消失。

有些时候，将某些民政职务，例如登记出生、死亡、结婚的民事交给牧师执行。因为牧师已经得到了薪水，所以他们被认为能够无偿执行这些事务。但是把民事职务交给自认为听命于比国家地位更高的权力的人去执行，总是带有一定危险性的。[21]

尽管采用各种预防方法，社会与君主总不能像私人那样，以极小的代价得到优质的服务。低级公务员不可能像私人企业那样受到上司的严密监督，他们的上司也往往也没有私人企业主那样因利害关系而严密监督下属。此外，下属欺蒙上司不是难事，因为上司需要处理的事务太多，有时也许距离下属相当远，不可能事必躬亲。同时，由于上司的虚荣心，对下属的阿谀奉承更加在意，而对于公众利益所需要的真正的优质服务或真正效用反倒漠然视之。至于国王与国民，良好管理的行政服务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因为良好的行政服务一方面可巩固国王的政权，另一方面可增加民众的幸福。但是他们自己几乎没有可能实施长久有效的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控制必须由他们的代理人来执行，已经有大量的实例证明，这些代理人在关乎切身利益的时候，往往采用欺上瞒下的手法。斯密说：“只有在执行公务完成后时给予报酬，并且报酬与工作的努力程度相称时，公务才能执行得最好。”因此他建议说，法官的薪俸应当在每个案件结束后支付。而每个法官分得多少，与他们对于案件判定过程中消耗的心力相当。这种方法会激励法官勤勉工作，同时也会促进法院的有效结案。倘若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其他行政权力部门，难度相当大，甚至也许会引发另一种恶劣的弊病。但是至少它会产生一个好处，那就是不至于增加不必要的闲职。此外，对于社会所需要的服务而言，这种方法可以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就像是个人服务领域里享受到的那样。

通常，公务人员因他们付出的时间与劳动，不但获得的报酬常常高于普通人，而且往往由于他们管理不善、缺少适当的监管而导致他们的劳动白白浪费。此外，通常还有一种更大的浪费，即因依从国家风俗与宫廷礼节所造成的浪费。如果有可能，将浪费在化妆修饰上的时间，或在上世纪中浪费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路上的大量时间做个统计，会令人大吃一惊的。

因此，在亚洲各国的政府中，高级官员在繁文缛节上浪费的时间无法统计。国王或君主在例行的巡游与个人娱乐上浪费的时间很多，用来料理国家事务的时间所剩无几。这些政务日久荒疏。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的做法与之相反，他明智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想方设法处理了很多政务。通过有效利用时间的做法，他相当于比那些比他高龄的人都活得更长，而且成功地把他的王国建成了一流强国。毫无疑问，助他取得成功的肯定还有很多其他优秀品德，但是，倘若他没有合理安排时间，仅靠那些优秀品德是不足以使他成功的。

陆军、海军的费用

当一个国家在商业、工业和艺术上取得巨大进步，它的产品在种类和数量上达到极大丰富时，如果将处在社会必需的不同行业从事着有效生产的每个人，都必须征召入伍保家卫国的话，对社会发展而言，将是极不方便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耕种土地的农夫不仅为自己和家庭的粮食而劳作，还必须为其他许多人的粮食而劳作。在这些人中，或是与他共同分享产品的土地所有者，或是给他提供必需品的商人与制造商。为此，农夫必须耕种更多的土地，必须轮栽作物，必须饲养更多的牲畜，必须采用更复杂的耕种方法。所有这些工作，使得他在播种期和收获期之间，没有任何闲暇。[22]

商人和制造商更不能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和聪明才智。为了获得生活资料，除了休息时间，他们必须把全部精力和宝贵时间，不断地投入到生产之中。

毫无疑问，出租耕地的地主可以不要任何报酬去服兵役。在君主国家，贵族和绅士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这样做过。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已经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不再会为了满足心理需求而去成就伟大的事业；他们不再拥有竞争的激情，缺少团队的合作精神，以至于他们宁愿牺牲金钱，也不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和宝贵的生命。这些动机同样支配着资本家。

基于上述原因，大多数现代国家的人民，都同意缴纳赋税让国王或共和国能招募雇佣兵或职业军人以御外敌的袭击。但是，雇佣兵和职业军人很容易成为他们领袖实现野心或实施暴政的工具。

当战争成为一种常态时，人们通过劳动分工就能获取利益。人类科学的所有分支学科都为战争提供服务。若要成为优秀的将军、工兵、副官，都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和不断的实践练习。一个国家如果不根据这个原则行动，必将处在以不完美技术抗衡完美技术的劣势中。因此，除非举国全民皆兵，否则占优势的一定是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军队。土耳其人虽然都说他们基督教邻国的技术毫无过人之处，但由于害怕灭亡，也不得不学习这些国家的战争技术。所有的欧洲列强都被迫采用普鲁士的战术。当法国在激烈的革命战争中使用所有的科学技术为战争服务时，法国的敌人也不得不依葫芦画瓢。

由于战争广泛采用全新的科学技术、采纳如此之多的新工具以及动用更多的资源服务于军事目的，因此使得今天的战争代价比以往大得多。现在需要预先给军队至少配发供一场战役所需的武器、弹药、粮草、军械等。火药的发明带来了更复杂、更昂贵的武器。这些武器的运输费用不菲，尤其是野战类炮和攻城类炮。不仅如此，海军战术的极大改善以及使用不同类型、不同结构的舰船，都要求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劳动。造船厂、船坞、机器、仓库等设施，使得好战的国家在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几乎与战时同等。他们不仅要消耗掉大量的收入，而且还要把大量资本投放在军事企业中。此外，应该指出的是，现代殖民制度就是在世界偏远的地方对某些城市和省份保持宗主权制度，使欧洲国家在很遥远的地区也容易受到袭击。当交战各方均是主要的强国时，整个世界就变成了战场。[23]

因此，财富像勇敢一样，成为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要素，贫困国家无法抵御富裕国家。财富只能来自勤俭，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些由于不良政治、沉重赋税而导致工农业和商业没落不堪的国家，必然受到它的节俭邻国的奴役。我们进一步还可以说，从今往后，国力和国家的科学与文明，必将成为密不可分的伙伴，因为只有文明国家才能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上常常发生的文明帝国被野蛮民族突然推翻的故事，将不会再发生了。

一个国家为战争而消耗的费用，远远超过战争的实际费用。此外，这个国家因战争而失去了它本来可以获取的利益。

1672年，路易十四因荷兰记者对他的不敬，一时激愤决定惩罚荷兰人时，荷兰大使波里尔(Boreel)向路易十四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说，法国每年通过荷兰卖给外国的法国产品高达6 000万法郎，这是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的，如果按现今价格，价值1.2亿法郎(2 200万美元)。但当时的法国宫廷认为，波里尔大使所言不过是空洞的恐吓。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考虑战争造成的破坏，就不能正确地评估战争费用。因为在交战各方中，成为主战场的那个国家的土地，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蹂躏。一个国家越是勤奋，遭受的损害就越大。当战争发生在一个四处是农田、工厂和商店的地区时，好比一把大火烧到了充满可燃物的地方。火势越来越猛，破坏将非常巨大。斯密把士兵称为非生产性工人。如果仅此而已，而不是成为破坏性工人，那该多好啊！士兵不但没有用自己的产品[24]
增加总财富，以回报他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反而做的是损人不利己地破坏他人的劳动果实的事。

人类知识和智能的缓慢但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也许会使对外政治关系发生更进一步的变化，从而大大削减旨在进行战争的费用。世界各民族将会了解，相互发动战争对他们实际上没有好处，他们必然会遭受战争带来的灾难，而战争带来的好处往往都是空中楼阁。按照现今的国际惯例，战败国必须接受战胜国提出的苛刻条件，而战胜国的国民也一定要向自己的政府缴纳重税，因为支持战争的借款利息必须从税收中筹措。历史上从来没有因战争大获胜利而国家费用减少的事例。而且，战争带来的荣耀，不过是一件价格昂贵、没有实际效用的玩具，不存在任何实用价值，绝不会给有理智的人带来长期的兴奋，这些荣耀算是什么呢？当人们普遍了解，陆海统治的好处全归统治者所有，普通百姓完全得不到任何利益时，陆海统治必然失去吸引力。就个人而言，最大的利益在于完全自由的往来，而这个利益显然只有在和平时期才能享受到。各民族依照天性，本来倾向于和睦共处。如果他们的政府从中作梗，并挑起战争，那么他们这样做，不仅损害了交战国人民的利益，而且违背了自己人民的利益。如果他们的人民愚昧地附和统治者那些破坏性极大的狂妄行为，那么，这些愚蠢与荒谬的行为，和那些受过战斗训练的野兽之间自相残杀，以博取野蛮首领欢心的野蛮与荒谬行为，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人类的知识不会停滞不前。过去那些曾经推动它向前发展的动力，将继续推动它更进一步地发展[25]
。由于国家战争费用快速增加，今后的政府如果不经过国民同意、明确表示同意或默认就不可能进行战争。随着人们越来越普遍地了解自己的实际利益，政府获得这种认同的可能性越来越难。国家的军事设备将降低到仅仅足够支撑抵御外来入侵的程度，所需要的只是少数经过长期训练与实践的军队，如骑兵和炮兵。此外，国家依赖的是后备役部队与改良的政治体制，因为人民如果万众一心并忠于国家的典章制度，这样的人民是难以被征服的。人民忠诚的程度，总是和改朝换代可能带给他们损失的大小密切相关的。[26]

公共教育的费用

政治经济学提出过两个问题：一是公众是否会对所有的科研项目抱有兴趣？二是公众关注的那些科研部门的教育经费，是否需要由公众负担？

无论一个人在社会上地位如何，他总是无法摆脱对三个天然领域的依赖：他生存所需的食品、社交所需的衣服、健康所依赖的医药。同时他在工作和娱乐上所使用的每件物品，都受到固定规律的支配。对这些规律了解得越清楚，在社会中得到的利益就越多。所有的人，无论是普通木工或者泥瓦工，还是能够一气呵成撰写出有关国家农业、畜牧业、矿业以及商业规划的内阁总理，对于事物本质的了解越多，分辨能力越高，工作就做得越好。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伴随着科学的每一次进步的，是社会幸福感的不断增进。杠杆工具新的应用、水力或风能新的利用技术，甚至是减少物体摩擦的新方法的使用，都可能对二十个不同领域的技术产生重大影响。倘若巧妙地利用基于数学原理的度量衡统一方法，整个商业界必会大受裨益。天文学或地质学科的重大发现，就可能提供在海面上精确测定经度的方法，这将使全世界的航海业得到更多的收益。移植到欧洲的植物新品种，有可能会对千百万人的舒适生活产生重大影响。[27]

多种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科学，有益于增进或促进公众的利益。非常幸运的是，在这些科研项目中，有很多是个人有兴趣参与的，因而公众无须承担他们的教育费用。个人利益会强烈驱使各产业部门的冒险者学习专业业务及相关的知识。工匠在学徒期间，除了学会手艺，还学会了很多只有在工厂车间里才能学到的种种概念或观念。他所掌握的知识，只能从他的薪水中获得报酬。

但是，每一种对个人有益的知识，并非都同样会对公众有益。我在上面谈到[28]
科学家的利润时，详细说明了为什么他的才能没有得到适当报酬的原因。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对社会具有同样的效用。因为，如果理论家没有发现并保存了科学理论知识，又怎么可能在实践中应用并造福人类呢？没有理论科学的支撑，实践科学很快就蜕化成一种简单的机械习惯，这样的习惯不久必然快速衰退，而技艺的没落会使社会很快退回到野蛮愚昧的状态。

能够意识到不断发展人类才智价值的所有国家都明白，维持那些学会和学术机关以及数目有限的高等学府，并不是浪费行为。这些学会和学术机关作为科学和最有效教育方式的宝库而存在，同时也是进一步发展与扩大科学的手段。但必须妥善管理这些机构，使得它们不会成为科研发展的阻碍，而会促进科学知识的发展；不会成为教育改良的障碍，而是成为教育改良的有效途径。众所周知，早在法国革命爆发前，由于缺少良好的管理，大多数法国大学的运作已经与创办人的初衷背道而驰。结果所有的重大科研发现，都是在大学以外的地方发生的，并且这些大多数的发现如果希望推广，就必须消除这些大学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以及它们所得到的政府的信任。[29]
[30]

由此可见，把这种自有裁定权交给那些大学是多么危险。如果审查一个候选人，就不该到他过去的老师那里进行调查，因为这些昔日的老师此时既是鉴定人，又是利害关系人，毫无疑问会认为自己的学生好，别人不好。成为决定要素的，应该是候选人的真正价值所在，既不应该注重他曾在什么大学里念过书，也不应考虑他参加实习时间的长短。硬性要求一个科学学科的学生，比如医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学习，可能使他失去在其他地方学习的更好的机会；规定一个一成不变的学习程序，必然使他无法选择更快捷的学习途径。除此之外，在结党营私的社会背景下，很难公正地决定相对的价值。

存在一种可以稳妥安全地鼓励具有很大效益的教育方式，就是撰写优秀的初级教材[31]
。这类优秀的教材获取的荣誉以及带来的利润，是无法弥补撰写这种书籍所耗费的劳动、投入的科学研究与技巧的。[32]
在物质上的收益与公众所得利益不对称的条件下，愿意在这方面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人，必然是个傻瓜。因此，除非公众愿意开出高价，足够吸引一流作家编写优秀的初级教材，否则对这些书籍的需要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聘请特定的人编写是不行的，因为才能最高的人未必能做得最好。提供特定的奖金也没有用，因为奖金往往授予那些并不完美的作品，而且奖金一经授予，激励作用便终止了。事实上，这种书籍的报酬，应该与它的价值程度相称，并且应该从价付酬。只有这样，才能在一本好书发行之后，由于其示范作用，必定会有更好的书籍问世，直到所有学科门类的这种书籍最后都达到尽善尽美为止。应当顺便指出的是，给有价值的书籍付以丰厚的报酬，并不会花费很大开销，因为这种书籍必定极少。而且对于个人而言的一大笔款项，对于国家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

上面谈到的教育，是最能增进国家财富的教育，如果得不到公众的合理支持，就会导致倒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淳风正俗不可或缺的教育，更需要公众的鼎力支持。

当手工劳动高度发达，劳动实行普通工种与精细工种分工的时候，最下层劳工阶级的工作，往往简化成一两个动作操作，这种劳动多半比较简单，而且是不断地重复。因此，他们的注意力和思维基本集中在这些操作上，很少有新的或意想不到的事件使他们的思想和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既然他们很少运用才智或从来不用才智，他们的才智自然就会退化，变得如同禽兽一般。因此，他们说不出一两句与本行业无关的常识性的话，他们完全没有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见解。高尚的见解源自对人和事物的广泛观察，不懂得事物之间简单关系的人，不可能具有高深的见解和思维。一个勤劳的工匠，不可能会了解神圣财产权与社会繁荣的关系，不能设想他比他那些富裕的邻居对社会繁荣有更大的兴趣。恰恰相反，他却把这些主要利益看作对他权利与幸福的侵害。要使他的头脑开窍，了解这些概念，并成为更好的父亲、丈夫、兄弟或者公民，他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教育、阅读能力，以及一边工作一边思维的能力，包括和他同伴们的交流。

但是在庞大的国家生产机构面前，体力劳动者由于自身所处的位置，除了养家糊口的微薄收入外，很少有其他收入，甚至根本没有其他收入。他们最多只能抚养子女长大成人，培养他们从事一种职业，而不能指望他们给子女以获得幸福的必要的教育。倘若社会希望从劳工阶层具有更多的知识和智慧中获得利益，那么社会就需要承担教育费用。

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设立小学教人读书、书写和算术。这些都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就下层阶级的文化而言，有此三个方面的教育基本就足够。事实上，除非一个国家的一般人民都接受过这三个方面的教育，否则，这个国家不能称为文明国家，也就无法享受文明的利益。在尚未达到这个程度之前，一个国家只能算半开化国家。初级教育带来的益处，就是保证那些出类拔萃的天才或有超越思想的人，不会长期默默无闻，他们的天才会有用武之地，从而给社会带来无限大的利益。仅仅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就足以使得他能以几个苏的代价，了解到杰出人物在他才能擅长的领域论述或所做的事情。女性也应该接受初等教育，因为社会对她们的文明和文化程度同样感兴趣。事实上，她们是年轻一代的第一位教师，而且往往是很多年轻一代唯一的教师。

自称有教养、有文化的欧洲国家政府，如果忽视教育事业，对大多数人民的愚昧置若罔闻，那就更不可饶恕。因为，经过改进的互相教育法已经试验并获得成功，并且为在下层阶级中间普遍传授知识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和最经济有效的方法。[33]

因此，在所有的知识中，只有初级知识和理论科学，也就是最低级的知识与最高级的知识，既不会顺利地吸引人们去赞助和投资，也不像其他领域知识那样得到所需的刺激性竞争。设立政府当局的目的就是专门照顾公众利益，所以教育必须得到当局的鼎力支持。个人并不是对促进与赞助这些知识领域不同于对其他知识领域那样有兴趣，而是对这些知识领域不像对其他知识领域那样有直接的兴趣。这些知识部门不存在时不会引起即时的或明显的损失。一个繁荣昌盛的帝国可能因此而衰退到愚昧的边缘，而它的人民还不会觉察出造成这个衰退恶果的原因。

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对那些提供上述知识领域教育和研究的其他公共教育机构心存不满，我只是试图说明，那些知识部门应该由国家的国库支付教育费用才是明智而符合其利益的。事实上，传播的各种知识，只要是基于事实和实践经验而不是基于武断见解或武断说法，以及能够增进人们鉴赏力并提高理解力的教导，都有其价值和益处。因此，旨在传播和普及这些知识的教育机构，均对社会有所裨益。但是必须注意，不应当在增进一门知识的同时，忽略了其他知识的传播，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奖励机制通常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如果能够免费获得同样的教育，尽管是由较低水平的老师提供，都会使得私人教师和私人教育机构得不到应有的恰当报酬。因此，就出现了庸才替代天才以及个人努力受到抑制的危险。而个人努力恰恰是国家资源得到最大回报的利益源泉。

在我看来，唯一不应用公费支持传授的科学是伦理科学。伦理科学可以被视为纯凭观察的科学，或可以看作是属于道理的科学。前者是关于道德品质的知识、依存于人类意志的各种事件之间联系的知识，它是研究人的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研究人，最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与往来来进行。后者则是一系列的格言和教训，对人的实际行动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中，人的行为规范最好的导师是公正的法律和优秀的教育，以及良好的榜样。[34]

对美德和良好品行唯一有效的鼓励，与挑选并雇用良好品性的人有直接利害关系。即使在生活中从不依靠别人的人，同样也需要有一些使他们感到愉悦的其他东西，即人们的普遍尊重与信赖。若要获取这些，至少要装成具有值得尊重与信仰的品性。自己获取这些品性，比鼓励别人获得这些品性容易得多。君主或统治者对国家风尚的影响巨大，因为他雇用了太多的人。不过即便如此，他的影响还是不如个人利益相关的影响那么有益，因为他不像私人那么有兴趣只雇用有道德的人。这种冷漠的态度，如果再加上统治者往往给人民树立的不道德、不正直、不节俭的坏榜样，会导致国民道德败坏的过程大大加速。[35]
不过，一个国家道德的堕落还是可以通过反向的行为来拯救的。大多数的殖民地不是由本国令人敬佩的阶层组成。但当移居者放弃回国的希望并决定在新的居住地度过他们的余生时，他们就会逐渐感受到获得当地居民尊重的必要，因而殖民地人民的德行由此而很快得到改善。我所说的德行，是指一系列的一般行为。

以上是对国民道德起积极作用的因素。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一般教育的影响。一般教育使人们觉悟到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并对其性情起到陶冶作用。

严格地说，宗教教育应该由各个宗教团体分担。宗教团体总是把其他宗教团体的意见视为异端邪说，因此帮助宣传那些它们认为如此谬误乃至邪恶的东西，当然会引起它们的反感。

公共慈善机构的费用

个人危难时是否有权利要求社会救济，一直是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在我看来，除非个人危难是现有社会制度不可避免会造成的结果，否则没有权利要求社会救济。如果残障与贫困是社会制度的产物，那么在社会制度的确不能提供预防和治疗方法的情况下，可以要求社会提供救济。然而在此讨论权利问题就离题太远了，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讨论慈善机构的性质及其结果。

当社会用公费设立慈善机构时，它就成为一种储蓄银行，每个成员把他自己收入的一部分贡献给社会，以便在遇到意外或不幸事故时向它要求救济。有钱的人普遍认为，他们不需要社会救济。但是他们还是不要过于自信，因为谁都不能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永远平坦，也许幸运之神会光顾，也许可能与贫困相伴一生。只要知道好运不能长久相伴，就会担忧有福去祸来的一天。只要环顾我们周围，就能找出很多事例来证明这种担忧是有根据的。很多遭遇不幸的人，他们从前根本没想到有一天会遇此大难。

由于医院、救济院、养老院和育婴院的存在，减少了贫困阶层的开支，而这部分开支必须依靠他们的生活维持费，因此加速了人口的增加。所以，这些机构理所当然地倾向于略微降低劳工工资。如果这些机构增多到一定程度，能够容纳所有贫困阶层中的病人、老人、残疾人或婴幼儿，那么劳工的工资还会继续降低，因为他们只需养活他们自己。如果完全废除这些机构，那么劳工工资会稍稍增加，但是相比于这些机构能够帮助维持的而言，是不足以维持那么多的劳工人口的。因为劳动力的价格一旦提高，社会对劳力的需求就会减少。

通过上述两个极端假设，我们能够评估各国对救济贫困做出一定程度努力的结果。同时还能看到，危难与救济一同增加，但是增加比例不同的原因。

大多数国家采用折中办法，只对一部分因年老体弱、年幼无助，或意外患病而导致无依无靠的人员给予救济。对其他人，政府会尝试通过下面两个方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一是对申请者加以某种限制，比如限定年龄、某些疾病种类，甚至完全取决于私人关系或者情面；二是严格限制救济的范围，对申请者提出苛刻条件，或使得接收救济具有一定程度丧失当事者体面的意思。[36]

如何限制申请庇护的人数是一件令人挠头的事情，除了限制申请人资格或寻求赞助外，还没有更理想的好方法。人们认为，那些设施较为舒适的收容所，应该开放给那些没有私人关系、但真正应该得到救助和遭遇不幸的人士，而不是按照私人交情来决定收容与否。这种方法也有利于避免不适当的提名。所有申请人的资格应受到严格审查。除了透明、公正、纪律严明、充分投资之外，还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让大范围的贫困人员受到适当的保护。

上述弊端，在残疾士兵和水兵收容所从没发生过。其收容条件非常清楚，凡具备条件的人不可能被拒之门外。这样的机构尽管设备舒适，但绝不会导致申请的人数增加。住在这类公共收容所的人得到的良好照顾与舒适环境，丝毫不比他们同阶层的人在家中享受到的逊色。他们在收容所里惬意地休养，有的甚至还能满足老年人的个人爱好。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收容费肯定会略有提高，也就是说，会增加到和生命自然延长相称的程度——他们如果没被收容，很可能因贫困而不能尽享天年。这是收容费用增加的最大限度了，凡具有爱国心与人道思想的人，绝不会吝惜这项费用。[37]

在美国、荷兰、德国和法国迅速增长的行业作坊，都是很好的慈善机构。这些行业作坊面向所有健康的人，按照他们各自的能力，提供适当的工作。有些行业作坊收容失业工人，只要他们愿意提出申请，就会被接受。另外有一些工业作坊是一种感化院，收留流浪者、乞丐和拘留罪犯，要求他们在指定的期间内做工。有时候罪犯要在拘禁期间，从事与他们职业专长相应的苦工，这样就可以免除部分甚至全部的服刑期间的费用，同时还可以矫正罪犯的品性，使他们重新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而不再是害群之马。

事实上，这些机构几乎不可能列入公共开销项目，因为当它们的生产等于它们的消费时，就不再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在人口稠密地区，这些机构带来的利益非常大，因为在许多职业中，总有一部分难免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商业的不断变动，新工艺的采用，资金从生产事业中撤离，失火或其他意外灾难，都可能使很多人失业。即使是最有本领的人，也可能因他人的过失而陷入极度贫困。在这些机构中，人们至少可以获得生活资本，即使不能从事自己擅长的职业，也可以做一些类似的工作。

维持这些机构生存的最大障碍，就是需要支出大量的资本。它们是有市场风险的行业，因此需要配备各种类型的工具、器械、机器，以及各种原材料。必须赚到足够多的钱，多到足以支付前期投入资本的利息和其他经常性费用后，它们才可以说能够维持生存了。

这些机构无偿使用政府提供的资本和房舍，以及许多其他帮助。这些机构倘若自身不存在某些特殊不利的情况，势必对私人企业构成威胁。它们生产的产品，必须与被收容人员衰弱的体力以及较为低劣的生产技能相适应，因而不可能生产出有最大需求的物品。此外，要求大多这样的机构都遵守下述规定：要把工人工资或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储蓄起来，在工人离开这些机构时能提供给他们作为经营资本。这不仅是个很好的未雨绸缪的方法，同时产生另一个好结果，即不可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从事经营，使其他正常的竞争者在市场中无立足之地。

虽然监督和管理慈善机构带来的附加荣誉，总能吸引社会上有钱有地位的人士自愿提供无偿服务，但是，当职务工作变得繁重时，没有报酬的管理者往往会敷衍了事。把巴黎所有的医院统一交给一个人管理，大概不是明智的方法。在伦敦，医院分开管理，于是管理得更周到有序、更经济合理。正是因为分开管理，各医院的管理人之间自然会出现令人赞赏的竞争格局，从而提高了服务效率。这再次证明，公共事业可以用竞争的方法管理，并且还能从这种方法中获取收益。

公共大型建筑和土木工程的费用

在这里我不打算列举公众需要的各种公用土木建筑，只是想订立一些关于估算国家公共建筑费用的一般规则。要极其准确地估算公众从公用建筑中得到的利益，往往无法做到。城市居民从公共花园或其他散步场所获取的利益或者愉悦，我们要怎么估算呢？在人口稠密城市中狭窄拥挤的街道附近，在树荫下或满目青翠的草场上，居民们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休闲或者运动的地方，孩童们也可以在那里嬉戏，这些都是价值和利益，但是无法精确估算这种利益的多少。

但是，建筑设施的总费用却能够确定或者估计出来。每个公共土木工程或者建筑物的费用包括：

(1)土木工事或者建筑所占用土地的租金，这等于租户要付给地主的租金。

(2)所花费的建造资本的利息。

(3)每年的维护费用。

在这些项目中，有时可以缩减一两项。当建筑物占用的土地不能从采购者或者租户得到什么代价时，公众也就无须承担租金性质的费用。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兴建土木，也没有租金收入。比如，桥梁的费用，除了建筑所用资本的利息和每年的维修费用之外，没有其他开销。如果听任桥梁坍塌，那么公众就只是损失了投资的资本的作用(资本的作用按照投资款项的利息计算)，另外还逐渐消费资本本身，因为桥梁失去了通行价值，就是失去了资本的价值或者利息，同时连投资的资本价值也消失了。

假定荷兰一个水坝的最初投资是2万美元，每年利息费用按照5厘计算，将是1 000美元。如果还需要600美元维护费，每年总费用将达到1 600美元。

这样的计算方法也适用于公路和运河项目。如果公路的宽度超过实际需要，那么每年就会损失它因多占地而获得的租金，还损失附加的额外维修费用。巴黎的许多近郊公路宽度达180英尺，包括公路两侧没有铺石的部分。其实，60英尺宽的公路，完全足够使用，即使是作为通向大都会的公路也足够宽阔，多余部分都是毫无用处的铺张与壮丽。我确实不知道是否可以称其为壮丽，因为这些宽阔马路的两边，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不能通行，而道路中间铺石部分的路面又很狭窄，这不但玷污了我们民族慷慨大方的美德，也玷污了我们民族的判断力和鉴赏力。看到浪费和糟蹋这么大的空间，尤其是看到它得到糟糕透顶的维护保养，有谁会感到愉快呢？这就好比是拥有建造宏伟宽敞大公路的欲望，但是没有保持整齐平坦的方法，如同从来没有打扫过的意大利贵族拥有的高大宏伟的大公馆一样。

其实，在我所说公路的两侧，有120英尺的空间可用来作为耕地，也就是说每3英里就能开出48亩的耕地可用。如果把多余占地的租金，花在最初费用与建造费用款的利息上，乃至再将每年花在这些不必要空间上可观的维修保养费(其实保养得一点儿不好)加在一起，就可以知道法国每年花费多少钱来维持着这些因虚荣而建造的太过宽大的道路。这些公路比通常规格宽一半，而它们通向的道路又过于狭窄，比通常窄3/4。[38]

即使是在公路和运河等公共项目运行得非常经济合理的国家，公路、运河等大型项目也属于造价高昂的公共土木工事。但是，它们为社会提供的效益远远超出它们的建造费用。请读者参考前文提到的关于两地之间因运输便利所产生的价值[39]
，以及生产费用节省多少，消费者就能从中获得多少价值的一般规律，就很容易理解并相信上面的话。[40]
如果我们对比一年内通过任何一条公路上所有物品，假设在该公路不存在时的运费与现今公路存在情况下的最高运费，这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那些物品的消费者所得到的利益和社会所获得的切实的、纯粹的净利润。[41]

运河产生的社会收益更大，因为运河所节省的运费更多。[42]

没有经济效用的公共建筑物，比如宫殿、凯旋门、纪念柱等，是国家的奢侈品，它们和私人为炫耀而购买的奢侈品一样，难以为其辩护。这类公共建筑带给国家或人民的虚荣所提供的无意识的满足，绝对抵不过它们的建造费用，以及通常它们造成的苦难。

[1]
虽然资本家和地主本来就是用货币形式收取利息或地租，因此没有必要通过事先交换来获取用于缴纳赋税的货币，但是，这个事先的交换，必定是已经由利用土地和资本的投机者进行过了。其结果完全类似于用实物，也就是土地或者资本的直接产出产品来缴纳地租或者利息。地主和资本家或是直接用那些实物缴纳赋税，或是把实物出售后以货币形式缴纳赋税。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阅本书第二篇第5章所论述的收入在社会中分配的方式。

[2]
汉密尔顿博士在他的著作《大不列颠的国债》中有篇有价值的论文，曾说明了我们上述批驳的观点的错误。他说：“这等于强盗闯入商人的住宅，并且抢去他的钱，然后说你没有任何损失，因为我拿走的钱，最终会用于购买你所销售的货物，这样，你就能获得利润。”公共消费对于私人事业所起到的作用，和这个故事完全类似。

[3]
政府假装他们有权占有个人的私有财产，或者表现得好像他们拥有这种权力，这都是对私人财产的侵占。而侵占绝不构成真正的权利。否则，一个通过暴力或者欺诈占有别人财产的盗贼，就可以借口已经通过侵占获得合法所有权而进行抗辩，从而不能在逮捕他之后，勒令他偿还赃物。

[4]
读者应当理解，作者写这些章节时的激愤。那时候的军事专制政府对于国家资源的使用任意妄为，不允许有任何人对他们的行为和方针的正确与否有任何怀疑。

[5]
芬朗(Fenelon)、沃班(Vauban)和其他几个富有才能的作家，对于这个制度毁灭性的趋势有一些模糊的认识。但是他们对于财富的生产和消费问题尚没有合适的见解，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看法。例如，沃班在他的著作《国王什一税》(Dixme Royale)中说：法国现今的贫困，并不是因为气候的严酷、人民的品性或者土地的贫瘠。事实上，情况是气候宜人、人民众多并且勤奋而机敏。真正的原因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和不懂得甚至忽视节约。芬朗在《蒂勒马克斯》(Telemaque)一书中有几章精妙的类似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只能被视为高谈阔论，因为他们不能证明其正确性。

[6]
当伏尔泰说路易十四的豪华宫殿对国家而言不是负累，而是在帮助社会上的货币流通时，就证明了法国当时最有名的作家完全不懂得这些问题。他的局限在于，他只看到了当时使用的货币。此时，极端的奢侈就显得不像是损失，因为货币实际上既不是收入也不是消费。但是稍微再做些细致的研究就能明白这个说法的错误所在，因为它会导致假如年终时货币的数量没有减少，那么一年内就完全没有消费这一荒谬的推论。机警的历史学家在追溯花费在凡尔赛宫殿9亿法郎的由来时，会从法国各种生产阶层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原始产品开始。然后，这些产品在第一次的交换中，变成了用来缴纳赋税的货币，而后第二次交换中，变成了用于建筑宫殿的建筑材料、油漆、金粉等，最后变成了皇帝满足个人虚荣而消费的宫殿。在上述若干次的交易过程中，货币仅仅作为方便的价值转移的工具和媒介。最终的决算显示，消耗掉的9亿法郎和建成的那座宏伟而且不断需要维修的华丽宫殿等值。

即使是永不消失的土地，也能以它被接收时的价值形式而被消费掉。有人说，法国革命之后出售国家的土地并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因为这些土地都卖给了法国人民并且真实地转移给了他们。但是，那些采购土地的资本，在离开了采购者的口袋后，究竟到了哪里？难道不是被消费掉或者损失掉了吗？

[7]
在国家执行军事计划时，经过政府或者其工作人员之手，发生两种价值的转移：第一种，普通民众以赋税的形式缴纳的价值；第二种，提供供应品或者劳务的人们那里收到的价值。就前者而言，政府并没有提供任何东西作为报偿；就后者而言，政府提供了等值的工资或者采购价格作为报偿。因此，说政府一手接收、一手归还，整个交易不过是价值的流通，对国民没有损失，完全没有根据。因为政府接收两部分价值，但只偿还了一部分价值。另一部分的价值损失，由整个社会承担。这样，相当于个人财富总和的国家财富被损失掉，也就是等于政府的总消费减去(minus)整个产业产品的这么多数量的财富被损失掉。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更详细的阐述。

[8]
在本书第二篇第9章的总结中曾经说过：由于人口总是和生产相匹配，阻碍产品的增加就是阻止人口的进一步增加；浪费资本、消耗劳动、耗尽生产来源，就等于在现有人口的每十个人中抽取一个而杀戮。一个穷凶极恶或者愚蠢至极的政府这样浪费的祸害，比战争大得多，虽然战争带来很多暴行。

[9]
我所说的政府，是指以任何形式组织的，包括一切部门的政权。把政府一词局限于行政部门是错误的。比如，制定法律和行使法律都是权力行为。

[10]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消费可以超过它的年收入。但是我们很难假设大不列颠政府也是这样，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它的财富明显还在增加，由此而知，它的消费最多只相当于它的年收入。甘奇，被人认为是不会低估大不列颠政府财力的人，估计大不列颠的年收入为2亿英镑，而比克博士(Dr.Beeke)的估计是2.18亿英镑，其中包括产业收入1亿英镑。假设在这个估计的时点之后，它的财富还在不断增加，我们假设它在1813年的总收入增加到了2.24亿英镑，科尔孔(Colquhoun)在他的《大不列颠帝国的财富、资源和权力》(Wealth，Power，and Resources of the British Empire)中告诉我们，那年，它的公共支出为1.12亿英镑。按照这个数据，它的公共支出似乎只占据国家收入的一半。而且，它的政府开销并没有包括公共收费在其中，还应该加上州和郊区的费用、贫民救济费用等。也就是说，据此，我们可得知，即使是在大不列颠这样偌大的帝国中，以不到国民收入5%的费用，就可以办理好政府事务。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圆满水准，还需要在施政部门中做很大的改善工作。

[11]
我们从大不列颠的税务署找到一份蒙哥马利·马丁(R.Montgomery Martin)撰写的论文“论大英帝国的税收”(Treatise on the Tax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于1833年于伦敦出版。下面摘录其中部分内容：“在利物浦的郡主称，1822年大不列颠的年度(annual)收入，在减去租金的津贴、由于战争带来的贸易损失之后，应该是2.5亿～2.8亿英镑。如果1833年大不列颠的人口数量在1 600万，如果每个人的消费平均而言低至每天1先令(one shilling per day)，或者181.5先令一年，那么年收入将是4.52亿英镑。而且，如果平均每个人的花费是每天2先令的话，这个数目将会加倍。这样的计算是很合理的：以同样的规则来看看爱尔兰，但是把人均花费降低到每天6便士，而人口则为800万，那么爱尔兰的年收入将是7 300万英镑。那么1833年整个英国的年收入以最保守估计将超过5亿英镑。”

假设年收入就是5亿英镑，我们意识到，即使是支付了税收之后，依然是非常庞大的，基本上大于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也就毫不奇怪，即使是需要排除千难万险，这个国家财富的持续增长还会继续。与此同时，帝国的开销却在慢慢下降。在最近的战争期间，我们的作者观察到，在科尔孔的管理下，公共消费在1813年是1.12亿英镑，而1830年只有3 400万英镑，到了1831年，则只有3 300万英镑了。而到了1832年，只有区区10万英镑。——美国编者注

[12]
《法的精神》，第31篇，第18章。

[13]
《尤金公爵自传》(Memoires du Prince Eugene par luimème)，第187页。关于这本书和《政治遗言》(Testament Politique)的版权，曾经发生过争议。如果尤金和里希柳(Richelieu)本人不是作者，那么至少是和他们同样有能力的人，但是，这个可能性更小。

[14]
他竭力设法支付美洲战争的费用，而不增加新税。诚然他因为借贷很多款项而受到责难，但是，只要他能够设法支付利息而不增加新的税种，那些借款就不构成对国家的重负。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是通过节约开支来支付利息的。

[15]
雷纳尔：《欧洲人在东印度群岛所设立的商号历史》，第二卷，第36页。

[16]
人们经常在口头上说，信用
(credit)在降低
(declining)、信用在恢复
(reviving)等，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真正确切知道信用的正确含义。信用绝不仅仅意味着对政府的信任，因为社会上大部分私人之间的事务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信用也不仅仅意味着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因为一个信誉良好并且经济殷实的人，不会突然把自己弄到一无所有。即使是在遭遇灾难的困苦时期，个人的名誉损失也不是那么普遍。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信用就是终结。信用似乎意味着对未来的信心。对于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和暴力的一时恐惧，会使得很多人不敢露面，或者不敢显露财产。而这种情况下，本来很有前途、很有规划的事业，都会变得风险过大。新的事业无人投资，老的事业利润减少，商人的经营活动大大减少。由于个人收入的减少和不确定，一般消费也大大减少。无论是在野心勃勃、胆大妄为或者不公正的政府领导下，还是在软弱、缺少决断、进退失措的政府领导下，人们都不可能对未来有信心。信用，就像结晶那样，只可能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产生。

[17]
目前本书只做纲领性的叙述。详细论述政府的政治问题在这里显得不合时宜，正如研究艺术品的时候，顺便说说其制作方法、流程以及技艺一样。但是，实际上，这两种研究对于学问本身而言都是很有价值的贡献。

[18]
这个规则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举例来说，古罗马皇帝赏给人民的五谷，就是社会消费的有形产品。同样，慈善救济院和监狱所消费的各种粮食，以及节日中供人们娱乐观赏的焰火，也是社会消费的有形产品。

[19]
也应当记住，这些费用不包括抵御外敌的费用，只包括防御内部蛮族袭击的费用。

从财政部部长加拉廷先生提供的美国1806年的官方收支记录可以看出，总花费不足1 200万美元。其中，800万美元用于支付公债利息，剩下的400万美元才用作政府费用，也就是国家的民政、司法、军事和其他公务的费用，这些费用全部由进口税支付。

本书作者所指的年份，就是1806年，美国政府的实际花费据财政部的数据是15 070 093.97美元；该数额中，官方称，其中的8 989 884.61美元用于支付公债的本金和利息。美国当年的人口只有600万，根据官方的统计材料，此后的人口在1800年达到5 305 925人，1810年达到7 239 814人。此时，政府的开销，除去支付公债的本金和利息外，总额是6 080 209.36美元，也就是花费高于作者给出的数额的3倍。

美国政府的开销，应该包括不同州政府的开销以及联邦政府的开销。关于前者，我们没有办法提供给读者一个准确的或者官方的数据，我们也不打算冒险作一个粗略的估计。但是关于后者，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表格化的数据。数据来自美国财政部部长于1830年4月9日给众议院裁员委员会主席的信，以及随后的年度财政报告，这些都提供了官方权威而且准确的关于联邦政府收支的数据。时间从1789年3月4日开始到1832年12月31日止。

根据1790年、1800年、1810年、1820年和1830年总共5年的统计数据，我们也增补了最后一份几个州官方的人口和领土的数据。

———美国编者注

[20]
我想起法国一个城市的例子。该城市在1789年以前，行政事务管理非常有效而节制，每年只需花费1 000克朗。但是归帝国管辖之后，尽管花费掉3万法郎(约合5 580万美元)，也难以支付君主肆意妄为和独断专行的开销。

[21]
在上世纪，曾经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莫林那教派的牧师拒绝为詹森派教徒执行牧师的职务，尽管政府极力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借口是：听从于由教皇传达的上帝的命令，比听从于人的命令要好。这种困境，只存在于有着唯我独尊观念的国家中，而且这个国家在教义和教规上只听命于独立于国家的权力或者外部权力，例如，在信奉罗马教的国家。但是还存在另外一种麻烦，一个苏格兰牧师曾经详细提到的，让一个牧师兼管牧师职务和民事职务的困难。由于性质如此悬殊的两种职务混在一起，分工的利益荡然无存。——英译者注

[22]
第二次波斯战争以前的希腊人，经常在农闲时间进行军事活动。那些不关注技术、不注意农业发展的游牧民族，比如鞑靼人和阿拉伯人，在时间上没有太多约束，能够为获得水草和战利品而在任何地方进行军事冒险。因此，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以及摩尔人和土耳其人，都征服了广大的地区。

[23]
据计算，当大不列颠上次和美国作战时，每个士兵送往战场的费用，是在欧洲大陆时的战争费用的两倍。其他的军事费用也因为距离遥远而相应翻倍。

[24]
上面的话说得过于笼统，在只能使用职业兵防御外敌的地方，士兵就是生产要素，因为他生产无形产品，即防御外敌攻击。在某些情况下，什么都没有这个产品更有价值。——英译者注

[25]
那些不承认人类理智逐渐长进的人，必定没有好好研究历史，战争中的不义和残酷暴行，在欧洲，特别是在欧洲文明的国家之间，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在美洲或者亚洲，还没有大量减少。最近发生的一些战争，激起了人民极大的愤怒，以至于这些战争的策划者自食其果。

[26]
我在这里提到了文明时代唯一可靠的标志和依赖。在朝代更迭中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的人民，可能非常英勇地保护自己。宗教徒可能会为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保护的国王或者一个信条而猝然加入破坏性的战争。但是，宗教和政治迟早会消失，人类将寻找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合理努力目标。

[27]
新西兰的亚麻在纤维长度和细度以及产量上，都比欧洲亚麻好得多。如果在欧洲移植新西兰的亚麻能够成功，就能如预期那样，以现今最粗亚麻布的价格生产细亚麻布，从而大大促进下等阶层的清洁和健康状况。

[28]
第二篇，第7章，第2节。

[29]
在拿破仑时代，所谓的大学是更加有害的机构。事实上，它是最浪费又最招人怨的机构，因为它用那些旨在使政治奴役永久化的主张替代那些正确的事物和观念，以破坏年轻一代的智力和才能发展。

[30]
杜格尔·斯图亚特说：“通常，人们在面临和自己切身相关的问题时，容易产生无方向、无目的的联想，思想由此而误入歧途。这些联想，大多来自虚妄的宗教制度、暴虐的政治组织和荒诞不经的教育计划。而最终的结果是，此前时代的物理和数学的发现与成就，在历史学家眼里，如同一块块天然纯金一样。而我们这里探讨的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真理，却好似铁(iron)一样。虽然在所有金属中，铁是应用需求最多而且分布最为广泛的，但是，通常需要有辨别力的人，才能发现其存在。而另一方面，从铁矿石中炼出来铁也是一件需要耐心细致工作的乏味事情。

“类似地，伦理科学和政治科学的进展，不像数学或者化学的发现那样强力地吸引众人的视听。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毫无方向的联想，如同难兄难弟一样相随而生，但是如果能够摒除毫无章法的联想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人类的智能将会获得怎样的全新激励而提升啊！而事实上，获得这个结果的进程是缓慢和沉默啊！诚然，如果不是有学问的专家专门不时统计和计量，我们很难相信，人类的理智和思想是向前发展的。就这一点而言，欧洲的有些学术和宗教机构，对于人类思想历史学家，并不是毫无用处。这些机构，由于锚链的坚固和沉重，屹立不动于原来的停泊地，使得它们能够衡量世界其他地方思想潮流的飞速发展。”

参阅斯图亚特《论文集》序言，第28页，波士顿版。——美国编者注

[31]
在此，我认为，应该包括各个门类知识的初级和基础部分，适合于各种职业的一般学识。也就是以较低代价，把各种技艺的一般原理传授给制帽工人、翻砂工人、陶工、染工等，这些书籍使得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保持着持续的接触，并能够相互利用彼此的经验。

[32]
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这类书籍的需求并不很大的地方。在英国，对作家而言，教育书籍也许是利润最为丰厚的书籍门类的一种。——英译者注

[33]
这种新方法由兰开斯特所倡导，后来由其他教师发展完备。按照这种方法，一个教师只需要为数不多的书籍和纸笔，就能够迅速而高效地把读书、书写和一般算术同时教授给五六百人。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经济的效果，是因为它善于利用学生智慧和人类所固有的争强好胜的动机，并把它们导向有益的学习方向上来。一个大的学校通常分为好几个班，每个班由8个水平尽可能相同的儿童组成，并且由一个略微比其他儿童优秀的孩子作为小班长任教。这些班中的儿童又分为8个级别。最低级的学习字母发音，并在铺沙的地板上用手指书写字母。最高级的学习在纸上写字，并演算四则运算问题。每个班的儿童按照他们的进度确定，对于不能解答对应问题的学生马上改编到其他班级中去，由另一个较为灵敏的学生补充缺位。当一个学生修完一级，就升高一级。学生们有时候站着、有时候坐着上课，石板固定在墙壁上。这样，教育就总是和儿童的年龄和能力相适应，并且也必然能够吸引儿童的注意力，满足他们的兴趣，并且提供给他们机会以进行一些适合儿童身心的个人活动。上述一切都在一间教室里进行，往往只有一个男教员或者女教员监督。这个方法的普遍被采用，也许会在一个时间段内受到风俗和偏见的反对，但是它的效用符合事理，势必流行和广泛传播。

[34]
对于逻辑，我也是类似的看法。如果所教授的内容都是与真理和良知相符合的，那么条理自然随之而来。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或者概念是不正确的，什么教育也不能使他成为好的推理家。而如果他有正确概念作为基础，就不需要教他如何才能推理得好。要想获得事物的正确概念，只能通过仔细考察事物相关的不同方面，而忽略和事物无关的部分。这其实是一切知识的目的，而不仅仅是逻辑的目的。

[35]
一个不道德的国王的坏榜样是危害最大的。举世皆知，而政府却保护并鼓励他。曲意奉承的廷臣，由于上有所好，必然盲从而竞相仿效。

[36]
在巴黎，残疾收容所、疯人院、圣·路易、普济院和许多其他慈善机构，施行第一种限制；而主要施诊医院、精神病院、养老院或者妇女精神病院以及弃儿教养院，则施行第二种限制。由于有资格申请第一种救济机构的人数，总是超过它们的容纳能力，所以，最终只能凭私情或者私人关系决定收容者。

[37]
但是应该好好权衡一下，给他们固定的收入让他们在自己家中生活，或者把他们寄养在私人家庭，相比之下，是否对于国家和被抚养人更有利呢？按照一心一意为公益而积极筹措的圣皮耶神父估计，在巴黎费用庞大的机构中，用以维持残疾士兵生活的费用，比他们自己在家维持的生活费用多出3倍［《政治年鉴》(Annales Polit)，第209页］。

[38]
虽然法国的大路浪费那么多的空间，但是它们并没有四季可通行的铺石人行道，也没有供行人休息的石椅、暂时躲避风雨的栖息场所或者解渴的蓄水器。事实上，增添这些设备，并不会花费太多钱。

[39]
第二篇，第9章。

[40]
第二篇，第3章。

[41]
有这样的说法认为，假如公路不存在，运输费用也就不会发生，因为即使是运输没有发生的时候，人们也还是过着日子。这是一种奇怪的逃避辩论的方法。事实上，因为缺少购买的手段而克己自制，这是贫穷的证明，而不是富裕的证明。无论哪一种物品，如果消费者不能买到，对于这个物品而言，他的贫穷就达到极点。而无论哪一种物品的价格或者价值降低，就这种物品而言，消费者就变得富裕。

[42]
有一天，也许会在不同城镇之间建造铁路来替代运河。铁路所节省的运输费用肯定会超过巨大的建造费用的利息。行驶在铁路上的火车除了行驶速度快以外，还能减少旅客和货物在其他道路上所受到的那样猛烈的震动。但是只有在资本充足，而政府行动能使得冒险者确信可以收回冒险利润的国家，才可能进行这种宏大的事业。

第7章　对公共消费有实际贡献的人

在极少数的场合中，部分的公共消费品是由私人提供的。我们不时地看到一些私人的豪爽行为，他们出资建造医院、道路或公园。在古代，这种事例比今天多得多，但不像今天这样值得称赞。古代人的私有财富，往往是在本国或本省内的掠夺与盗用的结果，或是以同胞的鲜血换回的敌国战利品。在现代，虽然偶尔也发生过这种事情，但在多数情况下，私人财富是勤俭的硕果。英国有许多慈善机构是由私人出资创办并维持着。这些创办人与维持人的大部分财产是他们依靠勤奋努力获得的。放弃自己因长期的辛勤劳动、勤俭持家而获得的财产，比放弃因偶然的好运或侥幸的蛮干而获取的财产，需要有更豁达的风度。

古罗马时期，战败国直接供应一部分公共消费品。在那个时代，战败国必须向战胜国进贡，供战胜国消费。

在大多数国家，有些土地资产归国家或归所属的市、镇、乡村所有。这些财产有些出租，有些由国家直接占有。法国的国有土地中，耕地与牧区大部分公地，包括地上附属物都租赁给私人，政府只保留国家森林，由它委派的人员直接管理。这些财产的全部产品均为国家资源清单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上述资源主要由向人民征收的租税组成。这些租税，有时是全国性的，即在全国范围内征收，然后上缴中央金库，用以支付全国性的公共费用；有时是地方或行政区性的，由各州、各省向当地居民征收，上缴地方金库，用以支付地方性开支。

国家的费用应当来自受益的人，这是公平的原则。因此，管理最好的国家，必定是这些国家各阶层人民缴纳的租税，都与他们从国家费用所得的利益相称。

国家中的每一位居民或各社会阶层，都从中央管理机构或中央行政机构处得到利益，就如同他们享受到的国家军事机器所提供保卫的利益一样。各省或行政区，难以独自防御外来的威胁。如果敌人攻占一国的首都，进而就能够威胁或控制该国的各省及行政区，占领者将他们的法律强加在该国军队没有进驻的地区，同时还任意处置那些甚至没有看到敌人面孔的人的生命与财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军事要塞、军工厂、外交使团的费用，也应由全国负担。

司法行政提供的安全与利益，虽然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地方性质，但司法行政的经费，应该列入全国费用的项目。当年波尔多地方执政官逮捕并审判犯人一事，大大推进了法国公安系统的发展。有了行政司法长官公署的费用，监狱与法院的费用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斯密曾提出建议，民事审判费用，应由诉讼双方支付。比目前更适用的办法是，在每个特定的案例中，由诉讼双方共同指定审判案件的法官，而不是由官方政府从一些他们认为的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中选派。如此，法官将成为仲裁人或公正的审判员，依诉讼案件的性质给予一定报酬，而不是依照案件审理的时间长短计算报酬。如此，法官通过简化诉讼程序、珍惜审判时间、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以及通过公正审判，就能吸引更多的诉讼案件让他们来办理。[1]

但是，地方行政与地方公用事业单位、教育部门、慈善机构或娱乐场所，仅为他们所在地带来利益，所以他们的费用，像大多数国家一样，理所当然地应由所在地居民负担。不过，整个国家也能从好的省政府或省机关得到好处。外部人员可以进入这些管理良好地区的公共场所、图书馆、学校、公园和医院。但主要利益还是归附近人民享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地方性收支留给地方当局管理，是一个非常经济的办法。在官吏是由出资方委派的地区，效果尤其明显。当地人捐助行政经费，并希望通过捐助地方管理经费从中受益，由他们监督管理经费的开销，浪费的情况必然大大减少。此外，开销的管理费用，也必定与预期的利益相符。当我们经过道路情况恶劣、生活环境恶化的城市或乡镇，或看到残破衰败的运河或码头时，得出的结论十有八九是说，负责调拨使用当地管理费用的官员，肯定没住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角度说，版图小的国家比版图大的国家更有优势。前者对公用事业与娱乐设备花费相对较少，而得到的享受相对更多。因为它们近在咫尺，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经费开支与收益的结果。

[1]
在这段里，本书作者似乎在国家民事裁决方面同意了斯密的观点，而在从前的版本中他对这一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尽管仲裁是解决民事诉讼的最好方式，因为双方都急于结案，而且实际上是应该经常被使用并提倡被使用的方式；但是很明显，对于顽固或执拗的人必须由法庭强制裁决。而且，个人和财产安全是社会制度的主要目标，所以由公共负担费用抵制或阻止某个侵犯事件是完全正当的。要获得严格的公平，侵犯者应该赔偿全部损失，所以他应该或必须采用交讼费、罚款、赔偿金或其他方式。但是受害者要额外负担司法机构的部分费用并必须垫付证人和代理人的费用，而且要冒着即使最终胜诉而侵犯者却无力赔偿的风险，所以他们不敢提出诉讼，这是不公平的。——英译者注

第8章　课税

第1节　各种课税的一般影响

课税，是指一部分国民产品经个人的手转到政府手上，用以支付公共费用或供公共消费。无论赋予它什么名称，赋税、捐献、租税、消费税、关税、援助、特别税[1]
、捐助，或是自由馈赠，实际上都是政府在某一时期加在个人或社会团体上的负担，用以应付政府认为应由公民出钱的消费。依字面的意思，一言以蔽之，它就是税。

研究课税权归谁所有或应归谁所有的问题，不在本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必须把课税看作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这里研究的只是赋税的性质、来源以及赋税对国家和个人利益产生的影响问题。这门学科研究的范围仅以这些为限。

课税的目的，不是纳税人向收税人缴纳实际产品，而是缴纳产品的价值。只有在对人民有利或对君主有利的偶然情况下，租税才以银币、货物或个人劳务的形式缴纳。重点之处，是这银币、货物或个人劳务的价值。价值一旦离开纳税人，对他来说就是价值的损失；价值一旦被政府或公务员消费，对整个世界来说价值损失了，绝不能再回归于社会或续存于社会。我在讨论公共消费的一般结果时，已经论证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曾说明，虽然课税征收的货币归还给国民，但它的价值始终没有归还；因为政府在归还该货币时，总是收取等值物作为交换。

前面提到过非生产性消费不利于再生产的原因，因而课税也不能促进再生产。课税使生产者失去一件产品。假设没有缴纳租税，如果生产者喜欢非生产性地消费这个产品，产品会给他带来个人满足；如果他喜欢有效地利用这件产品，该产品就给他生成利润。一件产品是生产另一件产品的手段。所以，减少一件产品，必然使生产力减少，而绝不能增加生产力。

有人说，租税产生的负担，迫使各生产阶级不得不加倍努力，因此有助于扩大国家生产。我的答复是：首先，没有资本的帮助，仅靠人为的努力是不能生产的，而租税是以资本的形式，从人民手中拿走的产品的积累；其次，显而易见的是，专为应付纳税需要而创造的价值，不是财富的积累，因为这部分财富通过纳税而消亡。说课税对国家财富有贡献，通过消费这部分产品而促使国家致富，这是荒谬绝伦的胡言乱语。要不是大多数国家奉行这个原则，要不是心存善意并讲究科学的作者也企图拥护或证明这个原则，在这里提到这个谬论，就是在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2]

如果看到租税负担最重的国家却最富裕，例如英国，于是根据这情况提出结论说，这些国家之所以富甲天下，是因为租税较重，那么，我们就是在本末倒置。挥霍无度的人，未必是富豪；而富豪具有慷慨花钱的资本。如果一个人看到富人花钱如流水，就认为出手阔绰可使他致富，那会让人笑掉大牙的。必须明白，富人敢花钱，是因为他有钱；但是，挥金如土的行为绝对不会令他更富。

当原因与结果依次相继发生时，人们是很容易识别的。但当它们连在一起并同时发生时，往往令人困惑。

由此可见，尽管课税所征收的款项，如果用得适当，可能带来好处，而且事实上往往带来好处，但征税行为在开始时，总是有害的。贤明的君主或开明的政府常常想方设法通过厉行节约降低税负，不竭泽而渔，只在绝对必要时向人民课税，尽量减少课税施加于人民的损害。厉行节约之所以难以成为君主的美德，是因为在宫廷中充斥着一大批人，他们的利益在于不实行节约，总是强词夺理地使君王相信，奢华可增进国家的繁荣，浩大的政府开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本书第三篇的目的，在于揭穿这些荒谬的观点。

有一些人不敢公开提出公共奢侈就是公共利益所在的主张，但总是企图通过算术推演证明，人民的负担不重，能够缴纳更高的租税。苏利在他撰写的《回忆录》中说：“国王身边围着一大群顾问，为了巴结国王，他们不断提出筹款的新方法。这些人多半是被解除职务的旧官员，由于在职时惯于中饱私囊，所以提出的建议只是榨取民脂民膏的方法，他们企图博取国王的赞赏，借以谋取权位。”[3]

还有一些人，制订了一些财政计划，并制订了在不剥夺人民财富的前提下增加君主财富的方案和办法。但是，除非这些计划和方案是纯粹的冒险性产业计划方案，否则不取之于民或不取之于政府本身，就不能有所获取。生财之道，绝不是一挥魔杖就可以无中生有地变出东西的戏法。无论生财手法披着什么神秘的外衣，也不论我们是转变、改变还是变换价值，获取价值的方法只有两个，即自己创造或取之于他人。最好的财政计划是尽可能地少花费，最好的租税是最轻的赋税。

课税即向私人征收他们的一部分财产[4]
充作公用；课税所征的价值，从社会成员手中取走后就不再返还给他们。课税就其自身来说，并不是再生产的方法。如果承认这些前提，就不能否认这个结论，即最好的租税，或更确切地说，是危害最少的租税。它们表现在：

第一，最适度的税率；

第二，在填充国库时，最低限度地烦扰纳税人；

第三，社会各阶层公民的负担平等；

第四，给再生产造成的伤害最低；

第五，有利于国民道德，也就是有利于普及对社会有用和有益的习惯。

以上的结论不言而喻，我将逐一解释并提出一些意见。

第一，最适度的税率。

课税事实上是剥夺了纳税人原本用以满足个人欲望或用以再生产的产品，所以课税越轻，剥夺必定越少。

横征暴敛产生可悲的结果，使个人陷入贫穷，而国家并不因此达到致富的目的。回顾一下前面所说的：每一个纳税人的消费，无论是生产性消费还是非生产性消费，总是受到他个人收入数量的限制，因此我们就知道了问题所在。收缴了纳税人的一部分收入，迫使他按同一比例减少消费。这必然降低他不再消费那些物品的需求，尤其是受捐税影响的物品的消费需求。需求减少，进一步影响到产品的供给必然也减少，因此成为课税对象的物品供给也必然减少。这样一来，纳税人削减了自己的享受性消费，进而影响到生产商的利润，再进一步影响到国库的收入。[5]

这就是税率增加，而税收并没依比例增加的原因，也就是从财政的角度讲“2加2不等于4”这句话成为一种格言的原因。过高的赋税，无论是在必需品还是在奢侈品上，都是一种自杀行为。但是这中间还是有区别的：就奢侈品而言，所消灭的只是一部分产品和随着消费所提供的满足；就必需品而言，所消灭的不仅是生产与消费，还包括纳税人本身。

这个原则可以说是不证自明的，否则我们要举大量的例子来说明，只有充分意识到真正利益所在的国家，才能通过适度的税率获取巨大的收益。

1775年，杜尔哥把巴黎鲜海鱼营业税与入境税减低一半时，鲜海鱼的产量没有减少。而鲜海鱼的消费税反而增加一倍，进而渔民和商人的业务量与利润，也必定增加一倍。由于人口总是伴随着产品增加而增长，所以消费群体必定扩大；生产者的人数随之增加，进而又导致消费者人数也同样增加。利润的增加，即个人收入增加，使储蓄增加，并使资本与家庭户数增加。鲜海鱼产量的提高，毫无疑问地导致其他方面的税收大幅提高。至于政府因减轻国民负担而更加深得民心，就更不用提了。

税务人员或承包商，往往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在解释财政法规的疑点时，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有时故意把疑点解释得模棱两可，借以混淆视听，结果等于同样程度地提高了税率。[6]
杜尔哥采用的是完全相反的方法，有利于纳税人。租税承包人攻击这个新办法，他们宣称，只能给政府代收，并由政府承担损失。事实证明他们的预言是个错误，因为税收反而增加了。宽松的税收政策，不仅有利于生产，也大大地有利于消费，以致从前绝不超过10 550 000利弗尔的收入，在新政策下增加到6 000万利弗尔。倘若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增加，任何人都会感到难以置信。[7]

我们从洪博德[8]
那里学到很多极有价值的知识。他告诉我们说，在1778年以后的13年间，西班牙对它的美洲属地实施相对宽松的政策，结果单从墨西哥所得的收入，就增到1亿美元。此外，在同一时期，还从墨西哥得到价值1 450万美元的银。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在那些繁荣昌盛的年代，个人的收益必定相应增加，说得确切些，是大大增加。因为个人利润是一切国家收入的来源。

相似的管理方针，总是产生相似的结果。[9]
令自由主义学者感到高兴的是，他能够利用经验证明，中庸政策是最好的政策。[10]

根据同样的原则，可以非常轻松地论证，危害最少的租税必定：

第二，在填充国库时，最低程度地烦扰纳税人。

很多人坚持认为，收税费用不会对国家构成巨大的祸害，因为这些费用又以另一种形式归还社会。关于这一点，请读者参阅我在前面所说的话。[11]
正如租税的实收款项没有归还社会一样，这些费用并没有归还社会。因为费用与实收款项，实际上不是由用以缴纳租税的货币组成，而是由纳税人用以取得货币的价值与政府使用的货币所取得的价值组成，这个价值完全被政府消灭或消费殆尽。

在近两个世纪里，欧洲大多数政府的财政部门采用了比过去更好的制度和更节俭的办法，与其说是国王注意公众利益，不如说是国王需要这样做。由于公民只缴纳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租税，因此每项征收费的节省，无疑使国库的收入有所增加。

苏利在他的《回忆录》[12]
中写道：在1598年，人民缴纳的租税总额为300万美元，而国库实际收入为600万美元。他说，尽管难以令人相信，但这确实是他耗费很大精力调查出来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在奈克的管理下，征收1.1亿美元的租税时，所需费用为1 000万美元，这时需要25万税收人员，不过其中大部分是兼职人员。尽管这时收税费用达到收缴租税总额的10.8%，但还是比英国的收税费用比率高得多。[13]

除征收费用外，还有其他费用。这些费用对国库无益，而对人民却是负担。起诉、监禁以及其他预防措施，都是在增加征税费用，于租税增加无益。这些增加的费用，必定落到纳税人中最穷困的阶层上，因为其他阶层都缴纳得起租税，无须对他们起诉或强迫。这些强迫缴税的可恶方法，完全等于要求一个无力支付10美元的人缴纳12美元的租税。在轻税的国度，无须使用强迫手段来征收租税，而在必须课征重税的国家则没有这样幸运了，在扣押物品与拘禁人身这两种强制征税办法中，前者往往比后者略胜一筹。通过查封和拍卖纳税人物品，政府可取得拖欠的税款。欠税者被迫缴纳租税，而且他所缴纳的全部都归入国库。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同法国旧政权征用民工修建道路一样，征调民工建造公共工程，是一种危害极大的课税。征调来的民工走到工作地点时也许要走三四里格(1里格= 4.8公里)。这样损失的时间，以及没有报酬与不愿工作的人所必然浪费的时间，对国家来说，完全是损失，也毫无任何收益。即使这类无报酬的义务劳动完成得很好，但由于正常的农业工作经常受阻而造成的损失，往往大于强制性劳役所得的收益。杜尔哥命令各省的测量员和工程师，估算每年保养旧路与建造平常数量的新公路的平均费用，同时指示他们从宽计算。按照他的命令估算的全国平均费用，达200万美元；而根据杜尔哥的计算，旧的徭役制度，使国家每年损失800万美元。[14]

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以及民族风俗和地区习惯规定的休息日，是另一种对国库毫无裨益的课税。

第三，社会各阶层公民的负担平等。

课税是负担，当社会全体共同承担时，落实到每个人的负担必然是最轻的。当租税不公平地归某一个人或某个产业部门负担时，它既是直接负担，也是间接负担，因为它使那个人或产业部门不能依同等条件，与社会上的其他人或其他产品部门竞争。豁免某个制造行业的税，往往导致几个其他制造行业破产。对一个人徇私枉法，就是对所有其他人不公平。

不公平的课税，不仅损害个人利益，而且还损害国家收入。纳税过轻的人，不会喊着要求加税；而纳税过重的人，很少按时缴纳税款。因此在这两方面，国家收入都会遭受损失。

关于对花费在昂贵的奢侈品那部分收入课以重税，而对花费在生活必需品的那部分收入课以较低的税的情况，有人曾提出是否公正的问题。这种做法貌似合理，因为租税是一种牺牲，目的在于保存社会和社会组织。但我们不应该以毁灭个人的代价来换取这个安全，剥夺人们的绝对必需品，那无疑就是消灭他们的生存条件。主张父母应该限制自己孩子的衣食，把这种缩衣节食省下的钱作为他们的一份贡献，用来维持宫廷的奢华享乐或公共建筑所不需要的富丽堂皇，这样的主张实在是太过分了。如果社会制度剥夺个人实际拥有的必需品，或是能使他快乐的物品，而给予他的回报只不过是口头允诺未来会有好处的话，这种社会制度对个人来说还有什么利益可言呢？

但是，如何区分生活必需品与非生活必需品呢？区分这两者非常困难，因为必需品与非必需品这些词汇，不但是表达不正确或绝对的概念，而且往往和时间、地点、年龄以及具体情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如果定下一般规则，只对非必需品课税，那就很难开始和结束。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若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收入可能非常有限，仅够维持生存，这个人或家庭从维持最低限度生存的生活水平，到最终他们的收入能满足感官上、享乐上甚至是虚荣上的欲望，几乎感觉不出其中的渐变过程。收入增加一次，就离仅能满足严格生存需要的限度越远，到最后，能够满足无聊的或随意消费的欲望。因此，对那些仅能维持生存的个人收入课以较轻的税。另外，不但必须公平地分摊租税负担，而且还必须要按累进税率课税。

假定租税完全以个人收入为基数，征收10%的税。例如，一个年收入为6万美元的家庭，缴纳6 000美元的租税后，还余有5.4万美元用于家庭开销。有这5.4万美元，这个家庭不仅能够过着优裕的生活，还能享受许多与生存无关的享乐。另一个收入60美元的家庭，完税后每年仅余54美元。依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想法，必须节衣缩食。所以，依个人收入的数额比例课税是不公平的。也许这就是斯密所说的，富人应该对公共费用的担负，不仅仅是与其收入的数目相称，而是要多得多。我的观点则是坚定地更进一步说，只有税率累进制，才能做到课税公平。[15]

第四，给再生产造成的伤害最低。

通过课税从纳税人手中剥夺的价值，如果这部分价值由个人支配的话，毫无疑问其中大部分用于满足个人的需求和愿望；其中一部分会储蓄起来，成为今后生产性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因此，所有的赋税，都可以说会对再生产造成伤害，因为它阻止了再生产资本的积累。

如果纳税人为了完税，不得不从已经用作投资的资本中提取出一部分的话，上面阐述的影响将更直接、更严重。针对这种情况，西斯蒙第巧妙地比作不是在收割期，而是在播种期征收什一税(tithe)。属于这一类的税是对遗产和继承财产课税。继承2万美元财产，并必须按5%的税率纳税的继承人，不是从他已经完税的经常性收入中提取一部分缴纳税款，而是从他继承的财产中提取须缴纳的税款，所以他实际继承的财产减少到1.9万美元。假如所继承的2万美元财产是已经投放到产业上的资本，因纳税的关系减少到1.9万美元价值，那么可以说，由于这部分财产的价值转进国库了，国民资本相应减少1 000美元的价值。

对财产的转移课税，也是如此。如果购买方必须缴纳5%的税，那么拥有价值2万美元土地的所有人，其出售土地后所得的款项即为1 900美元。土地拥有人出卖价值2万美元的土地，换回来的可自由支配的资本金是1 900美元，同时国民资本也遭受相同价值的损失。如果购买方不精于计算，那么他将支付土地的全部价值给买家，而没有减扣相关的税额。在购买价值2万美元的土地的交易过程中，实际支付的是2.1万美元。在这两种情况下，国民资本都是损失1 000美元。在后一种情况下，损失落在购买方，而不是落在售卖方。

对财产的转移课税，除了对资本课税外，还有效阻止了财产流通。财产自由流通，对公众有利害关系吗？产品在一个人手中，与在另一个人手里有什么不同吗？毫无疑问是不相同的。财产的自由流通，涉及公众永远的利害关系，因为财产只有在自由流通的状态下，才有可能最终转到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的人的手里。出售土地的人认为，他能在另外一些产业中更有效地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购买土地的人则认为，他是把闲置的或没有有效利用的资本投资到土地上面，或因为他认为那块土地有改善的潜力。这种财产的转移由于可增加立约双方的收入，所以，财产转移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倘若转移费用妨碍了财产转移的目的，那就使国民收入得不到预期的增加。

这种有损于社会生产成本，并因此减少社会对劳动的需求与产业利润的租税，却在很大程度上具备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亚瑟·扬称之为租税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征收手续简便、费用低廉。[16]
课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在人民负担较重的国家，最好对资本课以轻税。

诉讼费以及向司法人员缴纳的所有费用，都是对资本课税。[17]
诉讼费用不与当事人的收入成比例，而是与诉讼事件的严重性质、家庭利益的复杂性，以及法律自身的完全性相称。

没收也是对资本的课税。

课税对生产的影响，不仅限于减少了用于生产的资本，同时还对生产部门与消费起到了限制作用。专利证、某些职业的特许证，以及一切与产业直接有关的租税，都有这种弊病。但是，当税率较低时，克服这些障碍，对产业来说问题不大。产业不仅直接受到课税的影响，还受到与它生产出来的物品的消费相关课税的间接影响。

再生产消费的产品，是原材料。有碍原材料生产的租税，必然伤害到再生产。尤其是在再生产过程中消费的工业原材料的生产，一旦受阻，危害更大。对原棉课征重税，就阻碍了由它制成的一切物品的生产。[18]

巴西是一个渔牧业资源物产极为丰富的国家，如果允许腌制，可提供更大数量的产品与出口额。巴西的渔场产量极高，牲畜产量也很高，有时仅仅是为了获取皮革而屠宰大量牲畜。欧洲的皮革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巴西产品的供给。但巴西的盐税阻碍了鱼与肉类产品的输出。为了20万美元的税收，使得国民生产力，以及该生产力所能产生的公共收入，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害。

鉴于租税对再生产性的消费具有阻抑作用，同样，也可以利用它来阻抑非生产性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好处：一是使用于再生产的投资价值不会减少；二是使价值不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用于对社会更有利的方面。这就是对所有奢侈品课税的利益。[19]

当政府不把对资本征收的税款消费掉，而是投放在生产事业时；或是当私人动用自己的储蓄以补充被政府征收的资本时，租税的弊端就与这弊端产生的利益相抵消。当租税收入投放到改善国内交通、兴建港口或其他公共工程时，就是投入再生产。有时政府把部分税收用于冒险性企业。科尔伯特把税款借给里昂工厂时，就是这样做的。汉堡及其他德国地方政府，常常把它们的税款用于生产事业；据说，伯尔尼当局每年都把它的收入中的一部分投放在生产事业，只是这种情形不常见。

第五，有利于国民道德，也就是有利于普及对社会有用和有益的习惯。

对某些行为课以罚款，将影响到国民的习惯，正如课税影响到国民的生产与消费。此外，它还具有使课罚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良好条件，因为它是适度的、无法规避的。[20]
它在财政与税收上的作用，即使置之不论，也是政府手中强有力的工具，既可以用来败坏国民道德，又可以用来改善人民的道德；既可以用来褒奖勤劳，也可用来促进懒惰；既可以用来推行骄奢淫逸，也可用来激励勤俭节约。

法国革命前，对所有的耕地课以5%的租税，而对游乐场所却豁免租税。毫无疑问，这当然是在课罚农耕企业的同时鼓励奢侈行为。

对清还地租者按1%的税率课税，实际上就是对有利于立约双方和一般社会行为实施课罚，也就是课罚土地所有者清偿债务这个可称赞行为。

《拿破仑法典》规定，在私立学校念书的所有学生，必须向公立大学缴纳一笔特定的款项。这是对能够端正民风、充分发挥智能的唯一教育模式进行课罚。[21]

政府因发放彩票或博彩业特许许可证而得到收入时，难道不是对最有害家庭幸福与国家繁荣的罪恶行为给予奖励吗？政府这样做，是在以虚空和骗人的希望引诱穷人和贪婪成性的人，默许他们追求不正当欲望的满足，并仿效别人要是这样做就要加以责罚的欺诈行为，这是多么可耻啊！[22]

与此相反的是，限制过分浮华与不当行为的税，不但给国家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还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洪博德谈到斗鸡税时说，这个税每年给墨西哥政府带来4.5万美元的收入，同时有效限制了这种残暴野蛮的游戏。

过高或不公正的课税，则是助长欺诈、虚假和伪证等不正当行为蔓延。善良的人只能在两者之间择其一，或背信弃义，或牺牲自己的利益，拱手让给不正直的同胞。当他们看到无辜行为，有时甚至是有益并应受到称赞的行为，被冠以恶名并要承受犯罪的后果时，怎能不痛心疾首呢？

以上所述的是主要原则，从公共繁荣的观点看，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征收的租税，必须根据这些原则来衡量其好与坏。提出这些适用于各种租税的一般性意见后，进而研究各种课税方法，换句话说，就是政府采用征收款项的办法，以及纳税负担主要落在什么社会阶层上，也许是有益的。

第2节　各种课税的方法与各阶层的负担

前面说过，课税是政府向公民征收属于他们的一部分产品或产品价值。政治经济学者的任务，在于阐明所征产品的性质、分配负担方法所产生的后果，以及租税实际上归什么人负担，因为租税最终必须落实到由这个人或那个人负担。上述原则应用于一些特定的租税，同时也显示出，它们可能适用于所有的其他税种。

政府通过课税征收到的价值，有时以货币的形式，有时以实物征收，这要看政府的需要或纳税人的缴税能力而定。无论以何种形式缴纳税款，纳税人实际所缴纳的都是他所交付物品的价值。如果政府需要或借口需要五谷、皮革或毛织品，则向纳税人征收与税款同等价值的实物，所缴纳实物的价值，是以政府在没有征收这些物品的条件下，纳税人为获取它们所花费的价值或出售它们时所获得的价值来计算。无论政府以它最高权力所定的税率如何，这是确定租税额的唯一方法。

同样，无论用什么形式征收租税，都是在加重租税的负担，且不论国家能否从这些加重的负担中得到什么利益。如果纳税人为纳税需要耗费时间，或需要运输他缴纳的物资，其间所损失的时间、消耗的运输费用，都加重了租税的负担。

在政府征收的捐税中，应当包括因政治管制而给全民带来的所有费用。例如，在评估战争费用时，必须计算下列各项：军事人员自己或其家庭为军事行动提供的装备费用与零用钱；民兵花费的时间价值；为免除兵役或请人代役的费用款项；在军营中的全部开销；军队可能掠夺或破坏的价值；军人回来时他们的朋友或同胞馈赠礼品的费用或招待费用。此外，还必须加上公众面对不良政治所造成的困苦，出于恻隐之心而捐助救济物品的价值。如果政治制度良好，社会成员无须付出上述的任何一种价值。虽然这一切价值不会纳入国王的金库，但民众已经为此付出了这些价值，而且这些价值损耗殆尽，就像它们是为人类幸福而消费掉一样。

民众所做的牺牲程度，从上述情况可窥其一斑。这些牺牲的价值源于何处？毫无疑问，或是来自国民收入，即劳动、土地与资本的年产品；或来自国民资本，即民众过去的储蓄与聚积的资本。

税率适度时，国民不但能够从他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缴税，而且还能将多余部分储蓄起来。不排除有个别的纳税人为纳税而动用他们的资本，但租税适度的制度因为能促成他人的积蓄，足可以抵消总资本因上述个别纳税人动用资本所受的损失，而且还大有盈余。

集权专制的军人政府或篡位夺权者横征暴敛时，情况就大相径庭了。在这样的体制下，税收中的很大部分，来自于用以投资的资本，或来自于积累的资本。一个国家如果处于这种政治统治下，收入将逐年减少。统治者的愚蠢与过分的行为将加速他们的灭亡，因他们会使国力衰败与人口锐减。

在公正与正常的政府治理之下，作为课税对象的利润与收入逐年递增，税收也随之水涨船高般地增加；即使税率不变，由于可课税的产品品种越来越丰富，税收也逐年增多。

相对于不评估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程度的个人收入，简单地采用社会全体纳税人共同承担租税的办法而言，政府对稳健地调整税率没有更大的兴趣。事实上，对各种类型的收入所课赋税轻重不匀时，某些阶层的纳税人很快就能感到难以忍受的重负，而其他阶层的人却分文不缴。在税率达到纳税人的最高缴纳极限之前，租税不仅成为令政府困扰的根源，还会对社会贻害无穷。这时的赋税之所以处于难堪的地位，不是因其沉重难忍，而是没有平均分摊。

对个别收入课税所采用的方法，大致分为直接课税与间接课税两大类别。前者是针对个别实际收入或假定收入，征收其中一部分；后者针对使用个人收入购买某些特定物品的消费行为，每次征收一定数量的金额。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课税的实际对象，既不是成为估税凭据与课税基础的产品，也不是国家必然收取其中一部分的那个价值。课税的实际对象是个别收入。选择某种特定物品估税，只是作为发现并课税该收入的一个相对有效的方法。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诚实可信，事情就简单多了，所需要的只是询问纳税人的年利润，即他的年收入。很容易确定每个纳税人的税额，而且只需一个税种就可以了，同时这种课税不仅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公正公平，而且将征稽费用降至最低。在汉堡受灾之前采用的就是这种征税方法。但这种征税方法，只有在小国轻税的条件下才能实施。

作为评估纳税人各自收入并实施课征直接税的办法，有时政府强制地主出示租约，或在没有租约的情况下，直接评估土地的价值，然后向地主征收其价值的一部分。在法国，这种税称为土地税。[23]
政府有时根据住宅的租金、雇员人数、马匹以及车辆的数目评估地主的收入，并因此确定税收额度。这种税在法国称为动产税。[24]
政府有时根据地区的人口与面积，估算各人从事的专门职业所获得的利润，再确定税收额度。在法国这种税称为牌照税。[25]
直接课税的方法，就是这几种通过不同的评估方式确定税额的方法。

评估间接税额，或对特定的消费阶层课税时，关注的是消费物品本身，而不是针对消费者。有时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其中一部分价值实施征收，例如法国的盐税；有时是在物品进入一个国家时征收，例如进口税；[26]
有时是在物品进入市镇时征税，例如入境税；[27]
有时在物品从最后生产者移转到消费者的那个时刻征收，例如英国的印花税、法国的戏票税；有时政府要求在某些产品上打上特定的戳印而收税，例如银行在银块上的检验戳记、新闻报纸上的印花标记；有时课税对象是特定的垄断产品，或特定行业执行工作时的标记，如烟草行业的专卖品，以及邮政行业的邮资计费产品；政府有时课税不是针对物品，而是针对付出的物品价值征税，例如收据与商业票据印花税。上面介绍的是各种间接税的课税方法，不是针对特定的纳税群体，而是向征税的产品或物品课税。[28]

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某一种收入，即使能逃避上述一种租税，也无法躲避另一种租税。如果所有租税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丰富繁多的课税方式将使租税负担大大接近于公平分摊的水平。

所有这些估税方法，除了具有一切租税共有的坏处，即把社会的一部分产品用于对社会幸福与再生产毫无益处的途径外，既有其特殊的益处，也有其特定的不利之处。例如，直接税征收费用低廉，但主动缴纳的人寥寥无几，因此必须采取相对严厉的催缴措施。此外，纳税人的负担极不平均。每年可赚2万美元利润的商贾大亨，只需为他的牌照税缴纳120美元；而一个每年获取利润不足300美元的零售商，需缴纳20美元的税，即最低的牌照税。地主的收入已经课有土地税，但还要缴纳动产税；而资本家只需缴纳动产税。

间接课税的好处是，征稽手续简便，同时不会引起纳税人反感。任何一种租税，如果没有人愿意缴纳，其原因无非是，这种租税可能换来的等值物，即良好的秩序与政府提供的安全，是与个人没有直接关系的、消极性的利益；因为它所能带来的好处，仅仅是预防祸害，但不能扩大福利。就间接税而言，尽管征税的物品因课税原因已经涨价，但该物品的购买者，没意识到他对政府提供的保护已经付出了代价；也许他毫不关心这种保护，关心的只是他急切需要的物品。消费者的消费动机是那么强烈，以致他对政府的征税满不在乎，毫不犹豫地割让价值，以换取随时的满足。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间接税似乎是自愿缴纳的税。美国人在独立前对间接税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以致他们虽然否认英国人有权对消费品课税，但认为每个人要是不买征税物品也是可逃避消费税的。[29]
[30]
至于对个人所课的税，人们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这种税从表面上来说具有更大的掠夺性。

间接税是按件征收，并依据当时纳税人的能力征收。间接课税无须对各省、各县或所有的人分别估定税额，无须盘根究底地调查个人情况等那些复杂的做法。间接税也不会令一个人因他人不履行义务而代为受过。此外，间接税可以完全避免起诉、泄私愤，以及通过扣押物品或拘禁人身等征税带来的无尽麻烦。

间接课税的另一个好处是，它使政府能够针对不同种类的消费施加足够大的影响，促进那些对公共繁荣有利的消费，例如各种生产性消费，抑制那些导致公众陷入穷困的消费，例如各种非生产性消费；阻碍富人们毫无意义的奢靡享乐，鼓励贫穷而勤奋的人的物美价廉的享乐。

反对间接税的人认为，间接税需要较高的稽征费和管理费，不仅需要设立庞大的机构，还要雇用大量的办事人员、税务人员、税务行政长官以及各种配套办事员。但要说明一下，只要管理得当，这些费用完全可以大大削减。1799年英国征收国产税与印花税时的管理费用，只占这两种税收的3.25%。[31]
在法国，几乎找不到稽征费这样低廉的直接税。

另外，反对间接税的人认为，政府需要的是经常性的、明确的税收，而间接税具有不确定性，并经常出现变动。但当这一税种出台时，从来不缺开价承包的人。而且经验证明，除非在罕见的非常紧急时期，每一种税收总可以做出大致估定，而且相当可靠。还有，消费内容必定是多样化的，因此一种消费税的不足，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消费税的超额收入抵补。

然而，间接税往往引诱人从事欺诈，因此导致政府不得不把某些在性质上是无罪的行为当作犯罪，同时不得不实施令人痛心疾首的严厉惩处。除非所课的税成为横征暴敛，迫使纳税人铤而走险，否则绝对不会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课税过重必然带来的害处，就是不增加国库的收入，反而增加人民的痛苦。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因受间接税和直接税的影响，实际消费与个人收入是不一致的。因为许多物品的个人消费数量，并不是依消费者的收入按比例计算的。一个年入2万美元的消费者，在一年内消费的食用盐，并不可能是一个年收入仅200美元的消费者的100倍。但是，消费税的多样化是可以消灭这种不公平的。还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课税是在已经征课土地税与动产税的收入。全部收入来自土地的人，首先要缴纳土地税，其次要缴纳动产税，再后要缴纳的是他所购买与消费的每件征税物品的税。

所有这些税，虽然最初都是由税务机构指定的纳税人缴纳，但是，如果认为这些税最后总是落在原始完税的人身上，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是真正的征缴对象，只是最初时刻的税款垫付人，以后会设法从他们产品的消费者那里全部或部分地获得补偿。但是，最后取得的补偿比率需要因他们的不同情况而区别对待。

倘若我们考虑到以下的一般事实，就能对上述的不同之处有一些概念了。

当对某货物的生产者课税而货物正处在涨价期时，这个税的一部分由货物的消费者承担。如果货物价格没有提高，这个税就由生产者全部承担。如果货物没有涨价但质量在下降，那么至少有部分的税由消费者承担，因为用同样价格购买次等的货物，等于以相对较高的价格购买同等的货物。

货物每次提高价格时，必定使得有购买力的消费人数减少，或无论如何必须使这项购买力降低。[32]
当盐价从1先令涨到3先令时，盐的实际消费量就降低了。这时，由于市场需求与生产手段的比例降低，这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手段获取的报酬大不如前，就是说，制盐者和所属人员与工人，以及供给他资金的资本家、提供给他营业场所的房东，都必须接受较低的利润，因为他们产品的社会需求减少了。[33]
当然，各个生产阶级都会想方设法捞回全部的税额，但他们是绝不能捞回全部的，因为这货物的内在价值，即用以支付生产费用的价值，实际上减少了。因此，对一个物品所课的税，绝不会使这个物品的价格按全部税额增高，因为将其税额提高，就得使这物品的总需求保持原状，而这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税的一部分，转归物品虽然涨价但仍继续使用它的消费者承担，其余部分归生产者承担。生产者的产量降低，他从销售所得的收入，由于社会需求减少，在扣除税款后，实际收入也减少了。国家增加的收入，等于消费者所支付的全部超额价格与生产者被迫放弃的全部利润总和。这个作用，与火药既推动子弹前进又能使枪栓产生倒退的作用非常相似。

对毛织品消费课税，不仅降低了毛织品的消费量，进而还导致牧羊人的收入受到影响。当然，牧羊人可以转向其他畜牧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完全可以想到，就土壤与地势这些客观条件来说，养羊对他最有利，要不然当初他不会选择牧羊。所以说，变更方向必定使他的收入出现损失。但呢绒商与资本家也蒙受了因课税而引起的一部分损失。

对消费品征税，使各个协同生产者受到的影响，只是依据他们在生产这个产品的过程中所负担的生产比例。

这个事实提示给人们一个很大的危险性，那就是墨守固定的规则，放弃斯密的试验方法，以及效法此前经济学派所创立的理论体系和演绎，是很危险的，就像最近的英国作家所做的那样。

对保持接近原始形态进行消费的产品而言，由创造这个产品的大部分价值的土地所有者，负担着归生产者负担的那一部分税的大部分。葡萄酒的入境税，大部分由葡萄园主人负担；但对花边课的重税，对栽种亚麻的农户影响最小，而所有其他的生产者、商人以及制造商，必将承受巨大的纳税压力，因为花边产品的绝大部分价值是由他们创造的。

当产品价值的一部分是在国外创造而另一部分是在国内创造时，国内生产者将承担几乎全部的赋税。对法国的棉织品征税，势必导致棉织品生产者的收入相应减少，进而引起市场对棉织品的需求降低，基于这个原因，部分的租税便落到棉织品制造商的身上。与此相反的是，美国棉农的生产力报酬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除非有其他的情况同时发生。事实上，假设棉织品税使法国的棉花消费降低10%，而法国从美国购买的棉花只占美国棉花总需求的1/10，那么，此税只使美国棉花的需求降低1%。

如果征税的消费品是主要生活必需品，这个税种会对几乎所有其他产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一切其他消费者都承担这个税的一部分。对进入一个市镇的肉类、五谷与煤炭征收入境税，将提高这个市镇生产制造的所有物品价格；而对这市镇所消费的烟叶课税时，绝不会使其他货物的价格上涨，原因非常明显，消费非必需品的生产者必须与不消费非必需品的生产者展开竞争，但只要缴纳必需品的税，他就不惧怕竞争，因为他对手的处境与他相同。

对生产阶级直接征税，必然对消费他们产品的人发生影响，但他们绝不能把那些产品价格提升到那样的高度，以致增高的价格足够补偿制造商缴纳的税款。正如我反复强调的，价格提高使社会需求减少，需求的减少导致从事于供给产品的生产力的利润降低。

在协同生产某一产品的生产者群体中，一部分生产者有能力比另一些人更轻松地规避税赋的影响。擅长将资本不是以绝对无法收回的方式投资于某一事业的资本投资家，可从一个生息较低的事业，或从一个变得更危险的事业中，收回资本改用于其他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冒险家或制造商，可以整理账目，把他的劳动与聪明才智用在其他方面。土地所有人与固定资本所有人就不能这样做。[34]
无论税率高低，一英亩的葡萄园或耕地生产出来的葡萄或谷物数量是不变的。课税可能占实际产品或地租的1/2，甚至是3/4；但为了其余的1/2或1/4，土地还是要继续耕种下去。[35]
地租即分给地主的部分，自然因此削减，没有别的。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后面所说的，就可以明了此种理由。在上述假定情况下，继续在土地上生产与从前数量相同的农产品，同时继续以同数量产品来供应市场需求；但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的动因仍旧不变。[36]
这样，在需求与供给维持原有强度的前提下，无论土地直接税的税率降低或提高，供给市场的产品价格不会出现变化；只有价格变动，才会使消费者承担部分税金。[37]

地主即使出售地产，也无法逃避租税，因为土地价格或购买价格是按扣除税款以后，留给土地所有者的收入计算的。购买者根据扣除费用与赋税后的净收入来计算他愿意开出的收购价。假设这种资本的投资利息通常是5%，以前售价2万美元的土地，如果每年要缴纳200美元的税，现售卖估价是1.6万美元，因为这块土地给所有者所生产出的实际收入不超过800美元。这种课税的结果，相当于政府占有全国的1/5的土地，但对土地产品的消费者来说毫无影响。[38]

但房地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房产所有权课税，使得租金提高。因为对房产来说，或更确切地说，房屋给占有者提供的满足，不是土地上生成的产物，而是制造的产物。居高不下的房租，使房屋的生产与消费减少，正如昂贵的价格使布匹或其他制造品的生产与消费减少一样。房地产商鉴于利润降低，就不再建造更多的房屋；而消费者鉴于租金昂贵，只好满足于相对简陋的住宅。

综上所述，大谈租税专由社会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承担，并把这个结论作为一般原则提出来，实在是过于武断。租税总是落在无法逃避的承担者身上，因为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摆脱租税的负担。而逃避沉重租税的能力，因不同课税方法和各个自然人的社会地位而有所区别。当社会对某一特定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大时，它的持有者在没有得到全部垫款的偿还时，是不肯舍弃该产品的。因为在他的垫款中，租税占据了一部分。他在没收到足够补偿全部垫付的货款之前绝不肯割让产品。倘若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使他的产品需求锐减，为了迅速将货物转手，所有者必定愿意由自己来承担租税。世上没有什么事物，像施加于社会各阶级的租税负担的比例那样无法确定、更容易变更。一些理论家坚持认为，租税由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承担，或按固定的比例由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承担，这种理论严重地脱离了社会的实际情况。

此外，我在前面谈到过的那些符合理论与实践的结果，在作用上没有变化，并且与产生它的原因相吻合。土地所有者绝不能把他的土地税转嫁给他产品的消费者身上；制造商也不能把租税转嫁到制造品的消费者身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某种制造品因课税而提高价格，这种制造品的消费必然减少，生产也不会像从前一样有利可图。无论政府对某种奢侈品课税多少，对那些不是该产品的生产制造商或消费者来说，绝对不会承担这个税的任何部分。这样一来，对于下面的理论，我们该如何对待呢？不幸的是，这个理论竟受到了享有盛誉但过分忽视这类科学的学术团体[39]
的交口称赞：“一种税，只要是长期的，无论它是课在哪种收入上，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到最后，各种税都会影响到各种收入，正如手臂流血时，最终会使全身循环的血液减少一样。”在这里拿来做比较的事物，与租税是风马牛不相及。社会财富不是像水那样趋于一致水平。社会财富更近似于植物，一根树枝损失，并不会使树干归于枯槁，损失的树枝，如果不是枯枝，而是有生产力的树枝，那就更加可惜了。但一棵树在枯槁或腐朽之前，经得起任何部分的砍伐。这就更切合这里的情况了，但不可据此推断。“比较”不是证明，只不过是说明，有助于把不必借着比较的帮助也能证明的东西变得更容易了解。

前面谈到产品税时，我有时会把它称为消费税，虽然这个税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全由消费者缴纳。在那个时候，我没提到在某一特定生产阶段所征的税，或这个特殊情况的结果。但一切值得我们多加注意。

当产品经过各个生产协同部门工人的加工过程时，价值逐渐增加。即便最简单的产品，在到达适于消费的状态之前，也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加工程序。所以，在适当的时刻征税，即不在产品具有完全价值或在它经过所有加工以后征税，就不是依它的价值来征税。如果在产品生产最初阶段对原材料课税，不按它当时的价值而按它在将来可能具有的价值征税，持有原材料的生产者就必须垫付与价值不相称的税款，这个垫款不但使他感到困难，在他之后的生产者同样也感到偿付困难，一直到最后一个生产加工者。而最后一个生产者也只能从消费者那里取得部分的补偿。此外，垫付款还有一个坏处，它使要垫付税款的产业，必须备有比它的性质所需要的更大资本，否则不能开办。而这样增加的利息开支，实际上就是同额地增加了税额，但国库收入却没有增加一文钱。这项利息费用，一半由消费者负担，另一半由生产者负担。[40]

因此，从理论与实践得到的结论，与经济学派所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理论与实践雄辩地证明，对消费者收入的那一部分课税，在生产过程中征收越早，施加给生产者的负担就越重。

使必需品价格提高的直接个人税，或是直接课在必需品上的税，有最大的上述弊病。因为它要求每个生产者必须垫付在他之前的一切生产者所缴纳的个人税，结果是使同一数额的资本只能经营规模较小的事业。纳税人除了缴税外，加上
(plus)要支付税款的复利息，但国库并没有因此而受益。

以上综述不仅仅是理论。过去在实践中因为忽略这些原则，曾造成许多无法弥补的严重错误，例如法国的国民议会，受经济学派风行一时的学说所迷惑，把直接课税法推行到极端，对土地更是如此。这个学说认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农民是唯一的生产性工人，而法国在本质上不用说是农业国。

在我看来，在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中，更准确的课税原则如下：

课税就是从社会总产品中收取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产品绝不会返回到社会中供民众消费。

课税从社会征收的，除国库实际收到的价值外，既包括了征收费用以及随之引起的个人烦恼，还包括了因课税而阻止创造的全部价值。

课税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无论是一厢情愿还是逆来顺受，当它对纳税人的利益即所得或收入起到削减作用时，直接对作为生产者的纳税人产生影响；当课税使产品价格上涨，从而使纳税人花费增加时，就影响到作为消费者的纳税人。

支出增加与收入减少，是一件事物的两面。所以，征收多少租税，就说明减少了相应数量的社会收入。

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税人既以生产者的身份受到租税的影响，又以消费者的身份受到租税的影响。当纳税人不能用个人收入缴纳租税用以支付个人消费时，就必须动用他的资本。当一个人动用的资本没有由另一个人的积蓄抵补时，社会财富必然逐渐减少。

向税务人员缴纳税款的人，未必是实际承担租税的人，至少不是承担全部租税的人。缴税人往往只垫付税款的全部或一部分。这税款在后来按照非常复杂的方式，或通过许多中间过程，由社会其他阶级偿还给他。许多人或出于偿付提高贷款的方式，或出于遭受个人损失的方式，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缴纳了一部分税款。他们虽然感觉遭受到损失，但无法说出确切的理由。

税负最终落在谁的收入上，谁就是实际纳税人。他们付出的价值大大超出国库所收税款与征收费用的总和。政府在税务措施上犯的错误，与人民缴纳的税款超出政府的实收数目成正比。

税负过重的国家，就像一个在无数自然困难下进行劳作的人。他付出的生产费用极高，所得的产品却少得可怜。个人的努力、资本以及土地的大力投入，所得报酬极低。换句话说，付出极大的代价，却换来极少的报酬。

现在，有必要回忆一下我在前面提到绝对昂贵与相对昂贵的区别时所阐述的原则。[41]
赋税产生的高价是绝对的昂贵，它表示的是以更多的生产力创造更少的产品。此外，赋税通常还使货物与硬币的比价增高，也就是货物的货币价格增高。这完全是由于硬币不是再生的年产品，就像租税吞并的产品那样。除非政府为支付军事费用或为支付对外津贴输出硬币，否则它绝不是硬币的消费者。政府采购物品时，支付它从赋税收得的硬币，但是绝不支付它征收的价值。[42]
过高的赋税，不仅使一部分生产来源陷入瘫痪，还使另一部分生产来源的产品趋于快速消灭，它必然使产品和硬币对比的数量逐渐减少，这是因为硬币的数量不会因为课税而发生变化。流通的货物少于促使货物流通的硬币时，货物和硬币的比价必然增高，以相同数额的货币只能买到较少数量的产品。

有人认为，严重过剩的金银硬币，应当产生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然而，过剩的硬币绝不可能产生这个结果，因为相对于其他货物，金银硬币虽然过剩，但生产者只能以自己的产品换取硬币。这时生产产品变得更加困难，费用消耗更大。

另外，当钱币价格上涨，而硬币的相对价值随之降低时，硬币必将逐渐外流，开始变得稀缺，就像所有的商品那样。因此，在生产力承担极重租税的国家，首先是商品货物枯竭，其次是硬币流失，直到这个国家极端赤贫、人口锐减为止。

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这些原则，就能清楚地看出，现代政府每年的巨额开支，迫使人民不得不习惯于更辛苦的劳作并付出更大的努力。否则，他们若按照时代与当地习俗为自己和家庭提供丰富的衣食、舒适的生活以及快乐的娱乐之后，不可能有能力再向国家提供所需的巨额财政经费。很难确定各种浪费与破坏究竟有多大，但在比较大的国家里，必定达到惊人的程度。

这种惊人的浪费虽然证明了政治体制与社会组织的腐败与缺陷，但无论如何却还是能带来一个好处，它迫使人们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使生产技术日趋完善。从这个角度说，租税具有协助发展或扩大人类的技能的作用。因此，随着政治科学的进展，政府所征的税仅以供给国家实际需要为限时，生产技术的完善将大大促进人类的幸福。然而，如果恶劣与复杂的政治体制促使沉重而不平等的赋税日益加重，那么即使是现代具有最大生产力的国家，不免也将陷入野蛮状态，使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工阶级沦为劳苦工作的奴隶。不过虽然野蛮生活不能给他们提供舒适的享受，但至少能够使他们无须为提供公共的奢靡浪费而不停地劳作。这种浪费不会给他们带来些许的满足，只会带来无尽的伤害。[43]

第3节　实物税

实物税就是把总产品的一部分明确而直接划拨作为公务之用。

实物税有个好处，就是要求纳税人以他实际持有的物品缴税，也就是用和物品原来形状相同的东西来缴纳赋税。比利时被法国政府征服以后，尽管谷物丰收，但是有时发现收不上来税。因为战争和禁运阻碍了它的产品的销售，而政府又要求人们以货币形式纳税。其实，倘若比利时政府能够满足于征收实物，那么就能毫无困难地收到租税。

实物税还有一个好处，它使得政府与农民同样关心获得丰收和改善农业状况。中国一直实行实物税，大概就是政府给予农业生产部门的一种特殊性的鼓励。既然是各个部门共同分担国家的费用，理应受到同等保护，为什么只对其中一个生产部门给予特殊照顾呢？而且，为什么政府对支持其他生产部门不提供同样的照顾，导致他们处于苟延残喘的境地呢？

实物税还有另一个好处，它能够消除征收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敲诈勒索和不正当的行为。纳税人在收割时，就十分清楚自己应该缴纳多少，同时政府也很清楚能够收取多少。

乍看起来实物税似乎非常公平，实际上却最不公平。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实物在生产过程中所作的资金投入，所以实际上是对产品的总产值而不是净产值征税。以两个从事不同耕种的农民为例，一个在中等肥沃的田地中耕种，他每年的耕种费用比方说是1 600美元，假设收成产品的总价值为2 400美元，也就是说，这块田地每年给他带来的净收益是800美元；另一个在畜牧地区或林区中耕种，每年收成的产品总价值也是2 400美元，但成本可能只有400美元，那么他的净收益就是每年2 000美元。假设对各种不同土地实行无差异的、按照总产量的1/12课征同等的实物税，那么前者缴纳价值200美元的产品，后者缴纳价值200美元的牲畜或木材。实际结果是什么样呢？前者缴纳的赋税等于其净收入800美元的1/4，而后者缴纳的赋税是其净收入2 000美元的1/10。

无论初始的投资是多少，每个人的实际收入，是在扣除了前期投入资本之后的净余。商人的年收益是不是他在一年内的销售总额呢？并非如此。从总收入中扣除了前期垫付的余额之后才是商家真正的净收益。只有针对这样的剩余课税，才不至于毁掉他的事业。

旧制度下的法国，对基督教会征收的什一税，仅在某些方面带有上述弊病。它不是简单地以牧地、林区、菜园或其他许多种类的耕地为课税对象。在某些地区，税率是总收入的1/18，在另一些地方税率是1/15或1/10。因此，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的不平等在实际执行中得到了纠正。

陆军上将沃邦(Vauban)在其所著《国王什一税》一书中建议，按土地产出物的1/20课税，但在极端紧急时期，可以将税率提高到1/10。这本书中有许多正确见解，值得国家财税人员认真研读。但他提出上述建议的目的，是为了取代另一个更不公正的制度，即把所有的土地税负担强加给平民的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土地税则完全豁免。这位热心公众利益的学者，因曾担任过军事工程师一职，熟悉法国大多数地区的情况，他极为恳切地陈述那时候的土地税[44]
带给人民的困苦。毫无疑问，如果那时采纳了他的建议，就可以大大减轻人民的困苦。但是他的建议没被采纳，原因是所有的廷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实行这个计划，听任国家在贫困中苦苦挣扎。最后的结果是，死于饥荒的人比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死于刀枪下的人还多。

征收实物时面临的困难与高额的征收费用，以及极易发生的流弊，是反对实物税的另一个理由。政府雇用大量的征收人员，必然给侵吞公款造成机会。关于实际征收到的数额，关于后续处置所收实物时发生的损耗，关于储存与运输产生的费用，政府在这些方面都有可能受到征税人员的欺骗。政府如果将征税工作外包，那么，无以数计的承包人获取的利润和消耗的费用，最后必然落在公众身上。政府还必须时刻留意这些承包人的行为。斯密说，“居住在国都并拥有巨额财富的绅士，假若他将所有在偏远省份的土地地租，都委托代理人或经办人代收，必然会因这些人的失职蒙受很大的损失，更会因这些人的欺上瞒下而遭受更大的损失。至于国王，由于收税人员的营私舞弊与克扣掠夺，蒙受的损失必然大得多”。[45]

还有很多反对实物税的其他理由，如果在这里一一列举，不但无益，还会令读者生厌。在这里我只谈谈实物税对相对价格的巨大影响。那些不谙市场行情的税务人员，把征收上来的大量产品向市场抛售时，必然对产品价格造成巨大冲击。由于必须清仓来存放新征收的农作物，也由于对国家费用的迫切需求，这些人往往不得不低价出售征收的产品，这样的低价往往无法弥补投资在农产品上的土地地租、劳动力工资和资本的利息，而这些要素本来应该构成正常销售的价格。这样一来，市场上其他的商家就无法与他们竞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税收不仅直接从耕种者那里取走一部分产品，还使得他们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的产品。

第4节　英国土地税

1692年，也就是在促使奥伦治(Orange)公爵登上英国王位的大革命爆发后的第四年，英国政府对所有的土地收入进行了一次普遍的评估。直到今天，英国的土地税还是按照这个评估征收的。因此，对土地的租金收入每英镑征收4先令的税，是1692年地租的1/5，而不是现今实际地租的1/5。

不难想象，这个税对改善土地的合理使用具有极大的奖励作用。一块改善过的土地，租金提高一倍，但土地税还是照旧征收，并没有增加一倍。如果不好好管理这块土地，导致土地贫瘠，土地税也不会减少，这样的土地税对于疏忽管理起着惩罚性作用。

很多学者认为，英国土地普遍的高度耕种率归功于这种固定的土地税。毫无疑问，这个税种对促进土地状况的改良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假设有下面这样的政府存在，我们该如何看待呢？这样的政府对小商人说：“你用小资本经营小生意，扩大你的经营规模，尽可能提高你的利润，我们不增加你的税。不仅如此，当你的后代继承你的经营，进一步扩充规模时，我们还按照同一税率收税，向他们征收和现在完全相同的税。”也许这都是对工商业最大的奖励，但是这么做公平吗？不这样做，难道工商业就不能发展吗？英国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即使没有政府这种不公平的关照，工商业依然发展迅速。土地的所有者，由于精心管理，由于厉行节约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他的年收入，比如说增加了1 000美元。如果国家对他的增收部分征税1/5，那么他还有800美元的盈余，作为对他努力工作的鼓励和报酬。

很容易举出大量的例子，证明这个税率因为固定，可能变得和纳税人的资产与土壤状况不相符合，从而带来损害，正如在其他情况下会带来利益一样。因为它可能导致因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无力按照同一税率完税的土地荒芜。托斯卡纳就是这样的例子。1496年托斯卡纳进行了土地丈量并建立了土地户籍编制，对平原和山谷征收很低的税，因为经常发生的洪灾会使得这些地区不能经常耕种，即使耕种也不一定有利可图。但对当时唯一可以用来耕种的山地征收很高的税。从那以后，由于大兴水利疏通和筑堤建坝工程，洪水不再为害一方，平原成为沃土。由于平原出产的产品交税很低，在市场上的售价比山地的产品售价低廉。因此，在不公平的税收压力下，山地不能与平原竞争，逐渐荒废。[46]
其实，如果这个税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这两种土地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耕作。

我这里专门谈到英国特有的税种，不过是用它作为例子，以阐明一般或普遍的原则。

[1]
如果国家有权利能够通过它的行为使人民只能同意它的课税，那么所谓的课税经过人民或人民代表的同意，还有什么用处呢？德洛姆(De Lolme)在他的《关于英国宪法的论文》(Essay on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中说，当人民有权拒绝提供国王进行战争所需要的军需品时，国王的作战权力便是徒有虚名了。难道我们不可更为正确地推论，当国王能够造成那样的局势使人民必须同意时，人民拒绝供应军需品的权利不也是徒有虚名吗？英国拥有的各种自由的实际保证，完全依赖于出版自由。而出版自由，与其说是基于法令或法院的判决，不如说是基于国民的习惯和意见。当一国国民要获得自由时，他们必定能够自由。建立公民自由的最大障碍，在于缺少自由的意愿。

[2]
根据同一论点，有人试图说明奢侈与非生产性消费同样刺激生产。但是，奢侈与非生产性消费造成的危害，不像课税那么大。因为奢侈与非生产性消费至少还能给个人带来满足，而使用课税作为刺激生产的手段，促使人们加倍努力，目的并不在于增加享受，事实上是增加了痛苦。如果增加的赋税用于维持错综复杂、过于庞大的装饰门面的内政机关，或者用于维持多余的或不相称的军事机关，这些机关可能耗尽人民的财富，夺取优秀青年的生命，并且破坏和平幸福的生活，这难道不是付出高昂的代价换取更大的灾难吗？这看起来像是巨大利益吗？

[3]
《回忆录》(Memoires)，第20篇。

[4]
路易十四为了教导他的儿子如何管理政务，曾经写道：“国王是专制君主，当然拥有完全的或无限制的处置属于教会或俗人全部财产的权力。无论在什么时候，在适当考虑到节约和国家一般利益的情况下，都可以行使这项权力。”［《路易十四文集：历史回忆录(1666年)》］

[5]
1789年以前，在法国实行盐税的地区，人均年消费量是9磅，而在没有实施盐税的地区，人均年消费量为18磅。参见蒙西欧著《各种租税的影响》第141页。这种租税使征税地区的盐产量减少一半，并且使它所能提供的享受减少一半。至于其他害处，比如妨碍耕作、畜牧和腌制食品，使人们对盐税的征税员心怀仇恨，由此引发的犯罪行为大幅度增加，许多人被处罚去做划船苦役，而这些人的劳动与敢作敢为的精神，本来可以用于增加国家财富。这些害处无须细说。

1804年，英国政府把糖税增加20%，本来期望国库在这方面的收入按照同比例而增加20%，也就是从2 778 000英镑增加到333万英镑，但事实上，虽然提高了税率，实际税收却只有2 537 000英镑，反而比以前减少。见国会议员亨利·布鲁厄姆先生在1817年3月13日的演讲。

英国人民本来可以按照略高于法国的价格，消费法国出产的酒，也许可以按每瓶1先令的价格，享受到纯正无杂质、卫生安全、回味无穷的美酒佳酿。但实际上，因对法国酒征收的税率过高，使得进口数量降到最低限度，整体税收极为有限。所以说，这个税收，剥夺了英国人民获得享受价廉物美、安全卫生消费品的利益。

李嘉图曾经对本书的这一段提出过异议。我上面所举的最后两个例子，足以作为答复。他的理由是，课税对总生产没有损害，因为国家本身的消费替代了租税所消灭的个人消费。但是，剥夺个人财富而不增加财富的课税，并没有以任何国家消费替代它所消灭的个人消费。

[6]
关于这一点，保罗在他的《关于立法与行政的各种意见》一书中曾经列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巴黎的一个大银行家在1817年去世，政府按照他财产总额而不是按财产扣除负债之后的余额来征收遗产税和继承税。这是依据税法的一个附加条款确定的，即按照死者的总财产课税，而不按未偿还债务以后的净余课税。事实上，纳税人可能虚报账目的危险并不构成充分理由。

税务部门一向不预先通知遗嘱执行人或相关人员什么款项应该偿清，而是要等到法定的日期到后才通知他们，因为它希望收到他们缴纳不按期还清债务的罚款。革命废除了这个苛刻的财政方法，但是帝国政府又把它恢复了，迄今为止还在实行。事实上，除非税务人员在任何场景下都只考虑国家的国库利益而不计人民利益，否则他们是没有提升的机会的。

[7]
《杜尔哥文集》，第一卷，第170页，租税的总承包人开列详细账目，而且账目经过严格的审查，因为国王也会获得一部分利润。

[8]
《关于新西班牙的政治性论文》，第五篇第12章。

[9]
这一点也从兰斯当侯爵时在1785年致莫里勒神父的信中所说的情况得到进一步证实。兰斯当时写道：“降低茶叶税的结果好得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虽然存在着诸多的不利情况，但是销售额从500万英镑增加到了1 200万英镑。此外，走私大大减少，以至于让国家收入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

[10]
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学原理》中反对这个学说。他说，由于产业的效果或者是产品总是和投资在产业的资本额相当，因此，租税所消灭掉的一个产业部分的产品，必然有另一个产业部门的产品替代它。因为，在一个部门中失掉作用的劳动和资本必定转移到另外的部门中。对他的这番言论，我的回答是，当租税使得资本从一个行业转到另外一个行业时，它消灭一切由于这个变动而失业的人的收入，并减少社会上其他人的收入。因为，我们假定产业先前选择的方向是能够产生最大利润的途径。进一步说，强迫转变方向会使得产业的许多其他利润消失。此外，这样做对公共繁荣干系甚大，不管消费者是个人还是国家。繁荣和利润丰厚的产业促进了新资本的创造和累积。但是在捐税的压迫下，它们就不再有厚利可图，资本将逐渐减少，财富和生产也因此而逐渐减少，繁荣将成为过去，所留下来的将只是不断地强迫捐税。李嘉图试图采用几何学论证的不变原理，但是在政治经济学中，此方法恰恰最不值得采用。

[11]
第5章，第1节。

[12]
第二十篇。

[13]
在拿破仑的制度下，征税费用比上述多得多(这方面和其他很多方面都有所倒退)。因为它们必须包含盘剥费用和不可能收回的余款。但是拿破仑制度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还不能确定。

[14]
奈克只把徭役制度计算为400万美元，但是也许他只考虑了所雇用的每日工人劳动的价值，而没有考虑用这个方法提供公共需要所产生的危害。

[15]
见《国富论》，第五篇，第2章。他反对累进税率，认为这种税率阻碍了勤劳的人们累积财富。但是很明显，各种税收是从个人增加的收入中收取的一部分，而且往往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累积资金的作用大于不累积的倾向。如果每个人增加200美元的收入需要支付40美元的税收，那么他还能按照比他牺牲的大得多的比例来增加其享受。参阅斯密在该书同一章第4节关于英国土地税部分的论述。

[16]
这就是大家认可把登记税增加到现今这么高的原因。但是如果降低税率，国库大致还能得到同样多的收入，而国民则可以享受到财产更为自由流通的利益。此外，它对于国民资本的损害也将减少。

[17]
诉讼手续费是个非常大的负担。自从边沁关于法律税的著作出版以后，凡是看过他著作的人，没有人不认为这些手续费是失策的。《爱丁堡评论》(第二十七卷，第358页)说，某一天，罗斯(Mr. Rose)在皮特(Mr. Pitt)面前把边沁拉到一边，并告诉他说，他们看过他的小册子，认为他的观点无可辩驳，并且决定不再征收那些手续费。评论者接着说，但是，随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预算中，都还是把这些手续费列入其中。而皮特自己在1804年回任时，也还赞同征收这些手续费。所有那些赞同征收这些本该被反对的手续费的观点都被边沁一一成功驳倒。《爱丁堡评论》说，边沁的评论精辟，几乎无与伦比，而其文辞的优美，无人能出其右。——美国编者注

[18]
在英国和法国，都对某些原材料的进口提供津贴和补助，目的在于鼓励工业发展。这是和上述相反的错误。依据上述原则，不但不应该对土地产品征税，而且还应该给所有愿意耕地的人以奖励。因为，国内的农业提供了大多数的工业原材料，特别是五谷。五谷经过人的努力再变为其他各种价值。这些价值超过了在制造过程中所消费的价值。对任何一种物品征收关税或者进口税，和对土地进行直接课税一样公平。但是，这两者的确都有害处。所以课税越轻，所造成的危害就越小。

[19]
如果必须对某种消费或者某个产业课税，但又不想完全消灭这种消费或者这个产业，就需要开始时征收较轻的税，以后再慎重地慢慢提高。但是如果想要制止或者消灭一种有害的消费或者产业，就应该立即课以重税。

[20]
贝卡里亚在他的《犯罪和刑罚》这篇短文里说，处罚的这些特征无疑使得它具有实际效果。

[21]
如果考虑下述原因，这种税更加不公正。其一，它必然落在孤儿身上，或者落在为教养子女成为有用公民而愿意忍受困苦的父亲身上。其二，子女越多，父亲的税负越重，遭受的艰苦越重。其三，这种税和个人的资历不相称，贫富都同样课税。财富中等的父亲，只有一个儿子，向大学缴纳的款项等于他所缴纳其他税收的总和。如果有多个子女，就更加艰苦。就是这样，篡位者把教育机关变成了横征暴敛的工具，同时灌输错误思想和奴隶习惯。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社会倒退到野蛮状态。即使没有被利用，提出要求私人机构担负部分强制教育费用的理由，也是完全不充分的。即便是假设公立中学最能培养有用的公民，并假定强迫父亲或者教师把儿子或者学生送到公立大学听钦命教授讲课是正当的，但是，最不需要这种教育的人，就是那些已经被安插在私立教育机构并由自己选择的老师讲课的学生。没有代价地传授某些学问，可能对于整个社会是有利益的，但是强迫个人去学习并要他付出很高的代价去接受这种教育，这是最大的压迫。假如有一个阶级应当负担无代价的普通教育费用，那就是那些自己没有子女并且不负担费用而享受到社会生活一切利益的阶级。

[22]
彩票和赌博不仅把资本用在毫无用处的途径上，而且还浪费很多时间。这种浪费完全不增加国库的收入。同时还有个坏处，使人不想凭着自己的才能或者积极努力获取收入，而是只想着侥幸获利。不想着从财富的源泉来寻求个人的利益，而是只想着从别人的损失中获得收益。因为所有积极努力的报酬，和中一个大奖的诱惑相比完全微不足道。此外，虽然彩票的购买是一种自愿行为，但是，它几乎是一种完全加在穷人身上的课税。因为只有穷困最能逼迫人们铤而走险，即使在明显没有胜算把握的情况下还购买彩票。所以，购买彩票的款项，多半是穷人的款项，或者更糟糕的情况下，是从犯罪行为中获得的款项。

[23]
土地贡献。

[24]
安全性。

[25]
专利。

[26]
海关。

[27]
格兰特。

[28]
并不是因为纳税人间接受到影响，许多直接收税都有这种情况。例如牌照税(执照)，由于消费者向领有牌照的商人购买，这个税的一部分归消费者承担。

[29]
参阅富兰克林在英国下议院惩罚法庭的审问，1767年，《回忆录》(Memoirs)，第一卷，附录6。

[30]
上述否认包括了所谓国内(internal)税的全部，而上述承认只限于旨在调节贸易的对外(external)关税。在美洲代表看来，这种承认是表示和好意愿的让步。但是，就是这种让步也在不久后被撤回。至此，英国国会的课税权完全被否认。同上书，第一卷。——英译者注

[31]
卡尼尔：《斯密的〈国富论〉的研究》，第四卷，第438页。依作者亚瑟·扬所说，他那个时候的印花税是，在收入为133万英镑的时候，只征收5 691英镑的税，也就是不足0.5%。

[32]
参阅本书第二篇第1章。

[33]
资本家的利息和房东的租金由此而降低的说法，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对，但实际是非常正确的。也许有人要问，把款项借给作为制造商的资本家和把房产租给资本家的房东，当资本家的产品由于课税而减少的时候，为什么就得减少资本家和房东所要求的补偿价格呢？难道他们不应该考虑到由于课税而产生的不能按期付款、减租减息的要求、破产和法律的费用吗？所有的这一切，至少一部分应该由资本家和房东承担。而且在他们这一方，往往不会觉察到曾经分摊了部分这些费用。在复杂的社会组织中，赋税的负担往往觉察不到。

[34]
参阅本书第一篇第4章关于土地所有者通过出租土地协同生产的内容，因此必须把他们列入生产阶级。

[35]
除非所课的税收已经超过用于支付地租后的全部剩余产品，否则，土地就不会被弃之不用。只有到了那个地步，土地才不值得耕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地主由于国家占有全部产品而一无所获，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也往往被迫缴纳超过其支付能力的地租。

[36]
农产品带有这个特性，那就是它们的平均价格并不会由于减产而增高。因为人类食物如果供应减少，人口必然跟着减少，这样需求与供给就必然同样减少。例如，在土地大部分荒芜的国家，小麦的价格并不高于遍地庄稼的地方。当今西班牙的小麦价格，并不高于裴迪南(Ferdinand)和伊莎伯拉(Isabella)时期。但现今生产的小麦，比那个时期少得多，因为现今的人口少得多。与此相反，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耕种的土地比现今少，那时候的谷类也比现在少，但是就价值来衡量，那时候的谷物并不比现在贵。那时候的产品和人口都比现在少得多，需求的清淡和供给的稀少恰恰相当。

[37]
如果认为地租对于地主以及提供耕种所需资金和劳动的农民必定产生相同的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地租并不减少可耕种土地的数量，也不增加愿意耕种的农民人数。如果这些生产部门的需求和供给都没有改变，地租的比率必然也不变。

[38]
经济学家认为，土地税完全是对净产品课税，因而是对地主课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进而断言，所有其他税都是由同一款项支付，就是错误的了。

[39]
法国学会提供了奖金给肯纳德先生写的关于此观点的论文，用以表示支持此观点。

[40]
1812年法国对进口棉花，每包课税高达200美元。有些制造商，每家每天需要两包棉花。从原料采购到卖掉最终产品，大概需要经过12个月时间，在此期间，这些制造商每家都必须为此而多准备12万美元的资本，如果没有这些课税，他们无须准备这么多资本。对于这些额外准备的资本利息来说，他们势必转嫁给消费者，或者从自己的利润中支付。全部的这些利息，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意味着额外增加的高价格和额外承担的高赋税。而对于国库而言，一点财富都没有增加。那个时期，最重的国民负担，往往来自于预算上最不起眼的项目。大多数情况下，人民受到损害，但是不懂得损害的性质。上面列举的例子，就是这种情况的证明。

[41]
见本书第二篇第3章。

[42]
由于上述已经提到的原因，以纳税收入作为资金的采购，是交换行为，而不是偿付。

[43]
这个质疑的确有充分的依据。很多政治理论家对完全免税是否能够改善底层的生产者的境况持有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纳入国库的一切款项，很快就会被掌握着独特生产资源和生产手段的阶级据为己有。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个人对于最大化利用自己的财产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个人权力平等的地方，他们必然采取各种可以增进自己利益也就是增进公众利益的行为。所以，即使是最自私的个人的贪婪也不会阻碍生产力和国民财富的发展，而会促进生产力和国民财富的发展。日益增加的财富和更大的个人行为自由，虽然不能改变工人目前的境况，但是将会增加他们改善自己境况的手段。个人为私欲驱使而进行勒索的时候，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必然会考虑自己的利害关系和被勒索的对象的反抗能力，由此自行抑制这种私欲。而政府的勒索，不受个人直接利害关系考量的约束，因而无所顾忌。此外，狠心的工头带来的痛苦还不足以构成人们反抗政府的动机。而事实上，这种政府本身恰恰充当着这种狠心工头的角色。——英译者注

[44]
人头税，关于该税的说明，可参阅《国富论》第五篇第2章。——英译者注

[45]
《国富论》，第五篇，第2章，第1项。

[46]
弗邦奈：《原则和意见》，第二卷，第247页。

第9章　国债

第1节　国家举债及其后果

个人借贷与国家借贷的区别非常大，一般而言，个人为了资本的有利可图而举债，国家是为了非生产性消费或开销而借贷。国家举债的目的，或是为了事前未预料到的需要，或是为了满足非常紧急情况的需要。就这两个目的而言，借款可能行之有效，也可能无实效。然而，无论有效与否，所借的款项本身都是全部消费掉或者损失掉的价值，而且国家还一直负担它的利息。

麦伦认为，国家举债不过是左手欠右手的债务，不会把国家拖进破产的深渊。不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麦伦是错误的，国家会因此陷入贫困的境地。因为借给政府的资本，因被消费而归于消灭，不能再给任何人产生利润。换句话说，它作为生产手段所能产生的利息不能再生。那么，政府用什么来支付它的贷款利息呢？当然政府是用其他来源所产生的一部分收入支付利息。由于利息的支付，这部分收入必定是通过纳税人转移到政府的债权人手中。

在借贷行为发生之前，能够产生收入，或潜在的能够产生收入的生产性资本的存在形式共有两种。这两种资本是：将要借给政府的资本，以及纳税人未来的收入，这些收入将用来偿付出借资本的利息支出。但是，借贷行为发生后，只有一种资本的存在形式，也就是后一种。这样，从那时起它的收入就不再由它的从前所有者，即现在的纳税人自由支配了。因为政府需要向债权人支付利息，所以必须用各种形式的赋税获取收入。在这里，债权人没有损失任何部分的收入，只有纳税人蒙受损失。

人们往往认为，国家债务不会导致国家货币或硬币的减少，所以国债不会造成国民财富的损失，仅仅是国民财富的移转。为了让读者更容易了解这个想法的荒谬之处，在本书的末尾附加了一个概要的表格，说明借款通常到哪里去了，以及政府用什么支付债权人的利息。[1]

国家举债时，有时承诺而有时则不承诺偿还本金。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实际支付的是所谓的终身年金。可赎回公债包含各种各样的条款，有时约定以抽签的形式逐渐偿还本金，有时分期偿还本息，有时通过增加利息来支付本金，并附带出借人死亡后停止支付的条件。例如顿蒂式联合养老金与终身年金，后者在个别出借人死亡后停止支付；而就前者来说，还继续支付全部利息，由继承人均分，直到所有这些人都去世为止。

顿蒂式联合养老金与终身年金是极不经济的借贷形式，因为借贷人虽然每年偿还一部分本金，但还一直按照借款原金额支付利息。此外，这些养老金与年金具有败坏道德的性质，它们令出借人能够消费本金和利息而无须为陷入乞食的困境发愁，因此相当于起到了鼓励利己主义和浪费资本的作用。

精通信贷业务的政府，近年来都不再承诺偿还公债基金。这样，国家债权人除了出售他们持有的可转让债券外，没有改变其他的投资方法。出售债券对他们的有利程度高低，要看债券购买人对给付终身年金的政府或债务人的信用评价。[2]
专制政府从来都很难顺利推销这种公债。在国王的权力大到可以任意推翻契约的情况下，或在只与当今的国王缔结私人契约而王位继承人可能不承认这种契约的情况下，如果不明确规定很短并确定的偿还期限，出借人是不愿贷出款项的。

政府对按年度交付款项的方式委任官职，这是一种永久性借贷方式的强制性借款。这种毫无根据的权且之宜方式一经采用，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表面上无可挑剔的理由，会使得几乎所有职业，甚至包括清洁工和搬运工人的工作，都变成专利或可供出售的公职。

还有一种借贷方式，是预先挪用税收。就是说，政府出让某种还没到期的税收，从出借方预先取得款项，扣除作为贴现的利息，出借方则按照他们所冒的风险程度来索取相应的贴现折扣。这种风险包括政局有可能更迭、有关税收不能足额征收等。政府承担的这种债务，或是用到期收取的税收偿还，或是用发行新的国家债券来清偿。后者就是英国人所谓的流动(floating)公债这种名称古怪的公债的由来。至于统一公债，债权人只能要求利息，却不能要求偿还本金。

各种国家债务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端，就是使资本退出生产性用途，转向非生产性消费方面。在政府信用很低的国家，还有一个特别的弊端，就是推动资本的利息上涨。当人们很容易从政府那里获得七分利或八分利的时候，还有谁会愿意把资金以五分利借给农民、工厂主或商人呢？称为资本利润的那部分收入的比率就因此而上升，最终由消费者埋单承受这种损失。由于产品的实际价格上涨，导致消费随之下降。于是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力需求也随着消费下降而下降，最终报酬减少。如此一来，除了资本家外，整个社会都将遭受损失。

借贷能力给一个国家带来的最大益处，就是使它能够把意外紧急事变所需要的费用在以后若干年内分摊。就现有的公共事务规模和国际战争的规模而言，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依靠经常性税收来支付那么庞大的费用。大国的税收，基本已经达到纳税能力的上限，因为他们习惯于奢侈，经常是入不敷出。如果国家为了避免灭亡的命运，必须把费用增加一倍时，借贷就是唯一可用的解决办法了，除非政府当局打算赖掉一切债务，并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掠夺自己的人民和外国人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借贷的能量甚至比火药的火力还大，如果无节制地滥用，它给国家带来的益处很快就消失殆尽。

供给公共消费是借贷制度和税收制度固有的先天优点。有人曾费尽心思，试图再找出它们其他固有的优点。只要我们认真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个企图是徒劳无用的。

例如有人认为，构成公债的债券和有价证券，是社会中真实而具体的价值存在形式，因而它们所代表和体现的资本，是非常真实的财富，应该看作是国家总资产的一个项目。[3]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书面契约或书面保证，仅仅是确认这个东西或这个财产所有权的文件。书面证明并不代表实际价值，仅仅是作为政府给他的债权人的一个协议，使他每年都能获取政府从一般纳税人征收的部分税收。从这一点看，书面证明甚至不是财富的证明，更不必说是真实的财富。假如由于国家破产等情况发生而导致保证被撤销和废除，那么社会财富是否减少了呢？绝对没有。唯一不同之处是，从前归国家债权人所有的收入，现在可以由纳税人支配。因为这部分收入本来是由纳税人支付的。

还有人认为，政府的岁出使得货物的年流通量增加，增加的数额相当于每年税收的总额。[4]
但是他们忘记了，这些支出表现为年产品的一部分，并且是向纳税人征收的一部分税收。这部分产品，即使没有发行公债，也照常流通。所不同的只是，本来由纳税人花费的东西，现在由国家的债权人花费。

债券或者证券的买卖，不属于生产性流通，只是以一个国家债权人代替了另一个国家债权人。当这种转移蜕化为证券投机买卖，也就是借助证券价格的升降差异牟取利润时，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首先，货币是一个国家资本项目，而作为流通媒介的货币被非生产性地用在证券上；其次，损人利己是一切赌博的共有特征，在证券投机商手中，这些货币既没有产生任何新产品，也不产生可以拿来跟人交换的产品。证券投机商没有赖以生存的收入，他所能做的，就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利用那些像他一样的赌徒的愚笨和坏运气，并从中牟取暴利。

有人说，公债把国家债权人和政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使得他们因感觉和政府有共同利害关系而成为政府的天然拥护者。公债确实有这个作用。但是，国家债权人可能与信誉良好的政府保持共同利害关系，也可能与信誉恶劣的政府保持共同利害关系。所以，公债是把“双刃剑”，可能对国家有利，也可能对国家有害。只要回顾一下英国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无数心地纯正的人也受这个动机的驱使，竟为政府的腐败劣迹或失职辩护。

还有人说，公债是舆论对政府信用评价的指标，并成为促使政府努力办好行政的动因，维持反映于公债所提供指标的舆论的良好评价。这个说法的成立是有前提条件的。从国家债权人角度看，政府的主要政务在于按期支付利息；但从纳税人看来，政府的主要政务在于尽量缩减费用。证券的市场价格是前一种良好行政的指标，但并不能成为后一种标准的指标。我们说，按期支付利息不构成良好政治的表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恶劣政治的假面具，这个评论并不为过。在某些国家，这是政府的虚情假意，借以博取人民对其层出不穷、臭名昭著的苛刻政治的宽容。

赞同公债的另一个论点是，对于不能及时或有效运用的资金，公债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投资机会，由此起到防止资本外流的作用。倘若确实如此，那么结果更加糟糕，因为它诱使资本走上毁灭的道路，此外，每年国家还要承担政府所必须支付的利息。如果资本真的流向外国，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它迟早会流回来，而且，这期间形成的利息，可以由外国人承担。如果公债的数目不大，并且款项合理地花费在适当而有益的事业上，它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给那些不懂合理利用资本的少数人提供投资的机会。若不是有这些投资便利，这些人就只能把资本束之高阁或把它一点点慢慢地消费掉。或许这就是公债唯一的价值利益，但这个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性，因为它使得政府可能把国民储蓄浪费掉。除非资本花费在能够长期产生利益的项目上，比如建造道路、开通运河或其他类似的项目上，否则对公众利益来说，宁可听任资本闲置不用，因为即使他们得不到资本的使用，但至少无须支付利息。

因此，仅仅拥有用益权的政府，在花费资本时可以借款，但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借款能够增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如果资本被消费掉，出借人无论是国王还是普通个人，除了失去全额本金外，还需每年从收入中继续给付利息。事实上，国家举债从来都是为了随时消费的目的。

第2节　公共信用及其基础，以及危害它的情况

公共信用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认为政府能够履行它的债务。当国家债权人所得利息不高于或等于他从最好的私人抵押贷款所得的利息时，证明这个信用达到了最高点。这说明，出借人无须要求额外的保险费以抵补他可能遭受的额外风险，而且在他看来，这种风险并不存在。除非政府完全无法赖账，同时大家都清楚它的资产足够抵偿债务，否则公共信用绝对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因此，如果国家财务账目不公开，公共信用绝对不会很高。

当国家权力由一人独揽时，想要获取很高的公共信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君主的意志和诚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保证。但是，当权力归人民或其代表所有时，就有更多的保证，即人民自身的利益诉求。人民作为个人时是债权人，作为集体时是债务人，因此他们作为前者的利益，必须在他们作为后者时来偿付。暂不说其他，仅上述情况就使我们能够假定，现今这些规模宏大的事业，费用是那样高昂，以至于不通过借贷就无法举办。在这时，议政群体，仅仅由于它拥有的优越财力，就必然获取压倒性的权力。

单从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政府拥有更充实的财源，所以政府的负债比私人的负债能够得到人们更大的信任。最能负责任的个人，他的个人财源有可能瞬间完全化为乌有，或损害到无法履行债务的境地。

生意倒闭、天灾人祸、官司缠身、遭遇欺诈或强暴，都可能使他倾家荡产。而政府的资源，来自各个方面，很多个人所遭遇的致命性灾难，对国家收入仅仅产生局部的影响。还有另一个情况，使政府能够借到甚至超出其信用所许可的数目，那就是公债的可转让性和易转让性。政府债权人常常坚信，在政府发生财政困难或破产之前，能够卖出债券收回贷款。即在他们衡量这个风险时，往往认为高利息是能足够抵补意外损失的保险费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出借人的意见，确切地说，是人类在不同时候的情绪与意见，受到的第一印象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只有在最新获取的经验与最近对将来的展望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1721年法国政府在纸币方面和对密西西比股票持有者严重的背信弃义行为，并不妨碍它在1759年发行2亿利弗尔公债。阿伯·特赖(AbbéTerrai)神父在1772年实施的破产措施，也没能阻挡法国在1778年和随后每年新债的发行。

其他观点认为，个人信用比政府信用有更坚实的基础。因为个人不能控告赖账的政府，更无力强制它履行债务。政府也不会像个人那样精心安排使用财富。还有，在发生从国内或从海外颠覆政府的事件的时候，在兵荒马乱中，个人收回债务的可能性更是远远高于政府。

因为公共信用容易导致公共浪费，所以很多政论家把公共信用看作是国家繁荣的致命伤。他们说，当政府感觉自己拥有巨大的举债能力时，它们对于一切有关政治的问题都想过问，并制定出庞大的规划。这些规划有的招致耻辱，有的带来荣耀，但总是把政府拖进财政枯竭的深渊。它们往往自己发动战争或煽动其他政府发动战争，而且常常资助唯利是图的各色人等从事杀害人类与丧尽天良的勾当。资本原本是勤勉和道德带来的美好果实，这时却沦落成为野心勃勃、傲慢无理与道德沦丧下残酷竞争的猎物。

具备举债能力但在政治上处于软弱无力地位的国家，很容易招致强大邻国的勒索。它不但需要上缴贡品求得它们的保卫，必须为和平付出代价，还必须付出代价求得邻国承认它的独立地位(最终还是会失去独立地位)，或必须在明知没有还款希望的情况下还是要贷款给它。

上面谈到的各种情况，绝非虚构假设，由读者自己确定正确观点。

国家事务管理得很好的政府，通常是通过设置还债基金，清偿它不能赎回的债务。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比这个更能巩固公共信用了。详细过程简单解释如下：

假设国家以5%的利息率贷款1亿美元，它必须从国民收入中提取500万美元作为利息支付。为达到这个目的，国家通常每年开征相等数目的税款以保证支付。假如税款收入超过了462 400美元，比如，5 462 400美元，并把这笔税款的超额部分的462 400美元存入某项基金，以便每年在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而且除了超额部分之外，每年还把这种清偿的债务利息用来购买债券，那么这笔公债的全部本金，在50年内就可清偿。这就是运用还债基金的操作方法。这个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复利息的递增，换句话说，一定基金的本金利息，由于利滚利的作用，逐年增加。

毫无疑问，由于每年只摊付公债本金利息的10%，可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就能偿清年息5%的公债本金。但是债券的买卖是出于自愿，倘若债券的持有者不按照票面价值出售，就是不以相当于20年年收入的价钱出售，那就需要延长清偿的时间。不过这样的市场情况明确表明国家信用很高。反之，如果信用度降低，以致同样数额的款项能够购买到更大数额的债券，那么公债就可在更短的时间内还清。因此，公共信用降得越低，还债基金所起的恢复信用的作用就越大；这个基金的需求越少，其实际功效越小。

正是由于设立了还债基金，大不列颠不间断地长期享有公共信用，即使是在现今负有8亿英镑债券的情况下，它还能继续举债。[5]
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境况使得斯密说，目的在于减少公债的还债基金，正在成为增加公债的主要工具。假若政府不再滥用财源，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变得相当富裕而且更加强大。

当政府新借的公债等于所清偿的公债时，还债基金就沦落为彻头彻尾的行骗工具。至于新借的公债超过所清偿的旧债，就像英国1793年以来一直做的那样，就更不必说了。无论还债基金从什么地方募集，或是新的税收，或是新税收加上已清偿债务的利息，如果政府清偿100万英镑的公债，又续借100万英镑，那么每年产生的债务恰恰等于所清偿的债务。这种做法，等于政府把用作清偿的100万英镑借给自己，而事实上，后一种做法还能节省管理费用。汉弥尔顿教授[6]
在他杰出的著作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的结论是决定性的论断。他在书中说，英国人民背负的巨大负担、英国政府的滥用借贷权和英国以纸币替代硬币，至少还可以产生一些利益，因为它们有助于解决许多与国民福祉密切相关的问题，同时提醒后代们要提防再出现相类似的无节制行为。

毋庸置疑，确有实效的还债基金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必须按时并神圣不可侵犯地使用拨作还债用途的款项。然而，即使是在政府把言行一致并对债权人恪守信用看作是有关体面的英国，也从不严格遵守这项原则。因此，英国学者从不相信还债基金能起到消除债务的作用，斯密甚至不加思索地说，除非国家破产，否则国债绝不可能偿清。

对国民个人以及对国内经济状况，国家破产所造成的影响，一直以来是学者探讨研究的重要议题。在一般情况下，当政府破产时，它使得纳税人收入增加，增加的数目等于政府停止偿还国家债权人的总金额。还不止于此，因为公债管理费和收税费用也因此而节省。如果一个国家每年要支付1亿英镑的公债利息，而上述费用达到这个数目的30%以上[7]
，那么通过破产行为，纳税人就可免除1.3亿英镑的负担，而国家债权人只不过被剥夺了1亿英镑的收入。

在英国，国家破产产生的影响远比上述情况复杂得多，因为英国不是完全从每年的赋税收入中支付公债利息(至少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还不是如此)，它每年经常性借入的款项与它的公债利息数额大致相同。[8]
如果政府破产，则每年借入的大约4 000万英镑借款将从国家债券人的非生产性消费中撤出，而用于再生产消费方面。我们不妨假设一下，那些积累资本并把它们借贷给国家的资本家，必定寻找某些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从这个观点来看，上述行为大大有助于增加国民资本收入，但是带有灾难性很大的直接后果。因为这4 000万英镑取之于这样的消费者：这些人没有其他生计，并由于缺乏个人劳动力与资本，完全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弥补这个损失。

破产行为或许避开了举借新债的可能，但在人们习惯性地用新增借款而不是由租税收入来支付公债利息的地方，破产行为丝毫不会减轻从前的课税。因此，人民的负担不会减轻[9]
，生产成本无法减少，因而货物价格不可能降低，英国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上也不会比从前更受客户欢迎。

有纳税义务的阶层，在人数上将减去已经宣告破产的股东。这导致了虽然税率没有降低，但是实际税收却减少了。从国家债权人那边撤出的4 000万英镑收入，将只缴纳它作为生产性资本可能产生的年利润或年收入的税。国家债权人的破产，将带来很多随之而来的灾难，许多私人破产和无力偿付，他们所雇用的工人和佣人失业，以及他们的依附者极度贫困。

另外，倘若英国坚持通过借款来支付从前借款利息的政策，那么利息和租税必然源源不断地继续增加，一个人一旦沿着死亡之路前行而不再回头，势必进入绝境。

亚洲的统治者，还有那些无法建立信用的君主、国王，都喜欢积累财富。财富是过去收入的保存和累积，而公债则是未来预期收入的提前支付。这两者都是在紧急时期可以动用的。

财富未必对它的拥有者提供政治安全方面的帮助，反而可能招致攻击。还有，财富很少被忠实地使用在预定的项目上。法国查理五世(Charles V)多年累积起来的财富，落入了他兄弟安茹(Anjou)公爵的手中；为了反抗土耳其军队并把他们赶出欧洲，教皇保罗二世(Paul II)积聚的财富，到头来被西克塔斯四世(Sixtus IV)及其侄儿挥霍一空；亨利四世蓄积财宝，本打算用在征服奥地利王室事业上，但最终浪费在母后的宠臣身上；就在最近，为巩固普鲁士政权，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蓄积的大量财富，却使得普鲁士政权因此而岌岌可危。

对政府而言，控制巨额财富是个危险性极大的诱惑。虽然财富是在以牺牲人民利益的情况下累积起来的，然而人民群众却很少能够从累积的财富中得到任何利益。事实上，所有的价值，也就是所有的财富，都是人民创造的。

[1]
参阅本书附录A。

[2]
在下一节中将说明，按照市价购买可赎回债券，怎样能使债务逐渐消失。

[3]
《论公债的利益》，第8页。

[4]
这些债券的可转让性使它们不具有货币的性质，因为它们不能作为货币使用。而作为货币使用的兑现纸币，却能让国民财富绝对增加。因为，假如没有纸币充当转移一般价值的媒介，那就必须使用硬币或其他具体资本形式来作为这种媒介。公债的流通，需要货币的辅助才能实现，公债本身不能作为货币使用。

[5]
在一份报告中，作者声称，1815年2月英国财务大臣范西塔特(Vansittart)在国会做的演讲中，估计了当年的公债数额。但是现在，除了这个存疑的报告，我们能够提给读者从1688年革命开始到1832年1月5日为止关于英国债务的确切数据。我们所给出的是从表“大英帝国的税收、债务、资本和资源等”的第二部分摘录的。这张表，我们曾在前面若干次引用过，它出自国家最高统计机构。

截至1832年1月5日的债务为782 667 234英镑，折合3 756 802 723美元。——美国编者注

[6]
《大不列颠的国债》，1813年，爱丁堡出版。

[7]
在英国和美国，比率没有这么高，但在一些暂且不提名字的国家，比率比上述还要高。

[8]
科尔孔：《大英帝国的财富、威权与资源》，1814年伦敦出版。斯托克：《大不列颠的收入与支出》，1815年，伦敦出版。持久的和平稳定使英国能够把它的收入和支出(包括公债利息)保持在相抵状态，虽然这还不足以减轻痛苦，但可以有效阻止损害的进一步恶化。

[9]
节约国家开支是减少英国人民租税负担的唯一办法，但是如果它实行节约，怎么可能维持腐败的制度呢？在这样的制度下，当朝阁员的利益总是高于人民的利益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经济学：全2册/（美）康芒斯（Commons，J.R.）著；赵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730-7

Ⅰ.①制…　Ⅱ.①康…②赵…　Ⅲ.①制度经济学　Ⅳ.①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3865号

制度经济学（上、下）

作　　者
（美）康芒斯

译　　者
赵　睿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30.25

字　　数
870千字

定　　价
58.00元（全二册）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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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芒斯

康芒斯（1862—1945），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862年10月13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882年，康芒斯进入奥伯林学院，跟随著名经济学家凯里学习经济学。后又进入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跟随经济学家伊利学习。上述两位经济学家对康芒斯以后的思想形成奠定了基础。1890年以后，康芒斯先后执教于威斯里安、奥伯林等大学，教授经济学与社会学。1904年以后，康芒斯一面在威斯康星大学讲学，一面又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并从事劳资关系问题的调停工作，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劳工立法。当时他以劳工问题专家而闻名。他还曾担任过美国货币学会会长、经济学会会长。1945年5月11日去世。其主要著作有：《财富的分配》（1893）、《工联主义和劳工问题》（1905）、《劳工与管理》（1913）、《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制度经济学》（1934）等。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前　言

本书仿效了自然科学教科书的写作手法。对于书中涉及的每个观点，我首先溯及至其创始者，然后是探讨为发展这一观点所作的修正，以及更早时期能够将这一观点区分出来的双重或多重含义，直到每个观点能够以单纯的含义与我所构想的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内容结合起来，就如同这门学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正在发展变化的情形一样。在革命战争前后（也就是我所谓的“战争周期”），就已经出现了新观念和新理论的创始者。由于我的分析是建立在英美习惯法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首先从1689年的英国革命入手，接下来是1789年法国革命引致的世界大战，还有1861年的美国革命——这是1848年欧洲革命被镇压之后的结果，然后是自1914年开始的多次革命战争。

正如我在自传中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革命周期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废除了奴隶制的美国革命；另外一个是过去二十年的世界革命。支配我的第一部著作《财富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1893）的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流行理论，而我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Legal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1924）和这本《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1934）则受到了我们目前所经历的革命周期中正在出现的各种学说的深刻影响。

过去二十五年里，我得到了众多学生和助手的帮助，其中安娜·康贝尔·戴维斯（Anna Campbell Davis）女士曾在七年的时间里协助我进行有关法律和经济案例的研究，而瑞本·斯巴克曼（Reuben Sparkman）先生则用了四年的时间协助我研究经济案例。经济系的同事们给了我极其宝贵的帮助，还有其他经济学者，包括过去和现在的学生，在写作和改写的过程中，我曾把手稿交给他们，他们找出了不少缺点，也帮助我克服了不少困难。

约翰·康芒斯

1934年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目　录

【作者简介】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前　言

第1章　观　点

第2章　方　法

一、约翰·洛克

（一）观　念

（二）价　值

（三）习　俗

二、交易和企业

（一）从公司到运行中的机构

（二）从交换到交易

三、观　念

四、利益的冲突

五、历史的经济中枢

第3章　魁　奈

一、自然秩序

二、道德秩序

第4章　休谟与佩尔斯

一、稀缺性

二、从习惯到习俗

三、实用主义

四、从自然到运行中的机构

第5章　亚当·斯密

一、利己与互利

二、自由、安全、平等、财产

三、劳动痛苦、劳动力、劳动节省

（一）价值起因

（二）价值的调节者

（三）价值尺度

（四）社会效用

第6章　边沁与布莱克斯顿

第7章　马尔萨斯

第8章　效率和稀缺

一、物资和所有权

二、真实价值与名义价值

三、平均数

四、投入—产出，支出—收入

五、从流通到重复

六、能力和机会

（一）物质的和法律的占有

（二）选择

（三）机会

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

八、马克思和蒲鲁东

九、门格尔、维塞尔、费希尔、费特

十、从绝对论到相对论

第9章　未来性

一、债务的流通

（一）债务与商品

（二）债务市场和债务金字塔

（三）财产和财产权

（四）有形体的、无形体的、无形的财产

二、债务的解除

三、债务的创造

四、债务的稀缺性

（一）金属货币的稀缺性

（二）资本和资本品

（三）等待的稀缺性

五、利息和利润贴现

六、货币和价值的交易制度

七、利润的边际

（一）利润份额

（二）销售预测

（三）就业延迟

（四）供给和需求

（五）边　际

八、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

（一）长期利率和物价

（二）短期利率和价格

（三）从边际生产力到资本收益

（四）公开市场利率和顾客的利率

（五）风险贴现——负债过多和萧条

（六）实证检验

（七）战争周期

（八）自动的复苏和管理的复苏

九、社会

（一）从成本到份额

（二）整体及其部分

（三）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

第10章　合理价值

一、凡勃伦

（一）从有形财产到无形财产

（二）从财富的增长到观念的增长

（三）从管理交易到议价交易

（四）时间流和时间间隔

二、从个人到制度

三、从自然权利到合理价值

四、统治权

（一）行政权

（二）立法权

（三）司法权

（四）分析的、机能的法律和经济学

五、习惯的假设

六、理想类型

（一）教育学的理想类型

（二）宣传家的理想类型

（三）科学的理想类型

（四）伦理的理想类型

七、集体行动

（一）政治

（二）商业资本主义、雇主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产业阶段

（三）稀缺、丰裕、稳定——经济的各个阶段

（四）价　格

（五）课税的警察权力

（六）意外事故和失业——保险与预防

（七）人格和集体行动

第11章　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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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观　点

我的观点根植于我所参加过的集体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我得出了这一理论体系中“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左右个体行为”这部分的内容。这一认识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其他人有关制度经济学的观念。曾经看过我所著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和有关制度经济学的各种油印本和修订本的读者及学生发表过一些评论和批评意见，面对他们既不懂我的理论也不知我意之所指，而且认为我的理论是自说自话的结果，也许会让人觉得没有谁能理解它们。不过这反倒让我把抑制自我的想法抛在了脑后，得以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以一种“客观自我”的态度对待自己，参与了多种形式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

在第一章里，还有在有关意外事故和失业问题的章节中，[1]
我都要介绍这种参与的过程。我坚持认为，这本书与其说是针对我自己个人的理论，还不如说是与集体行动中的许多经验相符合的理论。因此，这一理论需要与过去二百年中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种种理论协调一致。

我参与集体行动始于1883年加入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地方的印刷工会。我是带着“乡下印刷工”所具有的淳朴和好奇走近这份工作的，那时候，我已经在印第安纳州乡间小村落中的一家小报馆和办公室经过了七年全方位的训练。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周工作七天、周薪大概十五美元左右的新的经历，以及工会在一家大的报社对雇主和印刷工人双方进行控制时所取得的成绩，再加上1886年之前我作为临时印刷工的流离奔波，这一切彻底改变了我想让自己成为一名记者的模糊意识，转而盘算尽我所能地从各个方向研究整个经济学的问题。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我读的第一本书是亨利·乔治（Henry George）[2]
具有个人主义和神学色彩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这是由我的一位印刷工同事推荐给我的。我绝不会像乔治那样用演绎法得出结论。他对工会的谴责让我感到不满，[3]
我自己的例子让我明白，就就业条件而言，我们这类有工会组织的企业要强于对面街头的自由雇佣制企业。[4]

我首次接触法律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伊利[5]
教授的课堂上。1899年，我替全美产业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调查移民问题，这项工作实际上给了我一个跑遍所有全国性工会总部的机会，也让我加深了对资本家和劳工组织制约产出问题的研究。1901年之后，我参与了代表“劳工、雇主和公众”进行劳动仲裁的全国公民联合会的工作，1906年又与同一机构一起调查了市营和私营公用事业的运营情况。

1905年，受威斯康星州州长罗伯特·M·拉·福莱特（Robert M.La Follette）之邀，我起草了一项行政事务法规，1907年又起草了一项公用事业法。这项公用事业法的宗旨就是要让当地的公用事业公司确认并维持合理的价值和合理的惯例。1906年和1907年，我和其他人一道为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调查了匹兹堡钢铁工业的劳工状况。1910年到1911年，当社会主义者在密尔沃基市（Milwaukee）掌权的时候，我为他们组建了一个“经济与效益局”。1911年，出于探索和实施合理的劳资关系法规与措施的目的，我为威斯康星州起草了一个《产业委员会条例》，并用了两年的时间参与具体的管理工作。1913年到1915年，我担任了威尔逊总统任命的“产业关系委员会”的委员。1923年，费特（Fetter）教授、瑞普雷（Ripley）教授和我代表西部四州出席了联邦商业委员会的会议，会议对美国钢铁公司实行的带有歧视性质的“匹兹堡附加案”进行了处理。

1923年到1924年，我以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纽约和华盛顿对联邦储备体制进行了调研。接下来，我协助来自堪萨斯州的斯特朗（Strong）众议员向众议院“货币流通委员会”提交了物价稳定法案。

其间，在1924年到1926年的两年间，我作为主席为芝加哥制衣业协会管理了一个自愿性质的失业保险计划。这项计划和我先前在1923年设计的法规相似。这项计划经过完善后，最终于1932年由威斯康星州制定为法律。

如果像这样经历过五十年参与实验的历程，任何人都难免不归结出这样两点结论：利益冲突和集体行动。甚至连国家和城市最后也被证明不过是那些握有统治权的人的集体行动。[6]

同时，我还必须研究许许多多的判例，这些判例主要来自于美国最高法院和劳动与商业仲裁法庭。研究这些判例主要是为了发现法庭在判决利益纷争时所采取的原则——法庭是在宪法有关“合理法律程序”、“私有财产和自由的获得”以及“法律的平等保护”的原则下行为的。这些判例我会在拙著《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中加以讨论，相对那本书而言，现在的这部著作是一部与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有关的研究。我发现，很少有经济学家采用这里所形成的观点，也很少见到他们对法律制度与经济学之间可能的一致做出过什么贡献，更别说在将其纳入美国司法主权的宪法框架方面有什么作为了。

1907年，在与律师们一道起草公用事业法规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是受1890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对“财产”一词释义变化的影响产生的。这个变化就是，在较早期的1872年“屠宰场案例（Slaughter House Case）”和1876年“玛恩案例（Munn Case）”的“有形（corporeal）”财产的意义之外，1890之后法庭给财产这个词加上了“无形（intangible）”财产这个新的涵义。1897年到1904年的几个判例把这一补充的涵义完全固定了下来。

根据这些判例以及我自《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出版之后对其涵义的进一步发展，所谓“无形财产”，就是“通过掌握他人需要但又不拥有的内容而规定价格的权利”。无形财产也包括自由的含义在内，但以前这个问题是分开来探讨的。人们会发现，自1890年以来，所有法院关于合理价值（reasonable value）的判决，其关键都在于无形财产的这一含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引发诉讼的利益冲突。

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7]
的重大贡献就在于1900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他把同样的无形财产的概念引入了经济学当中，他也因此以“制度”经济学家闻名遐迩。但有所不同的是，凡勃伦是从1900年前在美国产业委员会作证的金融寡头那里获得案例材料的，所以他的无形财产概念最后归结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榨取和剥削。而我的材料来源是我所参与的集体行动、所起草的法案以及在参与这些活动时对最高法院有关时期的判例所进行的必要的研究，所以我关于无形财产的概念最后落脚在了习惯法的合理价值概念上。

在分析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不仅分析了最高法院的案例，而且还分析了集体议价、劳动仲裁和商业仲裁的案例。我发现，这些法庭的判决理所当然地从利益冲突开始，然后会考虑发生冲突的利益彼此之间存在依存性的显而易见的观念，然后由最高权威机构——最高法院或者劳动和商业仲裁法庭——达成判决，其目的不是为了带来利益的和谐，而是为了从利益冲突中产生秩序，这就是法庭上的所谓的“合法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与此同时，我还在试图寻找什么能作为研究单位，这一单位应该包含有冲突、依存和秩序这三种成分。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得出的结论是，它们只有在“交易（transaction）”这个词的表述中才能结合在一起，交易这个概念与商品、劳动、欲望、个体以及交换等这些旧的概念都不相同。

所以我把“交易”这个概念作为经济研究的最基本单位，这是一种合法控制权转移的单位。这个单位使我能够对法院和仲裁法庭的所有经济判决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是按照其在交易中所实际涉及的经济因素变量进行的。这样的分类具备了一种历史性发展的可能性，这一发展揭示了法院和仲裁法庭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驳斥了它们认为在交易中达成的强迫的和不合理的价值，也揭示了在当时情形下又如何同意了它们认为的有说服力的交易和合理的价值。

回顾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8]
到今天正统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我发现在“财富”的涵义上，他们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即他们一方面认为财富是一种物质
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认为它是这种东西的所有权
。但至少就无形财产的现代含义而言，所有权意味的是为了维持价格而限制
丰裕度的权力，而物质的东西则是利用生产效率（有时甚至是生产过剩的效率）来增加
东西丰裕度的权力进而产生的。因此，所有权便变成了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物质的东西却是古典和享乐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他们关于财产的“有形”意义相当于所拥有的物质的东西。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当一些非正统派的经济学家，如马克思（Marx）、蒲鲁东（Proudhon）、[9]
凯雷（Carey）、[10]
巴师夏（Bastiat）、[11]
麦克劳德（MacLeod）模模糊糊地觉得所有权和物质不是一回事的时候，制度经济学才开始萌芽。这些经济学家之所以模糊，原因在于他们所抱的是旧的“有形”财产的观念（甚至现在的经济学家都保留着这种观念），这一观念把所有权和所拥有的物质看成是一回事，或者仅仅把“有形财产”与契约或债务角度的“无形财产”进行了区分。所以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在惯例和工商巨头的实际用语中产生了新的“无形财产”的观念后，凡勃伦和最高法院才能作出新的区分：不仅是清清楚楚地把实物所有权和债务所有权区分开来，而且是清清楚楚地把它与谋利的预期机会的所有权区分了开来，这种预期的机会是指通过把持供给直到诱导性地或胁迫性地达成价格。这种预期机会的所有权就是“无形”财产。

所以，制度经济学的有一部分内容是由对几百年前的法庭判例进行追溯构成的。这些判例中的集体行动不仅包括立法判决，而且还包括解释立法的习惯法判决（美国最高法院的习惯法方法达到了一个顶峰）。依靠这些判决，判例中集体行动得以接受商业或劳动习惯法。无论如何，法庭似乎都是按照是否有利于公众或私人权利来支持或限制个人行为的。这样的解释还要追溯从洛克到二十世纪经济学家的著作，看他们是否曾谈到过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一样，始终都是存在的；但从斯密到二十世纪它一直被排斥或忽略了，除非是作为对工会的攻击或是作为有关伦理或公共政策文章的附言。现在的问题不是创造一种不同的经济学——脱离以前学派的“制度”经济学，而是如何在整个经济学理论中给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一个合适的位置。

在我看来，这种集体对个人交易的控制，是制度经济学对从整体上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作的贡献，这将包含自约翰·洛克以来的所有经济学理论，还有如何对它们正确定位的问题。正是约翰·洛克率先为劳动价值论和现代资本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头一个使得利益冲突在经济学中成为一般概念的是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2]
在其稀缺性
理论中的论述，而不是洛克和斯密对天赐丰裕
的论述。但休谟和后来的马尔萨斯（Malthus）[13]
也把稀缺性作为合作、同情、正义和财产的基础：假如一切东西都是无限丰裕的，那就不会有自私，不会有正义，不会有财产权，也不会有伦理。

只有稀缺的东西（无论是实际稀缺还是预期稀缺）人们才会短缺或想望。因为它们稀缺，取得它们就要受集体行动的约束，集体行动创造了财产和自由的权利义务，没有这些权利义务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由于经济学家承认稀缺性这个事实，所以在他们关于需求和欲望的基本概念中就已经假定了财产制度。制度经济学家公开地承认稀缺性，而不是将其视为当然；而且，在一个存在稀缺性、私有财产并导致冲突的世界里，他们对集体行动在解决冲突和维持秩序方面的作用给了一个适当的地位。

我让利益冲突在交易关系中占据了突出地位。但我的结论是不能让这一点成为唯一的原则，因为还有相互依赖性以及通过集体行动维持秩序这两方面的问题。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我把从稀缺性出发作为一切经济理论的共同基础，然后我像休谟和马尔萨斯所做的那样，进一步揭示稀缺性不仅产生冲突，同时还产生由于相互依赖性而建立秩序的集体行动。

秩序，或者说是我称之为集体行动运行规则的内容（其中一个特例就是“合法程序”），在制度史上是相当善变的；而且我发现这种秩序具体表现在各种限额交易中，但在一个丰裕社会中则没有什么必要。

正是出于稀缺性的这一原因，我同时把效率作为了普遍的原则，因为它可以通过合作克服稀缺。但合作并非像老一辈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产生于预先假设
的利益和谐。在渴望合作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中，产生了创造新的利益和谐的
需要（如果和谐不可能达到的话，至少是秩序的需要）。这就是说服、威胁和强迫的谈判心理。在实际的合作中，美国最了不起的杰作就是控股公司（近来的声誉可不怎么好），这种公司在说服无效的情况下会对冲突采取压制措施。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则主张更为普遍的合作，它们都在以秩序的化身压制冲突。它们各有一套消除利益冲突的方法。因此，和谐不是经济学的假定前提，它是集体行动的后果，这种集体行动的目的就是维持管制冲突的规则。

如果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纳粹主义要废除有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所要做的只需废除讨价还价的交易关系而代之以管制和配给的计划经济就行了。

我之所以把正统经济学、共产主义工程经济学、奥地利家政经济学都归于未来
，而提出把谈判心理作为现在的合法控制权在未来的生产、消费或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转换形式，原因就在于此。如果不首先取得合法控制权，生产和消费就不能进行。也许这会改变因果观念，但它肯定会把因果作用置于未来，而不是像洛克和正统的以及共产主义经济学家的劳动学说那样，把因果作用置于过去；也不像自边沁（Bentham）[14]
时代以来的享乐主义经济学家那样，把它置于现在生产和消费的苦乐感受中。它变成了一种意志化
的理论，这一理论讨论的是关于现在进行的谈判和合法控制权转移对未来因果关系的影响作用，它们决定着生产是该继续、减缓或者停止，还是决定着未来的消费是该扩大、缩小或者是缺乏。

也许问题在于需求和欲望这两个术语所暗含的是心理的类别。如果我与实际参与交易的人一起观察甚至参与其中——就如同法院在分析或推断当事人动机时所做的那样——我就会发现未来性存在其中，这种存在不是在生产或消费中，而是在买卖交易的说服或胁迫中，在管理交易的命令服从中，在限额交易的争论辩解中，这些内容终将决定生产和消费。在作为制度经济学要素的谈判与决策中，处于险境的总是未来的
生产和未来的
消费。因为谈判所决定的合法控制必须先于实物控制进行。

如果像其他人所说的那样，这种谈判心理改变了经济学的所有因果关系问题以及所有关于需求和欲望的定义的话，那我只能说这就是实际情况，而且应该将其解释为经济学家需要注意的多重因果关系之一。我想大家正在这样做，但那些老旧学派及其固步自封的现代信徒在创建其理论时，都试图选择像劳动或欲望这样单一的原则，但现代理论却是多重因果关系的学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不认为“制度因果关系”就排斥其他的因果关系，但在着眼于未来因果关系的所有交易关系中，起作用的是意志经济学（volitional economic）。制度经济学的定位就是关于权利、义务、自由和方向的所有权的经济学，这就像我自始至终想要努力证明的那样，在经济理论中要给集体行动一个适当的地位。

我不认为这样的分析有任何标新立异之处。这本书里所有的内容在两百年来杰出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能找到渊源，它不过是略有不同的观点，所改变的不过是解释、重点以及对构成世界经济过程的千百万要素中的不同要素所赋予的权重。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追根溯源到经济学家面对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时所处的时代及写作的地点，还有他们对两个世纪以来不断变化的利益冲突所抱的社会哲学观。

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的就是设计出一套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在我用个人的经历进行修正后，能够给所有经济理论应有的权重。过去三十年来，我都生活在令人振奋的威斯康星州。这个州有个人主义者罗伯特·拉·福莱特和社会主义者维克多·伯杰（Victor Berger）这样两位领袖人物，有该州人民慷慨支持的这所出类拔萃的大学，没有这一切，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威斯康星州是世界范围利益冲突的一个缩影，也是人们研究如何在经济冲突中获得合理价值和合理措施所作努力的缩影。没有拉·福莱特州长坚持的早期的行政事务法规的延续性，这样的努力是不可行的，但由于民主党将要主政，这样的努力已经陷入了困境。然而，这个州的主动权已经受到了限制，部分是由于最高法院的判例，部分是由于国家行政机构在州一级事务中的管辖权限，最近还有我们大家都正在参与的、史无前例的国家主义的实验。

我承认这本书重复之处不少，但在这一点上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部分原因是考虑到学生和读者对这个问题的新内容不够熟悉；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这一需要对多重因果关系的众多来源进行合理权衡的理论体系中，每当一个单独的概念或原理受到变化多端的原因挑战的时候都需要重新提及。如果先前提到的是我认为已经说明过了的某个原因，但在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视角审视时却省略或忘记了，那么该原因的正确权重就会被曲解，于是读者和学生就会提请我注意。出于这一原因我不得不再重复一遍。所以作为一名经验主义者，我的观点跟仲裁人、立法者、法官、行政人员颇有几分相像，那就是竭力去解决争端，在一个具有冲突性原则、因果关系或目的的多方矛盾的利益中，只要有可能，就必须让其和平相处。

我在从事实验的这些年中早期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尤其是1899年之后的内容（许多都是跟我的学生和实际参与者合作的成果）为本书的理论提供了大部分资料。主要目录如下：

论　文

1.《州对城市的管理》（State Supervision for Cities），《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1895年5月号，第37～53页。

2.《芝加哥和费城的赋税》（Taxation in Chicago and Philadelphia），《政治经济杂志》，1895年9月号，第434～460页。

3.《市政工程中的临时工和契约制度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Day Labor and Contract Systemson MunicipalWorks），《美国联邦主义者》杂志，1897年1月至1898年1月，第三、四卷，共十三篇论文。

4.《工作的权利》（The Right to Work），《竞技场》杂志，1899年第21号，第132～141页。

5.《经济理论和政治道德》（Economic Theory and Political Morality），《美国经济学协会学报》，1899年，第62～80页。

6.《主权的社会学观点》（ASociological View of Sovereignty），《美国社会学杂志》，1899～1900年，第5号，第1～15、155～171、347～366、544～552、683～695、814～825页；第6号，第67～89页。

7.《解决劳动纠纷的新方法》（A New Way of Settling Labor Disputes），《美国评论月刊》，1901年3月号。

8.《美国产业委员会报告》，《美国政府报告》，《移民和教育》（Immigration and Education），1901年第15号，第1～41页；《最后的报告》（Final Reporter），1903年第19号，第1977～1030、1085～1113页。

9.《产量的调节和限制》（Regulation and Restriction），《劳动局长第11号特别报告》，1904年；《众议院文件》，第734号，第五十八届国会，第二次大会。

10.《纽约的建筑业》（The New York Building Trades），《经济学季刊》，1904年第18号，第409～436页。

11.《肉品罐头业劳动状况和最近的工潮》（Labor Conditions in Meat Packing and the Recent Strike），《经济学季刊》，1904年第19号，第1～32页。

12.《美国劳工工会的类型：芝加哥的卡车司机》（Types of American Labor Unions：The Teamsters of Chicago），《经济学季刊》，1905年第19号，第400～436页。

13.《美国劳工工会的类型：五大湖的码头装卸工人》（Types of American Labor Unions：The Longshoremen of the Great Lakes），《经济学季刊》，1905年第20号，第59～85页。

14.《工会工厂政策的起因》（Causes of the Union－Shop Policy），《美国经济学协会文丛》，第三编，1905年第6号，第140～159页。

15.康芒斯和费雷：《火炉业的调解》（Conciliation in the Stove Industry），《美国政府报告》，商业与劳工部，载《劳工局公报》，1906年1月第62号，第124～196页。

16.《美国劳工工会的类型：圣路易和纽约的音乐师》（Types of American Labor Unions：TheMusiciansof St.Louis and New York），《经济学季刊》，1906年第20号，第419～442页。

17.《关于公有和公营问题致全国公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Report to the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 Commission on Public Ownership and Operation）1907年，共三卷，见《劳工报告》，第1号，第60～112页。

18.《阶级冲突在美国是否正在增长且不可避免》（Is Class Conflict in America Growing and Is It Inevitable），《美国社会学杂志》，1908年5月第13号。

19.《匹茲堡的雇佣劳动者》（Wage Earnersof Pittsburgh），《慈善与平民》，1909年3月6日第21号，第1051～1064页。

20.《1648～1895年的美国制鞋工人：产业进化概略》（American Shoemakers，1648～1895：A Sketch of Industrial Evolution），《经济学季刊》，1909年第24号，第39～83页。

21.《霍莱斯·格瑞莱及共和党的工人阶级起源》（Horace Greeley and theWorking Class Origins of the Republican Party），《政治学季刊》，1909年第24号，第468～488页。

22.《密尔沃基市经济和效率局十八个月的工作》（Eighteen Months＇Work of theMilwaukee Bureau of Economy and Efficiency），该局1912年第19期公报。

23.《威斯康星的产业委员会；组织与方法》（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ofWisconsin；ItsOrganization and Methods），1914年该会发表。

24.《美国产业关系委员会，提交国会的最后报告和证词》（U.S.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Final Reportand Testimony Submitted to Congress），1916年第十一卷第1号，第二部分，第169～230页。

25.《失业——补偿与防止》（Unemployment－Compensation and Prevention），《调查杂志》，1921年10月1日第47号，第5～9页。

26.《美国工会发展的趋势》（Tendencies in Trade Union Development inthe United States），《国际劳工评论》，1922年第5号，第855～887页。

27.《荒地价值的累进税》（A Progressive Tax on Bare Land Values），《政治学季刊》，1922年第37号，第41～68页。

28.康芒斯等：《长期趋势和商业周期：学说的分类》（Secular Trend and Business Cycles：A Classification of Theories），《经济和统计评论》，1922年第4号，第244～263页。

29.《失业——防止和保险》（Unemployment－Prevention and Insurance），艾迪编：《商业的稳定》，1923年版，第164～205页。

30.《工资学说和工资政策》（Wage Theories and Wage Policies），《美国经济学协会第三十五届年会报告与公报》，载《美国经济评论增刊》，1923年，第110～117页。

31.《钢铁市场交货价格惯例》（The Delivered Price Practice in the Steel Market），《美国经济评论》，1924年第14号，第505～519页。

32.《法律和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耶鲁法学杂志》，1925 年2月第34号，第371～382页。

33.《萨缪尔·高普斯的终结》（The Passing of Samuel Gompers），《现代史杂志》，1925年2月。

34.《物价和商业的稳定》（The Stabilization of Prices and Business），《美国经济评论》，1925年第15号，第43～52页。

35.《失业保险的真正范围》（The True Scope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美国劳工立法评论》，1925年3月第15号，第33～34页。

36.《今日马克思：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Marx Today：Capitalism and Socialism），《大西洋月刊》，1925年第136号，第682～693页。

37.《卡尔·马克思和萨缪尔·高普斯》（Karl Marx and Samuel Gompers），《政治科学季刊》，1926年第41号，第281～286页。

38.《众议院金融和货币委员会关于稳定通货的听证》（Stabilization Hearings，Hous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众议院文件》，1927年第7895号，第1074～1121页。《众议院文件》，1928年第11806号，第56～104、423～444页。

39.《稳定物价与联邦储备制度》（Price Stabilization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年鉴编者》，1927年4月1日第29号，第459～462页。

40.《储备银行对一般物价水平的控制：一项反驳》（Reserve Bank Control of the General Price Level：ARejoinder），《年鉴编者》，1927 年7月18日（第30号），第43～44页。

41.康芒斯等：《法律的和经济的工作分析》（Legal and Economic Job Analysis），《耶鲁法学杂志》，1927年第37号，第139～178页。

42.《田地价格和黄金价值》（Farm Prices and the Value of Gold），《北美评论》，1928年第225号，第27～41、196～211页。

43.《管辖权的争议》（Jurisdictional Disputes），《关于产业关系的讲座》，哈佛大学出版社，1929年，第93～123页。

44.《关于美国失业问题的听证》（Un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Hearings），参议院教育和劳动委员会，《参院报告》，1929年第219号，第212～236页。

45.《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美国经济评论》，1931年第21号，第648～657页。

著　作

1.《财富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Wealth），1893年版。

2.《社会改革与教会》（Social Reform and the Church），1894年版。

3.《比例代表制度》（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1896年版，1907年再版。

4.《产量的调节和限制》（Regul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Output），《美国政府报告》，《劳动局局长第11号特别报告》，《众议院文件第734号》，1904年，第五十八届国会，第二次大会。

5.《工会主义和劳工问题》（Trade Unionism and Labor Problems），1905年。

6.《美洲的人种和移民》（Racesand Immigrants in America），1907年。

7.康芒斯等：《美国工业社会文献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1910年版，共十卷。

8.《劳工和管理》（Labor and Administration），1907年版。

9.康芒斯等：《劳动立法的原则》（Principles of Labor Legislation），1916年版，1920年、1927年重版。

10.康芒斯等：《美国劳工史》（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1918年版，共两卷。

11.《产业信誉》（Industrial Goodwill），1919年版。

12.《产业管理》（Industrial Government），1924年版。

13.《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Legal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1924年版。

14.康芒斯等：《企业能阻止失业么？》（Can Business Prevent Unemployment？），1925年版。

[1]
见后文。

[2]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译者注

[3]
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参见其《亨利·乔治全集》（1906～1911）。

[4]
既雇用工会会员也雇用非工会会员的企业。——译者注

[5]
参见理查德·伊利（Richard T.Ely）：《财产契约在财富分配中的关系》，1914年版。

[6]
《美洲经济评论》主编特许我引用该刊1932年6月号上的一篇文章，内容如下文所述。同时见约瑟夫·谢佛教授在该刊早些时候的有关评论，正是因为这篇评论才引出了我个人的观点。

[7]
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哲人，1892年帮助创立了《政治经济学月刊》，1892～1905年任该刊编辑，著述有《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商业企业论》（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1904）、《创造性劳动的本能》（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1914）、《和平本质探索》（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Peace，1917）等。——译者注

[8]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著有《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一书。——译者注

[9]
蒲鲁东（Pierre Josehp Proudhon，1809～1865），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和政治哲学家，无政府主义之父。——译者注

[10]
凯雷（Henry Charles Carey，1793～1879），美国经济学家。——译者注

[11]
巴师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1801～1850），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译者注

[12]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著有《人性论》（1739）、《人类理解探索》（1748）。——译者注

[13]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著有《人口原理》（1798）。——译者注

[14]
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英国法理学家、哲学家、法律改革家，功利主义创始人，著有《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译者注

第2章　方　法

一、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是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产物。在两次革命中，他所反对的人和他所拥护的人都对他冷酷相待。三十年间，他发表作品要么是匿名的，要么由政客们署名，或者仅仅是给人家大量作注。五十七岁之前，他没有在英国公开发表过文章，直至1689年的革命之后，他才有了这个权利。这场革命不但让他从流放地回到了家园，而且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

他的阅历之广之丰富，堪称那个世纪之最。他受过清教徒的训练，又在牛津获得了终身教职，但清教徒当权让他噤若寒蝉，国王主政又让他丢了饭碗。他的命运随着国务大臣沙夫茨伯里[1]
起伏跌宕，他住在沙夫茨伯里家里，为沙夫茨伯里撰写有关宗教、科学和政治的文章，并追随沙夫茨伯里流放。他目睹了大大小小的各类人物被教会、国王、清教徒和法官砍头的砍头，下狱的下狱，没收财产的没收财产，而且他们的言论还受到压制。他是从牛顿到列文赫克[2]
这类新时代科学家的朋友和同事，一个“新知识”的刻苦探索者，也是“实验促知皇家协会”[3]
的成员之一。

就洛克本人而言，他的成果就是用怀疑主义取代了知识，用可能性取代了必然性，用理性取代了权威，用深入研究取代了教条主义，用立宪政府取代了专制主义，他还主张凭借司法独立来维护财产、自由和宽容。在所有的学科分支中，他都是十七世纪的缩影和十八世纪的主导。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当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抛弃了制度和心理的概念之后，他又主宰了正统经济学家的制度和心理概念。

他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一文激发了柏克莱[4]
的理想主义、休谟的怀疑主义、法国的唯物主义以及康德[5]
的先验知识形式与范畴，但洛克的本意只在于一切事物的合理性。他的《两论国民政府》（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为1689年的革命据理辩护，引领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走向主张人的自然权利高于法律、习俗和君王的方向，但洛克的本意只是想在1689年用英国人的习惯法权利取代所谓的亚当后裔的帝王的神圣权利。同一论述使得劳动成为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基础，而且确立了亚当·斯密[6]
以劳动痛苦作为自然价值尺度的学说、李嘉图以劳动力作为标准价值尺度的学说，以及马克思以社会劳动作为剥削尺度的学说。但洛克关于劳动的观念却是这样的：个人自己劳动的成果是私有财产，他的用意只是为了反对君王
不经独立的司法听证和审判就攫取财产。关于对人类理解力的局限和政府在限制思想、言论、集会自由方面局限的疑虑，在他的《论宽容书》（Letters on Toleration）中进行了总结。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上述所有文章他一直都是匿名或在国外撰写、修订或部分发表的，但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那十二个月里，他在国内公开发表了这些论述。

（一）观　念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是从探讨人的智力到底有多少是可知、有多少是不可知的入手的。这个问题缘起于导致困惑、褊狭和内战的十七世纪的纷争和教条主义。

他写道：“……五六个朋友聚集在我的房间里谈论起这个遥不可及的问题，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僵局，困难来自各个层面。一筹莫展片刻之后，对于困扰我们的这些疑问还是得不出任何进一步的解决方案，这让我顿然醒悟：我们所走的方向没对！看来在将自身置于对此本质进行探询之前，很有必要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能力，看看自己的理解力到底适合于弄明白哪类问题。”[7]

这就是洛克的“新思维”：在探索我们所研究的心智工具之先，要先搞清楚这些工具的功效。这一点认识表现出了他的创造天赋，也最终催生了这篇关于观念、用词
和可能性
的文章。

按照洛克的说法，心智中的观念是人唯一真正清楚又能用词语对外表达的对象。“普遍接受的学说”一直以来都认为人“与生俱来的观念，原始的本性，有生之初就左右了他们的心智”。洛克条分缕析地批驳了这一学说，然后进一步论述道：“让我们……假定心智起初的存在如同我们所言是张白纸，既空无一切秉性，又没有任何观念，那它到底是被怎样描绘装裱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只有一句话：源于经验。”[8]

洛克说，经验既是感觉又是反应。五种感官转化为心智中的“粒子”，在那里这些粒子被反应为存在于外在对象中的可感知的特性，而这些特性则用不同的符号表达出来，比如说“黄”、“热”、“硬”等词语；反应如同一面镜子，它是“我们自身心智的内在作用，就像它本身在运用它所获得的观念一样”。不过相伴相随的是各种“由各种想法产生出来的满足或不安”的情绪。这些作用“在灵魂进行反应和思索的时候，会用另外一套观念来武装理解力，这不可能从虚无中获得”，而是“完全在他自身”。[9]
它们“也许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内在感受”，而源自于这一内在感受的观念即“感知、保持、注意、重复、辨别、比较、组合以及命名”。

以上所说的感觉及对它们的反应是“简单观念”的两个源泉，而理解力“如果不受感觉和反应两者之一的惠泽，就不会有一丝思想的光芒”。[10]
这些简单观念经进一步反应，就是快乐
和痛苦
的意识，这里提出的是“在两种思想和行为中择其一的理由”；力
（power）的观念，观察我们自己，就是对自己身体的移动，观察自然体，就是能够在其他物体中产生运动；存在
的观念，是我们心灵中开始真正思索生命或开始真正思索我们外在的事物的时候；而一统
的观念，是当我们考虑“归一（无论是真实存在的归一，还是观念的归一）”的时候；承继
的观念，则是“在我们心灵里忽略又不断被提及的内容”。[11]

由这些简单观念组合而成的是复杂观念，它们是简单观念的“集合”，就是本体
（substance），譬如人或空气；就是关系
，譬如夫妻关系；就是模式
（mode），譬如空间、时间、善恶、公正、谋害、恐惧等。这些简单和复杂的观念是我们所了解的唯一的东西。“……心智，在其所有的思想和推理形式中，除了其自身的观念外没有其他任何直接的对象，对于这些观念心智本身就在思索或能够进行思索……而知识
不过是对我们所具有的观念之间的关系、一致性或不一致性乃至矛盾性的感知而已”。[12]

因此洛克把内在的心智和外在的世界完全分离开来了。心智关注的是某些观念的作用，这些观念是由简单观念组合或重组而成的更高一层的复杂概念，如本体、动机、效果、道德、神律和民法。

把心智作为一种内在机制与它所复制的作为外在机制的世界分离开来，这是从洛克到十九世纪末经济学的一大特点。对于经济学理论而言，有必要脱离这种二元论，代之以建立一种内在心智和外在世界之间功能关系的概念体系，这项工作直到1871年才由门格尔[13]
用“效用递减”一词完成。[14]
人对于适于满足其不同需求的各种外在的东西都有一种依赖感，而这个“效用递减”概念解决的就是关于这种依赖感的一个观念问题，这种感觉的强度会随着这些商品的丰富程度而降低。直到1888年，庞巴维克（B9hm－Bawerk）才提出了未来商品的当前价值缩小的观点。因此后来才需要提出“稀缺性”和“未来性”来完善这一功能观念，以便反应心灵和肉体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外在世界依赖性的变化程度。这个观念取代了洛克及其信徒把内在心智和外在世界分离开来的思想。不过即便如此，这些享乐主义的经济学家还是步了洛克关于感知和观念的微粒理论的后尘。

洛克关于心智的机械观念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观念，即外部事物以牛顿的微粒的形式到达，然后从内心反映出来。这也是以卡尔·马克思为巅峰的唯物主义经济学家的特点，他们把个人的意识削减到了仅仅是财富生产和获取的翻版的程度。为了在预期的重复交易中把洛克的感知、反映和意志微粒的观念统一起来，就需要进一步把心智概念深化为整个身体的行为，而不是作为来自身体的某一种特别感知的行为来看待，在考虑到预期的各种后果的情况下，整个身体就是一种能够前瞻未来、同时也可以应对外部世界和其他人的创造性的力量。这一观点还有待最新的心理学和经济学来完成。[15]

然而洛克走的却是这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由他的经验
学说和他对所有观念都来自于五种感官的证明铺就的，这仅仅给了我们一幅不那么完整的画面，而不是这个世界固有的或确定的知识。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要求的仅仅是放弃他的物质性的心智概念，按照当时流行的物理学、光学、天文学这类较为完善的科学进行类推，并且要代之以适用于心理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同样的实验法的概念（这种方法他和他同时代的人曾用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

考虑到这个目的，似乎只要把“意义”这个情感术语加在洛克的“观念”这个理智术语上，就可以得出他脑子里所想过的东西。不过这里面却没有对脑子中飘忽不定的主观微粒的机械比喻，而且跟外部世界是分隔开的。“意义”这个术语用在这里表示的是情感方面的内容，而观念则是纯粹理智方面的内容。它同时包含了意志性过程中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内容，这个过程是作用和反作用于不断变化的外在的和内在的世界的。

“意义”这个概念把洛克的“观念”概念从仅仅是镜子里的被动拷贝改变成了主动的心理观念的构建，这种心理观念的构建就是在内心中进行选择和转化，目的是为了探索和理解外部活动中难以处理的其他方面的复杂性。据认为，红色是由每秒四百万亿次的振动构成的，而紫色则是由每秒八百万亿次的振动构成的。[16]
我们看到红色，但那只不过是我们赋予世界上某种机理重复的意义，这种重复根本就不是红的，因此不是拷贝，它可能意味着一桩谋杀案，或许意味着一朵玫瑰花。它是我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论断，或是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期，所有这一切都基于经验、重复、记忆以及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兴趣。它是我们给予每秒四百万亿次振动的不同意义。所以它具备了自然、人性和我们自己主观的观念和情感等每一方面的内容。从理智方面讲，我们的知识不是复制物，而是实际产生于内心的观念；从情感方面讲，是意义把观念和感知联系到了一起；从权衡选择方面讲，这就是评估过程；而从意志方面讲，这就是行为和交易。

因为“意义”这个术语是一种观念的名称，而我们构建这种观念是为了让它表达存在于经验的各个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模式，因此它勾画的内容与情感和情绪是分不开的。此后，当其到了开始要转化为行为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价值，这是一种客观地赋予外部事物于相对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我们与自然界和周围的其他人打交道，它就会真实而且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东西。

这意味着“意义”包含有预期的意思。“意义”这个词的含义要比所谓的观念的内容要丰富，它意味着由观念所引起的预期。洛克的“观念”仅仅是对外部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的内在拷贝，是内在纯粹理智思维的作用，而“意义”这个术语则意味着那些观念对当前或今后行为的重要性。

从这个方面讲，“意义”这个词表现了与评估、选择和行为不可分割的内容。洛克的“价值”一词完全是指一种外在性质，也就是一种存在于物质之中但又反映为内在“观念”的使用价值。但现代的用法是把名词“价值”转化为动词“评估”，而评估这个词是由当前或预期事件所引起的意义以及相对重要性的感觉构成的。所以意义与评估彼此是分不开的，一个强调的是内在，一个强调的是外在，这是作用与反作用于周围世界的同样的意志过程。

所以，意义与评估与选择密不可分，这就是所赋予的意义和被归因的价值的外在证据。洛克的力的观念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所以在第二版的时候进行了修订。[17]
要解释是很容易的，他把心智作为一个内在的被动机制，与作为主动机制的外部世界分割开了，这就使得他的“力”一词丧失了意志的含义。他只看到了推动外部事物的内在心智的物理过程，这就如同他看到的是其他物体对其他事物的推动一样。因此，意愿
就变成了一个跟光、热或化学作用相类似的东西，这样一来，就没有给他在不同事物间进行选择的观念留下空间。后者在自然科学中是根本不会发生的，演变为新经济学的基础也仅仅是过去三十年内的事情。实际上，洛克在讨论“力
”的时候绝口未提选择现象。对他而言，选择只与快乐和痛苦的观念有关系。假如他用的是心理学中的实验法而不是内省法的话（就如同他和他同时代的人当时在物理学中所采取的方法那样），那么他对意愿的解释就不会得出物理学的类比，他也许会注意到，意愿
（在他的观念中叫力
）是一种对当时实际上可以获得的最佳的选择对象不断进行选择和采取行动的过程。这些选择对象的活动、意义和相对的重要性也是不断变化的。同样的情况在物理学、光学和天文学中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改用意愿
一词，他的力的含义就变成了整个生命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功能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意愿
本身是一个针对世界和其他人的不同的力度进行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的依据就是那些意义和归因于可获得的选择对象的相对重要性的评估过程。[18]

事实上，这一有关选择的功能概念也涉及物理过程，但这与物理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它把实施、废止及延缓三个方面合而为一了：实施是指朝着一个方面运用物质或经济的力量；废止是放弃实施中次优的选择；而延缓则是在实际的实施中选择较低程度而不是较高程度的力。

物质和经济力量的这三个维度在物理学中是闻所未闻的，这是意愿在其全部行为中所表现出的方方面面，经济和法律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19]
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过程，既然这是一个区别于无生命行为的有生命行为的特点，我们就常常应该把“选择”这个词当成“价值”、“行为”、“行动”、“交易”这样的词一样来用，这恰好也是洛克“力”的一词的意思。选择的三个方面（实施、废止、延缓）并不为洛克所知，在他对心智的物理类比中你找不到这三方面的一席之地；同样，在“被动的内在机制拷贝外部世界机制”或“像物理学那样比喻为对外部事物的一种直接作用”这两种说法中也找不到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然而，当把它们理解为人类行为的物质和经济特性的时候，观念、意义、评估
和行动
这四个词，是与人在与自然和人类世界打交道的行为中的理智、情感和意志过程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像洛克那样把内在世界的机制和外在世界的机制分割开来。后面我们会把物质力与经济力、道德力区别开来。

但是“意义”这个词还是含有洛克赋予自己的“观念”一词的同样涵义，因为它所代表的并非确定的知识（那简直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而是通常基于幻象知识的实际感觉，但实际上人就是靠着这种感觉在行为，在诱导他人的行动，并同样地在逐渐改变自己的行动习惯。因此，我们在使用“观念”这个词的时候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纯粹人为的理智“构造”，这是人们为了研究的目的创造的，而且我们要把观念和观念的意义区别开来，后者既是情感的也是理智的。

对于洛克来说，词语当然是智力拷贝的符号。他说，一个词如果用得恰当，就应该“在听者心中唤起与言者脑子里所代表的同样的观念”。[20]
但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他说，就自己的经验来说，词语唤起的是不同的观念：

“……要是认真考虑一下由于词语错用散布在这个世界上的误差与含混、错误与混淆，你就会有理由怀疑我们一直在使用的语言到底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知识在人类间的传播。[21]
……我想，在这方面至少可以说，假如我们能够把词语仅仅作为观念的符号而不是事物本身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要少不知道多少纷争。”[22]

洛克对词语滥用
的修正措施是：没有所代表的观念，就不要谈什么名称；如果是简单观念，如“黄”、“白”，观念本身必须清晰明了；如果是那些简单观念的集合，如“公正”、“法律”，在“在自然界中没有固定的对象”，那就要准确地确定。词语必须按照“尽可能接近通用法附加给它们的观念”加以运用。但由于通用法没有“明显地给词语附加任何含义”，所以有必要“声明其意义”。此外，“要是人们不愿意费事去声明自己话语的意义的话”，那么他们“至少应该坚持按照同样的意义使用同样的词”。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许多引发纠纷的争论就会终结”。[23]

因此，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与其说是怀疑主义哲学——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还不如说是在实践问题上谋求一致意见的指南。这是关于词语意义的论述，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再加上观念自身的意义，就可以作为研究、赞同和行动的工具。他的著作可以说是一部“研究方法论”。

如果知识只跟观念有关，而观念仅是事物的拷贝而不是事物本身，以致即便“事物自身也都只是简单观念的集合”，[24]
那么知识还能具有什么确定性呢？根据洛克的观点，唯有数理、逻辑和演绎性质的知识才具有确定性，这种特点你要么立刻就能感知，要么通过观念间的联系、一致和不一致以及矛盾就能证明。如果能够直接感知，就如同黄就是黄，或者说黄不是白，那么这就是“直觉的”知识，或者我们应该说这是“直觉的”意义。如果是通过证明间接感知的，就如同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那么这就是“理性的”知识。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理性的智力基础，在这个范围内它们构成了毫无疑问的确定知识。这也适用于我们有关永恒、极有力、极精明、智慧而无形存在的知识，其存在可以很自然地从我们知识的每个方面推断出来。因此，让我们确信了这种存在
的证明是可推断的，这种证明源自因果观念，而果不能大于因。果就是世界，因就是上帝
。

这一观念导致两种结论：其一，既然人的智力是“果”之一，那么自然的结论即原始无极的“因”也同样必定是永恒的智慧；其二，在万物伊始的时候，如果没有一种愿意看到秩序、和谐、美好的永恒的情感和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在自然界中看到的一切秩序、和谐、美好”都不可能产生，因而这一情感在自身中包含了“从此以后能够永存的一切完美”。

这一关于永恒智慧的观念，恰恰也是一种完美的观念，让我们确信存在永恒的道德律，这套律法有自己的“责罚分寸”。这套律法“对于一个理性动物和法律的研究者而言，是与国家的成文法一样清晰明了的；不仅如此，说不定要更易于理解一些，这差不多就像理性要比人的幻想和复杂的发明更容易被理解一样。因为后者的字里行间中置入了各种各样相对或隐含的利益”。[25]

因此，洛克的理性
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智过程，他赋予了它终极目的这样一个情感意义（我们称之为幸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还加入了自然法则这一工具意义（我们称之为理由）。他认为理性、上帝、自然法则、人类幸福
是同一的，这一点到了他的《政府论》一文中，就演变成了仁慈的天意：永恒不灭，无穷无尽，亘古不变。其用意就是在和谐、平等、和平、丰裕以及维护生命、自由、财产的原则下谋求人类的福祉。

由于这一原因，他在哲学上一直被冠以功利主义的帽子。他的功利主义是无上的主宰，而非边沁的世俗立法。对于这种无上主宰的意图，他有确定的知识，也可用证明推导在这个基础上他建立了自己的自然法则、天赋权利学说、价值学说，以及他对财产和自由的辩解。上帝、自然、理性
是同一的，它们证明了1689年革命的理由。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洛克个人主义的基点。人类并非其所处时代地点的习俗的产物，而像他自己一样，是理智的单位。人类通过运用理性，就有可能确认宇宙无尽仁慈的理性，以及为了到达这一理性而设的自然法则。天地间只有一个无尽的理性，一个无穷的因，这个道理尽人皆知。因为它们自己都是这个因所生的果，所以这一无穷的理性让洛克自己的理性成了永恒不变的东西。他从自己个人的心灵开始认识宇宙中心，而不是从事件、惯例、交易这类重复性的东西开始去认识，这些东西在他脑子中早已习以为常，以致它们似乎成了自然、合理、神圣的。

由于这个原因，他就需要在必然性和或然性之间作出区分。自从他那个时代以来，科学就一直在作这种区分。因为科学只跟或然性打交道。但他缺乏相对性、时间和运动的现代概念，所以追求的是某些固定的东西，比如个人的灵魂、无穷的理性、理性的宇宙“框架”，在这中间所有的变化与或然性都有可能涉及。

然而，即便洛克本人也不过是关于他自己的一系列变化着的事件的变化经历的过程，并且每个人都这样。毕竟洛克的必然性只是他脑子中的一个观念，就像数学和逻辑的必然性一样，它们并不是科学，而是研究的智力工具。就如同他所证明的，这些工具在外部世界并不存在。因此，凡是来自外界的东西都缺乏数理知识，就外部世界而言，“至少从一切普遍真理的角度来看，不过是一种信心或看法，而不是知识”。[26]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被看做是外部世界知识的东西就只是或然性。或然性补充了知识的缺陷，“在知识失效的地方给我们以指导”，并且它“总是跟命题密切相关，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确定性，有的只是一些准备把它们当成真实情况加以接受的诱因”。或然性的范围是“事物与我们的知识、观察和经验的一致点”，以及“别人在申明自己观察和经验时所做的佐证”。[27]
或然性的程度是变化的，而心智

“在合理运转的时候，应该验证或然性的所有范围，在赞成或反对之前，看看它们对命题的支持或反对的程度；要对整个命题给予合理的权衡，然后再决定是拒绝还是接受它。另外一方面，对于更大范围的或然性占优势的方面则要给予相应的认可。”[28]

这样一来，如果或然性、信心、意见和经验代替了确定的知识的位置的话，那就不是为怀疑主义奠定基础，而是为了在“理性”与“合理”之间作出区分。理性
带给我们的可能是上帝、自然、完美
的不变法则，而合理性
则让我们彼此认可对或然性在人生事件中的优势。流传至今的是洛克的合理性
学说，而非理性
学说。在这里，我们无需对两个世纪以来追随洛克物理方法的哲学讨论进行回顾，这种方法把观念当成是可以通过内省加以观察并且可以如各种机制一样进行讨论的原子。用柏克莱的话说，这就意味着除了观念以外我们一无所知，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世界仅仅是上帝的观念。用休谟的话说，这就意味着甚至我们自身也仅仅是一种观念。用康德的话说，则意味着我们出于自己的自由意愿为宇宙和我们自己创建了理性法则。这些都是理性
的学说，而非合理性
的学说。它们是观念，而不是观念的意义。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用“意义”这个词作为洛克“观念”一词的情感附加，那么从或然性和合理性不断变化的意义的角度讲，意义就是事件和惯例的可变含义。这个词如果按山塔亚纳[29]
的意思，也许可以用“本质”一词代替；[30]
这不是柏拉图[31]
所说的永恒先在、纯粹观念的本质，而是通常意义上归因于事物的我们自己变化的意义和价值，山塔亚纳称其为“动物的信心”，相当于洛克所说的“信心或意见”。这里所用的“意义”一词，带有山塔亚纳的“本质”的意思，但却没有柏拉图那种物质的隐喻，后者暗示本质存在于心智之外。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观念、概念和本质，不仅对词语，还包括对物体和事件，甚至对洛克的观念，都只看我们所赋予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术语，这些术语不仅适合于对事件和词语进行不断变化的解释，而且还适应观念自身的变化，这不但见诸于经济学家的著作，更重要的是还伴随着商人、劳动者、法官和立法者的行为，其意义、价值和选择正是经济学家的论述对象。所有这些人的自己的行动，也诱导其他人的行动，他们依据的基础不是知识，而是他们据以构建自己观念的意义和价值。

最为重要的是，“意义”这个词的含义是说，感觉或者是知觉、观念，并不是依照化学上的“结合律”，[32]
像一个与其他观念相对立的孤立分子或原子那么抽象地存在，而是作为记忆、预期和行动这样一个复杂的整体运动过程中起作用的部分而存在的。观念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洛克所谓的观念——它们对行为而言是可重复可变化的指南，当行为自身因时、因人、因年、因代重复变化的时候，它们也在不停地重复变化。洛克的“观念”是永远、永恒、不变的本质，但观念的意义则是事物的一种变化功能，这种功能是按照“脱离记忆中的过去，伴随现在的行为，进入预期的未来”这样一个时间流程进行的。[33]

因此，能够加以观察并适合进行研究和实验的恰恰是意义。在赋予词语的意义和赋予观念、事件的意义之间可以作出重要的区分。按照洛克通常的评论，在经济行为中，词语可以用来隐瞒思想并给人以误导，也可以用来展示思想并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方向。生意人、劳动者、法官、管理者、政客等，真实的意图不是在于他们说什么，甚至不在于他们想什么，而是在于他们做什么。关于上帝、自然、
财产、自由，在这些方面他们所说的甚至所想的，只是词语表面的含义以及用词语来表达的观念，而他们所做的才是他们的真正意义，这种意义源自于他们的记忆、行动、预期、愿望和选择。因此，意义可以根据行动来进行科学研究，不过这样的研究不以观念和本质为对象。因为这些仅仅是智力模式，除了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价值和选择外，缺乏任何外部参照。

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说法进行概括，也可以说是一种预期：洛克的基本理论，跟追随他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一样，是一种有关“个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理论，或者说是个人如何能够认识事物并评判其价值的理论；而我们的理论则是有关多个个人在所有交易活动中的联合行动和价值的理论，通过这些活动，参与者彼此相互诱导，以便在意见和行动上取得一致。这不是洛克的理性
学说，而是其合理性
学说。[34]

（二）价　值

约翰·洛克用“劳动”这个单一概念把法学、经济学
和伦理学
联系在了一起。事情起因于他对1689年革命所作的辩护。托马斯·费尔默（Thomas Filmer）爵士1680年出版了他的《家长制》，这本书早在克伦威尔（Cromwell）[35]
专政时期就已经写成了，不过那时是在私下流传。在这本书中，他赞同把“帝王神权”看成是一种能够主宰其臣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然权利，帝王的这一权利得自上帝，因此这样的权利只对上帝
负责。

洛克答之以劳动神权。洛克说“英国廷臣”费尔默这一“油腔滑调的胡言乱语近来已经开始公开充斥讲坛”，而且被奉为“时代圭臬”。针对政治权力的这一神权学说，洛克创建了“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然权利”，这是由劳动之于其自身产品的权利推演而来的。两者的差异在于，费尔默的观点可以类比为有机体，部分要服从于整体；而洛克的观点则可以类比为机械体，整体是部分之和。

这样的类比适用于个人和财富。用费尔默的观点看，个人被自己初始的遗传法则和社会属性维系在一起，就像家庭一样。而用洛克的观点看，个人为了彼此的便利走到了一起，就像集会似的。在费尔默看来，国家的财富是社会的产品，但洛克却认为那是个人产品的总和。在费尔默看来，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得自君王，但洛克却认为私有财产先于君权。因此在费尔默看来，上帝和造化通过把义务加诸于臣民而赋予世俗的君王以权利；而在洛克看来，则是上帝和造化通过把义务加诸于君王而赋予了个人以权利。两个人都把自己的推理看成是上帝和造化的永恒推论。

洛克的观念是建立在劳动
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理论之上的，检验一下你就会发现，他的劳动价值
观是一个“复合观念”的化身，这个观念认为物质产品的私有权由劳动产生。由这个复合概念，他分解了工厂主、农场主、商人和地主的有益惯例。由于洛克是他所在时代的产物，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这一关于劳动、设备和所有权的复合观念的根源。

在洛克的《政府论》出版一百二十年前，托马斯·史密斯爵士（Thomas Smith）就给“国家”这个专有名词赋予了一层政治意义。[36]
作为伊丽莎白女王派往大陆的使者，他对绝对君权或者说独裁专制感到震惊。因为在英国，老百姓可以参加议会
，还可以在法庭依照习惯法进行听证。在英国，参加的阶级有贵族和绅士，这两个阶级都是“四体不勤”者；还有自耕农、农场主和地产保有人，在习惯法法庭的保护下，他们“辛辛苦苦地服务于”国家，胜过“所有其他的人”。而第四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则是那些“没有任何自由土地”的人，比如劳工、技工、根据官册享有土地者，甚至包括寸土皆无的商人和小贩。这些人“在我们国家既无声响也无权威，没有人重视他们，他们治于人而非治人”。[37]

托马斯·史密斯1565年在拥有土地的阶级和没有土地的阶级之间所作的这一区分，一直是在“国家”的政治意义上保持着主导地位的区分，这在英国持续了三百多年，在殖民地和农业化的美洲也超过了二百五十年。关于这一意义的争论，在1647年国王垮台之后马上就在共和国军队中出现了。平均派成员（Leveller）要求所有的士兵无论有产无产都要有参政权，但克伦威尔和艾尔顿（Ireton）[38]
却决定，在代表国家永久利益方面，只有那些有土地利益的人才足以信任。这就是约翰·洛克共和的政治意义。政治上的共和就是那些对土地拥有永久利益的人在政府中的参与。

共同财富的经济意义始自于政治意义，它产生于对修道院的没收、牧场向可耕地的转换以及对共有土地的圈占。那些从亨利八世手中获得没收土地的人不但提高了地租，还撵走了佃户。1540年，拉蒂莫（Latimer）[39]
主教公开指责说，这些人把“共同的财富变成了共同的苦难”。他们则回击自己的攻击者，斥责他们为“共同财富分子”，那意思就相当于现代的共产主义者，其领袖和先知就是“被称为拉蒂莫的共同财富分子”，后者在玛丽女王统治时期以主教的身份反过来斥责他们是“准地主和提租者”。一百年后，在共和国军队里，对新国家的参政权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尽管克伦威尔和艾尔顿要求参政权必须限制在有产者手中，但平均派成员却要求参政权要普遍。[40]
平均派成员，后来被称为“掘地派成员”，[41]
是美洲“擅自占住者”、自耕农和采矿者的先驱，他们把共同财富的意义扩大到了公共土地，开始的时候他们准备在这些土地上种植庄稼和建造小屋，但他们却遭到了法庭和克伦威尔军队的镇压。[42]

与此同时，共同财富的经济意义被习惯法的法庭扩展到了制造和买卖领域。区别系于一个人藉以致富的手段。如果他的富裕靠的是国王在制造或买卖上赐予的特权，那么他的财富就是对共同财富的扣减，他这部分就没有相应的贡献。但如果他的致富是由于从事制造、推销、零售、从国外进口商品或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作物等活动，那么他的私人财富就相当于他对共同财富的贡献。共同财富就是私人财富的总和。这类私人财富只能靠勤劳和节俭获得，而另外一类的财富则靠的是垄断和压迫。这一点变成了亚当·斯密关于国家财富的观念。财富是可以被所有但不能被独占的物质的东西，这演变成了财富的双重意义，支配了从约翰·洛克时代到现代的正统经济学。

因此，有一个裁缝同业公会，尽管是由国王批准设立的，但在1599年当它在竞争中设立会员相对于非会员的优先权时，仍被最高法院判定为非法，因为这样的规则“于臣民的自由不利，于国家不利”。1602年，同一法庭宣布，伊丽莎白女王授予一位朝臣的专利权“不利于国家”，原因在于被授予者没有任何机械制造方面的技能，因此对于拥有“有益于国家”的技艺的其他人而言，就没有理由让他拥有禁止与之竞争的法律权利。还有一个例子，在1610年，国王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向商人贝茨额外征收了一笔进口税，加重了他的负担。贝茨拒绝支付，他的律师在最高法院辩护时说，外国商品进口商所获得的财富相当于国家财富的增加，但这一辩护未获支持。

其他法学家都没有像最高法院院长库克那样深化这一经济意义，即在没有垄断的情况下，私人财富等于共同财富。库克1616年被国王免职，而他的免职成了洛克所主张的“司法要独立于国王的专制控制”观点的历史基础。伴随着1689年的革命，这一条在1700年被写进了《嗣位法》。

同样的“私人财富等同于共同财富”的观点被清教徒的神学家进一步发展，到了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43]
那里表现到了极点，作为约翰·洛克同时代的人，他转变了基德明斯特（Kidderminster）村粗鄙的生活方式，使之成为了一个勤劳节俭的社会。

巴克斯特说：“公共福利，或者说是多数人的利益应该比我们自己的利益更受重视。因此，每个人必须尽自己所能做对他人有益的事情，特别是要做对教会和国家有益的事情。这不是靠游手好闲做到的，靠的是劳动。就像蜜蜂辛辛苦苦地充实它们的蜂巢一样，人作为社会动物，也必须为他所属的社会的利益劳作。因为这个社会也包含了他那一部分利益……如果上帝给你指明了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你能够合法地比另外一条道路获得更多的收益（在无损于你自己和其他人的灵魂的前提下），但你却拒绝走这条路，而是选择了那条收获较少的路，那你就错过了你的一项职业目标，拒绝成为仆人，拒绝接受他赐予的礼物，从而拒绝在上帝要求的时候为他利用它们；你可以为了上帝的目的而劳动致富，但却不能为了肉欲和罪恶去这样做……作为首选的应该是最有益于公共利益的职业……如果两种职业对公共利益同样都有益，但其中一种却有益于致富，另外一种更有益于你的灵魂，那就必须优先考虑后者；在贴近于公共利益方面，是否有益于你的灵魂这个标准须指引你的选择……要优先考虑能够传之后代的长远利益，而舍弃短暂的利益……压迫者是反基督反上帝的……他们不仅是魔鬼的代言人，而且是他的化身。”自私的个人灵魂“只要他自己可能从中获利，就根本不考虑共同财富受了什么损失”。[44]

巴克斯特无法让这样一些人赞同他关于教会和共同财富的观点，这些人是些靠工资吃饭的人、熟练工人、学徒和村里的醉鬼，因为他们没有财产；拥有土地的乡村贵族也一样，因为他们拥有的财产要远大于他们所能生产的东西。在他看来，这两个阶级是联合起来反对教会跟共同财富的。正如托尼（Tawney）[45]
指出的，尽管巴克斯特和班岩（Bunyan）[46]
“总是坚持认为高物价不道德，但他们很少想过把自己的原则用到工资这个问题上”。巴克斯特反驳说，作为地主对立面的不是靠工资吃饭的人，而是佃户，后者“没有必要辛苦劳作、小心翼翼和节制欲望，把他们弄得像是个奴隶而不是自由人”。但他又说，作为挣工资的人，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在他们中间建立起道德约束的主人，如果这些人只为自己做事的话，那他们是不会有这些约束的”。[47]

在由于物质财富变得富裕而对共同财富做出更多贡献的方面，巴克斯特的典型案例是托马斯·福雷（Thomas Foley）：“通过经营铁厂，此公从几乎是一无所有到了岁入五千英镑以上的收入。他非常公正，让人无可指责。据我所知，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赞他那非同寻常的正直和诚实，在这方面无人能提出什么疑问。”因此，能够体现清教徒精神的经济理想，并且能够代表洛克获得其思想所处的环境的，必须是通过勤劳、正直、节俭和良好的管理获得的财富，而且这些财富还要服从于教会和共同财富。

在《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托尼很好地描述了1660年之后的革命，这场革命既反对清教徒的专制，也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我们也已经看到洛克是如何参与这场革命的。结果是提出了这样的诉求，即在使私人财富服从于教会和共同财富方面，政府不应该进行干预。通过自己对人类理解的怀疑主义以及劳动是价值源泉的理论，洛克对支持这一诉求作了很充分的准备。然而，他脑子里想的是库克和巴克斯特所说的那种劳动：忙碌而节俭的佃户、世袭地的保有者、零售商、习惯法和清教徒意义上的所有者，他们的工作和储蓄不受强迫，并且积累了地产、制成品和商品。这不是现代或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工人的劳动，而是福雷和他的铁厂、贝茨和他的商品这个意义上的劳动。

洛克和他同时代的清教徒都没有对地租、利息、利润和工资进行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分。他们针对的是人，而不是分配中的经济积累。分配中的所有这些积累都被归结为了一个简单的观念——劳动的个人补偿，这里的个人是指小农场主、小雇主和商人，这些人是业主，但跟自己的雇工和学徒一样，还没有脱离体力工作。地租还没有像来自垄断和专利的收入那样变成“不劳而获的收入”，直到洛克之后一百二十年的李嘉图（Ricardo）[48]
时代才有这样的变化。只有被地主强索的超额地租以及他们不公正的圈地才被巴克斯特列为“有损于共同财富”的压迫者和垄断者。在理论上还没有对利润和利息加以区分。实际上，差不多是在洛克之后二百年的庞巴维克时代才对两者进行了区分。[49]
只有高利贷、被暴虐的借贷者索取的超额利息，才被认为有害于共同财富，而因一个人的财产被其他人使用（本来他有可能自己使用的）而收取的适当的利息，则被视为是利润。在将利润视为是农场主、小雇主和商人为自己的劳动而得的报酬的地方，利润和工资是很难区分的。因为这些人虽然拥有财产，但他们为了利润比他们的雇工为了工资要工作得更辛苦。甚至七十余年后的亚当·斯密时代，对雇主和劳动者、利润和工资都没有进行区分。正如托尼所言，如果利润超过了通常的报酬，那也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非种类的差别。[50]

因此，洛克的价值论发源于其同时代的清教徒，其理论是建立在劳动的意义之上的，劳动的这种意义认为，劳动补偿是对自耕农、小雇主或商人勤俭的通常回报，他们这些人没有谁是不劳而获的，他们由于对产品的所有权而获得的个人收入，有点像后来演变成地租、利息、利润和工资这类非个人收入的东西。对他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重要的是个人而不是功能。

更进一步地讲，对洛克及同时代的清教徒而言，所有个人都有工作和积累的义务——这是源自于对亚当和夏娃罪孽进行惩罚而施加的义务，只有那些实实在在工作和积累并因此而服务于共同财富的人，才尽了他们对上帝的义务。劳动是对罪孽的惩罚，超过个人需要而消耗财富不但是减损共同财富，而且也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清教徒之所以工作和积累，那是因为自己对上帝有义务。

这是那种“产生了价值”的劳动者。洛克的价值的意义，是指增加共同财富的生产和积累，而不是减少共同财富而产生的稀缺性。因此，他的私人财产的观念就是生产、有用和幸福的观念，每一点都是建立在合法所有权的观念之上的，这个合法所有权要么是作为生产者来自己使用，要么是作为消费者来享受；这不是相互把别人需要而不拥有的东西把握在手里的交易的观念，也不是诱使人工作的稀缺性这样一种经济的观念，因此有别于劳动是对罪孽的惩罚这一观念。稀缺性象征的是对人类在“丰裕乐园”中原罪的惩罚。然而，在马尔萨斯时代之后，正是稀缺性这一功能性的观念让人们提出了地租、利息、利润和工资相互之间的区别问题。

由于垄断和压迫被排除在了君主专制统治所导致的问题之外，同时由于财产和劳动的稀缺性观念又象征罪孽，因此很显然，价值的生产力观念与私人财富和共同财富就是同一回事了，任何只能在生产力意义上出现的增加私人财富的内容都是共同财富的增加，而共同财富就是所有私人财富的总和。

洛克《政府论》中的每一个基本观点，都是建立在这一生产力的价值观、财产的所有权意义以及道德的罪孽观之上的。在“劳动”这一单一而又复杂的观念里，他赋予了上帝、自然、理性、完美、公平、自由、幸福、丰裕、有用
及罪孽
等许多观念的要素。上帝的意志是丰裕，但人的罪孽却迫使自己得用劳作去获取丰裕。因此他说：

“自然的理性告诉我们，人一诞生就有生存权，因此就有权吃香的喝辣的，享有自然供给他们所需的东西的权利；而《启示录》则告诉我们，上帝给世上的赐予是由于亚当、诺亚及其子孙的缘故。无论我们考虑不考虑，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如大卫王所言（《旧约·诗篇》第一百一十五篇第16节），上帝‘将地给了世人’，是将地赐给人类共有，（而不是像费尔默所说的）是给亚当和他的继承人，而把他的其他后裔排除在外。”[51]

当洛克说上帝的礼物是给人类共有的时候，理所当然，他的意思既不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原始部落共产主义的共同所有制，也不是指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制度，更谈不上是在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中给每个个人定量配给他那一份。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仅是屈从于费尔默的论点，认为族长有作为独裁者分配个人积累的天赋职权，而且还会与他自己关于这种原始丰裕的观点相触——他认为个人所有权对他人不会有什么伤害，因此，有可能妨害自由的个人所有制的任何具体所有制都是没有道理的。由于稀缺性的原因，洛克的“共同”一词的含义并不是指共同所有制，而是由于丰裕的原因指普遍程度上的机会均等。

这一丰裕的观念，是他“吃香的喝辣的”天赋所有权观念的前提。他的天赋所有权观念不是来自稀缺性，而是来自丰裕性。任何人都可以从上帝所赐的丰裕中获取自己的所需，他没有必要用征服或不公平交换的方式从他人那里巧取豪夺。

人可以取得的东西非常丰裕，不会为了独占这种丰裕而冲突或竞争，但不要干涉人们去获取这种丰裕的集体责任靠谁来承担呢？如果它像空气和阳光一样丰富的话，那么权利的观念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因为这样一来，任何人都不可能排斥其他人按需使用。然而这也是洛克对香的、辣的和生存品的观念。最初的时候，甚至是现在，在自然状态下，上帝所赐的天然资源是如此丰富，以致从来没有强迫任何人要得到其他人的同意才可以使用。你要做的一切就是取你所需。这个“取”只是以香的、辣的以及生存品的形式表现出的“劳动”。但这不仅仅是体力劳动，它还包括智力。对于你取自自然丰裕的任何东西，合理的劳动都赋予了所有的权利，因为资源很丰富。因此，这一所有权并没有剥夺其他人也希望从这种丰裕中获取的权利。

“上帝把世界赐予给人类共有，他同时也给了人类理性，以便他们能够利用它来获得生活的最大优势和便利。大地以及地上的一切也给了人类，这是为了支持和帮助他们生存。尽管地上自然产生的所有果实和繁育的所有牲畜都归人类共有，就如同它们是大自然天生之手生产的一样；尽管没有人对其中的任何东西原本就有排他的私人支配权，就如同它们是处于自然状态一样；但既然是让人利用，那么在使用之前，或让其在本质上有益于特定的人之前，就必须要有这样那样的方法将它们划出来以作特殊用途。未开化的印第安人不懂得圈占，他们还处在共同占有状态，但滋养他们的果实和野味在维持某个人的生活从而对他产生益处之前，必须先成为他的东西，也就是说，要成为他的一部分，这样其他人就对这些东西不享有权利了。

“虽然大地以及所有的低等生物归人类共有，但每个人自身还是有一种财产：除了他本人之外，其他任何人对这样财产都不具有权利。我们可以说，他身体的劳动和他双手的工作是完全属于他的。所以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他变动了自然所提供的状态，让其发生了变化，那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劳动混合了进去，在其中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使其成为了自己的财产。是他改变了该物的自然状态，在其上附加了劳动的属性，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这一劳动是这个劳动者无可争议的财产，只有他拥有一种权利。因为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人曾经加入过什么内容，至少在那些有既充分又好的东西留给其他人共有的地方是如此。”[52]

所以，洛克为亚当·斯密开辟了道路。洛克的“自然丰裕”观念，同时也是他天赋自由与财产权的前提。“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财产，除了他本人之外，没有人对此拥有任何权利”。因此，他的劳动观念不仅是体力劳动和理性劳动，不仅是一个生产的观念，它还是自由和所有权的观念。劳动者拥有随心所欲地利用自己的身体做事情的自然权利，其他人则有义务听凭他这样做，而他则从自然无限的供给中取得自己对吃喝及生活必需品的所有权。洛克的“劳动”不是奴隶的劳动，它是自由的劳动
，而这自由劳动是在自由土地上进行的，劳动者也因此把自由土地变成了他自己的财产。

在克伦威尔军队获胜的时代，掘地派成员，还有其他反对地主圈占附近共有土地的人，都主张由自己来占有共有土地，他们主张的依据就是人为的机会相对于劳动而言不足。洛克对圈地进行了辩护，他的观点是建立在土地天然丰裕以及私有财产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

“……凭自己的劳动将土地据为己有的人，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人类的积累：由一英亩圈占并耕作过的土地所出产的供人类生活所用的产物，（谨慎地说）是同样肥沃但撂荒的共有土地出产的十倍。因此，一个人从十英亩圈占土地上获得的产品，要比他从一百英亩撂荒土地上获得的产品还要多，也许真的可以这么说：他给人类贡献了九十英亩土地，因为他的劳动现在从十英亩土地上供给他的给养，相当于一百英亩共有土地提供的产品。在这里我把改良后的土地估得非常低，只让其出产为十之比一，实际上差不多接近一百比一。”[53]

这是1862年美国《移民授田法》的观点。[54]
因此，自由劳动者在自由土地上的生产力与劳动者的私有财产是一回事。根据洛克的观点，这既是神的法则，又是自然的法则。

“上帝把世界赐给人类共有……他赐予土地是为了给勤劳和理性的人使用……他所拥有的土地跟那些已经被人占有的土地一样好，但需要改良，这些人无须抱怨，也不该乱动已经由其他人的劳动改良过的土地……上帝已有旨意，而你自己的需求会迫使你劳动。只要是你劳作过的东西，那就是你的财产，别人就不能夺取。因此我们认为开辟或耕作土地与所有权是联系在一起的，彼此给了相应的权利。因此，上帝在授命你开垦土地的同时也就给了你占有土地的职权：既然人类生活的条件需要劳动和劳动对象，这就必须实行私人占有。”[55]

通过改良而占有任何一片土地并不会“对其他任何人造成损害，原因是还有足够的肥沃土地剩下来，而且要多于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可以使用的数量。实际上，因为他为自己占地而减少了留给其他人的土地的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只要你留下的土地足够其他人使用，那就跟完全没有占用一样。”[56]

于是洛克把法学、经济学
和伦理学
都统一到了土地的非稀缺
性概念里。就当时英国稀少的人口和伊丽莎白女王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征服而言，你不能说他没有道理。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劳动者可以获得多少作为私有财产呢？洛克给出了两个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取决于货币采用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在货币采用之前，财产的范围是：

“由人们劳动的范围以及生活的便利程度确定的：任何人的劳动都不可能开辟或占有所有的土地，他的享受能够消费的也不过是一小部分……这个标准的确把每个人的所有物限制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内。”[57]
“这一方法带给我们财产，但同样的自然法则的确也限制了财产的范围。‘……上帝已把百物厚赐给了我们’（《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7节），这一理性的声音因感召而更为坚定。但他赐给我们到什么程度呢？到享受的程度。人可以利用财产做任何有益于生活的事情，但你不能暴殄天物，以此为度，在这个限度内，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确定一种产权；在此限度之外，那多于自己积累的部分，就是属于其他人的。上帝为人创造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用来糟蹋或破坏的。因此，考虑到自然供给的丰富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而挥金如土的人毕竟是那么少；考虑到靠人的勤劳能扩展这种供给的部分是多么少，更别说独占它用来损害别人了；特别是考虑到按照理智把它确定在满足某人需要的范围之内，那么关于财产是怎么确立的就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余地了。”[58]

下面这个人口不足的论点是用来反驳费尔默的。若是上帝让君王成为大地的唯一所有者，那么，一个君王

“在其他人不承认他的君权、不服从他的意志的时候，就可以拒绝给其他所有的人食粮，任意饿死他们。”但“更合理的想法是，既然上帝应允人类增长和繁衍，就宁愿自己给他们衣食和其他生活用度的权利，这些东西他已经非常充裕地提供给了他们，他不会让他们依赖于一个人的意志来求生存。”[59]

因此在货币引入之前的规则便是“每个人都该各得所需”。但“同样的所有权原则”在“更大的财产”因为“货币发明”的原因被引入时并没有被破坏。在这里出现了遭到魁奈（Quesnay）[60]
和亚当·斯密诟病的洛克的重商主义观点，但实际上这个观点甚至时至今日都没有被推翻。根据他的观点，货币的获得既是私人财富也是等值的共同财富。

所以，有了“货币的发明”，一个人可以拥有的，就可以在不侵害其他人的情况下，远超过自己的个人劳动所能开辟的范围。由于“默契”，“一小块能够久储藏而不损耗或腐烂的黄色的金属，应该值一大块肉，或是一整堆谷子”。假如他大量保存的是其他商品，那他就“浪费了共同的财富”，因为它们会“在他手里白白地烂掉”。但如果他用它们来交换货币或同样持久的东西，那他就让出了一部分，避免让它们作为自己的财产白白地坏掉，“与此同时，他就有可能任意积累这些耐久的东西”，而且不可能伤害任何人，“他的合法财产是否超过限度不在于他的私有财产的大小，而在于有没有什么东西在他手里无效地毁掉”。

货币对于作为重商主义者的洛克而言的意义，在于其物理上的耐久性。因为他说：“因此产生了货币的使用，有些耐久的东西人们保存的时候不容易坏，在彼此同意的情况下，大家都可以用它们来交换真正有用但容易坏掉的维持生活的东西。”

此后，由于货币的使用和商业的缘故，大宗的财产才变得有利可图，“所以我要这样问，要是没有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通商的机会，从而可以靠出售自己的产品赚钱的话，那么对一个人而言，在美洲腹地拥有一万或十万英亩耕作得不错又满是牲畜的良田又有什么价值呢？那就不值得圈地了”。因此，“由交换过剩产品得到的”这种货币有可能“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聚集起来；在所有者的手上，这些金属既不会坏也不会烂”。因而私人财富跟重商主义者的国家财富一样，是靠交换商品获得的货币积累起来的。

按照洛克的估计，货币的引入并不意味着自由土地的消失。通过商业和货币获得的大宗财富并不减少土地的丰裕性，这跟货币引入前是一样的。

因此，劳动、物资和私有财产就构成了洛克价值理论和政府理论的核心，他的前提就是丰裕的土地由一位仁慈的造物主无偿地赐给了人类共有，附带的义务是工作和繁衍。“丰裕”这个经济术语跟洛克的神学术语“仁慈”是一回事。

有了丰裕这个前提，在物质的东西和这些东西的所有权之间就不可能再有什么矛盾了。在此之前，财产意味着稀缺跟劳动意味着丰裕的矛盾是不会出现的。

采用金银作为货币，让洛克有必要对两种价值进行区分，然而这两者都是建立在劳动之上的。金银的价值就是“由于默契或赞同而产生的价值”，但“事物的内在价值”只取决于“其对人类生活的有用性”。这一点我们以后将分别区别为稀缺性价值和使用价值。但对于洛克而言，这两种价值都决定于劳动量，正是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卡尔·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内在价值量（也就是使用价值量）与劳动量差不多完全相等。洛克重复了他过去的观点，即

“……因为赋予每种东西不同价值的确实是劳动；一英亩地种上烟草或甜菜、小麦或大麦，跟同样一英亩不加任何耕作的土地，只要任何人想想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他就会发现，劳动的改良构成了价值的绝大部分。我认为，仅仅凭最谨慎的估计就可以说，地球上对人类生活有用的产品十分有九分都是劳动的结果；不仅如此，如果在使用的时候正确地加以估计，把它们的各种费用加起来，哪些纯粹是自然的原因，哪些是由于劳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东西百分之九十九要完全归功于劳动。”[61]

魁奈和斯密都没有走这么远，但却给自然也赋予了生产的属性。麦卡洛克（McCulloch）和卡尔·马克思都坚持了洛克的观点。

但金银也都还有一种主要由劳动量决定的价值。“从衣食住行的角度而言”，它们的确“对人类的生活没有什么用处”。它们仅有的是“凭空想象的价值，自然根本没有赋予它们这样的价值”。[62]
因为这个缘故，它们的价值便不是内在的，而“仅仅是由于人们的认同而具有的”。但是，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却构成了“其价值尺度”。

因此，洛克在一个“复杂观念”中把他在其他地方证明了的所有内容都结合进去了，也就是在他的《人类理解论》和讨论政府及容忍问题的论文中涉及的与上帝、自然、理性、财产、平等、自由、幸福、丰裕、有用
及罪孽
等方面相关的内容，他把它们都体现在了劳动的意义里。上帝、自然、理性
是同一的，因为尽管这样的推理是洛克自己的理性在发挥作用，但他的推理能力是拜赐自于上帝的自身的能力的，他了解上帝的理性，并且能够表达上帝的意志，这不是被看作为一种或然性，而是被看作为必然性——一种不是来自于直觉而是来自于证明的必然性，就如同永恒不灭的数学真理。它的意旨是：上帝
与自然
和永恒的理性
具有同一性，他同样地对待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将享有让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幸福，这种幸福来自于自然赐予的有用特质；这些有用特质在赐予的时候就是丰裕的，所以在对其排他的占有方面不会产生竞争或争执；这一丰裕是上帝仁慈意旨的证明；有了这种丰裕和平等的待遇，每个人在取得他可以用于自身的一切东西方面都具有同等的自由，因为在那以后还有足够多的东西可以留给其他人。因此，在丰裕的各种条件下，生命、自由和财产要么被认定为自然权利、神权，要么被作为理性所证实的权利，因为理智是来自于上帝普遍恩惠的一种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

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上帝、自然和永恒的理性用丰裕提供了一切，就像空气、阳光、吃的、喝的和生活资料，那为什么还有对劳动
的需要呢？洛克的答案是清教徒似的答复：罪孽。是罪孽
而不是稀缺
在迫使人工作。人因违反了上帝的旨意而受到责罚，所以就有了工作谋生的责任，也有了罪孽较大的人服从罪孽较小的人的责任。他所采用的事实与费尔默相同，但解释却不一样。

“（在逐出伊甸园时说的）这番话是上帝对那个妇人的诅咒，为的是那第一次也是最大胆的一次不服从……夏娃作为诱惑的帮凶（同时也是犯罪的同伙）被置于丈夫的管辖之下，以致他意外地获得了一种高过她的地位，这是对她更大的惩罚……很难想象，上帝在让他成为主宰全人类的普天下的君王的同时（像费尔默所主张的那样），又让他成为了终身按日劳作的劳工；把他逐出‘天堂到地上’（《创世纪》第3章第23节），与此同时又提前给他个君王的宝座，以及无上权威的所有特权和逸乐……上帝规定他必须靠劳作来维持生活，似乎就应该给他把铲子去垦地，而不是给他君王的节杖去统治臣民。‘你必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63]

这样，稀缺被看成了罪孽的化身，而贫困则被认为是罪有应得。罪孽被描述为上帝发怒的判决，执行的结果就是以逐出“神的丰裕乐园”作为惩罚。这变成了亚当·斯密的学说；并且，在洛克以后的一百五十年，人们证明美国奴隶制的合法性时就说是对罪孽的惩罚；但在一百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所有劳动立法、童工立法和工会主义一直都在被迫对罪孽的惩罚和由稀缺造成的压迫进行区分。

所以，洛克的价值
的意义是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的综合，具体体现在劳动
中，在引入物质的计量时，包含有三种意义，但所有意义都排除了稀缺这一功能性的概念，而对这些意义，在亚当·斯密那里都进行了完善。其内容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有用特质的体现是具体的、客观的（后来被区分为使用
价值
），它们对生产或消费是有用的，但其功用并不取决于稀缺性，因此既不会随着供给的增加而减少，也不会随着供给的减少而增加。这些有用特质的总和就是共同财富和私人财富的经济意义。私人使用价值和公共使用价值是相同的。

第二，价值
的起因和计量是在自由土地上工作的自由劳动者的自由意志，但他注定要工作并且为将来而节衣缩食，这是由于他故意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不是由于其他人对其身体、工作机会或劳动产品的占有而造成的稀缺性。

第三，与他所尽的工作和节约的义务相应的，是他对自己劳动和节约的产品，以及通过买卖和货币从其他自由劳动者那里获得的产品的私有权。就权利而言，他从自由土地上获得的个人产品与他通过自由交换获得的产品是一样的。

（三）习　俗

1922年，在费城举行了一次有八百名实业家参加的午餐会，当时讨论的主题是雇主与雇员关系，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事实”的声明，并且作为宣传品发给了大家，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我们都是劳动者；合众国是我们的联盟；我们首先忠于上帝，其次忠于这个联盟。我们的国家是对造物主的信仰的生动表现。自由是我们的天赋人权。”

1922年关于天赋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声明，可以追溯到1689年约翰·洛克的观点。[64]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说过，洛克关于上帝、自然、理性的观念，实际上是让他自己的观念成为永恒不变的东西，就跟数学似的。根据他的《人类理解论》，虽然这只存在于他的心里，然而却是“必然的”。问题是，它为什么会在他的心里存在呢？他的哲学意义上的回答是：神的恩惠就等于是世俗的丰裕。因为哲学上的有限就是经济学上的稀缺，而哲学上的无限呢，就是经济学上的丰裕。但要在重商主义者的“货币具有稀缺性”的前提下得出洛克的丰裕理论，那是很困难的。类似恩惠与丰裕的观念，以前存在于费尔默和牧师们的心中，以后存在于法国的魁奈、苏格兰的亚当·斯密、美国的林肯和费城雇主们的心里。显而易见，在天赋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假设中，如果关于上帝的观念认为上帝是“稀缺的”（如同后来马尔萨斯所持的观点）而不是“丰裕的”，那就必须得在经济学或者哲学之外去寻找天赐权利和自然权利的源头。我们在习俗中找到了。

如同洛克所主张的，财产和自由的天赋权利来自于经验，但洛克从中获取意义的这些经验，是他自己认为是良好的习俗且愿意与之相联系的经验。费尔默和费城的雇主也都一样。当时费尔默的《族长制》在神职人员和詹姆斯国王的其他拥戴者中很流行，这导致了洛克以特别的方式出版了他关于上帝、自然
和理性
同一性的著述，在这一著述中，上帝、自然
和理性
与费尔默所认为的良好且自己愿意与之联系的习俗是同一的。

费尔默写这本书是在克伦威尔专政时代，他有两个利用相似观点反对他的敌对集团，他必须靠主张查尔斯国王的神权来反对他们。一边是教皇，一边是清教徒，他们都认为上帝、自然、理性
与人民的权利是一致的，人民有权推翻国王。而且他们一方面主张教会有天赋的权利管理国王，另外一方面又主张小财产所有者拥有选择国王并用法律限制国王行为的天赋权利。

费尔默写道：

“自从学院神学盛行以来，神学家和其他一些潜心研究的学问家都抱有一个共同的见解，他们认为——

“‘人类生来自然就有不受任何压制的自由，并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政府的形式；任何一个人高于其他人的权力起初都是根据大众的判断力赋予的。’”

费尔默说：

“这一信念最初是在学院酝酿的，而且一直受到支持虔诚神学的后继的天主教徒的培养。改革后的教会的牧师们也接受这个看法，各地的普通民众更是认为它好像接近于实际，衷心拥护它。因为它毫不吝惜地把自由分给了群众中最低贱的那部分人，这些人把自由夸大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至于好像人类的幸福只有在自由中寻找到，从来也不记得让亚当堕落的首要原因恰恰是对自由的渴望。”[65]

接下来费尔默详细应答了那些“狡诈的经院学者”，特别是对红衣主教贝拉明（Bellarmine）和耶稣会的苏雷士（Suzrez）作了答复：“这些人一心想把国王置于教皇之下，认为把人民提升到国王之上是最稳妥的方针，这样一来教皇的权力就有可能取代帝王的权力。”他继续说道：“经院学者的这一学说有悖于《圣经》的教训和历史、所有历代国王的一贯做法以及自然法则中最基本的原则。”很难说它在神学上的谬误和政策上的危险孰大孰小，因为它是“天赋自由和人类平等”的学说，“引发大众暴乱的巨大动力的整个结构”[66]
都是建立在这一学说之上的。

费尔默所赞同的君权神授的学说固然比对立的学说陈旧，但诚如菲吉斯（Figgis）所指出的，既不基于神训的观念，又不基于对《圣经》引经据典，费尔默是第一人，他的学说是建立在由造物主
为人在社会中生存而构建的人性的基础之上的。[67]
因此，他认为神的法则与自然法则和人性是同一的，由此帝王神权就变成了他们的自然权利。魁奈为地主和国王们做了同样的工作，而洛克、斯密及费城的雇主们则为工厂主们做了同样的工作。

但费尔默给了人性一个生物学的意义。他说，人性的基本事实并非平等和自由，而是遗传和服从。婴孩从父亲那里获得生命，因此费尔默主张他们旋即就陷入了父亲的绝对父权之下，在生死、自由和财产等所有问题上，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置他们。无论他们自己拥有什么，都得自于恩惠，而非权利。他们天生就是奴隶状态，他们可以像在罗马那样遭到遗弃，或者是如同费尔默引证的原始社会的许多历史案例中那样被出卖，但作为父亲的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但要是父亲没有这样做，而是保护了自己的子女，那不是因为自然所强加的责任，而是因为他爱自己的孩子。

费尔默认为，国也好，家也好，都有同样的情况。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天无二日”，就像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父亲一样。菲吉斯说，费尔默“整个论点都取决于王国和家庭、王权和父权的一致”。[68]
他对这个比喻是很认真的。就如同菲吉斯所说的：“这比通常引自《圣经》的大杂烩要实质得多”，而且“此书的流行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一观念是具有发现的力量的”。[69]

这个发现就是将上帝
和生物学
视为同一，而生物学
又与古代家庭、部落和国家的原始习俗，还有英国国王和王室事业的追随者的现代习俗被视为是同一的。历史地看，费尔默的观点要比洛克更为接近正确。他说得很对，英国习惯法不仅仅是一种“共同习俗”，因为

“对于每个习俗而言，总有一段时间它不成其为习俗，我们现在所有的第一个前例在其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前例的；凡是每个习俗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些习俗之外的内容让它具备合法性，否则所有习俗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不合法的。习俗最初变得合法，只有在开始的时候得到上面的命令或首肯才行……习惯法本身，或者是这个国家的共同习俗，原本都是国王未成文的法规或命令”。建立了习惯法的法官们其实“都是从国王那里获得授权的，然后以他的权利和名义，依据古代的规矩和前例进行判决”。[70]

费尔默给出了几段引证。

成文法也是这样。“国王也是它们唯一的直接制定者、修正者和调节者”。国王按照自己的意愿召集和解散议会。它们并非建立在“对人民的任何天赋自由的运用上；因为议会所主张的那些自由都来自国王的恩赐，对人民来说不是天赋的自由；自由若是天赋的，那就给了群众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集会并被授予统治权的权力，而且可以通过协定来限制并指导其实施……人民是不能自行集会的，除非国王一纸命令把他们招之即来，让他们到自己想让他们去的地方；然后国王又会在一念之间让他们挥之即去，这样做除了显示自己的意志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可言”。因而成文法不是由议会而是“由国王一个人按照人民提案的形式”[71]
制定的。

根据费尔默这个观点，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否则的话，国家就会因暴乱和内战而四分五裂。

“……虽然国王的确会根据法律来规范自己所有的行为，但只要是出于自己的良好愿望及树立典范的缘故，或者是在国家安全的普遍法则范围内，这一点自然就约束不了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只有成文法约束着国王，并不是由于它是成文的，而是因为对于维护国家而言，它们天然就是最佳或者说是唯一的手段。所有的君王，甚至是暴君和征服者，都受到这一手段的束缚，必须保护自己臣民的土地、财物、自由和生命，这不是由于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条法律，而是作为父亲的自然法则——在臣民公共利益必需的事情上，这个法则约束了他们，使他们不得不认可其祖先和前任的行为。”

因此，费尔默和洛克一样，都成了费城工厂主们的先知。他们都同意，在建立国王的神权和自然权利方面，根据英国从亚当到查尔斯的所有国王，以及其后所有雇主对雇工的被认为是惯例的东西来看——这些惯例无论是好是坏，上帝、自然
和理性
都是一致且相同的。

费尔默显然把帝王神权一览无余又不可救药地暴露在了洛克敏锐的心灵面前，后者轻松幽默地玩弄着费尔默遣词造句与事实之间的矛盾含义。菲吉斯说，就费尔默对于这一学说的重要性而言，“的确功不可没”，原因是“他值得后世纪念，不过并不是作为这一学说的最完美的倡导者，而是其衰微的先兆”。他的缺陷正是《人类理解论》睿智的作者所要找寻的荒谬，后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帝王的神权转化为财产所有者的神权。而洛克的修正之所以没有那么荒谬，原因仅仅是因为他是在为“成者”代言，而费尔默则是在为“败者”说话。

洛克跟费尔默持一致的看法，即上帝、自然
和理性
是同一的，但意义却大相径庭。因为在这些习俗之外，他在1689年农场主、工厂主、商人和资本家获胜的习俗上构建了自己的意义；而费尔默的意义呢，则是建立在原始部落、古代文明、教皇制度的拥戴者的腐朽的习俗之上的，也是建立在英国国王、封建领主、王室追随者失败的习俗之上的。

因为习俗只是惯例和交易的重复、复制和变化，任何重复都不会与其原有的事物完全一样，任何复制也不会与其同时代的东西完全一致，因此，习俗在相继的时代及同时代总会有种变化。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变化会引进新的习俗作为先前或现在习俗的变化或替代；总有旧的或竞争的习俗衰微甚至被剧烈地消灭，让位给新的或不同的习俗。于是，对习俗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选择总在进行，结果便是有一些习俗被保留了下来，以适应变化着的经济状况和变化着的政治经济优势。由于这一切是按照人类意志的作用发生的，所以跟达尔文（Darwin）[72]
进化论中的人为选择很类似，只不过这一切应用在了适应社会状况变化的惯例和交易上，而不是应用在达尔文关于生命有机体适应地理环境变化的结构与机能上。

物种进化与习俗进化两者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两者之间非常相似性，这足以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存在一种我们称之为意愿
的相似力量在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不但是有意识的，而且还是习惯性的。习俗不可能发生极端的或突然的改变，因为它们产生于生物最基本的特征：本能
与习惯
。在为维护生命、享受和生存的竞争努力中，经验会找到一些行为，本能与习惯不过是这些行为的重复，这种重复会代代相传，在这方面习俗与遗传是相似的。

但习俗的内涵却比习惯丰富，它是引起个人习惯的社会习惯。我们不是以孤立的个人开始自己的人生的，我们从受纪律与服从约束的孩提时代开始，继之以作为业已存在的关系中的一员，目的都是为了与反复、重复的惯例取得一致（这就是业已存在的关系的全部含义），要想轻松、安全、为大家认可地获得生命、自由和财产，这是唯一的途径。我们也不能按照洛克“自然的本来状态”所假定的那样，作为理智的生命开始和继续我们的人生。靠着重复、常规和令人厌倦的单调，一句话，靠着习俗，我们开始并继续着自己的生活。理智本身既是对行为、记忆和预期的重复，也是对那些我们生命、自由、财产所依所靠的人的行为、记忆与预期的模仿，或者干脆就说是复制。

如果存在一种能够让这些重复与复制继续下去的感觉，也许可以把它描述为那种“习以为常”、“良好声望”和“社会责任”的感觉。如果大家发现这些重复与预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因而感到非常熟悉，而且在不遵守的时候很有强迫性；或者大家觉得承担一个良好的社会声望能够给有利的预期提供保障，那么这些重复与预期在事前就会人格化为一种命令。因此，就我们所了解的其作用方式而言，它们只不过是对同样的有利的行为将进行重复的一种预期。对“良好”习俗的这种人格化，显然是费尔默和洛克的心理过程，他们把自己对熟悉且觉得确有把握的自然和人类本性预期中的重复，描绘成了自然、上帝、理性
三者不灭、永恒、预设、不变的法则。

然而，它们并非亘古不变，它们会随着经济与政治的环境而变迁。费尔默和洛克所熟悉的习俗，是封建制度下地主、佃农和国王重复的惯例与交易关系；还有就是通过商业和革命而形成的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商人、工厂主、农场主的惯例和交易关系。

但这些在洛克看来近似于神授和天生的习俗，虽然比他本人要老一些，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却近在眼前。因此，尽管国王的法庭执行这些自愿的契约顶多也不过一百五十年，但洛克却把这种惯例预设回溯到了社会的起源时期，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对政府服从的义务，这种义务早已经被作为“原始契约”设定了。

将司法惯例理解为隐含当事人行为意义的一种暗含的法律契约，这有点像是十六世纪“约定（assumpsit）”学说中的习惯法的起源，源自于法庭有可能通过他们的行为已经假定了当事人的意图；但洛克却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了他所说的“明确表述与默许同意的常见区别”之上，也就是假定，人们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制定了与他所处的时代类似的那些强制性的默认契约。总而言之，洛克的默许同意学说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习俗，他的《政府论》差不多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从最原始的时代起，所有习俗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默许同意的惯例，甚至包括奴隶制都是这样；但洛克是以自己是否熟悉及是否觉得有利于他所支持的人来赞同那些默许来划定界限的。

根据英国人的习俗，子女的财产继承权是子女的自然权利，“凡是惯例具有普遍性的地方，就有理由将它看成是自然的”。[73]

在英国，妇女要服从自己的丈夫，这是建立在上帝对夏娃的惩罚之上的，而且是建立在“人类法则和民族习俗”之上的，以致存在一种“有关这个问题的自然基础”。她的服从是与夫权相关联的神圣的自然义务，因为在洛克的观点中这是熟悉而有益的。他反对的只是费尔默把“习俗的神圣”当成是“一种主宰她生死的政治权力”的观点，洛克说，由“婚姻权力”的神圣就得出把她作为财产的观点是不对的。[74]

按照1689年实行的习惯法，最为重要的是关于私有财产的习俗，在其意义中包括了“生命、自由和产业”。然而，根据洛克的观点，财产在社会组织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人们结合成国家，将自己置于政府之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75]

如果习俗改变或者是环境改变了，那就必须在各种习俗之间作出选择，决定这种选择的是理性与自身利益之间的矛盾。好的习俗应该择取，坏的习俗应该抛弃。谈到英国议会所代表的“有名无实的选区”时，洛克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不断变迁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历久不变……可事物的变化并不总是公正的，尽管其存在的理由已经终了了，但私利却常常让习俗和特权保留了下来……当存在的理由弃它而去时，紧随其后的习俗会导致非常荒谬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议会中这些有名无实的选区的不公平的代表权。[76]
从洛克时代以来，许多被他看做是神圣、自然、永恒的习俗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它们已经或多或少地腐朽衰落了。

另外一个方面，那些当时被认为是好惯例的习俗，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慢慢选择之后，在洛克时代已经被英国的司法官发展成了习惯法，这些习俗在“自然状态”下是没有的。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习俗还没有被发展成为习惯法，但其参与者是无论如何都对习俗有所了解的理性动物，这些人动手组织起一个国家，以使其得以明确并实施。

这时候需要的是在自然状态下找不到的新惯例，根据洛克的观点，首先是：

“一种确立、固定、大家都知道的法律，大家要一致同意接受它并将它作为是非曲直的准绳；作为决定人们之间所有争执的共同准则。因为尽管自然的法则虽然对于所有理性动物而言是明白易解的，但人们受自身利益偏见的左右，同时又忽略了对其的研究要求，所以在适用于自己的特定案例时，他们会倾向于不让它成为束缚自己的法则。”[77]
因此就有了对司法独立的需求。

“其次，在自然状态下，需要有一位大家公认且公平的法官，他具有根据业已确立的法律判决分歧的权威。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既是自然法则的判决者又是执行者，大家会偏向自己，在处理自己的案例时，情感和报复心理很容易让他们远离事实且过于激动；而在对待他工时又让他们不负责任，疏忽大意且漠不关心。”[78]
因此，这又有了对司法独立的需求。

“再者，在自然状态下往往需要支持正确判决的权力，而且要让它正当地执行。任何被不公正所冒犯的人，只要有可能，都很少会放过利用自己的不公正暴力的机会。对于试图使用它的人来说，这种抵抗经常会让处罚变得危险，而且往往具有破坏性。”[79]
因此，需要有一位立宪君主来执行司法判决。

因此，所谓自然状态就是像洛克自己那样的孤立但有理智的人的原始状态，这些人没有英国的习惯法，没有司法的独立，没有立宪的君主，也没有从属于司法部的行政司法长官。

相反，“战争状态”则是一种“理性习惯法约束”的状态（这里没有任何有权威的共同的法官），而且在这里人们可以“出于杀死一只狼或一头狮子的同样理由”去毁灭一个人。在自然状态下，不存在任何向一位不偏不倚的世俗法官申述的情况；遇到一位拒绝遵守法律的不公正的法官的话，也会是同样的情况。王室的义务是服从上帝
和自然
的法则。[80]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剩下一个“向天申诉”的办法，由此所有当事人执行这种神授和自然法则的努力除了“战争状态”就别无选择了。由于独立、公正司法的缺位，或者是由于缺少一位服从于法律的执行者，自然状态就变成了战争状态。“在世上设一位审判官”就能让“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国家状态”，因此，洛克认为1689年的革命是正当的，他把考验的担子压在了失败的国王头上。没有自然和神授法则的权威，国王对暴力的使用“总是把使用它的人推到战争状态并成为侵略者，而且让他很容易因此而受到处置”。“在这方面人民没有任何其他补偿，就如同他们在地上没有审判官的其他情况一样，他们除了向天申述别无他法”。[81]

政府的真正起源是“自然状态”而非战争征服。因为自然状态是没有强迫的自愿协约。在这里洛克颠倒了英国的历史，但却为1689年的革命和废除奴隶制的美国内战进行了辩护。

“尽管政府最初在上述起源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起源，尽管没有人民的同意政治就没有任何建立的基础，然而这个世界一直充斥着无序的野心，在战争的叫嚣中，人类历史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种同意，所以许多人才会误把武装力量当成是人民的同意，把征服猜想为政府的起源之一。但征服绝对建立不了任何政府，就如同拆房子根本不是在原地上建新房子一样。的确，通过对前者的破坏往往会为一个国家新的框架让道，但没有人民的同意，就永远建立不起一个新国家。”[82]

因为反对意见认为，人民生来就在业已存在的政府之下，在先前个人存在的分离状态下他们不可能自愿地走到一起，洛克就为自己原始的自然状态找出了历史的例子。他提到的是罗马、威尼斯和美洲印第安部落的起源。

我们可以引证一个更近一点的例子。最近的与洛克的自然状态接近的记录，是辛（Shinn）[83]
所描述的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头一年半期间的采矿营地的情况，这也是他所说的丰裕状态。在这十八个月里，矿工们没有政府，也没有犯罪；在打桩标出采掘地的时候他们有平等的主张权利；他们有个人的自由，可以得到靠自己劳动所能够获得的所有金子；在能够靠劳动获得的东西上他们有完全的私有权；在从西班牙人手里征服过来并用于防备印第安人的公共领地方面，他们又有共同的产权。他们是克伦威尔时期的掘地者，但却不会受到克伦威尔军队的驱逐。

如果想要找寻对他们的自然状态的解释，我们会发现这正是约翰·洛克所谓的丰裕状态。一个靠自己劳动的淘金者一天有可能赚到多达一千美元的金子。按照矿工的惯例，准许新来的人在先前别人得到过的土地的旁边得到土地，大小限于他们劳动能力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人会干涉其他人的要求，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土地是丰裕的。没有人需要为工资而工作，因此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劳工、雇主、地主，是自己产品的所有者，正如同约翰·洛克1689年所解释的劳动的意义一样。没有犯罪、侵害、偷窃的事情发生，因为当淘金可以挣到更多的钱的时候，这样做有什么用呢？第二年，随着找金子的人的涌入，这样的时候就过去了，丰裕变成了稀缺。接着偷窃、犯罪、侵害、法庭、行政官和绞刑都出现了，“自然状态”就变成了加利福尼亚州。

因此，洛克推理的谬误是颠倒前后顺序的历史性谬误。他把时间因素搞颠倒了。他把像自己一样的理智人和来自现代文明的加利福尼亚的矿工都送回到了原始时期。他把自己所习惯且希望看到其永存的惯例，倒推成了今后约束人们改变的永恒理性。他认为是过去命令的东西，其实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期。因此他把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与自愿协议搞颠倒了，后者是几百年来强大的政府和国王的司法机关已经使之成为英国习惯法的东西。他在思想上给一个稀缺与暴力的时代构建了一个属于丰裕与平和时代的概念。

在另外一个方面，在抵制那些对他而言其存在已经超越了合理基础，仅仅是作为一种不平等特权延续的习俗的时候，洛克意识到了习俗的真正历史过程。理性已经离开了这些习俗，因为它们看起来不怎么样。好的习俗是神性的、自然的、永恒的，而坏的习俗则是人性的、非自然的、暂时的。

然而，洛克对“有名无实的选区”所说过的话对一切习俗都适用。它们是作为人类行为对新情况的适应开始的，但在“它们的理由”已经消失之后它们还存在了下来。费尔默关于习惯法所说的话也是正确的。习俗在法庭依照其来判决争端之前是不成其为法律的。在人类安全预期的意义上，它们是“自然的”，但如果按照现代人自认为应该的那样去看待在亘古的过去发出的不可改变的诫命，那么在神的意义上就不是“自然的”了。

洛克的财产神圣的观念也是一样的。他像费城的工厂主们一样，通过使用自然
这个专有名词，得以把自由和财产当成一个“事实”，尽管它们实际上只是他认为它们应该如此的一种理由。“真正的事实”是，财产只是管理的、买卖的、限额交易关系的一种预期中的重复，同变化着的条件和变化着的意义一样变化不定；它不是神发出的、与现代的受惠者现在认为应该不变的那些内容相一致的不变的诫命。从洛克把勤劳节俭的农场主、工场主和商人的习俗人格化为神关于不变的自然和理性的诫命，到财产无形中通过合法的信用、管理上的法人制度、世界范围的机会稀缺在普天下控制了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时候为止，财产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洛克的“向天申诉”是他对1689年革命的辩护，针对的是国王对自己臣民的神圣权利。费城的工厂主在1922年“向天申诉”，是他们对财产所有者针对自己雇工的神圣权利的辩护。

这种精神工具也许很适合用来宣传，但对于经济环境的研究而言则没有什么益处。它是一种渎神的言辞，甚至是那些无神论者都敢说的话。也就是说，在上帝的名义下，他们把自己所认为的事实当成了事实，并且让它盖过了所有其他人的研究、调查和意见。因此，我们必须着手构建一套新的观念，这也许有可能成为一套不错的研究工具。

约翰·洛克是把英国从封建主义改变为资本主义的革命的代言人。我们发现，在经济学和法学理论方面，其他的革命性变化不是其他革命的先兆，就是紧随其发生。法国大革命采用了亚当·斯密的全部理论；而在这场革命之后的世界大战和恢复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发起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争论。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则采用了马克思的理论，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经济理论的革命之中，这场革命是从又一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

洛克提出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主要不是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主要是为了给用财产权代替君权的革命进行辩护。他把私有财富和共同财富看成是一样的，从而扩大了这些财产权。但重商主义的这一哲学起到的作用是把经济理论分化为货币与非货币两个方向。

货币论经过魁奈、杜尔哥（Turgot）、[84]
马尔萨斯的发展，到麦克劳德（MacLeod）、维克塞尔（Wicksell）、[85]
卡塞尔（Cassell）、纳普（Knapp）、霍特里（Hawtrey）、凯恩斯（Keynes）[86]
那里已经演变成为了信用理论，而世界大战前后的其他一些理论研究的是纯粹的信用问题。

劳动论是通过斯密、李嘉图、蒲鲁东和马克思来发展的，这些人试图用工作和牺牲的实际价值代替货币的名义价值，进而预示了过去不为人所知的劳动力，而劳动力决定着战争得以进行的条件。因此，最近这次世界大战的未了问题，把劳工争取获得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一致行动摆在了面前，这是洛克、斯密和李嘉图所不了解的；经济理论也从相互竞争的个人财产所有者的物质均衡，演变成了通过资本家和劳工双方各自的联合体对经济交易关系和政府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为了给有关交易关系、行为准则和运行中的机构（going concern）的现代理论奠定基础，我们将会从一些细节入手去理解经济理论的这些历史性变迁。

二、交易和企业[87]

（一）从公司到运行中的机构

1893年，印第安纳州人民要求立法机构对大型公用事业公司（如贯穿全国的铁路企业）的财产税进行调整，使其跟农场主、工厂主和商人的财产负担平等的税赋。当时，财产的含义是指有形和无形的财产，包括土地、建筑、铁路、手中的存货等具体的商品，以及个人和公司所拥有的债权和股份。无形财产逃过了估税员的眼睛，部分是因为隐匿不报，部分是因为征税对象的地点是随着所有者的居住地而转移的，在公司法人的案例中，这个地点被视为是公司获准注册并且被要求在那里设立合法办公机构所在的州。作为对这一要求的反馈，印第安纳州的立法机构改变了对这些公司的估税办法，不再估算它们在印第安纳州的有形财产，而改为估算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买卖的股票和债券总的市场价值，然后根据印第安纳州所占的英里数在全国总英里数中的份额，按比例分配这一价值。

产生的影响就是，一个当时仅在其组建公司的州具有法律存在性质的公司，仅因为在法律的考量中它是一个无形的法律实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存在于公司的交易活动中的、经济上的运行中的机构，无论在哪里，只要企业在那里做生意并因此获得了净收入（这些净收入让它的股票和债券在证券市场上获得了价值），就算是企业的交易活动。

俄亥俄州照搬了这条立法，1897年，在这条立法从俄亥俄州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时候，它又获得了支持。最高法院发现，亚当斯快运公司在俄亥俄州的所有有形财产总共只有两万三千四百美元；但按英里数计算，俄亥俄州的这部分资产所有的股票和债券总的市场价值是四十五万美元，无形财产的价值是有形财产的十二倍。[88]
亚当斯快运公司已经不是一家坐落于纽约的公司，而是变成了一家存在于任何它做生意的地方的运行中的机构。

1920年，最高法院在解散美国钢铁公司一案中，作了同样一次从法律到经济意义上的转化。这家公司是在新泽西州组建的一家控股公司。司法部对该控股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将其解散，理由是说它违反了《反托拉斯法》，但最高法院调查了这家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的业务，发现它们在生意中有合理的控制。这些业务惯例中的一项，也就是所谓的“匹兹堡盈余（Pittsbrugh Plus）”这一不公平的业务惯例，在1920年之前并没有向法院提出来，但应影响广泛的“西部轧钢消费者协会”的请求，在1923年的时候提交给了联邦贸易委员会。这项业务惯例的内容是：无论钢在什么地方生产，所有钢材都得按照在匹兹堡的价格再加上由匹兹堡到交货地点的运费来报价。根据这项合同，买家无法在匹兹堡获得对钢材的权利，他只能在钢材的使用地取得权利。起诉方的律师提出，这一惯例在控股公司法律上的所在地新泽西州造成了一种垄断。如果这项主张是正确的，那么补救的措施就是将其作为一种逃避《反托拉斯法》的欺骗手段看待，进而解散这家控股公司。这方面的依据是，在美孚石油和烟草公司的案例中已经发出过类似的解散令。

但“匹兹堡盈余”一案中的经济学家费特（Fetter）、瑞普雷（Ripley）和康芒斯则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不是垄断，无论公司在什么地方做生意，这种不公平都是存在的，所以恰当的补救办法不是解散，而是产品的法律权利在生产钢材的任意地点（不管是在匹兹堡，还是在芝加哥、德卢斯、伯明翰）的转移。这家公司在上述所有地方都有工厂，在芝加哥生产再运到与匹兹堡反方向的爱荷华；与在匹兹堡生产再运到爱荷华相比，其产品成本加上运费也许要更少一些。但芝加哥的工厂如果在匹兹堡价格的基础上再加上从匹兹堡算起的运费进行报价的话，那么爱荷华的消费者就没有享受到因成本更低且托运距离更短而带来的好处。再说了，芝加哥工厂如果给匹兹堡售货，那么它向自己的消费者索要的包括运费在内的价格，就要少于它向在匹兹堡附近使用钢材的消费者索要的价格。这是一种“倾销”的做法，或者说是它在把产品卖给远方市场的时候，索要的价格比在当地市场上索要的价格还低。问题是，按照钢铁企业三十年的惯例，有数以千计的地方被指定为向消费者具体交货的地点，这些地方被当成是交割合法控制权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否还存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会均等和自由竞争的最终目的是否要求合法控制权应当在生产地点转移呢？

根据这种解释，联邦贸易委员会命令停止把匹兹堡作为基本的定价地点，取而代之的是把实际的产地作为报价的基本地点。这个命令并没有完全采用这些经济学家的解释，即法律权利应该在生产地点转移给消费者，目的是为了让所有的消费者都有可能在这个地点获得对合法控制权进行竞争的平等机会，但它大体上达到了经济学家们的目的。[89]

然而，重要的一点是，在上文提到的亚当斯快运和美国钢铁公司的案例中，法院或联邦贸易委员会[90]
并没有认为公司的驻在地就在它所创建的地方，它们把只在法律上存在的法定公司，转变成了在一切它做生意的地方都存在的经济上正在运营的企业。

在其他的许多案例中一直都在进行着这种意义上的转化，这还涉及了另外一种转变，即从老派经济学家把“交换”当成是商品的实际转移的意义，转变到了将其当成是所有权的法律转移这样一个制度上的意义。决定价格和准许竞争的是所有权，决定竞争是公平还是带有歧视性的是所有权的转移，而不是具体的交换。

（二）从交换到交易

约翰·洛克关于劳动
的意义是他的法学、经济学、伦理学
的人格化。在他看来，劳动意味着所有权以及被所有权占有的物质形态的东西的存在是合理的。作为正统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意义，所有权
和物质财富
的这一双重意义已经持续了二百多年了，它们也因此掩盖了制度经济学的领域。对财富
双重意义中所有权一面的掩盖激怒了从十九世纪中叶的马克思、蒲鲁东到二十世纪初叶的索雷尔（Sorel）[91]
等非正统的经济学家。我们将对这两种意义进行区分，并找出物质与所有权之间的相关性，但我们不是在洛克的劳动
人格化中去寻找，而是在经济活动的单位——交易
中去找，在那种对有利交易的预期里去找，后者是一种更大的经济活动单位，一个“运行中的机构”。

这与下面这个类比是一致的，即相互独立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由于发现了一个共同的活动单位，[92]
就会发生一种新的相互关系。大体上说，物理学的早期单位一直是分子，化学的单位一直是原子，而天文学的单位一直是行星和恒星。使这些单位运行的“能量”是热力、电力、化学亲和力、重力。但在今天，“能量”的概念消失了，对于它们而言，共同的单位是一种活动单位——微粒子波长的相互作用。在人的意识中，每秒四百万亿次的振动是红色，但在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里，它们就是波长。

这个类比大致说明了法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相互关联的问题，问题就在于找到一个它们共同的活动单位。

在经济学领域里，这些单位起初一直是洛克和李嘉图物质的“被占有的商品”和占有商品的“个人”，而“能量”则是人类的劳动。后来，这种单位仍然是同样或类似的具体商品以及对它们的所有权，但个人却变成了那些消费商品的人，而“能量”则变成了欲望的刺激，这种刺激取决于所需商品的数量和种类。前者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与个人和自然力量同样相关的主观的另外一面，但后者在物质形态上则是由个人所占有的。所谓的“交换”是一个转移和接收商品的劳动过程，或者说是一种“主观的交换价值”。无论如何，用过去的自然科学作比喻，劳动与欲望这两种相对的能量，在放大为供给与需求的“弹性”后，可以按唯物论的比喻自然地联系起来，这个比喻就是：商品就好比是大海中的水原子一样，在彼此的交换中会自然趋于均衡，不过它们的表现形式是在李嘉图的“耕作边际”或门格尔的“边际效用”中“找寻其标准”的。这种均衡是由马歇尔[93]
领导的“新古典学派”在1890年完成的。

不需要与法学和伦理学更深一步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后两者必定不会包括在内。因为构成经济单位的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种是李嘉图所说的人类劳动与相对应的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种是门格尔所说的人对自然力量所要求的数量与有可能得到的数量之间的关系。成文法、伦理学、习俗以及司法判决跟这些关系都不相干；或者更恰当地说，通过假定所有权与所拥有的东西是一回事，所有这些都可以省略掉，目的是为了把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构建在物质与服务具体交换的基础上。

后面说的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关于所有权和物资的同一性，人们没有进行什么研究就作为习俗接受了。他们假设所有商品都被人所有，但还假定所有权与被占有的具体东西是同一的，因此有些内容就理所当然地被忽略了。这些理论都是为具体的东西设计出来的，省略了任何跟财产权利有关的内容，因为它们是“自然的”。

罗寿（Roscher）、施姆勒（Schmoller），还有其他一些主导历史的人以及伦理学派的经济学家，反对这种抛弃所有权的做法。李克特（Rickert）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94]
提出的“理想类型”是他们这些人所到达的巅峰状态。但即便是在巅峰状态下，他们也从来没能把从李嘉图和门格尔那里推导出来的经济原理，与仅仅是历史过程中说明的或主观理想的东西结合起来。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法学、经济学和伦理学共同的活动单位，那么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

如果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不仅仅是个人和自然的力量，而是人类彼此通过财产权利的相互转移获得自己的生计，那么我们就必将在法学和伦理学中找到人类活动的这个关键的转折点。

法院所处理的人类活动不是人相对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对自然的所有权方面的关系，但它们只在某个特定的点上与这种活动打交道，这个点就是原告与被告的利益冲突点。而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其研究单位里不存在任何的利益冲突，因为它的研究单位是商品与个人，所有权被略去了。事实上，这些基本单位随同均衡的比喻，都是在一种利益的和谐而非利益的冲突中进行的。因此，在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相联系的问题上，我们要找的基本单位应该是一种利益的所有权冲突的单位。

但这还不够，活动的基本单位还必须是相互依赖的利益的单位。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既互相依赖又相互冲突的关系。

更进一步地讲，这个基本单位不仅是变化性的不断重复自己的单位，而且参与者还要预期这种重复能够继续下去，这种重复将来跟它们现在和过去差不多是类似的。这个单位含有预期的确定性，这种预期我们称之为秩序
。

秩序
的这种意义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推演出来的：除非基于从过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可靠的推论，否则未来就是完全不确定的。它也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也许可以恰当地这样说：人生活在未来，但行动于现在。由于这些原因，这个活动单位包含了一个表示预期的要素，或者照字面的意义说，倘若预期是靠得住的，那么这个行为事先就应该抓住限制性或是关键性的要素，如果现在对它们进行控制，那么就可以预期到，并对它们将来的结果差不多也能够进行控制。这确实是人类活动的显著特征，在这方面它区别于所有的自然科学。后面我们将把它抽象地分离出来，概括地称之为未来性
（futurity）。但所有经济学家在“安全性（secruity）”名义下假设的有规则的预期，都只是未来性
的普遍原则下的一个特例，我们出于当前的目的，简单地称之为秩序
。

因此，将法学、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系起来的这个基本活动单位，必须本身含有“冲突、依存和秩序”三大原则。这个单位就是交易
。交易，连同它的参与者，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最小单位。交易介于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生产与享乐主义经济学家的消费快乐之间，原因很简单，因为按照秩序的规则，控制自然力的所有权以及与自然力接近机会的是社会。因此，按照定义，交易不是具体的“交货”意义上的“商品的交换”，它是个人之间对具体东西未来所有权的权利转让与获得，这是由社会的集体运转规则决定的。在劳动能够进行生产，或者消费者能够消费，或者商品被实际地送到别人手里之前，这些权利的转移必须按照社会的运转规则在相关的各方之间进行谈判。

交易即所有权的转移，在对它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它有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可以区分为“买卖交易（bargaining transaction）”、“管理交易（managerial transaction）”和“限额交易（rationing transaction）”。这些交易都是机能上的相互依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运行中的机构”的整体。运行中的机构是对有利的买卖交易、管理交易和限额交易的联合预期，这些交易能够维持在一起，靠的是“运转规则”，以及对容易变化的关键性或“限制性”要素（还指望这些要素控制其他的要素呢）的控制。当这个预期终止的时候，企业将不再运转，生产也就停止了。

运行中的机构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单位，可以比作费尔默的生物学上的“有机体”，或者是洛克的物理学上的“机制”，但它的成分既不是活的细胞，也不是电子或原子，其成分是交易
。

在这里，我们要预先考虑一下后面研究要用到的试验方法，通过建立买卖交易的公式提出历史研究法的结论，然后再指出它跟管理交易和限额交易公式的区别。

1.买卖交易
。根据法院的判决来研究一下经济学家的理论，我们会发现，议价单位由四方构成，即两个买家和两个卖家，在法律上判决纠纷的司法当局对他们是平等相待的。作为结果的公式可以根据参与方的出价描述如下：两个买家分别出价100美元和90美元，而两个卖家分别要价110美元和120美元。[95]

买卖交易公式——法律上平等的人

B（买家）100美元　　　　B（买家）90美元

S（卖家）110美元　　　　S（卖家）120美元

另外一方面，在法律上和经济上管理和限额交易都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在管理交易中，上级是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特权阶级，它发号施令，下级必须服从，就如同工头对工人、州长对平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但在限额交易中，上级是一个集体的上级，或者是它的正式代表，它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如公司的董事会、立法机关、法院、仲裁法庭、法西斯政府、卡特尔、工会、税务机构，它们在下级之间分派这个机构的责任与利益。因此，管理或限额交易的公式可以描述为一种两方而不是四方的关系：

管理和限额交易公式

法律上的上级

法律上的下级

脑子中应该记住的是，交易公式并非自然或现实的拷贝，它只是经济理论最小单位的思想结构，这是一种研究的单位，靠它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实。

在这里，首先要理解和区别的是交换
这个词的双重甚至三重意义，在上文中已经提及了早期经济学家的用法，这种用法把讨价还价的市场过程对劳动的管理过程、限额配给的命令过程隐瞒了，同时它还把法律对经济过程隐瞒了。

交换这个概念有其历史根源，它起源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与集市。那时候的商人就是小贩，他们携带自己的货物或钱币到市场上去，用它们与其他商人亲自进行交换。他实际上在自己身上把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结合到了一起，这是经济学家没有利用的两种活动：具体送货和收货的劳动活动，货物所有权转让与获取的法律活动。一种是具体交出对商品或金属货币的实际控制权，另外一种是合法控制权在法律上的转移。一种是交换
，另一种是交易
。

这个区别是很根本的，但却没有被纳入到经济理论的范畴，原因是没有把物资与它们的所有权区分开来。个人不转移所有权，只有国家或者是中世纪的“公开市场”，才在交易中通过运用法庭所理解的法律，靠着对交易中参与方意图的解读来进行所有权的转移。在资本主义产业中，这两种转移已经被分离开了。法律意义上的转移是像在纽约、伦敦、巴黎这样的资本主义中心进行的，但具体控制权的转移，却是由劳动者在那些具有合法控制权的人的指挥之下进行的。这样的转移发生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合法控制权的转移是买卖交易
的结果，商品运输和实际控制权的移交，则是给物质的东西附加“地点效用（place utility）”的劳动过程。从法律的观点看，我们把这个劳动过程区分为管理交易
。

个人主义经济学家必然会把他们对相互授予（mutual grant）的考虑附加到交换
的意义中去，但他们主观地把这一方面当成是在商品之间所进行的一种苦乐选择，而不是作为所有权的转让来客观地对待；然而，从法律上的买卖观点看，法律上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自由的，这是在他们之间所进行的劝说和强制的意志谈判。结果就是，对于万一发生争执时法院会怎样处理人们会有一种预期，在这样一种预期之下，通过对现行法律的运用，会完成商品和货币合法控制权的相互转移。

十六世纪英国的习惯法法官在他们对发生冲突的商人的判决中所认可的，正是交换
的后一种意义，他们接受了商人们在市场上的议价习俗，然后按照与这些习俗一致的原则来判决争议。迄今为止，他们采用的都是这些习俗。这些习俗在被法庭采用之后，学术上就变成了英美法系中著名的“约定（assumpsit）”与“支付合理报酬（quantum meruit）”原则。[96]

下面大致解释一下这些原则。我们可以推断，在通常的交易过程中，根据商人的习俗，当一个人从另外一个人那里获得商品或货币的时候，他并没有抢夺、偷窃或欺骗的意图，而是打算在交换中履行对其付款的义务，或者是履行移交商品或服务的义务（默认约定）；[97]
更进一步地讲，他也没打算通过经济上的胁迫或实际的威胁来征服其他人的意志，以作为所有权转移的条件，而是准备付款或履行公平合理的内容（支付合理报酬）。[98]

当事人会接受付款或履约的责任和道德义务，对这种意图的推断是必要的。因为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人们会要求法庭建立一种法律义务，这种法律义务会让当事人强制遵守谈判中包含的付款和履约的内容。这不但适用于延期履约或付款——这通常被认为是债务，同样也适用于立刻履约或付款——这通常被认为是销售或现金交易。在考虑到当事人会付款或履约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些谈判和合法所有权预期的转让与获得称之为买卖交易
，把实际的“交换”留给了劳动过程的正是买卖交易，这个过程我们称为实际交货，必要的时候要靠“管理交易”的法律来实施。

与“约定”和“支付合理报酬”的原则相并行，在从强制中形成法律自由的时候，法庭构建了一个关于“愿买愿卖”的伦理标准，这个标准是通过对参与者脑子里所想的内容进行推论来确定的。从此这种意愿就一直被确立为了一种标准，用于判决买卖交易中产生的争端，无论这种契约是生产市场上的商品契约、劳动市场上的工资契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和债券契约、货币市场的利息契约，还是房地产市场上的地租和土地契约。在所有这些契约中，“约定”、“支付合理报酬”和“强迫”的原则在所有权的转移问题上都有一种明显的或暗含的影响力。[99]

实际上，习惯法是从无数个法庭判决中衍生出来的。那么，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一种买卖交易的活动单位，使它与习惯法的这种演进相符合的呢？我们发现，经济学家早已构建了上述适用于市场的公式。这种议价由四方构成，即两个是买家和两个是卖家，但如果利益冲突达到危机的程度的话，[100]
那么法庭会在产生争议的情况下进行判决，这种判决可以是先前的判决，也可以是预期中的判决，这种判决左右着它们中的各方。这样就可以构建一个普遍的规则，让这个规则的范围把四个参与方对转移所有权的报价涵盖进去，而且要按照与法律判决所认可的习俗一致的原则发挥作用，从中可以推演出人与人之间的四种经济法律关系；这种关系结合得太密切了，只要其中一方发生变化，就会让其他三方中的一个或多个发生数值上的变化。它们是从每个买卖交易潜伏的四重利益冲突中推导出来的问题，美国法院对经济纠纷的判决可以很容易地按照这四个方向进行分类。每项判决的目的就是建立行为准则，让它作为判例，在利益冲突中，判例会带来对相互关系和秩序的预期。但这一切只与物资的所有权相关，与物资本身无关。

（1）第一个问题是机会平等不平等
的问题，也就是合理的差别
与不合理的歧视
这样一个法律原则。每个买家都是从两个卖家中选择一家最合适的，同样，每个卖家也都是从两个买家中选出一家最合适的。如果有一个卖家，我们可以假设它是一家铁路公司、电报公司或者是钢铁公司，向一个买家要较高的价钱，因而也就是向这个买家的竞争者要了较低的价钱，而提供的服务却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对第一个买家而言就是不合理的歧视，在现在利润边际很薄的情况下，它最终也许会破产。但是，如果歧视有一个合理的基础，比如在数量、成本、质量上有差别，那么这种歧视就是合理的，因此也是合法的。同样的原则也出现在许多劳动和商事仲裁的案例中。

（2）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那就是公平竞争
与不公平竞争
。两个买家是竞争者，两个卖家也是竞争者，在竞争中他们有可能采用不公平的方法。三百年来，关于不公平竞争的判决在现代已经为良好的声誉建立了一笔资产，这是现代商业最大的一笔资产。[101]

（3）第三个问题与其他两个问题也是分不开的，就是价格或价值合理不合理
。两个买家中的一家要从两个卖家之中的一家买东西。购买的价格取决于三个经济条件：选择的机会
，买家与买家和卖家与卖家之间的竞争
，实际的买家与实际的卖家之间议价能力
之间是平等还是不平等
——尽管他们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具有继承性的法庭思想中，这种合理的价格是在公平机会、公平竞争、议价能力平等
[102]
这三个前提之上逐渐建立起来的。

（4）最后，在美国的判例中，出现了合法程序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称之为“行为准则（working rule）”，它负责对个人交易进行调整。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获得了权力，可以在法院认为“未经合法程序”剥夺个人或公司的财产与自由的所有案件中，驳回州立法机构、国会和所有行政长官的决定。法律的合法程序是最高法院现行的行为准则，它会随着习俗与主导阶级、法官、法官的意见以及财产与自由的习惯意义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在一项交易中，州立法机构、下级法院、行政主管，剥夺四个参与方中的任何一方的平等的选择机会、竞争的自由或者是确定价格的议价能力，那么这种剥夺行为就是对他的财产与自由的“夺取”。如果这种剥夺不能提出让法院满意的正当理由，那么它就是未经合法程序对财产与自由的剥夺，因此就不符合宪法，也是无效的，而且将会被禁止。[103]

因此，如果在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两者的心里，买卖交易的公式的构建是正确的，并且具有最高法院规定的四个参与方，且具有冲突、依赖和秩序（合法程序）这些基本特征——就如同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中正在重新构建的原子和恒星的公式，这些公式具有质子、电子、放射性活动等要素——被构建的也是这样一种活动单位，那么这种活动单位对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伦理学就都是共通的。

2.管理交易
。但还有其他两个不可分割的活动单位：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每种交易都表现了一种法律、经济和伦理上的相关性。

管理交易是从两个人而不是从四个人之间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尽管买卖交易背后的惯常假定是愿买愿卖双方的平等性，但管理交易背后的假定却是两者的上下级关系。一个人是法律上的上级，他有发布命令的合法权利；另外一个人是法律上的下级，只要这种关系持续，他就要在法律上接受服从义务的约束。工头和工人、州长和平民、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主人和仆人、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上级发出命令，下级必须服从。

从经济的观点来说，管理交易是一种以财富的生产为目的的交易，包括我们已经命名过的作为交换
的自然意义的那部分内容，还要考虑加上商品运输和移交的“地点效用”；而买卖交易的目的却是财富的分配，还有对财富生产和移交的诱导。买卖交易的普遍原则是稀缺性，而管理交易的普遍原则却是效率。[104]

从心理学和伦理学的角度说，管理交易也有别于买卖交易。伦理心理学（或者我们称之为买卖交易中的谈判心理的东西）就是买卖交易中的劝诱和强迫，这决定于机遇、竞争和议价能力。因为，尽管我们可以认为各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他们在经济上却有可能是不平等的（强迫）或者也可能是平等的（劝诱）。管理交易的谈判心理就是命令与服从，原因是其中的一方在法律和经济上都处于劣势。

就劳动而言，这种管理交易与买卖交易既密不可分又可以加以区别。我们认为，作为议价者，现代挣工资的人在法律上跟他的雇主是平等的，劝诱和强迫导致他们参加这种交易；但一旦被允许处于雇用的地位，他就变成了法律上的下级，导致他必须服从要求他做到的命令。如果把这两套术语加以区分，用议价的术语说是雇主和雇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所有者和挣工资的人，用管理的术语说是工头、监工和工人，那么这种区别是很明显的。

基于未能利用议价和管理之间的区别，这里又出现了历史上“交换”一词的双重意义。在现代企业中，经营者具有两方面的代表性，代理人和工头通常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按照代理
原则，在法律上代理人被认为是其行为受其委托人（雇主）约束的人，这个原则早在契约与支付合理报酬原则之前就开始了，但它有一个同样的基本原则，就是暗含着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意思。对于某项重要目的（例如雇主对意外事故的责任，或者是雇主接受雇员产品的责任）而言，工头是一个代理人，在这方面他的行为把雇主跟假定的债务绑在了一起。他是一个代理人，但同样他也只是一个被置于负责技术程序地位的另外一个雇员。现代“劳动人事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的差异已经让这个区别很明显了。劳动人事部门受委托代理法则的支配，而生产部门则受的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法则的支配。

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家之所以在他们的理论中未能搞清楚代理人与雇员之间的区别，这要追溯到雇主与雇员、主人与仆人、奴隶主与奴隶这些术语在法律和技术上的双重意义。但两个部门的这种现代差异却给我们提供了线索，让我们得以回过头去总结出这一历史意义的差异。

因此，在传统经济学“交换”一词的意义中，没有给这种制度性的区别留下余地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现在我们发现了“交换”这个词所具有的第三种含义——劳动者产品与工头的“交换”，这既是命令之下产品的实际移交，也是劳动者产品与雇主之间所有权的转移，这是通过雇员的代理人进行的，对于劳动者的报酬就是经营者或者他的代理人把货币所有权转移给他。后一种所有权的转移是买卖交易中的一个细节，其原则就是劝诱或强迫，而劳动者则是一个挣工资的人。前者是命令与服从的管理交易，而劳动者只是李嘉图和马克思所说的体力劳动能力的集合。[105]

自从引入“科学管理”之后，近来的经济理论奉献了两对术语、两套计量单位，使得我们可以将上述“交换”的双重价值清楚地区别开来。计量的单位是工时和美元。两对术语是投入—产出和支出—收入。科学管理重建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不过这种重建是在效率
的名义下进行的。每小时的产出（物质的使用价值）与每小时的投入（平均劳动）的比率就是对效率的衡量尺度。这根本就不是“交换”（我们是说工人和监工之间），这是在管理监督之下克服自然阻力的自然过程。对效率的计量单位是工时。

但在买卖交易中的计量单位是美元，它衡量的是支出收入比。支出是所有权的让渡，收入是所有权的获得。于是美元就是买卖交易中相对稀缺性的计量标准，而工时则是管理交易中相对效率的计量标准。

在习惯法中，有很多的案例确定了这类管理交易的权利义务，并使之区别于买卖交易。[106]
当一个人进入到一个所有者的房产中去的时候，无论这个人是顾客、参观者、非法侵入者还是雇员，他们可能都会被这个所有者控制这些进入者行为的更为普遍的规则所制服。因此，对于雇员来说，管理交易由上级和下级组成，各自受命令与服从法则的约束，这种法则是用习惯法的方法创造的，习惯法的方法就是通过对管理交易中产生的争议的判决来制定新的法律。

近年来，对科学管理的研究让管理交易日益引人注目。即便在法律上它只是以上级的意志为基础的，但它跟买卖交易一样，同样也涉及一定量的谈判。这种谈判倾向产生自现代社会的劳动自由权，有了这种自由，劳动者可以不必说明理由就辞工了。在这样一种制度结构下，管理交易中的有些事情看起来像是讨价还价，这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在相伴随的买卖交易的谈判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这是管理，而不是讨价还价。[107]
有家大公司的一位优秀经理比喻说：“我们从不发号施令；我们把主意卖给那些必须执行它的人。”在《管理的工作分析》一文中，亨利·丹尼森（Henry S.Dennison）先生从自己的管理经验出发，对现代的管理交易进行了最为详尽的分析。在管理交易的意义方面，他的提纲对科学管理的最新进展提供了一种适当的思想。[108]

管理工作分析

3.限额交易
。最后，限额交易与议价和管理交易的区别在于，这类交易是在几个参与方之间达成协议的谈判。这里的参与方是指有权在合作企业成员中对利益和负担进行分派的人。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是关于合作企业分担未来负担和利益的合伙交易的案例。比较清楚点的是公司董事会编制来年预算的活动。有点相近但更为特殊的是立法机构成员在税捐分摊或就保护性关税达成一致的活动，这就是美国有名的“滚木头（log rolling）”。[109]
所谓的“集体议价”或者是“劳资协议”，就是雇主联合会和雇员联合会之间或者是任意一个买家团体和卖家团体之间的限额交易。专政和像卡特尔那样控制产量的一切团体就是一系列的限额交易。经济纠纷的判决是对一定量的国家财富或者是等值购买力的一种配给活动，对一个人来说，就是强制性地把它从另外一个人手中拿过来。在这些情况下不存在任何买卖活动，如果有，那就成了贿赂了；[110]
也没有任何管理活动，那些活动都留给下一级的管理人员去做了。在这里只有时而称之为“政策影响”、时而称之为“公正”的东西，但如果变为经济上的量时，就是一种财富或购买能力的限额配给，这不是由地位平等的各方决定的，而是由一位在法律上高过他们的权威来决定的。

我们可以区分两类限额：一种是产量限额，另一种是价格限额。规定分配给各方的数量但不规定价格，这是产量限额；规定价格但让数量由买卖双方的意愿决定，这是价格限额。苏联以及很多卡特尔都会限定产量，但在苏联的许多“国营托拉斯”中，譬如邮局，国家同时也会规定价格，把对数量的决定留给个人去做。范围广泛的税收领域是一种价格限额，税收就是就教育或高速公路这样的公共服务的花费向纳税人收费，但这中间不会给纳税人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跟他接受公共服务获得的个人利益也没有任何关系。[111]

这三个活动单位包罗了经济科学中的所有活动。买卖交易通过法律上平等者的自愿协议实现了财富所有权的转移；管理交易靠法律上的上级的命令创造财富；限额交易对按法律上的上级的旨意创造财富时的负担和利益进行分配。由于它们是平等的各方或上下级之间社会活动的单位，所以同时具有伦理、法律和经济的特性。

4.制度
。这三种类型的交易合在一起就成了经济研究中的一个更大的单位，在英美的实践中被称为运行中的机构
（going concern）。正是这些运行中的机构，加上维持其运行的业务规则，再加上从家庭、公司、工会、行会一直到国家本身的所有这一切，我们称之为制度
。静态概念就是“团体”，动态概念就是“运行中的机构”。

给所谓的制度经济学
定义范围，其困难在于制度这个词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制度有时候似乎可以比作一幢建筑，一种以法律和规则为框架的建筑，个人在这幢建筑中的行为就像是里面的住户。有时候它似乎又意味着住户自己的“行为”；有时候只要是能够对传统经济学或享乐主义经济学起到补充或批评作用的东西就是制度；有时候呢，只要是“动态”而不是“静态”，是“程序”而不是商品，是活动而不是感觉，是管理而不是平衡，是控制而不是放任的东西，这些似乎就是制度经济学。[112]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概念都涉及制度经济学，但也许只能说它们是比喻或描述，而一门经济行为的科学不但要对规律进行分析——所谓规律就是因果或者目的的相似性——而且还要把它们综合成一个统一的规律体系。更进一步地说，制度经济学也不能把自己跟那些作为先驱的古典经济学家、心理学派经济学家的非凡发现和洞见割裂开来。另外，它还应该把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法西斯主义、合作主义和工会主义经济学家同样重要的发现囊括进去。毫无疑问，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五花八门、无可名状、仅仅具有描述性特征这样的名声，根子就在于人们试图靠列举的方法来包罗所有这些互不协调的活动的努力。

如果想找到一种普遍的规律，让它适用于所有已知的制度性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
。

集体行动涵盖的范围从无组织的习俗
一直到众多有组织的运行中的机构
，譬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行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联营股权集团（group of affiliated interest）”以及国家，都包含在其范围之内。对它们大家都通用的原则基本上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

这种对个人行为进行控制导致的结果，或者说是打算取得的结果，总是会有利于其他的个人的。如果这种控制是执行一项合同，那么债务就恰好跟所产生的对其他人有利的债权相等。债务是一种可以被集体执行的义务，而债权则是由产生义务所形成的相等的权利。导致的社会关系就是一种“经济状况（economic status）”，这种经济状况由指导各方经济行为的预期构成。从债务和义务的角度看，它是一种对集体行动服从
的地位。从债权和权利的角度看，它是由上述服从
预期形成担保
的一种状况。这就是著名的“无形的”财产。[113]

或者，集体控制会采取一种禁忌或禁止某种行为（比如说干涉、侵害、非法侵入）的形式，这种禁止形成了让这个人不受影响的自由
的经济状况。但与一个人的自由相伴随的，有可能是对另外一个相关的人而言是预期利益或损害的内容，所以这种经济状况会造成其他人承受自由的风险
。雇主会承受雇员工作或辞职的自由带来的风险，而雇员则得承受雇主聘用或解雇的自由带来的风险。这种“承受风险—自由”关系逐渐显现出“无形的”财产的特征，像企业商誉、企业特许权、专利、商标等等，范围非常广泛。

行为准则为个人决定了这些相关和交互的经济关系的界限，这些行为准则的规定者和实施者可以是公司、卡特尔、控股公司、合作社联盟、工会、雇主联合会、由两个协会形成的联合贸易协定、证券交易所、同业公会、政党或者是国家本身，在美国的制度中，这种规定和实施是通过最高法院来进行的。实际上，涉及私人利害关系的经济上的集体行动，有时候要比涉及政治利害关系（国家）的集体行动更有力量。

从下文将会详细论述的伦理和法律的角度来说，所有集体行动建立的都是“有权利就有义务、没权利则没义务”的社会关系。从个人行为的角度来说，集体行动要求个人所做的是执行、废止和忍耐。从由此导致的个人经济状况的角度来说，它们所提供的是安全
、服从、自由
和风险承担
。从因果或目的的角度来说，贯穿整个经济行为的共同原则是稀缺性、效率、未来性
、集体行动的行为准则
、统治权
，它们是限制且互补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行为准则对个人行为作用的角度来说，它们是用个人“能与不能、必须还是不必、可以还是不可以”这样的助动词来表达的。他“能”还是“不能”的根子在于集体行动愿不愿意给他提供帮助；他“必须”还是“不必”的原因在于集体行动会强迫他；他“可以”，是因为集体行动会准许且保护他，他“不可以”，是因为集体行动会阻止他。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行动主义的助动词，“行为准则”这个为大家所熟悉的术语才适合于表示因果、目的这一普遍原则，对一切集体行动而言，这都是共同的。包括国家和所有私人团体在内，行为准则在制度的历史上都是不断变化的，它们会因制度的不同而不同。有时候它们是大家所知道的行为准则。亚当·斯密把它们叫做课税原则，最高法院把它们称为理性法规或者是合法程序。但是，不管它们的差异是什么、有多少不同的名称，它们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通过集体约束
表明了个人能做还是不能做、必须做还是不必做、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的事情。

对这些集体约束的分析完善了经济学、法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制度经济学的先决条件。大卫·休谟在稀缺性原理和由此导致的利益冲突中找到了社会科学的统一。亚当·斯密在神的眷顾、世间丰裕和由此导致的利益和谐的前提下把经济学给孤立了。制度经济学可以追溯到休谟。休谟和现代产生的“商业伦理”这样的名词启发了我们，伦理学研究的是行为规则，这些规则由利益的冲突引起，而实施靠的是反映集体意见的道德约束。经济学研究的是同样的行为规则，但规则的实施靠的是获利或损失这样的集体经济约束。法学研究同样的规则，但规则的实施靠的是自然力量有组织的约束。制度经济学一直在研究这三类约束的相对价值。

集体行动对个人行为的控制是通过不同类型的约束实现的，从这一普遍规律中产生了权利与义务、无权利与无义务这些伦理和法律的关系，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不但有安全、服从、自由
和风险承担
，而且还有资产与负债
。实际上，制度经济学的大部分论据和方法来自于企业财务领域——这个领域具有变化多端的资产与负债，而不是来自于个人的欲望与劳动、痛苦与快乐、财富与幸福、效用或负效用。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是运行中的机构的资产与负债
，相对而言，亚当·斯密关注的是国家财富
。在国与国之间，这就是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贷方
与借方
。

集体行动在无组织的习俗
形式中比它在有组织的机构
形式中更为普遍。但是，甚至运行中的机构也是一种习俗
。习俗并不像亨利·梅恩（Henry Maine）[114]
爵士所声称的那样，已经让位给了自由契约与竞争。[115]
习俗只会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许在今天它们仍然那么具有强制性，甚至独裁者都拿它们没有办法。商人如果拒绝或者不能利用信用制度这一现代习俗，就会拒绝接受或发出有偿付能力的银行的支票（虽然支票仅仅是私人协议而不是法定货币），那他就完全无法通过进行交易来继续生意。这些工具是习惯上的货币，而不是法定货币，它们受利润、亏损和竞争的强有力约束，这些约束会强迫人们服从。也许值得一提的还有其他一些强制性的习俗，如早上七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还有就是惯常的生活标准。

但这些惯常的标准总是在变化，它们缺乏准确性，因此会引发在利益冲突方面的争执。如果这样的争执产生，那么有组织的团体（例如信用社、公司管理层、证券交易所、商会、商事或劳动仲裁人，最终是直至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庭）的负责人就要让习俗精确化，并增添条理化的法律或经济上的约束。

这是通过依靠纠纷判决来制定法律
的习惯法方法
来完成的。由于变成了先例，判决对于特定的有组织的团体就暂时变为了行为规则。英美法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习惯法”只是普遍原则适用于一切现有团体的一个特例，在这个特例中，通过对利益冲突的判决形成了新的法律，这样就给习俗、伦理这类无组织的行为准则赋予了更大的准确性和条理化的强制性。习惯法方法在所有集体行动中都是普遍的，但英国和美国法律专家专指的“习惯法”却是可以回溯到封建时代的一系列判例。总而言之，习惯法方法或者说行为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变动性的习俗，这方面跟其他习俗没有什么两样，它是一切运行中的机构的集体行动在发生冲突时对个人行为发生作用的方式。它与成文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判决争议的时候，它是由法官所制定的法律。

集体行动不仅是对个人行动的控制，就真正的控制行为而言，正如助动词所表示的，它是把个人行动从胁迫、压制、歧视和不公平竞争中解放出来了，这是通过对其他个人施加限制的手段来实现的。

而且，集体行动还不仅是对个人行动的限制与解放，它是个人意志的扩张，它把个人意志扩张到了他自身微不足道的行为远不能及的地方。一个大公司的首脑发出命令后，远在天涯海角都有人执行他的意志。

由于对有些人而言，解放和扩张在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对其他人加以限制，而制度简明扼要的定义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那么推衍出来的定义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限制、解放和扩张。

这些个人行动是真正意义上的交互行为，也就是说，是个人之间的行动，也是个人之间的行为。这种从商品、个人、交换到交易和集体行动的行为规则的改变，标志着经济思想从古典学派和享乐主义学派转到了制度学派。这种改变是经济研究根本单位的变化，即从商品和个人变化到了个人之间的交易。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即个人毕竟是重要的，那么我们所研究的就是具有制度化心灵
的个人。[116]
个人始自婴孩，他们要学习的是语言的习俗，与他人合作的习俗，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习俗，通过谈判消除利益冲突的习俗，服从他们所在的众多团体的行为规则的习俗。他们彼此相遇，不是作为受腺体驱使的生理学上的身体，也不是作为受痛苦与快乐驱使的“欲望的水珠”，[117]
而是或多或少在习惯的训练下，受习俗压力的诱导，从事那些由人类集体意志创造的完全人为的交易。在物理学、生物学或是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中都发现不了他们，但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依赖和秩序是谋生的初步手段的地方可以发现他们。这些参与者不是个人，而是运行中的机构的公民。他们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人性的力量。他们不是享乐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欲望的机械式的统一，而是千变万化的人格。他们不是自然状态的孤立的个人，他们一直是交易的参与者，来来往往的利害关系中的成员，制度的公民——这种制度先于他们诞生，并且还会后于他们存在。

5.资产与财富
。经济、法律和伦理三个方面，我们先尽力加以区分，然后再把它们在“运行中的机构”这个概念中相互联系起来，这三个方面开启了财产
与自由
的经济意义。我们将把财产
的经济意义确认为资产
，把资产
的法律意义确认为财产
。财富
与资产
之间的这一区别被古典经济学家们给掩盖了，他们把财富定义为物质及所有权。所有权不是财富，它是资产。

关于被作为财产来主张的对象，个人和社会可以自由地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或者这些行动是按要求采取或不采取的；除非对所有这些活动进行定义，否则就无法定义“财产”这个术语。这些活动就是三种类型的交易。在一切交易的谈判中，之所以要对所有权提出主张，唯一的理由就是预期中的稀缺性。大卫·休谟最先指出了财产与稀缺性之间的同一性。由于预期的稀缺性，现在甚至无线电波长都被限额交易变成了财产，限额交易对利用波长的人员、方式和时间都进行了规定。但稀缺性也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涉及有限的自然资源，在所要求的劳动和所获得的满足方面，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门格尔的效用递减价值论都是稀缺性的化身。

我们用稀缺
这个词代替供求。供求这个词是商人们的用语，在他们身外，有无数他们自己不能掌控的不同的力量，他们称这些力量为“供给与需求”，而且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我们却被迫分析隐藏在供求背后的各种力量和特性，所以给了它们稀缺性这个更为宽泛的名称，以满足它的无数用途。

如果稀缺规律是法律、经济和伦理关系最基本的规律，那么接下来财产一词就有了双重意义：经济意义上的稀缺性，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经济数量”；法学家们称为“实体”或“财产——物体”。法律或伦理意义上的财产权，才是法学家所说的“财产”的意义。但后一种意义我们定义为行为规则，在与稀缺或预期稀缺相关的交易中，这是社会强加给个人的行为规则。[118]
经济意义上的稀缺性与预见结合起来，就可以用资产与负债来表示；而法律与伦理意义上的财产是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等等，就如同本书第82页的公式图解所描述的那样。[119]

基于经济、法律、伦理方面的稀缺性，这个术语的用途见于美国最高法院赋予财产
与自由
的扩展意义中，后两个词被用于联邦《宪法》这一国家最高大法。这个《宪法》，包括“第五修正案”（1791年）与“南北战争修正案”（特别是第十四条，1868年），包含了所有州与联邦的立法与行政当局的三项规定，实际上是这样的：

第一，私有财产未经合理补偿不得收归公用。

第二，各州不得制定任何有损契约义务的法律。

第三，未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从上述几个词——如《宪法》中所用的财产、自由、人、合法程序——的扩展意义中，产生了现在被区分出来的财产的三个意义，这是从权利意义上而言的。这三个意义中的每一个意义都是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人”这个词可以意味着一个拥有资产的法人，也可以指变成公民的过去的奴隶；财产（实体）这个词，在屠宰场案例
（1872年）[120]
的判决中，意味着“有形的”财产，也就是土地、机器和奴隶；“自由”则意味着对从前的奴隶而言的新的“有形的”自由。财产还有“无实体的（incorporeal）”财产的意义，即债务的责任和可转让性。而财产的第三种意义，在屠宰场案例中虽未获多数承认，但现在却以“无形的（intangible）”财产著称，区别于“无实体的（incorporeal）”财产，而它最初是在三百年前的商誉案中出现的，还出现于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禁止立法机构削减企业的要价。靠制定立法来降价，在现在看来就是“剥夺”财产，尽管它夺取的只是财产的价值。自1890年以来，[121]
只有在经最高法院核准符合“合法程序”的范围内才可以这样做；合法程序的意义是指现在的意义，但这个意义是可以改变的。[122]

因此，作为一种经济上的资产，美国关于财产的三种意义产生于英美法院的惯例。在这个惯例中，英美法院接受了它们认为是可行且有益的各私有方的现存习俗，而且赋予了它们统治权意义上的自然约束力。在封建时代和农业时代，财产主要是有形的形式。在重商主义时代（十七世纪的英国），财产变成了可转让债务这样的无形体的财产。[123]
在资本主义时期的过去四十年中，财产又变成了无形财产，这是按照买家和卖家能够得到的任意价格自由确定的。从1872年到1879年，在解释《宪法》的时候，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例中对财产与自由的这些意义进行了革命；这一革命在于扩大了的财产与自由的意义，从自然的商品和人的身体扩大到了买卖交易和个人与法人的资产。

其实，在封建主义时代，所有这些意义就一直存在，只是以不同的名称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存在罢了。“无形体的世袭”，如征收税费或劳役的特权，就与无形体的财产相类似。分封采邑就是对土地出产物的权利。有形体的财产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这些无形体的财产的限制的，最终决定于从实际耕种土地的佃户的产物或劳役中获得的地租。这一切在最早期的法律中就存在，不过在后来的日子里，美国法院按照资本主义的新时期选择了不同的名称。

6.自由与承受风险
。在经济上把财产作为资产与负债的等价物，这些意义上的变化，已经使得我们有必要对法学上所采用的“权利”这个词的意义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1913年，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霍菲尔德（Hohfeld）教授大大地推进了这一分析，在发展霍菲尔德的分析时，该院的教授们也做出了同样的贡献。[124]
以他们的分析为基础，我们建立了下面的图解，这个图解表示的是一种集体的、经济的、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处于最高法院的司法权限之内，适用于与经济数量相关联的交易的三种类型。“社会关系”是从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中衍生出来的，但扩展后包含了经济和道德的关系，还有国家——也就是霍菲尔德所谓的政治或法律的关系。“经济状况”与经济上的资产与负债相关；“行为规则”是被集体行动所控制、解放和扩展的个人行动。

在考虑这个图解的时候，首先要求搞清楚的是诱因
和约束
之间的区别。诱因是个人之间提供的个人刺激——在买卖交易的情况下指劝诱或强迫，在管理交易的情况下指命令或服从，而在限额交易的情况下则指恳求或辩护。约束是机构施加给个人的集体刺激，机构可以通过控制、解放以及加强他们个人的行动来进行这种刺激，这是靠劝诱、胁迫、命令、服从、辩护和恳求来实现的。

这些约束可以区分为道德、经济和法律的约束，到底是哪一类，取决于实施控制的机构的类型。法律的约束是暴力或者是暴力威胁，实施的机构是国家。其他约束是“法律之外的”约束。道德或伦理的约束仅仅是意见，这是由教会、社会性的俱乐部以及由商人们的众多“同业协会”这样的伦理协会来实施的。在同业协会中，商人们建立了一种“伦理规则”，如果没有得到经济或法律上的奖惩措施的支持，则其实施完全取决于成员的集体意见。经济约束由工会、企业法人、卡特尔这类的组织通过利润或损失、就业或失业以及其他一些经济上的得失来实施，但在这中间是没有暴力成分的。

经济与社会关系公式图解

最高法院

*相当于霍菲尔德的“特免”。

这些约束往往是重叠的，按照通常的分析方法，我们在这里先选取具备每种约束特殊性的极端案例进行分析，然后我们会在它们所产生的特别的纠纷中把它们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按照它们在那些纠纷中所采用的相对“权重”进行的。

在诸如“异端审判”、“商事仲裁”或“劳动仲裁”的名义下，这些道德机构和经济机构往往也有自己的“法庭”判决各种特殊的纠纷，“法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司法法庭的作用，不过这样的“法庭”没有司法机关强行使用暴力那样的具体约束。总而言之，无论它采取道德机构、经济机构还是政治机构的形式，这一图解均适用于一切控制、解放或扩展个体行动的集体行动。但是，只要是在需要国家的有形暴力来解决不能用道德或经济约束来决定的纠纷的时候，习惯法法庭都会从集体控制、解放、扩展个体行动的这个一般公式中衍生出自己的惯用假定。

由于上述这样那样的原因，法律、道德、经济关系的公式并不
意味着在法律关系与道德或经济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同一性
。无论在这些特殊的纠纷中债务、自由权、承受风险等的大小，或者是道德、经济、法律约束的相对权重
有多大，它都只意味着同样的法律关系适用于所有的经济惯例。因此，它并不意味着个人或道德、经济机构的实践就完全符合司法机关在判决中定下的任何僵硬的规则或“标准”。这个公式所代表的，只是法官或仲裁者在特殊的纠纷中实际决定特定当事人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的准确关系。在这些纠纷之外，是从来也不会闹到法庭或仲裁人面前的变化万端的各种交易。这个公式只是一个概括性的公式，是一种理智的创造，目的是为了在对道德、法律和经济关系的分析中给理智提供帮助。然而，如果当事人果真闹到了法庭或仲裁人面前，这个公式所包含的一切可能的法律、经济或社会关系，是可以用来达成对案件的判决的；或者这样说，法官或仲裁人可以从无数变化多端的交易或实践中找到这些可能的关系，并从中得出自己的推理。

这是因为还存在我们称之为习俗
的无组织
和不明确
的集体行动，同样的公式也适用于习俗，在用习惯法方法使这些关系变得更为准确的过程中，所有法庭都可以从中得出自己的惯用假定。习俗在强制性和缺乏准确性的程度上变化的范围是很大的，有的仅仅是不具有任何约束效果的可变化的惯例
，有的则是强制性的习俗。银行支票的使用在法律上不是强制性的，但生意人如果拒绝开出或接受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流通票据的话，那么他就无法继续自己的生意。这个习俗虽然不准确，但通过最强有力的约束——能够带来利润和损失的经济约束，它就能够变成具有强制性的。强制性的习俗无论是不是像运行中的机构那样无组织或有组织，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告知某个人哪些事情是他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哪些事情是能够做的和不能够做的，哪些事情又是可以做的和不可以做的。

从普遍的原则、因果的相似性或者目的中，我们可以得出对个人行动进行集体控制、解放和扩展的所有观察资料，不管它是一个运行中的机构还是一种习俗，我们都称之为“行为规则”。在美国法院的判决中，被归纳为“合法程序”或“合理法规”的正是这些行为规则。它们不像约翰·洛克和法学界的自然权利学派所假设的那样，是预先设定的永恒的或者是天赐的什么东西，它们只是可变的规则，有时候我们称之为“标准”，考虑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法庭或仲裁人在一起诉讼中可以暂时接受下来，以发布自己对当事人的命令。

根据霍菲尔德法学学派的分析和专有名词所详细阐述的内容，我们可以从意志上区分出这些命令的四个方面，每个方面让对方产生针对纠纷的一种集体的能力（collective capacity）或集体的无能力（collective incapacity）。如果法庭或仲裁人命令当事人履行一种服务和偿付一项债务，或者是避免对原告的侵扰，“应当（must）”或“不应当（must not）”这样的助动词针对的就是被告。相关联地，这意味着原告拥有“权力”或“能力”，可以要求集体行动帮助自己，按照他的意愿，强制被告应当这样做或不应当这样做。从意志的角度讲，这一权力是用“能（can）”这个助动词来标明的。

另一方面，如果法庭拒绝强迫被告作为或不作为，那么原告就“不能”要求实施体现自己意愿的集体行动。用术语讲这就是“无能力”。相应地，在有关的问题上，被告就处于他“可以（may）”按照自己满意的方式做事的地位。这是一种免除（immunity）。

然而，由于交易各方之间存在一种有来有往的关系，所以原告也“可以”在有关问题的其他方面按照自己满意的方式做事，而被告则“不能”在那些方面得到集体行动的帮助，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原告。但如果原告也被命令在交易的他这一方履行服务、偿付债务或避免侵扰，那么就跟前面一样，助动词“应当”或“不应当”跟助动词“能”就是相关的了。

按照这样的方式，一个机构多变的行为规则在用于机构的约束时，可以作为法庭或仲裁人的意见表达出来，在决定交易的每一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方面，它所起起的作用要比习俗更为准确。

把这些意志决定转化为相应的经济等价物，个人在交易中就可以处于四种经济地位，每种地位都把他置于了与其他当事人方相关的某种经济状况中：集体机构为他建立（1）安全
预期，并且要求（2）其他当事人方面服从
这些预期。如果法庭或仲裁人保留对集体约束的帮助，那么一方当事人就有（3）做他想做的事情的自由
，而另外一方当事人就要（4）承受风险
，获利或损失的大小与其他当事人实施自由的程度相当。因此，如上文举例所说明的，雇主要承受雇员离职还是不离职的自由的风险，而工人则要承受雇主“雇用不雇用”的自由的风险。

当我们进一步转向相关的社会术语的时候，“权利”就是表示个人“能够”或是拥有“权力”（有时候称为“能力”或“资格”）从国家或其他集体机构那里要求安全预期，它们可以通过某种类型的命令，强加服从的义务，原因就在于他是公民；反之，如果给任何一方都不强加义务，那么社会关系在危急状况下就是彼此相对的自由且要承受风险，这在经济上就是“自由竞争”。

这种相互关系可以让我们区分出财产的三种意义，在美国最高法院过去六十年的判例中，这些意义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禁止国家和各州的立法机构未经合法程序“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在1872年的一个最重要的案例中，[125]
最高法院认为财产的意义就是有形体的财产，而自由的意义就是脱离奴隶制的自由。在当时，“剥夺”财产或自由意味的是暂时的行为规则，也就是说，国家不得剥夺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有形体的物品或自己的身体（他的“有形体的”身体）的安全。这是有形体财产的一种自然的意义，然而它同时也有经济的价值。

“剥夺”财产在当时还意味着剥夺一个人的权利，使他不能要求国家对一种经济量（economic magnitude）实施履行或偿付的义务，与此相关的就是信用
或资产、债务
或负债。这种“无形体的财产”或契约也是一种“经济量”。[126]

无形资产就大不相同了，这是另外一种“经济量”（比如商誉、专利、特许权等），其意义是在1890年后才进入美国的判例的。如果在有争议的情况下判决的是无义务
（霍菲尔德所谓的“特免”），当然就有了无权利
。无义务
在经济上的相关状态是自由
，而无权利
在经济上的相关状态与其他人在自由面前承受的风险是相当的。对于经济上的损益，商人承受的风险是“经济量”，或者是消费者自由购买或拒绝购买的商品；对于消费者而言，他承受的风险是商人“非特定价格不卖”的自由带来的损益。

因而，如果平等地对待各方，就存在自由和风险承受的交互作用，如公式所示。这就是决定价格或工资的买卖交易的意义，是“无形资产”的意义，它区别于“无形体的”资产。在这些交易中，最高法院认可的无形资产是所有未来的有利交易的预期，一般知道的有企业的商誉、良好的信用、良好的声誉，或者是近来以“产业商誉”[127]
著称的靠工资生活的人的商誉，所有这一切过去都称为是“自由”，但现在也称为财产，因为它们是有价值的经济量。根据1890年的这些判决，[128]
如果一个州或国会削减一家铁路公司所要求的价格，或者废除差别待遇，或者努力让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买卖能力得到平衡，那么对价格的这种削减，或者对选择机遇的这种干预，或者对讨价还价权力的这种剥夺，就是一种对财产的“剥夺”，所剥夺或削减的其实是财产的价值，或者是参与者的行为，而不是实体的财产。

因此，“财产”的意义，正如其在《宪法》中的用法，从有形体的商品扩大到了买卖的权力，而“自由”的意义则从身体运动的自由扩大到了一切经济交易中选择的自由和讨价还价权力的自由。

7.时间
。最后，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自洛克、斯密和李嘉图时代以来，人们所用的传统的商品概念变成了什么？他们的商品的双重意义是物质与所有权。1856年，麦克劳德（MacLeod）努力建立了一个完全基于所有权的政治经济体系。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抛弃了他的理论，因为他们认为他把同一个事物计算了两次，一次是作为一种物质的东西，一次是作为这种东西的权利。但实际上这些经济学家却早已在他们关于商品的双重意义中把它作为物质和有形体的财产计算了两次。

传统经济学的困难在于时间
这个概念。麦克劳德虽然前后并不一致，但他却是第一个指出“现在”是未来收入和过去支出之间的一个零点的人。[129]
从“现在”这个运动着的角度看，所有权（正如我们所修正过的麦克劳德的观点）总是注重未来，而物质注重的则是能够生产它们的过去的劳动。但交易是在现在这个时点发生的，在这时候所有权的权利被转移了。在经济理论从商品转变到交易之前，时间
概念是不可能重要的，因为时间
是活动单位的要素。

于是，在交易之后，如果有争议产生，当大家从当时各方的目的进行推论，或者从立法机关的目的进行推论，或者从公共政策自身的实用主义哲学进行推论的时候，那么法庭就曲解了前述的交易，法庭进行这种推论依靠的手段是各种伦理教条（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惯常假定[130]
）、对未来的某些预期、相关的商品、价格、货币或者其他经济量。我们在现在所重视的正是这些未来的量，它们是资产和负债、财产的预期安全、服从、自由和风险承受，以及预期的个人履约、展期和废止。

这一心理过程，在讨论约定和支付合理报酬时我们已经提过了，现代契约学说中有一部分就是从那里发源的。一旦被一个判例所确定，那么根据先前的原则，这些惯常假定就变成了所有各方关于其现在交易的未来经济后果的预期。这只不过是预期或预测原则的一个特例，我们称之为未来性原则，这是所有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性。[131]

后面这个问题一直都在提，而且总会被提起，那就是能不能有一种“未来性的科学”。我们的回答是，只要人类活动是科学的主题，那就必定存在这样一门科学。从最早的占卜者、术士、巫医、经过所有科学阐明的一切假定，直到现代商业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以及现代的经济预测专业，支配人类活动的始终是未来性
原则。也许形成一门关于未来性的科学是不可能的，然而交易和预测的行为科学，在经过对其成败的观察检验后，就是一门人类行为的科学。实际上，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人生活在未来但却活动在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132]
甚至自然科学都有相当广泛的无知、偏见或过分强调的部分，但它们是科学，因为其预测方法
是科学的。

对关于所有权和交易的科学来说，这就更正确了，它们本身就是对未来的预测。

8.交易的价值意义
。价值和资本的概念已经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从每一阶段今天的实际结果来看，我们可以称为工程经济学阶段、家政经济学阶段、制度经济学阶段。

工程经济学阶段始于李嘉图，由卡尔·马克思加以完善，到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133]
的科学管理
达到了巅峰。在这里，价值
和资本
运用的概念是使用价值
，或者是商品和服务的技术品质，其单位价值不随供求而增减，而是随着劳动以及生产它所要求的独创性而增加，随着折旧或磨损的量而减少，或者是“用光”。使用价值
也随着文明的变化而变化，如弓箭让位给火药或炸药，带裙撑的裙子让位给裸腿。由于发明或时尚的这些变化，使用价值也可以称为受废弃
和发明
两方面影响的文明价值
。如果使用价值被积蓄起来，以供将来进一步生产之用，按照这个词传统的意义讲，积蓄的就是资本
，我们称之为技术资本，其属性是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
或者技术资本
，是靠劳动产生的，如同马克思在“社会必要劳动”名义下所主张的那样，劳动是体力、脑力
和管理性劳动
的联合。在变成度量单位之后它就变成“科学的”了。这种度量是弗雷德里克·泰勒的胜利，这个工程师和他的信徒们把生产使用
价值
所需要的物质计量单位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物质的数量，如蒲式耳
或吨
；第二种是物质的质量，如一等
、二等
；第三种是生产物质所要的单位如工时
。

在工时这个复合名词下引入时间因素后，工程经济学产生了效率
这个概念，在现代的工学院和农学院里对效率
科学有专门的研究。

家政经济学阶段是从戈森（Gossen）、杰文斯（Jevons）、[134]
门格尔（Menger）、[135]
庞巴维克（B9hm－Bawerk）等人的享乐主义或快乐—痛苦学派开始的；在他们的理论里没有货币的使用，个人按比例分配自己的各种衣食住行、土地、设备以及其他的生产用品和生活用品，以便从各自所掌握的有限的物质资料中获得最大的总满足。在这里，价值
是一个物资的单位效用递减
的概念——随着所得数量的增加而递减，或者是一个物资的单位效用递增
的概念——随着所得数量的减少而递增。由于这种效用跟使用价值不一样，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是个人的主观心理或感觉，所以一般把它归在心理经济学的范畴。但现代对它的专门研究是在家政经济学或消费经济学里进行的，孤立的农民生产出来供自己使用的东西也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在这些情况下，目的是为了把从各种物资商品中得到的人的满足最大化，然而就每种物资商品自身而言，每单位所产生的满足强度是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减以及随着数量的减少而递增的。

然而，由于这一心理价值是普遍的稀缺性
规律的一个特例，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称之为稀缺价值
，与使用价值
相对。

在这方面，稀缺价值可以从心理经济学转化为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里，所有权依靠交易转让与获得。在这里，稀缺性的度量单位是另外一种制度——货币，而所有权
的名称是价格，不是“边际效用”这一心理名称。

因此，每单位的商品或服务有两方面可计量的价值，其使用价值既不会因丰裕而按单位减少，也不会因稀缺而按单位增加；而其稀缺价值则会因丰裕而按单位减少，或者因稀缺而按单位增加。

最后，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在估价的时候，都是在眼前或遥远的将来，这样一来，由于或长或短的预期等待、或大或小的预期风险，大家都认为在价值上未来的量要少于现在同类同等的量。关于人类本性的这一普遍事实的心理基础，庞巴维克作过精心的解释，[136]
他是在为制度经济学的普遍事实找寻一个心理基础。这种普遍事实在任何市场上都会出现，在所有权转移的谈判中它是一个因素，它也是信用和银行体系的基础。与预期的一面相比，价值现在的这一面就是价值和资本意义的第三个面，如果在将来增加，通常称之为利息或升水；如果在现在减少，就称之为折扣。

因此，价值的交易意义或所有权意义有三个方面，由于自身的原因，每一方面都极易变化：使用价值是由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工程经济学转化而来的，稀缺价值是从心理经济学转化而来的，而交易价值也是从心理经济学转化而来的。在某个时间点上，所有这些都结合在现在的交易的所有权预期中，我们按照麦克劳德的观点，称之为一个“经济量”，而不是一个物质的量。因为未来性
是三方面之一，所有三方面合在一起构成了资本的现代意义。

古典学派和享乐主义学派的物资商品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通过所有权制度转移到了未来。事实上，未来也许太短，根本不值得计量，但它毕竟是未来的事物。交易基于眼前或遥远的未来，构成财产制度的集体行动是其保障，只有在以交易为结果的谈判完成之后才会有交易。在法律和习俗的作用下，对经济量的合法控制权的获得和转让就是交易，包括对劳动和管理的合法控制，这两者将在后来生产商品，并把它们交付给最终的消费者。

因此，制度经济学或者说所有权经济学，并没有与古典学派和心理学派的经济学家脱离，而是把他们的理论转向了未来，未来作为现在交易的结果将生产、交付或消费具体的商品。然而，它把法律上的控制与实际的占有分开了。所有权转移的是现在的交易，发生在永存、运动的时点上，未来的结果也许是古典经济学家和共产主义经济学家有关生产的工程经济学，或者是享乐主义经济学家的家政经济学，两者靠的都是实际的控制。但制度经济学是对商品、劳动或其他经济量在法律上
的控制，而古典理论和享乐主义理论只涉及实际控制。法律上的控制就是未来的实际控制
。在有关委托、财务清算、托管等作为法律上受益人的问题上，这一点也许会被修改，但这些都不影响交易本身，这其中受使用、稀缺和未来性三方面限制的就是法律上的控制。[137]

如果说有价值的是法律上的控制而不是实际的控制，那这似乎跟正统经济学家的假定就完全相反了。对他们而言，实际控制对于财富的创造和消费是必需的。在这方面他们达成了一个明显的结论，但他们却没有把法律上的控制——即未来的
实际控制这个观念——并入自己的理论。通过庞巴维克的心理学方法，他们把未来性引入了经济学，但未来性一直是作为财产权利存在的，而这是心理学派的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不过庞巴维克做出了一项杰出的贡献，他把未来性从消费的未来心理回溯到了现在的劳动，而现在劳动是为了获得对未来使用的实际控制。我们把它进一步回溯到了谈判心理，谈判心理的结果就是交易，交易会获得法律上的控制，这是先于实际控制的。[138]

9.履约（performance）、展期（forbearance）和废止（avoidance
）。[139]
但法律上控制的不只是经济量，它是对未来个人行为的控制，那个经济量的方方面面将有赖于个人的未来行为。

在人类意志的所有活动中，能够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的特殊属性，是在可供选择的对象之间进行选择的。这个选择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被另外一个个人或集体行动强加的非自愿选择。无论如何，这样的选择都是整个身心在行动（也就是说是意志在行动），这种行动要么是财富生产与消费中它与自然力的物质作用与反作用，要么是相互之间诱导其他人加入交易的谈判活动。

每项选择，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显示出是一种三方面的行动，如同对引起争议的问题的观察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三个方面就是履约、展期和废止。履约（包括支付在内）是针对自然或其他人运用的能力，表现为一种物质或经济量的获得或移交；展期是朝着一个方向而不是朝着紧接着可以利用的那个方向运用的能力；废止所运用的并不是全部的能力（危机状态或受强迫的情况除外），而是一个人有限度地运用可能的道德、物质或经济的能力。因此，展期是对履约施加的限制；履约是实际的履行；废止是从放弃或撤销履行中两者择其一——所有这一切都合而为一，且处在同一个时点上。

展期和废止一般是跟法律名词“不作为”连在一起的，但由于这个名词没有告诉我们“不作为”的是什么，所以在分析它的时候，我们分析的不是展期就是废止。

合理性原则就是从选择的这三个方面中产生的。履约意味着实施一项服务，或者是迫使实施一项服务，或者是偿付一项债务。废止是对履约、展期或者对其他人的废止不进行干涉。展期是对履约的“合理”运用。每个方面都可能是义务或自由，连带就有其他人相应的权利或承受的风险；根据当时特定机构的行为准则，每个方面都可能是被集体行动所强迫、准许或限制。

通过法律或仲裁程序，一切的集体强制会在行动中作用于意志的这三个方面，这完全不同于洛克的权力概念。履约的命令与法律上的支付合理报酬具有相似的含义，就是指一个人有权获得的经济量。在美国，对公共服务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和价格的管理实践中，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废止命令是所有集体命令中最原始也是最普遍的，它创造了所有的财产权利和个人自由，从原始的禁忌、摩西十诫，一直到现代所有种类有形体的、无形体的和无形的财产。它对第三方，甚至是对第一方或者第二方，都产生了不干涉其预期的义务，这些预期要么是对土地和物资的使用（有形体的），要么是履行服务和偿付债务（无形体的），再不就是在一般商誉名义保护下的预期中的有益交易（无形的）。

当立法和行政当局未经合法程序就试图剥夺财产、财产的价值或者是自由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命令它们遵守的就是这些展期或废止的义务。从经济学的立场看，不管是履约、展期还是废止，所有这些集体命令所指的就是被称为资产与负债的那些变化着的经济量；从法律的立场看，它们是财产；从集体行动的立场看，它们是行为规则；从经济地位的立场看，它们是安全、服从、自由和风险；从运行中的机构自身的立场来看，在其对个人的控制中，它们是权力、责任、无行为能力、豁免
。

10.关键交易和日常交易
。一百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在致力于发展一种关于补充的“商品”学说，其最近的形式演变成了一种关于限制性和补充性因素的学说。然而，从利益冲突中人类意志活动的观点看，我把它命名为关键交易和日常交易
的学说。[140]
为了简单起见，我会用“关键”或“限制”这两个字眼，在限制和补充因素的同一关系中，“关键”这个词指的是意志的方面，而“限制”这个词则指的是客观的方面。

人类意志具有一种奇特但又常见的能力，在成百上千个复杂的因素中，它能对某个单一因素发挥作用，按照这样一种方式，其他因素将会依靠其自身内在的力量产生预期的结果。只要是限制因素，稍许一点碳酸钾就能让土地的出产从每英亩五蒲式耳增加到三十蒲式耳。稍微操纵一下加速器，就会让汽车的速度达到每小时五十英里。对于一大群劳动者中处于关键位置的那个人稍稍施加点管理，就会让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一个运行中的机构。那些缓慢增加的因素——譬如土地方面，在人口聚集的中心，无数的生意人和劳动者都在为它的使用而竞争——对其供给的合法控制提供一点保障，就会迫使土地的使用者从其利润、利息或工资中扣除出足够的部分，用来支付缺席的所有者的租金。

更进一步地说，限制性和补充性的因素总是在变换位置，某一时点上起促进作用的内容到了下一个时点也许就变成了关键性的因素。在一个时点上也许是碳酸钾，到后一个时点上却是水；在一个时点上也许它是加速器，到了另外一个时点上也许它是火花塞；在一个时间上也许它是地的问题，这是在地租谈判的时候；另外一个时间也许它是熟练技工甚或是罢工工人的问题，这是在工资谈判的时候；当商业信用是限制因素的时候也许它是银行家；在另外的时间，当律师得到判决之前一切别的事情都有可能停下来的时候，也许它是法院或者是最高法院。这就是关键性因素和促进性因素所具有的无穷的变异性。在获得一个人未来想得到的东西的时候，通过操作，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对特定量的东西或者提供供给，或者是拒不供给，这就是限制性因素的内容，这样一来，整个复杂的宇宙也许就得听命于肉体上微不足道的人类。

当然，如果所有的补充因素在某一时点都变成了限制性因素的话，那它们中间就没有谁是关键的了，整个事情就没有希望了。这个机构就会在破产或革命中瓦解。因此，一般而言，限制性因素不是在一个时点上累积的，它们是在一个时间序列中连续的。就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对人生经济活动的所有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是对关键性和补充性因素的研究。只有在经济学演变成了一门关于人类意志的所有活动的科学时，活动中的人类意志的普遍规律才会羽翼丰满并显现出来——这样的规律在约翰·洛克跟物理学相类似的被动思想的概念中是不会出现的。

11.谈判心理学
。如果制度经济学因此而成为意志的经济学的话，那么它就会要求一种意志的心理学来与之相伴。这是交易的心理，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交易心理学或谈判心理学。差不多所有老一点的心理学派都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它们关注的都是个人对自然或者对其他的“自然”个体的关系。个人没有被看做是拥有权利的公民，而是自然的物质或生物对象。这种自然主义的个人主义符合洛克的模仿心理学、柏克莱（Berkeley）的唯心心理学、休谟的感性心理学、边沁的苦乐心理学、享乐主义的边际效用心理学、詹姆斯（James）的实用主义、沃森（Watson）的行为主义，还有最近的完形心理学。所有这些都是个人主义的，只有杜威（Dewey）关于习俗的社会心理学有可能成为谈判心理学。

交易心理是关于谈判和所有权转移的社会心理学。交易中的每个参与方都致力于影响其他人，让他们去履约、展期和废止。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会修正其他人的行为。因此，每个人都在努力改变要转移的经济价值的各个方面。这是商业的心理学、习俗的心理学、立法的心理学、法庭的心理学、行业协会的心理学、工会的心理学。按照惯用的说法，它涉及买卖交易中的劝诱和胁迫、广告和宣传，涉及管理交易中的命令和服从，涉及限额交易中的辩护和恳求。所有这些都是谈判心理。也许可以把它们视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个特例，其所关注的是所有权的创造和转移。

但这些只是描述。对谈判心理的科学理解把它分解为了最小的几种普遍规律，或者是关于因果或目的的相似性，这些在所有的谈判中都可以找到，但程度是变化的。

首先是交易中参与方的个性。参与者享受不到经济理论所假定的平等，他们所享受和忍受的是所有可以见到的人类差别，这些差别体现在他们的劝诱能力上，也体现在他们对劝诱和制裁的反应上。

再者，还有人物所处环境的相似和差异。其一就是选择的稀缺或丰裕程度。这与效率或者是促使事情发生的能力是密不可分的。在所有情形下，谈判指向的都是未来的时间——未来性的普遍规律。考虑行为规则的时候总是要比较清晰或默契，因为当集体行动控制、解放或扩张的时候，它们是对参与者能够做、必须做或可以做的事情的预期。其二是在每桩交易中总会有一个限制性因素，精明的谈判者、售货员、经理、体力劳动者或者是政客对它在关键时刻的控制，将会决定补充因素在当前或遥远的未来的结果。

因此，谈判心理就是交易心理，以货币变动的估值为标准，它为经济量的所有权的转移提供诱因和制裁，依据的是谈判所涉及的易变的人性，以及当时稀缺性、效率、未来性、行为规则和限制因素的情况。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交易心理可以看做是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不断地在变化，所以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各种哲学都是它的变种。在习惯法的判决中，劝诱、胁迫或强迫之间变化着的特性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劝诱被认为是机会平等，或是公平竞争，或是买卖能力平等，或是合法程序等合理状态的结果。但是经济胁迫和体力强迫是对这些经济理想的否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差不多每个经济冲突的案例都变成了劝诱、胁迫或强迫心理学的假定或研究，甚至管理和限额的交易也受这一制度变化规则的制约。因为命令和服从的心理是随着服从、安全、自由或承受风险的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现代“人事管理”就是对谈判心理的这种变化的一种诠释，就如在前述公式中亨利·丹尼森所作的解释那样。[141]

所有这一切都停留在我们作为每种交易所固有的三种社会关系所区分过的内容里：冲突、依存和秩序的关系。由于普遍的稀缺规律，各方都涉及利益的冲突，但因为要相互转让别人想要但却没有的东西的所有权，因此他们又彼此依靠。行为规则并非像神权或自然权利的假定所假设的那样，或者是古典或享乐学派的机械平衡那样，是注定的利益和谐，实际上，它是从利益冲突、一种对财产和自由的可实行的相互关系和有序预期中创造出来的。因此，冲突、依存和秩序就变成了制度经济学的领域。这是建立在稀缺、效率、未来性、行为规则和关键因素的规律基础之上的，但却是在集体行动控制、解放和扩张个人行动的现代理念下建立了相互联系。

因此，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自然权利”观念如何创造了一个相似的框架，假定这个框架是过去创造的，但却假定现在的个人要在这个范围内活动。这是因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没有研究集体行动和谈判心理。他们假定现存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是固定不变的，但如果安全、服从、自由和承受风险都只是所有类型集体行动面向未来的、可变的行为规则，那么实际的集体行动在控制、解放和扩张当前或遥远未来的财富生产、交换和消费这样的个人行动时，框架的类比就不过是一种修饰了。[142]

因此，制度经济学所趋向的最终的社会哲学——我们把它定义为有关人性及目的的信仰，并不是什么由神权或自然的“权利”，或唯物主义的均衡，或“自然的法则”所注定的东西，它有可能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资本主义。如果管理和限额的交易是哲学的出发点，那么终点就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的命令与服从。如果买卖的交易是研究的单位，那么趋势就是倾向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买卖能力平等、合法程序、自由主义哲学和管制的资本主义等理想。也许会有各种程度的结合，因为在集体行动和永恒变化的世界里，这三种交易是相互依赖和变化不定的。这就是制度经济学难以确定的未来世界。

三、观　念

约翰·洛克的“观念”始自于物质对象的简单复制。在经济学里，这些对象就是商品和个人。于是，由于被动的观念联想，关于本体（substance）、关系和模式的较为复杂的观念变成了观念的“集合”。两百年来，这些内容一直都是经济理论的概念。

但是，如果心灵本身是一个活动的单位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就创造了自己的观念。观念不是现实的复制品，它是一种有用的想象，我们靠它生活或致富。由于谋取生活涉及活动的单位，所以需要更为复杂的观念分类。

我们将竭力维护以上对洛克的“观念”和“意义”所作的区分，不仅是从字面上，而且是从观念上。观念是我们借以研究的智力工具。为了让它们符合我们的学科内容，我们将对熟悉的观念层次进行重构。这一学科内容就是人类通过合作、冲突以及控制、解放、扩张个人交易的行为规则而生产和获取财富的各种交易。这些外在的活动首先仅仅是作为感觉来到我们面前的，而且同样地，我们不能确定它们是由发生在我们身体之外的变化所引起的，还是由发生在身体内部的变化所引起的。一旦内部的感觉归因于外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就称之为感知
。感知是我们赋予感觉的意义。

但是到这一步为止，我们还没有超越动物或婴孩。下一步是获得语言，通过语言，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知觉叫做“张三”或“爸爸”，然后再根据相似性、相异性以及数量对它们进行分类。

出于我们的目的，从洛克的“简单”观念（就是知觉）到他的最为复杂的观念层次，共产生出了五种相似性和相异性。但我们建立的五种心理研究工具不是他的关于“本体、关系和模式”的复杂观念，而是从简单观念到高度复杂的观念。

最简单的观念（或工具）是概念，它是从属性的相似性
中衍生出来的，如人、马、使用价值、稀缺价值
。

复杂一点的是原则
，这里我们指的是假定的行动的相似性
。概念不涉及时间要素，但时间流程对于原则观念是最基本的。从原则这一观念里可以衍生出许多特殊的情形，如法则、因果、目的。所谓的“供求法则”并非是一种法律，它是稀缺性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况，而且因为原则涉及时间顺序，所以它是一种因、果或目的的相似性
。例如，稀缺性原则也许是活动的原因，或者是活动的结果，还有可能是活动者图谋的目的。所以有了其他的原则，我们也许可以把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法则”分解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因、果或目的，譬如效率、未来性、集体行动的行为规则和限制性因素，这样控制限制性因素就会控制补充性因素。[143]

每种科学都会努力将自己的复杂活动归纳为最简单且最普遍的原则。如果我们对政治经济学做同样的工作，把它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与物理和生物科学区分开来，那么最简单的因此也是最不特殊的因、果或目的的相似性就是自愿
（w
illingness
）。自愿不是“意志”，也不是洛克的“本体”、“存在”或“权力”——我们只是把它假设为因、果或目的的相似性，是从人类行为的经验中衍生出来的。

然而，因为自愿
的意义中包含了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充满争议而且有可能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我们将采取奥格登（Ogden）[144]
的“两种语言假设”，他用这种方法完成了从生理学到心理学的类似跨越。[145]
奥格登能用两种语言描述同一事物，例如，“记忆”是心理学的语言，而“保持力”则是生理学的语言。就如何从无意识的生理学变成有意识的心理学而言，这一双语手段解决不了洛克和现代“行为主义者”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它让奥格登按照需要从一面转到了另外一面，没有让自己不可挽回地束缚于任何一方。

在自愿
的经济学中，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两种语言的假设；我们需要心理学、法学和经济学这三种语言的假设。事实上，如果我们肯像奥格登那样容纳生理学上的行为主义者的话，那就是四种语言的假设。[146]
我们研究疲劳和推销术的时候需要生理学。我们关于自愿的四种语言假设是心理学、法学、经济学和生理学。在心理学方面它是观念、意义和评价；在经济学方面它是构成交易的经济量和营运中机构的估价、选择、行动和预测；在法学方面它是关于习俗、政治以及习惯法和成文法的集体行动，这一集体行动控制、解放或扩张了交易和机构；在生理学方面它是腺体、分泌和神经，它们让身体进行活动或停止活动。

关于意志的四种语言假设承认二元论和怀疑论，通过把观念作为内部世界对外部世界的拷贝，洛克把这两论注入了所有的科学；但通过把他的“观念”这个词解释为意义、评价、选择，以及对习俗和法律这样的社会规则的服从与不服从这样一种手段，它又超越了他的二元论。

自愿
的这四种语言假设的统一在于未来时间的意义。未来性同时具有心理学方面的预期、现代经济理论中可计量的数量、法律上的未来的实现，以及伴随诱因和制裁的生理学上的分泌反应的意思。

因此，自愿变成了因、果或目的的普遍原则，常见于运动的某种模式，决定于由于预期事件而赋予词语和事件的意义；运动的模式决定于那些期待事件的人们在其心中所产生的相对重要的感觉；运动模式是受我们称之为制度的集体行动约束、解放和扩张的。运动本身是由于这些意义、评价和限制而反复进行的交易，因此，自愿
的意义是与意义、评价、交易和管理活动分不开的。其中，“意义”是半理性的语言，“评价”主要是感情语言，“交易”是经济语言，而伦理、法律和财产则是集体的或制度的行为规则语言。

这四种语言的假设让我们避免了处于形而上学难题的境地，而且可以让我们为非物质的内容找到一个空间，也就是与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不可分离的预期。对于形而上学，我们代之以未来性。

它还允许我们对贯穿于一切思想的类比
的两种意义加以区分（我们将反复进行这样的区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如自然科学所允许的那样，利用带修辞色彩的类比——这样的类比充斥于所有的语言，而不用引入不熟悉的词汇和符号。因为类比只不过是发现相似性的方法。正确的类比是真正的相似。错误的类比已经在经济思想史中出现了，这种类比是通过把从自然科学中衍生出来的意义转移到经济学中产生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洛克从牛顿的天文学和光学，从最近的关于有机体的生物科学，甚至从人类意志本身所进行的衍生进行推论。这些错误的类比常常是用“实质化”、“实体化”、“具体化”、“生动化”、“人格化”、“永恒化”、“万物有灵论”、“唯物主义”这样的术语来表示的。[147]

错误的类比可以缩写成机械论、有机论和人格化这三种类比，因为它们把在物理学、生理学和个人心理学中恰当使用的观念转移到了经济学里。我们认为，通过用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这两种观念来进行替代，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而且我们承认，在说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是用心理学、法学、经济学和生理学这四种语言来表示同一行为的四个方面。这些运行中的机构和交易对于经济学，就如同怀特黑德（Whitehead）[148]
的“有机机制”和“现象”对于物理学，[149]
生理学家的“有机体”和“新陈代谢”对于生理学，或者是完形心理学的整个人格对于意志的特别行动。[150]
尽管由于语言的贫乏，我们往往被迫通过所允许的生动类比来使用它们，但只要有一两个从机械论、有机论和个人心理学迁徙来的意义悄悄混入，我们就认为作为结果的理性工具对于经济研究是不适合的。

比原则更复杂的是由心灵勾画出来研究部分与整体之间关系的公式
。在纯数学中，它在关于虚构的线段和数字方面达到了惊人的成功。我们构建的其他的心理公式有：买卖双方对于其参与的交易的关系；交易自身对它们作为组成部分的运行中的机构的关系；个人对社会、公民对国家的关系；还有无穷无尽的种种关系。然而，不管公式是简单还是复杂，它总是关于部分与整体的心理图画。

马克斯·韦伯在桑巴特（Sombart）之后和李克特（Rickert）之前创立了类似公式的东西，他把它命名为“理想类型（ideal typus）”。其目的是为了消除主观因素，提供一种最严格的客观公式，这个公式包含研究和理解一切社会事实关系最基本的东西。因此，他的理想类型不包含任何是非关系。但是，即便如此，正如克朗诺（Kr9ner）和谢尔廷（Schelting）所指出的那样，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什么是基本的东西看法是不同的，或者他们在给予不同要素的权重方面是有差异的。因此，韦伯创立了“资本主义精神”或“手工业精神”的理想类型。这一理想类型对于研究者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事实与之不符，那也不会去改变理想类型以便让它与事实一致，而是把事实作为“摩擦（friction）”在后来提出来，尽管各种摩擦与类型同样重要。但关于交易和机构的公式避免了这些难题，因为它是从实际行为而不是从几种感觉或“精神”出发的。要解释行为的相似性的话，没有必要去找像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内在原则。当原则是从一个机构的行为规则中衍生出来的时候，这一原则本身就是客观的。[151]

最复杂的观念是社会哲学，通常是加上主义这样一个后缀进行描述的，譬如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平均地权主义、工会主义的哲学。在欧洲的经济学家用“意识形态”这个词的地方，我们用的是“社会哲学”。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理性的，它没有感情，没有行动，没有力量。但社会哲学有两个主要的关系极点——它以与人性有关的伦理感情为基础，而且它为未来确立了渴望的目标。在这里它让自己居于所有概念、原则和公式的次要地位，主要突出的是目的的相似性。哲学并非总是清晰的观念，它通常是潜意识的。如果一个人站出来证明一件事情，那他如何选择证明它的事实是很有意思的，无意识中为我们事实和定义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哲学。然而，出于研究的目的，一种社会哲学只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如同洛克所说的公正、法律或上帝，它“在自然界中没有确定的对象”，但可以从其他一切观念中推导出来。

霍布森（E.W.Hobson）给科学下的定义是“适合知觉对象的概念框架”，我们的“观念”跟他的这个定义有点相似。[152]
但对于我们来说，学科对象是不同的，我们这门科学的对象是人，人们自己有自己的“概念框架”。因此，经济科学家有两个“概念框架”，一个是他自己的，用来构建其学科；一个是他的学科对象，关于人的，人们会为了自己的种种目的构建他们的框架。

因此，通过我们称之为理论化
的过程，我们在心里反复构思了五种用来研究和理解的心理工具，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命名为观念
及其意义
。观念作为意义来解释，就是知觉对象、概念、原则、公式
和社会哲学
，它们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它们的依赖性，我们创立了第六种观念，我们称之为学说
。

更准确点说，学说是主动的理论化过程，而理论化是思想的方法。各种各样的理论化方法已经对经济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哲学家黑格尔把它说成是正、反、合。“正”是最初的主张，“反”是它的对立面，“合”是在更大程度上前两者的调和。黑格尔把这一公式运用到了日耳曼民族政治进化所体现的“世界精神”的进化上；马克思把它运用在了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上；蒲鲁东把它运用在了效率和稀缺的经济矛盾中。一个心理公式被赋予了客观的存在。[153]

既然外部世界的进化
显而易见是公式的一部分，那么思想的过程就被描述为分析、溯源、综合。分析是归类的过程，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比较相似点，区分差异点，而且能够把学科对象划分为概念、原则、公式和哲学。溯源是对所有因素中不断进行的变化进行分析，达尔文称之为自然选择
。综合是把分析和溯源结合成一个关于部分与整体不断变化关系的公式。因此，通过分析，我们进行分类、细分，对价值的各种概念赋予意义，或给效率和稀缺的各种原则赋予意义；通过溯源，我们揭示价格的变化、早期习俗到大量的现代习俗的演变，以及从石器时代到无线电时代各种发明的演进；通过综合，我们把变化的部分联合成了一个变化的整体。

这一关于世界经济事实的思想公式的引入，在后来的十九世纪后半叶，导致了对静态学和动态学的区分，这是从较早的物理科学接收过来的。如果检验其思想方法中被描述为“静态”的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我们会发现，其方法是：除了被研究的那一个因素的改变外，他们假定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是不变的。在实验室的科学中，这一方法是行得通的，而且在这些学科中已经获得了许多重大的发现。因为通过设计精巧的各种装置，除了被研究的因素外，其他所有的因素确实可以保持不变，而且被研究的学科对象不会发出任何抗议，也不会进行任何个体的或集体的抵制。但在经济科学中，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行动是个别的和集体的，而且他们不会被准许进行那种实验室的试验。所以，静态分析必须只是一种心理假定，其基础仅仅是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假设；要想通过让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真正保持不变来对学说进行检验是绝无可能的。

在早期经济学家著述的时候，还不存在研究复杂变化问题所必需的统计和数学理论。事实上，这些统计学和数学理论直到战后的研究中才比较容易获得，尤其在美国更是如此。所有的因素都在同时变化，而且划分成更小的因素，同时也与其他所有因素发生着相关变化。复杂变化问题是世界范围的：许多国家的数理经济学家都在努力工作，好让变化的部分与变化的整体之间可量度的关系问题形成综合性的结论。

可是，在这里出现了“动态学”这个词在意义上的区别。我们把它区分为“复合的变化”和“复合的因果关系”。在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被整个去除了，因为学科对象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数理经济学家必须设法用类似的方法处理经济科学，把因果关系抛在一边。因、果和目的的观念严格限于人类；它们来自于人类意志在个人和集体活动中所作的努力，这些活动是为了控制和征服对人类意志而言的所有其他的人类和非人类因素，或者是为了抵制这样的控制与征服。通过利益和谐的假设，老派经济学家考虑把所有这些人类因素作为“摩擦”消除掉，就如同数理经济学家在其有关复合变化的理论中所做的那样。但除非所形成的关于活动中的人类意志的理论能够适应这些任性的、无法解释的、强烈的、打仗似的人类活动，否则就不能说整个政治经济学化为了一门可行的经济科学。

这一点我们想通过关键和日常交易公式来尽量做到。在创立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公式时，人类在探索找出什么是限制因素，对这个因素进行关键控制将会让其他因素产生变化，它们中的每一个因素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在行动。这就是因、果和目的的发端；物理学中的复合变化理论变成了经济学中的复合因果关系的理论。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使用“综合”这个词，但还是需要一个更确切的术语。马克斯·韦伯给它起的名称是“理解（understanding）”，埃克雷（Akeley）院长给它起的名称是“洞察（insight）”。我们依从埃克雷的术语，把思想方法分类为分析、溯源和洞察。

如果我们对五十年来经济学家们关于“演绎”和“归纳”两种研究方法的论战做个检验的话，洞察
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演绎法似乎就是三段论法，有了大前提和小前提，就会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于是，人是会死的——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所以苏格拉底会死——必然的结论。

然而，如同埃克雷说过的，[154]
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躺在手术台上的这个特定的苏格拉底会不会死在外科医生的手里，以及会在什么时候死。

在经济学里就是这样。我们正在研究的是大前提本身，并且试图发现眼下是不是能够控制它们。“供求法则”，或者我们应该说是稀缺性原则
，是必然的，千真万确的，并且像死亡和引力定律一样，不可能避免。但我们想做的是控制——只要能够做到，或者是找出控制、死亡、引力和供给或需求的对象。如果我把一个人从十层楼的窗子扔出去，他是被我还是被引力干掉的呢？如果就同样的商品和服务，一家大公司向自己的一些消费者要了高价，同时向他们的竞争者要了低价，让这些高价消费者破产的是“供求法则”，还是因为公司不公平地运用了稀缺性
原则？我们需要的正是洞察。

因此，“归纳”这个词，或者说是归纳研究法，具有双重意义，这也涉及演绎。归纳也许是小前提例证的集合，这些例证汇集起来仅仅是对大前提的重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用循环论证法在推理。或者，像埃克雷所说的那样，归纳也许是一种关于大小前提复杂性的新的洞察
，所有这些必须根据已经发生或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后果进行权衡。

这种归纳就是埃克雷用来代替综合的东西。综合不仅仅是演绎或归纳——在一个变化和不断发现的世界中，它是对整体状况中限制与补充的各部分之间关系的洞察。它是阐明、理解
和一种对事物适应性的情感认识
。当它成为行动的时候，就是战略。在经济思想的进程中，重大和新颖的洞察已经留下了痕迹。从他们那里推演出当今学说的每位经济学家都贡献了新的洞察，这些洞察以前是看不到的，或者是看得不那么明确的。在获得洞察
与理解
的伟大运动中，老的关于演绎和归纳的论战消失了。这个进程永远也不会结束，有足够的空间留给更多的洞察。旧的洞察对于它们的时代和环境是奇妙而重要的，决不会被遗忘或抛在一边。我们需要新的洞察，而且它们需要老的洞察的帮助。因为“世界的经济困境”[155]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让人困惑，而类似的困境在过去已经出现过了。

因此，理论，按照我们对这个词的用法来说，是一种关于分析、溯源
和洞察
的复杂活动，这是心灵为了理解、预测和控制未来而积极创立的。“理论”或者是“理论的”这个字眼，往往是声称只与事实打交道的实践家发出的责难的代名词。对于“哲学”这个字眼他往往不像这样反对。研究者不应该问他什么是他的“理论”，而应该问他什么是他的“哲学”。毫无疑问，他用这个词是指洞察和理解。但是，当实践家预测股票的价格会升而且因此尽其所能购买的时候，他就成了理论家；相反，如果价格跌了，他破产了，这不是因为他是注重实践的，而是因为他的理论是错的。他没有分析所有的事实，没有考虑到正在发生的所有变化，没有把分析和溯源结合成关于变化中的种种复合关系的正确洞察。换句话说，他没有用正确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他是个差劲的理论化者。因此，理论意味着一种限制和补充因素之间关系的正确或不正确的洞察；如果正确，就是将适应所有未来事实所需要的洞察；如果不正确，就是一种谬误，需要纠正。

但是理论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纯理论
。刚才给出的是实用主义的理论
，是佩尔斯（Peirce）所说的科学的意义。[156]
经济学家可以区分为纯理论学家
，只要他们所进行的和欣赏的推理是基于他们正好可以接受的假设，与他们的推论在通过实验进行检验的时候是不是起作用无关；他们也可以区分为实用主义
或科学的理论学家
，只要他们注重自己的推理对于理解、实验、冒险和在未来指导他们自己和其他参与者的价值。纯理论必定从假定开始，也就是说，普遍规律被他们视为是理所当然的。给定这些假设，逻辑上理论必然会自己解决一切。

所有科学都要作这样的区分，数学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纯数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公式
，它是靠数字语言在脑子中构建的。在任何假设的基础上，任何前后一致、可以在脑子中把数字结合起来的方法就是一个正确的公式，这个公式有时候就可能管用。欧几里得认为自己的假设或公理都是不证自明的，因此得出了一个肯定的推论，就是经过一个确定的点不能作出两条平行的线。他把假设与外部现实搞混淆了。但是罗巴切夫斯基（Lobachevski）1829年凭着一个新的洞察，作出了一项同样一致的公式。这个公式表明经过一个给定的点能够作出两条与一条给定的直线平行的线。两者都是纯理论，但他们是从不同的假设出发的：欧几里得的出发点是平面和静止的点，而罗巴切夫斯基或他的后继者的出发点是动态的空间和相对时间。每种理论都是前后一致的，因为它们都是从其开始的假设中正确地得出的。罗巴切夫斯基之后七十五年，利用介于其间的数学家们所作的修正，爱因斯坦把到当时为止都一无用处的公式运用于在宇宙中飞速运动的光点，以代替在地球上假定静止的点，据说，他是通过对每项假设提出质疑而作出自己的发现的。后来实验证明，这个公式对于一种新的事实秩序是有用的。这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实用主义理论的一个例子。[157]

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经济思想的每个学派都对纯理论有所贡献，这些贡献是从它自己关于有限数量的事实或公理中衍生出来的，或是从这些概念、原则、公式和社会哲学可能最终被作为理论化、研究、发明、实验、计划和行动的思想工具中推导衍生出来的。

但是，经济学中的纯理论不可能与自然科学中的纯理论完全相同，因为自然物质没有目的、意志或利益。经济学家本身就是他这门有目的的学科的对象的一部分，除非他被一场危机所迫，要在冲突的利益中进行选择，否则这一点有可能表现不出来；这时候也许会发现他的纯理论中包含了左右其选择的种种假设。

上述是根据纯观念作为感知对象、概念、原则、公式、哲学和理论的主观意义所进行的分类。观念也可以根据其客观属性的相似性（如使用价值、稀缺性价值、人、伦理、价值）进行分类，或者也可以根据社会关系的相似性进行分类。我们将要使用的原则是买卖的、管理的和限额的交易、习俗和统治权。

分类的这三个原则我们可以称之为概念的分类，有时候叫做“静止状态”，在其中没有出现时间和因果关系的问题。但当我们把它们作为活动单位看待时，有时候通过与过去物理学的比较而叫做“动力学”，那就要求根据时间顺序对观念进行临时的或有目的的分类。这就是根据因、果、目的或所谓的“法则”　（但我们称之为“原则”）的相似性进行的分类。这些原则可以归纳为稀缺性、效率、未来性、行为规则和关键因素五种相似性。为了便于参考，我们把观念的分类列表如下。必须注意的是，这些观念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可分的，它们只是出于研究的目的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的思想工具。

观念的分类

1.按思想工具的相似性划分

（1）感知对象（感觉的意义）

（2）概念（观念、属性和关系的相似性）

（3）原则（因、果、目的的相似性）

（4）公式（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5）社会哲学（人性与终极目标）

（6）理论（洞察和实验）

2.按客观属性的相似性（概念）划分

（1）使用价值（文明价值）

（2）稀缺性价值（需求与供给）

（3）未来价值（现在的贴现价值）

（4）人的价值（善和恶）

3.按社会关系的相似性（概念）划分

（1）买卖的交易

（2）管理的交易

（3）限额的交易

（4）习俗（法律之外的控制）

（5）统治权（法律的控制）

4.按因、果或目的的相似性（原则）划分

（1）稀缺性（买卖）

（2）效率（管理）

（3）未来性（预测、等待、冒险、计划）

（4）行为规则（限额、运行中的机构、习俗、统治权）

（5）关键和日常的交易（意志控制）

最后，高见
就是永无止息的变化
，两个世纪带来了从洛克的观念到二十世纪的观念的最终的差异。这是学科对象从实物到活动的转变。实物有属性和关系，但人的活动具有因、果、目的、关键的和补充的因素。我们通过研究活动来代替仅仅研究属性和关系。我们通过研究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来代替对个人和物质的东西的研究。我们通过构建关于期望和不期望的原则、公式和哲学来代替洛克的概念、实体、关系和模式。

我们发现上述关于观念的分类在后面的章节中是很有用的，可以通过与其他体系的比较总结如下：

首先，反映外部世界的被动思想的观念是从约翰·洛克通过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经济思想传承下来的，直到达尔文阐明了其生存竞争的学说之后很久，这种观念才开始让位给出于研究和洞察的目的明确地表达自己观念的主动思想的观念。在优胜权的争斗中，观念是人类为战胜自然和其他人所作的最伟大的发明。把过去纯粹理性的哲学和逻辑观念，跟在利益冲突中维持生存和优胜权的情感和活动结合起来的，正是最近从心理学引入的“意义”和“评价”这样的术语。

但生存不仅是个人的生存，而是集体的生存。尽管这一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直到始自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58]
的社会学兴起和最近经罗斯[159]
（E.A.Ross）加以修正和总结之后，才开始在经济学中找到它的位置。但这一社会心理学延伸到了整个人口，而我们的“社会哲学”只延伸到依靠分享公民权利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四千八百万人。社会心理学所说的就是我们的集体行动的意思，这种集体行动通过一切集体行动所需的各种行为规则控制着个人行动。

就我们讨论相关的范围而言，个人主义的心理学采取三种形式：两个世纪以来的经济个人主义，最近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及“完形”心理学。

经济学上的个人主义总是可以看做是“净收入”经济学。个人被刻画成对一种净收入的接受，这种净收入由他的工作或货币上的支出与他的享乐和货币上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决定。让个人隔离并隐瞒利益冲突的正是这一点。但我们的交易经济学始终是对所有权权利的转移，这种转移总是造成两种债务：一种是履约的债务，一种是支付的债务。它是总收入和总支出，不是个人的净收入。一个人的总支出跟交易中对方的一个或几个人的总收入是相等的，引起利益冲突的正是这一“支出—收入”的规模。在每项交易中都有两种所有权的转移：一种是物质的东西或服务的所有权，一种是另外的“东西”——支付保证——的所有权。假如我们不是从产生债务的活动出发，那么也许可以把它称为由集体行动实施的一种债务经济，使得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交易心理或谈判心理的引入成为可能，它导致了所有权的双重转移和债务的双重产生。

这一谈判心理按照交易的三种类型采取三种形式：买卖交易中的劝诱、胁迫或强迫的心理；管理交易中的命令和服从心理；限额交易中的恳求和辩护心理。

这是一种行为主义的社会心理学，这一事实要求把它与个人主义的行为心理学作出区分。那些人完全抛弃了观念，认为那是主观的，不能度量，他们把自己的心理学建立在了腺体、肌肉、神经和血液循环等等的基础上。谈判心理学严格意义上就是关于观念、意义和通常的计量单位的心理学。

谈判心理学跟“完形”心理学比较接近，但后者显然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心理学，关注的是个人从婴孩开始的心理成长。这种相似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完形心理学是关于部分与整体的心理学，其中每一个特殊的行动都与个人所有行动的整体组合相关。但心理概念是一种“公式”，我们把它作为研究这种社会含义中的部分整体关系的工具加以利用。通过公式的构建，经济研究者或社会研究者学会了最佳的研究方法，它主要把自己分解成了一种建设性的访谈方法。[160]

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把理论化的方法划分为三个历史演变的阶段，他称之为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实证的阶段
。[161]
通过对从洛克到今天的经济学家的研究，让我们得出了类似的三个阶段，我们称之为人格化、唯物主义、实证主义
的阶段。

在人格化阶段，为了符合孔德的分类，实际上需要两个人格化的阶段：第一个是迷信
的阶段，或者是假设存在各种专断的意志，与人类意志等量齐观，支配着人间万事。这是孔德的“神学”阶段，人类学家称之为“万物有灵论”。第二个是理性主义阶段，或是孔德的“形而上学”阶段，这个阶段假设的是非专断的、仁慈的、合理的意志支配着人间万事。这个阶段洛克、魁奈、斯密和十八与十九世纪大量的经济与法律论证都作过说明。

在接下来的唯物主义的阶段——一种非仁慈的形而上学，李嘉图、卡尔·马克思和供求理论者都已经作了说明——也是通过类比发现了原因，就是某些先天注定的“力量”或是“法则”，或是自然属性的自动“均衡”，在假定必然的世界里，它们独立于人类的意志在起作用。但是，往往很难决定这个形而上学的经济学家是仁慈的理性主义者，还是非仁慈的唯物主义者。

孔德的“实证”阶段保留了人格化、形而上学和宿命论（foreordination）的东西。我们没有篇幅来发扬这一主张，但通过观察经济学家和相关人士在思想和行动方面的冲突方式，特别是战后以来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把第三阶段看成是不断研究和实验的阶段，按照佩尔斯的说法，我们命名为实用主义
。在实用主义
阶段，我们回到了一个不确定的变化的世界中，没有宿命论或形而上学，也无论仁慈还是不仁慈，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世界都不断地处在变化的利益冲突中。像洛克那样，我们研究自己的心理和周围的世界在人类社会中实际上是如何行为的，坦率地说，我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不可预测的，但通过洞察和集体行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控制。

我们认为这是制度经济学
的问题。制度经济学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一直是所有经济理论明显的伴随物。由于这个原因，往往可以把它看成是肤浅的东西，因为它太普通太熟悉了。但可能这正是它需要研究以及它最难研究的原因。一切科学的整个进程一直是从最遥远的对象——甚至远在数千光年之外——到最熟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自己在行动中的意志。科学的进程不仅是从简单到复杂，而且是从遥不可及到普普通通。[162]

四、利益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一直在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之间徘徊。尽管每个经济学派都是从利益冲突中崛起的，但它们都已经把自己发端的冲突作为非自然、人为和暂时的东西抛弃掉了，甚至集体主义的专政都图谋要把利益冲突消灭掉。个人主义学派期望的是个人财产基础上的利益和谐；集体主义者期望的是基于集体财产的未来和谐。因此，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经济理论都作为未来和谐的理想（idealisation）来看待，而不是作为科学研究来看待——这种科学研究的是现存的冲突以及从冲突中产生秩序的方法。

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者的理想主义有几个理由。首先是天赐恩惠和世界丰裕的假定——如果神的法则没有世俗罪孽的阻碍的话，就不会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另外一个理由是净收入的概念代替了总收入的概念。净收入是一个人总收入与总支出之间的差额。但一个人的总收入是另外一个人的总支出，而一个人的总支出则是另外一个人的总收入。在净收入的概念中是不存在利益冲突的；冲突是从对于一个人而言的总收入和对于另外一个人而言相等的总支出中产生的。

这种利益的和谐与冲突，起源于研究的基本单位。商品等同于有形体的财产——物资的所有权——因此，产生利益冲突的所有权被遗漏了。当不得不考虑无形体的财产或债务时，也是用与商品同样的方式对待它们的，它们的买卖只是一种获得净收入的手段。直到引入了交易的概念（这意味着两种所有权的转移，随之发生的是两种债务的产生），总收入才被清楚地与净收入区分开来。但我们不仅把交易分解为了利益冲突，而且也分解为了相互依赖和从冲突中带来秩序的集体努力。

因此，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是从利益冲突、从把利益冲突转化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利益和谐中产生的。经济冲突变成了政治冲突和战争，这都是由于稀缺性产生的；经济上的阶级是利益的相似性中产生的，这种相似性来自于获取和保持对世界上有限供给的财富的所有权的积累，并不是像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只有两个阶级，在利益的相似性上有多少差异，就有多少经济上的阶级。最广泛的分类一直是基于财富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差异进行的，但这些人作为所有者，可以划分为买家、卖家、借贷者、贷款者、农民、工人、资本家、地主；这些人还可以分为麦农、棉农、银行家、制造商、商人、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矿主、铁路所有人，这样一来，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划分出阶级、子阶级和子阶级再分后的部分。

对这些经济阶级及其冲突进行研究而不是理想化，其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为了共同的行动，这些阶级一直是按照其经济利益的相似性组织和统一起来的。有无数个这样的组织出现和消失，有些是全国甚或是国际范围的，拥有总部设在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这样的经济或政治中心的战略；有些是在一地或一区，依据的是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其利益的相似。[163]
按照利益相似性的或宽或窄，每个地方都发生了集体行动的起起落落；从这些冲突中产生的，要么是可行的利益和谐，要么是停滞或崩溃，这就要求同时还是另外一种集体行动的高压手段——实际的政治和战争，这些手段带来的不是和谐
，而是冲突中出现的秩序
。

自从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跟哲学、神学、自然科学区分开来的时候，研究者所采取的观点就是由当时最主要的冲突的性质，以及研究者对发生冲突的各种利益的态度决定的。被称为经济思想“学派”的正是经济学家的这些分歧，我们可以在这里对它们概述一下，然后在后面的章节里再对它们进行全面的详述。

第一个学派是十三世纪和以后的经院派经济学家，其领军人物是教会的神父，特别是圣·托马斯·阿奎奈（St.Thomas Aquinas，1225～1274）。[164]
他们生活在一个封建主义和绝对暴力的时代，然而，当时的商人阶级已经开始了从贵族和教会的统治下争取自由的努力。新的经济问题变成了买家和卖家、借贷者和放贷者之间的冲突。圣·托马斯·阿奎奈对从《罗马法》中承袭下来的《民法》和借钱给外帮人的《希伯来法》都进行了抨击。按照《罗马法》，高于其所值出卖东西和低于其所值购买东西都是合法的；按照《罗马法》和《希伯来法》（后者只限借钱给外邦人），为了赚钱借出高利贷都是合法的。圣·托马斯·阿奎奈建立了教会神父的神圣法律，大意是说，由于所有人类都是兄弟，高于其“价值”出卖东西或低于其“价值”购买东西都会犯欺骗的罪过；为了用钱而要价会犯出卖并不存在的东西的罪过，因此会导致有悖于公正的不平等。他建立了四
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
（brotherhood）来代替冲突
，以之作为经济理论的最终目的。

即便是今天，当我们考虑若是在经济生活中消灭了高压政治、秘密状态和不平等后什么才是公平和合理的问题的时候，解决利益冲突的这种方法就会重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已经创造出了铁路委员会、市场委员会、商事仲裁、劳动仲裁、公正法庭等各种各样的机构。因为阿奎奈合理价值的观念是以劳动成本为基础的，所以他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的开端。

接下来出现的是重商主义学派，这个学派伴随的是封建主义的衰败和从前受歧视的商人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兴起。重商主义者的目的是为了向君主或立法机构揭示如何通过增进商人的利益才能最好地增进国家的利益，这些手段包括保护性税则、出口补贴、合股公司的垄断特权、航海法规、对殖民地和他们自己的农场经营者的剥削；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出口超过进口的顺差，就会以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让金银流入国内。重商主义在十七世纪盛极一时，到约翰·洛克和1689年英国革命的时候达到了巅峰。实际上，它们今天还很兴旺，不过这个学派的现代名称是国家主义、保护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
或者共和党
。

第一个对重商主义提出抗议的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在他们的时代，这些人被称为“真正的经济学家”。从1753年开始，他们的领袖弗朗索瓦·魁奈就认为重商主义的政策对法国这样的农业国是破坏性的，这个政策偏向的是制造商、商人、银行家和他们的公司，但这些阶级都是非生产性的，只有自然的力量才是生产性的。再说，金银不是财富，它们只是财富交换的流通媒介；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这一财富就会像血液一样自然流动到商品交换所需要的任何地方。

从与血液的生理学类比中，魁奈和他的追随者们推演出了自由贸易的学说——让自然
自行其道，不用政府插手商业。因为自然被认为是仁慈的以及能生产财富的，不需要为了商人和制造商的利益制造人为的稀缺。重商主义者歧视农业——这是唯一一个自然
出产多于生产者消费的行业，剩余将归于非生产性的阶级。美国农民声称，他们为世界提供了衣食，但却无法维持生活或保持地力，因为工商阶级（他们称为“资本家”）控制了政府，而且还歧视农业。重农主义在今日又被重提了。重农主义在法国兴旺了三十年，并且这个学派在平均地权主义、农业经济学、单一税、改良主义
的名义下还在繁荣，直到最近的民主党
。

再后来是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从1776年以来的七十年间，其领袖人物是颇有分歧的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65]

斯密接受了重农主义的自由贸易学说以及他们反对重商主义的观点，但他的祖国属于一个在制造业方面引领世界潮流的国家。因此，对他和他的信徒来说，自由贸易会保持英国制造业和运输业利益的领导地位，把原材料和粮食的生产留给其他国家。他代表了重商主义和产业主义之间的矛盾，就像重农主义代表了重商主义和平均地权主义之间的冲突一样。因此，他抛弃了重农主义学说所坚持的自然单独生产财富的部分，回归到了阿奎奈和约翰·洛克的理论。现在，具有生产性的是劳动。虽然他对重农主义作了让步，认为在农业领域自然的恩惠扩大了劳动的成效，但他认为制造业、商业和运输业的劳动也生产财富。

与此同时，马尔萨斯在其著名的《人口原理》（1798）中证明，人口的增加要比自然和劳动生产力的增加更快，他把稀缺、情欲、愚昧、穷困作为基本原理引入了经济科学。后来达尔文把这些都接受了过来，并且在他的《物种起源》（1859）中扩大到了所有生物。

1817年，李嘉图，一个精明的资本家，接受了马尔萨斯的稀缺性理论，用自然的吝啬代替了十八世纪上帝
和自然的恩惠。自然不助人，它抗拒人，甚至在农业方面也是这样。从这个变化了的自然观出发，李嘉图提出了地主的利益与资本家和工人利益的相冲突的观点。人口压力迫使劳动和资本在表面上降低粗放的耕种边际，或者向下降低粗放的生产边际，以致总有一种把工资和利润减到最小的趋势，这跟从这些最低边际中能够获得的量是相等的。然后，竞争会使全国的利润和工资平均化，这样资本和劳动在自然阻力较小的、较好的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也并不比从在最差的土地上获得的收入更多。这就留下了李嘉图称为地租的剩余（穆勒称为不劳而获的收入）的观点，这些地租完全属于土地所有者，而在他们这一方却不需要花费任何劳动和经营。在英国，这种地租由于粮食的保护性税则进一步增大了。因此，李嘉图提供了基础，使得三十年后（1846年）制造商们得以在议会战胜地主的抵制，废除了由地主们为了维持粮食价格而制定的保护性税则。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会导致工资和利润递减”的悲观理论，引发了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土地国有化者、单一税者、工团主义者的各种学派的产生。

共产主义学派——这是卡尔·马克思1846年在他与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论战中提出来的——保留了李嘉图的利益冲突，但却拒绝了他对土地和资本所作的区分。李嘉图的分析把资本家和工人团结在了一起，在税则问题上反对地主。但马克思让地主和资本家在利益上取得了一致，他把他们都定义为纯粹的财产所有者，他们对政府的共同控制是为了用来剥削工人——非财产所有者的无产阶级。矫正的办法是未来的利益和谐，即为了把资本家变成无产阶级而开始没收所有的私人所有权。这一点，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重申和领导下，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
中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共产主义的反作用在德国发展成了纳粹主义。

当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代表挣工资的人的利益说话的时候，蒲鲁东和无政府主义者是代表小自耕农的利益说话的，他们反对的是大土地所有者，代表的是小生意人、小工场主或承包商、零售商，反对的是大批发商、中间商以及与控制货币和信用的银行家结成的联盟。蒲鲁东的剥削者是商人资本家
，而马克思的剥削者则是雇主资本家
。从蒲鲁东的小经营者的互助论和他的代表劳动力的纸币中，已经产生了合作生产、合作销售、信用合作社、美钞主义（greenbackism）、民粹主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通过农民、工人和小工商业者的合作或政治行动来取代中间商和银行家。

最后，在二十世纪初叶，在工团主义的名义下，索雷尔影响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的结合，对此的反应结果是在意大利发展成了法西斯主义。

李嘉图悲观主义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土地国有化学派，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是这一派的领袖。穆勒虽然位列古典经济学家行列，但他跟他们有一点重要的不同，正是他抛弃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代之以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他接受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为了避免没收，他提出了对所有未来自然获得的地租增量的国家所有权。亨利·乔治更为正确地追随了李嘉图，建议对地租征收单一税
，并且取消对资本和劳动的一切税捐。美国人虽然没有经济理论的帮助，但在自然获得的增量方面已经对这一原则作了一次特殊的运用，在公路、街道和灌溉渠建设的支付中，规定了对土地所有者的特别税捐，这种税捐只到改进措施增加土地价值的程度，而且不会超过改进措施的成本的程度。

与此同时，导致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李嘉图悲观主义的结论，在后来又导致了工团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长时间的严重失业期间（这种严重失业在1848年欧洲革命
达到了顶点），他的悲观主义一直与被称为乐观主义
的利益和谐学派有矛盾。在这个世纪的中叶，这个学派的领袖是美国人亨利·C·凯雷（Henry C.Carey）和法国人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ederic Bastiat）。凯雷赞成符合美国制造业主利益的保护性税则，而巴师夏赞成的却是符合法国财产所有者利益的自由竞争。在与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长期论战中，巴师夏明确表述了自己的理论。

凯雷和巴师夏的观点与李嘉图、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地主和资本家给社会提供的服务与劳动者提供的服务一样多。假如雇主或劳动者没有向地主支付地租，或者是没有向资本家支付利润和利息的时候，这种服务的价值就是强迫他支付的可选择的价格。他为优良土地付出地租，其境况会强于使用不需要付地租的耕作边际（margin of cultivation），他给资本家支付利润和利息，境况会强过为没有获利的边际资本家工作。乐观主义理论还残存于对私有财产的辩护里，残存于美国法庭的价值理论里，残存于机会选择的理论里。然而，它们得到了更为现代的机会均等和议价能力平等学说的修正。

尽管我们将会看到，乐观主义者的理论是美国法庭的理论，但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他们很肤浅。然而，经济学家认为财产权利是不证自明的，不需要辩护或研究，因此，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了物资和物资的所有权这一相互矛盾的财富定义之上。凯雷和巴师夏是现代无形资产观念的真正的发明人，但经济学家只有有形体的财产的学说。因此，他们把所有权的一面跟物质的一面当成是一回事，所以不需要研究，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了物质的东西的生产成本之上，他们自己专心致力于对财富生产、消费、冒险和交换的物质条件的分析。

之后不久，麦克劳德（Macleod）走向了把“商品”这个词作为财富及其所有权的双重意义的相反的极端。他试图完全排除物质的东西，把政治经济学完全建立在债务和其他财产权利的流通性概念之上。但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财产权利是肤浅的，而且涉及把同一个东西算两遍的这种情况。因为麦克劳德在利用英美法的一项谬误时争辩说，如果一个农场值一万美元，那么抵押农场获得的五千美元的债务就是一笔额外的“财产”，这就让总价值变成了一万五千美元，但它只值一万美元。正统经济学家认为必须忽略财产权利，只对由劳动所提供的物质的东西和服务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进行分析。

这种明确排除财产权利的做法是心理经济学家这一新学派的方法，这个学派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出现的，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其创立者是名不见经传的戈森（Gossen，1854）和闻名遐迩的杰文斯（Jevons）、门格尔（Menger，1871）和瓦尔拉斯（Walras，1874）。后来庞巴维克（1884）、克拉克（J.B.Clark）、费特（Fetter）把经济学的心理学派搬到了新近的时代。在对心理学派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它是制度经济学派最近的先驱。

在十九世纪，所谓的历史学派在德国兴起了［罗寿（Roscher）、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克尼斯（Knies）］，这个学派否定了其他学派的所有论证方法，他们把历史研究的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直到现在它都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他们把现存的生产和消费体系解释为了过去变换的环境强加给现在的演变。这一学派把习俗、财产
和利益冲突的概念带入了经济科学，这一直是古典和心理学派公然排斥的。历史学派导致了伦理和制度学派（施姆勒、凡勃伦），这两个学派强调习俗、立法、财产权、公正和不公正，并且把这些内容作为经济科学的重要因素。

在一个完全相对的方向，还从心理学派中兴起了数理经济学派。但数学和统计学已经变成了研究的工具，而不是问题的解决办法，任何一个学派都能够根据其作为数学计算假设的假定运用这两种工具。

二十世纪
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个繁荣阶段，我们称之为金融资本主义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蒲鲁东和马克思之间的冲突——蒲鲁东为小有产者、熟练工人、小自耕农代言，反对控制信用和市场渠道的大商业资本家和银行家；马克思则为雇主资本家工厂里的工薪阶层代言。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科技阶段，在这个阶段雇主变成了资本家，伴随的是适应市场扩大之后的大规模生产，这个市场是先前由运输形成的，由商人控制。

通过查找专利授予的记录，我们就能够大致确定美国从商人资本主义转入雇主资本主义的日期。这个日期是从1850年到1870年的二十年间。在这二十年间，专利的数量从每年不到一千件飞跃到了每年超过一万两千件。这个时期是铁路造就全国性市场和专利办公室造就工厂体系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金融资本主义，这个阶段的前兆是持续数十年的商人资本主义的商业金融，伴随的是其商品销售所需要的短期信用。但在二十世纪，与商业银行联系密切的银行辛迪加或投资银行家在产业合并、证券销售和董事会控制方面上升到了支配地位，他们一直在销售那些公司的证券，按想象他们也应该对其负责。他们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挽救了拖欠债务的商业机构，把它们接管过来，然后在繁荣好转的时候为其提供资金。现在，数百万散户投资者把自己自动归入了所信任的银行家之下，他们把自己的储蓄的管理权转移给了这些银行家。一家公司就有近六十万股东，产业基本上被一大群看不见的投资者所有，而这些投资者是由看不见的银行辛迪加控制的。通过国际合并，辛迪加变成了世界的银行家。每个国家都建立了一个中央
银行，在这方面，美国最近的办法是联邦储备制度
。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各种产业和工人都服从于这种官方和半官方的控制；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变成了银行家集体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这些银行家在世界范围内控制着商人、雇主、雇员甚至国家。

因此，战后的政治经济科学是七个世纪的经济冲突和几十种作为其结果的经济思想学派的遗产，它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了圣·托马斯·阿奎奈的合理价值论。但它是一个跟全世界全部的经济冲突一样复杂的主题，由于世界大战和战前的历史，这些冲突已经呈现在了面前。紧随1789年法国革命
的前一次世界大战，在二十五年间开启了十九世纪的各种经济思想学派。然后，1848年革命之前的长期萧条带来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乐观主义等非正统的经济学家。现在，新的世界大战和其中的俄国革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
和金融资本主义
，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数以千计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科学的基础进行另外一次修正。

因此，按照他们对现今处在繁荣和萧条波动中的财富以及处在贫困不平等之中的千百万人的意见进行划分后，根据这些状况和前述理论的符合程度，我们可以对前述的经济学家的学派重新分类。有放任主义
的主张：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它是不可避免的；有剥削
的主张：一切都靠不正当的手段从其他人那里获取，不用给多少回报；还有就是实用主义
的主张：让我们进行研究，就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达成默契，然后共同行动，如果可能，就建立一套合理准则和合理价值的制度。

或者，这些经济学家的学派还可以按照其基本的研究单位的观点进行分类，他们的理论始自这些观点，例如，商品论者、心理论者和交易论者
。但心理论者也是商品论者，我们也把他们称为正统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关于商品的观念是“物质的东西等于东西的所有权”这一矛盾的观念。忽略所有权的一面，一件商品（譬如一块面包）可以从客观与主观两个立场看待。客观地讲，它是劳动的产品，劳动已经给另外一些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附加了有用的属性。对于这些属性，我们赋予的名称是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使用过的使用价值
，这是财富
的正确意义。但主观地讲，同一件商品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满足特定个人欲望的手段。这个个人想要的既不用太多，也不用太少，而是恰到好处。对于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这种个人主义的关系，我们赋予了一个稀缺性价值
或资产的名称。因为它在商品的稀缺与丰裕中转变，与财产权相等。

但是，对于交易论者，基本的单位是经济活动，处理的是未来物质的东西的所有权和产生的债务，我们称之为交易。我们还把交易区分为管理的、买卖的和限额的交易，这三种类型的交易是我们的基本活动单位，一切经济关系都能够归结为这三种交易。

因此，按照他们所用的基本的研究单位，我们把经济学家区别为两种类型：商品经济学家，又分为客观与主观两个学派——前者以商品的有用性（使用价值，客观的）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后者以依赖于商品的感觉（递减效用，主观的）为基本的研究单位；交易经济学家，以各种类型的交易作为他们的研究单位。

但交易是一种财产关系——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而商品，如果从定义中略去了所有权，那就是人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要么是财富生产的物资关系，要么是需求满足的心理关系。因此，交易作为财产权或制度的研究单位，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学家产生分歧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称为冲突、依靠
和秩序
。

在每一项经济交易中都有利益冲突
，因为每个参与者都想尽可能地多取少予。但除非在管理的、买卖的、限额的交易中依靠
其他人所做的事情，否则就没有人能够生活和发达。因此，他们必须达成可行的协议，而且由于这样的协议并非总是可以自愿达成的，所以总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强制来判决纠纷。如果这些判决被作为前例接受，并且在后来的交易中大家都自然遵守，那么判决当局就不需要干涉，一般也不会干涉，除非原告和被告之间的纠纷冲突又一次达到了危机的程度。这一过程我们称为按照纠纷判决
来制定法律的习惯法方法
。对于整个过程，我们起的名字是运行中的机构的行为规则
，它的目的是从冲突
中带来秩序
。

按照他们用作基本单位的交易类型，还可以进行学派的第三种分类，每个学派的社会哲学都是建立在这种基本单位之上的。这一分类把经济学家区分为买卖学派、管理学派
和集体学派
。第一个学派以买卖交易为其单位，这个学派的极端是无政府主义，它完全拒绝管理和限额活动。第二个学派是以管理和限额交易为基本单位的，极端的情况是共产主义哲学。第三个学派把限额、管理和买卖活动按照集体行动的层次结合起来了，它的现代结果就是各种社会主义（有别于共产主义），例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工会组织主义、多元主义、工团主义、金融资本主义。

这又引起了经济学家们根据他们看待社会和社会中的集体行动的方式所进行的另外一种交叉分类，要么是机械论、机器论、有机论
，要么是运行中的机构
。

如果是机械论的理论，或者是用了帕累托（Pareto）[166]
的“分子社会理论”[167]
的说法，那么理论家遵循的就是物理学和化学的类比，其中社会只不过是一群人口，而不是一个社会，盲目的自然力量无因、无果、无目的地在发挥作用，就像海浪或者恒星、行星一样。这些学派倾向于放任主义
的观点。

与机械论
的类比大不相同的是机械的类比
。机械是人设计的人工装置，而机械论是原子、波浪、旋涡或者它们产生的任意东西的“自然”运动。但机械是“人工的”，与社会作类比，可以作为机械论的哲学设计出来，由于工程师
在机器时代的
商业与政治中的优势，它变得引人注目起来。如果我们把轮船、电信和无线电考虑进来，那么机器就变成了我们所谓的国家，甚至是世界的一个生产厂
，它有自己产生原动力的能量、传输能量的电池以及原料、劳动和产品的组织，可以适应作为整体的“社会机器”。所有这一切都受现代科学家和科技工程师的技术能力的支配。这一类比演变成了经济学家的管理学派，他们倾向于不同形式的独裁，无论是共产主义的、法西斯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倾向于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
的，或者是更近的技术统治论
的，或者更普遍的，倾向于我们所谓的工程经济学
。这种类比决不倾向于放任的观点，它的倾向是相反的：一切事情都靠科学和科学管理来完成。

接下来的是有机论
的类比，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却是从生物学而不是从物理学中衍生出来的。在这里，社会受像“社会意志”、“社会价值”这样的中枢力量的支配，通过“社会劳动力”发挥作用，它的一切都类似于人类意志。它的评价和活动以及所有的个人，都消失在了专门的手、耳、眼、胃中，服从一个单一意志的指令。这些学派倾向于较早的托马斯·费尔默的理论，或者是各种类型的独裁社会主义（像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甚或是倾向于金融资本主义的霸权。

但这些都是从其他科学中得出的类比，我们称其为戏剧化
或诗歌化
的类比，与每个研究者建立的、限于他们自己的特殊科学范围的科学化
的类比相对。在“社会”中出现的类似于物理科学中的机械论
或机器论
，或者类似于生物科学中的有机论
的内容，变成了直接从商业的惯用语言和法庭判决接受来的内容，在英国和美国被称为运行中的机构
。这些有着自己行为规则的集体行动的运行中的机构，有无限的变化，每一个都面向未来，并且控制着个人的行动，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成是从其他科学中衍生出来的类比，而是当成我们正在研究的真正的内容。他们谈的是诗歌，我们说的是散文。

从机械论、有机论、机器和运行中的机构得出这些见解后，经济思想的学派又可以按照观念的因、果或目的进行分类，例如均衡论、过程论和制度论，希望它们能够对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不应该认为这些术语是排他的，因为它们在所有理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

“均衡”理论，或者干脆说是自然机制的自动均衡或分子理论，通过拟人化，注入一个目的，就会像“寻找自己水平面”的海浪，或者是伴随“天籁之音”的“宇宙和谐”。它们的模式就是艾萨克·牛顿爵士在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中所说的“运动定律”。它们倾向于利益和谐理论，把法律及其冲突视为是“不合理的”，不属于经济学说的范畴。

“过程”理论把它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各种变化，以及由极小的但却无意识的或偶然的变化所产生的进化。它们的模式就是查尔斯·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1859）中所说的“自然选择”。在这本书里他详细说明了遗传、种群过剩、变异、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五重过程，整个过程是从马尔萨斯的稀缺性
原则中衍生出来的。

制度理论，或者按我们对它们的叫法，运行中的机构的理论，是建立在均衡和过程理论两者之上的。然而，它们的注意力指向的是有意或有目的的变化，是一种管理的均衡，而不是自动的均衡。这一有目的的控制被达尔文称为“人为选择”，意思是说，人的心灵通过个人或集体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适应观念，对进化本身进行控制。这些理论已经在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中产生了，在美国开创这门学科的先驱是罗斯（E.A.Ross），他在自己的著作《社会控制》（1901）中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样，我们就有了对经济思想流派的好几种交叉分类：第一，关于其出于阶级冲突的历史起源的分类。第二，关于其放任主义、剥削或实用性的社会哲学的分类。第三，关于其研究的基本单位的分类——无论商品、感觉，还是交易。第四，关于其哲学所基于的交易类别的分类，例如买卖、管理或限额的交易。第五，关于其方法或类比的分类——无论机械论、机器论、有机论、运行中的机构，还是均衡论、过程、集体行动。

经济学研究中，各种相互冲突的学派和主张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这一迷津中，我们无法从普遍接受的假设出发，然后用演绎的方法把它们的实际运用推及到我们面前的各种问题。我们还不如从头开始，像约翰·洛克在十七世纪神学和政治教条主义的类似迷津中所做的那样去做，那些教条主义曾导致了混乱、不容异说和内战。为了发现我们究竟真正知道多少，我们在研究和理解中可用的思想工具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思路进行检验。我们的学科对象是通过合作、冲突和游戏规则在生产、获取和限额分配财富中的人类交易。这些活动最初仅仅是作为感觉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肯定它们是仅仅由我们内在的倾向和社会哲学引起的，还是由外在的活动引起的。只有对我们称之为习惯性假设
[168]
的倾向进行仔细的检验，我们才能让自己为研究和理解作好准备。正如我们从约翰·洛克开始的那样，要做到这一点的最佳办法，就是继续对各种经济思想流派自己特定的已经或尚未注入其理论的社会哲学进行检验。我们将继续这样的方法，不过不是对所有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进行检验，而是对那些我们称为新见识的先驱者
进行检验。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些贡献，在总结中，必须对与之冲突或矛盾的所有其他人的看法给予合理的权重。我们把这种合理权重称为合理价值
。

五、历史的经济中枢

近代史上的集体行动
从封建主义
起，在英国1689年的革命
中走向了商人资本主义
，然后在十九世纪中叶走向了雇主资本主义
，然后是二十世纪的金融资本主义
。但这一制度发展伴随的是货币的发展，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然后是信用货币，债务、税赋、价格以及任何可卖的东西都是按照它来规定的，而且只要需要，就可以由法律来实施。

尽管批发价格的变化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们如此突出，以致按照生物学的类比，可以称它们为历史的经济中枢（见图2－1）。价格理论的变迁是“货币的”还是“非货币的”无关紧要，[169]
不过在一个货币与信用的世界里，所有个人和阶级衡量自己的成功与失败都得依靠价格，而且批发价格占据着控制地位。因为它们是被生产者所接受的价格，工资、利息、利润和地租的大部分都是从中支付的。“社会”凝结在一起还是分崩离析，取决于这一“金钱关系”或金钱失调。

图2-1　美国和英国的批发价格

批发价格从1500年到1790年相对变化的计算是由垂直线按五十年的时间间隔表示的。对上几个世纪的这些估算以1860年为100，通过检验阿瑟（Abbott Payson Usher）收集的数据完成（见1931年8月号第13期第103页《经济统计学评论》中的《1259～1930年英国的小麦价格和商品价格指数》一文）。英国从1792年到1933年的计算是由杰文斯（S.Jevons，1791～1860）、绍尔倍克（A.Sauerbeck，1860～1920）和经济部（1920～1933）完成的。对美国的计算是由罗尔瑟（H.V.Roelse，1791～1801，见《美国统计学会会刊》，1917年11月第15期，第804～846页）、汉森（Alvin H.Hansen，1801～1891，《美国统计学会会刊》，1915年11月第14期，第804～812页）和福克纳（R.P.Falkner，1840～1891，载《奥尔德利希报告》，第52届国会《参议院报告》卷三）完成的；1861年至今的数据见《美国劳动统计局284号公告》和其后的公告。

如果不参考物价水平变化的历史，那么要理解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和利益冲突就没那么容易了。从发现美洲、君主们紧缩通货，到伊丽莎白统治的中期，物价上涨了三倍，这与资本家、农场主、商人和制造商阶级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原因是大幅度减少了他们的地租、债务和税收负担。但与此同时，劳动阶级的状况却由于从农奴身份到现金工资的制度性变化而大大降低了。[170]

到了十七世纪约翰·洛克的时代，随着物价的持续上涨，资本家阶级已经变得非常富裕，足以发动一场反对腐朽的封建阶级的革命——尽管法国的这场革命是在一百年之后才发生的。直到1732年，大卫·休谟才在经济学中引入了静止物价水平与上下波动的物价水平之间的重要差别，作为对商人资本主义
下业已发生的变化的解释。这一新近认识到的世界范围内的物价变动的因素太惹人烦了，以致古典派和快乐主义的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开始，在他们的理论中就仅以“名义价值”提及，而且代之以他们认为似乎更为实际的劳动的苦乐和劳动力作为“真实价值”的尺度。

在洛克的学说在十七世纪末出现的时候，物价指数在两百年间已经上涨了三倍，休谟的学说出现在1732年，魁奈的学说出现在1758年，斯密和边沁的学说出现在1776年。可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劳动学说是在1815年后的十年中才出现的，当时物价正在猛跌，而马克思、蒲鲁东、巴师夏和美国的凯雷等非正统的学说是在经过物价长期持续的下跌后，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他们也在寻找比表面的物价变动更根本的东西。心理学派的经济学家如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也在寻找比物价更基本的东西，他们出现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十年间，当时物价的下跌又一次成为了一个烦人的因素。但关心物价本身变化的统计学派和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直到二十世纪才有了影响，特别是在1920年的物价下跌之后。

因此，从十八到十九世纪的整个时期，对于一般物价运动的这些表面和名义上的变化，各个流派的经济学家都未能加入到其关于自然和人类的更为基本的学说中去。关于货币、信用和一般物价变化的理论来自于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向，也就是统计学和数学，跟劳动、痛苦或快乐没有什么关系。直到二十世纪，特别是世界大战之后，统计学才获得了它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术语体系，如果这门学科是完善的，那么也许衡量、关联和预测一些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就有可能，譬如物价的变化、继续经营与破产、繁荣与萧条、就业与失业、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财富分配的变化，甚至是从封建主义
到后继的资本主义
各阶段的重大制度变迁。这种范围广泛的物价变迁，不管是批发价格还是其他物价，将不再仅仅是“名义”价值，而会变成制度经济学里
真正的实际价值。

[1]
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英国政治家。开始是保皇派，后来在英国内战中反对查理二世，被认为是辉格党的创始人。——译者注

[2]
列文赫克（Leeuwenhoek，1632～1723），荷兰博物学家，显微镜创制者。——译者注

[3]
1662年由查理二世批准设立。

[4]
柏克莱（Berkeley，1685～1753），爱尔兰主教及哲学家。——译者注

[5]
康德（Kant，1724～1805），德国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译者注

[6]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提倡者，现代经济学之父著有《道德情操论》（1759）、《国富论》（1776）。——译者注

[7]
引自《洛克全集》的《人类理解论》中的《致读者书》（1812年十卷本第十一版）。所有关于洛克的参考资料都引自这个版本。

[8]
《洛克全集》，第一卷，第一编，第1章，第1、2节。

[9]
《洛克全集》，第一卷，第一编，第1章，第4节。

[10]
同①，第5节。

[11]
同①，第7章。

[12]
《洛克全集》，第二卷，第四编，第1章，第1、2节。

[13]
门格尔（Karl Menger，1840～1921），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译者注

[14]
在他之前有戈森（Gossen，1854）和杰文斯（Jevons，1871），之后独有瓦尔拉斯（Walras，1874）。

[15]
实用主义，形态心理学，制度经济学。请同时参阅瑞西巴赫（Reichenbach）、汉斯（Hans）和艾伦（Allen）等合著的《原子与宇宙》（Atoms and Cosmos）、《现代物理世界》（theWorld of Modern Physics）（1933年修订）中有关近来人们将粒子和光波理论结合起来的努力。又见怀特黑德（Whitehead A.N.）《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一书，尤其是第9章《论客观和主观》。

[16]
琼斯·詹姆斯爵士（Jeans.Sir James）：《环绕我们的宇宙》（The Universe around Us），1929年版，第108页。

[17]
洛克：《论力量》，见《人类理解论》，第一编，第21章。

[18]
见后文关于能力与机遇的论述。

[19]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年版，第69页。

[20]
见《洛克全集》，第二卷，第三编，第9章，第4节。

[21]
同①，第11章，第4节。

[22]
同①，第10章，第15节。

[23]
见《洛克全集》，第二卷，第三编，第11章，第26节。

[24]
见《洛克全集》，第三卷，第四编，第11章，第1、2节。

[25]
《政府论》，《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二编，第2章，第12节。

[26]
见《洛克全集》，第二卷，第四编，第2章，第14节。

[27]
见《洛克全集》，第三卷，第四编，第15章，第4节。

[28]
见《洛克全集》，第三卷，第四编，第15章，第15节。

[29]
山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863～1752），西班牙裔的美国哲学家。——译者注

[30]
乔治·山塔亚纳：《怀疑论与动物的信心：哲学体系引论》（Skepticism and Animal Faith；Introduction to a System of Philosophy）（1923），《本质范畴》（Realm of Essence）（1927）。

[31]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译者注

[32]
从字面上理解，李嘉图的朋友詹姆斯·穆勒在其《人类心灵现象分析》（1828）中就是这样解释的，这完全就是一种“化学”观念观。

[33]
见本书第4章：《休谟与佩尔斯》。

[34]
见本书第4章：《休谟与佩尔斯》。

[35]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将军和政治家。——译者注

[36]
托马斯·史密斯爵士：《英国共和制》，写于1565年前后，1583年出版。

[37]
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22～224页。

[38]
艾尔顿（Henry Ireton，1611～1651），英国政治家、军人，克伦威尔之子。——译者注

[39]
拉蒂莫（Hugh Latimer，1485～1555），英国新教徒殉教者、宗教改革家，被玛丽女王处决。——译者注

[40]
《克拉克文件》，第一集，凯登协会（Camden Society）1891年出版，第二辑，第四十九卷。这些文件都是国王被捕后克伦威尔军中争议的速记稿。

[41]
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无地、少地农民利益的一个急进派别。——译者注

[42]
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04～225页；参阅古奇：《十七世纪英国民主观》，1927年出版，第214～219页；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出版，第255～261页。

[43]
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1615～1691），英国作家、清教徒。——译者注

[44]
理查德·巴克斯特：《基督教指南》，1838年再版。马克斯·韦伯最先发现巴克斯特理论的经济意义。见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辑》，1922年版，第一卷，第164页，该书的部分被译为《清教徒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30年出版；康芒斯：《论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美国经济评论》，1927年第17期，第63～68页；鲍韦克（Powicke）：《理查德·巴克斯特的一生（1651～1691）》，1925年出版，第158～159页；珍妮特·托尼（Jeannette Tawney）：《基督教指南节选》，1925年出版；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出版；托尼：《巴克斯特传》，1696年编，1924年出版；康芒斯与珀尔曼（Perlman）：《论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美国经济评论》，1929年第19期，第78～88页。

[45]
托尼（Richard Tawney，1880～1962），英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译者注

[46]
班岩（John Bunyan，1628～1688），英国作家、牧师。——译者注

[47]
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268页。

[48]
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清楚地表述了工资铁律，著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译者注

[49]
甚至西尼尔（Senior）在1834年提出“节欲”观念的时候也没有把利息区别为节欲的报酬。对他来说，利润和利息都是对节欲的奖赏。他说：“节欲表现为放弃把资本用作非生产性用途的行为（消费），也表现为一个人把劳动用于远期而非即期结果的生产的类似行为。这样行为的人就是资本家，他们的行为的报酬就是利润。”见那索·西尼尔：《政治经济学》，1872年第六版，第89页。

[50]
托尼：《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第207页。

[51]
《政府论》，见《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二编，第25节。

[52]
见《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二编，第26、27节。

[53]
见《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二编，第37节。

[54]
约翰·康芒斯等：《美国劳工史》，1918年版，第一编，第562页。

[55]
《政府论》，《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二编，第34、35节。

[56]
《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二编，第33节。

[57]
《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二编，第36节。

[58]
同①，第31节。

[59]
《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一编，第41节。

[60]
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医生，重农主义学派的创始人。——译者注

[61]
《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二编，第40节。

[62]
同①，第50节。

[63]
《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一编，第44、45节。

[64]
参见汉密尔顿：《洛克所谓的财产》，《耶鲁法学杂志》，1932年4月，第41期，第864～880页。

[65]
罗伯特·费尔默爵士：《族长制还是帝王的天赋权利》，第1章，第1 节；见洛克《政府论》，1887年摩莱版，第1页。

[66]
洛克：《政府论》，1887年摩莱版，第1、2页

[67]
菲吉斯：《帝王神权论》，第一版，第149页。

[68]
菲吉斯：《帝王神权论》，第一版，第149页。

[69]
同①，第151页。

[70]
费尔默：《族长制》，第3章，第9节。

[71]
费尔默：《族长制》，第3章，第11～15节。

[72]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医生，自然选择的发现者，著有《物种起源》（1859）、《人的遗传》（1871）。——译者注

[73]
《政府论》，《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二编，第6章，第88节。

[74]
《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二编，第6章，第83节。

[75]
《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二编，第6章，第123、124节。

[76]
同①，第157、158节。

[77]
同①，第124节。

[78]
《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二编，第6章，第125节。

[79]
同①，第126节。

[80]
同①，第16节。

[81]
《洛克全集》第五卷，第二编，第6章，第16章。

[82]
同①，第175节。

[83]
查尔斯·霍华德·辛：《矿区土地法》，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与政治科学研究》，1884年，第二编，第12页。

[84]
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法国财长，重农主义经济学家。——译者注

[85]
维克塞尔（KnutWicksell，1851～1926），瑞典经济学家。——译者注

[86]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著有《货币论》（1930）、《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译者注

[87]
本节可以作为序言或大纲看待，在后面的章节会进一步讨论。

[88]
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172页。

[89]
参见康芒斯：《钢铁市场上的交货价格制度》，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24年第14期，第505页。弗兰克·A.费特在其重要著作《垄断的面具》1931年版中研究了这个问题及其对许多美国企业和法庭判决的经济影响。见本书后文关于稀缺、丰裕与稳定对这方面的论述。

[90]
美国钢铁公司没有向最高法院上诉。

[91]
索雷尔（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工团主义政治哲学家，著有《关于暴力的反思》（1908）。——译者注

[92]
后面几页的摘要和详尽的内容发表在祝贺兰西大学民法学教授杰尼院长的50周年纪念专刊上。该刊编辑允许我使用这篇文章。同时参阅《机能主义》及参考书目，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93]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创造了经济意义上的“弹性”一词，凯恩斯的老师。——译者注

[94]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译者注

[95]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66页。

[96]
“约定”与“支付合理报酬”有一段从许多不同种类的案例中发展起来的专门的法学史，初期的争议大多是关于地租、服务或工资方面的，但最后成了现代意义上契约方面的争议。

[97]
斯拉德（Slade）案例是上个世纪关于约定特殊性方面判决的一个缩影，这开始发展成了合同法，已经取代了以前的债务诉讼。

[98]
这些原则的历史发展，也许可以在法律著作中找到，特别参见佩奇（W.H.Page）的《合同法》（1905年三卷本）；安娜·C.戴维斯（Anna C. Davis）正在对它们的起源进行研究，将来会发表。

[99]
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57页。

[100]
格莱瑟（M.G.Glaeser）的《公用经济学大纲》1927版第105、107页用了“收益契约（income bargain）”和“成本契约（cost bargain）”两个术语。他的收益契约相当于我们的卖家契约，而成本契约则相当于我们的买家契约。

[101]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162页；参见后文关于经济阶段的论述。

[102]
康芒斯：《议价能力》，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二册，又见《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54页。

[103]
参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伏格林（Erich Voegelin）主编：《论美国精神的形式》，1928年版，第172～238页；克郎诺（Hermann Kr9ner）：《约翰·康芒斯及其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第六编；迪尔（K.Diehl）：《国民经济学理论研究》，1930年版；卢埃林（K.N.Llewellyn）：《法律制度对经济学的影响》，《美国经济评论》，1925年第15期，第665～683页；卢埃林：《价格契约释义》，《耶鲁法学杂志》，1931年3月第40号，第704～751页；格兰特（J.A.C.Grant）：《合法程序的自然法律背景》，《哥伦比亚法学评论》，1931年第31号，第56～81页；斯威舍（C.B.Swisher）：《法学巨子斯蒂芬·菲尔德》，1930年版；康芒斯的评论见《政治经济杂志》，1931年第39号，第828～831页。

[104]
参见本书第8章关于效率与稀缺性的论述。

[105]
参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我们认为，上文的分析作为带有修辞色彩的抗辩理由被写进了《克莱顿法案》，即“劳动不是商品”。作为一个交易者，劳动者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这种关系是一种劝诱、胁迫或强迫的关系。作为劳动者他不出卖任何具体的东西，他只通过提供自己的体力使用价值来服从命令。

[106]
参见本书第8章关于投入—产出和支出—收入的分析。

[107]
参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83～312页中关于工资谈判的分析。

[108]
参见亨利·丹尼森（Henry S.Dennison）：《谁能雇用管理层？》，载《泰勒学会简报》，1924年第9期，第101～110页。

[109]
资产阶级政客间相互投赞成票以通过对彼此都有利的提案。——译者注

[110]
贿赂法庭进而成为非法的行为是在1621年巴肯勋爵的悲惨经历之后，那以后国家用薪俸代替了由诉讼人支付的费用。

[111]
也许会有辩论和申诉，但这不是讨价还价，因为纳税人在法律上没有不纳税的权力。见后文关于警察的税收权的论述。

[112]
参见：《美国经济学学会四十三次大会会刊》，1931年第21期，第66～80页；艾特金斯（W.E.Atkins）等的《经济行为：一种制度的方法》，1931年版，两卷本。这部分的摘要参见《制度经济学》一文，载《美国经济评论》，1931年第21期，第648～657页。

[113]
参见后文的经济社会关系公式图解。

[114]
亨利·梅恩（Henry Maine，1822～1888）：英国法理学家。——译者注

[115]
亨利·梅恩：《古代法：与早期社会历史的联系及与现代观念的关系》，1861年版。

[116]
约旦（E.Jordan）：《个性形式：人类关系范围探索》，1927年版。

[117]
参阅本书后文《凡勃伦》一章。

[118]
这些区别是从大卫·休谟关于法律、经济、伦理在稀缺性方面的共同规律的统一性中推演出来的。参见文中有关章节。

[119]
同时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80页。

[120]
同时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章。

[121]
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15页。

[122]
关于“合法程序”可改变的意义，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333～342页。

[123]
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35～246页。

[124]
同时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91页。

[125]
《议会案例》，1872年。

[126]
参见后文关于麦克劳德及其“经济量”的意义。

[127]
参见康芒斯：《产业商誉》，1919年版；同时见后文有关合理价值的论述。

[128]
参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15、36页。

[129]
见后文中的麦克劳德关于时间的论述。

[130]
见后文关于惯常假定的论述

[131]
见前文和后文关于新法制定的习惯法方法的论述。

[132]
参见沙普莱（Shapley）、哈洛（Harlow）：《逃离混沌：探索从原子到星系的物质体系》。

[133]
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1856～1915），美国效率与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译者注

[134]
杰文斯（William Jevons，1835～1882）：英国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译者注

[135]
门格尔（Karl Menger，1840～1921）：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译者注

[136]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1891年版。

[137]
参见本书关于货币与价值的交易理论的论述。

[138]
参见本书关于从心理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的论述。

[139]
参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69页。

[140]
见后文关于关键交易和日常交易的论述。

[141]
参见前文关于管理工作的分析。

[142]
见后文关于从天赋权利到合理价值的论述。

[143]
参见：《牛津英语词典》中关于“法则”和“原则”两词的条目。第一个向我提到“行为规则”的是伊利教授（R.T.Ely）。

[144]
奥格登（C.K.Ogden，1889～1957）：英国教育和心理学家，《简明英语》的发明者和支持者。——译者注

[145]
参见奥格登：《心理学意义》，1926年版。

[146]
参见沃森：《行为主义》，1925年版；《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论》，1914年版。同时，他关于“行为主义”，见《大英百科全书》，第十四版。

[147]
参见弗兰克（L.K.Frank）：《经济事务中的无序与不和谐原则》，载《政治学季刊》，1932年第47号，第515～525页。

[148]
怀特黑德（A.N.Whitehead，1861～1947）：1924年移居美国的英国哲学家、数学家。——译者注

[149]
怀特黑德：《科学和现代世界》，1925年版。

[150]
参见科勒（K9hler）：《猿的智力》，1917年版；《完形心理学》，1929年版；考夫卡（Koffka）：《心的成长：儿童心理学导论》，1924年译本；皮特曼（Petermann）、布鲁诺（Bruno）：《完形理论与结构问题》，1932年译本。

[151]
参见克朗诺、亚历山大·冯·谢尔廷：《论马克斯·韦伯的厂史的文化与科学逻辑理论》，载《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1922年第49号，第623～752页。另见本书后文关于理想的类型的论述。

[152]
参见霍布森：《自然科学的领域》，1923年版。关于科学，明显相对的是科恩（Morris R.Cohen）的观点。参见：《理性与自然：论科学方法的意义》（1931年版）以及《法与社会秩序》、《论法哲学》，1933年版。

[153]
参阅后文关于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述。

[154]
见南达科他大学工学院院长埃克雷（Lewis E.Akeley）的文章，载《哲学杂志》，1925年10月22号，第561页；1927年10月第24号，第589 页；1930年2月第27号，第85页；《工程教育杂志》，1928年4月第18号，第807～822页；本书后文关于李克特和马克斯·韦伯的论述；类似的关于法学方法的文章见库克（W.W.Cook）的《科学方法与法》，还有《约翰·霍普金斯校友杂志》，1927年第15号，第3页；参见《大英百科全书》关于“类比”、“因果关系”、“逻辑”、“科学方法”的条目；《沃尔夫》、《科学方法要义》，1930年版；康芒斯：《现代经济理论》，第三编，第313页；《英美法及经济理论》中关于门格尔（Menger）和施姆勒（Schmoller）的部分。

[155]
参见帕特森（E.M.Patterson）同名的重要著作，1930年版。

[156]
参见后文：《休谟与佩尔斯》。

[157]
参见后文关于休谟与佩尔斯、凡勃伦、绝对与相对等的论述。

[158]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创造了“社会学”一词。——译者注

[159]
参见罗斯：《社会心理学》，1931年版。

[160]
例如，参见宾汉姆（W.V.D.Bingham）和摩尔（B.V.Moore）的《如何访谈》，1931年版；《访谈、访谈者及社会案例工作中的访谈》，美国家庭福利协会，1931年版；林德曼（E.C.Lindeman）的《社会发现》，1924年版。

[161]
奥古斯特·孔德：《实证哲学概论》，1892年版。

[162]
参见后文关于从绝对到相对的论述。

[163]
联邦贸易委员会已经出版了有数千家这种社团的名录。

[164]
圣·托马斯·阿奎奈：意大利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学家。——译者注

[165]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逻辑学、经济学家。——译者注

[166]
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法国出生的意大利经济与社会学家，其著作对“在不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的情况下就没有人的情况能够改善”的最优状况进行了研究。——译者注

[167]
见后文关于从个人到制度的论述。

[168]
见后文关于习惯性假设的论述。

[169]
见后文关于世界工资社会的论述。

[170]
雅各布（William Jacob）：《贵金属生产与消费的历史探索》，1832年版，第261页。就我所见，制度史由于资本家阶级的兴起而并没有给雅各布的货币理论多高的评价。

第3章　魁　奈

一、自然秩序

弗朗索瓦·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无论对于法国人还是对于亚当·斯密而言，他都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学家”。他是理性导向的物质类比法的先驱，这方面他甚至要比洛克更胜一筹。洛克把自己的经济学建立在“劳动”、“自然恩惠”以及“金属货币积累”的基础之上，魁奈则略去了“劳动”，把自己的经济学建立在了“自然恩惠”和“货币流通”的基础之上。而后，斯密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回归到了货币，但既不是作为物质商品，也不是作为流通，而是作为一种交易的重复。[1]
重商主义有一种货币谬论，它认为通过压低一类人的价格让另一类人致富，或者在国外向外国人抛售，这样所获得的贸易顺差就可以让这个国家不断地积累金属货币资金。大卫·休谟在1752年即揭穿了这一谬论，魁奈步其后尘，在1758年将货币还原为了流通，而不是一种积累。

虽然洛克在1692年把“个人”作为了出发点，但魁奈却在1758年把“商品”作为出发点。现在，对于“商品”而言，“个人”成了一种舵轮，指引着它沿着“上帝”、“自然”、“丰裕”的同一条慈悲为怀的康庄大道前行。但魁奈发现的一些东西有别于洛克发现的东西，这些东西妨害了这种命中注定的“幸福”。他所谴责的不是洛克的君主专制，而是洛克的重商主义。君主理当专制——对于魁奈和费尔默而言，这是既自然又神圣的。但他们应该用上帝牢固树立于“人类理性”中的自然秩序指引自己，而不应该以农业为代价，为了商人和工厂主的利益，让关税、津贴、公司和其他一些特权牵住自己的鼻子。

在1758年后的二十年间，魁奈的《经济表》对于法国知识界产生的令人惊讶的影响，只有1859年之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科学界的影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老米拉波（Mirabeau）把魁奈的发现抬高到了与文字和货币这两大文明发现相当的高度。[2]
它的创造性在于把机制引入了经济学。后来达尔文用遗传变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种无目的的机制取代了上帝的旨意，而魁奈则在这些地方把专制君主置于了“自然”、“理性”、“上帝”的慷慨赐予的机制之下。为了积累金属货币，重商主义试图任意控制价格，而魁奈则代之以货币在一个方向的自然流转和商品在反方向上的流转，在他的理论中，价格是留给“自然”来调节的。

魁奈本人是个地主，同时又是路易十五的宫廷御医。他信仰君主专制，在针对无能的专制政权进行管理方面，他的理论起到了教导作用，后者未能遵循“自然法则”。[3]
由哈维（Harvey）[4]
在1628年所创造的生理科学是魁奈必须利用的唯一科学，哈维当时证明了血液循环。作为自然哲学一个分支的血液循环，现在可以用来解释财富的生产与流通，因为财富对于社会有机体的作用，就如同血液对于动物有机体的作用一样。血液循环可以当成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现在可以用它来解释财富的生产和流通。所谓社会有机体，就是指一个农业王国像动物有机体一样，会从土地、空气、阳光雨露中汲取衣食、木材和矿藏，并且利用和消化它们，然后再让它们流通到社会躯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去。躯体的每个部分都按照自己的生活所需吸取内容，而整体则不断地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补充。庞巴维克恰如其分地把魁奈的理论命名为“果实论（fructification theory）”。[5]
这是一种“生命力”理论，在这一理论中，财富的生产不过是生命力在“量”
上的扩大，这中间的“流通”不具有生产性，因为它仅仅是把能量输送给了系统中的各个成员，而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很多的消耗。商人和厂家也是非生产性的，因为他们要么是把商品全部都消费掉了，无法让它们再回到流通中去，要么只是把自己消费掉的东西再以产品的形式等量地送回到流通中去。由于他们无法送回更多的东西，因此也就不能产生剩余。

魁奈认为，只有“生命力”才具有生产性，原因在于它的能力使它不单是把一些东西与原来的东西等量地再生产
出来，而且还可以让这个量增加
。这种增加是一种剩余，即“纯粹的产物”，只有这种增加才是生产性的，而等量的再生产行为则是非生产性的。其他力量，包括劳动力在内，只是以不同形式等量生产了他们所消费的内容。生命力却不是这样，它还生产自身的那种能力的剩余。其他力量是再生产性的。生命力是生产性的。所以再生产行为没有什么结果，而生产行为则具有生长或发展的能力。因此，只有土地的耕作者才具有生产性，所有的商人、工匠、制造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都是非生产性的；这并不是因为只有耕作者才生产使用价值
（魁奈承认其他人也生产使用价值，但这些使用价值只是事物形式的改变，而不是量的扩大）。而量的扩大只是交换价值量的扩大。

但实际上，说土地耕作者本身是生产性的只是客气起见的结果。他们只是对自然界中真正生产性的生命力起到了协助作用，只有后者才有能力扩大事物的量。耕作者其实生产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并不增加事物的量。他们只不过把种子撒到地里，繁殖牲口，给牲畜喂喂食，其他的事情都得靠自然。他们自己的食物和生计是生产性的，但他们的劳动
并非生产性的。只有我们称为“生命”的力量（不管这种力量是在人体里，还是在自然界中）是生产性的，因为唯有它能够让一粒麦种增大到五十粒，让牛犊长成为奶牛，让婴儿长大成为一个雇农。正是这种量的扩大构成了魁奈著名的农业“净产值”。

但非常奇怪的是，魁奈的这种净产值并不是使用价值的产物，而是交换价值的产物。

这里出现了对“财富”和“资产”的混淆，也就是对物资及其所有权的混淆，这种情况在大多数经济学理论中延续了差不多有两百年的时间。几乎可以这样说，要是魁奈和早期的经济学家懂得企业财务制度方面的学问的话（也就是说，懂得资产与负债的相等、财务净值），许多混淆和观念冲突就可以避免了。对我们来说，财富是使用价值，它随着丰裕而增加
；而资产是稀缺价值的所有权，它随着丰裕而减少
。我们将会发现，在一百五十年的理论化过程中，这样的混淆一直存在，是魁奈给了我们第一次机会，使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混淆是怎么发生的，他还使我们注意到有些方法将财富和财富所有权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混为了一谈。

必须要说明一下的是，如果从偏心点的角度说，不仅是在魁奈时代，甚至从远古时代到现在，流行的“价值”概念一直就是指“能力”、“实力”、“勇猛”、“活力”、“分量”、“影响”、“力量”、“效力”这类内容。因此，“交换价值”是这种意义在商业中的扩展。交换价值是“交换的能力”、“购买的能力”、对其他人的商品和服务的“支配能力”。当一个生意人或普通人说“我的汽车值多少？它的实际价值是什么？”的时候，他想着的是它在交换中的支配能力，特别是指值多少钱。在商业化的国度里，所有的人都是天生的重商主义者。实际上，识破了这些常识性、经验性、直觉性思维的真相，证明“真正的交换价值”的实质不是“对钱的支配能力”，而是由于自己的商品和服务而形成的“在交换中对商品和服务的支配能力”，这是魁奈和他的追随者——那些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家——最大的贡献，实际上，这也是经济理论最难也永无止境的贡献。在魁奈之前，一直不曾有人能够对交换价值作出一个确切的解释。教会和道学家们慷慨激昂地抨击金钱的罪恶，大家对跟钱打交道和会挣钱的人存在一种成见，而且在伦理上树立了与金钱相对的有效性、使用价值、福利、服务等概念。但过去一直没有人能够用实实在在的、数量化的术语揭示出大家所需要的这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推论出交换价值的隐含本质，因此，才会出现热衷于魁奈的《经济表》的现象。

魁奈舍弃了使用价值，他认为使用价值只不过是个人的使用价值，这种价值也许是个体对自己取自流通的具体东西的解释。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交换价值上面，交换价值被看成是交换中一种对商品而不是对货币的支配能力：通过增加具有这种交换能力的具体东西的数量，就可以让一个国家的“财富”扩大。

这种能力
的扩大来自何处？魁奈说，它来自于慷慨的自然力量，这种力量扩大了物资的数量，这些物资以后可以用于衣食住行的生产。正是通过自然力对物资的这种扩大，才有了交换价值量上的扩大，因此也有了国力的增强。价值与交换价值是同一的，它是一种交换的能力，这是大家都认同的共识。但这种能力的根源是农业，而不是制造业或商业。

那么，如果只有通过农业这种充足的能力才能为人类生产丰富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东西的话，那为什么法国的农业会如此萧条呢？魁奈的答案是：重商主义政策造成的人为稀缺，这种政策使得交换价值没有可能与价值仁慈的扩大相一致。农业受到了法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抑制。政府把市场交易的种种特殊优惠给了商人和制造业主中的垄断者和行会，在错误的理念下，政府认为农产品应该廉价地供应给他们，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有可能把工业制成品销往国外，把白花花的银子换回家来。自然是仁爱的力量，它能扩大这个国家的命脉，它增加自己的出产，而耕作者所做的不过是把自己的生计跟它结合到一起，把取之于自然的东西还给自然。因此，一切取自耕作者又被商人和制造业主消耗掉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浪费，因为后两种人仅仅是从事运输和使用物资，但却没有扩大它的量；即便如此，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是通过改变其种类、形式和地点从而增加了物资的使用价值。的确，就商人和制造业主把工具、肥料和食品送还给耕作者以解决困难而言，他们也是有生产性的，但相对于他们消耗的程度，或者是相对于他们转送给其他同样非生产性的人去消耗的东西而言，他们是“不事稼穑”的。

耕作者、商人和制造业主都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事实上，这就是魁奈时代所有的耕作者（农民）所过的生活；但是，虽然不事生产的阶级的生活对生产力的恢复没有任何贡献，但耕作者的生活的确是有贡献的，所以也就是生产性的。因此，具有生产性的就是那些以流动财富和固定财富的形式回馈到农业中的东西。流动财富（年垫付
）就是种子、肥料、磨损机器的修复，还有农民的生活资料。固定财富有两种：一种是农民的原始垫付
，譬如机器和设备；另外一种是土地垫付
，或者说是地主的固定设备，譬如栅栏、排水沟、建筑物，还有生产力的改良。

这些固定财富的所有者诚然有权获得利息，但这并不是因为其固定设备整体都具有生产性。固定设备能够创造净产值的只是那些可以区分为损耗、折旧或消耗的部分，所以，按照定义，这一部分可以和种子、肥料以及耕作者的生活资料一道列入流通财富。唯有这些流通的东西才会产生在数量上超过自身的净产值，原因是它们参与了土地的耕作，经营者和君主获得的收入就是从这些净产值中产生的。不事生产的阶级的人数增加，会相应地减少来年的净产值，因为这样就占用了本来可以作为流通产品回馈给土地的那部分循环。[6]
总之，魁奈的《经济表》正合美国农民的心意，后者抱怨经纪人、工厂主和城市居民把他们的产品拿去得太多了，以致他们都无法维持土地的改良和生产力的提高，最后不得不抛弃田地，迁往城市。可以说魁奈是最早的农业经济学家。

魁奈的困难在于，他对这些与保护自然资源有关的具体概念的使用，跟与商品交换价值有关的稀缺概念的用法是一样的。他使得“财富”变成了财富的交换价值，或者是在交换中支配商品的能力，但那是资产，不是财富。这样他就排斥了相对稀缺这个理念，从而肯定了在观念上排除货币的经济理论，因为货币是度量稀缺性的手段。他回归到了自然的物物交换经济。根据他的观点，国家的财富是否丰裕，取决于与其他商品相比具有高交换价值的物品，而不是像重商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取决于货币的高稀缺性价值和商品的低稀缺性价值。重农主义者看重的是商品，要大量获取这些商品，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商品不但丰富而且具有高交换价值的时候才有可能。货币仅仅只是名义价值，它是交换和度量的工具，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商品是否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必须要注意的是，当魁奈说“价格”的时候，他指的是按其他商品计算的交换价值，而不是指按货币计算的交换价值。

所以说，货币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度量制度。但对于魁奈而言，度量和流通并不产生财富，它们只是按照事前决定的交换价值来调节背后的商品流，这种交换价值是按照商品计算的。因此，他声称，财富不是货物的丰裕，而是有个好价钱的货物的丰裕，也就是说，不是使用价值的丰裕，而是交换价值的丰裕。路易斯安那没有开化的民众拥有大量的货物，像水、木材、猎获物、地里出产的作物等，但在这些东西获得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的交换价值之前，也就是说，在这些东西进行流通并换回其他商品之前，这些东西变不成财富。[7]

国家需要大量具有较高单位交换价值的商品，以便从其他国家换回别的商品。国家的纯产品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充足的商品交换价值。重商主义者相信国家的实力在于拥有大量的现钱，这就要求有低交换价值的原材料，目的是为了鼓励制成品的出口，从而通过对外贸易赚回钱来。这就意味着货币的交换价值高，农产品的交换价值低。但在魁奈看来，国家的实力在于掌握大量在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中都有高交换价值的原材料，这样就可以增加纯产品，因为税捐就是从这里面支付的。

在流通过程中，这些交换价值越是遵循“自然秩序”（这是丰裕的秩序），也就是说，越不受政府任意压制和特许权利的干扰——这种干扰为制造业主和商人压低了农产品价格——国家的农业产品在国际和国内贸易中就越能够赚钱，这样就能使农民更能恢复地力，让农业获得成功——农业是全国人口和各阶层的工资所依。

但法国的政策恰好相反。商人和制造业主增加自己的实力靠的是低价买进农产品，然后就可以利用较高的农产品出口价格换回金银。要是让魁奈来制定政策，他会通过高价销售农产品来增加国家的实力。商人阶级从农民那里低价买进，然后以高价卖出，他们的利益与一个农业国家的利益是对立的。农业国家的经营者为了扩大农业应该高价销售，这样就可以扩大产品的流通，商业本身的长远利益正依赖于此。[8]
人们不应该为了给出口提供廉价原材料就在王国范围内压低供应品的交换价值，因为如果这样做了的话，那么在跟外国人的贸易中最终还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如果交换价值高，收入也就高。这样就会导致魁奈的悖论：“没有交换价值的丰裕不成其为财富。高价但稀缺就是贫穷，丰裕而价高才是富裕。”[9]
如果自然是慷慨的，而稀缺是政府强加的人为稀缺，那么这就不是悖论。

自然，或者干脆说“自然秩序”（这是仁慈的丰裕秩序），如果听凭它自己，将会产生较高的交换价值。因为“自然秩序”包含着每个人的自身利益，这一利益受影响农业的同一仁慈秩序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在自然
预先提供了较高交换价值和丰裕的方面，每个人都会选择那样的行动路线。

魁奈最终看到了窘境。他曾经消除了重商主义者谋算通过国外贸易顺差来增加国家贵金属输入的谬误，但却陷入了增大农业商品的供给但却没有减少其交换价值的谬误。这一窘境让他在1765年，也就是自己的《经济表》问世七年后，实质上放弃了早年对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所作的区分。[10]

因为从节约资源的角度看，显然农产品的绝对丰裕程度越大，国家的财富就越多；但从商业和市场的角度看，农产品的相对
丰裕程度越大，它们的交换价值就越小，因此国家的财富也就越少。因此，1765年，当魁奈面对这一困境的时候，他修正了自己关于非生产阶级和生产阶级的区别。现在他说“非生产的”阶级并非不事生产，除非它们生产的产品多于农场经营者愿意用合适的价格获得的产品。但只要它们生产的产品多于农民在交换中获得的产品，那它们就是非生产的。在那种情况下，过剩的产品就是“虚幻的财富”。换句话说，与财富相关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交换价值，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要非生产的阶级不要生产得太多，它们就的确生产了财富。他的“虚幻财富”
是资产，而非财富。

在新的分析中，魁奈接着说，对农民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他们生产的原材料过多，以致无法让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以对农民自己有利的交换价值去购买，那么他们所生产的就不是财富，而是“虚幻财富”。因此，按照魁奈1765年的说法，非生产的阶级只是相对的非生产，而不是绝对的非生产，而生产的阶级只是相对的生产，生产还是非生产取决于每个阶级生产出来与其他阶级交换的相对量。只要所生产的不多于在总量中所占的适当比例，那么每个阶级都是生产的。对于这一点，他强调说：“我说的是要和全国的财富成适当的比例。”[11]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生产的阶级已经被定义为那些在商品的总流通量中通过自然恩惠让物质量的纯剩余有所增加的阶级，而非生产的阶级则是那些不增加物质的阶级。魁奈发现，当他忠实地面对物质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称为“使用价值”或财富）与“稀缺价值”（我们称为资产）之间的差异时，他真正的意思是说，只要其使用价值的量按照其相对稀缺性彼此有适当的比例，那么所有的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就都是生产的。只要比例是适当的，那么这些产品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就是真正的财富，因为这些产品具有有利的交换价值；但只要一种商品供给过量，它就变成了“虚幻财富”，因为它很少或根本没有交换价值。他从物质概念——增加物质的使用价值以扩大具体商品或财富的流通，转向了稀缺的概念，也就是通过防止某些产品因降低价格和稀缺性而过量，从而导致其他产品提高价格，这样各种使用价值就有了最恰当的比例，目的是为了稳定稀缺价值。他的“虚幻财富”指的是资产。

然而，魁奈却坚持他对非生产阶级最初的定义，他的信徒们也追随了这个观点，以致他在1765年所作的修正明显地没有引起后来的批评家的注意。他试图把农业丰裕的物质概念与农产品的高交换价值调和在一起，他很肯定地说，非生产阶级所扮演的“自然”部分的角色简直太小了，在自然、丰富的世界秩序中，政府不能照顾非生产阶级什么，所以它们对交换价值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就好像是说“小恶非恶”一样！

根据魁奈的观点，自然生产力的天然稀缺可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倘若不考虑重商主义者的人为的或集体的稀缺性，可以因为它在决定其他价值方面没有任何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性而忽略它。这与这样一个事实是一致的：按照“自然秩序”，那些在获取财产方面拥有自由的人总喜欢进入制造业而不是农业，原因是前者没有后者那么辛苦，而城里的生活又比乡下的生活优越。尽管农产品是丰裕的，但假如不是因为政府的妨害与特权对农业的损害，那么结果就会是个人让他们自己“自然地”按照农产品交换价值较高的这样一种适当的比例分布。[12]
另外，他的这种调和还受到他在1765年的一种说法的影响，他说，他所谓的非生产阶级仅指那部分以生产奢侈品为业的人。

然而，物质的概念与稀缺性的概念是矛盾的。一个说的是财富，另一个说的是资产。使用价值的物质概念是说，一种商品每一个单位所包含的有价值的能量不会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水能止渴，一千加仑的水的作用是一加仑水的一千倍。这就是使用价值，其单位使用价值不会因数量的增加而减少。魁奈的交换价值也是这样的。对他来说，除非受人为稀缺性或政府造成的稀缺性的干扰，否则交换价值就是体现在商品中的预先确定的自然物质力量的物质流通，它具有支配其他商品的能力。这就是说，一百万蒲式耳麦子的交换价值应该是一蒲式耳的一百万倍。这个极端的例子让这样的论点显得很荒谬，但魁奈的“自然秩序”不允许出现荒谬。

魁奈的哲学因为他的“非生产阶级”这个名词而受到怀疑，亚当·斯密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这一点，他部分地用劳动替代了自然。但后来被卡尔·马克思吸收的是他关于“流通”和交换价值的物质概念，而不是斯密对劳动的划分。有两种流通体系，一种是货币流通，一种是商品流通。后者把来自自然的商品送到体系的各个部分，前者把每个人已经传递给其他人的交换价值取了回来。流通没有增加任何内容，它只是把先前自然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转移给了其他人。按照能力的观点，先前创造的就是价值——是丰富但却隐藏着的自然力量。如果留给自然进程去处理，流通展现的仅仅是交换价值，后者先前早已作为自然的恩惠体现过了。

杜尔哥、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给魁奈的“年垫支”和“土地垫支”起了个“资本”的名称：资本是以流动和固定商品两种形式出现的储蓄，也就是说，是供出售的商品。在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理论中，商品的流通和可销售性又产生了一个物质的概念，即交换价值。但这个概念相当于一种不同的具体化能量，即劳动的能力，而不是魁奈的自然能力。

二、道德秩序

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魁奈承认了物质概念和稀缺概念之间的矛盾，于是就用自己的“自然秩序”的观念来弥合，自然秩序是不允许出现矛盾的。对魁奈而言，为地主和君王收入辩护的是自然秩序
的另外一个分支。亚当·斯密完全吸取了魁奈自然秩序
的这个分支，但他是用它来给资本家而不是给地主和君王辩护的。因为魁奈是这样辩解的：怎么能够证明地主和君王按照固定资产收取利息并且拿走全部纯产品是合理的呢？事实上，产生剩余的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固定资产，而只是其中“流通”的那一部分，即固定资产的磨损、折旧或损耗，[13]
这其中包括了耕作者的生活资料在内。他们有权取走自己的投入，就是相当于上面定义过的他们的流通商品，正如现在耕作者和非生产阶级所做的那样。可是对于固定资产留在他们手里还没有使用，既没有转化给自然也没有扩大增加，同时也没有用于再生产流通的那一部分，为什么他们还要取得利息和纯产品呢？既然生产纯产品的是耕作者的生活资料而不是地主的所有权，为什么就不应该让耕作者取得全部纯产品而把地主给淘汰掉呢？——实际上在法国革命中，当农民接管了庄园后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魁奈用“自然秩序”和“自然权利”来证明耕作者阶级和非生产阶级的合理性。耕作者和非生产阶级从地主和君王那里得到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他们所得到的与他们所投入的相等——这跟物理学的任何规律一样，是很自然的。[14]

但是，自然秩序还有另外一个分支——“道德秩序”。就如同物质秩序对人类的约束一样，这是自然对人类的约束。正是道德秩序证明地主和君王取得地租、利息和税收等纯产品是正当的。

然而，这里所谓的道德秩序只不过是1758年法国地主盛行的习俗。重农主义的国家观就是从君王那里享受特权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国家观，这些大地主跟他们的君主一样，拥有自己的采邑朝廷，可以统治自己的臣民。魁奈没有区分统治和私有财产，在他脑子里的是1758年的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有它们的封建领地（这也是君权），有它们的采邑法庭和武装官吏。领主就是君主，通过执行其权力的官吏来起作用。[15]
他的臣民十个有九个是农业工人和小自耕农，其他的是手工工人，他们在自己的小作坊里处理羊毛、皮革、猪肉，这些都是农业工人转给他们的；或者就是家庭仆役，照字面的意义说，即手工
制造者（manu－facturer），他们可以熟练地处理主人交给他们的产品。他们不是国家的公民。享有统治权的领主之所以有份，并不是因为他们生产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在魁奈所熟悉的道德秩序中所处的地位。他们是贵族，仅仅因为是贵族，所以他们在道德权利上就至高无上。缺了他们就什么也不能干，因为他们的祖先最早提供了土地，而他们自己则为耕作者和非生产阶级提供了庇护和衣食。

魁奈所希望的并非是通过宪法或所有权方面的限制来剥夺地主和君王。他希望的只是地主和君王在行使其统治权的时候应该遵循“自然秩序”，不要试图把他们无知的命令强加于财富的生产与流通。他们靠道德秩序保持着自己的地位，但却没有遵从自然秩序。

因为自然是聪慧、慈悲、丰富的，就如同约翰·洛克的自然
，所以照魁奈的观点，物质规律就是“以明显最有利于人类的自然秩序所调整的所有物质事件的进程”。具有同一慈悲根源的道德秩序则是“在道德秩序方面符合最有利于人类的自然秩序的一切人类行动的规则”。自然权利缘起于这些自然法则。魁奈说，自然权利是“一个人让事物符合其幸福的权利”；公正——决定自然权利的自然法则的准绳——是“一种为理性所认可的自然而至高无上的准则，这个准则明确地决定什么属于自己、什么属于他人”。[16]

包含道德秩序
的自然秩序
的这些定义，让魁奈能够调和哲学家们关于自然法则、自然权利和自然公正的所有相互矛盾的观念。因为他的自然权利观念是适应任何时间地点下的各类情况的有弹性的观念，但因此也导致“自然权利”变成了它们的自然荒谬。因此，与显而易见真实的时间和环境相关的时候，所有哲学家所说的各种明显矛盾的自然权利就都是真实的了。因此，杰斯提尼安（Justinian）所坚持的一个观点是正确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然揭示给动物的东西，前提是它们是动物。因此，在孤立状态下，个人的自然权利就是他靠自身的力量和智慧所得到的任何东西，前提是个人是孤立的。甚至霍布斯（Hobbes）所说的“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无限权利都是对的，前提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假定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拥有控制全体人民的统治权威的国家，那么那些说自然权利是普遍且至高无上的人同样也是正确的。同样，那些坚持自然权利不是绝对的而是要受默许或明确的契约限制的人也是正确的，前提是这样的契约是基于习俗的。甚至那些完全否认自然权利的人也是正确的，前提是他们所说的是对自然权利毫无知识的人。知识是“光”，没有知识理性就是睁眼瞎，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自然秩序只对那些既有理性又有知识的人存在。

因此，对魁奈和重农主义者来说，君王要制定的基本的成文法就是在法律上就自然秩序进行教育的成文法，让大家明白自然秩序是“理性之光”。让百姓蒙昧无知是最大的犯罪，因为指引理性去维护权威、财产、丰裕以及地主和波旁王朝安全的正是关于自然法则的知识。

总之，魁奈关于自然法则、自然权利、自然秩序的观念仅仅是当时当地的习俗
，这与君主的法令是有区别的。习俗是自然的；君主是重商主义的。但对于魁奈来说，习俗变成了健康的启蒙意识，一种经过教育的常识，一种明白的直觉；如果事物是惯例，那么它会让事物看着比较自然，要是国家进行干预就不自然了。习俗是利益的协调，是劳动和资源的和谐均衡，只要统治权不加干预，这种和谐均衡就会从自然恩惠的实际中产生，它会导致个人流入自然最慷慨的渠道，它不会让个人流入其他渠道，在那些渠道中个人要从流通而不是从自然恩惠的自我均衡中进行榨取。如果他们遵从这一自然秩序，那么政府就不会鼓励从自然吝啬的地方生产太多的产品，从而就不会对自然丰裕的地方的产品有多少损害。总而言之，自然秩序被魁奈看做是健康的经济，而人为秩序则是重商主义者和路易十五所支持的不健康的经济。

根据魁奈的观点，如此被理性之光所感知的自然法则，具有智慧和慈善两重特性，因为它们是由一位智慧的上帝
为人类的幸福制定的。因此，它们是“永恒不变、颠扑不破、可能存在的最好法则”。[17]
在魁奈的脑子里，与此相对的是欧洲专断的统治者成文的因而也是人为的法律。这些成文法与自然法则的不同在于，成文法制造的是稀缺，而自然法产生的是丰裕。这种区别是在成文法有可能是错误的、腐败的、强迫的、多变的因而会违反自然法则的情况下产生的，而另外一方面，自然法则却是永恒的、智慧的、慈善的和慷慨的。因此，照魁奈这样一个1758年路易宫廷中智慧且仁慈的地主的理解，应该让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这些自然法则成为成文法的美妙定则。

因此，在洛克曾经把自然法则视为针对国王和地主替制造业主和商人进行辩护的地方，魁奈则看做是针对制造业主和商人替国王和地主进行的辩护。他们都把上帝、自然、理性和丰裕看成是一样的。他们的区别在于受惠者不同。

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当魁奈用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为地主的地租辩护的时候，应该得出的实际结论就是一切的税赋都应该施加在地主的地租上，其他所有的税赋都应该取消。对此有两方面的解释：

他的可征税的“纯产品”既没有包括地主对生产力的维护
，也没有包括地主对生产力的改良
。如果希望地主恢复原始
的生产力，那么就绝不能向地主的这些“预付”征税。只有来自于原始生产力的纯产品才应该征税。[18]

另外一种解释是，他脑子里只有农业地租和像销售税、进口税、公路税这类的主要税种。在当时的法国，不仅要对国外的进口征税，而且还要对从农场到城市的国内输入、公路上被强迫的劳动都要征税。这些税赋妨碍了商品的流通，压迫了农民。它们增加了农产品的成本，减少了销售农产品所得的纯收入。取消这些税赋，农业地租就会大大增加，这些增加的地租就可以成为增税的对象。魁奈主张，拥有统治权的阶级，那些地主和垄断制造业主和商人的行会，应该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相信整个国家生产力的增加也会有利于他们的，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后来当杜尔哥在其中的一个省取消这些针对商业的障碍时，他证明了魁奈理论的正确性，增进了这个省的繁荣。但是，当杜尔哥试图在国家层面试行类似的改革时，贵族们却让他丢了乌纱帽（1776年），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自然秩序观念。[19]
人们往往说也许杜尔哥重农主义的改革阻碍了法国革命，但事实上那些受益者看不到那么远。这场革命把他们的庄园分给了农民，同时还取消了商人和制造业主的行会。

在魁奈之后四十年，马尔萨斯用自然的稀缺替代了自然的丰裕。魁奈之后六十年，李嘉图在克服自然资源的天然稀缺的同时，创立了关于劳动力价值的观念。魁奈之后九十年，卡尔·马克思接受了魁奈的流通、李嘉图的劳动、自然的稀缺，淘汰了地主、君王和资本家。魁奈之后一百二十年，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接受了魁奈的自然权利和自然丰裕、李嘉图的地租，提出了自己的单一税主张。其间，在魁奈之后十八年，亚当·斯密部分地舍弃了他的自然生产力，回归到了约翰·洛克的劳动论。但是，在斯密甚至是在魁奈之前，大卫·休谟已经用稀缺取代了丰裕，不仅以此作为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以此作为财产权利的起源，只是两个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谁罢了。

[1]
参见后文关于交易的货币和价值理论的论述。

[2]
亚当·斯密：《国富论》，1904年版，第二篇，第177页。

[3]
弗朗索瓦·魁奈：《经济表》，1758年版；《农业国政府经济的一般原则》，1763年版。引文源自奥古斯特·昂肯主编的《魁奈经济与哲学著作》（以下简称《魁奈》），1888年版。并参见德莱的《重农学派》，1846年版，以及N·J·威尔《论重农学派》的重要论文，载《美国经济评论》，1931年第21号，第607～619页。该文主要针对的是魁奈的追随者，而非魁奈本人。经济学家常将杜尔哥当成是重农学派的代表，但他的理论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与重农学派是截然不同的。见下文关于杜尔哥的章节。

[4]
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英国内科医师，1616年发现了血液循环。——译者注

[5]
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1891年译本，第63页（论杜尔哥对魁奈理论的运用）。杜尔哥说明矿山生产力用的是地质过程：“土地每年都可以产出果实，但矿山则不会产生任何果实，因为矿山本身就是贮藏的果实。”吉德和李斯特在《经济学说史》的第14页引用了这句话（1913年译本，第二版）。魁奈坚持认为，有建设性的不是农学家，而是像流通着的资本一样的农学家的生计手段。

[6]
汉尼（L.H.Haney）：《经济思想史》，1911年版，第175、176页。

[7]
《魁奈》，第353页。

[8]
汉尼（L.H.Haney）：《经济思想史》，1911年版，第322～324，344页。

[9]
汉尼（L.H.Haney）：《经济思想史》，1911年版，第335页；吉德与李斯特，第14页及以下各页。

[10]
见《自然权利》一章，《魁奈》，第359页。

[11]
《魁奈》，第359、391页。

[12]
《魁奈》第359页，第391、392页。

[13]
参见后文关于平均数的论述。

[14]
参见他为有别于奢侈阶级的非生产阶级的收入所作的辩护。《魁奈》，第390～391页。

[15]
吉德和李斯特：《经济学说史》，第19页。

[16]
见《自然权利》一章，《魁奈》第359、365页。斜体为作者所加。

[17]
《魁奈》，第359、375页。

[18]
参见本书关于李嘉图和警察的征税权的论述。

[19]
参见后文关于杜尔哥的论述。

第4章　休谟与佩尔斯

一、稀缺性

洛克和魁奈是在丰裕原则的基础上把法学、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系起来的，而大卫·休谟则是在稀缺性的原则上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亚当·斯密说他是“这个时代迄今为止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但斯密否定了他的理论基础，回到了休谟所反对的洛克那里。休谟在1739年说：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人的环境都倒转了：不是产生极度的丰裕就是极度的贫困；灌输进人的胸怀的……是人性或者全然的贪婪和恶意……由于导致公正一无用处，你们破坏了其本质，延缓了它加在人类头上的义务……没有什么享受是从自然开放而慷慨的手里给我们的；但是通过技术、劳动和勤奋，我们能够大量地获得享受。因此财产观念在一切文明社会变成了必需；因此公正把自己的用处推及公众，并且因此单独产生了其价值和道德义务。”[1]

休谟的“效用”是指公共效用——相当于现代的“社会效用”——或者是公共福利，或者是社会利益。后来边沁的意思是私人效用或者是个人的苦乐。休谟的公共效用对个人的影响是让自利的动机从属于它，边沁的私人效用则是自利的，他认为这与公共效用是一致的。[2]

对休谟来说，如果公共或社会效用是公正的唯一源泉和其价值的唯一基础，那它用什么办法对个人发挥作用呢？——按照后来边沁的说法，对于个人只有他们自己的苦乐是有作用的。休谟的回答是，靠稀缺
的程度和人的品性
。

他说：“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这一性质已经把所有外部便利的丰裕都非常丰富地赐给了人类，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的不确定，不需要我们这一方任何的操心或费力，那么每个人就都会发现，无论他自己饕餮的胃口想要的是什么，奢侈想象中的期望或欲念是什么，都已经完全得到了满足……很明显，在这样的一个幸福状态下，其他的社会美德都会盛行起来，得到十倍的提高；但绝对不会有人梦想公正所具有的谨慎和忠实的德行。在一个每个人都已经富裕有余的地方，出于什么目的要分割财物呢？在不会有任何损害的可能性的地方，为什么要提所有权呢？既然在另外一个人夺取这件东西的时候，我只要一伸手就有同等价值的东西属于我，那么为什么还要说这东西是我的呢？在那样的情况下，毫无用处的公正只会是一种没有价值的形式，绝对没有可能在美德中占据一席之地。”这种丰裕的状态是“黄金时代的诗意小说”和“自然状态的哲学想象”。[3]

因此，公正
和私有财产
是由相对稀缺性
引起的。但他接下去说，共产主义是由完全稀缺性
引起的。

“假定一个社会陷入了对所有普通必需品的短缺，以致最大限度的节俭和勤劳也无法保护芸芸苍生免于一死和让整个社会免于穷困，那么我相信，大家很容易承认，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严苛的公正法则会暂缓下来，让位给更强烈的必需和自我保护的动机。船只失事的时候，一个人如果没有考虑先前的所有权限制，抓住任何能够抓住的安全手段或设备，是不是犯罪呢？……美德（公正）的有效性和倾向是通过维护社会的秩序来保障幸福和安定的，但在社会即将因极度短缺而灭亡的时候，就不用再担心暴力和不公正是更大的罪恶了……甚至短缺即便是没有到这么紧迫的程度，公众也可以不经所有者的同意就开仓放粮……在饥荒中均分面包，即便是用权力甚至暴力来实施，会被认为是一种犯罪或侵害吗？”[4]

然后休谟从罗马的《斯巴达法》和《土地均分法》中举了些历史上的例子，但结论是，在他所在的时代，对公众而言，英国人的财产习俗，譬如一个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经过同意的转让、合同的执行、继承权，与共同的所有权或平均的所有权相比，一般要更为有益，因此也就更为公正了。

然而，争论却从洛克的自然
法则和神的理性
的丰裕
状态转变到了休谟的稀缺
状态中的短缺和便利。

休谟说：“检验那样探讨自然法则的作者，你就会发现，无论他们从什么样的原则开始，最后一定会在这里结束，而且把人类的便利和短缺选定为他们所建立的每项规则的基本理由。反对并因此而曲解制度，要比贯彻制度更有权威。”[5]

人类品性中类似的极端性，使得公共效用和公正成为了变化和相对的事情。

“……假设，人类的短缺像现在这个样子持续下去，但心胸开阔了，充满了友爱与慷慨，个人都以最大的亲切面对每个人，关心同伴的利益胜于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显而易见，似乎公正的有效性会因这样的善行而搁置，也就不会再想到财产和义务的划分与障碍了……当我的心里对我们的利益已经不再有什么区分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在我的田地与邻里的田地之间树起界标呢？……整个人类会成为一个单一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一切共有，自由使用，根本无涉所有权。”[6]

休谟所提到的尊敬、慷慨、勇敢、尽责、真诚等种种美德，亚当·斯密后来都包含在了同情心
（sympathy）这个词中，而且把自己的伦理学和经济学建立在了人格和稀缺这两个原则之上。他试图靠这些原则反驳洛克和霍布斯的伦理学说，认为“这些人主张的是自私的道德体系”，[7]
他还反驳了亚当·斯密、边沁和一百多年来的经济学家取自他们两个人的经济和伦理学说，这些人把自己的经济学建立在了自利的基础上。

他说：“我们发现了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分开的，甚至是相反的。但我们观察到，尽管有这样的利益分裂，但道德情操还继续存在。只要是在这些利益区别明显地共同起作用的地方，我们总会发现这种情操有显著的增加，而且对美德有更强烈的倾向，更为厌恶恶行……这些例子，迫使我们必须抛弃用利己主义原则解释每种道德情操的理论。我们必须采取更为公共的情感，而且承认社会利益并非对我们完全无关紧要，即便是为他们自己考虑也应如此。有效性只是某种目的的一种倾向，任何事情都作为手段满足目的，而目的自身却没有办法影响我们，这样的说法毫无疑问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如果有效性（公共效用或社会效用）是道德情操的源泉，而且这种有效性并不总是为涉及自己而考虑，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对社会福祉有所贡献的事情都会直接获得我们的嘉许和善意的欢迎。”[8]

亚当·斯密后来否定了这一点。但如果熟悉现代工会“伦理”和工业、商业和银行业的生意“伦理”的话，那我们将发现，恰好是休谟的机会稀缺及其作为结果的利益冲突，才在冲突中引发了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合理行使经济权力、机会均等、和平共存、良好善意及合理价值等一切的经济美德，这些美德让自我的眼前利益服从于与其他人共享有限的机会，这样才会使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的平和实施成为可能。如同休谟所说，稀缺性所起的作用既是自私自利的又是自我牺牲的，只有基于休谟稀缺性的经济学才有可能是经济学、伦理学和法学的联合；然而遵循亚当·斯密和约翰·洛克关于丰裕和天赐恩惠假设的利己主义经济学，让经济学与伦理学和法学脱离了开来。出于这一原因，我们使得稀缺性
而不是供求或利己主义的“法则”成为了经济学和法学两者的普遍原则。

“同样，假设一个善良的人命中注定要落入无赖的社会……不管剑与盾属于谁，先抢过来把自己武装起来，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任何权宜之计；要预先安排好一切抵御与安全的手段；他对公正的特别关注对他自身和其他人的安全都不再有什么用处，他必须只考虑自卫的要求，而不再关心那些不值得他关心和注意的人。”[9]

后来休谟放弃了这些极端的案例，进入了历史社会的实际的复杂性。他说：“社会的普遍情形是所有这些极端之间的中间状态。”[10]
它们不会像极端的案例那样发挥作用。它们伴随着极端的复杂性和变异性在发挥作用，依据的是品性和环境。他说，为了发现公共效用和公正的历史差异，我们必须求助于“法规、习俗、程序、类比和许多其他的情况，其中有些是固定不变的，有些是变化不定的”。[11]

所有这些可以从另外一种观点归纳为休谟的三种观念：重复、变化和未来性。他是以习俗的名称陈述这些观念的。

二、从习惯到习俗

休谟与洛克的区别在于，他把所有的观念都只是归纳为主观感情，而不把它们作为智力的模仿和理性的反映。柏克莱主教早已为此开辟了道路，休谟把他的学说归于“最伟大和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后来休谟采纳了他的观点。[12]

柏克莱曾指出了洛克学说中“观念”的双重意义——一个是感觉
，一个是被感觉
的主体，而且还证明，仅仅作为知觉，感觉产生不了宇宙间的秩序、一致和统一的关系。洛克的“事物的观念”只不过是“观念”，而观念只不过是感觉；但对于柏克莱来说，它必须是感觉之间有秩序、连贯的关系。因此，被感觉主体的真实性对于柏克莱而言完全消失了，只有上帝的真实性是保留的，我们直接把上帝感知为一种有秩序、连贯、仁慈的意志，这一意志指导着我们和世界。

但休谟更进了一步，坚持认为心灵本身不是洛克或柏克莱所谓的知道自己感觉的“灵魂”，而只是感觉本身的连续性，它们是不可能知道自己的。[13]
“心灵不是物质”，是一种有观念的持续的器官；心灵只是一系列观念的抽象名称；“感知、记忆和感觉就是心灵；在思想过程的背后不存在任何可见的‘灵魂’”。[14]
因此，休谟形成了他最根本的怀疑主义，认为世界仅仅是感觉的连续，心灵作为理智绝对不可能感知到这些感觉之间的任何真正联系。

实际上，接下去休谟是把观念作为“摹本”来说的，但它们不是洛克干巴巴的外部对象的图像，它们是重复着的更为栩栩如生的各种感觉的模糊的感觉。“同一对象的两种观念只可能因不同的感觉而不同”。[15]
“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印象的摹本”，而且“它们彼此的不同只在于影响力或生动的程度不同”。[16]

因此，按照休谟的说法，每种印象或感知，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无论是物体的体积、运行、硬度，还是它们的色彩、味道、气味、冷热，或是由其产生的苦乐，最初都有同样的基础——都是印象。这些印象是内在的、正在消灭的存在，我们不了解它们，是因为涉及持续存在的外部实体，或是涉及保持其特性的内在灵魂。灵魂不会说自己在感受这些印象，灵魂只是正在消灭的各种感觉自身的连续。

因此，从哲学的角度看，休谟到达了绝对的怀疑主义。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休谟的解释是行动
与习俗
。[17]
行动给我们经验，经验是具有相似性、连续性和因果关系的观念的联合。因果关系是广泛的，呈现于动与力这两种关系之中。动是由一个对象在另外一个对象中产生的，但力是产生这种运动的能力。动是现实的，力是潜在的。因此，因和果、现实的或潜在的，是

“一切利益和责任关系的源泉，由于这一源泉，人们在社会中彼此影响，而且被置于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之中。主人是这样一种人，由于其要么因势力、要么因协定而产生的境况，他拥有在某种特定行动中指挥他人（我们称为奴仆）的权力。法官是这样一种人，在一切纠纷案件中，他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决定社会成员之间任何东西的归属或所有权。当一个人拥有任何权力的时候，就不再对将权力转化为行动有更多的要求，他只要运用意志就行了。”[18]

因此，意志就是行动，权力是因意志作用而形成的改变的能力。但由于休谟未能对选择
进行分析，他重复了洛克的物理类比。[19]

作为观念，这些同样的经验是熟悉但不那么清晰的感觉，这些感觉是最初的经验之后残留下来或被重现的东西，因此它们是各种印象的“反映”，我们是靠记忆和想象来理解它们的。观念是外部印象的内在重现，这些印象能够产生新的类型的印象——一种反映
的印象，这也是感觉，但主要面对的是未来，例如欲望、厌恶、希望、恐惧。

构成休谟主张
和信念
概念的正是这些反映的感觉，我们称为意义
。信念不能从现在的感觉中产生，但没有现在的感觉它也不可能产生。它和重复是密不可分的，休谟称之为习惯或习俗。[20]

“……现在的印象凭自身恰当的力量和效力，作为一种单一的感知，在单独考虑的时候受限于现在的时刻，是没有这个作用的。我发现自己不能从一个第一次出现的印象中得出什么结论，当我对其通常的结果有了经验之后，它才可以变成信念的基础。我们必须每次都在过去的事例中观察到同样的印象，而且已经发现它总是与其他的一些印象联系在一起的……信念，伴随着现在的印象，是由许多过去的印象和联系产生的……（它）立刻就可以产生，不需要任何新的理由或想象的作用。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这样的作用，而且在它作为基础的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什么新发现。现在当我们把什么东西都叫做习俗
[21]
的时候（这些习俗来自于过去的重现，没有什么新的推理或结论），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点确定为一种必然的真理：紧随现在印象的所有信念都完全是从印象中起源的。当我们习惯于看到两种印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出现一种观念立即就会让我们产生另外一种观念。”[22]

然后他把自己的实验反了过来，他发现，如果观念存在，那么就没有现在的印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尽管习惯向相关观念的转化仍然保持着，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信念，也没有任何说服力。所以现在的印象对于整体的作用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此后我把印象与观念进行了比较，发现它们唯一的区别在于力量和效力程度上的差别，于是我得出了全部的结论：信念是比观念更生动、更广泛的概念，这是由它跟现在的印象的关系而产生的。”[23]

因此，主张或信念是“与现在印象相关联的活生生的观念”。[24]
我们可以说，它是印象的意义。

因此，休谟变换了“自然法则”的观念，这种变换不仅来自于洛克和魁奈的所谓神早已发出的命令，来自于他们那种和谐的自然法则观念，而且来自于因果之间存在的必要联系的观念，来自于任何种类的“争论”。他使自然法则成为了单纯的预期，这些预期“完全是从习惯中衍生出来的，通过习惯，我们可以决定对相同未来对象的状态的预期，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这种把过去转化为未来的习惯或决定是完善的，因此，在这类推理中，想象最初的推动被赋予了与预期同样的性质”。倘若过去的实验存在矛盾，那么这种“最初的推动是……在这里被打破的”，而且我们判断，“当它们真的出现的时候，就会在同样的部分里混在一起，跟过去一样”。这里的结果可能性较小，但无论如何，“未来与过去相似
的假设……完全是从习惯中衍生出来的”。[25]

“因此，所有可能的推论不过是各种感觉。不仅在诗歌和音乐方面我们必须听从我们的爱好和情绪，而且在哲学方面也是如此。当我确信任何原则的时候，那不过是一种观念，这个观念更为强烈地打动了我。当我偏爱一系列论点胜于另外一系列论点的时候，我只不过是从自己的感觉出发决定了它们的影响力优势。事物没有任何显露出来的相互联系；除了习惯，没有其他任何原则可以作用于想象力，这样我们从一种事物的出现就可以推论出另外一种事物的存在。”这种成见是无意识的。“我们关于因果的所有判断都依赖于过去的经验，它可以以不知不觉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心灵，以致其作用从来都没被注意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有可能一无所知。”[26]

他承认，有时候反映似乎可以在没有习俗的情况下产生信念。我们甚至能够“仅仅根据一次实验就获得对一种特定原因的认识”，心灵因而可以就原因或结果“作出一种推论”。如果注意到有无数的实验可以让我们相信“同样的对象在同样的情况下，总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这一原理，那么这些表面上的困难就会消失。因此，我们的经验可以转化为我们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这种转化不是清楚地、直接地、悄悄地进行的，就是间接地[27]
进行的。

因此，如同我们对休谟的理解，在我们所有的事情中，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科学、哲学，就像洛克所坚持的那样，它不是我们的智力，而是我们过去感觉的重复，这种感觉决定着“与现在印象相关或相联系的活生生的观念”，所以这种观念不是理智的认识，而是个人的成见，这就是归因于外部印象的个人的各种意义。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休谟的道德观念。马乐布朗奇（Malebranche）、[28]
卡德沃斯（Cudworth）、[29]
克拉克（Clarke）[30]
把道德关系当成纯粹的理智来解释，休谟却说这些理智关系只是同义反复的命题，像在数学中那样，是感觉不到的；然后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他把自己的伦理学建立在了对社会效用和稀缺性的感觉之上。[31]

休谟著作的编辑者、黑格尔学派
的格林（T.H.Green）[32]
在1875年著文反对对自然和道德法则的这种颠倒，认为这样就将它们关于普遍理智的旧的基础，颠倒为了休谟基于个人感觉的和预期的基础：

“把自然秩序归纳为预期程度的学说，恰恰颠倒了在实际的科学程序中各自赋予信念和现实的地位。这一学说竟然一直被科学界的人士当成他们自己的学说在表面上接受了下来……如果这个学说因此被无根无据地提出来或一直被坚持下去，那就太让人无法解释了……预期是‘反映的印象’，如果因与果的关系不过是预期，那么这样一来，似乎是一种最强烈地抗拒成为感觉的东西竟然一直被当成了感觉……在一种组成这类预期的预期中，没有什么东西能满足在归纳的科学中自然统一的概念实际上所能满足的目的……由于‘自然的疑问’在一种好像只要我们找到了就会存在的统一性的保证下，我们实际上是硬要自然承认一种它不会自动提供的法则……现象之间的统一关系既不是印象也不是观念，它只会因为思想而存在。”[33]

从这一段引用中，格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因与果的关系仅仅是习俗，那就还得继续说明怎样才能靠它来扩展认识；熟悉的各种感觉的重现预期和归纳科学之间的鸿沟还得填平；洛克‘自然科学是不可能的’的‘怀疑’不但克服不了，反而会被详细阐述为一种体系。”[34]

杜兰特表达了与格林同样的反对意见。

“……休谟不满足于通过破除灵魂的概念来破坏正统的信仰，他还提出通过废除法律的概念来破坏科学。自布鲁诺和伽利略以来，科学和哲学一样，一直在理解自然法则，这种自然法则就是顺序上因在果之上的‘必然性’；斯宾诺莎（Spinoza）[35]
曾在这个引以为豪的观念上树立起了他那宏伟的形而上学。休谟说，观察一下，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原因或法则，我们感觉到的是事物和连续性，推断的是原因和必然性；法则不是事物所隶属的永恒而必需的法令，仅仅是我们五花八门的经验的心理总结和速记；我们没有任何保证迄今观察到的连续性会一成不变地重新出现在未来的经验里。‘法则
’是在事物的连续性中观察到的习俗，但在习俗中没有任何‘必然性’。

“只有数学公式里有必然性，只有它们是固有而不变的真实；仅仅因为这样的公式是同义反复——谓语已经包含在主语里了；‘3×3= 9’是永恒而必然的真理，只因为‘3×3和9’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形式而已。”[36]

然而，现代科学所做的恰恰是休谟在习惯和习俗名义下所解释的内容。休谟对两种心灵概念进行了区分，一种是洛克和格林所接受的被动的概念，一种是主动的概念，是心灵为了研究和行动而构建的它自己的工具，包括法则、原因、结果、必然性等思想工具。如果心灵是被动的，那它就感受不到其“正在消灭的各种感觉”。但如果心灵是主动的，那么它实际上就会在正在消灭的各种感觉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假设关系上创造、感觉和行动。休谟的怀疑主义所破坏的是被动的心灵观念，他所预言的是主动的心灵观念。

三、实用主义

1878年，通过创立主动的心灵观念，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佩尔斯消除了休谟的怀疑主义。作为参与联邦政府地质勘测工作的一名自然科学家，他深入研究了休谟在考虑实际事务时所求助的习惯
和习俗
。佩尔斯实际上是把习惯和习俗而不是理智和感觉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他把自己的体系命名为实用主义
，但这样做的时候他的意思仅仅指科学研究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他避免了休谟心理学中被动心灵的那种极端怀疑主义和休谟批评者那种预先注定的“自然秩序”。正因为自然科学家佩尔斯解释了所有科学研究的心理，所以我们才会努力追随他并接受实用主义
为研究方法的名称，并试图把它运用于本书的经济学当中。

我们并没有忘记从休谟到佩尔斯[37]
的一百四十年间哲学上的实用主义先驱，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38]
威廉·霍奇森（William Hodgson）。我们只是觉得佩尔斯的方法对我们的目的更为有用。我们既没有忘记佩尔斯之后五十年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39]
约翰·杜威（John Dewey）[40]
和席勒（Schiller）[41]
等人，也没有忘记科勒（K9hler）和考夫卡（Koffka）[42]
的完形心理学。[43]
佩尔斯后来反对詹姆斯和席勒对待他的“实用主义”这个词的用法，他说自己的实用主义是关于认识论和真理检验的学说，而他们的实用主义是关于生活、价值或欲望的哲学。他说，詹姆斯把对一个观念的真理检验解释为不仅看它是否导致预期的后果，而且还要看它是否导致理想的后果，例如个人的幸福，或者是杜威的理想社会的后果。[44]

因此，我们被迫区别和使用两种意义的实用主义：一种是佩尔斯的纯粹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这是他从自然科学中推论出来的，但对我们的经济交易和机构也适用；一种是参与这些交易的各方自己假设的各种社会哲学的意义。因此，在后一种意义方面，我们追随最紧密的是杜威的社会实用主义；而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追随的是佩尔斯的实用主义：一种是科学的实用主义——一种研究的方法；另外一种是人类的实用主义——经济科学的学科对象。

在他的科学实用主义里，佩尔斯一开始就清晰地进行了区分，并且把知觉之间的关系并入了感觉本身，这是休谟所反对的，因为他不能把它们作为感觉来解释。[45]
佩尔斯是通过对有意识感觉的两种要素的回顾来解释这一方法的。“在一首音乐作品里有独立的音符，也有曲调”。休谟的印象和观念是“音符”，那是在独立的时间点上的孤立感觉，但这不是“曲调”，因为那是一种穿越时间流的感觉的连续。

佩尔斯说：“单个的音调可以延长到一小时或一天，它在这段时间中每一秒的存在，跟合在一起的整体一样完美；所以，只要响着，它就会显现在感官的面前——在感官中，过去的一切事情是完全不会显现的，就如同未来本身不会显现一样。但曲调就不同了，它的演奏会占用一定的时间，在各部分时间里演奏的只是曲调的各个部分。它存在于一种声音连续的秩序中，这些声音会在不同的时间里传进耳朵；要感受到曲调，就必须存在意识的某种连贯性，这些意识会让一段时间的事件显现给我们，但不能说我们直接就能听到曲调。因为我们只能听见那一瞬间出现的内容，而一种连续的秩序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瞬间的。这两种对象——一种是我们直接意识到的内容，一种是我们间接意识到的内容——在一切意识中都可以见到。有些要素（知觉）只要存在就会在每一时刻都完全显现出，而其他一些要素（像思想）是有始、有中、有终的作用存在于流过心灵的知觉连续的一致性中，它们不能立即显现给我们，必须经过过去或未来的某一部分才行。思想是一曲穿越我们知觉连续性的优美的旋律。”[46]

因此，正如佩尔斯所认为的那样，思想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理智的抽象观念，也不是一系列的知觉，像柏克莱和休谟所认为的那样；它是我们称为“意义”的那种东西，它是贯穿知觉重奏的记忆与预期的感觉伴音。佩尔斯说，思想与其他的关系体系（比如音乐）的不同在于，“它唯一的动机、观念和作用是产生”对“信念”的感觉，而不是产生理智的知识。信念有四种特性：

“……它是我们所知道的某种东西……它平息了疑惑的怒气……它涉及在我们的本性中建立一种行动规则，或者简而言之，一种习惯
……思考的最终
结果是意志的运用……思想的整体作用是产生各种习惯和行动，而且……凡是与思想有关但与其目的无关的内容，都是增加之物，而不是它的一个部分……因此，要揭示其意义，我们只需确定它产生了什么样的习惯就行了。因为一件事物的意义就是它所牵涉的习惯的内容……习惯是什么，这取决于它引起我们行动的时间
和方式
。至于时间，行动的每一促进因素都是从感觉中衍生出来的；至于方式，行动的每一目的都要产生一些可感觉到的结果。因此，我们这就涉及什么是确实而合乎实际的东西，”出于这个原因，佩尔斯给了它实用主义的名称，“作为思想的每一真实特性的根源，而不管它会有多么微妙……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观念就是
我们对其可感觉到的效果的观念。”[47]

而且他总结出了我们在观念上如何获得科学的可易理解度的规则。“考虑一下什么在发挥作用，什么东西具有令人信服的实际意义，我们就可以设想我们的概念对象所具有的内容。那么我们对这些作用的概念，就是我们对这个对象的全部概念”。换句话说，实用主义
就是未来性
。

然而，在这里，这个暂时的结局只是休谟的个人成见，这种成见因不同人的不同感觉而不同。为了得到没有偏见的科学的信念，佩尔斯更进了一步。这是一个真实性的问题，并且是我们作为习惯
与习俗
之间的差异进行区分的内容。

因为，佩尔斯对最终的、基本的真实性的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是把它变成一种个人偏见，而是变成了一种社会的一致意见。这种真实的特性跟人认为它们可能是什么没有什么关系。“注定最终会被所有研究它的人同意的意见，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理，[48]
这一意见所代表的对象就是真实的。这就是我所选择的对真实性的解释方法”。[49]

形而上学的意义因此被改变了，它不再是一个像洛克、柏克莱和休谟所认为的关于根本真实性的个人理智认识的问题，它成了一个预期的问题。预期是那些胜任研究工作的人在预测世界上的事物时所取得的一致意见，这是他们对未来采取类似的行动时觉得有把握的内容，这种把握到了他们继续保持一致的程度。这不仅仅是休谟有偏见的信念——它是科学的信念，而且是没有偏见的意义的意义。为了获得“除此之外别无怀疑或质问的空间”，休谟不得不回归到他能够看到或记着的个人经验；[50]
而佩尔斯只要求社会的认可就行了，这种认可是所有能看到的、记着的人和实验证明所给予的，为的是不存在怀疑和质问的空间。这是我们将要在偏见与科学、习惯
与习俗
之间作出的区别。偏见是个人的意见，科学是一致同意的意见；习惯是个人的重复，习俗是一种由那些感觉和行动相似的人的集体意见强加给个人的社会强制。

因此，佩尔斯揭露了休谟的缺点。首先，休谟关于心灵的观念跟洛克一样，仅仅是外部印象的被动容器，只存在于一个时点上；[51]
而佩尔斯的观念是一种主动的、持续的组织者（organizer）和印象的再组织者。其次，各种印象的存在比休谟的数学时点要长。因为它们保留了过去的印象（即记忆），它们的重复和变化发生在动态的现在，而且它们在最近的未来预期一种感觉，而这种未来总会变成现在。对于休谟来说，时间是连续的数学上的时点，每个点都没有持续。对于佩尔斯来说，时间本身就包含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瞬息。因此，休谟是一个感觉论者，而佩尔斯则是实用主义者。

由于佩尔斯的心灵概念是那种主动的印象组织者，而休谟的“印象”本身现在是在活动的“部分与整体、过去与未来”的外部关系中被加以利用的，而不是作为只与相似性、密切性和连续性相关的个别的印象对心灵起作用。心灵不是等待印象，它一直在寻找印象，把它们分成各个部分，再把它们重组为新的感觉。这些新的感觉不是休谟的被动印象，而是佩尔斯的为了未来行动而向前延伸的主动信念。它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过去经验与未来预期的关系，这种预期会变成我们的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的心理。

佩尔斯还使我们看到，休谟的怀疑主义是从他的个人主义和对他所在的时代的大哲学家的独立思考中得出的，他们没有得到科学研究者的合作与批评。休谟的怀疑主义在于，他不相信仅仅以个人理智为工具就可以发现事物形而上学的根本真实性，就像他以前的洛克和大多数哲学家所依赖的那样。因此，他否定了理智，把它看作是从感觉和社会中抽象出来的东西。他的理智的意义是感觉之间的空洞间隔，因此是无。休谟在怀疑主义方面是足够坦率的。

“在我自己的哲学中，我所被置于的那种绝望的孤独状态，首先让我感到的是恐怖和疑惑……我所走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忧郁，每一次新的反省都让我担心自己的推理存在错误和谬误……我能够确信背离已经确立的主张是在追寻真理吗？……有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我是不能放弃一贯性的，我也没有能力放弃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即我们所有独特的感知就是独特的存在，以及心灵绝对感觉不到独特存在之间的真正联系
……最为幸运的是，虽然理性不能消除这些疑云，但碰巧自然本身可以满足这个目的……我大快朵颐，我玩双陆，[52]
我神聊，与朋友们在一起我很快乐……”[53]

这样，在变成实用主义的时候，休谟忘记了自己的怀疑主义。

格林对休谟的批评在一方面是合理的，而在另外一方面又是不合理的。休谟的观念是个人经验绝对不会成为科学的基础，这个结论是合理的，因为个人经验只是一个人不协调的经验，那是偏见，不是科学。但格林坚持认为科学需要一种注定的一致性，目的是为了具有一种自然的“法则”。在这方面格林错了，科学所要求的只是佩尔斯所说的对那些有能力进行研究的人的部分预期的一致性，因而这种一致性对于个人研究者具有习俗的约束作用。

休谟勇敢的怀疑主义是他所在时代的个人主义和一个先驱者的孤立状态，而佩尔斯的真实性则是科学研究界多数人的意见。这被休谟的教育观念所证实。他把一切信念和推理都归因于习俗，但他没有把习俗
与习惯
区分开来。因此在谈到教育的时候，他把它视为“一种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原因”，虽然它“作用于心灵的方式与感觉、记忆或理性是相同的”。[54]

但是，如果我们把习俗从习惯中区分出来，那么习俗不是别的，正是教育。因为它是周围的人始自孩提时的重复印象，它会把服从的习惯性假设强加给个人，但是休谟的习俗跟个人的习惯是一回事，一个人可以从自然本性的重复或其他人的重复中获得这种习俗，而不受集体意见的道德压力的影响。习惯实际上是个人主义的术语，它受个人经验、感觉和预期的限制，而习俗则是从按照同样的方式共同行动的其他人的那部分经验、感觉和预期中衍生出来的，这就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的教育。习惯是由于个人的重复，习俗则是持续存在的团体（这个团体中的人员是变化的）的重复，它对个人有一种强迫的作用。教育并不是像休谟所主张的那样，只占“人类盛行的那些意见的大半”，实际上它占了这些意见的全部。因此，教育不是随意决定的，它是获得各种习惯的通常的社会过程，这些习惯的形成要靠一生中反复与其他人打交道，以及集体行动强化其服从的必要性。教育靠服从习俗获得习惯。佩尔斯的意见一致也是这样。科学家产生的信念的一致性，在为个人创造新的习惯方面具有习俗的力量。

这样，通过休谟在1739年、佩尔斯在1878年所做的工作，我们接近了意义的意义。但这个意义对于我们的经济目的而言还是不完全的，因为休谟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和感觉论者，而佩尔斯的研究领域是自然科学。到了约翰·杜威，我们才发现佩尔斯被扩展到了伦理学；到了制度经济学，我们才发现它被扩展到了交易、运行中的机构和合理价值
。然而，正如佩尔斯所解释的，休谟的“信念”正是我们所谓的意义的内容。

信念，或者说意义
，首先是偏见。休谟说：“在经过最为准确和严格的推论之后，我仍然说不出为什么我应该赞同它的理由，只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彻底地按照它们显现给我的那种见解考虑对象。”他说：“我的感觉总是有偏向的，因此在理智上我是怀疑的，但我有偏向的感觉仍然是我赋予表面现象的意义。”

这些意义是从经验中产生的。“经验是一种原则，它通过来自于过去的几种对象关联教导了我”。他说，这些对象的关联就是相似性、连续性和因果关系。

重复过的经验就变成了习惯。“习惯是另外一个原则，它决定我会对未来作出同样的预期”。

经验和习惯变成了想象。“两者联合作用于想象，使我以比其他人更为确定和真实的方式形成一定的观念，他们具有同样的优势但却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因此，记忆、感觉和理解，所有这一切都基于想象或我们观念的活力”。

但是，所有这些感觉只有在一种外部印象激发它们的时候才会存在，而它们从这一印象中得出的推论就是信念。“因此，可以最为准确定义的一种意见或信念，它是与现在的印象相关或相联系的生动的观念”。这些信念我们将称之为习惯性假设。[55]

这种信念“是观念更为生动和深刻的见解”，而且按照与之相伴随的热情、痛苦和欢乐相比较的相对强度，它会“驱使意志”。

因此，按照休谟的说法，信念是个人对于事物的有偏见的意义，它会更进一步地需要佩尔斯所说的所有胜任研究的人的一致同意的信念，目的是为了消除偏见，获得科学对预期的信心。

因此，佩尔斯的实用主义
不是别的，而是研究的科学方法。人们往往会诟病其所谓的实用主义
的“哲学”，认为它基于“凡起作用的”就是真的、对的这样一个谬误。如果一个生意人成功了，他就是对的；如果一个打劫银行的人把东西弄走了，他就是正当的。但佩尔斯的意义不是这样的。他的意思是，如果一种理论经过实验的检验和其他人的证明“起作用”，那么就现有的相关知识和所包含的所有已知事实的范围而言，这一理论就是真实的和正确的。[56]

四、从自然到运行中的机构

在经济科学的检验中有些类似的东西，就如佩尔斯在自然科学中所发现的那样，但根本的区别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关于宇宙体范围内的各种活动的知识，包括作为自然对象的人；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作为公民所被赋予的权利、义务、自由和所承担的风险。这些都是由各种机构按照变化的程度施加给他们的。正是因为这一特性，才要求不同于历史上的各种心理学，甚至不同于现在广为人知的社会心理学的谈判心理学，它的领域是集体行动的行为规则范围内的谈判、管理和限额活动。历史上的心理学是个人主义的，实际上它们也必须如此。因为其学科对象是作为自然对象的人，而不是作为公民或运行中机构成员的人。佩尔斯的实用主义运用于制度经济学中，就是关于公民与公民之间这些经济关系的科学研究，其学科对象是整个机构，而个人只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所研究的活动是由完全不同的规则支配着的他们的各种交易；这种规则不是自然规则，而是一种暂时的集体行动的行为规则。

[1]
格林（T.H.Green）和格罗斯（T.H.Grose）主编：《大卫·休谟哲学著作》，1875年版，1898年再版，第四卷，第183页。引文出自再版本。

[2]
参见后文：《边沁与布莱克斯通》。

[3]
参见：《休谟哲学著作》，第四卷，第179、180、184页。

[4]
《休谟哲学著作》，第四卷，第182页。

[5]
同①，第189页。

[6]
《休谟哲学著作》，第四卷，第180、181页。

[7]
同①，第267页。

[8]
《休谟哲学著作》，第四卷，第207页。

[9]
同①，第182～183页。

[10]
同①，第183页。

[11]
《休谟哲学著作》，第四卷，第191页。不该将休谟的“公共效用（public utility）”与这个词在现代范围内更为狭窄的用法相混淆，比如“公用事业公司（public utility corpora）”。

[12]
《休谟哲学著作》，第一卷，第325页。

[13]
同②，第326页；亦见格林关于柏克莱与休谟的综述，第1章，第149页。

[14]
杜兰特（W.Durant）：《哲学故事》，1926年版，第281页。

[15]
《休谟哲学著作》，第一卷，第560页。

[16]
同①，第396页。在第560页的附录中，他通过省略了“只”这个词修正了这一说法，但并没有坚持感觉的差别就是观念的唯一差别的说法。

[17]
休谟认为习惯和习俗是相同的，但这方面我们是区别开了的。

[18]
《休谟哲学著作》，第一卷，第320～321页。

[19]
参见后文关于选择与机会的论述。

[20]
参见鲍克（O.F.Boucke）《经济学评论》，1922年版，第151～152页。

[21]
或习惯。

[22]
《休谟哲学著作》，第一卷，第402～403页。

[23]
同①，第403页。

[24]
同①，第396页。

[25]
同①，第431、432页。

[26]
《休谟哲学著作》，第一卷，第403～404页。

[27]
同①，第405页。

[28]
马乐布朗奇（Nicolas de Malebranche，1638—1775），法国形而上学哲学家。——译者注

[29]
卡德沃斯（Ralph Cudworth，1617—1688），英国哲学家。——译者注

[30]
克拉克（Charles Cowden Clarke，1787—1877），英国莎士比亚学者。——译者注

[31]
《休谟哲学著作》，第四卷，第190页。

[32]
格林（T.H.Green，1836～1882），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33]
《休谟哲学著作》，第一卷，第275、276～277、286页。

[34]
同③，第285页。

[35]
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36]
杜兰特：《哲学故事》，第281页。

[37]
特别参见艾里奇·伏格林（Erich Voegelin）的《论美国精神的形式》，1928年版，第19页。

[38]
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1753～1828），苏格兰哲学家。——译者注

[39]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基本经验主义创始人，著有《心理学原理》一书（1890）。——译者注

[40]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译者注

[41]
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德国诗人及剧作家。——译者注

[42]
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在美国的德国心理学家，完形心理学派的先驱。——译者注

[43]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1906年版；《极端经验主义论》，1912年版。特别参见约翰·杜威：《确定性探索：知与行的关系研究》，1929年版；席勒：《人道主义》，1903年版；关于科勒和考夫卡，参见本书上文。

[44]
参见佩尔斯载于《一元论》杂志上的论文，1905年第15号，第161～181、481～499页；1906年第16号，第147～151、492～546页。

[45]
参见佩尔斯1877年至1878年发表在《通俗科学月刊》中的六篇系列论文之一的《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第12号，第286～302、604～615、705～718页；第13号，第203～217、470～482页。1923年在《机会、爱情与逻辑》中再版。引文见再版。

[46]
佩尔斯：《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第39、40页。

[47]
佩尔斯：《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第41、43、44、45页。

[48]
作为一名科学家，佩尔斯所说的不是终极真理，他指的是随着更进一步的真理而变换的知识的现状。

[49]
同①，第57页。

[50]
《休谟哲学著作》，第一卷，第384页。

[51]
杜兰特：《哲学故事》，第295页。

[52]
西洋双陆棋。——译者注

[53]
《休谟哲学著作》，第一卷，第544、545、548、559页。

[54]
《休谟哲学著作》，第一卷，第416页。

[55]
见后文关于习惯性假设的论述。

[56]
关于实用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见盖耶（D.L.Geyer）的《佩尔斯、詹姆斯、杜威所发展的实用主义理论真理》，1914年版。参见后文关于凡勃伦的论述。

第5章　亚当·斯密

一、利己与互利

大卫·休谟用稀缺性
和公共效用
替代了洛克的丰裕
和共同财富
，亚当·斯密正是在公共产品或社会效用的意义上理解休谟的效用
的意义的。但是，在赞同休谟的公共效用的同时，斯密作为哲学家在其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却否定了它作为人类共有的“情操”对个人能起的作用。他说，这个观念是从一个“哲学家的反省”中得出来的，它不是个人要维护公正的直接动机。“心灵意向的用处在起初的时候很少成为我们认可的基础”，也不会成为我们自己或社会的基础，但不用深思反省我们就可直观地欣赏我们自己和其他人身上所具有的人类高尚品质，如理性、善解人意、自我克制、仁爱、公正、慷慨、公益心，“根本不会考虑它们对社会的效用”；我们很直接地反对与憎恶那些相反的品质，如贪婪、自私和恶习，也不会考虑它们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关于所有这类品质对公众的用处的观念，“完全是事后产生的想法，不会起初就使它们让我们认可”。[1]

因此，斯密用固有的情感替代了洛克的固有观念。他把洛克从反省中得出的“复杂观念”，变成了一种并非得自深思反省的同情与反感的复杂情感。这些复杂的感觉他称之为“情操”，而不是“反省”。反省是“哲学家的事后回想”。

所有情感最高形式的混合物是“正当的感觉（sense of propriety）”，也许相当于我们的“适当的感觉”或“洞察”的观念。这种正当的感觉是我们真实的本质中所固有的，是一切情感的总和，其特殊的例子是同情、反感、良心和责任感。从休谟的“生动的观念”中获得启发，斯密用“生动的想象”代替了洛克冷冰冰的推理。他说，实际上我们感觉不到跟其他人同样的情感，这是当然的，我们通过一种“生动的想象”把自己置于了其他人的位置，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行为和我们自己的行为正当还是不正当实施了判断。这种正当的情感于是可以被拟人化为一个“公平的观众”，一个“心里的人”，一个“我们行为的伟大的评判员和仲裁者”，一个“天意的代理人”，他使我们的行为服从我们于所同情的美德，让我们反对我们所憎恶的恶习。

这样，在1759年卫护了国家的道德
之后，斯密在1776年对国家的财富
进行了卫护。这里也有一个不需要教会、国家或任何集体行动帮助的神的天意的代理人，它是“人性中某种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用一件东西交换另外一件东西的倾向”。这种固有的倾向放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原因，它并非像人们一直假定的那样，是一种劳动分工的结果。

他说：“劳动生产力方面最大的改进，以及在任何地方都被支配或运用的绝大部分技巧、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还有大多数的机器，似乎一直都是劳动分工的作用……在一个管理良好的社会，由于劳动分工的缘故，一切不同技术的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会引起延伸至最底层人民的普遍的富裕……这种从中衍生出这么多好处的劳动分工，原本不是任何人类智慧的作用，它预见和扩展了其引起的普遍富裕……（但却是）某种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用一件东西交换另外一件东西的倾向的结果……一种推理和语言本领的结果。”[2]

尽管有时候斯密由于不顾后果歌颂利己主义而受到指责，但跟洛克和魁奈一样，他的利己观念是服从于其天赐恩惠观念的。正是这种根植于人心的互利的本能，被他称为“正当的情感”，这种情感接下来导致了劳动分工、交换和世间的丰裕。在看不见的上帝的意图中，利己是服从于自我牺牲的。尽管个人有意识地只追求增进自己的私利，但由于这种天赋本能的指引，他无意中增进了普遍的财富，就像蜂巢中的蜜蜂一样。如果他事后思考一下，就像哲学家的反思一样，那么那只是他的一个借口，一种他有意识的自私自利导致他所做的事情的伪善的辩解。

斯密说：“由于每个个人必然尽他最大的努力用自己的资本支持国内产业，而且去管理那一产业，以便它的产品可以有最大的价值；每个个人必然尽自己的可能努力缴纳社会的岁入。实际上，一般情况下他既不打算增进公共利益，也不清楚他增进了多少公共利益。之所以宁愿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是外国产业，他只是为自己的安全打算；之所以按照让其产品具有最大价值的方式管理那个产业，也只是为自己的利润打算，他在这种情况下跟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促进了一个根本不是其目的一部分的目标。它不是目的的一个部分，这对社会而言并不总是很糟糕。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往往更为有效地增进了社会的利益，比他真的打算增进社会利益的时候还要有效一些。我不知道那些假装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贸易的人做过多少好事。那是一种假装，实际上在商人中也很不普遍，所以也用不着多费口舌劝阻他们那样做。”[3]

这种有意识的利己主义打算，动物是不会懂得的，它们只按自己的无意识的本能行动。但在人类，“推理和语言本领”造成了私有财产和易货以及交换的本性。这些本性是

“人类所共有的，在其他种类的动物中看不到的，动物似乎对这样那样的契约一无所知……不曾有人见过一个动物用动作和自然的叫声向另外一个动物表示，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这个换那个……但人差不多总是需要其同胞的帮助，如果期望他们只凭慈悲做到这一点，那这对他来说就是愚蠢的。如果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偏爱引起他们自爱的兴趣，向他们说明为了他的利益而按照他所要求的去做，那这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会更容易成功。要做到这一点，无论谁都要为任意类型的一笔买卖给另外一个人出价：给我我想要的，你会得到你想要的，这就是每一笔这类出价的意义。正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了比我们日常需要的帮助还要大很多的帮助。我们别指望从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慈悲中获得我们的晚餐，晚餐是从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心中获得的……除了乞丐，没有人会选择主要靠其同胞的恩惠来过活的生活方式。”[4]

因此，不管是同情还是利己主义，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是互利的，这是从正当的情感中产生的，这是由神的天意
培植在那儿的。那些认为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与《道德情操论》自相矛盾的人忽略了他的天赐恩惠的神学，在洛克和魁奈的理论中，这相当于世间的丰裕。休谟从稀缺性
中得出了利己主义和公正，但斯密、洛克、魁奈则是从丰裕性
中得出这两点的。如果自然资源的丰裕是存在的，那么人们在获取自己所能够得到的一切东西时就不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只要他是通过用自己的劳动交换其他人的劳动来做到这一点的。如果对所提供的交换条件不满意，那么其他人还可以求之于其他的选择对象，他们在这方面也具有丰裕性，而且出价的一方也不会受什么损害，因为他们在供选择的办法方面也具有丰裕性。总有足够的东西留给其他人，他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尽自己所能去获取。正如洛克已经证明的，在一个丰裕的世界里，利己主义不会伤害任何人；尽管在一个稀缺的世界里利己主义的确会伤害其他人，这也是休谟已经证明的，但斯密的世界不是稀缺
的世界。

现代经济社会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手段去检验休谟和斯密。一个繁荣的周期就是斯密的丰裕
；一个萧条的周期就是休谟的稀缺
。

因此，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是始终如一的。在前一部书里，他研究的是在一个丰裕的世界里，因为美德而对于其他人的欲望所作的自我牺牲；在后一部书里，他研究的还是在一个丰裕的世界里，无论其善恶而对于其他人欲望的自我牺牲。因为，同情和交易倾向这两种情感都服从于一个更高的代理人——“正当的情感”。在一个丰裕的世界里，这是一种合宜、良知与和谐的神圣情感。同情通过自我牺牲来促进那些其美德获得赞许的人的福利，但交换的倾向甚至会让那些恶人也获益，而我们憎恶的情感是反对这些人的。它们彼此补充，并不矛盾。两者都要求自我牺牲，但在一个注定丰裕的世界里，牺牲在两种情况下都不重要。[5]

可是，这种注定的丰裕不符合历史事实。假若斯密按照库克（Coke）和布莱克斯顿（Blackstone）的解释对英国习惯法的发展作过研究，假若他接受了休谟把稀缺原则作为解释并代替现在自然神论的恩惠与丰裕，他也许会发现其“推理与语言本领”的一个不同的结果。他一定会发现，真正的互利本身不是根植在个人心中的天赋本性，而是集体行动在利益冲突中实际创造利益互利的过程的历史产物。他一定会发现，不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个人的利己主义走向普遍的福利，而是习惯法法庭看得见的手接受了认为不错的当时当地的习俗，并把这些良好的习俗施加给难以控制的个人，让他们服从休谟的“公共效用”。在集体行动控制并同时解放和扩展个人行动的社会慈善事业性质的历史范围内，他一定会发现，在他所处的十八世纪的英国，人这种动物为什么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可以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这个东西换那个东西”。

但是斯密并没有求助于习惯法，无意识中，他把他那个时代的习惯法人格化和永恒化为了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正当和适当的情感。他有意识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成文法上的，他在用神的天意
的成文法替代重商主义
的成文法。如同约翰·洛克的情况一样，他熟悉的是现代习惯法和习俗，因此，他让它们成为了跟神的法则相等的东西。

二、自由、安全、平等、财产

按照斯密的理解，重商主义的政策所发挥的作用，从直接方面讲是靠它所做的事情，从间接方面讲是靠它所允许的事情。直接的方面讲，它是政府帮助私人企业的政策、保护性税则、各种补贴、殖民和航海法规、公司的各种特权；间接的方面讲，是考虑了私人集体安排的一种许可，通过这种安排，个人采纳了规则，或遵循了限制个人进行无限制竞争这种绝对自由的习俗。而且，按照他的说法，政府在维护一种自然的自由体系时，唯一的职责是“保护这个社会免受来自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和侵害”，保护“这个社会的每个成员免受这个社会的其他任何成员的权利侵害或压迫，或者是建立严格的司法行政的义务”，包括个人而不是集体合约的执行；“一种建立和维护某种公共事业和某种公共制度的义务……因为利润永远也补偿不了个人或少数个人机构经营这些事业的费用”。[6]
这就排除了所有补贴、保护性税则、公司的各种特权、贸易规章、劳动立法和童工法等内容。

然而，他关于政府的观念并非完全是放任主义的，像后来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政府认真坚持的是每个个人与其他的个人保持距离。用人类学的语言说，每个个人都是禁忌，但每个个人又都可以短时间地自愿唤起这种禁忌，[7]
而且可以准许政府在他自己身上为了其他人的好处而实施他的诺言。如果这一点做到了，那么每一个人就有“完全的自由”。这一完全的自由的意思是，他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去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自由地选择怎样处置自己的身体、他拥有的自然物、他的劳动产品，以及他在交换中得到的其他人的劳动产品，而国家会给予物质的力量来实施他的个人意愿。虽然自由在实施的时候得到了国家的帮助，但天生的“正当的情感”足以防止自由的滥用。

这种自由的利己主义的概念，以法律为后盾，与安全
的概念是分不开的。因为，如果对于禁止其他人将来或眼下会有不利于自己的行为缺乏肯定的预期，或者对其他人会按照他们所保证的那样去做缺乏肯定的预期，那么像人这样一种靠预期活着的动物，就没有什么动机去生产、储蓄与交换了。

这也意味着机会的平等
。因为，假如禁止有些个人有不利于他人的行为，但却不禁止后者有不利于前者的行为，那么前者就是不自由的，而后者是自由的。如果这就是逻辑上的结果，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就正是他所谴责的重商主义或地主所有制的结果。因为它授权或准许特权阶级侵害那些勤劳而节约的商人、工厂主和农民的自由，而在生产、节约和交换方面他所指望的正是这些人。

总之，通过禁止其他人有不利的行为并通过契约把他们联在一起，就达到了个人的利己主义，因而每个人都可以朝着认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向行动。斯密利己主义的意义不完全是一种放任主义政府的那种意义，它是一种习惯法意义上的自由、安全、平等、财产，由洛克的独立司法来实施。实际上，这意味着司法的统治权，而非立法的统治权。

但立法并不是干预自由和平等的唯一集体行动。按照斯密的说法，作出安排、制定规则或君子协定来限制个人竞争的所有习俗和一切私人联合，都同样地应该禁止。他说：“同一行业的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便是娱乐和消遣都不在一起，但在一起会谈的结果就是共谋对大众不利的勾当，或者是想法抬高价格。”因此，他对行业协会和现代商业伦理中“对己对人皆宽”的默契进行了谴责。这些都与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相抵触。尽管为了与“自由和公正”一致，不可能去阻止这些聚会，但法律应该“不给集会提供任何便利，更不能让它们成为必需”。如果是生活在现代，那他会取消一切城市姓名地址录和电话簿。因为他认为甚至不应该存在对他们名字的任何“公开记录”，这会把“否则的话彼此绝对不可能认识的个人联系起来”。有了地址录和电话簿的帮助，他们就有可能同意放弃自己完全的自由，并且受缚于规则。同样，有些规定让“那些在同一个行业中的人们为了照顾他们的贫、病、寡、孤的生活而使自己承受负担，通过管理一种共同的利益而放弃这类必要的集会”。[8]
所以，甚至慈善组织和互助保险都会妨碍自由。

雇主和他们的工人也是同样的情况。“雇主的人数很少，能够非常容易地联合起来……实际上，我们很少听说这样的联合。因为这是很平常的，人们可以说，事情的自然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不曾有人听说过”。这些联合“甚至把劳动者的工资压低到了（自然）率之下”，[9]
假如雇主不放弃他们完全的自由，服从于自己制定的规则，那么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但是，在对利己主义的完全自由的所有制约中，最让人生厌的是“在行动上使全体服从多数”的规定。在一个自由的行业中，除非获得每个从业者的一致同意，否则就不能建立有效的联合，而且除非每个从业者继续同样的想法，否则联合也持续不下去。但公司中的多数派能够制定一种具有恰当惩罚措施的议事程序，这种程序会比任何类型的自愿联合更有效、更持久地限制竞争。“公司是更好的管理必不可少的形式，这个借口是毫无根据的。对工人起作用的真实而有效的纪律不是他所在的公司的纪律，而是其顾客的纪律”。[10]

因此，斯密在恢复一切个人完全的自由与平等的神圣权利时，对于习俗的本质、公司的议事程序、运行中的机构的行为规则、我们现在以“商业伦理”著称的强制做法、商业的稳定措施、公平竞争的宽容政策、现代制定价格方面的“仿效”办法、工厂的工会规则等没有任何的误解。通过对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的自由的集体控制，所有这一切对个人的产量施加了限制。因此，斯密自由的意义不仅仅是没有由立法施加的法律强制，而且也没有由习俗、行业惯例施加的任何一种道德的或经济的强制，就如同今天对削价者、工贼、破坏罢工的工人的谴责，这些人从有限的资源或消费者有限的购买力中攫取了多于自己应得份额的利益。斯密的劳动是不为任何世人所知的自由劳动。

对此的解释是，他的学说是理想主义的神赐恩惠、普遍的丰裕、理性的时代
和正当的情感
，所以就不会存在任何不均衡的生产过剩，也没有任何由公司或其他集体行动所造成的人为的稀缺。有了这一丰裕、恩惠和正当的理论，他像魁奈一样，对所有政府的法律规章、所有的关税、所有的习俗束缚都进行了责难，甚至对支持义务教育税及附属的政见都提出了质疑。[11]
通过废除束缚个人的习俗和行为规则，他建立了一套纯粹个人主义的自利和完全自由的神圣法则；他用慷慨的天意
及其正当情感的代理人的手的指向，代替了欧洲的全部管理政策，甚至宣称反对同情这一共同的情感——同情是把人们团结为一个团体去关心他们的贫、病、寡、孤的生活。在这方面他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情感。法国革命通过废除教会、地主、协会和工会而贯彻了他的主张。[12]
差不多可以说，拿破仑的独裁所能允许的“无政府主义时代”
是斯密造就的。

如果抛弃了经济事务中的一切集体行动，那么斯密的理想主义不可能会是其他的方式。如果集体行动被抛弃了，那么理论家们就必须在个人的心中找到一系列的本能来维持社会的运行。这些本能必须是由旨在人类福利的某些外在的力量置于那里的。这种外在的力量就是上帝
。只有三种本能是其目的所必需的——同情、交换和交易、正当的情感。这三者取代了经济事务中的所有集体行动。

对于斯密而言，对于财产的看法跟洛克一样，是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保护其劳动的物质成果是为他自己独自使用而拥有，这是针对世界上所有人的保护。这是物质的、殖民时代的或者农业时代的有形财产的概念，在洛克和魁奈的学说中也可以见到，不是基于任何稀缺的概念，而是基于对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的物质占有。斯密不可能像休谟所主张的那样，把财产
建立在稀缺原则的基础之上，因为那会导致对上帝权威的否认，为重商主义的垄断或优待的惯例而辩护，后者的借口正是限制供给会有利于大众。但他的自由的定义已经把个人财产所包含的意义都包括在内了。自由包括一个人为了自己使用的目的而排他的占有，这里所占有的是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或滥用的物质的东西，它包括卖不卖那个财产的自由、尽自己所能要价的自由、未来的安全以及在法律面前与其他个人的平等。

但这一私有财产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财产，而且他的意义跟法人财产、联合财产以及任何所有者对习俗、行业惯例、议事程序的服从意志是精心区别开的。因此，如果我们用了“个人财产”这个术语，我们就有了表面上有分歧的“劳动”、“个人”、“利己主义”、“交换”、“生产力”、“节约”、“商品”甚至“国家财富”这些术语中斯密所指的基本观念。他的劳动者一直是有形财产的个人所有者，他的商品总是个人所有的，他的国家财富
是个人财富的总和。因此，他让财富具有物资及其所有权的双重意义。他的利己主义是一种无节制的个人所有者的自由意志。总之，斯密的生产财富并以之与其他人交换的个人意愿的观念，是“个人的有形财产”这个术语，而不仅仅有可能是法人财产的私有财产。

在解释《宪法》的“第十四条的修正案”时，美国最高法院采用了财产的这一意义，但却不像斯密那样只限于个人财产，或像他那样把法人财产排除在外。[13]
后来最高法院更进了一步，出于把现代商业惯例引入财产和自由的意义而不受立法机关干涉的愿望，它给交易和定价自由本身赋予了财产的意义。法院遵循了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上帝、自然
和理性
的观念，但把财产的意义扩大为包括法人、交易甚至未组成社团的协会，还有在交易中按固定的价格买卖的权利。意义的这一扩展是无形资产的基础，而无形资产又是运行中的机构的观念的基础，运行中的机构的存亡就是各种有益交易的预期。在美国，这可以说是《宪法》上的财产的意义，直到1890年之后它才达到了这一步。它不仅包括斯密的个人主义的私利，而且还包括了联合的权利。这是斯密排除在外的。财产的意义变成了法人组织的自利，这种自利，是一种股票持有人和债券持有人在所有稀缺的东西排他的使用中人格化的联合。因此，财产的意义包括法人组织从别人那里扣留的自由、法人组织让与他人的自由、法人组织从他人那里获取的自由，以及法人组织与其他人联合的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中的每一项不仅适用于物质的东西，而且还适用于其所有权。这样，财产的意义就变成了个人和机构间交易的预期。

因此，财产的意义从物质的东西扩大为了交易和预期的交易的重复，从使用价值扩大到了以价格表示的稀缺性价值。在其财产和自由的意义中，斯密既没有包含交易，也没有包含稀缺性价值。后者是重商主义的罪恶，前者已经包含在自由中了。他面对的是重商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完全是稀缺性的事实和公共效用的托词。他说，尽管为了一个人自己的私利而劳动和积累的完全的个人自由是照顾公共利益的诚实的方法，但用作对个人交易进行联合控制理由的这一托词却是伪善的。对他来说，稀缺性的原则把经济理论留给了物质自然的专横或是政府的政治控制，或是同业公会和公司的垄断习惯，而所有这些都已经包含在了他的“重商主义”的意义里了。

针对我们可以称为集体稀缺或一致稀缺（concerted scarcity）的错误教条，他建立了一个个人生产力的学说，个人生产力发挥作用不是通过个人财产的制度，而是通过个人财产的自然法则，它不受政府、法人、习俗或者其他任何联合行动的控制。所以他的三个主要议题：生产力、节约和有效需求，把他的受完全自由诱导的个人意志转向了丰裕世界的生产、积累和交换。这就变成了个人的有形财产，与之相对的是任何形式的法人的、集体的、政府的财产，或者是在一个人为的稀缺世界里重商主义或社团主义[14]
政策所施加的控制。

这样，在以其个人财产代替法人财产或集体控制的过程中，斯密抛弃了休谟基于稀缺的现实主义的财产基础，但像洛克一样，把它建立在了自然秩序、神的恩惠和丰裕的基础上。因此，他所做的实际上是用产生于财产习惯法的个人稀缺，代替产生于规章和约束的集体稀缺，这些规章和约束是由成文法授权或准许的君主、社团、法人制定的。他认为，财产所基于的基础不在于稀缺的事实，也不在于习俗的事实，而在于他所谓的一个人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所有权的正当理由。跟洛克一样，他把事实与其正当理由混为了一谈。

但我们在财产物、财产权和财产的正当理由之间找出了差别，这是斯密没有找出来的，不过在当时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的社会哲学是宇宙的道德秩序的哲学，其中习俗及其正当理由是密不可分的。总之，他的理性观念跟洛克一样，把快乐与其正当理由混为一谈了。

如果我们作出这些区别，那么财产作为有形体的事实就是对物质东西的排他的占有，因为它们是稀缺的；而财产的各种权利是伴随着这种排他占有的集体的安全、强制、自由和风险承担。这些权利由斯密在劳动的基础上证明是正当的，但财产本身（或者干脆说是资产，包括有形体的、无形的和无形体的财产，跟权利和理性两者是有区别的）不过是个人的稀缺状况，它按照普遍的规则决定着他们与其他个人的交易。斯密不可能估计到集体财产的后来的发展状况；无论是法人组织，还是个人自由与个人财产服从于机构的集体规则的统一运动，任何一种形式他都没有估计到。尽管按照休谟的理解，稀缺性最终是衣、食、住和土地的稀缺，但对于商人、工人、债权人、债务人、地主和佃户来说，稀缺是一种所有者的稀缺。这些所有者是占有或有占有期望的买家、卖家、贷款人、借款人、地主、佃户。价格是支付给所有权的稀缺的，而且价格不是衣、食、住或土地的价格，如同麦克劳德后来在1856年所断言的那样，[15]
那是支付给权利的价格，这种权利是为了让政府把其他人排除在上述的衣、食、住和土地之外。稀缺性作为商业的直接事实和经济学的学科对象，是那些具有合法控制权的人的稀缺，而不是商品的稀缺。稀缺只有对野兽的需要而言才是食物的稀缺，对于人类的需要而言，稀缺是食物实际和潜在所有者的稀缺，这些所有者愿意发布命令给代理人，以便让他们转让所有权，或者给劳动者让他们生产使用价值。

这一区别与亚当·斯密时代作为常识的内容背道而驰了。但现代的遥有制度（absentee ownership）、法人组织、辛迪加、工会、高级理财（high financing）、批发经营已经改变了对于斯密而言是常识的内容。商品有物质的方面，这由劳动者来处理，但所有权有稀缺性的方面，这由生意人来谈判。生意人是稀缺性方面的专家。在小制造业主、小商人和小农民的时期，他们进行着自己的工作、积累和交换，这一区别既不明显也没有那么重要。

三、劳动痛苦、劳动力、劳动节省

在给劳动所赋予的重要性方面，斯密要比约翰·洛克更进了一步。他不但像洛克一样，从自由劳动者对他自己的产品的权利中得出了财产权利，而且他赋予了劳动三种他认为同等的意义。但后来这三种意义把经济学家分成了三派：关于劳动力
的李嘉图—马克思学派
，关于劳动节省
的凯雷—巴师夏
学派，以及关于劳动痛苦
的新古典学派。

这三种意义见于他关于商品的真实价格及名义价格的那一章里：

“一切东西的真实价格，也就是说想获得此物的人的真实花费，亦即获得此物的辛苦和艰难。对于已经获得此物的人，以及想处理它或用它来交换别的东西的人来说，每样东西真正的价值，即此物能够给他节省下来的辛苦和艰难，可以因此转加到别人的头上。用钱或用物购买的东西是由劳动获得的，跟我们通过自己身体的辛苦得到的差不多。那些钱或物的确免除了我们的这种辛苦，它们包含有一定的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它们跟当时假定包含等量价值的东西交换。劳动是第一位的价格，是可以支付一切东西的原始购买货币。最初购买世间一切财富的不是金、不是银，而是劳动，所以这件东西的价值，对于那些拥有它或想拿它交换某些新产品的人来说，恰好等于它能让他们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16]

既然斯密认为劳动痛苦（辛苦和艰难）、劳动力和劳动节省三者在量上是相等的，那么它们都可以用作价值尺度。虽然斯密没有接受休谟在稀缺背景下对财产的解释，而且既然对供给的一切形式的集体控制都被他作为重商主义的人为价值给否定了，那么他便在劳动痛苦中建立了一种自动的产出限制原则。痛苦是他对稀缺的人格化。

伊里·哈勒威（Elie Halévy）提出了一个伦理方面的原因，说明为什么斯密把价值定义为劳动的作用，而不是稀缺的作用。[17]
他说，普芬道夫（Pufendorf）认为，一件东西的价值是它适宜满足各种需求的一种作用，并且认为其价格是稀缺性的作用。斯密的老师休切森（Hutcheson）认为，价值是产生快乐的适宜程度和获取难度的作用，后者被他视为与稀缺性是相同的。我们注意到，用后来边沁学派经济学家简明的术语说，这些意义就会被表述为效用和稀缺。但我们也注意到，斯密追随的是约翰·洛克。在洛克的脑子里有一种关于财产权利和自由的法律理论，这种理论与1689年革命前英国君主的专制主张是对立的。他用一种生产力的劳动力理论和作为罪孽惩罚的劳动痛苦理论为权利进行了辩护。

斯密同意这种“自然且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利，但应该注意到，当他把价值定义为一种劳动痛苦的作用而不是稀缺的作用时，他已经把稀缺人格化为劳动痛苦了，这相当于休切森的“获取的难度”。劳动痛苦是某种使自己立刻就会让劳动者感觉到的东西——他感觉不到稀缺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劳动力——他感觉到的是随着自然资源的稀缺而增加、随着自然资源的丰裕而减少的劳动痛苦。如果稀缺性是哲学家的事后回想，那么痛苦就是斯密的人类感觉。

斯密把劳动[18]
视为痛苦
和力
的两种意义，这在后来变成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分歧的背景。马尔萨斯采用了斯密的劳动痛苦
，李嘉图则采用了斯密的劳动力
。[19]
它们是同一种稀缺性
人格化后的主观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意义。但是，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后的一百年间，这些差异大大加深了。唯物主义的力的意义变成了针对自然的力量，在被卡尔·马克思采用后，导致了俄国革命；然而，我们将会发现，它所导致的仅仅是非人格化的效率
原则。主观主义意义上的痛苦
，在斯密和马尔萨斯两人的手中，是价格
的人格化；当后来的经济学家用货币（也就是斯密的“名义”价值）替代了劳动
之后，货币变得不再是支付给自然
的一种代价，而是一种非人格化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可以支配他人的服务，终结为一种作为稀缺性
尺度的制度原则。

由于斯密在其劳动的人格化中差不多包含了后继学派得出的所有概念和原则，所以我们在分析斯密的劳动
的意义时，就必须分析他们的种种理论。惠特克（A.C.Whitaker）已经指出，早期的劳动经济学家把价值起因
、价值调节者
和价值尺度
三种观念搞混淆了，他所作的区别部分基于维塞尔（Wieser）[20]
的建议，认为亚当·斯密把两种理论组合在了一起：一种是哲学的理论，一种是经验的理论。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21]
然而，斯密的“哲学的”见解并非是哲学，而是人格化。它跟劳动与自然的人格化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人格化支配了他的经验主义观点，引导他走向了这样一个悖论，即欧洲经济政策真实的历史发展恰恰是背离“自然秩序”的。自然秩序的人格化是一种会让历史符合神圣理性的原则，这种神圣理性旨在物品的丰裕和人类的幸福，而他所谓的经验主义和历史的内容，其目的是为了揭示人类如何通过集体行动颠倒自然秩序。他所谓的“归纳”的方法并非归纳，那是一种例证的汇集，为的是揭示人类已经违反的事物的自然顺序。“自然”始自自由、安全、平等、财产，但人类的过去却是从奴役、不安全以及个人对集体行动的服从开始的。

这就是斯密对劳动的人格化。劳动被设想为与仁慈的自然所进行的交换，而仁慈的自然是与人类合作的，于是劳动者彼此交换其产品，不是按照自然的秩序，而是按在违反自然秩序的情况下的集体行动的规则进行的。出于这些原因，他对劳动和自然的人格化是一种对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所有买卖、管理和限额交易的人格化，但不包含任何集体行动，他认为集体行动是人为的，与自然相对的。正是这些人格化使得他的理论成为了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经济学，而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经济学。

按照这样的方法，斯密的价值起因
是个体的人的意志对由慷慨的神的意志供给的各种物资的安排；他的价值调节者是神的统治观念为处理自然与人的关系而定下的各种法则，如果集体行动没有用自己的行为规则来代替自然秩序，那么这种法则早就实现了；而他的被用作价值尺度的劳动，如果没有受到货币和集体行为的干涉，那就会是一种稳定的尺度化身。

要把起因、调节者和尺度这三种观念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起因或调节者被从数量上加以描述，那么这种描述只有按照计量的方法进行。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放弃了起因和调节者，只满足于重复与计量方法。受数学的影响，这也在变成经济学的态度，而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

因为很显然，如果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人类意志的科学，那么起因与调节者是不能省略的。起因、调节者，甚至计量方法，都是从人类的目的所得出的观念，这是自然科学肯定要试图消除的。但如果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的交易，那么这些目的所指向的未来就是研究的学科的对象。洛克、魁奈和斯密探寻起因是没有错误的，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把自然与劳动人格化为了起因、调节者和尺度，实际上他们应该到交易、习俗和集体行动的行为规则中去找它。他们把因果关系置于神的天意
中，但他们其实应该像休谟和佩尔斯那样，把这种关系放在人类的目的中。他们寻找一种终极或基本的起因作为调节者，这对于洛克、魁奈和斯密而言就是仁慈宇宙的自然法则；而他们按照这一终极的、自然的起因所寻找的尺度，就是受神的恩惠指引的劳动和自然。然而，计量方法是一种习俗和法律纯粹人为的集体的手段，这种方法构造出任意的单位，根据这种单位，宇宙和人类的活动就可以简化为数字语言了。

（一）价值起因

斯密说：“据观察，价值一词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有时候表述为某种特定物体的效用，有时候表述为占有这种物体而表示的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前者可以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以称为‘交换价值’。具有最大使用价值的东西往往很少或根本没有交换价值；相反，那些具有最大交换价值的东西往往很少或根本没有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了，但它买不到任何东西，大概也不会拿任何东西去交换它；相反，钻石简直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但却往往可以用它交换到大量的其他商品。”[22]

因为这些原因，斯密及其后继者在经济学理论中摒弃了使用价值，而且认为经济科学必须只研究交换价值。但现代科学管理将使用价值带回了经济学，而斯密一定有一种不同的使用价值的意义，这种意义导致他放弃了它。实际上，我们发现斯密实际上在他所有的推论中都使用了使用价值的观念。其实，他所有的哲学都是基于一种使用价值的理论，我们会按照他阐明使用价值的各种方法进行分析的。

正如我们已经暗示过的，这就要求对他的价值
这个术语按照其使用价值和稀缺性价值这两个组成部分进行分析。[23]
正如同我们从统计学要求中所知的那样，因为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的量，按照它自己的物质单位进行计量，再乘以
按货币计量的单位稀缺价值。例如，一定量的被称为小麦的使用价值
的价值
，是蒲式耳的数乘以
价格，或者是乘以每蒲式耳的稀缺价值。[24]
既然斯密从神的恩惠和人的罪孽的假设中开始着手他的分析，那么我们将从这些假设中发现他的使用价值和稀缺性价值的意义。

1.使用价值的起因
。我们已经用了劳动痛苦这个术语作为斯密“辛苦艰难”的等价物，而且把它跟劳动力区别开了。斯密并没有单独发展劳动力学说或使用价值学说，因为他的理论是从自然恩惠中产生的，他的劳动痛苦学说作为洛克的罪孽惩罚的等价物，不需要一种克服自然抗拒的力的学说，如同李嘉图后来在考虑自然吝啬时所要求的那样。然而，通过检验斯密的生产与交换学说，我们可以推断他以劳动力作为使用价值的起因的意思是什么，这样就可以推断，他的使用价值的观念就是约翰·洛克的内在心灵模仿外部世界的二元观念。外部的物质世界是使用价值，内在的心理世界是幸福。

但对于斯密来说，他的劳动痛苦的量等于劳动力的量，因此，由劳动力创造的产品量伴随着等量的内在痛苦的量。这种等值即洛克的模仿理论，我们可以把这种等值称为心理对应
（psychological parallelism），以区别于我们将命名为功能心理学
和交易心理学
的类似的东西。心理对应
遵从的是洛克的内在心灵模仿外部世界的观念。

我们画了四个图表（图5－1、图5－2、图5－3、图5－4）来解释我们所认为的亚当·斯密的原始价值公式，并且用它来说明后继的经济学家的流派。每个图表在适当的地方将会更为全面地加以说明，但所有四个图表都基于同一个经济概念：稀缺—丰裕。出于说明的目的，这一基线可以说成是商品小麦的稀缺或丰裕，以蒲式耳计量。如箭头所示，当基线上的点向右移动时，小麦的量趋向于向丰裕增加；当点向左移动时，小麦的量趋向于向稀缺移动。向右则丰裕增加，向左则稀缺“增加”。所以，丰裕是递减的稀缺，稀缺是递减的丰裕。

按照斯密和李嘉图的说法（图5－1），产品量的增加即使用价值量的增加，这就相当于人类幸福的增加。这背后的假设是人的欲望一般是无限的，而斯密放弃了使用价值。因为对于他来说，使用价值意味着无限制的主观的幸福，而不是并行的客观的使用价值。

但这种客观的使用价值与产品的量是同一的，因为产品只不过是使用价值的量。因此，对他来说，产品量的增加就等于劳动痛苦或劳动力在量上的等量增加，同时也是使用价值的量在其主观的幸福
的意义上的等量增加。这种心理对应并不真是恰好相等的，因为幸福也会因神的恩惠而无偿地增加。

图5-1　心理对应（斯密，李嘉图）

图5-2　功能心理学（快乐）

图5-3　功能心理学（快乐，痛苦）

图5-4　马克思的价值公式

图5－1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在斯密之后四十年，李嘉图是如何简单地抛弃了斯密的劳动痛苦，而只采用了斯密的劳动力。实际上，这一改变涉及了关于自然
的基本哲学的一次深刻变化，这就是马尔萨斯在1798年提出的从自然的神赐恩惠到自然的人口过剩和吝啬。但这一变化却不涉及在使用价值和幸福对应方面的任何改变。丰裕的增加即生产它所要求的劳动力在量上的增加，这就等于是其属性为小麦的使用价值的物质产品按照同样的速率在量上的增加，这种速率也是人类幸福增大的速率。

这种对应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与图5－2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斯密和李嘉图都没有单位效用递减的概念，这种效用递减我们称之为功能心理，原因在于它取决于稀缺和丰裕。心理的这一方面内容是在本世纪中叶以后由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各自独立发现的。现在证明，主观的幸福（快乐）不是无限的（对于某一特定的产品而言），但它会随着丰裕程度的增加而按单位
递减，随着稀缺程度的“增加”而按单位递增。在丰裕的方向，它可以变成一种“损害”，就像一股洪水会淹了水库一样。向着稀缺的方向，在没有水的沙漠上，水可以变成事关生死的“无限”效用。

斯密和李嘉图是不清楚这种功能心理的，因此，除了一般意义的幸福之外，不能赋予使用价值任何意义。然而，斯密有一种关于使用价值及其相应的幸福的意义，这不是别的，正是他的“国家财富”。为了证实使用价值的这一意义，我们引用一下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的论述。

坎南指出，在辞源学意义上，财富（wealth）这个术语不过是“福利（weal）”[25]
这个词的一种较长的表达形式，而且财富较古老的意义表示的是这样一种福利（welfare），这种福利“太依赖于对某种外部东西（如面包、肉类、衣服或货币）的占有，或太依赖于定期收入，以致这个词被用到了这些东西本身以及身心在获得这些东西后所产生的状态上”。当亚当·斯密采用了财富（wealth）这个词之后，其意义已经成为了这一外部的东西，而不再是主观的福利（weal），而且“已经变得非常普通，以致辞典编纂者忘了提及其较古老的意义了”。[26]

这与我们观察到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情况是一致的，这在约翰·洛克那里达到了巅峰。公共福利
（common weal）和公共财富
（common wealth）作为经济量在当时是可以交替使用的，而且这两个词在政治上都还有一种的政府的意义。[27]
到了亚当·斯密时代，他所摒弃的“使用价值”这个词有类似的意义，福利与“财富—福利”，即幸福或福利这一主观的使用价值，对应于客观的使用价值或财富，如我们在图5－1中所示的。

但坎南也指出，到了亚当·斯密、李嘉图和所有的自然经济学家的时代（劳德戴尔除外），财富已经开始指交换价值[28]
了，这种意义的扩展是很致命的。因为正是价值作为福利、财富和交换的这三重意义，变成了被蒲鲁东、马克思和美国的美钞论者所理解的荒谬的意义。实际上，所有要求货币供给与所生产或所占有的价值（使用价值）的丰裕程度相等的纸币论者都是这样理解的。[29]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与斯密和李嘉图的心理上的使用价值相应的，是一种以蒲式耳、加仑等物质单位计量的物质上的使用价值，相当于他们的社会财富
或国家财富
的意义。其特性是不会因丰裕程度而按单位递减的，也不会因稀缺程度而按单位递增，这与后来的因丰裕程度而按单位递减、因稀缺程度而按单位递增的效用递减的意义是相反的。使用价值是丰裕性价值，但功能价值是稀缺性价值。简而言之，使用价值是他客观的所谓的商品和财富的主观意义，它随着丰裕程度而增加。

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使用价值，或者说是商品，就可以描述为一种随着物质与文化的差异而不是随着供给或需求变动的价值。物质的差异是种类方面的差异，比如鞋或小麦；是质量方面的差异，如春小麦或冬小麦，一级、二级；是变质、损坏或消耗、磨损方面的差异。我们把文化的变动区分为文明价值。因为它们不是供给与需求方面的变化，而是在风格或时尚、信仰或道德以及发明与发现方面的变动；后者把期望的对象从弓箭变成了炸药，从马变成了汽车，从画变成了电影。这些文明价值递减的使用价值被区别为废弃
，而它递增的使用价值则是发明
。

换句话说，使用价值是物质的或者文明的属性，不是事或人的一种稀缺性的属性；但是，跟稀缺性一样，它也有一种心理学术语。[30]
其心理价值取决于其物质质量而不取决于其数量；取决于幸福而不取决于稀缺；取决于现有文明而不取决于供给与需求。因此，使用价值应该按照与物体的颜色、形状、重量、体积或容积同样的方式来定义。使用价值的确有数量方面的内容，但这些是物质的量，有它们自己的物质计量单位，如布以码为单位，木材以考得[31]
为单位，电以千瓦时为单位。[32]

我们将会看到，在物质的使用价值这一意义中，尽管它有客观的和心理的两种术语，因此是一种满足人类需要和需要本身的事物之间关系的观念，但却没有个人真正就依赖于眼下拥有更多或更少数量的特定使用价值的意思。那是约翰·洛克的二元观念，我们称之为心理对应，但它同时也是与福利与财富的双术语假设相似的假设——幸福的心理术语叫福利，而财富的丰裕则是经济学的术语。

斯密关心的是不同
商品交换价值的差异，而不是在不同的条件下或按照不同的数量生产同一
商品所需要增加的痛苦。生产一蒲式耳小麦所要求的痛苦的量（或等量的力），要大于生产一蒲式耳土豆所要求的量。因此，两三蒲式耳的土豆才换一蒲式耳的小麦。李嘉图在从劳动痛苦转换到斯密等量的劳动力时，脑子里想的是同样的交换价值。小麦包含的劳动力是土豆的两到三倍，这说明了小麦与土豆的交换率。

在享乐主义经济学家注意到同一商品数量增加时效用会按单位递减之后（见图5－2），出现了一个不同的问题，即如果每单位的效用随着供给增加而递减，那么负效用或者痛苦也会随着疲劳的增加而增加吗？——这种疲劳是生产一种增加的供给所要求的。这一疏漏一直是奥地利享乐主义学派的一个缺陷。他们认为，随着机器代替劳动，我们已经度过了斯密所描述的原始时代的“痛苦经济”，进入了一种“快乐经济”。但是，痛苦仍然存在，并且随着生产同一商品增加的产量所要增加的努力而增加。所以，古典经济学作为新古典主义又回来了，其公式图解可以如图5－3所示。如果根本没有任何供给，那么以水这样的东西为例，效用（不是使用价值）就可以提高到无穷大，而且生产它显然没有任何痛苦。但如果劳动增加，那么劳动的痛苦强度会按单位
增加，而快乐则会按单位
减少。

但树再长也够不着天。在某一点，比如说边际效用点，供给会因为递减的快乐等于递增的痛苦而停止增加。

因此，有两种边际效用的说法——奥地利享乐主义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说法。在前者没有痛苦的经济中，一种商品逐渐缩小的快乐会达到一个递减的点，在这一点上，另外一种作为选择对象的商品的快乐会超过它。因此，在所有商品一切递减的效用中进行选择时就会达到一种均衡（图5－2）。在各种选择对象间选择的这个点公平地确定了所有商品的边际，并且变成了均衡点。这一说法1890年在庞巴维克那里是作为“边际成本”学说出现的，或者说，这是在可选择的对象中“择善而选之”所获得的边际收益。[33]

但是，在新古典主义的说法中，边际效用是同一种商品持续生产的痛苦与持续消费的快乐之间取得均衡的一个平衡点（见图5－3）。

因此，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斯密的对应已经变成了功能心理，这种转变是通过把使用价值变成递减的效用、把痛苦的意义变成递增的负效用而实现的。价值
的概念跟过去一样，一直是二维的概念，这一次是边际效用或稀缺效用乘以产品或使用价值的量，而过去一直是劳动痛苦乘以使用价值的量。

在斯密的经济的理论化过程中为什么找不到使用价值的空间，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即个人的服务。这些服务显然是无形的，一经实施马上就消失了。但它们肯定是有用的，而且它们的有效性在实施之后还会继续。斯密及其信徒满足于区分“生产”与“非生产”的劳动。内科或外科医生、律师、政治家或政客、牧师或教士、教师、音乐家或演员、科学家、家庭仆役、主妇都是“非生产的”。因为其劳动的有效性没有呈现在一种商品中，这种商品是可储存的并且可以在市场上销售的，或者是可以直接用于交换其他商品或其他人的劳动的。唯一可以计量这类服务价值的方式是按照货币计算的工资和薪金，或者是按照用它们直接交换的商品来计算。由于这一原因，劳动本身就只能作为一种商品来对待，其价值就是其使用价值。个人服务具有交换价值，其使用价值只在他人的幸福中出现，但却没有像吨和码这样的计量单位可以量度幸福。

这与劳动“包含”在商品中是不同的。劳动赋予商品一种附加的价值，但既然连其“使用价值”都被看做是心理的，那么附加价值也只能是作为一种附加的交换价值来度量。

一百五十年的经济的理论化过程对如何赋予个人服务一个适当的地位大费周折。如果它们是使用价值，那么除了货币之外，我们如何能计量它们？但货币所量度的是其稀缺性价值，而不是其使用价值；它量度的是其供给与需求，或者其购买力，或者是习俗的力量，而非其有效性。这一个半世纪的理论化引入了各种概念和手段，通过这些概念和手段，在一种使用价值的一般概念上，个人服务的有效性可以比作为“生产”劳动的有效性。其中一个概念就是由卡尔·马克思提出并且在科学管理理论中被赋予精确含义的“平均工时”。另外一个概念是用工时来量度的“间接”劳动，这种劳动不能给任何特定的商品附加使用价值，但却把自己附加在了一个运行中的机构所生产的全部商品中。这一间接概念是现代部分与整体关系公式的一种特例。另外一个概念是科学家、发明家和工程师的脑力劳动，在一个特定的机构中这种劳动看起来是“间接”劳动，但结果却是所有类型的劳动中最具生产力的。因为它扩大了创造使用价值产量的能力，这种能力比其他所有人的能力合起来还要多。与此一起的是可以被区分为国家间接劳动的内容，如教师、大臣、牧师、政治家、政客、警察等的间接劳动，不管他们接受的报酬是从税收中还是其他什么来源中得来的，但他们的工作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扩大了这个国家作为整体增加使用价值产出的能力。

另外一个概念是对使用价值这个词本身作为基本的、形式的、时间的以及地点的“效用”[34]
这四重意义的分析。基本的效用是必须利用的自然的力量，而它们的利用就是形式、时间、地点的改变——如何需要、什么时间需要、什么地点需要——而不管其交换价值或所支付的价格或工资。所谓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家庭仆役、家庭主妇，甚至是音乐家和演员的个人服务，是用于自然要素上的形式、时间、地点的附加物，否则就一无用处。它们直接增加了事物的自然使用价值，但对于这些服务所接受的报酬却处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取决于讨价还价的能力、习俗、稀缺性、机会、选择以及服务实施在时间和地点上的经济相关性或独立性等一切情况。

把经济学家分成了各种学派的，正是对别人的服务与对别人的力之间、生产与获取之间、使用价值与稀缺性价值之间的这一差异，但斯密却因为对个人主义与重商主义这一件事情的关注而让这一差异悬而未决。

没有下一世纪中才提出的这些明确表达，那么亚当·斯密使用价值根源的概念会是什么呢？是增加丰裕性的任何东西。对于斯密来说，有五个因素增加了这种丰裕性，区别于限制丰裕性的劳动痛苦。这五个因素是：劳动力、劳动分工、交换、储蓄
以及农业中的自然恩惠
。

后来卡尔·马克思把洛克和斯密所指的那种劳动力详细地描述为体力、脑力和管理的能力。如果我们试图让它们进一步精确，那么就应该把它们变成运动的术语，在这种情况下，体力的意思是指利用神经、肌肉、骨骼移动自己的身体或其他物质体的力量。确切地说，它是物质的力量，而不是“体”力。那是靠直接冲击来移动东西、自己或其他人的物质力量。它是物质力，而且有可能是暴力。

但脑力是在空间或未来的时间上从远处间接推动事物的能力，其方式是直接推动其他的物体，后者在运转中再调整它们自己的物质力量。工具、机器、发动机、飞机都源自于脑力。

管理的能力，同样按照运动来说，是驱动其他人用他们的体力、脑力以及人格的力量去推动事物和人的能力。

能力的这三个方面合在一起，可以更恰当地称为人力，这实际上就是洛克、斯密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劳动的意义。因为他们的劳动者显而易见是体力、脑力和管理的劳动者。增加使用价值丰裕度和国家财富的正是人力。

但这种人力最大的生产力是由劳动分工
产生的，劳动分工为专业化提供了机会，并且要求进行交换。斯密全部的工作就是评述通过多种劳动分工所增加的生产力，这种分工是从工场分工开始的，然后进行劳动的产业、地区和国际分工，所有这些分工都要求进行产品交换。

因此，交换价值
被斯密看做是劳动力通过专业化来生产最大量的使用价值时所必须采用的“形式”。如果劳动力是使用价值的根源，那么它就只能在一种文明的环境下起作用，这种文明的环境决定着其使用价值的产品将会采取的种类和形式。

卡尔·马克思后来把斯密的使用价值观念中所包含的起源、种类、形式的暗示都明确地表达出来了（见图5－4）。按照洛克和马克思的说法，起源或“实质”是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种类决定于物质和文明的情况，如帽和鞋。对于斯密来说，价值的形式有两种，即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前者是旨在交换的产品的根源，后者是用于立即消费的产品的根源。两者都有用处，但生产性劳动以交换价值的形式创造使用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是以立即消费的形式创造使用价值。

因此，重复马克思的学说，生产性劳动的形式就是劳动分工强加给交换价值的形式，而非生产性劳动的形式则是没有任何交换价值的消费品的形式。前者就是“商品”所指的意思，即商品是一种采取交换价值形式的使用价值。[35]
任何没有成本但促进交换价值的东西都扩大了生产，由于这一原因，银行制度和纸币以一种无需付出什么代价的媒介代替了贵重的黄金，因而扩大了生产。[36]

在这里斯密跟魁奈是不一样的。魁奈属于一个农业社会，对他来说，这个社会的繁荣系于具有较高交换价值的农产品的丰裕。但斯密跟洛克一样，属于一个农业和制造业都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繁荣系于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交换。魁奈把这种情形描述为一种商品的流动，而斯密则把它作为劳动的地区和职业分工来描述。

斯密说，承认各国的收入在于“其工业所能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但以“贸易和制造业为手段，每年可以让更大数量的生活资料进口到特定国家，这个数量要比这个国家自己的土地在实际的耕作状态下能够提供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大。尽管城市居民自己往往不占有任何土地，但通过他们的勤劳，还是可以把大量其他人土地上的原产物吸取过来的，不但供给他们工作的原料，而且供给他们生活资料的储备。一个城市与其邻近农村的关系，往往即一个独立国家与其他独立国家的关系……少量的制成品可以买到大量的原材料；相反，一个没有贸易和制造业的国家，一般不得不以自己的大部分原材料为代价，去购买很小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制成品。”[37]

然而，如同魁奈所争论过的，假定不存在人为稀缺的干预，那么这些低交换价值的农产品和高交换价值的工业品并不会使农民受到压迫。它们是自动的，因而是自然的交换价值，这些交换价值是通过专业化和交换实现的劳动分工和扩大的劳动生产力的结果。如果农民不得不从事自己的制造业，那么他们的谷物就会减产。通过劳动的地区分工，他们增加的生产力使得其产品的低交换价值对农民自己有利。他们由于扩大生产力而获得的补偿，要多于他们由于低价格而遭受的损失。斯密对于城乡贸易、国际贸易以及国家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进行了杰出的、历史性的研究，目的在于证明允许交换价值符合劳动生产力的差异时可以获得互惠的好处。

但这是生产力意义的一种改变。魁奈已经使得生产力指向了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的数量
，而且只有自然的活力才能够增加这个数量。但斯密却使得生产力的意义指向了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劳动力会在不扩大这个数量的前提下把使用价值
加到自然所生产的原材料上去。因此，关于财富是在于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的数量，还是在于使用价值在这个数量上的增加额，他们的观点是有差异的，实际上正是这一差异使得斯密和魁奈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意义上有部分的一致，但却有相当大的不一致。对于斯密来说，生产性的劳动者是那些为跟其他人交换而生产的人；魁奈的自然
生产力也是为交换而生产。非生产性的劳动者是那些为自己和他人的消费
而生产的人，对于魁奈来说，这一点使得自然也是非生产性的。要成为生产性的，对于魁奈而言，是自然
必须增加具有交换价值
的事物的量；但对于斯密而言，是劳动力必须增加具有交换价值的事物的使用价值
。[38]

因此，斯密认为生产性劳动是以交换价值形式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对他来说，只有交换价值构成国家的财富，因为这些价值只有在劳动分工正在扩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的丰裕度的地方才存在。

但交换价值的形式除了是一种增加使用价值丰裕性的形式外，毫无其他意义。在他与重商主义的斗争中，斯密的交换价值观念给他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有效需求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区别。有效需求在于用于交换的商品的生产，不在于对货币的占有，而且这种生产除非是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否则就不是有效的需求。重商主义者曾经争辩说，通过增加货币的供给，就能够获得需求的增加。但斯密证明，货币在国家与地区间的分布只与用于交换的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成比例。为劳动和商品创造有效需求的不是货币，而是商品。商品不是货币创造的，是劳动创造的，因而以交换价值形式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性的劳动，对于其他的生产劳动而言才是有效的需求。因此交换价值不仅仅是物质事物的形式，而且还是生产性劳动阶层彼此提供以增加其生产力的诱因。但当我们讲到诱因的意义时，就把意义转向了货币价格，这是斯密所排斥的。[39]

斯密的有效需求的观念系于他的劳动分工
，这就把货币和效用递减两者都给排除了。正是劳动分工把魁奈的流通转化成了一种“有效需求”关系。魁奈不可能以自然为依据构造这样一种观念。他有两种流通——货币流通是一个方向；商品流通是相反的方向。但斯密在其交换价值的意义中排除了货币。根据魁奈的说法，通过重商主义的特权，商人和制造业者只是在商品流通进行的时候任意地榨取一定的数量。但按照斯密的说法，制造业者积累而不是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因此创造了一种有效需求，那是一种在交换中不仅支配其他的商品而且也支配劳动的能力。靠劳动增加的具有交换价值形式的使用价值，变成了一种对劳动本身和由劳动生产的其他使用价值的需求。既然消费者想要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大量的物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劳动的总需求就是使用价值的总增加，这种使用价值是由资本家积累起来提供给劳动者作为生活资料和生活费用的，用以交换由他们生产的更多的使用价值。对劳动的有效需求和对其他产品的有效需求——当然包括从国外的进口，都受制于由资本家积累并且可用于交换的使用价值的数量。如同斯密也说到过的，一生产出来立即就被消费掉的使用价值没有留下这样的支配能力或有效需求。这种使用价值已经消灭掉或不存在了，理所当然，其交换价值，或者说诱导他人生产商品的能力，也随之消失了。但是，以运输和流通形式创造的使用价值却变成了一种对劳动和其他商品的有效需求，它实际出现于市场，可以看成是一种需求的表现；而那些被消费但却没有留下什么等量的再生产在市场上出现的，则是非生产性的。

因此，斯密所用的“生产性”一词等于有效需求，而“非生产性”一词则指未能创造有效需求。所以，为商品和劳动创造有效需求的不是货币而是商品，不是稀缺性而是丰裕性，不是分配而是生产，而且只有通过交换价值的形式它才能做到这一点。[40]

从斯密有效需求的观念得出的这一结论，后来由詹姆斯·穆勒进行了完善，这个结论就是：不可能存在“生产过剩”[41]
这样的事情。这个结论是从不会随着丰裕而按单位递减的使用价值概念中得来的逻辑结论。对于斯密来说，如果在一个注定和谐和丰裕的世界里存在过剩，那么它也是对于神的恩惠的不公平的反映。直到效用递减被发现以及货币在经济理论中恢复地位，实际上，直到马尔萨斯先创造出了关于上帝的一种新观念后，才有可能对于丰裕中因失业而挨饿的状况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正是有效需求这一观念，通过交换价值、劳动分工、生产性劳动，为斯密提供了其使用价值丰裕的另外一个重大原因——节约、不浪费、储蓄
。这里斯密遵循了杜尔哥的学说，[42]
为一百五十年的经济科学建立了储蓄过程的物质和法律的等价物。[43]

储蓄的法律等价物是私有财产。按照斯密的说法，物质的等价物在于保存劳动和农业的产出，哪怕是只保存几天。储蓄不是储蓄货币，而是储蓄使用价值。商人以商品的形式储蓄，农民以蔬菜、谷物和牲畜的形式储蓄，工厂主以机器和商品的形式储蓄。尽管法律的等价物是所有权，但物质的等价物不是货币，而是商品、各种改良的机器。这些东西被储蓄，是因为它们或它们的预期产品具有交换价值，因此在商品或服务的形式上，具有对其他使用价值的有效需求。

在李嘉图之后，经济学家把生产视为了克服自然抗拒并产生满足需要的任何服务的努力。但斯密在其由财产引起的意愿这个概念中已经涵盖了那个观念。因此，他的“生产性”劳动是创造可用金钱购买的商品的劳动，这种商品可以储存起来，此后可以构成一种对于其使用价值范围的有效需求。另外一种类型的劳动力是“非生产性的”，在这种劳动力中它只创造一种马上就会灭失的服务；或者，如果那是一种物质产品的话，那么它在家里就灭失了，没有表现出它在市场上可能的有效性。他的使用价值是未来交换的商品存货，不受货币的干预。因此，生产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对于他而言，一种使用价值是一种具体存在的属性，可以积累起来，并且可以在交换中转让。生产是交换价值的生产，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斯密最担心的既不是稀缺性又不是货币的话，那它就不是悖论了。让他担心的是为了其有效需求而为其他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创造使用价值丰裕性的意愿。[44]
这是靠生产、节约和交换等手段来完成的，而不是靠仅仅是愿望或仅仅是货币购买力的非有效需求。对于斯密而言，商品是用商品而不是用货币来购买的。

因此，生产性劳动是有效需求的生产，但非生产性劳动灭失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可以让资本家能够为其有效需求而把它储蓄起来。因此，生产、效率和劳动力的技术问题，在后来的报酬递减与递增、要素的均衡、劳动管理以及通货膨胀与紧缩的信用与货币问题等几个意义中，对于斯密而言都没有发生。对于他来说，生产与积累仅仅是工作、储蓄和交换意愿的结果，因此，会增加使用价值的丰裕程度——以货币作为一种苍白的媒介。

节约学说标志着魁奈与斯密之间的主要区别。积累对于魁奈是自然产生的物质量的积累，而对于斯密则是劳动附加给这些物质量的使用价值的积累。一个是自然资源的保存，另外一个是节约。因此，尽管在关于所有家庭仆役、政府官员、君主、职员阶层、音乐家、陆军、海军等的非生产性方面斯密与魁奈是一致的，承认他们的工作是有用的，而且具有交换价值，但斯密认为它们非生产性的理由却有别于魁奈。对于斯密来说，这些阶层的劳动“在实施的那一刻就灭失了”，“因此无法储蓄”。对于魁奈来说，他们的工作没有增加物质性的东西的总量，实际上还从总量中减少了其交换价值的量。魁奈把同样的推论运用到了“工匠、工厂主、商人”头上。他们是非生产的，因为他们没有增加物质总量，反而从总量中减少了。但对于斯密而言，他们的工作是生产性的，因为他们生产了一种额外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具有与他们所消费的使用价值相等的额外的交换价值。积累在于以商品的形式储蓄这种额外的使用价值，这种商品可以用于交换，以便带回相等的使用价值。[45]

例如，自然以一蒲式耳种子生产了五十蒲式耳小麦，但当小麦以面粉的形态从磨坊主那里出来的时候，农民发现他要付出几蒲式耳的小麦来换一蒲式耳小麦磨成的面粉。魁奈是把农民小麦的这种减少作为磨坊主非生产性劳动的交换价值加以指责的，而斯密却把它抬高为磨坊主生产性劳动贡献的一种额外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对于魁奈来说，磨坊主是非生产的，因为他的小麦消费减少了市场上小麦的总量。对于斯密来说，磨坊主是生产性的，因为交换农民的小麦时给予了他的面粉增加的使用价值，与农民给予磨坊主的小麦的较少的使用价值是相等的。磨坊主把高于小麦使用价值的额外的使用价值储蓄了起来，到了他可以卖给农民的程度，而不是用于自己消费了。这样，如果产生了与农民交换的使用价值，那他的劳动就是生产性的。

因此，斯密的储蓄学说与他的劳动力、劳动分工、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学说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斯密来说，魁奈的流通过程本身是一个储蓄过程，而不是一个从商品总量中的扣除过程。因为它是一个以增加的交换价值形式增加使用价值的过程，当这样增加的时候就“储蓄起来，以备其他某些需要的时候运用”。储蓄的不是东西的整体，而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的增加物。

因此，具有交换价值的剩余价值的储蓄，不仅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而且也区分了生产消费与非生产消费、积累与消费、财富与贫穷、有效需求与愿望或货币。生产劳动是通过储蓄活动积累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的劳动。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是至少由一种来自生产劳动的使用价值的等价积累代替的消费。这种积累仅仅是储蓄，而财富却不仅仅是使用价值的丰裕，而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以被储蓄的商品、各种改良的机器的形式表现的丰裕。只有当愿望得到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支持的时候，有效需求才会出现，这就是斯密的“生产劳动”的意义。

这些商品本身的积累最终会产生可消费的使用价值，而且这些改良的机器会扩大使用价值从而扩大交换价值，这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这些最终的使用价值（其丰裕会给人带来幸福）到来的时候将是心理上的，会因消费者的爱好而分化。因此，斯密在经济学中排除了使用价值。与此同时，重要的价值是它们储蓄起来的具有交换价值形式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它们持久的有效需求力。使用价值以交换价值的形式增加，最终消费者的使用价值可以留给个人心理去处理。

这一概念与现在仍然流行的常识观念很相像。直到今天，一个国家的“生产”劳动都被认为是在市场上生产具有交换价值商品的劳动，而那些为家庭或农田生产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

但这与斯密的交换观念有一点不同。斯密跟魁奈一样，在其交换价值的意义中排除了货币，货币仅仅是一种不稳定的价值尺度。但现代的生活和债务引发了为货币而销售的活动，它是资产和负债的膨胀与紧缩。把货币作为某种表面的东西排除在外留给经济学一个悖论，使得它无法面对现代经济。

然而，斯密从魁奈那里保留了一个不寻常的遗迹，一个同时也被现代常识和“农业经济学家”所保留的遗迹，一种约翰·洛克深邃见识的故态复萌。洛克曾认为，在农业中，劳动
生产了总价值的百分之九十九的量，自然
只生产了其中的百分之一。魁奈则认为，在农业中国家生产的总价值的百分之百都是自然
生产的，劳动
什么也没生产。仅仅因为在其经济学理论中排除了使用价值（后来李嘉图是包括在内的[46]
），斯密未能看到是劳动（不如说人力）独自生产了使用价值。同样，因为他继承了自然
恩惠和丰裕的假设，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恰恰相反，因而他没有完全区分出由人力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和由自然所生产的物质体。

他说：“在农业中，自然与人共同劳动；尽管它的劳动没有什么成本，但它的产物与最昂贵的工人的产物一样，具有其价值……地租……可以认为是那些自然力的产物，地主把其效用租给了农民……任何用于制造业的等量的生产劳动都无法引起如此大规模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中自然是无为的，人做了一切……因此，与任何用于制造业的等量资本相比，用在农业上的资本不仅仅是在运转中投入了更大量的生产劳动，而且也与它所运用的生产劳动的量是相称的，它给了这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以年产物，给其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增加了更大的价值。”[47]

因此，斯密在关于农业具有更大的生产力方面对魁奈所作的让步，就是对约翰·洛克的一种放弃。洛克已经使得劳动成为了全部价值百分之九十九的生产者。斯密承认农业劳动比制造业劳动更具生产性，但他拒绝说魁奈说过的那种话，即前者是完全“生产性的”，而后者是完全“非生产性的”。他说：“就如同供养三个孩子的婚姻肯定要比只供养两个孩子的婚姻更有生产性；农民的劳动和乡村的劳动者肯定要比商人、工匠和制造业主的劳动更具生产性。然而，一个种类更高一级的产物，并不能使其他种类变成无益的或变成非生产性的。”[48]

然而，与魁奈和斯密两人相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劳动生产的不是躯体，而是躯体的效用。自然繁衍的是躯体，但它也许宁愿繁衍杂草而非粮食。是自然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小麦，还是人通过利用自然的某些力量并且清除了其他的力量而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小麦？自然增加小麦的力量，是不是比自然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移动一艘海轮或以每小时两百英里的速度移动一架飞机的力量更具生产性？或者说，是人类独创性的生产做了某些自然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甚至在农业方面，为了要驳斥斯密所谓的“自然在农业方面要比在制造业方面更具生产性”的谬论，就需要李嘉图从自然丰裕到自然抗拒的转变，因此，就要回归到约翰·洛克的学说中去。这个谬误在于，自然增加的是躯体，而人类是指引自然资源去增加使用价值，这两者之间存在混淆。

斯密之后七十多年，卡尔·马克思遵循李嘉图的学说，对劳动力和使用价值作出了其唯物主义的分析。但时至今日，躯体与使用价值之间的混淆也只是在被清除的过程中，因为效率的社会意义在于取代自然力量的生产力概念。[49]

通过其劳动分工和随之发生的产品交换，斯密得到了一种更进一步的伦理上的财产辩护。洛克的辩护只做到了证明由劳动者个人生产的东西的所有权是正当的，但在证明由货币介入并由交换获得的其他人的产品的所有权的正当性时，却遇到了困难。斯密以其没有货币介入的劳动分工提供了辩护：如果在产品交换中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么劳动者就会看到，他们所放弃的劳动的量，会与他们在交换中所接受的东西完全相等，或者是“假定相等”，因而在没有让其他人同样富裕的情况下，是没有人会变得富裕的。因为一个人的劳动积累投入于交换，会等于其他人的劳动在交换中所接受的积累。在这里，斯密的理论又错了，因为他省略了货币、信用和讨价还价的能力，有些人借此靠榨取他人的财富而变得富裕。但由于货币的省略，他的劳动分工和完全的自由，还有洛克的丰裕和神的恩惠，不仅证明了在个人自己的产品中的私有财产，同时也证明了在其他人通过交换手段获得的产品中的私有财产。

对于休谟的稀缺性和公共效用的概念，也是同样的道理。随着丰裕性代替了稀缺性，休谟的“公共效用”或公共福利作为个人行动的动机就完全消失了。而且由于排除了集体行动，个人完全自由的结果就是只有通过让其他人同样富裕起来自己才能变得富裕，于是只应该准许国家在极端例外和紧急的情况下才进行干预。[50]
假若背离了这一完全自由的自然状态和自然丰裕，那么每个个体就只有以自己的辛劳作为自己的产品和其他人同等的产品的衡量尺度了。这就不需要公共效用或公共福利的概念了，因为上帝那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丰裕和交易与交换的本能作用，对于公共利益已经足够了。斯密的哲学是丰裕
的哲学，不是休谟的稀缺
的哲学。

2.稀缺价值的起因
。（1）心理与所有权的稀缺。我们已经详细阐述了劳动作为痛苦
与力
的双重意义，这一双重意义后来使李嘉图和李嘉图的继承者马克思与斯密和马尔萨斯形成了分歧。李嘉图学派通常以唯物主义经济学家著称，而斯密和马尔萨斯则属于一般的心理学派的经济学家。但我们在这两个学派之间作了更为恰当的区分，分别将他们称为心理学派和所有权学派的经济学家。考虑到劳动痛苦的时候，“真实价格”是辛劳和艰难的量；考虑到劳动力的时候，“真实价格”则是由劳动者拥有
并且出卖
给雇主的力的量。前者是心理的，后者是所有权的。

斯密的劳动被描绘为劳动者有一定限度的“悠闲、自由和快乐”，其中有一部分他在与自然拟人化的交换中“放弃”了。这是必须付给自然的“真实的价格”、“原始的价格”和“真实的成本”，它给一切事物赋予了价值。对于斯密来说，这不是人格化，而这是“真实的”。

但后来李嘉图和马克思对于劳动者的看法跟习惯法一直以来的看法是一样的，作为自由的劳动者，他除了拥有自己的身体之外，或者干脆说，他拥有自己的体力、脑力和管理能力，他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卖这些能力的使用。这种劳动力也是一种有限的储存，储存的不是快乐——即痛苦的牺牲，而是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一种所有权转让的牺牲。这也是约翰·洛克的观念，他是从习惯法中吸取这个观念的。他的劳动者是拥有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当这个劳动者将能力与自然资源“混合”起来的时候，结果产生的就是只要他愿意就能够出卖给他人的自己的私有财产。

从斯密到李嘉图和马克思的意义转变，源自于从斯密到洛克的不同的自然
哲学。从自然恩惠到自然吝啬的转变，带来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51]
在李嘉图和马克思那里，这是一种从神学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而奥古斯特·孔德则会把这种转变说成是从神学到形而上学的转变，[52]
它涉及稀缺价值自然起因的意义改变。李嘉图在自然对劳动力的抗拒中，客观地发现了这一自然起因；但对于斯密来说，自然意味着丰裕，他主观地认为稀缺价值的起因在于人性对于辛劳和艰难的抗拒。

到了卡尔·马克思时代，由李嘉图所暗示的内容变得明确了：劳动者是自由的，因此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但他不是把它出卖给斯密人格化的自然，而是出卖给李嘉图所理解的雇主。

这正如习惯法一直以来的财产概念。习惯法在处理所有权转移时，根本不关心痛苦或快乐，它只关心意愿。劳动者是不是打算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雇主？他希望在交换中获得多少东西？意图的逻辑性不是从痛苦或快乐中得出的，而是从习俗以及习俗在当时当地的目前用途中得出的，所依据的是早期的约定
和等值交换
原则。

这种稀缺性价值，我们称为是所有权的稀缺，[53]
在稀缺的意义方面我们有三个历史性的阶段：斯密的劳动者抗拒劳动痛苦的心理阶段；李嘉图的自然对斯密的劳动力的唯物主义的抗拒阶段；马克思的自由劳动者反对以低工资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的抗拒阶段。

在每个阶段的背后，实际上是各个阶段所源自的来源，这个来源是十八世纪习惯法的自由工人的概念，这些工人不完全是无产的，而是可以拥有和出卖自己人力的工人，这种人力是按照当时当地市场上他所能得到的任意价格出卖的。再远一些，是奥古斯特·孔德的观念本身进化所经历的历史阶段，我们把它修正以后意指斯密的人格化阶段、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阶段，以及制度实际作用方式的交易阶段。

亚当·斯密不加研究就采纳了常识的观念，即人类的欲念是无限的，因此人类的幸福只受为满足这些欲望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总量的限制。尽管斯密让使用价值等于“特定对象的效用”，但他没有在所有有用对象的丰裕性和单个有用对象的丰裕性之间作出区分，也没有对使用价值的主观和客观意义进行区分。

然而，斯密的观念是另外一种常识性的观念，为所有的自然经济学家所了解。当然，只是没有包含在他们的分析里，因为他们没有对整体和组成整体的部分进行区分。差不多到了斯密之后一百年，后来的心理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进行了这种区分。大家都知道，对于特定对象的欲望不是无限的，这种欲望随着当时当地可得到的量的增加而递减，到后来往往会变成一种损害而不是效用，一种痛苦而不是快乐。大家也都清楚，这种欲望的主观强度，会随着在某个时间地点可以获得的量的减少而增加，直到事关生死的地步。个人对一种特定对象的这种依赖——我们所谓的稀缺性价值，可以恰当地区分为一种功能心理，这种心理是流传甚广的洛克关于心灵的内在与外在世界的二元论所没有注意到的。因此，自然经济学家要么忽视这一功能事实，要么贬低它——如同魁奈对其“虚幻财富”的做法，要么是代之以人格化或唯物主义。

但斯密的观念也引常识为证。尽管劳动力是使用价值的起因，趋向于丰裕和更低的价格，但劳动痛苦引起了对使用价值供给的限制，趋向于稀缺和更高的价格。劳动力和劳动痛苦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因丰裕而增加的使用价值的起因与一种因稀缺而增加的使用价值起因之间的差异；劳动力引起使用价值，劳动痛苦引起稀缺价值。如果一切增加丰裕性的东西就是使用价值的起因的话，那么一切限制丰裕性的东西就是稀缺性价值的起因。

因此，斯密的稀缺性价值部分是公开承认的，部分则是暗示的。他公开承认稀缺性价值是限制产出的人为垄断，其根源是阻碍个人进入特权行业的集体行动。他所暗示的稀缺性价值是个人在不存在任何集体行动的自然状态下对产出的限制，这种自然的稀缺性价值的根源是劳动痛苦。

他把自己公开承认的稀缺性价值和垄断看成是一样的，把垄断与集体行动看成是一样的，而不管这种集体行动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联合。这是他的重商主义的意义。“实际上，这种或那种垄断似乎就是重商主义体系的唯一动力”。[54]
因此，斯密就不能跟休谟一样，把私有财产归因于稀缺性，因为他把稀缺性和重商主义的集体行动看成是一样的。集体行动是稀缺性的人为根源，因为它限制个人的产出。但是，因为稀缺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所以他必须找到由神的力量栽培到每个个人心中的根源。

在这方面斯密只是遵循了常识。按照通俗与经验的考虑，稀缺性就是获得的难度，无论引起这种难度的原因是什么。因此，稀缺的程度越大，劳动的痛苦就越大，不管是按照更大的努力程度还是按照更长的工作时间来说，都是如此。交换价值也是这样。为了在交换中获得某种稀缺的东西而生产某种丰裕的东西的痛苦，跟稀缺对象生产所要求的痛苦的量要相等。因此，劳动——可以理解为获得的痛苦、努力、辛劳、麻烦、困难——随着自然的稀缺而增加以及随着自然的丰裕而减少。如果产品是丰裕的，像空气或水一样，那么其获得基本上没有或完全没有痛苦与之相关，因此，它的价值就小。如果它是稀缺的，像鞋和帽子，那么相关的痛苦量，无论是从强度上还是从持续的时间上都有所要求，其价值就大。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消除所有的人为稀缺，就如同我们在消除无论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集体行动时所做的那样，那么想得到的对象的自然稀缺程度，就与通过交换直接或间接得到的对象所要求的劳动痛苦的量相等。稀缺性越大，劳动痛苦就越大；丰裕性越大，劳动痛苦就越少。劳动痛苦是稀缺性常识上人格化和稀缺性价值的起因，正是这一点让每个个人立刻就会“欢迎它”。因此，斯密用稀缺性的人格化代替了休谟的稀缺性的“哲学的事后回想”。

但休谟的“事后回想”不是心理上的稀缺，它是所有权的稀缺。从所有权的观点和心理的观点可以得出相似的收入对产出的稀缺比率，这是很显然的。如果劳动者被视为是自由劳动者，拥有自己的身体，包括体力、脑力和管理能力，那么他的拥有就是非常有限的、特别的、稀缺的劳动力储备。现在他的支出，不是他所受的劳动痛苦，而是他所转让的劳动力，就是他有限的人力供给的扣除。因为这种人力是稀缺的，所以就有资格获得一切稀缺对象所拥有的排他性的名称——财产。这是约翰·洛克的观念。洛克的劳动者是拥有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当他把劳动力与自然的丰富资源混合起来的时候，结果就是使用价值的收入，这种收入变成了他财产的一种扩大，用以补偿其财产的等量支出。然而，洛克没有像更具现实主义的休谟所做的那样，把稀缺观念注入其财产的意义中去，因为他专注于神赐的丰裕和人的原罪。他也没有像斯密那样回归于心理的根源。

休谟的理解要更为正确一些。在简单的稀缺观念之下，他把可以区分为财产、法律和伦理的内容结合到了一起。斯密把它们分割成了他的三个观念：一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对象；二作为恩惠和丰裕的自然的人格化，跟洛克一样；三就是洛克的伦理辩护。

然而，无论是私有财产还是联合的财产，如果我们视之为一种预期的交易重复，那么财产就如休谟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完全的稀缺性功能，除非是作为一种稀缺或预期稀缺的东西，否则财产权利就不存在。[55]
财产的价值总是一种稀缺性的价值。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人类在稀缺性推动下获得所有权的努力，都是本能性的，如同生命本身，而它的三重意义可以区分为财产的对象
、财产的本能
和财产的习惯法
。本能可以是对他人的损害，就如同它可以是对自身的保护一样，而“本能”这个词是足够恰当的，因为它可以解释为所有生物——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就资源的稀缺性所驱动的行为。财产的本能是稀缺性的本能，而财产的对象是本身稀缺的事物。

因此，每个持久的人类社会都建立了规则，以此来管理个人对稀缺东西这种排他性所有的追求；而这些直接产生于重复的惯例和纠纷判决的规则，在得到可信的判决的时候，就因此而变成了一种财产的习惯法。斯密跟洛克和魁奈一样，根本没有看到主观上就打算给予劳动一种稀缺权利的仁慈上帝，与习俗或法律给予它的历史事实，这之间是存在区别的。休谟确实把事实及其理由区分开了：事实是稀缺性的作用，理由是人自己关于公共效用、公共福利或者公共需要的观念。但只有到了科学与神学区分开来的时候，才能够将事实与其理由区分开来。今天所作的这种区分，可以追溯到洛克、魁奈和斯密时代。理由被声称为事实，亚当·斯密让我们看到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如同洛克所主张的，事实只是一种用语言来表达的心理解释，目的是为了向其他人传达关于所发生的事情的信息。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说服力这个要素就是事实的组成部分。事实的说服力在于引起他人接受的能力。既然事实是通过从非常复杂的经验中选择某种特性所达成的心理解释，那么事实的这种说服力就伴随着对让大家相信的特性的选择。斯密选择劳动痛苦作为他自己关于获取和积累的说服的意义。劳动痛苦十分模糊，把所有的经济、法律和伦理的意义都包含在内了，而且在达成一致方面很有吸引力。它可以让每个人都把它当成是人性的一个基本事实，可以作为一切活动的基础。它具有与许多自然、稀缺及所有权意义密不可分的伦理的魅力。简而言之，劳动痛苦是一个事实，一种稀缺性的人格化，一种斯密用个人劳动代替重商主义一致行动的理由。

上述的那种习惯法的所有权的稀缺性
，我们称为讨价还价的能力
，斯密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正如霍布斯所言，财富即权力。但获得或继承大笔财富的人，不会必然获得或继承任何民事或军事上的政治权力。也许他的财富可以负担得起获得这二者的财力，但仅仅拥有财富不会必然让他获得任何一种权力。这种占有直接传达给他的权力是购买力，一种对所有的劳动或者对当时市场上所有的劳动产品确定的支配权。”[56]

斯密所评论过的所有权的稀缺性，一直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问题。疑问自然产生了，从斯密和最早的“古典”经济学家到如今的新古典派，其间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他把稀缺性人格化为痛苦的说法一直是经济理论的基础呢？答案必须在重商主义的问题和在个人主义相对于集体主义的所有问题中去找。集体交易引起人为的稀缺，劳动痛苦引起自然的稀缺。斯密的劳动痛苦，通过劳动分工与完善的个人自由发挥作用，这是他对重商主义的学说与惯例和所有集体行动的代替。重商主义，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通过私人联合的，都人为地限制了供给；劳动痛苦则是自然地限制了供给。

然而，已经发生的情况是，斯密的重商主义，通过集体控制的各种形式，例如政党、税则、私人公司、辛迪加或工会，已经比斯密所能想象的更占优势。稀缺性是由被他斥为重商主义人为垄断的同样的政治与所有权的集体行动所造成的，而不是由劳动痛苦的人格化所造成的，劳动痛苦被他宣称为神的公平法则。今天的经济学是修正的重商主义，一个相对稀缺的世界中的所有权稀缺性，而不是一个丰裕世界里把稀缺性作为劳动痛苦的无效的人格化。

（2）自由与丰裕。斯密的缺陷在于其词语的双重意义——一种是伦理的意义；一种是经济的意义。他的伦理意义是，如果没有集体行动就会获得公平，不公平实际上是由于集体行动形成的；他的经济意义是，没有集体行动就会得到的自然丰裕，而人为稀缺实际上是由集体行动强加的。

这样，他的“自由”一词就有经济和伦理的两重意义：经济自由是丰裕；伦理自由是免于集体强制。自然的状态就是自由的状态。因为它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不是集体行动。他的稀缺的意义也是一样的。他的稀缺的伦理意义是作为合理价值调节者的劳动痛苦，他的经济意义是集体行动的人为稀缺。

因此，对斯密来说，与痛苦相对的不是快乐而是自由。自由随着痛苦的减少而增加，因为自由意味着可供选择的东西的丰裕。自由因为痛苦的增加而减少，因为痛苦意味着可供选择的东西的稀缺。这是自由的经济意义，千真万确。但对于斯密来说，同样的自由是与集体行动相对的：自由因为集体行动的增加而减少，或者因为集体行动的减少而增加，因为自由是免于集体强制的。这就是他的自由的伦理意义。

斯密的根本缺陷在于，他把所有权的稀缺性人格化为心理的稀缺性。所有权的稀缺性是调节财产所有者安全与自由的习惯法和成文法，财产所有者包括仅仅拥有自己劳动力的被解放了的所有者。个人不会在自然提供的事物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是在所有者提供的事物间进行选择的。你不能在一条街上一路走去，然后把你想要的东西与其边际效用成比例地据为己有，所有者与警察虎视眈眈地站在那儿呢。劳动者不能根据痛苦量来选择工作，他们工作或不工作，依据的是按照习俗和法律准许所有者所提供或保留的选择，财产的价值在于其稀缺性的价值。因此，所有者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免于集体行动的自由）可以自由拒绝一种商品的生产，或则在它生产的时候可以自由保留其效用不让其他人利用。这是在交换过程中他能够维持商品稀缺性价值的唯一途径。

因此，即便是在一切集体强制都被消除，因而习惯法意义上的所有权的自由非常完善的时候，情况仍然是所有权的稀缺。这在于自由提供和接受诱导的两种情形：一种是通过生产创造丰裕的诱导；一种是限制过多丰裕的诱导。但可供选择的出卖者的丰裕构成了对购买者的所有权的自由，而可供选择的购买者的丰裕则构成了对出卖者的所有权的自由。工作的人和工作的提供者有平等的所有权自由，在这种自由中，每一方都有工作与不工作、雇用与不雇用的平等的自由，他们不但要求政府官员要把自己的手拿开，而且要让其他人别去干预。但双方却有可能不具备平等的经济
自由。因为工人可选择的，也许是扩大其总的劳动痛苦的繁重的选择，作为他必须支付的代价；而对于雇主，可选择的也许只是上述的成百上千的劳动者之一在填补其机构中的工作时的不重要的选择。[57]

其他类似的解释也许可以在购买者和出卖者、地主和佃户、金融家和生意人的所有交易中举出。为了做到这一点，也许得有“完善的自由”，不仅必须没有法律的义务，而且还必须存在经济机会的丰裕。

某种程度上与所有权自由反向变化的所有权稀缺性的这么多实例，在亚当·斯密的私有财产的概念中都没有被考虑到。因为他假定，一旦依赖于重商主义的法律强制的稀缺性被消除，而且具有经济强制性的所有联合财产和不平等被消除之后，那么平等的个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就会通过生产、节俭和交换创造极大程度的丰裕，以致不会把麻烦的选择留给任何人。在斯密之后七十五年，这一观念被凯雷（Carey）和巴师夏（Bastiat）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接受。[58]

因此，斯密跟魁奈一样，脑子里考虑的是由集体行动造成的稀缺性的重商主义的立法政策。在这方面，斯密与之形成对照的自动稀缺的观念，是因为他未能把立法意义上对自由的剥夺与习惯法意义对自由的剥夺区分开来。想要成为竞争者的人的选择自由，在立法造成稀缺的情况下，受到控制竞争的法律责任的限制；想要成为消费者或生产者的人的选择自由，会由于被以前的生产者所提供的商品或原材料的稀缺而受到限制。斯密假设，要是这种立法的稀缺被消除了，那么所有的稀缺就会被消除，变得与劳动痛苦的量一致。当立法自由形成的时候，接下来就会形成经济的自由。

但私有财产本身的习惯法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性的基础之上的，斯密却认为它是建立在一个人自身劳动产品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之上的。财产稀缺性的意义还是被保留了，作为相对于其他人的欲望而稀缺的东西的扣缴。如果赋予自由是在丰裕的、可达到的事物之间进行选择的经济意义，那么无论这种丰裕是来自于没有上级权威施加的压力，还是来自于自动的劳动分工，自由与稀缺都会反向变化。如果存在完全的选择自由，那么就不存在什么稀缺，因为想要的对象像空气一样丰裕时，所有选择的意识都会在供给的丰裕性中消失。如果存在完全的稀缺，这表示根本没有任何供给，那么就不存在自由。这就是休谟的“事后回想”。

然而，斯密的看法是对这个问题常识的、经验的见解。当工人发现除了繁重的工作就没有任何工作提供给自己时，他是不会在工作的稀缺与自由的丧失之间作什么区分的。实际上，他有所有权的自由，可以拒绝工作，因为他拥有自己的劳动力。而机会的所有者则有拒绝雇用他的相应的所有权自由。每一方都有伦理意义上的自由；相反，正是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发明了“工资奴隶制”这个词。

但是，在所有权自由的背后是自由的经济意义。工人的选择的自由随着工作的丰裕度而增加，随着工作的稀缺度而减少；相反，他的作为结果的劳动痛苦随着工作的丰裕度而减少，随着稀缺度而增加。但是，起调节作用的是财产的习惯法，而不是自然恩惠的丰裕度。这种调节也许好也许坏，也许明智也许愚昧，也许公正也许不公正。它可以扩大自由，甚至多于它对自由的抑制，但它不是痛苦，而是运行中机构的集体行动。

（二）价值的调节者

大家所了解的作为重商主义的各种经验政策，是随着反对封建主义的君主政体和市场的兴起，随着与兴起相伴随的经验发展而来的，这种经验就是交换价值作为制造业主和商人的谋生手段，取决于供给或需求的控制。在英国，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为外国和殖民地市场，以及国内市场上制造业主和商人的当地行会，提供了这种控制。在公共福利的基础上，这种调节总会被证明是合理的，但按照斯密的观点，这却是一种伪善的合理。因为它总是有利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这些人所代表的私人福利被说成是跟公共福利一致的东西。约翰·洛克用议会代替君主来实施这种集体控制，但亚当·斯密实际上不只是在哲学体系上用司法代替了君主和议会。

两个人都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对神赐恩惠的自然法则的回归上，对于洛克而言是代替了国王对供求的任意调节，对于斯密而言是代替了议会和行会对供求的任意调节。因此，斯密要求的是供求的自然调节者而不是集体行动，而且他不是在习惯法的法庭上，而是在每个勤劳而节俭的制造业主和商人的心中去寻找这个调节者的。

“……个人的私有利益和情感，自然会让他们把自己的储备转向在通常情况下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如果从这种自然倾向出发，他们转向那些用途的东西若是过多的话，那么其利润的下降和其他人利润的提高会让他们立即改变这种错误的分配。因此，用不着任何法律的干预，人的私有利益和情感自然会导致他们对每个社会的储备进行划分与分配，这种划分与分配是在储备所承担的不同用途之间进行的，基本上会尽可能地按照最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比例进行。”[59]

因此，在关于虚幻财富这个问题上，斯密是赞同魁奈的意见的。虚幻财富
会纠正自己，因为如果需要的话，那么个人就会被迫违反自己的自然倾向，把他们的劳动从正在跌价的产品转到正在涨价的产品上。尽管魁奈因为自然生产财富把这个问题作为不合逻辑的内容而不予考虑，但斯密还是证明了在劳动生产财富的情况下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

斯密说，首先，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全自由、安全、平等、有财产、有流动性的状态，不存在货币和债务的任何干预。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迅速地从一个行业转到另外一个行业，他不受习俗、习惯、担忧或任何集体限制的束缚。正如帕累托后来所言，它是一种“分子”的社会概念。

其次，作为整体的社会需求是无限的。这个假设有两方面的用途，要么是从需求的方面，要么是从供给的方面。斯密两个方面都用了。需求方面可以以他的有效需求的观念为基础，供给方面可以以劳动痛苦的观念为基础。两者合起来的结果是趋于均衡，不再需要集体的行动。

尽管穆勒除了澄清斯密外并没有增加什么内容，但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后来由詹姆斯·穆勒用公式作了表示，[60]
后继者是李嘉图。用我们自己的话的意思重新叙述，就是如果人的需求是无限的，那么通过创造更为丰裕的使用价值，他的幸福就可以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当新的需求一旦呈现，不同种类的使用价值成比例地增加的话，那么交换价值就不会有任何的下降。每种产品都扩大了对其他种类产品的需求，只要准许生产扩张到它的最大极限，就不可能存在什么生产过剩。例如，通过劳动分工（假定有完全的流动性，而且忽略时间因素），劳动力的生产力增加了一倍，而且每种物质产品也可以增加一倍，于是每种数量增加了一倍的东西对其他每种东西的有效需求也会增加一倍，并且数量也会增加一倍，这样它们的单位交换价值就不会有什么改变。

但即便是这种无限需求的理论，也要求有一种因素能够在特定产品变得过于丰裕时有效地抑制其供给，在短缺时扩大其供给，以便所有的价格能够按照每种东西所包含的这一调节因素的比例得到调节。后来李嘉图在边际劳动者中找到了这一因素。斯密在所有劳动者的辛劳和艰难中找到了它。他的劳动痛苦作为稀缺性价值的根源起着限制产量的作用；他的劳动痛苦作为稀缺性价值的调节者起着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分摊产量的作用，目的是为了使所有行业的劳动痛苦均衡。作为稀缺价值的根源，当大家认为相对于痛苦的量收入过低时，产量就会受到抑制。作为稀缺价值的调节者，在某些收入相对大于痛苦的职业中，产量就会被扩大；在另外一些收入相对低于痛苦的产业中，产量就会被抑制，这样是为了让每单位收入的痛苦平均化。因此，尽管痛苦作为稀缺性的根源只是对特定的产业起作用，但作为调节者
却是对所有的产业起作用。

按照李嘉图的说法，调节价值的边际劳动者是最不具生产性的劳动者，这符合其自然吝啬理论。边际劳动者是顶着自然的最大阻力工作的人。在市场自由和劳动可以流动的情况下，这个劳动者可以通过竞争来调节自然更为多产的地方的其他劳动者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同时也可以调节所有产品的交换价值，因为所有的劳动者都是从低工资的行业向高工资的行业转移的。效率最低的劳动者的生产力调节着所有劳动者产品的交换价值。

但斯密的价值调节者不是效率最低的劳动，而是最痛苦的劳动。人类注定要劳动，由于原罪的缘故，这是正确的。为了让物品可以生产出来，他被迫放弃了一部分悠闲、自由和快乐。但这应该做得公平。在为大家的利益生产、积累和交换使用价值的活动中，没有人该被迫比其他任何人受更多的苦。现行的重商主义的状态不仅缺乏效率，而且还不公平。在这种状态中，个人被集体行动专横地控制着，没有让他们任那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地加以调节，那只手在每个人的心里放置了一个与痛苦相适应的公平分配的原则。

这个原则是使用价值的收入与劳动痛苦的产出之间的比率。也就是说，是支付给使用价值的“真实价格”。人的私利和财产会让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在不同的工作中进行分配，不需要集体行动的帮助，按照这种比例，收入与痛苦的这一比率对所有的人总会是相当平等的。

然而，为了完成这一调节的目的，斯密不得不排除他作为起点的孤立的个人，而代之以所有个人在所有的时间和地点的平均
劳动痛苦。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平均劳动痛苦就变成了价值的调节者和价值的尺度，如下所说：

“等量劳动，无论何时何地，可以说对于劳动者具有同样的价值。[61]
在其通常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状态下，在其通常的技术与熟练程度下，他必须放弃同样比例的悠闲、自由和快乐。无论他所接受的回报的商品的量是什么，他必须支付的价格总是一样的。事实上，在这些商品中，有时候可以购买的要多一些，有时候可以购买的要少一些，但这是它们的价值在变，而不是购买它们的劳动的价值在变。在任何时间地点，难以得到或要求耗费很多劳动的东西就贵（稀缺）；很容易就拥有或所用劳动很少的东西就便宜（丰裕）。因此，劳动自身绝对不会改变自己的价值，唯有劳动是根本的、真实的标准；通过劳动，所有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以估算和比较。劳动是它们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它们的名义价格。”[62]

这里，在一种集体行动被排除的自然状态下，价值调节者和价值尺度两者都变成了平均的劳动痛苦。斯密排除了由于个性差异而产生的人的差异，也排除了由于疲劳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的重复差别。时间的历史变迁也没有干扰他的平均痛苦。中世纪的痛苦跟十八世纪的痛苦是一样的。在相似的时间单位里，任何时间地点的平均劳动以同样的比例放弃其悠闲、自由和快乐。它是平均的痛苦，不管个人、工时、疲劳程度、时间、地点或人种。因此，它既是自然状态下的价值调节者，也是一种在任何社会状态下度量价值的稳定单位。劳动痛苦不是任何特定人物的特殊痛苦，它是赋予辛劳和艰难的一种数学公式。

必须注意到，斯密没有李嘉图的差别观念，但却让自己满足于这些平均数。如果他有李嘉图的这种差别，他也许会得出一种类似的结果。作为价值根源、调节者和尺度的李嘉图的劳动力，是最没有效率的劳动力——边际劳动者。但斯密不是在用差别发挥影响，他是在用平均在发挥影响，而这些平均值既可以用于劳动痛苦，也可以用于劳动力。若是这样，那么就可以认为，每单位劳动痛苦按平均数计算，等于按平均数计算的每单位劳动力。这似乎是他一向的观念——每平均单位的劳动力伴随着等量的平均单位的劳动痛苦。换句话说，增加使用价值量的一个单位的劳动力，伴随着同样一个单位的抗拒劳动力实施的痛苦。它既是人格化的，也是唯物论。

当然，如果让这个问题停留在一个点上，事物就会静止，什么也不可能生产。但除了在劳动者懒惰、年老、年幼的情况下，它们不会被留在那儿。典型的斯密的劳动者受私有财产保障的引诱，具有工作、积累和交换的雄心，压倒了痛苦的阻力。因此，没有理论体系的大变动，斯密也可以从劳动力过渡到劳动痛苦。因为所有财产创造的工作意愿克服了工作的痛苦。但这种意愿不是没有限度的。痛苦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权利，反对进一步增加悠闲、自由和快乐的支出。

斯密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他的劳动痛苦的平均化过程，这实际上是必要的。因为他打算让它成为合理价值的调节者和真实价值的稳定尺度。让一般的劳动者“在通常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状态下”迅速地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外一个行业的，正是这种平均的劳动痛苦，这样就趋向于减少了由于行业上的差异而强加的痛苦上的差异。这也趋向于使得不同行业的不平等平均化，以便“弥补某些行业中微不足道的金钱收益，抵消其他行业中的巨大的金钱收益”。他提到的行业差异，是工作的艰辛、干净或肮脏、体面或不体面、学习业务的难易、职业规律或不规律、寄予工人的信任是大是小、成功是有可能的还是没可能的。[63]
所有这些都伴随着金钱收入的差别，不是工资就是利润，但这些金钱上的差别被斯密省略了。因为他省略了货币，直接代之以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然而，只要它们与平均劳动痛苦的差异相符，那么这些交换价值就是有道理的。通过限制痛苦较多的行业的劳动供给，扩大痛苦较少的行业的供给，这种平均的劳动痛苦调节着交换价值的差异，以使其与痛苦的差异相符。

所以，他的调节是在不准许集体行动和货币干预的前提下的一种“真实价值”的调节者。如果这种集体行动被排除，那就会出现神的恩惠、丰裕、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平等以及安全，这样一来，交换价值就将会按照其真实价值被调节。

斯密的这一“真实价值”是“合理的价值”，但却缺乏合理价值的主要成分，即集体行动、稀缺性、货币、习俗和集体意见。合理价值如同在法庭、陪审团、委员会、仲裁调解等惯例中形成的一样，是一种以货币表示的集体行动的概念，是由合理的人达成的一致意见。这里的“合理”，就是说，他们是些服从时代主导惯例的人。合理价值随着环境与集体控制的新组合而变化，处在一个通过效率、稀缺性、习俗、政治和支配利益的变化而演进的过程中。但斯密的真实价值以劳动痛苦表示，是一个永远的自动原则，它为了人类的利益调节行为，但却没有集体行动。这是他把圣·托马斯·阿奎奈的“公平价格”和法庭与仲裁的集体行动的相同意义的人格化。

合理价值两种意义间的区别系于意愿的两个概念，即运行中的机构的集体意志和私人财产的个人意志。斯密想象得很对，在一个丰裕的世界里，个人财产受到完全的保护，不受暴力的侵犯，在稀缺性方面的冲突是不会发生的。因此，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丰裕性的分配中，只要有个人的意愿和神的恩惠就可以解决合理价值的问题。

在把稀缺性价值的自动调节者看成跟劳动痛苦量一样之后，斯密进一步探讨了在现存的条件下，为什么劳动市场上的劳动价格（交换价值）与产品交换中付出的劳动痛苦的量是不相符合的。我们将发现，所有这些差异都受习俗、国家统治权或其他集体行动控制的人为稀缺的各个方面的调节，而不是劳动痛苦量的自动调节。诚如我们已经提及的，它们是由出自集体主义原则并与完全自由原则相冲突的国家统治权所强加的人为的或集体的稀缺。在这些限制中，有公司（行会）享有的排他特权、长时间的学徒期、竞争者之间的谅解、公众负担的义务教育、国家的工资规章、同业协议售价、税则、为了保持贸易顺差而征收的津贴，以及《济贫法》造成的对劳动、股票（资本）自由流通的阻碍。[64]

但即便是重商主义者对自由的干扰消除了，仍然有另外两种产权的主张者——地主和资本家雇主，即便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也会阻碍劳动痛苦与工资之间的准确比例关系。这些主张者带来了所有权稀缺的因素，是私有财产习惯法
的实例。“国家的土地一旦变成了私有财产之后，这个地主就会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热衷于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割，甚至对自然的出产都要收地租”。“如果把地租看成是使用土地支付的价格，这自然就是一种垄断价格”。[65]
因此，凡是支付地租的地方，它就是价格由所有权的稀缺性规定而与劳动痛苦无关的证明。

斯密的利润概念是同样的情况。它们只由供给和所有者之间对资本的需求决定。这里没有任何劳动痛苦或劳动力的问题，甚至没有所谓的“监督与指挥”的劳动。利润“与所谓的监督和指挥劳动的数量、难易或技巧不成任何比例”。[66]
它们受两种办法的管制，这两种办法都被证明是所有权稀缺性的特例：第一，决定于所用储蓄的价值；第二，决定于雇主压低工资的共谋。[67]

储蓄的价值是原材料和工人生活资料的数量，也就是“流通的商品”，要求与雇员的数量相关。在斯密所给的解释中，范围从每个雇员三十五英镑到三百六十英镑之间。[68]
在斯密后来提到的例子中，在利润率相同的前提下，每个雇员的利润显然会超过前一个例子的十倍。

在利润的决定中，第二个稀缺性因素是集体的稀缺性。利润率也是随着雇主联合起来共同控制其财产的能力和意愿变动的，这是一种通常高于劳动者的意愿与能力的意愿和能力。[69]

然而，涉及工资，有第三个可以让工资总是高于自然价格的原则。在自然资源与人口相比比较丰裕的条件下，因为财富增长的缘故，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日益增大，比如北美存在着大量的“人手稀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这类差不多静止不变的国家。[70]

因此，甚至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交换价值也不会跟劳动痛苦成比例，原因在于地租和利润这类的因素源自于没有劳动的私有财产，却能够在其交换价值之外挣得自己的份额；而工资本身的差异却是因为人口压力的差异，而不是因为劳动痛苦的差异。

但这些问题也都还不是所有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交换价值也是由所有权的稀缺性，而不是由劳动痛苦的数量来决定的。为了使商品价格与每种工作的劳动痛苦的量有可能相等，需要有三个更为一般的条件：“第一，这种工作在邻近地区必须众所周知，而且久已建立；第二，它们必须处于一般状态，或许可以称其为自然状态；第三，它们必须是那些从业者的唯一或主要工作”。[71]
也就是说，为了让工资可以和这种辛劳和艰难相符，即便是在忽略了所有权的地租和利润以及人口压力之后，也必须有公开性、正常性和独立性，每种特性都会假借习俗和贸易惯例引入稀缺性的集体调节。

斯密说，即便他们有完全的流动自由，但公开性的缺乏，也就是说秘密状态
，也会阻碍竞争者进入工资和利润高的领域。正常性或者“自然状态”，是一种对源于自然力量的生物稀缺性变化的忽略。因为，按照斯密的说法，“正常性”是缺乏需求的季节波动和农业上丰歉变动的状态。

“独立性”的要求忽略了所有的补充产品或综合的经常性工作，靠这些补充产品或综合的经常性工作，劳动者可以在没有改变其用在自己主要产品的劳动用途上的情况下维持自己的生活，例如家庭工人、佃农的产品、家庭从寄宿者那里收取的房租、地主户外仆役的劳动。换句话说，在所有的稀缺性、季节波动和补充产品及综合的经常性工作的例子里，即便是存在习惯法所允许的个人的完全自由，但工资也是由稀缺性决定的，而与痛苦无关。[72]

那么，如果斯密承认各种例外的所有这些情况，那么问题还会存在：决定劳动本身和商品的价值终究是不是包括习俗在内的集体行动呢？斯密只是通过“假设”把集体行动给排除了。他的完全自由的条件“假设”，不存在任何干预、任何例外、任何贸易惯例、任何习俗、任何习惯、任何秘密、任何季节、任何补充商品或综合的经常性工作、任何货币或集体履约，这样一来，每个劳动者就是一个受痛苦增量指引的物理单位。这样一些劳动原子，会像水流一样准确而迅速地转移自己的劳动力，从价格较低的产品（相对于痛苦而言）转移到价格较高的产品，这就趋向于提高前者的价格而降低后者的价格，而且会带来一种均衡，以便两者的供给量上得到这样的调节，使得投入一种产品的一个单位的平均劳动痛苦，会得到与投入其他任何产品的一个单位的劳动痛苦一样的报酬。

这种人格化使人性分解为物质的分子，为无政府主义者和边沁、李嘉图以及十九世纪的享乐主义经济学家铺平了道路。

（三）价值尺度

但斯密有一些非常真实的东西呈现在眼前——当集体行动应该被忽略的时候的一种稳定了的尺度。“不管他作为其回报所接受的商品的量可能是什么，他所支付（以辛劳和艰难形式）的价格必须始终一样。当然，实际上它有时候购买的量大一些，有时候购买的量小一些，但变动的是它们的价值，不是购买它们的劳动的价值”。[73]

因此，尽管劳动痛苦是斯密运用于自然状态的价值调节者，但现在作为一种价值尺度，他把它用到了多方面的集体行动和现存货币价格的实际状态中。通过这种稳定了的平均劳动痛苦，他衡量的将不仅是不平等、不公正和现实社会的种种意外事件，而且是隐藏在货币价格背后的地租、利润和工资。

“必须注意到，价格的所有的不同组成部分的真实价值是由劳动量来衡量的，它们中间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他们能够购买的或支配的。劳动衡量的不仅是把它自身分解为劳动的那部分的价值，而且是把它自身分解为地租、分解为利润的那部分价值。”[74]

如果所有的劳动都变得更有效率，或者货币变得更为稀缺，那么所有的货币价格都可能下降。如果所有的劳动都变得更没有效率，或者货币变得更为丰裕，或者以纸币代之，那么所有的货币价格都可能上涨。有些价格可能会上涨，其他的会下降。垄断会造成高价，竞争会带来低价。价格可能会过高，也可能会合理。劳动痛苦将衡量它们对合理的价值的偏离或是符合的程度。偏离的是它们的
价值，不是劳动痛苦的价值，而这种偏离是由购买它们所需要的劳动痛苦的大小来衡量的。

因此，斯密的价值尺度系于他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别。真实价格是痛苦的支出，名义价格是货币的支出，区别存在于个人感觉与大家集体认可的人为的衡量单位之间。

如果我们对这些人为单位进行考查，就会发现它们已经被习俗或法律标准化了，目的是为了把经济科学中要运用的各个方面都归纳为数字，如使用价值的量、稀缺程度、生产率、时间的流逝等等。实际上，所有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是强烈的人类感觉：幸福、苦难、快乐、痛苦、希望、恐惧、公正、不公正，而这些才是人类的真正价值。但对于这些感觉，我们却缺乏经过习俗或法律标准化的计量单位。

因此，所有的计量都跟货币一样，是名义上的，就如同所有的计量单位都是人为的一样，它们是一种语言的形式——数字语言。固然，它们也许是一些表明强烈的感觉正在发生的符号，但它们并不量度这些感觉，它们度量的是表面的行为。亚当·斯密希望创造出一种情感的单位，这个单位可以量度经济生活中的公正与不公正。当涉及生活中的实际事务时，他发现自己在用长度、面积、重量、稀缺性、生产力和时间在量度交易，所有这一切都是名义上的，没有一项是真实的。

但是，只要冲突和合作的经济行为是名义上的，并且唯有个人感觉是真实的，那么这种说法就是正确的。在经济学中，计量单位是用于量度交易的集体手段，目的是为了准确、安全和公正这三大社会理由。如果社会和交易是真实的，那么这些量度单位就是真实的。

每项交易都用了三种类型的量度方法：一种是物理的计量；一种是稀缺性的计量；一种是时间的计量。物理的计量有两种，即商品数量与产出率或收益率。稀缺性的计量是时间的两个方面，即现在这一刻的时间与未来时间的推移。直到卡尔·马克思和科学管理出现之后，产出率才被归纳为可计量的内容；直到庞巴维克以后，未来时间的推移才作为可量度的内容分离出来。

每种计量单位都必须与被量度的特性属于同一性质。使用价值是期望中的“物品”的用途，这些是用吨、码、蒲式耳等物质单位来量度的。稀缺性价值是物品的价格，这是用稀缺性的单位“美元”来量度的。你会发现，在所有的交易中，两者都是连在一起的。一蒲式耳小麦两美元，棉布每码十美分，生铁每吨三十美元。蒲式耳、码、吨量度的是使用价值的量。美元和美分量度的是其稀缺性的价值。我们不会用物质元素的单位来量度小麦的稀缺性。小麦的价格只是按照价值的稀缺标准“美元”来表示的小麦的稀缺性特性，而小麦的使用价值属性是按照容积标准“蒲式耳”来表示的，质量则以小麦的某种质量标准来表示。

各种单位由习俗或法律加以标准化，作为交易中准确、安全和公正的首要条件。如果发生纠纷需要法庭裁决，那么法庭也是在被认为合法的物质单位和稀缺性单位的基础上进行判决的，后者也是按照法律创造的。这些法定单位是法定货币和履约的尺度。法律上小麦交货的履约单位是若干合法的蒲式耳，法定货币的支付单位是若干合法的“美元”，或者法庭认为等值的东西。亚当·斯密的自然状态不存在法定货币或法律上的计量单位，因为这些都是人为的单位。

有一种商品——黄金，已经被习俗和法律在其物质特性上标准化了，但在其稀缺性特性上并没有标准化。它的物质特性是二十三点二二格令[75]
纯金值一美元，它的稀缺性特性是市场上的一般购买力。这两种特性是可以分开的，而且往往是被宣布法定货币的法律分开的。法定货币的纸币作为相对稀缺性的尺度，代替了黄金的物理量。但在斯密的个人感觉意识中，纸币的特性和黄金的格令都不是真实价值或名义价值的尺度，它们是经济交易的合法尺度，在经济交易中需要的是准确、安全和公正。它们所量度的，不是孤立的个人与自然力量打交道意义上的真实价值，它们是物理与稀缺特性的人为单位，是由习俗、法律和法庭的集体行动强加的。当斯密以劳动痛苦量度合理价值时，他是在量度心理上的稀缺，但货币量度的是所有权的稀缺。痛苦的单位也许量度的是自然状态中的主观感觉，但货币量度的是在政治、法律或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中的经济能力、机会均等、公平和不公平的竞争、合理和不合理的价值。合理价值是按照货币计量的稀缺性价值。

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是从事物的时间或基本的起点出发的，而不是从运行中的机构的所有的复杂性在某个时点上的截面出发的，无论如何，这个截面已经靠自然增长从过去就建立起来了，它正在向尚未结束但还在变化的未来发展。

斯密的努力跟洛克和魁奈的努力一样，是一种在事物的本性和神的理性中找到某种根本的东西的努力，这种根本的东西已经具有永远的不变性和稳定性。但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这样的稳定性适合于人类的目的。一切事物都是杂乱无章的并来去匆匆的，根本不管人的安全和预期。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稳定性就是人本身是由集体行动创造的。计量单位是稳定性的工具之一，但这些单位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它们是人为了准确和安全而设计的人为的东西。斯密无法找到他的痛苦单位，因为人类以前没有人为地制造这样一个单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已经通过集体行动制造出了一种稀缺性的单位——法定货币或法庭认为等值的东西。经济学家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斯密之后一百年的事情了，那时他们才设法让纯粹人为的、集体的而且是“名义的”度量尺度稳定了下来，这就是货币的稀缺性价值。这种稳定的理由是社会的理由，即让当前和预期的交易更为准确、安全和公正。尽管黄金的物理属性在重量方面已经由约翰·洛克和艾萨克·牛顿归入了一种稳定的计量单位，但人们试图让黄金的稀缺性属性在购买力方面稳定下来时，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两百年。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人们发现，在一个不是个人而是集体行动规范个人行动的世界里，斯密所谓的非常表面化的名义价值尺度，对于变化的稀缺性而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尺度。

由此人们认识到，交易中所使用的这些稀缺性价值，存在于千百年的习俗、所有权与国家主权中，必须被当做是为一个已经在运行中的机构构筑的；试验的结果，有的是让人愉快的，有的是破坏性的，但都能够被人为量度，于是就有可能被集体行动稳定下来。

因此，不能说斯密的平均劳动痛苦是荒谬的，它是平均购买力的人格化。这样的方法是一个平均化的过程，继之而来的就是现代相当成功地编制了平均的价格运动的“指数”——不管这种价格运动是商品、工资、股票，还是债券的运动。在这些指数中，单位是非人格化的购买力单位“美元”，而不是劳动的痛苦。经过平均编制后，平均指数在现代情形下，就成了货币的稀缺性相对于商品、工资或证券等各种稀缺性的平均。在斯密的用法中，它是以生产的平均痛苦为依据的商品稀缺性的平均。平均原则本身仅仅作为一种运行规则是非常合理的，但他的错误在于他把货币作为平均劳动痛苦而人格化了。

错误来自于他试图根据人类的艰辛程度来得到一种真实价值的稳定尺度，而不是以货币的形式来获得一种稳定的稀缺性的尺度。他希望代之以“自然的”或“福利的”经济，从而避免“金钱的”经济。这个意图非常好，但却过于基本了。一个更为浅显但却更加实际的办法是继续历史上的实验，在一个金钱的经济中，通过稳定稀缺性尺度的手段来获得合理价值。因为毕竟合理价值才是“福利经济”。

现在，如果我们对维塞尔和惠特克对价值起因、调节者和尺度的分析进行一番比较的话，那么就会看出它们如何密不可分（见本章上文）。计量与调节不可分，因为调节是通过计量手段完成的。起因不是预设的，它是人类的目的，靠计量和调节来实现。虽然斯密勾画的价值起因是从一种恩惠和公正的目的推衍出来的，这种目的支配着人和自然的运转，但他的价值起因实际上是他转移于自然身上的自己的目的。他的调节者是他的一种公正调节价值的理想，这种调节没有集体行动，但却具有自由、安全、平等和财产。他的价值衡量是他的合理价值的衡量，适用于对现行重商主义人为、任意价值的批评，也适用于对金、银、纸币变幻无常行为的批评。

（四）社会效用

斯密认为，休谟关于公共效用的观念是一种哲学家的事后回想，不是个人支持公道的直接动机。因此，他必须在每个人的心里找到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会自动地激发公共福利，而且这种东西还不能是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置于那里的。因为在他的道德和经济学框架中，实际上必须排除一切种类的集体行动。

因此，这种东西必须一直由一位外在的神的天意放置在人的心中，这一天意旨在人类的和谐与幸福。但它必须是无意识地放在那儿的，这样一来，个人自己就不知道它在那儿是为了那个目的，以便他能够有意识地只按照自己感觉所倾向的好恶前进，或者是通过劝说他人来寻找自己的利益；他会劝别人相信，他所提供的买卖对他们自我利益的促进，要胜于对他自己自我利益的促进。

当要寻找斯密凭神的力量植于人心的这些动机的时候，我们发现，经过他归纳的有不下六种动机：同情心、自利心、规矩感、交换倾向、通过防止生产过剩而放在那儿调节产量的劳动痛苦，以及一种神的或自然的权利——除了对欺诈和暴力的惩罚或者是国家的自卫外，这种权利几乎不受任何一种集体行动的限制。

在每个人心中，当他与其他具有类似假定的个人打交道的时候，这些牢固树立的本能或动机采取的差不多都是清晰的意见或假定的形式。且看斯密关于劳动痛苦的假定：

他说：货币和商品“包含有某种量的劳动，这种劳动我们用于与当时假定包含有等量价值的东西进行交换……但是，尽管劳动是一切商品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通常估计它们的价值并不是靠它。要确定两种不同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往往是很困难的。花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上的时间一般不是由这种比例单独决定的。所承受困难的不同程度，以及所实施的独创性的不同程度，都必须同样考虑到。一个小时的困难工作中的劳动，有可能比两个小时简单工作中的劳动要多；一个需要花十年劳动学习的行业中的一个小时的努力，比在一个平常且明显的行业中的一个月的勤奋还要多。但要找到困难和独创性的准确尺度可不那么容易。实际上，在交换中，不同类型劳动彼此间的不同的比例一般在这两方面都要作某些考虑。然而，它不是由什么准确的尺度进行调整的，而是靠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进行调整的。根据大致的量进行调节固然不那么精确，但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已经足够了。”[76]

那么，看来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的毕竟不是劳动痛苦，而是交易，交易也许是劝诱性的，也许是强迫性的，这取决于这样一些判断：一方是否比另外一方更加贫困；或没有对方那么聪明；或是更加有效率，或更加没有效率；或没有比所提供的选择更好的选择；或受到的竞争比其他方受到的竞争更为激烈。然而，这些不平等在自然状态下都被排除了。在自然状态下，每一方与其他方都是完全自由、完全平等的。斯密在对自然状态的陈述中放弃了他的劳动痛苦标准。劳动痛苦只是一种个人的意见。不管是休谟主观的公共效用，还是斯密所谓的同情心、自利心、规矩感、交换倾向、自然权利，唯有在交易中（无论是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还是限额的交易）才能进行研究；还有就是在集体行动中才能进行研究，这种集体行动是指成文法或习惯法、习俗、政党、商业机构、工会、农业合作社、银行等，实际上就是所有提供各种社会条件的社团，个人是在这些社会条件的范围内进行商品的生产、定价和消费活动的。

我们可以把斯密和一百五十年来他的仿效者的理论称为是“原教旨主义”。他们把自己的立场停留在人和上帝的感情上。交易和习俗太表面、太行为主义、太熟悉、太平凡了。对他们来说，经济学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某些更基本的东西上去，也即回到上帝、自然、理性、本能、物理学、生物学的一种最终本质上去，最熟悉的事情根本不需要研究。

然而，关系个人和国家工资、利润、利息、地租、就业、失业、福利、苦难的，正是这些由集体行动所控制的熟悉的交易。

只有在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范围内，休谟的以行为主义形式出现的公共效用才能被观察和量度，斯密替代公共效用的几点内容才能发生从原教旨主义到交易主义的转化。

与此同时，在斯密的《国富论》出版的同一年，边沁为后来的一百多年建立了一种方法论，靠着这一方法论，经济学家得以不考虑法律和习俗，并且得以把斯密的几种替代统一为对集体行动单一的替代——快乐。

[1]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1759年版，引文根据1882年版，散见于第205、216、217页。

[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1776年版，1904年由坎南（Cannan）编校，引文根据坎南版，第一卷，第5、12、15页。

[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421页。

[4]
同177页注释①，第15、16页。

[5]
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把斯密的观念追溯到了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私人的恶习，公共的美德》。参见博纳：《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关系》，1893年版，第154页。这一所谓的溯源是似是而非的，但因为斯密交换的倾向胜于对他人恶习的憎恶，正如在一个丰裕的世界里会漠视他人的同情所具有的美德一样。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坚持认为，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赋予“善行”一个经济事务中的“次要角色”。参见维纳：《亚当·斯密与放任主义》，《政治经济学杂志》，1927年第35号，第198、206页。但是，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在斯密的价值论中实际上是奚落善行的，甚至于在经济事务中给了它一个伪善的角色。他可以始终不变地这样做，因为无论是哪种情况，个人的善行和个人的利己主义都不会增进“公共效用”。如同魁奈所认为的那样，在促进公共福利方面，把道德秩序视为与恰好相对的经济秩序一体的，正是神的善行和相应的世间的丰裕。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放弃了所有集体行动之后，他求助神学来提供世间的丰裕以满足共同福利的需要。

[6]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二卷，第185页。

[7]
参见劳伦斯·弗兰克（Lawrence K.Frank）的《经济学的解放》，载《美国经济评论》，1924年第14号，第17～38页。

[8]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130页。

[9]
同①，第68、69页。

[10]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130、131页。他所谓的公司包括同业公会和类似的行业协会，还有股份公司。

[11]
同①，第131～136、437～462页；第二卷，第249～299页。

[12]
见1791年制定的一些法规。

[13]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年版，第11页。

[14]
社团主义：把整个社会纳入极权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组合的理论与实践。——译者注

[15]
见后文关于麦克劳德的论述。

[16]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32～33页。有意义的是，乔治·西默（Georg Simmel，《货币哲学》，1900年版）用自然建立了类似“交换”的观念。这个观念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的威廉·配第爵士那里；参见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

[17]
伊里·哈勒威：《哲学中激进主义的形成》，1901年版，共三卷，第一卷，第172页。

[18]
斯密的第三种意义即“劳动节省”，在1837年变成了凯雷的对稀缺性的人格化。参见后文关于服务的价值的论述。

[19]
参见后文关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论述。

[20]
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译者注

[21]
惠特克：《英国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评述》，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学、公共法律研究》，1904年，第十九卷，第2号；维塞尔：《自然价值》，1893年译本。

[22]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30页。

[23]
在后文的《未来性》一章中可以看到第三个组成部分。

[24]
参见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的《资本与收入的性质》，1906年版，第13页。

[25]
参见图5－1。

[26]
埃德温·坎南：《1776年至1848年英国政治经济学生产与分配的学说史》，1894年版，第一卷，第2页。

[27]
在《英王国公共福利论述》一书中，这些意义的交替使用是很明显的。这本书最初于1581年出版。1893年由伊丽莎白·拉蒙德（Elizabeth Lamond）根据手稿编辑再版。一般认为作者是W.S，但W.S是谁这一点无从考证。

[28]
坎南：《1776年至1848年英国政治经济学生产与分配的学说史》，1894年版，第一卷，第5页。厄尔·劳德戴尔（Earl Lauderdale）：《公共财富的性质与起源的研究》，1804年出版。

[29]
参见后文关于凯洛格（Kellogg）的世界偿付社会的论述。

[30]
现代经济学家受享乐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总是重复他们关于效用递减的使用价值的早期意义。当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赋予了效用双重的意义，早期的意义是不随着递增的丰裕程度而按单位递减的，而后期的意义则是随着递增的丰裕程度而按单位递减的。我们坚持认为后一种意义既不为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为其追随者卡尔·马克思所知。

[31]
量木材等的体积单位，合8×4×4立方英尺。——译者注

[32]
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理论》（1891年译本）中，将这些“技术”关系从政治经济学中省略了，但在这些关系中我们发现了效率和管理交易的概念。

[33]
见后文关于服务成本与产品成本的论述。

[34]
即使用价值。

[35]
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909年，三卷本）第一卷，第1章。见后文关于效率和稀缺的分析。

[36]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279～283页。

[37]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175页。

[38]
同①，第30页；第二卷，第161页。

[39]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见于后文第9章关于商业供求法则的论述之中。

[40]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313页。

[41]
见后文第8章关于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论述。

[42]
见后文第9章关于资本与资金的论述。

[43]
这一推论是建立在省略货币的基础之上的。它是物质储蓄的概念，不是金钱投资或债务。后来作出的物质储蓄与金钱投资同一性的假设受到了维克塞尔的信徒们的质疑。见后文关于边际生产与资本收益的论述。

[44]
正是这一悖论引起了蒲鲁东和马克思之间的争论。见后文。

[45]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314页；第二卷，第173～175页。如前所述，我们把使用价值这个词当做了斯密的“财富”等价物来使用。

[46]
麦卡洛克（McCulloch）：《李嘉图著作集》，1888年版，第169页；见后文关于效率与稀缺的论述。

[47]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343、344页。

[48]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173页。

[49]
见后文第8章关于效率与稀缺的论述。

[50]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二卷，第32、43、83、184～185页，关于战争、公路等的论述。

[51]
参见后文第7章关于马尔萨斯的论述。

[52]
参见上文第2章关于孔德的论述。

[53]
参见卢埃林（K.N.Llewellyn）：《法律制度对经济学的影响》，《美国经济学评论》，1925年第15号，第665～683页。卢埃林跟休谟一样，让所有权的稀缺成为了其法律与经济学关系的基础。克尼斯（Knies）和伊利（Ely）以前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54]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二卷，第129页。

[55]
直到麦克劳德的时候，也就是斯密之后八十年，这一区别才被指出。见后文第9章关于麦克劳德的内容。

[56]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33页。

[57]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58页；参见后文第8章关于强制的限度的论述。

[58]
见后文第8章关于服务价值与产品价值的论述。

[59]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二卷，第129页。

[60]
詹姆斯·穆勒：《为商业辩护》，1807年版，在《政治经济学概要》（1821年版，第186～195页）中重申了这一点。先前吉恩·萨伊在《政治经济学》（1803年版，英译本第四版，第76页）中提出过这个观点。

[61]
坎南（Cannan）指出，斯密在第一版中是这样写的：“等量劳动无论何时何地必须是……”

[62]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35页。

[63]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102页。

[64]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120、437页；第二卷，第141页。

[65]
同①，第51、146页。

[66]
同①，第59页。

[67]
同①，第68、69页。

[68]
同①，第50页。

[69]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68、69页。

[70]
同①，第73页。

[71]
同①，第116～118页。

[72]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116～120页。在与上文提及的文章中，维纳（Viner）认为斯密在“自然秩序”中包括了这许多的例外，而我认为他是把这些例外排除在“自然秩序”之外的。我坚持认为斯密忽略了习俗、所有的集体行动、所有不以劳动痛苦解释的例外。这些都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

[73]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35页。

[74]
同①，第52页及注释。斜体是我加的。

[75]
格令：美国惯用体系的重量单位，一常衡单位等于0.002285盎司（0.065克）。——译者注

[76]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卷，第32、33页。

第6章　边沁与布莱克斯顿

把经济学从法律与习俗中分离出来的是边沁。“精彩纷呈”的1776年产生了边沁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瓦特的蒸汽机和杰弗逊的《独立宣言》。头一个是幸福的哲学，第二个是丰裕的哲学，第三个丰裕的技术，第四个是幸福在治理中的革命性运用。十一年前，威廉·布莱克斯顿（William Blackstone）[1]
爵士出版了他的《英国法律评说》，他赞同斯密的神源说
（divine origins），不过他是在英国习惯法中寻找其尘世的完美的。边沁的《政府论》是对布莱克斯顿的批判，书中用最大幸福
和立法规范
代替了神源说
和习惯法
。[2]
随后，在1780年他发表了《道德与立法》，在1789年的修订版中，他省略了义务，并且从幸福中推导出了伦理。自此以后，经过一百多年，政治经济学让自己跟法律分离开来，而法律则让自己跟幸福分离开来。[3]
法律停留在过去的习俗和神的公正上，经济学则停留在现在的幸福和个人的愿望上。边沁教导了詹姆斯·穆勒，詹姆斯·穆勒教导了李嘉图，所以边沁说李嘉图是他精神上的孙子。[4]
他的重孙是一百年后的那些享乐主义的经济学家。边沁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经济学的创始人，这个时期的经济学与法律、习俗和伦理脱离了关系。

按照边沁的说法，布莱克斯顿不但证实而且公开宣称自己是英国法律改革“坚定且不屈不挠”的敌人，这一改革是应“最大幸福”基本原理的要求进行的。他不是阐述法律，而是为法律“辩护”，他认为法律是从支持习俗的“权威”中衍生出来的，或者是从人民服从君主的“原始契约”方面衍生出来的。边沁说，布莱克斯顿“毅然让自己为它的利益陈述理由……理由这个观念本身就是表示一种嘉许”。甚至当他正式采用别人的理由的时候，“他都把那些理由说成是自己的理由”。假如布莱克斯顿按照其促进或阻碍人民幸福的倾向来检验英国的法律，那么他的“理由”就不会导致一种“人格化的类型……好像这一法律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或者导致一种“机械的古老崇拜”，按照这样的方式，“当一种法律正确的时候为其辩护的价值，据认为应该比它错误的时候批判它的价值要大”。[5]

这样，边沁认为习俗就是得到权威支持的传统，并且因为这样的理由否定了它：对每一种行为的评判，不是看它是否符合古代习俗，而是要看它对普遍幸福的作用。边沁声称他的《政府论》是“在法律领域引起人们普遍挣脱权威和先人智慧桎梏的开山之作”。

如果习俗被否定了，那么边沁将从哪里去寻找他对法律的辩护呢？他将在自己的愿望里找到这种辩护。他说，布莱克斯顿也是从那里发现他的辩护的。布莱克斯顿仅仅是希望
法律能够维持现状。

边沁说，布莱克斯顿对《国内法》的定义不是权利义务的说明，而是一种对是与非的主张。按照布莱克斯顿的说法，《国内法》是“由国家的最高权力所规定的一种公民行为准则，它命令大家做正确的事情，禁止大家做错误的事情”。[6]
边沁认为，布莱克斯顿把这一主张建立在了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而自然法则是受一位具有无限的能力、智慧和善行的上帝支配的。但实际上那只是布莱克斯顿的愿望。边沁说：“很多人一直在不断地讲自然法则，然后会进一步给出他们关于是与非的观点；而你该理解，这些观点形成了如此之多的自然法则的章节。”[7]

因此，如果布莱克斯顿希望的是遵循先哲的智慧的话，那么边沁希望的就是促进普遍的幸福。

“当我说全社会[8]
最大的幸福应该成为各个法律部分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时……我表述的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看到在这个社会中政府的实际当权者在探讨的时候能够这样认为，这就是我的愿望、我的想望……我作这个声明是我对相关事实问题的一个陈述。也就是说，在探讨的时候这一点已经深入了我的内心；但关于这一陈述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是正确的，那是属于读者的问题，只要它值得花点时间去思考以形成自己的判断就行。”[9]

边沁说，布莱克斯顿的愿望隐含在了他关于“非”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中：一个是与伦理上的“是”相对的伦理上的“非”；一个是与意义上相当的合法权利有关的法律义务。但是，如边沁所言，法律上的“是”也许是伦理上的“非”，而法律上的“非”也许是伦理上的“是”。是非是良心的谴责，而权利则是法律上的强制。奴隶制的历史揭示了这一矛盾。实际上，布莱克斯顿没有提出任何能够起作用的有关变化、过程、新事物、历史的概念以作为习惯法
的基本特征。法律总是存在于神的理性中，这就是他的自然法则的意义，而法官的作用就是找出这种理性，然后把它运用于手头特定的案件中。在判决纠纷的时候，法官并不创造新的法律，新的法律会因此改变法律本身；他仅仅是找出自然的公正，自然的公正一直都存在，只是争论者和法官过去不知晓罢了。布莱克斯顿的概念是洛克被动心灵的拷贝。

但是，边沁对于作为习惯法基本特征的历史过程或变化也是一无所知的。他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普遍幸福原则建立法律的法规。因此，他在关于布莱克斯顿和他自己的根本分析中忽略历史是合乎逻辑的。各种法规和习惯法都是建立在愿望的基础上的。布莱克斯顿希望法律如他想象的那样，这对于他来说似乎是神圣而自然的。边沁希望它有所不同，而且也是这样表述的。对于一个关于变化和实验的学说而言，这只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因为以基于习俗方面新的变化和对其他变化的实验性适应学说的历史研究替代之后（其中变化本身就是研究和实验的对象），留给法学和经济学的基础就只有愿望了。布莱克斯顿和边沁是愿望家，不是科学家。

法规和习惯法的区别，可以追溯到法学和经济学中演绎法和实验法思维的区别。法规的方式与演绎法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从一种固定的社会组织框架出发的，来自这一框架的所有的个案都是变化的结果；而实验法则是从一种一般的稳定规则范围内的变化与新事物出发的。在法规的方式中，每个特定的案例都是其自身独立的变化，它的决定不会让法规发生任何改变。按照其特性处理了一个特定的案件之后，这个案件不会作为判例而产生任何持续的影响。在下一个案件中，法官的脑子又会回到法规清晰原始的效力中去。

但实验法是法官在每个特定的案例中形成的一种习惯法方法，当判决之后，本身就变成了法规、宪法、法令的一种变化，因为它作为判例具有持续的影响。那么，当一个新案例出现时，事情就不仅仅是回到法学或经济学中业已存在的一种固定的法规或者原始规则上去的问题，甚至不是去发现先前不为人所知但可以运用于此案例的神的意志的问题。它是一个从许多相互矛盾的判例和经验中去推导的问题，其中一些推导会导致倾向于案例的一个方面的决定，一些推导会产生倾向于案例相反方面的决定。因此，在一个习惯法的国家里，法规、成文法或宪法本身通过实验的方法，随着人民的实践和纠纷的判决的变化而变化。[10]

边沁说得很清楚，他的思想方法是自上而下强加给人民的成文法的法规方法，不是来自于人民的习惯法的实验方法。这遵循的是他基本的“效用原则”和对习俗的否定。习惯法产生自人民变化的习俗，但他的效用概念则是统治者赞同或不赞同的一种情感。效用是一种“心灵的行为”，一种“精神的作用”，将它“运用于一种行动的时候，会肯定其效用，因为它的用于衡量满意还是不满意的这一特性，被用在了它应该被支配的事情上”。大家所讨论的行动的特性，是它“扩大还是减少其利益还有待讨论的一方的幸福的倾向……这不仅是指私人的每一项行动，也是指政府的每一项措施”。[11]
因此，边沁的“效用原则”并不仅仅是他关于快乐和痛苦作为人类至高无上的主宰的宣言，而且是他的一项主张，他主张君主应该让臣民服从于他们为臣民规定的幸福观。习俗与习惯法的判例与对君主的限制没有任何关系。

边沁从个人偏好出发，通过指责习惯法法庭同样专断的论点，与认为他的法规具有专断性的推论进行了论战。当他们诉诸假定变更的法律的时候，鼓舞他们的还是“愿望”。在律师的眼中，假定是习惯法方面“进步”的表现，而在边沁看来，这是法庭对创造法规的立法权力的任意“篡夺”。如同习惯法律师声称的，诉诸假定是为了促进公正。法庭限于对现行法令、法规和规定的管理。在英国的制度中，他们缺乏变更这些规定的立法权力。因此，他们往往

“为了公正而假定现有的事实与其真实情况不同，从而避免了他们将这些规定应用于现有事实时可能引起的不公正……假定的运用是习惯法公正性的一个独特例证，习惯法绝对没有隐瞒或假装隐瞒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项法规的字面意思虽然保持不变，但法规本身却已经发生了变更。”[12]

但边沁声称：

“法律上的假定可以定义为一种任意的谎言，其目的是为了窃取立法权力，这是他们不能或不敢公开主张的……而且，除非由此产生谬见，否则他们也无法行使这种权力……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靠谎言、篡夺来建立、行使和巩固的。”[13]

因此，边沁有意识地否定了习惯法根据经验制定法律的方法（斯密不过是忽略了这一点），而且把自己的信心寄托在了立法主权上。

布莱克斯顿依据的假定之一是一种原始契约的假定。边沁说：“人民从他们的角度保证对国王有一种普遍的服从；国王从他的角度，则保证用一种总是有助于人民幸福的特殊态度来统治人民。”但是，真正的考验在于决定人民在反抗服从中在哪些点上是正当的，以及这时候为什么还需要这样一个假定呢？

“……总之，只要服从所带来的可能的危害少于抵抗所带来的可能的危害，他们就应该服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只要符合他们的利益，服从就是他们的义务……假设遵守诺言通常而普遍的结果是产生危害，那么人们难道还有可能遵守它们吗？那么制定法律并用惩罚的方法强迫人们去遵守，这还能算是正确的吗？……现在，另外一个原则出现在了我们面前，除了效用原则，还能有其他的原则吗？这个原则给我们提供的是唯一不依赖于任何更高层次的理由，但对于无论什么习惯的每一点而言，它本身就是唯一且充分的理由。”[14]

因此，边沁对法规依赖的结果就是革命，而当在特殊的案例中发现会产生不公正时，习惯法的方法会逐渐取消契约的执行。

那么，代替实验建立法规的效用
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边沁修正了休谟的公共效用或社会效用的观念。按照边沁的说法，休谟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有几方面的意义。有时候这种意义是“作为一种目的考虑的有效性，而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有时候这种意义是“存在于物质手段（譬如说一台机器、一幢房子或一件家具）中的一种性质，在这里效用是有益于其所追寻的目的的”；有时候它是指“以快乐为目的”，但却从来没有表明痛苦的避免也是一种快乐，而且从来也没有暗示“幸福的观念与效用的观念应该是密不可分的”，休谟既没有从“效用”中推导出一个“是非”的标准，也没有对“‘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答案”。因此，休谟没有把效用的来源与效用应该是什么区分开来。休谟列举的种种德行只是一种分类，并没有表示“在其中它们会有益于幸福的那种平衡……按照一种极端混乱的方式提出了快乐、痛苦、欲望、情绪、感情、热情、兴趣、德行、邪恶和其他一些存在的事实，但却没有做任何努力去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或相互依赖性”。[15]

但通过把效用的这一切意义转化为一种驱使人们行动的单一的力
或能
，边沁把这种混乱的说法简化了。

“自然把人类置于了痛苦与快乐这两个至高无上的主宰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才能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并决定我们将会做什么。系于其宝座上的，一方面是是非的标准，一方面是因果的链条，它们左右着我们所做、所言、所想的一切，我们为摆脱自己被征服而做的所有努力，只会起到证明和巩固它的作用。一个人在口头上可以装作要发誓摆脱它的控制，但实际上他仍然时时刻刻地在被它征服。效用原则承认这种征服，而且假定它是那一制度的基础，其目的在于通过理智和法律之手去培育幸福的结构。试图质疑这一点的制度，都是尚空谈而不尚意识、尚幻想而不尚理智、尚黑暗而不尚光明的制度。”[16]

通过让私人效用与公共效用统一起来，边沁把这个问题进一步简化了，而休谟却让两者处在对立的位置上。过去休谟从自我利益（或者说私人效用）和自我牺牲（后者就是他所认为的公共效用）两方面推导出了稀缺性，现在边沁则从斯密的自我利益和丰裕性中推导出了公共效用。“最大幸福”即所有人的最大自我利益的总和。休谟的稀缺要求自我服从他人的利益，取而代之的是边沁的丰裕允许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扩大自我的利益。这种丰裕往往被作为一种理由，以此来引证美国人对政治和金融的腐败漠不关心。在边沁看来，除了斯密曾经与布莱克斯顿意见一致的一个特殊点（即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的正当性，边沁代之以效用）之外，斯密的理论都是正确的。但边沁的效用不是休谟的效用。前者是丰裕的效用，不是稀缺的效用。

首先，“社会”并不是一个为了共同的利益而限制个人的有组织的联合体——这又是一种假定。边沁说：“社会是一个假想体，事实上，是由被认为是构成其成员的个别的人组成的。那么，社会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组成社会的个别成员利益的总和。”[17]
而且他用议会来代替社会。

其次，社会的财富存在于“分别属于个别人的物质财富的特定集合的总和中，这些人构成了政治社会——国家。这些个人中的任何一位，在自己的财富储备中增加的物质财富的每一个原子，只要不是从其他个人那里攫取的，就是对国家财富储备的增加”。[18]
因此，边沁的财产概念是有形体的财产；他的国家财富概念排除了稀缺性和交易，只包含了私人生产的所有使用价值的总和。

由此得出结论，社会利益只是个人利益的算术总和——不是作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的成员的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预期公共效用是私人效用的总和。因此，边沁的效用是斯密所谓的使用价值的主观的一面，等同于边沁的“财富的享受”；与之并列的是使用价值的客观的一面，等同于边沁的“财富的内容”。[19]
最大幸福即最大享受，最大享受即最大丰裕，最大丰裕即最大量的使用价值（财富）。因为丰裕、公共效用和私人效用是一致的；然而，对于休谟来说，它们由于稀缺形成了对立。

在一百多年中，这一社会概念都不是一个社会，而是古典学派和享乐主义学派经济学家的一种分子人口，[20]
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以及现代社会哲学的反对。从个人的苦乐出发，社会只能是个人的总和，财富只能是物质东西的总和，经济学因此得以和伦理学脱离关系。不过，在休谟那里可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对于边沁而言，个人之间在获得财富上并不存在任何稀缺关系。为了引入伦理的考虑，经济学家们不得不从他们称之为伦理学的新的起点从头做起。对休谟稀缺性原则的忽视，演变成了个人和社会、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二元论。

但这种二元论是停留在关于伦理学起源的两种理论上的：一种是个人主义的理论，主张在一个丰裕世界中最大限度地享受快乐，在这个世界里，个人不会因为取得他所想要的一切而损害其他人；另外一种是稀缺世界中利益冲突的社会理论，在这个世界里，如果个人要获取他所想要的一切，他就有可能会损害其他人。在后一种理论的基础上，伦理学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从经济纠纷的判决中发展起来的，不存在任何伦理学与经济学的二元论。在前一种理论的基础上，伦理学变成了边沁的个人愿望，个人与社会的二元论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从交易而不是个人、从稀缺性而不是利己主义出发，差别便一目了然。在这里，我们从社会关系本身出发，它不是众多个人利益的协调，而是自我利益与集团利益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关系要求制定规章，就每个争议方从有限的机会中自己和他人将要获得的份额提出规范。如果个人的利益作为财产或自由得到尊重，那么个人现在就不再是人口中的原子，而是国家的公民，由稀缺性的诱因和制约把他们维系在了一起；他们的成员资格存在于与其他人之间预期的交易重复，这种交易是有序的，每天、每时、直到无尽的未来，都在决定着要生产的量，以及人们从有限的总量中可以获得的份额。

按照他关于个人利益的加总构成总人口利益的想法，边沁阐明了可以被确知的愿望计算体系。在这里，他构筑了一种共同的标准，一种快乐的单位，这也是避免痛苦的一种单位，从而应该是一种愿望的单位，不仅可以作为斯密的主观价值的衡量尺度，甚至可以作为布莱克斯顿的习俗和法律以及边沁自己的法规的衡量尺度。一切东西的价值，从食物到信仰，从“是”到“非”，都归结为以下以愿望满足单位为变量数的计算方法，这些单位构成一个给定的效用数，这就是快乐的算术和。一个世纪后，这种计算方法差不多全部变成了享乐主义经济学家的计算方法。我们概括一下他所列举的情况：[21]

第一，由习俗或商品引起的快乐或痛苦感的强度。

第二，所感受到的感觉时间的长短。

第三，冒险的程度，或者说是这种感觉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第四，预期性，或者说是在实际的感觉发生之前，预期间隔的远近程度。

第五，生命力，或者说是继这种感觉之后发生同样感觉的机会。

第六，纯粹度，或者说是这些感觉之后不产生不同感觉的机会。

第七，范围，或者说是在人口普查中所列举的人数，这些人从商品或习俗中所得到的快乐和所遭受的痛苦的总量。

那么，如果一位立法者，或者是地方官员，或是平头老百姓，希望在法律、伦理、经济学方面考虑他所打算的行为的一般倾向，他就会从受此影响最近的任何一个人开始，考虑在第一个人之后所产生的那些方面的“价值”（“数量”）。也就是说，考虑第一次痛苦或快乐的生命力和纯粹度，然后他会把所有快乐和痛苦的价值（“数量”）加总起来，在考虑了有关的人数过后，如果偏向快乐的方面，一般就会形成好的倾向，如果偏向痛苦的方面，一般就形成坏的倾向。[22]

边沁不愧是十八世纪理性时代和十九世纪古典学派和享乐主义学派经济学的巅峰。

边沁继续阐述说，上述内容与快乐作为目的有关，这种目的是个人和政府应该希望达到的。但同样的快乐和痛苦又是手段，而它们具有达到这些目的所需要的力量
或能量
。作为手段，这种能量就是动机
和制约
。

动机在行为之先，因为个人所看到的超越了行为，一直看到了它预期的后果。我们领会，顺序排列似乎是这样的：（1）有可能会引起痛苦或快乐的预期事件；（2）事件引起痛苦或快乐的现在的信念；（3）由现在的信念所引起的现在的痛苦或快乐；（4）要避免预期的痛苦或取得预期的快乐的动机；（5）导致的避免预期的痛苦或获得预期的快乐的意志行为。

边沁没有把这种顺序与一种心灵的结构概念联系起来，这是由詹姆斯·穆勒完成的，穆勒是边沁的学生，是李嘉图的导师。穆勒用“观念的联合”来解释边沁的痛苦、快乐、信念、动机和意志的顺序，从而构建了他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描述为“心灵的理性物理学或自然化学”[23]
的内容，约翰所利用的是拉瓦锡（Lavoisier）[24]
刚发现的化学的“亲和力”，这是不为边沁的牛顿物理学所知的内容。痛苦与快乐是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源于同样的外部来源；但根据每个人的“意向”，观念的联合则有可能把一个人带向一个方向、而把另外一个人带向其他的方向。边沁解释了心灵的机能，[25]
而詹姆斯·穆勒的观念联合则解释了它的结构。其机构和作用来源于观念的感觉，然后才是伴随着痛苦、快乐、欲望或厌恶感觉的观念的联合，最后才到肌肉的动作。把一种预期的快乐和用来取得这种快乐的经济手段联系起来的正是这种观念的联合，它是洛克的微粒观念被转化为了一种化学的类比。

“小提琴的声音是让我的耳朵快乐最直接的原因；音乐家的演奏是琴声的原因；我用来雇请音乐家的钱是演奏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钱是这种感觉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或者说是隔过两道的原因……心灵……最感兴趣的是对原因的关注；如果感觉是痛苦的，那我们就可以防止或消除它；如果感觉是快乐的，那我们就可以提供或保留它。这会造成一种习惯，让我们很快就抛开感觉，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其原因上去。”[26]

我们将会看到，由于边沁和詹姆斯·穆勒是用物理和化学的类比来解释心灵的作用和结构的，因此他们无法引入“效用递减”的稀缺性概念在物理或化学中不会出现的这种情况。边沁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却让它束之高阁。[27]
结果就是，虽然边沁似乎通过他对痛苦和快乐的强调引入了心理因素，但那只是与外部物质力量相关的一种理性的观念连续，它所引起的不是痛苦和快乐，而是痛苦与快乐的观念。因此，当他说痛苦与快乐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引起那种观念的物质的东西。换句话说，边沁的效用概念本质上就是洛克和斯密的外部世界与内在拷贝的平行论。这种人类意志被动而理性的概念，为凡勃伦放肆的评论作出了辩护，他认为享乐的人——边沁所说的人和十九世纪的“经济人”——是：

“一个快乐与痛苦的闪电般的计算者，在驱使他在这个领域有所变化而却让他毫发无损的激励的刺激下，他彷徨犹豫，但又像一个快乐欲望的同种水珠。他既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除非受到把他移动到不同方向的碰撞力的冲击，否则他就是一个孤立的、定形的基准的人，处在稳定的均衡状态内。在自然空间中，他自愿接受围绕自身的精神轴心对称旋转，直到各种力的平行四边形作用到他头上，然后就会沿着合成的路线移动。当冲击力用完之后，他就会静止下来，像从前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欲望之珠。从精神上说，享乐主义的人不是原动力，他是外部环境强加在他头上的一系列改变的作用对象，除了这个意义之外，他并不是生命过程的中心。”[28]

有了意志的这种物理和化学的类比，在痛苦和快乐力量的驱使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驱使他采取行动的是力量本身，这种力量就获得了“制约”的名称。按照边沁的说法，制约“是强制性权力或动机的源泉，也就是说，是痛苦与快乐的源泉；随着它与这样那样的行为模式相联系，它会作为动机发挥作用，实际上也只有这些事情可以发挥作用”。[29]

边沁继续阐述：“一共有四种可以加以区别的来源，痛苦与快乐通常是从这些来源中产生的，将它们分开来考虑，可以被称为物质的、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因为快乐和痛苦都具有能够给任何法律或行为规则赋予一种束缚力的属性，所以它们都可以被称为是制约。”[30]

“物质制约”是作用于个人的物质自然力量，“不受任何人类意志的干预和有目的的限制”。但是，“在后者关系到现在生活的情况下”，凡是存在其他意志干预的地方，这些制约就会被利用，甚至宗教意志也是如此。换句话说，物质的制约是土地和商品；物质制约与物质名词使用价值是一致的，它现在变成了效用，或者说，变成了预期快乐的制约或预期痛苦的避免，通过物质的东西在发挥作用。

如果这些物质的制约在没有任何其他意志的干预下发挥作用，那么它们就是财富，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表现为生活和享受这两种形式的“财富问题”。[31]
如果它们“按照君主或国家最高统治权力的意志”，通过法官或其他人的意志发生作用，那么它们就不是“财富问题”了，而是变成了“安全问题”。估计边沁心里想的是监狱、弹药、枪炮、警棍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通过物质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发挥作用的政治制约。但是，如果政治制约作用的发挥

“掌握在社会上这样一些偶然人物的手中，而如果当事的一方可能恰好在他过去的生活中与他们有关系，那么这种作用就会根据各人自然产生的倾向，而不是根据什么固定或共同的规则……那么，束缚的力量就可以说是‘来自道德或公众制约的问题’。”

因此，边沁的道德制约不是习俗的制约，也不是任何共同行动的规则的制约，而是一种人口分子中的个人的“偶然”相遇，与他们之间有可能发生买卖或交谈的关系。

同样，宗教制约产生于一种“至高无形的存在”对预期快乐与痛苦动机的运用，这种苦乐“不在今生，就在来世”。如果在今生，那么宗教的制约就会通过体现为“自然权力”的物质手段发挥作用，大致是教堂、《圣经》和行头——使用价值的另外一种特殊“形式”。这里也有共同的信念和同道信徒的活动，对异教的审判，等等，这些我们都是在习俗和习惯法的名义下联系起来的，在边沁的分类中是不会出现的。这些同道信徒即“偶然的”人物。[32]

通过枪炮和监狱这样的物质使用价值发挥政治制约的作用，边沁的大量著作都与此有关。他的“道德制约”是作为意外事件发生的——“偶然”碰上了其他人，这些人受到了偶然愿望的鼓舞，而这些偶然愿望恰好让他们像他自己一样到处活动。

对于这些道德制约，边沁有部分是在“同情心制约”的名义下进行考虑的，这是“快乐或痛苦……这种苦乐存在于其他的一些人心中，在这些处在健康状态的当事人的心中，经历着一种关心，这是由有同情心的感情的力量产生的”。但他把这种同情当成跟斯密的交换、交易、交流的本能相类似的东西对待了。

“……除非获得他的幸福所依的那些人的友好情感，否则一个人怎么可能快乐？除非让他们相信他付出了自己的友好情感作为交换，否则他怎么可能得到他们的友好情感？除非事实上他已经给予了他们友好情感，否则他怎么能够让他们相信自己？如果他事实上给了他们，那就会在他的言谈举止中找到证明……自然法则的第一条是希望我们自己幸福；审慎而有效的善行统一的声音又加上了一条……在他人的幸福中找寻你自己的幸福……一个为自己得到幸福或免除痛苦的人，会直接影响他自己的幸福；一个为他人提供快乐或预防痛苦的人，则是间接地增进了自己的幸福。”[33]

因此，同情是一种有益的幸福交换。

尽管可以按照利己主义来对同情作出这样的解释，但对于义务却不能这样。在这里它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让与，在交换中得不到任何快乐，有的只是为了他人而承受痛苦。

“事实上，高谈阔论义务一点益处都没有；这个词本身就含有某些让人厌恶反感的内容；我们尽可以谈论它，但这个词却不会变成一种行为准则。一个人，像个道学家一样，身子陷在扶手椅里，滔滔不绝地大谈华而不实的关于义务的教条以及种种义务，为什么不会有人听他的？因为每个人都在想利益……在道德领域里，一个人的利益不让他去做的事情，就不可能成为他的义务。”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考虑利益和义务时，人们就会看到，在一般的生活进程中，为了义务牺牲利益既不可行也非所愿……即便是可以，靠它也增进不了人类的幸福……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除非能够证明某个特定的行动或是行为的方针符合一个人的利益，否则想证明那是他的义务，简直就是白费口舌”。正因为义务不是一种有效的动机才要求有立法，这种立法是具有奖惩职能的物质制约。“以那些相关者的幸福为目的的所有法律，都会竭力使它成为一个人的利益，而他们则宣称这就是他的义务。”[34]

因此，休谟是正确的。义务的意义起源于稀缺
，而不是起源于边沁的丰裕
。

边沁说：“那么，快乐和痛苦的避免就是立法者要考虑的目的，因此，他理应理解它们的价值。快乐和痛苦是他不能不用的手段，因此，他理应了解其力量。从另外一个观点看，这种力量又是它们的价值。”[35]

这样，“价值”这个词就从斯密的痛苦转变成了边沁的快乐，或者干脆说是快乐减去痛苦之后的算术上的净收入。这种快乐的净收入，就是驱使人类前进的力量
，其统治权是通过欲望
和享受
这两种制约来实施的。

“在各种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为武器的情况下，欲望支配了劳动、增强了勇气、激发了远见、发展了人类所有的本领。对于那些克服了障碍、完成了自然计划的人来说，享受是每种被满足的欲望的伴侣，它形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的报酬之源……在法律观念形成以前，欲望和享受在这方面完成了最好的共同法律所能起的一切作用。”[36]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边沁用三种方法排除了习俗
：他用欲望和享受的统治权代替了习惯和习俗；他用“偶然”的个人代替了习俗和运行中的机构的集体行动；他用立法代替了习惯法。

这些代替让它们消除了他的“道德制约”和“宗教制约”，于是就给了它们一种仅仅是按照自然法则彼此碰撞的个体的意外集合的形式，而且不存在任何把那些相似信念和利益的人结合在一起的重复交易的希望和预期，无论是在运行中的机构、家庭、团体中，还是在教会中，都是如此。

结果只保留了两种制约的来源，财富
和议会
——财富的物质使用价值和统治权的物质权力。财富提供的物质制约控制了人类在商品生产、交换和消费中的行为，议会提供的物质制约创造并保护了私有财产。让后来的经济学家简单化的是亚当·斯密。在个人和立法机构或地方长官之间，不存在起干预作用的集体行动，不存在习俗的规则，不存在习惯法。就如同边沁把所有的经济学、伦理学和法学合并为了个人的快乐和痛苦一样，他把所有类型的诱因都合并在了普遍的制约
名义之下。如果作为来自于行为的外在诱因看待，制约就是任何类型的快乐和痛苦，不管它是物质的、道德的、法律的，还是经济的，都是如此。

尽管承认快乐和痛苦的普遍存在，但我们认为，对于处理它们所引起的各种情况这样一个实际的目的，这样的概括过于简单。快乐在类型和数量上都有所不同，这一点边沁也承认，但对于他来说，这些种类上的差异并不重要。在经济学中，他遇到了两种最重要的差异：一种是由个人彼此之间提供所基于的那些诱因，另一种是由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提供所基于的诱因。在两种诱因中都可以发现痛苦与快乐，它们都是要利用的重要动机。通过把一个称为诱因
而把另外一个称为制约
，就可以保留两者之间的区别。[37]
诱因属于个人之间的交易，制约属于集体诱因的习俗和规则。边沁跟斯密一样，一点也没有考虑集体行动，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考虑买卖、管理和限额交易中的劝诱、胁迫和强制。他涉及的只是个人、统治权和商品；对于可以把个人行动与集体行动区分开来的不同类型的快乐与痛苦，他没有作出任何区别。他的最高主宰者是快乐与痛苦，不是习惯与习俗。

通过化学类比，边沁所做的是赋予了痛苦与快乐一种物质的存在。这种物质的存在就是货币。米契尔已经说明了这是如何做到的。他从哈勒维（Halévy）1901年发现的边沁未发表的手稿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在两种快乐当中，一种是由占有货币产生的，另外一种不是，而一个人要是对两种都乐于享受，那么就应该认为这样的快乐是同等的。但是，由占有货币产生的快乐，在量上与产生它的货币的量是相等的，因此，货币是这种快乐的尺度。而另外一种快乐与这种快乐同等，因此，另外一种快乐就如同产生这种快乐的货币，而货币也是另外一种快乐的尺度。痛苦与痛苦之间也是同样的道理，而痛苦与快乐之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想理解彼此，那么就必须利用某种共同的尺度。自然之物所能提供的唯一的共同尺度就是货币……那些对这种手段的准确性不够满意的人，就必须找出其他一些更为准确的手段，否则就只有跟政治
和道德
告别。”[38]

这样，在其未发表的手稿中，边沁放弃了他的愿望单位，而他忽视了发表这些内容，对于伦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所有的享乐主义者而言，这是很不幸的。因为，就如同米契尔接下来所言的：

“只要把金钱的术语换成心理术语，那么一个关于理想完美的赚钱者心理作用的表述，就可以变成一个还说得过去的边沁的享乐主义的表述。用快乐代替利润，用痛苦代替损失，让感觉的单位代替美元，用享乐主义学说的计算法取代会计制度，把利己主义解释为净快乐的最大化取代净利润的最大化，这种转化就完成了。”[39]

因此，边沁的“全体的最大幸福”以生意人的最大金钱利润告终。然而，这并不是以货币量度的快乐或痛苦，这是稀缺性。但快乐和痛苦变成美元和美分的时候，它们就从快乐和痛苦转变成了相对的稀缺性，然后这些稀缺性又变成了人类行动的压力、原因和调节者。快乐和痛苦太根本了。我们的问题是比较表面化的，但其行动主义的问题却是在一种货币和信用经济中发生的，受到了稀缺性、未来性、习俗和君主的影响。边沁的快乐和痛苦模糊了这些区别。对他来说，快乐既是正的快乐的收入，又是负的痛苦的避免。但后者是两者择一的选择，前者是收入的获得。避免是选择较大的收入而不是较小的收入，或者是选择较小的支出而不是较大的支出。[40]
不能把获得和避免加在一起，它们是同一行动的两个方面——是一种为了在一个方向执行而避免在另外一个方向执行的行动。

边沁的快乐和痛苦模糊了个人交易和集体控制之间、诱因和制约之间、利己主义和伦理之间、幸福和稀缺性之间以及感觉和货币之间的区别。经济学的问题是比较表面的，它们摆在面上。但它们是比较明确的，它们是买与卖、借和贷、雇用和解雇、管理和被管理、原告和被告的问题。确实可以把它们归结为快乐和痛苦，但那样做太根本、太难捉摸了，因为那样一来它们都分解为了愿望。但集体和个体行动的实践和价格开启的是货币和数量。

还有，边沁的“君主”并不是个人群体的习俗或其他集体行动的结果，这些个人群体构成了他所谓的“社会”。他的个人是住在某一地区的一群人，而不是社会；他们是“偶然”的个人，而不是运行中的机构；他的君主是一位局外人，并不是社会的一个部分。他的君主显然是很专制的，因为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他按他意愿制定的法律，而不受习惯、习俗、企业、工会、政党的束缚，把他摆在那儿原来还指望着他能够照他们的吩咐做呢。边沁“希望”这位君主应该采取普遍幸福的原则，但君主们却背道而驰。英国的宪法是从征服和习惯法中产生的。习惯法产生于人们的习俗，但仅限于由国王任命的法官所同意的程度。政党选择取代了国王，选择了司法制度。集体的企业组织控制了政党，左右政治家和人民的是习俗和组织，而不是痛苦和快乐。

边沁把统治权归结为安全，就如同他把快乐归结为金钱一样。按照边沁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它是快乐和痛苦的科学。为了“财富的最大值和人口的最大值”，[41]
它又是以快乐和痛苦为运用手段的立法艺术。这个目的是一种“终极原因”；快乐和痛苦的各种制约是“有效的原因或方法”。[42]
在更为详尽地查究国家幸福的内容时，立法者发现了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生存、丰裕、平等和安全。[43]
生存和丰裕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安全是法律的范围；平等是次要的。因为在关注安全的情况下，在一个因农业、制造业和商业而繁荣的国家中，存在一种趋向平等的持续进步。“在公平的名义下，立法者往往表现出一种遵从平等意见的倾向，在这方面更大程度上已经让位给了公正；但这种公平的观念，模糊而且发育不正常，似乎更像是一个本能问题，而不是一个计算问题”。[44]

于是，安全成了政治经济学对法律的所有要求，甚至“自由”也只是安全的一个分支。“个人自由是对抗影响个人的某种类型的伤害的安全，政治自由是……对抗政府成员不公正的安全”。对于边沁来说，自由就是摆脱习俗，把一个人的行为建立在效用之上。在其所著的《为高利贷者辩护》一文中，唯一的基础就是“盲目的习俗”，当他们阻止人们按照自己本来所想的这种利率支付和收取时，这种“盲目的习俗”，要么是其规则和戒律中的道学家，要么是其不公正中的立法者。但“习俗”是一种武断的指导，它会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说明借贷双方是否都获得了最大幸福的唯一标准是，“由他们同意所表现出的当事各方的相互便利”，而不是我的邻居的习俗，也不是立法者的许可。[45]

那么，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生存和丰裕的特性是什么？在安全和自由的关注下，它们又是如何开始存在的呢？边沁说，它们是存在于物质对象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从他人那里获得的服务之中的。这些物质对象是在物质制约的压力下创造出来的，这种物质制约就是欲望和享受。难道任何东西“通过直接的立法都不能增加这些自然动机持续而不可抗拒的权力吗？但是，通过时时保护个人的劳动，通过在他们劳动之后保护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法律可以间接地提供生存手段”。[46]

但这些欲望和享受要胜于生存。“……在生产了第一批谷物之后，（他们）……建起了丰裕的谷仓，一直增加，而且总是满满的……富裕……一旦开始就不会抑制这种运动”。

那么，这种富裕存在于什么呢？它在于由一个人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丰裕，而不是在于通过其他人为他们的劳动所支付的代价。因为，“如果社会的财富不在于组成社会的个人财富的总和，那又在于什么呢？”[47]

我们可以说的确如此，但正如边沁以为社会是由自给自足的人类单位构成的一样，他同样认为社会的财富是这些个人所拥有的物质单位的总和。这种总和相当于“许许多多的幸福”。正如货币从快乐与痛苦中消失了一样，在那里，稀缺性和“资产”也从“财富”的概念中消失了，结果是一种财富和幸福的物质概念；这也许适合于殖民时期或原始时期孤立的农夫，适合于自然资源的丰裕和有形体的财产，但对于一个个人财富（“资产”）来自于市场、来自于买卖活动、来自于由资本家、农民、工人、商人、银行家以及政府支配的价格体系的社会而言，这是不适合的。那么，安全，也就是法律的首要对象，提供了些什么内容呢？

“单只法律，就已经能够创造一种固定而持久的占有，这种占有值得称之为财产
；单只法律就能够让人们习惯于对先见之明俯首帖耳，起初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但后来就惬意温暖了；单只法律就能够鼓舞他们去劳动——现在是多余的，到将来才会去享受……法律不会对一个人说‘工作吧，我会奖赏你’，但法律会对他说‘工作吧，我会制止夺取你劳动成果的人，我确保你劳动的果实，确保它自然而充足的酬劳，没有我，恐怕你无法保持这些酬劳’。财产的观念在于一种确立的预期，也就是说，按照这种情况的本质，在于从这个对象确定的利益中得到的说服力……立法者要极为尊重这些预期……只要他不去对他们横加干预，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对于社会的幸福而言就是最重要的。”[48]

因此，安全是劳动者在所有权方面拥有自己所生产的劳动成果的安全。可是，边沁说有人反对这个看法，认为劳动者没有什么财产，而且巴卡利亚（Baccaria）曾经说过：“财产权利是一种可怕的权利，也许是不必要的。”边沁说，这种话出自于一位有见识的哲学家之口，让人诧异。穷人，即便是没有任何财产，也要比他们“处在自然状态中”要好得多。所以立法者

“应该保持实际确定的分配……当安全和平等对立的时候，不该存在任何犹豫：平等应该退让……建立平等是一种妄想……对平等的呼唤只是一种借口，为的是掩盖懒惰对勤劳的掠夺。”[49]

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边沁的财产概念是土地、建筑、工具这些有形体的财产概念，由一个人自己占有，只供自己使用，无论如何都不是现代社会的无形财产，无形财产在于有权使用市场，并且通过控制服务的稀缺性强迫契约方支付稀缺价值来获得财富（资产）。他的观点对现代社会根本不适用。在现代社会夺取一个人的财产（“资产”）是靠价格，而不是立法。而且讨厌的平等学说被理解成了平均数，它不是讨价还价能力的平均化，不是机会均等，也不是公平竞争，而是对所有者物质财产的平均分配。他脑子里想的是原始的土地均分论。[50]
按照边沁的说法，这样一个“拉平”的制度，不只是在实践中不可能建立，而且建立这种制度的愿望让自己的根源，“不是扎根于善，而是扎根于恶；不是扎根于善心，而是扎根于恶意”。[51]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边沁的效用概念中，接受了斯密的丰裕理论，摒弃了布莱克斯顿的习俗和休谟的公共效用理论，从而给经济学家们如下一种分子推理方法：人是一种被动且自私的生物，在效用的名义下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社会是个人的总和，而个人的快乐和痛苦是可以用商品的数量进行加减和平衡的。货币是用于会计制度的快乐和痛苦的尺度
。因为丰裕的存在，利己主义不会妨害任何人。由于观念的联合，这种快乐—痛苦被输入到了物质商品之中，因为货币是由各种制度的集体行动人为创造的，所以是名义
的。在陈述理论的时候，如果我们用创造和构成财富的物质劳动和物质商品的单位，或是用构成效用和负效用的快乐和痛苦的单位，那我们就会比较接近所量度的事物；无论哪种情况下，我们阐述自己的理论的时候，都不用货币这种名义的幸福尺度的集体单位，而是用快乐—痛苦的尺度，它们所起的作用跟物理和化学的法则一样标准。政治经济学从习惯法和习俗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无用的传统和先辈的智慧。它要求成文法和法典的，只是财产和契约的安全
。这种安全必须维持事物的现状，因为提倡平等的努力既没有可能又是罪恶。倘若有安全的保障，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差不多会跟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准确。跟物理平衡或化学亲和力一样，它们可以从感觉、观念、快乐、痛苦中机械地推导出来。这些都是对现存的商品生产和消费的主观复制
。

在边沁的这种计算法中，存在两处遗漏：稀缺性和习俗。它们之所以被忽略，一是因为误解，二是因为不符合当时仅知的两门科学——物理与化学——的模式。稀缺性够常见的了，但它是跟重商主义的政府、垄断、企业的共同行动连在一起的；相反，稀缺性就是私有财产本身。重商主义像这样被否定之后，稀缺性并没有呈现为财产的制度形式，而是呈现为一种预先注定的供求平衡规律的物质形式，作用于像海浪一样流动的个人原子。

习俗被视为习惯法的古老传统，在他们认为我们已经从习俗时代过渡到了自由和契约时代的时候，就如同布莱克斯顿所作的描述，法学家们甚至仍然在这样描述它。当谈及像商誉、贸易惯例、运行中的机构、契约的标准形式、银行信用的使用、现代的稳定惯例这样一些习俗的时候——尽管在习俗和惯例之间存在区别，但还是称这些东西为“惯例”。但除了它们强迫的一致性和允许的变动性的程度之外，并不存在什么区别。在美国和英国，使用银行支票的惯例的强制性，跟在封建领主土地上服役的习俗的强制性是一样的。一个生意人假如不能使用金银而又不使用支票，那他在这方面的自由，并不比中世纪的佃农跟罗宾汉一起变成逃犯的自由要多。他空有契约的自由。如果他拒绝接受或支付银行的支票，那他根本就无法继续自己的生意。这种情况跟许多其他的贸易惯例是类似的。一个工人，如果其他人都是七点上班，而他八点才来，那他就保不住自己的饭碗。这不是“惯例”就是“习俗”。但是，跟银行支票的使用一样，“惯例”跟习俗一样具有强制性。因为习俗并不仅仅是人懵懂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它是预期的交易重复，个人只要期望通过与其他人做生意去谋生或致富就必须遵循。而休谟归纳为稀缺性
规律的私有财产本身，只是一种演进的习俗。因为在现行的制度下，私有财产是一切不断变化的交易的重复，这些交易能够获取、转让、准许稀缺的东西或预期会稀缺的东西的使用权。

边沁和布莱克斯顿寻找的是过去的习俗，那是真实的，但已经衰微。习俗起源于过去，但它们也改变在过去，而且现在正在改变。但这并不是习俗的唯一特征。习俗也是基于经验的预期，它预期将在未来重复，正是这一点给了它们共同行动的力量，强迫个人行动要一致。在这方面，现在一直用的都是习俗这个称谓，而不是个人主义的、非强制性的“惯例”和“习惯”这样的词。

当情况改变的时候，当然会有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使得习俗的演进才成为可能。习惯法本身只不过是根据先前的习俗对纠纷所作的判决，每个判决都起着前例的作用。法官的选择机会存在于众多矛盾的前例之间，所以习惯法改变和“成长”是根据面向未来结果的“人为选择”，而不是根据布莱克斯顿的上帝的声音，边沁把这描述为先辈的智慧。

边沁和分子经济学家甚至不把生活标准看做是一种习俗，这首先是约翰·穆勒的看法；在根据生活标准的差异确定工资和薪金级差的现代工资仲裁中，也一直是这样看的。对于早期的经济学来说，生活标准是一种生存的最低物质限度，跟瓦特蒸汽机运转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物质的煤一样，它不是一种习俗，而是生理学。

假使稀缺性和习俗这两项内容包含在了边沁的计算方法中，那么他的个人、社会、商品、财富、统治权的概念就要遭到破坏。那样一来，每个个人的活动就会变成所有其他个人活动的一种作用，而不仅仅是物质东西生产的一种增加和消费的一种减少。一个国家总的财富就不再仅仅是某个时点上的物质东西的总和，它会同时变成个人和机构的“资产”；这种资产是通过在交易活动中对不同类型商品的所有权和生产者的不同活动按比例分配的过程获得的，他们的交易活动包括占有、把持、讨价还价、二者择一的选择，既有个人进行的，也有集体进行的。

习俗这东西，边沁仅仅把它作为先辈的智慧给淘汰掉了。但是，在敲诈、歧视和经济压迫的各种惯例中；在机会与买卖能力的不平等中；在有限公司、控股公司、各种联盟中，事实上，在决定价格和数量的一个全国性的经济机构或好或坏的一切惯例中，它都肯定会卷土重来。而统治权的作用也会发生改变，它的作用不再仅仅是保护物资的生产者和所有者，而且会重新回到重商主义政策的某些内容中，在与各个政党和主要经济利益集团认为最有利于各个阶级和国家的相关方面，去均衡个人、联合体甚至是国家的活动。

一直到了心理经济学家时代，稀缺性原则才在经济的快乐和痛苦心理中第一次取得其功能的意义。边沁曾提到“效用随着丰裕增加而递减”的原则，但他的运用跟价格、个人的买卖、贸易惯例和习俗都没有关系。他对效用递减原则的运用，仅限于他对安全和由个人占有的物质的东西在数量上的不平等的讨论。一个富人比一个穷人占有的商品的数量要大得多，但这并不同比例地增加他的幸福。在财产平均的地方的总的幸福，要比不平均的地方的总的幸福大。[52]
这一规律可能会导致一种累进税或遗产税制度，后者是边沁所主张的；但他或其他的物质经济学家并没有把这个规律运用到心理或价格、市场方面。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把边沁归为物质经济学家，而不是心理经济学家。他的快乐和痛苦只是商品和金属货币的复制品。

边沁排除了习俗和稀缺性，通过假借快乐的名义代之以货币，假借愿望的名义代之以统治权，他不仅为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和用快乐代替货币的享乐主义的商业经济学家铺平了道路，而且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都铺平了道路。空想社会主义者汲取了边沁置于“安全”从属地位的“平等”，马克思主义者则汲取了他的统治权，使之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习俗和稀缺性在他们的理论中都没有发挥作用。

通过忽略习俗和稀缺性，边沁把经济学和伦理学分解为了独立的个人的愿望。跟洛克和斯密以及十九世纪都在追随他们路线的个人主义的伦理学者和经济学家的整个学派一样，他涉及了形成道德与经济判断以及个人行为的个人作用。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历史过程——依靠这个过程习俗变成了习惯法，甚至变成了成文法和宪法，我们就会发现，从利益冲突中产生的一直是一种集体过程，这是边沁拒绝承认的。因此，我们不从个人出发，而是从个人之间的交易以及那些交易预期的重复出发——从有组织的观点看，这是运行中的机构；从没有组织的观点看，这是习俗。每一次买卖的交易在它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过程。按照其最为极端的简单形式，交易也不能分解为个人的单位，而是至少要求有五个人实际或潜在的参加，他们彼此承担着几种关系：机会平等与不平等的关系，竞争公平与不公平的关系，道德的关系，经济的关系，或者是物质权力的关系，以及对由一个第五方在可能的纠纷发生时所作判决的共同预期，这个第五方代表的是那五个人的集体。

根据几个相关的参与者，这是一个形成经济和道德判断和行为的共同过程。形成伦理学和经济学问题的个人“行为”，变成了许多个人重复的、复制的、预期的交易，这几乎就是习俗演化为有组织机构运作规则的另外一个名称。由于缺乏形成经济和伦理判断的这个历史和集体的过程，因此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者要么就像洛克和斯密一样，不得不注入天赐恩惠的原则以代替习俗和习惯法，要么就像边沁一样，不得不把这个问题留给个人愿望的范围。

但是，从交易的观点开始，我们就摆脱了洛克或斯密的人格化、休谟的怀疑主义、边沁的物质类比、布莱克斯顿的神性和先辈的智慧的约束，研究的是实际的过程。每项交易在它本身就可能是利益冲突和冲突的集体调节形成的一种利益和谐。如同斯密和边沁所设想的那样，它是利益的一种和谐，因为它是彼此提供服务的互惠关系。由于为得到有限机会的竞争和个人在运用讨价还价权力上的不平等，它又是一种利益的冲突。通过规则和纠纷判决的共同作用，它是一种冲突的伦理调节。从这一调节中产生了现行而又变化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买卖平等以及合法程序的理想，这些理想结合成了合理惯例和合理价格的伦理、经济和法律问题。

因此，产生了意志的（有别于边沁的享乐主义）价值概念，但这不是个人主义伦理学那种传统的意志主义，而是集体的意志主义。这是一个在稀缺机会中进行选择的概念，因此，它是一个经济的意志概念，与之相对的是内省的快乐和痛苦的概念。这些机会是自己的和他人的财产；这一财产取决于共同的行动，不仅是国家的共同行动，而且是有限公司、辛迪加、工会的共同行动，它们通过道德、经济、物质的制约，决定一个人在选择机会、行使权力方面以及在竞争中的安全、服从、自由和风险方面承担的会是什么。它是一个成员资格、公民身份和分享合作的概念，在一个很大范围内的集体强制，只是强制的程度有所不同，而与之相对的是边沁的大量个人原子加在一起的构成他的假定的“社会”。它是一个个人和共同行动的概念，既是管理又是被管理，而与之相对的是边沁的被动的个人，受意外的制约和一位外在的君主驱使而行动。它是一个布莱克斯顿习俗、习惯法、常规、先辈智慧甚至是愚蠢的概念，这些因素在货币、信用、债务、税捐、惯例和价格领域发挥着作用，而与之相对的是边沁能够量出有“多少幸福”的一群聪明的“闪电般的计算者”。

[1]
威廉·布莱克斯顿（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英国法理学家，著有四卷本的《英国法律评说》（1765～1769）。——译者注

[2]
边沁不是最大幸福原则的原创者，他最初是从布里斯特莱（Priestley）那里得到这个原则的。参见边沁的《道义论》一书中的包林（Browing）的《最大幸福原则的历史》一文，或包林编著的《道德学》（1834），第一卷，第298页。

[3]
参见詹姆斯·博纳：《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些历史关系》（1893年版），第218页；约翰·卡特（Hohn C.Carter）：《法律及其起源、成长与功用》（1907年版），第233～240页，这本书揭示了他所在时代的最主要的律师反对边沁的幸福原则的背景。卡特赞成与较早的《反托拉斯法》相对的大公司合并的新习俗。

[4]
包林编著：《边沁全集》，1843年版，第一卷，第498页。

[5]
同①，第229、230页。

[6]
布莱克斯顿：《英国法律评论》，《导论》，第2节，第44页（库勒编辑于1884年；第一版于1765年出版）。布莱克斯顿的习惯法理论在我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中有详细讨论，本章主要是研究十九世纪经济学的创始人边沁。

[7]
参阅本书第3章关于魁奈的论述。

[8]
边沁看到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也许会导致多数人的专制，因此他代之以全体的最大幸福。

[9]
包林编著：《边沁全集》，1843年版，第四卷，《宪法法典绪论》。

[10]
参阅本书第10章关于解析的、功能的法学和经济学的论述。

[11]
包林编著：《边沁全集》，《道德和立法》导言，1843年版，第一卷，第1页及脚注。

[12]
见鲍维尔（Bouvier）《法律辞典》中的“假定”条目。在美国，比较简单而普遍的做法是那种常识性的办法，即改变法令或《宪法》中的用词的意义。

[13]
《边沁全集》，1843年版，第一卷，第243页。

[14]
《边沁全集》，1843年版，第一卷，第271～272页。

[15]
包林：《最大幸福原则的历史》，见边沁《道义论》，第一卷，第291～294页。

[16]
《边沁全集》，1843年版，第一卷，第1页（《道德和立法》序言）。

[17]
同①，第2页。

[18]
《边沁全集》，1843年版，第三卷，第40页（《政治经济学手册》）。

[19]
参阅本书第183页图5－1。

[20]
参阅本书第10章关于帕累托的论述。

[21]
《边沁全集》，第一卷，第1～16页（《道德和立法》）。

[22]
《边沁全集》，第一卷，第16页（《道德和立法》）。

[23]
詹姆斯·穆勒：《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1828年版；引文据1869年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序言，第一卷，第9页。

[24]
拉瓦锡：（Antoine Laurent，1743～1794）法国化学家，氧的发现者。——译者注

[25]
米契尔（W.C.Mitchell）：《边沁带来幸福的计算方法》，《政治经济学季刊》，1918年第33号，第161页。

[26]
詹姆斯·穆勒：《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1828年版；引文据1869年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序言，第二卷，第187～188页。

[27]
米契尔（W.C.Mitchell）：《边沁带来幸福的计算方法》，《政治经济学季刊》，1918年第33号，第170、171页。

[28]
索尔斯坦·凡勃伦：《为什么经济学不是进化的科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1919年重印本，第73、74页。

[29]
《边沁全集》，第一卷，第14页（《道德和立法》）附注。

[30]
《边沁全集》，第一卷，第14页（《道德和立法》）。

[31]
同①，第194页；第三卷，第41、42页。

[32]
参见：《边沁全集》，第一卷，第14页（《道德和立法》）；第二卷，第192页（《报酬的基本理论》）；第三卷，第33页（《政治经济学手册》）。

[33]
边沁：《道义论》，第一卷，第17、19页。

[34]
边沁：《道义论》，第一卷，第9～12页。

[35]
《边沁全集》，第一卷，第15页（《道德和立法》）。

[36]
《边沁全集》，第一卷，第303页（《民法典》）。

[37]
参阅本书第82页的经济与社会关系公式图解。

[38]
米契尔引自《边沁全集》，第169～170页。

[39]
米契尔：《经济活动的合理性》，《政治经济学季刊》，1910年第18号，第213页；参见博纳（Bonar）在同一本刊物中的文章，第218页。

[40]
见本书第8章关于选择和机会的论述。

[41]
《边沁全集》，第三卷，第33页（《政治经济学手册》）。

[42]
《边沁全集》，第一卷，第14页（《道德和立法》）。

[43]
同②，第302页（《民法典》）。

[44]
同②，第307页（《民法典》）；又见威廉姆斯（A.T.Williams）：《卢梭、边沁和康德著作中的平等观念》，《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会丛书》，1907年，第13号。

[45]
《边沁全集》，第三卷，第4页（《为高利贷者辩护》）。

[46]
《边沁全集》，第一卷，第304页。

[47]
同①。

[48]
《边沁全集》，第一卷，第307页。

[49]
《边沁全集》，第一卷，第311、312页。

[50]
参见康芒斯等著：《美国劳工史》，第一卷，第522页，关于1829年第一个美国劳工党的土地均分论的论述。

[51]
同①，第358～361页（《论拉平制度》）。

[52]
“……一个国家的全部人口中，个人在作为幸福手段的总量或储备中占有的份额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越少，幸福本身的总量就越大；假若在消除不平等方面什么也不做，总会对安全产生冲击”《边沁全集》，第二卷，第272页（《宪法法典》）。

第7章　马尔萨斯

理性时代
终结于法国革命，愚昧时代
始于马尔萨斯。1793年，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温（Godwin）[1]
提出，法国革命的原则应该输入英国。1798年，神学家马尔萨斯应之以人口过剩
的原则和一种新的上帝观。

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首先建议把人口过剩作为工资制度的原因。[2]
他有一个实际的目的，这是针对英国殖民政策的重商主义的论点，因为这个政策妨碍了美洲的制造业。对来自美洲制造业的竞争，英国根本无须担忧，因为在这片具有丰裕自然资源的土地上不可能产生一种工资制度。富兰克林追溯到了生物学的稀缺性，但以所有权的稀缺性而告终。

“总之，除了那些使其拥挤并干预到彼此生存手段的内容，对植物和动物的多产本性不存在任何的限制。假使地面上空无其他的植物，唯一的一种植物，譬如茴香，就会逐渐密布并蔓延开来；假使地球上空无其他的居民，唯一的一个民族，譬如英国人，几代之内就会充斥整个世界……在那些住满了人的国家……所有的土地都已经被人占据了，而且改良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些不能得到土地的人就必须为其他一些有土地的人劳作；一个家庭靠低工资养家糊口是有困难的，这种困难让许多人不敢结婚，因此，这些人长期为仆，且孑然一身——在美洲，因为土地资源很丰富且非常便宜，以致一个懂得耕作的劳动者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存下足够的钱，去购买一片足以作为农场的新的土地，在那片土地上，他可以养活一个家庭，这样就不害怕结婚了——估计现在北美大地上的英国鬼魂都过一百万了（尽管我们能够想到，通过海路被带来的人口还不足八万），然而，由于殖民地给国内制造业提供了就业，也许在英国一个人也没有少，而是多了许多……尽管这样增长，但由于北美的土地是如此辽阔，以至于要许多代之后才能把它住满；在被住满以前，这里的劳动力绝对不会便宜，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会长期持续……做一个行业的熟练工人，而是会加入到那些新的定居者中间，开创自己的事业……与殖民地的增长成比例的是对英国制造业的巨大需求，一个广阔的市场完全控制在英国手中，难以涉足其间……因此，英国不应该过分限制自己殖民地的制造业……在这里，奴隶的劳动绝对不可能像英国工人的劳动那么便宜……（美洲人购买奴隶）是因为奴隶可以随一个人高兴爱保留多久就保留多久，或者是因为有机会占有他们的劳动；而雇用的人却不断地离开他们的老板（往往是在他事业的中途离开）去开拓自己的事业……因此，这些殖民地在依赖劳动、制造业等因素的行业干扰其宗主国的危险尚遥不可及，还不需要引起英国的注意。”[3]

富兰克林1751年对英国重商主义的呼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尔萨斯也是在1803年为再版而修订《人口原理》的时候才注意到了这一点。马尔萨斯1798年的观点跟富兰克林的观点不同，它不是对英国利己主义的无谓陈情；不过有一点跟富兰克林是相同的，那就是它有实际的目的。它的目的是理性时代
的觉醒和对现有制度的辩护。[4]

法国人已经从逻辑上把亚当·斯密的同情、利己、适当感、对共同行动的否定结合起来了，而且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下，废除了地主、教会、行会、公司和其他社团的一切集体行动。无政府主义之父——戈德温，已经把斯密对集体行动的否定变成了对国家
本身的否定，把斯密天然的自由、平等和同情变成了一切人类平等的完全性；这种完全性只要消除政府有组织的强制就行，但这种强制却给斯密的财富提供了保障。

五年后，神学家马尔萨斯以人类天然的罪孽来对抗戈德温的天然的平等，指望靠它来废除基于假定的自由、平等、同情的所有体制。他把斯密旨在人类幸福目的的天赐丰裕，转换成了天赐的稀缺，而天赐稀缺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的心灵和道德品性从“大地的泥土”中生发出来。不仅是工资制度，就连邪恶、苦难、贫困和战争都是附带着天定的人口规律发生的，这个规律就是人口比生活资料增加得更快。马尔萨斯将它命名为“人口原理”，这不是别的，而是稀缺
规律的生物学基础。这一原理，是他所说的“上帝的神奇作用……为的是心灵的创造和形成；一种为了把迟钝、无序的事情唤醒为精神所必需的作用；使大地的尘埃升华为灵魂；使泥土的肉体生发出轻飘的火花”[5]
的基础。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只采用了马尔萨斯著作前半部分中形成的人口过剩的唯物主义基础，但马尔萨斯本人却认为自己的重大贡献是在他著作后半部分中的道德进化
理论。经济学家从人口过剩的观点出发，向雇佣劳动者鼓吹的是种族自杀。马尔萨斯则从精神结论出发，鼓吹的是后来所谓的“生存竞争”中的人类品性的道德进化。他是第一位科学的进化论者，实际上也是第一位科学的经济学家，因为他的理论不是从假定中推导出来的，像亚当·斯密那样颠倒了历史的过程，他的理论来自于对过程本身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他发现了经济上的稀缺原理，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和华莱士（Wallace）[6]
读过马尔萨斯的著作后立刻就得出了他们的进化观的原因。但他的观点是道德起源
，而他们的观点则是物种起源
。两者都来自于人口过剩
。[7]

读了马尔萨斯的著作之后，华莱士立刻陈述了他的推论过程。[8]
他是从对战争、贫困、邪恶、苦难的实际控制着手的，而不是从预防性的、意志的控制着手的，后者马尔萨斯称之为道德控制。这些非意志的或者说是实际的控制，只会产生达尔文和华莱士的生物进化
，而产生不了人类品性的道德进化
；后者才是马尔萨斯的目标。

这是马尔萨斯对传统观念的突破，这种天赐恩惠和人间丰裕的传统观念是从洛克到魁奈和斯密一脉相传下来的。马尔萨斯说，我们不应该“假定从上帝推论到自然”，而“应该从自然推论到自然的上帝”，上帝的思想高于我们的思想，“因为天在地之上”。在道德进化的神圣过程中，首先让心灵觉醒的是肉体欲望的刺激，因为只有活动才能创造心灵。

“毫无疑问，在不产生普遍而致命的麻痹、不破坏未来进步萌芽的情况下，这样的刺激不可能从芸芸众生那里收回……为了促使人们通过充分耕耘大地来推进上帝仁慈的计划，上天注定人口的增加要远快于食物的增加。”[9]

因此，洛克、魁奈和斯密的天赐丰裕变成了马尔萨斯的天赐稀缺。前者听任人成为懒惰、愚昧的动物，后者则让他为未来的进步而工作、思考和计划。

但是，不仅是斯密的丰裕和斯密的利己，而且连斯密的同情都起源于人口过剩。

“人生的悲伤和苦难构成了另外一种刺激，这似乎是必需的，靠着一种特殊印象的建立，可以软化人心，使之变得有人性；可以唤醒社会的同情，可以产生基督所有的美德，而且可以让善行有余地广施天下……很有可能，道德的邪恶对美德的产生是绝对必需的。”人口原理“无疑产生了许多局部的不幸，但稍微反省一下它所产生的大量的益处，也许就会让我们大家满意了”。[10]

但问题接踵而至：人类不可能是同样自由与完善的。最适宜于理智和道德提升的是“社会的中间地带”。奢靡和贫穷都产生恶，而不是善；但如果没有更高的阶层和更低的阶层，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中间阶层。“倘若社会中没人希望提高或者是害怕下降，倘若勤劳得不到回报、懒惰得不到惩罚，那么中间阶层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11]

马尔萨斯说：“戈德温过分地把人仅仅作为一种理智的生物来看待了”，实际上，洛克、魁奈、斯密、边沁以及理性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也是这样做的。把人看做是一种“理性的生物”，就如同“在真空中计算落体的速率”一样。人是一种“复合生物”，他的“肉体倾向作为扰乱的力量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实际上，肉体的倾向总是左右着他的理性。[12]

因此，马尔萨斯把情欲引入了经济学，但对于十八世纪的哲学家而言，他们称为“感觉”的东西只是理智的计算器，理性的人用它来计算力量、或然性、供给与需求、最大幸福和最大利润，在这方面斯密、边沁和戈德温达到了巅峰。但是，在马尔萨斯看来：

“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取决于是否可以让一个人理解一个明确的命题，或者是让他信服一种无可辩驳的观点。一个真理可以让他作为一个理性的生物认识到他的信服，但他作为一个复合的生物还是有可能决定反其道而行之的……饥饿……酒……女人，会驱使人们的行为产生危害社会普遍利益的结果，尽管他们完全信服，甚至在犯错的那一刻他们都是完全信服的。”[1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不仅国家的强制和惩罚是必要的，[14]
而且私有财产也是必要的。戈德温的错误在于把邪恶和苦难归因于人类的制度，而不是归因于人类的天性。

“在他看来，政治制度以及已经制定的财产管理措施是万恶之源……但实际上它们是肤浅而表面的，与更深层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冰山之一角，这些更深层的原因是堕落之源，致使整个人类生活之流混浊不清……人类不能在富裕中生活。大家不能同享自然的恩赐……除非苦难和邪恶的所有原因……都被消除。战争与纷争平息，普遍的仁爱取代了自私。”浓缩一下他的观点——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婚姻就可以在没有抚养孩子义务的情况下缔结。因为按照平等的原则，如果父母不抚养孩子，社会自会抚养他们，因此，人口就会按几何级数增加，但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他继续论述：“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呢？……已经消失的可恶的情欲会……在如此之短的五十年内就再现……暴力、压迫、谎言、苦难、各种可憎的恶行和各种形式的不幸，这些让现今社会堕落和悲伤的东西，似乎都已经由于窘迫的环境、由于人性中内在的法则产生了，而绝对与人类一切的制度无关。”[15]

戈德温的社会“可称为一种习俗”。

“问题不再是一个人应不应该把自己不用的东西给别人，而是他应不应该把自己生存中绝对必需的食物给予他的邻人……在所有的事情上，窘迫的需要似乎都迫使产物要每年增加；为了实现这一首当其冲、不可或缺的重大目的，明智的做法就会是对土地进行更为完善的分配，而且确保每个人的积蓄不会违背最有力的制裁……因此，建立一种财产管理制度似乎是非常有可能的，这种制度与现今文明国家流行的制度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对于正在给这个社会施压的恶行而言，尽管这种制度还不完善，但却是最好的方式……”[16]

马尔萨斯总结说：“阻碍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是一种我们从来不指望克服的本性，这样的反省无疑让人非常沮丧……但是……任何想忽视它的努力都不可能产生什么好处……为了人类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会鼓励我们继续不断地努力。”[17]

他后来的著作，也即182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对李嘉图唯物主义所作的让人困惑但却是人道主义的回应。[18]

这样，马尔萨斯用一种虔诚的语言重述了好怀疑的休谟的结论。也就是说，不仅自利和私有财产，而且自我牺牲、同情、公正，都源自于稀缺规律，而稀缺规律不是别的，正是他的人口规律。从此以后，人的情欲与斯密的天赋自由、边沁对苦乐的理智运算一道取得了一席之地。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承认他们受惠于马尔萨斯。为了生命和财产进行的政治斗争和战争取代了斯密的天赐丰裕，无知、情欲、妒忌、习惯、习俗、稀缺则取得了高于理性、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地位。[19]
斯密的乐观主义消失在马尔萨斯所承认的“人类生活的阴郁色彩”中，但他发现，这种色彩真的“存在”。因为他是从人性的严酷现实出发的，他并没有把事实与辩解混为一谈，也没有把现状与自己的希望混为一谈，更没有把自然与自然应该怎样混为一谈。他认为上帝对待人类的方式是正确的，虽然本章我们以此为起笔，但这并不是他的著作的开头部分。这是社会哲学家关于他的《人口原理》的结论。

这样，在理性时代
崩溃的时候，马尔萨斯宣告了愚昧时代
。它从法国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延伸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哲学、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哲学、美国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哲学。自然的概念，从洛克在伊甸园中的丰裕，变化为了达尔文的稀缺与那些幸存者的生存；他们的幸存并不是像马尔萨斯所希望的那样，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的适应，而是像已经理论化的那样，仅仅是因为他们适应了道德和经济环境。马尔萨斯发动了一个时代的幻灭，这个时代充斥的是商业周期、生产过剩、生产不足、失业、大规模移民、关税壁垒、垄断，还有地主、农民、农场主、资本家以及劳动者在政治和经济中的斗争；这个时代把经济学家分裂为了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的理论家；这个时代带来了另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伴随的是革命、独裁、关税壁垒、帝国主义、无用的美国效率，以及美国对欧洲过剩人口的激烈排斥。马尔萨斯“阴郁的色彩”不但是得到了证实，甚至是得到了可怕的过分证实。

[1]
戈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英国小说家、哲学家、激进分子，著有《政治公正探索》（1793）、《共和国史》（1824～1828）。——译者注

[2]
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人类增长和各国人满为患的观察》（1751），引文见斯巴克斯·杰雷德（Sparks Jared）主编的《富兰克林文集》，第二卷，第311页。

[3]
斯巴克斯·杰雷德（Sparks Jared）主编的《富兰克林文集》，第二卷，第312～319页。

[4]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年，第一版，第173页。

[5]
同①，第353页。

[6]
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1848～1852年考察了亚马逊地区，1854～1862年考察了马来西亚群岛，独立于达尔文发现了进化中的自然选择。——译者注

[7]
引自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1798年）。在该书的第二版中，马尔萨斯强调了预防性的抑制，后来古典经济学家采用了这个观点，用以在雇佣劳动者努力提高自己的工资时向他们作宣传。《大英百科全书》关于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条目显示，他们的见解是怎样来自于马尔萨斯的。

[8]
华莱士：《我的一生》，1905年，两卷本，第一卷，第232、240、361页。

[9]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年，第一版，第350、359、361页。

[10]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年，第一版，第372、375、361～362页。

[11]
同①，第369页。

[12]
同①，第252页。

[13]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年，第一版，第254、255页。

[14]
同①，第259页。

[15]
同①，第176～191页。

[16]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年，第一版，第195～198页。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后，俄国农民拒绝按照命令给城市社会提供谷物，就是此观点正确性的许多例证之一。

[17]
同①，第346、347页。

[18]
参见本书第7章关于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论述。

[19]
由胡佛（Calvin B.Hoover）详细阐述的关于纳粹德国政府的情感哲学，是马尔萨斯原理的一个特例。见胡佛：《德国步入第三帝国》（1933年出版）。

第8章　效率和稀缺

一、物资和所有权

整个十九世纪，甚至回溯到约翰·洛克，财富
一词的双重意义都处于相互冲突的经济思想各学派的根本位置上。它是作为物资和物资所有权的财富的意义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统的财富的意义。最先在物资和物资所有权之间明确作出明确区分的，是那些非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正统学派总是假定财富和财富的所有权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商品的意义就是标准的例证，商品即所占有的实际物资。

双重意义产生自这样一个事实：财产的习惯意义是指有形体的财产。有形体的财产显然要随着作为所有权对象的有形体的东西扩大和缩小。如果我的一匹小马驹长成了一匹高头大马，那么我的有形体的财产也就从对一匹马驹子的所有权扩大为了对一匹大马的所有权。早期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财产意义中根本没有给无形体的财产和无形财产留下位置。他们是把这两种财产作为商品对待的，可是它们只是债务和盈利的机会。而且，即便是用有形体的财产的观念来研究它们，他们也没有在物资和物资的所有权之间进行任何区分。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揭示了物资和物资所有权相互矛盾的意义，但正统经济学家，包括后来的心理学派的经济学家，把正统的双重意义延续到了现在。

迟至1906年，在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1]
出版其名著《资本与收益的性质》时，这一双重意义才清晰地出现。然而，当时费希尔只作为自己整个经济科学体系的一个部分，追随了商品经济学家流行的用法，把财富定义为“人类所占有的物资对象”。[2]
他的分析不像前人那样，仅仅止于包括在有形体财产术语中的所有权假定；他把双重意义推向了它的矛盾结论。他说：“根据这一定义，一件东西要成为财富，只需符合两个条件：它必须是物资，而且必须被占有。”

费希尔补充说：“……一些学者加上了第三个条件，即它必须有用。尽管效用无疑是财富的基本属性，但它不是一个特殊的属性，而是被暗含在被占有的属性中的，因此在定义中是多余的。其他的一些学者，如坎南，虽然说明了一件东西要成为财富必须要有用，但却没有说明它必须被占有。因此，他们把财富定义为‘有用的物资对象’。然而，这样的定义包含了太多。风、雨、云、墨西哥暖流、天体特别是太阳，我们绝大部分的光、热和能量之源，都很有用，但却不能据为己有，所以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财富。”

这里有两种效用的意义，即使用价值和稀缺价值。费希尔把后一种意义给排除了，原因在于那“不是突出的”财富意义，因为它“被暗含在了被占有的属性中”。这种说法肯定是准确的，但却导致了矛盾。正如休谟所指出的，所有权的基础是稀缺性。如果预计一件东西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每个人不用要求任何人或政府的同意就能够得到它，那它就不能变成任何个人的财产。如果在供给方面是有限的，那它就变成了私人的或公共的财产。太阳不能被据为己有，但阳光的有限供给却能被拥有有利位置的地点、工厂和住宅所占有。墨西哥暖流虽然有限，但根据国际协定，在三海里的限度之外，是归大家自由使用的。如果一国的海军能把所有其他国家的海军逐出海洋，那这个国家就有可能把它据为己有。因此，所有权经济学是世界范围的稀缺经济学。当然，在我们已经作为技术性的工程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定义的内容中，对象必须具有使用价值。但有用的东西如果不是稀缺的或者预期不稀缺的，那它们就不会被生产出来，也就不会有所有权之争——它们将不会被占有，不管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因此，我们认为稀缺价值与财产价值是一致的，我们称之为资产，而不是财富；但我们认为使用价值与财富是一致的，它在供给与需求没有稀缺的一面。我们承认，这同目前正统的“效用递减”是相抵触的，但后面这个概念就是奠定在财富与资产的混淆的基础之上的。

费希尔的观点相对于其他一些学者来说是正确的，他们坚持认为一件物品必须“是可交换的”才能成为财富，但这样就会排除公园、议会大厦和许多其他的托管财富。“尽管财富必须被占有，这是一个要素，但不断变换所有者却不是要素”。当然，财富被占有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稀缺的。所有权的第一要义是稀缺，社会的集体行动则构建了所有权的交换规则。

费希尔说：“许多学者，像麦克劳德，又一次完全省略了限定词‘物资’，目的是为了留下余地，好把像股票、债券以及其他一些财产权利这样的‘非物资财富’包括进去，同时也是给人类和其他服务留下余地。诚然，财产、服务与财富是不能分离的，而财富与财产、服务也是不能分离的，但它们不是财富。把所有这一切都包罗在一个术语之下，会涉及一个三重计算的问题。铁路、铁路股份、铁路旅行不是三个分离的财富项，它们分别是财富、财富的权利以及此项财富的服务。”[3]

当然，在这里费希尔承认我们所指出的区别，但他先前已经把财富定义为了一种物质的东西，譬如铁路，这种东西必须被人占有。所有权就是这个权利。

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一分析进一步引申，让它有四重的计算。我们有这条铁路作为技术上运营的工厂，它生产的是一种财富的“服务”，让这种服务作为一种使用价值的产品，也就是旅行。这是“财富”。我们也有铁路的所有权，一个对这种旅行收费的商业组织，这个组织因此给它的所有者带来了一种收益。这是资产和收益。但我们让“服务”这个词具有了双重意义：一种是管理交易的产品，它生产与价格无关的使用价值；一种是对所有者而言的货币价值的收益，这种收益是从与那些能够为这项服务付费的人进行的买卖交易中获得的。

这些意义的重要性会在费希尔对那些经济学家的批判中表现出来，像塔特尔（Tuttle）

“一直致力于从具体的对象中完全脱离出来。他们主张，‘财富’一词不适用于具体的对象，而适用于这些对象的价值。为佐证这一主张我们可以说很多话。但是，当问题主要在用词方面，也就是说，当问题不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概念，而是为了一个概念寻找一个恰当的用词时，不偏离经济学家中流行的用法似乎是明智的。”[4]

假若不是因为存在两种类型的价值——使用价值和稀缺价值，以及因为作为结果的产出与收益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停留在物资和所有权、财富和资产的差异之上，这个问题的确就只是一个用词的问题。物资的生产技术只是产出产品，与谁来占有或享用它没有关系。财产的权利把它转化成了收益。这不是一种用词上的差异，它是产出与收益之间的差异，是扩大产出的技术资本与获得其所有权、限制其需求或供给的所有权资本之间的差异。如果财富的产出（使用价值）已经把收益包含在财富的定义中了，那么把产出变成收益也作为财产权利来计算，当然就是双重计算了。可是，它之所以成为双重计算，原因仅仅是因为它在先前一直就是财富的一种双重意义——财富与资产。

费希尔阐述了工程或技术经济学之外的工作，但他是在收益
与所有权
的概念之下阐述的，没有在产出
与投入
的概念下阐述。他说：

“各个种类的财富是可以区分的。由地面构成的财富叫做土地；土地之上任何固定的建筑叫做土地改良；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不能移动的财富，就叫不动产。我们把所有可移动的（除了人本身）财富叫做商品。有一种第三个类别的财富包括了人类——不仅包括被别人占有的奴隶，而且还包括自己做主的自由人。”[5]

这种将人类作为财富分类到其劳动力的程度的做法，如果抛开所有权、自由和收益的问题不谈，那正好就成了工程师的财富概念，他们把财富作为从自然力量的投入中得到的使用价值的产出，自然力量就包含了人性。工程师就经济学进行著述或进行哲学探讨时，这就是他们的做法。[6]
费希尔还引证了许多“把人包含在财富之列”的经济学家，包括达文耐特（Davenant）、配第（Petty）、丘纳德（Cunard）、萨伊（Say）、麦卡洛克（McCulloch）、罗寿（Roscher）、维尔斯特因（Willstern）、瓦尔拉斯（Walras）、恩格尔（Engel）、维斯（Weiss）、达尔根（Dargun）、奥夫纳（Ofner）、尼科尔森（Nicholson）和帕累托（Pareto）。其他像李嘉图、马克思也许已经加进去了。实际上是马克思给了这种工程经济学一个经典的结论。它是整个政治经济学十分正当且必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是生产力和效率的概念，与财产权利和感觉无关。这几位经济学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有必要区分出政治经济学两个对立的领域——效率和稀缺，也不具备工程术语投入与产出的有利条件（与之形成相对照的是商业术语即支出与收益），有了这个有利条件才有可能让这种区分变得清晰。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但省略掉了财产和所有权的支出与收益，这就是生产的社会组织，用行为主义的语言说，就是命令与服从的管理交易；其度量单位是工时投入和使用价值的产出；其经济学是效率；它所谓的人是动力机器。

费希尔认识到了把人作为财富的矛盾，但假若他已经觉察到自己正在同时用工程与商业的两种语言在说话的话，那就不需要他的道歉了。只要工程师不用它来建立商业经济或者政治经济，工程领域是不需要任何道歉的。困难是在奴隶获得解放的时候产生的。费希尔说：

“的确，自由人通常不算作财富；实际上，他们是一种形式非常特殊的财富，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因为他们不能像通常的财富那样买卖；第二，因为所有者对他自己的重要性的高估要胜于其他任何人；第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者和被占有的物质的东西是一致的。”[7]

如果意思是说工程经济，那么这种对人类的道歉就是不必要的。工程师把人的能力作为与其他自然力量一样的东西同样对待，均作为人力。然而，就工程师本身而言，他们是不能被占有的。但费希尔继续说，人类跟其他财富一样，是“物质的”和“被占有的”。

“这些属性以及其他一些取决于它们的内容证明，把人包括在财富之内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了尽可能地给普遍的用法作出让步，建立下面的补充定义：我们所指的财富（在更为狭义的意义上）是被人所占有的物质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存在于所有者身外。这一定义显然包括了奴隶，但不包括自由人。但它运用起来比起初所给的更为广义的定义还要困难。因为它要求我们对介于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那些人武断地划分成阶层，譬如仆从、契约佣人、长期学徒、以劳役偿债的黑人奴隶……现代社会的大多数工人是‘被雇用的’。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一时期内受契约约束，即便时间不过是一个小时，但在这个范围内他也是不自由的。总之，有多种程度的自由和多种程度的奴役，不过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界限。”[8]

如果区分清楚了制度经济学与工程经济学，那这些困惑就不会产生了。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工程经济学研究的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工程师的财富概念排除了所有涉及所有权经济的内容，所有权经济是历史的、制度的经济，涉及权利、义务、自由、承受风险的演变。如果不包括所有权，工程师的财富概念倒是十分正确的财富概念。财富只是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无论谁占有物资、劳动或产品，也无论使用价值是否供给过度以致其稀缺价值减少到了没有人想占有它们的程度。只要工程师只是工程师，不听命于企业家，他就会无限制地生产下去。现如今，他已经变得非常诧异：世界上的商业组织竟然不准许他用自己的能力造福于人类。但企业家们明白，工程师带来的生产企业的效率越高，财富的生产就越多。尽管如此，但他也明白，从私人的所有权、收入、供给与需求的观点看，或者从支付能力的观点看，这样做的时候，所有权的价值，或者说资产，会变得更少。

同样地，从工程学的角度看，所有的人类关系呈现的都是管理交易的单一方面，在管理交易中不存在工人的自由，而这样的关系暂时只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国家的总人力就是总投入，而对自然力量总的物质控制就是总产出。但在制度方面，则是对产出的分配
，以及维持机构运营的诱因
。它们使用的是两种度量体系，工程师用工时，企业家用美元。

由于财富的这一双重意义——工程意义上的物资的产出（使用价值）和商业意义上的来自于所有权的收益（稀缺价值），让我们遭遇到的就是商业经济与工程经济矛盾暴露的局面。这正是前文提到过的“服务”一词的双重意义。费希尔把服务描述为得自资本或财富的“收益”。“当一件工具的使用促进了一件有利的事情或者是防止了一件不利的事情的时候，它就提供了服务”。[9]

因此，他说，“一个造纸商……”，“如果他肯关掉他的工厂”，他的竞争者“提出会给他一笔钱。他照办了”。而“他跟他的对手达成的契约，构成了对他们而言的一种财产；他以自己的承诺获得的财富显然是对他本人和他的工厂的补偿，而实施的服务就是两者都停止活动”。[10]

根据这一双重定义，当造纸厂造纸和不造纸的时候，它都产生“财富的服务”。按照同样的推理，泥瓦匠砌砖和罢工的时候都履行一种服务。开动织布机是服务，关了它也是服务。限制产出是服务，增加产出也是服务。增加商品的稀缺是一种服务，增加商品的丰裕也是一种服务。

这些矛盾，显而易见是把产出与收益、物资和物资的所有权、效率和稀缺、财富和所有制度资产给搞混淆了。产出是提供给他人的与价格无关的服务；收益则是所有者所接受的价格，其依据是在所有权买卖或等待的过程中，他有拒绝给他人提供服务的权利，直到其他人愿意支付一个让他满意的价格。收益
是所有权上的资产获得；产出
则是工程上的财富的扩大，或者说是克伦威尔的公共财富。产出的限制不是一种服务，那是讨价还价的能力。作为结果的稀缺也不是服务，那是获取的手段。但效率是一种服务，即使对它分文不付。

当人们用这些矛盾的意义定义财富、资本、收益和服务的时候，在此定义上只能建立起有问题的社会计划。它们是一种效率与稀缺、生产与所有权、产出与产出的限制、工程经济与商业经济、私人收益与社会产出、资产与财富的混淆。[11]

不过，存在着一种私人所有权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不同的见解。那不是由于生产
，而是由于生产的调节
。必须有人来进行调节，要么是靠共产主义的限额，要么是靠资本主义的私利。这种双重意义可以追溯到魁奈和所有的正统经济学家，他们把效率与稀缺的意义搞混淆了。同样地，如果工程师不顾下跌的价格而不愿受约束地进行生产，那么企业家（他一般能够控制工程师）就会下令限制这种产品的产出，如果有可能的话，企业家还会把生产转向价格没有下跌的产品。如果农民发现小麦的价格在下跌，而猪肉的价格却在上涨，那他就会把自己的劳动力从小麦转向猪肉。靠生产猪肉，他供给了一种更为迫切的需求，而靠生产小麦，他则只供给了一种较少的需求。

如果能够做好
，那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社会的服务。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们相信，只靠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就能够作好生产的调节
。但他们不得不引入神的恩惠
来引导私利，引入大地的丰裕来让利己主义无害于人。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
经济学家们相信，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会作好调节，但他们不得不引入一种仁慈的“自然”法则，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自然权利，或者是一种类似于牛顿均衡律的东西。如果这还不够，他们就不得不回到十八世纪，求助于上帝和爱国主义
。[12]

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现实在每一点上都跟他们是矛盾的。萧条、稀缺、苦难，变得跟繁荣、丰裕
和幸福
一样自然而神圣。因此，他们和所有其他人都转而求助于用各种集体行动来代替上帝
和自然
，目的是为了调节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他们认识到，科学家们或工程师们已经把他们在控制自然属性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了。不过，在控制人性方面，他们还得靠集体行动来找到一种办法。

然而，依靠一种理想的社会和理想的人性，在神意和自然的引导下，他们趋向于一种不断繁荣
的假定，[13]
即把一些明摆着的事实曲解为由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对生产进行完美调节的规律。所有者会无目的地为社会提供一种服务，通过对社会生产力量的分配与节约，使得一种东西的生产不多于
其需要，以免其他东西的生产少于
其需要。

因此，生产的双重意义如同生产和生产调节是效率和稀缺的混淆一样，被混淆为了一种社会服务。如同主要由价格变化
所证实的那样，在调节生产以适应供给与需求的意义上，精明的企业家或所有者是“生产性的”。不过，科学家或工程师也是生产性的，其意义是他们扩大了人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与价格无关
。

正是由于生产作为扩大供给和适应供给的双重意义，我们才在各种类型的交易中代之以更为现代的术语——“活动”。活动需要引入时间、速度、比率、周转、重复等内容。在这一点上，我们把它们作为效率
规律和稀缺
规律来进行分析。按照管理交易的话来说，效率是指每单位投入（工时）的产出率
，因此，它是指增加战胜自然的能力，而与生产的总量无关。按照买卖交易的话来说，稀缺是指跟从他人那里得到的所有权收益的比率
相关的所有权支出的比率
，是以美元为标准单位来衡量的。缺乏效率的意思是说，每单位投入的产出率比较低
，而讨价还价能力弱是指每单位支出的收益率比较少
。

正是专有名词从生产变为效率、从供给和需求变为稀缺，才让我们引入了速度、周转率、有形和无形供给等时间
概念。这一时间因素的引入，使得给社会提供的两种类型的服务之间的区别更为清晰。效率趋向于增加商品的丰裕，或者减少工时成本，或者减少劳动时间。稀缺把产品分配给那些具有支付能力的人，让那些无力支付的人得不到产品，要不就是增加劳动时间，再不就是减少那些没有平等议价能力的劳动者的工资。[14]

为了对效率
和稀缺
加以区分，我们在这里分别对它们进行了抽象处理。实际上，按照限制与补偿因素的规律，它们设置了对彼此的限制。[15]

二、真实价值与名义价值

前面的讨论是为了揭示所有的商品经济学家，无论是古典的客观学派还是享乐主义的主观学派，都默认财产制度，并把它作为他们对财富进行定义的出发点，结果产生了马克思和蒲鲁东的革命学派以及稀缺与效率的混淆。如果转换成“活动”这个词，那么财产的概念，以及买卖交易中的权利、义务、自由和风险承担，就是稀缺的意志的等价物；而物资以及管理的交易，就是效率的意志的等价物。一种类似的意志与物质的混淆，贯穿于真实价值和名义价值的意义里。区别的出发点是人们认为什么东西重要或不重要，以及当一切事物在变化的时候什么东西似乎是真实的。如同我们在第2章中曾经谈到的，每个学派的经济思想在今天都有其追随者。因为每一学派都选择了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而把其他的部分看成是不证自明的或者是不重要的。实际上，每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都在自己的心里重复着这些学派的历史演进，而对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并不是一种学术上的好奇，而是在概括我们自己的思想演进。

在我们的文明中，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作为一名重商主义者开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因为货币是他赖以谋生的熟悉而至关重要的手段；他能够获取的货币越多，他就越富有和越成功；一个国家从其他国家获得的货币越多，而且这个国家必须支付给其他国家的货币越少，则这个国家似乎就越是繁荣。如果他是成功的，国家是繁荣的，那他就会一直充当重商主义者。

但如果他善于思考，或者是不成功的，或者国家不景气，或者债务国无力偿付，他就开始问，货币背后的真实价值
是什么？有什么东西比货币更重要？然后他开始把货币区分为名义价值或制度价值，而把其他某种东西区分为真实价值。到了这里他又开始疑惑了。实际上，所有伴随或追随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学派，都已经陷入了个人从名义或制度价值中区分真实价值所面临的困惑。

我们所谓的真实价值是不是说，各方之间因为不存在强迫或曲解，其价值就是公平而合理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名义价值就是实际的价格，而真实价值则应该是那种一直充当这个价格的东西。这是阿奎奈为首的神学派的答案，也是制度经济学家的答案。

或者我们所谓的真实价值是指一种“自然”价值，要是没有政府的垄断或干预，所有的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都由劳动和资本的完全自由竞争来确定，真实价值也就随之发生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名义价值就是稀缺价值，而真实价值就会是以劳动为唯一的价值尺度的价格。这是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以及阿奎奈的答案。

我们所谓的真实价值是指我们从消费中享受的幸福，或者是在生产中承受的痛苦？如果是这样，那么名义价值又成了实际的货币价格，而真实价值则是我们的满足或牺牲。这是心理学派和亚当·斯密的答案。

我们所谓的真实价值是我们能够用货币所购买的商品的量？如果是这样，名义价值就是货币价值，而真实价值则是付出货币所得到的商品和服务的量。这是现代经济学家的意义。

最后，对于要求即刻偿付债务或购买食物、或者不能把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卖出足够的钱来偿付债务或购买食物的人而言，名义价值本身就是非常真实的价值。这是所有商业经济中的意义，也是人们为什么是重商主义者的理由。

当遇到真实价值的各种意义总是与名义价值的制度学派或货币学派的意义相对立的情况时，当我们发现商品经济学家的各个学派在名义价值的意义上意见统一而在真实价值的意义上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们猜想必须对名义价值和真实价值的这些意义作进一步更深入的探讨。经过考查我们发现，他们所谓的名义价值实际上是稀缺价值，这一价值取决于财产制度，而量度财产制度的单位是另外一种稀缺价值制度——货币。而他们所指的真实价值则是任何被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包括货币本身。由于已经想当然地把稀缺当成是一种不变的因素，因此当他们遇到任何不同于这种不变性的可变性时就称之为名义价值。

困难在于传统的稀缺性的尺度的不稳定性。它可以是黄金，可以是纸币，也可以是信用。金元作为二十五点八格令、百分之九十的成色，在其使用价值的物质性质方面是稳定的，但它的稀缺价值是其平均的议价能力。只有在现代指数发明以后，衡量货币在稀缺价值方面的变化才变为可能。每种商品，包括货币，都有自己不断变动的稀缺价值。在任一或所有的买卖交易中，稀缺性本身都是一种所需要的总量和所得到的总量之间的一种变动的社会关系。所需要的总量和所得到的总量被含糊地称之为供给与需求。但我们却没有办法直接衡量需求与供给，我们只能量度它们对交易的影响。这有点类似于对热量和重量的衡量。通过测度它对水银柱的影响（水银柱不是任意标记，而是按照固定的长度单位标记的），我们可以间接地测量热量的变化。同样，通过稀缺性对以一种稀缺商品的单位（这种单位不是任意表示的，而是以美元和美分为单位的）支付的价格的影响，我们就可以衡量稀缺性的变化。

但这些单位本身不像长度单位那样固定，它们更像是重量单位，在海拔高的地方物品的重量要轻于在海平面位置上的物品的重量，因此，必须按照数学的方法矫正到它们在海平面位置上的同等重量。货币的单位也是这样。它的可变性必须矫正到它在某个时点（比如说1913年或1926年）上的平均议价能力的假定水平，然后其稀缺价值的变化就是其平均议价能力高于或低于这个水平的变化的倒数。从这个基准水平出发，个别商品在相对稀缺性上的变化就变成了其价格与平均数的“离差”。

因此，将名义价值与真实价值区分开来的努力，在统计学上是用平均议价能力来代替的。它只是货币稀缺价值的一种计量单位，货币的稀缺价值是与其平均议价能力呈反向变化的。价格上涨，货币的单位价值下降；价格下跌，货币的单位价值上升。被用作基线的正是这个平均数，而不是任何真实价值的观念，以这个平均数可以量度个别价格的离差。它是一种计量学说，而不是真实价值或名义价值的学说。

因此，统计学家以1913年货币的平均议价能力为一百，对其后个别商品的相对稀缺度的变化进行了计量，无论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都是按照它们与平均数的离差来计量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同一商品的价格平均数也许上涨了百分之十，这就表明货币的稀缺度相对于其他所有商品的稀缺度的平均数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九。

由于缺乏平均数和离差的指数这种数学工具，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寻求的是某种别的东西，这种东西不仅应该比货币更稳定（货币无论如何只量度名义价值），而且应该更为实质性地量度真实价值。起初，与其自然丰裕和自然恩惠的学说相一致，他们不认为稀缺性是自然的，而是重商主义政策强加的人为稀缺。在决定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时候，重农主义者代之以不同的自然生产力。亚当·斯密则用平均的一般劳动量来代替，财富的所有者可以用他的货币来购买这种劳动量，或者是用可以转化成货币的财富来购买。对他来说，平均的一般劳动不仅是价值的尺度，而且可以量度其他人的劳动从自然资源中为自己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价值。

斯密的观念乍一看对我们是有吸引力的。我们真正享受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的程度，显然取决于我们所能支配的其他人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劳动量。但要脱离斯密一直在考虑的人为的稀缺的观念，这显然是不够的。一家垄断公司的所有者，如果与他在竞争性的企业中相比，可以支配更多的劳动，就如同他可以支配更多的货币一样。

李嘉图纠正了这一点。真实价值不是我们所能够支配的来自其他人的劳动量，甚至不是商品的量，而是生产商品和服务时已经耗费的劳动的量；他的名义价值是按照用货币计算的波动的价格生产或购买的商品量，或者是由垄断和限制贸易所产生的人为的稀缺。

这种说法有某种真实性，又对我们产生了吸引力。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劳动生产的。实际上，李嘉图给生产的这种劳动成本起了个价值的名称。他显然假设这是唯一的真实价值，它适用于金银以及一切的商品和服务，适合于区分纸币与真实货币、人为稀缺与真实价值。假如不存在政府创造的纸币，不存在任何人为的限制或特权，那么一切东西，包括金属货币，都会按照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劳动的量成比例地相互交换。实际上，这是经过修正后的李嘉图之前五百年的经院派经济学家的学说。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强迫、歪曲，商品和服务就会以按劳动成本衡量的真实价值成比例地交换。在生产时耗费较多劳动（不是工资）的商品与耗费较少劳动的商品相比，具有更多的价值，因此，等量劳动要交换等量劳动。

在这里，李嘉图通过把真实价值的意义由对劳动的支配
变化为生产的劳动成本
，驳斥了重农主义和亚当·斯密的谬误，也驳斥了存留至今的“自然
在农业中是生产性的”谬误。他还揭露了“在制造和运输中自然是生产性的”谬误。实际上，所有使用价值是劳动的产物这一假定，与“自然帮助人类生产财富因此自然也是生产性的”这一通常的假定是相悖的。我们随处可见自然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蒸汽机、瀑布、土壤的肥力、随着年代增加价值不断增加的酒的改良，凡此种种，都是自然在发挥作用。说自然和人是生产性的，这似乎只是常识，在驳倒这个观念上，李嘉图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一点甚至没有被人理解。

他不过是把对投入与产出比的解释颠倒了过来，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学派的经济学家。他坚持认为产出是靠自然的帮助而增加的。而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效率派的经济学家——以李嘉图为首——则坚持认为产出率增加是因为在人类发明的帮助下自然的阻力被克服了。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旧的观点可以追溯到约翰·洛克、魁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的神学假设，他们的观点是与李嘉图的唯物主义假设相对立的。到底自然是有益于人类的，因而会帮助人们生产财富，还是自然是对人类不利的，因而会阻碍人们生产财富？无论哪种情况，自然的益处或阻碍都是与可比事物间的差别。在某些方面，自然对人类的益处或阻碍会比它在其他方面多一些或者少一些。用同样的劳动，如果一英亩肥沃的土地产出了二十蒲式耳的谷物，而一英亩边际土地只产出了十蒲式耳，则神学派的经济学家会说，在前一英亩土地上，自然的产出是最贫瘠的土地上的两倍；但以李嘉图为首的效率派经济学家则会说，在前一英亩土地上，自然的阻力是边际土地的一半。当电流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把一条讯息传送了三千英里而蒸汽机要用四天的时候，神学派的经济学家会符合逻辑地被引导着说，自然用电力对人的帮助比它用蒸汽膨胀对人的帮助更多。但效率派的经济学家则会说，当人类发明和使用电力的时候，人力胜过自然的程度要比人类发明蒸汽机的时候更大。这是产出对投入的两种数学比率的同样比较，但在前一种情况下它被解释为自然对人的不同的益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则被解释为人力胜过自然对人的不同阻力的程度。

李嘉图清楚地进行了区分，他没有把机器和土地肥力作为资本和土地来分类，而是作为人的劳动所增加的生产力来分类。[16]
当我们说一片沙地不生产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指人耕种了沙地但却不生产庄稼。这片土地是不生产的，只有人的智力、体力和管理劳动是生产性的。而人寻找的是他们的劳动更具生产性的自然地点和自然物资的所有权。如果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视自然与仁慈的上帝为一体的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神就是把财富无偿地给了某些人，但却强迫其他人为此劳作。如果李嘉图是对的，那么自然就是人类出于自己的目的而去努力占有和控制的物质力量，而差别就不是由于上帝而是由于财产制度造成的，这种财产制度给了某些其所有权是其他人所委托的所有者以保护，不让从他们那里夺取超过边际土地的那部分级差利益。人们寻求占有的不是自然的生产力，而是自然的级差阻力。马克思理解了这一点，他把地租变成了一个私有财产的问题，而不是自然生产力的结果。

但李嘉图的真实价值概念并没有解决所有的细节问题。这是由卡尔·马克思完成的，他用工时代替了李嘉图的工月或工年，这使得从生产力到效率的转变更为清楚。自此以后，我们得以看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别在于对价值
的量度单位的选择。共产主义用工时来量度价值，因此是一种级差效率
理论；[17]
资本主义则是以美元来量度价值的，因此是一种级差稀缺
理论。

在前文已经提到的财富与资产的区别中可以看到这种差别。1921年，一个大制革厂主发现，由于平均价格的下跌，他的皮革的价值突然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为了弥补他在资产上的损失，他不得不借了五百万美元。但悖论在于，他的以机器、建筑、皮革和工厂的效率形式体现的财富，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根本没有减少。对于李嘉图和马克思来说，财富的真实价值是生产财富所需的劳动的量，这也没有减少。但这些资产
的价值是一种名义价值，它只是按照他所能卖出的皮革来估价的财产制度。

当然，名义价值和真实价值的区别在这里被打破了。资产在一种意义上跟财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都一样真实。为了符合事实，除了现代统计经济学家的用法之外，我们放弃名义和真实这两个词，代之以制度术语——稀缺价值和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体力的、脑力的、管理的）劳动所生产的财富，同样，它不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减少
，也不会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它的可变性在于它的磨损、损耗、折旧、废弃和发明。但稀缺价值是对以货币衡量的合法控制所支付的价格。价值本身是资产，或者说是所有权的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的数量乘以美元价格的美元倍数。[18]

价值
的这种复合意义既不是名义的也不是真实的，它是统计与会计。它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按照我们根本的真实观念，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它只是一种习惯公式，把使用价值和稀缺价值这两种高度变化的量，结合成另外一种高度变化的量：价值
。因此，这种价值的意义只在于计量的方式，而且计量不是根本的——它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真实的——它只是一种按照人为单位表示的数字语言，这种单位在自然界中是找不到的，它是为了方便交易由集体行动规定的。

这样，我们就把计量理论与真实性的理论区分开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伦理假设来理解我们认为重要的任何计量结论，无论这种结论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纳粹主义的、工会主义的，还是其他什么东西的。李嘉图和马克思构建了他们认为是真实价值的内容，但那不过是工时的单位，在通过自然资源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中，这个单位可以用来计量人类能力的效率变化。

李嘉图对他的劳动的意义没有进行仔细分析。劳动似乎是一种商品，像机器和马一样，可以由资本家买卖并加燃料或饲养。但马克思对他进行了纠正，马克思不但把劳动定义为一种社会的劳动力，而且把它定义为脑力、管理和体力的劳动。但马克思和他的信徒跟李嘉图一样，继续强调了体力劳动的重要性。直到十九和二十世纪革命性的发明以及科学管理在最近的兴起，才使得脑力劳动和管理劳动在生产理论中得到了一个比体力劳动更为重要的位置。因为，在现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看来，自动机器、像面粉厂这样的自动工厂、现代的农业机械，甚至是土地所保持的肥力等，除了是过去几代人脑力劳动的自我重复外，还能是什么呢？它们是几个世纪脑力劳动的结果。据说，存在二十万种自然所不知的化学合成品。这些都是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在克服自然阻力之后所生产的，而且体力劳动者本身必须是脑力劳动者，否则猴子也能做他们的工作。管理劳动也是一种与制度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而制度则决定着命令与服从的范围。

这种体力、脑力、管理劳动在发展中的重复与调和，可以称之为社会人力
，或者是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劳动力
。这个词是为了与体力劳动一起给脑力和管理的能力赋予一个合理的权重，它的目的是为了把工程经济与所有权经济区分开来。马克思第一个清楚地进行了这种区分，不过，它并不像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可以决定产品的交换价值。因为这些都是由稀缺性和买卖的能力决定的。不过这个词表明，采取集体行动的人类能力通过创造社会使用价值而在克服自然阻力方面发挥着作用。

因此，对于人类能力
，我们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生产的能力；一种是买卖的能力。生产的能力是脑力的、管理的、体力的能力，它是一种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买卖的能力则是所有权的能力，用来保留产品或生产，以便让财富所有权的转移达成协议。尽管在全社会中这两者是分不开的，但它们都是人类在行动中的能力，可以靠分析或劳动分工来区分它们，而且可以对它们进行分开计量。

三、平均数

首先，我们如何创立一种单位才能计量所有使用价值的总量？这样的单位有数百种，例如计量小麦的蒲式耳、计量建筑的尺寸、计量服装的套数、计量钢铁的吨、计量土地的英亩以及计量电力的千瓦时，各种单位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有一种单位对于它们来说是共同的，就如同货币是它们共同的单位一样，而这种单位，按照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主张，就是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单位。

这种单位是时间单位也是数量单位。它计量的是过程，它把经济学从“静力学”变成了“动力学”。李嘉图并没有固定的特定的时间单位，他使用了工时、工月和工年。马克思把它定为工时，从而首次对它进行了明确表达，现在它已经变成了计量个别劳动者、一家工厂或一个国家中所有组织的一切劳动效率的科学管理单位。

但马克思的工时是一种平均的工时。关于平均数的使用，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谬论，可以称之为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谬论。对这两种谬论应该加以检验，因为在经济学中我们要用很多的平均数。美元的价值是其平均议价能力的倒数。劳动的效率是其平均的议价能力。经济学中需要平均数，因为我们要处理大量的活动，而平均数是日常一般的说法。但平均数只是一种心理的公式，并不存在像平均的人或平均议价能力这样的东西，存在的只是个别的生产者和个别的价格。因此，个人主义的谬论完全否定了平均数的使用，因为只有个别的人或个别的价格才有真实的存在，而科学不能研究虚构的东西，它必须研究具体的真实。

但在使用平均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坚称它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只是为了研究和行动的方便才把它作为一种心理公式在使用。它作为公式的有效性，取决于它对特定问题的适用程度。牛的平均和人的平均对于某些目的而言也许不是一种有用的平均数，但人的平均寿命则是人寿保险的基础。

共产主义关于平均数的谬论正好相反，它完全抹杀了个人，把个人简化为了整体中许多相等的部分。在这一谬误的基础上，卡尔·马克思构建了他的社会劳动力
的概念。个人就这样消失了，而重新出现时，是作为整个社会劳动力等分部分的倍数或分数出现的。一般的劳动者工作一小时是他的总劳动时间的等分部分。熟练工人是两到三个等分部分，童工是半个等分部分，妇女是男人的三分之二，如此等等。个人主义的谬误否定了平均数，因为只有个人真实存在；共产主义的谬误否定了个人，因为只有社会劳动力是真实的存在。

但个人的确存在，而且他们是作为社会的劳动力存在的。这就是我们所指的运行中的机构的意思。他们作为交易的参与者存在。他们在管理交易中的参与是“营运中的工厂”，靠他们的社会劳动力生产使用价值。他们在买卖交易中的参与是他们“营运中的生意”，各人在世界的社会劳动力所生产的使用价值中取得各自的一份。他们参与管理交易的结果是他们共同的效率。他们用买卖交易实现对其产品的分配是通过相对稀缺的控制来决定的。

那么，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工厂的效率与另外一个工厂的效率进行比较，或者是在不同的时间改变同一家工厂的效率，或者是把一个国家的效率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效率进行比较，那我们就必须创造一个心理单位：平均工时。如果我们要比较参与者得到的份额，那我们就必须创造另外一个心理单位：货币的平均议价能力。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谬误造成了个人的消失，认为只有社会劳动力是真实的存在，对这个谬误进行检验，我们发现，他正在不知不觉地构建一种加权的平均数。熟练的技工算作三，普通工人算作一，妇女算作零点六六，童工算作零点五。个人并没有真正消失，但在加权平均数中却赋予了他们不同的用数字表示的价值。共产主义的谬误给真实的存在赋予了一种加权平均数。对于这种谬误，有时候称之为形而上学
，或者是称之为心理公式的“具体化”。它是轻信者和毕达哥拉斯信徒的共同错误，他们认为那些数字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可以解决争议。

但在加权平均数的创造中也许存在一种更为重要的谬误，那就是混淆了效率与稀缺。给予年薪两万美元的总经理的权重是不是就该是他的年薪为一千美元的速记员的二十倍？假如我们构建的是平均收入的公式，这就是正确的加权。但如果是在构建平均效率的公式，那我们就不能说是不是这个经理的效率就比那个速记员高，他们从事的是不可比较的不同类型的工作，然而每个人都是整体的一个基本部分。我们知道经理得到的工资比较高，但也许那只是因为经理人才是稀缺的。如果经理跟速记员的人才供给一样充足，那他们的工资可能就不会更高了。对于“白领”工人来说，让人烦恼的是，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明显了。科学家和发明家的脑力劳动设计了机器或进行了规划，这项工作对工厂效率的提高也许比其他所有人的工作合起来还要高，而可能他们得到的工资要比经理少，原因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比经理多，或者是他们所具有的议价能力比不上经理的议价能力。我们所知道的是，对于这个特定的机构或者是作为整体的这个国家的社会人力资源的有效率的运行而言，他们的比较效率每一项都是必需的。所以，当我们构建一个简单的平均数、把每个个人都算作“一”的时候，没有犯任何错误，这是值得花点时间纠正的。实际上，在当做同种类型的工作的时候，个人是可以跟其他人进行比较的。但当做不同类型的工作的时候，唯一可以量度的差别就是他们的工资，而工资量度的是相对的稀缺，而不是相对的效率。因此，平均工时是一个简单的平均数，在这里每个个体都算作“一”。

对于生产不同种类或不同数量使用价值的不同企业来说，我们也不能比较它们的效率。我们无法把一家汽车厂的效率与一家服装厂的效率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用“美元”来比较，但这样就变成了赢利能力或议价能力的比较，偏离了效率。我们只能对生产同种类型和数量产品的不同公司的效率进行比较，我们也可以把同一家公司1920年的效率与它在1929年的效率进行比较。

这种用平均数来比较的方法是否有用，最终取决于我们的政治经济学
概念本身。经济学是一个过程，还是各种力量寻求其标准的一种均衡？如果它是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所量度的东西就是变化
。这就是平均数和离差的指数问题。在量度效率变化的时候，工时就是恰当的单位。在量度相对稀缺性变化的时候，美元就是一个恰当的单位。一个引起的是脑力的、管理的、体力的劳动在平均生产能力上的变化；另外一个引起的是在货币平均议价能力方面的变化。

创立了平均工时作为量度单位以后，这个公式如何用于生产过程呢？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个分析这种技术的社会过程的人，这个过程我们现在称为效率，但他称之为“剩余价值
的创造”[19]
。为了提出他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创造了两个概念，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但这两者合在一起形成的只是效率的概念。他说：

“……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这只不过是原始资本的价值在放弃货币形式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各种因素时所呈现的不同的存在形态。由生产资料（原材料、辅助材料和劳动手段）表示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的过程中不会发生价值量的变化。因此，我称之为资本的不变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

“另一方面，由劳动力表示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的过程中则会发生价值的改变。它不但产生自己价值的等价物，而且还产生一个超额，也就是一个剩余价值，这个价值自身是可以变动的，根据情况可以更多，也可以更少。这部分资本不断地由不变量变为可变量。因此，我称之为资本的可变部分，或者简称为可变资本。资本的同样因素，从劳动过程的观点看，各自把自己表现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创造剩余价值过程的观点看，把自己表现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20]

不应该按照马克思所用的“不变”和“可变”两个词就推论出，马克思意指的是像古典经济学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东西。他所说的“不变”资本，是指固定资本折旧、废弃加上“流动”资本向工厂或农场的产品中的转移。因此，用他的解释来说，一套机器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总价值也许是一千零五十四美元，但在生产一定量的产品时，机器的磨损只有五十四美元。这磨损的价值就是他所谓的“不变”资本，这是资本家在生产那种产品中的预付。按照这样的方法，比方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预付了五百美元，这时，这个预付就可以按如下情况进行“划分”：“不变”资本四百一十美元，“可变”资本九十美元，生产过程完成的时候，原始资本已经从五百美元（C）增加到五百九十美元（C）了，这增加的九十美元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

可是，不变资本（四百一十美元）本身包含了三个组成部分：三百一十二美元是原材料的价值；四十四美元是辅助材料的价值；如上所述，五十四美元是机器磨损的价值。我们把这些称之为原料和折旧。总价值（四百一十美元）是“为价值生产而预付的不变资本”。

由于所使用的机器的价值被假定为一千零五十四美元，而在这个过程中只用了五十四美元，所以，剩下的一千美元价值“仍然保留在机器中”。磨损的价值是“不变的”，就因为它不是“固定的”。它“流动”，就如同原料价值的流动。他所谓的“流动”跟魁奈一样，是“价值”不增不减的转移。出于同样的原因，原料的价值（包括原材料和辅助材料）也成了“不变”资本。经过工厂的生产过程，这些价值的总和（四百一十美元）毫无变化地“被转移”到了产品的价值中。

可是，购买劳动力付出的那九十美元是“可变”资本。它的可变在于它是一个活动的力量，正在不停地把不变资本转入一个“可变的量”。他把这个活动的过程称为“主观因素”，而“生产手段（原料和折旧）”在这个过程中则是“客观的”因素。从资本家所购买的“资本要素”的“观点”来看，它们是生产手段和劳动力；从“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的观点来看，同样的“要素”则成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扩展到一个时期的整个社会过程后，马克思认为与原料和折旧同一的“不变”资本的部分，耗尽了全部的“残余机器”（在他的例子中是一千美元），把自己的价值都转移到了整个社会产品中。因此，通过“磨损”或折旧的概念，所谓的“固定”资本被马克思简化为了跟“原料”一样的“不变”资本的概念。按照这样的方式，两种价值在没有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下被转移到了社会产品中。

我们效仿近来的经济学家的说法，把这个社会过程称为社会的技术周转
。马克思的理论显然是以回归到魁奈的“流通”概念为基础的；当斯密代之以劳动分工的时候，这个概念已经被斯密悄悄地放弃了[21]
。跟李嘉图一样，他的“价值”一词被他看成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力的量，贯穿于把原料和折旧的“不变价值”“转移”进产品“价值”的整个社会过程中，我们把这种价值转换成了他的社会使用价值的产出，而他的社会使用价值是与他的社会劳动力的工时投入相对的。这又是效率的现代意义。

显然，这里的效率概念是他的“剩余价值”概念的起源。如果使用价值的“产出”被称为“价值”的原因是因为使用价值是由按工时衡量的劳动所创造的，而“投入”被称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生产过程中供给劳动者生活的工时成本，那么产出与投入的差额就可以被称为“剩余价值”。因为它属于雇主，而不属于劳动者。

马克思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工厂外面
发生的变化。他的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只发生在生产所进行的工厂或农场的内部。他靠两个理由来处理这些外部的力量：一个是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一个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不变比例
。

他给了“必要劳动时间”一种双重意义，并且清楚地为之作了辩解。[22]
一种是生产全部社会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包括“剩余价值”。这会包括由于折旧而耗尽“固定”资本所必要的时间，[23]
其余的是仅仅生产“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他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必要的时间。无论哪种情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

单个的工厂之外的这些社会条件，我们可以依照他的说法区分为三重情况：自然条件的变化；发明与废弃的变化；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

他以农业生产中的变化情况作为自然条件变化的代表。

“假如生产一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变动了——比如要生产一定量的棉花，在歉收以后就要比丰收以后需要更多的劳动——先前存在的所有同类商品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它们跟这种商品一样，只是这个种类商品中的个别商品，其价值在任何特定的时点都是按照社会所必要的劳动量来衡量的，也就是按照当时存在的社会条件下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劳动量来衡量的。”[24]

这意味着他的不变资本在价值上的一种变化。它是“不变的”，不是说它在价值上不变，而是说它不会把多于或少于自己当时价值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25]

他说：“假如一磅棉花的价格今天是六便士，明天由于棉花歉收的原因涨到了一先令。在价值上涨后，先前按六便士购买的一磅棉花，加工以后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是一先令的价值；在涨价前已经加工并且也许正在市场上作为棉纱流通的棉花，同样会把两倍于它原来价值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

如果棉花的价值不用货币而是用工时来衡量，那么同样也是正确的。不变资本的作用就是通过原材料和折旧中损耗的价值，把生产产品所需要的若干工时的价值，在多变的自然物质条件下，转移到产品中去。而“社会必要”劳动，不过是按照耕作边际生产产品中最贵的部分时所必需的李嘉图的最高劳动成本（工时）。这一最高劳动成本，由于自由竞争的过程，在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市场上，赋予所有竞争的单位以相似的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值与每个单位的工时成本无关。因此，当注意力放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和对社会效率变化的衡量上的时候，个别企业的级差效率或级差效率利润是没有被考虑的。这就是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地租
理论不予考虑的原因。他的“社会必要”劳动就是李嘉图的边际劳动者，而边际劳动者的劳动成本决定着一切超边际产品的交换价值。[26]

机器的发明和废弃是个别工厂之外发生的另外一个“社会条件”。

“如果因为一项新的发明，特定种类的机器可以用减少了的劳动耗费生产出来，旧机器就变得多少有些贬值了（变得过时了），因此，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也同样较少了。但在这里，价值的变化又是在机器作为生产手段发挥作用的这个过程之外发生的，一旦参加这个过程，那么机器能够转移的自己所占有的价值，并不比它远离这个过程所能转移的价值更多。”[27]

这里说的“过程之外”的这个词，指的是科学家和发明家的“脑力劳动”，这是包括在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力的意义之内的。对于他来说，它不是工厂过程的一个部分，而是发明与废弃的整个社会过程的一个部分，这种作用通过自由竞争的中介作用于单个的工厂。

最后，在工厂的生产“过程之外”是价格的一般涨落。这是或多或少同样影响原料、资本设备和劳动力生活资料的一种“社会条件”。在这里，它变得很清晰了，如同马克思有关其他“社会条件”所主张的那样，他所构建的体系的基础并不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绝对差异，而是两者之间的一种“比例”或相对差异。如果所有的货币和工资都同等地涨落，那么，很显然，生产全部产品所必要的社会劳动力的量和生产劳动者生活资料所需要的量的之间的比例是不会变的。

因此，如果想确定社会效率的变化（也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的变化）究竟是多少，就必须排除特定价格或全部一般物价方面任何的变化，这肯定是正确的。那他所谓的来自于发明和废弃的技术条件的外部变化，对于所有的价格变化也是对的，这中间包括在农业条件上丰收和歉收的变化。不过比例不会变。

他说：“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可以彻底改变，过去十个人用价值较小的工具加工的相对少量的原料，现在也许一个人在一件价值昂贵的机器的辅助下，就可以加工百倍于过去的原料量。在后一种情况下，由所使用的全部生产方式代表的不变资本（折旧和原料）大大增加了，而与此同时，投资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生活资料）则大大减少了。然而，这样大的变化改变的只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量的关系，或者是总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它丝毫也没有影响两者之间的基本差别。”[28]

因此，马克思是第一位阐明了所有必要因素并排除了不必要的因素因而达到现代效率概念的经济学家。他的推理遭到否定，并不是因为其不准确，而是因为他的社会哲学，以及他提出来支持这一哲学的用词的古怪意义。难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徒在俄国会把他们的全部命运都寄托在一种技术革命上，全然不顾马克思已经正确省略的许多“社会条件”。我们真希望当时要说明的只是一种效率理论，而不是一种包含诸如人们的习惯与习俗、国际复杂性、货币与信用、价格涨落等“外部因素”的多方面的学说。受限于效率作为社会过程因素之一的一种纯粹表述的这一更为适度的范围，他阐明的只是开始从“外在的”工程专业进入经济学的一种原则。但当这些工程师进一步把一种社会哲学附加到其效率概念上的时候，如同我们所见到的，他们实际上也得出了与马克思同样的结论，即共产主义，或者是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倒置的共产主义。

当我们可以看到它作为全部政治经济学说的一个部分在流行的时候，我们开始把马克思的学说改造为一种纯粹的效率学说。

四、投入—产出，支出—收入

某服装厂1920年生产一套标准服装要十个工时的操作时间，但在1929年每套标准服装只要五个工时，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一百。同一时期，平均工资从每小时八十美分增加到了每小时九十美分，批发价格则从每套三十三美元降低到了每套二十四美元。可以看出，效率是用工时来衡量的，而劳动的稀缺性或者服装的稀缺性则是用美元来衡量的。

假如我们用投入和产出两个词的时候，投入的意思是指美元，而产出的意思是指产品的美元的价值，那么显然就会产生效率与稀缺的混淆。投入会是每工时八十美分或九十美分，而产出则会是每套衣服三十三美元或二十四美元。因此，我们用支出和收入两个词来代替，以表明以美元来衡量的稀缺的比率，而用投入和产出来表示以工时衡量的效率的比率。每单位投入的产出从十个工时下降到五个工时，表明效率增加了百分之百。雇主的资产中劳动的支出从每小时八十美分增加到了每小时九十美分，表明劳动的稀缺性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又二分之一；销售服装的收入从三十三美元下降到了二十四美元，则表明服装的稀缺性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

然而，在常识上用美元而不是用工时衡量效率的地方，就产生了效率与稀缺的混淆，在这些地方，经济学家不加区别地用货币的“投入”代替了货币的“产出”。最近，布莱克（J.D.Black）在其《生产经济学导论》[29]
中对经济学家们使用“货币投入”来衡量效率的理由作了说明，它可以追溯到李嘉图用英镑衡量工时的类似用法。为了在计算中消除货币，他们没有使用真实的货币投入，而只是用了一种象征性的稳定的货币议价能力。对于分析和分离各种因素的目的，这样的做法是足够正确的，但却导致了社会的各种谬见。

布莱克将“物质的”投入与“价格”的投入进行了区分，而且认为“当物质投入都转化为一种价格的基础时，它们可以合并为一个投入的数字”。他举例说：

“如果使用三十二分钟机器的价格是六十四美分，使用三十二分钟劳动的价格是五十六美分，使用六百四十马力的一台机器的一分钟的价格是一美元二十美分，而一百一十五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是一百四十美元，产出的是二十五桶面粉，那么，每桶面粉的投入就是一百四十二美元四十美分除以二十五，或者是五美元六十五美分。像这样，把投入的数据转化为一种价格基础，就克服了物质投入数据的两种缺陷。”[30]

根据布莱克的说法，这些缺陷如下所言：

第一，“把生产二十五桶面粉所使用的三十二分钟的机器、三十二分钟的人工以及所使用的一分钟的六百四十马力机器和一百一十五蒲式耳的小麦加起来”是不可能的；第二，“……物质投入数据的缺点是它们本身不包括价格波动的任何影响……在工资高、机器便宜的时期，工厂主往往会尽可能地少用劳动力而代之以机器；但反之亦然，在许多工作中劳动都会趋向于取代机器”。[31]

在这些价格计量的基础上，布莱克构建了一个“单位产出的最低成本组合”公式，这就是最大效率点。这些最低成本是由所有固定的或不定的“每单位投入按货币计算的单位产出”的总和的最低点来决定的。因此，在上述的面粉厂中，生产面粉的“机器投入的最低成本组合”按每蒲式耳的不变价格计算，是小麦投入为六千七百五十蒲式耳的那个点。按照支付给各个生产要素的不变价格计算，这个点是每蒲式耳货币投入总和的最低点，这些投入包括利息、折旧、税收、修理和保养的货币投入。如果把投入的其他因素也按照假定的不变价格考虑在内，例如建筑、劳动力、监管、固定机器、变动机器，那么，每蒲式耳小麦的最低成本组合会在投入稍低于九千蒲式耳的货币成本中出现。[32]

布莱克所作的这些计算对于农业企业的私营管理是非常重要和有用的，实际上，对于任何企业也都是这样。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揭示所采取的改变，目的是为了从私人的视点转移到集体或社会的视点。

首先是物资和所有权之间的区别。这是先前考虑过的。但“物资”这个词不够恰当，我们代之以“使用价值”这个词，为的是在一个名义下把某个科学技术种类所能提供的一切有用的服务都包含在内，而不管对象是谁。按照这样的方式，劳动所提供的“个人服务”跟商品所提供的“物质服务”一样，都是使用价值。两者都是由劳动提供的，一个是直接的干预，另外一个是通过物资的干预。

在集体行动中，“所有权”这个词也包括了所有权的一切转移在内。这里所说的所有权转移不是物资所有权的转移，而是由劳动所增加的使用价值所有权的直接或间接转移。

这些意义与任何主观或心理的评价是完全分离的。主观价值是个人主义的，客观“价值”只能由类比来评价。它们只是关系或者过程，服从于任何原因所引起的变化。“客观性”的意思是指与个人意愿无关的事物。因此，存在两种客观价值，即物质的使用价值和所有权的稀缺价值，一个来源于集体的劳动力，另外一个来源于个人之上的集体权力，这种权力我们称之为制度。其中一种制度是货币，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是个人用于债务形成、流通、免除的一种集体手段。

因此，财产或所有权跟物资、劳动、使用价值一样客观。换句话说，所有的情绪、感情、意志我们都不予考虑，我们暂时采取了纯粹科学应该采取的立场，用一种纯粹理智的态度不带情绪或目的地去分析劳动力在控制自然活动时的集体行动，以及分析制度在控制个人活动时的集体行动。

所以，劳动成本与所有权成本存在区别。后者可以称之为制度成本。这二者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生产成本”的双重意义。为了把它转化成活动术语，让区别更清楚一些，我们用“投入”代替了劳动成本，用“支出”代替了所有权成本。劳动成本有三种，即体力、脑力和管理的投入。所有权成本有两种，即使用价值所有权的转让和流通工具（货币）所有权的转让。[33]

这一分析的结果就是使用价值的三重关系。它可能是指产出，也可能是指支出或收入。作为产出，它是与劳动投入相关的效用的技术特性。在这里，它意味着为“社会”创造财富。作为支出，它是合法控制权的转让，这种转让是由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者或者是由已经从劳动者那里获得使用价值所有权的人来进行的。在这里，它意味着个人的资产因为转让而减少。作为收入，它是所有权的取得——要么是从劳动者那里取得，要么是转让它的前一个所有者那里取得；还有就是劳动者从雇主或商人那里取得。在这里，它意味着个人资产因为取得而增加。

既然货币
作为一种制度在技术的意义上是非生产性的，那么它在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只有两重：一重是支出或转让；另一重是收入或取得。而且，由于现代社会主要是一种“货币—信用”经济，所以我们习惯于认为所有权成本与货币成本是一回事，只要我们牢记货币成本始终是一种转让成本，与任何使用价值所有权转让的类型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省略就是可以的。

用我们前面所举的服装厂的那个例子可以进行这种区分。制作一套服装的劳动成本
从十个工时降低到了五个工时，减少了百分之五十。我们称之为劳动产出（使用价值）的单位劳动投入量的减少。但对于雇主支付劳动的平均工时来说，货币成本从八十美分增加到了九十美分，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又二分之一。我们把这称之为劳动产品所有权交换中的货币支出。它是生产力与议价能力之间的差异。增加的生产力让每工时财富的产出
（使用价值）翻了一番，而劳动者增加的议价能力让每小时的劳动收入
增加了十美分，但让雇主的资产
同样每小时减少了十美分。如果效率是用“美元”来计量的，那么压低工资的雇主就要比提高工资的雇主更有效率，这跟他引入机器和更好的组织形式更有效率的情况是一样的，后者能够减少产品的单位劳动投入量。

因此，当用美元来计量时，效率就有了减少工资和减少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的双重意义。前者是议价能力，利用的是相对稀缺性；后者则是生产力，利用的是相对效率。两者都是生产的“成本”，但却是不同类型的成本。我们把一种区分为所有权成本，或者叫支出，决定于买卖的交易，以货币来计量；另外一种不是作为成本，而是作为一种投入，决定于管理交易，以工时来计量。

同样的矛盾也存在于他的商业销售一端。如果效率以美元来计量，那么能够高价卖出的雇主就比以低价卖出的雇主更有效率，就如同他增加了单位劳动的产出时更有效率一样。提价也许是垄断的或者是人为稀缺的，李嘉图称之为“名义”价值；但增加单位劳动的产出则是减少李嘉图的“真实”价值。现在我们应该说，提高企业家的售价就增加了他的资产，但增加他工厂的产出则增加了财富的生产率。现在就可以进行区别了，这种区别是福尔曼（Foreman）在他著名的关于对法庭判决在效率利润和稀缺性利润混淆的分析中完成的。[34]
效率利润是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产出得到的，这跟减少单位产品的劳动投入是一样的。[35]
但稀缺性利润的形成，则是通过提高收入的价格或减少所支付的价格和工资取得的。

因此，在生产力、议价能力或购买力之间不存在相似性，当两者都用同样的单位“美元”来衡量时，暗含着一种相似性。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如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要靠计量单位来检验。如果这个量是用工时来计量的，那它就是控制自然的能力；如果用美元来计量，就是人控制人的能力。必须创造术语来配合这种区别。投入—产出表示的是人控制自然的能力，而支出—收入则是人控制人的能力。正是这一点形成了工程经济与所有权经济的区别。投入—产出是从物理学和工程学中得出的术语，支出—收入则是适合作为资产的所有权减少或扩大的术语。所有这些术语都混淆在成本与价值这两个通常的术语中了。

投入和产出这两个相对的术语在它们所得自的物理学和工程学中是适当的。它们表明，作为投入的一种“能”的量，转化为了作为产出的另外一种能的量，但是对于科学家、工程师和政治经济学家各自使用的投入和产出这两个词的三重意义而言，在这里还必须加以区分。

科学家感兴趣的是能量在宇宙中的守恒。一种形式的能量可以转化为等量的其他形式的能量。如今它可以作为电力、引力、化学作用、食物或衣着、活着的人体等转化为其他形式的死了的人体出现，什么都没有损失，什么都没有浪费。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家都能实实在在地说明等量而形式不同的能量，这些都是反复的能量投入与产出。因此，一马力气压每秒的输入与每秒把五百五十磅重量举高一英尺的输出是相等的；它作为输入，等于七百四十六瓦特电力每秒的输出；而将它作为输入，又等于一百七十八卡路里每秒的输出，依此类推，它甚至等于人体的化学输入与输出。这些等量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理想效率。因为如果能量守恒学说是正确的话，那么所有的能量都在它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时候解决了，丝毫也没有损失。

但是，区别于科学家，对于工程师而言，大多数能量都损失和浪费了。他感兴趣的是有用的能量（使用价值），而不是没用的能量。他满足于实际的效率，因为他把人类的控制引入了宇宙的运作。据说，蒸汽机的最大效率大约是煤所含潜在热量的百分之十；混合压缩蒸汽机大约是百分之二十五；汽油或煤油发动机差不多是气缸所释放热能的百分之四十；而发电机则可以把机械能百分之九十的输入作为电能输出。据说，在一季庄稼期内，太阳输送到一英亩土地上的能量差不多相当于把一万五千吨的重量举高一英尺，但人力只能从这一英亩土地上生产的五十蒲式耳小麦中得到它所储存的能量的十分之一，相当于把一吨的重量举高一英尺。人力的效率仅仅是七万五千分之一。科学家试图在热力、电力、振动、杂草、麦秆、小麦等中说明一万五千吨的重量举高一英尺的能量，而农业工程师则满足于把每英亩的庄稼产量从三十蒲式耳增加到四十蒲式耳。他感兴趣的是有用的工作，而不是无用的工作。

这取决于工程师想要的东西。如果他想要噪声，那么在对发动机配置装置的时候就会尽可能地制造噪声，而其他的各种产出都是浪费。如果他想驱动一台缝纫机，那么在噪声和摩擦中消失的能量就浪费掉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工程经济和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不是什么被动的东西，它是人类智力指导下的自然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而且要尽可能地减少浪费。

但政治经济学家更进一步地限制了投入和产出的意义，因为引起他兴趣的是人类能力。工程师的自然投入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变成了人类能力的产出。它们是被人类能力转化到建筑物、土壤肥力、化学合成品中去的自然力量。工程师不在乎哪种人类能力可以让他作为投入来使用。无论哪种能力，只要是在创造使用价值时与其他的能力相比更有效率，那他就会采用。诸如付给劳动力、原材料或能量价格这样的事情，他也不感兴趣，那是企业家要面对的难题。如果在现有的技术状态下蒸汽机比劳动力更有效率，那他就会使用蒸汽机。每个人都是一部机器，因此我们就有了可以称之为工程师的“劳动机器论”的内容，以区别于商人的商品论。劳动商品论的关键在于由于劳动的稀缺或丰裕而必须付出的价格。这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而劳动机器论的关键则在于劳动与其他机器相比的效率的大小。这是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理论。但是，个人作为公民对于发生在一个运行中的机构里的管理、买卖和限额交易的参与，这才是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论的关键所在。人类劳动是作为一个人出现的，也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公民而不是商品或机器出现的，公民自身就有权利、义务、自由和风险承受。[36]

因此，经济学家与工程师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只挑选了一种能力，也就是以工时投入来衡量人类的能力，然后再把所有其他类型能力的投入都转化为了人类能力的产出。自然经济学家把生产资料、
土地
和人力
的货币价格都合并成了一种单一的投入，从而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这一区别，尽管他有可能发现这种区别对他自己的目的是有用的。[37]
因此，生产资料的投入就是为使用工具、机器、建筑物、公路、制造过程的原料、燃料、马、牛、农作物、组织和货币而支付的价格。土地的投入就是为使用人工和自然的作物、森林、牧场、建筑地基、铁路通行权、矿山、采石场、水、石油、天然气而支付的地租。人力的投入则是为体力、脑力、管理方面的努力所支付的工资和薪水。实际上，当有可能把一切都归结为生产的货币成本（或者归结为所谓的货币“投入”）的时候，这些就是历史上的区别和分类，与工程师的方法相反，他是按照货币之外的标准进行分类的。工程师和企业家都对人力和机械力未作任何区别。两者的产出都是机器的产出。

李嘉图和马克思最先进行这种区别，不过并不是因为他们将劳动者视为具有财产权利的公民，而是因为他们试图把真实价值和名义价值区分开来。因此，目前除了共产主义者之外，还没有其他什么人追随他们。但是，假如我们仅仅把他们的理论视为是计量学说，而不是关于真实价值的学说，那么他们所阐述的就是效率的计量。经济学家的效率原则——劳动产出与劳动投入的比率——所适用的活动是千百万的管理交易，通过组织和一致的行动，管理交易形成了每个工时的生产率，财富（使用价值）就是按照这个生产率生产的。所有管理交易和所有财富生产之间一切关系的这种总和，马克思称之为社会劳动力
和社会使用价值
。社会使用价值
是总产出，而社会劳动力
或者干脆说社会人力
（包括脑力、管理和体力的劳动）则是总投入，它是国家的效率的尺度。因此，可以举例，我们粗略推测在过去一百二十年间，尽管美国的总人口增加了十七倍，平均劳动时间从十二小时下降到了九小时，使用工时提高了十倍，但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总额却增加了五十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工时作为衡量，国家的效率大约增加了五倍。与1810年的生产率比较，1930年每个工时所生产的使用价值（财富）大约增加了五倍。这一估计是使用价值产出与社会人力的比率。

这肯定是一种稳健的估计，但也只是一种猜测。首先，有自然科学的发明，比如轧花机，它把劳动者的产出提高了一千五百倍。其次，有能量的发明，例如水能、汽能、电力和汽油的使用；再次，有科学管理在人事和心理方面的各种发明。甚至在过去三十年中，由于机械能和人事管理的运用，平均工时的效率肯定已经增加了两倍，说不定还是三倍。

现在我们作进一步的发现——社会观点和个人观点的差别。使用价值是社会的财富概念，稀缺价值则是个人的资产概念。我们的制革公司，在价格下跌百分之五十之后，所拥有的以皮革形式体现的社会使用价值，与价格下跌之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如果按照时价卖出的话，那么它只能给公司带来一半的货币收入。因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使用价值是社会财富，稀缺价值是价格，而经济学家的价值
则是企业家的资产
，是使用价值和稀缺价值的一种倍数。当我们说到“富人”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感到存在这种区别，但我们也本能地混淆了这种区别。他富有是因为他占有大量对社会有用的物质的东西，还是因为他能够从社会中获得大量其他的东西？如果他能够获得其他的东西，那我们说他富有；如果国家财富中他的那一大部分实际上买不到多少东西，那我们就说他贫穷。当我们用生产财富所需的社会人力作为财富的尺度以及用货币作为资产的尺度的时候，财富的这种双重意义是可以加以区分的。资产是稀缺性，财富是丰裕性。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
的意思。这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一方面为他人创造使用价值，另外一方面又限制其供给以创造稀缺价值。因此，资本主义不同于马克思式的共产主义
，[38]
它需要工时和美元两种计量单位，一种用来计量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量，一种用来计量其稀缺价值。一个衡量的是财富，另一个衡量的则是资产。资本主义既是生产的社会，又是贪得无厌的社会。在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时候它似乎是贪得无厌的，但它又不仅仅是贪得无厌的。用工时的时候它是生产的，用美元的时候它是贪得无厌的。

这就要求我们回到生产、生产力和效率的意义区别上。按照古典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的用法，生产与相对于需求所生产的量相关，从他们所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这些词中就可以看到。但生产力和效率与生产的速率相关，与所生产的总量或所需求的量无关。更准确地说，效率是生产的速度，它的计量方法是每个工时的产出率，也就是说，是“工时成本”；而生产力则是这一速率乘以工时数。对于效率相同的两个工厂来说，有一千个雇员的厂的生产力是另外一个有一百个雇员的厂的十倍。[39]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货币计量转变成工时计量。我们又在跟平均数打交道。从事生产、运输、交货的一切体力、脑力和管理的劳动（不是在买卖和融资中耗费的劳动）的平均小时工资，就是当天的工时单位。忽略了平均工资在其他日期的变动之后，平均工时就变成了一种恒定的计量单位。这样的话，如果平均工资是每小时九十美分，而后来又变成了每小时一美元，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在确定工时的时候是忽略工资的变化的。这是一种简单的平均，因为我们无法区分机器操作工和主管的效率。所有的工人都是必需的，大家都是整个机构的一部分。

“生产”的意义过去属于研究供给与需求的所有权经济的范畴，这就是它在早期的经济学家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时候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生产性的劳动是为了销售或交换而进行生产，这是对效率和稀缺的一种混淆。可是，效率与工程经济相关。同样地，工程师对所生产的数量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生产的速率
。但企业家感兴趣的是所生产的数量
。当他的价格预计要下跌时，他会限制生产；价格预计要上涨时，他会增加生产，同时总是努力地让自己的工程师提高生产的速率。实际上，后者是工程师的问题，他并不关心价格，他所关心的是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但企业家感兴趣的是收入与支出的比率——收益的速度。投入与产出的比率是效率或生产率。收入与支出的比率是价格，决定于产品在市场上的供给相对于与市场上收买它的出价的比率。工程师越是能够提高产出相对于人力投入的比率，他就越是能够支配自然。企业家越是能够提高收入相对于产出的比率，那他的生产相对于需求的比率就越小，而他支配他人的能力则越大。人支配自然的能力就是生产力，是以工时来衡量的。他的产出就是财富（使用价值）的增加。人支配他人的能力是以美元（稀缺性价值）来衡量的，它是生产量相对于需求量的比率，而对产出的限制就是价格、价值和资产的增加。

正是生产与生产力的这种混淆，才允许经济学家放弃李嘉图的人力，而代之以美元作为效率的尺度。这就混淆了生产能力和交易能力的概念。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变成了效率的定义，其实它是交易能力的定义。后者存在于对市场上劳动和商品的相对稀缺或相对丰裕的利用，前者则存在于在农场里和工厂中对人支配自然力的相对能力的利用。如果想把“效率”这个词用在两者身上，那就应该问一声，究竟是指哪种效率？是指以工时衡量的人支配自然的能力，还是指以美元来衡量的人的支配他人的能力？是投入与产出的工程经济，还是支出与收入的所有权经济？是生产的效率，还是交易的效率？

古典经济学家把稀缺和财产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人会愚蠢到让生产超出按有利可图的价格售出时所需要的量。因此，“生产”这个词具有生产和限制生产的这种对立意义。这就混淆了获取利润的两种方式：一效率利润，这是通过减少相对于产出的工时投入来获得的；二稀缺利润，这是通过增加相对于支出的收入而获得的。结果引起了商品
或财富的生产与价值
或资产的“生产”的更进一步的混淆。正是因为生产的这种双重意义，我们才要对“工程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进行区分。工程经济增加的是产量，它不考虑产品在市场上的货币价值，企业经济则会为了维持或扩大产品的货币价值而限制和调节所生产的数量。这两者的混淆是从财富作为物质和所有权的双重意义开始的。

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把收入与产出、支出与投入区别开来。这一区别隐藏在成本与价值的双重意义中。当然，他们假定了一个人的产出就是他的收入。或者说，假如他们看到了这之间的不同，那他们就不会用它了。在收入与产出混淆的背后，是个人自由和所有权的伦理假设。布莱克说：“在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讲，人的努力不能被另外一个人占有。”[40]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个假定的确是对的。但问题是，即便是现在，在工资制度下，人类努力的产出也是被别人所占有的。劳动的产出是附加在雇主财产上的使用价值。按照约定原则（这个原则把雇主对劳动产出的获得理解为雇主对雇员的一种负债），它属于雇主。发生的情况是双重的——既是物质的过程，又是所有权的过程。物质的过程是劳动力的投入与产出，与所有权和资产无关；所有权的过程是雇主资产中的货币支出，这对劳动者而言是货币收入，会扩大他的资产。同时，当产出的所有权转移给雇主时，又是劳动者资产中的货币价值的支出，对雇主而言，它变成了一种扩大其资产的收入。

物质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有利用工程经济学与所有权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并且因而想当然地认为投入就是产出，如上所言，原因是建立在他们恰如其分的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即除非预期自己使用价值的产出会变成他使用价值的收入，否则没有人会愿意工作。当他们从一个与世隔绝的鲁滨逊出发的时候，这一点可以不证自明。他的产出当然是他的收入，因为不存在任何居间的交易。但是，当有鲁滨逊和礼拜五两个人在工作或者说是有几百万人在工作的时候，产出就不是收入了。这取决于谁占有产出。奴隶的产出是主人的收入，工人的产出是雇主的收入。工人的投入是劳动力，他的产出是使用价值。雇主的货币支出和工人等量的收入是货币工资。在使用价值和货币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或自然的联系，它们由不同的计量体系计量，这些体系是不能相互变换的。产出与投入成反比例变动，作为产出的使用价值与作为投入的工时的比率是对效率的衡量，但一方的货币收入与另外一方的货币支出是等值的。一个是可以变化的速率，使用价值（财富）就是按照这个速率增大的；另外一个是支付给单位使用价值的可以变化的价格。

“支出”和“收入”这两个词的恰当之处在于，对于稀缺性因支出而增加却又决定于收入的过程，它们是最适合于进行描述的。它涉及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区别。如果一个所有者手里有一批存货，他把一部分存货交付给了顾客，那么所交付的那部分存货的货币价值就是他的商品支出。它减少了手中的商品量——他的存货——因此增加了这种商品对他的稀缺性。但如果他从批发商或制造商那里购进了一批托卖的货物，那么他所接受的就是他的商品收入，这一商品收入扩大了他手里的存货，同时也增加了这种商品对他而言的丰裕性。

货币支出和收入同样如此。他手里有一笔现金或银行存款形式的可支配货币，如果他把这笔货币的一部分支付给了批发商，那它就是货币支出，这会减少他的可支配货币量。但当他从顾客那里收到一笔支付的货币并把它存入银行时，那他就收到了一笔货币收入，这笔收入扩大了他在银行可支配的货币量。

因此，对于个人而言，支出和收入这两个词适合于商品和货币变化的稀缺性。它们的意义是所有权。收入扩大所占有的量，而支出减少所占有的量。因此，对于“成本”这个意义模糊的词，是作为货币支出的所有权还是作为商品支出的所有权，必须按照它们的货币价值进行区分，从而减少所占有的资产价值。而收入获得的恰当的双重意义，是所取得的货币或商品的货币价值，从而增加所占有的资产价值。收入与支出的比率表示的是获得资产的速度。

因此，当经济学家把所有的投入都归结为货币投入的时候，他们得出的是混淆的结论，认为最小成本或最大效率即是利息、劳动、折旧、税金、维修、材料等几个因素的最小货币成本。[41]
这种混淆是以货币来衡量一切的常识性混淆，其情有可原的托词是，经济科学理论还没有吸取马克思和科学管理所用的工时计量法，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领会工程师的投入和产出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对的收入和支出的所有权和商业概念，因此，还没有把财富与资产完全区分开来。李嘉图在一百多年以前曾经明确地指出过这之间的区别，但是当经济学家们在1845年信奉约翰·穆勒之后，他们就悄悄地丢掉了李嘉图的劳动力价值尺度，代之以货币价值尺度，这时候，有别于共产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正统经济学家们已经接受了流行的谬见，把最大效率定义为生产的最小货币成本。其实，最大效率是最小工时成本，最小货币成本是每单位收入的最小支出，而最小工时成本则是每单位产出的最小劳动投入。

这一点可以回到我们服装厂的例子中加以进一步说明。服装厂减少了操作工的平均时数，要求生产标准服装的时间从每套十小时减少到每套五小时。按照工时成本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劳动成本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反过来说，这等于工厂的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一百。

对于同样的内容，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以前一小时的平均劳动生产十分之一套服装，现在则可以生产五分之一套服装，增加了百分之一百。或者说，过去五小时的劳动生产一套服装的百分之五十，现在五小时可以生产一套服装的百分之一百。这就是说，五小时生产一套服装增加了百分之一百，这跟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一百是同样的意思。一种表述方法是另外一种表述方法的反面，之所以有这样的可能，是因为效率是一种比率。如果每套服装的劳动时间减少了百分之五十，那么每套服装的单位劳动时间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这跟说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样，两种表述的是同样的意思。

这里完全没有说到货币、工资、利润、价格、货币成本或货币收入。后面的这些概念都是商品相对稀缺性的商业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考虑的只是工作的不同生产方式和不同的劳动意愿，这是生产者的技术问题。美元是生意人的稀缺性计量单位，工时是生产者的效率计量单位。我们是按照每单位工时投入的产品产出来量度效率的，而用以美元支付的价格或工资来量度稀缺性。我们既不能以价格或工资来量度效率，也不能以工时来量度稀缺性。

这就是生产者与销售者、制造商与商人之间的明显区别。同样地，生产者或者“制造商”是技术专家、工程师、经理、工人。现在他们的问题是如何提高每一工时投入的产出。也就是说，如何提高工业和农业的效率（产出与投入的比率）。但是，当他们变成一个销售者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商人。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了一个生意人。现在他们的问题是价格和工资——如何提高他们销售的东西的价格。或者说，如何减少他们为自己所购买的东西而必须支付的价格和工资。企业可以按照两种方式形成利润，即靠效率和稀缺性。如果完全作为生产者，经理和他的工人们可以提高每小时劳动投入的小时商品产出，于是他们就会成为成功的生产者——效率方面的专家。但是，如果完全作为销售者和购买者，雇主们会通过提高所接受的价格或降低所支付的价格和工资来增加他们的按美元计算的净收入，这样他们就会成为成功的生意人——稀缺性方面的专家。

然而，这两者都是在同一企业的控制之下的。这种企业控制到底将会导致用哪种形式的活动来谋取更大的利润呢？它将会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购买者和销售者呢？

但我们首先要把生产者与效率跟企业与稀缺性进一步区分开来。人们常说，现代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源于机器对劳动的替代，而且机器是排斥劳动的。但除了暂时性情况或者是价格下跌减少了利润的时候，一直以来，机器都没有替代劳动，也没有排斥劳动，所发生的情况不过是直接劳动转化为了间接劳动。一百年前，需要有九个农户去养活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十个家庭，现在，只要三个农户就可以养活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十个家庭。在这一百年中，农业的效率已经提高了大约三倍。实际情况是，农户由农产品的直接生产转向了农产品的间接生产。现在，他们生产煤、铁、木材、肥料、铁路、公路、轮船、农机，把货物运送到仓库，等等。过去九个家庭从事农产品的直接生产，一个家庭从事间接生产，而现在只有三个家庭从事直接生产，七个家庭从事的是农产品的间接生产。农业的效率不是由直接劳动的产出来衡量的，而是由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两者的产出来衡量的。整个国家都对农业效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就如同农业效率的提高解放了劳动，也提高了整个国家的产出。

但是，这只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而不适用于任何特定的农业机构。特定的农业机构从一家设备厂家买来农业机器，后者从其他的所有者那里购买原材料，并且雇用劳动者制造并运输设备。特定的农民购买的是特定量的间接劳动，这些劳动是由前面的产业“储存”提供给他们的。这种储存起来的劳动，被他们作为国家的间接劳动中的自己的一份来使用，连同他们自己的直接劳动，一起生产他们的小麦。[42]

这种间接劳动储存在农具、肥料和其他改良的措施中，因使用或废弃而折旧，必须用新的或更有效率的农具、肥料和改良措施来取代。如果它是在平均五年内用坏或者是过时的，那么他们就必须算出，他们一年中正在使用着的储存的劳动总量的五分之一，或者说是百分之二十，是由他们从其他产业中获得的。于是，要搞清楚他们实际使用的劳动，他们就必须在每年直接劳动的工时数上，再加上储存在他们的农具、肥料和改良措施中的劳动的工时数的五分之一。

适合这一区别的一套术语是“活劳动（operating labor）”和马克思的“物化劳动”。农民所用的物化劳动等于其农具、肥料和改良措施的折旧或废弃。如果这些东西平均每年折旧百分之二十，那么他们就把自己手里的总的物化劳动用了百分之二十。这是间接劳动或物化劳动的数，他们必须把它加到直接劳动或活劳动的时数上去，目的是为了搞清楚在生产小麦的时候他们实际使用了多少劳动量。加在他们自己的直接劳动上面的，正好是国家间接劳动总量中的每年用在他们的小麦庄稼上的他们的份额。

但是，要是我们只以活劳动来衡量它，那么对一家农业机构或是一家服装厂的效率提高的计算显然是被夸大了。我们的除数——劳动对投入——必须增加，不仅要把直接劳动或者活劳动包括进去，而且还要把间接劳动或物化劳动包括进去。

当增加的机器使用被考虑进去之后，这种算法减少了效率表面上的提高。上述某服装厂效率增加百分之百的计算，只是基于直接劳动或活劳动的计算。效率的增加其实要比这要少，因为新增加的物化劳动的折旧和废弃在计算中并没有包括在内，后者是以加总的机器形式出现的。要是包括了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两方面效率的提高，那它就要少于百分之百，因为已经引入了物化于机器中的间接劳动。如果每工时直接活劳动的产出增加了百分之百，那也并不意味着活劳动的效率已经提高了那么多，因为我们还没有计算制造机器所要求的另外的劳动量。在提高农业效率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一些过去用于生产经营的劳动，由于建造用于小麦直接经营生产的轮船和农业设备，因而被转化为了其间接生产。

这种由于物化劳动而形成的间接生产也许可以称之为技术资本
过程。这种资本的量应该按照工时来衡量，然后通过把它增加到作业工时上的办法，作为折旧和废弃来分配一般费用。

我们把这种资本称之为技术资本
，从而按照工时来计算，目的是为了把它跟以美元来衡量的商业资本
区分开来。尽管称为“资本手段（capital instrument）”和“存货”要更恰当一些，但它已经接近于古典经济学家的资本的概念了。

商业资本有时候被考虑为工厂或农场的市场价值和设备，但这是随着价格、利润和工资的变化而变化的。或者有时候把商业资本看成是投资量，但这是随着股票、债券和土地价值的市场价值而变化的，取决于预期的利润和租金。商业资本赚取的是我们将称之为金融边际收益的利息和利润，[43]
而技术资本则不赚取任何东西，它是产出，不是收入。商业资本取决于未来的价格和产出量，这意味着不同产出的预期稀缺性是以美元来衡量的，而技术资本的量则取决于全部劳动——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过去和现在的数量和效率，是以工时来衡量的。

因此，我们有两种不同种类的“一般费用”：一种是商业的利息和税收的一般费用，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固定支出”；一种是技术的物化工时的一般费用，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折旧和废弃。按照国家的劳动力在各个行业由直接劳动转化为间接劳动的比例，也就是说，按照活劳动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比例，每种类型的一般费用就都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了。

这两者又一次处在了同一企业的控制之下。按照利己主义的观点，公共政策应该朝着哪一方向引导商人们指导自己的机构呢？是朝着扩大商业资本的方向，还是朝着扩大技术资本的方向？这就是说，是朝着扩大利息和通常利润的固定费用的方向，还是朝着扩大折旧和废弃的固定费用的方向？

还有另外一种劳动的一般费用的重要性也在增加，它就是“白领”的一般费用。这也许可以称之为活的一般费用
，以代替物化的一般费用
。所有科学家、工程师、经理、职员、会计、设计师、监工、领班，凡是继续和扩大行业效率所需要的，都是人力资源的一部分，合在一起，可以简单地称之为管理
。管理的重要性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从体力劳动向办公室和管理劳动转化的提高。

这些内容无疑都提高了劳动的效率，但如果把它们排除在计算之外，如同通常在提到提高劳动效率时所做的那样，那就会犯两个错误，即它不仅是体力劳动在提高自己的效率，而且它还是脑力、管理和体力劳动在一同提高效率。而实际上，它们必须一起计算，否则在劳动从体力劳动转化为管理和脑力劳动以后，对效率提高的计算就会被夸大。无论这种劳动是活劳动、活的一般费用的劳动，还是物化的一般费用的劳动，衡量效率提高的“平均”工时的都是所有体力、脑力和管理劳动的一种平均。

而且，在计算平均数的时候，每个个体都算作一，无论他是总经理还是役童，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就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事实上，我们无法说出经理是不是比役童更有效率。我们知道他会得到更多的工资，但那是因为经理是稀缺的，而不是因为他更有效率。如果他像役童的供给那么充足，那他的工资可能就不会更高了。这种增加了的供给的充足性，就是今天“知识分子”的状况，也许还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兴起的最大因素。如果知识分子和白领雇员得到的工资要少于体力劳动者的工资，那不是因为他们的效率变得更低了，而是因为他们的供给变得更充足了。关于他们的比较效率，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都是机构作为整体有效运行所必需的。[44]

有了这些解释之后，我们再回到服装厂的例子，这个厂在只计算直接的活体力劳动的情况下，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但在计算了活劳动、管理以及物化劳动的折旧和废弃之后，我估算出这个机构效率的提高是百分之七十五，而不是百分之一百。换句话说，制作一套衣服所需要的工时数在比率上减少为了十比七又二分之一，而不是十比五。因此，所有平均劳动每工时在产出上百分之七十五的提高，是制作每套衣服的工时数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而不是减少了百分之五十。无论按照哪种算法，效率都是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而不是百分之一百。

在这些计算中，产品质量的提高被认为与产品数量的扩大是相等的，因为质量往往也能按照工时数来计算。如果质量的提高没有增加工时，那么效率就有了同样的提高。如果它要求相应增加工时数来提高质量，那么效率就没有提高。“标准”服装是质量没有改变的一套服装，所有其他服装和质量上的改善，都已经被该厂的会计按照与标准服装相同的工时数进行了折合。因此，把质量折合为数量，就可以计算出该厂作为一个整体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五；或者，倒过来说，每单位标准产品的工时数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

当效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的时候，该厂发生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每套衣服的价格被降低了，但不足以使生产者丧失他们在效率上的收益。工人体力上的速度并没有增加，因为计件工作已经让他们加过速了。因此，效率的提高都是来自于更好的机器与更佳的管理。第二种情况是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了，但每小时的工资和薪水却大大增加了，而且该厂的利润也肯定增加了。当效率提高百分之七十五的时候，假定服装的价格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那么服装的购买者就会得到效率提高的全部利益，而生产者从缩短的工时、更高的工资、更高的利润以及增加投资所增加的利息量上就不会有什么收益，而这些都是来自于他们更高的效率。[45]

五、从流通到重复

从魁奈到二十世纪，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他的商品和货币流通比喻的主导。在十九世纪的后期，周转的比喻得到接受。一个是“流水”的比喻，另外一个是“车轮”的比喻。车轮的比喻保持了流通比喻的一个方面——轮子的大小代表一个相对不变的总量，但还要加上另外一种量，一种驱动、减速或者停止轮子的动能。这就是说，改变流通速度的动力。舍去物质的比喻后，周转的意思就是交易的重复率。

为了构建这个公式，需要有一个过程开始与结束的人为概念，但这个过程却是无始无终的；需要一个总的但却是变动的量，即轮子的大小，这个量要持续一段时间；而且要有足够的重复，其总和在这期间就等于总量。按照一个有用的物质比喻来讲，它是“速度”或“周转”率，但如果没有比喻，它就是重复率，或者是再现率。

上述公式不是自然的“拷贝”，它只是由统计想象所创造的一种人为的解释，目的是为了有助于自然或企业的控制。在这方面，周转率，或者更准确地说，重复率，实际上已经破坏了经济机制所有旧的物质比喻，譬如均衡、流动、倾向、循环，其时间因素是无法量度的。它为过程、趋势、周期、变化率、速度、滞后、预测等数理理论开辟了道路。按照这些理论，个人或采取一致行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这个过程。实际上，这个重复率的概念，差不多已经湮没了商品和享乐主义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一切术语的旧的意义中了。这个概念始自于实际的商业行为，后来才是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分析。

周转这个词好像最先是用在零售业中的。在这个行业中，周转率被描述为与手中存货的平均总价值相等的销售价值所要求的平均时间。手中存货的价值是商业“资本”的一个部分，销售价值是这个时期的总收入。如果包括原材料和资本设备的总资本价值的周转率是每年五次，那么与周转率只有一次的竞争对手相比，其资本赚取的利润就是它的五倍，结果前者就能以更低的价格或更高的利润进行销售。近年来，这种观念已经用于劳动周转率了，但我们现在主要关心的是它在所有权和产业周转上的运用。周转率即重复的速度。

所有权周转率是所有权权利转移的比率。一个相对恒定的银行存款量，比如说三百亿美元，要是在一年中完成了七千五百亿美元价值的所有权的转移，那就是说，总量的周转率是每二十五天一次。它表明，平均地说，为了支付商品和证券所有权的转移，银行款项的总额一年被记入存款人的借方十二次；假使没有这个公式，货币的数量就会像流通一样，似乎是保持不变的。这种所有权的周转率，或者说是交易的重复，可以区别为资产的周转，它是以美元来计量的，是稀缺价值的周转。

但技术资本或产业的周转是以工时来计量的。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估计，这个国家的效率在过去一百二十年间增加了五倍，这是由发明和管理带来的，其中的大多数发明要求大型设备来生产。为了建造作为中间产品的这些设备，又牵涉到涉及许多劳动的资本手段，之后最终的消费者才能得到消费物品的增加量。因此，老现象以新的重要性出现了——折旧和废弃。财富的总量似乎每年都有可能以百分之四的比率在增加，但它是由取代折旧和废弃的新的手段构成的。产业周转率就是旧的消失、新的替代的比率，与庞巴维克的“平均生产期”是一致的。米契尔已经作过估计，“美国人口用于工作的人造设备所代表的价值，相当于其赚钱者三到四年的努力”。[46]
既然对其他国家的估计高达六到七年，既然我们不仅把设备而且也把原材料都包括在内了，并且直到送到最终的消费者手中，因此用不着等到更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就可以估计原材料的周转率是每五年一次。

换句话说，如果按照工时计算的产品的物质周转是五年一次，那么按照美元计算的所有权的周转大约是五年七十次。买卖交易的所有权速度是技术方面速度的七十倍，合法控制权转移的速度是货物生产速度的七十倍。

使得运行中的机构成为可能的正是产业和所有权周转的这一双重公式，而运行中的机构则包含运行中的工厂和运行中的生意两个方面。运行中的工厂就是全部固定资本和存货，可以用生产它们的工时数来衡量，尽管其中的各个部分在按照不同的周转率在变动，但相对而言，它们是保持不变的。运行中的生意则是全部的资本资产，这是用货币来衡量的，尽管各个部分根据买卖在不断变动，但它们也是相对不变的。按照限制和补充因素的原则，[47]
所有权周转率和产业周转率、运行中的工厂和运行中的交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运行中的机构。

有时候人们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来区分运行中的机构的这两个方面。[48]
但“内部经济”的结果是管理交易的工程经济，生产使用价值；而外部经济则变成了买卖交易的所有权经济，只要可能，它就会维持或扩大资产的总值。这两者相互依赖，但它们之间又彼此不同，就如同效率与稀缺彼此不同一样。

在使用价值意义的起源中，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对周转率比喻的其他一些应用。过去它的意思是从物质东西的使用中得到的快乐，因此无法衡量，被经济学家所摒弃。但快乐有双重意义，可以是享受一个人的全部财产，也可以是享受其中的一部分，比如享受糖或面包。一个人全部的快乐有可能会随着财产的丰裕而增加，但实际上，从糖或面包中所得到的部分快乐是随着其丰裕而递减的。因此，使用价值这个词过去指的是“全部”，后来在递减效用的名义下开始有了“部分快乐”的意义，而且按照递减的各个部分的变化和补充，尽可能地让全部保持相对不变。

由于未能理解全部与其各个部分之间的这种关系，导致心理学派的批评家们最初否定了“效用随着丰裕的增加而递减”的原则，因为快乐显然是随着丰裕而增加的。周转的比喻调和了这一矛盾。作为一个整体，快乐随着丰裕而增加，但各种不同的快乐却随着它们自身的丰裕而递减，因此，会按照不同的再现率重复自身。[49]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部分与整体的这种关系才被快乐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所发现。这是周转率比喻的一个特例。[50]

但递减效用的发现又引起了其中的另外一种双重意义：使用价值的意义。任何一种商品，无论是土地、机器、劳动，还是食物，都受效用递减规则的支配。由于损耗、折旧、废弃、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也在递减。两者之间的不同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用货币来计量时，这种区别就模糊了。因此，使用价值或财富这个词被赋予了双重意义，既是生产的物质过程，又是获得的买卖过程。一个是按照工时计量的物质的周转，另外一个则是按照美元所计量的所有权的周转。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使用价值和稀缺价值二者都取决于购买者的意愿，这就进一步隐瞒了意义上的这种混淆。没有满足需求的使用价值是无用的；如果所生产的东西在供给的充足性方面远大于所需求的话，也是无用的。但这是无用的双重意义。因此，“需求”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种双重意义，我们区分为文明价值
和稀缺价值
。除了用于娱乐，弓箭不再有使用价值，炸药和枪炮取代了它们的位置。有裙撑的裙子不再有使用价值，贴身的裙子取代了它们。在发明和时尚这两种意义之下，我们可以按照过时来区分文明方面的这些变化，它们通过竞争的力量发挥作用。发明所创造的新的使用价值由于有更高的效率或更大的变化，导致了旧东西的过时。这些都是文明方面的变迁，而文明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所有习俗的总称，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价值。因为它们有一种心理的基础，而文明的变迁就是旧的使用价值的淘汰和新的使用价值的发明。

构成文明总变迁的习俗方面的这些变化，不像绵延了千百年的古代习俗。它们也许是突如其来，荡涤一切。据说，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在建成后六个月内就拆除了一座价值百万的鼓风炉，为的是代之以新发明的连续生产法，以便在铁矿石冷却为生铁前就把它变成炼成的钢。以前的习惯生产方法在六个月内就过时了，他所有的竞争者都被迫适应并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否则就会被逐出这个产业领域。

除了废弃之外，使用价值也会由于折旧而减少，但稀缺价值却会由于丰裕而减少。根据使用价值的性质，折旧有各种名目，它是机器的磨损、地力和其他一些自然资源的枯竭或损耗。这就是使用价值的“耗尽”，必须用人力来代替。这种折旧、废弃和再创造，就是技术周转的意义。

我们照例在研究平均数。周转率或周转速度对于整个机构或国家来说，就是一个平均率。因此，它可以分成许多单独的周转率，这些周转率构成了整体的平均率。进行这种区别的古典和通俗的术语就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流动资本是原材料、半产品和停止流动的制成品，因为它们已经到了最终消费者手中。固定资本是地力、建筑、机器、公路、桥梁等。

但这种区别并不准确地符合这个过程。根本不存在什么固定资本，一切都在流动，只是以不同的周转率在流动罢了。仓库里的一堆煤是“固定的”，但这是暂时的。按照大小及在机构中的用途，其周转率因产出而耗尽，因投入而扩大。比如，可以说每年十二次，或者说是每月一次。所有其他流动资本项都是如此。但建筑物或机器要折旧和废弃也许需要一年、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其周转率可能是三十年一次，或者说是每年百分之三。其他的固定资本也是这样。通过废弃和折旧，设备固定资本平均的周转率可能是十二年一次，或者是每年百分之八。

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流行的区别方法中，折旧和废弃这一重要的事实被掩盖了，这是老派的经济学家所作的区别。许多生意兴隆的合作制的电话公司由农民经营，对自己的会员收取很低的费用，当其虚假的“固定”资本由于折旧和废弃必须更换时，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破产了。为了修建必须在十年内更替的水泥公路，有些县郡往往发行三十年的债券，于是为了另外一个十年的周转，就必须发行另外一次三十年的债券，最终这条路负担了三倍于路的成本的债务。往往一些公司派发很高的红利，而公司的财产却正在折旧或废弃，于是在新资本引入歧途的诱惑之下，发行了债券或新的股票，去扩大他们声称兴隆的生意。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他们所做的事情一般都被认为是“将本付息”。更准确点描述，这是在支付股息，而不是利用即将开始的新发明去维持或提高效率。如果工程师发现工厂的平均周转率是十年，那就必须设法从分红中每年扣除工厂总价值的百分之十，否则红利就是“从资本中支付”，而不是从销售总额中支付。对铁路和公共设施进行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禁止这种“将本付息”的惯例。这是所谓“高风险投资（high finance）”的欺骗手法之一，但这只是金融家利用“固定资本”的普遍错觉代替了资本设备的快速周转。

另外一方面，现代大公司的一个显著的优势是其“折旧准备”，还有就是在有超额收入时董事会拒绝宣布超额红利，而是在折旧准备之外，建立一个“公司盈余”，然后宣布所有权的“股份股利”以替代每年收益的红利。`我们将用“利润垫支（cushion）”来考虑近来出现的这种现象。[51]

因此，“固定资本”的周转等于折旧和废弃率。由于现代机器所具有的高速度，特别是因新发明而造成的废弃，体现在机器中的劳动工时可能很快就用光。因此，当我们只以活劳动的工时衡量时，在效率方面就会夸大。在上文服装厂的例证中，活劳动的效率在十年中提高了百分之百；反之而言，劳动投入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不管哪种说法都是言过其实了。新的改良后的机器已经采用了。夸大的程度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工时量及其折旧和废弃率。我们遵照马克思的说法，把这种工时量及其折旧率称为按工时衡量的“物化的企业一般管理费用”。

因此，关于周转率的类比，我们把马克思的以工时衡量的“不变和可变”资本，转化成了运行中的设备，其大小是循环但可变的劳动投入和财富产出。他的“可变资本”变成了仅仅是劳动投入和劳动产出的可变比率，这是设备变动的效率。“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原材料）合并为了单一的平均周转率的概念，这里的周转率是指把宇宙中的物质能量转化为有用的产出活动中的周转率。设备的变动效率是在固定资本和原材料被用完的平均时期内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财富扩大和资产扩大的过程加以区分和衡量。财富是由于产出对投入的比率的增加而增加的，资产则是由于收入对支出的比率的增加而增加的。如果服装的套数（也就是财富的产出）每工时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那么这种增加就是那种形式的财富所增加的比率。

如果按照工时计算，农民的联合收割机、打谷机、装袋机，要比他们从前分开使用的马匹、收割机和打谷机的成本低，但两个人每小时所能打出的小麦，却比过去二十人每小时打出的还要多。由于过去所积累的脑力和体力，致使效率提高后减少了现在的人力。但在专利期满之后，却不存在对财产权在脑力上的继承。因此，工时所要求的对技术资本量的计算，仅仅是创造此项技术资本时实践使用的工时。

使得财富周转和资本周转之间的区别重要起来的是伴随着这些交易的欺瞒和错觉。它涉及资本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一个是它的技术意义；一个是它的所有权意义。一个过去被称为资本；另外一个被称为资本化。但企业家把资本化叫做资本。这是资产意义上的资本；另外一种是财富意义上的资本。一个是稀缺性价值，或者叫做预期收入；另外一个是使用价值，或者叫做预期产出。混淆产生自采用了同一个计量单位的“美元”。美元衡量的是企业家资本的大小，这是资产（稀缺性价值），但美元又用来衡量社会意义的资本，后者是财富（使用价值）。按照工时计量的时候，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都是财富，而所增加的产出对投入的速率增加了效率。按照美元来衡量的时候，两者都是资产和负债，所增加的收入对支出的比率，是企业资产增加额的一种增加比率。

六、能力和机会

（一）物质的和法律的占有

因此，我们形成了能力和机会之间的区别。能力是行为的才能，机会是有限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人们在行为的时候在其中进行选择。但能力是在两个方向发挥作用，一种是对自然的力量，一种是对其他人的力量，可以区分为生产能力和买卖能力。因此，选择是在自然机会和所有权机会之间进行的。

这种区分虽然明显，但由于财富的双重意义，却在经济理论中被隐藏了起来。我们已经指出，财富的双重意义是指物质的东西和它们的所有权。可是，所有权这个词因此被赋予了物质占有和法律占有的双重意义。布莱克是这样使用这种双重意义的：

“我们的许多欲望肯定是与东西的所有权而不是东西本身的某些特性相关的。在许多情况下，所有权是那种物品恰当地满足我们的欲望之前所必需的。在衣服、牙刷和哈巴狗这样的案例中，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一点。对于土地、房屋、汽车、书籍、图画、乐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因此，占有实际上必须被视为是决定满足欲望能力的第四种情况。[52]
同样的归类也可以适用于服务和物质的东西。”[53]

在这里，所有权和占有这两个词在使用的时候，也许可以进行这样的区分：一个是物质的意义，指拥有自然的物资在生产或消费中供某个人使用；一个是所有权的意义，即它在经济上恰好相反，排斥他人并扣留他们想要但却不占有的东西的权利。[54]
我们不能悄悄地走到街上或钻到邻居的田里，因为生产或消费就捡拾我们需要的任何东西。我们必须与所有者达成协议。因此，占有的双重意义如经济学中的用法，既是物质上的控制，又是法律上的控制。在获得物质上的控制之前，必须拟定法律上的控制。

这似乎一直都被物质的和享乐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所疏忽了。他们总是指物质上的占有，而不是法律上的占有。这都包含在了他们将财富作为物资和所有权的双重意义上了。但是，假使经济学家们没有事先获得法律上的占有就试图去生产或消费的话，那恐怕他们就得蹲监狱了。如果我们事先获得了法律上的占有，那么由于物质上的占有，我们就有机会去增加财富的生产或消费。由于法律上的占有，我们就有能力排斥他人并为所有权的转移而讨价还价。物质上的占有是持有，法律上的占有是赋予持有或扣留的权利。一个是在自然的力量中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另外一个是在买者之间或卖者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

事实上，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我们不仅在物资
和所有权
之间作出了区分，而且还在财富
和资产
、财产和财产权利
之间作出了区分。财富是由脑力、体力和管理能力附加到否则就毫无用处的自然原料之上的使用价值。但如果自然界的物质资源非常丰富，像空气那样，不用要求就可以拥有，它们当然就没有什么稀缺性价值，也不会有人傻到将其作为自己的财产而主张排他性占有的程度。空气尽管在一切自然界的物质资源中是最有用的，但由于丰裕而不具有任何价值，因此没有人会对它主张排他性占有。但如果空气变得稀缺，像北方人工取暖的空气或是南方人工降温的空气，或者是用于无线电通讯的波长，那就会产生带有冲突性质的所有权的主张。甚至创建了一个无线电委员会，以便把有限的波长分配给个人，供他在有限的时期内排他性地使用。波长是财富，但其法律上的占有是资产。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财产和财产权利之间作出区分。财产是对稀缺或预计稀缺的自然界物资的排他性控制的主张，这种控制是出于一个人自己使用的目的，或者是出于如果支付价格就给他人使用的目的。但财产权利是政府或其他机构的集体活动，在任何预期会稀缺到足以对排他性使用产生冲突的东西的使用中，这种活动分配给个人的是针对其他人的排他性主张。因此，财产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针对稀缺之物的权利冲突，但财产权利却是规范冲突的共同行为。

当然，我们在这里的区分是在分析与辩护之间进行的。分析是指稀缺性、财产和财产权利之间的关系，对财产权利的辩护是为了维护或改变它们而提出的理由。分析旨在揭示“占有”的双重意义：在其物质的意义上，它是一种支配自然力量的能力；在其所有权的意义上，它是授予个人的集体能力，它可以让个人保留对自己使用的东西的主张而不让他人使用。在一种意义中它是效率的必要条件；在另外一种意义中，它是买卖能力的必要条件。[55]

（二）选择

但不管哪种情况，能力都可以把自己分解为选择，而选择是指稀缺机会之间的选择。在物质的意义上，选择是在自然——更确切地说——是在物质或物质的机会之间的选择。在所有权的意义上，它是买者或卖者之间、借款人或贷款人之间、工人或雇主之间、出租人或承租人之间的选择。它是在所有权的让与和获得之间进行的选择。在物质的意义上，选择属于一种支配自然力量的能力的增加。在所有权的意义上，它属于支配其他人的能力的增加。一个是相对的效率，另外一个是相对的稀缺性。

在物质的意义上，财富的生产或消费靠的是在自然机会中间所进行的选择。布莱克说：“选择”是一种“生产的形式”。如果我们所谓的选择的意思是指选择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对导致这种行为的选择对象的主观评价，那么布莱克的术语学就恰当地把消费包含在了其生产的意义中。

他说：“在可以吃东西之前，必须要做的决定或者选择是吃什么……所选择的对象可能是在用品生产或服务生产等方面所需要用的物品或服务……这些都是生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为了自己的衣食、娱乐进行选择同样无疑也是生产。”[56]

如果我们要研究选择行为是如何生产财富的，那就必须更加仔细地分析在不同选择对象之间进行选择的意义。它是一种对我们所用的脑力、体力、管理能力等人力的方向和力量的选择。在这种意义上，每种选择在其对自然物资作用的各个方面就是三重的。在选择的那一刻，它就是履约、废止和展期，如下面的公式所示：[57]

可以认为，在AC这个方向，人力或者说是控制自然的能力，要大于AB这个方向的选择。但在那个方向施展个人能力被认为是没有用的。因此，在两者之间就作出了选择，放弃某个方向我们称之为废止
，选择另外一个方向我们称之为履约
。

但是，只有在危机时期或者危机剧烈加速的时期，履约
才等于那个方向的全部的人力。实际履约与可能履约之间的差别我们称之为展期
。因此，每个选择都是一种对选择对象的双重选择，即一种既受展期
限制又受次优的被避免的选择对象限制的履约
选择。履约是对当时推动可获得的某一选择因素的实际努力；废止是对认为无益于所抱目的的选择因素的舍弃；展期是履约所运用的程度，不是其全部的潜能，而是受到意志的限制，因为人们认为使用太多的能量会阻碍其目的的实现。

因此，每个选择都有三重的限制。第一，能力，也就是说潜在的能力，无论是管理的能力还是体力，都受脑力预见的指导。第二，在更多或更少程度的力量之间的选择，在某种情况下履约要少于那个方向上的潜在的能力。第三，在某个方向上的履约而其他方向上的废止之间的选择。

我们这样所归纳的仅仅是人类能力的物质方面的内容。然而，我们还有由于意愿而形成的意志指导，这样选择就是市场性的，我们称之为意志行动
。它是对自然能量将要发生作用方向的控制，可以选择人类力量在实际履约中所使用的程度，展期对不必要的力量的使用，废止把它用在各种选择对象上。因此，选择是生产性的，因为它是履约、展期和废止。

正是对选择行为的这种分析，给限制和补充因素的原则赋予了意义，可以在财富生产中作为管理交易的一种指南。如果有远见的话，那么我们会选择一种受展期限制的履约，这种展期施加在决策的当时当地的那个被认为是限制因素的因素上，而且要暂时避免补充因素，[58]
尽管其后它们有可能陆续被选为当时的限制因素。在自然力量的限制和补充因素之间选择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作为自然机会或财富生产的选择加以区分。

然而，这种区分如同布莱克所做的那样，必须在合理的、习惯的和偶然的选择中进行。[59]
实际进行的选择未必真是限制因素，在那种情况下努力就被浪费了。合理或科学选择所完成的程度，与习惯或偶然的选择是相对的，我们称之为时效性
（timeliness），其范围是脑力和管理能力。它在人与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在纯粹的体力劳动上达到了最低限度。就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上以正确的形式和正确的数量选择可变的限制因素而言，时效性
就是人类能力施展的有效程度。

因此，人们在自然物质力量之间进行选择的三个限制性因素就是人力、机会与时效性。人力是脑力、体力和管理的能力；机会是自然界的各种力量之间的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时效性是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上，以正确的形式、数量和人类能量的程度所进行的履约、展期和废止。这种工程的选择过程特别适用于管理交易，但其原型是鲁滨逊，对于他来说，要考虑的只有物质占有。按照可以获得的最高效率进行衡量，在现有的能力限制、可获得的自然机会、对时效性的最佳判断的范围内，它是人力的最少投入或者使用价值的最大产出。在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上，我们把选择的这些方面的结果称为效率。

但非常奇怪的是，在经济能力或相对稀缺性的领域，也会发现选择的同样内容，这就是占有的所有权意义。在这里，买卖能力
的各个方面也是履约、展期和废止。由于它们提供的机会是相对稀缺的，所以我们称之为经济机会
或所有权机会
，而把其他的称之为物质机会
。在那里，相对效率提供了机会。机会是能力的客观的一面，而意志的一面是选择。机会选择的分析已经逐渐融入了经济学理论，虽然人们总是假定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并不需要研究，但在这里，我们将会划分其各个发展阶段。因为机会的选择是价值的法律意义，它与生产成本的物质概念和享乐主义的快乐与痛苦的概念是相对的。

（三）机会

1.服务成本
和产品成本
。庞巴维克对西尼尔（Senior）[60]
节欲论[61]
的批评是现代“效用成本”和“机会成本”学说的发端，后者我们发现相当于司法上的合理服务成本学说。庞巴维克使用了来自物质服务的享乐主义的快乐说法，即“效用成本”，对此我们很容易就把它转换成了所有权的货币语言，或者说是“机会成本”。

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福利损失：一种是“正的”，即“我们让自己所遭受的实际的伤害、痛苦或麻烦”；一种是“负的”，即“没有幸福或满足我们就做了，否则我们也会有幸福或满足”。这种选择对象的废止就是他的效用成本。

这两种量度成本的方法不是累加的。两者不能相加，它们是二者取一的选择。庞巴维克说，“既然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我们拥有无数的可能性把我们的工作变成富有成效的利益”，以劳动痛苦来衡量牺牲“几乎根本不会存在”。现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不用工作的痛苦来进行估计，而是用我们所放弃的利润或利益来进行估计”。[62]

这样，他把自己的经济哲学从西尼尔节欲和稀缺的痛苦经济，转变成了一种快乐和丰裕的经济，这种经济是在较大和较小的快乐之间进行选择的经济。这一原则的普遍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选择的是较大的快乐，拒绝的是较小的快乐（有些修正以后再考虑）。我们获得了一种快乐的剩余。

对于这种放弃的利益，庞巴维克冠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名称，即“负成本”或“效用成本”；而对于亚当·斯密和西尼尔的牺牲、痛苦或麻烦，他称之为“正成本”。然而，“正”和“负”这两个词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不同于数学上的正负的意义。因为，这里的意思显然是指在不同的快乐之间进行选择的那种意志上的意义，我们采用他描述被避免的选择性快乐的“效用成本”一词，与古典学派数学上的“正成本”或正痛苦进行对比。当从快乐的正“收益”中扣除痛苦的正“支出”时，正的成本或痛苦得出的就是净收入的观念。但是，当所避免的快乐较少而所获得的快乐较大时，效用成本的概念得出的就是剩余的观念。

当我们从庞巴维克关于物质和快乐的自然经济转向关于货币社会的所有权经济时，这一点会显得更为常见。在这里，每一种东西都归某个人所有，在个人有权利利用自然之前，他必须跟所有者谈条件。因此，我们把“效用成本”这个心理学术语变成了“机会成本”这个金钱术语。在这里，活动不是物质的，而是行动主义的，它是以同意法律控制权的转让而结束谈判的行为。[63]
机会成本是从充裕的卖出机会的选择中产生的。因此，在我们的买卖交易的公式中，[64]
在卖家S面前，有卖给两个竞争买家的两个机会。他不能在一次交易中卖给两个人，因此，在一项交易中，他只提供一种商品出售，无论如何，他必须从两个买家中进行选择。买家B出价一百美元，而买家B1只出价九十美元。如果卖家S不能诱使买家B支付比一百美元更高的价格，那么卖家S就接受一百美元以卖出他的商品，从而放弃了B1九十美元的出价。对于S来说，这九十美元就是他的机会成本，而且在意义上是“负的”，甚至是似非而是的。因为它不是实际支出意义上的成本，而是选择意义上的较小的份额，这是他所避免的在用钱购买的供给丰裕的商品中的较小份额。

但是，对于S来说，正的成本比方说是八十美元，这个成本他作为买家，已经在前一次交易中支付给了卖家，因此，“机会成本”跟“正成本”不是累加的。事实上，它们是正的支出和选择性的收入之间的差别。买家B1代表的是对S销售其商品所能利用的一切所有权机会中的那个次优机会，而买家B则代表的是当时可获得的全部所有权机会中的那个最优机会。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称之为机会成本。

因此，我们对“剩余”和“净收入”进行了区别，这通常是人们不加辨别的。净收入是在两次交易中，S的总收入（他从B那里得到的一百美元）和他的总支出（他付给前一个卖家的八十美元）之间的差额，在这个案例中这个差额是二十美元。但在这个案例中，剩余是一次交易中的两个总收入之间的差额，B出价给S的收入是一百美元，而B1出价给S的收入是选择性较小的九十美元。在这个案例中，剩余是十美元。剩余和净收入不是累加的，要能累加就是三十美元。它们是按成本衡量价值和按选择机会衡量价值的两种方法。

在“剩余”的情况下，剩余收入十美元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收入，或者说是“准地租”，它纯粹是由选择的自由产生的。这种选择是所代表的两个所有权机会之间的选择，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市场体现在两个所有者B和B1身上，没有成本。但净收入二十美元是正的支出八十美元与正的收入一百美元之间的差额，这是在不同时间的两个市场上的差额。换句话说，剩余是在一次交易中两个卖出机会之间的差额，但净收入是在两次交易中正支出与正收入之间的差额。

我们将会看到，法庭把自己的合理服务成本的概念构建在了这种剩余的大小而不是净收入的大小之上，构建在了对机会成本的量度而不是对正成本的量度之上。它也是数理经济学家在其统计学的理论运用中唯一开始领会的一种区别。[65]

然而，为了保持这种区别，就需要有一个词来表示正的成本，并把它跟机会主义的服务的机会区别开来。我们将把它区别为“产品成本”，而机会主义的概念是“服务成本”。产品成本是古典的或痛苦的成本，作为正的货币支出或痛苦，交换的是正的物品的收入或是快乐。但服务成本是所避免的意志上的选择性收入，因为个人是有限的，不能一次有两种收入，因此选择了较大的一种。因此，产品成本是支出，但服务成本是一种选择性收入。所有买卖实际上都是在选择性收入或服务成本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的，而产品成本仅仅是“标高价格”中的一个因素，卖家只要有可能就想得到这种“标高价格”。

我们把对机会成本最先系统而确切的陈述，归功于格林（D. I.Green）和达文波特（H.J.Davenport）[66]
。但达文波特说，尽管格林是“第一个完全明确地阐述这个学说的人”，但他不是“第一个对其进行系统运用的人”。这一点达文波特通过对古典学派和享乐主义学派的主要经济学家们的仔细研究做到了，这方面读者可以参考其著作《价值与分配》。他发现庞巴维克和奥地利学派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原则，但他们却没有“毫不犹豫”地坚持这个观点。后来的几个经济学家也以“替换成本（displacement－cost）”、“准地租”的名义说明或暗示过这个学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替代（substitution）”成本。

我们已经理解了达文波特详尽的分析以及他与旧理论的对比，把它归纳为前述的交易公式，并且用他的“机会成本”、“分配的成本”或“分配的份额”的名称来称呼这个公式。这些术语都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发生在每项交易中的主动的选择过程。每个卖家选择的都是社会总产品中所有可选择份额中最大的那一项，这些份额是买家以货币形式出价给他的。这可以称为他的“分配的份额”，也就是他接受的那个份额。然而，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他先行拒绝了社会总产品中居于第二的那个较小的份额，这个份额是由次优买家以货币形式出价给他的。这是“分配的成本”，它跟替代成本、替换成本或格林和达文波特的机会成本差不多是一样的。“分配的份额”是他作为“货币收入”的购买能力实际接受的社会产品份额的要求权。机会成本是他放弃的一个较小份额的要求权，因此，这个份额变成了一个“成本”，从意志的意义上说，这是为了得到所接受的较大的份额而放弃的一个较小的份额。两者之间的差额是一种准地租、一种剩余、一种不劳而获的收入，仅仅由于选择就获得了，没有成本，但作为组成部分之一起到了扩大其净收入的作用。

2.服务价值和产品价值
。但是，如果个人由于有机会在两个总收入中选择较大的一个而获得一种剩余，这个剩余扩大了其净收入，那么他就不能因为具有在两种总支出中选择较少的一个而扩大其净收入吗？我们从凯雷1837年至1847年的著作中找到了这一分析的开端。他的分析在1850年被巴师夏接受并宣扬，但后者甚至在文字和说明中都没有注明出处。[67]
他们真正所做的是回到了亚当·斯密的“劳动节省”的概念，斯密已经让劳动节省等同于“劳动成本”和“所支配的劳动”。[68]
他们两个人都利用了斯密的“劳动节省”的概念来推翻李嘉图的成本与地租学说，但凯雷用它来支持保护性税则，而巴师夏则用它来驳斥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和支持自由贸易。

凯雷和巴师夏用“服务价值”这个词来区别他们的“劳动节省”的意义。在研究美国法庭和商人们（法庭是从他们的习惯中得出其理论的）的价值理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恰恰就是他们的“价值”的意义。法律和资本主义的价值理论是劳动节省理论，因此，在古典学派或正统经济学家的“正的”成本或价值理论中是看不到其踪影的，在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享乐主义或非正统的信徒以及反对者的理论中，同样也是不见其踪影的。

然而，“劳动节省”是货币或货币价值的一种人格化，而法律资本主义理论则是一种货币价值理论。尽管凯雷和巴师夏为了得出其劳动节省的概念而省略了货币，但他们也把劳动节省转化成了货币节省。因此，在解释其理论起源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解释法律和资本主义的价值理论。然而，我们发现，他们的理论包含在了我们的交易公式中，在这个公式中，它显然是一个关于机会选择的意志理论。

巴师夏跟凯雷一样，是从与庞巴维克相反的社会哲学入手的。巴师夏不是从机会的一种丰裕性入手，在这中间，我们选择的是最有利的机会，因而可以漠视牺牲的痛苦；他是从机会的一种稀缺性入手的，因此也是从牺牲的痛苦入手的，在这中间，我们选择的是最少麻烦的机会，忽略了货币或快乐的正收入。他正确地指出，这出于稀缺性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那种欲望超过了供给，因此，就要求劳动生产出一种供给。但既然劳动是令人不愉快的，因此，对于在交换中获得产品的买家而言，产品的价值并不跟生产产品时买家自己的劳动成本
成比例，而是跟假如他自己生产产品而不是从别人那里获得产品时可能耗费
的劳动成比例。因此，他的价值是按照亚当·斯密的劳动节省来衡量的，而不是按照李嘉图的劳动成本来衡量的。他用劳动的形式来说明，但实际上它是可以用货币的形式来说明的。

巴师夏说，“……价值并不与提供服务的人所完成的劳动形成一定的比例”，像李嘉图的劳动成本学说和后来的马克思和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更正确地说是跟让接受价值的人节省的劳动成比例，就我所知，价值的这种一般法则并没有受到理论家们的注意，但在实践中却是普遍流行的……其原则和基础不在于服务的人的努力，而在于对他来说被服务的人所节省的努力”。[69]

因此，我们可以称巴师夏的“主观价值”为一种“负的”价值，或者用似非而是的话说，叫做一种无效价值，对自身来说是避免
一种更重的可选择的痛苦的价值
，正如庞巴维克的负成本或“效用成本”对自身来说是放弃
一种较小的可选择的快乐的成本。转换成货币术语，这就是法律上说的一种“反机会价值（dis－opportunity－value）”，在法律的概念上（也就是凯雷和巴师夏的概念）等于服务的价值。

这跟通俗的“障碍价值”的意义是一样的，障碍价值是一个人为了让另外一个人消除正在减少其所拥有的财产价值的损害而支付给他的代价。作为一种对商誉价值要求权的驳斥，这个词已经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70]

这种法律上的反机会价值，或者说通常的障碍价值，我们一直视为是价值的“分配”意义，而不是价值的负的意义。对自身来说，它是一个人有机会选择一种较小的支出而避免了对他人而言较大的支出的价值。如果必须为这个机会进行支付，那它就是一种障碍价值。在买卖交易的公式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见本书第2章关于买卖交易的有关论述）。

在我们的公式中，买家B或B1有两个选择对象，即他可以从S那里以一百一十美元购买其商品，或者是从S1那里以一百二十美元购买其商品。作为买家，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从强加给他的不愉快的选择对象中选择时，他会选择讨厌程度少点的一种，付给S一百一十美元。差额就是一种障碍价值。因此，这个卖家以一百一十美元完成了对他的服务——一种把他从支付一百二十美元的次一级最坏的选择对象或者障碍中解救出来的服务。对于扩大其净收入而言，服务的大小就是因此而“节省的”剩余，即十美元。如果他没有办法购买S的东西，那么这十美元就是他要付给S1的障碍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不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收入”，而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节余”，一种“准地租”，产生于无须付出代价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从强加给他的正的成本（支出）的两种选择中选出较小的那种的自由；法律制度之所以强迫他支付这个正的成本，就是因为他所需要的商品供给有限而且被他人占有。

正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概念之下，法庭建立了自己的“服务价值”和“障碍价值”的概念。但在另外一种情况下，由于存在价值的两种意义，一种是预期货币收入的正价值，一种是避免选择较高货币支出的分配价值或负价值，我们又得需要一对术语来保持这一区别。这对术语就是“产品价值”和“服务价值”。产品价值是古典学派和享乐主义学派的观念，作为交换物品或痛苦的正支出而接受的预期的货币或快乐的正收入。但服务价值是所避免的
较高支出的意志选择，或者是不能避免的障碍价值。因为个人是有限的，不能同时承受两种支出，因而在没有可选择的办法的情况下，他会选择支付较少的一种，或者支付障碍价值。因此，产品价值属于收入，但服务价值则属于二者择一的较高支出。产品价值是净收
入的一个因素，与之相对的一个因素是产品的成本。但服务价值是另一种意志的剩余
，与之相对的则是服务的成本，两者都是净收入的增加。

服务价值这个概念在经济学理论中算不上什么新东西，它不过是李嘉图国际贸易中“比较成本”学说的一种新名称和新应用。李嘉图曾经说过：“在一个国家调节商品相对价值的同一法则，不能调节两个或更多国家间所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71]
凯雷以李嘉图的“两种法则”为基础，在这些法则之上构建起了自己的保护税则理论，与李嘉图和巴师夏的自由贸易相反，他说，在一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实际的劳动量也许如李嘉图所坚持的那样，是一个相对价值的尺度，因为所有的劳动都有“支配各种自然服务的相等能力。纽约或费城的两个木匠的产品一般都可以用来交换两个泥瓦匠的产品”。法国、英国、印度不同地区不同劳动者的产品也是差不多相等的，都是以与国内劳动时间成比例的比率在进行交换的。

但在国外贸易中却不是这样。“在价值上，波士顿一个劳动者的时间差不多等于匹兹堡、辛辛那提或圣路易斯另外一个劳动者的时间，但却不能假定这就是巴黎或哈莱的劳动者的时间……意大利人付出一年的努力，所得到的价值还不到英国人的一半”。[72]
凯雷的这种说法就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

然而，正如李嘉图在拥护自由贸易时所坚持的，国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因为每个国家都可以出口自己的劳动效率更高的产品，而进口自己的劳动效率较低的产品，从而它节省了本国高成本产品所要求的自己本国的较高的劳动量，而把这些劳动用于本国低成本的产品以供出口。它与我们下面要谈的这一学说仅一步之遥：在这个意义上，由外国人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尺度，就是所选择的国内劳动“节省的”量，否则的话，就会要求用这种劳动来生产所进口的物品。[73]
这就是凯雷的说法。这一在两种劳动成本中选择较低的一种的观念，被凯雷和巴师夏扩展为了一种普遍的价值法则，在国内和国外贸易中都可以适用，因此，把李嘉图和马克思以实际劳动成本作为价值尺度的学说，改变成了李嘉图以比较成本作为价值尺度、以斯密的“劳动节省”作为价值尺度的学说。由于称之为以所避免的可选择的较高的劳动成本来衡量的“服务价值”，而不是称之为以其自己的劳动成本来衡量的“产品价值”，他们把它当成了某种普遍的东西，而李嘉图只在国外贸易中看到了它的存在。但是，它把整个价值概念由古典学派和共产主义学派的实际劳动成本，改变成了对较少的可选择成本的一种竞争性选择。

相当奇怪的是，达文波特非常英明地发展了机会成本学说，但却没有发展与之相对的反机会价值学说。可能的原因是，他跟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把凯雷和巴师夏作为文不对题的怪物而未加考虑，而是把自己的注意力专注于古典学派和享乐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身上。他把反机会价值作为“竞争”而不加理会。可是另外一个学说也是起源于竞争的。达文波特的确利用了凯雷的一个贡献，这一点立即就被所有的经济学家所接受了，这就是他用“再生产成本”代替了老派经济学家的“生产成本”，[74]
但他却没有对此给予什么特别的关注。事实上，凯雷的“再生产成本”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概念，不仅仅是等于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生产成本”，而且是其对立物。它根本就不是劳动成本理论，而是在两种可选择的劳动成本中选择较低的一种的普遍机会理论，但经济学家们和法院没有注意到差异就普遍接受了他的理论，就如亚当·斯密没有注意到劳动成本和劳动节省之间的差异一样。然而，如同一般的用法那样，它变成了一种空想主义的意志选择概念，在想象中构建了一种“理想类型”，[75]
即只要存在自由竞争，不管先前生产的实际劳动成本是什么，价格都会是这种形式，显然如同李嘉图的主张。然而，其普遍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在归纳为经济理论的根本单位——买卖的交易——的公式时，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其中的四个竞争性的参与者都在努力选择，不仅是作为卖家在总收入中选择较大的一个，而且也作为买家在总支出中选择较小的一个。

这就让人想起了达文波特忽略反机会价值的另外一个理由。那是因为他始终都未能利用总收入
和净收入
之间的区别。假定他脑子里一直装着净收入的两个组成成分，即总收入和总支出，那么就会需要在两个总支出中选择较少的一个和在两个总收入中选择较大的一个的概念。换句话说，他的确小心翼翼地解释说，在总收入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成本，不应该跟我们称为职业成本
（occupationcost）的概念混淆，后者是两种净收入
之间的选择，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他说：“……机会成本学说，如果正确理解的话，基本上不是指在某些二者择一的职业或活动中可以实现多少收益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在职业或活动中必须实现的收益问题……目的是为了保证其持续性。”[76]
换句话说，选择不是变换职业的选择，而是对惠顾同一机构的买家的选择。卖家选择的是支付更高价格的买家，而被拒绝的买家所量度的是对于卖家而言的机会成本，或者说是服务成本。但不知何故，存在着同一个人的被忽略的一系列相伴的选择。现在作为一名买家，他是在两个卖家之间进行选择，这些卖家是原材料或劳动之类的卖家，在那里被选择的是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的卖家，而被买家避免的卖家所量度的是反机会价值，或者说是服务价值。

达文波特似乎将这一点作为不证自明的竞争事实给避开了。买家的确会选择相互竞争的卖家中要价较低的价格，他把这叫做“竞争”，但卖家却会选择相互竞争的买家出价较高的价格，这也是竞争。根据达文波特的观点，机会的选择不应该和竞争混为一谈，因为他把卖家视为竞争者，但他的机会成本是一个卖家在两个买家之间的选择。但我们从公式中可以看出，这些买家也是竞争者。竞争是买家之间的对抗，同样也是卖家之间的对抗；买家在卖家之间进行选择，正如卖家是在买家之间进行选择一样，竞争和机会是在交易的两个不同侧面出现的。

对法庭在服务的合理成本和服务的合理价值方面的判决进行研究，可以提供更进一步的说明。这两个概念都出现在法庭的判决中，如上所述，对这些判决的研究揭示，他们舍弃了李嘉图和古典经济学家们实际生产成本和实际产品价值的观念。因为这些东西被认为是私人的事情，除非被指控存在不公平竞争或歧视的时候有一个公共机构被引入。为了显示后面的公共福利问题的大小，法庭求助于比较的方法，对同一市场上其他人所接受或所支付的可选择的价格进行衡量，在现存的供给、需求、习俗以及人们在同样情况的通常惯例下，如果买家和卖家可以自由地进行选择类似的对象，那么就可以证明它是对买家和卖家都开放的合理的选择对象。如果分解为经济学术语，这就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凯雷的再生产和服务价值或者是更专门的反机会成本价值（dis－opportunity－value），还有就是达文波特的机会成本或服务成本。在这里，在法律的论坛上，比较和分配的概念——服务价值，与类似的比较和分配的概念——服务的成本，同样经常发生争论。[77]

对于服务价值被忽略的一个更为可能的解释是，凯雷和巴师夏把一些荒谬的意义赋予了这个概念。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是李嘉图留下来的一种老旧的认识，与他通常的学说是很不一致的，但却突然发现，在被滥用的巴师夏的资本主义
和凯雷的贸易保护主义
的头上，这个词投下了一个新的光环。要找出这些荒谬意义的根源，我们就得研究，按照在可选择对象中进行选择的意志概念，什么才是其合理而正确的意思。

3.难以企及的选择对象——自由意愿
和自由选择
。当巴师夏解释自己的服务价值概念的时候，他把一直反对地租、利息和私有财产的蒲鲁东带回到了“一片原始森林，而且临近致命的沼泽”。[78]
他对蒲鲁东说：“这里是一片恰如第一批拓荒者们所遇到的那种土地，你爱怎么占有就怎么占有……耕种靠你自己。你能让它产出的一切都归你所有，我只提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不会支持那个社会，对于那个社会你是作为牺牲品在代表自己……即作为一个劳动者在代表自己。”他继续说，现在用十五天的工作所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物品，他“过去用六百天的工作去生产都有困难”。[79]
因此，六百天的工作就是地主和资本家以食物的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服务的价值”。实际的劳动成本，或者说是生产成本，是十五天的劳动。这就是李嘉图和蒲鲁东的价值观念。但是，由于更低的再生产成本——这是由“社会”从其作为沼泽的原始状态带来的——所节省的劳动是五百八十五天的劳动，而这个差额——五百八十五天的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是由地主和资本家作为“社会”的代表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因此，地租、利息或利润作为这种价值的回报，当然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支付。

在铁路运费规则处于在其幼稚期的时候，出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铁路公司的法律代表把农民带回到了七十五年前，并且争辩说，铁路公司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就是在假使没有铁路的情况下，农民在土路上用马车运输小麦的花费。据估计，这项花费至少是每吨哩五十美分，而铁路的运费只不过是大约每吨哩三美分钱。铁路提供给农民的服务的价值因此是五十美分钱，而铁路只收取了微不足道的三美分钱，农民获得了四十七美分钱的剩余。因此，如果要减少他们的铁路运费是不公道的。

在用提供就业来说明其服务的价值，或者是通过强调“服务”而不是降价来宣扬其服务对消费者的价值时，这也是企业家本能的论点。

论点不错，但很有可能成为谬误。这种谬误被称为是非同时发生的选择对象，或者是难以企及的选择。它实际上是一个关系到人类意愿的谬误。意愿受限于此时此刻。巴师夏的劳动者不是在现在的食物成本和一千年前的食物成本之间进行选择。铁路线上的农民不是在铁路运输和五十年前的土路运输之间进行选择。这会是用铁路和用马车把他的小麦拉到市场上去的难以企及的选择之间的一种选择。这是“非选择”。在空间上他不会在可以达到选择对象和难以企及的选择对象之间进行选择，在时间上他也不会在过去已经消失的选择对象和现在仍然存在的选择对象之间进行选择。他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两个麻烦最少的可以达到的选择对象之间进行选择。如果其次的选择对象麻烦到不合理的程度，那就是他的不幸。但如果是那样，那却是在当时各种情况下实际的服务价值，尽管就常识而言这有点骇人听闻。

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在想象中构建一个“伦理的典型”作为一种“合理的”服务价值，按照一种可选择但却是想象中的铁路，在现有的条件下，这是一种想象的“再生产成本”。很快人们就发现，铁路公司的论点跟巴师夏的论点一样是荒谬的，其荒谬性在于，按照常识观察的结果，我们不会选择难以企及的选择对象，这是一种自由意愿的荒谬，而不是自由选择的荒谬。合理性也许是想象出来的，但事情总是这样开始的。要落实这一点，也许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80]

正是这些难以企及和非同时发生的谬误，给了凯雷和巴师夏“乐观主义”学派的名声。他们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涉及一种有限的人类意愿。与巴师夏难以企及的选择相比，比较正确的是他对可以达到的选择对象的另外一种解释，这就是法庭从中得出的自己的合理价值理论的价值学说。他说：

“我在海滩上漫步，偶然发现了一块精美的钻石，这就让我占有了一种巨大的价值。为什么？难道是我将会给予人类一种巨大的利益吗？难道是我奉献了一种长期而艰辛的工作吗？都不是。那么，这块钻石为什么拥有如此巨大的价值呢？之所以没有疑问，是因为当我把这块钻石转让给别人的时候，他认为我给他提供了一种巨大的服务；之所以是一种巨大的服务，是因为许多富人都想得到它，而只有我能够提供它。他判断的背景也许可以辩驳——尽管这样。他的判断也许是基于高傲或虚荣——我们又假定如此。可是，这个判断却是由一个有意据此行动的人形成的，对于我的论点来说，这就足够了。”[81]

我们的术语适用于此。有三种决定价值的方法：

第一，钻石的价值对于卖者来说是“产品的价值”，这是在一切供求状况下的价格，他可以根据这个价格实际地把钻石卖给一个买主。对于卖者来说，“产品的成本”是发现它所耗费的微不足道的劳动，差额就是卖者的净收入。按照减去“实际”成本的“实际”价值，这是古典学派和正统学派的说法，它是一种净收入的概念。

第二，可是，对卖者而言，“服务成本”或“机会成本”是第二富有的人愿意支付但却被卖者所拒绝的较低的价格，因为他有了更好的选择。差额对于卖者而言是一种剩余。这是庞巴维克、格林、达文波特的说法。

第三，另一方面，对于买主而言，“服务价值”或“反机会成本价值”，假如不是钻石的发现者愿意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而“省了”他的花费的话，那么就是他被迫支付的较高的价格。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但这次是对买主而言的。这是凯雷和巴师夏的说法。

把巴师夏的分析再往下推一步，尽管钻石的发现者找到钻石的“实际”成本是微不足道的劳动，但仍然存在一种以采掘钻石的更大的劳动成本来衡量的“反效用价值”。这就是海滩所提供的“服务价值”——自然的许多“无偿服务”中的一种——对于发现者来说，这相当于节省了他采掘所需要的更大的劳动成本。巴师夏虽然是用比喻说这话的，但却说得很郑重。或者说，适用于庞巴维克的说法，毫无疑问，钻石的买主从钻石上获得的满足（收益）要大于从相等的食物消费中获得的满足。对于他来说，被放弃的食物的“效用”，就是他选择享受钻石而不是可选择的食物的“效用成本”。

难以企及的选择或非同时发生的选择对象的谬误，让我们想到了与服务价值相关的一个谬误。据说，在选择个人所拒绝的麻烦最小的选择对象时，不仅包括“次差”的选择对象，而且还包括所有的选择对象，从次差到“最差”都包括在内。因此，对于他来说，服务的价值是所有被避免的选择对象的总和，理所当然，这就有可能增加到无限大。

这种谬误可以被称为是无限选择对象的谬误。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只有一个无限的生命才能享受所有可能的选择。但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他就不会选择了，他会不顾时间或空间立刻接受它们。经济学家对于自由市场的著名分析将会矫正这一谬误。

致使凯雷和巴师夏的“乐观主义”学派显得荒谬可笑的，正是难以企及、非同时发生和无限的选择对象。但是，当像达文波特那样，将其运用到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一个市场上的有限的人身上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一个有限的人，一个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人，在选择的那一刻，是世界上无限的可能性中有限但唯一的一个。对于什么是最优和次优、什么是较差和“最差”的判断，他也许是错误的，但那是他自己的错误。如果他富裕，这个对象的数值可能比较大；如果他贫穷，这个数值可能比较小。但无论如何，在一个时间点上他只能选择一个。在同一时间和地点，他不能鱼与熊掌兼得。

因此，他被迫陷入了选择的困境。在选择行为之前的心理过程中——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谈判心理，如果这个过程是本能的，那就更是如此了——他已经放弃了所有遥远的选择对象，而把自己的选择对象缩小到了两个，这两个对象，不是他认为“最优的两个”，就是他认为“最不糟糕的”两个，但由于其有限的资源，他只能得到其中的一个。这就是对最终困境的解决以及谈判的结束，但这都是靠“行”而不是靠“思”。这种“行”就是选择的行为，必须把它跟前面的“心理行为”或者是“选择”心理区分开来。它是实际的选择行为，从行动主义的观点的角度看，我们已经将其分解为了履约、废止和展期。

在选择中，对于这一主动优势的衡量尺度，要么是他所放弃的次优的收入（因此，对于他来说是被迫选择的“成本”），要么是他所避免的次差的支出（这对于他来说是避免次差的选择性支出的机会的“价值”）。经济学上有限的选择，是行动主义的从两种可能的选择对象中对较好的一种的选择。通过避免或放弃两者中的一个，他已经把所有其他的选择留给了整个世界。

一种相反的谬误出现在庞巴维克对西尼尔节欲论的批评中，上面已经提及过。由于现代条件下他关于机会丰裕性的理论，导致了庞巴维克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排除了痛苦和牺牲，所以我们不是在痛苦中选择，而是在快乐中选择。因此，对于他来说，一切的成本都是效用成本——次优的可选择收入被避免了。但他所做的，并不是事实上排除了实际的痛苦和实际的成本，而是用通常的手段，通过假设它们是恒定的，从而在实质上排除了它们，正如巴师夏是实质上而不是事实上排除了实际的快乐和实际的收入，他也假定它们是恒定不变的。我们认为，这种疏忽是因为没有觉察到净收入是总收入和总支出这两个变量的结果所引起的。通过假设支出是恒定的，那么对于庞巴维克而言，变量就是快乐的效用或者是总收入。但通过假设收入是个衡量，那么对于庞巴维克而言，变量就是反效用或者是总支出。

达文波特的机会成本显然也是同样的情况。他实质上是把支出或痛苦作为常量给排除了，以致他的选择成了可选择收入中的一种。

但是，实质上的排除只是一种心理的方法，是对实际排除的实验室方法的一种代替。实际上，在每次转移中，都存在一个变化的总收入，对一方来说是总收入，但对另外一方来说却是相等的总支出，因为被转移的仅仅是它的所有权。但一次交易是两种转移，如果其中的一种由于被当成了衡量，从而在实质上被排除了，那么其他的就成了变量。在卖的重复中，被认为是变量的是总的货币收入；在买的重复中，被认为是变量的是总的货币支出。但正是两种交易中的两个变量的结合产生了净收入的实际大小。

在这里，我们又重新提起了选择对象的第三种选择概念，这是前面提到过的，即两种净收入之间的选择。这种机会的净收入概念完全不同于总收入的概念。机会成本指的是卖者在两个买家中提出的两种总收入之间的单一选择，但净收入之间的选择则是一个既是买家又是卖家的人，在作为买家的两种总支出和作为卖家的两种总收入之间的两种选择。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把这种净收入的选择称之为职业成本，而不是“机会成本”。因为，你可以考虑一下，一个人既通过卖得到总收入，又由于买而负担总支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他显然是一个具有某种地位的人，比如说一种工作，甚或是整个运行中的机构，从事着购买原料和劳动力、销售制成品的一切相关活动。在社会机制中的这种地位就是他的职业，因此“职业成本”必须是两种职业间的一种选择，在其中选择者放弃的是净收入较少的职业，选择的是净收入较大的职业。他是在各种职业中进行选择的，而不是在他产品的买家之间进行选择的，也不是在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卖家之间进行选择的。他改变的是职业，而不是他的顾客、工人或原料。

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情况——一个人离开了一个工作而取得了另外一个工作，或者是整个机构都放弃了一个行业（比如说自行车制造业）而转移到另外一个行业（比如说汽车制造业），这个概念虽然颇为恰当，但当这个人在从事同一种职业时，它却掩盖了实际发生的情况。这里发生的是讨价还价的社会现象和卖者与买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提出来决断的各种问题都是建立在这些现象和关系之上的。这样，“职业成本”就掩盖了作为社会成本为所提供的服务支付的总收入，也掩盖了提供给其他人的服务的总支出。因此，它使得对效用成本、机会成本、服务成本的法律概念的分析，以及对反效用价值、反机会成本价值、巴师夏和法庭的服务价值的分析，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总收入和净收入恰巧相等的时候，实际的成本已经被合同排除了，就如同在合同利息和合同地租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总收入和净收入才会一致起来。因此，在那种情况下，职业成本才会恰好和我们所定义的机会成本相一致。但在所有这样的工作和运行中的机构的情况下，都是总收入和总支出两个变量决定着净收入，因此在理论上必须把买与卖分离开来，因为它们在实践中确实是分开的。[82]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庞巴维克和达文波特为什么会让他们的机会论有始无终了。通过诉诸分配成本（效用成本或机会成本）将正的成本（痛苦或货币支出）排除之后，他们未能排除正的价值（快乐或货币收入），因此就不能求助于分配价值（反效用或反机会价值）。原因在于未能区分作为净收入的价值和作为总收入的价值。

在这种疏忽后面有两种理由，前面已经提过，为什么反机会成本价值这个概念没有被发掘出来，如同它被凯雷和巴师夏所发掘的那样。原因之一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丰裕而快乐的经济中的客观假设，因此不会在痛苦中选择。其二是古典理论的个人主义假设，即我们会不顾其他人的影响而追寻最大可能的净收入。第一种情况排除了正的成本，原因在于假设它们是相等的，因此可以忽略不计。第二种情况则是在净收入的个人主义观念中掩盖了正的成本。但它们是无法掩盖的，如果我们从社会的交易概念而不是个人入手，那么劝诱、胁迫和讨价还价能力等社会关系就显露出来了。

这就是机会与职业之间区别的意义。如同这里所定义的，机会而不是职业的观念，使得被掩盖的总收入和总支出的观念显现了出来。这就揭示了被掩盖的利益对立问题，以及因而发生的法庭的需要或可以带来一种合理利益和谐的类似的裁判。个人概念是一种个人可以从他的私人职业中得到净收入的概念，它是一个个人问题，涉及不到与其他人的冲突，涉及不到在他们之间进行判决的裁判，也涉及不到公共利益的问题。

但交易的概念是对两个人而言总收入对于总支出，这就存在利益的冲突。在一次交易中，卖者的总收入就是买者的总支出，而净收入或净损失只是一个人在两次交易中总收入超过总支出的差额。当用同义的术语价值和成本表达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正的价值，也就是总收入，对于卖者来说，是他卖出的时候接受的价格；正的成本，也就是总支出，对于交易中的买者来说，是他所支付的同样数量的价格。因此，在总收入上的增加，对于卖者而言是一笔收益，对于买者而言则是一笔相等的损失。在每种价格下，利益的冲突是难以抑制的。在调和利益的冲突中，这就是讨价还价、妥协折中和国家干预的理由。

但是，净收入的增加掩盖了买和卖的这种利益冲突。后者是一种把社会产品中的商品和服务的一个份额的合法控制权进行转移的法律事实。同样地，它们涉及谈判对别人的出价和要价的选择，部分或完全地控制供求、诱导、劝诱、胁迫、强迫——总而言之，进行讨价还价。从魁奈时代起，经济学理论中所用的一些熟悉的术语，如货物的“流通”、收入的“流转”、“交换”等，都是从物理学和工程学的比喻中得出的，因此它掩盖了讨价还价这种经济行为和利益的冲突。这种掩盖没有被注意到，部分是因为所有权的转移没有跟实物的交付区别开来，部分是因为净收入从个人主义的观念出发，决定净收入的买卖没有被包括在问题中。

但是，由于是从不断重复的总收入和总支出的观念出发的（这意味着从一种交易的重复而不是从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出发），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限额的交易以及因而形成的固有的利益对立，都被带了出来，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计量。尽管在各种净收入间选择的观念（这是指买者和卖者双方的个人主义观念），掩盖了讨价还价的活动（这种活动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调和对立的利益），但要么是各种总收入，要么是各种总支出间选择的观念（这是用“机会成本”、“服务成本”、“反机会成本价值”、“服务价值”来衡量的），却是各种买卖交易本身中一个人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得到的收益或损失的衡量尺度。利益的冲突也存在于管理和限额的交易中，因为在这些交易中，稀缺规律也扮演着一个角色。

前述关于买卖活动的分析，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区分善意和竞争的意义。如果剥离了买卖交易中一切的误导性广告、欺诈、偏袒、垄断和强迫——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愿买愿卖的价格概念，因而让买卖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那么我们就形成了善意和公平竞争两个概念。消费者的善意是自由的买家为相似的服务支付同样或更高的价格的意愿，这是与他会在别处支付的价格相比较而言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公平的价格”。但自由竞争是这个买家为相似的服务只支付同样或更低价格的意愿，这也是与他会在别处支付的价格相比较而言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削价”。在这里，个人在彼此交易中损益的大小和社会后果，逐渐变成了一个具有公共重要性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问，导致这些机会选择观念代替古典的生产成本观念的历史环境究竟是什么？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十九世纪前半叶进行的引人注目但当时却被视为是异端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从个人到社会的转变。

4.从劳动分工到劳动联合及其公共目的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那十年间，“劳动联合”简直是“风行一时”。我们在其他地方说过，这十年和前面十年是“美国历史的空谈时期”，所有的经济学家、改革家和实干家都开始考虑“联合”。[83]
在阐述的时候，按照其鼻祖的不同倾向，采取了不同的名称和形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称之为合作；无政府主义者称之为“互助论”；罗伯特·欧文或卡尔·马克思称之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奥古斯特·孔德称之为“社会学”；实干的企业家称之为形成法人组织的自由；工人称之为工会主义；凯雷和巴师夏称之为“劳动的联合”。对于他们的所有人而言，这是区别于政府的“社会”。生产财富的是社会，而不是一种个人的集合。

在这方面，这一时期不仅是针对亚当·斯密用来替代政府的重商主义的劳动分工
的一种反应，它也是针对斯密对抗一切控制个人的社团和联合形式的一种反应。斯密的劳动分工使得每个个人都成了独立而唯一的财富生产者，尽管他的联合概念跟边沁的概念一样，仅仅是把一个人的产品加到其他人的产品上去，然后用它来跟其他人交换。但现在是一个合作的社会的新联合主义生产财富，然后归个人占有，再将其彼此转让。

从这些新阐述的社会概念中滋生出来了种种天真而不可思议的谬误。凯雷和巴师夏把他们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从石器时代到现代为止的社会服务的无限的历史积累，相当于土地、固定的改良和机器形式的价值积累。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在他们看来，社会就是资本家和地主占有了所有这一切财富的历史积累。然而，他们认为，所有这种社会价值积累都是过去不曾拥有它的现在的劳动者可以无偿得到的，作为个人对过去的社会历史的重复，从而为他们“节省了”要不然他们就得被迫完成的劳动，目的是为了获得现在的必需品和奢侈品。无论他们称其为社会财富、社会价值还是服务价值，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它的价值跟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一样，是历史上物化在其中的劳动力的数量。[84]
由社会价值积累对现在劳动的节省几乎是无穷大的，例如在前面提到的那个沼泽的例子中，巴师夏估计它积累的价值六十倍于现在生产庄稼所需要的活劳动的量。从当今这一代任何有限的生命可能做到的角度来说，它的确是无穷大的。我们称之为社会价值无限积累的谬误，从个人的角度看，这就是我们又称之为难以企及或非同时发生的选择的东西。

凭借这一谬误，凯雷驳斥了李嘉图不劳而获的地租和马尔萨斯悲观的人口法则。在农业社会，人口不是从较高的生产力边际向较低的生产力边际扩张的，而是从较低的生产力边际向较高的生产力边际扩张的。从定居点不那么肥沃但原始工具易于垦殖的丘陵顶部开始，向着更为肥沃、要求大型的资本设备的土地扩展，这系过去社会劳动的创造，用于排水、筑路、伐木、深耕等。这是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资本的积累，与之相伴随的是控制自然能力的增加。在现有的耕作环境下，个别的定居者根本不可能再复制出同样肥沃的土地，因为要想做到这一点，他一个人就得把他的祖辈从古至今的各个历史阶段再重演一遍。即便是李嘉图不劳而获的地租的增长，无论它有多大，都无法跟这样的价值相提并论。这一价值就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由社会把所有者的土地提高到它现在的产量上所耗费的一切所带来的价值。因此，凯雷、巴师夏的推理，跟马克思的推理一样，忽略了地租、利息和利润之间的区别。社会产品的这些职能划分中的每一项，以及将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对于社会在历史上投入到土地和资本中的现时价值而言，显然都不是一种公平的回馈。[85]

但是，财富社会积累的物质概念，将凯雷和巴师夏卷入了到了关于私有财产的新意义的一种矛盾当中。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凭借着他们个人作为人们自己生产的东西的所有者的概念避开了这一矛盾，而马克思凭借其公有财产的观念也避开了这一矛盾。按照凯雷和巴师夏的说法，个人所有者不但占有了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且他也占有了社会已经生产的东西。洛克和斯密不这样看，他们的说法是，个人彼此之间交换他们先前已经生产出的东西，而社会的总产品仅仅是所有个人产品的总和。

显而易见，凯雷和巴师夏陷入了对新发现的劳动联合原则的一种天真运用。公正地看，他们落入了卡尔·马克思的股掌之中。他们的论点是一种谬误性质的特殊辩护，而不是对现在的所有者以地租、利息、利润形式获取的任何东西的合法性证明，目的是为了对抗新出现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眼前的攻击，后三者的观点基于同样的社会生产，而不是个人生产。[86]

现代经济学家，从李嘉图的时代开始，更多地受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各种社会理论的鼓动，越来越忙于关心对有限的个人和机构提供社会产量的有限服务的衡量问题，忙于用现在的和延迟的补偿来比较它们的价值，而这些补偿是指个人因各种服务而从社会中接受的补偿。在几种新的概念和办法中，可以找到揭露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各种联想性谬误的心理工具。这些新的概念和办法包括观念的积累而不是财富的积累；[87]
使用会计账册来表示个别机构未补偿服务的一种净积累，[88]
而不是使用会计账册来表示过去所有服务的无穷大的总积累；因折旧而形成的财富的周转，而不是财富的累积。[89]

以再生产成本代替李嘉图的生产成本，作为现在这代人为过去服务支付的价格，这一点挽救了凯雷和巴师夏他们自己。除非是出于替私有财产进行谬误性的辩白的目的，否则他们不可能认为过去社会服务的无限积累会被物化在土地和资本设备全部的现在价值中。过去的服务，因为折旧、磨损、损耗和废弃，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出现的新的服务和旧服务的改良，这并非基于财富的积累，而是基于观念的重复和积累，还有就是财富生产中大幅度提高的效率。因此，说到我们的买卖交易公式，任何积累的财富的现在的价值，都不能超过现在再生产那种财富的成本（一百一十美元）。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任何过去所积累的财富的购买者，无论生产时它特殊的劳动成本是大是小，现在都有了一种选择，可以按照现在的再生产成本（一百一十美元），从一个竞争的卖家那里购买同样的东西。这是凯雷和巴师夏服务价值（或反机会成本价值）的基线，而且量度了劳动的节省，这种节省是由于得以使用一个可选择的生产者，这个生产者是按照现在较低的生产成本销售的，因为他利用的不是社会财富而是社会效率的历史性增加。

因此，凯雷的再生产成本救了他自己和巴师夏，使他们脱离了他们先前在伦理上为私有财产的所有权进行辩护的谬误。这里所说的所有权是指由社会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所有权，而不是指所有者的所有权。这是他们对共同所有制鼓吹者的答复，也是对他们利用李嘉图生产成本的一种必要的纠正。因为他们曾经用后一种概念来谴责社会生产出来的东西的私有制。但是，对凯雷来说，私人所有者从社会财富中所取得的或所付出的，并不多于或少于现在的再生产成本，这同样适用于地租、利息、利润以及工资。

因为，很显然，有了他们关于自由、平等和及时竞争的假设，卖者索要的价格与买者所支付的同样价格之间的均衡点就是再生产的成本。因此，在这些均衡假设的基础上，从卖者的观点看，后来庞巴维克、格林和达文波特的机会成本学说，与从买者观点看的凯雷和巴师夏的反机会成本价值学说是一致的。在我们的买卖交易的公式中，尽管从表面上看，机会成本是按一百美元的买者和九十美元的买者之间的差额来计算的，反机会成本价值是按一百一十美元的卖者和一百二十美元的卖者之间的差额来计算的，但如果一百一十美元是再生产的成本，而且自由、平等和及时的竞争让价格降至了再生产成本的水平上，那么机会成本对卖者而言，就是按九十美元与一百一十美元之间的差额来计算的，反机会成本价值对于买者而言，就是按一百二十美元和同样的一百一十美元之间的差额来计算的。每个人都在一百一十美元处的交易中获得了利益，但这种利益不是痛苦和享乐经济学家们不可计量的心理利益，而是可以计量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是对再生产成本的选择，而不是对可选择的次优的卖者所要求的价格（一百二十美元）或次优的买者所出的价格（九十美元）的选择。

但是，如果成为均衡学说的三个假设即自由、平等与及时性，被否定了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公式就完全适用于法律上的强迫限度学说。[90]
通过把凯雷和达文波特的学说与“新古典学派”或均衡经济学家的巅峰代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理论作对比，我们就会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了。

5.替代法则
。当假设存在自由竞争的时候，机会成本（或者说服务的成本）与反机会成本价值（或者说服务的价值）这两个概念，可以不看其差别而交换使用，这一点在马歇尔所谓的“伟大的替代法则”中可以看到，他常常说，这一法则“关乎竞争的作用”。[91]
他陈述了替代原则的两个方面，即“以一定的支出
获得更大的结果，或用较小的支出
获得同样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个方面采用的是卖者的观点，也就是达文波特的机会成本；第二个方面采用的是买者的观点，也就是凯雷和巴师夏的反机会成本价值。

于是，马歇尔将这两个方面作为等价物来使用。他说，企业家“在不断地比较不同的但却可用于获得同样结果的生产要素的效率和供给价格，目的是为了碰巧发现一种组合，这种组合可以产出与特定费用
相配的最大收益；或者，换句话说，他在不停地运用替代法则
”。[92]

这就是达文波特的机会成本，在这里，费用是不变的
，而收入则是可变的。

但马歇尔接下来说：“所用的这些要素的供给价格的总和，通常都少于可以用来替代它们的其他一系列要素的供给价格的总和。只要生产者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他们通常就会用较少支出的方法来代替。”[93]

这是凯雷和巴师夏的反机会价值，或者说是“再生产成本”，在这里，收入是不变的
，而费用则是可变的。

因此，结果就是，马歇尔的“替代法则”不过就是与李嘉图的“生产成本
”相对的凯雷的“再生产成本
”。布朗[94]
对达文波特的机会成本和凯雷的反机会价值进行了类似的证明，尽管后一个概念来自于凯雷而不是达文波特，但两者都相当于“再生产成本”。

执著于马歇尔替代法则的这些双重意义似乎有点过于吹毛求疵，但当我们从个人主义的观点转到社会的观点，再进一步转到必然采取社会观点的法庭的价值理论的时候，事情就不是这样了。马歇尔考虑的是个别企业家以及他的净收入，这是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的，但法庭是在把作为原告或被告的个人与处于类似情形下的所有个人的惯常情况进行比较。法官或仲裁者在问，如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话，那么各方可以
得到的合理的选择会是什么？[95]
这就要求要对当时当地的惯例进行调查研究。合理的服务价值是处于类似情况的其他买者为所提供的服务会支付的价格；合理的服务成本是处于类似情况的其他卖者对所提供的服务会接受的补偿。马歇尔的自由竞争和均衡的边际效用或边际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在实际的惯例中有可能是破坏性的、强取豪夺的、歧视性的）问题，让位给了公平
竞争、平等
机会、合理
价值的问题。在这方面，当时当地的一切习俗和机会都要与原告或被告的情况进行比较，他们会要求社会用集体的力量针对对方或其他所有方的意愿来实行人们自己的意愿，而这里的社会是以法官或仲裁者来体现的。

还有一点，就如同马歇尔所说的那样，似乎我们已经开始过于小心地坚持经济学家们归因于竞争的各种显著的关系了，但在与均衡理论相反的情况下，也就是竞争并非完全自由、平等、及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注意到各种选择对象的这种选择在所有情形下所造成的最基本的变化的话，那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注意到，机会的这些概念标志着一种从古典的实际生产成本观念和享乐主义的实际苦乐观念，到各种对象意志的选择观念的一种转变的话，那么情况也就不是这样了。在绝大多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律师是制度观点的缩影，他既不问感情，也不问“基本原则”，他把一切都看成是货币的事情。他问，由于对方的行动，我的委托人面对的次优选择是什么？损害肯定不能用感情来估计（国内法中的“安慰物”是个例外），但却可以用货币这种可选择的对象来计算，这里的货币将会在财力上给他的委托人带来与其对手的平等，这种平等是指享受社会应该平等地提供给其所有成员的机会的平等。假如像非制度主义者所假定的那样，竞争总是完全自由的，那么在竞争和可选择的机会之间，就不会存在任何可计量的差异。律师与经济学家相比，尽管更“机会主义”、更缺乏“原则性”，但却因此更接近各个阶层的人的不平等的日常经验。在一个仅仅因为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平等或及时的竞争就不存在以再生产为代价的不平等的世界里，他直接跟个人经验打交道，处理的是由其他个人占有、控制、把持的社会机会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转向人们所面对的更为现实的各种选择对象。这些对象我们称之为强迫的限度。

6.强迫的限度
。这里，我们开始处理买卖交易第三方面的一个内容，我们称之为买卖能力，而不是生产成本。在我们的公式中，很显然，卖者S不能强迫买者B支付超过一百二十美元的价钱，因为在这个限度之上，他的竞争者S1就会取代他卖方的地位。同样，买者B也不能强迫卖者S接受少于九十美元的价钱，因为在这个限度之下，他的竞争者B1就会从S那里购买了。一百二十美元和九十美元这些限度，对于这一假设的交易，就是强迫的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S和B所拥有的自由
但不平等
的机会。

我们把这些限度设置得很宽，这对于那些惯于按照自由、平等和及时竞争来思考的人来说，似乎有点荒谬，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平等和及时的竞争使得成本和价值在再生产
成本处取得了均衡。但这些极端的限度恰好就是中世纪所面对的稀缺的情况。当时公开市场
、同业公会、君主都在用自己的规则在管理贸易，他（它）们一直是相比较而言的弱势买卖者的多种情况的典型，这些购买者是现代规则制定过程中试图处理的问题。那么，在有可能的选择对象决定的这些强迫限度的范围内，价格将在哪里决定呢？如果S是实力更强的讨价还价者，控制了一种供给有限的商品，而且拥有丰裕的资源，能够让他比买者B坚持更长的时间，那么他就可以迫使价格涨到由实力次强的竞争者S1提供给B的自由机会的限度；反过来说，如果买者B是实力更强的讨价还价者，买的需求没有S卖的需求迫切，那么他就可以迫使价格降到这样一个限度上，即S以九十美元的价格卖给B1的自由选择。在一百二十美元到九十美元这些强迫限度中间的某一点上，人们将找到卖者S和买者B都同意的实际价格。这就是自由竞争和平等机会之间的差别。

这里出现了由于现代经济学的两个特性而出现的两个问题，也就是一致行动的增加和利润边际缩小的问题。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这些问题开始以变化万端的形式出现在法庭上，这种情形要求建立多个具有调查权力的委员会，这些权力是法庭所得不到的。它们都是一些关于合理或不合理的歧视、自由、公平竞争以及合理价格的问题。我们的买卖交易公式也许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都跟劝诱和强迫的谈判心理有关，并且是对强迫起始和劝诱终结点的一种研究。在我们的公式中，如果公司S以一百美元的价格卖给B、以九十美元的价格卖给B1，那么产生的问题就是：九十美元较低的价格是不是一种合理的服务成本，因而从B那里获得的十美元是不是针对B的不合理的区别对待，但却有利于B1。在两种情况下，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和凯雷—巴师夏的再生产成本都不会出现。或者说，如果买者B支付给S一百一十美元、支付给S的竞争者S1一百二十美元，那么问题就成了那一百二十美元是不是合理的服务成本，一百一十美元和因此而少的十美元是不是有利于S却不利于其竞争者S1。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区别对待和服务的合理价值或成本的经济和伦理的问题，一直到1901年才由美国的最高法院找到了一种解决的办法。[96]
在经济上，这是一个确定合理的强迫限度的问题。类似的问题也大量出现在一切劳动交易、对借贷者索要的利率等问题中。它的研究也许采取的是以生产的实际成本作为考虑因素之一的形式，但社会的问题却是合理与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或者，拿另外一个自由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来说，从我们的公式来看，这是一个与合理与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密不可分的问题。任何一个问题的变化都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的变化。这两个问题在数百年前的商法和习惯法中可以追溯到，但在现代大公司和狭小的利润边际中，它们才达到了极端的社会重要性。在我们的公式中，如果卖者S1想为自己的产品索价一百二十美元，但却指责其竞争对手S不公平地削价到了一百一十美元；或者说，如果只承担得起支付九十美元的买者B1，抱怨他的竞争对手B通过出价一百美元拉走了他的工人和原料供应商，那么，不管是哪种情况，出现的问题都是自由竞争是不是公平竞争的问题。在卖者的竞争中，问题是对于卖者而言的，一百一十美元或一百二十美元是不是合理的服务成本；在买者的竞争中，问题是对于买者而言的，一百美元或九十美元是不是合理的服务价值。除了作为证据，生产成本和再销售的价格都没有成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得失攸关的社会问题是，在这一交易中，竞争者针对彼此采取的行动是不是公平的。

正如我们前面所讲过的，在这两种情况中，存在合理价格的第三个问题，因此，在这里出现了劝诱和强迫的谈判心理，享乐主义的经济学家有可能将这两方面作为其苦乐原则的一个特例而使之一致起来。然而，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享乐主义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它只是一种必须用货币单位来计量的一种心理。在劝诱和强迫之间必须划定界限，法庭按照美元和美分这样的货币单位划定界限的努力，仍然是合理价值
的问题。以愿买愿卖的双方同意的价值作为合理性的标准，从这个标准出发，就必须确定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双方都被说成是在劝诱对方，因此当然不会被说成是在强迫对方。在这种情况下，法庭真正要判决的，是采取社会的观点看，一个人从社会总产品中获得的较大的份额和另外一个人获得的较小的份额，与每个人合理的服务成本和合理的服务价值相比，是不是正当的。如果一方获得的较大的份额超过了这种正当的范畴，那他就是在强迫对方，对方就受到了强迫。一方的支出当然对应于另外一方的收入，这是古典经济学老生常谈的问题。但社会的问题是，因一方放弃而另外一方所接受的较大份额的社会产品，是不是超过了“合理的”标准。如果双方获得的份额都被其合理的服务成本和合理的服务价值证明是正当的，那么无论对他来说实际成本或实际收入有多大，价格都是劝诱性的，价值也是合理的。

我们必须承认，劝诱和强迫之间这个点的确认和计量，是一件既困难又复杂的事情，而且部分受感觉和情绪的左右，但主要取决于讨价还价能力的历史发展。正因为如此，它是重要的，因为通过决定是用这种方法还是另外一种方法，司法意见把价值数十亿的社会产品从一个或一类人那里转移给了另外一个或一类人。事实上，关于合理价值
这个问题的一个单独的判决，就决定了是否将百亿美元高昂的货物和旅客运费划到铁路公司的钱柜里，还是让数百万人享受低廉的运费。

为了区分成本与价值的各种意义，我们用了机会成本和反机会价值这样的术语，但它们只是一些技术术语，代表的是伴随着买卖交易的谈判中的那些为人所熟悉的内容。一个接受了五千美元薪水的大学教授，另外一家机构给他提供了九千美元的薪俸，他开始为增加他那五千美元的薪水跟聘请他的大学进行谈判。最后他决定留下来，接受五千美元的薪水。他留下来的成本是什么？成本是四千美元，不是因为他的支出成本增加了四千美元，而是仅仅因为他选择留下来，他就损失了另外四千美元的收入。

但他的服务对于大学的价值是什么？他的服务值多少？除了跟他在别处能够获得的报酬相比较而外，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大学以五千美元得到了另外一个买家认为值九千美元的服务。在谈判中，这些可以说成仅仅是“论据”，因为还有金钱之外要考虑的东西，那些也是论据。但“论据”是谈判心理的基本要素。如果如同通常的买卖交易中的情况那样，除了金钱再没有其他的任何论据，那我们在计量服务成本和服务价值的时候，就只有对金钱的考虑。这个教授“值”九千美元，原因是他提供的服务对于别的地方的大学值九千美元。这个大学赢得了一种剩余，因为它付给这个教授的，要比他服务的价值少四千美元。对于这个大学来说，这九千美元是一种反机会价值，或者是他服务的价值。对于公众或社会而言，这个教授是不是值那么多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即服务的合理价值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相当于教授把四千美元捐给了大学，因为通过选择留任，他牺牲了这笔可选择的收入。对他来说，这九千美元是他的机会成本，或者说是他所提供的服务的成本。

还可以给出另外一种解释。一个挣工资的人急需能到手的现金，但只有两个星期后他才能有望得到二十美元的工资。他用他的工资作为担保跟一家收买工资的信贷机构作了一个转让，后者支付给他十八美元。他为提前两星期支付工资而使用十八美元实际付给了借贷者两美元，相当于为两星期支付了百分之十一的利息或每个月支付了百分之四十的利息。按年息计算，他所付的利息是每年百分之二百四十到百分之二百八十。

因为小额借贷者同样或类似的经历，出现了一个服务的合理价值的问题。人们设计出了所谓统一的“小额信贷法”，创立了特许的公司，授权它们对总额不高于三百美元的贷款，按照未付余额收取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的月息或百分之四十二的年息。在小额信贷上任何超过这个限度的利率都属非法，很多州都采用了这条法律。这是信贷公司给贫困的小额借贷者提供服务的合理价值的标准。这就是有组织的社会试图给贫困的借贷者提供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社会的代言人，司法机构认为是合理的。

然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些州让进行高利剥削的利息合法化了。但是，这个阶层的借贷者不能从商业银行那里按照通常合法的利息借贷，考虑到以前他们能够得到的只有这样一个选择，因而月息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要大大低于他们以前的选择。在上面提到的那个例子中，使用十八美元两个星期的利息按照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的月息支付，差不多只会是三十二美分钱，而不是两美元。

这又是反机会价值的一个特例，或者说是一个人有机会避免更高支出选择的价值。尽管与具有银行可以接受的良好信用的人支付给商业银行的利息相比，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的月息是比较高的，是高利贷，但对于没有信用又处在窘困中的人来说，这个利率肯定要低于他可以选择的更糟的利率。他的境况要好过在他实际的经济状况下的境况，尽管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的月息对他而言确实牺牲很大，但还是比按照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四十的月息所要付出的牺牲更小。[97]

在这里，我们无须对于机会、竞争、价格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作更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公式是普遍性的，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三个因素以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断重现，原因在于在亿万的交易中，每一个因素都是高度可变的，而这个公式则对此提供了线索。按照古典经济学和享乐主义经济学的假设历史的方法，我们逐步走向了这个公式。

7.从鲁滨逊到运行中的机构
。从庞巴维克假设的历史开始，假定鲁滨逊独自在一个岛上。这是一个从实质上消除社会的非常恰当的方法。鲁滨逊必须工作才能果腹。果腹是效用，选择兔子而不是鱼是对更高的效用的选择，兔子是对前述较低的效用——鱼的牺牲。[98]
对鱼的避免是选择兔子的效用成本，而差额就是剩余的效用。

把这种情况变为凯雷和巴师夏的说法。因为没有鱼，鲁滨逊必须吃兔子。他可以用陷阱或追捕来获得兔子。他选择陷阱作为一种更容易的捕猎办法。他“节省”了追捕的劳动。这种避免劳动的量，对于他来说，就是用陷阱诱捕这种较容易的劳动的反效用价值，而诱捕与追捕之间的差额则是“节省的”纯剩余劳动。

但假设岛上有两个人——鲁滨逊和礼拜五。每个人除了必须跟另外一个人打交道外，别无其他选择的机会，否则的话，他们就谈不上是自己孤立的劳动。不存在执行权力或保护自由的政府，每个人都只能依赖自己的能力，每个人作为自己的产品所持有的东西都是另外一个人所需要的。

有两种胁迫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区分为强迫
和胁迫
。两者都诉诸暴力。强者掠夺弱者，这是强迫。然后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强者继续用暴力的威胁来掠夺弱者。强迫不仅仅是暴力，它还是暴力的威胁。暴力是另外一种选择，是诱因。被强迫的人被给予了两种选择，他会选择较轻的一种。我们可以说他“别无选择”。但他有选择，他选择的是痛苦较轻的工作。对于他来说，所避免的较大的暴力的痛苦，就是服务的价值，这就是鲁滨逊提供给他的奴仆的较小的痛苦。礼拜五得到了一种剩余，境况会更好一些。

但假设双方实力相当，有两个鲁滨逊。暴力和暴力的威胁由于平等而变得无效，每一方都想要或都需要另外一方生产或占有的东西，但各人都有同等的实力而不让对方染指。选择每个人提供给对方的都是一套不同的选择。现在选择不再是暴力的强迫，而是缺乏他需要但却由对方把持的东西而造成的现实的稀缺。

但稀缺的力量跟强迫的能力一样，也可能是不同等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胁迫
，它取决于对方的相对需求和资源。但是，由于资源只不过是满足相关需求的手段，而由于需求的满足终有一天会耗尽资源，因此，各方的能力决定了交换的比率，这些比率取决于他们等待对方妥协的相对实力。具有更多资源或更少需求的一方可以比另外一方等待更长的时间。他拥有更为丰裕的能力，这种能力给了他更大的等待的能力，并且最终给自己的产品附加了一种更高的价值，可以换来对方更大数量的服务。因此，如果实际的持有能力是同等的，而且没有其他的选择机会，那么交换中的价值就是由所有物的相对稀缺性和与其相反的经济上的等待的能力决定的。但无论哪种情况，当交换最终达成的时候，每一方提供给对方的服务的价值，都是比他实际遭受的痛苦更大的痛苦，而他实际遭受的痛苦是他给对方作出让步时他真的放弃的东西。他所避免的这种更大的痛苦，就是一方提供给对方的服务的价值。它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是凯雷和巴师夏的服务的价值。

但我们最后假设，相对于需求的资源是相等的，于是，每一方都有同等的等待的能力；因此，稀缺的经济能力被平等抵消了，恰如实际的强迫的能力被平等地给抵消了一样。于是，每一方都必须求助于我们称之为“劝诱”的道德的能力。各方都必须给对方提供一种服务，这种服务是对方可以自由拒绝的，这样，各方就必须通过诉诸对方选择的自由才能把对方争取过来；必须依靠“善意”；必须依靠劝诱；他们必须达到法学上的“理想典型”，一种“愿买愿卖”的“意见一致”。

但假定鲁滨逊和礼拜五的劝诱能力是不同等的。一方与另外一方相比是一位更好的推销员，但仍然存在欺骗、歪曲、无知、愚昧的不平等。可以想象，这些也能被平等消除掉，就像假定骗子遇到骗子、守财奴遇到小气鬼时所遇见的情形一样。

这样，我们已经通过排除法对心理学的四个阶段进行了分析。第一个阶段是人与自然力的关系。在这个阶段，效用成本和反效用价值这样的术语在学术上似乎是比较恰当的。第二个阶段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机会成本与反机会成本价值这样的词似乎是比较恰当的。但这个阶段呈现出了人类能力的三个不同层次：自然能力、经济能力和道德能力。第一种能力我们称之为强迫，第二种能力我们称之为胁迫，第三种能力我们称之为劝诱。强迫是自然能力直接的强制，或者是威胁要这样进行强制；胁迫是经济上抑制能力的间接施压；劝诱是道德的诱导能力。

所有这些假定都被假设的均等给一一消除了，因为当它们因均等的假设而达到均衡时，就不表现为能力、实力或强迫了。

但为了得到这种理想的均等，我们就必须离开我们的孤岛，重新开始。假设鲁滨逊和礼拜五周围有了一些人口，因此有一个政府在管理他们。自然的强迫现在均等化了，不是因为假定，而是因为政府。礼拜五也许就是鲁滨逊的奴仆，这不是因为鲁滨逊在自然上、经济上或道德上更优越，而是因为政府迫使礼拜五服从，这样不但减轻了鲁滨逊对自己靠不住的优越性的依赖，也排除了第三方给礼拜五的其他的选择机会。鲁滨逊是否劝诱、胁迫或鞭打礼拜五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礼拜五是件东西，而不是一个公民，他们之间唯一的关系是管理交易中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不是买卖交易中买与卖的关系。

但假定国家赋予了礼拜五人身与财产的权利——通过了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把他变成了一个公民。从经济的观点看，国家赋予的是持有服务与产品的平等的自然能力。自然力量大概被公民的平等和司法制度消除了。私人暴力和私人暴力的威胁受到了禁止，威胁和实施自然强迫的只有统治权。每个人现在都必须求助于经济上的胁迫等待对方屈服。

但是国家不能实行经济胁迫的平等，它最多只能设定较高的和较低的限度。为了实行经济的平等，就有必要实行需求的平等、痛苦的平等，甚至是关于事物价值意见的平等。可以想象，国家有可能如同苏维埃正在进行的那样，准许资源的平均分配，用一种共产主义的限额方式来代替私人的讨价还价。但尽管让资源可以在数字上相等，并按照一种假定的会计货币进行计量，不过，这种数量上和质量上的相等，在人们的心理上实际是不相等的，因为欲望和个人好恶的差异立刻就会赋予事物价值上的差异。

即便国家认可私人买卖，但它也不能使劝诱平等化。劝诱是一个人胜过另外一个人的那种心理能力，不用强迫或胁迫，每个人都可以靠它诱使对方按一种有利的交换比率提供服务。正如欲望和好恶促使行动的能力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一样，以及能言善辩促使行动的能力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一样，事实上，构成人格的正是在欲望、好恶和说服力上的这些差异。国家不是把它们平等化了，而是在避免它们平均化，以便扩大人格利益的范围；国家可以设定胁迫或欺骗的较高的和较低的限度，在此限度之外，不准许用经济的能力代替人格。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在人格的劝诱和经济能力的胁迫之间设定这些限度，那么私人的协会就会试图在诸如商业伦理、工会伦理、职业伦理、商事或劳动仲裁等[99]
的名义下做到这一点。如果法庭采纳并实施了这些规则，那么习俗就变成了习惯法。

因此，我们现在转到了法官和仲裁者与买卖交易相关的心理方面。这就有必要采取一种历史的特性，而不是前述的推定的特性。对于因利益对立而产生的纠纷，必须迅速作出判决，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公道，而是为了避免无政府主义和暴力，这样就可以保持交易不断进行。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公道都是一种事后产生的想法。因此，法官的心理上遵循的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习俗和现在的实用性，而不是幸福和公道，正如边沁反对布莱克斯顿那样。

历史地看，十七世纪在英国是一场斗争，这场斗争是为了让法官们脱离国王的支配，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意见建立在公共的立场上（当时是指全体国民），针对的是当时所认为的国王和朝臣的私人立场。从那时起，在英国和美国，法庭代表的是跟我们检验过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同样的社会观点。从李嘉图开始，这个立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经济问题，即作为诱使个人做出贡献的社会成本，分配给个人或阶级的社会产品的份额，与这些个人或阶级对总产品所做的贡献是否成比例；换句话说，私人财富与私人对国家的贡献是否成比例。

然而，社会财富的这种分配要由司法判决来讨论，而司法判决主要是出自于个人交易中固有的利益冲突，它是建立在个人财产、自由和人格的假设之上的，因而法庭和仲裁者必然会忽视个人所获得的净收入。因此，当这个胁迫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必然会采取比较的方法，以便确知在发生争议的交易中，一方所获得的总收入或所承担的总支出，与类似交易的通常情况是否具有相似性。这样，就出现了比较成本和比较价值的原则，我们将其区分为反机会价值和机会成本。一旦有别于私人计量方法的社会计量方法被人们所理解，那么这些方法中的自相矛盾方面就失去了。这也是一种推理的方法，但不是通过心理经济学家的个人苦乐观，不是通过无政府主义伦理和公道的方法，也不是通过生意人的净收入，而是通过这种社会的方法，客观地确定什么是合乎惯例、处于支配地位、因此才是合理的东西。

如果法庭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意见给出理由，那么它们的心理就会上升到理智的水平，对它们在本能和直觉上觉得适用于手头这个案子又属于公共福利原则的内容加以合理化、社会化并为之进行辩护，这或多或少地就像是它们在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因此，较低级的法院考虑所涉及的社会问题的必要性被消除了，因为它们只需要遵循清楚表达的判例就行了，或者在出现疑问的时候向最高法院提出建议。在美国，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立法机构和国会的一切法案对于最高法院都是尝试性的建议，关键在于有没有可能让后者认为法案符合公共利益。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即便是只要求法庭判决立法法案是否与最高宪法相冲突，成文的宪法仍然具有高度的伸缩性，很容易由于词语意义的改变而改变。其实一直以来往往都是这种情况。

在经过许多的试错后，最终经杰出的法律头脑明确表述，从法院这种遗传和制度的心理中形成了某些概括、规则或原理，人们相信，这些东西能够调和前述千百年来的直觉性决定，而所提供的这些直觉性决定是用来随时解决纠纷的。这其中最普遍的一项，是将自由的讨价还价描述为对愿买愿卖想法的满足，据说这项原则可以在最大范围内调和在买卖制度下产生的各种纠纷中的公共和私人利益。意愿的这些术语又是通过与成为惯例和处于支配地位的东西的比较来定义的，但一般而言，它们的意思是指对现在据说是强迫、胁迫和不道德的劝诱的合理消除。[100]

将这种推理模式运用到我们的交易公式中，如果卖者S以一百美元卖给B，而把类似的商品以九十美元卖给B1，那我们就触及到了不平等的机会、不平等的自由或歧视的推论。这也许有、也许没有社会意义，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惯例。如果人们认为合乎惯例，那就会赋予它平等机会的意义。

同样，如果S以一百美元销售，而他的竞争者S1正在以一百二十美元销售，那我们就触及了不公平竞争的推论，其社会意义还是取决于被认为是合乎惯例的东西。如果人们认为合乎惯例，那它就会获得公平竞争的经济名义。

在这两个例证中，我们触及到了两个术语，即平等的机会和不平等的机会：平等的机会是合理的服务价值或合理的服务成本，而不合理的机会是不合理的服务成本或价值。

或者说，最后如果S利用B的弱点占便宜，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最佳选择就迫使他支付了一百二十美元；或者B利用S的弱点占便宜，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最佳选择强迫他接受了九十美元。从上述我们可以推断出，这里显然存在胁迫，然而，其社会意义还是取决于人们拿它跟合乎惯例又处于支配地位的交易所进行的比较。

我们还会看到，在任何交易中，都存在三个可变的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方面包括了被提出来由法庭判决的关于合理性问题的一切经济争端。这就是歧视、平等和不平等机会的问题；自由竞争与公平竞争的问题；平等或不平等买卖能力的问题。

对于四个参与方中的任何一方而言，都有可能提出三个争端中的一个，或者是全部都提出来。我们的卖者S可能会以歧视或敲诈的理由起诉B，以不公平竞争的理由起诉S1，这要取决于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三个可变方面中的任何一个似乎都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对于其他的参与者也是这样。

我们还会看到，如果给三个问题中的一个作出了决定，那它就会改变其他两个的经济数值。关于公平竞争的决定会让歧视和价格两方面都作出更改，关于其他问题的决定也是这样。当我们经过了后一点，从假设过渡到了真实的历史的时候，这种功能关系就会在一个典型交易的四方之间以及价值的三方面之间出现。[101]

8.讨价还价的能力
。[102]
在一致的经济行动获得法律支持之前，讨价还价的能力在经济学说中并没有表现为一个独特的主题。一致行动的两种主要形式是法人组织和管制。在法人形式中，个人授权，让董事会与经理订立种种在法律上约束股东的契约。个人的讨价还价被排除了。但在管制的方法中，参与者无论是个人还是法人组织，都必须服从规章、法律或规则。这些法规决定着个人或法人组织讨价还价能力的限度。个人的讨价还价继续存在，但却受到了限制。

个人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经济学家的假设不曾包含讨价还价能力的假设。亚当·斯密在将自己的经济学说建立在个人对自由、平等及财产的合法权利的基础之上，他强烈反对一致行动的两种形式。为了反对一致行动，他提出了一种自然神论的半机械式的竞争，这种竞争在买卖活动中控制了个人。[103]
受到他如此强烈抨击的“法人组织”属于管制类型的性质，[104]
还有对成员的个人买卖行为施加限制的行会。政府赐予个人或某些阶级的重商主义的税则、奖励金以及贸易特权也都是如此。通过让受惠的个人免于国外竞争的损害，它们增强了公民在国内的个别或一致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斯密的这种个人主义和机械的假设，主宰了古典学派和心理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而且还被无政府主义者推向了极端。共产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又完全废除了它们，后者的假设是消除个别和一致的买卖活动，代之以国家的限额活动，这恰恰与买卖活动相反。

只要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这些学说盛行，那么关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那种起调解作用的过程，也就是关于个人一致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就不可能有什么科学的理论。所有这些行动，个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斥之为垄断，而共产主义者则斥之为仅仅是治标的手段。

但与此同时，也就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十年中，在英国和美国——出乎斯密、马克思和蒲鲁东的预见，也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和法庭闻所未闻的——一种新的权利得到了立法认可，即自由、平等、财产权利之外的普遍的联合权利。法人组织并没有如亚当·斯密和反垄断主义者要求的那样被禁止。它们不是由立法机构的专案来创立的，而是由一种公司法给普遍化了。在同一时期的英国和美国，劳工组织放弃了它们关于合作生产或者社会主义的观念，采取了集体谈判的观念。

上述组建公司的权利被规定为了所有选择组成公司的人的平等权利，不是因为这样的设计能够增加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而是因为它会用有限责任的保证来吸引资本，提高其生产能力。工会忍受了存在的痛苦，直到二三十年后，人们才发现它因此而获得了新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人们发现法人组织通过一致行动，也获得了类似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在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我们进入到了将《反托拉斯法》同时运用于公司和工会的时期。

在这些法律之下，经过一定时期的严格贯彻之后，法庭最终发现，在彻底废除一致行动的这些框架的努力中，它们恰恰在打击财产和自由的真正基础——把持别人需要但却不拥有的东西的权利。因此，在1911年，[105]
法庭在判决中引入了“合理的贸易限制”的字眼，重复了十七世纪期间习惯法方面发生的类似变化。接着，在1911年合理性的观念再次产生之后，在1920年解散美国钢铁公司的诉讼中，[106]
人们发现公司只是实行了合理的贸易限制，于是讨价还价的能力在法律上获得了承认。

在维持价格的情况下，这种认可变成了一种更为明确的判决，人们发现，如果把维持价格的禁令实施到其有效限度，公司就必定被迫将自己的商品交给任何前来购买的人，这不但剥夺了它的自由，而且也导致了政府对价格的限定。[107]
这已经在公用事业领域实行了。在价格由法律确定的同时，法令还强制性地要求它们提供服务，但在维持价格的情况下，保留服务的权利因合理的贸易控制而受到了限制。在劳工问题上，过去也发现过类似的情况。人们发现，在工人签订工作合同的前提下，通过特别履行的法令禁止他们拒绝提供服务，也是在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下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否定。[108]
工商企业如果签订了供货合同，就有可能在不违反《宪法》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特定的履行。但除非是公用事业，否则在法律上就不能强迫它们签订这样的合同。这样，由于有了最终为法律所认可的拒绝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合法能力，根据法庭与《反托拉斯法》相反的合理性的观念，合理的贸易限制终于有了法律地位，与其相应的买卖的能力或者无形资产，在经济学上有了地位。因为贸易限制即买卖能力，合理的贸易限制即合理的买卖能力。

容许合理的买卖能力引入法律与经济领域的作用，让过去三十年的过渡期成为了突出时期，在诸如稳定产业、稳定价格、有序销售（orderlymarketing）、稳定就业或生产的名义下，这个作用本身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注意。这些稳定方案迎合了抑制个人无限制的讨价还价的愿望。“稳定”和“有序销售”这些词的内涵，与劳动经济学中过去的所谓的“竞争区域内买卖能力的平等化”的内涵类似。在这种情况下，目的是为了防止竞争中的雇主和工人通过个人的讨价还价减少工资以及增加劳动时数，从而不利于那些支付更高工资或每天工作较少时间的竞争者。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为这些管理交易确定规章法则的是个人或集体的买卖交易，而管理交易则已经变成了“科学管理”这一新学科的专门研究对象。

延伸到商业社会，在商业伦理的名义下，借助于这种新获准的买卖能力，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竞争者个人的讨价还价，这种讨价还价会通过削价赢得顾客，或者通过提高工资赢得劳工。现在人们已经相信——早期的经济学家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公众的购买能力和劳动力的供给两者都是有限的。因此，新的“有饭大家吃”的伦理准则指出，正当的程序是在有限的购买力或有限的劳动力中只取得合理的份额，而不是个人买卖者那种为了从竞争对手那里拉拢顾客或劳工而采取的低价或高工资的竞争惯例。没有稳定和合理的贸易限制，这一点是做不到的。上面所引证的解散钢铁公司和维持价格的案例，为这一合理购买力的学说铺就了康庄大道。

因此，在今天的美国，实用的理论不是陈旧的个人竞争、个人财产、个人买卖的自由、自由竞争的机制，甚至不是禁止买卖的共产主义学说，而是合理购买力的学说。这些学说出现在经济学和法庭面前，是四组内容：个人买卖的歧视或是不平等；公平竞争，而不是自由竞争；合理价格，而不是标准的或自然的竞争价格；不同类型购买能力的平等与不平等待遇，诸如劳工和雇主、农民和资本家的购买力，等等。

如果要概述合理购买力学说的历史进程，就会涉及对每种经济方面的合理性的案例进行类比和引证的问题。要关注其历史发展，对各种类型的买卖能力进行分类就足够了。劳工组织是第一个通过集体行动迈向了后来的合理讨价还价学说的组织，因为它们头一个感受到了有限的工作数量和因而发生的歧视以及破坏性竞争的压力。其次是铁路和其他公用事业，在法律的迫使下，它们不得不服从这一学说。因为其服务显而易见是有限的，而其庞大的公司形式使得它们能够制定自己的规则，并施行于托运人和旅客的个人买卖中。接下来纳入这一学说范围的是制造业，在它们的案例中，争端在上述引用的案例中达到了顶峰。然后是所有产业中包含内容最多的银行业被纳入了这一过程，在联邦《储备法案》下，八千家银行在十二家储备银行的指导下，在管理银行信用索取的价格和发行量方面获准采取一致行动。然后是农民，通过以合作生产和合作营销扩大合作的意义，他们进入了按照自己集体的讨价还价能力在世界购买力中获取一个较大份额的奋斗过程。最后，联邦政府通过《国家产业复兴法案》和一些农业方面的法案，以及在总统指挥下制定的一些法规和章程，通过集体行动，事实上将合理性学说整个延伸到了所有的制造业者和农业人员头上。

从所有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程度上，过去经济学家和法庭高度拥护的旨在增加财富生产的一致行动，已经历史性地转向了过去他们高度反对的旨在限制财富生产的一致行动。因为，这是从生产能力向购买能力的转移，这种能力一旦获得法律的认可，就变成了合理的贸易限制。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公司和工会中发生的这种转变。在意义的改变中也注意到了类似的过程，上文提及了农民合作从科学农业的改良到购买能力的改良。1913年创立联邦储备制度的时候，是为了“方便企业和商业”，但在1922年，这个制度已经转变为了限制会员银行在私下交易中的自由授信，1919～1921年间已经证实了此种自由是灾难性的。[109]

我们还注意到，买卖能力所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不仅是趋向于公司形式的合并、控股公司，而且更趋向于管制形式，对个人和法人的买卖、贷款、雇用以及排除竞争的契约确定最高或最低的标准。从这个角度去看，在美国首先突破古典经济学自由贸易学说的，是1842年的保护税则，这个税则提高了制造业者在国内的购买能力。与此相一致的是对移民的限制，这种限制显著地增加了有组织和无组织劳工的买卖能力，不过这是八十年之后的事情。

这些案例中体现的是积极的政府行动，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则是消极的政府行动，比如在联邦储备制度、竞争性产业的稳定政策、农民合作社和工会的集体讨价还价中，依靠买卖能力，消极行动准许人们做政府认为合理或无关紧要的事情，同时积极地限制政府认为不合理或有害于公众的事情。在政府准许的消极案例中，对于私人一致行动的有效性而言，保留下来的只有利润损失、被市场排斥、失业等经济制裁措施，这些措施也许会对那些试图脱离和自行其是的顽固分子产生影响。

191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准许人们利用这些经济制裁，根据法案的附文，不应该认为“对抗竞争”是非法的。如果在这种准许下行动，去对抗竞争，甚或是威胁要对抗竞争，那么一个竞争者不愿受约束的行动就很容易在经济上对他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还不如服从其他人所遵循的惯例和价格更好。根据附文，对于一切更小的竞争者而言，“追随领导者”并不是不合理的贸易限制——领导者通过声望或经济实力将价格削减到小的竞争者难以为生的地步从而获得了领导地位。因此，集体买卖能力在经济上的强迫性制裁变得越来越有效力，甚至不用求助于法人形式，只要求助于稳定的形式就行了。

与增强其买卖能力附带发生的其他的惯例，是新的、更为准确的统计预测方法，个人依靠这种方法，可以与其竞争者相呼应，更快地抑制或扩张生产。从所有对高保护性税则的抵制差不多完全消失中可以看出，买卖能力的原则获得了广泛的普遍接受，并且为普遍的互助合作所替代，农民向针对制造业者买卖能力的高度保护作出了让步，换来的是对农民的买卖能力的高度保护。同样，当人们看到开发新土地用于耕种或者是用于新矿山和新油井的开采，降低了自然资源的所有者的买卖能力的时候，自然资源的节约吸引了新的感兴趣的成员。

还可以举其他一些例子。一致的买卖能力，连同它经济胁迫的制裁，与曾经让人恐怖的政治能力及其肉体的压迫相比，将声名提高到了更为复杂且波及四海的程度，因为它实际上控制着国家。事实上，国家变成买卖能力的工具之一，不是经由它自己直接的行动，就是经由它所准许的一致行动。通过对这种政治工具的运用，为买卖能力而进行的斗争得以脱颖而出。自由竞争和放任主义的经济理学说，是从自由、平等、自利、个人财产以及竞争机制的假设中推导出来的，现在它在一切情况下都让位给了合理使用买卖能力的实用主义的学说，而这种买卖能力可以由个人、阶级或国家平等或不平等地分享。

关于一致的买卖能力的这些学说，所关注的是不公平歧视、不公平竞争、不合理价格以及买卖能力的不平等待遇等经济、法律和伦理的问题，这些都是制造业者、农民、工人、商人、银行家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联合组织的问题。正是这些从买卖能力新的显著特征中出现的问题，近年来前所未有地吸引了最高法院对于有关价格、价值、惯例和交易的经济、法律、伦理学说的关注。[110]

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

在斯密之后，随着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出现，经济科学开始了其在十九世纪的意见冲突，这场冲突以现今稀缺性和效率的区别而告结。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密友，但他们在每个观点上意见都是相左的。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他们滑铁卢战役之后的萧条和失业时期的谈话和著作中发展起来的。

马尔萨斯一直被认为是个头脑不清的人，而李嘉图则一直被称为是经济学界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但马尔萨斯之所以头脑不清，是因为他发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复杂且矛盾的学科。李嘉图之所以具有逻辑，是因为他避免了各种复杂性，假定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单一原则，从这个原则中可以推导出一切。然而，他的原则并不简单，它包含了物资和所有权的矛盾。古典经济学、共产主义经济学、工团主义经济学、单一税经济学，从逻辑上说都是出自这一矛盾。困惑在于，如何用一种简单化的方法把马尔萨斯的复杂性和李嘉图的逻辑性结合起来。他们每个人都是新见解的天才，但每个人的见解又都受到了由他们的习惯性假定而形成的不同社会哲学的影响。马尔萨斯是一位福音牧师、人道主义者，他所在时代的贫困与失业让他倍感痛苦，而李嘉图则通过自己在股票市场上的精明运作成为了拥资百万的资本家。马尔萨斯是有神论者，李嘉图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从相反的角度看到了同样的事物。

他们的分歧源于地租学说，进而扩展到了他们关于劳动、供求和失业的理论。两个人差不多都是在同一时期发现自己的地租理论的，但马尔萨斯是在1815年发表自己的理论的，而李嘉图则是在1817年发表了他相反的看法。马尔萨斯1821年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此给予了答复。两人在同一时期讨论这一问题的证据见于1816年至1823年李嘉图致马尔萨斯的书信。[111]

他们的地租理论也许可以区分为马尔萨斯的级差丰裕论和李嘉图的级差稀缺论。它们产生的结果其实是相同的，但它们采取了相反的供求观，而这些观念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李嘉图的理论经过卡尔·马克思和工程师弗里德里希·泰勒之手后变成了科学管理的效率理论，经过亨利·乔治之手则变成了单一税。马尔萨斯的地租论经过心理经济学家之手，变成了克拉克（J.B.Clark）的特殊生产力论。

马尔萨斯的地租理论是由斯密和魁奈的学说引发的，如同马尔萨斯所言，他们把垄断的特性赋予了地租。[112]
但是，马尔萨斯感兴趣的是维持对小麦的保护性税则，以维护农业和拥有地产的人的利益；而李嘉图感兴趣的则是为了减少制造业者的生产的工资成本而让小麦自由进口。

因此，马尔萨斯区分出了三种垄断：如同专利这样的人为垄断；像某些法国葡萄园那样的自然的“完全”垄断；“尚可适用于”地租的局部垄断。[113]

马尔萨斯说，土地的稀缺不足以说明原材料的高价格，这种高价格可以用人口原理来解释。土地的生产力所产生的生活必需品，要多于土地上从事劳动的人的生活所需。由他的人口理论进行推论，这些必需品具有“养活与所生产的必需品的数量成比例的众多需求者的”特殊性质。

因此，地力的这些特性与那些人为或完全自然垄断的性质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并不创造自己的需求，而土地的地力却可以为自己创造需求。所以，垄断者所接受的价格随着丰裕而降低，随着稀缺而增加，原因在于“需求存在于生产本身之外且独立于生产”。但是，“就严格的必需品而言，需求或需求者人数的存在与增加，必须由必需品本身的存在和增加来决定”。因此，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形成的高于生产成本之上的高价格的原因，“要从其丰裕性中去找，而不是从其稀缺性中去找”，所以“与人为造成的……自然的……垄断所引起的高价格有本质的不同”，后者见于其稀缺性，而不是其丰裕性。

有了这一重大区别，马尔萨斯问：是不是地租不是一种垄断？名义价值也不仅仅是一种转移？“相反，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土地最难以估量特质的一种明晰的标志，这种特质是指土地能够养活的人数要多于耕种土地所需要的人数”。[114]

马尔萨斯对第三种特性作出了让步，这也是从他的人口论中引申出来的——更为肥沃的土地的“相对的稀缺性”或“局部的垄断”。这是由人口的扩张所引起的，这种扩张迫使人们不得不去耕种那种不那么肥沃的土地。

他说：“肥沃的土地丰裕的时候，当然不会有人向地主缴纳地租。但是……土壤和地点的多样性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在资本积累超过将其用在最为自然肥沃的土地上的手段并超过最有利的地点时，必然要降低利润；而人口增加的趋势超过生存手段时，在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必然会降低劳动的工资。”结果，“生产费用将因此而减少，但农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劳动的数量，以及除谷物之外的其他劳动产品的数量，不但不会减少，反倒会增加”。[115]

因此，对于要耕种的最后部分的土地不会支付什么地租，即便是那部分土地的利润和工资低也是这样。但是，根据交换中“支配”劳动的能力，由于食物的价格已经增加了，而这一价格将会为较肥沃土地的耕种者所接受，因此后者要么是给地主缴纳地租，要么不再是“单纯的农民”，而是变成了既是地主又是农民，“一种绝非罕见的双重身份”。

然而，即使地主们在地租的名义下所接受的这些“局部垄断”，“既不是一种单纯的名义（稀缺）价值，也不是一种既非必要又有害处地从一类人转移到另外一类人的价值”，如同完全垄断的情况一样，那么它们也是“国家财产的全部价值中最实际、最基本的部分，被自然法则放置在它们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在土地上，而不管由地主、君主还是耕种者他们谁来占有”。[116]

因此，马尔萨斯在根据稀缺性原则解释人为垄断和自然的完全垄断时，却根据一种级差丰裕性的原则来对地租的局部垄断进行了解释。级差的丰裕性只用于地力；土地的地力创造人口，但垄断却不创造人口。他的人口原则可以用来解释由于趋向较低的耕种边际的压力而形成的食物的高价格，但用以解释优于边际土地地块上的地租的是上帝的恩惠。

李嘉图一读到马尔萨斯的地租理论就马上写信给他说：

“我认为……地租绝不是一种财富的创造；地租始终都是已经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人们享受地租必然会以股份的利润为代价，但却不会因此而对公共利益有所不利……那些主张谷物自由贸易的人保持着他们最初所具有的完全的影响力，因为地租一直都是从股份的利润中抽取的。”[117]
他还写道：“地租始终都是财富的一种转移，绝对不是财富的一种创造。因为在作为地租支付给地主之前，它必定已经构成了股份的利润，而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转移给了地主，唯一的原因就是有人耕种了质量较差的土地。”[118]

因此，利用农业报酬递减的事实，在维持较多的人口这个问题上，马尔萨斯视地主利益与公共利益为一体，但在这方面，李嘉图在其后来的著作（1817年）中，使得

“地主的利益……与消费者和制造者的利益始终对立……除了地主之外，所有的阶层……都会由于谷物价格的上涨而受到损害。地主与公众之间的交易不像是贸易中的交易，在贸易中交易双方都可同样获益，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交易却是损失完全在一方，而获益的则完全在另外一方。”[119]

与此同时，李嘉图开始构建自己的价值和地租理论，这一理论应该符合他跟马尔萨斯之间的分歧。他不得不发明一种新的“地租”定义。他对土地可耗竭的属性与“原始的、不可破坏的”属性之间进行了区分。可耗竭的属性不是马尔萨斯所主张的神对人无偿的恩赐，它必须要靠构成土地改良的同样类型的劳动来恢复它们。可耗竭的属性似乎如法国的葡萄园那样，其地力必须恢复，但其阳光、地形和位置却是取之不尽的。地租理论应该只适用于这些取之不尽的属性，它们才应该被看做是马尔萨斯的“局部垄断”。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马尔萨斯认为地租是对神造地力的一种报酬，而李嘉图则认为地力是人造的，对地力的回报就是利润和利息。但是，李嘉图的地租却并非人造。

因此，按照李嘉图的看法，马尔萨斯在价值论方面是错误的。他的观念实际上是将价值起源置于消费者欲望中的“流行”观念，但李嘉图却选择将其置于了劳动的努力中。这就是马尔萨斯按照其在交换中支配劳动或货币的能力来衡量价值的原因，但李嘉图却认为，价值是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所物化的劳动成本数量。马尔萨斯的地租是按照它支配的货币或劳动的数量来衡量的，而李嘉图的地租则是按照生产地租所耗费的劳动的数量来衡量的。李嘉图说，流行的观念将价值混淆为了财富或财产，而且

导致了矛盾的说法，即“减少商品的数量，也就是说，如果减少了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的话，那么财富就有可能增加”。但是，如果你“把效用的数量增加一倍……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使用价值的数量增加一倍”，如果生产它所要的劳动量却没有增多的话，那你并没有“把价值量增加一倍”。然后他继续阐述说：“一国的财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到增加……一种是用较大份额的收入来维持生产劳动，这不仅会增加全部商品的数量，而且会增加其价值；或者，在不增加所用的劳动量的情况下，通过让同样数量的劳动具有更大的生产力，也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这样增加的是商品的丰裕度，而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120]

李嘉图在这里一方面就“价值”、另外一方面就“效用”、“使用价值”、“财富”所作的区分，迷惑了一些经济学家，以至于他关于“价值和财富”的章节似乎有一种混淆。但是，麦卡洛克却认为，这一区分是李嘉图对经济学的一项重大贡献。我们认为，大家一直以来也都是这样认识的。实际上，它是作为私人财产（与公共财富相对）的财富或财产，与作为生产的劳动成本的价值（而不是交换中支配劳动的能力）之间的区别。

麦卡洛克说：“它的发现，给过去隐藏在令人费解的神秘中的东西带来了一片光明……洛克和斯密进行的是财富生产的研究，而李嘉图所做的则是财富的价值及分配的研究。”[121]

在这一分析中，李嘉图试图获得的是作为使用价值和稀缺价值倍数的价值的意义。但是，他的稀缺价值是自然对劳动的生产能力的阻力，而价值过去指的则是消费者的欲望。他认为，“使用价值”，按照亚当·斯密的意思，是指效用，它的意义是指一个国家财富或财产的丰裕度。原因在于，如果你把使用价值增加一倍，你就把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用价值是直接随着物质量而变动的，就如同两百万蒲式耳小麦在使用价值的数量上是一百万蒲式耳小麦的两倍一样。使用价值指的是必需品和便利品，这些东西构成了各国国家的财富或财产。

但如果生产两百万蒲式耳小麦用的是同样数量的劳动，而李嘉图的两百万蒲式耳小麦的“价值”保持不变，若是这样的话，那么一蒲式耳小麦的价值就降低了一半。因为只需要一半的劳动就能生产它。因此，对于其他价值没有改变的东西，它只能交换一半那么多。尽管其使用价值没有变，但其交换价值已经下跌了一半；或者反过来说，虽然其交换价值没有变，但其使用价值已经增加了一倍。因此，李嘉图的“价值”既不是单独的使用价值，也不是单独的交换价值，它是用蒲式耳计量的使用价值的量乘以按劳动力计量的单位交换价值的一种倍数。

与马尔萨斯的交换价值概念相反，李嘉图的交换价值概念是从他的“自然对人类劳动的抗拒”的概念中得出来的。他从马尔萨斯本人那里得到了这种观念，但他从逻辑上贯彻了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理论，将自然的哲学从丰裕
变成了吝啬
。到了这里马尔萨斯显然犯迷糊了，因为他试图把神的恩惠与地租调和在一起。但李嘉图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认为稀缺性和“自然抗拒人类的努力”是一回事。

我们可以像李嘉图那样说，在自然阻力较大的地方所要求的劳动力的数量，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被物化的劳动”，要比自然阻力较弱的地方多。或者我们可以说，劳动的生产力与自然阻力成反比例变化。如果生产力增加了一倍，那就意味着自然阻力减少了一半。所以，也可以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说交换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例变化，或者说它直接随自然阻力而变化。

因此，李嘉图把他的价值作为使用价值的数量乘以其交换价值的倍数的概念，与他的劳动作为劳动力数量乘以自然阻力的概念进行了比较；或者，如同他实际所表达的那样，是劳动力的数量乘以劳动生产力的倒数。因此，一种全部产品的价值，比如说一百万或两百万蒲式耳小麦的价值，可以说要么是其使用价值乘以其交换价值的倍数（省略了消费者的欲望和所有的供求问题），要么是劳动者的数量乘以自然对其劳动力的阻力。这种阻力的尺度变成了克服阻力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特定的劳动力与生产特定产品所要的时间成反比变动。

李嘉图这样设计的价值概念，将消费者的欲望以及商品的供求抛在了一边，这显然不是价值的概念，而是效率的概念，因为效率是使用价值的产出与劳动力工时的投入的比率。[122]
因此，对李嘉图来说，效率是稀缺性的一种人格化。斯密和马尔萨斯曾把稀缺性人格化为劳动痛苦，作为在一个丰裕世界里对罪孽所施加的惩罚，而李嘉图则把稀缺性人格化为一个稀缺世界里自然对劳动力的阻力。这两者人格化恰好相反。痛苦随着能力的增加而减少；如果自然资源由于人口的压力而趋向于更低的边际，那么克服自然阻力的就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痛苦。这并非因为罪孽而支付给上帝的代价，而是由于稀缺而偿付给自然的代价。因此，克服自然阻力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数量就是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水或空气来说，自然基本上不提供什么阻力，或者根本就没有阻力；而拿小麦或黄金来说，自然提供的阻力就较大。这些对劳动力的相对阻力就是李嘉图的“自然”交换价值。

李嘉图像斯密，不像马尔萨斯，他必须摆脱重商主义——一种基于货币、垄断的人为稀缺以及贸易限制的政策。因此，他像斯密一样，不谈这种人为的稀缺，而代之以自然的稀缺，但跟斯密不一样的是，他用自然的阻力代替了斯密的人类的罪孽。按照孔德的学科谱系，他从神学过渡到了科学的形而上学阶段，或者我们应当说，从人格化过渡到了唯物主义。

这是两种类型的稀缺性的人格化。马尔萨斯所追随的斯密考虑的是可以购买的劳动痛苦的数量，而李嘉图考虑的是生产产品所要的劳动力的数量，不过两者都是作为一种“自然的”价格，而不是“人为的”价格。但是，既然价格是每单位的价格，而价值是一种产品所有单位的价格的总和，李嘉图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价值量”是由两方面复合而成的——使用价值的数量和每单位的劳动力。后者就是他的劳动价格，两者的倍数就是价值
。

因此，当“生产力增加一倍”时，其意思是使用价值（幸福、财产）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而劳动力仍然一样。拿货币来说，如果小麦的数量从十亿蒲式耳增加到了二十亿蒲式耳，那么世界上的财富、财产或幸福就会由于这种商品增加一倍；但如果价格因此从每蒲式耳一美元降到了五十美分——因为劳动的生产力提高了一倍，那么“价值量”仍然跟以前一样。这是消费者的财产或财富的增加，但并非是生产者价值的增加。

但是，由于排除衡量相对稀缺性的货币，同时由于代之以衡量相对阻力的劳动力，因此李嘉图混淆了稀缺性和效率，实际上是把价格人格化为了与自然的交换，而价格其实是与人的交换。

然而，李嘉图的发现激发了麦卡洛克的热情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在当时经济学所处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的阶段，这是具有革命性的。他把稀缺性人格化为生产中的劳动力的等价物，这有助于驳斥马尔萨斯以及出自重商主义的种种谬误，后者把价值人格化为了交换中能够被支配的劳动痛苦的倒数。

这种稀缺性的观念曾经被与重商主义的垄断联系在了一起。李嘉图在劳德戴尔（Lauderdale）和马尔萨斯这些人的著作中看到了同样的观念。按照李嘉图的说法，劳德戴尔曾经说过，如果水变得稀缺而且由某个人绝对占有，那你就会因为水有了价值而增加其财产；如果财富是个人财产的集合体，那你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增加财富。[123]
这恰恰是重商主义的谬误，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李嘉图通过区分垄断稀缺和自然稀缺作出了回答。垄断是人为的稀缺，但自然资源的稀缺是自然的。就垄断而言，个人垄断者会对同样的供给索取更高的价格，因此就会变得更富有，而其他人则会更贫穷。因为“所有的人‘必须’放弃他们独自占有的一部分财产以换取对他们的水的供应，而过去他们一个子儿不花就能得到这种供应”。[124]
同样，在没有被垄断的水普遍稀缺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会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劳动来获得水，因此他们只有少生产其他的商品。“不仅是财产的分配会有所不同，而且财富也会有实际的损失”。[125]
这就是说，在普遍稀缺的情况下，水的价值会因为获得水需要更多的劳动而变得更大，但社会的财富则因为更大数量的劳动生产了较小的使用价值的量而变得更少了。这就是麦卡洛克所热衷的“一片光明”。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李嘉图在其“价值与财富”中所谓的混淆来自两个根源：首先是李嘉图将货币和稀缺性人格化为了劳动力，没有人格化为效率真正的意义；其次是在李嘉图的效用的意义中曲解了后来的效用递减的意义。其实他和斯密所谓的效用是物体的物理或技术属性，这些属性是用吨或蒲式耳这样的物理单位来计量的，因此不会随着需求的减少或供给的增加而按照单位递减。[126]
作为使用价值，效用的这种意义即财富
或财产
，庞巴维克给它起了个“物质服务”的名称。[127]
它在价值上其实也会减少，但这种减少是物质上的消耗、磨损，被区分为了物质上的“折旧”，而非主观的“递减效用”。

然而，也存在主观的意义，过去甚至提到过这种物质的“使用价值”，也就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但我们把这种类型的意义称为是文明的价值
或文化的价值
，这跟李嘉图和斯密的用法一样，因为它不会随着供求而变化，而是随着文明在改变，例如从弓箭到火药的变化，从马到汽车的变化。

效用作为使用价值的这种意义，也被边沁看成是幸福
，因为即便是对边沁而言，幸福也不曾完成递减效用的意义。这里所说的递减效用是随供给增加或需求减少而递减的效用。效用数量的增加就是幸福
数量的增加。因此，对于斯密、边沁、李嘉图来说，效用的意义是一种文明的价值，这种价值会随着发明创造而增加，随着陈旧废弃而减少，因而它的增加等同于财产、财富和幸福的增加。这就是李嘉图的意思，他是这样描述的：如果你把效用的数量加倍，你就会让财富的数量加倍。这跟边沁加倍幸福的数量也是一样的。我们把这种效用的意义区分为使用价值，它也可以区分为丰裕价值。因为每个单位的这种价值不会因为数量的增加而减少。

李嘉图显然将这种效用的文明概念（斯密的“使用价值”或“丰裕价值”）视为了一种主观的评价。他跟亚当·斯密持同样的观点，认为“由生活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构成”的财富是主观的，因此无法计量。李嘉图说：“一类必需品和便利品不允许和另外一类进行比较；使用价值无法用任何已知的标准计量；不同的人对它的计量是不同的。”[128]

但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李嘉图把所有的使用价值归结为一种共同的尺度，那不是量度人为稀缺的货币，而是量度自然稀缺的劳动力。但引入这种比喻性的计量方法时，它所量度的并非是财富，而是价值
。交换价值变成了和自然的交换，它跟生产被交换的数量所需要的劳动力呈反比例变化。

在商业中实际所用的是一种简单得多的方法，这种方法既不用人格化也不用比喻，这是一种按照物质单位和技术特性衡量使用价值的方法，比如说，一蒲式耳一级或二级小麦。李嘉图和所有物质经济学家都是有常识的人，他们没有用这种客观衡量使用价值的常识性的方法，转而求助于劳动力、劳动痛苦甚至是货币，这似乎有点奇怪。[129]
物质的计量单位随手可得，随处可见，但他们却试图显示渊博。他们一定是受到了理性时代形而上学的折磨，这种思维对原因和计量标准不加区分。实际上，劳动力是原因，使用价值是其效果，但它们有各自的计量体系。效果（使用价值、产出）的量度标准与原因（劳动力，投入）的量度标准之间的比率，不是价值的尺度，而是效率的尺度。差不多用了一个世纪，直到科学管理时期，才摆脱了李嘉图的形而上学。

但就他所处的时代而言，李嘉图的观点是一种新颖的见识。他看到了前辈经济学家们的自然的
丰裕价值与马尔萨斯自然抗拒劳动的稀缺价值之间的区别。他对价值意义的改变的确是革命性的。这不仅是改变了劳动和生产的意义，而且也改变了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所有术语；或者干脆说，它是所有术语双重意义的始作俑者，这种状况持续到了今天。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的意义。马尔萨斯用他的人口过剩学说引发了这一变革，但他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一学说，因为他在自己的地租理论中保留了神学的恩惠与丰裕的痕迹。但李嘉图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演绎经济学家，他从逻辑上贯彻了自然的吝啬，因此，地租的双重意义时至今日仍在延续。李嘉图省略了地力，那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基本部分。马尔萨斯看到的是，生产力较大的地力，每劳动工时生产的产量要大于边际地力的产量；但李嘉图看到的是，生产力较大的非地力需要的劳动投入，要少于边际土地所需要的劳动投入。

李嘉图看到的第二个主要区别是随着地租理论的这种差异而产生的，那是供给、需求和市场在意义上的差异。李嘉图在1814年写信给马尔萨斯说：“我有时候怀疑我们没有给‘需求’一词赋予同样的意义。如果谷物涨价了，你也许会归咎于人口的较大的需求。”马尔萨斯的确如此，他将之归因于人口的增加。“我会把它归因于更大的竞争”。李嘉图所说的“更大的竞争”的意思是指更大的劳动生产力。

“我认为，如果消费的数量减少了，尽管购买比这小的数量也会花更多的钱，但我们也不能说是需求增加了。如果要问1813年和1814年英国葡萄酒的需求是什么状况，得到的答复会说，头一年这个国家进口了五千桶，次年进口了四千五百桶，我们都不会同意1813年的需求更大。然而，真实的情况也许是付给四千五百桶的钱翻了一番。”[130]

其实，这就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的区别，它是生产和买卖活动之间的区别。对于马尔萨斯来说，价值是由买卖活动决定的稀缺性的价值，其根本诱因是消费者的需求，其尺度是价格。但对于李嘉图来说，由买卖活动决定并用货币来量度的稀缺性的价值，只是一种“名义价值”，“真实价值”是使用价值的数量，以生产和营销葡萄酒的劳动成本来计量。对李嘉图来说，为葡萄酒支付的较高的价格是一种名义价格，在这里稀缺价值等于“名义”价值。马尔萨斯的兴趣在于由供求决定的价格本身，认为数量会随着价格变化。但是，李嘉图的兴趣在于数量和数量的劳动成本，对于价格是由什么变来的并不关心。对李嘉图而言，尽管价格有可能从两美元跌到一美元，但葡萄酒（使用价值）从四千五百桶增加到五千桶是财富的一种增加。但对于马尔萨斯而言，降价是财富的一种减少，因为生产财富的诱因因此而减少了。

这种区别将自己分解为了生产财富的能力与诱致其生产的能力之间的区别。

李嘉图说：“我们赞同有效需求由两种成分组成：一种是购买的能力；一种是购买的意愿。但我认为，在能力存在的地方，很少欠缺意愿，因为积累的欲望会引致需求，恰如消费的意愿能够引致需求一样，它会改变的只是需求本身发挥作用的对象。如果你认为随着资本的增加，人们会变得对消费和积累都不感兴趣，那么你在反对穆勒先生的观念方面就是正确的，这个观念讲的是一个国家的供给永远不可能超过需求。”[131]

李嘉图引证了詹姆斯·穆勒发展了斯密从非递减的使用价值中发展而来的观念，这个观念认为，创造有效需求的既非消费亦非货币，而是生产。[132]

李嘉图说：“在描述人类欲望和爱好的作用方面，我比你更进了一大步，我认为它们是无止境的；只要给了人们购买的手段，他们的欲望就永不知足。穆勒先生的学说就是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133]

但对于马尔萨斯而言，欲望是有限的。他说：“毋庸置疑，财富能够产生欲望，但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欲望也能产生财富。”[134]

因此，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谈的是日益增加的人口会带来的日益增加的欲望，从而主张稀缺性价值；而后者谈的是所有的生产者日益增加的生产力，从而增加的是所有使用价值日益增加的数量。

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问题产生自拿破仑战争之后普遍的萧条、失业和物价下跌，这引起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的这番讨论。为了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马尔萨斯需要实际的需求，无论这种需求产生自货币的占有、劳动力的占有、人口的增加、地租的占有，甚或是对谷物的保护税则，这种税则增加了购买力，因而增加了地主对劳动的需求。但没有这种需求，就不会生产出任何东西。他把当时的萧条和失业归咎于需求的下降，或者说是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

因此，马尔萨斯不会困扰于利润的下降。让他不安的是价格的下跌。如果利润过高，相对于现有的需求而言，所生产的东西就过多了。必须有一种能够维持价格的消费增长，而不是增加竞争而减低价格的生产的增加。所以，马尔萨斯主张的是通过提高税收和增加公共工程来增加消费，作为对失业的补救措施。但李嘉图写道：“我提出异议正是这一……学说，对此我给予了坚决的反对。”[135]

马尔萨斯提出，为了增加消费，要做的事情就是增加税收、增加小麦的税率、扩大公共工程、让富人在不动产上增加花费，所有这一切都是“非生产性的消费”，因为它生产的不是能够走向市场且能降低价格的商品。

一百年之后，紧随着另外一次世界大战，这个主张差不多原封不动地成了一个“国家失业会议”所提出的补救措施，这个会议由哈丁（Harding）[136]
总统召集，在胡佛（Hoover）国务卿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建议，在失业期间增加公共工程，以挽救私人部门就业的不景气状况。[137]
哈丁会议体现出马尔萨斯的经济学与李嘉图的经济学是背道而驰的。马尔萨斯会把他们的提议称之为“非生产消费”，但他的意思跟会议所指的公共工程是同样的事物，都是指非销售产品的生产。它之所以是“非生产的”，是因为它创造的产品不会出现在市场上，因此不会因减少私人雇主所接受的价格而增加现有的失业。

为了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李嘉图也需要实际的需求，但他的需求与马尔萨斯的需求相反，必须是资本家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上增加生产，当资本家在那些较低的价格水平上无法获利时，这种增加就会受到阻碍。因此，当时失业存在的原因不是需求下滑导致的价格下降，而是高地租、高税收、高工资以及最后一项是由劳动者的固执所造成的。“给工人的劳动支付过多的报酬，他们就必定会变成这个国家的非生产性的消费者”。如果工资可以减少，那么“所生产的商品的数量不会有什么减少，不同的只会是分配，即归于资本家的会更多，而归于工人的会更少”。[138]

因此，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主张的是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资本家通常是作为失业的补救办法提出的。提高税赋、增加公共部门就业的观点来自马尔萨斯，降低税赋和工资的观点则来自李嘉图。

从同样的效率比率相对的术语出发，他们将其变成了相对的供求概念，并且因此变成了在国家财富和失业与生产过剩补救措施上的相对的概念。马尔萨斯认为，能够增加需求并因此而增加国家财富，是购买力上的丰裕。但这种购买力把持在地主和富有的纳税人手里。他们应该改进自己的不动产、修建公共工程，这样就会在不降低价格的情况下创造对劳动的需求。

但李嘉图认为，创造劳动需求的是生产能力，而来自资本家的生产诱因则因高地租、高税收和高工资受到了抑制。

马尔萨斯认为，因为需求是有限的，所以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物价偏低和失业。李嘉图则认为，不存在对需求的限制，而生产过剩的表象下面是资本家在低物价、高工资、高税收、高地租的条件下无力赚得利润。

因此，马尔萨斯和其他一些人将自己的财富的意义建立在了稀缺性价值之上，这种价值取决于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而李嘉图则把自己的财富的意义建立在了由生产者提供的使用价值的总数量之上。但是，矛盾在于需求与供给的两种意义，这一矛盾一直持续到了今天。马尔萨斯增加需求的意义，是较低
的价格、较低的税赋、较低的关税、较低的工资、较低的地租，所有这一切都是指更大的购买力对财富更大的消费。李嘉图增加需求的意义，是在较低的价格、较低的税赋、较低的关税、较低的工资、较低的地租但较高的利润条件下生产的较大的数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资本家雇用工人。两者之间形成的僵局百余年来一直在上演。作为失业的补救措施，这是更大份额的国家财富归于消费者和更多的利润边际归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139]

需求与供给的双重意义最终开启了市场与交换的双重意义。李嘉图坚持认为，营销和交换是生产过程，马尔萨斯则认为，它们是一个买卖的过程。如果营销和交换活动是一个生产的过程，那么它显然是一个直到最终消费者的劳动过程。如果它是一个买卖过程，那么它就是一个低价买进高价售出的所有权过程。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排除了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而是代之以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因此，它们必定是两种“劳动”的意义，霍兰德（Hollander）正确地将其区分为“所支配的劳动”和“物化的劳动”。[140]

但是在霍兰德所作的区分的背后，是市场作为生产性的实际交货过程与作为稀缺性的买卖过程的差异。霍兰德似乎认为，李嘉图将稀缺性包含在了他的使用价值的意义中，[141]
这一阐释硬把后来的效用递减的观念加在了李嘉图的身上，其实这个观念在奥地利享乐主义经济学家之前是不存在的。把使用价值与效用递减或稀缺性联系在一起的既非斯密、马尔萨斯、边沁，亦非李嘉图，对于他们来说，使用价值是指财富的丰裕以及相应的心理上的快乐，这种快乐具体是用吨和蒲式耳来计量的。诚然如此的话，那么斯密和马尔萨斯“所支配的劳动”，就是买卖过程中人格化的稀缺性尺度用所支配的劳动作为尺度的；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物化劳动”是生产能力中的人格化的稀缺性尺度，这种生产能力是劳动克服自然阻力的生产能力。

尽管斯密的意义是基于劳动痛苦的数量，马尔萨斯的意义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但马尔萨斯在“所支配的劳动”的概念上追随了斯密的这个事实，却是由所欲数量与可得数量间稀缺性比率的两个方面来解释的。如果价值是指稀缺性价值，那么它就是所欲数量（需求）与可得数量（供给）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142]
这可以用两种数量的比率来表示。这种稀缺性比率可以因需求方面或供给方面的变化而改变。斯密跟李嘉图一样，都假定需求是无限的，因此其稀缺性的原因、调节者、尺度都是劳动痛苦，而劳动痛苦限制了稀缺性的供给方面。但马尔萨斯断言，需求受现有的食物供应、土地或货币占有所能维持的需求者数量的限制，因此，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了稀缺性的需求方面；他的原因、调节者和尺度是消费者的“意志和能力”，而消费者的“意志和能力”能够扩大或减少需求。因此说，斯密稀缺性价值的调节者是按照供给方面的变化计算出来的，而马尔萨斯的调节者是按照需求方面的变化计算出来的，这是需求与供给之间同一稀缺性比率的一体两面。

他们两个人所注意的都是同一种稀缺关系的限制因素。在马尔萨斯看来，稀缺性价值的原因是消费者需求的增加；而在斯密看来，那是限制供给的劳动痛苦。马尔萨斯认为价值的调节者是对于劳动需求而言的恰当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存在于按照人的意愿集体划分的不同职业当中；斯密则认为，价值的调节者是劳动痛苦的自动均衡，这种均衡存在于按照个人各自划分的职业中。马尔萨斯和斯密都认为，稀缺价值的人格化尺度是可以用商品或货币购买的劳动来计量的，因此，作为一种购买力特例的“所支配的劳动”，在斯密和马尔萨斯看来，就成为了稀缺价值的尺度，而无论这种稀缺价值是由斯密的劳动痛苦造成的，还是由马尔萨斯的有限的消费者需求造成的。

但李嘉图的稀缺价值的原因不是消费者的需求，他认为这种需求是无限的。他所认为的原因是自然的阻力，而这种阻力与克服阻力需要的劳动量是同一的。因此，“物化劳动”变成了其“自然的”稀缺价值的尺度，但物化劳动与劳动生产力是成反比的。所以李嘉图认为，使用价值的数量是由劳动生产力来调节的，而稀缺价值的度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但劳动的不情愿导致稀缺价值。这就是具有双重人格化稀缺性的市场的双重意义。如果市场活动是买卖活动，那么所支配的劳动就是稀缺价值的尺度；如果市场活动是生产，那么物化劳动就是效率的尺度。

李嘉图和后来的马克思都认为，市场是整个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不是买卖活动的一部分。市场存在于劳动过程中，这个过程从原料的取得一直到把它制造成新的形式、运输、实际交货给批发商以换得另外一次实际的交付，以及最后由杂货店的小伙计把制成品交送到最终消费者的手中——而消费者本身就是另外一个劳动者，他实际生产或交付回报他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货币也是这些可以实际交付的物质商品之一，也同其他的商品没有什么两样。

用更为现代的术语来说，这种市场活动的意义，作为运输而言，是劳动所创造的“地点效用”，它不同于劳动创造的“形式效用”。但在这种意义上，效用是物质的使用价值。劳动并不真正“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是改变自然所提供的基本物资的形式与地点，把它们变成使用价值。因此，市场活动和交换活动是一种劳动过程，它们增加了物资的使用价值，直到最后交付给最终消费者。市场机制的这一技术过程，是作为生产使用价值过程的一部分来考虑的，我们区别为市场活动的技术。另外一种意义是买卖的制度。这些意义就是管理交易和买卖交易之间的差异。

因为买卖活动不是一种实际的交付和交换的过程，它是一个有关价格和数量谈判的商业过程，这些数量其后会由劳动过程实际交付。在买卖的这个商业过程中交付的东西不是实际的商品，而是法律上对所有权的主张。因此，我们已经把通过劳动的实际交付与通过买卖的法律上的交付区别开了；市场和交换的双重意义是交付和交换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以及作为与稀缺价值一致并按照这些价值交割所有权的买卖过程。

市场活动和交换活动的这种双重意义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形成差异的根源。它在现代经济学中依然存在，而且伴随着实际的后果：一种是市场的技术；另外一种是关于市场的定价和估值。其关键在于使用价值和稀缺价值之间的差异。这种双重意义贯穿于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争论，而且在过去一百年中赋予了关于合作性市场活动讨论的双重意义。在合作性市场活动的技术意义上，通过一种由合作方式占有的市场活动手段来代替中间人是目的。在买卖的意义上，合作不会代替中间人，而是着手与他们进行集体谈判。农民的“合作社”正在经历对合作性市场活动与集体买卖活动进行区分的过程，正如劳工合作组织在八十年前从旨在取代资本家的社会主义的合作性生产和市场活动，突然转向了较少革命性的集体谈判，与资本家开始了关于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的谈判。农民所处的地位不同，因为他们需要仓库来进行储藏，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取代了中间人。但两个过程是可以辨别的。在市场和交换活动的第一种意义上，如同李嘉图和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这两个词通过实际的交付和实际的交换表示了财富生产的最后一个步骤，这个步骤通过增加使用价值的量增大了财富的数量。在第二种意义上，如同斯密、马尔萨斯和蒲鲁东所采用的方法，市场活动是在价格上取得一致的买卖活动的第一步，因此改变的是财富的所有权。

八、马克思和蒲鲁东

我们将会看到，李嘉图所有的双重意义的词语关键，都在于他关于货币购买力稳定的假设。他所有的阐述都是以货币来说明的，这样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通过假定货币的购买力对于每种特定的商品都是稳定的，他实际上已经排除了货币。按照这个做法，他实际上不是提出了价值论，而是提出了效率论。他的计量单位是一种人力单位，象征性地用英镑来说明。是卡尔·马克思用工时代替了李嘉图的工时、工月、工年，然后提出了他自己也认为是价值论的东西，其实那是效率论。

与此同时，除了1886年麦卡洛克的事后哀鸣，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逐渐销声匿迹了。[143]
当穆勒1848年悄无声息地用货币成本取代劳动成本的时候，劳动论算是真正被埋葬了，而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144]
但与此同时，在卡尔·马克思手里，这一理论却实现了奇妙的复活，他正确地宣称自己是真正的李嘉图派。从反戈一击的黑格尔派哲学家马克思那里，[145]
对于平凡的生意人李嘉图让人混淆的语言，我们得出了自己的最佳理解。

在他与另外一个黑格尔派哲学家蒲鲁东的争论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自己的分析。正是这场争论第一次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分裂为了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场讨论之前，甚至是在之后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被视为同样的东西，即社会主义。讨论以马克思用在蒲鲁东身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用在自己身上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告终。但两者都是空想的，没有哪一个是科学的。[146]
它们都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

黑格尔的方法论不是建立在假设、调查、实验、证明基础上的科学方法，不适应不断变化的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它是一种哲学的方法，从一个注定要在将来实现的大的观念入手，然后把它分解为若干个小观念，而这些小观念不可避免地要引导出那个大观念。这种辩证的方法呈现出两个方面：蒲鲁东所支持的分析的方法，马克思所支持的起源的方法。这是同一宇宙观的两个版本。分析的方法包括正、反、合的思想过程。而起源的方法是文明的历史变迁——从原始共产主义的正题，到十八世纪个人主义的反题，最后回归到未来共产主义的必然的合题。这实际上是黑格尔世界精神的倒置。有鉴于黑格尔的“精神”将会在未来的德意志世界帝国中登峰造极，因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会在未来的世界共产主义中达到顶点。[147]

但蒲鲁东跟斯密和李嘉图一样，是从为自己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人的观念入手的；然后这个人会转向其他的个人，提出用他自己不需要的剩余进行交换。因此，蒲鲁东把为自己进行的生产，与为了在市场上与其他人买卖而进行的生产，分隔开来了，而且使得使用价值成了与稀缺价值对立相反的东西。因此，经济矛盾一词是其哲学基础。蒲鲁东的“效用价值”就是斯密和李嘉图的物质的使用价值，它随着丰裕性而增加并且由劳动所生产——被蒲鲁东描述为“一切自然或产业的产品所具有的服务于人类生存的能力”。因此，它可以等同于边沁的幸福
。蒲鲁东的交换价值是随着丰裕性而减少的稀缺价值，被描述为同样的产品“被赋予的可以彼此交换的能力”。这种能力因而取决于在买卖的过程中两种使用价值的相对稀缺性。所以，他的使用价值是正题，他的稀缺价值是反题，他的把两者统一为一体的“综合的价值”，就是他所谓的“设定价值”，决定于他所谓的“意见”。但就“意见”而言，他实际上是指我们所说的谈判心理，即人们在自由的买卖交易中，就价格、数量、交货时间所达成的一致。

这种买卖的交易应该免于政府的一切物质胁迫，也免于“财产”的一切经济压迫。由于财产本身是政府创造的，为了破坏财产他就得破坏政府。蒲鲁东认为“财产就是掠夺”，因为它是用物质胁迫的能力来支持经济压迫的。必须消除这种财产的压迫，目的是为了完全按照买卖者自由、平等的“意见”，就价格和数量达成买卖协议。

因此，蒲鲁东和马克思的区别就是买卖活动和限额活动的区别。蒲鲁东想的是通过消除政府来得到自由和平等的买卖；马克思想的是通过消除买卖来得到完美的限额。

蒲鲁东自由而平等的买卖，不过是与英美习惯法中“合理价值”类似的概念，其“构成的价值”即法庭的合理价值，因为它是“愿买愿卖”的双方所同意的一种估值。但蒲鲁东不熟悉历史上习惯法的理想，所以不得不将它黑格尔化为“综合的价值”或“构成的价值”，在双方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这就调和了使用价值与稀缺价值的对立。[148]

但为了在愿买愿卖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调和，蒲鲁东必须消除国家执行财产权利对买卖双方进行掠夺的权力。在买卖交易中，这种掠夺是以参与者得自劳动以外的所有货币收入的形式出现的，例如，利息、利润、地租以及资本家索取的高价和额外的薪俸，这些都是财产，同时也是掠夺。

因此，必须看到，按照其把财产视为“掠夺”的意思，蒲鲁东指的不是一个人因自己的劳动或与他人的自由谈判而拥有的个人财产，后者的财产也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劳动。他并不是想要废除这种财产，但他认为，即便废除了政府，但这种财产仍然会存在。实际上，倘若将其建立在劳动和自由而平等买卖的基础上，无政府主义意味着最为极端的不能让与、可以交换而且是个人的财产。著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若包特金（Kropotkin）[149]
在爱荷华州的农场和乡村集市中发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典型。[150]
这与蒲鲁东是一致的。经济学家在地租、利润（包括利息）、工资之间所作的区别对他而言毫无意义，正如它对爱荷华州的农民毫无意义一样，这是就他靠农民们共同劳动的使用价值供养自己的家庭、然后在市场上靠乡村集市自由而平等的买卖活动销售其剩余而言的。经济学家不可能将农民剩余价值的收入分解为地租、利润（利息）和工资，对蒲鲁东是这样，对农民也是这样，那仅仅是农民因自己复合的所有权、管理和劳动而得到的联合的报酬。如果在乡村集市上一个农民与其他农民就自己的剩余产品的交换价值达成一致，而双方又都没有受到任何强迫，那么“构成的”就是那个农民的所谓的“综合的价值”。但按照习惯法的语言来说，这就是双方愿买愿卖的“合理价值”。

对此的解释是，蒲鲁东的理论是基于商业资本主义和地主经济的，而马克思的理论则是基于雇佣资本主义的。支配法国的是商业资本主义及其商业金融，而支配欧洲其余部分的是地主经济和佃农制度。在美国，后者逐渐演变成了广为人知的“自耕农”和“地主”、“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区别。蒲鲁东代表的是自耕农和小企业。他的立场是反对商业资本主义和银行家的，这两种人控制了市场通路，因此将小企业沦为了血汗工厂竞争的境地；他还反对向佃农勒索地租的地主。针对这些，蒲鲁东愤慨地将财产定义为掠夺，当然他针对的不是靠血汗谋生的农民、工匠和零售商那微不足道的财产。1849年，他在自己的报纸《人民报》上说：“我们期盼人有其产。我们希望的是没有高利剥削的财产，因为高利剥削是财产增长和普遍化的绊脚石。”他所指的高利剥削不光是过高的利息，而且还是一切过高的价格、利润、地租和薪俸。在1848年的革命中，到准备其补救措施并建立人民银行的时候，人们才弄明白他所主张的一切原来是自愿的合作营销及合作信用（更近的是“信用联合”），但并不是相应的合作生产，因为后者必然让个体生产者臣服于合作生产者。[151]
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是他在世界范围内对个人财产与营销和借贷中自愿合作的综合。因此，他的正题是伴随着丰裕增长的使用价值；他的反题是伴随着稀缺增长的交换价值；他的综合价值是买卖的交易中平等自由的合理价值。在为这些革命性的主张入狱三年之后，蒲鲁东接受了政治家拿破仑三世，这对蒲鲁东来说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因为后者解除了他的牢狱之灾，而且把蒲鲁东的自由平等当成了他自己独裁统治的口号。

但是，马克思把雇主作为资本家看待，而蒲鲁东则把商人和银行家作为资本家看待。马克思的目光关注的是英国的工厂制度，而蒲鲁东的目光则放在了法国的手工业制度上。马克思期望地主所有制会变成工厂制，蒲鲁东则期望把（法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地主所有制分裂为小农私有制。在马克思所看到的英国的工厂制中，雇主已经把蒲鲁东的自主工人（master workman）变成了工头，把靠工资生活的人变成了一群同质性的劳动者。[152]
因此，蒲鲁东会用自愿的合作与个体的买卖活动将批发商和银行家排除在外，而马克思则会用共同所有制与政府的管制来排除雇主、用共产主义的限额制度来废除买卖活动。当支付给小生产者的时候，蒲鲁东没有对地租、利息、利润和工资加以区分，它们被混在了一起作为劳动者的一项报酬。马克思对待社会化的生产者也同样是如此。不仅是李嘉图的地租，包括他的雇主资本家的利润和支付给银行家与投资者的利息，都被财产所有者混入了一项共同的剥削基金中，由此而言，劳动力所生产的社会的使用价值从劳动者那里被人剥夺，并不像蒲鲁东所认为的那样，是在买卖活动的过程中，而是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所有权关系里发生的。蒲鲁东是李嘉图的无政府主义化，马克思是李嘉图的共产主义化。马克思把他的社会劳动力比做一巢蜜蜂，把相关的雇主资本家比做是蜂巢的所有者，他们通过对政府的控制来攫取蜂蜜；蒲鲁东把他的千百万个个体劳动者描绘为财产所有者本身，而把商人、资本家、银行家和地主作为他们的掠夺者，他们在政府的帮助下在买卖活动的过程中对劳动者进行掠夺。

因此，当谈到蒲鲁东生产与交换的对立以及相应的使用价值与稀缺价值的对立时，马克思同时否定了两种对立以及这种综合的需要。蒲鲁东建议的是一种自由平等的买卖制度，而马克思建议的是一种强迫的限额。前者是无政府主义，后者是共产主义。

他们的区别部分在于市场活动的双重意义中。对于马克思来说，市场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过程，直到商品送达最终消费者之前，社会劳动力都是靠此增加更新的“地点效用”（使用价值）的。对于蒲鲁东来说，市场活动意味着讨价还价的能力，这种能力通过经济上的强迫，在买卖的强者与弱者之间达成了货币和商品相对稀缺价值的一致。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正如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的意思，他们把“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进行了区分，前者是其产品注定是为了交换的劳动，后者是其产品由一个人生产后注定用于家庭消费的劳动。马克思抓住了“生产性劳动”的意义，并且让它在现代工厂和运输制度下普遍化，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人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而总是在消费他人生产的东西，所以这种制度下的产出不归其生产者所有。

因此，马克思声称，不存在超出家庭消费的剩余产品，他不像蒲鲁东所假定的那样，把用于自身的生产过剩转换成了卖给他人的一种剩余。现在产品是“社会的”使用价值，不是个人的使用价值，而社会的使用价值包含了运输、批发、零售和通过所有的社会劳动力所进行的实际的交货，这种社会劳动力通过生产、运输和实际的交货把世界结合到了一起。[153]
生产与交换是生产过程中的同一劳动，后者是指实际交换的意思。在考虑到交换的之前，生产是没有结束的，但交换自身是两种物质商品两项实际交货的劳动过程，这其中包括了仅仅为商品增加使用价值的那些“服务”。

这是由于劳动分工的缘故。但马克思从劳动分工中得出了共产主义，而斯密则从中得出的是个人主义。在两种情况下它指的都是同一个事物——交换。马克思说：“在你假定生产中多于一个人做帮手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假定了整个生产体系都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的。”[154]
因此，你就假定了生产是建立在实际交货的交换之上的。如同蒲鲁东追随斯密所提出的那样，其他的个人实际上是“合作者”。但他们并非蒲鲁东或斯密所说的自愿的合作者，后者的合作在于他们的买卖交易。这种合作是强迫劳动者适应技术体系的合作，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的劳动仅仅变成世界范围内机器程序的一个代表性的式样的一部分，在“交换”的名义下，这个程序将使用价值的增加额运送给了彼此。[155]
因此，马克思说：“合作者、不同的职业、劳动分工以及交换，它想表达的内容都已经有了……幸好首先就已经设定了交换价值。”[156]

马克思构建这种劳动分工并进而消除蒲鲁东买卖活动的方式，可以从其著名的价值公式C—M—C的图解中看出。[157]
在这里，他用黑格尔的方式区别了价值实体、价值形式
和价值种类
。“实体”只是劳动力乘以劳动时间。价值“形式”是其交换价值，体现在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货币中。价值的“种类”是以货币为媒介所交换的商品的种类。

在图5－4中，横向量度，每种生产中的劳动时间都是十小时。纵向量度，劳动力即劳动的效率，与自然的阻力成反比例变化。时间和效率相乘就是价值的“实体”。

这种实体在交换的过程中取得“形式”，而按照马克思的意思，这种交换是指产品的实际交货，不用经过买卖活动。在这种实际交货中，无论帽子、货币和皮鞋在数量上的差别有多大，都是相等价值换取相等价值。货币没有使用价值，它完全是按实际交货进行的交换过程中的价值的“形式”。

但是，这种价值的“实体”是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的，而分配活动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不是在市场上的买卖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这就是“剥削”发生的地方，因为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设备，而且产品也归他们所有，甚至在工人对原材料进行加工之前就归他们所有了。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资本家剥削的部分（也就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如何在两个方向上扩大的——增加效率和延长时间。效率的增大可以源自于新机器或者是工人加快工作速度，这就延长了代表劳动力的直线；但更大的数量也可以源自于更长的工作时间，这就延长了横线；两者相乘扩大的是完全归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因为工人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能够获得的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实际上，这是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结果，这不是别的，正是当今社会的这样一个问题：从产业的机械化改良中获益的是谁？

所以，我们的发现，是马克思正在构建一个效率公式，同时也在构建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所有的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两者之间的分配效率收益的模式。劳动力的数量不仅仅是活劳动的数量，也是“物化”在固定资本中由资本家占有的劳动的数量。这样他就避免了现代只按照活劳动来计算效率的种种谬误。通过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间接费用”两者都包含在其社会劳动力的意思里，他创造了一个效率公式。

因此，蒲鲁东和马克思之间的争论，跟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的争论一样，关键都在于效率和稀缺之间的区别，其相关的使用价值和稀缺价值分别是从斯密的劳动力和劳动痛苦这两个意义上传承下来的。就李嘉图和马克思而言，稀缺性都被预设为了一个常量，因此被省略了；但就马尔萨斯而言，消费者的需求被置于了支配地位；而就蒲鲁东而言，效率和稀缺都被当成了彼此对立的东西。

由于马克思迫使蒲鲁东亮出了他所隐瞒的稀缺性原则，因此蒲鲁东实际上被迫放弃了其以劳动力为价值起源的学说。马克思说：“蒲鲁东的困境仅仅是因为他忘记了需求，而只有根据需求状况，才可以说一件东西是稀缺还是丰裕。一旦把需求抛在一边，他就把交换价值等同为了稀缺性，把使用价值等同为了丰裕性。”[158]
他说，李嘉图已经在其价值的意义中清楚地假设了稀缺性。马克思说，因而当蒲鲁东在把交换价值等同为稀缺性、效用（使用价值）等同为丰裕性之后，“令人惊讶的是，他既不去从稀缺性和交换价值中寻找使用价值，又不去从丰裕性和使用价值中寻找交换价值”。“只要把需求排除在外”，他将永远不会发现它们在一起。蒲鲁东的“丰裕性”似乎是“某种自发的东西。他突然忘记了有人在进行生产，而绝不忽视需求是符合利益的”。[159]

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生产者”不仅生产使用价值，而且他生产的东西的数量是有限的，以便预期的需求赋予其交换价值。通过在生产过程中抑制供给，他的使用价值已经是一种稀缺价值，并且包含了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部分的实际的交货。

我们认为，这种有限数量的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化的“必要”劳动力。“必要”一词的意思是必然供给消费者的需求。在这里，马克思在其劳动力的概念（其原则是效率）中隐含了对立的买卖能力（其原则是稀缺）的意思。我们的方法则不同，通过“实际上”对另外一方的排除，我们将两者分开了，然后再根据限制和补充因素将它们结合在了一起。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工程师像这样无限地增加生产，不会考虑价格；但企业家为了维持价格则会抑制或调节生产。这两者就是限制和补充因素。[160]

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矛盾又一次表现为了物资和所有权之间的矛盾。在近代，当凡勃伦将工程师和企业家区分为物资和效率专家以及所有权的稀缺性专家的时候，他也说出了这一矛盾。

其关键在于历史上使用价值的双重意义。马克思在与蒲鲁东发生争论的二十年后说：“……如果不成为使用对象，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有价值。如果这个东西一无用处，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一无用处；劳动不能算作为劳动，因此也就不创造任何价值。”[161]

这就出现了问题：它是因为其物质属性不能用（像烂苹果那样）而无用呢，还是因为所生产的数量大于所需求的数量（像过多的好苹果那样）而无用？它是作为贬值的使用价值无用，还是作为递减的稀缺价值无用？

前者是蒲鲁东使用价值的意义，后者则是其交换价值的意义。正如我们刚刚已经说过的，马克思甚至有一种使用价值的双重意义。在追随李嘉图的时候，他把稀缺价值的所有意义都从使用价值中排除了。使用价值是按照物质单位来计量的，例如几打表、几码布、几吨铁。在这方面，他重复了李嘉图对价值和财富的区别，他说：“由于价值和财富（或财产）观念的混同，有人才坚称，通过减少人类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的数量，财富便可以增加。”[162]

这又恰恰是蒲鲁东的说法，他把使用价值定义为能够增加社会财富的丰裕性，而把交换价值定义为可以增加私人财富（资产）的稀缺性。

但马克思还有使用价值的另外一种意义，其关键在于计量的物质单位，如吨或码。使用价值“与充当其有用属性所要求的劳动量无关。商品的使用价值提供给物资的是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商品的商业知识”。“交换价值把自己表现为与其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某种东西”。“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或消费的时候才能变为一种现实”。[163]

换句话说，在这里，使用价值的意义不是变成了劳动或技术的产品，而是变成了商品物理计量的一种属性，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的制造或用于消费。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使用价值显然就是劳动的产物、工程师知识的产物、制造家和消费者所需要的物质有用属性的产物。工人及其管理者不会生产对生产链中下一个生产者而言的无用的东西。无论下一个使用者所要求的是形式、时间还是地点效用，劳动只是增加了物资的有用性（使用价值）。马克思在这里背离了斯密在批评魁奈时所划定的劳动力的意义。劳动并不生产体积重量，它只是给物资的体积重量增加了效用（使用价值）。

然而，马克思其实并不需要把使用价值在物理计量上与他的“劳动力”分离开来。劳动所生产的是物理上可以计量的使用价值，他只需要创立作为产出的使用价值量与作为投入的工时量之间的一种比率就行了。

使用价值确实是一个技术概念，马克思并不是唯一一个将技术和使用价值排除在经济学之外的人。几乎所有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都把技术以及它的使用价值的产出排除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凡勃伦在“创造性劳动的本能”的名义下让它回到了政治经济学。我们是用效率的观念让它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这个观念包括产出、投入、使用价值、管理的交易、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等。

我们认为，这种排除技术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学的心理和唯物的基础，而不是意志的基础。从心理学或唯物主义上推衍出来的观念，是将整个经济学体系甚至整个社会哲学建立在单一的原则（如劳动或欲望）之上，而主题却是一个多原则的复合体。现代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所有工业和农业中技术的研究。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家这样一来就成为了化学家或物理学家，它只意味着，经济学家把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活动作为一种显著的贡献包含在了使用价值或财富的生产中，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在这个复杂的整体中赋予他们一个恰当的定位。从历史的角度讲，他们的贡献是累积的。他们从十八世纪的物理科学开始，接下来是十九世纪的化学科学，然后又是二十世纪能源生产与能源运输的惊人发展，最终他们有了用于人事管理的心理科学，后者为管理交易提供了基础。在最后这个领域，技术挤进了经济学的领域，而科学管理的支持者批评经济学家们对解决他们的管理问题无所贡献，这种批评是正确的。

如上文所言，当马克思说使用价值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之外，它属于“商品的商业知识”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他其实是在陈述十九世纪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但如果使用价值是管理交易的产物，如果这些产物从买卖交易中区分出来了，那么它们就不仅仅是商业知识的问题了，它们绝对是真正的工程过程，控制着自然的力量和人类的劳动力，目的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这个过程也许会受到商业、金融或劳工利益的阻碍；但恰恰是这一矛盾要求将管理交易、技术和使用价值包括在了整个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之内。

马克思说，同样的使用价值可以有不同的用途，但可能的应用范围却受其独特属性的限制。更进一步地说，这样的限制不仅是在质上的，而且也是在量上的。[164]

所谓“质量”，马克思只是指不同种类和等级的使用价值；而“数量”，他显然不是指供给数量或所需求的数量，而是指技术上的数量，例如，一辆马车是不是能用五个轮子，或者是它是不是只需要四个轮子。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轮子的使用价值与其稀缺价值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过两者总是可以区别开来的。轮子的稀缺价值是其以货币来量度的价格，但当用体现在它们之中的劳动力数量来量度的时候，它就是效率或无效率。可是，轮子的这种使用价值是其文明的价值，而按照李嘉图的观点，因为这是主观的，所以是不可量度的；但马克思却用三个轮子、四个轮子或五个轮子来进行量度，这取决于那种类型的马车或汽车在运输技术的那个阶段所需要的轮子数。这个概念属于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理论。[165]

然而，马克思完成了对李嘉图的两点改进，因此给现代效率理论提供了一种基础。他置换了斯密和李嘉图主观的因而是不可量度的使用价值，代之以客观的因而可以用蒲式耳、码、吨以及手表或轮子的数量来量度的使用价值。而且他澄清了劳动力的两个方面：劳动强度、力量或能力；劳动发挥作用的时间。他的劳动力单位是一个小时的简单非熟练劳动，因此当他说劳动力或劳动时间的时候，他所说的完全是同样的内容。[166]
但与劳动力投入相关的这种使用价值的产出是对效率的衡量。

这是必然的情况，因为效率与稀缺是彼此相关的限制因素。但是，既然交换价值具有买卖活动和实际交货的双重意义，那么马克思要把使用价值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就会有困难。正如上面所引证的，他说得很正确，商品的交换价值（买卖）“表明自己是与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使用价值是“与所要求的充当其有用属性的劳动量无关的东西”（就买卖活动而言）。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在追随李嘉图但将金属货币简化为生产的劳动成本的时候，混淆了后来区别得比较清楚的效率和稀缺性。他把创立一种效率学说所需要的一切概念都准备齐全了，但他赋予了“生产力”这个术语以双重意义。因为属于技术学而遭他拒绝使用的价值（财富）的生产，和用劳动数量来量度的价值的生产，后者对他来说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个是可以增加供给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另外一个是对立的稀缺价值的“生产”，后者可以因自然的阻力而限制供给。当我们用效率这个词代替生产力这个词并且在上文中将买卖交易从管理交易与限额交易中区别开来的时候，我们就避免了这种双重意义。

但是，为了把马克思的专有名词转换成适用于效率的名词，如上所述，我们就要把产出与投入这两个词跟收入与支出这两个词区分开来。产出与投入是使用价值和劳动力的技术上的术语，是用来量度效率的。收入与支出是买卖的名词，相当于法律名词取得与让与、财政名词货币收入与货币支出，或者是与其意义相同的按照货币价值计算的商品收入与商品支出。这就是财富与货币之间的差别。

九、门格尔、维塞尔、费希尔、费特

上述讨论已经预先考虑了心理经济学家的某些派别。尽管戈森于1854年、杰文斯于1862年、门格尔于1871年、瓦尔拉斯于1874年独立创立了心理或边际效用价值论，但我们还是选择了门格尔在奥地利学派初期的阐述。因为他的心理分析是用数量的对象名词提出的。[167]

为了让一件物质的东西在其所具有的效用的意义上成为一件经济上的物品，门格尔区分了四项先决条件，即

第一，一种人类需要的知识或预期。

第二，使物质适宜满足这种需要的一些客观属性。

第三，关于这种适宜性的正确或错误的知识。

第四，对这件东西或其他作为工具的一些东西的这类控制，以便能够得到这种东西且用它来满足这个需要。

第一和第三这两个先决条件，我们已经用意义
这个词区分出来了，原因是它们所表示的并非是精确的知识，而是附属于此东西对人类目的重要性的情感过程。第二个先决条件我们称之为使用价值，因为它是不随丰裕性减少、也不随稀缺性增加的一种物质属性，相当于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财产或财富的意义。第四个先决条件我们是作为物质控制或所有权控制的双重意义来区分的，门格尔认为前者等同于技术，后者等同于经济。[168]

至此为止，稀缺性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在门格尔的先决条件中。他是用需要与需要量之间的区别来引入这个概念的。[169]
需要，就严格而言，它是主观的，但需要量却是客观的。需要仅仅是程度上差异的感觉，需要量则是对环境的适应。需要量是当时当地所需要的某种特定使用价值的数量，[170]
因此，它总是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社会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地点上的一种有限的需要量。门格尔说，过去的经济学家们坚持需要是无限的，其错误在于他们未能区分出需要的种类、时间和地点。所有种类的需要作为一个整体也许是无限的，但特定种类的需要量在当时当地却是一个有限的数量。

门格尔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证明，他新阐明的“需要量”的概念既是一个熟悉的概念，又是一个客观的量上的意义。需要本身纯粹是程度的感觉，与客观的需要量没有任何理智的关联，后者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下对于一个当时环境中特定的人而言，总是一个有限的量。需要量与实际确认的需要有关，这种需要不是对一种无限量的需要，而是对于一种有限量的需要，这种有限的量是指当更大和更小的量在这种均衡中与相关的其他东西更大或更小的量进行权衡的时候同样需要的量，而且还要考虑在当时当地获取所有需要量的有限能力。我们在特定的晚餐中并不需要无限量的牛排，我们需要的只是恰好够吃的合适种类的牛排，而且还需要其他可吃的东西跟它一起搭配着吃。制造商在一时一地需要的不是无限量的生铁，他需要的只是适合生产钢材产品的恰当的数量，顾客会以让他有钱可赚的价格买走这些钢材产品。

但门格尔的研究要比这个更深入一步。他的需要量是社会的需要，他的可获得的量是由社会提供的，两种数量之间的关系即是他的稀缺性的“社会关系”。用数学术语来表述，就是社会需要量与社会可获得量之间的稀缺比率，这个比率就是价格。这种社会关系的每个方面都是独立的变量。如果需要量增加了，价格就会升高；如果需要量减少了，价格就会下跌。如果可获得的量增加了，价格就会下跌；如果可获得的量减少了，价格就会升高。

当然，这不是别的，正是人们所熟知的需求与供给的社会关系。门格尔持有的看法是，这是与经济学相关的唯一的社会关系，他用演绎的方法从中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学说。他的独到之处在于将这种关系与个人的主观感觉联系在了一起。

这些事实太普通和太熟悉了，但门格尔与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这个问题用真正的数量术语表述出来了，而这些术语是他从主观的感觉术语中推衍出来的。两者的确是密不可分的，而且他们的说法跟门格尔的说法一样普通和熟悉。但他们是通过边沁获得自己的概念的，后者认为感觉可以按照幸福的不同单位和“不同组别”进行分类，但他们没有发现，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即这些幸福的单位在强度上是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减少的，或者反过来说，在强度上是随着商品数量的减少而增加的。因此，他们是从决定于数量的主观感觉出发的，但门格尔却是从感觉所依赖的数量出发的。事实上，两者都是感觉与数量互相依赖性的一种机能心理学，但他们的心理学是主观的一面，而门格尔的一面则是客观的。

不过，即便是门格尔的数量也不是能够直接量度的，它们只能通过量度其效果来间接量度。它们的效果就是构成门格尔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关系，即一种特定商品所需要的数量与可以获得的数量之间的社会关系。显而易见，这种关系不是别的，正是稀缺
关系或者价格
。

因此，门格尔的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稀缺性
而不是感觉。他使用了效用这个模糊的名词（这个名词其他人是用边沁的快乐的意义来解释的），这个事实不但掩盖了门格尔的真正贡献，而且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个人主义的、需要的感觉随所需要的东西的数量的增加而递减的强度上，但实际上他是在发展递减或递增稀缺性的社会观念，而稀缺性的递减或递增则取决于两个变量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这两个变量就是社会所需要的数量与社会可以得到的数量。因此，他只是把一种适用于所有商品的较为特殊也较为普遍的意义，赋予了旧的、用货币表示的需求、供给
及价格
的公式，不过是没有用货币而已。他的所需要的量就是需求
，可获得的量就是供
给，而他的边际效用便是价格
。边际效用是社会需要量与社会可获得的量之间可变关系不断变化的结果，这种结果在货币经济中就是价格
，而结果是由需求
与供给
之间的不断变动的关系产生的。在货币经济中和在门格尔的商品经济中一样，需求
与供给
都不能直接量度，但其变化的结果是可以量度的。对结果的这种量度手段就是价格，因此价格不但是稀缺性变化关系的尺度，而且也是其边际效用的货币等价物。

这的确是一项重大而新颖的见解，它将心理学从幸福
变为了稀缺性
。

享乐主义递减的感觉强度，与门格尔需要量与可获得量的关系之间，存在一种功能关系，对这种功能关系进行分类的是维塞尔。他承认，自己所澄清的不过是门格尔过去已经发现的东西，但是由于他使用了效用这个模糊的术语，所以也误导了奥地利的信徒们。假如他和门格尔用的词是“递减的稀缺性”而不是“递减的效用”、是“价格”而不是“边际效用”，那么他所做的工作显然就是在阐释一种完全客观且可量度的稀缺性学说。

维塞尔对门格尔分析的解说，关键在于价值
与价格
的区别，以及他关于两者之间功能关系的观念，这种关系他称之为价值悖论
。[171]
在价值
概念中，有两个可变因素，这一点我们在李嘉图与马克思那里已经看到了。然而，对于维塞尔来说，一种是强度递减的需要的感觉，所谓的递减效用；另外一种是所需要的东西的递增的量。效用是按单位随着可获得量的每一次增加而持续递减的，所以说，如果只考虑效用，那么它会递减到零，甚至会变成一种负效用——一种损害。因此，他采用的是改变之后的“效用”的意义，即从使用价值变为了稀缺价值。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可获得的量（效用）有它自身独立的变化性。将两个变量结合起来，如果单位效用的减少不如可获得的量的增加那么快，那么增加量的价值就会提高。但如果单位效用的减少要比可获得的量的增加更快，那么增加量的价值就会减少。

这就是“价值悖论”，原因在于价值是效用单位和数量单位的倍数，而后两者都是独立变化的。

如果现在回到我们先前讨论过的效用的双重意义，我们就会发现，按单位递减的效用只是价格的人格化，它的意思不是别的，正是递减的稀缺性。也就是说，是递增的丰裕性，其尺度是递减的价格。但是，效用的另外一个意义是物质的使用价值，这是既不会因丰裕性按单位减少也不会因稀缺性按单位增加的。因此，维塞尔的“价值”是稀缺价值（以货币为尺度）和使用价值（以吨、蒲式耳等为尺度）之间的功能关系。它是所有职业、工业和农业中所熟知的价值悖论。

显然，这种边际效用可以折合为美元和美分，这种使用价值可以折合为若干蒲式耳的小麦。一批小麦的价值是两种变量的函数，一种变量是其以价格（边际效用）为尺度的稀缺价值，一种是其以蒲式耳为尺度的使用价值的数量。如果没有任何收成，其价格会象征性地涨到无穷大，但其价值则会跌到零。如果数量是十亿蒲式耳，价格跌到了一美元，那么收成的价值就提高到了十亿美元。如果收成进一步变成了十五亿蒲式耳，价格跌落到了八十美分，那么收成的价值就会进一步提高到十二亿美元。如果最后的收成是二十五亿蒲式耳，价格跌到了四十美分，那么收成的价值就跌到了十亿美元。

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但从两个世纪前的格理高里·金（Gregory King）[172]
的时代起，这就是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悖论。维塞尔本人指出，这与导致蒲鲁东形成其自相矛盾的价值的悖论是一样的。[173]
但蒲鲁东是以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和合题来表述的，维塞尔则是以效用和数量之间的功能关系来表述的。然而，这既是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功能关系，又是稀缺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功能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的变量就是价值
。

两个因素的这种变化性可以用图5－2中图解过的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174]
这是那些追随戈森和杰文斯的人的做法，而不是门格尔和维塞尔的做法。

从效用的角度讲，曲线从一种想象中完全没有任何供给的状况开始，比如说无水的荒漠中的水，然后继续表示单位的增加和它们递减的效用。在没有任何水的地方，每个单位实际上都有无限的效用，因为这是事关生死的问题。但水的使用价值丰裕性的增加，就是每单位效用的减少，在某一点上就会是边际效用；在这个点上，全部水的价值就是边际效用乘以水的量。

显然，这只不过是一个拘泥于文字的公式，表示的是显而易见的稀缺性
和丰裕性
的意义。丰裕性的增加和稀缺性的减少是一回事。用价值来表述，使用价值的增加，就是每单位稀缺价值的减少；而使用价值丰裕性的减少，就是每单位稀缺价值的增加。效用这个词在这里表示的是其稀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双重意义。稀缺价值因为有价格，所以是可以量度的；使用价值因为有加仑，所以是可以量度的；价值是可以量度的，则是因为每加仑价格下的加仑数。

从边际效用或价格的倍数和商品或使用价值的数量的角度讲，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跟李嘉图和马克思以“劳动工时数乘以每小时自然阻力”描述的价值具有同样的意义。价值从以货币为尺度的稀缺性的角度看，是价格乘以商品数；价值从递减效用的角度看，是边际效用乘以商品数；而价值从劳动力的角度看，则是工时数乘以自然阻力。但后者是效率，前者是稀缺性。

关于维塞尔价值悖论
的最近的讨论是费希尔与费特之间关于价格定义的争论。[175]
费希尔曾经对维塞尔精确公式中的价格与价值进行了区分，但他用的是“价格”而不是边际效用，用的是财富而不是使用价值。对他来说，价格是用于协议的交易意义上的单位价值，而“价值”则是作为“由于用价格乘以数量而得到的特定数量的财富（我们应该称为资产）”。他说：“这种价值的定义如其所起的作用一样，适用于财富（资产）的集合而不是适用于一个单位，这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经济学的用法，但却非常符合企业家和应用统计学家的用法。”在对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主观与客观的意义进行评论之后，费希尔接着说：

“似乎最为可取的是使我们关于价值和价格的定义尽可能地符合商业上的用法，这种用法不但是本能地而且是一贯地将‘价格’这个词用于单位、将价值这个词用于集合。”[176]

因此，他得到的是“财富的数量、价格和价值”这三种数值，相当于维塞尔的数量、边际效用、价值，也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使用价值、稀缺价值和价值。

费特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费希尔提出了批评，他说：

“……‘价值’在这里变为了一种已经满足的用途。不管是价格还是物品数量，任何单位都具有武断性，只要说到一种价格，就必须明确地或含蓄地表示出来，譬如说用分来表示价格、用盎司来表示金银、用每蒲式耳、每车、每吨来表示谷物、棉花、铁等。反过来说，集合这个词也是武断的，如果你愿意，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单位，这样一来，一蒲式耳小麦只不过是许多粒小麦的集合体。因此，无论是用于传统的单位，还是用于单位的集合，价格这个词都可以没有混淆地使用，这种创新没有什么意义。另外一方面，当价值这个词脱离了其不可或缺的主观用法的时候，术语学上的损失就大了，因为那样一来，理解最近人们对于价值的讨论就毫无希望了。”[177]

费特的批评关键在于与“武断”、“集合”、“传统”这些词的个人主义意义相对的惯例。计量单位比如吨、米、码、美元，的确都是“武断的”，因为一个国家有和其他国家有不同的单位。然而，当一个国家是“武断的”或者一种方法是“传统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习俗、习惯法或成文法。实际上，所有的制度都是传统的甚至是武断的，因为这个原因，边沁在经济理论中没有考虑它们，费特在“最近的价值讨论”中也没有考虑它们。但它们是武断而传统的，并不在于个人主义的意义上，而是在于集体的意义上，法庭会用这种意义来裁决利益冲突。如果一个买卖人或一个工人“武断地”让自己的意愿对抗集体的法律单位，企图用自己主观的计量单位来做生意或获得报酬，那么他就不可能继续经营买卖或得到工资。如果经济学家忘了习俗和法律，将自己跟在交易中支配个人的这些用法分隔开来，那他可以称它们为武断。对于经济学而言，“传统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习俗、习惯法和成文法。

维塞尔的“价值悖论”满足了费特心理解释的需要。这是一个“价值”这个词被赋予“主观用途”的术语，实际上，是对“理解近期关于价值的讨论”的一项重要贡献。维塞尔的“递减效用”是主观的，“边际效用”是主观的，他的关于效用对数量的机能依赖是主观的，结果“价值”也是主观的。困难在于，它们跟费希尔的“数量、价格、价值”的数值一样，既不能计量，也不能在法律上执行。它们与法律上可以执行的计量单位不符合，而一切交易为了准确和安全都有赖于这些计量单位。当“边际效用”变成价格的时候，大多数人觉得它是自己特定的交易中供求结果的尺度，对于经济理论而言，这就是稀缺原则。当若干数量的物品被生产或保留时，一般认为这对社会而言，是增加或保留了效用的数量或者经济学家的使用价值。当一千吨生铁按照每吨二十美元销售时，人们一般说其价值量是两万美元，这就是用交易的、习惯的和习惯法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的方法。

毫无疑问，用历史的观点来看，为了脱离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经济理论必须经过享乐主义的心理学阶段。这番讨论在使用价值和效用的意义上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人对自然的依赖有了更好的理解。但是，回过头看，我们认为它是“万物有灵论”的阶段，这是每个学科都要经历的。它的数量和力量被人格化了，因此无法量度。当拉瓦锡摒弃了神灵而量度数量的时候，炼金术就变成了化学。当神灵观变成牛顿的运动律时，占星术就变成了天文学。所以，当费特的主观效用或边际效用变成价格，费希尔的价值变成资产，以美元、蒲式耳、数量规范为尺度，并且这种规范由习俗和法律来执行的时候，经济学上的人格化就变成了经济科学。

十、从绝对论到相对论

因此，稀缺性和效率是两种变化的比率，经济学科学就始于这些比率。它们可以区别，但密不可分，它们需要另外的比率来量度彼此之间变化的关系。稀缺性的概念源于斯密和马尔萨斯，效率的概念则源于李嘉图和马克思。它们的相对性是由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用演绎的方法来解决的。

靠着让不证自明的公理发挥作用的方法，古典学派、共产主义者、奥地利学派排除了这个或那个与这些比率对立的术语，他们的做法是假定其大小随着其他项的变化而成比例地改变，这就变成了一种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概念组合，有几分类似于物理学中欧几里德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而不是非欧几里得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

斯密和李嘉图排除了消费者（购买者）欲望的可变性，他们假设这些欲望随着物资和服务的供给而同样地扩大或缩小，而这些物资和服务是由消费者在他们作为生产者（销售者）的作用中提供的。因此，在他们的概念体系中，决定性的变量对斯密来说是劳动痛苦，对李嘉图和马克思来说是劳动力。

通过关于“快乐”经济的假设——相当于斯密的丰裕假设，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维塞尔）把生产者（销售者）的劳动痛苦和劳动力都给排除了。但对他们来说，这种快乐与消费者（购买者）欲望递减的程度是并驾齐驱的，因此欲望在他们的体系中是决定性的变量。

但马歇尔通过引入变动比率的相对概念，将两个学派协调在了一起。变动比率是两个相对变化的量——消费者（购买者）需要的量与生产者（销售者）供给的量——之间的比率，按他们自己的理由，两者是独立可变的。

但有另外一个所有这些学派都认同的共同的公理，这个公理使得从斯密到马歇尔的所有理论都成了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这是从通常的有形体的财产中引申出来的假设，这个假设认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被人占有，因此，所有权是一个不变的因素，只精确地随着被占有的物资的数量而变化。因此，所有权跟物理科学中的空间和时间一样，变成了一种绝对的“范畴”或基本的结构，它自己是不能主动改变的。所以，对他们而言，在对物资的所有权的关系中，决定性的变量是可变的物资数量，这种不考虑所有权的做法，可见于他们默许的（奥地利学派）或明确的（古典学派）假设；他们假设生产与销售、消费与购买具有同一性，所有生产的东西都可以售出，所有消费的东西都是购买的。同一性的假设被掩藏在了他们的“交换”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中。如果这个词的意思是销售和购买，那么它就意味着所有权的让与和获得的法律过程。如果它的意思是物资或服务的交换和接受，那么它就意味着给自然力增加“地点效用”的生产过程。因此，如果所有权（合法控制）转移本身是高度变化的，与被占有的物资（或服务）的交换既独立又密不可分，那么就必须构建另外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称之为交易，无论是不是跟物资进行交换，它都受转移所有权的集体行动行为准则的支配。

还有另外一种产生于法律控制体系的独立变量——货币与信用，它们被排除在了古典和享乐主义学说关于价格稳定性的假设之外，以致货币和信用价格的一切变化都等于劳动痛苦、劳动力或者是快乐与痛苦的变化。货币变成了一种绝对的“基本结构”，它本身是不会变动的，变动发生在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中。

从相对论的观点看，稀缺性和效率可以视为可变的社会“力量”在决定人类交易中所发挥的作用。稀缺性基本上可以作为控制他人的能力加以区别，效率可以作为控制自然的能力加以区别。如果它们是各种力量，那么对于每次交易而言，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力量程度上的差异，这就是上文提到过的在程度上
衡量各种差异的不同的比率
。归纳为其最简单的要素，就是买卖交易中收入与支出的稀缺比、管理交易中产出与投入的效率比。所以，在经济学中，使用的是两种计量体系：一种是物资、服务、劳动、货币、债务数量
的计量；一种是对作为数量间比率的力量程度
的计量。在这些社会“力量”的程度的计量中，我们将会发现合理价值
的问题。

科恩从一个更为宽泛的、哲学的观点上，将上述的相对论学说表达为“极性原则”。[178]
他把这个原则用于几种科学与哲学中，特别是用于了各种“社会哲学”中。一般而言，这个原则意味着“相对的范畴”，例如，个别性和一般性、唯名论和唯实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等等。它们并非是“互不相容的二者择一的选择”，只是运用于具体案例时其侧重点的程度具有差异；同样地，是价值上的差异而不是“真正的矛盾”，就如同人们在“传统的哲学争论”中对它们的假设一样。我们认为，这种极性原则是一种相对性选择，它反对更早时期那种因为假设、公理或“视为当然”的事物而排除各种因素的做法，在合理价值的概念中，在一切事物都因其自己的力量不断变化且彼此相关的体系中，它发现了自己具体的经济学论据。

我们已经提出，上述经济学科学史的梗概，与从欧几里得到非欧几里得的物理科学的历史有几分相像，但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别，这些差别会让“欧几里得和非欧几里得经济学”的说法产生误导。正如瑞西巴赫（Reichenbach）证明过的，非欧几里得物理学关注的是“用显微镜可见的”和“肉眼可见的”宇宙关系，这些关系影响基本的时空概念。但是，经济学是在物理学的这些极端问题中的“中观维度”的世界里，关注人类普通平凡的经历。[179]
只有在经济科学从我们所谓的绝对论观点到相对论观点的过渡中，我们的类比才是适用的。经济学中所采用的通常的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并不依赖于显微镜或望远镜。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更早的经济学派没有让变化成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事实上，他们试图解释的正是自美洲发现以后由货币的、工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各种革命带来的真正的变化。他们的绝对论在于，贯穿于其整个经济学体系的，是在众多矛盾和同时或相继的变化中，他们只让其中的一种发生变化。

另外一个变量，大家认为是某种客观的东西（这种客观的东西可以用构想的适当的计量单位衡量），不是某种主观的、个人主义的因而是不可量度并且绝对的东西，我们按照其最为抽象的形式，将其概括为未来性
原则，这个原则与稀缺性
和效率
在思想上是可以分开的，但在事实上是分不开的。

时间的概念，在经济科学中有别于自然科学，它已经从古典和共产主义理论的过去时，转变为了享乐主义理论的现在时，最终它还将变成等待、冒险、目的和计划的将来时。这些都是未来性的问题，它是另外一种经济“力量”，在自然科学中找不到这种力量，不过在合理价值的一切差异性中，这种力量差不多都是可以量度的。从后天性到未来性的过渡没有涉及矛盾，它是科恩“极性”的另外一个论据，或者是经济哲学的不同学派侧重点程度的差异。

[1]
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1867～1947）：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补偿美元理论。——译者注

[2]
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1906年版，第3页。

[3]
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1906年版，第4页。

[4]
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1906年版，第4页。

[5]
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1906年版，第5页。

[6]
英戈尔斯（W.R. Ingalls）：《现代经济事务》，1924年版；泰勒：《科学管理的原理》，1911年版；阿瑟·达尔伯杰（Arthur Dahlberg）：《职业、机器与资本主义》，1932年版。

[7]
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1906年版，第5页。

[8]
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1906年版，第5～6页。

[9]
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1906年版，第336页。

[10]
同①，第28页

[11]
参见康芒斯：《政治经济与商业经济：关于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评论》，《经济学季刊》，1907年，第22期，第120页。费希尔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经济学季刊》，1907年，第23期，第536页）申明，他只考虑了市场价值的原因，“它很少准确显露对社会的效用”。他说，这种矛盾属于“社会病理学和治疗学的范畴”。但我们正在考虑这种治疗学的需要。

[12]
参阅本书第2章关于约翰·洛克的论述。

[13]
参阅本书第10章关于理想类型的论述，以及第5章关于亚当·斯密的论述。

[14]
参阅本书第8章关于投入—产出、支出—收益与从流通到重复的论述。

[15]
参阅本书第9章对关键交易和一般交易的相关论述。

[16]
参阅本书关于李嘉图的论述。

[17]
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异的相关内容，见本书第9章。

[18]
包括折扣；见本书第9章关于麦克劳德和未来性的论述。

[19]
这一点在图5－4中没有表现出来。这个图表现的是市场上的交换过程，而不是工厂里的生产过程。

[20]
马克思：《资本论》，1909年译本，第一卷，第232～233页。

[21]
参阅本书第8章关于从流通到重复的论述。

[22]
马克思：《资本论》，1909年译本，第一卷，第240页。

[23]
参阅本书关于庞巴维克的“生产期”。

[24]
马克思：《资本论》，1909年译本，第一卷，第233～234页。

[25]
同①，第233页。

[26]
参阅本书第8章关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论述。

[27]
马克思：《资本论》，1909年译本，第一卷，第234页。

[28]
马克思：《资本论》，1909年译本，第一卷，第234页。

[29]
布莱克：《生产经济学导论》，1926年版，第314页。

[30]
布莱克：《生产经济学导论》，1926年版，第315页。

[31]
同①，第314页。

[32]
同①，第391和392页。

[33]
参见本书第9章：《未来性》。

[34]
福尔曼（Foreman）：《效率与稀缺性利润：关于剩余利润的经济与法律分析》，1930版。

[35]
这必须跟通过增加劳动投入量来增加产出率区别开来。见本书《效率和稀缺》一章中的有关论述。

[36]
自己所领导的工会就仲裁和失业保险与雇主达成协议后，这个工会的一位领导声称，现在他的会员同事觉得自己是整个行业的“公民”，他们甚至比雇主自身还要关心这个行业的效率和持续繁荣的状况。见康芒斯：《行业的组织治理》，载1903年《评论的评论》。

[37]
参见布莱克：《生产经济学导论》，1926年版，第383～467页。

[38]
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没有把货币作为买卖活动的手段，而是作为限额活动的手段。在他们所允许的自由买卖的范围内，货币才变成了一种买卖的手段。

[39]
参见托尼（R.H.Tawney）：《贪得无厌的社会》，1920年版。

[40]
布莱克：《生产经济学导论》，1926年版，第447页。

[41]
布莱克：《生产经济学导论》，1926年版，第391、392页。

[42]
参阅本书第9章关于原材料的论述。

[43]
见本书关于金融边际收益的论述。关于没有把地租包含在内的原因，见本书关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论述。

[44]
关于这个问题，参看克拉克（J.M.Clark）的《一般费用成本：商业的社会控制》，1923年版。

[45]
参阅本书第10章有关价格的论述。

[46]
见米契尔：《商业循环：问题及调整》，1928年版，第98页。

[47]
见本书第9章关于关键交易和一般交易的相关论述。

[48]
福尔曼：《效率与稀缺的利益：剩余价值的经济与法律分析》，1931年出版，第100页。

[49]
普莱恩（Carl C.Plehn）提过“再现率”可适用于“作为再现消费收入的收益概念”，参见《美国经济评论》，1924年，第14号，第1～2页。

[50]
参见本书第5章亚当·斯密中的相关内容。

[51]
见本书第9章关于利润垫支的论述。

[52]
他的有关其他三种情况是：形式（包括物质）、地点和时间。

[53]
参阅布莱克：《生产经济学》，第29页。又见本书第8章《门格尔》中的一节关于类似的双重意义的论述。

[54]
就这里所考虑的经济意义而言，所有权和占有之间法律上的技术性区别不是实质性的。两者都指排除了他人未经所有者或占有者同意就进入（就是使用）财产的权利。由于法律上的这个区别，我们使用了一个范围更广的词即“法律控制”，意思是指法律上的所有权或法律上的占有。

[55]
财产和财产权利的区分引申自麦克劳德的论述，见本书第9章第3节。

[56]
布莱克：《生产经济学》，第41页。

[57]
参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69页。

[58]
参见本书第9章关于关键交易和一般交易的有关论述。

[59]
布莱克：《生产经济学》，第41页。

[60]
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英国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译者注

[61]
庞巴维克：《资本和利息：经济理论史批判》，1884年出版，引文据斯玛特（W.H.Smart）1890年英译本第275页。

[62]
庞巴维克：《资本和利息：经济理论史批判》，1890年英译本，第284页。

[63]
参阅本书第2章关于谈判心理的相关论述。

[64]
参阅本书第2章关于买卖交易的相关论述。

[65]
见莫顿（W.A.Morton）给埃利斯（L.S.Ellis）的《糖税》一书所作的附录，1932年12月由罗利基金会出版。

[66]
格林（D. I.Green）：《痛苦成本和机会成本》，《经济学季刊》，1894年第8号，第218页；达文波特（H.J.Davenport）：《价值与分配》，1908年版；《企业经济学》，1913年版。

[67]
凯雷：《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年版；《过去、现在和未来》，1847年版；巴师夏：《经济和谐论》，1850年版，引文自1860年英译本。见凯雷的《社会科学原理》1858年版第一卷第3页对优先权的主张，引文自1868年的版本。凯雷的主张得到了吉德和李斯特（见其《经济学说史》，1913年译本，第327页）以及汉尼的证明（见其《经济思想史》，1911年版、1930年版，第304页）。

[68]
见本书第5章关于斯密的论述。

[69]
巴师夏：《政治经济学的协调》，1860年译本，第114页。

[70]
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02页。

[71]
麦卡洛克编：《李嘉图全集》，1988年版，第75页。

[72]
凯雷：《社会科学原理》，1868年版，第一卷，第155页。

[73]
凯雷在其最早期的理论化过程中是一个自由贸易者，但后来他看到了这种价值学说会支持保护税则政策从而抵制外国的廉价劳动。

[74]
达文波特：《价值与分配》，第322页。

[75]
见本书第10章有关理想类型的相关论述。

[76]
达文波特：《价值与分配》，第92～93页。

[77]
关于这种法律学说的历史发展，参见本书第10章关于稀缺、丰裕和稳定的相关论述。

[78]
巴师夏：《政治经济学的协调》，1860年译本，第一卷，第201页。凯雷一直用类似的例证来反驳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79]
巴师夏：《政治经济学的协调》，1860年译本，第一卷，第201～202页。

[80]
过去四十年关于服务成本和服务价值理论的这些争论，请专门参考瑞普莱（W.Z.Ripley）的《铁路：价格与管理》，1905年版，第167页。沙夫曼（I.L.Sharfman）：《铁路管理》，1915年版；《美国铁路的问题》，1921年版；《州际商务委员会》，1931年版，第二卷。格莱瑟（M.G.Glaeser）：《经济学公共效用论纲》，1927年版。请参考这些书的索引。

[81]
见本书第10章关于理想类型的相关论述。

[82]
参见本书第9章对于利润的边际的分析。

[83]
参见康芒斯等：《美国劳工史》，第一卷，第493页；康芒斯：《霍勒斯·格雷和共产党的工人阶级起源》，《政治经济学季刊》，1909年，第二十四卷，第225页。

[84]
参见更为近代的安德森（B.M.Anderson）对社会概念的阐述，见《社会价值：对经济理论的批判与建设性研究》，1911年版；《货币的价值》，1917年版。

[85]
必须注意，凯雷、巴师夏以及以前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关于城市地租的学说。这一理论的出现，缘于对机会成本理论的运用。见本书第10章关于赋税的管制权力的论述。

[86]
对凯雷和巴师夏的其他评论，见庞巴维克的《资本和利息》，1933年修订本；吉德和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史》；汉尼的《经济思想史》，1933年修订本；斯考特（W.A.Scott）的《经济学的发展》，1933年版。

[87]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03页。

[88]
见本书第10章对于凡勃伦的观点的论述。

[89]
参见本章有关从流通到重复的相关论述。

[90]
见后文关于强迫的限度的论述。

[9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1年，第二版（这一版跟1930年的第八版没有实质上的区别），第401～402、414～415、554～559页。

[9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1年，第二版（这一版跟1930年的第八版没有实质上的区别），第414页。

[93]
同①，第554页。斜体是作者加的。

[94]
见本书第10章关于赋税的管制权力的论述。

[95]
见本书第10章关于理想类型的论述。

[96]
见本书第10章对于稀缺、丰裕、稳定的论述。

[97]
关于小额借贷的法律，参见瑞安（F.W.Ryan）：《高利贷和高利贷法》，1924年版；金（W. I.King）：《1929年新泽西的小额借贷状况》，新泽西工业借贷协会，1929年出版；费希尔（C.O.Fisher）：《小额借贷问题：康涅狄格的经验》，《美国经济评论》，1929年第19号，第181 页；《个人财经新闻》，华盛顿特区美国个人财务公司协会出版；杰耐维夫·唐森德（Genevieve Townsend）：《威斯康星的消费贷款》，1932年版。

[98]
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1922版，第278页；《资本实证论》，第三卷，关于价值的论述。

[99]
参阅本书第10章对人格和集体行动的相关论述。

[100]
参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57页。

[101]
参见本书第10章关于稀缺、丰裕、稳定的论述。

[102]
经《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同意部分重印。

[103]
参见奈特（F.H.Knight）：《现代资本主义问题中历史与理论的论争》，《经济与商业史》，1928年11月号，第121页。

[104]
以下称为工团资本主义，参阅本书第11章。

[105]
见1911年对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等的诉讼资料。

[106]
见1920对美国钢铁公司的诉讼资料。

[107]
参见大西洋及太平洋茶叶公司诉麦乳公司、美国政府诉高露洁公司、联邦贸易委员会诉坚果包装公司等案件。

[108]
维特（E.E.Witte）《劳动纠纷的管制》（1932年版）中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概述。

[109]
见本书第9章对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的论述。

[110]
在构建买卖能力的学说方面，第一项值得注意的努力是约翰·戴维森（John Davidson）的《工资的议价理论》，1898年出版。在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可以看到对此学说的进一步发展。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111]
马尔萨斯：《论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15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出版；博纳编著：《李嘉图致马尔萨斯的书信集》，1887年出版；麦卡洛克编著：《李嘉图选集》。

[112]
马尔萨斯：《论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第3～7、15～16、20页。

[113]
同②，第8页。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10页对此进行了重述。

[114]
马尔萨斯：《论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15年出版，第12～16页。

[115]
马尔萨斯：《论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15年出版，第12～16页。

[116]
同①，第18～20页。

[117]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的信》，1887年版，第59页；《李嘉图选集》，第243页。

[118]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的信》，1887年版，第59页；《李嘉图选集》，第155页。

[119]
麦卡洛克编著：《李嘉图选集》，第202～203页。

[120]
《李嘉图选集》，第166～169页，关于“价值和财富及其特性”的章节。

[121]
麦卡洛克编著：《李嘉图选集》序言，24～25页。

[122]
参阅本书上文关于投入—产出和支出—收入的论述。

[123]
李嘉图误解了劳德戴尔，后者把公共财富等同于丰裕，把私人财富等同于稀缺。参见劳德戴尔：《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1804年版，引自1819年版，第7页。

[124]
麦卡洛克编著：《李嘉图选集》，第167页。

[125]
麦卡洛克编著：《李嘉图选集》，第167页。

[126]
参阅本书上文对于心理平行论的论述。

[127]
庞巴维克：《资本和利息》，第223页。

[128]
麦卡洛克编著：《李嘉图选集》，第260页。

[129]
参阅本书第9章有关交易的货币和价值论的论述。

[130]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的信》，1887年版，第42页。

[131]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的信》，1887年版，第43～44页。

[132]
詹姆斯·穆勒：《为商业辩护》，1807年出版；又见本书上文《亚当·斯密》一章。

[133]
同①，第49页。

[134]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版，第363页。

[135]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的信》，1887年版，第186页。

[136]
哈丁（Harding，1865～1923）1921～1923年期间任美国第29届总统。——译者注

[137]
《美国劳动评论月刊》，1921年11月号，第129～132页；《关于失业会议的总统报告》，政府出版局1921年出版。

[138]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的信》，1887年版，第189页。

[139]
见本书第9章有关利润边际的论述。

[140]
霍兰德：《李嘉图价值学说的发展》，《经济学季刊》，1904年第18号，第455页。

[141]
同②，第458～459页。

[142]
参阅本章有关门格尔的论述。

[143]
麦卡洛克1818年开始阐释李嘉图，他的《经济学原理》的最后一个版本是1886年出版的。

[144]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和1897年版。

[145]
胡克（Sidney Hook）在他的近作《走向对马克思的理解：革命的阐释》（1933年版）中，将马克思的学说解读为了现代的实用主义学说。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但如果马克思在行动上是“实用主义的”，那他在理论上就是黑格尔派的。

[146]
参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版。

[147]
关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四版“黑格尔哲学”的条目。关于“左翼”的黑格尔哲学，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卷六第21～22页关于“费尔巴哈”的条目。

[148]
参阅蒲鲁东：《经济矛盾体；贫困的哲学》，两卷本，第一卷，第2章，1846年版，1850年再版。

[149]
克若包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革命家。——译者注

[150]
克若包特金：《与农业、脑力工作和体力工作相联系的田地、农场、工厂、作坊或产业》。

[151]
参阅1923年版的帕尔格雷夫（Palgrave）《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关于“蒲鲁东”的一条；查尔斯·丹纳（Charles A.Dana）《蒲鲁东和他的人民银行》，1850年出版；亨利·科恩（Henry Cohen）的《蒲鲁东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1927年出版。

[152]
参阅本书第10章有关商人、雇主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论述。

[153]
在运输是否总是“生产性的”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有点麻烦，这是因为他缺乏更新的增加地点效用（使用价值）的观念造成的。

[154]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译本，第34页，这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答复。

[155]
凡勃伦将此观念接受为了“机器程序”。见本书第10章对凡勃伦的论述。

[156]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译本，第34、35页。

[157]
参阅本书第5章图5－4。

[158]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译本，第40页。

[159]
同①，第41、42页。

[160]
参阅本书第9章有关关键交易和一般交易的论述。

[161]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译本，第一卷，第48页。

[162]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译本，第38、39页。

[163]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译本，第一卷，第42、45页。

[164]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译本，第一卷，第44页。

[165]
参阅本书第9章对关键交易和一般交易的论述。

[166]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译本，第一卷，第45页。

[167]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版。其儿子在1923年编辑的第二版保留了原有的分析，但辑入了门格尔对其批评者的答复。

[168]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版，第3页；第二版，第11页。

[169]
同①，第32页；第二版，第32页附注。

[170]
同①，第35页；第二版，特别见第32页附注。

[171]
维塞尔：《自然价值论》，1889年版，1893年译本。

[172]
参阅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有关“格理高里·金”的条目。

[173]
维塞尔：《自然价值论》，第55、237页。维塞尔说：“交换价值的自相矛盾。”

[174]
见本书图5－2。

[175]
费希尔：《资本与收入的性质》，第11～16、45～47页；费特：《价格的定义》，《美国经济评论》，1912年第2号，第783～813页。

[176]
引自费特：《价格的定义》，《美国经济评论》，1912年第2号，第797页。

[177]
费特：《价格的定义》，《美国经济评论》，1912年第2号，第798页。

[178]
科恩：《理智与自然》，1931年版。

[179]
瑞西巴赫（Hans Reichenbach）在《原子和宇宙》（英译本1933版）中以通俗的形式说明了这些区别。

第9章　未来性

一、债务的流通

（一）债务与商品

十八世纪，当政治经济学开始作为学科出现的时候，与当时居主导地位的“人类原本自由理性”的学说站在了一边。让这一学说广为传播的是卢梭[1]
的名著《社会契约论》（1762）。人原本是自由的，但政府却使人成为了奴隶；人还是一种理性的存在，只要是自由的，他就会按照理性行动。这就是《独立宣言》和法国革命所倡导的理论，也一直是古典派、乐天派和心理学派的主要假设。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即只要允许一个清楚自身利益的、绝对自由的个体自由行动，那么所有行为的总和就成为了各种利益的和谐体。

这些自由理性的学说在推翻君主专制、废除奴隶制度和建立普及教育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这并非因为上述学说在历史上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它们建立了未来的理想。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样说也许更为准确一些：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难以解除的负债状态，而自由是伴随着逐渐取代可解除的债务而到来的。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说，马尔萨斯那样的说法也许更为准确一些：人类原本是充满情欲且愚蠢的生物，对于他们而言，自由与理性不过是道德品质与被政府强化的纪律缓慢进化的问题。

随着现代历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有了现代社会学、人类学和法学史的帮助，人们才可能彻底修正十八世纪关于自由和理性原有表述中的错误观念，并且在从属阶级的实践和目标的基础上，揭示可解除的债务演变成现代资本主义基础的那些真实但又具有抗拒性的步骤。政治经济学不是变成了个人自由的学说，而是变成了一门债务创造、流通、解除以及稀缺的学说。

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工商阶层，也就是那些买进卖出、给人饭碗炒人鱿鱼、借入贷出的人，因为拥有对产业的合法控制权，如今成了其他阶层的“发薪人”，但这些人过去原本不过是些没有公民权利的奴隶、农奴、小贩，他们依赖于能够赐予和支持基本公民权利的封建领主和君王的意愿和能力。他们最想望的基本公民权利是自治，也就是他们自己成员的集体控制，由此可以免于封建领主的专横暴力。有了这种集体的豁免，他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法庭，制定自己的法规，判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商人同业公会
和商业法
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创立的，然后又创立了行业同业公会
；适应买卖、制造和对外贸易的契约和习俗，就是由他们自己的法庭因此发展和实施的，与我们现在看到的商事仲裁与劳动仲裁非常相似。

但商人和制造商需要的不仅仅是免于侵扰，他们还需要君主创建的法庭来执行他们的契约和习俗，正如商事仲裁运动现在进行的争取立法、让法庭执行他们自己的仲裁庭所作出的裁决一样。后一种运动是四百年前发生在英国法庭的那些场景的奇妙重演，美国法庭的习惯法方式就是由此而来的。

在十六世纪以前，买卖活动相对很少，这种活动仅限于集市和商业性的自治市镇，只有地主和富人能够订立契约，习惯法法庭会保证其执行。这些人高人一等之处在于，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枚印信，他们可以用蜡盖在冗长的文件上，作为他们保证偿付的证据。这就是所谓的“盖印契约”。这种交易要求时间并注重正式的手续。在今天的房地产的出售和抵押中还保留着这种交易，但在源于澳大利亚的托伦斯制度[2]
下，甚至连这些正式的手续都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类似于汽车所有权登记的一种简单的登记制度。

但买卖商品的商人却不拥有闲暇、财富或政治权力。他们的“口头”契约在法庭上不是总能执行。但是，在十六世纪，他们变得不可或缺而且富有影响。现在法庭必须设计出一种办法，以执行他们成百上千的契约。经过若干年的试验之后，法学家独创性地发明了一个简单的假设，他们用这个假设来解释交易方的意向。他们假设商人没有抢掠、窃取或歪曲的意图，只想做正当的事情。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商人把一件商品实际交给了另外一个人，打算让这个人成为商品的所有者，那么另外这个人就打算为这件商品付款。即便是没有提到价格，他也打算合理支付。他接受了偿付的义务。

这是一种“口头”契约，或者干脆说是一种行为契约。自从颁布《欺诈法
》之后，它只限于小额契约。然而它依然存在于证券交易所的规章中，在那里，仅仅凭着疯狂的交易员的几个手势，价值数百万的财产在几分钟之内就易主了，契约是由证券交易所自身执行的，但在写下来之前，还没有变成法庭可执行的契约。当一个工头接受一个工人的产品的时候，或者从一个供货商那里接受原料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公司要为此付钱。现在我们把这种付钱的打算当成是一种自然法则，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它却是四百年前法学家的创造。尽管在心理上也许还没有想支付的打算，但仅仅接受商品就产生了一种法律上的负债。

但这对于商人而言还不够，他们还需要买卖债务的法律权力。法学家用整个十七世纪的时间才完成了对债务流通性的创造。商人所需要的是把他们的债务转换成货币。在早期的历史中，货币一直只作为一种记账用的货币（例如希腊的牛），后来它变成了一种金属商品，再后来国王们在金属上打上标记，使之成为了纳税和支付私人债务的合法手段。于是铸币就不再是商品，它变成了一种制度，即法定货币，那种共同的支付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手段。

因此必须赋予铸币两种属性，目的是为了把它跟商品区分开来，这又是法学家的创造。一种是流通性，另外一种是债务的放弃。

一个信誉良好的商人，如果从小偷那里接受了支付货款的偷来的钱，这钱就变成了他的财产，对全世界都是这样，包括被偷的人在内。那个贼窃取了令人惊异的法律权力，这是对原来他并不拥有的东西的有效的所有权。这就是流通性的意义，必须将其跟可转让性区别开来。一个人转移给另外一个人的是不能超过自己有效所有权的东西，他可以转让的只是自己的“资产净值”，购买方仍然对这项财产的任何的留置权负有责任。这就是转让性。但是，铸币这种所谓的商品的“买方”，也就是货物的卖方，却获得了对货币的完全的权利，而且没有任何责任证明其权利。这就是流通性。因此铸币不同于金银，甚至不同于外国钱币，在输入国它并不是法定货币。金银或我国钱币可以被人偷走或卖掉，但合法的所有者可以重新获得它们。货币可以被偷走，如果是因为一个信誉良好的卖方“因为如数收讫”而接受的，那就不能重新获得。合法的所有者只能起诉其他的人要求赔偿损失。

因此，如果要想让商人的债务跟货币一样，那么就必须让它们也可以流通。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拦路虎，即过去约定被认为是完成约定事项的一种义务，但这只是对于受约人的义务。这是个人的事情。工作之约、[3]
婚姻之约甚至至今也不能卖给一个第三方。如果以契约自由为幌子，那就成了奴隶制、劳役偿债制和纳妾制。可是，按照特定数量和特定日期支付法定货币的约定，即使这笔钱不存在，为什么就不能在货物的交换中出售给第三方呢？不仅是十七世纪，而且是随后的几个世纪，人们才创造出种种办法，让这类约定成为可流通。最终，《可转让票据法》变成了一整套法律论据，把纯粹的货币预期转变成了货币本身。[4]

与债务流通性发展的这段漫长的时期相并列的是自然权利到私有财产观念的发展。直到1689年的革命将统治权
与财产权分离开以前，这项权利才在英国生效。只要君王对自己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可以主张任意的权威，就不存在任何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利，即便是人们声称这种权利是“自然的”或“神圣的”也枉然。我们在费尔默和洛克的争论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可是，又过了一百五十年，财产权本身才包含了商品对立的两种意义——物质的东西和物质东西的所有权。古典经济学家才华横溢的成果之所以能够一以贯之，完全是因为他们在自己身上掩盖了一种看不见的矛盾。直到1840年到1860年这二十年间，当从正统经济学派中产生出四个非正统的经济学派时，这个矛盾才凸显出来。蒲鲁东把这种矛盾转化成了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将它变成了共产主义，凯雷和巴师夏将它变成了乐观主义，但麦克劳德则采用了商品的所有权意义，而将其物质意义留给了生产和消费。

商品的这种双重意义总是包含有普通的意义和经济学家的意义。商品是可以被买卖的有用的东西，但在它被使用的时候，无论是用于生产还是用于消费，都不是商品。它在这时候只是物资，包括土地、设备、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或者是最终消费者手中不再出售的消费资料，只有在市场上它才是商品。

麦克劳德所做的是创造了可以在市场出卖的“经济量”的概念，用它替代了古典经济学家具体的物资。这种经济量被他变成了债务
，即法律义务
的经济等价物。这个“经济量”的概念太奇怪了，以致经济学家们都不能理解，但我们发现，它跟现代意义的资本
是一回事。这种现代意义本质上是一个法律概念，因为它是完全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它对于古典经济学家的奇怪之处在于，它包含了未来性
作为自己的一个方面，同时还包含了过去学派的使用价值和稀缺价值。然而，未来性是商品所有权发明的要素，他们以前认为理所当然如此。

因此，对于法学家麦克劳德来说，通过让与和获得的法律程序买卖的不是物资，而是它们的所有权。因此所有权，而不是被占有的物资，才是“商品”。一种类型的所有权是物质的东西的所有权——有形体的财产；另外一种是债务的所有权——无形体的财产。因此这两种所有权都是“商品”，原因在于两者都可以被让与和获得，不过一种是在商品市场上，另外一种是在债务市场上。

这样，麦克劳德，这位首屈一指的法律经济学家，在1856年第一个提出了债务市场的观念。他把商品市场上所有权的交换和债务市场上所有权的交换恰当地集合在了一项概括中。因为这个原因，他使得“交换性”成了经济学家不得不研究的唯一原则。他说得非常正确，这种交换性实际上一直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原则。

然而，正如麦克劳德自己所说的，他认为，在所有权的双重转移中，两种经济量的交换是彼此对立的，而我们一向总是把这种转移理解为“交易”的意义，以区别于“交换”。每种经济量事实上都是交易所的一种债务：一种是卖家在不久的未来交出的一种具体的物资（譬如说一千吨钢）的债务，这个我们区分为一种履约的义务；另外一种债务是买家要为钢材付款，譬如说在六十天内付款，这个我们称之为支付的义务。这些债务就是法律义务的经济等价物。这两种义务都不是物质的东西，但它们在交换中都具有价值。麦克劳德的“经济量”的概念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债务相当于他的法律义务的概念，这当然不是一个物质的量，但仍然是一个可以出卖的量，因此是一种经济量。

（二）债务市场和债务金字塔

正是在麦克劳德债务市场与商品市场区别的基础上，我们得以建立债务市场
和债务金字
塔的公式，这个公式让他的理论适应了1924年6月29日联邦储备制的情况。虽然债务市场是由于债务的流通性才成为了可能的唯一的市场，但通常我们都称之为“货币市场”。它的每日记录就是联邦储备银行制度的贷方和借方，从各赢利行业的四百八十万买家和卖家中，将这些买家和卖家把因交易形成的债务的所有权，都转移给了会员甚至是非会员银行。如果需要，它还可以转移给十二家储备银行，这些储备银行本身是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协调的。

非会员银行，甚至是“金汇兑”体系中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可以通过将自己的商业债务出售给会员银行而得以进入储备银行，从而让整个世界都因债务的流通性而拴在了一起。在我们要进行的研究中，这一点会在很多地方出现。

因黄金储存于中央银行而形成的这个令人惊讶的上层建筑，被正确地命名为“债务金字塔”，下图9－1和图9－2描绘了其复杂性。这一基于最低限度黄金的庞大债务市场上的各种相互作用，可见于其他地方出版的各种专著中，但我们必须对麦克劳德提出的基础进行批评性的检验。

图9-1　债务市场中的贷方和借方

图9-2　债务金字塔

麦克劳德的推理中有几个缺点，部分是法律的，部分是经济的，主要源于围绕着他的古典经济学家的唯我主义概念，同时也源于他努力构建的“经济量”（这个概念应该不是唯我主义的）这个新奇概念时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将追溯这些困难的解决办法，从麦克劳德的债务流通性（1856），到西奇威克（Sidgwick）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区别（1883），再到维克塞尔（Wicksell）的世界债务支付共同体（1898）、卡塞尔（Cassel）的等待的稀缺性（1903）、纳普（Knapp）的债务解除（1919）、霍特里（Hawtrey）的债务创造和费希尔的负债过度与萧条（1932）。这些都是从1856年麦克劳德的著作中发展而来的。

（三）财产和财产权

麦克劳德说：“如果有人问，什么发现对人类财富的影响最为深远，可能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是，人们发现债务是一种可以出售的商品
……当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说‘信用在增进国家财富方面的作用胜过全世界所有矿山的千倍’时，他的意思就是指债务是可出卖的商品
或可出卖的动产
的发现，也就是说，它可以像货币那样使用，而且会产生货币的一切效果。”[5]

按照麦克劳德的观点，这种可出卖的商品就是“财富”，我们则称之为“资产”。

实际上，债务和所有权都不是财富，它们是制度。按照数量的观点，我们称之为资产和负债，我们认为这就是商人的资本的意义。由于法律上创造了流通性，加上十七世纪的时候逐渐接受了商人的习俗，因而债务成为了像商品的所有权那样可出卖的东西，而且特别像法定货币商品——铸币。当银行家买进一笔债务时，他不是在买一种具体的物资，他买的是被称为债务的制度。当一个制造商买进具体的物资时，他买的不是物资，而是物资的所有权。

人们一直指责麦克劳德把同样的东西计算了两次：一次是作为具体的东西计算的；另一次是作为财产权计算的。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名字一直不见于权威的经济学家的名单中，[6]
尽管他关于银行贴现的原则在调节黄金的流入和流出方面是一项伟大的发现，后来被英格兰的银行所采用。

麦克劳德的确把某种东西计算了两次，但并不是东西和对这种东西的权利，因为他在经济学中完全排除了有形的东西，他计算的只是债务和商品的所有权可转让的权利。然而他把其他的东西计算了两次，也即他计算的是两种类型的财产权——有形体的财产权和无形体的财产权，他把它们在一年中算作了两种存在物。他把无形的财产算作一种债务，其实那是对债务的否定。

既然他是第一个，实际上也是唯一一个分析法律权利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而且他的分析是基于一个法学家渊博的法律知识进行的；[7]
既然他的谬误和他的批评者的误解让经济学家们坚信，要用边沁的痛苦与快乐代替布莱克斯顿的法律和习俗，那么我们就应该找出麦克劳德的谬误所在，从而发现并纠正它们。因为我们认为，只要排除了他的物质比喻和双重计算，那么建立关于财产权的经济理论的思路就清晰了，就如同他试图做到的那样。

麦克劳德体系所基于的基本观念，尽管由于物质的比喻让人混淆不清了，但却是在权利
与义务
的法律意义中所包含的未来性
原则。对于麦克劳德来说，未来性将自己客观地体现在了现在的“经济量”中，也就是体现在了信用
中，信用在这里相当于债务。

要对麦克劳德恰当定位，也许最好是从庞巴维克所作的批评开始，后者本身在所有的经济学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将未来性
引入主观的经济学之中的时候，把自己主观的未来性
与效率
的技术概念重叠在了一起，恰如麦克劳德将自己法律上的未来性
与物质的比喻重叠在了一起一样。他把“权利与关系”排除出了经济学理论，就如麦克劳德后来把庞巴维克的心理学的东西排除出了经济学理论一样。在麦克劳德看来，心理的欲望虽然是基本的，但不能量度，因此不能作为科学的基础。但在庞巴维克看来，权利是社会关系，包含了双重计算。

庞巴维克评论说，[8]
经济学家向来是在从单个的物质对象（例如新鲜的饮用水）中得出的四个独立概念间进行选择的：第一个是物质的东西，例如水；第二个是其内在的客观属性，即有用性和效用；第三个是它对人类有用的服务；第四个是对水的权利。

这些概念中的第一个，即物质的东西本身与其属性无关，庞巴维克正确地否定了它，因为除了作为有用属性的载体外，它不可能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事情就是选择某些特定的属性，从其他属性中抽象出来。麦克劳德的属性就是交换性，他认为这跟“财富”是一回事，而这是庞巴维克所有四个概念所共有的。

这几种意义就这样融进了“财富”这个词中，同时被庞巴维克区别为了第二、第三、第四个概念，要是对此进行检验的话，那我们将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不同学科的出发点，而每一个都是在“经济学”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其中每一个在现代的研究和教学中都是被区分开的。庞巴维克的“内在的客观属性”——有用性和效用，我们称之为技术的使用价值——是工程经济学和家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麦克劳德的交换性或“将之引入商业”的检验无关。庞巴维克的“对人类有用的服务”是财富的生产与消费，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欲望的满足，而这已经变成了家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9]
他的“对水的权利”是法律控制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通过权利、义务、自由、承担风险对人的控制，这是制度，麦克劳德是其创始人。

重农学派和李嘉图是农业和工程经济学家；包括庞巴维克本人在内的享乐主义者，是家政经济学家；制度学派则是所有权经济学家。由于词的双重和三重意义，由于类比、比喻和人格化，这些不同的学科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混淆和重叠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属性”都是在包含其他属性的“领域”中发生作用的，对其中任何一个属性的选择都是分析、试验、判断和目的的精神作用。

麦克劳德的前辈，也即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家，选择了第二个属性，也就是使用价值，但却把它跟其他的属性混在了一起，而它们的“嫡系”真传是工程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心理学派的经济学家，像庞巴维克本人，则选择了第三个属性，即对人类有用的服务，而它们的嫡传是家政经济学。但那些被称为是制度经济学家的人选择的却是第四个属性，也就是财产的权利。

对麦克劳德的误解部分地源于“财产”的双重意义。麦克劳德对此进行了澄清，但并没有被理解。

他说：“大多数人，当他们说起或听到财产
时，想到的是某些物质的东西，例如土地、房屋、牲畜、货币等。”但这并不是财产
的真正意义。“财产
这个词，按照其真实而本来的意思，并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使用和处置某些东西的绝对权利……财产
……在它真正的意义上，完全是指一种权利、利益
或所有权
；因此，把物质的东西叫做财产
跟把它们称为权利、利益、所有权
同样荒谬。”[10]

他继续说，经济学要研究的并非“土地、房屋、牲畜、谷物”，而是土地、房屋、牲畜、谷物“以及一切其他的物质的东西”中的“财产”。财产跟财产权利是一样的，除了因为它们能被合法地占有，并能被合法地转移空间位置，物质的东西对于经济学没有任何价值。其他任何类型的持有或转移就是侵占、掠夺、偷窃。其他学科研究的是物，经济学研究的是对物的合法权利。这样，他就把物质的东西推给了未来，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经济量”，那种对物的未来使用的现在的权利。

既然麦克劳德如此排除了来自其前辈的物质的东西和这些东西的所有权的双重意义，那么他完全是在未来东西的权利的意义上在研究财产，所以对他的理论的批评就不应该针对他所假设的对物和权利的双重计算，而应该针对他关于权利本身的双重计算。这产生于他的信用
一词的双重意义，以及他不能让自己完全摆脱前辈和经济学家的物质类比。对财产和物质进行了两次计算的正是他的批评者，而且他们忽视了麦克劳德的声明，那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把物质的东西算作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

然而，他把误解留给他们的原因，在于他用他们的物质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意义。他把同样的东西只计算了一次，是作为财产权利的交换性来计算的，他称之为“财产”，而且赋予了一切财产权利一个他所谓的经济量（“信用”）的意义。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商品就是财产，因此，作为一个常量，这样他们就可以让自己致力于研究物质的具体生产、运输、交换和分配，而不用考虑假设的等价属性——财产权利——的任何变化性。但麦克劳德排除了属于其他学科的物质的东西，让自己专心致志地研究那些东西的权利的变化性。事实上，一个特定种类的财产权利，“可出卖的债务”是独立地变化于在它自己的债务市场上的，对他来说，这个事实就是他的体系的出发点。可是，在这方面，可出卖的债务与普遍意义的财产权利没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一切财产都是信用和债务，原因在于那是从别人那里接受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预期，而这不过是可以买卖的预期罢了。

（四）有形体的、无形体的、无形的财产

1.时间以及时间的尺度
。在区分现在、过去、未来方面，麦克劳德的麻烦在于一个地方，即现在是时间的零点，但在同样的关系中，它又是未来的一年。[11]
这就是他的“有形体的”财产与“无形体的”财产之间的区别。有形体的财产向未来延伸了一年，但无形体的财产却在有形体的财产停止之后完全延伸到了未来。无形体的财产在一个地方是从时间的零点开始的，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却是在未来的一年后开始的。

首先，谈谈他的时间的零点。

他说：“财产如同两面神，[12]
具有背对背的两副面孔，它关系到过去和未来”，因此是“对立的属性……现如今，用相反的符号表示相似但对立的属性，这一直就是习惯。因此，为了便利起见，而且也为了遵从自然科学中不变的习惯，如果我们把这类权利中的一项表示为正的，作为区别的标记，那我们就可以把另外一个表示为负的……如果我们把过去时间获得的一件东西的财产表示为正的，那我们就可以把未来时间将会获得的东西的财产表示为负的。”[13]

他说，现在“数学家知道，我们可以用负号做跟正号同样的运算”。所以麦克劳德用正号加
（+）来代表“过去生产的财产”，他称之为有形体的财产；用负号减
（－）代表“未来要生产的财产”，他称之为无形体的财产。他是这样表示的，见表9－1：

表9－1　可转移财产总额

如同在上述计算表中所看到的，有形体的财产是存在于已经生产出来的物资中的财产权利。但在同样的关系中，他说有形体的财产存在于未来的一年中。

“……尽管土地每年的生产物只有在未来的时间段才会存在，但只要当它们存在时，其中的权利
或财产
就是现在
的
，而且可以像任何动产（例如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或者是若干谷物）那样买卖。这就是说，这些永久的年生产物都具有一个现在的价值：土地的购买货币只是这一系列未来的永久产品的现在价值
的总和
。再有，尽管这一系列的未来产品是无限的，但一个简单的代数公式就可以证明它具有一个限定的界限，这个限定的界限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平均利率
。当一般的利率是百分之三时，总的土地价值
大约是它的年产值的三十三倍，因此，土地总财产
三十三份中的三十二份是无形体的，只有剩下的一份是有形体的。”[14]

在这里，有形体的财产是一年的预期，而无形体的财产直到第一年年末才体现。这与他表格中的说明是相反的。在表格中，无形体的财产是以现在的时间为零点开始的，但在这里，他的有形体的财产似乎没有任何未来性，甚至连一年的未来性都没有。当然，事实是他的有形体财产的价值包括了他未来全部的“三十三倍于其年价值”的价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有形体的财产本身也就是“无形体的”财产，应该转换到表格的负方。[15]

有形体的或者正的一面，尽管都作为财产和作为价值，但都消失了。它在过去也许是财产，过去也许具有价值，但那是因为过去是当时的现在，而且还有未来在它前面。但是到了现在，当过去已经随风而逝时，在现在的时间零点上，财产权利和那些权利的价值也与之一同远去了。

实际上，有形体的财产的意义是双重的，两重意义面向的都是未来，它意味着占有行为是为了一个人自己未来的用途，它还意味着把持住其他人需要但却不占有的东西。前者就是麦克劳德谈起永久年产物的现在权利时的意思，但它们不仅仅是每年的产物，它们是拥有一切未来产物供自己使用的权利，这里所说的未来包括眼前或遥远的未来。

第二种意义就是“交换性”，这是一种在谈妥一个价格前不让他人获取某种东西的权利。正如他所表述的那样，这种权利不会等上一年，它是一种在他现在的时间零点就立即开始的权利。可是，交换性的权利就是他的无形体的财产和有形体的财产都具有的流通性或可转让性的意义。

由于他相当粗略地把时间
跟时间的计量混淆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把年跟“每年的”收入混淆了，这就给他带来了未来时间的双重计算。他说：

“跟任何物质财产一样，债务和信用是可以买卖的商品；为了销售的便利，必须把它们划分成一定的单位：煤按吨销售，谷物按夸脱销售，糖按磅销售，其他东西按盎司销售。债务单位
是从今以后的一年要求支付一百英镑的权利
。为购买这一债务单位所支付的货币总额就是它的价格。当然，购买固定的债务单位
所支付的价格越低，货币的价值
就越大。”[16]

这样一来，如果债务是一年末要偿付的一百美元，而银行家为此支付的价格是九十五美元，那么银行家货币的价值就是略高于每年五美元；但如果银行家所支付的价格降低到了九十美元，那么他的货币每年的价值就会略高于十美元。

当然，正如他了然于心的，这只是一种年率，但它是一种货币市场的语言，这种语言将货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格”说成是每年的利息率。然而，在债务市场上作为“贴现”对待时，这种贴现实际上是在现在的时点上发生的，虽然未来的时间间隔也许是一天或九十天，但为了便利，都会折合成一个时间单位，也就是一年。但是他的“债务价格”的概念，还是让麦克劳德作出了自己的重要发现，这个重要发现就是英格兰银行在控制黄金的流出与流入方面正确的贴现政策。[17]

结果，麦克劳德的“现在”这个概念，在他的表格中是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时间零点开始的，现在被转化成了两个时点之间的一个时段——一年的起始和终了。由于在未来时间的一年中这种令人奇怪的重叠，批评者似乎有可能重复计算物质的东西和这种东西的权利。但他根本就没有计算物质的东西，他计算的是这种东西的所有权。他的双重计算是对未来时间的双重计算，而且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这样计算的：在未来的一年期间，有形体的财产只供一个人自己使用。

麦克劳德不幸的未来第一年期间的这种未来的重叠，必须作为来自于商品经济学家的唯物主义遗迹来看待，同时要看作是他自己不能始终一贯地把他们的有形体的东西与他自己的有形体的财产区分开来；前者发生在过去，而后者跟他的无形体的财产一样，肯定只面向未来。

事实上，如同上文所提出过的，在他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中，他并没有使用过这种双重意义，因为他的核心观念是交换性。他说，经济学只研究交换价值，不研究使用价值，后者他认为是心理上的，只有交换价值可以用货币来衡量。因此，他的真实意图所在的有形体财产的权利，并不是使用这种东西的权利，而是这种东西的所有权让与并给购买者一个有效的所有权的权利。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种让与的权利不用等一年，也不涉及时间或有形体和无形体权利的任何重叠。如果所有者现在具有合法的所有权，那他现在就可以给别人有效的所有权。尽管他可能要等一年才能让自己获得土地将要出产的谷物的所有权，但他现在就可以得到他对土地或其他任何“有形体的”财产的权利的交换价值，不用等上一年。但让与的权利——只有麦克劳德才研究它，却是从现在的时间点开始的，而且正是它才使得对于土地的交换价值、其未来的产物或其他一些东西的现在的权利成为可能。他的“可转移财产总额”确实是他自己更为正确的描述，在那个表中，现在是一个时间零点，而不是未来一年的时间。

在同样的关系中可以看出，他的确没有把未来一年的时间包括在自己有形体的财产的意义中。

他说，我们可以拥有“一种财产
或权利
，这种财产或权利与任何特定的主体或被占有的东西是完全分隔开的。它在现在这个时间甚至都可以不存在。因此，那些占有土地、果树、牲畜等的人，拥有的是对它们未来产物的所有权
。尽管产物本身只会在未来的一个时间才会存在，但当它成立时，对它的财产
或权利
却是现在的，可以像其他任何的物质财产一样买卖。或者这个对象也许现在就存在，但现在它可能是其他某个人的财产
；只有在未来某个时间才会归我们所有。这样，一个人就可以有权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向另外一个人要求一笔钱。毫无疑问，这笔钱现在可能已经存在，但只是还不归我们所有，它甚至可能还不归将来一定要支付这笔钱的人所有。在支付给我们之前，它可能经过了很多人的手。不过我们要求这笔钱的权利
却是当前的、存在的，我们可以当它是物质财产一样出卖和处理。因此，它是财产
，但在罗马和英国的法律里，它却被称为无形体的财产
，因为它只是一种抽象的权利，与任何特殊实体都是完全分隔开的。”[18]

因此有形体和无形体的财产都是在现在的时点开始的，都是希望在未来获得的现在的估价。

古典学派的商品经济学家忽视了经济学理论中的时间因素，因为对他们来说，时间只是一种心理的抽象作用，没有任何经济价值。而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研究单位是物质的东西（假定有形体的财产与物资是一回事），而他们的研究方法类似于牛顿的物体运动定律。

时间不存在于这些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中，它是由人类的经验放置在那里的。物质的东西，甚至动物，都没有任何时间观念，它们只管延续下去，不用考虑时间。但由于语言的社会活动，以及为了未来的用途而制造工具的活动，构造了一种未来时间的序列，他从自己本身中得出了这个序列，然后用来理解自己周围的世界。最后，他从自己的活动中构造出了抽象的时间观念。

第一个困难就是时间
与时间计量
的混淆。由于这个原因，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无法进行准确的区分。麦克劳德是第一个试图将时间引入经济学理论的人，对于他来说，“现在”的观念飘忽于一个时点和一年的时间之间。经济学家跟历史学家一样，现在一直就是现时的事情，没有任何准确的延续期。

经历了整个十九世纪，甚至直到二十世纪有了数理统计学，经济学家才在经济理论中为时间
及其计量
找了个位置。从这些结果中，我们推演出了一个时点和一段持续时间的区别，同时也推演出了物资及其所有权的区别。

如果我们把“现在”定义为一个动态的时间零点（麦克劳德，数学派），或者定义为一个没有计量尺度的时间瞬间［佩尔斯，伯格森（Bergson）］，存在于即将到来的未来和即将离去的过去之间，那么就没有对物资和所有权的双重计算。物资只是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点的积累；直到现在的时点开始把未来性赋予它们为止，它们对于人类而言都不能作为所有权或价值存在。因为所有权（有形体和无形体的财产）总是对物资的一种未来使用或销售的现在的权利，这个未来可以近在眼前，也可以是遥远的未来。物资仅作为自然的存在，它总是处于过去，它本身没有什么未来性。但那些物资的所有权和估价总是面向未来的。当物资终结的时候，两者被一个移动的时间点——现在——分隔开了，因为在它们自身中没有什么预期，它们也没有什么自己的预期；因为它们的所有权和价值是在那个移动的时间点——现在——开始的，因为这是人类关于它们的预期。

在过去四十年中，这个将物资变为所有权和价值的移动的时间点，一直被描绘为一种时间“流”。在自然科学里，时间流是事件的连续。但经济学是关于人类预期的一门科学，在经济学中，“时间流”是一种所预期事件的连续。

但另外还有一个差异很大的未来时间的概念，就是一个现在时点与一个未来时点这两个特定瞬间之间的时间量（interval）。这种时间量通常被区分为一种时间的“连续性的间隔（lapse）”，但经济学家在人类事件中对它作出了更为准确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现在时点与未来时点之间的一个预期的时间量。1889年，庞巴维克第一次分析了这种未来的时间间隔的心理上的基础。但它的实际运用是在所有权权利转移的交易中进行的。这种交易在一个现在的时点上生效，比如说在1932年9月1日12点生效。它创造了两种债务（无形体的财产）：一种是未来履约的债务，或者说是物资、服务的交割，这时候物资和服务的所有权已经通过交易让与了；一种是未来支付的债务，由通过交易获得所有权的那个人欠着。换句话说，每次交易都会发生在所有权让与和获得的一个时点上。但交易只与未来相关，而未来会单独赋予所有权价值。

正是有预期的时间“流”（在此期间接连发生的是各种交易）和预期的时间“间隔”（在此期间发生的是等待行为）之间的这种区别，才最终准许了对利润和利息所作出的区别，人们过去一直将两者混为一谈。利润和亏损是在相继时点的重复交易中发生的，但利息却是在两个时点之间的时间量中自然增长的。[19]

2.辩护与经济学
。作为一门人性的科学，如果经济学研究的只是单给现在的所有权赋予价值的未来，那么过去的
物资、过去的
所有权和过去的
估价变成了什么？它们不过是变成了个人在现在或打算在未来所做的事情的种种辩护
。

在每个连续的时间瞬间，我们都必须将自己严格地置于人类的位置之上，这种人类的位置就是佩尔斯提出的记忆、活动和预期。在那一时间的瞬息，过去已逝，但记忆却让它在两个角度复活了：一个角度是到现在已经积累起来的物资，另一个角度是“现在”为“未来”而即刻主张的所有权的辩护；一个是过去劳动的增加物，另外一个是由于过去的合法活动而主张的既定的权利。后者就是约翰·洛克的“自然”权利、麦克劳德的“财产”。

如果我们看到的是过去，那么所有积累到现在时点的有用的物资，都是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力在过去发挥作用时形成的社会使用价值。它们的所有权在历史上也一直被划分为公共的和私有的财产。然而它们在已逝的过去一直在消失，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价值；而作为财产，在即将到来的未来它们又重新出现了，未来单独给它们赋予了一种现在的价值。它们作为价值、资产、负债、所有权、交易和债务重现，目的是为了未来的生产和消费、未来的让与和获得。如今，它们在动态的“现在”中，不再像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论所归因的那样，具有从过去积累的任何价值，因为价值只是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一种预期。

它们的确具有马克思所谓的社会使用价值，这是他的财富的代名词，但那是一个社会概念，在这个基础上他构建了自己的未来共同所有权的辩护。如果生产与替换继续，那么那种类型的价值将会继续，但它并非是对个人的一种价值，除非这个人现在就预期拥有供他个人使用的社会财富的份额。这种预期的份额是私有财产。

因此，财产、所有权与价值是同样的情况；如果物资是过去的财产或价值，那只是因为，在连续的时点上，过去是当时的现在，面向着当时的未来。

因而，现在的所有者从他对过去的打算中能够得出的，是某种对他现在主张的所有权权利的理由、论据或辩护。如果出现疑问和争执的话，那么在法庭上他可以在论据中就自己对现在所有权的主张进行证明，他现在的权利不是把一种有效的权利转让给他人，就是将物资自用。他向法庭陈述的辩护是按照他预期法庭会接受的这种形式进行的。这些可以按照流行习俗的一般理由进行，再结合他自己过去的合法行为的特殊理由，比如说，他过去的劳动和勤奋；或者是他过去在运用所有权权利时没有异议；或者是他在通过其他合法的所有权权利的让与获得所有权时的合法交易；或者是任何其他在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基础上的有效辩护方式。这是所有权的辩护，不是所有权本身；是现在和打算要进行的经济活动的理由，而这种经济活动就是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

辩护和经济学的这种混淆，在大众的、经济的、法律的语言中几乎普遍存在，而且是经济科学开端时的主要困难。只要是一种经济分析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不同意的那个人便很容易立刻从经济学偏向于辩护或指责。他会诉诸“自然权利”、既得权利、他在过去根据法律和习俗获得的东西，但那是辩护，不是经济学。经济学要问的是，一个人现在和今后获得的对他人的权利是什么？那种权利在现在的价值是什么？从与其他人权利冲突的角度或者对他人具有那种权利的社会后果看，这种权利或其价值应该是什么？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麦克劳德的代表过去的加号（+）是辩护；代表未来的减号（－）是有形体、无形体和无形的财产；他代表动态的现在的零符号（0）是交易、估价和未来的折扣。这个零时点（0）把辩护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了。

但麦克劳德在他对未来性的分析中有两个其他的缺陷：一个是缺少了信用和债务；另一个是贷方作为债务和销售的双重意义。

3.义务与债务，权利和信用
。与麦克劳德把过去与未来的时间重叠在一起相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他没有考虑到未来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在现在是一同存在的。

债务的流通性因为英国习惯法中的一种古怪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重现于美国法律中，但在大陆法中却不见其踪影），将信用的存在与相应的债务的存在分开了，认为信用在交易的当天就存在了，而债务要到后来个人支付的义务到来的那一天才会存在。在支付债务的日子到来之前，“信用”就可以进行买卖。

这样就未能将一种法律的义务与麦克劳德本人称为“经济量”的债务一致起来。当然，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经济上的信用和债务，同时存在，也同时消灭。债权人六十天中收到一千美元的权利，与债务人六十天中付出一千美元的义务是一回事。然而，在债权人从法庭获得给行政司法长官的命令之前，行政司法长官在法律上不存在强迫债务人履行支付义务的职责。但信用是作为同一个数量存在的，一个企业的“资产”方就是另外一个企业的“负债”方。而且，从预期的角度看，现在以一致
状态存在的义务，就相当于现在以安全
状态存在的权利。[20]

麦克劳德古板地面对这个问题，选择了错误的推理。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与自己对立的著名经济学家们的看法。[21]
塞纽希[22]
曾经说过：“每个人的资产负债表都由三种账目组成：现存货物、贷方与借方。但如果我们把世界上所有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收集在一张表里，那就只会剩下一个账目：现存货物。”

但麦克劳德作为一位习惯法专家，对此的回应却是将“义务”与“债务”区分开来。“债务不是债务人所欠的钱，而是支付货币的个人义务”。他说，罗马的法学家认为，当一个商人购进货物并保证三个月内付款时，这个商人是“负了债，但补偿被延迟了”。不过，英国法律“似乎”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见解。

“在信用到期之前，如果就支付问题引起了诉讼，那么英国法律的原则是，未到期的信用可以按照一般问题进行辩护。这就是说，被告可以答复他根本没有欠债。”而这对于麦克劳德来说似乎是“正确的见解。当一个商人同意用三个月的票据交换货物并且也接受了票据时，他的货款就得到了支付……因此在票据到期之前，不存在什么债务
，或者是没有支付货币的义务
……货物已经变成了购买者的实际财产，他三个月后支付的义务并不减少他现在的财产。在此期间，他对此货物具有绝对的处置权；而债权人
对此却没有任何权利
，或者说没有任何权利阻止他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处置它。因此，债权
与货物或货币两者都存在，而且在商业中同时流通”。[23]

显然，麦克劳德在作出断言的时候，依赖的是法律错误的偶然性，这个断言就是信用及其债权现在就存在，而债务和它服从于债权的义务现在是不存在的。但两者现在都因同样的原因而存在，这个原因就是预期和法律地位。

美国法院把土地和抵押作为同时存在的两种经济量，一种是债务的价值，一种是土地的价值，对此进行双重征税，这种普遍的法律谬误的根源似乎就是这个错误造成的。它们的确是存在于两个市场中的，但土地所有人偿付的个人义务尚不存在。如果土地在不动产市场上值一万美元，抵押票据在金融市场上值五千美元，五千美元的“债权”和一万美元的“货物或货币”两者“同时在商业中流通”，那么总的应征税的价值就是一万五千美元。只是因为管理上的困难，而不是因为认识到了经济上的谬误，人们才开始废除对抵押的征税。

在这里，我们通过引入一次交易形成的两种义务，以及交易条件取得法律效力之后各方所居的“经济地位”，来努力纠正麦克劳德的错觉。交换所有权的每一项交易都产生两个法律义务：一个是卖主身上的履约义务；一个是买主身上的支付义务。履约的义务就是卖主交货的义务，比方说，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按照规定的质量、形状和尺寸交割一千吨钢材。他接受了交货的义务，如果他的交货不符合规格，买主就有麦克劳德所谓的“债权”，可以强迫按规定交货或者获得赔偿金。转移钢材合法权利的合同也许是在纽约签订的，但钢材的交货却有可能是在中国进行的。这样就形成了麦克劳德的“经济量”：一种是由卖主未来交割的债务；一种是相等的“信用”，或者说是买主一方所具有的交割的权利。权利是在纽约转移的，但交割则约定以后的日子在上海进行。[24]

与此同时，买主可以将与卖主相对的执行的权利（执行甚至可以是在公海上进行的）卖给第三方，因为那是拥有未来钢材的权利，也许在中国或到世界其他地方交割的时候，要比他在纽约已经支付或保证偿付的更值钱。

他在纽约为所有权所支付的是一种偿付的义务，比方说，每吨付二十美元，或者说六十天内付清两万美元。这是另外一个经济量，对于作为债权人的卖主而言值一万九千八百美元，在金融市场上他可以将它卖给另外一个买主——银行，用以如数换取银行的即期债务或者是活期存款。在这里，信用工具的众多种类与我们无关，与我们相关的只是一般的事实，那就是每笔交易都产生两种债务和两种信用，经济上相当于两种权利和两种义务：一种是履约的权利和义务；另一种是支付的权利和义务。

但这些权利和义务、信用和债务都只是预期。它们是“经济量”，有别于物质量，完全是因为它们只存在于未来。但它们不是头脑中的存在，它们存在于目前的活动与计划的调节中。按照社会预期调节行为在历史上被称为一种“地位（status）”。[25]
地位是行为准则的一种预期，个人在行为准则的范围内调节自己现在的行为。债权人的地位是安全的预期，债务人的地位是服从债权人的安全。从法律的观点看，它们是权利与义务；从数量经济的观点看，它们是资产与负债；从支配与管理行为的行为主义的观点看，它们是安全与服从。

通过引入“经济地位”的观念和麦克劳德自己的经济量的观念，我们试图纠正他的错觉。

地位是一种预期，个人在预期范围内调整自己现在的行为。债权人的地位是安全的预期，但债务人的地位预期的是对债权人安全的服从。这就是资产与负债这两方面的经济地位。

正是这两方面的地位，而不是物质的商品和个人主义，使得经济学成为了所有权和制度的经济学。然而，由于麦克劳德接受了英美法院对法律与经济学的分割，他使得交易中的信用的方面成为了一种独立的经济量，可以在金融市场上买卖，直到通过执行偿付债务的义务的时候，这个经济量才会消灭。

这导致了对麦克劳德的误读，以为他把同样的东西计算了两次，一次是作为物质的商品，一次是作为由物质商品抵押担保的偿付债务的预期。但他根本就没有计算物质的东西。他的错误是没有按照负债方与资产方同时存在来进行计算。

这个失误让麦克劳德蒙羞，导致他的名字不见于经济文献，他的重大发现被记在了他人的名下。庞巴维克说得没错，麦克劳德是古典经济学家合法的弃子，[26]
我们应该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法律上流通性的创造把债务的地位转变成了麦克劳德所谓的商品。但是，债务—债权仅仅是一种流通制度，一种安全与服从的经济地位，一个将未来性作为其维度之一的经济量，人们使其像商品一样可以销售，因此它愚弄了从斯密到穆勒的所有经济学家，直到麦克劳德对它们认真思考之后，才显出了其荒谬。

麦克劳德说，例如亚当·斯密，“把明确包含了纸币、汇票
和其他一些证券”的东西与鞋、谷物一同归到了“流动资本”的名下。“所有的现代学者都把纸币
称为资本
”。但麦克劳德说：“这些都只是权利或信用。”

而且“纸币不过是权利
或信用
，当它
被认可为资本
的时候，这门定义为财富的生产、分配、消费的科学就变得难以理解了。因为谁会去理解债务
或信用
的生产
、分配
和消费
的意义呢？然而，每个人都知道，所有类型的债务
都可以像任何一种商品一样买卖。信用
体系是现代商业中最庞大的部门，它完全由债务的买卖活动构成；跟物质商品可交换的关系一样，债务
的可交换关系也受同样的普遍价值法则
的支配”。[27]

然而他的可转让的债务是资本的现代意义。麦克劳德说，经济学家“从来没有用哪怕是吹灰之力将信用
和银行业务
这一研究对象纳入这门学科的一般体系之中；事实上，在不可救药的绝望中，他们已经把整个银行业务
的研究领域都放弃了”。[28]
通过把物质的东西转移到未来，并且代之以智力行为和法律作用——后两者引出了财产权利，麦克劳德解决了这个难题。如果财产权利本身就是信用，那么银行业务就不过是信用买卖活动普遍原则的一个特例而已。

4.交换性
。麦克劳德说，亚当·斯密的财富
这个词在用法上有双重意义。在其著作的前半部分，财富被定义为“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但在后半部分它却变成了可交换的任何东西。李嘉图效法了斯密，但他的意义仅限于以出卖为目的的劳动产品。穆勒曾经把财富定义为“一切具有购买能力的东西”。在这方面他追随了斯密，斯密曾经将纸币、汇票和其他证券都包含在了财富之中。麦克劳德说，这些都是债权或者说是信用，与基金、股份、商誉、专业人员的业务等没有什么区别（除了与“其发源的根源”有关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交换的权利”。[29]
因此，麦克劳德遵循的是他们包含在财富意义中的所有内容，而且他让交换性成为了财富和价值的要素。但正如我们说过的，这样做混淆了财富与资产。

此外，根据麦克劳德和其他一些把交换性作为经济学唯一研究对象的物质经济学家的观点，只有像物理学那样简化为数学方程式的时候，才能形成一门精确的科学。

他说：“自然科学是确定的现象体系，这些现象所基于的都是最普遍本质的单一观念或者特性……在这门科学中，任何数量，只要其中能找到那个特性
，就是一个要素，或者是一个成分，无论在这个特性中是否还有其他什么特性
……力学是力的科学，而力被定义为“导致或会导致运动或运动变化的任何东西。”在经济学中，这个力
就是需求
。[30]

他继而说，但同样地，经济学家不研究需求，因为那样“会把整个心理学都引入经济学中”。

事实上，价值“在其最初的意义上是一种心理的特性或愿望，它意味着尊重或判断，比如我们说起一位非常尊贵的朋友。但这样的价值
并非是一种经济现象。要把价值引入经济学，它必须表现为一种可感知的形式，正如一个人通过提供某种东西而交换他想占有的东西时所表现出的愿望、判断或价值
一样……因为一次交换的发生要求两种心理同时存在……因此价值显然是一种比率或等式。跟距离一样……一种东西的价值始终都是外在于自身的某种东西……单个的物体不可能具有价值
。我们不能说绝对的、内在的距离或绝对的、内在的相等……任何经济量
都根据其他的经济量才可以具有价值
”。[31]

通过将经济学归纳为交换的各种比率，麦克劳德把经济学简化为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概念，而这些比率就是价值
。他证明，这门交换比率的科学，就是古今所有经济学家意之所指。对于重农主义者、斯密和李嘉图来说，“财富生产”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从土地或劳动中得到某种东西，目的是为了“将其引入商业”之中。这就是“生产劳动”，而“非生产的劳动”则是其产品不进入市场的劳动。“消费”是从市场上带走某种东西，而他们没有正确地把消费法则包含在经济学中。麦克劳德揭示了他们的前后不一致，而且通过不再讨论他们模糊的生产、分配、消费术语，也通过将这门科学缩小为他们真正的意图——交换价值的法则，他揭示了如何能够避免这些不一致。

但交换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是物质的东西
，还是这些东西的权利？是债务的无形体的财产，还是债务所有权
的权利？是买卖权利的无形财产，还是无形财产的所有权
？

按照麦克劳德的说法，经济学家认为交换的是物质的东西，但法学家却清楚，那是存在于所交换的东西或债务中的财产权利。通过用一种经济量（信用）代替物质的东西，麦克劳德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个经济量可以被占有、买卖和出售，这样他就开创了资本
的现代意义。

5.信用的双重意义
。但麦克劳德有一种矛盾的信用意义：它意味着从债务的未来支付中得来的货币收入；也意味着从未来的产品销售中得来的货币收入。简而言之，它既意味着债务收入，又意味着销售收入。跟他一样，他们将第一种称为无形体的财产，第二种我们给它起了个更为现代的名字，称为无形财产。

这种矛盾的意义似乎是他从银行债务或存款的创造中得出来的，后者具有一般的购买力。一个制造商让与自己产品的所有权，所接受的所有权的全部付款是一笔六十天内付清的商业债务，他按照一定的折扣，以商业本票的形式，把债务卖给了一个商人或者是银行，而且全额接受了一笔即期支付的银行债务，因此支付时不用贴息。

两种债务都有购买力。商业债务是一种“特别的债务”，交换的是银行的即期债务；而银行的即期债务或者存款，也是一种银行欠存款人的“特别的”债务。然而，后者具有一般的购买力，但六十天的商业债务也有购买力，尽管要按照它的票面价值贴现。因此，第三方在销售自己的商品的时候也会不打折扣地接受银行的债务，跟接受金属货币一样。麦克劳德说，金属货币也是一种一般信用，他的意思是指一般的购买力。

在货币和信用两种情况下，所谓的债务人就是“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在他们所销售的东西的支付中，没有贴现就接受货币或信用的，根本就不是债务人，而是东西的销售者。货币跟信用是类似的，因为两者都可以流通，所以不承担从其票面价值中扣减的利息。尽管银行家和生意人的存款只不过是过期的可转移的债务，但他们自己在存款时是作为货币或现金来谈的，因此接受的时候也没有贴现。麦克劳德只不过接受了他们的语言。

所以他不得不在“一般”信用和“特殊”信用之间作出区分。一般信用是任何购买者在购买商品时未来可能承担的债务；特殊债务是将一个个体的购买者从整个购买者的世界中挑出来时实际承担的债务。然而“特殊”信用只是债务，而“一般”信用则是一般购买力。

他将经济学从东西变为可流通的东西的所有权时，如何得出了如此矛盾的信用的意义，也许可以从他对货币和信用的说明中看出来：当我购买一匹马或一块地的时候，我购买的并非是物质的东西，而是未来使用马或地的一切权利，这种权利“全世界都不得侵犯”。他说，这些权利就是“信用”。由于购买了那些“信用”，我变成了销售者的一个债务人。如果如同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中那样，我马上用一些牛和猪来支付，我卖给他也不是这些牲畜，而是我未来使用和销售这些牲畜的权利。按照麦克劳德的说法，这是另外一种类似的信用，彼此可以进行交换。

即使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中，如果“信用”的这种交换是相等的，那么交易就结束了。如果不相等，那么就会给一方或另外一方留下一个收支差额。这个收支差额可以立刻用货币支付，或者是拖延一段时间。货币和信用就起源于此。

有了货币或“一般”信用，接受者就可以通过购买其他产品或服务的形式，从世界上其他的人那里“要求对自己的债务付款”。因此，世界上的其他人也是他的“债务人”，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交易中特定的债务人没有立即用货币支付差额，那么他的支付义务就延后一个时期，这又是一种信用。但是，由于这种信用是可以出卖的，所以其余的人又成了他的“债务人”。货币和信用都是分别针对所有的人而言的“一般”信用。

但是，债务的创造中，涉及两种完全相反的经济关系：一种是债权人—债务人关系；另外一种是卖方—买方关系。麦克劳德最关心的是卖方—买方关系，也就是说，是债务的流通性或交换性，而且他让自己用语的意义适应了他从经济学家那里接受过来的基本事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他接受了英国法庭的错误，所以他在债权人—债务人关系方面是非常脆弱的。但是，让所有权的交换性取代实物的交换性成为自己学说体系的中心，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真知灼见。然而，将债务及其交换性都称为信用，犯了一个跟那些经济学家类似的错误，那些经济学认为生产劳动就是产品以交换为目的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就是产品用于家庭消费的劳动，其实两者都是生产性的劳动。所以麦克劳德把授予个人的特殊信用当成是两人之间的私事，但通过提高交易的速度，这种信用的流通性变成了一种生产性的事务，这种生产性的事务增加了“商业中赚到的”财富的数量。

这很有点类似于斯密把劳动作为价值尺度的矛盾意义，即这个尺度是交换中可支配的劳动的数量，也是增加了水平数量的劳动力的数量。一个指的是稀缺性，另外一个指的是效率。在李嘉图采用劳动力作为价值尺度、把可支配的劳动留给马尔萨斯和斯密的其他信徒去处理后，这两者才区分开来。所以，对于由两个人之间的特殊交易所产生的债权人—债务人的关系，以及由流通手段产生的针对“所有的人”的交换价值的关系，麦克劳德是不加区分的。

对于“支配”一词，麦克劳德也有双重意义：一种是经济的意义；一种是法律的意义。通过在交换中给生产者提供货币或信用来支配服务或商品，与由国家提供给债务人的履约或支付的命令，他是没有进行区分的。前者是买卖活动中的经济能力，后者是强迫履行义务的法律能力。

但它是两种类型业务的进一步混淆，从他对“行为”和“不履行法律责任”这些词的法律用法中很容易推论出这一点。履约和支付的义务是产生债权人—债务人关系的义务，而宣告无效的义务（duty of avoidance）恰好是与之相对的自由关系，是义务的缺失。买者没有任何购买的义务，卖者没有任何出卖的义务。但是履约或支付的义务是不能随便承担或保持的，除非“所有的人”都有一种遵守避免干涉的义务。他根本没有使用这种宣告无效的义务，因为那只是一种不履行法律责任的义务，或者说是“不作为”的义务。事实上，这在他的具有积极交换行为的经济体系中是不要求的，而这个体系让债务的流通性成为了可能。

债务人实际上有两种权利，这两种权利与旨在保证其债务人一定会偿付的两种义务是相关联的。他具有针对债务人的积极的偿付的权利，也有针对“所有的人”的消极的宣告无效的义务。履约或支付的义务是债务，但宣告无效的义务却是所有其他人不得干涉债务人履约或支付义务的义务。麦克劳德所谓的针对所有的人的“一般”信用并非履约的义务，它是一种宣告无效的义务，而这种宣告无效的义务也是一种“所有的人”不得干涉卖者对其顾客的接近权的义务。

信用作为来自债务偿付的未来收入和作为来自销售的未来收入的矛盾意义，以及他的有形体财产的重叠的意义，阻碍了麦克劳德的批评者理解他的主要观点。因此庞巴维克，麦克劳德的这位最下工夫的批评者，尽管其本人在所有经济学家中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把未来性
引入主观经济学之中，但却未能理解麦克劳德，后者在他之前三十年就将未来性
引入了主观经济学之中。如果经济学只研究财产，也就是财产权利，那它显然就只会讨论收入预期
问题。如果这些预期将具有一种现在的存在形式作为可以量度的经济量，而不是一种只能举例说明的心里感觉，那么麦克劳德在信用和货币的流通性中就会发现这种经济量的客观存在。他只需要将它延伸到一切财产权利中就可以了，无论是商品、货币还是信用。

如果信用这个词在想象中延伸到了购买力之中，那是因为麦克劳德在信用的观念中有一个正确的原则——未来性，在同一个主题下，这个原则将商品、货币、信用和特殊债务所有权的所有特殊案例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庞巴维克理解了主观的物资的未来性，但他未能理解的却是运用到具体物资上的这种客观的未来性。体现在银行业务和投资中的时候，它是非常清楚的，但具体物品中的财产权利也只不过是客观表现于财产中的未来性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把麦克劳德称为当时主流学说嫡传的弃子，这没说错，但他的嫡传关系不被认可，是因为他研究的经济量是债务而不是物资的东西和劳动，由此给他的批评者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误印象，即他把物和债务都算作是“物”了。

由于债务是用数量表示的，在市场上以交换率来量度，如果让经济科学以债务为基础，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普遍的经济量来建立经济科学。债务的现值以美元和美分来量度的时候的定量性，就如同用蒲式耳量度麦子、用夸脱量度水这样的物质的东西时的定量性。

因此，当麦克劳德说被交换的是财产权而不是物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从经济上讲，被交换的是以美元来衡量的债务。对他来说，一切财产权都是债务的所有权。在他把信用既作为债务又作为购买力的双重意义中，不仅像期票这样的特殊债务是债务，而且包括有形体的财产、银行票据和银行信用在内的一切财产权都是债务。被交换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被交换的是出卖那些物质的东西所获得的未来的货币或信用收入的全部或部分权利。那些权利是特殊的或一般的债务的所有权。

直到现代“无形”财产的概念与麦克劳德“无形体”财产开始有了区分之后，交换性或者买卖权利的意义，包括不受干涉进入市场的权利，在法律上才得以与未来强迫债务履约或支付的无形体的财产分离开来。在这里，从销售中获得的未来收入——无形财产，与从债务支付中获得的未来收入——无形体的财产，是有区别的。

依据后来这种无形体财产的概念，借助于后来霍菲尔德（Hohfeld）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麦克劳德要对把权利
这个词用作权利
又用作“无权利”或自由
的双重意义负责。或者，按照经济学术语，他所使用的信用这个词有双重意义，一种是要求债务人偿付债务的权利，一种是要求购买者为商品偿付的权利。前者我们称为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后者我们称为是卖方和买方的自由—风险关系。

对麦克劳德陷于混淆这种对立社会关系方式的解说，将揭示这些词语在法律和经济学意义上的一个非常普遍的谬误，这种谬误具有必然的灾难性的社会后果。但它也将因此导致人们作出重要的区分，目的是为了阐明对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的正确的法律和经济分析。

作为麦克劳德出发点的命题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关于“财产法则”的科学，而不是一门关于物质的东西或心里感觉法则的科学。接下来，他把研究对象缩小为这些财产权利的交换价值，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那它就不可能成为一门始终研究数量和计量单位的“科学”。但如果他排除了从过去积累起来的物质的东西，只研究预期具有一种未来存在形式的数量的话，那么那些在市场上具有一种现在的存在形式的未来数量的本质会是什么呢？它们必然是预期其他人会为所有者所做的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其他人通过给所有者提供“未来的产物”来做的。这种预期在现在的市场上具有一种现在的存在形式。他说，对于这种预期的最普遍的术语就是信用
。

因此，信用有三种形式：（1）一切有形体财产权利的现值
。这就是他的“商品信用”。（2）未来金属货币的现值
，这个他称为是“金属信用”。（3）针对特定债务人的特殊信用的现值
。最后一种才是信用的真正意义，我们将这种信用区分为无形体的财产，一种债务。前两种是无形财产——宣告无效的权利，这是一种在未来买卖交易中不受干预的权利。

如果我们坚持追寻麦克劳德推理将普遍的信用概念作为一切财产权利的数量纬度的线索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他是如何试图完全颠覆古典经济学家和重农学派的时间
因素的。在这门科学的整个主题中，他用未来的时间
代替了过去的时间
（除了在一年的有形体财产问题上所犯的不幸的错误外），但他把未来的时间
像对拉后到现在市场上的商品那样来对待了，这就如同他们提前到现在市场上但却以现在的方式对待过去的时间
一样。正因为这样，他的学说是那个时代主流学说“嫡传的弃子”：说它是嫡传的，是因为针对未来收入的权利跟商品一样，是可以交换的；说它是弃子，是因为主流学说并没有把所有权与所占有的物资分开。

6.无形财产
。对麦克劳德的“可转移财产总额”[32]
进行的检查揭示，他所谓的“无形体的财产”中只有两项基于债务的意义，即“年金”和“基金”，其余都是未来产品的所有权，或是从未来的服务或产品销售中获得的未来货币的现在的所有权。

从他的现在的有形体的财产中获得的“永久年收入”，不是预期供自己使用的产品或预期从产品的未来销售中获得的货币收入，就是未来的“地租”。“他的信用”不是针对一个债务人的特殊的信用，而是一个生意人一般的“良好信用”。也就是说，是预期愿意通过购买其支付保证而借钱给他的投资者和银行家的商誉，其生意的“商誉”是预期的与客户的有利可图的交易；“业务”又是律师的客户或医生的病人愿意为其服务付费的商誉；版权和专利是对特惠或独占的销售收入的预期；商业公司的“股份”是预期分红或所有费用之外的赢利机会的现值；“稅费”和“运费”跟专利一样，是从特权中产生的预期特惠价格。

按照现代判例，这些都应该称为“无形财产”。唯一的无形体的财产，或者说作为债务人偿付义务的那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信用，是“年金”和“基金”，后者是预期债务偿付的现值。

这些区别不只是学究式的遁词，它们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由于人们一直未能对工人的“勤劳的善意”和“工作的义务”加以区别，也就是说，未能把无形财产同无形体的财产区别开来，这才引起了大家对美国最高法院核准的“黄狗合同”[33]
的怨恨。[34]
这个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可以追溯到法学家同时又是经济学家的麦克劳德的信用的双重意义。无论是债务的偿付还是价格的偿付，他的信用的意义作为一个经济量完全就是一切预期收入的现值。

然而，这一双重意义却是现代运行中的机构的混合意义，也就是对债务人会偿付其债务、“所有的人”会为物资或服务支付能够产生利润的价格的预期。如果我获得的只是一个企业的物质设备，而不是这个企业作为运行中的机构的所有权，那么我获得的不过是废料的价值，通过拆除工厂，把其中的部件按照当时的废旧程度拿到商品市场上去出售，我就可以实现这些废料的价值。但如果我是作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来购买它的，那么我获得的就不是对被拆除的物资的所有权，而是一个正在生产具体物资的运行中的工厂的所有权，还有这个机构所有的债权和自由进入市场权利的所有权。我获得了预期的、尚未确定的未来的全部收入，这些收入将分配给我的雇工、债权人、房东和我自己。

然而，由于我不是一个个体，而是股份持有人和债券持有人的联合体，不仅如此，还是一切雇工、代理人和所有出卖原料的人的联合体，而且，既然所有我们这些人都期望从这个机构的总收入中得到报酬——获得这些报酬是因为我们预期会对这个机构做出贡献，那么总收入就是从我们的共同产品的购买者和机构的所有债务人那里获得的，这个总收入就是我们的共同收入。在个人之间，这个总收入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易分配的，每笔交易都在当时形成了无形体财产的债权人—债务人关系，但每笔交易的继续和重复，则有赖于所有的人参与的意愿。这种预期的参与就是一种无形财产。

所有这一切就是一个运行中的机构，它是所有参与人的共同意愿：雇工和经理维护和经营工厂的意愿；顾客愿意购买、投资者和银行家愿意贷款、原料供应商愿意出售、其他人愿意参与的意愿。每个人参与并因参与而获得报酬的所谓的“权利”，就是自由和承担风险的无形财产。但是，每个人的权利都会因他先前的服务单独获得报酬，这个权利就是债务的无形体财产，而这个机构就是债务人。麦克劳德称之为信用，即运行中的机构的价值。他把它视为一个时点上静止的经济量。事实上，当会计制作他的年度报表的时候，作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的横截面，它确实是静止的经济量，但它是经过了一个预期的时间流之后的持续的过程。

从技术上看，出于立法和管理的目的，这个运行中的机构表现的是股票和债券在一个时点上的现在市场价值，或者是各种证券没有报出的一种估价。这些东西表示的是预期净收入除去税捐后的现值。但从经济上来看，运行中的机构的价值是所有参与者全部预期收入的现值，包括了征税机关在内，所有这一切说明的是从销售中获得的总收入。[35]

由此产生了三种道德和法律义务，通过维持这种愿意的态度，起到保持这个机构运行的作用。履约和偿付的义务是所有参与者承担的，这是债务
的无形体的资产。宣告无效和不干预的义务是由包括国家在内的局外人承担的。在干预不可避免的地方承担的是容忍的义务，特别是在垄断、公用事业或工会法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使得他们所有的契约都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预期是无形的财产；构成无形财产的，正是履约、宣告无效、容忍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在这个范围内，参与者可以自由地参与或者不参与，他们的愿意或不愿意就是自由和承担风险的无形财产的道道和法律意义。

因此，运行中的机构是一种无形体财产和无形财产的连续，它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并且延续和流逝着。麦克劳德称之为特殊信用和一般信用。特殊信用是履约和偿付的义务；一般信用是宣告无效和容忍的义务——它们根本不是信用和债务，而是预期的买卖交易中的自由和承担风险。他的特殊信用是无形财产。考虑到时间流
和时间段
之间的区别，无形体的财产是一种预期的时间段，而无形财产则是一种预期的时间流。

7.从有形体的财产到无形财产
。这样，制度结构给了我们这个运行中的机构的观念，这个运行中的机构是靠对参与者对工作、等待和冒险预见的诱导进行运作的，其运作受限制其买卖交易、管理交易、限额交易的规则约束。但技术结构给我们的是在工程师指挥下的营运中的工厂的观念，工厂在技术效率的规则下，为最终消费者生产着物品和服务。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但是它们给我们的是以不同的社会哲学和政府概念为结果的两种社会概念：一种是参与者变化的资产与负债，另外一种是在国家财富的创造中变化的投入产出比率；一种是可转移财产和自由的所有权经济学，另外一种是关于投入产出的工程经济学；一种是不但份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保持机构运行的体系，另外一种是创造出一种被分享的产物的结果。

老派的物质学说和享乐主义学说的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在对所有权经济学关上大门的过程中，却不能避免从后门把它引进来。他们甚至把财富定义为物资及其所有权。但他们的概念是静态的，没有包含依靠交易改变所有权的动态的方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首先区分经济学的两种要素，各归其位，然后在集体活动的概念中将两者合为一体。根据传统的用法，这似乎可以通过运行中的机构的观念加以满足。

这样做的意义与其说是引入了新的概念，还不如说是打破了旧概念的双重意义。这样一来，商品和财富这两个词就具有了所有权的财产意义和物质的东西的技术意义；“成本”这个词就有了产出的所有权意义和投入的技术意义；而价值这个词则具有了所获得的收入的所有权意义和所提供的支出的技术意义。

过去几十年重构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从前一个时代的静态的物质和享乐主义概念，转变到二十世纪的制度的活动概念，往往只要求对基本概念的些许改变就可以做到。1907年，费特将奥地利学派的效用概念转变为了意志的选择概念，尽管表面上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变化（因为效用总是具有快乐和在快乐间进行选择的双重意义），但通过引入活动的概念，这个变化仍然使他得以从庞巴维克的快乐经济完全转变到了现代制度主义的“活动”，不过他硬说自己坚持的是他的心理学。他真正引入的是活动的经济学，这也是无形财产的活动概念。[36]
美国最重要的数理经济学家费希尔也是这样做的。1907年，他按照历史传统把财富定义为人类占有的物质对象，[37]
而这个定义一经变为活动的概念，结果是形成了财富既是产出的增加又是产出的限制的矛盾意义。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个矛盾的意义是由于未能把财产制度与生产技术区分开来。如果把制度经济学与工程经济学区分开来，就不会有这样的疑惑了。制度经济学是人与人关系中的交易活动，而工程经济学则是人与自然关系中增加产出的活动。国家的总人力是其全部的活投入，而对自然力的全部的控制则是产生于活动中的总产出。但制度的方面是对产出进行分享和预测的活动，这种活动决定着机构本身是将继续还是将终止。

因此，社会的制度结构是个人和机构变化的资产与负债，它们又是未来的经济诱因，这个诱因会导致工作、等待和冒险活动。买卖、限额、管理以及预测的制度，会按照不同的方向扩展、限制、终止、改变投入与产出，或者是按照未来远近的不同时间来进行这些活动。位于生产之前的是买卖、限额和管理交易的结构，它们不但决定着利益和负担的分配，而且还提供保持社会机构正常运行的诱因。但社会的工程结构是物理的、生物的和心理科学的进展，它提供给人类的是对自然的支配，按照世界上各种制度的集体行动，将这种支配用于幸福或是毁灭。在财产的意义仅仅是指静止的有形体的财产时，两者是非常不同的。因此，我们用物资的产出和劳动的投入代替了“物资”[38]
这个词，用无形财产预期的物资产出和货币收入代替了有形体财产和无形体的财产。

8.商品市场和债务市场
。二十年前在费特的重要文章《价格的定义》[39]
中，哈德利（Hadley）[40]
是一百七十位经济学家中唯一一位把价格定义为一种“权利”价格的人。根据费特的引文，哈德利说：“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价格是用于交换另外一种东西的一种东西的数量，可以定义为一件东西或一种服务的权利所交换的货币的数量。”[41]

费特分析的只是物质学派和享乐主义的经济学家，而不是哈德利这样的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而且他在找寻一个他们有可能同意的价格定义，他没有考虑这些学说是主观学说还是客观价值学说、是货币学说还是非货币学说。他所得到的定义是：“价格是与另外一种物品交换时所付出的或接受的物品的数量。”

但麦克劳德的价格定义显然与哈德利的定义是相同的。价格是为所有权的权利支付的代价，它既适用于商品市场也适用于债务市场。

在商品市场上，我递给你一本书，你交给我一美元，这是一种双向的身体行为，其意义跟动物彼此帮助时所做的动作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人类社会，如果我不拥有那本书，我就不能合法地把它交给你并接受你为它付的钱。即使在那时，我也不能不顾所有其他人认为无效而让你成为书的所有者，除非法律把我身体的行动解读为另外的行为——一种心理上的“意志的行为”——我的目的是让你成为所有者，还有另外一种心理的行为——你的目的是成为所有者。然后，法律会执行意志的双向行为，或者是预期会执行那种双向的行为。经济科学研究的是那种双向的身体行为呢还是那种双向的心理行为呢？显然身体的行为是技术上的，而且是由体力劳动者在所有者的命令下实施的；但心理行为是所有权，而且是在法律的作用下转移了所有权。

还有，我给你一本书，而你拿了书却没有给我那一美元。法律现在把书的转移解读为两种意志同时存在的心理行为——我的目的是让你拥有那本书，而你的目的是占有它。但法律也把同样的物质转移解读为另外一种物质转移——这一次是一美元从你那里到我这里的一种预期的物质转移，而我所预期的是带着预期的目的拿走那一美元，让它归我所有。经济学家们将如何处理这一对双向的身体行为呢？它们跟前面的举例一样，是同样的物质转移，但发生了一种时间的间隔。

麦克劳德说，经济学家们在绝望中放弃了对它们的处理，陷入了无望的混淆中。[42]

混淆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产生的：存在着“商品”市场和“债务”市场两个市场，而“货币”这个词将商品的物质意义延展到了债务市场，而后者由于类比变成了一种“商品”市场。然而，正如我们说过也将要看到的，铸造的货币并非商品，它是一种债务支付制度。[43]
由于其信用的双重意义，麦克劳德本人未曾有效地将商品市场与债务市场区分开来。在这个问题上，他遵循了普遍流行的物质主义的错觉：当银行家不过是接受了顾客或其他银行家欠他的债务在供给上的增加时，他会说成是他增加了贷给顾客的“货币供给”。顾客和投机者问“货币价值”几许时，他们的意思实际上是债务价值几许。

如果用真实的债务市场代替比喻的“货币市场”，麦克劳德和其他人也许已经避免了这种物质主义的困扰。正如麦克劳德所正确描述的那样，甚至“商品市场”也不是交换商品的地方，那是交换商品所有权的地方。“货币市场”也如麦克劳德所描述的那样，那不是交换货币的市场，而是交换债务所有权的地方。

无论什么情况下，价格都是转移某种形式的合法控制权在“报酬”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它是所提供的服务的“补偿”，不是当下的补偿就是延时的补偿。这是权利和义务让与的制度意义，不是物质的交换意义。

假如麦克劳德真能把他的债务是“可出卖的商品”的这一思路有效地探究到底，不是把债务所有权与商品所有权等同视之，而是一以贯之地把债务市场与商品市场区分开来，那他就会正确地描述现代企业，并且会避免双重计算。那就只会有两个市场，而不是一个市场上的双重计算。

证券交易所和货币市场债务市场
的两个轮子：股票和债券是面对未来若干年的大轮子，银行贷款和存款是面对未来若干时日的小轮子。尽管股票并非像债券那样是法律上的债务，但它们在经济上甚至在法律上都在逐渐演变为债务，因此某种意义上符合麦克劳德对“可出卖债务”的描述。股票是企业对股票持有者的“负债”，甚至股息也正逐渐被看做是欠股票持有者的通常的债务。在依法管理的公用事业中，这一点甚至获得了法律的约束。在这些部门中，公众是预期的债务人，公众必须支付的费用，是按照股票与债券以及现行的利息和利润率的总价值来计算的，目的是为了让债券持有者得到利息，而让股票持有者得到股息。所谓“公众”，指的是债务人和股票持有者，以及债券持有者和债权人。在特殊情况下，给股票持有者支付股息正在变成公司的一种法律责任，差不多类似于给债券持有者支付利息的法律义务。债券持有者不过是优先的债权人，而股票持有者则是延期的债权人。在作为债权人的债券持有者和作为准债权人的普通股票持有者之间，已经纳入了中间层次，比如说各种“优先股”。

即便是在没有法律约束必须给普通股票支付股息的地方，也出现了属于投资者商誉性质的一种经济约束。在美国资本主义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时期，董事会并不承认支付股息和维持股票市值的任何道德或经济义务，更不用说法律义务了。但是，随着千百万分散投资者的到来，以及全部所有权的经营管理权集中于一小部分人手里的公司银行家时代的到来，[44]
维持投资者商誉的经济必要性要求挂名的董事会采取一种按惯例支付分红的政策。显而易见，还需要某些法律的责任——在旨在保护股票和债券投资者的所谓《蓝天法》中，这种责任已经开始了。

因此，证券交易所是按照法律和经济约束度对长期债务进行分级的市场，最受法律约束的是债券，其次是约束程度稍差的优先股和多种纯粹的“权利”，然后是法律约束度最低但主要靠经济上约束的合乎道德的债务，历史上称为普通股。

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麦克劳德对一些特殊情况的预言是正确的，但他并非普遍正确，因为他用“债务”或“债权”代替了一切财产权利，并且把经济学分解成了一组债权人—债务人的关系。只有在支付股息的经济和道德约束变为由法庭执行的法律约束时，它们才能成为这种关系。但这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制度既需要股票这样的无形财产（其价值决定于边际利润），同时也需要债务这样的无形体的财产。[45]

但不能由此得出债务就应该称为商品的结论。如果是这样描述它的话，那我们就只能说麦克劳德是在作比喻，而不是在讲科学。他把债务跟购买力搞混了，前者是无形体的财产，而后者是无形财产。

然而，发生在商品市场上的情况跟发生在债务市场上的情况是类似的，它们都是一种为了未来货币收入而形成的市场；这种未来的收入麦克劳德称之为“信用”。它不是用来换取物质货币的物质的东西，它是未来货币收入所有权的凭证，是从现在商品的所有权中得出的，而出售现在的商品则是为了获得未来货币收入的所有权凭证。按照麦克劳德的观点，每种预期都是一种信用，出售商品信用是为了获得货币信用。但它们是不同的，因为一种是债务，另外一种是购买力。但两种都是未来货币收入的预期。

这就正确地解释了资本主义
。生意人购买一件商品的时候，他买的不是物质的东西，他买的是通过卖出这种商品而获得的一种未来货币收入的预期。[46]
当银行家买进这个生意人的债务时，他买进的是一种未来货币收入的预期，这种货币收入是在债务人卖出商品并偿付其债务时获得的。麦克劳德认为，两者购买的都是一种信用。

因此，商品市场是伴随着债务市场发挥作用的。在这里，两个轮子分别是产出的所有权和短期债务的所有权。在商品市场上，短期债务一经创造就会立即在债务市场上卖出，目的是为了换回银行家的即期债务或存款。创造商业债务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售，因为你可以把它们卖给银行家。所以，商品和债务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交换银行家的即期债务时所占有的和所出卖的对象。就债务而言，对象是对债务市场上偿付的未来货币收入的未来的合法控制权。就商品而言，对象是为了换取未来货币而出卖的物质的东西的未来的合法控制权。商品和债务期望的都是货币收入，两者都是一种未来货币收入的所有权凭证，一个是一种信用——无形体的财产，另外一个是未来利润——无形的财产。

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两种类型价格的差别：一个是债务市场上短期的货币使用价格；另外一个是商品市场上偿付所有权的一种交换价格。这一区别是麦克劳德混淆利息和利润的基点，我们对这种混淆的评价是在他认为贴现和利润相同的情况下进行。

9.贴现和利润
。（1）两种价格
。

麦克劳德说：“债务的单位是一年后要求对方偿付一百英镑的权利。购买这一债务单位所付出的货币
总额就是其价格
。当然，购买固定债务
单位付出的价格越低，货币的价值
就越大。但是，在债务交往
中，通常不用购买债务
的价格来估算货币的价值
。因为货币
自然要产生一种利润
，付给一年后应付债务的价格
显然必须少于债务
。价格
和债
务
额之间的差额
，就是购买它形成的利润。这种差额
或利润
，术语叫做贴现
。显然，随着债务价格的减少或增加，贴现或利润就会增加或减少。在债务交往
中，通常总是用贴现或其产生的利润来估计货币的价值
的。因此，在各种债务交往
中，货币价值与贴现是成正比的
。这个法则包含了商业的两个分支——货币的价值与价格成反比
，与贴现成正比
……在商品交往
中，货币的价值
指的是它能购买的商品
的数量
；在债务交往
中，它指的是利润
或者是购买债务
形成的贴现
……利息率
或贴现率
是给定的时期
内（比如说一年）形成的利润额
。”[47]

这两种类型的价格，我们区分为短期价格（或贴现，但不是利润）和交换价值（或购买力）。

（2）两种制成品
。

麦克劳德说：“银行家开始的时候绝对不会用现金
购买票据
。通过在记录债务
总额的账簿上给顾客记下一笔减去贴现的信用
，他买进了票据
；这种票据是未来应该支付的一种债务
，那是顾客所具有的一种行动的权利，顾客的这种权利就是只要愿意就可以要求付款。也就是说，通过创造或发行一种即期支付的行动权利
，他买进了一种未来才支付的行动的权利
。”[48]

麦克劳德认为，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银行家“并非是想贷款的人和想借款的人之间的中间人。实际上，银行家是一个商人，他的生意就是通过创造其他的债务来买进货币和债务
”。

因此，银行家的利润并不在于“他为借入的钱所付的利息与他为贷出的钱
所收的利息之间的差额。事实上，银行家的利润，完全在于他创造或发行超过他所持有的备用金属货币的信用所能产生的利润。一个只为交换货币
而发行信用
的银行，从来不会产生也没有任何可能产生利润。只有当创造和发行可交换未来应付债务
的信用
时，银行才开始产生利润……银行
和银行家
本质上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创造
和
发行
即期支付的信用
；这种信用
旨在投入流通，发挥货币的所有效用。因此，银行并非是一个货币借贷
机构，而是一个信用制造厂
”。

（3）商品价格和短期价格。未来债务偿付的这种贴现价值就是为债务支付的价格，但贴现本身则是为了使用银行家的货币而支付给他的短期价格。银行家“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他自己的即期债务或存款（一种“过期”债务）来作为货币发挥作用，他用这种方式买进了客户的定期债务，同时为他自己的过期债务的使用索取一种短期价格。短期价格接近到期的时候数值会减少，随着这种减少，定期债务后来在价值上会增加，这种价值上的增加就是“利润”。

他说：“商人获得利润靠的是从别人那里低价买进货物，然后又用较高的价格卖给其他人。同样，一个银行家从别人——即他自己的客户——那里以较低的价格买进一笔商业债务，然后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承兑人或者债务人。所以，银行家所购买的债务
，从他买进的那时起价值每天都在增加，直到还清为止。所以说，它产生利润并因此而成为流动资本
，无论在方式还是原因上，都与任何商人开的店中的普通商品别无二致。”[49]

当然，对于价值是由于债务接近到期而增加，还是由于贱买贵卖而增加，在这里是无法区分出来的。后者是从两次
交易中得到的利润；前者是从一次
交易中得到的贴息。在两次交易的情况下，价格
这个词指的是买进
的价格和卖出
的价格；在一次交易的情况下，价格
这个词指的是同一交易开始与结束时的贴现率。为了形成对照，我们把这种贴现称为“短期价格”。

麦克劳德之所以混淆利润和贴现，是由于债务的流通性。债务是从债权人——银行的顾客——那里买来的，到期的时候似乎是卖给了顾客的债务人——承兑者。表面上是银行家谈判了两次交易，实际上只有一次交易。

这一谬误是由于先前提到过的另外一个谬误形成的：信用现在
就存在，但债务要到未来偿付义务到期的时候才存在。其实两者是同时存在的，银行家买进的是未来债务人偿付的义务
。这一次，银行家不再与债务人谈判偿付的事情了，他只是执行自己的权利。

这种情况就要求我们提出更为准确的买卖交易概念，区分清楚“交易的终结”和“谈判的终结”。谈判是在所有权因交易而转移的那一刻结束的，但在未来履约和偿付都完成之前，交易本身并没有结束。

在现金交易中，谈判和交易是一起结束的：就商品方面而言，不仅商品的所有权要转移，而且商品也要移交；就货币方面而言，不仅所有权要因谈判的结束而转移，而且货币也要支付。

这样一来，交易就产生了两种债务：履约的义务和偿付的义务。如果两者都立即履行，那么谈判和交易就都结束了。可是，要到两种义务履行之后交易才能结束；如果中间有时间间隔，那么交易要到两种义务中的最后一种履行之后才能结束；如果那是偿付的义务，那么交易要到债务人偿付之后才会结束；如果那是履约的义务，那么交易要到服务完结或物资移交并接受之后才会结束。

因此，在土地或劳务还债这样的长期债务情况下，一次交易可以延续几年，但就货币市场上的短期债务而言，一次交易也许只会延续几天。一次交易的确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它创造的不是商品，而是一种经济量和经济地位，直到由于履约和偿付使得债务偿清、交易结束的时候，经济地位才会从负债变为自由。

所以，麦克劳德表面上的第二次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债务被卖给了债务人，换取了债务人的现金）并不是谈判，那是法律义务的履行，这种法律义务通过偿清债务结束了交易。银行家仅仅是“收取”了应得的东西，并通过把债务人的债务所有权还给债务人并提供全部付款的证据。

正是未能注意到交易开始与结束之间的这段间隔，才使得麦克劳德把贴现等同于利润。贴现是因等待预期服务而收取的一种“短期价格”，这种等待是指一次交易开始与结束之间的时间间隔，但利润（或亏损）是一种价格买进而另外一种价格卖出时的差额。

但利润（或亏损）也可以由买进和卖出债务的两次交易形成，它们跟买进和卖出商品的两次交易是一样的。商业银行按百分之六贴现顾客票据进行零售，然后再按百分之四重贴现率进行趸售，这样就可以获得利润。这里实际上有两个市场、两次谈判，即零售和趸售市场，因此也有两次交易。银行家在零售市场上按百分之六卖出的是他以百分之四在趸售市场上买进的东西。[50]

麦克劳德著述的时候，商品经济学家们还没有把利息与利润区分开来。隐含在“时间流”双重意义中的，正是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一区别。利润是在买卖行为发生的时间流的不同时点上形成的，但利息是在时间间隔或“时间流逝”之中赚得的。所谓时间间隔，是指发生没有补偿的等待活动的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

当然，麦克劳德对利息和贴现进行了通常的区分，它们指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按照两个不同的日期来算；它们又是不同的——按递增的利息计算跟按递减的贴现计算其实是一回事。预付全款并等到年底，“利润”就是利息；在预付的时候就保留利润，“利润”就成了贴现。[51]

从数学上看，贴现和利息只是同一个利率的两种计算方法，即便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在贴现和重贴现的实践中，还是产生了差别，这一点麦克劳德本人也注意到了。在使用银行家的货币的时候，如果支付给他的代价是预先支付的，也就是说预先扣除利息，那就更接近麦克劳德的支付商品价格的观念。银行家对使用其信用索取一种价格，而支付给因使用其信用而进行重贴现的银行的是一种较低的价格。

严格地讲，它不是一种“价格”，而是一种会延展到未来的一个时期的比率。因货币的使用而形成的未来的增量、“地租”或利息，被折换成了一种现在的“资本化”的价格，这就是贴现额。通过区分商品价格与短期价格，我们就可以保留麦克劳德所作的区别。商品价格是支付给商品或证券的交换价格；短期价格或贴现，则是通过扣除货币使用的利息而预先支付的价格。

正如麦克劳德所言的，它们是反向变化的，而且运用广泛，例如，债券的价格与购买债券的货币的利息成反比例变化，但债券的收益却与市场上货币的长期价格成正比例变化。货币的短期价格也是如此。短期商业票据的价格与贴现率成反比例变化，但贴现率却是银行因购买短期商业票据使用货币而支付的短期价格。

因此，债务或证券的价格就像商品的价格，它是为了换取债务而支付的货币。但贴现是因使用他购买的货币或信用而索取的价格。正是短期价格的这一意义，才使得麦克劳德发现了贴现率在英格兰银行控制黄金进出口方面的正确用途。

（4）英格兰银行。安吉尔（Angell）说过：“麦克劳德是……第一个看到贴现率是汇率主要决定因素的作者，它可以按照矫正外汇兑换的方式进行操纵。这一发现的荣誉人们通常都归功于戈森，实际上他六年后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52]

在英格兰银行将麦克劳德的理论付诸实践之后，戈森才有所著述，当然，他“并非有意地想标新立异”。但麦克劳德已经说过，金属货币外流的主要原因是三重的，“国家负债、纸币贬值以及任意两个国家之间贴现率的差额，大过了运输金银要支付的成本”。麦克劳德还“十分接近”于“对按照银行储备金和贴现率的变化来解释货币和价格之间的短期关系”。后来，在1883年的时候，西奇威克赋予了它“完全而明确的形式”；1888年，马歇尔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53]

通过他的“债务制造”理论，通过他论述英格兰银行公众效用而不是私人利润的学说，麦克劳德提出了操纵贴现率的学说，这种操纵可以对金属货币外流和国内价格水平进行调节。私人利润可以由债务的“制造”产生，但当这一利润导致黄金外流时，作为反对私人利润的手段，英格兰银行的公共义务就是抵消这一利润。

首先，麦克劳德不得不澄清那种认为银行票据不同于银行存款的混乱观念的背景。正是这种混淆支持了1884年的《银行法案》，将英格兰银行分割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负责银行票据的发行部
；一个是负责银行存款的银行业务部
。根据这一法案，银行票据的发行（法令授权的原始数量之外的发行）绝对不能超过顾客等量的黄金储蓄。法案认为银行票据是具有公共重要性的事情，但银行存款是银行与其顾客之间纯粹私人甚至是秘密的事情，政府不应该对其进行干涉。

但麦克劳德主张，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经济上看，银行票据与银行存款都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从法律上看，两者都是由银行创造的起货币作用的即期债务。银行存款是跟银行票据一样的货币“发行”，因为两者都是债务的“制造”，这种债务随时都可用于黄金支付。在经济上它们的作用也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两者都具有同样的作用，就是随时提出黄金以供输出之用。

麦克劳德说，存款“全部都是伪装的银行票据。它们不过是一种庞大的信用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建立在相对较小的金银基础之上，跟钞票发行
非常相似……这些貌似的存款不是等量的现金，而是信用，或者是行动的权利，银行是作为价格
来创造它们的，银行要用它们来购买现金和票据，这些现金和票据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产来计算的。银行存款
的突然增加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信用
膨胀，就跟钞票
的突然增加完全类似……因此，存款
的这种减少并不是现金存款的减少，而是信用的收缩”。[54]

1884年《银行法案》的结局正如麦克劳德所料的那样。根据该法案，如果黄金从发行部提出并用于输出，那么银行就要按照提出的数量减少其钞票。这个理论是这样认为的：钞票的这种减少会导致国内商品价格的降低，这样一来，输出商品就要比输出金银更为有利，这样就会阻碍黄金的外流。[55]
但是，我们注意到，《银行法案》在银行业务部留了个“漏洞”，即只要提交支票要求支付黄金，黄金就可以从银行业务部提出并用于输出。这样一来，尽管黄金正在流出这个国家，但钞票的数量却并没有任何减少。[56]
他说：“实际上那艘船上有两个漏洞，法案的制定者只察觉到了其中的一个，所以他们只提供了一种对抗措施，结果是万分惊讶地发现，因为他们忘记了另外一个漏洞，因而船很快就下沉了。”[57]
《银行法案》在1847年的危机中不得不“叫暂停”，目的是为了准许银行发行超过黄金数量的钞票；这里所说的黄金的数量是指从发行部提出来交给银行业务部的数量。这样做是为了给企业家和其他银行家解危救难，让他们免于“全军覆没”。[58]

按照麦克劳德的观点，困难在于当时的流行理论认为“黄金只是送出去偿付因货物销售产生的差额，因此只要这些偿付完成，黄金的输出就必然自动停止。但这完全是错觉”。

“……如果伦敦的贴现率是百分之三，巴黎的贴现率是百分之六，那么这种情况的简单意义就是，黄金可以在伦敦按百分之三的贴现率买进，而在巴黎按百分之六的贴现率卖出。但在两地间运送黄金的费用不超过百分之零点五，因此，这项业务中留下了百分之二点二五或百分之二点五的利润……当贴现率的差额太大的时候……在伦敦的人给他们在巴黎的联系人制作汇票，目的就是专门卖出汇票套现，然后他们再把现金汇回巴黎，在巴黎又可以按百分之六的贴现率卖出。显而易见，只要保持贴现率的这种差异，这种外流就不会停止。再说，巴黎的商人把自己的汇票立即寄往伦敦贴现，理所当然地应当把现金汇给他们……阻止这种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两地的贴现率相等。”[59]

他阐明了这一普遍原则，从那时起，这种普遍原则就一直为人们所采用。“任意两地间的贴现率出现差异，且这种差异足以支付两地之间运送金银的费用时，金银就会从贴现率较低的地方流往贴现率较高的地方”。[60]

关于这一原则，他说：“尽管这一原则在商人中间是人所共知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却不见于任何商业著述之中。[61]
而且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在关于通货的讨论中，这一原则从来就没有被显著提及过，作为一种逆汇的原因，与国家的债务或纸币状况没有任何关系。”[62]

那么，当黄金流出这个国家时贴现率应该如何提高、流入时该如何降低呢？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留给银行家的私人竞争去处理，让他们为了自己的利润都去跟自己的顾客订立私人合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曾经主张，贴现率是他们本人跟那些将自己的储备留在银行的商业顾客或银行顾客之间的私事，在寻求自身利润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在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但麦克劳德指出，竞争引起了银行家数量的“非正常增加”，以致在应该提高贴现率阻止黄金外流时贴现率反倒降低了。[63]
而且，“商人的利益一直都是获得尽可能廉价的贷款”。[64]
既然英格兰银行由于传统而不断成长，已经变成了地方银行黄金储备的仓库，那么在黄金外流的时候，其贴现政策就必须控制其他银行的政策。因此，他说，在危机之先，只要能够保证国家的黄金储备完整无缺，那么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就不仅要不顾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且还要不顾公共商业和其他银行的眼前利益，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已经变成了他们的职责。英格兰银行的私利必须服从其公共职责。麦克劳德说：“盯牢周边国家的贴现率，紧跟这些变化，以免从我们国家输出金银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这是英格兰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65]

后来在1857年的萧条中，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头一次按照麦克劳德过去所主张的公共职责的这一原则采取行动，通过及早提高贴现率阻止了黄金的外流。后来约翰·穆勒说过，英格兰银行在1847年之前的行为原则是，除了银行的自身利益外，它什么也不会去考虑。而1884年法案的起草人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则向银行保证：“在存款的管理上，它只作为银行自己行事，其所作所为都是它自己的事情，与公众没有任何关系。”但1847年之后该银行已经认识到：

“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跟其他银行不一样，后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认为，自己的单个交易不可能对商界有普遍的影响，所以它们只需要考虑自己的立场就行了。英格兰银行的交易必然影响全国的所有交易，尽一个银行可以采取的一切措施防止或减轻商业危机，这是它的职责所在。这就是英格兰银行的立场。从1847年开始，英格兰银行对此有了比以前更清晰的认识，它已经不完全按照过去的原则那样行事了；过去的原则是除了它自身的安全之外不需要考虑任何其他的问题。”[66]

因此，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英格兰银行的行动是私人企业家第一次采取的重大一致的行动，没有经过立法，他们就确认了对公众的职责，这种职责是从国家的福利已经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事实中产生的。真实的情况是，该银行是作为发行和贴现的中央
银行在采取一致行动，它完全脱离了政府的行动，它明确表示要让它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英格兰银行的官员们愿意接受麦克劳德这样的经济学家的学说需要舆论的巨大压力，但麦克劳德本人在后来关于银行业的一本著作中竟然会说：“有必要通过1844年的法案，这是让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名誉扫地的事情。这表明他们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企业。不过如果既然他们已经证明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了，那么法案也就没有必要了。”[67]

央行稳定物价以及矫正黄金流入流出的更进一步的职责，到了1898年才由维克塞尔尝试阐明。[68]

10.从心理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
。用心理学来表述交易公式，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生产者按照每单位二十的边际效用卖出了一千单位的钢的效用；或者说，总效用或总价值为两万单位减去二百单位的未来性贴现或贴水，产生的现在的效用是一万九千八百单位。要把它转化为制度经济学，所要做的就是引入财产权利、法定计量单位、债务的创造、流通和解除，还要引入国家、同业公会、商会、建立法律判决或商事仲裁的类似团体，这些团体的集体行动可以执行交货和支付两项义务。于是公式就可以这样解读：一千吨使用价值，也就是钢；每吨二十美元的边际效用，或者说就是价格；未来的总效用或未来价值是两万美元；未来性贴现是两百美元；现在的总效用或价值是一万九千八百美元。

对从杰文斯到费特的心理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他们差不多已经将自己的心理学发展到了这种最终的同一性，现在他们可以像称自己是心理经济学家那样称自己为制度经济学家了。在《垄断的伪装》一书中，费特已经实现了从心理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的转变。

未来性贴现在不同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表现不同。庞巴维克的“贴水”是通过在未来增加更多的劳动增加上去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未来的产出。但费特的贴现是通过减少现在的劳动量让未来的产出不要增加而减掉的。庞巴维克是把前者作为“增加迂回过程”来描述的，尽管他主要研究的是贴水
，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减少
“迂回过程”，可以实现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同样关系。他的“增加迂回过程”有时候会令人误解，因为现代发明的趋势是减少
迂回过程的长度，从而减少生产具有更大效率的机器所需要的劳动量。但我们得出自己推论的根据是，他显然忽略了这个事实。在所有劳动成本较低而效率更高的新机器没有
被具有同样劳动成本和同样效率的老机器所替代的地方，我们关于庞巴维克迂回过程意义的推论就是正确的。

以农民为例，这种心理估价无疑是指发生到这样一种程度的事情，那就是他付出自己的劳动生产一种未来的价值，目的是为了自己和家人使用，而不是为了出售
。它也适用于鲁滨逊和消费经济学领域，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东西是为出售而生产的。由于有经济学家“效用递减”的经验，农民都清楚，如果自己生产得太多了，那么供家用的产品的价值就会大幅度下降。他还清楚，现在工作过多就是无用的牺牲，结果是生产超过了他的未来家用；同样，如果他现在工作不足，没有生产出家里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牺牲家庭未来的需要。

因此，经庞巴维克完善过的这种心理经济学是普遍存在的。它存在于人的本性中。在所有研究生产不以销售为目的的经济学里，肯定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因此，尽管具有普遍性，但它并不适合工商界。它研究的只是劳动、物资、预期，公然拒绝私有财产、那些与未来产品所有权相关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既转移有形物资所有权
又创造可流通债务（其所有权也是可转移的）的交易。

如此忽视所有权，其根本原因在于出发点是不存在社会利益冲突的个人心理，而不是从谈判和交易的社会心理出发，后者会产生冲突。社会心理要求的不仅是可执行的权利与义务，它还要求客观的计量单位，以便所有的当事人可以知道未来的预期是什么，也便于决定性的权力机构可以根据数量条件给出判断。

数量的量度标准会被所量度的数量所代替，普遍的做法和经济语言往往如此。我们说起重量或温度计上的冷热度数，但这些都是看不见的物质力量的量度标准在我们面前的数量作用。对于一个经济量而言同样如此。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的量，而是一种能力
或力量
的量；它是一种强有力但又看不见的社会力量，预期会在看不见的未来发挥作用，个人在他们现在的交易中对它的量度单位是货币价值。因此，尽管麦克劳德的“经济量”的概念似乎是先验而想象的，但其实不然，因为它是看不见的未来社会中看不见的压力，在现在的交易中它把自己表现为一种货币计量单位。

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这种体系引入之后，经济量就变成了现代的资本意义。货币价值是一种看不见的经济量——资本——的量度标准，于是就有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区分，有了“现货”和“期货”等等的区分。在这里，现在的现金和银行存款构成了“货币市场”，而债券和股票（这些都是未到期的债务）以及未实现的销售则构成了资本市场。

这些经济量，也就是现代的“资本”，其所有权是由交易来转移的。它们在世界各地的运送，就是通过电报、电缆、无线电、电话或邮局在银行或商人账册的贷方和借方所作的添加或抵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纽约货币市场上进出的“货币”随时都会报告。但这种报告只是那个市场上的贷方借方记录。只是在最近，储备体系才开始公布“寄存国外的黄金”这个项目，这些黄金就实物而言是在银行里，但所有权是其他国家的，因此所有权不在美国。所有权是经济量，而不是物资。

现代的资本意义，作为一种以货币为尺度的经济量，既非常有力又非常敏感。资本具有完全的合法基础，如果这个基础被彻底改革的话，那资本就可能整个消失。资本的数值反映的是世界经济中的一切变动或对变动的担忧。然而，这一经济量要比政府更为有力。它调节劳动就业或失业；它偿付债务和税捐；它制造战争。

但资本这种存在于未来的经济量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先前那个例证中二百美元的贴现可以因一种不确定的风险贴现扩大。如果这种风险贴现提高到百分之百，那么资本的现在价值就会完全消失，而且远在风险达到这一程度之前产业就停顿了。但在繁荣时期，风险贴现是比较少的，而且可以用两种方法抵消：一种是提高售价；另一种是提高利率或贴现率。

如果风险不能由提高售价转移给买方，那么它就会通过接受较高贴现率的方式由卖方承担；如果根本不存在任何风险，那么利率就会下降到百分之三，或许更低；如果它跟我们前面的例证一样，是百分之三，那么现在的价值就会是一万九千九百美元，而不是一万九千八百美元。我们可以假设，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中，通常承担的风险贴现是百分之六的利率，因此钢的现在价值，包括利息和风险贴现在内，如上所言，是一万九千八百美元。

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从“交换”这个词的旧意义中继承下来的一种含糊不清的内容。古典学说假设各方都会从一次交换中获益，各方都是把对自己价值较小的东西转移给对方，从对方那里接受的是对自己价值较大的东西。从个人的观点看，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供他选择的现有各种选择中，他总会选择更好的或者是“比较而言不坏的”。无论他所放弃的或避免的选择有多麻烦，他总会获利。但这却把个人的心理与客观的经济量[69]
相混淆了。一次交易中卖出的经济量跟买进的经济量完全是同一个量，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东西。一种经济量的所有权，比方说，一匹马，更准确地说是一匹马预期的有效服务，在交换中被转移，换回了现金或银行存款的所有权，比方说是一百美元的所有权。事实是，一方看重马胜于钱，另外一方看重钱胜于马，这是一个主观或个人的问题。交易中发生的情况既不是客观的也无法量度的，尽管相关的个人可能对它的估价不同，但这里被转移的是一个确定的经济量的所有权。

债权和债务的相等也是如此。债权人和债务人从各自的目的出发，从主观和个人的角度看，双方对它们的估价在量上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异。但从客观上看，比方说，一万九千八百美元的债权，与一万九千八百美元的债务是同一个经济量。双方朝着到期的方向等量增长，但在任意一个时点上，它们都是同一的经济量。

我们已经说过的关于自由
和承担风险
相等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情况。主观地说，工人辞工的时候，雇主也许觉得自己的损失要大于工人的收益；或者是，在辞工这件事上，工人也许认为自己的收益要大于雇主的损失；或者是，工人有可能认为，辞工比保留工作收益更大，而雇主则有可能认为，开除这个工人比把他留下来的收益更大。

但客观地讲，当工人辞工或雇主将他解雇的时候，雇主损失的是一种预期的经济量，比如说，预期的这个工人一天的工作——这跟工人现在取得并且可以在别处安排的经济量是完全相同的。双方中的一方也许比另外一方更清楚该如何更好地利用那预期的一天的工作，但这是一个工人的问题，并不能从客观上改变这样一个经济量对于双方是同一的这个事实。既然普通的工人可以随意辞工，那么“经济量”就会由于风险而减少。但是，在“合同工”或演员、棒球运动员等的职业合同的情况下，风险贴现被大大减少了。

或者，拿“商誉”或商标的意义来说——这是另外一个自由和承担风险关系的例子，我们区别为无形财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资产之一。尽管“商誉”的未来收益也许有很大的投机性，但是在交易中，其作为一种现在的经济量的所有权，可以按照金钱的估计进行转移，这种估计涉及预期的销售、价格、利息、高度的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很高的风险贴现率；一方也许比另外一方认为它更有价值，但客观地讲，它是同一个经济量，是作为资产的资本的现代意义。

甚至“运行中的机构”的意义也是类似的经济量，其现在的价值也许是它的股票和债券的变动价值，而股票和债券量度的是一种金钱的净收入的预期。

法庭或仲裁人考虑的正是一种同一的经济量的所有权的这种转移——不是私人的收益或损失、痛苦或快乐，那是个人认为他们获得或损失的东西。后者相当于价值的心理意义，但在谈判心理中，我们只把它们作为“论据”对待，它们会随着交易而结束。[70]

经济学家们往往使用“商品”这个词，这个词包括了像物质商品、债务、股票、债券、企业的商誉、运行中的机构等如此不同的概念，而我们却遵循麦克劳德的做法，用了不同方面的“经济量”这个词，这些方面可以买卖，也可以保留为未来所用。这种分析显然类似于克拉克打算进行的分析，当时他把“资本”跟“资本品”区分开了。[71]
他的“资本”是一种“价值的基金”；他的“资本品”是有形的物资。在这里，“生产品”和“消费品”是方便的术语，将来会用到，原因是它们明显只限于生产和消费有形物资的技术范围之内。但如果把“商品”这个词扩展到包括股票、债券、银行存款、债权、债务或其他形式的有形体、无形体和无形财产在内，那它们就是生产与消费、债权和债务的混淆（正如麦克劳德对斯密和穆勒的正确批评）。[72]
为了保持这种区别，我们把物质的商品称为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技术资本，但把所有权称为是现代意义的资本；所有权是克拉克的“价值基金”，麦克劳德的“经济量”，公司财务的资产与负债。[73]

11.债务市场的分离
。（1）货币和资本。1883年，[74]
亨利·西奇威克作为经济学家，第一个利用了麦克劳德对所有权和物资的区别，但通过指出财富
与资本
的不同，他纠正了麦克劳德，麦克劳德认为两者是一回事。西奇威克的财富是“社会效用”，是劳动的结果，但资本
是财富的私人所有权。[75]
财富是财富，资本是资产，区别在于利息的意义。

西奇威克说：“利息是生产的一部分，是以这样的名义归于资本所有者的，即把财富当做‘资本’的意思，这样它就可以为所有者生产一种新财富的剩余。从个人的观点看，即便是财富已经用完了且并没有留下物质的结果，但可以有理由认为这样的资本依然存在，只要是将它用于为所有者取得一种合理的预期，并且这种预期是让它的等价物连同利息一齐回到他手里，甚至只是永久收取利息。”[76]

但西奇威克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资本：股票、债券和土地价值。

“……这类公司的分红应该仅仅看做是由股东所有的资本
的利息，正如每年付给债券持有人的钱……土地的收益是利息的一个种类。”[77]

在原始的投资完成之后，这三种类型的资本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动，这取决于利率的变化（假定货币的购买力是稳定的）。

“如果一块地的地租保持不变，而现行的利率由百分之三跌到了百分之二，那么这块地的价格就会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上涨百分之五十。”[78]

显然我们可以说，他的其他形式的资本，也就是股票和债券，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其他情况不变，那么利率下跌百分之三十三，就会让资本的数值上升百分之五十。

但“从社会的观点看”，资本数量的这种增加并非是资本的增加。

它们价值的增加“显然并不构成财富的真正增加。因为宽泛地说，社会所拥有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能力并没有增大，但它的生产工具的交换价值却因为利率的下降而提高了。但从个人的观点来看，财富的增加在某种意义上是实际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因为尽管资本所有者的实际收入并没有由于这种变化而增加，但他购买消费品的能力肯定已经增加了，虽然他只有消耗自己的资本才能行使这种购买力。”[79]

但这种资本如何用掉才能转化为消费品呢？把它转化为具有一般购买力的银行存款。

西奇威克着手构建一种货币的定义，这个定义符合麦克劳德可转让的债务的定义，但又避免了商品的物质类比。通过批评杰文斯提出的根本反对试图作出任何定义的做法，他直面了给货币这样一个“变动和不确定性如此之大”的词下定义的困难。西奇威克说，杰文斯曾经说，假定通过“解决一个词（货币或资本）的意义，我们就可以避免许多事物都需要分别定义的所有复杂的差异和种种不同的情况”，这是一个“逻辑谬误”。杰文斯谈到了那些被称为货币或可以称为货币的矛盾的对象，例如“金银、本位币、代用货币、兑现和不兑现的票据、法定货币和非法定货币、各种支票、商业票据、财政部票据、证券，等等”，其中每一项都“要有自己的定义”。但西奇威克答复说，“给多个种类作出定义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试图定义它们共同的种类在逻辑上却是错误的”[80]
，杰文斯坚持认为的立场是“自相矛盾的”。种类本身“在我们试图更准确地确定它们的时候，就具有同样类型的困难，正如广义的‘货币’观念一样”。

于是西奇威克规定了一种“货币的主要的基本职能”，这种职能为他起到了这类货币一般职能的作用。这种职能将把货币跟“商品”、“用品”、“财富”区分开来，但准许对各种差异作出更为详尽的定义，这样就可以把一个种类的货币跟另外一个种类的货币区分开了。货币的这种一般职能是“用于交换以及财富的其他转移，这里转移的对象不是某些特定的商品，而是对各种商品一般的支配权。正是作为财富转移的媒介，货币才有资格履行它的另外一项重要职能——衡量各种价值”。[81]

在贯穿各种类型货币的这一基本职能的基础上，西奇威克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商人、银行家甚至像巴杰特（Bagehot）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如何最初把货币定义为了金属货币或钞票，但在他们的大部分推理论述中，又把它说成是“银行家即期支付货币的义务，甚至在钞票中都没有体现出来这种义务”。他们的解释是，“在平常”，有实际经验的人都清楚，“他可以把自己的银行家的一部分负债任意转化为黄金或钞票，[82]
他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才让它保持在非物质状态……因此他自然会这样认为，把所有‘存在银行中的钱’都说成是‘现款’”。所以巴杰特以为英格兰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更多的现款”，实际上英格兰拥有的是更多的可即期支付的银行债务。

后来，当危机到来信用崩溃的时候，“银行家的负债和他们支付这些负债的手段之间的差别变得过于明显了；同样的东西，他（巴杰特）刚才还称为‘现金’，现在对他表现出了相对立的‘信用’的特征；他（巴杰特）认为英格兰‘手头的现金’是‘那么微不足道，它的微小，与建立在其上的信用的庞大相比较，会让旁观者不寒而栗’”。[83]

在对货币的这种双重意义有所考虑之后，西奇威克决定步麦克劳德的后尘，采用货币市场上通用的术语，以便用货币来表示“全部”的普通交换媒介。他批评了穆勒，后者“轻蔑地”说麦克劳德“把信用的扩张说成……好像信用实际上就是资本”，而按照穆勒的观点，信用只不过是“使用另外一个人的资本的许可”。西奇威克注意到，在某种意义上，这同样适用于金币。

“……它的唯一作用是‘准许’或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得到并使用其他的财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票据的形式，还是以容易让人误解的‘存款’的名义，穆勒关于银行家贷给其客户的信用或负债的说法才是正确的。毫无疑问，这种信用相对而言是一种脆弱而易毁灭的财富转移工具，但那并不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的理由：在现代的产业社会，它是主要用于这一重要目的的工具。”[84]

西奇威克因此改变了沃克（Walker）的货币定义，以符合麦克劳德的定义。沃克曾经把货币定义为“在整个社会自由转手，用于债务的最终清偿和商品的全部偿付的东西”。[85]
但西奇威克改变了沃克的用语，把“转手”解读为了“所有者之间的转让”，目的是为了把银行存款包含在货币之中，沃克虽然在其货币定义中包含了钞票，但却把银行存款排除在外。

“似乎是两个短语之间的差别使得沃克先生不愿意承认银行存款是货币，原因是它们不能像钞票那样‘转手’。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支付是以钞票（不是法币）为手段的时候，重要的事实不仅仅是几张纸的物质转移，而是对银行要求权的转移；而当支付用支票进行的时候，这种要求权同样可以实现。”[86]

这种对沃克的批评表明，西奇威克已经抛弃了物质经济学家把“交换”和“流通”当成商品“转手”那样一种具体交货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麦克劳德的“所有者之间转让”的制度转移。

他说：“毫无疑问，支票的接受者有可能
要求用钞票支付，但钞票的接受者同样有可能会要求他们支付的时候把数额加到他的银行户头上。还有，前者可能会要求用黄金支付，后者也可能提同样的要求。从双方的观点看，两者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本质的区别。我这样说，并不是想抹杀用钞票支付和用支票支付之间存在的重要的实际区别。支票不会像钞票那样流通：支票的接受者通常会毫不拖延地兑付它，因此会选择他同意将其负债作为货币的那家银行，而钞票的接受者一般不需要作出这样的选择，所以银行负债的转移在前一种情况下要比在后一种情况下更为复杂。原因是……银行和银行的顾客都存在变化的情况，但交易的实质依然是银行在‘债务的最终清偿和商品的全部支付’方面的义务的转移。因此我认为，一种广泛包含了钞票但却排除了其余的银行负债的货币定义，实在是难以接受的。”[87]

找到一种“货币代用品”的定义，是西奇威克在构建货币定义时遇到的主要困难。一个经济学家的“货币代用品”的意义，肯定都是他的“货币”意义的残汤剩水。如果货币只是金币，那么转移所有权权利的其他任何一种支付和购买手段就成了货币的代用品。

西奇威克用以应对这一难题的是债务清偿和商品全部偿付中不同类型的货币的“终极性”这个标题。他得出结论，终极性是一个程度的问题，终极性的“最高程度”属于现代政府当做国内交换媒介使用的不能兑换的票据，通过两种法律手段，政府按照其票面价值接受这些票据，用以支付税捐或其他由于公库产生的债务，同时也认可它们作为法定货币来支付私人债务。这类货币甚至比黄金还“终极”。如果黄金不是法定货币，如果用金块代替法定货币来支付的契约在法庭上不可能执行，[88]
那么黄金在债务偿付中的终极性程度就要低于法定货币。

西奇威克说，银行票据，而非法定货币，所具有的终极性要比不能兑换的纸币更低，然而跟银行存款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种比法定货币更低的终极性，是因为人们有可能要求银行用法定货币来清偿它们自己的债务，但是由于银行家在交换他们自己的负债时接受了黄金或钞票，因此这种反向的交易就平衡了这种负债。所以，“银行家的负债平时在普通债务的最后清偿中是可以接受的。”[89]

但是，我们认为，除了流通性之外，还需要一种额外的特性。为了让债务形成一种交换媒介，在用于支付或购买时，它就一定不
能受任何定期贴现的支配。如果受制于这种贴现，那它就不是货币，而是资本。西奇威克似乎不承认这种区别，他的货币定义以“流通性”为核心，但还没有把定期贴现作为货币和资本之间差异的基础。他说：

“……有一些人们广为接受的证券，如某种政府债券、铁路债券等，它们运送起来要比金银方便很多，因此在国际债务的偿付中常常被用来代替金银。当这些证券买进卖出是以此项职能为目的时，如果再去否认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货币的最基本特征，那就会让我们自己成为语音的奴隶。”[90]

没错，我们应该说，这些证券是可以流通的，跟货币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终极性”。但它们不应该包含在货币的定义中。因为越接近到期，它们的价值就越是增加，原因是定期贴现的期限缩短了。但严格意义上说，货币不具有任何定期贴现，这也是银行存款可以恰当地被定义为货币的理由。银行存款可以归为货币，因为它们是银行的过期债务，而“证券”，无论是短期的商业债务还是长期的债券等，都是未到期
的债务，因此都被归在了“资本”的名下。[91]

这符合三种类型的市场：“货币市场”，包括过期的银行债务的转移；“短期资本市场”，或未过期
但短期将到期的债务所有权的转移；“长期资本市场”，或未到期但会在一个较长的未来时间的终点到期的债务所有权的转移，这种债务的利息是一年或半年一付。总而言之，货币市场是过期的债务市场，不受定期贴现的限制；资本市场是未到期债务的市场，因此要受定期贴现的限制。因此，货币或过期债务
的“代用品”是“资本”或未到期的债务。

当然上面的论述并不是说“货币的价值”在“购买力”的意义上没有什么改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它只意味着货币的价值不会由于未来的时间流逝而改变。过期的债务不具有未来性，因此不是资本，而是“现金”，也就是说，是银行的“存款”账户。同样，短期或长期债务的购买力可以改变，但这也是另外一回事情。未到期的债务具有作为其维度的一个方面的未来性，因此是资本，可以成为“现金”的代用品。它们是“资本”，因为它们表示的是一种未来的价值增值，不是作为购买力，而是作为未来时间间隔的缩短，直到偿付到期为止。[92]

不过，即便是有了货币与资本（作为货币的代用品）的这种区别，首先消除物质的“循环”比喻和麦克劳德将债务物质地比喻为“商品”的还是西奇威克，他是靠模块的流通性或债务所有权的转移做到这一点的。现代银行的支票基本上是不流通的。支票出具、背书、存入银行、付讫，不是支付先前谈好的债务，就是支付现在按市价形成的新的债务，这种新的债务是由于商品所有权的转移产生的。在美国，只是最近才真正有可能对所发生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计量，这是因为现在从统计学上报告并公布了“个人账户的借方”。[93]
这些借方是企业家大多数购买行为的记录，因此是银行家的即期债务从银行的一个债权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债权人的记录。“流通”这个词并不适用于这个过程，它现在跟过去一样，始终都是一种比喻，这种比喻是从金属货币时代传下来并且是从血液循环中总结出来的。跟比喻不同，实际情况是由于所有权转移而形成的银行账簿上的借方和商人账簿上的贷方。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按照使它生效的行为给这种货币命名，称它为借方货币
，从而给为数不多的纸币和硬币保留普遍使用的“流通中的货币”的名称。

当麦克劳德把信用说成是“生产资本
”时，他脑子里想的显然是这种由于记入借方账户而形成的货币节约。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信用会像劳动那样生产商品，而是说信用提高了一切交易的速率，而财富的生产依赖于此。他的观念跟李嘉图的观念很相似，李嘉图把机器与资本区分开了——机器提高了劳动的生产力，但机器并非资本。[94]
麦克劳德也是如此。他认为信用是生产性的，不是说信用生产了什么东西，而是说它提高了生产这些东西的速率。换句话说，麦克劳德所做的，实际上是把生产的意义从“生产”变为了“生产的速率”，这是从生产到效率、从“流通”到重复率的改变。

麦克劳德的意思是说，信用增加了商品买卖的周转速度，超过了只有金属货币时的周转速度，不是大大提高了生产，而是大大提高了财富生产的速率。他的这个意思，在他认为金属货币比物物交换经济的办法更具“生产力”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来。金属货币与物物交换比较、银行信用与金属货币比较的技术意义，是大大提高了商品的市场周转率，这是国民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麦克劳德的诠释正中要害，他说，在通常的商业过程中，货物或商品从生产者或进口商转到制造商，然后再到批发商、零售商，最后到了顾客或消费者手中。如果生产者或进口商从批发商那里得到的是现款，那么他就能够立即生产或进口一批商品，补充他已经卖掉的那部分商品。同样地，如果批发商从零售商那里收到的是现款，那么他就可以立即从制造商那里再进一些货，立即填补他已经卖掉的货物。零售商和消费者也一样。

“如果每个人总有现款可以自由使用，循环之流或生产
就可以川流不息地继续下去，消费
或需求
让它流多快它就有多快……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很少有人甚至是没有人总掌握着他们所需要的现款……如果循环之流或生产要等到消费者付了货款才开始，那就会大打折扣……但是，假定商人对批发商的品性和诚信有信心，那他就会凭信用
把货物卖给批发商……也就是说，他卖出货物换得的是信用
或债务
，而不是货币……因此我们看到，信用跟货币一样，导致了完全相同的循环或生产。”因此，下一步是“让债务本身成为可销售的商品，把它们卖出去，要么换回现款，要么换回更为便利的等值的其他债务，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即换成货币，因此等同于货币”。否则的话，商人的大量债务都成了“这样的滞销货”。买进他们的“滞销货”的是银行家，他们赋予“它活性和循环……把它从滞销货转变成为了进一步的生产力
”，然后把“大量的商业债务全部都转变成了生产资本
”。[95]

显然，对金属货币可以同样这么说，它把农业和工业由迟缓的物物交换过程变成了快速的市场过程。麦克劳德说：“信用是生产资本，跟货币完全是同样的情形、同样的意义。”[96]

这使人想起了生产的双重意义，也表明了麦克劳德的批评者未能理解麦克劳德与当时的“生产”的意义相区分开的“生产力”的准确意义。生产力是生产的速率。对于古典经济学家而言，“生产”指的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跟生产的速率没有多大关系。但机器、货币、信用在这个意义上是相似的，也即它们都意味着生产速度的提高，从而提高了国民生产力或者是生产的速率，我们称为效率。

（2）资本收益和银行利率
。在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只考虑了短期和长期债务的“无形体的财产”，并将其作为短期和长期资本的等价物。但现代资本是由无形财产和无形体的财产构成的：无形财产是来自于未来销售的预期净收入的现在价值；而无形体的财产是预期的债务偿付
的现在价值。两者共同构成了现代资本。我们已经看到了，麦克劳德并没有对这两者进行区分，西奇威克同样也没有对它们进行区分。西奇威克把债券的现在价值（无形体的财产）和股票及土地的现在价值（无形财产）都结合在了“储蓄”这一个概念中。他步麦克劳德谬误的后尘，把它们都作为债务对待。因此，他没有把更现代的“债务收益”与“股票收益”（或者是跟股票收益相类似的收益、资本化的土地现值产生的收益）区分开来。我们把这些收益和类似的收益——资本化的现在价值形成的收益——称为资本收益。[97]

西奇威克使这种区别系于资本收益和银行利息这两种利息上。

在西奇威克之前，经济学家们通常只满足于谈“平均”利率，但西奇威克把短期贷款的利率跟长期贷款的利率区分开了。西奇威克向麦克劳德发起了挑战，后者主要考虑到了短期的商业贷款。他说：

“货币的专业贷款人贷出的短期贷款，必须为后者产生一些‘管理工资’和严格的利息，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预期，汇票的贴现率一般要高于资本的利率；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认为，银行家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他要贷出的货币，也就是他自己的义务，只要他的买卖兴旺，实际上绝不会逼他赎回，这使得他可以轻易地负担起通常按照低于资本利率很多的价格出售这种商品的使用权。因此，只要他增加自己义务的范围和安全性，主要把钱短期地贷给商人，竞争会迫使他让这种贷款的利息不高于甚至是低于永久但并非不安全的投资所获得的通常的资本利息。这似乎是实际情况，这样做部分地是缘于商人是银行特别重要的客户，但主要的原因在于，银行家借钱给那些经过一定的短期之后必定归还的人是很方便的，目的是一旦出现异常的情况要求他们进行大宗支付时，他们便可以很容易地随时减少放款的数量。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推断说，银行家在商业票据上收取的贴现率跟一般的资本利率一样（即便是在平均的水平和风险的各种差异都考虑之后），不存在商业票据的贴现率不应该高于资本利率的经济理由，原因是银行家不能不为自己的麻烦收取酬劳；再一方面，如果上面提到的利益的价值相当大，那就没有理由说商业票据的贴现率不应该比资本利率低很多。因为对于银行家不费吹灰之力就制造出来的交换媒介而言，相对较低的利率就足以让他在金融资本上获得正常的利润。”[98]

银行家得到的这种利率，西奇威克称之为“货币使用
的价值”，但那些并非“专业的货币商”得到的利率是“为使用储蓄
而支付的一种价格”，或者相当于“所有者因为你用了他的资本而获得的价格”。

因此，西奇威克对货币和资本的区分，关键在于要区分出：支付给银行家的利率不是因为他们的储蓄，而支付给其他人的利率则是因为使用了他们的储蓄。对于他来说，这些储蓄是“资本”，表现为土地价值、股票价值、债券价值这三种形式，这些都是按照现在的价值计算的；就“专业货币商”的情况来说，利息是一种银行的费用，不是支付给储蓄的；就其他的贷款人而言，利息是支付给储蓄的一种资本收益。

但在这方面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银行费用是因为使用储蓄而支付的利率，这跟银行费用是因为使用储蓄而支付的资本收益率是一样的。西奇威克的谬误在于两种错误的观念：麦克劳德的信用工厂
代替了信用的交易
；信用的实体
代替了储蓄的市场价值
。

第一，制造商还是商人？
步麦克劳德的后尘，西奇威克把银行家勾画为自己没有成本
的“信用制造商”，他要对那些信用的使用收取一种价格（贴现）。

但银行家不是制造商。他买进自己顾客的短期或长期债务，在自己的账册上把别人所谓的储蓄转移给他们，通过出具自己的过期债务（存款），他已经让自己承担了对这些储蓄见票即付的责任。

因此，如果对于一笔六十天的两万美元的债务，他以储蓄账户的形式支付了一万九千八百美元，那么后者就是一种负债数的转移；对于这个负债，他向其他人普遍承担的责任是，只要他们提出要求，就让他们立即得到自己的“储蓄”。为了承担这个负债，他要收取一个价格，也就是贴现率。在这个例子里，数量是两百美元，也就是年息百分之六，或者是两个月的利息是百分之一。

或者反过来说，银行家把自己一般性
的“良好信用”的一部分（一万九千八百美元）的使用权卖给了自己的顾客，支持其信用的是他的声誉、法定准备金以及其他为强化他的信用而设计的其他法律要求。为了使用这种一般性的信用，他收取了两百美元。但这种“良好信用”完全在于他随时按要求支付储户的能力。与此同时，在让与的法律意义上，他买进了自己顾客特殊的良好信誉（两万美元），所以在这笔交易中，他的利润的边际收益是两百美元。

假如那两万美元是一种长期债务或债券，那么同样的关系也就保持了正确性。但在这里，在达成价格的时候，要按照一种存款的负债考虑支付一年或半年的利息，银行家会按照“现金”或一般的购买力，把这个存款负债转移给这个特殊的卖方，这是银行家从他对其他所有储户的负债中转移的，因为归还给他们的储蓄是按要求即期支付的。

因此，银行家不是“信用的制造商”，他是一个买卖他人“储蓄”的商人或中间人，采取的是用其他人未到期的债务交换他自己过期的债务的形式。在这样的买卖交易中，决定价格的不是制造商的“生产成本”，而是像麦克劳德所暗示的那样，决定价格的是商人的机会选择。这种选择我们在前面是作为机会成本或反机会成本来分析的。[99]

因此，在这方面，麦克劳德把制造商和商人混为一谈了。没有成本的制造商就是商人，成本的意思是指古典派的“正的”生产成本。正如在我们分析凯雷、巴师夏、庞巴维克的学说时所看到的那样，他是一个买卖社会“储蓄”的商人。商人的成本是由于选择一笔更大的收入而避免较小收入的“负的”成本，他的“价值”是由于选择较小的支出而避免更大的支出的“负的”价值。按照制造商生产成本的积极意义，这些是“无须付出代价的”，尽管如此，这些无须付出代价的选择机会取决于银行这个机构的偿付能力、流动性和破产。

第二，储蓄和储蓄的市场价值
。这带给了我们另外一个错觉，即关于储蓄的错觉。古典学说认为储蓄与资本是相等的，具有“正的”生产成本——节欲。[100]
这种在消费上节欲的强度是用利率来衡量的：利率高，节欲的痛苦或储蓄的“生产成本”就大；利率低，节欲的痛苦或储蓄的“生产成本”就没有那么大。

但储蓄具有一种跟利率一样的资本价值
。西奇威克注意到，只有在按照股份、债券和土地当时的市场价值用储蓄购买“资本”的那一时刻，储蓄才等于资本，此后如果利率变化，那它们就会在价值上分离。

但是它们根本不能“分离”。同样，储蓄消失，别的东西，也就是资本，会重新出现。如果利率下降，“资本”在价值上就会上涨；如果利率上升，资本在价值上就会下降。“资本”现在不是变成了储蓄，而是增加或减少了储蓄的市场价值。

但是，我们注意到，储蓄的这种市场价值不仅仅决定于利率，它还决定于繁荣、投机、萧条、银行的流动性、信心、知情人对价值的操纵、货币购买力的波动等普通的情况。储蓄的价值会由于股票、债券、土地价值的下降或银行破产而消失，或者储蓄的价值会因资本价值的上升而扩大。

早期古典学派关于物质资本（物资）生产的劳动成本学说也是同样的情况。在生产的时候，劳动产品的原始使用价值可能会在折旧或陈废后减少，其使用价值也会在最初生产出来之后由于新的用途和方式而增加。

从理论上说，当把储蓄当成资本的时候也是这样。储蓄是过去发生的，但资本是贴现之后的未来收入的预期，它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相同性。实际上，在亚当·斯密的节约和过度节俭的观念、西尼尔的节欲观念中，储蓄已经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完全消失了，就如同早期经济学家的劳动学说一样，储蓄变为了储蓄的市场价值，也就是说，由储蓄变为了资本。当我们说银行家在买卖“储蓄”的中间工时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并不是指储蓄，而是指对未来收益现在的要求权。这是资本的现代意义，完全脱离了过时的储蓄的意义。“储蓄”这个词变成了不过是可以称为宣传家口号的东西。[101]

这种排除储蓄代之以资本价值的做法，跟现代非常缺乏色彩的那些术语——债券收益、股票收益以及它们的结合体资本收益[102]
——似乎是一致的。这些术语只是说明了资本价值与资本所有者所主张的收益费用的一种比率。所有类型的因果关系都会成为这个比率大小的组成部分，但无论如何这些比率都是预测的标准，而不是过去储蓄的大小。

这个比率的概念，在资本家对他们的各种资本的估价进行比较时，总是挂在他们的嘴边。这里所说的资本，是他们投在各种类型的短期或长期债务、公司股份、土地价值上的资本。这里的计量单位是每年收入的美元。取得年收入所需要的资本的市场价值的量，与利率成反比，与预期的净收入成正比。因此，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如果年利率是百分之六，那么所取得的收益所需要的资本的数量大约是十七比一；如果利率是百分之三，那么所取得的收益所需要的资本的量大约就是三十三比一。依此类推，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利率或贴现率。

这样我们就得出了麦克劳德“经济量”的一种量度标准：它是一个倍数，与每年从销售或利息支付中得到的预期的货币净收入成正比，与利率成反比。这个观念其实很久以前在欧洲伴随着土地价值的计算就发端了，那时土地的价值是按照若干年的预期年收益的购买价格计算的。[103]
按照西奇威克的解释，如果利息从百分之六降到了百分之三，那么年购买价格就从十七涨到了三十三。换句话说，翻番的不是储蓄，而是收益的“资本化”。银行家在他们自己过期债务的交换中所买卖的，正是这些预期收益的资本化。他们的活期负债不是他们随时归还储蓄的承诺，而是随时以“现金”或一般购买力的形式归还的资本的承诺。

第三，从单一的因果关系到多重的因果关系
。西奇威克说自己的分析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所谓静态，他的意思是说，假定利率在研究的期间保持不变但在货币的购买力上美元具有显著的变化；[104]
所谓动态，他的意思是指货币、制度和生产的一切变化。这两者就是我们所谓的单一因果关系和多重因果关系。作为研究工具的一切科学都必须进行这样的区分，基础必须是奠定在一种单一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中的：每个因素都是在假定其他因素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相继推导出来的，但所有因素都在同时发生变化。我们将从限制和补充因素的经济概念中得出一种多重因果关系的理论。[105]
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进行各种因素的研究，包括债务的创造、稀缺性、流通性以及债务的解除。

我们已经考虑了麦克劳德的债务的流通性，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纳普的债务的解除、霍特里的债务的创造和卡塞尔的等待的稀缺性。

二、债务的解除

纳普是从他的“偿付社会”的概念开始动态分析的。偿付社会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协调一致的行动，这种一致的行动确立了债务的解除程序。纳普是德国的麦克劳德。[106]
他基于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创立了“国家货币论”，就如同麦克劳德基于英国的经验创立了习惯法学说一样。但跟麦克劳德所不同的是，纳普的货币和债务不是商品，它们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制度：一种是债务的流通；一种是因债务购买和债务解除而形成的债务偿付社会的一致行动。他的“债务的偿付”就是我们所说的“交易的终结”。

在他的货币理论中，“基本的”属性是偿付手段，至于偿付手段是金属的还是纸的，那是“偶然的”。事实上，为了让自己躲过比喻，用“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制度的观点“代替硬币论者的观点”，他发明了一个希腊语的专用名词，就像生物学家把猿叫做“猿猴（hylobate）”一样，金属货币就是“hylogenic”——一种通过权衡物资的重量来解除债务的手段，而纸币则是“autogenic lytric”——一种通过政令、立法或法庭判决来解除债务的手段。

这种偿付手段的“本质”是什么？必须通过一种归纳方法才会发现这种本质，这种归纳将包括像1866年的奥地利纸币和金属货币那样的贬值的纸币。纳普说：“因为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人们发现，似乎在这种‘变质’货币令人怀疑的形式中隐藏着货币本质的线索，这一点乍听起来似乎很荒谬。通货的灵魂不在于这些硬币的物质材料，而在于规范其用途的法律条例。”[107]
纳普说，“硬币论者”或“钱币研究家”研究的只是货币的“死体”，他们不能对通货、流通或纸币作出解释。纸质货币“也许是一种令人怀疑的甚至危险的货币类别，但即便是最坏的类别也必须包含在理论中。为了成为劣币，它必须先是货币”。[108]
纳普专门说，他并不建议采用完全的纸币。“我不清楚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放弃金本位”。

纳普的支付手段的“本质”在于可解除和不可解除的债务之间的区别，以及商品和支付手段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说，奴隶屈从的是一种不可解除的债务，这是一种一辈子为其主人服务的义务，而这种债务不是主人强加的或认可的，而是那个社会的管理势力所强加的和认可的，主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员，奴隶是这个社会不情愿的参与者。但自由人——主人本身——主要服从的是可解除的债务（lytric debts），通过提供社会认为可以作为赎金、解脱或支付接受的某种东西（lytron），他可以让自己从中解脱出来。

纳普没有从产生自不可解除的债务中的可解除的债务的这一历史发展入手，那是文明的全部历史。因此，他不研究债务的履行，他只研究可解除债务的偿付。正如麦克劳德所言，债务是经济量，其义务是个人的责任；解除债务不是履行义务的解除就是支付义务的解除。历史地看，从执行正式和习惯的履行或支付的契约（不管多么繁重），到不断扩展的解除方法，各个阶段是渐进的，解除的手段和方法自始至终都在扩展，从废除奴隶制、因债务而监禁、《破产法》和《工资免税法》，一直到爱尔兰废除地租契约、美国废除公共事业契约、逐渐废除劳工的定期和终生契约，继而代之以“任意的”契约、禁止实物工资而代之以货币支付，等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代替习惯债务或契约债务的是“合理的”履行或合理的支付，这是由公共当局决定的。这样，债务和义务就因为解除债务方法和手段的扩大而减少了。资本主义是可解除债务的现在状态，而纳普关于支付手段的定义是手段和方法的普遍变化原则的一种特例，在文明为解除债务制定行为准则的整个变化过程中，这种手段和方法的变化一直都在继续着。

按照纳普的观点，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纸币负载了国家
的偿付保证，但它实际上并不是国家
的债务，跟金属货币一样，它是一种解除债务的手段。

“如果解除我们的债务，一个摆脱债务的人不需要花时间去考虑他的支付手段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首当其冲的，它会解除我们对国家的债务，因为国家在发行它的时候就承诺会接受它作为支付手段。税收所起的作用越大，这个事实对纳税人的重要性就越大……用非物质的货币支付，对于原发行国而言，跟其他的支付手段一样真实，它足以应付国内贸易的需要。事实上，是它使得这样的贸易成为可能。它的确不能满足某些其他的需要，但这种现象并非是不正常的。”[109]

纳普的次要区别，也就是商品和支付手段之间的差异，系于首要的、可解除的债务和不可解除的债务之间的差异。他从自己所认为的“十分基本的观念”出发，把商品定义为一种“交换的商品”。按照这样的方法，他清晰地表达了所有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暗含在“商品”这个词本身中的意思。它指的是所有权的可转让性，而“交换”这个词没有增添这个意义。交换的商品就是商品。

但商品是一种支付手段吗？如果我们只看“一次交易”就不能这么说。

“然而，在任何社会，譬如说一个国家，如果所有的物品都应该依靠一定数量的特定商品（例如白银）进行交换，那么当这个习俗逐渐为法律所承认的时候，白银”就是一种一般的交换商品，“一种社会交易的制度，它是一种在社会中取得了特殊用途的商品，最初是由于习俗，后来是由于法律”。[110]

社会所承认的一般的交换商品向来都是“支付手段”。

“并不是所有支付手段都是社会承认的交换商品……要成为商品，除了法律规定的用途之外，它还必须能够用于工艺或产业界……举个例子，工匠的眼里看到的纸币只是一张张的纸，完全是没有任何其他工业用途的东西，所以尽管它们是一种交换手段，但却不是一种交换商品”。“如果一个人能够使用他因某种手艺而得到的这种交换商品，但却不能将它投入流通，那么他所拥有的就是一种商品而不是一种支付手段”。[111]

当这种金属用做支付手段的时候，获得了一个“镑”或“美元”的名称，随着岁月的推移，就原来的重量而论，这种名称完全变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这种名称甚至被搬到了纸币上，以至于从原始重量的角度看，它并不是一种真实的情况，其意义已经转移到了另外一种目的中，就是充当债务支付的“有效单位”。现在给它下的定义不是从实际角度出发的，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的。

因此，纳普把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跟“硬币”和纸币都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后两者不过是“圆片”、“标记”、“凭证”、“票证”。“‘票证’这个词在当时是一种很好的表述，长期以来一直用它来表示一种能移动的有形状的带标记的东西，对此法律条例给了它一个与其物质形态无关的用途……你不能通过解读标记来认识这种意义，只能去参考法律条例”。[112]
过去，在法律条例生效之前，支付是通过衡量重量（pensatory）进行的，现在支付是按当众正式公布的通告（chartality）进行的。

这种法律的意义产生自习俗，然后为法律所采纳，使得它在国家司法权的范围内得到了普及。无论哪种情况，这种意义都由于纳普的“偿付社会”的概念作出了解释。银行和它的顾客“可以说形成了一种私人的偿付社会，公共的偿付社会是国家”。[113]
在这个“偿付社会”中发生的情况是，其成员彼此之间按照“有效单位”偿付他们的债务，“有效单位”相当于“价值单位”；它们之所以是“有效的”，原因在于它们为社会所接受。意思是说，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解除债务人更多的偿付义务而让它们有效。

因此，偿付手段与交换手段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一般商品的所有权；前者是一种社会认可的赎金，或者是义务的解除，这种义务是由个人作为其成员或参与者的社会以另外的方式强加给他的。一种用交换价值的单位来衡量，另外一种用债务偿付有效性的单位来衡量。一个是经济的，另外一个是法律的。尽管从历史上我们知道这种有效性单位也许具有效力但却不具有交换价值，但就它具有的交换价值而言，它也是一种价值单位。

人们立刻就可以看到，“偿付手段”或债务解除这个概念是一个普遍的原则，这个原则适用于从原始社会到当今社会的所有团体，只要这些团体一直是“运行中的机构”，并且关系到带有解除债务标记的工具和行为，因而在规则上就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纳普的一般化的“偿付社会”的概念比麦克劳德前进了一步。

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追问一下纳普的“偿付团体”的强迫参与者所接受和使用的那种解除债务的工具究竟是什么。它们不仅是暴力的“法律认可”（“国家货币论”完全受限于此），而且也是他所指出的“私人偿付社会”的道德和经济的认可。法律认可有可能是指法律上的偿还或法律上的履行，其他的是“法律之外的”，因为它们是习惯上的偿还和习惯上的履行。举他的那个商业银行及其顾客的例子。有偿付能力的银行的即期债务是以储户支票这样一种“票证”为证据的，人们完全可以用它来偿付欠他们的债务，那么是什么东西强迫顾客接受这种支付呢？无论按照成文法还是按照习惯法，这些银行债务都不是暴力强迫的法定货币，它们是习惯意义上的偿还。然而，在习惯的范围内，债权人从经济上（虽然不是法律上）接受它们却是强迫性的，因为任何人要想在那个社会做生意或继续自己的生意，就必须接受这些支票；如果他坚持不肯接受，总是要求用法定货币支付，那么在那个支付社会范围内就没有人会跟他进行通常的商业交易。他被迫接受“良好的”银行支票这种习惯上的清偿手段来偿付欠自己的债务，就如同他被迫接受法定货币一样，这种强迫是非常有效的。它不仅是个对他便利的问题，不仅是一种自愿的选择，不仅是一种轮到他作为债务人的时候也可以用同样或相当的银行支票来支付自己的债务的预期，也不仅是用法定货币赎回的预期，而是一个经济强制的问题。竞争的经济制裁，也就是赢利或亏损的结局，或者说是成功或破产，会强迫人们接受银行支票这种习惯的清偿手段。所以，美国的债务偿付十分有九分不是用法定货币完成的，而是由习惯清偿手段完成的。

在历史上，其他的“偿付团体”也是这样的。原来作为习惯清偿手段的支付手段后来可能会变为法定货币，也可能不能变成法定货币。例如——把纳普的德国历史转变为英美的偿付社会——1300年，[114]
在圣艾夫斯（St. Ives）的集市法庭，理查德·梅指控约翰·斯坦格朗德不公平地破坏了一桩契约，用“衰老的马（crockard）和去角的牛”而不是英镑偿还他的一头公牛和猪的债务。在契约签订的当时，一匹衰老的马或一头没有角的牛照惯例估价是一便士，但在交易开始和结束的中间，国王颁布了一个在英国各地禁止用衰老的马和去角的牛进行交易的公告，“所以除非两匹衰老的马或去角的牛作价一便士，否则没有人会接受它们”。因此，集市法庭的陪审团成员决定，占上风的应该是国王的法令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习俗，所以约翰应该为欠理查德的那一便士另外偿付一匹衰老的马，还有“不公平拖延”的损失，这种损失后来变为了为经济学家所熟知的利息的托词。

纳普所作的解释能够适用于这样一个案例，关键在于他的“价值单位”和“有效单位”这两个词的意义。他让它们变成了一回事，而且用了“价值单位”这个词，不去为法律的有效性和经济价值之间的差异去烦恼。他的这些词完全缺乏经济的或物质的意义，纯粹就是具有“有名无实”意义的法律名词。这种“有名无实”的意义就是债务偿付有效性的意义，它是由偿付社会来认可、命名和执行的，不管这个偿付社会是圣艾夫斯集市上的买卖人的社会、联邦储备银行制度的银行和商业客户的社会，还是一个中世纪的国王、现代的立法机构或现代的独裁者统治的社会。当“英镑”或“衰老的马”这些词所代表的物质或经济意义发生改变的时候，交易中的有些人可能会大大地损失其经济价值，而其他人则会大大地赢得同样的经济价值，正如理查德获利而约翰受了损失那样。但这并不是支付手段的法律“本质”，支付手段的法律本质是，如果支付是用习惯上的手段或法定货币进行的，那么偿付社会就解除债务人任何更多偿付的义务。

这似乎是再平常不过的道理，也许人们会不加评论地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像物质经济学家和享乐主义经济学家的所做的那样。当纸币或银行票据、银行存款取代了金属货币，并且由于战争的危急关头，由于黄金从流通中消失，或者由于封存黄金而把这些强加给国家甚至国家共同体的时候，它的意义当然就显现出来了。

就维护支付手段的认可而言，纳普摆在头等重要位置的是强迫偿付欠国家的债务的需要，例如纳税；处于次等重要位置的是可以用法定货币支付的公民之间或国家与公民之间欠债的自愿偿付。第一种我们称之为税金
，作为所有欠政府的强制性债务的代表；第二种我们称之为债务
，作为自愿债务的代表，包括当政府把自己当做是市场上进行买卖活动的一个私人看待时欠政府的债务。税金是强制性的债务，如各种捐、费、定额税和关税，公民欠国家这些税，不是由于买卖交易的原因，而是由于限额交易的原因，国家是按照支付能力的观念或其他的观念制定的。它们可以更准确地称为强制的债务（authoritative debt），因为它们是靠命令强加的，而不是因劝诱引起的。但自愿的债务是严格意义上的债务，原因是它们是按照习俗、习惯法、成文法所立规矩的劝诱而产生的，因此可以更为准确地称为公认的债务（authorized debt）。强制的债务是税金，公认的债务才是债务。[115]

对于一些私人协会如工会、卡特尔、俱乐部、商会，这种区别是一样的。由成员支付给私人协会的会费、费、捐都是机构内部税收性质的强制的债务，而成员之间根据协会的规则所进行的交易则形成公认的债务。两种债务同样都是由“偿付社会”来执行的，同样是强制性偿付的，但一种不经过买卖，另外一种要经过买卖。正如塞利格曼[116]
所揭示的，这种区别彼此相互演变。不过这种区别也是很清楚的，足以作为下文的基础。

纳普提出的问题是，作为引入个人对其他人债务解除手段的原因，哪一个更为重要呢？是税捐，还是公民之间的公认债务？纳普的答案是前者更重要。

他说：“因为国家一旦把一种货币（比如说国家发行的钞票）提升到了币值的地位（可以由国家接受和支付），那么在其法律地位上就不可能要求私人债务人用一种方法履行自己的偿付义务（可解除的债务），而国家作为债务人却用另外一种方法。因此，如果从政治的必要性出发，国家宣布从今以后它要按国家的钞票进行偿付，作为法律的根源，那它就必须相应地让国家的钞票满足其他的偿付……当存在争执的时候，国家作为裁判者必须判定，用国家的钞票进行偿付是必须满足需要的。如果它不这样做，那么作为裁判者，它就是否定自己行动的方向，就会自相矛盾。”[117]

他声称，尽管这一点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历史地看，我们还应该考虑两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这两个因素就是现行的制度和国家的紧迫状态。在一个社会，当信用制度相对于金属货币制度处于支配地位的时候，不管是由于习俗（如上述的商业银行）上还是法律（公债券、国家银行的钞票）上的原因，偿付手段就会更多地受偿付债务的需要而不是受偿付税捐的需要的支配。同时，如果国家的需要或政策受偿付私人债务之外的目的左右的话，那么支配用于私人交易偿付手段的就是这些特殊的公共需要。

因此，偿付税捐的手段和偿付债务的手段这两种用途是共同发挥作用的，但在历史上它们一直是分开的。在一千三百年前，英国的国王曾下令，在偿付所有欠国家的强制性债务和税捐的时候，只接受英镑，以实物抵款除外，但直到国王在私人交易中真正禁止老弱无用的马和去角的牛的时候，圣艾夫斯的偿付社会才在偿付中废除了用老弱无用的马进行交易的习惯。偿付私人债务的手段与偿付税捐的手段是可以分开的。国家规定作为偿付税捐的手段，即便是在“逻辑上”也不一定是作为偿付私人债务的手段。圣艾夫斯的商事法庭一直在延续它自己惯常的支付手段，直到国家真正下令禁止为止。

因此，我们所作的更为重要的区别并非是税捐与债务的区别，也不是谁在决定现行的支付手段上占优势，而是公共目的和私人目的之间的区别，关系到究竟哪种目的在决定税捐或债务的偿付手段方面占上风。是具有私人目的的商业习俗占上风呢，还是具有公共目的的政府政策（不管是立法的政策、行政的政策，还是司法的政策）占上风？这些公共目的不仅仅在于税捐的征收，实际上它们跟减税并不矛盾，因此它们在决定私人支付手段方面的重要性是日益降低的。

圣艾夫斯的进程在美国内战初期得以重演。国会最初发行了它的“即期票据”用于购买战争物资。这些票据可以用做纳税手段，但却不是私人支付中的法定货币。公众在私人债务的偿付中不接受这些票据，原因是在支付关税时它们会高于票面价值，所以就退出了一般的流通。因此，在战时的紧急情况下，接下来采取的措施就是通过发行具有法定货币属性的美国钞票（美钞）强迫流通，这种法定货币的性质就是可以同时偿付公共和私人债务。但是，这些货币没有成为缴付关税的法定货币。进而财政部获得授权重新发行这种纸币，用以支付政府在商品市场上的采购，但却不能用来支付公共债务的利息。

美国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的时候，最初否定了国会赋予这种纸币法定货币属性的权力，但后来它又改变了自己的解释，于是作为法定货币的美钞变成了一种永久性的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支付手段。这一改变的背景，首先在于战时保存联邦的需要，后来在于和平时期国会享有的宣布公共政策的最高权力。因此，在决定私人债务的偿付手段方面，人们承认公共目的要比私人目的更有影响力。

另外，1873年从复本位制改变为金本位制的时候，债务人被剥夺了过去用较便宜的白银偿付的选择权，但建立的一套相当于英德金本位制度的公共目的成功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对外贸易。

1910年，当菲律宾决定建立金汇兑本位制的时候，这个岛国政府禁止了银币的输出。一位商人在联邦法庭对菲律宾政府提出了诉讼，提出的原因是“未经合法程序”就剥夺了他的私人财产，这种剥夺是美国《宪法》以及菲律宾政府的《授权法》所不允许的。那个商人的银币在香港比在马尼拉每一元多八分钱，因此他被剥夺的不是他的银币，而是它们的价值。这种稀缺性被承认为私人财产，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在这个案例中，“合法程序”指的是建立金汇兑本位等价物的公共目的。尽管菲律宾政府的行为可能不那么明智，但它的行为仍然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公共政策问题，因此不是由于没有合法程序，而是由于有了合法程序，这个商人才被剥夺了财产。

这些来自英美历史的例证说明了纳普所主张的一般原则，那就是国家作为最高的“偿付社会”，由于单纯的法令建立了各种偿付手段。但它们同时也说明，一般原则不是来自于税捐偿付的情况，而是来自于各种各样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之下，管理当局认为公共目的要高于私人目的。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由于政府宣告什么该作为法定支付手段的单纯的法令，私人财产——私人财产的稀缺性——从一种人（债权人或债务人、买者或卖者）的手中转移到了另外一种人（债务人或债权人、买者或卖者）的手中。

它们也更加清楚地表明了纳普的“价值单位”这个词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它是一个法定效力的单位，并非是一个经济价值的单位。他说：“带有升水（例如，在美钞那个案例中的金银、菲律宾那个案例中的银币）的附属的货币类型，如果它们的金属片被用做商品，那么就是比它们作为支付手段价值更大的债务偿付能力的单位；‘（在交换中）有价值’是商品的一种特性；有效力是这些权威性的金属片的法律特性。”[118]
法定效力解除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法律控制。如果按照经济术语，把这种效力描述为一种价值单位，这种“价值”是一种新的使用价值——集体行动的“使用”，我们称之为制度。一蒲式耳的小麦或一美元的实物形式的黄金，在工艺和产业方面，都是具有技术特性的物质的使用价值，用它们可以制成面粉和珠宝。[119]
但是，人类制度的使用价值——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有用性——对债权人有用，在于偿付社会解除了他逼迫自己的债务人偿付的负担；对债务人有用，在于偿付完成之后，解除了他进一步支付的义务。这种债务偿付的有用性，实际上是所有“社会使用价值”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有用性之上的。

然而，这里却显现出了每种偿付义务相对的一面，不仅存在偿付的义务，而且在相对的一面，还存在移交商品或服务的义务，我们称之为履约的义务。

这种履约的义务是按照使用价值的单位来衡量的。按照合同移交一蒲式耳小麦的义务，相对的是与偿付小麦款的义务。在这里，法律上的效力单位是蒲式耳，但经济上的价值单位是那一蒲式耳小麦的价格。由于移交若干数量的蒲式耳（蒲式耳衡量的是商品数量），他把自己从更进一步履约的义务中解除出来了。由于移交若干数量的美元，因而他把自己从进一步偿付的义务中解除出来了。

因此纳普的“偿付”社会也是一种履约社会。在“偿付”方面，它计量的是法定或惯例的偿付；在商品或劳动方面，它计量的是法律或惯例意义上的履约。一个是法定货币，或惯例货币；另外一个是法律上的履约，或者是惯例上的履约。一种计量方法解除了买者的偿付义务；另外一种计量方法解除了卖者移交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义务。无论哪种情况，被计量的都是起法定或惯例的履约手段、法定或惯例的偿付手段作用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纳普所谓的“价值单位”的全部意义。它是一种法律的或惯例的单位，是履约或偿付手段的计量方法。作为一种效力单位，它只是一种重量和测量的单位，是从被称重和测量的东西中抽象出来的。因此他所谓的价值单位的“名义”和“法令”，其实只是一种效力的单位。一“蒲式耳”也是“名义上的”、“权威性的”，因为在履约社会，我们用这个单位来计量需要执行的履约义务的履约量。在执行履约义务时，社会执行的是法定的履约单位，这种单位跟其他的计量单位是一样的。美元也是“名义上的”，偿付社会把它作为执行偿付义务时需要偿付的量的一种计量单位，不管这种偿付量是由金、银、纸币还是由银行信用构成的，它们都是偿付的手段。

这是能够赋予纳普所谓的“价值单位”的唯一意义。由于是“价值单位”，所以它只是一种计量单位。它纯粹是法定或惯例的重量和计量体系，自被测量的东西抽象而出，为法庭所采用，目的是把数字语言应用于任何类型的偿付或履约。在执行偿付或履约的时候，它是计量单位，从而解除了诉讼当事人偿付或履约的义务。实际上，计量单位是从历史而不是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定义的，因为它们是从习俗或法律发展而来的历史的制度，旨在使司法管理更为准确。所有的计量单位都是“名义上的”，正如语言是名义上的一样。但它们具有真实性，它们的真实性就是集体行动，因为它们给行为准则赋予了准确性，从而决定了个人或法人偿付或履约的多少。

这就把这些效力单位的经济意义展现给了我们：它们的制度意义在于义务的计量、执行和解除；它们是法庭所采用的单位，因此也是发生法律纠纷的一切私人交易中所使用的单位，在符合当时公共政策的前提下，可以由个人履约和偿付的相互义务决定所有的内容，法庭都是用它们来计量、执行、解除的；它们的经济意义在于在每项交易谈判的时候履约手段和偿付手段预期的相对稀缺性。

这变成了具有使用价值、稀缺价值和未来贴现价值这三个可计量维度的价值的交易意义。第一个维度是按照标准的物质单位来计量的，譬如蒲式耳，或是金元的物质重量。第二个维度是按照标准的稀缺单位美元来计量的。第三个维度是按照时间单位年来计量的。第一个维度的单位体系量度的是法律上的履约手段；第二个维度单位体系量度的是法律上的支付手段；第三个维度单位体系量度的是等待和冒险的服务。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纳普所谓的“券”的双重意义：一种是要求商品使用价值的委托券；另一种是要求商品价值的债务券。他说，“券”是一种“符号”，其意义必须求之于法律文本。习惯法演进成了法律工具，或者说是演进成了“券”，这与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种意义是相对应的。[120]

如果向一个人提出对商品的要求权只与其使用价值有关，但与其稀缺价值或贴现价值的变化无关，那么这种要求权就是一种由《委托法》所创造的“券”，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商品券”。移交商品是受托人（以栈单、提单、保管库存单、黄金或白银凭证为证）的义务，当然，移交时要保证其使用价值完好无损，但这种移交与其价格变化或任何预期的时间间隔的改变无关。但用一种商品券或合法要求权去交换另外一种合法要求权的提议，却是与其稀缺性和贴现价值相关的买卖问题，在法学和经济学上，这就是它的价值。原始银行义务中的金银凭证（商品券或委托）是由金匠发行的，当他们发行的这些凭证超出了手里的金银之后，法律便会迫使它们变成银行的债务而不是委托，它们也就不再是商品券了，而是变成了价值券。作为一种价值券，它们具有使用价值、稀缺价值、贴现价值这三方面意义的符号；[121]
但作为一种商品券，它们只是商品使用价值的符号。

使用价值和合法控制权的稀缺和贴现价值之间的这种区别，不仅古怪、带有比喻性质，而且还成了历史上从约翰·劳（Hohn Law）、蒲鲁东到凯洛格（Kellogg）的美钞主义的所有关于纸币的谬误和灾难的根源。他们的谬误就在于，未能把作为使用价值委托或符号的纸币跟作为稀缺价值和贴现价值符号的纸币区分开来，因此他们要求有足够的纸币去“代表”所有的商品，却未能提供针对物价膨胀的防范措施。作为委托的券的意义要求的是商品，而作为债务的券的意义要求的则是商品的价值，他们将两者混淆了。

在“市场活动”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混淆。它可以指市场活动的机制，也可以指市场上的买卖活动。在市场活动的机制中，“券”跟栈单一样，要求实际交割货物。但在市场的买卖活动中，“券”和商业债务或银行存款一样，要求偿还货物的价值。如果委托是可以转让的，那么它要求的是商品；如果债务是可转让的，那么它要求的是商品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纳普的支付手段也就变成了购买手段。如果我从另外一个人手中接过了一件商品，我就变成了商品的所有者，而不是小偷、强盗或拦路贼，法律会假定我已经同意按目前法定货币计算的当时的市价付钱，或者是付给以前的所有者肯接受的等价物，后者现在被假定为卖者，而不是被害者。

所以说，在法律上，所谓的商品或服务的“购买”，是所谓的购买者因为获得商品或服务而招致的一种债务，信用销售与现金销售唯一的区别在于商品实际交割的时点与债务解除时点之间的那段时间的差别。在“现金”购买中，债务偿付发生的时间间隔不值得计量，但就一般的债务意义而言，在债务的偿付中，商品的交割与债务的偿付之间是存在一个时间间隔的。卖和买跟贷和借同样是信用和债务，如同麦克劳德所指出的，它们在法律上也是一种可转让工具的买卖。但在销售中，债务的偿付不存在可计量的时间间隔，而在信用中，债务的偿付是在一段可计量的时间间隔之后进行的。时间上的差异可以区分为债务的现金偿付、短期偿付和长期偿付。

因此纳普跟麦克劳德一样，认为一切商品所有权的转移都是债务的创造，他们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对“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不作区分也是正确的。一旦“偿付社会”取代了物物交换，那么在实践、惯例或法律上就没有了任何区别，如同物质经济学家实际上所假设的那样，东西实际上不再仅仅是与所有权无关的交换，而是东西的所有权以偿付社会所建立的并实行的债务偿付手段为报酬的转移。

必须要注意的是，纳普处理他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区别。立法是国家保证要做的事情，而行政则是它的作为。关于1866年奥地利国家的纸币（显然也适用于1862年美国的美钞），他提出了“站在法律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些货币”的问题。

“……在表面上法律也许承认它们是债务，但实际上，如果债务不打算偿还的话，它们就不是债务。就严格意义上的纸质货币而言，国家不提供其他任何的支付手段，因此，即便明确申明了，它也不是一种承认的国家负债。这种申明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良好意愿，实际上国家并不会把它转化为其他的支付手段。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如果可能的话国家会做什么，而是国家做了什么。因此，认为用不能兑换的纸质货币进行偿付就不是真实的偿付，这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尽管不是物质的偿付，但它却是真实的偿付……如果把国家机关在进行偿付的时候所接受的货币作为我们的验证，那就非常接近事实了……在这个基础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发行，而是我们所称的承认。”[122]

正如上面所解释过的，我们在这上面增添了私人和国家官员同样的强制性的承认。

正是立法和行政的这种区别，才导致了纳普将支付手段划分为“起源性的”和“功能性的”。起源性的一类给出了它们由来的原因，而且是两个部分：重量性的，即按重量支付；公告性的，即按法令支付。这种区分引出了他的“名义”的观念，因为美元、法郎和马克用在称重和公告中是同一个词。[123]

但功能性的一类则是行政性的，而且由此导致了“本位”和“辅助”的区别。本位货币是本身就有效的货币，在行政和法庭上都用它作为支付手段。它可以是硬币或纸币，它的本质属性是用于偿付债务和税捐的现行法定货币。辅助货币是与完全的法定货币（本位货币）的关系中有效的货币，也可以是金属货币或纸币。本位货币（法定货币）不会作为商品发挥作用，也绝对不能买卖。不管是支出还是收入，它只是行政和法庭偿付的“最后手段”。但是辅币是一种商品，因为它最终可以用法定货币购买。[124]

这样纳普就比普遍的货币概念更深了一步，进入了更为根本的社会学的概念。他用可转让的制度替代了具体的商品。他说，普通人天生是“硬币论者”。例如，银行家说自己收进并增加了“货币”供给，因此银根“松”了，其实他收进的是他欠储户的债务量的增加。这些债务是支付手段，“松”的不是货币，而是过期的债务。“华尔街”号称是“货币市场”的中心，其实它是债务市场的中心。经济学家说的“货币的数量”或“货币数量论”，其实不是货币的数量，而是债务的数量，这一数量的债务在某个地方总有相等数量的信用存在。货币的数量就是债务的数量，而债务的数量则是信用的数量。“真正物”，那个“本体”，不是货币，而是债务交易当前和预期的重复；而所谓的货币的“量”，就是债务的“量”。货币的量不是物的量，而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交易的重复。货币的制度本体是偿付和履约社会实行的义务和债务、自由和债务的解除；它的物质本体是商品；它的经济本体是稀缺性、有用性和贴现性。

纳普专门避开了这一经济本体和关于他的法律问题的一切“经济反映”。我们将从霍特里那里看到关于经济价值的这些反映，这些反映是适合于纳普法定效力学说的。

三、债务的创造

麦克劳德和纳普都没有把债务与商品联系起来，纳普是因为他有意识地要避开一切“经济的反映”，而麦克劳德则是因为他误把债务当成了商品。1919年，霍特里不但把债务跟商品区分开来了，而且还在单个的交易中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

霍特里说，人类所创造的人为的东西，如货币、茶匙、雨伞，都是以它们所提供的用途和目的来定义的，不像地震和毛茛[125]
这类自然活动和对象，目的不会进入其定义当中。[126]
商品经济学家的学说使得货币的主要用途变成了价值贮藏、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和延期支付的标准。但霍特里跟麦克劳德和纳普一样，认为货币的主要用途是解除债务，这种债务是由不平等的交易引起的；它的次要用途是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所以它的“价值贮藏”不过是其他人所欠债务的市场价值。

商品经济学家对货币四种功能的描述，是建立在一种假定的、源于物物交换的货币的历史发展之上的。但霍特里把他所谓的货币的“逻辑”起源与“历史”起源进行了区分。逻辑起源是指作为一种“计算货币”所发挥的在交易者之间进行结算的作用，没有物质的存在它也可以记在脑子里或账簿上。

而且，债务和偿付保证是存在区别的。债务“基本上是一种不付出货币而付出财富的义务”，它是从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通过这个过程“从所提供的服务中，创造出产品所属的人对提供服务的人的债务”，“从法律上说，货币的使用使得债务人结束了那笔交易”，或者如纳普所言，把债务人从他的债务义务中解除了出来。但从经济上说，要等债务人进入市场并从中获得“他已经接受的购买力所代表的那些财富”时，债务本身才能得以清偿。一次债务就是欠另外一个人的“财富”，而货币是通过偿付来提供财富的手段的。

这就是“计算上的货币”的由来。“如果他不接受债务人的货币，而是把自己在债务上的权利转让给其他人，以换取适当数量的财富，那他就选择了一条达到同一目的的捷径”。这种转让意味着他用其他类型的人欠他的债务为手段，购买了一种类型的人的商品。不过他并不能总是这样做，除非跟他打交道的所有人也把欠他们的债务转让给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就是银行家。他们在交换中接受从银行家那里接受的银行信用也不过是一种债务，这种债务“与其他债务的差别仅在于银行家准许把它转移给另外一个债权人所形成的便利”。他们求助于银行家，并不是为了“货币”，而是因为“计算上的货币”，因为银行家是中间人，他要为社会保留负债账目，并以自己的债务为手段，抵消彼此之间的债务并清偿收支差额。这就是纳普的偿付社会。

因此我们的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并不是亚当·斯密生产并获得财富的个人自由的假定，而是霍特里生产并交割财富的义务的假定。尽管霍特里并不认为有必要贯彻其出发点的逻辑和历史含义，但他的学说与古典和享乐主义经济学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要努力表明我们所认为的差异。

对于亚当·斯密来说，个人的自由不仅是“天赋的”（他的意思是说这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从历史的观点上来说也是虚构的个人原始状态。但对于霍特里来说，合乎逻辑的情况与历史的状态是有区别的。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衍生出来的根本的逻辑状态，就是将财富交付给生产者的义务，因为这些生产者向他提供了生产和移交财富的服务。这种交付财富的义务就是负债，经济上的债务就相当于法律上的债务。斯密认为，财富是自由地生产出来供其他人使用的商品，而这些人则预期会自由地生产其他商品用于交换。霍特里则认为，财富是必须生产出来供其他人使用的商品，因为这些人已经提供了服务但却没有获得报酬。一个是个人的自由，另外一个则是社会的义务。有一种情况是不存在生产财富的义务的，这种状态就是个人的自由与承担风险；另外一种情况是存在生产财富的义务，这种状态就是债务制度。斯密认为，信用理论与生产理论是完全分离的，因为生产只创造出了一种交换价值，所以信用必须以一种不同的理论为出发点。但霍特里则认为，生产理论同时就是生产和信用的理论，因为在获得产品的一方生产创造的是债务，而代表交付产品的一方则是相等的信用。

尽管霍特里没有着手进行历史的研究，以发现他对“根本”内容的“逻辑”分析从历史的观点来说是否也具有根本性（但斯密却假定只要他认为符合逻辑的内容就是符合历史的），然而历史的研究（而不是想象的历史）证明，霍特里逻辑的基础——债务，从历史的观点看，也是经济史的根本出发点，这种经济史不是想象出来的。原始社会往往有一种“赠与”制度，这是他们创造债务的一种方法，他们甚至因建立了计算上的货币而闻名。只需纳普关于不可解除的债务与可解除的债务的区别，同时考虑到约定、流通性、法定货币这些值得注意的法学上的发明，就会产生出一种经济理论，它不但将生产与信用统一了起来，而且将历史与逻辑统一了起来。

要得出这个结论，只需注意一下霍特里在逻辑上把他关于计算上的货币、交换媒介、价值标准等主要概念联系起来的方式，然后再看看这个逻辑跟历史过程的联系方式就行了。他的货币的逻辑起源是从假设出发的，即假设了一个“完全的有组织且文明的社会，这个社会具备了商业和工业一切的现代发展”，然后再分析“不使用货币这个社会可能会存在到什么程度”。他是从社会的一个横截面出发的，他发现，如果没有作为一种起货币作用的商品，这个社会就会采用一种“计算上的货币”。非常有趣的是，现代人类学家确实发现，原始社会的确把这种计算上的货币[127]
用于成员之间的交易，但这些成员与其他社会进行“对外”贸易的时候使用的是一种商品货币。换句话说，为了内部的贸易，他们创造出了纳普偿付社会和霍特里计算上的货币的一种等价物，所以霍特里从现代信用社会抽象出来的假定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从历史角度发现的原始社会的写照。霍特里是这样描述这种计算上的货币的：

“商品被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即便是不存在交换的媒介，也不见得彼此之间就必须直接进行物物交换。如果一个人把一吨煤卖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么就会造成一笔买家对卖家的债务。但买家本身会成为别人的一个卖家，而卖家本身也是一个买家。市场上的买卖人可以聚在一起，以抵消他们的债务和债权。不过出于这个目的，代表各种商品买卖的债权债务，必须被简化为某种共同的标准。事实上，债务的计量单位是不可或缺的。在一种商品用做货币的地方，它自然就会提供债务的计量单位。在没有货币的地方，这种单位就一定是某种完全传统和专断的东西。这就是技术上所谓的‘计算上的货币’。甚至在使用货币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债务的计算单位与流通中的货币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一致。在那种情况下，货币与计算上的货币的区别立即就变成了一个实际的问题。标准金属货币的价值将会用做……计算上的货币，这就需要有不同数量的标准金属货币来偿付一笔固定的债务。这就是我们所假定的事情的一种接近状态。”[128]

在一个既没有商品也没有法定货币作为货币的社会，这种机制要持续作为一种统一的日常债务计量标准，那么，这种计算上的货币所稳定下来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必须有一种机制替代商品，它不是由习俗就是由银行来稳定的。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原始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的计算上的货币可以由习俗加以稳定，而在部落之间的贸易中采用的则是商品货币，而且是留给谈判的力量来决定的。

但是，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商品货币和法定货币，稳定计算货币单位的责任就落在了银行家身上。霍特里说，他所描述的这种机制并不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在1797年到1812年的这十五年间，“英国普遍的支付手段是英格兰银行的钞票，那不是法定货币，只不过是银行应付的债务的证明，但那是一种不用或其他媒介偿付的一种债务”。[129]
这期间英格兰银行的机制就是这样的机制。它仅仅是一种银行的纸币，在经济上和银行存款没有区别，但在那个时期，在支付商业债务的时候，人们既不用货币也不用偿付货币的约定，而是用英格兰银行所管理的计算上的货币。由此可见，霍特里“计算的货币”是不能兑换的纸币，而这种计算上的货币的单位是“英镑纸币”。[130]
所以英国在1931年、美国在1933年停止用硬币支付以后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这种没有货币或法定货币的机制等同于纳普的偿付社会。霍特里说：

“通过银行转账或交付诸如钞票等代表银行义务的证明，就可以对整个社会的债务进行清算。只要银行保有偿付能力，它们的义务就提供了一种完全适当的债务解除手段，因为（如同麦克劳德所言）一笔债务可以跟另外一笔债务正好抵消，就像货币偿付消灭了这笔债务一样。当然还可以这么说，如果银行家本人被告到法庭的时候，不存在法定货币可以命令他去支付。但如果他有偿付能力，他就可以从另外一个银行家那里获得信用。对一个私人贸易商偿付能力的自然的考验，就是看他有没有能力获得足够的银行信用偿付其负债；而对一个银行家偿付能力的考验，则是看他能不能很好地把自己的义务转化为其他银行家的义务。”[131]

但问题立刻就产生了，如果我们假定了一个没有货币的社会，既没有黄金也没有法定货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偿付银行的银行信用起到了跟货币同样的作用，这样一来，我们用另外一种名义引入货币，会不会跟我们的假定相矛盾呢？不会，因为我们已经引入了某种在法律和经济上都有别于货币的东西。

霍特里说：“……把银行的信用当成货币，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看法。但这不过是因为就日常的实际用途而言，银行信用跟货币的区别无足轻重……银行信用仅仅是一种债务，与其他债务的唯一区别在于，银行家允诺了种种便利，可以把这笔债务转移给另外的债权人。没有人会把贸易债务想象成货币，即便贸易货币有可能是跟银行信用同样优良的资产。”[132]

因此我们回到了霍特里关于没有商品货币也没有法定货币的社会的最初假定（这个社会只有一种自愿采用的计算货币），同时也回到了他最初的问题，那就是银行这种机制在没有商品货币或法定货币的情况下，能否把作为债务计量和偿付的计算货币的单位稳定下来。

结果发现，债务与价格是等量的，或者干脆说，价格的作用就是“决定债务的大小”。因此，计量债务的单位与计量价格的单位是同一的，后者决定债务的大小。这是因为，霍特里不是从商品的观点看待价格的，他不认为价格是一种商品在交换中取得的其他商品的数量（这些商品之一是商品货币）；他是从交易的观点把价格视为一种法律所认可的义务，这种义务是由交易的各方引起的。它是习惯法口头约定原则的自然发展，这种口头约定是源自于十六世纪的现代契约原则的一个要素。“……任何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提出报价的时候，就构成了一种出价（offer），接受这个出价，则引起了商品购买者对卖主的一种债务。价格的功能就是决定债务的大小”。[133]

因此，霍特里假设的社会既没有商品货币也没有法定货币，只有用于结算债务余额的计算上的货币，这不仅是说明信用与货币之间差别的一种逻辑上的设计，也是历史情形的“逻辑”，这种历史的情形使得法庭想获得有别于法律安全的经济安全，在理解和执行契约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某种内涵比计算上的货币更丰富的东西。以下是霍特里从逻辑的角度对这种必要性的阐释，但他并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这种必要性。

既然债务的计量单位就是价格的计量单位，那么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价值的计量单位”。所有商品的相对价值（按照价值的经济意义而言）是以它们的相对价格来衡量的，而每种商品的价格则是相对于这种单位来衡量其价值的。

在这里，价值这个词是按照交换价值的经济意义来使用的。一种商品的价格就是它与货币交换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是一个单位的这种商品在市场上所交换到的这种计算上的货币的量。

“只要价值的意思是指交换价值，任何东西，不管是商品还是计算上的货币单位，其价值必定会表现为一种比例，即一种用其他东西来衡量的价值。正如每种商品都有一种以这种单位来衡量的价值，这种计算上的单位也有一种以每种商品来衡量的价值，它可能相当于一条裤子，或者是一吨煤。”[134]

这样一来，换算成习惯的货币单位，一条裤子或一吨煤的“价格”，也就是这条裤子或这吨煤的“价值”。

这里我们会注意到价值具有双重意义：一种意义是单位价值，也就是价格；另外一种意义是按照这种价格计算的一定数量的商品的价值。我们已经把这些意义区分为了价格，同时还区分为了数量和价值。从这两种意义里还会区分出价值的第三种意义，也就是商品价格的平均水平。第三种意义产生于“价值单位的首要条件是稳定性”这个事实。因此，价值的第三种意义是所有价格的平均数，霍特里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说这种单位的价值一定不变，这的确很好，但并不存在对这种单位价值的单一解释。它在煤上的价值也许是稳定的，但在裤子的价值上却可能有起有落。”但是，作为商品的黄金和假定的计算单位也有同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够指出以这种单位计算的所有商品的价格有一起上涨的趋势意味着这个单位的价值在下降，那么所有价格的下降就意味着这种单位的价值在上升，这就够了”。[135]
也就是说，如果所有价格的平均数上升，那就是货币单位的价值在下降；相反，如果价格的平均数在下降，那则是货币单位的价值在上升。不但是货币单位，就是没有货币时的计算单位，也都是如此。

那么如果没有货币，而只有一种支付债务差额的计算单位，“即使不受与某种特定商品等值的限制，而日复一日地连续使用这种单位，这样一个单纯的事实本身，会不会足以防止它按商品计算的价值过度起伏？”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信用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当银行家贷出的时候，我们说他提供或创造了信用，或者说是‘一种债权’。这是对双重交易的一种不精确的描述方式”。真实的情况“其实是创造了两种债权或债务”：一种是银行家的债务，或者说是即期支付的“银行信用”，这是客户的财产，作为一笔“存款”归他所有，他可以用命令的形式让银行家把它支付给另外一个人，用以偿付这个客户因为购买商品而欠第三方的债务；另外一种债务则是顾客欠银行家的债务，“因为在到期之前的这段时期内它会产生利息或贴现，给银行家提供利润”。[136]

通过创造应该支付给银行家的顾客自己的债务，顾客会从银行家那里购买多少这种欠顾客的银行债务呢？如果他是商品的购买者，那么他首先会受“当时普遍的市场价格”的支配；如果他是制造商，则会受他必须支付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普遍价格的支配。通过创造自己的债务，他会尽可能地购买银行债务，数量则是支付前期的生产者所需要的数量，这些生产者生产货品的时间和他在市场上从一个他的商品的购买者那里收到货款的时间——中间的这段时间——就是他需要支付生产者的时期。但这个购买者和所有后来批发和零售形式的商品购买者，也必须通过创造他们自己的债务来购买银行家的债务，目的是为了完成这些支付，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最终的消费者付了钱。

但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最终的消费者一直是在这些相同的信用之外获得自己的购买力的，这些信用是银行的客户们从银行借到的。他们的购买力的供给受这些银行信用数量的控制。实际上，在银行为商人和制造商安排同样的信用以前，信用已经在他们的产品销售之前支付给他们了。尽管最终的消费者，譬如工薪阶层，并不从银行借款，但他们的雇主替他们做了借贷，这样才能在他们作为最终消费者支付最终产品之前，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里给他们支付工资。

因此，按普遍的市场价格衡量，给消费者购买力提供资金所需要的就是银行每天不断地创造足够的新的信用，以代替银行的客户每天不断地偿还给银行的旧的信用，他们用来偿还银行的，就是银行每天都在创造的这些新的信用。它是循环运行的，这是一个无尽的循环，通过创造自己的银行存款债务，银行从其客户那里购买商业债务，这样就可以让同样的客户在后来解除这些商业债务，解除这些商业债务是靠创造等量的新的银行债务来支付客户的商业债务来完成的。这样，通过在货币市场上创造和解除债务，这个持续的循环就可以在商品市场上支付各种商品的价格。

如果没有所有价格一起涨落的一种趋势，日复一日地都这样运行，那么这个连续的规律就足以维持计算上的货币单位稳定的价值。“信用机构的日常活动……依靠不多不少的新的借款，就足以替代以前已经支付的旧借款……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自然就会得到这部机器其他每个部分的稳定性”。[137]

但我们开始所讲的计算单位价值的稳定性又是怎么回事呢？

假定这种日常的运转被中断，“如果我们要证明货币单位是一种稳定的价值标准，那就必须证明如果受到任何干扰因素的干扰，这个单位就趋向于恢复到它先前的价值，或者说至少会达到一种新的、相对稳定的价值，与过去的价值相去不远”。[138]

在这一点上，首先要考虑的是由新借款缩减引起的干扰，然后再考虑新借款扩张所引起的干扰。

如果商人减少对制造商的订货，或者是减少自己的负债而不是用他们的信用去购买商品和劳动，那么就都有可能引起借款的缩减。在后一种情况下，消费者将减少商品的购买。而两种情况导致的“新创造的信用的减少都意味着制造商订单的减少”。[139]
这种情况会在各种循环中蔓延，结果是“最初的信用限制本身会趋向于重复和加强”。

但很快有一种纠正的倾向就会开始发挥作用。

“信用的限制意味着对银行家业务的一种限制。银行家不会心甘情愿地坐视自己利润的缩减，他们会试图诱使消费者贷款。实际上，他们会减少利息费用。”[140]

但降低利率不仅仅是银行家的意愿，这也是经济的强制作用。

“信用的缩减引发商品需求的萎缩，而需求的这种萎缩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下降。商人们会发现，自己持有的存货损失了价值，这种价值的损失会减少利润，但他们要用利润来支付支撑存货的贷款的利息。因此，他们自己的商品的价格下降降低了借贷的吸引力，也降低了借贷者愿意支付的利率，甚至银行家在诱使自己的客户按缩减了的规模（这种缩减的规模对于他们的商品周转是合理的）借贷之前，就必须相应地减少利息的费用；如果这些客户被诱使增加自己的借贷，那么利率甚至要比这样的低水平还要低才行。”[141]

可是，如果这些措施都没有起到鼓励借贷的作用，那么商品的价格会下跌到什么程度呢？信用业务不会缩减到一无所有，因为大失所望的商人会被迫接受任何条件的借贷，目的“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企业苟延残喘”。因此，旧的一套程序便会再度上演，不过是在一个更低的价格水平上，也就是说，在一个更高的单位价值上，而且不存在任何“自动恢复到其先前价值的趋向”。通过缩减新借款的新的干扰，它有可能持续下降到更低的水平。

但假定出现的是相反的干扰——某种导致信用扩张的干扰，那么

“……这种变动在范围上甚至更加没有限制。自利不但促使进取的商人们总是多借，而且也促使大胆的银行家们总是多贷，因为对于这两者而言，信用业务的增加都意味着生意的增加……价格的普遍上涨涉及借款行为的同比例增加，目的是为了给特定的商品生产提供资金，但不包括生产增加所必须增加的资金……这个过程到什么地步为止呢？在信用缩减的情况下，银行家的自利和商人的困境会联合起来恢复信用的创造，尽管不会达到先前的水平；但在信用扩张的时候，不存在任何这种发挥作用的矫正势力。信用的无限扩张或膨胀似乎同样符合商人和银行家的眼前利益。”[142]

首先，计算货币的价值标准完全丧失了。这是货币本身的安身立命之处。货币首先是被银行家们和他们的客户们作为了一种法律上的解除债务的手段，这是它的主要用途。“银行家的义务是必须偿付货币”，因为它本身并不是解除债务的合法手段。

其次，作为一种交换的媒介，“因为购买创造债务，而货币提供了偿付债务的手段。当偿付以现款进行的时候，不过是意味着债务的立刻解除”。因此，“交换的媒介”，从法律上和经济上来说，是债务的创造和解除。如果媒介是银行信用，那它就是靠自愿接受来解除的；如果媒介是货币，那它就是靠强制接受来解除的。

再次，作为价值标准，“一笔立即到期的债务的价值，必然等于能够用来合法偿付的手段的价值，因为稳定信用的问题与稳定货币价值的问题是一回事”。[143]

因此，霍特里完善了法律问题的经济学，这一经济学不但始自麦克劳德和纳普，而且也始自马克思和蒲鲁东，它开启了财产
和价格
的意义。对于马克思和蒲鲁东来说，财产的意义就是古典学派和享乐主义学派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意义。也就是说，个人绝对占有一种物质的东西以供自己使用，任何人不得过问。麦克劳德加上了“无形体财产”的法律意义，就是一个人欠另外一个人的债务，但他把这种债务作为一种商品来对待，因为依靠法律上发明的流通性，它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因此，由于英国习惯法中一个纯粹的技术偶然性的误导，他把这种债务当成了一种重复的商品作为物质商品的补充，而物质商品的担保或销售创造了这种债务，他没有看到，商品市场和债务市场不过是同一市场的两面。

随后，纳普凭着他的偿付社会的概念提出了债务市场而不是商品市场的原理。最后，霍特里通过在商品市场和债务市场上追溯现代商业交易的每一个步骤，用他所讲的价格
的双重性把两者结合在了一起：商品市场上的一个价格决定着货币市场上一笔债务的大小。在法律方面，麦克劳德只引入了法律上的流通性方法，适应的是债务所有权的转移；霍特里则增加了早期法律上的约定学说，适应的是债务本身的创造。这种学说经过现代的发展，差不多已经演变成了所有市场上的一切交易的基础。实质上，这一学说假定在商品市场上，一个价格纯粹的报价和接受会创造一笔债务，这种债务在货币市场上的流通性吸引了麦克劳德，而它可以在银行办公室里通过进入账目的方式来解除则吸引了纳普。

因此，变成了一门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的是债务而不是商品。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功能关系中，这门科学会把财富的生产、财富和货币的相对稀缺性、关于财产的各种法律结合起来。既然霍特里的银行家的债务或者所谓的用做货币的“存款通货”，是银行家账目上贷方和借方的往来账户，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赋予它作用的行为来给它命名，并称之为借方货币
。所以有三种货币：金属货币、纸币和借方货币。

1919年，霍特里研究了生产者的短期债务和银行家的过期债务，这就把货币的概念变成了“账户借方”的概念。因为历史变迁本身的缘故，我们回顾了休谟和杜尔哥这两个金属货币时期的经济学家，然后才进入对卡塞尔、维克塞尔、米塞斯（Mises）、哈耶克（Hyak）、凯恩斯和费希尔的研究，这些都是借方货币和中央银行计算货币时期的经济学家。

四、债务的稀缺性

（一）金属货币的稀缺性

劳动经济学是由洛克、斯密、李嘉图、马克思、蒲鲁东发展起来的，归结为效率
和稀缺
概念的心理经济学则是由边沁、门格尔、庞巴维克发展起来的，而与两者相并列的货币经济学却是由休谟、杜尔哥、麦克劳德、西奇威克、杰文斯、卡塞尔、维克塞尔、纳普、霍特里和费希尔发展起来的，最后归结为了债务
的未来性概念。

大卫·休谟在1752年批判重商主义时引入了三个观念，这三个观念起到了将后来的经济学派分化为商品论者和货币论者的作用。第一个是变化
与稳定性
之间的区别；第二个是稀缺性
与习俗
之间的区别；第三个则是货币利息与资本利息的等值关系。

货币供给变化与货币供给稳定性是与商品和劳动相关的，休谟对此所作的区别导致后来缺乏数学方法去研究变化相对性的物质经济学家，以劳动代替货币作为永久不变的价值尺度，因而混淆了效率与稀缺性的概念。后来，当约翰·穆勒以金属货币悄然代替劳动作为价值尺度的时候，货币已经从金属货币变为了借方货币，但他认为那是某种心理的东西，与他的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没有关系，休谟则只研究金属货币。

他说：“……无论在哪个国家，只要货币开始流入并比过去更充足，那么一切都会呈现出新的面貌：劳动和产业赢得了生机，商人变得更为进取，制造商更为勤奋、熟练，甚至农民耕地时都会更加敏捷和专心……虽然金银的增加必然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但这种情况并不会随着金银的增加而立即出现，货币流遍全国并且影响到各个阶层的人员是需要时日的。起初感觉不到什么波动，价格会逐渐上涨，首先是一种商品，然后是另外一种商品，直到最后所有的商品价格与这个国家的货币数量达成一个恰当的比例。我认为，只有在获得货币和价格上涨的这个时间段中金银数量的增加才有利于产业。”另外一方面，休谟说：“当金银减少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对产业是有害的，就如同这些金属增加时对产业有利一样。虽然在市场上买东西的价格没有变，但工人没有从制造商和商人那里获得同样的就业机会。农民虽然必须给地主缴纳同样多的地租，但他却无法卖出自己的谷物和牛羊。紧接着发生的必然是贫困、乞讨和懈怠，这是不难预料的。”[144]

货币稀缺性的这些变化将自己的作用完全施加在了商品价格和劳动价格上。决定所节省的商品数量和因此而形成的利率的是人们的“风俗习惯”。“在一个除了拥有土地的利益就别无其他的国家，由于不存在什么节俭，因而借贷者一定会多如牛毛，利率也一定会紧随着这种情况在而发展”。他把这种情况和一个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进行了对比。

“一切勤劳的职业必然导致节俭，使得对收获的热爱胜过对享乐的热爱，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获得大量的放贷者……拥有大量的贵金属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需要的是这个国家的财产或对这些贵金属数量的支配权，无论大小都集中在特定人的手中，以便形成相当大的数量或者是组成一个大的有钱的利益集团。这就会产生大量的放贷者，压低高利贷的利息；这……不取决于金属货币的数量，而是取决于特定的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惯会让金属货币分散收藏或是积聚成为巨大的价值……那些坚称充足的货币是低利率的原因的人，似乎把一种附带的作用当成了原因，因为压低利息的产业一般都会需要大量的贵金属。花色繁多的制造品，加上眼睛睁得大大的进取的商人，很快就会把钱吸引到一个国家，无论钱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尽管充足的货币和低利息都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于商业和产业的结果，但它们之间是完全独立的。”货币量的大小“对利息没有任何影响，但劳动和商品存量的大小却必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当我们由于利息而取得货币时，我们实际上是借入了这些货币”。[145]

这导致了休谟的第三种观念，也就是货币与节省下来的实物以及作为所节省物品的利息的实物是相等的。

“如果你借给我这么多的劳动和商品，那么通过收取百分之五的利息，你总是可以得到相应的劳动和商品，不管是用金币或银币来代表，还是用一镑或一盎司来代表。”[146]

换句话说，如果为起资本作用的商品和劳动支付较高或较低的价格，那么就会给作为资本利息起作用的商品和劳动支付同样较高或较低的价格。因此，尽管货币稀缺性或丰裕性的变化会引起商品和劳动价格的变化，但它不会引起利率的变化。这是由生活标准的变化引起的。休谟的分析目的在于揭露重商主义者的错误，解除他们对国际贸易逆差的忧惧。当商品的进口量超过出口量时，根本不需要担心一个国家会丧失它在世界保有的金银中所占的份额，人们会矫正因金属货币的输入或输出而分别引起的国内价格的涨跌，直到所有“临近国家保有与各自的产业和工艺基本相称的货币”。如果英国的货币数量由于输出货币去偿付商品进口而减少，那么劳动和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其他国家就会“拿回我们失去的货币”，并因此而把英国的价格提高到国际水平。而物价不会永久涨过国际水平，因为“没有哪个邻国能买得起我们的东西；但另外一方面，它们的商品相对而言变得非常便宜，所以不管制定多少法律，便宜的商品都会跑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的货币则会流出去”。[147]

虽然休谟的观点只限于它对重商主义为贵金属发生的国际之争的影响，但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他的三个新观念都起到了将后续的经济思想划分为商品论者和货币论者的作用。在商品方面，如果货币只是资本和真实利息的一面变化多端的镜子的话，那么货币就是有名无实的，应该完全丢在一边，人们的注意力应该只放在物质本性以及劳动和商品上。这个学派从魁奈、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那里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的管理经济学家中。

但在货币方面，如果货币数量的变化具有刺激产业或使产业萧条的作用，那么货币就不是有名无实的东西，而是决定生产、积累、营销和消费的所有交易中的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货币论者的这个学派也许是追随了杜尔哥对魁奈的修正，直到黄金由中央银行集中进而金属货币绝迹为止。这些学说中显著的转变是从休谟的金属货币转为麦克劳德的可转让的债务，以及由偶然变动的观念转变为不断变动的观念。

（二）资本和资本品

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这位聪明绝顶的重农主义者，他与法国革命的关系就如同约翰·洛克与英国革命的关系。他是伏尔泰、休谟和魁奈的朋友与追随者，亚当·斯密在旅居法国期间曾拜访过他，他是法国一个贫困省份的行政长官和改革者，当过财政大臣，但由于把公共支出转嫁到了地主贵族的头上而遭到解职，十五年后的大革命重新实行了他的改革措施，这场大革命把那些本来他有可能挽救的人送上了断头台。

杜尔哥是他自己的学说的实践者。在大革命之前的二十五年，他还是一个省区的财政主管的时候，就已经在著述中为自己的改革和现代货币学说阐明了理论基础，[148]
而现代货币学说则继承自古典经济学家和享乐主义的商品经济学家。在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企业法人之前的时期，当时货币还是银币，土地财产还是“大事业”，封建主义正在演变为资本主义，他澄清了货币、价值、资本、利息、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纠缠不清的状况。他说：

“在商品市场上，小麦的数量是按照一定重量的白银来估价的；在贷款市场上，被估价的对象是一定时期的一定价值量的使用价值。在第一种情况下，是若干白银与若干小麦进行比较；在其他的情况下，是若干价值与它本身的某个固定部分进行比较，这在后来变成了一定时期若干价值的使用价值的价格。”这种时间价格就是利息。[149]

卡塞尔对这段论述进行了评价，他说杜尔哥放弃了把利息作为“货币价格”的旧观念，把利息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某种价值量所付出的代价”，从而创造了一个“此后再也没有比它更清晰明了的公式”。[150]
那么，杜尔哥所谓的要支付价格和利息的“若干价值”的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呢？它有两个方面，麦克劳德将其区分为无形体的财产债务和有形体的财产不动产。前者是一种为白银价值的使用而支付白银的法律约定，后者是取得土地收益的一种权利。

“一块土地，每年产生的净收入是六只羊，这块土地可以卖得一定的价值，这一定的价值总是可以用与这个价值相当的一定数量的羊来表示……那么，这块土地财产的价格不过就是其年收入的若干倍；如果价格是一百二十只羊就是二十倍，是一百八十只羊就是三十倍。因此，土地的市价是按照财产价值与年收入价值的比率调节自身的；而财产价格所包含收入的倍数，被称为年收益数。当人们为土地支付二十倍、三十倍、四十倍的年收入时，土地就是在按照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年收益在出卖。”[151]

杜尔哥把土地财产的这种收益价格也称为“价值量”，他把每年六只羊称为是所有者得到的一定比例的价值量。构成预期年收益的羊的数量，与构成“价值量”、为土地而支付的羊的数量，两者之间形成的比例就是“年价格”，这个年价格是所有者因若干数量羊的使用价值而得到的，原本是购买这块地产所要求支付的。

那么是什么决定着利息和资本之间的这一比例？是需求与供给。这一比例“必定会按照希望买卖土地的人数的多寡而变动，就如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是按照供给与需求之间不断变动的比例而变动一样”。因此，如果土地财产的买主支付的“价值量”是一百二十只羊，而他得到的年收益是六只羊，那么在购买这块土地的时候，这个买主因为一百二十只羊的使用价值而接受的价格是每百只羊每年五只羊，比率是一比二十。但是，如果土地购买者的竞争把价值量抬高到了一百八十只羊，而预期的收益仍然是每年六只羊，那么价格就是每百只羊每年三只羊。当买主为预期支付相当于一百二十只羊的“价值量”的时候，土地的卖主会放弃每百只羊每年五只羊的预期；当竞争迫使买主为预期支付一百八十只羊的“价值量”的时候，同一个卖主会放弃每百只羊每年三只羊的预期。

最后，杜尔哥跟休谟一样，把贷款、土地和每年的收益都转换成了等值的白银。

“如果利息是按二十年的收益计算的话，那么商品市场上无论是两万盎司白银等于两万计量单位的小麦，还是等于一万计量单位的小麦，在债务市场上这两万盎司白银在近一年中的使用价值，仍然值本金的二十分之一，也就是值一千盎司的白银。”[152]

换句话说，不管每蒲式耳小麦或每只羊的价格是一盎司白银还是两盎司白银，都不会造成利率的任何差别，原因在于这是因白银的使用价值而用白银支付的价格，前者是借款人在用白银本身购买商品或土地时支付的价格。如果商品价格翻番了，那么利息仍然是一样的，因为它是货币数量之间的比率，但变化的价格是货币数量与非货币的商品数量之间的比率。一种是债务市场上资本与利息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种是商品市场上买与卖的关系。

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各种制造业和商业的各部门，它是杜尔哥的“资本”与“资本品”之间的区别。“资本”是企业家和贷款人所垫支的“价值量”，但“资本品”是因垫支而形成的“所积累的财富的总量”。这种区别类似于一百二十五年后克拉克所作的“资本基金”和“生产资料流”的区别。按照杜尔哥的观点，资本就是资本基金，而资本品则是生产资料。克拉克作为效用来计量的东西，杜尔哥是作为羊或白银来计量的。杜尔哥认为，它们是同一的价值量，但资本是货币在购买商品时的价值，而资本品则是用货币所购买的同样价值的商品。

正是这个区分把魁奈的“货币流通”的“真实含义”提供给了杜尔哥，同时也让他对储蓄与投资进行了区分。

他说，货币流通产生了“大量的资本品，或者说是可移动的积累的财富，这些一直都是由企业家事先垫支在不同的劳动阶层身上的，每年必须有固定的利润回报给他们；但资本则会在同一企业的继续经营中再次投资、重新垫支，而利润则会为企业家提供或多或少的比较舒适的生活。构成人们必须称为货币流通的东西的，正是这种垫支和资本品持续的回报；这种有用而富有成效的流通给社会的所有劳动者提供了生计，维持了一个国家的运转，所以有绝对的理由要把它比作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153]

这就是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区别：储蓄是存钱，但投资是花钱；一个是积累资本，另外一个是“形成”的资本品。杜尔哥说：

“在现有资本品的总量中货币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它在资本品的形成中却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事实上，几乎所有储蓄都只以货币的形式进行；收入是以货币形式提供给所有人的，而垫支和利润则是以货币形式回馈给各类企业家的。因此，他们储蓄的是货币，资本品每年的增加也是以货币形式实现的。但是，除了立即把货币转化为自己企业赖以生存的不同种类的动产外，没有一个企业家会把它用作其他任何用途；于是这些货币又回到了流通中，而绝大部分的资本品则只以不同类型的动产形式存在[154]
……不管是来自土地的收益，还是来自劳动的工资，或者是来自勤劳的果实，任何人一年得到的价值多于他花费所需要的价值，都可以把这多余的部分存起来加以积累。这些积累起来的价值就是所谓的资本。”[155]

杜尔哥总结了以货币为手段、通过投资和“资本”回报使用“资本品”的不同方式。

“第一是购买地产，它会带来固定的净收益。

“第二是通过租赁土地把自己的钱投资于农业经营，而所租赁的土地的产出应该是租赁的价格之外垫付的利息，以及将自己的财富和辛劳都用于耕作的这个人的劳动的代价。

“第三是把自己的资本投资于工业或制造业经营。

“第四是把资本投资于商业经营。

“第五是把它贷给需要它的人，获得每年的利息回报。”[156]

投资就是这些了，它是关于花钱的积极的买卖交易，但储蓄也是积极的，它是等待的服务。

“只要看过制革匠的工作场所，任何人都会认识到，一个穷人，甚至是几个穷人一起，也绝对没有可能给自己置备生皮、石灰、鞣料、各种工具……房子……维持几个月的生计，等着皮革卖出去。”那么，谁会进行这些垫支呢？“垫支的人会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不是资本品的占有者，就是可移动的积累价值的占有者……他会等到皮革卖出去，回报给他的不仅是他的所有垫支，而且还要加上利润，足以弥补他假如把钱用于购买地产可能会获得的价值，以及他的劳动、操心、冒险甚至其才能的酬劳。”[157]

这样一来，杜尔哥把资本和资本品、资本基金和生产资料、货币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消极的储蓄行为、积极的等待服务、花掉储蓄的钱以及把储蓄投资于生产资料同等看待，视为是同一的价值量。利息则变成了为等待服务所支付的代价。

有了这么多个“同一”，杜尔哥着手揭露阿奎奈的谬误。

他说：“经院派的空头理论家从货币本身并不生产任何东西这样一个事实作出结论，认为货币放贷的时候收取利息是不公正的[158]
……作为自然物和若干数量的金属来看待，货币是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但货币用于企业在农业、制造业、商业方面的预付款，会获得一定的利润。人们可以用货币购置产业并因此而得到一笔收入。因此，把自己的钱借出去的人不但是放弃了对那笔货币的无效的占有，而且他让自己丧失了利润，或者说丧失了他本来能够靠它获得的收益，因而用利息来补偿他在这方面的丧失，不能认为是不公正的。”[159]

因此，杜尔哥的利息或利润并不是由实际成本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可选择的机会，后来格林和达文波特将其称为“机会成本”。

杜尔哥并没有一以贯之地把利息与利润区分开来，因此他也并没有始终都对债务和购买力、储蓄和投资进行区分，这些都是近来无形体财产和无形财产之间的区别。在麦克劳德用“债务”这个词的地方，他用了“抵押”这个词，而且他跟麦克劳德一样，对特殊抵押和一般抵押进行了区分：前者是债务，后者是购买力。他说：“每种商品都是全部商业对象的一种代表性的抵押。”[160]
从这些特殊的抵押中产生了一般的抵押，即货币。它们在这样的意义上是抵押，即商业“赋予每种商品相对于其他每种商品的当时的价值，由此可以推知，每种商品都是其他每种商品一定数量的等价物，可以被认为是代表它的一种抵押”。[161]

因此，杜尔哥的“抵押”用到货币和一切商品上，就是经济学上的预期购买力，相当于法学上的“无形财产”。它不是债务，而是预期的、在买卖交易中就商品价格达成一致的能力。一个人有进入市场的自由，有靠讨价还价协定东西的价格和价值的自由，从这些不受干预的权利的意义上讲，它是一种财产。当预期的有形体的收入羊或者是小麦，变成了通过把羊或小麦卖钱得到的预期价格时，他的地产或者说是有形体的财产，就变成了无形财产。

杜尔哥最出色的创意是他的边际生产力的概念，一百六十年后，这个概念变成了维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的概念，但由于李嘉图的边际生产力的概念在这个时期盛行一时，因此这个概念被人们忽视了。李嘉图的是一种劳动生产力的概念，而杜尔哥的则是一种“资本品”生产力的概念。增加储蓄的供给并因此而减少等待的报酬，就是提供给社会的服务，杜尔哥是在努力证明这一点的时候形成这个概念的。

他说：“所以说，贷款现行的利率可以视为是一种温度计，反映的是一个国家资本品的丰裕性和稀缺性，以及贷款可以从事的每种事业的范围……利息的价格可以看做是一种水平，在这个水平之下，一切的劳动、一切的农业、一切的工业、一切的商业都化为乌有。它像是大海覆盖了广袤的大地，山巅冒出了水面，形成了肥沃的可以耕种的岛屿。如果这片大海的海水碰巧退潮了，随着海水水位的下降，首先出现的会是山坡，然后是平原和山谷，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物产。海水涨落一英尺就足以淹没大片的土地，或者是让它们适于农业。让一切事业都充满生机的正是资本品的丰裕性，货币的低利息是资本品丰裕程度立竿见影的结果和标志。”[162]

杜尔哥对这种解释进行了延伸，从作为整体的工业和农业扩展到了特定的企业。由于“资本品”的稀缺，如果利息是百分之五，那么工业和农业就会被限制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个水平上，产品出售的价格是能够为资本产生百分之五的收益的，这样一笔能够产生五万利弗尔[163]
的财产的价值就是一百万。但如果由于“资本品”的丰裕，利息是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那么工业和农业就是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扩张，同样的财产的价值就是二百万。

因此，资本品
的“边际生产力”就是广义而强化的资本
的“边际收益”，这是同样的资本品其丰裕性和稀缺性的两个方面。产出方面是“各种物产”，收入方面是因产出的东西在市场上换到的白银，它们的大小在价值上是等值的，因为得到的白银是产出的东西的交换价值。一方面是物质的
生产力，另外一方面是“价值生产力”，这中间的区别往往被“生产力”的双重意义抹杀了。然而，这种价值生产力是收入，而不是产出。首先它是一种总收入。白银的净收益必须留给资本
，目的是为了支付利息，这是预付的若干价值的使用价值的价格。因此，同样的资本品的丰裕性或稀缺性有两个方面：未来的方面和现在的方面。未来的方面是预期从商品市场上获得的白银净收益；现在的方面是资本市场上支付给这种预期的年购买价格的数。他说，举个例子：

“一个有五万利弗尔租金收入的人，如果地产是按照二十年的收益卖出的，那他拥有的财产就只值一百万；如果是按照四十年的收益卖出的，那他就拥有二百万。如果利息是百分之五，一切无主的土地，只要其产出的所得不能带来比百分之五更高的收益，那么高过归还垫支和耕种者报酬的费用，就不会有人去耕种。如果不能在企业家努力和冒险的酬劳之外带来百分之五的收益，那就没有什么制造业和商业能够维持自身。如果有一个邻国，其货币利息只有百分之二，那么它不但会经营所有那个利息为百分之五的国家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外的商业部门，而且它还会让自己的商品以低得多的价格充斥所有的市场，因为更低的利润就能让这个国家的制造商和商人自我满足。”[164]

因此，资本品的丰裕或稀缺对构成资本的价值量会施加多重的影响：它会随着出售产品带来的白银收入的数量增加或减少商品的产量；反过来说，它会提高或降低地产（也就是资本）的现在价值。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资本品的折旧和利息就如同是耕种土地的劳动者的工资和佃农的报酬一样，是必须支付的。为了保证资本不受损失，保持其最初的价值量，用坏的和损耗的资本品必须替换；必须根据资本品现有的丰裕或稀缺状况来支付利息。所有这些支出都是“非自由支配的”，也就是说，在经济上是强制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能靠暴力的强制“在不损害公众利益的情况下，为了公共的需要而挪用其中的一部分……在一个国家中，除了土地的净产物之外，不存在任何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165]

因此，租税负担必须除去，不仅要从制造商和商人的头上除去，而且要从农业和贷款上除去，不能像杜尔哥的批评者假设他说的那样，把它置于农业之上，而是必须置于地主和贵族头上，这些制造商、商人和农场经营者的地租都是支付给这些人的。

他说，没错，资本家是“可移动的资本的所有者，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看是把可移动的资本用于取得地产上，还是把它用于经营农业或工业这类有利可图的用途上”。但是，在“已经变成农业或工业领域的企业家”之后，他的选择并不比产业工人或耕种土地的农夫更多。即使他贷款给一个“地主或企业家”，跟当时的工人和耕作者不同的是，他能够“处置他自己的身体”，但关于他自己的资本，他却没有更进一步的选择，因为它已经“沉淀在企业的预付中了，无法在不损害企业利益的情况下把资本抽回来，除非用等值的资本去替代”。[166]
贷款者“就自己的身体而言，他属于可以自由支配的阶级，因为他不用从事什么业务工作，但就他的相关的财富的特性而言，他又不属于那个阶级”。[167]

另外一方面，贷款者或资本家从他的钱上所得到的利息“是可以自由支配的”，这是从他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用它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但只要跟农业、工业或商业相关，那他就不能自由支配，因为它们不会无偿地给他提供利息。利息是由资本品一般的丰裕度或稀缺度决定的，因此是“垫支的代价和条件；没有了垫支，企业就无法经营下去。如果回报减少了，那么资本家就会抽回他的钱，事业也就完结了”。利息的这个数目，因此只决定于资本品一般的丰裕度或稀缺度，“应该是不受侵犯的，而且应该享有完全的安全性，因为它是为企业所进行的垫支的代价；没有它，企业就无法继续下去；损害它，就会增大所有企业为垫支付出的代价，这样就会减损企业本身的利益，也就是说，会减损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

它不同于支付给地主的地租，这是就他们自己并不为工资或利润在土地上的劳作而言的，或者是就不垫付资本以取得利息而言的。

“社会中其他的阶级所得到的只是工资或利润，这些工资和利润要么是靠所有者从他的收入（像地租这样的净收入）中支付，要么是靠生产阶级的代理人从留出来满足自己需要的那部分中支付，为此他们不得不从产业阶级那里购买商品。无论这些利润是分配给工人的工资，还是分配给企业家的利润，因垫支获得的利息都不改变它们的性质，也不会增加劳动价格之外由生产阶级生产的净收入的数目；在这个净收入的数目中，产业阶级只参与分享其劳动的代价。

“那么，除了土地的纯产物之外没有任何收入（交给地主的净收入或者地租）的主张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其他所有每年的利润不是由收入来支付的，而是构成了用来生产这种收入的费用的一个部分。”[168]

杜尔哥对此的解释不是基于魁奈的“自然权利”学说，而是基于一种历史的分析，这种分析将会被看做是一种对历史的、经济的、制度的阐述。[169]

第一，是原始的土地耕作者之间的地域分工和产品交换。

第二，劳动者被这些耕作者所雇用，或者是工匠的产品由耕作者来支付，前提是“后者的劳动使土地的产出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需要”。

第三，劳动者除了辛劳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出卖，他们的工资“由（和耕作者签订的）契约所确定，而后者会尽可能地压低给他的工资。因为他可以在大量的工人中进行选择，所以更喜欢用最便宜的工人。而工人被迫降低价格，并且彼此竞争。这种情形在每种工作中都会发生，事实上也的确发生了，那就是工人的工资仅限于获得他自己的生活资料。”

第四，耕作者的地位不同。

“土地直接给他支付了劳动的代价，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人，也不依赖于任何劳动契约。大自然不会跟他讨价还价，不会强迫他用绝对必需品满足自己。自然所赐予的，既不对应他的需求，也不对应他工作日代价的契约性估价。那是土地生产力的自然结果，也是他用以使土地更为肥沃的各种手段的智慧的自然结果，这种智慧远胜于辛劳。只要耕作者的劳动生产超过了他的需要，那自然作为纯粹的礼物赐予他的这一多余的部分，就是他辛劳工资之外的所得，他可以用来购买社会其他成员的劳动，后者出卖劳动给他只能养家糊口。耕作者在他的生活资料之外还积攒了一笔不受他人控制、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他买来的，而他却可以出卖它。因此，他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些财富经过流通，让全社会的劳动充满了活力，原因在于他是唯一一个自己的劳动所生产的高于其劳动工资的人。”

最后，当人口增长而土地变得稀缺时，耕作者本身会变为佃农，起初是作为自耕农，然后是成为资本家。

“土地人满为患，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最好的土地最终全都被占了，为后来者剩下来的只是最先来的人不要的贫瘠的土地，但最后所有的土地都找到了自己的主人……所有权可以与耕作的劳动分离开来，而且很快也就分离开了……土地所有权作为商业对象，现在可以买进卖出了……不少所有者……拥有自己耕作不完的土地……他不是把自己全部的时间都用于辛勤的劳作……而是宁愿把多余的一部分给愿意为他耕作的人……耕作者现在跟所有者区分开了。由于这一新的安排，土地的产物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包括耕作者的生活资料和利润，还有就是他的资本的利息；剩下来的就是不受他人控制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部分，这是土地作为纯粹的礼物赠给耕作者的，是在他的垫付和劳苦之外赐予他的。这是所有者的部分，或者说是净收益，有了它，他不用劳动也可以过活，而且他可以想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就用在什么地方。因此，社会被分成了三个阶级：一个是耕作者阶级，我们可以为它保留生产阶级的名义；另一个是工匠和其他从土地的产物中获得薪酬的阶级（他们的所得都不会多于劳动的报酬）；再一个是所有者阶级，这些人不会因生计的需要而被束缚于一种特定的劳动，他们是唯一可以因社会的普遍需要而被雇用的人，譬如说，用于战争和司法管理，他们要么是亲自服务，要么是从自己的收入中支出一部分，国家或社会用这部分收入雇人来履行这些职能。因为这个原因，最适合这个阶级的名称是自由支配的阶级。”[170]

那么，这个净产物——属于地主这样的自由支配的阶级、经济上必须付给劳动阶级以及作为垫付的利息付给资本家的数量之外的净剩余——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它不是来自于他们的储蓄，“尽管所有者拥有较少的剩余，且他们的储蓄也比较少，但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所以有更多的欲望和热情；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更有把握；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愉快地享受它，而不是如何增添它；奢侈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但是，其他阶级的工薪阶层和企业家，如果他们拥有“超过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剩余……就会投入自己的企业；他们忙于增加自己的财富；劳动让他们远离昂贵的娱乐和欲念；他们把自己所有的剩余都节省下来，再投资于自己的生意，所以就增加了剩余”。[171]
如果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既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劳动，也不是来自于他们的企业和储蓄的利息，而是来自于劳动所增加的产物、企业、他人的储蓄，那么地租的一部分就是纯粹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所赐的免费礼物，而另一部分是强制性的收入，是靠压低没有土地的自耕农和雇佣劳动力的报酬得来的。

因此这些地主应该承担所有的赋税。尽管地主会受到损害，但资本家不会受损害。

“如果固定独自承担了给靠公费维持生活的人的赋税，那么只要这种赋税一调整，购买土地的资本家就不会把留作这一赋税的那部分收入计入他的货币利息中；同样地，今天一个买了一块地的人，是不会购买教区牧师所收的什一税的，甚至是已经知道的税都不会买，他只会买扣除什一税和各种税捐之外剩下的收入。”[172]

难怪贵族们因为杜尔哥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而摘了他的乌纱帽，但后来暴发的农民、工人和资本家的革命却让他们自食其果。法国大革命没收了贵族的土地；要是按照杜尔哥的做法，只会增加他们的赋税。

应该把杜尔哥关于边际生产力的描述跟五十年后李嘉图的说法进行比较。杜尔哥的理论是一种货币论，而李嘉图的学说则是劳动论。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他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对于他们来说，土地财产的价值都是一种财产权利，但地主作为单纯的所有者，并未因此对社会有任何贡献；而资本品的价值代表的却是为社会所进行的等值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而且他们都认为，没有财产的劳动者得到的只是最低的生活资料，不过他们却是通过相反的路径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这个路径关系到地租的原因，而土地财产的资本价值则是由地租决定的。就产生于“原始的、不可毁灭的”土地属性的差异而言，李嘉图的“地租”是大自然在耕作边际上较大的贫瘠与在更好的农业用地上较小的贫瘠之间存在的差异；杜尔哥的地租是从大自然给地主的免费礼物中产生的，是资本家在李嘉图所描绘的同样的耕作边际之外获得的收入。但他们都认为地租还是由工资水平决定的：工资低，地租就较高；工资高，地租就较低。

李嘉图只看到了农业中的报酬递减和边际生产力原则，但杜尔哥却认为一切制造业、商业和工业中都有这一原则。因此，李嘉图在农业中赋予了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一种因果关系的力量，这种力量调节着所有商品的价值；但杜尔哥却在所有的行业中给资本品的总的丰裕和稀缺赋予了因果关系的力量，这种力量决定着一切行业中的边际生产力的高低。

他们通过货币和非货币的路径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李嘉图省略了货币，代之以作为“资本”的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所以资本变成了“物化劳动”的数量；而杜尔哥则保留了资本是由货币流通中所支付的价格形成的观点，因此他的资本变成了“物化的货币”。

李嘉图的资本品是按工时衡量的劳动力的产出，而杜尔哥的资本品则是以货币为尺度的投资的支出。

另外一方面，杜尔哥的资本是未来净收入的现在价值，而李嘉图的资本则是资本家投在劳动的生活资料上的过去的一部分总产品。

显而易见，杜尔哥和李嘉图从货币和非货币的假设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他们进行的推理都是在金属货币时代，而不是在银行信用时代；是在个人企业时代，而不是在运行中的机构的协同行动时代；是在工具时代，而不是在劳动大军操作的大工厂时代；是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中刚刚开始或半开始的时代。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为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如果我们把杜尔哥的分析转化为后继的经济学家同等的术语，那么他的“价值量”仍然是资本
，而不是作为一种价值的总量，是作为一种现在的估值，或者如他所言，是预期净收入的一种“估价”。这种“估价”有很多名称，例如资本、资本价值、资本化、投资资本、垫付、债务、信用。估价不是用羊或者小麦来进行的，也不是以金银来计算的，而是以银行债务来计算的。我们所拥有的不是流通中的白银的流动，而是商品市场上现在和预期的交易的重复，是把因此而发生的债务卖给银行以换取存款的信用，这些东西构成了资金、购买力、交换价值的尺度，它们相当于杜尔哥的流通中的白银的价值。信用交易的这种重复是由运行中的机构的代理人来进行的，正是这些运行中的机构继承了杜尔哥的地产。机构的所有权，或者干脆说机构的预期净收入的所有权，是用公司的债券和股票来代表的，或者是由土地财产的债券和证券来代表的。证券交易所变成了杜尔哥的“价值量”市场；商业银行变成了债务市场，代替了他的白银市场；在商品市场上，他的“资本品”的价格和数量是个体账户上的借方账目的重复；他的资本品的边际生产力以及与它同义的资本的边际收入，变成了运行中的机构的“债券收益”和“股票收益”，商业利率就是围绕着它们在波动的；他的利息对价值量的比率，变成了债券与股票价格的涨跌，与债券收益和股票收益呈反方向变化。

（三）等待的稀缺性

1903年，卡塞尔回归到了杜尔哥的观点，他认为“价值量”和“等待的数量”是同一的，而且认为利息是支付给等待的服务的价格。[173]

杜尔哥对“资本”和“资本品”进行了区分。资本品是以货币表示的商品的价值，资本是商品中货币的价值。作为利息支付的货币是为了“资本的使用价值”而支付的。卡塞尔说，简化为一种“算术上的数量，资本的这种使用价值是一种二元的数量，它的测量单位是把一定的价值换算成使用的时间”。

但他继续论述说：“这是跟等待的测量单位同样的测量单位，因此我们可以推论，等待
和资本的使用价值
表示的是同样的东西。事实上，它们代表的是同样的生产性的服务；‘等待’用来表示提供服务的人所做的事情，而‘资本的使用价值’则表示购买服务的人得到的东西。”[174]

因此，等待是一种提供生产手段的积极的人类服务，如同耕作的服务一样，具有根本性、重要性和生产性。卡塞尔说：“毫无疑问，煤是一种生产要素，但却不是一个独立的要素，它是由其他要素，主要是劳动生产出来的。但等待却不能按照这样的方法分解成更为基本的要素，它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特殊性质的人类努力。”[175]

所以说，生产的基本要素是工作和等待，衍生出来的要素是物质的东西如煤、小麦、金属、建筑甚至是土地，最后是消费品，它们是随着工作和等待这两种基本的人类服务过程所产生出的各种结果。

西尼尔（Senior，1834）[176]
认为，利息作为对禁欲的一种支付是合理的，[177]
禁欲是消费品使用价值的延期。但西尼尔的概念只是一种对利息的伦理辩护，而非一种经济意义上的数量。凯尔尼斯后来（Cairnes，1874）[178]
试图赋予禁欲一种数量上的意义。他说，禁欲的尺度“会是……所放弃的财富的数量……乘以禁欲的时期”。[179]
但麦克文（Macvane，1887）曾对西尼尔进行了批评，大意是“禁欲本身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产业事实”，它只不过是一种什么都“不做”的消极因素。“更为根本的事实是在劳动费用和成品占有之间必须经历的那个时间长度”。[180]
于是麦克文提出，杜尔哥的“等待”一词应该换成禁欲。

卡塞尔从两个方面对麦克文进行了批评，一个是等待的数量，一个是等待的对象。他说：

麦克文的“‘等待’这个词只包含了一个成分——一种‘一元的数量’，只有时间这个维度。这当然让人难以认可；当没有说明延迟的是什么的时候，‘等待一定的时间’毫无意义。也许麦克文的意思是‘等待’应该被理解为某种具体的东西或享受的延迟，而那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放弃等待作为一种算术数量的属性，这会使得等待成为毫无用处的概念。但如此定义等待还留下了一个更为严重的缺陷：任何具体的东西都很少存在延迟；储蓄的人通常并不知道，如果他不把钱省下来的话，那他会用自己的钱去干什么；他只是推迟了对一定数量的价值的消费。因此，在事实上，‘等待’是按照若干价值数量的产品和等待的时间来衡量的。这种计量方法给出了等待的最终定义：等待在这个意义上是构成生产的具体成本的服务之一”。[181]

卡塞尔对杰文斯提出的两个概念，即货币的“投资数量”的心理上的“禁欲数量”[182]
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杰文斯认为，“投资数量”是两个可变数量的函数：一个是M，即投资的货币的数量；另一个是T，投资所延续的时间，所以投资的量是MT。

但杰文斯又构造了一个“禁欲”的数量维度，这出自他最初发现的主观效用，作为快乐程度的递减，用最后的效用来平均化。因此他的禁欲的量是UT，U这个符号是最终效用的数量，T这个符号是经历的时间。

但是UT（或者说是禁欲的大小），按照卡塞尔的说法，是跟MT（或者说是投资的大小）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把它也称为M或货币，而要说它是U或者效用呢？卡塞尔的解释是这样的。

他说：“用这样一个词（像效用）似乎是……不正确的。只要我们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可以直接衡量感觉强度的方法，它就只能是一种假想。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可以用来衡量效用的唯一尺度似乎是商品所报的价格；而且，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尺度，那么在杰文斯给出的禁欲的尺度中，就必须用M来代替U。于是，这个尺度就变成了与资本的尺度相同的东西。”[183]

这样一来，通过把所有后来的理论都简化为一种数学的数量，卡塞尔在杜尔哥的基础上建立了杜尔哥的“价值量”的等价物。我们不仅仅是禁欲，而且是通过投资参与生产；我们也不仅仅是等待消费资料，而且是等待“一定价值的消费”。

但是，这种对“价值消费”的等待是从杜尔哥那里衍生出来的失误。价值既不能消费也不能储蓄，更不能等待。后来卡塞尔提出了“资本控制”或“资本配置”这些术语，作为杜尔哥“价值量”和“价值总量”的等价物。这些词使人想到跟债务市场和商品市场中的买卖交易比较接近，他们所指的是法律上的控制，一个相当于债务的无形体财产的词。他在1918年说：

“‘等待’这个词意味着一个人一段时间里放弃对一定量的价值的支配，这样他就能让另外一个人在那个时期支配资本。因此，‘等待’从算术上考虑，跟资本控制大小是一样的，也像它一样，是按照资本的产品和时间来衡量的。因此，这种理论一般也不需要用两种方式来表达。在下文中，我们将用资本控制这个词来同时表示储蓄者提供给资本市场的服务。

“照这样定义‘等待’，我们已经同时定义了利息作为一种算术上的数量支付给它的服务。”[184]

这样，假定相等的这些词的意义就清楚了：放弃一定的价值量，那么也就等于那个人放弃了一种可选择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他本来有权选择在现在的任何市场上行使；他同时放弃了消费资料和资本商品的购买，这意味着他同时放弃了消费和投资。这样，他就可以让另外一个人购买消费资料和资本商品，也就是说，让其他人消费和投资。

但如果我们让自己处于面向未来的那个谈判点上，那么两者就是不相等的。

事实上，存在着两个等待的人：一个是储蓄的人；另一个是投资的人。这就是无形体的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制度的区别。当我们储蓄的时候，我们会储蓄货币以等待债务人的偿还；当我们投资货币的时候，我们会购买商品或劳动以等待消费者来购买产品。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存在一种通过规划未来承担风险和转移风险的意志的因素。法庭在需要判决交易所产生的纠纷的时候，为适应参与交易的相互冲突方的意愿，创造了不同类型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那么，如果我们像法庭那样描述我们自己在谈判的时候的样子，从面向未来的角度看待参与者的打算和预期，那么我们就可以分析在一切交易等待、冒险、预测、计划中需要重视的经济上的报酬。卡塞尔跟其他人一样，把这种未来性的原则区分为“意愿”——“人们等待的意愿”和他们“冒险的意愿”。尽管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然而，在现代社会的许多交易中，风险被减小到了最低的限度，以致实际上都不用考虑它”。[185]

那就是说，抵押和债务这样的无形体财产，与自由权利和承担风险这样的无形财产，在交易中已经由现代社会区分开来了。

两者都是从决定交易的谈判中产生的，尽管可以区分，但却无法分离。在现代经济的运行中的机构中，它们被区分为提供给这个机构的服务，这个机构要为此欠下补偿。利息是为等待的意愿所创造的义务，工资是为工作的意愿所创造的义务，利润是为冒险的意愿所创造的义务。其后在后续履行和表达出来或暗含的意愿的一致程度方面也许会出现纠纷，但正是意志造成了特定个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没有纠纷，它就会悄无声息地生效；如果存在纠纷，它就会由法律判决明确地生效。这种“法律的作用”，不管是悄然的还是明确的，都是偿付或履行义务的解除，经济上的作用就是与债务偿付和履约相关的各个方面。

资本的货币法律概念和意志概念，作为一定数量的“资本支配”，我们称之为法律控制，就时间关系而言，与古典经济学家的资本概念是完全相反的，后者把资本视为过去为未来生产所储备的物质商品的积累。卡塞尔是这样表述从过去到未来的这种变化的：

“储蓄的那个人无疑放弃了某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这一事实引发了一种极为古怪的资本概念，而且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混乱。资本被认为只是这些没有消费的商品的总和，如同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储备在某处的各种存货’，因此人们才说，资本的作用是一种储备基金，目的是为了在劳动者的果实成熟之前维持他们的生活。对于这个问题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被放弃’的商品和服务根本就没有被生产出来，大体而言，只有消费者需要的东西才能被生产。如果消费者决定要储蓄，把自己的钱投资于生产企业，那这就意味着社会产业要在某种程度上从马上生产可用的东西转移到生产资本，因此，储蓄意味着把生产力向未来的目标的转移。”[186]

因此，意愿这种谈判心理的经济作用不是禁欲的痛苦成本，甚至都不是等待的什么痛苦“成本”。不管是因为可供选择的买主提出了一个更低的收益给卖主，还是可供选择的卖主强加给了买主一个更高的支出，它们都是前面所说的可以得到的选择的意志成本。[187]
但改变生产方向的，正是这种不同对象的选择。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人类预测和计划的其他方面。所有这一切，包括预期的利息、预期的利润、预期的工资等等，在现在的各种可选择的对象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这些选择机会都具有把生产转向或远或近的未来的社会作用。

但对各种选择对象的这种选择，仅仅是限制这些选择的经济状况的一种名义，而这不过是稀缺性的原则，由于这个原则，要想让服务唾手可得，就必须付出代价。

等待的服务要求必须支付代价，不是因为伦理的原因，而是因为稀缺。

卡塞尔说：“利息是等待或者资本使用价值的价格……但真正支付报酬的服务是按照一年中所使用的一定数目的货币来计量的服务本身，所以服务的价格将会作为这个数目的一部分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等待或资本的使用价值的价格，是按照‘率’或者‘百分比’来报价的。然而，不能允许这种情况模糊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利息是一种真实的价格，应该置于与所有其他价格同等的地位。”[188]

这种对所有价格的“同等地位”就是卡塞尔公共政策的思想。在古典学派提出的理想价格制度下（譬如说，在他们的与重商主义的歧视相对立的自由贸易政策之下），价格的社会作用或者说是公共目的，会要求任何一项同样的商品都要有统一的价格。这个统一价格的原因是供给的稀缺性，而价格会通过防止较为不重要的基本需求的满足来减少需求。但是，一个较高的价格也会“导致社会的更大部分的生产服务被用于那种商品的生产。因此，一种价格制度不仅会起到消费调节者的作用，而且也会起到这个社会的整个生产的调节者的作用”。[189]

利息作为一种价格也是如此，它必须高到足以带来充分的等待的供给，但又不能高到引起对需求的抑制以致最终造成等待的过剩。

既然对等待的需求与对资本支配的需求是同义的，那么所需求的数量就“可以用一定数量的货币乘以一定的时间来衡量”。一个拥有一百万美元资本的公司“每年使用数量为一百万单位的等待”，支付给它的使用价值的价格，或者说是利率，就是其稀缺度的尺度。

因此，通过卡塞尔的洞见，从大卫·休谟时代起由不同的经济学派提出的许多概念，都被简化为了同一个算术上的数量，那就是货币乘以一段未来的时间，而且也被归纳为了普遍的稀缺性原则。它们中的一些概念显然是主观的，例如禁欲、渴望、时间偏好、储蓄本能；有些则明显是客观的，如货币、资本、资本品、资本商品、物质资本。所有这些都被集合在了未来性和稀缺性这些意志概念中，譬如等待和投资，按照活动来说，我们将其区分为买卖交易，按照制度来说，则区分为无形体的财产和无形财产。

卡塞尔同时对长期等待和短期等待进行了区分：

“……长期的等待是真正的等待，也是等待的主要形式。与此相比，短期的等待则是一种次要的形式。这种等待所履行的服务只符合生产过程的一小部分，而最普遍的是符合一个特殊的分配阶段；只有通过人为的手段，特别是要通过复杂细致、有独创性的汇票机制，这种等待的形式方有可能实行。”[190]

1898年，维克塞尔创立了长期等待与短期等待之间的机能关系。[191]

五、利息和利润贴现

尽管从未来和现在的不同时点来看，利息和贴现通常被作为同样的支付来进行对照，但由于所有的谈判和交易都是发生在现在的，因此一切交易中的普遍事实就是现在的贴现，而不是未来的利息。我们知道，从数学上讲，同样的经济量，比如说一年百分之六作为贴现计算时要大于作为利息来计算。在心理上也是贴现原则支配所有的交易，因为未来的利息要比现在的贴现更不确定。庞巴维克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未来的利息之上，因此就要给现在的估价加上一个未来的消费贴水，目的是为了让现在的价值和未来的价值相等。但这只是假定未来在现在是已知的，其实那只不过是一种猜测。为了不冒险，较大的现在贴现会促成交易，而这种贴现可以根据害怕风险的程度而提高到很大的比例。所以说，如果我们从现在的观点出发，那就是利息贴现和风险贴现在共同左右一切交易中所作的谈判。这就是庞巴维克享乐经济与麦克劳德贴现经济的不同，前者关注的是未来的更大的丰裕性，后者关注的则是有限资源在现在的更大的牺牲，以及对未来更大的丰裕性的怀疑。

劳动者去劳动的时候不会事先得到报酬，他要等到发薪日。他在企业中是暂时的投资者。给雇主原料所增加的使用价值的每次交付，都会增加他这方面的债权和雇主方面的债务。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出价和接受的合法过程。工头代表雇主接受的使用价值的每项增加额，都是跟雇主欠雇员的债务的增加额相应的。债务会在发薪日清算，但是使用价值被融进了一种联合产品中，在商品市场或债务市场上，雇主希望这个联合产品能为他提供一个与另外一个债务人相对的债权。这里的这个原则，与原料供应商为自己原料的偿付等待三十天或六十天的原则是一样的。

劳动债务是一种短期债务，按照劳动市场的惯例，对于劳动者等待的报酬是不单独计算的，而是计算在他的工作报酬之内的。他所承担的风险也是这样。正如亚当·斯密所言，[192]
他对风险的预测在他去工作之前就已经进入了他的谈判心理，而这也是计算在他的工作报酬之内的。习俗、法律、可选择的机会、讨价还价的能力，如同它们在其他交易中一样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然而，在劳动者去工作的时候，他作为债权人，已经在一项交易中因此对工作、等待、冒险的未来报酬进行了贴现。贴现的这个换算过程可以称之为预测
，它产生了工作、等待、冒险的未来报酬的一种现在的贴现估价。

当提到雇主市场的时候，它在劳动市场上暗含的意思现在在商品和债务市场上变得清晰了。一个制造商预计自己将在六十天内售出一件产品，到那时候会值六万美元。他向银行贷款，出具了到六十天的时候应付六万美元的期票。银行按照一年百分之六或者说六十天百分之一的贴现率将这张期票贴现，这意味着银行变成了这个制造商五万九千四百美元的一个存款账户的债务人，这个账户可以立即支取。制造商用这笔钱购买原料，他开出银行见票即付的支票付给那些原料商。要是他要支付现金，例如工资和薪水，那就要开一张支付“现金”的支票，从银行提取这笔流通纸币，然后作为工资放在工资袋里，发给那些雇佣劳动者。

无论是哪种情况，事实上都是制造商承诺为银行信用六十天的使用价值支付给银行的六百美元，目的是为了在产品卖出去之前可以提前六十天购买原料、支付工资和薪水。

这六百美元必须得有人支付，它实际上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支付的：制造商现在愿意支付的原料价格和劳动力的工资，比六十天后预期得到的产品的价格要少六百美元。换句话说，原料和工资的现在价值
是产品六十天后贴现后的预想价值
。

但这个生意人在付给银行六百美元的利息之后还要为自己赚得利润。如果他预期的利润盈余是全部销售额平均的百分之六，那么这个边际收益就是六十天百分之一。他得到这个利润用的是同样的支付方式，就是在原料和工资上少付
六百美元。换句话说，为了获得利息和利润的边际收益，他在原料和工资上付出的要比他在产品上预期得到的收入少一千两百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他在六十天后预期产品可以卖六万美元，那他在原料和工资上就只能支付五万八千八百美元。这个五万八千八百美元，就是预期价值
为六万美元的商品的现在的贴现价值或现值。

因此，现在的价值是预期价值双重贴现的结果：一个是利息贴现，一个是利润贴现。在我们的计算中，利息贴现是六百美元，利润贴现也是六百美元，利息、利润的贴现一共是一千两百美元。双重贴现的准确性取决于预期的准确性；如果预期的价值变成现值的时候少于六万美元，那么结果可能是亏损
；如果预期价值等于或高于六万美元，则是利润
。

在与商业循环相适应的动态分析中，这种不确定性与我们的关系极大，因为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利息贴现与利润贴现是反向运行的。如果利润贴现由于预期价格上涨且销售增加而减少，那么利息贴现可能会高，如同在1919～1920年的那样。但如果利润贴现高，如同1932年的那样，由于价格下跌和销售减少的大风险，那么利息贴现就会因借款停止而变低或完全消失。

现在在我们的静态分析中，这些变化就跟我们关系不大了。如果利息、利润贴现是两千美元而不是一千两百美元，那么现值或购买力就只有五万八千美元了，而不是五万八千八百美元。更高或更低的预测贴现可以依此类推。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长期证券。如果以一百万美元的票面价值发行股票和债券，按照九十万美元销售，股票—债务收益的预期是每年十万美元或者是百分之十一，那么现在用于建筑目的的可用数额就是九十万美元。但如果是按照一百一十万美元销售的话，那就是现在的购买力，对于资本家来说，资本收益就是百分之九。

在时间贴现和资本化的一般原则下，费特教授令人惊叹地概括了这些贴现和价格原则，他从而认识到了庞巴维克的贴水与实际贴现过程的差异。他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他把所有未来的地租、利润、利息支付甚至是商品的未来价格，都简化为了预期净收益这个单一的概念。他跟庞巴维克一样，把这称为是“租金”，但他把它们推入了未来，而不是像庞巴维克那样，把它们保留为现在的租金，然后这些未来的“租金”统一被时间贴现简化为一种现在的价值。这种贴现过的价值就是资本化的普遍原则，这就是资本
的现代意义。[193]

但费特的时间贴现恰好也是一种利润贴现。一种是经过一段时间等待的贴现，另外一种是一段预期的时间内的有利的或不利的事件的贴现。等待的报酬是预期的利息支付，冒险的报酬是利润或亏损，风险贴现是一种利润和亏损的贴现。

利润和利息往往是一起变动的。如果利润的前景由于风险的减少而有利，那么借款人就要承担更高的利率，如同1919年的情况那样。如果对利润预测的结果是一种亏损预测，那么人们就不会作出新的支付利息甚或是贷款本金的承诺，如同1932年的情况那样。总而言之，企业会放慢步伐或者是停滞不前，因为风险贴现大大减少了甚至是消灭了现在的资本价值。

六、货币和价值的交易制度

迄今为止，我们关于买卖交易周转的公式还没有包括银行家在内。然而现代所有的交易都要求银行家的参与。甚至是一般称为“货币流通”的“现金”的支付，也都是存在于从银行提取的现金之中的，而不是存在于银行即期债务的转移之中的。这个现金又“流入”银行，支付欠银行的债务。银行本身如果缺少这种“流通中的货币”的话，那它就会向联邦储备银行要求提供“货币”，因而减少它在储备银行的余额。如果在流通上超买，那它就会把自己的“现金”还给储备银行，目的是为了偿付储备银行的债务，并因此增加它的储备余额。

因此，制造全部债务支付的两个买家和卖家，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银行有一个账户，不仅如此，他还必须跟银行家有个协议，规定好他所倾向的支付手段，这个支付手段由银行家自己作为一种存款来创造，目的是为了实施交易。

这样一来，对于一个完全的买卖交易而言，我们的公式必须有四个银行家，交易中的两个买家和两个卖家每人都有一个。这四个银行家是不是只是一个银行家，这无关紧要，因为没有哪家银行会把任何一个客户的账户信息交给任何其他的客户。即使四个不同的银行家会通过票据交换所和联邦储备银行协调一致地行动，但他们的一致的行动也不包括交换与自己的客户账户相关的信息，即便是银行检查员可以在自己的保密誓词下得到这些信息也如此。因此，就交易相关的四个参与者中的每一个而言，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私人账户，也都跟他的银行中的一个交易方有一个独立的私人协议。

因此，每笔可能的商业交易都有可能产生各种类型的短期商业债务，这种短期商业债务可能是单名票据、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也可能是其他的票据。所有这些票据都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商品的出售形成了一笔商业债务，而银行家则通过把自己的存款债务卖给这个商人来购进这笔债务。商业债务可以从一天持续到九十天，这笔交易要到约期届满债务支付之前才结束。在交易中，银行家创造的是“过期债务”，因而是即期支付的，在商业债务贴现的未来价值范围内，这些存款都是活期存款账户，有了这个账户，顾客可以即刻开出支票，以偿付他签约购买原材料和劳动的其他债务。

所以说每笔贷款交易都会形成自己的货币。并不存在一笔“流通”的货币基金，存在的是不断重复的创造、销售、短期债务的偿付，其数额相当于被让渡的所有权的贴现价值。所以在价值上随后会发生两种增加：由于加上了劳动的投入而形成的商品使用价值的增加；因为贴现的债务接近到期而在价值上的增加。

第一种价值增加会出现在各种商品市场上，例如，铁矿的价格变成了生铁的价格，然后变成轧钢的价格、农机的价格、刀叉的价格，这些都会由最终的消费者购买。第二种增加发生在货币或债务市场上，在这两个市场上，短期债务的价值因时间的缩短而增加，直到清偿为止。

每笔交易都是这样创造自己的货币的，因为银行家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以往关于数量和商品的货币理论的争辩，关键在于自然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认为，在时间顺序上在先的事件是在后的事件的因，统计上的证明或反驳，关键在于说明货币在数量上的变化是先于还是后于物价的变动。但货币和物价的交易或预测学说，是关于预期商品所有权控制转移的学说，而不是关于商品的学说，因为商品是后来才出现的。协议价值是获得所有权权利的价格，这个价格始终都是对即期或远期未来的一种预测。这种因果关系在于未来，而不在于过去或现在。米契尔的研究证明，通常是价格变化在先，然后是交货，最后才是付款，[194]
这符合价格变动的“原因”是对未来的共同预测的原理，这甚至是一种延长到超出预计的偿付日期的未来。因此，在无数的交易中都会发现适当的因果学说，创造货币的银行家是作为交易的引导者参与其中的。工程师是效率专家，商人是稀缺性专家，而银行家则是未来性专家。

在经济量的所有权的转移、发挥货币作用的银行债务的转移以及商业债务在交换中因银行债务被创造而消灭的交易过程中，以往关于货币数量和商品数量的理论是否能够适用于这个估价的过程是很难看明白的。的确，这些都是“可量化的值”，但货币的物质的数量在哪里？这个可量化的值是一笔重复买卖交易中协议价格或价值的算术的表述。我们所拥有的不是货币的数量，而是银行债务的“周转”，也就是三十天左右的谈判、创造、折价、再更新的总量，是一个变化的可量化的值，但这个可量化的值是随着商品、服务、债务的预期价格和数量而变化的，而商品、服务、债务的估价基本上决定着所有权的进一步转移所创造的更多的债务的数值。物质的类比不适用于这样的情况，只有对周转率、滞缓的持续时间或程度、预测等的统计进行检验和实验才方可具备条件。货币的交易和预测制度都是从对所有权的估价开始的，在估价的时候，每个银行家的估价都为所有权的转移创造了自己的货币。

这种货币交易论似乎包含了柯普兰（Copeland）的否定数量货币论的成果，而且比他更进了一步。柯普兰是通过证明价格和贸易量（PT）在数量和速率之先否定数量货币论的。[195]
在他的“交换等式”的计算中，他证明“商品”只占支付的三分之二，其余的三分之一包含了“无形的东西”的支付，例如利息、股息、税捐、债券、股票等等。由于包含了这些“无形的东西”，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大多数时候，PT先于MV是有原因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物资和所有权的双重意义来区分一种商品，那么所有权的转移就总是先于物质的生产。这种所有权就如他所提及的其他无形的东西一样“无形”，因为它们指望的都是未来有形的物资，而后者是通过所有权现在的转移来生产和获得的。在现在的交易中，转移的不是物资，而是现在对未来物资所有权的主张权。这适用于商品的所有权，就如同适用于股息、利息、税捐、股份、债券的所有权一样。它们期待的都是未来物资的所有权，无论是生产品还是消费品。如果我们把“交换等式”置于现在时点的交易中，那么永远都是所有权权利的交换等式。在这里，也就是在交易的谈判中，制订的是价格，因为价格是为所有权而支付的，而不是为物资而支付的。

恰巧，柯普兰的“无形的东西”通常关注更多的是遥远的未来，或者说是要获得的最后物资的中间交易，而商品的所有权关注的却是物资生产与消费之前的短期的未来。这使得测量所有权转移和物资出现之间的时间距离变得更为困难但也更加必要。对于区别商品所有权和其他无形的东西的所有权而言，未来时间的长短并非是个好的研究话题。所有这一切都是未来的，而交换等式总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所有权的交换，而不是物资的交换，无论是在现在还是眼前或遥远的未来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应该总是预期PT要先于MV。

上述内容表明，在现代意义上，货币是产生于交易的债务创造、转让、解除的社会制度。如果支付是在不值得计量的一段时间中进行的，那我们称之为现买或现卖，它与短期和长期债务的区别就在于省略了债务转让的中间阶段，因此，货币其次才是交换的媒介，它主要是一种债务创造、转移和消灭的社会手段。

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如果每笔贷款交易都创造它自己的货币，而且总额每三十天创造和消灭一次，那么货币的定义就应该从静态的数量观念转换为动态的观念。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有银行家参与的无数的买卖交易的过程。

我们认为，用动词代替名词的时候，可以把一个过程描述得更为准确。名词很可能引起误会，因为它们给人的是静态的数量印象，而动名词则适于买卖交易，买卖交易实际上就是定价、估价、负债的过程，这个过程创造、转移、消灭和再创造经济量，以及把它们作为价值按照货币量来进行计量。如果不是照字面的意义来创造的，那么价格、价值、债务每一个都是在这样一个时点共同决定的，这个时点就是经济量的所有权因此而达成转移的时点；按照时间顺序集合起来的所有的可变性，就是通过交易定价、估价、负债的过程。

我们已经证明，货币衡量的是稀缺性方面，而当通过把一种经济量的一个单位孤立起来衡量这个方面时，就是它的价格。价格是任何东西稀缺性大小的尺度，无论是商品还是股票、债券、服务，甚至是等待和冒险。

但稀缺性只是结合在一起的价值的几个方面中的一个，必须对每个方面都进行测量，以便确定每种可变性，并因此确定被估价的整个经济量的大小。对无形体的财产来说，这个价值的大小及其相应的债务并非价格这个单独变量的数值——那是我们对霍特里不够重视才可能得出的结论，而是等于交易中大家意见一致的总价值的数值。价值和债务的这个数值是现代短期和长期“资本”的大小，需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把它分解为九种、十种甚至更多种独立的变量数值，每种数值都简化且隐含在每笔买卖交易和每项债务总的货币计量中。因为如费希尔所言，“货币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从多样性中得出统一的计量标准”。[196]
这些可变数值中的大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商品或所经营的证券的稀缺性、支付手段的稀缺性、等待的稀缺性、预期的时滞、冒险、商品的数量、商品的种类和质量、财产权利、买卖的能力。我们把这些简化为了三个变量：使用价值、稀缺性和未来性。

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由这些独立变量构成的交易角度的价值定义，如此构建的价值，在数值上就会跟在这些估价中通过所有权转移所创造的债务本身的数值相同。

古典经济学家因其不能比较而省略了“使用价值”，他们只研究了交换价值，简称为“价值”。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可能的意思那样把“使用价值”理解为大家认为有用的物品的客观物理属性，那么使用价值就是容易测量的，而且人们也总在通过许多不同的物质计量制度在测量，譬如说钢以吨计，糖以磅计，面包以块计，电以千瓦时计，如此等等。而且人们还在用日益精细的“分级”制度来计量，从而使得质量上的差异标准化并分了类。

这些物质计量方法的意义在于，无论其稀缺性发生了什么变化，每单位的使用价值总是保持完全一致的（减去折旧或报废）。这个物质的方面是使用价值的产出量，它与具有同样属性的物质单位的数量成正比例变动，例如，十亿蒲式耳小麦的使用价值是一蒲式耳小麦的十亿倍。因此，在买卖交易中的使用价值的三个方面，所必须要考虑的是种类、等级、数量、折旧、报废，它们是用物质单位来计量的。

但稀缺性价值是呈反方向变化的，它跟数量成反比例变化。正如卡尔·门格尔所言，如果不考虑货币和财产，稀缺性就是所需要的数量和可获得数量之间的社会关系。[197]
当然，这只是供求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说法。因此，稀缺性价值是两种可变数值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两种数值都无法客观地测量。过去，古典经济学家是用自然对人的阻力为单位来测量这种关系本身的，而享乐主义经济学家则是用自然所减少的人的快乐为单位来测量的。但这些都是人格化的。稀缺性的所有权尺度是价格，如同我的一个学生的说法，价格是“稀缺性的标签”。在这里，我们既不直接测量供求，也不测量门格尔所说的需要量与可获得量的大小；我们测量的是两者之间不断变化着的关系的结果，这种关系展现在每笔买卖交易协商一致的价格中。这跟我们测量热量大小的方式有几分相像，我们不是直接测量热量，而是间接测量水银的膨胀和收缩。温度计是一种准确测量热量作用的人工装置，如同货币是准确测量稀缺性作用的人工装置一样。一个是机器，一个是制度。机器测量的是机械的数值，而制度测量的则是所有权的数值。

可是，如同所有计量制度的要求一样，计量的单位必须跟那些被测量的数值具有相似的方面，无论我们是直接测量这个数值，还是间接测量其作用。码直接测量长度，磅通过相似作用的比较间接测量重量。不管哪种情况，都是构建了一个人为的单位，目的是为了用数字语言来计算和比较差异与变化。稀缺性也是这样。人为的数值是支付的手段，其稀缺性也是所需要的数量与可获得的数量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所需要的数量是因为支付而需要，可获得的数量则是由政府、银行和商业机构的共同活动来供给的。还有，我们不能直接测量所需要的数量和可获得的数量，我们能够测量的只是个别买卖、信用和“资本”交易中两者不断变化的关系的作用。因此，价格是两种稀缺关系之间的一种关系，其中之一是货币，货币被划分为了各个方面，目的是为了量度另外一种稀缺关系。

在所有这些关于数值相对变化的测量方法中，如同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我们可以适当使用的是原因和结果的意志术语，因为我们参与的不是总的宇宙复合体，而是测量特殊因素的特殊变化，这些因素是按照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原则从宇宙总体中挑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直接指导和控制人类行为。

价格确实是稀缺性的作用、原因和尺度，如同我们在买卖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在这里，意志的过程为人们所熟悉，而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使用了两种计量制度：一种是对稀缺性的计量；另外一种是对数量的计量。一个是稀缺价值的尺度；另外一个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小麦的价格是每蒲式耳一美元。为了计量稀缺性，我们自然会假设使用价值的数量是恒定在一蒲式耳上的，于是小麦的稀缺性与购买小麦可获得的货币相关，按照美元的数量和份额变化，这就是它的价格。但是为了计量使用价值的数量，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价格是不变的，反过来不考虑稀缺性，于是使用价值会随着蒲式耳的数量和份额而变化。当我们把两者结合在一个数值中时，它就是价值
；价值有两个变量：稀缺价值（或价格）和使用价值（或物资的数量）。

上面所说的价值的这种意义相当于费希尔将价值和价格区分开来后所说的基本原则。[198]
在与“单位”的意义有关的这个问题上，费特对费希尔的批评是计量理论本身所固有的。一个要测量的东西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变的方面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假定其他的因素不变，而对其中的一个因素单独进行测量。其他的因素并没有消失，它们仍然存在，不过它们的可变性被消除了。在买卖的过程中，人们是按照本能这样做的，或者说是明明白白地这样做的。先议定价格，然后再按照那个价格分别议定所要的数量。价格是单位数量的价格，价值是按照这个价格所取得的单位数量的总数。因此，在单位数量的情况下，价值和价格显然是指同一个数值。

但在“单位总值”的情况下，如果把总数的价值说成是总数的价格
，就有悖于惯用法。一辆汽车的“价格”是一千美元，这也是协商一致的汽车的“价值”。但如果是两辆汽车，那就会有两个价格，而两个价格的总数就是两辆汽车的价值
。如果把一家农场或整个运行中的机构作为一个单位，那么同样的用法也是适用的。为购买这家农场或整个机构所支付的“价格”，也就是这家农场或机构的“价值”。但如果是农场或机构的一个集合体，那它就是这个集合体的“价值”，而不是“价格”。

之所以产生价值和价格的这种差异，并不仅仅因为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存在数量上的差异这唯一区别，而是因为价值
是一个有两方面内容的概念（省略了未来性），它具有两种不同的因果关系：一个作为稀缺价值（或者价格），决定于供求；一个作为使用价值产量的大小，这个使用价值是交易之后的劳动过程创造出来的。

同样的推理适用于单位完全相同的替代商品。假定使用价值的数量保持一蒲式耳不变，那么小麦的“价格”就是大家协商一致的价值的供求，或者说是价值的稀缺性的方面。只有对这一蒲式耳来说，价格和价值才是相同的，但对于多于一蒲式耳或者说对于一批农作物而言，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使用价值这个物质的方面，则是可变的，适用于这个单位集合体的术语是价值。

因此，在买卖过程的所有的定价和估价场合，可以说，各方都是明确地或者是按照习惯自然而然地要测量价值的两个方面的：先假设一种习惯的或法定的使用价值单位，然后用价格测量稀缺性的方面；再假设一种大家同意的单位价格，然后用物质单位来测量物质的方面。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估价，其结果（包括未来性在内）则是价值、“资本”及其等值的债务。

这是货币在种类上不同于商品的原因之一。它是一种计量标准，每笔交易都涉及两种合法的计量单位：一个是支付的单位；一个是履约的单位。履约的单位量度的是必须交货的商品的数量，这是在交易中商定的；而支付的单位量度的则是必须付款的商品的单位价格。两者的乘数就是价值，等于交易所创造的两种债务。没有这些合法的计量单位，现代商业就无法进行。如果一个人想把自国王任意改变单位的那个时代以来的商业，解释为经济学家对合法计量单位以外的东西的运用，那是不被允许的。在家庭经济学中可以这样做，但在商业经济学中不能这样做。这是“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制度经济学用它的行为准则来代替心理和劳动的经济学，因为计量单位是强制性的制度，而不是心理学或罗曼蒂克历史的想象。

当费希尔用一蒲式耳小麦这个说辞来举例说明他对“数量、价格和价值”的分析时，我们理解，这只不过是说明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单位进行价值计量，因为就其所有的实际计量而言，所用的都是货币单位。[199]

甚至维塞尔在心理学领域也是同样的情况。在回应费特的挑战时，费希尔可以把维塞尔作为其“新奇建议”的“先行者”加以引证。维塞尔关于价值悖论
的那个著名章节，[200]
恰好就是费希尔的概念，不过它的根据是随着商品数量的递增而递减的边际效用。然而，由于他的“边际效用”只是价格的人格化，所以他的“价值悖论”不过是大家所熟悉的、取决于价格和数量这两个变量的价值概念。因为价格或者“边际效用”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减，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数量的增加超过价格的下降，总的价值就会提高；如果价格的下降快于数量的增加，那么总的价值就会降低。这就是两百多年前由格利高里·金（Gregory King）根据货币计算出来的“价值悖论”公式，[201]
在所有的商业和统计学中，这都是公认的价格、数量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当十九世纪的劳动和心理学把经济学家引入了幻想和巫术的歧途时，是对原来格利高里·金的商业意义的一种背离，而且迫使费希尔到1907年还说他的公式“有点偏离经济学的用法”。实际上它并没有偏离商业或法律的用法，也没有偏离常识。

然而价值还有其他的意义。由于货币的一般购买力不稳定，所以有一种意义是经济学家和大众惯用法都要求的。因为货币对于量度稀缺性而言，不是一个像码或蒲式耳量度数量那样的稳定的单位，它更像是个气压计，它表示气压的指针必须随着海拔高度的每一次变化而矫正。货币矫正的方法是大家都熟悉的。经过计算消除货币一般购买力的不稳定性，关键在于把现在所有的价格都转换为一个基点的水平，比方说如1860年或1913年那样的物价水平。这种购买力的倒数被人们合乎情理地称为“货币的价值”，它随着价格平均值的上升而下跌，而随着价格平均值的下跌而上升。

但价值的这种意义不是穆勒所谓的“一般购买力”的意思，后者把货币作为同类型的“可以购买的商品”中的一种包含在内，对一种东西的所有权可以通过货币加以支配。它也不是这段话中所暗含的“价值可以用任何一种财富、财产或服务来表示，而任何东西的价格总是用货币来表示”[202]
的那种意思。在这里，“财富、财产、服务”大致包含了货币，价格并不是在类型上有所不同，而是财富或财产价值的特殊案例。如此一来，价值的意思跟穆勒的意思是一样的，把货币作为可购买的商品之一包括在内了；相反，“货币价值”这个词不过是货币价格总额倒数的一个简称，表示的是货币作为一种计量单位偏离稳定性的程度，这我们可以称之为价值的购买力的意义。

与价值的交易意义和购买力意义密切相关但又有所差别的，是通常由名义价值
和实际价值
表示的区别，正如我们说到实际收入或实际工资时，是与名义收入或名义工资相对的。实际价值的这个意义，与穆勒把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意义最为接近，也最为接近按照“财富、财产、服务”得出的价值意义。但它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那些意义将货币本身作为一种可购买的商品之一包含在内了。但“实际价值”却把货币作为某种不同种类的东西完全排除了，因此它是“名义的”，尽管在交易和购买力的意义上它并非是名义的，它跟买卖、债务和资本的现代意义一样，是“实际的”。然而，农民或拿工资的人希望知道，他能够从出卖小麦或劳动中购买到多少商品。他只有把货币价格抛开才能计算出这个数量。古典经济学家和效用经济学家用劳动或快乐代替货币，实际上是努力要排除的就是这种“名义价值”的意义。这一点，现代统计学几乎要排除了，但并没有真正排除。它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货币是名义的，而是因为要到达不同的目的——测量财富分配的变化，而货币就是测量的手段。

价值和价格的另外的意义涉及像“评价价值”这样的伦理或心理因素，属于我们所谓的谈判心理，原因在于，在任何交易中，如果变为可计量的方面，它们就是货币估价。把所有这一切都考虑在内，我们就有了三种不同的价值意义，但每种意义都基于这样一个认识，那就是货币与那些所有为货币而买卖的东西在类型上是不同的。一种是作为价格、数量、未来性贴现倍数的价值的交易意义，因此是与债务和“资本”等值的。另外一种是作为价格总额的购买力的意义。第三种是作为实际价值的价值的分配意义，以货币价格作为财富分配的手段。贯穿这些意义的是这样几个原则：以价格为尺度的稀缺性，以物质单位为尺度的使用价值的数量，以及价格乘以数量为总额的价值。

但价值还有另外一个可变的内容，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包含了这个内容，而经济学就是随着这第三个方面运行的，这就是时间
的计量。但是在估价的交易性过程中，时间都是未来的时间
。未来性在等待和获利（冒险）两个方面发挥作用。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个贴现的内容，由于这一点，交易发生法律效果的现在的时点，假如与预期得到的结果的未来的时点之间不存在间隔，那么一个未来数量的现在的价值就会少于其货币的数值。我们已经区分了未来性作为利润贴现和利息贴现的作用，它们两者都是高度可变的。但如果两者的之一达到百分之百的贴现，那么现在的价值就完全消失了，产业就会裹足不前。1929年7月之后，导致差不多所有产业萎缩的是利润贴现，而不是利息贴现。

冒险和等待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时间意义的方法发挥作用的，商品经济学家对此没有加以区分，这从他们未能对利润和利息加以区分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是事件预期发生的时点的重复，一个是产生利息的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这是时间“流”和时间“段”之间的区别，大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区分清楚的。预测是预期得到的风险，而等待则是预期得到的延迟，两者合起来创造了银行。未来性
的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分不开的，因为银行家也是预测者，但两者在计量上又是可以分开的，甚至在银行家和其他生意人的劳动分工上也可以分开。

事实上，所有具有价值的商品在空间上或多或少地都有距离，在时间上或多或少地都是未来的东西，就如“欲望”、“需要”这些词所表示的那样。如同“满足”这个词所表示的那样，当不再需要的时候，它们已经从现在的时点进入了过去。

在价值的未来性这个方面显然存在“距离相隔的行动”，这就是价值的心理学理论的依据。然而，一旦经济学家认识到“效用”和“非效用”是稀缺性的心理学上的人格化，那么他们对心理学的所有需要就只是未来性的方面。因此，价值从交易角度的定义就变成了有目的的定义，原因在于它涉及了未来性。实际上，整个价值的概念显然是意志的而不是机械的，因为价值是对未来预期的某种东西的一种现在估价，无论这种未来是指眼前、短期还是长期的未来。这种心理的作用是意志的统一原则，这种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把所有的可变因素组合到了一起，由于意志本身是高度变化的，因此人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另外一个价值的变量。但这是多余的，因为心理的可变性无法测量，无论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对未来性的各种计量方法的帮助下，都已经包含在谈判中了。

那么，未来性必须要栖身于主观心理上吗？存在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心理让它可以依托？不借助于哲学的或理性的客观性学说，存不存在一个经济对象，它既是心理的又是客观的但并不是一种商品？它必须是这样一种东西：不依赖于进行估价的个人的感觉和意志就把未来与现在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存在这样一种东西，那么在构建它的时候，在每笔买卖交易中不依赖个人的意志就把未来与现在联系在了一起，那它就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客观性的范围。事物不是为了“客观”就必须是物质的，它只需独立于个人意志就行。有了这样的理解，那么所谓客观的东西就是集体的行动，我们可以将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一个主张这种研究对象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财产的是麦克劳德。麦克劳德是按照律师的职业语言在说话，而律师出于职业的目的，认为足可以把财产和财产权利作为相同的东西看待。然而，财产这个词在适合经济学的分析中涉及了三个可分离的概念，即稀缺性、未来性以及由集体行动所造成的权利、义务、自由和风险的承担。预期非稀缺的东西都不是财产，预期稀缺的一切东西很快就都会由集体行动带进财产权利的意义范围之内。当预期的波长导致使用权利的冲突时，甚至连空气都会实行定量配给个人专用。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过的，在美国对公用事业的估价中，财产的这个稀缺性—未来性的内容已经得到了一个自己的特殊名称，这就是“无形财产”或“无形体的价值”。无形财产是拥有预期的经济量的权利，这种经济量是按照从商品或服务的预期销售中获得的价值来衡量的；一种立法行为如果“不合理地”把价格降低到了公用事业公司将来要收取的费用水平之下，那么就会被法院认为是对其财产的没收，它所没收的是预期的稀缺性价值。

这种“无形财产”与麦克劳德的“无形体的财产”肯定不同。无形体的财产现在必须区分为一种债务，这是债权人迫使债务人偿付特定数目货币的权利，其中包括作为征税权威的国家
。但无形财产是完全不同的种种预期，例如商誉、专利、铁路估价、持续经营的权利、进入劳动市场的权利，其估价取决于数量和价格的预期，而数量和价格则是从由集体行动控制下的未来交易中得到的。因此，通过这种流通性机制，甚至无形体的财产也变成了“无形财产”，因为现在债务具有了一种市场价值，也就是债务的“价格”，这个价格会随着长期债务、短期债务、即期债务的相对稀缺性的变化而起伏涨落。债务的这种市场价值就是其稀缺性价值，或者说是价格；债务市场上的“无形财产”正是这种市场价格，它如同商品、服务、劳动的预期价格既是无形财产又是其他出卖者在其他市场上的无形体的价值一样。它们的“无形”就是它们的稀缺性和未来性，其预期就是财产，它们的尺度是价格，它们的“客观性”既是资本的现代意义又是集体行动，而独立于个人意志的集体行动创造了财产权利。

因此，无论是有形体的财产、无形体的财产还是无形财产，财产的意义都是四重的：有用性、稀缺性、未来性以及权利、义务、自由、风险承担等集体的法律关系。它意味着占有、保留、让与、获得和不受干预的权利。这就是买卖交易的定义。购买财产的时候被转移的是这些所有权关系的全部或一个部分，被交换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一种劳动过程，更准确地说，转移的是权利、义务、自由和风险的承担；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这些都是对未来预期的转移，但这种转移在现在的买卖交易中具有一个贴现的价值。

把无形体的财产称为商品，并且认为无形体的财产可以离开对未来商品或货币的主张权而独立存在，这是麦克劳德所犯的一个错误。他跟一般律师所做的一样，没有把商誉、专利这种无形财产跟债务这样的无形体财产区别开来，原因在于两者都是可以出售的。这类无形体财产在可分配的意义上同样也是一种“商品”。麦克劳德的双重错误源自于他的不正确的时间
概念。然而，如果像律师麦克劳德和其他所有律师所知道的那样，财产权利不过是一种制度安排，目的是为了确定对未来的预期，从而通过在将来迫使他人交割商品、支付货币、克制对市场和价格的干预等，把未来的商品、未来的价格、未来的货币与现在连接在一起，那么这样一来，财产权就跟商品本身一样客观了。因为甚至商品都只是指未来的商品，而财产权指的却是其他人交割商品、进行支付的未来行为。其他人的这些未来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是客观的，这不是因为它们是物质的商品，而是因为它们不受个人意志的约束。而且，这样定义财产权就不会把一件商品计算两次了，一次是作为商品，另外一次是作为对商品的权利，它们计算的是同一个商品所有权的未来和现在。

有了对时间作用和客观性意义的这些修正，麦克劳德的基本命题就正确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别于工程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它的对象不是商品，也不是劳动或任何物质的东西，它的对象是确定财产权利、义务、自由和风险承担运作规则的集体行动；这些是买卖者现在的预期，在关系到商品、劳动、货币或其他任何现在预期具有未来用途和稀缺性的东西时，社会会负责他们买卖活动的估价在未来由他们本人或别人来实现。

这正是价值另外一方面的可变因素。这是对集体行动将通过习俗、法律、权利和自由来进行的活动的预期，而这些活动是通过法庭、行政当局、董事会、委员会以及包括管发行的中央银行来执行的。价值的这个可变因素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恒量，因为价值是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个估价的过程。但不仅俄国证明它是可变的，而且美国的法律史也证明它是富于变化的。我们不会直接测量它，我们会通过它在现在的交易中对货币估值的作用来测量它。

因此，我们买卖的不是商品，而是它们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是对经济量的货币量度；我们买卖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对未来的东西合法控制的预期。这种合法控制就是预期的集体行动。

经济学家自然会反对关于价值和价格的这些法律上的定义，认为这是表面上的东西。他们所要的是其下的真实性，并且真实性是存在的，那就是人类所想望的所有“物品”的未来的真实性。这种预期的真实性是紧随着买卖的估价而来的。还需要两个更进一步的步骤：一个是要求偿付、履约和不干预的法律程序；一个是在所有者的命令之下进行的商品制造、运输和交货的技术程序。它们的估价变成了大家所熟悉的谈判心理，而谈判心理现在是在估价的过程中处理交易并在现在的交易中被公式化的，其当事人是在对政府、产业和银行业稳定性的期待下希望获得未来可靠的真实性。

通过价值协议进行合法控制权的买卖活动是一个非常的心理过程，只有心理学的语言才能解释这个过程，因为它的本质是未来性
。但所需要的心理是劝说、强迫、命令、服从、恳求、争论的谈判心理，而不是商品的快乐和痛苦。交易的每一方都要面对他们自己的竞争者，也要面对对方的竞争者，而且他们是受自己的需要和各种选择所驱使的。这意味着初步的谈判；对初步谈判的法律分析可以分解为劝说或强迫、公平或不公平的竞争、平等或不平等的机会、合理或不合理的价格，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稀缺性、预期以及当时当地的习惯上的和法律上的规则所左右的。于是，当劝说、公平、平等以及合理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或者被置之不理时，代表集体的法庭就会通过历史上著名的损害赔偿学说，把这些谈判解读为一种报价和接受，这种报价和接受创造了债务，并且由上述的价值的各个方面来决定和衡量。

因此价值的经济概念以及实际上现代资本
的概念，跟科学上的其他概念一样，经过了好几个历史阶段才达到了一种用数字表述的纯粹相对性的学说标准。它从通俗而原始的某种物质上客观的东西起步，然后转变为某种非常主观的东西，后来又增加了未来时间的因素，最后又接受了财产的概念，那是稀缺性、未来性以及权利、义务、自由、风险承担的客观等价物，而权利、义务、自由、风险承担则是稀缺性的集体作用和原因。有了先前为大家所接受的计量单位为基础的数学的介入，这些可变因素，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通过它们的原因或作用，开始被结合成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变化的经济关系不断变动的数值用数字表示的计量。在这个过程中用了三种计量体系：使用价值的物质计量，稀缺性的货币计量，预期风险和等待的货币计量。共同的估价就是通过这些预期进行的。

估价的这九种或十种因素以及它们等值的债务，可以归纳为三项内容：稀缺性，表现为商品的稀缺性、支付手段的稀缺性、等待的服务的稀缺性三个方面；数量，表现在使用价值的种类、质量和数量上；未来的时间，表现在等待和冒险的贴现上，其中冒险可以细分为自然风险、个人风险和集团行动的风险。

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从交易的角度对价值及其等值的债务所下的定义，这甚至是对现代资本的定义，这个定义是由稀缺性、使用价值、贴现这些可变因素构成的，它们综合起来的可变性被折合成了借出和账户的借方。

这样，我们就从心理学过渡到了有形体的、无形体的以及无形的财产，这就是现代的资本
和资本主义
。就在美国法院构建无形财产的概念的同时，经济心理学家正在构建一种相应的心理学，这在费特身上达到了顶峰。他的心理经济学有无形财产的许多特质，但是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所以无法具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讨价还价能力均等以及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些制度概念。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了交易的货币制度、价值的货币意义以及社会的集体行动中了。

七、利润的边际

关于利润在国家或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动态的问题，即让机构运行的是什么东西？另外一个是静态的问题，即利润的制造者因为让机构运行在国民收入
中得到了多大的份额？前者我们称之为利润盈余，后者我们称之为利润份额。

关于利润的两种衍生和从属的关系，我们区分为利润率和利润收益。利润率是按照所发行的股票的票面价值计算的比率；利润收益是股份的收益，或者说是按股票的市场价值计算的分红率。如果按照股票票面价值计算的利润率是百分之六，那么股票按照百分之二百卖出时，按照市场价值计算的利润收益就是百分之三，或者说是股票按百分之五十卖出的时候利润收益是百分之十二。[203]

从投机者和投资者的私人观点来看，这些从属的问题相当有趣，但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却是双重的——利润盈余是如何让国家运行或停滞的？社会
为这项服务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还是太小了？一个是程序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这个程序是正当的还是有罪的问题。这两者通常是分不开的。两者都是具有社会重要性的问题，因为利润制造者是所有其他阶级的出纳。那么，让机构保持运转和公正地分配产出，哪个更重要呢？

贯穿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开始，关于繁荣和萧条更替原因的这两个基本但对立的学说就是可以区分的。一个我们称之为利润份额学说，另外一个我们称之为利润盈余学说。两者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根本的事实，那就是在产业上具有法律控制权的生意人，由于有了这种控制权，成了决定生产和消费是否会继续、扩张或终止的人。左右他们的动机是利润
。各种公司现在在制造业领域甚至控制了总生产的大约百分之九十，而且实际上几乎控制了除农业之外的其他产业的所有生产，这些公司完全是为了适应这种利润动机由法律创造出来的。个人也许有其他各种动机，但当他们进入公司之后，所有其他动机都抛开不谈了。公司是利润制度，就如同教堂是信仰制度、家庭是爱情制度一样。

按照法律上的控制权这一根本事实，利润份额论者认为，国民收入中归于所有权的收入（例如地租、利息、利润）太多了，归于消费者的收入（特别是工资和薪水）太少了，因而消费者不能买回他们作为劳动者生产的所有产品，因此才会有生产过剩，结果是商业的萧条和失业。这就是马尔萨斯的理论。

利润盈余论者认为，商业萧条和失业的原因是企业家不能在所有的费用之外稳定地获得足够的收益从而使他们获得利润，并且在免受损失和破产的情况下继续经营。这是李嘉图的理论。

马尔萨斯学派利润份额论的四个阶段，我们将区分为消费阶段、储蓄阶段、股息延迟、销售延迟
等不同的论点。

另外一方面，利润份额论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假设利润盈余只有靠削减工资来维持；而后来的观点认为，只要价格水平没有降低反而保持稳定，或者比工资增加得还更快，那就有可能在工资增加的同时保持利润。前者是李嘉图的学说，后者是从维克塞尔学说中推衍出来的观点。

利润盈余是各种用途引起的全部负债总额和全部产品销售所获得的总收益之间的差额。这种边际通常被描述为“销售利润”或“净利润”，而为了销售而引起的全部负债的总额通常则被描述为“已售货物的成本”或者是生产成本。既然利润和亏损是不断变化的资产与负债的差额，那我们就可以用制度名称“负债”来代替古典名称“成本”。

可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将对营业边际和损益边际进行区分：营业边际即营业净收益，税赋、利息、利润都是从中产生的；而损益边际则是营业并支付税金、利息之后纯损益的净收入。因此，我们要考虑几种附带的利润盈余，其中的三种我们分别称之为应税边际（付过利息之后）、财务边际（付过税金之后）、价格边际，或者说是价格变动对利润盈余的作用。[204]

下面的百分表（见表9－2）是一个典型的收益表，就我们现在所关心的目的而言，这个表将简要地说明这些不同的边际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利润的边际”之后的各节大纲。与利润份额进行比较的正是这些可变的利润盈余。

表9－2　典型的收益表（百分数）

（一）利润份额

利润份额取决于我们所谓的利润指的是什么。共产主义者和早期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对利润和利息加以区分，但我们现在要进行区分。利息是由法律来执行并且在契约中加以规定的支付。法律保证债务人会偿付，只要他有资金，否则的话法律会宣布他破产。利息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一种法律关系，但利润不由法律来保证。利润是买者和卖者、借者和贷者、雇主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有交易和不交易的自由，而且由于其他人也有交易或不交易的自由，因此他们中的每一方都要承担获利或亏损的风险。它是法律所允许并执行的一种“自由—承担风险”的关系。利润的获得是通过低物价时的买进交易（低价购进原料，或者低工资、低利率、低地租）或者高物价时的卖出交易实现的，如果程序反了，结果就是亏损
。

因此，那些对公司和企业拥有合法控制权的人一般总在追求利润，唯恐亏损。所以他们的工作是双重的：预测
和计划
，而那些获得纯利息的人只是储蓄
和等待
。[205]
利润是预测和计划活动的结果，在私有财产制度中，这是那些能够创造利润的人获得产业合法控制权的原因；如果他们不能创造利润，那他们就会通过破产而丧失合法控制权。所以，当我们问利润份额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问国家给预测
和计划
活动付出了多少报酬；而当我们问利润盈余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问个体的企业家和公司在偿付了他们的债务之后还剩多少。

柯普兰采用金氏（W. I.King）创造的计算方法，估算出1925年商品和服务的国民总收入的可能价值是八百二十亿美元，但这包含了还没有计入货币体系的“非现金”项目，例如自有住宅的租金价值、已经估算但尚未用货币支付的利息、在家中消费掉的产品。这些非现金项目的价值有八十亿美元，所以估算的货币收入是剩下的七百四十亿美元。这些货币收入分配如下，见表9－3。[206]

表9－3　货币收入分配（1925年）

因此，根据这些计算，我们可以看到，雇员作为工资和薪水得到了国家货币收入的将近三分之二（百分之六十三），百分之八是作为租金和特许权得到的，百分之五是利息，归于利润的份额大约是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股息百分之六，利润百分之十八）。

但是，这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包含了这样一些所有者的估算收入，例如农民和非公司制机构，他们在公司里不是股东，但如果他们曾经是雇员，那他们就会获得工资和薪水。根据金氏估价，如果他们的利润分为纯利润，那么与他们作为工薪阶层或律师、医生、股东所得到的劳动收入相比，纯利润只会是四十亿美元，劳动收入会是九十五亿美元。包括股息在内的纯利润大约会是百分之十一（百分之六是股息，百分之五是利润），而利润获得者的劳动收入大约会是全部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24－11= 13）。

可是，不理会利润与工资薪水的这种比较没有什么不对的。企业的所有者不会因为他自己的工资或薪水而变成对自己负债。他所承担的得不到工资和薪水的风险，跟得不到利润的风险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以利润形式得到的收入的数量，可能不超过甚至远远不及他支付给其他人的工资或薪水。但那是在数字编就以后的回顾，而不是经营企业的方法。企业所有者是向前看的，他可能称之为工资或薪水的东西，如果他得到了，也是合并在他偿付完所有的债务后剩下的预期利润盈余中了。换句话说，为了经营自己的企业以谋求利润，他因工资、薪水、租金、特许权费用、利息而对他人负债，然后通过先见之明和计划，他得到了自己的机会，获得了未来的他自己的工资或薪水，当然不是以工资或薪水的形式，而是作为利润形式获得的。利润的边际不仅是纯粹的利润，它也是企业家假借利润形式投入的工资和薪水的边际。

因此，我们可以回到金氏的计算方法中，如果不求十分精确，那我们可以估算出，像在1925年的一年中，劳动所获得的工资和薪水是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而财产所有者和企业家则得到了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如果这百分之四十再细分的话，那么百分之九是租金，百分之六是利息，百分之二十五是利润。换句话说，按美元计算，如果国民总收入是七百五十亿美元的话，那么劳动的份额大约会是四百五十亿美元，财产所有者的份额是三百亿美元，后者再细分为七十亿美元的租金、四十亿美元的利息、一百九十亿美元的利润。

显然，如果劳动只获得了产品的百分之六十，那么以货币形式归于工资和薪水的这个份额就不能购回全部产品。

基于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马修·沃尔（Matthew Woll）在代表美国劳工联合会讲话的时候得出了以下的推论。

“自从有了大规模生产之后，产量一直在稳步上升……工资总额已经下降了……这些趋势的结果就是购买力的总体持续减少，越来越不能满足它的需要，或者说不能靠购买来消除日益增长的产出源流……劳工政策可以用几个字来说明：必须让大众消费跟上大规模生产的步伐……国家的头等需求就是让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不仅要提供充分且不断增加的就业，而且还要把促进社会进步作为一项国家政策。”[207]

这一论点的线索源自于1837年之后的罗德波图斯（Rodbertus），这个论点的两个阶段，我们称之为马尔萨斯学派学说的顺序的社会主义和工会阶段。差别在于，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追随的是罗德波图斯而不是卡尔·马克思，他们主张通过政府的行动来实现购买力的增加，而工会主义者则主张通过自愿的劳工组织来完成这一任务。

马尔萨斯创立自己的学说是作为从1815年之后的萧条和失业中复苏的手段，但罗德波图斯创立的学说则是作为萧条和失业的原因，[208]
后来霍布森（Hobson）和其他一些人信奉了后者的理论。根据罗德波图斯的理论，地主和资本家吸取了技术生产力日益增加的产出以供储蓄和投资，因此劳动者不能购回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以供消费，结果就是生产过剩、失业、物价下降。要防止这些现象，只有通过政府建立一种标准的工作日并随时重新调整工时和工资，这样才能保证劳动者在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力中获得相应比例的份额。

更为近代的社会主义者刘易斯（Alfred Baker Lewis）回顾了社会主义观点的三个阶段，大意是，为了防止失业，应该减少归于财产的份额而增加归于劳动的份额。我们略微修改了他的用语，将该理论的这些阶段称为消费阶段、储蓄阶段和股息延迟阶段。我们把这个理论的第一个阶段确认为共产主义阶段，第二个阶段确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第三个阶段确认为工会阶段。我们还增加了由福斯特（Foster）、卡钦斯（Catchings）、哈斯廷斯（Hastings）共同阐述的第四个阶段，我们称之为该理论的销售延迟阶段。利润份额学说的整个序列，我们命名为马尔萨斯—罗德波图斯序列，以区别于我们称之为桑顿—维克塞尔序列的利润盈余学说。

1.消费和储蓄
。在这个理论的共产主义阶段，所得出的结论是，一切财产收益，包括租金、利息和利润，都应该用共同所有制予以废除，以便劳动者以工资或薪水的形式获得产品的区别价值。据称，这一补救措施会消除失业。关于这一理论的共产主义阶段，刘易斯说：

“关于周期性的商业萧条，人们执意主张的解释是，把这些萧条归咎于我们的产业生活中利润的地位和存在所引起的一种普遍的生产过剩。按照早期社会主义者不成熟的说法，这一理论是这样认为的：由于地租、利息、股息、利润以及工资和薪水都是从产品中支付的，所以工人们不能取得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价值，因此工人们也不能买回他们生产的全部产品。诚然，工资和薪水的总额会少于所生产的全部价值，因为产业的所有者以财产收益的形式拿走了产品的一大部分。但对于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这个观点，人们立刻回应说，以地租、利息、股息、利润形式获得收益的那些人同样也消费商品，实业所有者用掉的他们的收益，足以买回工人的工资和薪水无法购买的那一部分总产品。”[209]

刘易斯说，面对财产所有者也是消费者的上述论点，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跟工人相比，实业所有者倾向于花费收益的较小部分，而将收益更大的部分用于投资，正是他们的储蓄和投资容易引起与总产品相比的消费者购买力的不足，或者换句话说，引起普遍的生产过剩”。关于这一论点的第二个阶段，刘易斯说：

“对于这一理论而言，最根本的难点在于，它认为储蓄只是目的不同的花钱方式。既然用钱不一定导致生产过剩，那么似乎不存在任何恰当的理由认为储蓄要对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负责。储蓄和投资的人也在花钱，尽管他把钱花在了资本设备或者是用在了住宅这样的耐用消费品上，但这跟在消费行为中这个人把自己的钱用于立刻或至少很快就会消失的消费品上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当一个公司通过增加自己的资本设备进行储蓄的时候，它只不过是通过支付工资给进行产业生产和装配资本设备的人来花自己的钱，它并没有把钱作为股息支付给股东，后者接下来会花掉这个钱。当然，他们是间接花掉这些钱的，方式是支付工资给那些为生产股东决定要购买的东西的工人。换句话说，储蓄只不过是用钱购买生产品（资本设备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而不是用钱购买消费品。因此，储蓄的净效应造成了这样一种倾向，即让劳动流入生产资本设备的产业，而不是流入生产消费品的产业。

“例如，一个富翁决定用掉自己的钱，他也许会用他的部分收入购买一艘游艇，这会导致劳动流入生产享乐用的游艇的造船厂。他也许会购买国际商船公司的有价证券，那会导致劳动流入那些生产货船或客船的造船厂，而不是流入生产享乐用的游艇的造船厂。储蓄和花钱之间本质的区别是，国家的生产力流入的方向不同，无论如何，对这些生产力产出的总需求都不会必然减少。所以，这一点似乎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增加资本设备的行为本身不会导致任何的生产过剩，或者是导致消费者购买力的普遍不足。

“如果在某一年中用于增加资本设备的储蓄比另一年有显著的增加，那么净效应就有可能造成某些生产资本设备行业的活动的下滑，但这并不是不断发生的萧条时期的特征。因为周期性商业萧条的主要特征是所有产业都萧条，它们的活动都低于正常水平，而不是某些产业陷入衰退而另外一些产业却保持繁荣。”[210]

2.股息延迟
。于是，刘易斯放弃了劳动和资本的份额同时
变化会造成就业或失业数量差异的观点，转而陈述我们所谓的这一理论的股息延迟
阶段，作为当利润花掉时在时间
上的一种差别。他说：

“在派生利润的产品售出之前，利润是不可能进行分配的，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得到利润，利润甚至在此之前就不存在了。当然，适用于利润的道理也适用于股息，因为股息不过是分配公司所得利润的方式，部分地租与利息也是这样分配的。这个事实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企业从某一特定年份（或特定季度）获得的利润，不能用来购回当年所支付的工资不能买回的当年生产出来的那部分产品。换句话说，如果1928年生产的产品的一半分给了工资和薪水，一半分给了利润和股息，那么产品的一半，也就是利润那一半，就不能用来购买1928年的产品了，因为它要到1929年才能分配。”

如果利润是每季度或每半年分配，那么适用的也是同样的原则。我们可以用“特定的时期”代替他的“年度”这个词，这样做并不影响该理论的正确性。

但是也可能有人反对，刘易斯说：“上年度赚得的利润在接下来的年度分配之后会被用于那一用途。换句话说，1927年的利润不是在1927年而是在1928年支付的，然后它们被用来买回1928年的那部分产品，这是1928年所支付的工资不能买回的。”

刘易斯说，如果某一年当年的产出跟前一年的产出一样，而且两年的份额是同样的，那么这种反对意见就是结论性的。

但这种连续两年产出相等的情况并不是实际情况。刘易斯说：

“让我们接下来假定，1929年的生产有所增加，那么产品就不是五百亿美元，而是六百亿美元，分配的比例跟前面一样，一半是利润，一半是工资和薪水，那么，可用来购买1929年六百亿产品的是三百亿的工资加上前一年所赚得的但在1929年才分配的二百五十亿利润，这样，就剩下了五十亿的东西没有卖掉。”[211]

他把这个例子进一步运用于第三个年头，并且指出，随着每一年产量的增加，卖不出的商品就会积累起来，由此他得出结论：

“显然，只要生产比上一年持续增加，卖不出去的商品的数量就会按照这样的方式一年一年地增加。这些商品会以不断增加的存货的形式留在零售店里，留在批发商的手里和仓库里，而成品和原料两种增加的存货也会留在制造商的手里。”

然后，刘易斯非常准确地说明，零售商手里未售出的商品是如何到处发挥不利作用的。

“当然，手里卖不出去的商品的存货不断增加，最后的结果就是零售商削减他们向批发商的订货，接下来批发商会减少他们对制造商的订货，制造商会减少生产，将工人解雇或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且大大减少他们向农业购买原材料的订单。”

刘易斯还进一步说明了商业重新兴旺的原因。他说：

“诚然，制造商所诉诸的解雇员工或缩短工作时间的政策，会由于减少购买力和生产而加剧并延长萧条，但即使失业的人也是要吃饭的，即便是丢了饭碗他们也还是要消费东西的。他们从银行里取出自己的积蓄，靠人寿保险政策借钱，所得到的钱无论如何都会让商品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流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工人都会从邻近的商店里得到赊取的商品，这样商品就会流动，但相当长的时间都不会有货币从另外的方向流过去。

“而且，在萧条时期，有些生意还在进行，只是没有利润，甚至实际上是亏损的。这样一来，分配给消费者的购买力的数量，要比在那种情况下所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的数额要大。所有这些方式会让积压的商品存货逐渐减少。购买的活动最初是以无隔宿之粮的方式进行，量大了以后，产业又开始恢复了。”[212]

最后，刘易斯得出了同样的补救措施的结论，这些结论是社会主义者论点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所主张的，最初他否认了其正确性。他说：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利润和其他与利润同样的支付方式，例如股息，应对周期性负责，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充斥着这样的周期性。

“从这种推理线索中得出的实际的结果是，任何类型的政治或产业计划，只要倾向于减少归于股息和利润的份额，那么增加支付给工资和薪水的份额，就会倾向于减少我们周期性的产业萧条的严重性，或者延长它们之间的繁荣时期，或者两者都延长。转移我们的税金负担，让更多的负担落在利润头上，或者增加因对利润的额外税金支付的社会服务，或者针对减少利润的管理价格，所有这些措施都会趋向于减少失业。同样可取的结果也可以来自于加强劳工组织力量的任何措施，这样就可以让他们通过有利的集体工资协议，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产业以工资形式支付的产品的比例；这种结果也可以来自于扩大经营产业的非利润方式的范围，例如生产或消费合作社，或者是国有或国营。”

上述关于股息延迟
理论的说明，很少或根本没有提到未分配利
润
和公司盈余
的处理。显然，还没有宣布为股息的利润并不像收藏钱币那样闲置在公司的钱柜里，它们不是由公司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动用于扩建厂房或更新折旧，就是作为存款留在银行里以便贷给其他企业购买商品和劳动，再不就是暂时投资于正在购买商品和劳动的其他公司的有价证券。当宣布股息时，唯一发生的事情就是把那么多的购买力从公司的手里转移到股东手里。股息延迟理论存在谬误，因为未分配的利润用于购买商品和劳动，在数量上跟利润作为股息分配是同样的。

3.销售延迟
。因此，福斯特、卡钦斯、哈斯廷斯共同提出了利润延迟理论的第二个公式[213]
，也就是销售延迟理论。按照哈斯廷斯发表的最全面的观点，其说法大致如下：

“……商业机构作为一个整体，除了从外部来源所得到的所有货币之外，其所支付的货币的数量，与它们所生产的东西的价值并不相等……即使商品的生产者同时按照与其产量总的销售价格提高后同样的数量增加支出，但这种购买力的增加也不会跟商品同样快地到达市场，因此，也许会有卖不掉的商品积压下来，直到新的货币流在零售市场上达到其全部的数量……既然追求利润的商品生产者不是在商品生产出来的时候就支付这一利润，而只是在商品销售之后才支付，那么在开始增加生产的时候，他们就不能支付跟商品的销售价格相等的数量……利润规模落后于生产规模的这一暂时的延迟以及商品相对价值的调整……容易导致卖不出去的商品积压……原材料的成本并不总是当时就支付的。这个事实有时候会阻碍债权人，使得他现在的支出无法跟他正在生产的商品的全部成本和利润相等……有组织的原材料生产者、半成品生产者、批发商、服务和无形商品的生产者
，也无法使现在的支出与现在所生产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相等……因此……不使用的利润和‘不当’使用的利润，共同代表了商业复苏和活跃时期所赚得的利润当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它们要对这一时期卖不出去的商品的积压负责，即使没有其他任何因素趋向于产生同样的结局，但最终不可避免的后果仍然是商业危机。”[214]

福斯特和卡钦斯扩展了这个论点：

“通常所谓的‘生产过剩’这个令人沮丧的结果，也许称之为‘消费不足’更为恰当一些。不过无论叫它什么，主要都归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实业没有支付给消费者足够的钱，使他们无法购买增加的产量；第二，在储蓄的必要性之下，消费者甚至连实业支付给他们的钱都不能全部花掉，而且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收入来源。”[215]

从利润的销售延迟理论得出的结论，与消费、储蓄、股息延迟理论已经注意到的关于消费者购买力不足的那些结论是很相似的。雇佣劳动者的购买力必须增加，以便他们可以先于[216]
企业家的利润购买全部产品，而企业家的利润则在其产品卖出之前是不能成为购买力的。

但我们可以证明，这一销售延迟的理论跟股息延迟理论同样谬误，我们取而代之的是与其相反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是利润的销售预测理论，或者代之以与后者意义等同的利润的风险贴现理论。

（二）销售预测

显而易见，工资和薪水是在产品销售之前支付的，有时候是在三十天之前，有时候是在三十年之前。那么，企业家是如何得到货币以便在产品销售之前支付工资和薪水的呢？不到产品卖出之后，工资和薪水的确不能支付，正如不到产品卖出之后利润无法确定、股息无法公布一样。

在产品销售出去之前就使得工资和薪水能够支付并用作购买力的，是银行制度。使得利润可以在产品销售之前就用作购买力的，也正是这种银行制度，而利润、工资、薪水、利息、地租都是从产品销售中得来的。这种银行制度是按照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两种方式运行的。商业银行供给实业经营所需要的资金，投资银行则供给实业资本设备所需要的资金。

商业银行使得企业家在产品销售之前就可以购买原料、支付工资，这是通过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货币预测制度来完成的。被贴现的不仅是未来利息的支付，而且还有考虑到未来风险的未来利润，现在因支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钱要少于当产品销售出去时将会被接受的预期价格，因此贴现就是通过这个过程完成的。拿我们使用过的那个简化公式来说[217]
，预期六十天内可以卖到六万美元的产品，经过利息和利润的双重贴现（利息六百美元，利润六百美元，共计一千二百美元）后，现在的价值是五万八千八百美元。可能存在种种的不确定性，但为了简化起见，我们把它们都忽略了，因为在这里我们只关心一般原则，即利润是只在商品卖出去之后
才变成购买力，还是在商品卖出去之前
变成购买力。构成对现在的商品和劳动购买力的只是每笔交易中已实现的
利润，还是每笔交易中的预期的
利润？如果变成购买力的只是每笔交易中已实现的
利润，那么很显然，归于利润的份额就会延迟于生产，这样就会有卖不出去的商品的剩余逐渐积累起来。但是，如果决定现在购买力的是预期的利润，那么与工资作为购买力的延迟相比，在生产之后，就不再存在利润作为购买力的延迟。

然而，为了理解利润延迟与利润预测理论之间存在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对银行制度的机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问一问：是不是也不存在利息延迟？银行家什么时候得到六百美元的利息，当他得到利息之后会用它来干什么？通过贴现过程，他显然在产品销售之前的六十天就得到了利息。银行家已经给自己的客户贷了六十天之后偿还的六万美元款额，但在账簿上，他让自己对商品的销售者负责的只是见票即付的五万九千四百美元。[218]
这六百美元的差额，就是未使用的银行的信用[219]
，这笔钱银行可以贷给任何其他的制造商，其他的制造商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存款账户，然后用来购买原材料和支付工资。通过这个贴现和转移银行存款的过程，这六百美元的利息早于特定商品销售的六十天，被其他的雇主用来购买其他的原材料和工资，而从特定商品的销售中，购买六万美元商品的第一个制造商的消费者偿还给银行的本金和利息，将在六十天内支付。

因此，如果商业兴旺，就不存在利息的延迟。利息的数额是按照原材料和工资的价格低于制成品的预期价格预先规定的。而这些利息实际上是被其他的制造商在别处用于创造对劳动的需求，它不是在自己的工厂里直接创造，就是通过对原材料的需求间接创造。

利润也是如此。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引入运行中的机构的概念。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挑了一个六十天期限的单笔贷款交易，但这只是无数不断重复自身的类似交易中的一笔，如果所有的商业都照常运转，那么种种交易就会在其他的运行中的机构中发生。假定这个特定的机构每天生产和销售价值六万美元的制成品的话，那么一年中的每一天都会因提前六十天的贷款和约定实现六百美元的利润。每天能够实现这六百美元的利润，是因为制造商在六十天前预先支付在原材料和工资上的钱，要少于他现在从制成品上得到的钱，原因在于先前的利润贴现。

他用每天的这六百美元的利润盈余来做什么呢？他会把它用掉或存起来。利润是以从向许多银行里提取出来的支票的形式来到他这里的，这些支票他存进了自己银行的贷方账户。如果他提取出来是作个人消费，那么他就把利润直接或间接地用在了雇用劳动力上面。但如果他把利润储存起来，那他可以用两三种方式：他可以把利润作为贷方存款留在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这种情况下，银行就可以把它贷给其他的企业家用于雇用劳动力；如果他已经因为贷款而对银行负债了，那么他增加的贷方存款就减少了他对银行的净负债，但是它也以同样的数额减少了银行的即期债务，而且如果银行还没有达到其法定的储备极限的话，那银行就有不小的回旋余地，可以把第一个制造商减少自己净负债的这六百美元贷给其他的制造商。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个制造商都已经储蓄了他的利润，而且通过商业银行把它贷给了其他的制造商，他们可以用这笔钱立即雇用劳动力、购买原材料。

哈斯廷斯跟福斯特、卡钦斯一样，都反对把银行贷款的支付看做是购买商品和雇用劳动力的货币支出。他说：

“这个机构还给银行的这笔钱可以被贷给其他的制造商（或者甚至再贷给同一个制造商），以作为商品生产的资金，因此，它最终是会到达一个消费者手里的，但只有把它支付给另外的商品生产者之后才会这样
。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
，与商品生产者所支出的购买力
之间的差额，会依旧存在。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认为银行贷款的支付就等于货币的支出。”[220]

在这里，显然残留了这样一个谬误的观点，那就是认为是消费而不是储蓄创造了对商品和劳动的需求。由银行贷给另外一个制造商的这笔贷款是利润的“储蓄”，在商品的生产中，会作为购买力立即用于购买原材料和雇用劳动力，而所生产的商品在后来将会被其他的制造商销售出去，不会等到它到达消费者手里。

而且这样支出的购买力，与所生产的商品经过贴现的未来销售价值的现在价值，是大致相等的（考虑到了预测的误差）。例如，在我们的例子中，现在的价值是五万八千八百美元（减去了利息贴现和利润贴现），这是在销售之前六十天支付给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数量，所以在购买的时候，所支出的购买力当然跟所购买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价值是一致的。在六十天里它会更值价，但银行机制和预测贴现关心的是这个差额。

或者制造商不让银行把等于其利润数目的钱贷给其他的制造商，出于自己企业的支付目的，他可以从自己的账户中把钱提出来，这跟他为了个人消费把钱取出来是完全一样的。他可以把它作为“未分配的利润”在自己的企业中进行“再投资”，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在扩建厂房或扩充其他设备的时候用这笔钱来雇用劳动力；或者他可以在自己的产品销售之前直接用它来支付业务工人的工资，而不是从银行借钱来预先支付。这种情况下，在他的账簿的资产方面将会出现“在制品”或“存货”这样的项目，大致跟他支付给他们的价值相等。

或者，在最后，如果在三十天或六十天的时间里，他已经把制成品卖给了消费者，那么在他的账簿的资产方面就会出现“应收款”这个项目，但在负债方面却不会出现相应的对银行的债务，因为他每天六百美元的利润实际上已经贷给了消费者，而他对银行的债务也如数减少了。但是，由于购买了原材料却没有付款，因此在他的账簿的负债方面会出现“应付款”的项目。

如果他的债务人偿付他们欠他的债务，那就会减少他的“应收款”，他们是通过付给他银行支票来做到这一点的，他可以把银行支票存入自己的银行，这样就可以增加他自己的活期存款账户，在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时随时支用。另外一方面，如果他要通过偿付欠其他制造商的债务以减少自己的“应付款”，那么也是通过自己银行的支票来做到的，其他制造商也可以把支票存入自己的银行，在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时就可以立即支用了。

哈斯廷斯还反对这样一个观点：“应付款”的减少就是作为购买力的货币的支出。他说：

“最后，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一百美元（现金方面的增加）有可能用于减少应付款
。如果这笔钱所付给的那个机构因为成本和利润在先前所支出的货币与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完全相等
，那它将不必在本期的全部支付之外再支出这笔钱。这一百美元甚至可以用来归还银行的贷款，因此就不会打乱购买力流量与商品流量之间的平衡。然而，因为这种购买力被冻结在了与其的应收款上
，因此债权机构不能完全支出所需要的数量
并不是不可能的，尽管现在也可以补上这个不足，但跟这笔钱已经同时用于商品生产的支出还是不一样的。”[221]

由于未能认识到银行机制和预测贴现，这里又是支持销售延迟谬误的储蓄谬误的残余。当这个制造商将他的一百美元用于减少应付款账户时，他通过开出自己银行的支票，把一百美元的存款转移给了他的债权人，而他的债权人把钱存了之后，在自己的银行账户上就增加了一百美元。这相当于通过增加银行对他的一百美元的即期负债，从而减少了他一百美元的银行贷款。

这一错误源于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债权机构以前不能支出所需要的全部数额，因为它的购买力冻结在了应收款上，应收款被“冻结”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它们是“呆账”。如果它们是有把握收回的债款，那就不会被冻结，它们就是他的资产的一部分，凭借着它们，银行会按照一定的贴现预付给他购买力，他可以立刻用它来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

这种预付款通常可以按照两种方式获得：一种是“客户信贷”；一种是把应付款按照一定的贴现出售给银行。客户信贷构成了美国国内银行业务的一大部分，尽管应收款不是卖给银行的，但银行却了解应收款，它们构成了客户资产，银行为凭此“支持”客户，通过贷款和相应的活期存款账户，在应收款支付之前贷给客户必要的数额。因此，在商品售出之前应付款并没有“冻结”购买力，它们正是银行机制在所售出的商品偿付之前预付购买力的基础。

银行预付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按照一定的利息风险贴现，把这个应收款实际卖给银行，银行给这个卖方账户创造一笔存款，大小相当于这笔款的未来面值减去贴现。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商业承兑汇票或“双记名票据”，使用这种票据的时候，商品的买卖双方在票据到期的时候都有偿付的义务。在这里，“应收款”从银行客户的资产中消失了，在它的位置上仅仅是一个“银行现金”存款，可以立即用来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在这里，又是利润延迟和利息延迟都不存在。银行机制的创立的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种购买力的延迟，它使得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以及商品销售之前就创造出了购买力。

而且，再说一次，这种购买力大致等于（考虑到预测误差）所生产商品的现在价值，因为它们的现在价值不是别的，正是在生产的过程中，按照它们现在的价格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时实际所支出的购买力的数额。它将按照现在的价值“购回”所生产的一切，当未来价值变成现在价值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预测贴现和银行机制提供了按照产品的现在价值计算的偿付手段。

因此，如果业务正常进行，那么不管是通过商业银行，还是通过在自己企业的使用，一切利润都可以立即作为购买力用于购买劳动力，无须等到商品销售出去，也无须等到利润转化成股息。我们在两个方面对利润延迟理论进行了改进：一是用结束交易代替了股息分派；二是用运行中的机构的重复交易代替了它自己孤立对待的单一交易。

用交易代替股息分派的这种办法，使得我们加强了过去我们已经阐明过的关于交易意义的说法。[222]
在时间上它有一个开始和终止：开始我们区分为终止谈判
，终止我们区分为结束交易
。

开始是在人们认为两种所有权转移谈判生效的日期和时点。无论最后完成的是哪一项，交易的终止都是在履约或支付的日期和时点。这最后的日期就是交易终止的日期，因为交易创造了两种债务：一种是履约的债务，这种债务在商品实际交割并收到时解除；一种是支付的债务，这种债务是在货款收到时解除。

交易也可以立即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债务都立即被偿付了，而且这是一种为了得到“现金”的销售。在这里，履约和偿付之间的间隔如此之短，以至于一般都不把它作为债务看待，但它仍然是一种债务，只不过是间隔太短，不值得为了计算利息贴现或利率去计量它。在履约和偿付之间的时间过去之前，交易是不可以结束的。这样的债务是可以转让的，在我们的例子里，交易是在六十天的期满时结束的。据估计，在美国，这种商业交易的平均周转率是十五天左右，或者说是每年周转二十六次。[223]
这意味着，交易期间每十五天的利润盈余是能够了解的。与此同时，这些利润盈余要么变成存款贷给其他的制造商或再投资于生产扩张，要么被用作营业费用，包括资产重置。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被“储蓄”起来了，而这种储蓄是一种利润储蓄的持续的重复，因此也为通过生产或建设来形成利润创造了一种雇用劳动力的持续的重复。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为建造厂房和购置机器设备所发行的长期债券。这类的交易要等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期满才会结束，到底多久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在这里，如果要准确计算的话，那么我们期望贷款的期限与设备的期限在某种程度上就要相符；产品是靠设备的运转创造的，接下来设备的运转的资金，则是由短期的商业贷款交易所提供的。新设备会有折旧，如果其寿命预计是十年，那么就会发行一笔为期十年的债券，债券要承担每年偿付的利息，同时每年要为债券准备偿债基金，或者是相当于本金的十分之一的设备折旧基金，在设备用坏或报废的时候，将结束这笔贷款交易。

据说，一家大型的汽车制造商有这样一项政策，每年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率“折价”其机器设备，所以到五年期满的时候机器设备就完全“损耗”掉了，报废是主要的理由。当竞争对手正在装配新的、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时，这家公司如果还在使用五年前的旧机器的话，那么就无法竞争。如果这家公司用五年期的债券借到了这笔钱，那它就会预期每年拨出相当于本金百分之二十的偿债基金。[224]
但是，既然它没有借这笔钱，那么就会因为折旧和报废的原因，从自己的资产中每年“折价”百分之二十的机器设备。无论哪种情况，这家公司都必须补偿自己的损耗，但它主要是通过在汽车定价的时候把全部的折旧和报废作为一般的管理费用分摊到每辆汽车头上来做到这一点的。如果通过每年折价机器原始成本的百分之二十的方式来完成的，那么这个数目将通过对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以及收益表上的利润的扣除来显示。如果用偿债基金的方式来完成，那么这笔账将作为一笔资产出现，它将抵消由于五年期的债券而引起的同样数目的负债，不过偿债基金资产是从减少利润配给方面获得的。

无论哪种情况都是把利润保留下来，而不作为股息转移给股东。单纯“把机器折价”就是按照那个数目“储蓄”其利润的，除了预期的时间长短不同外，这个过程与商业贷款或利润再投资没有什么区别。正是汽车的未来价格和数量，或者是贴现为现在价值的其他产品，与银行机制一道，使得现在的利润被“储蓄”了起来。一般而言，这是一个减少原材料购买、减少机器或厂房建造、减少雇用劳动力或者支付更低的价格和工资的过程，这样就会把现在总的债务或负债降低下来，使其数量低于从未来的成品销售中获得的预期的总的货币收入。利润一赚得就“储蓄”起来，利润被储蓄起来之后，就会在制成品销售之前用于购买劳动力；只有没有被储蓄的余额才会宣布为股息，然后被股东“用掉”或“储蓄起来”。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由于银行的利息制度和对利润贴现的预测，因而利润作为购买力并不存在什么延迟，就跟工资作为购买力不存在延迟一样。利润在生产的同时就可以用作购买力，这跟工资在生产的同时就可以用作购买力是一样的。

销售延迟理论是因为货币的“流通”理论才看似有道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理论是由法国的魁奈首创的，在1758年的法国，商业银行还不为人知，构成“通货”的只是金属货币。在魁奈看来，货币就是一种商品，跟谷子和小麦一样，它从买方“流到”卖方是为了换取产品。当纸币取代金属货币的时候，它也是作为一种“流通媒介”在转手“流动”，使商品流向相反的方向。

这个比喻很贴切。魁奈是从血液循环中得出这个比喻的。显而易见，在只存在金属货币或纸币的情况下，消费者除非钱袋里确实有物质的金属铸币或纸币才能购买。公司的股东也只有股息以金属铸币或纸币形式宣布的时候才能将自己的利润作为购买力使用。制造商在他的产品真正卖出去并获得金属铸币或纸币之前，是无法用他的销售利润购买任何东西的。[225]
有了一个从金属货币时代继承下来的货币理论，如果把它发挥到极限，那么就只有雇佣劳动者在他们生产的时候才是他们产品的购买者，而且由于他们只能以制成的消费品形式购买这些产品，因而他们就不可能购买生产这些消费品时所用的全部原材料。在他们生产这些消费品的时候，他们对消费品的购买也不可能支付那些只生产原材料的其他劳动者的全部工资。

这种物质流通概念的现代形式——自魁奈以来它已经历经了几个世纪，而且是所有不理解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机制的人的日常经验——出现在下面对福斯特、卡钦斯的引用中。在绘制了一张跟一百七十年前魁奈著名的“货币的循环流动表”非常相似的图表之后，这两个作者说：

“有些货币很快就能完成这个循环，有些货币则比较慢。正如图表所示，一部分消费者的收入直接用在了个人服务上，而另一部分则支付给了个人，用于购买二手汽车和其他的‘旧商品’，也因此从一个消费者直接转给了另外一个消费者。但是消费者所花费的大部分货币，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回到消费者手里，部分花在新商品上的钱，例如，花在一双鞋上的钱，到了批发商的手里；部分钱到了制造商的手里；部分钱到了制革工人的手里；部分钱到了饲养牲畜的农民手里；部分钱到了收割机的生产者手里；部分钱到了工程的技工手里。它们如此才回到了消费者手中。在从消费者回到消费者的循环中，花在这双鞋上面的有些钱经过的手要比我们的例证中还要多，有些则要少一些。鞋的零售商以周薪的形式立刻支付给其店员的那部分钱很快就完成循环。以现金形式放在一边的那部分钱，作为制鞋商的未分配利润，可能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循环。我们称为货币循环时间的是所有的货币从一种消费用途流到另外一种消费用途所需要的平均时间。”[226]

这种物质的类比只适用于金属或纸币时代，而不适合于商业银行及其支票账户。它是产业的“现金购物自行运送”计划，它适合于工资袋和钱夹子。这种“流通中的货币”由种类繁多的铸币和纸币构成，由于限制了供给，因此每种类型都与黄金保持了票面价值的等值，而且每种类型都是一项专门的研究，可以在过去七十年的法规中回溯自己的历史。

所有这些“流通中的货币”在购买商品和支付债务的时候，实实在在地从这个人手里转到另外一个人手里。但十分奇怪的是，这四五十亿美元的货币在流通中支付的几乎不多于全部购买额的百分之十到二十。全国全部买卖交易总价值超过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都是以银行支票支取存款为手段完成的。[227]
不过即便如此，但所有这些流通都来自于银行，而且已经包含在存款者账户的借方了。这些“存款”是银行家的过期债务，因此是见票即付的，这种存款由银行创造，其专门的目的是为了购买企业家尚未到期但可在未来特定的时间支付的债务。除了在很小的程度或范围经过背书之外，提取这些存款的支票并不流通，它是一种命令，要求银行家在自己的账册上把银行的一笔见票即付的债务（存款）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贷方。这个纯粹的命令实际上在一切交易的全部价值中都是购买力，通常支票只存在一天或两天，但使得支票成为可能的贷款或贴现则能存在一天、三十天、九十天甚至更长的时间。

因此每笔贷款交易都创造了它自己的货币。例如，一笔商业承兑汇票以及单个的银行与买家或卖家的交易。一个钢铁制造商以每吨四十美元的价格卖给一个农业设备制造商一千吨轧钢，六十天付款，由农业设备制造商“承兑”的债务就是四万美元。银行家以百分之六的贴现或六十天百分之一的利息购买这笔债务，在他的账册上给钢铁制造商的贷方开立一笔三万九千六百美元的存款。已经在同一银行建立了存款账户的农业设备制造商在六十天到期的时候，用支票支付自己欠银行的四万美元的应付款，交易就结束了。

在农业设备制造商能够付款之前，这笔交易就为钢铁制造商创造了三万九千六百美元的购买力，另外的四百美元银行可以贷给（假定他在自己的法定准备金限额内）另外的制造商，这笔钱可以立刻动用。在六十天里，钢铁制造商的这笔存款作为购买力支出了，但又回到了银行被记入账户的贷方，又可以支出；但六十天到期的时候，设备制造商通过减少自己的存款四万美元偿清了这笔贷款，银行也还清了自己的储户。就这笔交易的进行而言，在交易开始的时候，它会在银行的账册上显示为一笔四万美元的贷款，一笔三万九千六百美元的存款，一笔四百美元的盈余；在贷款偿付之前显示的是同样的账目。但当设备制造商还款的时候，贷款和存款都偿清了，只留下银行自己的盈余四百美元。这笔交易创造了它自己的货币，没有任何“流通”。有的是购买力的创造、持续和消灭，简而言之，是“周转”，而这些又取决于对价格和数量的预期。

把这种假设的单独一家银行的过于简化的交易乘以一年中数以十亿美元甚至千亿美元的类似交易的重复次数，加上全部银行及其票据交换所，我们所具有的就不是一个货币的流通
系统，而是一个货币的预测和重复
系统。在对生产和销售所增加的价值增长的预期中，每笔贷款或贴现交易都在创造和消灭它自己的货币；或者反过来说，在生产时期
它自己产品未制成状态下的现在的价值，就是其销售时期未来价值的贴现。在基础产业中，农民、矿主、木材商预期会销售给面粉厂、鼓风炉制造商、家具制造商，这些厂商接下来预期销售给批发商，批发商卖给零售商，零售商最后卖给最终的消费者。在全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给下一个生产过程提供原料，直至到达最终的消费者手里。在全部过程中，在未来生产过程中所购买的是这些原料的预期
价格和数量，在进行未制成商品的生产中，这些都按照较低的价格和工资被贴现的。

银行业是跟这个生产过程齐头并进的，而且使每个生产者在他们不借款而垫付的资金之外都会预先
得到所需要的购买力，所得到的购买力是按照其预支的未来价值的现在价值
计算的。消费者的货币并不流通，在每笔交易中，它都会被预支、贴现和偿清，在天然资源中都可以追溯到其源头，在银行制度的帮助下，这些交易中的每一项都在创造并消灭自己的货币。

因此不存在购回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购买力的缺乏，也不会因为雇佣劳动者没有得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的全部价值作为其工资，或者因为储蓄所引起的就业不如同样数目的钱花在消费上引起的就业，或者因为股息不支付就变不成购买力，或者因为每笔销售的利润在商品赢利之前不能变成购买力，因而造成购买力不足。认为国民收入中归于利润的份额太大是造成无法销售的货物积压从而失业的原因，基于这个认识的所有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这个原因我们不会在利润的份额中找到，而是在利润边际和预计货币预测制度的误算中去找。

（三）就业延迟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可以被称为由购买力不足造成的就业延迟理论。如果劳动者是因为技术进步而造成的失业丢了饭碗，那么劳动在全国产品中所体现的份额就会减少，所减少的数量就是如果他们会被雇用而得到的工资。因此，效率的提高不仅会取代劳动者的位置，而且这种取代所起的作用，又会起到减少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购买已经就业的劳动者正在生产的东西的购买力。

道格拉斯（Paul H.Douglas）已经对永久的因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
和暂时的因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
作出了重要的区别。[228]
关于前者，他得出的结论是，“永久的因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是不可能的”。他说：“就长期而言，经过改良的机器和更高的管理效率不会让工人永久得不到工作，也不会造成永久的因技术进步而形成的失业；相反，它们提高了国民收入，使得所赚得的钱和个人收入的水平都有所提高。”

即便技术进步不但不会引起永久失业，而且还会提高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人不是生活“在长远中”，人是一天天地生活的，因为技术效率的改进而造成的暂时失业会降低生活的水平。

但这两个问题必须分开来看。一个问题是，更高的生活水平就他们自身利益而言真是他们想要的吗？另外一个问题是，维持较高生活水平所需要的较高的工资，是不是就比维持较低生活水平的较低的工资能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在上述关于归于资本和劳动的份额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出于政治和社会的理由，更高的生活水平就他们自身利益而言是符合他们的心意的。但是，高工资并不比低工资能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归于地租、利息和利润的较大的份额所雇用的劳动力，与同样的份额如果作为工资支付所雇用的劳动力是一样多的。但现在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视点，也就是从全国效率的增加的角度来考虑这两个问题。

根据道格拉斯所引用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算法，1929年的人均产出比1919年高约百分之四十五，平均每年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四点五。道格拉斯说：

“伴随这一提高的是制造业所使用的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减少了百分之十，因为1919年的就业人数是九百万，但甚至在1929年萧条之前，就业人数大约就只有八百一十万左右了……不仅唯独制造业如此，而且采矿业的人均产出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在原煤业的就业范围内，损失的时间更是大大地超过了这个数字。如果按照每个工人吨英里来计算，那么我们的铁路工人的效率就只有略微的增加，但就业人数却减少了大约三十万，或者说减少了百分之十五。最后，由于采用了拖拉机、康拜因和其他类型的农业机械，以及使用了更好的耕种和牲畜饲养方法，因此农业方面每个工人的产出的提高都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但根据农业部的估算，这十年中，差不多有三百八十万人离开农村去了城市，他们中间至少有一百五十万的男子和妇女是有资格就业的。

“因此，这四个基础产业的就业人数大致下降了二百八十万，假使他们按照与1919年同样的人口比例继续就业，那么就会增加二百多万工人在这些产业中的就业。”[229]

如果有三百万劳工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被解雇，如果劳工得到的平均工资是每天四美元或者说是每年一千二百美元，那么很显然，劳工作为一个阶级，其购买已就业劳工正在生产的东西的能力，每天被减少了一千二百万美元，或者说，每年被减少了三十六亿美元。这种购买力的不足会持续到劳工在扩张的产业中找到工作为止。但是，由于新产业的兴起和新工作的创造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就会存在一种就业延迟，在此期间，作为一个阶级的劳工，在购买保持就业的那些工人所生产的增加产品方面，其购买力是不足的。

道格拉斯对这种就业延迟给出了四种原因：（1）工厂里货物的更低的价格以更低的零售价格的形式影响到消费者需要时间。（2）新扩张的产业创造出足够数量的工作供被压缩的产业解雇掉的工人就业需要时间。（3）工人从被压缩的产业转移到扩张中的产业需要时间。（4）工人不愿或不能改做扩张的产业中不同类型的工作，以及不愿或不能改变居住地点。他还增加了第五个原因，但那不是失业的原因，而是较低生活水平的原因：（5）即便是劳工最终转移到了一个扩张中的产业，但他所得到的工作往往工资较低，而且不如他所离开的那个工作那么让人满意。

最后，道格拉斯建议用七种方法减少暂时的因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
：（1）更好的预测。（2）更好的计划。（3）劳工替代的速度放慢。（4）公共职业介绍所。（5）职业培训。（6）退职金。（7）失业保险，为此可以增加公共工程
。近些年来，大家对这些补救措施给予关注是很正确的。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就业延迟，使劳工可以尽可能快地在新的或扩张的产业中就业，在这些产业中不但他们的生活水平能得以恢复，而且他们增强了的购买力将会创造出一种对商品和劳动的需求。

但就业延迟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延迟
。回到我们的例子，如果劳工的购买力因为技术进步造成的三百万工人失业而每年减少了三十六亿美元，如果假定劳动在新的产业中的份额继续保持百分之六十，而财产所有者的份额仍然是百分之四十，那么为了恢复充分就业，从这些新的或扩张中的产业中产生的一个新的产品必须创造出六十亿美元的销售价值。如果如同我们做过计算的1925年那样，所有产品总的销售价值为七百五十亿美元，那么这就意味着销售额要增加到八百一十亿美元。但是，各种份额仍然是一样的，百分之六十归于劳动，现在总计是四百八十六亿美元，而不是四百五十亿美元；百分之四十归于财产所有者，现在总计是三百二十四亿美元，而不是三百亿美元。跟过去一样，所有这些新产品都会被归于工资、地租、利息、利润合起来的份额所购买的量，但现在出现的情况却是，由于效率的提高以及同样的人数充分就业，所有阶级的生活水平都会被提高。劳工的暂时失业消失了，原因是资本的暂时失业消失了，但它是在更高的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消失的，因为全国的效率都提高了。

因此，“就业延迟”与“利润延迟”是迥然不同的。利润延迟是一种谬误的理论，认为在生产的时候不能用利润来买回产品。但是，就业延迟是产品数量本身的一种延迟，也是工资的一种延迟。在这里，事实上是劳工没有了购买力，因为他们没有生产任何可以购买的东西。但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也没有任何利润可以用作购买力。而且银行的商业借款没有增加，因此在商业利息的支付上存在一种相应的延迟，这种利息本来也是具有购买力的。换句话说，由于技术改进而造成的就业延迟，完全是因为产业本身未能足够快速地扩张。有失业，当然也就会有利润的下降。

当然，由于机械发明的浪潮，这些暂时的失业也许来得太快了，以至于实际上暂时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成了永久的，原因是劳动没有时间得到调整。在这样的时候，困难是非常严重的，但那不是因为归于劳动的份额太小，而是因为新的产业扩张得不够快。这是另外一个问题。[230]

现在问题又转移到了利润边际上。为什么产业不作为一个整体持续扩张，通过引入新产品，不仅吸收正在压缩的产业中所解雇的那些工人，而且提供新的日益扩大的机会去谋取利润、利息、地租以及工资呢？我们首先考虑一下所谓的供求“法则”的双重意义。

（四）供给和需求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都是把产业和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但现在我们要向下延伸到特定的产业中去，考虑特定商品的供给与需求，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供求法则”，但按照供给与需求功能关系的语言讲，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供求弹性”。无论用哪个术语来描述，我们都将把“商业的供求法则”或“商业的供求弹性”与“消费者的供求法则”或“消费者的需求弹性”区分开来。[231]
为了让这一区分更加清楚，我们将从已经引述的道格拉斯的文章中概括出我们所谓的消费者的供给法则，然后再去关心，如果改为投机法则主导的商业领域，那么情况如何恰好反了过来。

1.消费者的供求法则
。道格拉斯是用印刷业来进行说明的。他假定工人的工时效率翻了一倍，过去一千名工人生产六十万册杂志，现在同样的工人在同样的时间里可以生产一百二十万册杂志。

然后，他举例说明了在假设的三种不同的“需求弹性”下会出现的情况，这三种不同的需求弹性实际上就是消费者供求法则的三个不同的方面。如果需求弹性是一，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价格减低了一半（比如从十美分降到了五美分），那么紧接着所需求的数量就会增加翻番（从六十万册增加到一百二十万册），而每周的总收入仍然是六万美元。同样数目的工人，也就是一千名工人，将按照同样的每周平均六十美元的工资继续被雇用（不包括过去已经解决了的暂时失业）。如果需求弹性是一，就不存在因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因为“一”意味着同样的销售总额，即六万美元。

但是，道格拉斯说，我们可以假设需求弹性大于一。假设，当价格降低到每册五美分时，销售增加到了三倍（增加到了一百八十万册），于是，销售总额从它们所在的价格为每册十美分、销量为六十万册时的六万美元，增加到了价格为五美分、销量为一百八十万册时的九万美元。按照每个工人六十美元的工资，工人的数目从一千增加到了一千五，如果需求弹性大于一，那么在这种产业里当然就不会存在因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相反，对劳动的需求还有相当的增加。

但还有第三种情况，假设需求弹性小于一。假设当价格降到每册五美分时，销售只增加到了九十万册，现在销售总额便会从六万美元（这是六十万册按十美分销售时的情况）降到四万五千美元（这是九十万册按五美分销售时的情况），如果周薪是六十美元，那么工人的数目便会从一千人减少到七百五十人。

但是，杂志的读者，也就是最终的消费者，现在有一万五千美元留在了他们的钱包里，这些钱过去是要花在读物上的。不管过去的读者“花掉”还是“节省”了这笔钱，但按照完全一样的六十美元的周薪，这一万五千美元将恰好雇用等效的二百五十名失业工人（并非是同样的个体）。如果他们“花掉”了一万五千美元，那么他们就正在按照六十美元的周薪雇用与二百五十名失业工人等效的工人去从事那些“扩张的”产业，像汽车、飞机、口香糖、电影、舞厅等许许多多的扩张产业。如果他们“节省”了这笔钱，那么他们的储蓄银行就会把这笔钱投资在新发行的价值一万五千美元的债券上，这些债券会按照六十美元的周薪雇用同样数量的二百五十名工人，也是在一些“扩张中的”产业，例如给铁路铺设复线、修建鼓风炉或者建造一家工厂。因此，即便是需求弹性小于一，但也不会存在因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无论消费者是“花掉”还是“节省”了他们的钱。

当然，在这里一定不能忘了道格拉斯对永久的和暂时的失业所作的区别。他的上述例证只适用于永久的因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它们证明了永久的因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是“不可能的”，但仍然存在由于这种技术的变革造成的暂时的失业，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从雇用较少劳动力的“紧缩”的产业转变到雇用更多劳动力的“扩张”的产业需要时间。为了说明这个规律，我们忽略了暂时的失业，因为补救措施是不同的。

2.商业的供求法则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例证，从以零售价购买杂志的最终的消费者，变到经营印刷业以谋取利润的企业家。现在似乎存在着两种需求弹性的法则：一种是消费者的法则；一种是商业的法则。它们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

如果杂志的价格上涨，那么消费者一般会购买较少数量的杂志（在需求弹性小于一的情况下），而购买更多的没有涨价的其他东西。因此，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价格从十美分涨到了十五美分，那么消费者就会购买较少的杂志，而购买较多数量的没有涨价的报纸；相反，如果价格从十美分降到了五美分，那么消费者就会购买更多的杂志。但如果需求弹性小于一，如同道格拉斯所证明的，他们就会留下一万五千美元的剩余额，这笔钱他们可能用掉或存起来，以用于杂志以外的其他东西。

这是消费者的需求弹性法则，它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最终消费者所具有的是数量有限的购买力，这有限的购买力来自于他们过去所得到的工资、租金、利息或利润。为了让他们有限的购买力尽可能大地发挥作用，他们倾向于少购买正在涨价的商品，而多购买正在降价的商品。

这种倾向被称为替代原则
，[232]
意思等同于机会的选择。这个原则导致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相似的商品的价格会朝着同样的方向变动。如果杂志的价格上涨，那么消费者就会减少他们对杂志的需求，以增加对报纸的需求，结果杂志价格的上涨被需求的减少所遏制，而报纸价格的上涨则被需求的增加所鼓励。替代原则倾向于让两种价格一起上涨或一起下降。

这一替代原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那么人们一般会少买苹果，而去购买更多数量的价格还没有上涨的替代品。因此，趋势就是通过减少需求遏制苹果价格的上涨，通过增加需求提高替代品的价格；或者说，如果苹果跌价了，趋势就是购买更多的苹果，因而阻止了苹果价格的下跌，但少买替代品因而也加剧了它们的价格的下跌。结果是各种替代品在价格上趋向于同涨同落，而替代原则的普遍性使得我们有可能说一说一般价格水平（无论是消费者的商品还是生产者的商品）的上涨或是下降，尽管这种一般水平只是几百种价格的平均数，但这几百种价格每一种都有自己特殊的供给弹性、需求弹性和替代弹性。

在这方面，投机的供求法则与消费者的法则是相类似的。因为替代原则，相似水平的价格趋于同样涨落，但在运动的方向
上，投机法则与消费者法是相反的。如果价格预期
上涨，那么商人就会更多地
购买而不是更少地
购买，目的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以获得利润；但如果价格预期是下降，则他会更少地
购买而不是更多地
购买，而且要尽可能快地卖掉，目的是为了避免在较低的价格上的预期损失。

因此，在一个价格上涨的市场上，当消费者因为价格的已经上涨而少买而不是多买时，在类似的价格上涨的市场上，商人却是在多买而不是少买，因为预期
价格要上涨。消费者不预期卖出
，他只打算让自己有限的购买力在满足自己的需求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商人却真要预期卖出
，他的目的是要在价格上涨的市场上谋取利润。

在价格下跌的市场上发生的是相反的情况。消费者因为价格已经
下跌而购买得更多
，他有限的购买力在满足他的需求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商人却因为价格预期下跌购买得更少
而销售得更多
。现在
他销售得更多，以后他的损失就会更少。

于是，在一个价格上涨的市场上，当所有的人都在为先买而竞争的时候，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别人买到预期价格要上涨的东西；当所有的人都在为先卖而竞争的时候，目的就是为了把预期会跌价的东西“处理”给购买者，让自己“解除困境”；于是，利益的冲突加进了利己主义的内容，促使涨价成了一种“暴涨”、降价成了一种“暴跌”。

这是建立在以利润为目的的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这是一个不正当的特性，这个特性让许多人相信，只要这个制度延续，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就不可避免，因此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力量要求废除私有财产和利润。社会主义者主张为消费而不是利润而生产。如果资本主义不能接受防止这种内在弊端的“行为准则”，那么也许共产主义确实会更为可取，但这种选择需要进行研究和实验。

首先，在制度中，消费者的供求“法则”和商业或投机的供求“法则”，是普遍的稀缺性规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两者对个人而言都是强迫性的——稀缺性和类似行动的强迫。最终的消费者被迫按照边际效用原则有效地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他的家计取决于他从自己得到的收入中所付出的各种价格。商人被迫在上涨的市场上早点购买，否则别人会买走他必须拥有的东西；在下跌的市场上，他被迫早点卖出，免得自己亏损或破产。因此，人们所谈到的供求“法则”并不仅仅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它是一种法则，因为个人必须遵守，否则就会失败。这种强迫性的法则，我们称之为“习俗”。

当然，人们要承认，最终的消费者在有限的程度上也会受到预期
价格变化的影响。如果他们预期煤价会上涨，那么只要他们具有购买能力或者有信用，他们就会储存一批煤供过冬使用。如果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那他们就不会储存。但即便如此，他们的“投机”也只限于自己预期的消费需求，而不是怀有对出卖自己所购买的东西获得利润或造成亏损的期待。

那么，商人从哪里得到钱，以便让自己超出消费者的供求法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投资法则呢？他是从银行里得到这笔钱的。假定一个商人以每吨三十美元的价格卖给另外一个商人一千吨钢，一笔三万美元的债务就因此而创造出来了。它是由买卖交易中的两个可变因素创造的：一个是钢的吨位数；另外一个是每吨的价格。两者的乘积就是未来价值
。创造等值的三万美元债务的正是这种价值
。

但是，这笔债务要到三十天后才到期，在此期间，它是可以转让的。一个银行家购买了这笔债务，如果它是三十天内应付的，年息是百分之六，那么在三十天到期的时候它就值三万美元，但现在却只值两万九千八百五十美元。银行家在自己的账簿上把它作为“贷款”登记时是三万美元，但作为存款时只有两万九千八百五十美元。那一百五十美元的余额是银行家资产的增加额，但那三万美元不是卖钢者就是买钢者或者是双方（商业承兑汇票）欠银行家的债务，这个债务可以卖给其他的银行家。在后一种情况下，其他的银行家欠第一个银行家两万九千八百五十美元再加上应收的利息。

但银行家已经给了卖钢者一笔两万九千八百五十美元的信用，这是他一经请求就要支付给这个钢材商那个数目的钱的保证。这种银行债务就是现代的货币。这个商人可以根据它来写支票，支票也是可以转让的，他可以用这些支票来偿还原材料、劳动和利息方面的债务。

然而，假定钢材生意很兴旺，那么商人们的预期价格就会上涨，需求的数量会更大。他们按照每吨六十美元的价格买卖了两千吨钢，现在的价值是十二万美元，而不是上面所说的三万美元。因为价格和数量都翻了一番，价值增加到了四倍，因此相应的债务也增加到了四倍。银行家购买这笔债务，比方说，他现在可以收取百分之八的利息，因为商人的生意兴隆，而他自己的准备金正在减少，三十天后它会值十二万美元，如果商人能够支付的话。银行家是按照现在价值贴现百分之八购买这笔债务的，也就是十一万九千两百美元，这样就给这个商人创造了一笔同样数目的购买力。这两笔交易创造的货币已经增加到了四倍，其他每个行业都感受到了影响。供求的投机法则在发挥作用了，那是价格看涨的希望。

然后，由于某种原因，钢的价格跌到了二十五美元，而且预期还要下跌。这个商人只买了五百吨。这笔交易的价值及相应的债务现在只有一万两千五百美元，银行家按照百分之四的贴现率购买了它。在三十天后它值一万两千五百美元，但现在的价值却只有一万两千四百五十七美元六十六美分。这是商人可用作购买力的银行债务的数目。供求的投机法则又一次发挥了作用，那是对价格下跌和无力支付的恐惧。

每笔贷款或贴现交易都创造了自己的货币，而创造货币的数量取决于将要出卖的商品的预期价格和数量，以及用同样被创造出来的其他的货币支付的商品的预期价格和数量。因为到期之后的偿付是强制性的，还会涉及破产的痛苦。偿付不是用货币完成的，而是用另外一个商人在同一家银行或另外一家银行开具的另外一张支票完成的。仅仅银行账簿上他个人账户的一个记入贷方的款项，另外的这张支票就可以消除对银行的原始债务。但另外的这张支票则变成了另外一个商人在同一家或另外一家银行账簿的账户上记入借方的款项，因此债务被债务抵消了，而银行支票在债务的偿付中则变成了一种支付手段，这并非国家权力使然，而是因为商业习俗使然。我们称之为习惯的支付手段，而不是法定的支付手段。

因此，债权人不得不接受并因此解除了他们的债务人更进一步的偿付义务的“支付手段”，它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法定的支付手段，这种支付手段纯粹是国家批准的；另外一种是法律以外的或者习惯的支付手段，这是商人们的习惯行为。凡是违反商人的这种习惯的人，都不能成为商人。

因此，有两个市场被信用制度绑在了一起，任何一个商人，甚至任何一个农民、任何一个雇佣工人，都无法逃出其罗网。这两个市场就是商品市场和债务市场。商品市场就是零售和批发商店、物产交易所、房地产交易所，甚至是劳动市场，人们在这些市场中按照协商一致的价格转移物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债务市场部分地是商业银行，商品市场上因之而创造的短期债务在那里进行买卖。债务市场也是证券市场，例如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是未来货币的长期权利，它们是靠债务的流通性与商业银行相结合的。把我们例证中钢铁市场上的交易扩大为各种市场上难以计数的各种交易，那么它们就都被信用制度结合在了一起，它们中的多数都因替代原则而朝着相似的方向运动；然后用统计学矫正了我们的例证，这样我们就有了股票价格、土地价值和商品价格的动态。

既然银行债务或存款等于货币，而且有时候非常具有弹性，那么它就可以作为易扩张的购买力发挥作用，商人可以在价格上涨时靠它来增加自己对商品和劳动的需求、在价格下跌时靠它来减少需求。它的作用跟消费者的法则正好相反。信用制度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制度让商人在价格上涨时多买，却让消费者在价格上涨时少买；而信用制度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会迫使商人在价格下跌时少买，迫使消费者在价格已经下跌时多买，原因是消费者不会为未来的卖出而做生意。

因此，消费者的需求弹性受限于他以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形式已经取得的购买力的数量，而商人的需求弹性则受限于数量不确定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可能是银行直接为他创造的，或者是从其他人的储蓄中转移给他的，期望他按照未来的价格销售出去时能够形成未来的利润。

（五）边　际

在上述关于“份额”的讨论中，国民总收入被分成了四份：租金、利息、工资和利润。但这却不是商业的运行方式。商人——只要他取得了利润和分红，我们就称之为商人——会首先变为其他所有阶层人的债务人。他因为工资变成了雇佣工人的债务人，因为利息变成了银行和债券持有者的债务人，因为税收变成了政府的债务人，因为所加工并作为产成品而卖给其他商人的原材料而变成了其他商人的债务人。隐含在各种份额的计算中的是创造债务的这些交换。这个商人从其他商人那里购买各种原材料，在支付这些原材料的价格中，隐含着以前所有的参与者的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可以回溯到森林、农民、铁路、制造商、证券交易商和银行家。这个商人还要支付税捐，这些税捐如果分解为各种份额，那么主要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薪水。

在计算这些份额时，经济学家对全国的算法，是将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然后把全部收入划分为四份。这样做的时候，所有原材料和全部的税捐都消失了，被分解成为了租金、利息、工资和利润的份额。这是在统计数字收集起来之后要做的工作。

但是，让我们站在个别商人（或公司）在没有得到统计数字之前
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工资、利息、租金，同时也因为原材料和税捐
，他变成了债务人，他的利润将会是他因为所有这些目的所负的债务与他的总收入之间的边际
。

对商人的债务与他的总收入之间的边际的这个分析，将揭示关键性交易与一般性交易之间的差异有多么重要，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考虑。商人的这些不同债务中的任意一项和边际之间的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我们将会看到他的问题所在。变化的因素不是他要处理的各种债务中的这一项就是另外一项；其变化在任何时点上都最重要的那一项，就变成了当时商人必须处理的关键因素，因为它本身的利润边际很小。

为了搞清楚这种区别，我们采用了一个迥然相异的出发点。我们必须从单个机构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开始。1927年，肉类加工商斯威夫特[233]
公司所报告的所有产品的销售总收入为九亿两千五百万美元。为了获得这笔总收入，他们首先得为购买活牲畜支付四亿七千万美元。在这笔支付给原材料的巨款中，所有先前的利润、利息、租金和工资都支付给了那些提供原材料的人。然后斯威夫特公司把四百二十五万零七百五十五美元的利息直接支付给了他们的债权人、债券持有者和银行家。他们的表里没有说明支付给雇佣工人多少钱，但这对于我们现在的目的无关紧要。他们的全部生产成本，也就是他们的全部负债，包括工资、利息、税捐、原材料、折旧以及其他一切在内的债务，是九亿一千三百万美元，所以只剩下一千两百万美元可以用作利润。

但这笔一千两百万美元的利润，现在是以三种用法出现的：（1）利润率
；（2）利润收益
；（3）利润边际
。

作为利润率，它是股息与两亿美元股票的票面价值相比，因此利润率是百分之六。作为利润收益，或者说是“股份收益”，它是股票的市场
价值的比率，假如市场价值是三亿美元，那么利润收益就是百分之四；或者假定市场价值是一亿两千万美元，那么利润收益就是百分之十。

但是，作为一种利润边际
，同样的一亿两千万美元就要同九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相比较，因此利润的边际只有百分之一点三。[234]

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言，利润率
和利润收益
都是无关紧要的，但利润边际却很重要。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说明这种边际，对于顾客所支付的每一美元的总收入，公司为得到这一美元，产生并支付了九十八点七美分，留下来的利润边际只有每一美元的收入为一点三美分，或者说是销售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三。

这个例子似乎是有点极端，原因在于原材料上的支出太大了，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簿记方式、周转率、隐含的利润等等。有些年度的边际比较大，有些年度则不但没有利润而且还有亏损。对于有些公司而言，边际是非常大的；而对于竞争性的公司而言，则有一种亏损边际而不是一种利润边际。

我们无法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去估计所有产业的平均利润边际。对于制造业公司而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资料来源是财政部国内税收局编制的“收入统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评定纯利润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利润边际）的所得税。在这些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制造业企业的边际进行估价，据估计，这些公司生产并销售了所有制成品的大约百分之九十，只留下百分之十给个人和合伙制企业。[235]
我们将区分出五种类型的边际，分别称之为营业边际、损益边际、应税边际、财务边际
和价格边际
。

表9－4和表9－5提供了统计数据，我们下文对边际的分析将来自于这些数据。

1.总收入和销售总额
。公司的总收入或者总收益主要是从其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中获得的。但在过去十年中，它们收益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政府证券、定期存款、租金和专利权，以及各色各样来源的混杂的非营业性收益。两种收益来源的关系见图9－3。

图9－3的上面部分表示的是绝对数，下面部分表示的是销售对总收入的比率以及其他收益对总收入的比率。在1922年以前，财政部的报告中只给出了总收入的数据，对于销售和其他收益来源没有作任何区分，但从1922年开始，从区别于销售的其他收益来源中获得的总收入已经高达百分之六点三（1925年）。在1922年以前，我们依据的是全国产业委员会的估计，以之作为总销售和其他收益的数据。[236]
这种“其他收益”可以部分地视为是一种利润缓冲，目的是为了照顾到销售收益无法预料的下跌，在我们对利润缓冲的分析中，将会看到它的影响。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来自销售的收益。

表9-4　制造业公司，特定项目的数额[237]
（单位：百万美元）

包括了折旧。在1925年的数字中已经从原始的数据中减去了531亿美元，目的就是为了考虑国内税收。这531亿美元包括了1925年的税收数额。第1项减去第2项。第3、6、7项之和。第5项减去第7项。第5项减去第6项。

表9-5　制造业公司，各种特定项目的比率[238]

a.亏损

b.无穷大，假设应税边际和财务边际都为零。

销售总额与总收入的百分比

图9-3　销货总额和总收入[239]

2.营业边际
。我们所绘制的图9－4和图9－5，表示的是1918年至1929年制造企业的平均营业边际，数据来源于表9－4和表9－5。所谓营业边际，我们指的是在支付了包括折旧和报废在内的全部营业费用之后，留给利息、税捐
和利润
的余地。从图9－3的上部可以看出，制成品销售总额在货币价值上的变动是很大的，从1918年的四百四十亿美元增长到了1920年的五百六十亿美元，然后又下降到了1921年的三百七十亿美元，然后又猛增到了1924年的五百四十亿美元，1924年有所下降，但1929年却攀升到了六百九十亿美元。

我们称为“价值”或“产品价值”的正是这些销售总额，因为它们是由价格和售出数量这两个变量构成的。因此，“价值”这个术语在一个金钱的数字中，包含了经济学上的货币和非货币的两个因素。用商业语言来说，它是“销售总额”；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它是“价值”。

营业边际与销售总额的百分比

图9-4　营业边际[240]

折旧与营业成本的百分比

图9-5　折　旧[241]

另外一方面，总的营业成本包括了花在工资、薪水、原材料以及固定资本维持、修理和折旧方面的钱。销售总额与营业成本之间的边际，是用图9－4下半部的销售总额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如果每年的销售总额都用一百来表示，那么利息、税捐和利润的营业边际在1918年是销售总额的百分之十二，但1921年下降到了百分之零点四，1922年上升到了百分之四点三，1923年又略有上升，到了百分之四点八；1925年下降为百分之二点五，1926年又上升了，在1927年下降为百分之三点一之后，1928年为百分之四点三，1929年为百分之四点九。

我们绘制图9－5，目的是在折旧
成本的影响下，对营业成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折旧通常跟税捐和利息一样，都被描述为一种间
接
费用，因为三者都是不随营业成本变动的固定费用。但是我们对技术的间接费用
（折旧）、政府的间接费用
（税捐）和财务的间接费用
（利息）作出了区分。而且我们区分了真正的折旧
（技术的间接费用，包括物资设备因为缺乏维修而造成的磨损、损耗和报废）和虚假的折旧
（包括超出真正折旧的实际成本以外隐含的利润或盈余）。由于这种区分关系到对每个机构的研究，所以我们假定联邦税务机关的估计是“真实的”，也就是说，那是技术的折旧，尽管结果也许有部分会是虚假的折旧。

真正的折旧在营业成本中可以认为是一种间接费用要素，在图9－4和图9－5中就是这样考虑的。但是它把自己分解为了营业中的工资和原材料，因此要作为营业成本的一部分来考虑。从图9－5中可以看出，折旧的费用只是营业成本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其百分比的幅度范围在1918年和1922年是百分之三点三，1919年和1920年是百分之二点二。

3.损益边际
。上述的内容与营业成本（包括折旧）有关，但与经营企业的总成本无关。我们所谓的总成本包括三项：营业成本、税捐和利息。既然我们已经把折旧作为营业成本的间接费用考虑了，那么我们也将把税捐和利息作为总成本的间接费用来考虑。在图9－3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营业成本与销售总额之间的关系，图9－6的目的是为了揭示总成本
与销售总额
之间的变动关系，以及因此而对平均损益
的作用。

在图9－6中，销售总额曲线与图9－4中表示过的曲线是一样的。但总成本曲线是营业成本加上间接费用税捐和利息，与表9－4中的第8项表示的数字一样，结果就是损益边际是用销售总额的百分比来代表的。因此，拿1918年来说，来自销售的每一美元的收益，保持在百分之五点五的平均利润水平上。换句话说，在该年度，制造企业为得到一美元的收益，平均要支付九十四点五美分，它们的平均利润边际是每一美元总的销售收益赢利五点五美分。

但在情况最为糟糕的1921年，它们平均的净亏损是每一美元销售收益亏损三点四美分。在那一年，这些企业为了获得一美元的销售收益，平均付出了一点三四美元。它们在其他年份的损益边际可以在表9－4和9－5中看出。

从图9－6中就可以看出，显然不存在“正常利润”这样的东西。但我们可以讲“年销售额的平均利润”，这相当于是“年平均利润边际”，而且我们可以讲年销售额平均利润边际的“中位数”。这样一来，最高的平均利润边际是1919年的销售额的百分之六点七，最高的平均亏损边际是1921年的销售额的百分之三点四（见表9－5，第6项；图9－6）。中位数是销售额百分之一点七的利润边际，这跟1923年的平均边际（百分之一点八五）和1926年的平均边际（百分之一点五）非常接近了。如果计算十二年的加权平均数，就会是销售额百分之一点六的平均边际。

损益边际占销售总额的百分比

图9-6　损益边际[242]

我们发现，这个数字与我们先前给斯威夫特公司计算的利润边际很接近。开始我们以为，该公司十亿美元的销售额但利润边际如此之小是一个例外，结果却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代表了六万七千到九万六千家制造企业平均利润边际的中位数，这些企业的销售额在三百七十亿美元到六百四十亿美元之间（见表9－5，第9项；图9－6）。

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同时也因为做到非常精确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估计，最高与最低的平均利润边际之间的中位数是销售额的百分之三，而不是按所得税申报表计算的百分之一点七左右。换句话说，制造企业销售额百分之三的平均利润边际这样一个中位数，变成了一种基线，由此我们不但能对繁荣时期最高的平均数和萧条时期最低的平均数进行比较，而且可以对生意兴隆企业较高的边际与“边际”企业较低的边际进行比较。

这种估算的意义是这样的：在普通的时期，也就是繁荣高峰和萧条深渊的一般时期，制造业的平均利润边际大约会是销售额的百分之三。但是，在例外的繁荣时期，比方说1918年和1919年，利润边际可能是最大数的两倍。[243]
另外，在萧条的年份，比如说1921年或1924年，平均的利润边际变成了一种亏损边际。在其他年份，则有理由讲“无利可图的繁荣”。

我们下一步要关注的是关于税收问题的应税边际，以及关于银行业和债券问题的财务边际。

4.应税边际
。各种类型的税收，无论是所得税还是财产税，也无论有没有通过较高的价格转嫁之后由消费者支付了，但在每个私营企业看来，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政府强加的生产成本的固定间接费用，利息也是这样。利息是一种支付给债券持有者和银行家的相对固定的费用，我们称之为财务管理费用。于是，为了把税收和利息这两种间接费用分离开来，估算对前述利润边际的每一种影响（图9－6），我们需要把每一项拿出来分别考虑。因此，我们会有利息支付之后计算的利润的应税边际
，还有税收支付之后计算的利润的财务边际
。

而且，所有的税收都跟利息一样，必须从本期收入中支付。在这个例子里，本期收入就是总的销售额。因此，我们有四种比率要计算：（1）税收对销售总额的比率；（2）税收对总的生产成本（经营、利息、税收）的比率；（3）税收对营业边际（对于利息、税收和利润而言）的比率；（4）税收对应税边际（税收和利润）的比率。在表9－4中，我们列出了连续各年的税收数。通过这张表，我们在图9－6和图9－7中计算出了税收与总成本、与营业边际、与利润和税收的应税边际（在支付利息之后）相关的不同关系。

我们省略了税收对销售总额的比率，因为（如图9－4所示）销售总额和总成本过于接近，甚至又彼此交叉，以致在图上，税收对销售额比率的曲线，与税收对总成本比率的曲线，不可能有太大的区别。

税收作为总成本百分比的曲线证明，所有税收在总的生产成本中的份额实际上是多么小。在1918年，由于战时对剩余利润的高税收政策，总的税收（二十四亿美元）占到了生产总成本的百分之五点八。但是由于战后的减税政策以及1921年从赢利到亏损的转变（图9－6），从的税赋负担（七亿九千三百万美元）已经下降到只占生产总成本的百分之二。1926年，由于所得税更低而销售额更大，而税赋增加后虽然超过了十亿美元，但仍然只占到总成本的百分之一点九；1928年只有总成本的百分之一点八。总体而言，除了战时，国内税[244]
只占到了销售总额或总成本的百分之二左右。

税收百分比

图9-7　应税边际[245]

但这百分之二并不能衡量产业和利润所承受的税赋负担。产业所承受的负担必须由税赋对营业边际的关系来衡量，而利润所承受的负担则由税赋对应税边际的关系来衡量。

营业边际是营业净收入，从表9－4中可以看到，它的大小范围最高是1918年的五十三亿八千五百万美元，最低是1921年的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这一营业净收入或者称为营业边际，是利润、利息和税赋的来源。图9－7表明，在战时的1918年，税赋负担（二十四亿美元）是营业边际的百分之四十五，但在1921年它大约是营业边际的百分之五百。对后一种情况的解释是，在1921年，税赋负担是税赋、利息和利润的平均营业净收入的五倍。

图9－7和表9－4和表9－5显示，在1925年，税赋负担是平均营业边际（对于利润、利息和税赋而言）的百分之七十六，而在十年中，税赋负担的最低点（1919年）大约是平均营业净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中间的负担从1923年的百分之三十八变动到了1924年的百分之五十七；但税赋负担的极限范围在1919年是平均营业边际的百分之三十，在1921年是百分之五百。

但税赋对营业边际的这种关系还没有充分揭示税赋负担的重要性。当我们不仅用它跟营业边际的关系来估算这种负担，而且在减去营业成本加上利息之后用它跟利润和税赋的营业成本的关系来估算这种负担的时候，我们大大地扩大了这种重要性。这不是因为利息是比税赋更为优先的费用，原因是，如果一个机构是“运行中的机构”，那它就必须同样支付利息和税赋。

支付利息之后的边际，我们称为应税边际
，因为在已经为营业费用和利息支出作了准备之后，那里就只有利润或亏损与税赋一起的边际了。

图9－7表明，根据利润和税赋的边际（或净收入），税赋在其负担的最低点（1919年）平均占支付过利息之后的这种净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在1921年，支付过税赋之后是亏损。由于利润和税赋的边际已经消失，我们可以说，平均而言，可用于支付给它们（利息已经支付了）的收益上的税赋负担，在这一年是无限大的。从另外的一个视角看，我们可以说，在这样一个萧条的年份，税赋占了销售亏损的百分之六十二。这一年属于“不正常的”。拿其余年份最重的负担来看，我们发现，最重的负担是在1925年，当年税赋是税收和利润可用边际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四。这一年（1925年）招致了销售上的亏损，部分原因是因为对财产征收的税赋根本没有调整以适应萧条的年月。

因此，尽管对生产了百分之九十制成品的制造业企业征收的税赋通常要低于总的生产成本的百分之二的平均数，但在支付了利息之后，利润上面的税赋负担的平均变动范围，是从可供支付税赋和利润的净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到百分之一百三十四的范围之内。在最糟糕的年份（1921年），不要说应税边际了，甚至在税赋费用支付之前就存在着平均的亏损，就平均而言，亏损的百分之六十二是因为税赋的原因，正如以上图9－7所表示的那样。

5.财务边际
。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上文所作的估算，利息的份额差不多是美国人民全部所得的百分之六，这个数字在1925年大约是三十九亿美元。大家从表9－4中已经注意到，按照联邦所得税报告，制造企业支付给它们的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变动的，1918年是五亿三千九百万美元，1928年是七亿一千万美元。由于无论繁荣和萧条，所有产业所负担的这项支出都是相当固定的，因此我们称利息支出为财务间接费用
。当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利息在总收益中的份额转移到税赋支付之后的利润边际（我们称之为财务边际
）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像对税赋所做的那样，计算利息的四种比率：（1）利息对总销售额的比率；（2）利息对生产总成本的比率；（3）利息对营业边际（包括利息、税赋和利润）的比率；（4）利息对财务边际（包括利息和利润）的比率。根据表9－5绘制的图9－8显示了这些比率。

跟讨论税赋时的情况一样，我们还是省略了对利息与销售总额比率的计算，只注意到了差不多相同的内容，就是利息对营业总成本
的比率（见图9－3）。

从图9－8中可以看出，利息支出占生产总成本（营业费用、税赋和利息）的份额太小了，以致在需要代表利息的财务负担的比例上，代表它们的曲线简直都区分不出来了。利息作为一种生产的成本，平均而言，只是从1919年平均生产成本百分之一的最低点，变动到了1921年平均生产成本百分之一点六的最高点。根据可以获得的数据计算，最后四年利息对总生产成本的平均比率是百分之一点一。

如同讨论的税赋一样，利息对营业边际的关系，被认为是产业的利息负担，而利润上的利息负担，则是用利息与财务边际的关系来衡量的。

我们发现，利息对营业边际（包含利润、利息和税赋）的比率，平均而言，从1903年的百分之八的最低点，变动为了1921年的百分之四百零三的最高点。这意味着，1921年的利息超过了可供支付利润、利息和税赋的销售额的净收入的四倍。图9－8表明，在1921年到1929年的比较正常的年份，这个比率是在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七之间变动的。大体而言，利息平均占营业边际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利息的百分比

图9-8　财务边际

当我们问“利息对利润有什么影响”时，我们必须根据利息对财务边际的比率来回答。为了得到财务边际，我们必须从营业边际中减去税赋（或者在营业成本上加上税赋），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表9－4中第11项所显示的美元数。我们发现，利息在1919年其负担的最低点占到了税后净收入的百分之十二。在1921年的最高点，我们发现，对于利润和利息的边际已经消失了，如同在讨论税赋时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说，利润上的利息负担是无穷大的，平均而言没有净收入来支付利息和利润，只有亏损（我们认为税赋已经支付了）。然而，从这一年的销售亏损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利息大约占了亏损额的百分之五十。由于这一年（1921年）是不正常的年份，让我们转而看一看负担最重的1926年，我们发现，当年的利息是财务边际的百分之一百八十。

因此我们发现，利息负担的范围是可供支付利息和利润（税后）的收入的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一百八十，这就是我们的财务边际。在最糟糕的年份（1921年），我们发现的只是亏损，而不是净收入。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清楚了，商人的债务和他的预期的收入之间不大的边际，是如何增加这些债务中的任意一项的任何变化的重要性的，甚至它们中间任何一项似乎不大的变化，在与它对他的利润的潜在影响相比较的时候，[246]
在重要性上都会变得重要起来。在贷款谈判的时候，正是这种重要作用把利率提高到了限制性因素的地位。

6.价格边际
。价格边际
要比应税边际和财务边际重要得多，因为可变的价格边际决定着可变的应税边际和财务边际。前面的图表揭示了一百四十年中不断变化的批发价格。这个图表显示了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的二十五年中英国和美国上升的价格，然后是突然下降，伴有些微的回升，一直持续到了1849年。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关于份额与边际问题的争论，正是发生在1810年至1820年间。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在下跌，如同它们自另外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在下降的那样。价格的下降伴随着失业。马尔萨斯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因为每种东西都生产多了，以致劳动者无法消费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价格下降。他主张为公共工程而征税，同时主张地主在自己的不动产上多花钱，这样一来，用以雇用劳动者的工作就不会成为竞争性市场的负担，也不会压低价格。

李嘉图却对在商人获利甚微或根本无利可图的这个当口增加税赋的建议提出了警告，他的主张很正确，那就是纳税人会雇用的劳动力，与支付给劳动者的税款用来雇用的劳动力是一样的。他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劳工的固执，当时完全缺乏组织的劳工拒绝接受较低工资的工作。[247]
如果劳工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那么雇主接下来甚至在较低的销售价格上也会有一个利润边际，于是他们就可以雇用那些失业的人了。他针对马尔萨斯说，不可能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那样的事情，因为任何一种商品增加生产都会增加对所有其他商品的需求。但是，如果工资没有随着价格减少的同样比例而减少的话，那么利润的边际就有可能普遍地减少。

自李嘉图时代以来，早在一百多年前，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主义者一直都是马尔萨斯的信徒。他们从份额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李嘉图和商人们则从边际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1837年，罗德波图斯首次把工人所得的份额不足作为产业萧条的原因来分析，陈述了社会主义者的论点。[248]
同一时期，在1848年革命的那个时期，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

但是，随着1849年发现了黄金，世界物价又开始上涨了。在美国纸币通货膨胀的助长下，物价上涨持续到了1863年，其间有些微的回落。然后世界物价又开始下降，下降持续到了1897年，其间也有些微的回升。然后是持续到1920年的另外一次上升，接着是另外一次的伴随着有些恢复的不景气，直到1929年的萧条。

我们对价格边际
的分析，是用平均批发价格水平世界范围内的波动来进行的。

让我们重新提一下前面举的印刷业中的一家公司的例子。在每册十美分的时候，销售了六十万册，获利是六万美元，或者说获利是每个工人每周六十美元。但现在让这六十美元分解成所有的生产成本——一切工资、利息、包含在原材料成本中的其他商人先于利润的租金、税赋等等，然后留出销售价格的百分之三，作为这家公司平均的利润边际。这个数字是一千八百美元，余下五万八千两百美元作为每周总的生产成本。这总的生产成本，是为了每周获得六万美元的总收入而产生的总的新债务，剩下的一千八百美元作为利润边际。

这相当于售价百分之三的利润边际，就股东所持有的股票的票面价值而言，可能是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利润率，到底多大，取决于所发行的票面股份是多少。那是个簿记的问题，在这里跟我们关系不大。但是，假设货币的平均购买力发生了世界范围内的上涨，那么所有商品的价格正在以每月百分之一的速度下降。如图9－9所示，这差不多是1920年夏季之后和1929年以后商品价格下降的速度。为了符合我们的例证，让我们假定那五万八千两百美元的债务是月初发生的，而产品是月末售出的。这符合通常授予顾客三十天的信用。在此期间，世界范围内的物价水平下降了百分之一。

图9-9　1919～1933年美国的批发价格

因此，在我们举为例证的那个月，不说效率在技术上有什么提高，单销售所得，就从六万美元减少到了五万九千四百美元。但这六百美元是利润边际（一千八百美元）的三分之一，或者说是百分之三十三。这样一来，一次普遍的物价下降，同样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所有的商品，通过销售价格百分之一的下降，把利润边际减少到了百分之三十三。

如果其他某个公司的边际本来是百分之二，只等于一千两百美元，那么销售价格下降百分之一，边际就减少了百分之五十，那是由于世界范围的原因，不是个别企业所能控制的。或者说，对于一个比较兴旺的企业而言，如果边际是百分之十，那么销售价格百分之一的下降，就会把利润边际减少到百分之十。

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价格下降百分之一，那么总的销售额就会从六万美元减少到五万九千四百美元，消费者就会多出那么多钱（六百美元），这笔钱他可以花在其他商品上，这样就会提供那么多的额外就业。

在这里，上述提及的错误看法的另外一面登场了，这种观点注意的是国民收入的各种份额，而不是利润的边际。那么，杂志购买者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的那六万美元或五万九千四百美元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那些因欠那么多钱而变成了他们的债务人的商人手里得到的。他们得到这笔钱，部分是以工资、租金和利息的形式直接得到的；部分是以包含在卖出的原材料中的工资、租金、利息、利润或者是以所缴纳的税金的形式间接得到的。因此，如果由于所有商品的售价平均下降了百分之一，从而导致所有商品的利润边际都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的话，那么这些杂志的购买者就很可能根本得不到他们的购买力。他们因为失业而不再是杂志的消费者了；而他们失业，是因为利润边际所发生的变化。

物价全面
上涨和下降的这个普遍的事实，对全世界所有商人的所有利润边际，实际上发生了同样的作用。他们所有的人基本上在同样的时间都减少了雇工。无论需求弹性是一、大于一还是小于一，普遍的原因实际上发生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当我们说“实际上同样”或“实际上同时”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对于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商品而言，在时间和地点上允许有所变化。在这里，我们不需要涉及这些变化和滞后的细节。它们是这样的，在价格开始下降的几个月后，它们才会显露出自己在失业方面的作用。[249]

在这里，要点既不是平均数的这些变化，也不是滞后的这些变化。要点是，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令人惊讶的狭小利润边际上运行的，只要所有价格的平均数发生一个变化，那就只能说——不管原因是货币的还是非货币的——如果平均边际恰好是销售额的百分之三的话，那么对全世界利润边际的影响实际上会比对商品批发价格的影响强三十三倍。归于利润的份额
根本都不在考虑之列了，利润的边际变成了一切。

这个利润边际，就是我们的杂志购买者找钱来购买杂志的地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从商人那里得到自己的钱的，商人们接下来则会从银行得到这笔钱；而在现代条件下，商人们是在很小的利润边际上进行经营的。企业和就业是继续下去，是扩张，还是放慢发展速度，都取决于预期的利润边际。在维持人们就业方面，重要的既不是归于利润的份额
，也不是归于工资的份额
。这两种份额对于其他目的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正如道格拉斯所证明的，不管技术进步对于让资本和劳动获得使用的目的而言，无论是劳工得到了份额的一半、三分之二或是五分之四，还是资本家得到了一半、三分之一或是只得到了五分之一，都没有什么影响。道格拉斯关于份额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有价值的是边际
，而不是份额。

坦率地来谈这个问题，假使在1923年至1929年期间，在效率提高的时候工资有相应的增加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会防止1930年至1933年期间世界范围内的失业呢？如果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的中央银行在1925年之后都进行合作的话，把货币购买力稳定在1926年的批发价格水平上，那是不是就会防止1930年至1933年期间的世界范围内的失业呢（在这里，我们没有考虑可行性的问题，而是假定两种预防失业的方法都已经实施了）？

道格拉斯对第一个问题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以减少归于利润、租金和利息的份额为代价而增加归于工资的份额
，不会防止1929年以后的失业。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道格拉斯的答案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些扩张的
产业来吸纳那些被紧缩的
产业解雇的失业者。

扩张产业的可能性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是由投机性的利润边际
来决定的。如果价格正在下跌，而且预期还要下降，那么所有的利润边际就会被减少到价格下降倍数的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甚至更多的倍数，因此产业不会扩张。这看起来似乎是技术原因造成的失业，实际上是产业未能扩张的结果。

另外一方面，如果物价正在上涨，那么利润边际的增加就会是物价上涨的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甚至更多的倍数。有了上涨的物价，产业就会扩张，而且除了道格拉斯所谓的暂时的失业以外，不存在因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失业。

但到了所有的劳工都已经充分就业的那个点的时候，物价进一步的上涨就纯粹是通货膨胀了，因为如果劳动者都已经就业了，而通过提高价格进一步增加利润边际，那就不能让更多的劳动者去工作。

因此，稳定货币购买力的建议会让某些特定的产业根据它们不同的投机性的供求弹性来扩张和收缩，但它防止了普遍的过度扩张，因为它影响了所有的投机性的利润边际。尽管李嘉图主张在价格下降的时候，要通过减少工资来维持惯常的利润边际，但稳定一般购买力的方法却主张当效率提高的时候，用增加工资的方法来保持利润边际。

这些都是另外的因素，在早期的理论中都是不被理解的——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技术效率的提高。李嘉图主张，为了增加利润边际，就应该减少工资，因此就要把较低的生活水平强加给雇佣劳动者。这就证实，李嘉图强行降低生活水平的唯一理由就是1815年之后商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如果他想到了一种稳定的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他也许会看到，他的利润边际是有可能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维持的。

通过参考图9－9，我们所举的假设的那个印刷公司的例子，可以转化为所有产业统计学意义上的平均值。各种批发价格的这些平均值，相当于制造商、农场主、矿主以及其他控制产业的人所接受的价格，他们这些人的利润就是从中获得的。如果我们假定，平均而言，这些商品要三十天的时间内售出，而我们要把边际原则和投机原则应用于这些变化过程，同时还假定平均的利润边际是售价的百分之三，那么，1919年2月，在售价为一百三十美元的时候，卖方总的生产成本是一百二十六点一美元，他们的利润边际是三点九美元。但是由于价格在当时一直在以每月百分之二的速度在上涨，所以三十天后预期的价格是一百三十二点六美元，这个价格虽然只在销售价格（一百三十美元）之上增加了百分之二，但却在利润边际上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

或者说，销售是在平均价格为一百六十八美元的最高点发生的，如果价格开始以每月百分之三点六的速度下降（如同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样），那么三十天后，价格跌到了一百六十三美元，减少了六美元。如果生产成本已经上涨为一百五十八点零一美元了，跟前面一样，留下售价的百分之三作为利润边际（五美元），那么尽管价格的下降只是售价的百分之三点六，但边际利润却下降了百分之一百二十。

这些计算虽然只是说明性的，而且选取的是价格涨落的一个非常时期，但却给了我们一个概念，那就是商人对成本或价格的微小的增减都赋予了很高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商人是“按照财产超过其负债的剩余价额在做生意”的，并不是按照总成本或商品的价格在做生意的。支付的价格或接受的价格平均百分之二的变化，也许就意味着利润边际上的百分之三十的增减变化。如果变动是向上的，那么利润就会增加那么多；如果变动是向下的，那就会把利润一扫而空，留下一个赤字。[250]

7.利润缓冲
。到此为止，我们一直考虑的都是制造业企业销售额的利润边际。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为了减轻边际利润不利的波动所造成的震动，这些企业所采取的措施。图9－3揭示了总销售额和总收益（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来，销售额从来都不会低于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七，而销售额则通常都在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六之间。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数量相对较小的那部分收入，我们称之为利润缓冲
，如图9－10所示。

损益边际

图9-10　利润缓冲[251]

1919年之前，制造业企业一般的惯例是依靠营业收益或销售额作为其赢利的手段，实际上排除了其他的来源。[252]
大约在1920年，开始了一种快速成长的做法，就是通过不支付红利的基金来投资，从而形成了其他的收益来源。我们在关于总销售额和总收入的章节中曾提及过这些新的收益来源，例如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政府证券、定期存款、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等。美国国内税收总局报告第一次给出这些收益来源的数字是在1922年，该年度百分之四点九的总收入来自于销售额之外的这些来源。图9－6中较低的那条曲线显示的1922年的销售利润低到了百分之零点八，但是，在加上了其他收益所提供的缓冲的时候（图9－10中的阴影部分），最终利润如上面的曲线所示，是总收入的百分之五点七。我们估算了一下用于1921年的利润缓冲，证明当年的亏损从总收入的百分之三点二减少到了大约百分之一，差不多减少了销售亏损的百分之三十。利润缓冲的使用在1925年防止了亏损，从1922年到1928年，把平均的最终利润维持在了总收入的百分之四点八到百分之七之间，这样就大大地抑制了我们的损益边际在销售额上的波动。

这些关系在图9－10中都有显示，在该图中，销售的损益边际和最终损益，都是用年度总收入的百分比来表示的。缓冲是以两个曲线之间的面积来表示的，它是作为销售波动的一种缓冲器发挥作用的。

这种做法使得企业有可能让分配给股东的股息无论年景好坏都保持住一定程度的稳定。因此，我们用“利润缓冲”一词来指称这种做法。

这种利润缓冲的运用，对我们先前所作的关于损益边际的波动影响就业和生产数量的推理，不需要作任何大的改变。因为当商人或制造企业确信他们的经营正在走向亏损的结局的时候，如同我们已经证明过的，他们的倾向将会是削减生产和就业，从而我们发现，利润缓冲有利于股东，通过防止或减少损失，会使得企业在财务上稳固起来；但在价格下降的时期，相比较而言它对防止失业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8.既定权利和利润边际
。上述的讨论，就一般意义而言，可以说让利润显得相当可怜。实际上，它们是一种“自由—承担风险”的关系。难怪不得，商人如果精明的话，那都会在利润溜走之前想方设法尽快把自己的利润转化为一种既定权利。要做到这一点，他往往会通过“抛售”给他人来“解除困境”，也就是在适当的时机，他会把自己预期价格会下跌的商品或证券卖给他们，而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

商业上许多重大的成功都源出于此。公众一般并不对通过效率致富或是通过嫁祸于人致富进行区分。根据商业惯例和法律上的“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原则，两种情况都同样是值得尊敬的。

抛售的行为通常存在于获得某种没有狭小利润边际风险的东西的活动中。这其中最为可靠的是担保良好的债券和一个发展的社会中正在增加的土地的价值。范德比尔特地产是前者的例子，阿斯特地产是后者的例子。

一个能够成功地把自己脆弱的利润在其被破坏之前就转化为既定权利的人，成就了两件事情：他让自己和子孙在未来免受损失；他迫使未来的商人更加敏锐地为他们的利润边际拼命，因为他们得被迫支付那些已经转嫁给他们的固定费用。利润的边际没有增加，但是支付债券利息和土地租金的义务的确是增加了，这使得利润边际会发生大幅度的波动。

一个承载着飘浮式付款[253]
债券的公司，所显示的利润边际要比没有这种负担的公司低。一个由于过去的弊端而要赚到固定支出的公司，可能要比开始时就没有这个负担的竞争者所具有的利润边际更小。这些都是具有严重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因为大家普遍不理解边际和从过去传下来的既定权利之间的区别，这些问题甚至会更为严重。这是未能把份额和边际区分开来的另外一个例子。份额可以是完全公正的，也可以是不公正的，但让机构运行或停止的却是边际。

因此，利润边际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具有许多的社会含义，只是随着近年来出现的对公司财务的科学研究，其意义和可测度性才变得引人注目起来。[254]
这不是别的，就是在“按照财产超过其负债的剩余价额在做生意”，或者说是“在边际上做生意”，在各种形式的股票投机中，这早已为人所熟悉了，但它却更深入地延伸到了贯穿整个私有财产制度的全部的生产过程中。

通过只涉及制造业企业，我们试图来说明它的算法。我们只取了平均数，但利润边际的意义，只有用到微分的时候，才会完全展现出来。尽管五百亿美元到六百亿美元的销售额的平均边际可能只是百分之三，但这个平均数里却包含有边际有时可能高达百分之五十的个别公司，而其他一些公司显然在百分之三以下。这些差异提出了错综复杂的累进税的问题，以及个人所得累进税和公司所得累进税之间的严重区别。在现代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对个人所得和既定收益征收高额累进税是公平的，而且这些收益都是来自不同的来源，彼此之间没有竞争。但对于在与相似企业竞争的单一来源中获得的企业纯收入征收累进税来说，则有可能毁灭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目的，这种文明用利润动机提高了生产效率。来自股息的个人纯收益，是在所有的企业费用已经支付之后留给个人的一种剩余，它们不是暴露在竞争之下的利润边际。同样重要的是关于长期债券和从过去积累下来的各种既定权利的公共政策，它把固定支出加在了未来几代产业之上，因而减少了利润边际。有人主张，发行的债券在期限上不应该超过一代，但结果却是，它比折旧和报废所减少的现代资本设备的寿命甚至还长。也有人认为，这些由“死亡之手”强加的负担正在增加。无论这是什么情况，利润边际都是让资本主义文明不断前进的活生生的手、脑和情感。

9.边际与生产成本
。古典经济学家的旧有的理论，受倾向于将波动的价格带回到正常成本的自动平衡的观念左右，注意的是“生产成本”。现代制度理论关注的是利润的边际，后者没有任何“标准”，而是摇摆不定地上下波动的。尽管平均数的幻觉消除了许多这样的困境，但它至少给了一个数量顺序的观念，这个观念把生产成本理论与利润边际理论分离开来了。这样一来，成本论者就会说，相当于薪金总额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意外事故或失业保险的保险费，在引导雇主防止意外事故和稳定就业方面，可能作用很小，或者根本没有作用，因为它的数量还不到生产成本的百分之一；但雇主本身非常了解的边际分析却表明，保险费所减少的他们的边际利润，要十倍到三十倍于它所增加的生产成本。促使预防意外事故或防止失业的策略，关键不在于庞大的生产成本，而在于敏感的利润边际。[255]

类似地，成本论者认为，中央银行再贴现率上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变化没有什么社会作用，[256]
但是，如果货币和证券交易市场上竞争最高的所有交易狭小的利润边际还不到售价的百分之一的话，那么生产成本百分之一的变化可能就是利润边际的百分之百。

同样地，在资本主义的文明中，剧烈的竞争把利润边际减少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公共事业公司在对各个竞争者收取价格方面，或者政府在征收税金方面，若有些微的歧视或者折扣，都可以让一个公司破产。这不是因为它的成本略高，或者是因为它的效率略低，而是因为它的利润边际被消灭了。只是在利润边际日益狭小的过去三十年中，美国最高法院才认识到歧视这种新的杠杆作用，于是扩充了习惯法的意义来适应它。[257]

显然，对于垄断性公司会采用不同的原则。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个公司是通过提高自己的效率来获得利润的，还是通过享受不受竞争影响的垄断和差异的好处来获得利润的；利润到底是“效率利润”还是“稀缺利润”。[258]
这是由易变的价格边际在世界范围内所引起的问题。

10.顺序和弹性
。上述类型的分析，引起了人们对狭小的利润边际的兴趣，但往往也被人们指责为是虚幻的，因为显而易见，只要轻微地改变任何一个因素，你就可以让利润边际烟消云散。我们已经用利息、税金的固定支出以及售价消灭了它，工资或所购买的原材料的成本价的变化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如果成本价格中的任意一项上涨了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那么利润边际就可能减少十倍到三十倍。因此，虽然整个分析都被称为是虚幻的，但在推理上却完全是循环论证。

这种批评忽略了时间上的顺序，以及供给或需求的不同弹性。所有的因素不会在同一时间发生同一方向的变化，即便是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它们中间的一些因素变化的弹性度也是高低不同的。

对于商人或政治家而言，所有这些问题不会在同一时间发生，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出现，根据当时哪个因素在发生变化、哪个因素变化最大或最小以及哪个因素最容易或最不容易控制而定。它们不是所有因素都同时发挥作用的问题，而是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问题；在当时当地，如果人们判定限制性因素实际上限制了所有其他的因素，那么就会单独注意限制性因素，而补充性因素将来也许会一项接一项地变成限制性因素的，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259]

这项原则不仅适用于私营企业，而且也适用于公营企业。毫无疑问，对于行动者而言，人类一切天赋中最伟大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把握时机”的天赋，而且这也是最伟大的战士、最伟大的政治家、最伟大的企业家的杰出天赋，这个天赋足以把一个纷扰不安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一个时期的限制性因素也许是税赋，另外一个时期也许是物价，还有一个时期也许是过分的乐观主义，再有一个时期也许是过分的悲观主义，可能还有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再不就是卫生或信用，依此类推，层出不穷。现在我们要指出的关键点在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数以千计的因素，在自己最恰当的时机，每一项都可以让自己的强制力施加于非常脆弱、非常关键、非常狭小的利润边际上。

在这新的集体行动的过渡阶段，有了自己的数学和统计学的帮助，经济学理论一直在集中精力发掘不断变化的限制性因素，这些因素创造也解除了不断重复的经济困境。

在与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合作过程中，米尔斯大大推进了时间序列的研究工作。[260]
他就着可获得的统计资料，按照距离最终消费者的远近，对物价、生产、信用和证券的运动进行了分类。这相当于庞巴维克迂回过程的各个阶段。但米尔斯不像庞巴维克那样只关注利息问题，而是把为期四十年中的所有因素都纳入了考虑之列，并因此根据它们在时间序列中的变化和在商业周期上下的变动幅度，使它们相互关联起来。

在我们的图表中，我们试图遵循米尔斯所确定的线索，把1919～1929年间这些变化因素中的绝大部分集合在一起。他所谓的物价和生产的“变化性”，我们称之为供给的弹性，意思是指按照所消费的零售价格和数量来衡量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进而通过人们的预测，对或多或少有点遥远的生产阶段的价格和生产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同前面所指出的，我们对价格和价值进行了区分。一个生产者的产品的价值是由两个因素组成的：一个是价格，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价格售出的产品的数量。正是从这个组合中，他获得了全部的价值或者说“总销售额”，而从这中间，他就能够支付各项成本要素。如果价格在售出的产品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上涨了，甚至是在产出下降的时候价格上涨了，或者产品扩大了而价格没有增加，那么他的总销售额或者说产品的价值，就会增长；反之亦然。这个情况我们在上述图表中已经看到了，并对总销售额（产品的价值）与总收入和经营成本进行了比较。这些价值
变化，我们称之为供给弹性——在价格和数量两个方面具有弹性，结合起来一般都简化为了货币术语。

从消费者价格开始，所有其他的价格，甚至是最远的价格，都是指向它的，显而易见，处于零售商一方的产出弹性，与处于消费者一方的货币需求的弹性，是恰好相应的，实际上就是一回事。米尔斯用批发价格而不是零售价格作为消费者的需求指数，因此他用的是批发商对零售商索取的价格。我们是用批发价格作为制造商对批发商索取价格的指数。

11.结论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什么国民货币收入的份额
理论不能说明交替变化的繁荣和萧条，最基本的理由是，因为增加一个阶级的份额而减少其他阶级的份额并不会改变所有阶级的总的购买力。除了一些暂时的调整困难，所有阶级的购买力，无论是用于储蓄还是用于消费，都会给劳动提供相同的就业。为了增加劳动者的购买力，必须通过创造新的货币
让失业的人去工作，不能像马尔萨斯所主张的那样，把纳税人现有的购买力转移
给劳动者，也不能由政府去借钱，那是转移
投资，而不是增大投资。

这种新的货币不能由银行家来创造和发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中央银行都不行，因为在萧条时期，利润的边际已经消失了，在创造新的货币方面，没有商业借款人愿意跟银行家合作。为了创造消费者的需求
（企业是靠它销售的），政府本身必须创造新的货币，然后跨越整个银行体系，把它直接支付给失业者，要么作为救济，要么用于建筑公共工程，就像政府在战时所做的那样。除此而外，这种新的货币还必须归于农场主、商业机构以及几乎所有的企业，还有雇佣劳动者，因为它们大家一起构成了总的消费者需求。

消费者需求的创造，要么通过银行信用的膨胀，要么通过发行政府纸币，这一困境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央银行
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维克塞尔在1898年用新的方式对此进行了阐述。战后时期，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中央银行或多或少地都是照此行事的，我们称之为利润边际学说的桑顿—维克塞尔（Thornton－Wicksell）序列。

八、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

桑顿—维克塞尔序列是一种利润边际序列。在英格兰银行停止硬币支付之后（1797年），1802年从桑顿开始，这个序列可以追溯到图克[261]
（1844年）、维克塞尔（1898年）、战后经济学家霍特里（1919年）、凯恩斯（1930年）、费希尔（1932年）、1921年之后联邦储备银行制度的政策，以及1931年英格兰和瑞典银行在停止硬币支付时的政策。

桑顿的理论是一种中央银行贴现论。他说，1797年英格兰银行停止硬币支付以后，[262]
对于纸币信用（钞票）数量向上的限度而言，主要在于英格兰银行所取的利率与当时的商业利润率的比较。如果银行的利率低于这一利润边际，那么商人们就会增加他们的借款，而英格兰银行则由于不再受法定黄金储备的约束，所以只通过借款者的偿付能力就决定了银行信用的创造，这样就会继续扩张其纸币发行，去满足有偿付能力的企业在物价水平上涨时的“合理”需求。但是，如果因为银行提高了利率，而流通手段的数量停止了增长，那么“额外的利润就到头了”。这一理论在图克那里又重现了，[263]
1898年又在维克塞尔那里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回想一下西奇威克把货币市场上的短期利率与证券和不动产市场上的长期利率区分开来的做法，[264]
这种理论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后两种市场上的低利率，是美国“绿背纸币”论的基础，1849年由爱德华·凯洛格率先提出。

（一）长期利率和物价

1919年，联邦储备银行制度是遵照先前称为“绿背主义”的纸币理论行事的，绿背主义的创始人是爱德华·凯洛格，著名的倡导者是杰出的制造商彼得·库珀（Peter Cooper），1876年“绿背党人”的总统候选人。凯洛格与同时代的欧洲人蒲鲁东和马克思是极为相似的人，他们这些人都主张把利率降低到经营银行业所需要的劳动成本的水平。

凯洛格和库珀的理论被称为是可转化债券的货币制度。[265]
两个人的目的都是减少他们所宣称的因银行家对黄金和钞票的垄断而收取的高利贷利率，以及恢复企业机构和土地财产的价值，就凯洛格来说，这二者的价值自1837年之后一直都在飞速下降，而就库珀来说，则是自1865年以后都在飞速下降。

这一理论忽略了货币“价值”的双重意义，也就是利率或贴现率，以及货币的一般购买力。凯洛格及其信徒采用了前一种，而且坚持认为：

“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将积累的利息，而一切财产的价值取决于因它而可以获得的租金……任何财产的租金在借钱出去的短时间内，如果不足以与一笔与财产本身所估算的价值相等值的话，那么财产在价格上就会下跌，一直下跌到租金对财产价值的比例与利息对本金的比例相同为止……财产的价值，按照衡量财产的美元价值的增长成比例地降低，凡是货币价值因为利息的上涨而增加的时候，财产的价值都会相应地减少……没有人会把自己的钱投在财产上，除非他推想财产所产生的收益与购买财产的货币所产生的收益同样好。因此，只要货币利息增加，财产的价格就必定下降，这样财产收益与货币收益才有可能相等。”[266]

凯洛格提出，应该防止利息涨到百分之一以上，他估计，百分之一是管理银行体系的劳动成本。全国劳联中他的信徒和绿背党分别于1867年和1876年把这个估计提高到了百分之三。[267]
政府会印制法定货币，这个法定货币可以按百分之三的利息抵押借贷，贷款额可以达到土地价值的百分之五十，然后借款人会用法定货币购买商品、支付劳工的工资，通过这种手段，钞票会进入一般的流通之中。收到法定货币的人也可以不去购买商品，而是把它借给其他人，或者投资于政府的中期国库券，后者不是法定货币，但可以产生百分之三的利息。同样，一个拥有中期国库券的人，如果发现在工业或农业中有赚得超过百分之三的机会的话，那他就可能要求财政部把国库券转换成法定货币，以便他用来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

按照这样的方法，利率不可能涨到百分之三以上，原因在于，如果私人贷款者向借款人要求百分之三以上的利息，那他就可能以百分之三的利息向政府借款，或者向另外一个同样可以按百分之三利息借款的人借钱。另外一方面，利息也不会跌到百分之三以下，因为贷款人总是可以用自己的法定货币去购买国库券来获得百分之三的利息，国库券是可以产生这个利息的。照此方式，全国的利率就会稳定在百分之三的水平上，而不会像过去那样波动，在低潮的时候徘徊在百分之一二之间，而在繁荣或者货币紧缩的时候，地产、商业或短期贷款的利率可以高到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一百甚至更高。

凯洛格的可转化货币和债券计划在国会或纸币提议中屡屡重提，往往被当成一个新的发现，但却没有意识到它最初是在1849年出现的。自1929年物价下降以来，最近它又作为一种农业救济计划重新出现了，通过没有利息的美国法定钞票（纸币），并且通过把这些钞票转化成所发行的百分之三的政府债券，以此来获得对农业土地抵押的控制。如果债券的市场价格超过票面价值，那么财政部长将受命卖出债券以收回等值的美国钞票；如果债券的市场价格低于票面价值，那么财政部长将会购买债券以交换法定货币。如同凯洛格的计划那样，按照这样的方式，人们预期当债券的价格高于其票面价值时，债券的供给会增加，通过发行债券换回纸币，就可以暂时收回货币，从而把它们的价格压低到票面价值的水平上；当它们的价格低于票面价值时，债券的供给就会减少，通过再发行纸币换取债券，就可以暂时收回债券，从而把它们的价格提高到票面价值以上。

凯洛格声称，他的纸币不会像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发行的纸币或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所发行的货币那样贬值，因为那种货币不是“财产的代表”，而他的可相互转化的货币却以不动产抵押的形式实实在在地代表着财产。他说，如果政府“以价值为贷款两倍的生产性土地作为抵押并贷出了货币，并且提供能够产生利息的钞票作为这笔钱的担保，那么这样的纸币就会是财产的代表，而且一定是优良货币”。[268]

并且凯洛格还认识到，土地或任何债券，如果其实际的租金或利息高于百分之三的话，那么只要能够随便且不断地按百分之三的利率借到钱，它们的价值立刻就会上涨。但他却没有把它的通货膨胀的结果追究到底。

在市场利率为每年百分之六时，如果一块价值一千美元的土地产生了六十美元的地租，或者是一种债券按照票面价值每年产生了六十美元的利息，那么同样的土地或债券在利息是百分之三的时候其价值就会涨到两千美元。土地或债券的购买者，在一项两千美元纸币的投资上每年赚了六十美元，与把两千美元纸币投在国库券上赚得的钱一样，但那是百分之三，而不是百分之六。

因此，如果土地涨到了两千美元，那么它用于抵押用途的价值就是过去的两倍，并且它的所有者按照新的土地价值的一半借到的钱也是过去的两倍。当土地价值一千美元的时候他借到了五百美元，那么现在土地价值两千美元了，他就可以借到一千美元。

与此同时，土地的产物——小麦、谷物、牲畜——的商品价格也会上涨，原因是法定货币的丰裕性增大了，凯洛格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土地价值上涨了百分之一百之后，如果发生了这些东西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一百的情况，那么六十美元的租金按照纸币计算的话，大概就是一百二十美元的租金。如果租金是一百二十美元的话，那么土地在价值上就能涨到四千美元，而且继续按照其市场价值的百分之三支付地租收益。它的抵押价值按照它的市场价值的一半计算，现在变成了两千美元，借款人以百分之三的利率可以借到两千美元。只要没有给法定货币的数量或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可转换国库券的数量设置限制，那么这种螺旋式的作用就会继续下去，先是提高土地价值，然后是土地产物的价格，再然后又是土地的价值，接着又是土地产物的价格，如此反复，直到无穷大。

凯洛格推理的谬误是双重的：一是混淆了货币价值作为利率和作为购买力的双重意义；二是像古典学派那样混淆了生产力和购买力。按照他的解释，生产力不仅是产品的数量，而且也是产品的价格。把稳定货币价值作为一种稳定的利率，导致了货币作为购买力的价值不稳定，起到的是恰好相反的作用。

1919年，联邦储备银行按照凯洛格的理论采取了行动。财政部按照百分之四点二五的利率发行了胜利公债
，当时市场的平均利率是百分之五点七五到百分之六。债券是通过会员银行卖出的，允许购买者借钱来支付债券的价款，但要把债券留在银行里作为担保。为了给债券的面值创造一个有利的市场，储备银行采用的规则是，会员银行用政府债券作担保在储备银行借款时，再贴现率要比用商业票据（百分之四点七五）担保低百分之零点五（也就是百分之四点二五）。[269]
结果是，会员银行用政府债券作为附属担保的借款占到了百分之八十五，用商业票据作为附属担保的只占到了百分之十五。政府附属担保的利率成了有效利率。

1917年，纽约商业票据作为附属担保的再贴现率一直是百分之四，后来在1918年和1919年期间提高到了百分之四点七五。同一时期，政府附属担保的利率在1917年是百分之三点五，在1918年和1919年期间提高到了百分之四点二五，保持着有利于政府附属担保的百分之零点五的差额，直到1921年5月为止。[270]

结果便是，如果一个银行家委托保管了政府债券作为附属担保，那他就可以从联邦储备银行以百分之四点二五的利率获得一笔贷款，但却可以在一般货币市场上按照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的利率再借出去（公开市场商业利率，见图9－11）。

这样一来，用政府债券担保的借款数量，在1917年几乎是零，但在1919年5月却增加到了十七亿美元，而当时正在发行胜利公债。结果，在1919年3月到1920年5月期间，储备银行给会员银行的信用总额度从二十五亿美元增加到了三十二亿美元，所有会员银行的活期存款从一百二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了一百五十三亿美元。[271]

对物价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272]
到1919年底，批发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五，这股推动力到1920年5月的时候又把它推高了百分之十三。在战争史上，过去从来没有过战后的通货膨胀，这是凯洛格的理论人为地把短期利率保持在市场利率之下的结果。

最后，在1919年11月胜利公债售罄之后，纽约的储备银行开始反复提高再贴现率，在1920年6月，达到了让人恐慌的商业票据的百分之七、政府附属担保的百分之六的高峰（图9－11）。

显然，如果储备银行在1919年4月就把它们的利率提高到百分之五或六，比它们实际所做的早十二个月达到那样的利率水平的话，那就有可能防止商品价格战后的通货膨胀，甚至是在1919年而不是1921年就压低了物价。但是它们所实行的却是凯洛格的可转换债券和货币的理论，目的就是让胜利公债的利率一般低于商业贷款和资本的市场利率，以便让债券按照票面价值卖出去。假如不是按照凯洛格所指示的那样人为地降低利率的话，那么一种百分之四点二五利率的债券的市场价格，在银行和贷款者可以从其他贷款上获得百分之六的利息时，一定会低于票面价值很多。采用这种通货膨胀性的低利率，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二）短期利率和价格

与凯洛格的理论颇为相对的是源自于桑顿和维克塞尔的理论。[273]
他选取了货币价值的另外一个意义，不是利率，而是货币的一般购买力。他宁愿稳定货币的购买力，而不是货币的利率。

1856年，麦克劳德逐步阐明了银行利率变化对黄金输入和输出影响的理论。1898年，维克塞尔逐步阐明了这类变化对一般价格水平影响的理论。维克塞尔的理论直到1922年才被人们注意到，当时货币性质的黄金已经差不多消失了，现在过量拥有黄金的联邦储备银行发现，以公开市场出售证券为后盾，中央银行的利率可以用来防止物价暴涨。

在个人主义的物质理论和战后中央银行的一致行动理论之间，维克塞尔占据了一个过渡地位。旧的理论对他仍然有影响，那就是他认为“自然”利率与李嘉图、杜尔哥、庞巴维克的边际生产力是一回事。这是他比1802年桑顿理论进步的地方。他不但努力把央行的利率与由商人支付的桑顿的商业利率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他还把它跟生产的全部技术过程和融资联系在了一起。现代理论所表现出的三重关系就是由他确立的，他确立了基于生产力的这种自然利息的变化、商品价格平均值的变化、各个中央银行在控制贴现率变化方面的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一致行动三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通过世界范围内的行动，中央银行的利率降低到了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之下，也就是降低到了“自然”利息的水平上，那么就会促使银行的客户增加自己对银行信用的需求，由此他们就增加了对商品和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了一般物价的水平。

反过来说，如果世界范围内的一致行动把央行的利率提高到了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之上，那么因为狭小的利润边际，商业顾客就会减少他们的借款，减少他们对商品和劳动的需求，结果就是物价和就业的下降。

但是，通过相似的世界范围内的行动，如果央行的利率保持在了与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差不多相等的水平上，那么物价平均值和就业的数量就会趋于稳定。

这一理论与财政部和储备银行在1919年和1920年的官方行动是背道而驰的，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它们的行动与凯洛格的理论是一致的。按照维克塞尔的说法，1919年，银行的利率要比市场利率低很多，这会导致物价上涨，实际上紧接着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但是，在1920年和1921年早期，银行利率开始高于市场利率，但按照维克塞尔的说法，这会导致物价的下降，随后这种情况也发生了。[274]
官方的理论以及普遍坚持的理论都指出，银行理论应该追随市场利率，因为它们没有关于利息与物价关系的理论。维克塞尔主张，为了防止物价的涨跌，银行利率应该先于市场利率。

按照维克塞尔的观点，世界范围内的一致行动的需求，追随的是为大家所认可的麦克劳德和英格兰银行在1857年之后的原则，这个原则说，一个国家的贴现率如果比其他国家高的话，那么通常会从其他国家吸取黄金，但如果所有的国家都一起行动，那它们就都会同时提高或降低自己的贴现率，然后每个国家再根据国际贸易支付差额和先兆的黄金输入或输出情况，将自己的个别利率略微调整，使之高于或低于世界范围的利率水平。

黄金的这种输入和输出表现在银行的储备上，费希尔总结维克塞尔的贡献时说，维克塞尔学说的关键在于让贴现率“与其他利率合拍了”。他认为，在这方面，维克塞尔做出的有价值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他认为“除了黄金储备以外，在存款通货左右物价水平的地方，一种商品的价格水平会完全受银行贴现政策的支配”。[275]

因此，维克塞尔的贡献的意义就在于，在一个金属货币和纸币都服从于商业银行债务货币的文明阶段，他提出了旨在稳定世界范围内商品物价一般水平的各国的集体行动。三十五年前维克塞尔如何提出了这种乌托邦式的理论，以及这个理论如何等待战后资本主义文明的悲剧去进行实证的研究和检验，还有这个理论如何必须加以修正才能符合这些实验，这是重建经济理论中悬而未决的经济、政治、外交的问题，只有一百多年前的另外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理论重建能够与这次理论重建相提并论。

（三）从边际生产力到资本收益

在维克塞尔关于预测和中央银行控制的理论中暴露了三个缺陷：边际生产力的可测性，公开市场的利率与顾客利率的偏差，风险贴现。

历史上已经有了三个版本的与利率相关的边际生产力，维克塞尔又增加了第四个版本。杜尔哥的解释系于储蓄的丰裕与稀缺，储蓄的丰裕程度越高，导致利率越低，并进而导致生产朝着更低的边际扩展。因果关系在于储蓄方面。李嘉图的解释是从人口扩张这个相反的观点出发的，人口扩张会把劳动和资本推向农业生产的较低水平，与之相应的就是利息率和利润率的降低。他的因果关系在于自然和人口方面。庞巴维克的理论是那种现代物质技术优越性的理论，这个理论假定，一定数量的劳动现在投入于各种迂回的方法，在第一次使用之后，生产的产量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276]

这些理论都没有充分考虑到通过发明和完善组织而产生的资本的技术效率的变化。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资本的数量。杜尔哥是用他的“温度计”——长期贷款的利率——来量度资本的数量的。李嘉图和庞巴维克是用生产资本所需要的工时数来量度资本数量的。维克塞尔放弃了用工时量度资本数量的方法，回到了杜尔哥的货币计量法。但是，他采用的是区别于资本数量的资本工具在效率上的变化。实际上，李嘉图曾经以效率变化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但那是一致下降的效率，因此也是下降的利息率和利润率，原因在于人口压力趋向于更低的农业边际。他没有任何关于发明的有效理论，这些发明实际上在各行各业提高了劳动的效率，克服了趋向于更低的农业边际的人口压力。卡尔·马克思用递增的劳动效率代替了李嘉图的递减效率，但是他的效率是一种剩余产品的上升趋势，这种剩余产品属于所有者，而不属于劳动者。

但是维克塞尔注意到，在一个具有革命性发明的时期，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就是效率，会提高，从而对储蓄有一种更大的需求，自然的利息率也会提高。但是在技术进步放缓而储蓄持续增加的时期，边际生产力趋于下降，因此对储蓄的需求也会减少，自然的利息率也会下降。因此，维克塞尔尽管跟杜尔哥一样用货币来量度资本的数量，但在量度资本的“自然利息”的时候，用的却是生产资料在技术效率上的变化。

但维克塞尔进了一步，认为主观学派的心理利息与边际生产力和储蓄利息是相同的东西。我们注意到，卡塞尔在他的可量度的“等待”的数量以及因等待而支付的价格里，也作过与此相同的认同。同样出现的还有杜尔哥的下降的“利息价格”，不过维克塞尔把它修正成了效率的变动。但是，杜尔哥的“利息价格”不是被他描述成了一种低利率——这种低利率促使农业、工业、商业中的劳动力的山峦海岛出现在退潮的海平面之上，就是被他描绘成利息率（“价格”）的提高，这种提高让它们又消失在了涨潮的海平面之下。

边际生产力的概念，现在由维克塞尔转化成了一个社会效率的概念，变成了两个变量构成的概念：一个变量是社会产出推进时增减的速度；一个变量是新积累的储蓄增减的速度。自然的利息率随着社会产出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社会产出的减少而减少，同时也随着储蓄供给的减少而增加，随着储蓄供给的增加而减少。

还有另外一个变量要考虑，这就是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这样的波动会改变商品的价格，也会改变所有参与技术过程的商品和劳动的服务的价格。因此，为了作出他的理论说明，他跟李嘉图、庞巴维克以及所有的理论家一样，通过假设价格水平保持不变，从而省略了这个变量。有了这个假设之后，那么我们就有了四个变量：社会产出、资本或储蓄的数量、市场利息率和央行的利率。不管效率的变化如何，我们假定社会产出是按照不变价格售出的，资本储蓄和利率也因此按照货币的不变购买力来衡量。有了这些假设，在生产的各种边际上涨或下降的时候，物价的涨落对于产品的生产中所有参与者的社会产出和货币收益的均衡均不会有任何干扰，边际生产力变成了均衡水平。在这里，按照稳定的物价水平衡量，物质生产力的剩余部分，与储蓄的利息是相等值的，而且同样不受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

然后，维克塞尔提出了生活资料价格水平（零售价格）的变动、生产资料（批发价格和工资）价格水平的变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的变动、银行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货币数量的变动。这些变动是按照不同的变化速度在不同的变化时间内发生的，在他对不同变动的滞后和先兆情况的研究和测量中，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以负责发行和再贴现的各国中央银行一致的预测行动为手段，一般的物价水平是可以稳定下来的。

1931年和1932年，维克塞尔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在凯恩斯、哈耶克、霍特里之间引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277]
哈耶克认为，凯恩斯在自己的货币理论中没有给利润留下空间，以致他的理论纯粹是一种货币理论，没有考虑到技术资本的物质生产力中的非货币变动因素。

在后一种情况下，哈耶克求助于庞巴维克关于延长生产周期可以加大技术优越性的理论，也就是说，延长了迂回过程。如果投资于更大数量的技术资本，迂回过程就会延长，于是未来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就会增加。但如果投资于更小数量的技术资本，这个过程就会缩短，那么未来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就会降低。正如维克塞尔已经证明了的，这些可供选择的办法在商业周期中的确发生了，在中长期利率（债券收益）比较低的萧条时期，会发行更多的债券用于新的建设项目，而在高利息或债券收益比较高的繁荣时期，发行的债券就比较少。

但事实却并没有追随庞巴维克的主张，后者认为延长迂回过程会增加生产力，缩短迂回过程会降低生产力。现代发明的全部特征就是专注于缩短迂回过程，比方说，按照过时的方法，建造一幢摩天大厦要几年的时间，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建成，现在要在十个月的时间里建起来。相对于预期产出来看，在这种更为有效的资本设备上的投资，实际上要比在旧式设备上的投资要少很多。建造一组庞大的发电机以及附带的改良的机器，它生产的产品与以整套蒸汽机和旧式机器为电源的机器的产量是相当的，就单位预期产出而言，它的花费和用时都更少。从一个观点来看，现代技术正在缩短迂回过程；从另外一个观点看，如果我们所指的迂回过程就是未来一个给定的产出比率的话，那么它要求发行的债券要少于过去新的建设项目所要求发行的债券。

但是，这些未来的产出率、未来的边际技术生产力、未来的利润，是迄今为止引入的任何统计手段完全无法量度的。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霍特里没有考虑用“生产周期”正确地代之以对时间间隔的一种解释，而这种时间间隔主要取决于生产者承诺的状态、未完成的订单、手头的存货，以及让额外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工作的便利性等。

因此，我们必须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商业社会实际预测的数量证明，这个商业社会不但考虑了现在的一切情况，而且也考虑了维克塞尔和霍特里所强调的预期的变化。如果我们让自己置身于一个现在的时点上，而在这个时点上，谈判正在进行，未来不是短期就是长期的原材料和劳动的约定和购买正在进行，正如霍特里所设想的那样，那么对于每个机构而言，我们就有它自己的经验和目前的经营状况，以及类似的机构和大众对未来的预期所作的判断，作为它的预测指南。

这些预测涉及两个变量：一个是预期的物质产量；一个是预期它将售出的价格。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未来的利润边际，银行家有可能愿意据此垫付现在的购买力。因为银行体系不是在物质产量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是在预期的物质产量乘以预期价格的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那是预期的“总销售额”。对产量和价格的这些预测是不断变动的，但对于长期预测的当前趋向，可以通过股票市场上支付给股票和公司债券的当前价格，以及不动产市场上支付给土地权利的当前价格来确定，这些价格都与当前股息、利息、租金的净收益进行了对比。这些“股票收益”、“债券收益”、土地价值的“租金收益”的计算，是与预期产量乘以预期价格最为接近的可测量的内容。股票和债券的价格最具有投机性和变动性，而且往往受操纵和宣传的支配，但即便是这样，它们也还是能够显示在什么程度上，那些投资和投机的人，暂时出于某种原因，愿意扩张未来的生产以降低产量乘以价格的边际，或者是对现有的回报率不满意的程度。如果一种票面价值是一百美元的百分之五的债券是十分安全的，并且其市场价值达到了二百美元，那么投资者购买债券，就是愿意让这个企业的所有者增添设备，把生产扩展到更高的销售总额水平上。这会是一种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的债券收益，也是未来物质生产力更低的边际乘以较高的预期价格水平。然而，如果市场价值只是五十美元，那么债券收益就是百分之十，投资者就不愿意让这个机构增添设备并按照超过百分之十限度的预期价格扩大预期的产量。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投资于股票或土地价值的意愿，但在这里，风险要素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它比利息的变动大得多，实际上就是预期利润因素。由于预期风险而形成的折扣可以高达百分之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票面价值为一百美元的股票现在的市场价值降为了零，尽管还会因投票的权力而“持有”它，但它已经绝迹于市场了。或者说，如果由于预期产量按照预期价格上涨而增加，预期的风险被消除了，那么股票的价格就会涨过票面价值很多。

这些原则非常简单，也易于理解，但这里要注意的要点是，它们把预期产量和在那种产量下可以接受的预期价格两者都结合在了一种估价（总销售额）中，因此，它们让“自然的”利息退居次席，这种自然利息只是基于技术资本或者是迂回过程的延长或缩短。所有这些可变的未来物质产出，连同未来可变的价格、利润、利息，已经在买卖股票和债券的现在的过程中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过折算了。

我们在给所有这些来自于长期投资的收益命名的时候，追随的是西奇威克的“资本收益”，而不是维克塞尔的“边际生产力”。因为它们是利润和利息两者相结合的收益率，在利息和股息预期的长期收益的所有权现在的购买者所作的全部估算中，范围是在最保险的利息为主的收益和最不保险的利润为主的收益之间变动的。如果能够创立一种平均资本收益的加权指数，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了一种指数，这种指数不是维克塞尔的“自然利息”——自然利息对于银行业务和投资目的而言是不可测量的，而是那种完全的制度结构的指数，这个指数根据所有参与者当时所作的精明的或愚蠢的、满怀希望的或充满恐惧的判断来扩大生产或限制生产。

用现有的统计数据，我们能够做到的最接近这个平均资本收益指数的东西，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经过挑选的普通股、优先股和债券，再按照新发行额加权后的平均收益。这样的指数包括预期的供给和预期，或者说是价格，以及以那些价格售出的预期的技术上的产出。我们的计算见图9－11的“资本收益”。

因为不完全，所以这种计算方法存在许多缺陷，但即便如此，在统计研究的现状之下，它还是给出了一个大略的线索。如果像在图9－11中所作的那样，把这种指数与公开市场的商业利率以及纽约储备银行的再贴现利率作一番比较，那么对于维克塞尔所进行的分析的意义，我们就开始有了一点线索。“资本收益”没有忽略非资本因素，它把技术上的产出倍数与产出的价格结合在了一起，正如资本市场上实际所进行的那样。

于是，在用这种资本收益的公式代替维克塞尔以技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为基础的“自然”利率之后，他的理论就可以进行如下表述了。他假设在维持货币平均购买力的目标指引下，负责发行和再贴现的各国中央银行在世界范围内采取了一致的行动。由于这种一致的行动，运送黄金来支付差额的干扰，可以通过在国与国之间转移信用或指定资金用途的方式来抵消，这样一来，黄金储备实际上就可以搁置在一旁，远离国内和国际兑换。

有了这种假设，如果平均的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收益（它的自然利率）低的话，那么就表示投资和投机活动比较充分，证券会按较高的价格售出；这些较高的价格会成为增加新证券发行的诱因，从而会增加可以按现行的工资和价格购买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数量，用于扩张和新的建设。用所购买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数量来衡量，总的社会投资和商业活动会因此而增加，最终接踵而至的是产出的增加。

现在，如果在资本收益（它的自然利率）因为证券价格较高而较低的同时，银行的利率被定得比资本收益还低的话，那么同样的趋势也会转移到现在的经营上。在这种更低的银行利率的刺激下，会促使借款者扩大他们用于立即交货的短期借款的数量，改变对长期收益的购买。这些较大的短期借款，能够发挥跟较高的证券价格同样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让借款人增加对劳动力和原材料的需求。这种趋势，首先会增加为眼前的生产而购买的营业中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甚至在所有的劳动力都充分就业的时候也会因此而提高物价和工资，以致不能再额外增加产出的数量了。这一点，我们在1919年的例子中已经看到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资本收益（自然利率）比较低的话，而银行利率又被提高到了资本收益之上，那么较高的银行利率就会趋向于抵消较低的资本收益。借款者倾向于少从银行借钱用于当前的业务，他们把更多的钱投入了长期证券，因此价格和产出的数量都不会像银行利率低于资本收益时那样上涨或扩大。

完全按照同样的推理，影响产量和价格平均变动的不是银行的绝对利率，而是与资本收益相比较的银行利率的相对提高或下降。如果资本收益是百分之六，那么像1919年[278]
那样百分之四点二五的银行利率就是一个较低的利率，这样将会引发一种商品价格平均值上升的趋势。如果资本收益降低到百分之四，如同1929年那样，那么同样的百分之五的银行利率就是一个较高的利率，这将会引入一种商品价格下降的趋势。

这里，维克塞尔运用借钱和购买物品之间机能关系的意义就可以看出来了，所有的机构对这种关系都很熟悉，但在古典学派和享乐主义学派的理论中却没有加以利用。他们省略了货币，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对交换过程没有任何作用的“形式”，作为一种“交换媒介”，这是先前在生产或者快乐与痛苦的过程中就已经决定了的。但维克塞尔说，货币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一种差异，它不是只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而是一种“实体”上的差异，扮演着一个主动的角色。

古典学派和共产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假定就是货币扮演的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只不过是物品转让活动中一个便捷的交换手段，与公路作为运送货物的手段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利率仅仅被描述为一种“自然”的利率，可以用另外一种一般的商品——货币——来支付。如果他们的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货币只是一种形式的商品，是黄金或白银，其价值是由决定和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同样的劳动力工时来衡量和决定的，那么他们的假定也许是最接近现实的。但是，用银行债务货币制度替代了金属货币制度之后，就如同西奇威克已经证明过的那样，银行利率可能和实际的变动，会既不同于他们假设的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自然”利率的变动，也不同于按照资本市场价值计算的收益的变动。换句话说，在这里，在西奇威克的两种静态利率中间，维克塞尔在这里引入了一种多重的因果关系，其中的银行利率并不总是跟资本收益一致，这种一致性的缺乏，在产品数量和价格的变化中得到了反映。

维克塞尔关于银行利率和资本边际生产力相对性的学说，使得费特所谓的“维克塞尔令人诧异的贴现政策”[279]
的批评难以自圆其说。费特拒绝了维克塞尔的边际生产力，因为它是一种“价值”生产力，它的确是，但边际生产力总是被公认为一种技术的或产出的生产力。维克塞尔的“边际生产力”包括产量和此产量下所接受的价格，这是作为资本收益来衡量的金钱上的价值生产力。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出卖物质产品是为了获得货币，价值不是精神上的，它是货币的价值。

更让人费解的是，费特居然忽略了维克塞尔关于不同利率相对性的基本学说。费特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维克塞尔学说的另外一半上，也就是假定银行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他同意维克塞尔在这上面的观点，那就是这种情况会导致物价的普遍上涨。然后他假设，维克塞尔的意思是货币利息应该一直保持在自然利息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费特所谓的“持续的银行信用膨胀和持续的价格上涨，继而创造出追求更多商业贷款的动机直至无限，就如同俄国和德国纸币膨胀的情况那样”。费特忽略了维克塞尔学说的另外一半，即把银行利息提高到“自然”利息之上，就会带来物价上涨的停止，甚至是下降。

费希尔在他对费特的答复中，[280]
表现出了对维克塞尔更为全面的理解，他同意维克塞尔的学说，认为把银行利息降低到自然利息之下容易引起信用膨胀和价格上涨，但他指出，把银行利息提高到“自然”利息之上，就会引发信用紧缩和物价下降；通过让贴现率“与其他利率合拍”，就会出现保持平均价格水平稳定的趋势。[281]

（四）公开市场利率和顾客的利率

维克塞尔并没有强调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区别，因为他认为两种利率在市场上是趋向一致的。如果所谓的短期利率是指“顾客的利率”的话，那么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就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只要拿我们的“资本收益”与里夫勒（Riefler）在其名著中提出的“顾客的利率”的平均值作个比较就会看出来，两者是非常一致的，以至于在我们的图9－11中都分不出差别来，因此顾客的利率在图中都省略了。它跟我们的“资本收益”差不多是一回事。

但从图中就可以看出，它不同于公开市场利率。公开市场利率是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利率，通过证券经纪公司，那些庞大而著名的制造企业的短期票据被卖给了无数的银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公开市场利率，银行买断的是这些企业没有在其他方面投资的“剩余资金”，因此公开市场利率是高度竞争的市场利率。所以如我们在图9－11中所看到的那样，它是受中央银行直接影响的。

另外一方面，顾客的利率实际上是单个的银行与其个别客户之间达成的一种秘密的利率，按照这样的方式，银行期望“赢得”顾客，顾客则赢得了自己在银行的余额。银行更为直接地受到证券上的其他投资收益的引导，因此，顾客利率要比中央银行的利率更为接近“资本收益”。正是公开市场利率与顾客利率之间的这种差异，大致解释了维克塞尔把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合并为一种平均的市场利率的做法，他让这种平均市场利率与物质生产力的自然利率形成了对照；其他的人，如霍特里，则更为强调短期公开市场利率与长期投资利率相比较的不同。受中央银行贴现政策影响最快的也是最直接的是公开市场利率，顾客利率与其实际上的等价物的资本收益利率所受到的影响要慢一些。

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两种生产力的边际，一种是营业边际，一种是建设边际。营业边际大致相当于“货币”市场上的短期贷款，而建设边际则相当于“资本”市场上的长期债券和股票。两种边际不会总取得一致，原因在于，短期利息和风险虽然与长期利息和风险步调一致地上下变动，但它们的运动是脱离而滞后的。如果利息和风险的短期双重贴现低于长期贴现，那么对制造商的诱惑，也就是把当前的商品生产扩张到在短期约定方面营业利润较低的边际，而且他会停止扩充厂房设备，尽管后者在长期约定方面仍然具有相对较高的边际。当长期利率低于短期利率时，就会发生与上述相反的情况。有一个情况是大家所熟悉的，即工厂在生产能力之下经营的时候会减少用于经营的借款，这个时候，它会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来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因为此时股票和债券价格较高而资本收益较低。

（五）风险贴现——负债过多和萧条

但是，还有其他几个波动比较大的因素，维克塞尔却假设它们是不变的因素，因而把它们给忽略了。这些因素可以概括为风险。维克塞尔考虑的只是不同利率的变化对价格的作用，因此他忽略了风险方面的变化。后者是“信心”和“缺乏信心”方面的变化，一个百分之百的“风险贴现”，会让企业完全停顿。这是因为风险并非作用于全部生产成本，而是作用于非常狭小且波动很大的利润边际。[282]

这些风险贴现把自己体现在商人愿不愿意承担债务的意愿上，不管是长期债务还是短期债务。我们求助于费希尔最新的著作中对风险和债务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生动描述。

费希尔出色地描述了债务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在他关于繁荣和萧条的九大因素中，他给了债务市场恰当的定位。[283]
我们的解释与费希尔的解释是一致的，读者可以参考他的解释，不过我们跟霍特里一样，都是从创造债务的交易入手解释的。但费希尔说，其他的因素，按照重要性排序，分别是通货量、价格水平、企业资产负债净值、利润边际、生产指数、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心理上的因果、包含积蓄和利率的通货周转。

在风险较小的上升的市场上，债务产生得比较快。如果债务人借款过多，特别是在他们对到期日错误判断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困境。最先的征兆是较弱小的债务人“廉价抛售”，这会迫使价格下降。这样就影响了所有的竞争性的价格，最终整个社会都有可能卷入廉价抛售，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降低一般物价水平。“廉价抛售歪曲了供求法则”，因为这种抛售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是为了支付债务和维持偿付能力。

这种恐慌式的清算实际上减少了银行存款通货的数量，现代商业的十分之九都是靠存款通货进行的。当一笔欠商业银行的债务用存款余额之外的支票支付时，就意味着同样数目的通货存款的消失。在正常的时候，通过新的借款，一种相反的趋势会恢复银行的存款。但在风险很大的降价时期，这种恢复就不会发生了，而且“信用通货”也会收缩。因此，我们把费希尔的“债务循环”作为改变信用货币量和一般物价水平的一个主要因素。

所谓预期风险，就是指那些控制产业、让自己对所有其他的参与者作出种种偿付的人的担忧或信心。在现在的估价中，风险贴现是最重要的因素。如同费特所证明的那样，如果时间贴现以等待的形式渗入进了所有的价格中的话，那么时间贴现会以利润预测的形式更为强有力地渗入到所有的价格中。利润预测在波动剧烈的普通股的价格上最为明显，在政府债券的价格上最为不明显，但众所周知，它会影响所有的价格、证券和商品。涨价的良好预期会减少风险贴现，从而扩大对其他所有参与者服务的需求。不利的预期会增加利润贴现，减少需求和对其他参与者的报价。

商界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赋予利息贴现和风险贴现的相对权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自战后以来，这已经导致了一个关于预测的新行业的兴起。在经济学的历史中，未来性首次在经济理论中获得了一个数量上的维度。[284]
有了维克塞尔所建议的各国中央银行世界范围内的垄断性的一致行动，有了贴现率从低至百分之一到高达百分之六至十甚至更高的大范围的可能的变动，毫无疑问，维克塞尔的建议在导致价格紧缩方面要比导致价格膨胀方面更为有利。由于现代的利润边际非常小，因此很少有产业能在世界范围内百分之十的银行利率的基础上继续经营；反之，如果风险是不利的，那么低至百分之一的银行利率本身显然无法刺激价格上涨。对于维克塞尔的批评不应该偏向在银行利率永远较低的假设上，而是应该转向预测行业现在的幼稚性，以及把控制银行利率这样重大的权力托付给各国中央银行的一致行动的政治危险性上。

（六）实证检验

上述关于桑顿—维克塞尔理论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在1931年9月停止黄金支付时所采取的政策的实证检验。英格兰银行回到了1802年的桑顿理论上，这是1797年之后桑顿批评它的政策时所做不到的。瑞典银行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而且更为接近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的主张，但是在防止价格膨胀的决定中，它们夸大了桑顿—维克塞尔的理论。它们分别把银行利率提高到了百分之六和百分之八，在这样的利率之下，利润边际很小的企业就无法承受借款和扩张。的确，它们成功了，特别是在瑞典，把物价稳定在1931年9月的水平上达两年之久，但却没有带来充分的就业和生产。美国的黄金价格反倒是持续快速地下跌，伴随的是就业和生产的减少，直到1933年3月再次停止黄金支付时这种减少才被止住，这次是由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停止的。

（七）战争周期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1920年以来的物价的通货紧缩，实际上迫使各国放弃了金本位制，这不是什么“自然的”趋势，而是战时通货膨胀和后续的紧缩的结果。

实际上，在维克塞尔的稳定物价的理论中，他已经明确地排除了战争以及出于战争目的的黄金储存，而且他也未能预见到战后各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存。我们对他和其他人理论的考虑，主要在于他们对短期“信用周期”的解释，就长期趋势而言，信用周期是随着价格的上下波动而运动的。

但如果对这些所谓的长期趋势进行检验，那么它们也不过是大约三十年左右的信用周期。在以纸币和中央银行的商业信用为手段、为了战争的目的而创造对商品和劳动需求的战时财政措施方面，它们并不过多地依赖发现金矿或银矿的偶然事件。在1815年到1849年的下降趋势中，紧随着的就是英国用桑顿的“纸币信用”为一场二十五年的世界大战筹措资金。[285]
1865年到1897年的下降趋势中，紧随着的是一场美国革命，即南北战争，以及把硬币让与其他国家而在美国国内则代之以政府信用。1920年之后的下降趋势，在获得信用资助的一场战争之后，可能同样被期望能再持续三十年，到1950年，除非被世界范围内的一致行动所阻止。在写作本书的1933年11月，各国已经肯定不能就国内和国际利益冲突的所有问题坐在一起了，无论是经济问题、货币问题，还是军事问题，未来变得更加难以预料，风险贴现是百分之百的。

但有一点，自维克塞尔提出建议以来，所有的理论实际上都是看法一致的，即通过一致行动从长期萧条中开始复苏，与通过类似的行动阻止通货膨胀（导致通货紧缩相继发生的通货膨胀）相比，要困难得多。

（八）自动的复苏和管理的复苏

我是1933年11月完成本书写作的。在过去的八个月中——历史上首次——一个伟大的国家，已经指引它的领导人，给人们展示了一条通向管理的复苏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过去各次萧条之后的那种自动的复苏。过去只有两次，在两次重大战争周期结束的时候，也即1847年和1897年，曾达到过如此的深度。但这一次，距离战时决定性繁荣的顶点不到十三年，而不是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各国已经着手实现一致的管理的复苏，而不是让它听命于自然法则。从列宁的共产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开始，扩展到罗斯福的民主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不同的国家，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都在寻找一种从资本主义文明的战争中恢复元气的管理的复苏的办法。

在美国，国会已经授予总统暂时的权力去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所依靠的手段就是从法国大革命后的世界大战中传承下来的两大利润学说——利润份额学说和利润边际学说，总统可以只用其一，或者是两者并用。如同任何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一样，在危急时刻，他选择了当时似乎关键的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决策，把日常的实施留给自己的下属，而他自己则立刻转向了下一个关键因素。但这样的因素过多又过复杂，以致到处都出现了敌意。资本主义要素转向了会维护其利润边际的法西斯主义，其他一些则转向了共产主义或者是自愿的集体议价和法规，这些法规将针对日益增长甚至已经废除的利润边际重新分配各种份额。

在每天发生的五花八门的变动中，没有哪本书或者哪套书的出版能够跟上文明的脚步。这是个每周、每日、每时出版的问题。一本书只能提出一般的原则和研究方法。作者和其他所有的人，必须在他们所选择的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下，关注那些迫在眉睫的紧急问题，这些大量涌现的问题多少都有些相似。没有人能够预言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或者各个国家会采取些什么举措。在这一点上我们只有任其所为，而我们每个人则待在自己的小角落里观察、参与，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等待着可以建言献策的机会。

九、社会

（一）从成本到份额

用制度的资本收益的概念替代物质的边际生产力的概念，是基于比上面讨论过的实用主义理论更为深刻的社会哲学基础。它涉及把社会本身作为经济科学有效概念的社会的性质。它要求我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谁是社会？是资本家？是地主？是劳动者？维克塞尔的理论继承自李嘉图、杰文斯、庞巴维克，他的理论把社会人格化为了资本家对利息和利润的追求，因此，社会有一种生产成本，而它的净收益就是利息和利润。

实际上，所有的经济学家均采取社会的观点，无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资本主义者，或是其他的什么主义者。这就要求他们要看穿制度上的买、借、习俗、法律、资本化，其目的是为了触及物质的实体。一切社会生产都关注的最重要的实体是消费品，但同样的消费品也是必要的生活条件，人们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生产出更多的消费品。消费品是社会过程的开端和结尾，这些消费品构成了真实工资、真实利润、真实利息、真实租金，以区别于名义的或制度的工资、利润、利息、租金。

李嘉图提出的观念是，社会资本不是工具或机器，而是由资本家和地主提供给劳动者的消费品的数量。这就是社会的生产成本。但利润、利息、租金则是资本家和地主获得的消费品的“净收入”。因此，李嘉图所描绘的“社会”是由资本家和地主而不是劳动者组成的。由资本家提供给劳动者的消费品的数量是真实资本，然而机器和地力却是人类的发明，劳动的生产力就是据此提高的，以便在劳动的生活成本之上还可以要求获得一种利润、租金、利息的净收入。他在“劳动、资本和机器”之间作出了区别。机器不是资本，它是生产力，正如地力是自然的生产力一样。社会资本就是由资本家提供但由劳动者消费的商品。[286]

卡尔·马克思采用了同样的观点。他的资本家和地主是占有消费品“总收入”的所有者，他们预付给劳动者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消费品；在生产结束的时候，在他们最初提供的东西之上的是资本家和地主留给自己的也是留作租金、利息、利润的消费品的剩余。马克思的“剩余”就是李嘉图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净收入”，但对马克思而言，它完全就是不劳而获的。

杰文斯遵循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思路和想法，但却用货币而不是用工时作为计量的单位。对于杰文斯而言，社会资本同时也是提供给劳动者的消费品的数量，相当于资本家的“投资”，但租金、利息、利润则是资本家和地主所获得的消费品社会净收益的货币价值，是在他们支付给劳动者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工资之外获得的。

但是，通过用货币替代工时，杰文斯用全新且重要的“自由”资本和“投入”资本的概念，替代了古典的和共产主义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概念。按照杰文斯的概念，自由的资本或者说未投入的资本（后来被维克塞尔所采用），在定义的时候，不应该包含以前的经济学家曾包括的五花八门的流通商品在内，比如说原材料、消费品、存货、货币，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们被形体上可移动的东西的比喻误导了，唯一应该包括的是劳动者用资本家付给他们的货币工资所购买的消费品的数量。这些货币工资就是资本家投资的全部，[287]
但用它购买的消费品的数量，不仅是真实的工资，而且也是社会的生产成本，因此它在“自由”资本的意义上是社会的资本。劳动者的消费品是自由资本。

然而，一旦劳动者把自己的工作附加到资本家所有的自然材料上，那么这种附加的价值就变成了资本家的财产，于是那么多的由劳动者的同量消费品所代表的自由资本就消失了，而它的等价物则变成了所有资本家的投入资本。在杰文斯和维克塞尔的理论中，利息、利润、租金现在变成了劳动者在他们自己过去的消费之外生产的额外的消费品的数量，这个看法跟李嘉图和马克思相同。这些额外的消费品就是资本家的“剩余”。

现在庞巴维克出现了，他在李嘉图、马克思和杰文斯的学说上作了两处改变。光靠劳动——包括那些以利润作为“管理工资”的人的劳动——不能生产财富。劳动和管理必须得到自然力所提供的“物质服务”的帮助。因此，从社会的观点看（这个观点表面上忽略了财产所有权），在生产之前不仅要给劳动者和管理者提供消费品，而且那些提供物质的自然力使用价值的人也必须在生产能够开始之前就支付给他们消费品。这些物质服务的“使用价值”，庞巴维克称之为“租金”，这不是狭义的经济意义上的李嘉图的不劳而获的增量，而是历史上的租金的意义，是任何东西使用价值的报酬，是利润、房屋的租金、机器的租金、农场的租金、马的租金、雇工的工钱，但这不是支付给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利息。不过这些租金并非货币租金，因为他已经省略了货币。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租金就必须是消费品，而在资本品的使用可以开始之前，消费品是不能预先消费的。

维克塞尔采用了庞巴维克的这个概念，因此消费品不仅是一个工资基金（包括管理基金），而且也是一个地租基金。[288]
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必须在生产之前就提供，目的是为了让工人和物质的自然力（这是劳动在生产中所需要的）两者都开始发挥作用。庞巴维克曾说过，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成，不仅在于雇用了包括管理在内的劳动力的劳动，而且还在于旨在创造未来消费品的土地及改良的使用；反过来说，现在的消费，大部分都是从过去劳动和土地的使用价值中获得的。物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劳动和自然力两者的产物。正如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必须在生产之前提供给他们消费品一样，自然生产力的所有者也必须在生产之前支付给他们消费品：一种是消费品的工资基金；另外一种是消费品的租金基金。[289]

庞巴维克把工资基金与租金基金联系在一起的观念，被维克塞尔所采用，但这种观念是现在对未来消费品的低估，因此现在的较少数量的消费品，就等于未来的较大数量的消费品。既然靠工资为生的人和靠租金为生的人认为现在消费品的价值要高于未来的同样种类和同样数量的消费品的价值，那么给他们提供现在的消费品的资本家，按照他们现在的估算，在换取更大数量的未来消费品的时候，也会获得作为利息的贴水。

对这种区别的检验，就是看消费品是在生产期之前得到的还是在生产期之后得到的。如果是在之前得到的，那它们就是消费品的社会资本；如果是在生产期的末期得到的，那它们就是生产期之前所消费掉的消费品数量之外的消费品的自然利息。“自然利息”，就是说，给资本家的消费品，不是事先获得的，而是在生产过程已经产生了必要的剩余之后获得的；但是，“自然的”工资和租金，就是说，靠工资和薪水生活的人和靠租金生活的人的消费品，是事先获得的。因此，它们是杰文斯的“自由”资本，但任何作为利息获得的消费品都不是事先获得的，所以不是社会资本。

未来性的采用，标志着庞巴维克成为了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中的一员，没有他的真知灼见，要得到现代各种问题的线索是不可能的。

然而，结果却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社会概念，在这个概念以及李嘉图、马克思、杰文斯的学说中，劳动者是动力机器，资本家用消费品给这些机器添加燃料，目的是为了给资本家生产出更多的消费品。但是庞巴维克在这个体系中引入了未来性，他认为，在生产进行之前，“租金”或者是“物质的使用价值”，也必须以某种方式事先提供。因此，他对地主、靠工资为生的人以及其他所有提供原材料的人与从未来的生产中获得收益的资本家进行了区分。

然而，就排除经济科学中的“权利和关系”并把这门科学完全建立在物质和快乐之上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高招。[290]
在物质方面，庞巴维克回归到了李嘉图之前的生产力概念，这种生产力是与人一起辛勤劳作的自然力的生产力；而劳动本身是一部动力机器，必须用煤和其他消费品来喂饱它。在心理方面，他让那些花了一段时间来等待消费品的人成为了未来的消费品贴水的唯一收益人。因此，对于那些随着连续时点的交易获利的人，他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实际的位置，他完全从利润产生的时点上转移到了利息积累的时段上。

通过让自然具备跟生产性的劳动一样的生产性，他回归到了魁奈和斯密的仁慈的自然的观念。这跟他的一般哲学是完全吻合的。他的一般哲学认为，现代生活已经从李嘉图、西尼尔、马克思的“痛苦经济”改变为了“快乐经济”，类似于十八世纪理性时代
的神的恩惠、现世的丰裕、世间的幸福，但是他用迂回过程更强大的技术生产力代替了神的恩惠。

他处心积虑地从经济科学中排除出去的私有财产和关系，又被他从一个偏门中带了回来。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消费品不是支付给“自然”的，它是支付给自然的所有者的。因此，他排除了财产就等于排除了经济科学中的稀缺性，这还是跟他的快乐和丰裕的哲学相一致的，因为只有稀缺的东西才会被占有。

从同样的技术丰裕的哲学出发，庞巴维克得出了他的选择学说，这是在效用成本或者是说在较大或较小的两种快乐之间进行选择的名义下提出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快乐是指现在消费的快乐和未来消费的快乐。在这个推导中，他没有留意凯雷—巴师夏关于在较大和较小的两者痛苦之间选择的稀缺性学说。

问题出来了，为了让所有者等待，为什么社会不把利息也以消费品的形式事先支付了？毫无疑问，从个人的观点看，获得利息的人不得不走在现在消费的前面去等待未来的消费。在未来降临之前，他不会得到消费品的真实利息。但从社会的观点看这是不是正确的呢？

还有利润要考虑在内。在早期的理论中，“利润”这个词一方面没有跟利息清楚地区分开来，另外一方面也没有跟管理工资清楚地区分开来。作为管理工资，它们后来被归为劳动，以此作为管理劳动的报酬，这样一来，它们就必须预先被支付。这是马克思、杰文斯、庞巴维克的分类方法。但即便是如此，如果继续假定利润承担着一种与利息的平衡的关系，利润随着利息的提高而提高，利润随着利息的下降而下降，那么利润还是没有跟利息进行有效区分。这个假设是不正确的。

但是，利润仍然是未来的利润。从个人的观点看，它也跟利息一样，不到未来不会支付，甚至都不会知道。只有到了那时，它才会变成消费品的真实利润。但是，从社会的观点看，为什么利润就不能跟工资和租金一样，在生产之前就支付出去，以便促使那些具有商业才能的人承担起风险以及未来向其他人支付工资、租金、利息、贷款本金的责任呢？

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却涉及社会本身的性质。如果将社会人格化，那么社会就有一种以消费品为形式的生产成本，这个成本必须在生产之前就预先支付，结果社会变成了资本家，等待着构成利息和利润的消费品。但如果社会只是一个名词，那它的意思就是指一个运行中的机构里所有的参与者的一致行动，那么它的成本就不是成本，并且如果这个机构还在运行的话，那么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集体的角度看，它都不过是参与者能够支配的总产出的份额。而劳动者不再是跟自然力一样的动力机器，他们跟具有一切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地主和资本家一样，是公民。当然，社会对痛苦、成本、等待、收益、价值、利润是一无所知的，它什么也不知道。所有要知道的东西，都是由个人知道并采取行动的。他们所知道是，如果他们被认为是这个机构的一个部分，如果他们的参与让机构保持着运转，那么他们在社会的产出中可以获得多大的份额。

因此，社会成本并非一种成本，而是个人通过现行的财产制度所取得的社会产出的一个份额。作为一种份额，它不会预先支付，但会预先拟定，目的是为了促使所有的阶级避免保留他们占有而其他人需要的东西。份额是“劳动所得”还是“不劳而获”无关紧要，它不过是财产、自由、政府的各种制度在绵延不断的未来要求支付的一个份额，目的是为了让这个机构可以继续经营下去。所有的参与者，不仅仅是资本家，正在进行的一切行动都是在对未来的期望中进行的。因此，一切预期的消费品，不管是最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还是最穷困的劳动者最为窘迫的消费，甚或是孩子、乞丐、精神病患者的消费，都没有被看做是社会成本，而是生产的社会份额。从制度上讲，最后提及的内容是作为税赋出现的，在全社会中，它们是用税金购买的消费品。因此，在现有的财产和政府的制度下，所有的消费品都是要被不断消费的社会资本，目的是为了让生产可以按照它实际所进行或还没有进行的方式继续下去。

因此这就暴露出了两种对立的社会观——一种是机械的，一种是制度的。机械的社会观没有考虑私有财产，但却让所有权从一个边门进来了，目的是为了确立一种诱因，引导人们为了生产未来的消费品去工作、储蓄、承担风险。制度的社会观则是所有权本身，赋予权力让有组织的社会提供诱因，保持机构运行。机械的观点具有物质的东西通过触摸可以感知到的实体，可以被处理、消费、享受、生产，它诉诸常识，是经济学家中的机械论学派和心理学派坚实的基础。制度的观点是无形的，因为它所关注的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在或远或近的未来，它们只存在于对集体行动稳定性的现在的预期之中。这些现在的预期我们称之为谈判心理，那是一种集体的预测活动。

然而，没有一个参与者能够靠未来的消费品过活，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现在就有过活的消费品。现代的制度组织如果运转得顺利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利息和风险贴现两种手段现在就提供消费品。庞巴维克的未来性就是财产权。

（二）整体及其部分

1.机制、有机体、机构
。怀特黑德[291]
评论说，十八世纪的科学方法，在部分与整体变化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整体的有机统一的观念。因此，在阐述现代科学方法的时候，他构建了一个瞬间发生的“事件”和随着事件的时间序列变化的“有机机制”。“事件”具有保留、持久、反复的特性，可以说，是运动的机制在一个时间瞬间的横截面。但机制本身是“有机的”，因为它是一种延长的变化中的事件的交织，按照怀特黑德的话来说，在其现在的事件中，具有过去的、现在的实现，具有未来的生命。[292]

显然，怀特黑德把“有机机制”和“未来生命”这些观念注入自然科学的时候，从质子到宇宙，他引入了一个从生物体和人的心灵转移过来的比喻说法。因此，我们需要把物理机制与生命机制区分开来，把有机体跟相应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后者我们称之为运行中的机构。少点用比喻的说法，怀特黑德的“有机机制”就是一种运动的机制；但一个生命体，从微生物到人，是一个存在的又会死去的有机体；而社会制度是一个有目的的运行中的机构，这个机构生活在未来，却行动在现在。如果我们试图进行对应的话，那么机制就是丧失了生命的事件的连续；在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中，与物理学中的事件相对应的是新陈代谢，它把没有生命的物质变成了有生命的物质，然后又回到了无生命的物质之中；在社会组织中，对应的“事件”是交易，交易预期的重复和运行法则就是运行中的机构。

如果我们要寻找区分的标志，通过这些标志，让这些不同类型的“部分—整体”的关系能够在它们自己的领域中统一起来，那我们就要寻找每种类型关系特有的原则。这种分析遵循的是前面关于理想类型的讨论中建立的方法模式。就这个目的而言，自然机制的原则是一种盲目的压力；有机体的原则是生存竞争；运行中的机构的原则是一致行动，而一致行动是为了未来所预知的各种目的。换句话说，自然机制的原则是能量
，有机体的原则是稀缺性
，运行中的机构的原则是意愿
。

之所以要探索这些统一的原则，原因要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中去寻找，但这只是相对性学说的另外一种表述方法。在维持整体的存在方面，每个部分都发挥着一种作用，所以一个部分发生的变化紧接着就是其他所有部分的变化，从而会导致这个机制、有机体、机构发生变化。在各个部分之间进行的这些机能性的变化，其本身分别而言就是事件、新陈代谢、交易；无论可能处在多么特殊的行动规则之下，它们的重复就是机制、有机体、机构。当然，我们所谓的能量、稀缺性、意愿
这些词，指的并不是一种物质或者实体，而是一种贯穿于一切变化中的部分的相似性，实际上是由研究者的意识构建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把各个部分维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持久稳固的统一体。

但这些运行中的机构有两个部分，它们并非机制或有机体，因为每个部分都代表着两种类型的人类意志的控制。一种我们称之为运行中的工厂
（going plant），或者说是对自然的预期技术控制；另外一种称为运行中的商业
（going business），或者说是交易的预期连续，适用于利益冲突、相互依存以及在冲突之外带来秩序的行为准则。

因此，“运行”这个字眼，与我们在上面提及的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运动机制”具有不同的意义。一个运行中的机构只有存在预期才能存在，它实际上生活在未来，行动于现在，因为它是在现在面向未来结果行动的人类的意志。但是，在适用于自然物质力量的运动的机制中，却不存在这样的原则，它只是“运行”，却不会预期朝着某个方向运行，而且也不会在现在使用某种手段，导致将来产生任何后果。但是，运行中的技术工厂和运行中的商业，都是由人类意志建造的，这种意志会预期它们将去往何方；如果预期停止了，那它们就会停止运行。

如果不按照这两者与运行中的机构
（运行中的机构是这两者作为部分的更大的整体）无关的思路进行构想，那么运行中的工厂和运行中的商业，都可以按照它们自身的利益各自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样在某个时点上它们就会有自己的“事件”。

由于这个预防措施，“机制”这个词用于人类控制下的自然力的时候是令人误解的。更为准确的术语应该是一种人为机制，它从石器开始，到无线电为止，到顶就是“机器时代”一词；与这种人为机制并行的是运行中的商业，两者都取决于集体意志。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创立了两种类型的经济：一种是工程经济，其原则是效率；一种是所有权经济，其原则是稀缺性。

“经济”这个词本身的意义是指整体的活动，这种整体的活动能够让各个部分取得均衡，目的是为了得到最大的结果，或者是付出最小的努力。因此，“经济”这个词一直都意味着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但是，在过去四十年中，经济学家们已经提出了这种部分与整体关系的更为准确的和可量度的准则，它们是关于周转
和限制与补充因素
的两个相关联的准则：第一个标志着从旧的物质流通的观念，转移到了现代重复速度的观念；第二个标志着从机械的平衡论，转移到了对自然力和其他人活动的意志控制。周转是重复的速度，但限制因素的控制，则是在引导未来的变化达到想要的目的的过程中，从这些或慢或快的重复中所获得利益的范围。

2.重复的速度
。在以前关于周转
的讨论中[293]
我们注意到庞巴维克作出的一个估计，那就是从消费品供应给参与者到消费品通过生产的“迂回”方法生产出来，其平均的生产期是五年时间。庞巴维克是按照李嘉图的劳动力的数量来解说这一点的，而杰文斯则是按照因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支付给雇佣劳动者的货币投资来解说的。维克塞尔采用了杰文斯的概念，创立了平均投资周期的观念。这个平均投资周期就是为了建立资本而发行的长期债券的平均时间长度。

这正是维克塞尔的平均投资周期。那么，在工资、利润、租金以及利息都已经支付过，由此所生产的物质的东西作为原材料立即被用掉，或者是作为折旧被逐渐用掉之后，留给资本家的还有什么呢？留给他的不会是他已经作出的货币支付，当然，所有那些因自己的贡献而获得报酬的人所购买的和消费掉的消费品也不会留给他，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往来账户，上面按照当时的价格记载着因生产的技术资本所发生的所有费用。这个往来账户就是维克塞尔的个人“投资”，但所有这类投资的平均期限既是生产的平均周期，又是投资的平均周期。

由于他的社会周转的概念，大家要求维克塞尔把作为自然资本出现的消费品的总量，与在周转期中作为自然收益出现的更大的消费品的总量进行比较。周期结束时超额的较大数量，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这就是他所谓的自然利息。为了获得一个稳定的消费品的数值作为自然资本的概念，他引入了一个稳定平均价格的概念，其中的意义可以由此看出。[294]
由于假定价格在生产周期中保持稳定，因此货币实质上会被忽略了，留下来的只是周期开始与结束时消费品数量上的变化。增加量的或大或少，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并且将作为利息和利润归于投资者和企业家。这样，用维克塞尔的例子来说，假定投资者在周期开始的时候支付了一百万美元作为工资和租金，劳动者和地主以此购买了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消费品，但是，一年结束的时候，由资本家出售给劳动者和地主的物品只带来了一百万美元的回报，假定物价平均数保持稳定不变，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给利息和利润剩下任何东西。但是，如果边际生产力使得消费品在一年终了卖给劳动者和地主的时候产生了一百一十万美元，假定物价稳定，那么边际生产力让消费品的数量就会增加百分之十，而这百分之十的增加就会作为“自然利息”归于投资者。如果边际生产力影响消费品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并且物价平均数保持稳定，那么自然利息就是百分之六，依此类推。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李嘉图、马克思、庞巴维克用他们的“平均劳动力”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创立了恒定的资本数值的概念，维克塞尔是用物价稳定性来达到这个目的的。他们是用假设货币购买力不变这一同样的手段达到这个目的的，但他们用平均劳动力代替了平均购买力。

因此，我们要注意的是，维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理论并不像有些人所坚称的那样混淆了物质生产力与价值生产力，[295]
他充分考虑到了价值的两个可变维度，即数量和价格。物质生产力是数量的生产，但“价值”生产力是按照当前的价格出售那些数量时所获得的货币收入。维克塞尔的理论没有忽略价格，只是通过假定有一个稳定的平均价格而假设价格保持不变。有了这个假设，可变的数量就成了边际生产力。忽视了维克塞尔稳定平均物价的概念，人们就有可能被误导，认为维克塞尔混淆了价值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其实他并没有混淆它们，不过是假定了一种不变的平均物价，而他的价值生产力是与他的边际生产力同比例变化的。

李嘉图的“自然资本”是指定给劳动者的消费品数量，用生产这些消费品所需要的平均工时数来衡量。他不认为机器或地力是资本，它们只不过是工具，这些工具增加了劳动者用于制造业和农业的生产力，使之高于这个过程中所消费的商品的数量，这是按平均工时来衡量的。对于李嘉图来说，资本是劳动者所需要的消费品的数量，它那不断变化的数值是用一个恒定的单位来衡量的——生产它所需要的平均劳动力。由机器或土壤地力的生产力所创造的高于这个恒定数值的消费品的剩余，就是提供给租金、利息、利润的。[296]

但是，资本的物质意义像财富的传统意义一样，具有物资和所有权的双重意义。马克思继承了李嘉图的观点，但是采用的是所有权的意义，而不是物资的意义。他有一个类似的恒定的衡量单位——平均工时，这个单位给了他与产出的劳动价值相类似的东西。但他的“资本”是所有权的价值，而并非李嘉图的物资的价值。

在这本书中，我们努力纠正的是这些静态的双重意义，代之以用活动表示的术语。与物资相应的活动表示的术语就是劳动的投入和使用价值的产出，与所有权相应的活动的术语就是作为投资的货币支出，以及作为产品销售额的货币收入。

因为劳动投入所创造的毕竟不是物资，它是物资的使用价值，而这些使用价值是已经销售出去的产品，因此总的社会产出是从土地到零售商所创造的全部的新的使用价值，我们用以取代那些折旧、报废、消费掉的使用价值。如果技术上的周转每五年发生一次，那么其意思就是，全部体力、脑力和管理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使用价值，平均而言，在五年之中就要用光或再创造一次；或者说，折旧、报废、消费结合起来的比率等于每年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在平均生产周期中，为了替代折旧、报废和消费，每年必须创造出所有各种使用价值的五分之一。

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所有权的转移大概是按照七十到一百倍的速度进行的。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完全可以假定所有权的周转要比物质产品的周期快一百倍，在投机时期可能要快两百倍，但在极端的萧条期间则可能只快五十倍。

有关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区别于技术周转的所有权或财务方面的周转，有三件事是必须注意的：一是货币要跟所有权的价值相一致；二是记入借方的款项的周转；三是授权这些借方款项的贷款的周转。

所有权或法律上的控制权的周转，和所有权货币价值的周转是一致的。证券市场上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跟商品和劳动市场上一千张每张金额为一千美元的支票，在速度上的价值是一样的。或者说，用于给五千名雇员发工资的十万美元的现金，并不比用来购买证券的一张十万美元的支票更值价。所谓的“流通中的货币”，主要是支付给劳动者和零售商的，正好就跟存款人账户的借方一样多，次一级的“手到手”流通是受借方账户所左右的。

因此，每个借方都是贷款人资产的“支出”，目的是为了换取证券、商品、劳动产出的所有权权利，而劳动过程慢慢地把使用价值附加给了原材料，现在同样的原材料由于所有权变成了商品，因此在原材料本身没有任何改变之前，同样的原材料也可能在中间商手里变更了十到十五次所有权。

货币市场上发生的情况是一种存款的数量，比方说，五百亿美元，这似乎是一种货币的数量，但其实是债务交易的重复，平均而言，估计每十五天到二十天发生一次。债务的数量是由交易中所作的所有权的估价创造的，由从银行里开出的支票代表，在购买其他所有权权利的时候，用于支付其他的债务。如果银行所欠的存款债务的平均额度是五百亿美元，周转率是每年二十次，那么在买卖的交易中，所转移的所有权的实际价值就是每年一万亿美元。

所有权的每一次出售都是银行的一笔新信用，也是一组新的借方账户。这些借方账户只有部分是一种购买商品的支出，如同研究可以证明的，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用来支付无形或无形体的财产的。由于周转迅速，证券交易所需要大量的借贷。到期利息的支付不代表任何商品价值的转移，税捐的支付也一样。实际上，任何类型的交易创造的全部债务的所有支付，都可以浓缩为一个单一的说法，即“在估价时与借方相等的所有权权利的转移”。这些被转移价值的记录如果完全的话，那就会是全部的借方账户，而借方代表的是债务的创造、转卖和灭失，这些债务与买卖交易中所作的所有权权利的估价是等值的。

财务或所有权周转的另外一个部分是贷款本身的周转，这种周转创造了存款。我们可以估计，贷款交易的速度是每年十二次或者每月一次，因而技术的周转也许是一千五百天一次，而贷款的周转则是三十天一次，借方的周转是十五天一次。每种周转在时间、地点和类型上都是高度变化的，但这些数字是按照它们通常的相对速度所进行的一种猜测。

尽管借方账户可以简化为所有权按照它所显示的估价的转移，但它们掩盖了被占有的对象之间的差异，由于这个原因，需要更进一步地进行分析。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新商品的创造与现有商品所有权转移之间存在的差异。新商品的创造是一个劳动过程，只是把使用价值的形式、时间、地点附加给了自然的物资，它的可计量的等价物是工时投入。

但是，同样的这些工人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付给报酬，不是因为他们的产出，而是因为他们的劳动的投入。他们的产出消失在商品市场上了。对他们的劳动投入的权利仅限定于劳动力市场里，但在所有像自我雇用这样的情况下，它被隐藏在了产出的价格里。这些可以被称为是潜在的或者转换的工资。

在股票市场上，这是为大家所熟悉的发行“新的发行”和偿还老旧发行之间的区别，新发行意味着新的建设或设备扩充。因此，工资无论是明晰的还是潜在的，都是为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的“新发行”。但是，在商品市场上，这些工资都是由对新的使用价值的权利的转移来偿还的，附带还有利润、利息和租金的预留。

这相当于杰文斯和维克塞尔在他们的投资概念中所作的区别。投资是支付给劳动力的明晰的或潜在的工资或者说是投入，它创造新的使用价值；但商品的销售是投资的转移，是一种旧的发行的偿还。

因此，通过周转的概念或者说是通过重复的速率，我们达成了一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解答，这个解答认为，全部的社会消费品既是社会资本又是社会收入。如果我们把庞巴维克的平均生产周期的概念作为一个可用的经济概念，但是给它加上制度的所有权概念，那么它就是这样一种周期，即在这个周期内，所有的固定和流动资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资本——用货币购买时的投资的等价物——从归于全体参与者的消费品转化成了收入，而且通过所有参与者在预期消费品诱使下贡献出来的一切工具的使用中，被再生产为了可销售的产品。

在这个平均的生产周期中，比方说，五年，所有的社会“储蓄”——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物资商品的所有权——也消失掉了，但是它们却作为新产品的所有权重现身形。由于采用的时间是所估计的五年而不是一年，因此在其技术形式和投资的所有权形式上，甚至所有的使用价值大概平均五年都会消失和更新一次，而它们的所有权却是平均十五天更新一次。因此，只有一个按照不同速率进行的双重过程：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消费、生产、消费的过程；投资、债务偿还、债务更新的过程。这是一个取得所有权和进行清算的过程。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周转率的概念跟一切人类的解释一样，只是人脑子中的一种设计，目的是为了给无始无终的事物确立一个开端和结尾，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为之作好准备。如果平均而言大家所知道的一切人类产品都是在五年之内生产和消失的，那么人们对折旧和报废需要大量的费用就有了更好的理解，对把债务延续给下一代的罪恶也有了更好的理解，而对通过削减价格增加债务负担而不是维持价格让你在前进的时候足以支付折旧和报废的罪恶也有了更好的理解。而且，如果由于贷款交易，货币一年被创造和再创造三十次，那么它就不是人类不能控制的物质的东西的流通，而是一种不断灭失的数量，可以根据集体的人类意志让它重现或不再出现。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维克塞尔关于通过银行的一致行动变更银行利率从而调节一般价格水平的学说是有意义的。比方说，只要三十天的时间，全部的存款额就会由于银行利率的升降而改变。这种存款数量的改变，可以反映所有权转移量上的变化，或者是所有权转移价格上的变化，或者是短期贷款和贴现数量上的变化。

因此，制度上的社会组织是个人和机构变动的资产与负债，这种资产与负债接下来会成为经济的诱因，导致工作、等待和冒险等活动。买卖、征税、预测的制度通过集体行动产生作用，从而在不同的方向或者是未来或远或近的不同时期，扩大、限制或转变投入与产出。在法律的许可下，决定社会产出的份额并维持社会机构运行或不运行的，是买卖和限额交易的组织。但是，社会的工程学组织是物理、生物、心理科学的进行曲，这首进行曲按照全世界偿付和履约社会的集体行动被用于幸福或毁灭，它赋予了人类对自然和人性的支配力。

（三）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297]

周转规则给了我们对经济交易之间的部分—整体关系一个统计上的测量标准，与此同时，限制
和补充因素
规则在变成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的时候，则显示了意志过程本身，这些结果就是通过这个过程达到的。这种限制和补充因素的规则，从李嘉图时代以来就一直在逐渐构建，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工具；依靠这一工具，旧的均衡的类比让位给了人类能力通过交易控制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实际过程。因此，这个规则有两个用途：通过管理交易控制物质的力量，导致效率的增加或减少，它以产出对投入的比率来衡量；通过买卖交易控制其他人，以支出对收入的比率来衡量。一个是运行中的工厂，一个是运行中的商业。因此，我们把一个叫做限制
和补充因素
的效率意义，另外一个叫做限制
和补充因素
的稀缺性意义。一个是对自然的控制，另外一个是对他人的控制。在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的意志意义上，两者的结合就是运行中的机构的意义。

1.效率
。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人类当然不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他们不过是控制自然的力量，使之为自己服务。这种工作的结果就是使用价值。因此，使用价值不是什么被动的从属于外在对象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目加以控制的积极的自然能量。它们的化学、物理、生物能量都是自然的要素，或者说是使用价值的“实质”，通常称为“基本的”效用，或者干脆说是基本的使用价值。但是，这些元素不过是未利用的自然活动，在未被使用之前，它们不会完全变成使用价值，这意味着，在人类没有让自己的脑力、体力和管理能力作用其上对其加以控制之前，它们还不是使用价值。如果有二十万种化合物是大自然所不知晓的，那么这些化合物就正是使用价值。自然元素对人类没有用处，除非运用人类的体力、脑力、管理能力让它们按照人类需要的方式发挥作用。人所做的一切就是驱动它们，以便改变它们的形式、时间或地点，在让它们得出自己的结果所需要的期间之内，不受干涉地占有它们。通过体力劳动，人用自己的体力直接地驱动它们。通过脑力劳动，人用驱动其他事物的方式间接地驱动它们，目的是为了它们自己的活动会针对广阔的空间和未来的时间得出结果。通过管理劳动，人驱使其他的人来驱动它们。

这种通过劳动力来控制一个关键因素的意志过程，目的是为了让它或它自己的能量可以控制众多其他的自然能量，从人最初发明工具的时代，到让空中的波长执行人的指令的时代，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的普遍性就是“限制和补充因素”的规则。限制因素是这样一种因素，即在适当的时间地点，按照适当的形式，它的控制会让补充因素发挥作用并带来想要的结果。很少一点钾肥，如果它是限制因素，那么也许会让谷物产量从每英亩五蒲式耳翻到二十蒲式耳。所谓精明的工匠，就是那种让自己忙于控制限制因素的人，他知道补充因素会得出想要的结果。手忙脚乱的人则把自己的时间都浪费在了补充因素上。

但是，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是不断换位的。本来是限制因素的东西，一旦受到控制，就变成了补充因素，然后另一种因素又成了限制因素。在一辆汽车的操控中，限制因素有时候可能是电火花，有时候可能是汽油，有时候可能是把握方向盘的人。这就是效率的意义——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数量和正确的形式对可变的限制因素进行控制，目的是为了通过预期的补充因素的作用来扩大总产出。

我们把这些变化的控制因素浓缩为一个意志术语：及时
。理想效率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恰到好处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形式和数量控制可变的限制因素，从而控制所有的补充因素。

既然所有的一切对整个生产活动都是必要的，那么从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之间的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最大的效率就是在时间和地点上对所有因素的最佳配比。一家农场或工厂的明智的管理者会敏捷地搞清楚什么是限制因素；当他迅速地控制了限制因素以致所有的因素都平稳地共同发挥作用的时候，他就会满怀骄傲地指点他所谓的“令人满意的组织”。他的意思是说，不存在任何抑制某个因素或其他所有因素的限制因素。在现有科学和艺术条件下，他已经达到了最大的效率，因为他把所有的限制因素都置于了他的控制之下，这些因素接下来都会变成补充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说，关于人类意愿的作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不是一个总数，而是一个倍数。如果把一堆煤按照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数量、适当的间隔和数量加到炉子中去，那么自然的力量会把一个司炉工微不足道的能力倍加为按照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飞驰的火车头。大自然对限制和补充因素一无所知，人类把它们曲解为了自然，它们完全是人为的。自然的力量前进的时候是盲目而不可避免的，但人类按照自己的目的干扰了它们；如果人类知道整体所依赖的部分是什么，那他们就会倍加它们的作用，转化为它们从没有过的产出。但如果人类要知道它们成倍地增加了多少，那他们得用工时而不是美元美分来衡量结果。最大的效率是每工时的最大产出，或是每一给定的产出最小的工时投入，它成倍地增加了劳动和自然的力量，使之远大于把它们简单叠加在一起的数字。因此，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

2.稀缺性
。但是限制和补充因素的稀缺性意义不会倍加自然的力量，它只会转移它们的所有权。整体不会大于它已经形成的现有的效率。但是，整体所必需的某些部分可能要比其他部分具有更大的稀缺性，而且由于它们是被不同的人所占有的，因此它们的相对稀缺性就会决定购买它们的价格。由于任何运行中的机构都需要大量的限制和补充因素，而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被人占有的，因此要拥有占有、使用、控制它们的排他的合法权利，就必须支付代价。为了保持补充因素运行，现在限制因素就成了相对稀缺的因素，必须大量购买或以高价购买，我们把它的购买称为关键交易。

因此，必须按照各个因素的相对稀缺性支付不同的价格。与护路工人、供差遣的仆人或者农业用地相比，机车工程师、总经理、邻近市场的土地就是相对稀缺的。因此，从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稀缺性意义中得出的普遍规则是，增加比较慢而且相对不可替代的生产因素的所有者，与增加比较快而且容易替代的生产因素的所有者相比，在买卖的交易中要吸取产品的总的货币价值中的一个较大的份额。这也是帕滕论述过的。[298]
限制因素是那些相对稀缺且不可替代的因素，补充因素则是那些相对丰裕且可以替代的因素，它们的相对稀缺性和丰裕性不是用工时而是用货币来衡量的。

因此，在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或者是其意志的等价物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的普遍规则的两个意义之间，不存在任何不变的或者可公认的关系。实际上，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经济学，一种是管理交易的工程经济学，一种是买卖交易的所有权经济学。少许钾肥就会大大增加产量这个事实，并不是说钾肥的价格将会是一种垄断价格或折扣价格。工程经济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里，少许的钾肥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所有权经济学是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少许的钾肥可以花费小代价，也可以花费大代价。在工程经济学中，限制因素的价格与其效率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它只跟稀缺性有关。我们不能说工程师的劳动、总经理的劳动或城市的土地要比普通劳动者、供差遣的仆人或者农村的土地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原因仅仅是因为它们的所有者可以从这些东西的销售和使用中获得更高的价格。当我们用工时衡量生产力、用货币衡量稀缺性的时候，这种差异就被保留了下来。

因此，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效率意义和稀缺意义之间的区别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对限制因素的控制会扩大产出；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对限制因素的控制只是以其他人的较小份额为代价转移了较大份额的产出。

这个问题让我们想起了门格尔和维塞尔之间的一个争论。门格尔认为，对限制因素的控制会扩大产出，维塞尔则认为不会扩大。门格尔说的是效率，维塞尔说的是稀缺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尽管如此，对此的解释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把效率与稀缺性区分开来，两个人的都是“补充因素”。[299]
但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说法转化为意志的过程，那么限制因素就是这样一种因素，即对它的控制是为了寻求在两种意义上控制补充因素——一种是扩大产出的效率，一种是转移所有权的稀缺性。

这里，在买卖的交易中，又一次出现了及时
原则，它不是作为管理交易中财富的增加，而是一个人资产的增加和其他人资产的等值减少。生意人在低价时买进，高价时卖出，等到价格下跌时才买，价格上涨时才卖，那些按照正确的时间和数量进行买卖的人，与在错误的时间上进行买卖的竞争对手相比，会增加他们的资产。他们所需要的所有因素对于作为整体的生意而言都是补充因素，但它们的价格是变化的。正是他们的判断能力决定着他们买进补充因素和卖出补充或替代因素的及时性。但这样做他们并没有扩大共同财富，他们只是转移了所有权。

能够让我们看清“营销”一词双重意义的就是效率与稀缺之间的这个区别——一个是劳动过程，一个是买卖过程。劳动—管理过程是通过把产品送达其他的劳动者而创造出地点效用，但买卖过程则是产品所有者和购买力所有者之间就价格和价值达成的一致。这种区别在讨论“合作营销”时变得非常重要。合作是指按照工时衡量比所取代的中间商更有效率的营销，还是指按照货币衡量有更大的能力把持供给的较高的稀缺性？如果它是指第一种情况，那么合作营销就是合作的财富生产；如果它指的是第二种情况，那么合作营销就是集体的买卖活动。如果它意味着前者，那么它就是通过增添地点效用（使用价值）增加使用价值的管理过程；如果它意味着后者，那么它就是通过相对买卖能力增加一方的稀缺性价值而减少另外一方稀缺性价值的所有权过程。[300]

因此，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准则的双重意义就是其效率意义和稀缺意义。在生产过程中，限制因素是这样一种因素：对它的控制可以确保补充因素朝着扩大使用价值产出的方向运动。在买卖的过程中，限制因素是这样一种因素：它的所有权可以让所有者获得总收益的一个较大的份额作为自己的收入，同时却让他人所得的份额减少。

无论是哪种情况，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都表现在周转和限制因素的这两个准则里：一个代表的是统计的结果；另外一个代表的则是意志的控制。这种控制的利用造成了这种结果。因为“原因和结果”这样的词不适用于自然的力量。在自然界，事物只是“发生”，但是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人类为自己的目的选择了限制因素；如果人类能够控制这些限制因素，那么其他的因素就会得出想要的结果。“原因”是通过管理或买卖交易对限制因素或关键因素的意志控制，“结果”是补充因素的运作和常规交易的重复。

无论哪种情况，意志控制都取决于对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识。整体相对而言是不变的，但部分却在以或大或小的速率在变化，但是，只有对变化的控制因素的控制明智而及时，整体才会相对不变。在均衡和周转的比喻中剥离了引起误解的内容后，我们就得出了管理和买卖交易重复的意志过程：财富的创造、替代、扩大、减少，原因在于管理活动；资产的创造、替代、扩大、减少，原因在于买卖活动。这些都是通过对各个容易变动的限制因素的关键控制进行的。

3.机构
。尽管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效率意义和稀缺意义截然不同，但运行中的机构的意义就是整体，管理交易和买卖交易都是其组成部分。从李嘉图所说的劳动在农业中的递减效率，或者从杜尔哥所说的资本品在所有产业中的效率递减，经济学家们已经慢慢地意识到了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所暗含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的原则。1871年，卡尔·门格尔在他关于互补物品的规范理论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原则。在这个理论中，他提到，在土地、劳动、资本的一个整体互补中，缺少一个因素就会让其他因素无法运用。[301]
这是边际生产力的效率意义，但它很容易就转变成了关于满足程度的边际效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是限制性因素和补充因素规则的稀缺性方面，两种理论都是关于产生想要的结果所需要的一切补充因素数量上的配比原则。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得到最大的使用价值或者是最大的稀缺价值，从数学上讲，这样的配比就是让各种边际单位相等，这样每种因素的主观效用就都会随着其供给的增加而递减。如果供给太大，那么它所提供的额外的主观效用就要少于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现在变成了限制因素）的数量增加时所能获得的效用，并且它们的主观效用会因此而递减。

如果用价格代替它们在效用方面的主观人格化，那么这个原则显然是对的。如果一个补充因素的价格下降，其趋势就是购买更多的那种因素，但是如果所生产的数量太大，并因此与其他因素比例失衡，那么从全部因素中所得到的净收益就可能减少。补救的措施不是限制对现有的这种补充因素的购买，就是增加对现有的限制因素的购买，这就使得从每个货币单位中所获得的边际增加量是相等的，因而就会从全部费用中获得最大的净收益。这也是著名而且普遍的技术上的原则，我们称为“最优化”、“各因素的最佳配比”或者“令人满意的组织”；按照更加专业的术语讲，这是一个控制限制因素的过程，目的是为了让全部补充因素可以生产出最大的净产出。

因此，具体表现在运行中的工厂的实际交易中的效率价值的意义，是人们归因于那些据认为将变成限制因素的东西的相对的重要性，在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上对这些因素的控制，不仅是期望获得或保持对想要的补充因素的控制，而且也是为了从整个运行着的机构中得到最大的净产出。各个因素本身不断地在改变着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是限制因素的东西，一旦被控制，就变成了补充因素，然后另外一个因素就变成了限制因素，目的是为了保持或扩大过去一直是限制因素的那个因素产生的结果，但另外这个因素现在还是补充因素。

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在客观的意义上的这一规则，或者是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在意志意义上的这一规则，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部要旨，正如在人类寻求对环境的控制的活动中它是人类意愿的全部要旨一样，因此这个规则是关于这个意愿的经济学说。在这个方面，这个规则可以区分为具有三种运用性的东西，三者在细节上大为不同，但事实上却难以分离，这就是稀缺性、效率和运行中的机构。稀缺性和效率的运用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认为稀缺性方面和效率方面不加区分会导致混淆。运行中的工厂和运行中的商业在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较大范围内是共同发挥作用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我们发现法庭也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构成了单个企业乃至整个国家这样的运行中的机构。[302]
最佳的运行中的工厂，是技术因素被管理交易适当配比的工厂；最佳的运行中的商业，是买与卖被买卖交易适当配比的商业；最佳的运行中的机构，是技术和商业适当配比的机构；最好的国家，则是权利、义务、自由、风险承担在个人和阶级之间最佳配给的国家。技术经济是效率；商业经济是稀缺性；运行中的机构的经济是技术和商业；国家的经济是政治经济。每个都是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中的一个特例。

技术经济是有别于自然机制的一部“机器”，因为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规则完全都是建立在意愿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在控制环境的具体方面，它甚至是意愿的全部要旨。这个规则不适用于自然机制，在自然机制中，只有向心力和离心力，或者说只有能量的守恒和损耗，没有任何未来的目的或计划，因此也没有未来事件取决于对其控制的限制因素。一种自然的机制，比如说原子或者宇宙，根本不知道什么稀缺性、欲望、人口过剩、有限资源、有效利用、目的、未来性，因此它也没有什么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要从中去选择履行、避免或克制。它不过是牛顿的运动定律，或者是爱因斯坦的时间和空间的相对论，或者是热力学的定律，或者是能量守恒所解释的能量。但是从人类的观点看，这些都是非常浪费的。

但是，当人类的智力构建并运作一种机制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机制
，而是机器
了。机器是人类通过语音、数字、习俗、重量、测量制度代代相传下来的人类意愿。在这里，各种因素——不是怀特黑德的自然机制，而是人为的机器——变成了限制性的和补充性的，因为人的意愿已经把未来性、目的、经济、效率置入了它们。现在限制性因素就是像杠杆、节流阀电线、汽油之类的东西，这时候整体的运转都是依靠它的，因为这个整体是由全部补充因素组成的。如果操作者按照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数量具体控制了限制因素，如果他控制的一台机器是其他机器的一个限制因素，那么他占有的就不仅仅是机制了，他所占有的是作为整体的一台机器，或者是作为整体的一个运行中的机构。例如，在农业种植中，限制因素在一个时候也许是钾肥，在一个时候也许是氮肥、人类的劳动、管理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投入”，它们最佳的相互关系会产生“最优化”，也就是与全部投入相关的最大产出，这可以作为“效率”来加以衡量。而且，不像是十八世纪因果相等的旧的学说，我们所拥有的限制因素这个“因”，一旦被人类所采用，就会把想要的“果”扩大到远超自然界所知的程度。当自然恰好不能提供的时候，给土壤中加入少许的钾肥，就会把全部因素联合的产出从每英亩一、二蒲式耳增加到二十、三十蒲式耳。但这是人类的意愿，不是自然的“经济”。

在生物机制中，从阿米巴虫到人，与机械装置中的活动和运行中的机构的交易相对应的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的重复与相互作用就是有机体。这是全新的关于生命
与死亡
的科学，它是达尔文的巨大荣誉，他创立了有机体的科学，没有从牛顿的机械科学中借用任何比喻。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的科学原理可以说明有机体起源于机械装置。因此，达尔文的问题是物种起源
，而不是生命起源
。他的和机械装置不连贯的概念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
的概念。而且，如果我们检验达尔文有机体概念的组成细节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不是我们一无所知的“生命
”，而是生命
发生作用的各种方式。生命发生作用的这些方式是可变的运动，这些运动是以有机体——在这些有机体中能力本身是有限的——跟同样有限的机械装置和有机体的环境为条件的，这个环境我们称之为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这些作用与反作用，我们不称为生命
，而是称为稀缺原则
，它们是遗传、过剩、变异、斗争、死亡
，以及那些当时得到并利用这些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有机体的生存
。这个有机体的概念完全不同于机械装置的概念，后者的基本原则是能量
，可以表述为对压力、体积
和时间
三种成分的概述。牛顿和他的继承者们得出了能量
原理作为机械装置发挥作用的方式，达尔文则得出了稀缺
原理作为有机体发挥作用的方式。

但是，即便如此，达尔文还是在“自然选择”和“人为淘汰”之间作出了区分。人为淘汰
对自然选择
的关系，如同机器
对机械装置
的关系。它之所以是“人为的”，完全因为它是目的、未来性、计划
，它的被注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生存竞争。达尔文承认，他的“自然选择”这个词属于用词不当，后悔自己求助于比喻的说法。用盲目选择要更为准确一些，而人为的类型则是一种有目的的选择。自然选择，是“适者”的自然生存，产生了狼、蛇、毒物、有害微生物，但人为淘汰则把狼转变成了狗，把天然的毒物转变成了药品，消除了有害微生物，繁殖了有益的微生物。如果听任自然选择的话，那么荷尔斯坦因牛[303]
是不可能生存的，它是人为淘汰的为了它在未来给人带来益处而创造的一种异常的动物。它真的不是怀特黑德所谓的有机机制，而是一种人为的有机机器，从自然的稀缺原则中解脱出来，从而转变成了人类的私有财产制度。

然而，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成就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致当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遇到社会和文明问题时，达尔文的自然有机体的概念又一次通过比喻，变成了他们的社会概念的基础。在斯宾塞[304]
手里，这个概念达到了荒谬的顶点，社会成了“社会有机体”，让它保持运转的能量是食物、感觉、本能、感情、生理以及后来的各种腺体，所有这些都是在天然选择的原则之上运行的；忽略带修辞色彩的规则，更为准确的比喻不会是包括狼和蛇在内的自然的有机体，而是由人类的目的转化过来的人为成分很高的狗或牛。

在这里，当提到目的的时候，贾德[305]
在批评和概括前人在各种社会科学中所做的工作时明确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制度主义
，这个概念跟达尔文的概念也是不连贯的，它是按照自己的原则——意愿
——出现的，与牛顿的能量
和达尔文的稀缺
都有区别。因为，在检验构成制度主义这个概念的成分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们的主要特征就是出于经济目的对未来的预期，可以区分为未来性、习俗、主权、稀缺性
和效率
。这些内容与压力、体积
和时间
完全不同，但又以之为基础；而压力、体积和时间伴随着能量原理构成了牛顿的机械装置，这些内容跟遗传、变异、过剩、斗争、死亡和生存不同，但又以之为基础。达尔文的稀缺原则就是由后面那些内容构成的。

因此，引领经济理论经过机械和有机阶段而进入运行中的机构的阶段的，不只是诗一般的比喻。在相似的机能关系产生的相似性的科学意义上，这些比喻的理论甚至是对类比的正确运用，但类比的方法过于狭隘了。它们没有包含人类的目的所引入的人为事物，因此它们变成了比喻。现代经济学按照一种实用的方法，让能量和稀缺性这些原则服从于更大的意愿原则，而它的主要问题则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机能整体的部分再次组合在一起。

因此，从克服自然阻力生产使用价值的观点看，一个运行中的工厂不是一种“机制”，而是一种机器，而人类能力投入与使用价值产出的比率，是按照水力投入与电力产出同样的比率计算的。这就是运行中的机构的效率维度，也就是工程经济学家认为是整体的一面。它是机器论，而不是机械论。

同样地，运行中的商业也类似于一个有机体，因为稀缺原则贯穿于它的全部交易中。这个原则采取的是冲突、变化、竞争、生存的形式，但也如同休谟所指出的那样，它还采取伦理、财产、司法的形式。因此，它是人为的淘汰，而不是天然的选择。

这是因为，运行中的机构所接受的效率和稀缺原则的特殊方式，是贯穿于未来性
原则的诸多方面的，这些方面合在一起不是别的，正是意愿
的原则。实际上，这些个别的领域的分离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思想上必须用它们自己的术语把它们分离开来，正如达尔文对有机体、牛顿对机械装置所做的那样。实际上，要用斯密的劳动分工把它们分开之后，才能在思想上和事实上把它们在运行中的机构的机能程序中组合起来。所有的有机体都是机制，但是附加了稀缺性；所有的机构都是有机体和机制，但是附加了目的。正是这附加的目的变成了一般性原则之后，要求在它自己的领域并且用自己的术语来得出，所以它所附加的机械论和有机论的原则变成了本身的附属，而且变化很大，但在它们改变了的形式中却是必要的。

这种在思想上和事实上的分离，以及在整体概念中的重组，完全适用于各种交易，这些交易预期的有秩序的重复就是运行中的机构。管理交易有关于机构的机制和效率；买卖交易有关于贯穿整个机构中的稀缺性原则；行政、立法、司法程序有关于机构的统一和延续。它们是通过合理配给利益和负担让成员服从于整体来做到这一点的。这些交易，由于有稀缺性原则贯穿于其中，与达尔文在有机体中发现的事实有非同寻常的相似之处。习俗，也就是交易的重复，类似于遗传；交易的重复和增加起因于人口压力。它们的变异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变异性中产生了习俗和习惯的改变。但是，在这里，习惯是良好习俗的“人为选择”和对不良习俗的惩罚，它是人为的，这不过是运行中的人类意志把机制转化成了机器，把有生命的有机体转化成了制度化的理智，把无组织的习俗或习惯转化成了有秩序的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

因为人的头脑不光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作为有机体，它不过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大脑，在变成“制度化”之前，大脑不过是动物有机体的一个部分，[306]
因此，它需要一个拓宽的活动范围，这个活动我们称之为思想和意志。它最初的制度是符号、单词、数字、语音、文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字与数的语言，这就是对个人而言的习惯，也是从世世代代中留传下来的强制性的习俗。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制度。人类其他的制度有火、工具、机器、家庭、政府等等，[307]
这些制度的持久重复，有赖于配比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人为原则，我们称之为运行中的机构。

因此人不只是有机体，他是制度体系，只有制度化的头脑才会进化为经济活动中非同寻常的时间维度，这个时间维度我们称之为未来性
。未来性是制度上的，与世隔绝的婴儿或人跟动物一样，对未来性知之甚少或者是一无所知。有机体的大脑像这样制度化地延伸到遥远的未来时间，与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空间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大脑活动的这两种制度化的延伸，才使得产业和政府中的现代高度发达的运行中的机构对世界和未来的世代发号施令成为可能。

至于时间
，机械装置的能量运行完全不涉及时间的流逝，将时间
因素引入产出的计量，完全是人类大脑的外在运转，不是机械装置本身的内在的东西。时间
的概念只不过是制度化的大脑构想出来的。

但是，对于有机体本身而言，稀缺性本质上是一个时间流逝的问题，因为即便是在最低等的有机体中，在获得一份有限的食物供给与从这份食物中得到的欲望满足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间隔。在动物的生命中，这个时间间隔是如此短暂，以至于对欲望刺激的反应一直都被恰当地描述为本能。本能的努力是由遗传和稀缺提供的，但是努力与满足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如此之短，以至于用力学作比喻，这个反应被说成是自动的或者直接的。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自动或直接的反应是没有时间间隔的，只有机械装置才会如此，因为它们不会经历欲望和努力，在努力和满足之间也没有任何间隔。它们的能量只管流动，根本不考虑在外部对象之间对满足和没有满足欲望的对象或者是必须避免的对象进行区分。

因此，在有机体中也是二中择一的选择，但机械装置却不会选择。而且，这种时间间隔当然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间隔——作为反应的现在的行动以及进行刺激的未来满足。但是，这个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以至于靠遗传和本能就能衔接起来，根本不需要理性和社会制度的帮助。这是本能的时间，不是制度的时间。

因此，在稀缺原则中，我们会发现后来描绘为意愿
原则特征的所有内容的萌芽，而稀缺原则则是伴随着有生命的有机体来到世界上的。也许在这一点上，可以让关于制度的科学与关于有机体的科学连接起来，在新陈代谢把无生命的物质转化为有生命的血肉之躯的情况下，这一点还一直不为人们所理解。然而，在制度预期所提供的现在活动的未来性方面，人类有机体把未来的事件转变成了现在的行动。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所说的关于时间
的内容，对于空间
也适用。只有制度化的头脑才能理解世界，它们是通过运行中的机构和作为工具使用的机器做到这一点的。

在向未来的时间和遥远的空间的延伸中，由于几乎是永存和无处不在的，所以运行中的机构不只是机械装置和有机体，它就是日常人们说话时经常提及而且已经被法庭采纳了的内容；并且一个非常珍贵的运行中的机构，会让人们对有益交易的预期具体化，而且要求人们忠诚、爱国、成为典范。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一旦以履行、避免、克制来分析行为时，所谓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就应该在经济学理论中占有合理的一席之地。这三者是行动中的意志的维度，而行动中的意志把法律和经济学连在了一起。那些纯粹以个人主义的方式把个人作为生理学和解剖学的机理对待的人，借用了“行为主义”一词。[308]
但是，在经济学中，个人是交易的参与者和运行中的机构的成员。在这里，让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的生理、“腺体”和“大脑模式”，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格，他是否会履行、克制或避免。最近的“行为主义”在儿童心理学和广告方面有不少作为，但在运行中的机构的行为主义方面却贡献不大。在这里，意志就意味着在自然和经济的三个方面——履行、避免、克制——的个人和集体的行动，这种行为不为任何自然科学所知，在生物学中也只是初露端倪，但是却可以像电子或重力一样分析与计量，特别是就其本身而言。

自然科学摆脱“力”、“能”之类的比喻性的存在，并不是靠对这种观念的否定，而是通过把它从未经分析的灵魂、精神或存在改变为了可变的运动维度。意志也是这样。我们脱离它，不是因为对它的否定，而是因为对其运动的分析和测量。因为意志是“形而上的”，在摆脱它的时候，“行为主义者”跨过了意志的外在行为，跳跃到了新陈代谢的内在行为，在意志作为一种行为、心理作为一种假定的类似类型的行为之间，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留下任何形而上的缺陷。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缺陷。它们不是连续的，只有依靠形而上学，或者干脆说是依靠比喻，这个缺陷才能弥合。来自其他学科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比喻性的跳跃是不应该被采用的。我们应该说，要把个人意志按照其自己的行为范围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让心理学家和解剖学家把有机体的内部作为另外一个整体来对待。

但是为了我们现在的目的，让我们忘掉生理学和解剖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忘掉心智这种类型的主观性是如何进入或走出另外一种主观性的，也就是生理学上的身体。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作为结果而发生的整体实际的作为，这个整体不是别的，正是意志，它作为一个整体履行、避免、克制，而且它是联合其他的意志的，怀着对共同结果的期望，通过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这样做的。作为整体的机构行动，通过履行、克制、避免，个人意志因此成了个人的行动主义的连接方法，它把我们称之为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的行为规则的所有特殊的适用性连接了起来，表现为机会、竞争、权力、权利、义务、自由、风险承担、使用价值、效率、稀缺、预期。这个把它们全都连接在一起的总的原则我们称之为意愿原则。

在对人类行为的这种分析中，时间和运动的概念完全不同于其他学科中时间和运动的概念。我们把麦克劳德所有的谬误都追溯为一个根本的缺陷——他的时间
概念。我们将把凡勃伦的谬误追溯为他未能对时间
进行分析。非常荒谬的是，尽管麦克劳德具有未来时间
的概念，但他却没有运动
的概念。我们通过物质的类比，把运动描绘为一种时间流
；从数学上来说，时间流是时间的零点，也就是现在
——在即将到来的未来
与正在逝去的过去
之间没有维度因而也没有生命向前移动。这是麦克劳德所没有的概念，尽管在一种关系中他曾用零来代替现在
。但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说，现在
是一个时间瞬间，正如佩尔斯对它的描述那样，它不那么明显地在两个方向上逐渐变化：一个是朝着过去
，一个是朝着未来
。过去
的是记忆，现在
的是感觉，未来
的是期望
，它们都是一起存在于脑子里的，就像曲调里的音符，在现在的时间
点上不是零，而是现在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现在的交易。按照这样的方法，佩尔斯把休谟的怀疑主义转变为了实用主义
，把数学转变为了意愿。

这种实用主义的时间概念，让我们能够对不同的未来时间可测量的维度作出区分，这是符合习惯法的。现在是立刻发生的未来
，从制度上是可以按照秒、分或许是一个或两个小时来测量的，但是时间的间隔是如此之短，以至于实际上不涉及什么等待和冒险的感觉。短期的未来，范围从证券市场上的“隔夜”利率到通常商业贷款的三十、四十或九十天的期限，在这里等待是可以被感知的，因此也是可以测量的。长期的未来是超过短期未来的持续时间。这些区别可不是那么任意的，因为它们是合乎习惯的，所以在对行为的实际分析中更加有用。麦克劳德假定，时间
由于某种原因是客观的，具体表现为他的可销售商品的一个方面——债务，因此它是按照时间的滴答声到来的，跟使用价值和稀缺价值一样，是按照债务的期限而变化的。但是时间
完全是制度性的，机械装置和有机体根本不知道时间
。时间在预期中出现，预期左右着现在的行为，依据的是不同阶级人们的习俗，以及同一阶级在不同交易中的习俗。对未来时间最准确的测量是在短期和长期债务市场上进行的。但是，在消费、游戏、锻炼、工作和其他常见的情形下，主导活动的是即刻产生的未来的预期，它如此短暂，以至于都不值得进行测量。

因此，客观地说，“时间流”是瞬间
的运动
；而从主观上来说，时间是关于瞬间
的记忆、感觉和预期，以及生命体生理上的新陈代谢。由于我们了解这些运动只能靠经历这些运动的有生命的人的运动，因此时间流就是个人按照履行、避免、克制等维度表现的行为。我们有一种运动——个人的履行、避免、克制，它介于两种类型的运动之间并联系着两种运动——包括其他人类在内的宇宙的外在运动，以某种方式伴随着记忆、感觉和预期的内在的生理运动。这种人类行为的流动，作为一个整体，介于宇宙和其他人的外在运动的流动和心理的内在流动之间，后者某种程度上伴随着神秘的记忆、感觉
和预期
，在经济学中，我们把它叫做受意愿
原则驱使的交易
和运行中的机构
。指向未来的是人类的时间流
，以它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既不是唯物主义的商品论，也不是主观的感觉论或心理论，而是指向未来目的的经济活动的意志论。

至于对古典派和享乐派的经济学家，我们需要进行类似的评价。按照未来的观点，我们把行动中的意志按照履行、避免、克制来分析是非常肤浅的，但是最近的事物总是最后才研究。这种分析摆脱了只选择意志的一个属性进行研究的不合理的简化，即这个属性通过快乐、痛苦或递减的效用比喻性地跟商品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在这个比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数理的经济理论体系。但是，个人的意志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按照自己的人格在机构的范围内通过交易运行，这些机构接下来又是一致行动的其他整体。

因此，从交易角度对意志的分析，使得这样一种经济学理论成为了可能，这种经济学理论避免了一边是伦理和法律、一边是经济学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是从斯密和边沁开始的。因为这一经济学理论在意愿
这一个概念里，把履行、避免、克制的权利、义务、自由和承担风险的伦理与法律关系，跟对价值
和估价
的经济学分析结合在了一起。估价在这里是作为冒险价值和稀缺价值的未来贴现的。

这些铺垫，使得我们有可能把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原则作为法律和经济因素运用于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稀缺性和未来性两项原则解释了这种适用性。对于那个要为自己获得利益的个人而言，限制性因素是自己或他人在当时当地的特殊行为，其他人的补充行为是依赖这些行为的。在法律诉讼中，限制性因素可能有时是法官，有时是陪审员，有时是治安官。在一个制造性的机构中，限制性因素可能是技工，可能是监工，也可能是主管，甚至可能是勤杂女工，对他们的控制通过的是命令与服从的管理交易，而交易的总额就是依赖于这种控制的。这种控制的结果就是“运行中的工厂”，而运行中的工厂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可测量的结果——效率。控制个人行为的这些社会关系，以集体控制的制裁为后盾，从中产生的命令服从的权利，从直接的“行动权利”的意义上，可以变成一种限制因素。

上述的“效率”关系与“稀缺”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这里的问题有关于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在需要的时候是丰裕性的或稀缺性的，因此也有关于为获得它们所必须支付的价格和税赋。效率和稀缺性在分析中是可以分开的，但在现实中是分不开的，因为它们构成运行中的机构时在机能上彼此作用。驾驶小汽车所需要的汽油的数量，运行中的工厂所需要的技工和监工的数量，开办法院所需要的法官的数量，在思想上是价格、工资或薪水，这是可以分开的，但在实际上却是分不开的。

因此，就人类意志为了一个目的而努力发挥作用这个主题而言，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原则的普遍性出现于一切学科之中。与其他因素相比，数量上有限的因素就被认为是重要的，它们都必须在预期中出现，但只有假定的限制性的因素才会在行动中出现。就相关的行动而言，补充因素是在未来出现的，如果能够保证在需要的时候就能够得到它，那就没有人会去注意它，在机构中，它就处于了常规交易的地位。因此，一个人的“权利”是现在存在的，而且他“拥有”权利，但在无数的交易中，它都是日常性的，而不是关键性的。如果它有保证，那么它只有在万一的情况下才能够变成限制性因素；如果是没有保证的，那么就把一切事情抛在一边，全力以赴地去控制限制性因素。

限制性或关键性、补充性或常规性因素和交易的这个学说，可以用效率、稀缺性和未来性来测量，而在形而上学的“本质”和“存在”的问题中，似乎一切都包含了。本质是靠得住的补充因素的预期，而存在是限制因素的不牢靠状态，其他因素的牢靠状态取决于现在对它的控制。然而，柏拉图的“本质”与这些预期还是相去甚远的，因为它是永远不指望被认识的永恒的实体，在与其各个变化的部分完全分离的一个外在整体的关系中，它遵循着本体。但在“本质”的现代意义上，它是一种外在存在的某种东西，甚至是一种“绝对”，它在等待着“下凡”并体现于真实行为中的时间上面。如果这就是它的意思，那么“本质”不过是对补充因素的预期。用单纯预期对“本质”的这种替代，似乎在康德的纯粹理性、山塔亚纳（Santayana）的纯粹本质以及新康德派对本质与存在的区分中已经完成了。在实际的交易中，麦克劳德和法学家的“自然权利”，似乎也是一种类似的预先存在的本质，等待着被作为一种存在去发现。

但是，如果我们检验一下这些非实体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就会发现，本质或者抽象只是一种当需要的时候会重复的预期的相似性，它并不是一种先前存在的关于永恒的、绝对的或外在的不存在的事物的观念的“下凡”和“显身”，它是把自己体现在现在的各种价值和估价中的未来性，它构成了一种现在的的预期。事实上，它是非常真实的预期，然而却不被人注意，因为它是靠得住的，很像空气是一种真实的预期一样，没有人会注意它，除非它变得太热、太冷或者太稀薄。

因此，凯尔森（Kelsen）正确地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是建立在“有效事实”和官方的“执行”这两点上的，在纯法学的意义上，他否认权利、义务、权力、自由等术语是“合法”的术语。它们表示的是社会或伦理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309]
在这一分析中，凯尔森的贡献是很具启发性的，也是很正确的，但通过实用主义的未来性学说和限制因素与补充因素的经济学学说的方式，我们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麦克劳德现存的抽象权利，变成了凯尔森的法律强制的预期，这种法律强制可以用“诉讼权”来表示，为了从另外一个人那里获得所主张的商品、服务或货币，这样的诉讼权是必要的。假设一种已经确立的法律体系预期可以继续，那么法律关系的“本质”不过是对相似性重复的预期，这种重复是官方在迫使公民服从的强制性交易中造成的。如果预期如此，那么在无数的交易中，对价值现在所归因的东西而言，它不是一个限制因素。限制因素是私人各方的直接行为——他们的约定，对经济物品的种类、质量和数量等，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官方行为预期的相似性在对现在价值的任何估价中都具有高度的决定性，但是如果它的预期是靠得住的，那么在诉讼的时候它就不是限制性因素。法庭的判决在价值上会产生很大的改变，而且会让价值发生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大转移。这样创造的预期就是我们叫做权利、义务、自由和风险承担的东西。事实上，这些就是基于预期的公民政治权力的社会和经济预期，这种政治权力就是集体或个人对立法者、法庭和行政部门行为的控制。这不是柏拉图主义、新康德主义或绝对主义，这是善于分析的实用主义。

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和谐存在于未来性
的实用主义学说之中。在行动的时刻，权利
和价值
是现在的
存在，但它们是作为未来事物存在的。它们构成了一种预期状态，如果不加行使，那么法律权力在行动中就不会存在于现在，不过它却在预期的可靠状态中存在，这同样起作用，甚至更好。它是未来的行为，权利是它现在预期的名称。法律权力
是未来本身，权利
是其未来性。价值是对未来有限供给的商品的现在预期，这种商品是以权利为手段而获得的。

这些不是抽象，它们是预期——集体行动的预期。这些权利、价值和权力全部都存在于现在的时间之中，但是它们只作为现在的预期状态存在，准备在需要的时候体现在交易中，到那时候，它们将作为那个时候的现在的限制因素。这些心中的预期是洛克的“观念”和柏拉图与康德的“本质”，与时间无关，因此它们是怀特黑德“永恒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原则和概念。但是具体地从实用主义和时间（timefully）的观点来说，它们是作为行动的时刻的限制和补充因素存在的，甚至在那个时候补充因素也只作为未来性存在。然而，未来性是人类产生影响的唯一“对象”，它们是佩尔斯的“本体”，它们的“本质”是未来的时间
，它们现在的“存在”是预期
或状态
，而它们现在的外在本体是交易流和运行中的机构。

这些关于未来性和限制与补充因素的学说，正是经济学家对自大卫·休谟以来的哲学家形而上学问题的答案。休谟进一步详述了柏克莱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当时对物体的感觉，靠我们身体的感觉，我们既不知道感觉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我们的感觉所产生的外部世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自休谟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所有哲学的不变主题一直都是给各种关系一个得体的地位，最出色的解决方案一直都是康德的先验论。但是，他的解决方案把一个只由关系组成的绝对的世界，与一个只由经验组成的经验主义分割开来了。后来在詹姆斯的极端的经验主义中——也就是佩尔斯的实用主义的引申，先前来自于斯图尔特、霍奇森和佩尔斯的经验主义学说，都被发展为了一种心理学，其中内在的“已知”和外在的“已知”是同样的功能过程的两个方面。这样一来，不仅感觉和被感知的对象是同一的，而且对象之间的反应与这种关系之间的感觉也是同一的。在最近的格式塔[310]
心理学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德国复制品。这些经验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格式塔主义等不同的哲学和心理学，无论如何，都可以证实是意志的最终本质。[311]
关于意志的经济学学说，坦白地讲，是一种环境的或者制度的意志，其中限制因素与补充因素之间变化的关系是通过经验教训直接知道的或预期的。在这里，杜威的心理学差不多是最符合这种情况的。人类意志体验了各个因素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因素本身，否则它就不可能知道如何通过控制关键因素来得到远期的结果，这些关键因素转而会修正其他因素；机器和制度所取得的成就，要远大于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

实际上，大脑从限制因素与补充因素的关系中得出了因果关系的观念。通过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数量控制限制因素，它就控制了其他的因素，结果就是运转中的机器、运行中的商业和运行中的机构。这种控制有一个综合的名称：及时
。实际上，及时是靠经验得来的，而且是适当感的一部分，这种适当感不能光靠智力给予，而且它提供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区别，提供了意愿
的抽象概念与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行动的具体意志
之间的区别。科学家或者哲学家可以不顾时间
而投入于抽象的概念，但事务缠身的人却必须注意他们的及时性。因
与果
在自然科学中已经被恰当地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方程式。数理经济学也倾向于把因果从经济学中排除出去。可是，因果是经济学与其意愿原则的本质，它通过及时控制现在的限制因素成就了未来的目标。

因此，我们有了一个经济学的意志
概念——受目的和预期指引的行动中的意志
。由穆勒阐明的经验主义的因果论和由布莱得利阐明的绝对论，[312]
都在这种经济的意志
论中认识到了，这种意志控制了限制因素，目的是为了给大家增加未来的产出，或者是为了通过减少其他人的收益而为自己取得更大的收益，或者是通过控制公司或其他机构，把意志延伸到遥远的空间或遥远的未来，公司和机构在自己的范围内，依赖的是交易手段对全部限制和补充因素按照想要的目的进行最佳配比。

[1]
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政治哲学家，出生于瑞士，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社会契约论》（1762）、《爱弥儿》（1762）、《忏悔录》（1781）等著作。——译者注

[2]
指《托伦斯不动产登记法》，即财产转让采取登记和发给证书而不立出让契约的一种法规。——译者注

[3]
在不可替代的劳动（如演员和棒球运动员）的情况下一直有例外。

[4]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35～261页。

[5]
麦克劳德、亨利·顿宁（Henry Dunning）：《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二卷，1856年第一版，引用见1923年第六版，第1章，第200页；《经济学原理》，第二卷，1867年版，引用见1881年改编版。在其《经济学入门》（1884年版；引用见1900年第6次印刷）中有简略的阐述。

[6]
他的名字在1923年前都没有在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出现过。

[7]
麦克劳德曾受聘于一个皇家委员会，整理一部关于票据、纸币的法律汇编，在《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和《经济学原理》中都有转载。

[8]
庞巴维克：《权利与关系》。他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谓的商誉、商标等无形财产。除非参考庞巴维克在1881年奠定这一基础的较早期的著作，否则他接下来的著作就无法理解。

[9]
原来属于家政经济学家的“农场经济学家”，近来接受了市场，所以称自己为农业经济学家。

[10]
麦克劳德：《经济学入门》，第23、24页。

[11]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154～159页。

[12]
罗马神话中掌管门户出入与水陆交通的门神。——译者注

[13]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154～155页。

[14]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156～157页。

[15]
我们下面称之为“无形的”而不是“无形体的”。

[16]
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57页。

[17]
参阅本书后文关于贴现与利润的论述。

[18]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据第152～156页重新整理。

[19]
关于人们未能区分时间“流”与时间“间隔”的原因，见本书后文《凡勃伦》。

[20]
参阅上文关于经济与社会关系公式图解。

[21]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303页。

[22]
塞纽希（Enrico Cernuschi，1821～1896）：意大利经济学家。——译者注

[23]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290～291页。

[24]
我们将会看到，在“匹兹堡附加”案例基价和交割价之间的问题中，这是一个部分。见上文关于从公司法人到运行中的机构的论述。

[25]
参阅本书上文关于经济与社会关系公式图解。

[26]
庞巴维克：　《权利与关系》，第5页；又见克尼斯《货币与信用》，1876、1895年版。

[27]
麦克劳德：《经济学入门》，第13页。

[28]
在穆勒关于信用
的绝妙篇章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但这与他把价值解释为基于生产成本的理论基础没有任何关系。他的信用理论的基础是心理学，在李嘉图的价值和成本学说中，这是不被承认的东西。

[29]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75～89页。

[30]
同①，第3页。

[31]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53、54、55页。

[32]
见上文关于可转移财产总额的论述。

[33]
以不参加工会或退出工会等为条件的非法雇用契约。——译者注

[34]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94页。

[35]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182～213页。

[36]
参见费特的最新著作：《垄断的伪装》，1931年版。

[37]
见上文关于效率与稀缺的论述。

[38]
包括“服务”。

[39]
费特的论文见《美国经济评论》，1912年第2期，第783～813页。

[40]
哈德利（A.T.Hadley，1856～1930），美国经济学家和教育家，1899～1921任耶鲁大学校长。——译者注

[41]
哈德利：《经济学：关于私有财产和公共福利关系的说明》，1896年版，第70、72页。

[42]
后来克尼斯把它处理为了一种带有一种时间间隔的交换。见克尼斯的《货币和信用》。

[43]
见上文关于债务的解除的论述。

[44]
见瑞普利（W.Z.Ripley）：　《主街与华尔街》，1927年版；布鲁金斯（R.S.Brookings）：《产业所有权》，1925年版；邦布莱特（J.C. Bonbright）和米恩斯（G.C.Means）：《控股公司》，1932年版。

[45]
见后文关于利润的边际的论述。

[46]
见后文关于投机的供求法则的论述。

[47]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57、58、59页。

[48]
同①，第325页。

[49]
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358、359页。

[50]
这一区别直到后来才由西奇威克（Sidgwick）搞清楚，见后文。

[51]
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372页。

[52]
安吉尔：《国际价格理论》，1926年出版，第138页。

[53]
见上文。贴现与价格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到了1898年才由维克塞尔作了充分的说明。见后文关于维克塞尔的论述。

[54]
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329～330页。

[55]
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412页。

[56]
同①，第二卷，第342～343页。

[57]
同①，第343页。

[58]
同①，第170页。

[59]
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418页。

[60]
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二卷，第344页。

[61]
前述关于“商人”的知识，见马吉（James D.Magee）的《交易补正》，《美国经济评论》，1932年第22期，第429～434页。

[62]
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二卷，第344页。

[63]
同②，第139页。

[64]
同②，第366页。

[65]
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418页。

[66]
引自贝克哈特（B.H.Beckhart）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政策》，1924年版，第29页。这本书对于英国的银行利率以及由此产生的基于1797～1850年经验的贴现政策公式，作了一个精彩的历史概括。

[67]
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版，第二卷，第367页。又见最近英国关于改革《银行法》的提议，改革该法案是为了提供灵活性以及更大的自主权，有点类似于《联邦储备法》授权的内容。

[68]
见后文关于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的论述。

[69]
等同于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交换价值”。参见本书上文关于机会的论述。

[70]
参见本书上文关于谈判的结束和交易的结束的相关论述。

[71]
克拉克：《财富的分配》，1899年版。

[72]
参见本书上文相关论述。

[73]
参见本书后文对资本与资本品的论述。

[74]
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引文自1887年第二版，据作者本人说，这一版基本的重要观点没有什么改变。

[75]
同④，第83页。

[76]
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引文自1887年第二版，据作者本人说，这一版基本的重要观点没有什么改变。第256页。

[77]
同①，第258页。

[78]
同①，第259页。

[79]
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第259页。

[80]
同①，第217页。

[81]
同①，第225、226页。

[82]
主要是英格兰银行的钞票。

[83]
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第223页。又见上文关于债务金字塔的论述。

[84]
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第224～225页附注。

[85]
沃克（Francis A.Walker）：《货币与贸易和产业的关系》，1879年，第一版。

[86]
同①，第226～227页附注。

[87]
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第227页附注。

[88]
在《宪法》针对“损害契约义务”制定的禁律范围内，人们设计了一套现代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在抵押合同中同意用“目前法定标准重量和成色的美国金币，按照纽约当前的汇兑率”偿付债务。

[89]
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第227页。

[90]
同①，第230页。

[91]
由于存在无力偿还或不安全的情况，可以按照一种“风险贴现”的方式来对待它们。但所谓的“定期贴现”，我们指的是当等待行为发生时的一种预期的时间间隔。

[92]
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考虑现代资本的其他形式——“无形财产”，我们只考虑了“无形体的财产”的流通性。

[93]
见上文关于从流通到重复的论述。

[94]
见上文对李嘉图的论述。

[95]
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303～305页。

[96]
同①，第312页。

[97]
见后文关于从边际生产力到资本收益的论述。

[98]
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第245～246页。

[99]
见本书上文关于服务成本和服务的价值的论述。

[100]
见本书后文关于等待的稀缺性的论述。

[101]
见后文关于宣传家的理想类型的论述。

[102]
见后文关于从边际生产力到资本收益的论述。

[103]
见后文关于杜尔哥的部分。

[104]
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59页。后来克拉克在1899年版的《财富的分配》一书中采用了一种更为广泛的静态分析，他所谓的“资本基金”其实就是西奇威克制度化的资本价值的心理等价物。

[105]
见本书后文关于静态和日常的交易的论述。

[106]
纳普：《国家货币论》（1924年翻译并节选自德文1923年第四版。德文第一版在1905年出版）。引文自译本。

[107]
纳普：《国家货币论》，英译本第2页。

[108]
同①，英译本第1页。

[109]
纳普：《国家货币论》，英译本第52页。

[110]
纳普：《国家货币论》，英译本第3页。

[111]
同①，英译本第4、6页。

[112]
纳普：《国家货币论》，英译本第32、33页。

[113]
纳普：《国家货币论》，英译本第134页。见后文关于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的论述。

[114]
蔡斯·格罗斯（Chas.Gross）编著的《商法案例精选（1270～1638）》，塞尔登社会出版社，1908年出版，第二十三卷，第80、81页。

[115]
美国最高法院在解释《法定货币法案》的时候，认为“1862年和1863年法案的合理构架，使得美国的钞票成为偿付债务的法定货币，被司法意图包含在‘债务、公众和私人’的描述之下的是公众和私人，而不是国家立法所强加的税收以及因偿付合同或移交硬币或金银而征收的税捐”。“立法意图”的这个意见适用于一个特殊的国会法案，而且与强制性债务（独断强制的债务）与自愿债务（公认的债务）更为一般的区别没有什么矛盾。关于“强制的”和“公认的”这两个词，见康芒斯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83～121页。

[116]
塞利格曼（E.R.A.Seligman）：《财政学的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季刊》，1926年第41号，第193、354页注。

[117]
纳普：《国家货币论》，第110页。

[118]
纳普：《国家货币论》，第164页。

[119]
纳普：《国家货币论》，第4页。

[120]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54页。

[121]
见后文关于货币和价值的交易制度的论述。

[122]
纳普：《国家货币论》，第50、51页。

[123]
参见坎南（Edwin Cannan）：《1797～1821年的英镑纸币》，1919年出版。

[124]
因为它最终可以用法定货币购买。

[125]
一种毛茛属草本植物，主要产于温带和寒带，有苦的汁液，齿形或圆形叶片，通常开黄色或白色多雌蕊的花。——译者注

[126]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1919年版。引文自1923年第二版第1～16页；同时参阅霍特里《中央银行的技术》，1932年出版。

[127]
特纳（G..Turner）：《在波利尼西亚的十九年》，1861年版；高登－柯明（Gordon－Cumming）：　《斐济故乡》，1885年版；霍伊特（E.E. Hoyt）：《原始贸易：经济学的心理学》，1926年版。在希腊，这种计算货币是牛。

[128]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2页。

[129]
同①，第13、14页。

[130]
坎南：《1797～1821年的英镑纸币》，1919年版，第17～24页。

[131]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4页。

[132]
同①，第5页。

[133]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5页。当然，霍特里在这里提到的只是债务的量的一面，其他的方面是价值的其他维度。

[134]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5～6页。

[135]
同①，第6页。

[136]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0页。

[137]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1页。

[138]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1页。

[139]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1页。

[140]
同①，第12页。

[141]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2页。

[142]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2、13页。

[143]
同①，第16页。

[144]
《休谟哲学全集》，格林和格罗斯编著，第三卷，第313、315页（见《道德、政治与文学论》中关于货币、利息和贸易平衡的论述）。

[145]
《休谟哲学全集》，第三卷，第325～328页。

[146]
《休谟哲学全集》，第三卷，第322页。

[147]
同①，第333页。

[148]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898年译本。引文自英译本，但我参考了1788年的法文本并进行了修改。

[149]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898年译本，第78节。

[150]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20页。

[151]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898年译本，第57节。

[152]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英译本，第78节。

[153]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英译本，第67节。

[154]
同①，第100节。

[155]
同①，第58节。

[156]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英译本，第83节。

[157]
同①，第60节。

[158]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英译本，第73节。

[159]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英译本，第73节。

[160]
同①，第38节。

[161]
同①，第33节。

[162]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阿什利（Ashley）版，第29、90节。

[163]
古时法国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164]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阿什利版，第89节。

[165]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法文版，第95节。

[166]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阿什利版，第94节。

[167]
同②，第96节。

[168]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阿什利版，第99节。

[169]
同①，第1～26、44、63、98节。

[170]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阿什利版，第10～15节。

[171]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阿什利版，第100节。

[172]
同①，第98节。

[173]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20页。

[174]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48页。

[175]
同①，第89页。

[176]
西尼尔（Nassau Senior，1790～1864）：英国经济学家、律师。——译者注

[177]
西尼尔：《政治经济学》，1834年出版，引文自1872年版，第58页。

[178]
凯尔尼斯（J.E.Cairnes，1823～1875）：爱尔兰经济学家。——译者注

[179]
凯尔尼斯：《政治经济学主要原理新解》，1874年版，第87页。

[180]
麦克文（S.M.Macvane）：《生产成本分析》，《经济学季刊》，1887年第1期，第481、483页。

[181]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41、42页。

[182]
见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86年第三版，第232、233页。

[183]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49页附注。

[184]
卡塞尔：《社会经济学理论》，1918年、1924年版，引文自1924年版，第184～185页；1926年德文版，第177页。

[185]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135页。

[186]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134页。

[187]
见前文关于机会成本与反机会成本的论述。

[188]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92、93页。

[189]
同①，第73、77页。

[190]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135页。

[191]
见后文关于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的论述。

[192]
参阅本书关于亚当·斯密的论述。我在斯密的冒险之外增加了劳动者的等待。劳动者的这种等待往往要比他们的工作和冒险还要难以负担，从他们宁愿支付给“高利贷者”和“小额贷款”公司的高得离谱的利息就可以注意到这种情况，这种利息高到了年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甚至是百分之二百。“等待”的换算往往也出现在劳动者愿意为较低的工资工作上，他宁愿为较低的工资每天或每周发薪，而不愿意半个月或一个月发薪。我在南方看到，黑人认为每天发薪的工资要比工资的等级更为重要，他们会优先选择每天发薪的雇主，而不是那些每周发薪的雇主。见上文关于机会成本和非机会价值的论述。

[193]
费特：《最近关于资本概念的讨论》，《经济学季刊》，1900～1901年第15期，第1～45页；《旧的租金概念的消失》，同上，第416～455页；《经济学原理》，第8、10、15、17章，1904年版；《利息理论和价格变动》，《美国经济学会学报》，1927年3月，第62～122页。

[194]
米契尔：《商业循环：问题与背景》，1927年版，第137页。

[195]
柯普兰：《货币、贸易和价格：对因果首位的检验》，《经济学季刊》，1929年第43期，第648页。

[196]
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1906年版，第15页。

[197]
见前文关于门格尔的论述。

[198]
见前文对费希尔和费特的论述。

[199]
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第14页。

[200]
见上文关于维塞尔的论述。

[201]
参见格利高里·金：《英国商人》；又见其所著的《自然和政治评论》，1802年再版。

[202]
费尔柴尔德（F.R.Fairchild）、弗尼斯（E.S.Furniss）、巴克（N.S. Buck）合著：《经济学的基础》，1926年，第一卷，第24页。

[203]
关于研究的领域，见爱泼斯坦（Ralph C.Epstein）的《美国的产业利润》，1934年版，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

[204]
其他的利润盈余将在后文考虑，这些章节的内容分别是“自动的复苏和管理的复苏”、“意外和失业”、“关键交易和例行交易”。

[205]
正如以前我们说过的，股东在等待的同时也在冒险，如同债券的持有者在冒险的同时也在等待一样。如果统计学足够精确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进行更为精细的区分，但我们不得不满足于假定红利是纯利润的一部分，而贷款利息则是纯粹的利息。

[206]
柯普兰：《近来的经济变动》，国家经济研究局，1929年，第二卷，第767页。

[207]
马修·沃尔：《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1931年第94期，第85页。

[208]
参见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版；《李嘉图致马尔萨斯书信集》，博纳（J.Bonar）编辑，1813～1823年；罗德波图斯：《劳动阶级的需求》，1837年版；霍布森：《失业经济学》，1922年版。

[209]
刘易斯：《新领袖》杂志，1930年11月9日。

[210]
刘易斯：《新领袖》杂志，1930年11月9日。

[211]
刘易斯：《新领袖》杂志，1930年11月9日。

[212]
刘易斯：《新领袖》杂志，1930年11月9日。

[213]
哈斯廷斯：《成本利润及它们与商业周期的关系》，1923年版。又见福斯特和卡钦斯：《货币》，1923年版；《利润》，1925年版；《没有购买者的商业》，1927年版；《富裕之路》，1928年版。

[214]
哈斯廷斯：《成本利润及它们与商业周期的关系》，第6、9、11、14页。

[215]
福斯特和卡钦斯：《没有购买者的商业》，第167页。

[216]
购买力在于每天或每小时的高工资价格这个观点似乎是存在争议的，其实购买力更多地在于稳定的就业。更确切地说，购买力在于年收入，而不是每天或每小时的收入。见下文关于自动的复苏和管理的复苏的论述。

[217]
参阅上文。

[218]
而且，按照银行业的惯例会希望借款人保留一个余额，按照菲利普斯（Philips）的估计，这个余额平均达到了贷款额的百分之二十。在这个例子中，这个数量就是一万两千美元，那么留给借款人的就只有四万七千四百美元，留给银行的这一万两千六百美元随后可以贷给其他的制造商。实际上，为了拥有一个五万九千四百美元的活期存款账户，这个制造商得贷款七万两千美元。见菲利普斯的《银行信贷》，1920年版。但这些考虑均不适用于我们简化后的例子。

[219]
相当于霍特里的“未支用余额”（unspent pargin），见霍特里的《现金与信用》一书中的注释⑥。

[220]
哈斯廷斯：《成本利润及它们与商业周期的关系》，1923年版，第95～96页。斜体字非原文所标。

[221]
哈斯廷斯：《成本利润及它们与商业周期的关系》，1923年版，第96页。斜体字非原文所标。

[222]
见上文关于结束谈判和结束交易的论述。

[223]
见上文关于从周转到反复的论述。

[224]
复利会让这个数字略微有所改变。

[225]
这是托马斯·孟（Thomas Mun）的观点，1628年他提出了债务的流通性，目的是为了在等待的那个时候回避这种需要，直到商人能够利用销售形成额外的购买并因此提高流通速度前获得铸币为止。见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64年，也可能是在1628年前撰写完成的）。

[226]
福斯特和卡钦斯：《货币》，第306页。

[227]
斯奈德（Carl Snyder）在他的《商业周期和商业计量》（1927年版，第134页）中估计这个数字是百分之八十，其他人估计高达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

[228]
道格拉斯：《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美国联邦主义者》（1930年8月）；又见《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泰勒协会会刊》，1930年12月号。

[229]
道格拉斯：《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美国联邦主义者》（1930 年8月）。

[230]
见后文关于价格及合理价值的论述。

[231]
参见霍尔布鲁克·沃金（Holbrook Working）的《需求曲线的统计学特征》，载《经济学季刊》，1925年39期，第503、519页。

[232]
见上文关于替代法则的论述。

[233]
斯威夫特（1839～1903）：美国肉类加工商人，他在1877年第一个采用了铁路冷藏车厢。——译者注

[234]
在斯威夫特的1925年的年鉴中（见第17页），该公司估价，每头牛的牛肉的利润，在支付利息之前是1.95美元；每头牛所付的平均价格是60.98美元；总的费用，包括运费在内，是12.63美元；每头牛的副产品的净收入是11.25美元。因此，利润边际和利息边际在1924年分别是生产经营成本的2.7％和每头牛收益的2.6％。如果减去利息，只有利润边际还会减少。这家公司还给出了对比表，通过这个表我们算出了下列的财务边际，或者说是每头牛的牛肉的利润和利息边际。

[235]
国家产业委员会：《联邦公司所得税的转移及影响》，1928年，第一卷，第172页。

[236]
全国产业委员会：《联邦公司所得税的转移及影响》，1928年版，第一卷，第173页。“我们给总销售之外的其他来源的收益增长的比例赋予最大的权重，据估计，1919年的总销售与当年的总收入相等。1921年的总销售因为准许有来自其他来源的收入而有所修改，要比1923年多一半”（引文出处同前）。我们认为1918年的总销售与总收入相等。1920年考虑到各种来源，总收益要比总销售多百分之一。

[237]
来源于美国财政部《收入统计》。可以认为这些数字代表的是自然年度。少数公司的报告是会计年度而不是自然年度。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对于数字的使用并无多大的影响。

[238]
根据表9-4计算出表9-5。

[239]
来源于表9－4和表9－5。

[240]
来源于表9－4和表9－5。

[241]
来源于表9－4和表9－5。

[242]
来源于表9－4和表9－5。

[243]
在埃梅特·鲍里斯（Emmet Boris）1930年出版的《百货商店》一书中可以找到一个边际分析的例子。他所用的术语都是商业会计的术语，但埃梅特的分析（这个分析遵循了全国零售纺织品协会理事会的分析），与我们用于制造业企业的边际分析是相似的。埃梅特的“纯利润”就是我们的边际利润。对于销售额超过一百万美元的百货商店而言，这个数字相对于销售额的比率，最高是1923年的百分之三点六，最低是1928年的百分之一点五（见其著作的表16和图2）。因此我们发现，百货商店的利润边际要低于我们所估计的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利润。埃梅特证明，百货商店的边际利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转率，因为较快的周转率会减少费用对销售额的比率（见其著作表37）。

[244]
“国外的”或对进口货的关税，已经被原材料的价格吸收了，或者是隐含在了生产的营业成本之中。

[245]
来源于表9－4和表9－5。

[246]
当然，商人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以后要处理的一项因素的变化将会对他的利润边际产生什么样的改变。但他可以十分确信，他的利润边际将会非常小，所以他清楚，在减少或增加他的利润边际方面，任何变化都会十分重要。

[247]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书信集》，博纳（J.Bonar）编辑，1887年出版，第187～192页。

[248]
罗德波图斯：《劳动阶级的要求》，1837年版。

[249]
见后文关于自动的和管理的复苏的论述。

[250]
这个赤字有可能发生，实际上是由于间接成本规则的缘故。无论生产是否进行，制造成本中的一大部分都会继续，目的是为了维持企业成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为了支付这些成本，即便是利润边际已经不存在了，但只要销售额能够支付间接费用，有限数量的生产就还是要进行的。

[251]
来源于表9－4和表9－5。

[252]
全国产业大会理事会，见前面的引文。

[253]
分期付款中最后一笔数目特大的还款。——译者注

[254]
见李昂斯（W.H.Lyons）：　《公司财务》，1916年版；格斯腾伯格（C.W.Gerstenberg）：《企业的财务组织和管理》，1924年版。

[255]
见后文关于意外事故和失业的论述。

[256]
劳伦斯（J.S.Lawrence）：《物价的稳定》，1928年版，第22章。

[257]
见后文关于稀缺、丰裕、稳定的论述。

[258]
福尔曼：《效率利润与稀缺利润》，1930年版。见其目录。

[259]
见后文关于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意外事故和失业的相关论述。

[260]
米尔斯：《物价的行为》，1927年；《美国的经济倾向》，1932年。计算截止到1929年为止。

[261]
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英国经济学家。——译者注

[262]
亨利·桑顿：《大不列颠的纸币信用》，1802年版；同时参见康芒斯的《稳定物价》，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263]
图克：《1793～1856年的物价史》（六卷本），评论和总结散见于六卷中。

[264]
见上文关于货币与资本的论述。

[265]
爱德华·凯洛格：《劳动和其他资本》，1849年版（1843年初版，1861年以《新货币制度》的书名重印，我们引用的是1883年的第八版）。彼得·库珀1867年开始写作，其《关于优秀政府的科学观念》于1883年结集出版。

[266]
爱德华·凯洛格：《劳动和其他资本》，1849年版，第153～154页。

[267]
见康芒斯及合作者的《美国工业社会的历史纪实》，第9章，第180、213页。

[268]
爱德华·凯洛格：《劳动和其他资本》，1849年版，第280、281页。

[269]
见后文图9－11。

[270]
图9－11中没有表示。

[271]
图9－11中没有表示。

[272]
见上文图9－9。

[273]
维克塞尔：《利息与价格》，1898年版。

[274]
见图9－9、9－11。

[275]
费希尔：《美国经济学会学报》，1927年3月号，第108页。

[276]
见上文关于从心理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的论述。

[277]
哈耶克：《凯恩斯纯粹货币论商榷》，《经济季刊》，第11期，第270 页；第12期，第23页。凯恩斯：《反驳》，见《经济季刊》，第11期，第378页。又见哈耶克：《物价与生产》，1931年版。霍特里的评论，载《经济季刊》，1932年，第12期，第119页；以及他的《中央银行的诡计》，1932年版。凯恩斯：《货币论》，1931年版；《劝说集》，1932年版。

[278]
见图9－11。

[279]
费特：《利息学说与价格变动》，《美国经济学会学报》，1927年3月号，第62、98页。

[280]
同①，第106、107页。

[281]
同①，第108页。

[282]
见后文关于自动的复苏和管理的复苏的相关论述。

[283]
费希尔：《繁荣与萧条》，1932年版，第82页。该书是迄今为止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为重要的著作。读者参考过此书之后，我们就不用浪费笔墨在此赘述了。根据米克（Royal Meeker）的计算，他把美国的总债务确认为两千三百四十亿美元，相当于国民财富的一半。

[284]
见考克斯（Garfield V.Cox）所写的《预测》一文，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那本书里也给出了参考书目。

[285]
见上文图9－3。

[286]
麦卡洛克：《大卫·李嘉图文集》，1888年，第5页，序言。

[287]
维克塞尔：《利息与价格》，第117页及其后的内容。

[288]
维克塞尔：《工资和地租》，第114、115页。

[289]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1891年译本，第420页及以后。

[290]
庞巴维克：《权利与关系》，1881年版。

[291]
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1924年移居美国的英国哲学家、数学家。——译者注

[292]
怀特黑德：《科学和现代世界》，1926年版。又见斯马茨：《整体论和进化》，1926年版。埃克雷：《物理学和哲学整体而复杂的统一》，载《哲学杂志》，1927年，第24期，第589页；《知其一不知其二，电和热的前提》，《工程教育》杂志，1928年，第207页。

[293]
参见关于从流通到重复的论述。

[294]
李嘉图关于价格稳定的假设是特定价格的稳定，而不是平均价格的稳定，原因在于他把货币价格等同于工时了。

[295]
参阅关于费特和费希尔的论述。

[296]
参见麦卡洛克：《大卫·李嘉图文集》，1888年，第348页。

[297]
见本书上文关于交易和机构以及下文关于意外事故和失业的论述。

[298]
帕滕（N.S.Patten）：《动态经济学理论》，1892年版，第18页。

[299]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版，第11页；维塞尔：《自然价值》，马洛克译本，1930年版，第101页。

[300]
见后文关于政治学的论述。

[301]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版，1923年第二版，第23页。

[302]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精神》。

[303]
荷兰的一种乳牛，呈黑白花色。——译者注

[304]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305]
贾德（C.H.Judd）：关于《社会制度和个人》的章节，见《社会心理学》，1926版，第56～77页。

[306]
见约旦（E. Jordan）在《制度化的头脑》中具有启发性的讨论，参阅《个性的形式：对人类关系秩序范围的探讨》，1927年版，第133～187页。

[307]
见萨姆纳（W.G.Sumner）和科勒（A.S.Keller）在《关于社会的科学》（1927～1928年，第四卷）中对制度详尽的研究。

[308]
沃森（J.B.Watson）：《行为主义》，1924年版。

[309]
佛哥林（Erich Voegelin）：《凯尔森的纯法学理论》，载《政治科学季刊》，1927年6月号，第276页。

[310]
格式塔：物理的、生物的、心理的或象征的结构或形态，其构成因素并不是各组成部分间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完整的结构或形式。——译者注

[311]
参见《斯图尔特全集：1854～1860》；霍奇森的《实践的理论》，1870年版卷二；佩尔斯的《极端经验主义评论》；约翰·杜威的《人类的性质和行为》，1922年版；布莱德利（F.H.Bradley）的《逻辑原理》，1883年、1922年版，卷二；埃文斯（D.L.Evans）的《新现实主义和旧现实主义》，1928年版；斯马茨（J.C.Smuts）的《整体论与进化》，1926年版；科勒的《猿的智力》（1927年译本）和《格式塔心理学》；考夫卡（K.Koffka）的《精神的成长》，1924年译本；佩特曼（Bruno Peterman）的《格式塔理论和结构问题》，1932年译本。

[312]
穆勒：《逻辑体系》，1848年第一版，引文自1925年第八版，第211～241 页；布莱得利：《逻辑原理》，1922年第二版，第583页及其后内容。

第10章　合理价值

一、凡勃伦[1]

（一）从有形财产到无形财产

自1890年以来，已经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无形财产的理论：一种是凡勃伦的剥削论；另外一种是法院的合理价值论。两者都是建立在把财产作为未来可获利交易现在价值的新观念之上的；但是凡勃伦把产业和金融巨头在1901年之前在美国产业委员会的证词作为自己的资料来源，[2]
于1904年出版了他的《工商企业论》。司法观念的发展比较缓慢，仅见于1890年之后最高法院的判例。

从美国产业委员会的听证和裁决中，可以得出如下一些例子：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3]
在钢铁产业占据了关键地位，因为他的生产成本最低，而且他拥有铁矿、煤矿以及把原材料运送到他在匹兹堡的熔炉和制造厂所需的驳船和铁路。他不曾让自己的产品涉入马口铁这个产业终端；但他宣布，他打算在伊利湖畔建立一座拥有最先进设备的工厂。那些了解卡耐基毁灭性竞争手法的人都清楚，这个新的工厂将把他们逐出市场，于是他们要求摩根公司和他们的律师组建一个庞大的控股公司，这个公司应该接管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所需要的所有工厂，这个整体包含了这个产业的所有企业和部门。这一合并需要买下整个卡耐基利益集团，其价值作为有形财产，在重建的基础上估算大约是七千五百万美元。但是由于卡耐基在市场上的胁迫地位，按照黄金债券，他能够支配三亿美元。这两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差额，不能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描述为的价值，它也不是无形体的财产，因为它不是欠卡耐基的债务；能够赋予它的唯一名称是“无形财产”，这个名称是由金融巨头自己起的。凡勃伦很正确地把这种无形财产解释为一种纯粹的剥削或“劫持”的价值，因为它完全出自于所有的竞争者消除卡耐基削价竞争的需要，人们都很清楚，他会发动这样的竞争。

至于被控股公司接受的其他公司，它们都愿意用自己的股票去交换控股公司的股票。按照控股公司的股票价值对它们进行估价，同样也超过它们财产的实际的有形价值，以致当美国钢铁公司最终组建时，它拥有的总资本达到了二十亿美元，其中包括三亿美元欠卡耐基的债务以及十七亿美元的普通股和优先股；而按再生产成本计算，有形财产大概还不到十亿美元。这种无形的估值是在利润之外增大的，最终变成了在价值上与最初的无形价值相等的有形的工厂。这高于有形财产价值的超过原始价值的十亿美元的估值，被人们称为“无形财产”或者“无形价值”，因为大家断言，控股公司所增加的预期赢利能力会证明这个估值是合理的，最终证实这个断言是对的。

凡勃伦在1904年就正确地表示说，基于预期赢利能力的无形价值，照字面的意义理解只是一种“金钱上的”估值，而不是传统经济学的“产业上的”估值。传统经济学认为，价值趋向于设备和商品的再生产成本。而这家钢铁公司显然不是一个垄断者，因此它是在经济学家所谓的竞争的生产成本标准之下出现的，原因在于控股公司只收购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所需要的若干公司；它纯粹是私有财产权利的行使，没有任何垄断，而且1920年美国最高法院也是这样判决的。

因此，凡勃伦把“资本”定义为有形财产的价值，但是，他把无形价值或者无形资本定义为企业家纯粹的金钱估值，依据的是企业家“劫掠”社会和“不劳而获”的基本能力。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因此，凡勃伦是建立现代无形财产概念的第一人，他是从使用这个术语的企业家的习俗中直接得出这个概念的。实际上，凡勃伦并没有理会原始社会以及古典学派、马克思学派和享乐主义经济学家的有形财产概念，也没有理会麦克劳德的债务无形财产概念。他的无形财产的新概念完全基于资本家未来买卖能力的现在价值。

但是他没有研究最高法院的判例。当案件出现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把自己的判决同样建立在无形财产这个新概念上，但是并不是基于凡勃伦的剥削观念，而是基于它自己历史上的合理价值概念。在有些案例中，这一原则支持了资本家的论点，例如美国钢铁公司解散诉讼案（1920年）。在另外一些案例中，它大大减少了资本家所争取的价值。还有一些案例，它对财产的估价要远远高于资本家所反对的数额。法院对无形财产的估价，无论如何苦苦折磨原告和被告双方，总是包含着一个公共的目的，而凡勃伦则竭力主张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不允许引入目的这个因素才是正确的。

法院开始承认无形价值的新概念是在1890年，[4]
当时法院宣布，明尼苏达铁路委员会降低铁路运费是“财产的剥夺”，尽管剥夺的不是有形财产，而是定价权这一无形财产。法院还宣布，对财产的这种剥夺是一个司法问题，不是立法问题，按照联邦《宪法》“第十四次修正案”的规定，禁止州政府未经合法程序剥夺财产。在先前类似的玛恩（Munn）诉伊利诺伊的案子中（1876年），当时法庭对财产的理解是有形财产，法庭曾坚持，州立法机构降低运费不是对财产的剥夺，那只不过是对财产使用的调整。[5]
但是，在1890年，铁路公司的律师诉请法院撤销自己的判决，而且他们认为，遵照《宪法》，通过降低运费剥夺财产的“价值”也是对财产的“剥夺”。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对的，现在被剥夺的不是公司的有形财产，而是无形财产，这种无形财产就是按照公司的意愿和能力收取的这样的价格的权利。换句话说，律师们代表着凡勃伦的无形财产的意义。法院接受他们的论点到了这样的程度，即认为对新定义的无形财产的剥夺是一个司法问题，应该由最高法院来判决，而不应该由明尼苏达州来决定，因此该州决定的运费是无效的。

按照这样的方式，1890年，在把财产的意义从有形财产变为无形财产的方面，人们迈出了第一步。伴随着意义的这种改变，最高法院夺取了对公共事业所收取的价格进行调整的权利，过去人们认为这是各州的权利，这是在玛恩一案中确认过的。

认识到无形财产作为一种价值完全不同于经济学家的有形财产，这方面的下一个重大步骤就是亚当斯快递公司诉俄亥俄州一案。[6]
这是个税收案件，最高法院不顾这家公司的抗议，把有疑义的财产价值从两万三千美元提高到了四十四万九千三百七十七美元，目的是为了在俄亥俄州征税。经济学家和习惯法的有形财产是马、马车、保险箱、钱袋子及类似的通过触摸可以感知的财产。无形财产是股票和债券的全部市场价值，这些价值的基础是这家公司作为一个经营中的企业预期的赢利能力，而在这方面，俄亥俄州在各州中应该分摊的合理份额是四十四万九千三百七十七美元。在这个案子中，无形财产是有形财产的十八倍。法院在复审时说：“它是财产，尽管是无形财产，但它有价值，能够产生收益，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上通用，这就足够了。”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法院承认的恰好是凡勃伦所作的区别，这种区别就是“资本”作为有形财产的价值（两万三千美元）——实际上与当时经济学家们的流行理论相对应——与无形财产价值（四十四万九千三百七十七美元）这个新事物之间的区别。但是，法院不像凡勃伦那样，把这个问题纯粹留作一个经济学的科学假设而对其无所作为，而是在税收问题上要一视同仁的这个公共目标原则之下进了一步，提高了用于课税目的的合理价值，从原来的有形财产的价值提高到了十八倍大的无形财产的价值。

还有一个案子可以显示凡勃伦“科学”地处理无形财产与法院从公共目的出发处理无形财产的区别。圣华金和金氏河道及灌溉公司（San Joaquin and King’s River Canal and Irrigation Company）建立了一套灌溉系统，按照凡勃伦的无形财产原则，这个公司将其估值为一千八百万美元。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进一步同意该公司可以按照这一估值的百分之十八的收益收取水费。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个对下级法院已经作出的有利于该公司判决的案件的上诉中，把这个价值从一千八百万美元降低到了六百万美元，并且把从这笔已经减少了的无形财产获得的投资回报，从最初合同规定的百分之十八降低到了合理的百分之六。换句话说，法院把公司准许的赢利能力降低了大约百分之九十，而且命令相应地降低水费。所以说，尽管最高法院承认凡勃伦的科学研究成果，认为资本家确实建立了无形资本，但在这个案子中它认为过高了，并且把赢利能力减少到了它认为是合理的赢利能力的水平。该院在为自己的判决进行辩护时说：

“以实际用于供水目的的财产当时的价值为基础，按保证百分之六的收益确定水费，不是没收，不是对财产缺乏合法法律程序的剥夺，也不是对平等的法律保护的否定，尽管在此之前，该公司获准的收费会保证它按照实际投资于该项事业的资本每月获得百分之一点五的收益……原来的成本也许过大了；建筑上的失误即便是非欺骗性的，也必然加大成本；就设定的目标而言，它们所获得的财产也许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之内。”[7]

我们因此可以看出，在1890年法院承认之后，凡勃伦和最高法院同时都在研究，但他们就这个新降临的无形财产的概念，得出了大不相同的结论。凡勃伦的结论得到的是一种剥削论，法院的结论得到的是一种合理价值论。凡勃伦是在一本著作中冷不防地得出结论的；而最高法院是通过调查研究、通过法官人选的更迭造成的错误和纠正用实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

对新资本主义同一现象所得出的结论的这种显著差异，如果我们对其根本加以探寻将会发现，它是由科学自身在概念上的差异造成的。凡勃伦的科学概念是传统的自然科学的概念，在对事实的研究中，它将一切目的都拒之门外。法院的科学概念是一种制度的概念，在那里，研究必须从一个公共的目的入手，这被作为科学自身的一项根本原则。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

凡勃伦把目的排除在科学的范围之外，是基于他对当时詹姆斯和杜威所提出的实用主义的理解。[8]
他似乎不了解佩尔斯的实用主义，佩尔斯的实用主义只研究自然科学；他也不了解法院的实用主义，法院的实用主义更多地追随的是杜威的步伐。詹姆斯和杜威接管了实用主义这个名称之后，詹姆斯将其用在了个人心理学上，杜威将其用在了社会心理学上。在这个领域，他们认识到，目的是人文科学的主要问题。因此他们甚至被佩尔斯本人所否定，凡勃伦也同样否定了他们。后者认为，科学是“事实”的科学，产生自现代机器的发明，在那里，科学家排除了包含在炼金术、占卜术概念中的一切关于目的或“万物有灵论”的旧观念，只采用了“连续变化”或“过程”的观念，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也没有什么“最终目标”或“目的”。他说：“现代技术跟现代科学利用的是同样范围的概念，按照同样的术语思维，运用的是同样的有效性的检验。”[9]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会存在任何关于人性的科学，科学就只变成了自然科学。因此，根据凡勃伦的观点，实用主义运用于人性的时候：

“除了创造自私自利的行为准则外什么也不创造”；反之，“科学除了理论之外什么也不创造。对于政策或效用、更好或更坏，它一无所知……实用主义类型的智慧和成就，对促进与事实相关的知识无所助益……世俗智慧的心理态度和公正不阿的科学精神是志趣相反的，对世俗智慧的追求会导致理智的偏见，与科学的洞察力难以共存”。[10]

然而，在制度经济学中，我们作为整个经济过程的一个部分来研究的恰恰就是这种偏见，甚至当凡勃伦在实用主义的名义下汇集起对这种世俗智慧态度的特定性质的说明时，结果证明，它们只是他所谓的制度行为的一般观念的特例。他说，因为世俗智慧的理智产物

“是一套精明的行为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旨在利用人类的弱点。它的关于标准化和有效性的习惯术语，是人性的术语，是人类偏好、偏见、热望、努力和无能为力的术语，与之相伴随的思维习惯跟这些术语是协调一致的。”[11]

在我们检验这些“世俗智慧”的术语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是在含糊不清的人性概念中对其进行概括，而是在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的行为准则的概念中对其进行概括，在这些机构中，集体行动控制着个别的交易。在法学领域，这些术语止于合理价值和正当的法律程序的理论，而且总是由各方的集体目的所引起，而各方为判决时要考虑到的公共利益冲突制定了规则。但是，凡勃伦的理论不是从司法判决中推衍出来的，而是从资本主义交易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显而易见的剥削中推衍出来的，现存制度优越论变成了资本家可以发明和利用的实足的剥削工具。

换句话说，我们总是在佩尔斯作为研究方法的科学意义上使用“实用主义”这个词，但我们认为，佩尔斯用这个词只是因为在自然科学中既没有未来又没有目的，而詹姆斯和杜威总是把它用于人文科学；在人文科学中，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存在，这个存在总是注视着未来，因此总是受目的的驱使。因此，我们不是让各种列举的剥削特例悬而不决，而且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所有类型的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人行动时，所依据的都是各种习俗和机构不断演进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和机构也可以用科学的实用主义方法进行研究，就如同自然科学的技术规律可以被研究一样。因此，在演进的法院判决和法庭仲裁中，在变化的合理价值的意义中，以及在凡勃伦所谓的不受节制的剥削中，它们都是可以作为“事实”加以研究的。

我们跟凡勃伦一样，在这些包括习俗和经营中的企业在内的集体规则的变化中发现了进化的经济学理论。为什么正统的经济学家不能提出一种进化的理论，最好的证明莫过于凡勃伦对奥地利经济学家关于人性的错误观念的特性描述。跟边沁的概念一样，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证过了。[12]
但是，通过把个人的交易和集体行动的经营中的企业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避免了这个错误。

（二）从财富的增长到观念的增长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13]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这十年间的社会观念的到来，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过去的社会服务无限增长的天真而不可思议的公式，过去的社会服务是物化在现在的物质商品和固定资产中的。但是，当那些物化的过去的服务久已磨损、折旧、过时的时候，当它们必须不断地由新的劳动所代替、被新的发明所改进的时候，是不是物质增长带来了周转的概念呢？是不是还不如说，是文明之初到现在的蒸汽动力、汽油、无线电的各种物化观念的积累？今天的科学家、工程师、机械师不过是在重复阿基米德的杠杆概念、伽利略和牛顿的引力作用概念、富兰克林的电学概念，以及文明世纪科学家、工程师和机械师无数的观念。

在“创造性劳动本能”的名义下，凡勃伦用这种进化的观念制度过程代替了物质资本增长的物质的概念，因此给近年来的周转概念赋予了一个恰当的位置。[14]
然而，他的创造性劳动的“本能”，我们应该称之为管理交易的习俗和法则，导致了商品和服务不管数量、价格和所有权的有序生产。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控制这种习俗和法律的，一是对原始法律教义关于损害赔偿之诉、支付合理报酬原则的现代理解，二是所有者支配他人行为的权利，这是凡勃伦在他自己的前提中承认了的。

凡勃伦已经看到了卡尔·马克思试图把传统的财富或资本作为物资和物资所有权的双重意义分离开来，分成两个对立的实体：一个是社会劳动；一个是集体的对物资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这种物资是由劳动转化为使用价值的。但是凡勃伦觉得，马克思如此构建的两个实体只是两种形而上学的本体：一个来自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另外一个来自于经济学家的自然权利和自然自由。[15]
黑格尔的计划指向一个预定的目标，在黑格尔本人的精神层面，这个目标是这种精神的演变，直至达到一个统一的和自由的日耳曼世界帝国；但是在非正统的层面（以费尔巴哈为首），[16]
则变成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生产模式的演变，直至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帝国。马克思的基本解释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注定的腐朽，以及无产的失业的阶级用革命的手段夺取这个体系。按照凡勃伦对马克思的理解，这些阶级会自始至终拥有一种对其全部劳动产品的自然权利。

因此，根据凡勃伦的观点，马克思的方案是前达尔文主义者的方案。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预先注定的目标，它是一个因果的连续，没有任何趋向和任何最终期限，也没有什么最终目的，它是“盲目累积的因果关系”，是各种文明的起伏，而不是任何一种文明的演进发展成了马克思的劳动所有制宿命。结果也许是最终被资本家所控制，也许是最终被劳动所控制，在其中凡勃伦预言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这些变化性会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不是预先注定的，凡勃伦企图把它们作为没有目标的纯粹的过程加以解决。

但是，在这些变化性中，达尔文有两种类型的“选择”：自然选择
和人为选择
。我们的理论是人为选择，凡勃伦的理论是自然选择。

凡勃伦认为，由于当时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进入了经济学领域，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难以压制的阶级冲突不可避免的问题上进入了一个怀疑时期，诉诸暴力是他们所反对的，因此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爱国主义作出了让步，同时也对他们正在卷入的变化的国际形势作出了让步。在这里，凡勃伦预言了在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态度的改变；在世界大战中，爱国主义胜过了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无产阶级终将统治世界的观念。

为了满足连续变化且放弃预先确定目标的这种达尔文式的新观念，凡勃伦简单地代之以过程
观念，并没有可确定的目标。但是这样做的时候，在增加国家物质财富的劳动过程和把持、保留以及让劳动者失业的资本主义过程之间，他造成的对立甚至要大于马克思自己造成的对立。

凡勃伦指责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推衍出来的注定进化的概念是达尔文之前的概念，这没有错，但是很难想象，在只奉行有形财产古典派概念的时候，马克思会在其他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学说。如果财产只是单纯的物质所有权，如果财产的价值仅仅是物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量，那么马克思可以采用的唯一的变化的概念，就是劳动所生产的物资的增加，当然，与之并行的还有所有权的增加。

但这可不是达尔文的微不足道的变化过程，那个过程的最终的结果是不同的物种。因此，从有预定目标的形而上学的实体转变到达尔文的过程观念，凡勃伦只要将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统学派的有形财产的概念，变化为新的、实际上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无形财产的概念就行了。后者是一个买卖、借贷以及增加财产权利的金钱价值的过程本身；而有形体的财产本身没有任何的买卖能力，它的增加只是工作和发明的劳动过程所带来的使用价值的增加。

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这种物质的东西的单纯的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话，那么所有权本身就会变成一种实体，完全独立于社会劳动力这种实体。当凡勃伦从实体改变为过程的时候，他必须将不包含任何金钱的买卖过程的有形体的财产，转变为不是别的、正是金钱过程本身的无形财产。相应地，他要脱离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力，就必须代之以一种创造物质财富的规则过程，不受金钱过程的控制。对此，我们称之为管理交易
预期的有规则的重复，凡勃伦则称之为创造性劳动
（workmanship）本能
。

凡勃伦所了解的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只停留在其初期阶段，当时它还没有对包含在管理交易分析中的人道主义的内容产生影响，我们已经从亨利·丹尼森那里引证了对管理交易的分析。[17]
科学管理也没有影响到一般的社会福利，近年来管理经济学家把它作为了一个目标。[18]
泰勒的科学管理的观念完全是运用于劳动的工程师的计量观念，就如同它被运用在机器上一样，管理者凭着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就决定劳动者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凡勃伦在1914年叛离了这种观念，建立了与之相反的理想化工人的观念，无论是体力的、科学的或者是管理的创造性劳动，都发扬着优秀的创造性劳动的传统。

出于这些原因，凡勃伦变成了一切现代方案的理性创始人，这些现代方案将把工程师而不是资本家置于了社会过程的首要地位。[19]

在这里，凡勃伦的学说又一次成为了一种替代，它取代了经济现实均衡和谐的各种正统的静态学说，代之以关于财富生产者的知识、科学、艺术、习惯、习俗的进化学说，没有考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蓄意破坏。因此，正统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物质的东西本身，例如机器、商品、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复存在，它们重新现身是作为创造性劳动本能的应用知识和后天的各种习惯，这些都是以工程师为首的。

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凡勃伦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老派的经济学家的物质的东西只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出现或消失是由不断地重复或周转来更新和创造的，这些重复和周转我们归结为管理的交易。但延续和重建新物质的是知识、习惯和发明，因为这是人类能力的展现，是经过多少世代通过教育、传统、经验、实验、研究来展现的。这种知识完全是技术性的，如同凡勃伦所言：

“关于物质的自然行为的实质的知识，是人类的谋生时不得不涉及的……我们说矿物、植物和动物是有用的，换句话说，说它们是经济物品，是指把它们引入了关于方法的社会知识范围之内。”[20]

这一点甚至赋予了构成正统经济学基石的物质的东西本身以制度的特性。这就是我们用“管理交易”来代替“物资”和“劳动”的物质概念的原因。物质的东西由于折旧、报废和消费，来来往往的周转很快，但是保持其更新和增长效率的，是在不断演进的管理交易的特性中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和发明，不过由于一种“具体化”，凡勃伦把它们称为“产业的非物质设备，社会的无形资产”。[21]
这种“非物质的设备”是继承下来并可以遗传的，因为它是“对目标的不断追求，而这个目标是我们正在谈论的本能使之值得追求的”。

由于这个原因，凡勃伦把这种不加思考或没有深思熟虑的动物或人类的行为起了个“向性”[22]
或“向性活动”的名称，他把“本能”这个词留给了人的意志。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按照他的想法，称之为习俗，而不是本能。他说，这种本能是“是源自于过去的传统问题，是通过历代经验积累起来的思想习惯的遗产，它属于习俗的路线，获得了习俗和规定的连贯性，所以呈现出制度的特性与力量”。[23]

这些做事和思考的习惯方式是“获得了社会习惯的认可的，于是变得正确而恰当，上升为行为的原则。由于习惯，它们与当时常识性的办法混为了一谈”。尽管这样的本能不是因为被教育而遗传，但是它们受变化、选择和生存竞争和奋斗的支配，主要是作为各种适应性去满足生活的物质要求和文明的文化变迁的需要。[24]

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创造性劳动的本能或者如同我们应该说的创造性劳动的习惯，贯穿于所有其他的习性当中，因为它是适合性的意识，与成就最终目的的方法和手段相关。在艺术中，“美感之所在就是原动力之所在”，创造性劳动的本能提供了技术；在宗教中它是仪式；在法庭上它是诉讼程序和法律的专门事项；在产业中它是生产过程和职工力量的组织。为了获利的目的，企业家在操纵市场和人的需求的时候，也表现出了创造性劳动的本能。“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本能对其他一切都有助益，它关系到生活的方式和手段，而不是跟任何人特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有关”。“它包括坚持一个目的”。它关系到“实际的对策、方法和手段，关系到效率和经济的设施和装置、熟练程度、创造性的工作，以及技术上对事实的掌握。它是一种煞费苦心的倾向”。[25]

因此，凡勃伦被迫把目的引入了他的创造性劳动的本能中，由此也从达尔文的“自然的”选择变成了达尔文的“人为的”选择。

凡勃伦居于第二的补充概念是他的运行中的机构的概念，这个概念把物质的资本转化成了进化的过程。然而，他的概念是我们称之为技术上的“经营中的工厂”的东西，把“经营中的企业”这个术语预留了下来，包含了经营中的工厂和经营中的商业两方面的内容。凡勃伦的经营中的企业，或者干脆说经营中的工厂，是物资、机器、厂房的周转，在管理者、专家、工头和工人的经营和维护下，它生产出使用价值。卡尔·马克思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物质的东西和“物化劳动”的设备上，凡勃伦注意的是工厂中创造性劳动的组织，我们称之为管理交易的层级。因此，马克思是在“资本的有机构成”这个被动的、比喻性的方面表达这个概念的，而凡勃伦则是在管理过程这个方面表达这个概念的，它是“工头式的监督与这项工作的种类、速度和数量的相关性”之下的管理过程，它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是工头对技术状况的大量的掌握，以及他让一个产业生产过程与另外一个产业生产过程的要求和影响成比例的资质”。[26]

这就是“效率”，尽管凡勃伦拒绝“目的”这个词，但与拒绝效率这个字眼的“现代科学家”却是分道扬镳的，后者拒绝这个词据说是因为它包含了形而上学的“因果”概念。我们赞同凡勃伦的观点，效率确实是一个因与果的概念，因为它是“由工人所有者（master－workman）、工程师和厂长实施的”有目的的控制，它“决定着特定的物质设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有效地当做‘资本货物’”。[27]

我们肯定应该把这个称为目的，而凡勃伦的物质资本不再是东西的数量，而是变成了有用性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是受“流行的思想习惯”支配的。“物资的物质特性是不变的”，“变化的是人的原因”。资本不是储存劳动过去产品的积累，这些都是昙花一现且漫无目的的，它是在工人所有者的指导下为人类服务的具有产业知识和经验的经营中的工厂；资本是亨利·福特和他的十万工人，是福特的著作《我的生活和工作》，是行动中的凡勃伦。

但是，凡勃伦和福特认识到了另外一种本能，并且了解到了资本
的另外一个意义。若不是斯密在其中看到仁慈的无形之手的话，那么这种本能可能已经从亚当·斯密“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以及相互交易的倾向”中推论出来了，而凡勃伦在其中看到的是恶毒之手，为了“不劳而获”，[28]
这只手妨碍了技术生产过程。这种“金钱的本能”就是财产。财产是资本，正如凡勃伦的资本家不是通过“使用的权利”而是通过“滥用的权利”获取金钱收益一样，所以法院判决的结果是，福特符合凡勃伦的理论，他买下股东的产权，剥夺他们对利润和利息的合法主张权，以便真正变成凡勃伦所谓的受创造性劳动本能驱使的“工人所有者”。

根据凡勃伦的观点，亚当·斯密的财产概念是属于早于机器生产方式成熟之前的手工业和小商业体制的，当时工人还是生产和销售自己产品的工人所有者，当时商人是靠让自己适应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来赢利的，对于这种供求他们却没有任何控制。当时，现代的企业财产是一种投资，不是投在周转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各种商品之上的，而是投在产业本身的机械生产过程之上的。[29]
我们注意到，斯密的财产概念溯源于约翰·洛克，洛克基于工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产品的所有权，用财产和自由的自然权利替代了基于英勇、仪式和效忠的高高在上的权威，这个权威可以从世俗的权威中回到神的权威中。[30]
在斯密时代，经济生活“在工作质量和价格”方面已经变得标准化了，但现代企业在保留自然权利和自由观念的同时，已经放弃了洛克关于财产的起源在于工人创造性的效率这一结论，在预期赢利能力资本化中找到了自己的基础。财产并不仅仅是对自己生产的东西的所有权和自由处置权，它还是预期要获得的他人将要生产的东西的现在的价值。因此，财产是货币化的赢利能力的资本化，而这种资本化就是现代的资本
。

这是因为机器生产方式已经取代了手工生产方式。“机器生产方式”的规模要比机器本身大很多。它是整个国家，它是基于所使用的各种力量的系统知识的过程。农业和畜牧业是机器生产方式，它大于单个的工厂，因为没有哪种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而是“产业运作的整个协奏曲将按照机器的生产方式进行”。因此，凡勃伦总结说，必须有工厂内部的调节、工厂之间的调节、产业之间的调节，有物资和装置的计量单位，有标准化的尺寸、形状、等级、规格，不仅商品与服务如此，时间、地点和环境也如此。它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全面的、均衡的、机械的生产方式”——是工程师而不是资本家。

这种生产过程均衡得非常精细，任意一点的任何的失调都会很快传播到其他点，可能会由于停滞、浪费和困难搞垮整个生产过程。凡勃伦说，这里是企业家挺身而出的地方。“通过商业交易，几个产业单位经营关系的均衡得以维持或恢复、调整和再调整，每个产业单位的事情都是在同样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调节的”。所有这些关系“总可以简化为金钱的”单位，因为企业家作为企业家而言，感兴趣的不是作为产业设备的“工厂”，而是作为金钱“资产”的工厂。[31]
对于他而言它是一种“投资”，而投资是一种金钱的交易，其目的在于价值和所有权方面的金钱收益。他不是靠对社会有用的创造性劳动来赢得自己的收益的，而是靠没有用的企业。

区别出现在两种类型的资产上，即“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前者是“有特殊用途的资本物品”，后者是“非物质的财富，非物质的事实，在对拥有它们而获得收益的评价的基础上，被占有、估价和资本化”。这些无形资产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物质设备的所有权使得资本家成为了“社会所积累起来的关于方式和手段的知识的事实上的所有者”。也就是说，是在工程师和工人的技术能力中发现的社会的“非物质设备”的所有者。但是，所有权赋予资本家的不仅是工人的技术能力的使用权，而且还有“滥用、少用和不用的权利”。[32]

因此，法律上所禁止的“贸易限制”并非是滥用的唯一形式，最为典型且广为流行的滥用，是在获得金钱收益的时候靠“工厂的故意闲置”、靠“尽现有情况所许可的情况收费”、靠“旨在阻碍商业对手效率充分发挥的妨碍策略”、靠“逼走”竞争企业、靠哄抬物价，所以，“在资本体制下，社会不能把自己方法和手段的知识变成对维持生活手段的说明，除非在这样的时候就对物价的行为而言，能负担得起给有形的设备的所有者一个级差利益（differential advantage）”。

因为“危害的能力也许跟有用的能力一样容易资本化”。不用提及为了保护贸易的海陆军的军事机构，或者是在赛马场、酒吧等方面的投资，或者是浪费的、假造的商品，这里涉及的“所用的技术上的权宜之计的不当使用”，其实还存在着所谓的“商誉”这种典型的无形资产的资本化。这是凡勃伦给商业上的级差利益所起的名称，不仅包括原来的“顾客方面的信任和尊重等好感”，而且还包括更现代的意义，它适用于垄断和工商机构的合并这种特殊的利益。由把持供给的能力所造成的正是这些对社会和竞争对手的级差利益构成了无形资产的主要内容，这个特性给我们提供了从有形和无形资产中得出的区别。尽管无形的和有形的资产因为对所有者的收益生产能力都是有价值的，但这个假定中的前者对于社会是潜在有用的，它代表了“物质上的生产性工作”，这种工作提供使用价值；而无形资产“总体上和平均而言”是“对社会大体有用的”，原因在于它只给所有者提供货币价值。

实质的差别在于，有形资产是社会的技术上的熟练程度的资本化，也就是说，是生产方法的资本化；而无形资产是对产业和市场之间的调整和失调——对供给的不同控制——的资本化，也就是说，资本化的是“应急手段和方法，不生产财富，只影响财富的分配”。因此，无形资产是企业的金钱上的特权，只产生于对供给的控制以及在价格不满意时控制供给的能力之中，因此与工人的生产性的效率恰好是相对的，后者增加供给。

因此出现了“产业的”职业与“金钱的”职业之间的区别。[33]
古典学派把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已经被证实不够了，经济学家们引入了第四个要素——企业家——作为领取特殊类型工资的特殊类型的劳动者。与此同时，凡勃伦说，原来的按神的旨意发生的自然秩序的前提仍然存在，仍然具有其自然或正常均衡的法则，这种均衡解决了“生产服务和报酬之间的相等”。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利润就变成了企业正当的等价物，如同地租、工资和利息一直都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等价物一样。

后来，一个特殊的商人阶层也即所谓的投机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们对于“任何实业性质的企业或者是实业性的工厂都没有兴趣或者没有关系”。五十年前，企业管理者也许被解释为“以监督机器生产过程为职业的代理人”。当时，投机的功能还被认为是与实业的功能密不可分的，因此还可以在“合法的”投机和“非法的”投机之间作出区分：前者跟“某个具体的实业性的工厂的成功运转”有关；后者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但是，凡勃伦认为，近一段时期来这种关系已经分开了，所以从产业和机械的职业中，已经有条完整的界线把商业的职业和金钱的职业分离开了，因此，“这条界线并不是落在了合法与非法的金钱交易之间，而是落在了商业和产业之间”。也就是说，它是落在了抑制供给的能力和增加供给的能力之间。

凡勃伦接下来说，商业活动是“有利可图的，但未必就会对社会有用”。这类活动包括证券投机家、地产代理人、律师、经纪人、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活动，它们渐渐地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从“不易觉察的从没有任何产业效率作为远期目的的真正的投机家的活动，演变成了经济书刊上照习惯要提到的实业巨头或者企业家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特征就是“主要跟价值现象有关，即跟交换或市场价值、购买和销售有关，跟机械的生产过程，即使有任何关系，也只是间接的和次要的关系”。它们无关生产或消费，只跟分配和交换有关，也就是说，跟财产制度有关，后者“在经济学理论中根本不能归类为生产或产业的活动”，原因在于私有财产的功能完全在于其抑制供给的能力。

实际上，产业是“严格受商业制约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意味着“对财富的任意控制”。企业家决定将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或有用，而是为了“市场价值”。通过扰乱或者是促进产业，他往往一样赚钱，或者说至少避免了损失。简而言之，来自于凡勃伦的金钱职业的收益，是从财产制度所允许的阻碍和抑制生产的能力中产生的，而来自于他所说的实业职业的收益，则是从创造性劳动本能所允许的生产的增加中产生的。

这些金钱的收益，凡勃伦定义为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是可以买卖的不劳而获的权利”，既得利益是“非物质的财富”、“无形的资产”。它们是三种主要商业方法的派生物，即限制供给、阻碍流通和似是而非的宣传。三者都是以有利可图的销售为目的的。它们是“推销术的策略，不是创造性劳动的策略”。然而，它们并非是不诚实的，“它们严格在商业诚信的范围内行事”，它们不过是法律所允许的不劳而获的收益。由于这个缘故，它们被称为是“无代价的收入”，因为它们的接受者是在社会的机械生产之外获得这些收入的，它们凭借的是把持供给和把持机会的能力，而不是通过增加商品的供给和就业的机会来提供一种相当的服务。

那么，以金钱职业为业的目的是什么呢？早期的经济学家如魁奈、李嘉图、马克思，完全排除了货币，或者把它简化为一种商品，而且他们把地租、利润和工资描绘成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中被交换的商品的数量，仅仅把货币作为一种计量单位，与其他的量度单位没有什么不同。但凡勃伦的现代企业家完全以获得货币本身为职业，或者干脆说以获得各种合法的手段如股票、债券、银行的经常账户等为业，这些手段在交换中具有支配商品和劳动的能力。这些合法的手段是所有权的证据，不是创新性劳动的产物。它们和商品没有任何必要的关系，实际上根本不是商品，而是控制商品供给的合法手段。以前的工人或商人带来的是实际的商品，先生产，然后带到市场上来。但是，这些现代的无形财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凡勃伦认为是对还没有生产出来的某种东西的权利或主张权，即一种预期的净收益的能力，也就是说，是超过预期工资支出的级差利益，这个利益的大小，决定于限制供给从而保持价格的生产过程，以及限制需求并增加劳动供给从而压低工资的生产过程。由于这个原因，凡勃伦的无形财产是对级差市场利益的主张权，当这种权利在各个要求者之间分配时，采取的是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形式。它们在产业的机械生产过程中不具有任何必要的基础，完全取决于所有权权利和作为结果的供给控制。

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个方面，凡勃伦所遵循的是历史的路线，而且他所作的区分与美国高等法院1896年在亚当斯快运公司一案中最后所作的区分是相同的。[34]
他和法院一样，扩大了财产和资本两者的定义，从有形的财产扩大到未来预期的赢利能力，正是这种赢利能力的买卖活动构成了“可买卖资本的交易”。[35]
这种可买卖的资本，正如我们在亚当斯快运公司一案中所看到的，与物质的资本没有任何确切的关系。按照凡勃伦的观点，它是一种“货币价值的基金”，“与旧式的产业资本概念的……产业设备的关系疏远且飘忽不定”。资本化的旧的基础是“特定机构所占有的物质设备的成本……现在这个基础不再由所占有的物质成本来提供，而是由公司作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的赢利能力来提供”。换句话说，“资本化的分子不是工厂的成本，而是这个机构所谓的商誉”。

凡勃伦说，“商誉”的意义已经被扩大了，目的是为了满足现代商业方法的要求，即“性质各异的各个项目都应该囊括在商誉的名下，但这些项目却有这么些共同点，即它们是‘非物质的财富’、‘无形的资产’。要附带提请注意的是，它表示在其他的东西中，这些资产对社会没有用处，只对它们的所有者有用”。他进一步列举了他认为现代适用的商誉的成分。

“商誉……包含这些东西：已经建立的习惯性的商业关系，诚信交易的名声，特许经营权和优先购买权，商标，品牌，专利权，版权，受法律保护的或保密的特殊方法的排他使用权，特殊原料来源的排他控制权。所有这些项目都给其所有者以级差利益，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没有什么较大的好处。它们对于相关的个人是财富——级差财富，但是却不构成国家财富的组成部分。”[36]

如果能买卖的或非物质的资本和商誉是一样的，而商誉只是所有权的权利，那么被占有的物质的东西是什么呢？必须有一个坚实的所有权基础。原始的工人所有者拥有自己的房屋、原材料、工具和产品，现代的企业家拥有自己的有形设备，可是与设备的技术财产无关。现代企业家拥有的是“可买卖的资本”，但这也必然涉及某种有形的东西，这个东西能够像房子、马、机器一样拥有和占有。因此，凡勃伦的有形财产的概念，导致了费希尔坚持认为企业家拥有自己的顾客，[37]
也导致凡勃伦断言企业家拥有自己的工人。[38]
无形资本或商誉跟物质资本或商品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无形资本的所有者拥有自己的工人，而物质资本的所有者拥有建筑和工具。由于拥有自己的工人，他们就拥有和经营中的工厂密不可分的生产组织，生产组织是附属于运行中的工厂的。这使得量化的差别成为可能，因为交易是可以买卖的，也就是说，无形资本的交易是可以买卖的，它所进行的交易的规模要比物质产品的交易大得多，而且产生了更大的利润。[39]

在法院对希奇曼（Hitchman）一案的意见中[40]
我们已经看到了同样的形象化的说法，确认了后来变成以“黄狗”[41]
合同著称的东西。在该案中，法院这样定义“商誉”这个词是为了在其雇员的服务方面给予雇主一种“所有权”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反对强制和胁迫，甚至反对工会的劝说。凡勃伦的概念与法院在此案中的概念相去不远。

但是必须记住，根据我们的相等权利的公式，[42]
所谓的消费者所有权和工人的所有权根本不是所有权，而是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风险承担”的关系。

这些单纯的所有权权利或者“可买卖的资本”具有一种赢利能力，因此具有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机械的工作程序赋予物体的价值之外的价值，这是怎么回事呢？凡勃伦认为，所有权在现代的“大企业”形式中只有一个价值源泉：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抑制物质商品供给的权力。虽然创造性劳动会增加商品的供给，但所有权会抑制供给。它是一种任意终止产业的权力，这种权力迫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对所有者作出妥协，并且给他们支付代价，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许可使用土地、机器和原材料，但信用还不包括在其内。这种使用许可权具有巨大的价值，因为它可以被任意拒绝，而没有它将一事无成。如果不为使用许可权付出代价，那么产业可能随时被终止，工人可能随时被解雇。但这又是一种自由—风险承担的关系，而不是权利—义务的关系。

因此，单是这些使用许可权就能和任何物质的东西一样买卖、借贷。根据目前可以使用的目的，它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名称。从信用制度的角度看，它们是股票、债券、公司债券、银行存款，这些构成了对这些使用许可权的预期的赢利能力的主张权的基金，凡勃伦称为是“贷款基金”。但是从产业运转的本身而言，它们是高于所支付的工资的级差利益的，其中包含最多的是被人们称为“商誉”的无形财产。

在这里我们将看到，凡勃伦对于级差利益的解释再现了卡尔·马克思对李嘉图地租法则的解释，他把这个解释扩展到了所有的级差利益和所有的净收入。李嘉图认为地租是由于劳动在较好的土地上有更大的生产力，但马克思认为地租是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无论哪种情况，所有者都不生产任何相当于所获得的地租的东西。李嘉图认为地租是财富的“转移”，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在这方面，李嘉图、马克思和凡勃伦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李嘉图认为不劳而获的土地的增量是由于劳动投入在较好的土地上因而具有更大的生产力
，而马克思和凡勃伦则认为是由于私人所有者在终止生产方面
具有更大的权力，因为他占有了劳动所产生的更大的生产力的工具。马克思得出自己的结论是通过黑格尔的方法，把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进行对比。如果所有的土地都公有，那么级差的生产力
就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地租，人们就会对总产品进行平均，就如同农民把自己农场里的好地和劣地的总产品进行平均一样。马克思同样把自己的平均方法用到了全国的总资本上，因此，他把利润、地租、利息折合为了一种平均利润率，而且同样把它扩展到了全国的总的社会劳动力上，把熟练劳动换算为了非熟练劳动的倍数。资本不是变成了个体的资本家，而是国家总的所有权权力的能整除的部分；劳动不是变成了个体的劳动者，而是国家总的生产力的能整除的部分。[43]

另外一方面，凡勃伦当然不会犯平均数的错误，他把级差利益的原则从李嘉图的地租扩展到了同时包括利润、利息和地租在内的全部的范围，无论这些收益是从商誉、专利权、特许权、土地还是从什么所有权权利中得来的。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平均的取得收入的能力，而凡勃伦则认为是许多级差的取得收入的能力。但是无论什么情况，它都跟李嘉图的地租完全一样，即不同程度的“不劳而获”的能力，或者说如同李嘉图说过的那样，是不同程度的财富的“转移”，而不是“创造”财富的能力。

这样，凡勃伦就揭露出了古典学派和享乐学派关于财富的定义中所固有的物资和所有权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过去曾受到蒲鲁东和马克思的批判。在一个方面这种双重性通向管理交易，在另外一方面则通向议价交易。我们首先来考虑管理交易。

在凡勃伦提出其效率理论的那一年，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出了他关于时间和动作的研究成果。[44]
泰勒跟亚当·斯密一样有一个“基本条件”，即通过极大地增加劳动的生产力就可以达到利益的和谐
。他反对工人限制产量的学说，但不是在其有组织的工会形式方面加以反对，而是在其害怕削减计件工资率和害怕失业的本能形式方面加以反对。[45]
他看到了工人和雇主之间使用暴力而不是说服的冲突习俗、讨价还价而不讲效率的习俗，以及人们实际生产的东西与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生产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差距。他看到了疲劳的最高限度和愚笨的、浪费的工作方式。他的主要的兴趣在于生理上的疲劳问题以及工程上的最大产出问题。以前的学者一直都没有超越一种宽泛的生产力的概念。泰勒不得不找出点办法来，把问题定义得足够窄，以便成为经得起检验的测量，并且普遍适用。

这些限度是在提高人类能力的工程问题和引起更大意愿的经济问题中发现的。对于泰勒来说，前者跟任何的机械工程问题完全没有区别：人类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种机器。但按照尤恩·克莱古的话说，经济问题是向工人“推销”科学管理的问题。

泰勒说：“问题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人的努力外加自然资源、机器、建筑等形式使用的资本的成本，只有当其合起来的支出最小的时候，该机构完成工作的时候才会带来工人的最大的幸福和雇主的最大的幸福……科学管理的普遍采用将来很容易就会让从事产业工作的一般人员的生产力翻番。想想吧，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生活中必需品和奢侈品两方面的增加都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在适当的时候就有可能缩短劳动时间，而这意味着增加教育、文化和娱乐的机会。科学管理将意味着……差不多一切产业纠纷的原因的消失。一个合理的工作日由什么构成，这将是个科学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对象……我们不争执太阳是不是在东方升起，我们改为测量它的升起。”[46]

这样一来，经济学被简化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工程问题。泰勒跟马克思、凡勃伦一样，他小心翼翼地排除了一切扰乱物质经济学家生产力概念的所谓的生产要素，例如土地、资本、机器，这些都只是工具。生产力是产出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包括工厂的管理和装置在内，它是每工时的产出率。这就是效率。

不断增加的效率会在不增加疲劳的情况下创造出一种剩余。资本家本应该与工人一起分享它，但如果工人获得了现行的工资率，那他就没有权利得到它了。它不是一个权利的问题，而是一个管理的问题。

从马克思的形而上的社会劳动力、凡勃伦的生物的创造性劳动的本能、泰勒的劳动的机械化，转变到了管理交易这个社会问题，下一步我们要转向亨利·丹尼森，也就是转向雇主—所有者—经理。丹尼森的分析在上面已经出现过了，他[47]
跟福特一样，收购了股东的主张权，而且更进一步地使得董事和经理的选举变成了上层的“工人—所有者”集团的职责，而不是“投资者—经理”的职责。在这里，管理不只是泰勒的工程科学，也不只是凡勃伦和福特的创造性的劳动和权威，它是一个意志的过程，也是一种工头和熟练工人之间的交易。在这里，选择的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工头，而是“共同的设计”。

（三）从管理交易到议价交易

管理交易由法律上的上级和法律上的下级关系产生。心理学上的这种关系在法律上是命令和服从，但是议价交易却产生于那些法律上的平等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上的这种关系是劝说或胁迫。正如凡勃伦的创造性劳动的本能后来分解成为了丹尼森的运行中的工厂的“合理的”管理交易一样，凡勃伦的金钱的贪婪性后来也分解成为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合理价值，如同在一个经营中的企业里“自愿的”买卖双方会同意的那样。构成经营中的企业这个概念两者都是需要的，它们彼此作用——一个生产的组织，一个买卖的组织——可以使得两种类型的交易都是合理的，而不是压迫的、没收的或者剥削的。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这里，凡勃伦的创造性劳动的本能也是一种贪婪性和金钱估价的本能。由凡勃伦的技术工人创造的体面的干扰方法，例如罢工、联合抵制、劳工流动率、暗中破坏以及高度熟练的工人为了更高的工资而讨价还价，让我们想到了工人和企业家都有的同样的贪婪本性。他的效率和议价的对立是有效的——效率是供给的增加，议价是供给的抑制。然而，创造性劳动的本能不会不顾工资而持续生产商品，除非条件满足否则抑制供给。这种权力实际上就是凡勃伦的金钱动机和他的财产权利，它也是一种制度、历史的事实，它也具有演进的习俗。工头或劳工不会认为原材料和劳动由自然提供并随手可得，他们会发现，它们是被原材料的所有者和劳动力的所有者所占有的，在使用之前，必须获得所有者的许可。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凡勃伦才会像他反对资本合并一样反对工会，两者都是对贸易的集体性的抑制，两者都是金钱的本能，都是议价能力的无形财产。资本家和工人的区别并不是前者有金钱的本能而后者没有，而是财产的法律和习俗所赋予的那种抑制的能力，也许在资本家的组织中要大于在工人的组织中。但是，这是一个程度问题，而程度问题就是合理性的问题。如果在管理或议价的交易中它们是能力的程度问题，那么就可以在那个基础上对它们加以研究，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要把它们分成两个实体，即一个是理想化的创造性劳动的本能，一个是破坏性的获取的本能。

凡勃伦把商业和实业愤世嫉俗地对立了起来，历史的解释是他没有像探索技术的习俗那样去探寻商业习俗在法庭的判决下的演进。这样一种研究揭示了他的“无形财产”的演进，而他的无形财产存在于商誉和特权之间形成的区别，商誉是抑制权力的合理使用，而特权是那种权力的不合理使用，这样的研究是凡勃伦所不允许的。只有在对议价交易的分析中，才能找到这种演进的经济基础。从心理上讲，它是劝说与强迫之间的区别；从法律上说，它是权利、义务、自由和承担风险之间的区别；从经济上说，它是自由竞争与公平竞争之间、机会平等与歧视之间、合理与不合理的价格之间的三种区别。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正当的法律程序意义的演进中了。这些心理的、法律的、经济的方面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从我们前面从经济学家的市场概念和法学家的法律关系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议价交易的公式中可以看出来。[48]
这些对于工人和资本家一样贴切，他们都是贪婪的、金钱的，也都是有技巧的。正是因为凡勃伦没有注意到法庭判例的演变，所以他没有得出合理价值的概念。

（四）时间流和时间间隔

管理和议价交易之间的区别就是效率和稀缺之间的区别。对于两者而言，共同的进化的事实就是财产制度，这是从征服和习俗中发展而来并成为法律的。管理的范围从奴隶制、农奴制、劳务还债制、主人和仆人到工头和工人，议价从物物交换和货币到信用，从个人议价到集体谈判和稳定，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另外的抑制区别的，那就是时间
的概念。

从魁奈、李嘉图、马克思、麦克劳德到凡勃伦，他们的物质学说的一个显著缺点就是他们都无法处理好流和时间间隔之间的区别。“流”是即将到来的未来的和正在离去的过去之间的一个运动的时间点，没有可测量的维度，但时间间隔是两个时间点之间的区间，这个区别成为了过程和估价、管理和议价、效率和稀缺、利润和利息、风险和等待、无形财产和无形体财产之间的差别的基础。

没有一门自然科学要求在时间流和时间间隔之间进行这种区分，因为它们都不涉及未来的时间，然而，对于作为一种意志科学的经济学来说，时间
完全就是未来的时间。但对于经济理论而言，时间流不仅是一种预期的时间流，而且也是一个现在的时点与一个未来的时点之间的预期的间隔。

凡勃伦在从各种均衡理论到一种过程理论的真正科学的进步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未能进一步地把人类的过程与自然过程区分开来，他的物质的假设不可能把一个预期的时间间隔与预期的时间流区分开来。这是无形体财产与无形财产之间的区别。对于他来说，就如同我们在麦克劳德和所有物质经济学家身上所看到的，这种对时间
的误解是一个根本的谬误。

实际上，他的“无形财产”的确看到了未来的赢利能力，称之为无形也是恰当的，但那种赢利能力完全是一种伴随着危险的时间流的商业交易的预期的重复，不是在一个时间间隔中收益的预期的延缓。他所用的“间隔”这个词的意思，实际上是“流”的意思。我们已经看到，这恰恰就是无形财产与无形体财产之间的区别：无形体财产是债务偿付之前的等待；无形财产是从未来的交易中将要获得的利润的预期。实际上，两者都是“能买卖的资本”，如同我们在股票和债券的区别中所看到的那样，而且利润和利息是难分难解地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它们是预期的有利可图的交易的重复与预期收益等待之间的区别，前者受自由与承担风险法则的支配，后者则是从一种权利的实施及相应的职责中得出的。

毫无疑问，这种差别很微妙，对于那些按照现代自然科学或者是按照法律上的可转让性来思考的人而言，对其进行解释是很困难的。凡勃伦拒绝接受这种区别的情况，可以从前述的“时间间隔”的双重意义中看到，也可以从他把“可买卖的产品”与“可买卖的资本”对立中看到。产品或者说有形的东西，跟无形的商誉和无形体的债务一样，都可以买卖，从买卖中得到的要么是利润要么是亏损。他说，这种利润或亏损在两种情况下都可以“在时间单位的百分比的形式下出现，也就是说，作为时间间隔的函数”。“但是……商业交易本身并不是一个时间间隔的问题。时间不是这种情况的本质。一项金钱交易的大小不是商定交易所耗费的时间的函数，也不是从交易中积累起来的各种收获”。[49]

完全正确。买卖交易的条件是在一个时点上取得一致意见的，这时想法吻合，权利得以转移；但是，如果双方在谈判和未来的履约或支付之间商定的是一个时间间隔问题，那么时间间隔就是这种情形的要素。在每笔交易中，利润或亏损的增加都是在一个时点上发生的，而一连串这种增加就是时间流。因此，时间间隔不是利润的要素。但是，如果产品是现在购买，那么从现在算起三十天后出售，时间间隔就是利息的要素。

实际上，这个间隔是同时作为风险和等待出现的，两者对于现在的估价都有影响。但凡勃伦排除了等待，只注意了风险。他说：

“在庞巴维克‘现在的物品要优先于未来的物品’的命题中的那么点真理……以‘预期的安全要优先于预期的风险’的公式出现会表达得更清楚些……其实，考虑再三，‘现在的物品要优先于未来的物品’这个看法实质上一定是作为错误让人感兴趣的……即便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现在的物品要优先于未来的物品’也只是就财产权利有保障的地方而言的，而且只是出于未来的使用的目的。人们期望的对象是现在的‘财富’，而不是‘现在的物品’；人们期望现在的财富主要是因为它的预期利益。”[50]

凡勃伦的所谓的“现在的财富”，是到现在为止的财产权利的现在的价值。但这种现在的价值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预期的风险和预期的延迟。显而易见，在凡勃伦的“时间间隔”的双重意义中，需要一种相当于预期重复与预期延迟的区别，前者包括变化和风险，后者是指商品或偿付的延迟。当凡勃伦用“变化”代替“均衡”的时候，他确实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他因此使得时间
成为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事实，但他未能看出变化与等待之间的差别——那是经常存在的移动的时点与一个现在时点和未来时点之间的间隔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变动发生的时间，后者是等待发生的时间；前者可以称为时间流，后者可以称为时间间隔，两者是分不开的。但凡勃伦认识不到这种区别，这让他忽略了债务这种无形体的财产，把它跟预期的有利的交易这种无形财产混为了一谈。直到1932年费希尔在《繁荣与萧条》一书中才给无形体的财产债务在经济学理论中赋予了恰当的地位。[51]

因此，凡勃伦虽然是仅次于麦克劳德制度经济学的先锋，但在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却没有超越由法院和立法机构在实践中所得出的结论。他的批评和建设性的工作覆盖了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间，此后他的著述主要是阐释他先前已经完成的远见卓识。在他的开拓时期，在法院从有形财产到无形财产的实际的做法中，财富作为物质及其所有权的双重意义正在被打破，但弄清合理价值的行政上的研究工具还没有在行动上确立起来。直到1908年州际商业委员会
的权力扩大时这才开始，随后各州成立了形形色色的关于公平竞争、合理差别待遇、合理价值以及产业方面的委员会，1911年后，后者在劳资冲突中确定了各种合理关系。

还有，走向科学管理的运动才刚刚开始，在管理交易的各个方面致力于确定并建立合理条件的一支专业队伍尚未发现自己能胜任工作。

无形财产原则的其他方面的应用，特别是在稳定物价方面，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更不要说设计管理机构了。凡勃伦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排除了债务这个无形体的财产，也包括级差利率，这使得他不可能（像同时代的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所做的那样）奠定这样一个基础，提出管理同样的无形财产的建议，从而通过贴现率的集中控制和公开市场运作来稳定物价。

在经济学中，凡勃伦在物质和无形财产之间确立的二元论的问题，直到最近才受到经济学家们[52]
的抨击，他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概括为交易、经营中的企业、稳定价格和合理价格等术语。每笔交易都是一种估价，但不是对物质的估价，而是对凡勃伦的物质的所有权的估价；每个机构既是凡勃伦的经营中的工厂，又是企业家的经营中的企业；一般物价的每次波动，都是凡勃伦所谓的剥削；每种更好的理解合理价值的方法，都会减少这种剥削。这些都是科学的，不是在凡勃伦的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在活动中的人类意志的意义上说的。

二、从个人到制度

凡勃伦以一种愤世嫉俗的物质和所有权的二元论告终。意大利、奥地利、美国的其他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生活的时代从十九世纪末享乐主义学说的人占主导地位延续到了战后二十世纪享乐主义的集体抑制，也未能调和这种二元论。他们或默默地或公开地放弃了自己早期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完全转向了利益冲突中对个人的集体控制，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维塞尔在1889年完成了他的《自然价值》一书，[53]
差不多四十年后（1926年），他又完成了《强权的法律》这一著作。在头一本书中，他修正和阐明了门格尔的伟大著作。在战后的第二本书中，他回归到了自己在战前的历史研究中。这两本书如同两个不同的世界，在他后来的书中，维塞尔没有做任何努力去调和这两本书中的理论或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以给这两本书一个合理的地位。[54]
结果第一本书是个人主义的，第二本书是集体主义的；第一本书是人对自然的关系，第二本书是人对人的关系；第一本书的单位是满足欲望的商品，第二本书的单位是对个人进行集体压制的道德、垄断、暴力的力量。一个是价值
法则，另外一个是力量法则
。在价值法则中，所有的个人都是相似的、平等的、自由的，因为他们是孤立的，并且与自然有着相似的关系；在力量法则中，个人是被情欲所支配的，愚昧的群众要由精明的领袖来组织。在价值法则中，维塞尔寻求的是在一切历史和制度的变迁中永恒持久的东西；在力量法则中，他寻求的是在自古以来就可变且强制性的东西。在价值法则中，他发现自己符合个人主义学派；在力量法则中，他坚称自己既不能追随古典学派，也不能追随享乐主义的个人主义学派，更不能追随对人的身体的有机的比喻，他只能按照他在历史中实际看到的那样对待事物。他认为，历史就是集体压制个体的历史。

与此非常相似的是，被墨索里尼尊为法西斯经济学创始人的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跟维塞尔强调的是相似的东西，他也创立了两种对立的社会哲学。在其《政治经济学手册》（1909）中，社会是一个彼此发生作用的“分子”的世界；“效用”是这些分子的个人主义的欲望，强度上是递减的，这种递减导致他们的行为。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了帕累托对数理经济学家“均衡”学说的举世闻名的贡献。

但在他十年后的《社会契约》中，帕累托明确地否定了他自己的“分子”社会概念。他用“社会效用”和“集体欲望”代替了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恰好跟他的“个人效用”相反。因此，他认为，它被用做了政治和金融腐败的掩饰，这种腐败改变了现代民主，尤其是在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变成了一种“蛊惑人心的财阀统治”。它在国内外都蜕化成了暴力。

实际上，帕累托是另外一次从理性
时代到蒙昧
时代的马尔萨斯主义的转变。正是因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愚昧的、被情欲所支配的，但它却是对个人的集体支配，所以他才提倡用一种法西斯的独裁来代替他的所谓的“蛊惑人心的财阀统治”。在美国，除了我们正在趋向的法西斯主义，我们还有社会效用的形成和分配的选择问题，这种社会效用需要一种关于合理价值的社会理论和实践。[55]

当我们探寻法西斯哲学之所以建立的基本的研究单位时，我们可以在大家所公认的日耳曼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经济学家斯班（Othmar Spann）的著作中找到它。他的经济制度的结构是建立在服务和价值这两个基础上的。[56]
当我们分析斯班详细论述过的这些基础时，我们发现，它们不是分解为了管理交易
就是分解为了限额交易
，这是上级
与下级
的社会关系。如果对于私有经济而言它是个人的价值，那么这种关系就是管理交易
的关系；如果对于国家经济而言它是社会的价值，那么这种关系就是一种限额交易
的关系。

在这方面，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社会单位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基本社会单位是一样的，它们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谁将是管理者和限额者，是无产阶级还是资本家。例如，在帕累托、斯班和维塞尔的著作中，和在凡勃伦的著作中一样，都没有对限额交易的分析，这些交易是从英美习惯法的判决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法律源自于人们的习俗。管理交易和限额交易在法律上都是基于上级
和下级
，这导致了一种独裁的社会哲学以及命令
与服从
的社会心理。但议价交易则是基于自愿的买卖者的概念，因此是建立在一种劝说对压迫的观念基础之上的，这种劝说对压迫是据认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导致了一种自由意志的社会哲学，这种意志体现在无差别的机会选择、公平竞争以及合理的议价能力中，这些都受合法程序的保障。

后来英美这种从个人主义心理到集体观点的转变，在美国经济学家费特四十年的工作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与众不同的是，他非常出色地发展了个人主义经济学的心理基础。但是，当他转向应用经济学和法庭的判决的时候，他激昂地论述了他的制度经济学关于《垄断的伪装》（1931），这个词在他来说，相当于帕累托的蛊惑人心的财阀统治、凡勃伦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蓄意破坏。

毫无疑问，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些制度的变迁置若罔闻，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人肯定是少数派，然而他们是典型，代表的是二十世纪大规模的集体主义运动公开或悄然地被迫进入经济学的内容。

但是，在他们能够很容易就适应维塞尔的强权、帕累托的社会效用
、费特的伪装
这些更新的集体主义的学说的时候，有没有必要以失望和厌恶的态度放弃那些老套的个人主义、分子的、均衡的学说呢？水波要寻求自身的平衡，当水面因水位升高十英尺或因水位降低十英尺时，其寻求水面自身的平衡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老旧学说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边际效用”所在的位置往上有多高、往下有多低。如果劳工组织把工资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一百，那么资本家、雇主、工人就要在那个较高的水平上调整他们个人的竞争；或者说，雇主的组织把工资压低了百分之五十，那么资本家、雇主、工人就要在那个较低的水平上调整他们的竞争。尽管集体行动、帕累托的蛊惑人心的财阀统治、企业家的煽动性的民主，按照它们左右游戏规则的能力降低或提高了社会效用的水平，但在这些个体的分子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趋于均衡的倾向。

我们发现，旧的分子和边际效用的学说，把一种伦理上的机会均等
学说，延伸为了一种经济上的个人平等
的学说。对于所有的人而言，也许存在着均等的机会，但有些人却可能具有比其他人大得多的能力去利用或者享受这些机会。人性太善于适应了，无论那些均等机会的水平有多高或有多低，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个人之间都可以作出说得过去的竞争调整。如果需要作出的只是调整旧的学说以适应更新的集体主义经济学的学说，那么抛弃旧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的学说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三、从自然权利到合理价值

合理价值
的学说正在取代自然权利
的学说。本书的作者在自己五十年的生涯中一直关注着它的出现。上述章节也许已经给出了这一结果的前兆。自然权利的学说从十八世纪和法国革命开始，一直流行到了十九世纪的美国内战，那是真正的美国革命。在二十世纪初叶它老迈的时候，自然权利学说还在继续着它各种矛盾的诠释。单一税制把自己关于自然权利的提议建立在了人对自然恩赐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之上；魁奈把自己的主张建立在自然秩序之上的地主所有权上；土地的所有者对于他们已经取得的土地拥有一种自然的权利；企业家对于经营他们认为适合的企业拥有一种自然的权利；个人对生命、自由、幸福拥有完全的自然权利，这些后来被理解为指的是财产；立遗嘱之人对他撒手人寰后的几代人都有处置自己财产的自然权利。通过修正和诠释，自然权利被写进了《宪法
》。

许多事情都起到了剥夺自然权利主张的作用。哲学家对其提出了质疑，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是，哲学家们相互抵牾，没有任何行得通的代用品，直到下层阶级组织起来，直到世界大战之后的历次革命，才使得亿万民众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来自于国家和其他的集体行动，而并非“自然而然的”。

本书前面的章节把我们引向了公共政策
和社会效用
的问题。这些问题跟合理价值
和合法程序
的问题是一样的，问题源自于一切交易基础的三个原则：冲突、依赖、秩序。每项经济的交易都是参与者共同的估价过程，其中的每一方都是受不同的利益、对他人的依赖以及行为准则所驱使的，这种行为准则要求交易要服从于集体行动，这种服从是暂时的。因此，合理价值就是合理的交易、合理的习惯以及相当于公共目的的社会效用。

合理价值这个名词让人想起的第一个观念是个人主义的、主观的、理性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由约翰·洛克阐明的，通过十八世纪的理性时代
传导给了现代社会：人是理性的存在，人类为了服从才需要学习真理。理性只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合理价值就是每个个体认为是合理的东西。因此，有多少个体就有多少种合理价值的意义。在逻辑上，这一理论是以法国革命和戈德温无政府主义为结果的。

但是，理性跟合理性是两码事。人并非像十八世纪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动物，而是像马尔萨斯所认为的那样是愚昧、热情且无知的一种动物。因此，合理价值
包含了大量的愚昧、热情和错误。按照马尔萨斯的历史分析，理性和道德品质是一种缓慢的演化，源自于人口过剩、利益冲突以及作为结果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就是要有一种法律和秩序的统治来调节冲突。

然而，在整个理性时代
的这些年月里，习惯法法庭在判决利益冲突和从起初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秩序的过程中，一直都在发展一种合理性
和合理价值
的制度观念。这种制度的理性和合理价值的观念一直都是集体的、历史的，但理性主义的观念却是个人主义的、主观的、理性的、静止的。毫无疑问，制度的观念实现自己最清晰的进化演变，是在用习惯法的方法制定新法律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习惯法接受了当时占优势的那部分人变化的习俗，在一种辩明的合理化的过程中，把它们阐释为了未来集体行动的行为规则，以控制个体的行动。由于这个过程是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力中达到顶点的，所以合理价值观念的这种演进，要求对从行政权力到立法权力然后到司法权力的历史的演变有一个了解，以此作为其制度的背景。[57]

进一步回溯一下，这种制度的发展是从手工到机械加工，然后是机械集合为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发展，是从挖土的印第安人到亨利·福特的技术发展。与此相伴随的是从封建主义的农业阶段到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易阶段的跃迁，后者是按照商业资本主义、雇主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银行资本主义的顺序演变而来的。同样重要的是，征服和人口过剩导致了自由土地的终结，这就关闭了独立精神的出路，并且由于国家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减少了利润边际，因而这就反过来发生了另外一个技术过程，即蒸汽、电力、汽油和无线电形成的市场和市场信息的扩大。

在这些历史阶段的每一个时期，关于权利和合理习惯的新的概念一直都在快速地冲击旧的概念，直至我们在一个继承了旧概念的世界中形成了现在关于合理价值的相互争论的各种概念。不过由于经济的失调，这个世界被迫从逐渐消亡的旧概念中演化出了一种未来的新概念。

被著述的大多数历史都缺乏历史的意义，它们都是在先前的事件中寻找人类活动的因果关系。但如果我们把自己置身于参与者的地位，那么某种程度上如同现代传记历史的做法那样，并且采用他们的谈判心理的立场观点——这种心理要求我们想象那些参与者在他们行动的时候的想法，那么这种因果关系就在于未来。[58]
参与者面对的是引起他们预期的东西，无论它是议价交易的劝说与强迫，还是管理交易的命令与服从，还是限额交易的请求和争论。他们都考虑到了那些他们正在研究的人的个性，无论是他们的动机、理论还是社会哲学，这些都已经用他们希望或害怕的预期结果“承载”了他们的经验。他们考虑到了对自己和他人都开放的选择，这些选择承担了自由或无自由选择的机会，以及其他的许多情况，这些情况在当时设立了他们在自己的全部交易中从中选择和行动的条件。决定行动的不是社会的一种合理状态，而是参与者在交易中遇到的一系列的非常不合理且复杂的预期。这是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变化的情形。在这种变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的未来性中，他们必须现在就行动。正是在这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范围内，合理的习惯和合理的价值的概念出现了，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改变着制度本身。

在斯密瑟（Smythe）诉艾姆斯（Ames）一案中，[59]
美国最高法院给合理价值
作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定义。然而，这是一个常识意义上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下，所有的理性和半理性的生命都是尽自己所能地发挥作用的。这个定义与法院的合法程序的观念是一致的，合法程序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许多不同的变化。在一个铁路估价的案例中，谈到由争论者提出的许多相互冲突的价值学说时，最高法院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每种学说必须赋予“合理的权重”。通过这样一种合理评价的程序，最高法院一旦最终作出了对一项争执的判决，那么在美国的制度结构下，这项判决暂时就是关于合理价值
的定论。在类似的情况下，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遵守它。合理价值是关于所谓的合理的事物的一种进化的集体决定，所谓合理，是考虑到所有变化的政治、道德、经济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官人选的个性。在合理价值的决定中，自然权利丧失了它们的不变性甚至开始消失。对于制度和其他方面的变化，我们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轮廓，从历史的观点上说，这些变化就是不断变化的合理价值概念的理由。

四、统治权

统治权是从私人交易中抽出的暴力，它由我们称为国家的机构独占。但统治权一直被视为一个实体和程序。作为实体，它是国家
的化身，似乎是远离人民存在的。作为程序，它是暴力的惩罚，是从一直被认为是私人的事情中抽出的，这种惩罚在官僚统治集团的手中专门化了，这种专门化是在行为准则和习惯假设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统治权是一个授权、禁止、调节在人的事情上使用暴力的变化着的过程。[60]

在这个过程中，有值得注意的三个变化时期表现了英美统治权起源的特征，可以区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时期。第一个时期始于1066年诺曼底人对英格兰的军事征服，它使得国王超越官僚统治集团成为了最高权力；第二个时期，从1689年的英国革命开始，它使得立法成为了最高权力；第三个时期，从1787年美国《宪法》以及“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1791年和1868年）开始，经过司法解释之后，它使得美国最高法院超越联邦和各州的官员成为了最高权力。

（一）行政权

在第一个时期的早期，暴力惩罚和经济惩罚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统治权跟财产是一回事。国王是唯一的君主和唯一的所有人。他把土地赐予给一个佃农，或者是把营业执照赐予给一个公司，就是赐予在土地上对次级佃农的统治权，或者是赐予对那些从事这个行当或职业的人的统治权。后来，人们开始对统治权和财产权进行区分。统治权，现在可以被区分为对下属身体的暴力的管辖权，这一点被从这些受赐者那里拿走了，只留给了他们所有权，或者是对其交易的经济上的管辖权。我们可以引证这种类型的案例，例如像土地的授予，附带权力去建立具有暴力管辖权的法院；或者行业协会的营业执照的授予，这个营业执照在其管辖权的范围内具有对人的暴力和经济的控制。[61]

这种统治权授予的残余，其现代的案例出现在美国。在美国，公司从郡治安官那里获得一个副治安官的许可证，它们的雇员就可以在公司的管辖权下使用暴力。

（二）立法权

在开始于1689年的第二个时期，由于跟前述的博纳姆（Bonham）一案类似的案例，财产权跟统治权已经早已可以清楚地区分了。现在革命把一个财产所有者组成的议会置于了国王和他的司法体系和行政官员之上。这是由1700年的《定居法案》所保证的，这项法令使得司法独立于王权，而且为内阁任命所有官员铺平了道路，这个内阁可以在议会中支配多数。[62]

（三）司法权

在第三个时期，由于美国《宪法》特有的规定，财产和自由的定义因此被置于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之下。“第五修正案”经过最高法院的解释，赋予了最高法院对国会的司法权；“第十四修正案”根据司法解释，赋予了最高法院对各州的如下司法权：“各州不得制定或实施法律剥夺美国公民的基本公民权利或豁免权；各州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各州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不得拒绝对任何人平等的法律保护。”

所谓“州”，是指一个州的某些官员。自此以后，任何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都被置于了与官员平等的地位，尽管官员们对他们具有以暴力为特征的司法权，但他们可以按照法律起诉任何一个官员或为自己辩护，如同他们可以起诉任何平民百姓一样。然而，现在的主题变成了在命令服从的时候暴力的实施。因此，在司法权阶段，我们有公民玛恩针对伊利诺伊州的辩护和上诉，或者公民霍尔登对县治安官哈迪的诉讼。对所谓的司法权的主张，第一次是在1803年平民马伯理对美国国务卿麦迪逊的一案中。

在对公民使用暴力的问题上，我们理解《宪法》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所用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豁免权”这两个词的意思，正是根据法律面前官民的这种平等权利。从上述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中，显然可以看出，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和豁免权不同的意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豁免权都不可剥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公民和官员关于后者对前者使用暴力的两种不同的关系。

只有两种这样的关系可以想象，即权利和自由。两者都有同等的相关的一方。公民的权利就是官员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官员按照公民的利益使用暴力是公民的权利。要求警察逮捕一个小偷并追回赃物的权利，是跟警察可以这样做的同等的义务相关联的。或者说，要求法院审理自己的案子、作出判决，如果判决对自己有利，那么命令治安官对债务人的物品进行扣押，这是债权人的权利，这个公民接下来的权利就是要求治安官执行法院的命令。这个债权人在必要的时候要求使用暴力收债的权利，不大不小，恰好等于法院和治安官判决案件并按照他的利益使用暴力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相关联并且相等的——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如果义务不能执行，权利就不存在，那么，很显然，《宪法》中所用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指公民在必要的时候要求官员对公民履行他们的义务以及对其他人使用暴力的这些权利。

当时权利和义务这些词，通常是暗指一个公民的权利和另外一个公民的义务，除了自卫之外，两个人谁也不允许使用暴力。只有公共官员有此授权。因此，由于争论中的问题是暴力的使用，而不是经济权力的使用，由此我们推断，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个词要被权力这个词所替代，尽管权力这个词往往可能被用来指公民针对官员的一种权利。然而，要是准确的话，我们建议权力这个词应该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即权利针对官员的不是在于使用暴力的公共能力，而是在于他们私人的经济能力或者是他们跟其他公民进行的其他的私人交易。[63]

这种解释可以由相反意义的豁免权来证实。在这里，豁免权指的是免受官员使用的暴力。在玛恩诉伊利诺伊州一案中，该州提出在有必要迫使玛恩服从的时候要对他使用暴力，玛恩则提起上诉，要求法院阻止该州官员使用这种暴力。他声称，他作为理由提出的东西一直就是公民的豁免权之一。雇主霍尔登也是这样起诉县治安官哈迪的，他要求的是对这个治安官建议的豁免权，后者建议使用暴力来阻止他按照自己的喜好经营自己的企业。

但是，法律术语中常用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个词有另外一个意义，即相当于豁免权。同样地，它的意义跟“无义务”是一样的，它在经济上的意义就是行动的自由，用自由贸易、自由进入市场等词来表示。因此，自由是一种由于义务的缺失而享受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公民基本权利”的这三重意义要求我们作出选择，否则就用其他字眼来代替。公民的基本权利要么意味着一种权利，跟官员使用暴力的义务是对等的；要么意味着一种对官员执行的暴力的豁免权；要么意味着一种跟其他公民从事交易的自由。第一种意义我们用权力
这个词来表达，第二种意义用豁免权
这个词来表达，第三种意义用自由
这个词来表达。

就第一种意义来说，它是指政治权力
，归属于公民的这种权力要求法院、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通过使用拟定的统治权的暴力，从而在别人身上实行自己的意愿。“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剥夺他们的那份政治权力，要不然的话，他们就可以凭着这种权力要求公共官员用暴力在其他人身上执行自己的意愿。

就第二种意义来说，它是指对统治权暴力的豁免权。剥夺公民的这种豁免权就是剥夺其他人的那份政治权力，要不然的话，他们就可以凭着这种权力要求公共官员用统治权的暴力在他身上执行他们的意愿。

就第三种意义来说，它是指经济自由
，这是指公民关于其他公民买与不买、卖或者持有、雇用或者辞职的自由，这些都依照的是当时的一个人的自己的倾向、环境和可供选择的办法。

因此，权力这个词用不同的方式去看会被认为是能力、才能、自由、公民权
或资格
。在能力
或者才能、权力
的意义上，它是一个公民的权力，公民用这种权力可以发动法院和主权国家的其他官员执行一个人当做自己的权利或自由来主张的东西。在古代的“全体市民的自主”、行会的自主、法人的自主的意义中，这跟自主
是一样的，它指的不是自由，即义务的缺失，但它主要包括一种才能，这种才能可以为了一个人自己的利益而发动机构的集体力量。这就是公民权
或成员资格
的意义。一个公民或者是任何一个机构的成员，就是一个具有权力或者具有公认的“才能”的人，这个人要求这个机构的集体力量保障和维护他针对其他人的所有主张，这些主张是机构的规则都承认了的和坚持的。权力就是个人的那份集体权力。

因此，完全缺乏这种权力，可以用不同的名称来表示：没有成员资格、没有公民资格、没有才能、无能力。无能力这个词包含了其他几个词。无能力是对发动统治权的集体暴力维护个人利益的否定。

但是，如果官员不承认对等的义务，那么这份集体权力就没有意义。这种官员的义务最广泛的意义就是职责
，但这个词太宽泛了，它听任官员自行决定，依据的是他的荣誉感或责任感、冷漠的程度、偏好甚至任性等偶然性。需要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具备较高的政治权力，来迫使官员作为。这个更高的权力就是最高法院。经济和法律上适合用来表示的术语是责任
，也就是在官员不作为的时候，人们预期这种更高的权威会对这个官员采取措施。

因此，与权力
相关且对等的是责任
。公民的权力要求官员所进行的行动既不大于也不小于官员的责任，这是最高法院迫使其行动的。

所以，由此可以断定，与无能力
相关的是豁免权
——不是本人的豁免权，而是要对其使用统治权暴力的其他人的豁免权。他作为法律上完全无能力的人，按照同样的道理，也没有权力要求法院为了他的利益而命令对其他人使用统治权的暴力。他们的豁免权就是他的无能力。他是非公民，是奴隶或者侨民。

美国《宪法》的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确认了这些词的意思。“第十三修正案”（1865年）解放了奴隶，但没有让他们成为公民。三年后，“第十四修正案”使他们成为了“美国及他们所居住的州的公民”。它改变了他们的地位，从政治上的无能力变成了政治上的权力。它把其他人的豁免权变成了责任，用联邦政府的暴力给各州官员施加了责任，强迫他们为了现在已赋予公民权的公民的利益使用他们的暴力。

但是，“第十四修正案”同时也要求“平等的法律保障”，因而断定，在与官员的这种关系中，所有的公民在同样的情形下具有同等的权力、责任、无能力、豁免权的关系。从这种平等性中产生了相互性，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表示：

最　高　法　院

公　民　　　问题官员　　官　员

权　力　　　　　　　　　责　任

无能力　　　暴　　力
豁免权

豁免权　　　　　　　　　无能力

责　任　　　　　　　　　权　力

上述内容跟麦克劳德的“诉讼权”相关，我们现在把它跟经济权利区分开了。诉讼权只是“在法庭上执行一个人要求的权力”，它是一种“权力
”，而不是一种“权利”。但经济的“权利”是在经济交易中对其他人执行一个人的意志的权利。实际上，经济权利和诉讼权是对等的，因为只有公民具有在法庭上起诉的权力，他才具有让经济价值得到保障的权利。

因此，偿付债务的义务，就是债权人起诉的权利。由于这个原因，它具有了能够买卖的经济价值。同样地，当霍尔登针对治安官哈迪诉讼的时候，经济的问题是这个治安官是否拥有《宪法》赋予他的权力，以及对这个犹他州的矿主执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最高法院的判决不利于霍尔登，有利于治安官。根据上述公式的术语，法院判决，雇主霍尔登在其意志的这一特定的运用中，处于无能力状态，因而治安官如果要对霍尔登的财产执行法律的话，那他就可以享有豁免权，并且不用赔款或者被监禁。但是，反过来说，法院也判决治安官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因此霍尔登处于相应的责任之下，如果他违反了八小时的法律，治安官就可以强行介入他的房产，经济的后果就是霍尔登无能力等于“无权利”要求八小时以上的劳动。在经济上，我们称之为一种风险承担
。这个判决还意味着霍尔登的雇员相应的豁免权，治安官把他们逐出厂房的行动，就等于“无义务”八小时以上；在经济上，这种无义务就是他们的自由。因此，霍尔登的无能力就是治安官的豁免权，而在经济上，这就是霍尔登对他的雇员的自由的风险承担。

假如法院的判决是相反的，那么霍尔登从最高法院所要求的权力，就是治安官的责任，如果他侵入了霍尔登的财产，那他的赔款就应归于霍尔登，或者会因为对法庭的藐视而被监禁。在这个案例中，经济的后果就是霍尔登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要求他的工人工作八小时以上；与此相关的是，他们如果进入他的厂房工作，就处于了服从霍尔登的这个意志的法律义务之下。

在法院关于宪法的任何判决中，上述的分析可以也能够进行其他的应用。当我们注意到，法律上的权利和自由在经济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只限于公民能够获得法庭的审理并得到一个命令行政官员执行法庭意见的判决的时候，这时候就发现了上述分析的意义。[64]
这种审理和判决不过是听取起诉和争议，并给这些词赋予一个意义；由于这些词语意义的变化，权利、自由、义务和风险承担在变化的经济环境中都被改变了。因为法院在公民与官员的这些争执中，如同它在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争执中所做的那样，是根据变化的条件和相互冲突的习惯假设，用司法程序来进行对习惯、习俗、前例、法令和宪法的权衡的。这个程序要求改变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中所有词语的定义以适应过去六十年中经济和伦理的各种变化。变化的程序一直都在进行着，更进一步的变化无法预测，但对于经济科学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如下这些词语在意义上一直以来的改变：人、自由、财产、合法程序、平等保障。

由于所有这些词语的意义都是来自于人民和法官的习惯、习俗和习惯性的假设，而这些习惯、习俗和习惯性假设发生的改变，随之会带来这些词语意义的变化。于是，当公民和官员发生冲突时，法院本身必须把握这些词语在前例、法令、宪法中所建立的意义，目的是为了把它们运用到条件和假设变化中所产生的新的争议中去。法院这样做，不是想试图阐明永远适用的学术或科学定义，而是用“排除和吸收”的实验程序，这是人类心智的普遍程序，语言本身就是因此而变化的。通过“排除”，这些词语早先的意义被认为不可适用于现在的争议；通过“包含”，现在的争议中的问题被引入了早先的意义中，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不认为这个意义中没有包含这个问题。这样一来，宪法、法令甚至前例都会随着时间的进程而通过人类的专门语言渐进却普遍地改变，这个改变过程排除了旧的意义包含了新的意义，目的是为了让语言适应变化中的习惯和习俗，这些习惯和习俗要求语言要一致。

这个过程悄无声息地在律师和法官的起诉、辩护、争论和意见中进行着，只有在时间过去数年之后，这种变化才能被明确地表达为“作为前例援引的例案”。[65]
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在它手里行使着统治权的两种权力，这种统治权创造、修正、扩大了个人和个人联合体的权利、义务、自由、基本的公民权利以及豁免权。用通俗的语言说，这些都是命令或禁止的权力，或者是执行令和禁止令。命令的权力是命令个人、个人联合体、政府官员做必须做的事情的权力，他们必须偿付他们的债务；法院和治安官必须执行债务的偿付，他们必须不干预其他的人。正是这些命令构成了个人和个人联合体的权利、自由、基本的公民权利和豁免权。通过《宪法》，它们延伸到了立法和行政机构以及个人。如果立法机构必须不干涉一家控股公司，那么公司就有了豁免权，在法院立法确定的不干预的范围内，按照它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个程序可以在这些词语改变了的意义中看到，这些改变了的意义，导致了过去六十年来对经济情况和习惯假设各种变化的适应。

但是，很显然的是，以上对权力、责任、无能力和豁免权的分析，适用于任何经营中的机构的行为准则，这些机构建立了一个司法体系来决定该机构的行政人员是否应该强迫隶属于该机构的成员服从。它适用于自愿的商务仲裁、劳动仲裁、教会组织、证券交易所和物产交易所的司法委员会，或者任何形式的集体“自愿”行动，这些行动利用的是经济的或者道德的制裁，求助或者不求助于统治权的暴力制裁。在所有的机构中，成员彼此之间相处的伦理关系，用权利、义务、无权利、无义务这样的词来表示；成员之间相应的地位用安全、顺从、风险、自由这样的词来表示；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则用权力、责任、无能力、豁免权这样的词来表示。后面这些词意味着集体行动中对暴力、经济、道德制裁的使用，这些集体行动加强了个人在私人交易中被认可的安全、顺从、自由、风险的关系。

（四）分析的、机能的法律和经济学

在前面的法律、经济和意志关系的公式[66]
中，我们已经用权利、无权利、无义务和义务这些词区分了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可以用法律与安全、风险、自由和顺从等相应的经济关系之间的机能关系来表明。因此，这些法律术语半是经济的半是政府的。但如果法律完全与经济分离，而且各就其自身的领域来分析的话，那么在它对个人的控制中，半法律的关系背后就是纯粹的统治权本身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美国的制度中会产生这样的关系，因为政府官员来到法庭面前时跟所有没有官方职权的公民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正是这一点，才有必要有一套不同的术语来表示在公法和宪法中建立的各种关系。

正是这些公法确立了公民和官员之间的各种关系，这就提供了暴力的制裁；没有暴力的制裁，个人就不会有前面说过的那些私人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关系是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豁免权”这些词来表示的，未经“合法的法律程序”。也就是说，未经司法判决，肯定不得剥夺它们。举个例子，它们可以跟实际使用暴力的最基层的公共官员和公民的宪法关系相关，而公民可以被实施暴力，也可以不被实施暴力。这是管理交易的一种类型——治安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前面的公式中，它可以作为权利、义务等等的公式的延续来表示。同样的公式也适用于最高法院管辖权之下的所有其他官员。

合法程序

在这里，被区分的两种关系可以称为暴力
和稀缺
。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交易”这个词，表示的是个人之间相对稀缺关系的结果。权利、义务这些词以及与它们相对和互补的词，表示的是暴力和稀缺之间的中间关系。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豁免权这些词，如同我们先前所说的，是用于宪法的两个词，如果加以延伸，把官员和公民包括进来，那么就等于权力
（公民的基本权利）、无能力、豁免权
和责任
。后面的这一套术语，尽管不同于与法理学家的用法，但我们认为它们在逻辑上是相关互补的术语，适用于最高法院对一切官员和公民的统治权。

通过分析的方法，从这些术语中可以得出合法程序的整个体系。从机能上看，它们就是权利、义务、无权利、无义务，而权利、义务、无权利、无义务冲击了个人在交易中的经济关系。我们可以说，这些与经济学完全分离的宪法的术语，适用于纯粹分析性的关于暴
力
的科学，而且（尽管负责分析的法学家们说起治安官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好像他们是私人公民，而且跟私人公民一样受法庭的支配）治安官作为个人有两套关系：一个公民对其他公民的普通关系；最高统治者对公民的特殊的关系，在这里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只有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关系。我们用权力、责任、豁免权、无能力这些词来表示的正是这种纯粹的管理关系。在这个统治权的案例中，它们是管理交易，即社会的有组织的暴力
的制裁。

1.暴力
。我们已经指定权利、义务等作为对物资和其他自然力的未来控制的现在的预期，这里说的其他自然力是指用于财富的生产、运输和消费的力。但是，权利也等于助动词“能”，这是在个人可以要求国家执行他的权利的意义上说的。正是这个“能”字，意味着经过“合法程序”，他就有权要求治安官对负有义务的对立方执行他的意愿。

因此，“权力”和“责任”这两个词也是着眼于未来的，而公民所主张的权利在未来将会无效，除非他有“权力”让治安官行使他的暴力统治的权力。

实际上，对方当事人也不会受义务的支配，除非这种义务能导致治安官履行他的义务。假设他不强迫公民履行自己的义务，那我们就称之为他的责任。另外一种对立而交互的关系可以通过图表用分析的方法加以解答。一个主张权利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具有的是无权利，法律上的原因是他没有权力要求统治权暴力。换句话说，他跟治安官的关系是“无能力”，而对方当事人——与此相关，在此特定的争议中没有任何义务——却享有对治安官暴力的“豁免权”。对于治安官与公民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如果公民没有义务，那么当治安官拒绝使用暴力的时候他就享有豁免权。[67]

治安官的这些权力、责任、豁免权、无能力都是从政府组织中衍生出来的，而政府组织从最高法院直到各地州法院，都可以用“合法程序”一个词来概括。研究这个组织及其权力、无能力等应用于个别官员的学科就是分析法学，它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暴力关系，限定于各级官员的手中。分析法学正确地包含了军事科学和政治科学。它有自己的历史演进，从部落组织到征服和秩序；从外交、现役部队、保安部队、警察、治安官，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秩序和执行。[68]

这种所谓的分析法学的“权力”，完全是一种授权，目的是为了确立运转中的统治权暴力，它不仅仅是要求处罚或赔偿的诉讼，而是作为补正权
（Remedial Power）加以区分的。它还包括对公民发出特殊的命令或指示的授权，这些命令或指示改变了他本人或其他人的法律关系；如果必要，这些命令可以在将来执行，就如同它们是统治者本人的一般命令一样。这些可以称之为公民的实体权力
：当一个公民接受了一个要约，就会因此产生一个契约，或者当他立了一个遗嘱或指定了一个律师或代理人的时候，他就等于向法院和官员发出了指示，将来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社会的暴力来执行契约、承认这个指定、转移所有权或者在他死后执行遗嘱。这种指示治安官做什么的实体权力，最终是跟治安官这样做的责任相关的，这就是造成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实体。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无能力
和豁免权
。无能力造成经济上的风险承担，豁免权造成经济上的自由，两者合在一起我们称为自由或公平的竞争。

法律对经济的关系，我们称为机能法学。人们将会发现，法学的机能的一面跟严格意义上的分析法学是密不可分的。统治权在其分析式的赤裸裸的状态中不会孤立存在，它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工具，个人试图用这个工具来对他人实施他们自己的意愿，或者防止他人把意愿用在自己头上。[69]

有时候有些人会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种“机能的”法学观似乎把统治权说成是普遍存在于它的活动中的，是一种总在使用的“大棒”，而实际上在绝大多数交易中都是不用它的。他们说，在决定人类行为的时候，更为广泛的是经济的、伦理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动机。

我们认为，这种反对的观点没有看到所有人类动机运行的基点——对未来的预期。力量的普遍性并不是说统治权的暴力会实际运用于所有的交易，如果真那样的话，不是无政府状态就是奴隶制状态。它强调指出的是，暴力被置于特定的程序规则的范围内，只要在经济交易中按照规则行事，对这些规则的信任就会让个人和团体在举步前行的时候不用担心治安官。

对这种普遍性的验证非常简单，只要让国家以及它的法庭、治安官和类似的官员销声匿迹就是了，那样一来，所有经济、社会、伦理的动机理所当然就会大相径庭。统治权的普遍性不过是人类的未来性的作用，它基于对暴力在未来所要采取的形式的预期来指导现在的交易。让法学和经济学相关的正是未来性，两者都是整个经济社会的组成部分。

2.稀缺性
。分析经济学只跟稀缺性的作用有关，正如分析法学只跟暴力的作用有关一样。其最高的孤立状态一直都是所谓的“经济人”的那种状态，那是稀缺性的一种抽象，就如法学上的人是暴力的抽象一样。两者都是抽象的，不是来自于其他人的抽象，而是来自于对其他人的所有功能关系的抽象。

古典学派（斯密、李嘉图）的分析经济学把稀缺性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分析并完善其公式的是享乐主义学派（特别是奥地利学派）以及“新古典”学派，尤其是马歇尔。他们用相等的数量对需要及所需要的数量之间的稀缺关系进行了演绎、详述、分解和组织，将其作为了市场均衡的先导，正如善于分析的法学家对上下级之间的暴力关系所做的那样，后者是作为现代法庭的先导。尽管分析学派的经济学家为了发展一种“纯科学”的经济学而排除了一切“阻力”，这是基于所有个人都是完全自由、无限聪明且绝对平等的假设，而法理学的分析是假设相当于下级而言存在作为统治者的上级的。

因此，很显然的是，在法学和经济学之间必须得出一种机能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两者在它们自己暴力和稀缺的领域内都不是分解的，而是彼此在机能上结合的。只有当时间因素特别是未来性和预期引入这种关系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因素总是意味着预期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从现在的交易中得出的，尽管分析的方法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未来性，它是纯粹静态的关系，也没有活动和预期。未来性变成了曾经预期的权力、责任、豁免权和无能力，如果社会是在有秩序的行为规则下运用其暴力的，那么个人就可以把这些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稀缺性变成了现在的机会、竞争和议价能力，个人的各种能力就是在这些能力中进行发挥的。权利、无权利、义务、无义务是一种机能性的干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公民意愿的实施和预期的统治权权力之间，前者是在面向预期的经济生产或消费的现在的时间实施的，而后者将会让这些预期得以实现或无法实现。

五、习惯的假设

出于这些原因，了解最高法院的法官是什么人要比了解法律是什么更为重要。宪法不是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最高法院说它是什么。一切经济研究都是对人的经济活动的研究，为了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这般行动，有必要去发现那些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他们对这些假设太熟悉了，以至于不需要用文字来明确地表达。就是这些假设相当于伦理史和经济思想史中许多词语的意义，例如信仰、神权、自然权利、自然秩序。这些意义并没有在自然中预先确定，而是在交易参与者的习俗和习惯中预先确定的。

在一个机构中，每个个体都占据了一个上级或下级的位置，不是暂时的就是连续的。如果他已经具有了和许多机构或只跟一个机构打交道的经验，那么他在作出决定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看待事物的各种方法，就可以作出他的选择并在交易中跟其他人打交道。这些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称之为习惯的假设，按照约旦的说法，因此而训练出来的他的“头脑”，我们称之为“制度化的头脑”。[70]

当一个新工人进入一家工厂或者农场的时候，或者当一个新手开始从事一种职业或一种买卖的时候，一切都有可能是新奇而难以预料的，因为在他的经验中先前没有遇到过。逐渐地，他学会了按照人们对他的预期做事情，对它们变得得心应手了。他甚至无法对外人解释它们。他忘记了开始时它们是新奇的，它们已经变成了例行公事，理所当然如此。他的头脑已经不需要考虑它们了。在现代机器的极端例子中，他只进行一两项操作，对这些工人的访谈表明，他们一般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单调。他们的体力和脑力结构已经变成了自动的，他们的思想愉快地流逝到了一个记忆、想象、空想或者什么也不是的世界里。

我们把这样的头脑说成是制度化的头脑。但所有的头脑都是被他们已经获得的或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习惯假设所制度化了，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去关注这些习惯假设，除非出现了某些限制因素以及与他们按照习惯预期时背道而驰的东西。

因此，在工人赖以谋生的这个机构中，不仅是身体的物质结构，而且是头脑的精神结构，都变成了在制度上习惯于占优势的做事情的方法。假如不是这样，如同大家非常了解的，那么这个头脑就不可能应付自如地处理好预料不到的事情。一般而言，习惯的假设对他的环境中的补充因素或者日常交易是适合的，而理智的活动只让自己跟限制因素或关键因素相关。如果这些因素不断变化，那么理智就必须积极地控制住关键因素；但如果它们按部就班地进行，那么习惯的假设就足以兼顾到补充因素和日常因素了。

但如果习惯与习俗不相吻合，这就靠不住了。因为习俗是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也是控制个人意见的集体意见。个人的意见是习惯的假设，但如果这些个人一起工作，那么集体意见就是个人习惯必须服从的假设。太多的不合习俗的个性是要不得的。

然而，在科学研究中，意见和行动是分不开的，因为行动是行动中的意见，而科学是在推断意见的时候衡量行动。惯常的假设和习惯的假设，是按照惯例和习惯的举动来解读的。在这里，研究的过程类似于心理分析，但是，社会科学不是个人主义的科学，后者研究的是神经和梦，作为对个人行为的一种解释，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惯常的假设和习惯的假设，作为对交易的解释。

习惯和惯常的假设可以分为技术的假设、所有权的假设、伦理的假设。技术的假设与使用价值的生产相关，随着文明的变化而改变，跟种类和数量、惯常的手段和工具都有关系。凡是其意见与当前有用的意见不相符合的人，不管是关于产品还是关于生产产品所用的方法和原材料，都不能正常获得，甚至不能生存。关注利润、利息、租金、工资获取的所有权假设也是如此。凡是个人的假设不符合其他人的那些惯常的假设的人都不能参与交易，当议价的习俗改变的时候，他的假设就必须改变。伦理的假设是从判定利益冲突的当前的惯常假设中产生的，凡是其意见导致他按照不适合前例的方式行为的人，都会发现自己会受到惩罚。

是非、义务、自由等观念都是从这些伦理假设中产生的。跟其他假设一样，它们包括目的和完成这个目的所需要的工具。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注意到了“权利”的双重意义，它可以区分为伦理的假设和交易的本体。伦理的假设一般被描述为“是”的“形容词”的意义，其对立面是“非”。但是交易的意义一般被理解为它的“本质的”意义，这是跟义务相关的。[71]
交易的意义可以是“是”，也可以是“非”，这要根据伦理的假设来定，但它不过是所有的买卖据以进行、争执据以判定的意义。

对于这些技术的、议价的、伦理的假设，就它们是惯常的假设和习惯的假设而言，卡尔·马克思称之为“阶级意识”，凡勃伦称之为“本能”。的确，它们是不同阶级在习惯和习俗方面各种差异的特征。马克思有特别的宣传上的理由，所以把他的名词仅限于两个阶级，但是根据个人所意识到的利益上的相似性，可以把它分为利润意识、工作意识、工资意识、租金意识、职业意识。但我们选择把它称为习惯的假设，基础是从利益的相似性和所从事的交易的相似性中产生出的习惯和习俗。

最高法院跟个人一样，都是受当时当地所盛行的习俗中所产生的习惯假设所左右的。由于法官的更迭，新的案例给旧的假设提供了新的看法，经济或政治条件的改变，甚至是由于革命，法院的意见都会改变。1771年，英国最高法院基于把自由解读进英国《宪法》的假设，释放了一位黑人，这个黑人是一位牙买加的合法主人所拥有的奴隶，只是转运的过程中暂时监禁在英国。法院说：

“奴隶制的状态有这样一种性质，那就是不能因任何道德或政治的理由而引入，只能由制定法引入，在把它创造出来的理由、场合和时代过去很久甚至已经被从记忆中抹去之后，制定法仍然保持了自身的影响力……因此，无论本院的判决带来什么麻烦，我都不能说英国的法律可以准许或认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黑人必须被释放。”[72]

1856年，美国最高法院以票数很接近的多数解读了《宪法》中的奴隶制假设，命令把一个已经暂时处于自由状态下的黑人恢复到奴隶状态，归还给在一个州的奴隶制法律下主张所有权的主人手中。法院说：

“在今天，要认识有关这个不幸种族的舆论状态是很困难的，在宣布独立和美国《宪法》制定及采用的时候，这种舆论流行于这个世界文明和开明的部分……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更坚定地选择或更一致地遵循这种民意……因此，在英国接受并被遵循的这种舆论，自然也给了它在大西洋彼岸建立的这些殖民地打上了烙印。”[73]

后来行政当局解放这些奴隶的时候等于没收了价值大约四十亿美元的财产。由于1863年的宣言和1865年与1868年在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中美国所表述的主权，1856年的“自然”权利观念变成了“不自然”的权利观念。

因此，随着习俗改变，司法当局的习惯假设会随着改变。我们把导致个人行动的诱因区分为了个人的诱因和集体的诱因。我们把个人对个人的诱因简单地称为诱因。我们把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诱因称为制裁
。[74]
诱因是个人的劝诱、胁迫和命令，它会比较容易地得到它们的结果。制裁是集体的诱因，它要求个人让自己的行为服从他人的行为。两者都是建立在简单的习惯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但后者是制度的意义。制度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诱导。尽管存在各种制度和制裁，而且这些制度和制裁在文明的历史中是不断变化的，但对它们而言，共同的一般原则是习俗以及由此得出的习惯假设。

习俗确立了两种类型的标准：计量的标准
和合理性的标准
。这些标准起初是冲突和不确定的。最终立法当局迫使计量标准变得准确，使之成为了指导法院的法定标准，例如美元或蒲式耳。但是，合理性的标准大部分是在法院对争议的判决中逐步建立的，它们可以区分为交易标准
和生活标准
：前者跟财富生产、营销、分配中的管理交易、议价交易、限额交易相关；后者是消费的标准
。制裁
是引导个人服从这些标准的集体的诱因。

因此，习俗
的原则就是诱导个人服从各种标准的强制
的相似性
。自然科学中的“运动法则”，或者是动物的本能，或者是个人的习惯，在以个人在他们的交易和生活模式中面向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意愿的冲突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中，就是习俗和习惯的假设。它们要求有计量标准和合理性的标准。不肯使用过去已经发展起来的银行制度的商人，拒绝和别人同时上班的人，可能也很勤勉，但却无法在产业社会中生存。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情况，因此用不着研究了。但当习俗发生改变，或者法官和仲裁者通过纠纷的判决加强了某种习俗，或者当工人或农民为了修正商业习俗而举行罢工，或者当一场革命没收了资本家的奴隶或其他财产，或者当法令禁止了一种习惯的生活模式，或者当控股公司把一种旧的习俗延伸到了一个新的领域，那么大家就会认识到，习俗的强制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但没有成为问题也没有受到干扰。

原因在于习惯
。个人不是重新开始，他们开始时是婴儿，然后是幼儿，然后参加工作，一直都在学习让自己适应习俗。如果他们的习惯不适应，那么他们就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谋生，而是成为施舍或惩罚的领受者，或者是《遗产法》的受益人。如果他们确实适应了，那么他们所适应的习俗就会给予他们各种有保障的预期。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那一年，习俗的法则已经在边沁对布莱克斯顿的批判中从经济学中给排除了。自此以后，经济理论解决问题是以个人、商品
和国家
三种单位为基础的。一方面，它导致了个人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另外一方面，它导致了共产主义和独裁主义。但习俗还是要比个人甚至国家更有力量。

“习俗”这个词对不同的心理传递的是不同的意义，因此需要我们作出两种区别：一种与对个人不同的强制程度有关；另外一种把原则跟它本身的辩护区分开了。作为一种从各种事实中推出的原则，相似是强制的相似物，它不过是一种行为规则。作为辩护或者谴责，它是希望靠集体的强制完成或防范的任何事物。当边沁批判布莱克斯顿的时候，他的习俗的观念是“传统”或者“先人的智慧”，他认为作为一种对普遍幸福原则
的障碍，法庭把这些东西永久化了，而普遍幸福的原则是他希望用做立法和司法指南的东西。从此以后，法律和经济学分离了。经济学家走向了寻找快乐、避免痛苦的个人利己主义，但法院继续奉行布莱克斯顿的学说，在习俗的基础上判决着纠纷。

差别在于对于人性本身的不同观点。边沁和早期的经济学家把人类视为理性的动物，可以按照快乐和痛苦的单位来计算最大的幸福，如同商人按照美元和美分来计算一样。[75]
但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抨击，此时，这个观点已经被第一个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温所采用了，他把它上升为了一种主张废除一切对个人强制的哲学。[76]
马尔萨斯说，人并非是理性的存在，他们是情感和愚蠢的存在，他们的所作所为与理性
建议他们要做的事恰好相反，否则就不会有人口过剩、苦难、战争或罪恶。因此，没有强制人类就无法共同生存。实际上，这是对习俗和针对无政府主义的统治权的辩护，人的意志是靠不住的，它必须通过习俗和政府来加以强制。

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是从费尔默到今天的那些人，他们把习俗神化为了上帝之声
。[77]
通过细查就会发现，他们的意思只是好的习俗与坏的习俗之间的区别。好的习俗是上帝之声
，坏的习俗是魔鬼之声。这些都是习俗的人格化。

当意指的内容是习惯的时候，这跟“自然”或“自然的”这些词的用法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人的自然权利”据说是生命、幸福、财产、名誉等权利。可是，这些是习俗，而习俗是变化的，但如果它们改变缓慢，那么个体的幼儿足以学到适应各种习俗的种种习惯和希望。于是它们显得是自然、不变、不能剥夺的，尽管它们是人为的、集体的、暂时的、会丧失的。

比这些人格化和比喻更具有历史的，是关于现代产业社会已经从习俗和地位的时代
过渡到了契约与竞争时代
的学说。[78]
据说，在古代社会，人们会保留他们出生时的地位或社会阶级，但在现代西方文明中，他们可以通过买卖、雇用、租借等竞争性的契约自由地确定和终止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但如果习俗的标志是它对个人的强制，要求服从，那么契约在过去的三百年里也是一种新的习俗。一个拒绝像他人那样让自己受契约约束的人，将无法从事也不能继续从事商业和其他职业。契约已经变成了习惯，因此是强制性的。

从经济上说，所发生的这些情况是习俗从不可免除的债务到可免除的债务的一种改变。因为如果习俗是集体的强制，那么它就是通过把义务强加给个人来发挥作用的。经济的义务是债务，可以用服务、商品或购买力来偿付。如果是靠获得控制先前属于他人的服务、商品或购买力来取得生计的话，那么任何个人都不能拒绝变成债务人。在现代产业社会，无人能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来获得生计。最强有力的制裁是稀缺
，稀缺会迫使他服从当时当地的习俗，只要从他们那里取得的东西对他来说是稀缺的，那么这些习俗就会把他认定为债务人。

当法官或者仲裁人寻找一种习俗作为其判决的指南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对习俗的应用给了一种另外的认可，他甚至可以不去看他的习惯假设是否符合这种习俗。在商事和劳动仲裁中，这种额外的认可是经过组织的一致行动，这种行动是创建了仲裁人这个职位、希望用机构一致的经济力量来执行仲裁人的判决的那些人的行动。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法庭。在判决一起纠纷的时候，法庭如果从周围的习俗或相关阶级的人中去寻求标准，或者没有正式的证据就采用了“司法认定”，或者按照习惯就接受了各种标准，那么法庭就用暴力对习俗给予了另外的认可，要求交易必须符合习俗。

但是，在寻求判决争议的指导时，仲裁人或者法庭更进了一步。他们会回顾自己先前的判决以及其他仲裁人或法庭在类似案例中的判决。这就是判例
。如果不存在判例，或者判例是相矛盾的，或者认为判例已经过时了，那么仲裁人或者法庭就会再去寻找一种习俗，或者是寻找一种他们从习俗中推论出的原则，通过排除和吸收的过程，使自己的判决符合这个原则。

如果他们不去看判例或者习俗，那么他们另外的选择就是去看法令、规章制度或者宪法，通过身居要职的人的协商行动，这些东西已经对习俗或判例进行了修正。但即便是这样，这些成文的法律也是抽象的和一般的，在一起特定的纠纷中实行之前，必须加以诠释，以适用于这起纠纷。因此，这种解释本身就会回溯习俗或判例、习惯的假设，目的是为了指导成文法运用于特殊的案例。因此，在判决纠纷的司法过程中，即使是成文法、宪法、规章制度，也要通过习俗、判例、排除和吸收活动的详细审查。在这个过程中，习俗、判例或者习惯假设甚至会废除或者修正成文法和宪法。当这种情况完全发生时，这部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当发生得不完全时，这部法律就是在“被解释”。

所以，习俗、判例、成文法、习惯假设就是通常被称之为“行为规则”的那种东西被阐明的过程。成文法与从法令到行政命令、立法法规、成文宪法、书面合同、规章制度以及集体谈判的贸易协议，大相径庭；判例从司法的、行政的、管理的、立法的到宪法的，各有不同；习俗从封建的、农业的、商业的、产业的到家庭的、宗教信仰的，各式各样。判例和成文法是经营中的机构的区别性标志，但习俗和习惯假设却是一切人类关系的根本原则。甚至每一种都可以称为“法则”，但不是在“自然法则”的意义上，而是在人性法则的意义上。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称之为“行为规则”，从而也显示了它们服从于经济、政治、伦理条件演变的暂时而变化的特征。

它们是一种人性的法则，因为它们定位于一种基础与根本的原则——安全预期
的原则，没有这种原则，人就无法在社会中生活。重要的不是公正，甚至也不是幸福，而是安全，甚至是不公正和贫困的安全。因为不安全不是无意识的自然力量产生的偶然事件，不像具有物质或议价能力优势的那部分人的有意、疏忽、反复无常产生的不安全。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前一种不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控制自然力的技术进步加以避免，但后一种不安全只有通过稳定那些拥有权威的人的意志去加以避免。任意意志的极端例子就是奴隶制。新的习俗、判例、成文法约束奴隶主的意志及假设到什么程度，自由渗入奴隶制就到什么程度。

判例的法律原则更进了一步。它是逻辑一致和待遇平等的法律原则。如果仲裁人或者法庭对现在的一起纠纷的判决不同于过去类似纠纷的判决，那么他在逻辑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在同样的情形下，他对待一个人的方式也就不同于他对待其他人的方式。这就是差别待遇，或者是机会不平等。因此，判例的法律原则是安全、自由、平等的三重原则——安全
，是因为它导致了未来的纠纷会跟过去的纠纷同样判决的预期；自由
，是因为下属的个体不会受到上级反复无常的意志支配；平等
，是因为同一阶级的所有个体在类似的情况下会被平等对待。

因此，判例的法律原则作为对当权者任意意志的一种束缚，涉及了人类三个最根本的愿望：安全、自由、平等。在全人类一切的社会关系而言，它都具有普遍意义。甚至孩子都会诉诸前例，抱怨父母把他们的其他儿女跟自己差别对待，或者抱怨他们昨天和今天对自己差别对待。当工头的朋友得到了工人们没有得到的优待时，工人们会认为自己成了牺牲品。《文职法》试图在公共服务领域为所有的公民打开平等的机会之门，而不是把这些机会留给政客的朋友。企业家在控诉铁路公司用低于所要求的运费来优惠其竞争者的时候，也求助于前例。法庭限制于前例的法律原则，只是一般道德原则的一个特例，这个原则就是每个人在类似的情形下都应该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否则的话他就是反复无常、任意而为、前后矛盾。假如每个人在各方面都是完全平等的，假如有无限的选择机会，那么这也不是什么罪过。前例的法律原则是平等相待不平等的人的原则，在一切经济交易中它是最根本的，因为它是安全、自由与平等的基石。

但是执行并不需要一个被指派的机构当局用权威来执行，它可以靠竞争来执行。用有偿付能力的银行的支票购买商品和支付债务的现代习俗对个人而言是强制性的，尽管支票不是法定货币，但任何人如果坚持拒绝接受或签发支票，那就无法继续经营，甚至进不了生意的门槛。支票账户是一种习俗，习俗与竞争是不矛盾的。竞争是执行习俗的手段。那些执行习俗的人都是同样行事的个人，但那些执行前例的人都是指派的机构当局和代理人，他们是为了这个目的被挑选出来的。因此，现代经济社会并没有从习俗过渡到契约，而是从原始的习俗过渡到了商业的习俗。

上述论述表明，任何运行中的机构的历史发展都表明，它无法把习惯、习俗、先例、法规、习惯假设割裂开来，无论这个机构是国家或是经济的和道德的机构，它们作为可选择的习惯肇始于个人；当顾客和竞争者迫使个人服从的时候就变成了习俗；当争执被判决的时候就变成了判例；当行政或司法当局正式宣布的时候就变成了法规；在特殊的纠纷中法规被解读的时候又变成了习俗；在运用于特殊的交易和纠纷的时候，自始至终都存在不断变化但却习惯了的假设。它们共同推进。新的习惯是从现有的习俗、前例、法规中产生的，而法规本身则只有通过习惯、习俗、前例和假设这些媒介才是有效的。一般而言，前例被描述为“不成文法”，而法规、规章制度、公司章程是“成文法”。但成文法只是文字，“不成文的”法律是写在纠纷的判决中的，它在特殊案例中解读了成文法。习惯、习俗、前例，总而言之，不成文的法律，就是活生生的法律。这就是习惯法制定法律的方法。

在英美法系中，在习惯法、商事法、海事法、衡平法之间作出了某些专业的、历史的区分。但从社会经济的观点看，这些都是习俗、前例、假设的特例。技术上的“习惯法”源自于封建主义时代的农耕习俗；“商事法”是从商人的习俗中吸收过来从而由法庭来执行的。其他类型的法律也是如此。它们都有一个相似点，那就是都是在习惯假设的指导下通过参考习俗和前例的过程在纠纷的判决中一点一滴地成长起来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经济机构的行为规则。它们也是习惯、习俗、前例、法规（规章制度）和假设的混合和连续。

因此，当我们说起习惯法的时候，我们的意思不是指法律专家所说的专门的习惯法，而是用纠纷判决制定法律的习惯法方法
。这种方法并不限于法庭，它是商事仲裁和劳动仲裁的方法，这里的制裁并非指统治权的制裁；它是在家庭、教会、工会、商业机构中制定法律的方式；它是一种关于前例、习俗的选择、不成文法和假设的方法。习俗通过习惯法判定纠纷的方法变成了习惯法，从而在谴责或者不执行那些被认为是恶劣或过时的习俗的举动中，认可了习惯上认为良好的习俗。因此，习惯法是习俗的不成文法，不成文是因为它建立在前例和习惯的假设中。

因此，大家所宣称的从习俗到契约的变化，其实是朝着运用习俗的强制性的方向变化的。这种变化也许是重大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习俗消失了。习俗作为习惯的假设，在不同的形式、名称、方向以及强制程度下会重新现身。

除了在极端的案例中对个人的强制程度划分得不是那么清楚，并且在分类的时候彼此搅和在一起，还可以按照三种分类原则来区分它们：制裁的种类、标准的准确性和公开性、实行制裁的组织程度。

1.制裁的种类是三重的：道德的、经济的、暴力的。它们通常是密不可分的，但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并且在习俗的历史中，它们实际上变得差异化、专门化了。道德的制裁是强制让意见相似。它的专门化是某些国家的教会。在这些国家，教会已经跟国家以及用于商业目的的私有财产分离开了。过去教会是大地主或者金融家，拥有经济权力，或者本身就是拥有暴力权力的国家。这些经济和暴力的制裁被剥夺之后，教会只能停留在意见强制的基础上，拥有的只是对异端的审判权。戈德温的无政府主义哲学会把一切企业和政府简化为教会的状态，使之在控制上只具有道德的制裁。于是，习俗的强制就会只是成为对好的意见和坏的意见的强制，政府本身的意见就会只是成为公众的意见。

站在无政府主义的对立面，但实际上与之并不矛盾的是暴力的制裁，这种制裁的专门化我们称之为国家
，而国家的制裁我们则称之为统治权
。因为集体的暴力跟集体的意见一样，是一种习俗。出自于封建主义的现代国家的演进，是一个从私人交易中抽出暴力的诱因并将使用暴力的专利权置于统治阶级官员手中的过程，从维护公正及和平的治安官到总统和最高法院，为了使用和管理暴力的目的，赋予了他们不同于他人的权力。

与意见和暴力的制裁一起的，是经济的制裁，经济制裁专门化于公司、行业协会、工会的控制中，出于调节经济交易的目的，经济制裁一直都在多种损益形式中改变着运用稀缺性制裁的习俗。

道德、经济、暴力这三种类型的制裁是密不可分的，除了极端的情况，很难搞清楚在制裁个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时候哪种类型更为有力。

2.交易标准
的准确性和公开性的范围很广：最不准确但大家都知道的，因而也是最没有强制性的，我们称为习惯
（practice）；较为准确且众所周知的，我们称为惯例
（usage）；最为准确也是人人皆知的，因而最有强制性的，我们称为前例
（precedent）。任何个人、公司或协会的习惯都可能是变化多端、对其他人无关紧要的，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去仿效，以致引起普遍的效法，例如，一个人惯于厉行节约，而另外一个人却惯于铺张浪费。但是惯例已经变得有足够的人去仿效，所以跟语言和银行支票一样，它的使用实际上对于所有参与交易的人而言都是强制性的。前例具有特殊的约束力，它是一个具有控制权力的地位较高的权力机构在判决纠纷和管理行为时所使用的标准。它可以从习惯和惯例中推演出来，但是它在权威方面却高于它们，因为它让它们更为准确、公开，可以由有组织的行动来实行。

我们所定义为习俗
的，正是这些习惯、惯例、前例
以及习惯
。习俗在集体行动作用于个人行动的强制程度方面是变化的，从最没有强制性的习惯，到较具有强制性的惯例，到最具有强制性的前例。习惯、惯例、前例以及习惯假设合在一起，形成了习惯法通过利益冲突的判决来制定法律的方法。

3.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习俗，即社团的习俗
。在通过行为规则来控制个人行动的时候，这也是变动的，依据的是从松散到集中的组织化程度。这种社团的习俗以及规章的制定，在它们履行道德、经济、暴力制裁方面的职责时，我们称之为经营中的机构
。从前公司被视为统治权的创造物，只存在于法律的考虑中。但是现在形成法人组织的各种执照，被认为只是更为准确且正式地把统治权的暴力制裁加在了一般社团的习俗上。当社团的习俗得到了指导暴力实施的官员的认可的时候，曾经被诬蔑为阴谋集团的东西就变成了公司或者其他各式各样的合法团体。

习俗正是在这三个变化的方向上对个人进行着或大或小的控制的。不管是道德的、经济的还是暴力的制裁，都是随着类型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准确和公开的程度以及作为习惯、惯例和前例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其判决纠纷和强迫遵守方面，是随着从松散到机制的组织化程度而变化的。

在所有这些变化当中发生的事情，是那些拥有选择和执行权力的人对习俗的一种选择；习俗的演进就如同人为淘汰，在几个世纪中，它把狼变成了狗，或者是驯养了牛。通过新的冲突或纠纷的方式，新的习俗中旧的习俗中产生，变化着的习俗的总和就是文明。

习惯和惯例只有通过对争议的判决才能转变成前例，在有关对个人的控制趋势的逻辑分析方面才能变得足够准确。在我们关于方法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提出了这种用于议价交易
分析的公式。类似的公式也适用于管理交易
和限额交易
。

在三种类型的交易中，存在着对立、相关和依存的三种关系。纠纷发生的时候，集体的强制就要进行判决。只有通过定义义务才能进行判决。定义了义务之后，权利就跟义务一致了，不过是更有利于一个对立的人罢了。从经济上讲，一个人身上的义务是要他服从的；在关于纠纷的问题上，对于对立的一方而言，这就是他对安全的预期，其法律上的等价物就是一种权利
。法学中所用的相关
这个术语，正是这种关系的同一性，而不是利益的对立。权利与义务是相关而平等的，但双方当事人是对立的。一笔信用就是一笔债务，一笔销售就是一笔购买，一笔资产就是一笔负债，一笔收入就是一笔支出，一笔付款就是一笔收款，一项权利就是一项义务，而一项义务也是一项权利。但是，它们都附属于对立的人，这种附属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定义一项义务，就是定义这项义务的界限。如果它是无限的，那么权利就是无限的，习俗强迫奴隶去服从主人无限的意志。但如果义务是有限的，那么哪怕是稍微超出了那个点，就完全是“无义务”，当然也就没有相关的权利。在经济上，这对一个人来讲是自由，而对另外一个人来讲却是风险，就是要承担那种自由所产生的赢利或亏损的风险。在这个程度上义务和权利是有限的，在那个程度上自由和风险被扩大了，直至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哲学，个人之间唯一假定的关系就是自由和风险。

但是，这一点被相互依存的原则修正了。风险跟暴露于日光下一样，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麻烦的。交易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相互依存，各方都给他人做点事情，哪一方也都不可能会被完全满足，通常哪一方都不满足。然而，交易是“意志的汇合点”，相互依存跟平等或者公正不是一回事。它的确是互惠，因为它是一点程度的彼此依存。但如果双方不平等的话，那它有可能是非常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无论他们是借者和贷者、买者和卖者，还是地主和佃农、雇主和雇工。谁来判决？习俗通过习惯、惯例、前例和假设来判决。决定依存、平等、互惠公正还是不公正程度的，是习俗的制裁。

因此，习俗是竞争的稳定器。两百年来经济思想所提出的完全竞争学说，是建立在个人方面完全自由、平等和了解的假定基础上的。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上，每个个体都清楚自己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在能力、财产以及不受强制的自由方面，他跟其他人是平等的。他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他必须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这些假定非常正确，是一切科学的方法，通过假定某些干扰因素是恒定的，从而排除了这些因素，然后只在被研究的这个单一因素中导入各种变化。

但是，这些假定不只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实际习惯和实验的问题。证券交易所、产品交易所、同业公会以及类似的有组织的市场，试图要做到的正是经济学家假设他们排除了干扰因素和“摩擦”之后的那些事情。这些交易所试图建立一个尽可能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它们的规则所指，就是要通过公开性和准确性来建立自由、平等和相互依存。它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消除那些被认为阻碍自由竞争、被认为容易有不平等和隐瞒倾向的习惯和习俗。

这些市场中的每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它们所基于的普遍原则，则可以从芝加哥交易所[79]
提交给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例中看出来。该案的事实和法庭的一致意见，可以用布兰迪斯法官所陈述的意见概括如下：

联邦司法部起诉芝加哥交易所，试图取消该交易所的一项规定，这项规定禁止该所的会员经纪人在交易所闭市期间进行实际上的秘密的买卖。问题在于，这项规定是否来自于贸易限制？所有的贸易限制都是《反托拉斯法》明令禁止的。法院判决这种限制是合法的，因此否决了一项法令的严格的用语。根据布兰迪斯法官所陈述的意见，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的一些推论：

第一，通过对产生利益冲突的纠纷的判决，最高法院用习惯法的立法方式建立起了一套“不成文法”，只跟同样或类似团体的习惯和习俗有关。法院认识到，这是在为未来类似的冲突制定法律。

第二，国会制定的成文法（《反托拉斯法》），只有等法院在一起特定的纠纷中加以诠释，而且要等这种诠释变为对类似纠纷的判例时，才能成为法律。成文法是“一纸空文”，它的生命是习惯、惯例、前例以及习惯假设。成文法的字面意义必须服从应该实现的经济目的。

第三，结社权是最高法院授予私人团体的权力，私人团体可以用这种权力制定对其成员的各种交易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然而，这种规章是通过获利、亏损等经济制裁以及拒绝入会的方式来执行的。

第四，在获得法院批准之后，那些制定规章的人的私人目的变成了公共的目的。成为标准的不是良好的意图而是良好的结果。有问题的规章剥夺了个人有价值的财产权，但是个人和团体都无法判定其后果是否好，它要由一个更高的权威来判定。

第五，通过对现存习惯和习俗的选择，最高法院判定什么是公共的目的、什么不是公共的目的。一个对眼前纠纷感兴趣的法官是不会参与这种事情的。地方的习惯变成了全国的习惯法，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它排除了被认为是坏习惯的东西。

第六，因此最高法院变成了美国政治经济学
的一个有权威的学院。如果不是有根据的事实，那它就有权威断定某些东西是否合理，因为多数法官说是合理的东西暂时就是合理的东西。人们想要的不是真实，而是有序的行动。机构必须保持运转。法院深入到了法律的字里行间中去研究产生利益冲突的经济环境。每起纠纷都是一个独立的案件，具有它自己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可以归纳到一般原则的范围内，使其跟在类似案例中所发现的特定判例一致起来。考虑了这些原则和判例，对所研究的所有事实进行心理的权衡，是一个判定在一切情形下什么是合理的东西的过程。所有各方的经济利益，不管是眼前的还是长远的，都必须作为整个公共目的的一个部分来进行估价。

第七，竞争并非是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而是得到集体行动的道德、经济和暴力制裁支持的一种人为安排。由经济学家提出的自由竞争的学说，不是趋向于力量均衡的一种自然倾向，而是一种被法院所采用的公共目的的理想，是通过对自然界的生存竞争的意志来实现的。经济学的术语是“通过合理的贸易限制来提高竞争的水平”。

第八，每起竞争案件的判决确立的都是竞争性贸易的标准，目的都是为了让否则就不确定的习惯变得更为准确。在芝加哥交易所的案例中，这些标准关系到被批准的交易的时间
和地点
；所适用的交易和商品的种类
；交易各方的资质；能提供的公开性
。

第九，由最高法院判定的应该达到的这个目的是有益的，在于它们趋向于：a.公开性，或者是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各方差不多完全了解全部的事实；b.机会均等，或者由于防止垄断、差别待遇和市场外的秘密交易而平等地进入市场；c.在营销产品方面有更高的效率；d.对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更大的利益；e.限制不正当类型的自由，从而有更多的正当类型的自由。

美国的这种习俗、判例和假设对于欧洲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是很难理解的，他们是在原来由独裁者所构建的各种法典之下操作的，这套法典是独裁者建立在完备的《罗马法》的基础之上的，只能由立法机构进行变更。甚至英国人都难以理解，后者的立法机构是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的。

同样地，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也很难理解欧洲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美国，我们具体是依照个案和判例的习惯法方法进行思考的，这跟我们的司法权是统一的；而欧洲人是按照自东罗马帝国皇帝、拿破仑、亚当·斯密或李嘉图传承下来的演绎的关系抽象地思考问题的。如果我们加以概括，如同在这本书中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所讨论的也只是一般的原则，把它们的运用留给了对特殊案例的研究。美国的习惯法方法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产生的。

美国有四十八个州和一个联邦议会制定各种法律，对于联邦和州的法律有冲突的领域，是由联邦《宪法》泛泛地加以概述的，美国最高法院由此变成了决定全国法律一致性的最终权威。因此，最高法院有必要找到某种高于一切立法机构的东西作为一致性的标准，这种东西大致可以描述为习俗、判例以及习惯假设。甚至《宪法》本身，这一最高法律，也是根据不断改变的商业和工业的习俗来解释的，与之相伴的是集体意见的道德制裁以及获利或亏损的经济制裁。习俗被转化成了一种新的法律——各州共同的法律——这是由纠纷产生时的判决转化而成的。每个判决都是一个判例，这个判例可以在人们认为相似或者不相似的案例中加以遵从或者加以区别的，一种少数派的意见可以及时变成一种多数派的意见。[80]

大陆法系的法学家遵循的是杰尼所谓的法国法院的“传统方法”，对其著作的分析会让一个美国人发现，在他们摆脱法典的左右以及立法机构的法案部分，存在着一种难以理解的困难。[81]
如果引入习俗、惯例、杰尼的“自由判决”或“自由的科学研究”作为法律的一个根据，那些法学家似乎会提出歉意。判例似乎没有任何约束权，后续的案子必须回到法典上。

但是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来说，来自于成文法和法典的这些变化几乎或者完全不会带来什么麻烦。成文法在剥夺财产或者自由的时候，只要未经最高法院所宣布为合法的法律程序，那么在与美国《宪法》相冲突的时候，就会被宣布无效。即便是不被宣告无效，那也要对它们加以解释，在有争论的特殊纠纷中，要让它们符合最高法院关于财产、自由、人以及合理程序可以改变的意义，以后的法庭和下级法院都要遵循这些判例。在某些案子中，具有不同意见的法官非常正确地把这些多数派的判决称之为一种法令的“废除”，或者是“司法上的侵犯”，或者是“否决”。在法国的法典中，下一个判决显然不会回到判例上去，它们会回到法典本身。因此，法国的判决不是对法典的废除。

于是，在美国，通过“排除和吸收”的渐进的过程，这些意义本身有时会被公然地改变，所以只要改变经济和法学名词、财产、自由、人以及合法程序的意义，《宪法》自身就会随着岁月的推移而被修正。既然不存在对最高法院的上诉，除了《宪法》修正的极端程序，那么这就要四分之三的州都投票同意，或者是像1861年的内战那样，这场战争由于蔑视对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82]
的判决释放奴隶而引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法院在不断地通过判决纠纷的司法程序来制定和重新制定法律。对于英美而言，这就是制定法律的习惯法方法。但是，在美国，它达到了一个不为别处所知的权威地位，因为无论什么情况下，只要在最高法院本身声称自己对这些词汇给出的意义有别于其他地方所给出的意义时，那么最高法院就是最终的权威，它要高于各级立法机构，高于各州，高于各级行政机构。

从上述的内容中我们看到，美国要比其他国家更急于发展与经济学、法学以及伦理学相关的基本理论。在《宪法》“合法程序”的条款下，在所有关于财产、自由和个人的法规中，州和联邦最高法院是关于立法机构法案的最终权威。问题通常是在一个公民或者机构在最高法院面前对于州或联邦官员或者立法机构提出诉讼的时候出现的，公民或者机构请求用正式文件禁止这项法律的实施，理由是它跟联邦《宪法》及其《权利法案》冲突了。于是，最高法院在下级法院对事实的裁决和结论的基础上——无论是州的最高法院还是较低级别的联邦法院——对立法机构的法案或者行政命令发表意见，看它是否跟《宪法》这一最高法律相冲突。所有这一切都在于最高法院对财产、自由、人以及合法程序赋予的意义。

按照习惯法制定法律的方法，最高级的法院实际上并一定要精确地依据以前它们赋予这些名词的任何意义，它们会公开宣称，自己的方法是一种“排除和吸收”的方法。这就意味着，在以前的判决中所赋予的一个意义有可能太宽或者太窄，导致在对一个案件的考虑中不适应这个问题。如果太宽，那么来自以前案件的判例就不能使用，也就不能约束这个法院。这就是“排除”的过程。如果过去的意义太窄，那么那个判例就可以扩展，以便为现在的案件提供规则，这种扩展会约束这个法院。这个过程就是“吸收”的过程。当然，这是一个基本的类推过程，杰尼对此作了清晰的阐述，而且如同在叙述各种案件的习惯法方法中所一直遵循的那样，对于这种排除和吸收的思想过程，法院在它冗长的主张中倾注了太多的关注。正是按照这种类推的过程，财产、自由、人以及“合法程序”的意义已经被逐渐改变了。

这些主张总是作为少数派的意见跟多数派的意见一起发表，因此，这就有可能看到，个别法官的习惯假设是如何引导他们在同一事实的陈述上得出不同结论的。在任何对这些少数派和多数派意见的比较研究中，“法官的个性”明显都很突出。事实上，对“合法程序”这个术语进行全面的阐释，就是阐释一种完全的社会哲学。[83]

只有较低等的法院才会受已制定的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由多数派的意见确定的，尽管他们往往提出一些创新，这种创新如果获得最高法院的肯定或者批准，就会变成新的判例。[84]
但是，美国最高法院自身事实上并不受这种约束，它可以而且的确创造了新的法律，从而在严格意义上贯彻了杰尼的“自由判决的方法”。最终它有可能发生，而且往往就会发生，如同在1872年的屠宰场案件中那样；以及少数派的意见变成了多数派的意见，如同1897年在那类案件中发生的情况一样。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用排除和吸收的方法改变字义的简单过程。

有了这种文献材料的帮助，美国的经济学家对于最高法院的分歧和不断变化的价值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些价值理论产生于财产和自由不断变化的意义，最终落脚于它们的社会哲学和习惯假设。美国联邦和州的最高法院实际上践行了杰尼似乎给法国法院树立的应该去实现的理想：它可以称为推理和评价的过程
：

第一，在促进公正和一般效用方面有相对重要的“直觉”。这些直觉我们称之为习惯假设。

第二，用排除和吸收的过程对事实进行选择，这是一个类推的过程，受这些假设的指导。

第三，根据这些对它们具有相对重要性的假设，在心理上权衡这些事实。

第四，根据这些选择和权衡对事实进行归类。

第五，按照指导这些选择、权衡和归类的习惯假设进行逻辑推理。

第六，整个过程受杰尼“实用常识”的指导，但这只不过是我们作为出发点的习惯假设的另外一种说法。

如果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好像它不仅是法庭的而且是作为法官的人的推理和评价的过程，那么按照杰尼在法庭的习惯假设和演绎推理之外寻找某种东西的做法，就会出现实际问题。他关于需要“科学研究”的断言，产生于源自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人到公司、从较老的人性观念到较新的人性观念的变化，这使得旧的假设有可能不适用于现代的“运行中的机构”。但是，法院不是这样构建的，或者没有机构去进行所要求的这种广泛的研究。因此，某些美国的立法机构和联邦议会一直试图通过创建委员会来恰当地提供这种科学的研究。

一个例证性的案例是威斯康星州的产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于雇主和雇员的大多数交易具有裁判权。它不仅有专业的研究员队伍，而且有雇主、雇员、医生、工程师、建筑师、经济学家组成的各种咨询委员会，全部数量差不多有近二百人。关于卫生、安全、意外事故赔偿、童工、劳动时间以及最近关于失业保险的研究、决定和结论，都是受法院所解释的“合法程序”的规定所支配的。因此，规定都是由法院来再审理的。但是，在这种再审理中不允许有任何过去未曾向委员会呈交过的新的证词。如果要提交新的证词，就会要求法院把案件提交回委员会，给委员会重新考虑和修改自己决定的机会，前提是委员会决定这样做。按照这样的做法，负责审判的法庭会按照自己严格的合法证据的规定，不作任何调查，也不采纳任何类型的证词，它只听从辩论，而且它只按照委员会议事程序的合法程序进行宣判。

这些委员会背后的理论，是将合法程序转入到事实研究的法律理论中，其大意是说，如果受法律影响的一切利益都准许自由地通过它们公认的代言人来协商，那么这些公认的代言人达成一致作为结果的对事实的决定就会是合理的，依照这些决定颁布的命令就是国家对公民的合理命令，会支配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易。

按照类似的方法，遵循上面提到过的斯密瑟诉艾姆斯一案中的意见，公共服务委员会、州际商业委员会、各种市场和贸易委员会通过对各方的调查和听证，来确定各个参与方在他们的交易中的合理价值和合理习惯。然后，通过法律的运用，这些决定将会被在纠纷中接受。这些纠纷是在委员会所宣布的一般或特殊的规定之下产生的。[85]

美国的这些委员会正在扩展，以致在实际上包含了马克思可能称之为“阶级斗争”的全部领域。但是，这些斗争可以划分为劳动和资本的冲突、买者和卖者的冲突、农民和批发商的冲突、借者和贷者的冲突，以及不同阶层纳税人的冲突。这些委员会是一种手段，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立虽然是成文的宪法所要求的，然而这种手段通过在法律上把既不是立法也不是行政和司法的一个程序结合进一个团体中，试图以此来废除这种分立。委员会有时候被描述为准司法或准立法团体，但是它们的职能却是调查研究。法律不过是这些委员会从自己对事实的发现和权衡中得出的结论，只要法院认为这些结论符合合法的程序，那么这个程序就要求所有相关方的听证。简而言之，这些委员会是美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发现的一种实际的方法，这种方法依靠杰尼的“对事物本质的科学研究”，把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系在了一起。[86]

尽管这些研究和发现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是不“科学的”，但是在政治和经济科学的意义上却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基于自然科学中看不到的三种情况，也就是利益冲突、相互依存以及秩序法则。人们认为，这些法则对于在合理照顾公共和私人利益的同时保证产业的运行是必要的，当新的事实从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变化中出现时，它们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改变。这就要求合理价值的意义要有不断的变化。

六、理想类型

上述的讨论通向在一门科学中科学研究所扮演的角色。在这门科学中，未来性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个研究对象跟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对各种物质不作任何预测，因此，研究方法必定不同于精确科学，因为它的成果是人类意志在一种历史的演进中一致却冲突的行为，这种历史研究决定在不断变化的经济、政治和伦理序列范围内什么东西都是行得通的。然而，它是一切科学中部分—整体关系的一个特殊例子，不过它是在一个社会的未来理想中展现自身的，现有机构中的参与者或多或少地都把自己的交易和规章指向了这个未来。通过检验德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马科斯·韦伯的学说，我们可以得出指向这种方法的线索，他的著作对于后来的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有很大的影响。[87]

韦伯所面临的问题是德国的演绎学派和历史学派的争执，主要的代表是门格尔和施姆勒。门格尔陈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假定，他探索在与过去的自然科学类比的基础上，从所有其他的现象中抽象出最为简单的“典型的”特性和“典型”的关系，认为应该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精确的”经济科学。他的典型特性就是利己和效用，而他的典型关系是个人和社会所需要的有用物品的数量与当时当地可自由支配的这种物品的数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典型关系给了他有别于“非经济”物品的“经济”物品的意义。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门格尔要建立“精确的”经济科学。事实上，它是达尔文已经为所有的有机体建立起来的稀缺性
的科学，在达尔文的手里，我们称之为生物的稀缺性
，但是门格尔把它转移到了人类的有机体上，转化成了我们区分为心理的稀缺性
的东西。门格尔没有把它建立在其他方面的稀缺性之上，其他方面的稀缺性我们称之为所有权的稀缺性
，是从休谟那里推导出来的。

但是施姆勒声称，这种利己的抽象给予我们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幻影”，一个“想象中的鲁滨逊”，是从揭示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真理所要求的复杂的历史、社会、法律和经济特性中抽象出来的。实际上，施姆勒在他对门格尔的方法的批评中可能走得更远。门格尔为了得到他关于个人心理学的“精确”科学，不仅排除了诸如是非、公正、义务这种作为伦理感觉的动机，不仅排除了所有对习俗的遵循、所有对强制力的服从或行使，而且还排除了愚昧，他所假定的是绝无谬误的无限的知识，然而在实践中是靠对“误差”的估计来矫正的。

但是，门格尔和施姆勒不仅同意抽象是必要的，而且还认为为了查明全部的真理需要大量的抽象。法学家作出了财产权的抽象，生物学家或者经济学家作出了稀缺性关系的抽象，心理学家作出了感情、智力或意志的抽象，化学家作出了原子的抽象，等等。我看见了我屋子里的桌子。老派的物理学家从这张桌子的其他特性中抽象出了重量；化学家抽象出了化学成分；生物学家抽象出了有机结构；现代的物理学家抽象出了电子、质子和真空；伦理学家抽象出了是非以及关于这张桌子应该尽到的义务；经济学家抽象出了使用价值、稀缺性价值以及和这张桌子有关的那些人的预期；心理学家抽象出了对这张桌子感兴趣的人的感觉、概念、情感、习惯、意志。就这些概念的每一项而言，理论学家抽象出来的特性都应该是实体，他们可以采用因此而抽象出的这些实体，然后把它们中间的每一项分别构建成一门精确或近似精确的科学。问题是，这些抽象的实体，在每一项都被构建成它自己的科学之后，当我的桌子待在我的屋子里的时候，如何才能在一门单一的科学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当然，门格尔和施姆勒都同意，所抽象的某些东西跟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所抽象出来的东西是不同的。他们都同意抽象出了心理学、伦理学、习惯、稀缺性、使用价值等，除了财产权；施姆勒包含了财产权，门格尔拒绝了财产权。所有这一切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早晚都会变成可以分离的抽象问题。但即便如此，把它们本身跟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分离开后，他们如何将这些包括法律、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在内的迥异的科学综合为一个整体，包含在对经济科学而言是真正的实体的这个整体中？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他们都是从一种自己认为具有重要性的心理的因而也是主观的抽象出发的。门格尔是从追求外界的物质的东西的自私的欲望和从那些东西中衍生出来的自我满足出发的，施姆勒的出发点是伦理的情感，也就是考虑到其他人的欲望和满足以及自己的欲望和满足应该是什么。于是，门格尔把他的心理学发展成了一门关于递减效用和边际效用的精确的科学，而施姆勒则只能把他的心理学发展成为对习俗、法律、制度演进的描述。因而，把两者结合在一个关于单一实体的综合单位中，这个单一的实体应该既是门格尔演绎意义上的理论的实体，又是施姆勒历史意义上的经验的实体。这样的努力似乎是没有希望的，这样，二元论就会继续存在于演绎学派和历史学派之间、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科学和艺术之间。

在这里，韦伯步哲学家李克特的后尘，用他的“理想类型”来加以干预。他推翻了这个问题的陈述，认为它不是在不同的学科已经各自通过抽象加以构建之后如何再把它们结合起来的问题，而是在它们各自被构建之前如何表述将它们结合起来的问题。这种预先的陈述就是理想类型。它跟门格尔的“典型的”特性和关系有怎样的不同呢？

第一，理想类型不是一种实体，或者更准确点说，不是一种实体的拷贝。根据门格尔的说法，实体是可以在观念上当做真实存在来理解的某种事物或者行为，比方说，商品、用这种商品来满足自己欲望的个人、可以获得的商品的数量、所需要的数量，总之，门格尔的典型的特性和关系是一种实体，这跟一个人骑一匹马是一个实体是一样的。门格尔从这些典型的特性和关系中所得出的边际效用理论的“法则”，跟引力的抽象一样，也是一种实体。

韦伯回答说，实际并非如此。牛顿可以那样做，是因为他能够为引力隔离出来一个单一的原则，引力实际上是在隔离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但是利己主义的问题要复杂得多。门格尔所做的事情是设计出一个“理想类型”，而不是一个实体的观念。他的理想类型不是真正设计出来的东西，而是如果有可能把门格尔的个人主义的人跟其他一切事物隔离开来的话就会设计出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因此门格尔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抽象，而不是在实体的全部复杂性方面对它的理解。

这一点我们认为是韦伯所做的贡献的核心。在实体的逻辑一致性的旧的意义中，它把在经济上创立学说的整个过程从一种“理论”转化为了一种纯粹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构建了用于研究的理智工具。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不再存在对抗性的问题，因为理论只是一种研究实践的工具，就像是一把挖掘事实的铁铲，可以把事实转化为对农业制度的一种理解。实际上，一门科学并不是一个知识体，它不过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而它的理论就是它的方法。

第二，这种对一种理想类型所作的系统而确切的陈述是每门科学都在做的事情，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批评门格尔。韦伯的批评是这样说的：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把各个部分孤立起来，因此这个理想类型应该包括所有的后来要结合起来的特性和关系，而且，既然所有这些都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确定，那么理想类型就必定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第三，并不是全部的历史都跟创立经济学说有关。因此，经济学家必须从历史的经验数据中进行抽象，跟需要相比，所抽取的经验数据不多不少，并且可以建立一个多方面的理想类型，用于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所涉及的特定历史阶段。

第四，即便如此，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这种理想类型还是不会符合实际的，如果只是把跟经济学相关的因素作为一切都在其理想化的关系中的一个整体来抽象，那么它将会是个“乌托邦”，一种关于历史制度会是什么样的心理的诠释。这样一来，他诠释的是一个关于中世纪自治的市镇或行会、资本主义的公司或者工会等组织的纯粹理想化的概念，不是当做实际存在状况的一种“理论”来用的，而是当做试图理解这种状况的一种思想工具来用的。

第五，韦伯的理想类型不是一个关于应该是什么的伦理理想，而只是一种研究性的或者工具性的理想，科学家可以用它来从事研究、选择事实以及对他实际发现的状况进行比较。

第六，因此，理想类型不是一个“平均值”，像一条贯穿于经验事实的数学上的直线，严格地说，它是假如不相关的事实都被排除的话事实会是什么的一种“理想”。它也不是一种假设，它是一种综合，这种综合有助于阐明一个假设，因为它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什么才是活动的意义
？这样它就提出了选择事实和衡量其相对重要性所需要的那种假设。它是全部因素的一种综合，我们从中阐明了假设。它不同于门格尔的理论，因为综合和分析是不一样的。

第七，绝对不能指望这种对人类活动意义的探索，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来阐述，能够产生出一门“精确的”科学，甚至连接近其他科学的量的要求都做不到。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人们想要的东西。经济学家想要的是理解，他需要计量手段只是作为理解的一种辅助手段。一个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不是一种机械体或者有机体，它们的运动是一般研究者不能理解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他们的活动他可以很好地理解，只需把自己置于“他们的位置”上，从而在时间地点全部可变的条件下，在他们活动的动机、目的、价值的意义上，构筑“各种理由”。

这就是李克特和韦伯所提出的基本理由，这种基本理由把社会科学或者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分离了开来。在后者的各门学科中，要问的问题只是“要怎样”、“是什么”、“有多少”
，完全是因为我们无法知道理由。但在经济科学中，我们包括了“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对发挥作用的动机的理解。[88]

第八，在社会科学的理想类型中，将要考虑的因素的数量不是预先确定——经济学家在研究时发现的一切相关的事物都包含在内。因此，不经过长期的事先研究，经济学家是无法构建他的理想类型的。整个文明的范围对他都是开放的，但是，在研究上，各种文明可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对自己进行分类的，那就是一种文明可以通过在不同理想类型的比较中加以比较，同时，附属的类型同样也可以进行分类和比较。这样，经济学家就可以得出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个人主义的理想类型、封建主义的理想类型、重商主义的理想类型，这些类型都是理想类型的特例，而且都可以提出从一种类型到另外一种类型的历史发展的假设，或者在任何特定的组织内对要研究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提出假设，通过研究来加以验证。

韦伯在如此构建他的理想类型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我们相信，他和他的信徒们所利用的这种方法，在其中的有效性被用于对经济事件的科学研究之前，必须进行谨慎的分析。它的用处在于澄清了我们关于社会科学的思想，把它们跟自然科学区分开了。他引导我们质疑是否可能存在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或者是存在韦伯方法的一种特殊的应用，这种方法或者应用尽管在用于自然科学和有机科学的意义上是真正科学的，然而，由于韦伯提出的主观价值的同样的属性，把人类行为的科学跟非人文的科学区分开了，因此韦伯认为这种主观的价值不能归纳为一门科学。因为价值本质上是主观的、情感的、个人主义的、不能量度的，因而他谈到了中世纪城市的“精神”、工会的“精神”，他的理想类型就是围绕这些精神构建的。

我们是通过区分理想类型的四种不同意义来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这种理想类型是从韦伯、桑巴特和托尼构成它的专门运用中出现的。我们可以把这些区分为用于教育学、宣传、科学、伦理四种目的的理想类型，我们将把它们叫做教育学的、宣传者的、科学的、伦理的理想类型。

（一）教育学的理想类型

作为一种教育学的工具，理想类型是一种理智的解释，依靠的是一种历史环境、历史制度以及个人的最深处的灵魂或者精神，可以加以合理化，以便根据使其充满活力的人类动机来加以理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对这样一种工具的需要，是从估价这个事实中产生的。估价活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的情感的过程，这个过程每个人均不同，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不同。它不仅仅是经济的估价，而且也是宗教的、性别的、有爱国心的估价，实际上，它是整个文明所产生的全部情感，德国人称之为文明（Kultur），这是一个没有英语同义词的术语，因为我们把文明当做一种结构，而不是当做一种可以热爱的东西。由于估价是这样一个内在的情感过程，因此不能把它简化为对所有个人都一致的重复，如同科学所要求的那样。但是，如果我们真要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行为的理由，那就必须诉诸这个非常真实的情感的过程。这种诉诸只能通过创建一种心理的画面，这个画面揭示的不仅仅是人们怎样行为，而且揭示的是在所选择的特定的环境下他们为什么要按照自己的惯常所作所为那样来行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历史意识”。

我们并没有说这种情感的过程不能归纳为科学的一致性，但是它属于心理学这门科学，具有教育学的艺术，而不是经济学的艺术，无论是历史的经济学还是演绎的经济学。经济学是建立在情感的过程之上的，就如同它建立在法学、物理学、化学的基础之上一样。而且，当韦伯在它之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类型的时候，他确实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建立的是教育学的科学和艺术，而不是经济学的科学和艺术。

但是，他的贡献是更加重要的，因为这些贡献让我们能够把某些所谓的经济理论不叫做经济学，而是叫做教育学。因此，是韦伯用这种理想类型的意义对门格尔的利己主义的情感作出了正确的解释，这种情感是在增加供给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门格尔的“递减的效用”，还有它的边际效用的“精确的”科学，从来都是既不“精确”也不是一个实体，而且永远也不能变成真实的或者精确的。但是，对于为什么人们获取商品的时候，在商品充裕时不比同样的商品稀缺时迫切，它给了我们一种理解，因为它投合了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情感变化的经验。因此，门格尔的公式不是经济科学，不像门格尔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说，它是教育学，因为它是一种构筑起来用于解释人类行为的某个方面的理想类型。同样地，它对教育学的例证是有用的，但因为它从来都不能靠自己发挥作用，所以不能用在一门必须考虑各种因素的科学里。因此韦伯不会全然拒绝门格尔的分析，如同当施姆勒把它称之为漫画时历史学派的所作所为那样。即便它是一种幻想，一种乌托邦，韦伯也会保留它，这完全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方面必须跟其他的方面结合起来，然后整个人类行为科学的真实性才能被人们所理解。它确实是一种有用的乌托邦，但却是为了教育学的目的。

但是，经济学的历史学派也有自己的乌托邦——它的理想类型。在这里，我们应该说，韦伯也指责它们是教育学，而不是经济学。历史学派构建了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面，以达·芬奇作为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进入欧洲的那种新的精神的代表，或者是一幅早期的基督教的画面，以使徒保罗作为它的典型。在这里，没有自利之心的上帝和人类纯粹的爱，渗入到了皈依者的行为之中，它是理想类型。对于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整个文明而言，这些就跟门格尔的“经济人”一样是不真实的。但是，我们如果不构建这些从中世纪或者罗马帝国时期所有其他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心理画面，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文艺复兴时期或者是早期基督教的精神。

这些教育学的理想类型全都是纯粹的乌托邦、纯粹的幻想，但是，当我们试图理解或者是试图引导他人理解我们正在研究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它们恰好就是我们要用的东西；实际上，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试图把自己置于了他人的位置之上并获得那种“历史感”，如果经济学家要解释他人的经济行为——不光是在过去的行为，还有在不同于他现在所处的环境之下的行为，那他就必须具有这种历史感。我们不能把自己置于一个机械体或者有机体的位置，以便理解它要如此这般行为的自身的“原因”，因为它并没有像我们一样的情感。我们不知道电流有什么理由要击伤张三而不是李四。实际上，我们确实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它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它没有情感。我们不知道，一只母鸡能不能给自己一个解释，它为什么要在鸭蛋上孵四个星期。实际上，我们知道它没有我们所能理解的那种价值感，但是我们理解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追求的东西，以及为什么农夫要把这只母鸡放在那里。处在当时当地的一切环境之下的是他的价值感、感觉、情感、目的和好奇心，这是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所特有的，在自然科学中却没有听说过它应该包含在社会科学里，否则它就变成了只是机械论的东西了。

然而，我们认为它是教育学，而不是经济学。因为有了这个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它是一种思想工具，我们构建它，是为了理解为什么像我们自己一样有情感的人会如他们惯常的所作所为那样行为。在关于机械体和有机体的科学中，我们构建思想工具，回答的只是它们做了什么
、做了多少
以及我们可能期望它们做些什么。在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中，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我们更进了一步，我们注意的是价值、动机、情感、目的。总之，我们注意的是“原因”和“精神”。换句话说，我们寻求的是理解，而不仅仅是分类、测量和机械化。这就是李克特对社会哲学的贡献，以及韦伯对制度经济学的贡献。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当我们寻求理解的时候，在韦伯所采用的意义上，我们是否在科学的领域之内呢？韦伯说得对，“不是”，而且构建乌托邦那样的理想类型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他说“不”的理由。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理想类型就不是一种科学的工具，而是一种教育学的工具。

现在我们必须注意到，理想类型因此不过是一种人格化
的方法，它是政治经济学的祸根。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内心情感的意义上去理解，那么我们就在人格化。在其他科学中，这种人格化是占星学、炼金术、活力论。[89]
这就是说，占星家、炼金术士、活力论者用来描绘自己的是他的感觉、意志、智慧、理性。总之，是他的理想类型，而不是用观察到的行动来描绘自己，而且还要问它们为什么
要这样运动，而不是像天文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后来所做的那样，仅仅问它们怎样
运动、运动了多少。

我们已经指出了先于对科学的稀缺性原则进行阐释之前的两种人格化。李嘉图把稀缺性人格化为自然对人类劳动的阻力，因此，“劳动”变成了稀缺性的人格化，结果通过马克思、蒲鲁东、庞巴维克、克拉克、民粹主义者、绿背党人，产生了一系列古怪的劳动学说，而不是稀缺性学说。他们试图消灭货币这种稀缺性的科学尺度，货币告诉我们的只是怎样和多少；他们把自己的事实置于了韦伯为什么
的乌托邦之上——一种真正的理想类型，一种经济的占星学。

稀缺性的另外一种人格化在戈森、门格尔、瓦尔拉斯、杰文斯的效用递减理论中，在理想类型这个文雅的名称下，韦伯正确地把它描述为了乌托邦的性质。边沁曾经用与商品的成本收益相伴的痛苦和快乐对应这样一种理想类型，进而把经济学和伦理学人格化了，其他这些享乐主义的炼金术士则求助于众所周知的快乐递减、痛苦递增的感觉。但是，它毕竟是一种人格化，采用的是一种乌托邦的、稀缺性关系的理想类型，这种稀缺性关系，我们实际上是用货币的稀缺性尺度来衡量的。

（二）宣传家的理想类型

上述的人格化源自于古典学派、社会主义学派、无政府主义学派、享乐主义学派的演绎的或者分子的经济学，它们都排除了货币。来自于历史方面的一种相似的人格化，是韦伯自己的“资本主义的精神”，被桑巴特和托尼所接受。现在它是一种人格化——不是没有货币，而是有货币——由此才使得货币价值的无限积累成为可能，但是也支持了李嘉图和门格尔的同样的理想类型，也就是说，为了给自己取得收入而完全不考虑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与此相反的是韦伯和桑巴特中世纪的市镇经济的“手工业精神”，在那里，体力工人和手工工人采纳了他们行会的规章，意在防止行会会员以同一行会其他会员的利益为代价自己致富。

在这些案例中，出现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人格化和行会与工会的人格化，每种人格化都给出了自己的特殊的理想类型，不是因为真有什么远离一切交易的这样的“精神”的实际存在，而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具有相似情感的人，可以把自己置身于典型的资本家或者典型的行会会员的地位，从而“理解”他。

这样很好，我们巴不得如此，但是必须注意到，当我们在这种同样情感的意义上“理解”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必然是在爱恨、反对、褒奖的意义上理解他们的。因此，我们的理想类型很容易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情感基础之上，就如同当韦伯和桑巴特忽视了行会和工会对外人的暴力和排斥时，他们所选择的只是其对行会或工会会员公正的那些属性；或者当他们忽略了本着良心的偿债或对顾客的好意服务或者资本家的其他与伦理有关的态度时，集中注意的只是无限的金钱上的利己主义。

因此，既然又是教育学又是人格化，那么理想类型的解释正是可以用于宣传的合适的思想工具，它不是吸引人的广告宣传，就是诽谤性的政治宣传。对于韦伯和桑巴特所阐释的意义，经济学家可能不承认自己要么是“劳工”经济学家要么是“资本家”经济学家，但事实却是他们选择作为自己的手工业精神的理想类型的，只是整个精神中朝着行会会员的公正性看的那部分，而遗漏了朝着利己主义和排除异己看的那部分；他们为资本主义精神选择的理想类型，只是朝着以货币为手段无限追求利己主义看的那部分，而遗漏了朝着公正、平等、善意看的部分。这个事实必然会给经济学家盖上正在建立宣传基础的印记，尽管他们自己不承认这一点。

韦伯不承认这种宣传家的偏见，是基于他在应该是什么这个最终目标与用以达到目标的工具或手段之间所作的区分。他的理想类型既不是一幅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画面，例如共产主义的理想、无政府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理想，也不是一幅关于人类的最终状态应该是什么的画面，无论是直觉主义者说的善
，还是功利论者说的普遍的幸福
，它完全是一种作为工具的理想类型，这种理想类型取自于被认为与特殊程序运行有关的事实，不考虑研究人员认为什么才应该是最终目标。他从自己所研究的事实中客观地发现了这种作为工具的目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手工业的“精神”或者是早期基督教的“精神”，并不是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或非的东西，而是他在研究中所发现的精神作用的方式，这种作用方式的前提是没有其他精神或者其他情况在作用的时候加以阻碍或者帮助。严格意义上讲，它是有助于理解的一种工具式的理想类型，而不是转变或者离间任何人的宣传家的理想类型。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研究者的偏见不仅表现在对最终目标的不同意见上，而且也表现在权衡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说，归于组成整个过程的不同因素的相对价值。一个研究者也许会给劳动、工资、工时赋予较大的权重；另外一个研究者也许会给投资、利润、利息赋予较大的权重；又有一个研究者也许会给文明的长期趋势赋予较大的权重；还有一个研究者也许会给人性赋予较大的权重；再有一个研究者也许会给企业赋予较大的权重。实际上，在估价上的这些差异，都会受最终目标理想差异的影响，而且跟最终目标密不可分。因此，韦伯的“工具性的”理想类型以及他的理想的最终目标，也是主观而感情用事的。在“权重”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意义上，以及可以概括为韦伯试图避免的那些非常主观的估价上的差异。根据一个人的主观估价，研究者不仅会选择他的理想类型的因素以排除其他的因素，而且跟其他的研究者相比，会对那些他们有可能在选择上一致同意的因素赋予较大的或较小的权重或者价值。

因此，从一切科学的目标这个立场看——这个目标是称职的研究者的一致意见，在他们的理想类型的公式中，通常不能指望有什么一致意见。他们不但在所选择的因素上不同，而且在属于各自的相对重要性上也有差异，正如在韦伯的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手工业的精神或者工会的精神之间不公平的对比一样。这就是偏见和宣传。

显而易见，出于这一原因，理想类型在因素的选择和各个因素的相对权重方面都必须是非常有弹性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研究者的一致意见。在韦伯的理想类型中缺乏这种自发的一致，这是它的一个弱点。这就允许每个参与者通过选择和估价的活动来构建自己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跟历史上的或者同时期的事实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而且不可能给维持机构继续运行的集体努力创造机会。在经济科学中，弹性很大的理想类型也许不是毫无希望的，但这也可能不是大家所期望的。因为经济学家并不像陪审员那样，没有人迫使他们就一项裁决取得一致意见，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也不需要意见一致，所以，在选择他们所选定的任何事实并赋予其所想要的任何的重要性方面，他们是自由的。

但是，经济科学家并不是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经济活动中的人类。人类既是主观的又是跟环境有关的，主观体现在他们的情感、动机、愿望、痛苦、欢乐、理想上，与环境有关的是在他们跟他人的交易中。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主观偏见。为了“理解”他们的行为，除了量度这种活动及其结果之外，研究者必须“设身处地”，在想象中做他们在所在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做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韦伯的理想类型所做的真正贡献。可是，研究者在阐释自己的理想类型的时候，又必须以假定自己能够理解的资本家或者工人的动机或情感的形式来进行，于是对于资本家和工人而言，动机，或者更正确地说是韦伯所谓的“价值”，被认为是他们行为的原因。如果研究者选择了其中之一的动机，比如说利己主义，那么他就处于门格尔的立场，采用的是他的典型特性和关系。他无法囊括他们全部的动机，因为那会让他变成超人。他必须为经济学选择足够又不过多的动机。不过，这就又把他置于了韦伯的立场。

或许便是到了这儿，处在经济学中的研究者仍然没有一个可操作的理想类型，因为它太宽泛了。他必须区分出各种动机，把利润的动机跟利息、地租、工资、市场或者消费的动机区分开来。因此，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构建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中，韦伯以及紧随其后的桑巴特和托尼，创立了资本主义的动机，这解释了他所谓的“资本家精神”。资本家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这跟卡尔·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创造了资本家精神的说法是背道而驰的。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韦伯的资本家精神在于以货币或货币价值形式积累的形式，追求无限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根本没有任何对他人的责任或义务的意识；与此相对的是中世纪行会的手工业精神，这种精神只在于追求足够的物品来满足各种需求，不会剥夺他人的合理份额。当资本家精神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时，它就如同手工业精神受到行会规则的约束一样，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类型，便开始“腐朽”。当然，韦伯看到的是这已经到来，他的信徒们也这样认为。资本家精神是对无限利润毫无公平意识的追求，手工业精神，也适用于工会精神，是以利润为代价对公平的追求。

很明显，如果这是解释理想类型方法的结果，那么它毕竟是研究者在选择构成他的理想类型的因素时的偏见。显然，这种结果是从寻找适合各种特殊行为类型的专门动机的努力中产生的，因此对待每种动机的方法就好像它是可以被描绘的——乌托邦式的方法——作为一种可分离的理想类型本身，在行为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这个缺陷显然是可以纠正的，只要创造一种理想类型，把所有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动机都包含进去就可以了。但这会是科学的理想类型，而不是教育学的、宣传家的、人格化的类型。在科学中有用的正是这种形式的理想类型，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语里都可以找到它。作为无视对他人的影响而追求无限金钱收益动机的资本家“精神”被取代了，这种资本家“精神”会消失殆尽，只有“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会在各种类型的动机、情感、环境的驱动下，成为这种理想类型。实际上，关于情感、资本家的主观估价以及资本主义或好或坏的作用方面，研究者中间的意见还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为什么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但是会有一个跟所有科学的目标比较接近的东西，那就是研究者在怎样和多少的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

理想类型的这种意义就是它的科学意义，但是它产生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韦伯着手创立他的理想类型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引起的。第一，这种科学的方法完全消除了主观的东西，但是不是会再次把经济学还原为古典经济学家、共产主义经济学家、享乐主义经济学家那种纯粹机械的科学？什么是科学的
理想类型？在这里我们将找到一种研究的方法。第二，这种科学的理想类型这样确定之后，是不是跟那些机械的类型一样，会排除韦伯试图跟经济密切结合起来的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呢？什么是伦理的
理想类型？在这里我们将发现合理价值
的意义。我们首先来考虑科学的理想类型。

（三）科学的理想类型

韦伯的理想类型的主要贡献是它产生了一种分类原则，可以用于大家已经共同使用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可以含糊地表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种分类包括了诸如资本主义、工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商业、“经济人”、“供求法则”等术语。这些概念所取得的地位是作为普遍的理想类型概念的特例，这种理想类型不是作为科学的研究工具建立的，而是作为各种描述想象某种部分与整体关系时的心理上虚构的事物建立的，这种关系就是以后要详细研究的对象。于是，为了让这些含糊而不明确的概念可以变成科学研究的手段，我们要求检验作为理想类型，为什么它们不适合科学，以及怎样才可能把它们变成经济科学能够使用的思想工具。如同我们在前面关于方法的章节中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我们把这种理想类型简称为公式。

如同韦伯所阐释的那样，只要让它对所有的研究者具有充分的弹性，而不是把它固定下来，那么理想类型就可以对研究者的偏见加以矫正。它可以对研究对象加以矫正，使之在动机和情感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交易的，占次要地位的是主观的，而不是相反。假定这两种矫正都可以做到，但仍然还存在第三个缺陷，那么正如韦伯所阐述的以及他和桑巴特所使用的那样，即便把理想类型变得具有弹性且客观，它仍然不是交易的。因此，它本身不包含时间
的概念，没有把运动、重复、可变等主要特性包含在内，特别是没有在它身上包含一种客观的未来时间的公式。我们认为，当经济学家回归心理学的时候，这就是他们所指的意思。理想类型，作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由研究者形成并在研究中用于指南的，但是它是在研究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因此，如果发现事实不符合这种类型，那就如同韦伯所言，类型本身不会改变以符合事实，事实是作为他所谓的对抽象的类型演化的“障碍”和“帮助”而被引入的。然而，如果这种类型可以被视为一个公式，用于对一个运动的、变化的过程进行研究，尤其是如果把它看做是一种表述不确定的未来预期的一个公式的话（这种预期左右着人类在永恒的运动中的现在的活动），那么这些障碍和帮助便属于这种类型的本质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弄清韦伯的理想类型中这种时间缺陷的理由。首先，未能从一种经济黏合剂的角度出发发展经济理论，这种经济黏合剂把个人维系在了一起，如交易、债务、产权，这是历史学派或者社会学派的经济学家以伦理、统治权、人格化或者有机体的类比等非经济黏合剂的形式提供的一种黏合剂。其次，未能区分三种可分离的经济学理想类型——工程经济学和消费经济学，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有权经济学，这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缺乏时间和空间的相对论，这是最近才在物理学中提出来的。第四，一种错误的习俗概念，认为习俗是某种来自于过去的东西，而不是某种面向未来的东西。这些缺陷获得矫正后，未来性的概念就变成了客观的甚至可测量的概念，因而完全取代了从内在去寻求那种不可知的个人情感的需要。未来性成为了韦伯内在精神的科学的替代品。

于是，如果我们能够构建的不是一种可能适合也可能不适合事实的理想类型，而是一种作为研究工具的纯粹的公式的话（这个公式将包含一切研究者可能列入的所有的可变因素，但是这个公式可以根据整体起作用的时间和地点，用各个部分高度可变的重要性进行加权），那么它就有可能在一个不断发展的洞见中，把韦伯的理想类型中所包含的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只要我们从一个恰当的因而是复杂的交易公式出发，它的预期的重复、同时发生以及变化就是一个运行中的机构。

韦伯的理想类型的另外一个富有成效的贡献，在于它瞄准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理想类型不是一种理论，它是对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种阐释，这个问题是理论试图解决的问题。但是，为了阐释它，要求先有一个理论。因此，它不过是理论阐释中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假设。假设是一种陈述，陈述的是我们现在预期从我们关于各个因素的现有知识和我们现在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中得到的东西。根据这种预期所采取的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理想类型。在研究和实验上，当我们“试验”这个假设——我们的公式——发现它不完全符合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教育的、教条的、宣传的，那么我们就会改变这个公式，以便更好地适应。那么，这种适应会是一种经过修正的理想类型的另外一个阶段；而后，更进一步地，如果我们考虑到各种因素本身的变化性并试图构建一个关于过程的公式，而不是一个关于结构的公式，那么我们会有另外一种理想类型，这是一个关于运动、变化的整体的类型，我们必须再次反复修正，以符合研究所发现的各种变化。

因此，我们所采用的不是一个固定的理想类型，这种类型韦伯称为乌托邦，实际上，在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如果这种类型保持固定不变的话，那它会变得更加不切实际；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假设，吸收了新的因素，或者停止使用了较老的因素，总是寻求使我们打算构建的乌托邦具有较少的空想。因此，理论不仅变成了一个用于事实研究的思想过程，而且也变成了一种事实的诠释、相关性和预期。总之，理论变成了一种与韦伯的“理解”的不同的意义——不是教育学的同感的意义，而是实用主义的洞察力的意义，我们在此基础上预期并行动。

然而，由于理解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努力是一项全新而复杂的工作，而且考虑到韦伯的理想类型是作为研究那种关系的一种根据，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让自己的思想过程的意义更准确一些，而且要求我们要把这个过程所涉及的环境关系的意义搞得更准确一些。这应该给我们一种思想的工具，如同洛克所打算的那样，应该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思想过程跟所研究的对象分离开来——这不是别的，而是让偏见远离理论的一种工具。因此，我们给出了我们作为词语的意义来理解的东西，目的是为了阐明关于这个科学过程的一种理论，这个过程达成了对经济学中将要获得的部分与整体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解。

首先，关于理论的真正的出发点，也就是事实
本身的意义。我们自称自己的理论是基于各种事实
的。但事实是什么？一个事实在其最初开始的时候，不过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一种最初的印象，我们称之为对象或者关系。接下来，它开始有了意义，但那只是因为我们从自己先前的知识和经验中构建了那个意义，这个意义我们称之为习惯假设。我们用自己的生活史来解读事实，而且有可能我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在这个阶段，事实是一种感知
，它跟现实的整体完全不一致，它只跟整体的某个特殊的属性一致，因此，它对于我们而言只是接近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开端，下一个阶段是概念阶段。

概念是各种属性的一种相似物，例如使用价值、交易、个人、运行中的机构这些概念。那么，概念是不是一种部分—整体的关系呢？它是不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是各种感知——是不是整体的要素？这里出现了整体
这个词的第一种双重意义，或者不如说是部分
这个词的一种错误的意义。一种感知，也就是说，一种对象或者关系，不是概念作为整体的部分，而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属性——例如像黄色，或者只是一种各种属性的特殊的复合体，像一朵黄色的花——属于作为整体但尚且未知的某种东西；而概念不过是另外一种注重实效的便利，依靠它，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名词中概括出感知的相似性。

其次，我们要区分各种原则
。概念是各种属性的相似性，而原则则是各种活动的相似性。在这里，我们把原则的主观意义与实际意义区分开了。原则的主观意义是一种原因、理由、法则的意义，可以说是迫使的相似的一种意义，例如，我会说“这是一种自然的法则”，或者说“这些是我不会放弃的原则”。这种主观意义是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源头。当时，原则的实际意义只是所预期的行动的相似性。由于这后一种意义，每种活动本身，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是一个事实，一种感知。它不是一种部分—活动，这种部分—活动的原则是整体活动；原则是部分—活动或者整体活动的一种重复的相似性。对于用一个词来概括相似性方面它是一种便利，但是，由于赋予它的是一个名词而不是动词的名称，因而语言的另外一种便利便使它容易令人误解。使用价值是一个概念——一种品质的相似性；但是使用或者估价是一种原则——一种活动的相似性；交易是一个概念，但交易活动的相似性是一种原则；运行中的机构是一个概念，但意愿是它的原则，更确切地说，是它的预期的交易的相似性。亚当·斯密是一个关于一个人的复杂概念，但斯密化
是关于推理的某种相似性的原则。

对于我们在“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这个短语中所用的“因素”这个概念，也是如此。作为概念，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单位、一个个人、一个物体，比方说，碳酸钾或者斯密；但是，作为一种原则，一个因素是类似的各种活动的散布者。农业中的限制性因素不是碳酸钾，它是碳酸钾的化学、导电或者其他活动，是一种用特别的一致性作用于其他物质的活动。人不是一个名词，他是一个动词，代表的是在与自然或者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期望他显现的所有活动。这些活动是限制性和补充性因素，是关键交易和一般交易，而它们的相似性就是原则。

因此，我们还没有达到部分—整体的关系。复杂性不是一种部分对整体的关系，它只是复杂性而已，不存在关于“怎样”、“为什么”、“为何”的理解。也许存在相似的复杂性，像各种花，或许存在相似的简单性，像黄色。实际上，我们所谓的概念或者原则的体系、分类，就是这个意思。“属”是一种关于更为简单的属性或者活动的广泛的相似性；“种”是关于更为严格的属性或者活动的一个特殊的案例。动物是属，人是种。后者不是一个部分，前者不是它的整体。凡勃伦会说，这种关系是分类学的关系，不是函数的关系。

所以，为了朝着部分—整体的关系继续下去，我们需要给心理过程另外一个名称，我们称之为公式。公式有点像韦伯的理想类型，它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工具，构建它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和行动，它是对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公式化。各个部分是它们自身的整体，需要它自己的公式，一直到我们认为是特定学科最基本的各个部分也都是如此。

但问题是，它是一种概念的公式，还是一种原则的公式？

举运行中的机构这个概念为例。它是一个关于彼此相互联系的个人、工具、机器、产品的不同相似性的公式，还是一个关于行动和交易活动的不同相似性的公式？

或者，举作为这个机构的一部分的个人本身的概念为例。他是关于斯密的概念，还是关于斯密化的原则？或者，举交易的概念为例，它是个人意愿的彼此关系，还是不同类型的相似的意志活动彼此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韦伯的理想类型的实际应用，它把概念和原则陈述为一个公式，经过修正之后，这个公式将作为工具被用于对事实的研究。它是常见的定义问题，可是没有一个关于各个部分在最终的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的理论，就不可能陈述定义。有人说假定我们总是按照同样的意义使用一种定义，那么这种定义就会跟另外一种定义一样。这样的说法是不能让人满意的，每种定义都必须跟我们心里已经考虑过的研究和行动的问题相符合，只有这样，运用它的时候才会或者才可能会不改变意义。

然而，我们首先需要区分的是，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原则来用，还是把它作为相互依存的概念或者原则的一个公式来用。例如，我们认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五个“部分概念”，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我们称之为意愿
。它们中的每一个既是概念又是原则。

上面所提出来的稀缺性的概念，是由门格尔明确表达出来的。它是一个纯粹数字的概念，只存在于人的脑海里，它是当时当地所需要的东西和可以得到的东西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比率。作为这样一种典型的关系，或者说是理想的类型，它是由两个相互依存的部分构成的整体，其中每个部分本身又是另外的整体，由它自己的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而这个纯粹的数字——这种比率——既是相互依存关系本身的概念，又是其量度标准。但是，当我们认为它是与所需要的东西的数量和价格相关的人的买卖交易中的变化具有相似性的时候，稀缺性
同时就又是一个原则；正是这个原则，而不是这个概念，变成了意愿这个整体公式中的一个机能部分。

效率
也是如此。效率
这个概念也是一个纯粹数字的概念，只存在于思想当中。它由两部分的比率构成，这两个部分就是一个时间单位之内的产出与投入。但是，效率原则是人类管理交易中具有变化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跟所使用的设备和所生产的产品的化学的、电力的、重力的或者其他的运动相关。

习俗这个概念是指个人组成的团体对个体成员所具有的约束力的概念；但是，受习惯假设指导的行为准则原则，在团体的这种约束力继续发挥作用的范围内，是个人行为和交易带有变化的重复。统治权的概念跟习俗的概念一样，所不同的是以暴力的限量使用作为约束力的；但是统治权的原则是上级对下级的限额交易带有变化的重复，下级必须服从对他们所使用的暴力。

未来性
的概念是预期事件的概念，但是未来性原则是交易及其估价带有变化的重复的相似性，这种重复是在人们在不断移动的现在
实施的，关系到所预期的阻碍、帮助或者结果等未来事件。

这五项“部分原则”在它们的相互依存中，构成了意愿
原则这个整体。作为概念，这是人类的复杂属性。作为原则，在稀缺性、效率、行为准则、统治权、未来性各项原则限制和补充的相互依存性的范围内，它是人类全部行为和交易活动带有变动性的预期重复。这种机能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的变动会改变其他所有方面，从而改变了整个交易或机构。如果效率增加，那么稀缺性就会减少；如果行为准则发生变化，那么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也许统治权的使用也会变化。在买卖交易的公式中我们曾经注意到，机会、能力、竞争力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导致其他两个方面的改变。它的机能部分的任何一个方面的改变，都是意愿这个整体的一种改变。

因此，我们触及到了运行中的机构的这个概念，作为预期的相互依存的交易的重复，运行中机构的原则是意愿
，给它的公式就是前面提出的心理公式，这个心理公式就是其全部限制和补充原则不断变化的相互依存关系。

我们认为，这个公式符合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概念，但我们称它是“科学的”，而不是教育学的、宣传家的或者人格化的。因为它是一个包含了所有因素而不是几个挑选出来的因素的公式，因此在它的确切表达中不依赖任何经过挑选的主观情感；还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关于所有因素相互依存关系的有弹性的轮廓，这些因素今后必须既作为“部分—整体”的关系在它们自己的权利中各自进行研究，又作为限制性和补充性因素相互依存地进行研究。作为一种用于研究的思想工具，它所要求的科学的有效性，是基于韦伯对哲学或者形而上学和方法论所作的同样的区分。它完全是一种方法的工具，而它的方法就是明确地把人类活动的科学同机械装置和有机体的科学分离开来。依靠对科学的这种分离，韦伯避免了哲学和形而上学。因为方法论是概念和原则的逻辑结构，每门科学就是在它自己的领域内用它来陈述自己的知识或者知识手段的。方法论的界限就是特定的科学跨越其他科学的那些点，而跨越这些界限的尝试，就是哲学或形而上学上的扰动。在我们现在的知识状态下，一旦感觉到这些界限是无法跨越的，那么方法论的问题就不会跟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问题发生混淆。正是这种区分，才使得我们能够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实用主义地定义意愿、习俗、未来性
和价值
，而不带有形而上学或者哲学的含义。

例如，意志是“自由的”还是“被决定了的”问题，从我们的实用主义的观点看，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因此就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范畴。但是，从心理学或者神经学的观点来看，它就不是形而上学了，这两门科学是依靠其特有的公式在研究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意志就如同我们所发现的那样，也就是说，是人类在行为和交易中的全部活动。然后，我们构建了概念、原则、公式，基于我们现在的知识来看，这些概念、原则、公式将有助于对政治经济学所有问题的研究，不需要引进所谓的形而上学，但实际上是自由和决定论的问题。

然而，在这里，我们认识到，如果意志是自由的，并且在人类的意识中是完全多变且不确定的，那么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如果我们还想要有一门关于意愿
的经济科学，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意志的作用中寻求一致性。我们寻求这样的一致性，并非仅仅是在怎样和多少这种科学的意义上——这两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是在意志的为什么的意义上。这种意志的意义，我们可以按照韦伯所给的意义加以“理解”。但是，我们的为什么不同于韦伯的为什么。他认为，价值
是一种纯粹主观、变化无常的情感，不受任何逻辑规则的支配。对于个人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在这方面它是主观的意志。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科学建立在主观情感之上，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科学，那就必须求助于形而上学，或者是完全以个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那就是教育学。这就是韦伯的困境。对于社会科学的目的而言，他在自己的方法论中引入的是个人主义的实体，是主观的价值，或者个人的意志。而这个实体，就我们所知，无论是“自由的”还是“被决定的”，都是十分反复、无法解释、特别个人主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对一致性的探索放在众多运行中的机构的交易上，而不是放在个人的情感上，那我们就的确把握了许多的相似性；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中，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交易的相似性为什么是一致的，因为它们是我们靠经验就可以了解的相似性。

这些一致性之一就是习俗
。尽管个人的情感、主观的估价、主观的意志有可能变化无常、大相径庭，以致任何科学的一致性都不能以它们为依据，然而，当我们注意的是交易而不是情感时，我们确实发现了行动的一致性。不过，在这里，形而上学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的问题，为经济科学的方法论设定了一个限制。心理学或者神经学，发现了被称为习惯
的某种个人主义的一致性，从休谟时代起，这些一致性就没有跟习俗
区分开来。但习俗不过是众多个人习惯的相似性。从前，经济科学把这当成了一种不需要研究的假设，但是近来，经济科学的方法论要求我们看远一点。实际上，要确立一种社会力量或者压力的理想类型或者公式，这种力量或者压力会迫使个人按照不同的服从程度去遵从，而它本身则能按照它自己超越这种习惯假设的权利去加以研究。

这样的研究是历史的研究，其富有成效的资料来源是在法律和仲裁的判决中，习俗在这些判决中被转化成了习惯法。在这里，陈述习俗的定义变成了方法论的功能，不是基于心理学和个人主义的习惯基础，而是基于这种社会压力，这种压力迫使所有的个人在司法权范围内行动一致。由这样的来源得出的这样一个定义表明，强加给那些情感、估价、意志都变化无常的人头上的处罚或者制裁，并不符合我们所谓的习俗的“行为准则”。有了这样一个习俗概念，经济科学能够而且的确可以作为一种研究工具而发挥作用，而且它有助于解释和理解。

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引入了社会科学中特有的另外一种原则，这是旧的习惯
或习俗
概念中所没有的。这就是我们称为未来性
的预期的原则。习惯是行为的重复，决定于——如果它们是“被决定的”——发生在过去的生理作用。但是，习俗的约束力或者“决定的”力量是想象的未来损益的预期的相似性。这种“未来性”尽管从主观的观点看属于个人主义的心理科学的范围之内的内容，但是从交易的观点看，它不是别的，正是基于社会制裁的现有的安全、服从、自由和风险的承担。

这一未来性原则同样提供了价值或者目的概念的一切客观意义。因此，韦伯变化无常、不守规矩的主观价值或者意志是不可能有科学所要求的一致性的，它被估价和意愿的这些相似性所取代，而估价和意愿是法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任何科学都不能为了成为一门科学而要求绝对的一致性，甚至连天文学都对可变性留下了余地，经济学更是这样。真正的事实是，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力量复合体，或者说原则复合体，共同发挥作用，这样就阻碍了其中的任何一种的精确的重复；经济学的难题是为了让这些变化性可以被解释和理解，因而就得让各种原则相互关联，但不是因为个人价值和意志的莫名其妙的反复无常，而是因为构成意愿整体的几个原则的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可以说，这种变化性是各种因素功能性的相互依存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四）伦理的理想类型

韦伯不认为伦理的理想是其理想类型所认可的一种意义。但是伦理的理想有双重意义，它可以指达不到的事情，也可以指能达到的事情。我们认为，后者就是合理价值
的意义。在给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现有的各种情况下，在一个运行的机构中可以看到与他人福利相关的能够达到的最高的理想主义，这就是合理价值和合理惯例，它可以被称为注重实效的理想主义
。

韦伯将能够达到和不能够达到的目标都拒之门外，这就是伦理的目标。但是，在习惯法的合理性意义中，被拒绝的只有不能达到的理想主义，可以达到的最高的伦理目标——这也是对一个人的社会责任而言可以达到的最高的动机——是被实际存在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在当时存在的生存竞争中留存下来的最好的机构的惯例中，这些伦理目标可以作为事实被研究和证明。

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伦理的理想类型，只是那种不能达到的类型，例如，我们可以说是天国、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普遍的兄弟般的友爱、普遍的美德、普遍的幸福。但如果它是可以达到的，如同留存下来的最好的例子那样，那么可以达到的理论就跟已经达到的理论一样科学。因为在被研究所能发现的最好的个体的例子和集体的例子中，它不但已经达到，而且可以保持。一个“太好”和“太坏”的个人或者机构都可能在商业中失败，因为它被当时的集体行动的行为准则排除了。但是，一种合理的理想主义是最高水平的可以实行的理想主义，不仅被像边沁笔下的那些人的个人的愿望证明了，而且被对那些制度的研究证明了，那些制度不但实践了这些理想主义，而且仍然存在。一直都存在高于一般标准的个人和机构，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的社会的理想主义的问题，在于让等于“平均”或低于“平均”的那些人提高到平均的水平之上。

在这种对高于一般标准的人的研究中，在他们对他人的社会动机中，必须要进行研究的限制性因素，和对那些处于一般标准或者处于一般标准之下的人，要进行研究的限制性因素是一样的。这些限制性因素是效率、稀缺性、矛盾、现有的习俗和统治权的行为准则、习惯假设等等，这些因素将伦理的上限置于当时当地能够做到的水平之上。[90]

因此，同时顾及到个人的私利和社会福利的经济的意愿论，是一种关于已经达到的上限的理论，因此是一种尚未完成但可以达到的未来
的理论。当未来被生生不息的过去终结时，同样的意愿论就变成了一种关于已经达到的情况的历史论。经济活动的伦理学是意愿
原则的未来，但历史是同样的原则的过去。

这种合理价值
的理论——也是合理惯例
的理论（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它们以合理价值
而告终）——对于那些在自己的脑海里勾画着韦伯的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而言，似乎可能会大失所望。韦伯明确地把自己的理想类型称为“乌托邦”，因为他认为这“不存在”。但我们认为它不会是乌托邦，因为在我们可以发现的范围内，它实际存在于那些事实上保持生存的机构中的最好的惯例之中。真正的乌托邦是无法达到的，我们已经目睹了太多的空想家梦想破灭之后变成了悲观主义者和极端保守派，这就保证了我们在朝着社会理想主义迈进的时候，不会越过能够证明是切实可行的最好情况这个雷池。在这个有限的领域内，为各种的热忱和宣传活动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因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的激情和愚蠢设置了一道令人绝望阵线，针对的甚至是能够证明切实可行的社会理想。

然而，在切实可行的最佳情况的限度内，这种伦理学的意义是一种理想类型，构建它的目的是为了客观地研究和理解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的本质。但是，必须把它跟主观的伦理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变化无常的、个人主义的。我们的伦理的理想类型基于一种可操作的多数派意见，这是从对所有参与交易的人能够达到的最佳的福利关系的研究中推演出来的。尽管它意味着应该与是什么情况和现在是什么情况或者过去是什么情况相对照，但它不是反复无常的个人主观上的“应该”。大多数人，当他们面对“合理价值”这个词的时候，在主观的情感上都把它当成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理想，因此这种主观情感就跟有多少个体一样千差万别。但是，我们的合理价值的观念，是那些一起工作的人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主义，他们彼此依赖，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合作进行下去。它不是“我认为”应该是什么，而是作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我们认为”应该是什么，而且要能够达到。

当韦伯将目标拒之门外之时，他的脑子里想的是“我认为”的东西，而不是大家共同行动时的“我们认为”的东西。然而，在可以达到的限度内，这种伦理上的意见一致的公式，是类似于韦伯所发明的理想类型的。它在一切的司法推理中都随处可见。它存在于原理、标准、假定、人格化、类比等内容中，人们从智力上构建它，是为了实施公道。在过去的三百年中，人们构建并随着新的案例的产生而不断重构的最基本的理想类型，也许是愿买愿卖的理想，它是习惯法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理想类型而设立的，合理价值就是因它而生。

同样，十六世纪的习惯法所创立的理想类型，现代的信用体系大部分都是以它为基础的：约定是这样的，即“假定每个人都保证做法律上公正、正确的事情”。在没有明确契约的场合，这种假设也许不过是一种默认契约，或者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假定，法学学科就是以之为基础的。事实上，边沁如此顶礼膜拜的几乎所有“假定”，都是伦理上的理想类型，目的是为了调整旧的法规以适应新的情况。因为它们是法律上的假设，这些假设认为，某种东西是或者也许是从错误的观点出发的，但其实是对的。它们显然是基于意志作用中经验的相似性，而不是反复无常、不可知的主观意志。因此，严格地说，它们是科学的。

例如，用于法律推理的约定这个假定，无论它是那种“默认的”契约，还是那种技术意义上彻底完全的假定，都只是一种作为跟过去变化无常的任意的意志观念相对比的假定。先前的这种观念适用于过去的封建或专制的时代，那是暴力、掠夺、多变而专制的政府的时代。但是，当和平的产业开始到来的时候，由于商人在买卖和履约中的习俗，为人们观察资本主义交易的这些相似性提供了各种缘由，这些缘由意味着，作为交易一方的个体的原告或者被告，不管他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但他的确打算做合理行为的相似性原则所暗示他要做的事情。

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和法学，如果伪称虚假的东西是真正正确的，那就不能成其为一门科学。除了因为诗歌的原因外，物理学和生物学都不能曲解电或者蚁群有任何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的目的、意图、默许、契约。这是李克特和韦伯洞见的坚实基础，他们提出的理想类型是社会科学所特有的，从而把它们跟自然科学区分开了。这门科学在方法论上所要求的只是运动的某种相似性。对于经济学和法学而言，英美的习惯法提供了这一点，它的基础在于习俗，而不是别的，这是所预期的强制的交易的相似性。

经济或法律科学不能曲解个人变化无常的主观估价或者意志，认为它有什么可靠的目的去订立契约，或者一旦订立契约就会履约。但是，如果兴起了一种商人的习俗，也就是交易的某种预期的相似性，那么基于这种相似性，众多的暗示、假设、假定就可以解读个体的原告或者被告的思想，而不管在那些人主观的思想深处这些含义是不是真的存在。

经济学中也是如此，跟在法学中一样。“经济人”的假定不过是意志的某种一致性的假设。这个假定的缺陷是它假设这是经济理论所需要的唯一的相似性，但它却不断被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所修正。所有这些因素，就它们是相似的而言，我们称为“原则”。事实上，经济和法律的假定以及隐含的保证、目的、意图、动机等——基于相似性的原则，但在物理和有机科学中是不可想象的——只是研究的思想工具，这种工具的使用能够使得经济学或者法学成为一门科学。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韦伯的理想类型这一个概念中加以概括，无论这种类型是运用于过去或现在的什么情况的科学的一面，还是在最佳的习惯性的惯例的范围内运用于应该是什么情况的伦理的一面，都是如此。

在美国，伦理的理想类型最引人注目的运用，是在铁路和其他公用事业所谓的“自然估价”中。在这里，基于“现有条件下的再生产成本”的理想，工程师、会计师、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法院在想象中构建了一个可供选择但却不存在的运行中的机构，目的是为了让历史中的真正的机构符合大家认为合理的资本投资的价值。这种估价扩展到了向公众收取的合理价格，以及提供给公众的合理服务。[91]
另外一个理想类型，是在可以达到的范围内，就同样能够完成货币购买力的稳定的理想类型。

这些以及类似的理想类型，都是基于韦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贡献。然而，它们不是建立在被韦伯正确地排除在外的个人主义的情感之上的，这种情感是一种主观意志的价值情感，所有这些情感都是大相径庭、反复无常和缺乏一致性的。它们是建立在共同意愿的某种相似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支配、控制、带来一种不同的估价，以符合大家认为是伦理的理想类型，这种类型是在同类的交易中已经完成过的。正是这种相似性，才使得经济意愿的理论成为可能，无论它是已经发生过的、预期会发生的还是应该在将来发生的一种科学理论。

问题现在又回到了我们出发的原点：我们的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的公式，相当于韦伯的方法论而言，是不是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即这种方法不仅在运用于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意义上是科学的，而且还结合了使经济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有的属性？答案是：我们的公式是科学的，因为它并非基于魔术、炼金术、价值、意志等主观而易变的本质，而是基于行为的相似性，跟所有的科学是一样的；它之所以是经济学，是因为它是通过发现人类意志运转中经济上的相似性而有别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而其他科学发现的是物体运转中的相似性。对于经济科学而言，这些相似性的关键全都在于未来时间
这个原则，这是一个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中找不到的原则；在经济科学中成为可能，完全是因为语言、数字、财产、自由以及保证预期安全的行为准则等各种制度。

毫无疑问，出于教育和宣传的目的，这些科学的原则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论，即人格化的方法。但是，说人格化与科学是完全对立的同样也是正确的，而且正在痛苦地消除人格化的最后一门科学，就是以人的意志本身为研究对象的那门科学。

因此，我们触及到了我们所认为的韦伯的贡献，这是韦伯继哲学家李克特之后，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及其研究对象“合理价值”的贡献，那是分析
和洞察
。过去的经济学家的方法取自于自然科学家，可以区别为分析
和综合
的方法。这纯粹是一种理智而数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把整体分解为了部分，然后再用相关性、系数等把它们结合起来。但李克特把自然科学
跟历史科学
区分开了。历史科学中是人类意志在发挥作用。因此，按照李克特和韦伯的观点，历史科学不能简化为可以量度的数量，它是靠一种面向未来的目标在起作用的。但是，尽管这种未来是可以量度的——实际上在信用和债务的经济体中已经进行了量度，尽管整个运动过程的所有部分都可以分析，然后用一个合理化的方法加以综合，——但这个过程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却不能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洞察。历史科学的方法，因而也经济科学的方法，是一个分析、溯源、洞察的过程，通过一种更好的分析以及更好的关于序列的知识，我们接近了一种更好的理解。分析和溯源是理智的合理化过程，但洞察是一个用分析和溯源解读生活、意志、目的、原因、结果、预期的情感过程。

从历史的观点看，如果我们所指的自然科学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通过掌握关于自然力量运行方式的更好的知识而对自然的力量达成控制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过程。但是，这并不是科学这个词汇的通常意义，更正确地说它是工程艺术
的意义。想象中，“艺术”不同于“科学”，因为它意味着人类的控制，而科学只意味着人类的知识。然而，如果把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看做是一个知识体系，而看成是科学家通过试验和研究获得知识的一个体系的话，那么李克特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所作的区分就是虚假的。从这个观点可以得出的一个例子是化学科学，因为化学已经创造了大约二十万种自然界没有的产品。自然科学家已经对这个问题变得惴惴不安了，特别是因为爱因斯坦和爱丁顿[92]
已经把物理学推向了哲学家曾经想象过的最为极端的形而上学，而这些哲学家是自伽利略时代起就被他们所蔑视的。[93]

他们的出路似乎是把科学的研究对象从一种知识体系改变为一个科学家的团体。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自然科学就变成了经济学家所了解的“机械过程”一样的东西，而宇宙也不再是一个独立于人类意志的一种无限的“机制”，而是一个由科学研究者所构筑的有限的“机械”。像这样的事情也许会发生。杜威似乎勾画出了一个轮廓，他说：“在改变世界面貌的行动中，将要实施的工作计划的各种观念是必备的因素……一旦哲学接受了科学的教导，认为观念不是现在或已有情况的说明，而是将要实施的行动，那么，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一种跟科学协调一致的理想主义——马上就会出现。”[94]

与此同时，如果接受自然科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通常的意义，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没有未来、没有目的、没有理想类型，因此就会跟经济科学完全不同。所以，对于后者而言，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分析和溯源，而且还有对发挥作用的人类意志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方法论建立在这些区别的基础之上，那么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在彼此交易、控制自然力以及彼此控制这三种可变性上的作用，也就是习惯假设、合理化、洞察。习惯假设产生自习俗，能够继续发展，而且的确也在继续发展，不需要多少推理或者洞察。合理化是严格的理智过程，它可以跟假设和洞察区分出来，但是不能与之分离。洞察是一个情感的、意志的、估价的、直觉的甚至本能的过程，部分是习俗，部分是合理化，它的最高限度就是关键交易和日常交易的及时性，这是旨在控制和适应自然力与其他人的行动中的及时性。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意愿
的内容。

关于意愿
的这种分析，不存在什么绝对或根本的东西，我们只是觉得它是一种有用的公式，可以用来分析和理解个人在经济交易中的行为。但是，由于它有计划地包含了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充满争议而且可能无法跨越的鸿沟，因而我们采用了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两种语言假设”。把这种语言运用到对意愿
的分析上，我们就可以区分几个词汇的双重意义，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双重方面。因此，“资本主义”有双重的方面：一方面是“资本家精神”（如同韦伯、桑巴特、托尼所提出的那样）；一方面是作为那种精神可量度行为的商业交易。习惯假设具有无思想的印象的一面，也有交易的习惯性重复的一面；稀缺性有稀缺意识的一面，也有有限资源的一面；意原有预期的一面，也有有所预期的交易的一面；目的有打算的一面，也有有所打算的效果的一面；责任有良心的一面，也有后果的一面；理性有理由的一面，也有合理的一面——在理论和数学中展现的分析的理由，以及在合理惯例
和合理价值
这些术语中所理解的作为行为的合理性。最后，洞察这个词本身具有智慧
和及时性
的双重意义——智慧因为主观性和未来性而无法量度，但及时性是可以量度的，可以通过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力度以及研究对象的“正确的”数量来完成“正确的”事情的程度来量度。正是在对及时性
及其关键交易和日常交易的现代研究中，经济学从洛克和边沁抽象的推理中，过渡到了那些参与运行中机构操作的人的现实主义的洞察或者缺乏洞察之中。

七、集体行动

出于这些原因，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就有必要对集体行动本身运作的原则加以研究和确定，因为个人必须在这个范围内活动。我们把这种集体行动区分为政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结果经历的历史阶段。

（一）政治

1.人、原则和组织
。我们所指的政治是一个机构内的一致行动，旨在取得并保持对这个机构及其参与者的控制。交易是管理的、议价的、限额的交易，机构是道德的、经济的、统治权的机构。道德机构是那些没有经济或物质权力的机构，在现代，它们是诸如宗教、慈善、教育、共济会以及类似的协会，这是就它们单纯依靠说服来制裁而言的。经济机构是诸如商业组织、工会、农民合作社、物产和证券交易所之类的机构，这是就它们依靠经济上的强迫制裁而言的；这种制裁通过参加交易，或者排除在交易之外，或者不干预交易，保证了收益，强加了损失。统治权机构，无论是地方的、国家的、联邦的还是帝国的，都是通过暴力的强制来使用强制的制裁的。因此，机构的政治是冲突的和领导行为的内部活动，制造通过对机构可以获得的制裁的控制，来阐明行为准则，维持对个人的管辖权。

在机构本身的范围内，因为把机构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此，机构的政治，就机遇可能的暗示而言，也是以道德力量、经济力量、物质力量三种制裁手段中的一种或者全部为基础的。而且，根据在获得机构控制中占优势的制裁手段是哪一种，我们给出了劝说、强迫、强制三个名称来描述诱因；同时用领导、老板、首长来表示相应的领导类型。

在这种受限制的意义上，领导是完全靠说服和宣传来吸引和领导他的追随者的人；老板，[95]
像工头、雇主或者坦慕尼协会[96]
的管理者，靠的是通过控制追随者的工作、合同、生计、利润来强迫他人服从的；首长，[97]
像警察的长官或者军队的领导，靠的是通过他对暴力的控制来强制别人服从的。这三种制裁也许是也许不是由同一个人来运用的，但是成功的首长通常善于使用强迫和说服，老板也是善于运用强迫和说服的，而领导，则单靠成功地运用说服，就可以变成老板或者首长。没有领导、老板或者首长的群众的行动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有了领导、老板或者首长，它就是一个运行中的机构。

还有另外三个词，一般用来区分靠它们达到领导地位的这几种制裁的不同组合：人、原则和组织。人在身份上是不同的，从儿童到成人，从女性到男性，从愚蠢的个性到专横的个性，它是遗传和所获得的性格的组合，在杰出的人物中，根据暂时属于他的小人物的习惯和假设，使个人适合变为领导、老板或者首长。

原则同样有区别，但它们的区别是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是领导根据他们对各种倾向的判断、阐明或提出的，小人物们可以在一致的行动中在这些倾向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后者不过是从理智的角度观察到的行为或目的的相似性，就像法学、逻辑学、物理学、电学、重力、或者经济学的原则一样。但是，政治原则处理的是意志问题，它是有目的的行动方针，例如自由贸易、保护贸易、商业伦理、工会原则、宗教或道德原则、爱国主义、忠诚乃至经济和效率，根据这些原则，可以产生趋向于一定目标的一致行动。在这里，领导之所以成为领导，是因为他能够用语言说出他人感觉得到但却说不出的东西。

最后，组织有别于人和原则，因为当它趋近于完美时，它是一种平稳运行的、有效的层级，这个层级包括了所有大大小小的领导、老板或者首长。在某些案例的比喻中，这个层级已经变成了众所周知的“机器”，因为尽管成员在改变，但它在持续运行，这是从可代替的部分来类推的。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或缺的，但个体的领导者可以在层级中产生，或者由替代者取代，根据的是建立起来能够起作用的选举、调任、提拔以及政治策略的方法。按照组织所达到的平稳完美的程度，我们赋予它的名称不是物理学上的名称“机器”，也不是生物学上的名称“有机体”，甚至不是那种模糊不定的名称“集团”，而是社会活动的名称“运行中的机构”。一个完善的运行中的机构，其显著的特征是随着变化的人物和变化的原则持续下去的能力，这种持续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人或者特殊的原则，它改变自己的人或者原则，以适应各种人群变化的倾向或者冲突的倾向，让自己跟环境相适应，而这些人群的忠诚和支持是机构的延续所需要的。实际上，它跟人一样具有行为，而且在事实上往往被人格化，但最近这种比喻被物化在机器这个术语中，尽管“运行中的机构”这个不用比喻的社会术语要更确切一些。

因此，经济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人、原则和组织的复合体，后三者实际上不可分离，而且在运行中的机构这个概念中结合在了一起。一个机构内的这种复杂性，我们称之为政治，以便把它跟从前的各种经济理论的简单性区分开来，后者被恰当地称为个人主义。我们所假设的不是平等的个人，而是大为不同的各种人物：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上司和下属、军官和士兵。我们所具有的不是从前那种简单的假设，因为每个平等的个人都在追求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同时我们所具有的是千差万别、相互矛盾的各种原则，因而不平等的个人就是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追求一个共同的利益的；我们所具有的不是无节制的个人，而是管理他们的各种层级。这种复杂活动的整体就是政治，而且它不是跟无政府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相对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它是政治
。

“政治”这个词的意义，通常被限定在旨在控制对有统治权的机构的活动中，这个机构就是国家
。但是，随着现代数不清的各种形式的经济和道德上的一致行动的出现，人们发现，在所有的机构中都存在类似的关于人、原则和组织的复杂性。统治机构使用暴力制裁这个事实，似乎已经给了这种机构以支配地位，如同“统治”这个词所表示的那样。但这是虚幻的，因为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统治权是渐进的但不完全的，是从私人交易中提取的暴力，而其他各种机构左右着国家。

因为国家存在于使用暴力制裁的强制中，否则的话，私人方面有可能试图通过私人暴力来强制实施这些东西。因此，不用诉诸私人暴力的方式，在政党的名义下，发展起来了一种形式一致的行动，这种形式作为统治机构内部的一种组织，目的是为了选择和控制立法、行政、司法人物所组成的集团，这些人物的一致行动决定着一切经济交易中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自由和风险承担。因为这些术语所表示的法律关系，不过是专门用于控制目的的社会的暴力制裁，它有别于“法律之外的”经济和道德力量的制裁，后者甚至也许比暴力更有力量。

政党和其他运行中的机构一样，都是通过人、原则和组织的可变组合演化而来的。在美国共和国的早期，当时各种人物似乎都处于支配地位，政党被视为“小集团”，它们肆无忌惮的争斗似乎危害到了迄今各个独立的殖民地的民族团结。但是人们最终发现，像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这样的最主要的人物代表了经济和政治的原则，终于，当这些和其他一些冲突的原则达到持久组织的阶段时，他们实际上改变了选举总统的方式，从一种不牢靠的杰出公民的大会（宪法起草人建议的竞选人协会），变成了旨在提名和推选竞选人的政党大会，[98]
这种改变甚至是违反宪法的。

原来那种由公正无私的公民冷静讨论的幻想，产生于十八世纪理性时代的天真的谬误，这种谬误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人唯一需要的就是为了要做正确的事情而去留心它。政党跟所有的一致行动一样，是建立在群众的激情、愚昧和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们有非常实际的目的，那就是获得并保持对阐释国家意志的官员的控制。所以，是政党，而不是国家，变成了经济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暴力制裁被指向了经济上的获取或者损失。在其他一些机构（诸如企业组织、劳工组织、农场主组织、银行家组织）中，这些内部的协调一致的斗争，目的是为了获得对机构的控制，这些都是在“辛迪加”、“圈内人”、“机器”、“派系”、“左翼”、“右翼”这类不同的名目下进行的。然而，它们在人、原则和组织方面却具有相似的现象，它们在总体上可以用一个一般性的术语来表述，那就是“机构的政治”。

从一个机构内部劳动分工的事实来看，碰巧最主要的人物作为专家出现了，经验和成就让他们非常适合指导机构的某些特殊活动。如同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政治家是心理方面的专家，凭着经验和眼光，他知道他能够把个人的激情、愚昧、不平等、习俗、习惯假设，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成群众行动。就如工程师是效率方面的专家、企业家是稀缺性方面的专家一样，政治家是人类心理方面的专家，所有的乌托邦，以及过去一百年来的企业经济学家和管理经济学家，一直都忽视了政治家的这种专长。他们宁愿让社会哲学家、“知识分子”、企业家、工程师置于控制集体行动的位置上，但“物竞天择”却让政治家们待在了那儿。有政治意识的正是他们。

在一个机构内部，尽管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是建立在激情、愚昧、不平等、群众行动的基础之上的，但它跟其他一切学科的复杂性一样，是能够科学地加以研究的。对于特定的情况，我们无法事先告知复杂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就像在其他学科中那样，通过观察和实验，我们可以构建某种科学的原则，或者是假设行为的各种相似性，然后就可以把这些特殊的情况用于研究的目的。这种学术的方法，是科学的头脑在所有研究活动中据以发挥作用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分析、溯源和洞察的方法。

分析的方法在于把复杂性分解成所有假定的行为的相似性，然后给每种相似性一个名称，作为一种被提出的科学原则，让它通过研究加以验证。溯源的方法在于发现过去发生的变化，作为对现有情况之所以如此存在的解释。洞察的方法在于理解领导和追随的方式。

在上面关于人、政治原则和组织之间的区别中，我们已经提及了这种学术方法。每一项都是科学的原则，因为它们都是观察得来的一种一致性，它的演进就是溯源，它的理解就是洞察。但还有另外四种科学原则，这些原则有自己的细分和研究对象，在对政治整体的分析中就显露出来了。在特定的具体案例中，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则整合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在分析、溯源、洞察中发现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这些原则就是管辖、限额、稳定
和辩护
。

管辖权的细分就是对区域、对人、对交易的管辖。限额过程的细分就是“滚木头”、[99]
独裁、合作、集体谈判、司法判决。稳定过程的研究对象是惯例、价格和就业的标准化。辩护的细分是宣传和习惯性假设。实际上，这些都是彼此密不可分的，而且所有这一切完全都包含在更为宽泛的政治原则之下。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机构内的一致行动的一般原则的不同方面，这种一致行动旨在控制机构，因而也控制个人的行动。它们彼此融和，但通过选用极端案例的分析过程可以加以区分；通过溯源的过程，从历史的角度可以揭示它们如何从一种情况变为了另外一种情况；通过综合的洞察过程，可以在某一点上看出来这个或者那个是关键因素，其他的是普通的或者辅助的因素。

2.管辖
。所谓管辖，我们指的是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的范围。[100]
它意味着某种类型的权威，通过解释旧的规定或者作出新的规定，这种权威可以判决个人之间的纠纷；它意味着因违反规定而施加给个人的某种类型的处罚或者制裁。极端的处罚或制裁是统治权所施加的暴力惩罚，但是也有由现代经济机构施加的工资损失或者利润损失的处罚。而且，一旦经济上的管理没有强有力地组织起来，那么还会有毁誉评价的制裁，个人的生活或者得益取决于这种制裁。因此，管辖是处于一个限定范围内的集体行动，它通过暴力、经济和道德力量的制裁控制着个人的行为。我们仅仅提到了管辖的三个方面——其差异是可以理解的——把它们称为区域的、人的、交易的管辖
。在制度经济学领域，最后所说的这种管辖是我们主要要关注的管辖。

3.限额
。（1）过程。限额交易是实施管辖的过程，它们可以区分为“滚木头”、独裁、合作、集体谈判、司法判决。大家共同的经济原则是明确表达规则，这些规则将支配从属的参与者的交易，在他们之间分配生产的责任和利益、分配财富的享用。限额交易不同于管理交易，因为后者是这些规定的执行，因此是经过授权的；它们不同于议价交易，因为后者是假定平等的个人之间的协议，这些协议是规定所准许的，由管理者加以执行。

这三种类型的交易——限额的、管理的、买卖的交易——在它们各种各样的组合中覆盖了经济行为的全部范围，要想区分它们，就要有历史的分析。因为它们所呈现的是从原始的或者荒蛮的社会的简单条件到高度发达的产业文明。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们区分清楚，然后就可以追溯到它们在简单社会中的萌芽状态。

因此，“滚木头”作为一个限额的特殊案例，可以作为民主的一致行动的原则加以区分。尽管这个词源于美国俚语，但跟“工作”、“老板”这些词一样，它从没有文化的普通老百姓嘴里产生，当人们发现它适合于表达这种语言中难以提供的区别时，就进入了学术性的文献资料。虽然自然科学从希腊文或者拉丁文中借用了自己的技术术语，但这样的途径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却会是极其危险的。在这个例子中，“滚木头”这个词表示的是一种原始的民主过程，因为在试图把它跟议价、管理、合作、独裁区分开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字眼会如此确切。它基本上是平等的人之间自愿达成合伙协议的过程，目的是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中分享利益、分担责任。美洲的开拓者同意彼此帮着滚木头、抬木头来建他们的木屋。跟其他最终用于文字的词汇一样，这个词始于体力过程，然后通过类比，扩展到了包括“选票交易”在内的立法过程。但是，在那里，它错误地得到了一个令人厌恶的意义，那就是为了获得那些想象中的无原则的人的选票而背离了一个人的道德原则。[101]

但是，对“滚木头”的这种责备混淆了目的和过程。过程是普遍的，但目的可能有好有坏。当两个人为了共同的事业在合伙协议中商妥了彼此的利益分享和责任分担的时候，或者当一个立法机构的成员商妥了一个联盟协议中为彼此的措施投票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像是集体谈判或者是合作，但如果让这些词的意义准确到了足以符合真正的差异的程度的话，那就并非如此。尽管“滚木头”是谈判，但它不是议价。在这方面，它跟合作、集体谈判或者任何交易一样，这些都需要就协议将要承担的各种条件进行谈判。谈判对所有的交易都是普遍的，但如果单凭这一原则对它们进行分类的话，那么各种社会的区别就模糊了。然而，“滚木头”的结果差不多就是一切冲突的利益的一种合理调和，就如同代议制民主在议会制国家中所能够达到的调和一样。

“滚木头”是一个极端，独裁是与之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因为“滚木头”是平等的人之间的协议，因此他们不是由于压迫或者威胁而被迫同意的。但独裁是下属之间的协议，他们由于首长或者老板而被迫同意。因此，可以说，“滚木头”是就经济责任和利益的限额活动达成协议的民主过程，但独裁却是专制的过程。

但即便是独裁者也不是完全专制的，他必须得有一个有效的少数派围绕着他，这些人由于他的人格、原则和组织而愿意保持对他的服从。就这一点而论，与其说他是一个人，还不如说他是独裁的制度。

如果说“滚木头”是分配责任和利益的民主过程，而独裁是专制的过程，那么前者的效率低、后者的效率高就是显而易见的。在平等的人中间在达成规定的协议之后，紧随的就是对财富的生产分配方面的利益以及责任方面达成协议，人类的努力在这个“滚木头”的过程中被浪费、耽搁和削弱了。但是在专制的过程中，由于对一个工人的上级的服从，人类的努力被节省、加快并加强了。在“滚木头”的过程中，许多独立的意志必须取得一致，在专制的过程中，各种意志并非是独立的。正是由于“滚木头”和独裁这两种极端之间的这一困境，所以人们尝试了两种中间状态的一致行动的过程——合作和集体谈判。这些术语的意义一直不够清晰，实际上，经过十九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和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才完成了各种实验，现在才开始澄清它们的意义。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特别是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基于斯密、边沁、李嘉图个人主义的新资本主义的弊端臭名远扬，以至于对立的哲学、联想说，[102]
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它采取了几种形式：在一个极端是无政府主义，意味着自愿的合作；在另外一个极端是共产主义，意味着强迫的合作。用合作代替竞争是它们都具有的基本教条。劳工组织一点一点地吸取了这一观念，加以实验，一直尝试到十九世纪末期。它们尝试了合作营销，通过设立自己的批发商店来取代商业资本家。它们尝试了合作生产，通过组织自己的工厂来取代雇主资本家。它们甚至尝试了合作银行，以取代金融资本家。它们尝试了消费者合作社，以取代零售商人。

这些实验中有一部分留存至今，尽管在形式上已经削弱。建筑和贷款协会、信用联盟是五十年代合作银行的遗物。在七十和八十年代，劳工协会和农民互济会对合作企业作了最后的大规模尝试，但是所有这些尝试都破产了。劳工合作大多都不成功，因为实践证明，劳工们不善于选举他们在工场里必须服从的老板。选举都落在了合作社里的政客手中，事情变成了“滚木头”的一种，看谁应该控制管理人员，以及制定那些他会让成员实行的规定。

各种合作社也不能选出能够把握市场错综复杂情况的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不可能靠普选反复选举，他是从竞争和对抗的斗争中脱颖而出而得到晋升的。

即便是合作社顺利，它们也还是不会成功。成功意味着它们的业务要扩张，这样它们就不得不吸收新的工人，但那些在合作社内的人不愿意把新的工人作为合作者吸收进来，他们把这些人作为雇佣者吸收了。因此，成功的合作社变成了商业公司，而劳动者则作为一个阶级却保持了它原有的地位。合作社失败了固然是不成功的，但顺利了仍然是不成功的。

但是，始于五十年代的工会运动，放弃了用合作社取代资本家的一切尝试。工会主义者退回到了他们现在用一致行动还能做的事情，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获得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时间。他们变换了自己的哲学，从生产的力量变成了讨价还价的力量。他们让雇主负责工场，自己只致力于确定工资、缩短工时、建立工作细则。

但即便如此也不是集体谈判，它是劳动仲裁。我们通过引证旧金山劳工组织[103]
最能证明其双重意义。几年中，这些劳工组织都控制着建筑行业，它们确定了自己的工资、工时和规章，然后拿着制作好的一览表个别地去找雇主，要求雇主个别地签字。它们把这叫做“集体谈判”，但实际上这是劳动仲裁。

在这场游戏中，雇主最终还是会比工会玩得高明。雇主们会突然把工人拒之门外，而且当工会试图打破雇主的联合时，它们发现不会有独立的雇主可以与之打交道。银行跟雇主沆瀣一气，一个独立的雇主不可能获得信用。商人和原料商沆瀣一气，一个独立的雇主不可能卖出自己的产品或者得到原材料。雇主们把这叫做“美国式的劳资交涉法”，但实际上它是雇主的独裁。

这些集体的独裁都不是集体谈判。所谓集体谈判，是指双方是平等地组织起来的。雇主和雇员都不会个别地行动。双方的代表会拟订一个共同的协议，以确定工时、工资和工作细则。此后个别雇主和个别工人之间的个别劳动合同都受共同协议的控制。这就是所谓的劳资协议
。直到二十世纪初它才被人们所理解。集体谈判是劳资协议的操作惯例。

劳工的这段历史在农民的合作社运动中得以重演。为了对付这场运动，农产品交易所的经纪人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了。他们获得了全国总商会的支持，这个商会代表了遍布全国的数百家商会。他们还取得了银行的支持，总商会由会长出面，向美国总体和联邦农场管理委员会提出了抗议。他们知道，管理委员会的计划就是完全取代中间人，政府为取代他们提供了金融上的支持。

只要有一位能干的总统和一位能干的总商会会长来负责，那么农民就能抵制全国资本家势力的这种反对。但是当总统和会长退休或厌倦的时候，农民们就必须选出他们自己的管理者，否则政客们会乐于见到把一些能力较差的人放到农场管理委员会中去，再不国会就会削减这方面的拨款。当农民们被留下来孤军奋战的时候，他们能不能选出胜任的管理者呢？这是政治。

问题的关键在于“营销”的双重意义。首先，它既意味着“财富的生产”，也意味着为财富的分配而讨价还价。

中间人就是生产者。他管理装配产品和具体分配产品的技术程序。用经济语言说，他创造“地点、形式和时间效用”。某些人必须履行这个程序。合作社能够比商人们更有效率地履行这个程序吗？后者通过持续存在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商人们能够被群众选举有效地取代吗？这些都是集体行动和制度经济学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营销的另外一重意义是谈判和定价。在这个例子中，集体谈判意味着代理人会被作为一个组织认可，而组织起来的农民则会通过自己的代表与它就价格、交货、支付和其他条件订立贸易协议。他们不是依靠合作社取代中间人，而是用集体谈判来和他们打交道。

竞争制度的一大优越性，就是它把破产转移到了个人头上，而合作社的破产是转移到整个社会阶层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人头上。如果单个的商业机构都失败了，那么它的竞争者就会吸纳它的消费者，但商业作为一个整体照样运行。不过如果一个合作社失败了，那么它所有的成员也就都失败了，而最糟糕的是，他们会丧失彼此的信赖，甚至会丧失对政府的信赖。

集体谈判跟合作社一样有它自己的困难，但它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它让破产的机会留在商人的头上。有一个农业方面一致行动的领域，它似乎是成功的。生产鲜奶的农场主没有用合作社的营销管理和程序来营销，他们只就价格和业务跟中间人订立贸易协议，后者仍然做营销的工作。他们没有取代资本主义，也没有靠农业独裁来任意确定自己的价格。他们靠集体进行谈判，必要的时候诉诸仲裁。在个人或者集体的争议中，仲裁靠的是司法制度来实行定量配给。

因此，仲裁是第五类限额交易
的一个分支，我们称之为司法判决
。当一个仲裁员或者法官在判决原告和被告之间的一起纠纷时，他会把一定数目的钱或者物品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外一个人手里，钱或者物品可能是现在就有的，也可能是预期的。他这样做，不是由于“滚木头”，而是因为他的地位高于诉讼人；不是由于独裁，而是因为他本人要受习俗、前例或者法规形式的成文法、规章制度、贸易协定的约束；不是由于合作，而是因为他的行为带有权威性；不是由于集体谈判，尽管他要听取双方代表的辩护和争论；不是由于个别谈判，因为这会成为贿赂。他在权衡过所有的事实和论据之后，会凭着提出纯粹意见的司法程序做到这一点，在对诉讼人的全部正式通知程序的约束下，按照习俗、前例、成文法来听取他们的证词和论点，权衡事实和论据。因此，司法判决就是司法上的财富配给。

（2）经济后果。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五种不同形式的限额交易，它们都是通过一致行动来制定规则的不同方法。下一步我们要关注的是它们作为数量限额、价值限额、价格限额
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中的经济后果。

数量限额就是用直接的权威分配的行为，把一定数量的劳动或者劳动的产品，分配给特定的工人或者特定的消费者，没有谈判也没有货币，而是通过下属管理人员执行的必须服从的命令。在司法的限额中，它被称为“特定的履行”，但这也是所有的数量限额的特征。它是对个人发出的命令，命令他们履行特定的服务或者移交特定的产品，没有关于数量的讨价还价，也没有货币的介入。数量限额是特定的履行，其大规模的组织就是苏联的共产主义。

但价值限额是货币的支付，由于具有一般但是变动的购买力，因此它是劳动或者产品的间接的、反比例的限额。如果货币的价值提高了，那么一笔特定的货币支付就是总财富的一笔较大数量的支付；但如果货币的价值下跌了，那么这笔特定的支付就是总财富的一笔较小数量的支付。因此，我们称之为价值限额。直接地，它是货币限额；间接地和反比例地，它是数量限额。[104]

价值限额可以称作是特定的支付，而数量限额是特定的履行。价值限额是发布给个人的要求他们支付或者接受命令的一笔特定数量的货币，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它的大规模的运用就是各种税赋
，它的小规模运用就是司法判定。大规模运用受立法的“滚木头”交易或者独裁的指挥。

价格限额介乎数量限额和价值限额之间，因为价值是产品的数量乘以它的价格。它不同于数量限额，在于每单位的价格是固定的，但个人按照那个价格所买卖的数量是可以选择的。它不同于价值限额，在于它关系到一种特定产品的一种习惯单位的价值，而价值限额让人用一定限额的货币量任意选择可以购买的服务或产品的数量。所有的价格确定的都是价格限额。举个邮局的例子，不同的服务的价格都是由国会用“滚木头”程序确定的，相对而言，信件的价格比较高，报纸的价格比较低，农业收成方面的报告免费，官员有“邮资”特权。结果，在信件上获得的大量利润用来支付报纸和农业收成免费报告上的亏损，而不足部分则由纳税人分摊。[105]

最广泛的价格限额方案是苏联在数量限额无效的情况下推行的方案。政府的“托拉斯”通过规定低价收购农民原材料，高价把制成品卖给农民，积累了庞大的购买力，用于资助宏伟的五年计划
，去建筑铁路、建设工厂和电气化。价格限额就是价格的确定。在这个例子里，价格限额是通过限额进行的强制“储蓄”，而不是通过销售债券进行的资本主义的自愿储蓄。

（3）辩护
。因此，限额不管是程序还是结果，都是制定各种规则的一致行动的特有的特征，而这种规则是为个人在生产与分配财富中的管理和买卖交易制定的。就它侵犯个人权利而言，它通过强加义务而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对于对立的个人，这种方式具有减少其风险承担并增加其权利的相关和同等的影响。既然经济后果的发生并没有经过个人的同意，而是对负担和利益的命令式的分配，所以可以说限额交易表示了争取权力的斗争
，而买卖交易则表示了争取财富的斗争
。在苏联，限额交易已经取代了买卖交易，胡佛教授注意到：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有能力的人消耗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精力，至少有一部分被导入了权力斗争之中。在国有托拉斯内部，在党内，权力斗争要比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更为尖锐。今天的正统党员，明天就会发现自己的正统已经受到了憎恶或者害怕自己的党内同僚的成功抨击，他被无情地开除出党了。‘清洗’的制度已经进化了，在俄国的每个机构都毫无约束地用于猜疑、嫉妒、虐待……可能大多数苏联的劳动者根本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自由。只要一个人没有出人头地的企图，普通工人所感觉的那种自由就完全不会减少……尽管权力斗争要比资本主义世界剧烈得多，但大多数老百姓不会感觉到那种捍卫或者提高他们个人经济地位的需要，也不会通过提升到担负更多责任的岗位来保全或者增强他们的赚钱的能力。”[106]

这是限额代替买卖的极端的例子。但类似的权力斗争有别于财富斗争，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都是一个机构内的一致行动，无论是哪一种，都旨在控制其限额交易，我们把它总称为政治
。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限额交易要求辩护，目的是为了得出实施它们所需要的一致行动的数量。而这种辩护随之带来了对那些不遵守所强加的规则的人的责难。这些辩护和责难就是政治的语言。

根据安全预期的习惯假设，我们可以对辩护以及它们外在或者隐含的责难进行归类。我们曾经看到，是与非的观念都是从习惯假设中得出的，都是从安全预期的希望中得出的，是稳定的原则。两者是并行的，因为每个稳定的程序都会被证明为“是”，而违反了它会被责难为“非”。只有在习惯假设和安全预期的范围内，政治的一致行动才可能发挥作用。在其历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把这些范围陈述为标准化或者稳定性原则的不同方面。

最包罗万象的稳定原则是习俗。已往有过的情况就是人们所预期的东西。政治不能任意践踏习俗，因此辩护靠的是前例。但当习俗改变或者彼此冲突时，稳定的原则会首先集中于度量衡的标准化，从而取代了利益各方采取的私下里任意改变的做法。这使得下一个步骤成为可能，也就是商业债务和债务执行的兴起，而没有把它们留给荣誉和异想去处理。这导致了现代寻求政治、企业和就业稳定的政治运动，在俄国达到了它的极致。最终是通过外交或者世界法庭来达到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稳定的。

必须承认，这些是理想的典型，容易招致我们已经提出的那些批评。它们可能无法获得大家的一致同意。因此我们实际上已经退回到了任何行为准则都要靠施行有秩序的暴力这种最终权威来认可的程度，除了约翰·洛克的“诉诸上天”之外，从中不存在其他任何更进一步的求助。到了这种程度，私人暴力被消除，于是所达成的惯例和估价就当时、当地和当时的文明而言，都必须认为是合理的。不管个人或者后来的文明看它们是多么讨厌和可恶，但它们是“自然的”，因而是合理的，就如同魁奈关于“自然权利”的主张一样，[107]
对于当时、当地和那时的文明而言，它们“显而易见”是自然且合理的。它们完成了保持机构持续运行的主要目的，如果它们因革命和征服而改变，而这种改变代之以另外一个机构，那么理性和合理的概念就会因新的秩序变成习惯而被改变。

谁能说有了对于权威的要求，在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千百万人民的苦难和贫穷不归于对天赋权利或自然权利的承认，就归于对交易、估价和限额中的合理性的承认，这会胜过对安达曼岛民的迷信、对希腊或者南方各州的奴隶制、对意大利或者俄国的独裁的承认？它们不过是各种制度的复合物在当时当地发挥作用的方式，没有什么人能够神奇到足以确立自己的自然和理性标准的程度——不同于集体行动已经为他和其他人确立的标准。合理价值不是理智的或者理性的，它是对愚昧、热情、无知以及控制个人行动的占优势的集体行动的估价。人们天真地希望在美国和全世界可以改进这些惯例，但即便如此，关于这到底是改进还是退步，都可能会有争议。

无论如何，占优势的制度都是靠集体行动来判定什么东西是否是合理的，不会顾忌个人想些什么。达成这些判定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政治
。

（二）商业资本主义、雇主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产业阶段

前述自然权利和合理价值的相对意义，是进化的历史意义。它们是表示进步还是退步，那是个人或者集团意见的问题。它们是伦理的，不是在主观伦理学的意义上，而是在制度伦理学的意义上，后者为集体指导带来了理想的典型，带来了冲突中的秩序。它们从总体上保持运行，历史的命运决定着它们的是与非。

决定幸存者的历史阶段可以区分为产业的
和经济的
，它们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要往前走就不能不让它们有所交叉，但产业阶段是技术上的各种变化，马克思和他的信徒们称之为唯物史观。经济阶段是制度上的各种变化，我们宽泛地把它们叫做稀缺、丰裕
和稳定
的阶段。

我们不打算回到人类学上的阶段，而是将自己限定在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进化阶段里。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忍受那些我们称之为社会哲学的“高见”。

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单独的或者静态的概念，它是一个进化的概念，包括三个历史阶段：商业资本主义、雇主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
。最后所说的这种资本主义现在占优势，因为信用制度盛行于世，而第一种起因于市场的扩展，第二种源自于技术。

不同的产业以不同的速度走向最终的结局。一个典型的美国产业——制鞋业，[108]
其产品是可运输的，以之为例，可以从技术和所有权的变动方面阐述这种进化。对其他的产业也可以作类似的研究和比较。附随的表10－1是这些产业阶段和与之相伴随的产业阶级、所有权和组织的进化。

表10-1　产　业　的　阶　段

续　表

①“制造商协会”是一商人或者价格确定职能为基础的协会。

在早期的农业时期，鞋匠是流动的熟练工人，带着自己的手工工具到他的雇主农民的家里，后者的家庭做那些不需要熟练技术的工作，顾客是资本的所有者；鞋匠作为劳动者的工资用食宿和货币支付。

后来，出现了城镇，鞋匠的顾客就到他那里去了。他设立了工场，这个工场也许就在他家里，他把后来才分开的所有者、商人、雇主、工匠或者熟练工人的职能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他拥有原材料、工具、工场。在工作之前，他会谈好质量和价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作产业的顾客订货阶段。他是自己的雇主和雇员，他是自我雇用。非熟练的工作是由学徒或者帮手来做的，学徒跟他受服务合同的约束。按照这个合同，他有一种父母的权利，同时他有教会学徒学这门生意和基本知识的义务。他既是师长又是东家。

这是产业的手工艺同业公会阶段，是主仆的阶段。在美国保留下来的只有两个手工艺行会的记录，1648年波士顿的“鞋匠公司”和“桶匠公司”。在鞋匠的要求下，当局给它们颁发了营业执照，授权它们共同设定质量和手艺标准，并通过向郡法院的起诉来查禁“劣质品”和拙劣的工人。当局禁止它们抬高鞋靴的价格和工资，禁止它们阻碍前一阶段的流动鞋匠用属于顾客的皮子制鞋。在十五和十六世纪，在欧洲进行过类似的保留。排除劣质品和不合格的鞋匠是义务也是特权。作为一种特权，它排除了不能胜任竞争的工人。在欧洲，这种特权最终超过了义务。这种同业公会最后被查禁，它们的特权也被收回。在波士顿，营业执照用了三年之后便再没有换发新照。

接下来是零售商铺阶段，它是商人职能跟师傅和劳动职能分离的开端。这也是商人联合会的开端。现在这种联合会旨在防止公开市场上拍卖、广告、削价的竞争。这种“商人兼师傅”积存了一批在生意清淡时以低工资生产的鞋子，不像以前在顾客订货的阶段工作未做之前先讲价，而是在工作完成之后再讲价。因此，投机市场的开端以及商人职能重要地位的赢得，是以雇主职能和雇工职能为代价的。

但是这种分离还没有完成。随着水路交通的扩展，这种“商人兼师傅”开始寻找远处的零售商。他带着样品，接受货物的订单，然后再制作和交货。达到这个阶段的时间大概是美国《宪法》形成的1787年，“制造商”和技工庆祝这个法律文件的热情和游行，表示了他们对废除殖民地关税的要求，这种关税阻碍了批发订货业务。自由市场的扩大带来的巨大的繁荣，证实《宪法》是深得人心的。

可是不久，一个新问题出现了。现在工匠是为三种不同竞争水平的市场在做鞋子。同样的鞋子用同样质量的原材料和手艺以及同样的手工工具制成，但顾客的订货的市场价格可能比零售市场还要高，而在批发订货的市场里，还存在着运输和招揽业务的额外费用。因为工具或者手艺不存在变化，因此如果要保持同样的质量，“师傅兼工人”在遇到这些不同的竞争水平时，只能是支付给为零售市场制作鞋子的工人的工资，要比支付给为顾客订货市场制作鞋子的工人的工资低，而支付给为批发订货市场制作鞋子的工人的工资就更低。产生的问题是，在同样的时间里为同样的工作支付给同样的工人的是三种价格。

正是这些同样的工作而工资水平不同的情况，激起了鞋匠们在1794年到1806年之间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工会。工匠们组织起来，目的是为了排除“工贼”，从而迫使“师傅兼工人”给所有市场生产物品的工人都支付最高的工资，或者说是支付顾客订货的工资。于是，师傅们为了防范也组织了一个雇主协会，目的是为了压低给零售和批发市场工人的工资，但他们没有压低给顾客订货市场工人的工资。等闹到法庭上的时候，工匠们被判有罪，并按照习惯法的法规因共谋受到了处罚。习惯法反对工人们联合起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或者损害他人。[109]

接下来我们到了这个行业投机性批发的阶段，出现了商业资本家和商业银行。费城保留下来的文件显示，这个阶段从1835年开始。商人资本家不同于师傅兼工人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是一个从学徒到工匠然后变成师傅的一个技工，而完全是一个商人，一般是从外面来的，不熟悉制造技术。技术留给了师傅兼工人去管，后者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工场的小承包人，跟他的工匠和学徒一起工作，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商人资本家。商人资本家拥有原材料和大商店，在那里他雇用了设计师、制模匠、切皮工，然后将这部分制成的样子提供给小承包人，后者彼此竞争，只做加工劳动，就是把原材料转化为鞋子。这是产业的血汗工场阶段，过去的师傅兼工人变成了血汗工场的老板，因为他赚取的利润不是靠手工工具的改良，也不是靠原材料的购买和鞋子的销售，而是完全依靠工人的血汗，也包括他自己的血汗。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商人资本家在讨价还价方面的优势。由于市场的扩大，他有选择完全不同的制作方式的权利。他可以让远处的工场制作他的鞋子，也可以从外国的市场进口。他可以跟政府签约，利用罪犯的劳动力。他自己雇用工匠、妇女、儿童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工作。他可以雇用小承包人，就是过去师傅跟工人角色集于一身的那些人。他强化了他们的竞争。他剥夺了零售商的雇主职能。现在这个雇主变成了血汗工场的老板，没有资本。商人资本家创造了商业银行，而他的“资本”不再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技术资本，主要是短期信用的“业务”资本，预付给零售商，由银行提供资金。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把他的出现称为产业的批发投机阶段。

在商人资本主义阶段期间，人们从戈德温的“政治正义”中吸取了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并把它转入了经济学，在法国和美国尤其如此。法国的蒲鲁东，以及美国在1850年之前从傅立叶那里采纳的所谓的联想主义，都提出用“师傅兼工人”和小农场主的自愿合作——在农业中相当于工业中的“师傅兼工人”——来取代商人资本家。他们建议合作商店，以及原材料的合作购买。他们建议产品的合作营销。他们建议在血汗工场的承包人或者在小农场主的竞争性的小工场或者农场中进行合作生产。在法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例如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俄国，那里的农场主是支付高额租金给大地主的农民的，无政府主义则采取了分解不动产、按小块土地把所有权转给农民的革命形式。1789年法国的大革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而美国北部农场主的小块土地则是从殖民时代流传下来的。因此，在这些国家，无政府主义的哲学不是被用来废除地主所有制的，而是用于废除商人资本主义的。

到了把无政府主义哲学付诸实践的时候，所有的实验都失败了。[110]
可是，在这个时期，马萨诸塞的鞋匠赢得了法院的一次判决，修正了费城案例中的习惯法原则，判决认定，工人们旨在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联合，即便罢工的目的是为了在工场中排斥非工会会员从而提高工资，那也不是一种非法的共谋。[111]
在此判决之前，法院已经认定了一个组织起来针对鞋匠工会进行攻击的雇主协会是合法的，现在，类似的带有攻击行为的工人的联合显然变成了合法的联合。

这些判决为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哲学转到工会主义的行会哲学奠定了基础，用法语翻译过来是工团主义。[112]
工会主义或者工团主义，无论是雇主和制造商的联合，还是雇员的联合，都是无政府主义哲学的延伸，因为它把国家不干涉的法律原则用到了社团身上，而这一原则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只用在了个人身上。通过法庭的判决，在这个程度上，国家拒绝干预并且反对个人用私人协会的规章制度去干预，在那个程度上，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被纳入了习惯法，习惯法中认为是共谋的东西变成了合法的结社权利。然而，无数的纠纷判决不断地在社团的合法与非法、干预它们的人所用的惯例合法与非法之间划出了界限，结果，即便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废除国家的这个完全不干预主张的本身，也只能在国家出来干预以防止干预的时候才会出现。[113]

下一个阶段是机器的到来，这个阶段通过铁路和电报使得市场的扩大成为可能。我们已经指出，这个阶段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这个判断适用于所有的产业，但制鞋业是比较典型的。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制鞋方面的发明只是手工工具的改进——是对手艺的提升，而不是替代手艺。1857年发明的钉鞋机，1862年发明的麦凯缝鞋机，就完全不同了。在分布广泛的市场和战时高物价的基础上，工厂制度突然出现了。紧随着1867年之后的崩溃，出现了第一个大的劳工组织——鞋匠工会，这个组织有五万名会员，包括来自顾客订货的工场、零售和批发工场、商人资本家的血汗工场的成员，该会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抵制削减工资，一个是拒绝把操作机器的方法传授给“新手”。[114]
现在小的承包人变成了“制造商”，但他没有市场或信用，在这两方面，他仍然依赖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就是商人资本家、经纪人、掮客或者批发商。劳动者丧失了他的工具，中间人控制着市场和价格，“制造商”这个名称的意义照字面意义理解从手工艺者变成了雇主，劳动者从“佣工”变成了“雇工”，这个组织开始从熟练工人的同业工会变成了所有劳动阶层的产业工会；制造商分裂成了两个协会——旨在压低工资的雇主协会，以及旨在保持价格的制造商协会。

共产主义的哲学就是在这个动力机器的阶段出现的。卡尔·马克思第一个彻底研究了英国的工厂制度，这种制度是雇主资本主义的开端，是一个在纺织和金属工业方面比其他国家差不多先进五十年的制度。他预言，所有的产业，甚至包括农业，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实际上许多产业的确如此。在过去三十年中，笔者目睹了美国的男子成衣业从商业资本主义进入了雇主资本主义，从血汗工场进入了工厂，从承包人变成了工头。

在这个过程中，制造商试图让自己摆脱商人资本家的身份，他的做法是建立直达最终消费者的自己的市场，如果可能的话，要回到自己控制原材料来源的状态。这种所谓的“产业的纵向整合”在制鞋行业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道格拉斯公司发端的，通过设立自己的零售商店，建立顾客的好感，他们从中间人的市场控制过渡到了制造商的市场控制。

在制鞋行业，接下来的产业阶段是比较特殊的，特殊在于机器的所有权跟鞋厂的所有权分开了。联合制鞋机器公司利用《专利法》，制造并拥有差不多所有的制鞋机器，并且把它们租给鞋业制造商。1918年，政府申请解散这家公司，但是由于有三位最高法院的法官不同意，最终最高法院认定这种安排并不违反《反托拉斯法》。七家制鞋机公司已经合并，法院发现，在某些类型的鞋子的不同机器上，它们合在一起的专利覆盖了差不多一百种不同的操作方法。这家公司经营了一百五十到两百种不同类型的机器，尽管所有的专利实际上只有一个所有权，但这种联合并没有压制竞争；所有的投资都是用公司的股份和由此获得的既得权利进行的；公司保有的是新机器而不是过时的机器以及专利过期的机器的专利权；公司维持着一支修理人员队伍，为制鞋厂保养机器；它教会了数以千计的雇工如何使用这些机器；它提高了这个行业的效率；原来对贸易的限制在于授予实施这项发明的专利本身，而不在于这些专利的共同所有；要求承租的制造商完全使用这家公司的机器，以及只能向该公司而不是其竞争对手租用非专利的机器。这个“约束条款”并不是压制性的，因为承租人是“愿意的”，而且有机会在一个公司租用所有的机器对承租人有利。由于这种租赁制度，没有多大财力的制造商能够获得自己没有资本购置的机器。

尽管制鞋工业最近阶段的特点在于制鞋机器的制造受到了控制，但鞋子的制造是高度竞争性的，其他工业业已达到了差不多类似的整合阶段。[115]
一般而言，在竞争的各州颁发的营业执照的约束下，它们都是从控股公司的做法开始的，结果是它们把自己的做法置于了美国最高法院的管辖之下。法院用判决纠纷的习惯法的方法制定法律，在某些案例中解散了这些公司，但是在后来的其他案件中，像制鞋机器公司的案例（1918年）和钢铁公司的案例（1920年），不过是认可或者不认可它们的惯例。正是这种工厂的整合和合并带来了金融资本主义的阶段。

在十九世纪的商人和雇主资本主义期间，经营短期信用的商业银行是典型的银行。在二十世纪，银行辛迪加或者投资银行，一般跟商业银行有密切联系，从过去专门发行公司和国家证券的断断续续的活动中我们发现，如果投资银行能够保持投资者对它们的好感的话，那么就会出现投资银行在产业合并中、在向公众销售外国和本国的证券中、在对董事会的控制中（这些公司的证券是由它们销售的，所以实际上变成了它们要对这些公司负责）的主导地位。它们拯救了萧条时期濒临破产的企业，它们把这些企业接管过来，对它们加以改组，供给资金，以待繁荣的恢复。千百万分散的投资者自动地接受银行家的领导，把他们的储蓄转为信托银行所推荐的投资。当银行家的财力达到极限而无能为力时，像1932年那样，政府本身会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复兴财务公司，以减轻银行家们的负债。与此同时，银行家们所控制的中央银行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地位，金融资本主义取得了对产业和国家的控制。

（三）稀缺、丰裕、稳定——经济的各个阶段

1.竞争
。产业的不同阶段起因于技术上的改变，在商品的大规模快速运输和知识与谈判在世界范围内的及时传送中，这些阶段达到了自己的顶点。采取一种历史的观点，我们区分了三个相应的阶段：“产业革命”之前的稀缺时期，它始于十八世纪，通过集体行动，今天仍然在以加速度继续；丰裕时期，伴随着这种产业革命，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交相更替了一百多年；稳定时期，始于十九世纪资本家和工人的协调一致的运动、竞争条件的平等化、美国二十世纪的“互相容忍”政策。

这些历史时期据以构建的基本原则，是实体控制和法律控制之间的区别。实体控制是技术，法律控制是在现有的效率、稀缺、习俗、统治权的暴力的条件下由社会分派给个人的权利、义务、自由和风险的承担。

在稀缺时期——无论稀缺是由于低效率、暴行、战争、习俗或者迷信——法律上的控制与转移跟丰裕和稳定时期都大相径庭。在极端稀缺或者战争时期，社会通常对人力的投入与产出都诉诸限额的方式，只有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通过暴力强迫的共产主义式的、封建制度式的或者政府的控制达到了最大。在接下来的极端丰裕和承平时期，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通过政府的控制则最小，个人买卖取代了限额。在稳定时期，对个人自由又有新的限制，像俄国或意大利，主要由政府的制裁来执行，但在美国，直到今天都是通过协会、公司、工会，以及制造商、商人、工人、农场主和银行家等的集体一致的行动，由经济制裁来执行，不管这种行动是秘密的、半公开的、公开的，还是仲裁的。

在历史上的稀缺时期，对物品的法律上的控制与实体控制是分不开的。一个所有者在实体上把一件商品或一项服务转交给另外一个人，习俗和习惯法就理解为实体的转移就是法律控制的转移。但是在丰裕和稳定时期，法律上的控制和转移在企业家和金融家的手里被分开了，而实体的控制和实体的转移归到了工人的手里，他们受命于企业家和金融家，通过管理活动来传输。上述两种控制始终都是相关的，但在稀缺、丰裕和稳定三个时期，相关的程度、方式、影响和滞后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不会努力回归到以共产主义限额制度为特征的原始的稀缺时期，而是会从现代买卖制度从封建制度中的产生以及它作为重商主义或者商业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出现开始。在这个早期资本主义的稀缺时期，习俗和习惯法在商品和服务这两种类型的产出品上本质上是不同的。

商品的转移不用转移生产者这个人，但服务是在人身上转移的。在这个早期时代，商品的转移跟服务的转移一样，是所有者随着商品一道进入市场的运动。由于政府的软弱以及人民的暴行和伪证，必须鼓励有势力的领主建立市场，保护他们免受强盗和骗子的侵害。由于这个原因，市场通常都是源自于一种特殊的独占特权，也就是“一种自治权”，这种权利赐给一个有势力的个人或者教会的要人，授权他举行买卖者的集会，他有抽取稅费作为承担保护义务报酬的特权。这样建立起来的市场，最终是由习惯法法庭在判决纠纷中订立的规则来管理的，但起先却是按照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来管理的。法院在判决中形成了“公开市场”的原则，或者说是公开的、自由的和平等的市场原则，正如我们在芝加哥交易所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个案例就是现代的“公开市场”。此后这些原则扩展到了零售商店，直至公开市场的独占的特权最终被取消，但公开、平等、自由的原则却扩展到了所有的市场。这些原则并不是什么天生和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从当时或好或坏的惯例中构建出来的。早期的重农学派和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它们是由神的天意或者自然秩序授予并留传下来的。

首先，举办“公开市场”的权利被授予人必须提供度量衡标准和一位司秤。他授权也要求司秤设立一个特殊的法庭，以便迅速判决纠纷和执行契约。源于共同的权利，每个人都被宣告拥有“携带自己的物品到公共集市上销售的自由”，因此土地或者集市的所有者、地方市政当局，都不能因为没有支付租金或者税费而自己扣押货物，而是必须“自己提出追索租金的诉讼”。任何导致市场产生有形障碍的扰乱行为，都会由此把人们排斥在部分市场之外，因此都在被禁止之列。[116]

这些都是市场的主人或者保护者有关货物的实体转移的责任，但是比这更进一步的是有必要提供各种关于市场上的买卖者之间的法律控制权转移的规则。这些规则后来也扩展到了所有的零售市场。科克爵士概括了有关公开市场所有权转移的习惯法，事实上，这是他编纂自己的《法理概要》三百年之前的事情。他说：

“习惯法确实认为，集市和公开市场应该备足并充分提供各式各样有销路的商品，满足人们生活和使用的需要，这是大的政策要点，有益于全体国民。但为了这个目的，习惯法规定（也为此鼓励人们），集市或者公开市场上任何有销路的产品的一切销售和契约，不仅要有利于当事双方，而且应该约束那些因此而拥有权利的人。”[117]

换句话说，为了鼓励买者到市场上来，法院有必要建立各种标准，买者可以据此获得他们所购买的货物的清晰的所有权，这样就针对第三方提供了保护，后者有可能声称那些货物是偷来的。在一个暴力、偷窃和欺骗盛行的年代，公开市场是一个能够获得对商品的清晰的所有权的地方。因此，像在科克所引证的案例中的判决那样，商品的销售必须是“公开而开放的，不应该在货栈的密室等地方”。在这个例子里，“公开”这个术语的意思是“适当而充分的，就如同坦诚地销售金银餐具不会是在公证人或者类似的人员的商店里，而应该坦诚地在金匠店里进行”。这笔买卖不应该在夜里进行，而应该在“日出以后和日落之前”。夜晚的买卖“对当事人双方都是有效的”，但不能“约束拥有权利的陌生人”。这种销售不能“由双方聚在一起故意地用时效限制拥有权利的那个人”，而且“契约必须一开始就完全在公开市场上订立”，不能“在市场以外的地方开始，而在市场里面完成”。我们看到了，这就是芝加哥交易所案例中获得认可的规定。但是，如果卖方又取得了那批货物，合法的占有者则不受时效限制，因为卖方“是做错事的人，他不得利用他自己的错误”。此外，即使买方知道卖方是不正当的占有，“这也不会约束他所拥有的权利”。

这些规则建立了可让与性，或者可以用类推的方法称之为商品的流通性
，适用于稀缺
和不安全
的时期，这个时期物质的商品要实实在在地运到市场上去，没有任何信用制度，没有将来才交货的制造和销售，也没有报纸公布价格。如同科克所说的以及我们在芝加哥交易所看到的，法庭所采用的这些规则显然是为了鼓励买卖双方聚在一起，把他们的产品带到市场上去，保证有良好信誉的购买者因普遍接受的价值可以获得所有权，而不受世界上任何人的干涉。实际上，这种可让与性或流通性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公开的市场所必需的首要法律规定。后来它得以扩充，既包括无形体的财产也包括有形的财产，“流通性”的名称被用于此术语的技术意义中以作为一种扩充。

此外，独占、囤积、转售等违法行为都是习惯法所禁止的，因为它们存在于大宗商品的购买或回购中，这种购买或者回购超出了他们自己所能使用或者所能零售的数量，所以被认为是富人们企图抬高价格的行为，因此是对买卖者之间平等的一种否定。[118]

但是，习惯法所认定的这些违法行为，实际上禁止了除外国进口之外的一切批发业务，这样的批发业务被判定为犯罪行为的这一事实说明，在早期的稀缺时期，人们所从事的产业规模有多么小，而进入市场的一般供给品又是多么缺乏。有些针对批发的法令早在1772年就给废除了，而习惯法有关独占、囤积、转售等违法行为的全部条款在1844年也被废除了。这个法案的序言重申了1772年的序言，序言对重申给出的理由是，经验证明，通过阻止已列举的商品的自由贸易来“对必需品买卖进行限制”，具有“阻碍增长且抬高价格”的倾向。它们实际上所禁止的是批发业务，因此1884年的这项法案完全放开了英国的批发市场，制止的只是意在散布谣言抬高或者压低任何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以及用暴力或威胁阻碍任何商品进入集市或者市场的违法行为。在一个丰裕的时代，旧的规则已不再被需要，实际上旧的规则是对自由和平等的一种否定，这个时候所需要的应该是按照批发的形式买卖商品，并且迅速地把商品从远处运过来。

自从1772年开始废除针对独占、囤积、转售的法律之后，批发市场的建立明确地起到了把对货物的法律上的控制与实物控制分开来的作用。实际上，法律已不再要求卖方亲自把自己的货物以小批量带到市场去，如同在芝加哥交易所的例子中那样，在现代农产品交易和批发市场所产生的地方，仅凭样品和规格，对商品的法律控制就能够通过电报或电话加以转移，按照从“现货”到“期货”的不同形式，这样的法律控制的转移可以在任何地点或任何时间生效。

与此同时，实际的交货或者实际控制的转移，是在雇员手中进行的，从农场或者工厂一直到铁路和最终消费点都是如此。出于买卖的目的而在任意的时间或地点控制物品处置权的合法权利在法律上的转移，跟雇员或者消费者手中出于生产和消费的目的的物品的实际交货分离开了。从此以后，商品的价格不再是这种商品的价格，而是变成了这种商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实际交货的可执行的约定的价格。

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把这种区别包含在他们的学说里。他们的价值的“劳动学说”就是公开市场理论，在当时就开始变得过时了。

除了独占、囤积、转售之外，习惯法还禁止其他一切对贸易的限制，把这些都作为对公共福利的损害。因为这些做法阻碍了个人自由进入市场，阻碍了自由提供自己的产品或服务，阻碍了自由增加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而这些方面的自由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生计。对其他这些贸易限制的禁止——并不专指对批发贸易限制的禁止，不仅一直留传到现代，而且扩展到了新的限制方法已经出现的地方，不过在稳定时期已经被大大修正了。

这样一来，在稀缺时期，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习惯法用排除（排除大家认为的不良商业惯例）和赋予合法性（对大家所认为的好的惯例赋予合法性）的方法，建立了一种自由、平等和公开市场的基本原则，即度量衡的统一、商品的可让与性、任何人和任何商品都可以自由进入市场以及秘密交易的公开性（或者说交易的公开知识）。在十八世纪之后，在政府能够确保安全、新发明带来了丰裕时期的时候，尽管稀缺和不安全时期所需要的一些习惯法被废除了，但自由、平等、公开市场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下来，也就是度量衡的统一、可让与性、可达性、公开性保留了下来。这些内容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无形财产。

但是，这个丰裕时期带来的恰是邪恶的、毁灭性的、不公平的、你死我活的竞争。这种情况导致了法院早在十七世纪就开始支持和提供对贸易的“合理”限制的各种措施，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商誉、商号、商标，最近被称为“不公平竞争法”。[119]
但是，尽管有这些对贸易的合理限制，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还是经历了周期性的和普遍的商品过剩，而且是以各种无规律的趋势和周期发生的。这些过剩导致了破坏性的竞争、制造业中的价格战和运输业中的运费战、力量薄弱的竞争者的毁灭、竞争者合并或吞并成为庞大的联合体。起初这些防止运费战和价格战的联合体遭遇到了重新修订的古老法律，这些法律是针对垄断、针对共谋、针对限制贸易的其他惯例的。这就是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反托拉斯法》。但是人们发现，在运输、制造、劳工、银行这四个重要领域，这些法律都是不起作用的。

在运输领域，美国在1887年的《州际商业法
》中不加掩饰地以成文法的形式采取了稳定的政策，因为人们认识到，削价和秘密回扣的惯例跟垄断和过高要价的惯例一样有害于公众。但是这种稳定的政策在制造业的案件中并没有被认可，直到1914年颁布《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和《克莱顿法案》时才被认可，这两个法案对削价的惩治差不多犹如旧的法律对抬价的惩治。最后，在联合制鞋机器公司解散案（1918年）和美国钢铁公司案（1920年）中的两项判决中确立了稳定的原则，以作为全国法院的现行政策。因为公平地看，在钢铁公司的案例中，这家钢铁公司尽管是协调一致地行动的，类似于过去被认为是贸易限制的那些行为，但这次是一种控股公司的行动，近来一直没有被诉诸破坏性的价格战以消除涉及公众的竞争。法院宣判，该公司未曾获取运费回扣，未曾减少工资，未曾降低产品的质量，未曾造成人为的稀缺，未曾威胁或者压迫竞争者，未曾在一个地方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抛售而在其他地方维持原来的价格，[120]
未曾用秘密回扣或偏离公布的价格来争夺顾客。法院说，竞争者和顾客都不能证明公司方面有任何威胁或压迫的行为，而且，事实上，法院证实的是，大家普遍满意于这家公司所追求的价格和交货方面清楚明晰且事先公开的稳定政策。

因此，对于运输和制造业，很清楚的是，贯彻公开性的稳定政策至少已经部分地被采用了，作为指导习惯法制定方法的方针。

一种类似的稳定方法在劳工组织的历史上已经得到了缓慢的发展。这种情况头一次集中的努力发生在1886年，当时遍及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竞争领域的烟煤经营者和煤矿工人公开赞同工资和工资级差，这样一来，经营者不用秘密或个别削减工资就可以进入这个市场。这种竞争条件的稳定对劳动的雇佣者已经变得跟对铁路的顾客一样重要，而且如同美国钢铁公司类似的做法一样，也许正在被完全认可的过程中。

一个更近的而且同样重要的运动，同时又与丰裕时期的习惯法或成文法相去更远的运动，是趋向于稳定货币和信用购买力的运动，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是美国的费希尔、瑞典的维克塞尔和卡塞尔、英国的霍特里和凯恩斯，而在美国的转折点是1914年建立的联邦储备制度。

2.差别待遇
。在运输、制造、劳工、金融这四个领域，稳定原则是作为一种对被认为是否定自由、平等、公开市场做法的补救措施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这是指那种被称为差别待遇
的做法。

我们在上文已提及在稀缺时期管理公开市场的法律规定，那是自由、平等和公开市场的开端，在那里，买卖者在市场统治者的保护下聚集在一起。但是，有另外一类卖者，他们不把自己的产品拿到中央市场上去卖，他们无差别地为公众服务，随着顾客上门到他们做生意的地方而提供这种服务。这些人相当于销售自己产品的现代制造商，通常在制造地按照离岸价格销售，但往往在交货地交割，如同“匹兹堡附件案”中的做法那样。

现在，考虑到早期这种类型的生产者非常大的稀缺性，并且因为有技术和经过训练的技工的稀缺性，对于凡是自己立业向公众无差别地出售自身服务的人——与之相对照的是只为自己工作或者专为一个老主顾或地主工作的人——早期的习惯法逐渐形成了针对他们的规定，设立了三重的义务：（1）服务所有的来者；（2）只收取合理的价格；（3）假如自己没有技术或者没有发挥出技术，就对赔偿损失负有责任。受这些规定管辖的职业名单很长，包括医生、裁缝、铁匠、木匠、食品供应商（食品杂货商）、面包师、磨坊主、客栈老板、摆渡者、码头老板，此外还包括全部可以被归为“公共承运人”的经营者。实际上，“公共承运人”一般是指对出现的任何人都提供自己服务的人。在同样的意义上，所有这些职业都是“公共职业”。法律对于一个人是否拥有实际的独占没有作出区分。事实上，在那些年代，“独占”这个词只用于那些必须由统治者赐予特权或者许可证的这类职业，例如摆渡者，因此这些职业是基于特殊的授予或“自由”的法律上的独占，而不是基于私有财产的经济上的独占。

怀曼和阿德勒在其脚注所提及的引文中，[121]
提出了两种似乎相反的理论来说明早期习惯法关于“公共职业”的态度。怀曼的解释是基于稀缺性原则，阿德勒的解释则是基于公开性或者公共职业的原则。但这两种解释都不过是稀缺性和习俗两种易变的作用。这些“公共职业”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而出现的，不过是存在于这样一种变化当中，那就是从单独一个主人控制下的职业，变成了任何可能出现的主人控制下的职业；过去为一个封建领主工作的铁匠，现在无差别地为任何或者所有的主人服务。既然法庭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观点，那么在习惯的意义上，它们应该把为任何主人服务的义务强加给那些没有特权的工人，这几乎是件很自然的事情。类似的态度也展现在美国对奴隶制的废除上。在《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下，过去的奴隶虽然已经变成了“自由人”，但却不能像他们可能希望的那样可以自由地拒绝工作，为了授予他们与过去主人平等的自由，就需要《宪法》“第十四修正案”。[122]
所以，同样地，在从农奴身份向自由身份过渡的早期，所有工人和商人阶层都承担着服务的义务。

稀缺的原则也是适用的。因为，假如工人富余或者过多的话，那么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就会使他们服从强制的服务规定变得没有必要。习俗和稀缺的两个原则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直到后来某些职业（像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拥有排他特权的公共承运人或者摆渡者）在旧的公共服务的强制原则下得以保留，而其他的职业在竞争的丰裕原则下得以解放，两个原则才得以清楚地区分开来。然后，在更近的年代，稳定的原则伴随着工会、协会、公司、辛迪加，以及类似的以协调一致的行动限制个人自由而保障团体中其他成员自由的种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归到了稀缺时代的限额原则，作为对丰裕时代买卖原则的一种修正。

在美国，适用于所有公共职业的原始规定偶尔也运用，但在早期就已经过时了，只有区分为公共服务的职业或公司例外。在这些行业，法律一直都在发展，直到各种规章完全覆盖了甚至包括政府确定收费、服务和资本化在内的内容，此外还有禁止差别待遇的内容。这是因为，尽管丰裕时期机械的发明和机械动力的使用大大增加了，但这些公共服务行业不仅是基于特殊权力授予的法律上的独占，而且是基于普通的私有财产的经济上的独占，原因在于它们占据了关键的位置，只把有效的机会留给其他人从事竞争性的事业。

对于制造性企业和商业企业而言情况不是如此。此时，在丰裕时期的公共利益中，不需要用一种义务来约束那些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按照一种合理的价格来给所有的顾客提供服务。当时总是保持着生产者和生产设备的供给过剩，在顾客能够轻易找到可供选择的买卖者时，强迫一个制造商或者商人按照合理的价格服务所有的顾客，并不符合公共的意图。因此，这些职业严格作为私人企业来对待，法律只满足于维持自由、平等、公开、竞争性市场四大特征，也就是计量、可转让性、可达性和公开性的标准。

在早期稀缺时期的条件下，现代伦理或者法律上的“差别待遇”的观念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个观念是伴随着稳定时期产生的，它标志着新的习俗和狭小利润边际的重要性。

在早期的自我雇用时期，公众或者购买者并不依靠有规律地购买这些商品或者服务来谋生，他们只是在赶集的日子里偶尔购买，或者是在需要他们自己不能提供的服务时购买。但是，现代的企业和生计一直都依赖于现代运输业者、现代的原材料或半成品的制造商、大规模装配的现代工人、现代的金融和信用公司或者辛迪加。

因此，现代的企业家作为购买者其利益受到损害，倒不是由于他必须付出高价，而是在进行大宗而基本的购买时，他的竞争者付出的代价比他低。做生意的利润边际是如此之狭小而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他的竞争者付出的比他少，那么他在竞争中就要出局了。但如果他的竞争者付出的跟他一样多，即便是两者所支付的价格都是过高的垄断性的价格，那他也可以把这个价格转嫁到最终消费者的头上。因此，现代企业家认为重要的是竞争条件的均等，这只有通过稳定来完成。

但是，在早期的普遍稀缺时代，对购买者利益带来损害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差别待遇，而只是高昂的价格。因此，即便是用了“差别待遇”这个词，那也绝不意味着一种有差别的低价，它通常表示一种有差别的高价。换句话说，早期的习惯法运用于公开市场以及差不多所有无差别地服务公众的职业时，并没有任何针对一切像这样的差别待遇的规定，它的规章都是针对过高要价的。

迟至1897年，这显然都是美国最高法院的理解。在那一年，最高法院受理了一起诉讼案，一个住在爱荷华州的原告要求一家铁路公司给予赔偿，理由是这家公司对原告居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些竞争者给予了偏爱和优惠，按照搬运距离的长度比例计算，向他们收取的运费要低于向原告收取的运费。[123]
最高法院认为，本案并未证明原告被收取的运费本身是过高要价。“他只是想收回他认为应得的钱，不是因为任何不合理的收费，而是因为被告的不正当的行为”。于是法院着手调查这种所谓的不正当的行为按照习惯法看是不是不正当，所采用的检验不是一个顾客收费少于另外一个顾客的社会后果，而只是对这家铁路公司私有收入的影响。法院是这样说的：

“假定被告公司的负责人只向原告收取了一种合理的运费……而在同样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就给予了他对街的邻居免费运输，这样就会因一种偏袒和不公平的行为而获罪。这是一种趋向于减少铁路公司的收入而达到一定程度会减少股东分红的行为
，就他们那方面而言，即便是没有成文法，这样的偏袒也不会给原告以权利，让他可以继续要回自己已经支付的运费，因为这样会进一步减少
股东的分红
。所以，如没有《州际商业法》的规定，只要公司收取的运费是合理的，那么即便是看起来通过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方面的不正当的或者有偏袒的行为对内布拉斯加州的托运者收取了较低的运费也没有关系，原告不能收回他运货到芝加哥的运费。”[124]

这就是1897年差别待遇的司法概念。它仅仅是一件私人事件，没有社会的后果。

在此宣判四年后，同一个法院由同一个法官（布鲁尔）宣告，维持最高法院对内布拉斯加州一案的宣判，这次是“依据习惯法”，认为不仅所取运费本身必须合理，而且运费必须“相对地合理”；“没有正当而合理的差别待遇的理由”，就不应该在收费上有差别；只有在收费的差异与所提供的服务和条件的差异在相当的范围内，差别待遇才算是合理的。[125]

换句话说，在1897年到1901年之间，最高法院改变了它在习惯法意义上关于差别待遇的看法，从显然是早期意义的观点，改变到了更为现代的观点，前者没有对过高要价和差别待遇作出区分，后者则认为差别待遇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不管是否存在过高要价。根据早期的观点，对差别待遇的纠正只是把较高的价格降低到了相应较低的价格水平就行了。根据后来的观点，对差别待遇的纠正无妨提高较低的价格（或者禁止免费运输）到相应较高的价格水平上。在后来的观点之下，要纠正的弊端是偏袒或者徇私，这种弊端会给一个竞争者提供免费服务或者按照较低的价格提供服务。在早期的观点之下，要纠正的弊端只是收取了不合理的高价，而向竞争者收取的较低的价格本身并没有被视为差别待遇，而只是作为一个证据得到了承认，证明所投诉的较高的价格的确是过高要价。

差别待遇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竟然没有区分清楚，显然是因为吸收和排除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习惯法用这种方法扩大了古老名词的意义，使之覆盖了过去不这样认为的一些新的弊端。1901年，最高法院显然扩展了差别待遇的习惯法意义，目的是为了应对一种真正的要该院来判决的滥用，到现在，歧视性低价的弊端已经变得臭名昭著和众所周知，让该院1901年的宣判和1897年的宣判相协调的努力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

关于有意识也是故意地扩展差别待遇的意义，以便禁止向竞争者收取相对低价
或者相对高价
，我们能够确定的最早的宣判，是1873年麦克达菲（McDuffee）诉波特兰和罗彻斯特铁路公司（Portland and Rochester Railroad）一案，法院的推理揭示了从差别待遇古老的实物
意义改变为现代的经济
意义的过程。在这个案件中，法院指出，按照习惯法，差别待遇在于无条件地拒绝“运载乙，如果他运载甲的话”，或者实际上对“某些不喜欢的个人的旅行或者运输实行禁运”，或者在于使得一条公路“绝对无法通行”从而损害了公众的权利。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关于差别待遇的习惯法的观念，在性质上是物质的，新罕布什尔州法院把它们的特征描述为“直接”行使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然后该院又继续把差别待遇的意义扩展为了经济上的差别待遇，法院把它称为“间接的”差别待遇，存在于一种“迂回的侵害”中，例如令人不快的条件、价格的差异、不给某个人便利而对另外一个人提供便利。[126]

结论是，直到上面提及的最高法院1901年在铁路这个案子的宣判为止，才可以说，各个法院普遍改变了差别待遇的意义，从单纯的证据（这个证据关注的是证明某种高价或者其他的不利条件是过高要价，也就是说，它“本身”是不合理的）转变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这种意义认为，差别待遇是针对其他竞争者而对某些竞争者的偏袒，这是由相对的低价来证明的，无论两种价格的绝对水平是高还是低，这都构成了差别待遇的弊端。

法院得出这种新意义是非常缓慢的，一般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早期的见解，如同上面所引证的1897年帕森斯案件中所证明的那样，如果这家公共运输公司选择降低自己的收入，那么其方法是向某些顾客低收费而向另外一些顾客高收费，这完全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至于这种做法在其客户之间压制竞争、促成垄断的社会作用，是不会被考虑的。这种观点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受到差别待遇的人，当他反对被迫支付与自己的竞争者相比相对较高的价格时，在习惯法中却没有任何补救办法，除非他能证明所说的高价本身是过高要价或者是不合理的，但这跟他与一个竞争者支付的价格相比是否相对较高无关。尽管如此，有些法庭还是曾经宣告，优待竞争者的低价制度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那就是压制竞争，把这家运输公司的顾客的业务集中到了那些受优待的个人手中。一家联邦法院甚至迟至1889年还宣布，一家木材公司没有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对待。当时，一家铁路公司向这家木材公司的竞争者收取了较低价格运费，这个价格甚至低于运输成本，而且有可能将原告公司完全拒之于市场门外并导致它陷入破产，但倘若原告公司被收取的价格“本身是合理的”，那么这家木材公司就没有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这样一来，与公众和立法机构在差别待遇意义方面的改变相比，最高法院滞后了差不多十五年，而这种滞后一般被大家看做是最高法院的习惯性滞后。

前述习惯法关于差别待遇意义滞后的原因，不仅仅适用于所谓的公共运输公司，而且它还适用于所有可以被称为“公共职业”的行业。在1876年玛恩诉伊利诺伊州一案中，最高法院部分地采纳了这一原则，纽约最高法院在回顾了所有案件之后，在纽约民众诉巴德一案中又作了很好的陈述。两个案子都跟堆栈或谷仓有关，在习惯法中这两者从来都没有归类为公共承运人。在这两个案子中，人们都承认，堆栈一直都被认为是一种私人经营行为，从来都没有在特许或者法定专利的条件下经营，这两个特权附带的是由司法程序所决定的合理价格的公共权利。事实上，与这些案子有关的芝加哥和布法罗的几家谷物堆栈，虽然明显地在一致行动，但却被认为在积极地彼此竞争。法庭认为，在禁止差别待遇或者过高要价的问题上，决定性的不是垄断或竞争的问题，而是谷物的运输者，也就是堆栈的顾客，被谷仓经营公司的价格和贸易惯例置于了不利地位的问题。

在这两个意见相左的案例中，被巧妙而正确地争执的问题是，公众没有任何独立的法律权利去利用这些谷仓，因为它们不是公共承运人，没有向任何顾客都提供服务的义务。然而，法院还是认为，在谷仓生意中还是存在着这类“公共性”的成分的，部分地是由于这门生意的性质和范围，部分地是由于它们跟本州和国家的商业关系，部分地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它们是竞争者，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它们享有达成有关价格谅解的特殊便利。[127]

因此，差别待遇和过高要价区别的产生，是伴随着稳定时期的到来而产生的。在丰裕时期，差别待遇算不上是一种罪恶，因为人人都有可供选择的机会。在稳定时期，由于协调一致的运动、“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的政策、微薄的利润边际，它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稳定意味着选择机会的缺乏，接下来，这就会意味着差别待遇和过高要价的稳定性，跟公平合理的价值和价格的稳定性差不多。

因此，通过判决纠纷来制定法律的这种过程，迟缓地配合着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和不断变化的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伦理意见。它考虑了稳定时期最有意义的事实，也就是未来性和微薄的边际利润这两项原则。现代企业大部分都是靠借入资本来经营的，竞争者都是债务人，它们必须通过保持和原料供应商、工人及顾客的商业联系来维持自己经营中企业的未来偿付能力，所有这些关系可以恰当地概括在“商誉”这个术语中。商誉尽管是无形的资产，但却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资产，破坏商誉的竞争是“掠夺性的竞争”。因此，视运行中的机构的未来安全为关键的“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的原则，正在带来稳定性的习俗
以及符合这种习俗的纠纷判例。商誉这个概念如同法院所构建的那样，是以稀缺性为基础的。因为它假设机会是有限的，而利润是微薄的，因此，每个竞争者都应该努力保持他现在的顾客和现在的商业份额。这已经变成了认为削价不利于顾客的现代“商业伦理”的一部分——这种伦理认为削价不利于顾客，并且它已经由通过纠纷判决来制定法律的习惯法方法或多或少地转化成了“不成文”的法律。

人们将会注意到，对稀缺性、丰裕性、稳定性
的这种历史的分析，有点像马克思的辩证法，从他的原始部落共产主义的“正题”，到他的十八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的“反题”，最后回到了他的未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的“合题”。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基于技术的唯物主义的阐释，这种阐释我们在前面关于“产业的各个阶段”的部分已经总结过了，而我们的理论也是一种经济的进化，从解释共产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原始的稀缺，到解释个人主义的丰裕，然后再到现代众多的各种规划，这些规划让个人部分地或者完全地服从于集体行动，从而调节交替发生的丰裕与稀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预先注定的，但现代的稳定可能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或者任何一种致力于从冲突和不稳定中带来秩序的协调一致的运动。

（四）价　格

毫无疑问，在所有的稳定中，影响最为深远也最为困难的是银行的稳定。银行家的控制是世界范围内的，而且涉及全世界中央银行的一致行动。它涉及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民众关税保护暴力行为背道而驰。第一个稳定银行的举措不是来自于银行家或者经济学家，而是来自于政治家。1833年，在世界范围内的物价下跌中，自1833年至1868年任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的斯克鲁普（G.Poulett Scrope），首先在他给选民的宣传册而后来又出版的著作中[128]
发表了矫正“法定价值本位”波动的主张，他提出定期公布“一种可信的价格趋势”，以便所有的商业阶层能够“通过参照这种按物价指数确定币值的货币制度来调节它们金钱上的债务”。这种按物价指数确定币值的货币制度后来由杰文斯按照数学原理创立，称为物价的平均趋势指数。[129]

在斯克鲁普之前也有其他人的观点，但多半是出于好奇，而不是对商业契约的实际建议，而斯克鲁普关注的只是长期契约中的自愿协议。直到维克塞尔在1898年和费希尔在1911年提出稳定法定的货币标准本身的主张时，即维克塞尔认为要对贴现率实行金融控制，费希尔认为要控制美元衡量制的变化，这样一来，不仅商业金融的长期协议，而且短期协议，才都置于了稳定价格水平本身的集体控制之下。

这些主张突出了公共政策和合理价值中所有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们是世界范围内伦理问题的一个方面，起因于利益的冲突：个人和各个阶层应该通过提高自己的效率还是应该通过利用稀缺性量度单位在价值上的变化来致富？在资本主义文明“发薪人”控制一切的做法中，它们是效率利润对稀缺性利润的问题。

从1920年到1932年，美国的批发价格的一般水平跌过了百分之三十三，而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则跌落到了差不多百分之五十五。但是，拿百分之三十三作为平均值，那么一切长期债务的负担就会增加到百分之五十。这意味着，为了偿付欧洲对美国的黄金债务，与1925年这笔战争债务确定时的数量相比，外国要向世界市场多出口百分之五十多的商品。

对于我们自己的人民也是如此。在1932年，为了偿付1929年签订的公私债务的利息和本金，与债务签订时相比，要多生产和销售百分之五十的商品。

这意味着对国内和国外生产者的金融剥削达到了其产品的百分之五十，为了用货币支付债务和税赋，现在必须要求他们销售这么多的产品，这个数量要高过三年或更多年前协议签订时所要求的数量。

任何人只要想到美国工业和农业在效率方面的惊人提高，自然就会想到的第一个假定就是应该期待供求“法则”会带来价格的相应下降。比方说，如果钢铁工业或者小麦种植业的效率在十年内增加了百分之十，那么这就意味着同样数量的劳动和管理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多生产了百分之十的产量，然后我们自然应该预期它们的价格会下降，平均而言，每年大约下降百分之一，或者说十年内下降百分之十。

这些数字是为了说明问题而随意举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从1919年到1927年，制造业效率的增加要比这大得多，效率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因此，平均每年增加了百分之五。但是，拿我们举例的数字来说，想一想，如果钢铁产业和小麦产业两者的效率都按照同样的速度在十年内共同增加了百分之十，而如果在这十年内两者的货币价格都下跌百分之十的话，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可以扩大这个假设。假设钢铁业代表一切的制造业，它们都按照同样的速度一起提高效率；小麦业代表一切的农业，它们也按照同样的速度一起提高效率。那么，现在所有的农民正在把他们全部的农产品都销售给全部的制造商，而制造商正在把他们所有的工业品都销售给所有的农民，这两方面各种东西的价格都已经同样地下降了百分之十。

但是，交换价值下降了吗？这就是“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区别。名义价格是一单位的这种商品可以购买的货币量，实际价格是这个商品单位可以购买的其他商品的量。但我们没有用“名义的”这个字眼，而是用了“制度的”这个词。名义价格就是制度的价格，我们简单地称为价格；实际价格我们称之为交换价值。这是因为，衡量名义价格的货币只是一种买卖的制度，然而它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制度，我们通过这种制度获得了我们真正需要的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这是用我们自己的商品去交换的。

因此，我们不说用商品去“购买货币”，而是说我们在“卖出商品以换取货币”。我们不说我们在为获得商品而“交换货币”，而是说我们在“用货币购买商品”。我们首先要为获得货币这种制度而卖出商品，然后才开始购买我们所需要的一种或者全部商品，直到此时我们才清楚实际价格或者交换价值。因此，对于用一个单位自己的商品得到的另外一种商品的数量，我们不称为我们的商品的“价格”，而称为它的交换价值。不考虑货币的古典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做的。对于用我们的单位商品获得的货币的数量，我们不称为交换价值，而称为它的价格；交换价值是“实际价格”。价格是资本主义的价格，价值就是商品的数量乘以按货币计算的它的单位价格，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都是如此。然而，在这里，我们所占有的“商品”——如果我们这样称呼它的话，我们是不出卖的。我们出卖的只是它在一个时期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才是我们出卖的真正的商品。就劳动、债务和投资来说，我们称之为一种服务——工作的服务、等待的服务、冒险的服务。名义工资，或者干脆说制度的工资，是货币工资，也就是说，它是通过出卖劳动服务或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获得的价格，目的是为了按一小时、一天、一周或者一件的计算来取得货币的这种制度。名义工资是资本主义的劳动价格。

但实际工资或者说是劳动者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实际”价格，是货币工资将要购买的衣食和其他商品，我们称之为“实际工资”，但它们跟我们在这里所称的为他人工作的这种服务的交换价值是相同的。

同样，名义或者制度的利息，是在一个时期内货币的所有者因为自己的货币的使用价值作为购买力而获得的货币的数量，它也是对一种服务——等待的服务——的报酬。因为这种等待服务而获得报酬的人，是把自己的货币储蓄主要用于购买各种债券的债权人。在货币市场上，这就是所谓的“货币的价格”或者“货币的价值”。它是名义的或者货币的利率，也就是说，是支付给等待服务的资本主义的价格或者制度的价格。但支付给等待服务的实际利率或者“实际价格”，是债权人用他作为名义利息接受的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的数量。这个商品的数量就是他的等待服务的实际价格，也就是说，是他的等待服务的交换价值。

利润也是如此。名义利润是一个商业机构在一段时期内支付了名义利息、名义工资以及其他所有的价格之后，所获得的货币这种制度的数量，它是一个企业承担风险以后因为这种服务而从公众那里得到的资本主义的价格。但实际利润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利润在市场上将能购买到的全部商品的数量。实际利润和承担企业风险的服务的交换价值是一回事。

地租和租金也是这样。名义的制度的地租或者租金，是因为出售土地、建筑、马匹或者任何物质的东西的一段时间内的使用价值而得到的货币价格，但实际地租是名义地租可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实际地租跟物质的东西的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是一样的，但名义地租是资本主义的价格，这个价格是支付给同样的物质的东西的使用价值的。

那么，一般而言，价格是商品、服务或者使用价值的所有出售者所获得的制度的价值或者货币的收入或者资本主义的收入，而交换价值是实际价值，是这样的出售者所获得的实际收入。

但是，尽管价格是制度的和交换价值是“实际的”，但价格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的确是非常实际的，它决定着谁将获得效率的结果。自1921年以来，技术效率方面的总的增长一直以非同寻常的速度进行着，这就日益重要起来了。

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925年的大会上采用了一项决议，希望跟雇主在提高产业效率方面进行合作，前提是劳工要在两个方面得到所增加的效率的适当份额：一个是作为生产者要获得高工资；一个是作为消费者要获得低价格。[130]

要求这些较高的工资率（有别于年收入），是因为它们能让劳工购回增加的产品从而防止失业呢，还是单纯因为它们意味着较高的生活水平呢？第一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更高的工资率也不会防止1930年到1933年的失业。但第二个理由是合理的。为劳工自身的利益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短的工作时间都是值得要求的，即便在效率上没有任何增加，但在许多产业方面也值得要求。

不过劳工获得这些较高的生活水平，应该依靠作为生产者获得的较高的工资呢，还是应该依靠作为消费者获得较低的价格呢？美国劳工联合会要求的是作为生产者的较高工资和作为消费者的较低价格两者。

这里体现的是利润边际的重要性。如果雇主的价格下跌按平均数计算跟增加的效率成比例，那么利润边际仍旧跟以前一样，雇主的地位并不比效率没有增加时强，这样他们就不能同意增加工资率和缩短工作时间。对于劳工的这些要求，他们的答复一定会是：他们作为消费者已经得到了效率提高的好处，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作为生产者的他们了。最终的结论就是鼓吹一种限额制度或者“动摇”有限就业量的悲观困境，这样就可以让所有的劳工做半工或者“短期配给”。这就迫使劳工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去负担自己未就业的成员，而不是稳定充分的就业。这就使人想起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结论：平均而言，商品的价格应该是稳定的，劳工应该作为生产者按照较高的工资、较短的工时、常年的稳定就业来获得自己的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作为消费者按照较低的工资和失业来获得这样的生活水平。

由于未能非常清楚地保持对利润边际、利润率、利润份额之间的区别，以及每小时或每天的工资率跟每年总的工资收入之间的区别，有些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从一个观念滑向了另外一个观念，但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福斯特和卡钦斯有一种利润边际的观念，这个观念引导他们提出了稳定一般物价水平的主张，但他们转到了利润率，然后从归于消费者的份额的不充分得出了自己的结论。[131]
他们说，产业在繁荣时期没有给消费者支付足够的钱去购买所生产的商品，如果物价随着效率增加而成比例地下降，那么这一点显然就会得到纠正。在这方面他们遵循了十九世纪马尔萨斯、罗德波图斯、共产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的理论。但如果人们真正领会到了利润边际的话，那么就不仅应该尽可能地防止价格在商业循环中的涨跌，而且应该防止价格的长期的下降趋势，像1815年到1849年的发现黄金，还有从美国南北战争到1897年提炼黄金的新发明，或者从1920年到1933年那样的长期价格下降。为了防止价格过度下跌，必须事先防止价格上涨。

正是这种预防揭示了效率这个词的双重意义。它意味着让工人快马加鞭，它还意味着用机器代替劳动。在1919年物价过度膨胀的时候，劳动者可以非常容易地从相互竞争的雇主那里获得工作，以致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毫不在意，甚至把他们的卡车都抛弃在了大街上，目的是为了从竞争的雇主那里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把这份工作放弃了”。在笔者了解的一个例子中，他们的效率降低了三分之二，但工资却是原来的三倍。当1921年物价暴跌时，同样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了。然而，当1922年商业开始复苏时，劳工已经受过了1921年的“洗礼”，由于害怕再丢工作，所以又加紧干活了。

因此，用1919年作为比较的基点，所谓效率方面百分之四十七的增长，也许主要归因于人工速度的增加，就如同把它归因于机器的引进和工场组织的改良一样。商业循环1919年挫伤了工人的意气，1921年让他们一贫如洗，1922年又威胁到他们。这都是雇主的利润边际发生变化造成的。

因此，如同我们所做的，假定所有的产业中真实的效率都有一个同等的
增长，总计十年中每年增长百分之一，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同等地下跌百分之十，那么交换价值或者实际价值也会下降百分之十吗？不会，它们仍旧和过去一样，一蒲式耳小麦交换到的工业品跟过去完全一样，一套衣服交换到的农产品也跟过去一样。农产品和工业品的货币价格都有一个百分之十的下降，但是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价值或者实际价值并没有下降。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无论物价水平是什么，也不管物价水平如何变化，都没有什么影响呢？就我们假设的例子来说，显然可以说没有影响。但采取一种相反的假设，假定所有商品的效率都同等地增加了百分之十，那么所有的物价水平不是下降了而是上涨了百分之十；同时，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价值或实际价值仍然没有任何变化，而价格会高百分之十。不过，一蒲式耳小麦仍然会换到和以前同样数量的工业品，一套衣服也会换到跟过去同样数量的农产品，差别在于所有的价格都会高百分之十，这意味着要么小麦和衣服多卖得百分之十的货币，要么少于百分之十的货币会买到同样数量的小麦或衣服。

如果一切价格下跌百分之十时对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交换价值或者实际价值没有影响，而价格上涨百分之十时在实际价值方面同样不会有影响，那么谁获得了效率方面的这百分之十的增加呢？

假设另外一种情况。假定周围的效率同等地增加了百分之十，而平均价格水平并没有变动，那么小麦卖得的美元数跟过去是一样的，同样数量的美元买到的衣服也跟过去一样多。因此，当价格水平保持稳定时，货币价格上涨百分之十或者下跌百分之十时，它对交换价值或者实际价值是一样的。但现在谁获得了效率方面的百分之十的增加呢？

当一切价格下跌百分之十而一切效率同等地增加百分之十时，所增加的效率归谁呢？显然，我们必须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作出区分。这是通常的说法。有些人是生产者，其他人是消费者。但这种说法不适合这种情况。在我们所假设的案例中，所有的农场主和农场工人、所有的制造商和制造业工人，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因此我们肯定不是好像他们是不同的人那样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区分，可以说，我们是在同样的人的生产销售作用和购买消费作用之间作出区分。

这种区分很重要。效率的增加归于千百万的参与者，是在他们的生产销售作用方面，还是在他们的购买消费作用方面？让我们看看上面假设的关于价格的三种不同情况。先看第一个例子。如果所有的价格下跌百分之十而所有的效率正在增加百分之十，那么农场主和农场工人、制造商和制造业工人是作为生产销售者还是作为消费购买者来获得这效率增加的百分之十的好处呢？显而易见，实际的情况会是各方都获得好处，不是由于它自己增加的效率，而是由于交易的对方增加的效率；各方都会失去它自己增加的效率可能带来的好处。在这个假设的例子中他们扯平了，因为每一方从另外一方增加的效率中获得的利益，跟由于价格下跌未能从自己的效率增加中获益的损失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当假定价格下跌和效率增加的程度相同时，各方在购买消费作用中的获益和它在生产销售作用中的损失是一样的。

举相反的极端情况作为例子。假设价格同等地增加了百分之十，同时效率也全都增加了百分之十，[132]
那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实际价值或者交换价值会保持不变，但价格会全面上涨百分之十。上述哪种作用从增加的效率中得益了，哪种作用受到了损失呢？显然生产销售的作用获得了两种利益。它由于效率增加获得了百分之十的利益，由于价格上涨又获得了百分之十的利益。它的总获益是百分之二十。另外一方面，消费者购买的作用遭受了百分之十的损失。因为假定价格上涨了那么多，那么购买者可获得的一定数目的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就会比以前减少百分之十。但是作为销售者，他们已经得到了多出来的百分之十的货币以用于购买。因此，我们又得把我们的生产者—销售者的作用分为两部分。生产者—销售者的作用得到了两种利益：一种是从增加的效率中获得的百分之十的利益，一种是从更高的价格中获得的百分之十的利益。这意味着，它依靠生产者的作用获得了百分之十的利益，依靠销售者的作用获得了另外百分之十的利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消或者扣减作为生产者在效率上得到的这百分之十的利益，那是纯粹的净效率利润或者净效率工资。但是，当它作为购买者发挥作用时，对它作为销售者作用的利益就会有一种完全同等的抵消。

在这里，我们必须进一步在两种类型的消费者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最终消费者；一种是商业消费者。最终消费者是最后的购买者；商业消费者是一种中间的购买者。为生产机器和农具而购买钢铁的制造商协会称自己为“轧钢消费者协会”，但它们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者。它们组织起来，目的是为了获得支付更低的价格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半制成钢产品的特别待遇，它们购买这些产品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进一步把半成品钢制成为制成品。因此，确切地说，应该称它们为购买者—生产者，而不是生产者—消费者。在这里我们将把它们作为购买者—生产者来考虑。

因此，生产者可以在三个方向扩大自己的利润：首先，作为销售者
，提高产品的价格；其次，作为购买者
，减少为获得原材料和劳动而支付给他人的价格；再次，作为生产者
，提高自己的效率。

为了测量这三种增加利润和工资的方法，我们需要两种计量制度。对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提高和减少价格的方法，我们的计量单位是美元。对于第三种方法，由于作为生产者增加了效率，因而我们的计量单位是工时。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取决于供求关系，也就是说，取决于商品的相对稀缺性，而我们的相对稀缺性的尺度是美元。第三种方法依赖于同样数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也就是说，依赖于增加的劳动和管理的效率，而我们的相对效率的尺度是工时。

前面我们已经考虑了这些计量标准。在这里我们要看一看，在我们关于价格全面同等上涨的假设中，对于从销售者作用中获得的利益存在一种完全同等的抵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种抵消来自于价格上百分之十的增加，而这种增加是作为购买者不得不支付的。因此，尽管作为生产者的每一方都从增加的效率中获得了百分之十的利益，而作为销售者的每一方又都获得了另外百分之十的利益，但作为购买者的每一方又都损失了他们作为购买者获得的利益，虽然保留了他们作为生产者获得的利益。

大家将会发现，这些细致的差别是很重要的。某个企业家着手证明化学和电气科学可以引入商业，从而形成巨大的利润。他的理想显然是效率利润，而且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终止了生产，并且解雇了自己的工人，因为他正在等待和预期那些给自己供应原材料的生产者的破产和存货倾销，此后他也许可以期望按更低的价格买到原材料。为什么他会改变自己的第一个理想，从依靠增加效率来赢利，变为依靠抑制生产并打压原材料的价格来赢利？在1921年和1931年的物价下跌期间，所有的企业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所有的人都彼此在等待别人被下跌的价格榨干，因此他们都处在与那些有名的岛民们同样的位置，后者竭力维持的是一种靠不住的生计，他们的办法就是强迫每个人都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他们大家都试图赢得靠不住的利润，所兜的圈子就是作为购买者在价格下跌的时候彼此从对方那里获利。

或者，当相反的情况出现并且价格正在上涨时，每个企业家和股票投机者都认为自己是非常精明的，只要他们能在市场上的最高峰卖出，又恰好在价格开始下跌前“解除困境”的话。“解除困境”的意思是让购买者独自承担价格下跌的全部责任。那么，为什么在价格上涨的时期，雇主和雇佣劳动者都“放弃了这个工作”并降低了自己的效率呢？这是出现在1919年的情况。那是因为，作为销售者，他们试图彼此从对方身上获得自己的利润和工资，而不是作为有效率的生产者来从自己身上取得。这时候，这一过程就把自己分解为了彼此从上涨的价格中获利的靠不住的循环。

第三种增加利润和工资的方法是效率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他们不去尝试靠价格的普遍涨跌从彼此身上获利，而是通过提高自己的效率从自己身上获利。考虑一下第三种的情形，价格保持同等的稳定，而实际价值或者交换价值跟从前一样，也是稳定的。现在，很显然，作为销售者或购买者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赢利或者损失，价格和交换价值都保持不变，但每一方作为生产者（而不是购买者或销售者）获利了，所获得的恰好就是他自己在效率上百分之十的增加所代表的利益的数量。

因此，在我们假设的平均效率同一的增加中，有三种可能的价格情况，而且我们要被迫检验第一种自然假设：可以预期所有的价格都会随着效率的增加而下跌。现在问题转入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即现在的问题不是“当效率增加时，我们应该自然地期望供求法则对所有的价格发挥了什么作用”，而是“我们会预期哪一种价格情形对所有的相关者而言是最有利的，以及从生产者创造的效率中获得的利益归于作为购买者的其他人，这样做是不是对各方面都更好”。如果是这样，那么下跌的价格会做到这一点；或者说，生产者作为销售者是不是应该获得一个不是基于效率的额外的利益？如果应该是这样，那么上涨的价格会做到这一点。最后，或者要这么说，从效率中获得的利益应该由生产者自己保留，而没有必要作为销售者或者购买者的获利或损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种稳定的物价的一般标准会做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实际上有三个问题要回答：一个是经济的问题，一个是政治的问题，一个是行政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是，当效率增加时，不加管理的供求法则对于价格会有什么影响？政治的问题也是伦理的问题，即在利益的冲突中，谁应该获得效率的利益？行政的问题是，如果获得政府的授权，那么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能不能稳定价格的平均变动？

在这里我们将不考虑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过第三个问题了。当然，如果我们肯定知道第三个问题不可能从正面去回答的话，那就不值得考虑其他的问题了。但是，我们的确清楚，自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的政府和它们的中央银行或多或少地一直都在努力研究价格的一般标准的巨大波动的问题，都试图在减少这些波动。现在我们不是在考虑它们是否能够减少这种波动，而是在考虑，在管理这个世界的信用制度时，它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公共政策作为它们的指南？我们在考虑的是合理价值
的问题。问题是，它们是不是应该把促进效率作为它们的指南？同时，对于公共政策而言，这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指南？

我们还必须记住，效率跟生产或者生产过剩是不一样的。效率不过是生产率，以工时来衡量；增加效率不一定是增加总产出，它也许意味着由于每小时产量的增加而工时减少，而不是按照减少的价格把增加的总产出投向市场。

我们可以和亚当·斯密一样假设在买卖、生产、消费的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对他人的影响。这在于尽可能多地获得利益而尽可能少地遭受损失。每个人这样做的时候都没有顾及对他人的影响，除非他受到了某种自己无法克服的方式的限制。如果有人声称自己从商是为了公共利益，那么我们可以像斯密一样，把这种话归于空谈。因而，公共政策的问题就是合理价值
的问题：对某个人自身而言，他最大的私人利益和最小的损失得到了银行制度的担保，不过他应该是作为生产者、销售者、购买者，还是作为最终消费者？

实际上，一个人要自私地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又不靠剥夺他人而不劳而获，唯有一种办法，那就是靠增加效率，即要么通过加速工作，要么通过不加速工作的脑力劳动。如果他获利完全是靠提高别人支付给他的价格，那么他的获利就完全来自于他人作为购买者的同等的损失。他不仅是不劳而获，而且比不劳而获所付出的代价更少。然后，其他人如果也是生产者—销售者，那么就只能用两种办法中的一种来补偿自己，要么是作为销售者提高自己的价格，其提高的幅度与自己作为购买者的损失同等，要么是作为生产者增加自己的效率，增加的幅度与自己作为购买者的损失同等。如果他们作为销售者提高了自己的价格，接下来又通过剥夺他人而不劳而获，那么他们就因此而扯平了。如果他们提高了自己的效率但却得到了相应较低的价格，那么别人就从他们那里夺取了他们效率的利益，他们就不能扯平。如果双方都同样地提高自己的价格，但却没有增加自己的效率，那么他们就会从彼此不劳而获的赌博中尽力扯平。最后，如果双方都增加了自己的效率但却没有提高自己的价格，那么他们也扯平了，但每一方都是从自己的效率中获得利益的，并没有在交换中从他人那里不劳而获的中间步骤。

对于政治和伦理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每个追求增加利润或工资这一纯粹私利的人，都应该作为生产者通过增加自己的效率来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不是作为销售者赌价格上涨，或者作为购买者赌价格下跌。

如果过去制作一套衣服的货币成本是三十三美元，而现在的货币成本减少到了二十四美元，那么我们无法断定，货币成本百分之二十八的减少是由于较低的工资、较低的利息、较低的利润、较低的原材料价格，还是由于效率方面的提高。但如果工时成本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留有作为较短的工时或者较高的工资、利润或利息的一个差额要分配。

从公共政策的观点看，哪一个更好一点？答案的关键在于以前问过的另外一个问题。考虑到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购买者双方都遵照尽可能地为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的纯粹自私的动机行事，没有任何对他人的义务或责任意识，因此，他们喜欢较为容易的方法，即靠收取更高价格或者支付更低价格和工资的方式从别人那里获取利益，而不是靠提高效率从自身获取利益的艰苦的方式。那么，对商业的诱因应该置于何处呢？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时说，这套衣服的价格应该下降百分之二十八，那这些人采取的就是购买者—消费者的立场，认为购买者应该自私地从生产者那里拿走效率的利益。这是合理的吗？回答说价格不应该减少的那些人，采取的就是自私的生产者—销售者的立场。无论如何这都是合理的吗？双方都不值得从公正、正义、同情等伦理方面去考虑，因为每一方都是在不顾他人利盖的情况下寻求自己的私利的。消费者恨不得用较低的价格从生产者那里拿走全部的利益，生产者只要可能，也会用较高的价格从消费者那里或者用较低的价格和工资从原材料销售者和劳工那里拿走利益。生产者除非必要不会增加自己的效率，如果他们能够用更容易的方法获得利益的话，例如，靠较高的价格从消费者身上取得利益、靠较低的价格从上游的原材料生产者那里取得利益、靠较低的工资从自己的工人身上取得利益，那么他们就不必增加效率。

鉴于双方都不值得从公正、道德、正义、同情的角度去考虑，因为每一方都是带着同样龌龊的自私自利的双手进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的法庭的，那么社会的问题就必须转向别的地方。作为一个整体，哪种情况对国家会更好些呢？哪一种情况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需要的，或者应该需要的？国家应该让消费者获得效率提高的全部利益，还是应该让生产者获得全部的利益？

当问题按照这样的方式提出来时，许多人都会倾向于回答：他们应该分配这个利益。但在这里，某些其他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即谁的效率将被分配？如何进行分配？什么时候分配？应该进行分配的是其中的多少？

我们不需要猜测或者思索这些答案，也不需要让我们的供求“法则”给我们答案，我们可以靠经验来判断。《专利法》是政府对供求“法则”责任作用的一种人为干涉，通过禁止他人使用这项专利以获得增加的效率来增加供给，让经营这项发明的人和制造商维持产品的价格。《专利法》的目的，如同国会代表所同意的那样，显然是要把发明家和制造商从自己特殊的、获专利的效率增加中获得的全部利益都给他们，他们作为生产者的效率却根本不与购买者—消费者分配。他们取得效率完全是为了自己。

但是有一种供求“法则”所强加的限制因素。他们不能把价格抬高到效率较低的竞争者所收取的价格水平之上，后者销售的是同样的产品，但却没有同样的获专利的效率工具。因此，供求“法则”继续在发挥作用，它防止了他们把价格提高到那些效率较低的竞争者之上从而获利。他们必须完全作为有效率的生产者获得自己的利益。供求法则会照顾到这一点。供求“法则”是不能废除的，它能加以利用。

但是，如果他们想，而且他们的效率也能让他们做到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降低自己的价格，这样就可以让效率较低的竞争者出局，就可以为自己决定在所增加的效率中，有多少会用较低的价格与作为消费者的购买者分配。他们显然也把供求“法则”用于了这个目的，在自己想这样做的时候增加供给。

但是过了若干年之后，法律会让专利期满，然后任何人都可以用获专利的设备增加自己的效率。供求“法则”又一次发挥了降低价格的作用，这样最终会把从增加的效率中获得的全部利益转交给购买者—消费者。

当然，在《专利法》中存在着瑕疵和滥用，但上面所讲的是它的社会哲学，也是它在实践中主要的作用方式。最初它把效率上的全部利益都给了生产者，后来终于又把全部的利益都给了购买者。《专利法》是靠用三种方式控制供求“法则”来做到这一点的：第一，让生产者限制效率设备的供给。第二，允许生产者靠增加产量减少价格的方式驱逐竞争者，这样就可以按照他自己希望的多少与购买者分享增加的效率。第三，当专利期满的时候，剥夺生产者过去对供求“法则”的控制，这样就把所增加的效率的全部利益都转移给了购买者—消费者。

因此，在《专利法》的这个例子中，最初的想法——每个人都会自然想到的——随着效率的增加应该期望供求“法则”带来价格的下降，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我们要加上国家的集体目的，最初把效率的利益完全都给生产者，然后逐渐给消费者；我们还要加上国家的权力，授权专利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控制供求“法则”。

从经验上看，还有一点也是很显然的，那就是政府没有权力单独这样授权给专利权人，让他控制供求“法则”。事实证明，实际上所有的政府都已经靠条约或者其他方式联合起来了，它们在所有的国家都把同样的专利权给予了同一个发明家或者制造商。在现代运输和电讯体制下，供求“法则”是世界范围内的，也是迅捷的，如果生产者要得到所增加的效率的利益，那就必须依靠这些专利法在世界范围内控制供求。

然而，有许多效率方面的改进是不能取得专利的。更好的工厂规划，更好的劳动力组织，更好的原材料购买，更好的员工激励，更大的机器设备——这些都不能取得专利。在这里是很显然的，甚至连十七年的专利都得不到，生产者无法靠专利来实现他们增加效率的利益。这种利益必须靠其他方式获得，不能靠专利法的帮助，而是必须日复一日地随着我们前进的步伐获得，而且要尽可能地快，要赶在竞争者仿效改进之前获得。

但是，即使在这里，也存在着由习惯法的判决发展而来的其他的方法，依靠这些方法，这种日复一日的效率利益可以得到保护，并且得到及时发挥。习惯法保护商业秘密，如果一个雇员把一个秘密的方法泄露给了竞争者，那么法律会让竞争者承担损失，这种承担是以他靠窃取这项秘密所创造的全部利润为范围的——对于这一点国家的法律会非常仔细地确认，不让供求“法则”发挥作用，以免某种方法的发明者在效率的增加中占有全部好处。

还有另外一种对效率的保护——习惯法和立法机构对一个企业的商誉和商标的保护。如果一个制造商因为提供良好的质量和良好的服务而赢得了声誉，那么法律就会禁止竞争者“盗窃”他的美名，不让他们使用任何与他的声誉看起来相似的名称或者标记，实际上这也是对效率的一种保护。因为质量或者服务的改进在效率上的增加和在数量上的增加是差不多的。

在这些方法中，通过立法机构和法院，国家的公共目的所呈现出来的，是对纯粹自私动机下供求“法则”的自由运用所作的各种可能的限制和约束，目的就是为了生产者，以免他被迫把自己的效率所创造的利益按照较低的价格转让给购买者，从而保护了效率。

现在有人主张应该有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货币平均购买力的稳定，也就是说，价格平均变动的稳定，而且世界各国的政府应该授权各国的中央银行去稳定货币的价值，这跟成为专利法和商业秘密、商标、商誉、企业声誉保护基础的伦理主张和公共目的是同样有效的。但它更进了一步，保护了那些自己的效率没有受到这些法律保护的人。这些稳定措施至少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所有产业中效率增加的利益，应该尽可能地首先归于生产者，而不是购买者；生产者应该是作为有效率的生产者创造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仅仅作为销售者靠较高的价格从购买者那里得到利益；而且，不管是作为最终消费者还是中间消费者，他们都将赢得自己的利益，但不是靠作为购买者支付的较低的价格，而是在他们作为有效率的生产者的其他作用中取得。

这种主张的完成不像专利法、类似的法律和法庭的判决那样简单，也不像我们为了简化理论在上文所构建的假设的例证那么简单。然而，这不过是把公共政策对个别生产者的保护扩展到了所有的生产者。其合理性取决于深一层的各种条件，例如阶级优势和阶级对抗，或者是国际上的各种复杂因素，这使得它能否完成充满了疑问。如果因为这些原因以及其他的各种原因，稳定不能作为一种“理想的典型”被实现，那我们还可以瞄准一切条件下最实用的稳定性。这是合理的稳定性。但必须得有一个某种类型的“目标”作为一种理想的类型，否则就没有任何可号召的一致行动去尽可能地接近它。

靠效率而不是靠稀缺性来缩短工时、增加利润和工资，这种社会理想把我们带向了将被用做一种指南的指数的理想典型的问题，而且带向了将要实施这个指南的行政机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文明最严重的问题是失业，效率增加一倍、两倍甚至三倍，仍然摆脱不了就业和失业的大轮替，这种自相矛盾使得战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也许比和平与自由更可取。因此，由于绝大多数人正在变成无产阶级，因此在所有的稳定的指南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持充分而稳定的就业。1919年和1923年急剧上涨的物价水平很快就恢复了充分就业，1920～1921年和1929～1933年物价水平的急剧下降大大增加了失业。这是因为产业是在微薄的利润边际上经营的，全线上涨的物价水平即使很轻微，但也有一种扩大利润边际从而增加需求的倍加效用，而价格边际的下降则会减少对劳动的需求。

但如果让价格水平涨过充分就业的水平，像1919年那样，那么它就成了单纯的物价和工资的膨胀，因为在全部都充分就业的时候，除了减少工作时间，不可能靠生产来增加就业。充分就业是合理的膨胀限度，这个问题在1923年处理得比较好。在当时的产业和金融条件下，通过出售证券和提高贴现率，价格没有涨过充分就业的恢复点。

（五）课税的警察权力

1.私人效用和社会效用
。警察权力
是行动中的社会效用
的美国名称，它是一种立法机构和法院的权力，而不是一个行政人员——警察——的权力。在联邦立法中，它包括在管理州际商业和外国商业的权力之内。它是指挥个人行动趋向一个方向而不是趋向于另外一个方向的权力。在这方面，它和课税没有什么两样，两者都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依据的，那就是没有一个个体本身可以自给自足，人们都是通过交换从他人那里获得自己的收入的。

有两个问题一直是从这个社会事实中产生的：财富的分配和维持机构的运行。自李嘉图时代起，在财富的分配中一直都对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进行了区分。但最近一百年已经改变了这些词的意义。一切都是非劳动，一切又都是劳动的，但程度上有所不同。人们需要一个比较明确而又不那么招致不满的术语。我们详细阐释了李嘉图的线索，把它们区分为个人收入、资本收入、地价收入。而与我们有关的运行中的机构有时会运行，有时会慢下来，有时则会停顿。这些情况本身大大影响了财富的分配以及税赋和利息两项固定支出的负担。

我们已经看到，制造业公司所支付的税赋的总额，在若干年的一段时期内，只占平均生产成本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二左右，[133]
然而，平均利润的税赋负担是在1919年的百分之三十三到1921年的“无穷大”的范围内变化的；1930年、1931年、1932年无疑又是同样的情况。因为这三年的统计数据还没有得到。这些公司生产了全国制造品的百分之九十，它们的税赋负担要比1926年的利润边际高百分之三十五，在其他年份是在利润边际的百分之三十三到百分之九十之间变动。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二十世纪阶段，决定商业是否继续、繁荣、放缓与停滞的，正是这种公司利润的边际，而不是十九世纪个人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而税赋和利息一样——一种固定的经常开支——占了美国人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134]
但是，从制造业机构的平均数来考虑，它们至少是利润边际的三分之一，而多的时候远远超过了利润边际。

老派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关注的是社会产出在个人之间的份额。但是，根据狭小而波动的利润边际发行巨额证券的公司取代了个人之后，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变成了关注这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使得这种法人资本主义的运行和停滞甚至比旧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还要剧烈？在所有给出的答案中，我们把它们主要归结为价格、税收和利润边际，还有其他的利益集团，例如工人阶层，但这些人可以解雇，不占固定费用。尽管法人资本主义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最强有力的阶段，但也是最脆弱和险恶的阶段，因为它是在狭小的损益边际上运行的。个人资本主义，譬如今天的农场主，或者是斯密和李嘉图时代的制造商，对利润、利息、地租、工资不作任何区分，当利润、利息、地租消失的时候，他们会勒紧裤腰带甚至靠减低全家的工资来继续维持生活。但是，当利息、税款、地租、工资让利润边际耗竭的时候，法人资本主义就会破产。因为这个法人变成了一个债务人，欠工人的工资，欠借款人和银行家的利息，欠地主的地租，欠国家的税收，所以利润只不过是销售收入支付完这些负债之后剩下的差额。当法人资本家反对高度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时候，他们混淆了自己的私人利益和法人利益，因为这两种税不是来自于法人的利润边际；但当他们反对对较高的法人利润边际征收累进税时，他们是很聪明的，正如在近年来的悲惨状况中所见的那样，在这个时候，大公司和小公司的收支平衡同样脆弱。

这种脆弱性、重要性以及社会威胁已经变成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特性，用塞利格曼（E.R.A.Seligman）[135]
教授的术语来说，这种特性需要的是“财政学的社会理论”。[136]

塞利格曼是按照个人需求的性质来给他的所谓的“团体”分类的，而我们则是把它们作为“运行中的机构”来分类的，依据的是集团行动用于控制个人行动的行为准则和制裁。异同点从他的分类中很容易看出来：

塞利格曼对团体的分类

有了这种团体或者运行中的机构的制度，塞利格曼就回到了古典的个人需求的概念上，把它作为经济学的因果关系因素来看待，但他跟帕累托一样注意到了当转向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的集体需求时，需求本身就改变了且无法量度。这种需求之间的区别不是基于“其原始的心理特性”，而是基于个人或集体“满足需求的手段”。这些手段是“独立的”、“相互的”、“集体的”，而集体的满足需求的各种手段又可以进一步分类为“私人需求和公共需求，依据的是看它们是由私人团体还是由公共团体来满足的”。公共需求及其满足它们的手段不同于私人之处，在于它们是基本的、普遍的、强制性的、永久不变的，因为公共团体的成员资格是强制性的。这就造成了公共团体和私人团体之间的差异，因为对公共团体而言不存在任何互惠，如同我们在与限额交易相对的买卖交易中所看到的那样，而且对个人的利益也是不能分割和不能量度的。因此，以税赋形式为满足集体需求的公共服务所收取的价格，并非是基于成本或者利润原则，而是基于程度上变动的特殊利益原则、偿付能力的原则，甚至是跟利益或能力相反的如消费税。

塞利格曼的结论是，财政学是广义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起源于公共需求，它把私人需求跟公共需求区分开了；然而，两个团体在要求个人为满足集体需求而付出方面是相似的；偿付能力
与所得利益
之间长期矛盾的基本原理必须作为彼此排斥的东西而放弃，因为两者都有其适当的作用范围。

我们断定，由于这些原因，在分配社会负担和利益给个人以及通过财富生产来保持机构运行的过程中，通过限额而不是买卖、更不是管理来决定各种界限的，是休谟的公共效用，或者帕累托的社会效用，或者是同样不可测量而且更具煽动性的“公共政策”或者警察权力和课税权力。

这种课税的权力在其实施的过程中，考虑的是对个人的诱导和抑制以及税收的数额，它在经济上是限额交易的一种特殊情况，支配着买卖和管理两种交易。它做到这一点是通过在特殊的利益集团之间“滚木头”的民主制度，或者是通过独裁或者占优势的利益集团同样的“滚木头”的活动。由于这个原因，它主要考虑到冲突的利益集团的压力，而且根本不遵从基于个人主义的私人效用学说才提出的原则，除非到了这样一种程度，那就是这些学说符合为支配“滚木头”而斗争的相互矛盾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原则。

这一点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那就是随着商人和制造商利益集团相对地主利益集团的崛起，帕累托的社会科学的“分子”原则最终可能会被政治性所采纳，如同英国在1846年采纳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原则一样。但是，即便是这个原则，在一百年后经过另外一次政治冲突之后也会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凯雷和李斯特等其他经济学家的保护原则。[137]

2.地基、成本、预期
。实际上，保护原则远不止关税征收，所有的税赋或多或少地都是通过在另外一个方向上的抑制，来诱导在另外一个方向上的扩张的，单纯获得财政收入不是它们唯一的目的。但通过把这种负担转嫁到其他人头上来获得那种收入，这是明显可以看出的目的。财政学之所以是经济科学，就在于它分析了这些让他人纳税的集团的努力的手段和作用，而这种分析的关键很大程度上都在于“资本”这个词的意义的历史变化。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意义的历史变化，从过去李嘉图的生产的劳动成本，到现在的凯雷的再生产成本，再到金融资本主义的商业债务、股票、债券和土地价值的所有权获得的预期的未来净收入的现在价值。[138]
在这种意义的转换中，李嘉图关于非劳动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工资、利息或利润的区别消失了。这种消失是从凯雷和巴师夏开始的，因为土地的“再生产成本”包括生产与现有土地价值相等的另外一块土地所需要的全部社会和个人成本。[139]
李嘉图的非劳动所得的地租的差别也消失了——如同费特就1901年资本意义最后转变的转折点所说的那样——因为一切的未来收入，无论是多么垄断、歧视或者不公平，都被视为了为使用任何类型的财产而支付的未来的“租金”，所以资本变成了那些未来租金在现在的贴现价值。[140]

大家将会看到，而且常常已经注意到，资本
意义的变化取决于租金
意义的变化。租金，在费特对这个词的通俗用法中，与“工钱”或者为了在一个时期使用任何东西而进行的支付有着同样的意义。不管土地财产所有权中包含着多少经济差别，不动产的租金都是一种单位时间的支付。利息是为了货币的使用而支付的租金，工资是为了劳动的使用而支付的工钱，租金和利润是因为使用了所有者的马匹而支付给他的租金。整个十九世纪直到进入二十世纪，经济理论都一直忙于把这种封建的、法律上的、通俗的租金的意义分解为它的种种经济差别；随着城市土地价值的增高以及农业土地价值的下降，作出这种区别的需要变得更为急迫。

资本家和封建领主在关于小麦的保护性关税上的利益冲突，促使李嘉图第一个作出了租金的经济区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得不改变租金的意义，从因土地的使用而付款的历史意义，转变为因土地“固有且不可毁灭的”的性质的使用而付款。因此，他把租金变成了地主的一种“非劳动收入”，他们并不为这种收入提供等值的服务，而利息、利润和工资则成了劳动收入。

卡尔·马克思在把李嘉图的劳动意义从个人劳动扩展到社会劳动时，消除了李嘉图的这种区分，因为他认为地租像利息和利润一样，是由于私有制而不是由于在生产力上的差别而支付的非劳动收入；而这种差别在公有制下就会消失，如同在苏联所做到的那样。约翰·穆勒在他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建议中，部分地承认了李嘉图的这种区分，但却没有承认马克思的资本的社会化。[141]
亨利·乔治在他关于土地单一税的建议中也只是部分地承认了这种区分，因为他包括了地力，而李嘉图则并没有包括它。[142]

穆勒和乔治都没有利用李嘉图对地力和土地不可毁灭的性质之间所作的区分。乔治在他最初的著作中（在其后的著作中并非如此）甚至都没有追随魁奈的单一税，魁奈认为，只有土壤固有的地力才是神对人类的恩赐，但保持和扩大地力则是地主和耕种者预先垫付的。乔治起初跟斯密和马尔萨斯一样，认为由于神的恩惠，土壤的全部地力生产的财富超过了劳动和资本（魁奈所谓的垫付）所生产的财富，因此应该征收单一税，目的是为了解除生产性的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税赋。我们跟魁奈和李嘉图一样，都清楚这是不正确的，乔治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也这样认为。地力大部分是可以耗竭的，而且到了这个程度就必须再生产，如同任何形式的“资本”或者魁奈的垫付一样。

但是李嘉图的区分本身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区分。他所谓的土地“固有而不可毁灭的”性质可以分解为社会需求所赋予它的地基价值，以及由生产者和耕种者所赋予它的基础价值。[143]
地基价值不过是稀缺性价值，因为它完全来自于进入市场的机会，因此主要是由社会需求以及需求集中地的有限供给所决定的。但基础价值是某种可以通过个别所有者的努力而产生的东西，而个别所有者是根据他对收入是否能够补偿生产成本的计算来决定如何努力的。在这方面，基础价值也类似于李嘉图的易毁坏的、改良后的或者经过保养的地力，其价值是劳动成本的价值。对他来说，成本价值是所包含的“资本”量或劳动量的一种尺度，但稀缺性价值是一种“名义价值”，因为它不是多于就是少于成本价值。在其反对关税的宣传中，由于他对城市土地的关心不及对农业土地的关心，因此他并没有把基础价值与地基价值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别是贯穿整个城市土地与农业土地的。

如同杜尔哥在他对“地产”的描述中所提出的那样，[144]
土地的资本价值是由五个不同的因素组成的变量：用于产品买卖的市场地点；用于建筑和地力的基础；建筑物本身的折旧或报废情况；固有的地力；经过改良、保养或消耗的地力。在地产交易中，或多或少地都考虑到了每一个因素，但是经济学科或者财政学科的职责就是根据各种变化性区分不同的原则并赋予合理的权重；如果在利益冲突和估价的种种困难中是行得通的话，那么会将它们用于具体的商业估价和税收估定中。

地基价值差别巨大，从大城市金融区的每英亩数百万美元，到李嘉图的难以接近市场的偏远地区的耕作边际的一钱不值，[145]
地基价值会因良好的公路、铁路、电讯和邮电服务而增加，但如果这些设施所起的作用是让人口、产业和商业迁徙到其他地方的话，那么也会因同样的设施减少而减少。因此，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价值，依据交通手段方面的技术变革分配给个别所有者，或者从他们那里拿走，而交通手段的设置是受公共政策的鼓励或者限制的。

可是基础价值是地基价值中的一种扣除，这个价值是视它适于建筑和丰产所要花费的成本而变动的。如果基础不适宜，就必须通过削平山岗、炸掉岩石、挖地窖、填埋沼泽、打入木桩、建筑灌溉堤坝和沟渠来对它加以改良。这些花费是加在个别所有者的头上，还是普遍地加在纳税人的头上，取决于控制公共政策的占优势的利益集团或者习惯假设。

这些道理同样适用于城市土地和农业土地。农业上的这个基础部分用于建筑，但主要还是用于让它具备丰产的能力。如果是沙质土壤，其具备丰产的能力就低；如果是高一等级但却是“易毁坏的”粉沙石土壤，而且由于破坏性的耕种已经消耗到了李嘉图所谓的不可毁灭的状态，那它还是有能力被恢复到原有的地力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决定值得把多少肥料和耕作投入到这片土地中去的都是土质、地形、地的“位置”以及市场的准入权。地力、肥料以及以前的耕作成果都有可能耗竭，既频繁又经济地让这片土地具备比它原有的地力更多的地力是不可能的。但通过良好的耕作，让它具备差不多或稍好点的地力是可以的。在某些情况下，像商品蔬菜园，增加地力到超过原有地力的程度是有利可图的，这个超额的部分可以恰当地称为“改良的地力”。然而，要是保持在原有的地力水平上，按照农民的说法，就是维持“平均水准”，原有的地力就是“平均水准”，但改良或者耗竭的地力是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准的。

美国农民在自己大面积的土地上有一种决定他们所谓的“平均水准”的方法。在他们拖运肥料的马厩附近，土地维持着平均水准。由于拖运的成本，在远一些的地方，他们让地力下降到平均水准之下。但在经济上是否值得让它保持或者高于平均水准，这取决于跟良好的道路和良好的市场的接近情况。[146]
如果适于作蔬菜园又方便进入市场的话，那么农民甚至可以通过追施粪肥、化学肥料让它改良以后超过原有的地力，转而种植各种绿色庄稼。总而言之，要靠精耕细作和良好的管理。

无论如何，农业土地都很像城市土地。对于城市建筑而言，好的地基都接近某种产品生产和销售的良好市场，在最好的地点提供的是建造摩天大厦的机会，而在其他地点建造的则是两三层的建筑，还有一些地点建造的是接近工厂和商业区的住宅，而且在这些建筑中都备有能够移动的商品的存货。如果这些为提高土地等的价值而增加的设施以及存货不靠近市场，如果所有者为现有的市场所建造和储备的东西太多了的话，那么这些设施或者存货就浪费了，它们的价值就会缩减到成本之下。

因此，在土地地基的稀缺性价值、建筑及基础改进的成本价值之间，以及有利于增加土地价值的存货之间，大致存在着一种相关性，它和地力是完全一样的。在耗竭的农业土地的地基价值和地力与其他改良的成本价值之间也大致存在着相关性，而这些改良是有利于把地力保持在平均水准或者平均水准之上的。如果土地远离市场的话，那么让它发展为牧场会更有利。如果它靠近市场的话，那么把它投入快速消耗地力的作物是比较有利的，通过精耕细作和精细的管理，这种消耗可以被有利地抵消。

任何一块特定的土地是否会遵从这种相关性，这要取决于它的所有权和管理状况。租佃和拙劣的管理可能耗竭土地，但良好的管理甚至会让它高于平均水准。城市土地也是类似的情况。一个所有者会建一幢摩天大厦，另外一个所有者会让它空闲着，或者会让一座破败或废弃的建筑占着地方。地基价值和建筑或基础改进的价值之间或者改良后和所保持的地力之间大致的相关性，并非总是实际上已经做到的事情的相关性——因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变化——而是那些做起来经济的（也就是说是有利可图的）事情的相关性。土地所有者的个别差异是很大的，支配课税制度的公共政策所影响的恰恰就是这些差异。

城市土地的地基价值和建筑价值之间这种大致的相关性，在布朗以意义上相当的机会成本[147]
的名称使用凯雷—巴师夏的“再生产成本”的概念时，显露得更为清楚，他不但用这个概念衡量了改良的成本价值，而且还衡量了城市土地的地基价值。有了“机会成本”这个工具，要确定城市土地的地基价值，就不需要求助于李嘉图的农业耕作边际了。然而，像布朗那样接受李嘉图将地租作为“非劳动收入”的概念（这是凯雷和巴师夏不接受的），这种非劳动收入的预期就会被资本化为土地现在的地基价值，从社会的观点看，同样是非劳动的。那么，如果一个人想建造一所房子，作为所有者，这所房子会带给他劳动所得的利息和利润的一种未来净收益，这个净收益等于地基价值未来的非劳动所得的地租，建造这所房子的替代成本将决定地基价值的上下限。在那个点上，地基的销售者或购买者将愿意接受或者支付一笔与建造这个建筑的替代成本相当的钱，这个建筑预期会在这个地基价值的基础上产生一个利润和利息的净收入，相当于地租的净收入。[148]
因此，地基和地基上所增加的设施的两种估价，通过购买地基或者建造将会产生等值的未来净收入的设施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相关性。

对凯雷—巴师夏的再生产成本概念的这种利用，解释了商业社会以及法庭是如何从单独的估价中排除李嘉图的地基价值的。对于企业家或者银行家而言，他购买或者抵押的东西，是一种对未来的非劳动
收入（因为它完全是一种稀缺性价值，生产获得它的手段不会耗费任何人的成本）的要求权，还是一种要耗费工人和管理层的工资、利息、利润去生产的劳动收入的要求权，是无关紧要的。一美元就是一美元，不管在它后面隐藏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歧视或者个人牺牲。销售者所要求的、购买者所支付的、银行家以地基作担保所贷出的，不过是投资自己的钱的可供选择的机会，目的是为了获得未来的等值的利润边际。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地基价值和建筑价值之间一种更为准确的相关性的缺乏，部分是在个别所有者的差异中发现的。这些个别的差异，以及上述组成土地的五个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受课税制度的影响：一个是个人的能力，这是国家的人力资源；其二是发挥能力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机会；其三是施展各种能力和保存或扩大各种资源的诱因。这些是不能分开的，但又是可以区别的。它们都不能精确地计量，因此必须按照“理性的准则”来表述，亚当·斯密称为课税的“标准”。

3.课税的标准
。能力方面的差异当然是非常大的，但从诱因的观点看，主要的差异是“静态的享乐主义的”工人或者农民跟“动态的”企业家或者资本家之间的差异，熊彼特把这种差异当成了他的经济进化论的核心。一方面是工资、利息、地租，另一方面是利润，这些差异构成了基本区别的基础。利润是动态因素的诱因，工资、利息、地租是静态因素的诱因。利润指望的是未来，是投机性的，敢于冒险，在这样做的时候，它鼓舞了经营才能，这种经营才能吸引或者命令劳动者、投资者、土地所有者唯自己马首是瞻。其他人必须由企业家通过提供工资、利息、地租来诱导，但经营才能是靠利润前景来自我诱导的。利润是建设性的因素，其他都是被动的因素，等待着利润的主动性。从社会诱因的观点看，[149]
我们可以正确地说，生产财富的不是“土地”、“劳动”、“资本”，而是预期的利润。

这是对私有制和报酬不平等的辩护。如果人们真能够按照社会主义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自觉自愿地工作，那么私有制和利润就可以废除了。[150]
但实际上人们通常是按照营利的原则在工作的，所尽能力和买卖能力成反比，所得分配与买卖能力成正比。这是利润的突出属性，是对经营才能的报酬。其他人可以按他们的需求成比例地支付报酬，或者按拥有企业家所需要的东西的地位的关键性成比例地支付报酬，但经营才能主要是受利润边际前景的诱导，依据的是降低支付给他人的价格和抬高让他人支付的价格的能力。

但是经营才能受让这种能力发挥作用的机会的限制。这些机会也有级差的利益，跟能力的差别一样大，而这种级差利益正是私有制的原因。我们已经说过，与李嘉图相反，卡尔·马克思甚至主张是私有制而不是生产力的差异引起了地租现象。的确，如果所有的财产都归公共所有，那么生产力上的这些差异就会融和为一项单一的基金，就可以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定量配给，而李嘉图的级差生产力就会变成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力的“平均”生产力。李嘉图强调的是自然的差别，而马克思强调的是所有权上的差别，但两者都从属于利润上的差别。所有类型的私有制，无论是地基价值、建筑改良以及固有的、保持的、改良的地力，恰恰都是因为它是级差利益所以才是有道理的，这种级差利益给动态因素提供了有效的诱因，使得所有的利润成为了可能。因为只有报酬上的差异才能让经营才能涌现出来，让静态的参与者获得就业。运气、机会、自然的恩赐，无论是存在于个人自己的能力中还是存在于自然或社会的资源中，都是一样的，因为从它们身上获得的级差利益对企业家是巨大的诱因，可以促使他找出最好的设备，把它们用到最好，从而扩大自己的利润边际。

这跟课税有关。课税是私有财产的反面，因为税是从利润、工资、利息、地租中扣除的，因此，在私有财产和自由的制度下，如果认为利润边际不够大，那么利润制造者本人或者他的雇员就会在他的命令之下，抑制自己才能的发挥，抑制自己的自然资源和资本设备的利用。由于课税会大大减少利润边际，因而他会直接根据税赋负担来抑制自己的才能和自然资源的使用，但这种做法却与预期的利润相反。这就是说，他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才能和自然资源，与预期的利润成正比，而与税赋成反比。

人们常借助“支付能力”来为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辩护，更确切地说，这是对个人先前获得的收入课税。[151]
这是非常正确的。人们还借助于它为一般的财产税辩护，更确切地说，这是对预期获得的收入课税。在前一个例子中，支付能力导致了累进课税，这是很正确的，方法是随着收入或者遗产的增加而增加税率。[152]
在后一个例子中，它基于所占有的财产价值衡量的是未来的支付能力这个观念，导致了对财产价值的一种统一税率。

这是普遍的平等观念。投资于地基价值的一美元，跟投资于基础、建筑、存货、固有的地力、改良的地力、所保持的地力的一美元是完全相同的。每一美元所衡量的未来的支付能力跟其他的一美元是等值的。一个人投资十万美元于一个未经改良的农场，另外一个人投资十万美元于一个经过改良的农场，为什么应该对两者之间的课税形成区别呢？或者说，一个人投资十万美元于空着的地基价值，另外一个人投资十万美元于建筑、基础、机器和存货，两者之间为什么应该有税收差异呢？他们都有相似的预期纳税能力。支付能力跟所投的美元数成比例，而美元之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差别在于一个人用来致富的方法。关于致富方法的一个相似的问题，在建立英联邦时期的开端就被提出来了。在1602年判决的垄断权一案和那一时期类似的案件中，[153]
君王所赐专利、特许或公司执照等特权的持有者，与不持有也不享有这些特权的商人和制造商，两者之间存在着争议。作为后者代言人的习惯法法学家争辩说，当一个业务熟练的商人或制造商增加自己的财富的时候，也就是在增加“共同的财富”，而当一个国王的专利权所有人以他排他的特权为手段增加财富时，不过是从共同的财富中攫取了那部分财富，并没有让财富有相应的增加。十七世纪
的财富和共同财富之间的这种区别，相当于二十世纪
的私人效用和社会效用之间的区别。

李嘉图涉及地租的定义时使用了同样的区别。完全从地租（李嘉图所定义的地租）中获得收入的人，是从资本家和工人身上攫取了财富的人，他们没有创造相应的利润，不像资本家和工人，交付给他人的财富数量与他们从他人那里得到的财富的数量是相等的。[154]

地基价值从农业土地到城市土地的现代转变也是如此。一个人如果他增加净地的供给，增加建筑物、摩天大楼、木材、森林、果园、排水系统、道路改良、土壤肥力以及其他产品的供给，甚至他靠管理、用于基础的开支以及更易进入市场的道路开支而增加裸地的供给，那么他就是在增加自身财富的同时也在增加国家财富的供给。但如果看到一个人自身的财富完全是因为土地地基价值的增加而增加，而不开垦、不改良、不管地力、木材、建筑，同时也不管交通条件，那么就如同看到一个人的财富只是靠机会从共同财富中攫取，而没有对共同财富做出成比例的贡献。这两者财富上的增加是相似的，并且支付能力上的增加也是相类似的，但一个是私人财富（资产）的增加，而另外一个则是私人财富和共同财富两者的增加。

不过，普通支付能力的观念甚至比一般财产税更为不当。税赋只能从收入中支付，支付能力与收入成比例；裸地不产生收入，因此支付能力由于土地的闲置而减少。联邦所得税试图纠正这种反常状态。当土地或者证券在经过一段时间以高于买进价出售时，土地或者股票、债券价值的增加被理解为收入，而这种增加是要作为收入课税的。但如果没有从这块土地上得到每年缴纳的地租，那就没有可以课税的所得。如果在资本价值上有所损失，那么准许受损人从他的其他收入中扣除损失，这样就可以完全逃避所得税。

同样地，“土地贫瘠”的人的纳税能力，不及靠肥力、建筑或者改良自己土地的人的纳税能力。实际上，就全国来说，平均而言，当按复利计算时，那些仅靠持有土地等待地基价值投机性上涨而不改良土地的人所创造的利润，可能比不上从事其他生意或者进行改良的人创造的利润。从凯雷开始，这种可能的事实就被经济学家用来证明对地基价值的课税不应该高于对建筑、存货、地力、基础改良的课税，但它采取的是私人利润而不是社会效用的观点，好像仅仅保留社会需要但不拥有的东西是对社会有利的。

因此，如果“支付能力”是唯一的课税原则，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是，对空地所有者的课税应该低于对生产性土地所有者的课税，即使他的未经改良的空地的价值等于或者高于邻居包括了各种改良设施的土地价值。当地方估税员因为没有生产性而相对低估了未改良的土地的价值，但又按照统一的税率课税时，这个目的往往就实现了。

但是，如果有另外一种课税原则可以适当应用，也就是在有利于财富生产的公共目标的指导下，根据对财富生产的影响来课税，那么只靠地基价值上涨获得财富的人，与靠工业或者农业获得财富的人相比，就应该成比例地支付更高的税赋。一种情况是他从共同财富中攫取财富而没有增加共同财富；另一种情况是他直接贡献于私人财富和共同财富的增加。因此，从共同财富或者社会效用的观点看，存在着两种支付能力：一种是与共同财富增加成正比例变化的能力；另一种是与共同财富的增加成反比例变化的能力。第一种我们称之为贡献能力
；第二种我们称之为支付能力
。[155]

既然两种能力共同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那么虽然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机会的比例不同，但这样的差异也只是不能衡量的程度上的差异，所以课税的原则可以解读为：纳税应该与一个人的支付能力成正比，与服务共同财富的能力成反比。

这种暂定的原则或者说是理性的准则，基于一种相对的课税概念。我们看待一种税赋或者看待一般课税，是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观点看，还是从作为税赋的作用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观点看？如果我们从以前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观点来看，那么我们就应该强调平等、支付能力、自然原有的或无偿的恩赐、好运的偶然性，总之，过去赚的钱，应该作为税赋的适当量度标准；而且我们将非常正当地把所得税、遗产税或者对过去的各种积累征收的统一的财产税作为适当的课税方法。但如果我们从警察权力的观点看一项税赋，也就是从这项税赋的预期经济结果是什么的观点来看，我们就会问：让个人通过自己的财富来增加共同财富，什么才会是最好的诱因？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课税的警察权力。警察权力关注的是未来，课税的权力关注的是过去以及从过去得来的各种积累。

实际上，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税赋和税赋的免除发挥着像警察权力一样的作用，往往被有意识地用于产业、道德或福利的调节，而不是用于财政收入的获得。塞利格曼教授已经证明，在美国，课税权力和警察权力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我们的政府制度发展而来的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而且从经济和财政的角度看是不必要的。[156]
并且我们可以补充说，在我们的法院的判决下，课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警察权力的特殊运用，因为考虑到课税是征收岁入的主要手段，而岁入又是国家的生命所系，所以法院并不会总是吹毛求疵地细察税赋附带的调节作用。这一点，从法院对保护性关税的宽容态度中就可以看出来，保护性关税显然不是一种旨在岁入的税赋，而是一种把价值从一类人转移到另外一类人的税赋。这就是警察权力在用保护性关税控制对外贸易的外衣下所做的事情。

因为警察权力不是别的，就是一种统治权，就是被占优势的利益集团用来抑制或者压制不利的事情，以促进他们认为对共同财富有利的事情，所以，课税是警察权力最普遍的和最特殊的运用。由于战时产生的税赋方面的巨额增加，伴随着它对利润边际的巨大作用，因此课税正在变成一种警察权力最有效的运用。即使不是有意识地用于调节的情况，税赋仍然在调节，因为它们像保护性关税一样，通过决定人们不可以致富的方向，从而决定了人们可以致富的方向。它们告诉企业家：这儿有利润，那儿有损失。税赋的这些作用是不可能避免的，因此课税的警察权力也是不可能避免的，也因此不可能把任何类型的税赋仅仅视为一种依据平等的原则、支付的能力、财富的积累以及完全指望过去积累的标准来获取岁入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课税是一种通过按比例分配获得利润的诱因来获得财政收入的过程。它总是有这些作用，而且实际上所有的立法者和估税员确实要考虑这些预期的作用。可是，如果财政学试图想要指导实践，建立一种社会效用的标准，也就是按照与支付能力成正比、与提供公共利益的能力成反比来分摊税赋，那么唯有公开地去做那些税务当局已经私下或者盲目甚至腐败地在做着的事情。

当然，这样一个行为准则，为个人和各阶级在政治、立法以及课税权力的行政管理上的偏见、激情和权力之争打开了大门，所以总是遭到反对。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的私人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而且有许多人反对说，公开承认个人和阶级主张支配税赋分配的机会，这种做法以阶级立法取代合法程序的方式违背了宪法。

但是，人们已经在这样做了，而且随着税赋负担的增加，还会更加大张旗鼓地这样做。人们有意识地、无意识地、盲目地、无知地凭着贪婪和隐瞒、蛊惑人心的财阀统治或民主在做这些事情，与其欺骗自己，还不如公开承认，这样我们就可以事实上总是采用与任何特殊的税赋措施都有关的做法，把我们的问题建立在看它的经济作用是不是所声称的公共利益这个判断之上。我们可以随同私人财富的标准明确地建立共同财富的标准。关于现在正在采取的特殊措施，也就是一般的财产税，包括土地税在内，我们可以从自然权力的教条、自然资源生产力的古老观念，过渡到制度的学说，对个人通过增加共同财富来获取财富的诱因进行分摊。

如果我们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就可以说，固有的地力是自然的恩赐，而不是管理的产物，因此它的所有者应该按其价值纳税，如同魁奈和亨利·乔治在第一本中所建议的那样。但如果我们从未来将发生的事情来看，那我们就会问：对于农场主来说，让他清除树木和乱石，从而提高它的基础价值，保持这种原有的地力，并且加以改良，公正的诱因会是什么？容易进入市场和税赋的分摊，是国家提供给农场主的两个诱因，促使他们通过为自己创造利润来增加国家的财富。

因为这个农场主是一位企业家，所以生产财富的不是他的体力劳动，而是他的预期利润。作为一个单纯的劳动者，他也因为他在最近或者遥远的过去所完成的工作获得了报酬。作为企业家，在他将来会赢利的预期中，他雇用劳工，并且亲自工作。利润指望未来，工资指望过去，生产财富的是预期的利润。利润的增加，部分地是以他为土壤准备的各项基础设施价值的增加来衡量的，部分地是以预期利润从中产生的土地地基价值的增加来衡量的。相应于人口的增加以及他预期自己的土地具有接近市场的便利条件，这个农场主会有一个较大的诱因促使他去精耕细作，为未来的收成借贷或者投入更多的储蓄，新建更多的建筑或者基础设施，改进公路，以便让这块土地更加便利。

因此，对于地基价值和改良的成本价值之间大致的相关性有一种心理上的解释。土地越是紧邻市场，利润就越有可能，作为结果的房屋、工厂、栅栏、道路以及其他建筑和基础改良的供给就会越大，这些都是制造商和农场主受其诱导在这块土地上建造的。有市场便利的土地带来的有利可图的改良，要比没有那么多便利的土地带来的更多。地力也是如此。土地对于市场越是便利，农场主就越有可能开垦土地、精耕细作、改良地力、保持原有的地力。他做到这一点，是通过从森林变为牧场，从牧场变为耕地，从耕地变为奶酪场，从粗放耕种变为精耕细作，从消耗土壤变为施加粪肥和其他肥料并且各种庄稼轮作。因此，成本价值与改良和增加地力的供给随着地基价值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改良和地力所基于的地基价值的减少而减少。

实际上，地基价值和成本价值没有绝对的区别，差异唯有程度。两者都是总的共同财富的限制因素。地基价值对于农业和工业是必要的，通过为工业和农业的使用开发道路，一个人会增加可利用的裸地的供给，从而增加共同的财富，尽管他甚至有可能减少了另外的土地的地基价值，因为后者现在变得不那么便利了。因此，关于单一的普遍真理或者自然权利不可能有任何教条的陈述，只会有一种原则或者理性的准则，在差异明显地大到足以是实质而且重要的程度的点上，就可以把两者区分出来了。出于这个原因，课税的准则应该按照允许把比例的区别观察清楚的方法来陈述。这个原则也许可以恰当地解读为：根据利用各种才能和资源增加共同财富的程度，反比例地分摊税赋。

这种准则不过是亚当·斯密作为其课税的第二原则陈述的内容。他说：

“设计一切税赋的时候，从老百姓口袋里掏出来的钱，应该尽可能地不多于国家的公共财政收入。从老百姓口袋里掏出来的钱如果大大地超过了公共财政收入，那么是按照以下的四种方式……其次，税赋会妨碍人们的勤劳，阻碍他们把勤劳用于某些可能给芸芸众生提供生计和就业的企业部门。”[157]

这种原则似乎与霍布森所接受的把纳税能力作为“经济和公平的最高原则”是一致的，但是，却伴随有下列两个“负面条件”中的第一项：“（1）切不可消除或损害基本或有用的生产过程中的任何工具或者诱因。（2）切不可消除或损害任何基本或有用的消费要素。”[158]
它似乎实现了塞利格曼对一般财产税的批判，以及他用“产品”代替“财产”作为课税基础的想法，如同他所承认的，要以对非生产性的不动产的课税来补充。[159]

这是过去谈到过的一个事实，即一方面是改良和地力两者的成本，另外一方面是土地的地基价值，两者之间有大致的相关性，这为地力和裸地的独立估价提供了一个原则。就城市土地而言，不存在任何困难，那里的土地除了几百年前给它而现在已经摊销的价值外，没有价值，因而也不再重要。[160]
它甚至都被用光了，价值成了纯粹的地基价值。但是就农业土地的情况而言，必须找到一个把地力的价值跟土地的地基价值分离开来的简单准则。威斯康星州立法机构提出的《格里姆斯塔德法案》，[161]
国会提出的《科勒法案》，[162]
包含了这个准则，那就是地力的价值应该按照完全用于农业目的的土地的公平市场价值的一半来决定，“如果保持了一般的标准的话”。“公平的市场价值”是通常的课税标准。公平的市场价值，或者“一般标准”，或者能够保持在原有地力状态的情况，也是农民所熟悉的概念。“耗竭”的土地要打折扣，例如，在某一项交易中，一个农场主按照每英亩一百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块耗竭的农场，期望在十年内把它的价值增进到每英亩二百美元，这是马路对面的农场的价值，后者有着完全一样类型的土壤基础，当然，也有同样的进入市场的便利。根据上述法案（这些法案排除了建筑和地力的价值）的规定，那个较好的农场会有每英亩一百美元的土壤地力价值和每英亩一百美元的地基价值，而耗竭的农场只有同样的每英亩一百美元的地基价值，但却没有地力或改良的价值。遵照李嘉图的地基价值原则，两者严格意义上的平等应该是每个农场都按照每英亩一百美元的基础征税，而不是改良的土地按每英亩二百美元、耗竭的土地按照每英亩一百美元征税。

威斯康星州的土壤调查表明，耗竭的土地，也就是已经消耗到耕种无利可图点的土地，在化学上已经丧失了其全部植物养料的百分之三十三，当然，在经济上其可利用的植物养料已经百分之百地丧失了。产生的问题是，新的地力的价值，是不是应该根据再生产成本学说，按照化肥、运输、施肥的现行成本来计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距离市场远的、价值低的土地的成本价值，就会大于同样地力但更接近市场的土地的成本价值，它甚至会超过耗竭情况下每英亩值十美元的偏远土地的价值，不过只是具有相似地力但仅地基价值就值每英亩一百美元的便利土地价值的一小部分。

这样的成本计算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理论把成本变成了价值。[163]
成本是一种限制，价值是一种诱因。真正的问题是，要做到把可利用的植物养料总是保持在一般标准甚至高于一般标准的成本之上，到底需要多少价值诱因？这个诱因必须超过准备基础设施的费用、化肥和粪肥的费用、运输和施肥的费用、庄稼轮作的利润损失。这种预期价值的诱因，整个儿就是在私有财产和自由的制度下，为了未来的收成诱导人们去保持和改良地力，以获得一个高于成本的合理的利润边际的预期是什么的问题。当我们考虑到由于天气、收成、严寒、霜冻、洪水、干旱，农业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当我们考虑到农场主没有能力像企业家那样，通过突然停止生产来控制市场，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如果城里人没有新建设成本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利润预期就不会投资于建筑、工厂、机器和原材料的话，那么就不应该预期农场主在没有超过总成本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利润预期的时候增大或者保持地力。可以预期，利润边际的误差差不多就落在这个限度内。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把所有因素考虑在内，让一般标准的地力占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地基价值占百分之五十的比例，这样所作的估计差不多是合理的。

这种决定方式类似于管理货运和客运运费或其他公用事业公司收费标准的情况。关于“物质估价”，也就是这些公用事业的“成本估价”问题，一直有许多争论，如关于价值是否应该按照“新的再生产成本”或者“现有条件”或者“原有成本”或者“累积的投资成本”来评估，[164]
以及在计算获利所允许的利润率时是否会包括某些高于获利时通用的利润率的东西。这些计算的关键在于公正问题，它关注的是所有者由于过去所做的事情而在现在所主张拥有的权利的内容。在农场主要求农产品的价格应该等于生产成本的问题上，一直也有类似的争论。

但是，当这些投资者或者农场主的公正问题归结于收费标准和价格的实际确定时，支配甚至操纵这些计算的主要因素就是一切情况下的经济诱因。问题所采取的形式是：什么样的收费标准或价格能够使管理层获得利润，从而吸引必要的投资和劳动，以便给公众提供他们所要求的服务？

但诱因的问题必然走向循环。价格越高，公众作为消费者所吸纳的产品的供给通常就会越少；价格越低，管理者作为生产者所提供的供给就越少。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习惯法中所规定的“理性准则”。在听证了所有的事实和辩论之后，通情达理的人所组成的陪审团认为合理的东西是什么？“合理性”不过是习惯法和良好的判断力，正是在这种合理性的基础上，铁路委员会和法院来决定客运收费将会是两美分、三美分还是四美分。合理性是判断和公道的问题，因为它关注现在行为的未来作用，而公道本身只关注过去，作为对现在的各种权利要求的证明。

在土地的地力价值和地基价值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比例也是如此。能够找到的这个比例不可能像一座建筑物的价值和建筑物的地基的价值之间的比例那么精确，因为在这里不存在被估价的地力。就地力而言，总会存在不同的意见以及一种误差的边际。但是，如果把维持在一般标准上的地力价值的比例规定为大约百分之五十以免于课税，而对于土地的百分之五十的地基价值予以课税，那么考虑到土壤调查的结果和保养地力所需要的利润，这个比例是合理的。

还有一种考虑，这个考虑可以看做是一种政治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一种合理性，但在现实中这是农场所有者和城市所有者的一种假定的平等待遇。就城市土地的情况而言，所有者的物质资本有别于其土地的地基价值，完全由建筑和基础的改良构成。就农场主的情况而言，他的资本由类似的改良以及地力构成。现在，在1919年的威斯康星州，各项改良和土地是分开估价的，土地、地皮[165]
以及各种改良的估定价值显示，平均而言，城市中建筑改良的价值是全部不动产价值的百分之六十，裸地的地基价值是百分之四十。在乡下，建筑改良的价值只是百分之二十，可是土地的价值包括地力和地基价值，是全部不动产价值的百分之八十。[166]
这表明，就1919年的平均水平而言，用于课税的地基价值按百分之五十计算，这样就把农场主与城市的土地所有者置于了一种平等的地位。按照这个比率，在农村地区，各项改良和地力的成本变为了不动产价值的百分之六十，而土地的地基价值则是百分之四十；在城市地区，单各项改良的成本就是全部不动产价值的百分之六十，而地基价值则是百分之四十。平均而言，在这两种情况下，不动产价值的百分之六十会免税，而百分之四十会作为地基价值课税。[167]

当然，我们将会看出，这种理论所起的作用有利于农场主，与通常的单一税的观念正好相反，后者对地力和地基两者都征税。事实上，1921年的《威斯康星州法案》获得了差不多所有农场主的拥护，而众所周知，单一税受到了农场主的强烈反对，正如我们的分析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反对得很正确。

人们都清楚，在一般财产税方面，农场主们遭受了与城市很不一样的不平等的待遇。如果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地基价值税是农场主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把他们置于了跟城市所有者平等的地位。它把农场主作为保存国家自然资源的真正的资本家来对待，就如同企业家靠建筑房屋和工厂同样有益于国家一样。而且，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它没有有利于农场主而歧视城市的所有者，尽管事实是，与面积成比例，这种税的较大部分收益会来自于城市土地，即城市里巨大的地基价值集中在很小的面积上，高达每英亩数百万美元，而在农村，土地分散且地基价值较低，每英亩不过是从一两美元到五十、一百美元不等。无论哪种情况，运用的都是一般财产税的原则：根据支付能力分配赋税，而且与公共利益成反比。

这个原则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一般财产税的制度下，被课税的不是土地或者财产，而是土地的所有者，因为税赋由所得支付。在法律的意义上，对土地的课税是一种对财产的课税。但在经济的意义上，如果确定了，那么税赋就不是一种税赋，因为它已经被打了折扣了，购买者是按照减去这个税赋的预期收入的资本化的价值购买这块土地的。然而，无论哪一种观点，土地税似乎都是一种财产税，而不是对所有者征税，所有者宛如一个收来税捐然后交给国家的代理人。

然而，这不是物质和商业概念的混淆，就是资本与收入概念的混淆。土地不付税，它是所有者按照其土地的价值比例地付税的；税通常是从所得中支付的，而不是从资本中支付的。如果土地没有产生必要的收入，那么所有者就必须从其他地方赚或者借这笔钱。因此，对土地征税就是对所有者“预期可获得的”收入征税，无论他实际上是否获得了这个收入，也就是说，无论他使用土地是有利可图还是无利可图。的确，税的估价是以土地为对象的。可征收的对象是土地，对不缴纳税的这种情况所采取的补救措施针对的也是土地。然而，税是由所有者从他自己或者别人的收入中支付的，和他缴纳所得税或者遗产税完全一样。

因此，累进税的原则适用于巨大的地基价值财产，无论这块具体的土地是连在一起的还是分开的。纳税的是所有者，他们的纳税能力不是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而累进增加的，如同在所得税和遗产税中所设想的那样，就是随着地基价值所包含的预期收入的增加而累进增加的。

在这里我们没有考虑给缺乏训练的能够把地基价值和地力价值区分开来的估税员造成的执行上的困难，但这个困难可能并不比美国发明的特别税已经遇到且仍然有影响的那些困难大。在这类税中，美国民众久已[168]
采用了这里所主张的原则，那就是课税应该跟纳税能力成正比，跟贡献能力成反比，它体现在地基价值和改良价值的区别上。

特别税不同于一般课税，正如法院所说的：“因为它们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建立的，即社会的一部分处于与公共资金的一项预期支出相关的特别的位置上，将在财产价值的增长中获特别的收益。”或者，如同塞利格曼教授所言的：“特别税可以定义为一种强制的捐献，按照所得的特别利益成比例地征收，用于支付一种特殊的改良成本，这种改良是针对承担公共利益的财产进行的。”[169]

但是，在对这些特别利益数额的区分中，不包括改良和建筑所创造的价值，因为这些改良的价值显然是某个人劳动、投资和经营的成果。可是，对于价值因公共改良而增加的地基价值，早在1830年就有一个州的法院确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所有者所支付的不应多于附加于财产上的价值的增加部分，当然也不应该多于他在公共改良的建设成本中所负担的份额，其他法院或多或少地都遵循了这个原则。[170]

在这里，课税的原则得自于《宪法》对未经合法程序剥夺私人财产的禁止，而且它对征税权力的使用确立了两个上限：额外的价值和公共改良的成本。通过确立这些限度，可以说社会效用的改良尽管在经济理论中是模糊且难以计量的，但还是被归纳为了一种合理的计算单位。一条公路或者其他公共改良所创造的社会效用的总量，简单地说就是它的实际建设成本，额外的社会效用的成本可以摊派给受益的私人所有者的上限，就是其财产价值上所估价的增加额。如果所取过于此数，那就是没收；而如果所取少于建设成本，也即没有超过增加的价值，那就是以支付公共改良成本的广大纳税人为代价，把特殊的优惠给了个别人。

结果就是，特别税受“税赋分配与支付能力成正比、与贡献能力成反比”的原则所支配，支付能力因受益地基价值的增加而增加，贡献能力因所有者或者之前的所有者附加在公共财富上的改良而增加。

除了少数情况而外，这种特别税的原则不能用于汽车所需要的大规模的公路系统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特别受益的国家或者州的广大纳税人和汽油的购买者，支付了由那些享受优惠的地基所有者所吸收的特殊利益的成本。未能采用特别税原则的理由之一可以清楚地从我们的分析中看出来。在少数试行这种原则的场合，它所起的作用对于农场主极不公平，在他们的抗议声中很快地就被放弃了。它的不公平在于把农场主的地力作为土地价值来对待，根据我们的李嘉图式的分析，这使得农场主与城市土地所有者相比，支付了双倍份额的特别税。因此，这种特别税没有被扩大到所有的受益财产之内，包括城市土地的价值，而只扩展到了紧邻的土地所有者之中，大多数是农场主。

这种地基价值和地力价值之间的李嘉图式的区别，实际上在美国的特别税法律中从来就没有形成过。这说明了这个原则在地方财政中被广为接受的事实，因为在那里没有地力要估价，而且这个原则一经被用于农业，就差不多完全用于灌溉和排水项目上了，在这些地方的地力显然是由公共改良实际创造的。在特别税法律中，尽管认为建筑改良不吸收公共改良对私人财产所增加的任何价值是正确的，因此被免除特别税也是正确的，但农场主的土地价值被认为是包括了农场主所维持的地力及其地基价值，而城市土地完全是一种地基价值。只有地基价值，而不是建筑价值或者地力价值（灌溉和排水的情况除外），能够受益于公共改良，因为建筑让建筑和地力价值保持在再生产成本之下，而地基价值则完全是由对有限地基的社会需求所决定的，与再生产成本无关。如果特别税只以受益的地基价值为对象，而不以未受益的地力价值为对象，那么与城市地基价值的所有者所承担的份额相比，农场主因道路和公路而承担的特别税的份额显然会少于现在的份额。也许可以期待这种对受益和未受益财产更为准确的经济分析能够克服接受特别税课税原则的一个主要障碍，那它就会更为精确地实现美国法院关于特别税的课税原则，即按照与支付能力成正比、与对共同财富提供贡献的能力成反比分摊税赋。

但树木不能长到天上去，它们会在疾风中枯萎，一种单一的真理像单一税一样，会由于与其他利益集团所支持的其他真理的冲突而以自身的毁灭而告终。真理有一种递减的效用，跟牛肉有一种递减的效用一样。同样类型的真理太多的话，真是既讨厌又不真实。为了得到一种在冲突的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最恰当的真理，各种真理必须彼此成比例。政府必须让岁入的数量增加，不是因为它们的腐败与无能——这些缺点是可以弥补的，而是因为在一个日益进步的文明中，教育、伦理、道德、自由、对弱者的保护、公路、卫生、娱乐方面的社会需求，比食物、奢侈品、炫耀的私人需求增长得更快。征税的权力实际上是破坏的权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课税的原则不能像数学那样精确，而只能像法院的理性准则那样，给支付的能力和对公共财富提供贡献的能力赋予成比例的权重。

然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这个原则已可以用于日益进步的文明所需要的其他收入来源上。如果单独考虑支付能力，像在所得税评估中的正确情况一样，似乎跟累进所得税同样的税率应该用在个人收益、资本收益和地基价值收益上。但如果考虑到贡献能力，就会对归因于个人能力的所得征收最低的累进税率，对归因于资本改良的所得征收中等的累进税率，对归因于土地的地基价值的所得征收最高的累进税率。

在联邦所得税中考虑了这些区别中的两项。在帕克（L.H. Parker）的领导下，[171]
国会的一个国内税收征收委员会对这两项内容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该委员会从纳税人之间的公平、提供给生产因素进而去增加共同财富的诱因这两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两方面实际上是分不开的。

委员会的研究对劳动所得、投资所得、资本收益作为用于联邦所得税中的术语作出了区分。“劳动”所得，或者干脆说个人所得，是“从劳动中获得的收益，例如薪水、工资、从事专门行业的费用以及由于纳税人个人努力获得的利润——有别于从资本的运用中获得的利润”。“投资所得”是“从资本中获得的收益，像利息、分红、租金以及从持有不到两年的资产的出售或者财产转换中获得的收益”。“资本收益”被定义为“从持有超过两年的存货之外的资产出售或者财产转换中获得的收益，例如，在持有的时间符合规定的条件下，从股票、债券、专利权、不动产等的出售中获得的收益”。[172]
后两项我们可以不理会，并且可以把“投资所得”区分为资本所得和地基价值所得。

“劳动所得”这个专用名词相当于我们的“个人所得”。委员会的研究人员陈述的论点中赞同对个人所得课征较低的税率，比方说，比投资所得低百分之十二点五到百分之二十五。他提出的理由是：

“投资所得的生产手段也就是资本，在现有法律的周密保护之下，通过折旧、损耗、有用价值的报废和亏损补贴，没有承担什么税赋。因此，劳动所得的生产手段，也就是个人，应该通过类似的给予个人劳动能力消耗的津贴予以保护。”在引证了全国税务协会的论点之后，他接下去陈述：“医生的技术、律师的智力、行政人员的精力，并不是固定而不可毁灭的，不可能永远产生所得，然而他们产生的所得却按照与资本同样的比率课税。通过折旧、报废、损耗来提取所得，准许资本弥补自己的损失，但人们在赚取薪水、酬金和类似的报酬时所损失的活力、健康和力气，却不能作为折旧、报废或者损耗从劳动所得中扣减。”[173]

因此，从公平中得出的原则相当于从公共利益中得出的原则。个人是一种生产媒介，他提供增加自己的财富来增加共同财富。但他是一个有生有死的个体，会遭受疾病、意外、衰老的失业。因此，符合公平的要求，也符合对他二十到五十年的活动提供更大的诱因的要求，通过让他尽自己所能赚取较大所得，与任何合理的平等待遇和对生产的刺激相比，他的所得税大概都应该比从资本投资中所获收入的税额低百分之二十五。后者尽管也是生产性的（并非如联邦法律中所说的是“非劳动所得”），但在所有者患病、衰老、不能生产或者死亡之后，还能继续产生所得。

我们所谓的课税与贡献能力成反比而累进地与支付能力成正比，就是这个意思。较大的个人能力具有较大的支付能力，但只有当个人能力在投资、控制、操作资本投资的时候，个人能力才会比资本投资为国家提供更大的财富生产。因此，应该按照较低但累进的税率对个人所得征税。

但是投资有两种：一种是在生产资本上的投资；一种是在土地地基价值上的投资。上述委员会并没有对此进行区分。如果我们的发明和管理能力能够为一家资产两千万美元的工厂创造需求和机会，那么我们就应该对那种能力和投资提供诱因，这对这个州或者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对地基价值的所有者提供什么诱因，因为他们的价值是一种社会需求，而其增加没有相应的个人能力的努力或者是新投资可能形成的新建筑。

今天，由于工业和农业上的发明和技术变革，新建筑要远比过去重要，它们可以更快地折旧，特别容易过时。据估计，新的建筑平均在十年到十二年之间就会折旧完并报废掉，因此平均八年或者十年就必须全部重建。最近已经有人建议，对资本投资的所得税应该允许有每年百分之十的折旧和报废。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考虑到折旧和报废大大增加，这并非是不公平的扣减，所得税上的这样的扣减对资本建设所提供的诱因，大概不足以超过通过折旧、损耗、报废等因素所要恢复的快速消耗的价值。

但是，在现有的官方定义下，投资包括了裸地的地基价值。很难说地基价值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比其他可征税的价值增加得更快，但是，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一直都有地基价值从农业和小的社区到商业、制造业、城市金融区的巨大转移。这种现象的进行，没有所有者的任何生产性的努力，也没有他们的个人能力，或者新投资所支持的新建筑，而是完全由于人口增加以及产业和金融在有利地点的日益集中产生的需求的增加。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不能对地基价值的所有者提供任何诱因去增加生产。这些纯粹的地租所得，按照李嘉图的意思，完全都是非劳动的；但是，个人能力的所得，建筑改良、机器、原材料以及土壤地力保养上的资本投资的所得，都是劳动所得，因为它们使国家的财富增加了。

不用讨论管理细节的复杂性[174]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从通过增加个人财富来增加共同财富的诱因的观点来看，累进的所得税需要这样一种分类：对个人所得按照最低但累进的税率征税；对投资所得按照中等但累进的税率征税；对地基所得按照最高税率征税，而且在巨额的财产上也是累进的。

4.静态和循环
。当今天的需要因为生产过剩似乎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产量限制时，课税政策应该基于增加国家财富的诱因，就如同古典经济学家反对重商主义时曾经所主张的政策那样，这无疑是荒谬的。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悖论。但我们认为人们混淆了两种政策：稳定物价旨在抑制周期性的一般生产过剩或者预防萧条；税赋分摊旨在增加生产。这是现代的集体行动面对微薄而变动的利润边际时所出现的两个重叠的问题。

这种两难处境要求对税赋的作用作进一步的分类，不过这要看我们正在研究的是物价、生产、就业的静态运动还是循环运动。上述分析与一种假设的静态环境有关，是从古典传统中得来的。在这种环境下，假设每个因素都得到了充分使用，且与其他因素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而参与者有一种理想化的选择自由。不过这并不是实际的历史环境。在价格上涨和繁荣的时期，每个因素所起的作用跟它在停滞或者繁荣和物价都在下降的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扩张和抑制波浪般地此起彼伏，静态的分析被这种循环所隐蔽了。

有四种可以辨别的方式可以让纳税人逃避税赋负担：偷漏、迁移、转移、抑制。这些方式随着循环而变化。偷漏是指隐蔽或低估应征税的财产或收入。迁移是指财产或者人从高税赋地区迁移到低税赋地区。偷漏和迁移迫使政府为了得到所需要的收入而把负担增加到其他纳税人的头上。不过这些负担如同政治或财政腐败的负担一样，在普遍繁荣的时期并不引人注意。

转移是指用较高的价格把税赋负担向前转嫁给购买者和消费者，或者用较低的价格和工资向后转嫁给销售者和生产者。抑制是指减少作为课税对象的生产数量。转移和抑制不是总能被区分开的，但它们的不同就如同价格和数量的差异一样，两者不是并行的，因为也许存在并没有抑制的转移或者并没有转移的抑制。但甚至税赋的这些影响在普遍繁荣的时期也很少被人注意到。

转移和抑制要比偷漏和迁移微妙，这从后者中可以看出来。以无形体的财产或者无形财产为对象的较旧的税种，由于偷漏已经被放弃或者减少了，或者变成了所得税。以有形财产为对象的税赋可以靠低估来逃避。所得税可以靠移民来逃避。这些主要都是管理的问题，但转移和抑制需要经济的分析。

无论如何，四种逃税的方法随着普遍的繁荣或萧条的变化是高度可变的，为了应对这些变化，税收政策本身也被改变了。在涨价的时期，如同我们在应税边际表中所看到的那样，[175]
转移税赋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简单地“标高”自己的价格，甚至高于税捐的数目。据说这种税赋是“金字塔形的”或者“雪球形的”，而且由最终消费者来支付。消费者起初并不抱怨，他能够支付，是因为他是充分就业的，或者作为一个生产者，在普遍标高价格的时期，他完全能够标高并获得自己的价格。如果总销售曲线上升，如同我们在图表中所示的，显然税赋对于抑制生产数量并没有什么影响，或者根本没有影响。但在相反的降价以及销售和就业减量的时期，税赋负担耗尽甚至超过了利润边际，因为价格“标高”到那时候也只是一种无用的状态，只有抑制生产和就业才能避免税赋。

因此，对税赋转移和抑制作用的静态分析，必须和一般的物价涨落的循环结合起来。在一个时期，转移很容易做到，它不是一种负担，不是抑制，“没有人纳这个税”——在乐观的利益和谐当中，公共政策是无关紧要的。在另外一个时期，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负担无法忍受，生产与就业已经受到抑制，“每个人都在纳这个税”——把税赋强制性地转移到其他阶层的人们的头上产生的矛盾撕裂了公共政策。

这些概括需要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税赋的特别研究来加以修正。我们可以用两种极端的情况加以说明：一种是保护性关税；一种是地基价值的课税。保护性关税旨在让国内价格高于世界价格，目的是为了诱导被保护的产业的国内的扩张。地基价值税旨在“鼓励买卖和改良，同时通过减低对建筑物的税赋而增加对未改良土地的税赋来阻碍土地投机”。[176]
两者都是保护性的——关税的保护是指阻碍进口业、鼓励国内制造业；地基价值的保护是指阻碍标高地基价值的买卖、鼓励制造业的工厂、办公楼、公寓和住宅的建设。在两种情况下，对任何一方的鼓励都受到了对另外一方的一种选择阻碍的影响。一种可以被区分为积极的保护，因为它通过提高被保护行业的价格而提高了利润；另一种可以被区分为消极保护，因为它通过减少被保护行业的平均课税而提高了利润。无论哪种情况，可选择的活动都受到了约束或抑制，在利润边际已经消失的普遍萧条时期，这种抑制是最遭人怨恨的。

就关税而言，被保护的企业预期会以较高的价格把税赋转移给购买者，尽管最终会通过增加效率来减少价格。与上述情况相符合的税赋，在繁荣时期实际上都随着它们的普遍涨价而转移了，对购买者没有难以承担的作用，因为它们也可以通过金字塔形的成本提高自己的销售价格。但在萧条和价格普遍下跌的时期，被保护的产业不能仅仅依靠标高价格来转移税赋，因为消费者本身不能以标高自己的销售价格来弥补增加的生产成本，而且想象中被保护的产业没有受到保护。[177]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时期，自由贸易的政策格外引人注目，并且通常能够减少关税；但在普遍降价的时期，大众对较高关税的要求是压倒性的，整个国家都抬高了它的关税壁垒，针对的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货的降价。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生产者集团会更进一步地组成卡特尔以排除削价者，并且限制产出。美国和外国历史上的大多数保护性关税都是伴随着或紧随着一个降价的时期的。近年来，尽管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的意见，甚至有国际间善意的外交协议，但高关税仍然是全体人民针对降价的普遍的抗议方式，它使得各级议会和国会拒绝了代表国际联盟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专家提出的关于低关税的建议。

因此，征收关税的公共政策尽管经常受到把关税成本用金字塔形渐增到最终消费者头上的静态分析的谴责，但实际上却并不总是这样。政策有点追随世界范围内的一般物价运动的起伏。在价格的上涨趋势中，例如1897年到1914年间，人们听到的是消费者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抱怨，他们能够引致关税的降低（1913年的《威尔逊税则》）。但在降价的时期，人们听到的是生产者的抱怨，他们引起的是越来越高的关税（1920年，1930年）。变化的政策在转移上有效还是无效，或者在抑制上有害还是有益，以及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作用，这需要研究一般物价运动的上涨和下跌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之间的关系。

把税赋转移到地基价值上，从而免除对建筑改良和生产过程中原料的课税，也是同样的情况。预期各种改良在供给上最终都会增加，从而会减少因利用这些改良而付出的利息和利润费用。但由于这些改良是由新发行的长期证券来提供资金的，因而税收政策的作用被繁荣和萧条的交替掩盖了。新的建筑取决于长期的预测。一般而言，在长期利率较低的萧条时期，新建筑是增加的；在长期利率较高的繁荣时期，新建筑是减少的。无论如何，新建筑数量的增加受物价循环和物价趋势的调节，超过受税捐免除的调节。[178]

因此，无论是偷漏、迁移、转移还是抑制，税收政策的作用实际上都被投机的上下波动所隐蔽、混淆甚至被颠倒了，这种波动使经济科学从静态变到了循环。可是，即便如此，这种循环还是可以大大强化回归到李嘉图对地基价值地租和结合起来的利润、利息、工资之间所作的区别的需要，这种区别是他对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区别。最近，一家庞大的资本主义组织，经营着五百五十五家药房的理盖特公司，分别写信给它的每一家房东说：

“本公司已经尽……一切所能来减少亏损……除了租金之外，一切开支要素都削减到了极点。职工们已经经受了三次艰难的裁员，但他们在工作中一直都忠诚地回馈以加倍的努力……不能要求职工付出进一步的牺牲，又不可能进一步削减经营费用……唯一没有按接近现在的价值的某点来变现的成本项是……各药房所占据的这个空间的成本。”[179]

这里的情况类似于法国革命之后的那个时期的情况，以及李嘉图提出其矛盾的利益集团理论时期的价格的极端运动时的情况。但现在的资本家是理盖特公司，而地主是五百五十五个城市的地基的所有者。根据我们以前使用的金氏的计算方法，[180]
1925年房东所获得的租金只占美国人全部货币总收入的大约百分之九，但是在这个例子中，在萧条时期，在各种效率的全部增加和工资与就业减少之后，固定的租金费用占用了超过百分之百的剩余利润边际，带来的是一个庞大而有效率的公司的不可避免的破产预期。尽管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商业循环，但李嘉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意义不一定就该跟他的地主制度的意义相混淆。在李嘉图的地基价值的意义上，地主制度从公共财富中榨取私人财富，却不提供相应的服务。但在李嘉图的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则通过增加私人财富的诱因来增加共同财富。纳税与支付能力累进地成正比、与服务共同财富的能力成反比的课税原则，大致相当于李嘉图对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区别。

但是，经济分析从静态到循环的转变，是从李嘉图的以静态的生产的劳动成本作为价值尺度，转变到以投机循环的未来货币收入作为价值尺度的。一切资本主义的估值都是投机性质的，土地价值上的投机，其投机性并不超过在商品、股票、债券上的投机。由于这个原因，李嘉图在地租和利润之间所作的区别又变得混淆了。

这种混淆出现在金氏的论点中，[181]
他认为，不仅土地的所有者，而且产品的所有者，获得他们的利润，不是根据生产成本，而是根据生产成本之外价值上投机性质的增加。这些价值上的增加全部都是“投机性的或者机会收益”；如果一个是“非劳动所得”，那么另外一个也是“非劳动所得”。因此，对它们区别对待，对地基课税却对改良和产品免税，这是不公平的。

从企业的私有观点看，这种论点是有道理的。但从地基投机对工业和农业影响的社会观点看，对它们作出的这种区别对待它是不承认的。事实上，一切利润都是在或多或少的边际上的投机收益，一切亏损都是投机性的亏损，部分地取决于运气和机会。这恰恰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中利润的理由。从制造业和农业上获得的收益，跟从土地的地基价值上获得的收益是一样的。事实上，由于循环和误算，作为结果伴随土地投机的很可能是亏损而不是利润，如同工业或农业中所伴随的投机的亏损一样。如果我们的评判标准仅仅是个别机构管理的好坏、运气的好坏，那就如同金氏所言，“区分土地价值上的收益和为利润或者投机而持有的证券或商品的价值上的增加，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如果一个是非劳动的增值，另外一个必定也是非劳动的增值。”

但如果我们的原则也是投机对国家财富的经济影响，那么伴随着股票、债券、工业或农业总建筑、机器、地力等的价值波动的利润或亏损，与伴随着社会而不是个人根据这种循环创造的或减少的地基价值的波动的利润或亏损，两者之间会存在一个差异。单一税的个人主义的自然权利学说，或者个人主义的单一税反对者的同样自然的买卖或使用的权利——不管投机性的买卖、使用对共同财富的影响——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按照习惯法，一个人对他过去合法劳动所获得的一切东西都拥有权利，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可以用警察权力或者课税权力在合理的范围内决定有利于公众的方向，他可以在这个有利公众的方向谋取自己的投机性利润，在不利于公众的其他方向谋取这样的利润就会有征税负担。就工业和农业而言，个人在增加衣食住行供给的活动中形成的利润或者亏损，就是对“共同财富”的贡献。就地基价值而言，他是在不增加共同财富的投机中创造的利润或者遭受的亏损。

一切投机都是如此，无论是股票、债券、土地价值还是商品。为了公众的利益，也许有必要设计出其他的方法，例如，通过制定稳定物价的措施来预防在一个上涨的市场上伴随着债务增加的过度投机，这种投机会消灭下跌的市场上的利润边际。这些补救措施是警察权力的其他应用，例如限制股票市场的投机，不是防止有利于共同财富的投机，而是防止不利于共同财富的过度投机。

因此，尽管静态分析让我们把复杂的课税因素分解成了它们的基本要素，并且提出了关于其可变作用的一般法则，但是在课税的公共政策和与之相伴的个人行动上的易变作用两个方面，繁荣和萧条的分析却给了我们各种实际的历史变化。

（六）意外事故和失业——保险与预防

我的同事莫顿（Morton）教授对于威斯康星州《失业救济法案》的尖锐批评，促成本书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182]
它让我有机会用一种更为个人和实际的方法来解释此前对于本书的读者而言显得高度抽象但又往往矛盾和迷惑的内容。此外，对于实现任何旨在促进普遍福利却又与私人利益冲突的计划所存在的各种异乎寻常的困难性，它提供了一个例证。

莫顿教授所作的批评，在过去十年中差不多都由威斯康星州制造商协会的代表在不断听证的过程中向立法机构提出过。这个计划最初是由我提议的，[183]
第一个法案1921年由州参议员休伯（Henry A.Huber）提出。[184]
雇主们的批评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所以必须要以切实的方法来应对。在后来的法案起草中都试图做到这一点，直到1932年在州议员格罗夫斯（Harold M.Groves）的领导下才最终得以落实并制定了法律。经过这样修改之后，制造商协会尽管反对，但认为与提议的其他法案相比这个法案要更可取一些，所以跟威斯康星州劳工联合会一样，最终还是接受了该法案，于是这项法案就变成了法律。

失业保险的提议者本身分成了两个阵营，提出了两项对立的法案。他们中的一方主张建立一个“州基金”，由州政府的官员来管理，因此倾向于莫顿教授所倡导的“社会责任”论。另外一方提议建立“企业基金”，在雇主组织、劳工组织、州产业委员会的集体监督下，由每个企业自己管理，因此倾向于休伯参议员和格罗夫斯议员主张的“雇主责任”论。

当然，在这些听证和辩论中，以及在全州各地召开的公开会议中，发言者们的语言和基本社会哲学都没有形成抽象的概括，不像现在莫顿教授作为经济学家所做到的那样。然而哲学和理论问题仍然摆在那里，如同莫顿从倡议者的宣传中所提炼出来的那样。辩论双方所涉及的都是所有经济弊端中最紧迫的一项，这一点他们和全体人民都认识到了，但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么一个实际问题：可以让谁来负责？谁处在减轻或者预防这种弊端的位置上？事实上，正是依靠十年来这些讨论的帮助以及我亲身参与其中，才使得我最终完成了对更为抽象的“制度经济学”理论的阐述，现在我知道了把这个理论定义为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解放和扩展。[185]

莫顿的批评是促成我的经济责任论的基础，因为威斯康星州的法案差不多完全是基于每个雇主对失业的个人责任论的基础之上的，而莫顿认为雇主作为一个个人，并不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一种“社会责任”。

我认为，这是“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冲突。莫顿对个人主义立场的批评，意味着支付失业救济金的负担应该按照一种“三方计划”——雇主、雇佣劳动者、州政府——定量分配，而不是由个人雇主提供资金的一批“单方计划”。

如同他所指出的，这项法案的设计是要让每个雇主都应该对他自己的
雇员负责，而不是对其他雇主的失业员工负责。这使得这项法案脱离了任何“社会保险”甚或“产业保险”的哲学，而且使得法案所要求的公积金变成了个别企业的公积金，不会跟来自其他企业的贡献合并在一起。它传递的是雇主个人应对失业尽最大可能负责的观念。

这与把该法案作为一种“预防”措施的理论是分不开的。这一理论旨在促使雇主预防失业，而不是仅仅作为旨在向那些无辜的失业者支付失业救济金的一种救济措施。但是按照莫顿的看法，从薪金总额中抽取百分之二的保险金率实在是太低了，而作为一种救济措施，该法案是完全不充分的，而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它又是完全没有效率的。

在这里，莫顿的根本社会哲学是要让整个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负责，因为在这个制度下，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下去，救济而不是预防就是立法的唯一目标。他说：

“失业是我们的经济制度运转不完善的结果。只有承认失业是社会而不是个人、公司或者产业的责任，评估方法才能扩大到负担得起足够救济的范围。只有经济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支撑起它所造成的负担。”[186]

接下来，莫顿把这种社会责任的哲学与成为这项法案倡导者论点基础的个人责任的哲学进行了对比。他说：

“因此，在威斯康星州，人们求助于严格的资本主义精神。欧洲的制度受到谴责，因为它们为了一场假定不能避免却又不努力去预防的灾祸而向社会征税。也有一种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的复活。一个普遍的疑问是，‘为什么一个雇主要因另外一个雇主造成的失业受到处罚？’这让雇主们觉得被估定的税额并非是不可避免的税捐。这不是州政府干涉他们的企业，而是对竞争制度有信心的一种表示。他们得到了保证，就不会强迫他们去养活别人工厂里或者其他地方的失业者。因为许多雇主都认为欧洲的计划体现的是有害的‘失业救济金’，所以据说格罗夫斯的法案有根本上的不同。前者寻求的是减轻失业，格罗夫斯的法案则寻求的是预防失业。”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种关系中，斯宾塞的哲学不仅是斯密、边沁、李嘉图自由放任的政治哲学，同时也是为他们反对所有形式的私人集体行动以及国家行动奠定基础的哲学。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家声称，私人集体行动总是垄断性质的，也是跟公共福利相对立的。

但是，这项法案的倡议者对个人主义哲学的利用，并不是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历史意义上作为与一切集体行动的对立，他们诉诸个人主义的恰好是在相反的方向上，也就是说，私人和公共的集体行动都应该被认可为让个人雇主对失业负责的手段。他们诉诸业已存在的制造商协会、现有的州劳工联合会以及作为一个州立法机关的纳税人组织。它不是诉诸没有集体行动的个人主义，它是通过集体行动来诉诸个人主义。当我们在下面解释这个法案的行政特性而不是莫顿的注意力所局限的严格的立法特性时，我们将会看到用这种吁求的方法预期所解决的问题。

我同意莫顿的观点，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责任论
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它们也是建立在个人进取论
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自由的进取，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责任。

而且，美国人民占主导的心理向来是且到现在还是个人主义的，并且还相当顽固，以致社会责任就其有效存在而言，一直都是一点一点实现的。

我所谓的有效的社会责任，是指纳税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坚持一个足以胜任的文官制度，这种制度足以维持和管理这种“社会服务”。所需要的这些社会服务数不胜数，例如义务教育、保健、防止童工、组织集体行动的自由以及其他的许多工作，现在还包括一种没有施舍意味的新类型的失业救济，和一种让那些能够使之负责的人预防失业的新观念。

在过去的时候，每当有任何新建议的社会服务提出，总是会有一场痛苦的斗争。有一个例子，国家对奴隶的自由和公民权的保护，冲突是以四年革命性的南北战争为结果的。但这场冲突的发生，实际上不是受黑人与白人平等的社会哲学的驱使。事实上，这样一种社会哲学过去和现在都是不为多数美国人所接受的。这场冲突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奴隶主在控制全国性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方面的政治优势，代之以一个基于资本主义原则的政府。个人主义的奴隶自由的原则是附带提出的，先是作为一种战时措施，后来又作为一种无效的行政问题。

对于代表白人和有色人种劳工两者利益的这些政治斗争，我作过广泛的历史研究。[187]
我对一些人的天真理论的批评，主要是基于这样的研究，以及我在集体行动方面的亲身经验。一百年来，这些人一直都在按他们假设的所谓“社会”在行动，一旦有人证实“它”有一种重大的社会弊端，他们就会迅速接受减轻或预防这种弊端的责任。在这些历史研究和我个人的接触中，见过许多这种具有公共精神和肯于自我牺牲的领袖和宣传家，从罗伯特·欧文到现今的一代，但最终梦想都破灭了。根据性格和环节，他们或许变成了最保守、最反动的资本主义的得力拥护者，或许变成了认为“一切不可为”的沮丧的悲观主义者，或许变成了一种自然神论或者唯物主义的信仰者，认为可以信赖一种主宰一切的天意或者自然法则的内在的伟大力量去作出这些改革（不管是个人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单一税的，还是其他什么内容），他们曾经献身于这些改革。在研究这些转变时，我按照一种冷血的“科学”方法，追根溯源到了早期在他们头脑中创造的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理想化的工人、理想化的资本家，因为是在他们自己的人道主义的幻象中创造的，所以远离了实际。他们忽略了方法和原因的细节，这就导致税捐负担大大增加、文官制度只受讲实用的政治家和如饥似渴的求职者左右，以及为控制作为政治机器的政治家组织进行幕后谈判等实际问题。[188]

在所有这样的例子中，我一直都在问：你所谓的“社会”是指什么？[189]
你是跟十九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者和类似的非正统学派一样，[190]
是指一种抽象的实体？还是如同你在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中所实际经历的那样，指“行动中的社会”？如果你是指后者，那么你就是指纳税人社团、雇主组织、劳工组织、公司、运行中的机构、政党等等，就是指他们在各种利益协调和冲突中的实际行为表现。行动中的社会是习俗、政治、法人，总之，是当时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或大或小的有效控制。

但是，如果在多年的冲突之后，最终建立了“社会责任”，那么，例如在义务教育的问题上，最初的提议一百多年前是被作为“社会主义的”提议受到它的反对派指责的，[191]
但对过去历史上的斗争一无所知的美国人民，现在最终可能愿意征收巨额赋税来支持它。而且，如同他们在教育方面所实际所采取的措施那样，他们可以建立一套遴选教师的文官制度，尽可能地独立于政党政治和个人偏好。反对义务强制教育的论点是个人主义的论点，认为这种做法剥夺了父母对子女的控制，但产生的结果却是实施父母教育子女的社会责任。即便如此，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时期，人人皆知，由于在纳税、维持自愿捐助、让“政治”远离文官制度方面有心无力，因而国家的“社会服务”和私人的“社会中介”都在遭受损害。

这向来就是个人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历史冲突，但它并不是基于一种哲学或者“社会对个人”的学术问题，与经济、政治、行政管理和个人主义的障碍无关，而是基于这样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要在个人主义盛行、政治上分歧、行政上无能的环境中，让一种新的社会责任得到有效的承认和实施。

因此，在我的历史研究和五十年来对旨在控制个人行动的各种集体行动的参与中，我发现，我的推理方法要溯源于马尔萨斯，而不是斯密、边沁、马克思、蒲鲁东、斯宾塞或者任何一位“逻辑的”经济学家。这些学派更多地属于十八世纪的理性时代
，而马尔萨斯则明确地表明了激情与愚昧的时代
。[192]
但是，我称之为习俗
，而不是激情与愚昧，目的是为了避免招致不满的反应，同时虑及不愉快的经验所激发的理性的缓慢渗透。

然而，逻辑的经济学家在各种类型的旨在促进共同福利的集体行动方面“遭遇到的”正是这种马尔萨斯式的感情用事、愚昧无知、个人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动物。资本主义和独裁政治与政党政治一样，都是靠人类的愚昧兴旺起来的。因此，为了心灵的安宁，预先认清资本主义的基础，与最终梦想幻灭、丧失希望、反动、革命或者满足于“自然法则”而不是更好地组织集体行动相比，岂不是更好？

那么，如何要求这种马尔萨斯式的个人自愿而有效地加入进来？是通过立法、行政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借助缴纳税赋、消除政党政治、遴选能干的行政人员，把一种新形式的社会责任施加给他本人和他的同伴？

尽管有相对少数的社会主义分子集中在密尔沃基，[193]
但威斯康星州人明显是个人主义且信奉宗教的。正如莫顿所言，他们会诉诸两个方面：一个是诉诸他们的个人主义的社会责任；一个是诉诸他们预防意外事故的经验。莫顿不承认后一种诉诸，认为它是一种“令人质疑的类比”。他说：

“该法案被比作工人的意外事故赔偿法案。正如这项立法通过按照意外事故的比例来处罚雇主一样，它会诱导他们采取安全措施，产生的结果就是意外事故显著减少，所以一种失业处罚会提供一种对稳定工作机会的刺激。这种类比虽然是一种令人质疑的对比，但却是《威斯康星州法案》的基础……处罚个别雇主，会促使他用有效的劳动管理来避免失业。”[194]

接下来他给出了某些细节，指出这个法案旨在创造雇主责任和企业公积金，而不是社会责任和由国家管理的一种共同基金。

我并不把这种诉诸经验的做法视为一种“令人质疑的对比”。演绎地说也许如此，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带来此项法案制定的有效的诉诸，因为它事实上代替了这项法案所有的细节和不完善之处。莫顿用的是逻辑经济学家的推理方法，没有考虑产生自过去经验的习俗。在这个案例中，所谓经验，是有组织的但冲突的利益集团的领导人共同参与对预防意外事故的法律的管理。在威斯康星州人民、该州的雇主组织、雇员组织看来，这是最好的推理，尽管不一定合乎逻辑，甚至也许在有些点上非常不协调，但这种推理是他们的经验和实践知识的一种表述，会引导他们在所建议的失业法规的执行方面产生期望。冲突激烈的雇主组织和雇员组织，都有从跟州产业委员会合作的经验中得来的习惯假设。它们不仅能事先知道这个委员会会让它们在执行法案时如何提供帮助，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实际上还可以预先提名某位最重要的雇主，这名雇主将由委员会来任命为威斯康星州制造商协会的代表，它们还可以提名某位劳工代表担任州劳工联合会的主席，它们还可以预先知道产业委员会某位私人代表的名字，这位私人代表将在法案的执行中充当调解员。

在执行意外防止法律方面，上述这三位被提名的人已经共同工作了大约十年或十五年。实际上人们假定他们会共同执行就业公积金和失业预防的法律。虽然在法案中没有规定，但这个假设证明是正确的。因此，他们的经验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令人质疑的类比”，而是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冲突和疑问中的现实主义推理。就这个案例的性质而言，这些保证不可能写进法规的字里行间，但假如不是二十年来它们在威斯康星州已经成为劳工管理的“不成文法”，那就不可能制定这个法律。在起草新法律的过程中，支配新法律规定的差不多的每个要点，不仅仅要有科学家的令人质疑的类比，同时还要有具有实践经验的人的亲身体会。

因此，莫顿的批评所针对的失业法规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最低标准的授权法，大家期待的是由州委员会、州制造商协会、州劳工联合会都来关注法案的共同执行。这是有实践经验的人的推理方法。这个人不是抽象地推理相关法规，对他来说那些不过是难以解释的文字，他的推理建立在将法规理解为“不成文法”的方式以及由谁来执行法规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执行是“行动中的立法”，[195]
他以预期的行动
而不是逻辑和文字作为自己现在的行动的基础。

结果恰如所料，产业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咨询委员会”，正如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委员会在威斯康星州是主要的执行当局，负责草拟一切规章制度，向雇主和雇员解释这项法案冗长而详细的规定，甚至要宣传说服本州的雇主自觉遵守这项法案。委员会本身实质上只是批准的权力机构，对咨询委员会的“建议”给予合法性。

而且，在有了二十年的集体预防意外事故的经验之后，大家都清楚，代表“资本”和“劳动”的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不是由州委员会按照官僚政治或者文官考试制度的方式选拔的，而是由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来选拔的。这些代表不由州政府发薪，而是由他们自己的组织发薪。在预防意外事故的法案中，众所周知，这条规定消除了州委员会在挑选雇主和雇员代表中的“政治”，甚至消除了挑选它自己的代表、统计员和稽查员中的“政治”，而后面三种人都是被期待与雇主组织和雇员组织在一起工作的人。事实上，一种新的文官制度已经被结合进了《劳动法》的管理中。那是一套州一级的官员体制，实际上由相互冲突的“资本”和“劳动”组织的共同行动来任命，因此受到双方的信任。同样地，这些州一级的官员不是作为来自上级权威——州政府——的强制性的“仲裁人”，而时作为自愿的“调解人”，他们的任务是让对立的利益集团在双方都清楚的“事实”基础上坐在一起，从而帮助他们草拟“行为准则”，使他们作为个人必须在这个行为准则之下各自行事。因为这些规则会随进一步的研究和经验而随时发生改变，所以它是一个不断冲突的利益集团的持续调解制度，不存在独裁的情况。

当应用于失业公积金和失业预防的时候，这个结果可以在迄今为止州委员会核准和发布的两份公报中看出来，这两份公报实际上是咨询委员会和他们的助理起草的。这些公报对最新采用的法规给出了全部的解释，经济学家要看法律实际上的运作方式，就应该去看这些公报，而不是去看《授权法》。最近的公报是1933年8月1日公布的，[196]
上面登载了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名单，这些名单揭示了冲突的利益集团在规则制定机关中的真正的“职业代表性”：

“雇主代表
：克劳森（Fred H.Clausen），凡·布伦特制造公司董事长，威斯康星州霍理康市；库尔（George F.Kull），威斯康星州制造商协会秘书，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梅鲁姆（Horace J.Mellum），纳喜汽车公司秘书，威斯康星州凯诺夏市。

“劳工代表
：弗里德理克（J.F.Friedrick），威斯康星州劳工联合会执委，威斯康星州；加斯特罗（Fred E.Gastrow），州木工理事会主席，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奥尔（Henry Ohl Jr.），威斯康星州劳工联合会主席，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

“主持会议的主席
：奥特迈耶（Arthur J.Altmeyer），威斯康星州产业委员会秘书，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197]

我们将会看到，在本书中所讨论的多种形式的集体行动中，这一种接近所谓的集体谈判
的形式，而获得通过的工作细则，则是以劳资协议
的形式出现的。尽管咨询委员会有七名成员，但重要的是，七人中的两人，克劳森和奥尔，十年来在相继法案的立法听证中，一直都是立法院外活动集团的主要对手。当立法法案最后草拟时，在这些讨论会中，它通过了立法。实际的情况是，雇主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和雇员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都变成了劳资协议集体谈判的谈判者，他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各点是由立法机构来决定的。尽管雇主们反对这项法律，但成为制度以后，他们都老老实实地予以了支持。

但这种集体谈判更进了一步，消除了莫顿信口开河的评论所暗示的错误，他认为“1933年威斯康星州的立法机构延迟了实施”。而实际上部分实施并没有被延迟，但这项法案是按照原来的打算实施的，带有必要的拨款。1933年所谓的延迟不是立法机构造成的，制定这项法案是在内部讨论之后，一个由对立利益集团组成的联合咨询委员会经过讨价还价同意提出另外一个法案，然后才由立法机构一致通过。

1932的法律曾经规定了这项法律的不同阶段应该生效的三个连续的日期，它主要是关于以下几个方面：创建联合的执行机构，表决通过规章制度，批准或不批准各个机构自愿的计划，让公众熟知这项法律的各项规定。它在1932年通过后生效。这部分法律没有延迟，而且现在正在实施。

为建立各机构的基金而收取保险费的措施，原定于1933年7月1日生效。这一部分实际上不是被立法机构延迟的，而是雇主和雇员代表的共同建议。这种建议由立法机构仅仅作为例行公事批准，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进行辩论。开始缴纳捐款的日期现在由委员会的统计员确定的时间开始，例如本州的就业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时候，或者工资总额比1932年12月的水平高出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这一延迟自动推迟了这项法律第三阶段的实施，也就是失业救济金的支付，这项支付本应在收取用于建立失业公积金的保险费开始的一年后进行。

这一延迟的理由法案中有所说明。部分原始法案读取如下：

“本州最大的雇主组织已经声明了它的成员自愿建立失业基金制度的意图，立法机关的意图是给雇主们一个公平的机会，让他们不经强制即实现本法案的目的。”

延迟的法案修订加进了这样的内容：

“因此，本法案暂不普遍而强制生效，此机会将延长至威斯康星州的商业复苏良好进行的时候。”那就是说，到法案所指出的就业或者工资总额的增加实现的时候。

而且，该州的制造商强烈支持自愿的个人主动和负责的观念，以至于假如十七万五千雇员的雇主们采取的是经过批准的自愿计划的话，那么该法律原来法案中规定的强制的特征就根本不会生效了。根据这一规定以及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甚至任命制造商的代表克劳森在州里“兼职”领薪。如同《手册》中说明的，这样做是为了“向威斯康星州的雇主解释本法案，以促进经核准的自愿计划的采纳”。后来，根据咨询委员会的建议，1933年的法案把雇员的人数从十七万五千减少为了十三万九千。如果后面这个数字的雇员在开始征收强制的保险费之前被自愿计划覆盖了，那么立法机构的强制就不生效了。

显然这种延迟是明智的，实际上也是这项法律原来的政策，那就是基金应该在相对繁荣的时期建立起来，主要应该在萧条时期支付出去。困难在于1932年的立法机构在选择1933年7月这个时间的时候，没有成功地猜到繁荣的恢复。但征收保险费的日期应该由将来的“事实调查结果”来确定，由行政机关来收集统计数据，这是完全符合该法律的精神的。1933年9月的统计表证明，与基期1932 年12月的数字相比，就业已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工资总额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按照这样的速率增加，该法律的第二个阶段可能会提前开始，除非进一步规定不能在1934年7月之前开始实施，以及如果自愿计划覆盖了十三万九千雇员的话，那么强制性的特征就不会生效。

因此，立法机构的这项法律部分地是一种授权法，它确定了一种集体谈判的管理制度，连带的还有一定的最低和最高的限度。这个制度不能理解为由一个可以向法院上诉的官僚委员会管理的纯粹的法令。就我们的宪法政府所允许的性质而言，它基本上是一种自愿的集体谈判制度，只有作为自愿的私人协会的一致行动来理解，才能理解这种制度。在这项法律制定之前，少数几家制造公司已经自愿超过了这项法案百分之二的最低限额规定。

莫顿集中批评的就是这项法令中的百分之二的最低限额，尤其是救济“不充分”和作为预防失业的一种诱因的“无效率”。这种批评实际上涉及了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基本理论。莫顿是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与“经济学问题”形成对照的东西加以区分的，如果有一种理论成为这种区分的法则的基础，那它会是这样一种理论：强制性的立法与私人能力和私人合作的自愿和主动相比，在竞争性的利润竞争中，如果后者的行为得到国家的正确指导的话，那么前者能够对公共福利所作出的贡献肯定不如后者。这涉及对整个事实范围的一种相反的解释，作为纯粹含糊不清的事实来说，我同意莫顿和雇主们的最初的批评。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制造商的代表和劳工的代表而言，双方在强制性的“社会责任”的观念上的距离有多么远，而在管制的但自愿的个人责任上的观念的距离又多么近。

对于不熟悉“劳工心理”的人来说，劳工的院外活动分子1932年部分地放弃了他们对“救济”的坚持，转而支持个人主义的“预付”措施，这似乎是一种很奇怪的行为。事实上，劳工的院外活动分子在1931年曾经支持一项“州基金”形式的由州委员会管理的强制性的“救济”措施，这项措施完全不同于个别的“企业基金”，类似于莫顿所主张的社会责任的原则。他们以为“州基金”也可以提供预付性的诱因。但是，当他们认识到作为劳工组织和社会主义政党双方的代表，他们自己在思想上就分为了政党的“社会主义心理”和自愿集体谈判的“工会心理”两种矛盾的“劳工心理”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州基金的法案，全力以赴地支持格罗夫斯的企业基金和集体谈判的法案。

他们的集体谈判的观念，如同五十年前高普斯同社会主义者分道扬镳的时候所提出的那样，是“自愿”的工会组织与雇主的自愿组织的劳资协议，两者都远离了政治或司法的干预。而且，当他们跟高普斯一样，认识到州基金
意味着它的管理受到政党的政客和不友好的法院的控制，而集体谈判的议案会给他们一个和雇主平等的发言权，并且在所有的雇主自愿计划的管理中，一切都会尽可能地远离州的干预强制仲裁时，因而他们就选择了后者。二十年来与雇主一道执行《意外事故预防法案》以及在州就业办公室的经验（特别是在密尔沃基市管理就业办公室的经验），足以让他们相信，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会政策在集体谈判中所获得的平等地位，要优于他们在本州政治中作为一个次要政党的社会主义政策。

雇主“心理”的类似矛盾莫顿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了。他非常正确地指出：“如果要在格罗夫斯议案和几个可选择的保险计划之间作出选择的话，那么制造商们会倾向于格罗夫斯的议案（旧的休伯议案）”。他在注解中继续说：

“制造商协会前主席、现在正在协助威斯康星州产业委员会促进现行法律实施的克劳森先生，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强调要服从《威斯康星州自愿计划法案》的各项规定。他告诫他们，除非这些法案生效，否则在不远的将来就会遇到他所谓的俄亥俄计划，后者他认为是社会主义的。”

这里提及的“俄亥俄计划”是俄亥俄州立法机构根据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提出的一项议案，该议案强调救济而不是预付。该议案是按照莫顿主张的“三方”路线起草的，本质上是基于“社会主义”的心理，与“工会”心理是相对的。

因此，它是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会原则之间的“二者择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最终决定了劳工代表和雇主代表都选择了威斯康星州的工会原则，即由州政府核准的自愿集体谈判原则。

要理解这种“二者择一的选择”在创造有效的社会责任方面的意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会比历史的方法（也就是经验的方法）更好。雇主和任何其他阶级的个人，除非面对似乎对他们而言还有比他们“自愿”接受的更糟糕的另外一种选择，否则绝不会有效地接受社会责任。这种历史的方法就是利害相权的历史。就这个问题来说，失业公积金和个别机构责任的主张者用作吁求的是历史的“相似物”，也就是1911年的《工人赔偿和意外事故预防法案》。

1932年的《失业预防法案》尽管更为复杂，但显然非常严格地追随了1911年的《工人赔偿和意外事故预防法案》。因为在最初两年我参与了《意外事故赔偿和安全条例》的议论、制定和实施，在芝加哥的成衣市场上的一项自愿的失业公积金和失业预防的劳资协议中也有类似的经验，所以我可以从个人经验的角度谈一谈这些集体运动的实际运作方式。

在1911年威斯康星州的《工人赔偿和意外事故预防法案》的前几年，立法机构中社会主义的代表就成功地提出了一项议案，它规定建立一个州管理保险基金，让“社会”来对意外事故负责，并且强迫雇主给那个州基金捐款。

还有另外一种认为“社会”会为此埋单的学说，那就是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理论，我称之为讨价还价能力
。根据这一理论，如果对雇主的税赋是统一的，并且让成本最高的“边际”雇主也同样承受负担，那么所有的雇主就会根据税赋的数量来提供其产品的价格，税赋就会因“经济法则”的正常作用而转移给消费者。

纽约州的立法机构曾经制定了一项法律，但该州的最高法院因为其缺乏“合法程序”而宣告其违宪，因为它规定在雇主方没有过失或者疏忽的情况下而没收雇主们的财产。[198]
这种没收的方式是以一个保险基金为手段的，它让每个雇主都对其他雇主厂里发生的意外事故负责。以前，根据习惯法，他们只对由他们自己的疏忽引起的意外事故负责，但纽约州的这项法律却让他们还要对受伤雇员本身的疏忽、同事的疏忽或者这个产业天然的危险所引起的意外事故负责。根据古典理论和习惯法理论，最后的这项危险被认为是由雇员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所“假定的”，在他作为预期风险抵偿而接受的较高的工资中已经充分考虑了。[199]
换句话说，正是基于古典经济学和习惯法的个人责任论，以及相关的“无过错者无责任”的观点，纽约州的法律才被宣布违宪的。

因此，当威斯康星州立法机构的一个委员会在1909年之后开始起草一项意外事故保险的议案时，他们决定通过提出一个“自愿”的议案来避免违宪。在这项议案里，只有那些向这个委员会登记声明接受这项新法律的雇主才能被认为“受此法律约束”。还给了他们撤销接受的选择，即只要预先通知委员会就行了。但是，为了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带给雇主最大的经济“胁迫”，立法机构在一项伤害诉讼中撤销了上面提到的雇主的某些习惯法的辩护，对于选择不受新法律约束的每个雇主而言，这项撤销的影响都是不利的。

这样，建立两种选择所创造的一个诱因开始“自动”受到这项法律的约束，每个雇主都可以在这两个选择中进行选择：一种是每个个别的伤害诉讼中雇主因疏忽而负责的旧的法律；一种是新的对工人的所有事故都该赔偿的法律，无关疏忽、不良行为或者产业的风险。他可以自动地在现有的习惯法的个人责任和新法律的社会责任之间作出选择。

这项法律获得了州最高法院的支持。可是，当给了雇主们可以选择自己是否服从这项法律的选择权之后，只有在幽默的意义上才能将它称为法律
。它“符合宪法”是以社会责任为代价的。在《意外事故赔偿法》施行的最初两年中，“符合宪法”的笑柄变得明显起来。“自动”选择受这项法律约束的雇主的人数，在最初的两年里只覆盖了这个州符合条件的雇员的总数的大约百分之十。

雇主的这种不愿意以及法定的强制很可能违宪，结果却是一种有利条件，而不是不利条件。它迫使州委员会开始了一场运动，诱导雇主自愿服从这项法律。1911年的《产业委员会条例》，把《意外事故赔偿法》的执行和《防止意外事故安全规则》的起草与执行，都合并在了一个委员会的手里。这个委员会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了“意外事故的预防”而不是“意外事故的赔偿”上。过去“挥舞大棒”的工厂巡视员，试图用刑事起诉来执行那些不切合实际的安全条例，现在则被转变成了“安全专家”，劝导雇主如何减少事故。雇主、他们的工头、全州的工厂主管，被组织成了一个本地和区域的“安全会议”和一个全州范围的会议。人们热情地出席了这些会议，来自外州的私人公司的专家们也应邀出席，人们突然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安全精神”。雇主们证明，他们自愿预防意外事故所做的事情要比州里靠强制的方式来预防意外事故所做的事情多得多。尽管在世界大战的冲击中意外事故率后来增加了，但这些会议和针对预防的努力至今仍然跟过去一样充满活力。

在这种“安全精神”的创造中，人们用的是最大的倡导者美国钢铁公司的例子。实际上，这曾经是起草《产业委员会条例》时所用的例子。这个公司早在1907年就开始成立了自己的安全组织。[200]
这个委员会的广泛调查似乎证明，只有三分之一的意外事故可以靠安全设施去预防，而另外三分之二的意外事故都是因雇员和雇主的疏忽所导致的。要预防这三分之二的事故，甚至各种设施的装配和使用，只有在建立了思想上的“安全精神”后才能出现，不光是雇员和雇主的思想上，而且同样要在一般公众的思想上。

在促进这种“安全精神”的创造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组织小的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雇主和雇员组成，还有一个州委员会的代表作为秘书，目的是为了起草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其后会被赋予法律效力，由州委员会作为“命令”发布。这些命令取代了许多复杂繁琐的法令，而那些法令是由立法机构制定的，并且经历了通常由利益冲突方的合法代表组成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斗争。这些“命令”有这样一些优势：它们是由雇主和雇员的共同行动草拟的，而不是由对产业技术一无所知的律师和立法机构来草拟的；它们可以由最初规划命令的同样的委员会根据进一步的经验加以修改；最重要的是，它们是行得通的，并且为劳资双方所接受。

这就使得命令进入了法律上的合理原则的范畴，并且避免了《宪法》上的针对未经合法程序剥夺雇主财产的禁律。在这个例子中，就是未经雇主们的同意。时不时地发布的公告已经有数百页了，公告中刊载的这些命令具有法律的效力，跟上面提到过的《威斯康星州失业补偿法案》的手册非常相似。

历时两年的这一安全运动向雇主们证明，假如他们通过预防意外事故的同时体会到了安全精神，他们受新法律的约束，那么与他们仍然保持受旧的个人责任的法律的约束相比，能够谋取更多的利润。而且运动还证明，通过预防意外事故，没有人会因向工人支付《意外事故赔偿法》所规定的救济而承受任何负担，连消费者也不会因此而负担更高的价格。换句话说，人们求助于一种新类型的“效率”，即预防意外事故方面的效率，这样生产成本可以因此而降低，从而价格不需要提高。

因此，两年结束后，联合委员会和产业委员会提出建议，立法机构颁布了《赔偿法》的一个修改条例，大意是选择权应该颠倒过来，即现在不是他们选择接受法律的约束，而是假定他们将会接受法律的约束，除非他们提出不选择接受这项法律约束的正式申请。对选择权的这一修订使得百分之九十的工人都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最后，到了1931年，在强制性的法律符合《宪法》已经获得其他州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之后，立法机构用一种强制性的法律取代了这种可随意选择的法律。

这样，威斯康星州历时二十年才从旧的法律过渡到新的法律。这期间建立起来的，不仅有发展安全精神的行政制度和预防意外事故的教育制度，而且还有以州政府充当调停人的对立利益集团代表之间的共同谈判制度。

由此证明了，法定的法律并不自动起到立法机构所打算起的作用，像莫顿仅仅分析法令的措辞时似乎认为会出现的结果那样。要让法令奏效，必须要有旨在创造“安全精神”或“就业精神”的利益集团组织积极的集体行动紧随才行。没有这种愿意合作的“集体精神”，那就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奏效。令人惊讶的是，立法强制的必要性非常小——就意外事故的赔偿而言只占到生产成本的百分之零点五——前提是要把关心其实施的矛盾的利益集团组织起来，积极地创造这种自愿的集体精神。

在失业补偿和失业预防法律的实施中，已经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利用广泛的失业恐惧——这是公众和经济学家过去从未考虑过的，威斯康星州的法律试图让雇主们非常清楚这一痛苦，让他们首先对这种痛苦负责。它谋求通过实施来创造“就业精神”。

“精神”这个术语像这些联系中的用法，对于古典的、享乐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者其他的经济学家是不允许的，这些人的理论都源于机械装置、有机体、机器的类比。但以事实为基础的“安全精神”这个词，却是在那些参与有意识地预防意外事故的集体努力的人们中间自发产生的。只有那些研究集体行动的人才会这样使用“精神”这个词，它有些类似于一种宗教复兴。实际上我常常注意到，在把个人从热情和愚昧转化为“合理”的方面，集体的经济压力甚至要比宗教复兴更有影响。要科学地理解广为人知的“商业伦理”、“职业伦理”、“工会伦理”以及类似形式的集体经济学的内容，它是一个关键。

在目的和作用方面，这些方法类似于其他形式的社会压力，因此可以把它们跟禁忌、公众意见、时尚、习俗、抵制、国家产业复兴等归于一类。如果这些形式的道德和经济强制在达到理想结果方面因为遭到反对而没有完全奏效的话，那么增加一点法律的压力，仅在几个不能容忍的案件中提请起诉，就会在反对者中间以及数以千百万计的不需要被强制的人中间激发起自愿的社会责任的精神。

这些争论跟莫顿的批评有一些关系。雇主们自己常常提出，作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每个企业都已经有了各种比微不足道的失业补偿“成本”更有力的保持持续经营的诱因。他们都有特别沉重的管理费用和保持顾客好感的必要措施，如果他们停止营业，那么这些都会损失掉。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要看它如何发挥影响。有一家三十年来我都了解的公司，在全天候经营的时期能有一万名雇员，但一到萧条时期，他们就会解雇八千名工人，只保留大约两千人的基干组织。威斯康星州的目标是让大家关注那八千人，而不是保持机构作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继续经营的这两千人。

在威斯康星州的宣传中，另外一个很有影响的证据是一家总部设在纽约的公司，在1919年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繁荣时期，这家公司从全国各地雇用了五千人，然后在1921年的衰退中，他们把这五千人全都解雇了，留给工厂所在地的一个小市镇的市民去养活。除了立法打击缺位股东的利润外，如何才有可能让纽约的银行家们认识到他们对威斯康星州人民的责任呢？社会责任必须通过引导那些真正应该首先负责的人的注意力来积极地创造，在现代庞大的“运行中的机构”里，这些人是远得看不见的股东。他们感觉不到对失业的责任，因此他们把责任留给了当地的民众，而民众却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失业的人，因此他们通过赠予或者税捐来亲自帮助他们。我们将会看到，如果保险费率的作用直接和利润边际有关，那么一个非常低的保险费率就会被惊人地放大。

从经济学和法学理论的观点来看，威斯康星州的《意外事故和失业法》在统治权理论中把利益组织的自愿的
代表制度结合进来了，这与旧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代表的是一种统治，作为一种代表消费者讲话的最高统治者，和无组织的生产者是分离的，但却规定着各种法律。这种旧的理论，无论是“多数派的统治”，还是有组织的少数派的统治，结果都变成了专政。

但在集体谈判中，各自挑选己方领导人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自愿代表制度，需要双方都承认并鼓励对方的动机。在目前的情况下，它意味着在各家公司现在占优势的集体行动中要承认利润动机，以及以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一种方式对这种动机的使用。

正如我在别处已经证明过的，[201]
这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习惯法原则，期待着一种法律和经济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通过增加个人自己的财富来增加英国的共同财富。它实际上也是亚当·斯密的理论，但斯密认为个人的利己主义促进了共同财富或者是各国的财富，作为靠神圣的上帝和自然法则指导的结果。[202]
体现在威斯康星州法律中的理论对核准的自愿协议赋予了一种统治权，通过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来促进共同财富。这种联合的集体行动即法律，而它的实施是雇主的个人行动，这种行动要符合由雇主和雇员与州委员会合作提出的行为准则。

从这种集体观点来看，合理性是理想主义可以实行的最高限度。[203]
因此，在确定什么为合理的时候，我用最好的工会或者最好的协会作为例子，前提条件是它们能够作为一种运行中的机构维持自己的生存。然后，按照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政治的或者私人的集体行动，我尽可能地努力把其他机构提高到它们的水平。

我必须承认，这种办法不一定总是符合法院判决中的“合理”的习惯意义。法院一般依据的假设是，凡是“通常的”就是“合理的”。对它们来说，“习惯的”并非是最为适用的，在明显可知的无能或愚蠢与异常的能干和有效之间，它是某种平均数。经过反复观察之后，我猜测，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五的雇主或者工会会员高于这种以习惯为“通常”的意义，而百分之七十五到九十都在这个水平之下。这就意味着，可以期望大约百分之十到二十五的雇主或者工会会员会自愿为他人的福利多做贡献，它超过任何类型的强制所能期望得到的最佳结果，无论这种强制是国家的集体行动还是私人的集体行动。

这种推理将会出现在“安全”的定义中，在我的学生[204]
和其他人的帮助下，这项定义被具体化在1911年的产业委员会的法律中。在那里，“安全”被定义为包括了对“生命、健康、安全、舒适、体面和道德安宁”的保障。法令接下来把一种义务或者“社会责任”强加给了每一位个体的雇主，要求他们提供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地点以及这样的安全设施、预防措施、方法和程序，将把雇员的生命、健康、安全、舒适、体面和道德安宁保障到工作的性质或工作的地点“合理允许”的程度。[205]

在这里，仅仅改变了合理性的意义，国家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就被改变了。“合理的”安全现在不是“通常的”安全，而是作为最高和最低安全的平均数，变成了最高程度的意外事故预防，这是由最优秀的公司真实地进行实践的。而且，不像三十年来所积累的许多不切实际的法规那样，安全的意义被扩大了，以至于必须在工厂本身进行调查研究，找出最有“社会思想”的机构中行之有效的最为切实可行的限度，目的是为了保障生命、健康、安全、舒适、体面和道德安宁。于是没有任何人在这些方面针对委员会的命令提出违宪的问题，因为它们确实是合理的，是由雇主、雇员、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起草的，这些人很熟悉切实可行的最优方法和措施。“合理性”变得不再是主观的、个人主义的，而是客观的，在集体主义方面是切实可行的。它可能不是“理想主义者的”，但在当时的利己主义、激情、愚昧的阶段中，它是合情合理的理想。而且，如果人的本性提高了，那它是能够达到一种更高的理想的。

一般而言，人们可以预期在自愿组织自愿协议意义上被这样证明为“合理”的事物，尽管利益上有冲突，迟早会被最高法院认为是“符合宪法的”。最高法院像欧洲的独裁者一样，很不尊重现代立法，但它的确越来越尊重自愿的集体行动。

所以我认为，它会倾向于赞成失业预防和失业补偿。任何法规都不能仅凭其条文就产生效力。根据它所适合的环境以及在它所能够被遵守的限度内，必须对它进行解释、执行，并应用于每个机构。如果能够就什么是最佳的可执行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再通过那些最接近事实的人的判断，那就是理想主义的最高限度。事实上，考虑到相互冲突的各相关利益集团，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对《宪法》可以变动的解释范围内，这种限度不是别的，正是人们认为合理的内容。

《意外事故和安全条例》的另外一个特点在有关失业预防和失业补偿的法律中得到了模仿。意外事故法律规定了三种类型的“保险”：股份公司的保险，州内雇主的“互助”保险，以及个别机构的所谓“自我保险”。这些保险得证明自己具有财务偿付能力，付得起这种补偿。

在《意外事故补偿法》颁布之后的几年间，州委员会收集的统计数据似乎表明，意外事故的预防与法律所允许的意外事故保险的形式相关。最佳的预防记录来自于所谓的“自我保险”。这些都是“承担自己的保险”的公司，数量大约有两百家，因而它们不是“保险”，而是和“企业基金”或“意外事故储备金”完全相同的。按照预防程度的顺序，接下来是以互助保险公司形式联合起来的企业，最低的是在全国范围内的股份公司投保的企业。

1932年的《失业公积金法》拷贝了两种形式的保险：“自我保险”或“企业家基金”；“互助保险”，而不是股份公司保险。目的是为了消除股份公司的私人利润动机，并选择就意外事故而言已经证明为最佳预防记录的保险模式。按照互助保险的规定，如果雇主自愿决定把他们的基金并入一个共同基金，从而变成对彼此的失业负责，那么是允许他们这样做的。

在《意外事故补偿法》的执行中，核心人物是医生。他判定工人受伤的程度，以及丧失工作的结果，因此决定每周补偿的数量以及何时截止。所以，失业赔偿的核心人物是负责公共就业的官员。负责人要作出失业和就业报告转送给州委员会。在失业补偿中他扮演的是审判庭的作用，决定着补偿的数量、等待的时间以及赔偿的开始。

这里，在州委员会的派遣下，威斯康星州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就业办公室体系，数量大概是十个。特别是在密尔沃基市的办公室，由当地雇主组织和劳工组织共同控制的体系已经完成。这种地方的共同管理就业办公室的制度，当然会被解读为对《失业法》的预期执行。事实上，正如聘用医生的情况那样，人们预期雇主会设立并参与中介，替他们自己的失业工人在其他雇主那里找到工作。失业的时期越短，失业补偿的数量就越少。雇主们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就业官员，通过诉诸利润动机，要比领取薪俸但不关心利润和亏损的州政府官员更为有效。而且，就防止弊端而言，人们已经发现，与工会共同管理的集体谈判制度会让劳资双方都比较满意。

正是一致行动的这个例子和习惯，让人们接受了1932年威斯康星州的《失业补偿法》。那部法律绝对不是从正统经济理论或者美国法律上承认的宪法理论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演绎的法律。由于这个原因，同时由于需要时间来构建管理机构并在雇主中树立“就业精神”，因此这个条例首先建立了机构，然后延迟了保险费的征收、公积金的创立以及最终的救济金的支付，就如在意外事故的预防和补偿中的做法一样。

前述的研究集体行动的历史方法，导致我在1921年阐明了上面所说的一项预防失业的法律中的几个原则，这种预防有别于失业保险。这个原则自动适应了美国的失业心理，这是1924年我应邀担任一个共同失业保险计划主席后发现的，这项计划先前已在芝加哥男式成衣业中通过集体谈判取得了一致意见。我完全不清楚，参与这项协议的七十多家公司对于我在1921年提出的内容有什么了解或理解。但在其传统的竞争、利润和利己主义的观念中，他们自动地抵制了工会对捐赠的要求，工会要求所有的雇主参与一个“市场”基金，通过一个单一的中央理事会来分配给他们的所有的失业成员。雇主们推断说，这样一种基金的合并，会迫使兴旺且高效的公司——因而也是能够提供稳定就业的公司，为没有那么兴旺也没有那么高效的公司中的失业工人贡献救济金。

实际上，这曾经差不多是整个欧洲立法机构在这个问题上的“保险”观念，芝加哥的工会要求建立一种共同基金的时候，肯定也是这个观念。在这方面达成的妥协是建立了大约七十个单独的“企业基金”，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市场基金”。这就要求有七十个不同的执行委员会来征收保险费和支付救济金，而且我发现我自己是七十个不同的委员会的“七十个主席”之一。

由于整个市场上的保险费率都是统一的百分之二点五，因此捐献给几个基金的数目有很大的不同，这是跟每个公司的工资总额成比例的。因此，失业人数最多的公司是最没有能力支付失业救济金的，而失业人数最少的公司却能够支付最多的救济金，这样，一个能够维持稳定就业（固定在每年四十七周）以及建立了一项相当于一年的未来保险费的公积金的公司，将不会有进一步的保险费或救济金的支付。因此，这种制度的正确名称是“失业公积金”，而不是“失业保险”。公积金是由各个企业设立的，而保险则会把所有企业的公积金合并为一个共同基金。

显然，“劳工心理”并不会满意于这样一个既有缺陷又带有歧视的救济金分配办法。劳动者觉得自己是彼此负责的，在工会里尤其如此。失业者不仅会激发同情心，而且也害怕对那些仍在就业的人产生威胁。这种劳工心理的最突出的证据，就是工会会员通过接受部分时间工作的做法“分担”失业负担的愿望，目的是为了让“短期就业”可以惠及到每个人。

但是，“商业心理”罕有这样的情感，这种心理会让企业在淡季和萧条时期与自己的竞争者分享减少了的产出量。的确，在产量和价格方面，它们可以求助于卡特尔，但是不诉诸这种补救措施，竞争对手的破产对于兴旺和高效的企业就是一种收益，因为倒闭了的竞争者把顾客和雇员都转移给了它们。这可以称为“利润心理”。而工人组织更接近于一种“团结心理”。工人们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兴旺而高效的公司的雇主就不应该与“边际的”、低效的竞争者分享他们的兴旺和效率。据我观察，普通工人想要的是救济，他们对效率或者预防不感兴趣，近来他们的领导人正在明白要强调预防而不是救济。

正是在这里古典和正统理论错过了关于“劳动”和“商业”心理的要点。那些理论是从小制造商时代留传下来的，那个时候，一个工匠今天变成了一个雇用工匠的“雇主—工人”，明天又变成了被“雇主—工人”雇用的工匠。因此，在亚当·斯密的分析中对利润和工资是不作区分的。同样的竞争原则对两者都适用，导致利润和工资实际上的相等。[206]
事实上，人们已经注意到，在血汗工场制度中，小的承包人或制造商的“利润”往往低于他的工匠的工资。

但是，在正统理论和制度理论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区别。现代的雇主不是单个个人。“他”是一种“制度”——一种在一家“企业”或者“公司”中结合在一起的企业家、银行家、股东、投资者的一致行动，这个企业或者公司如果“运行”，我们就称之为运行中的机构。现代的个人主义是法人个人主义。这里适用的不是古典理论，而是“公司财务”的理论，各种标准的个人主义理论尚未结合进来。[207]
标准理论的关键在于“生产成本”，威斯康星州法律所规定的工资总额百分之二的保险费大约只占全部生产成本的百分之零点五，莫顿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他认为，如此微不足道的项目，作为预防失业的诱因，对于雇主没有任何作用。

但“公司财务”的关键在于“利润边际”。在这里，承担风险的企业家（股东）总在“利用财产价值”。“财产价值”就是“利润边际”或者莫顿的“净利润”。企业家是相关联的股东，为了利息、租金和工资，他们共同变成了所有其他参与者的一个债务人，而他们的利润边际就是他们的销售总收入和流动总负债的差额，后者通常称为总的经营和管理费用。

对于利润边际的大小还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研究，但在上文我已经作过计算，[208]
根据大约六万家制造公司的情况，在平均边际最高的1919年和平均亏损的1921年和1924年这样的年份之间，平均的利润边际大约是总销售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五或者百分之三。

假如利润边际是百分之三，那么生产成本就是销售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平均生产成本的百分之零点五就会是平均利润边际（净利润）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对于不同的公司或者同一家公司的不同时期，它的高低差别可能是很大的。

这就是诱因所在。资产的银行可贴现性，提供给借贷者和银行家的担保，一个企业作为“运行中的机构”的连续性，关键都在于这个非常微薄的利润边际，而百分之二的工资总额从利润边际中提取时会被放大很多倍。

否则，像他们在威斯康星州的所作所为那样，雇主们为什么会如此强烈地反对按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三来计算微不足道的税赋呢？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税赋只有当他们“专心致志做生意”时才会有意义。当然，他们很快就会做到这一点，认识到他们所有的节约措施、深谋远虑、效率高低、讨价还价以及维持偿付能力的其他努力，都集中在这相对微薄的利润边际上。

我往往感到惊讶的是，为什么企业家在他们反对失业保险的论争中在成本这个问题上会如此明显地不一致。一个时候，他们认为，仅仅占全部成本的百分之零点五太微不足道了，作为预防意外事故或者失业的诱因不可能有什么作用。然后，在另外一个时候，他们又说，把这笔额外的成本强加给他们，会让他们在与其他不负担这一成本的企业的竞争中出局。他们肯定不是不理智的，但却是前后矛盾的。

显然，他们前后矛盾的关键在于两种价值论：古典的生产成本学说，以及企业家在维持利润边际时在选择余地中进行选择的交易学说。莫顿在对比了这两种学说之后决定赞成古典派的理论。他说：

“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表示失业税捐的大致负担和影响呢？……而与成本相比，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是一个小数目，平均约为百分之零点六；而与利润相比，它的大小是变化的，在‘正常情况’下可以高达百分之二十五。那些通过拿它与利润相比较来估计税捐可能产生的影响的人，相信它有强大而稳定的影响力。对于那些拿它跟成本相比较的人来说，它的作用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位作者认为，与利润相比较导致了种种错误的见解，因此他把这项税赋与生产成本、与风险相比较。”

他接下来给出了古典的成本和风险学说。针对这一学说，我创立了利润边际理论，他是反对这一理论的。我假设企业家是理性的，他们的前后矛盾并非实际如此，我进一步研究了他们表面上前后矛盾的原因。我发现矛盾在于我在本书中详细描述过的一些理论，也就是：凯雷、庞巴维克、达文波特的关于不同对象之间进行选择的理论；公司财务的利润边际理论；以及关键交易和一般交易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从经济学家关于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客观理论中凭意志得出的。

通过参考交易公式，可以推断出凯雷和达文波特理论的意义。[209]
我们认为，这是商人的价值论，也是法院的价值论，后者是从商人那里获得自己的经济理论的。当需要谈判与其他交易分开的每一项交易时，商人最先进入脑海的想法并不是生产成本，[210]
而是他们在谋取利润的竞争性斗争中“面临”的直接的选择。因此，他们的价值理论不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成本”理论，而是立即在他们可获得的选择余地中进行选择的“选择”理论。如果唯一可获得的选择迫使他们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甚至会以亏损状态经营业务，而不会完全停顿下来。

这种不同对象之间的选择，以及在亏损状态下经营的企业，实际上是莫顿在他使用运行中的机构这个概念时所强调的。与其停止营业，还不如不顾成本亏本经营。成本不是主要的，选择余地是主要的。商人们通常把这些选择余地称为供求法则，而且使这种“法则”与古典的“生产成本”对立起来。他们说：“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按照成本经营生意。我们是根据需求经营生意。”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供给与需求不过是选择余地的稀缺性。当商人说，他的交易受供求法则而不是生产成本控制的时候，已经转换成了经济理论的语言，这正是他的真正意思。首先是凯雷和巴师夏，其次是庞巴维克、格林、达文波特，他们把这种商业实践归纳为了价值和成本理论。我们已经把这两种理论区分为反机会价值和机会成本，它们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理论，是由于商人在两种类型的交易中作为买卖者选择余地的丰裕和稀缺而产生的。[211]

但是，如果成本不左右他的交易，那么左右交易的是不是预期的利润和亏损呢？利润和亏损是他“利用财产价值”的结果。股东变成了其他所有参与者的债务人，不管参与者是雇佣劳动者、贷款人、银行家、债券持有人、优先股持有人，还是原材料供应商。他们的利润边际就是被接受的产品价格与其他参与者所招致的债务之间的差异。我们估计，这个边际平均而言是销售价格的百分之三左右。作为一种预防意外事故的诱因，全部生产成本的百分之零点五如果从利润边际中扣除的话，那么就大了三十倍。

但是，在这里加入了第三个因素，我们称为关键交易和一般交易。古典的成本理论不是静态理论就是成本的长期趋势理论。所谓前者，我们是指一切交易都被视为是在同一时点发生的
。所谓后者，我们是指把一切交易加在一起的算术结果，就得到了一段时期的总成本
。

但是，交易理论就是交易本身
。当交易以谈判为结果正在实际进行的时候，每笔交易或多或少地都会占用一个短暂的时点。它是一个行为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所谈的，是在连续的时点
上，商人与完全不同的雇佣劳动者、原料商、贷款人和其他一些人进行大量变化多端的交易时所用的方法。在谈判的时候，每笔交易在当时对他都是关键因素
，在考虑这笔交易中当时自己可以进行的实际选择时，他会对此倾注全部注意力。未来或过去的其他一切交易暂时都是补充性的，它们是当时正在谈判的关键交易的日常环境。其后，当时曾经是未来的但具有辅助性的另外一种交易，就变成了一种关键的交易，而前面的关键交易在一个连续的时点上现在就变成了一种日常的事情，不需要立即注意了。

面对过去，一项关键交易一旦完成，如果持续重复，那么此后就变成了一种“日常”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用“关键的”、“辅助的”这些词，而是用了“关键交易和一般交易”这样的术语。

前述的古典派的静态或长期的看待利润边际的方法，与关键的和一般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可以在莫顿的一段解释中看到。他说：

“税赋、保险、会计成本，每一项都可能是净利润（利润边际）的一大部分，但却是成本的一小部分。说这些项目中的每一项占去了净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一百，会对它们的重要性和影响范围给出一个错误的看法。从这种推理形式出发，现在出现的观念是各种税赋正在侵蚀所有的利润，因此在破坏生产的动机。任何相关的单独开支项目也许都会形成同样的争论，而这些项目是生产者必须试图转移的成本的一部分。”

从古典经济学家静态或长期的观点看，这种推理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却提出了一种荒谬的观念，那就是所有的成本项目——税赋、保险、工资、原材料等——在一笔单独交易中的利润边际的计算上能够加在一起。这一点在我们对利润边际的讨论中已经被注意到了。我们所谓的利润和亏损边际，[212]
实际上是一年这么一段时期内所有交易的总和，但它必然会从每项个别交易的表现中忽略掉，个别的交易只是总数的一个微小的部分。

“财务边际”作为税捐支付之后的利息边际，“应纳税的边际”作为利息支付后的税捐边际，还有在那里没有注意到的其他边际，诸如所有其他费用都作一般考虑之后的工资的利润边际，我们在它们之间作出区分时，同样的道理也是适用的。

显然，这些不同的边际不是在任何一项交易中累积的，每笔交易都有它自己的选择余地。最主要或者关键的交易，在于与某一因素相关的特殊的谈判，这种谈判是就它单独影响利润边际而言的，是当时排除了一切一般的或辅助的交易之后进行的。如果把一段时期的一系列交易都加总起来——比如说把一年作为我们的利润和亏损边际——那是作为这个时期的一种统计结果，而不是交易本身。后者如果是关键性的，那就必须把每一项都作为它实际发生时的一项单独交易来对待。

这是有名的统计学错觉之一。个人消失在统计上的总和当中。[213]
但个体的交易是实实在在的行为。一个时间，某个人在反对课税的时候也许会说，尽管税捐只占了自己的生产成本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但它却占了所有其他债务付清后的他的净利润的百分之四十或者百分之五十。另外一个时间，在他反对失业或者意外事故的时候，他可以说，也确实说了，尽管这项课税只占了他的生产成本的百分之一，但可以说是他的利润边际的百分之三十。在他进行工资、利息或者租金谈判的时候，会形成类似的论点。在他进行谈判的时候，那些谈判中的每一项对他来说都是关键的，一旦谈判完成了，它的重复就变成了纯粹日常的或者辅助的交易，因此在当时就不会受到注意。

从他出于本能反对的静态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他的逻辑是荒谬的。但是从连续交易中包含的动态的时间因素以及他接连谈判的连续的时间上看，他并非是荒谬的。他跟任何一个不能同时做所有事情的有限的生命一样理性，但他必须把自己有限的能力投入于一个因素之中，即便他可能是错的，但在当时对他来说，这就是关键因素或者限制因素。这里，在那项关键交易中，他被迫考虑他因这个单独的交易所“面临”的选择余地，而且他会本能地反对一种“学院派”的理论。后者实际上把他当成了一个无限的生命，能够在瞬间进行自己的全部的交易。[214]

这似乎跟近来对“成本会计”的强调不协调。这种成本会计是统计学家和会计学家为企业家创立的东西，作为其交易的指南或者谈判中的“论据”。但是他清楚，在个别交易中，他不能受此约束。在那个时点上，他知道自己受可选择的机会、可选择的反机会以及当时的讨价还价能力的约束。这三者的关系在我们的交易公式中已经作了描述。

我们正是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式处理“风险”问题。跟古典经济学家的做法一样，莫顿把企业的风险与生产成本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与那些旧的理论相比，我的理论使风险变得更为重要。如果利润边际平均只有百分之三左右，如果生产成本因而是销售额的百分之九十七，那么风险对利润边际的影响是它对生产成本影响的重要性的三十三倍。但是在大量变化无常的交易中，这些边际是高度变化的，每项交易都有它自己的风险，这些都必须折算在特定交易中所谈判的价格和数量里。[215]

一段时期内所有这些不同的风险不是在每项交易中累积的，它们堆积在当时正在谈判的关键交易上，而这个风险可能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一项交易中，所有的一般交易都延缓了，业务停了下来，直到谈判完成。如果这个风险太大，如同有时候在借贷谈判中由于预期价格下跌时出现的情况那样，那么能够看到的利润边际就一定要比预期风险小的时候大很多。

于是，风险变成了“信心”和“缺乏信心”的全部问题，与利润边际相比较的时候，比与生产成本相比较的时候，要重要许多倍。

由于这个原因，在所有的争论和辩护中，人们肯定必须承认，而且实际上要考虑到，按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收取保险费，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交易、不同的企业里，对于意外事故或者失业的预防，具有大不相同的压力。在利润边际很高的大繁荣的极端情况下，以及在利润边际很低的大萧条的时期，它的作用可能还没有“正常”时期大。在这样的极端时期，其他因素相对更为关键，意外事故或者失业预防就没有那么关键了。然而百分之二的保险费的压力始终在那里，不管它是关键因素还是一般因素。可是，在法案中有许多的通融和让步，而且为了照顾这些变化的风险，行政的谈判中无疑还会作出其他的通融和让步的。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项法案当然只限于威斯康星州。该州的纳税人并非处在预防失业的位置上，因为即便处于这样的位置，他们也控制不了个别的企业。所形成的争论如同莫顿选择中所重申的，对于失业的责任，整个国家，实际上是整个世界，要大于个别的雇主，因此国家应该承担救济的负担。

在听证中对此形成的答案是，当有足够多的州采取类似的立法时，它们就会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促使国会按照各州在州内所支付的救济金的数目的比例资助该州，这种情况在其他几个社会责任的假设中已经出现了。[216]
特别是在萧条时期，这些全国性的补助可能会很大，人们提出的支持这种论点的具体的例证是联邦救济总署和《全国产业复兴法案》。也有人争辩说，全国性政府能够接受的失业责任，只能以其货币和信用政策对失业的责任为限，它应对这种责任的方法必须是全国范围内的或者全世界范围内的价格稳定。[217]

关于雇员对企业基金的捐献，也形成了一种相似的论点，这是莫顿所提倡的。在这里，人们在答复中主张，雇员跟纳税人一样，不处在预防失业的位置上，他们只能通过捐助给救济。因此，关于雇员的捐助在法案中没有任何明确的说法。人们可以假设，在“自由雇佣制企业”[218]
，雇主会要求没有组织起来的雇员捐助，因为在劳动合同的谈判中，这是他们的习惯法权利的一个部分。人们也可以假设，在有组织的“工会”企业中，工会会要求其成员捐助，如同芝加哥的制度中那样，他们的捐助会扩大至雇佣劳动者所强调的救济。

因此，莫顿为了强化“社会责任”而要求三方捐助的主张，在作为这项法案先导的谈判中获得了充分的考虑。但基于对通过自愿的集体行动可能指望到的内容的预测，社会责任被留给了雇员和联邦政府未来的自愿行动上（在合法的自愿意义上）。

最后，我们注意到课税权力与警察权力的混淆，它们的关系我们先前曾就它的一个方面作过考虑。[219]
莫顿一贯认为，保险费是一种对雇主的税捐。如果像他所主张的那样，那么它就跟亚当·斯密的应该根据“支付能力”分配税捐的原则相抵触。他发现这一原则被用在了欧洲的失业保险制度中。在那里，雇主所支付的保险费是跟一年中劳动者被雇用的星期数成比例的，这显然是跟雇主的成功与支付能力成比例的。例如，一个生意非常顺利而且稳定的雇主，他提供了五十二周的就业，他支付的税捐是他的只提供二十六周就业的竞争者（拥有同样数量的雇员）的两倍。作为一种税捐，缴纳是与支付能力成比例的，如同工厂持续经营所证明的那样。

但在威斯康星州的法律中，缴纳是与支付能力呈反方向变化的。提供五十二周就业的雇主不缴纳任何保险费或者救济金，但只提供二十六周就业的雇主则要在工资总额中支付二十六份保险费。这当然是一种“递减税”，随着支付能力的减少而增加。

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问题，这就是美国制度中“警察权力”的作用方式的特性，同样地，它有别于课税权力。警察权力给那些关心社会最少的人带来了沉重的压力，那些关心社会最多的人却没有被触及，因为他们会自愿对共同福利作出其他人必须受到强迫才会作出的贡献，或者他们会停止营业。既然这样，那么“关心社会”就意味着有能力且愿意常年提供稳定的就业。实际上，课税权力可以被用来发挥这种警察权力的作用，如同在关税、奢侈品税中那样，或者如同我们建议的，通过免除那些由于让他人致富而自己致富的人的税，从而把负担加到那些获得自然增值的人的头上。

因此，如果威斯康星州的法案被称为一种课税手段，那么使用“课税权力”这个术语的目的不是为了拥护政府，而是为了诱导那些没有社会意识或者个人能力的人接受与失业相关的社会责任，向那些觉得自己受社会责任束缚的人的水平看齐；后者认为自己有减缓和预防失业的社会责任，否则就不应该做生意。这样一种措施，在美国对这个词的宪法意义的使用上，是警察权力而不是课税权力的使用。它不是基于支持政府的支付能力，而是基于稳定就业的诱因。[220]

（七）人格和集体行动[221]

合理价值的理论在实际中的运用，可以概括为一种依靠集体行动对人格的控制、解放和扩张来取得社会进步的理论。它不是个人主义，它是制度化的人格。它隐含的或者习惯的假设是基于私有财产和利润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性。它是符合马尔萨斯的人性概念的，从感情、愚昧和无知出发，由此人类的作为是与理性和理性实践所规定的内容相对立的，结果就是人们对由于进取、坚韧、冒险以及承担对他人的义务而成为领袖的人的崇拜。

无节制地追求利润，让有良心的人堕落到了最没有良心的人的水平上，然而有相当可观的少数派始终在那个水平之上，无论集体行动把它提高到多高的水平都是这样。这些人显示了进步的可能性。

那么，问题就限于对集体行动的行为准则的研究，集体行动把不情愿的个人提高到了一种合理的理想主义，而不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因为现有条件下进步的少数派已经证明了那是可以实行的。

过去一百年来美国的各种自愿运动和政治运动都没有消除利己主义的动机。它们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利己主义总是存在的。据估计，《意外事故补偿法》回报给雇佣劳动者的，还不到他们所损失的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它们给雇佣劳动者施加了繁重的责任，而它们只增加了要转移给消费者的销售价格的大约百分之零点五，或者由更高的管理效率吸收。工会把一小部分雇佣劳动者提高到了大众的水平之上，并且创造了一种较高的人格，因为担忧解除了。农民合作社仅在小地区、小国家取得了成功，而且针对的是农业各阶层的一小部分人，但它们提高了成员的责任意识，让他们有了一种彼此负责的责任意识。在一个战争和经济冲突的世界里，货币的、经济的、价格的稳定运行是令人失望的，但它们却提高了个人更高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就是要预防冲突。

集体行动具有局限性的原因在历史上是很明显的：相互冲突的社会阶层的抵抗，内部的政治、党派、猜忌，机构内缺乏领袖，大众的传统和习惯——他们宁愿选择习惯了的弊端也不选择试验的不确定性，以及紧随短暂的成功而产生的反作用力。

在经济学领域，如果能够在社会福利计划中利用利润动机，那就利用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因素，这要比其他因素都具有建设性，它是一种对企业家的吸引力，让他们通过让其他人致富从而自己致富；如果他们没有作出反应，那就诉诸集体行动。

这导致我们对三大实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的比较，自最近的世界大战以来，它们已经让世界范围内的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家的冲突的理论和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变得更富有戏剧性了，这种情况扩大或者压制了个人的特性。

[1]
参见泰伽特（R.V.Teggart）：《凡勃伦》，载《美国经济思想》，1932年版。

[2]
《美国产业委员会报告》，1900年，第一卷；1901年第十二、十六卷；1902年第十九卷。凡勃伦：《工商企业论》，1904、1932年版。

[3]
安德鲁·卡耐基（1835～1919）：1870年创立卡耐基钢铁公司，美国著名慈善家。——译者注

[4]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年，第15页。

[5]
同①，第15页。

[6]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年，第172页。

[7]
惠滕（R.H.Whitten）：《公共服务公司估价》，1912年版，第59页。法庭在决定合理价值时所用的语言，由现在的作者草拟，1907年为威斯康星州《公共事业法》所采用，其他各州模仿了这一语言。

[8]
凡勃伦：《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1898年；《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1906年；《观点》，1908年。再版于《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论文集》，1919年版。

[9]
凡勃伦：《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论文集》，1919年版，第17页。

[10]
凡勃伦：《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论文集》，1919年版，第19页。

[11]
同①，第19～20页。

[12]
见本书上文关于边沁的论述。

[13]
见本书上文关于从劳动分工到劳动联合的论述。

[14]
见上文关于从流通到重复的论述。

[15]
凡勃伦：《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论文集》，第411页。

[16]
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六卷第221～222页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条目。

[17]
见上文关于管理交易的论述。

[18]
泰勒协会：《美国产业中的科学管理》，1929年版。

[19]
见其《工程师与价格制度》，1921年版。

[20]
凡勃伦：《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论文集》，第325、329页。

[21]
同①，第330页。

[22]
向性运动：生物体或其一部分做的趋向或远离外部刺激（如光、热、重力）的运动。——译者注

[23]
凡勃伦：《创造性劳动的本能，产业技术的状况》，1914年版，第7页。

[24]
凡勃伦：《创造性劳动的本能，产业技术的状况》，1914年版，第16页。

[25]
同①，第29～33页。

[26]
凡勃伦：《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论文集》，第345页。

[27]
凡勃伦：《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论文集》，第345页。

[28]
凡勃伦：《既得利益和产业技术的状况》，1919年，第100页。

[29]
凡勃伦：《企业论》，第22、80页。

[30]
同①，第74～80页。

[31]
凡勃伦：《企业论》，第18页。

[32]
凡勃伦：《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论文集》，第352页。

[33]
凡勃伦：《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论文集》，第279页。

[34]
见上文关于从公司到经营中的企业的论述。

[35]
凡勃伦：《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论文集》，第380页。

[36]
凡勃伦：《企业论》，第139～140页。

[37]
费希尔：《资本和收入的性质》，1906年版，第29页。

[38]
凡勃伦：《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论文集》，第346页。

[39]
凡勃伦：《企业论》，第166页；《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论文集》，第380页。

[40]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96页。

[41]
黄狗：不参加或不协助工会的工人。——译者注

[42]
见上文关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公式图解。

[43]
见前文关于平均数的论述。

[44]
泰勒：《科学管理的原理》，1911年版；考普莱：《泰勒》，两卷本，1923年版；郝克斯：《科学管理和劳动》，1918年版；《泰勒学会年报》；克莱古：《物质生产力的理论和计量》。后文主要是克莱古关于泰勒论文的摘要。

[45]
马修森等：《未加入工会的工人的产量限制》，1931年版。

[46]
泰勒：《科学管理的原理》，第11、142页。

[47]
见前文关于管理的交易的论述。

[48]
见上文关于议价交易的论述。

[49]
凡勃伦：《现代文明中的科学的地位论文集》，第379页。

[50]
凡勃伦：《创造性劳动的本能，产业技术的状况》，第46、47页附注。

[51]
见上文关于“风险贴现——负债过度与萧条”的相关论述。

[52]
参阅泰勒：《制造商品和制造货币》，1928年版，序言，第7页：“……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制造业中，为了赚钱而制造商品正逐渐变得有必要。”

[53]
《自然价值》，1893年译本。

[54]
在他的《社会经济学中》中（1914年完成，1927年翻译），与之相反，他开始从一个假定的孤立的人的“简单经济”转向了相反的“社会”、“国家”、“世界”经济，某种程度上如同我们完成的从鲁滨逊到经营中的企业的转变。但这只是说明性的和学究式的，按照科学的方法，我们跟凡勃伦所做的一样，我们从一个过程的横截面出发，这个横截面无始无终，也就是在一个时点上，然后进入那个过程变化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如同会计对一个时点的资产负债表和一段时期的损益表所做的那样。

[55]
见后文关于塞利格曼的“财政学的社会理论”的论述。

[56]
斯班：《国民经济学基础》，1923、1929年版。他的“普遍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基本哲学源自于费希特，在他的《经济学史》中有所概述（译自1930年德文版第十九版）。

[57]
见后文关于权力的论述。

[58]
贝恩维勒（Jacues Bainville）的《拿破仑》（1933年译本）就是一个好例子。

[59]
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196页。

[60]
关于这个主题的早期的论述，见康芒斯的《关于统治权的社会学观点》，载《美国社会杂志》（1899年7月至1900年7月）。

[61]
参见博纳姆博士一案。在这个案子中，亨利三世把暴力关押权限授予了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但法院在1608年宣告其无效，只留给他们经济上的权限。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28页。

[62]
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50页。

[63]
参阅上文关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公式图解。

[64]
律师无疑会质疑上述词语的意义，认为这些意义不在与现在的这个行业相适应的技术意义的范围之内。但当律师们试图把他们的术语统筹成一个一致的逻辑体系时，在他们中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准许经济学家仔细地剖析并统筹这些意义，前提条件是经济学家这样做不是通过抽象概念，而是通过证明法庭所做的事情，从而让这些词语适应各种经济结果。至于律师们的主要的差异，见霍菲尔德、库克、考克瑞克（Kocourek）的著作，参见康芒斯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91页。考克瑞克在他的《法律关系》一书中已经对他的术语进行了统筹。在他们的讨论中，唯有司法才提供这个主题。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宪法》，在《宪法》中，在最高法院的司法统治权之下，政府官员被置于了一个跟平民百姓平等的地位之上。

[65]
米契尔诉雷诺的案子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案子对随后的《公平竞争法》之前的三百年的案例作了理性思考。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66页。

[66]
见上文关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论述。

[67]
见鲍维尔（Bouvier）《法律辞典》“治安官”词条对这些权力、义务、豁免权和无能力的详解。又见克罗克（J.G.Crocker）所著的《具有实际形式的治安官、验尸官、警官的义务》，1890年版。

[68]
关于法学的各种著作有霍兰德的《法学要件》；霍菲尔德的《运用于法学推理的基本概念和其他法律问题》，库克1923年主编；奥斯丁的《法学讲义》，1832年版。

[69]
参见海尔曼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载《加州法律评论》1932年5月号，第20期，第379页；《法律分析体系的构建基础》，《伊利诺伊法律评论》，1932年4月号。

[70]
约旦：《个性的形式》，1927年版，第172页，这是一部具有非同寻常洞见的著作。见康芒斯的评论，《美国律师协会会刊》，1928年第14期，第561页。关于习惯在原始社会中的社会目的的论述，见布朗的《安达曼的岛民》，1926年版。

[71]
布莱克斯顿由于混淆了两者而引来了边沁的批评，见上文。

[72]
黑人詹姆斯·索墨赛特（James Sommersett）一案，见1771～1772年的国家审判，第1～82页。

[73]
法院当时没有注意到1771年索墨赛特一案的判决。

[74]
见上文关于边沁的论述。

[75]
米契尔：《边沁带来幸福的计算法》，《政治学季刊》，1918年第33期，第161页。

[76]
戈德温：《关于政治公平及其对一般美德和幸福影响的质疑》，1793年出版，第245页。

[77]
卡特：《法律及其起源、成长与作用》，1907年出版。

[78]
亨利·梅恩爵士（Sir Henry Maine）：《古代法律及其与早期社会的联系以及与现代观念的关系》，美国的第一个版本出自伦敦第二版，1870年出版。

[79]
芝加哥交易所：1848年成立，世界上最大的谷物交易所。——译者注

[80]
在斯维舍和菲尔德的《法律的艺术家》（1930年）中可以看到对于这个过程的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菲尔德1872年关于宪法法律的习惯假设，通过改变“合理过程”的意义，在1896年变成了一致同意的意见。见康芒斯关于斯维舍著作的评论，载《政治经济学》，1931年11月第34期，第828～831页。

[81]
为了纪念南溪大学民法学教授弗朗西丝·杰尼，朱比利出版社专门为这些论文制作了摘要和精选集。

[82]
德雷德·斯科特（1795～1858）：美国黑奴，他在被《密苏里协议》禁止使用奴隶的地区与自己的主人住了四年之后，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获得人身自由。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为《密苏里协议》不合法。最高法院认为，一个黑奴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程序是不能从他的主人那里获得自由的。——译者注

[83]
例如，在赫塔多（Hurtado）诉加州人（People of California）这个重要的关于合法程序的案件中就是这样做的。见康芒斯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333页。

[84]
一个例证就是由一个低等法院（统一汽油公司诉纽约市一案）提出的对“善意”这个词的意义的改变，最高法院肯定了这种改变（维尔考克斯诉统一汽油公司一案），尽管在这样做的时候，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个曾经遵从最高法院过去判决的同一低等法院的意见。关于这些案件，见康芒斯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191页。

[85]
这个程序，通过把法院排除在“对事实的科学调查”之外，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律师的司法权，在纽约州提交给美国法院的一个重要案件中，曾经被质疑。

[86]
参见康芒斯、约翰（R.John）和安德鲁斯（J.B.Andrews）的《劳动立法的原则》，1927年，第三版，第4章。

[87]
参见康芒斯等：《关于索马巴特资本主义的评论》，载《美国经济评论》，1929年第19期，第78页；康芒斯等：《托尼的信仰和资本主义的崛起》，载《美国经济评论》，1927年第17期，第63页。

[88]
坎伯·扬（Kimball Young）在《社会心理和社会改革》中提出了反对的观点，见《科学月刊》，1932年第34期，第252页。

[89]
活力论：一种关于生命过程的理论，认为生命的过程来自于或包含有一种非物质的生命原则，不能完全解释为物理的和化学的现象。——译者注

[90]
见后文关于意外与失业的论述。

[91]
马丁·格莱瑟：《公用事业经济学大纲》，1927年版，第102～114页；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143页。

[92]
阿瑟·斯坦利·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1882～1944）：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相对论的早期拥护者，在星体演化、结构和运动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译者注

[93]
赫伯特·尼科尔斯（Herbert Nichols）：《科学的危机》，载《一元论者》，1923年第33期，第390页。

[94]
约翰·杜威：《确定性的探求》，1929年版，第138页。

[95]
老板（boss）这个词是德文“bass”的一种直译，跟经济上的控制是同样的意思。这个词1836年首次出现在纽约。见康芒斯等的《美国产业社会文献史》，第4章，第277页。

[96]
坦慕尼协会：纽约市的民主党组织。——译者注

[97]
来自于苏格兰一个部族的首领。

[98]
关于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见鲍尔（Claude Bower）的《杰斐逊和汉密尔顿》，1925年版。关于大会制度的缘起，见布雷斯（James Bryce）的《美利坚合众国》，1921年、1929年版。见康芒斯在1907年《比例代表制》第二版中的有关章节的讨论。

[99]
政客之间相互投赞成票以通过对彼此都有利的提案。——译者注

[100]
见康芒斯1928年版的《维瑟曼产业关系讲座系列》中的关于“管辖纠纷”的论述。

[101]
见布雷斯：《美利坚合众国》，第二卷，第160页（1921、1929年版）。

[102]
认为联想是一切心理活动的基本原则的一种心理理论。——译者注

[103]
见哈伯的《建筑行业的产业关系》（1930年版），第14章关于“旧金山的美国式的劳资交涉法”的一节。

[104]
德意志共和国的宪法是这样构建的，总统可以暂时地（实践证明它甚至可以永久地）把它转变为一种独裁，并由于“滚木头”而解散立法机构，任命一个想象中不受“滚木头”影响的独裁者。通过这种规定，在不违反宪法的情况下，它变成了一种法西斯的独裁。

[105]
见后文关于警察的征税权力的论述。

[106]
胡佛（Calvin B.Hoover）：《俄国共产主义的某些经济社会后果》，载《经济学月刊》第60期，第422页；《苏联的经济生活》，1931年版。

[107]
见上文关于魁奈的论述。

[108]
见附随的“产业的阶段”的图表。见康芒斯：《美国的制鞋商，产业进化概览》，载《经济学季刊》，1909年第24期，重印于康芒斯的《劳动与经营》，1913年版第14章。这些例子重印于《美国产业社会的文献史》，第三卷。又见布赫（K.Bücher）的《产业进化》的1901年译本，他第一个提出这种市场阶段的进化来自于技术的进化。我个人已经注意到了类似的进化，即在二十年前，也就是1900年后，在芝加哥的服装业工人身上的“重演”。又见桑巴特的不朽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1928年版，第六卷。

[109]
见康芒斯的《美国的制鞋工人（1648～1895）》，《经济学季刊》，1909年第24期；沃尔特·内勒斯的《美国的第一个劳动案例》，《耶鲁法学》，1931年第61期，第165页。

[110]
见康芒斯等：《美国劳工史》，第一卷，第496页及其后。

[111]
康芒斯等：《马萨诸塞州报告》，第三卷，第1842页。

[112]
关于法国工团主义的论述，见埃斯蒂（J.A.Estey）的《革命的工团主义：曝光与批判》，1913年版。

[113]
关于这段程序比较完全的历史以及分析，参见威特（E.E.Witte）的《劳动纠纷的治理》。

[114]
见莱斯康黑尔（Don D.Lescohier）：《鞋匠工会》，《威斯康星州公告》，1910年第355号。

[115]
见上文关于从公司到运行中的机构的论述。

[116]
科克（Coke）：《法理概要》，第一部分，第220～222页，1642年版。

[117]
科克：《法理概要》，1642年版，第713页。

[118]
科克：《法理概要》，1765年版，第195～196页。

[119]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63页。

[120]
这种情况在“匹兹堡附加案”中证明有误，但这是在联邦贸易委员会而不是在联邦法院出现的情况。这种情况构成了费特的《垄断的伪装》（1931年版）的基础，参见上文关于从个人到制度的论述。

[121]
怀曼和比尔：《铁路运费调节》，1906年版；阿德勒：《商业法学》，《哈佛法律评论》，第28期；《商法中的劳动、资本和企业》，《哈佛法律评论》，1919年，第29期。

[122]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119页。

[123]
1897年帕森斯（Parsons）诉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案。

[124]
见上述引文，斜体字是后加的。

[125]
1901年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诉电话公司一案。

[126]
对差别待遇意义的这种发展过程的进一步证明见怀曼的《公共服务公司》，第1280页。

[127]
见1889年纽约民众诉巴德一案。关于美国钢铁公司匹兹堡附加的惯例，联邦贸易委员会在1923年也作出了类似的判例，但这个案件没有诉至法院。见费特的《垄断的伪装》。

[128]
斯克鲁普：《从社会福利的自然法则及在当代英国的运用中得出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33年版。

[129]
杰文斯：《黄金价值的一次严重下跌》，1863年版；《货币与金融研究》，1884年版。

[130]
美国劳工联合会1925年第45次年会《会议报告》，第231页：“……我们号召全国各地的雇佣劳动者，反对一切减少工资的措施，强烈要求管理者消灭生产浪费，以便销售价格更低而工资更高……”。

[131]
见上文关于利润边际的论述。

[132]
穆勒：《美国的经济趋势》，1932年版，第38、99页指出，从1899年到1914年，当工业品的价格增加大约百分之二十二时，制造业每个工人的产出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这就反驳了通常的观念。通常的观念认为，至少就一段时间而言，导致效率增加的是下跌的价格而不是上涨的价格。

[133]
见上文关于利润边际的论述。

[134]
主要隐藏在公共雇员的工资和薪水以及公共负债的利息中。见上文关于利润边际的论述。

[135]
塞利格曼：美国经济学家。——译者注

[136]
塞利格曼：《财政学的社会理论》，载《政治学季刊》，1926年第41号，第193、354页。

[137]
李斯特是从他被放逐到美洲期间的经验中得出自己的理论的。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版。

[138]
见上文关于西奇威克的论述。

[139]
见上文关于服务的价值的论述。

[140]
费特：《旧的租金概念的消失》，载《经济学季刊》，1901年第15期，第416页。

[141]
穆勒：《政治、哲学及历史的论述与讨论》，1875年版，第五卷，第223页，《土地所有制文集（1870～1873）》。

[142]
乔治：《发展与贫困：关于产业萧条的成因以及需求伴随财富增加而增长的成因探索》，1879年版。

[143]
参见作者早期关于这一原理的组成的论述，见《政治学季刊》1922年第37期第41页的“裸地价值累进税”一文。

[144]
见上文关于资本与各种资金的论述。

[145]
见康芒斯：《财富的分配》，1893年版，第136页。

[146]
关于好的价钱的问题，见下文关于静态和循环的论述。

[147]
见上文关于替代法则的论述。

[148]
见布朗：《税收经济学》，1924年，第五版，以及前面提到的他的文章。

[149]
见上文关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利润边际的论述。

[150]
参见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18年版）、《帝国主义》（1929年版），列宁在著作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会一直持续到人类自觉自愿地按照这个原则行动为止。

[151]
塞利格曼：《课税论》，1895年、1900年版，第54～59页。

[152]
塞利格曼：《累进课税的理论与实践》，1899年、1908年版，第138页。

[153]
见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66页。

[154]
见上文关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论述。

[155]
类似于泰勒的《制造商品与制造货币》中的观点，见上文有关该方面的论述。

[156]
塞利格曼：《课税论》，第273、296页。

[157]
亚当·斯密：《国富论》，1904年版，第二卷，第311页。

[158]
霍布森：《新国家的课税》，1920年版，第12页。

[159]
塞利格曼：《课税论》，第58页。

[160]
在格里姆斯塔德（Grimstad）和科勒（Keller）的法案中，这些改良设施是按照每年百分之三的比率分期清偿的，这个比率适用于建筑的清偿。到三十年结束的时候，它们会因此而变成只是地基价值的一部分。

[161]
1921年4月提出。这里呈现的理论是威斯康星州立法机构的农业委员会在1921年提出来的。

[162]
1924年1月提出。

[163]
四十年前，我徒劳无益地试图按照古典的成本理论解决这个问题。见拙著《财富的分配》，1893年版。

[164]
参见鲍尔的《控制公用事业投资回报的估价基础》，载《美国经济评论》，1916年第6期，第568页；格莱瑟的《公用事业经济学大纲》，1927年版。

[165]
有特定边界的一块土地，尤指组成城市、乡镇或街区的一部分土地。——译者注

[166]
1919年威斯康星州土地和改良的估定价值：

[167]
公共福利税务联合会的沃尔克给我提供的十六个州的1930～1931年的数据证明，城市的地基价值是全部不动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五，各项改良的价值是百分之五十五；而农村土地的地基价值是（包括地力）是全部不动产价值的百分之七十六，改良价值是百分之二十四。在这个例子中，为了使城市和农村社会的土地地基等值，对免税的地力价值的平均津贴会是农村土地价值的百分之四十，而不是1919年威斯康星州的百分之五十。

[168]
在纽约从十七世纪就开始了。见塞利格曼的《课税论》，1901年，第284页。

[169]
塞利格曼：《课税论》，第283页。关于这个问题的权威著作是罗斯沃特的《特别税：关于地方财政的研究》，哥伦比亚大学，1893年、1898年版。关于特别税管理的腐败和不正规性，见布里格斯的《伊利诺伊州调查》，1933年经威斯康星州大学公共建设工程编辑部审查之后，由伊利诺伊州工程部门出版。虽然美国存在着非常沉重的特别税负担，但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没有进行过调查。

[170]
见罗斯沃特：《特别税：关于地方财政的研究》，1893年版，第97、98页。

[171]
《关于劳动收入的初步报告》，《国内税收征收联合委员会报告》（1928年，第一卷，第三部分）；《联合委员会致众议院税收委员会的报告》（1931年）。

[172]
《关于劳动收入的初步报告》，《国内税收征收联合委员会报告》。

[173]
《关于劳动收入的初步报告》，《国内税收征收联合委员会报告》。

[174]
在上文提到的《共同委员会报告》中对这些内容都有详细的考虑。

[175]
在上文提到的《共同委员会报告》中对这些内容都有详细的考虑。

[176]
威廉姆斯（Percy R.Williams，匹兹堡估价员理事会成员）：《匹兹堡分级税的全面实施》，《国家市政评论》，1925年第14期，第726页。这里所描述的“匹兹堡计划”与地基价值税相似。

[177]
基于罗利基金会对农业和制造业关税的调查研究。

[178]
参见海格（R.G.Haig）：《加拿大和美国对各种改良的课税免除》，1915年版，书中介绍了关于引入和维持这些免除的几种困难。

[179]
《纽约时报》，1932年9月27日。

[180]
见上文关于利润的份额的论述。

[181]
金（W. I.King）：《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报》，1921年，第九十三至九十五卷，第251页。

[182]
莫顿（Walter A.Morton）：《失业保险的目标对＜威斯康星州法案＞的特殊涵义》，载《美国经济评论》，1933年第23期，第395～412页。

[183]
我与福斯伯格（A.B.Forsberg）完成了草稿，此后编入了《失业保险选集》（1926年版）。

[184]
康芒斯：《失业——救济与预防》，《调查》杂志，1921年10月1日，第5～9页；关于《休伯法案》的评论见《对失业征税》一文，载《调查》杂志，1921年3月19日，第880页。

[185]
我最初是在《制度的经济学》一文中阐释的，该文载《美国经济评论》，1931年第21期，第648～657页。

[186]
莫顿：《失业保险的目标对＜威斯康星州法案＞的特殊涵义》。

[187]
康芒斯及合作者：《美国工业社会文献史》，1910年，十卷本；《美国劳工史》，1918年，两卷本。

[188]
康芒斯：《格瑞莱·贺瑞斯与共和党的工人阶级起源》，《政治学季刊》，1909年第29期；关于政治机器的论述见1896年的《比例代表制》。

[189]
见上文关于社会的论述。

[190]
见上文关于劳动分工和劳工协会的论述。

[191]
参见康芒斯及合作者：《美国劳工史》，第一卷，第182～184、229～230页；第二卷，第228～229、323～324页。《美国工业社会文献史》，第五卷，第27～29、115～118、107～114、116页。

[192]
见上文关于马尔萨斯的论述。

[193]
美国威斯康星州东南部港口城市。——译者注

[194]
莫顿：《失业保险的目标对＜威斯康星州法案＞的特殊涵义》。

[195]
参见康芒斯和安德鲁斯《劳动立法的原则》中关于执行的章节，1916、1923、1927年版。

[196]
《威斯康星州失业补偿法案与经核准的自愿失业救济或保障就业计划修订手册》，关于失业补偿的2号公报，第115页，威斯康星州产业委员会，1933年8月出版。

[197]
《威斯康星州失业补偿法案与经核准的自愿失业救济或保障就业计划修订手册》，关于失业补偿的2号公报，第115页，威斯康星州产业委员会，1933年8月出版。

[198]
1910年阿夫斯诉南布法罗铁路公司一案。

[199]
见上文关于亚当·斯密的论述。

[200]
参见伊斯门的《工作意外与法律》，1910年作为“匹兹堡调查”中的一卷由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出版。这项调查是在1907～1908年间进行的。

[201]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年版，第225～232页。

[202]
见上文关于亚当·斯密的论述。

[203]
见上文关于伦理的理想类型的论述。

[204]
特别是伯德（Francis H.Bird），他现在是辛辛那提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205]
见康芒斯等：《劳动立法的原则》，1920年，第二版，第356、422页。

[206]
见上文关于亚当·斯密的论述。

[207]
这些理论在商学院中正在纯粹以经验主义的方式发展，与经济学的“各个部门”一向是脱离的。请比较公司财务方面里昂和格斯滕伯格的著作。

[208]
见上文关于利润边际的论述。

[209]
参见上文关于买卖交易的公式的论述。

[210]
生产成本是买卖双方都同意的价格，我在公式中称为“议价能力”。

[211]
见上文关于能力和机会的论述。

[212]
见上文关于利润和亏损边际的论述。

[213]
见上文关于平均数的论述。

[214]
见上文关于难以接近的选择权的论述。

[215]
见上文关于贴现和利润以及商业的供求法则的论述。

[216]
例如教育、职业教育、公路等。

[217]
见上文关于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的论述。

[218]
既雇用工会会员也雇用非工会会员的企业。——译者注

[219]
见上文关于课税的警察权力的论述。

[220]
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福斯博格的《失业保险选集》（1926年版），斯图尔特和布瑞斯《美国的失业救济》（1930年版），我在美国参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1929年），道格拉斯的《失业保险的标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3年版）。

[221]
参见凯伦的《个人主义，美国的一种生活方式》（1933年版）。

第11章　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

自世界大战以来，三种类型的政治经济体系走向了前台：一种是俄国的共产主义；一种是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一种是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观点对它们进行比较：经济理论，社会哲学，世界历史。经济理论是需求与供给、生产成本、边际生产率、需要的满足。社会哲学是人性以及它所趋向的最终目的。世界历史则是从历时二十五年的法国革命到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经历四十次革命以后的世界大战为止的实际的变迁的历史过程。这三点是密不可分的，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就是所谓的制度经济学
。

制度经济学始自于亚当·斯密的个人主义和法国革命。斯密提出了法国革命所实施的学说。这些学说抨击了公司和行会，抨击了地主，抨击了政府所创造的特权。法国革命废除了公司，分掉了地主的财产，宣布一切个人的平等、自由、私有财产不受国家或从国家那里获得特权的行会和公司的控制。

斯密以经济上的供求法则和政治上的财产、平等、自由的法则代替了重商主义。唯一需要对个人控制的是消费者的需要。正统经济学家一百多年来都在步斯密的后尘，起初是作为古典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是以生产的劳动成本为基础的；然后是作为心理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是以消费者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个学派都可以称之为自动均衡派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推论都是以取自自然科学的类比为基础的。在这个例子中，这种类比变成了个人之间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而这些个人是自由、平等和易变的。但是人们已经证实，经济理论必须以历史为基础，就如同经济理论必须以均衡为基础一样。

在这种自动平衡的背后，是一种人性的哲学。亚当·斯密的哲学是有关神学的。人是受神的理性支配的理智的存在，这种神的理性是一位仁慈的上帝，只要人不通过政治和公司的集体行动来限制和压迫个人，上帝就会把丰裕带给整个世界。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公司和地主，拥立了一位理性的女神。

但是，幻灭旋即到来。托马斯·马尔萨斯在大革命中发出了预言：人并非理性的存在，他是感情和愚蠢的存在，他所做的事情与他的理性让他做的事情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不能让他自由，必须由政府对其加以强制。

滑铁卢战役之后，所预言的幻灭降临了。历时三十年的世界范围内的萧条伴随着贫困和失业，以1848年的革命告终。现在卡尔·马克思出现了，发表了他的共产主义宣言
。他修正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价值论的唯物主义哲学扩充进了阶级斗争当中。如果劳动单独创造了价值，像李嘉图的学说似乎认为的那样，那么劳动就应该占有全部产品，但不是作为个体劳动占有，而是作为社会劳动量通过无产阶级的专政手段占有。供求“法则”、财产、平等和自由都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和资本与劳动之间难以控制的冲突。这种哲学的结果就是俄国革命，此后所伴随的就是马克思对没有阶级的社会的信念。

与此同时，斯密的个人主义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倾向，走向了无政府主义。这种哲学最终的结果是意大利的法西斯革命。1793年，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戈德温想把斯密和法国革命进一步发扬，不但要废除公司和地主，而且还要废除国家本身，因为国家是对个人的一切强制的根源。正是在对戈德温的回答中，马尔萨斯提出了他的关于感情和愚蠢的哲学。

后来，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悲惨的十年中，戈德温的继承人蒲鲁东在他与马克思的论战中，提出了与国家和一切集体财产相对的个人对私有财产的绝对权利。个人可以形成自愿的联合，但这样做的时候法人并不会占有个人的财产，个人可以随时脱离并带走自己的财产，不会因违约而受到处罚。

蒲鲁东自愿联合的幻想很快就证明同样是不可能的。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现代股份公司开始形成，变成了一个基于可执行契约的合法实体，它占有着生产手段，取代了个人所有者，最终在单独一个机构中就雇用了数以千计的无产劳动者。所以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下一个阶段就是革命的工团主义，它的哲学家是二十世纪初期法国的乔治·索雷尔。[1]

索雷尔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学说，但他改变了这一学说，从利用专政来占有国家变为了利用工会和总罢工来占有工厂。这是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意大利的情况。工人开始占领工厂，农民开始占有地产。总罢工瘫痪了整个城市，也瘫痪了铁路和电报系统。工团主义变成了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和无组织的共产主义。由于既不能从资本家那里获得原材料，又不能从银行家那里获得信用，最重要的是，由于有组织的罢工破坏者法西斯党的兴起，因而最终它还是垮掉了。

这里有马克思在他的唯物史观中忽略了的东西。他曾正确地预言了必然的趋势：自由竞争和长期的萧条将把资本的所有权巩固到了少数人的手中，从而打垮了个体生产者，把先前独立的个人变成了被他们雇用的靠工资生活的人。但是他也曾经假定，资本主义到时候会由于自身的无能而没落，广大的工薪阶层仅仅靠数量权重就会完全占有一切。

他忽略了靠工资生活的人本身有可能分化为两个阶级的可能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白领和工厂工人，靠薪水生活的职员和靠工资生活的工人。争取控制他所谓的衰败的资本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可能是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而这两个阶级都要靠他所谓的无能的资本家获得衣食。他还过于指望小的财产所有者的必然消灭，小的财产所有者主要是指农民，也即他所谓的小资产阶级，但这些人后来却显示了有组织互助的强大力量。

这是在俄国和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它的关键不在于单纯的数量，而在于把斗争的少数人组织起来的政治的领导和能力。领导者是列宁和墨索里尼，斗争的组织是红军和黑衫党。这两个例子中的方法都是暴力的组织——没有成功就是谋杀，成功了就是国家，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

列宁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墨索里尼靠“一切权力归法西斯党”的战斗口号赢得了胜利。苏维埃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主要城市中的中央工会或劳工联盟，代表的是当地的靠工资生活的人的工会。在俄国他们变成了从战争中归来的武装工人，而知识分子则作为一个阶层被排除在了苏维埃的门外。

法西斯党起初也是归来的士兵，跟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一样，也是失了业正在找工作的一些人。后来中学和高校的师生加入了进去；然后是办公室白领加入了进去；再然后是村镇中的小商人加入了进去；接着来自各个行业的知识分子加入了进去；资本家和地主的后代也加入了进去；退伍军官加入了进去；最后所有的大学教授都被迫宣誓拥护法西斯政权。从最初开始的时候，墨索里尼就得到了工厂主、银行家和地主所奉献的资金的支持，最后这些人都变成了幕后的法西斯统治者。

类似的阵容出现在德国。这个国家的法西斯党是由坐办公室的人、中等学校和高校的学生、小商人，还有就是过去的财产所有者组成的，后者发现通货膨胀让他们的储蓄损失殆尽，自己现在失了业，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在四处寻找工作。希特勒也是由银行家、工厂主、地主提供资金的，他让失业的旧政权的军官充当了他的基层单位的负责人。我们甚至在英国都见到了一个法西斯党组织的雏形。法西斯党和苏维埃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靠薪水生活的职员和靠工资生活的工人这两个阶级，他们彼此仇恨，但都是依赖资本家获得自己的工作的。

尘埃稍稍落定之后，我们在俄国和意大利发现了两个独裁者——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他们所依靠的是他们对政府的控制，这种控制是建立在这两个对立的阶级中斗争的少数派之一对他们的忠诚之上的。在俄国，体力劳动者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享有更好的衣食住行、更好的医疗以及剧院中的好座位。教授、工程师、科学家、技术员、专家、艺术家、演员、上班族、昔日的资本家都是二等公民，地位较差，甚至根本没有地位，这些人正在逐渐被饿死、放逐或者消灭。

在意大利，情况则正好相反。维持对法西斯党的忠诚，靠的是安排政治方面的工作的优先权以及给私人提供工作时在公共部门就业的优先权，其他所有头脑顽固不化的人都被镇压、处死或者送进了孤岛中的监狱。在俄国和意大利，审判时都没有足够人数组成的陪审团，没有独立的司法，也没有立法机构，每项处罚都是按照行政程序给予的，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官员，而法官的任命和去职都是按照政府的行政首脑的意愿进行的。当然，不存在什么政党，只有一个党，这个党就是共产党或者法西斯党，仅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却是被棍棒、枪炮和其他暴力工具武装起来的。甚至这些党的领导人也都是由这两个独裁者任命和废黜的。

在唯物史观和自由竞争与个人自由最终会消灭方面，马克思是正确的，但是他对阶级斗争的解说却不正确。不是只有一个阶级或两个阶级，而是存在着许多阶级，结局会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取决于人格、领导力以及组织富于战斗性的少数人的能力。

马克思的理论甚至对美国都比对俄国或意大利更正确。这些国家主要靠的是农业，还远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产业和金融阶段，这个阶段少数的资本家就雇用着几百万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在俄国，令人惊讶的五年计划
试图强行把一个农业的国家转变成靠工资生活的工人的国家，在五年或者十年中要完成的事情，是马克思所推想的自由竞争要在说不清楚的未来或许是一百年才会完成的事情。

对美国来说，他的预言要更接近正确一些。一百年前，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九是农民和农民的家庭，今天农民还不到五分之一，其余的五分之四已经迁移到了城市或者乡镇，在那里，他们要么变成了由公司雇用的靠薪水生活的职员和靠工资生活的工人，要么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小商人。现在人们甚至估计，假如农业采用了已经众所周知的最好的机械和化肥，那么只需要把百分之十的人口留在农村就可以供给全部人口的衣食了，特别是战后，农民很快地就被压缩到了百分之十。农业机械、化学以及在更肥沃的土地上的集中，正在对农业做机械力曾经和现在一直还在对工业和制造业做过的事情——把农田变成资本主义的组织，由雇佣工人来经营，或者由一种按年计算的计件制度租赁给农民。连锁店和连锁银行正在对小商人做着同样的事情，正在把他们变成由大公司雇用的挣工资的白领。1929年以来，在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中，通过保险公司和由一个中央组织对分散的农庄的经营，已经能够看到一种类似的连锁农庄制度。这个国家有十分之九的制造业都已经掌握在了公司的手中。[2]
一百年前，有十分之九的人口过去是小业主和美国个人主义的堡垒，现在自动地并且靠着自由竞争的力量，正在变成另外的十分之九的人口，这另外的十分之九的人口是靠薪水生活的职员和靠工资生活的工人，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个人主义变成了社团主义；私有财产变成了法人财产；剩下的小部分农民，由于公然反抗法庭和治安官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努力而变成了革命者。

美国固守着殖民时代个人主义的传统，尽管其经济基础正在消失，但在共和国最初的五十年里，除了那些按照立法方案获得特殊营业执照的组织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公司。当时所有的公司都被视为垄断者。当时的反垄断运动就是反公司运动。它们实际上是合法的垄断者，因为每家公司都是按照特殊的立法方案创建的。为了得到一种组建公司的营业执照，企业家不得不让自己跟政治家站到了一条线上。辉格党[3]
当权的时候，只有辉格党的说客才能得到营业执照。在民主党当政的时候，也只有民主党的说客才能获得营业执照。政治大佬以中间人的身份出现，代表资本家控制着两党。

后来，1848年从纽约州开始，立法机构制定了一般的《公司法》，由此只要向国务卿提交申请，营业执照就会颁给任何群体，这样做不是为了支持资本家，而是为了消除政治上的腐败。立法机构没有废除公司，而是把它们普遍化了。它们不再是垄断者，它们成了竞争者。它们确立了商人的一种新权利——联合的权利。新的权利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资本主义并非始自亚当·斯密，而是始自经营中的机构。

反垄断立法随后转变了方向，顶峰就是四十年前的《反托拉斯法》。任何联合，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只要限制贸易就是非法。

然后在三十年前，又出现了一项新的发明，就是控股公司，这是《公司法》专家的发明，目的是为了规避《反托拉斯法》，最初由新泽西州的立法机构制定。它也不是全新的，因为公司向来就是可以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的，但它的新颖之处在于创建公司完全或主要是为了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或者是取得投票的权利。为了这一有利可图的目的，其他州跟新泽西州展开了竞争。

控股公司被授予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它们在本州享有的特权在其他州也完全享有。现在对它们的唯一限制变成了美国最高法院。二十年前，最高法院解散了其中的两家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和烟草公司。但是在十五年前，在解散制鞋机械和钢铁公司的诉讼案中，最高法院支持了控股公司，依据的是合理贸易限制的新规则，也就是说，这种限制在法庭的多数人看来似乎是合理的。这些控股公司变成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巅峰，“现在正变得比政府本身更有势力”。[4]

由于司法权的这种发展，公司把卡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合法化了，但是并不是通过废除司法而带来共产党人或者法西斯党人的独裁，而是通过将司法置于各州和联邦的一切立法与行政之上来完成的。现在是由最高法院来定义什么是财产，而那些天真地从字面上解读《宪法》的人则认为要把财产的定义留给各州来进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废除了立法和法院，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行政部门的政令，而美国的制度则把行政和立法置于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法令的从属地位。联邦法院变成了美国的专政的标志。

这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它不是世界大战革命以来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行政统治权，也不是英国1689年以来的立法统治权，而是最高法院自1900年以来的司法统治权。它的行政手段不是独裁者的政令，而是法院的禁令。

美国和欧洲的制度还存在其他的对比。我们无法确定在俄国和意大利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反对派的报纸都被查禁了，私人结社已经被禁止了，大学被禁止自由研究和教学，官方的统计数据则含糊其辞。但我们可以进行某种宽泛的比较。

“工团主义（syndicalism）”一词来自于法语，意思不过是“工会主义”。雇主或者银行家的联合就是雇主的辛迪加或者银行家的辛迪加。工会是劳工的辛迪加。但历史已经改变了辛迪加这个词的意义。在美国，它意味着索雷尔的革命的工团主义，倾向于推翻私有制和政府。在意大利，它的意思已经变成了爱国的工团主义，由政府加以组织，支持私有制和独裁者的无上权威。

在意大利，主要有四种类型的辛迪加：资本家辛迪加，农业辛迪加，劳工辛迪加，专业辛迪加。为了做生意或者是得到一份工作，每个人都被迫变成其中的一员，或者至少付费支持自己的辛迪加。它们制定调整工资甚至产量的规章制度，非会员跟会员一样受其约束。它们是在地方、地区和全国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它们的官员和命令必须有独裁者批准。现在所知的全国辛迪加有全国法西斯联盟
。最近在法人的名义下它们已经被重组，其中包括两个相互对立的雇主联盟
和雇员联盟
，而我们有了一个法人国家
，一种对独裁政治的粉饰。

这些强制性的法人已经取代了议会，它们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经济性的。这就像美国总统要废除一切的选举、一切的立法机构、一切的政党一样，他要通过自己对法西斯党的控制来永久地保持自己的地位。而法西斯党则不是一个政党，它是政府的警察武装，它要通过废除商务部和劳工部的部长，让自己成为各种法人的唯一代理者；它要禁止所有的罢工和停工（lockout），[5]
代之以强制性的仲裁；它要把这些公司召集在一起，开会制定管理工业、农业和劳工的法律；但它用的不是成文法和司法系统，而是作为政府的行政首脑的政令发布这些法律，由法西斯党的行政程序来执行。

这样的转变不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在美国的政府体制中某些东西已经为大家所熟悉了。按照《宪法》，只要宣战，一夜之间就会把美国政府变成独裁者。行政当局中止人身保护权就等于取消了司法。战时工业委员会、粮食公司、运输委员会、战时金融公司的创立，就是由这个独裁者
任命的一个公司部
。作为咨询团体出现在这个部面前的各种公司和联盟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经济利益集团。国会暂时放弃了权力，但我们南北战争之后的建设时期证明了总统是如何控制选举的；三K党、公司独裁以及工厂主和商人的联合表明了地方和州的选举是如何被控制的。我们已经有了法西斯主义的手法，而墨索里尼仅凭开创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就扩大了它，目的是为了让意大利全国在与其他国家的斗争中团结一致。在占据统治权的利益集团的思想中，这种转移是从国内的阶级斗争转向了世界性的国家之间的斗争。

俄国也放弃了国内的阶级斗争。令人惊讶的是，这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哲学。无产阶级的专政据说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只要有从人民的脑海里消除利润心理的需要，就会继续。他们从哲学的角度所作的考虑是，当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靠工资生活的人，而且没有人能指望靠利息、地租、利润生活的时候，它就会被消除。五年计划是一项宏伟的冒险，不仅要靠外国工程师的帮助把俄国提高到美国的技术水平上，而且还要同时改变人民的心理，从一种利润、地租、利息的心理改变到一种工资的心理。当这一切完成的时候，专政将会在一个全面合作的工人的国家中消失。

但是，由于环境的力量以及其他国家中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阻力，马克思和列宁的早期哲学——那种期盼一种国际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哲学——已经被放弃，现在俄国所要求的只是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以及建设自己国家的机会。共产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

在意大利和俄国这两个国家，过去自愿性质的工会和合作社都已经被镇压，镇压的手段很简单，就是由法西斯党或者共产党来委任它们的官员并执行这些任命。在意大利，它们变成了全国法西斯社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俄国，工会就是工人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给工厂的管理者下命令，而合作社只不过是政府的买卖代理人。

切不可假设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是一种大企业的独裁，它也许跟帕累托的“蛊惑人心的财阀统治”很一致，因为大的银行、制造商、地主提供了各种资金。但它显然是一种小企业、小业主以及靠薪水过活的职业工人的独裁。在美国，与之相提并论的是全国制造商协会和诸如美孚石油、美国钢铁、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大通银行这些大公司之间的区别。在美国大约有六万家制造公司，生产了十分之九的制成品，但其中属于我们所说的大企业的，估计还不到两百家，其余的五万九千家相对而言都是小的制造商。一家三千万资产的公司，当它唯一的竞争者是一家三亿资产的控股公司的时候，现在就成了小企业。在商业和银行业领域也是如此。相对而言，像希尔思·罗贝克（Sears－Roebuck）连锁店、大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这样庞大的商业和银行业公司是很少的，分布在数以千计的城镇乡村的大多数是小商人、小企业家和小银行家，他们所做的相对而言都是小买卖。

在意大利，似乎控制着法西斯社团的正是这些小企业，因为墨索里尼给大企业作了一个姿态，那就是像我们的洛克菲勒、摩根、昆－洛布斯（Kuhn－Loebs）之流的大人物，也会像我们的威廉姆·格林（William Greene）、马修·沃尔（Matthew Woll）、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es）一样，被投进荒岛监狱。我们因藐视法庭而把辛克莱关了九十天，他出狱后在同伙中赢得了比进去之前更大的威望和信任，只因为他拒绝作不利于他们的证词。法西斯主义者主张把他无限期地关在监狱里。

在美国还有一种类似的情况，那就是农场主和农场工人之间的关系。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包括农场所有者的政党，就好比是美国的农场主协会、农场主联合会一样，所有的农民社团都应该随制造商和银行家的“全国法西斯联盟”一起，变成“全国法西斯农业联盟”。总之，法西斯主义是企业家、银行家和农场主的专政。

至于所有的小企业家和农场主，他们处在现代技术和商业萧条的夹板之中：一方面，大企业吞并或控制着他们的市场；另外一方面，靠工资生活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大企业付得起高工资，削减工资或者维持高工资对于它们而言只是一个策略问题。可以说，它们不在一个竞争的水平上。但是，在萧条时期，小企业家和农场主却被迫削减工资，否则他们的财产还会更多地被大企业所吞并，后者是通过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或扣押物的拍卖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冲突是难以控制的，从人们试图在美国组建一个进步党或者第三党的努力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小企业家、小农场主和雇佣劳动者的组织一直都在支持这些运动，但当遇到工资、工时和其他的劳动立法问题的时候，小农场主们则进行了抵制，于是该党分裂。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靠企业家和地主的独裁、禁止罢工和闭厂、强制性固定工资和工时、独裁者的法令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欧洲和美国制度的基本对照是贫穷与富裕的对照，是低生活水平与高生活水平的对照。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是从后者中产生的。这种差异使得失业在欧洲带来的是革命的威胁，而在美国带来的只是生产过剩的威胁。甚至在充分就业的时候都已经处在饥饿边缘的一个雇佣劳动者的国家，例如德国或者英国，当失业严重的时候就必定会通过税赋来支持无所事事的工人，否则就会出现一场以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为结果的内战。欧洲各国已经在步入这个泥潭。法国、瑞士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危险最小。法国仍然是农业国家，农民尽管可能贫穷，但并不失业，在工业崩溃的时候，他们的田地还可以养活他们。在美国，过去当资本主义的产业瓦解的时候，雇佣劳动者可以占有荒地或者回归到他们以土地为生的家庭中，但现在，随着资本主义农业的到来以及农民本身的穷困，田地越来越无法成为失业者的避难所。农民害怕过多的农民，正如资本家害怕生产过剩。当一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口都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和领薪水的工人，而农民又在公然地反抗地方官的时候，失业和穷困就变成了比生产过剩更大的威胁了。

意大利的工团主义运动猛烈地应对了这种威胁。独裁者宣布，全国的工资和薪水一律削减百分之十二，目的是为了让企业可能有一个利润边际，让失业者能够就业。俄国的独裁者在另外一个方向上更为彻底地痛击了这种威胁。俄国所有的制造业、销售业和银行业机构都归国家所有，他们给作为销售者的农民和合作社支付低价，向作为购买者的同样的农民和工人收取高价，这样一来，利用两者之间的差额，不用借贷就创造出了资本供应源，这样就可以雇用靠工资为生的人来建立庞大的物质资本。节约是强迫的节约，因为压低了原材料的价格而抬高了零售品的价格。尽管他们贫穷，但他们没有失业。

但没有失业保险或失业救济金的资本主义的美国，过去一直都只能等饥饿迫使工人接受较低的工资，然后才能重启产业并雇用失业者，这样生活水平无疑会降低，但是因为有自动的救济，他们仍然高于欧洲的贫困水平。在过去的一年中，唯有全国复兴总署一直在致力于维持工资。

美国的资本主义以这些较高的生活水平为基础，这就驳斥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腐朽的预言。部分地由于自我复兴，部分地由于强制复兴，资本主义正在达到一个一体化的时期。这个时期显然在加强这个制度，胜过了过去的任何时期。马克思正确地预言了资本的集中，我们称之为大企业，但他没有预见到公司化和高生活水平造成的所有权的分散。各种普通的《公司法》在促使资本集中的同时已经分散了资本的所有权。大公司正在注意所有权的这种分散有多重要，原因在于在政治上它对选举的影响力，在经济上它增大了资本本身。它们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股票和债券散布到数以千计的投资者手中，而且它们有意识地稳定分红，在这方面，过去“内幕人士”曾用公司化的这种新手段来剥削投资者，就如他们剥削工人那样。最近美国总商会主席估计，法人所有权拥有五千五百万个储蓄账户、六千五百万份保险单、五百万个股东。一家美国电报和电话公司的收费标准是由假定代表消费者的各种委员会来规定的，据报告它的股东超过了七万人。

这种所有权的扩大可以称为投资者好感
的扩大，正是这一点让千百万的美国人对保留大资本主义产生了兴趣，虽然他们自己小规模的资本主义正在受到抑制并逐渐黯然失色。

但资本主义需要立法来实现这个目的。公司执照就是立法的行为，它给了公司统一、永存、有限责任的独立自主的特权。主要是依靠州的立法，像《公用事业法》、规范股票和债券发行与销售的《蓝天法》[6]
以及其他的类似的法律，使得善意的资本家被保护在了资本主义的主要安全措施——千百万投资者的信心——之下。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自1929年投资者的好感被破坏以来，一部联邦的《蓝天法》业已颁布，这部立法是用来帮助自我复兴的强制复兴。

强制复兴的另外一种运用是劳动立法。劳动立法开始生效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准许劳动立法扩大和实施，只有过去三十年的时间。受商业和农民哲学的影响，法院在重要的案件上已经滞后了，但大企业的确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不掌握得票数。一直没有预料到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劳动立法和公共意见在大企业身上比在小企业身上容易施行。美国钢铁公司挫败了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然后又因惊慌失措的政客的请求而宣布建立八小时工作制。小企业没有这么敏感，因为它有票数但却没有利润。通用电气公司不等立法强迫就建立了失业保险。其他大公司也在通用电气之后实行了这项措施。也许在排挤小企业和农民的过程中，大企业毕竟需要赢得劳动者的好感。

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强制复兴是工团主义。美国的工团主义者只占雇佣劳动者的百分之十五，而欧洲的工团主义者则占到了雇佣劳动者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然而美国的工团主义要比欧洲工团主义更有力量，它把成员的工资提高到两三倍于无组织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甚至高于小农场主的收入。然而在欧洲，有组织的工人和无组织的工人的工资差别并没有多大，小企业和小农场主在竞争的压迫之下无力支付这些工资，而大企业正在认识到，把工团主义拒之门外的最简单的方法，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占它们的上风”。它们正在认识到为自己的雇员所做的事情，要跟工会给他们做的事情一样多，或者比工会做的事情还要多。它们像过去组织自己的生产、稽核、法律和财务部门一样组织自己的雇佣部门。它们自己的人事专家精通劳动心理学，它们甚至用公司的工会来模仿工会。但是，甚至这些自我复兴的措施都在1929年的萧条中受到了打击，第一个走人的就是人事专家。

更重要的是它们正在认识到不利用禁令的好处，而小的竞争性企业却竭力想保住禁令，不让工会进入自己的工厂。禁令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司法命令，产生于美国的司法权制度，类似于墨索里尼解散工会靠独裁来直接管理劳动的行政命令。大企业不需要它，它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美国相似物。如果法院遵守《反禁令法》，就会把法院关在政治的门外，这样就会让劳工社团与雇主社团在法律面前处于某种平等的地位。

美国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力量是按等级提拔。塞利格·培耳曼（Selig Perlman）教授在谈话中把它比做是天主教会。最低级别的是散工，来自于最贫穷的家庭，他们可以变成工头、厂长、总经理，然后是首席执行官。在我们的大公司中，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在旧的个人主义的制度下，工人因为创立了自己的企业而变得富有，而这些企业在他的儿子和女婿的手里分崩离析，现在他创立的公司在他百年之后仍然存在，而他的继承者却并非是他的亲属（后者主要保持了债券持有者的身份），而是凭纯粹的能力爬到高层管理岗位的穷苦孩子。

欧洲还没有领会这种提拔的诀窍。阶级感情让体力劳动者滞留于下层阶级，较高级别的管理者出生于拥有特权且受过教育的贵族阶级家庭。但美国的首席执行官如果能表明自己出生跟散工一样寒门的话，那么他会因此而感到骄傲。我经常碰到富有斗争性的社会主义者或工团主义者转变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宣传家的事情，原因就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这种顺等级提拔的制度。付给一个能干的经理一年十万美元的薪水，对于一个一年十亿美元的经销额都取决于其日常决策的公司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这种薪水对于小企业和民主政府的想象而言，就太匪夷所思了。一个资产十亿美元有五十万股东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尽管本人根本不是股票的持有者，但却可以对傀儡董事会发号施令，而他们则会言听计从。他和那些董事都是银行家摆设在那儿的。

由于这些选拔、提升和高薪的原因，公司要远比个人更多面手。它能够聘请各种内行的专家承担自己方方面面的工作。它能雇用说客和政客来控制立法、安排投票。它可以雇用法学家起草法律，在法庭赢得判决。它本身是一个股票和债券所有人的制造商联盟，靠自己的销售部门来维持价格。它也是一个雇主联盟，靠自己的劳动部门来压低劳动成本。它拥有自己的公共关系部门，雇用了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来说服人们。在管理才能的选择上有了如此多的功能性，因而大资本主义针对小资本家、农场主、雇佣劳动者甚至政府日益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在欧洲企业的案例中，还缺乏量才录用的选拔制度，对于有能力的个人缺乏任期保障，也缺乏优厚的薪俸吸引有雄才大略的人。

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银行制度。大公司把自己的总部迁到了纽约，它们的董事会要么必须让银行家满意，要么必须自己控制银行。这种关系是过去三十年间出现的，完全出于维持投资者好感的需要。银行发行公司的证券，同时安排商业信用。它们发现，如果要保持自己对购买证券的投资者的声誉，就不能听任内幕人士操纵公司，所以它们必须控制那些它们提供资金的公司。银行家也用辛迪加的方式开展合作，他们作为国际辛迪加进行工作，但每个人都把外国政府和外国产业的证券卖给自己国家的投资者。因此美国的资本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而不是过去的商业资本主义或者雇主资本主义。但即便如此，在通货膨胀和萧条时期，他们也曾剥削过数百万的投资者，从而失去了他们的好感。保护投资者的《蓝天法》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强制复兴，那些不理解投资者好感的人盲目反对这部法律。

后来，出于公众的利益以及有效利用分散的黄金储备以提供有弹性的通货的需要，国会把大多数银行联合了起来，组成了联邦储备体系，类似于各国的中央银行。这个体系制定自己的规则，管理它的成员和借贷者，很像一个工会。全世界的银行体系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制度和国际经济管理的首脑，这不仅是因为为了自身要寻求扩大，而且因为公众有迫切的需要，要求用统一经营取代旧的竞争的个人主义。庞大的产业公司在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有了代表，银行业和产业的联盟由此完成。

然后政府任命了一个联邦储备委员会，由它来监督它自己创造的这个银行家的政府，但这个低薪俸且任期没有保障的委员会要打交道的却是薪水奇高且能力精明过人的家伙。现代资本主义就是依靠这种能力谋取其建立无上的权威的。

在这里，当我们提到银行体系的时候，战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正在形成一个新的阵线，这个阵线也许可以区分为买卖学派和管理学派。两者都产生于同样的原因：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失业。但关于未来和矫正措施方面却形成了不同的结论：管理学派在得出自己的结论的时候，指望有一个庞大的经济计划委员会来通过限额防止生产过剩和失业；买卖学派指望的是一个协调一致的国际货币和银行政策，有点像国际支付银行，同时要控制全世界的黄金和白银储备，旨在通过稳定一般的价格水平来防止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复发。两个学派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买卖学派致力于在新的条件下在决定价格的所有买卖交易中保留平等自由的旧有原则；而管理学派则停留在决定产出和效率的所有管理和限额交易中更旧的上下级原则上。一个面向的是买卖能力
的平等，另外一个面向的是生产能力
的限额。一个面向的是理性的资本主义，另外一个面向的则是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

由于科学管理的惊人成就，以及过去三十年来革命性地采用了动力驱动机械和大规模生产，管理学派现在占了上风。引人注目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经理工程师，使精通大众心理的政治家黯然失色。这个理论上的非凡成就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历历在目的。但买卖学派却不是那么令人心悦诚服，因为世界的价格机制是看不见的，也没有一个庞大的国际银行能把多年的成就展示给大家看。然而，巨型公司的成长可能并不是由于马克思的技术效率，而是由于金融资本主义的繁荣与萧条。

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个人主义学派的老派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不可能有普遍的生产过剩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在一个产业或者某个机构中存在着特殊的生产过剩，与之相伴随的是那个产业的价格和工资的下降。但通过资本和劳动从那个产业自由流动到价格和工资一直都不存在下降的其他产业，这种情况就会得到自我纠正。结果就是生产过剩的产业中的生产会减少，而生产不足的产业中生产会增加，所以在不同的产业间会有一种自动的不断趋于均衡的趋势，而且它们会围绕着生产的比较成本均衡自我。一种产品供给的增加创造了所有其他产品需求的增加，因此不可能同一时间在所有的产业中都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和普遍失业的情形。

但是这种推理的基础从理论上排除了货币，而且忽视了现代大规模的协同买卖；相反，买卖学派的观点从特定商品的供给与需求转向了一切商品货币和信用的供给与需求。然而，所有机构价格的普遍上涨会在所有产业中引起销售的边际利润的增加，这会促使所有的雇主同时为普遍的生产过剩而彼此竞争。然后，由于银行信用的普遍紧缩或中央银行对黄金的垄断，或者由于负债过多而形成的扣押物的拍卖，会减少所有的产业的利润边际。所有产业，无论大小，都会一起停滞并解雇自己的工人，因为从一个过剩的产业转向另一个生产不足的产业的可能性不存在了。所有的产业会同时生产过剩。自1927年以来，法国和美国的中央银行积累和储存了全世界货币黄金的三分之二，而大多数重要的国家却因为商品的黄金价格的下跌都不得不放弃了金本位。

现代资本主义产业已经证明，普遍的生产过剩和失业是存在的。各个产业和各个国家都在同声抱怨这一现象，证据就是物价的普遍下跌。煤、石油、运输业、制造业、商业、农业的生产过剩，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同时存在。在旧有的个人需求与供给的各种基本结构理论中，这都是不可能的。

工会是首先认识到这个情况的，并组织起来对抗它，这是八十年前的事情。然后是铁路公司，这是六十年前的事情。再然后是制造公司，这是四十年前的事情。现在是农业，个人主义的最后一个藏身之地，正在用削减边际土地和限制生产的分配计划来加入这个阵营。

考虑到这种普遍的生产过剩，管理学派的经济学家正在经历其价值体系的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个别企业的科学管理
阶段。第二个是整个产业的规范化阶段。第三个是整个国家所有产业的全国计划委员会阶段
。

合理化
这个词在欧洲的用法，包括了这里所说的规范化
和全国计划
，其始作俑者是二十年前的伟大的德国企业家、在近百家公司担任董事的沃尔特·拉塞诺（Walter Rathenau），而工程师泰勒则在四十年前就在美国创立了科学管理。世界大战迫使所有的国家不得不暂时效法拉塞诺，但俄国和意大利在和平时期就正在效法泰勒和拉塞诺。

管理学派经济学家的科学管理和规范化阶段产生的结果完全相反。在科学管理阶段，价值体系是通过在工厂中消除浪费让劳动者和机器更有效率地生产来增加产出的
。但在规范化阶段，其目的不是消除工厂中的生产浪费，而是消除市场上生产过剩的浪费。现在的管理哲学变成了产出限制，目的是为了让生产跟消费均衡，在不失去对价格控制的情况下满足实际的需求。十九世纪经济学的自动均衡变成了管理学派经济学家的管制的均衡。

管理经济学的第一和第二阶段都是科学的，因为都是基于度量制度。但度量制度的单位是变化的。在第一个阶段，这个单位是工时。在第二个阶段，这个单位是美元。通过在工厂中增加效率，每工时的产出是增加的。通过限制销售给市场的产出，按美元计算的收入就会增加。

管理学派中较为天真的人认为两种结果都是效率的增加。因此，效率
这个词获得了产出增加
和收入增加
的双重意义：一个是工程师的科学管理阶段；另外一个是企业家的规范化阶段。工程师的单位是工时，企业家的单位是美元，而管理经济学家的单位则从小时过渡到了美元。

在管理学派的这个规范化阶段，当美元变成计量单位时，买卖学派也从个人主义改变为了世界物价的集体稳定。但在管理学派内部，现在可以区分出三种一般的规范化方法，它们可以称为公平贸易资本主义、辛迪加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
。三种方式可能彼此融和，但也存在着模糊地带。不过就一般而言，公平贸易资本主义是小竞争者的联合，他们赞同一种伦理的法则
，这是对其成员在道德上而不是法律上的约束，并且违反了不承担法律上的处罚的原则。

辛迪加资本主义更进了一步，采用了工会的原则，对于违反的成员施以处罚。辛迪加资本主义在卡特尔[7]
这个含糊不确定的名称下在德国是合法的，但在美国一直都是不合法的。因此，在美国，资本主义正在变成为公平贸易资本主义或者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方式现在被人们称为是“领导者追随法”，而领导者就是占优势的公司。

按照辛迪加的方法，整个产业都被纳入了一个组织，所有大大小小的制造商都包括在内，无论效率高低。然后这个辛迪加通过对市场和它们希望维持的价格的研究，任意地确定下一时期（例如一年）产业的总产出。总产出这样确定之后，辛迪加会对每个机构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实行按比例的定量配给，依据的原则是它的生产能力或者它已有的销售量，不准许任何机构超过它的份额。在美国已经有了几个实例，最出名的一个在无烟煤行业；最近引起注意的一个新的例子是在原油行业，有人在劝说农场经营者效仿同样的做法。

但是，迄今为止这些辛迪加都被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是对贸易的不合理限制，因而一直都加以禁止。因此，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出现了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伴随的是控股公司和领导者追随法。

根据美国的自由哲学，如果他不愿意做，那你就不能靠法律来强迫一个人去生产、销售或者竞争。他拥有拒绝生产的自然权利，正如他拥有扩大生产的自然权利一样。顺理成章，当个人变成一个由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控股公司时，公司也跟个人一样拥有同样的自然权利。剥夺公司这种拒绝的权利就是剥夺它的自由，按照《宪法》的“第十四修正案”，这是不能做的事情。所以，美国的方法不是强迫抑制生产的辛迪加方法，它是一种自愿的领导者追随法，表现为如下的形式：

美国的资本主义不需要把所有的公司联合进一个单个的控股公司，它只需要把最强的公司和关键的公司联合起来就行了。这些公司包括拥有自然资源的公司，从事中间制造和运输的公司，拥有能够让消费者光顾的商标、商誉、专利的公司，以及能够供给公司资金的大银行家。这是整合的资本主义
或者金融资本主义
，因为只有银行家能够从资金上支持整合。美国钢铁公司由一家银行家辛迪加创立，而且得到了银行家的支持，在它的某些制造业分支部门里控制了全国产量的差不多一半。但是，如果一个小的竞争者要在艰难时期以及在缺乏订单的重压下为拉走顾客而冒险削价的话，那么只要美国钢铁公司的头头宣布它打算“对付竞争”，那就会让这个不安分的竞争者回到这家占优势的公司所确定的价格上去。加油站尽管竞争者众多，让这门生意变得过度拥挤，但在同一时间，大家都收取同样的费用，并且在价格上作同样的改变。

这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它是一种银行家的经济上的政府，要比政治上的政府更有势力。它的制裁不是国家的暴力制裁，而是更为有力的信用、利润和亏损的制裁。这个制度看起来像是老的供求“法则”，也像是经济学家的边际效用原则。竞争仍然是自由的，但制裁已经从经济学家所说的欲望的满足变成了企业家对破产的担忧。小资本家在意大利和德国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广受欢迎的新鲜血液，在美国则变成了金融资本主义驯服的追随者。

让公司“对付竞争”的是《克莱顿法案》中的条款，这个条款表明的是美国资本主义院外活动力量的一次胜利。目光敏锐的克拉克在1901年就指出，当一家公司在一个地方为了扼杀一个只拥有本地市场的小竞争者而降价时，法律应该要求这家公司在它所有的市场上都同样地降价，因而这家公司就不可能用从其他市场上获得的利润来弥补它在削价市场上的亏损，这样这家公司就会被置于跟它的最小的竞争对手在议价能力上的平等地位。但是，尽管克拉克教授的这一见解在法律制定时（1913年）得到了国会议员的支持，但这些公司的院外活动家还是能够加上“除了诚意应对竞争”这么几个字。假如不加上这个例外，自由竞争的旧有理想就会被保留，并且建立在有如大小企业之间平等竞争的基础上。但有了这个例外的加入，单纯的“对付竞争”的威胁通常就只会迫使小资本家恢复到原来的价格，也使得美国的资本主义明显地成为了一种追随领导者的资本主义。

即使法律上有了这种例外，为什么金融资本家
还容许这些小资本家存在呢？它们不会总是那么小，也不会总是那么没有效率，它们甚至会比它们的大竞争者效率更高。只要它们生产的东西不要过多，也不用削价的办法拉走顾客，那么就会让它们存在。这是经济的原因。

还有政治的原因。被整合的资本家不希望被人称为垄断者。如果他能指出那些获得大众同情的小的竞争者，那他就避免了政治上的攻击。小资本家是他的政治掩护。

结果证明，美国的这种自由追随领导者的资本主义，与德国的卡特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俄国的共产主义的法律上的强制相比，要更为强大、灵活、有效；它更为强大，是因为它给经理主管人员的才能支付了高薪；它更为灵活，是因为它给小资本家敞开了大门，只要后者提高效率就可以赚得大的利润。美国钢铁公司已经失去了一个完整的产业分支——钢管产业，因为一个资产大约两千万美元的相对较小的资本家改进了一种程序，这要远比这家钢铁公司的旧式程序更为有效率。美国的制度迫使资本主义建立庞大的科学研究部门。也许美国最高法院抵制辛迪加资本主义并迫使美国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是完全正确并合理的。

但是，在价格极度下跌的时期，辛迪加资本主义
和金融资本主义
都无法克服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威胁。实际上，生产过剩和失业的波动对大公司要比对小雇主更为严峻，而且有人一直声称，业务在大工厂的集中所增加的营销成本，跟它减少的生产成本是相当的。

同样重要的是巨额投资和设备的间接成本，还有熟练技工和管理人员的间接成本，即便是工厂无事可做、其他工人失业了，但也必须保留这些人。如同老派经济学家所假定的那样，工厂和管理人员因特定的产品而变得专业化，不能转向其他的产品，因此，只要能够补偿间接成本，哪怕是存在生产过剩以及边际利润被下跌的价格一扫而空，也最好还是维持生产。或者，可以设立一种利润缓冲，用于在不雇用工人、不生产用于销售的产品时支付股利。因此，金融资本主义要比小资本主义导致更多的失业。小资本主义是地方资本主义，而金融资本主义则是世界资本主义。

正是这种状况迫使管理学派的经济学家进入到其价值体系的第三个阶段——全国经济计划委员会。竞争不再是同一产业个人之间的降价竞争。产业作为一个单位在行动，无论它是公平贸易、辛迪加还是金融资本主义，竞争都变成了产业之间为拥有消费者货币的竞争。降价的旧观念变成了在不减价的情况下高压销售的新观念。因此，这个计划委员会将会把所有产业的所有资本家聚拢在一起，按照正确的比例分配资本和劳动，不仅是在规范化形成的每个产业内的竞争者之间，而且是在整个国家的所有产业之间，这是由一个包括所有产业的委员会来完成的。对于管理学派的经济学家而言，这并非是一个梦想。他们指出了例证，如苏联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新的法人国家。

但这些例证不再是自愿的资本主义，它们是独裁专政。没有国家的暴力强制，经济计划委员会就不能执行其计划，不管是规范化的计划还是国家的计划，因为它是一种配额和限额的制度。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个人或者公司或者产业都会自愿服从这种制度的。如果按照所建议的价格或者工资他们能够创造利润的话，那就不能指望他们把生产控制在分配给他们的配额之内。这个委员会必须借助于国家来防止生产过剩。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的法律规定，未经政府行政部门的许可，禁止钻井和扩大产量，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开端。把这个样本扩展到所有的产业，我们就能看出全国经济计划委员会的管理目标是以国家的行政独裁为后盾的。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公共政策和实际政策的根本问题。民主和代议制政府是不是有能力来管理这些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政府呢？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已经给出了它们的答案。它们坦率而公开地废除了普选、代议制政府、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代之以专政和强迫加入受管理的各种社团。

但俄国和意大利都是小资本主义、农民经济、低生活水平的国家，基本上没有普选的经验。而美国的资本主义则具有高薪、有经营管理才干就提拔、高生活水准、投资遍及数百万选举人、普选和一个最高法院。

美国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它跟俄国和意大利作比较，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是双重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我们可以认为将来有两件事情是确定的：在经济方面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蔓延；在政治方面是最高法院的统治权。不确定的事情是立法的未来，以及工人、农民、小企业家的自愿的私人联合与政党的未来。立法机构和自愿的联合组织在俄国和意大利已经被废除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美国也正在越变越弱。

企业家害怕立法机构或者国会的会期。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向罗马的进军终结了一个无效的议会。共产主义者也怨恨普选。列宁的红军阻挠拥护宪法的议会的正当聚集。美国的最高法院宣告立法机构和国会的行为不合宪法，因此由它自己来决定公司及其惯例的合法性。

在普选和经济利益冲突的现代世界中，立法机构无疑是不足信的。在某种意义上，院外活动要比立法机构更具代表性，它代表的是经济利益——立法者代表的是各色各样混在一起的个人。意大利采用了比例代表制，按照它们的票数来代表多数党和少数党。第一次准许农民在议会跟他们的数量成比例地获得代表权，但这只起到了增加政党和僵局数目的作用；每个政党都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利益，它给墨索里尼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镇压立法机构的论据。

另外一方面，天民党、社会党、民主党的一种按比例的代表制成功地统治了普鲁士十多年，但最后被德国的军事独裁政府给废除了。

我们知道，在南部各州和我们最大的城市里，普选都已经失败了。这些都是商界和专业人士阶层向往的建立一个企业家政府的地方，但这就是我们的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一度是工团主义者，赞同工人占有工厂。他懂得群众暴力的心理状态，当他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转而向他们要求财政支持的时候，他就适合变成商业和专业人士阶层的领袖。

在他改组多数都反对他的立法机构之前，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废除遗产税并提高了消费税。很快，他的暴力和对反对派的镇压，在立法机构中引起了对他的反抗。反对派最终完全离开了立法机构，于是他转而把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农民以及雇主组织进了各种强制的辛迪加。这些辛迪加笼统地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各种经济利益，其官员都由这个独裁者来任命，正是这些辛迪加取代了旧的立法制度；而旧的立法制度原先则是由行政区域中的地区通过代表个人投票者的多数设立的。

立法机构的地区选举制度在英国曾经非常有效，当时选举权被限制在有产阶级的手中。在那个时代，在立法机构中只能有两个政党，即来自乡村的地主和来自城市的资本家。但自从实现普选制以来，实际上在美国是一百年前，在英国甚至还不到三十年，立法机构就开始分裂为了集团，出现了僵持、“滚木头”、辩论的团体，它们代表着新的经济利益集团。

但当墨索里尼在立法机构废除比例代表制的时候，他废除的是现代立法机构能够真正代表的所有经济利益集团的唯一方法。经济利益不再仅限于一个州的郡的区域，或者一个城市的行政的区域，或者一个国家的州的区域，它们超越了区域界限，它们有自己的全州的和全国的组织。比例代表制试图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领导人选进立法机构并且让他们留在那里。他们的领导人是像工会的冈帕斯那样的人，或者是像美国钢铁公司的加里那样的人，或者是像农民组织中的洛登那样的人，或者是像社会主义者组织中的伯杰那样的人，或者是像大通银行的维金斯那样的人。这样的人仇敌太多，在一个小的行政区域里，他们不可能靠多数票不断地被选上。但在一个更广大的区域里，他们却可以靠比例代表制或者少数代表制不断地被选上。其实，只有没有敌人的人才能被选上，而美国的政治机器是发现和选出“黑马”的装置，他们作为代表性的领袖是不出名的，因为他们的敌人最少，但后来人们发现，圈子内的人都很了解他们。

辛辛那提市提供了一个例证，可以看出比例代表制能对立法机构的代表性和有效性起到什么作用。在其他国家，这种制度已经慢慢地扩展到了州和全国的立法机构中，只有在独裁政权当权的时候它才会被废除。只有当立法机构能够通过自由地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来代表各个经济利益集团的时候，才能指望它有经验和有能力来控制美国金融资本主义中那些薪俸优厚的行政人员和政治机器。

但意大利的例子就摆在我们面前。让意大利议会变成充满了阻碍和僵局的无效辩论会的恰恰就是政治比例代表制，在美国也很可能如此。一家大公司的董事会只有一个经济利益要促进——利润，立法机构却有十多个甚至更多的冲突且重叠的利益集团。

但美国的立法机构和国会正在学会让自己摆脱因现代冲突的利益集团的复杂性而要求的行政方面的细枝末节，它们创立了铁路和公用事业委员会、税收委员会、产业委员会、市场委员会，以用于处理铁路和货主之间、雇主和雇员之间、纳税人的各个阶层之间、大大小小的商业竞争者之间的矛盾。这些委员会是半立法主体，人们发现它们最有效的地方就是它们设立了冲突的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表作为咨询委员会，这跟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公司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这些利益集团是自愿选举它们自己的代表的，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公司则是强制的，而且代表由他自己来选择。

从这些繁重具体工作中解脱出来之后，现代立法机构正在学习把自己限定在一个更为有效的领域之内，而不是反抗有冲突的利益集团，甚至是因为它代表冲突的利益集团。它的有效领域是一般的法律和一般的行政标准。这些一般的规则是冲突的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问题，而一次僵局不过是这种妥协的延迟，而半立法的行政机构却在跟以前一样继续具体的工作和执行政策。

但是，远比其他理由更重要的改进和保留立法机构的原因在于，它们可以给自愿的结社提供保护。这种保护在《民权法案》中进行了概括，这个条例来自于1689年的英国革命。然而，每个时代都必须更新它的《民权法案》，它不仅仅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研究自由的权利，最重要的是结社自由的权利。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权利意味着工会、农民合作社、商业合作社、政党。而在俄国和意大利，这些都被废除了，原因是立法机构被废除了。

即便如此，这些自愿的社团也已经开始懂得，它们必须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它们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之内。在美国，我们有一些实验可以依照，如从早期的劳工组织到劳工协会，都试图通过自愿结社，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而不是一股一票的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用合作和自我雇用的办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就业。不过这些组织在用普选的办法来选举管理人员这个问题上失败了；或者，假如它们成功了，那它们就会对新的成员关上大门，并且用工资来雇用非会员，这样就会变成通常的公司，进而朝着资本家的方面转变。

农民的合作社有着类似的经历。六十年来，它们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上始终都是失败的。小合作社似乎都运转得不错。在小合作社里，大家都有着相似的利益，彼此都相当熟悉。但是，在成员不断变动且政治、信仰、肤色、种族、语言、个性有差异的地方，就会派别滋生，内部政治决定着管理人员的选举，而无关其管理能力。

大公司把自己限定于一项活动：利润。过去四十年，美国的工会不像其他国家的工会，它们学会了让自己仅限于争取一项利益——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细则。它们不是试图管理企业，只是试图尽可能地在企业的成果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农民仍然处在四十年前的劳工组织阶段。政府过来帮助他们，资助他们的合作社，给他们配上领导人。他们现在还不得不证明，规模大了之后，他们能够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并且有任期保障，还能从内部进行提拔，薪俸优厚，足以应对大公司。人们已经给了他们忠告，即要选出更好的管理人员，就必须提供更高的薪水。不幸的是，就一般而言，并不能说他们已经显示了做到这些的能力，关于这方面有几个销售合作社的例子。但是，无论我们考虑到什么领域，我们都必须面对立法去寻求对这些社团的权利的保护，不是从上面给它们派领导，而是保护它们免受外部强有力的竞争者的歧视。

从匈牙利独裁政权下跑出来的一个著名的流亡人士对我说，关于《民权法案》的这些议论都已经过时了，可我执著于此，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最后遗民了。按照他和其他欧洲人的看法，这个世界正在不可避免地朝着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推进，自由主义者则会被逐渐或猛烈地挤出历史舞台。需要注意相对照的是，美国的《宪法》是以权利
为基础的，而俄国和意大利的《宪法》则是以义务
为基础的。义务变成了专政的伦理。从法国大革命人类的权利转变到俄国和意大利独裁政治的人类的义务，是过去一百四十年间发生的变化。人的权利是他的自由，人的义务是对其自由的否定。

这是现代经济学的问题，现在人们称之为制度经济学
。制度不过是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解放和扩展，它可以是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法国革命的经济哲学想要废除集体行动。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哲学都是集体行动的哲学。剥夺人们经济自由的是失业和贫困。防止革命不过是剥夺其政治自由的一个措施，但的确是一个必要的措施。人们通过集体行动来保留自己的自由，这种集体行动不是通过自愿结社就是通过政党。

也许美国的资本主义正在经济计划委员会的外衣下趋向于法西斯主义。这种现象已经通过压制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开始了。但只要立法机构不信誉扫地，而法官的任免不由独裁者来进行，那它就不会达到最终的法西斯国家的地步。由于这些镇压，它就压制了可能形成工会、农民协会、商业合作社、政党等自愿结社的公民的自由。现代自由主义和民主远离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的避难所，正是这些结社，而不是旧的个人自由行动的个人主义。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俄国的共产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到底哪一个是更佳的公共政策，作出这样一个判定还存在疑问。在这两种欧洲制度以及其他模仿它们的制度中，自由受到了压制，知识分子（包括艺术家、发明家、科学家、工程师、编辑、教授）受到了排挤，不单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暴力压制，而且还因为个人的创造性和天才在一个恐怖的国家中不可能兴旺起来。

但是，这些人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人口是工业、农业、运输、金融等各行各业的体力劳动工人和办事员。对他们而言，物价上涨让他们沮丧，物价下跌让他们贫困，就业机会的缺乏让他们受到威胁。在这样的制度下，自由对他们是一种幻想。如果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给予了他们低工资基础上的保障，那么他们是不会想念自由的。

个人节俭也是同样的情况。个人节俭变成了小资本主义的基础，后者取代了封建贵族的浪费，受到杜尔哥和亚当·斯密的热情赞同。二十世纪金融文明下的通货膨胀和紧缩，刮去了个人所有权的精华，这种个人所有权迄今为止一直都在诱导个体雇佣劳动者和农民储蓄、精打细算；承担他们有机会克服的风险，以此维持着美利坚合众国。节俭正在变成法人公积金、俄国或意大利式的限额的这样的制度性的节俭；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些为了未来的储蓄和投资而放弃自己享受的个人，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奚落，后者随时享受自己赚来的钱，而且现在的日子并不比那些放弃他们本来可以享受而不享受的人的日子更差。

如果这些节俭的个人由于变成了挣工资和薪水的无产阶级而被资本主义的文明所淘汰，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很可能共产党人或者法西斯主义者的独裁要比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更为可取。毫无疑问，这会迅速消除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但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在俄国、意大利和美国暂时有了三个装备一新的大规模的实验室，可以对他们的古典的、享乐主义的、制度的学说进行随意的检验。

[1]
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政治家。——译者注

[2]
见上文关于利润边际的论述。

[3]
辉格党：19世纪为反对民主党而建立的一个美国的政党，奉行高关税政策，对《宪法》的阐释也较松散且不严谨。——译者注

[4]
邦布赖特和米恩斯：《控股公司》，1932年版，第339页。

[5]
企业主为抵制工人的要求而停工。——译者注

[6]
《蓝天法》：美国一些州为管理股票的发行、防止无价值证券上市、保护投资者利益颁行的法律。——译者注

[7]
它在某些情况下仅仅是指公平贸易资本主义（Konditionenkartell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论》选读/（德）马克思著；刘炳瑛选读.—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超值白金版）

ISBN 978-7-5080-7739-0

Ⅰ.①资… Ⅱ.①马… ②刘… Ⅲ.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②《资本论》—马克思著作研究Ⅳ.①A8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7246号

《资本论》选读

著　　者
马克思

选　　读
刘炳琪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陈小兰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印　　张
17.25

字　　数
496千字

定　　价
39.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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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彩插

马克思1667年8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

献给

我的难以忘怀的朋友

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威廉·沃尔弗

1809年6月21日生于塔尔瑙

1864年5月9日死于曼彻斯特流亡生活中

《资本论》选读和简论说明

《资本论》博大精深，对其选读和简论，是一项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本社特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本论》研究专家刘炳瑛，对《资本论》做选读和简论。在这里说明几点。

1.保持《资本论》体系及其篇、章、节框架，从中选读科学原理的论述。

2.面对当代普遍存在的市场经济的现实，突出选读《资本论》对商品、货币、资本、市场的论述。

3.适应《资本论》教学和自学的需要，从《资本论》一至三卷的250多万字中，选读50万字。

4.本书选读的《资本论》，采用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译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 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 第一版序言

- 法文版序言和跋

- 英文版序言

-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 第1章 商品

- 第2章 交换过程

- 第3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 第4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 第5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 第6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 第7章 剩余价值率

- 第8章 工作日

- 第9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 第10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 第11章 协作

- 第12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 第13章 机器和大工业

-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 第14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 第15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 第16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 第六篇 工资

- 第17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 第18章 计时工资

- 第19章 计件工资

- 第20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 第21章 简单再生产

- 第22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 第23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 第24章 所谓原始积累

- 第25章 现代殖民理论

- 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 序言

-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 第1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 第2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 第3章 商品资本的循环

- 第4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 第5章 流通时间

- 第6章 流通费用

- 第二篇 资本周转

- 第7章 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 第8章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 第9章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 第10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 第11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 第12章 劳动期间

- 第13章 生产时间

- 第14章 流通时间

- 第15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 第16章 可变资本的周转

- 第17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 第18章 导言

- 第19章 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 第20章 简单再生产

- 第21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 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上）

- 序言

-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 第1章 成本价格和利润

- 第2章 利润率

- 第3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 第4章 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 第5章 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 第6章 价格变动的影响

- 第7章 补充说明

-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 第8章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 第9章 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 第10章 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 第11章 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 第12章 补充说明

- 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 第13章 规律本身

- 第14章 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 第15章 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 第四篇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 第16章 商品经营资本

- 第17章 商业利润

- 第18章 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 第19章 货币经营资本

- 第20章 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 第21章 生息资本

- 第22章 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 第23章 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 第24章 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 第25章 信用和虚拟资本

- 第26章 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 第27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 第28章 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 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下）

-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 第29章 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 第30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Ⅰ

- 第31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Ⅱ （续）

- 第32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Ⅲ （续完）

- 第33章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 第34章 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 第35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

- 第36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 第37章 导论

- 第38章 级差地租：概论

- 第39章 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

- 第40章 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级差地租Ⅱ）

- 第41章 级差地租Ⅱ——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 第42章 级差地租Ⅱ——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 第43章 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 第44章 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

- 第45章 绝对地租

- 第46章 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 第47章 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

-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 第48章 三位一体的公式

- 第49章 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 第50章 竞争的假象

- 第51章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 第52章 阶级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一版序言

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1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像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像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像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我在本卷中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卡尔·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

法文版序言和跋

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亲爱的公民，请接受我对您的忠诚。

卡尔·马克思

1872年3月18日于伦敦

英文版序言

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以及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11月5日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1章 商品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

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如一打表、一码布、一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

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脱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一夸脱小麦的交换价值，那么，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脱小麦＝a英担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脱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再次把交换价值当做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做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另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做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而且不只是简单地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作为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作为代役租的粮食，还是作为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做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

[1]

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我们就拿两种商品如1件上衣和10码麻布来说。假定前者的价值比后者的价值大一倍。所以，如果10码麻布＝W，那么1件上衣＝2W。

上衣是满足一种特殊需要的使用价值。要生产上衣，就需要进行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由自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我们简称为有用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劳动总是联系到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

上衣和麻布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同样，决定它们存在的劳动即缝和织，也是不同质的。如果这些物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从而不是不同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它们就根本不能作为商品来互相对立。上衣不会与上衣交换，一种使用价值不会与同种的使用价值交换。

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由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引起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可见，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

对上衣来说，无论是裁缝自己穿还是他的顾客穿，都是一样的。在这两种场合，它都是起使用价值的作用。同样，上衣和生产上衣的劳动之间的关系本身，也并不因为裁缝劳动成为专门职业，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的部分就有所改变。在有穿衣需要的地方，在有人当裁缝以前，人已经缝了几千年的衣服。但是，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现在，我们放下作为使用物品的商品，来考察商品价值。

我们曾假定，上衣的价值比麻布大一倍。但这只是量的差别，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要记住的是，假如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那么，20码麻布就与1件上衣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作为价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实体的物，是同种劳动的客观表现。但缝和织是不同质的劳动。然而在有些社会状态下，同一个人时而缝时而织，因此，这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只是同一个人的劳动的变化，还不是不同的人的专门固定职能，正如我们的裁缝今天缝上衣和明天缝裤子只是同一的个人劳动的变化一样。其次，一看就知道，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劳动需求方向的改变，总有一定部分的人类劳动时而采取缝的形式，时而采取织的形式。劳动形式发生这种变换时不可能没有摩擦，但这种变换是必定要发生的。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
本身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
或不如说多倍的
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
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做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做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

因此，正如在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中，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差别被抽去一样，在表现为这些价值的劳动中，劳动的有用形式即缝和织的区别也被抽去了。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是有一定目的的生产活动同布和纱的结合，而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同样，这些价值所包含的劳动之所以算作劳动，并不是因为它们同布和纱发生了生产上的关系，而只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正是由于缝和织具有不同的质，它们才是形成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而只是由于它们的特殊的质被抽去，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即人类劳动的质，它们才是上衣价值和麻布价值的实体。

可是，上衣和麻布不仅是价值一般，而且是一定量的价值。我们曾假定，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它们价值量的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由于麻布包含的劳动只有上衣的一半，因而生产后者所要耗费劳动力的时间必须比生产前者多一倍。

因此，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进一步的质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么，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种商品应该总是等量的价值。

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了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

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商品是以铁、麻布、小麦等等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表现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

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

显然，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因此，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为一个商品提供了最简单的价值表现。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

（1）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

两个不同种的商品A和B，如我们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这里显然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则成为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前一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后一个商品起被动作用。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或者说，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处于等价形式。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来表现麻布的价值。20码麻布＝20码麻布，这不是价值表现。相反，这个等式只是说，20码麻布无非是20码麻布，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价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即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因此，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要求有另一个与麻布相对立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另一方面，这另一个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不能同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它不表现自己的价值。它只是为另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提供材料。

一个商品究竟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等价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

（2）相对价值形式

（a）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要发现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怎样隐藏在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首先必须完全撇开这个价值关系的量的方面来考察这个关系。人们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两种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们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

不论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件上衣，或件上衣，也就是说，不论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个这样的比例总是包含这样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是同一性质的物。麻布＝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

可见，通过价值关系，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B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A的价值的镜子。商品A同作为价值体，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的商品B发生关系，就使B的使用价值成为表现A自己的价值的材料。在商品B的使用价值上这样表现出来的商品A的价值，具有相对价值形式。

（b）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

凡是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15舍费耳小麦、100磅咖啡等等。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着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因而，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一般，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因此，在商品A和商品B如麻布和上衣的价值关系中，上衣这种商品不仅作为价值体一般被看做在质上同麻布相等，而且是作为一定量的价值体或等价物如1件上农被看做同一定量的麻布如20码麻布相等。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一等式的前提是：1件上衣和20码麻布正好包含同样多的价值实体。就是说，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等量的劳动时间。但是生产20码麻布或1件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织或缝的生产力的每一次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我们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种变化对价值量的相对表现的影响。

Ⅰ.麻布的价值起了变化，上衣的价值不变。

Ⅱ.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

Ⅲ.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劳动量可以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比例同时发生变化。

Ⅳ.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各自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它们的价值，可以按照同一方向但以不同的程度同时发生变化，或者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等等。这种种可能的组合对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影响，根据Ⅰ、Ⅱ、Ⅲ类的情况就可以推知。

可见，价值量的实际变化不能明确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即相对价值量上。即使商品的价值不变，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不变，最后，商品的价值量和这个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同时发生的变化，完全不需要一致。

（3）等价形式

我们说过，当商品A（麻布）通过不同种商品B（上衣）的使用值表现自己的价值时，它就使商品B取得一种独特的价值形式，等价形式。商品麻布显示出它自身的价值存在，是通过上衣没有取与自己的物体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而与它相等。这样，麻布表现出自身的价值存在，实际上是通过上衣能与它直接交换。因此，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就是它能与另一个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

在考察等价形式时看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

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

既然这种具体劳动，即缝，只是当做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表现，它就具有与别种劳动即麻布中包含的劳动等同的形式，因而，尽管它同其他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私人劳动，但终究是直接社会形式上的劳动。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在一种能与别种商品直接交换的产品上。可见，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位伟大的研究家，等价形式的后两个特点就会更容易了解。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他就是亚里士多德。

首先，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另一种商品来表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因为他说：

“5张床＝1间屋”

“无异于”：

“5张床＝若干货币”。

其次，他看到：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要求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这种本质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为可通约的量而互相发生关系。他说：“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到此就停下来了，没有对价值形式作进一步分析。“实际上，这样不同种的物是不能通约的”，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在质上等同。这种等同只能是某种和物的真实性质相异的东西，因而只能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

可见，亚里士多德自己告诉了我们，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作进一步的分析，这就是缺乏价值概念。这种等同的东西，也就是屋在床的价值表现中对床来说所代表的共同的实体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只要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东西，对床来说屋就代表一种等同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劳动。

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4）简单价值形式的总体

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包含在它与一个不同种商品的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商品A的价值，通过商品B能与商品A直接交换而在质上得到表现，通过一定量的商品B能与既定量的商品A交换

而在量上得到表现。换句话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通过它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得到独立的表现的。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它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孤立地考察，它决没有这种形式，而只有同第二个不同种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时，它才具有这种形式。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上述说法就没有害处，而只有简便的好处。

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商品A同商品B的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商品A的价值表现，就会知道，在这一关系中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态，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式或价值形态。这样，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做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做交换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式，就是该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简单表现形式。

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代，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由此可见，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同时又是劳动产品的简单商品形式，因此，商品形式的发展也是同价值形式的发展一致的。

一看就知道，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种胚胎形式，它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才成熟为价格形式。

商品A的价值表现在某个商品B上，只是使商品A的价值同它自己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因此也只是使商品A同某一种与它自身不同的个别商品发生交换关系，而不是表现商品A同其他一切商品的质的等同和量的比例。与一个商品的简单相对价值形式相适应的，是另一个商品的个别等价形式。所以，在麻布的相对价值表现中，上衣只是对麻布这一种个别商品来说，具有等价形式或能直接交换的形式。

然而，个别的价值形式会自行过渡到更完全的形式。通过个别的价值形式，商品A的价值固然只是表现在一个别种商品上，但是这后一个商品不论是哪一种，是上衣、铁或小麦等等，都完全一样。随着同一商品和这种或那种不同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也就产生它的种种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它可能有的价值表现的数目，只授予它不同的商品种类的数目的限制。这样，商品的个别的价值表现就转化为一个可以不断延长的、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的系列。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z量商品A＝u量商品B，或＝v量商品C，或＝w量商品D，

或＝x量商品E，或＝其他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镑茶叶，或＝40磅咖啡，或＝1夸脱小麦，或＝2盎司金，或＝1/2吨铁，或＝其他）

（1）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

现在，一个商品例如麻布的价值表现在商品世界的其他无数的元素上。每一个其他的商品体都成为反映麻布价值的镜子。这样，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因为形成这个价值的劳动现在十分清楚地表现为这样一种劳动，其他任何一种人类劳动都与之等同，而不管其他任何一种劳动具有什么样的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对象化在上农、小麦、铁或金等等之中。因此，现在麻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个别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作为商品，它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公民。同时，商品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列表明，商品价值是同它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没有关系的。

（2）特殊等价形式

每一种商品，上农、茶叶、小麦、铁等等，都在麻布的价值表现充当等价物，因而充当价值体。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一定的自然形式，现在都成为一个特殊等价形式，与其他许多特殊等价形式并列。同样，种种不同的商品体中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现在只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同样多种的特殊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

（3）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的缺点

第一，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是未完成的，因为它的表现系列永无止境。每当新出现一种商品，从而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表现的材料时，’由一个个的价值等式连接成的锁链就会延长。第二，这条锁链形成一幅由互不关联的而且种类不同的价值表现拼成的五光十色的镶嵌画。最后，像必然会发生的情形一样，如果每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都表现在这个扩大的形式中，那么，每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都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无穷无尽的价值表现系列。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的缺点反映在与它相适应的等价形式中。因为每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在这里都是一个特殊等价形式，与无数别的特殊等价形式并列，所以只存在着有局限性的等价形式，其中每一个都排斥另一个。同样，每个特殊的商品等价物中包含的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都只是人类劳动的特殊的因而是不充分的表现形式。诚然，人类劳动在这些特殊表现形式的总和中，获得自己的完全的或者总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还没有获得统一的表现形式。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用他的麻布同其他许多商品交换，从而把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其他的商品上，那么，其他许多商品占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们的商品同麻布交换，从而把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同一个第三种商品麻布上。因此，把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镑茶叶，或＝其他等等这个系列倒转过来，也就是说，把事实上已经包含在这个系列中的相反关系表示出来，我们就得到：

c.一般价值形式

（1）价值形式的性质变化了

现在，商品价值的表现：1.是简单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唯一的商品上；2.是统一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同一的商品上。它们的价值形式是简单的和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

新获得的形式使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在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同一种商品上，例如表现在麻布上，因而使一切商品的价值都通过它们与麻布等同而表现出来。每个商品的价值作为与麻布等同的东西，现在不仅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相区别，而且与一切使用价值相区别，正因为这样才表现为它和一切商品共有的东西。因此，只有这种形式才真正使商品作为价值互相发生关系，或者使它们互相表现为交换价值。

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使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价物商品即麻布，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麻布自身的自然形式是这个世界的共同的价值形态，因此，麻布能够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它的物体形式是当做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一般的社会的蛹化。同时，织，这种生产麻布的私人劳动，也就处于一般社会形式，处于与其他一切劳动等同的形式。构成一般价值形式的无数等式，使实现在麻布中的劳动，依次等于包含在其他商品中的每一种劳动，从而使织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一般表现形式。这样，对象化在商品价值中的劳动，不仅消极地表现为被抽去了实在劳动的一切具体形式和有用属性的劳动。它自身的积极的性质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把一切实在劳动化为它们共有的人类劳动的性质，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独特的社会的性质。

（2）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发展关系

等价形式的发展程度是同相对价值形式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但是必须指出，等价形式的发展只是相对价值形式发展的表现和结果。

一个商品的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使另一个商品成为个别的等价物。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一个商品的价值在其他一切商品上的表现，赋予其他一切商品以种种不同的特殊等价物的形式。最后，一种特殊的商品获得一般等价形式，因为其他一切商品使它成为它们统一的、一般的价值形式的材料。

价值形式本身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两极即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的对立，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

（3）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

一般等价形式是价值本身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可以属于任何一种商品。另一方面，一个商品处于一般等价形式（第三种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它被其他一切商品当做等价物排挤出来。这种排挤的结果最终只剩下一种独特的商品，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

等价形式同这种独特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独特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独占权。在第二种形式中充当麻布的各种特殊等价物，而在第三种形式中把自己的相对价值共同用麻布来表现的各个商品中间，有一个特定的商品在历史过程中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这就是金。因此，我们在 第三种形式中用商品金代替商品麻布，就得到：

D.货币形式

在第一种形式过渡到第二种形式、第二种形式过渡到第三种形式的时候，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第四种形式与第三种形式的唯一区别，只是金现在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金在第四种形式中同麻布在第三种形式中一样，都是一般等价物。唯一的进步在于：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现在由于社会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独特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

金能够作为货币与其他商品相对立，只是因为它早就作为商品与它们相对立。与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过去就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在个别的交换行为中起个别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与其他商品等价物并列起特殊等价物的作用。渐渐地，它就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一旦它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货币商品。只是从它已经成为货币商品的时候起，第四种形式才同第三种形式区别开来，或者说，一般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货币形式。

一个商品（如麻布）在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如金）上的简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就是价格形式。因此，麻布的“价格形式”是：

20码麻布＝2盎司金，

如果2盎司金的铸币名称是2镑，那就是：

20码麻布＝2镑。

理解货币形式的困难，无非是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从而理解一般价值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的困难。第三种形式倒转过来，就化为第二种形式，即扩大的价值形式，而第二种形式的构成要素是第一种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或者x量商品A＝y量商品B。因此，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胎。

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就商品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它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

可见，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第二，说到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最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

可是，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富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私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

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做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上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

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当这些比例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例如，1吨铁和2盎司金的价值相等，就像1磅金和1磅铁虽然有不同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但是重量相等一样。实际上，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绝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而成为商品流通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做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上衣、皮靴等等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者金银，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

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那么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一类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做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因而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个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种种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家庭劳动的不同产品，但它们不是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纺、织、缝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会职能，因为这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就像商品生产一样，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但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本来就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因为个人劳动力本来就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的。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做商品，从而当做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做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在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像伊壁鸠鲁的神祇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有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跻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使一部分经济学家迷惑到什么程度，也可以从关于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既然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像例如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

因为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因此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像今天这样是占统治地位的从而是典型的方式），所以，它的拜物教性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连这种简单性的外观也消失了。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当它考察资本时，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认为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的重农主义幻觉，又破灭了多久呢？

为了不致涉及以后的问题，这里仅仅再举一个关于商品形式本身的例子。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感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为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

第2章 交换过程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占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乐意，人可以使用强力，换句话说，把它拿走。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在研究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

商品占有者与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对商品来说，每个别的商品体只是它本身的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任何别的商品，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商品所缺乏的这种感知商品体的具体属性的能力，由商品占有者用他自己的五种和五种以上的感官补足了。商品占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对别人有使用价值。对他来说，他的商品直接有的只是这样的使用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而是交换手段。所以，他愿意让渡他的商品来换取其使用价值为他所需要的商品。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可见，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

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为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

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只想让渡自己的商品，来换取另一个具有能够满足他本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只是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作为价值来实现，也就是通过他所中意的任何另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来实现，而不问他自己的商品对于这另一个商品的占有者是不是有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是一般社会的过程。但是，同一过程不可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占有者只是个人的过程，同时又只是一般社会的过程。

我们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对每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每个别的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特殊等价物，因而他的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但因为一切商品占有者都这样做，所以没有一个商品是一般等价物，因而商品也就不具有使它们作为价值彼此等同、作为价值量互相比较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因此，它们并不是作为商品，而只是作为产品或使用价值彼此对立着。

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在他们的困难处境中是像浮士德那样想的：起初是行动。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就已经做起来了。商品本性的规律通过商品占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他们只有使他们的商品同任何另一个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对立，才能使他们的商品作为价值，从而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分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只有社会的行动才能使一个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因此，其他一切商品的社会的行动使一个特定的商品分离出来，通过这个商品来全面表现它们的价值。于是这个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独特的社会职能。这个商品就成为货币。

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

直接的产品交换一方面具有简单价值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还不具有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x量商品A＝y量商品B。直接的产品交换形式是x量使用物品A＝y量使用物品B。在这里，A物和B物在交换之前不是商品，它们通过交换才成为商品。使用物品可能成为交换价值的第一步，就是它作为非使用价值而存在，作为超过它的占有者的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量而存在。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这种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需默默地彼此当做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做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做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生活中也成为商品。它们交换的量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的占有者彼此愿意把它们让渡出去的意志行为。同时，对别人的使用物品的需要渐渐固定下来。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少有一部分劳动产品必定是有意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从那时起，一方面，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的分离固定下来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交换价值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它们互相交换的量的比例是由它们的生产本身决定的。习惯把它们作为价值量固定下来。

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每个商品对于它的占有者直接就是交换手段，对于它的非占有者直接就是等价物，不过它要对于后者是使用价值。因此，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的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随着进入交换过程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这种形式就越来越成为必要的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如果不同商品占有者的不同商品在它们的交易中不和同一个第三种商品相交换并作为价值和它相比较，商品占有者拿自己的物品同其他种种物品相交换、相比较的交易就绝不会发生。这第三个商品由于成为其他不同商品的等价物，就直接取得一般的或社会的等价形式，虽然是在狭小的范围内。这种一般等价形式同引起这个形式的瞬息间的社会接触一起产生和消失。这种形式交替地、暂时地由这个或那个商品承担。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殊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

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话已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职能而得到证明。但至此我们只知道货币的一种职能：它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商品价值量借以取得社会表现的材料。一种物质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质的，才能成为价值的适当的表现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类劳动的化身。另一方面，因为价值量的差别纯粹是量的差别，所以货币商品必须只能有纯粹量的差别，就是说，必须能够随意分割，又能够随意把它的各部分合并起来。金和银就天然具有这种属性。

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二重化了。它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种由它的独特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

因为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来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关系。

还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人们已经知道货币是商品，这在货币分析上是跨出很大一步的开端，但终究只是开端而已。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

我们已经看到，在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个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就已经存在一种假象，似乎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自己的等价形式，似乎这种形式是天然的社会属性。我们已经探讨了这种假象是怎样确立起来的。当一般等价形式同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没有出什么力就发现一个在它们之外、与它们并存的商品体是它们自身的现成的价值形态。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第3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1.价值尺度

为了简单起见，我在本书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

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这样，金执行一般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并且首先只是由于这个职能，金这个独特的等价商品才成为货币。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对象化的人类劳动，从而本身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独特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独特的商品就转化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

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x量商品A＝y量货币商品——是商品的货币形式或它的价格。现在，要用社会公认的形式表现铁的价值，只要有1吨铁＝2盎司金这样一个等式就够了。这个等式不需要再同其他商品的价值等式排成一个行列，因为金这个等价商品已经具有货币的性质。因此，现在商品的一般相对价值形式又具有商品最初的即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样子。另一方面，扩大的相对价值表现，或相对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列，成为货币商品所特有的相对价值形式。而这个系列现在已经在商品价格中社会地提供了。把一份行情表上的价目倒过来读，就可以看出货币的价值量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商品上。然而货币并没有价格。货币要参加其他商品的这个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就必须把自己当做自己的等价物。

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形式，同商品的价值形式本身一样，是一种与商品的可以捉摸的实在的物体形式不同的，因而只是观念的或想象的形式。铁、麻布、小麦等等的价值虽然看不见，但是存在于这些物的本身中；它们的价值通过它们同金相等，同金发生一种可以说只是在它们头脑中作祟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监护人为了向外界表明商品的价格，必须把自己的舌头塞进它们的脑袋里，或者给它们挂上一张纸条。因为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是观念的，所以要表现商品的价值，也可以仅仅用想象的或观念的金。每一个商品监护人都知道：当他给予商品价值以价格形式或想象的金的形式时，他远没有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金，而为了用金估量数百万的商品价值，他不需要丝毫实在的金。因此，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

凡是价格已经确定的商品都表现为这样的形式：a量商品A＝x量金；b量商品B＝z量金；c量商品C＝y量金，等等，在这里，a、h、c代表商品A、B、C的一定量，x、z、y代表金的一定量。这样，商品价值就转化为大小不同的想象的金量，就是说，尽管商品五花八门，商品价值都转化为同名的量，即金量。这些价值作为这样的不同的金量互相比较，互相计量，这样在技术上就有必要把某一固定的金量作为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本身通过进一步分成等分而发展成为标准。金、银、铜在变成货币以前，在它们的金属重量中就有这种标准，例如，以磅为计量单位，磅一方面分成盎司等等，另一方面又合成英担等等。因此，在一切金属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的货币标准或价格标准的名称。

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价格标准，货币执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它是价值尺度；作为规定的金属重量，它是价格标准。作为价值尺度，它用来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价值转化为价格，转化为想象的金量；作为价格标准，它计量这些金量。价值尺度是用来计量作为价值的商品，相反，价格标准是用一个金量计量各种不同的金量，而不是用一个金量的重量计量另一个金量的价值。要使金充当价格标准，必须把一定重量的金固定为计量单位。在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规定中一样，尺度比例的固定性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同一个金量越是不变地充当计量单位，价格标准就越是能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能。金能够充当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本身是劳动产品，因而是潜在可变的价值。

首先很明显，金的价值变动丝毫不会妨碍金执行价格标准的职能。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不同的金量之间的价值比例总是不变。哪怕金的价值跌落1000%，12盎司金的价值仍然是1盎司金的12倍，在价格上问题只在于不同金量彼此之间的比例。另一方面，因为1盎司金决不会随着它的价值涨落而改变它的重量，所以它也不会因而改变它的等分的重量，这样，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金作为固定的价格标准总是起同样的作用。

金的价值变动也不会妨碍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这种变动会同时影响一切商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相互间的相对价值不会改变，尽管这些价值这时都是在比过去高或低的金价格中表现出来。

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提高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降低时，才会普遍提高。反之，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降低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提高时，才会普遍降低。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货币价值提高，商品价格必定相应降低，货币价值降低，商品价格必定相应提高。这只适用于价值不变的商品。例如，某些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同时按同一比例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不会改变。如果这些商品的价值比货币价值增加得慢些或者增加得快些，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的降低或提高，就由这些商品的价值变动和货币的价值变动之间的差额来决定。依此类推。

商品的价值量表现出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随着价值量转化为价格，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可见，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自身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

价格形式包含着商品为取得货币而让渡的可能性和这种让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金所以充当观念的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在交换过程中已作为货币商品流通。因此，在观念的价值尺度中隐藏着坚硬的货币。

2.流通手段

（a）商品的形态变化

商品交换过程是在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因素同时就是商品占有者的两种行为，一种是卖，把商品换成货币，一种是买，把货币换成商品，这两种行为的统一就是：为买而卖。

因此，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在下列的形式变换中完成的：

商品—货币—商品

W—G—W

从物质内容来说，这个运动是W—W，是商品换商品，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的结果一经达到，过程本身也就结束。

W—G。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社会分工使商品占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这个产品只有在货币上，才取得一般的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而货币又在别人的口袋里。为了把货币吸引出来，商品首先应当对于货币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说，用在商品上的劳动应当是以社会有用的形式耗费的，或者说，应当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产有机体，它的纤维在商品生产者的背后交织在一起，而且继续交织下去。商品可能是一种新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它声称要去满足一种新产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唤起一种需要。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做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可能已经成熟，或者可能尚未成熟。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即使某种劳动，例如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特许的一部分，这也决不能恰好使他的20码麻布的使用价值得到了保证。社会对麻布的需要，像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接受赠马，不看岁口，但是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绝不是到市场去送礼的。我们就假定他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得到了证明，因而商品会把货币吸引出来。但现在要问：它能吸引多少货币呢？当然，答案已经由商品的价格即商品价值量的指数预示了。我们把商品占有者可能发生的纯粹主观的计算错误撇开，因为这种错误在市场上马上可以得到客观的纠正。假定他耗费在他的产品上的只是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商品的价格只是对象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量的货币名称。但是，织麻布业的以往可靠的生产条件，没有经过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许可而在他的背后发生了变化。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码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货币占有者会非常热心地用我们这位朋友的各个竞争者定出的价格来说明这一点。我们这位朋友真是不幸，世上竞有很多织麻布者。最后，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所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时间仍然可能过多。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像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像俗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

[2]

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做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做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

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像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的事情。同时，分工使这种转化能否成功成为偶然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应当纯粹地考察现象，因此假定这种现象是正常进行的。其实，只要这种现象发生，就是说，只要商品不是卖不出去，就总会发生商品的形式变换，尽管在这种形式变换中，实体——价值量——可能在不正常的场合亏损或增加。

G—W。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或最终的形态变化：买。因为货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转换形态，或者说，是它们普遍让渡的产物，所以它是绝对可以让渡的商品。货币把一切价格倒过来读，从而把自己反映在一切商品体上，即为货币本身变成商品而献身的材料上。同时，价格，即商品向货币送去的秋波，表明货币的转化能力的限度，即表明货币本身的量。因为商品在变成货币后就消失了，所以，从货币上就看不出它究竟怎样落到货币占有者的手中，究竟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来的。货币没有臭味，无论它从哪里来。一方面，它代表已经卖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买到的商品。

G—W，即买，同时就是卖，即W—G；因此，一个商品的后一形态变化，同时就是另一商品的前一形态变化。

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包含四个极和三个登场人物。最先，与商品对立着的是作为它的价值形态的货币，而后者在彼岸，在别人的口袋里，具有物的坚硬的现实性。因此，与商品占有者对立着的是货币占有者。商品一旦转化为货币，货币就成为商品的转瞬即逝的等价形式，这个等价形式的使用价值或内容在此岸，在其他的商品体中存在着。作为商品第一个转化的终点的货币，同时是第二个转化的起点。可见，在第一幕是卖者，在第二幕就成了买者，这里又有第三个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同他对立着。

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相反的运动阶段组成一个循环：商品形式，商品形式的抛弃，商品形式的复归。当然，在这里，商品本身具有对立的规定。对它的占有者来说，它在起点是非使用价值，在终点是使用价值。同样，货币先表现为商品转化成的固定的价值结晶，然后又作为商品的单纯等价形式而消失。

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的相互关系，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因此，卖和买的同一性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没有被商品占有者卖掉，也就是没有被货币占有者买去，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这种同一性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这个过程成功，它就会形成商品的一个休止点，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可长可短。既然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是卖又是买，这个局部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买者有商品，卖者有货币，也就是有一种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进入市场都保持着能够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做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

作为商品流通的中介，货币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能。

（b）货币的流通

货币流通表示同一个过程的不断的、单调的重复。商品总是在卖者方面，货币总是作为购买手段在买者方面。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是在它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而货币在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把商品从卖者手里转到买者手里，同时自己也从买者手里离开，到了卖者手里，以便再去同另一个商品重复同样的过程。货币运动的单方面形式来源于商品运动的两方面形式，这一点是被掩盖着的。商品流通的性质本身造成了相反的外观。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货币的运动，而且是商品本身的运动；而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只是货币的运动。商品在流通的前半段同货币换了位置。同时，它的使用形态便离开流通，进入消费。它的位置由它的价值形态或货币化妆所占据。商品不再是包在它自己的天然外皮中，而是包在金外皮中来通过流通的后半段。因此，运动的连续性完全落在货币方面；这个运动对商品来说包含两个对立的过程。但作为货币本身的运动却总是包含同一个过程，就是货币同一个又一个的商品交换位置。因此，商品流通的结果，即一个商品被另一个商品所代替，似乎不是由商品本身的形式变换引起的，而是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引起的，似乎正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使本身不能运动的商品流通起来，使商品从把它们当做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做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并且总是朝着同货币本身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货币不断使商品离开流通领域，同时不断去占据商品在流通中的位置，从而不断离开自己的起点。因此，虽然货币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看起来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货币运动的结果。

每一个商品在流通中走第一步，即进行第一次形式变换，就退出流通，而总有新的商品进入流通。相反，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却不断地留在流通领域，不断地在那里流动。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货币不断地被流通领域吸收。

假设商品量已定，流通货币量就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增减。流通货币量之所以增减，是因为商品的价格总额随着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增减。为此，完全不需要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上涨或跌落。只要若干主要商品的价格在一种情况下上涨，或在另一种情况下跌落，就足以提高或降低全部流通商品的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从而使进入流通的货币增加或减少。无论商品价格的变动是反映实际的价值变动，或只是反映市场价格的波动，流通手段量所受的影响都是相同的。

假定有若干互不相干的、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卖，或者说局部形态变化，例如有1夸脱小麦、20码麻布、1本圣经、4加仑烧酒同时出售。如果每种商品的价格都是2镑，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就是8镑，那么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必须是8镑。相反，如果这4种商品是我们上面所说过的形态变化系列的各个环节，即1夸脱小麦—2镑—20码麻布—2镑—1本圣经—2镑—4加仑烧酒—2镑，那么，有2镑就可以使所有这些商品依次流通，因为它依次实现它们的价格，从而实现8镑的价格总额，最后停留在酿酒者手中。这2镑完成了4次流通。同一些货币的这种反复的位置变换，既表示商品发生双重的形式变换，表示商品通过两个对立的流通阶段的运动，也表示各种商品的形态变化交错在一起。这个过程经过的各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不可能在空间上并行，只能在时间上相继发生。因此，时间就成为计量这个过程久暂的尺度，或者说，同一些货币在一定时间内的流通次数可以用来计量货币流通的速度。例如，假定上述4种商品的流通过程持续1天。这样，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为8镑，同一些货币1天的流通次数是4次，流通的货币量是2镑，或者就一定时间的流通过程来说是：
。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在一定的时间内，一个国家的流通过程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许多分散的、同时发生的和空间上并行的卖（或买）或局部形态变化，其中同一些货币只变换位置一次或只流通一次；另一方面是许多部分互相平行，部分互相交错的具有多少不等的环节的形态变化系列，其中同一些货币流通的次数多少不等。但是，从流通中的全部同名货币的总流通次数中可以得出每个货币的平均流通次数或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例如，在每天流通过程开始时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当然由同时地和空间上并行地流通着的商品的价格总额来决定。但在过程之内，可以说每一货币都对另一货币承担责任。如果一个货币加快流通速度，另一个货币就会放慢流通速度，甚至完全退出流通领域，因为流通领域只能吸收这样一个金量，这个金量乘以它的单个元素的平均流通次数，等于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因此，货币的流通次数增加，流通的货币量就会减少。货币的流通次数减少，货币量就会增加。因为在平均流通速度一定时，能够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也是一定的，所以，例如只要把一定量1镑的钞票投入流通，就可以从流通中取回等量的索维林——这是一切银行都很熟悉的手法。

既然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即商品通过互相对立的形态变化而实现的循环，那么货币流通的速度也就表现商品形式变换的速度，表现形态变化系列的不断交错，表现物质变换的迅速，表现商品迅速退出流通领域并同样迅速地为新商品所代替。因此，货币流通的迅速表现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由使用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再由价值形态转化为使用形态——的流水般的统一，即卖和买两个过程的流水般的统一。相反，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互相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本身。一般人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

可见，在每一段时期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总量，一方面取决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商品世界的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流动的快慢，这种流动决定着同一些货币能够实现价格总额的多大部分。但是，商品的价格总额又决定于每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这三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流通的商品量、货币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变动，因此，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以及受价格总额制约的流通手段量，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在这里，我们只举出商品价格史上最重要的几种组合。

在商品价格不变时，由于流通商品量增加，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减低，或者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反之，由于商品量减少，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增加，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提高时，如果流通商品量的减少同商品价格的上涨保持相同的比例，或流通的商品量不变，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同价格的上涨一样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减少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比价格的上涨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下降时，如果商品量的增加同商品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同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流通手段量就会依然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增加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比商品价格的跌落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

各种因素的变动可以互相抵消，所以尽管这些因素不断变动，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从而流通的货币量可以依然不变。因此，特别是考察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国家中流通的货币量的平均水平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稳定得多；除了周期地由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引起的，以及偶尔由货币价值本身的变动引起的强烈震动时期以外，流通的货币量偏离这一平均水平的程度，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小得多。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货币量或货币材料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个可除部分同金属堆的一个可除部分相交换。

（C）铸币。价值符号

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货币的铸币形式。在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名称中想象地表现出来的金重量，必须在流通中作为同名的金块或铸币同商品相对立。正像确立价格标准一样，铸造硬币也是国家的事。金银作为铸币穿着不同的国家制服，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又脱掉这些制服。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国内领域或民族领域，同它们的普遍的世界市场领域是分开的。

因此，金币和金块本来只有形状上的差别，金始终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它离开造币厂的道路，同时就是通向熔炉的道路。这是因为金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有的磨损得多，有的磨损得少。金的名称和金的实体，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开始了它们的分离过程。同名的金币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因为重量不同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因此，金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中世纪和直到18世纪为止的近代的铸币史就是一部这样混乱的历史。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转化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这种倾向甚至为现代的法律所承认，这些法律规定，金币磨损到一定程度，便不能通用，失去通货资格。

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分离，使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那么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铸造重量极小的金币或银币在技术上有困难，而且起初是较贱的金属而不是较贵的金属（是银不是金，是铜不是银）充当价值尺度，因而在它们被较贵的金属赶下宝座之前曾一直作为货币流通，这些事实历史地说明了银记号和铜记号可以扮演金币替身的角色。这些记号在铸币流通最快因而磨损最快的商品流通领域中，即在极小额的买卖不断重复进行的领域中代替了金。为了不让金的这些侍从篡夺金本身的位置，法律规定一个极小的比例，只有在这个比例内，它们代替金来支付才能强人接受。不同种铸币流通的各种特殊领域当然是互相交错的。辅币在支付最小金币的尾数时与金同时出现；金不断地进入零售流通，但是又因与辅币兑换而从那里不断地被抛出来。

银记号或铜记号的金属含量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它们在流通中比金币磨损得还要快。因此，它们的铸币职能实际上与它们的重量完全无关，就是说，与价值完全无关。金的铸币存在同它的价值实体完全分离了。因此，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纸票，就能代替金来执行铸币的职能。在金属货币记号上，这种纯粹的象征性质还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着。但在纸币上，这种性质就暴露无遗了。我们看到，困难的只是第一步。

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

[3]

国家把印有1镑、5镑等等货币名称的纸票从外部投入流通过程。只要这些纸票确实是代替同名的金额来流通，它们的运动就只反映货币流通本身的规律。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性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诚然，流通领域所能吸收的金量经常变动，时常高于或低于一定的平均水平。但是，一个国家的流通手段量决不会降到一定的由经验确定的最低限量以下。这个最低限量不断变动它的组成部分，就是说，不断由另外的金块组成，这种情况当然丝毫不会影响这个量的大小和它在流通领域内的不断流动。因此，这个最低限量可以由纸做的象征来代替。但是，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货币的饱和程度，那么明天这些渠道就会因商品流通的波动而发生泛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过，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么，撇开有信用扫地的危险不说，它在商品世界仍然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例如，如果一定的纸票量按其名称代表2盎司金，而实际是代替1盎司金，那么事实上1镑比如说就是1/4盎司金的货币名称，而不是原来1/8盎司金的货币名称了。其结果无异于金在它作为价格尺度的职能上发生了变化。同一价值，原来用1镑的价格来表现，现在要用2镑的价格来表现了。

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性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是价值符号。

最后要问，为什么金可以用它本身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符号来代替呢？而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当金执行铸币或流通手段的职能而被孤立起来或独立出来时，金才可以被代替。当然，这种职能的独立化不是发生在个别金币上的，虽然磨损了的金币的继续流通已表明这种职能已经独立出来。金块只要实际处在流通中，它就是单纯的铸币或流通手段。对于个别金币不适用的情况，对于能由纸币代替的最低限度的金量却是适用的。这个金量经常处在流通领域中，不断地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从而只是作为这种职能的承担者而存在。因此，它的运动只表示商品形态变化W—G—W的两个互相对立过程的不断互相转化。在这种形态变化中，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商品对立，只是为了马上又消失。在这里，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独立表现只是转瞬即逝的要素。它马上又会被别的商品代替。因此，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做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因而才能在纸币形式上取得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

3.货币

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金作为货币执行职能，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必须以其金体（或银体）出现，因而作为货币商品出现，就是说，它不像在充当价值尺度时那样纯粹是观念的，也不像在充当流通手段时那样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表；另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的职能——不论由它亲自执行，还是由它的代表执行——使它固定成为唯一的价值形态，成为交换价值的唯一适当的存在，而与其他一切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对立。

（a）货币贮藏

两种对立的商品形态变化的不断循环，或卖与买的不息转换，表现在不停的货币流通上，或表现在货币作为流通的永动机的职能上。只要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一中断，卖之后没有继之以买，货币就会停止流动，或者如布阿吉尔贝尔所说，由动的东西转化为不动的东西，由铸币转化为货币。

随着商品流通本身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态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中介变成了目的本身。商品的转换形态受到阻碍，不能再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或作为只是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而起作用。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

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价值的多余部分转化为货币。这样，金和银自然就成为这种多余部分或财富的社会表现。在有些民族中，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需要范围是固定封闭的，在这些民族中，这种素朴的货币贮藏形式就永恒化了。在亚洲人那里，特别是在印度人那里，情况就是这样。

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成的，所以，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

[4]

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

[5]

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

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

要把金作为货币，从而作为贮藏货币的要素保存起来，就必须阻止它流通，不让它作为购买手段化为消费品。因此，货币贮藏者为了金偶像而牺牲自己的肉体享受。他虔诚地信奉禁欲的福音书。另一方面，他能够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取出的，只是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产得越多，他能卖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劳、节俭、吝啬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卖少买就是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

除直接的贮藏形式以外，还有一种美的贮藏形式，即占有金银制的商品。它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一同增长的。

货币贮藏在金属流通的经济中执行着种种不同的职能。它的第一个职能是从金银铸币的流通条件中产生的。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商品流通在范围、价格和速度方面的经常变动，流通的货币量也不断增减。因此，这个量必须能伸缩。有时货币必须当做铸币被吸收，有时铸币必须当做货币被排斥。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现有的金银量必须大于执行铸币职能的金银量。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流通中的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

（b）支付手段

在上面我们所考察的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中，同一价值量总是双重地存在着，在一极上是商品，在另一极上是货币。所以，商品占有者只是作为现存的互相等价的物的代表来接触。但是，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关系也发展起来。这里我们只举出其中一些最简单的关系也就够了。一种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长，另一种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短。不同的商品的生产与不同的季节有关。一个商品的产地就是它的市场所在地，另一个商品要旅行到远方的市场去。因此，一个商品占有者可以在另一个商品占有者作为头者出现之前，作为卖者出现。当同样一些交易总是在同一些人中间反复进行时，商品的出售条件就按照商品的生产条件来调节。另一方面，某些种类的商品例如房屋的使用权是出卖一定期限的。买者只是在期满时才真正取得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因而他先购买商品，后对商品支付。一个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由于商品的形态变化或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在这里起了变化，货币也就取得了另一种职能。货币成了支付手段。

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角色在这里是从简单商品流通中产生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的改变，在卖者和买者身上打上了这两个新烙印。最初，同卖者和买者的角色一样，这也是暂时的和由同一些流通当事人交替扮演的角色。但是，现在这种对立一开始就不是那样愉快，并且能够更牢固地结晶起来。而这两种角色还可以不依赖商品流通而出现。

现在我们回到商品流通领域来。等价物——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卖的过程的两极上。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所卖商品的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支付货币的承诺中，但它使商品的转手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支付手段才真正进入流通，就是说，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流通手段转化为贮藏货币，是因为流通过程在第一阶段中断，或商品的转化形态退出了流通。支付手段进入流通，但这是在商品已经退出流通之后。货币不再是过程的中介。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或作为一般商品，独立地结束这一过程。卖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通过货币来满足某种需要，货币贮藏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以货币形式保存商品，欠债的买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则是为了能够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财产就会被强制拍卖。因此，现在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必要性，商品的价值形态即货币就成了卖的目的本身。

买者在把商品转化为货币之前，已经把货币再转化为商品，或者说，他先完成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后完成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卖者的商品在流通，但它只是靠私法的索债权实现它的价格。它在转化为货币之前，已经转化为使用价值。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只是以后才完成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定时期内的流通货币的总额。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消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作为流通手段、时而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的流通次数。例如，一个农民卖谷物得到2镑，在这里，这2镑起着流通手段的作用。他在支付日把这2镑用来支付织布者先前交给他的麻布。这时，这2镑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接着织布者又拿现金去买圣经，于是这2镑又重新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如此等等。因此，即使价格、货币流通速度和支付的节省程度是既定的，一定时期内例如一天内流通的货币量和流通的商品量也不再相符。货币在流通，而它所代表的是早已退出流通的商品。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货币等价物只有在将来才出现。另一方面，每天订立的支付和同一天到期的支付完全不是可通约的量。

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中去。

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

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长了。

（c）世界货币

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也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相对立。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执行职能，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

在国内流通领域内，只能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从而充当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双重价值尺度，即金和银。

世界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执行职能。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由此产生重商主义体系的口号——贸易差额！金银充当国际购买手段，主要是在各国间通常的物质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的时候。最后，它们充当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是在这样的场合：不是要买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财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商品市场的行情或者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许这种转移以商品形式实现。

[1]
第4版注：我插进了括号里的这段话，因为省去这段话常常会引起误解，好像不是由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马克思都认为是商品。——弗·恩格斯

[2]
德国谚语，意思是有祸同当。——编者注

[3]
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咸丰）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阿贝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47页及以下几页）

[4]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5]
“人间再没有像金钱这样坏的东西，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 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做些可耻的事，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4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1.资本的总公式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

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内容，撇开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只考察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

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然而，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同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存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

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

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做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通过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所谋求的无休止的价值增殖，为更加精明的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而实现了。

为卖而买，或者说得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G—W—G′，似乎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买和卖的间歇，即在流通领域以外发生的行为，丝毫不会改变这种运动形式。最后，在生息资本的场合，G—W—G′的流通简化地表现为没有中介的结果，表现为一种简练的形式，G—G′，表现为等于更多货币的货币，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

因此，G—W—G′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

2.总公式的矛盾

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阐明的所有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

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它使商品占有者互相依赖，因为他们双方都没有他们自己需要的物品，而有别人需要的物品。除商品使用价值的这种物质区别以外，商品之间就只有一种区别，即商品的自然形式和它的转化形式之间的区别，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区别。因此，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卖者即商品占有者和买者即货币占有者之间的区别。

假定卖者享有某种无法说明的特权，可以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把价值100的商品卖110，即在名义上加价10%。这样，卖者就得到剩余价值10。但是，他当了卖者以后，又成为买者。现在第三个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和他相遇，并且也享有把商品贵卖10%的特权。我们那位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赚得了10，但是作为买者要失去10。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结果是，全体商品占有者都高于商品价值10%互相出卖商品，这与他们把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完全一样。商品的这种名义上的普遍加价，其结果就像例如用银代替金来计量商品价值一样。商品的货币名称即价格上涨了，但商品间的价值比例仍然不变。

我们再反过来，假定买者享有某种特权，可以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在这里，不用说，买者还要成为卖者。他在成为买者以前，就曾经是卖者。他在作为买者赚得10%以前，就已经作为卖者失去了10%。结果一切照旧。

因此，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的转化为资本，既不能用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来说明，也不能用买者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来说明。

可见，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是等价物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

因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这样，就得到一个双重的结果。

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3.劳动力的买和卖

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上，因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它所购买或所支付的商品的价格，而它如果停滞在自己原来的形式上，它就凝固为价值量不变的化石了。同样，在流通的第二个行为即商品的再度出卖上，也不可能发生这种变化，因为这一行为只是使商品从自然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G—W中所购买的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这种商品的价值上，因为互相交换的是等价物，商品是按它的价值支付的。因此，这种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消费中产生。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但是，要使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就必须具备各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占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做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占有者要把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这种关系要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始终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间，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转化为奴隶，从商品占有者转化为商品。他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财产，从而当做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消费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

货币占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做商品出卖。

一个人要出卖与他的劳动力不同的商品，他自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如原料、劳动工具等等。没有皮革，他就不能做皮靴。此外，他还需要有生活资料。任何人，即使是未来音乐的创作家，都不能靠未来的产品过活，也不能靠尚未生产好的使用价值过活。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可见，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占有者相遇，对这个问题货币占有者不感兴趣。他把劳动市场看做是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货币占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研究不属于商品分析的范围。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转化为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能够产生。产品要表现为商品，需要社会内部的分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但是，这样的发展阶段是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

如果考察一下货币，我们就会看到，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根据经验，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这些形式的形成。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绝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1]

现在应该进一步考察这个独特商品——劳动力。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也具有价值。这个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对象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人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劳动力只有表现出来才能实现，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来。而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支出增多，收入也得增多。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

劳动力所有者是会死的。因此，要使他不断出现在市场上（这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

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

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它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的改变而改变。

现在我们知道了，货币占有者付给劳动力这种独特商品的占有者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货币占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在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过程中才表现出来。这个过程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如原料等等，是由货币占有者在商品市场上买来并且按十足的价格支付的。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消费，像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因此，让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1]
因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5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1.劳动过程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劳动力的卖者也就由此在现实上成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成为工人，而在此以前，他只不过在可能性上是工人。为了把自己的劳动表现在商品中，他必须首先把它表现在使用价值中，表现在能满足某种需要的物中。因此，资本家要工人制造的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定的物品。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来加以考察。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做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相反，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原料。例如，已经开采出来正在洗的矿石。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做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里不谈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体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但是它在农业上要起劳动资料的作用，还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较高的发展为前提。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在太古人的洞穴中，我们发现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后者只是在化学工业中才起着重要的作用。

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也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活动场所。这类劳动资料中有的已经经过劳动的改造，例如厂房、运河、道路等等。

可见，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动者纺纱，产品就是纺成品。

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

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些使用价值，以前的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

在采掘工业中，劳动对象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采矿业、狩猎业、捕鱼业等等中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农业中，只是在最初开垦处女地时才是这样）；除采掘工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就是这样。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做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通过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尤其是说到劳动资料，那么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

原料可以构成产品的主要实体，也可以只是作为辅助材料参加产品的形成。辅助材料或者被劳动资料消费，例如煤被蒸汽机消费，机油被轮子消费，干草被挽马消费；或者加在原料上，使原料发生物质变化，例如氯加在未经漂白的麻布上，煤加在铁上，染料加在羊毛上；或者帮助劳动本身的进行，例如用于劳动场所的照明和取暖的材料。在真正的化学工业中，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因为在所用的原料中没有一种会作为产品的实体重新出现。

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所以同一产品能够成为很不相同的劳动过程的原料。例如，谷物是磨面者、制淀粉者、酿酒者和畜牧业者等等的原料。作为种子，它又是自身生产的原料。同样，煤作为产品退出采矿工业，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采矿工业。

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同一产品可以既充当劳动资料，又充当原料。例如，在牲畜饲养业中，牲畜既是被加工的原料，又是制造肥料的手段。

一种已经完成而可供消费的产品，能重新成为另一种产品的原料，例如葡萄能成为葡萄酒的原料。或者，劳动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只能再作原料用的形式。这样的原料叫作半成品，也许叫作中间成品更合适些，例如棉花、线、纱等等。这种最初的原料虽然本身已经是产品，但还需要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它不断改变形态，不断重新作为原料起作用，直到最后的劳动过程把它当做完成的生活资料或完成的劳动资料排出来。

可见，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随着地位的改变，它的规定也就改变。

因此，产品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也就丧失产品的性质。它们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在纺纱者看来，纱锭只是纺纱用的手段，亚麻只是纺纱的对象。当然，没有纺纱材料和纱锭是不能纺纱的。因此，在纺纱开始时，必须先有这两种产品。但是，亚麻和纱锭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这个过程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正如面包是农民、磨面者、面包师等等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营养作用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一样。相反，如果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显示出它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种性质，那是由于它有缺点。不能切东西的刀，经常断头的纱等等，使人强烈地想起制刀匠A和纺纱人E。如果产品很好，它的使用属性由过去劳动创造这一点就看不出来了。

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受到自然的物质变换的破坏力的影响。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做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生活资料进人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

因此，如果说，现有的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而且是劳动过程的存在条件，那么另一方面，它们被投入劳动过程，从而与活劳动相接触，则是使这些过去劳动的产品当做使用价值来保存和实现的唯一手段。

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把它们吞食掉，因而是消费过程。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做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做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只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劳动就是为创造产品而消耗产品，或者说，是把产品当做产品的生产资料来使用。但是，正如劳动过程最初只是发生在人和未经人的协助就已存在的土地之间一样，现在在劳动过程中也仍然有这样的生产资料，它们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

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

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我们离开他时，他已经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用内行的狡黠的眼光物色到了适合于他的特殊行业（如纺纱、制靴等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于是，我们的资本家就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当然，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

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在劳动中它被使用时损耗的必要程度。

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像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买者使用；劳动力的占有者提供他的劳动，实际上只是提供他已卖出的使用价值。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做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劳动过程只是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才能消费劳动力。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

2.价值增殖过程

产品——资本家的所有物——是一种使用价值，如棉纱、皮靴等等。虽然例如皮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进步的基础，而我们的资本家也是一位坚决的进步派，但是他不是为了皮靴本身而制造皮靴。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绝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在这里，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我们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下述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购买它们，他已在商品市场上预付了宝贵的货币——的价值总和。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

因为这里谈的是商品生产，所以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显然只考察了过程的一个方面。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现在我们就把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过程来考察。

我们知道，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该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的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而归我们的资本家所有的产品。

如果我们现在把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而持续下去，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

其次，如果我们把价值形成过程和劳动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劳动过程的实质在于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在这里，劳动只是从质的方面来考察，从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从目的和内容方面来考察。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一劳动过程只是表现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在这里，进入劳动过程的商品，已经不再作为在劳动力有目的地发挥作用时执行一定职能的物质因素了。它们只是作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来计算。无论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或者是由劳动力加进去的劳动，都只按时间尺度计算。它等于若干小时、若干日等等。

但是，劳动只是在生产使用价值所耗费的时间是社会必要时间的限度内才被计算。

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分析商品时所得出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同一个劳动之间的区别，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不同方面的区别了。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我们在前面指出过，对于价值的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还是较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是毫无关系的。比社会的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但是，无论纺纱工人的劳动和珠宝细工的劳动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珠宝细工用来补偿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在这两种场合，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在一种场合是棉纱生产过程，在另一种场合是首饰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的平均劳动，例如一日较高级的劳动化为x日简单的劳动。因此，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我们就能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

第6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

工人把一定量的劳动——撇开他的劳动所具有的特定的内容、目的和技术性质不说——加到劳动对象上，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又成了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包含在棉纱的价值中。可见，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这种转移是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发生的，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它是以劳动为中介的。然而它是怎样进行的呢？

工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劳动两次：一次由自己的劳动把价值加到棉花上；另一次保存棉花的旧价值，或者说，把他所加工的棉花和使用的纱锭的价值转移到产品棉纱上。他只是由于加进新价值而保存了旧价值。但是，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虽然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只劳动一次），因此很明显，这种结果的二重性只能用他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来解释。在同一时间内，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或转移价值。

我们叙述了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产品的总价值超过产品的形成要素的价值总额而形成的余额，就是价值已经增殖的资本超过原预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一方的生产资料，另一方的劳动力，不过是原有资本价值在抛弃货币形式而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

可见，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把它称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

相反，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转化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

第7章 剩余价值率

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我们已经知道，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的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

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surplus labour）。把价值看做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

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因为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
。

这两个比率把同一种关系表现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种是对象化劳动的形式，另一种是流动劳动的形式。

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

2.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把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分成几个量。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劳动，或不变资本部分。另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必要劳动，或可变资本部分。最后一个量的产品只代表同一过程中加进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

3.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1836年的一个早晨，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纳索·威·西尼耳，这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克劳伦的人，从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经济学，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习政治经济学。工厂主选中了他，要他充当斗士去反对新颁布的工厂法和比工厂法更激进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鼓动。工厂主以惯常的实际经验上的敏感看出，这位教授先生“还需要好好地最后雕琢一番”。因此他们写信叫他到曼彻斯特来。而这位教授先生把他在曼彻斯特从工厂主那里学到的课业，加以润色，写成一本小册子：《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一段很有教益的话：

“按照现行法律，凡雇用不满18岁的人的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得超过
小时，就是说，一周的前5天每天劳动12小时，星期六劳动9小时。下面的分析说明，这种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来源于最后一小时……劳动时间每天缩短1小时，纯利润就会消失，缩短
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

但是这个致命的“最后一小时”是“十足的胡说”。失掉这最后一小时，你们并不会丧失“纯利润”。

4.剩余产品

我们把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称为剩余产品。决定剩余价值率的，不是剩余价值同资本总额的比率，而是剩余价值同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比率，同样，决定剩余产品的水平的，也不是剩余产品同总产品的其余部分的比率，而是剩余产品同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的比率。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同样，富的程度不是由产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剩余产品的相对量来计量。

第8章 工作日

1.工作日的界限

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它的一部分固然是由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而变化。因此，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

另一方面，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不过它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长到超出某个一定的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一个人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像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弹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例如我们看到有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16小时、18小时的工作日，也就是有各种各样长度的工作日。

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资本家有权要工人在一日之内为他做工。但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当然比一个自然的生活日短。短多少呢？关于这个极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资本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

我们看到，撇开弹性很大的界限不说，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独特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2.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

3.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面包掺假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在伦敦尤为厉害。这种现象最先是由下院“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1855～1856年）和哈索尔医生《揭穿了的掺假行为》一书揭发出来的。揭发的结果是1860年8月6日颁布了“防止饮食品掺假”法，这是一项无效的法律，因为它对每个企图靠买卖假货“赚正当钱”的自由贸易论者当然是极端宽容的。委员会本身也相当坦率地承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品”贸易。

不管怎样，委员会把公众的目光引向了他们“每日的面包”，从而引向了面包业。与此同时，伦敦面包工人在群众大会上和在向议会的请愿中，发出了反对过度劳动等等的呼声。这种呼声如此急迫，以致当局把我们上面屡次提到的1863年委员会的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先生，任命为皇家调查专员。他的报告和列举的证词激动了公众，不过不是激动了公众的心，而是激动了公众的胃。熟读圣经的英国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因此，不管“贸易自由”多么神圣，这个一向“自由”的面包业终于受到国家视察员的监督（1863年议会会议快结束时），同时，这次会议通过的法令还禁止18岁以下的面包工人在晚上9点至第二天早晨5点这段时间内做工。这项最后的条款充分说明了这个带有古代遗风的工业部门中过度劳动的情形。

至于这些“卖低价面包的老板”，连资产阶级观点也承认：“工人的无酬劳动是他们进行竞争的基础”。而“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则向调查委员会揭发说，他的“卖低价面包”的竞争者盗窃别人的劳动，并在面包中掺假。

“他们所以走运，全靠欺骗公众，压榨工人，要工人劳动18小时，而只给12小时的工资。”

面包掺假和卖低价面包的面包业主阶层的形成这两种现象，在英国是从18世纪初发展起来的，那时，这一行业的行会性质刚刚消失，而资本家以面粉厂厂主或面粉代理商的面目，出现在名义上的面包房老板的背后。这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为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和为夜间劳动奠定了基础，虽然夜间劳动甚至在伦敦也只是在1824年才真正站稳脚跟。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委员会的报告把面包工人列为短命的工人；这些工人即使幸运地逃脱了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通常都难免的夭折，也很少活到42岁。可是，等着去面包业做工的人总是非常之多。就伦敦来说，这种“劳动力”的来源是苏格兰、英格兰西部农业区以及德国。

1858～1860年，爱尔兰的面包工人自己筹款组织了多次群众大会，为反对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进行鼓动。公众怀着爱尔兰人的热情表示站在工人一边，例如在都柏林I860年的五月大会上就是这样。

4.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

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存在，只是为了吮吸劳动，并且随着吮吸每一滴劳动吮吸一定比例的剩余劳动。如果它们不这样做，而只是闲置在那里，就给资本家造成消极的损失，因为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就成了无用的预付资本；一旦恢复中断的生产必须追加开支，这种损失就成为积极的损失。把工作日延长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长到夜间，只是一种缓和的办法，只能大致满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劳动力，从身体上说是不可能的，因此，为克服身体上的障碍，就要求白天被吸尽的劳动力和夜里被吸尽的劳动力换班工作。换班有各种办法，例如可以使一部分员工这个星期做日班，下个星期做夜班，等等。大家知道，这种换班制的经营方法，在英国棉纺织业等部门方兴未艾的青春时期是很盛行的，今天，在莫斯科省的纺纱厂中也很流行。这种24小时连续不停的生产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直到今天还存在于大不列颠的许多依然“自由”的工业部门中，其中如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炼铁厂、锻冶厂、压延厂以及其他金属工厂。

5.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资本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可以在多长的时间内消费劳动力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可以把工作日再延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资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没有这种休息时间，劳动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首先，不言而喻，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例如，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14世纪起一直到18世纪中叶的劳工法。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那些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的。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劳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因此，从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资本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力图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长程度，同19世纪下半叶国家在某些地方为了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大体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

6.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越过这个极限，延长到十二小时自然日的界限。

现代工业中的正常工作日，只是从1833年颁布了有关棉、毛、麻、丝工厂的工厂法起才出现的。1833～1864年的英国工厂立法史，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资本精神的特征！

1833年的法令规定，工厂的普通工作日应从早晨5点半开始，到晚上8点半结束。在这15小时的界限内，在白天的任何时间使用少年（从13～18岁）做工都是合法的，但是有一个条件：除某些特别规定的情况外，同一个少年一天之内做工不得超过12小时。

7.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占有者与其他商品的占有者相对立，即作为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多么大的变化啊！

第9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在这一章里，也同前面一样，假定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再生产或维持劳动力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是一个已知的不变的量。

在这个前提下，知道剩余价值率，同时也就知道一个工人在一定的时间内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量。

由此就得出如下第一个规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预付的可变资本量乘以剩余价值率，或者说，是由同一个资本家同时剥削的劳动力的数目与单个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之间的复比决定的。

因此，在一定量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一种因素的减少可以由另一种因素的增加来补偿。如果可变资本减少，同时剩余价值率却按同一比例提高，那么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仍然不变。

但是，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或延长工作日来补偿工人人数或可变资本量的减少，是有不能超越的界限的……平均工作日（它天然总是小于24小时）的绝对界限，就是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或者说，就是受剥削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这个非常明白的第二个规律，对于解释资本要尽量减少自己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即减少转化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的趋势（以后将谈到这种趋势）所产生的许多现象，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趋势是同资本要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量的另一种趋势相矛盾的。反过来说，如果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或可变资本量增加了，但是它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不成比例，那么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会减少。

第三个规律是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这两个因素而得出来的。如果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已定，劳动力价值或必要劳动时间量已定，那么不言而喻，可变资本越大，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也就越大。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必要组成部分的界限已定，那么，一个资本家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显然就只取决于他所推动的劳动量。但根据以上假设，他所推动的劳动量取决于他所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或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的人数又是由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量决定的。因此，在剩余价值率和劳动力价值已定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成正比。

从以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如果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么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还要工人除这8小时外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这时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作为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他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中世纪的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转化为资本家，限定一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

单个的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如柯尔培尔时代的法国和直到目前的德意志若干邦就是这样。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的形成，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

我们不详细谈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在生产过程的进行中的变化，也不谈资本本身的更进一步的规定。这里只着重指出少数要点。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

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单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看来是与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的。它在旧式面包业中和在现代棉纺业中同样有效。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10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相对剩余价值。

要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生产力的提高必须扩展到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它们或者属于日常生活资料的范围，或者能够代替这些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使商品取得最终形式的那种劳动的量，而且还取决于该商品的生产资料所包含的劳动量。例如，皮靴的价值不仅取决于鞋匠的劳动，而且还取决于皮革、蜡、线等等的价值。因此，那些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提供不变资本物质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产业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它们的商品相应的便宜，也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相反，那些既不提供必要生活资料，也不为制造必要生活资料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变得便宜的商品当然只是相应地，即只是按照该商品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例如，衬衫是一种必要生活资料，但只是许多种必要生活资料中的一种。这种商品变得便宜只会减少工人购买衬衫的支出。但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总和是由各种商品，各个特殊产业部门的产品构成的，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价值总是劳动力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劳动力价值随着它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缩短而降低，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全部缩短等于所有这些特殊生产部门中这种劳动时间缩短的总和。在这里我们把这个总结果看成好像是每个个别场合的直接结果和直接目的。当一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使例如衬衫便宜的时候，他绝不是必然抱有相应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但是，只要他最终促成这个结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必须把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同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

这里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但是，为了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根据已经得出的结果，要作如下的说明。

如果一个劳动小时用金量来表示是6便士或
先令，一个12小时工作日就会生产出6先令的价值。假定在一定的劳动生产力的条件下，在这12个劳动小时内制造12件商品；每件商品用掉的生产资料、原料等的价值是6便士。在这种情况下，每件商品花费1先令，即6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6便士是加工时新加进的价值。现在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在一个12小时工作日中不是生产12件这种商品，而是生产24件。在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每件商品的价值就会降低到9便士，即6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3便士是最后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一个工作日仍然同从前一样只创造6先令新价值，不过这6先令新价值现在分散在增加了一倍的产品上。因此分摊在每件产品上的不是这个总价值的
，而只是
，不是6便士，而是3便士，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就每件产品来说，现在加到生产资料上的，不像从前那样是整整一个劳动小时，而是半个劳动小时。现在，这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这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少于在社会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大宗同类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每件商品平均花费1先令，或者说，代表2小时社会劳动；在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以后，它只花费9便士，或者说，只包含
个劳动小时。但是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它的现实价值不是用生产者在个别场合生产它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而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因此，如果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按1先令这个社会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那么他的商品就是超出它的个别价值3便士出售，这样，他就实现了3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一个12小时工作日现在表现为24件商品，而不是过去的12件商品。因此，要卖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他就需要有加倍的销路或大一倍的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的商品只有降低价格，才能获得较大的市场。因此，资本家要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又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来出售商品，例如一件商品卖10便士。这样，他从每件商品上仍然赚得1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对于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总会这样提高，不管他的商品是不是属于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是不是参加劳动力的一般价值的决定。因此，即使撇开后面这种情况，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

然而，甚至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也是靠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的相应延长。

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一个12小时社会平均工作日总是生产6先令的价值产品，而不管这个价值额以怎样的比例分割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而劳动力的日价值，从5先令下降到3先令，那么剩余价值就从1先令增加到3先令。为了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从前需要10个劳动小时，现在只需要6个劳动小时。有4个劳动小时空了出来，可以并入剩余劳动的范围。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第11章 协作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家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家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

因此，起初只是量上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一定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工人人数本身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且，就商品价值的生产来说，劳动过程的任何质的变化，看来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由价值的性质得出来的。

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人数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藏原料等的仓库、供许多人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总之，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的。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20个织布工人用20台织机劳动的房间，必然比一个独立织布者带两个帮工做工的房间大得多。但是，建造一座容纳20个人的作坊比建造10座各容纳两个人的作坊所耗费的劳动要少，因此大量积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不会和这些生产资料的规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单个产品上去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较小，部分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转移的总价值要同时分配在较大量的产品上，部分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的价值同分散的生产资料相比，绝对地说虽然较大，但从它们作用范围来看，相对地说却较小。因此，不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降低了，而随着这部分价值的量的减少，商品的总价值也降低了。其结果和商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变得便宜时所产生的结果一样。生产资料使用方面的这种节约，只是由于许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它们。即使许多人只是在空间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协同劳动，这种生产资料也不同于单干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分散的并且相对地说花费大的生产资料，而取得了社会劳动的条件或劳动的社会条件这种性质。一部分劳动资料甚至在劳动过程本身取得这种社会性质以前，就已经取得这种社会性质。

生产资料的节约一般要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方面，它使商品便宜，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它改变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也就是同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之间的比例。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作协作。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总产品要多得多。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尽管许多人同时协同完成同一或同种工作，但是每个人的个人劳动，作为总劳动的一部分，仍可以代表劳动过程本身的不同阶段。由于协作，劳动对象可以更快地通过这些阶段。例如，瓦匠站成一排，把砖从脚手架的下面传到上面，虽然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些单个操作构成一个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块砖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通过的各个特殊阶段。因此，总体劳动者例如用24只手传砖，比单个劳动者每人都用两只手搬着砖上下脚手架要快。劳动对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同样的空间。另一方面，例如，如果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尽管协作的人做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会发生劳动的结合。144小时的结合工作日可以在空间上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因为结合劳动者或总体劳动者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这样，144小时结合工作日完成总产品，比只能比较单方面地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多少是单干的劳动者的12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要快。产品的不同的空间部分同时成长。

我们所以着重指出，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是因为这种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即使在最发达的协作形态中也起着重大作用。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

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同样，随着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其次，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

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一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一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政治经济学家在拿独立的农民或独立的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作比较时，把这种监督工作算作非生产费用。相反地，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却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的从而对抗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

在人类文化初期，在狩猎民族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这两点使得这种协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协作。在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偶尔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大多数以奴隶制为基础。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不过，历史地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对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协作不是表现为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

正如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协作本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这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一变化的前提，即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雇佣工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和资本本身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

上面所考察的简单形态的协作，是同规模较大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代的固定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它至多不过在仍然保持手工业性质的初期工场手工业中，在那种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适应的、仅仅由于同时使用的工人的数量和所积聚的生产资料的规模才和农民经济有本质区别的大农业中，近似地表现出来。简单协作在那些大规模运用资本而分工或机器还不起重大作用的生产部门，始终是占统治的形式。

虽然协作的简单形态本身表现为同它的更发展的形式并存的特殊形式，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

第12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1.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据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

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方式，它由手工业形成的方式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以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结合为出发点，这些手工业非独立化和片面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它们在同一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它把这种个人手工业分成各种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和独立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每一种操作成为一个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但是不管它的特殊的出发点如何，它的最终形态总是一样的：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

2.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如果我们进行更仔细的考察，那么首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同时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劳动，所以，这样获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下去。

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同类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钻具、凿具和锤具等，用于不同的劳动过程，而同一种工具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又用于不同的操作。但是，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并且每一种局部操作在局部工人手中获得最合适的因而是专门的形式，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工具形式变化的方向，是根据从工具原来形式带来的特殊困难中得出的经验决定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前者使同类的工具获得了适合于每种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后者使每种这样的特殊的工具只有在专门的局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单在伯明翰就生产出约3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这样，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

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构成工场手工业的简单要素。现在我们来考察工场手工业的全貌。

3.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的组织有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形式虽然有时交错在一起，但仍然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类别，而且特别在工场手工业后来转化为使用机器的大工业时，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二重性起源于制品本身的性质。制品或者是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装配而成，或者是依次经过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过程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态。

例如，机车是由5000多个独立部件组成的。但是它不能算作第一类真正工场手工业的例子，因为它是大工业的产物。钟表才是最好的例子。

第二类工场手工业，是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它生产的制品要经过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例如，制针手工工场的针条要经过72个甚至92个专门的局部工人之手。

由于这种工场手工业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它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制品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同样，用在这种转移上的劳动也减少了。这样，同手工业相比，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这种提高是由工场手工业的一般协作性质产生的。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特有的分工原则，使不同的生产阶段孤立起来，这些阶段作为同数的手工业性质的局部劳动而互相独立。既然各个孤立的职能之间要建立和保持联系，制品就得不断地由一个人之手转到另一个人之手，由一个过程转到另一个过程。从大工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形表现为一种具有特征的、破费的、工场手工业原则所固有的局限性。

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特有的机器始终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的总体工人本身。一种商品的生产者顺序地完成的、在其全部劳动过程中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操作，向商品生产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在一种操作中，他必须使出较大的体力；在另一种操作中，他必须比较灵巧；在第三种操作中，他必须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同一个人不可能在相同的程度上具备这些素质。在各种操作分离、独立和孤立之后，工人就按照他们的特长分开、分类和分组。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么工场手工业一经建立，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发展起来。现在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个体化而成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转化为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

因为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所以他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因此，工场手工业发展了一种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工资的等级制度。一方面，单个工人适应于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另一方面，各种劳动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然而，每一个生产过程都需要有一些任何人都能胜任的简单操作。现在，这一类操作也断绝了同内容较充实的活动要素的流动的联系，硬化为专门职能。

因此，工场手工业在它掌握的每种手工业中，造成了一类所谓的非熟练工人，这些工人是手工业生产极端排斥的。如果说工场手工业靠牺牲完整的劳动能力使非常片面的专长发展成技艺，那么它又使没有任何发展开始成为专长。与等级制度的阶梯相并列，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对后者说来完全不需要学习费用，而对前者说来，由于职能的简化，学习费用比手工业者要低。在这两种场合，劳动力的价值都降低了。但也有例外，当劳动过程的分解产生了一些在手工业生产中根本没有过的，或者不是在同样大的范围内有过的新的综合的职能时，就是如此。由学习费用的消失或减少所引起的劳动力的相对贬值，直接包含着资本的更大的增殖，因为凡是缩短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事情，都会扩大剩余劳动的领域。

4.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我们首先考察了工场手工业的起源，接着考察了它的简单要素—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最后考察了它的总机构。现在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

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作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作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作个别的分工。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随着共同体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各氏族间的冲突，一个氏族之征服另一个氏族，这种分工的材料也扩大了。另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共同体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因为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共同体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从而使它们转化为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共同体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的联系是以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为中介的。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但是关于这种对立，我们不在这里多谈。

一定量同时使用的工人，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同样，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在这里，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一个工场内的密集。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

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到目前为止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行业，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转化为各种独立的行业。前面已经指出，在制品是一个由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装配成的整体的地方，局部劳动又可以独立化为特殊的手工业。为了使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更完善，同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其原料的不同，根据同一种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时是崭新的工场手工业。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是互相制约的，相反地，在职业的分离自然地发展起来、随后固定下来、最后由法律加以巩固的早期社会形式中，一方面，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另一方面，工场内部的分工还完全受到排斥，或者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

5.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人数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反过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须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另一方面，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人数，而且只能按倍数来增加。但是随着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也必须增加，建筑物、炉子等共同生产条件的规模要扩大，原料尤其要增加，而且要比工人人数快得多地增加。由于分工，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一定劳动量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也就按比例增大。因此，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

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简单协作中一样，执行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不仅使以前独立的工人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而且还在工人自己中间造成了等级的划分。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社会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

第13章 机器和大工业

1.机器的发展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化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这里只能谈谈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热力机、电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等。传动机构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形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机构的这两个部分的作用，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这样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在这里我们就有了机器，但它还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

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有机体的工具转化为一个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我们以上所考察的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现在，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作机。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在简单协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专业化的协作中，社会化的工人排挤单个的工人还多少是偶然的现象。而机器，除了下面要谈的少数例外，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绝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

在考察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我们知道，共同消费某些共同的生产条件（如建筑物等），比单个工人消费分散的生产条件要节约，因而能使产品便宜一些。在机器生产的场合，不仅一个工作机的许多工具共同消费一个工作机的躯体，而且许多工作机共同消费同一个发动机和一部分传动机构。

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转给日产品的价值部分之间的差额已定，那么这个价值部分使产品变贵的程度，首先取决于产品的数量，就像是取决于产品的面积。

如果机器转给产品的价值的比率已定，那么这个价值部分的大小就取决于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少，它加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务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务。而用机器生产机器，会使机器的价值相对机器的规模和作用而言降低下来。

比较分析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产品中，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这就是说，它的绝对量是减少了，但它同产品（如一磅棉纱）的总价值相比较的量是增大了。

很明显，如果生产一台机器所费的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节省的劳动相等，那么这只不过是劳动的变换，就是说，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没有减少，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但是，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显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只要机器所费的劳动，从而机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这种差额就一直存在。因此，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

如果只把机器看做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么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因为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a）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转化为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购买例如有四个劳动力的一家人，也许比以前购买家长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些，但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格按照四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了。现在，一家人要维持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b）工作日的延长

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么，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他人劳动的贪欲。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

（c）劳动的强化

不言而喻，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这一特殊类别工人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自然也会增加。

缩短工作日，这种起初创造了使劳动凝缩的主观条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付出更多力量的办法，一旦由法律强制实行，资本家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段，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即扩大他的劳动范围。改进机器结构，一方面是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这本身又是和劳动的强化伴随在一起的，因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资本家在生产费用上面精打细算。

4.工厂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机器体系的构成。后来我们看到，机器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机器怎样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最后，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的增长的产品，但又怎样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现在我们转过来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发达的形态。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人死机构。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

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

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的补偿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任何一种机器产品，例如一码机织布总是比被它排挤的同种手工产品便宜，所以就产生一条绝对的规律：如果机器生产的物品的总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物品的总量相等，那么，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就要减少。生产劳动资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劳动量的减少相比，必然较小。不然的话，机器产品就会同手工产品一样贵，或者更贵。但是事实上，人数减少了的工人所生产的机器制品总量不是不变，而是远远超过被排挤的手工业制品的总量。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纺织业的危机

政治经济学上一切头脑健全的代表人物都承认，新采用机器，对那些首先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旧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状况上遭遇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性，成为正常的现象。

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为条件。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在工业循环的退潮期和涨潮期内实现。它还经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的队伍拒之门外，而工厂的单纯的量的扩大在把被逐出的工人吸收进来的同时，还把新的人员吸收进来。工人就这样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而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a）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

据亚当·斯密说，在他那时候，10个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针48000多枚。但是现在，一台机器在一个十一小时工作日中就能制针145000枚。一个妇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4台这样的机器，因此，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产针近60万枚，每星期就可以生产300多万枚。如果一台单个的工作机代替了协作或工场手工业，那么，工作机本身又可以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手工业生产在机器基础上的再现只是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只要机械动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来推动机器，工厂生产通常就会出现。

（b）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

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时而挤进工场手工业的这个局部过程，时而又挤进那个局部过程。这样一来，从旧的分工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就发生溶解，并给不断变化腾出位置。此外，总体工人即结合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反，现在，只要可行，分工的计划总是把基点放在使用妇女劳动、各种年龄的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工人劳动上，总之，放在使用英国人所谓的“廉价劳动”上。这一情况不仅适用于使用机器或者不使用机器的一切大规模结合的生产，而且适用于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所谓家庭工业。这种所谓的现代家庭工业，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现在它已经转化为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外部分支机构。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居住在大城市和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

（c）现代工场手工业

关于现代工场手工业（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规模的工场）中劳动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节约，可以在《公共卫生报告》第4号（1861年）和第6号（1863年）中找到大量的官方材料。报告中关于工场，特别是关于伦敦印刷业和裁缝业工场的描绘，超过了我们的小说家的最可怕的幻想。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枢密院主任医官兼《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在我的第4号报告（1861年）中曾指出，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围内，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曾指出，.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实现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现在，无数的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

（d）现代家庭劳动

我现在来谈谈所谓家庭劳动。为了对这个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资本的剥削领域和它的骇人听闻的状况有个简略的了解，不妨考察一下例如英格兰某些偏僻乡村经营的那些表面上充满田园风味的制钉业。不过在这里，只要从花边业和草辫业中完全没有采用机器，或者同机器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完全没有发生竞争的部门中举出几个例子就够了。

花边整理当做一种家庭劳动，或者是在所谓“老板娘家”进行的，或者是在妇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进行的。那些开设“老板娘家”的妇女本身也是贫穷的。工场就是她们的私宅的一部分。她们从工厂主或商店老板等人那里承揽订货，使用妇女、少女和幼童的劳动，其人数要看她们房间的大小和营业需要的变动情况而定。雇用的女工的人数有些工场是20至40人，有些工场是10至20人。儿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龄是6岁，但有些儿童不满5岁就开始劳动了。劳动时间通常是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中间有1.5小时的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很不规则，而且往往是在臭气熏天的小工房里吃饭。生意好的时候，往往从早晨8点（有时是6点）干到夜里10、11或12点。

（e）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中的实行而加速

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化的趋势。助长这种趋势的，首先是缝纫机本身的性能，它的多种多样的用途促使以前分散的生产部门在同一个厂房里和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联合起来；其次是，初步的缝纫工作以及其他一些操作最适合在机器所在的地方进行；最后是，那些用自己的机器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人不可避免地遭到剥夺。现在，这种命运已经部分地落在他们身上了。投在缝纫机上的资本量的不断增加，刺激了生产，并造成了市场停滞，这就发出了家庭工人出卖缝纫机的信号。缝纫机本身的生产过剩又迫使急于打开销路的缝纫机生产者按周出租缝纫机，这就造成了把小的机器所有者置于死地的竞争局面。机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使旧机器也不断地贬值，以致只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买这种机器的大资本家，才能从使用这种机器中获利。最后，用蒸汽机代替人，在这里也像在一切类似的变革过程中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蒸汽力的运用最初遇到了一些纯粹技术上的障碍，例如机器发生震动，控制机器速度有困难，轻型机器损坏很快等等，但经验很快就教会了人们克服这些障碍。如果说，一方面许多工作机在比较大的手工工场中的集中促进了蒸汽力的应用，那么另一方面，蒸汽同人的肌肉的竞争则加速了工人和工作机在大工厂的集中。

这种自发进行的工业革命，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工业部门的推行而被人为地加速了。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等，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另一方面，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集结起来。每一种受工厂法威胁的工场手工业所一再狂热鼓吹的主要反对论据，实际上不外是：必须支出更大量的资本，才能在旧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至于说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之间的中间形式以及家庭劳动本身，那么，随着工作日和儿童劳动受到限制，它们也就日益失去立足之地。对廉价劳动力的无限制的剥削是它们竞争能力的唯一基础。

9.工厂立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

撇开卫生条款中使资本家容易规避的措辞不说，这些条款的内容也是非常贫乏的，实际上只是就粉刷墙壁和其他几项清洁措施、通风和危险机器的防护等做出一些规定。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很快从教师的证词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种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做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学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立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10.大工业和农业

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这样，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幼年未发展的形态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农业中，像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像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14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当他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然物实行个人占有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来他成为被支配者。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它就不再适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佘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在阐述理论史的本书第四册将更详细地谈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做生产工人的决定性的特征。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工人所下的定义，随着它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

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通过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的各种方法来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

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只要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就够了，例如，只要从前为自己劳动或者作为行会师傅的帮工的手工业者变成受资本家直接支配的雇佣工人就够了；另一方面却可以看到，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也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正是表现为大工业的特有的产物。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个生产部门，它就不再是单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那就更是如此。这时它成了生产过程的普遍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现在它作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方法，只在下面两种情况下还起作用：第一，以前只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那些产业为它所占领，也就是说，它扩大作用范围；第二，已经受它支配的产业由于生产方法的改变不断发生革命。

从一定观点看来，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对剩余价值是绝对的，因为它以工作日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为前提。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因为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个部分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运动，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并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只要涉及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觉到了。假定劳动力按其价值支付，那么，我们就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如果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的正常强度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相对量的变化才能提高，而这种变化在工资不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情况下，又以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强度的变化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要的生活资料，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阶级。

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有一个自然基础，但这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即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身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比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做食物。决不应该像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把各种神秘的观念同这种自然发生的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会出现。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他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部分人也就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起来。此外，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决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

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决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在西欧社会中，工人只有靠剩余劳动才能买到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劳动的许可，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提供剩余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一种天生的性质。

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

第15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劳动力价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这些生活资料在形式上虽然可能有变化，但是在一定社会的一定时代，它们的量是一定的，所以可以看做是一个不变量。变化的是这个量的价值。还有两个因素决定劳动力的价值。一个是劳动力的发展费用，这种费用是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另一个是劳动力的自然差别：是男劳动力还是女劳动力，是成年劳动力还是未成年劳动力。这些不同劳动力的使用（这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工人家庭的再生产费用上和在成年男工的价值上都造成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下面的研究中，是撇开这两个因素的。

我们假定：1.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2.劳动力的价格有时可能比它的价值高，但从不比它的价值低。

在这种假定下，我们看到，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取决于三种情况：1.工作日的长度，或劳动的外延量；2.正常的劳动强度，或劳动的内涵量，即一定时间内耗费一定量的劳动；3.最后，劳动生产力，即由于生产条件发展程度的不同，等量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显然，这三个因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或者是其中一个因素不变，其他两个因素可变；或者两个因素不变，一个因素可变；最后，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变化。这些因素同时变化时，又因为变化的大小和方向可以不同，组合也就更加多种多样了。下面只谈谈几种最主要的组合。

1.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已定），劳动生产力可变

在这个假定下，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由三个规律决定的：

第一，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从而不论产品量和单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

第二，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按照相反的方向变化。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它的提高或降低，按照相反的方向影响劳动力的价值，按照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

第三，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始终是劳动力价值相应的减少或增加的结果，而绝不是这种减少或增加的原因。

2.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劳动强度可变

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为前提的。因此，一个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一个时数相同但强度较小的工作日体现为更多的产品。诚然，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同一个工作日就提供较多的产品。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劳动比以前少，单个产品的价值就下降；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单个产品的价值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但它们的价格没有下降。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它们的价格总额也就增大，但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一价值总额不过表现在增大的产品总量上。可见，在劳动时数不变的情况下，强度较大的工作日就体现为较多的价值产品，因而，在货币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也就体现为较多的货币。强度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变化。因此，同一个工作日不再像以前那样表现为一个不变的价值产品，而是表现为一个可变的价值产品。

3.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工作日可变

工作日可以向两个方向变化。它可以缩短或延长。

（1）在假定的条件下，即在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时，工作日的缩短不会使劳动力价值，从而不会使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它会缩小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随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下降，它的相对量，即它同劳动力价值的不变量相比的量也就下降。资本家只有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才能避免损失。

（2）工作日的延长：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或劳动力价值是3先令，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剩余价值是3先令。那么，整个工作日就是12小时，并表现为6先令的价值产品。如果工作日延长2小时，劳动力价格不变，那么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就随同它的绝对量一同增加。

随着工作日的延长，劳动力的价格尽管名义上不变，甚至有所提高，还是可能降到它的价值以下。

4.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

很明显，在这里可能有许多种组合。可能两个因素变化，一个因素不变，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它们可能在同一程度上或在不同程度上变化，可能向同一方向或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以致它们的变化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互相抵消。其实，根据Ⅰ、Ⅱ、Ⅲ节所做的解释来分析一切可能的情况并不困难。只要顺次地把其中一个因素视为可变，把其他因素视为不变，就会得到任何一种可能的组合的结果。

第16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率是用下列公式来表示的：

。

前两个公式是价值的比率，第三个公式是生产这些价值所需要的时 间的比率，它们表示同一个东西。这些互相替代的公式在概念上是严格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些公式诚然在实质上已经制定出来，但是还不是有意识地制定的。在那里我们看 到的是下列派生的公式：

。

这里，同一个比率交替地在劳动时间的形式上，在劳动时间借以体现的价值的形式上，在这些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形式上表现出来。

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产品价值只能理解为工作目的价值产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不包括在内。

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的第三个公式是：

。

这个公式会引起一种误解，好像资本家是向劳动而不是向劳动力支付报酬，但是这种误解经过前面的说明已经消除了。
这个公式只是
这个公式的通俗的表述。

第六篇 工资

第17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在这里，人们说劳动的价值，并把它的货币表现叫作劳动的必要价格或自然价格。另一方面，人们说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围绕着劳动的必要价格上下波动的价格。

但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呢？这就是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动的对象形式。我们又用什么来计量商品的价值量呢？用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计量。那么，比如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包含的12个劳动小时决定的；这是无谓的同义反复。

实际上，在商品市场上同货币占有者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是工人。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

总之，就“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言，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而后者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

第18章 计时工资

我们记得，劳动力总是按一定时期来出卖的。因此，直接表现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等等的转化形式，就是“计时工资”的形式，也就是日工资等等。

工人靠日劳动、周劳动等等得到的货币额，形成他的名义的即按价值计算的工资额。

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果日劳动、周劳动等等的量已定，那么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本身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值而变化，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偏离而变化。反之，如果劳动价格已定，那么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日劳动或周劳动的量。

第19章 计件工资

计件工资无非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正如计时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一样。

现在我们比较详细地来考察一下计件工资的特点。

在这里，劳动的质量是由产品本身来控制的，产品必须具有平均的质量，计件价格才能得到完全的支付。从这方面说，计件工资是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

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这就会引起那种在研究计时工资时已经指出过的反作用，更不用说，即使在计件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本身就包含着劳动价格的下降。

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除少数例外，通常是对同样的职能支付同样多的工资；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虽然劳动时间的价格是由一定量的产品来计量的，但日工资或周工资却因工人的个人差别而变化，因为某一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只提供最低限额的产品，另一工人提供平均数额的产品，第三个工人则提供超过平均数额的产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工人的实际收入，会因其技能、体力、精力、耐力等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

第20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动，在生产一个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进行的价值计量。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但是，价值规律在其国际范围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名义工资，即表现为货币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国家会比在后一种国家高；但这绝不是说，实际工资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资料也是这样。

但是即使撇开不同国家货币价值的这种相对的差异，也常常可以发现，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在前一种国家比在后一种国家高，而相对的劳动价格，即同剩余价值和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在后一种国家却比在前一种国家高。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假定，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资本家如何回到商品市场：既不研究资本在流通领域里所采取的那些新形式，也不研究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再生产的具体条件。另一方面，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当做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或者，不妨把他当做所有参加分赃的人的代表。所以，我们首先抽象地来考察积累，也就是把积累只看做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第21章 简单再生产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在例如一年里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只有在实物形式上为数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换，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再生产或保持自己的财富，这些新物品要从年产品总量中分离出来，重新并入生产过程。因此，一定量的年产品是属于生产的。这部分本来供生产消费之用的产品，就采取的实物形式来说，大多数不适于个人消费。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一种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一种手段。某个人之所以扮演资本家的经济角色，只是因为他的货币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比如说，如果100镑预付货币额在今年转化为资本，生产了20镑剩余价值，那么，在明年及以后各年它必须重复同样的活动。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

如果这种收入只是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或者说，它周期地获得，也周期地消费掉，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简单再生产。虽然简单再生产只是生产过程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但是这种单纯的重复或连续，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

生产过程是以购买一定时间的劳动力作为开端的，每当劳动的售卖期限届满，从而一定的生产期间（如一个星期、一个月等等）已经过去，这种开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报酬。因此，工人既生产了我们暂时只看做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用。

因此，可变资本不过是工人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基金所以不断以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但是劳动基金的这种表现形式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把工人自己的对象化劳动预付给工人。

诚然，只有从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可变资本才会失去从资本家私人基金中预付的价值的性质。但是，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因此，从我们上面所持的观点来看，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无酬的他人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占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进入市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还会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资本的可变部分，而且影响整个资本。

如果1000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200镑，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5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等于5x200，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1000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么，在生产过程重复10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10×100＝1000。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他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么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的总额。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么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

因此，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无酬的他人劳动在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上的化身。

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做资本，当做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利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做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做雇佣工人来生产。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工人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本身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是他的生产消费。同时这也是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他的劳动力的消费。另一方面，工人把购买他的劳动力而支付给他的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这是他的个人消费。可见，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消费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消费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一种消费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一种消费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情况就不同了。当资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资本转变为劳动力时，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他一举两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西中获取利益。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像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中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

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它不让这些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在它不断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从他们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跑掉。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的独立性这种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拟制来保持的。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第22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我们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作资本积累。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

但要使这些组成部分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阶级还需要追加劳动。如果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都不能增加对已经就业的工人的剥削，那就必须雇用追加的劳动力。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也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把工人阶级当做靠工资过活的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够用来进行繁殖。资本只要把工人阶级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同已经包含在年产品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就完成了。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

我们在这里撇开资本家自己所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说。追加资本是同原有资本合并，还是同它分开而独立增殖；是由积累它的同一资本家使用，还是转入别的资本家手中，这些我们暂时也不必过问。只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每一个积累的资本就它同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的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如果追加资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产出来的人，那么他们首先必须继续使原有资本增殖，其次要对自己过去劳动的产品用比它所费劳动更多的劳动买回来。如果我们把这看做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交易，那么，即使用从前雇用的工人的无酬劳动来雇用追加的工人，问题的实质也不会有丝毫改变。资本家也许还把追加资本转化为机器，而机器又把这种追加资本的生产者抛向街头，用几个儿童来代替他们。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这就是所谓“资本生资本”。

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的积累的前提，是资本家所预付的、由于他的“最初劳动”而属于他的10000镑价值额。而第二个追加资本400镑的前提，只能是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的先行积累，400镑就是这2000镑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现在，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资本家积累得越多，他就越能更多地积累。

既然构成第一个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用一部分原资本购买劳动力的结果，而这种购买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从法律上看来，这种购买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自由地支配属于他的价值；既然第二个追加资本等等不过是第一个追加资本的结果，因而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既然每一次交易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实际价值进行的；那么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是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占有他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因此，不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好像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如何矛盾，但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绝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只要略微回顾一下以资本主义积累为终点的各个依次发生的运动阶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这一点。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价值额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全按照交换规律进行的。契约的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方购买劳动力。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让渡给后者。后者就借助于现在也归他所有的劳动，把已经归他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一种新产品，这个产品在法律上也归他所有。

这个产品的价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有用劳动不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就不能消费这些生产资料；但劳动力要卖得出去，必须能够向使用它的工业部门提供有用劳动。

其次，新产品的价值包含了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一个剩余价值。这是由于按一定时期（一日、一周等等）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它在这期间被使用后所创造的价值。但是，工人得到了付给他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让渡了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同任何买卖都一样。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能提供劳动，从而能创造价值，但这并不触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所以，如果说预付在工资上的价值额不仅在产品中简单地再现出来，而且还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那么，这也并不是由于卖者被欺诈——他已获得了自己商品的价值——而只是由于买者消费了这种商品。

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这一规律甚至从来就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并且同它们的消费毫无关系，因为消费只是在买卖结束和完成以后才开始的。

可见，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的。尽管这样，这种转化仍然有以下的结果。

1.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

2.这一产品的价值除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外，还包含剩余价值，后者要工人耗费劳动，而不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但它却成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

3.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找到买者就可以重新出卖。简单再生产仅仅是这种最初的活动的周期反复。货币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转化为资本。因此，规律并没有遭到违反，相反地，只是得到不断发生作用的机会。

诚然，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从它的更新的不间断进行中加以考察，而且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阶级和与它对立的工人阶级，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

在商品生产中，互相对立的仅仅是彼此独立的卖者和买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他们所签订的契约期满而告结束。要是交易重复进行，那是由于订了新的契约，它同以前的契约完全无关，在这里同一买者和同一卖者再次碰在一起只是偶然的事情。

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或属于商品生产的过程按商品生产本身的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换行为就其本身来加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换行为的一切联系。因为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去寻找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和先行积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这同一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

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性，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

2.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在进一步探讨积累或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某些规定以前，我们必须清除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一种含糊观点。

李嘉图和一切以后的经济学家追随亚当·斯密一再重复地说“加人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这就大错特错了。根据这种看法，所有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要成为可变资本了。其实，剩余价值和原预付价值一样，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是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被资本家消费了。它通过自己的职能——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同时，购买劳动力所付出的货币，转化为不是由“生产劳动”而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

3.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

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资本家作为收入消费，另一部分用作资本或积累起来。

在剩余价值量已定时，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分割的比例决定着积累量。而谁进行这种分割呢？是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资本家。因此，这是他的意志行为。至于他所征收的贡品中由他积累的部分，据说是他节约下来的，因为他没有把它吃光用尽，也就是说，因为他执行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即执行使自己致富的职能。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此外，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是像货币贮藏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像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因此，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

艾金医生在1795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曼彻斯特的工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工厂主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劳动。”

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6便士一杯果汁酒和1便士一包烟叶。直到1758年，才出现了划时代的事情，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实际从事营业的人坐上自己的马车”！“第四个时期”，即18世纪最后30多年，“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如果善良的艾金医生今天在曼彻斯特复活的话，他又将说些什么呢！

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的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以资本形式同他相对立，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

4.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假设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积累的资本量显然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

我们记得，剩余价值率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等同起来。在论述剩余价值的生产的那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一定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但其下降比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缓慢的情况下，剩余产品量也会增加。因此，在剩余产品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增加，而积累基金并不减少。积累基金的相对量甚至可以靠牺牲消费基金而增加，而由于商品变得便宜，资本家享用的消费品仍和过去相等甚至比过去还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即使在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实际工资从来不会和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这样，同一可变资本价值会推动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推动更多的劳动。同一不变资本价值会表现为更多的生产资料，即表现为更多的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从而会提供更多的形成产品和价值的要素，或者说，提供更多的吮吸劳动的要素。因此，在追加资本的价值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下，积累仍然可以加快。不仅再生产的规模在物质上扩大了，而且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比追加资本的价值增长得更快。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对原资本或已经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发生反作用。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是由劳动资料如机器等等构成的，这些劳动资料只有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会被消费掉，因而被再生产出来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但是，这些劳动资料每年都有一部分死亡，或者说，达到了它的生产职能的终点。因此，每年都有一部分是处在周期的再生产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的阶段。如果生产这些劳动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发展了，而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那么旧的机器、工具、器械等等就会被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械等等所代替。撇开现有的劳动资料在细节上的不断改进不说，旧的资本也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产出来。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在一年当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其中由农业生产的大多是一年再生产一次。因此，改良方法等等的每次采用，在这里对追加资本和已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几乎同时发生影响。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当然，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同时会使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地贬值。只要这种贬值通过竞争被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用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劳动把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是同劳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的。因此，虽然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给自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由劳动转移到产品上的旧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

随着资本的增长，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在增大。换句话说，劳动资料如建筑物、机器、排水管、役畜以及各种器械的价值量和物质量都会增加，这些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里，在不断反复进行的生产过程中，用自己的整体执行职能，或者说，为达到某种有用的效果服务，而它们本身却是逐渐损耗的，因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越是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发生作用而不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也就是说，它们越是整个地被使用而只是部分地被消费，那么，它们就越是像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电力等等那样，提供无偿的服务。被活劳动抓住并赋予生命的过去劳动的这种无偿服务，会随着积累规模的扩大而积累起来。

在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人数和资本的量是相适应的，虽然它们的比例是变动着的。所以，资本由于连续的积累而增加得越多，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价值额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资本家既能过更优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最后，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运作得越是有力。

5.所谓劳动基金

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资料的量或所谓劳动基金，被虚构为社会财富中一个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为了推动社会财富中要作为固定资本，或从物质方面说，要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那一部分，必须有一定量的活劳动。这个量是由工艺所确定的。但是，推动这一劳动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数不是已定的，因为这个数目随着单个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变化，这个劳动力的价格也不是已定的，已定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弹性的最低界限。这一教条所依据的事实是：一方面，工人对社会财富分为非劳动者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一点无权过问；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运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可能靠牺牲富人的“收入”来扩大所谓“劳动基金”。

把劳动基金的资本主义界限改写成劳动基金的社会的自然界限。

第23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1.在资本构成不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我们在这一章要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进行中所起的变化。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投人一定生产部门的许许多多单个资本，在构成上或多或少是不同的。把这些资本的一个个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最后，把一切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加以总平均，就得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构成，我们以下要谈的归根到底只是这种构成。

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组成部分，即转变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的增长。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总要有一部分再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追加的劳动基金。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么，对劳动的需要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因为资本每年都生产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资本，因为这种增殖额本身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的扩大每年都在增长，最后，因为在致富欲的特殊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只要改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积累的规模就能突然扩大，所以，资本的积累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或工人人数的增加，对工人的需要，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来，工资就会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变，这种情况最终一定会发生。因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迟早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时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提高。在整个15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就可以听到这方面的怨言。但是这些多少有利于雇佣工人的维持和繁殖的情况，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

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加而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大都把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在这里，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用它的服务或它的产品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买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是生产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劳动比他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多，也就是包含一个不花费他什么但会通过商品的出售得到实现的价值部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劳动力只有在它会把生产资料当做资本来保存，把自身的价值当做资本再生产出来，并且以无酬劳动提供追加资本的源泉的情况下，才能够卖出去。所以，劳动力的出卖条件不管对工人怎样有利，总要使劳动力不断地再出卖，使财富作为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我们已经知道，工资按其本性来说，要求工人不断地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即使完全撇开工资提高而劳动价格同时下降等情况不说，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

作为所谓“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如下：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不外是转化为资本的无酬劳动和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绝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量，即资本量和工人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相反地，归根到底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至于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么，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这样一点，即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

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

每一单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每一个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了规模生产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础。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的。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各单个资本以及与之相联的生产资料的积聚，会按照它们各自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份额的比例而增长。同时，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杈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在这方面，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分产起着重大作用。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家的人数也多少有所增加。这种直接以积累为基础的或不如说和积累等同的积聚，有两个特征。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聚的增进，受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第二，社会资本中固定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部分，分在许多资本家身上，他们作为独立的和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着。

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这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与积累等同的积聚。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这一过程和前一过程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仅仅以已经存在的并且执行职能的资本在分配上的变化为前提，因而，它的作用范围不受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或积累的绝对界限的限制。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膨胀成很大的量，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人手中丧失了。这是不同于积累和积聚的本来意义的集中。

资本的这种集中或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不可能在这里加以阐述。简单地提一些事实就够了。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其次，我们记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除此而外，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成长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面创造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手段。因此，现在单个资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虽然集中运动的相对广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资本主义财富已经达到的数量和经济机构的优越程度来决定，但是集中的进展决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这正是集中与积聚——它不过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另一种表现——特别不同的地方。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增长成巨大的量，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

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不论经营规模的扩大是积累的结果，还是集中的结果；不论集中是通过吞并这条强制的途径来实现——在这种场合，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融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

不过很明显，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

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积累的增进时，今天已经默默地把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内。

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见第22章第1节），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从头到尾地会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在这种形态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不言而喻，经历这种更新过程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聚集，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也就越厉害。

可见，一方面，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

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资本积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是从以上我们看到，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而实现的。

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

4.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因此，相对过剩人口时而在危机时期急剧地表现出来，时而在营业呆滞时期缓慢地表现出来。如果撇开这些形式不说，那么，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

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矿山等等，工人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因此总的说来，就业人数是增加的，虽然增加的比率同生产规模相比不断缩小。在这里，过剩人口处于流动的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泥潭里。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因此，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它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它的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人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中一个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阶级的增长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谬的。它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

最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撇开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话，撇开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说，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a）1846～1866年的英格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1855年是851369人，1856年是877767人，1865年是971433人。由于棉荒，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079382人和1014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

（b）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

在伦敦，随着城市不断“改良”，以及与此相连的旧街道和房屋被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增多和人口流入，最后，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中等阶级其他下层的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条件中了。

（c）流动人口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它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它扎营的附近地区。在像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企业主本人通常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做产业士兵又当做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木棚里各有1个、2个或3个洞穴，住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2先令、3先令或4先令。

（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勒、米尔沃尔、格林尼治、德特福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15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000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

（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些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摇篮。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摧毁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获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

（f）爱尔兰

爱尔兰1846年的饥荒毁灭的人超过一百万，然而全是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20年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不像三十年战争那样，在减少人数的同时也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像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反而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有组织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口钻开一个出口，而是使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多于新生的人数，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1846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像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

第24章 所谓原始积累

1.原始积累的秘密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人人类编年史的。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它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在追求绝对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绝不是这件事情的唯一原因。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强行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佛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来说，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转化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

在16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阶级行列。很大一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者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户大批地赶走，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在一起。

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失了。

18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手段。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做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

最后，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Clearing of 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清扫”是前面谈过的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我们在上面谈到现代状况时知道，在已经没有独立农民可以清扫的地方，现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3.15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

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转化为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在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是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罗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过活动范围狭小一些。在14世纪下半叶，管事被由地主供给种子、牲畜和农具的租地农民所代替。这种租地农民的地位同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他剥削更多的雇佣劳动。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农或半租地农场主。他筹集农业资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地主提供。双方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配总产品。这种形式在英国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在15世纪，当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同时又独自耕作的雇农靠自己的劳动而致富的时候，租地农场主的境况和生产范围都同样是中等的。15世纪最后30多年开始的、几乎在整个16世纪（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以同一速度使农村居民变穷，使租地农场主致富。对公有牧场等的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

在16世纪，又加进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当时，租约的期限很长，往往达99年。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下降，给租地农场主带来了黄金果。把前面已经指出的其他一切情况撇开不说，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资。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不费租地农场主一点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货币资本，而他必须支付的地租，却是按照以前的货币价值签订在契约上的。所以，他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此，在16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转化为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得，工场手工业只占领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总是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这就是首先使研究英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一个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起怨声不断（只是有时中止），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他总是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在不同的时期，有时以谷物业为主，有时以畜牧业为主，因而农民的生产范围也跟着变化。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工业资本家不是通过像租地农场主那样的渐进方式产生的。毫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转化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他们逃出来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要。而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做资本，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

高利贷和商业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在转化为工业资本时，曾受到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这些限制随着封建家臣的解散，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新的工场手工业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陆地区。因此，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公共信用制度首先在荷兰确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学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债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转化为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而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也大发横财，因为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现、发放货物抵押贷款、购买贵金属。

随着国债的产生，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

因为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一笔接着一笔的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中对这种制度倍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中等阶级下层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

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国家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而钩心斗角，它们一旦为谋利者效劳，就不仅为此目的而间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还要用暴力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1]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像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其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第25章 现代殖民理论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一起继续存在的、属于过时的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的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占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自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穷的人为的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的甲胄就像松软的火绒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爱·吉·韦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么新发现，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本家一样，英国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的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韦克菲尔德把这称为systematiccolonization（系统的殖民）。

首先，韦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向我们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荷兰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300名工人阶级成员——男人、妇女和儿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为了理解韦克菲尔德下述的发现，要作两点说明。我们知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的物质实体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韦克菲尔德就是这样。其次，他把生产资料为许多互不依赖而独立经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分散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均分。政治经济学家的做法和封建法学家一样，后者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上，也贴上自己封建法律的标签。

我们已经知道，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的秘密。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占有者即资本商品占有者和劳动商品占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到这里来的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种转化又反过来对劳动市场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像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我们的爱·吉·韦克菲尔德那样勇敢，那样雄辩，那样感人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是由此而来的。

他埋怨说，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是过少，而且没有保证”。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1]
《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恩格斯
编

序言

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册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文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

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我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10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册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的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

马克思多次对我说过，《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是献给他的夫人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于伦敦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第1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资本的循环过程经过三个阶段，根据第一卷的叙述，这些阶段的形成如以下序列：

第一阶段：
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或者说，经历G—W这个流通行为。

第二阶段：
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经历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

第三阶段：
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说，经历W—G这个流通行为。

因此，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是：G—W…P…W′—G′。在这个公式中，虚线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W′和G′表示由剩余价值增大了的W和G。

1.第一阶段 G—W

G—W表示一个货币额转化为一个商品额；对买者来说，是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对卖者来说，则是他们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使一般商品流通的这个行为同时成为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中一个职能上确定的阶段的，首先不是行为的形式，而是它的物质内容，是那些和货币换位的商品的特殊使用性质。这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商品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它们的特性，自然要与所生产物品的种类相适应。如果我们用A表示劳动力，用Pm表示生产资料，那么所要购买的商品额W＝A＋Pm，或者简单地说，就是
。

但是，
除了表示G所要转化成的商品额有这种质的分割之外，还表示一种最具有特征的量的关系。

要购买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此，
不仅表示一种质的关系：一定的货币额，比如说422镑，转化为互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它还表示一种量的关系，即用在劳动力A上面的货币部分和用在生产资料Pm上面的货币部分的量的关系。这种量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工人所要耗费的超额即剩余劳动的量决定的。

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对追加劳动的利用，需要追加多少生产资料形式的价值，是与这里的问题完全无关的。问题只是在于：耗费在生产资料上的货币部分，也就是在G—Pm中购买的生产资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充分的，因此，必须一开始就估计到这一点，并按照适当的比例准备好。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资料，买者所支配的超额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他对于这种超额劳动的支配权就没有用处。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不能转化为产品。

因此，
或它的一般形式G—W，即商品购买的总和，这个一般商品流通的行为，作为资本的独立循环过程的阶段来看，同时又是资本价值由货币形式到生产形式的转化，或者简单地说，是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可见，在这里首先考察的循环公式中，货币表现为资本价值的第一个承担者，因而货币资本表现为资本预付的形式。

2.第二阶段 生产资本的职能

这里考察的资本循环，是以货币转化为商品的流通行为G—W即购买开始的。因此，这个流通必须以商品转化为货币这一相反的形态变化W—G即出售来补充。但是，
的直接结果，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的流通的中断。通过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资本价值取得了一种实物形式，这种形式的资本价值不能继续流通，而必须进入消费，即进入生产消费。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只能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资本家不能再把工人当做商品出售，因为工人不是资本家的奴隶，并且资本家买到的仅仅是在一定时间内对他的劳动力的使用。另一方面，资本家只能这样来使用劳动力，就是通过劳动力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形成要素来使用。因此，第一阶段的结果是进人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阶段。

运动表现为
…P，这里的虚线表示：资本流通被中断，而资本的循环过程在继续，资本从商品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因此，第一阶段，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只是表现为第二阶段即生产资本的职能的先导和先行阶段。

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每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的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做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人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一册做了详细的阐述。商品生产的每种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手中即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么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生产资料本身，只有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本的人的存在形式，能够和生产资料相合并时，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物的形态或生产资本。因此，正如人类劳动力并非天然是资本一样，生产资料也并非天然是资本。

生产资本在执行职能时，消耗它自己的组成部分，使它们转化为一个具有更高价值的产品量。因为劳动力仅仅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器官发生作用，所以，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所产生的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形成要素价值的余额，也是资本的果实。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是资本的无偿劳动，因而它为资本家形成剩余价值，一个无须花费任何等价物的价值。因此，产品不只是商品，而且是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它的价值＝P＋M，等于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本的价值P，加上这个生产资本产生的剩余M。

3.第三阶段W′—G′

商品，作为直接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职能存在形式，就成了商品资本。

资本在商品形式上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构成资本的物品，本来就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必须卖掉，转化为货币，也就是必须要经历的W—G运动。

商品量W′，作为已经增殖的资本的承担者，还必须全部经历形态变化W′—G′。在这里，出售商品的数量，成为决定性的事情。

由于W′—G′的完成，预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得到了实现。二者的实现，是在商品总量的分批出售或整批出售中同时进行的，表现为W′—G′。

4.总循环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总运动G—W-P…W′—G′，或它的详细形式
…P…W′（W＋w）—G′（G＋g）。在这里，资本表现为这样一个价值，它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转化，经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而这些形态变化也就形成总过程的一系列阶段。

在这些阶段中，两个属于流通领域，一个属于生产领域。在每个这样的阶段中，资本价值都处在和不同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同形态上。在这个运动中，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长了，它的量增加了。最后，在终结阶段，它回到总过程开始时它原有的形式。因此，这个总过程是循环过程。

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
的形式和商品资本
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
。这里所说的产业，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

因此，在这里，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并不是指这样一些独立的资本种类，这些独立的资本种类的职能形成同样独立的、彼此分离的营业部门的内容。在这里，它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产业资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

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

另一方面，理所当然的是，循环本身又要求资本在各个循环阶段中在一定的时间内固定下来。在每一个阶段中，产业资本都被束缚在一定的形式上：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只有在完成一种和它当时的形式相适应的职能之后，才取得可以进入一个新的转化阶段的形式。

可见，资本的循环过程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包含二者在内。

因此，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产业资本的目的和动机——价值增殖、赚钱和积累——表现得最为醒目（为贵卖而买）。因为第一阶段是G—W，所以也表明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来自商品市场，同样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受流通、商业制约。货币资本的循环不仅是商品生产；这种循环本身只有通过流通才能进行，它是以流通为前提的。这点已经很清楚，因为属于流通的形式G是预付资本价值的最初的纯粹的形式，而在其他两种循环形式中则不是这样。

只要货币资本的循环始终包含着预付价值的价值增殖，它就始终是产业资本的一般的表现。

第2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生产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P…W′—G′—W…P。这个循环表示生产资本职能的周期更新，也就是表示再生产，或者说，表示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增殖价值的再生产过程；它不仅表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表示剩余价值的周期再生产；它表示，处在生产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不是执行一次职能，而是周期反复地执行职能，因此，过程的重新开始，已由起点本身规定了。

1.简单再生产

现在，我们首先考察生产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在这里，和在第1章一样，假定一切条件不变，又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买卖的。根据这些假定，全部剩余价值进人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商品资本W′一旦转化为货币，货币总额中代表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就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继续流通；另一部分，即已经转化为金的剩余价值，则进人一般的商品流通，这是以资本家为起点的货币流通，不过是在他的单个资本的流通之外进行的。

2.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生产过程可能扩大的比例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技术上规定的，因此，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虽然要资本化，但往往要经过若干次循环的反复，才能增长到（也就是积累到）它能实际执行追加资本的职能的规模，即能进人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的规模。因此，这个剩余价值凝结为贮藏货币，并在这一形式上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这种货币资本所以是潜在的，因为在它停留于货币形式时，不能作为资本发生作用。可见，在这里，货币贮藏表现为一种包含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随着它发生，但同时又和它有本质区别的要素。因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形成并不使再生产过程本身扩大。正好相反，潜在的货币资本在这里形成，倒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者不能直接扩大他的生产的规模。

3.货币积累

贮藏货币形式只是不处在流通中的货币的形式，这种货币的流通中断了，因此就保存在货币形式上。至于货币贮藏的过程本身，它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而只有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形式中，才为贮藏货币而贮藏货币。而在这里，贮藏货币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形式，货币贮藏表现为随着资本积累暂时发生的过程，这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货币在这里充当潜在的货币资本；这是因为，货币贮藏，即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的贮藏状态，是一个在资本循环之外完成的、为使剩余价值转化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所进行的职能上确定的预备阶段。

我们这里考察的货币积累，是它的本来的实在的形式，是实际的货币贮藏。

4.准备金

在以上考察的形式上作为剩余价值存在形式的贮藏货币，是货币积累基金，是资本积累暂时具有的货币形式，并且就这一点来说，它本身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不过，这种积累基金还可以完成特殊的附带的职能，也就是可以进人资本的循环过程，而并没有使这个过程具有P…P′的形式，即没有使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扩大。

如果W′—G′过程超出了正常时间，商品资本不正常地停滞在它向货币形式转化的过程中；或者，在这种转化完成之后，比如说，货币资本必须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超过了循环开始时的水平，这种起着积累资金作用的贮藏货币，就可以用来代替货币资本或它的一部分。这样，货币积累基金就充当准备金，来消除循环中出现的干扰。

第3章 商品资本的循环

商品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

W′—G′—W…P…W′。

在W′…W′形式中，全部商品产品的消费是资本本身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全部个人消费包括工人的个人消费和剩余产品中非积累部分的个人消费。因此，消费是全部——个人的消费和生产的消费——作为条件进入W′的循环。生产消费（其实也包括工人的个人消费，因为在一定界限之内，劳动力是工人个人消费的不断的产物）是由每个单个资本自己进行的。个人消费——除了资本家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消费——只是被看做社会的行为，而绝不是作为单个资本家的行为。

第4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如果用Ck代表总流通过程，这三个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Ⅰ）G—W…P…W′—G′

（Ⅱ）P…Ck…P

（Ⅲ）Ck…P（W′）。

如果我们对这三个形式进行概括，那么，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中介，反之亦然。

所有这三个循环都有一个共同点：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是动机。

如果把任何一种循环都看做不同的单个产业资本所处的特殊的运动形式，那么，这种区别也始终只是作为一种个别的区别而存在。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单个产业资本都是同时处在所有这三种循环中。这三种循环，三种资本形态的这些再生产形式，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例如，现在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货币资本，但同时另一部分则离开生产过程，作为新的商品资本进入流通。因此，W′…W′循环形式不断地进行着；其他两个形式也是如此。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是连续进行的，就像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和依次经过这三个阶段是连续进行的一样。可见，在这里，总循环是资本的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

实际上，以上所说适用于处在运动中的资本的每一个部分，并且资本的所有部分都要依次经过这种运动。假定10000磅纱是一个纺纱业主的一周的产品。这10000磅纱要全部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其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必须全部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只要资本价值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它就不能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它必须先进人流通，并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A＋Pm。资本的循环过程是不断地中断，是离开一个阶段，进人下一个阶段；是抛弃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种形式；其中每一个阶段不仅以另一个阶段为条件，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

但是，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的。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例如，在10000镑纱作为商品资本进入市场，并转化为货币（不论是支付手段，还是购买手段，甚至只是计算货币）时，新的棉花、煤炭等等则代替纱出现于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已经由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从而开始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在第一个10000磅纱转化为货币的同时，以前的10000镑纱则已经进行它的流通的第二阶段，由货币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资本的所有部分都依次经过循环过程，而同时处在循环过程的不同阶段上。这样，产业资本在它的循环的连续进行中，就同时处在它的一切循环阶段以及和各该阶段相适应的不同的职能形式上。对第一次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部分来说，W′…W′循环才开始，而对作为运动中的整体的产业资本来说，w′…w′循环则已经完成。货币是一手预付出去，另一手收进来。G…G′循环在一点上的开始，同时就是它在另一点上的复归。生产资本也是如此。

因此，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统一，只是由于资本的每个不同部分能够依次经过相继进行的各个循环阶段，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从一种职能形式转到另一种职能形式，因而，只是由于产业资本作为这些部分的整体同时处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中，从而同时经过所有这三个循环。在这里，每一部分的相继进行，是由各部分的并列存在即资本的分割所决定的。因此，在实行分工的工厂体系内，产品不断地处在它的形成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同时又不断地由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因为单个产业资本代表着一定的量，而这个量又取决于资本家的资金，并且对每个产业部门来说都有一定的最低限量，所以资本的分割必须按一定的比例数字进行。现有资本的量决定生产过程的规模，而生产过程的规模又决定同生产过程并列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量。但是，决定生产连续性的并列存在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资本的各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运动。并列存在本身只是相继进行的结果。例如，如果对资本的一部分来说W′—G′停滞了，商品卖不出去，那么，这一部分的循环就会中断，它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就不能进行；作为W′继续从生产过程中出来的各部分，在职能变换中就会被它们的先行部分所阻止。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生产就会受到限制，整个过程就会停止。相继进行一停滞，就使并列存在陷于混乱。在一个阶段上的任何停滞，不仅会使这个停滞的资本部分的总循环，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

过程采取的下一个形式，是各个阶段相继进行的形式，因而，资本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是由它离开另一个阶段所决定的。因此，每一一个特殊循环都有资本的一种职能形式作为出发点和复归点。另一方面，总过程实际上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这三个循环是过程的连续性借以表现的不同形式。总循环对资本的每一种职能形式来说，都表现为它的特有的循环，并且每一个这种循环都决定着总过程的连续性；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运动决定着另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总生产过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从而是总生产过程的每一个要素的循环——这对总生产过程来说，特别是对社会资本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形式。因此，每一种职能形式虽然其中表现出来的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但都和其他职能形式同时经过它自己的循环。资本的一部分，一个不断变动、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部分，作为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资本而存在；另一部分作为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货币资本而存在；第三部分则作为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而存在。所有这三种形式的经常存在，正是由总资本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循环为中介而造成的。

因此，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但是，每一个部分都不断地依次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职能形式，从而依次在一切阶段和一切职能形式中执行职能。因此，这些形式都是流动的形式，它们的同时性是以它们的相继进行为中介的。每一种形式都跟随在另一种形式之后，而又发生在它之前，因而，一个资本部分回到一种形式，是由另一个资本部分回到另一种形式而决定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断进行着它自己的循环，然而处在这种形式中的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而这些特殊的循环只是形成总过程的各个同时存在而又依次进行的要素。

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而不致发生上述的中断。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

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一方面，生产资本的形成要素必须来自商品市场，并且不断从这个市场得到更新，作为商品买进来；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商品从劳动过程产生出来，并且必须不断作为商品重新卖出去。例如，我们把苏格兰低地的现代租地农场主和欧洲大陆的旧式小农比较一下。前者出售他的全部产品，因而必须在市场上补偿它的全部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后者则是直接消费他的产品的绝大部分，尽量少买少卖，只要有可能，就自己造工具、做衣服等等。

据此，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

第一，这三个形式并不代表对等的发展阶段。所谓信用经济本身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两个名词都表示生产者自身间的交易职能或交易方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因此，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绝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人们根据同样的理由，似乎也可以把自然经济的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作为对等的东西，和这两种经济对立起来。

第二，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所以，在考察第一个范畴时，似乎也应该这样做。因此，似乎应该是交换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像秘鲁印加国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就不属于这些范畴中任何一个范畴了。

第三，货币经济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产品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生产机体中表现为商品。这样，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的，似乎只是产品以怎样的规模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来生产，从而，产品本身的形成要素以怎样的规模必须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再进人产生它的经济中去。

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是作为生产的普遍形式的商品生产，但是，它之所以如此，在它的发展中之所以越来越如此，只是因为在这里，劳动本身表现为商品，因为工人出卖劳动，即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并且如我们所假定的，是按照由它的再生产费用决定的它的价值出卖的。劳动越变为雇佣劳动，生产者就越变为产业资本家；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商品生产）只有在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也是雇佣工人的时候，才充分地表现出来。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然而，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做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

第5章 流通时间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是按照时间顺序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个阶段完成运动的。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生产时间，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流通时间。所以，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

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互相排斥的。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是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如果我们考察循环的最简单形式，也就是总资本价值每次都是一下子由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那就很清楚，在资本流通时间持续的时候，生产过程就中断，资本的自行增殖也就中断；并且生产过程的更新根据资本流通时间的长短而或快或慢。相反，如果资本的不同部分是相继通过循环的，也就是总资本价值的循环是在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循环中依次完成的，那就很清楚，资本的各组成部分在流通领域不断停留的时间越长，资本在生产领域不断执行职能的部分就必定越小。因此，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或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的作用。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也就是说，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例如，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按订货生产，因此他在提供产品时就得到支付，又假定支付给他的是他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那么，流通时间就接近于零了。

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而这种持续时间的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可以极不相同，因而对资本的生产时间限制的程度也可以极不相同。

资本在流通领域内，不管按这个序列还是那个序列，总是要通过W—G和G—W这两个对立的阶段。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也分成两个部分，即商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时间和货币转化为商品所需要的时间。

第6章 流通费用

1.纯粹的流通费用

买卖时间

资本由商品到货币和由货币到商品的形式转化，同时就是资本家的交易，即买卖行为。资本完成这些形式转化的时间，从主观上，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就是买卖时间，就是他在市场上执行卖者和买者的职能的时间。正像资本的流通时间是资本再生产时间的一个必要部分一样，资本家进行买卖，在市场上奔走的时间，也是他作为资本家即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的一个必要部分。这是他的经营时间的一部分。

但是，形态变化W—G和G—W，是买者和卖者之间进行的交易；他们达成交易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因为在这里进行着斗争，每一方都想占对方的便宜，生意人碰在一起，就像“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就发生激战”一样。状态的变化花费时间和劳动力，但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使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里，事情并不因双方都想借此机会占有超额的价值量而发生变化。

这种劳动由于双方的恶意而增大，但并不创造价值正像花费在诉讼程序上的劳动并不增加诉讼对象的价值量一样。这种劳动对于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即对于包含着流通或被包含在流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它同比如说燃烧一种生热用的材料时花费的劳动一样。这种燃烧劳动，虽然是燃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并不生热。

簿记

劳动时间除了耗费在实际的买卖上外，还耗费在簿记上；此外，簿记又耗费对象化劳动，如钢笔、墨水、纸张、写字台、事务所费用。因此，在这种职能上，一方面耗费劳动力，另一方面耗费劳动资料。这里的情况和买卖时间完全一样。

资本作为它的循环中的统一体，作为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两个阶段，首先只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这种运动是由包含商品的定价或计价（估价）在内的簿记来确定和监督的。这样，生产的运动，特别是价值增殖的运动一在这里，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只是这样一种物品的名字，这种物品的观念的价值存在固定为计算货币——获得了反映在观念中的象征形象。在单个商品生产者仅仅用头脑记账（例如农民；只有资本主义农业，才产生使用簿记的租地农场主），或者仅仅在他的生产时间之外附带地把收支、支付日等等记载下来的时候，很明显，他的这种职能和他执行这种职能所消耗的劳动资料，如纸张等等，都是劳动时间和劳动资料的追加消耗。这种消耗是必要的，但是既要从他能生产地消耗的时间中扣除，又要从那种在现实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参加产品形成和价值形成的劳动资料中扣除。不论这种职能集中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手中，不再是许多小商品生产者的职能，而是一个资本家的职能，是一个大规模生产过程内部的职能，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规模；还是这种职能不再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而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独立化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的职能——这种职能本身的性质都不会改变。

但是，簿记所产生的各种费用，或劳动时间的非生产耗费，同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毕竟有一定的区别。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只是由生产过程的一定的社会形式而产生，是由这个生产过程是商品的生产过程而产生。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监督和观念上的总括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但是，簿记的费用随着生产的积聚而减少，簿记越是转化为社会的簿记，这种费用也就越少。

货币

货币的磨损也要求不断得到补偿，或要求把更多的产品形式的社会劳动转化为更多的金和银。这种补偿费用，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是很可观的，因为一般说来被束缚在货币形式上的财富部分是巨大的。金和银作为货币商品，对社会来说，是仅仅由生产的社会形式产生的流通费用。这是商品生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随着商品生产，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增大。它是社会财富中必须为流通过程牺牲的部分。

2.保管费用

由价值的单纯形式变换，由观念地考察的流通产生的流通费用，不加入商品价值。就资本家来考察，耗费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部分，只是耗费在生产上的资本的一种扣除。我们现在考察的那些流通费用的性质则不同。它们可以产生于这样一些生产过程，这些生产过程只是在流通中继续进行，因此，它们的生产性质完全被流通的形式掩盖起来了。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观点看，它们又可以是单纯的费用，是活劳动或对象化劳动的非生产耗费，但是正因为这样，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它们可以起创造价值的作用，成为他的商品出售价格的一种加价。这种情况已经来源于以下事实：这些费用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是不同的，在同一生产领域，对不同的单个资本来说，有时也是不同的。这些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时，会按照各个资本家分担这些费用的比例进行分配。但是，一切追加价值的劳动也会追加剩余价值，并且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总会追加剩余价值，因为劳动形成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本身的量，劳动形成的剩余价值则取决于资本家付给劳动的报酬额。因此，使商品变贵而不追加商品使用价值的费用，对社会来说，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则可以成为发财致富的源泉。另一方面，既然这些费用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这种加价，只是均衡地分配这些费用，所以这些费用的非生产性质不会因此而消失。例如，保险公司把单个资本家的损失在资本家阶级中间分配3尽管如此，就社会总资本考察，这样平均化的损失仍然是损失。

储备形成一般

在产品作为商品资本存在或在产品停留在市场上时，也就是，在产品处在它从中出来的生产过程和它进入的消费过程之间的间隔时间内，产品形成商品储备。

商品资本要作为商品储备停留在市场上，就要有建筑物，如栈房、储藏库、货栈，也就是要支出不变资本，还要给把商品搬进储藏库的劳动力支付报酬。此外，商品会变坏，会受有害的自然因素的影响。为了保护商品不受这些影响，要投入追加的资本。一部分投在劳动资料上，即物的形式上，一部分投在劳动力上。

可见，资本在商品资本形式上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存在，产生了费用，因为这些费用不属于生产领域，所以算作流通费用。

真正的商品储备

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而资本主义生产在广度和深度上越是发展，情况就越是这样。因此，不管和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相比，还是和发展水平较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即使生产规模相同，产品中大得不可比拟的部分是作为商品存在的。但是，任何商品——从而任何商品资本，它们只是商品，不过是作为资本价值存在形式的商品——只要它不是从生产领域直接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因而在这个间歇期间处在市场上，它就是商品储备的要素。因此，商品储备本身（即产品的商品形式的独立和固定），即使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也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增大。我们已经知道，这只是储备的形式变换，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商品形式的储备所以增大，是因为在那一方面，它在直接的生产储备和消费储备形式上减少了。这只是储备的社会形式的变化。如果商品储备同社会总产品相比，不仅它的相对量增大，而且它的绝对量也同时增大，那么，这是因为总产品的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增大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的规模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对产品的直接需求，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支配的资本量，取决于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欲以及他的生产过程连续进行和不断扩大的必要性。因此，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中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或寻找销路的产品量必然增大，在较短或较长时期固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量也增大。因此，商品储备也增大。

最后，社会上绝大部分人变为雇佣工人，他们靠挣一文吃一文过活，他们的工资按周领取，逐日花掉，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作为储备的生活资料。不管这种储备的单个要素的流动性有多大，其中一部分总要不断地停留下来，以便储备可以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所有这些因素，都来源于生产的形式和它所包含的、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形式转化。

不管产品储备的社会形式如何，保管这种储备，总是需要费用：需要有贮存产品的建筑物、容器等等；还要根据产品的性质，耗费或多或少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以便防止各种有害的影响。储备越是社会地集中，这些费用相对地就越少。这些支出，总是构成对象化形式或活的形式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因而，在资本主义形式上，这些支出就是资本的支出——它们不进入产品形成本身，因此是产品的一种扣除。它们作为社会财富的非生产费用是必要的。它们是社会产品的保存费用，不管社会产品只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形式即商品形式及其必要的形式转化才成为商品储备的要素，也不管我们把商品储备只是看做一切社会所共有的产品储备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们是社会产品的保存费用，即使产品储备不具有商品储备形式这种属于流通过程的产品储备形式。

现在要问，这些费用在多大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

如果资本家已经把他预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上的资本转化为产品，转化为一定量现成的待售商品，而这些商品还堆在仓库里，没有卖出去，那么，在此期间不仅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会停滞，为保存这种储备而用于建筑物、追加劳动等方面的支出，也会形成直接的损失。如果这个资本家说，我的商品存放了6个月没有卖出去，在这6个月期间，为了保存这些商品，不仅使我的这样多的资本闲置起来，而且使我花掉了x量的非生产费用，那么，最后的买者就会嘲笑他。买者会说，这算您倒霉！除了您以外，还有另一个卖者，他的商品前天刚生产出来。您的商品是陈货，放了那么久，不免多少有些损坏。因此，您应该比您的对手卖得便宜些。不管商品生产者是他的商品的实际生产者，还是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是商品的实际生产者的代表，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的生活条件。他必须把他的物品转化为货币。他由于把物品固定在商品形式上而支出了非生产费用，这只是他个人的冒险行为，和商品的买者无关。买者不会对他的商品的流通时间实行支付。在发生现实的或设想的价值革命的时候，资本家会有意把他的商品从市场上抽回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捞回那笔追加的非生产费用，要看这种价值革命是否出现，看他投机是否成功。但是，价值革命并不是他的非生产费用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如果储备的形成就是流通的停滞，由此引起的费用就不会把价值加到商品上。另一方面，没有流通领域内的停滞，没有资本在商品形式上的或长或短的停留，就不会有储备；也就是说，没有流通的停滞，就不会有储备，就像没有货币准备金，就不会有货币流通一样。因此，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流通。如果这种必要性对资本家来说不是出现在W′—G′上，那对他来说则是出现在G—W上；不是出现在他的商品资本上，但出现在另一些为他生产生产资料并为他的工人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的商品资本上。

商品储备必须有一定的量，才能在一定时期内满足需求量。这里要把买者范围的不断扩大计算在内。为了满足比如一天的需要，市场上的商品必须有一部分不断保持商品形式，另一部分则流动着，转化为货币。在其他部分流动时停滞的部分，会和储备量本身的减少一样不断减少，直至最后完全卖掉。因此，在这里，商品停滞要看做是商品出售的必要条件。其次，储备量要大于平均出售量或平均需求量。不然，超过这个平均量的需求就不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储备因为不断消耗，所以要不断更新。这种更新归根到底只能从生产中得到，只能从商品的供应中得到。这些商品是否来自国外，是与问题无关的。更新以商品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为转移。在此期间，商品储备必须够用。至于储备不是留在原来的生产者手中，而是经过了从大商人一直到零售商的各种各样的储藏库，这仅仅改变了现象，而并不改变事情本身。从社会的观点看，只要商品没有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资本的一部分就仍旧处于商品储备的形式。生产者本身为了使自己不直接依赖于生产，为了保证自己有一批老顾客，总想保持一批与平均需求相适应的存货。购买期限是适应于生产期间的，商品在它能够由同种新商品替换以前，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形成储备。只是由于有了这种储备，流通过程从而包含流通过程在内的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连续进行，才得到保证。

必须记住，对W的生产者来说，W′—G′可以已经完成，虽然W仍然在市场上。如果生产者本人想在他自己的商品卖给最后的消费者之前把它保存在仓库内，他就必须使二重的资本发生运动，一次是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另一次是作为商人。对商品本身来说——无论是作为单个商品来看，还是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来看——储备的费用不管是由生产者自己负担还是由从A到Z的一系列商人负担，事情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既然商品储备不外就是储备的商品形式，这种储备在一定规模的社会生产中如果不是作为商品储备存在，就是作为生产储备（潜在的生产基金）或者作为消费基金（消费资料的储存）存在，所以，维持这种储备所需要的费用，也就是储备形成的费用，即用于这方面的对象化劳动或活劳动，不过是社会生产基金或社会消费基金的维持费用的一种变形。由此引起的商品价值的提高，只是把这种费用按比例分配在不同商品上，因为这种费用对不同种商品来说是不同的。储备形成的费用仍然是社会财富的扣除，虽然它是社会财富的存在条件之一。

只有在商品储备是商品流通的条件，甚至是商品流通中必然产生的形式时，也就是，只有在这种表面上的停滞是流动本身的形式，就像货币准备金的形成是货币流通的条件一样时，这种停滞才是正常的。相反，一旦留在流通蓄水池内的商品，不让位给后面涌来的生产浪潮，致使蓄水池泛滥起来，商品储备就会因流通停滞而扩大，就像在货币流通停滞时，贮藏货币会增加一样。在这里，不论这种停滞是发生在产业资本家的仓库内，还是发生在商人的栈房内，情况都是一样的。这时，商品储备已经不是不断出售的条件，而是商品卖不出去的结果。费用仍旧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现在完全是由形式产生，也就是由于必须把商品转化为货币而产生，并且是由于这种形态变化发生困难而产生，所以它不加入商品价值，而成为在价值实现时的扣除，即价值损失。因为储备的正常形式和不正常形式，从形式上是区分不出来的，而且二者都是流通的停滞，所以，这些现象可以互相混同，加上对生产者来说，虽然他的已经转移到商人手中的商品的流通过程发生了停滞，但他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仍然能够畅通，所以，这些现象更可以使生产当事人本身感到迷惑。如果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扩大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储备的规模也会扩大。商品储备会同样迅速地被更新和被吸收，但是它的规模更大。因此，商品储备的规模由于流通停滞而扩大的现象，会被误认为是再生产过程扩大的征兆，特别是在现实的运动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而变得神秘莫测时，更是这样。

储备形成的费用包含：1.产品总量的数量减损（例如，储存面粉时就是这样）；2.质量变坏；3.维持储备所需的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

3.运输费用

在这里，我们不必考察流通费用的一切细目，如包装、分类等等。一般的规律是：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流通费用，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
这仅仅是实现价值或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需的费用。投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包括它所支配的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必须从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种扣除，就像对工人来说，购买生活资料所需的时间是损失掉的时间一样。但是，运输费用起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必须简短地加以考察。

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是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阶段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完成的。这种物质变换可以要求产品发生场所的变换，即产品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实际运动。但是，没有商品的物理运动，商品也可以流通；没有商品流通，甚至没有直接的产品交换，产品也可以运输。A卖给B的房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棉花、生铁之类可以移动的商品价值，经过许多流通过程，由投机者反复买卖，但还是留在原来的货栈内。这里实际运动的，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本身。另一方面，例如在印加国，虽然社会产品不作为商品流通，也不通过物物交换来进行分配，但是运输业起着很大的作用。

因此，虽然运输业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表现为产生流通费用的原因，但是，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

产品总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产品的自然属性因运输而引起的变化，除了若干例外，不是预期的效用，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因此，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后一种价值追加，就像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下一样，分为工资补偿和剩余价值。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价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运输的距离成正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相对价值部分，和商品的体积和重量成正比。

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运输业一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而形成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

第二篇 资本周转

第7章 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我们已经知道，一定资本的总流通时间，等于它的流通时间和它的生产时间之和。这就是从资本价值以一定的形式预付时起，直到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以同一形式返回时止的一段时间。

单个资本家投在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价值，在完成它的运动的循环后，就重新处在它的原来的形式上，并且能够重复同一过程。这个价值要作为资本价值永久保持和增殖，就必须重复这个过程。单个循环在资本的生活中只形成一个不断重复的段落，也就是一个周期……资本的循环，不是当做孤立的过程，而是当做周期性的过程时，叫作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因此，资本的周转时间计量总资本价值从一个循环周期到下一个循环周期的那段时间，计量资本生活过程经历的周期，或者说，计量同一资本价值的增殖过程或生产过程更新、重复的时间。

假定我们用U表示周转时间的计量单位——年，用u表示一定资本的周转时间，用n表示资本的周转次数，那么n＝U/u。举例来说，如果周转时间u等于3个月，那么n＝12/3＝4；资本在一年中完成4次周转，或者说，周转4次。如果u＝18个月，那么n＝12/18＝2/3，或者说，资本在一年内只完成它的周转时间的2/3。如果资本的周转时间等于几年，那么，它就要用一年的倍数来计算。

在进一步研究周转对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影响以前，我们要考察两种新的形式，这两种新形式是资本由流通过程得到的，并且会对资本周转的形式发生影响。

第8章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1.形式区别

我们在第一册第6章已经看到，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它帮助形成的产品相对立，保持着它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一定的使用形式。因此，它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总是反复地执行着相同的职能。例如厂房、机器等，总之，凡是称作劳动资料的东西，都是这样。这部分不变资本，按照它在丧失自身的使用价值时丧失掉自身的交换价值的比例，把价值转给产品。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量。这个持续时间，从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现出来时为止。

因此，这部分不变资本——真正的劳动资料——的特征是：

一部分资本是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即生产资料的形式预付的。生产资料在它保持着进入劳动过程时的独立使用形式的期间，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执行职能。完成的产品，从而已经转化为产品的产品形成要素，脱离生产过程，作为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流通领域。相反，劳动资料一进入生产领域，就不再离开。它的职能把它牢牢地限制在那里。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被固定在这个由劳动资料在过程中的职能所决定的形式上。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并因而损耗时，劳动资料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另一部分则仍旧固定在劳动资料中，因此也就仍旧固定在生产过程中。这样固定的价值不断地减少，一直到劳动资料不能再用；所以它的价值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分配在由一系列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产生的一批产品中。但是，只要它还起劳动资料的作用，就是说，只要它还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就总是有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它里面，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原来固定在它里面的价值则转移到产品中，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组成部分进行流通。劳动资料越耐用，它的损耗越缓慢，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这个使用形式上的时间就越长。但是，不管耐用的程度如何，劳动资料转移的价值份额总是和它的全部职能时间成反比。如果有两台价值相等的机器，一台5年磨损掉，另一台10年磨损掉，那么，前者在同一时间内转移的价值就是后者的两倍。

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这部分资本价值，和其他任何部分一样要进行流通。我们曾经一般地说过，全部资本价值是处在不断流通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资本都是流动资本。但这里考察的这个资本部分的流通是独特的流通。首先，这个资本部分不是在它的使用形式上进行流通，进行流通的只是它的价值，并且这种流通是逐步地、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和从它那里转移到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产品中去的价值相一致。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它的价值总有一部分固定在它里面，和它帮助生产的商品相对立，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由于这种特性，这部分不变资本取得了固定资本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资本的其他一切物质组成部分，则与此相反，形成流动资本
。

一部分生产资料——即这样一些辅助材料，它们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时由劳动资料本身消费掉，例如煤炭由蒸汽机消费掉；或者对过程只起协助作用，例如照明用的煤气等等——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不过它们的价值形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产品在它本身的流通中，也使这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流通。在这一点上，它们和固定资本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在所参加的每一个劳动过程中被全部消费掉，因此对每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来说，必须全部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它们在执行职能时不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使用形式。因此，在它们执行职能时，资本价值没有任何部分固定在它们的旧的使用形式即实物形式上。这部分辅助材料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只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加入产品的价值，成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材料的职能被牢牢地限制在生产领域之内。

在物质上加入产品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即原料等等，有一部分由此取得了以后能够作为享受资料进入个人消费的形式。真正的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只被生产地消费，不能进人个人消费，因为它不加入它帮助形成的产品或使用价值，相反，它与产品相对立，在它完全损耗以前一直保持独立的形式。运输工具则例外。运输工具在它执行生产职能而停留在生产领域时产生的那种有用效果即场所变更，同时可以进入个人消费，例如旅客的个人消费。这时，旅客使用运输工具就像使用其他消费资料一样，也要支付报酬。我们说过，例如在化学工业中，原料和辅助材料彼此是分不清的。劳动资料、辅助材料、原料之间也是如此。例如在农业中，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质，就有一部分作为产品的形成要素加入植物产品。另一方面，这些物质会在较长的时期如4～5年内发挥作用。因此，其中一部分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同时也就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部分则保持它原有的使用形式，把它的价值固定在这种形式上。它继续作为生产资料存在，因而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牛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如果它被吃掉，它就不是作为劳动资料，从而也不是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了。

决定一部分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具有固定资本性质的，只是这个价值的独特的流通方式。这种特别的流通方式，是由劳动资料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或者说，在生产过程中充当价值形成要素的特殊方式产生的。而这种方式本身，又是由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的特殊方式产生的。

固定资本的独特的流通，引起独特的周转。固定资本因损耗而在实物形式上丧失的那部分价值，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来流通。产品通过流通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劳动资料中被产品带入流通的那部分价值也变为货币，而且随着这种劳动资料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承担者，它的价值也就在多大程度上从流通过程中作为货币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因此，这种劳动资料的价值这时获得双重存在。其中一部分仍然束缚在它的属于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脱离这个形式……在这里，生产资本的这个要素在周转上的特征显露出来了。它的价值转化为货币，是和作为它的价值承担者的商品蛹化为货币同时进行的。但是，它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使用形式，是和商品再转化为商品的其他生产要素相分离的，确切地说，是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期间决定的，即由这样一段时间决定的，在这段时间内，劳动资料已经损耗掉，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在这个再生产时间到来之前，它的价值先以货币准备金的形式逐渐积累起来。

生产资本其余的要素，一部分是由存在于辅助材料和原料上的不变资本要素构成，一部分是由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资本构成。

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第1册第5章）表明，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是完全不同的。由辅助材料和原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完全一样——是作为仅仅转移的价值，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而劳动力则通过劳动过程，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追加到产品中去。或者说，实际上把它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其次，一部分辅助材料，如充作燃料的煤炭、用于照明的煤气等等，在劳动过程中消费掉，但不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而另一部分辅助材料以物体加入产品，并成为产品实体的材料。不过，这一切差异，对流通来说，从而对周转的方式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辅助材料和原料在形成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它们就把自己的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这个价值也全部通过产品而流通，转化为货币，并由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要素。它的周转不像固定资本的周转那样被中断，而是不断地通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全部循环，因此，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

至于生产资本中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组成部分，那么，劳动力是按一定时间购买的。一旦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并把它并入生产过程，它就构成他的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它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作用，在这个时间内，它不仅把它一天的全部价值，而且还把一个超额剩余价值，追加到产品中去；在这里，我们暂且把这个超额剩余价值撇开不说。在劳动力比如说按一周购买并且发生作用之后，这种购买必须按习惯的期限不断更新。

因此，预付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我们在这里总是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同产品一起经过流通领域的两个形态变化，并通过这种不断的更新，不断并入生产过程。所以，在另一场合，即就价值的形成来说，不管劳动力和不变资本中形成非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多么不同，它的价值的这种周转方式却和这些部分相同，而与固定资本相反。生产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部分和投在形成非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料上的价值部分——由于它们在周转上的这种共同性，便作为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相对立。

劳动力在把它自己的价值加进产品的同时，还不断地把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化身，追加到产品中去。因此，剩余价值也和成品的其余价值要素一样，不断地被成品带入流通并转化为货币。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首先是资本价值的周转，而不是和它一起同时周转的剩余价值的周转，所以，暂且撇开后者不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或生产资本
有不同的周转。而周转之所以不同，又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是按照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而不是由于它们在产品价值的生产中有不同的作用，或它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各有独特的作用。最后，价值转给产品的方式——从而这个价值通过产品而流通的方式和通过产品的形态变化而以原来的实物形式更新的方式——之所以有差别，又是由于生产资本借以存在的物质形态有差别，这个物质形态的一部分在形成单个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另一部分只是逐渐消耗掉。因此，只有生产资本能够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2.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周转，从而它的必要的周转时间，包括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多次周转。在固定资本周转一次的时间内，流动资本周转多次。生产资本的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只是由于它借以存在的生产资料在产品制成并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的时间未被全部消耗掉，才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规定。它的价值的一部分必须仍旧束缚在继续保存下来的旧的使用形式上；另一部分则被完成的产品带入流通，而完成的产品的流通，却同时会把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全部价值带入流通。

3.投在固定资本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是为构成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整个期间全部一次预付的。因此，这个价值是由资本家一次投入流通的；但它只是通过固定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加进商品的价值部分的实现，而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再从流通中取出的。另一方面，一部分生产资本借以固定的生产资料本身，则一次从流通中取出，在它们执行职能的整个期间并入生产过程，不过在同一时间之内，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不需要再生产……这就是说，它的价值不断地有一部分作为商品的价值部分而流通，并转化为货币，但不由货币再转化为它原来的实物形式。这种由货币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的再转化，要到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间结束，即生产资料完全不能用的时候，才会发生。

4.要使生产过程连续进行，流动资本的各种要素就要和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一样，不断地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不过这样固定下来的流动资本要素，要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生产资料是通过同一种新的物品，劳动力是通过不断更新的购买）；而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在它们存在的整个期间内，本身既不更新，它们的购买也不需要更新。原料和辅助材料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是当旧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在完成的产品的形成上用掉时，总是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更新。劳动力也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这只是由于劳动力的购买的不断更新，而且往往有人员的变动。相反地，同一建筑物、机器等等，却在流动资本反复周转时，在反复进行的相同的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职能。

2.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补偿、修理和积累

在同一个投资中，固定资本的各个要素有不同的寿命，从而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例如就铁路来说，铁轨、枕木、土建结构物、车站建筑物、桥梁、隧道、机车和车厢，各有不同的执行职能的期间和再生产时间，从而其中预付的资本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

磨损首先是由使用本身引起的。一般说来，铁轨的磨损和列车通过的次数成正比。

其次，磨损是由于自然力的影响造成的。例如枕木不仅受到实际的磨损，而且由于腐朽而损坏。

最后，在这里和在大工业的各个部门一样，无形损耗也起着作用。原来值40000镑的同量车厢和机车，10年之后，通常可以用30000镑买到。因此，即使使用价值没有减少，也必须把这些物资的市场价格的25%的贬值计算在内。

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变革。因此，它们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变革了的形式进行补偿。一方面，大量固定资本投在一定的实物形式上，并且必须在这个形式上达到一定的平均寿命，这一点就成了只能逐渐采用新机器等等的一个原因，从而就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劳动资料的一个障碍。另一方面，竞争斗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大灾难即危机。

损耗（无形损耗除外）是指固定资本被消耗而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部分。这种转移是按照固定资本丧失使用价值的平均程度进行的。

这种损耗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固定资本有一定的平均寿命；它为这段时间而全部预付；过了这段时间，就要全部替换。

固定资本的另一些要素，可以周期地或局部地更新。在这里，必须把这种局部的或周期的补偿与营业的逐渐扩大区别开来。

固定资本有一部分是由同一种组成部分构成的，但这种组成部分耐用时间不一样，因而要在不同期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更新。例如，车站上的铁轨要比别处的铁轨替换得快些。枕木也是这样。

固定资本的其他部分，是由不同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它们在不同期间内损耗掉，因而必须在不同期间内进行补偿。机器的情形特别是这样。前面我们关于一个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寿命所说的，在这里对于作为这个固定资本的一部分执行职能的同一台机器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寿命来说，也是适用的。

关于在局部更新的过程中企业的逐渐扩大问题，我们要指出如下几点。虽然固定资本，如上所述，继续以实物形式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但它的价值的一部分，按照平均损耗，已经和产品一起进入流通，转化为货币，成为货币准备金的要素，以便在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时来补偿资本。固定资本价值中这个转化为货币的部分，可以用来扩大企业，或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这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有了再生产，并且从社会的观点看，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是由从固定资本的本体分出来、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资本而引起的。一个企业能够在什么程度上，以多大规模进行这种逐渐的追加，因而也就是说，为了能够以这种方式再投入企业，准备金必须积累到多大数量，这又需要多长时间，所有这些，当然都部分地取决于该企业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现有机器的局部改良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当然取决于改良的性质和机器本身的构造。

固定资本需要有各种特别的维持费用。固定资本的维持，部分地是依靠劳动过程本身；固定资本不在劳动过程内执行职能，就会损坏。

但是固定资本的维持，还要求有直接的劳动支出。机器必须经常擦洗。这里说的是一种追加劳动，没有这种追加劳动，机器就会变得不能使用；这里说的是对那些和生产过程不可分开的有害的自然影响的单纯预防，因此，这里说的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把机器保持在能够工作的状态中。

真正的修理或修补劳动，需要支出资本和劳动。这种支出不包括在原来预付的资本内，因此，它至少并不总是能通过固定资本的逐渐的价值补偿而得到补偿和弥补……任何固定资本都需要事后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上一点一滴地支出这种追加资本。

通过资本和劳动的这种追加支出而追加的价值，不能随实际支出而同时加入到商品价格中去。例如，一个纺纱业主不能因为这个星期坏了一个轮盘或断了一根皮带，就在这个星期以高于上个星期的价格来出售纱。纺纱的一般费用，不会因为一个工厂发生这种事故而起任何变化。在这里，和在所有的价值决定上一样，起决定作用的是平均数。经验会告诉人们，投在一定生产部门的固定资本在平均寿命期间遇到的这种事故和所需要的维修劳动的平均量会有多大。这种平均支出被分配在平均寿命期间，并以相应的部分加进产品的价格，从而通过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

这样得到补偿的追加资本也属于流动资本范围，虽然支出的方法不规则。因为立即排除机器的故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每一个较大的工厂，除了真正的工厂工人，还雇有工程师、木匠、机械师、钳工等人员。他们的工资是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的价值分配在产品中。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上需要的支出，也按平均计算决定，并按照这个计算，不断形成产品的价值部分，虽然这种支出实际上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预付的，从而也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加入产品或固定资本中去的。这种投在真正修理上的资本，从某些方面看，形成一种独特的资本，既不能列入流动资本，也不能列入固定资本，但作为一种经常支出，宁可算作流动资本。

我们已经讲过，为补偿固定资本的损耗而流回的货币，大部分都是每年，或者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就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尽管如此，对每个资本家来说，仍然必须设置折旧基金，以用于经过若干年才一朝达到其再生产期限，从而要全部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

第9章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我们知道，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是按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期间周转的；我们又知道，同一企业的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根据它们的不同的寿命，从而不同的再生产时间，又各有不同的周转期间。

1.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是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平均周转；计算方法见后。如果问题只涉及不同的期间，那么，计算它们的平均数当然是再简单不过了。但是：

2.这里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差别。

进入生产过程的流动资本，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要使生产过程不间断地进行，它就必须通过产品的出售，不断用实物来补偿。进入生产过程的固定资本，只把它的一部分价值（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尽管有损耗，但它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因此，固定资本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需要用实物来补偿，但这种补偿无论如何不像流动资本那样频繁。补偿的这种必要性，再生产的期限，对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来说，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如前所述，一部分寿命较长、能使用多年的固定资本，能一年或不到一年补偿一次，以实物形式加到旧的固定资本中去，而具有其他性能的固定资本，其补偿只能在其寿命终结时一次进行。

因此，必须把固定资本不同部分的特殊周转化为周转的同种形式，使它们只有量的差别，即只有周转时间上的差别。

如果我们用P…P即连续性生产过程的形式作为起点，这种质的同一性是不会发生的。因为P的某些要素必须不断用实物来补偿，另一些要素则不必如此。但G…G′形式无疑会提供周转的这种同一性。例如有一台价值10000镑的机器，寿命为10年，因而每年有1/10＝1000镑再转化为货币。这1000镑在一年之间，由货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又由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它像我们在这个形式下考察的流动资本一样，回到它原来的货币形式，而这1000镑货币资本，年终是否再转化为一台机器的实物形式，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计算预付生产资本的总周转时，我们把它的全部要素固定在货币形式上，这样，回到货币形式就是周转的终结。我们总是把价值看做是以货币预付的，甚至在价值的这种货币形式只是以计算货币形式出现的连续性生产过程中，也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平均数。

3.由此可见：即使预付生产资本的极大部分，是由其再生产时间从而周转时间形成一个持续多年的周期的那种固定资本构成，但是，由于流动资本在一年内反复周转，一年内周转的资本价值还是能够大于预付资本的总价值。

4.因此，预付资本的价值周转，是和它的实际再生产时间，或者说，和它的各种组成部分的现实周转时间相分离的。假定一个4000镑的资本每年周转5次。这样，周转的资本是5×4000＝20000镑。但每次周转终结时流回而被重新预付的，是原来预付的4000镑资本。它的量不会因为它借以重新执行资本职能的各个周转期间的数目而改变（把剩余价值撇开不说）。

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与此相适应，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也会延长为持续多年的寿命，比如说平均为10年。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也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切的数字。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一些互相联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第10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在魁奈那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表现为“原预付”和“年预付”。他正确地把这种区别说成是生产资本即并入直接生产过程的资本内部的区别。在他看来，农业上使用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是唯一的实际的生产资本，所以，这种区别也只是对于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来说才是存在的。因此，他也就认为，资本一部分是每年周转一次，另一部分是多年（10年）周转一次。重农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偶然把这种区别应用于其他种类的资本，应用于一般产业资本。年预付和多年预付的区别对社会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在斯密以后，还是要回到这个规定上来。

亚当·斯密的唯一进步是把上述范畴普遍化。在他那里，这种区别已经不仅涉及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而且涉及每一种形式的生产资本。因此，不言而喻：从农业中得出的年周转和多年周转的区别，被周转时间的不同这个一般的区别所代替，因而，固定资本的一次周转，总是包含流动资本一次以上的周转，而不管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是多少，是一年，一年以上，还是不到一年。这样，在斯密那里，“年预付”就成为流动资本，“原预付”就成为固定资本了。但是，他的进步只限于范畴的这种普遍化。他所做的说明是远远落在魁奈后面的。

第11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李嘉图提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价值规律的例外，即工资率影响价格的各种情况。

在李嘉图那里，投在劳动材料（原料和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价值，不出现在任何一方。它完全消失了。这就是说，它不适于放在固定资本方面，因为在流通方式上，它和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它也不应放在流动资本方面，因为这样一来，从亚当·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并不声不响地沿用着的那种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立等同起来的做法，就会站不住脚。李嘉图凭丰富的逻辑本能，不会不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这部分资本就在他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12章 劳动期间

假定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棉纺业，一个是机车制造业，它们的工作日一样长，比如说10个小时的劳动过程。在一个部门，每天、每周提一定量的成品，棉纱；在另一个部门，劳动过程也许要反复进行3个月，才能制成一件成品，一台机车……尽管每天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在这里是一样的，但生产行为的持续时间，即为提供一件成品，把它作为商品送到市场，从而使它由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所必须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却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显然，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在资本支出一样多的时候，必定引起周转速度的差别，从而引起既定资本的预付时间的差别。

在整个劳动期间，固定资本每天转移到产品上去的那部分价值，层层堆积起来，直到产品完成。这里同时也显示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的实际重要性。固定资本是为较长时间预付到生产过程中去的，要经过这个也许是许多年的期间才有更新的必要。蒸汽机是每天一部分一部分地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棉纱这种可分立的劳动过程的产品中去，还是在3个月内把它的价值转移到连续生产行为的产品一台机车中去，这对购买蒸汽机所必需的资本支出毫无影响。在一个场合，蒸汽机的价值是零星的，比如说，每周流回一次，在另一个场合，却是以较大的量，比如说，每3个月流回一次。但在这两个场合，蒸汽机也许要经过20年才更新。

相反，预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就不是这样……每周必须有新的追加资本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如果把一切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即使资本家每周零星地支付工资，他仍然需要有支付3个月工资的能力。流动资本的其他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也是这样。

为取得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应达到的有用效果的特殊性质，需要或长或短的劳动期间。

缩短劳动期间的方法，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中其应用程度是极不相同的，并且不会抵消不同劳动期间长度上的差别。再用我们上述的例子来说，如果采用新工具机，制成一台机车所必需的劳动期间可以绝对地缩短。但是，如果由于纺纱过程的改良，每天或每周提供的成品更迅速地增加了，那么，制造机器的劳动期间，同纺纱的劳动期间相比较，还是相对地变长了。

第13章 生产时间

劳动时间始终是生产时间，即资本束缚在生产领域的时间。但是反过来，资本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时间，并不因此也必然都是劳动时间。

这里要说的是与劳动过程长短无关，而受产品的性质和产品制造本身的性质制约的那种中断。在这个中断期间，劳动对象受时间长短不一的自然过程的支配，要经历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变化；在此期间，劳动过程全部停止或者局部停止。

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预付资本的生产时间由两个期间构成：第一个期间，资本处在劳动过程中；第二个期间，资本的存在形式——未完成的产品的形式——不是处在劳动过程中，而是受自然过程的支配。这两个期间是否有时会互相交错和互相穿插，对问题没有任何影响。劳动期间和生产期间在这里是不一致的。生产期间比劳动期间长。但是，产品只有到生产期间结束以后，才能完成、成熟，因而才能从生产资本的形式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形式。所以，资本的周转期间，也要随着不是由劳动时间构成的生产时间的长度而延长。如果超过劳动时间的生产时间，不是像谷物的成熟、橡树的成长等等那样，由永恒的自然规律决定，那么，资本周转期间就往往可以通过生产时间的人为的缩短而或多或少地缩短。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农业上特别显著。在我们温带气候条件下，土地每年长一次谷物。生产期间（越冬作物平均9个月）的缩短或延长，还要看年景好坏变化而定，因此不像真正的工业那样，可以预先准确地确定和控制。

第14章 流通时间

我们以前考察的一切情况，引起了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资本的周转期间的差别，从而也引起了资本所必须预付的时间的差别。这些情况都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发生的，例如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劳动期间的差别等等。但是，资本的周转时间等于它的生产时间和它的流通时间之和。因此，不言而喻，流通时间的长短不一会造成周转时间，从而造成周转期间的长短不一。

流通时间的一部分——相对地说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是由出售时间，即资本处在商品资本状态的时间构成的。流通时间，从而整个周转期间，是按照这个时间的相对的长短而延长或缩短的。

商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地点的距离，是使出售时间，从而使整个周转时间产生差别的一个经常性的原因。在商品运往市场的全部时间内，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的状态；如果商品按订货生产，就要停留到交货的时候；如果不是按订货生产，那么，商品运往市场的时间，还要加上商品在市场上等候出售的时间。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移动期间；但不同的商品资本或向不同的市场移动的同一商品资本的不同部分，由于移动而在流通时间上发生的相对差别，不会因此消失。

现在我们来考察流通时间的第二段时间：购买时间，或者说，资本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的时间。在这期间，资本必须以或短或长的时间停留在货币资本的状态，因而，全部预付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不断地处在货币资本的状态，尽管这个部分是由不断变化的要素构成的。

购买时间、离原料主要供应地的远近，怎样使人们必须为较长的期间买进原料，并且使它们保持生产储备的形式，保持潜在的或可能的生产资本的形式以供使用；因此，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必须一次预付的资本量就会增加，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也会延长。

第15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在这一章和后面的第16章，我们要考察周转时间对资本价值增殖的影响。

我们假定，在一切场合，每周的预付资本是100镑，周转期间是9周，因此，为每个周转期间预付的资本等于900镑。

1.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

这种情况虽然实际上只是偶然的例外，但是必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在这里关系表现得最简单、最明了。

两个资本（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资本Ⅰ，和在资本Ⅰ的流通期间执行职能的追加资本Ⅱ）在它们的运动中会互相交替，而不会互相交叉。因此，除了第一个期间以外，这两个资本各自只为自己的周转期间而预付。

2.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

资本Ⅰ和资本Ⅱ的劳动期间和周转期间互相交叉，而不是互相交替。同时这里还发生资本游离。这种情况是以上考察的场合所没有的。

但是和以前一样，下述情况不变：1.全部预付资本的劳动期间的数目，等于预付资本两个部分的年产品的价值之和除以全部预付资本。2.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两个周转额之和除以两个预付资本之和。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这样考察这两部分资本，就好像它们是在完成彼此完全独立的周转运动。

在假定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场合，无论如何，在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总会有一个货币资本游离出来，它的量和那个为流通期间而预付的资本Ⅱ的量相同。

3.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

我们在这一节论述的对象即生产资本流动部分的周转的性质，是由这个资本部分本身的性质引起的。一个劳动期间使用的流动资本，在完成它的周转以前，即在它转化为商品资本、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再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前，是不能用于一个新的劳动期间的。因此，为了使第一个劳动期间立即由第二个劳动期间继续下去，资本必须重新预付和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动要素，并且它的量要足够填补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流动资本的流通期间所形成的空隙。正因为这样，流动资本的劳动期间的长短，对劳动过程的经营规模，对预付资本的分配以及对新的资本部分的追加，都发生影响。而这正是我们在这一节所要考察的。

4.结论

对社会总资本来说——就其流动部分而言——资本游离必然是通例，而在生产过程中依次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的单纯交替的现象必然是通例。因为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或者流通期间同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相等，即周转期间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这种均匀的比例性，和事物的性质完全无关，因此，大体来说，也只能是例外的现象。

因此，一年周转多次的社会流动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在年周转周期中，周期地处于游离资本的形式。

其次很清楚，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这种游离资本的量和劳动过程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一起增大，因而总的来说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起增长。

5.价格变动的影响

以上我们一方面假定价格不变，生产规模不变，另一方面假定流通时间缩短或延长。现在，我们反过来假定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变，生产的规模不变，但另一方面假定价格有变动，也就是说，假定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的价格下跌或上涨，或者前两种要素的价格下跌或上涨。假定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格和工资一样，都下跌一半。这样，在我们的例子中，每周的预付资本就不是100镑，而是50镑，一个9周的周转期间需要的预付资本就不是900镑，而是450镑。

第16章 可变资本的周转

1.年剩余价值率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也就是商品资本中包含的、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并且已经并入产品的剩余价值完全撇开不说。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到这部分价值上面来。

假定每周投入的可变资本100镑生产100%的剩余价值等于100镑，那么，在5周的周转期间内投入的可变资本500镑，就会生产一个500镑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工作日的一半是由剩余劳动构成的。

如果可变资本500镑产生500镑剩余价值，那么，5000镑就生产10×500＝5000镑的剩余价值。但是，预付的可变资本是500镑。我们把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和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额之比，称为年剩余价值率。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年剩余价值率＝5000/500＝1000%。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比率就会知道，年剩余价值率等于预付可变资本在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率乘以可变资本的周转次数（它和全部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是一致的）。

2.单个可变资本的周转

剩余价值的生产，取决于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量和劳动剥削程度。但是，这件事情会影响为在一年内推动一定量劳动力所必须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因而，会决定年剩余价值率。

3.从社会的角度考察的可变资本的周转

现在我们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假定一个工人每周需费1镑，工作日等于10小时。A和B一年内都雇用100个工人（100个工人每周需费100镑，5周就需费500镑，50周就需费5000镑），每一个工人在每周的6天中劳动60小时。因此，100个工人每周劳动6000小时，在50周内劳动300000小时。这个劳动力已经由A和B一手占有，因此不能再由社会用在别的目的上。因此，就这方面来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A和B的情况相同。其次，A和B的各100个工人每年都得到工资5000镑（200个工人合计得10000镑），并且从社会取走相当于这笔金额的生活资料。就这方面来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A和B的情况又相同。由于工人在两个场合都是每周得到报酬，所以他们都是每周从社会取走生活资料，为此，他们在两个场合也都是每周把货币等价物投入流通。但是，区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一，
A的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不像B的工人那样，只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形式（实际上是对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支付手段）；从开业后的第二个周转期间起，它已经是工人本身
在第一个周转期间生产的价值产品
（＝劳动力的价格加上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工人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劳动的报酬就是用这个价值产品来支付的。而B却不是这样。从工人方面来说，在这里，货币虽然是他的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支付手段，但是这个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报酬，不是用这个劳动本身的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产品（这个劳动本身所生产的价值的货币形式）来支付。这种情况要到第二年才会发生，那时，B的工人的报酬才用他自己前一年的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产品来支付。

第二，
这和第一点区别有联系，B的工人和A的工人一样，也是用那个在他手中变成流通手段的可变资本，来支付他所购买的生活资料的费用的。例如，他不仅从市场上取走小麦，而且也用一个货币形式的等价物来补偿小麦。但是，和A的工人不同，B的工人用来支付并从市场上取走生活资料的货币，不是他在这一年内投入市场的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因此，他虽然对生活资料的卖者提供货币，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后者用得到的货币购买的商品——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相反，A的工人却提供了商品。因此，在B的场合，从市场上取走了劳动力，取走了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取走了B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形式的固定资本以及生产材料，而把货币等价物作为它们的补偿投入市场；但是，在一年内没有把任何产品投入市场，来补偿从市场上取走的生产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

第三，
至于所使用的流动资本本身（可变流动资本和不变流动资本），由劳动期间的长短引起的周转期间的长短，会产生这种区别：在一年周转多次的场合，可变流动资本或不变流动资本的一个要素可以由它本身的产品来提供，例如煤炭生产，服装业等等。在不是这样的场合，就不能这样，至少在一年内不能这样。

第17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除了实际的积累或者剩余价值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以外，还进行着货币积累，即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积攒起来，这部分货币资本只是在后来达到一定数量时，才会作为追加的能动的资本执行职能。

把甚至阻碍再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的那些干扰撇开不说，再生产只能有两种正常的情况：

或者是再生产按原有的规模进行；

或者是发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积累。

1.简单再生产

在简单再生产的场合，每年或者在一年的多次周转中周期地生产的和实现的剩余价值，都由它的所有者资本家个人消费掉，也就是非生产地消费掉。

问题不在于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而在于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基础是雇佣劳动，工人的报酬是用货币支付的，并且实物报酬一般已转化为货币报酬——只有在国内现有的货币量能充分满足流通和由流通决定的货币贮藏（准备金等）的需要的地方，才能够得到较大规模的、比较深入和充分的发展。

这是历史的前提，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一点理解为，必须先有充足的贮藏货币，然后才开始有资本主义生产。应当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贵金属有足够的供给。因此，16世纪以来贵金属供给的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问题涉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供给货币材料，那么，一方面以产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时，没有该产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货币，另一方面以金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时，无须事先由产品转化为货币。

要转化为货币的追加商品会找到必要的货币量，因为另一方面要转化为商品的追加的金（和银）可以不通过交换，而通过生产本身投入流通。

2.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如果积累以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形式发生，那么很明显，它对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

就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来说，它是由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提出来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作为货币资本，而不是作为货币形式，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已经在资本家手中。只是它的用法不同而已。

我们现在要考察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发生实际的积累，即没有直接扩大生产规模，但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会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作为货币准备金积累起来，以便以后转化为生产资本。

这里积累的货币，是已经出售的商品的货币形式，并且是对商品所有者来说表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价值的货币形式（假定这里没有信用制度）。积累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是相应地卖而不买。

如果按实际情况进行考察，为了以后的使用而积累的潜在的货币资本有以下几项：

1.银行存款。

2.公债券。

3.股票。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第18章 导言

1.研究的对象

正如每一单个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分子一样，每一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有个体生命的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正如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是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系列——商品流通——的一个环节一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它的周转，是社会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

这个总过程，既包含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中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中介的形式转化或交换。一方面，它包含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从而包含劳动力的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里，工人是他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是这种商品的买者。另一方面，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阶级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包含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这里，工人阶级是买者，资本家是向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

商品资本的流通，还包含剩余价值的流通，从而也包含对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即对剩余价值的消费起中介作用的买和卖。

因此，总括起来成为社会资本的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也就是说，就社会资本的总体来考察的循环，不仅包括资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后者本来只能由两部分构成：1.资本本身的循环；2.进入个人消费的商品的循环，也就是工人用工资，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或其中的一部分）购买的那些商品的循环。当然，资本的循环也包括剩余价值的流通，因为剩余价值构成商品资本的一部分，而且还包括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工资的支付。但是，这个剩余价值和工资耗费在商品上，并不构成资本流通的环节，虽然至少工资的耗费是这个流通所不可缺少的。

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我们考察的，始终只是单个资本，只是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但是，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

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

2.货币资本的作用

（虽然下面阐述的内容属于本篇的后面部分，但我们还是想立即研究一下，就是说，把货币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察。）

在考察单个资本的周转时，货币资本显示出两个方面。

第一，它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

第二，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和周转期间各组成部分——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的比例不同，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预付和更新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与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即连续进行的生产的规模之间的比例也就不同。但不管这个比例如何，能够不断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那部分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总是受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与生产资本同时存在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的限制。这里说的只是正常的周转，一个抽象的平均数。在这里，为消除流通的停滞而追加的货币资本是撇开不说的。

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在社会的生产中，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一样，在劳动期间较短的生产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因此，这种情况是由各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在社会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我们知道，如果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劳动期间的持续所引起的，那么，这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
货币一般地说是每一单个资本（撇开信贷不说）为了转化成生产资本所必须采取的形式；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由一般商品生产的性质引起的。第二，必要的预付货币量的产生，是由于在较长时间内不断从社会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却不向社会提供任何可以再转化为货币的产品。

第19章 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1.重农学派

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上一年度的收获，理所当然地构成生产期间的起点。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总产品的一部分——它和总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作为使用物品，是过去一年劳动的新的结果——同时只是以同一实物形式再现的原有资本价值的承担者。它不流通，而是留在它的生产者租地农场主阶级手里，以便在那里重新开始它的资本职能。魁奈还把一些无关的要素包括在年产品的这个不变资本部分中，但是他把握住了主要问题，这要归功于他的有限的眼界，即认为农业是使用人类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唯一领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是唯一的真正生产的领域。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后者的显而易见的条件，会阐明前者的条件，并且会排除只是由流通幻影引起的思想混乱。

2.亚当·斯密

斯密的一般观点

亚当·斯密就是这样把一切个别考察的商品的价格和“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分解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三个源泉，即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在这之后，他还是不得不迂回曲折地把第四个要素，即资本的要素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通过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区别来达到的。

斯密把交换价值分解为v＋m

亚当·斯密的教条是：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商品价值＝v＋m，即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而且我们确实也能够把利润和地租还原为一个我们叫作m的共同单位。

不变资本部分

现在让我们看看，亚当·斯密企图用什么魔术，把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从商品价值中驱逐出去。

他在所举的例子中承认，谷物的价格不仅由v＋m构成，而且也由生产谷物时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构成。但是，他说，这一切生产资料本身的价格，和谷物的价格一样，也分为v＋m；不过亚当·斯密忘记加上一句：此外，还分为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本身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他引导我们由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又由另一个生产部门到第三个生产部门。商品的全部价格“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v＋m这个论断，不过是一个空洞的遁词。

亚当·斯密所说的资本和收入

亚当·斯密所说的，是完全错误的：

“维持生产劳动所使用的资本部分……在为他[资本家]执行资本的职能之后……就形成他们[工人]的收入。”

资本家用来支付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货币，所以能“为他执行资本的职能”，是因为他由此把劳动力并入他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而只有这样，他的资本才能够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我们应当分清：劳动力在工人手中是商品，不是资本，并且在工人能不断地反复出卖它的时候，它构成工人的收入；在它卖掉之后，在资本家手中，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它执行资本的职能。劳动力在这里起双重作用：在工人手中，它是按价值出卖的商品；在购买它的资本家手中，它是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力。

总结

总之，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开始就是戴着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面具出现的。因此，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也直接与这种考虑相一致：一方面这个价值在什么程度之内只是所花费的资本的等价物；另一方面它在什么程度之内是“免费的”、不补偿任何预付资本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从这个观点加以互相比较的各部分商品价值，这样就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它的独立的“组成部分”，并且最终地转化为“一切价值的源泉”。进一步的结论是，商品价值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或“分解为”不同种类的收入，这样一来，不是收入由商品价值组成，而是商品价值由“收入”组成。但是，正如商品价值或货币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并不改变商品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性质或货币作为货币的性质一样，商品价值后来执行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收入的职能，也并不改变商品价值的性质。亚当·斯密所要研究的商品，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它除了包含生产商品时消耗的资本价值，还包含剩余价值），也就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因此，本应该先分析这个生产过程，从而分析其中包含的价值增殖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本身又是商品流通，所以，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就要撇开这个生产过程，事先分析商品。亚当·斯密有时“内在地”抓到了正确的东西，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也只是在分析商品的时候，也就是在分析商品资本的时候，才考虑价值的生产。

3.以后的经济学家

事实上，李嘉图完全接受了亚当·斯密关于商品价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理论。

拉姆赛反对李嘉图，他说：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固定资本。”（《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74页）

亚当·斯密把商品的价值，从而把社会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从而分解为单纯的收入，但是他反对从这种论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全部年产品都可以被消费掉。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从来不会作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把这件事留给萨伊和麦克库洛赫之流去做。

萨伊实际上轻而易举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一个人的资本预付就是或曾经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和纯产品；总产品和纯产品的区别纯粹是主观上的。

顺便指出，萨伊的这个发现也为蒲鲁东据为己有。

施托尔希在原则上也接受亚当·斯密的学说，但发现萨伊对这一学说的实际应用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施托尔希忘记告诉我们，这个不变资本部分的存在，和他所接受的斯密的价格分析，是怎样一致的，按照这种分析，商品价值只包括工资和剩余价值，并不包括不变资本部分。

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并且事实上把对这种关系的特殊解释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一个科学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说明，没有作出一丝一毫的贡献。

巴顿、拉姆赛和舍尔比利埃都试图超出斯密的解释。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不能把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之间的区别，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明确地分开，从而一开始提出问题就是片面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他惯有的妄自尊大，重复亚当·斯密传给他的后继者们的理论。

结果是：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

第20章 简单再生产

1.问题的提出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资本，即总资本——各单个资本只是它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的运动，既是它们的单个的运动，同时又是总资本运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一年内执行职能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么必定会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再生产过程和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二者又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年产品既包括补偿资本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即社会再生产，也包括归入消费基金的、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就是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这种消费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

显然，我们应当分析的是
这个流通公式，在这里，消费必然会起作用；因为起点W′＝W＋w。即商品资本，既包含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也包含剩余价值。所以，它的运动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

为了我们当前的目的，再生产过程必须从W′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观点来加以考察。

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上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值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态。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为总资本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

既然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没有任何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是一种奇怪的假定，另一方面，生产条件在不同的年份不是绝对不变的（而假定它们是不变的），那么，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就只是表现为一个抽象。前提是：一定价值的社会资本，今年和去年一样，再提供一样多的商品价值，满足一样多的需要，虽然商品的形式在再生产过程中可能改变。但是，只要有积累，简单再生产总是积累的一部分，所以，可以就简单再生产本身进行考察，它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年产品的价值可以减少，而使用价值量不变；年产品的价值可以不变，而使用价值量减少；价值量和再生产的使用价值量也可以同时减少。这一切就在于，再生产不是在比以前更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就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后者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出现一个不完备的——有缺陷的——再生产。

2.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

社会的总产品，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

Ⅰ.生产资料：

具有必须进人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Ⅱ.消费资料：

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拥有的所有不同生产部门，总合起来都形成一个单一的大的生产部门：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另一个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两个生产部门各自使用的全部资本，都形成社会资本的一个特殊的大部类。

每一部类的资本都分成两个组成部分。

1.可变资本。

从价值方面看，这个资本等于该生产部门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等于为这个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工资总额。从物质方面看，这个资本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本身构成的，即由这个资本价值所推动的活劳动构成的。

2.不变资本，

即该部门在生产上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又分成固定
资本：机器、工具、建筑物、役畜等等，流动不变资本：生产材料，如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

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借助于这些资本而生产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都分成：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按其价值来说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c的价值部分和由全部年劳动追加的价值部分。后者又分成：补偿预付可变资本v的部分和超过可变资本而形成剩余价值m的部分。因此，每一部类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和每个个别商品的价值一样，也分成c＋v＋m。

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要以下列公式为基础，其中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并且假定价值增殖率m/v＝100%。数字可以表示几百万马克，几百万法郎，或几百万镑。

Ⅰ.生产资料的生产：

资本……4000c＋1000v＝5000，商品产品……4000c＋1000v＋1000m＝6000，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

Ⅱ.消费资料的生产：

资本……2000c＋500v＝2500，

商品产品……2000c＋500v＋500m＝3000，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存在。

概括起来说，全年总商品产品：

Ⅰ.4000c＋1000v＋1000m＝6000生产资料；

Ⅱ.2000c＋500V＋500m＝3000消费资料。

总价值等于9000，按照假定，其中不包括继续以实物形式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

现在，如果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基础上（这里全部剩余价值都是非生产地消费掉）的各种必要的交换，并且先不考察作为交换中介的货币流通，那么，我们一开始就会得出三大要点：

1.第Ⅱ部类工人的工资500V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500m，必须用于消费资料。但是，它们的价值存在于价值1000的消费资料中，这种消费资料掌握在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的手里，补偿预付的500v，并代表500m。因此，第Ⅱ部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在第Ⅱ部类内部同第Ⅱ部类的产品交换。这样，就有（500v＋500m）Ⅱ＝1000以消费资料形式从总产品中消失。

2.第Ⅰ部类的1000v＋1000m，同样必须用于消费资料，即用于第Ⅱ部类的产品。因此，它们必须同第Ⅱ部类产品的其余的、数量与它们相等的不变资本部分2000c交换。为此，第Ⅱ部类会得到数额相等的生产资料，得到体现第Ⅰ部类的1000v＋1000m的价值的第Ⅰ部类产品。因此，就有2000Ⅱc和（1000v＋1000m）1从计算中消失。

3.还剩下4000Ⅰc。它们由生产资料构成，只能用于第Ⅰ部类，以便补偿该部类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因此，要通过第Ⅰ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互相交换来解决，就像（500v＋500m）Ⅱ要通过第Ⅱ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或通过第Ⅱ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解决一样。

3.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Ⅰ（v＋m）和Ⅱc的交换

我们从两个部类之间的大宗交换开始。（1000v＋1000m）Ⅰ——这些价值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于它们的生产者手中——要和2000Ⅱc，即以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的价值交换。通过这种交换，第Ⅱ部类的资本家阶级把他们的不变资本2000从消费资料形式再转化为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不变资本可以重新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且为了价值增殖而作为不变的资本价值执行职能。另一方面，通过这种交换，第Ⅰ部类的劳动力的等价物（1000Ⅰv）和第Ⅰ部类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1000Ⅰm），在消费资料中实现；二者都由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一种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实物形式。

由此得出结论：在简单再生产中，第Ⅰ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也就是第Ⅰ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Ⅱc，也就是第Ⅱ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或者说，Ⅰ（v＋m）＝Ⅱc。

4.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年商品生产的第Ⅱ部类是由种类繁多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但是，按它们的产品来说，可分成两大分部类。

（a）消费资料。它们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但因为它们是必要生活资料，所以也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的一部分，虽然就其质量和价值来说，往往和工人的必要
生活资料不同。为了这里研究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整个分部类概括为必要消费资料这个项目。至于像烟草这一类产品，从生理学观点来看，是不是必要消费资料，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要习惯上认为它是必要消费资料就行了。

（b）奢侈
消费资料。它们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所以只能和花费的剩余价值交换，而剩余价值是绝对到不了工人手中的。就前一个项目来说，很明显，为了生产该项目的种种商品而预付的可变资本，一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流回到第Ⅱ部类中生产这些必要生活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家阶级（即Ⅱa的资本家）手中。他们按照支付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的数额，把必要生活资料卖给他们自己的工人。尽管各有关产业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很频繁的，并且通过这种交易流回的可变资本是按比例分配的，但对第Ⅱ部类资本家阶级的整个分部类a来说，这种回流是直接进行的。这是靠工人支出的货币直接提供流通手段的流通过程。而分部类Ⅱb的情况却不同。我们这里考察的价值产品的整个部分，即Ⅱb（v＋m），是以奢侈品的实物形式存在的，就是说，这种奢侈品，同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商品价值Ⅰv一样，工人阶级是无法购买的，尽管这种奢侈品和那种生产资料都是这些工人的产品。因此，这一分部类预付的可变资本以它的货币形式再回到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的那种回流，不能直接进行，而是像Ⅰv一样，必须间接进行。

从（Ⅱb）v在（Ⅱa）m的一个等价部分中实现这一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年产品中的奢侈品部分越是增大，从而奢侈品生产中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越是增加，预付在（Ⅱb）v上的可变资本要再转化为可以重新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来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因而在Ⅱb中就业的那部分工人阶级要生存和再生产——他们的必要消费资料的供给——也就越是要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挥霍，越是要取决于这个阶级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奢侈品。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以Ⅱ（v＋m）在Ⅱa和Ⅱb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从而也是以Ⅱc在（Ⅱa）c和（Ⅱb）c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因此，这种分割从根本上影响着生产的性质和数量关系，对生产的总形态来说，是一个本质的决定因素。

简单再生产实质上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虽然攫取剩余价值表现为单个资本家的动机；但是，剩余价值——不管它的比例量如何——在这里最终只是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

既然简单再生产是每个规模扩大的年再生产的一部分，并且还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个人消费的动机总是和发财致富的动机本身相伴而生，同时又和它相对立。实际上，问题表现得更复杂，因为掠夺物——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会作为独立于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出现。

5.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中介作用

对商品流通来说，有两样东西始终是必要的：投入流通的商品和投入流通的货币。

例如，在Ⅱc和Ⅰ（v＋m）之间的流通中，我们假定，第Ⅱ部类为这个流通预付了500镑货币。大的社会的生产者群之间的流通，分解为无数的流通过程，其中，时而这一生产者群的某个人，时而那一生产者群的某个人，首先作为买者出现，从而把货币投入流通。

6.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

现在留下还要研究的是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4000Ⅰc。这个价值等于第Ⅰ部类的商品产品中再现的价值，即在这个商品量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在第Ⅰ部类，全部商品产品由生产资料，即由建筑物、机器、容器、原料和辅助材料等等构成。因此，其中用来补偿这个部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能够以它的实物形式立即重新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执行职能。如果它进入流通，那也是在第Ⅰ部类内部流通。

当构成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部分产品不再直接进入自己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自己那个生产部门的时候，这些产品只是变换了位置。它们以实物形式进入第Ⅰ部类的另一个生产部门，而第Ⅰ部类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则对它们进行实物补偿。这只不过是这些产品的换位。它们全部作为补偿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因素再进入第Ⅰ部类，不过不是进入第Ⅰ部类这一个群，而是进入这个部类的另一个群。在这里，只要交换是在第Ⅰ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这种交换就是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的交换，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交换。这是第Ⅰ部类的不同的单个不变资本部分的互相交换。只要产品不是直接在本生产部门作为生产资料使用，这些产品就离开它们自己的生产场所，进入另一个生产场所，因而，互相得到补偿……如果生产是社会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Ⅰ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

7.两个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当年再生产的第Ⅱ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第Ⅱ部类的剩余价值（即等于第Ⅱ部类当年生产的价值），加上当年再生产的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第Ⅰ部类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第Ⅰ部类当年生产的价值）。

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当年生产的全部价值。其所以必然如此，因为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全部价值将被消费掉。

8.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

就总产品价值9000和它分成的各个范畴来说，对它们的分析不会比对一个单个资本产品价值的分析遇到更多的困难，不如说困难是一样的。

困难不在于社会产品价值本身的分析。困难是在于把社会产品的价值
组成部分和它的物质
组成部分作比较时产生的。

不变的、仅仅再现的那部分价值，等于由生产
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并在该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当年的新的价值产品即v＋m，等于由消费
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并在该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但是，除了一些在这里没有意义的例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商品，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实物形式或使用形式的产品，从而也是完全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的产品。使用机器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是和制造机器的劳动完全不同的。年总工作日（其价值表现等于3000）好像全部耗费在消费资料等于3000的生产上，其中没有任何不变的价值部分再现出来，因为这3000＝1500v＋1500m，只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不变资本价值等于6000则以一种和消费资料完全不同的产品形式，以生产资料形式再现出来，社会工作日好像没有任何部分耗费在这种新产品的生产上；相反，这整个工作日好像只是由以消费资料而不是以生产资料作为结果的劳动方式构成。秘密已经揭穿。年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第Ⅱ部类的产品价值，等于新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但是，这个产品价值，比耗费在消费资料生产（第Ⅱ部类）上的那部分年劳动大2/3。年劳动只有1/3耗费在消费资料的生产上。这个年劳动的2/3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也就是耗费在第Ⅰ部类。第Ⅰ部类在这期间生产的价值产品，等于第Ⅰ部类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等于第Ⅱ部类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现的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所以，它们可以互相交换和互相用实物补偿。因而，第Ⅱ部类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也等于第Ⅰ部类＋第Ⅱ部类的新价值产品之和，或者Ⅱ（c＋v＋m）＝Ⅰ（v＋m）＋Ⅱ（v＋m），所以等于年劳动以v＋m形式生产的新价值之和。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Ⅰ）的总价值，等于以生产资料（Ⅰ）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同以消费资料（Ⅱ）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所以，等于在社会总产品中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

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社会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

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生产生产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也就是说，既把新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中去，又把在它们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生产资料中去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外是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用来补偿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以旧生产资料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

9.对于亚当·斯密、施托尔希和拉姆赛的回顾

我们再次看见了亚当·斯密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淹没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之中所造成的恶果。拉姆赛所说的不变资本是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他所说的流动资本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二者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其中一个和另一个一样，都不能生产剩余价值。

10.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

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为了摆脱理论上的困难，即对现实联系的理解，提出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反过来说也一样。这种看法部分地说是正确的，如果使它具有普遍意义，那就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种看法包括对在年再生产中进行的全部交换过程的根本误解，也就是对这种部分正确的东西的事实根据的误解。）

在资本家那里最初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货币，现在在工人手中作为他的工资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工人又把工资转化为生活资料；所以，这些货币是作为收入
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这种收入是工人靠不断反复出卖他的劳动力得到的。

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一简单事实：买者（这里指资本家）的货币从买者手中转到卖者（这里指劳动力的卖者，即工人）手中。这并不是可变资本
执行双重职能，既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又作为工人的收入；而是同一个货币
先在资本家手中作为他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从而作为可能的可变资本；当资本家把它转化为劳动力时，它就在工人手中充当所出卖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同一个货币在买者手中有一种用途，在卖者手中有另一种用途，这是一切商品头卖都有的现象。

11.固定资本的补偿

至于机器以及其他具有比较耐久形式的固定资本，则会发生而且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整个建筑物或机器的躯体寿命很长，但是，其中有一些部分却必须在这一年内全部进行补偿。这些部分，与那些必须在一年内补偿的固定资本要素属于同一个范畴。

一旦这种固定要素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寿命已经完结，不能再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它的价值就在它旁边存在着，全部由货币来补偿，即由货币沉淀的总和，由固定资本逐渐转移到它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已经通过商品出售而转化为货币形式的价值的总和来补偿。接着，这些货币就用来对固定资本（或固定资本的要素，因为固定资本的不同要素有不同的寿命）进行实物补偿，从而对生产资本的这个组成部分进行实际更新。

损耗的价值部分在货币形式上的补偿

如果我们现在从下列公式开始：

那么，商品2000Ⅱc和同等价值的商品Ⅰ（1000v＋1000m）交换的前提是：2000Ⅱc全部以实物形式再转化为第Ⅰ部类所生产的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实物组成部分；但是，后者借以存在的商品价值2000包含着补偿固定资本的价值损失的要素，这个要素不需要立即用实物来补偿，而要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逐渐积累成一个总额，直到固定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更新的时候为止。

固定资本的实物补偿

除了用货币补偿损耗部分以外，还用实物补偿寿命全部完结的固定资本。

第Ⅱ部类是由许多资本家构成的，他们的固定资本处在再生产的完全不同的期限中。对一些资本家来说，固定资本已经到了必须全部用实物更新的期限。对另一些资本家来说，它和这个阶段多少还有些距离。对后一类资本家的全体成员来说，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固定资本并没有实际再生产，即并没有用实物来更新，或者说，并没有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补偿，它的价值则相继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前一类资本家则完全处于企业开办时的那种情况（或部分地处于那种情况，这一点和这里的问题无关）。那时，他们带着货币资本来到市场，一方面要把它转化为（固定的和流动的）不变资本，另一方面则要把它转化为劳动力，即可变资本。

结论

关于固定资本的补偿，一般应当指出：

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不仅生产规模不变，而且特别是劳动生产率也不变的前提下，如果Ⅱc的固定要素比去年有更大一部分已经寿命完结，从而有更大一部分要用实物更新，那么，还在死亡途中的、在死亡期到来以前暂时要以货币形式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必然会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因为按照这个前提，在第Ⅱ部类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部分的总量（以及价值总量）是保持不变的。

12.货币材料的再生产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要素我们完全没有考虑，那就是金和银的再生产。金和银如果仅仅作为制造奢侈品或镀金等等的材料，那也和任何其他产品一样，不必在这里专门提起。但是，它们作为货币材料，从而作为可能的货币，是起重要作用的。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这里只是把金当做货币材料。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只有美国是金和银的生产者。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金以及绝大部分银都是从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南美和俄国得到的。

金的生产和一般金属生产一样，属于第Ⅰ部类，属于包括生产资料生产的部类。

13.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再生产理论

这位卓越的著作家关于社会再生产和流通的总过程做了如下说明：

有人问我，这些产业主怎么能赚取这样大的利润，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得这样大的利润。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按照德斯杜特先生的说法，货币资本——资本家以这种形式把工资预付给工人——流回到资本家手里，就成了这些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第二个源泉。

德斯杜特，这位“非常卓超的著作家”，法国研究院院士，费城哲学协会会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庸俗经济学家的一颗明星，最后要求读者赞赏他在说明社会过程的进程时那种惊人的清晰，赞赏他在这个问题上倾注的光辉。

第21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第一册已经指出，单个资本家的积累是怎样进行的。由于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也转化为货币。资本家把这样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他的生产资本的追加的实物要素。这个增大的资本，在生产的下一个循环内，会提供更多的产品。但是，在单个资本上发生的情况，也必然会在全年的总再生产上出现，正像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我们已经看到，在单个资本的场合，单个资本的已经损耗的固定组成部分相继沉淀为贮藏货币的现象，也会在社会的年再生产上表现出来。

1.第Ⅰ部类的积累

货币贮藏

显然，投在构成第Ⅰ部类的许多产业部门的资本，和投在每一个这样的产业部门内的不同的单个资本，都会由于它们的年龄不同，也就是由于已经经历的执行职能的时间不同——完全撇开它们的规模、技术条件、市场关系等等不说——处于剩余价值相继转化为可能的货币资本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而无论这种货币资本是要用来扩充它们的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还是要用来创立新的工业企业（这是扩大生产的两种形式）。因此，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把他们的已经增加到相应数量的可能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也就是用通过剩余价值的货币化而贮藏起来的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即追加的不变资本要素；而另一部分资本家则仍然从事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贮藏。因此，这两类资本家是互相对立的：一方作为买者，另一方作为卖者，并且每一方在这两种作用中都只起一种作用。

例如，A卖给B（可以代表一个以上的买者）600（＝400c＋100v＋100m）。他已经卖掉商品600，换成货币600，其中100代表剩余价值，他把这100从流通中取出，以货币形式贮藏起来；但是这100货币不过是剩余产品即价值100的承担者的货币形式。货币贮藏根本不是生产，因此从一开始也就不是生产的增长。在这里，资本家的活动不过是把出售剩余产品100所得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抓住它，把它扣留下来。不仅A这样做，而且在流通领域的许多点上，其他资本家A′、A″、
也这样做，他们都同样热衷于这种货币贮藏。在这许多点上，货币被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许多点也就像是流通的许多障碍，因为它们使货币的运动停止，使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能力。但是必须注意，远在商品流通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以前，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已经产生了货币贮藏；社会现有的货币量，总是大于它处于实际流通中的部分，虽然这一部分会由于情况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同样的贮藏货币和同样的货币贮藏，不过现在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因素。

在信用制度下，所有这些可能的资本，由于它们积聚在银行等等的手中，而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可贷资本”、货币资本，而且不再是被动的东西，不再是未来的音乐，而是能动的、生利的东西。

但是，A所以能进行这种货币贮藏，仅仅是因为就他的剩余产品来说，他只作为卖者，而不接着作为买者出现。所以，他的剩余产品——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连续生产，就是这种货币贮藏的前提。在只考察第I部类内部的流通这种场合，作为总产品的一部分的剩余产品的实物形式，和总产品的实物形式一样，是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的实物形式，也就是说，属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范畴。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在B、B′、B″等等买者手中，它将会变成什么，将会执行什么样的职能。

在这里，首先要记住一点：尽管A从流通中取出相当于他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把它贮藏起来，但另一方面，他也把商品投入流通，而没有以此从流通中取出其他商品，因此，B、B′、B″等等就能够把货币投入流通而只取出商品。在这个场合，这种商品，按照它的实物形式和它的用途来说，是要加入到B、B′等的不变资本的固定要素或流动要素中去的。

追加的不变资本

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对于它的占有者，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他们用不着预付任何货币或商品，就可以得到它……因此，第Ⅰ部类资本家预付的，不外是他们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人不仅通过自己的劳动，为他们保存了不变资本；不仅用一个新创造的具有商品形式的相应的价值部分，为他们补偿了可变资本价值；而且，工人还用自己的剩余劳动，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以剩余产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他们通过相继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形成了货币贮藏，形成了追加的可能的货币资本。在这里考察的场合，这个剩余产品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构成的。这个剩余产品，只有在B、B′、B″等等（Ⅰ）的手中，才执行追加的不变资本的职能。但是，它在出售以前，在货币贮藏者A、A′、A″（Ⅰ）的手中已经是潜在的追加的不变资本了……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Ⅰ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为第Ⅱ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应地多为第Ⅰ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完成这种过渡往往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由于第Ⅰ部类的有些产品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在两个部类起作用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过渡就容易些。

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只考察价值量，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简单说来，这种物质基础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用在第Ⅰ部类潜在的追加资本的创造上的第Ⅰ部类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因此，A、A′、A″（Ⅰ）方面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通过相继出售他们的在没有任何资本主义货币支出的情况下形成的剩余产品——在这里也就只是追加地生产出来的第Ⅰ部类的生产资料的货币形式。

追加的可变资本

因为以上我们只考察了追加的不变资本，所以现在要转入考察追加的可变资本。

在第一册，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力总是准备好的；在必要时，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数，即不用增加劳动力的量，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这里暂时没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而只要假定，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中可以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在应该转化时总会找到劳动力。

2.第Ⅱ部类的积累

现在，我们要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第Ⅱ部类的积累。Ⅱc方面的第一个困难，即怎样由第Ⅱ部类的商品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转化为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是与简单再生产有关的。让我们采用以前的公式：

（1000v＋1000m）Ⅰ和2000Ⅱc交换假如第Ⅰ部类的剩余产品的一半，即1000/2或500Ⅰm，再作为不变资本并入第Ⅱ部类，留在第Ⅰ部类的这部分剩余产品，就不能补偿Ⅱc的任何部分。它不转化为消费资料（在转化为消费资料的场合，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这部分流通中发生的，是商品的实际的互相的交换，也就是双方的商品换位，这不同于以第Ⅰ部类的工人作为中介的1000Ⅱc由1000Ⅰv进行的补偿），而要在第Ⅰ部类本身内作为追加的生产资料来用。它不能同时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完成这个职能。资本家不能既把他的剩余产品的价值花费在消费资料上，同时又对这个剩余产品本身进行生产消费，即把它并入他的生产资本。因此，能转化为2000Ⅱc的，已不是2000Ⅰ（v＋m），而只是1500，即（1000v＋500m）Ⅰ。这样，500Ⅱc就不能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第Ⅱ部类的生产（不变）资本。于是第Ⅱ部类就会发生生产过剩，过剩的程度恰好与第Ⅰ部类生产已经扩大的程度相适应。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也许会这样反映到第Ⅰ部类上，以致第Ⅰ部类的工人用在第Ⅱ部类消费资料上的1000，也仅仅是部分地流回，因而这1000也不是以可变的货币资本的形式回到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第Ⅰ部类的资本家将会发觉，仅仅因为他们有扩大再生产的企图，就连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会受到阻碍。这里还要注意，第Ⅰ部类事实上只有简单再生产，公式中列举的要素只不过为将来的扩大，比如说下一年的扩大，进行不同的组合罢了。

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一种特殊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源于这种组合的变化，否则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3.用公式来说明积累

现在我们按照下列公式来考察再生产：

公式（a）

首先要指出，年社会产品的总额8252，小于第一个公式的总额9000。我们尽可以假定一个大得多的总额，比如说，一个增大10倍的总额。但这里选择一个小于第一个公式的总额，正是为了要清楚地说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在这里，这种再生产只是指用较大的投资来进行的生产）与产品的绝对量无关，也正是为了要清楚地说明，对一定量商品来说，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前提只是，既定产品的各种要素已经有了不同的组合，或不同的职能规定，因此，按价值量来说，这种再生产首先只是简单再生产。所改变的，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各种既定要素的量，而是它们的质的规定，并且这种改变是以后随着发生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前提。在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不同时，我们对公式的表述可以不同，例如：

公式（b）

这样，这个公式似乎是为简单再生产而列出的，以至于剩余价值全都作为收入花掉，而没有积累起来。在（a）和（b）这两个场合，年产品的价值量是相同的，只是在（b）的场合，它的各种要素在职能上的组合使再生产按照相同的规模再开始，而在（a）的场合，年产品各要素在职能上的组合却形成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在（b）的场合，（875v＋875m）Ⅰ＝1750Ⅰ（v＋m），它和1750Ⅱc交换时，没有余额，而在（a）的场合，（1000v＋1000m）Ⅰ＝2000Ⅰ（v＋m），它和1500Ⅱc交换时，却留下一个余额500Ⅰm，供第Ⅰ部类进行积累。

第一例

（A）简单再生产的公式

（B）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开端公式

假定在公式（B）中，第Ⅰ部类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即500被积累。因此，首先，（1000v＋500m）Ⅰ或1500Ⅰ（v＋m）要由1500Ⅱc补偿；这样，第Ⅰ部类留下的是4000c＋500m，后者要用于积累。（1000v＋500m）Ⅰ由1500Ⅱc来补偿，是简单再生产的一个过程，这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已经阐明了。

我们假定，500Ⅰm中有400要转化为不变资本，100要转化为可变资本。要在第Ⅰ部类内部资本化的400m的交换已经阐明了；它们能够直接并入Ⅰc；这样，第Ⅰ部类是：

4400c＋1000v＋100m（最后一项要转化为100v）

第Ⅱ部类方面为了积累的目的，要向第Ⅰ部类购买l00Ⅰm（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于是这100Ⅰm形成第Ⅱ部类的追加不变资本；而第Ⅱ部类为这个目的而支付的100货币，就转化为第Ⅰ部类的追加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这样，第Ⅰ部类的资本是4400c＋1100v（后者以货币形式存在）等于5500。

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现在是1600c；第Ⅱ部类要运用这个资本，就必须再投入50v的货币来购买新的劳动力，从而使他的可变资本由750增加到800。第Ⅱ部类这样增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共计150，要由该部类的剩余价值来偿付；因此，在750Ⅱm中，只剩下600m作为第Ⅱ部类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他们的年产品现在划分如下：

Ⅱ.1600c＋800v＋600m（消费基金）＝3000

在消费资料上生产的150m，在这里已经转化为（100c＋50v）Ⅱ。它将以它的实物形式，全部进入工人的消费：如上所述，100为第Ⅰ部类的工人（100Ⅰv）所消费，50为第Ⅱ部类的工人（50Ⅱv）所消费。事实上，因为第Ⅱ部类的总产品要以积累所必需的形式制造出来，所以增大了100的剩余价值部分要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如果再生产实际是按扩大的规模开始的，第Ⅰ部类的可变货币资本100，就会通过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手，流回到第Ⅱ部类；第Ⅱ部类则把商品储备中的100m转给第Ⅰ部类，同时又把商品储备中的50转给本部类的工人阶级。

为积累的目的而改变的组合，现在表述如下：

Ⅰ.4400c＋1100v＋500消费基金＝6000

其中，资本是：

在开始生产时则是：

如果实际积累现在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说，如果用这个已经增加的资本实际进行生产，在第二年结束时，我们就得出：

第二例

现在假定有年产品9000，这个年产品完全是处在产业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商品资本，其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一般平均比例是1∶5。这种情况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此相应，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也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生产规模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扩大；最后，在工人阶级中造成相对人口过剩的所有条件也已经有了发展。这时，把分数去掉，年产品就会划分如下：

现在假定，第Ⅰ部类的资本家阶级只消费剩余价值的一半＝500，而把其余一半积累起来。这样，（1000v＋500m）Ⅰ＝1500要转化为1500Ⅱc。但是因为在这里Ⅱc只等于1430，所以要从剩余价值那里补进70。285Ⅱm减去这个数额，还留下215Ⅱm。于是我们得出：

Ⅰ.5000c＋500m（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基金1500（v＋m）

Ⅱ.1430c＋70m（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285v＋215m因为在这里70Ⅱm直接并入Ⅱc，所以，为了推动这个追加的不变资本，就要有一个可变资本70/5＝14。这14也要从215Ⅱm中扣除；剩下的是201Ⅱm，因此我们得出：

Ⅱ.（1430c＋70c）＋（285v＋14v）＋201m

的交换，是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已经讲过了。不过，在这里还必须指出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在有积累的再生产中，
不是单单由Ⅱc来补偿，而是由Ⅱc加Ⅱm的一部分来补偿。

不言而喻，既然把积累作为前提，Ⅰ（v＋m）就大于Ⅱc，而不像简单再生产那样，和Ⅱc相等；因为1.第Ⅰ部类已经把它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并入自己的生产资本，并把其中的5/6转化为不变资本，所以，它不能同时又用第Ⅱ部类的消费资料来补偿这5/6；2.第Ⅰ部类要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Ⅱ部类进行积累时所必需的不变资本提供材料，就像第Ⅱ部类必须为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提供材料完全一样，这个可变资本应当推动第Ⅰ部类的剩余产品中由第Ⅰ部类自己用作追加不变资本的部分。我们知道，实际的可变资本是由劳动力构成的，因此，追加的可变资本也是由劳动力构成的。第Ⅰ部类的资本家不必为了他们将要使用的追加劳动力，向第Ⅱ部类购买必要生活资料，把它们储备起来，或积累这种必要生活资料，而奴隶主却不得不这样做。工人自己会和第Ⅱ部类进行交易。但是，不妨说，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追加劳动力的消费资料只是生产和维持他们势必要有的追加劳动力的手段，因而是他们的可变资本的实物形式。他们（这里指第Ⅰ部类资本家）自己的直接活动，只是贮存为购买追加劳动力所必需的新的货币资本。一旦他们把这个劳动力并入他们的资本，货币对于这种劳动力来说，就成为第Ⅱ部类商品的购买手段，因此必须找到劳动力的消费资料。

因此，就像第Ⅰ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Ⅱ部类提供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Ⅱ部类也要同样为第Ⅰ部类提供追加的可变资本。就可变资本来说，当第Ⅱ部类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它的总产品的更大部分，特别是它的剩余产品的更大部分时，它就既为第Ⅰ部类又为它自己进行积累了。

在以资本的增加为基础的生产中，Ⅰ（v＋m）必须：Ⅱc加上再并入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加上第Ⅱ部类扩大生产所必需的不变资本的追加部分；而第Ⅱ部类扩大生产的最低限度，就是第Ⅰ部类本身进行实际积累，即实际扩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

积累时Ⅱc的交换

在Ⅰ（v＋m）和Ⅱc的交换上有不同的情况。

在简单再生产时，二者必须相等，必须互相补偿；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正像前面说过的，简单再生产就不可能不受到干扰。

在积累时，首先要考察的是积累率。在以上各个场合，我们都假定
，并且每年保持不变。我们只是假定这个积累资本分成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会发生变化。这里有三种情形：

1.
。因此，Ⅱc小于Ⅰ（v＋m）。必须总是这样，否则第Ⅰ部类就无法积累了。

2.
。在这个场合，要完成这一补偿，就要把Ⅱm的一个相应部分加进Ⅱc，
。这里的交换，对第Ⅱ部类来说，不是它的不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而已经是积累，即它的不变资本已经增加了用以交换第Ⅰ部类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剩余产品。这种增加同时包括第Ⅱ部类还从它本身的剩余产品中取出一部分相应地增加它的可变资本。

3.
。在这个场合，第Ⅱ部类没有通过这种交换而全部再生产它的不变资本，所以必须通过向第Ⅰ部类购买，才能补偿这种不足。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需要第Ⅱ部类可变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因为它的不变资本只是通过这种购买在原有数量上全部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第Ⅰ部类中仅仅积累追加货币资本的那一部分资本家，却已经通过这种交换完成了这种积累的一部分。

4.补充说明

对第Ⅱ部类来说，原始的货币源泉是第一类金生产者用来和Ⅱc的一部分进行交换的v＋m……只要指出，第Ⅱ部类的不同生产部门内部的积累，以及每个单个生产部门中的每个单个资本家的积累，都是处于不同的阶段，这个问题就已经可以得到说明了，如果作相应的变动，这也完全适用于第Ⅰ部类。一方面还处在货币贮藏、只卖不买的阶段，另一方面却已经处在实际扩大再生产、只买不卖的阶段。诚然，追加的可变货币资本首先是投在追加的劳动力上；但是这种劳动力向那些从事货币贮藏，持有追加的、供工人消费的消费资料的人购买生活资料。同这些人的货币贮藏相适应，货币不会从他们手里回到它的起点，他们会把货币积累起来。

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上）

恩格斯
编

序言

我终于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第三册，理论部分的终结，交给读者了。当1885年第二册出版的时候，我曾以为，第三册的困难大概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实际上情况也是这样；但我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全书这些最重要的章节会给我造成这么多的困难，同样也没有想到，还有其他一些障碍会如此严重地拖延本书的付排。

首先而且主要妨碍我的，是长期视力衰退，因此，我多年来不得不把写作时间限制到最低限度，直到现在，我在灯光下写东西也只是很偶尔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无法推卸的工作，如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就是说要订正、作序、增补（而这些工作没有新的研究往往是不可能进行的）等等。首先要提到的是第一册英文版，我对这个版本的文字负最后责任，所以它占了我许多时间。谁要是稍为注意一下最近10年国际社会主义文献的巨大增长，特别是马克思和我以前的著作的译本的数量，他就会同意我下面的看法：我很庆幸自己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对译者有所帮助，因而对译者的文字负有进行校订的不容推卸的责任。但是文献的增加不过是国际工人运动本身相应发展的一个象征。而这种发展又赋予我新的责任。从我们开始公开活动的那些日子起，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在本国进行的运动之间的联络工作，大部分落到马克思和我身上；这项工作随着整个运动的壮大而相应地增加了。但在马克思去世以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马克思担负，在他去世以后，这项不断增加的工作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不过在此期间，各国工人政党互相间的直接交往已经成为常规，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情况越来越是这样；虽然如此，从我的理论工作考虑，人们要求我给予的帮助还是太多了。但是谁要是像我这样50多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活动，对他来说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也像16世纪一样，在公共利益的领域内，只是在反动派方面还有单纯的理论家，正因为如此，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家，而只是反动派的辩护士。

我住在伦敦，进行这种党的交往，在冬季主要是靠通信，在夏季大部分是靠面谈。由于这个缘故，并且由于我必须注视着运动在日益增多的国家中的发展以及增加得更快的机关报刊的情况，因此，凡是不容中断的工作都只好等到冬天，特别是一年的最初三个月去完成。一个人过了70岁，大脑中的迈内尔特联想纤维工作起来迟钝得令人讨厌，要克服困难的理论工作上的中断所造成的影响，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和迅速了。因此，一个冬天的工作要是没有完成，到下一个冬天很大部分只好重新做起。这种情况发生了，特别在困难最多的第五篇。

读者从下面的叙述将会知道，本册的编辑工作根本不同于第二册。第三册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表达的思想是按照形成时的原样写下来的而越冗长，越复杂。在许多地方，笔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并且逐渐加重；这种情况起先使他独自进行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时常使他的工作完全无法进行。这并不奇怪。在1863年和1867年之间，马克思不仅已经为《资本论》后两册写成了初稿，把第一册整理好准备付印，而且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和扩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病体的严重症状在1864年和1865年就显露出来了，这使他不能亲手完成第二册和第三册的工作。

我的工作首先是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授一遍，弄出一个易读的抄本；这个手稿的原文，甚至连我也往往费很大劲才能辨认。这件事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抄完以后，才能开始真正的编辑工作。我把这种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尽可能保存初稿的面貌。个别重复的地方，我也没有删去，因为在那些地方，像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样，问题总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或至少是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方括号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我加的脚注有时没有用括号；但是，凡是注的末尾附有我的姓名的缩写的地方，这个注就全部由我负责。

在这个手稿里面有许多提示，表示这些地方留待以后阐述，可是这些诺言并没有全都实现，这对一个初稿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让这些地方保持原样，因为它们可以表明作者打算将来进行加工的意图。

弗·恩格斯

1894年10月4日于伦敦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第1章 成本价格和利润

我们在本册中将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个商品W的价值，用公式来表示是W＝c＋v＋m。如果我们从这个产品价值中减去剩余价值m，那么，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

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东西和商品的生产本身所耗费的东西，无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部分，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什么东西，因为它耗费的只是工人的无酬劳动。但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工人自己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后，就成为执行职能的并属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资本家是实际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对资本家来说，商品的成本价格必然表现为商品本身的实际费用。我们把成本价格叫作k，W＝c＋v＋m这个公式就转化为W＝k＋m这个公式，或者说，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

因此，把商品价值中那些只是补偿商品生产上耗费的资本价值的部分概括为成本价格这个范畴，这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商品的资本主义费用是用资本的耗费来计量的，而商品的实际费用则是用劳动的耗费来计量的。所以，商品的资本主义的成本价格，在数量上是与商品的价值或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不同的；它小于商品价值，因为，既然W＝k＋m，那么k＝W-m。另一方面，商品的成本价格也绝不仅仅是资本家账簿上的一个项目。这个价值部分的独立存在，在现实的商品生产中，会经常在实际中表现出来，因为这个价值部分会通过流通过程，由它的商品形式不断地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也就是说，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不断买回在商品生产上消费的各种生产要素。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商品价值的一个要素，即成本价格。现在我们也必须看看商品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首先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但是，因为成本价格等于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并且不断地再转化为所耗费的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所以，这个价值余额就是商品的生产上耗费掉的并且会从商品流通中流回的资本的价值增加额。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虽然剩余价值m只是产生于可变资本v的价值变动，因而本来只是可变资本的一个增长额，但在生产过程结束以后，它同样也成为所耗费的总资本c＋v的一个价值增加额。

但是，剩余价值不仅对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预付资本部分来说是一个增加额，而且对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预付资本部分来说也是一个增加额；因而，不仅对用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补偿的所耗费的资本来说是一个价值增加额，而且对生产中所使用的全部资本来说也是一个价值增加额……总资本虽然只有一部分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在物质上总是全部进入现实的劳动过程。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虽然只是部分地参加成本价格的形成，但会全部参加剩余价值的形成。不管怎样，结论总是：剩余价值是同时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的。

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因此，一个价值额之所以成为资本，是因为它用来生产利润，换句话说，利润之所以产生出来，是因为有一个价值额被当做资本来使用。如果我们把利润叫作p，那么，W＝c＋v＋m＝k＋m这个公式，就变成W＝k＋p这个公式，也就是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

因此，我们目前在这里看到的利润，与剩余价值是一回事，不过它具有一个神秘化的形式，而这个神秘化的形式必然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因为在成本价格的表面的形成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看不出来了，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变化的起源，必然从可变资本部分转移到总资本上面。因为在一极上，劳动力的价格表现为工资这个转化形式，所以在另一极上，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这个转化形式。

我们知道，商品的成本价格小于它的价值。因为W＝k＋m，所以k＝W-m。只有m＝0，公式W＝k＋m才会化为W＝k，即商品价值＝商品成本价格。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是绝不会发生的，虽然在特殊的市场情况下，商品的出售价格可以降低到商品的成本价格，甚至降低到商品的成本价格以下。

因此，如果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那么，利润就会被实现，这个利润等于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也就是等于商品价值中包含的全部剩余价值。然而，资本家即使低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也可以得到利润。只要商品的出售价格高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即使它低于商品的价值，也总会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总会获得利润。

这不仅可以说明日常的竞争现象，例如某些低价出售的情形，某些产业部门的商品价格异常低廉的现象等等。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政治经济学迄今没有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即调节一般利润率和由它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的规律，就是建立在商品价值和商品成本价格之间的这种差别之上的，建立在由此引起的商品低于价值出售也能获得利润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的。

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预付资本价值就会消失。从这个观点来说，资本家就乐于把成本价格看做商品的真正的内在价值，因为单是为了保持他的资本，成本价格已是必要的价格。况且，商品的成本价格还是资本家自己为了生产商品而支付的购买价格，因而是由商品的生产过程本身决定的购买价格。因此，在资本家面前，在商品出售时实现的价值余额或剩余价值，表现为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它的价值的余额，而不是表现为它的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因而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好像不是通过商品的出售来实现，而是从商品的出售本身产生的。

第2章 利润率

资本的总公式是G—W—G′；这就是说，一个价值额投入流通，是为了从流通中取出一个更大的价值额。这个更大价值额的产生过程，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这个更大价值额的实现过程，是资本的流通。资本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商品本身，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或他的个人消费。资本家实际关心的产品，不是可以摸得着的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的价值超过在产品上消费的资本的价值的余额。资本家预付总资本时并没有考虑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他把这一切组成部分同样地预付出去，不仅是为了再生产预付资本，而且是为了生产一个超过预付资本的价值余额。

虽然只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它只有在另一些部分，即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下，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家只有预付不变资本才能对劳动进行剥削，因为他只有预付可变资本才能使不变资本增殖，所以在他的心目中，这两种资本就完全混同在一起了。而且，因为他实际获利的程度不是决定于利润和可变资本的比率，而是决定于利润和总资本的比率，即不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利润率，所以情形就更是这样。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与剩余价值率m/v不同的利润率

。

用可变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剩余价值率；用总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利润率。这是同一个量的两种不同的计算法，由于计算的标准不同，它们表示的是同一个量的不同的比率或关系。

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不是相反。实际上，利润率从历史上说也是出发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进行研究的本质的东西，而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形式，却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

由于资本的一切部分都同样表现为超额价值（利润）的源泉，资本关系也就神秘化了。

尽管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数量上不同，而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数量上也相等，但是利润还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被抹杀了。实际上，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分析才得以从利润中剥离出来。在剩余价值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资本和利润的关系中，也就是在资本和剩余价值——它一方面表现为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个通过它对总资本的关系而获得进一步规定的余额——的关系中，资本
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资本作为原有的价值额，同它自身创造的新价值相区别。至于说资本在它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运动中创造出这个新价值，这一点是人们意识到了的。但是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却神秘化了，好像它来自资本本身固有的秘密性质。

第3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当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数量上被看做相等时，利润的大小和利润率的大小，就由在每个场合已定或可定的单纯数量的关系来决定。因此，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

我们仍然沿用第一册和第二册的各种符号。总资本C分为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生产一个剩余价值m。我们把这个剩余价值和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m/v叫作剩余价值率，并且用m′来表示。这样，m/v＝m′，因而m＝m′v。这个剩余价值如果不是同可变资本相对比，而是同总资本相对比，就叫作利润（P），而剩余价值m和总资本C的比率就叫作利润率P′。这样我们就得到：

用m的上述的值m′v代替m，我们又得到：

这个方程式也可以用如下的比例来表示：

p′：m＝v：C；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比，等于可变资本和总资本之比。

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利润率P′总是小于剩余价值率m′，因为可变资本v总是小于C，即v＋c之和，可变资本加上不变资本之和；不过要把v＝C这种唯一的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有的情形除外，也就是要把资本家完全不预付不变资本，不预付生产资料，而只预付工资的情形除外。

第4章 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周转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影响，已经在第二册作了说明。这种影响可以简述如下：因为周转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在生产中不能同时使用全部资本；一部分资本总是以货币资本的形式，以储存的原料的形式，以已经制成但尚未售出的商品资本的形式，或者以尚未到期的债权的形式闲置起来；在实际生产中即在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中发生作用的资本，总是要减去这个部分，而所创造和占有的剩余价值，也总是要按相同的比例减少。所以，周转时间越短，同全部资本相比，这个闲置的资本部分就越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大。

第二册已经详细说明，周转时间或它的两个部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缩短，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但是，因为利润率表示的，只是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参加剩余价值量生产的总资本的比率，所以，很清楚，每一次这样的缩短，都会提高利润率。我们以前在第二册第二篇对剩余价值的阐述，同样适用于利润和利润率，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不过，我们要着重指出几个要点。

缩短生产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进步。如果这不会同时由于添置昂贵的机器等等而引起总投资的大大增加，从而不会引起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的降低，那么利润率就必然会提高。在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上许多最新的进步中，情况确实是这样。

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近50年来，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快捷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网。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1847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少还需要12个月（见第2册第235页^47
），现在已经减少到12个星期左右。1825年到1857年期间的两大危机策源地，美国和印度，由于交通手段的这种变革，同欧洲的工业国家靠近了70%～90%，因而失去了它们的爆发能力的大部分。全世界贸易的周转时间，都已经按相同的程度缩短，参加世界贸易的资本的活动能力，已经增加到两倍或三倍多。不用说，这不会不对利润率发生影响。

要把总资本的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纯粹地表示出来，我们就必须假定，互相比较的两个资本的其他一切条件是相等的。所以，除了要假定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相等，还特别要假定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假定资本A的构成是80c＋20v＝100C，剩余价值率为100%，资本每年周转两次。这样，年产品就是：

160c＋40v＋40m。但是在求利润率时，我们不是按周转的资本价值200来计算40m，而是按预付资本价值100来计算。因此，p′＝40%。

让我们用这个资本和资本B＝160c＋40v＝200C比较一下。资本B有同样的剩余价值率100%，但每年只周转一次。这样，年产品就和上述的年产品一样是：

160c＋40v＋40m。但在这个场合，40m要按预付资本200来计算，利润率只有20%，也就是只有资本A的利润率的一半。

由此可见，在资本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率相等，工作日相等的时候，两个资本的利润率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反比。如果在互相比较的两种情况中，资本构成不相等，或剩余价值率不相等，或工作日不相等，或工资不相等，那当然会造成利润率的进一步的差别；但这些事情同周转无关，所以也同我们这里的问题无关。

周转时间的缩短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直接影响，在于使可变资本部分由此提高效率。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册第16章《可变资本的周转》中考察过了。那里指出，一个每年周转10次的可变资本500，和一个剩余价值率相等、工资相等，但每年只周转一次的可变资本5000，会在这个时间内占有同样多的剩余价值。

一年内占有的剩余价值量，等于可变资本一个周转期间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乘以一年内可变资本周转的次数。如果我们把一年内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叫作M，一个周转期间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叫作m，一年内可变资本周转的次数叫作n，那么，M＝mn，年剩余价值率M′＝m′n。这一点已经在第二册第16章第一节说明过了。

要使年利润率的公式完全正确，我们必须用年剩余价值率代替简单的剩余价值率，即用M′或m′n代替m′。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让剩余价值率m′——或者让C中所含的可变资本部分v——乘以这个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的次数n。这样我们就得到：
，这就是年利润率的计算公式……——弗·恩格斯]

第5章 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1.概论

在可变资本不变，也就是说，按相同的名义工资使用的工人人数不变的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剩余劳动从而工作日的延长——不管额外时间有没有报酬都一样——会相对地降低不变资本同总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价值，并由此提高利润率（这里也是把剩余价值量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可能的提高撇开不说）。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即工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规模，不管用来工作16小时，还是12小时，都会仍旧不变。工作日的延长并不要求在不变资本的这个最花钱的部分上有新的支出。此外，固定资本的价值，由此会在一个较短的周转期间系列中再生产出来，因而，这种资本为获得一定利润所必须预付的时间缩短了。因此，甚至在额外时间支付报酬，而且在一定限度内甚至比正常劳动时间支付较高报酬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都会提高利润。因此，现代工业制度下不断增长的增加固定资本的必要性，也就成了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延长工作日的一个主要动力。

把机器和固定资本其他组成部分的价值再生产出来的持续时间，实际上不是由它们的单纯的存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们在其中发挥作用和被使用的整个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如果工人每天必须做苦工18小时，而不是12小时，那么，一周就会多出三天，一周就会变为一周半，两年就会变为三年。如果额外时间没有报酬，工人就会在正常的剩余劳动时间之外，每两周再白送一周，每两年再白送一年。这样，机器价值的再生产也会加快50%，并且只要平常必要时间的2/3就行了。

在论述协作、分工和机器时，我们已经指出，生产条件的节约（这是大规模生产的特征）本质上是这样产生的：这些条件是作为社会劳动的条件，社会结合的劳动的条件，因而作为劳动的社会条件执行职能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由总体工人共同消费，而不是由一批互相没有联系的，或最多只是在小范围内互相直接协作的工人以分散的形式消费。在一个有一台或两台中央发动机的大工厂内，发动机的费用，不会和发动机的马力，因而不会和发动机的可能的作用范围，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传动机的费用，不会和传动机所带动的工作机的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工作机机身，也不会和被它用作自己的器官来执行职能的工具的数目的增加，按比例变得更贵，等等。其次，生产资料的集中，可以节省各种建筑物，这不仅指真正的工场，而且也指仓库等等。燃料、照明等等的支出，也是这样。其他生产条件，不管由多少人利用，会仍旧不变。

但是，这种由生产资料的集中及其大规模应用而产生的全部节约，是以工人的聚集和协作，即劳动的社会结合这一重要条件为前提的。因此，如果说剩余价值来源于单独地考察的每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那么，这种节约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甚至在这里可能进行和必须进行的不断改良，也完全是由大规模结合的总体工人的生产所提供的和所给予的社会的经验和观察产生的。

关于生产条件节约的另一个大类，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指的是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地探讨的这一类节约，也是大规模社会劳动的结果。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因为正常范围内的废料，即原料加工时平均必然损失的数量，总是要算在原料的费用中。在可变资本的量已定，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不变资本这一部分的费用的减少，会相应地提高利润率。

我们已经说过总体工人——社会结合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造成的节约。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考察由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在这里，交通工具的发展是重要的物质要素）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上产生的节约。但在这里，应该立即想到机器的不断改良所引起的节约，也就是：1.机器的材料改良了，例如铁代替了木材；

2.由于机器制造的改良，机器便宜了；这样，不变资本固定部分的价值虽然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但远不是按相同的程度增加；3.那种使现有机器的使用更便宜和更有效的特殊改良，例如蒸汽锅炉的改良等等，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地讲到；4.由于机器的改良，废料减少了。

凡是使机器从而全部固定资本在一定生产期间内的损耗减少的事情，不仅会使单个商品变得便宜（因为每个商品都在它的价格中再现归它负担的损耗部分），而且会使此期间内相应的资本支出减少。维修劳动等等，凡是必要的，在计算时就要包括在机器原来的费用之内。这种劳动会因机器更加耐用而减少，这会相应地降低机器的价格。

所有这一类节约，在大多数场合又只有在存在着结合工人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并且往往要在更大规模的劳动下才能实现，因而要求工人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达到更大规模的结合。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
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表现为另一些
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减少，从而费用减少的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商品作为产品从一个产业部门生产出来后，会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另一个产业部门。它的便宜程度，取决于把它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它的便宜程度不仅是它作为生产资料参加其生产的那种商品变得便宜的条件，而且也是它构成其要素的那种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的条件，因此又是利润率提高的条件。

产业的向前发展所造成的不变资本的这种节约，具有这样的特征：在这里，一个
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
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得到的好处，又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虽然并不是他自己直接剥削的工人的产物。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在这里，劳动生产力在其他部门即为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发展，相对地降低资本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润率。

提高利润率的另一条途径，不是来源于生产不变资本的劳动的节约，而是来源于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工人的集中和他们的大规模协作，一方面会节省不变资本。同样的建筑物、取暖设备和照明设备等等用于大规模生产所花的费用，比用于小规模生产相对地说要少。动力机和工作机也是这样。它们的价值虽然绝对地说是增加了，但是同不断扩大的生产相比，同可变资本的量或者说同所推动的劳动力的量相比，相对地说却是减少了。一个资本在本生产部门内实现的节约，首先是并且直接是劳动的节约，即本部门内工人的有酬劳动的减少；而上面所说的那种节约，却是用最经济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既定的生产规模上，用最少的费用，来实现对他人无酬劳动的这种尽可能大的占有。这种节约的基础不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对用于不变资本生产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利用，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就这一点说，这种节约或者是直接来源于一定生产部门本身内的协作和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是来源于机器等的生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致机器等的价值不是和它们的使用价值按相同的比例增加。

在这里，要注意两点：如果C的价值等于零，那么P′就等于m′，利润率就达到它的最高限度。但是第二，就对劳动本身的直接剥削来说，重要的绝不是所使用的剥削手段的价值，不管这些剥削手段是固定资本，还是原料和辅助材料。就机器、建筑物、原料等充当劳动吸收器，充当劳动从而剩余劳动在其中对象化或借以对象化的手段来说，它们的交换价值多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这里，唯一重要的是，一方面，它们的数量在技术上要适合与一定量的活劳动相结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们要合乎目的，因此不仅要有性能好的机器，而且要有优质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原料的优劣。优质材料留下的废料比较少；因此，为吸收同量劳动所需要的原料数量也较少。其次，工作机遇到的障碍也较少。这甚至会部分地影响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原料差，工人加工同量的原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在支付的工资不变时，这会减少剩余劳动，还会大大影响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

因此，资本家狂热地节约生产资料是可以理解的。要做到一点也不损失，一点也不浪费，要做到生产资料只按生产本身的要求的方式来消耗，这部分地取决于工人的训练和教育，部分地取决于资本家强加给工人的纪律。

生产资料的相对便宜，当然并不排除它们的绝对价值额的增加；因为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绝对数量，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大大增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考察，部分地只是生产资料作为工人的共同生产资料执行职能和被消费的结果，所以这种节约本身表现为直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的产物；但是部分地又是那些为资本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把总劳动和总资本对立起来考察，而不仅是把资本家X所使用的工人和这个资本家X对立起来考察，这种节约就再表现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而区别不过是，资本家X不仅从他自己的工场的劳动生产率中，而且也从其他工场的劳动生产率中得到利益。

因为大规模生产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一方面是疯狂追求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是迫使人们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商品的竞争，使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从而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但问题还不只是限于：在工人即活劳动的承担者这一方和他的劳动条件的经济的，即合理而节约的使用这另一方之间，存在着异化和毫不相干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做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做提高利润率的手段。

因为工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生产过程中度过的，所以，生产过程的条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是工人的生活条件，这些生活条件中的节约，是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方法；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这种节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用资本家的话来说，这叫作节约建筑物；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像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更不用说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正如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产品通过贸易进行分配的方法和它的竞争方式，它对物质资料也非常浪费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各个资本家获得的东西。

资本有一种趋势，要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要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因而要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同样，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尽可能最低的限度。如果说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么，正是资本才实现这种决定，同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商品的价格就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因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每一个部分都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了。

我们在考察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时，必须注意如下的区别。如果使用的资本的数量增加了，它的价值额也随之增加了，那么，这首先只是表明更多的资本积聚在一个人手里。然而正是在一个人手里使用的资本量的这种增大——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此相适应，被使用的劳动量绝对地增大，但相对地减少——使不变资本的节约成为可能。就单个资本家来看，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必要支出的数量增大了；但就所加工的材料量和被剥削的劳动量来说，这种支出的价值却是相对地减少了。

现在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对这一点作简要的说明。我们从最后一点，也就是从生产条件的节约说起，因为生产条件同时又是工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

2.靠牺牲工人而实现的劳动条件的节约

煤矿。对最必要支出的忽视。

“在煤矿主之间……盛行竞争的情况下，除了为克服最明显的肉体上的困难所必需的费用之外，不再花别的费用；在煤矿工人（他们的人数通常总是过多）之间存在着竞争的情况下，煤矿工人情愿冒极大的危险，忍受最有害的影响，为的是挣得比附近的农业短工略高的工资，此外，还因为矿山劳动能使他们的儿女找到挣钱的机会。这种双重竞争……使大部分煤矿只有极不完善的排水设备和通风设备；往往是竖井建造得很差，支架很糟，机械师不够格，坑道和车道设计和修建得不好；结果是生命、肢体和健康遭到损害，关于这方面的统计展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矿山童工调查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1829
年4
月21
日》第102页）

1860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据《煤矿事故》的报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10年内共死亡8466人。

工厂。
在这里可以看到，即使是真正的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关于产业大军伤亡的战报（见工厂年度报告）很大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样，车间拥挤，通风很差，等等。

室内劳动。
大家知道，空间的节约，从而建筑物的节约，使工人拥挤在狭小地方的情况多么严重。此外，还有通风设备的节约。这两件事，再加上劳动时间过长，使呼吸器官的疾病大量增加，从而使死亡人数增加。

3.动力生产、动力传送和建筑物的节约

伦·霍纳在他的1852年10月的报告中，引用了帕特里克罗夫特的著名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人詹姆斯·内史密斯的一封信，其中谈到：

“加快蒸汽机速度的办法，现在几乎已经普遍采用了，因为经验表明，这样做不仅可以由同一台机器得到较多的可供利用的动力，而且因为飞轮的力矩更大了，运动也更有规律了。在气压和冷凝器真空度不变的情况下，单是加快活塞的运动，就得到了更多的动力。”

以上关于发动机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传动装置和工作机。

“近几年来机器改良的迅速发展，使工厂主能够不增加动力而扩大生产。由于工作日缩短，必须更节约地使用劳动。大多数经营得法的工厂，都在不断考虑既能增加生产又能减少支出的办法。”

机器的这些改良，只有在它们被安装在适宜的新厂房中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谈到机器的改良，我必须指出，首先在建造适于安装这种新机器的工厂方面，已经有巨大的进步……我把底层全部用来并纱，把29000
个并纱锭全部安装在这里。单在这个车间和库房，我至少节省了10%的劳动。”

4.产排泄物的利用

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化学工业在小规模生产时损失掉的副产品，制造机器时废弃的但又作为原料进入铁的生产的铁屑等等，是生产排泄物。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是消费排泄物。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

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

总的说来，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当然，在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中，例如在伦巴第，在中国南部，在日本，也有过这种巨大的节约。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也就不能用于其他生产部门。

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1863年10月的工厂报告中提到的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租地农场主不愿种植亚麻和很少种植亚麻的一个主要理由是：

“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在加工亚麻的时候留下……很多废料……在加工棉花时废料比较少，但在加工亚麻时废料却很多。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精细处理，可以使这种损失大大减少……在爱尔兰，亚麻通常是用极粗糙的方法梳理，以致损失28%～30%。”

这种损失，用较好的机器就可以避免。因为留下来的麻屑这样多，所以工厂视察员说：

“有人告诉我，爱尔兰一些梳麻工厂的工人，常常把那里的废麻拿回家去当燃料，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

毛纺织业比亚麻加工业精明。

“收集废毛和破烂毛织物进行再加工，过去一向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但是，对已成为约克郡毛纺织工业区的一个重要部门的再生呢绒业来说，这种偏见已经完全消除。毫无疑问，废棉加工业很快也会作为一个符合公认的需要的生产部门，而占有同样的位置。30
年前，破烂毛织物即纯毛织物的碎片等等，每吨平均约值4
镑4
先令；最近几年，每吨已值44
镑。同时，需求量如此之大，连棉毛混纺织物也被利用起来，因为有人发明一种能破坏棉花但不损伤羊毛的方法；现在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工人从事再生呢绒的制造，消费者由此得到了巨大利益，因为他们现在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普通质量的优秀毛织物。”（《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10
月，第107
页）

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转化为药品。

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

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机器零件加工得越精确，抛光越好，机油、肥皂等物就越节省。这是就辅助材料而言的。但是部分地说——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这还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化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

5.由于发明而产生的节约

固定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省，如上所述，是劳动条件大规模使用的结果，一句话，是劳动条件成为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劳动的条件，或成为生产过程内直接协作的条件的结果。一方面，这是力学和化学上的各种发明得以应用而又不会使商品价格变得昂贵的唯一条件，并且这总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从共同的生产消费中产生的节约，也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中才有可能。但是最后，只有结合工人的经验才能发现并且指出，在什么地方节约和怎样节约，怎样用最简便的方法来应用各种已有的发现，在理论的应用即把它用于生产过程的时候，需要克服哪些实际障碍，等等。

附带指出，应当把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二者都在生产过程中起着自己的作用，并互相转化，但二者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劳动，一切发现，一切发明。它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

以上所述，从时常观察到的下列事实中得到新的证明。

1.一台新机器初次制造的费用和再生产的费用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2.经营一个建立在新发明基础上的企业所需要的费用，同后来在它的废墟上，在它的遗骸上出现的企业相比，要大得多。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致最初的企业家大都遭到破产，而后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建筑物、机器等等的人才兴旺起来。因此，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数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

第6章 价格变动的影响

1.原料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

因为利润率是
或
，所以很清楚，一切使c的大小，从而使C的大小发生变化的东西，即使在m和v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使利润率发生变化。但原料是不变资本的一个主要部分。甚至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产业部门，也有原料作为辅助材料或机器组成部分等等加入，这样，原料的价格波动也会相应地影响利润率。如果原料的价格降低了，降低的数额＝d，那么，
或
就变为
或
；因而利润率就提高。相反，如果原料价格提高了，那么，
或
就变为
或
，因而利润率就下降。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的高低和原料价格成反比。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原料的价格波动时产品出售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就是说，即使完全撇开供求关系，原料价格的低廉对工业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还可以看出，即使撇开对外贸易由于使必要生活资料便宜而对工资产生的任何影响，对外贸易也会影响利润率。这就是说，它会影响工业或农业中所使用的原料或辅助材料的价格。

2.资本的增值和贬值、游离和束缚

首先要问：我们怎样理解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增值和贬值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它们不外就是指：现有资本由于某些一般的经济情况（因为这里说的不是任何一个私人资本的特殊遭遇）在价值上增加或减少了，也就是说，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撇开它所使用的剩余劳动造成的增殖不说，在价值上提高或降低了。

我们把资本的束缚理解为：当生产要按照原有的规模继续进行时，产品总价值中的一定部分必须重新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各种要素。我们把资本的游离理解为：当生产要在原有规模的限度内继续进行时，产品总价值中一个一直必须再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部分，现在成为可以自由支配和多余的了。资本的这种游离或束缚和收入的游离或束缚不同。如果一个资本C的年剩余价值比方说＝x，那么，由于资本家所消费的商品便宜了，现在用x-a就能获得和以前一样多的享受品等等。因此，收入的一部分（＝a）就会游离出来，它可以用来扩大消费，或者再转化为资本（即积累）。反之，如果需要用x＋a才能继续维持同样的生活方式，那就必须或者对这种生活方式加以限制，或者把以前用作积累的收入部分（＝a）现在当做收入来花掉。

增值和贬值，既可以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也可以发生在可变资本上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当它们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的时候，它们又可以发生在固定资本上面，或者发生在流动资本上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

就不变资本来说要考察的是：原料和辅助材料，包括半成品（我们把以上这些统称为原料）、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

以上我们考察了原料的价格或价值的变动及其对利润率的影响，并且得出了一个普遍规律：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利润率和原料价值的高低成反比。这个规律对于新投入企业的资本来说，是无条件正确的，在这种场合，投资，即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是第一次发生。

但是，撇开这种新投入的资本不说，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处在流通领域中，而另一个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一部分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存在，需要转化为货币；另一部分，不管具有什么形式，作为货币存在，需要再转化为各种生产条件；最后，第三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其中一部分具有生产资料的最初形式，即原料、辅助材料、从市场上买来的半成品、机器以及其他固定资本，另一部分是正在制造的产品。增值或贬值在这里怎样发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相互比例。

至于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那么，这方面发生的增值，特别是和建筑物、土地等等有关的增值，离开地租学说是无法阐明的，因而不是这里应当讨论的问题。但是，关于贬值，以下所说却具有一般的意义。

首先是不断实行的改良，这会相对地减低现有机器、工厂设备等等的使用价值，从而减低它们的价值。这个过程，特别是在采用新机器的初期，在机器尚未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以前，具有强烈的影响，因而在机器还没有来得及再生产出自身的价值以前，就不断变得陈旧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盛行无限延长劳动时间、日夜换班工作的原因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较短期间内再生产出机器的价值，而又不使机器的损耗算得过高。反之，如果机器的短暂的作用期间（在可以预见的改良面前，机器的寿命总是短暂的）不能用这种办法得到补偿，它就会把过大的价值部分作为无形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这样它甚至连手工劳动也竞争不过。

现在还需要提一下可变资本。

如果劳动力价值提高，是因为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提高了，或者反过来，劳动力价值降低，是因为这种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了——而可变资本的增值和贬值不外就是这两种情形的表现——那么，在工作日长度不变时，和这种增值相适应的是剩余价值的减少，和这种贬值相适应的是剩余价值的增加。但是，和这种现象同时联系在一起的还可能有别的情况——资本的游离和束缚。这些情况，上面还没有研究，现在必须简略地谈一谈。

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降低（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格的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那么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就会有一部分游离出来。这就是可变资本的游离。这种情况对于新投入的资本产生的影响不过是，这个资本在执行职能时具有的剩余价值率会提高。它可以用比过去少的货币，推动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这样，无酬劳动部分就靠有酬劳动部分的减少而增加。但是对于已经使用的资本来说，不仅剩余价值率会提高，而且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的一部分还会游离出来。这个部分过去被束缚起来，形成一个经常存在的部分，如果企业要按原有规模经营，这个部分就要从出售产品所得的货款中扣出，投在工资上面，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现在，这个部分可以自由支配，因而可以当做新的投资来利用——或者用来扩大同一企业，或者用在另外一个生产部门。

刚才研究的可变资本的游离和束缚，是可变资本各种要素即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贬值和增值的结果。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工资率不变时，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减少了，那么可变资本也能游离出来。反之，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的降低，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增加了，那么也能发生追加可变资本的束缚。另一方面，如果有一部分以前作为可变资本使用的资本，现在作为不变资本使用了，因而只是同一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分配起了变化，那么，这固然也会影响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但不属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资本的束缚和游离的范围。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要素的增值或贬值，不变资本也可能被束缚或游离。撇开这一点不说，如果劳动生产力增长了，同量劳动可以生产更多产品，因而可以推动更多不变资本，那么，不变资本才有可能被束缚（在一部分可变资本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情形下）。如果生产力降低了，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发生同样的现象，例如，在农业上，这时同量劳动要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就需要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例如更多的种子、肥料或排水设备等等。如果由于各种改良、自然力的应用等等，一个价值较小的不变资本能够发挥以前一个价值较大的不变资本那样的技术作用，那么，即使没有贬值，不变资本也能游离。

3.一般的例证：1861～1865年的棉业危机

“目前营业已经不振……少数棉纺织厂缩减了劳动时间，许多丝织厂只是部分开工。原料昂贵。几乎在每一个纺织业部门，原料价格都超过了广大消费者能够承受的程度。”（《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
年4
月，第33
页）

第7章 补充说明

在这一篇中，我们假定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占有的利润量，和投入这个部门的总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总和相等。即使如此，资产者也不会把利润和剩余价值即无酬的剩余劳动，看做是同一的东西，其原因如下：

1.他在流通过程中忘记了生产过程。在他看来，实现了商品价值——包括商品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就是创造了剩余价值。

2.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撇开信用制度所引起的一切变化，撇开资本家互相间的一切欺骗和诈取，再撇开对市场的一切有利的选择，利润率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这取决于采购的原料的价格的贵贱，原料采购人员的内行程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生产效率、适用程度和便宜程度；取决于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总安排的完善程度，即原料的浪费是否被杜绝，指挥和监督是否简单而有效，等等。总之，如果一定量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已定，这个剩余价值会表现为多大的利润率，从而会提供多大的利润量，在很大的程度上还要取决于资本家自己或他的经理和职员的经营本领。

利润率的提高总是这样发生的：剩余价值同它的生产费用即同全部预付资本相比，相对地或绝对地增加了，或者说，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差额缩小了。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第8章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在前一篇中已经指出，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利润率会随着不变资本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化以及资本周转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或者这些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比率不同，那么，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会不同。我们以前当做同一个资本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变化来考察的东西，现在要当做不同生产部门各个并存的投资之间同时存在的差别来考察。

在这里，我们必须研究：1.资本有机构成
上的差别；2.资本周转时间上的差别。

不言而喻，这整个研究的前提是：当我们说到某一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或周转时，我们总是指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平均正常状况，一般说来，也就是指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平均状况，而不是指投在这个部门的各个资本的偶然差别。

其次，因为假定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不变，并且因为这个假定也包含着工资不变，所以，一定量的可变资本表示一定量的被推动的劳动力，因此也表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

如果在生产部门A的一个投资中，总资本每700中只有100用在可变资本上，600用在不变资本上，而在生产部门B的一个投资中，600用在可变资本上，只有100用在不变资本上，那么，A的总资本700就只能推动100劳动力，按照以前的假定，也就是只能推动100劳动周或6000小时活劳动，而B的一个同样大的总资本却能推动600劳动周或36000小时活劳动。因此，A的资本只能占有50劳动周或3000小时剩余劳动；而B的一个同样大的资本却能占有300劳动周或18000小时剩余劳动。可变资本不仅是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的指数；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它同时还是超出这个限度所推动的超额劳动或剩余劳动的指数。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在前一个场合，利润率为
；
，是前者6倍的利润率。但是在这个场合，利润本身实际上也是前者的6倍，对B来说是600，对A来说是100，因为用相等的资本，B所推动的活劳动为A所推动的活劳动的6倍，所以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生产了6倍的剩余价值，也就是生产了6倍的利润。

用百分比计算的不等量资本——或者说等量资本，在这里是一样的——在工作日相等、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利润量，因为它们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量；确切些说，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它们的可变部分也就不同，因而它们所推动的活劳动量也就不同，它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即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实体的量，也就不同。在不同生产部门，总资本的大小相等的部分，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大小不等的源泉，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资本100所推动的劳动量，从而它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取决于它的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

以上的论述是以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为前提的。一个商品的价值，等于该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加上该商品中再生产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这个可变资本的增长额，即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剩余价值量显然取决于可变资本量。资本100的产品的价值，在一个场合是90c＋10v＋10m＝110；在另一个场合是10c＋90v＋90m＝190。如果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那么，第一种产品就卖110，其中10代表剩余价值或无酬劳动；第二种产品就卖190，其中90代表剩余价值或无酬劳动。

除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以外，也就是说，除了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会推动不等量劳动，从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会推动不等量剩余劳动以外，利润率的不等还有另外一个源泉，即不同生产部门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我们在第4章已经看到，在资本构成相同，其他条件也相同时，利润率和周转时间成反比；我们还看到，如果同一个可变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它生产的年剩余价值量就会不等。所以，周转时间的差别，是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在相等时间内生产出不等量利润的另一个原因，因而也是这些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不等的另一个原因。

从本册第一篇可以得出，不同的生产部门，不管资本的有机构成如何不同，只要为生产产品所预付的资本部分相等，其产品的成本价格总是相等的。对资本家说来，在成本价格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消失了。资本家为了生产一种商品，必须支出100镑，不管他的支出是90c＋10v还是10c＋90v，这种商品总是耗费一样多。对他来说，商品总是要耗费100镑，不多也不少。不管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多么不同，成本价格对投在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来说总是一样的。成本价格的这种等同性，形成各个投资竞争的基础，而平均利润就是通过这种竞争确定的。

第9章 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为了简便起见，假定不变资本到处都是同样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资本的年产品。其次还假定，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会和它们的可变部分的量成比例地每年实现同样多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说，我们把周转时间的差别能在这方面引起的差别暂时撇开不说。这一点以后再研究。

让我们拿五个不同的生产部门来说。投在这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各不相同，例如：

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同的生产部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下，按照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有很不相同的利润率。

投在五个部门的资本的总额等于500；它们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额等于110；它们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等于610。如果我们把这500看做一个资本，Ⅰ—Ⅱ不过是这个资本的不同部分（比方说好像一个棉纺织厂分成不同部分：梳棉间、粗纺间、纺纱间和织布间，这些部分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各不相同，而整个工厂的平均比率只有通过计算才能得出），那么，首先这个资本500的平均构成是390c＋110v，用百分比表示为78c＋22v。既然每个资本100都只是被看做总资本的1/5，那么它的构成就是这个平均构成78c＋22v；同样，每100都有22作为平均剩余价值；因此，平均利润率等于22%；最后，这500所生产的总产品的任何1/5的价格等于122。因此，全部预付资本的任何1/5所生产的产品，都必须按122的价格出售。

但是，为了避免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必须认为不是所有成本价格都等于100。

在资本有机构成等于80c＋20v，剩余价值率等于100%时，如果全部不变资本都加入年产品，资本Ⅰ＝100所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就是80c＋20v＋20m＝120。在有些情况下，这个结果也许能在一定生产部门内发生。但在所有c和v的比率等于4∶1的地方，很难都有这样的结果。因此，在谈到不同资本每100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时，必须考虑到，商品价值会因c中由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之比不同而不同，并且不同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又会快慢不等地损耗，从而在相同的时间内把不等的价值量加入产品。不过，这对利润率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不论80c是把价值80，50，或5转移到年产品中去，从而也不论年产品是80c＋20c＋20m＝120，还是50c＋20v＋20m＝90，或者是5c＋20v＋20m＝45，在所有这些场合，产品的价值超过产品的成本价格的余额，都等于20；并且在所有这些场合，在确定利润率时，这20都按资本100计算；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Ⅰ的利润率都等于20%。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在为上述五个资本编制的下表中，假定不变资本各以不同的部分加入产品的价值。

如果我们再把资本Ⅰ—V看做一个总资本，那么就会看到，在这个场合，这五个资本的总和的构成是500＝390c＋110v，平均构成等于78c＋22v，仍然和以前一样；平均剩余价值也是22。把剩余价值平均分配给Ⅰ—V，就会得到如下的商品价格：

总起来说，这些商品比价值高2＋7＋17＝26出售，又比价值低8＋18＝26出售，所以，价格的偏离，由于剩余价值的均衡分配，或者说，由于每100预付资本有平均利润22分别加入Ⅰ—V的各种商品的成本价格，而互相抵消。一部分商品出售时比自己的价值高多少，另一部分商品出售时就比自己的价值低多少。并且，只因为它们是按照这样的价格出售，Ⅰ—V的利润率才能同样是22%，虽然资本Ⅰ—V的有机构成不同。求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把这个平均数加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上，由此形成的价格，就是生产价格
。生产价格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个一般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化为同样多的平均率为前提。这些特殊的利润率在每个生产部门都等于m/c，并且像本册第一篇所做的那样，它们要从商品的价值引申出来。没有这种引申，一般利润率（从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因此，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依照一般利润率按百分比计算应加到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或者说，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

由于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不同的有机构成，因而，由于等量资本按可变部分在一定量总资本中占有不同的百分比而推动极不等量的劳动，等量资本也就占有极不等量的剩余劳动，或者说，生产极不等量的剩余价值。根据这一点，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是极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一个商品的价格，如等于这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生产这个商品所使用的资本（不只是生产它所消费的资本）的年平均利润中根据这个商品的周转条件归于它的那部分，就是这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例如，我们拿一个500的资本来说，其中100为固定资本，400为流动资本，并且在流动资本每一个周转期间内，固定资本的损耗为10%。再假定这个周转期间内的平均利润是10%。这样，在这个周转期间内制造的产品的成本价格就是：固定资本的损耗10c＋流动资本400（c＋v）＝410，它的生产价格则是成本价格410＋利润50（500的10%）＝460。

因此，虽然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收回了生产这些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但是他们不是得到了本部门生产这些商品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而只是得到了社会总资本在所有生产部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剩余价值或总利润均衡分配时归于总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每100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构成怎样，每年或在任何期间得到的利润，就是作为总资本一个部分的100在此期间所得的利润。就利润来说，不同的资本家在这里彼此只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发生关系，在这个公司中，按每100资本均衡地分配一份利润。因此，对不同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各份利润之所以有差别，只是因为每个人投在总企业中的资本量不等，因为每个人在总企业中的入股比例不等，因为每个人持有的股票数不等。因此，商品价格的一个部分，即用来补偿生产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从而必须用来买回这些用掉的资本价值的部分，也就是说，成本价格，完全是由各生产部门的支出决定的，而商品价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加在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却不是由这个一定资本在这个一定生产部门于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利润量决定的，而是由每个所使用的资本作为总生产所使用的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在一定时间内平均得到的利润量决定的。

因此，如果资本家按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他的商品，他就取回相当于他在生产上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量的货币，并且比例于他的只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的预付资本取得利润。他的成本价格是特殊的。加在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不以他的特殊生产部门为转移，而只是归于每100预付资本的平均数。

可见，一般利润率取决于两个因素。

1.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各个部门的不同的利润率。

2.社会总资本在这些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即投在每个特殊部门因而有特殊利润率的资本的相对量；也就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吸收的相对份额。

到目前为止，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别，只与质的变化，与形式变换有关，而在转化的这个第一阶段上，实际的量的差别还只存在于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

现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与商品出售价格中包含的利润相一致，这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现在，不仅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而且利润和剩余价值，通常都是实际不同的量。现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时，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对社会资本的总平均利润，从而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比直接对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更重要。它对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他那个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平均利润的调节。但这是一个在他背后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他所看不见的，不理解的，实际上不关心的。现在，在各特殊生产部门内，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不仅是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实际的量的差别，把利润的真正性质和起源完全掩盖起来，这不仅对由于特殊利益在这一点上欺骗自己的资本家来说是这样，而且对工人来说也是这样。随着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定的基础本身就被掩盖起来。

第10章 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一部分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具有中等构成或平均构成，也就是说，这部分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完全是或接近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

在这些部门中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同这些商品的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如果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数学上的极限，那么，用这样的方法也许可以达到。竞争会把社会资本这样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以致每个部门的生产价格，都按照这些中等构成部门的生产价格的样板来形成，也就是说，它们等于k＋kp′（成本价格加上成本价格乘以平均利润率所得之积）。

在这里，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利润到一般利润率的这种平均化是怎样进行的，因为这种平均化显然是结果，而不可能是起点。

我们先假定，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切商品都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出售。这样一来会怎么样呢？如前所述，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就会是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即按照它们包含的价值的比例，按照与它们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来交换），还是按照那种使它们的出售能为它们的各自生产上所预付的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的价格来出售，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做商品来交换，而是当做资本的产品
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定资本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的总价格，应该满足这种要求。但是，这些商品的总价格，只是资本所生产的各个商品的价格的总和。

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不同商品的价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互相确定或调节，它们的变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价格就会降低；如果增加了，价格就会提高。

因此，撇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

要使商品互相交换的价格接近于符合它们的价值，只需要：1.不同商品的交换，不再是纯粹偶然的或仅仅一时的现象；2.就直接的商品交换来说，这些商品是双方按照大体符合彼此需要的数量来生产的，这一点是由交换双方在销售时取得的经验来确定的，因此是从连续不断的交换本身中产生的结果；3.就出售来说，没有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能使立约双方的一方高于价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于价值抛售。至于偶然的垄断，我们是指那种由偶然的供求状况所造成的对买者或卖者的垄断。

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这个假定，当然只是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是它们的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而且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这个重心来拉平的。此外，必须始终把市场价值
——下面我们就要谈到它——与不同生产者所生产的个别商品的个别价值区别开来。在这些商品中，有些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也就是说，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少于市场价值所表示的劳动时间），另外一些商品的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做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做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并构成该部门的产品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只有在特殊的组合下，那些在最坏条件下或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才会调节市场价值，而这种市场价值又成为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不过市场价格对同类商品来说是相同的。如果满足通常的需求的，是按平均价值，也就是按两端之间的大量商品的中等价值来供给的商品，那么，其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就会实现一个额外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而其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却不能实现它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不管价格是怎样调节的，我们都会得到如下的结论。

1.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

2.决定生产价值的平均利润，必定总是同一定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所分到的剩余价值量接近相等……既然商品的总价值调节总剩余价值，而总剩余价值又调节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这是一般的规律，也就是支配各种变动的规律——那么，价值规律就调节生产价格。

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发展。

要使生产部门相同、种类相同、质量也接近相同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
，不同的个别价值，必须平均化为一个
社会价值，即上述市场价值，为此就需要在同种商品的生产者之间有一种竞争，并且需要有一个可供他们共同出售自己商品的市场。为了使种类相同，但各自在不同的带有个别色彩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相一致，而不是同市场价值相偏离，即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市场价值，这就要求各个卖者互相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以便把社会需要所要求的商品量，也就是社会能够按市场价值支付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场上来。如果产品量超过这种需要，商品就必然会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反之，如果产品量不够大，就是说，如果卖者之间的竞争压力没有大到足以迫使他们把这个商品量带到市场上来，商品就必然会高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市场价值发生了变化，总商品量得以出售的条件也就会发生变化。如果市场价值降低了，社会需要（在这里总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平均说来就会扩大，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能够吸收较大量的商品。如果市场价值提高了，商品的社会需要就会缩减，就只能吸收较小的商品量。因此，如果供求调节市场价格，或者确切地说，调节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偏离，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值调节供求关系，或者说，调节一个中心，供求的变动使市场价格围绕这个中心发生波动。

在这里顺便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这里再一次表明，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虽然商品和货币这二者都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但我们已经看到（第1册第1章第3节），在买和卖的行为上，这两个规定分别处在两端，商品（卖者）代表使用价值，货币（买者）代表交换价值。商品要有使用价值，因而要满足社会需要，这是卖的一个前提。另一个前提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要代表社会必要的劳动，因而，商品的个别价值（在这里的前提下，也就是出售价格）要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

让我们把这一点应用到市场上现有的、构成某一整个部门的产品的商品总量上来。

如果我们把商品总量，首先是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当做一个
商品，并且把许多同种商品的价格总额，当做一个总价格，那么问题就很容易说明了。这样一来，关于单个商品所说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市场上现有的一定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商品的个别价值应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这一点，现在在下面这一点上得到了实现或进一步的规定；这个商品总量包含着为生产它所必要的社会劳动，并且这个总量的价值等于它的市场价值。

现在假定这些商品的很大数量是在大致相同的正常社会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因而社会价值同时就是这个很大数量的商品由以构成的各个商品的个别价值。这时，如果这些商品中有一个较小的部分的生产条件低于这些条件，而另一个较小的部分的生产条件高于这些条件，因此一部分的个别价值大于大部分商品的中等价值，另一部分的个别价值小于这种中等价值，如果这两端互相拉平，从而使属于这两端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同属于中间的大量商品的价值相等，那么，市场价值就会由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商品总量的价值，也就同所有单个商品合在一起——既包括那些在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包括那些在高于或低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实际总和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即其中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就由中间的大量商品的价值来决定。

相反，假定投到市场上的该商品的总量仍旧不变，然而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不能由于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而拉平，以致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无论同中间的商品相比，还是同另一端的商品相比，都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量，那么，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就由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品来调节。

最后，假定在高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大大超过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甚至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相比也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量；那么，市场价值就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这里撇开市场商品充斥的情况不说，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市场价格总是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并不是和市场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而是市场价值本身的不同的规定。

事实上，严格地说（当然，实际上只是接近如此，而且还会有千变万化），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中等价值调节的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等于它们的个别价值的总和；尽管这个价值，对两端生产的商品来说，表现为一种强加于它们的平均价值。这样，在最坏的一端生产的人，必然低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在最好的一端生产的人，必然高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

在第二种情况下，在两端生产的两个个别价值量并不拉平，而是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起了决定作用。严格地说，每一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的每一相应部分的平均价格或市场价值，在这里是由那些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相加而成的这个总量的总价值，以及每一单个商品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的。这样得到的市场价值，不仅会高于有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而且会高于属于中等部分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它仍然会低于不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至于它和后一种个别价值接近到什么程度，或最后是否和它相一致，这完全要看不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量在该商品部门中具有多大规模。只要需求稍占优势，市场价格就会由在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来调节。

最后，假定和第三种情况一样，在有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量，不仅同另一端相比，而且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相比，都占据较大的地盘，那么，市场价值就会降低到中等价值以下。这时，由两端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额合计得到的平均价值，就会低于中等价值；它究竟是接近还是远离这个中等价值，这要看有利的一端所占据的相对地盘而定。如果需求小于供给，那么在有利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不管多大，都会把它的价格缩减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以便强行占据地盘。但市场价值决不会同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这种个别价值相一致，除非供给极大地超过了需求。

以上抽象地
叙述的市场价值的确定，在需求恰好大到足以按这样确定的价值吸收掉全部商品的前提下，在实际市场上是通过买者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在这里，我们就谈到另外一点了。

第二
，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

在上述关于市场价值的各个规定中，我们假定，所生产的商品的量是不变的，是已定的，只是这个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因此，同样数量的商品的市场价值按不同的方法来调节。假定这个量就是通常的供给量，并且我们撇开所生产的商品的一部分会暂时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不说。如果对这个总量的需求仍旧是通常的需求，这个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出售，而不管这个市场价值是按以上研究过的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情况来调节。这个商品量不仅满足了一种需要，而且满足了社会范围内的需要。与此相反，如果这个量小于或大于对它的需求，市场价格就会偏离市场价值。第一种偏离就是：如果这个量过小，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因而市场价值就由两端中的一端来决定，尽管单纯就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各个量的比例来看，必然会得到另外的结果。如果需求和生产量之间的差额更大，市场价格也就会偏离市场价值更远，或者更高于市场价值，或者更低于市场价值。但是所生产的商品量和按市场价值出售的商品量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双重原因产生。或者是这个量本身发生了变化，变得过小或过大了，因而再生产必须按照与调节现有市场价值的规模不同的另一种规模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发生了变化，尽管需求仍旧不变，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相对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现象。或者是再生产即供给保持不变，但需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增加或减少了。在这里，尽管供给的绝对量不变，但它的相对量，也就是同需要相比较或按需要来计量的量，还是发生了变化。结果是和第一种情形一样，不过方向相反。最后，如果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方向相反，或者方向相同，但程度不同，总之，如果双方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改变了它们之间的以前的比例，那么，最后结果就必然总是归结为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让我们首先考察供给，这就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为了不涉及在这里完全无用的细节，我们在这里只考虑每个产业部门的年再生产总量，而把不同商品有多少能够从市场取走，储存起来，以备比如说下一年消费这一点撇开不说。这个年再生产首先表现为一定的量，是多大量还是多少个，要看这个商品量是作为可分离的量还是作为不可分离的量来计量而定；它们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这种使用价值还以一定的量出现在市场上。其次，这个商品量还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价值可以表现为单位商品的或单位商品量的市场价值的倍数。因此，市场上现有商品的数量和它们的市场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有些商品的价值特别高，另一些商品的价值特别低，因而一定的价值额可以表现为一种商品的很大的量，也可以表现为另一种商品的很小的量。在市场上现有的物品量和这些物品的市场价值之间只有这样一种联系：在一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制造一定量的物品，都需要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尽管这个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同这些物品的用途或它们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a量的某种商品花费劳动时间b，na量的商品就花费劳动时间nb。其次，既然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所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社会的一部分人，由于分工的缘故，要把他们的劳动用来生产这种既定的物品；这部分人，当然也要从体现在各种满足他们需要的物品上的社会劳动中得到一个等价物。但是，一方面，耗费在一种社会物品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即总劳动力中社会用来生产这种物品的可除部分，也就是这种物品的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数量，和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特定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会根本卖不出去。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结果就会相反。但是，如果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要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适应，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的通常规模相适应，那么这种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是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而不是反过来，从偏离出发来说明规律本身。

现在，我们考察另一个方面：需求。

商品被买来当做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以便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即使有些种类商品能达到这两个目的，也不会引起任何变化。因此，生产者（这里指的是资本家，因为假定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和消费者都对商品有需求。看来，这首先要假定：在需求方面有一定量的社会需要，而在供给方面则有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定量的社会生产与之相适应。如果棉纺织业每年按一定规模重新进行再生产，那就要有往年那样数量的棉花；如果考虑到再生产因资本积累每年在扩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还要有棉花的追加量。生活资料也是这样。工人阶级要维持通常的中等水平的生活，至少必须再得到同样数量的必要生活资料，虽然这个数量在各种商品上的分配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如果考虑到人口每年在增长，那就还要有必要生活资料的追加量。这里所说的情况，经过或多或少的修改，也适用于其他阶级。

因此，在需求方面，看来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的某种物品。但是，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变动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种假象。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对这些商品种类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这里完全撇开需要救济的贫民等等不说，这种人的“需求”甚至低于他们的身体需要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比如说，如果棉花便宜了，资本家对棉花的需求就会增长，投入棉纺织业中的追加资本就会增加，等等。这里决不要忘记，根据我们的前提，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并不妨碍资本家在他作为例如棉花的买者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代表着对棉花的需要；就像对棉花的卖者来说，棉花的买者把棉花转化为衬衣料子，还是转化为火棉，还是想用它来堵塞自己和世人的耳朵，都是无所谓的。可是，这种情况对于资本家是什么样的买者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他对棉花的需要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本质的变化：这种需要实际上只是掩盖他榨取利润的需要。市场
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
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界限，对不同的商品说来当然是极不相同的；我说的是下面二者之间的差额：一方面是所要求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是商品的货币价格发生变化时可能要求的商品量，或者，买者的货币条件或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可能要求的商品量。

要理解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真正的困难在于确定供求一致究竟是指什么。

如果供求之间的比例，使某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既不高，也不低，供求就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如果商品都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供求就是一致的。

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有两种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相等的作用，它们就会互相抵消，而不会对外界发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各种现象，就必须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来解释。如果互相抵消，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就不会对市场价值发生影响，并且使我们更加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来说明（完全撇开对这两种社会动力的更深刻的分析不说，在这里不需要作出这种分析），因为这种规律只有在供求不再发生作用时，也就是互相一致时，才纯粹地实现。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做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是为了找出供求变动的实际趋势，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趋势确定下来。因为各种不平衡具有互相对立的性质，并且因为这些不平衡会彼此接连不断地发生，所以它们会由它们的相反的方向，由它们互相之间的矛盾而互相平衡。这样，虽然在任何一个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它们的不平衡的接连发生——而且朝一个方向偏离的结果，会引起另一个方向相反的偏离——从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使供求总是互相一致；然而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由此，各种同市场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按平均数来看，就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因为这种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数互相抵消。这个平均数绝不是只有理论意义，而且对资本来说还有实际意义，因为投资要把或长或短的一定时期内的变动和平均化计算在内。

因此，供求关系一方面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另一方面是说明抵消这种偏离的趋势，也就是抵消供求关系的作用的趋势。（那种有价格而没有价值的商品是一种例外，在这里不必考察。）供求可以在极不相同的形式上消除由供求不平衡所产生的作用。例如，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但这也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由于某种发明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市场价值本身降低了，因而与市场价格平衡。反之，如果需求增加，因而市场价格高于市场价值，结果，流入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就会过多，生产就会增加到使市场价格甚至降低到市场价值以下；或者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引起价格上涨，以致需求本身减少。这还可以在这个或者那个生产部门，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引起市场价值本身的提高，因为所需要的一部分产品在此期间内必须在较坏的条件下生产出来。

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竞争，同供求比例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归结到这个标准上来。

但是，说到供给和需求，那么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个人在这里不过是作为社会力量的一个部分，作为总体的一个原子来发生作用，并且也就是在这个形式上，竞争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
性质。

在竞争中一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同时就是这样一方，在这一方中，个人不顾自己那群竞争者，而且常常直接反对这群竞争者而行动，并且正因为如此，使人可以感觉到一个竞争者对其他竞争者的依赖，而处于优势的一方，则或多或少地始终作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来同对方相抗衡。如果对这种商品来说，需求超过了供给，那么，在一定限度内，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提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另一方面，卖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来出售。相反，如果供给超过了需求，那么，一个人开始廉价抛售，其他的人不得不跟着干，而买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把市场价格压到尽量低于市场价值。只有每个人通过共同行动比没有共同行动可以得到更多好处，他才会关心共同行动。只要自己这一方变成劣势的一方，而每个人都力图靠自己的力量找到最好的出路，共同行动就会停止。其次，如果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即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如果一方占了优势，每一个属于这一方的人就都会得到好处；好像他们实现了一种共同的垄断一样。如果一方处于劣势，每个人就可各自努力去取得优势（例如用更少的生产费用来进行生产），或者至少也要尽量摆脱这种劣势；这时，他就根本不顾自己周围的人了，尽管他的做法不仅影响他自己，而且也影响他所有的同伙。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问题不仅在于，要用那个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额，取出另一种形式（货币形式或其他商品形式）的等量的价值额，而且在于，要用那个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取出和任何另一个同量资本所取得的一样多的或者与资本的大小成比例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不管预付资本是用在哪个生产部门；因此，问题在于，最低限度要按照那个会提供平均利润的价格，即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
，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并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质。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它所关心的只是生产剩余价值，在劳动产品中占有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同样，从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按它的性质来说，也不关心它的劳动的特殊性质，它必须按照资本的需要让人们变来变去，把它从一个生产部门抛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第二，事实上，一个生产部门和另一个生产部门好坏都是一样的。每个生产部门都提供同样的利润，而且，如果它所生产的商品不去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它就是无用的。

但是，如果商品都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那就像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主义或多或少能够实现这种平均化，资本主义在一国社会内越是发展，也就是说，该国的条件越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就越能够实现这种平均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种生产的各种条件也发展了，这种生产使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全部社会前提从属于它的特殊性质和它的内在规律。

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会进行得更快：1.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其次，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在各个资本家面前集中起来；最后，不同的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最后这一点，在我们假定一切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已经包括在我们的前提中了；但是，如果有数量众多的非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部门（例如小农经营的农业）插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间并与之交织在一起，这种平均化本身就会遇到更大的障碍。最后还必须有很高的人口密度。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是不关心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化为简单劳动；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最后，特别是工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属于专门研究竞争的范围。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得出结论，每一单个资本家，同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所有资本家总体一样，参与总资本对全体工人阶级的剥削，并参与决定这个剥削的程度，这不只是出于一般的阶级同情，而且也是出于直接的经济利益，因为在其他一切条件（包括全部预付不变资本的价值）已定的前提下，平均利润率取决于总资本对总劳动的剥削程度。

平均利润和每100资本所生产的平均剩余价值相一致；就剩余价值来说，以上所述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平均利润来说，不过要把预付资本价值作为利润率的一个决定因素加进来。事实上，一个资本家或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对他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上特别关心的只是：或者通过例外的过度劳动，或者通过把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以下的办法，或者通过所使用的劳动的例外生产率，可以获得一种额外利润，即超出平均利润的利润。撇开这一点不说，一个在本生产部门内完全不使用可变资本，因而完全不使用工人的资本家（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的假定），会像一个只使用可变资本，因而把全部资本都投到工资上面的资本家（又是一个极端的假定）一样地关心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且会像后者一样地从无酬的剩余劳动获取他的利润。但劳动的剥削程度，在工作日已定时，取决于劳动的平均强度，而在劳动强度已定时，则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因而，在可变资本的总额已定时，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取决于劳动的剥削程度。一个部门的资本，与总资本不同，对本部门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会表现出特别的关心，而单个资本家，与整个本部门不同，则对他个人使用的工人的剥削会表现出特别的关心。

另一方面，资本的每一个特殊部门和每一个资本家，都同样关心总资本所使用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因为有两点取决于这种生产率：第一是平均利润借以表示的使用价值量；这一点有双重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平均利润既可以充当新资本的积累基金，又可以充当供享受的收入基金。第二是全部预付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的大小；在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已定时，这个价值的大小决定利润率或一定量资本的利润。在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或这个部门的特殊的单个企业内出现的特殊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它使单个部门同总资本相比，或者使单个资本家同他所属的部门相比能够获得一笔额外利润的时候，才会引起那些直接有关的资本家的关心。

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市场价值（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适用于生产价格）包含着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把危机和生产过剩的情况完全除外，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的市场价格，而不管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有多大的偏离。就是说，市场价格包含这样的意思：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的价格，虽然这些商品可以在极不相同的个别条件下生产出来，因而会有极不相同的成本价格。（这里我们不说那种普通意义上的垄断——人为垄断或自然垄断——所产生的超额利润。）

此外，超额利润还能在下列情况下产生出来：某些生产部门可以不把它们的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不把它们的利润化为平均利润。在论述地租的那一篇，我们将研究超额利润的这两种形态的更进一步的变形。

第11章 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假定社会资本的平均构成是80c＋20v，利润是20%。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就是100%。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工资的一般提高就是剩余价值率的降低。对平均资本来说，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假定工资提高25%。以前花费20来推动的劳动量，现在就要花费25。因此，一次周转的价值以前是80c＋20v＋20p，现在是80c＋25v＋15p。可变资本推动的劳动和以前一样，生产一个40的价值额。现在v由20增加到25，所以余额m或p只等于15。利润15，按105计算，等于
，这是新的平均利润率。因为平均资本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和它们的价值一致的，所以这种商品的生产价格不变；因此，工资的提高，虽然引起利润的降低，但不会引起商品价值和价格的变动。

由于工资提高25%：

1.对于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保持不变；

2.对于较低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提高了，虽然不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提高；

3.对于较髙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降低了，虽然也不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降低。

第12章 补充说明

1.引起生产价格变化的原因

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发生变化，只能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
，一般利润率发生变化。它之所以能够发生变化，只是因为平均剩余价值率本身发生变化，或者，平均剩余价值率不变，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和预付社会总资本的总额的比率发生了变化。

第二
，一般利润率保持不变。这时，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能够变动，只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已经变动，只是因为它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增多了或减少了，这或是由于生产取得最终形式的商品本身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或是由于生产那些进入该商品生产中的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

2.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偏离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

1.加在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上的，不是该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而是平均利润；

2.一个商品的这样同价值偏离的生产价格，会作为要素加入另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因此，撇开商品本身由于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额而发生的偏离不说，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就已经能够包含同该商品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的偏离。

因此，即使就中等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成本价格也可能同构成生产价格的这个组成部分的各种要素的价值总额发生偏离。

3.资本家的补偿理由

在这里，基本观念是平均利润本身，是等量资本必须在相同时间内提供等量利润。而这又以下述观念为基础：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都应按照各自大小的比例来分享社会总资本从工人那里榨取来的总剩余价值；或者说，每个特殊资本都只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每个资本家事实上都作为总企业的一个股东，按照各自资本股份的大小比例来分享总利润。

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第13章 规律本身

利润率因生产力的发展而下降，同时利润量却会增加，这个规律也表现为：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下降，同时商品所包含的并通过商品出售所实现的利润量却会相对增加。

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构成的提高，会使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所以，总产品中每一个可除部分，每一个商品，或者说，所生产的商品总量中每一定量商品，都只吸收较少的活劳动，而且也只包含较少的对象化劳动，即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损耗以及所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中所体现的对象化劳动。因此，每一个商品都只包含一个较小的、对象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生产中新追加的劳动的总和。这样，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下降了。尽管如此，单个商品中包含的利润量，在绝对剩余价值率或相对剩余价值率提高时仍能增加。它包含较少的新追加劳动，但是这种劳动的无酬部分同有酬部分相比却增加了。不过，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情况才是这样。当单个商品中包含的新追加的活劳动的总和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大大地绝对减少时，其中包含的无酬劳动的量也会绝对地减少，不管它同有酬部分相比相对地增加了多少。尽管剩余价值率提高了，每一个商品中的利润量却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大大减少；而这种减少和利润率的下降完全一样，只是由于不变资本要素变得便宜，由于本册第一篇所指出的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时使利润率提高的其他情况才延缓下来。

第14章 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如果我们考虑到，同以往的一切时期相比，仅仅最近30年间社会劳动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除了真正的机器，又有大量的固定资本加入社会生产过程的总体，那么，一向使经济学家感到麻烦的困难，即说明利润率下降，就会让位给相反的困难，即说明这种下降为什么不是更大、更快。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因此，我们也就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叫作趋向下降。下面就是这些原因中最普遍的原因。

1.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

劳动的剥削程度，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占有，特别会由于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而提高。

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决定剩余价值量从而决定利润率的一个因素。这特别是因为这种提高，如上所述，在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完全没有增加或不按比例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个因素不会取消一般的规律。但是，它不如说会使一般的规律作为一种趋势来发生作用，即成为这样一种规律，它的绝对的实现被起反作用的各种情况所阻碍、延缓和减弱。但是，因为使剩余价值率提高（甚至延长劳动时间也是大工业的一个结果）的同一些原因，具有使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劳动力减少的趋势，所以同一些原因具有使利润率降低的趋势，同时又使这种降低的运动延缓下来。

2.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在这里，这种情况只是作为经验的事实提出，因为它和其他许多似乎应该在这里提到的情况一样，实际上同资本的一般分析无关，而属于不是本书所要考察的竞争的研究范围。但它是阻碍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最显著的原因之一。

3.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

就总资本来看，不变资本的价值并不和它的物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例如，一个欧洲纺纱工人在一个现代工厂中加工的棉花量，同一个欧洲纺纱业者从前用纺车加工的棉花量相比，是极大地增加了。但是加工的棉花的价值，并不和它的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情况也是这样。总之，使不变资本量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的同一发展，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使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减少，从而使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和它的物质量，就是说，不和同量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物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虽然不变资本的价值会不断增加。在个别情况下，不变资本各要素的量，甚至会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保持不变或甚至下降的时候增加。

同上述情况有关的，是现有资本（即它的物质要素）随着工业发展而发生的贬值。它也是阻碍利润率下降的不断发生作用的原因之一，虽然它在某些情况下会使提供利润的资本的量减少，从而使利润量减少。这里再一次表明，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一些原因，也会阻碍这种趋势的实现。

4.相对过剩人口

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是和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的，并且由于这种发展而加速。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这个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表现得越明显。一方面，相对过剩人口又是造成下述情况的原因：许多生产部门中劳动或多或少不完全从属于资本的现象继续存在，而且，即使这种现象初看起来和一般发展水平已不相适应，这种现象仍会继续存在；它也是下述情况造成的结果：可供支配的或被游离的雇佣工人价格低廉和数量众多，一些生产部门出于其本性而更加强烈地反对由手工劳动转化为机器劳动。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生产部门，特别是生产奢侈品的部门，这些生产部门把其他生产部门中常常由于不变资本占优势而被游离的上述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基础，而这些生产部门本身又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只是逐渐地走上其他生产部门所走过的路。在这两个场合，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工资则低于平均水平，结果这些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都非常高。因为一般利润率是由各特殊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平均化而形成的，所以，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一些原因，在这里又会产生一种和这种趋势相反的对抗力量，或多或少地抵消这种趋势的作用。

5.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就这一点说，它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一般说来，它在这方面起作用，是因为它可以使生产规模扩大。因此，它一方面加速积累，但是另一方面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同样，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了同样的二重作用。

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已经看到，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消这种下降。这些原因不会取消这个规律，但是会减弱它的作用。否则，不能理解的就不是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反而是这种下降的相对缓慢了。所以，这个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

6.股份资本的增加

除上述五点外，还可以补充下面一点，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暂时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和加速的积累同时并进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资本的一部分只作为生息资本来计算和使用……这里的生息资本是在下述意义上说的：这些资本虽然投在大的生产企业上，但在扣除一切费用之后，只提供或大或小的利息，即所谓股息。例如，投在铁路上的资本就是这样。因此，这些资本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因为它们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如果它们参加进来，平均利润率就会下降得更厉害，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把它们计算进去，这样得到的利润率小于表面上存在的并且对资本家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利润率，因为恰好在这些企业内，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最大。

第15章 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1.概论

利润率的下降和积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积累，就引起劳动的大规模集中，从而引起资本构成的提高来说，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积聚，并且通过对小资本家的剥夺，通过对那些还有一点东西可供剥夺的直接生产者的最后残余的剥夺，来加速资本的集中。所以，虽然积累率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但是积累在量的方面还是会加速进行。

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少了，而是因为所使用的劳动同所使用的资本相比少了。

利润量甚至在利润率较低时也会随着所投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这同时需要有资本的积聚，因为这时各种生产条件都要求使用大量资本。这同样需要有资本的集中，即小资本家为大资本家所吞并，小资本家丧失资本。这不过又是劳动条件和生产者的再一次的分离，这些小资本家还属于生产者，因为对他们来说，本人的劳动还起着作用；一般说来，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比，就是说，和他成为资本家的程度成反比。正是劳动条件和生产者之间的这种分离，形成资本的概念；这种分离从原始积累（第1册第24章）开始，然后在资本的积累和积聚中表现为不断的过程，最后表现为现有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许多人丧失资本（现在剥夺正向这方面变化）。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总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

2.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

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
是资本自身
，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3.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

单个资本家为了生产的使用劳动所必需的资本最低限额，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这个最低限额所以是必需的，既是为了剥削劳动，也是为了使所用劳动时间成为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使它不超过生产商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积聚也增长了，因为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这种不断增长的积聚，达到一定程度，又引起利润率重新下降。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经营部门的指挥者去支配的资本的过剩。资本的这种过剩是由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同一些情况产生的，因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补充现象，虽然二者处在对立的两极上：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

4.补充说明

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

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

2.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

从这两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扬弃了，虽然是在对立的形式上把它们扬弃的。

3.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也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四篇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第16章 商品经营资本

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个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现在，我们要在分析资本的核心构造所必要的范围内，较详细地说明这两种资本的特征。

商品资本的运动在第二册已经分析过了。就社会总资本来说，它的一部分总是作为商品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货币，虽然这部分的构成要素不断改变，甚至数量也在变化；另一部分则以货币形式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商品。社会总资本总是处在这种转化即这种形态变化的运动中。只要处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这种职能作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独立起来，作为一种由分工赋予特殊一类资本家的职能固定下来，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营资本或商业资本。

商品经营资本不外是这个不断处在市场上、处在形态变化过程中并总是局限在流通领域内的流通资本的一部分的转化形式。我们说一部分，是因为商品的买和卖有一部分是不断地在产业资本家自身中间直接进行的。

商品经营者，作为资本家一般，首先是作为某个货币额的代表出现在市场上；他作为资本家预付这个货币额，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个货币额从x（这个货币额的原有价值）转化为x＋△x（这个货币额加上它的利润）。但是，对他这个不仅是作为资本家一般，而且特别是作为商品经营者的人来说，不言而喻的是，他的资本最初必须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因为他不生产商品，而只是经营商品，对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而要经营商品，他就必须首先购买商品，因此必须是货币资本的占有者。

商品经营资本无非是生产者的商品资本，这种商品资本必须经历它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必须在市场上完成它作为商品资本的职能；不过这种职能已经不是表现为生产者的附带活动，而是表现为一类特殊资本家即商品经营者的专门活动，它已经作为一种特殊投资的业务而独立起来。

此外，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商品经营资本的特有流通形式上。商人购买商品，然后把它卖掉：G—W—G′。

对生产资本家来说是W—G的行为，即他的资本执行其商品资本这一暂时形态上的简单职能的行为，对商人来说却是G—W—G′的行为，即他所预付的货币资本实现特殊增殖过程的行为。商品形态变化的一个阶段，在这里，对商人来说，表现为G—W—G′，也就是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资本的演变。

既然商品经营资本在自行销售的生产者手中显然只是他的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上，即停留在流通领域的时候所表现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是什么情况使商品经营资本具有一个独立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性质呢？

第一
，是下面这个情况：商品资本是在一个和它的生产者不同的当事人手中完成它最终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即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完成它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资本所固有的职能的；商品资本的这种职能，是以商人的活动，即商人的买卖为中介的，于是这种活动就形成一种特别的、与产业资本的其他职能分离的、因而是独立存在的业务。这是社会分工的一种特殊形式，结果是，一部分本来要在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里就是流通阶段）中完成的职能，现在表现为一种和生产者不同的、特别的流通当事人的专门职能。但是单有这一点，这种特殊业务还决不会表现为一种和处于再生产过程的产业资本不同的、独立于产业资本之外的特殊资本的职能；在商品经营只是由产业资本家的推销员或其他直接代理人进行的地方，它实际上还没有表现为这种职能。因此，还必须有第二个因素。

第二
，这是由于独立的流通当事人，商人在这个地位上要预付货币资本（他自有的或借入的）。那个对于处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来说只表现为W—G，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或单纯的卖的行为，对商人来说却表现为G—W—G′，即同一商品的买和卖，因而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回流，这个货币资本在商人进行购买时离开了他，通过出售又回到他手中。

因此，商品资本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形式上取得一种独立资本的形态，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商人预付货币资本，这种资本所以能作为资本自行增殖，能执行资本的职能，是因为它专门从事这样一种活动，即作为中介实现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实现这一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职能，也就是实现它向货币的转化，并且这一点是通过商品的不断的买和卖来实现的。这是商品经营资本的唯一活动；对产业资本流通过程起中介作用的这种活动，就是商人使用的货币资本的唯一职能。通过这种职能，商人把他的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把他的G表现为G—W—G′；并且通过同一过程，他把商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

商品经营资本，只要它以商品资本的形式存在，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来看，显然不过是产业资本中那个还处在市场上、处在自己的形态变化过程中、现在作为商品资本存在和执行职能的部分。因此，这只是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这种货币资本是专门用于买卖商品的，因而只采取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形式，而从来不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并且总是处在资本的流通领域中。

只要商人资本没有超过它的必要的比例，那就必须承认：

1.由于分工，专门用于买卖的资本（在这里，除了购买商品的货币以外，还包括在经营商业所必要的劳动方面和在商人的不变资本即仓库、运输等等方面必须支出的货币），小于产业资本家在必须亲自从事他的企业的全部商业活动时所需要的这种资本。

2.因为商人专门从事这种业务，所以，不仅生产者可以把他的商品较早地转化为货币，而且商品资本本身也会比它处在生产者手中的时候更快地完成它的形态变化。

3.就全部商人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关系来看，商人资本的一次周转，不仅可以代表一个生产部门许多资本的周转，而且可以代表不同生产部门若干资本的周转。前一种情况是，例如，在麻布商人用他的3000镑购买麻布生产者的产品并再把它卖掉以后，在这个生产者再把同量商品投入市场以前，他又去购买另一个或几个麻布生产者的产品并再把它卖掉，这样也就对同一生产部门中的不同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后一种情况是，例如，在商人把麻布卖掉之后，接着买进生丝，从而对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

商人资本的周转，与一个同样大小的产业资本的周转或一次再生产是不同的；相反地，它同若干个这种资本的周转的总和相等，而不管这种资本是属于同一生产部门还是属于不同生产部门。商人资本周转得越快，总货币资本中充当商人资本的部分就越小；商人资本周转得越慢，总货币资本中充当商人资本的部分就越大。生产越不发达，商人资本的总额，同投入流通的商品的总额相比，就越大；但是绝对地说，或者同比较发达的状态相比，则越小。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因此，在这样的不发达状态下，真正的货币资本大部分掌握在商人手中，这样，商人的财产对于其他人的财产来说成为货币财产。

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的流通速度取决于：1.生产过程更新的速度和不同生产过程互相衔接的速度；2.消费的速度。

商人资本仅仅为了完成上述周转，不需要按自己的全部价值量先买进商品，然后再把它卖掉。商人同时完成这两种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商品资本构成，另一部分由货币资本构成。他在这里买东西，从而把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他在那里卖东西，从而把另一部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一方面，他的资本作为货币资本流回他手中，另一方面，商品资本流到他手中。以一种形式存在的部分越大，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部分就越小。二者互相交替并互相平衡。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应用和由此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应用结合在一起，那么，商人资本的货币资本部分同这个商人资本完成的交易额相比，就会更加减少。如果我购买了价值1000镑的葡萄酒，支付期是3个月，在3个月期满以前，我已经按现金交易把葡萄酒卖掉了，那么，进行这笔交易就一文钱也没有预付。

商人资本不外是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流通过程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是在流通过程中，任何价值也没有生产出来，因而任何剩余价值也没有生产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同一价值量发生了形式变化。事实上不过是发生了商品的形态变化，这种形态变化本身同价值创造或价值变化毫无关系。如果说在生产的商品出售时实现了剩余价值，那是因为剩余价值已经存在于该商品中；因此，在第二个行为，即货币资本同商品（各种生产要素）的再交换中，买者也不会实现任何剩余价值，在这里货币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交换只是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做了准备。相反地，既然这些形态变化要花费流通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根本不生产东西，因而也不生产剩余价值——这个时间也就限制价值的创造，表现为利润率的剩余价值会正好和流通时间的长短成反比。因此，商人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就是说，它不直接创造它们。但既然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于市场的扩大，并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资本能够按更大的规模来经营，它也就能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既然它缩短流通时间，它也就提高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就是提高利润率。既然它把资本的一个较小部分作为货币资本束缚在流通领域中，它就增大了直接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资本。

第17章 商业利润

商品经营资本——撇开可以和它结合在一起的一切异质的职能，如保管、发送、运输、分类、散装等，只说它的真正的为卖而买的职能——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它只是对它们的实现起中介作用，因而同时也对商品的实际交换，对商品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让，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但是，因为产业资本的流通阶段，和生产一样，形成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流通过程中独立地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必须和在各不同生产部门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一样，提供年平均利润。如果商人资本比产业资本带来百分比更高的平均利润，那么，一部分产业资本就会转化为商人资本。如果商人资本带来更低的平均利润，那么就会发生相反的过程。一部分商人资本就会转化为产业资本。没有哪一种资本比商人资本更容易改变自身的用途，更容易改变自身的职能了。

因为商人资本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很清楚，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但是现在问题在于：商人资本怎样从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中获得归它所有的那一部分呢？

认为商业利润是单纯的加价，是商品价格在名义上高于它的价值的结果，这不过是一种假象。

很清楚，商人只能从他所出售的商品的价格中获得他的利润，更清楚的是，他出售商品时赚到的这个利润，必然等于商品的购买价格和它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必然等于后者超过前者的余额。

假定一年中预付的总产业资本为720c＋180v＝900（比如说以百万镑为单位），m′＝100%。因而产品等于720c＋180v＋180m。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或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叫作W，它的价值或生产价格（因为就全部商品来说，二者是一致的）就等于1080，总资本900的利润率等于20%。按照前面的阐述，这个20%是平均利润率，因为在这里剩余价值不是根据这个或那个具有特殊构成的资本计算的，而是根据具有平均构成的总产业资本计算的。因而W＝1080，利润率＝20%。现在我们假定，在这900镑产业资本之外，还有100镑商人资本加入，它要按照自己大小的比例从利润中分得和产业资本相同的份额。按照假定，它是总资本1000中的1/10。因此，它从全部剩余价值180中分得1/10；也就是按18%的比率获得一笔利润。因此，留下来要在其余9/10的总资本中进行分配的利润实际上只有162，对资本900来说也是18%。因此，产业资本900的所有者把w卖给商品经营者的价格是720c＋180v＋162m＝1062。因此，如果商人对他的资本100加上18%的平均利润，他就是按照1062＋18＝1080，也就是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或者就总商品资本来看，也就是按照商品的价值来出售商品，虽然他的利润只是在流通中并且通过流通才获得的，只是由于他的出售价格超过他的购买价格的余额才获得的。不过，他还是没有高于商品的价值或高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而正是因为他是低于商品的价值或低于商品的生产价格从产业资本家那里购买商品的。

因此，商人资本会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拿上述例子来说，平均利润率＝18%，所以，如果不是总资本有1/10是商人资本，由此使一般利润率降低了1/10，那么一般利润率就会等于20%。这样一来，关于生产价格也就出现一个更确切的有限制的规定。我们仍然要把生产价格理解为商品的价格，即等于商品的成本（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价值）＋平均利润。但是，这个平均利润现在是由另外的方法决定的。它是由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总利润决定的；但不是按这个总生产资本来计算的，而是按总生产资本＋商业资本来计算的。在前一个场合，如果总生产资本如上所述等于900，利润等于180，平均利润率就会是：180/900＝20%；在后一个场合，如果生产资本为900，商业资本为100，平均利润率就是180/1000＝18%。因此，生产价格等于k（成本）＋18，而不是等于k＋20。在平均利润率中，总利润中归商业资本所有的部分已经计算在内了。因此，总商品资本的实际价值或实际生产价格等于k＋p＋h（在这里，h代表商业利润）。所以，生产价格或者说产业资本家本人出售商品的价格，小于商品的实际生产价格；或者，就商品的总体来看，产业资本家阶级出售全部商品的价格，小于这全部商品的价值。这样，拿上述例子来说，900（成本）＋900的18%，即900＋162＝1062。现在商人把他花费100的商品，按118出售，他当然加价18%；但是，因为他用100买来的商品本来值118，所以他并没有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我们以后要在上述这个更确切的意义上使用生产价格这个用语。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产业资本家的利润等于商品的生产价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而和这种产业利润不同，商业利润等于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这个生产价格对商人来说就是商品的购买价格；但是，商品的实际价格＝商品的生产价格＋商业利润。正像产业资本之所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利润作为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的价值中一样，商业资本之所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产业资本在商品的价格中实现的并非全部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因此，商人的出售价格之所以高于购买价格，并不是因为出售价格高于总价值，而是因为购买价格低于总价值。

可见，商人资本虽然不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加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润率已经意味着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了属于商人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产业资本的利润做了一种扣除。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同产业资本相比，商人资本越大，产业利润率就越小。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2.如果像第一篇已经说明的那样，利润率总是表现为一个小于实际剩余价值率的比率，也就是说，总是把劳动的剥削程度表现得过小，如以上述720c＋180v＋180m的情况为例，一个100%的剩余价值率仅仅表现为一个20%的利润率，那么，既然平均利润率本身在商人资本应得的份额计算进来时表现得更小，在这里，是18%，而不是20%，这个比率就相差得更大。因此，直接进行剥削的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率所表现的利润率小于实际的利润率。

商人除了为购买商品而预付的货币资本以外，总是还要预付一个追加的资本，用来购买和支付这种流通手段。如果这个成本要素是由流动资本构成的，它就全部作为追加要素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如果这个成本要素是由固定资本构成的，它就按照自己损耗的程度，作为追加要素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不过，这样一个要素，即使它和纯粹的商业流通费用一样不形成商品价值的实际追加，也会作为一个形成名义价值的要素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但是，这全部追加资本不管是流动的还是固定的，都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纯粹的商业流通费用（因而发送、运输、保管等费用除外），归结为这样一些费用：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使之由商品转化为货币或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必需的。在这里，我们把那些会在流通行为中继续进行的并且可以和商人业务完全分开的生产过程撇开不说。正像例如真正的运输业和发送业事实上可以是而且是和商业完全不同的产业部门一样，待买和待卖的商品也可以堆在码头或别的公共场所，由此引起的费用，如果必须由商人预付，会由第三者记在商人账上。这一切都会在真正的批发商业中发生。在批发商业中，商人资本以最纯粹的形式出现，最少同其他职能交织在一起。运输业者、铁路经营者、船主，都不是“商人”。我们在这里考察的费用，是指买和卖方面的费用。以前已经指出，这种费用归结为计算、簿记、市场、通讯等方面的开支。为此必需的不变资本包括事务所、纸张、邮资等。另外一些费用则归结为可变资本，这是为雇用商业上的雇佣工人而预付的。

所有这些费用都不是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时花掉的，而是在实现商品的价值时花掉的；它们是纯粹的流通费用。它们不加入直接的生产过程，但是加入流通过程，因而加入再生产的总过程。

在这些费用中，我们在这里唯一感兴趣的部分，是花费在可变资本上的那部分。

现在要问：商业资本家即这里所说的商品经营者所雇用的商业雇佣工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从一方面说，一个这样的商业工人，和任何另一个工人一样，是雇佣工人。第一，因为这种劳动是用商人的可变资本，而不是用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购买的；因此，购买这种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替私人服务，而是为了使预付在这上面的资本自行增殖。第二，因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他的工资，也和一切其他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由他特有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决定的，而不是由他的劳动的产物决定的。

但是，在商业工人和产业资本直接雇用的工人之间，必然会出现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从而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之间出现的同样的差别。因为商人作为单纯的流通当事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因为他由自己的费用加到商品上的追加价值，不过是原先已有的价值的追加，尽管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他究竟怎样保持和保存他的不变资本的这个价值？），所以，他雇用的执行同样职能的商业工人，也不可能直接为他创造剩余价值。

商业资本只是由于它的实现价值的职能，才在再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而才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从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对单个商人来说，他的利润量取决于他能够用在这个过程中的资本量，而他的店员的无酬劳动越大，他能够用在买卖上的资本量就越多。商业资本家会把他的货币借以成为资本的职能本身，大部分交给他的工人去承担。这些店员的无酬劳动，虽然不创造剩余价值，但能使他占有剩余价值；这对这个资本来说，就结果而言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这种劳动对商业资本来说是利润的源泉。否则，商业就不可能大规模地经营，就不可能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了。

正如工人的无酬劳动为生产资本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商业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也为商业资本在那个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

困难在于：既然商人本身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尽管这种劳动为他在已经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他用来购买商业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把直接投在商品买卖上的资本叫作B，把在执行这个职能时消耗的不变资本（物质上的经营费用）叫作K，把商人投入的可变资本叫作b。

B的补偿不会造成任何困难。对商人说来，它只是已经实现的购买价格，对工厂主说来，它只是生产价格。商人支付这个价格，但在再出售时会把B作为他的出售价格的一部分收回；在这个B之外，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他还会得到B的利润。例如，商品值100镑。利润假定是10%。那么，商品就要卖110镑。这个商品原来就已经值100镑；商人资本100只是给它加进了10。

再说K。它至多和生产者在卖出和买进上所消耗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一样大，但事实上总是比后者小；然而这部分不变资本会形成生产者在生产上直接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一种追加。但无论如何，这个部分总是必须不断由商品的价格得到补偿，或者同样可以说，必须有一个相应部分的商品不断以这个形式支出，就社会总资本来看，也就是必须不断以这个形式再生产出来。这部分预付不变资本，和直接投在生产上的全部不变资本一样，会对利润率发生限制作用。只要产业资本家把他的业务的商业部分转交给商人，他就无须预付这部分资本。商人会代替他预付这部分资本。但这只是名义上的预付；商人既不生产也不再生产他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物质上的经营费用）。因此，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表现为某些产业资本家的专门业务，或者至少表现为他们的业务的一部分。这些产业资本家所起的作用，是和那些为生活资料的生产者提供不变资本的产业资本家所起的作用一样的。商人首先要得到这种不变资本的补偿；其次要取得这种不变资本的利润。因此，二者都会使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减少。不过，由于与分工相连的集中和节约，利润的减少，比在产业资本家必须亲自预付这种资本的情况下要小。利润率的减少比较小，因为这样预付的资本比较小。

因此，到现在为止，出售价格是由B＋K＋（B＋K的利润）构成的。出售价格的这个部分，根据以上所说，不会造成任何困难。但是，现在出现了b，即商人预付的可变资本。

这样一来，出售价格就变为B＋K＋b＋（B＋K的利润）＋（b的利润）。

按照假定，只是商业劳动，即只是对资本的流通职能即对W—G和G—W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但商业劳动是使一个资本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对从商品到货币和从货币到商品的转化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这种劳动实现价值，但不创造价值。并且，只是由于一个资本执行了这些职能——也就是说，一个资本家用他的资本进行了这些活动，进行了这些劳动——这个资本才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规定，也就是说，才从总利润中取得它的份额。不过在b＋b的利润中，看来要支付的是：第一，劳动的报酬（不管产业资本家是为商人自己的劳动支付报酬，还是为商人所雇用的店员的劳动支付报酬都一样）；第二，对这种劳动——本来应由商人自己完成的劳动——所作的支付额应获得的利润。商人资本第一会得到b的补偿物，第二会得到b的利润；因此，这是这样产生的：第一，它让人对那种使它得以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的劳动付给它报酬；第二，它让人付给它利润，因为它作为资本执行了职能，也就是说，因为它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完成了一种应得到利润作为报酬的劳动。因此，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假定B＝100，b＝10，利润率＝10%。我们还假定K＝0，以便使购买价格中这个与这里无关并且已经得到说明的要素不再不必要地重新加入计算中去。这样，出售价格＝B＋P＋b＋p（＝B＋Bp′＋b＋bp′，P′在这里代表利润率）＝100＋10＋10＋1＝121。

但是，如果商人不是把b投在工资上面——因为b只是用来支付商业劳动的报酬，而这种劳动是实现由产业资本投入市场的商品资本的价值所必需的——情形就会变成这样：商人只好花费自己的时间用B（＝100）从事购买或出售；我们假定，这是他能够支配的唯一时间。如果这个用b或10来代表的商业劳动不是通过工资而是通过利润来支付，那就要假定另外还有一个商人资本等于100，因为它按10%计算为b＝10。这第二个B（＝100）不会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但是这个10%却会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因此，会有两个用100进行的业务，加起来等于200，这样，商品要按200＋20＝220来购买。

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由他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决定的，而这个劳动力的应用，作为一种发挥，一种力的表现，一种消耗，却和任何别的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不受他的劳动力的价值限制的。因此，他的工资并不与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量保持任何必要的比例。资本家为他支出的费用，和他带给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量。他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劳动——一部分是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

对产业资本来说，流通费用表现为并且确实是非生产费用。对商人来说，流通费用表现为他的利润的源泉，在一般利润率的前提下，他的利润和这种流通费用的大小成比例。因此，对商业资本来说，投在这种流通费用上的支出，是一种生产投资。所以，它所购买的商业劳动，对它来说，也是直接生产的。

第18章 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商人资本的周转，因为事实上只是商品资本的独立化的运动，所以只是把商品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W—G，表现为一种特殊资本自我回流的运动；从商人来看的G—W、W—G，表现为商人资本的周转。

因此，一定量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在这里和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流通的反复，十分相似。正像同1个塔勒流通10次就是买了10次价值1塔勒的商品一样，商人手中的同一货币资本，例如100，周转10次就是买了10次价值100的商品，或者说，实现了价值10倍的总商品资本：1000。但是有一个区别，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进行流通时，同一货币要经过不同人的手，就是说，反复完成同一职能，因此流通的货币量由流通速度来弥补。但是，在商人那里，同一货币资本（不管它是由哪些货币单位构成），同一货币价值，却是按其价值额反复买卖商品资本，因而作为G＋△G反复流回同一个人手里，也就是作为价值加上剩余价值流回它的起点。这就是它的周转作为资本的周转所具有的特征。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总是比投入流通的货币多。此外，不言而喻，随着商人资本周转的加速（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了货币的主要职能），同一货币量的流通也会加快。

但是，商品经营资本的反复周转，始终只是表示买和卖的反复；而产业资本的反复周转，则表示总再生产过程（其中包括消费过程）的周期性和更新。但这一点对商人资本来说，只表现为外部条件。产业资本必须不断把商品投入市场，并从市场再取走商品，商人资本才能保持迅速周转。如果再生产过程是缓慢的，商人资本的周转也就是缓慢的。当然，商人资本对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但这只是就它缩短生产资本的流通时间来说的。它不会直接影响生产时间，而生产时间也是对产业资本周转时间的一个限制。这对商人资本的周转来说是第一个界限。第二，把再生产消费所造成的限制撇开不说，商人资本的周转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速度和规模的限制，因为商品资本中加入消费基金的整个部分，取决于这种速度和规模。

但是（把商业界内部的周转撇开不说，在那里，一个商人总是把同一商品卖给另一个商人，在投机时期，这种流通会显得非常旺盛），第一，商人资本会缩短生产资本的W—G阶段。第二，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商人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因此，它可以在已购买的物品最终卖掉以前反复进行购买。在这里，无论是我们这个商人直接把商品卖给最后的消费者，还是在这二者之间另有12个商人，都与问题无关。当再生产过程有巨大的弹性，能够不断突破每一次遇到的限制时，商人在生产本身中不会发现任何限制，或者只会发现有很大弹性的限制。因此，除了由于商品性质造成的W—G和G—W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创造出一种虚假的需求。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

如果1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为1镑，商人用100镑就能买到100磅砂糖。如果这是他在一年内买卖的数量，如果年平均利润率为15%，他就会在100镑上加进15镑，即在1磅的生产价格1镑上加进3先令。这样，他会按1镑3先令的价格出售1磅砂糖。现在，如果1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下降到1先令，商人用100镑就能买到2000磅砂糖，并且会按每磅1先令
便士的价格来出售。投在砂糖营业上的100镑资本的年利润仍旧等于15镑。不过在一个场合，他只要卖100磅，在另一个场合，他却要卖2000磅。生产价格的高低，对利润率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每磅砂糖的出售价格中构成商业利润的部分的大小，也就是说，对商人在一定量商品（产品）上的加价的多少，却有很大的、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很小，商人预付在该商品的购买价格上的金额，即为一定量该商品预付的金额也就很小，因此，在利润率已定时，他从这个一定量廉价商品上获得的利润额也就很小。或者，换一种说法也一样：商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用一定量资本，例如100镑，买到大量这种便宜的商品，他从这100镑上获得的总利润15，会分成很小的份额，分配到这个商品量的每个单位上去。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这完全取决于把商人所经营的商品生产出来的那个产业资本的生产率的大小。如果把商人是垄断者并且同时垄断着生产的情况，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情况撇开不说，那么，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下面这种流行的看法更为荒唐的了，按照这种看法，就单个商品来说，是薄利多销，还是厚利少销，完全取决于商人自己。他的出售价格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商品的生产价格，这是不由他做主的；另一方面是平均利润率，这也是不由他做主的。他能够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经营昂贵的商品还是经营便宜的商品；但即使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支配的资本量和其他一些情况也在起作用。因此，商人怎么干，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商人的愿望。

对商人资本来说，平均利润率是一个已定的量。商人资本不直接参与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创造；它按照自己在总资本中所占的部分，从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只是就这一点来说，它才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对商人资本来说，利润率是一个已定的量，一方面由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决定，另一方面由总商业资本的相对量决定，即由总商业资本同预付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总额的数量关系决定。它的周转次数，当然会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影响它和总资本的比率，或影响流通所必要的商人资本的相对量，因为很清楚，必要的商人资本的绝对量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如果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它的相对量，即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就由它的绝对量决定。如果总资本是10000，那么，在商人资本等于总资本的1/10时，就是1000；如果总资本是1000，它的1/10就是100。就这种情况来说，尽管商人资本的相对量仍旧不变，它的绝对量却不同了，按照总资本的量而不同了。在这里，我们假定它的相对量已定，比如说是总资本的1/10。但是，这个相对量本身又由周转决定。在周转快的时候，它的绝对量在第一个场合比如说等于1000，在第二个场合等于100，因此，它的相对量＝1/10。在周转较慢的时候，它的绝对量在第一个场合比如说等于2000，在第二个场合等于200。因此，它的相对量就由总资本的1/10，增加到总资本的1/5。各种会缩短商人资本平均周转的情况，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都会相应地减少商人资本的绝对量，从而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同以前的状况相比，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对商人资本产生双重影响：同量商品可以借助一个数量较小的实际执行职能的商人资本来周转；由于商人资本周转的加速和再生产过程速度的加快（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商人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比率将会缩小。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切生产都会变成商品生产，因而一切产品都会落到流通当事人手中。

但是，假定商人资本同总资本相比的相对量是已定的，不向商业部门中周转的差别，就不会影响归商人资本所有的总利润量，也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商人的利润，不是由他所周转的商品资本的量决定的，而是由他为了对这种周转起中介作用而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决定的。如果一般年利润率为15%，商人预付100镑，那么，在他的资本一年周转一次时，他就会按115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如果他的资本一年周转5次，他就会在一年中5次按103的价格出售他按购买价格100买来的商品资本，因而在全年内就是按515的价格出售500的商品资本。但是和前一场合一样，他的预付资本100所得到的年利润仍旧是15。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商人资本就会随着它的周转次数的增加，比产业资本提供高得多的利润，而这是和一般利润率的规律相矛盾的。

因此，不同商业部门的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会直接影响商品的商业价格。商业加价的多少，一定资本的商业利润中加到单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上的部分的大小，和不同营业部门的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或周转速度成反比。如果一个商人资本一年周转5次，而另一个商人资本一年只能周转一次，那么，前者对同一价值的商品资本的加价，就只有后者对同一价值的商品资本的加价的1/5。

此外，不言而喻，商人资本周转的这个规律在每个商业部门中——撇开互相抵消的、较快的周转和较慢的周转交替出现的情况不说——只适用于投入该部门的全部商人资本的平均周转。和资本B投在同一个部门内的资本A的周转次数，可能多于或少于平均周转次数。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资本的周转次数就会少于或多于平均周转次数。这丝毫也不会改变投在该部门的商人资本总量的周转。但是，这对单个商人或零售商人来说却有决定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赚到超额利润，正像在比平均条件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产业资本家会赚到超额利润一样。如果为竞争所迫，他可以卖得比他的伙伴便宜一些，但不会使他的利润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如果那些使他能加速资本周转的条件本身是可以买卖的，例如店铺的位置，那么，他就要为此付出额外的租金，也就是说，把他的一部分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第19章 货币经营资本

货币在产业资本和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进来的商品经营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因为商品经营资本把产业资本的一部分流通运动当做自己特有的运动承担起来）所完成的各种纯粹技术性的运动，当它们独立起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职能，而这种资本把它们并且只把它们当做自己特有的活动来完成的时候，就把这种资本转化为货币经营资本了。产业资本的一部分，进一步说，还有商品经营资本的一部分，不仅要作为货币资本一般，而且要作为正在执行这些技术职能的货币资本，不断处于货币形式。现在，从总资本中有一定的部分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分离出来并独立起来，这种货币资本的资本职能，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活动。就像在商品经营资本的场合一样，这里也是在流通过程中以货币资本形态存在的一部分产业资本分离出来，替其余的所有资本完成再生产过程中的这些活动。所以，这种货币资本的运动，仍然不过是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一旦借贷的职能和信用贸易同货币经营业的其他职能结合在一起，货币经营业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这种情况即使在货币经营业的最初时期也总会发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论述生息资本时再谈。

如果整个货币流通就它的规模、它的形式和它的运动来说，只是商品流通的结果，而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商品流通本身只表示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这里，就收入花费在零售商业中来说，既包括资本对收入的交换，又包括收入对收入的交换），那么，不言而喻，货币经营业就不只是对商品流通的这个单纯结果和表现方式，即对货币流通起中介作用。这个货币流通本身，作为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对货币经营业来说是既定的。货币经营业作为中介，担任货币流通的各种技术性业务，使之集中、缩短和简化。货币经营业不进行货币贮藏，而是提供技术手段，使自愿进行的这个货币贮藏（因而，既不是闲置资本的表现，也不是再生产过程紊乱的表现）减少到它的经济上的最低限度，因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准备金，在对它的管理是为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场合，不需要像它由每个资本家各自管理的场合那样大。货币经营业不购买贵金属，只是在商品经营业买了贵金属以后对它的分配起中介作用。就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来说，货币经营业会使差额的平衡易于进行，并且会通过各种人为的结算机制减少平衡差额所需要的货币量；但它既不决定各种互相支付的联系，也不决定它们的规模。例如，在银行和票据交换所内互相交换的汇票和支票，就代表完全独立的营业，是已经完成的各种活动的结果，问题只在于使这些结果的平衡在技术上更完善。就货币作为购买手段而流通来说，买和卖的规模与次数就完全不以货币经营业为转移。货币经营业只能缩短买和卖引起的各种技术活动，并由此减少这种周转所必要的货币现金量。

可见，我们在这里考察的纯粹形式的货币经营业，即与信用制度相分离的货币经营业，只与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即货币流通的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货币职能有关。

这是货币经营业在本质上区别于商品经营业的地方。商品经营业对商品的形态变化和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或者，甚至使商品资本的这个过程表现为一个由产业资本分离出来的资本的过程。因此，如果说商品经营资本表示一个独特的流通形式G—W—G，在其中，商品两次换位，货币由此流回（这和W—G—W相反，在其中，货币两次转手，由此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那么，在货币经营资本那里看不出这样的特殊形式。

显然，货币经营者所操作的货币资本的总量，就是商人和产业家的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资本；货币经营者所完成的各种活动，只是他们作为中介所实现的商人和产业家的活动。

同样很清楚，货币经营者的利润不过是从剩余价值中所作的一种扣除，因为他们的活动只与已经实现（即使只是在债权形式上实现）的价值有关。

第20章 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以上我们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内，来考察商人资本的。但是，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古老，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

因为商业资本限制在流通领域，而它的职能是专门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以，它的存在——撇开由直接的物物交换所产生的各种不发达的形式不说——所必要的条件，无非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所必要的条件。或者不如说，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是它的存在条件。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商人资本为之作中介的两极，对商人资本来说，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就像它们对货币和对货币的运动来说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一样。唯一必要的事情是这两极作为商品已经存在，而不管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还是投入市场的只是独立经营的生产者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以后余下的部分。商人资本只是对这两极的运动，即对它来说已经作为前提存在的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

产品进入商业、通过商人之手的规模，取决于生产方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时，即在产品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时，这个规模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另一方面，在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商业都会促进那些为了增加生产者（这里是指产品所有者）的享受或贮藏货币而要进入交换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因此，商业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就是说，一旦资本支配生产本身并赋予生产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独特形式——商人资本只是表现为执行一种特殊职能的资本。在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商人资本表现为资本的真正职能，而生产越是为生产者本人直接生产生活资料，情形就越是如此。

因此，要理解商人资本为什么在资本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式，这丝毫也不困难。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2.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一个个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另一方面，商人资本的一切发展都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但是像我们在下面马上就要进一步叙述的那样，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

资本作为商人资本而实现的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就是说，资本还是在一个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因此，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

独立的商人财产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意味着流通过程离开它的两极而独立，而这两极就是进行交换的生产者自己。这两极对流通过程仍保持独立，而流通过程对这两极也仍保持独立。产品在这里通过商业而变成商品。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

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这个规律，在例如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荷兰人等经营的转运贸易（carrying trade）的历史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贸易上，主要利润的获取不是靠输出本国产品，而是靠在商业和一般经济不发达的各共同体间的产品交换中起中介作用，靠对两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

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不如说，像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最初的独立的、获得巨大发展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商业，是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介人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商业对于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掌握生产的余额，而且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依附于它。不过，这种解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事生产的共同体的性质。

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

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和世界化，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因此，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到处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也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存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相反，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

城市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会从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中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工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与此齐头并进，在这里，却完全取决于另外一些情况。在古罗马，还在共和制的后期，商人资本已发展到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工业的发展却没有什么进步；在科林斯，在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其他希腊城市，商业的发展却伴随有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正好与城市的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的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它们固有的特征。

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交往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图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体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进程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没有直接政治权力的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

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

这里发生了三重过渡：第一，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在各种以商业为基础的行业，特别是奢侈品工业中情形就是这样；这种工业连同原料和工人一起都是由商人从外国输入的，例如在15世纪，从君士坦丁堡向意大利输入。第二，商人把小老板变成自己的中介人，或者也直接向独立生产者购买；他在名义上使这种生产者独立，并且使他的生产方式保持不变。第三，工业家成为商人，并直接为商业进行大规模生产。

起初，商业是行会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封建农业转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前提。它使产品发展成为商品，这有时是因为它为产品创造了市场，有时是因为它提供了新的商品等价物，为生产提供了新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并由此开创了一些一开始就以商业为基础的生产部门，它们既以替市场和世界市场生产为基础，也以世界市场造成的生产条件为基础。一旦工场手工业相当巩固了，尤其是大工业相当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造市场，并用自己的商品来夺取市场。这时，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而对工业生产来说，市场的不断扩大则是它的生活条件。不断扩大的大量生产，会使现有市场商品充斥，因此，它不断扩大这个市场，突破它的界限。限制这种大量生产的，不是商业（就它仅仅反映现有需求而言），而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产业资本家总是面对着世界市场，并且把他自己的成本价格不仅同国内的市场价格相比较，而且同全世界的市场价格相比较，同时必须经常这样做。以前，这种比较几乎完全是商人的事，这样就保证了商业资本对产业资本的统治。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第21章 生息资本

货币——在这里它被看做一个价值额的独立表现，而不管这个价值额实际上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能转化为资本，并通过这种转化，由一个一定的价值变为一个自行增殖、自行增加的价值。它会生产利润，也就是说，使资本家能够从工人那里榨出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把它据为己有。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在这里，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或者换一种说法，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

我们先来考察生息资本的特有的流通。然后第二步再来研究它作为商品出售的独特方式，即它是贷放，而不是永远出让。

起点是A贷给B的货币。A把货币贷给B，可以有担保，也可以没有担保；前一种形式是比较古老的，不过用商品或用像票据、股票等等的债券作担保的贷款除外。这些特殊形式和我们这里无关。在这里，我们只是考察普通形式上的生息资本。

货币在B手中实际转化为资本，完成G—W—G′运动，然后作为G′，作为G＋△G回到A手中，在这里，△G代表利息。为简便起见，我们在这里暂且把资本长期留在B手中并按期支付利息的情况撇开不说。

这样，运动就是：

G—G—W—G′—G′。

在这里，出现两次的是，1.货币作为资本的支出；2.货币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G′或G＋△G的流回。

贷出的资本的回流是双重的；在再生产过程中，它流回到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然后回流再进行一次，转移到贷出者即货币资本家手中，偿还给它的真正的所有者，它的法律上的起点。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借贷资本
在它的所有者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运动。现在来研究利息
。

贷出者把他的货币作为资本放出去；他让渡给另一个人的价值额是资本，因此，这个价值额会流回到他那里。但单是流回到他那里，还不是作为资本
贷出的价值额的回流，而只是一个贷出的价值额的偿还。预付的价值额要作为资本流回，就必须在运动中不仅保存自己，而且增殖自己，增大自己的价值量，也就是必须带着一个剩余价值，作为G＋△G流回。在这里，这个△G是利息，或者说平均利润中不是留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而是落到货币资本家手中的部分。

贷出者和借入者双方都是把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支出的。但它只有在后者手中才执行资本的职能。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对两个人来说取得了双重的存在，这并不会使利润增加一倍。它所以能对双方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只是由于利润的分割。其中归贷出者的部分叫作利息。

第22章 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因为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按照我们以上的前提，这个部分要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货币资本家，所以，利润本身表现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等于零。撇开利息事实上可能大于利润，因而不能用利润支付的个别情况不说，我们也许还可以把全部利润减去其中可以归结为监督工资的部分（这部分我们以后加以说明）的余额，看做是利息的最高界限。利息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它可以下降到任何程度。不过这时候，总会出现起反作用的情况，使它提高到这个相对的最低限度以上。

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也就是说，假定利息和总利润之间的比率或多或少是不变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就能够并且也愿意与利润率的高低成正比地支付较高或较低的利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利润率的高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利息率的差别实际上表示利润率的差别，一个国家利息率的高低就同样会和产业发展的水平成反比。我们以后会知道，情形并不总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利息是由利润调节的，确切些说，是由一般利润率调节的。并且，这种调节利息的方法，甚至也适用于利息的平均水平。

不管怎样，必须把平均利润率看成是利息的有最后决定作用的最高界限。

要找出平均利息率，就必须：1.算出大工业周期中发生变动的利息率的平均数；2.算出那些资本贷出时间较长的投资部门中的利息率。

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在这方面，像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的。

至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那么，它和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在每一时刻都是作为固定的量出现的，因为在货币市场上，全部借贷资本总是作为一个总额和执行职能的资本相对立，从而，借贷资本的供给和借贷资本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当时市场的利息状况。信用制度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信用制度的集中，越是赋予借贷资本以一般的社会的性质，并使它一下子同时投到货币市场上来，情形就越是这样。与此相反，一般利润率只是不断地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使各种特殊利润率平均化的运动而存在。

第23章 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产生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产生出利息率。

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利润分为纯利润和利息这种纯粹量的分割，怎么会转变为质的分割？换句话说，只使用自有资本，不使用借入资本的资本家，怎么也要把他的总利润的一部分，归入利息这个特殊的范畴，并特别把它作为利息来计算？从而进一步说，怎么一切资本，不管是不是借入的，都要作为生息的资本，和作为生出纯利润的资本的自身区别开来？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谈一下利息形成的实际起点；也就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货币资本家和生产资本家实际上互相对立，不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身份，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或者说，在他们手中，同一资本实际上要通过双重的完全不同的运动。一个只是把资本贷出去，另一个则把资本用在生产上。

对那种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生产资本家来说，总利润会分成两部分：利息和超过利息的余额。他必须把前者支付给贷出者，而后者则形成他自己所占的利润部分。如果一般利润率已定，这后一部分就由利息率决定；如果利息率已定，这后一部分就由一般利润率决定。其次，无论总利润即全部利润的实际价值量在每个具体场合可以怎样同平均利润发生偏离，其中属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仍然要由利息决定，因为利息是由一般利息率（撇开特殊的合法协议不说）确定的，并且在生产过程开始以前，也就是在它的结果即总利润取得以前，已经当做预先确定的量了。我们已经知道，资本的真正的特有产物是剩余价值，进一步说，是利润。但对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来说，那就不是利润，而是利润减去利息，是支付利息以后留给自己的那部分利润。因此，这部分利润，对他来说必然表现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产物；这对他来说确实也是这样，因为他所代表的资本只是执行职能的资本。他在资本执行职能的时候，才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在它投在产业或商业中带来利润，并由它的使用者用来从事本营业部门要求的各种活动的时候，才执行职能。因此，同他必须从总利润中付给贷出者的利息相反，剩下归他的那部分利润必然采取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形式，或者用一个把二者包括在内的德语名词来表达，就是采取Unternehmergewinn（企业主收入）的形态。如果总利润等于平均利润，这个企业主收入的大小就只由利息率决定。如果总利润同平均利润相偏离，总利润和平均利润（在二者都扣除利息以后）的差额，就由一切会引起暂时偏离——不管这种偏离是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还是某个资本家在一定生产部门获得的利润同这个特殊部门的平均利润的偏离——的市场行情决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利润率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而且取决于许多其他情况：生产资料的购买价格，效率高于平均水平的生产方法，不变资本的节约，等等。并且撇开生产价格不说，资本家是否高于或低于并且按什么程度高于或低于生产价格购买或出售，因而在流通过程中占有总剩余价值的一个较大的或较小的部分，取决于一些特殊的市场行情，而就每一笔交易来说，取决于资本家的狡猾程度和钻营能力。但是不管怎样，总利润的量的分割在这里都会转化为质的分割，并且，由于这种量的分割本身还取决于供分割的东西是什么
，取决于能动资本家怎样
用资本来经营，取决于这个资本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就是说，资本家作为能动资本家执行职能，使他获得怎样的总利润，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里，职能资本家被假定为资本的非所有者。对他来说，代表资本所有权的是贷出者即货币资本家。因此，他支付给贷出者的利息，表现为总利润中属于资本所有权本身的部分。与此相反，属于能动资本家的那部分利润，现在则表现为企业主收入，这一收入好像完全是从他用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完成的活动或职能产生出来的，特别是从他作为产业或商业企业主所执行的职能产生出来的。因此，利息对他来说只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表现为抽掉了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资本自身的果实，即不进行“劳动”，不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对他来说则只是表现为他用资本所执行的职能的果实，表现为资本的运动和过程的果实，这种过程对他来说现在表现为他自己的活动，而与货币资本家的不活动，不参加生产过程相对立。总利润这两部分之间的这种质的区分，即利息是资本自身的果实，是撇开了生产过程的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则是处在过程中的、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资本的果实，因而是资本使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的果实——这种质的区分绝不仅仅是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的主观见解。这种区分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因为利息归货币资本家所有，归资本的单纯所有者，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之前和生产过程之外单纯代表资本所有权的贷出者所有；企业主收入则归单纯的职能资本家所有，归资本的非所有者所有。

对于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产业资本家和不亲自使用自己的资本的货币资本家来说，总利润在两种不同的人，即在两种对同一资本，从而对由它产生的利润享有不同合法权的人之间的单纯量的分割，都会因此转变为质的分割。利润的一部分现在表现为一个规定上的资本应得的果实，表现为利息；利润的另一部分则表现为一个相反规定上的资本的特有的果实，因而表现为企业主收入。一个单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果实，另一个则表现为用资本单纯执行职能的果实，表现为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果实，或能动资本家所执行的职能的果实。总利润的这两部分硬化并且互相独立化了，好像它们出自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源泉。这种硬化和互相独立化，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资本来说，现在必然会固定下来。而且，不管能动资本家所使用的资本是不是借入的，也不管属于货币资本家的资本是不是由他自己使用，情况都是一样。每个资本的利润，从而以资本互相平均化为基础的平均利润，都分成或被割裂成两个不同质的、互相独立的、互不依赖的部分，即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二者都由特殊的规律来决定。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同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一样，把他的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利息归他所有，因为他是资本的所有者，是把资本贷给自己的贷出者，企业主收入也归他所有，因为他是能动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因此，对于这种质的分割来说，资本家实际上是否和另一个资本家共分，是没有意义的。资本的使用者，即使是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也具有双重身份，即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者；他的资本本身，就其提供的利润范畴来说，也分成资本所有权
，即处在生产过程以外
的、本身提供利息的资本，和处在生产过程以内
的、由于在过程中活动而提供企业主收入的资本。

因此，利息固定下来，以致现在它不是表现为总利润的一种同生产无关的、仅仅在产业家用别人的资本从事经营时才偶然发生的分割。即使产业家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他的利润也会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因此，单纯量的分割变为质的分割；不管产业家是不是自己的资本的所有者，同这种偶然的情况无关，这种分割都会发生。这不仅是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利润的不同部分，而且还是利润的两种不同范畴。它们和资本有不同的关系，也就是说，和资本的不同规定性有关。

为什么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这种分割，一旦转变为质的分割，就会对整个资本和整个资本家阶级保持这个质的分割的性质，现在理由变得很简单了。

第一
，这是由于下面这种简单的经验的事实：大多数产业资本家都按照不同的比例兼用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来从事经营，并且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之间的比例在不同的时期是变动的。

第二
，总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息形式，就会使它的另一部分转化为企业主收入。一旦利息作为独特的范畴存在，企业主收入事实上就只是总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对立形式。

第三
，不管产业资本家是用自有的资本还是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都不会改变这样的情况，即货币资本家阶级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家，货币资本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利息是作为一个与这种特别资本相适应的独立的剩余价值形式，来同产业资本家相对立的。

从质
的方面来看，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是资本自身提供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的所有者一直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因此，是资本在和自己的过程相分离的情况下提供的剩余价值。

从量
的方面来看，形成利息的那部分利润，表现为不是同产业资本本身和商业资本本身有关，而是同货币资本有关，并且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的比率，即利息率，又把这种关系固定下来。因为第一，利息率——尽管它取决于一般利润率——是独立地决定的；第二，利息率像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同不可捉摸的利润率相反，表现为在任何变动中都是固定的、一致的、明确的、总是既定的比率。

利息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的表现：价值一般——一般社会形式上的对象化劳动——在现实生产过程中采取生产资料形态的价值，会作为独立的权力与活的劳动力相对立，并且是占有无酬劳动的手段；它所以是这样一种权力，因为它是作为他人的财产与工人相对立。但是另一方面，在利息的形式上，这种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却消失了；因为生息资本就它本身来说，不是以雇佣劳动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是以执行职能的资本为自己的对立面；借贷资本家就他本身来说，直接与在再生产过程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相对立，而不是与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相对立。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
的资本与作为职能
的资本相对立的。但是，资本在它不执行职能的时候，不剥削工人，也不是同劳动处于对立之中。

另一方面，企业主收入也不与雇佣劳动形成对立，而只与利息形成对立。

第一
，假定平均利润已定，企业主收入率就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利息率决定。企业主收入率的高低与利息率成反比。

第二
，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不是从他对资本的所有权中，而是从资本的职能中，即同资本只是作为惰性的所有权而存在的规定性相对立的职能中，得出他对企业主收入的要求权，从而得出企业主收入本身。一旦他用借入的资本来经营，因而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归两种不同的人所得，这种情形就会表现为直接存在的对立。企业主收入来自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也就是说，是来自于职能资本家执行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这些职能时所从事的那种活动或行动。但是，充当职能资本的代表，并不像充当生息资本的代表那样，是领干薪的闲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资本家指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对生产劳动的剥削也要花费气力，不管是他自己花费气力，还是让别人替他花费气力。因此，在他看来，与利息相反，他的企业主收入是同资本的所有权无关的东西，宁可说是他作为非所有者，作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

因此，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的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不是他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工资
，是监督工资，wages of superintendence of labour，是高于普通雇佣工人工资的工资，1.因为这是较复杂的劳动；2.因为是资本家给自己支付工资。利息归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执行资本家的任何职能，而只是资本的所有者；相反，企业主收入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由于这种对立，人们完全忘记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由于利润即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两个部分的对立形式，人们忘记了，二者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并且它的分割丝毫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它的起源和它的存在条件。

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代表他人所有的资本，同雇佣人相对立，而货币资本家则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来代表，参与对劳动的剥削。由于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职能同在再生产过程外的资本的单纯所有权的对立，人们忘记了：能动资本家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代表同工人相对立，才能执行职能，才能使工人为他的利益而劳动，或者说，使生产资料执行资本的职能。

现在，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企业主收入。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特有的社会规定性的因素——具有支配他人劳动这一属性的资本所有权——已经固定下来，利息又因此表现为资本在这种关系中生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企业主收入——就必然表现为：它不是由作为资本的资本生出的，而是由同资本特有的社会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已经以资本利息这个名称取得特殊存在方式）相分离的生产过程生出的。但是，生产过程同资本分离开来，就是劳动过程一般。因此，同资本所有者相区别的产业资本家，不是表现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而是表现为甚至与资本无关的执行职能的人员，表现为一般劳动过程的简单承担者，表现为劳动者，而且是表现为雇佣劳动者。

利息本身正好表明，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同劳动处于社会对立中，并且转化为同劳动相对立且支配着劳动的个人权力。利息把单纯的资本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手段。但是，它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某种在生产过程之外属于资本的东西，而不是表现为这个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规定性的结果。它不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同劳动直接对立，而是相反地同劳动无关，只是表现为一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的关系，也就是说，表现为一种存在于资本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因此，在利息上，在利润的这个特殊形态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固然得到了独立的表现，但是表现成这样：这种对立在其中已经完全消失，完全抽掉。利息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这个利息形式又使利润的另一部分取得企业主收入，甚至监督工资这种质的形式。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执行的特殊职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区别和相对立中具有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他除了具有作为资本家的属性以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现实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剥削的劳动，像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利息成了资本的社会形式，不过被表现在一种中立的、没有差别的形式上；企业主收入成了资本的经济职能，不过这个职能的一定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被抽掉了。

在资本家的意识中，这里所说的情况同本册第二篇论述利润平均化为平均利润时提出的各种补偿理由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些在剩余价值分配上作为决定的要素起作用的补偿理由，在资本家的观念中，已被歪曲成为利润本身产生的理由和为利润本身辩护的（主观的）理由。

企业主收入是劳动的监督工资这种看法，是从企业主收入同利息的对立中产生的，并由于下面这个事实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利润的一部分事实上能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并且确实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或者不如反过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一部分工资表现为利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如亚当·斯密已经正确地发现的那样，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这个利润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同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总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后作为所谓企业主收入留下的那部分利润相独立并且完全分离出来。

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

另一方面，完全撇开商业部门不说，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里，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一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

在那些亲眼目睹奴隶制度的古代著作家的著作中，像在那些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绝对生产方式的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一样，监督劳动的这两个方面在理论上是和在实践上一样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我马上就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现代奴隶制度的辩护士也懂得怎样把监督劳动用作替奴隶制度辩护的理由，就像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懂得怎样把这种监督劳动用作替雇佣劳动制度辩护的理由一样。

关于卡托时代的斐力卡斯：

“庄园管事（villicus von villa）居于庄园奴隶（familia rustica）之首，他掌管收支、买卖，执行主人的命令，当主人不在的时候，还发布命令，执行惩罚……管事自然比别的奴隶较为自由；马贡农书建议允许管事结婚，生育子女，有自己的钱财；卡托也建议让男管事和女管事结婚。也只有这种管事可以指望在品行端正的情况下，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除此以外，他们的地位与奴隶一样……每一个奴隶，包括管事本身在内，每隔一段时间，按照规定的标准，从主人那里取得自己赖以维持生活的必需品……所得的数量以劳动为准，例如，管事的劳动比奴隶的劳动轻，所得的数量也比奴隶少。”（蒙森《罗马史》1856年第2版第1卷第809、810页）

亚里士多德：

“因为主人（资本家）不是通过获得奴隶（通过使他有权购买劳动的资本所有权），而是通过使用奴隶（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者，在今天是使用雇佣工人），来证明他自己是主人。这种学问并没有什么博大高深的地方；那不过是，凡是奴隶必须会做的事情，主人应当会命令。在主人不必自己操心的地方，这种荣誉就由管家来承受，而主人自己则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编，第1册第7章）

亚里士多德直率地说，在经济领域内和在政治领域内，统治权把各种统治的职能加在掌权者身上，这就是说，在经济领域内，他们必须会消费劳动力。他还说，这种监督劳动没有什么博大高深的地方，因此，主人一旦有了足够的财富，他就会把干这种操心事的“荣誉”让给一个管家。

指挥和监督的劳动，当它不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特殊职能，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时——不管这种劳动力是像奴隶制度下那样同劳动者本身一道被人买去，还是由工人自己出卖劳动力，因而生产过程同时表现为资本消费工人劳动的过程——这种由奴役直接生产者而产生的职能，常常被人们用作替这种关系本身进行辩护的理由，而对他人的无酬劳动的剥削即占有，也同样常常被人们说成是资本所有者应得的工资。但最妙不可言的，是美国奴隶制度的一个维护者奥康瑙尔律师，他在1859年12月19日在纽约的一次集会上，打着“为南方说几句公道话”的旗号发表高论。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说道：

“是呀，各位先生，自然本身已经决定黑人要处于这种奴隶状态。他身体强壮，干活有劲，但是，给他以这种强壮身体的自然，却既没有给他以统治的智慧，也没有给他以劳动的意志。（鼓掌）这两样东西他都没有！而没有给他以劳动意志的同一个自然，却给了他一个主人，把这个意志强加于他，使他在适合于他生存的那种气候条件下，成为一个既对他自己又对统治他的主人有用的仆人。我认为，使黑人处于自然安排他所处的那种状态，给他一个主人来统治他，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如果人们强迫黑人再去劳动，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这并没有剥夺他的任何权利。”

现在，雇佣工人也和奴隶一样，必须有一个主人叫他去劳动，并且统治他。既然这种统治和奴役的关系成为前提，那么，雇佣工人被迫生产他自己的工资，并且在这个工资之外再生产监督工资，作为对统治和监督他而花费的劳动的补偿，“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监督和指挥的劳动，就它由对立的性质，由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产生而言，因而就它为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共有而言，这种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直接地和不可分离地同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交给单个人作为特殊劳动去完成的生产职能，结合在一起的。一个Epittopos（古希腊的“管家”）或封建法国所称的réisseur（管家）的工资，只要企业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足以为这样一个经理（manager）支付报酬，就会完全同利润分离而采取熟练劳动的工资的形式，虽然我们的产业资本家远没有因此去“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

尤尔先生早已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关于企业的商业部分，我们已经在上一篇中说了我们必须说的一切。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进行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执行职能的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自己发展到最成熟时，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只要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劳动不只限于剥削他人劳动这个职能；从而，只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像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作为资本家的职能是必要的，这无非意味着，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竟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相对于货币资本家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他人劳动的量，而且就他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的精力来说，上述的工资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为进行这种剥削所付出的并且在适当的报酬下可以让一个经理去承担的那种努力的程度。每一次危机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英国工厂区看到许多以前的工厂主，他们现在作为经理，为了低微的工资，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

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管理工资同企业主收入的分离，在其他的场合是偶然发生的，而在这里则是经常的现象。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随着信用而发展起来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占有权相分离，这完全像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同土地所有权相分离一样，而在封建时代，这些职能却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但是一方面，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同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即货币资本家相对立，并且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并且由银行贷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贷出；另一方面，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既不能以借贷也不能以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

根据英国各合作工厂公布的账目，我们可以看到，在扣除经理的工资——这种工资同其他工人的工资完全一样，形成所投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后，利润大于平均利润，虽然这些工厂有时比私营工厂主支付更高得多的利息。在所有这些场合，利润高的原因是由于不变资本的使用更为节约。但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里，平均利润（利息＋企业主收入）实际地并且明显地表现为一个同管理工资完全无关的量。因为在这里利润大于平均利润，所以企业主收入也大于通常的企业主收入。

企业主收入和监督工资或管理工资的混淆，最初是由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造成的。由于一种辩护的意图，即不把利润解释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把它解释为资本家自己劳动所取得的工资，这种混淆就进一步发展了。针对这种情况，于是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要求：要把利润实际地缩减为它在理论上伪称的那种东西，即单纯的监督工资。不过，一方面，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这种监督工资会像所有其他工资一样，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随着导致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下降的普遍发展，这种工资也像所有熟练劳动的工资一样，越来越降低，这样一来，上述这个要求对于理论上的粉饰来说就越发变得讨厌。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没有支付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因此，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实际上是在剥削劳动，并且在他是用借入资本从事经营的时候，他的剥削的结果就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即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

第24章 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在商人资本G—W—G′上，至少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形式，虽然这种运动只处在流通领域内，因而利润只表现为让渡利润；但不管怎样，利润仍然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
的产物，而不是表现为单纯的物的产物。商人资本的形式，仍然表现一个过程，表现两个相反阶段的统一，表现一种分为两个相反行为即商品的买和卖的运动。在G—G′这个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这种运动就消失不见了。

G—G′。在这里，我们看到资本的最初起点，G—W—G′公式中的货币，已归结为两极G—G′，其中G′＝G＋△G，即创造更多货币的货币。这是被缩简成了没有意义的简化式的资本最初的一般公式。这是已经完成的资本，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因而是在一定期间内提供一定剩余价值的资本。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这种性质是直接地表现出来的，没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中介。资本表现为利息的即资本自身增殖的神秘的和富有自我创造力的源泉。现在，物（货币、商品、价值）作为单纯的物已经是资本，资本表现为单纯的物；总再生产过程的结果表现为物自身具有的属性；究竟是把货币作为货币支出，还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贷出，取决于货币占有者，即处在随时可以进行交换的形式上的商品的占有者。因此，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这里显示的，不是货币到资本的实际转化，而只是这种转化的没有内容的形式。像在劳动力的场合一样，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是创造价值，创造一个比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货币本身在可能性上已经是会自行增殖的价值，并且作为这样的价值被贷放，而贷放就是这种独特商品的出售形式。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货币贷放人也是把他的货币作为这种可以生息的东西来出售的。

第25章 信用和虚拟资本

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等），在我们的计划之外。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这种信用的发展和公共信用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也在考察范围之外。

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种支付凭证概括为票据这个总的范畴。这种票据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就这种票据由于债权和债务的平衡而最后互相抵消来说，它们是绝对地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无须最后转化为货币了。就像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互相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票据，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

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自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我们在前一篇（第19章）已经看到，实业家的准备金的保管，货币出纳、国际支付和金银贸易的技术性业务，怎样集中在货币经营者的手中。由于这种货币经营业，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的管理，就作为货币经营者的特殊职能发展起来。货币的借入和贷出成了他们的特殊业务。他们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人的身份出现。一般地说，这方面的银行业务是：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

银行拥有的借贷资本，是通过多种途径流到银行那里的。首先，因为银行是产业资本家的出纳业者，每个生产者和商人作为准备金保存的或在支付中得到的货币资本，都会集中到银行手中。这样，这种基金就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商业界的准备金，由于作为共同的准备金集中起来，就可以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而本来要作为准备金闲置起来的一部分货币资本也就会贷放出去，作为生息资本执行职能。第二，银行的借贷资本还包括可由银行贷放的货币资本家的存款。此外，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结合成为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这种收集小金额的活动是银行制度的特殊作用，应当把这种作用同银行在真正货币资本家和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作用区别开来。最后，各种只是逐渐花费的收入也会存入银行。

贷放（这里我们只考察真正的商业信用）是通过票据的贴现——使票据在到期以前转化成货币——来进行的，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贷款，即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债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凭证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是通过存款透支等等来进行的。

银行家提供的信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向其他银行签发汇票、支票，开立同样的信用账户，最后，对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来说，是发行本行的银行券。银行券无非是向银行家签发的、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最后这一种信用形式在外行人看来特别令人注目和重要，首先因为这种信用货币会由单纯的商业流通进入一般的流通，并在那里作为货币执行职能；还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发行银行券的主要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物，事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它们的银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因为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的是，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但银行家也经营一切其他形式的信用，甚至贷放存在他那里的货币现金。实际上，银行券只形成批发商业的铸币，而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

第26章 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在英国，正在发生追加财富的不断积累，其趋势是最终采取货币形式。但是，在获得货币的愿望之后，下一个迫切的愿望是，按照某种会带来利息或利润的投资方法，再把货币投放出去；因为，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因此，如果在过剩资本不断涌来的同时，投资范围得不到逐渐的充分的扩大，那么，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就必然会周期地，在不同情况下多少不等地积累起来。多年来，国债一直是英国过剩财富的一个大吸收器。自从国债在1816年达到最高限度，不再起吸收器的作用以来，每年至少有2700万在寻找别的投资场所。此外，还有各种的资本偿还……在经营上需要巨额资本并不时地吸引多余的闲置资本的各种企业……至少在我国是绝对必要的，以便为在普通投资部门找不到地盘的社会过剩财富的周期积累打开出路。”（《通货论》1845年伦敦版第32～34页）

关于1845年，该书说：

“在很短的时期内，物价已经由萧条时期的最低点急剧回升……利息率3%的国债券几乎照票面价值买卖了……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黄金总额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储备额。各种股票的价格都高到几乎前所未闻的程度，而利息率却降到几乎只剩一个名义了……这一切都证明：在英国，又一次出现了闲置财富的沉重积累；不要多久，我们将又一次面临投机的狂热时期。”（同上，第36页）

第27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到现在为止，我们关于信用制度所作的一般评述，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Ⅰ.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

Ⅱ.流通费用的减少。

1.一项主要的流通费用，就是货币本身，因为货币自身具有价值。通过信用，货币以三种方式得到节约。

A.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

B.流通手段的流通加速了。这一点，和第2点中要说的有部分共同之处。一方面，这种加速是技术性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的、对消费起中介作用的商品流转额保持不变时，较小量的货币或货币符号，可以完成同样的服务。这是同银行业务的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信用又会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从而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

C.金币为纸币所代替。

2.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另一方面，信用又使买和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机的基础。）准备金缩小了，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流通手段减少了；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缩减了。

Ⅲ.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以前曾经是政府企业的那些企业，变成了社会的企业。

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3.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润（因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不再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即从借入者获得的利润中理所当然地引出来的利息）表现为对他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异化，生产资料已经作为他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在我们作进一步阐述以前，还要指出一个经济上重要的事实：因为利润在这里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所以那些仅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

[自从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产业经营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大工业的一切领域内，生产现在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与此相反，这些增产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却不断地变慢。大工业在几个月中生产的东西，市场在几年内未必吸收得了。此外，那种使每个工业国家同其他工业国家，特别是同英国隔绝的保护关税政策，又人为地提高了本国的生产能力。结果是全面的经常的生产过剩，价格下跌，利润下降甚至完全消失；总之，历来受人称赞的竞争自由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在：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但是生产社会化的这个形式还嫌不足。各个公司的利益的对立，过于频繁地破坏了这个形式，并恢复了竞争。因此，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在美国，这个办法已经多次实行；在欧洲，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个实例是联合制碱托拉斯。这个托拉斯把英国的全部碱的生产集中到唯一的一家公司手里。单个工厂——超过30家——原来的所有者，以股票的形式取得他们的全部投资的估定价值，共约500万镑，代表该托拉斯的固定资本。技术方面的管理，仍然留在原来的人手中，但是营业方面的领导则已集中在总管理处手中。约100万镑的流动资本是向公众筹集的。所以，总资本共有600万镑。因此，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弗·恩格斯]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

Ⅳ.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随着它的扩大和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私人产业——撇开不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做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以上所述特别适用于经手绝大部分社会产品的批发商业。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变成荒唐的了，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如不久前整个法国为巴拿马运河的骗子总共节约了15亿法郎。巴拿马运河的全部骗局在它发生整整20年之前，就已经在这里多么准确地描绘出来了。——弗·恩格斯]他的奢侈——奢侈本身现在也成为获得信用的手段——正好给了另一种关于禁欲的说法一记耳光。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还有某种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以上，我们主要联系产业资本考察了信用制度的发展以及在这一制度中包含的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以下几章，我们将要联系生息资本本身来考察信用，考察信用对这种资本的影响和信用在这里所采取的形式；同时，我们还要作几点专门的经济学的评述。

在此之前，先谈谈下面这点。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和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第28章 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把流通作为收入的流通和作为资本的流通之间的区别变成通货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是完全错误的。

总的结果是，在繁荣时期，用在收入的花费上的流通手段的量，将会显著增加。

至于资本转移所需要的通货，即资本家自身之间必需的通货，那么，这个营业兴旺时期同时也就是信用最具弹性和最易获得的时期。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流通的速度，直接由信用调节，因而，支付结算，甚至现金购买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会相应地减少。绝对地说，它可以增加；但相对地说，和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比来说，它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减少。一方面，较大额的支付，无须货币介入就可以了结；另一方面，在再生产过程非常活跃的时候，同量货币无论作为购买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段都会以较快的速度运动。同量货币会对更多单个资本的回流起中介作用。

总的说来，在这样的时期，货币流通显得很充足，尽管第二部分（资本的转移）至少会相对缩小，而第一部分（收入的花费）会绝对扩大。

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下）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第29章 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银行资本由两部分组成：1.现金，即金或银行券；2.有价证券。我们可以再把有价证券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商业证券即汇票，它们是流动的，按时到期的，它们的贴现已经成为银行家的基本业务；另一部分是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和各种股票，总之，各种有息的而同汇票有本质差别的证券。这里还可以包括地产抵押单。由这些物质组成部分构成的资本，又分为银行家自己的投资和别人的存款，后者形成银行营业资本或借入资本。对那些发行银行券的银行来说，这里还包括银行券。我们首先把存款和银行券撇开不说。很明显，银行家资本的这些现实组成部分——货币、汇票、有息证券——决不因为这些不同要素是代表银行家自有的资本，还是代表存款即别人所有的资本，而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论银行家只用自有的资本来经营业务，还是只用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来经营业务，银行家资本的上述区分仍然不变。

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个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一个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

事情是简单的，假定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镑的金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会生出25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25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做500镑资本的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除非这25镑的源泉——不论它是单纯的所有权证书，即债权，还是像地产一样是现实的生产要素——可以直接转移，或采取一种可以转移的形式。我们以国债和工资为例。

国家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向债务人宣布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耗费了。它已不再存在。对于国家的债权人来说，1.他持有一张比如说100镑的国债券；2.他靠这张国债券有权从国家的年收入即年税收中索取一定的金额，比如说5镑，或5%；3.他可以随意把这张100镑的债券卖给别人。如果利息率是5%，国家提供的保证又很可靠，那么占有者A通常就能按100镑把这张债券卖给B，因为对B来说，无论是把100镑按年息5%借给别人，还是通过支付100镑而从国家的年赋税中保证每年得到5镑，是完全一样的。但在这一切场合，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这不仅是说贷给国家的金额已经不再存在。这个金额从来不是要作为资本支出的，不是要作为资本投下的，而只有作为资本投下，它才能转化为一个自行保存的价值。对于原债权人A来说，他在年税收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着他的资本的利息，就像对高利贷者来说，他在浪费者的财产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着他的资本的利息一样，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贷出的货币额都不是作为资本支出的。国债券出售的可能性，对A来说，代表着本金流回的可能性。对B来说，从他私人的观点看，他的资本是作为生息资本投下的。但就事情本身来看，B只是代替了A，买进了A对国家的债权。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一旦债券不能卖出，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种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

为了同国债资本对比——在国债的场合，负数表现为资本；因为生息资本一般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所以，在银行家的观念中，比如债券可以表现为商品——我们现在来考察劳动力。在这里，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例如，如果一年的工资等于50镑，利息率等于5%，一年的劳动力就被认为是一个等于1000镑的资本。资本家们思考方式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在17世纪下半叶（例如在配第那里），这已经是一种很流行的观念，但是一直到今天，一部分是庸俗经济学家，另一部分主要是德国的统计学家，还非常热衷于这个观念。在这里，不幸有两件事情和这种轻率的观念令人不快地交错着：第一，工人必须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利息；第二，他不能通过转让的办法把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货币。其实，他的劳动力的年价值只等于他的年平均工资，而他必须由他的劳动补偿给劳动力的买者的，却是这个价值本身加上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这个价值的增殖额。在奴隶制度下，劳动者有一个资本价值，即他的购买价格。如果他被出租，承租人就首先要支付这个购买价格的利息，此外要补偿这个资本的年损耗。

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例如，在年收入等于100镑，利息率等于5%时，100镑就是2000镑的年利息，这2000镑现在就被看成是每年取得100镑的法定所有权证书的资本价值。对这个所有权证书的买者来说，这100镑年收入实际代表他所投资本的5%的利息。因此，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像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信用制度怎样产生出联合的资本。这种证券被当做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权证书。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所预付的、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这里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不过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A可以把这个证书卖给B，B可以把它卖给C。这样的交易并不会改变事物的性质。这时，A或B把他的证书转化为资本，而C把他的资本转化为一张对股份资本预期可得的剩余价值的单纯所有权证书。

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债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样一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能够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本。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它们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殖）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一方面，它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假定一张股票的名义价值即股票原来代表的投资额是100镑，又假定企业提供的不是5%而是10%，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利息率是5%时，这张股票的市场价值就会提高到200镑，因为这张股票按5%的利息率资本化，现在已经代表200镑的虚拟资本。用200镑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到5%的收入。如果企业的收益减少，情况则相反。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但是，假定现实资本的增殖不变，或者假定像国债那样，资本已不存在，年收益已经由法律规定，并且又有充分保证，那么，这种证券的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如果利息率由5%涨到10%，保证可得5镑收益的有价证券，就只代表50镑的资本。如果

利息率降到
，这同一张有价证券就代表200镑的资本。它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想的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因此，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不管这种证券保证它的持有者取得的收益，可能像国债券那样是不变的，也不管这种证券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增殖，可能像在产业企业中那样会因再生产过程的扰乱而受到影响，在这两种场合，这种价格跌落的现象都是会发生的。只是在后一种场合，除了上述贬值以外，还会加上进一步贬值。一旦风暴过去，只要这种证券代表的不是一个破产的或欺诈性质的企业，它们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它们在危机中的贬值，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发生作用。

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

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

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

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都有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moneyed capital）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

银行家资本的一部分，就是投在这种所谓有息证券上。这本身是准备资本即不在实际银行业务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这些证券的最大部分是汇票，即产业资本家或商人的支付凭据。对货币贷放者来说，这种汇票是有息证券；就是说，在他购买汇票时，会扣除汇票到期以前的利息。这就是所谓的贴现。因此，从汇票所代表的金额中扣除多少，这要看当时的利息率而定。

银行家资本的最后一部分，是他的由金或银行券构成的货币准备。存款，如果没有立据规定较长的期限，随时可由存款人支取。

这种存款处在不断的流动中。在有人支取时，又有人会存入，所以，在营业正常进行时，存款的一般平均总额很少变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的准备金，总是表示贮藏货币的平均量，而这种贮藏货币的一部分本身又是自身没有任何价值的证券，只是对金的支取凭证。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债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要求权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不论有利息，或者没有利息。

存款总是存入货币——金或银行券，或者存入对它们的支取凭证。除了根据实际流通的需要时而收缩而扩大的准备金外，事实上，这种存款一方面总是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手里，他们的汇票靠这种存款来贴现，他们也是靠这种存款来取得贷款；另一方面，这种存款是在有价证券的交易人（交易所经纪人）手里，或者在已经出售有价证券的私人手里，或者在政府手里（例如在发行国库券和举借新债的场合）。存款本身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它们会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因而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只是作为存款人提供的贷款记在银行的账簿上。另一方面，在存款人相互间提供的贷款由他们的存款支票互相平衡和互相抵消时，它们只是作为账面项目起作用；在这里，无论存款存在同一银行家那里，由他在各账户之间进行结算，或者存款存入不同的银行，由各该银行互相交换支票，而只是支付差额，情况都完全是一样的。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全部存款，除了准备金外，只不过是银行家账上的结存款项，但它们从来不是作为现金保存在那里。如果存款用在转账业务上，它们就会在银行家把它们贷出以后，对银行家执行资本的职能。银行家彼此之间通过结算的办法，来互相偿付他们对这种已经不存在的存款的支取凭证。

既然同一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多次购买，它也可以完成多次借贷，因为购买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借贷不过是货币不以购买为中介而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对任何一个卖者来说，货币都代表他的商品的转化形式；而在每一个价值都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今天，说货币在各次借贷中先后代表各个资本，其实只不过是以前那种认为货币能先后实现各个商品价值的说法的另一种表现。同时，货币还充当流通手段，使那些物质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在借贷中，它并不是作为流通手段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只要货币在贷出者手里，那么货币在他手里就不是流通手段，而是他的资本的价值存在。在借贷中，贷出者就是在这个形式上把货币转给另一个人。如果A把货币借给B，B又把货币借给C，而没有以购买作为中介，那么同一个货币就不是代表三个资本，而只是代表一个资本，一个资本价值。它实际代表多少个资本，就取决于它有多少次作为不同商品资本的价值形式执行职能。

正如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于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人们以为终究可以从里面抓到一点实在东西的“准备金”也是如此。

第30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Ⅰ

我们现在在考察信用制度时要遇到的仅有的几个困难问题是：

第一
，真正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在什么程度上是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标志，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标志，又在什么程度上不是这种标志呢？所谓资本过剩（plethora），一个始终只用于生息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用语，仅仅是表现产业生产过剩的一个特殊方式呢，还是除此以外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呢？这种过剩即货币资本的供给过剩，是否与停滞的货币总量（金银条块、金币和银行券）的存在相一致，从而现实货币的这种过剩，是否就是借贷资本的上述过剩的反映和表现形式呢？

第二
，货币紧迫，即借贷资本不足，又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出现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不足呢？另一方面，它又在什么程度上与货币本身的不足，即流通手段的不足相一致呢？

在以上考察货币资本和货币财产的积累的特有形式时，我们已经把这种积累的形式归结为对劳动的所有权要求的积累。前面已经说过，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这些为原来借入的并且早已用掉的资本而发行的债券，这些代表已经消灭的资本的纸制复本，在它们是可卖商品，因而可以再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对它们的占有者来说，就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公用事业、铁路、矿山等等的所有权证书，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事实上是现实资本的证书。但有了这种证书，并不能去支配这个资本。这个资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这种证书，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这种证书也就成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正如提货单在货物之外，和货物同时具有价值一样。它们成为并不存在的资本的名义代表。这是因为现实资本存在于这种复本之外，并且不会由于这种复本的转手而改变所有者。这种复本所以会成为生息资本的形式，不仅因为它们保证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为可以通过它们的出售而能得到它们的资本价值的偿付。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就像动产征税单的扩大表示这种动产的增加一样。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它们的价值额，也就是，它们在证券交易所内的行情，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就这种下降与货币资本特有的运动无关，只不过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结果来说——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势，所以，单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想像的财富，就其原来具有一定名义价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表现来说，也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这种想像的货币财产，不仅构成私人货币财产的很大的部分，并且正如我们讲过的，也构成银行家资本的很大的部分。

为了尽快地弄清问题，我们不妨把货币资本的积累，理解为银行家（职业的货币贷放者）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即私人货币资本家一方和国家、团体以及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另一方之间的中介人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做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但是无论如何都证明，他们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

让我们在较狭小的范围内来谈谈这个问题，国债券也像股票及其他一切有价证券一样，是借贷资本即用于生息的资本的投资领域。它们是资本贷出的形式。但它们本身不是投在它们上面的借贷资本。另一方面，就信用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直接作用来说，必须指出下面一点，产业资本家或商人拿汇票来贴现或申请一笔贷款时所需要的，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国债券。他需要的是货币。所以，如果他不能用别的方法取得货币，他就把那些有价证券抵押或卖出去。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就是这种
借贷资本的积累，而且，特别是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房屋、机器或其他固定资本的借贷。我们也不涉及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在商品上和在再生产过程范围内进行的借贷，虽然我们对于这点也要预先进行比较仔细的研究。我们这里只研究银行家作为中介人对产业资本家和商人发放的贷款。

因此，我们首先分析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每一个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接受信用。我们首先撇开银行家的信用不说，它是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要素。如果这些汇票通过背书而在商人自己中间再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间没有贴现，那就不过是债权由A到B的转移，而这绝对不会影响整个的联系。这里发生的只是人的变换。即使在这种场合，没有货币的介入，也照样可以进行结算。例如，纺纱业者A要向棉花经纪人B兑付一张汇票，棉花经纪人B要向进口商人C兑付一张汇票。现在如果C又出口棉纱（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他就可以凭这张汇票购买A的棉纱，纺纱业者A又可以用这张由C支付而得到的、要经纪人B自己兑付的汇票，来偿付经纪人B。在这里，至多只有差额要用货币来支付。这全部交易只是棉花和棉纱相交换的中介。出口商人只代表纺纱业者，棉花经纪人只代表棉花种植业者。

在这种纯粹商业信用的循环中，需要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
，这些互相的债权的抵消，取决于资本的回流；也就是说，取决于只是延期的W—G。

第二
，这种信用制度并不排除现金支付的必要。

如果我们把这种信用同银行家的信用分开来进行考察，那就很清楚，这种信用随着产业资本本身的规模一同增大。在这里，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一个东西；贷出的资本就是商品资本，不是用于最后的个人的消费，就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所以，这里作为贷出的资本出现的，总是那种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上的资本，它通过买卖，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不过它的代价要到后来才按约定的期限由买者支付。

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

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信用将会收缩，1.因为这种资本闲置不用，也就是停滞在它的再生产的一个阶段上，因为它不能完成它的形态变化；2.因为再生产过程顺畅进行的信念已经遭到破坏；3.因为对这种商业信用的需求已经减少。纺纱业者缩减了生产，并且还有大量卖不出去的棉纱堆在库房里，他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棉花；商人也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商品，因为他手中的商品已经过多了。

因此，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要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因此，如果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无论就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萎缩的消费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此外，我们撇开价格的变动不说。这种价格变动使总资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状况下实行补偿，并且，由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由信用发展起来的这种联系），这种价格变动必然总是引起暂时的普遍停滞。同样，我们撇开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不说。这样，危机好像只能由各个不同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然而实际情况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用。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货币资本的积累。

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大，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危机过后的那个阶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借贷资本大量闲置不用。在这种时刻，生产过程紧缩（1847年危机后，英国各工业区的生产减少三分之一），商品价格降到最低点，企业信心不足，这时，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这种低微的利息率无非是表明，借贷资本的增力口，正是由于产业资本的收缩和委靡不振造成的。当商品价格下跌，交易减少，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收缩时，所需的流通手段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在对外债务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产而偿清之后，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货币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了；最后，汇票贴现业务的规模，随着汇票本身的数目和金额的缩小而缩小——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不论是用于流通手段，还是用于支付手段（这里还谈不上新的投资），都会减少，这样，借贷货币资本相对说来就充裕了。不过，正如以后将会看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也会实际增加。

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实上这是唯一
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低利息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可以说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回流容易并且具有规则性，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靠货币信用进行操作的冒险家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张。现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一旦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并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时，利息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因此，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说来是方向相反的。有一个阶段，低的但是高于最低限度的利息率，与危机以后的“好转”和信任的增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另一个阶段，利息率达到了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离它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位点——只是在这两个阶段，充裕的借贷资本才和产业资本的显著扩大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过多地结合在一起。伴随“好转”而来的低利息率，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业信用还是立足于自身。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商品资本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的那种属性，在危机中和一般地说在营业停滞时期，将会大大丧失。虚拟资本，生息的证券，就它们本身作为货币资本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流通而言，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其次，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这种信用的缺乏迫使证券所有者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种证券，以便获得货币。最后，就股票来说，它的价格下降，部分地是由于股票有权要求的收入减少了，部分地是由于它们代表的往往是那种带有欺诈性质的企业。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的行情的下降，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

第31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Ⅱ （续）

关于以借贷货币资本形式进行的资本积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现实的积累，即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一致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探讨完。

货币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是一件比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更简单得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把以下两点区别开来：

1.货币单纯地转化为借贷资本；

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只有后一点，才能包含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相联系的、真正的借贷资本的积累。

1.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

我们已经看到，只是由于和生产积累成反比而同生产积累有联系的那种借贷资本的堆积或过多，是能够发生的。这种情况发生在产业周期的两个阶段上：第一是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两种形式上的产业资本已经收缩，也就是危机以后周期开始的时期；第二是在已经开始好转但商业信用还不大需要银行信用的时期。在前一种场合，以前用在生产和商业上的货币资本，表现为闲置的借贷资本；在后一种场合，货币资本以不断增长的规模被使用，但利息率很低，因为现在正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迫使货币资本家接受条件的时候。借贷资本的过剩，在第一种场合，表示产业资本的停滞，在第二种场合，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相对独立，这种情况，是以货币回流顺畅，信用期限短，经营主要靠自有资本进行为基础的。依赖他人信用资本的投机家，这时还没有出场；用自有资本进行经营的人，距离近乎纯粹的信用经营还很远。在第一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正好是现实积累的相反表现。在第二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同再生产过程的新扩大结合在一起，伴随着后者，但不是后者的原因。借贷资本的过剩已经减少，仅仅同需求相比还相对地过剩。在这两种场合，现实积累过程的扩大都会得到促进，因为在第一种场合同低廉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以及在第二种场合同缓慢上升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都会增加利润中转化为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在繁荣时期的顶点，当利息提高到平均水平的时候，情况更是这样，因为这时利息虽然增加了，但是还比不上利润的增加。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没有任何现实积累的时候，借贷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各种纯技术性的手段，如银行业务的扩大和集中，流通准备金或私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节约（因此，这些准备金在短期内就转化为借贷资本）而实现。

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说到不是作为收入来花费，而是要用于积累，但产业资本家最初还不能在他们自己的营业中利用的那部分利润。这个利润直接存在于商品资本中，构成商品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并且和商品资本一起实现为货币。现在，如果这个利润不再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要素（我们先把商人撇开，我们将专门来谈他们），那么，它就必须在货币形式上停留一段时间，甚至在利润率下降的时候，这部分利润的总量也会随着资本本身总量的增加而增加。要作为收入来花费的部分，是会逐渐消费掉的，但在消费以前的那段时间内，它会作为存款，构成银行家的借贷资本。因此，甚至作为收入来花费的利润部分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逐渐的不断反复的积累。用于积累的另一部分，也是这样。因此，随着信用事业及其组织的发展，甚至收入的增加，即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消费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积累。并且，一切逐渐消费的收入，例如地租、高级工资、非生产阶级的收入等等，也是这样。它们都在一定时间内采取货币收入的形式，因此可以变为存款，并由此变为借贷资本。一切收入，不论是预定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累的，只要它存在于某种货币形式中，它就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从而是现实积累的表现和结果，但不是生产资本本身。如果一个纺纱业主把他的棉纱换成棉花，但把其中构成收入的部分换成货币，那么他的产业资本的现实存在，就是已经转到织布业主或者例如私人消费者手中的棉纱，而棉纱不管是用于再生产还是用于消费，都既是它包含的资本价值的存在，又是它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存在。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棉纱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量。但剩余价值一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就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价值存在。而货币作为这种存在，就变成了借贷资本的要素。如果这个货币没有被它的所有者本人贷出，只要它变为存款，它就可以变成借贷资本的要素。但是，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这个货币就必须先达到一定的最低限额。

第32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Ⅲ （续完）

现在还要说一下货币资本积累的几种特殊的形式。例如，由于生产要素、原料等等价格的下降，资本会游离出来。如果产业家不能直接扩大他的再生产过程，他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就会作为过剩的货币资本从循环中排除出来，并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其次，特别是在商人那里，只要营业中断，资本就会以货币形式游离出来。如果商人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交易，现在由于这样的中断，要到以后才能开始新的一系列交易，那么，已经实现的货币，对他来说，就只代表贮藏货币，即过剩的资本。但是，这种货币同时也直接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

借贷资本的积累只是在于，货币作为借贷货币沉淀下来。这个过程，和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很不相同的；这只是货币在可能转化为资本的形式上所进行的积累。但这种积累，像已经证明的那样，可以表示各种和现实积累很不相同的要素。在现实积累不断扩大时，货币资本积累的这种扩大，一部分是这种现实积累扩大的结果，一部分是各种和现实积累的扩大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要素造成的结果，最后，一部分甚至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仅仅由于这些和现实积累相独立但和它相伴随的要素扩大了借贷资本的积累，就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并且这种过剩会随着信用的发达而发展。因此，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同时，这种现象必然总是在引起反作用的各种形式上出现。

第33章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通货速度的大调节器是信用。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货币市场上尖锐的紧迫状态，通常是和通货充足的现象同时发生的（《通货论》第65页）

这一点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一切节省流通手段的方法都以信用为基础。而另一方面，以一张500镑的银行券为例。A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B；B在同一天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在同一天用它来为C的汇票贴现；C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贷给汇票经纪人等等。银行券在这里为购买或支付而流通的速度，是由它不断以存款的形式流回到某人手里，并以贷款的形式再转移到他人手里的速度所决定的。流通手段的单纯节约，在票据交换所里，在到期汇票的单纯交换上发展到了最高点，这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主要职能只是结清余额。但这种汇票的存在本身又是以工商业者互相提供的信用为基础的。如果这种信用减少了，票据，特别是长期票据的数目就会减少，因而这种结算方法的效力也会减小。这种节约是由于在交易上排除货币，完全以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为基础，而这种职能又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这种节约只能有两种（撇开已或多或少发展的集中支付的技术不说）：汇票或支票所代表的互相的债权，或是由同一个银行家结算，他只是把债权从一个户头转到另一个户头；或是由不同的银行家互相之间进行结算。把800万到1000万的汇票集中在一个票据经纪人（例如奥弗伦—葛尼公司）手里，是在当地扩大这种结算规模的主要手段之一。流通手段的效力通过这种节约而提高了，因为单纯结算差额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变小了。另一方面，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流通速度（流通速度又节约流通手段），完全取决于买卖的顺畅进行，在支付依次以货币进行时，也取决于各种支付的衔接。但信用会作为中介促进并从而提高流通速度。如果货币原来的持有者A向B买，B向C买，C向D买，D向E买，E向F买，也就是，货币只是以现实的买卖作中介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那么，同一货币就会比如说只流通5次，并且在每个人手里都会停留较长的时间——这就是没有信用介入时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情形。但是，如果B把A付给他的货币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C的汇票贴现而把它付给C，C向D买，D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再把它贷给E，E向F买，那么，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购买手段）的速度本身，就是以多次信用活动为中介的：B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C贴现，D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E贴现；就是说，是以这4次信用活动为中介的。如果没有这些信用活动，同一货币就不会在一定时间内依次完成5次购买。在没有现实的买卖作为中介的情况下，同一货币在存款和贴现上的转手，在这里，加快了它在一系列现实的买卖中的转手。

在考察简单的货币流通时（第1册第3章第2节），我们已经证明，已知通货的速度和支付的节约，现实流通的货币量是由商品的价格和交易量决定的。银行券的流通也受这个规律的支配。

另外一些情况，如一便士邮政制、铁路、电报，总之，各种改进了的交通工具，也有助于流通手段的节约；因此，现在英国虽然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一样，却可以经营5倍甚至6倍的营业。

只要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货币，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就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不能兑现的纸币；不能兑现的银行券，只有在它实际上得到国家信用支持的地方，例如现在的俄国，才会成为一般的流通手段。因此，这种银行券受不能兑现的国家纸币的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在以前就已经阐明过了。（第1册第3章第2节c《铸币。价值符号》）——弗-恩格斯]

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按照交易的需要来调节的，并且每一张多余的银行券都会立即回到它的发行者那里去。

英格兰银行不用它的地库内的金属贮藏作准备金而发行银行券时，它创造了一些价值符号，它们不仅是流通手段，而且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它们还按没有准备金的银行券的票面总额，形成了追加的——虽然是虚拟的——资本。并且这一追加的资本，会为它提供追加的利润。

银行还有其他的创造资本的手段。根据同一个纽马奇的说法，各地方银行，正如上面谈到的，习惯于把它们的剩余基金（即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送到伦敦的票据经纪人那里去，而经纪人则把贴现的汇票送回给它们。银行用这种汇票来为它的客户服务，因为从当地客户手里接受的汇票，银行照例是不再发出的，以免客户的营业活动被客户周围的人知道。这种从伦敦得到的汇票，不仅会在客户不愿要银行本行签发的在伦敦兑付的汇票的时候，被用来发给那些要在伦敦直接支付的客户；它也被用来结算本地区的支付，因为银行家的背书，可以作为这种汇票在当地有信用的保证。例如在兰开夏郡，这种汇票已经把地方银行本行的全部银行券和英格兰银行的大部分银行券从流通中排挤出去。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各银行创造信用和资本的方法：1.发行本行的银行券；2.签发以21天为期在伦敦兑付的汇票，但在签发汇票时，立即收进现金；3.付出已经贴现的汇票，这种汇票之所以有信用能力，至少对有关地区来说，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因为有了银行的背书。

第34章 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商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货币价值的跌落，而货币价值的跌落，我们从李嘉图那里知道，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也就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货币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商品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水平。

1844年的银行法把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

但是，把银行分成两个独立的部的办法，实际上使银行董事会不能在决定性时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资金，因而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当发行部还有几百万镑金和1400万镑担保品原封未动时，银行部却已经濒于破产了。

第35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

1.金贮藏的变动

关于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必须指出：

第一
，要区别以下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区域内流来流去，另一方面，金银从它们的产地流入其他各国，以及这个追加额分配在这些国家之间。

第二
，贵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各国中间不断地流来流去；同一个国家不断地把金银输入，又同样不断地把金银输出。

2.汇兑率

[众所周知，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如果英国对德国的支付多于德国对英国的支付，马克的价格，以英镑表示，就会在伦敦上涨；英镑的价格，以马克表示，就会在汉堡和柏林下跌。如果英国多于德国的这个支付义务，比如说，不能由德国在英国的超额购买来恢复平衡，向德国签发的马克汇票的英镑价格，就必然会上涨到这样一点，那时不是用汇票来支付，而是由英国向德国输出金属——金币或金块——来支付就变得合算了。这就是典型的过程。

如果贵金属的这种输出的规模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英国的银行准备金就会被动用，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英国货币市场就必然会采取保护措施。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保护措施，主要就是提高利息率。在金大量流出时，货币市场通常会出现困难，就是说，对货币形式的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大大超过它的供给，因此，较高的利息率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英格兰银行所定的贴现率会适应于这种情况，并在市场上通行。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金属的流出不是由于普通的商贸关系，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例如借款给外国，向国外投资等等）引起的，伦敦的货币市场本身，没有任何理由要实际提高利息率；于是，英格兰银行就会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大量借款，如通常所说，首先“使货币短缺”，以便人为地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好像利息的提高是有理由的，或者必要的。这种手法对英格兰银行来说，一年比一年更难实行了。——弗·恩格斯]

第36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

高利贷资本的存在所需要的只是，至少已经有一部分产品转化为商品，同时随着商品买卖的发展，货币已经在它的各种不同的职能上得到发展。

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并且特别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是联结在一起的。在古代罗马，从共和国末期开始，虽然手工制造业还远远低于古代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商人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已经——在古代形式范围内——发展到了最高点。

我们已经知道，有了货币，就必然出现货币贮藏。但是，职业的货币贮藏家只有当他转化为高利贷者时，才起重要的作用。

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因而，在货币通过购买奴隶、土地等等而成为占有别人劳动的手段的一切形式中，货币正是因为可以这样使用，所以作为资本可以增殖，生出利息。

然而，高利贷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各时期具有特征的存在形式有两种。我说的是具有特征的形式。同一些形式会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再现，但只是作为从属的形式。在这里，它们不再是决定生息资本特征的形式了。这两种形式是：第一
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主要是对地主放的高利贷；第二
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因为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中，只要这种状态允许独立的单个小生产者存在，农民阶级必然是这种小生产者的大多数。

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二者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但是，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像在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并且是否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

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同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

因此，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总之，破坏和毁灭生产者仍然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

高利贷在生产资料分散的地方，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的憎恶，这种憎恶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极点，因为在那里，生产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同时是政治关系的基础，即市民独立地位的基础。

在现代信用制度下，生息资本要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条件。高利贷本身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还摆脱了一切旧的立法对它的限制。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给那种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

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货币贷出者相对立的借入者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即使得到贷款的产业家或商人是没有财产的人，那也是由于相信他会用借来的资本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占有无酬劳动。他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的。

把现代银行支配的资金，单纯看做是有闲者的资金，这是错误的。第一，这是产业家和商人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暂时闲置的资本部分，即货币准备或尚未使用的资本；所以，是有闲的资本，而不是有闲者的资本。第二，这是一切收入和积蓄中永远或暂时用于积累的部分。这两点对于确定银行制度的性质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决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

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正如早在1697年出版的《对英格兰利息的几点看法》一书已经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的和最发达的产物。因此，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对商业和工业拥有极大的权力，虽然商业和工业的现实运动仍然完全处在它的领域之外，而它对于它们的现实运动也是采取被动的态度。当然，银行制度同时也提供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我们已经知道，单个资本家或每个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是由这个资本直接占有的剩余劳动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总量决定的，每个特殊资本仅仅是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剩余劳动总量中取得自己的股息。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另一方面，还不仅如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地，但也仅仅是自在地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夺走了资本的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这样一来，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

其次，银行制度用各种形式的流通信用代替货币，这表明货币事实上无非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社会性与私人生产的基础相对立，归根到底总要表现为一个物，表现为和其他商品并列的一种特殊商品。

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

高利贷有两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占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第37章 导论

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我们只是在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围内，研究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和制造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种资本家和其他资本家的区别，首先只在于他们的资本和这种资本推动的雇佣劳动所投入的部门不同。对我们来说，租地农场主生产小麦等等，和工厂主生产棉纱或机器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支配农业这样一个假定，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统治生产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部门，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转移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完全成熟。我们所考察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土地所有权的一个独特的历史形式，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权或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在后一场合，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之一，而他对土地的所有权
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
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受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而转化成
的形式。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说来是以劳动者被剥夺劳动条件为前提，那么，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被剥夺土地并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

对我们来说，考察现代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我们要考察资本投入农业而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不作这种考察，对资本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

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做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领域。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就在于说明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经济价值，即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实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凭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土地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只代表一定的货币税，这是他凭他的垄断权，从产业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那里征收来的；[它]使这种联系发生如此严重的解体，以致在苏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他的一生。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简单地说，就是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附属物，而这种附属物，像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在产业资本家自己及其理论代言人同土地所有权进行斗争的热潮中，曾被斥责为无用的和荒谬的赘瘤。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才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变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完全贫困化为代价而取得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开发场所，作为对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这个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家，为了得到在这个特殊生产场所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可，要在一定期限内（例如每年）按契约规定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他所开发的土地的所有者一个货币额（和货币资本的借入者要支付一定利息完全一样）。这个货币额，不管是为耕地、建筑地段、矿山、渔场还是为森林等等支付的，统称为地租。这个货币额，在土地所有者按契约把土地租借给租地农场主的整个时期内，都要进行支付。因此，在这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其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

资本能够固定在土地上，即投入土地，其中有的是比较短期的，如化学性质的改良、施肥等等，有的是比较长期的，如修排水渠、建设灌溉工程、平整土地、建造经营建筑物等等。我在别的地方，曾把这样投入土地的资本，称为土地资本。它属于固定资本的范畴。为投入土地的资本以及为土地作为生产工具由此得到的改良而支付的利息，可能形成租地农场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的一部分，但这种地租不构成真正的地租。真正的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不管这种土地是处于自然状态，还是已被开垦。

地租还可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和利息相混同，以致它的独特性质为人误解。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块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货币额。我们已经知道，任何一定的货币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也就是说，都可以看做一个想像资本的利息。例如，假定平均利息率是5%，那么一个每年200镑的地租就可以看做一个4000镑的资本的利息。这样资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购买价格或价值，一看就知道，它和劳动的价格完全一样，是一个不合理的范畴，因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可是，另一方面，在这个不合理的形式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如果一个资本家用4000镑购买的土地每年提供200镑地租，那么，他从这4000镑得到5%的年平均利息，这和他把这个资本投在有息证券上，或按5%的利息直接借出去完全一样。这是一个4000镑的资本按5%增殖。在这个假定下，他就会在20年内用他的地产的收入，补偿这一地产的购买价格。因此，在英国，土地的购买价格，是按年收益若干倍来计算的，这不过是地租资本化的另一种表现。实际上，这个购买价格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而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它是按普通利息率计算的。但是，地租的这种资本化是以地租为前提，地租却不能反过来由它本身的资本化而导出和说明。在这里，不如说，和出售无关的地租的存在，是出发的前提。

由此可见，假定地租是一个不变量，土地价格的涨落就同利息率的涨落成反比。如果普通利息率由5%下降到4%，那么一个200镑的年地租就不是代表一个4000镑的资本的年增殖额，而是代表一个5000镑的资本的年增殖额，并且同一块土地的价格因此也由4000镑上涨到5000镑，或由年收益的20倍上涨到年收益的25倍。在相反的情况下，结果也就相反。这是和地租本身变动无关而只由利息率决定的土地价格的变动。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所以，从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此外，即使撇开利润率不说，由于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大，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土地价格，即使撇开地租的变动以及土地产品价格（地租构成它的一个部分）的变动来看，也有上涨的趋势。

在研究地租时，有三个妨害分析的主要错误应当避免。

1.把适应于社会生产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租形式混同起来。不论地租的特殊形式是怎样的，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共同体的个人，如在亚洲、埃及等地那样；这种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对直接生产者人格的所有权的附属品，如在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下那样；它又可以是非生产者对自然的单纯私有权，是单纯的土地所有权；最后，它还可以是这样一种对土地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在殖民地移民和小农土地所有者的场合那样，在劳动孤立地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

不同地租形式的这种共同性——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即不同的人借以独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虚构在经济上的实现，——使人们忽略了区别。

2.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地租在它的不发达的形式即实物地租的形式上，还直接是剩余产品。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只要把剩余价值本身和利润本身的一般存在条件解释清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地租——它始终是超过利润的余额，即超过商品价值中本身也由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构成的那个部分的余额——剩余价值的这个特殊的独特的组成部分也就解释清楚了。这些条件是：直接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必须超过再生产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即再生产他们本身所需要的时间。他们总是必须完成剩余劳动。这是主观的条件。而客观的条件是：他们也能够
完成剩余劳动；自然条件是，他们的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
，就足以使他们自己作为生产者再生产出来和自我维持下去，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会耗费掉他们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自然的肥力是一个界限，一个出发点，一个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是另一个界限，出发点，基础。更进一步考察就是，因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所以在这种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即经济学上最广义的农业劳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率，使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不致全被直接生产者的食物生产占去；也就是使农业剩余劳动，从而农业剩余产品成为可能。进一步说，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

非农业劳动者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虽然食物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对他们自己来说也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对社会来说，它所代表的只是生产食物所需的必要劳动。并且，不同于一个工场内部分工的整个社会内部的全部分工也是如此。这是生产特殊物品，满足社会对特殊物品的一种特殊需要所必要的劳动。如果这种分工是合乎比例的，那么，不同类产品就按照它们的价值（进一步说，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或按照这样一种价格出售，这种价格是这些价值或生产价格的由一般规律决定的变形。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量是否符合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量上一定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量上一定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商品的价值的前提。这一点只有在这种比例的破坏使商品的价值，从而使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时候，才会影响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例如，假定棉织品按比例来说生产过多了，尽管在这个棉织品总产品中实现的只是既定条件下生产这个总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特殊部门消耗的社会劳动是过多了；就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已经没有用处。可见，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价值规律本身进一步展开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如许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由于使用价值才产生的。社会在既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如许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但是，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本身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和一定的形式（不管是利润形式或地租形式）无关。这些条件对剩余价值本身起作用，而不管它采取什么特殊的形式。因此它们不能说明地租。

3.正是在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中，在地租的发展中，有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就是：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获得者的参与所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和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因此，很容易把一切生产部门及其一切产品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在它的整个范围内都是商品生产）基础上共有的现象，当做地租的（和农产品一般的）特征来理解。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地租的量（从而土地的价值）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结果而增长起来。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产品的市场和需求会增大；另一方面，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因为土地本身对一切可能的，甚至非农业的生产部门来说，都是进行竞争的生产条件。确切地说，只是就真正的农业地租来说，地租以及土地价值会随着土地产品市场的扩大，从而随着非农业人口的增加，随着他们对食物和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增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

其实，这并不是农业及其产品所特有的现象。不如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这对其他一切生产部门和产品来说都是适用的。

这些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而且是具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也就是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会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这绝不是农产品的特征。

只有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确切地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地租才能作为货币地租发展起来，并且按照农业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程度而发展起来；也就是，按照和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而发展起来；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当商品生产，从而价值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时，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生产也按照相同的程度发展起来。但随着后者的发展，土地所有权依靠它对土地的垄断权，也按照相同的程度越来越能够攫取这个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从而提高自己地租的价值和土地本身的价格。资本家在这个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发展上还是一个能动的执行职能者。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中一个这样无须他参与而不断增大的份额。这就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至于土地产品的价值，从而土地的价值总是随着它们的市场的扩大，需求的增加，以及同土地产品相对立的商品世界的扩大，换句话说，也就是随着非农业的商品生产者人数和非农业的商品生产量的扩大，按相同的程度增加，这却不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但是，因为这个结果是没有土地所有者的参与就发生的，所以下面这种情况在他那里就表现为某种特有的东西：价值量、剩余价值量以及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向地租的转化，都取决于社会生产过程，取决于商品生产一般的发展。因此，例如达夫这样的人，就想以此来说明地租。他说，地租不取决于农产品的量，而取决于它的价值；但这个价值，又取决于非农业人口的数量和生产率。其实，这种说法也适用于任何其他产品，因为产品只有随着构成它的等价物的其他商品系列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才作为商品发展起来。这一点在价值的一般论述中已经指出了。一方面，一个产品的交换能力，一般说来，取决于在它之外存在的商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这个产品本身能够作为商品来生产的数量，尤其取决于这种多样性。

任何生产者，不管是从事工业，还是从事农业，孤立地看，都不生产价值或商品。他的产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才成为价值和商品。第一，只要这个产品是社会劳动的表现，从而，他自己的劳动时间表现为整个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第二，他的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通过他的产品的货币性质，通过他的产品的由价格决定的普遍的可交换性，表现为他的产品所具有的社会性质。

因此，如果说一方面，被说明的不是地租，而是剩余价值，或者更狭隘地说是剩余产品一般，那么，另一方面，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即把作为商品和价值的一切产品具有的性质，说成是农产品特有的性质。这种说明，当从价值的一般规定，回溯到一定商品价值的实现
时，变得更加肤浅。每一种商品都只能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它的价值；它是否实现它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的价值，这取决于当时的市场条件。

因此，农产品发展成为价值，并且作为价值而发展的现象，也就是说，农产品作为商品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非农产品和作为商品的农产品相对立的现象，或者说，它们作为社会劳动的特殊表现而发展的现象，并不是地租的特征。地租的特征是：随着农产品作为价值（商品）而发展的条件和它们的价值的实现条件的发展，土地所有权在这个未经它参与就创造出来的价值中占有不断增大部分的权力也发展起来，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也就转化为地租。

第38章 级差地租：概论

在分析地租时，我们首先要从下面这个前提出发：支付这种地租的产品，也就是其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而其总价格的一部分转化为地租的产品——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想到农产品或者甚至矿产品也就够了——也就是说，土地和矿山的产品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是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的。就是说，它们的出售价格，等于它们的成本要素（已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一个由一般利润率决定的、按照预付总资本（包括已经消耗的和没有消耗的）计算的利润。因此，我们假定，这些产品的平均出售价格，等于它们的生产价格。现在要问，在这个前提下，地租怎么能够发展起来，就是说，利润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转化为地租，因而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中。

为了表明地租这个形式的一般性质，我们假定，一个国家的工厂绝大多数是用蒸汽机推动的，少数是用自然瀑布推动的。我们假定，在这些工业部门，一个耗费资本100的商品量的生产价格是115。15%的利润，不是仅仅按已经耗费的资本100计算的，而是按这个商品价值生产上曾经使用的总资本计算的。前面已经指出，这个生产价格不是由每个从事生产的工业家的个别成本价格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平均条件下生产这种商品平均耗费的成本价格决定的。这实际上是市场生产价格，是和它的各种波动相区别的平均市场价格。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正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形式，进一步说，正是通过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而表现出来。

因为所确定的数字比例在这里完全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要再假定，用水力推动的工厂的成本价格只是90，而不是100。因为这个商品量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是115，其中有利润15%，所以靠水力来推动机器的工厂主，同样会按115，也就是按调节市场价格的平均价格出售。因此，他们的利润是25，而不是115；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所以会允许他们赚到10%的超额利润，并不是因为他们高于生产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而是因为他们按照生产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因为他们的商品是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即在优于这个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平均水平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或者说，因为他们的资本是在这种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执行职能的。

这里立即表明两点：

第一
，用自然瀑布作为动力的生产者的超额利润，和一切不是由流通过程中的交易偶然引起，也不是由市场价格的偶然波动引起的超额利润（我们在谈到生产价格时，已经对这个范畴做了说明）首先是性质相同的。因此，这种超额利润，同样也就等于这个处于有利地位的生产者的个别生产价格和这整个生产部门的一般的、社会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等于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超过它的个别生产价格的余额。对这个余额起调节作用的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个别的成本价格，因而也就是个别的生产价格；另一方面是一般的生产价格。

第二
，到目前为止，那个用自然瀑布而不用蒸汽作动力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同一切其他的超额利润没有任何区别。一切正常的，也就是并非由于偶然的出售行为或市场价格波动而产生的超额利润，都是由这个特殊资本的商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它调节着这整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或者说这个生产部门所投总资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的。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区别。

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工厂主能够取得超额利润，即由一般利润率来调节的生产价格对他个人提供的余额，应该归功于什么呢？

首先应该归功于一种自然力，瀑布的推动力。瀑布是自然存在的，它和把水变成蒸汽的煤不同。煤本身是劳动的产品，所以具有价值，必须用一个等价物来支付，需要一定的费用。瀑布却是一种自然的生产要素，它的产生不需要任何劳动。

但是，不仅如此。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工厂主，也利用那些不费他分文就会增加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力，而且，只要这样会使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变便宜，这些自然力就会增加剩余价值，从而增加利润；因此，这些自然力，和由协作、分工等引起的劳动的社会自然力完全一样，是被资本垄断的。工厂主要对煤炭进行支付，但是对于水改变物态，变成蒸汽的能力，对于蒸汽的压力等等，却没有进行支付。对自然力的这种垄断，也就是对这种由自然力促成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行的垄断，是一切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资本的共同特点。这种垄断可以增加代表剩余价值的劳动产品部分，而相对减少转化为工资的劳动产品部分。只要它发生这样的作用，它就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可是没有创造超额利润，因为超额利润正好是个别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因此，如果说一种自然力如瀑布的利用，在这里创造出超额利润，那么，这不可能只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引起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里还必须有其他一些引起变化的情况。

恰恰相反。自然力在工业上的单纯利用所以会影响一般利润率的水平，是因为它会影响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但它本身并不会造成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而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却正好是这种偏离。此外，个别资本通常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中所实现的超额利润——因为各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偏离会不断地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如果把纯粹偶然的偏离撇开不说，总是来自成本价格即生产费用的减少。这种减少，或者是由于这一情况，资本的应用量大于平均量，以致生产上的杂费减少了，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般性原因（协作、分工等），也由于劳动场所比较宽广，而能够在更高的程度上，以更大的强度发生作用；或者是由于这一情况，把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撇开不说，由于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的发明、改良的机器、化学的制造秘方等等，一句话，由于采用新的、改良的、超过平均水平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成本价格的减少以及由此而来的超额利润，在这里，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投入方式造成的。它们的产生，或者是因为异常大量的资本积聚在一个人手中（这种情况在平均使用同样大的资本量的时候就会消失），或者是因为一定量资本以一种生产率特别高的方式执行职能（这种情况在例外的生产方式已经普遍应用，或者为更发达的生产方式所超过的时候也会消失）。

因此，在这里，超额利润来源于资本本身（包括它所推动的劳动）或者是所用资本的量的差别，或者是这种资本的更适当的应用。本来没有什么事情会妨碍同一生产部门的全部资本按同样的方式来使用。相反地，资本之间的竞争，使这种差别越来越趋于平衡；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是通过商品变便宜和迫使商品按同样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的压力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但是，那个利用瀑布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却不是这样。他所用劳动的已经提高的生产力，既不是来自资本和劳动本身，也不是来自某种不同于资本和劳动，但已并入资本的自然力的单纯利用。它来自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一起的劳动的较大的自然生产力，但这种自然力不像蒸汽的压力那样，在同一生产部门可供一切资本自由支配，所以并不是凡有资本投入这个部门，这种自然力的利用就会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这种自然力是一种可以垄断的自然力，就像瀑布那样，只有那些支配着特殊地段及其附属物的人才能够支配它。但要像每个资本都能把水变成蒸汽那样，创造出这种使劳动有较大生产力的自然条件，就完全不取决于资本了。这种自然条件在自然界只存在于某些地方。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它是不能由一定的投资创造出来的。它不是同能够由劳动创造的产品如机器、煤炭等等结合在一起，而是同一部分土地的一定的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不允许不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利用这种自然力，因为土地是有限的，而有水力资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这并不排除：虽然一个国家自然瀑布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工业上的可利用的水力的数量是能够增加的。为了充分利用瀑布的动力，可以对瀑布进行人工引流。有了瀑布，就可以改良水车，以便尽可能多地利用水力。在水流的状况不便于使用普通水车的地方，可以使用涡轮机等等。这种自然力的占有，在它的占有者手中形成一种垄断，成为所投资本有较高生产力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不能由资本本身的生产过程创造的；能够这样被人垄断的这种自然力，总是和土地分不开的。这样的自然力，既不是相关生产部门的一般条件，也不是该生产部门一般都能创造的条件。

现在，我们假定瀑布连同它所在的土地，属于那些被认为是这一部门分土地的所有者的人，即土地所有者所有。他们不许别人把资本投在瀑布上，不许别人通过资本利用它。他们可以允许或拒绝别人去利用它。但资本自己不能创造出瀑布。因此，利用瀑布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不是产生于资本，而是产生于资本对一种能够被人垄断并且已经被人垄断的自然力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也就是说，它落入瀑布的所有者手中，如果工厂主每年要为瀑布而付给瀑布的所有者10镑，工厂主的利润就是15镑；是当前场合他的生产费用100镑的15%；所以，他的情况会和本生产部门用蒸汽进行生产的所有其他资本家的情况一样好，甚至可能更好。如果资本家自己就拥有瀑布，那情况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他会照旧以瀑布所有者的身份，而不是以资本家的身份，占有这10镑超额利润。并且，正是因为这个余额不是由于他的资本本身而产生，而是由于支配一种可以和他的资本分离、可以垄断并且数量有限的自然力而产生，所以这个余额就转化为地租。

第一
，很明显，这种地租总是级差地租，因为它并不作为决定要素加入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而是以这种生产价格为前提。它总是产生于支配着一种被垄断的自然力的个别资本的个别生产价格和投入该生产部门的一般资本的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

第二
，这种地租不是产生于所用资本或这个资本所占有的劳动的生产力的绝对提高。一般说来，这种提高只会减少商品的价值。这种地租的产生，是由于一定的投入一个生产部门的个别资本，同那些没有可能利用这种例外的、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自然条件的投资相比，相对来说具有较高的生产率。

第三
，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这就像使用价值总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但不是它的原因一样。如果一个使用价值不用劳动也能创造出来，它就不会有交换价值，但作为使用价值，它仍然具有它的自然的效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物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是没有劳动的这样一个自然的承担者，它也就没有交换价值。如果不同的价值不平均化为生产价格，不同的个别生产价格不平均化为一般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那么，通过使用瀑布而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单纯的提高，就只会减低那些利用瀑布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不会增加这些商品中包含的利润部分，从另一方面说，这同下述情况完全一样，如果资本不把它所用劳动的生产力（自然的和社会的），当做它自有的生产力来占有，那么，劳动的这种已经提高的生产力，就根本不会转化为剩余价值。

第四
，瀑布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同剩余价值（利润）部分的创造，从而同借助瀑布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的创造，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没有土地所有权，例如，即使瀑布所在的土地是作为无主的土地由工厂主来利用，这种超额利润也会存在。所以，土地所有权并不创造那个转化为超额利润的价值部分，而只是使土地所有者，即瀑布的所有者，能够把这个超额利润从工厂主的口袋里拿过来装进自己的口袋。它不是使这个超额利润创造出来的原因，而是使它转化为地租形式的原因，也就是使这一部分利润或这一部分商品价格被土地或瀑布的所有者占有的原因。

第五
，很明显，瀑布的价格，也就是土地所有者把瀑布卖给第三者或卖给工厂主本人时所得的价格，首先，虽然会加到工厂主的个别成本价格上，但不会加到商品的生产价格上，因为在这里，地租产生于用蒸汽机生产的同种商品的生产价格，这种价格的调节和瀑布没有关系。其次，瀑布的这个价格完全是一个不合理的表现，在它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对象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价格通常不外是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在没有价值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货币来表现。这种价格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土地所有权使所有者能够把个别利润和平均利润之间的差额占为己有。这样获得的逐年更新的利润能够资本化，并表现为自然力本身的价格。

我们在这样确定级差地租的一般概念之后，现在就要进而考察真正农业中的级差地租了。关于农业所要说的，大体上也适用于采矿业。

第39章 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

我们首先考察等量资本在等面积的不同土地上使用时所产生的不相等的结果；或者，在面积不等时，考察按等量土地面积计算的结果。

这些不相等的结果，是由下面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
。（关于这第1点，应当说明一下，土地的自然肥力的全部内容是什么，其中又包括那些不同的要素。）2.土地的位置
。这一点对殖民地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并且一般说来，各级土地耕种的序列就是由此决定的。其次，很明显，级差地租的这两个不同的原因，肥力和位置，其作用可以是彼此相反的。一块土地可能位置很好，但肥力很差；或者情况相反。这种情况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向我们说明，一国土地的开垦为什么既可以由较好土地推向较坏土地，也可以相反。最后，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且通过建立交通运输手段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差地租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一方面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以及由于另一方面农村的相对孤立化，土地的地区位置的差别又会扩大。

但是，我们先不考察位置这一点，只考察自然肥力。撇开气候等要素不说，自然肥力的差别是由表层土壤的化学成分的差别，也就是由表层土壤所含植物养分的差别形成的。不过，具有相同的化学成分，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相等的自然肥力的两块土地，其现实的有效的肥力还会由于这种植物养分所处的形态而有所不同，因为在有的形态下这些养分容易被同化为、被直接吸收为植物养分，在有的形态下则不容易。因此，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机械的发展。

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处于一定的发展阶段。其次，我们假定，土地的等级是按照这种发展阶段评定的，对不同土地上同时进行的各个投资来说，情况当然也总是这样。这时，级差地租就可以用一个上升的或下降的序列来表现，因为，尽管就实际耕种的土地总体来说序列已经确定，但总是发生了一个形成这种序列的连续的运动。

假定有四级土地A、B、C、D。再假定小麦1夸脱的价格等于3镑或60先令。因为这里地租还只是级差地租，所以这个每夸脱60先令的价格，对最坏的土地来说，就等于生产费用316，也就是等于资本加上平均利润。

假定A是这种最坏的土地。它由50先令的支出，生产了1夸特＝60先令；因此利润是10先令，或20%。

假定B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2夸脱＝120先令。这就提供了70先令的利润，或者说，60先令的超额利润。

假定C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3夸脱＝180先令；总利润等于130先令，超额利润等于120先令。

假定D生产了4夸脱＝240先令，超额利润就是180先令。

这样，我们就有了如下的序列：

表Ⅰ

各自的地租：对D来说等于190先令-10先令，即D和A之间的差额；对C来说等于130先令-10先令，即C和A之间的差额；对B来说等于70先令-10先令，即B和A之间的差额。而对B、C、D来说，总地租等于6夸脱＝360先令，等于D和A、C和A、B和A之间的差额的总和。

表现一定状态下的一定产品的这种序列，抽象地考察（我们已经说明，为什么实际上也能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是下降的序列（由D到A，即由肥沃的土地下降到越来越不肥沃的土地），也可以是上升的序列（由A到D，即由相对不肥沃的土地，上升到越来越肥沃的土地）；最后，还可以交替进行，时而下降，时而上升，例如由D到C，由C到A，再由A到B。

关于级差地租，一般应当指出：市场价值始终超过产品总量的总生产价格。例如，拿表Ⅰ来说，总产量10夸脱会卖到600先令，因为市场价格是由A的生产价格决定的，每夸脱等于60先令。但实际的生产价格是：

10夸脱的实际生产价格是240先令；但它们要按600先令的价格出售，贵250%。实际平均价格是每夸脱24先令；但市场价格是60先令，也贵250%。

这是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实现的市场价值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产生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这种情况是由市场价值规律造成的，土地产品受这个规律支配。产品（也包括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决定是一种社会行为，虽然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的行为。这种行为必然是以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依据，而不是以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别为依据。如果我们设想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已被扬弃，社会已被组成为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10夸脱就会只代表一定量的独立的劳动时间，而和240先令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因此，社会就不会按产品内所包含的实际劳动时间的两倍半来购买这种土地产品；这样，土地所有者阶级存在的基础就会消失。这样一来，结果就像从国外进口产品使产品价格便宜了同一数额完全一样。因此，如果说，维持现在的生产方式，但假定级差地租转归国家，土地产品的价格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会保持不变，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由联合体代替以后，产品的价值还依旧不变，却是错误的。同种商品的市场价格的等同性，是价值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以及一般说来在一种以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基础上借以实现的方式。被当做消费者来看的社会在土地产品上过多支付的东西，社会劳动时间实现在农业生产上时形成负数的东西，现在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即土地所有者来说却成了正数。

第40章 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级差地租Ⅱ）

以上我们只是把级差地租看做投在面积相等而肥力不同的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所以，级差地租是由投在最坏的无租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和投在较好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之间的差额决定的。在那里，我们假定若干资本同时投在不同的地块上，所以，每投入一笔新的资本，土地的耕作范围就会相应扩展，耕地面积就会相应扩大。但是，级差地租实质上终究只是投在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那么，生产率不同的各资本量连续投在同一地块上和同时投在不同地块上，假定结果相同，这是否会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不能否认，就超额利润的形成来说，这两种场合是毫无差别的：在一种场合下，投在A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1夸脱，从而3镑成为1夸脱的生产价格和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投在B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2夸脱，并提供一个3镑的超额利润，而投在C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3夸脱，并提供6镑的超额利润，最后，投在D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4夸脱，并提供9镑的超额利润；在另一场合下，这12镑生产费用或10镑资本，以同样的收益按同一顺序投在同一英亩上，从而取得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场合下，都是一个10镑的资本，其依次投入的价值部分各为
镑，不管它们是同时投在肥力不同的四英亩上，还是相继投在同一英亩上。由于它们的产量不同，其中一部分不会提供超额利润，而其他各部分会按照它们的收益和不提供地租的投资的收益之间的差额提供超额利润。

资本各价值部分的超额利润和不同的超额利润率，在这两种场合都是按同样的方式形成的。地租无非是这个形成地租实体的超额利润的一种形式。但是，无论如何，在第二个方法上，超额利润到地租的转化，也就是使超额利润由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手里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的这种形式变化，会遇到各种困难。英国租地农场主所以顽强抗拒政府的农业统计，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在确定他们投资的实际成果方面所以和土地所有者进行斗争，其原因也在于此（摩尔顿）。地租是在土地出租时确定的，此后，在租约有效期间，由连续投资所产生的超额利润落入租地农场主的腰包。正因为这样，租地农场主总是力争签订长期租约；但另一方面，由于地主占优势，每年都可解除的租约增加了。

因此，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带来不同结果的各个等量资本，不管是同时投在同样大的各块土地上，还是相继投在同一块土地上，都不会影响超额利润的形成规律，但是，这对于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来说，却有重大的差别。后一个方法会把这种转化限制在一方面更为狭小，另一方面更不稳定的界限内。因此，在实行集约化耕作（在经济学上，所谓集约化耕作，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的各国，税务员的工作，正如摩尔顿在他所著的《地产的资源》一书中所说的，就成了一种极为重要、复杂、困难的职业。

在考察级差地租Ⅱ时，还要强调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
，级差地租Ⅱ的基础和出发点，不仅从历史上来说，而且就级差地租Ⅱ在任何一定时期内的运动来说，都是级差地租Ⅰ，就是说，是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各级土地的同时并行的耕种，也就是农业总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不同质的地块上同时并行的使用。

历史地看，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殖民地，移民只需投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每个家长都企图在他的移民伙伴们经营的场所旁边，为自己和家属开辟一个独立经营的场所。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下，在真正的农业中一般说来必然是这种情形。在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的牧羊业或整个畜牧业中，或多或少都是共同利用土地，并且一开始就是粗放经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生产资料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为耕者自己所有的旧生产方式上发展起来的，一句话，是从农业的手工业经营上发展起来的。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生产资料只是由此才逐渐走向集中，并逐渐转化为资本，而同转化为雇佣工人的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自己的特征来说，这首先特别是发生在牧羊业和畜牧业上；所以，并不是发生在资本在较小规模土地范围内的集中上，而是发生在较大规模的生产上，这样就可以节省马的饲养费用及其他生产费用；事实上并不是由于在同一土地上使用了更多的资本。此外，按照耕作的自然规律，当耕作达到一定的水平，地力已经相应地耗尽的时候，资本（在这里同时指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就成为土地耕作的决定要素。在已耕地同未耕地相比只占较小面积，地力也还没有耗尽的时候（在真正的农耕和植物性食物占统治地位以前，当畜牧和肉食盛行的时期，情形就是这样），这种刚刚开始的新生产方式同农民生产的区别，首先就在于由一个资本家投资耕种的土地面积较大，也就是资本以粗放的方法投在较大的土地面积上：因此，一开始就要记住：级差地租Ⅰ是作为出发点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级差地租Ⅱ的运动，在任何一定的瞬间，都只是出现在这样一个领域内，这个领域本身又是级差地租Ⅰ的形形色色的基础。

第二
，在级差地租的第Ⅱ形式上，除了肥力的差别，还有资本（以及获得信用的能力）在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分配上的差别。在真正的工业中，对每个生产部门来说，都会迅速形成各自的经营规模上的最低限额和与此相应的资本的最低限额，资本达不到这个限额，单个的经营便不能顺利进行。同样，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又会形成多数生产者所必须拥有并且实际也拥有的、高于这个最低限额的标准的平均资本量。大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会提供额外利润，而小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就得不到平均利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缓慢地、非均衡地侵入农业，这是我们在英国这个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中可以看到的。如果没有谷物的自由进口，或者因自由进口的数量很小，影响有限，那么，市场价格就要由耕种较坏的土地的生产者来决定，就是说，要由在低于平均生产条件的较不利条件下进行经营的生产者来决定。用于农业的并且一般可以由农业支配的资本总量中的一大部分，就是掌握在这些生产者手中。

诚然，例如农民在他的小块土地上耗费了大量劳动，但是，这种劳动是孤立的，并且被剥夺了实现生产率的各种社会的和物质的客观条件。

这种情况使实际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能够把超额利润的一部分占为己有；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也同在工业中一样均衡地发展，那么，至少就上述这点来说，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让我们首先只考察级差地租Ⅱ中的超额利润的形成，暂且不考虑这种超额利润能够转化为地租的条件。

这里很明显，级差地租Ⅱ只是级差地租Ⅰ的不同的表现，而实质上二者是一致的。在级差地租Ⅰ中，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所以会发生影响，只是因为不同的肥力使投在土地上的各个资本在资本量相等时或就资本的比例量考察时，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不同的产量。不论这种不同的结果是由相继投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各个资本产生的，还是由投在好几块等级不同的土地上的各个资本产生的，都不会使肥力的差别或它们的产量的差别发生变化，因此也不会使生产率较高的投资部分的级差地租的形成发生变化。在投资相等的情况下，土地仍然显示出不同的肥力，不过，在这里一个资本分成几个部分相继投在同一土地上所完成的事情，也就是级差地租Ⅰ的场合下社会资本各等量部分投在各级土地上所完成的事情。

级差地租Ⅱ，在连续投入的几个资本的生产率下降的场合，只有当这些资本只能投入最坏土地A的时候，才必然会引起生产价格的上涨和生产率的绝对降低。

关于级差地租Ⅱ（它的前提是以级差地租Ⅰ作为自己的基础）的种种组合，我们下面来谈。

第41章 级差地租Ⅱ——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在这里，地租的提高只是土地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和资本的这种增加成比例的。产量和地租的这种增加是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和投资的增加成比例的，就产量和地租量来说，这种增加就好像发生下述情形一样：提供地租的同质土地的耕种面积已经扩大，并且使用和过去在同级土地上投入的同样多的资本来进行耕种。

第42章 级差地租Ⅱ——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当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降低或提高时，生产价格都可能下降。

1.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这个情况假定：各级土地的产量，会按照土地的质量，随着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增加而按同一程度增加。这意味着在各级土地的差别不变时，超额产品按投资增加的比例而增加。所以，这个情况排除了A级土地上任何一个会影响级差地租的追加投资。A级土地的超额利润率等于零；因此，它现在仍然等于零，因为已经假定，追加资本的生产力不变，因而超额利润率也不变。

在这些假定的条件下，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所以能够下跌，只是因为起调节作用的已经不是A级土地的生产价格，而是较好一级的B级土地的生产价格，或任何一种比A好的土地的生产价格；这样，资本就会从A级土地上抽出，或者，如果是C级土地的生产价格起调节作用，因而一切较坏土地都从种植小麦的土地的竞争中退出来，资本就会从A和B两级土地上抽出。在上述的假定下，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是，追加投资的追加产品足以满足需要，以致较坏土地A等等的产品对于保证供给已经成为多余。

2.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

这个情况不会引出什么新的东西，只要在这里假定，同刚才考察过的情况一样，生产价格所以能够下降只是因为追加资本投在比A好的土地上，A的产品已经变为多余，因而资本已经从A抽出，或A已经用在别种产品的生产上。

3.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提高

在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和提高的场合，追加投资都会依照它们在各级土地间的分配情况而产生不同的影响。随着这种不同影响使差额减缓或扩大，各级较好土地的级差地租，从而地租总额，也将会按比例减少或增加，这和级差地租Ⅰ中已经看到的情形一样。此外，一切取决于和A一起被排挤掉的土地面积和资本的数量，以及在生产率提高时为提供追加产品以满足需求所必需的预付资本的相对量。

第43章 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在这里，生产价格按同一比例上涨，这也使得生产率的降低在收益和货币地租方面都充分得到补偿。

第三种情况，只有在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下降，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时（在第一和第二两种情况下，我们总是这样假定），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级差地租Ⅰ不受影响，只是由级差地租Ⅱ产生的那个部分有变化。

对级差地租进行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一般的结论：

第一
，超额利润可以按不同的途径形成。一方面，是以级差地租Ⅰ为基础，也就是说，以全部农业资本投入由肥力不同的各级土地构成的土地面积为基础。其次，作为级差地租Ⅱ，是以同一土地上的连续投资有不同的级差生产率为基础，也就是说，在这里，和最坏的、无租的，但调节生产价格的土地上的等量投资相比，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例如，表现为若干夸脱小麦。

第二
，在我们考察新的超额利润的形成时，追加投资的界限是只够补偿生产费用的投资，就是说，这个投资生产1夸脱的费用和A级土地一英亩上同额投资生产1夸脱的费用相等，按照假定是3镑。在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时，根据前面的说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B级土地每英亩总投资不再提供地租的界限是，B级土地每英亩产品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已上涨到A级土地每英亩的生产价格。

第44章 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

假定对谷物的需求不断增加，并且供给只能通过提供地租的土地上生产率不足的连续投资，或者通过A级土地上生产率也不断降低的追加投资，或者通过比A更坏的新地上的投资来满足。

这里当然是假定，和以前已耕的土地有同样有利位置的新的A级土地已经没法弄到，因此必须按更大的生产费用对已耕的一块A级土地进行第二次投资，或耕种更坏的土地A-1
。只要级差地租Ⅱ通过连续的投资而产生出来，上涨的生产价格的界限就能够由较好土地来调节；这时，构成级差地租Ⅰ的基础的最坏的土地也能够提供地租。因此，单纯就级差地租来说，所有的已耕地都会提供地租。

第45章 绝对地租

在分析级差地租时，我们是从最坏的土地不支付地租这一前提出发的；或者用更一般的说法就是：只有这样一种土地才支付地租，这种土地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因此，就产生了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首先必须指出，级差地租本身的规律和这个前提的正确与否完全无关。

如果我们把调节市场的一般生产价格叫作P，那么，P是和最坏的土地A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这种价格将补偿生产中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加上平均利润（等于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

地租在这里等于零。较好一级土地B的个别生产价格＝P′，而P＞P′；也就是说，P可以补偿B级土地的产品的现实生产价格而有余。现在假定P-P′＝d；因而d，即P超过P′的余额，就是B级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这个d转化为必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假定第三级土地C的现实生产价格是P〞，而P-P〞＝2d；这2d也会转化为地租；同样，假定第四级土地D的个别生产价格是P′″，而P-P′″＝3d，后者也会转化为地租，等等。现在，我们假定，对A级土地来说，设定地租＝0，因而产品的价格＝P＋0这个前提是错误的。相反，A级土地也会提供地租＝r。这时，我们就会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
，A级土地产品的价格，不是由它的生产价格来调节，而包含着一个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即＝P＋r。既然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正常状态，也就是说，既然假定租地农场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这个余额r不是从工资中扣除的，也不是从资本的平均利润中扣除的，那么，他能够支付这个余额，就只是因为他的产品高于生产价格出售，因此，如果他不把这个余额以地租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他的产品就会给他提供一个超额利润。这样，各级土地在市场上的全部产品的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就不是资本一般在一切生产部门都会提供的那个生产价格（等于费用加上平均利润），而是生产价格加上地租了，不是P，而是P＋r了。因为A级土地产品的价格，一般来说代表起调节作用的一般市场价格的界限，即代表使总产品能够得到供给的那种价格的界限，并且就这一点来说，调节着这个总产品的价格。

但是第二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土地产品的一般价格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但级差地租的规律决不会因此就失去作用。既然A级土地产品的价格，从而一般市场价格＝P＋r，那么，B、C、D等各级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也同样＝P＋r。但对B级土地来说，因为P-P′＝d，所以，（P＋r）-（P′＋r）同样＝d。对C级土地来说，P-P″＝（P＋r）-（P″＋r）＝2d；最后，对D级土地来说，P-P′″＝（P＋r）-（P′″＋r）：3d，等等。因此，虽然地租会包含一个和级差地租规律无关的要素，并且会随土地产品的价格同时得到普遍的增加，但是，级差地租仍然不变，并且受同一规律调节。由此可见，不管最不肥沃的土地的地租的情况怎样，级差地租的规律都不仅和这种地租无关，而且理解级差地租性质的唯一方法，就是假定A级土地的地租＝0。不管它恰好＝0，还是＞0，在我们考察级差地租时，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事实上也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因此，级差地租的规律是和以下的研究结果无关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一下，最坏土地A的产品不支付地租这一前提的基础是什么？那么，答复就必然是这样：如果土地产品（例如谷物）的市场价格所达到的高度能使投在A级土地上的追加的预付资本达到普通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为资本提供普通的平均利润，那么，这个条件就足以使追加资本投到A级土地上。这就是说，这个条件已足以使资本家投入新的资本而得到普通利润，并进行正常的资本增殖。

无论如何，只要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作为资本家可以作出决断，他就尽可以在这些情况下耕种A级土地。资本正常增殖的条件在A级土地上现已存在。但是，即使假定租地农场主不能支付地租，现在只能够按资本增殖的平均条件在A级土地上进行投资，从这个前提出发也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属于A级的土地，现在会立即让租地农场主去支配。租地农场主不支付地租而能按普通利润来增殖他的资本这一事实，对土地所有者来说，绝不是把土地白白借给租地农场主并如此慈善地给这位营业伙伴以无息信贷的理由。这样一个前提，意味着土地所有权被抽象掉，土地所有权被废除。而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正好是对投资的一个限制，正好是对资本在土地上任意增殖的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决不会由于租地农场主单纯有下面这种想法而消失：如果他不支付地租，也就是说，如果他实际上能把土地所有权看做是不存在的，那么，谷物价格的水平就使他能够通过利用A级土地的办法从自己的资本中取得普通的利润。但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作为资本的限制的土地所有权，是级差地租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垄断，超额利润就不会转化为地租，就不会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而会落到租地农场主手里。甚至在作为级差地租的地租并不存在的地方，也就是，在A级土地上，作为限制的土地所有权还是继续存在。

级差地租有这样一个特点：土地所有权在这里仅仅取去超额利润，否则这种超额利润就会被租地农场主据为己有，而在一定情况下，在租约未满期间，实际上也是被租地农场主据为已有。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只是商品价格中一个未经它本身参与就产生（确切些说，是由于调节市场价格的生产价格决定于竞争这一点产生的）并转化为超额利润的部分发生转移的原因，即价格的这个部分由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由资本家手里转移到土地所有者手里的原因。但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并不是创造这个价格组成部分的原因，也不是作为这个组成部分的前提的价格上涨的原因。然而，如果最坏的土地A——虽然它的耕种会提供生产价格——不提供一个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即地租，就不可能被耕种，那么，土地所有权就是引起这个价格上涨的原因。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产生地租
。

假定需求状况要求开垦新的土地，比如说，要求开垦不如一向耕种的土地那样肥沃的土地，那么，土地所有者会因为土地产品的市场价格已上涨到足以使这种土地上的投资为租地农场主提供生产价格，从而提供普通利润，就白白地把这些土地出租吗？绝对不会。投资必须给他提供地租。只有能够向他支付租金，他才会把土地租出去。所以，市场价格必须涨到生产价格以上，达到P＋r，才能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因为按照假定，土地不出租，土地所有权就没有任何收益，在经济上就没有价值，所以，市场价格只要稍稍超过生产价格，就足以使新的最坏的土地进入市场。

现在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由于最坏土地也提供地租，即这种不可能来自于肥力差别的地租，是不是就得出结论说，土地产品的价格必然是普通意义上的垄断价格，或者说，必然是一种使地租像在赋税那样的形式上被包含在内的价格，只不过这种赋税由土地所有者征收，而不是由国家征收呢？这种赋税有自己的一定的经济上的界限，这是不言而喻的。旧租地上的追加投资，外国的土地产品——假定土地产品可以自由进口——的竞争，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互相竞争，最后，消费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都会使这种赋税受到限制。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最坏的土地支付的地租，是否像税金加到课税商品的价格中去一样，加到这种土地的产品的价格（按照假定，它调节着一般的市场价格）中去，也就是说，是否作为一个和商品价值无关的要素加到这种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中去。

这绝不是必然的结论，而所以会作出这样的论断，只是因为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区别一直没有被人理解。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绝不是一回事，虽然商品的生产价格，就商品的总和来看，只是由商品的总价值来调节，虽然不同种商品的生产价格的变动，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完全是由这些商品的价值的变动决定的。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可以高于它的价值，或低于它的价值，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和它的价值相一致。所以，土地产品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这一事实，决不证明它们也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正如工业品平均按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这一事实，决不证明它们是按它们的价值出售一样。农产品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但低于它们的价值出售的现象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同样可能的是，许多工业品只是因为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才提供生产价格。

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的比率，完全是由生产它所用的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率，即由生产它所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决定的。如果一个生产部门中的资本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也就是说，如果该资本中投在工资上的可变部分，和投在物质劳动条件上的不变部分的比率，大于社会平均资本中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率，那么，它的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会高于它的生产价格。这就是说，一个这样的资本，因为使用了更多的活劳动，所以在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下，将会比社会平均资本的一个同样大的部分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利润。因此，它的产品的价值，就会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因为这个生产价格等于资本的补偿加上平均利润，而平均利润则小于这个商品上生产的利润。社会平均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比这种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要小。如果投在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高于社会平均资本，情形就会相反。它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会低于这些商品的生产价格；一般来说，最发达的工业部门的产品的情况就是这样。

真正农业上的资本构成如果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那么，这首先表示，在生产发达的各国，农业的发展程度没有达到加工工业的水平。撇开其他一切经济状况，并且一部分有决定作用的经济状况不说，这个事实已经由下述情况得到说明，力学各科，特别是它们的应用，同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它们在农业上的应用的较晚的，并且部分地还十分幼稚的发展比较起来，发展得比较早，而且比较快。此外，一个不容置疑并早已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农业本身的进步，总是表现在不变资本部分同可变资本部分相比的相对的增长上。在一个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例如英国，农业资本的构成是否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这是一个只能用统计来确定的问题，并且，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对此也没有必要进行详细的探讨。无论如何，在理论上已经确定的是：农产品的价值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农业上一定量的资本，与同等数量的有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相比，会生产较多的剩余价值，或同样也可以说，会推动和支配较多的剩余劳动（因此，也就是使用较多的活劳动一般）。

但是，单是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这样一个事实本身，无论如何不足以说明一种同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或同一土地上各连续投资的不同生产率无关的地租的存在，一句话，即在概念上不同于级差地租，因而可以称为绝对地租的那种地租的存在。许多工业品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的价值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但它们不会因此就提供一个可以转化为地租的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或超额利润。恰好相反。生产价格以及它所包含的一般利润率的存在和概念，是建立在单个商品不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这样一个基础上的。生产价格是由商品价值的平均化产生的。这种平均化在不同生产部门各自耗费的资本价值得到补偿以后，使全部剩余价值不是按各个生产部门所生产的、从而包含在其产品中的剩余价值所占的比例来进行分配，而是按各个预付资本的量所占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只有这样，平均利润和以平均利润为特征要素的商品生产价格才会产生。资本的不断趋势是，通过竞争来实现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配的这种平均化，并克服这种平均化的一切阻碍。所以，资本的趋势是，只容许这样一种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在一切情况下都不是来自于商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而是来自于调节市场的一般生产价格和与它相区别的个别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所以超额利润不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而是发生在每个生产部门之内；因此，它不会影响不同生产部门的一般生产价格，也就是说，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反而以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以一般利润率为前提。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个前提是建立在社会总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断变动的成比例的分配上，建立在资本的不断流入和流出上，建立在资本由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可能性上，总之，建立在资本在这些不同生产部门（对社会总资本各独立部分来说，就是同样多的可使用的投资场所）之间的自由运动上。在这里，我们假定，例如，在商品的价值高于其生产价格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某一生产部门中，没有任何限制，或者只有偶然的暂时的限制，会妨碍资本的竞争把价值化为生产价格，从而把这个生产部门的超额剩余价值成比例地分配于资本所开发的一切部门。但是，如果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如果资本遇到了一种外力，对这种外力，资本只能局部地克服或完全不能克服，这种外力限制资本投入一些特殊生产部门，只有在完全排斥或部分地排斥剩余价值一般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条件下才允许资本投入这种特殊生产部门，那么很明显，在这种生产部门中，由于商品的价值超过其生产价格，就会产生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将会转化为地租，并且作为地租能够与利润相对立而独立起来。当资本投在土地上时，土地所有权或者说土地所有者，就作为这样一种外力和限制，出现在资本或资本家面前。

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就是障碍。因此，不纳税，也就是说，不交地租，就不能对从前未耕种或未出租的土地投入任何新的资本，虽然新耕种的土地是一种不会提供任何级差地租的土地，并且如果没有土地所有权，只要市场价格略微上涨，它就已被耕种，以致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使这种最坏的土地的耕种者只能得到他的生产价格。但是，因为有了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市场价格必须上涨到一定的程度，才使土地除了生产价格外，还能支付一个余额，也就是说，支付地租。但是，因为按照假定，农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所以，这个地租（除了我们立即就要研究的一种情形外）就是价值超过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或这个余额中的一部分。地租究竟是等于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还是仅仅等于这个差额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这完全取决于供求状况和新耕种的土地面积。

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来自于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的绝对地租，都只是农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都只是这个剩余价值到地租的转化，都只是土地所有者对这个剩余价值的攫取。

如果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那么，上述意义上的绝对地租，也就是既和级差地租不同，又和以真正垄断价格为基础的地租不同的地租，就会消失。这样，农产品的价值就不会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农业资本和非农业资本相比，就不会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也就不会实现更多的剩余劳动。如果随着耕作的进步，农业资本的构成已和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相等，那么，这样的现象就会发生。

乍一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假定农业资本的构成提高，也就是说，它的不变部分比它的可变部分相对地增大，另一方面又假定土地产品的价格上涨到足以使新的、比以往耕种的土地更坏的土地也能支付地租，而这种地租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来自市场价格超过价值和生产价格的余额，简单地说，只能来自产品的垄断价格。

第46章 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凡是存在地租的地方，都有级差地租，而且这种级差地租都遵循着和农业级差地租相同的规律。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至于建筑上使用的土地，亚当.斯密已经说明，它的地租的基础，和一切非农业土地的地租的基础一样，是由真正的农业地租调节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1篇第11章第2、3节）。这种地租的特征在于：首先，位置在这里对级差地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这对葡萄种植业和大城市的建筑地段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次，所有者显然具有完全的被动性，他的主动性（特别是在采矿业）只在于利用社会发展的进步，而对于这种进步，他并不像产业资本家那样有过什么贡献，冒过什么风险；最后，在许多情况下垄断价格占有优势，特别在对贫穷进行最无耻的榨取方面是这样（因为贫穷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对于西班牙更为富饶的源泉），并且这种土地所有权一旦和产业资本结合在一个人手里，便会产生巨大的权力，使得产业资本可以把为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工人从他们的容身之所地球上实际排除出去。在这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不仅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住房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资本的发展（这种固定资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等），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在这里，即使有凯里那样的强烈愿望，也不可能把房租（就其作为投在房屋上的资本的利息和折旧来说）同单纯土地的地租混为一谈，特别在土地所有者和建筑投机家完全是不同的人的时候（例如在英国）。在这里，我们要考察两个要素：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从这两个方面，土地所有权都要求得到它的贡赋。对建筑地段的需求，会提高作为空间和地基的土地的价值，而对土地的各种可用作建筑材料的要素的需求，同时也会因此增加。

真正的矿山地租的决定方法，和农业地租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必须加以区别，究竟是因为产品或土地本身有一个与地租无关的垄断价格，所以地租才由垄断价格产生，还是因为有地租存在，所以产品才按垄断价格出售。当我们说垄断价格时，一般是指那种只决定于购买者的购买欲和支付能力的价格，它既与一般生产价格所决定的价格，也与产品价值所决定的价格无关。一个葡萄园在它所产的葡萄酒特别好时（这种葡萄酒一般说来只能进行比较小量的生产），就会提供一个垄断价格。由于这个垄断价格（它超过产品价值的余额，只决定于高贵的饮酒者的财富和嗜好），葡萄种植者将实现一个相当大的超额利润。这种在这里由垄断价格产生的超额利润，由于土地所有者对这块具有独特性质的土地的所有权而转化为地租，并以这种形式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因此，在这里，是垄断价格造成地租。反过来，如果由于土地所有权对在未耕地上进行不付地租的投资造成限制，以致谷物不仅要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出售，而且还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那么，地租就会造成垄断价格。一些人所以能把社会的一部分剩余劳动作为贡赋来占有，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占有得越来越多，只是由于他们拥有土地所有权，而这个事实却被以下的情况掩盖了：资本化的地租，也就是说，正是这个资本化的贡赋，表现为土地价格，因此土地也像任何其他交易品一样可以出售。因此对购买者来说，他对地租的索取权，好像不是白白得到的，不是不付出劳动，不冒风险，不具有资本的企业精神，就白白得到的，而是支付了它的等价物才得到的。像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购买者看来，地租不过表现为他用以购买土地以及地租索取权的那个资本的利息。对已经购买黑人的奴隶主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他对黑人的所有权，好像不是靠奴隶制度本身，而是通过商品的买卖而获得的。不过，这个权利本身并不是由出售产生，而只是由出售转移。这个权利在它能被出售以前，必须已经存在；不论是一次出售，还是一系列这样的出售，不断反复的出售，都不能创造这种权利。总之，创造这种权利的，是生产关系。一旦生产关系达到必须蜕皮的地步，这种权利的和一切以它为依据的交易的物质的、在经济上和历史上有存在理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源泉，就会消失。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于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做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在以下有关土地价格的研究中，我们要撇开一切竞争波动，一切土地投机，甚至小土地所有制（在这里，土地是生产者的主要工具，因此生产者不管按什么价格都必须购买它）。

Ⅰ.土地价格可以在地租不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即：

1.单纯由于利息率的下降，结果，地租按更贵的价格出售，因此，资本化的地租，土地价格，就增长了；

2.因为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增长了。

Ⅱ.土地价格可以因地租增加而提高。

Ⅲ.这些使地租提高，从而使一般土地价格或各类别土地价格提高的不同条件，可以部分地发生竞争，部分地互相排斥，并且只能交替地发生作用。但是，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不能从土地价格的增加直接得出地租增加的结论，也不能从地租的增加（这种增加总会引起土地价格的增加）直接得出土地产品增加的结论。

第47章 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

1.导论

在资本尚未执行强行榨取一切剩余劳动，并直接占有一切剩余价值这一职能，从而资本还没有使社会劳动或只是偶尔使社会劳动从属于自己的社会形式中，根本谈不上现代意义的地租，谈不上作为超过平均利润即超过每个资本在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所占比例部分而形成的余额的地租。

2.劳动地租

如果我们考察地租的最简单的形式，即劳动地租
——在这个场合，直接生产者以每周的一部分，用实际上或法律上属于他所有的劳动工具（犁、牲口等等）来耕种实际上属于他所有的土地，并以每周的其他几天，无代价地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劳动——那么，事情还是十分清楚的，在这里，地租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在这里，无酬剩余劳动所借以表现的形式是地租，而不是利润。

这里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必须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对土地的依附，必须有本来意义的依附制度。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

关于劳动地租这个最简单的和最原始的地租形式，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在这里，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并且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

3.产品地租

产品地租的前提是直接生产者已处于较高的文明状态，从而他的劳动以及整个社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产品地租和先前的形式的区别在于，剩余劳动已不再在它的自然形态上，从而也不再在地主或地主代表者的直接监督和强制下进行。驱使直接生产者的，已经是各种关系的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强制，是法律的规定，而不是鞭子，他已经不得不自己负责来进行这种剩余劳动了。剩余生产，是指直接生产者超过本人必不可少的需要而在实际上属于他自己的生产场所之内即他自己耕种的土地之内进行的生产，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是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之旁和之外的领主庄园中进行的生产。这种剩余生产，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规。在这种关系中，直接生产者或多或少可以支配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的使用，虽然这个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原来几乎是它的全部剩余部分）仍然是无偿地属于土地所有者；只是后者现在已经不是直接在劳动时间的自然形式上得到它，而是在它借以实现的产品的自然形式上得到它。

4.货币地租

在这里，我们把货币地租——它和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产业地租或商业地租不同，后者只是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理解为单纯由产品地租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地租，就像产品地租本身只是已经转化的劳动地租一样。在这里，直接生产者不是把产品，而是把产品的价格付给他的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国家还是私人）。因此，一个实物形式的产品余额已经不够；它必须由这个实物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虽然直接生产者仍然要继续亲自生产至少是他的生存资料的绝大部分，但是现在他的一部分产品必须转化为商品，当做商品来生产。因此，整个生产方式的性质就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生产方式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失去了超然于社会联系之外的性质。现在由或多或少的货币支出所构成的生产费用所占的比率有了决定性的意义；无论如何，总产品中超过一方面必须重新用作再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必须用作直接生存资料的部分而要转化为货币的那部分余额，现在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但这种地租的基础，虽然已日趋解体，还是和在那种构成出发点的产品地租的场合下一样。直接生产者仍旧是继承的或其他传统的土地占有者，他必须向他的这种最重要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即地主，以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产品的形式，提供剩余的强制劳动，也就是没有报酬、没有得到等价的劳动。对那些和土地不同的劳动条件，即对农具和其他动产的所有权，在先前的各种形式下就已经先是在事实上，然后又在法律上，转化为直接生产者的所有权；这一点对货币地租形式来说，更是先决条件。起初只是偶然的，尔后或多或少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从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这种转化还要以产品有一个市场价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为前提，而在先前的几种形式下，却不需要如此。

但是，作为产品地租的转化形式并和它相对立的货币地租，是我们以上所考察的那种地租，即作为剩余价值的和向生产条件所有者提供的无酬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的地租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它的解体形式。

货币地租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撇开一切中间形式，例如撇开小农租佃者的形式不说——必然或者使土地变为自由的农民财产，或者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导致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所支付的地租。

在实行货币地租时，占有并耕种一部分土地的隶属农民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传统的合乎习惯法的关系，必然转化为一种由契约规定的、按成文法的固定规则确定的纯粹的货币关系。因此，从事耕作的占有者实际上变成了单纯的租佃者。一方面，这种转化在其他方面均适宜的一般生产关系下，会被利用来逐渐剥夺旧的农民占有者，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另一方面，这种转化又使从前的占有者得以赎免交租的义务，转化为一个对自己耕种的土地取得完全所有权的独立农民。此外，在由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时，不仅与此同时必然形成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用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化之前就形成这个阶级。在这个新阶级刚刚产生，还只是偶然出现的时期，在那些境况较佳的有交租义务的农民中间，必然有那种自行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习惯发展起来，正如早在封建时期，富裕的依附农自己又拥有依附农一样。因此，他们积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些旧式的、亲自劳动的土地占有者中间，也就形成了培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温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村以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如果像在16世纪的英国那样，由于出现了特别有利的情况，对他们起了促进作用，例如，当时由于货币不断贬值，传统的长期租约使土地所有者蒙受损失，却使租地农场主发了财，那么，租地农场主就会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

此外，地租一旦取得货币地租的形式，同时，交租农民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一旦取得契约关系的形式——这种转化一般只是在世界市场、商业和工业已有一定的比较高的发展程度以后才有可能——也就必然出现租赁土地给资本家的现象。这些资本家一向置身在农村范围之外，现在却把他们在城市中获得的资本和城市中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产品只是作为商品，并且只是作为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来生产的形式，带到农村和农业中来。这个形式只有在那些在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支配着世界市场的国家，才能成为一般的常规。一旦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一切从农村旧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关系就会解体。租地农场主成了这种农业工人的实际指挥官，成了他们的剩余劳动的实际剥削者，而土地所有者现在只和这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发生直接关系，而且是单纯的货币关系和契约关系。因此，地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不仅是实际的和偶然的（这在以前各种形式上已经部分地发生过），而且是正常的，是在它的公认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上发生的。它已经由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下降为这个剩余劳动超过从事剥削的资本家以利润形式占有的部分而形成的余额，并且全部剩余劳动，即利润和超过利润的余额，现在都直接由他榨取，以总剩余产品的形式由他取得，并转化为货币。现在，他交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是他用他的资本直接剥削农业工人而榨取的这个剩余价值的一个超额部分。他要交给土地所有者多少，平均说来，其界限是由资本在非农业生产部门提供的平均利润和由后者调节的非农业的生产价格决定的。因此，现在地租就由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变为这个特殊生产部门即农业生产部门所特有的、超过被资本当做应优先归自己所有并且通常也归自己所有的东西而要求取得的那部分剩余劳动而形成的余额。现在，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已经不是地租，而是利润，地租已经不是剩余价值一般在特殊情况下独立化的形式，而只是剩余价值的一个分支即超额利润在特殊情况下独立化的形式。

5.分成制和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

分成制可以看成是由地租的原始形式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经营者（租地农民）除了提供劳动（自己的或别人的劳动），还提供经营资本的一部分，土地所有者除了提供土地，还提供经营资本的另一部分（例如牲畜），产品则按一定的、不同国家有所不同的比例，在租地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在这里，从一方面说，租地农民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实行完全的资本主义经营。从另一方面说，土地所有者在这里所得到的部分并不具有纯粹的地租形式。它可能实际上包含他所预付的资本的利息和一个超额地租。它也可能实际上吞并了租地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或者从这个剩余劳动中留给租地农民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但重要的是，地租在这里已不再表现为剩余价值一般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只使用本人劳动或者也使用别人劳动的租地人，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一部分劳动工具的所有者，作为他自己的资本家，要求产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也不只是根据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且也作为资本的贷放者，要求得到自己的一份。

再看一看小块土地所有制
。在这里，农民同时就是他的土地的自由所有者，土地则是他的主要生产工具，是他的劳动和他的资本的不可缺少的活动场所。在这个形式下，不支付任何租金；因而，地租不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一个分离出来的形式，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常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同其他生产部门比较，它也会表现为超额利润，不过这种超额利润和劳动的全部收益一样，为农民所得。

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民族中，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

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对小生产来说，也就是对下述生产方式来说，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单独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在这里，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性发展的基础。它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点。这种土地所有权衰亡的原因表明了它的限度。这些原因就是：它的正常的补充物即农村家庭工业，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消灭；处在这种耕作下的土地逐渐贫瘠和地力枯竭；公有地（这在一切地方都是小块土地经济的第二个补充物，并且只是因为有了公有地，小块土地经济才有可能饲养牲畜）为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作为种植园经营的大农业或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加入竞争。农业上的各种改良一方面降低了土地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要求较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这些也促进了上述土地所有权的灭亡，例如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情况就是这样。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

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到处使这种所有制陷入贫困境地。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互相分离。人力产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

小农业在它和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所特有的弊病之一，来自于耕者必须投入一笔资本购买土地。（这同样适用于这样一种过渡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大土地所有者首先投入一笔资本购买土地，然后作为自己的租地农场主来从事经营。）由于土地在这里作为单纯的商品取得了可动性，财产的变动也就增加了，这样一来，对每个新的一代来说，在每次分配遗产时，从农民的观点看来，土地都要重新作为投资出现，也就是说，成为他所购买来的土地。因此，土地价格在这里也就在各项虚假的生产费用中，或在单个生产者的产品成本价格中构成一个压倒一切的要素。

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在另一个方面，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

如果说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半处于社会之外的未开化的阶级，它兼有原始社会形式的一切粗野性和文明国家的一切贫困痛苦，那么，大土地所有制则在劳动力的天然能力借以逃身的最后领域，在劳动力作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备力量借以积蓄的最后领域，即在农村本身中，破坏了劳动力。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第48章 三位一体的公式

1

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

其次，因为正如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利息表现为资本所固有的、独特的产物，与此相反，企业主收入则表现为不以资本为转移的工资，所以，上述三位一体的形式可以进一步归结为：

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在这个形式中，利润，这个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特征的剩余价值形式，就幸运地被排除了。

如果我们现在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经济上的三位一体，我们就会发现：

每年可供支配的财富的各种所谓源泉，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彼此之间毫无相同之处。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就像公证人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一样。

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同活劳动力相对立而独立化的这种劳动力的产品和活动条件，通过这种对立在资本上人格化了……因此，在这里，对于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因素之一，我们有了一个确定的、乍一看来极为神秘的社会形式。

现在，与此并列，又有土地，这个无机的自然界本身，这个完全处在原始状态中的“粗糙的混沌一团的天然物”。价值是劳动，因此，剩余价值不可能是土地。

最后，作为其中的第三个同盟者的，只是一个幽灵——劳动，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指人借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人类一般的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脱掉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越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尚属非社会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

2

在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公式中，资本、土地和劳动，分别表现为利息（代替利润）、地租和工资的源泉，而利息、地租和工资则是它们各自的产物，它们的果实。前者是根据，后者是归结；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而且每一个源泉都把它的产物当做是从它分离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东西。

3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做单纯的形式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然而，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只能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理的秩序中。因此，它会在这个消灭了整个内部联系的三位一体中，为自己的浅薄的妄自尊大，找到自然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同时，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

第49章 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和纯收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把固定资本中曾被使用但是没有消费掉的部分撇开不说，总收益或总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剩余价值。或者，如果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而是考察社会总资本的产品，那么，总收益等于构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加上表现为利润和地租的那种剩余产品的物质要素。

总收入是总生产中扣除了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总产品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预定要重新成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我们已经知道，每一个商品的价值和每一个资本的全部商品产品的价值，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只补偿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虽然本身有一部分会作为可变资本流回，因而会以资本的形式流回，却预定要全部转化为总收入，并采取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这三者的总和就是总收入。我们还知道，一个社会的年总产品的价值也是这样。单个资本家的产品和社会的产品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从单个资本家来看，纯收入不同于总收入，因为后者包括工资，前者不包括工资。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脚点上，因而只把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看做纯收入。

但是，如果像萨伊先生那样，认为全部收益，全部总产品，对一个国家来说都分解为纯收益，或者同纯收益没有区别，因而这种区别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不复存在，那么，这种幻想不过是亚当·斯密以来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的荒谬教条的必然的和最后的表现，即认为商品价值最终全部分解为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这样一种教条的必然的和最后的表现。

施托尔希下面这段话，也表达了许多其他人的意见。他说：

“形成国民收入的各种可出售的产品，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考察：在对个人的关系上应看做价值；在对国民的关系上应看做财富；因为国民的收入，不是像个人的收入那样，按照它的价值来估计，而是按照它的效用，或者说按照它所能满足的需要来估计。”（《论国民收入的性质》第19页）

第一，将一个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在价值基础上，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国民需要而工作的总体，这是错误的抽象。

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第50章 竞争的假象

竞争使劳动的市场价格提高或降低。假定劳动的需求和供给相抵，那么工资又由什么决定呢？由竞争决定。但我们正好假定不再由竞争决定，假定竞争已经由于它的两种相反的力量的平衡而不起作用。我们正是要找出工资的自然价格，即不由竞争调节而是反过来调节竞争的劳动价格。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使劳动的必要价格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来决定。但这种生活资料也是有价格的商品。因此，劳动价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而生活资料的价格，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首先是由劳动价格决定。因此，由生活资料价格决定的劳动价格，还是要由劳动价格决定。劳动价格由劳动价格决定。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劳动价格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在这里，劳动有价格，是因为它被当做商品。因此，要谈劳动价格，我们就必须知道价格究竟是什么。但用这种方法，我们恰恰无法知道价格究竟是什么。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假定，劳动的必要价格就是按这种令人满意的方法决定的。但形成商品价格第二要素的平均利润，即每个资本在正常条件下的利润又是怎样决定的呢？平均利润应当由平均利润率决定；平均利润率又是怎样决定的呢？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决定吗？但这种竞争已经以利润的存在为前提。它假定同一个生产部门或不同的生产部门有不同的利润率，因而有不同的利润。竞争之所以能够影响利润率，只是因为它影响商品的价格。竞争只能使同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以相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并使不同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按照这样一个价格出售商品，这个价格使他们得到相同的利润，得到已经部分地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的同一比例的加价。因此，竞争只能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要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利润作为商品价格的要素必须已经存在。竞争不创造利润。利润的水平，在平均化过程发生的时候便形成了。竞争不过使它提高或降低，但并不创造它。并且，当我们说必要利润率时，我们正是想要知道那种不以竞争的运动为转移却反而调节竞争的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在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势均力敌的时候出现的。竞争可以造成这种均势，但不能造成在这种均势下出现的利润率。当这种均势形成的时候，一般利润率为什么会是10%、20%或100%呢？是由于竞争吗？正好相反，竞争消除了那些造成与10%或20%或100%相偏离的原因。它导致某一商品价格，在这一价格下，每个资本都比例于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润。但这个利润本身的量与竞争无关。竞争只是使一切偏离不断地归于这个数量。一个人和其他人竞争；竞争迫使他和其他人一样按同一价格出售商品。但这个价格为什么是10或20或100呢？

这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利润率，从而利润，解释为一个以无法理解的方式决定的加价，它被加到在此之前已经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去。竞争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是，这个利润率必须是一个已定的量。而我们在说一般利润率和利润的“必要价格”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把这个荒谬的推论过程搬到地租上来重新探讨一番，是完全不必要的。无须重新探讨就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个过程多少贯彻下去，就会使利润和地租表现为由一些无法理解的规律决定的单纯加价，它们被加到首先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去。一句话，竞争必须说明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一切东西，其实正好相反，经济学家必须说明竞争。

在单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竞争和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竞争中，作为不变的和起调节作用的量加入到计算中去的，是工资、利息和地租的已定的和预先存在的量。这个量不变，不是指它们的量不会变化，而是指它们在每一单独场合都是已定的，并且对不断波动的市场价格来说形成不变的界限。例如，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竞争中，问题仅仅在于：在工资、利息和地租已定时，按照或低于既定的一般市场价格出售商品是否能够得到利益，也就是说，能够实现相当的企业主收入。如果一个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说来不发展，因而工资和土地价格低廉，资本的利息却很高，而另一个画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名义上很高，资本的利息却很低，那么，资本家在前一国家就会使用较多的劳动和土地，在后一国家就会相对地使用较多的资本。在估计两个国家之间这里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发生竞争时，这些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因此在这里，经验从理论方面，资本家的利己盘算从实践方面表明：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息和地租决定，由劳动的价格、资本的价格和土地的价格决定；这些价格要素确实是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形成要素。

当然，这里总有一个要素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由商品的市场价格产生的。这就是超过由工资、利息和地租这几个要素相加得出的成本价格而形成的余额。这第四个要素，在每一单独场合，都表现为由竞争决定，在把各个场合加以平均的情况下，则是由平均利润决定。这个平均利润又是由同一个竞争来调节，不过这是在较长期间内的事情。

第51章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从而，年产品中体现这个价值并且能够从总收益中取出和分离出来的部分——分成三个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地产的所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

按照通常的看法，这些分配关系被认为是自然的关系，是从一切社会生产的性质，从人类生产本身的各种规律中产生出来的关系。诚然，不能否认，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出现过其他的分配方式，但是，人们把那些方式说成是这种自然分配关系的未发展的、未完成的、被伪装了的、没有被还原为最纯粹表现和最高形态的、具有异样色彩的方式。

这种见解中唯一正确的一点是：在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发生的印度公社的社会生产，或秘鲁人的多半是人为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在这里我们撇开用于生产消费的部分不说。这样，不同分配方式的同一性就归结到一点：如果我们把它们的区别和特殊形式抽掉，只抓住同它们的区别相对立的一致，它们就是同一的。

更有学识、更有批判意识的人们，虽然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发展性质，但同时却更加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因而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

相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样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

在考察分配关系时，人们首先是从年产品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所谓的事实出发。但是，把事实说成这样是错误的。产品一方面分为资本，另一方面分为各种收入。其中一种收入，工资，总是先以资本形式同工人相对立，然后才取得收入的形式，即工人的收入的形式。生产出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总是作为资本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物质劳动条件和工人相对立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在生产本身中，工人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之间，并且工人彼此之间，是处在一定的关系中。这些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这个事实，又意味着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了土地，因而存在着一定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如果产品的一部分不转化为资本，它的另一部分就不会采取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

另一方面，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么，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

当然，可以说，资本（以及资本作为自身的对立物而包括进来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以这样一种分配为前提：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中，另外一些个人对土地拥有排他的所有权，总之，就是存在着论原始积累的那一部分（第1册第24章）已经说明过的全部关系。但是，这种分配完全不同于人们把分配关系看做与生产关系相对立而赋予它以一种历史性质时所理解的那种东西。人们谈到这种分配关系，指的是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相反，前面所说的分配关系，却是在生产关系本身内部由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在同直接生产者的对立中所执行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的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

第一
，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有了以上说明，已无须重新论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怎样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

这种性质，即1.产品作为商品和2.商品作为资本产品的性质，已经包含着一切流通关系，即产品必须通过并在其中取得一定社会性质的一定的社会过程；同样，这种性质也包含着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实现和产品到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再转化。但是，即使撇开这点不说，从上述两种性质，即产品作为商品的性质，或商品作为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性质，就会得出全部价值决定和价值对全部生产的调节作用。在这个十分独特的价值形式上，一方面，劳动只作为社会劳动起作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劳动的分配，它的产品的互相补充，它的产品的物质变换，它从属于和被纳入社会的传动机构，这一切却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者个人偶然的、互相抵消的冲动去摆布。因为这些人不过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消。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偶然波动中，实现着生产的社会平衡。

其次，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
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进而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上面怎样建立起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一种生产方式，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而发展的，并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较为详细的说明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就是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不过在这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他作为生产的领导者和统治者而担任的社会职能，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有重大的区别。

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对于直接生产者大众来说，他们的生产的社会性质是以实行严格管理的权威的形式，并且是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组织的社会机制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权威的承担者，只是作为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人格化，而不是像在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中那样，是作为政治的统治者或神权政体的统治者得到这种权威的——但是，在这种权威的承担者中间，在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对于个人随意性起压倒作用的自然规律。

只是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这两个基本的生产要素采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才表现为利润（地租），表现为资本家的盈利，表现为可供支配的、归他所有的追加的财富。但也只是由于一部分价值这样表现为他的利润
，用来扩大再生产并构成一部分利润的追加生产资料，才表现为新的追加资本，并且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扩大，才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

尽管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形式对整个过程的面貌和生产本身的特殊方式有决定的作用，雇佣劳动却并不决定价值。在价值的决定上所涉及的，只是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只是社会一般可以支配的劳动量，而不同的产品在这个劳动量中所吸收的相对量，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些产品的各自的社会比重。当然，社会劳动时间在商品价值上作为决定要素起作用的一定形式，从下述意义上说是同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形式，以及生产资料作为资本这一相应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商品生产才成为生产的一般形式。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这种所谓的分配关系本身。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

现在我们来谈利润。剩余价值的这种一定的形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新形成生产资料的前提，因而是一种支配再生产的关系，虽然在资本家个人看来，好像他真正能够把全部利润当做收入来消费掉。但他会在这方面碰到限制，这些限制以保险基金和准备金的形式，以竞争规律等形式出现在他面前，并且在实践中向他证明，利润并不只是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范畴。其次，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由产品的价格来调节的。可是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本身，又是由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在不同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来调节的。因此，在这里，利润不是表现为产品分配的主要因素，而是表现为产品生产本身的主要因素，即资本和劳动本身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因素。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这表现为同一收入的分配。但这种分割的发生，首先是由于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发展，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过程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发展。这种分割从它本身发展出了信用和信用制度，因而也发展出了生产的形式。在利息上等等，所谓的分配形式是作为决定的生产要素加入价格的。

至于地租，它能够表现为只是分配的形式，因为土地所有权本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执行职能，至少不执行正常的职能。但是1.地租只限于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2.土地所有者从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操纵者和统治者降为单纯土地出租人，单纯用土地放高利贷的人，单纯收租人——这些事实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的历史产物。土地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土地所有权取得允许农业实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形式，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的产物。人们尽可以把其他社会形式中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称为地租。但那种地租和这个生产方式中出现的地租有本质的区别。

可见，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同于各种由其他生产方式产生的分配形式，而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随着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的消失而消失。

只把分配关系看做历史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做历史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刚开始进行还带有局限性的批判时的见解。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在没有任何社会帮助的情况下也必须完成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分配关系，从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就表明这样的危急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会集团，其成员，形成这些集团的个人，分别靠工资、利润和地租来生活，也就是分别靠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资本和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来生活。

不过从这个观点来看，例如，医生和官吏似乎也形成两个阶级，因为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其中每个集团的成员的收入都来自同一源泉。对于社会分工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间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无止境的划分——例如，土地所有者分成葡萄园所有者，耕地所有者，森林所有者，矿山所有者，渔场所有者——似乎同样也可以这样说。

第52章 阶级

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

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虽然这种情况在农村比在城市少得多）。不过，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考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使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地积聚在一起，从而，使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适应于这种趋势，土地所有权同资本和劳动相分离而独立，换句话说，一切土地所有权都转化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是什么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的成员？

乍一看来，好像就是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正是这三大社会集团，其成员，形成这些集团的个人，分别靠工资、利润和地租来生活，也就是分别靠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资本和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来生活。

不过从这个观点来看，例如，医生和官吏似乎也形成两个阶级，因为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其中每个集团的成员的收入都来自同一源泉。对于社会分工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间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无止境的划分——例如，土地所有者分成葡萄园所有者，耕地所有者，森林所有者，矿山所有者，渔场所有者——似乎同样也可以这样说。

1. 封面

2. 前折页

3. 书名页

4. 版权页

5. 文前彩插

6. 《资本论》选读和简论说明

7.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8. 目录

9.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1. 第一版序言

2. 法文版序言和跋

3. 英文版序言

4.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1. 第1章 商品

2. 第2章 交换过程

3. 第3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5.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1. 第4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6.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1. 第5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2. 第6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3. 第7章 剩余价值率

4. 第8章 工作日

5. 第9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7.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1. 第10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2. 第11章 协作

3. 第12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4. 第13章 机器和大工业

8.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1. 第14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2. 第15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3. 第16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9. 第六篇 工资

1. 第17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2. 第18章 计时工资

3. 第19章 计件工资

4. 第20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10.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1. 第21章 简单再生产

2. 第22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3. 第23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4. 第24章 所谓原始积累

5. 第25章 现代殖民理论

10. 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1. 序言

2.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1. 第1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2. 第2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3. 第3章 商品资本的循环

4. 第4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5. 第5章 流通时间

6. 第6章 流通费用

3. 第二篇 资本周转

1. 第7章 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2. 第8章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3. 第9章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4. 第10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5. 第11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6. 第12章 劳动期间

7. 第13章 生产时间

8. 第14章 流通时间

9. 第15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10. 第16章 可变资本的周转

11. 第17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4.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1. 第18章 导言

2. 第19章 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3. 第20章 简单再生产

4. 第21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11. 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上）

1. 序言

2.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1. 第1章 成本价格和利润

2. 第2章 利润率

3. 第3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4. 第4章 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5. 第5章 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6. 第6章 价格变动的影响

7. 第7章 补充说明

3.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1. 第8章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2. 第9章 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3. 第10章 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4. 第11章 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5. 第12章 补充说明

4. 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1. 第13章 规律本身

2. 第14章 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3. 第15章 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5. 第四篇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1. 第16章 商品经营资本

2. 第17章 商业利润

3. 第18章 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4. 第19章 货币经营资本

5. 第20章 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6.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1. 第21章 生息资本

2. 第22章 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3. 第23章 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4. 第24章 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5. 第25章 信用和虚拟资本

6. 第26章 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7. 第27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8. 第28章 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12. 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下）

1.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1. 第29章 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2. 第30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Ⅰ

3. 第31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Ⅱ （续）

4. 第32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Ⅲ （续完）

5. 第33章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6. 第34章 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7. 第35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

8. 第36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2.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1. 第37章 导论

2. 第38章 级差地租：概论

3. 第39章 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

4. 第40章 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级差地租Ⅱ）

5. 第41章 级差地租Ⅱ——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6. 第42章 级差地租Ⅱ——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7. 第43章 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8. 第44章 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

9. 第45章 绝对地租

10. 第46章 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11. 第47章 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

3.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1. 第48章 三位一体的公式

2. 第49章 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3. 第50章 竞争的假象

4. 第51章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5. 第52章 阶级

13. 后折页

14.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