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全2册）【舞蹈家金星、社会学家李银河推荐！继弗洛伊德、福柯之后的性学理论大师福尔克马·西古希的力作
Author: [德]福尔克马·西古希(Volkmar Sigusch)
Date: 2018-05-01
Publishe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前言

- 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上册）

- 第一篇 批判主义性理论：前提与盲点

- 1 范畴的必要性和理论的恐怖
- 2 作为社会范畴的性欲性行为
- 3 什么是性的自然特性
- 4 性的客观性
- 5 性的形态
- 6 性别的形态
- 7 性别的形而上学
- 8 “神圣的性爱”
- 9 性别的等级 第一性和第二性
- 10 爱情的形态
- 11 性的个人性和性的个人特殊差异
- 12 社会这个范畴和性学理论
- 13 普通个人和社会，内在和外在
- 14 必要性和批判的批判
- 15 知识作为社会的拜物神
- 16 生和死的越界或变形

- 17 Hylomatie（人与物相互异化互为客体）的定理

- 18 性科学的自相矛盾状态
- 19 女权主义与性科学
- 20 对父权制性别歧视的批判
- 21 性别差异和性的个人特殊差异
- 22 男人和女人关系中的难点
- 23 性别差异的逻辑
- 24 批判主义性科学的逻辑前提
- 25 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 26 一个认识论的误区：绝对的自然
- 27 一种无谓的寻找：绝对的因果关系
- 28 一种分离的统一：躯体和心理
- 29 关于心理分析与性科学的相互关系
- 30 一种心理性欲性行为理论的基本假设
- 31 欲望冲动、情欲或本能冲动？
- 32 性科学的精华
- 33 性的不可再简约的剩余值作为性的实质内核
- 34 （人）作为病态和有治疗需要的目标客体
- 35 性科学作为社会建制
- 36 那么究竟什么是性？

- 第二篇 性的世界：古代和新型的性欲性行为

- 37 登基成为国王的性
- 38 新性革命
- 39 生殖与性欲和性行为的分离
- 40 性别与性欲性行为的解离
- 41 变性者和他们的愿望
- 42 自然性别者和他们的自卫
- 43 “新性别”和当事者的看法
- 44 性别差异、混合性别和流动态性别
- 45 略带病态的眼光
- 46 作为假肢的论点
- 47 两性兼有的性别和它的出现
- 48 身体反应与体验的解离
- 49 龙涎香，灵猫香，伟哥和自我性刺激的意愿
- 50 阳具、阴茎和象征符号的规则
- 51 攻击与亲昵领域的解离
- 52 儿童情欲和与之相对立的纯洁儿童形象
- 53 儿童的性欲性行为与医学
- 54 儿童的困境
- 55 性侵、心理创伤和罪犯等范畴之间的差异
- 56 恋童癖与恋童的性欲性行为
- 57 个人关系与性体验的解离
- 58 恋物癖与当事者的意见
- 59 性的碎片式弥散

- 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下册）

- 第二篇 性的世界：古代和新型的性欲性行为

- 60 性商店

- 61 政治色情与色情爱好者和反色情者的虚伪

- 62 对性苦难不合时宜的服务和作为陈词滥调的性交

- 63 在性影院的一次观察
- 64 电子性爱作为新兴的性欲性行为模式
- 65 生活与性关系模式的新型联盟或多样化

- 66 男同在运动，或者说：同性恋性欲性行为的分化

- 67 女同在运动
- 68 双性恋者
- 69 施虐和受虐
- 70 变态和正常的性欲性行为
- 71 变态中的“变态”
- 72 从变态行为、性欲倒错到性瘾癖化
- 73 新动物恋作为新的联盟
- 74 网站门户性爱和多元之爱作为性和爱的新联盟
- 75 不存在具有普遍性的道德
- 76 个人亲密关系中的道德共识
- 77 卖淫和性工作
- 78 艾滋病作为疾病和错觉
- 79 变迁作为宏大叙事

- 80 话语和非话语化的性欲性行为：话语中的人物形象

- 81 可以澄清和模糊不清的事实
- 82 青少年的情欲
- 83 性伴侣间的性欲和性行为
- 84 银（白）发人的性爱
- 85 付诸生活的性欲和性行为有利于健康增益
- 86 对性医学术语的批判
- 87 对心理分析学的性高潮理论的批判
- 88 关于性障碍的短时性
- 89 弗洛伊德对性欲性行为的告别
- 90 无性欲与当事人的观点
- 91 自相矛盾的关系

- 92 自我实现的性和精益的性行为作为一种新的性范式

- 93 来自新性革命令人深思的新闻
- 94 新型性理念的退化
- 95 新型与早期的性欲性行为
- 96 性的内核
- 97 寻找一种情欲的艺术
- 98 珍贵无比的拜神般的爱情
- 99 正在走向终结的性时代？

- 参考文献

- 索引

前言

一块石头终于从我心里掉落下来，至此我可以松一口气了。许多年前，我那本《反道德》（Anti-Moralia，1990）一书的编审就曾要求我，将我原先发表在各报刊或书籍中的一些有关性欲和性行为的见解、评论，综合整理成一种新的性批判理论单行本。自那以后的许多年中，她的这一敦促一直缠绕着我。本书的出版，就是在她的敦促下我尽了自己最大努力的成果。

最近150年中，性科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展现了众多人的命运，激起了无数的辩论，提出了许多论题，在社会中制造了颓废堕落的现象，在世界上投放了许多术语，这一切都使我感觉到非常有必要尝试以一种具有概括性的范畴定义，即以一种具有普遍解释意义的性理论纲要，来分析和研究这些庞大的数据、极其混乱的意见分歧以及记录成文的经验事实，这其中也包括我在2008年出版的《性科学史》（Geschichte der Sexualwissenschaft）一书中有关对性的肯定、淡化、误解以及性的私人性的一些描述——期望以综合取代分散，克服随意性，揭开意识形态的面纱，而又不必明说：现在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切性理论的有效期，都是受时代制约的，因为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并不像血液中的含盐量，几千年来一成不变。20世纪曾出现过三次所谓的性革命，最后一次性革命——我称之为新性革命，开始于30年前。它对传统的性别、爱情和性模式的重新转义和重新评价，在西方国家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必须对此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新思考。仅是在技术、文化和个人层面将生殖从性的领域分离出去这一事实，就已导致所有传统性理论的贬值。但我们却还纠结于传统的性理论中，尤其是纠结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百多年前发表的《关于性理论的三篇论文》（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以下本书或简称《三篇论文》，或简称《性学三论》）之中。其实我们今天的思想、感受、工作、爱、生活和死亡，已经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那个时代了。

当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几十年前回顾以往的性理论时，他在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中看到了他所发现的知识和权力规定的四个策略性总和。这四个历史性特点或重大事件是：对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儿童性欲的教育学化、生殖行为的社会化和非常态性快感的精神病学化。但在今天，这类观察已经不再有什么效用了。今天需要我们描述的是女性性欲的觉醒，儿童性欲的禁忌化和对儿童的性虐待，性别差异的不平等遭遇，性欲与生育意愿的分离，异性恋与婚姻作为唯一一种生活和爱情模式的历史退位，以及对以往被认为是病态的非常态性欲与性行为的文化价值化和部分认可。我们今天的经历和行为，在一二十年前的中欧民众看来还是不可想象的：未结婚而同居生活者，或是公开自己同性恋倾向的人，能够担任国家最高官职，并生活在一种得到国家认可的生活伙伴关系中；可以借助手术或药物改变自己的性别；双性取向者可以同时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保持亲密关系；性受虐者和施虐者能够在电视中公然表演，无论怎样相互虐待都无妨大碍；单身男女可以在互联网上按自己的想象和要求在众多的网站寻找意中人；各种网站都在展现囊括了全球一切不可想象的性爱偏好。正因为如此，恋童癖们也就能够不受监管部门的阻挠，为获得性刺激而在互联网上下载成千上万的儿童裸体图片。即使是食人者，也能在互联网上找到一个愿意被食的人。但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女性的性与生育自主权的退化和对性犯罪者的无情惩罚。这便是整个自我矛盾关系中的一个例子。

令人惊讶但也令人遗憾的是，除了较少的例外，社会学界尽管面对性实践所出现的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却至今仍然没能看到，应当在社会学研究中对性、文化和社会做一种综合性的批判思考（Sigusch，2010b）。即使是心理分析学家和只有较少一些专家从事的学院式性科学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发表一些零星文章的水平上。其他学科对这一巨大变革或是保持沉默，或是以古老的生物学的陈词滥调来胡扯一通。这就导致了他们所讨论的，常常是一些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提出的原理，似乎自那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剧烈的变化。事实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早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就已经从理论角度去思考，“人永远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孩子”这么一个社会现象。

总是被排除在大学之外的作为对性欲和性行为进行系统理论批判的性科学其实是极其必要的，因为我们在几百年前作为普遍文化模式而形成的原始性欲和性行为，还没有完全被淹没在市场形态、冷漠和攻击性之中。在第二次性革命之后，性医学甚至对性的微小细节做了研究，但现在却处在一个退却的状态，因为神经学首先许诺了其研究成果的实用性。由于医学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的妓女，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和批判主义的性医学由于处在医药制造业之外，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而关怀或关注那些遭受性虐待的儿童、被强奸的妇女、性饥渴的男人、渴望改变性别的变性者、恋物癖者，以及在伊朗遭受迫害的同性恋者，无疑是非生产性的，并不会带来什么利益。在媒体中，批判主义的性科学也影响甚微，如同在一片干旱没有好收成的土地上耕耘，它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了别的科学。

但是，孤独、唯我、互不相容以及性的神秘化等性的痛苦，仍然在继续。这些痛苦如今被装饰在新的性欲和性行为、新的性别认同和新的性别组合模式等范畴的花絮之中，而这些范畴还在争取社会的文化认可。只要观察一下近几十年来批判主义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在理论和实践上需要这么一门科学。就是因为我们当今社会的话语讨论和公开发表的有关性的论题与绝大多数民众实际的、没有公开的性生活之间，还存在着这么一个巨大的鸿沟。

此外，很重要的是，我还想申明一下：我在这里是以生活在欧洲中部并有意识地经历了东德和西德两种政治体系的一个白人和一个男人的身份，来讨论这些问题的。即我既不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男人，也不是一个来自非洲的女人。我之所以想做如此申明，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作为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模式，只存在于欧洲和北美。

其次我还想要说的重要一点是，鉴于当今研究现状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应当考虑有可以称为自己独特研究视野的领域。一个医学家对一种研究对象或一个场景甚至是对世界的观察，当然会不同于一个哲学家。我的观察视野中当然有我的医学专业知识以及在诸多与心理学和哲学临界的医学专业中的实习和实践，其中尤其包括精神病学、心理治疗、妇科和性医学。我的研究工作最初着重于以经验和实验为方向的社会心理学，以后也从事临床治疗、文化理论和性学史的研究，同时教授作为医学范围内的性学教授和作为社会科学范围内的教授所授的课程。

因此，我的这些研究立足点自然是阐释“性”这个范畴的文化和社会意义，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生理或心理范畴。因为即使是爱情，在第一感觉上也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事件，而不是一种心理和生理的反应。为了辨认出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自古代欧洲几千年以来的历史事件，就已足够了。粗略地说，文化和社会科学的性理论具有一种普遍性，而心理学的性理论只具有一种特殊性。可以这么说，社会理论家谈及的是整个社会的人群，而心理学家研究的只是某一个个人，因为没有某个个人的性认知、爱情和性生活会与除他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完全相同。因此这本书讨论的主题就应是：社会、文化和团体的变化，是怎样具体影响到每个个人的。为了展开这一讨论，首先必须对单一的个人相应地做一种表层和深层心理反应的研究。

从我来说，我的研究并不主要围绕某些个人的特性，如情绪调控、挫折承受力、自我保护行为、符号化暗示能力、自尊心、客观恒定性和羞耻感等。我不会在这里提供一种性心理学，首先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其次是我没有这个愿望。因为特奥多尔·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曾如是说：“抹杀个人特性是意识形态的方法。”（Adorno und Krakauer，2008：289）。所以我将主要作为一个非心理学家，却借助心理科学来推导出心理理论的结论。但我也努力使自己不拘泥于某个社会学的术语上，比如不会按社会学的术语来说什么“爱情是‘对另一个人的整体包容’，而性则是‘亲密沟通的共生基本机制’”。

我的这一研究定位，也包括了作为性的主体的感受，因为这种感受有着对象化客体和客体对象化的前提。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性的无规则性和性的反抗性，鉴于性的这些特征，要想对所有的性乐趣都做出规定，无疑是在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客观状态下，一种对性的反面图像和性的反现实性的绝望寻找。主体已经被排除在哲学的许多领域之外，个人的客观性也已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性科学不想落入虚空，不想与早就如同对待百货商场的商品目录那样地对待性的精神感受的单纯性学沦为同类，那么就必须坚守研究一切：主体、个人、意愿和性欲的满足度。因为尽管当今社会几乎一切都已社会化了，但性的欲望和行为却仍然具有真实的个人性。

通过追问性批判理论的历史和理论前提及其盲点，通过区分神秘的性与通常的性关系模式、色情交易的性的不同，以及单纯性学在科学理论和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陷，性批判理论将越过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也将越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批判理论，尤其将与单纯肯定或强调渐进的性学保持距离。性作为意识形态、科学和社会模式，当然受制于性批判理论。性作为社会形态之所以受制于批判理论，是因为性的乐趣和权力、欲望和暴力、爱情和交易、性的实施以及普遍物化不只是在理论家的头脑中是铸刻在一起的，而且也在实际的生活中因其内在的相互纠结而不可分离；性作为一个范畴，由于学科化了的性与非学科化的性是相矛盾的，也就揭露了任何一门性科学的非真理性；而如果把性作为意识形态，那么对于健康和快乐的性生活来说，意识形态恰恰就是它的障碍。

如果要将我的这些论题浓缩到一个共同的核心，那么我将会说：所有与性相关的领域，从伟大的爱情到变态的性欲望，都有一个共通点，即都有着一种尚未解开的自我冲突。由于这种起源于普遍原因的冲突没有得以解脱，因而也就没有性自身和谐的可能性。横亘在性的意愿与性的满足之间的那个深渊，只有借助一定的客体模式，即只有借助性欲和性行为，借助规则和坚守才能跨越。但也存在有唤起个人性欲的秘密和由主体互动的爱情而获得的无法估量的性满意度，可以用来填补这个深渊。

这就表明我绝不只是悲观地看待这一切。我确信正确和较好的方法是，在理论上特别注重批判，并且这就经常意味着是悲观的，但在实践上却尽可能乐观地看待这一切。否则，我们作为性医学者和心理治疗师根本无法再对患者进行咨询和治疗了。我也绝不如其他一些人那样消极地看待新的性革命。它带来的一些自由开放，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与早先的时代相比，在我们今天的性关系中双方更加平等，而且我们的亲密关系也变得更真诚了。

我们已经从伟大的哲学家那里学习到：意见和观察如果没有范畴，便是盲目的；而范畴如果没有意见和观察，便是空洞的。基于这个理由，这本书不仅只是引进了一些范畴，而且也列举了许多当代性文化中的实际范例。在总体上尽量保留了所批判事物的原貌，即它原先是什么，它也就是什么；不想让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已经清楚，怎样才是一种“正确”的性生活。一种性批判理论并不兼容绝对和最后的确定性。这里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原理和断想，对我来说，只是米歇尔·福柯意义上的一个“工具箱”。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对读者有所帮助。

在此我要感谢几十年来与法兰克福性科学研究院的合作，尤其是马丁·丹内克尔（Martin Dannecker）、阿格内斯（Agnes Katzenbach）、倍倍尔·基施拉特（Bärbel Kischlat）以及赖穆特·赖歇（Reimut Reiche）。我也要再次感谢校园出版社（Campus Verlag）充满信任和激励的合作。

美因河边的法兰克福，2013年6月

福尔克马·西古希

Volkmar Sigusch

Sexualitäten：Eine kritische Theorie in 99 Fragmenten

© 2013 Campus Verlag GmbH，Frankfurt am Ma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8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第一篇 批判主义性理论：前提与盲点

所有正在思考的人，都会陷入一种有着普遍意义的思维框架，没有人能够将这种思维方式排除在世界之外。即使是反对这种思想潮流的人，也只能是在这一潮流中游泳。普遍的客观事实、范式、命令和强制、话语机制以及个人生活中一些有意无意的决策，它们组成了这个框架内思想潮流的内容。这就导致所有的思考者，比如当某一天面对“他们的理论是否还具有现实性”这么个问题时，他们的反应往往或是做出赞许的解释或是持拒绝的态度。因为人们最终在某个时刻，必须公开自己有意或无意的、理论政治上的和个人的决定。

可以稍稍粗略地将思维的这类理论框架分为两大思想潮流，即乐观主义的潮流和悲观主义的潮流。乐观主义的代表有将一切非积极的历史事件都作为垃圾看待的黑格尔，不顾一切仍然坚持呼吁人性中的善、热爱和平和理性的埃利亚斯（Elias）和哈贝马斯（Habermas）；悲观主义的思想代表则有人类学家德·霍尔巴赫（d’Holbach）或蔑视生命意志（但当柏林爆发霍乱时，却又为了活命而逃往美因河边的法兰克福）的叔本华（Schopenhauer），或者是“人”在他的社会力量中没有一个体系性地位的卢曼（Luhmann）。

在任何一种思维过程中，人们都得多少做出明确和长久的决定反对或赞同哪个潮流，究竟应当在哪种思想潮流中游泳。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决定（这自然有些自我矛盾）是：为了不把自己封闭在简单的肯定和赞同中，宁可在理论上取极端的悲观主义态度；在治疗和政治实践中，则取极端的乐观主义态度，以期望不要耽误那些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即不把那些无助的人同业已死亡的事物一样对待和不低估新的现象或事物。这可能就是性研究工作者对人类的性（Homosexualis）和性别的特殊差异（Differentia generosexualis specifica）等特征，以及对马丁·丹内克尔（1987a：27）写成的《性戏剧小品》（kleinen sexuellen Dramen）这一著作中故事的一种绝望的空想。但只要我们仍确信性别和性生活只有在真实的个人中才是真实的（11），我看不到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尽管如今具有私人性的性已经在社会中达到了一定的社会化程度，并且人们也已认识到，生活不仅仅只是为了活着，性生活也不只是与性相关。

按照我的经验，理论上的悲观主义不仅不排斥实践中的乐观主义，并且还有助于乐观主义实践的实施。实践如果没有理论的反思，经常会终结在它不愿前往的终点，即仅仅停留在妥协、愚昧、残害、酷刑和屠杀；而理论如果没有实践的经验教导，也常会走向它自己所设想的反面，即走向非理性或盲目自大。因此，理论与实践有着一种不可分离的共栖关系。

1 范畴的必要性和理论的恐怖

任何一门科学，也包括元心理学和元性学，都倾向于追求不带个人偏见的客观理性，这便要取决于在阐释概念和范畴那个时刻的个人状态。一个范畴并不会像流行音乐那样吸引众多的听众，并且陷入绝望境地的并不是一种普遍意识，而是个体意识。但是如果没有范畴，那么一切就只能是无言和无关紧要的了，只有概念和范畴的延续性才内存了个人不幸的连续性；不管个人的不幸是怎样内在固有的，只有借助一定的思维方法和一些必要的范畴才能加以理解。个体化的困境向我们指出，认知的个性化是极其必要的。对性和性别关系的批判，就是诞生于这么一种引导说出内心不幸的心理需要，而这就不能不使用范畴。只有范畴才能将完全是个人的性的命运，同时且最终作为沉淀在个人中的客体性加以理解。

如果没有范畴对生活做出具有前后连贯和严格的概括，那么一切都只是实践，一切批判就都没有了历史性，人的困境也只能是同样事件的再次重复。由于特殊与普遍的差异，认定的就是特殊的个人所做的客观判断间的差异，传统的批判范畴也就在理论和现实中解释了认同与对立。按自然规则，传统的矛盾辩证原则更接近于差异的无限性。通过对那些显然互不相同且又不受术语和范畴制约的事物的不断寻求，便假设了一种具有更高认同性的思维原则。任何一种思想，按其模式，都必须在社会化的社会中，对社会性操纵的拜神教般的物化和去物化的形式中一方面是虚假必要的口号如统一、身份认同和体系，另一方面是解离、差异的多样性和矛盾对抗的状况，加以确认和持存。思考型性科学也不能摆脱这么个困境，但它能够对此做出自己的反思。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那些流传下来的范畴，主要形成于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因而主要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努力。人在与自然抗争的那一刻是劳累和坚韧的，在征服自然的那一刻是专横的，在面对现实的那一刻又是非范畴化的。对这些现象加以反思，则破坏了事物自身的外在表象。坚守爱情这个范畴的批判主义性科学，并不想回到事物的自身，而是立志于研究事物在整体中的相互交织。它追忆的是物化理念自黑格尔以来在自身中保留了主体持续直接性的理想图像。本能冲动这个范畴自弗洛伊德以来便成为现实理性的对立面，把现实理性贬低为统治原则，并试图——借用黑格尔和阿多诺的话来说——在自身中毫不遗留地保存全部朦胧化的节日般喜庆和物化的理想图像。

因为整个状况是荒谬的并充满了对立，范畴自身出现了断裂，不再是圆满的了；因为这整个状况具有不可理解性，它就在根本上脱离了它原本期望的范畴。性和爱情作为范畴相对于它们的非范畴要素越是严密，越是拥有绝对的优势，就越能清楚地展现它们形成于自身的社会性之中。从性本能冲动和爱情这些范畴的内容来看，与这些范畴对峙的是直觉、现实原则以及交换、物化的意识和物化，而不是存在、权力或交流沟通。但是这种对峙，远没有使这些范畴在与自己所对峙的对象中获得自由，而是使它们成为自己所对峙对象的反射图像。作为反射图像，作为渴望的象征，性本能冲动和爱情这类范畴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一切它们原本想要超越的事物的印记。

必须理解这种自我矛盾。它建立在刻意寻找真理的哲学之上，不管是被称为理想主义的哲学还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这一思想运动都联结了从康德经由黑格尔和马克思直到阿多诺的哲学：尽管存在着一切异化、物化、客体化和非物化的社会现象，社会仍是一个反映人的缩影（也包括作为反面的缩影），如同人是社会的缩影那样（也包括作为反面的缩影）。社会的组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自然或上帝那里无中生有的，而是通过人的活动，即劳动和思想（或并非只是这两者）创造而成的；而在当今，个人的社会化倾向在走向极端，个人的劳动和思想变得毫无意义，现有的机械性机制已经越过了它们。正因如此，性与爱已经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财富。

发展范畴极其必要，因为任何封闭的理论体系都将必然趋向恐怖。一个范畴越具有人类学上的意义，那就越是无法回避的：应当把那最后一条缝隙，即那条还闪烁着一些混乱和零星的个人特性的缝隙，用来作为科学研究的黏合剂。如果个人不必战胜那么多无法预料的困难，如果个人不必越过人生的艰险钢丝绳并生存下来，那么人文科学的体系也就不会如此不完整和不真实，貌似完美和完整的理论也就可以以生物、神经、社会、心理和生理的理论来解释所有个人的特性。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活动，它将原先的公式和定律转换为非公式和非定律，从而将原先的公式与定律如同自然规律那样置于极端的外部。任何一种性理论都会将感官的性转换为超感官的性。性科学运用有着典型的西方认识论的方法对性加以检测。人的精神原理应当将感官和感性的世界转换为以形而上学表述的形式，将这个世界的数据、规范、公理、法则和范畴转换为理性的应用范围。因此许多性学家比物理学家更看重物理学，尽管他们对性荷尔蒙的水准和欲望方程式的研究从没有获得成功。性作为研究和理论的对象，从小学初级课本到各类法律书籍，都只字不提性的混乱特性，而是将它塞进了一个可以支配，尽管有时也难免有些变化，但总是能够被加以控制的体系之中。任何一种性理论，不管它似乎多么独立和不同寻常，都不能摆脱这种控制。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均衡信息的秩序。

法国新结构主义者试图逃脱这种形而上学统治和这种封闭系统的状态，“谨慎”地说也可把福柯归入这个流派（Frank，1984：136）。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思想已被认同而停止思考，也不能停止运用和发展范畴，不能把理论的无规则性创建为一种与理论无关的其他规则。没有一种理论的形成，能够对即使是部分、零散和模糊的那些现象不做本质的理解，并把这些现象假设为一个整体，即使这种假设极其脆弱并在范畴上仍会不那么经得起推敲。理论工作就是要超越仅仅局限于将各个单一的部分简单列表排列或是喋喋不休的饶舌叙述。因此理论工作也要对作为获得权力意志的占有主导地位的理性以及由此衍生出掌握知识和建立规则意志的那些文字和思想加以批判。任何理论都得服从于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这也包括它想作为自己对立面的理性主义；只要它这么做了，它也就自然服从了执意追求知识和规则的那种意志，虽然它很想超越这两者。

即使是那些没有“内在一致”和“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的“开放性系统”，即被利奥塔（Lyotard，1979）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系统，如果没有它的统一性，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不存在一种不具有相对性的机构，不存在一种不具有相对性的原则，并且从不具有相对性的原则出发是不能构思整体的，那么就可以在相对关系的不可简约性和不可能性中假定存在着一个可阐释之处，而这个可阐释之处应当在真实世界之外，是一个超感性的世界，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彼岸。这在马克思那里是有着唯物特征的范畴，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意向互动综合语境范畴，在阿多诺那里是内在综合范畴，在新结构主义精神领袖德里达（Derrida）那里则是结构的结构性范畴，即“统一性”。但是在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和社会学家卢曼的理论系统中，却没有为对抗留出一个地点或设立一个范畴，因为他们认为一切的对抗都已经融化在信号和功能中了；马克思召唤的是无产阶级，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则是感性与理性、本能与道德的和解，而在皮尔斯（Pierce）、阿佩尔（Apel）和哈贝马斯的实践共识理论中，则是不受限制、绝对自由的普遍话语机制。

概括地说，如果理论企图只从一个角度来解释世界或只以一种体系来分析世界，不管这是一种客观精神还是拜物（唯物）主义，是获取知识的意志还是无意识的心理动机，都是极其可疑的。所有的理论都不免打上了它所处的那个社会和时代的客观条件以及各个思想者所特有的黑色盲点的印记，因而总是不那么完善的。只有那些不让这类客观前提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占有过分比例的理论，才有可能超越时代。所有的理论，不管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性主义批判、新系统理论、极端女权主义，还是本质主义或建构主义，都忽略了事物的其他一些重要性，在自己制造的自相矛盾中保持了沉默，如同一切不严谨的反思已经证明的那样。比如建构主义认为性别和性是被制造的，便把这些排除在自己的体系之外，并且认为这种排除的可行性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再比如极端的本质主义强调，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以及男女爱情历来都如今天这样，这就不仅与极端的建构主义相矛盾，因为它认为所有的一切，直到最后一个地穴，都是社会建构的；而且也否定了个人爱情的特异性和个人在本质中坚守自己作为个人的可能性。倾向于概括总体的理论（比如“一切现象”等），都是对总体关系的一种精神反映，这就意味着这类理论所批判的只能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倾向于做部分归纳的理论（比如“这一切涉及”等），则是对一些断想和零星分散关系的一种精神反映，因而这类理论只能兜售些色彩缤纷的货物。理论的对象经常规定了理论的一种界限。一个社会的建制或一种深层心态越是广泛和深入，越是完整和复杂，它就越不易被认知。当今生活在中欧的社会成员，已经几乎不能想象再过一种没有钱的生活。

以此推论，一种最终有效的性理论便是不可想象的，除非男女都坚信，这个世界不再有性欲和性行为了，但这是一个还需准备一些资料的论题。在现实世界还不存在这么个真实性。每一张照片、每一幅画都可能是正确和确实的，但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伟大的摄影家在电子时代之前，就已经懂得了这一点。在当代拥有普遍性的媒介是金钱而不是真理。日益成为市场和政治“妓女”的那些所谓的科学真理，太容易被收买和太无知了。因为一门特定的知识构成了一种特定的认知，因而按事物的逻辑来说，必然也同时衍生出一种特定的无知，即一种事先没有意识到的无知。这正是对政治经济学去神化的一些见解。眼前的医学正在特别努力地使自己成为经济的“妓女”，它在所谓的大学里废除了一切不能即刻挣钱的学科和专业，尤其是废除了对当前实践和自我历史的反思。那么那些政治的真理呢？它们只是些不再可口的调味品，是假象和扭曲，并在最后也已被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揭露为是一些常年的（自我欺骗的）真实谎言。

2 作为社会范畴的性欲性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没有一种性欲性行为的模式。人的自然本性是社会的，他的性欲和性行为也同样如此。没有社会生活经历的人，不仅在生物学上而且在任何其他意义上，都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人的性欲性行为在第一层面和最后层面的意义上，都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而不是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范畴。人的性欲性行为本身，即“纯粹的”性欲和性行为，只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创造。一种脱离于历史和社会理论的性理论便不是一种关于人的性理论。谁要想严肃反思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就得关注人的物种起源及其他相关的全部历史。即使是人自然地实施性行为的那一刻，从主要和从属、主动和被动、对和错的意义来说，都在原则上无法脱离社会。因此，将现代人的性欲性行为与几百年前的人相比，或是将其放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中加以简单比较，都是极有问题的。

“男女间的交媾历来就在自然地进行着”这句话，是一种误导。当马丁·丹内克尔在一次我们共同举办的理论讲座中，为了推动辩论而提到这句话时，我们都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信任这句话。但事实上呢？事实是所有的人都会在自己的头脑中藏着些什么：只要交媾的这两个人想忘掉个体化的痛苦，只要柏拉图的阿里斯托芬故事中的分裂为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传奇人物，便都希望重新回到母亲的羊水之中，即曾把我们推挤到这个世界的原始海洋。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马上就明白了：人类的男女交媾，并不等同于鸟类（或其他动物）的交媾。因为人类特有的心理感受和冲动，不仅已经产生于交媾之前，而且会伴随着整个交媾过程，并继续存在于交媾之后。人类的这种变幻不定的，有时甚至极快变化的心理状态形成于和受制于人的内心想象、人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和人对性的象征意义的解读，受制于每个个人对男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和女人与女人关系的不同想象，受制于个人对社会规范、对期待和心理障碍的不同理解和感受，也包括受制于个人在总体上如何处理因为交媾而带来的期望和非期望的后果的态度与方法等。生活在20世纪的我们，在男女之间不是只有交媾，而是也按社会层次、地区和时期的不同，而将交媾称为交配、配对、性交、伴睡、性的沟通、做爱、打枪、打桩、碰瓷、口交、渗入和性爱。眼下在青年和媒体中最为广泛流传的一个描述性交媾的动词是“poppen”，起源于“pop”和“poppig”（即流行的），而如今则用来表述最少在几个世纪以来即被视为是一种性行为的性的“快速和随意”的交媾。

“性欲性行为”这个范畴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总是显得一成不变，有着始终如一的一致性和完全的确定性。但在事实上，人的性欲性行为却经常在做形式转换，在重新聚集和组合。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最早期性批判研究者就深深懂得这一点。当他向自己提问“‘性’这个范畴究竟有些什么内容”的时候，他最初在《心理分析学导论》的第20讲中是这么回答的：“在总体上，我们并不是没有方向，人的性意味着什么。就是那些性、欲望、生育功能以及有着秘密特性的内心邪念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总体组合，这已经足够满足生活中的所有实际需求”（Freud，1916 & 17：313 f）。在其后的第21讲中，他又简要地补充道：“请不要忘记，我们当前对性作为一种自然过程，还不拥有一种被普遍认可的标志式表述”（同上：331）。弗洛伊德的提问是如此富有修辞性，而他的回答也只具有试探性；因为他预感到，他的性本能理论将神秘地离开通常的知识和当时的主流认识论；尽管他深深地认为“性本能自身是由许多因素综合而成”，以致必然会出现一种“与正常发展的解离”（Freud，1905：133），但他仍然试图在其中找出一个能以科学立论的“标志”。他不顾个人的神秘性而来描述“性”，也不顾文化的协调性而如所有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性研究者孤立地分析“性”，这是他对一个以定义和分析为准则的社会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妥协，因为这毕竟是一个认为只有那些可数的或至少是可列举的才是可信事实的社会。

这是自古典时代以来的一种认知现实，也是自康德以来认识论上的一种重要的不言自明。这一切在结构上都有着一种“客观”的、远离意识形态的、无意图的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以及自然科学家诚信特征的表象；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7：B XIII/XIV）中说的那样，“理性只能洞察由它自己的构思所展现的那些事物”。鉴于启蒙运动的进程是对自然与人，因而也是对生存与死亡做一种极端的解离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人们不得不在这场运动中采取一种极其激进的立场，在与人为的自然事物和人为的自然过程以及最终在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将那些“自然”的自然界限作为一种不会欺骗，有着显著的道德意义或甚至作为有着一种较高价值的规范来理解。这是一场围绕着思想和政治可能性的争辩。在本质主义为一方和建构主义为另一方的极端立场中，就能极其明显地观察到这场争辩。

自然生物在经由人变为人的过程之后，便越来越成为由人制造的生物，而不是由一种预先设置给定的生物。今天的人类则完全受制于外界的客观条件，这些客观条件如同一种自然暴力，如同一种人为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自然出现和显现在人类的面前，而人类却无能为力对其加以控制。对生物的和非生物的、自然的和非自然的做出分离，是一种双重或甚至是三重性的错误。从思维逻辑上来说，是一个构建了另一个，因此一个没有另一个是无法想象的；从社会学上来说，因为这一切都是一种相互联结的网状关系，便只能在理论上对它们做人为的分离而已（有关当前肯定主义的性学家使用的空头公式，即人的性欲性行为受制于生物心理社会条件的理论，请参见Dekker，2013）。

人类学的定律所暗示的一种贯穿始终的原创性，是不存在的。无论是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在总体上，还是在我们的异性和同性恋的性意向上，无论是双性恋倾向、母爱、性爱、一夫一妻制，还是游牧风俗和仇外心理，在人类历史上都不具有稳定性（请比较：比如Eder et la.，1999；Eder，2002；Heryog，2005，2011a）。关于人的动机和原因都内在于人的物理性之中的这一假设，无疑是极端的。同样极端的是另一个假设，即认为一切都是由社会构建的。事实上应取决于个人陷入其中的那个系统是怎么建构的，即取决于究竟是以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反应能力还是以他们的感受能力建构而成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系统。人的体力、反应能力和感受能力，这一切都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这一切都是时代演变出现在人们头脑中的结果，并且在经过了历史的重新阐释和建构之后，也不免被加上了不同于原意的其他意义和不同于原有事实的其他褒义或贬义的评价。也就是说，这完全取决于人是怎么思考和怎么认为的，也就是取决于那些有着方向性意义的客体（即被福柯称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是怎么构成的，我们是怎么处理自身与外界的事物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的，哪一种认识论恰巧在我们的认识中占有主导地位，生与死、语言与意识、无意识与反思的关系是怎么创建的；或者说在那个时代，人们恰巧和根本上是怎么称呼事物的两个极端的。这就是“自然”，我们正是与这么个自然有着一种自然的关系。我们的这种与自然的关系，也决定了我们怎样客体化我们作为物理性“自然”的身体。

3 什么是性的自然特性

什么是性的自然特性，这个问题已经缠绕了我们几百年。当我们和其他人一起挖地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如同天堂般的海洋。当我们因为严格的礼仪和道德而感到窒息的时候，我们便扬帆起航漂洋过海，去寻找令我们陶醉、惊讶的原始奇风异俗。当在我们中间出现了同样真实且残酷的现实时，我们就会想起塔西佗（Tacitu）所看到的在自然状态下穿越日耳曼原始丛林的高贵的野蛮人，并且期望狄德罗（Diderot）《布干维尔航程的补充叙述》（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中大溪地（Tahiti）岛民的卓越理性。这些所谓的原始人、野蛮人和原住民因此便成为我们的生活补充，成为我们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反面图像。如此一种反面图像，我们只能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远方才能够遇见。这一切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当我们看到这些野性的原始生活时，在18世纪大多发出了惊奇的啧啧声，在19世纪是对这种生活感到既恐怖又美丽的惊讶；而伴随着自然科学思想进军的20世纪的到来，我们又有了冷峻的解剖和分析的距离。但是自然科学从最初就处在一种危机之中，并且田野研究者的客观性也处于一种同样的境地。这两种危机至今仍然伴随着我们的生活。

在波兰出生、后在伦敦教学的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是第一批跟随远洋航船出发的人种学田野研究者。他在20世纪初期主要研究了当时英属的、今天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Neuguinea）的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Inseln）居民的生活。他详细描述这些原始人生活的《原始社会的性和压抑》（Sex and Reperssion in Savage Society 1927，也有译为《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比较》）和《美拉尼西亚西北部野蛮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1929），曾在人文科学界掀起了激烈的辩论。他把在当地发现的家庭体系称为母系体制，并对儿童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的不确定性感到惊讶。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他试图在其中寻找出恋母情结的痕迹（Malinowski，1949），却一无所获。但同样是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他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一种“被压抑的核心家庭情结”。即兄弟与姐妹间的相互吸引和叔侄（或舅甥）之间的相互仇恨。借用我们的心理理论来解释“野蛮人”，似乎只有运用那些被我们称为“压抑”和“情结”的术语，才能够恰如其分地描述特罗布里恩人的真实情况。但实际上，只有当我们站在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这种方法才是自然的（并通常也意味着是社会的），因而才是可取的。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却这么做了，我不得不这么想，他这是在将最后一个神话作为我们存在的理由。与此同时，他却并未在理论上建构起我们有关人的理念的普遍有效性，因为他在经验上太无可指责，而在主观上却又太有责任感。

当然，那些运用他的这些报道的人，并不能或不愿如他那么拘谨，比如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赖希将马林诺夫斯基的这些发现用来作为“人种证明，以引申出性经济学的一些法则”（Reich，1935：3）。鉴于田野实地研究者目睹了岛民的孩子生活和成长在一个性自由的环境中，赖希认为就此证明了他有关性在性经济学意义上自我调节的原则，这就意味着：人类的性从自身出发就在前往一种自然的性秩序，并不受一种强制性的道德（比如市民社会的道德）的阻挠。但是如何解释享受着“柔情”和“性自由”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人，却为什么能够“忠实”地生活在“一夫一妻”的关系之中？冈特·施密特（Gunter Schmidt，1979）曾批评说，赖希以及重新发现了他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运动，都“固执”地忽略了岛民天堂般生活的另一面，即在特罗布里恩人的梦幻和神话中充满了侵略性和恐怖，充满了激烈的性别战争和永不满足的性欲望，也充满了对人的征服、肢解和阉割。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行为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梦幻里和神话中。

我们的爱情和性生活究竟怎样才算是自然的？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我们一个确切的回答。如果我们遵循着这期间因为诸多的捧场而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文化人类学，那么就必须在性交媾前先对对方的身体做一种护理，这种所谓的护理同时也是对对方身体施加的一种痛苦的伤害，以此激起我们的性欲；那么我们只能在白天有性交，忘却肛交，把对同性的欲望作为自然意志而加以赞助，将早泄病人赶出医院，并且男人必须因为女人特有的性生理和性高潮的优势而毫无怨言地拜倒在女人的脚下；那么我们就能把双方痛苦的关系理解为是一种行为艺术，因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性关系是极稳定的。

如果性的所谓的自然层面从未直接地，而始终只能作为历史的沉淀物和社会的制造物才得以呈现，那么对什么是自然的性行为的解释，只不过是一种普遍的错觉以及政治上左右两派的共同无奈。但是反过来说，谁想将由自然给定的、健康的、正常和正确的“自然”的性欲性行为，解释为只具有社会的“沉淀性”，或解释为“普通”百姓不停的无节制行为，否认存在于人的社会历史中人作为种属特殊的自然特性，试图对医学上的人体干预（比如阉割）做合理的论证，试图责怪（比如对同性恋），试图道歉或认可（比如对一夫一妻制或滥交），或试图推行替代选择的生活模式（如一些心理教派），则常常只是在煲他自己的汤（即只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在做自己的事——译者注），并且也有理由这么做。

自从以它新的性欲和性行为、新的性别认同和新的性联盟必然使许多人感到迷茫的这场新性革命以来（参见本书38章），越来越多的所谓的进化论心理学家在继承马林诺夫斯基理论的基础上试图论证：我们究竟是怎样诞生的。他们在我们中寻找猎人和花果采集者的原始特征，对石器时代的部落习俗与资本主义后期的个人命运加以比较，指责其他的心理学家（特别指名道姓地针对心理分析学家）深陷在科学史的垃圾堆中，但是这些理论家却在用新性革命前的偏见和陈词滥调，来推想男人的精子有一种普遍与生俱来的喷射能量，排卵期妇女的性瘾，由基因决定的滥交，为生殖而必要使用的性暴力，以及由人类部落史所确定的男人的霸主地位和女人的生育担忧。他们的理由是：“在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中有着一切人类童年更新世的特征，因而具有在一个小的团体中作为猎人和采集者穿越大草原的优势……我们的许多需求、偏爱和厌恶……都可以从人类部落史的发展角度解释为人类基因适应早期生存条件的表现。……同样，人的性欲性行为也表现出诸多基因遗传、进化和心理机制的特征，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喜好和需求以及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脚上的皮肤构成硬皮的能力”（Ma，2011：105f）。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情、嫉妒、相互关系、性暴力，也就是生活在当代文化和社会中的当代人特定的性欲和性行为，都可以多少追溯到植根于基因中的部落史时代的一种适应进化，并且人类基因的这种适应能力在大约250万年前开始的更新世就已奠定了。只是有形的情感痕迹并不能都凝固在化石里。所有有关猎人和采集者的所谓的爱情和性生活，都只是逻辑推理的一种猜想。但这种猜想却忽略了他们所企图讨论的这一切并不涉及当代文化意义上的性，因而也就没有涉及性的主体，而只是单纯地涉及了生理意义上的传种和接代。格林斯坦（Greenstein，1993：U4）把这一切称为归纳。他举例说：“首先和最重要的，男人是女人的肥料。他要将自己的基因射入女性身体的需求是如此强烈，这一需求从他的青春期开始直至他的死亡都在一直支配着他的生命。这就要求他必须要有比杀人的冲动更加坚强的意志力。……我们甚至可以说，生产和供应精子，是他存在的唯一意义和目的。”即使是那些进化论心理学家也没有在总体上认识到，当他们如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成员谈论生理的既定性的时候（比如关于“生殖投资”和“父母的育儿投资”），或当他们自以为看穿了基因的自私性的时候（Dawkins，1978），他们并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些所谓的专家将一些无可验证的猜想作为自己理论的避难所，如果这些专家企图把复杂的关系仅归纳为最简单的公式，并按这种公式推导出：男人无疑是滥交的、致使女人怀孕的精子传播者，而女人则与其相反是由基因决定的一夫一妻制的拥护者和渴望者；那么这实际上是以我们经历过石器时代的基因来操控生活在以盈利为最终目的以及物质化社会时代的我们那充满了自我勇气的感情生活。如此这般解释现实的性和性别关系的理论，必然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他们看待事物的这种视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这种不合时代的简单还原法，却显然有着一种惊奇的安抚效用。他们相互争论，个人或团体究竟谁是进化选择的目的？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2012）主张“团体选择”，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他的追随者却谩骂威尔逊的理论是“垃圾”和“变态”的，并企图以此捍卫“亲属选择”的理论。

可以说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只有借助他的社会媒介且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超越身体形态而使性具体化并构成意义和具有连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这种社会人的实践和理论思考方式，就可以完全排除人的性行为中的生理部分的要素。人类解剖学上的生理特征对人类性行为的历史和社会的影响，并不完全是那么轻描淡写的；它构成了方向和界限，虽然其效用——正如临床病理经常教导我们的那样——是有限和无力的。但是如果神经被阻断，那么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将沦为虚空，并且面对因生物逻辑造成的阳痿，任何一种理论批判都会变得是那么无能为力。

因此，将存在于“性”这个范畴之中的一种常数与另外一种变数脱离开来加以研究，是很危险的。即使是那些在几十年前被我们称为性行为的“自然基础”或近来被称为性欲性行为和性别差异的“坚实核心”，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也不是盲目的。也正因如此，将“性”这个范畴脱离于社会或脱离于生理因素，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任何一种有关性欲性行为受中枢神经控制、受生殖生理驱动或受性荷尔蒙影响的解释，其实都是以各自不同的社会标准对性的操控和方向所做的推测，整合了当时的科学认知，并且也都是对人的形象所做的各自不同的理解，而构成人的形象的基础则是测定人与自然与社会总体关系的结果。如果我们将两性的差异作为一种决定性要素，那么女人怀孕和生育以及男人授精使女人怀孕，这就是生物的双性基因核心；如果我们选择这个特征作为与历史和社会等特性相比最具有稳定性的要素，那么我们立马就会看到三个问题：一方面，男人与作为性工具的女人之间因为生育而交配，并不是一种两性关系的保障，即并不能保障男人与女人间的性吸引力和行动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少的人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性别，知道自己是否、怎样、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应当怀孕或生育。这里又出现了在前文已经提到的理论，即离开了人和人的社会性生活过程，单纯的生物学上的性理论便毫无意义。最后，亦即第三个问题，生殖已是一种非性的过程，科学技术已在人的身上成功试验了无性生殖。

4 性的客观性

在两三百年前形成的现代的性欲和性行为的历史基因认知，显而易见地展现了不从社会角度思考的一种性欲性行为可以有着怎样的自然反射性和动物性。那个时期在我们中逐渐形成了这么一种关于人的认知理论的自我意识。“这”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即这个现代的人，因此是一种还非常新的（认知）成就。新结构主义将这种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历史起点，认定在1800年前后的两三百年之中；这种分析的主要结论也得到了诠释学家如法兰克（Frank，1990）的认同。按福柯的见解，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几十年中，赋予自我权力并组织起来的主体踏进了知识的中心，引发了一场认识论上的变革。在此之前的传统认识论并没有为人设立一个人特定的和自有的独立领域：“在18世纪结束前，这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并不存在。”福柯在他的《事物的秩序》（也有译为《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Foucault，1966/1993：373）中这么写道。现在首先是客观领域和主观能力在知识中占据了中心的地位，但这些我们曾经熟悉的认识论术语，比如：生活和生活力量、语言和语言能力、劳动和劳动力、性本能冲动和性欲性行为，似乎自一些时间以来又在我们中间消失了——并且也因为这期间“分形”的主体已溶解在“一种多重的小型自我之中”（Baudrillard，985：78）。

由于“这个人”在福柯的理论综合思考中，通过新的、普遍贯彻自我意识的“规定性”而作为出现在1800年前后的一个正在生活、讲话、工作和爱着的生物，便使得这么个“人”（因而也应当包括他的性爱和性别的那一面，但是福柯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同时也成为一个认知理论的问题，对“这个人”的“规定性”因此也就站在意识和系统以及意义建构的中心。“主体性”被思考为“普遍性”，“个人性”被思考为“特殊性”，“个体性”被思考为“单一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并被思考者在建构其意义的那一刻强制地置放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上。晚年的福柯忽视了由此造成的后果。

“规定性”可以被看做是福柯后继者在理论上设置的一个总体策略。话语事件或已经超越主体的话语（比较Foucault，1969/1992：41），这就意味着在越过主体边界（比如Foucault，1972/1977：5）的话语的理论切点上，在福柯对权力作系谱研究和分析的理论中便出现了“规定性”（比如：1976/1977：35；1978：119ff）。可以理解为这是对话语性（信息输出模式；Foucault，1969/1992：69，99）和非话语性（机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式的内容模式；同上：45，224）实践加以整合的一种特定历史的权力策略，这是一种从内（相同性）到外（其他人，沉默）的整合。这种规定性的具体内容不是由哲学，而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但是我不想将隐藏在这个定理后面的，并且也同时是扯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红线的权力哲学一同加以话语性转换，而宁可将“客观性”称为“规定性”。

我把“客观性”理解为是一种社会性的设置。在这种设置中，话语的物质文化技术、象征性符号、生活实践、经济和知识形态都以网状的形式构成了一种互联的状态，从而对现实做出一种新的历史性建构。由于这类设置一旦得以稳定，就会不断地自我再生，在相对比较通常的社会学观察中便给人留下了其作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制约要素的深刻印象，而在相对比较通常的心理学和道德与法的观察中，这类设置又表现为常态和规范，似乎只有它们才是秩序、安宁和安全的唯一保障。除此之外，这类设置也经常将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呈现为自然的客观事件。

性的客观性使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在18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中逐渐成为范畴、感觉和行动—事实，而正是在这期间也诞生和确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因此可以说，那些我们称之为性欲性行为的这个范畴，还极其年轻，是通过把狂热的性爱作为一种社会形式而存在的；如我所说，这是自两三百年以来只经过几代人、只是得以在欧洲和北美普遍贯彻并与外界隔绝的戏剧化的一个范畴。

顺便要提及的是：性欲和性行为只是起源于欧美并只在那里才受到关注的一个范畴，因而将只有欧洲人和北美人参加的性科学家大会命名为“世界性学家大会”，以及将只累计了欧洲人和北美人数据的性功能障碍称为“世界统计数据”，如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ICD）所做的那样，未免有些自命不凡和荒谬。

5 性的形态

作为一个理论、美学和道德实践的范畴，性欲和性行为便成为一种既定世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世俗文化形成于西方宗教世界观的衰变以及商品生产、知识生产实验和商品交换社会问世之际。那个时代，当认识论脱离了宗教领域之后，才普遍形成了作为特定的个人的性的感受，并因此为经验—心理学提供了前提条件，比如出现了《知己知彼》杂志（Gnothi sautón）以及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在1783年发行第一版的杂志《认识你自己》；在19世纪中叶又出现了朱尔斯·米什莱（Jules Michelet）、保罗·迈特戈扎（Paolo Mantegazza）、卡尔·海因里希·乌尔利克斯（Karl Heinrich Ulrichs）的爱情和享受学；随后是比如克劳德-弗朗索瓦·米歇（Claude-Francois Michèa）、安布鲁瓦兹·塔迪厄（Ambroise Tardieu）、约翰·路德维希·卡斯帕（Johann Ludwig Casper）、乔治·比尔德（Georg M.Beard）、保罗·莫罗（Paul Moreau de Tours）、本雅明·塔诺夫斯基（Benjamin Tarnowski）、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帕斯奎尔·彭塔（Pasquale Penta）等人推广的性心理病理学；在19世纪末则又出现了比如阿尔伯特·莫尔（Albert Moll）、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马克斯·德斯沃（Max Dessoir）、阿尔伯特·奥伊伦堡（Albert Eulenburg）、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阿图尔·克隆菲尔德（Arthur Kronfeld）等人的性科学和性心理学，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以性的客观性为主导并综合了所有的客观条件后，设置了先前并不存在的一种关于人的性的范畴。先前没有经过反思便被作为历来如此、作为上帝的恩赐或大自然所给予的人的性，这时都因为反思而分崩离析。性的残余碎片、性的自我意识、性心理和人自我的性欲性行为都成了人反思的对象，并通过反思而有了一种与先前完全不同的表象。上帝和宗教失去了原有的威望，理性与反思哲学成为新的最高审判机构。这就形成了另一种极端的个体化，即社会反过来变成一个有待于个体认同的社会。存在于个人中的普遍性从现在起则是在努力追求由一种被称为性欲性行为所组成的那部分生活，而这部分生活又充满了蠢蠢欲动的本能冲动、愿望、渴望和悲伤。正是这部分被称为性的生活从现在开始影响着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想象。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性欲性行为这个范畴（如同我们的爱情这个范畴），起源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以它的理想、市场、科学技术、娱乐方式和便利的生活驱动所释放出的无限生产力，使个人的存在意志也随之极度高涨。生殖被分离出性的领域。而当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并得到社会认可之后，就会进入到社会的中心，以扩展自己和操纵社会，部分地出售自己和衍生自己的副产品：伴随着人的性这个范畴的诞生，也就开始了人为争取计划生育、爱情自由、性和性别解放的斗争。

只有作为资本主义制造业的产物，现代人的性意识和性行为才得以出现，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困境才不再主要是缺乏食物的饥荒了；但与此同时，所有人的能力和能量都被作为自己独有的财富，进而作为可以交换的商品而被社会化。从“启蒙辩证法”（Horkheimer und Adorno，1947）的意义上说，解放与压制、满意与失败在这里相互纠结在了一起。但是如果从吃饭这个社会问题发展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性的问题，这无可置疑地是一种历史性成就；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在总体上赢得了资本主义之前那场古老的赤裸裸的生存斗争。但是在社会构建的社会化性形态中，性欲和性行动的压抑与释放，还是一个纠缠不清没有得以了结的问题；如同福柯在他的《性学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1976）开端所说的那样：在这种建构中，错误地强调了性压抑的倾向，而实际上性释放才是新的性形态的逻辑前提；没有释放，便没有新的社会化的性形态，更不要提其他如性形态的经验什么的了。以他众多的研究曾对批判主义性科学产生极大影响的福柯，受当时的性浪潮和学生运动影响，批判了威廉·赖希著作中提到的“压抑假定”以及赖穆特·赖歇在1968年发表的文章《性与阶级斗争》（Sexualität und Klassenkampf）中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964年“去压抑化”（repressiven Entsublimierung）命题的争辩中对当时社会所做的“压抑”诊断（比较Foucault，1997/1999：44）。针对这类“压抑”理论，福柯强调指出：正是社会对性施加压抑的这种“权力”发展了一种策略，实现了一系列对性的规定，这些规定覆盖了社会的一切领域，甚至照亮了社会的最后一个地洞的角落；这些规定能使人的性欲性行为成为一种绯闻到处流传，能够通过一种强制的忏悔和坦白，来揭露和迫使人们承认自己不轨的性趣念头和行为；但正是社会权力的这类方法，使性变得伟大和重要，从而在社会中植入了新的性欲性行为形态以及新的性别认同。

如果迄今为止对“中世纪社会”的研究不是完全错误的话，那么就可以以它作为参照来对近代人“行为极端不一致”的特性进行比较（Elias，1939/1969，Bd.1：157f）。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也有译为“诺博特·伊里亚思”——译者注）通过对一种“独特的文明进程”的分析认为：需要持续几百年的时间，直到古老的欧洲人建立一种普遍有效的纪律和秩序、雇佣劳动、道德伦理和性欲性行为的规定，并且直到既能在社会秩序中显示出性的重要又能对此保持沉默之时，这个文明的进程才算是完成了。任何一种其他的“自然现象”都没有像性那样，既是如此被突出，又是如此被贬低（Hirschfeld，1908：9）。这是一种自相矛盾，它必然导致人们对性持有永久的关注却又充满了冲突心理。这期间出现了众多我们无法想象的变化：从几代人聚居的大家庭，转变为小型和最核心的小家庭；从如同动物那样为种族繁衍而哺乳生育，转化为人对自我的关注；从上层社会的权宜婚姻，到普遍的爱情婚姻；从被看做因病或非常态人工授精的植入术，发展为排除授精可能的结扎术；从对变态的偏爱又发展为回归常态；从万人坑的群葬到个人的墓葬；等等。对一个还没有经历过具有他个人特点的性欲和性行为的（而这对一个当代人来说已是不言自明的事）中世纪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坐在一个黑灯瞎火的影院里，正在看一部激起他性欲望的电影，“性的客体”就在可以随手抓摸的近处，但他却能把持住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强迫自己放弃任何一种可能的“性攻击”。以资本主义驱动力和国家官僚机构为核心的新的社会形态越是包罗万象，对性本能和心理机制的研究就越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18世纪末期，现代人开始将哲学话语作为一个关注的话题，尤其可以通过阅读哈贝马斯的著作（1985）而对此获得深刻的印象。与此相比并不年轻多少的性科学，却把反性自慰和那个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提出的口号作为社会的预兆而接纳，尽管他们的理论还停留在教会说教的水准上，并且与作为确实可信的科学论据还相差不知道多少英里（Meilen）的距离。从第一眼看上去，似乎在那个新旧转型的过渡时期，时代赋予了人以现代人的许多特征，这其中也包括人和性，即那个现代的人和那种现代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德·萨德主张情欲和性欲，康德则相反，主张放弃本能欲望坚守理性；人们无论如何都坚信，德·萨德以他关于性欲的著作帮助他们获得了原本被漠视的性的权利；而在同一时期，即当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之际，康德则在哲学领域建构了理性。但从批判的角度来看，他们两人的理论结果却恰恰是相反的。德·萨德是被欧洲启蒙运动奉为自己标准的理性利己主义的宣告者。康德并不如许多人所想的那样，贬义地看待性欲。他只是在对理性做了一种极端的批判后，把理性作为一种“纯粹”，置放在一个黑洞式的想象王国的对面；后来直到弗洛伊德才被发现，这个黑洞式的想象王国“实际上是如此的无限”（比较Gulyga，1977/1985：302f）。由于德·萨德的利己主义（以及合理性）有一切启蒙主义的特征，由于他自己也被揭露为是无情、玩世不恭、无情感、不知羞耻的，是暴力和利我的，抒情诗人们便不断地发出悲哀的呻吟，他们不是从自我反思的角度对这一切加以观察，而是以伟大哲学家的姿态并倾注了献身精神地在法国向每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这么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把他的著作全都付之一炬？”我可能给予的回答是：看在上帝的份上，饶了他！他的著作应当成为我们的必读教材，虽然最初应当在社会权力的监督下。

借助如物质和思想这些范畴的模式，我在1981年的讲座中，引进了“性形态”这个范畴（比较Sigusch，1984b）。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这个范畴为许多社会学家和性科学家所接受和引用（比如Lautmann，2002：171 ff）。我在这本书里第一次系统地使用了性的客观性这个范畴，主要是针对人的一种被称为性欲性行为的象征、感受、判断和生活结构的社会建构进程；相对于性的客观性这个范畴，性形态这个范畴（相类于性别和爱情的形态之类的范畴）则应当至少能够表现这个社会进程的一种已经拥有普遍意义的结果。

性形态认为：一种观点、一种感受或一件事情，不管它是有着某个个人的特定性还是具有通常性，所有人都无法摆脱这么个事实，即所有人都只能这么而不能那么地去思考它和感受它，因为这是一种涉及整体的差异。比如那个智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安东尼奥·罗科（Antonio Rocco），曾在1630年前后撰文为鸡奸辩护（可能在1650年才得以发表），用转换为今天的语言来说，他如此写道：性欲和性行为，并不必然只是为了生殖，它也有纯粹为了生活快乐的效用；爱，要求身体的接触，并且也存在着诸多不同形式的、自然的性爱游戏等。他的著作《亚西比德男生》（L’ALcibiade fanciullo a scola）是意大利几百年历史中唯一一本与此有关的专著，沃尔弗拉姆·泽策（Wolfram Setz）在他2002年新出版的著作中阐释了罗科的这种奇异的思想。事实也是如此，除了他为恋童癖所做的辩解外，罗科的其他有关性是一种享乐的思想，300多年后（精确地说，是1970年左右）在我们的社会中成了共识。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形态”这个范畴自亚里士多德（Physik 1，Metaphysik 7 f）以来，是作为物质范畴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以一幢建筑为例子：物是指原始的建筑材料，物质一般是指普遍具有实物意义的物，形态则是指已经定型的建筑构思和业已建成的建筑。与此相似，性本能冲动代表作为原始力量的物，由这种原始之物发展而成的具有普遍性的物质则构成了人的性欲性行为可以表现和付诸实施的地点，如同可居住的房子，这就是性的形态。心理分析学家和性科学家都分别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出共同的结论：本能冲动是没有形式的，但属于可赋予形式的非有形物质，也就是可以变为有形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认为“本能冲动的这种非有形之物”是粗鲁和前文化的，是非真实和转瞬即逝的，是低劣甚至邪恶的；而把“形式”则看成是文化和文明的，是可持续的，是善和高品质的。这样的价值评估至今仍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谁履行了形式上的手续，谁是知情的，谁有良好的表现形式（礼仪）甚至能够达到一种完美，那么谁就是模范地使自己文明化了。但是他为屈从这些盛行的礼仪形式而牺牲了他的自我，社会却对此保持了沉默。否则完美的形式就会被制服、被唾弃，而没有形态的非形式就会因此获得自己的自由。鉴于任何一个社会都建构在人的形式化、模式化和制度化的能力之上，那些通常的物质、形态、理论（即所谓的唯物主义理论——译者注）就未免太浅薄了些。这类理论并不能解释，那些原始材料是经由谁和以怎样的方式建成这幢房子的，哪个先生是这幢房子的“建造者”（在父权制社会里，自然不会说哪个“女人”是房子的建造者）。“性形态”这个范畴，不想去追随这类物质形态理论的思维模式，应当主要遵循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新价值理论已经发展了的那些规则。如果说在传统的经典理论中，客体交换和有着普遍要素形态的商品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拜物主义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中心（Sigusch，1984b，1986），那么在资本主义后期，除处理以上提及的一些物质要素外，有着普遍要素形态的知识和客观存在的主体与客体相互异化互为客体（Hylomatie）的状况（17章），才是构建独特的性形态的主要和根本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目前至少能够区分四种不同的关于性欲和性行为的性范畴：（1）生物学意义上的性范畴（关键词：基因效应、直觉和本能冲动）。这是医学认定为基于身体本能反应亚型的性欲和性行为（关键词：中枢神经系统、神经传递、酶和荷尔蒙）。（2）心理学意义上的性范畴。根据各种心理学理论各自关于刺激—反应模式的研究方向，这个范畴的重点是：本能冲动、愿望、恐惧、幻想和意见等，有些心理学理论会运用一种实验—实践的研究方法，而有的则建立了一种无意识性欲性行为的理论。（3）社会学意义上的性范畴。这也如同心理学，按各流派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对这个范畴便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有比较倾向于实践—实证方向的，也有比较倾向于从理论上解释一些主导范畴如象征性、礼仪形式、偏见、规则、规范、价值和行为方式等。（4）最后是超越其他几种意义的，哲学意义上的性范畴。它有时是形而上和无形体的，有时又是物和生活世界的，还有一些研究者们则正在思考有关人种性别这个巨大世界里的一些问题。这就取决于这些研究者中的她或他是否正巧对哪个问题感兴趣，是对原始的性、基因的性、生物的性、社会的性、心理的性、理念的性，还是甚至对以希腊的仇恨爱情之神为总代表的安特罗斯（Anteros）性的反对派感兴趣。因此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应当认真思考，当他（她）们对性欲性行为和性别提出自己的要求时，是否也意味着要承担与这些要求相应的那些责任。

直到19世纪，社会的性形态还未拥有一个合适的名字。然后原本作为形容词的“性”［在晚期的拉丁语中“性”属于对性别的表述，意味着“男人和女人的性别”；在教育学语言中则表示（自然的）“性别”和不同于爱情的（起着生殖及保种效用的）“性欲和性行为”］，如同形容词“现代”，在欧洲的语言中被主体化，演变为名词。“现代风格”最初出现在涉及美学的艺术中，“性欲性行为”则最初出现在生殖用语中，如奥古斯特·亨舍尔（August Henschel）18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关于生殖的性欲性行为，这是认识论送来的嫁妆，至今仍然有着一种因果关系颠倒的阴影。批判主义性学因此抱怨说，“性或是说性欲性行为”这个词的历史，至今还没有书写完毕。它认为“性”这个词既没有出现在圣经里，也没有出现在荷马和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性欲和性行为这个词只是为了用来表述这件事的自身，即对爱神乌拉尼亚（Venus Urnia，爱神的褒义名字——译者注）和爱神乌尔吉娃佳（Venus Vulgivaga，爱神的贬义名字——译者注），对宫廷爱情和情欲，对性别和爱情的一种社会化，而这对于批判主义性科学来说，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这是将无限的欲望、情感和想象转换为一种唯一的、似乎如同由上帝和大自然所愿望的性形态，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借助事实来看清这种转换：从19世纪之前使用的众多词语中，现在出现了一个唯一的词，一个聚集了许多词义的单数词，“性欲性行为”这个词吞没了从爱神到尼苏斯（公元前1世纪罗马时期的维吉尔所塑造的一个男同性恋人物——译者注）所有的前任。与“性”作为形容词过渡到作为主体名词的“性欲性行为”过程所持续的时间相比，如同赫尔穆特·肯特勒（Helmut Kentler，1984）所说，制造出“有着性本质的人”的这个过程，当然要漫长得多，也更血腥。

6 性别的形态

现在是时候了，整个有关性的批判理论必须引进一个无法绕开的要素：性别和性别差异。从多种理由来看，任何一种当前的性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关于性别的理论。这首先是由于文化在核心结构上（仍然）是父权制、性别歧视和两性并存的（也请参见本书23章）。其次是由于理论家无法绕开的通常总是从性荷尔蒙和妇科形态的角度观察性别和性别差异的观点。再次是由于通常普遍认可的性别差异只是两型的（即只是非男即女，非此即彼——译者注），这虽是必要的，但却已经不是我们文化中性别、心理和社会发展现状的充分条件。最后是由于性的形态与性别的形态在总体上总是相关联的（96章）。鉴于以上这四点理由，现在在这里展开讨论性别和性别差异的命题，不仅是出于方法论和事实的考虑，而且也是基于社会和社会团体层面上的理由。这自然也包括了这类批判意见。

作为由社会制造的性形态，必然拥有一种宗法或父权制式的结构，即是在一个男人的社会由男人为男人而制定的一种结构。哲学家和科学家在19世纪花费了很多精力，为了使妇女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把女性尊崇为一种有着天赋理性和自强自立的主体（de Beauvoir，1949）；而在此之前，女人则被认为仅具有感性和情感的特性。但这种19世纪以后的对女性的这种新认同，却在无意中否定了女人拥有一种具有自己特征的性别形态和性的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遁词只能一方面是人被（上帝）“创生的规则”，另一方面则是貌似启蒙意义上的“自然目的”。但这就意味着女人的“性别意识”，不再是一种只涉及个人的事项，而是在盲目地满足生殖配种的目的，通过把自己归属于创生的本能来超越个人性的特征。

在阅读一些强调雄激素的性学专著时，我突然想起了弗洛伊德（1909：462）曾经提出的“机体对自己欲望的压抑”，这个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却是个成功的命题。弗洛伊德最初将这种“压抑”用来解释嗅觉的退化，因此最初只是应用“压抑”来解释对人的嗅觉快感的压抑。后来又有科学家们以此类推用来解释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性压抑：对女性的性攻击本能冲动的压抑；在遭受社会长期和有效的消解、去神秘和“压抑”之后，便出现了一种女性性压抑的社会现象，似乎女性已经被屈服，并构成了一种“机体”上的萎缩，再也没有性的主动能力。传统性学家因此认为，女人被教育放弃性本能以及与此相应的性的欲望，以致女性的性冷淡是如此普遍，甚至不能被看成是病态的。在阿尔伯特·莫尔的《性科学手册》（Handbuch der Sexualwissenschaften）中可以读到马克斯·马尔库塞（Max Marcuse，1926：878）的相关言论。女人“性意识”的机体上的“压抑”，无论如何都要比心理上的压抑更具有稳定性，然而却比身体的衰退更不稳定些，如同20世纪的性革命所展现的那样，正是通过“压抑”这种特性开始了作为女性特有的性意识的复活，并随之而构成了第一次有着女性独特意义的性形态。自那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和我们的社会中就不再仅仅只是存在一种性形态，即一种男人主动女人被动的性形态，而是有了两种不同的性形态，即男人的和女人的性形态（37、38、95、97各章）。

只是父权制和性别歧视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因为男人和女人（以前被称为讨厌的女人）属于人类最古老的两个概念，而正是这两个概念使得男人和女人的精神生活在人类的初期就有了被迫的局限性。如同那个不太幸运的维也纳哲学家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在他概括整个时代的性意识形态的著作《性别与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1903）中激进地写道：任何一个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只要她或他愿意反思性别与性别的关系，都不得不面对一种形而上学、不太精细和已经陈旧的批判理论，说这是在反对整个一片意识形态的山峦，正是这片无穷无尽高耸入云的山峦拔高了男人的精神。不管我们现在是否意识到，这确是压在我们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所有想象之上的一块巨大无比的岩石。因为毕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卢梭、叔本华、尼采或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性别形而上学，已经沉淀在我们非反思性的意识之中；虽然有人从把女人作为物（而不是形态），从“柏拉图式的爱情”或是把女人作为（改变社会现状的）“希望”等的角度，批驳和揭露了他们的一些哲学论断，但却不常击中意识形态的要害。要想在我们的社会中围绕罪过、贪婪、不道德、病态、不忠诚和屈从等概念加以讨论，就不可能不使用那些传统的和新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与此相同，要想讨论性别，也不可能绕开胡言乱语、扭曲、压制和对性别或是故意贬低或有意拔高等父权制性别歧视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以及男人们逃避恐惧和压抑欲望的心理反射。这是一种独特的灾难性困境。甚至直到20世纪的中后期，这一状态仍无一例外地构成了男性高于女性的性别价值。在必要时甚至可以从精致到粗鲁的压制，从敏感心灵的血与泪，对男人性别的高价值做哲学上的合理论证。

也就是说，谁想从性别的角度研究我们主流的和国家的思想家，那么他要面对的就是有着性别形而上学特征的那些主要和所谓的概念。我们不仅在科学研究中与这一性别形而上学仍有着如同以往那样的关联，而且直至今天也只是偶尔对此做了一些精致或委婉的加工，但极少在思想和情感上真正超越了它。在环顾和历经了我们当代哲学家（8、9章）著作中的一场性别形而上学之旅后，有一点便因此变得非常明确：那些被妇女运动称为父权意识的理念，在我们以往几百年的文化中，是如此包罗万象、压倒一切和僵化不变，以致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也包括那些我们从其他角度值得学习并得益甚多的思想家，能够摆脱这种性别形而上学的迷惑。如果一个哲学家尽管尽了自己的努力，却仍在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失败了或者说表现出他的无能为力，那么对于这么个哲学家，我们还能够再信任他吗？还能在其他问题上追随他吗？鉴于性别的问题是如此重要，并在总体上越来越趋向于意识形态，阅读如此一位哲学家的著作不就是如同阅读写在一种“Palimpsest”（古时刮去旧字后重复使用的羊皮纸）上的文字吗？这就是说：当我们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阅读、研究、破译和反思一篇文章或文稿的时候，这其中不也无意识地包括了一个男性的、一个有着雄性激素的作者，而不是一个认知理论家或性别中性的历史哲学家吗？

我由此得到的印象是，比如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1984）就是如此看待那些由男人们生产的精神产品，并也试图如此去思考的。赖穆特·赖歇（1990）因此对她的评论是：她只是把男人们书写的内容抹去后，在原先的纸上又写下了自己的内容。这样她就可以在必要时，并且即使在男人和女人极其和谐的乌托邦时代，在那些明智而又极端的思想还没有为人所不齿的哲学家中，寻找出一个最原始的性别形而上学家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我在此摘引尼采《超越善恶》（也有译为《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1886/1966，Bd.2：626，）一书中的一句话：“一个人的性别意识和行为，甚至影响到他精神的最后一根神经。”自从我年轻时偶尔看到了尼采的这句话后，我一直都在思考它。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已经成为性别形而上学这个名字的思想内容；但是我们不知道，尼采也以这句话出卖了整个女性群体，把女性贬低为低等的性别。

鉴于以上所陈述的理由，当我们研究我们的那些哲学家时，所能做的只是多加防范和思考：因为那个作为哲学家的男人把自己看成是最好和最高等的性别拥有者，自然会把自己看成是第一、根本和完美的人，因而就会非常逻辑性地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当他在谈论“人”的时候，实际上只是在谈论“男人”。并且我们通常已知，在一些语言中，“人”这个词，同时也意味着是指“男人”，即“人”等同于“男人”，比如拉丁文中的“homo”和法语中的“L’homme”。

7 性别的形而上学

最近这两三百年来有着高度哲学特征（我几乎想说“病态特征”——Pathognomonisch）的父权制形而上学的主要教条可以归纳如下：

1.人与人之间直接和自然的关系，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

2.在这一关系中，男人拥有高贵的第一性别，女人只是低贱的第二性别。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男人代表了人或人类总体，女人只是男人的衍生物。

3.男人是精神和主动，女人是物和被动。男人的本质是精神、能量和创造，而女人的本质是物、性感、随心所欲、情绪和生殖。

4.男人最后圆满实现自己的形式是能够理解思想的自信和实现最终客观目标的意志；而女人则是生殖。

5.成就使男人感到幸福，情感是女人的幸福。

6.女人因性感和情欲而卑贱，只得受男人的统治。

7.男人的特性类似于动物的特性，而女人则与植物相似。

8.男人喜爱部分的事物，女人则偏爱全部。男人是一夫多妻制的拥护者，女人则是一夫一妻。

9.男人的真正生活是在国家、职业、科学、技术、艺术、教会和政治之中，女人则在家庭。

10.一个女人可以把她的男人推向深渊，也可以把他托捧到云端。

11.女人是祸根，男人是福报。

12.在国家和整个社会的事务中，男人是他女人的当然代表。

13.男人的思想清晰明确，女人的行为则永远是一个谜，一种秘密。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常译为《哲学和经济学手稿》，Ökonomie-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n，1844）中，我们可以逐字逐句地找到我在前文列举的第一条。只是马克思没有用一个通常统称女性或女士的词“Frau”来称呼妇女，而是使用了一个带有贬义的词“Weib”，并认为这样的男女关系是“必要的”。接着他又继续写道：“在这种自然的物种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非间接地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如同与人的关系也是他与自然的直接关系一样，这是他自身的自然规定。感性在这种关系中已经递减为一种可直观的要素，它表现出在何种程度上，人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或自然成为人与人关系的本质。人们可以在这种关系中，对人的总体受教育程度做出评判，即这个人在何种程度上是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在何种程度上是作为一个人的自身而存在的；男人与Weib的关系，也是最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了人在他的这种自然行为中，究竟具有多少人性；或他的人性与自然本性在他之中有着怎样的比例关系；在何种程度上，他的人性的自然已经成为他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也表现出在何种程度上，这个人自身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人的需求；在何种程度上，其他人作为人已经成为他自身的心理需求；在何种程度上，他自己最个性化的存在，已经等同于人的共同存在”（Marx，MEW，Erg.-Bd.1：534 f；Hervorh.von Marx）。如果忽略当今的克隆和匿名捐献卵子和精子的医学科技，我们就能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想唠叨的那些事，其实早就已经沉淀在我们的头脑中了。不管一个人是否真实地认识自己的父母亲，但无可争议的是每个女人和男人都有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人与人的这种关系，确实在事实上以必要的方式表现了男人对女人的关系。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经历过有父亲的生活，或只有物理学意义上的父亲在场却没有心理上的父亲，或只是在母亲的幻想中感受到自己父亲的存在，便只能通过母亲而进入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马克思把这种关系表述为必要关系。但这真是一种人与人“直接”和“自然”，甚至是“最自然”的关系吗？性别形而上学在马克思之前和马克思之后，都认为这是一种直接和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这多少有些误导我们。但是在他那个时代通常反对哲学的直接性和反对自然统治人类理念的马克思，真的对这种关系做了批判？我在较早以前就曾对马克思，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有关理论做过详尽的研究，我在这里的观点主要来自我的这些早期研究（Sigusch，1980b；修订版：1984a）。我认为，我们在这里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是：这种错误的形而上学，在今天究竟还有多少活力？

8 “神圣的性爱”

有关这一主题，我想以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957）著名的《性爱主义》（L’erotisme）一书为例加以阐释。巴塔耶的这本书在我们这里以“神圣的性爱”为题首版于1963年，1984年得以再版。巴塔耶在著作的开头就阐明了他作为基本范畴的“连续性”（Kontinuität）和“间断性”（Diskontinuität）。他的第一句话，同时也是他的信条：“关于性爱，人们可以这么说，它是对生命的热爱，并直至死亡”。这个“公式”比任何其他的表述都“更好”地阐释了性爱的“意义”。对于作为“间断性生物”的人来说，“死亡有着一种存在的连续性意义”。在无性繁殖中存在着一个连续性的片刻——这是从原本的“一”过渡到“二”的片刻，但这个连续性并不出现在“有性生物的死亡中，有性生物的繁殖在原则上不依赖或者说是独立于生物的死亡斗争和它自身的消失”。但是有性繁殖为“从间断性到连续性的过渡带来了一种新的过渡方式”。“精子”和“卵子”都是间断性的物质，但它们却统一了起来。这就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连续性，以构成一种新的生物，并且因此导致自身的死亡，即这两个作为分离物质的消失。这种新的生物的自身是间断性的，但它却在自身中承担了前往连续性的过渡，而恰是这种连续性对精和卵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会导致这两种不同物质死亡的一种融合。这种“转换”构成了所有生命形式的基础。人作为间断性生物，充满了对“失去的连续性的渴望”。作为人的我们，很难忍受这种“短暂的个体化”，即这种“随机个体化”的处境。我们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迷恋着一种与存在相连的普遍的原始连续性”。对失去的连续性的渴望，决定了所有人都拥有性爱的三种形式，巴塔耶将这三种性爱形式假设为：身体的性爱、心的性爱和最后的神圣的性爱。他想在他的书中只讨论这三种性爱，是“为了明确指出，在这三者中，总是会有一种生物的随机性试图以一种深沉的连续性感觉，来取代自己的间断性”（Bataille，1984：10-15；Hervorh.Von Bataille）。

为了证明人“直至死亡”都在渴望使自己的生命获得连续性的性爱，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非常严肃并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中富有成效的思想，巴塔耶陈述了精子与卵子结合的必要性，认为通过精卵结合的物理性，便可在男女之间构建一种形而上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拥有自然内核的自然关系，并且没有比这更自然的关系了。人对连续性的渴望、他的性爱和他的宗教虔诚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生命哲学，都是在祈求回归细胞融合的狂欢；这并不是为了进入由此伴随而来的一种强调形而上的融合，而是为了进入间断性生物因此得以统一的一种心灵的融合，并通过这种融合而创建了一个男女间的神秘联盟。但巴塔耶认为这样的解释还不够而且太肤浅，他是极端的，他想走得更远，他把自己的理论根基建立在生殖细胞上。但他的生殖细胞却又生存和活动在传统性别形而上学有着意识形态光环的“自然的男女关系”中。这是最后的直接性。马克思可能会对这最后的直接性批判说：这是在精和卵这两个细胞间塞进了一种神学理解的液体，并且也与社会的现实格格不入。对于并不需要生殖细胞和它们的轨迹，而是通过其他方式产生的性爱渴望，不管是个性的还是普遍的，在马克思这样一种我们称之为拜物教的观察中，是没有位置的；与此相同的是其他一切不同于异性性别关系的主体性爱的必要和有益性，也都因为一种男女基本细胞关系的优先权而遭受排斥。巴塔耶对连续性的积极评价是：连续性，就是“存在”通过死亡，在人类是通过精子与卵子的“生物”死亡而获得的连续性。这就是说，是男女性别细胞的融合和生殖，保障了人类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是通过男人和女人的性别细胞的死亡而不是通过精神或心理的遗产，不是通过那些遗留下来的物质或非物质财产以及对性的想象、感受和一切由此构成的衍生物。巴塔耶所理解的连续性，狭义地等同于“生命”。它直接地再现了人的自然存在关系，经由男女生殖细胞的统一而建构的连续性，将作为对性爱的渴望而继续生存下去。这根本就是性爱的连续性在化学反应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根基重组，这种重组实现在自然科学描述的细胞融合中，而不是在心理生理的过程中，即不是在胎儿和新生儿的过程中以及怀胎、照料等忙碌的人们中间形成的心理生理之中。在巴塔耶那里，性爱的基本机制是细胞化学反应的自然规则，而不是一种经常出现在弗洛伊德头脑里的心理形而上学的构思。

从简单的生物学来说，巴塔耶的看法尽管有着一切可能的形而上学要素，他以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男人与女人关系的一种自然直接性前提，而他的人与人的关系又是他从一切人必要的、团体的、社会的和心灵的生活过程中抽象出来的——似乎在由分子“中介”的细胞趋化与由社会中介以及总是在它们的起源中构思的那个人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鸿沟，即在人日益成为人和日益个性化的断裂时期横亘在性别与性爱想象以及感受之间并不存在的鸿沟。当我们出于“随机个性”和间断性状况而表现出渴望连续性的时候，似乎我们只有接受巴塔耶的一系列范畴，才能帮助我们摆脱被一个僵化并脆弱的自我所强制的连续性，摆脱因为失去在产前、产中和产后与母亲的统一以及失去早期受其影响的有关人员（大多为家庭成员、亲戚或护理人员）的痛苦，摆脱那个个性化和个人分离出家庭的过程，玛格丽特·马勒（Margert Mahler）把这个个性化和个人分离的过程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为：这是儿童的第二次出生，是人的本性，这个过程不可解地联结了自然和非自然。也就是当我们将男人与女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描述为一种自然和必要的社会过程、一种社会和必要的自然过程的时候，巴塔耶却试图在一种盲目的，既无心灵又无社会的自然过程中，找出它内在自有的最终的、那种被他称为“神圣”的性爱。这就不免强化了人们对他的怀疑——糟糕的形而上学在他的理论里占据了一切，从生殖细胞到宗教。

9 性别的等级 第一性和第二性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父权制性别形而上学主要信条中的第二条：男人是第一性，女人是第二性。按这一信条，男人无疑是第一，因而也是更优越等级的性别；而女人则与此相反，只能是第二性，因而就是较低劣等级的性别［注意：这里强调的是“第二性”，而不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经典名著《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1949年德语版所用的错误标题《其他的性》（andere）］。虽然这句话作为理论和文字遭受到诸多质疑，但却因被民众的俗语应用为“强大”的性别和“弱小”的性别，而得以继续流传，并且在给定方向的观察中，也确实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社会和社会团体的真实状况。几百年来，我们的形而上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此做了多少有些尖锐的表述，按主导社会价值的各种最高机制，或是以上帝、自然、理性，或是简单地以他们耳濡目染的那些一贯如此的既定现实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他的《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中写道：“女人是低贱的，很久以来就是如此。”（1959，Bd.II：687）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在他的《致死的疾病》（Die Krankheit zum Tode，1881）中对此解释道：鉴于女人是由亚当的一个肋骨演变而成的，因而人们把她们标示为衍生物；而作为次生物、派生物和后来者，即作为衍生物，就根本不可能如同原本的人那么完美。除此之外，人们直到今天仍然时常引用的《圣经》中的那些内容，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不应阻止我们在这里对此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令人敬佩的是，海因里希·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von Nettesheim），一个博学的智者和医生，却持有与众人相反的看法。他反对迫害所谓的女巫，自己也因异端思想而入狱。据说歌德在创作他的浮士德人物时，眼前曾浮现出他的精神形象，这位阿格里帕在470多年前就仔细审阅了《圣经》，如同当今的女性主义神学最终所做的那样。他在《一个男人是否有权打他的女人》（Ob ein Mann seine Frau zu schlagen berechtigt sey，1736：95 ff）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按照他的见解，男女两性的区别只是在于为人类生殖保种所必要的身体部分的区别。在这篇文章中，他也论证了“女士优先于男士”的理论依据。上帝赋予了男女两性相同的心灵、智力和理性；男人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幸福，女人也有同样的目标和期望；对最终目标的追求，并没有性别的区别。但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按福音书的真理，每个人都会在他自身的肉体中得以复活，但只有那些向自己和向别人承诺天使般的平等的人，才能得以复活和实现最终目标。这就是说，从心灵和智力的角度加以观察，男人和女人之间并没有优劣的区别，谁也不比谁更优秀；因而从自然来说，男女两性都应享有相同的自由。此外女性还有一些特有的优点。首先，女性通常有一个相对“更优越”的名字：亚当意味着“大地”，但夏娃却意味着“生命”；按古老犹太教的神秘标记，夏娃这个名字与“没有说出的四个字母的上帝名字”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因为男人的名字“与众神的名字没有丝毫的一致性，即既不在字母上，也不在人物的形象上，更不在字母的字数上有一致性”。这就说明了女人并不是如同亚当那样，由一些无生命的黏土或烂泥黏合而成。构成女人的是一种净化后的、充满活力的，并且有着一种理性心灵和天赋的物质，这种物质与上帝一起共享上帝的精神。因此可以这么说，男人是一件自然的创造物，而女人则是一件上帝的创造物，毕竟是上帝“在所有其他的事物中最终选择了女人。哲学在这件事上有很明确的观点，比如一个艺术家自己念想的最终目标，这是他的第一念头，但却又总是他最后才着手去做的事；因此女人也曾是创世主在所有创造物中的第一个念想，却成为创世主双手中的最后一件工作”。如此这样，女人便“完美地拥有了创世主的一切智慧和权力”（亲爱的信仰基督教的女读者们，这样的论证不是很美吗）。

但是阿格里帕以他的反证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他继续说：“正是因为女人，上帝才赐福予男人；反过来，法律是用来约束男人的，法律是恼怒和诅咒，不是针对夏娃的，上帝希望夏娃从被创造的第一时间起，就永远享有自由。尽管上帝曾警告过亚当，但亚当还是吞吃了那个不允许他吃的苹果，犯下了原罪，因此是他把死亡带进了我们的这个世界，而不是女人。”圣保罗曾说：“我们的罪过来自偷吃禁果的亚当，而不是夏娃，我们所有的人都承担着亚当的原罪；这份原罪不是来自我们人类的第一个女人，而是来自我们人类的第一个男人。”但是与此相反，父权制的著名理论却认为是蛇引诱了夏娃，夏娃又引诱了亚当。这就是原罪。“其结果，”克尔凯郭尔写道（1881：18），“是双重的：一是将罪过引入了我们的世界。二是引进了性，这使得男人和女人再也不可分离”。但是阿格里帕却认为上帝只是因为男人的罪过而只惩罚了男人：是男人们必须割去包皮，而“不是女人”。经过对父权制社会的主导命题“女人作为第二性，是上帝的愿望”的解析，阿格里帕特别具体地关注妇女的生活，并因此发现了其中的“一切事情都是荒谬的”：“如果生了一个女儿，人们就把她关在家里，培养她的温柔和懒惰，似乎她自然而然不需承担重要的任务，人们也不允许她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比针和线想得更多；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人们便安排她结婚，把她交付到一个男人暴力的手中，因而经常遭受如同一个女奴的残虐，并且他也不让她有比他偶尔的一些傻帽念头更多的自由。她虽然可以抱怨和叫苦，但没人会去听她的抱怨，包括从心里爱她的父母，因为她再也不在他们的照看之下，他们常常无能为力再去帮助自己的女儿。她们被剥夺所有权利，不能享受公共服务，即使是她们中最有理解力和最聪明的头脑，也没有将某个人告上法庭的自由，各级法院都把她们拒之门外，她们不能成为陪审员，甚至不能参与有关儿童事务的审判，她们不被允许参与遗嘱事务，不能参与对犯罪事件的审判。她们也被排除在作为教会神职人员的工作之外，尽管圣灵曾借他的先知约埃尔（Joel）之口承诺，不仅老年人可以有梦想，不仅他们年轻的儿子能够看到先知的面孔，而且他们的女儿也将学会预言。”阿格里帕作为一个批判者，看见他那个时代女人的生活如同“受到军法惩治，但他坚信这绝不是上帝所做的规定，不是来自一种根源放射出的力量，而是出于习惯，来自教育、随机性和暴力虐待”。然后他又分析了男人有关女人为什么是低贱性别的各种理由。尤其清醒和罕见的是他的文字同时也是对那些个人的固执己见和我称为“性别的特殊差异”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新性革命是怎样一方面动摇了性别形态，另一方面却又稳固了它，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

10 爱情的形态

经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前现代婚姻（比较Schnell，2002等）的情感前史以及仍然被普遍认定的父权制和现实存在的性别歧视，市民社会关于自由、平等和个人性爱的理念，还是作为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得以在我们的社会中生根成长，并且自20世纪以来也具备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可能性：爱情作为两性——男人和女人——的一种普遍人权，爱情作为两个独立自主的人的自愿协议，以得到被爱者回应的爱为前提，爱情关系成为一种持续并强烈的情感和认真负责的关系。但在现实中却还难以为之，因为那个被设想为自主的市民，他的自主在他成为市民的过程中已经解体；因为向往个人性爱的念想，已经被对物化的念想所取代；因为爱情与性的吸引不可能长期保持一致；也因为女人作为女人，仍然遭遇到如同从前的、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无礼的一种不公正，也就是仍然一如既往地遭受压制。这一切都不是在呼唤自由平等的爱情，而只能是仰天长叹。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与作为社会形态的爱情——尽管听起来有些疯狂——仍还是有着一种彼此相属的关系（也请见本书98章）。尽管资本主义的物化，每个人都仍在期待爱和被爱，期望在两个人的爱情小世界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和谐，而大的世界便也会因此皆大欢喜秩序井然。每个人都在渴望幼年童话中的天堂，这是一个科学理念无法进入的天堂。显然，一切都没有比在母亲的近旁更令人感到温暖和欢乐了。但这一切同时也都隐藏着风险。太近会感到窒息，太远则会产生恐惧。现代人的爱的能力是一种心灵的适应力。这可以归结为一种联结和满足或是分离和失败的过程。爱情和情欲以孤独、仇恨和保留为基础，但同样也以实现巨大的愿望和全身心的投入为基础。它们是现实的，但又是不真实的；是实用的，但又是非理性的。被我们称为爱情的这件事，有着一种相互极具对立的发展倾向：这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最亲近关系的天堂和地狱。它一方面代表了身体的融合和欢乐，另一方面则又是身体的折磨和童年的恐惧，是儿童时代曾经陷入过的牢狱。最后的结果是，每个人终生都在为此或是唱着一首赞歌或是唱着一首哀歌。

千百年来，众所周知的爱情赞歌都在唱着：我心爱的人，闪烁着红色的光芒，在千万个人中显得如此出众。她的头脑是纯净细腻的金子，她的卷发如同一穗穗乌黑的海藻。她的眼睛就像站立在小溪边鸽子的眼睛，清澈得如同刚用牛奶洗过，还充满了智慧的光。她的嘴唇如同流淌着迷魂汁的花朵，她的躯干就像是镶着蓝宝石的洁白的象牙，她的大腿是支撑在金色底座上的阿拉巴斯特雪花石雕，她的上颚是如此甜蜜。她身上的一切都是欢乐的。她是那么可爱。如果她想吻我，那就用她的嘴亲吻我！心爱的人身上没有污渍。她的胸如同在玫瑰花旁跳跃的两个小鹿。但是当他以他的玫瑰之吻亲吻它们的时候，它们和他都沉浸在欢乐的花园之中。那里有牛奶和蜂蜜，石榴和芦荟，甘松、藏红花、肉桂和菖蒲，所有这些充满香气的珍贵硕果使他的心陶醉。那个被爱的姑娘是一个隐秘的泉源，就像一座被盖罩着的喷泉。如果姑娘是风，他就必须呼唤，风吹过洋溢着她的香气的花园！

爱情的悲歌自几千年前就开始寻找表述自己的诗行。今天几乎谁都能够在睡梦中闭着眼睛吟唱，那是因为相恋的人在诗歌的所罗门之歌中，已不再是爱情的先驱。爱是一种最无情的狂欢折磨。它充满了狡黠的自贬、野蛮的抢夺、痛心的失望、恶意的报复和仇恨的攻击。它是贪欲、蛮缠、吞没、放纵、易逝、矫情、虚伪和贪得无厌永不满足。它是一种痛苦的感受，而不是幸福。它是仇恨、恐惧、愤怒、罪过、孱弱、嫉妒和疯狂的欲望。在爱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得通过和依靠另一个人得到自己的满足，但事实往往令人失望，对这个人来说也许是快乐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无聊的。相爱的人相互逆来顺受，并且永远没有了结的时候。爱情是自私和反社会的，是疯狂和贪欲的近亲。只要想一想那些热恋中的情侣，就能知道什么是疯狂。只是由于社会文化赋予了爱情高度和过高的价值，才使得它没有在帝国保险规则的条文中被算作是病态。

自从社会中出现了拥有自主权的公民（至少在纸上是这么写的），所有人的爱情都应当如达夫尼斯或克洛伊那么自由（古希腊小说中的人物——译者注）。但那些设立在屠宰凳（而这条屠宰凳恰巧又是被置放在当代和古代公民之间）上的新的道德准则，是以人作为“人”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一种人的关系”为前提。只是这种前提条件并没有出现在人的生活中，小说和宣传小册子或论文除外。一个公民从小开始就会受到恐吓、贬低和被蒙上面罩，天天如此；等到长大以后则又是既定机器（机制）中的一颗小螺丝钉，被拧固在统治者和奴隶的关系中。这样的一个人（公民），一旦进入通常的爱情生活中，便期望一切都与他的社会生活完全相反——他会突然成为他自己，充满活力和不再屈服。但既要激动又要为此承担责任，这两者怎么可能在他身上同时合二为一呢？

不管这样的努力是多么无谓，但正是这种努力掩盖了社会对爱情形态的神秘化（98章）。作为拜物主义的化身，爱情从它的自身创造了备受崇拜的价值，并坚守自己的权利。这就显得现在似乎是自然规律在掌控一切，似乎为公民设置了一种具有充分性、个人性和亲密性，并超越了物化的生活。爱情作为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似乎在排除了客体制约后成了一种直接的人与人的关系：“你需要的只是爱”。但正是这种现象，这种给爱情打上了普遍性印记的现象，使爱情自身成为一种社会通行的爱情形态。在这个形态的背后仍在继续着的是：没有不带心机的温柔，没有不带用意的友谊，没有不为了招摇的打扮，没有不带占有的奉献，没有不故意叫嚷的幸福。绕过一层层设置的障碍和装腔作势，一切都在按F（性交）的格式运作，当然因人而异。已经凝聚成形的爱情形态假惺惺地借助一种多彩多样的表演来使自己更富有活力。但是爱情的自发性和陶醉感是从外在于爱情的社会所注入的，物化的多解性贯穿于爱的内核，因此它便不免有着在活力中的僵化，在享受中的拒绝享受，在充分关系中的无关系，在忠诚中的不忠诚，在爱之中的对人的蔑视。

再没有什么比爱情更浪漫了。众所周知，如今的爱情赞歌唱的是：爱情是生和死的统一。它是温柔、温暖和女性。它不嫉妒也不过分鲁莽，它不会过分自大也不会不守规矩，它不去激怒对方也不让自己恼怒。它能承受一切，容忍一切，能无私地默默安慰。它不再是恐惧和虚无，不再是强制和无谓的羞愧。它保护相爱的人，使他们富有和一致。它使男人拥有女人的温柔，使女人拥有男人的刚强，使他们都变得如同吹过宙斯为我们提供的庇护所的一阵晚风那样地轻盈、开朗和充满了稚气。它拯救已经失落的，使其成为当代的，并从失去中创造了未来。没有什么比它更能使紧张的心灵获得解放，没有什么比它更能使僵硬的身躯获得活力，没有什么比它更能使病人恢复健康。爱情使狭隘的心胸变得宽广，使人们陶醉在对爱情的双重幻想中。每一根血管都流淌着火一般的熔岩，所有的神经都在备受折磨，体液和泪水就像水银和毒药淹没了两个相爱着的人。他们在维纳斯的山上喘着呼吸闻着各自腋下的香气，他们在寻找富有刺激和甜蜜的肛门和阴户，吼叫着如同一个动物。他们不再能够分离，他们不愿再分离，他们都沉浸在各自的肉体中。“二为一，一为二”，终于又找到了那丢失的一半幸福，那是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死亡。男人抓住了属于他的已经肿胀的乳房，女人也将属于她的阴茎塞进了正在悸动的阴道。

通常的爱情之歌（Sigusch，1979，2005a）当然包括了悲哀和赞颂两个方面：一曲赞歌和千万声哀叹，日复一日的合唱和重复终生的再演。因此可以说被我们称为爱情的，其实是一曲心灵相反相成的合奏，它表现了生命与死亡、个性化与融合、游戏与认真、和谐与紧张、欢快与悲哀、粗鲁与温柔。虽然这并不能成为一种安慰，但却是真实的：即使是对于拜物主义者来说，爱情也是（至少现在这一刻）一种保障生命的唯一宝藏（98章），因此要如同崇拜神那样地坚守爱情的理念，为此奋斗、变动和创新。爱情之歌将继续吟唱，有时是伴奏，有时是主曲，有时是高歌，有时是低吟，但总体来说它总是它所处的那个时代在社会文化中得以贯彻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爱情形态。爱情总是借助陶醉、成瘾和疯狂的手段，试图带动那个死板的人翩翩起舞。但是由于爱情中存在着如此多的不可解的对立、似是而非、矛盾情感和自私自利，相爱的人不仅要懂得神秘的爱情具有易逝性，要理解爱情也会失败，而失败后的报复则是一种病态，而且也要了解对一个人的爱情也会出现转换和发展为对多人的爱情；很现实地说，即会从一男一女之爱，变为多元之爱（74章）。但是当今西方国家盛行的仍是那种针对一个人（是一元而不是多元）的爱情形态。加拿大社会学家约翰·阿兰·李（John Alan Lee，1973）在几十年前就把这种单元的爱情用希腊词表述和描述为Eros（激情、性欲）、Mania（占有欲、嫉妒）、Ludus（游戏、征服）、Storge（友谊、合作）、Pragma（理性、有利）和Agape（无我、利他）。

11 性的个人性和性的个人特殊差异

鉴于在前面已经陈述的理由，读者也就不会感到惊奇，如果我坚持说：从某种强调的意义上来说，一个性主体，如果没有在它的历史与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被扼杀或是被釜底抽薪剥夺了其本质的内容，只留下光亮的表象，那么这个性主体在我们的历史中也只是一种短暂的存在。即使是有着自己独特见解、有明智远见和富有勇气的人，在过去时代如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玛丽·古尔内（Marie de Gournay）、安东尼奥·罗科，在现代如奥林姆帕·德·古戈斯（Olymp de Gouges）、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卡尔·菲利普·莫丽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卡尔·海因里希·乌利希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Mill）或西蒙娜·德·波伏娃，总是（至少是暂时性地）会忘掉一种在理论上难以证明的盲点（在这一点上，请比较比如5章、9章）。

按黑格尔（1798～1800：323）的观察，野蛮人与表现为理性和性的新时代欧洲人的区别在于：“野蛮人的统治者在他自身之外，而新欧洲人的统治者在他自身之中，但他同时却又是他自己的奴隶；对于特殊性、本能冲动、偏爱、病态的爱情和情欲来说，无论人们如何称呼这些，普遍有效性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永远是一种外在强加的制约力，是一种客体；但它也留下了一种坚不可摧的积极内核，普遍命令所包含内容中的一种特定的并且构成有限性和普遍性相互矛盾的义务，也就是为了给它自身的片面性罩上普遍性的伪装而要求最强硬的义务时，普遍有效性所留下的那部分积极内核，就会因此感到非常愤怒。”这里其实就是在说主体。这样就能把主体性的原则理解为是一种统治原则。前文曾提及的从性作为一个“形容词”到作为性欲和性行为总称的“名词”，在当前的这种过渡所制造出的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不自由，也不是一种最初的自由，而是一种在不自由中的自由和在自由中的不自由，一种不自由的自由。

但这样的一分为二，在理论上还是不够充分。黑格尔（1798：268f）在两百年前还看到了另一种对理解人作为性的生物的那种特殊的历史状态极有帮助的状况：“对一个更好和更公正时代的想象，已经活生生地进入到人们的心灵之中；一种渴望，一声期望更纯粹更自由生活的叹息，使所有人都为之动情，并与现实分道扬镳。”这种苦恼的感觉日益无法忍受，变革的要求便日益强烈。比如在19世纪中叶就最早提出了同性恋（那时还没有直接被称为同性恋）现代理论的卡尔·海因里希·乌利希斯（1862）就认为，正是那一声期望一种“更纯粹更自由生活”的叹息，为叹息者自己和科学提出了一个使命，从现在起也将人从作为性的生物的角度加以研究，并且为所有性的生物争取和打造“更好更公正的时代”（比较：Sigusch，2000a）。

这个使命直至今日仍没有完成。虽然人们意识到，未来已经开始，并在18世纪就已形成。但那个时代的人们经历了加速度和时间的压力、失败和性的压力。这在当时表现为时代精神，并因而是暂时的，是一种“渐进性的崩溃”（Hegel 1807：18）。要求变革的心态和理论带来了运动、发展、渐进、危机、解放、革命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社会动荡。自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社会涂满了这样的画面，在社会个人的耳中嗡嗡作响。自那以后人们只是期望打破禁忌，扔掉面罩，开始自己真实的生活。这就导致了人们不知疲倦地从一次性革命走向另一次性革命。

但是在作为自主公民的形成过程中就已崩溃的那个自主公民，由于认为女性只是第二性，把女性贬低为低于男人的次要性别，因而也就只能停留在与真实的不一致中。如果只是不断叹息，如果人们不丢弃“在文化中不舒心”的感觉（Freud，1930），那么人的困境就不可能得到缓解。在暴力关系中的安眠，并不是争取来的和谐中的安宁，而是如鲠在喉。在这种关系中骚动的必然是暴力自身。所有的心灵都在“颤动，与现实的关系也渐行渐远地破裂了”。但是将部分分离出整体并使各个部分相互分裂的那个裂缝，也同时排除了那种“更纯粹更自由的生活状态”。在社会中得以贯彻的恰当的那条物化原则，与假设的主体性原则是相对立的。命令内在于个人之中的原则，应当以个人作为人的权利为基础；但是如果在生活中出现了严肃的事情，那么即使是在那些最富裕的国家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个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赢得自己的自由。因为自从社会只允许存在一种情况、一种渐进、一种性欲性行为形态的那一刻起，如同记录成文的出现在各类形式集体中个人境况的那些细节所表明的，个人必然被强制接受集体给予他的身份认同。今天的社会化规模，不管是从区域性还是日益全球化的角度来说，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个最后的内在联结性被内在固有性所填补。以一个瞬时的、令人迷惑但又十分清晰的词来表述当今的状况，这个词应当就是：Ich-AG（自我的股份有限公司）。在期望更好时代的“叹息”中，同时也隐藏了种种废话和无能为力的心态。尽管如此，那声叹息还是打动着“无数的心灵”。

但是强调历史上并没有形成过性的主体因此也就不存在哲学上的性的主体性这一说法，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上没有形成过性的个人性（Sexualpersonalität）和性的个体特征（Sexualindividualität）。性自身作为由社会制定的形态，只有当它是真实个人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只有个性化了的性才是现实存在的。人并不能仅仅通过强烈的性渴望或性本能冲动等“概念”怀孕。如果把“性”构想为一种虚拟的存在、人的一种特殊能力，那么只有当它被具有行动能力的人现实化的时候，它才得以实现，才能从虚拟构想的存在转变为现实的存在。以各自的本能冲动愿望作为个人动机的个人意图自身的特征，决定了它既是遵循惯例却又抵抗惯例。但是如果没有惯例的常规化，那么对任何人来说，性也就不存在了。这一说法究竟有多少确切性以及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演变，通过研究历史和性学意义上的道德历史描述，我们便可以获取证实此说的大量资料和事实，也能就此把握它的历史演变。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一个男人看到裸露的家具脚，就会淫秽地回忆起一个女人的腿，甚至体验到“性兴奋”；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以致为谨慎起见，那个时代家具的脚都是包裹着的。

使性能力和惯例得以实现并赋予这两者以一种特殊意义的机制，是作为个人性的个体特征。性行动意图的实施，不仅只涉及个人的特有经历和处境，而且也主要受制于这些特有经历和处境的规定。因此，每一种性行动都是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个人性。如果只具有普遍性，那么个人的一种性欲性行为就只能是一种务实的共适行动，它就可以自我实现，不需要一个有行动能力的个人出现在其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实证主义的性学就有理由为它的“性理念”模拟还停留在探测月球前自然科学的方法设定一些理想化和不清晰的错误前提。之所以说这些前提是错误的，首先是它们给性的行动贴上了仅仅源于本能冲动和意图的标签，其次是用规则或有规律地将性的多样化表现形式进行了简化还原。但作为性的个人与这两个前提是相矛盾的，尽管受到一切惯例的约束，只是那个作为性的个人仍然不会停止（如同前面已经提及的）上演一些“小的性戏剧”（Dannecker，1987a：27），也不会停止去做自己所期望的那些事。但是实证主义性学完全基于理性和法律规则的理论构想却把意向性、反思性和自发性作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加以排斥，并且我们的那些理性主义性学家也持与此相同的立场。他们只想研究性究竟应当怎样惯例化，并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把性看成是对自己专业科学地位的一种冒犯：他们认为作为性的个人总是在不断对性做出新的解释，为其加上新的意义，以致科学几乎无法再将性简化还原。与此相反，按照丹内克尔的理论（1991：292），一种批判主义的性学研究总是“立足于以对话方式详细地重构个人的生活史”，由此得出的研究结果，便不再是问卷式的死的统计数据，而是活生生的“已经被理解为人的性史，性科学研究便因此而有了一种系统化的资料”。

如果性没有个人特征，那么我们就都成了只是自动启动的性机器，机器的特征是共有、结构、系统、规则、话语指令和密码以及传统和近代哲学在发现个人之前的其他一些极端的非个人性的概念和范畴，没有个人特征的启动完全不需要“主体”的反思或只需要一个如黏胶一样的不会反思的“主体”。我们可以把这种过程称为性机器运转（Seomation）。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什么是性或什么是爱情，就永远地被确定下来，就不必再改变这两者的意义了。将那些被看作是性的，再重复回归到主导的惯例中去，似乎就不多也不少，已经非常完美，专家们也不需要再为什么是性或淫秽，什么是性刺激或色情而争辩不休，因为性爱机器会按规则的指令不断重复相同的程序。一百多年来，专家对性的研究得出了如此各不相同的结论，也同时证明了个人在性活动中的意义日益重要，以及个人的性活动与社会化惯例之间日益递增的距离。这种变化内在于性活动的自身，并建构了我们所说的性欲性行为。由于个人只有通过可重复的明确区别于其他（这里特指非性欲性行为）的特征，才能赢得他自己的性意义，这也就同时构成了他与自己的一种距离。

性欲性行为是最有个人特征的欲望和行为，因为它的结构中有着前语言早期个人身体感官的感受和状况，这种感受和状况一直延伸到以后构成他特有激发高潮模式和心理需求，这便使那个具有普遍性的个人成为内在于个人之中的普遍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身上还存有一些最原始的自然性冲动或性的行动。这便使得性的普遍要素与个人要素相互交织、相互联结在一起，在自身中作为自我的媒介，但没有自我的身份认同。这就导致性在表现自己的时刻，就会远离这个个人，它会通过与对方交流而进入超越个人的社会性系统的结构；但作为一种有情感的性活动，虽然情感在这里是那么微弱和边缘化，它仍会逃离社会的性系统。在这种自我逃离中，隐藏着自我摆脱永不休止的虚伪惯例的希望。任何不坚持个人性和个体特征的理论，都会在限制和排斥个人性与个体特征的同时，把自己无助地出卖给认同残酷事实的强制，如同排除性本能冲动（或类似）概念的传统性理论，为了与时代精神和谐，就让时代精神的幽灵来统治事实。

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性的个人特殊差异（“differentia sexualis specifica”，Sigusch，1988，1989a），不只是特指个人的独特意识，而且也包括了社会的共识，因为是社会的共识铸造了个人的意识。人从幼年起就受制于普遍共识，并在共识中发展他自己的个人意识，他的个人意识补充了共识中所缺失的。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每个幼儿都会这么做，这就形成了每个人的特殊差异，如同一种每个人各不相同的指印。其结果是，这就有了无穷无尽各不相同的“本能冲动的命运”（Freud），不同的“性演出脚本”（Simon和Gagnon），不同的“爱的轨迹”（Money）；性欲望的基本轨迹和基本模式，或如同科学家们愿意称之为的“个人模式”，就是个人的特殊性与普遍共识或多或少的结合，并凝固为记忆的痕迹（30章）。我们与杀人如麻的伊丽莎白·巴托里（Elisabeth Báthory）或杀害于尔根·巴尔奇（Jürgen Bartsch）的令人发指的凶手有着许多相关的事，但却是与屠杀者完全不同的人。

性别的个人特殊差异（Differentia generis specifica）和性别差异（Differentia generum）之间的关系也与此相同（21章）。这两个问题在这里只能说这么多：假设一种自我独立、土著型的性欲性行为，即没有受异性引诱的性欲性行为，是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因为所有的性冲动都是经由异性（女性和男性）所表现出的性吸引而激发的。在通常的语言应用中，“性别”不仅是指性器官或特指生殖器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示这是性别和性欲性行为的一个共同居所。事实上，性本能冲动从心理和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性别的本能冲动；保守的性教育学家一如既往仍爱提及的那些状态，不应当在未来还用来吓唬我们，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性是性别的派生物，性别则是性的派生物。女性的性欲不可能没有女性的性经验，这种性经验通常被称为性别认同。因此将“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区别于“男性”的性欲和性行为，或者如弗洛伊德（1905：47）在他《关于性理论的三篇论文》一书的开端所提及的“不同性别的心理需求”（尊重不同的性别本能冲动），无疑是正确的。

没有一种直接的性本能冲动会直接地展现自己；与此相同，性别也不会公开地表现自己。那些可以表现性别和可以识别性别的征象，其实在广义上是由社会，在狭义上是由个人历史，并且是由每个个人特殊的历史所传递的。性别所表现出的性是普遍意义上的，只要它凝聚为一种社会意识，便会陷入性别歧视的父权社会化的强制中。这里的社会媒介并不是指解剖学意义上或身体器官的外表特征的媒介，不是指性与性别之间的媒介，不是指解剖学上的身体器官与社会之间的媒介，而是指在要素的自身之中，在性欲之中，在性别之中，在性器官之中，在个人的自身之中的媒介。因此社会如何构建和评判性与性别的认同，这也是批判主义性科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今天已无可争议的是，社会以不同的标准区别对待和评判女性与男性的性欲和性行为。当然这并不是一切。由于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女性和男性的性欲和性行为、女性和男性的性别经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原有的一切都会变得苍白，出现相互融化和角色转换。经验和临床研究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另外，所谓“自然的性”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我们的青少年进入身体的青春发育期，在大约一个世纪的进程中提前了三年的时间。科学技术的标准，也“一下子”反驳了性别的永恒不变：在男人那里突然也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性荷尔蒙的周期，而这在以前完全只是女性身体的特有征象，并决定了有“女性特质”的心理状态。一方面，性活动与性别的分离作为一种科学的艺术品，目前还只是在我们头脑中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们将会在未来听到它们被成功分离的消息（40章）。

12 社会这个范畴和性学理论

我思考，社会，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些客体化的结构，它们主要来自认知和经济理论的构思，打上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思想的印记，并在先验、革命或实验性的主体中找到了自己的支撑点。社会，也包括当今的社会，其实只是一个主体自我授权自我确认的一种结构性组织，只是主观性在获取权力意志的意义上的一种建构性结果，是主体为了生活而表现出的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能量，或是以诠释学理解的社会。

马克思曾把社会转型和变革设想为是社会的“自然法则”，虽然对转型和变革的希望如同对“复活的希望”那样已经人间蒸发了，但是连阿多诺（1966：371）都没有放弃对这两者的希望，尽管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研究了作为物化反思模式的理性的超验普遍性。这种物化的过程，今天已不能确切定位在社会的某个领域。虽然马克思描述了人的关系怎样转化为物的关系，以致死的物有了一种自己的生命，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依赖于抽象的交换关系，主要是一种算计的关系，即在物化和交换关系框架内的更多的算计，但这又不是历史的全部。为此，马克思甚至想象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解体，即当科学和技术发展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的时候，社会就不再需要资本主义这种社会体制了。在这种可能出现的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状态中，马克思看到了他的竞争理论的历史有效性的边界。但是这种状态没有出现就已经被超越（比较：15章）。在它的历史中，今天的“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的权利去嘲笑一切关于它自我解体的理论。福柯的知识和人文科学考古学——这同时也是一种生产理论——对当代的这种变化做了令人印象最深刻和资料最丰富的分析。如同韦伯，他的生产概念也排斥了人的意识。

社会，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在的社会，已经不能再理解为是一个自我授权的主体的建构性组织。不管是信息的起源和流向、原子生物化学武器和转基因产品，还是资本的运转和股价的涨落，社会的进程只能源于社会自身。知识的积累将导致社会的解体，以及知识能够创造自我（它最有说服力的成果叫作“克隆”）等理论内含着极端化的维度和层面，而那些主张社会异化和物化的理论家却不能够或不愿意事先看到这一点。当今所构建的社会，排斥内在于普通个人中的自我意识，把事件和话语过程假定为没有任何经验主体的意义，并认为康德的思想已经过时。因为当今社会不是建立在自然需求、具体工作和确切的知识之上，而是以自身的自我抽象为基础，它只有通过神秘化才能赢得自身的统一，即在核心上通过客体化的自己关注自己的方法。所谓的主体现在只拥有一种次要的地位，它不再是自己家中的先生（也完全不是家中的主妇），不再是系统中的主人，它不再是完整的，更不是社会的建构者。因此这种新的哲学，已经不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也不再以主体为中心，而是离开了人作为主体的体系和权力中心论。它坚持不是人的智力和能力决定事物的进程，而是领域、结构、认知、密码、话语形式、系统的必要条件、权力机制和权力地位，以及被称为超个人或超个性的概念决定这一进程。

这么说来，那个传统的主体在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绝对精神的、尼采生命意志的、海德格尔存在的或结构主义者和系统理论家的理论中，仅仅只是历史和社会进程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派生物？马克思批判了他那个时代的唯心主义，虽然主体的自我意识只是社会进程中的派生物，但被唯心主义解释为是主体；而作为真实主体的社会进程，却被解释为是绝对精神的派生物。阿尔都塞（Althusser）和福柯都重复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这一本末颠倒的指摘。不是主体认知了社会，而是“结构”、“领域”、“话语形式”规定了主体应当做些什么和怎样实践。主体的眼光和他的视野不是一种自我的自发运动，而是被植入的。福柯（1966：12）认为这种植入，就是“似乎已被编码”。这种理论没有给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能够改变自我活动的主体留出一个位置。知识和真理在福柯的“考古学”中，不是来自具有批判自信和检验意识的主体，无论如何没有出现在表现他晚期思想转变的《性的历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一书的第二卷中（Foucault，1984），他在书中作为一个“系谱学家”，追忆了对性的渴望具有个人的特征，古典时代的公民就是通过性自己的实践而获得主权。

这个世纪的左右两派文化哲学总是会达成一致的一点是不再沿着主体性去做继续深入的思考：个人只是一种派生现象，黑格尔的主体在历史上已被认定为是虚拟的现象，个人从哲学上来说是可绕过的，并在实践中早就已经被绕过了；左右两派的各种哲学在断言现实时，都会得出几乎相同的结论，但是当这些思想家们进入基本的价值判断时，他们又各自分道扬镳了。一些人会为贬低和超越个人，直至彻底根除个人而感到欢欣鼓舞；而另一些人则在抱怨个人的抵抗过于虚弱，主张为增强个人的力量可以像个人性学那样采取一些必要的帮助措施。

我认为，父权社会的基本形态是性别优选和作为其客体对象的性别歧视；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是商品及作为其客体对象的商品交换和商品拜物教；最晚在后福特主义的社会里则出现了知识基本形态，它的客体对象则是物化和去物化，我把这么个物化和去物化的过程称为人的物化和物的人化过程，即主体与客体相互异化的过程（Hylomatie，请参见17章），这是一个通过成效排除自然与社会之间古老的界限，重新编码生与死，并且通过一方面的“自动创生”和另一方面的自动解构的程序而使自己进入一种持续不断的形态变化中的客体对象。我针对金融资本主义所提出的客体对象，就是人与物的相互异化（Hylomatie）、交换（利润、回报、投机盈利）、父权制的性别歧视以及种族主义。这些客体对象使西方社会既分离又联结。如果没有这些客体对象，我认为社会就不能再想象为一个概念，因而也就没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性欲性行为的概念了。

鉴于性只有在真实的个人之中才是真实的，以实证为研究方法的性科学就必须把个人作为研究的重点。鉴于没有社会进程就不可能存在一种作为普遍形态的性欲性行为，理论研究和性科学都必须明白自己性理论的社会背景，以便寻找出帮助病患的切实方法。但理论的尝试与实践行动相同，别人常常只能间接地获知或推断出研究者究竟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究竟有着怎样的想象。但也许把握这一点也行，即如果一个思想家思考他那个时代的性欲和性行为形态，那么他的思想多少总是以一种反映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理论为起点，因为这种理论自然也会触及那个社会当时“重大”的性生活问题，并试图回答人性与动物性、男性与女性、与生俱来与后天赢得、道德与非道德、允许与禁止、正常与非正常、健康与病态、纯化与非纯化、意识与无意识、传统与解放、无害与有害、充满乐趣与令人怠倦、满意与不满意、充满激情与心态平衡、变化多多与单调如一等一系列这样的问题。简而言之，自从我们知道我们有性欲和性行为，我们就有了关于性的理论，并且我们迟早会把这种理论以正确或错误、自愿或被强制、干扰或不受干扰的方式，作为谜、渴望、冒险、风险、预防性措施和角色期待贯穿在我们的生活中。

现在我还不能说，当今的性科学有哪些社会概念。在理论上似乎主导着一种弥散现象。但可以确定的是，绝大多数理论家所运用的社会概念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用现代的话来说，是有着价值批判的思想以及左派的思想倾向。这未免令人惊讶。但鉴于理论基本反映的效用方式又不是那么出人意料。因为这些思想并不是对意识的一种抽象，而是在更高程度上强有力和有效地生产了意识。经由意识生产的这个过程，外在意识成为内在意识，并且也质疑了以“市场的力量”概括资本主义或那些以男女自然性别差异而淡化性别歧视不公正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日常生活和传统思想中是如此理所当然，因此新的理论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才能对这些理论的无可置疑性提出质疑。

这是令人奇怪的，比如福柯的话语要素——阐述（Énoncé），究竟是逻辑命题、语法句子、标准化语言行为还是特有的标示，究竟可以将它理解为纯粹的可能性条件、真实的因果关系还是有那么一些如同存在的功能？近几十年来最聪明的头脑都在琢磨这些问题。他们这么费神思考，当然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却又被他们看作极不合时宜。可是那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即我们的世界却越来越资本主义化，资本的流动一方面越来越抽象，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具体，直到忧喜参半地被确认是一个可靠资本投资基地的德国，也出现了一场不可估量的远离生产的国际性利润投机并导致爆发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但是商品交换的原则并没有因此出现丝毫的改变：什么是可以利用的，也就会被利用。如此这样，我们就以一种不合时宜或故作惊恐地发现，一切都成了商品，什么都能在自由交易市场上卖出自己的价格：知识和艺术成为“经济的基本要素”，人在世界中的苦难和我们在电视机前的同情的泪水是娱乐节目的热点，精子、卵子、胎儿和儿童，同性恋大游行和同性恋运动会，一个孩子的名字（已有的如香奈儿、可乐、可口、美极、米尔卡、微软或威望），首席法官和社会工作者的良心，作为服务项目的已婚者的外遇，富人的安全需求和穷人的体育成就，一个酒醉艺人的纳粹口号，经理们对生命活力的需求——为满足他们的需求，心理分析家们在优美的风景地与他们进行着色情对话，还有能够获得专利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极出色的足球运动员“在当前还是不可买卖的”，我刚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尽管一个对他感兴趣的足球俱乐部愿意出1200万再加上两个运动员作为购买他的价格，但还是没有买成。

近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遭遇到如那个流亡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所遭受的诋毁，没有任何可以与他的独创性相比拟的著作遭遇到如他的著作那样的损毁、糟蹋和故意歪曲。但是有两个状况又把他的理论带回到政治和科学辩论的中心：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结和当代资本主义剧烈动荡的开始。在一些方面，马克思曾是一个19世纪的孩子，因而不管是涉及革命浪漫主义的思想，还是有关不加批判的父权思想，都没能跳出他那个时代的阴影；而在另一些方面，他也恰巧不是（如他的一些反对者所坚持的）一个预言者，而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确实相信：人类将会在资本主义的自身中脱颖而出，摆脱自然的必然性，成为自由的人类。但是他关于资本主义分析的一些中心命题不仅有着严密的逻辑和精彩的语言，而且直到今天仍是切中了资本主义的要害，因为一切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变革，并没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它是当代不言自明的存在，已经取代了一切禁忌和上帝。一切都可以作为商品供应、出售、出租或被使用。一些人出售安全和处女，另一些人出租生殖器。全球化的口号和对德国作为有利于资本投资的定位，仅仅只意味着盈利和回报。激起公众性广泛关注的，只是些性谋杀和“老年社会”的问题，而不是一会儿是利润的疯狂上涨，一会儿是银行的巨额损失，并且纳税人还在为银行的巨额损失买单的问题。但是当马克思说起，资本在自身孵化出金蛋的时候，他还无法想象：今天的潜在赢利不再只是通过价格波动和货币兑换得以实现，而且也通过对一些不需要自己劳动就能赢利的事物的投机，甚至是通过对一些并不存在的事物的投机而获得了赢利。如果说现代社会已经失败，那就是说历史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资本主义幸存了下来并且还在繁荣发展，把人的生活越来越吸引到它的运作之中。个人越来越被看做是死的个人。在波哥大（Bogotá）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孩子已经被称为是可以扔掉的物品，被称为是一次性物品（Los Desechables），并且遭受到这样的对待：被作为垃圾，是必须扔掉的垃圾。与此同时，广告吸尽了个人的最后一点创造性；诙谐的文字和诗一般的语言蜕变为广告的顺口溜，与读者有限的高意境严肃小说相反，广告成为大众化的消费品。个人的通常生活往往只是市场的生活；市场在寻求将一切私有化，即使是监狱；一切都被用来作为广告的媒介，即使是人的皮肤和阴沟的盖子。原本行业竞争的各方都聚集起来成立了经济现代化的行业联合会。与此同时，任何一种政治批判，都被看做是企图废弃经济。现在只能指望资本主义自己超越自己。

自从在道德和政治上堕落，但又疯狂地把自己称为现实存在的斯大林专制社会主义崩溃之后，我们通常自称或标榜持中立政治立场的科学界，却表现出一种显然必要且又赢得敬意的潇洒立场，将挖苦、讽刺、蔑视一股脑儿泼向马克思；这些人以前从没读过或引证过马克思，而现在似乎又被经验证实：“我们的”并不需要以现实存在标榜自己的资本主义，赢得了理性的胜利。

这种肯定资本主义的观点曾经也这么说过：谁想理解现代人，并因此而去阅读像《资本论》那样的著作，那就不用再去读培根的《新工具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黑格尔的《逻辑学》或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马克思的著作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著作的共同点是一方面推翻了在它们之前的思想，另一方面却又以一些巧妙的方法重新组合了这些被自己推翻的思想，当然这种重新组合是受制于在那个时代的社会进程中已经出现的社会状况和思想的。马克思就是以这样的方法把李嘉图对资本积累的理解与魁奈的《经济图表》综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一种经济理论的（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论，《资本论》第2卷）。正是马克思的这一经济理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自我扩展的系统。即使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直到今天如果不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知识（马克思称他的理论是对他之前的经济理论的批判），仍很难理解，有关经济问题的一些实情，如利息和利滚利，投机、债务和对所谓的第三、第四世界的剥削。再加上，不，不仅是再加上，而且是更重要的，当马克思将他的思想不再建立在形而上学之上，而是以理性科学和政治经济的革命为出发点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否定了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他的著作是与德国唯心主义的一种真正的决裂。他借助一种理性的方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恰是这种理性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和广岛原子弹的爆炸以来极令我们质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他并不能因此遭受指责，如同不能指责培根的“一种包罗万象的知识”或黑格尔的“客观精神”。这就是无人能够摆脱的资本主义精神，他不得不与它一起生活。如果您问我，他的理论究竟说了什么？我无法逃脱他的魅力，我的回答只能是：马克思理论的魅力就在于他以他有着拜物（唯物）特征（参见Sigusch，1984b）的社会范畴来理解资本主义的精神，他之后也只有阿多诺做到了这一点。

还有第三点，这对任何天才的著作都有效：不管这些思想家的一些说法在今天是否还有效用，但他们的著作都是我们今天宝贵的思想财富，因为这些著作能够使我们在阅读它们时，以著作者特有的广阔视野和思想勇气帮助我们进入与我们自身不同的另一种自我意识的状态。谁想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即在经过了大众媒体以及投放到市场的无数可以随意轻松阅读的简单小丛书的一切胡闹和折腾之后，还愿意读一些严肃的书籍，那么只要读不多几页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或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r Dialektik），就能进入这种状态。这些著作，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是无法取代和替代的。请您阅读这些经典著作，即使您那位唯命是从的大学老师正在用众多的学期讲座和论文砸向您。最后说句良心话，你们中究竟有谁已经读过一遍马克思的《资本论》了？

有些人愚蠢并傲慢地标榜自己是新思想家，试图切断思想的连续性。他们认为应当撤销马克思以及19世纪的黑格尔右派或尼采对黑格尔关于理性与现代的和解曾给出的一个直到今天仍有效用的回答。但是被称为实践哲学的思想大厦，是建立在卡尔·马克思著作的西方思想上的，并且没有美国的实用主义和法国的存在主义，实践哲学就会变得无法理解。哈贝马斯（1985）曾与之争辩的新保守主义，不仅连接了马克斯·韦伯、自由主义和盖伦（Gehlen）的人类学，而且也连接了比如J.里特尔（J.Ritter）和E.福斯特霍夫（E.Forsthoff）的补偿理论（Kompensationstheorien），而他们两人的理论则是黑格尔右派的。后现代、后历史、后启蒙主义以及告别现代的哲学，没有尼采和（作为其后继者的）海德格尔是不可想象的，那就会不仅没有巴塔耶，没有福柯，也更没有德里达。同样，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主张的批判理论，如果没有马克思，没有尼采和叔本华，以及他们又爱又恨的康德和黑格尔，海德格尔或盖伦，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天的媒体英雄们却说：这些理论是建立在一堆历史的垃圾上。他们至少使法国知识分子陷入愤怒，因为媒体在“深渊”（Abime）这个词的拼写上，去掉了法语特有的那个抑扬顿挫声调的标记（类似我们拼音中第几声的标记——译者注）。虽然“深渊”这个词听上去不太漂亮，但也许更现实些，因为它以迂回的方式再现了那些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与他们学科间的鸿沟。

自从国家社会主义崩溃以后，似乎自由与自私自利最终达成了一种历史上的一致。资本主义经济从自身出发创造它自己的价值，被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成为日常生活及国家的宗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特主义”通过对资本、国家和工会的一种复杂整合，造就了长达近30年的“社会和平”、富裕和充分就业。但是自所谓的福特主义陷入危机以来，不可忽视的是即使在“经济富裕的德国”，成百万的人作为已经沦落为仅仅为了生存而自愿被剥削的劳动力，也被拒绝在劳动市场之外。与此同时也不可忽视的是，可统称为后福特主义的新积累制度和新监管方式所造成的后果：渐进式的经济功能化和社会分裂，特别是在灵活经济和国家无助的外衣下的社会个人的日益原子（单子）化。

对市场作经济政治“调控的理论”（比较比如：Lipietz，1985；Hirsch，1990）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竞争、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学的新技术、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或浪漫主义的社会革命，都更有实践上的具体性和理论上的综合性；它在资本主义的整体结构中将资本再生产从机制和规范中分离出来，认为作为社会化的不同形式它们是相互矛盾的，这就导致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简单区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法失去效用。所有的机构，不管是家庭还是国家，都同时拥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者。调控理论的关键范畴是资本积累制度和监管模式。资本积累制度是社会产品系统化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模式，它在生产条件的变化（比如资本的投入量、行业和生产条件之间的平衡）与最终消费条件的变化（比如工人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消费标准、社会的集体支出等）之间设置了一种较长周期的特定的对应关系（Lipietz，1985：120）。监管模式是“全部机制性规范、网络、明确和潜在规则的总和，这些规章制度在资本积累的框架内保障了各种行为方式的兼容性，并且既符合各类社会关系的状况，又超越了它们之间特有的冲突”（同上：121）。按这一理论，在晚期表现出一种新的“面貌”的资本主义危机就是起源于积累制度与监管模式之间的矛盾，调和这种总是只能暂时得以平息的矛盾，是在不平衡中的一种有害的平衡。如果积累的过程达到了这一点，即资本积累以它的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与相对不太变动的机制和规范在一个原本就不太稳定的平衡中不再相互兼容，那么社会与政治的争端就决定了危机和动荡的结局。很显然，这些危机和动荡也会影响和改变社会成员的基本心态、价值观、期望值和行为方式。

在我们这里，二战后因受美国式资本主义霸权的影响，也建立了被称为福特主义的资本积累制度与监管模式的互动调控。这为整个阿登纳时代的德国造就了一种结构性的稳定，直到1970年代才陷入战后的第一次危机。社会的发展在总体上趋向规范化和整体化、一体化和大众化。工资劳动关系、资本集中、生产增长率和大众消费的递增，是积累制度的特征；与此同时，那些穷的国家遭受到如同新殖民地的待遇，也就是主要为发达国家提供一些廉价的原材料。监管模式的特征是民族国家化和集中化，一个由资本、工会和国家共同构成的官僚主义工业化的综合体，试图规范和整合所有的一切，从老的纳粹到年轻的社会主义者。这个经过整合的综合体吸收和接纳了旧的工人阶级，使这个阶级现在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历史终结；这个综合体也使国家支撑的社会民主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导政治力量。福特主义在凯恩斯的福利国家找到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福利国家向每个公民承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和生活保障，并在极大的程度上兑现了这些承诺。在完全国家化和彻底资本化的社会中，各主要党派齐头并进成为人民大众的主流党派，工会组织覆盖全国，资本被驯服，国家许诺全民就业和日益改善的生活。人们说，这就是在工人大众和大众消费社会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和解。平等、安全、劳动纪律、生活水准和社会和谐似乎成为永久的社会价值标准，直到在1970年代积累制度和监管模式才出现了如此激烈的碰撞，以致资本主义陷入一种新的动荡阶段，我们想把这种新的动荡变革称为“后福特主义”。

福特主义陷于危机是由于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衰落，大都市资本梦想的破碎、资本的国际化、国家市场竞争的激化、不容再忽视的毁坏自然的后果，以及由于对技术风险、机器化、官僚主义、标准化、消费主义和大众低俗化的不满所引发的政治危机。新的社会运动表达了这些不满。由资本、国家和工会共同构成的福特主义整合综合体分崩离析，资本又露出了它的獠牙，自由民主党人士如鱼得水地又回到了自己的根源，基督教民主党呼吁一种“精神道德的转变”，社会民主党已经从公众的眼里消失，绿党发展了现实意识，福利国家被撤销，工会也变得无足轻重。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后福特主义完全是在与福特主义反其道而行之。现在是在计划用不平等、灵活性、解除监管和社会斗争来取代平等、安全、标准化和社会和谐。谁以自我为中心、办事毫无顾忌、灵活、接受工作调动和居所搬迁，谁就当然不可能与人和谐团结，也不会去参加如工会这样僵化的传统组织。

新的积累制度的特征是增长率与就业率的解构，特别是通过技术工艺的合理性减少就业。其结果是一种经久不去的大规模失业现象。资本的集中化和国际化将生产和流通推向分散化（即全球化），民族国家不再是关注的重点。新的科学技术，比如信息和通信交流技术，使得这种流动成为可能，有些则是出于当地的政治原因而只得在异地实施的比如生物和转基因技术。监管模式也不能再是集中化的了，因为集中会阻碍与资本有必然关系的市场力量的自由释放。除此之外，就业和收入状况、期望值和生活方式在各地与各国也极不相同，很难对此加以全面覆盖的统一管理。资本也因此能够招收相对更固定更低价的高技能劳动力，而对其他劳动力则可以按企业的需求不再遵守整合综合体原有的对劳工较为宽厚的用工标准。因此不必是先知就能预言：未来的就业关系还会更具有灵活性、更国际化和更无保障；未来的就业关系也可能又出现一种“封建的依附关系”，这就意味着，可以让医生在他的医院里（这听上去似乎非常诱惑人）无偿上课和就诊，而医生其实也是靠自己的劳动才得以生活的人。各地区和各大城市都必须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就像是阳光地带与冰冻地带的相互竞争（sun belt versus frost belt）。调节的方式日益局部化同时也日益复杂化。原有的统一化基本标准越来越转换为非监管型的多元化标准。传统的阶级社会和传统的大众工人党也在经由新旧转化、分裂、边缘化和淘汰等的过程后，成了一种历史遗留的模式。政治党派将完全失去它们原有的整合力量，不得不转而与多层次广泛多样的交流，不再需要每场选举都找出一个不同的口号——这就意味着，将说些比以前更无耻的真实谎言。

如果一种传统的积累制度出现了如此根本性的变化，一种传统的监管模式如此完全被篡改，那也就必然会强制性地改变人的生活。这些变化，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走出和摆脱官僚主义的管理、规则、标准和规范等令人窒息的关系，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安全方面的损失。这就如同迄今为止的一切资本主义变革所出现的情况那样，既有赢者也有输者。可以肯定地说，性和性别的非主流或特殊人群，可能成为这场变革的得益人群。在普遍要求流动性、灵活性和松散劳动关系的潮流中，如果什么都在运动，也就不那么惹人注意甚至很受欢迎，因为这可以推销自己。性领域的第三产业化和性意愿的商业化，已经达到了一种在几十年前甚至不敢想象的规模（我们以后还会谈及这个话题）。这里主要想合理地说明，后福特主义以及它名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远远超越了狭义的经济范围，解放了劳动力和人的愿望，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也为其罩上了一种商品形式。

鉴于含有暗示意义话语分析的转换最适于标示为“新自由派”，我把这种方法用来表述一种新性（neosexuell）革命（38章）。这场新性革命，如同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过渡，但更像一种被动而不是主动，突发的性革命的重构模式。资本主义的近期动荡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后果，眼前还实在无法估量。可以认定的是这场动荡的特征：没有自己资金担保的全球性利润炒作（充满投机泡沫的资本主义），通过电脑和互联网得以实现的资本极端集中和加速增长（涡轮式的资本主义），以及一方面是有着真实员工的所谓实体经济的一种令人可怕的毁灭性的分崩离析，另一方面是以天文数字般资本运作的金融交易。

任何一个社会理论家都没有像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那样全面、广泛和令人印象深刻地阐释了属于浪漫及经典时代语义的主体和理性、批评和独立。按照他的功能系统差异理论，传统的多功能社会机制和道德已经走向死亡。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只有唯一特定功能，并能够运用它们自身的动力而继续运行的社会系统，如政治、经济、法律、科学、宗教和教育。卢曼（1984）把自我的继续运行称为“自创生”（Autopoiesis）——这里借用了洪贝尔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la）学术圈的一个术语，来源于马图拉纳的认知生物学。社会的这些不同领域构成了社会各个不同的系统，因为只有当这些不同的系统与外界有着一个确定的界限，并以信息沟通来表现自己的时候，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才会成为人们的话题。一切无法沟通的事物都属于各系统的外在环境。这个外在环境“也就是”，卢曼说道（1996：173），“人，人的意识和躯体，以及依此类推的其他实体”。人因此只是没有居所地悬挂在分隔各子系统界限的绳索之间——以他的意识和躯体。鉴于在社会学理论中并不存在作为性的子系统，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为他再加上一句：人也以他的性欲和性行为，悬挂在各系统的界限之间。自新的局部性和无情感的状态取代了传统的无所不在的责任状态，自从传统意义上统一性的创建者，从古典世界的宇宙到市民社会的主体，都在“事实”上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之后，唯一还有功能和沟通效用的只能说是各子系统无主体的自创生，人的理性和非理性便也因此只是一种扰乱的沉重负担。卢曼对不符合他模式的一些现象做出了激烈的反应，认为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的恐惧和社会变革。在和平运动和绿色生态运动中表现出的人的恐惧，卢曼认为是令人极端可怕的，因为这类恐惧无法通过任何一种功能系统加以控制和平息（Luhmann，1986：238）。他认为所有社会运动都是极其可疑的，因为社会运动无视、质疑和越过社会各子系统特定功能的差异性。卢曼断然否定环保运动所称的“生态系统”具有一种系统的地位（1984：55）。社会文化的进化最终显然“不是必然依赖于社会对它的环境所做出的反应，否则它也不可能把我们带向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景观开始于对先前生长的一切的毁灭”（1986：42）。鉴于社会虽然“是一个对环境敏感的系统，但在运作上却又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同上：63；请比较Reese-Schäfer，1996：124 f），因此按照系统的逻辑，生态的危险只能危害生态系统自身。

在这类抽象思维中，人便期望自己成为一个积极的人类学者，并感谢上帝给了人类恐惧。同时也要感谢那些发起和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尽管很可能是客观性和话语而不是参与的人的自身主导了这场运动。

我们由此可以推理说：被自由释放并居无定所的普通个人，必须将他们的能力（也包括他们的性别和性能力）作为财富保持流动性，将他们的利己主义（也包括他们的性别和性能力）灵活化，将他们的需求和利益（也包括他们的性别和性能力）多样化（卢曼也许会说：差异化）。卢曼认为，子系统的功能差异性为现代社会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势能增长，但同时也使复杂性巨幅增长，给各子系统间的共振能力造成巨大损失，甚至会导致一个社会的解体。霍耐特（Honneth）也在1994年以“解体”（Desintegration）为题，阐述了他确信的这一“社会学意义上的时代诊断”。如果卢曼设定一个性子系统，那么他必然会为之假设与他的功能差异完全相类似的效用。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自己对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新性革命”或“自我实现的性”（Selfsex）现象的观察和假设，与从卢曼理论推导出的变化基本一致。它们只是被归纳为不同的理论而已。虽然斯文·莱万多夫斯基（Sven Lewandowski）作为年轻的卢曼学说的捍卫者曾对这一说法提出过异议（2004，2007），但也许他应当再思考一下卢曼（1997b：10）曾经说过的那些话：“系统理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有限的运作。它并不以唯一正确作为自己的诉求来表现自己，尽管它被设定为具有普遍性。它应当对社会发生的一切负责，但它并不必然是唯一正确的构思。这也与它建立在悖论中的基础有关。”（91章）

对我来说，各个系统之间相互联结的可能性要大于人们对严肃的认知理论与政治分歧的猜测，并且更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卢曼高度抽象的观察使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新的价值分析得以交融。因为通常那些功能化、区别、差异性和自创生等正是在卢曼理论中有着关键性地位的概念，也已经包含在资本逻辑的意义里了，这两种理论各自推断出的结果也极其相同，比如势能提升、共振损失和社会解体。也就是说，卢曼得出了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家相类似的结论。因此我认为就某种意义来说，卢曼是一个资本主义晚期的卡尔·马克思。有些时候他甚至直接跳出他严密的语义学，并且写道：“系统由沟通构成，作为最后不再继续可以分解的沟通的自创生基本过程，就是支付。”（Luhmann，1984：625）或者当被问及他对所谓的后现代思想的看法的时候，他说，他缺少“一种在社会意义上的与现代人的交往。但我们还是与以往那样共同拥有金钱、积极的权利和科学研究”（Luhmann，1996：174）。就是这样，金钱作为媒介，可以诉求共通性，但不是真理。知识和科学都极其拜物。正是在反对拜物的这一点上，迄今为止的所有批判都被反弹了回来，没有起到批判应有的效用（15章）。它是当代所有世界宗教施行垄断和殖民最有效的媒介。

如果理性在卢曼那里并不享有一个特权的地位，也不是一个主导整个理论的主要范畴，那么我们就要问：在他的理论中，究竟哪个机制才拥有干预的功能？一旦被困在了自己的这种完全封闭的子系统功能中，卢曼就不再能够看到，社会运动——也包括被他排除在功能系统之外的，并被他在政治上低估的性别与性的解放运动——在社会系统中担当的那些功能：递减功能失调的编码，分化不完全的编码，转换各子系统间的编码，比如从政治转码为法律。卢曼也不能看到，社会运动保护了资本和社会，尤其是保护了军备和核工业免遭庞大的错误投资的损失。我们在这里说的社会运动，自然也包括了我们迫使卢曼加入在他系统内的性系统。这个系统的功能是使法律自由化，解除媒体的纠结点并防止媒体的平庸化，以及尤其是在社会心理多样化和新生活联盟的这些领域里，帮助被悬挂在各子系统功能界限之间的社会个体至少短暂性地解除恐惧，并赋予他们一种功能，这可能是他们在通常毫无慰藉的生活中唯一能够运作的一种功能。因此令人奇怪的是，卢曼竟然没有思考过，在普遍解除偏见和法规限制之后的性别、性和爱情生活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缓和社会及政治紧张关系的能量。

按我的设想，社会各子系统之间不应当是一种相互封闭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相互完全等同的“1对1”的关系，而是各子系统相互处在一种不同等级和层次之中的关系，比如系统1、系统2和系统3，并以一种差异性的“相互渗透效应”（Interpenetrationswirkung，Luhmann）作为相互间关系的规则。经济、科学和性别等子系统站在这种层次性相互关系的中心（为系统1），并发挥一种影响巨大的渗透效应，政治、教育和法律等子系统则表现出系统2的规则。宗教、艺术和性形态等子系统按规则便属于系统3，因为它们对其他系统影响甚微，或甚至不值一提。与此相应的是每天人们都在不惜余力地报道政治和媒体系统的消息，而知识、医学、治疗、性和艺术系统则总是被归为从属于经济以及知识系统。比如目前社会上就有这样的构想，认为大学不应再是一个为思想碰撞要素提供特权的机构，并把思想归为一种最后的幻想。其他系统也必须满足认知和经济的客观要求，至少表现出了遭受这种客观强制的迹象。即使如宗教这样的系统，也不得不经济化，教会最近甚至雇用了广告策划专家以帮助其提高经济效益。

在《爱情作为激情》（Liebe als Passion）的论文中，卢曼（1982）阐述了爱情的语义在18世纪是如何转换的，爱情这个范畴在当时是如何被加以关键性改码（语义转换）的。但有争议的却是谁在其中构建了些什么，以及如何评价这些语义转换或转码的意义。我考虑，如果资本的逻辑不只是人类这个种属的绝对手段，不只是人的目的，而且也成为绝对的自身，也就不可能不对性和性别理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性的神秘化和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爱情，是怎样借助有着拜物特征的中介范畴加以推导的，我在多年前就尝试显示其中的详细细节（比较Sigusch，1984b，1986）——这是一块已经干硬的面包，我不想在这里再咀嚼一遍。但我想在这里再次提倡，最终也要在理论上——对我来说这里的理论意味着性和性别理论——认识到：我们一如既往仍然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毕竟可以认真地说，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模式，以及我们的爱情源自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源自于它的宽容、娱乐方式和它所营造的轻松生活。尽管资本主义经历了一切动荡，尽管似乎开始了一个人类的新时代，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它的基本结构，资本主义在当前仍是极其强大的，因此在理论上仍需要继续对资本主义做价值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卡尔·马克思，这条已经‘死去的狗’，仍在咬人，”芭芭拉·西歇特曼（Barbara Sichtmann）写道，“并且还总是如以前那样一直咬到了骨头。”（1990：35）

一方面是商品形态和思想形态，另一方面是我在前文提到过的“性的形态”，再加上现在讨论的新自由主义和新性革命、所有权和亲密关系的多样化、精益生产和精益的性（38、65、92各章）——敏感的人早已预感到这一切将会有的结果。我坦白交代：如果不借助一种以“Hylomatie”（人与物的相互异化互为客体）的客观性，把交换和性别歧视作为中心内涵的社会的范畴，就无从理解被我称为新性革命的性欲和性行为形态的结构转换。解体、弥散和多样化表现了有着资本主义特征的解构和重组、自动毁灭和自创生等的过程。这一过程自身则是资本主义经济迸发、必要和允许的普遍与庞大的变革动力的结果。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任何社会模式，都不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拥有那么多的自我改变能力和灵活性，资本主义正是因此而赢得了稳定。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还是，都因情况不同而表现出了一张不同的“面孔”，构成了差异很大的资本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的这种转换能力和转换的必要性，一方面出于它的一种经常性的自我运动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它的一种本质上的冷漠，即资本关系对文化道德价值和传统的一种结构上的冷漠，最后也由于社会和政治压力所强制的监管方式的转型。这一切对于个人——我喜欢在这里借用萨特的具有普遍性的个人（universel singulier）来表述普通的个人（einzelnes Allgemeines）——来说，既是一种负重又是一种解脱，这是因为构成社会和普通个人意识的客体性迫使每一个个体都进入到一种非中心的位置。也因为只要不是高高悬挂的过去时代的话语帷幔在作祟，只要不是如我们语境中强调性别等级差别的性别歧视的客观反映（这种客观性并不能仅仅诉诸价值分析就能理解）在挡道，普通个人的感受和思想对于社会的进程来说已愈来愈无关紧要，个人的性取向、性行为的方式和性的生活世界也就愈来愈多样化。

但即使在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种唯物主义经济批判的思想：鉴于年幼的孩子也能感受到性别的差异性，因而懂得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并不是承载性别的躯体，而是那些社会化了的人在说，这个或那个其他人是低等的卑贱的。女人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弗洛伊德把这种自卑感误解为父权制生理躯体意义上的命运，其实它历来都是一种社会的“命运”；与此相同的是，男人也必须表现出他作为男性特有的身体强壮和心理坚强。只有当女人在社会中成为一种平等的性别的时候（在我们的社会近来通过更多的经济独立，而不是通过业余形式的人民大学，妇女自助或离婚解构的方法），性别平等才能出现一些本质上的变化，年幼的孩子才能感受到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平等的人。只有当做父母的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在他们有着差异性的性别中却都能给出他们事实上等价的信号的时候，也许才能够打破性别歧视的这种集体性代代相传的将女人贬低为第二性别的恶性循环。杰西卡·本雅明（Jessica Benjamin，1988）期望男人和女人能够相互为对方着想，建立一种可以交换的等值关系，但是如果她强调的男女“主体互动”的物质和过程都来自一种等级关系而不是在差异中的平等，如果心理上的性别差异是由物质决定的，那么她的愿望又如何可能实现？

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诉诸价值批判和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我想把我们的世界解释为只有一种单一的起源和只是来自一种“客观”的思想，不管这种思想是自创生、性别差异还是交换原则（1章）。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要一眼望去，就能看出它的极其复杂性，它担当了太多调节危机的角色，在从事迂回曲折充满自相矛盾（91章）的运动，但又总是还在改变社会的状态和政治，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只是单一维度的。除此之外我们已经知道，以往被看成是错误的个人行为，在今天看来却可能是正确的，比如改变性别，因此对别人的行为做出过快或草率的明确结论往往就会有非人道的倾向。在这期间我们也听到了许多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理论家的不同看法，且从他们那里学会并懂得了，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伟大无比的理论，那就不仅只会招致些尴尬。如果没有波伏娃，如果没有巴尔特（Barthes）、鲍德里亚（Baudrillard）、鲍曼（Bauman）、巴特勒（Butler）以及其他一些在波伏娃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家，我们现在会站立在哪里呢？我只是想问：如果没有价值批判，我们会站立在哪里呢？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只是凭借图片、文字、差异特征和话语分析来理解性别和性形态的普遍转型。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改革动力主要是一种本质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在改革的进程中，除了城市化和媒体化、性的话语化和文字化，同时也应分析性的商业化、神秘化和客体化的机制。无论如何，我称之为性的客体化的这一件事，没有客体的交换和客观化，没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内涵是无法想象的，这就如同福柯关于性的理论却没有他的权力理论。

13 普通个人和社会，内在和外在

我们生活在不止一种的社会现实中，普通个人在社会中并不起着一种构建性的角色效应，也不能决定社会基本形态和客观现实。但是个人的恐惧、痴情、暴力行动和拷打，却是现实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都不得不运用夸大这些现实的方法，以便再通过浓缩处理从中找出一些定理和法则——直到出现了福柯、鲍德里亚或巴尔特的荒诞：以现实湮灭了现实。性研究者和性治疗师的工作，虽说不一定是与一个自我强大的主体但毕竟还是一个特殊的人有关，也就不能允许自己像其他一些理论家那样夸张。因为如我已经说过的，性只有当它是真实的个人的性的时候，才是现实的。因此这也是我在这里的观点：那些理论家们忽略了通常的生活，只看到个人的命运或将人贬低为客体的个人暴力。他们不对物化（或全盘资本化）的进程加以反思，看不到其中的普遍关联，而众多的不合理现实正是在这种关联中才得以现实化的。越是为了满足个人愤慨和追究的需求而谴责某个人可恶的物化行为，就越是掩盖了我们可恶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每年的商品包装费用就等同于整个印度一整年的食物基本供应的花费，美国女性仅每年的化妆品支出就是500个亿。

目前为止的理论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思，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往往只是将美妙自然的但又是惰性的主体，外在地叠加进社会，或是让个人完全消失在系统的奥迦斯（Orkus，罗马神话中的死神——译者注）之中。与此同时，20世纪的批判哲学主要研究了“社会是怎样进入到个人的意识之中以及社会应当怎样评价个人”等问题。因为个人与社会这两者，谁都甭想离开谁。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中心人物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得出了一种辩证的结论：个人的社会总和，就是社会的个人总和。这一理论在德国纳粹的后代中找到了众多的崇拜者，因为这是唯一能够以一些合理性分析大众对罪恶的纳粹政权的赞同。这就使得这一理论比当时所有其他的理论都更出色。

对我来说，社会基本形态先于作为有着客体交换和客体化特征的商品和知识，以及同样先于父权制的性别歧视，在今天似乎已是无可争议的了。这就像一种食虫植物以它的茸毛、攀藤和陷坑，以它的捕笼和隐窝，以它的蜜罐和美丽，以它的吸吮、黏液和花朵开闭的机关，逮住了一只被自己诱惑的小虫子，现正在静静地享用和消化这只虫子，直到这只虫子只剩下一些自由基，如氮气；很难说这种行为是“个体”的还是“普遍社会性”的，是人性的还是非人性的。这种具有普遍反应能力的食虫植物，如我们已经确认，并没有如人类意识那样的抽象理念，而只有一种在卓越意义上的对利益的强烈追求，因而制造了它的这种自我意识。外在是经由这样的方法成为内在的，因此那些想从这种存在主义的角度理解人作为个体的心理学家必须先成为社会学家。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从内往外思考，为在卢曼冷清无人的思想中非常骚扰卢曼的恐惧的存在仗义执言，而不需要再去说服自己和别人：诸如心理能够中断或甚至终结社会的自行运转，心理学家以他们的范畴已经能够解释这种自行运转，等等。

举例来说，心理社会学家也许能够说清楚，阿多诺以乌托邦角度研究的“人与物的相互认可”，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肯定的进展。他们也能够说清，听和看、体验和思考如何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被时间化（维瑞利奥，Virlilio）、远程距离（弗卢塞尔，Flusser）、数码化、虚拟化和人与物的相互异化（Hylomatisierung）所改变。电脑这台理想机器——在儿童房间的盛行，对儿童精神和情感的发展不会只是停留在外部。就像20世纪初期的那几代人不得不自动去看、去听、去思考和去感受，今生代的人也不可避免地对计算科学做出反应。即使是心理社会学家必然会感兴趣的外在环境，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影响内心的物质意义：悲惨的住房条件，没有体育运动场所，因为看电视而丢失的构思幻想的能力，还有失业和知识爆炸，这一切都留在了心灵里面而不再是外在的了。并且根据个人受社会客体的影响和对其确信度的不同，内在的又会在不同程度成为外在的，因为怎样的愿望和情感，怎样的意志、情绪和心理状态就会给他们带来多少或怎样的金钱、认可、成就和兴奋。

从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学家如今治疗心理障碍的情况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外在（环境）是怎样决定着内在（人的内心）的。这一学科所面临的这类问题中有三分之二的儿童和青少年，并没有真正医学意义上的病态或心理问题。占第一位的主要是社会心理障碍和没有完成的社会化；第二位的是多动综合征，所谓多动症的关键并不是不能静下来，而是注意力不集中；排在第三位的主要表现在学校里的适应困难以及进食障碍，至于心因性暴食症则是历史的新现象，有着显著的时代征象，通过商品在它被消费的那一刻又预防性地被吐了出来（浪费了），导致这些商品虽然被消费却又提供一种需求的满足。在这类情况中，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是那些自我伤害、兴趣缺乏和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身份认同现在已成为全社会成员——不管他有着异质还是同性的性倾向，不管他是大学教授还是工会骨干分子——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可以就此推断，如果将封闭在自身之中并且对应当应用它的社会没有一些较为成熟构想的一种人格理论，拼凑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性理论，这就很成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来自社会结构和它的功能方式的心灵（也包括性），就如同去掉了骨头的肉，没有了得以支撑的核心要素。如果性科学不想把性侵儿童和性犯罪仅仅停留在临床症状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中，那就必须把研究扩展到学科之外，从外部的角度理解这些问题，并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心理分析相反，性科学自它在19世纪诞生起，自从保罗·曼特加扎（Paolo Mantegazza）、卡尔·海因里希·乌尔利克斯、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等人以来，就都从外部观察性现象，并对性的暴力要素做了研究（比较Sigusch，2008a）。心理分析的主要成就在于临床证实了市民社会的理性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建立在无意识的本能冲动的流沙上。客体对象的客观既定性——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在性科学中似乎正在消失——绝不意味着关于无意识以及本能冲动的构思已经实际完成。因此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个人在一个似乎日益理性化的社会里保留并继续持有他的非理性。至于社会理性只是拜物教的外在表象，这对我们来说已是另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借助心理学理论解开其秘密的问题。

在一个世代之前，弗洛伊德（1930：451）就曾写道：“可以这么说，人已经成为一种形式上的假上帝。确实很伟大，如果就他所设置的所有辅助机构来说，但问题是他设置的这些机构并没有与他一起成长，甚至偶尔还会给他带来许多麻烦。……未来的时代还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可能是极不可想象的巨大进步……而这些进步则会更提升人与上帝的相似性。出于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也不想忘记，其实今天的人，在他与上帝的相似性中感觉并不幸福。”如今，那些不可想象的“进步”已经出现，今天的人与他所恋的崇拜物一起成长，在他与“物相似”的境况中常常不再能够感受到物给他带来的许多问题。由于有了充分的物质仍感到不幸福，由于他既过时又过剩的情感仍在继续，这就使得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陷入了困境。这些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的专家们，如果不愿继续固守在与上帝相似的过去时代，便只能告别传统的自我强大的主体，重新思考主体，把主体作为个人，作为有着高度独立的个人的主体。

14 必要性和批判的批判

在今天，要想讨论批判和批判的科学，需要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又是不那么容易说清的。几年前，将好的和坏的都扔在一个锅里的那种实践，似乎还不太成问题。但在今天，要想把它们再都放在一个共同的层面上做些陈词滥调式的批判，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在今天，谁还想去决定，什么是错误的？把卢曼说成是一个既存社会的辩护士，一个无情的社会技术专家，这是容易办到的事；但是要想反驳他的理论，比如反驳他关于有自我评判能力的社会子系统或关于被噪音闹得烦躁不安的心灵的论断，就未免有些困难。把马克思贬低为一个幻想型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坚信资本主义将在自身中孕育和生产一个人道的社会，这是容易的；但是如果去思考交换关系将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消失，那就不仅仅只是盲目的了。如果把阿多诺（1969：153）揭露为一个超验主义的梦想者，因为他认为“人与物有着一种相互的认同”，这也是容易的；但是却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也许还有一种不同于阿多诺的认同的“认同”。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对某些事物，如自信的主体、自我必要的社会革命、一切规范的自然解放、外在自然的不可侵犯性、罕见的病态性渴望、令人敬畏的与生俱来或因自己的不良习惯而招致的疾病等，仅仅做一些居高临下的、以旧的确定性为标准的空洞批判。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可以被认定为是最后的、最社会化的，即被认定为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因而也能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做的那样，把它作为历史的终结？如果那样的话，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比如：1991/1995，1995/1997，2003，2011）令人着迷的所有关于不可调解的矛盾、自相矛盾和模棱两可的矛盾心理的理论，似乎只能像任何一种乌托邦思想一样，即刻溜走，绝对消失。但是如果没有乌托邦，则无疑会为卑劣敞开大门。如果没有社会乌托邦，我们的社会成员便会被毫无希望地出卖给毫无精神内涵和毫无意义的娱乐节目。永远该诅咒的资本主义繁荣的卑鄙！他们都屈从了被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称为“空论家”的操纵，这种空论家自以为拥有了唯一能够思考当代现实的思想。其他可能的人类共同生活和人类社会形态，将不再予以讨论；对社会的不满和社会的不安定，也不再作为批判社会的行动而加以认真考虑，更多的是以一些小恩小惠加以搪塞，或干脆用国家暴力进行镇压。但是如果没有了“事实上”的个人，也就没有了身体力行摩拳擦掌关注民主现状或社会不公平程度的那些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虽然历史并不会因此终结，但可以肯定地说，墓园般死的静寂就会笼罩着我们，或是更确切地说，只有迪斯科的噪音才会给某些人带来乐呵呵的心态。

卢曼在批判和肯定中看到了一种相互接近的关系，并且可怕的是，他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称为自我评判的充分差异化功能系统的社会化社会中，关键是将那些在系统中尚存在的矛盾、差距和裂痕作为激发思考的源泉，以便（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对功能系统做一种内在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是针对系统在人道上的欠缺，否则就将是对系统的一种徒劳抹黑，而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批判：比如性犯罪者，他们之所以犯罪，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从未得到过人的关怀，因而把那些成为他们犯罪的牺牲品的其他人，只是作为单纯的客体对待而已；因此系统（社会）的功能是要把这些犯罪者从他们的麻木中惊醒，将他们拖出来。自黑格尔以来，经典哲学的批判范畴是与一种自身矛盾联结在一起的，比如联结着一种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即一种应当被辩证扬弃的不一致。但是如果内容和形式聚集在一起，那就使得表象与现实不再那么容易分离，错误的意识就成为通常生活中的正确意识；如果在人与物之间有一种相互认可，那么物就有了生命，而人则成为死的人了，这就有个问题，即如何批判那些居然这么有影响的思想构思？

也许应当把矛盾对立和自相矛盾作为非常规思想和行为的可能性条件，如我对爱的拜神般特征（Sigusch，1984b，1986）和在这里对社会运动的描述。至少可以把抗议者的恐惧和愤懑看做是警告信号，意味着一个系统或一种系统技术已经造成了一些理应可以避免的危害。但是批判——如我所理解的那样——必须是不偏颇的，完全公正的，没有党派性或党派政治，也就是说以责任而不是作为所谓的“党派工具”（比较Sigusch，2005a：175ff），甚至放弃一切拜神或拜物主义，以爱世界和爱人类（Amor mundi），即一种对世界、对自然、对其他不同文化和对陌生外来人的爱，去对社会的功能缺陷进行批判。像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那样以纯粹自由为论据的对系统功能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这会带出一切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原本非社会性的资本主义释放出利润追求就会最终变成具有社会性；因为自由也是一种社会事实，而系统的结构和普通个人的行动也都在同样的社会事实中生存或形成。

具有党派性的科学在卢曼看来几乎就是一种暴行，我则认为它是一种社会必要性（Sigusch，2011a；Amendt、Schmidt和Sigusch，2011；关于历史的必要性，请比较：Herzog，2011a）。卢曼追求一种超越于物和运动的中性观察位置，这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在社会以外的观察位置，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观察者不在观察中建构他所观察的事物，这在人类思想史上甚至至迟自康德（2章）以来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并且观察者通过观察改变他所观察的事物，自乔治·德弗罗（Georg Devereux，1967）以来至少已经是可信的了。我认为这在当今的社会科学中已是一种老生常谈。卢曼认为批判已经过时，而我却认为批判还相当无力，因为它被它所批判的那一方以辩解或肯定所吞没；但我又看不到其他一些至少可以用来对质和对抗那些构成社会风险、罔顾社会、阻止社会进步或甚至毁坏社会的思想和行为的方法。即使那些在逆流中游泳的人，也是在潮流中游泳；即使潮流是如此强大，甚至席卷了岸边和洞穴的一切，如同我们在性、性别和性治疗运动中所能观察到的那样，但它却还是不能改变一切存在，既不能让自己的河床完全改道，也不能浇灌或淹没与它完全不相干的土地。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也可能会消失。我们目前没有理由去无视世界末日语言的构想或梦想，但所谓的世界末日毕竟不是一种自然常态。自福特主义在欧美通过建立法制和福利国家，通过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全民富裕而使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得享几十年安宁的方法，拔掉了“批判”的臼齿，“批判”便有了过时的臭味。即使再也不能视而不见的资本主义价值规则成为理所当然的绝对规则，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为日常生活以及甚至是星期日生活的宗教，而整个社会对此却束手无策，“批判”却丢失了它原本可以用来啃或咬的门牙，更不要提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了。其后得以贯彻的后福特主义声称：在商品推销之外的语言和审美的创造力、研究实验室外的技术创造、没有盈利意图的思考、出版销量低于1万册的书籍、遭受政治迫害者的避难权、没有以假乱真叫叫嚷嚷的媒体、直到高龄甚至直至死亡都还健康的老人，是无利可图的。“批判”也因此而更具有必要性。

性科学，尤其是那些在对性的研究中坚守正确方法论的性科学，能否是批判性的？马丁·丹内克尔（1989：208 ff）在著名的金赛学院（Kinsey-Institut）实验研究中以此为例提出了这个问题（Kinsey et al，1948/1964，1953/1963）。他的结论是：如果研究者不是将性欲和性行为“神秘化或道德化”，而是从功能和有用的角度去研究它们，那么性科学就会拥有一种不可低估的批判能量。在阅读了这篇报道之后，有些人反而觉得异常的性行为竟然“少于自己原先的想象”。如果性科学的研究不再对性的苦难感兴趣，那么对这种困难的意识和改变这种苦难的冲动也会因此低落或消失。性研究并不只是一种监管性欲和性行为的工具，它同时也是“针对越来越广泛社会化的性的一种监督机制，并且即使不是直接涉及性压抑的苦难，它也应以它的研究成果提醒人们，改变性现状的必要性”。丹内克尔以金赛学院的研究结果为例，说明了女性的自慰通常比婚前的爱情游戏和婚姻中的交媾更容易获得性高潮和满足（比较Kinsey et al.，1953/1963；126）。“这个结果，”丹内克尔这么说道，“在40年前砸碎了所有关于两性关系的惯用套语，留下的是扎在肉中的刺。”

15 知识作为社会的拜物神

在17世纪过渡到18世纪期间，即从信仰主义到科学主义的过渡中，形成了知识的新秩序，科学世界观成为主导意识，并且出现了生与死、生命与无生命的根本对立。这就使得生物学和心理学得以诞生。有机物被看成是有着活生生生命的物体，它能够通过自身的生长和繁殖进行生产。无机物则被看成是非生命的物体，是不会再生产和不会运动的死亡之物。但是在两百年后，生命物体与死亡之物的对立就不再是根本性的了，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的形态是极多样化的，并且相互交替和转换（16、17章；也请比较Sigusch，1997）。

当宗教和政治崇拜的迷惑力在19世纪大幅度递减的时候，除了那时已在社会中完成建构的商品和价值的崇拜，也出现了社会对知识的崇拜。不久之后，对知识的崇拜便击败或胜过了社会祭坛上的所有其他那些继承了“劳动社会特性物化外观理论”（Marx，1867：80）的批判哲学在做了严格分析后形成的偶像崇拜。用比较陈旧的语言来说，知识成为理想的“全部”崇拜；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它是Mega-崇拜，它向所有人承诺社会的发展方向，即往那个更深刻、更精细、更完美、更快速、更有权力和更好解构而不需要顾及人与道德和自然的方向发展。尽管研究者声称转基因食品不会有实际的生命风险，但保险业仍拒绝为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作保，这是意味深长的。而其实启蒙主义所说的“科学”，应当不允许不假思索地相信它自身就有着一种非轻信的要求。但事实上，科学却在走向轻信。比如那些把自己误解为自然科学家的医学教授，几乎能够把任何废话都作为最新的研究成果吹入公众的耳中。当然社会也有实际的进步，比如在今天已经不是所有的欧美人都会被别人说服而轻易相信，有着性关系的两个男人是魔鬼或妖魔。但是如果科学家们能够科学地公开他们日益递增的无知或不知之处，那将是一个更大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总是强调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但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现在却以充分权利坚守了自己。没有科学和技术，现代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知识和科学不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信息和交流方式转换成了“生产方式”。在今天，信息已经进入交易，数据供应商通过收购同行而构成自己的垄断势态，全世界的一切区域因此而殖民化。无数的人被贬低为企业的功能操作员，或甚至成为企业不再需要的包袱，因为按无主体性的科学标准来说，数控机器运转得更快，有更复杂的功能，也更精确。启蒙主义直至今天仍在叫嚷的精神与权力的对抗性矛盾，已在自身中崩溃，它因为它的腐败而损坏了自己。正是科学的精神在这最近的几百年中，不仅只是有权力，而且它的权力也许在某些时期还甚于资本的权力，因为资本没有科学，根本不可能建立它实现积累所需的现代制度。科学曾预谋、策划和组织了许多野蛮行为或战争，并为之做正当理由的辩护。并且它积累的关于战争和毁灭人的知识远多于它关于和平和爱人类的知识。这从本质上已经说明了一切。

科学性的内涵是实验。“您理解什么是科学性吗？”哲学家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如此责问一位认为他的文章没有科学性的物理学家（1982：238）。那个物理学家回答道：“我们发现的是任何人都能验证的自然法则，也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和必须期待的：在同样条件下的重复试验，会有哪些效应，并且更进一步说是会有哪些相同的效应。”但是据我对当今科学界所能做出的判断，现代物理学已经早就与那位物理学家的这种张狂保持了距离，现代物理学已经不再假设同样的原因会必然有同样的效应，并且也只是以虚拟的时间、空间和数字进行操作，但是那个物理学家的那种张狂，却仍是主流躯体生理医学的主要方法。它的人体实验就如同在做死的物的实验，并且一旦在同样的实验中没有出现预定的同样数值，就会慌张和迷茫。人的身体如果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灵，就根本没有感觉；而心灵如果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身体，就会在双重的意义上是形而上的：一方面它将沉淀在他物之中，以他物表现自己；另一方面按它的真实度则是笛卡儿的第一自然；而这一切对大多数医学工作者来说，却都如同波西米亚的村庄那样陌生和不可理解。他们以刀解剖尸体开始他们的医学生涯，以电脑扫描人体器官作为他们学医的终结。这里是物和身体，那里是精神和心灵，这些医学工作者就这样坚守分子遗传假说，成为最后一个笛卡儿主义者，虽然他们有时也会因为不得不借助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而感到烦恼。如果暴力、酗酒、精神分裂症和仇外心理，如果不可体验的性形态只是人的器官遗传的一种预定，那么我担心就某种程度来说这对我们大家在客观上都是很令人不安的。难道他们就不能在认知上轻易把握这些问题，并在技术上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去构建社会和文化，去调解社会心理吗？

由于知识和科学成为社会的巨大崇拜，我们都极度地高估了它们。究竟谁能讲清，比如6000年前古老的逾百万人口的城市大马士革（Damaskus），到如今先后究竟有哪些人相继在此居住过？那是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古坦尔人、亚摩利人和胡里特人、米坦尼人、赫梯人、埃及人、阿拉姆人、亚述人、迦南人、腓尼基人、迦勒底人、阿契美尼德人、希腊人、塞琉人、托勒密人、帕提亚人、罗马人、萨珊人，先知和四个大哈里发，倭马亚人、阿巴斯人、哈姆丹人、突伦人、伊凯西堤登人、法蒂玛人、阿德贝格人、塞尔柱人、赞吉人、十字军、阿尤布人、马穆鲁克人、蒙古人、奥斯曼人、德鲁兹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科学家们为自己的研究做了如此烦琐的预防出错的工作，以致连他们自己都不再能够看到，这之间的裂缝是多么细小，而他们却正在从这条细小的裂缝往外观测生活和世界。被他们无限高估的还有遗传工程，尤其是克隆技术的潜在能量。克隆的主要风险并不在于某些多少有些疯狂的研究者和政治家在某一天按某些标准直接能够生产和制造人，因为这其实在“科学性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克隆的危险更多的是在于：持续的技术话语化极度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体验和行为，以致人似乎直接在实验室里受到技术的操纵。因此即使是反对意见也变得如此外在，不能切中要害；比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1999：15）显然出于论证策略的理由反驳了这些反对意见。他对那些反对基因克隆的反驳论证说：如果是我们的基因链规定了我们，以致我们仅仅是生物机器，这就使得目前正在谈论的禁止克隆或类似的操纵，成为一种绝望的战略策略，即期望避免在根本上无法避免的事，并且通过对知识和科学的限制，维护了一种错误的自由表象；或者是基因并不毫不留空隙地完全规定我们，那我们也就“没有理由那么警醒”地看待基因工程，因为“对基因密码的解密和操纵并不能真正触动我们个人特征的核心”。

我的考虑是，齐泽克的这一用了两个“或是”的论证低估了这么一个事实，即知识崇拜主要以躯体形式思考和体验沉淀在人之中的，比如从主观性的疾病理论中就能看到的，最初总是怀疑身体有病，并不去考虑心灵或精神（尽管德国医学已经独立地引进了这一点）或甚至（如在几十年前）是社会出现了病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大家都懂得基因并不是一切，但在出现怀疑的情况时却总是认为基因的贯穿力大于社会和团体的效能。这就低估了话语（这里的话语是特指话语理论，而不是意见、讨论和争辩意义上的话语）或者我们也能说拜物主义的意识形式，继承了马克思拜（唯）物主义批判理论假设的拜物主义。独立于人的感觉的客体，在它客体化的过程中导致了社会成员的一种自我客体化。在几十年后，我们的遗传学家就将有能力快速和准确地解开我们每个人特定的基因链，也就是解开我们每个人的全部基因密码（并加以有限制的操纵和改码）。即使有谁担心这是每个个人特质客体化的终结，也会屈从于躯体形式的拜物主义思想，以及一切由这种思想衍生出的理论。按此理论，即使是对“黑暗的构想”（康德）以及对“人的阴府世界”的敬畏（弗洛伊德），也都受制于躯体细胞基因的条件。

16 生和死的越界或变形

如果对一种新的性理论仅仅做一些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批判、价值批判、性别理论或系统理论的评判，更别提如果仅仅做一些心理学和临床医学的追溯思考，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想在这里以越界为例说明生与死的转码，并尝试借助Hylomatie（人与物相互异化互为客体）的定理来理解这一转码（17章）。

经济实验性的交换和知识社会的建构与解构进程，消除了所有原先既定的社会界限或是至少对此提出了质疑。鉴于越来越多的“人工自然”的物和事以日益递减的时间距离被添加进迄今为止的自然中，比如那些原先自然中根本不存在的人工合成的元素、人为改变基因的植物、被克隆出来的没有性别的哺乳动物，一直到试管婴儿、在传统生育期以外（即已进入更年期）的怀孕，都拆除了自然和社会进程的界限。这就导致生与死、自然与社会传统意义上的范畴和事实不断被重新编码，批判理论家关于“第二个”自然（但在现实中却成了“第一”自然）的隐喻，成为野蛮事实的实践。

以植入受精卵或转移卵巢的方法现实地克服了传统的自然强制、生殖期的界限和各代人之间的距离，以致受精卵接受者孕育了一个孩子，而孩子生理遗传意义上的母亲并不会生下这个孩子；或是早就进入绝经期的妇女却生下了孩子；或是一个岳母用来自她女婿的精子与她女儿的卵子交融的胚胎卵怀孕，并生下了她的外孙（或外孙女）；或者将一个白人妇女的卵子植入黑人妇女的身体中，或者也可以反过来，但无论如何已在荷兰因为“实验室的错误混淆”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或是把胚胎移植进体外的人工子宫，以增加受孕的机会；或是将双胞胎或三胞胎的出生人为地拉开多年的时间距离；或是有选择地堕胎，因为不想要双胞胎、不满意胎儿的性别或原先的精子制造者这期间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或是按当前的临床医学定义一个已经死亡的妇女，在她的腹中却还有个胎儿正在长大成人。

几年前有一份英国花边新闻小报曾报道一个妇女借助荷尔蒙激素，怀上了八胞胎，但为了等待领取一份为八胞胎特设的奖金，而无限期地拖延怀孕期，以致这八个婴儿最后都失去了生存的机会，没有一个能够存活下来。个人也可以出卖或出租他们的生殖细胞，并能够在许多国家同时制造上千个生命。但是他们也可以非常信任地求助于精卵捐献的中介机构，从广告目录中寻找出有吸引力的捐献者来订购一个小孩，如同网上邮购和时尚杂志购物那样。或者他们也可以购买一个已经出生的孩子，这样就能在亲眼观察后再挑选。为了能让一个患白血病的孩子找到一个骨髓捐献者，他们也可以实施一种替换部件的怀孕，这已经在美国出现。为了用胚胎来满足帕金森直至糖尿病等各种不同疾病的治疗需要，还必须极大地提高符合特定医疗条款的堕胎率，这些反正早已存在的内部条款是：堕胎的功能性分工，胚胎可以作为原材料使用。人与物相互异化而成的客体（Hylomatie）的自我合法化因此被看做是人道的行为。

即使那个继续幸存下来的古老的死亡，人们也能用一些已经过时了的方法来智胜它，即用那些已经死亡的人生前冷冻的生殖细胞来创造新的生命，比如一个失去丈夫的英国寡妇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这类许可。完全新颖和弥散的生殖与家庭关系为体外受精提供了可能性，比如一个精子捐献者，一个卵子捐献者，一个代孕母亲，一对“社会”学意义上的未来的父母，他们就是一种既分离又相连的关系。这种受精也完全可以挪到实验室进行，并且可以充分相信已经运用了植前诊断技术（PID）的生殖医学已经诊断基因链是否根本按序排列，一次简单的验血也能得知胎儿是否正常。除此之外，医学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发现一种新的基因，这也使人们因此能够对死亡作些相关的咨询。如果父母希望有一个医学意义上健康的孩子，鉴于如今的医疗技术水平，他们完全可以购买一些有功能保障的器具帮助有病的胎儿健康成长，这在“实际上”也延长了其生命，以这种方式至少可以免遭骇人听闻的因堕杀胎儿而留下的永远刺心的痛。测试一个人的基因链排列在2000年所需的费用是30亿美元，在2009年只需10万美元，如果只是想分析最值得了解的Snips数据，那么只需花费400美元。目前的基因工程技术还只是处于它发展的开端阶段，类似于计算机科学在1980年代中期所处的境况，而目前据说计算机功能是每18个月翻一倍。基因工程技术也正在为自己争取这么一个突飞猛进，正在不断进入市场，并于2009年在波士顿举办了第一次“基因技术消费”（Consum Genetics）的展会。有利于基因技术发展的是，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可以不费周折地绕过发达国家的一些政治和伦理的限制，转移到那些还不懂得应当禁止转基因的国家中去，（如我们当前所说的）可以“外包”给这些国家。

一种被称为仿生学的新科学，正在更有效地将生物学和技术、肉类和电子技术、活着的和死去的合并起来。它追求的是纯粹功能主义和功利主义。它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从机器人到高技术的不死生灵，或是对人的复制如影片《终结者》（Terminator）、《机械战警》（Robocop）、《银翼杀手》（Blade Runner）或《万能战士》（Universal Soldier）等所展现的那样，并且极富经济成效地投向全球。模拟世界的数据化、对自然事物和过程的复制以及技术的毫微化（Nanosieren）都帮助科学在今天能做到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在毫微技术看来，以往的生物瓣膜、启动泵、支架、阀门瓣膜和起搏器等都只能算是进入粗糙技术世纪的网络棒（Cyberstick）手术和模拟病人的技术。眼睛和耳朵、臂和腿，视网膜、膀胱和括约肌如今都已经可以被替换，甚至思想也不需要人体，已经可以传送进计算机。如果人能起到人类器官备件仓库的效用帮助别人，那么也就能在冰冷的接受者文化中感受到一点作为给予者的温暖。这些被移植的器官可以在众多的人中作为个体继续存活下去。有时一个心脏借助雷姆再植法（Reimplantation）在几个星期内就会在三个人体内跳动。如果是整个器官的移植，比如心脏和肺，那么这个接受器官植入的病人，还能将他原有的现在成为多余的心脏再给予另一个病人。这种传递被人们称为多米诺移植。但如果一个没有自己的双臂和双腿的人，在残疾人奥运会上以11.6秒的成绩跑完100米，那么所有人就都能为此感到骄傲。这类的边界超越展现了从不可分割的、唯一的个人到可分割、可不断和无限复制的个人的具体途径。也表现了伴随人的非物化出现的是人的物化，伴随着物的物化出现的是物的非物化。虚拟现实表现出具体的物化，能够是无形的，但不能是无物的。

当前，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制造的最高点，似乎应当是克隆技术。它已被应用了几十年，以便从胚胎生产出基因“相同”的植物或动物。新的并且在自然界原先并不存在的现象，是动物克隆已经能够让通常的动物生成特殊需要的细胞；而在此前，科学家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前在苏格兰以伊恩·维尔穆特（Ian Wilmut）为主力的一批研究者，正在接近提出一个也许可被看做是质的飞跃的研究成果。正是他们曾经用一个成年动物的乳房细胞克隆出小羊“多莉”。新西兰和中国的研究者们显然也已经用成熟的细胞克隆了其他物种。据说早在1993年美国人杰里·霍尔（Jerry Hall）就已经成功地克隆了人的细胞。在当前也根本只有这类消息才会被优先发表和报道。如果现在有某个普通人要求苏格兰研究者将他作为死后克隆的第一人，或是在有生之年就已经克隆他，使他成为两个完全相同的普通人，心理分析家也几乎不会因此感到惊讶。据说克劳迪娅·希弗（Claudia Schiffer）已经对可能被克隆出来的另一个她表示欢迎，因为这样可以减轻她现有的压力，并且她的那些崇拜者也已许诺会像崇拜她那样崇拜另一个克隆的她；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则相反，虽然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用另一个貌似他的人来表现自己，但在克隆这个问题上，则满足于和他真人完全相同的蜡像。克隆似乎成了个人化的顶峰，但实际上却是它的深渊，因为克隆并不能复制一个人（至今仍还拥有）唯一性的历史，而只能是复制这个人的生物物质，更不要说其中还有诸多被安排的倾向。除此之外，偏偏是进化生物学家正在不知疲倦地细数有性繁殖的生物优势，并且近来还以电脑模拟“证明”了：两种不同基因链结合的互组，会构成较大的基因多样性，其出错的概率就会小于不断复制的副本或“单性繁殖”，会极大地分散不断出现基因突变的可能性，也能迅速适应因病原体而改变的身体“内部”环境。

克隆技术的进步似乎唤醒了人类的一个古老梦想：有监控地系列制造基因完美无瑕的有用家畜和家奴，美国参议院甚至立刻对此表示了由衷的欢迎。而德国的一个联邦研究部部长则相反，否认德国也是这类研究的基地并保证：“德国不允许也不会出现克隆的人。”当然（并且社会也总是这么认为）还会再继续试验怎么克隆人。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允许制造克隆人，在我们这里不是由法律和保证决定，而是取决于知识所达到的高度、市场的需求和Hylomatie（人与物相互异化）的客体化程度，以及其他一些可能的千变万化的控制和纯度的基本标准化。鉴于当前技术所达到的高度，西普（Siep）已经看到不仅是“人的形态，而且人的生活形态也在根本上可以做基本的克隆”（1996：12）。生活的基本概念，即特殊的生活方式（不再是系列产品）、个性（不再是同一类型）、非事先计划的有着自然外貌和依赖随机的生殖，这一切都已成为“自身的价值概念”。鉴于现代伦理的建构者认为“人工培植不可能影响有机生命的基本结构”，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新的伦理，一种摆脱了每个个人都能规划自己生活计划幻想的新伦理。同时也必须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制造一个基因几乎完全相同的后代，究竟触犯了谁的尊严和权利？”一个父亲有着一个与自己的脸几乎完全一样的儿子，或是一个个人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得到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外表，或是一些亲属拥有了一个死去的可敬亲人的基因副本，应当不能再算是触犯了什么法律或侵犯了谁的权利。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由偶然、偏离和个性化规定的一种自然，必然优越于“为人类的舒适而以技术做了最佳化处理”的一种自然？西普希望能够判定，“我们究竟认为多少‘生命’和多少‘自然性’是好的”，而不是仅仅让私人愿望与市场策略玩弄力量游戏。他想凭借人的意志和一种公众性的话语对话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但这却是最新伦理的主要幻想。

17 Hylomatie（人与物相互异化互为客体）的定理

一个普遍的早就建立了固定结构的客体，不仅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预先推知了这个客体，而且卢曼的系统理论也勾画了这个客体，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学或功能理论中的还原主义和他们乐观主义的对缺失的否定，很难理解这个客体究竟是什么，我首先试图以物化这个词单维度并也较为悲观地来表述这个客体（Sigusch，1984b，1987b，1989a）。但今天我却在思考，一个如Hylomatie聚集和表现了生与死、自我运动、狂飙与静止（如物、自动化和躁狂症，希腊语：hýle，autómatos和maínesthai）意义的术语，必然会呼唤出一个应当辩证表现这些名词的过程，因为人的物化是伴随着物的去物化，以及人的去物化是伴随着物的物化而形成和出现的；因为这不仅是递减、还原、死一般的静止和毁灭性的，而且也是建构、递增、扩展和孕育着新生命的；因为多维度的不太漂亮的新词“Hylomatie”强调了新的逻辑、自动系统以及在自我中运行的过程。一种Hylomatie理论（我也曾在其他地方表述了对这个词的一种展望），必须既能继续思考主要由安德斯和阿多诺发展了的自动解构或自我毁灭的定律，也必须能够继续思考主要由马克思和卢曼展开的自创生或自我创造的定律。因为Hylomatie兼有两者：无主体的自我进程和无主体的自我毁灭。一方面是生产性的自我维持，另一方面则是将认知、经济和客观外界各领域相互辩证地连接起来，但又是一种“自动”运转、非生产性和毁灭性的机制。作为所谓的客观制约，所谓的确切知识和科学标准，便可体系性地不受普通个人意志的制约。从人的角度来看，Hylomatie首先来自物化，因为曾经向人承诺的生活活力、流动性、自主权和自身动力，都取决于他（或是人）对物，尤其是作为商品的物的占有，这便导致了“物”现在有了一种“自己的生活”。从物的角度来看，Hylomatie首先是超越去物化，因为它现在有了“爱的魅力”（马克思）、性的感召力、可沟通、创造、再生产和解构性等素质，而这正是主流哲学曾经拒绝认可它的一些素质。也就是说，Hylomatie在以上已经提及的那些定理和表现现代社会的特征的意义上，同时也是一种媒介理论，即一种关于生与死不断转换的理论。在这种转换中，生命在死去，而死去的又活了过来；在这种转换中，生与死、自然与社会进行着相互过渡。但是社会辩证法却仅仅从把一切都看成是“白”的自创生理论或把一切都看成是“黑”的自我毁灭理论的角度来理解物化和去物化。

生命与自然性被交换和Hylomatie的客体化相互交织，这种交织是自发的和在一定程度上自动的，并在动荡时代几乎每天都在进行重新改码，没有任何话语对话能对此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大前天获悉，科学已从基因遗传的角度取消了先前可疑的植物、动物和人的种属界限。前天的《自然》杂志载文报道蛋白质即使没有DNA（脱氧核糖核酸）也能自我再生产（Lee et al.1996）。《科学》杂志也报道了火星上存在可能的生命形式（McKay et al.1996）。在发现了火星上（所谓的）简单生命体的迹象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总规划师耶斯科·冯·普特卡默（Jesco von Puttkammer）在1996年8月宣告，在两到三代人之后，就可将人送往火星居住。在20年后就可能派出一个载人航天飞船。《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1996年8月9日第26页报道，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有着长期实践跨度的移民计划”——移民和定居。也许那些哲学家是有道理的，当苏格拉底得到了那份致命的毒药时，柏拉图曾说这是移居星空（Phaidon，117B）；但是否能够把移居星空成为外星人看做是人的本质特性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常量？对苏格拉底来说，这里涉及的是“从这里到那里的漫游”，作为一个垂死者不要再犯丝毫的错误，从而使灵魂在身体死亡后仍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现代人的星球计划是从一个星球过渡到另一个星球，是从一种受技术制约的生活转换到另一种技术生活。鉴于现在已经计算出在几代人之后，我们的地球对人类来说已不再具有可居住性，为了避免全球性的大屠杀，或是出于经济的理由，出于一种现代的见解而想让古典时代的移居星空者得以延长他们的存在，因为如今大多数已经物化了的人相信，只有受技术制约的生活，才在根本上保障了人还在生活；出于这众多的理由，移民外星的计划是符合成本核算的。

18 性科学的自相矛盾状态

知识的领域有了普遍的重要意义，并且也拥有了诸多分支和弥散性，甚至以前根本没有多少提及的“性”也成了得以普遍贯彻的性形态。这些都为展开性学研究提供了（历史和社会层面上的）可能性前提。直到这个时候，才出现了“性”这样一门新的科学，并且在它的名称中已经以令人怀疑的方式坚称自己确实是一门新的科学。只是如同我们已经听说的那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16/17：331）在他的第21讲座中说道：“请不要忘了，我们当前并不拥有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性过程的自然指标。”并且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自现代以来，人的性欲性行为被看成是本能冲动、不可预测、不理性因而也是非理性的，是超越界限和谜，但应当由科学——特指19世纪以来的性科学——对此做理性的研究、讨论和定义。

当时有关“性的问题”（它永远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身体治疗上解除阴阳两性人的痛苦，帮助他们摆脱社会的偏见；根据当事人的愿望，计算出受孕或非受孕期；将一些涉及性异常和性过度的专业职能，从神学和法理学转移到医学，尤其是心理学的领域；或是寻找抑制嫖娼卖淫和消除性病（Venerie）祸害的有效方法。在19世纪末，“性的问题”已经与寻找生活意义、追求幸福和激情、期望一种充满人性的人与人的关系等这些问题聚集和纠结在一起了。因为正是性在其中建构了自己独特形态的这种新文化，主要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上，即男人和女人都应当在自由、平等和个人爱情的关系中终生结合并繁衍生命。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个研究人员或从业人员自然就在这个框架内选择出各个不同的主题，并且往往是些他们认为自己在专业上有把握，对此有一种政治兴趣或涉及人类的性的一些研究主题。因此这些主题的研究范围广泛，内容多彩多样（比较Sigusch，2008a；Sigusch und Grau，2009）；它们从性民俗学和性民族学、“完美”的婚姻、避孕的方法、性病治疗、性刑法的修订，直到废奴主义、优生学、性手术、性内分泌学和性教育学等。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知疲倦地收集和展示的有关性的那些问题，我们至今仍在研究。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勇敢地站在受迫害者一边，这使我们今天仍很敬佩他们。他们中又有另一些人表述了不可辩驳的政治和社会诉求，我们直到今天仍在向他们学习。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却首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们期望在生物、化学或社会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在最糟糕的情形中甚至在人的人工培育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人缺少的是思想的追求，即缺少那种能够帮助他们抛弃对立面、发展辩证的反面概念的思想追求。

这里必须说一下人的性。一些性研究者公开承认自己有一种特殊的性倾向，不管这涉及男同性恋者还是恋尿癖（即把尿看成是大自然的香槟，通过尿的浇淋或与尿的游戏而获得性快感）；另一些性研究者则被人们归为脚的崇拜者和性虐待或性受虐狂；在一些人那里似乎表现出受其早年经历、生活中的委屈或职业选择机遇不公正的影响，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根本没有偏离所谓通常规范的迹象。但是由于性现在在我们这里已经与贪婪和好奇不可分地相连接，所有性研究者都必须回答一个总是徘徊在深层背景意识中的问题，即人们是怎么容忍这些贪婪和好奇进入人的性意识中去的？出于对兴趣和事物之间关系正在盛行的努力反思，这无论如何都是性研究者们自己应当提出的问题。

性研究甚至不能以统计的方法对性行为方式的出现次数和频率做更多数学分析，因此任何一种性研究都是主观的。只有真实个人的性行为才是真实的（11章）这个前提，在逻辑上先于任何性理论都不可避免是主观的这个前提。如同心理分析学家，性研究者也是自己的治疗和监测工具。他们研究的事物是他们作为人而展现出来的，否则他们就无法保证自己那些事情的确切性（比较Dannecker，1987a：9 ff）。他们的研究不能诉诸内在于事物自身的公式和常数，也没有在技术上如解剖学或社会学那样可以运用的远离情感和主观上中性的术语。甚至他们的理论抽象也打上了他们性的个人特殊差异的印记。这种特殊性很有吸引力，因为那个主要过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很接近于原始的性的本身，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被拖进职业生涯的“对婴儿的性研究”，这种研究使研究者能够长久持有从事这一研究极其需要的专业兴趣。但是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它也因此尤其拥有了一种特定的风险和一种特定的机会。在缺少或太多漏洞百出的自我反思中，性研究只能给出一些怪癖、对性自身的描述或是唤起一些震惊。一旦把性解释为是透明的，而不是私人科学性的，就能够通过将个人特殊差异上升为科学概念或仅仅通过作为科学固定形态激励而使性科学研究的风险转变为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很少能改变性学家的信念和研究趋向，即使当“性”在1900年左右，在1920年代和1960年代，以及当前的艾滋病歇斯底里时代以一种直接的排除了个人偏见的口号席卷了社会和人类的时候，性学家也还想为自己的理念镀上银色的光。他们的文章、著作和理念阻塞了一切。这也证明了他们是多么依赖于精神的传统教育、仅仅局限在大学里的思想交流，以及如汉斯·吉泽（Hans Giese）一再强调的那样多么依赖“学院式的规则”。从中也能看出，掌控了大学的主导思想有多么愚蠢。光是各种学术职称的界限就阻止了一个性病治疗师把自己标榜为性研究者。我在这里说这一切不是为了反对自学成才或外行，而是为了反对那些搞自己私人研究的科学家，是为了防止那些人将自己的一些奇妙想法作为为迷茫的人给出的最后回答，也是认为这些私人研究者的喋喋不休没有真实的意义，因为他们放弃运用明确的概念。

性科学特有的科学实践的特殊性，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只要能够将起源于事实的冲动转换为一种对思想差异性的认可，只要能够将对象及其概念作为恰当看待主观客体化唯一的科学方法从而保证认知的模拟特征，只要能够将分离研究人员和被研究客体的对立矛盾推向承认他们间的亲和关系，承认黑洞式本能只有在被研究的这一刻才显示出其身心的清晰可见性。性科学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即通过抓取意识中的本能冲动并将意识作为潜伏在意识中的本能冲动，通过本能冲动的意识和意识的本能冲动，为自己赢得特殊性和概念性。同样，认知和已获得的认知也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懂得了运用定义和概念，并且也懂得了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应当超越这些已经完成的认知，不能以概念去反驳“这些作为无概念性”（Adorno，1966：21）的认知，而只需宣布它们无效。我在思考，对于那些还对我们有影响的性研究者和哲学家来说，认知的模仿特征以及与那所有一切可怕事实的一种近距离，多少构成了他们有些管状型的视野和思考方式，这种来自自己心灵的近距离，如同一个放大镜放大了社会的这些现状，他们能够比别人看得更多，但也因此为自己的心灵罩上了惊骇，感受到了个人的屈辱，或激起了本能的性冲动，不管是奥林姆帕·德·古戈斯、海因里希·赫斯李（Heinrich Hössli）、卡尔·海因里希·乌利希斯，还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海伦妮·施托克尔（Helene Stöcker）、阿尔弗雷德·C.金赛（Alfred C.Kinsey）、汉斯·吉泽，还是米歇尔·福柯或尤迪特·巴特勒。他们中的有些人与权力和性别或母爱和爱生殖器官有着一种特殊的理论、临床实践或政治的关系；而另一些则更倾向于嫖娼卖淫、“自由的爱”或男同性恋、性虐待和受虐或女同性恋。

如果性科学并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确定性高潮率和抱怨性冷淡的水平上，那么这门可怜的“性科学”应当怎样以它既极严肃又保存生命、既高估又低估、既悲剧又平庸、既封闭又网络化的研究对象，在现代的哲学话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要它感觉到，它的研究对象不只是与物理反应和荷尔蒙有关，而且更与痴迷、象征、价值、规范和神秘有关，除了连接上时代思想，它别无其他选择，不管这种连接会带来多少误解和貌似外行冒充内行的危险。但是它还不会就此无节制地过分夸大自己研究对象的意义，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不管怎样仍还处在意识之巅。

如果性科学不想让自己因为一方面运用理性主义的实证法，另一方面又运用非理性主义的否定论所构成的这个自相矛盾（哪怕是极其隐蔽）的疑难点而告败，那它就会从阿波罗移向酒神，并且反之亦然。那么在性科学的认识中，如痴如醉奉献自己的意志就会成为清醒追求秩序的对立面，如爱神与逻辑的关系。当进步主义的性科学不得已在阿波罗与酒神的统一中看到了性的秘密，认为这些秘密不应当出现在谢林式的抒情诗里，并且应当以解放的名义尽一切努力排除这些秘密的时候，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已在一方面比较温和，另一方面又较为过激地将这一自相矛盾作为建立在事物自身中的疑难点，如同那些概括了这个疑难点的概念，使得这个疑难点因此而从统一到多样，从有限到无限，从经验到抽象——并且又返回现实中。性科学并不逃避返回，因为科学现在是清醒而非迷醉的。一个哲学家可能会允许自己爱来自上帝和世界的必要和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一个性学家，一个把自己看做是以务实的意图将酒神呈现为现实存在的性学家，却会即刻不加思考地沉浸在成熟、本能、圣餐和血的意识形态的定理中。

在愿望和满意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这个鸿沟只有借助某种形式才能跨越，而只有“性欲和性行为”才是跨越这条鸿沟的方式。在18世纪与19世纪转换之间如洪水猛兽般出现的性文学作品从客观角度提出的一切问题，今天才在真正普遍燃烧，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燃烧：不仅燃烧在行为上，而且感谢思想的自由化也燃烧在头脑中。性科学仍继续存在着，因为性的苦难并没有消失。没有满足的渴望、颇受煎熬的神经、被搪塞的请求、性别疑问、令人失望的爱情、自私自利、性别歧视、虚情假意、梦幻、重复强迫症、双重道德、性无能、孤独、恐惧和罪过感——性的苦难无法估量也无法再加以夸大。性科学的继续存在，是因为在一个表现为理性的时代，特殊的问题需要特殊的科学加以解决。如果欲望没有与爱情分离，持久与强烈、和谐与激动就会聚为一体。我们都懂得这是一种怎样的性的陶醉，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去想象这种陶醉。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去关注这类科学讨论，我们就会认为性科学如同性的事实本身那样荒唐。沉睡在自身中的性，是一种静默的幸福。但是如果性在呼唤着什么，那肯定不是在呼唤性科学，而是在呼唤情欲艺术，是为了尽可能地不让在一切静默中的幸福窒息了自己的愿望、本能和欲望。这是唯一一种在今天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危险。

曾经发出过吼声的性科学，在信息沟通的物化时代，有时（这里和当前）仍然还在发出自己的吼声，但已经不同于以前，不再作为时代进步的道德训诫者或武器，而是作为一个批判的岛屿，一个在茫茫人海中还能让批判得以生存的安全岛屿。早期性学的一些特点，现在早已被大众媒体更有效地实现了：阐明和打破性的禁忌，介绍性的特殊性，公开最后的性秘密，放弃和个人的自我放弃。

19 女权主义与性科学

近几十年来，女权主义在实践中作为妇女运动，在理论上作为女权主义或同性恋的哲学，对性科学提出了一种极大挑战（比较：Düring，1994；Düring und Hauch，1995/2000；Sigusch，1993a）。这一挑战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具有极根本的意义：因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既是研究人类性生活的社会心理中心点，也是度量人的性别所谓第一和第二性特征的象征性中心点；因为，尽管出现了一种性别流动或是说液态性别（44章）的倾向，但所有人还一如既往直接和间接地、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被迫按男女两大性别的规则尽可能明确地表现自己的性别特征；因为，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认可第三或第四性别，但社会对性别表现的压力要远远小于人自己感觉必须表现为男人或是女人的压力；最终也因为迄今为止所有研究方向的性科学，都有那么一些如同男性科学，完全主要由男人在从事研究或铸刻上了他们的印记，我们只要想一下迈特戈扎、乌尔里克斯、克拉夫特-埃宾、哈夫洛克·埃利斯、莫尔、伊万·布洛赫和弗洛伊德就行。

露丝·伊利格瑞（1984/1991：11）在她的《性别差异的伦理》（Éthique de la différence sexue）中写道：“按海德格尔的理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件必须‘思考’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那么，性别差异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思考的那件事。有些人会因此认为，这将给我们带来拯救。”但是，我不相信这一点（我希望那所谓的“拯救”，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可能）。但我思考，女权主义的挑战，无疑是我们时代的最大挑战之一；对性别差异（Differentia generum）和性的个人特殊差异（Differentia generis specifica）的思考（21章），是发达和富裕国家的一项紧迫任务，我们再也不能逃避这一历史使命了。至于性科学，自然是指只存在于富裕国家中并且在近几十年中总是享有批判性和启蒙性名声的性科学，如果不能应对女权主义的挑战，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成功地用自己有关人的形象的眼光去质疑，重新批判和痛苦反思性别以及性的关系，那么它即使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科学地位，它的名声也必将因此受到严重损害。

从总体上说，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挑战的意义能与女权主义的挑战相比，因为所有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场挑战，并且完全独立于他（她）们各自的性取向和实践；也因为父权制、性别歧视和科学意义上的人的形象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到了不能再被夸大的程度。男人中心论的人类形象视野，已经完完全全贯穿在一切之中——从比如露丝·伊利格瑞所指出的数学（1984），比如克里斯塔罗德-德莎（Christa Rohde-Dachser）所展述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1991），直到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已经认出的它给所有文化都打上的印记（1968：155）：女人没有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神话，没有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宗教，没有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诗意，“即使她们有梦想，也只是通过男人的梦想来梦想”。因此，迄今为止的一切范畴、一切定理、一切实践和一切事实认定都理应受到质疑，但是涉及性别科学根基的女权主义挑战，几乎不可能在批判哲学家那里得到一些帮助和启发，因为那些思想巨人，从马克思（7章）到霍克海姆（比如1974）也都只是以男性的逻辑论证他们的理论或思想。

对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79/1893）来说，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妇女运动与对社会和妇女问题的质疑，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当倍倍尔的重要著作《妇女与社会主义》（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第一版1879年秘密印刷和传播之时（Bebel 1893：V），正是《反社会主义者法》（Sozialistengesetz）腥风血雨般扼杀工人运动之际。倍倍尔认为，妇女问题“只是社会普遍问题中的一个方面”，“只有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结在一起，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解决妇女问题的实质，首先要以一种“自由的人性取代千百种不同形态的压迫、剥削、贫困和苦难”。但是为了寻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就必须跳出今日的社会框架（同上：1）。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任何运动和任何思想只能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即只能把妇女作为无力自卫的劳动工人，只能在劳动工人之间加剧相互竞争，只能压低男女两性的收入，并且即使是中产阶级的妇女，也只能适应做些医生、教师和公务员的事。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女性大众的性奴隶状态。倍倍尔在125年之前就曾写道（同上：7）：“早在奴隶制出现之前，妇女就已经成为奴隶”。因此，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并不同时起源于奴隶制。

即使对批判主义的性科学来说，在与女权主义的争辩中，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早就成为理论思考的中心。其思考的前提无疑就是，只有当“妇女问题”和性的问题能够成为社会关注的日常议题的时候，只有当这些问题在老的欧洲和新的美洲最终成为比为了赤裸裸的生存而天天与饥饿、疾病和外来暴力斗争更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才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前提。但是在某个时候，正如女权主义的正确抨击（比较Sigusch，1993a），那句“如此疯狂的句子：资本主义与爱情是一个共栖的整体”（Sigusch 1979b：6）竟然需要“父权制与爱情是一个共栖的整体”这一句子的援助。恩斯特·布洛赫在他的《希望的原理》中写道：“苏联已经不存在妇女问题了，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工人的问题。”（1959：Bd.II，694）这不仅必然被揭露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蒙骗，同时也是一种理论上的错误。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父权制分层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模式作为错误的理论来理解，对于老左派的性研究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这一分层模式只是基于唯一的和同一个市民社会父权制的原则。这种分层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因为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必将冷漠地忽略人在歧视、被剥夺权利和被迫害之中的各种具体的生活窘迫。如今，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强调的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父权主义与“社会市场经济”的非同一性，并从中辨认出：性别歧视的男权主义存在于社会的所有阶层和领域，它并不存在于社会之下、社会之旁或社会之上，而是横向穿过这个社会。因此，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中某一个的倾覆，并不会导致另一个的必然倾覆；父权制以及阳具一元论的消失，并不会使我们的社会成为自由人的协会。由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所代表的世界观，有着一种管状的狭隘，如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教条主义。

自相矛盾的是，如果男人女人都愿意认为，资本主义的“疯狂”在于它在人的头脑和作为现实可能性在人的生活中开拓了自由的空间，而这正是我们的前辈甚至不敢梦想的自由。这是我在米歇尔·福柯的评论中所读到的，按他所说，“权力”不仅表现为压迫和说“不”，而且也可用来（这里我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营造快乐，使知识成为可能，构建话语，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也孕育了人对自己的反抗。资产阶级用市民个性的助产钳，将个人性爱的理念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性道德标准投放进我们的世界：作为男女两性的一种人权，即女人享有与男人同等的人权。这无疑是不错的。但是强调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显然并不在根本上反对自由市场经济，也没有在其中辨认出，现代主体（sujet）是通过各种如福柯在某个时候曾说过的“臣服”（assujettissement），也就是屈服而形成的，并且我们也许还能按人类的历史成因再加上对自然的暴力，作为现代主体的一个历史成因。同样的缺陷也表现在导致资本主义自相矛盾的趋向中：单一化和社会化、解放和压迫、感到满足和遭受拒绝、启蒙和神化。鉴于压迫趋向是解放趋向的逻辑前提，鉴于压迫没有解放根本就无法想象也无法经验，因此资本主义与女权主义有着一种逻辑和现实历史的联结。单一化和社会化手拉手的状态就意味着，它们虽然能够提出新问题，能够讨论已有的问题，也承认现有的差异，但这并没有逃脱普遍的拜物教，它们只是在均等化（Adeaquatio）批判的意义上进行着这一切。更确切地说，鉴于资本既不是犹太式也不是基督式的，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的，女权主义必须反思自己的局限性。女权主义把所有的一切都理解为是屈服于普遍的神秘化和物质化，但是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能简约为男性一元论或男性中心论，那么就必须对社会的形态而不是仅仅对父权制提出质疑。如果人们现在把关注的眼光投向女性形象而不是男性形象，那么就不会去反思社会形态的前因客观性，即沉淀在所有单一性中的普遍性，那就会形成一种旋流，将那些充满好意但过了时的政治经济坏理念，流向男女平等的方向。凡是有用的，就是资本，其余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但作为资产阶级替代选择的女权主义，却认为这样的理念是无关紧要的。

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坚持性的个人特殊性诉求，因为性的客体和性的形态是前因性或前定的。批判的女权主义相对其他性别所倡导的主义更坚持女性的诉求，因为男人是一种主导一切的性别，甚至也主导了女人关于女性的想象。批判主义的性科学通过对抗通常的现实原则而坚持了性本能冲动这个概念所维护的无秩序性和反抗性，因为所有被规定的乐趣都只是期待乐趣的乐趣，因为欲望与攻击、性欲与统治在现实中总是一起燃烧和喷发的。批判的女权主义坚持自己的理论，因为迄今为止的理论，都只是单纯标榜追求身体乐趣的理论，就如同这些理论到处宣扬的那样，并不是性别中性的。女权主义以一种虚构和不可简约的散漫女性形象作为它性别分析的前提，而批判主义性科学为自己设置的理论前提则是一种散漫的性。因此可以把它们中的一种称为不可简约的性别理论，另一种称为不可简约的性理论（33章）。这两者都恳求另一种并不存在的性别或性。这两者都处于陷入一种糟糕的形而上学的危险。这是它们的共同点。

20 对父权制性别歧视的批判

总是一次次地不得不强调：性别歧视与对外来者的暴力仇恨、对财富的自私贪婪和具有破坏性的狂妄自大，同属于自以为文明的社会中最大的犯罪。它在内容上综合了那些对他人人格蔑视和心灵拒斥的所有要素：恐惧、仇恨、冷漠、非理性。作为更进一步的发展，它则与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反犹太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起对人类发起攻击。它贯穿在所有的“世界观”之中。即使是它公开的对手——极端女权主义，我们也能在其理论中找到它的影响，甚至仅仅只是出于绝望：一个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宣布所有的男人都是害虫，都必须被踩死；另一个则出于女权主义的愤怒攻击了偏偏是一个名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有着自闭症从事艺术活动的移民；一个名为恩斯特·鲍诺曼（Ernst Bornemann）的性研究者，自认为是一个男性的女权主义者，正在以一切努力认真推荐运用基因技术或心理干预手术，消除人类的性器官，制造出一种中性性别。不管怎样，关键是他（她）们都在试图用终端的解决方案一次性解决性别歧视问题。

那些在我们时代作为有着男性特点的淫荡、阳痿和暴力，已经有了极其糟糕的坏名声，似乎如同将神秘化作为内在于自身的完好，将情感女权主义的活泼幻想为“女性”性欲性行为那样已经死亡。关于通过整整一代人似乎就可以在文化利己主义中利他地度过严寒的冬天，似乎就能够在社会的冷漠和好斗中维护和平主义热量的幻想，无非是一种唯意志论和自然主义的幻觉。真实受到伤害的，既不是攻击性也不是压迫，既不是性无能也不是沮丧，而是性的愉悦和美。如此这样，那么在这里也就不仅只是涉及在一般的状况中，按两性的差异效用设计一幅与以往相反的两性平等的画面，这无疑是在非现实中生活、寻觅、迷误，虽然悲痛欲绝坚定不移，却无济于事。

只要男人女人试图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平衡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那么就会陷入一系列两难困境、爱恨交加的心理和不可解的自相矛盾。因此虽然不是从理论上，不过也许能够从心理上理解父权主义；但绝不可能从某个社团或某种性别的角度出发去加以理解。这种状况导致人们在反驳父权制时，既必须强调自己是个女性，但又不愿认可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性别角色，这就必然带出撕心裂肺的既爱又恨。因此，在男女完全平等的意义上自由地参与生活，在今天已经显示出它好的和不好的后果，女人虽然还没有大批地进入大经济集团公司、国际性银行甚至大学妇产科医院的领导层，但她们现在已经能够如同男人般地开车，充当街头小流氓的头领，用机枪扫射机场，将身无居所的流浪汉或寻找避难的流亡者弄死，并且也会死于因为抽烟而患上的癌症。即使在西西里岛，现在也有年轻女性手提机枪，与黑手党一起穿过城市的街区，而那些年轻的男人却乖乖地跟在后面。真是不敢让人相信！但就是没有人谈论女人也应当获得经济和政治的权利。

在欧洲当今的文化中，女性因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普遍要求而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第一，如果你想从事一种自己的职业，那你必须是一个乌鸦般的黑心母亲。第二，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职业，那么等到孩子长大成人离家你开始自己生活之时，你就没有自己的价值。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女人出于个人和一般通常的原因，并不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是更喜欢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操持家务，还是到外面的世界去打拼。如果她们留在家里，她们就必须认可自己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才能获得相对的内心安宁；如果她们去外面谋生，又必须违心地否认，即使是同样的工作，男人便能得到更好的报酬，并且很可能有更多的升迁机会。由于妇女几千年来一直被阻止发展自己个人的见解和个性特点，由于女性的差异在当今社会仍然一如既往至少趋向性地被忽视，所以必须刻意强调男女的性别差异，才能在较大的社会背景中分析妇女问题。与朔尔斯（Schorsch，1989）不同，我在米切利希-尼尔森（Mitscherlich-Nielsen，1978）、迪纳斯泰因（Dinnerstein，1979）、奥利弗（Oliver，1980）、布鲁克纳（Brückner，1983）和霍多洛夫（Chodorow，1985）这些女性作者们的著作中，看到她们试图表达的女性集体性别传记的意义。

自由的女权主义者力图使我们的社会“女性化”，因为与男人相反，女人在第一层面上并不是作为自我决定和自主的个人，也无法摆脱母亲的角色，只能从事一些关系性的事务。但是这类关系也构成了新体系的整体，若没有这类关系，那么一些老的令一切都窒息的内在关联就会变得不可思议。也就是说妇女必须独立自主。但独立自主的妇女运动很快厌倦参与其他的革命（比较Rita Mühlbauer，1972：245）。结果是，它不仅与市民阶层，而且也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妇女运动都保持了距离。但独立的妇女运动的自主只是生活在她们生活中的一种虚构。因为男人与女人（尽管技术几乎已经能够对一切进行干预，但仍然）至少以三种方式相互为了生存而结合在一起：（1）所有种属史意义上的结合，包括繁衍性再生产。（2）心理意义上的结合，鉴于一个人有一个母亲和一个父亲，他的父母亲就在他身上延续了自己的基因，不管这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是留在孩子的身边或者远去。（3）情欲和性欲意义上的结合，即使性取向之谜，特别是异性恋，至今还未能完全被揭开。

与其他社会运动相比，妇女运动既不能在一定区域内组织一个团体（如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也没有某种必不可少的亚文化连接（如同性恋的女人和男人）；它既不具有真实的多数性（如较早期的工人运动），也不能将“一切”都作为自己的诉求；这一切无疑都在政治上阻碍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妇女运动，比如女权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中所表现出的困境，在于女人和男人这种存在主义式的联结，实质上是“女性”对“男性”的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媒介，不管这种联结和媒介有着怎样的建构性和相对性，但事实却是：不管女人怎样地想“独立自主”，但她们与自己执意要批判和与之斗争的父权制或男人，却有着一种最内在的心灵联结。这似乎就如同无产阶级的男女革命者，却与资本主义者亲密地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并总是不断地必须确认，冰冷的唯利是图的资产者，竟然也能够如此暖心和可爱。

在这种毫无出路的境况中，并且也因为在父权主义的社会体制中，女性必须服务于男性的稳定化，也就是社会需要把那些危害男人独立自主的风险，转嫁到女性和妇女那里，那么那些女权主义的女哲学家们，也就只得将演出讽刺剧作为自己的避难所。露丝·伊利格瑞盲目地去模仿被拉康（Lacan）讽刺为宿命论般的“性的喜剧”；芭芭拉·芬肯（Barbara Vinken，1991：26）解释伊利格瑞的这一模仿意图时说，“女人，几乎都有着腹语表演者那样的双重人格”，这是女人为了走出迷茫，而给自己的女人角色罩上了适应生态环境的保护色，“女人一旦进入这样的角色，便也暴露了‘女人’期望有像男人身份认同那样的功能化效用，但也同时揭示了女人并不适宜实现这一功能”。在女权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女性不仅“成为”去人物形象中的一个人物，而且也成为挫败原有身份认同的契机和要素。“女人”也就因此使得性别的固定性因为差异和分裂而达到极致，也就因此既创建了性别、意义和身份认同，又毁灭了它们。“女人味，”苏珊娜·菲南（Shoshana Fehnan）写道，“是‘可怕的’，不只因为它是阳刚之气的对立面，而且是因为它制造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互对立。”女权主义的兴趣因为这种方式而失去了自己的特殊性，作为解构要素的女性也因此“成为一种不能代表自我差异的似是而非的讽喻”。这样的事物观察角度必然导致解构主义的女权主义与那些“有代表性”的女权主义（即那些以女人自身的“真实”报道为女人提供身份认同可能性和角色模型的女权主义）的距离。但这却是一种非自愿的保守主义，因为文字被理解为是对一种非问题性既定存在的被动性反思，“也同样将女性自我作为一个整体和整体不可分割的人文主义的个人（Vinken：同上），作为非问题性的自我认同”。

社会化越是充分，就越有必要销毁整体，单一化的解释也就会显得愈加模棱两可，因而陷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陷入新的宗教、新的禁欲、新的性感、新的母性和新的阳刚之气等的危险就越大。正是新的阳刚之气，几十年来尤其是在美国叫喊得最厉害。人们期望找回的是“原始的男性气概”，也就是作为回归森林中的亲和自然、强壮有力和富有情感的种马，可以与狼跳舞，至少在周末又充满了浪漫情趣，能够扮演印第安人。这类的流行小说有：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的《铁人约翰》（Iron John）和萨姆·基恩（Sam Keen）的《雄心抱负》（Fire in the Belly）。

同样可疑的是有些女权主义者所呼唤出的某些力量，人们相信这些力量一段时间以来已被揭露具有肯定父权制的倾向。因此，玛丽·戴利（Mary Daly，1986：13，15，27 ff）就在“基础女权主义哲学”中听到了法国军团在“整个世界”的脚步声，这是一个“既有着种族主义心态并制造种族灭绝（Genozid），又有着强奸心态并屠杀迫害妇女（Gynozid）的军团”。与此相反，只有协同（Gynergie）才有助于解决真实的问题，协同是一种“女性化的能量，它既是构思又是创建，拥有如同自然力量那样的创造性”，一种女性的欲望，允许女人“占卜：预见、预测和预知”。作为对女性和女人进行非人化和父权宗法性抽象的一种迟到的反思，它聚集了神秘的心不在焉、本体论的调料和唯意志论的第三条道路。戴利能够赋予女性欲望以光泽的最初创造力量，无疑是女权主义神秘趋向的一个极端例子，但这种趋势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的这个具体的女人，有着与那个具体男人一样的冷漠或热心。我们可以在私人和公众领域中看到这类例子。但所有的女人，也包括具体的女人，都不得不在父权制的性别歧视中生活，不管她们现在是像安德烈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那样，把这种歧视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强奸体验，还是如同一位女心理分析家向我保证的那样，根本不存在这种体验。一些女权主义者关于“所有女人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和所有的男人都是施害者”这一论点，我认为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之所以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摆脱或逃避父权制的权力，也包括我们那位女心理分析家，尽管她从事着一份具有高度社会声誉的职业；她只需要在夜晚独自在城市里走一遍，或是向一份科学期刊递交一篇科学论文，就能从内部和外部经历相同的性别歧视（调查证明，同样一份科学论文，如果其作者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就会得到专家较差的评价）。之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一论点具有对立化的特点并以另一种不同于父权制的结构来决定一个女人最终将成为一个冷酷的战争者还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散文家。如果这种对立化论点真的能够成立，那么所有的女人就都是客体和受害者，相反所有的男人就都是主体和施害者——鉴于目前的社会化程度，这无疑是一种大胆的主张。由于父权主义性别歧视的罪行而不得不极端化的女权主义论点，蕴含着一种危险，由于死盯着某一种压制而忽略了另一种压制：在女人的面前侮辱、歧视、鞭打和强奸她们，而在女人的背后又将她们贬低为是和男人一样的社会粗饲料。

总的来说，人们可以从妇女运动中学习，生活和概念有着不同的领域。没有一个单一的概念能够解释全部的生活。不管是性还是女性，不管是父权制还是社会化，都不能作为一个能够总括全部生活的概念。在生活和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个被深奥的哲学所掩盖的深渊，正是这个深渊，使女人们可以唱出一曲自己的悲歌。因为毕竟处在顶峰时期的父权主义哲学也“启发妇女构思出了自己的理念”。但是，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资本这个概念不会孕育新的生活，为此绝望的并不是一种普遍意识，而是个人。但是如果没有情感女权主义所特别厌恶的一般化和概念上的努力以及突破，那么性别歧视的状况只能是千篇一律的重复：喋喋不休的诉苦。由于普遍中的特定差异受制于普遍性的限定，概念女权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和社会）平等和相异性就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成为统一和认同的口号，另一方面则又成为单一层面上差异和不协调的口号。

21 性别差异和性的个人特殊差异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对我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是，这里不仅只是涉及日常生活意义中的两性关系，而且也涉及性别差异自身的一种无法回避和多层面的纠结，因为尽管有着一切父权和性别歧视的各种公开表现，类的差异自身仍然扮演着一个彻头彻尾的中介角色，这种角色是一种纯粹补充的、中性的或站在对立立场（23章）上的思维绝不可能满足的。毕竟性别差异是一种特殊意义的基础：它不仅沉淀在无意识中，是意识的一种事实；它也在这两者的自身中构成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部分。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心理分析学家所描述的关于所谓儿童性心理发展过程中（描述的标记：口腔和肛门发展期，恋母和恋父情结，阉割和穿刺恐惧等），人的性将与身体、心灵和社会意义上的性别不可分地铸合在一起。这种铸合过程的顶峰期在男性以手淫自慰的出现为测量的时间点，大约在出现第一次射精前后的两年间，也就是在青春期阶段；在女性，由于她们在这个意义上的所谓性激素的影响很可能低于男性，故女性的性本能冲动和性别体验按班克罗夫特（Bancroft）的研究（2003）显然将在青春期前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对身体和幻想产生影响。其中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性别和性不仅只是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是分离的，如性别差异很容易辨别；而且这两者也具有关联性，如受性别差异影响的性的个人特殊差异与性别差异的联结，这是无法忽视的。通过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对既定的性别差异多少有所反思的今天这一代性学研究者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这一挑战，而不是用无谓和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性政治或泛泛的自由主义空谈打发这一挑战。但这里的关键点仍然是：没有一个男人会清楚，更不要说去理解，突出的乳房、周期性的生理出血、孕育一个新人的生命、能够将人真实地带领进这个世界和作为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出生、儿童和母亲身份等问题，绝不是偶然成为男人和女人关系中的总体问题的，它们无疑有着一种个人与政治、实践与理论的意义。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看到，如果男人和女人没有物质上的平等，那么就不可能对父权制有一种决定性削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非心理的和前在性（既定）的性别差异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如既往地还是如此之大和如此显著，那么实际上根本还不存在真实心理意义上的性别差异。迄今为止，我们还只认识在物质、社会和政治中的性别差异，因而也就是我们还只看到由女性的精神退化和自我贬低所表现的性别差异。只有当不同的性别都得到相同的对待并且能够从事同样行动的时候，也就是从任何层面男女都被认可具有同等价值的时候，才第一次构成了有着生物躯体基础的性别差异，这是一种远比男女社会性别差异更为基础的性别差异（96章）。但是经济至今仍然主要决定着人的性别差异。并不是人的身体在说，这个人或某个人是劣等人，而是社会化了的人在如此说。弗洛伊德所观察到的，并且被自然主义的父权主义错误解释为解剖生理之“命运”的女性自卑感，仍然一如既往是一种社会的“命运”（同样，男人也必须表现自己的强大）。只有当妇女享有社会平等的时候，幼儿才能把他的母亲看成是一个与父亲平等的人。只有当父母双方都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向孩子传递不同性别却有着同等价值这些信息和理念的时候，也许才能打破那个歧视妇女的集体性恶性循环，这个一代代传承的魔圈般恶性循环使妇女普遍成为第二性（Sexussequior），而使男人在总体上成为第一性（Sexuspotior）。

杰西卡·本雅明（Jessica Benjamin）1990年发表的《爱的桎梏》（Die Fesseln der Liebe）中表述了两性关系的主体互动理论，这一理论的关键点是“承认”这个范畴，但这是一个悖论，因为她建构承认的过程，是首先只有在哲学和心理学上加以展开，才能达到“承认”。但是在她研究的结尾，本雅明却认为，女权主义运动为“男女间的相互承认开拓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同上：217）。是的，关于“平等的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这一构想”导致出现了“一种新的逻辑，即一种坚守两个敌对力量紧张关系的悖论逻辑”（同上：214）。因为她把敌对力量之间的关系，首先理解为是这么一种关系，即我们同时既有被承认又有独立的愿望，“另一个主体能够摆脱我们的监督而我们却又很需要这另一个主体”（同上：214 f），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况。尽管本雅明的思考超出了心理分析的框架，但她的理论仍然与心灵理论和心理中心论相距很远，就如她想去店主那里付一张不是由该店主打出的账单。本雅明的悖论和两性的敌对理论，只有位于心理内部和处在心理之间时才是有活力的，但并没有从物质或经济的角度去讨论社会。承认，这个对男女平等真实有效的范畴，如果没有对妇女有利的大规模的物质重新分配，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主体”，如果只是在心灵上进入一种物质和前在既定的等级关系中，而并不进入一种保留性别差异却又相互平等的关系之中，那么什么是一种“主体互动”，什么是一种“承认”呢？如果男人和女人都能够相互为另一个承担责任，如果他（她）们都能够平等地发展自己的其他方面，那么绝大多数妇女双倍或甚至三倍的工作和生活的负重，应当被确认为是社会问题，并且尽可能地排除这些问题，妇女所承担的家务和抚育孩子等一系列无报酬的社会必要劳动，必须作为一种专业劳动支付报酬。如此这样，尽管还不能完全彻底地消除倍倍尔所说的“性奴隶”，但至少能遏制它。只有当妇女的劳动，如社会主导意识形态通常所说的那么漂亮，按业绩获得报酬并得到普遍承认的时候，男人才会真正承担家务和抚育孩子，男人才会在餐后洗刷盘子和背着孩子到处溜达，而不是仅仅出于负疚感，不是为了证明爱情，也不是出于一种主体解放的心理需要才偶尔帮助做些家务和照看孩子。

22 男人和女人关系中的难点

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就像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的关系那样，有着一个难点。而且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一个解决这一难点的方案。没有一个社会会使所有的人都同样平等。一个这样的社会“和谐”甚至是毁灭性的，因为它抹杀了所有的差异；而没有了差异无论是生物意义上还是社会意义上的存在都无法得以继续。即使特意构造了在差异中的平等，也将无奈地把对立和对手锁进一个泛泛而谈空洞的笼子里。女权主义者之所以难以思考性别差异，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前定的程序，这个前定的程序已经无法再“重新启动”。另外，我们关于各种多样性的想象也不存在一个解决的方案，因为我们对此的想象来自我们按理性主义规则的思考。未澄清的、顶礼膜拜的、神化了的并仍在神化着的，是我们关于差异和平等的想象，人类躲在女性中度过了寒冷的冬天。但是意识形态却仍然一如既往习惯颠倒地表现这一事实，即按现有的意识形态来说，只有男人才是人。那些把既定的性别关系参照男人和女人的生物本质或规定加以分析的研究者，通常总是将文化和社会的不公正，毫无顾忌粗鲁地注射到非历史性的、恒常不变的、“岩层般”的大自然中去的研究者或思想家，他们期望在一切可能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开放性中，以不变应对万变：一切都保持原状。性别差异当然是由社会造成的。各种社会形态对生理解剖意义上的性别差异的反应，是不尽相同的：那些似乎来自自然的性别差异，实质上已在事先受到了性别歧视假设的影响。因此，即使是从弗洛伊德、费伦茨（Ferenczi）到赖歇这些理论家也充满了自相矛盾，原因就在于他们把社会问题或多或少在第一层面上神话般地直接归咎于生物意义上的事实。

主体自我意识和社会物化的难点，把我们的世界推向崩溃的边缘。男女两性都经受着均等化的强制。男性的差异越是弱越是无意义，那么他们就会越粗鲁。文化的性别幻影就是为了最有效地掩盖使两性相互分离的裂缝。作为拜物主义者，男女两性都从自身出发强调自己的价值，并以此争取自己的权利。男人对女人和女人对男人的关系，现在给人的深刻印象是直接的、受交换强制、父权主义和物化。但正是这种表象导致“男性”和“女性”成为固定的社会性别模式，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悖论。

这期间重又毫无社会影响的女权主义面对这个不可解决的任务，只能展现一些表面现象，比如社会和个人生活领域是怎样性化的，比如科学是怎样因为没有实体而陷于传统的主导思想之中，并只能把男性和女性、颇有价值和无价值、有用和无用等二元化向上或向下移动、归类和管理。以优越的女性取代优越的男性，无疑只是对已经现存的状态的一种逆向置换。因此，鉴于男人和女人自身就是一种社会的缩影，鉴于每个不同的社会都建构有性别差异的不同形式和内容，必须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思考性别差异。一种没有社会理论想象的女权主义，根本无法真正思考性别差异。但因为男人和女人不仅仅只是社会的缩影，而且也同时是相互的一种否定，如果我们不想把自己贬低为物，如果我们不想陷进永远模拟、胡言乱语和编织关系网的权力体系的泥沼中去，那就必须对性别差异，如同对性的个人差异的思考一样，也从特殊差异的角度加以思考。因此可以说，如果只是从普遍性的角度谈论“这个”女人或“这个”男人，无疑暴露了自己对男女不平等的肯定，因为它跳过了其他一些偏见、结构制度和身份认同（比如肤色、经济状况、性倾向或偏好）；但是如果只是泛泛谈论世界范围内的父权主义（比如阿拉伯、非洲或西欧国家的父权制），那又是肤浅的，因为这些谈论只涉及了形式而没有内容的论证。除此之外必须确认，纯粹的女性或纯粹的男性，只是一种纯粹的思想构思，是一种社会神话；美国性学的那些研究者和德国性学的那些女性研究者愿意谈论的那种把女性作为第一性的思想与关于优秀的性这一思想，来自一个完全相同的思想源泉，即原始神话的思想源泉。最终必须认清，绝不允许将同一个女人（或男人）分解为绝对分离的一个解剖学意义上的女人和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女人。但是从解剖学、思想理论和政治角度思考，必须置放在思想中进行，古典哲学家就已经懂得这一点。

只有在一个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的不平等的社会里，才会去猜测哪个性别是第二性。在父权制社会，女人自然成了第二性，因为她们只能进行生育的再生产，却不懂得认识和规定社会。与此相反，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也认为男性是第二性，因为女性在生理上优越于男性，并且也有更多的潜力。这些女权主义者并没有注意到，她们的这种理解自始至终从高度到成就来说，都完全等同于男性优越的思想，只是以一种相反的方式表述出来而已。在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鲍勃（Baubo，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老年妇女——译者注）和阴道在象征性和现实性上都与男性崇拜和男性阳具有了相同的分量，那么男女两性才具有相同的价值。到了这个时候，性别的差异不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忍受，而是一种享受，对由于一致性而正在遭受威胁的和谐来说，则是一种保障。但是一个父权制和性别歧视的社会，绝不允许在自身中存在这种性别和谐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父权制社会里，妇女的平等就意味着是一种有着与性别无关的其他不公正方面的平等。尽管事实如此，但也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是我们不应忘却：性别差异，不管现在是由性别歧视构建的还是完全出于其他不同的理由，但都证实了：客体对象，如同客观观察角度的可换性，并不是一切。

23 性别差异的逻辑

即使没有外在和内在的性器官状态，更不要说完全没有基本生理逻辑意义上可辨认的性特征，比如性染色体和性腺，我们仍会强制自己把那些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区分为“女性”（w）和“男性”（m）。有些性学研究者甚至记录了一百年前的幼儿最初就是按现象学逻辑的性器官特征辨认自己身边的人。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器官差异似乎非常自然，但事实上却是非常根本。它甚至有着一种逻辑地位，似乎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对立面。“性别的对立，是男人从矛盾出发而女人则是从对立和极端的角度所建构的”（Lindemann，1993：288）。以经院逻辑语言表述的这句话，激起人们去思考：是否真的能够从逻辑的角度理解性别的差异？女性（w）和男性（m）的概念区分，是否在思维逻辑的观察中一定是对立和矛盾的？

自从亚里士多德（Decategoriae，10b-11b）在哲学逻辑中建构了概念以来，对立这个概念便意味着，只有当两个（或多个）事物完全相互排斥，并且需要一个作为站立在这两者之间可以对这两者进行比较的第三者，那么这两者对立的概念才是成立的。如果我们从老生常谈因而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思考雌雄同体，从神话或深层心理逻辑的角度思考双性化人格，男性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男人，或是从解剖学的意义上思考性别互变，那么w和m就是处在这么个状况中。所谓矛盾，则意味着这些概念，不仅相互排斥而且没有一个可能的处于中间状态的第三者。而在w和m的关系中正是这种状况，因为如果我们对此做出我们的评论时，我们并不询问各种性别特征的状态；除此之外，我们也总是强制性地试图立刻、乍一看、第一眼（prima vista）就做出自己的判断。那么因此就可以说，w和m是既矛盾又对立的一对概念？按照传统的经院逻辑来说，似乎就是这么一对概念了。按这种逻辑，只要我们接纳w为一个概念，那么m自然就是一个与其对立的概念，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状态，即某种意义上的中性概念。与此相反，非-w则可能是一个矛盾概念，因为用w和非-w便可能概括一切性别的概念。但是借助经院逻辑，我们并不能解开这些问题的疑难点。

黑格尔（Wiss.Der Logik，II：256）无论如何都拒绝将相互矛盾和对立的概念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存在：“这些概念被看做是两种特殊的形态，也就是认为每个概念都有自己固定的意义，而不在乎为这一决定去对抗（或反对）其他没有辩证意义和内在有效性的一切思考——这就导致一种假象，似乎那些对立的，便不再必须被规定是为矛盾的。”按黑格尔的解释，这里的问题并不来自概念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在于是否可能存在一个中间状态的第三者。康德与辩证法对立的理论已经假定，按矛盾形式做出的判断也可能是对立的。他的二律背反证明了这一点。显然，不论概念的对立性还是矛盾性，都完全取决于此概念的综合语境。按黑格尔的理论，概念的对立性和矛盾性并不单独取决于它们的内容，更多的是建立在相互间的综合关系中。

在黑格尔之前，康德就已概括（比较《纯粹理性批判》，A：262，B：317 f）说：在哲学中，对各概念内容关系的阐释就是反思。传统的反思逻辑把内容上相互抵触或相互对抗的概念，称之为相互矛盾的概念。但是如果这些概念只是在内容上不尽相同，那么至多只是具有对立性。“抵抗”或“对立”和“不同”就是规定了对抗和矛盾概念内容之间关系的反思性概念。黑格尔对传统反思逻辑的超越在这里表现为，他不再接受概念内容间的关系是由概念既有的定义所规定的。不管概念的内容是否只被看做“不同”或作为“对抗”，完全取决于客体对象自身的确定性，概念只是对客体对象做了其自身确定性的表述。传统的反思逻辑是按反思规定对概念进行分类，尽管这些概念作为概念根本无法加以区分——这就意味着，这种分类法“没有任何辩证法的思想”。传统的反思逻辑有着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特性，就如同我们第一眼所看到的性别特征总有着一种简单的生理特性。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在自为自在客体对象的王国与专为表现客体对象的概念王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当我们对一个人的性特征做出第一眼的辨别时，我们会将性特征的区域从一切其他特征的区域单独分离开来加以观察——似乎男性和女性之间只存在着相互对立的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似乎男性和女性除此之外从其他观察角度比如从儿童或牧师的角度，从公共性工作、私人的家务劳动、政治或经济的角度，并不存在同样是根本性的但不一定是在对立意义上，也许只是在不同意义上的差异。

因此，在逻辑中同时也在生活中重要的是，对于应当在内容上表现男性和女性彼此关系的概念，不应当只是表示概念类型的关系，不只是作为对立或矛盾的关系，不只是在概念的领域内对这一关系进行思考，而是应当依赖于建立在客体对象基础上的概念内容对此客体对象的界定。黑格尔在书中探讨了客体对象界定如认同、不同和对立等各种相互关系的反思形式。黑格尔把对对立的反思规定表述为认同与对立的统一（Wiss.Der Logik，II：493 f）。这是因为一方面，每一种对立都是一种不同的关系，作为对立的关系和作为对立面便不可能相互认同。另一方面，相互对立的关系并不表现为随意的也就是简单形而上学意义上对立两者的区别。肯定和否定的对立关系，在我们举例中是w和m的关系，按黑格尔的理解是“各种不同认同的统一”（Wiss.Der Logik，II：40）。因此可以得出结论，w和m，两者是相互否定的。如果w作为肯定一方m的对立面，那么w就必须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与非-m有一种认同，相反也是如此。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把这种认同称为“否定性”。按否定性反思逻辑的结构，否定性是一种在自身中的自在关系：“每个否定性都建立在自身之中，只是作为一种自身的关系才与他物有所关系”（Wiss.Der Logik，II：42）。这里得出的适用于我们例子的结论是：如果w与非-m以及m与非-w相互认同，那么w和m便是相互否定的。这种关系得以成立的条件是，w与非-非-w的认同。也就是说，作为自身关系的这种认同是通过两次的否定媒介才得以成立的。黑格尔因此把这种否定性也称为“第二次否定”或“否定之否定”。

如果我们为某个人配上谓词w或m，那么我们对这位值得尊敬的人和他（她）的位置不加质疑地运用了一种形式逻辑原则意义上必要的（否定第三者的）排中律。这种形式上的分离是我们为了“防止自身矛盾”而发端于理解的“意志”，但是黑格尔的否定性（以及矛盾律）概念撕裂了我们原本因为这种形式上的分离而获得的安宁（Encycl.Der Philos.Wiss.，§119）。由于排中律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理解”，那也就意味着男或女的每个称谓都或是肯定某种状态或是否定某种状态，在肯定和否定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中间状态，这就将导致在形式逻辑的意义上，必须放弃顾及客体对象和客体对象规定之间的关系。因此适用于我们举出的例子的结论是：一个人或是得到一个w的称谓，或是得到一个m的称谓；并且因为首先是心理逻辑和社会逻辑等经院逻辑意义上的，也就是说这里主要是通过我们生活中的心理和社会条件而做出的判断。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一个人被我们看做是男人或女人，只是因为我们显然完全无法忍受一个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那种刺激，一个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这种状况在我们之中所激起的迷惑，也在事实上激化了对我们的刺激。曾经被我毫不尊重地称为性别排中律（Sigusch，2004b）的这种在形式上似乎充满逻辑的形式逻辑排中律，一旦被性取向实践的现实多样性挤进它直接的狭隘之中，它就会从自身绽放出奇异的花朵。这时，“排中律”的一切抽象就会产生效用：它会放弃对一个客体对象的称谓规定，它会使这些规定与其他一些规定相对立，它会如黑格尔强调的那样，将已有的一定的“反思逻辑基础”，作为对立关系的前提——并以这种方式，消除矛盾（在黑格尔那里是反思规定）和我们从心理逻辑角度所说的迷惑，设置、建构和巩固显然不可避免的两个可供选择的性别——男人和女人。鉴于这整个过程都以理解排斥或忽略了重要的关系和媒介，它也就以它给出的称谓作为客体对象的基础，使客体有了“某些已经死亡的固定不变的内容”（Wiss.Der Logik，II：57）。这些内容成为我们今天在全世界通用的（男和女）性别标志：清除了矛盾，在外观上似乎完全符合形式和论证逻辑，似乎统一了赤裸裸的事实而有着一些生理逻辑意义上的内容。

由此可见，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并不是逻辑的。因此也不能用逻辑的语言描述它。但是我们进入哲学逻辑所做的这一小小的漫游，也许并不是完全徒劳的。我们至少可以从黑格尔那里学到，肯定与否定，对立关系，也就是这里所指的w和m的关系，是“各种不同认同的统一”。被黑格尔称为“否定性”的这个概念所具有奇怪的身份认同，如同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是一种自我关系：“每个否定性都建立在自身之中，只是作为一种自身的关系才与他物有所关系”。如果真的存在一种性别的逻辑，那么就可以在否定性的关系中寻找这种性别逻辑。任何似乎来自自身规定的性别，只有通过那些与它对立的性别的规定，只有在对立面的规定中作为对立方和以自己的身份认同作为不同方，才能证明自己究竟是什么。作为黑格尔否定性的性别认同——它的哲学版可能就是宗教哲学家海因里希（Heinrich，1962）所说的“性别间的张力关系”，心理分析学家赖歇（1990/2000）又进一步解释为：在男女性别之间和在一个个人之中的一种张力关系。

这种张力关系不仅渗透在性的领域和知识分子的领域，也渗透在一切领域。但是每种不同的文化对这种张力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态度和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伴随着新性革命的进军，w与m的关系在我们的文化中又一次进入反思的中心。与此同时也想从根本上理解性别的平等和不同、认同和对立，为了达到此目的，人们便又一次从罐子里取出了古典思想的成果，把它们装进密封瓶：林德曼（Lindemann）借用了普勒斯纳（Plessner），赖歇取出了马克斯·哈特曼（Max Hartmann），我则是在这里引用了黑格尔和一种“性别的排中律”。这种排中律在我们对各种不同的女权主义和性学科学的研究中，并且也在那些关于性别差异和性别转化的研究中都曾与它相遇，因为这些女权主义和性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合时宜地甚至落后于经典哲学已经达到的反思水准。

但是“性别排中律”似乎能够制造出形式逻辑的稀有成果。来自政治—性学逻辑实践的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很快就会向我们叙述：当1980年一个早先由我们提议设立一个关于性别不可确认者和性别转换者的性别从属性法律，因为在参议院遭到一个大众党多数派的反对而面临无法通过之际，埃伯哈德·朔尔斯和我受当时的联合政府召唤一起前往波恩，在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共同组织的调解委员会上，向大家阐述我们提议设立此法的专业科学上的动机和理由。我们当时的最高目标是，帮助那些想改变或放弃自己出生时被确定性别的人群，能够通过以自愿为原则的司法管辖权和在一种所谓的法律恩惠意义上，以法律的形式满足他（她）们自己的性别愿望，在法律上允许他（她）们用一个符合自己实际性别意愿的有着女性或男性特点的名字，并允许他（她）们改变所谓的家庭婚姻状况。性别婚姻家庭状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或不怀好意，自由职业者或被雇用的职员，成年人或未成年人，有法律行为能力或没有法律行为能力，有犯罪记录或没有犯罪记录，绝不是这一切；性别婚姻状况只是表明自然状态下的男性还是女性，更具体些，也就是这一切只是为了将这个人的婚姻能力记录在表现生殖关系的家庭户口本上，以便永久地确定这个人的性别属性。作为政治权利的一个变速杆的两帮调解委员会当时的状态几乎只是清一色的男性，因此也完全是一种通常的男权制。从与会人员的形态来说，只有男人、议员、政府成员、各部的官员、行业专家。这就等同于似乎从形态上来说只有女人坐在一起，然后由权力做出规定，谁在法律上是个男人。这种状况在文化上是如此具有本质性，以致一个男国务秘书只是在做一个女秘书通常所做的事。在我们当时严肃并难免从男性的角度针对一些特殊的变性情况展开赞成和反对制定有关变更名字和性别所属性的法律条款（性别变更法，简称TSG）的咨询和讨论时，一个后来担任州司法部长和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议员，一下子明白这一法律修改的巨大效应。他当时就说道：“这已经触及整个国家和法律的根基！”——该法律在1981年1月1日生效。

其实我们当时就已认识到，性别变更绝不会因为特殊法所授予的法律恩惠而导致出现男女性别的不确定性。我们所说的“性别排中律”又一次证明了它在意识形态逻辑意义上、在心理逻辑意义上以及如我们所假定的，它的只是表象的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必要性：即使是变性的人，也只能或是男性或是女性。因此可以说，变性法实际上是一部重新建构两性的法律，更确切地说是一部性别认同法（42章）。当时女性化的男人（wm），男性化的女人（mw），ag，bg，ig，甚至或是ab，ac，ad等还不普遍。但是已经不再能够排除新的性别形式，尽管当前的性别形态仍然还是非常固定。这已不再是一个逻辑问题。在逻辑上既不存在一种性别也不存在两种性别。我们已有的逻辑告诉我们，m和非-m或是w和非-w已在逻辑上包容了一切。第一个构想（回忆一下fe-male“女性”，和wo-man“女人”，以及herr-lich相对于däm-lich。译者注：herrlich的词意是壮丽、极美，其前缀herr是男人的统称；dämlich的词意是愚蠢，其前缀来自dame，是女士的统称）不仅由于弗洛伊德而且也通过他之后的绝大多数心理分析学家而著名，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这里有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第二种构想，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认为女性是原动力（Prius），男性是添加进来的，并且正从生物逻辑的意义上消失。

当然这两者都是元逻辑的，就是说，在事实和生活世界中，并且首先在心理逻辑上是无意义的。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个母亲和一个父亲沉淀和表现在自己的心灵里，因此所有的人在根本上都是双性的。“Sexus”（性别）来自后期拉丁语的“sexuell”（性的），并相同于性（Geschlecht），因此女人在心理上是“男性”的，而男人在心理上却是“女性”的，确实有事实逻辑上的女人，她们比男人“更男性化些”，也有比女人“更女性化些”的男人，如果我们暂且放弃一下性别的双性和它的躯体效应，将心理和文化作为进行建构的自然而不是作为添加物，那就会很自然地出现这样的情况：解剖学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双性化被心理上的双性化所打破和中断，演变为或多或少拥有平衡和不惹人注意的男性或女性。因此，如果涉及一种新的性别形态和性别认同，不能永远只是受男性与女性的限制；我们也能够想象，两个活生生的人尽可能地终结在解除紧张的统一中：二在一之中，一在二之中，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生活，男人有了经期并孕育孩子，女人在射精帮助男人怀上孩子……那些我们曾经丢失的，终于又重新出现了。

众所周知，柏拉图（Gastmahl，189D ff）早就将内在于性别差异和隔离中，并被我们认为是人特有的超验的倾向，置放在我们曾经的自然中。正如在持续建构了千年之久的“欧洲爱情”的开始阶段的阿里斯托芬传奇剧作（aristophanischen Legende）中所叙述的那样，人类最初不是两个性别，而是三个性别，即mm，ww和mw。那时的人们有着一种自身的安宁，充满自信，并对诸神构成一种威胁。宙斯因此把他们的身体切成两段，如同为做水果罐头而把水果切碎那样。宙斯希望他们能够因为被切割而变得有德行些。但是这些生殖器被切割成两半的人，除了相互缠绕并没有去做其他任何事，他们只是渴望又重新生长在一起。这就导致他们走向自身的灭亡，因为他们为了相互的缠绕既不吃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兴趣。但是诸神不愿意他们放弃对神的服务。于是宙斯就不得不决定，在这两个缠绕在一起的性生殖器之间植入“欲望”（后来被弗洛伊德称为“本能冲动”）——从而构成了超验的倾向（弗洛伊德称之为“文化成就的源泉”），这也就是为什么宙斯把人的性生殖器官安置在人的前面，作为“证据确凿的广告”（faciesadfaciem）的原因，如人类学家所说，那么各持一半性生殖器的男人和女人就能够相互性交了。由于性生殖器曾经是向外生长的，以致另一半生殖器是在土壤里生长的，就如同蝉生长于自然的土壤之中。但现在生长和生育结合在一起了。从此以后，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自那以后，一种性别便经常不再是性别，甚至不再是一种性。自那以后，曾经雌雄同体的生物在第一层面上成为原型性别，因此它们必须寻找那被切割掉的另一半性别，女性这一半的生殖器必须寻找它们原有的男性那一半生殖器；反之亦然。当时已经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性别（男权主义者自然只是顺便提一下女性的性别），成为原型性行为，因为它们已经拥有性生殖器，虽然还不完全，但它们并不具有性行为，它们的性行为必须在找到原型性别之后，当它们重又雌雄同体的时候，才能实现（并且只有通过恋母情结才得以实现，如弗洛伊德后来说明的那样）。原型性欲虽然也必须克服这类情结，但从一开始性冲动就在它之中具有第一层面的意义以及性的满足，因为只有这样，如阿里斯托芬所说，它们才能够最好地转向自己所应从事的劳作，关注国家的事务：这是一种美妙的，一种来自父权制视野的性和性欲关系，并且已经沉淀在一切现代有关性、性欲和性行为的理论中。

只有当那个成功打破或大幅度更换迄今为止经由多少代人传承的性别基因的轨迹，比如通过不再有性别外观差异的克隆，也就是只有当原有的性别认定已经不再具有意义，一个后性别标记的时代得以出现的时候，才能形成新型的性别形态，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形态。也许只有当出现了一种在心理上与迄今为止的性别没有关系的性别或是根本不需要以性别为标志的生物，也就是形成一种新的性别——我们也许就不再能说是自成一格的性（suigeneris）了，但是我们还根本无法想象它的名称，因为我们的想象如同一切其他的人，仍还刻骨铭心地只是男和女的性别之分。即使是经由新性革命（38章）而拥有一定文化意义并也部分地得到法律认可的新性别，也仍然留下了已经主导几千年的关于性别想象的标记。但这同时又是一个非常令人可喜的事实，我们今天能够以尊重并且也以日益友好的平和态度面对六到七种不同的性别：除了多少有着典型性别认同特征和性别经验的男人和女人之外，以后我们还会听到，性心理变性人（Transsexuelle）、性生殖器变性人（Transgender）、双性人（Intergender）、动态或是说流动性别者（LiquidGender）和无性人。但是在所有的理论争辩、政治争端和法律决策（比较，比如Uta Schirmer，2010；Barbara Schütze，2010）中都应当注意到，鉴于我们的文化，基本上可以说：有多少人的存在，就会有多少种性别的形态。性别在第一层面上是由文化和社会心理制造而成的，并不是如普遍所假定的那样，由生理决定的。没有一个人的性心理和性行为与其他另一个人有认同性。海因茨·于尔根·沃斯（Heinz Jürgen Vo，2010，2011）甚至向我们展示了一项研究，研究证明了即使从生物意义上也演变出众多不同的性别，绝不只有两种或三种不同的性别。显然，性生殖器和性别的差异化，是昨天已经化为水的雪（即已成为过去），因为它为性的差异假定了不可绕过的生物性基础。但是双性别者已经走得更远。这就可以回答吕迪格·劳特曼（Rüdiger Lautmann，2012）提出的问题——性科学是否能够随着性别差异化的消失而终结？从批判主义性科学的观察角度给出的回答是：这无疑是奇妙的，因为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斗争和性别压抑将不再败坏和阻止情欲和性欲。但即使打破了自然程序和社会程序的界限，所有的克隆都证明了一种没有性别规则的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仍只是一个梦想。

24 批判主义性科学的逻辑前提

启蒙和社会运动；给性和性别的苦难概括出一个名称（或概念）；难以张口诉说的性生活的不幸；在理论中因为坚持批判立场而极端悲观，在实践中为了不让自己错过那些似乎不可能的事而极端乐观；对人的性别和对其特殊差异推测的绝望，因为虽然这期间社会化所达到的高度以及其关于生活不只是简单地生存着，性欲和性行为不只是“性”的认知，但是仍然只有真实个人的性才是真实的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性和性别的特殊性无法在系统中充分实现自己；还没有一种理论认知这种具有唯一性的代表权；在普遍性中不只是看到自我毁灭，而且也有自我创生；不能让经济制度与社会的性别制度和性制度一起走向崩溃；应当从差异、自相矛盾和矛盾的角度对这一切加以思考；坚守反驳肯定现状和白人代表进步的批判武器，因为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替代它；严肃看待既定性（前在性）被规定和客观化的事实——这一切都是批判主义性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作为普通个人的个人性；作为平等中的不同性别的男人和女人；一种权利，但至少有着一种双重的公正性；引导个人与社会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融合，但同时又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分离；自我毁灭与自创生手拉手并存；活着的被作为死去的，而死去的又被作为活着的——这就是性科学必须面对的矛盾和悖论，迄今为止任何一种性科学的难点都是来自这些矛盾和悖论。

这些普遍矛盾和悖论与个人的心理沉淀和冲突，是我在1980年代构思批判主义性科学（比较比如：Sigusch，1984a，1984b，1988，1989a，1990）时的思考角度，为了在启蒙的进程中研究光明和阴暗，也包括自身中的光明和阴暗。但是认为社会是在进步的性科学却从变化就是进步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就如一份保健食品商店的目录那样直接令人着迷。它在与时代精神进行着交配。肯定主义的性科学完全不去思考这些其实也意味着是体系的问题。它只会强制性地把性别差异置放进性别和性的主导形态中，因而能够毫不费周折地成为适用于全世界的课本知识。主张差异的性学对任何一种课程设置都感到绝望，主张统一的性学则坚持统一性。肯定主义性学似乎已经进入后历史时代，它对逻辑前提不再感兴趣，而是想抛弃这些前提。但是由于它并不知道后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没有为自己建构一种超验的地位，因而它并不能与启蒙告别，也无法主张启蒙后的新理念。肯定主义性科学只能简单地通过或是反对雄激素和阉割，或是主张阴茎植入术和伟哥来穿越历史。

对于肯定进步的肯定主义性科学来说，性（在有疑问的情况下甚至也可以与性欲不相干）就是谁在眼前正好有生物技术意义上的能力实践性交。批判主义的性科学把这称之为非性欲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自身不会释放出超验性的刺激，只是反抗心理生理例外状态的一种自我保护。这种非性欲行为所实践的性交，是一种正常强迫症的病态，因而实施这一行为的人在性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成为一个物化性别、性和爱情这三者的性别歧视者，他不仅放弃了反对令人窒息的陈词滥调的斗争，而且也通过因循守旧的随波逐流而做出了一些不像话的事。肯定主义的性科学以子宫托或阴道栓剂，以裸体文化和遮羞布后面的布道，来搪塞对超验性的向往，如果这还无法完全搪塞的话，那么它也会与专家一起借助毒品或动用外科手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批判主义性科学不相信任何到处流传的胡说八道。它愿意独立思考和质疑，发现和揭露假科学使用的伪证。它不想成为常规学科，不愿将权利与道德混为一谈。它甚至努力分辨性犯罪与性虐待之间的细微差别，不愿用同一把话语的梳子、剪刀进行梳理和修剪。它并不满足于将所有的性犯罪者永久关押或阉割，并且也没有忘记，在母亲中也有妓女，在年轻的男妓中也有童贞者，在贞洁的妇女中也有人只有靠暴力激起的幻想才能生活，如伊莎贝尔·阿祖莱（Isabelle Azoulay，1996）所展现的例子那样。批判主义性科学感兴趣的是“存在于我们之中的那些与两性之间的乱搞、偷窃和谋杀相关的事”（Büchner）。因此，那些“为情欲而凶杀者”如哈尔曼（Haarmann）和巴尔奇（Bartsch）都只是性本能冲动的罪犯，但并不是野兽也不是非人的怪物。

批判主义性科学不只看到了无性趣在性社会中的蔓延，而且也没有忽视错误信息对信息社会重要的误导。当肯定主义的性科学只看到那些已经改变了的和新的现象，并且如果这一切适用于它的认识论、技术领域和道德规范，便会把这一切都放进自己的购货篮里的时候，批判主义性科学却正在为这一切绞尽脑汁地进行思考。它不想把自己的研究简化和贬低为一种由国家许可的公证员对变化进行确认的功能。是的，现在已允许施行的变性手术，出现了真正的双性恋，我们也看到了性上瘾者；不，同性恋是无法“治愈”的，也不应当进行治疗……但是拥有国家颁发了公证权的性学，并不会再为此发出呐喊，没有反对也没有权利反对，因为它已经毫无抵抗地屈从了社会的命令；按此命令，非理性的性本能冲动应当被转变为一种受理性干预的行为。任何一种试图按命令提出解决方案的性科学，其实都对自己和自己的信任者提出了无限制的过高要求，因为普遍命令只会简单地轰轰作响。肯定主义性科学却认为这一切都无所谓。它将自奥斯维辛以最终解决为口号的一切解决方案轻描淡写地解释为危言耸听，似乎它能够展开一场保守的革命。

关于性科学应当对自己学科的哪些老著作进行反思这个问题（比较和比如：Dannecker，1979；Kentler，1984；Schmidt，1984a；Sigusch，2008a），我无论如何都会以对一切勤奋和勇气的敬佩，以对一切新奇事物和现象的兴趣去回答这个问题，不会去提及那些没有思想努力的学说，这类学说尽管明知对方说的是事实，却硬要用诡辩和挑衅的语言压倒自己的学术对手。这类学说中只有为了荣耀的荣耀，没有辨认出性鸿沟现实中的逻辑理论根据，并将性只是作为一件事来进行思考，而这件事一般来说早已用科学方法做了广泛的研究（比较比如26章）。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性科学能够自称已在科学中拥有一种主导思想的地位（关于心理分析，请见29章）。因此，比如，在一本《性研究》杂志39期（Bd.35，Nr.1，1998）的概述中，将进化心理学、符号互动论以及民族方法学和社会学习理论，都称为与性科学相关的理论。各种理论争执的关键点是关于在性和性别之中，哪些是由自然前定的，哪些是由社会后定的。那些所谓的本质主义者（Essenzialisten）相信的是“真实的形式”或“本质”，而那些所谓的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者（sozialeKonstruktivisten）则认为从性的欲望一直到爱的形态，即一切性和性别的基础都是由社会构成的，因此都是可以改变的（比较比如：Sigusch，1980b，1984a；Weeks，1985；Lautmann，2002；Eder，2002）。对那些既非极端本质主义也非极端建构主义的理论家来说，我们所理解的并成为我们生活实践的性欲性行为，无非是转码、转换和价值重估的一种经常性的文化程序，因而受制于一种经常性的变动。与此相反，日常生活中有关性的意识，却仍然总是似乎以为性欲性行为的结构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由自然既定的统一。而在事实上它只是一种具有可变性的许多要素的聚集。但是对批判主义科学来说，并不因此如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96章），在性和性别之中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的内核。

批判主义性科学懂得，性的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并且总是坚持并直到今天也如此认为，性的问题是各种技术阻止生育的最有效技术，或是某种由时代精神召唤的性别间的停战协议。性的问题，也总是有关自己如何生存的方式方法问题。因此，批判主义性科学并不对此做出充分肯定，仅仅强调它的渐进性。批判主义性科学坚持把那些迄今为止用来迷惑或无谓地漂浮在我们眼前的性现象，作为一种一旦被呼唤出便永久留存下来的精神，只要有不同的性别存在，并且只要还能够为其代言。把自己作为一种不同于其他性科学的批判主义性科学，有时也会说服自己以自己的方式反对任何一种生活的困难，特别是必须为少数群体担当起一种地震仪的角色。由于它是从差异和矛盾的角度进行思考的，它对自己使命的沉重和其不可解的特性不抱有任何幻想——并且懂得也会走向失败：性科学想为性的解放做出贡献，最后却只能设法制定遏制它的方案，因为在自身中被唤醒的那种出于本能冲动的爱，不能在自身居留，必须寻找一个得以发泄的地点，因而性科学所提倡的性解放只是一种乌托邦：它把人作为人，并把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一种人化的关系。性科学存在的自身就是对具体个人感知抽象和对它的否定只能作为无意义普遍性的一种明证。结果是性科学，只要它是批判性的，并且还没有陷入肯定主义的性科学之中，最终就只有一个不需加以批判的前提，那就是不要肆意与体系搅和在一起，而是要声援对性别和性形态的绝望反抗。

25 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人们认为实证主义的性研究，无非是不加反驳的肯定。事实上，只要它必须从一些根本的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角度谈论关于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它都在自己的研究中援引了生物和社会性的技术。自金赛（Kinsey）在解剖、生理和升华的基础上的划时代研究罗列出一系列非常令人满意的“行为”和“立场”之后，这些年来又添加了“体验”。从实验和实证的角度描述性的职能和价值，就如同集邮者收集他们的邮票：这张邮票是新的，那张缺了一点齿尖，这是一张印刷出错的邮票，这个句子是完整的，等等。性欲和性行为便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约定俗成的职能与价值的统一，这种统一被性研究不假思索地用来作为研究的对象。

事实上，在这类实证研究中收集的实验数据是粗糙和原始的，因为这些数据没有生命和灵魂。深不可测的性表现，被强制归入科学研究的领域或被加上普遍惯例的规范，继而被缩减成少数一些典型化的行为，如约会、爱抚、交媾，然后宣布故事就此结束。虽然所有的其他表现只要它们作为行为表现出现也是约定俗成的，但是如果实验者乖乖地完全按规范的命令填写这些调查表格，那就如同用水泥凝固和僵化了这些表格中的调查内容。每一种性表现形式的实施，都是一种有着内在意图的性行动，但是调查表格向实验者的提问却是外在的，比如：“您第一次与一个男人（或女人）性交往，是多大年纪？”然后便是综合这些调查数据，确认百分之多少的年轻人在什么年龄“与男（女）人有了第一次性关系”。但是那些参与实验的被询问者，究竟对那些问题理解多少呢？这种性交往究竟是指柔情、身体接触、爱的证明、异常的性经验？或甚至是同性恋的性行为？那些被调查者是怎样经历这些的？这对他（她）们意味着什么？为自己留下了些什么经验？

这里需要反思的是：性研究者是否有权利将鉴于极不相同的意图和意义、成因和影响因而有着极不相同的表现形式的性行为，用一种相同的标签加以概括？我的思考是，当今的主导秩序就是这种将无形变为有形，将模糊变为清晰的实证研究所导致的结果。这样的事实要求我们必须寻找出实证研究的必要性。这类研究虽然还总是在将一些不同的表现同等化，却是沿着一条不是由它们或不完全由它们找到惯例的道路。除此之外，性行为的表现也只是说明了在实施研究的那一刻的性活动的不可把握的状态。

这就使得阐释在这类研究中拥有了决定性意义，但这样的阐释要想得以成立，只有当它也拥有其他可供支配的经验和一个概念的时候，才能圆满阐释原本粗糙的原始数据，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阐释必须与已有的惯例不相矛盾才能成立。在战后庞大的性研究中，马丁·丹内克尔和赖穆特·赖歇（1974）为我们提供了教科书般的榜样，批判主义性科学虽然不会出于对科学混乱的恐惧而去满足一种对系统的饥渴，但它也并不满意于占有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性研究那种撕裂碎片式的研究方法。实证和理论的性研究方法，恰恰就是将批判主义性科学所主张的那种研究方法一分为二的两个部分；因此这两个部分必须结合起来，不应当分为一个以思想为主的方向和一个以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实证为主的方向。对于马丁·丹内克尔提出的“实证式的性研究也能具有批判性？”这个问题，我已在前面的章节（14章）做了探讨，现在则能够做出完全予以“肯定”的回答。

但是，如同丹内克尔也曾指出的那样（2005：53），实证式性研究在今天必须首先“放弃自己专注于通过询问性伴侣取得非常含糊不清的数据的那种方法，改变自己原有的关注点，更精确地调查和研究非交媾式性行为的表现和对性的想象”。只有当能够证明“这些非交媾式的性行为的表现和性的想象在性的世界里已经获得更重要的意义和地位”的时候，只有当实证式的性研究认识到自己“迄今为止对性欲和性行为的那种进行转换研究的方法已被证明是几十年前的方法的时候，这些性欲和性行为才能构成正如我所给出的评价：一种新性革命”（对此请比较38章）。

26 一个认识论的误区：绝对的自然

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和阿尔伯特·奥伊伦堡（Albert Eulenburg）在1914年创建的《性学期刊》，一直出版到纳粹登台，是一本性学总汇型杂志，直到今天仍属于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性学出版物。当年的杂志创办者是如何看待性学这门新学科的科学地位的？他们是怎样构思和设计这本杂志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布洛赫在杂志创办前言中说了些什么：

对性现象的一种真实的科学性的研究，只有将性的生理基础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才是可能的。只有从性欲性行为的生理现象角度出发才能解释作为精神和文化的性现象。这种因果关系永远都不能……被忽略。尽管与精神和社会科学有着最内在的相互关系，性学研究按其作为一种生理科学的本质……必须掌握两大原理。一个是性的化学原理，另一个是性的变异原理。……性起源和性本质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化学意义上的问题（Haeckels “erotischer Chemotropismus”）。……关于性的化学意义的这种想象，现在已经对性科学有着一种至关重要的意义，并证明了是一种完全幸运的启迪式原理。……因此可以把精确和完整描述以化学为基本过程的性现象（在这个词的最广义的意义上）以及从中引申出次要的形态和心理，作为性科学最普遍的研究任务。除了化学原理之外，另一大变异原理也证明了自己是走出诸多性学研究问题迷宫的主线。……在有机生命体自几百万年来永久的生死交替和永不停止的传承和延续中，没有一个有机生命体的形态相同于另一个生命形态，每一个生命体都是一种自为一体的特定个体，它永远和从不会重复，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也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近来反复强调的单一个人的能量、经济和文化价值的哲学基础。……由曼德尔（Mandel）发现的遗传法则，对性科学有着最重要的意义。如同这一发展已经为植物学和动物学提供了最重要的密钥那样，将这一遗传法则运用到对人的研究上，并借助高尔顿（Galton）和皮尔逊（Pearson）数学的精确方法，也保证在理论关系中对人的遗传学和家庭研究能够得出有价值的成果，尽管所谓的“优生学”的实际应用仍处在最初始的阶段。……但是不允许忘记的是，迄今为止的研究完全只是有关所谓的内分泌对“性欲”和“性”影响的一种不常见的扩展经历，因为除了狭义的性腺外，也有其他的内分泌腺在一种相当高的程度上参与了性的个性化的最终形成。往后的性学研究目标将是，精确确认每个单一的内分泌腺对两性的不同意义。……有着不可低估意义的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早期性经验，也在与中枢神经特别是大脑对性行为和性想象产生重大影响的相互关系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对于这里所连接的、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有着重要意义的那个概念，即性经验和梦都会被压抑在无意识之中的那个潜意识概念，肯定还需要做一种客观和精确的研究。……我在1906年曾提出了关于同性恋的一种化学理论，试图从一种与胚胎相关病症的单一的性荷尔蒙角度，解释一种从解剖学的角度几乎无法解释的现象，即为什么一个有着正常男性生殖器的典型男性的躯体中，却有着一种近乎女性的非男子汉的懦弱特点的心理。无论如何，这是解释与生俱来的同性恋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我们因此能够看到，一种纯粹的因果关系的观察，已经在这里提供了相当显著的成果……（Bloch，1914：3-9；alle Hervorhebungen von Bloch）

伊万·布洛赫（1872～1922）虽然那时还没有找到“性科学”这个用语（如人们总是强调的那样），但已经使这门学科广为人知，他是这门新学科名正言顺的开创者之一。阿尔伯特·奥伊伦堡（1840～1917），是布洛赫的上一辈，是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平（Richard von Krafft-Ebing）、奥古斯特·倍倍尔、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同时代人，他作为唯一活跃在德国科学界的性学家，其职业生涯甚至在正规大学和医学界一直达到了顶端，并且不仅仅完全是出于这个原因而被看做是帝国时代的性学守护神。到此为止，一切都好。但是今天我们不免要问，性学杂志创始人对性科学和它的研究、对它的“任务和目标”的构想，是否在理论上早已过时，在实践中也并不合格？是否能够将性的个人化仅仅归结为腺体分泌的差异？是否能够将哲学仅仅作为外部自然的盲目耳语？是否能够把性幻想的活动仅仅作为大脑的代谢过程？主观的潜意识是否需要一种选定性客体的研究？高尔顿和皮尔逊能够作为精确数学的数学家？“并且终于可以将一种自然主义的性道德作为这一切的加冕，使性行为从性的理念出发成为一种自身非常自然和高尚的人生现象，并通过建立在生物和医学基础上的性责任理念而使之有了真实的道德内容”（Bloch，同上：10）。

这无疑是在说：自然的，也就是完全道德的；生理医学，建构了道德的基础；化学和医学，为性科学提供了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切都与我们今天有关性科学的构想完全相反。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确信：性欲和性行为，并不是一种生物学、化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理念或行动，而是一种社会的理念和行动。作为一个非常活跃和敏锐的道德历史学家的布洛赫，自己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作为一本新杂志的主编，当他们终于看到生物学拥有不可争议的主要地位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也无意地在他们的“序言”（Eulenburg und Bloch，1914：1）中记录了这一点。性科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只是从每个单独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逃向可能的安全地基。把内分泌、遗传学、优生学作为性学科的希望承担者——这就熔断了个人的特征，将社会问题生物化（在尊贵的创办人运用理想方式的情况下），并以此回避了政治。但至少在他关于杂志创办纲领文章的末尾，布洛赫（同上：10）还是提及了“有关性科学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性的启蒙、优生学、“改良种族或改良人种”、出生率的下降、“学校对性生活的影响”、卖淫，以及性与刑法的关系等。尽管生物学越来越非自然地人化了，但是有哪一门不把“人的繁殖”和“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作为“生物学”研究内容的生物科学，能够解决以上提及的这些问题？遗憾的是，没有一门生物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应当最终放弃性学家能够无偏见和无前提条件地进行直接的科学研究、不去讨好也不去伤害某个人（Eulenburgund Bloch，1914：1）的理论，同样应当放弃的是那种性科学可以像生物学、生理学或物理学那样成为一门科学的幻想。但是这被当作了耳边风。奥伊伦堡和布洛赫的构想，不仅继续存在于今天的性科学中，而且还主导了性科学的理论和治疗。性科学中的这种天真的自然主义观点，显然是无法根除了。今天在性科学领域流行的（显然比1914年更明确），是将三个不同层面的性概念，一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另一个是社会意义上的这三个性概念置于性学研究的中心地位。但从事第三个性概念研究的性学家，仍然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绝大多数的性学研究者，都还在将诸如性欲、性别认同或爱情等这类社会化的行为，错误地归结为纯自然的事件，他们想像布洛赫那样以纯粹的因果关系解释这些事件，想将构成和刺激性欲的主要以及周边的腺机制认定为神经内分泌，并在寻找一种有机和有形的性物质，认为只有寻找出这么一种制造性物质的技术，才能在其中寻找出性的自然本性。但是，性的自然本性，其实就是事实上的自然，这就意味着在它之中不可分割地贯穿着认定行为和不受人的行为影响的因素。

通观一下过去几十年在国际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文献，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科学和实证理性主义的文章和方法占据了主要地位。因此也就几乎没有人感到惊讶，在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美丽的日子平均70%，在90年代已经平均80%～90%的患有阳痿的男人被确认为有器质性病变，按性学家的一贯确信需要进行身体治疗，在当前也许最好是用刺激血管活性的药物，也就是用Viagra和它的仿制药物。翻阅一下《性研究杂志》（Journals of Sex Research），仍会像以前那样起一身鸡皮疙瘩，因为那些早已过时的他们或事件仍活生生地出现在其中——高尔顿和龙勃罗梭（Lombroso），施泰纳赫（Steinach）和克格尔（Kegel），提图斯珍珠（激素制剂——译者注），阴道的性高潮点，阴茎测量，关于同性恋的化学理论，意愿的实现和必要时的排除，无限多的基因，但没有给出任何对“思想、行为或方式”等有用的“米姆”（Meme）作为信息单位，到处都只是有机繁殖却没有心理方面的内容，比如没有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家庭小说”。其实当古代思想家思考亚里士多德政治的时候，已经站在一条更广阔的地平线上，已经把人思考为是一种政治动物（zoonpolitikon），是一种从人类学和道德意义上有着自然和文化双重意义的生命体。

那些没有任何自然哲学思想基础只有自然主义观点的性研究者，必须因为意识形态与自己立场的近距离，而与同样广泛流传并粗鲁的性学意见潮流，进行不断的争辩，这种粗鲁性学的关键词是：动物和土著民。这种从动物世界引申出我们的性的基本面貌的努力，是对任何一种有关人的科学的嘲笑，因为人作为一个种属，如果没有社会化的生活进程，甚至不会有自己的生物性存在。这种将我们的性欲性行为等同于所谓的土著民生活价值的努力，无疑是用一个棍子扼杀了迄今为止的一切启蒙成就（3章）。因为这种努力没有认识到，涉及人的权利和人的全部价值的性越轨，必须由道德、政治因而是社会做出认定，而这种认定恰恰就是天真的自然主义色情到人道的后果：政治机制能视情况而定，一会儿允许，一会儿禁止，但每次都借用正好适合自己意见和需要的某个自然辩护士的发现。性科学家们通过将自然和自然科学作为性科学的基础，宣告了自己政治上的破产。健康的民众感受和国家政治也就能不受干扰地决定，谁是一个具有完整价值的人，谁不是。

一种只是将所谓的性器官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和目标的性科学，无疑是在盲目操作。如同对吞咽的研究并不能建构一门营养学，因而对性反应的研究也不能构成一门性科学。因此，威廉·H.麦斯特（William H.Masters）和弗吉尼亚·E.约翰逊（Virginia E.Johnson）都只能算是半熟练的生理学家（1966；以及Sigusch，1970b）；也正因如此，他们在西方以及东方的世界里，都被看做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性学家。他们的声誉来自仇恨元物理的色情综合征，这最后一点也使当时东德的性科学家与美国的科学家有所联系，也正是这最后一点，才使人不易一眼就看出这种性科学是没有深刻思想的，因为正是他们最终决定了科学研究的进程。麦斯特和约翰逊关于心脏会在性交时跳动得更快些（谁没有想到呢？）的实验结果以及他们的所有生理研究，与他们关于由某些性腺刺激而成的“肌强直”和“血管充血”的理论一样，都是些含糊不清和空洞的总体标准，有着一种典型的忠诚于身体形态的思维。人体学家期望在人的每一种感受中，都能找出一种可测量的物质要素，最理想的是一种荷尔蒙或是某个刺激源，作为人的感受的生理基础：催产素能激发关注和性高潮，神经营养素能促成坠入爱河，血管加压素鼓励忠诚，p76NAP导致多人恋，e39rgt激发皮革拜物教等；对于其他的应用也有着一些明确定义的身体穴位，当前主要有C点、P点、A点、U点或G点——哈哈，我和大家开个玩笑。

27 一种无谓的寻找：绝对的因果关系

首先应该肯定，自然主义关于性欲和性行为的生理基础构想，通过解释遗传、荷尔蒙激素、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相互沟通和作用，至少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程度的综合性，只是它在这一综合中并没有丢失自己测量性物质的目标，用简单和感人的方式来概括某些被定义为障碍或病理的现象。其次便是它按19世纪传染病爆发的模式，从一个单一个体的躯体出发解释那些高度复杂、由心理和社会因素决定的性欲性行为的构成原因：性犯罪，是因为XYY基因变异；男同性恋，是因为在胎儿期大脑缺少雄激素；易性癖，是因为HY-抗原的不整合性——直到国际上最优秀的《性研究杂志》又一次不可修复地吹破这些肥皂泡（比较Sigusch，1992/1995，2005b，2007a，2011a；Herrn，2005）。

只是这类研究方法既不能加以劝阻也不能加以阻止，因为这是一种流行的认识论方法。与此相反，如果谁认为人比断头的青蛙有更多的可研究之处，那么他就只能在这些花费巨大代价和以科学热忱进行的科学研究中体验一种荒谬。但是显然简化复杂事物，寻找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也包括最终解决方案）的意志是如此强烈，即使一个不参与这类寻找原因或有害物质的人，也能颇有成效地确认这些研究的不精确和不合逻辑，以及其最后结果的不科学性。这就使得因果主义者成为真实的研究者，诠释主义者成为喋喋不休的空谈者，批判主义理论家成为意识形态者。

由于纯粹只是寻找直接的最后原因，无疑也就否定了对作为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和作为在人体学意义上的应对物理的寻找，因为这些关系的基础应当被确认为是有害的物质并作为孤立的要素加以清除。鉴于人体学—因果主义的应对物理研究不能放弃在理论上早就被克服了的所谓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基因与环境或原因与效应的相互关系，并且偏爱游离于规范的研究方向，它便不顾事物自身的逻辑，不去寻找异性恋的原因，而是如同弗洛伊德1910年在他的《性学三论》（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1905）第二版时就已抱怨的那样，只是“自然”地（我们的文化总还是认为“自然的”就是“社会的”）去寻找同性恋的原因。以肯定社会进步为主旨的性学与自然主义性学的矛盾，是断然的，但不是绝对的，因为它也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反面。特别是如果少数群体或性政治家们看到无法满足被歧视的少数群体亲属以理性主义的理由或一种富有人性与人为善的伦理而要求完整的人权的时候，那就要借助生物学了——似乎外在的自然从自身出发为人的自由和正义提供了标准，似乎它不是不自由（更正确些是：无自由）和不是不公正（更正确些是：无正义）的，因为这些范畴是根本不允许用来针对它自身的。

可是，肯定社会进步的性学家总是一再聚集在这类出于好意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悲观主义的口号之下；按其逻辑，这种或那种性行为，只是“人的性欲性行为的一种自然变异形态”。在一个主张自由和宽容的时代的公众性领域，因此就必须思考，有同性恋意向的人，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拥有完整的价值？如果天真的性学家在这类讨论中，让自己躲在有关性的这样一种自然本性之后，那他们为性偏离者争取作为人的完整价值的斗争已经宣告失败，因为这些性学家们已经部分地屈服于敌视少数群体的普遍意见，因为他们已经必须为此谢天谢地，如果那些性偏离者并不被证明是身体有病而只是一种偏爱性障碍，因为他们的对立面仍还不顾一切地总是将性偏离者身体的自然状态作为病理特征和作为争辩的话题，也因为这些性学家不愿正视那些歪曲和仇恨少数群体的社会和心理机制。鉴于性学家们将自然对象化，尽管这违背了他们自己所申诉的意图，但他们还是援助了自然科学对某种性欲性行为某种并不存在的原因的寻找。

28 一种分离的统一：躯体和心理

为了不导致误解，正是有关躯体和心理的这一关系（也如同从诊断和治疗的角度）需要我们再回忆一下，对于精神和物质、躯体和心灵或肌体和心理，虽然我们能够在理论上加以分离，但严格地说这只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因为它们在真实中是无法分离，相互不可分地交叉在一起的。“精神”构成“物质”的形式，“物质”也构成“精神”的形式。没有“灵魂”，我们根本无法感受我们的“躯体”；但没有“躯体”，我们的“灵魂”则是双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我们称之为“躯体”的，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灵魂”的，是对不可避免的感受和经验沉淀的一种特定积累。一个没有沉淀在灵魂中的躯体，是一个死的躯体。一个不体现在躯体中的灵魂，则是一个空洞的灵魂，如果用另一种神秘的方式表述它，则可以说它至多只是一颗来自天空的星体。我们的专业神秘主义将生物的分离于心理的，又将心理的分离于社会的，似乎文化个性化这种充满了裂缝的组成部分和层面永远无所不在，似乎人只是由这些分离和分裂构成。

在我们所处的新时代，哲学和科学继承了柏拉图分离精神与物质、躯体与灵魂的传统。笛卡儿对“精神”和“物质”在认识论上所做的众所周知的分割，就此开始了我们的现代化。我们能够隐藏建构自己独特的理性，我们的幸运经验被“客观化”，我们的科学能够就此翩翩然地从成就走向成就，使我们所有人都一下子不知所措。既出现了我们不想错过的令人豁然开朗的阐释，也有夺去了我们睡眠的掩盖真相的黑暗。当人们认识到，笛卡儿主义对精神和物质联结的切割，完全相同于以往所有的切割，哲学与科学便启动了一种反向运动。今天，话语分析、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试图再一次证明，批判哲学最晚自尼采以来已经认识到：笛卡儿主义的第一自然，按其真实性的程度来说，应当被看做是第二自然。

但在大多数性学家和自说自话的医学家的头脑中，仍还总是只有笛卡儿主义的切割，因为，这几乎是病态的，医学学习通常开始于用刀解剖尸体，结束于用电脑的断层扫描分解器官。在这两者之间学生们还偶然（这用不了多久，是吗？）了解到，躯体的疾病也可能影响到心理。但在实际工作中，曾经赋予他们自信的所学的这一切客体化知识，又有了导致他们不安全感的主体性。他们虽然每天都在经历经典物理正在走向谬误，事实往往与它关于同样的原因比如有同样效应的这一推测恰恰相反。但由于他们在学生时代对于早已驳倒这种等于式方程的现代模糊物理，只是偶尔或附带性地有所听说，他们也就更愿意坚守最后的笛卡儿主义的分子遗传假说。

鉴于这样的状况，就几乎不需要再因为将性障碍分别分为互不相干的躯体原因和心理原因而感到惊奇了。但在根本上，一切性障碍都既有躯体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因而也受制于文化和社会的原因（比较一种普遍发病机制的层面，见Sigusch，2007a和本书88章）。因此可以说，这样的划分只是出于务实和机器化的死板。之所以是务实，是因为无论认识论还是该学科自身或话语，都不能建构一条以综合思考为方向的轨道。之所以是机械性的死板，是因为这一学说认定，躯体结构中的特定缺陷必将自动导致特定的躯体过程的故障。但是让那些主张因果关系主义的性研究者如此着迷的这种生理—心理的因果复仇女神，总是只有当生物体活生生的进程被拆散或中止的时候，才能获得关键性的成功。也就是说，这种因果关系的方法，无非只是证明了如果割掉了阴茎，也就不可能再有阴茎的勃起。这只是按机械性的法则所进行的一种干预，而不是按一个生命体的各种条件的综合。使一个人失去性器官的灾祸和医学手术，除了能够“证明”人可能会失去自己的性器官，并没有证明比这更多的什么。同样前科学的是那种认为可以通过解剖或认知荷尔蒙分泌就能找出极端性欲性行为根源的意见，似乎将人想象成没有血肉没有双手、性的勃起不需肉体的并不只是一种念想，似乎人形成的那个时间点，并不是用手沾满了鲜血，似乎性的勃起并不多于一种单纯的条件反射——或是并不多于因果关系的假设。

富有临床经验的性科学家都懂得，不管是狭隘的生理学家的因果方程，还是心理分析家的方程式，都不能解决或解释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真实的情况是，如果缺乏性腺（比如通过阉割），如果躯体外表的性器官完全或部分的缺损（比如割除发育不全的阴茎，由于外伤或割除阴蒂），如果所谓的男性荷尔蒙的效用完全被抑制（比如由于抗雄激素的治疗），如果荷尔蒙完全失去了它的敏感性（由于所谓性分泌垂体的缺乏），如果被看做是交配或性源的中心神经区域遭到损害（比如通过一次立体定向的大脑手术），仍还是能有躯体的性反应和自然的性体验。即使从躯体的角度，作为肌肉神经紧张的一种特有释放的性高潮（如果将打一次喷嚏除外），并不与已有的存在或单一器官或器官系统的功能有关，并且根本不与性器官相关联（Sigusch，1970a）。各种极不相同的生理和心理的性刺激都能激发性高潮：比如没有身体接触的纯粹的性想象，对耳垂的单独刺激（如同金赛已经描述的那样），小女孩的憋尿，成年女性的洗发和吹风等。此外，经历过的刺激与物理性的反应在一种间断的关系中，也多少是彼此依存的。但是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躯体出现最强烈反应的那一刻，却没有激动的情感；在情感最激动的那一刻，却没有出现物理性的征象。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总是有一些病人，按客观的检查数据来说，本来应该是必然患有阳痿的，但他们却没有阳痿的症状表现。近年来的研究也终于认识到，检查的数据是一回事，是否真的阳痿又是一回事。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被描述为因糖尿病而遭受阴茎动脉严重堵塞的男人，事实上却并没有勃起困难。最后一个例子是有关学科划分的狭隘性：按照一个相应的研究，因为血管严重堵塞且患有阳痿的男人，仅仅通过病状的性辅导，几乎就有二分之一病人的症状得到全部或相当部分的改善（比较im Einzelnen Sigusch，2007a：96f）。

那些认为90%的性障碍产生于器质性病变的躯体论者对躯体的偏重，如同那些认为90%的性障碍受制于心理性病变的心理学家对心理的偏重，都必须予以反驳。他们都忽略了，所有的躯体障碍都需加以心理的承受，而所有的心理障碍都会加重躯体的负担，他们显然只是机械地构想了原因与效应的关系。由于在这种躯体形式的思考中，并没给个人留出位置，并且也由于只认同严峻的事实，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手术，也会遭到另一方的批评。但这里要避免的是自满情绪。没有一方拥有真理和人性，那么美国性学家爱说的生物力（Biological Force），自然就享有了理论和临床的优先地位。因此可以这么说，要想帮助病人，那么所有思想流派的代言人必须具有无限的耐心，首先是打破现有的一切，在他方如同在己方反对单一和隔离的思想诉求。只有这样，也许才能为患有性障碍的病人留出一个狭小的空间，由他“自己”决定，艾灸、心理分析或一次手术对他来说，哪个是更适合缓解他的痛苦的方法或手段。只有那些认为性活动似乎不需要人体的性研究者才会根本从高处俯视躯体生理性学家的研究工作。虽然这是有关身心的问题，但只有外科医生掌握了技术，才能帮助病人。在外科医生应当小心翼翼割掉肿瘤的地方，理论、理解和政治，都表现出它们的界限——这就是一切。如果他询问自己和询问那个病人，童年是怎么度过的，那他就会过度紧张，就会中断合同，从这一种技术转到另一种技术。性学工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指出了这一点并认识到其中的危险性，因为作为一个躯体生理专家的外科医生一方面必须按他专业的成熟技能来衡量他，但在躯体生理之外的技术方面却只是如同路边的一个普通外行人。鉴于那个躯体生理医学家用他专业的外科手术与病人对躯体形式的思考恰好重叠在一起，他就经常会出于职业本能运用唯一可能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来改善病人病状或痛苦。而且社会也普遍认为，宁可让一个有性问题的人成为一个精于自己专业的外科医生的手术对象，也要好过这个人成为一种可能的社会风险。一切对病人关于他的前因、个人倾向、情欲和瘾癖的询问，只会使大家感到迷惑；但是关于其身体状况的询问，则能使大家都感到安宁。

只是性医学在总体上却无法提供外科医学所提供的这种安宁，因为如不这样它就要被迫出卖自己以及研究个人人生经历的理论文集。文集和人生经历：即使是批判主义性科学也不能绕过肯定、隔绝和透视审查。如果说愿意理解病人病情的形成、发展过程和加剧或恶化的努力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么个背景下病人也有权要求医生虽然还不理解却能够以伟大的善意和高度的专业职能对待自己和自己的病情。

从理论上来说，躯体是情欲的肌体，但不是极度兴奋的肌体，因为躯体在总体上只有借助另一种不同于自己的力量才能超越自身：比如借助想象的力量，借助感受性高潮的神经系统。有着理论和政治意义的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和以哪一种方式，可以运用人的物理性特征来建构或稳固社会统治。鉴于男女两性的社会心理和政治不平等的训练和理由陈述，因而在整体上是如此全面也如此有所成效，一种两性差异的自然法则时至今日仍在无数人的意识中占有首要地位。一个妇女，从躯体外观到身体内部都是女性的身体特征，从荷尔蒙到染色体都没有任何生理偏离，因而整个躯体形态、全部化学分泌和所有遗传因子都是女性的；但尽管如此，仍有着一种内在的确定性，认为自己属于另一个性别，也就是认定自己是男性——这在今天被称为转性人或变性人，也就是性别反式认同或干脆简单地称为性别“转换”，这些都如同女人的生育幻想和男人的受孕幻想，都还没有被拢入现今风暴般的思想研究中去。

29 关于心理分析与性科学的相互关系

几个有关心理分析的假设，如：人并不带着已经建构完成的性本能冲动来到这个世界；儿童同样也是一种有着性本能冲动的生物；性在人的各个心理发展阶段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并在各个特定阶段的发展各有所不同；在所谓的性变态和并不显眼的性欲性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如此等等。这些假设在20世纪成为人们关于性知识的普遍精神财富。但近几十年来，国际心理分析的主要思潮，却从经典的弗洛伊德性理论尤其是从他的性本能冲动理论，转向关注他的其他一些理论和定理。今天的心理分析作为一门科学，已不像在它的创立时代那样是性理论研究的定音锤。它允许性的一种“发泄”（Paul Parin），在它庞大的具有可见性的理论体系中，肯定也在它对病人的治疗中，却有着某些不可见之处。但与此同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因其没有经过修正的清洁，是如今唯一存在的性心理分析，本来应该有能力在顾及性欲性行为结构转型的情况下，为欧美的文化制定出一种新的深层心理的性理论。尽管他在近期也曾采取过一些干预措施（30章），但它在它的主要理论中却回避了这一不可推卸的任务。

鉴于性科学，并且正是实践性的性科学，是为了理解人的困境和窘迫，因而关于潜意识和冲突的心理分析理论对它来说具有本质的意义（比较Sigusch，1984a；Quindeauund Sigusch，2005）。我无法说清的是，那些在总体上完全不承认心理分析有什么重要意义的美国和东欧的性科学，是怎样理解病人的冲突和主体的内心矛盾的。心理分析是如此应当珍惜，因为它严肃看待并试图理解作为个人的普通个人。它直至今天仍主要从多个方面把个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它不愿认可结构、认识方法、话语形式、绝对命令和客体都拥有既定的灵敏独立性，如同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那样。心理分析认为自己的观察和感受不仅是被植入在它之中，而且也还总是自动的。它和主体性学一样确信，个人将不断重新创造所谓的性，因而也拥有了某种恰好被称为性的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理论，至少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层面上进行过一些可信或合理的研究，即使是冈特·施密特（Gunter Schmidt，31章）引入欧洲参与讨论的一些美国科学家关于动机心理的理论，也没有心理分析研究所达到的可信和合理度。我们的文化在过去的时代，只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式从心理学理论的角度表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为了在这里避免说疑难或是两难的）关系，当然它直到最后也没有掩饰它所运用的生物物理学语言，尽管做了越界的尝试仍然被迫绑定在某种认识论上。但由于它能够尽可能全方位地面对一个人，从而召唤出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个人中心化的可靠时代。与此同时，它也从个人那里得到了比其他心理学手册可以想象的更多的经验。除此之外，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如同批判主义性科学，都有着令人鼓舞的保守精神。比如它坚持“长期持续的治疗”，因而反对以快速和效率为治疗信条的时代精神。

从心理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未经修饰的心理分析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几乎完全接近于批判主义性科学；它在个人的自身中发现了一个名为“超我”（Über-Ich）的机制，“超我”的功能是自觉地代表他律的社会规则、价值等；一个名为“本我”（Es）的机制，“本我”是失范于当前或早就拥有主导地位的社会规则、价值等完全源自自身的本能欲望；最后是一个名为“自我”（Ich）的机制，“自我”是自主地决定个人做些或允许做些什么，但自我的这种自主是一种能够轻易辨认的假定，是一种在主体自身中的矛盾，因为它所接受的规则、价值不是经由个人自己的思考，而只是服从于社会他律的要求。因此至少从这一点来看，弗洛伊德帮助社会既定规则在心理理论中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并强调在个人的自主中规则多于自主。但是，在他的个人理论中，非社会的与超个人的内容都各自占有相同的位置。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许多观点并没有经过修饰和纯化，因而对性科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理所当然，批判主义性科学也批判地面对心理分析，必须在理论上理解它和超越它。它既没有将自己的理论充分上升为社会理论和哲学，也几乎没有摆脱有机体和社会—实证的方式，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意味着它的理论必须被超越。而且它也不能将普通个人作为普遍性来理解，因为它没有任何一个关于社会的概念，也没有关于劳动和爱情的概念。没有一个社会批判的概念，必然导致它所解释的一切都将被平庸化和扭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富有影响的心理分析学家乔尔·威特波克（Joel Whitebook，2003：704f）试图通过将内化和升华等心理机制解释为“和解”的形式，即能够超越“主体—客体—二分法”的和解形式，从而将富裕西方国家的普通个人，在理论上建构成一个强大的、富有差异的、广泛的和灵活的自我。他在借鉴汉斯·勒瓦尔德（Hans Loewald，1986）早先的一些讨论的基础上，指责阿多诺没有“认真考虑升华这个概念”。阿多诺“陷入一种特定的历史境况中”，“这种境况阻止了他感受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观点。他对一个管理完全化世界的反感，以及他在市民社会文化中所看到的庸俗世风”（同上：705），使他不可能去发展一种“具有替代性、较少限制的自我整合形式”（同上：703）。拘泥于历史和屈服于自己的情感，阿多诺置那些和解形式于不顾，宣告了个人的终结。如果他不是如此激烈地予以拒绝，“那么他就能在一个认同传统严格整合的自我与一个酒神般消失的自我之间省去了声名狼藉的烦心选择，即那些应当是后现代为我们提供的选择”（同上：705）。我相信，阿多诺将在他的坟墓里被气得翻过身来（德国民间传说，如果晚辈违背了长辈的生前愿望，那个长辈就会在坟墓里气得翻过身来——译者注）。

从历史上看，心理分析是沿着潜意识与意识、内心想象与外部现实、结构与征象、体验与行为、潜伏与显现的差异而脱离了性学。夸张地说，肯定主义的心理分析家曾经和现在仍将为此感到高兴，如果所谓的多形—变态的基因只是存在于抽象中；但肯定主义的性学家却曾经和现在仍会感到着迷，如果性变态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心理分析家与性研究家的差异，令人不免回忆起所谓的异性恋与所谓的性变态的差异，因为心理分析只停留在想象中，而性研究则会直接加以观察或甚至进行实证。并且绝大多数性学家也不愿仅仅满足于把作为市民社会高度目标的主体自我理性描述为是不可通约的，如思考严谨的弗洛伊德学说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的弗洛伊德（1892/1893：15）就已看到人在自己深层心理一个类似阴影帝国的范围内，保存着自己“被抑制的意图”，这些被抑制的意图作为“一种没有意识到的存在”被暂时保存在这个阴影帝国中，“直到它在某一天或某个时刻作为一个幽灵或一个可怕的事件从这个阴影帝国向外冒了出来”。这类“阴暗的想象”，康德在研究想象时就已谈论过（1798：16），“这是些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又存在于我们之中的想象”；这类“幽灵”，马克思也在企图解释自己的拜（唯）物主义特征这个概念时提及过（1867）；但是弗洛伊德又进一步将崇高理想、自由意志和充满自信的理性作为阴暗想象和幽灵的对立面，而性研究学家伊万·布洛赫或阿尔伯特·莫尔（Albert Moll）则又进一步将崇高理想、自由意志和自信的理性贯穿在自己的全部理论中。按弗洛伊德的理论，市民社会的胜利进军，并不只是基于放弃本能冲动（虽然当代引领潮流的性学家们对此提出了指责），而是也同样需要压抑愿望和抑制思想。弗洛伊德（1917：11）的名言是，“那个自我并不是在他自己家中的主人”。弗洛伊德把这称之为是对人的自爱的第三次伤害，即继哥白尼的宇宙学和达尔文的生物学之后，由心理学所造成的对人的自爱的又一次伤害。传统的性学家像弗洛伊德那样很少意识到，阿多诺（1966）通过辨认出先验主体的无意识性，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第四种伤害；而与此同时福柯（1966/1971：462）也从“考古学”的角度下了赌注：“人将如同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人脸那样消失。”

在弗洛伊德之前，欧美的性学家已研究和写下的，可以在别处详细阅读（比较：Sigusch，2005/2006，2008a；Sigusch und Grau，2009），这里主要提及的是他们在弗洛伊德之后所做的研究，从力比多（libido），到性感区域和自慰，直到部分本能冲动、婴儿的性欲性行为、恋母情结、所谓的性变态，甚至越过了弗洛伊德直到经由保罗·曼特加扎（Paolo Mantegazza，比如：1873，1877，1893）认可女性性欲性行为；经由卡尔·海因里希·乌尔利克斯（比如：1864a，1864b）认可男人与男人的爱情。当代启蒙思想家看穿了意识的肤浅特性，打破了笛卡儿的传统，但又没有陷入一种与精神敌对的非理性主义之中；属于这类启蒙思想家的弗洛伊德无疑是个天才人物，他大笔一挥，结束了以往的性科学，以一种新型的平淡风格将其概括在一本只有83页的著作中（Freud，1905）。其中不仅有他最伟大和影响最深远的思想成就，而且也将一些直到那时似乎仍被看成是不可调解的对立面，如遗传与环境、生物学与心理学、心理功能与心理障碍、神经官能症与变态等都置放在了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之中。他以自己的人道主义和促进和平的行动，将正常与变态、道德与非道德、法律许可的与将受法律惩罚的事件结合起来——直到许多人最后终于明白，这一个如果没有另一个根本就无法想象。通过将婴儿恋、双性恋和变态恋等一些性欲性行为不是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扩展为心理—社会的行为，使得他那个时代的性学家们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这些性学家中，有的认为弗洛伊德的这些想法是“丑陋的”——比如亚瑟·克龙费尔德（Arthur Kronfeld）对弗洛伊德的“多形—变态基因”的看法。弗洛伊德所进行的性启蒙的结果是导致一帮可怕老人的人性化：哈尔曼（Haarmann）、贝托莱（Bàrthory）以及那位班主任瓦格纳（Wagner）现在都有潜能成为一切。其实弗洛伊德在有关性的研究的终端，并不如威廉·赖希走得那么远。赖希甚至已经思考到关于文化失性的问题，这就是说，性欲将会消失，人们愿意为有利于文化的发展而放弃性。

但这不仅使他的理论陷入冲突，也陷入了矛盾：一方面是性的解放，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更高的价值而应当压抑它。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公民的弗洛伊德更倾向于身体乐趣的一种平衡，认为一定程度的性满足是“不可或缺的”（1908a：151）。但是作为一个保守主义公民的弗洛伊德却又想把性趣导向理性，不管现在是以物种保存还是以文化为由，性的出现都只是为了服务于它们。他并不把本能冲动思考为“无目的的有目的性”（如康德所说），也不作为“无用的有用性”；他计算和物化它，让它起源于有着不祥之兆的固定源泉，把它引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派和理性的客观性和目的性。弗洛伊德因此自己无法决断，对本能冲动究竟应当是称赞还是谴责？显然他还在犹豫，应当做出怎样的决定：是放弃本能冲动，还是满足它？

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弗洛伊德的性理论。这就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并令我们思考，为什么他的理论是如此吸引我们？我个人认为，弗洛伊德理论成就的一个秘密，在于他的理论的双面性。弗洛伊德曾经是一个坚定的本质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建构主义者。中心概念的模糊性，有利于刺激人们的想象。他对力比多究竟理解多少？这里涉及的是有形机体性物质的分泌，还是刺激的一种抽象？他的本能冲动概念更倾向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这么个事实，即那个名叫弗洛伊德的研究者完全像个傻瓜在说话，写作时想象的是自己反正面对一群外行的读者，很少引用其他研究者的研究资料和成果，不给他们发言的机会，无论如何都避免实际上很通常和必要的争辩。在涉及性学家感到有燃眉之急的性形态改革问题上，不管是涉及一夫一妻制还是两性关系，弗洛伊德都很是保守。但他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自然科学研究者，更有影响效用的是作为他理论中心的物理性转换：梦、潜意识、本能、性爱、托斯（Thanatos，希腊神话中守护死亡的化身——译者注）等。他借助这些形而上的内容构想了一个充满矛盾、不可预测的神秘世界来对抗以往这个太过于理性的世界，以便能够跳出狭隘理性世界的局限性。这样的学说能够帮助人回忆起，这个世界有着比客观和话语的理性事实更多的内容；具有本能冲动和行动能力的人，并不一定都聚集在坏的普遍性之中。弗洛伊德晚期的理论定理召唤出一种思想的痛苦，这是克拉夫特·阿兵（Richard von Krafft-Ebing）和伊万·布洛赫的理论定理所不能给出的一种痛苦。但是肯定主义性学研究者能够并且今天仍然能够叙述和测量，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从没有简单地想到性爱。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去触及这个世界的睡觉问题。

当然，弗洛伊德也有他的盲点，其中最重要的盲点在于他对女性性欲和性行为的理解，这些是他个人和理论上的“黑暗大陆”。对于他的这个问题，洛曼（Lohmann，1998：116）说到点子上了：“弗洛伊德的著作完全是以父亲和阳具的名义（Jacques Lacan），写下了犹太父亲宗教和父权法的文字。”弗洛伊德长久以来对女性性欲和性意识的发展几乎毫无兴趣。即使他在1900年开始从事“多拉分析”（Dora-Analyse）之后的15年中，也没有一份关于女性病人的分析报告。直到1915年，他才提出了一份关于“一个女性狂想症病人案例”（Fall einer weiblichen Paranoia）、1919年一份关于“挨打幻想案例”（Fall von Schlagephantasien）和1920年一份关于“女性同性恋的案例”（Fall weiblicher Homosexualität）。但是直到1925年，他才在以《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所产生的一些心理影响》（Einige psychische Folgen des anatomischen Geschlechtsunterschieds）为名的文章中，总结了他以往的一些零星关注或结论，并在1931年发表的《关于女性的性欲性行为》（Über die weibliche Sexualität）的研究著作中，在1933年举办的以“女性”（Weiblichkeit）为题的第33次新的讲座中，在《精神分析概要》（Die Abrisses der PsychoanalyseAbrisses der Psychoanalyse，1938/1940）的第七章中重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尽管或正是他自己缺乏研究女性性欲性行为的兴趣，弗洛伊德经常抱怨在有关女性性生活研究中所笼罩着的黑暗，即使在他的概括性文章已经发布之后，他的抱怨之声仍没有随之消失。

他在1926年写道：“关于小女孩的性生活，我们知道得要比小男孩的少，但我们无须为这两者的差别感到羞愧，因为即使是成年女性的性生活对心理分析学来说也还是一片黑暗的大陆。”（1926：241）弗洛伊德通过心理分析把这片黑暗大陆展现在明处，但通过内在的话语解释，却又总是把它推回到父权制的黑暗中去。他所报道的许多观察，无疑受制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条件，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比如他说，女孩体验自己作为被阉割的不完全的男孩，女孩会遭受一场严重自恋的病害，因而自认“低人一等”，将自己看作“抗议式男性”反对阉割，成年后也不会发展出如同男性那样一种严格的超我。我思考，弗洛伊德在这里描述了父权制社会的生活关系在妇女心灵中的沉淀。因为如果女性在所有的社会机制中按上帝意愿和自然法则都被作为二等的卑贱的人，被表现、理解和概括为第二性，那么年轻姑娘和成年妇女在这种父权的专制下，怎么能够普遍体验和发展自己的性生活呢？

因此，对弗洛伊德的这种肯定父权制的态度，以及对他从描述个别现实案例便错误地推导出扭曲的理论普遍性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他从个别案例到普遍理论的推导中出现了两种严重的扭曲。第一个扭曲是弗洛伊德把男性作为他研究的模式，并以男性为一切事物的标准；第二个扭曲是他与此相应过度和普遍地高估了男性生殖器解剖学意义上的重要性，结果是又同样过度地低估了社会的重要性和他自己所猜测的女性恒常本质的变化性。弗洛伊德感觉到了，但却没有认识到，他那个时代的女性普遍遭遇到一种比对男人更严厉的方式不允许她们发展自己的主体地位。他对女性的特殊性差异的阐释与主张种属超验和社会惰性自然目的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保持了一致。作为第一个批判主义的性学家，并且直到今天我们的性学仍得益于他的思想突破的弗洛伊德，并没有能够对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父权制和性别歧视的话语进行反思和反应。尽管如他所写的那样，他那个时代在妇女中已经出现了“解放了的女性”（Freud，1918：176）和“在男人中也有女权主义者的存在”（Freud，1931：523），但他除了对此进行了心理解剖外，却没有再做任何其他的研究。如此一来，比如他也就只能认为在“阴茎嫉妒”背后隐藏的是“女性对男人充满敌意的辛酸，这种辛酸在两性的关系中从来都完全可以有所窥见，并且也是‘女性解放者’的努力以及这类文学作品的最显著的标志”（1918：176）。

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主义者对女性性意识的发展和女性特质，对文化女性及其性欲性行为的构思，即便它不再从男权的角度理解所谓阳具或所谓阴茎嫉妒，也应当完全予以推翻。还在弗洛伊德的有生之年，一些女性心理分析家们，比如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在1926年就有勇气反驳这位伟大的心理分析大师。有关这个问题，在今天也有一系列内容广泛且值得阅读的专业文稿。我想在这里提及一些许多年前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研究和著作，它们是玛丽·燕妮·舍尔菲（Mary Jane Sherfey）的《女性性欲性行为的进化和自然特质与心理分析理论的关系》（The evolution and nature of female sexuality in relation to psychoanalytic theory，1966），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心理分析和女权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1974），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尼尔森（Margarete Mitscherlich-Nielsen）的《心理分析和女性的性欲性行为》（Psychoanalyse und weibliche Sexualität，1975）以及《关于女性性心理发展的理论和问题》（Theorien und Probleme der psychosexuellen Entwicklung der Frau，1980），南希·J.霍多洛夫（Nancy J.Chodorow）的《母亲的再生产》（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1978），乌尔里克·施毛赫（Ulrike Schmauch）的《解剖和命运——关于早期性别社会化的心理分析》（Anatomie und Schicksal。Zur Psychoanalyse der frühen Geschlechtersozialisation，1987），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的《爱的纽带：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和统治的问题》（The bonds of love. Psychoanalysis，feminism，and the problem of domination，1988），克丽斯塔·罗德-达尔莎（Christa Rohde-Dachser）的《远征黑暗大陆》（Expedition in den dunklen Kontinent. Weiblichkeit im Diskurs der Psychoanalyse，1991），尤迪特·巴特勒的《作为物质的身体：关于性别的话语边界》（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1993），索尼娅·迪林（Sonja Düring）的《女性的性发展问题》（Probleme der weiblichen sexuellen Entwicklung，1996a/2007a），以及卡琳·弗拉克（Karin Flaake）的《心理分析》（Psychoanalyse，2000）。

虽然只要涉及关于“女性的性欲性行为”、“女性的特质”，或具有整个普遍意义的“文化女性”等问题时，弗洛伊德总不免屈服于主流的父权制话语，但是相对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思想家和性学家所屈服的其他话语，弗洛伊德的话语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反叛。比如他并不屈服于他那个时代被称为优生学的“种族繁殖”和种族“改善”的话语妄想。也正因如此，他不顾自己几十年的自然科学研究以及对布鲁克纳（Brückner）和梅涅特（Meynert），尤其是对作为数学家和性修复学家弗利斯（Flie）的尊敬和追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躯体形式的自然科学话语的制约。在当时，这需要一种极大的意志力，因为他的新话语具有一种偏离一切和推翻一切的实质，正如我们从新结构主义者和福柯那里已经学会懂得了这一点。感谢弗洛伊德对躯体话语的拒绝，因而心理分析直至今天仍然可支配一些如文化科学和哲学等的直觉推测。按传统哲学的话来说，心理分析的表意立场，与传统但日益成为当代性学的立场相反，正在成为主流规则；也就是说，它正在寻找能够解答一切悬疑，甚至能够将彼岸物理引入此岸物理的一种客观精确的科学。

30 一种心理性欲性行为理论的基本假设

按我的理解，批判主义的心理分析和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必须共同行动（比较Quindeau und Sigusch，2005），以便建立一门新的既以心理学理论又以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有关性欲性行为的社会心理学，这一学说不仅兼顾身体的反应、心理的需求和愿望以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和性别的识别认同，而且也包括有关可持续性的文化变迁（特别是请见本节38、92、95各章）和当前的一切主流话语。这之所以是必要的，因为使人成为性的生物（或现在已经不再是），并且也是弗洛伊德（1905）作为表述自己著名的性理论基础的那些团体的、文化的、社会的，因而也包括心理的状况，在这一百年里已部分地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值得关注的是，弗洛伊德（1908b：217f；Hervorh.V.S.）在他的《诗人与想象》（Der Dichter und das Phantasieren）中已经指出，想象或白日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更多的是偎依在不断变化的生活印象旁，在任何一个生活状况的摇晃中改变自己，从每个有效的新印象中感受一种所谓的‘时代特征’。想象与时代的这种关系，有其极重要的意义。人们就此可以说：一种想象似乎漂浮在三个时间中，即漂浮在由我们构想的三个时间要素之中。人的心灵活动联结着一种现实的印象，这是一种来自当前的诱因，它能够唤醒个人的伟大愿望，并以此为出发点去追溯一种早先的、大多是婴儿期经历的记忆，在追忆中满足了婴儿期的欲望之后，便又转向为自己创建一种面向未来的境况，作为表现满足自己欲望的框架，这就使得白日梦或想象从这时起便有了起源于诱因和对自身记忆的痕迹。也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通过这些连续的欲望就像一根线那样地被串联在一起了。”

有一些理论对弗洛伊德性理论所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修正和继续发展，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比如Dannecker，1975；Schmauch，1987，1993，1996a/2007a；Schuhrke，1991，1997；Mertens 1992，1994；Hoeltje，1996；Richter-Appelt，2000；Passett，2005a，2005b；Früh，2005；Dornes，2005；Kienbaum und Schuhrke，2010；Löchel und Menzner，2011；König，2012。这里也请比较本书70、71、87各章）。鉴于文化变迁的快速，一种新的性欲性行为，特别是关于婴儿性欲性行为的心理学，在未来不应当如继续发展弗洛伊德的理论那样，再用个一百年时间加以思考（比较：Dannecker und Katyenbach，2005；Quindeau und Sigusch，2005）。在2008年，心理分析家和社会学家伊尔卡·昆多（Ilka Quindeau）已经有勇气提交了《弗洛伊德之后的心理分析性理论》（Die psychoanalytische Sexualtheorie nach Freud），心理分析家海因茨·米勒-波茨（Heinz Müller-Pozzi）也发表了《一种针对我们时代性本能冲动的理论》（Eine Triebtheorie für unsere Zeit，2008）。

在关注弗洛伊德的同时，他们两人的文章也同时主要引用了让·拉普兰济（Jean Laplanche，1988）的理论，以便将主体互动的内容引进心理分析的本能冲动和发展学说中，以弥补诞生于进化论生物学阴影中的本能冲动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从其自然性上缺乏的主体互动内容。那种自19世纪以来被我们称为“性”的感觉，按拉普兰济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来自于成人向儿童所传递的“神秘信息”；也就是说，当这个孩子还根本不能理解和看出在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些什么事的时候，就已经被成人“引诱”成为一个性的生物。这个孩子与照料他的那个成人彼此便因各自都是性的生物而成为陌生人，并将终生保持这种陌生感。他们相互都无法知道对方的性是怎么回事，即使是花费一万个小时进行心理分析和心理咨询，也无法真实了解对方。这就不再令人奇怪，一方面被供养，另一方面又被出卖的孩子，为什么不只会在心里升腾起喜悦和幸福之感，而且也会在心里充满不乐意、痛楚、恐惧和厌恶。按拉普兰济的学说（2009：537），在婴儿性欲性行为的形成期，使其受到影响的并不是在（充满欲望的）母亲与接受她所传递信息的那个孩子之间的家庭（或亲戚）关系，而是儿童与那个照看者之间的年龄差距，受制于那个作为看护的长者有意识地向儿童释放出的那些多少有着象征性和可转译的信息，这些信息因为被压抑的性欲会不断重复出现从而遭到污染，因此也就被称为“神秘的信息”。

昆多（同上：22）先是回忆了拉普兰济的这一看法与弗洛伊德关于通常被“低估的诱惑的构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却强调，“直到让·拉普兰济后来的普遍诱惑理论，才包括了诱惑基本的社会化意义，以及决定每个人心理发展的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新的见解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拉普兰济把“这种诱惑境况并不归结为是一种遭受性侵的经历”，而是描述为“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一种常规化的普遍性结构”。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人的性欲性行为有着一种生物的基础和一种社会心理的形成过程。所谓的生物基础，比如就是前定的，即现有的大脑结构和感觉器官；社会意义上首先是儿童与其照看者之间的关系；而心理上的则是儿童关于社会心理的提问，以及成人对此的回答，更确切些说，就是沉淀在成人潜意识中和内心里的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正是通过这些影响，这个小孩无论如何在他的性成长期就已被成人性化了，并且日益独立于外界发生的事件和身体的直接接触，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了（也可能只是沉淀在身体和心灵之中的）性经验和想象；但他的这些经验和想象，按心理分析的学说，将在他以后的人生中通过一种后续的反思过程加以重新阐释，因此不能说这是一种有着直线形态的性化（也请比较：Bohleber，2011）。昆多始终将这种关联说成是一种“改写”，而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改写”是一个有着过多认知意味的范畴，它排除了物理和生理的维度。我思考，这里运用一个诸如“重新阐释”或“重新规则”，也许更确切些。这里的关键点是，成人给出的刺激孩子或是给孩子造成精神创伤的那些回答，是怎样被孩子用来阐释自己以后的人生经历和经验的——因而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心理分析和性科学不应当与自然或计算科学混淆起来。我思考，这也使我们明白，今天的发展心理学家关于“有学习能力”的婴儿的构想，应当参与到持续性地改善社会条件的话语中去，参与到塑造既自由又有责任感的公民的话语中去，以用来塑造能够自我决定未来，作为一个不屈服于或受制于他人与强权的主体的公民。多尔纳斯（Dornes，2005：123）写道：婴儿“绝不是非理智的，而是一个有理智的生物，他们是小波普尔（卡尔·波普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学哲学家——译者注），他们在偷听窥视，不断检验和测试这个世界的法则，并以此修正自己的期望和假设”。但事实上，兜着尿布的婴儿的所谓富有假设的研究精神，在国际学术界也被称为躺在婴儿床上的科学家（scientist in the crib），完完全全依赖于他人和对他有权限的人，即那些喂养他、照料他、用爱的关注维护他的生命或用仇恨结束他的生命的那些人。因此我也绝不会去追随昆多（同上：33）的提议，“鉴于心理分析理论研究的是关于主体、潜意识和性欲性行为的形成，那么心理分析的研究重点应当有一个根本性的转移，即从（正在形成的）主体的创伤转向他对他人的渴望”。我思考，儿童与成人的反应，渴望与伤害，这两个层面的两个方面都必须被考虑到，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如此努力追求的理论，也就未免太没有整合性或是说未免太简单了些。这也自然适用于整个事件所涉及的躯体方面，而昆多则恰恰一再忽略了身体的要素，似乎重要的性器官的相应发展并不与儿童与生俱来的神经系统的敏感性有关。顺便说说有关发展的问题，昆多、笛卡儿式的主体形成模式是：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被别人渴望。但这也同样是太简单了些，因为在充满渴望的这个美丽世界之中和之旁，还存在着一个充满了冷漠、仇恨和无辜遭遇抛弃的丑陋世界。

昆多偶尔会从拉普兰济的普遍诱惑理论回忆起弗洛伊德的诱惑理论，而我回想起了现代性学先驱者保罗·迈特戈扎，一名医生和人类学家，他在弗洛伊德之前已经对性做了很精确的研究。在他的研究工作中，自然也遇到了一些直到以后才被称为“儿童或婴儿性欲性行为”的问题。他在20世纪初期就偶尔也像一个心理分析家那样谈论这些问题：“我们在童年期最初几年所获得的最初印象，将在我们柔软的身体内留下深刻的印记，并被保存下来直到我们喘出最后一口气。”（Mantegazza，1877/1887：72）当然我也回想起弗洛伊德在《三篇论文》中所表达的一些观点，而正是这些观点可以看成是拉普兰济理论的出发点。弗洛伊德在《三篇论文》中曾如此写道：“儿童与他的照看者的交往，是为其性感区域带来性兴奋和性满足的一种源远流长永不止息的源泉。尤其是作为照看者——通常是母亲——也常以自己来自性生活的那些情感方式，如爱抚、亲吻和摇晃，来表现对孩子的爱，非常明显地将孩子作为对自己有着完整效应的性对象的一个替代物。母亲们一定会感到无比惊讶，如果人们向她们解释清楚，她们对孩子的这种柔情将唤醒自己孩子的性本能冲动，并且也通过这种性本能冲动给自己孩子以后人生中的性强烈度做了铺垫。”（Freud，1905：124）几十年后，弗洛伊德再次证实了他的观点（1938/1940：115）：“婴儿的照护者（通常是母亲）通过对孩子身体的照料，而成为（她）孩子的第一个引诱者。”因此，母亲（或照看者）“作为婴儿的第一个和最强烈的性对象，作为儿童以后生活中一切性爱关系的榜样，对男孩和女孩”都同样有着一种“唯一的、不可比拟的、确定整个人生的、无法改变的重要意义”。

但是我们现在回到这一尝试，即对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做一种负责任的继续推理和延续。米勒-波茨（2008：12）认为，弗洛伊德性本能冲动的理论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并“不是反动的，也许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些保守有些保留而已”。“我想阐释一下，”他写道，“我认为，性对象和自恋情结，如果脱离了性本能冲动和性欲性行为，在心理分析学上是不可想象的。”这听上去似乎让人感觉到，我们好像仍如以前那样，正处在一个弗洛伊德性理论的兴盛时代，而不是他理论的衰落期。我觉得这并不合时宜，如果一个心理分析家认为，婴儿的性欲性行为应当是心理分析“研究的核心”，因为这个核心连接了一切，没有这个核心，心理分析就不可避免地分裂为“性感区域心理学，（反思和批评性的）自我心理学（Ichpsychologie），客体对象关系心理学和（非反思性的）自身心理学（Selbstpsychologie）”，尽管“性本能冲动……仍然是这些关于心理冲突和各种不同阐释理论的中心点”。米勒-波茨的思考，可能在心理分析学的内部有其杰出的意义，因为他尝试将那些围绕性本能冲动的各种不同理论进行汇总或整合在一起。只是从性科学的角度来看，尽管他也提及了婴儿的照看者，但他关于性欲性行为的思考却仍忽略了现实的性别行为和性行为，以及已经出现在我们文化中的变革。我思考，通过性的平常化、非社会化和性的消失（关于性消失这个问题，这里只是简单提及一下，在后文中还会做详细阐释）等一系列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继续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弗洛伊德传统性理论无疑早晚都是必然的事。但是在米勒-波茨的理论中，竟然没有提及同性恋和其他一些被认为典型的反常性行为或易性癖，更不用说去讨论新型的性欲性行为、新型的性别和新型性关系的联盟了。他的文章只是解释了比如：“有着性本能冲动的自我”、“性别认同”或“自恋情结”。

如果那个极其智慧的弗洛伊德还活着，肯定已经很早就明确地改变了自己的理论。毕竟他在他的有生之年里总是在多种理论模式中不断移动。他的原始本能冲动一方面是“性的本能冲动”，但在另一方面又是“保存自我或自身的本能冲动”，他在后期又将这种自我保护本能冲动作为“力比多”，称为死亡本能的对立面。他把他对本能冲动的这类区分已经前瞻性地仅仅看成是一种有助于理解的纯粹结构，因而认为对这类结构的坚守不应超出它们应有的有效期。以此可以推论，虽然他原有的理论在他的时代无疑已经是够社会批判性的，但是如果弗洛伊德还活着，可能早就把在自我保存和自我提高意义上围绕自我和自身转的那些本能冲动置放在自己理论的中心了（这一点请参见有关性别自我认同和自慰的章节，本书40、92各章），那也就不需要再扭曲或歪曲自己正在描述和试图寻找出性规则的研究工作了。最终，他把诱因反思为是对本能冲动的一种唤醒。他“从心理分析发展史中得出结论，心理分析学研究的第一对象是神经官能症，并且是将移情神经官能症与癔症和强迫症归为同一类型的病症，而且认定在每种这类疾病的根源中都存在着一种性的要求与自我要求之间的冲突。但这至少还是可能的，在对其他神经性疾病……深入研究时，必要地改变这么一种研究模式，以便能够对原始本能冲动做出另一种类型的分类”（Freud，1915：216f）。除此之外，这些疾病自然（并总是包括社会）也可以不仅具有另外一种分量，不只是按主导心灵生活，也不再按被弗洛伊德在1915年称为“积极与消极”、“自我与外部世界”以及“乐趣与反感”这伟大的两极（同上：232）来对这些疾病进行划分，而且也能够加以进一步分化和扩增。用让·拉普兰济的话来说：“公平工作，绅士弗洛伊德！”因此可以想象的是，弗洛伊德发现了一种渴望，但其中的事实却不是对活生生的人的渴望，而是对没有生命的物的渴望，即那些永久和随时都能提供的，并被赞誉为奇妙的物品，直到它驱逐古老的性的渴望，就如今天的那些恋物癖（Objektophilen）那样（58章）。或者鉴于沉淀在心灵中被我称为Hylomatie的社会文化进程，弗洛伊德早就将托斯和他的死亡本能置放在他理论的中心了（17章）。无论如何，他都会感觉到人们对性本能冲动理论的普遍冷落，因而就此修正自己的理论。

米勒-波茨与昆多的区别在于，米勒-波茨面对这些令人惊讶的综合观察却能够不逾越心理分析关于性理论的界限，并令人欣喜地还为爱情和攻击提供了自己的思考；而昆多（同上：10，16）则更强调被我们描述为性的文化变迁，对注重解释性欲原始动力的心理分析有着一种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类有关性科学的研究，证明了一些“根本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已持久地撼动了心理分析学在这个领域内关于性与性别、性的愿望与想象、病态与正常的理论基础”。在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中，昆多看重的是其中的三个主要观点，这三个观点不仅富有创新意义，而且一如既往仍有着重要意义。它们是：“1.一种不再仅仅局限于性别的关于性的广义构想；2.一种非规范的但仍有着重要意义的观察角度，因而关注到在正常与变态、健康与病态之间的界限具有可变性；3.一种独特的关于婴儿性欲性行为的假设。”昆多在拉普兰济的意义上以诱惑和欲望为主题，用三个篇章阐述了男女性欲性行为中的性别差异，以及异性恋、同性恋和性变态的性别取向。她确信可以就此得出如下一些结论：“人的性欲在本质上起源于人生活于其中的一种社会境况”（同上：29），也就是说并不主要由于人的生理原因。鉴于力比多并不是一种性，她并“不想把性欲性行为区分为男人的和女人的”，而是将它理解为“是一种超越性别的（或男女共有的）性欲性行为”。这样的理解是必要的，以便能够恰当理解我着重强调的“性欲性行为与性别”的解离（同上：299，本书40章），并进而也能够对赖穆特·赖歇（1990）所提出的“表现在任何性欲性行为形式中，并也表现在单一个人和其关系中的性别张力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同上：213）。因此可以说，“阴茎式”与“感受式”的性快感和性满足，不仅仅是男人享受性的专利，它们同时也是女人享受性的模式。昆多最后拒绝（同上：225）“对性的模式用通常的规范加以等级层次化”，并试图从心理上将异性恋、同性恋与性变态构思为“是相同的性行为”。鉴于心理分析学在性欲性行为和性别问题上的评价中所出现的无数误差和病态化（我们也将在后面举出两例进行详细批判：本书71、87章），伊尔卡·昆多的评论主要是对因此而纠结的理智的一种安慰。另外她也证明了，思想大师弗洛伊德很少有这类问题，因为他的思考过于复杂，总是会出现一些令人惊讶的转折。问题的关键在过去和在今天仍然是，因为那些弗洛伊德的模仿者和他们的学术宗派只能接受引用些自己学科的知识和认知。

从我的观察角度来说，我认为在一种批判主义性理论的发展，并且尤其是在弗洛伊德性理论的发展中，可以思考的问题有：

——是否把儿童看做是“性的生物”（或者比如看做是“情欲生物”），以及是否如同研究他们的科学家所说的“婴儿性欲性行为”（或者比如说成是“婴儿的情欲”），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中，150多年来都对此有所争论。近几十年来，只要涉及有关儿童的性欲性行为，公众领域几乎只认为这就是对儿童的性侵、性虐和强奸。如果某个性研究者有勇气在公众领域公开站在论证婴儿也有性欲性行为的这一边（52章），那么他的那些友好同事就会劝阻他，千万不要再这样做。

——如果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已经有了确切的研究对象，比如儿童，另一种是还待构成的研究对象，比如婴儿的性欲性行为，那么理论自然就会表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在第一种情况下，儿童是研究的客体；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儿童则成了研究的主体。如果其中有一些研究者关注的是认知和功能范围，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更关注情感和潜意识幻想，那么研究的结果自然也会截然不同。要想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这两种不同方向的研究者就必须聚集在一起进行共同的研究，而这便需要以研究者的远见为前提条件，但研究者的这种远见至少在目前似乎还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出现。

——幼儿的所谓婴儿性欲性行为主要由身体的感受构成，而成人的性欲性行为则与其相反，主要由想象构成。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即成人的性欲性行为主要由向外伸展的想象构成，而儿童的性欲性行为则相反，由向内的表现构成。

——弗洛伊德关于青少年性欲在准自然状态阶段的发展（可分为口腔期、肛门期、阴茎期和生殖器期），已经遭到各个方面非常令人信服的质疑，尤其是从女权主义者和性科学家的方面。无论如何都并不存在一种独特和明确可识别的发展阶段，它受制于身体发展状况并多少只能是一些相互重叠的重点或模式。昆多（同上：62）强调，关于单一发展阶段或等级的构想，无疑是一种“误导，因为各种性快感和性满足的方式，并不相互取代，而是相互并存于终生，即使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意义和强度”。因此，不应再强调性欲性行为的发展阶段性，而应说是性的口腔化、肛门化，等等，以此类推。

——我们今天应当重新思考弗洛伊德一如既往仍然令人着迷的关于性变态身体基因的定理，并相应地改称为多性恋的能力，因为这里首先涉及的不再是遗传基因，并且也因为“变态”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一个最侮辱人的词。不再受文化强行压制的，是对被看做有着婴儿性欲性行为特征的多性恋的压抑和克服。但是因为弗洛伊德强调的双性恋状态只能表述性能力的一部分，因而在未来应当改称为典型的多性恋。

——所谓的性潜伏期阶段，已经被实验行为研究所否定。

——心理分析学关于在儿童性欲性行为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超越性别的“阴茎期”阶段的观点（虽然昆多也继续发展了这一观点）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不再被接受；因为它——无论如何对外行来说——将女性的性别置于男性之下。如果采用性对象的幻象化、性对象的客体选择或性对象的主体化等术语，可能会恰当许多。

——性的发展进程并不只限于一个或两个发展阶段，而至少是幼儿期、前发育期、发育期、青春期、成人期、更年期和老年期这七个阶段；并且如果考虑到人生和人的性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键点，专业治疗，标准化测试，防御机制心理和社会的出柜，试验、更换和回归阶段以及人的衰老过程，那么在人生的进程中那七个阶段在根本上甚至不免是多个阶段相互并存的。

——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一个姑娘想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就必须将主要的性刺激和性兴奋点从被看做是具有“男性”特征的阴蒂转移到被看做是女人特有的阴道。而男孩则不需要做这种主要性兴奋点的改变，只需按一定的模式表现自己的性欲和实施自己的性行为。弗洛伊德的这一构想是错误的。男人的性欲和性行为作为女性性欲和性行为的榜样模式，如今已不再被普遍接受。青少年由于性别形态和性能力所产生的恐惧和愿望，比如阉割焦虑、阴茎嫉妒、阴道嫉妒、生育嫉妒、穿透欲望，必须对此做更深入和详细的研究，并按性别文化和群体心理的关系，寻找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应表述性别特征的术语。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但主流科学家还没有参与其中。

——父亲、母亲和孩子的三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和心理的基本法则，以及作为潜意识的核心结构，由于单亲抚养或同性父母的增多，以及人类再生产的技术可能性，至少在文化上已遭到部分的质疑。

——所谓能够普遍观察到的特殊发展情结通过文化转型和去符号化，最近的50年来在它的结构中究竟是否和在怎样的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并在它的真实性中是否和在怎样的程度上出现了递减，也是必须加以研究的，比如恋母情结是心理分析的中心内容，但在族谱序列中展现的却是由文化演变而成的恋父情结。

——直系亲属的性关系在文化上仍一如既往被看做是乱伦而成为禁忌。在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乱伦性关系，将被作为对孩子的性虐待而遭受谴责，并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按昆多所说（同上：80），总是不断进入心理分析家视野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则几乎不再令人感兴趣（也请比较：Berkel，2006，2009）。2012年，德国和欧洲最高法院在一对生育了4个孩子的兄妹的爱情案例中，确认了这类性乱伦的总体罪责，以及判处这类案情不需确凿的论据，也不需考虑具体情况的特定性。

——异性恋、同性恋和变态性恋这三种不同的性对象关系，作为理论和临床的规则样式，已经在文化上被超越。心理分析学作为一门专业最终应当接受弗洛伊德在他那个时代给出的一段令人思考的评语：“精神分析研究，坚决抗拒那种把同性恋看成是一个特殊人群并把他们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去的尝试。精神分析学通过研究一些不同于常规的众所周知的性兴奋和性刺激点，因此也就懂得：所有人都可能会选择同性作为性对象，并也常常在潜意识里实施和完成这一选择。是的，与同性的那种力比多式情感的联结作为正常心灵生活的要素，并不低于其他性取向的情感，而且作为其受伤害的原因甚至更甚于异性恋的情感联结。心理分析学似乎更多的是从原始状态和早期历史中观察和独立选择性对象，如同童年时代那样平等自由地对待作为客体对象的男人和女人，从而把这些作为因受限制而向正常的一面或另一面如同倒置和逆向型的原始发展。因此，在心理分析的意义上，男人对女人的那种纯粹的性兴趣，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阐释的问题，并不因为化学吸引力的理由而成为一种理所当然。”（Freud，1905：44［一条1915年加上去的脚注］）异性恋、同性恋和变态性恋三位一体的组成部分与社会心理上的紧密联结，就像柏油和硫黄燃烧在一起。这类明确的性形态，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未免是多少有些随意的分配，并或多或少是解决沿着各主流文化产生的潜意识冲突的成功方案。没有一种文化的性形态比其他另一种文化的性形态更正常或更健全。所有性形态，也包括所谓的异性恋性形态，都可能进入一种病态的、需要治疗的发展中，因而不能再按以往的性生活或公开的性取向的标准分类，而是应当按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影响，尤其是要按强迫、癖好和暴力所造成的影响加以分类。丹内克尔和赖歇（1974：348）几十年前在他们的宏伟研究《那个普通的同性恋者》（Der gewöhnliche Homosexuelle）中就已说道：“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流的性本能冲动和性客体对象关系的整合形式，在我们的文化中被标示为‘正常的异性恋’，是对同性恋取向的一种结构性的压制，其结果无非就是在人的潜意识里构成一种对同性恋性取向的恐惧。将异性恋的性形态作为文化的主导模式，在病理学上是必要的。一种对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角色的强烈文化标识，一种从文化角度对性生殖器的过分强调和一种与此相应的从社会的角度对生理的其他性感区域的刻意忽略，以及一种潜在的有着同性恋色彩的男性彼此间的集体认同，都属于这类病理学。”从这个意义来说，并仅局限在这个意义上，丹内克尔和赖歇当时就提出了同性恋者的“集体神经官能症”这一说法，并以实验证明这是一种保护机制。

——按我的感觉，许多心理分析家对同性恋的性取向仍然一如既往持保留态度。直到今天，也只有较少一部分的精神分析家和运用精神分析思考的性科学家，不再从病理学的角度看待同性恋的发展。这些较少的心理分析家和性学家中有：丹内克尔（1975，1978/1991，1996a/2007a）、摩根泰勒（Morgenthaler，1980）、伊娃·S.普露达（Eva S.Poluda，1996a/2007a）、赖歇（2000b，2001）以及伊尔卡·昆多（2008）。事实上弗洛伊德（1920a：276，285）不仅提出了前面已经引用的评语，而且他当时对待一位18岁的同性恋女性病人的行为方式，也如同他已经生活在21世纪那样。他不顾女病人父亲的强求而终止了对病人的治疗，并声明这个女病人（其实在心理上）是健康的：“必须承认，即使是正常的性欲性行为也受一种性对象选择的限制，并且在总体上来说，要想将一个已经发展成形的同性恋者转变为一个异性恋者的努力，并不比要想把一个异性恋者改变为一个同性恋者有更多的前景和希望。只是人们对异性恋者出于充分的实际理由而从不要求改变其性取向而已。”除此之外：“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所有人的力比多都会终生在男性和女性的性客体对象之间徘徊和游荡。”今天的人们已经更加期望，但愿心理分析家和性医学家有勇气承认，即使是变性者也是心理健康的人。

——如果同性恋终于在理论和临床上有了与异性恋相同的地位，那么从经典的心理分析学来看，不仅存在着露阴癖、偷窥狂和性虐恋等“部分的性本能冲动”，而且也存在着一种同性恋的和一种异性恋的性本能冲动。

——强调性生殖器官作为性发育的目标和“性成熟”的标志，可以归因于人类繁殖延续的文化需要，这种需要曾存在于弗洛伊德思考的时代，但今天已经不再。弗洛伊德屈从于他那个时代的话语，虽然他比任何其他一个人都更清楚地知道，“人的性本能冲动最初根本不是以服务于生殖为目标，而是作为获得某些快感的方式”（Freud，1908a：151），也就是说，从他的角度来看，性的本能冲动是自恋、自慰和变态的。如果将性发育的也被称为婴儿生殖器阶段的所谓阴茎阶段以及所谓的性生殖器阶段作为性发育的主要阶段，那么所谓其他的性区域和性感官，其中也包括一些“所谓较低层次的性感官”（比较：Boller，1984；Etgeton 2005），也就都没有意义了。昆多（同上：89）对此提出质疑，“婴儿与成人的性欲性行为是否真的有着，如同弗洛伊德在关于两个发育阶段并因而主要与生殖器官相关联的论断中所强调的那种根本性的区别？”帕赛特（Passett，2005a：37）反驳了这个主要以性器官为标志的论断，认为人的性欲性行为的成因“并不是均质的，而是各不相同异质化的”。性在“根本上是变态的”，并且“它的本质是婴儿的性欲性行为”。它有着“一种不可终结的历史，并有着一种无目标的发展”。偶然的非功能的要素“在人的性欲性行为的构成中”，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就可以说：相对于成人性生殖器官的性欲性行为，并不存在一种自然的儿童式变态的性成熟。但是儿童通过与其他主体的相遇，却会形成一种在各个阶段有着不同重点的性人格以及有着性的个人特殊差异（11章）的发展。因此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躯体生理，而是人所处的文化和他周围的其他人是人的性发展的命运。

——心理分析理论漫不经心地忽略了除口腔和肛门性感受区域之外的，其他非生殖器区域和感官的性刺激和感受的潜能，尽管这些区域的性刺激和感受力度甚至能够超过性生殖器官的刺激和感受。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口腔和肛门，在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作为性感区域的同时，也应当加上触觉和动觉。除此之外，一些特定感受或身体刺激区域出现的发展优势，也能大幅度降低性生殖区域的性刺激和性意义的势能，我们能够比如从拜物主义或性虐的发展中看到这一点。心理分析学家和性科学家赫塔·里希特-阿佩尔特（Herta Richter-Appelt，2000：383）对此在她的批判中走得更远。她写道：“心理分析在自己的发展中，并没有对幼儿感受生殖器部位以及对幼儿躯体的触摸加以明确的反思。令人吃惊的是，触摸幼儿的生殖器以及在洗澡和换尿布时对裸体幼儿身体的触摸这些行为和感受在现代婴儿的研究中，居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多纳（Dorne，1993）所撰写的《有能力的婴儿》（Der kompetente Säugling）和安奇奥（Anzieu，1991）所撰写的《作为皮肤的自我》（Das Haut-Ich）等现代婴儿研究著作中，都存在有里希特-阿佩尔特所指出的欠缺。事实上，被他们疏忽的婴儿感受或感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通过这些感受和感觉，婴儿在出生的几天后就能辨认出母亲的声音。

——新生儿的性别，在我们的文化中仍然一如既往并几乎没有例外地按生母或接生人员的陈述而加以生理解剖学意义上和行政官方的认定：阴茎或阴道。但事实上，这在一方面便将过分依赖物理性的外部形态，而在另一方面从异性理论来说，新生儿也将在与照护人员的神态和情感交流中进入成为主体的过程；也就是说，这里特别是将与个体心理相适应的由生理给出的既定身体作为性别载体和将对其他个体持续的心理占领作为业已沉淀的性别生物。生物性基础并不能有效地决定一个人的性别所属性（请见比如给人深刻印象的Sonja Düring，1993）。另外，也不能把性别仅仅思考为性的能力，如同尤迪特·巴特勒（Judith Butler）也曾承认的那样（1997/2001）。除此之外，性别在人的一生中是会有所变化的。可以回忆一下，弗洛伊德（1905：121）曾经怎样就“体质性的双性恋”表述了自己批判主义的性观点：“既不能在心理分析上也不能在生理学的意义上，找到一个纯粹的男性或一个纯粹的女性。”鉴于人对自己被性别文化中所规定的特性和能力多少会有所掌握和发展的状况，可以说：所有的人在心理上都是性别混合生物。

——迄今为止，性器官在我们的理论中有着大不相同的表现。特别是男人的前列腺被看做是一个“黑暗的器官”，甚至是一个“凶恶的器官”，因为尽管通常有一些关于它作为体内性腺（比较比如：Deserno，2005）的思考，但是它首先是作为前列腺肿瘤进入人们的意识。而女人的阴道则更是可怕的未知（也请参见本书97章）。即使是医学工作者也经常并不知道，它是否有一层黏膜，它的神经系统是如何构成的，以及有些什么功能。昆多（同上：129）就此指出，阴道有着一种双重功能。它的一方面功能是接纳和性化，另一方面功能是去性化和排泄。“它因此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同时既是外化又是内化，既是刺激点又是再生产器官。”

——如果将男人的性看做是具有穿入和穿透力的，是积极活跃的，而把女人的性评定为是接受和接纳，是消极被动的，这是很短视的。这样的考虑来自古代日耳曼（在森林或田野实施）的粗鲁性交，在这类性交中，男人只需简单地把自己的阴茎插入女人的阴道，就算完事了。但其实在性交过程中，女人能够通过想象而比男人更积极活跃，比如能够用自己的阴道吞噬和吸吮阴茎，或者以其他的感觉器官，特别是用眼睛，“吞下”整个男人；而男人在这个时候只能被动地完全沉溺在他的触觉中；如此等等。在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男人和女人越是自然而然地有着自己独特的并被看成是男性或女性的性刺激和性满足模式，便越是能够成为更令人感兴趣的性和爱情伙伴。赖穆特·赖歇（1990：46）感受到既存在于女性也存在于男性之中的两性张力式的互补关系，他拒绝那种将性别简单划分为二和非此即彼的二元规范，并就此指出：“每个人的性别似乎都有两种不同的形态（双重性）。”我认为，在今天甚至已经能够这么说：每个人的性别都有许多种性别形态，有多少人存在就有多少种性别形态（多重性）。这也包括了通常登记为男性的那个男人可能比女人更女性化，而登记为女性的那个女人可能比男人更男性化。

——总是不断有人提出这么个问题：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来看，究竟有多少人实际参与了从外表看上去只是两个人的性活动？弗洛伊德在一封信里谈到是4个人，克恩贝格（Kernberg）说是6个人，昆多认为是12个人，这12个人是用潜意识的想象躺在床上，思考着“体质性”的双性恋并按恋母或恋父的性取向选择性对象。但是如果考虑到沉淀在潜意识中无数多少密切相关的那些人的影响，那么参与当事者两人性活动的潜在人数，就将是一个有着冒险性色彩的数字。

——经过一场详尽的讨论，米勒-波茨（Müller-Pozzi，同上：181）针对博莱波尔（Bohleber，2001）、克恩贝格（1997）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工作得出如下的结论：“心理分析学在进行侵犯、破坏、毁灭和仇恨的分析研究中，至今没有对攻击、复仇和报复做进一步的思考。”但这却是十分令人惊讶的，因为根本没有人对此有所质疑，即没有出于恼火、怒气和怨恨的攻击性情绪和行为方式，一种性活动便根本无法得以实施，一种性别也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把攻击和自信认定为本能冲动的一种特征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显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弗洛伊德则相反，他当时仍还在这两者之间徘徊。1920年，他在《超越快感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这一著作中，假设了生存和死亡的本能冲动，并将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Eros）作为生存的象征，死神（Thanatos）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后又给死亡的本能冲动加上了具有“毁灭或攻击的倾向”的特征——并且令人感兴趣的是，他把这些都写进了一本性科学的手册之中（Freudin：Marcus，1923：297）。在做了所有这一切没有相互关联的假设之后，弗洛伊德最后说：“经过长久的犹豫和摇摆，我们终于决定，只假定爱和毁灭这两种基本的本能冲动。”按弗洛伊德的见解：正是这两者的混合，以及它们的亲和与对抗的效应，造就了生命现象的斑斓多彩。这就极易出现如此的情况：“一种过分强烈的性攻击，会使那个爱恋者成为爱情的杀手；而一种较为低落的性攻击要素，又会使他害羞或性无能。”（同上）尽管有了这些明确的话语，但其中也只有“爱”的本能冲动获得一种被称为“力比多”（Libido）的能量，“毁灭”的本能冲动还在等待和期望被普遍认可的“死亡本能冲动”（Destrudo），但死亡本能又还在等待“忘却之水”（Lethe）。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一种关于爱情的心理分析理论，仍至多只是一些思想碎片或者说仍极其不完整，这种理论首先是由弗洛伊德（1921）以节制的性本能来反对放荡和永不满足的力比多对性客体的占用和反对被片刻的本能所占有而提出的。与此同时，这种理论也认为，在爱情中的一种责任没有童年的经验是不可想象的，攻击和仇恨并不一定导致一种爱情关系的终结，而且在爱情关系中那个遭受攻击的人并不一定疯狂地寻求报复。只有依靠这样的人生经历，爱情关系才有一种持存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提供安全系数的经验，那么只有类似毒瘾的滥交和近似精神病状态的共栖可作为替代选择。

——自慰，在今天应当被理解为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行为，这里特别要排除护理人员的参与。所谓自慰，无非是通过自己的决定，使自己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性自慰的对象，并且以自己的想象去寻找能给自己带来性兴奋的道路。尽管弗洛伊德将手淫作为自慰的主要手段，它在今天却似乎决定了性对象关系的成败。

——与心理分析学的教学内容相反，我们今天必须认定，在童年时代通过情感关系、性别关系和性关系的文化变迁在心灵中留下的印迹，是能够被消除或中性化的。这就是说，即使是在童年铸就的情感关系、性别认知和性渴望的基本模式，也会受制于历史的变迁，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这些心理模式不再如同弗洛伊德企图以“本能冲动的命运”这个概念所想表述的那样是一种不可逆的命运。否则，我们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中不仅仅只是走进一种爱情关系，而且也是建立一种越来越固定和负责任的爱情关系。

——只要思考一下以上提及的那些要素、层面和维度以及互动等，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人的性和性别认同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如果仅仅去援引一些转述的可把握的原因，那么我们对此的思考就会陷入歧途（27章）。我们对遗传因素的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迄今为止的理论完全高估了基因的效应。遗传特征在本质上是可变的。它在母亲的子宫里已经在按外部的状况，进行着自己独有的变化。同卵双胞胎就是这样带着不同的遗传特征来到了这个世界（比较：Genom Research，Juni 2012）——这是对迄今为止把基因的效用估计过高的一种明证。我们今天已经了解，最初的遗传基因特征将会在生命过程的基因后天突变中进入休眠或激励状态。生病或健康，便是其进入休眠或激励这两种不同状态的结果。

如果说，儿童的性欲性行为是成人性欲性行为的一种前模式，并且童年时代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躯体、心灵和社会的经验都已进入这一模式，那么我们不免要问：这些童年时代的并在成年后继续产生影响的早期经验，是在哪里和怎样被储存的？为了表示早期生活经历中的性感应和性化生活经验的浓密度，心理分析家运用了以手淫为主的想象（laufer，1980，也请比较：Reiche，2000a）或无意识的微点（Stoller，1979）的表述或术语。微点在情报工作的语言中，表示能够隐藏整本书文字的一个针头大小的隐秘点。社会学性学家加格农（Gagnon）和西蒙（Simon，1973）则运用了“脚本”（Skripten）这个术语（比较：im Einzelnen inklusive Kritik Lautmann，2002：179-203；Matthiesen，2007：54-61），这是一个并不能完全令人确信的表述，因为内含在象征和剧本背后的渴望冲动和本能冲动的特性，都将通过“脚本”这个术语而随之消失。而正是这类渴望冲动和本能冲动，决定了脚本与场景之间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个体心灵内部、人际交往和文化的区别。因此可以说，这些储存的草稿在人的一生中是可以不断被改写的。心理分析的性学家马尼（Money，1986）则运用了“爱的地图”（英语：Lovemaps，德语：Liebeslandkarten）这个术语，是一种较为恰当但又不太幸运的表述，因为它从心理结构和心理动力上主要涉及了性的刺激，而不是爱的情感。也许用“性的地图”的表述会更恰当些。从我的角度来看，也能运用“性渴望的基本模式”、“性的基质”、“性的模板”（在作为样板或前模式的意义上），或是“性的硬盘”这些表述，在当代如果能找出一个阴性词来加以表述，也许是最恰当的。

除此之外，美国性学家们一致认为，基质或硬盘等术语主要来自与性无关的词语，更确切地说，只是来自与个人的躯体、需求、关系和性别史相关的词语源泉。只有在进入青春发育期后，基质以及硬盘等术语才被性化，才有了性的意义，并且经由后续的生理的或文化的经验和断裂得以继续发展。令人感兴趣的还有性学家诗丽雅·马蒂森（Silja Matthiesen）的一些研究结果。她把脚本理论描述为是对作为美国主流性科学中自然主义的一种批判反应。她写道：“比如金赛等人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描述性欲和性行为的这种自然性（Kinseyetal，1948，1953），并把这种对行为方式的描述直接转换为一种基本的性存在方式的语言。对性的这样一种自然化，只能通过一种非历史的视野来加以追踪，而这种非历史视野则只有依靠如那种性高潮或那种性本能冲动等所谓的自然常数才是可能的。”（Matthiesen，2007：57）

31 欲望冲动、情欲或本能冲动？

“是什么在驱动着我们？”这是一个欧洲特有的问题。它暗示着一个我们应当解开的谜。在我们社会的性革命前，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饥饿和爱情。在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时代，他还曾在诗中写道：“从现在起，直到建筑爱的世界/因哲学而结合，/它有（自然的）驱动力/通过饥饿和爱。”从近距离观察，饥饿和爱这两者，一个是根本没有性本能冲动，另一个只能婉转地引申出一种可能的性本能冲动。一个一眼看上去就是一种生理心理的需求（尽管也需要文化），另一个则是一种可能的奉献，它有着与前者极不相同的表现和现实：博爱、慈爱、仁爱、普罗旺斯向贵妇人献殷勤的骑士、慈善、婚姻中的爱情、自由的爱情、在生命某个阶段的爱情、多人的爱情等。当性革命开始爆发的时候，出现了许多强调本能冲动和阐述这些本能冲动的学说，其中也包括一些社会形态操纵的理论或是以前就已出现的这类理论，进入了人们关注的中心：比如阿德勒关于社会努力追求权力的理论，舒尔茨-亨克（Schultz-Hencke）关于社会努力追求占有和效用的理论，或甚至追求有成效地完成（报酬）所要求的劳动，也就是亨德里克（Hendrick）所说的追求完美的本能冲动。如果原本就具有兼容性的本能冲动作为第一个被植根于那些无能为力的理论之中，并又在它们中塞进一种具有兼容性的权力，那么这些本能冲动也就第二次被剥夺了权力。如此这样，每种本能冲动的特征也包括那些特别神秘的本能冲动，都被按拜物主义化的社会时尚颠倒和驱赶了自身原有的一些不可解的、混乱和充满差异的冲动特征。如此这样，在个人行为和社会规范之间的每个正在中断的机制，都将遭到排除（Horkheimer und Adorno，1947/1969：30）。这样的理论只看重事实和这些事实的拜物主义特征以及它们特有的本质，允许一切都被僵化。自那以后，人们便说：“本能冲动就像迷信那样神秘”（同上）；自那以后，性本能冲动便成为黑暗、邪恶和非理性的代名词；自那以后，思想的突破和对本能冲动理论的突破，被同样看成是神经错乱，因为那些作为主流思想家的白痴们，在他们蹩脚的理论中不会有这种突破隔阂的神经错乱。

谁如果想与当代大多数性学家那样，以事实引导自己的研究，那么应当理解：不管有着多少异化和迷惑，仍以事实这个名称来称呼的事实，即那些使人陷入它的暴力中的事实，其实也是人自己的行动。即正是通过人的行动产生的事件或事情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事实”。但是由于“事实”有着一种外部的和外来要素的表象，并作为一种真实的事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由于事实一如既往与人的生活命运相连，因而事实的一切流动性和可变性就都被固定下来，一切不确定性都被归纳为同一种认同或认定。那些以直接事实为研究方向的性科学，不管是在德国、美国还是在俄罗斯，都会把无意图的事实假想为有一种意图在其中，因为他们中没人认识到，意图已经超越了系统。现代科学家对遗漏或甚至忽视数据的恐惧（这里特指不懈寻找导致一切心理—社会问题的器质性原因），在今天却与总是阻止我们从根本上偏离社会规则的机制重合在一起了。如同必须不断适应自然状态的市民理想，在今天已经没人严肃主张情欲关系的混乱。

那么因此就可以说，我们对此已有了适应今天这个时代的回答？或是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还需要一些如急迫的渴望、欲望或本能冲动的范畴吗？或是可以说，它们已不可逆地属于过去时代的观察、经验和认知框架了？

早在30多年前，我的朋友兼同事冈特·施密特（Gunter Schmidt）在美国一些性学家的思想的基础上写下了众多论文，并在其中主要表述了一个论断（但是对他的这一论断，我无法不加反驳地予以接受）。他的论断是：“关于性本能冲动的假设，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关于性欲性行为受本能冲动支配的解释模式，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其实就是社会对其成员性欲性行为的一种定义，而不是一种科学认知。”（Schmidt，1982：27，29）。施密特以一种称为“动机构想”的“替代选择”，取代了传统的被称为本能冲动的模式；但这里的问题是，他有时把这种动机构想解释为“追求情欲的意愿”，有时又解释为是“寻找情欲的模式”（Schmidt，1977：433；1983：3，31）。一种由惠伦（Whalen）发展的“双重模式”，也许更符合……“今天的科学研究事实”（Schmidt，1975：34；比较：Etgeton，1994）。这两种模式是：觉醒（arousal）和唤醒力（arousability）。施密特将这两者不加任何限制地用来表述“激动”和“可激动性”，并对它们做出了如下定义：“可激动性是相互和个人内心不断变动的意愿，即对一种外在的性吸引状态做出反应的意愿”；激动，“则是性受到刺激的一种瞬时状态，是可激动性和此时此刻外在于内心既定状态所产生的一种功用”（Schmidt，1983：3f）。

我的反对意见（Sigusch，1984c：4-13）是：由弗洛伊德传承给我们的“本能冲动”这个概念，包含了一种最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如果在它之前没有出现其他各个不同阶段的范畴，比如意识、主体、情欲、幸福、认知、理性、自由和爱情，性本能冲动这个概念便不会进入科学家的思考范围。在思想史中，本能冲动这个概念，既属于唯物主义也属于唯心主义的理念（如果暂且允许做如此刻板的区分的话）。这两个哲学流派中都有思想家赞同本能冲动（或一种模棱两可）的概念，但也都有人蔑视和嘲讽这个概念。相比较而言，在唯物主义者中确实较少有人蔑视和嘲讽本能冲动，因为任何一种唯物主义多少都承认自己是建立在感官知觉和自然本能的假设之上，也因为唯物主义者比唯心主义者更接近人的粗鲁需求。从本质上来说，本能冲动这个概念既不属于纯粹的唯物主义范畴，也不属于纯粹的唯心主义范畴。弗洛伊德（1915a：214）认为，“从生理的角度”来观察心理生活，本能冲动是“心理和生理之间的一个临界概念，……是心理承担起与生理相关的体力需求的一种平衡标准”。从纯粹的精神角度思考本能冲动，一旦脱离躯体的世界，脱离血和肉，任何一种有关本能冲动的概念都会趋向于糟糕的形而上学。因为如果完全忽略躯体的要素，也就是忽略阿多诺在他的讲座中所说的“唯物主义的物质精华”，不仅是把任何一种唯物主义都想象得过于短浅，而且也会使躯体的需求成为日常生活的议题，如同一切“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从纯粹的物质角度来思考本能冲动，任何有关本能冲动的概念就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也就不存在一种比这更好的关于正确生活的学说，就会成为趋向于自动的固定概念。它并不能教导我们自由和公正。

实质性的概念在哲学中总是有着它的对立概念，因此这个概念的问题也就是另一个概念的问题。施密特的动机概念中典型地缺少了那个与此对立的概念。这种片面的表述，已经不再能够反映出批判的思想。如果说拉丁语中的“本能”（motus）这个词也意味着（内心的）激动和振奋或昂起头，那么形成于中世纪并自那以后趋于消失的“动机”这个词今天正在畅通无阻地直接拥有了“目的”和“指导思想”的意义。那些现代的、几乎只有短暂持续性的表述，如“团体”或“成双成对”等，不能与认为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是幸福的幸福论，不能与享乐主义的情欲，也不能与肉欲进行富有意义的交融。而本能冲动这个概念则完全不同。这个词自16世纪以来从最狭义的词源意义上联结了经济和政治的生活，比如（在德语中）本能冲动是“Trieb”，而企业是“Betrieb”，销售是“Vertrieb”，轨道机动车是“Triebwagen”，发动机燃料或推进剂是“Treibstoff”，堕胎是“Abtreibung”，驱赶式的狩猎是“Treibjagd”，欲望冲动型罪犯（尤指性犯罪）是“Triebtäter”，等等。

从今天的语感和语言意识来看，“动机”的语义，完全适合进入动机心理学家关于指导思想、原因和目的等理论构思。让人联想到中世纪拉丁语“Motivum”这个词的“动机”的第四层含义，杜登（Duden）词典作为德语最权威的词典，只得运用另外一个词“Antrieb”（原动力）来加以解释，而这正是动机心理学家更愿意遗忘的一个词。这个在16世纪形成的词（“antreiben”在中高地德语中写成“anetiben”），也推动了“动词”（Verb）这个德语语法概念的形成（中高地德语为“triben”，古高地德语为“triban”，哥特语为“dreiban”，英语为“todrive”，瑞典语为“driva”），而德语作为动词名称的“Verb”在日耳曼语之外的任何语言中都没有与此对应的词。“推动”（Treiben）这个动词和“本能冲动”（Trieb）这个名词——实际上应写为“Treiben”，以前和今天的有些德语地区，仍有写成“Treiben”，比如“Treibendes Viehsoderdes Wildes”（牲口或野兽的野性本能），“Viehweg”（羊肠小道），“Trift”（牧场或放牧的通道）等，都经历了诸多的派生推导和综合转义。还比如在16世纪形成的“vertreiben”（驱赶）和“Vertrieb”（推销），在17世纪形成的“betreiben”（推动），在18世纪形成的“Betrieb”（企业或运转），“betriebsam”（忙碌），“Triebfeder”（发条或主弹簧），“Treibeis”（浮冰或流冰），“Treibhaus”（温室或暖房），“Treibjagd”（驱赶式围猎），在19世纪形成的“Triebwagen”（轨道机动车）——由自己的动力“Antrieb”推动行驶的轨道火车，以及“Treibriemen”（传动带），“Treibstoff”（燃料），“auftreiben”（膨胀或升高），“Auftrieb”（浮升力）等。除了18世纪的法国在法语中为“动机”这个词针对吸引眼球（迷人）的艺术品设计又赢得了“主题”（motif）的这一层意义外，自那以后围绕着“treiben”（推动）和“Trieb”（本能冲动）衍生出的都是些与经济和政治语言发展相关的词语。但是拉丁语的“motus”不只是仅有“动机”的含义，而且还有“激情”和“激动”的含义，在政治表述的意义上则是“振奋”、“起义”、“叛乱”和“推翻”，而这些在今天“动机”的词义中几乎完全消失了。因此在杜登词典中也把“诱因”（Anlass）作为唯一与动机相关的近义词。此外，我们也得知，“动机”同时也表示“最小的音乐元素单位”和“一个按邮票图案主题收集邮票的集邮者，是一个主题集邮者”。但“本能冲动”与“动机”却相反，它的相关近义词是激情、倾慕、破土冒芽和推进剂。谁“放纵”自己的“本能冲动”，按杜登所说，谁就是在放纵“性交”。但这几乎不可能是动机放纵或受动机激励的结果。围绕“本能冲动”的一些词，比如：本能冲动（Triebhaft，按杜登的解释它是兽性的、动物性的和性的，见词条：“性”），燃料（Triebstoff），性冲动犯罪者（Triebtäter，见词条：“罪犯”），机动车（Triebwagen，见词条：“火车头”），发动机（Triebwerk，见词条：“马达”）。人们因此能够看到，与动机不同的本能冲动究竟涉及些什么，并在往哪个方向延伸，比如在往动物、犯罪、运营、推销、围猎的方向延伸和发展，并且不要忘了，还有堕胎（Abtreibung）！杜登大词典只给人留下了一条植物学意义上的安慰：“本能冲动”（Trieb），也意味着刚刚破土冒出“嫩芽”；它也转义地表示了“植被的复苏”。

在各种不同思想的内容中，“本能冲动”这个概念经过几百年的演变，不免有了完全不同的对立概念。在与这些概念对立的同时，它赢得和失去了自己的实质。比如康德将肉欲与理解作为认知过程中的一对对立概念，叔本华则把世界归纳为意志和表现，尼采以酒神对质阿波罗，弗洛伊德区分了原发性和继发性的程序，在巴甫洛夫那里则是第1和第2信号系统，而彻头彻尾的现代理论则相反，试图以静止的状态来解释生命的这种充满了矛盾对立的过程。放弃实践的本体论化的纯粹理论，将责任委派给那些在本质上独断的机制和结构，与行动主义手挽手散布对理论的厌倦。如果大的哲学流派——不管它是从唯心还是从唯物的角度进行思考，一旦违背自己常常表达的意图，而坚持问题的同一性，那么自然就会站立在彻头彻尾的现代理论的这一边。谁正在唱着一首赞美本能冲动的颂歌，那他就必须万分小心，千万不要陷入坏的社会团体中去，因为可想而知的是，他将被一切“血与土地”的意识形态（即农业时代的意识形态，通常被认为是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根源——译者注）所缠绕，并且还有新的非理性主义的诱惑。与对心理分析进行修正或使之现代化的做法相反，弗洛伊德坚持问题的同一性。他曾是一个激进的启蒙家，并确信：人如果想改变自己，首先必须理解自己。他将人无法实现的那些愿望、被扼杀的渴望以及那些甚至被禁止的生活，都运送到一个规定的地点，他期望借助这个地方为人的艰难生活提供一种帮助，即提供一种警觉和希望。

这一切完全不同于今天流行着的对心理分析的一种辩护，我首先必须向弗洛伊德致以敬意，因为冈特·施密特只是简单地把他看成是一个生物学家、刺激唯能论者和压力系统论者。对施密特来说，弗洛伊德的本能冲动概念或他的其他概念，都没有一种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没有一种哲学或人类学的内容。施密特对本能冲动的构想只是人体学意义上的。也许他还可能想将人的其他一些生理匮乏状态（比如饥与渴）来取代性的本能冲动。除此之外，他怎么能够将有关性的生物条件的详细讨论作为他的论断的基础（1983：1）？事实上，施密特不只是在他最初的有关荷尔蒙和大脑的工作中做了最详细的研究。他指责弗洛伊德一生都在寻找一种性毒素，而且是一种来自人自身的性毒素。施密特于是便一层层、一步步地解构了所谓的性荷尔蒙，似乎这些性荷尔蒙并不就是心理和性生活的驱动力。其实他并没有多少资格可以谈论性荷尔蒙和性本能冲动。如果出现了性荷尔蒙这样的表述，也无非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高估——这是我从诺伯特·伯乐（Norbert Boller）那里学到的。荷尔蒙最终只有在其他的效应中才能对生殖器官产生影响，它与我们的性欲性行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完全没有关系。与此同时，施密特用一种所谓的快乐模型完善自己的理论。这个模型不仅有着霍尔特（Holt）通常的一种心理自我意识的特征，即以对快乐的期待或心理预期解释的性动机（同上：3），而且也有着哈迪（Hardy）通常的一种直接的自然性，即“寻找快乐的模型并不否定性欲性行为的生物基础。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着一种生理神经系统，是该模型的第一前提；这种神经系统使我们与身体的性感区和生殖器的接触、触摸和刺激会体验性高潮以及与此相关的情感诸如愉悦和快乐。这一神经系统证明了性的自身体验值的合理性，也就是性的‘自然’满足的基础”（同上；Hervorh.V.S.）。我们终于看到真相了：对施密特来说，人体器官、荷尔蒙和传递神经，不仅是自一些时期以来被称为性反应的生理过程——如同肠胃和酶对于消化过程那样——不可争辩的身体前提；它们不仅从自身证明了一种自我性体验的价值，而且也证明了大脑生理神经系统具有一种“自我思考”的价值。来自弗洛伊德情欲区域的快乐对施密特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性兴奋”则是“由人体器官的生理状态决定”的，但是“也”——这个“也”说明了一切——“由人生经验所决定”（同上）。在一件装饰着理性和社会的外套下，实际在人的本质起作用的却是表现为神灵显灵般的力量。

导致维多利亚人摇摆在痛苦情欲之间并对爱情神秘化的那个关键点，弗洛伊德认为是肉体的，因为本能冲动的侵袭“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源自于躯体的内部，人即使想逃避它也不会有所作为”（Freud，1915a：212）。因此，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一定程度的直接的性满足”，是“不可或缺的”（1908a：151）。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就会出现“神经质病态”的递增，或是社会就会导致那些“由于强壮的体质”而无法按社会要求“压抑自己本能冲动”的人，成为“罪犯”，成为“为非作歹者”，“只要这些人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或优秀才能，使自己成为伟人或英雄”（同上：150，157）。在关于普通市民沉迷于他们利己主义行为的问题上，弗洛伊德坚持人享受自己身体的乐趣和人性的权利：“但是人最终还是必须要开始爱”（Freud，1914：151）。弗洛伊德是一个不屈不挠的生理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在他的学说中，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交融在一起；弗洛伊德又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心理学家，他追踪到了个人遭遇性束缚过程的踪迹，并为性释放提供了一个过冬的场所，在这个过冬的场所，不再有任何禁忌或是不必像往常那样必须为此承担什么后果，他在主体的自身中为人准备了这么一个庇护所。

但正是弗洛伊德的这些思想在那些淡化意识与潜意识差别或甚至干脆否认这一区别的动机心理学家那里，丝毫没有获得重视。动机是一种表述，是表述了一切或是能够一切与行动相关的目的，即通常在人的意识中构思的行为目的，比如满足天性、心理需求和兴趣等带有人的内心情感的一些行为的目的。与本能冲动这个概念相比，动机这一表述就显得毫无血色，倾向于随意的多义性和空洞，是一个有着明确定义概念的反义词。动机将本能冲动和它的无能为力这两者约定俗成为瘾癖行为和意愿，以便不必去深入和详细思索这两者，或甚至完全跳过它们。作为先行者的奥德赛，就是在经历了许多对人来说必然是无比恐怖的事件之后，“才被创造成一个有着对人的认同、有着行动目的和有着男人特性的自我”。当他行船经过以美妙歌声诱杀海员的半人半鸟的海妖时，他用蜡塞住同行者的耳朵，因为“他们必须不受诱惑地用全身力量划船向前行驶”。他们“顽强地”将不被诱惑的本能冲动升华为“格外的努力”：“他们就是这样将本能冲动付之于实际行动”。虽然奥德赛自己听到了那诱惑的歌声，“却因为已将自己绑在了桅杆上而无法因为诱惑而离开正在行驶的船”。鉴于这么个神话、自律和劳作的纠结，人们也可以说：“每个人在童年时代”经历的快感、现实和禁忌，都会在他的内心“留下痕迹”（Horkheimer und Adorno，1947/1969：32 ff）。弗洛伊德的学说，并不是预言和驯服这些与生俱来的情感和固有动机的一个抑制性“模型”。

但弗洛伊德也如同奥德赛时刻在为反抗自己本能冲动做着挣扎的普通人，想将自己的情欲置于理性之下，不管是为了物种保存还是涉及文化，情欲都应当为它们服务。他并不认为本能冲动是“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康德）和没有利益的实用性；通过设想本能冲动有着一个不祥的固定根源，并通过将本能冲动引向和链接在那些被认为是规矩体面和合乎理性的客体和目标上，弗洛伊德计算和客体化了本能冲动。究竟是应当赞誉本能冲动，还是应当谴责它，弗洛伊德不知该如何做出这个决定。如果说应当赞誉它，那是因为本能冲动造就了进步；如果说应当谴责它，那是因为本能冲动的自身隐含着危险。是放弃本能冲动还是满足本能冲动？在应当做出决定的关键点上，他采取了开放的态度。但是这一开放态度，在他理论中的这种自相矛盾，并不是他个人的一种前后不一致性。这种自相矛盾正是在整个的双重中，才有了它现实的基础（Fundamentuninre）。另外，这把双刃剑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驱赶对本能冲动的赞誉（或谴责）。如果说弗洛伊德也倾向于将那些大众化了的并在不断消失的概念作为人类学持续不变的概念，那他却通过在爱神和死神形态中出现的情欲与幸福、痛苦与折磨、开端和终结等概念，解释了迄今为止和未来的人类。他的快乐原则令人看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现实原则，没有任何社会的现实是与他的快乐原则相和谐的，在弗洛伊德所解释的快乐原则中，肉体不只是一个痛苦和堕落的载体，它也是一个感受和传递快乐的器官，并且它自身就可以转换成乐趣的源泉，并还在其中隐藏着自身的躯体乐趣，虽然人们通常只是把对这些乐趣的感受集中在生殖器官的区域。弗洛伊德的乐趣作为较低层次的天堂，无疑是作为中间层次的地狱般的雇佣劳动的对立模式。悲剧性的和始终如一的，他总是不断地牺牲或放弃了它。

对于这个乐趣问题，那些动机心理学家却运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动机这个概念中，性丧失了它的爆发力，它不再与紧张、爆炸和突破有所关联；它只是如同人的许多动机中的一个动机。曾经有着决定生和死的力量，由于被解释成只是一般的意愿而得以平缓，变得苍白无力、无形无息，被剥夺了实质和迷惑力。由婴儿快乐的吸吮和母亲的爱意所唤醒的那些市民阶层的爱的乌托邦，在现代心理学关于动机的模型中，再也没有了它应有的位置。那些被作为混乱和变态的、反市民社会秩序和不正派的行为，被加上了公约性。物化的王国被一直扩展到它的对立面，性学家们也被从他们研究对象的深渊和不确定性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就像摄影师那样在寻找作为主题的动机：一会儿是类人猿，一会儿是爱斯基摩人，一会儿是大学生，一会儿是工人，一会儿是体内的阴道，一会儿又是外部的生殖器。如果想坚持历来被贬低并且这里不仅涉及一种黑暗或一种走向光明的力量的性本能冲动，那就成了纯粹逆反的意识形态。可以确定的是：那些反叛者还没有完全被制伏，那些倒错的行为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正常之中，有着性本能冲动和性能力的人还没有完全在性的坏的普遍性中得以升华。不顾试图协调这一切并使之功能化的努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这些重合和协调，必须坚守个人与社会的差异性，不只是因为人已经每天都在遭受最可怕的性本能冲动的煎熬，而且也因为即使是最适应社会最能克制自己的人也有着自己的感受和想象。但是“肯定主义”的性学研究者并不愿意去感知这一切。

思想的父亲有着怎样的愿望，愿望的父亲就会有怎样的思想。我们也许最好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施密特关于性的欲望和性的经验也能够来自与性无关的动机，他的陈述展现了从侯爵德·萨德（deSade，按维基百科介绍，全名为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是一位法国贵族和一系列色情和哲学书籍的作者，他尤其以所描写的色情幻想和他所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以他姓氏命名的“萨德主义”是性虐恋的一个代名词——译者注）到尼采的思想发展过程。如果把本能冲动、情感，即那些根本就是人的心灵的生活归入非理性的世界，那么就是说人的心灵生活受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所操纵，这就如同今天赞同把人和自然毁灭机制中的非理性（但并不是非现实）的机制归入理性世界那样。本能冲动并不驱动人，而是生活在驱使人去做些什么；不是生活在生活，而是本能冲动在生活。本能冲动是一种直接性，它的媒介效用在于它通过社会与个人的生活，帮助那些仅仅写在纸上的如躯体、心理、社会等要素解开其与作为机体性的本能强度、身体性刺激、过去的回忆或与其社会角色相应的装模作样的行为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动物不同，人类并不把自己由本能所驱使的行为，看作一种与生俱来的完整或完美的行为。本能冲动媒介的直接性，并不拥有普遍性的意义，也不具备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质性，即不是基于自身并能够从自身出发构建人的生活的力量。就此能够说：本能冲动的自然要素，并不能以社会生产的方式方法溶解在自一段时间以来被我们称为“性”的事物之中。但是如我们已经认知的那样，建立在异化之上的快乐，依赖于禁忌、挫折和恐惧。它不是自然的。它要寻找的是一些折中的方法，它需要的是有所节制，有些活动余地，它既不愿只有“恒常不变的对象”也不愿放弃承诺，它在与孤独的联盟中寻找一条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路。这在今天，如我们已经听说的那样，叫作：性的自由化，也就是在变动中的不变，敌视享乐的享乐，未绑定的联盟，不受忠诚义务制约的忠诚。一种将这样的事实行为和这种口号同时贯彻在同一种性学理论中的性学研究，并不能提供反抗暴虐和事实幽灵的力量，充其量只能是面对这些绝对优势而缴械投降。这种性学研究无疑只能是与那些事实的自然形态缔结理论上的和平。

“我们的构思，”施密特（1983：35）写道，“是表述那些我们称为性自由化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是如此广泛地将性从其所遭受的迫害、禁止、道德约束、限制、遗弃、恐惧和罪恶感中解放了出来，因而为“性”呼唤出了一种不再有害、充满和平、令人安宁的，但也不再神秘的特征（同上）。用这种方法帮助性摆脱那个永远有着潜在破坏性的本能，华丽转身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一种具有“适应和调整能力”（同上：36）的力量，这就是寻找快乐的动机。但至少性因此变得“更自由”和“更宽容”了（同上：35），它现在有了那么一些悲观，那么一些包容，也有了那么一些平和，也就不需再提自由的辩证法了。连接着时代精神并融合了一切的一种性欲性行为模式，有着本能冲动与意识的相互认同，即使是启蒙意图也在这种模式中走向实证主义。现在统治它的只是事实的幽灵的笼罩。黑格尔（1807：416）也终于能够在那个被他看做是启蒙成果的队伍中问候我们：“如同对人有用的一切，人也同样决心使自己成为这个队伍中对大家普遍有益和有用的成员。他给自己多少关心，也必须给予别人多少关心，他给予别人其实也就是给予自己；好人有好报。但他有权按自己的处境处理这些事务。他帮助别人，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虽然这种已经准备好了和正在准备的意愿，可能总是破碎在由于光亮和黑暗交替而使那个具有普遍性的表象变得虚弱的地方，即在幻象和反思中，在本能冲动和梦想中。

简而言之，我曾经写过众多“对本能冲动的赞誉”，今天我仍能对它再添加许多赞誉。因为如果没有本能冲动的理论或一种介于躯体和心理之间的理论，那么性欲性行为对我们来说，无疑就会像我们今天的文化对它所假设的那般乏味，即它就会是肤浅的，几乎是兽性的，如同排泄大小便那样只是机体的生理条件反射，但它无论如何又都是一种算计的行为。而事实上，它缺少高深莫测、异常神秘、不可算计、反规范、富有幻想、在自身中蕴含着冲突和矛盾——就此归纳为一句话：它具有唯一性，它是唯一的。在这里我并不想否认，冈特·施密特关于本能冲动这个概念的意见中也有他的正确之处，比如他认为本能冲动这个概念有着明显的重男轻女的结构性特点，这无疑是正确的。对此，我也有与他相同的想法。本能冲动这个概念确实受到了父权主义思想较为强烈的浸渍，作为一种批判主义的性理论，绝对不能忽视这一点。也正是首先基于这个理由，几十年来我一直不断在思考，是否能够以另一个诸如欲望冲动、情欲或渴望这样的概念取代那个古老的性本能冲动概念，以便更确切地反映当今的文化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内化在它们之中的生理、心理的沉淀。

当心理分析家和性学家沃尔夫冈·伯纳（Wolfgang Berner，2000：62 f）对我与施密特（也请比较：Schmidt，1948b；Schmidt und Briken，2010）关于当前生物神经和心理分析研究中的一些本能直觉模式，“动机”和“动机总和之值”，如力比多和自我毁灭以及依附和迷恋等做深入慎重思考的时候，正是我偏爱运用欲望冲动或刺激冲动这些概念的时期。这两个概念几乎没有过去时代遗留的不良印象，表述了传统的本能冲动概念中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兼顾了当今文化中普通个人的心理状态。另外，弗洛伊德（1915a：214f）也运用了一些与本能冲动这个概念有关的术语，称为本能冲动的欲望冲动，目标，客体对象和源泉等：“人们将一种本能冲动的欲望冲动，理解为是动机的原因，力量的总和或它所表现出来的行动意愿的强度。冲动的急迫性特征是一种本能冲动的普遍特性，也就是本能冲动的本质。任何一种本能冲动都是人的一种活动；如果人们以随意的方式谈论起被动的本能冲动，无非是认为作为本能冲动有着一个被动的目标。”在弗洛伊德发表这一论断85年之后的今天，我正在研究比如区分冲动的各种不同功能：1.追求生存的冲动。它保障了“婴幼儿”（Helmuth Plessner）得到其父母或其他照料人员对其生理和心理生存护理的关注。2.要求排泄的冲动。它能够帮助消除身体和心理的紧张压力，它的强度决定了生物进程的早期、生育期和后生育期的发展（关键词：如多巴胺那样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媒介）和个人—互动沉淀（关键词：冲突和非冲突性的吸引力），并将这一切铸刻为个人的生活模式。3.追求社会性的冲动。它帮助人类克服对自身来说几乎致命的心理孤独和社会隔离。4.追求自我价值的冲动。用以填补自尊的空白点。这种冲动，从生物学上来看，导致一种生育的冲动，从心理学上来看，则是一种生育愿望。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一点上，我赞成赖穆特·赖歇的观点），这种冲动使人的性别与爱情生活中的性和生殖领域产生相互依存，不管在集体和个人潜意识中有着多大的文化差异，并且也独立于具体实践和具体性别关系的方式方法。这就是说，即使是两个女人或两个男人或人与动物相互交媾，也是表现了这种冲动的趋向，这种冲动有时甚至会转换进入人的潜意识中，比如所谓的性变态或性反常；有时也变得极不可忽视，比如一对异性或同性恋的夫妻，他们最大的愿望无非是想要个孩子，为了实现这个本能冲动的愿望，他们不仅愿意忍受千辛万苦，甚至不惜反对生理的自然前提创造条件来满足自己的愿望。

在当今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仅仅从性的角度局限地理解这种带来激情的冲动。如今的冲动——冈特·施密特在几十年前就已感觉到了这一点——主要来自于商品和消费世界的刺激和诱惑。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以及这一事实，即来自普通个人具体的当代社会，是通过作为各个“刺激寻求者”（Zygmunt Bauman）客体不可辩驳的效用而构成它自身的，那么传统的性本能冲动这个概念，同时也包括性欲望冲动这个概念就都要退居到舞台的背后去了。同样处在舞台背后的还有一些传统批判的矛盾，主要是围绕着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快乐原则与无聊倦怠、本能与直觉等一些对立概念，但由于在第一次性革命中被理解为本能冲动的性的效应以及它的象征意义和身体意义的重要性都达到了极度膨胀，因此这些概念除了其他一些原因外，也在一种普遍的理论转换中达到了自己的高潮，即也因此获得了其理论的重要意义。今天站在理论前沿的是还有待描述的有关性的去戏剧化和平庸化的问题，以及主要是不断搅动个人的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不是在唤醒个人的性需求，而是试图将个人的性需求绑定在商品或文化习俗上。因此也就不必感到奇怪的是：通过将传统意义上有着普遍禁忌压力和个人羞耻感的对性本能冲动的追求，压抑进潜意识中去而使之不再站立在中心地位的方式，冲动的刺激不仅有了象征性的意义，而且也在极大程度上可体验和可观察地附着在死的物之上了，死的物也就因此而有了生命的活力（16、17、58各章）。

不用奇怪的还有，不是去完善性本能冲动和欲望冲动的一些用词如贪婪和情欲（但不是渴望，因为渴望太偏向于力比多这个其实并无大碍的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性行为破坏性和攻击性的一面。有着相似遭遇的还有原始性欲性行为（Protosexualität）这个词，实际上它的内涵明确针对的是文化和社会的性模式。与原始性欲性行为相比，情欲这个词是一个在身体的冲动和需求、社会心理的愿望和渴望与社会的贪婪之间的一个临界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变得贪婪，一种对人和死的物（即所谓的商品）的贪婪。一方面是对人的性的占用，另一方面是对物，即商品的占用，这两者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能的主要驱动力。谁不这么去发展自己，谁就会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走向灭亡。今天，无数男女在互联网上寻找闲聊的对象，以从中获得刺激，却并没有传统的经由一种性高潮作为性满足的趋向。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社会网恋中的电子—性（64章）是模棱两可的：全天候每时每刻地寻找和收集刺激，却又没有最终的结果。我们假设，如果社会成员都能在邻近处得到自己最必需的一切，他们满足自己已拥有的一切，不再有其他的渴望并就此而有一种安宁，那么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就会因此遭到崩溃。所以说，贪婪有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效用。鉴于如此这样的状况，欲望这个词比欲望冲动就更合适些，因为冲动这个词更多地被罩上了表达日常生活那一面的意义，并通过日常生活而简约化了；那就变成男人和女人只想排泄尿便。

但是经过长久的思考和斟酌，本能冲动这个概念击败了其他具有严肃竞争力的词语或概念，重又赢得了我的重视。它之所以重又赢得重视，因为我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概念来表现人特有的整个生命进程，表述人最初和最根本的生长期在心灵、身体中的沉淀，也就是深植于人的心理和躯体之中并逐渐成为结构的一种能量，要想表现人与动物的差异，是不可想象的；我的设想是：本能冲动（或一种模棱两可的动力）这个概念中已经隐含着一种结构性冲动的能量，并也能形而上地表述为性感、意志、生命力或性爱。这么一种具有驱动力的结构已经不能再做简约化：没有本能冲动，也就没有了人。我认为，本能冲动这个概念的批判性潜力，正在于它所蕴含的风险，而这恰恰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因为如果放弃如本能冲动这样已经被经常运用的词语和概念的经验，那么我们也就只能喋喋不休地说些只有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套话，我们也就只能在推特的博客中谈论一些商品，只是为了泛泛而谈。与此相反，本能冲动这个概念抓住了性的个人特殊差异，因而比欲望冲动、渴望和情欲等概念更具有神秘性，它以直觉对抗想象，它的形成理由并没有清晰展现它往后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能够使本能冲动变得比较可预测、可沟通、可协调和可综观些，那就只会牺牲原本不可估测的情感感受，使之变成简单的娱乐、有趣和享受。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离开了弗洛伊德纸片式脆弱的本能冲动，那么我们就排除了心理分析纸片屋式（即空中楼阁式）的倒塌危险。但是我们不可能将自18世纪和19世纪以来已经使用的所有概念都加以替换。而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就不能再谈论性欲和性行为了。有着最后决定意义的并不是这些词语或概念，而是这些词语或概念各自又增添或重新又获得的新的内涵。这就是说，我们今天理解的“本能冲动”与我们的前辈在20世纪或甚至19世纪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自然有那么一些不同，今天的这个本能冲动概念，已经不再是一种惰性的自然命运，而且由于文化的不断变迁也成为对刺激和兴奋的寻求。除此之外，对我们的理论来说，也不再存在性欲性行为的阴性语法属性和本能冲动的阳性语法属性，因为我们在这期间已经有足够丰富的经验，即我们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同伴的性本能冲动和性生活有着怎样因人而异的个性差异。

但是当我坚持运用本能冲动这个概念的时候，冈特·施密特仍然还在一如既往地坚持拒绝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本能冲动概念，仍然一如既往地把弗洛伊德的本能冲动理解为是一种罕见的机械性的蒸汽锅炉式的模型。在一次几乎40年之后的讲座中，他如此说道：“按弗洛伊德的这个模型，性的紧张压力将会不断递增，似乎就如搁在火上的一个装有水的锅炉，必须不断地让锅炉排出一些蒸汽，才能使锅炉不致膨胀……或爆炸。”（Schmidt，2009：3）通过重新引用美国性学家的理论，他在今天仍然将性作为一种“寻找快乐、兴奋和情感的资源”。他认为，今天所涉及的已不再是释放本能的压力，而是“人可以通过性欲和性行为去做些什么”（同上：4）。然后他赞誉“一种可以在悲伤或痛苦的时候作为安慰的性欲和性行为，或是作为对抗无聊的消遣，或是作为一对夫妻相互温存的仪式”等。此外，他还在引用美国性学家的基础上，要求应当对日常生活中的、并不具有传奇性的性、性欲和性行为给予更多的尊重（同上：5f）。他认为，如今已经去神秘化和去戏剧化的性欲性行为，因此拥有了一种选择可能，即它有权支配自己的性欲性行为，既可将自己的性选择列入议事日程，也可将它排除在议事日程之外，有权计算性的成本和盈利的实用有效性。施密特所设计的这种权利要求，是一种隐喻，他企图用它来取代那传统极其非理性的本能冲动的隐喻。似乎如此这样，我们就能在这千禧之年的开端，将性欲性行为从教会的规定，（几乎）从父权制，从市民阶层的黑色浪漫主义以及从心理分析学中彻底清除出去。而这一切只花了50年时间，因此这几乎是一个成功的故事（Schmidt，2004：164）。

如此这类看似无害地将一切让位于利益算计和人为设计出的看似无害的情感效应，不免使批判主义性科学感到惊讶。坚持重又添加新的批判内涵的本能冲动和爱情等概念的批判主义性科学，并不召唤（这里再强调一次）性自身的表象，而是它在整体中与其他关系的交织。自黑格尔以来，物化这个概念在自身中维护了主体的不间断性的理想画面。自弗洛伊德以来，本能冲动这个概念反驳现实的合理性，谴责它是统治的原则，并（运用黑格尔和阿多诺的语言来表达）在自身中毫无例外地维护了由欢庆和物液变而成的理想画面。鉴于这个整体是对抗性的，这个整体的概念在自身中是断裂的，因而是不完整的；又由于这个整体并不是概念性的，因而它也就在结构上远离了自己愿意成为的概念。本能冲动和爱情作为概念相对于它们那些自身非概念性的要素越是封闭，越是拥有绝对的优势，那么也就越清晰地展现了这两个概念的成因，同时也就是社会物化的成因。按我们对本能冲动和爱情这两个概念理解的内容来说，它们所要对质的是直觉、现实原则、劳动报酬和交换原则，是物化了的意识和商品化等概念，而不是有关存在或权力或沟通等概念。但是这一对质，并没有使本能冲动和爱情这两个概念完全从它们所对质的那些概念中解放出来并获得自由。因为即使作为它们所要对质的那些概念的对立概念，作为渴望或向往的标记符号，本能冲动和爱情这两个概念必然也会打上自己所要反驳的那些概念的印记。概念的这种悖论（这里再一次强调）基于以寻找真理为自己使命的哲学自身的悖论之中，不管这种哲学被称为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也基于最终联结从康德到黑格尔以及从马克思到阿多诺的思维过程之中：尽管一切概念都有它们自身特有的差异或对立，社会作为主体的一种总称与它们对立概念的关系，就如同主体作为社会的一种总称与它们对立概念的关系一样。社会的形态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自然或上帝那里蹦跶出来的，而是由人的活动、劳动和思想（也许劳动和思想不应特意指出，因为其实劳动和思想都属于人的活动）造就而成的。今天单一个人的社会化，则正倾向于走极端。今天普通个人的劳动和思想，则正倾向于失去意义，现有的机制正在碾压他们。也正因如此，人的性欲性行为和爱情才有了一种如此高的市场价值。爱情和本能冲动之所以成为批判性科学的识别标志和核心，是因为它们自身是无法捕捉和无法陈述理由的。爱情有多么深不见底，那么性科学就有多么深不见底。因此出现了赫希菲尔德（Hirschfeld，1912，比较：Herrn，2003）的“爱情自然法则”理论和性科学的无数合理化提议。那么，弗洛伊德对此说了些什么呢？他只是对自己的思考保持了沉默？为什么直到今天，心理分析学仍没有真正发现爱情？为什么本能冲动学说最后被晚年的弗洛伊德（1933：101）看成是“我们的神话”，并且本能冲动有着神秘的本质，它的伟大只是在于它的模糊性呢？

伊尔卡·昆多（2008：41；也请比较：2005）认为，可令人高兴的是，本能冲动理论为心理分析学提供了“三个极其重要的理由：一是作为有关潜意识的科学，二是作为有关人类学的理论，三是作为有关社会化的理论”。只有借助于本能冲动理论，才能从“貌似自相矛盾，充满冲突和无法认定的维度，进一步探讨在这些维度上已经显示出来的人的心理状态和问题”。性的渴望，典型地表示了“潜意识、他人和那个作为陌生人的自我”。赖穆特·赖歇（2009：196 f）写道：“越是深入到弗洛伊德的著作之中，越是会由于那个总是在不断递增的复杂性，而感觉更加困惑，因为那些性欲性行为、本能冲动、力比多和潜意识等概念（或我们能否更确切地说是词汇？），都聚集和纠结在这个复杂性中。尤其是那个本能冲动概念，人们几乎想说：这个所谓的本能冲动概念；或是想说：这个曾经这么称作的本能冲动概念。刺激是否就是它的自身，因而最终与性欲性行为有着一种共同的认同？它是‘由形成于躯体内部然后进入心灵的性刺激’的心理表现的（Freud，1915a：214）？或者，也许它也能通过一种表现它的想象和一种伴随着这一想象而出现的情感，成为心理的客体对象（Freud，1915b：275）？但是如果没有本能冲动，那么何为‘心理’呢？这一切问题导致我们又得启动最初的思考和探讨。在经历了100年心理分析的自我解释之后，人们不得不说：心理分析在身体与心灵、存在与表象、生物学与哲学之间所做的含糊不清的双重解释，已经成为本能冲动概念的理论结构。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它就是心理分析的不可确认性。”

弗洛伊德曾说，本能冲动是一个“临界概念”。但对我来说，它的临界性并不首先表现在身体与心灵的临界点上，而是表现在个人与社会这两个领域的临界点上。它在本质上会由于社会客观化的进程和暴力总是一再地完全倒向社会这一边，并且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总是不得不退回到主体化和个人这一边：作为在对等的普遍性状态中绝望地寻找对立概念和对立画面，但并不是出于一种寻找本体论心理需求的动机。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最初关系解释（或转译）为“性欲望冲动”（Laplanche），并借助这样的解释为母亲和孩子之间非现实的性关系（彼岸而非此岸的性关系）建构了一种生物的基质；这样的性欲望冲动就是社会与个人的链接，因为母亲传递给孩子的信息必然铸刻着时代的印记。由此在孩子中形成的本能冲动，是一种互动结果或沉淀；而性欲性行为如果没有社会和对社会的反映，也就不再能够作为本能冲动的反射或假性的直觉。由于人拥有意识并能够进行反思，性的问题便会扩展进入到文化和社会之中，成为文化和社会的问题。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47/1969：220）在众所周知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krik der Aufklärung）中所说：“只有动物才按自己的心理冲动生活”，因此对批判主义性科学来说，本能冲动如同性欲一样，在第一层面上是一种社会概念，而不是一个生理或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

与人不同，动物是带着（或多或少具有前定性的）本能直觉来到这个世界的。感谢当今的动物习性学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直觉帮助动物在其生命的过程中令人惊讶地“学习到”一系列必要的生存技能。但是本能直觉并不懂得分辨差异和区别，因此动物只能从自己的本能机制出发，做一切本能驱动它要做的事情。这就使得耗子就是耗子，或只能是耗子。与动物相反，在传统的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思考的意义上，人的本能冲动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由基因遗传的，既无法事先预测，也会因人而异。人的本能冲动有着一种集体和一种个人的发展与演变史，人的本能冲动正是经由这样的历史才有了构成、消减、推移、压抑、升华、破碎、反应、整合，才有了意义和目标的象征。因此在人的基因遗传的意义上，人的本能冲动并不是由基因决定的。它有一种可分为躯体、心理和社会的起源。为了表达的需要，我们只能这么细分了。也就是说，比如存在着如同一种家族的遗传，某些特定的反应方式、互动模式、防御机制等通过代代相传或是群体间的相互传递，他们的反应或行为就会变得如此相似，犹如这一切都深植于基因似的。

如果我们能够告别这么一种想象，即认为本能冲动是与生俱来的，如同人的结肠，有其确定的功用模式，那么就不再存在一种“纯粹的本能冲动的行动”了。我思考，一种“纯粹本能冲动的行动”也不可能如马丁·丹内克尔（1987a：135）所假设的那样，是“一种具有唯一性的一次性行动，也就是当本能冲动与某个客体第一次相连接的时候，所出现的那种一次性”的行动。对丹内克尔来说，这就开始了“本能冲动的历史：它在自身中发展了一种渴望的结构”。我是这样思考的，本能冲动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已经经历了媒介的。如果真的存在本能冲动在时空意义上纯粹的第一次行动，那么可能就是人类作为物种的诞生，即本能冲动摆脱原本完全没有主体的状态，转身进入“本能冲动”象征性的重新表现状态之中，并以这种方式与自己和他人相互组建社会共同体，人正是通过自身状态的这种转换而成为人的。这个第一次持续了亿万年，伴随其出现的是一些新型的人与动物的分类，尤其是人从自身出发远离了一些现在被看成是“外在”的以及“野性”的需求；并且从这时起，人作为人的表现也越来越强制人接受间接的性满足。直到人完全掌控性的阴影、符号、图像和代码（或是思想家通常称为的象征符号）的命令暴力；这一切看上去犹如又回到了动物的王国，似乎这期间已称之为性的需求和欲望以及它们的抚慰和满足，完全是基于自然的理由；尽管很清楚，在人的性需求和欲望之中已经植入了社会内容的本能冲动，即便是无意识的，但隐藏在黑暗层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却已预感到：本能冲动与文化的叠合，已被误解为它只是与生理前定性的一种联合；事实上这是一种个人的疏远和间离，只是这种被定义为病态的分离被归咎于个人的“文化欠缺”了。

被我们作为与本能直觉对立的（作为动力的）本能冲动这个概念，只有通过人的互动才得以构成，而经典的心理分析学对这种互动的理解，主要偏重于从本能冲动学说的意义上来解释性本能冲动与它的客体对象的联结：本能驱动力几乎盲目地就能找到自己前定的目标，只要它不是因为受到病理的影响而被分散注意力或甚至被阻止。在它找到自己的目标对象之前，它的目标相对于它，只是一种潜在的性和性别的载体，只有在这个载体中，性的本能冲动和性的受孕才能完成切入、喷射和接受。鉴于性的第一次“本能冲动行为”，也是经由媒介（即通过性对象的媒介）才成为第一次的性冲动行为，因此对我来说，拉普兰济（1988）新心理分析关于本能冲动的理论（30章）似乎比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更合理些。拉普兰济漂亮和辩证地把这种媒介说成是性本能冲动的客体源泉，因而表述了所选择的措辞之外的含义，即本能冲动并不简单地在先前就已存在，而是从客体对象之中蹦跶出来的，本能冲动成因于它的客体对象之中。拉普兰济在本能冲动中设置了它与客体对象的关系，因而使它成为活动的舞台，只是他并没有直接地这么说而已。在超越拉普兰济设立的这种心理和心理分析的本能冲动理论的基础上，我认为本能冲动的源泉还应添加上这些内容：1.有着个人和不同生活阶段差异性的身体条件（通常是指人体结构、神经功能、荷尔蒙内分泌和代谢功能等状况对身体的影响）。2.是与躯体有着同样多差异的心理、精神条件（比如因人而异的想象和符号化能力、心理防御机制等）。3.与人的躯体和心理有着同样多差异的社会条件（即在早期、生育期和后生育期期间与他的照料者和其他关系人员在他既定的性别、心理和社会状况中的互动等）。4.文化和社会的条件（即文化社会正式和非正式地对既定的与性别有关的事件、社会角色，对性本能冲动的命名、编码、符号和象征，以及对情欲与精神关系的看法和评价；并且在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中个人的性本能冲动，虽是因人而异有所不同，但都有着一个相同的行为规范框架，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只得按这一框架内的规范构成自己的性本能冲动）。

性本能冲动，自弗洛伊德的被普遍认同的表述以来，无非就是存在于人的身体内部对人提出心理要求的一个刺激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并不是如同根数式的根基原子。但我却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性本能冲动无论如何又是一种根式原子，它在身体、心理、精神、社会、文化和群体等的相互冲突和协调中建构自己并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构化；它作为一种有着生活史差异的构成，沉淀在一切性表现之中；并且这一切不是由于缺乏其他恰当的表现方式因而只能通过个人的表象加以表现，而是伴随着欲望、身体的觉醒、性快感和满意度而来（为了将有关的条件分开来讲），不是因为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就不去将它思考为性欲和对象之间的媒介，而是因为它自身就在性欲与对象之中。丹内克尔对此也有着与我相同的理解（同上：136 f），他曾在文章中写道：“可以把性本能冲动说成是根式原子，其他一切与性相关的欲望和行为都建立在这一根基上。它是一切可能的性欲性行为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切愿望中的最根本愿望。”我以前也曾用性本能冲动作为和其他与“性”相关的，比如（作为文化模式的）性欲望和（作为因为商品化而已经变成社会垃圾的）可买卖的性相对立的概念。

那个为性和一切与性相关的欲望和行为永远打上自己印记的根基，因为隐藏在黑暗的潜意识层而无法企及；能够进入我们意识中去的只是它的极少或极小的一部分，如冰山顶上的一角，或更确切地说如同火山喷发时的一小束火光。因此它根本不可能通过社会性化后的性欲性行为或凝固在意识形式中的性意识所取代。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性不可简约的最后剩余值这一观点的理由（33章）。它并不是一种神话，却充满了神秘和自身的差异性。神秘和差异永存，即使我们这个世界进入了只有一种性别，即只有一种中性性别这样一个我们今天还完全不可想象的时代，性和性别仍然还有其神秘性和差异性。按这样的思路推理，我们今天称之为性和性别的，最终只是一些能够激起性欲和性爱的脉冲；而触发这种脉冲的，正是人类之子与另一个人的相遇；如果用弗洛伊德所喜爱的场景来描述，这也正是个人的一种卡普特尼莉（CaputNili，尼罗河的源头，意喻一个事物的真正起源——译者注）。事实上由这种冲动驱使的结构，必然来自生物性前提的既定方式方法，比如在一个由人组成的共同体或社会中，人之子的受精、怀孕、出生、喂养、哺乳和照料，即使是绝对无助的婴幼儿，也都依赖于那个时代既定的社会生活进程，但这种社会生活进程与人的自然生活过程又有着一种无法分离的纠结，不仅依赖于它也同样听命于它。被我们称为本能冲动的，看上去貌似有着一种直接性，实际上它是由普通个人的生活传递而成。它那些貌似纯粹的躯体、心灵或社会的要素，只能在纸上作为结构性的本能驱动力，作为区域性的力比多，作为淹没的记忆或作为刻板的性别角色，加以一一分离。

没有人是带着他的“本能冲动的命运”或他的“性别认同”来到这个世界的。它们也不是前定或预制的。性本能冲动和性别认同并不是作为某种既定形态被唤醒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性本能冲动的结构和性别认同结构，这两者都是心理的构成；它们的最基本核心，我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是由有意识的，但首先是通过无意识的反应、互动和信息构成的，而作为还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幼儿则是被自己的照料者和护理人员牵连进了其中，并因此而被纠缠于其中。卡斯帕·豪泽尔（Kaspar Hauser，德国著名的野孩子）（出身不详的豪泽尔，于1828年5月26日突然出现在德国纽伦堡，外貌看似约16岁，智力低下且寡言。他后来解释说，他所能记起的就是一直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以水和面包度日，这件事引起了当时国际社会的轰动。——引自维基）的案例，证明人如果没有这类互动，既不会成为一个有性的人，也不会成为一个有性别认同的人。分辨男孩还是女孩的解剖学意义上的差别，可能在一切文化中都转换为表示差异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人与男人在自然天性上是不平等的，是有着多少、强弱或上下之分的。多少、强弱和上下，并不由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而是由社会化的进程，即由构成象征性身体差异、心理、社会、意识形态、法律、宗教形态并赋予其意义的社会化进程所决定的。

在经典的心理分析术语中，“性本能冲动的命运”被表述为高度个人化的心理构成，它形成于早期幼儿时代，并且如同它的名称已经表明的那样，这一命运的影响效用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的科学家们已经对此持批判的态度，认为“性本能冲动命运”这一理论过高地估计了儿童早期（或胚胎形成期的）心理对以后整个人生阶段的影响。我的思考是，性本能冲动是能够在整个人生中不断重新构成的。在我看来，实验显然证明了，不管是本能冲动总体还是个人性本能冲动的努力，在人的整个人生不同阶段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规模和程度，并被以不同的效果或是抑制或是允许。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不仅自己从没注意到，而且也从没引起其他相关的社会人员如施行检查的医生或护理人员的注意，一直到他们人生的一个特定阶段，比如在作为女人而有过渴望男人的性欲之后，在内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对女人的性渴望；或有些男人先前虽然有着心理分析所假定的生殖器至上的癖好，并且也显然完全能够在自己的现实生活和爱情生活中得到性的满足，而在以后的人生阶段却发展成为主要通过所谓的前生殖器阶段的方法，如窥阴、恋物或恋尿等的一些想象和实践来激发和满足自己的性渴望。如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出生时就将自己的性本能冲动和性别的结构作为一种已经完成了建构的形态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样，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够在童年早期就形成一种相对于以后生活的事件完全惰性、一成不变的本能冲动的结构。我们的文化中当前普遍存在的有：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危机，比如有发育期、青春期和更年期等危机；有转变型危机，比如有怀孕期、生育期、产后月子期和婚姻持续期中所出现的危机；个人的生活危机，比如有生病、离婚或失恋、亲人离世，社会地位下降等。但也正是这些危机，为我们提供了改变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机会，即在社会的普遍危机中被迫地和在个人生活的危机中尽可能地改变自己原有的本能冲动的特性和与性相关的价值取向。从时间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的生活阶段，并不只有一个或两个不同阶段，而是多个不同的生活阶段（30章）。

弗洛伊德的学说已经使我们懂得，任何一种被我们认为具有攻击性的本能冲动，都是与那个我们这几代人所称的性的本能冲动聚合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有谁把这一假设实体化为一种积极的人类学基本要素，并且相信自己找到了一种人类的起源，为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具有最终意义的真理，那么他的理论也就因此失去了它应有的人类历史性。不是任何其他人，只有那些与此做相反推理的理论家，才会认为自己在性的本质中，现在甚至是在攻击性的性行为中，找到了最出类拔萃的生命本质。自以为找到了性的本质的这些理论家想为我们提供一种安慰，但他们提供的安慰早就被超验的内在关联说否决了。这一学说认为：应当实实在在地克服物化的性欲和性行为。这种自以为是卓越的，在一定程度上以纯粹形态出现的活生生的性本质，如同弗洛伊德其实早就知道的那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种所谓的性本质中，性本能的冲动也被物化了。本来完全相同的本能冲动事件的形态，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被解释为事实想象，在文化社会的层面上则被解释为性的形式。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把自己理解为是一门研究主体科学的批判主义科学坚持认为，本能冲动这个概念以及非物化的意识这个概念，如我已经说过的，不是出于对本体论的爱好，而是鉴于人的性活动被机械化和活生生的性被物化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充满活力的生活状态，最终总是会导致物化对性的排除。比如在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理论中，性本能冲动最终会在一种对普遍生活，也就是对一切能量的构建中丧失自己。自然主义或甚至是躯体学意义上对本能冲动的物理性想象是：如果男人和女人想摆脱性欲性行为的强制，如果他们想活生生地活着（而不受性的苦恼或煎熬），那么他们只需将本能冲动看做是一种初级的生理程序。这些理论家没有任何与社会相关的概念，他们毫无过渡地从个人的层面进入到社会的层面，他们并不懂得：较少的本能冲动，也就意味着较少的生活。

比自然主义有较多具体内容的是那些有关本能冲动的形而上学理论家，他们在继承和超越弗洛伊德悲观主义的本能冲动理论的基础上，并不将性的本质肯定为好的本质自身，而是将性的本能冲动理解为与整个世界一样，也有着自身的自相矛盾。之所以说他们的理论内容是具体的，因为他们没有脱离现实，并且同时也没有停止超越这些现实去思考。但是由于他们并没有去探讨性本能冲动的初级过程（而这种初级的生理过程又永远是个人的，因而应当从心理的角度去加以理解），而只是将本能冲动作为一种理念，用这种理念作为性科学的精华内核去吞没性本能冲动的自身意义。他们用这一理念为性本能冲动提供了一个地点，但这个地点并不现实地存在于理性的世界之中，也不能理解什么是对等的概念，什么是对立，什么是异常，什么是过分，并因此付出了理论上的代价（32章）。这种本能冲动的形而上学是具体的，因为它并没有屈服于神秘化，而是将造成当今人们的行为和毁灭自然活动的那些非理性但又现实的机制，归入理性的王国，但把本能冲动和情感，以及所有的心灵生活，归入进了非理性王国，如同是由生存的理由所决定的那样。之所以说本能冲动的形而上学是具体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它并没有真的认为，似乎爱情、变态或本能冲动的爆发，真的能够把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世界连根拔起加以改变，似乎它们在当前还没有完全败于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表象。因而感谢上帝，这些假象并没有阻止形而上学在所有与性相关的领域——不管是异性恋日常生活中的爱情，还是变态的性本能冲动——的爆发，虽然这一刻有些损害和模糊，但形而上学都坚守盼望一些更好的时刻的到来（这是黑格尔曾经谈论过的一种盼望），保留这些盼望作为具体的乌托邦——而这只能是作为一种表象。

32 性科学的精华

今天有许多理性主义和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家，会以一种不屑一顾或甚至是厌恶的情绪来回顾过去的那种旧性学，认为这类旧性学只能如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1886）所做的那样列举一些单个人的性现象，却没有可以用来对此进行理论概括的概念和范畴。由于没有理论，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只是为了即刻在一个植物标本中榨出些汁来，更确切地说，是想在一个动物寓言里割断动物的喉咙。人们认为这种做法就像是一部“恐怖系列剧”（Gruselkabinette），因此要求分类数据。如果真的存在不同于色情画册和邮购目录中色情广告的“恐怖系列剧”，并且也没有从一开始便完全剥夺个人特殊的性差异，就能向性科学展示，它们在怎样的程度上牺牲或是说忽视了系统中的个人那些特殊的性现象，因而也相应地牺牲或忽视了个人的性痛苦和对性的渴望。

一种性科学，如果想让人的这类痛苦和渴望来说话，就不允许将人的一些特殊兴趣淹没在普遍兴趣之中。可惜直到今天只有少数一些对这类特殊兴趣感兴趣的性科学家才能懂得，性有着怎样的不同和创意，便也有着怎样的混乱。一些概念如变态（或非常态）、恋童癖、性偏好障碍和性别偏差等，虽然经常遭到传统学派的敌视，但也无非是一个有盖的奶酪盘，并不能阻止置放在里面的本能冲动（如奶酪那样）往外散发出香味和臭味。因而统计表格就有了重要的地位，但这是无意义的。正因为它是无意义的，统计表才有了一个如此高的等级。因为统计表虽然已对一切数据做了处理，但包含在它之中的对立，仍远远要多于一个概念，比如变态这么个概念所能给出的暗示。因此对性学家来说，变态这个表述早已过时。但只要回忆起它的词源，我们就会联想到扭曲的、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跳出行列的、头脚倒挂的一些事，按其语义来说，也就是在性王国中的一些前所未闻的臭事。但这些横行的、对立的、扭曲的、前所未闻的、异常的、多余的和有着臭味的事，不只是适合被归为变态或反常，而且也因为它们恰恰表现出了性欲性行为所有的拜物和双重特性及其后果，因而仍然可以归结为与性相关的各种表现（比较Sigusch，1984b），这就是一再被吞噬了其意义的性科学研究的精华。

但是自我意识既太不稳固又太僵化，因而并不适宜在自身中接纳和储存与本能冲动相关的全部经验。弗洛伊德为限制本能冲动的爆发而设置的一些杠杆（防线），并不是一种痴心妄想，而是现实的。性本能冲动的爆发会造成恐惧，因为它将动摇一切连续性、原有的从内到外的平衡关系、对身体外表的控制、感知的一致性以及既定形态的持久性和客体化。性高潮（这是在幻想中的性本能冲动爆发所干的现实蠢事）来得越快，本能冲动的爆发就使意识变得越是朦胧，由此造成的恐惧就越强烈，要求审查的呼声也就越确定。把性高潮作为性满足标准的性科学，希望能够仍然保留对本能冲动魅力的关注；从本体论的角度提高本能冲动意义的那些形而上学家们，则想用它来减除个人作为原罪的性痛苦，使之不再是人的最下流的欲望；想帮助本能冲动获得它的权利的那些自由主义者，自然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如同街头书报亭出售的浪漫小说中的人物，其净化的过程也总是在继续；而想以自然主义或生机论来解释它的那些人，只是在寻找一种安慰，但这种安慰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件物化了的事已经过去。

作为最终被确认的性学家，威廉·赖希，在被看成最具有生命力的性的本质中寻找安慰，绝对是从最初一直坚守到最后（比较比如：Reich，1927/1969，1932/1995，1936/1966）的一位。他的老师，即属于最早一批批判主义性研究者的弗洛伊德认为，鉴于性自身所蕴含的矛盾，并不适宜确认性在自身中有着好的本质。他在挣扎，是否要从人类学和理论概念的角度，但也从实际的角度，驱除具有死亡本能的性爱？他思考的实际意义在于，他看到如果性一旦与攻击合为一体，那么就该退居到病理学的领域。但是情欲与权力、攻击与欲望、性欲性行为与统治都彼此相属，个人和社会并不仅仅在理论家的头脑中，而且也在事实中相互联结不可分割。另外还要加上一些总是被忽视的事实：性欲性行为刺激的兴奋之谜，在于它接近死亡——比如在冲破禁忌之时，在本能冲动的性爱伙伴的心灵和肉体中融化为一的时候，在达到性高潮而似乎即将死去的时候。具有破坏性的本能冲动之所以令人恐惧，是因为毁灭真实地列入了它的计划；因为它的破坏需求并不只是一种主观的想象，而且也通过具有破坏性的交换和物化炮制了性的他律；因为自我太弱，无法去为自己的形态冒险；因为自我又太标本化，只能按条件反射的程式对普遍秩序做出反应，而普遍秩序实际上则又是人对人的统治。谁有胆量公开承认自己的攻击性，而且还是在一个按意识形态所说专为不需激情就能相互拥抱所预留的领域里？只有当这个预留领域再也没有了对将普遍遭到毁灭威胁的一种恐惧而能够公然敞开心扉的时候，只有当整个社会都能够没有恐惧而生活的时候，也许我们才能体验，对性的一种渴望（当然这个时候已不需再隐瞒这种渴望实际上来自一种攻击性），有着怎样令人愉悦的快感。

顺便说一下萨德（deSade），是他告诉我们，快感来自痛苦。那么他是否就此成为现代综合研究性学的第一人？即他是否整合了性科学中所有在20世纪冠以性学的研究主题？他是否在其他问题之外，也认识到了性的问题的重要意义？试图建立一门性科学的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显然是确信这一点的。在发现了《索多玛的120天或放荡的学校》（Les 120 journees de Sodome ou L’école du libertinage）这部手稿之后，他以欧根·杜恩（Eugen Dühren）之名在20世纪初期发表了《关于侯爵萨德和他的时代的最新研究》一文（Bloch，1904）。他所代表的那种意见认为，萨德侯爵（Donatien Alphonse Francois Marquis de Sade）在克拉夫特-埃宾撰写《性心理变态》（Psychopathia sexuelis）一书100年前的公元1785年，身陷巴士底监狱的萨德所撰写的著作，是一本“类似出自18世纪的性心理变态的教科书”（同上：278）。这本教科书遵循的是一种要求对性变态心理进行科学和系统研究的主张。除此之外，它也比克拉夫特-埃宾收集了更详尽的实际内容，列举了600多种性变态心理的不同表现。但在对此书的解释中，布洛赫把萨德的“激情”（passions）或“差异”（écarts）等概念，全都毫无过渡地转译为“变态”，并且还忽略了这么个事实，即萨德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些现象和行为，对萨德来说并不涉及病态和医学，而只是关涉道德和宗教，只是与过错、恶习和犯罪有关。萨德与克拉夫特-埃宾和布洛赫的区别在于，萨德关注的是教会（同时也是国家）的利益，不像克拉夫特-埃宾和布洛赫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这些现象。

在我的《性科学史》（Geschichte der Sexualwissenschaft，2008a）一书中，我给出的结论是：侯爵并不是第一个综合式的性科学家，因为他并不具有现代思想。但他却是一个过早的后现代主义的煽风点火者。他对600多种性激情现象（不是“性变态”、“性偏好障碍”、“性欲倒错”，也不是“性别偏差”）的描述，甚至详尽到如此客体化的程度，似乎只有运用后来历史发展出的摄像镜头摄制客体对象图像才可想象的清晰度才能做到。这位侯爵一心想为人类的性、性欲和性行为等一切与性相关的（新）事物，建立一个（类似不久前新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那样一个自由主义的）共和国。萨德说：“为那些追求快乐的浪荡子建造一些屋子，以便在这些屋子里，无论男女无论老幼，也就是一切上帝所造之人，都能够享受性放荡的欢乐，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娱乐好玩，并且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乐趣，这是所有参与这些娱乐的个人最重要的规则。”（deSade，1795/1965：109）之所以要建造这些屋子或提供这些场所，完全是出于国家政治的需要，因为只有得到性满足的人，才再也没有动机和能量去颠覆政府。萨德期望出现的这种状态，直到现在才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现实：在所有层面上都为社会兼容的卖淫，经常公开展示性的舞台场景和与其成对比的持续性、大众化的性的苦难，从传统的本能冲动型性快感转换为新的一切都商品化的享受型性快感的文化过渡。在后现代主义者中几乎没有第二个人，像萨德那样关注性别领域的不平等问题，即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的对不同性别的不平等待遇。萨德写道：“也就是说，应当有一些房屋，就像那些专为男人设置的房屋那样，以便妇女能够在这些受政府保护的房屋内尽情纵欲地享受性的快乐。那里的男女两性都将为她们的乐趣提供满足的机会。”（同上：119）即使在性商品化的资本主义赌场也还没有如同这些房屋那样给女人提供的性满足机会。几乎是预言式地反对资本主义，萨德在他的那个时代就已预见到资本主义将导致人类生活的残缺化和个人将在社会中被约简到“赤裸裸”的生存上：“在断头机还没有轧下去的时候，他（侯爵）的耳中已经响起了断头机落下的节奏声。”（Ulitzsch，1920/1986：5）他推开散发着芳甜香味的沙龙窗户，以便让屠宰场的恶臭也能随风飘进来，“充满血腥味的新鲜空气中粪水般蜡黄的假面鬼脸刺激得他直想呕吐”。萨德侯爵“是欧洲文化的咯血者”（同上）。

在恩斯特·乌利茨希（Ernst Ulitzsch）对萨德做了这段评论40年后，汉斯·吉泽（HansGiese，1963：105，122）作为阿登纳时代最有影响的性学家，借重新出版萨德《索多玛的120天或放荡的学校》之机，又一次赞扬了萨德作为政治、哲学和文学三个领域之间纵横漫游者的深刻见解：他著作的“非同寻常的丰富教育意义”在于，他说明了“要想再重新回到人类的性的自然本质中去，已经无路可走”。恶习般驱动的“绝望和无益”，“最终也会给人留下一种文化产物的印象，但就其本质来说，它应当属于柴火堆和焚烧炉”。

33 性的不可再简约的剩余值作为性的实质内核

不愿被误解为是自然科学的性科学，当然也就能够辨认出自己的科学地位其实在多个方面都是岌岌可危、很是棘手的。它们的研究课题，无论如何都是相互隔绝，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理论分量”，或是说不能把自己的研究课题“理论化”。如同我在之前已经说过的那样：没有任何一种有关人的性和性欲性行为的理论，能够没有一种自己对个人、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构想，这些构想虽然并不一定沉淀为理论的基础，但一定构成这一理论的核心。

在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之前，我还相信“真实的性”并确信能够从理论上令人信服地将未成形的性从已成形的性欲性行为中分离出来：“性的真实性在于它的不可定义性。性欲性行为的非真实性根源存在于它的社会表述中。性是得以实现了的现实与理智的对应关系，这是在主体和主体互动（或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一种客观的双重谎言。”（Sigusch，1988：13；也请比较：Sigusch，1991a，1993b）但有一点仍然是有效的，即如果不是对性的每时每刻的表现，戴上理性的眼罩，采用一种不愿正视现实的态度，那么“性科学”的怪异概念一定会发出不和谐的危险信号。没有了怪异的概念，也就没有人（再）会对此摇头了。但性本能冲动和它的对立面究竟应当怎样相互结合呢？性科学必须明确说清什么是不可定义的，必须在矛盾和对立占有主流地位的地方建构一种统一性，必须把那些与存在相违背的事情转变为符合我们的存在理由。任何一种不具有真实性的性科学，都会导致以科学所理解的性与不经科学理解的性的不一致性。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在其中认识到了个人与他的客体对象之间的裂缝，因而把自己的关注重点放在它那些最频繁出现的特征上，而非批判性的性科学却常常在对它下定义时将这些特征视为多余，只要这些特征进入这些非批判性科学家的视线，他们就会赶紧把它们清除出去（36章）。

仅仅是具有不一致性的性科学的存在，就已证明了不能承受任何秘密的启蒙的极端，也证明了性的科学化和与此相应的客观化。但是自有性科学以来，它也总是做出与以上这些证明相反的证明，不是出于它的无能为力，而是由于它的“客体对象”自身的非灵敏度（笨重）。不管性科学怎样努力从描述性、实验性和理论性的角度研究自己的客体对象，仍然会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中留下那么一点它不可忽略却又无法再进入的剩余部分（或剩余值）。我把这种认识论上的余数，称为性的不可再简约的剩余值（ISR，Sigusch，1988：14），而它其实才是性的实质内核，它摆脱了任何与自己相对应的关系。但它又是如此宏大和如此没有认同性，使得任何一种对性欲和性行为的定义，都会成为理性主义的笑话。这就是说，理性主义者也预料到，他们的表意是多么力不从心。他们因此也就更大胆地去模拟它们，将它们塞回到奥迦斯本能冲动的情欲笑声中去，即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但是一切还是停留在原先的状态，不管是性还是性欲性行为，都没有上升为某种理论概念。他们总是认为它们还有更多的内容（与此相应，也能再假设一个不可再简约的性别剩余值；也请见本书19章）。

占有主流地位的理性，逻辑地通过具有普遍性并总是有着社会预制性的客体对象和不明智的个人，系统地制造出一种错误的性，不管它现在只是来自一种无意识的先验主体，还是来自一种无主体的参照系统或是来自一种没有实体的信息沟通。那些认为歧义、矛盾和自相矛盾是错误意识弱点的思想家，在可通约性中展开一种对不可通约性的寻找，犹如在历史冰海的底下注入了一股暖流，为了避免在理论中过度夸张现实，他们不是通过对现实草率地妖魔化，而是通过对它的批判解剖，从解剖的普遍困境中，建构一种与现行理论相反的道德操行。那些传统的哲学家都曾试图以某个概念来表述性的这些非认同性应有的特征——比如在黑格尔那里是动态，在马克思是使用价值，在尼采是酒神，在弗洛伊德是本能冲动，在马尔库塞是哲学爱神，在巴特耶是神圣的爱欲，等等，而在今天，所有对性和性欲的不同描述和表述，都被客体对象有着大漩涡的急流所冲走。因为在这种急流冲走一切的同时，也冲走了个人出于本能冲动的那种爱，而正是这种爱恰恰又是社会普遍冷漠中的一种宝贵财富和性科学的研究对象（10、98章）。在这种状态下，性科学所能做的只能是以个人的经验为例证，而不是去思考范畴和概念的广度和整体意义，更不会去思辨常识、怨恨和主流性学不断注入在与性相关的概念中的影响。

但即使是不可再简约的性剩余值，自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受制于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即它的物质性和超验性的组成部分，会因为既定社会的一种有着自身物质重量的话语和符号的转换而变化。当前尤其可以观察到的是那些对身体性别、传统性别观念以及性别认同的话语化转换。

34 （人）作为病态和有治疗需要的目标客体

没有一种目标客体，没有一种疯狂，如同正在兴起的性科学关于病态的目标客体那样，能在社会中激起如此激烈的反响。性科学目标客体的这种病态，是自身日益分化的经济实践的交换和知识社会的一种战略性设置，它的目的是将社会的弊端改装为是个人行为的现象，并按话语口号对个人进行治疗：具有错乱、出轨、危险和破坏性的，并不是社会，而是有病的个人。在19世纪下半叶被普遍设置为是病态的目标客体，使得医学在神学、法理学和教育学之后，也因此拥有了一种对性欲性行为的解释权。医学上关于病态目标客体的这种解释权，使得心理、躯体、社会、政治和性等一切与常态的偏移偏离，不再被作为或不再主要被解释为是对上帝、自然或社会的犯罪，而只是被看做是在这期间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中个人的一种病态或畸形，因而个人不需或不再需要完全为自己的这些行为负责，只是必须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治疗。

如同被规定的目标客体有着自身的病态那样，没有人（不论男女）能够逃脱自己作为病态（和健康）的目标客体的命运，无法以某种方式逃离这个病态的框架。借助那些来自目标客体如变性、道德精神错乱或堕落等病态状况，在以自然科学为根据的幌子下，大批人突然成了无法享受爱和自由那种变态或病态的人。

比如因为他们的性行为或情感感受而引起医生注意或是被法院送来要求强制做心理健康状况鉴定的那些男人，在认真检查的最后，总是能被找到堕落的变态心理或行为（比较Sigusch，2005a）。在女人中，那些敢于反抗父权制和争取女性解放的妇女，则通常被诊断为有着各种心理和精神错乱，或是有着一个异常巨大的阴蒂，或是有着一种错乱的即男性式的性高潮；或者强制她们去进行一种名为阴蒂切割的手术，也就是说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切除她们原有的阴蒂（比较Sigusch，1970a）。在政治上因为作为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或面对战争而临阵逃亡者而引人注意的那些人，则被著名的心理医生鉴定为是心理“退化或变态”、“道德”病态，或仅仅只是道德上的“堕落”。1920年，由埃米尔·克雷珀林（Emil Kraepelin）所发起的关于鉴定“敌视社会”疾病的统一标准，为德国心理医生没有异议地一致接受，并引入疾病分类登记中。

近年来的许多例子都能够有力地证明，这类做法不仅继续强势，而且也仍然继续在使用最大口径的火炮作为长效武器来治疗偏离、反叛和其他的所谓不可治疗的心理疾病——心理手术就是如此在近期拥有了过度的榜样力量（Sigusch，1977，1978，1980c）。心理外科医生不仅能够对社会动乱中的政治头目和闹事者进行大脑切割手术，而且也能在空军基地做这些手术，他们就此同时给出了一种仍然还有着当前意义的例子，即如何使病态的目标客体成为公共政治的工具。如果说在这些情形中，将病态的目标客体卷入政治是因为按通常的人性观点而认为这些病人会给社会造成有害影响，如同纳粹意识形态对所谓堕落的艺术所做的解释那样，那么关于压抑有关病态的目标客体的话语讨论，并自以为能够因此为那些与众不同惹人注意的病人提供保护的想法，已经证明它一如既往只是一种幻想的榜样。如果研究一下人们当前对待性犯罪者的处理方法，就能观察到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大多数民众和一部分专家，都认为“阉割是治疗这些罪犯的最好方法”，正是在此基础上，1970年代提出的“治疗，而不是惩罚”这个口号，已经把病态的目标客体简约到了它作为目标客体的历史核心上，即治疗和惩罚（因此并不是偶然的，2012年欧洲议会反酷刑委员会指责德国仍在继续对性犯罪者施行阉割的做法，这是一种被称为是自愿的做法，并且德国政府作为欧洲最后一个国家的政府，仍在继续为这种做法辩护）。

关于性病态的话语从没有像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那么广泛地传播和讨论过。当那些传统的安抚和应对如郊区牧师或神父助理、刑事司法和教育等机制和手段明显不再有效之后，医学甚至整合了心理学使其成为辅助的治疗手段，成功地给人一种既普遍有效又无法核实的印象，即医学即使不能完全解除病人的生活困境，但至少也能帮助缓解病情，并且是在全幅度上：从对文化的不适感直到家庭内的结构破坏。心理治疗主义的崛起和社会关系的心理化，导致上层社会的许多成员转向求助于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但这也是一个福特主义陷入危机和后福特主义开始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当时也是社会关系日渐松懈以及生活责任从社会领域转移到个人自身的这么一个时代。心理治疗因而在我们的文化中趋向于成为生活，而生活则趋向于成为治疗。这两者已经很难再相互区分。显然在那几十年中，形成了一个类似乐于治疗的社会，因为人们普遍感觉到，我们大家的生活已经受到怎样的伤害，在一个只关注利润和物化的社会里，社会的变态在怎样支配着人的生和死。

无论如何，目标客体的病态，导致人的生活成为一种治疗，这种治疗远远超越了治疗作为一种技能艺术的范围，它制造了一种名为“人”的病人，而这种病人则又与他那个时代哲学所描述的人的创造、人的死亡和人的事物为伴。自那以后，大多数人都依赖于某种特定的由他人或自己施行的治疗，以致形成了许多坚守在传统医学法力不能覆盖区域里的辅助疗法的亚文化。这些形形色色治疗的名堂，有从大批处方式的药物如抗高血压药物和心理安慰剂，自助团体和足底按摩疗程，直到谷物早餐等绿色食品类的花样。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Tod in Venidig）中的冯·阿申巴赫先生，如果当时能够参加一个病人自助团体，而那个年轻的塔德齐奥（Tadzio），如果有哪位青年心理医生能够告诉他，他实际的性别认同，按国际疾病分类登记的标准，也许有性别认同的障碍（GenderIdentity Disorder，缩写GID），那可能就不会出现死的悲剧。但是对于当时这些心理学化的疾病和需要治疗的目标客体，可想象的最后治疗方法也只能是应用设计了相应治疗程序的电脑，以已经在其他病人那里测试成功的方法，进行一种心理治疗的模拟。

近来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传统疾病和治疗的目标客体出现了一种显著的衰减。自以为具有巨大解释、安抚和康复力量的医学（以及被整合进医学的心理学），似乎已经触及了它特定的历史有效性的界限，这也可以从它日益递减的政治意义中窥见一二。事实上，当前对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全民治疗的社会的宣战，不仅只是出于政治的理由，而且也是出于社会普遍的理由，其中也包括以精化管理和精化生产为主旨的后福特主义市场社会的理由，这些理由的口号是：自律、自控和自我优化。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应当自己照顾好自己，请向你的雇主提交你的健康、灵活、机动和业绩意愿。但是后福特主义的社会并没有意识到，与强势而又昂贵的传统医学保持了距离并能够节省社会开支和减轻社会负担的病人自助式团体的运动，已经预先认识到这些并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后福特主义也在医疗保健事业中得以贯彻，而医疗保健事业在大学医学的检测标准，恰恰又受制于经济创利和自然科学实验型医学标准的要求，那么现在开始我们从一个人的牙齿状况就能可靠地判断出这个人的社会处境和地位，这就使我们不禁回忆起资本主义早期的那种阶级层次化的医学，尽管自一些时期以来有许多人甚至相信这种不同阶级享受不同待遇的阶级层次化的医学，已经永远地成为了历史。

医学和心理学似乎在未来也能为百万计遭受社会关系和自我关系之苦的社会化个人，比如对有身体疾病的病人提供更多的帮助和安抚，这已经成为很大的疑问；因为医学的解释权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物质性决战以来，基本上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所谓的社会生物学所做的那些解释，并且也因为，纪律规范的权力，虽然有着倾斜和重叠，但总是在做着适应事物发展进程的调整，比如从忏悔室到避难所，从监狱到病房。今天，医生、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与治疗师对社会的影响，已经变得不容忽视；他们面对的是大批有着社会和心理问题与障碍的人群，而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缓解和掩盖式的治疗；但这并没有真正的疗效，因为在社会和治疗之间还存在着一种裂缝。一个社会并不是一种疾病，因而在逻辑上也不能作为病人加以“治疗”。治疗和政治必须基于与人为善的人性化理由作为相互分离的领域来看待和加以处理，这也基于“革命”或“社会主义”病人“集体”的经验教训（比较Sigusch，1984a：157-173）。

如果说在1970年代曾被广泛理解为病态和需要治疗的目标客体失去了它们强大的影响效用，那么其主要原因很明显还是在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最初所做的就是抑制与主导性认识论和普遍的目标客体不那么相一致的话语、形态和实践，认为不如那些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所建构的理念、躯体治疗，尤其是外科手术来得顺手。以对有着性异常现象的人的治疗为例，就能描绘出这么个趋向。

自1980年代以来，不仅对性功能障碍的身体治疗实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复兴时期，并在数量上把所有的心理治疗置于阴影之中，特别是比如所谓的海绵体自动注射治疗（SKAT）以及“伟哥”和一切类似“伟哥”的药品，都能轻而易举地证实这一点；而且以减低或消除性欲和性行为为目标的器官治疗，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并且这里涉及的并不只是所谓的变态和犯罪型的行为发展。有些专家主张这些方法能治疗一切性瘾疾病，比如治疗强迫性手淫、持久性滥交、以手机满足色情或过度观看色情影片。这就导致为外科手术的狂怒又一次敞开了大门，因为如果一旦似乎有机可乘，又能够导演病人的性欲和性行为，那么它总是会升腾起自己的烟雾。人是多么愿意能够随意操纵性的本能冲动。如果人们想用新的方式方法对此进行些实验，那么建议首先隐藏正在玩弄体外性生殖器的儿童以及又一次表示了性欲望的那些老年妇女——直到再次亮出所有的底牌。也许这些可能让年轻的同仁们听了后感觉有那么一些不自然。但是如果谁目睹和经历了抗雄激素的盛行，自然也就能够懂得我在说些什么（比较Sigusch，1980a，2007）。

这种寄希望于心理和社会治疗策略的衰落，可能将导致强化对目标客体的手术治疗。因为长期以来，在这种手术治疗中各种有影响的强势结构已毫无声息地碰撞和结合在一起了。目标客体的治疗，从自然疗法直到心理分析，在我们的文化中都是拆卸、分割和消耗的代名词，始终意味着是一种实验性手术操作。因此，外科手术医生通常也总是“真正的”医生的代名词。他通过对病人和对自己以必要的方式和有目的地切割成碎片，从而强迫已经成为物和假装为死人的那个人的自然性与那个正在消除他的痛苦的人，在一种正反的综合中成为人的无所不能的创造者与因为忍受痛苦而近乎昏厥的病人的结合。这是所有医生和病人的梦，因而也是每个社会个人的梦。在我们的文化中，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导致这个世纪的外科手术和部分对自己身体的剧烈处理和操作，成为一种重要的心理和稳固的文化模式，它至少能暂时地减轻人们的生活痛苦。

不只是无数的自我伤残者以及所有自1930年以来被医学认定为稀奇古怪的人或病，比如手术上瘾者（Polysurgical Addiction），因自以为有病而恐惧的狂想者（Dysmorphophobie），孟乔森综合征（Münchhausen-Syndrom，也译为慕尼黑豪森综合征），蓄意制造身体或心理症状残疾等人为失误的故意生病者（artifiyielleErkrankung），炫耀形杀手综合征（Koryphäen-Killer-Syndrom），以及代理形孟乔森综合征（Munchausen Syndrom by Proxy，即作为孩子护理者的代理人，故意伤害孩子而导致孩子出现精神或身体不适——译者注）等，被迫或自愿地成为外科医生手术操作的目标客体，而使自己经常生活在有关手术治疗的话语讨论中，而且我们大家都在过着如此这样的生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思考的并不是在第一层面上将自己自诩为文明技术的脑—心理外科手术，而应当是对一切疾病和生活中的一切进行的手术操作。我们只要想一想那些对无数男人所做的疝气手术或对无数妇女施行的子宫切除手术——这些手术从医学或医生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十分必需的；只要想一想那些对许多年轻姑娘施行的只能理解为心理安慰的阑尾切除手术；想一想那些数以万计的外科整形美容手术，现在甚至男人也正在加入整形美容的行列。也可以想一想基于个人意图和医学健康理由之间的修复外科手术：对那些曾割去包皮的男人们的包皮修复手术；对那些重新又想成为处女的姑娘们的处女膜修复手术；对那些老年妇女，因为她们的那些老年男人更喜欢“丰满”的阴唇而施行的所谓阴唇（更确切地说是性生殖器外阴唇或爱神维纳斯阴唇）重建手术；在阴道痉挛时施行的妇科强力操作；对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男人施行的阴茎假体和海绵体助勃自动注射器装置手术，这些目前在医生诊所施行的比“伟哥”和类似血管活性药物略胜一筹的微创手术（比较Sigusch，1980a，2007）。

在外科手术的目标客体中，创意和物化、生动活泼和佯装死去，生产和非生产等普遍性趋势都不可分割地交叉和汇聚在一起了，在这些趋势中也包括了绝大多数医学上的物化和专业性实验。最能表明修复术这两个特点的是类似当他们想为唐氏综合征患者重塑（或建构）一个“正常人”脸的时候。无疑会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如果我们听到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嘴唇、舌头、肚脐、阴茎或阴蒂穿孔挂上装饰品或挂件。但这现在叫做“人体穿孔”技术。也会使我们茫然若失的是，如果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年轻人是如何在自己体内植入金属片——这叫作重叠（Stabling），或是用无数手术钳夹在自己的脸部或身上，为的是使自己不可逆转地变丑——这叫作疤痕设计（Narben-Design）。更会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如果我们在《医疗实践》杂志的报道中读到，一个男人找到妇科医生，拿出他事先量好的自己阴茎的尺寸，要求医生为“他的”妻子按这个尺寸进行阴道配对切割手术。还有使我们感到诧异的是，如果一个外科整形医生在有自己的妻子（在妻子这个词的真实意义上）坐在边上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中，毫无任何一点感情色彩地描述了他是怎样按自己的美容理念对妻子的脸进行外科整形的。但这却让我们想起了“皮格马利翁”，那位传奇式的塞浦路斯国王［这是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卖花女》（也有译作《皮格马利翁》）中的一个主角人物。皮格马利翁原是罗马神话中一位雕刻家的名字，一生不爱女色，却爱上了自己刻的雕像。这尊雕像令他魂牵梦萦，最后他去请求维纳斯女神帮助成全自己的梦想。维纳斯让皮格马利翁用手碰触雕像，雕像变成了一位活生生的美貌女子——译者注］。

近期，身体私密区域的外科手术在一种顺应潮流变化的意义上，发展得如此激进，以致医疗专业学会和医疗专业杂志都认为有必要对这类手术的风险，如感染、粘连和瘢痕，尤其是由此造成的功能性障碍和感觉敏感度退化，加以严肃警告；与此同时，所有那些并不通过外科手术挣钱的医生都一致认为，绝大多数这类手术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必要的，或根本就是应当禁止的，因为在这类病人要求手术整形愿望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他们的心理障碍、心理或性成熟危机、社会关系或性关系的冲突（比较比如：Borkenhagenund Brähler，2010）。无视专业学会对此类手术所持的谨慎的保留态度，这类私密区整形外科仍被以“女性生殖器整容手术”（Female Genital Cosmetic Surgery，简称：FGCS）为名列入国际话语标签的名单之中，并通过众多专业人士的评论和表态为此类手术做了尽可能的宣传。正是通过这些宣传，所有人都知道了当前正在流行些什么：阴唇整形术。这就是内阴唇的缩小和外阴唇的增大，阴唇和阴阜的除脂，阴蒂的重新定位和割肤绷紧，阴道收窄，以及扩大所谓的G点（感受性高潮的）区域（关于G点的讨论，请比较比如：Nieden，1994/2004；Hines，2001）。即使在那些受人敬重的杂志上，人们也能读到那些关于只需5分钟就能完成“G点扩增”手术，且成功率极高的新闻。只是应当每4个月重新注射一次新的胶原蛋白物质，这就是说，只要做了这么一个新的“G点”扩增手术，那么这个外科整形医生就不必再担忧挨饿了。

如同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通过对男人的包皮重建和阴茎假体装置手术，以及对女人的处女膜修复、阴道扩宽或紧缩手术，进入目标客体身体私密区域，使女性生殖器有不断递增可视性的外科手术显然更加轻而易举了。这种可视性来自我们文化关于生殖器漂亮理念的变化。所谓漂亮，在我们的文化中自新性革命（38章）以来就意味着剃光的、看上去似乎像一个年轻女孩的阴部。为了达到这一理想，一种能够唤醒和实现这一愿望以及能够开拓和扩展市场需要的医学，就变得极其必要。当然，那些有这一愿望的男人和女人，即使没有医学（FGCS）的帮助，也会或多或少按新的生殖器美学理念处置自己的生殖器，他们不仅会剃光阴毛，而且也会文身刺青，或是运用一切可能的生殖器穿孔，如横穿或斜穿龟头等方法穿孔挂件。如果这些方法还不能满足这些人（男人和女人）拥有漂亮生殖器的愿望，那么就要动用生理盐水注射和数值分析的方法，这就是说要对生殖器进行手术干预。然而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目标也还意味着：也可把性生殖器官的美容设计和“改善”，称为改善和增强性感受的敏感度。

35 性科学作为社会建制

一种价值中立的理论，如同一种普遍有效的理论那样，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理论都会为了概括出结论而只得将单一或特定的现象普遍化。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很清楚，任何一种有关性别和性的理论都是一种政治。然而最晚在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也就能够辨认出这一理论：比如它追随的是哪种思潮？它的主调是较为悲观还是更为乐观？完全不可能如奥伊伦堡和布洛赫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26章），“无偏见和无前定条件”地处置有关性和性欲的研究课题，“既不偏袒谁，也不想伤害谁”，因为比如堕胎、阉割、性施虐和受虐、三人劈腿，以及只是“正常的”婚姻或生活伴侣出轨的经历等问题和事件，在性这个词的三重意义上都有着主观的意向。这就使得他们的那些回答不仅是任意和不可信的，而且当主体处在内省状态中的时候，在积极的意义上叫作诚实；但是当主体处在反射客观对象的时候，在消极的意义上叫作调整。不懂得这些的性科学家是令人感到不快的，而那些隐瞒这些的性科学家则是令人讨厌的。一个研究者，如果他对有关性的问题手拍胸口保证，他只是做出“纯粹”的科学回答，那么他既不理解什么是科学，也不懂得什么是性欲和性行为。一切科学都内含了研究者的价值判断，这也包括尽管他一再声称绝不会做出任何可能被说成是政治和道德的价值判断。每一个科学家有一天都会要面对那些他无法回避的基本价值判断。这位科学家便会因为他的那些基本价值判断而是政治的。这无须是他有意而为，而且可能他恰恰认为自己正在做些与政治相反的事情。

但是这种矛盾也常常出现在似乎经过启蒙并拥有理性思辨力的那些人身上。因此在实践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人的自然既定性特点来为传统性行为作免错开脱的尝试，却经常与所谓的以科学为根据的手术干预来治疗或解除由同样行为所造成的痛苦的尝试，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两种尝试的行为都定位于一种最终的理由，并都使自己摆脱了历史的制约。这两者手拉手并行的状况，不管在那些老的还是新的性科学家那里都能够轻易地得到佐证。他们一方面将偏离传统的性行为认定为是自然正常的变异而为其辩护，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在那些离经叛道者的身体和心灵中寻找偏离的原因，以便在必要时能够将自己原先的那些为偏离辩解的话语作为自由主义的垃圾而加以抛弃。

很晚，直到当今一代的性学家，才有一些人敢于面对这么一个历来被绕过或推开的问题，即自己的学科前辈是否并在怎样的程度上参与了纳粹的野蛮行径以及纳粹的历史。直到1945年结束二战的几十年之后，一些性学家才有勇气承认，那些曾经令人崇拜的性学家的著作或文稿中渲染着怎样激烈的统治者道德、种族仇恨和毁灭意志，渲染着怎样激烈的战争狂热和沙文主义。肯定主义的性学喜爱光环因而也喜欢描绘光环。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则不愿以艰难处境或时代精神为借口，为自己和自己的前辈开脱，即使这会触及个人的痛点，因为受自己尊崇的某些人或事，会因此而不再能够如自己所愿意地那样保留其清白或无辜了，但它仍将致力于去发现这些罪恶的历史。

如果德国的性科学要想坚持自己的批判性，那么就必须致力于研究这么个问题：是哪些思想和行动为纳粹的罪行提供了前提准备。如果它回避这个问题而提出其他一些问题来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那么它无非就是为了诱惑自己以及德国的性科学去穿上一件它实际无权穿上的洁白背心（即想洗白自己的罪行——译者注）。纳粹曾经将当时德国的著名性学家驱逐出境，并一味地嘲笑和谴责他们。肯定主义性学可能会很轻易地以不曾为戈贝尔（Göbbel）服务过而为自己辩解。但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却与其相反，它会向自己提出这么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一些性学家喜欢谈论“人类的杂草”、“劣等种族”或“灭绝”，而另有一些性学家却不是这样，比如弗洛伊德。当然正如当年避孕方法的出现并不构成今天的批判精神，因此也不能说1923年出现的优生学一定就制造出法西斯主义者。但人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尤其如果涉及一些严肃的事情的时候。作为例子，这是应当提醒的，比如在出现艾滋病以后，一些政治家对此做出（或所选择）的反应，是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因为正是这些反应突然表现了以往野蛮行径的连续性（关于个别的详细情况，请见Sigusch und Gremliza，1986；Sigusch，1987a，1989b，1990）。在那个时期正好负责制定巴伐利亚艾滋病政策的国务秘书彼得·高魏勒（Peter Gauweiler），这位经常因为说些对人普遍蔑视的话而引起人们议论的人，在这次关于艾滋病事情上说的话自然也有着典型的充满了恐惧焦虑的小市民话语的特点——用怒骂代替讨论；他还将自己所有攻击艾滋病的言论经过深思熟虑编辑成书，以《如何对抗艾滋病》（Wastungegen AIDS）为书名，1989年在R.S.舒尔茨（R.S.Schulz）出版社印刷发行，书中也出现了弗朗茨·舍恩胡贝尔（Franz Schönhuber）《党卫军回忆录》（SS-Memoiren）中的内容。该书还比如把HIV-感染者称为：“那是些麻风病人”。或者在涉及如何保护毒品上瘾者（而这又是政治家确实有能力做到的）之处，说：“通过分发一次性毒品注射剂去助长毒品滥用，这是不可接受的。”或者概括说：“我们必须迫使这些人浮出水面，公开展示那些特别糟糕的感染途径。这样，我就能追捕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他们也就无法把自己的艾滋病再传染给任何一个其他人了。”这无疑是在主张使用一种警察国家的手腕和方法。奥斯瓦尔特·科勒（Oswald Kolle）在为一份日报写这本书的评论时（该评论发表在1989年4月15日柏林日报“taz”上），回忆起一段德意志的历史，并写道：这本书实在不应当叫《如何对抗艾滋病》，而是应当改为《我的反艾滋奋斗》（这里借用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为嘲讽——译者注）。高魏勒政府职位的后继者京特·贝克施泰因（Günther Beckstein）也不甘落后，他把感染上HIV的人称为“死亡炸弹”，因此决不允许“再让他们到处乱跑和随心所欲地生活了”（在接受纽伦堡电视台N1节目1988年12月28日采访中的谈话，引自Du& Ich，Heft 2/1989，第45页）。在此之前，那位永远盘踞在官位上的巴伐利亚文化部部长汉斯·策赫特迈尔（Hans Zehetmair）也曾经用野蛮的语言针对那些同性恋的男人说道：“这个社会边缘群体，必须像长得太密的植物那样被间苗稀化，因为它违背自然。”（请参见1987年4月7日的《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第9页）在遭到公众的抗议后，策赫特迈尔又试图要求对自己在1987年2月19日的一次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台的电视辩论中所卖弄的那些话作“细微化的理解”。这种所谓的“细微化理解”，其实就是企图故意扭曲语言、用智力和稀泥，是掩饰自己道德堕落的一种明证。

对摘录自那位民主的文化政治家公开发表信件的一些内容（见1987年4月4日的《南德意志报》，第9页），应当逐字逐句地加以研究阅读，然后与右派极端分子的言论进行比较。比如他在信中写道：“以当时的记录作为证明，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我在那次电视辩论中的发言，并不是为了指责哪个同性恋者。在发言中，我还进一步解释说，人们对同性恋者也有同情心，即使人们，比如我个人，把他们的行为看成是违背自然，并且是一种完全病态的行为。我所担任工作的责任使我不可能也不允许在公众场合为同性恋者，并因而是我们社会边缘团体的人，去争取民众的同情心。而且恰恰相反，当今最紧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必须出于担忧而去关注这些年轻人，使尽可能少的年轻人陷入因为艾滋病而特别危险的社会边缘团体中去。我们必须把保护民众中的多数人作为我们的中心目标并加以时刻关注，因此我们不会去转向关注这么个问题：怎样更好地去理解那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只是作为补充，请允许我提请您注意，德国主教联席会议（Deutsche Bischofskonferenz）主席，枢机主教霍夫纳（Höffner）1987年3月13日的声明。此声明强调：决不能将同性恋的关系等同于婚姻和家庭的生活模式。同性恋的关系不仅违反基本法则，而且也因此助长了免疫缺失的艾滋病的传播。——从中可以看出，我的发言是与这个声明相一致的。那些以错误和荒唐的方式对我的发言所做的解读，与我的发言完全没有相关之处。——致以友好的问候！汉斯·策赫特迈尔。”

20年之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那些处于领导或领军地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在谈论自己的精神生活处在怎样的状态和有着怎样的思想或见解（或是个怎样的人）的时候，公开承认自己对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大屠杀知之甚少。当时正在执政的一位德国州长，将人们对于角逐利润的金融主管和财务经理的批评，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比较；一位国家经济“智囊团”的成员，则将受到批评的银行总裁（或经理）等同于遭受纳粹迫害和屠杀的犹太人。在此之前，一位德国总理还将抵制和反对他所属党派的号召，比喻为是如同对犹太商人生存的毁灭。这个执政党的另一个成员还将犯罪分子的非法资金（黑钱）宣告为是“犹太人的遗产”。没有比这更无耻的了。

那些在150年前对制帽工安德斯（Anders）和在50年前对儿童母亲库姆尔（Kumor）所做的一切，是不公正的；但是如果这种不公正今天仍在延续，那我们是必须为此承担责任的。超越过去是需要强制的，没有一种自然的事物可以被评判为好和坏、善与恶；道德只存在于那些绝对命令中，即那些因为唯物主义担当起人类历史的使命，而愿意尽一切努力使个人的一些难以形容的苦难不再重演的绝对命令。一种性科学，如果它在讨论：是否应当压制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愿望，是否应当对避孕药和堕胎负有责任，同性恋与所谓的性变态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那么这一性科学就是在从事着口是心非的双重操作。它之所以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以唯心主义的方法去推测如何解除肉体的痛苦；之所以说它口是心非，是因为这同一门科学还从来没有如此看重过肉体和它的痛苦。社会强加给个人如此多的痛苦，却没有因此而被那些遭受痛苦的人所炸毁，这就证明了，社会是怎样强制个人否定自己和自己这个概念的。鉴于个人是在社会中长大并被剥夺权利的，因此社会对个人来说永远是客观和强大的。虽然社会的那些支持者愤怒地断然拒绝任何对好的社会风俗和生活的攻击，但那是因为在他们黑暗的深层心理中仍然意识到，社会也会毁灭他们自己。因为某种争议而放弃躯体的绝对命令，无疑是对最后道德动机的背叛。衡量一切政治党派的首要标准，就是要看它们为那些因为稍有与众不同或略有差异而只得忍受痛苦和遭受仇恨的人，究竟做了些什么。

道德主义者虽然会不知疲倦地声明，那些弱者，也就是那些未出生的婴儿胚胎，是多么牵挂在他们的心里，也包括这些未出生的人的人权，但是市民社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已经将自己的心脏和与此相连的所有动脉撕裂，并且正是它以唯心主义解读的理性，为奥斯维辛的野蛮行径做了思想准备，比它的思想更丑陋和更残酷的是它没有去阻止这些野蛮行径。自那以后，道德主义者的这种声明，已不可能再被相信；自那以后，任何快乐和幸福不只是隐藏着无产者母亲无声的叫喊，而且也响彻着被拖上运牲口的货车被送往奥斯维辛的成千上万人的悲惨哭泣声。这一切使得我们文化中任何一种不做反思寻找舒适的行为都未免是可耻的。

一旦作为社会的建制，性科学便不能再回避社会中的这些利益冲突和自相矛盾。如果又一次出现如同1960年代末那些公开要求性解放的迹象，那么一切性科学都应当全力以赴支持这些要求，为一切的性别和性欲性行为进行辩护。如果出现复辟倒退和去性化迹象，批判主义性科学不会去参与对倒退的欢呼，因为它耳中仍然塞满了马尔库塞1968年那些话语，并且还会认为那位穿着节日盛装的将军有那么一些色情。不管是行动还是暂停，批判主义的性科学都必须不仅在自由主义的时代而且也在复辟倒退的时代坚守自己的理念，因为健康和快乐的生活始终是意识形态企图阻止的，因为一夫一妻制和性滥交的行为都同样远离一种还没人认识的自由的情感生活，因为我们的那些爱情英雄可能陷入错误生活的指数与我们那些所谓的性犯罪者等同，因为性别与性这两个不同领域的连接并不是在和谐而是在充满疑难和不可解的矛盾中的一种连接，因此千万不要作为律师去为一夫一妻制、滥交、伟哥、电子—性爱（E-Sex）、拖拉国王（DragKings，一些穿着男性服装的女性艺术家——译者注）、束缚式性虐（Shibari）或其他什么进行辩护，而是应当努力试图去把握和理解这些人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做：从中寻找出人性的冲动，即隐藏在启蒙和追求解放运动中的人性的冲动，并捍卫它。如同我们自那以后所知，在事情的自身，在性、性欲和性行为中，即在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作为与我们对立的事物中，我们学习了颠覆与超越、物理性与形而上学性。如果以避孕和安全为借口，强制性地只允许存在一种性关系和性别模式，一种性和安全性交的模式，那么一切对身体的严肃态度和一切严肃的模式都会成为多余，都只是外在的表象形式。

对批判主义的性科学来说，它的研究并不涉及真理，也不涉及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单一思想”（Penséeunique）或无限制的自由和持久的性满意度。批判主义的性科学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反对性别和性关系中的不平等、虐待和暴力，因而义无反顾地站在遭受迫害、遭受歧视、心灵受到创伤和忍受疾病痛苦的那些人这一边；并且在此基础上思考和寻找一种更加与人为善的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也不忘记伊曼努尔·康德的警言：“将这么一小段弯木，作为人的起源……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直木可以造房子了。”

36 那么究竟什么是性？

如同我们已经听说的那样，要说清楚什么是性，是很难的；甚至如果不对性规定一个不再可以简约并且也不再可进入或触及的剩余值，便不可能说清它究竟是什么（33章）。因此那些自然教科书只能说些它应当被理解（或已经理解了）的内容，并希望人们对于那个关于性是什么的问题，不再期待一个最终可以作为定论的回答。

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恰恰属于科学无法检测和认知的问题。因为性的特征是热血沸腾，而科学的特征是冷静严谨。在性这个问题上，不存在普遍有效或绝对正确的科学范畴，可以帮助人们确认性究竟是什么；也不存在普遍有效或绝对正确的社会—法律规范，可以帮助人们自己做出判断，怎样的性、性欲和性行为才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共同回顾一下，弗洛伊德还曾把口交看成是性变态呢。如果科学着手去研究性的这些事实事件，那么至多只能得出一些有关性、性欲和性行为的概念和范畴（5章）。期望对性做出定义的任何一种构思，都只能以不存在一种可以证明自身存在的科学程序或方法为前提。那些拘泥于老的（传统）研究方法的科学家，至今仍在猜测：所谓性事件的最终原因，究竟能是什么呢？而性则在事实上，非常明显地已经挣脱了科学强加给它的基本结构，即科学家用传统的专注于物的固定性的科学标准为性所构思的基本结构，当然也正是这些科学标准才使得符号学、方法论、病原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划分成为可能。由科学构思的性事件，是可定义、可计算、可检验和可证实的，而真实的性事件却并不具有科学所想象的这一切。那是因为科学几乎还不能进入到人的大脑中去研究人的真实想法，而且也因为科学的思考只是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的众多形式中的一种方式。其实人们真正要求和期望的是能够制定出性和性别关系的法则——请比较比如哈特曼关于“性、性欲和性行为”的三条法则（1943）和赖希关于性、性欲和性行为的四种“行动和功能”，即受精怀孕、配种繁殖、情欲清空和身心交融（1990）。当然鉴于这些法则产生在盲目启蒙或偏重数学（moremathematico）的科学精神时代，因而也就未免有刻意反对非理性的嫌疑，并且在这里尤其是反对非理性的本能冲动或性形态中不可再简约的核心所特有的模糊性。比如要是一位性研究者从基因或神经学的角度概括出一些关于性的法则，并且也无意将这些法则作为心理分析和种属历史思考的模板，那他就清楚地表示了，什么是他做出这些概括的实际衡量标准：不是心理分析这么一种自成一格（suigeneris）的方法，也就是说，他没有运用心理分析这种很难反对偏重数学的方法，而是运用了经典的生物学方法。但是在这其中他却大胆地偷用了一种通用和一致推测的动机，也就是尽管存在着由哲学发现并由不同的身份认同而构成的裂缝，他仍然将一切都聚集在一起：从男女两极（bipolaren）不同的细胞，到父亲—母亲—孩子这三极（tripolaren）不同的人，再到同时既爱男人又爱女人的双性恋（bisexuellen），然后再回归到双潜能（bipotenten）的两种不同遗传基因的统一（Uniohumano-genetica）。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也就是将人作为基因和情感的统一体，性则是存在于每个单一个人，也就是毫无例外存在于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中先天张力关系的统一。

赤裸裸的只能是人，而不是动物。因此就开始了人一方面出于本能直觉调节生殖行为与另一方面为满足情欲和身体性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距。即使把人像捕捉到的野生动物那样再次放生回归到以前的野性生活，也已不再可能。进化之后的人，就不能再退回到野蛮人的状态。任何走出性模式的企图，都将构成生命危险。即使是生活在意奥瑞三国交界的阿尔卑斯山阿迪杰河谷的阿迪杰人（Adigen），和那些主要生活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印古什人（Inguschen）、达吉斯坦人（Dagesten）、卡巴尔达-巴尔卡尔人（Kabardino-Balkaren）和卡拉恰伊-切尔克斯人（Karatschajewo-Tscherkessien）都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更不用说如果他们想与国际接轨，进入世界史并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被称为所谓动物的“性欲与性行为”，通常只是特指繁殖。而被称为人的“性欲性行为”则与此相反，人的性现象并不像动物那样只是出现或限定在特定的身体周期，也不需像动物那样只是借助生物进化的帮助而形成的直觉式性反射，比如利用一个假象阴道或一个阴茎刷，或是以黏结在雌性动物后腹部方法实施有效受精，人的性生活绝大多数都贯穿人的整个生命过程。通过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研讨的生殖和性这两个领域的解离（39章），无论在实际的性生活中，还是在有关新性形态话语和人的自觉意识中，当代的性形态已经在极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生物性生殖功能。生殖已经进入一个可以无性操作的时代，这就是说，比如能够用条件反射取精和用一些技术取卵，然后加以交配。另外，性欲性行为也不再如弗洛伊德有些荒诞地所认为的那样（1905：109），通过生殖而具有了“所谓的利他性”；因为它可以在这个受精的过程中几乎完全消失或是寻找与这一受精过程无关的人体重新燃起生命的激情。如果从功能的角度观察性的领域，它在个人的层面上已经因此不再承担生殖和延续人类生命的功能，而是表现为一种奢华的享受，它必须走出自身为自己进行定义并证明自己，它不需再顾及日常的生存问题，但也因此承受着一种巨大的责任承诺和追求成功的压力，这是我们的文化以所谓的性革命形态不断沉淀在公众和个人心理中的压力。那些保守的，其中也包括正统的心理分析家、进化论的心理学家以及神学家都坚持认为，即使在今天，性仍然或多或少是一种自然的行为；而在我看来，现在的性，除了它有着生理特征的身体反应外，在文化上已经远离了一切自然的轨迹，在社会上则迷惑了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

但与此同时，已经与生殖分离的性欲性行为，又并不总是人们持续需要的。它只有如此微乎其微的本体论意义，如同男人在被绞死的那一刻的射精，或是如同一种胃食管的打嗝反流，只是一种盲目的机械性反应。脱离了生殖功能的性欲性行为，居然成为美好生活中的一种奢华，特别表现在生活危机或生活遭到威胁，如果一切都只是为了赤裸裸的生存的时候。因为这时，作为相互吸引和交流情感的性就会随之消失，它证实了自己在这时是可以被舍弃的。如果有谁说没有性的活动，生活就会变得贫乏和无聊，那他只不过是在叙述一个现代的童话。这一点在其他的文化中得到了千百万次的反证。要想建立一种亲近的人际关系，并不一定需要性的活动，也不一定需要身体的接触。性本来就产生于人的头脑中，就像身体总是由精神创造的那样。我们就此应当看到，并且这期间大家也都已经懂得，与另一个人的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要比一种性的交流更令人激动，也更令人满足。之所以必须在这里先提及性的这种相对有限性，是因为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生活在一个在想象中和在现实中都对性和性的影响力做了无限夸张和过高估价的时代，也因为性的这种影响力其实正在逐步但显著地减弱。无论如何，被弗洛伊德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地怀疑为是泛性论，并且到处只看到受本能冲动驱使的性活动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鉴于性欲性行为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已经显著地失去了它的象征意义和社会意义，心理分析学也必须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做出部分重要的调整和改变。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全部接纳原来的那部分性理论，即不能再继续拖着心理分析学在100年前送给西方世界的这份礼物前行。换句话说，现在已是创建一种新的性理论的最佳和最迫切的时候了。

如同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曾经说过的那样，没有幻象的性欲性行为，是动物性的。之所以说它是动物性的，是因为在没有幻象的性欲性行为中缺乏信任、安全、伟大、凯旋、整体性和相互认同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恰恰是人的性欲性行为的重要核心。与动物不同，人能够在没有外部事件的影响和身体的物理性刺激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梦境或幻想，就能产生性兴奋，其中也包括阴茎勃起和阴道湿润等性反应。性幻想既非客观的也非主观的，它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第三者。之所以说它不是客观的，是因为主体对它的感受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也因为这种变化是由主体之间所建构的；之所以说它不是主观的，是因为它的存在并不能追溯到主体有意识的感受或体验。它更多的是一种客观的主体，因为虽说那位主体并没有在现实中经历他幻想中的性体验，但那些性事件却真实地发生在他的幻想中。想在这里提请大家再回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和批判理论中的一些概念，比如商品的拜物特征和表象等概念，也就是想表示一些虽然在狭义上并不具有客观性，却被主体在必要时不得不作为真实而加以体验的事物。象征性符号也是介于客观和主观之间的一个第三者，它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一个主观的客体。这两个介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第三者，都在根本上描述了人的存在，因为它们起源于并连接了人与世界之间的裂缝。没有幻想，没有象征性符号和它的领域，即性别和社会性形态主要所属的这个领域，便也就无所谓人的存在。面对淫秽的闲言蜚语时的那种尴尬，对爱的那种深情，对一种情爱关系的那种依顺，对性实践的那种激情或是与情（爱）人分手时的那种心痛，都不能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科学或遗传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这同时也真实地说明了，这些科学距离人，距离人的情感和人的内心世界，究竟有多远，并且这就是些在当代的大学和人文科学机构把握着话语主导权的所谓科学。

与此相反，坚持批判主义性科学的我们则确信：性是一种开启生活诱惑的产品，并且人的一生都会如此行动。带有情欲的性，起源于人的主体化过程中，即起源于人作为一种新的主体（sub-iectum）的形成过程中。正因为如此，在性的实践中实际关涉的是诱惑和被诱惑、认可和臣服，关涉吸引和厌恶、爱和恨、生和死。弗洛伊德将性的这些特定状态与恋母情结联系起来，客体关系理论家（Objektbeziehungstheoretiker）是把这些状态置入前俄狄浦斯时代（präödipale Zeit）加以研究，相异性理论家（Alteritätstheoretiker）则刚刚开始站在自己研究的开端。当一个人被触摸、被照料和被供养的时候，也就出现了性并构成了性的关系。性形成于和谐与冲突之中。它由进入到身体和灵魂（并主要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印象和印迹组成。一切能够将性满足现实化的性欲望，都有着它们的生理心理根基，而这些则形成于一个人早期童年时代的感受和沉淀。比如：被抚摸、被拥抱、被爱抚、吸吮、抓摸和肛门、尿道与子宫口区域的性感受，以及这些感受的拜物化。鉴于婴儿是从一个人体器官，即母亲的乳房吸吮着生命的乳汁，这就为他发展恋他（恋客体）和自恋（恋主体）愿望构建了能令他终生感觉兴奋的根基。由于在婴儿时期的无意识中已经留下了另一个人（男性或女性）的身影，所以在以后作为成年人、作为新的主体、新的顺从者和新独立的人的时候，他们也就更愿意在爱情中如在童年时代按上帝的意愿所经历过的那种喜悦那样地行为和爱抚，并且被爱抚也因此能够比一种性高潮让人得到更多的性满足。

婴儿期的这种性感受主要是外源性的。这种通过护理者或多或少无意识的象征性符号信息以及通过护理者或多或少有意识的照料和教育行为而沉淀在儿童潜意识中的性感受，最初是外在和陌生的，它还须通过主体以后获得的经验转换为自己特有的感受和经验。由于无意识和象征性的符号信息对新生儿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如我们大家已经听说的那样，让·拉普兰济把这些符号信息称为谜一般的），因而导致了那个成年人怎么也不会停止寻找自己性生活之谜的答案。许多成年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并不存在一种具有持久意义的答案，除非人们把身体因为疾病或年老，心灵因为疾病或心理创伤，或是社会关系因为饥饿、逃亡、监禁而导致的衰弱，看作性之谜的最终答案。但在另一方面，正是性所具有的这种谜一般的永恒神秘性，使人对它更感兴趣，它也更令人激动。婴儿性感受的外源性，并不意味着没有丝毫的内源性，这就是说，在这种以外源为主的性感受中，也存在着婴儿生理的那么一点内源性的参与。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所有人化的表达或表现，或多或少都同时既是生理的，也是社会的和心理的。决定这一理论的假设在于：婴儿的性感受并因而人的性欲和性行为，根本不像人的呼吸、心跳、消化或肾排泄那样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性欲望不会如同人的卵巢或睾丸那样简单地长大或成熟。因此在这里再强调一次：从维持生命的角度来看，性是一种奢华。大家都知道，性的欲望只能暂时地得以满足，但是性的欲望根本不需予以满足，因为性欲并不像呼吸、吃喝和睡眠那样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

性的这种起源也有它的阴暗面，如渴望成为创伤、爱成为恨等，性学家罗伯特·J.斯托勒（Robert J.Stoller，1975/2001，1976，1979）令人印象特别深刻地描述了性的这些状况。他最早代表了这么一种理论：所谓的性变态，其实是转化和应对童年时代遭受创伤经历的结果，因此以一种情欲的模式来表现仇恨和敌意，是那些所谓的性变态者感受性快感的范式。罗伯特·J.斯托勒后来也用这一理论来解释那些仍被认为正常，但在性行为中带有那么一丝敌意（wisperofhostility）的所谓正常人的行为。性学家埃伯哈德·朔尔施（Eberhard Schorsch，1978）针对这一理论片面的观察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对儿童时代的经历做了补充，即儿童时代的经历不只是阴影面，也为儿童留下了共生、受保护和满足愿望等积极的经验。我们把这称为一丝幸福的慰抚。而这种激动人心和令人着迷的性和性欲性行为，如果没有双方直接或间接、现实或幻想的好感和攻击、爱和恨，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之所以要明确探究这种性关系，是因为那些正在成长为主体的人全心全意想的就是这件事，或是说自从有了这种形态的性感受和性经验以后，就不再想去体验任何其他形态的感受和经验了。这里我正好想起一个例子（Sigusch，2012）。在第一眼看上去，似乎令人吃惊地有许多女性幻想自己被强奸，南希·弗莱代（Nancy Friday，1973/2001）和伊莎贝尔·阿祖莱（1996，2000）这两位女性学家特别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许多这类例子。但在第二眼的继续探究中却能看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这是因为这些女人在内心里表现为被欺压、受奴役和无能为力等一些性化愿望，并不是出于病态，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无法体验自己这些性化了的愿望。

究竟是哪个客体，是一个女人，一个难题，一个儿童，一个动物，一幅画，一个包，一件乐器，一艘船，一种气味，一种声音，一种幻想，还是在公开场合出现的一个场景，会沉淀在主体的潜意识里成为可以归为主体本能冲动的躯体和心理表现，这只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综合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容和程序，科学在今天并且即使在未来只能对此做一些非常零星且只能是推测式的解密。从我的观点来看，这里涉及儿童年代的一些社会和心理的经验，以及涉及在童年以后令人感到惊奇的一些身体和情感的感受，也涉及一些与兴奋、迷恋、向往、无奈、绝望、依赖、顺从、攻击、固执等相关的感情，涉及所谓的寻找乐趣、对客体（人或物）的占有欲、强迫性重复、回归消退和满足需求的心态，还涉及幻想、梦境、自主、痴恋、分离、受伤害和受侮辱、自我还原和自我膨胀、自我的转型、分解和重建等，总之近似一堆大杂烩，每个人（不管男女）都能够在其中寻找出适合自己、适合自己职业或适合自己理论的那些东西。一种能够满足一切的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也不应当存在，否则就将是地狱。

那么现在从科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性，究竟是什么呢？是如同饥饿和呼吸那样人的一种“最大的需要”（Freud，1895/1950：381），虽然它与进食和呼吸不同，会在生存的困境中自我消失？是不论在清醒还是在睡眠中的一种幻想梦境？它是在核心上就是由母亲（或其他一个与婴儿有着最亲近关系的人）向敏感的幼儿传递的第一个生理—心理之谜？并且正是这种神秘的无声信息在以后成为这个儿童终生都在寻找理解这个谜的动机，即怎样解开这个在人生中最早体验到的激起整个身体觉醒的秘密，也就是这种能够使全身心放松、毫无恐惧地进入到生理心理宇宙中去，进入到被成年人称为幸福中去的那种感觉？性，真的能给人带来一丝幸福？甚至是如同真理的隐喻之光那样一种幸福的隐喻？或者性也同样意味着一种敌意？在性的内核中是否更具有一种拜物性，而且在性的这种拜物中一切相互对立的要素和程序，实际上无非就是一种纯粹侵犯行为的幻觉？无非是销魂和算计，独自占有（乳房、臀部）和无所不及（自恋、生和死），高估（把丑陋想象成美丽）和越界（排泄物或疼痛，越是禁止越感刺激）？这类话是多么令人奇怪：“爱情为自己建筑了一个巢/在粪便排泄口的地方”，或是：“如果她的乳房在摇晃，他的血就流向了别的地方”——我们也曾听到与此完全相同的由诗人写下的诗句。

我们在这里提及的一切关于性的到底是什么，也许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我自己无论如何在写作和演讲时（33章）总是会对性的总称（Sexuellen）、性欲和性行为的总和（Sexualität）以及作为性感和性吸引力总和的性（Sex）加以区分，并且常常会因如下行为感到恼怒：如果有人将法国的思想家如福柯或美国的科学家如斯托勒这些人理论中有关性的概念或范畴，统统只是翻译成“Sex”。然后总要仔细查究，他们关于这个“Sex”到底说了些什么，必要时也会请教能够懂得这个词的那些人，即选择这个词的译者，这个词在他们母语中究竟是什么意思。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德语确实能够允许我一如既往没有任何其他要求只想表示事实真相或真实内容的愿望。性欲和性行为（Sexualität）——这是一个相当笨重的名词，它让人联想起一些固定的欲望和行为以及实际的性模式。而性感和性吸引力——可以说是一个坚硬、锋利的名词，它显然运用了一种短期效应的程序砍断或熔断了性欲和性行为原有的过程。因而我们似乎能够就此猜测：那些原先凝固的并自然而然的欲望、行为和模式，被加以分份或小份包装，以方便销售或变卖。那个性的总称（Sexuellen），也简称为性，则与其相反——虽然也是一个名词，却是由形容词转换而来的一个较为柔和一些的名词；它在我的耳朵里听来，充满了更多的希望和神秘，更独立也更流畅，在它之中没有罪犯，它没有表示一种状态、性质、特征的后缀，没有叫床的喊声，没有神秘主义，也没有两人或多人间的相互合作；它只是性的个人特殊差异的总和，它是一个不依赖存在与思维，不可加以身份认同（Nichtidentisches）的概念。

在此顺便说说性的不可加以身份认同的特征。自从性作为文化社会形态的历史概念诞生以来，性便意味着是本能冲动和非理性因而也是非理智的，是越界和神秘的；它被作为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理性世界中一个尚未被认知的空缺点，也被看做是冷漠社会中的一股暖流，并且性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它独自对抗着由主导社会的理性强加给它的拜物主义结构，也通过自己的不可计算性，而使所谓的启蒙理性的计算落空。作为一种批判的脉冲，性证明了我们冷漠的理性并不能够完全主宰我们的生活；但同样证实了，我们也没有能力完全按理性安排我们的生活。乌尔里希·松内曼（Ulrich Sonnemann）在他的《负人类学》（Negativer Anthropolgie）中，把性的这种状况称为“理性的不可支配性”（Unverfügbarkeit der Vernunft）。但是当似乎觉得在性这个概念中已经加进了一切内容，并也似乎一锤定音已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性却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令人震惊、感人、疯狂和非理性的事情，这使得人们重新又相信生活中的理性：仍然还存在着生活与幸福，光辉与伟大，就是那种无比宏伟壮丽的感觉。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代价，伴随着性的伟大的是受伤、分离和攻击，或是同时出现，或是前后脚接踵而来。

性不仅能够刺激人的整个身体，也能够（不只限于性高潮时）熔断人的意识和思考。性欲和性行为是肮脏的，并在字面的意义上也是淫秽的，如果它真正去实施文化所禁止的那些欲望和行为。在一种性的活动中有五种扼杀生活的心态将会退场，它们是：无辜、舒适、良心、安全和羞耻感。也许还有无聊和抑郁。如果说讽刺是人性中的那么一点羞耻感，那么性欲和性行为便是人的那么一点兽性，没有这么一点兽性，也就不存在人性和人。性也能够成为开启力量、艺术和自我修复这些源泉的动力，正是这些源泉帮助人们做出自我舍取，填补自恋的空白，重新体验婴儿时代那种无所不能和狂妄自大的幻想：没有分离，不需理性，生理心理的自成一体，为抚平幼年早期的心理创伤而欣喜若狂。性也能够在男人相对于女人，我相对于你，主体相对于客体的意义上，克服或超越由某一方主导的二元关系。突然间，渗透和接纳，“阳具”和“阴道”的乐趣和性满足的模式不仅属于男性，也同时属于女性，就此统一了所有的性别。这就建构了独特且珍贵的，唯独属于主体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认识论的不可再简约性使得性别和性主体的这一诡计有了实现的可能。

性和爱情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人们回想起，如果作为单一的个人要想越过主体与客体、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那条鸿沟，或是会充满恐惧和惊吓，或是会陷入不能自拔的迷醉和颤抖；这一切都会使那个想越过这条鸿沟的人变得狂躁或是忧郁，随时听候吩咐或是冷淡不感兴趣；这就是说，或是做出一种动物性的反射，或是作为一个残忍的人在行动。这些概念可能会与一种错误的确定性相矛盾，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确定性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是科学先对本体与实证、身体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进行一种冰冷的分离后，把贫乏包装为所谓的丰富，并将其作为一种确定性鼓吹进现代世界的。性欲性行为和爱情等一些概念，只有脱离了哲学领域并同样也摆脱了那些科学范围的限制，才会具有实质性。爱情既不是埃佛拉（朱利奥·切萨雷·安德烈·埃佛拉男爵，笔名尤利乌斯·埃佛拉，是意大利哲学家、隐微论者、文学家、画家，传统主义学派的重要成员——译者引自维基百科）式的神秘同盟，也不是施泰纳赫所设想的那样一种和谐的场景。它是苍白的人际相互世界的一种显现，它展现了一个限制在两人关系上、无限拜物化，既独立又受限制、既自由又不自由、既个人化又普遍化的世界。它具有封闭性，这就使得性科学难以进入，就像心理分析学难以进入人的潜意识中去那样，因此只能对一些可以归结为爱情的现象加以猜测而已。

人作为一个性别和性欲性行为的主体，与任何一个其他人都不会具有相同性。也许现有的被公认的文化模式可以用一只手或至多两只手就能数得过来，但是个人化的经验、渴望和体验生活的结构却相反，如此众多，因此可以说，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这样的结构模式。用另一种话来说，就是每个人（不论男女）的性别意识、性欲和性行为与任何一个其他人（不论男女）都是不尽相同的。除此之外，即使是对同一件特定性事件的体验，也会因人而异，极不相同：可以从非常愉悦到反感厌恶——这由个人的先前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的后续处理状况或心态而定。因此，性在一方面是完全文化和社会式的，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是彻头彻尾个人和主体化的。就此可以推论出，科学对其所做的一切概括都未免有粗糙之嫌，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理论。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在这个领域研究事实或所谓（心理）障碍和疾病的科学。当然可以制定一些范畴和应用一些分类标准，但是没有一个特定的人的社会心理障碍或疾病会与另一个其他人的有认同性。这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有时即使运用了同样的衡量标准，也仍然存在着一种难以想象的天差地别。

我们就此得出的结论是：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可以被认定为标准的性欲和性行为，因而也就不存在某种特定的标准的异性恋或同性恋的性形态。一切不同的性表现和性的结构模式都共同属于人类的生活史，没有一种表现或模式比另一种更为健康或更为正常。所有人都有着一种多形态性恋的根基，并将在一生中不断进行重塑和调整。在所谓人的社会心理中，不仅沉睡着这种对异性、同性或双（多）性恋的欲望，而且还隐藏着一切都不同于他人的愿望，因而就有了从无性欲到多性恋，从无性别的中性到改变性别的变性现象。任何一种精心刻画的性欲和性行为，都是一种贫乏化。这里要强调的是贫乏化这个词的后缀，这个“化”已经展现了一种结痂和钙化，因而是一种僵化。这类“化”的逻辑是这样的：异性恋，在最初就不会有同性恋的欲望；顺性别情欲者，不会有变性的欲望；双性恋者，不会有三人恋的欲望；三人恋者，不会有四人恋的欲望；恋青少年，就不会去恋老年人；爱田园牧歌，就不会爱性变态；爱柔和，就不会爱坚硬；爱白，就不会去爱黑——反过来也是如此，就这么没有终结地永远继续对抗下去。我们当代的这些性形态，是缺乏美感的。我们这种文化的性形态的特点是，一方面在大庭广众面前，几乎所有的广告和软色情影片和作品充塞着一种企图激发情欲的色情艺术，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调情和热恋，我们的性形态却在总体上是丑陋的。我们文化中的绝大多数男人和许多女人，都没有性的情感，因而可以被看做是无性的，因为他们无非只是在实践表面的性感性吸引力，这种只需几分钟就能完成的性关系，不需对另一方倾注真正的性情感，即便是在想象中也没有这种真正的性情感。也有许多人——女人多于男人，是反性的，即对性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也许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可以猜测，真正的性在这些反性的女人中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许多男人对这些女人的害怕，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因为这种害怕也来自于女人对他们关闭了阴道这么一个事实。

此外，我们不应忘了：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特定的有关人的性欲和性行为的真理。我们总是只能认知一些来自别人的陈述、假定或是研究成果，而这些陈述、假定和研究成果，都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各个不同的个人和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的结构所建构和置放在我们面前的，并且那些已被确认的内容，也会因为我们自己对其所做的阐释而又经历了一次继续的修改。每个特定个人的性愿望、性感受和性体验，都是无法直观加以确认的。所有我们认为已经知道的那些，无非只是或多或少有些正确的推测。也正是性的这么一个难以捉摸的事实，使得性在一个过度物质化合理性化的社会里是如此珍贵。性虽然不会从一个理性化的社会里消失，但它却总是在根本上不断地对抗着它，因为唯有爱情才能做到，让所有人的性和爱，完全独立于出身和教育，完全独立于知识和权力。

从各种层面的意义上来说，性欲和性行为这个概念是一个临界性概念。这个概念想包容的内容，在现代思想理论中属于一些相互对立的领域：人与动物，身体与心灵，理性与非理性，内在和外在，自然与文化，男人与女人，儿童与成人，客体性与主体性，意义与无意义，认同性与不可认同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性欲和性行为这个概念，如同商品拜物主义（Sigusch，1984b，1986）这个概念一样，只是一个中介性的概念，它只是试图将作为普通个人的性欲望和性行为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联系起来加以综合思考。每个特定个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并不是一件他个人自己的事，也不是他的纯粹自我。人的性欲和性行为是处在超验和实践之间。它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第三者，如同在人种学和心理分析之间意义上的拜物这个概念：不只是幻想，不只是物，不只是活生生的，也不只是死亡的；它很像温尼科特（Winnicott，1951/1993）的不只是恐惧和象征的那么一个过渡客体。因此也就不要感到奇怪，性欲和性行为这个概念作为象征性的实践和个人具有普遍性的愿望与行为，不可能在一个概念中完全做到，使自己从认识论的角度摆脱日益一维化的科学，因为它自身不只是属于身体器官、感觉和情感，而且也属于象征性、语言、经济和道德。

正如我在前面那些理论断想中已经试图加以说明的那样，批判主义的性科学从文化和社会理论的核心来观察性、性欲和性行为以及性感性吸引力，但又不轻视由其他科学发现和展开的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化理论的那些事实和观点。鉴于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上述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不可放弃的，但也没有一门科学已经对此做出一种最终的回答。在一个社会化了的社会中，自然的事物是通过社会得以传播的，而社会的事物又是借由自然得以传递的。肯定主义的性科学，简单地满足于事实本身，或是至多要求对事实做一些保守或进步的标示。批判主义的性科学思考的问题则是：社会元素是怎么渗入到性和性别中去的，并从这个角度研讨性和性别。按批判主义的性学观点，对性和性别有着最大影响的是文化和社会理论的发展进程，因为文化和社会能够通过惩罚、规范、科学、话语和经济化等手段，决定性地剥夺作为性和性别载体，即作为人的生理心理基础的自然身体自身，原本所拥有的象征性、话语、感受或客体性等要素或功能，从而使人的身体、性和性别成为文化和社会的产品。批判主义性科学竭力遵循思想史上那种坚持主体和启蒙的思想，因而也有权怀疑这两者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批判主义性科学不去这么做，那么便丧失了自己的批判本质。如果没有主体的诉求，那么一切本能式冲动都只能是一些完全社会化了的性形态；如果没有理论上的努力，那么性甚至不能过渡到性欲和性行为，也就无法通过这种过渡成为可以辨认为物化的形态以及最终的物化性形态和物化了的性感与性吸引力。通常的性理论总是与那些当时正在流行的事物，比如性的适应性疗法，比如性的政治改革相伴而行。而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则与此相反，尽管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一切都彻底社会化了的社会，仍然坚持性的主体性和个人性，它在性的颠覆与对抗、本能冲动与思想突破中看到了最后一道能够解体固有体制和形态的机制或是说最后一种可能性，并以此来打破以往和现有体制正在对社会与自然进行的拜物教式的物化。

鉴于上述的进程和层面其实都处于一种相互交错的状态，我认为运用一种系统理论来对性进行观察和分析是不合适的；因为作为一种系统理论自然就会假定，性系统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子系统，因此也就是按自己的规则运行的。除此之外，系统理论也会忽视或低估性的生物性、生理性和心理性的条件与程序，而没有这些条件和程序，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性欲和性行为了。之所以说不合适，也因为如今（比较比如：de Sousa，1987），即便是哲学，也已在总体上把情绪归入非理性或是说归入非理智的领域。当然，情感也能是理性的，比如在登山时的一种担惊受怕，或是为第四世界儿童所受的苦难油然而起的愤怒。只是科学对此仍是只能在黑暗中摸索。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的一位女所长乌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在回答伊丽莎白·冯·塔登（Elisabeth von Thadden）发表在《时代周刊》（Die Zeit）上的关于人的情感的问题时，曾这样说过：“人的情感，是今天还需去发现的最后一片黑暗大陆。这无论对社会科学、经济学还是对脑科学研究来说，都是如此。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科学都给予那个理性的人一种优先的地位，但现在人们却又一次发现，感觉了的真实性对人的行动竟然有着如此大的影响。虽然其实人们至今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种情感究竟是什么，并且也几乎还不知道，在人的情感中究竟哪些是与生俱来的，哪些是习而得之的，也还不知道是通过哪些诱因而激发的。”好了，那么就开始研究情感。但现在已经应当没有争议的是：情感，往往是那些靠理性无法把握的心态，它通常也是对一个更人性化的世界的向往，而脑科学则至今仍无法解释这其中的相互关联。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性，自新性革命以来（关于这一革命，我还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进一步描述），也在正面的意义上表述了同性恋。从那时起，人们所提及的性欲和性行为，也包括了同性恋者特定的性欲和性行为。我把这称为“新的性”，与其他科学家和研究者，如如同尤迪特·巴特勒、莫尼克·维蒂希（Monique Wittig）、特蕾莎·德·劳蕾蒂（Teresa de Lauretis）、盖尔·S.鲁宾（Gayle S.Rubin）、大卫·M.哈尔普林（David M.Halperin）、夏娃·高索弗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所说的同性恋者（queer），是一种有着一段距离的亲缘关系（比较Kra，2003，2009）。为什么在概念上相互有着一段较远的距离呢？因为在我这里，性是我的观察中心；而在巴特勒那里，他更侧重于观察性别。作为一名医生，我首先是要反对通过医学而将同性恋者病态化、变态化，并将他们排除出所谓正常人群，推到社会的边缘；而且争取性的解放也只是部分地与政治和社会为争取解放的努力相联结。用另外的话来说，我的研究在第一层面上主要涉及的是病人、伴侣、寻求避难者、难民或罪犯，他们希望得到治疗或是医学鉴定，而不主要涉及既不感觉有病也不需要法律或行政专业帮助的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多性恋者或三人劈腿者。

我们今天所说的性欲和性行为这个概念，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各种文化和各生代之间的传递、转化和重新评价，因而也有了与它最初完全不同的面孔和意义。弗洛伊德认为，女人是没有自己性特点的性生物。今天有许多人都在反驳弗洛伊德的这一说法。这显然完全取决于谁在哪个时代（时期）、生活在哪个国家、属于哪个族裔，以及在哪个年龄段、有着怎样的性别和社会经验、有着什么意向和以怎样的观点来谈论性。比如在古典的情歌中，安特罗斯（Anteros）是爱神的阴影（反面）。他不只是爱神的兄弟和爱的回报之神，而且也是蔑视爱情的复仇天使。帅哥梅莱斯（Males）强迫那个声称爱他的外邦人提玛格拉斯（Timagoras）为证明自己的爱而从雅典卫城（Apropolis）的最高岩石上跳下去，当那个外邦人果真纵身跳了下去以后，梅莱斯感觉后悔不已，便也跟着跳了下去。两人就这样都为爱而殉难了。自那以后，我们似乎可以说，爱神和反爱神使我们左右为难、支离破碎、不再完整。我们今天遇上的不再完整的主要是那些公众性的话语人物，我们总是会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绯闻。但是在古典的爱之歌后面出现的是我们文化中的爱的所罗门之歌，它的内容我们也已经提过。只是那个神圣的爱神，在今天已经演变为有着粗俗性欲性行为的性爱。

古代所认为的那种几乎或甚至根本不能脱离身体器官的内源性刺激，由于文化刺激的泛滥，在今天早已并不强于外源性刺激，以往所谓的外源性也已经通过文化而演变为内源性了。外源的性刺激，以它今天的实际效应已经在起着内源性的效用。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今天有权去指责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过高评估了身体的功能。只是我们有义务决不能忘却，与爱情相反，我们的文化对性欲和性行为的思考，是不会脱离身体物理这个领域的；但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对于这个身体领域的界定又不如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具体和特定，因为身体对同一种刺激的反应，比如性器官的勃起、分泌和射精、皮肤变色和血压增高等，在极不相同的生活情景或死亡状态中，都会出现最不相同的情感，从对考试的担忧，从对一件商品的着迷，直到对绞刑的恐惧。也就是说，这要取决于在哪个时间，在怎样的感觉、象征性和解释的框架内，在怎样的综合情景中，由谁运用和经历了这些对刺激的反应。正是这样，如果我们坐在音乐厅里向钢琴家正在弹奏的钢琴望去，就不会像在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只看到一条女人的裸腿。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在今天是如此地平庸，因为它们已丢失了自己的许多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秘密的性欲和性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悲剧；虽然那个智慧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把性的这种无秘密性描述为是人类最大的发明，虽然这种无秘密性不是动物性的，但却是非人性的，因为它就此无异于那些在公众场合进行和确认的普遍事件，没有了性的个人特殊差异，或是只能作为负面的差异加以体验。

直到今天，任何一种能够得到性满足的性生活（性欲和性行为），任何一种成功实现了的性特殊差异，都仍是一件艺术作品；直到今天，谁要想完全理解我们文化中的性，仍然肯定要冒预先建构一种失败的风险。性，总是被认为还蕴含有更多的未知内容，总是还留有那么一点不可再简约的剩余值，而正是这么一点点剩余部分，便是性之所以能够逃脱被任何概念完全概括或包容的命运。如果性被认识论所捕获和去神秘化，那么性便也失去了它诗一般的和令人意外的层面或维度。因为一个概念不会交媾，也不会怀孕。只要仍然只是那些唯心主义者在寻找性的真相，那么有关性的真实性也就仍然处在一种最不可能定义的状态。性欲和性行为的非真实性最主要根基于它所处的社会形态。如果性不再拥有自己的秘密，那么人的性欲和性行为也就并不比一场足球赛更让人感兴趣。这里面也有肯定主义性科学的过错。这样听起来虽然很有那么一些传统的本雅明和阿多诺的意味，但事实却是如此。

如果我思考爱神，“即使我只是半个学者，我也感受到了双倍的荣幸”，歌德1795年在他的《罗马哀歌》（Röomischen Elegien）中这样写道。并且还加上了这样的诗句：“因此要庆幸，活生生的人，在这个充满爱情的温暖地方，/在可怕的遗忘女神把你逃跑的脚，用爱的网，罩住之前”——“这是多么幸福，我们在交换充满信任的吻，/我们在相互吸吮，那流淌着的呼吸和生活的慰藉”。

第二篇 性的世界：古代和新型的性欲性行为

37 登基成为国王的性

20世纪发生了三次所谓的性革命。第一次性革命在1905年左右达到了它的高潮。作为心理分析家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的《有关性理论的三篇论文》（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中对此次性革命做了研讨。第二次性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作为哲学家的米歇尔·福柯在他的著作《性欲性行为与真实性：追求知识的意志》（Sexualitt und Wahrheit：Der Wille zum Wissen）中，针对这第二次革命做了思想论辩。我的观点是，一场被我称为第三次的性革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富裕的西方社会如此截然地改变了人们关于爱情、性别和性生活的想象，因此必须认真反思与这场性革命相关的一种新性理论。

伴随着20世纪的性革命或是说性形态转型出现的，大多数是一种缓慢和静悄悄的演变，但有时也极为快速和大声。年长者可能还记得那时的喧闹，正是伴随着这种喧闹声，性在1968年前后终于登基成为国王（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场登基运动直到今天仍被普遍称为“性革命”。一种孕育着希望的话语多多少少涵盖了所有的社会成员，应当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并尽可能强烈地实践和体验性生活，成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识。被封为国王拥有了至高权力的性，陡然指责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正常的一切性关系犯有正常强迫症，声称要通过普通人的性解放，来颠覆整个蔑视人性的社会。一夫一妻制和生衍繁殖、童贞和忠诚、禁欲和苦行，都成为必须抛弃的垃圾或与之斗争的理念。但是伴随着“性的解放”，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和老的强制与恐惧，那些为性解放并进而颠覆整个社会的战士们，却不愿承认由冈特·阿门特（Günter Amendt，1970，2006）设计的扣人心弦的“性的对立”场景。

围绕着“大写的他她和中性的他她”（Schmidt，1986）的一些有着那个年代特征的事件，主要集中发生在当时的西德，并且简要地说：这些学生、妇女和同性恋运动，造成的对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冲击，可以与这个世纪中出现的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动荡相比拟。性和色情被广泛地商品化。在大众媒体中，所有与性相关的事，都在排练起义和反叛，直到它们不能再掩饰自己的愚蠢。有关职能部门规定了学校必须设置性常识课程。在过去时代曾经尝试过的忏悔室、法典和病理学说之后，又尝试将知识和理解（为了不是直接说，这是在挥舞一根充满理解的时代教鞭）引入反对性本能冲动的领域。这不仅适用于生育领域的日益技术化和医学化，而且也适用于在理论上完全分离，但在实践之后却只有部分分离的法律和道德。国家退出了个人生活的部分领域，以致个人的性、婚姻和避孕行为，部分地非罪化或非刑事化。青少年和刚成年的年轻人，似乎疯狂地在尝试集体或群体型异性恋的性行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又仍然以他们父母的婚姻和忠诚模式为自己生活模式的基本导向，这就使得他们的性关系，就像由前后连续串联起来的一根一夫一妻制的链条（Sigusch und Schmidt，1973）。

有着特别深远社会影响的是，女性作为性别的重新性化。这种重新性化现在成为一种使女性享受性高潮的义务，因为直到进入20世纪30年代，女性总是被社会以她们性别特有的系统发育进化的缓慢或是以生理心理的脆弱为借口在根本上否定她们（也与男性一样）是具有自己独特性的一种性的生物。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不仅是女性的身体，而且男人的性外观也被附加上商品美观并因而商业化的服务效用。现在的男性也应当喷洒香水，并把平均多于两条的白棉罗纹内裤叠加起来，突出自己的性感（Haug，1971）。由于服装现在将男人的身体转变为一种突出性感的身体，这就使得男人现在有了可以出售的商品的美观，“似乎进入了与女人的另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关系，即他们现在把自己作为能够满足女人欲望的（商品）客体提供给女人享用”（Dannecker，2000：125）。无论如何，那些“异性恋的男人实际上以前根本没有过性感的身体”（同上：123）。在它漫长的历史中，性科学第一次成为列入财政预算的大学专业学科，那些新出炉的性学家则尝试将生理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思想财富，悄悄地引入躯体医学（Sigusch，2008a）。他们的实验参考数据是对一对异性恋伴侣的极大心理学化，这两人被关进一个“关系的箱子”，他们应当毫无间隙地倾听和感受自己的身体和心声并记录成文，直到这对性伴侣筋疲力尽再也不能忍受地退缩回自己，或是爬出并砸烂这个箱子。这是黑色女性主义、通用于世界的治疗主义和男子团体的时刻，也完全就是无数自助团体总聚会的时刻，因为这些团体已经宣告了既富有自律又能自我优化的自我性慰藉，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加以讨论。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进程中的这种性观念变化，是以一种对传统的婚姻模式的质疑，是以对所谓幸福家庭在实际却是孕育不自由和不幸福温床的一种揭露，以及首先与政论家奥斯瓦尔特·科勒（Oswald Kolle）的名字相连的一种所谓的性浪潮为前提。当时被废除的一些法律，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诺亚方舟前（极古老）的一些法律，如拉皮条法，此法允许用谎言和诡计以及冒着风险，将一对未婚的青年男女骗进一间房间同居。这类法规都因当时变化了的现实而被清除了。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生们特别倾倒于性经济学家和心理分析家威廉·赖希的著作，其著作的关键词是：“性的困境”（Sexualnot，也有译作“性挫折”）、“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Massenpsychologie des Faschismus）、“性革命”（Sexuelle Revolution），同时也坚持了为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所称道的思想路线，有意聚集和综合那个时代的这两个伟大思想潮流，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一个蔑视人的社会，并主张超越它。学生们是如此推崇赖希，因为他们从他的著作中学习到如何去运作和实现他们主要关注的两件大事——怎样摆脱市民社会强加给社会成员的性困境枷锁和怎样推翻蔑视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赖希的构想和建议导致这些年轻的学生认为，性的解放自然就可以颠覆这个可恨的社会。

威廉·赖希在心理分析家的团体中以自己特有的一些不同寻常的性理论和治疗技术著作论文和观点引起大家的注意，除了他的一些关键术语，如“阻力分析”（Widerstandsanalyse）、“人格与肌肉盔甲”（Charakter-und Muskelpanzer）和“性高潮理论”（Orgasmustheorie）之外，他的思想也曾与德国共产党（简称KPD）的政治主张很接近，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被德国共产党以他所参与的心理分析团体与共产党理念的不兼容性为由而开除出党。在纳粹时期，他先是逃往维也纳然后又逃往斯堪的纳维亚，才及时逃脱了纳粹的迫害。1936年，他“发现”了泡状结构的能源（vesikuläre Energieträger），按他所说，这种泡状结构能够连接无机和有机物质。他把这称为“Bione”，作为一个表示有机和无机的临界概念，并认为直接解开了生物起源的密码。他对性高潮的崇拜，导致其日益成为一种表现所有生物特征并因此拥有极大社会脉冲的运动的一种特有现象。1939年，他前往美国并在那里定居。一年后他又“发现”了一种新的生物能源，起名为“Orgon”；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曾借助于马克斯·普朗克物理研究所按他的步骤方法，试图证实这种所谓的能源形式，但至今仍一无所获（Demisch，1979）。赖希将这种所谓的储蓄器（也叫作累加器）用来治疗癌症。今天，赖希则是公认的以躯体为目标的心理治疗方法的创始人。

从性理论的角度来观察，他的理论和活动都贯穿了一种不可忽略的主要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治疗师和作为一个有政治意识的人，他论证和反对不公正地将人置于一种强迫和依赖的社会关系中，并对性的关系是怎样极其受到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形态的制约，有着自己的一种构想。但另一方面，他又竭力捍卫一种最原始和粗野的性的自然主义，也就是生活的自然主义。他也最后确信，一切心理障碍和神经性疾病，比如心理变态，都可以归结为在性高潮中缺乏一种性紧张的释放。他的“生活格言”是：“机械性压力—生物性电荷负重—生物性电荷释放—机械性放松”。只要这种能量有一个正确的流向，那么这个世界就一切有序（没问题了）。恩岑斯贝格在1975年把赖希称为“性高潮的法拉第”。对赖希来说，社会和文化是太不自然的事物。他将那些早年口腔期的性器官、痴恋、性变态和爱情统统排除出正常的测量范围。人的性、性欲和性行为以及总括这些的性生活，都应当不存在任何秘密。对性器官的异性恋尤其是性高潮，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自然法则。他要反对的是同性恋。没有任何一个性理论家如他那样痴迷于一种白炽灯泡式的异质性的性吸引。这种物理性能量就是性，而性就是人的生活能量。

赖希确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自由和一种自然的性生活，虽然自然的性生活这个概念并不取决于自然，因为自然既不认识自由也不认识道德。但是赖希不只是“发现”了没有自然科学家能够证实的生活和能量模式，而且他也假定了一种没有任何人能够实现的性的自然状态，因为任何一个人作为人都是一种完全受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约的性的生物。到最后，他只剩下那个所谓的生物激情，还偏偏投注于心理卫生和实际并不存在的没有偏见的价值中性的科学。但直到今天，他仍有许多追随者。

现在再回到发生在1968年左右的性革命。当时具有开创和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口服荷尔蒙避孕药所提供的可能性。60年代最早的名为“Enovid”的避孕药在美国进入药品市场。总是有人提出这样的论断，如果没有避孕药，也就不会出现性的自由化。我认为，这一论断的思考维度未免有些太单一了。一个过于复杂的现代社会和一种由众多要素决定的社会文化进程，是不可能由于一项荷尔蒙避孕药的成就，单独影响和决定人的性欲和性行为的一种转型。如果性革命没有避孕药，是否就可能出现另一种状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避孕药”是科学自身发展的一种结果，同时也是一方面为生命提供可能和便利，另一方面又杀死和摧毁生命的这样一个社会的一种恶果。它之所以进入市场，不是因为避孕药生产公司想把它贡献给人类，而是想保障自己的盈利。大约有1000多名波多黎各妇女为它做了测试（Kunz，1989）。这些妇女因为贫穷和没有得到足够的咨询，才像做实验所需的兔子或豚鼠那样被药品公司拉来作为有耐心的试验品加以利用。

如果知识的这种生产不是在一种父权或男权制的文化中进行，那么这种技术性的生殖规则按一定比例的概率来说，肯定会施加在男人身上或是男女两性共同进行。但是现在，这种避孕药似乎很自然地只是为女人而发明和生产的。卡尔·杰拉西（Carl Djerassi，1999：2 f）这位“避孕药之父”不仅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企业家，他曾坦率地说：“无论如何，科学可以毫无困难地开发男用避孕药。”（比较：Leiblein，1984a und b）并且科学也已接近开发一种疫苗，因而不再需要药丸或注射，就能规则人类的生育。“但是，”杰拉西说，“这种疫苗投入生产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企业可能对此没有兴趣。是一年只买一次疫苗就足够了，还是每天都要吞下一颗药片，这是一种会带来不同利润的根本区别。”

如所预料的那样，“避孕药”的引进有其两重效应。一方面“避孕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系数帮助女性防止意外怀孕，因而也帮助她们集体性地消除了相应的恐惧以及与此相关的性的恐惧。但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些年轻妇女由于这种技术创新却又面临着被要求毫无性顾忌的一种新的强制。“无悔地享受”这一口号，响彻了那个时代西方文化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过滤嘴香烟的广告也毫无顾忌地借用了这一口号。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技术的进步并不决定人是否能摆脱强制获得解放。技术的进步是盲目的，它只能帮助人们得到一个社会允许人们拥有的那些自由。因此，技术的进步在伊朗必然不同于它在美国的影响，在东德必然不同于在西德的影响。但是各种主流世界观总是围绕着“避孕药”喧闹，并试图为己所用。如果一个社会有着结构性的强制和暴力、不平等和不自由，那么技术方法的影响也必然会有这些特征。如果一个社会在总体上将性与恐惧和负罪融合在一起，那么用荷尔蒙避孕也会有恐惧和负罪感。贫穷的国家仍在一如既往出于人口和经济政治的算计而投放避孕药。在我们这里，避孕药则已成为一种巨大的生意，因为教会的声音不再具有指导性，而政治的权力结构又允许它进入市场。也由于在冷战和没有大的军事冲突的状况下，已不“必”为下一次热战再生产人了。但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社会和文化的进程自几代人以来已经有了一种生殖与性领域分离的趋向（39章）。

38 新性革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次性革命而出现的性与性别形态的转换，除了一些公众性的争论和丑闻，其对社会的影响虽然直到今天仍相对平静和缓慢，但可能还是比第二次性革命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我在多年前就曾把这些对性所做的抽象评估、描述和观念创新的过程，称为“新性革命”（比较比如：Sigusch，1996b，1998a bis c，2000b，2001，2004a，2005a）。面对这场新性革命，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更感兴趣的是新经典主义怎样重新解释渴望和激情，并把它们重新归入哪个领域等之类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性实践和性行为的发生和频率等一些经典主义的数据。即我更感兴趣的是比如传统和新型的性自我参照系统的转换关系，在公众场合的性表演或是在私密场合借助互联网用电子的性满足性瘾的方式以及非性的惊险刺激或攻击行动，因为正是这些惊险和攻击型的性刺激为人们在性形态以外提供了可能的暴力形式，以致日益增大的人群不是通过力比多和爱恋来获得性的激情，而是通过攻击和仇恨，即人的性刺激来自不能再被称为性的预期刺激（99章）。

从导致新性革命、构成新型性欲和性行为以及新型的性别和新的性联盟的那些众多网状型相互关联的过程中，我主要挑出三个有关结构分析和性理论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断想中做进一步的思考和研讨，当然这三个问题也可以从实践的角度加以观察。它们是：性的各相关领域的解离（Dissoziation）或是解体（Zerlegen）、性各组成部分的碎片化弥散（Dispersion）或消散（Zerstreuung）以及性关系形态的多样化（Diversifikation）或可复制性（Vervielfältigung）。与此同时，我不想参与某些性学家的哭喊，因为他们在新性革命中只看到那些“老的和好的”性欲望和性行为的消失。这些性学家生气地展示了一份以“告别性革命”为题的最新调查研究成果。显然，那些被调查的社会个人的行为举止，并没有表现出研究人员所期望的对新事物的害怕（恐新症）。我个人认为这些性学家的抱怨，未免有些多愁善感，未免太面向过去，他们仍然总是坚信荣耀只属于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其实在这期间我们谁都知道，60年代的性革命是怎样被双重道德和性别歧视、恐惧感和负罪感所败坏。这是由于他们主要忽视了，新的性形态尽管有着一切市场化和平庸化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了原有的恐惧、偏见和理论，从而证明了：性和性别可能性的伤口仍在出血。

为了避免误解，我特别要强调我的论断在理论，并且尤其是在实践上的界限：社会普遍的性和性别形态出现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并且从一些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又是不可逆的，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允许由此得出结论，所有的人从现在起都会对“新型的性”和“新型的性别”有所反应。有一句中国的格言说：“当变革的风吹起之时，有些人在筑墙，有些人在建风车”。当然会在同一时间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性欲性行为的时代和结构历史。这种时代和结构史虽然普遍可以按代划分，但绝不能按个人划分。当代对于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的是普遍的性和性别形态的三种结构史，它们既能够相互结合又能够彼此重叠：

1.这个层面的结构史有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围绕着1905年的第一次性革命的特征，主要出于当时社会反对剥夺妇女权利，反对卖淫、性病、“性退化”、性偏差、性禁欲、堕胎和人口递减的斗争，并且也来自人们为争取生活和性的改革，争取获得裸泳、“自由恋爱”、“在婚姻中预防怀孕式的性交”、保护母亲、自愿或强制性优生以改良基因等权利的努力，以及民众普遍要求废除惩罚堕胎和同性恋法的呼声。

2.这个层面的结构史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第二次性革命，这是一场部分由商业化和反权威，部分由官方职能机关的社会自由化聚合而成的革命。对这场革命的观察重点典型地集中在围绕男女关系的争辩，围绕公众领域对人的性欲和性行为的理解和展现，关于男女学生的性启蒙，以及重新针对歧视女性和性爱方式的少数群体（尤其是歧视同性恋）等社会问题，所展开的社会性话语讨论和争辩。也正是在那个时代，社会引进了帮助妇女避孕的所谓的“避孕药”。

3.这个层面的结构史涉及的是20世纪的第三次性革命或是说新性革命，这是在当代构成的。主要是围绕当代有关性和性别的讨论，当时出现的艾滋病，一种新的辱骂话语以及电子数字化革命，也包括与此相伴出现的网恋和在网上满足性欲的行为。

但现在要问，什么是第三次性革命，即新性革命的特征？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前两次革命的承诺或成果，首先就会想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性欲和性行为所赢得的那种高度的象征意义，大约30年来又是怎样重新递减的。当时，在60年代末，人的性欲和性行为赢得了如此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或是说势能，以致一些人甚至深信，通过性解放而释放出的能量，就足以推翻整个社会原有的旧体制。那时被重新发现的那位反抗型的心理分析家和性经济学家威廉·赖希，成为这些人的这一理论和政治的重要证人。另有一些人则把人的性欲和性行为理想化为等同于人的幸福机遇。在今天，只有那些自由散漫不守纪律的儿童、清心寡欲严守教规的教派成员和性上瘾者，才会以为性本能冲动具有如此强大的势能或是说巨大的能量，如同以往历史上那些崇拜爱神和异教的神秘主义者才将性爱看成是世界总动力那样。更主要的是，如果没有对童年时代所听说的关于天堂的极乐和地狱的折磨的回忆，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可能只会谈论些与性犯罪和性变态相关的话题，如谈论些商业与性别、让我们放纵的聚会（Party）、在线网恋、一夜情、（同性恋）爱的大游行、紧急避孕药、染色体导致的性取向变异、性玩具、避孕套、怀孕测控、Baby和Mama。

第二次性革命中那几代人所期望的那些心醉神迷、欣喜若狂和越界蔓延，却在第三次性革命的初期，便由于认为其中含有性别歧视、性侵犯、性虐体验、滥用暴力和疾病传染风险而被问题化。这种立场主导了科学的话语，也表现在主要研究青少年和刚成年的年轻人的实验调查的课题中（Schmidt，1993/2000）。自那以后，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在所有的公众场合不再作为迷醉、乐趣、高潮、革命、进步与幸福等伟大隐喻的转译，也不再具有积极意义的神秘。色情和性最近几十年来在公众场合越是被导演为不可间停和纠缠不休，越是被商业化，因而也就越是失去了它的爆炸力，也就越是变得平常化。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在今天已经更像是一种平常而普遍的自然行为，就如一种利己主义或有机体（尤指肌肉）的一种动能。

性的行动，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被消极地话语化为不自由、不平等和攻击性的源泉和犯罪地点的代名词，但是自90年代起人们已在其中寻找个人情感的兴奋点和协商型性伙伴关系的相互亲昵。正如我们在后面还将展示的那样，性欲和性行为表面的一致性，已经被新性革命再次打破，并被加以新的重新组合，因而出现了其他形式的性联盟。由此也出现了迄今为止或是被掩埋，或是还没有现成概念（名称），或是之前根本不存在的观察维度、亲密关系、性偏好和性的不完整性（或碎片化）。如果说老的被我称为原始的性欲和性行为，主要是由性本能冲动，由情欲、性高潮和异质性夫妻组成，那么新性革命中出现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则主要是由不同的性别、自爱、情欲、内心的忠诚、寻找亲密、震颤和性假体或性玩具化组成（也请特别比较95章）。我把迄今为止有着新性革命特征的性形态称为精益性关系（Lean Sexuality）或自我实现的性（Selfsex），把新型的性别形态称为自我期望的性别（Selfgender，请参见本书40、92章）。

我认为性医学和性理论的意义在于，应当对一些新的实践，比如性施虐和受虐、恋物和变性，这些以前被看做是病态或只存在于萌芽状态的性欲望和性行为，在一切公众性场合和领域以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将其作为完全是个人自己的有些执拗的事，为其正名。它们——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者精确地说，当传统意义上的性本能冲动不再成为性欲和性行为的第一理由的时候——作为新的性实践，其自身就是典型的新性革命。它们同时既是性又是非性，因为自尊、性满意度和心态平衡，不仅只是来自一种不假思索的拜物主义，不仅只是出于一种对性本能冲动和伴随性交而来的性高潮幻象的神秘化，而且也同样或是更多来自与非性的自我献身和自恋的自我感受相伴而成的心灵震颤。除此之外，自尊、性满意度和心态平衡等感受也总是会在坚实和飘浮、认同和非认同之间游荡，并往往比单纯固定的反常行为有着更多的内容，或是说在自尊、性满意度和心态平衡等感受方面蕴藏着比它们那些“相同命运”单纯的固定反常行为（如果存在的话）更多的内涵。只是这类新型的性、新型的性别和新型的性关系联盟在最狭隘的意义上还是些并不值得引起文化关注，或是些由于技术的缺乏还根本不存在的如电子性、无性、无性别、改性、生殖器液体注射、双性人、网恋性爱和多人之爱等的性欲、性行为和性关系的形态。

但是鉴于这些新型性形态在这期间已是许多人的偏好和怪癖，因此以往被看做是无法说出口和反常变态的愿望和行为，现在却成为公众持续谈论的话题，这就显著地改变了性原有的正常和非正常、私人性和公众性的界线。第一次在大众媒体——即那些曾经是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媒体——上刊登的所谓性潮流，基本上还是些有关正常的性欲望、性行为和性关系，比如主要是些关于性裸露、性关系、交媾、避孕和孩子发育期的一些问题和新闻报道。也就是说涉及的只是一些许多民众关心的较为“重大”的生活问题。我们当代所经历的性潮流，却相反远远越出了以往被认为是正常的范围，并总是孤立地从事着涉及范围“越来越小”的研究课题。通过由此勾画的过程，弗洛伊德的部分性本能冲动，才具有了真正的局部性和弥散性，并且始终是心理分析的一个海市蜃楼的生殖器的首要性，也因此被推向更遥远的远方，也就是说更失去了它的首要意义。那些传统意义上的“重大”变态（或反常），通过话语机制而得以解除，并被建构成为正常的乐趣。如果人们（男人和女人）现在在电视中看到某个修理性玩具或器具企业的广告并且这还是一个正规的技术服务型企业，那么如果有哪个性虐者的链条或笼子恰巧无法打开时，也就能够给这个企业打电话要求他们的修理服务；是啊，有些为性虐和受虐者提供的性玩具是如此之小，能够非常巧妙地隐藏在小市民的小起居室里，即使奶奶（或姥姥）来做客，也不会被发现的。但这却给出了一种信息：一切都不再像以往所强调的那样，是那么反常和危险。

简而言之，正常和反常代码之间的区别，已经变得模糊（如同在艺术中的美和丑、在经济中的现实和幻想）。现在这种模糊也进入到人的头脑中，即人们已经懂得，所有的人都是带着一种多性恋的基因来到这个世界的，并且弗洛伊德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把这种与生俱来的多性恋基因，定义为先天存在于每个人之中的“多性形—非常态的结构”。一种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的性取向，这种取向并不是病，因而没有理由需要治疗。即使是那些在这些事情上慢慢开始进行痛苦思考的心理分析学家，也因为摩根泰勒（Morgenthaler，1980：332）的同性恋去病理化的理论以及他关于“性欲和性行为”的名言——“不管人以哪种形式表现自己的性欲和性行为，都不能被看做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一种精神病或一种病态”而受到鼓舞，放弃原先立足于心理病态和疾病分类学的思考努力。因为事实已经不容忽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出拜物、露阴、受虐和施虐等的反应，问题只是多少而已。因此现在一切老的变态性行为和变态性欲在文化上都属于同一类。传统的异质性爱恋以及性交，包括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式的粗野交媾，在数据上仍然极大地超越其他形式的性偏好和实践，但已不再成为道德的基调了。而且这也不再可能了，因为经典的（表象上的）性欲与性行为的一致性，已经日趋崩溃；以往被认为是变态的，正在日益渗入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所谓正派人的性生活中去；而以往被认为是极正常的性生活，却成为遭受讽刺的生活经历和行为方式。从男人以及女人的同性恋行为在最近四五十年的变化中，就能最有说服力地感受到这一相互接近和补充的演变过程。有人想尝试某些“肮脏”的性实践，不愿在一种固定的性关系中永远保持忠诚；又有人更愿意终于允许结婚，建立一个有孩子的传统家庭；有着狭义的新性和新性别观念的人则更想体验一些以往被嘲讽或是被犯罪化的或是以往从来没出现过的性实践。

这一切当然也改变了个人的结构。因此，关于性、性别，尤其是心理发展原有的心理分析模式，都必须重新加以思考。比如，对于应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心理参考数据的模式，我们无疑能说：那个本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烈地坚决要求满足性本能冲动，而是更多地让这种本能冲动从潜意识进入到意识中去；那个超我也不再如以前那样充满了对外在权威的恐惧，而是更多和更温和地害怕由于自己的过失而造成的失败。那个自我一方面减轻了负重，因为现在似乎有更多选择可能，但另一方面现在却又必须自己划分范围和制定规则，而这些在以前则是由社会或团体负责规划和建构的。并且传统的安全保障系数，比如一种固定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一份有保障的工作和收入，一种通过经年储蓄节省或投资而能够保证的老年和晚年生活，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如果可能的话，唯一可信任的，现在只能是那个作为个人的自己了；这个个人应当自己来处理一切与己有关的事情，不管是职业还是爱情。但是这个作为自己的个人，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能是一个空想者或幻想者，因为他并不能最后决定自己安全保障和自己成就特有的结构，因为这些只能是由社会决定的。与此相同，今天那些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新性者们，只能是他们自己的教师、经理、牧师和先知。他们似乎把普遍要求的他律如此地内在化了，因此他律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自律。作为无法具体计算的回报，社会便允许他们在市场上提出自己的性道德，并也由他们自负其责或是遭受诅咒。虽然没人对这里的社会结构，即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存有一种怀疑，但专家们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当前正在讨论经过一个世纪对社会个人的神经衰弱、专横、自恋、忧郁和忍受等的诊断之后，现在应当考虑怎样建构有个人和公益特征的主导性社会结构。性在当前是怎样丧失了它的理论指导意义，比如发表在一份心理分析专业杂志上的一个心理实验（Dornes，2010），就非常充分地展现了这一点，这个实验要探讨的是心灵的现代化与已经改变了的教育方式的关系，但是那位以心理分析为指导思想的作者，却在对实验的叙述和总结中完全越过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最关键的核心，即婴儿性欲。

当然，我关于“新性革命”（Neosexuelle Revolution）的表述，也经过了反复考虑。用这个“新”（neo）放在性的前面，作为前缀定语，我认为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字首的那个定语“新”既表示创意，也表示新型，但同时也顾及了一种进程的过去和已经死亡的历史，如同（大脑）新皮层（Neocortex）、新手（Neophyth）或新词（Neologismus），以及肿瘤赘生物（Neoplasma）、新殖民主义（Neokolonialismus）或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us）等运用neo在原来词根的基础上构成了新词那样。我之所以用“革命”这个词来表述这场性的变革或转换，因为我们在这期间已经知道，这场动荡可能会有一个悲剧性或非悲剧性的、急剧或悄然的进程，并且也不一定引导我们走进一个自由的王国。但是我选择这个表述，主要是因为这场性革命与之相连的1967年和1968年学生革命运动，是我们近期历史一个真实的神话，因此要想描述性文化变迁的动荡，不可避免地要以那场革命作为参照标准。我无法做出决定的是用性改革来替代性革命进行表述。改革这个术语一方面使人觉得很适用于表述性欲和性行为的性形态变化和转型的概念，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让人首先联想到我们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一种宗教和教会的改革事件。

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按通常流行的解放或是压制的格式或标准来对新性革命加以归类，因为这与它的自身、它的表现以及它的整体，是相矛盾的。一方面是新性革命鉴于一种渗透到一切的性化，尤其是由于性总体领域的经济化、女性身体的重新性化和新型性欲和性行为的出现而几乎陷于停滞；另一方面是性的退化通过去象征性、平常化、去色情化和去情感化（我们可能还会听到一些新的去性化的名词），已经超负荷了。

在这期间，我关于一种“新性革命”的假设（我还要在后面的思考断想中逐一展开），已经得到了专家们的广泛肯定和继续讨论。这里可以提及的比如有文化科学家马林-路易丝·安格勒（Marin-Luise Angerer，2007）、社会学家伊莎贝尔·阿祖莱（Isabelle Azoulay，2000）、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2003）、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沃尔夫冈·伯尔尼（Wolfgang Berner，2000）、法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洛伦茨·布林（Lorenz Bllinger，2000）、性心理分析家和社会学家马丁·丹内克尔（2000，2005）、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索尼娅·迪林（Sonja Düring，2000）、艺术史学家彼得·格尔森（Peter Gorsen，2009）、性关系治疗师和性学家玛格丽特·豪赫（Margret Hauch，2000）、哲学家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2000，2005）、历史学家达格玛·赫尔佐格（Dagmar Herzog，2005，2006）、心理治疗师和法庭心理鉴定师汉斯-路德维希·克罗伯（Hans-Ludwig Krber，2000）、社会学家和性学家吕迪格·劳特曼（Rüdiger Lautmann，2000，2002）、社会学家和性学家诗丽雅·马蒂森（Silja Matthiesen，2007）、心理分析家斯塔夫罗斯·门佐斯（Stavros Mentzos，2000）、艾米利欧·摩德纳（Emilio Modena，2005/2008）和米歇尔·卢卡斯·默勒（Michael Lukas Moeller，2000）、心理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伊尔卡·昆多（2008），以及文学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2012aund b）。《德国医学科学》杂志（German Medical Science）2004年在杂志的互联网论坛上认为我的论文《性和性别在近几十年中的文化转型》（O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exuelity and Gender in Recent Decades），是德国医学研究所达到的一种国际性的高度；哲学杂志《论据》（Das Argument）第260期发表了我的那本重要著作《有关新性革命的研究资料》（Materialien zur neosexuellen Revolution）。

对我关于一种新性革命的假设进行了批判的有系统理论社会学家斯文·莱万多夫斯基（Sven Lewandowski，2004，2006，2007），他虽然明确赞同我在性科学研究中的一些调查成果，但认为在理论的通常理解中，没有运用卢曼的系统理论（具体细节见12章）。还有社会学家、性科学家和心理分析家赖穆特·赖歇（2000c），他最初也曾对我关于新性转型的讲话做了严厉的反驳。但对我的整个思考，他只是抓住了我关于“性的弥散性”的观点，以便能够把我与鲍德里亚（Baudrillard）、利奥塔（Lyotard）和维瑞利奥（Virilio）等思想家共同加以思考，尽管我在理论上所取的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立场，我的理论假设前提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拜物主义批判和价值批判、性的神秘性的定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物化的定理、自创性和自我毁灭的定理以及Hylomatie（即人与物的相互异化）的理论。在内容上，赖歇最初并不能做出判断，是否一切仍是与100年前（同上：29）或甚至是与200年前（同上：14）相同，或是否确实出现过巨大的动荡。但他自己也用了无数的例子来描述剧烈的转型现象（同上：30），比如他列举的有：将对儿童的资助从代际间养老义务合同中转移出来，改为由社会和国家资助的1957年养老金改革；1970年引进的“尿不湿”（“帮宝舒”），结束了儿童在幼年严厉的如厕训练，帮助他们“在身体自然的总体发展中能够有一种趋向于不许那么严厉的软性的调整”（同上：16）；由社会自己摧毁的“老的家庭”的消失（同上：19）；对“恋母情结的普遍性并因而对现有的性欲和性行为的结构模式的质疑”（同上：18）。但在另一方面我也能理解他对原始结构、万能的轴线和无法停止的冲突的偏爱，尤其是用一种反正总是如此的眼光，去洞察事实真相：心理分析的一些神圣生物，早就不生活在人间，而是如同伊壁鸠鲁的神，生活在神应该生活的地方。

一些年后，赖歇修正了自己关于整个性领域的观点。我们现在是坐在一条船上，这条船上的同行者有：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齐格蒙特·鲍曼、安东尼·吉登斯（Antony Giddens）、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t），还有那位赖歇先生和我。现在对他来说，道德也具有“反思性”，他不仅认可了我的道德共识，而且也抛弃了古老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些性禁忌，如童贞、手淫和同性恋等，他回忆起自己曾经发表的文章《性欲和性行为的同性恋化》（Homosexualisier ung der Sexualitt），并指责自己借助自己提出的“性别紧张势态定理”，将一种“带有教条主义立场的解释”，作为“一种普遍通用和固定不变的伟大理论”。他认为“在心理结构整个框架内的道德沉淀”，“不言而喻”是“资本价值利用法则的衍生品”，但这必须“不断加以更新并必须总是按具体情况而定”（Reiche，2004：251f）。最后，赖歇说（2012：9）：“性所允许、期望、感到激动或是厌恶，以及禁止的边界，总是不断地在进行着历史和文化的变迁。”这一变迁运动“绝不会仅仅停止于通常规范的允许或禁止中。什么根本被感知为性，什么又将从这种感知中排除出去，同样也是一种持续的运动变迁”。并且非常具有高度可读性的是他为弗洛伊德第一版《关于性理论的三篇论文》再版所撰写的后记，他在文中写道：“我们今天感觉弗洛伊德理论中那些太远古的部分，恰巧通过现实性趋向中的新性的拟古性，而拥有了一种可持续的现代性。”（Reiche，2005b：124）

令人感兴趣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吕克·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齐佩洛（ve Chiapello）现在都对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撰写发表的文章和见解做了特别细致的研究（1999/2006）：资本主义通过占领以前是家庭和性生活的私人世界，而把1968年反抗运动所释放的那些性革命的理念，为自己的赢利所用。对于这一状况，波尔坦斯基（2007：4f）在一份德国的专业杂志上写道：“鉴于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非道德的——除了以合法的和平方式无节制地攫取资本进行积累之外，它并不认识人的其他要求，因此它必须一方面为了达到把自己包装成合法和合理的目的而借用其他的（文化）价值观，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它借用了反对它的批判，才使它有可能进行一种自我转型。这样就几乎不用感到惊奇，即使是资本主义也赞赏人的‘自主’和‘解放’，尤其是在性欲和性行为的范围内的自主和解放，有着一种日益递增的价值。这又反过来导致社会生活世界结构冲突的一种复杂性，使得原有的区分标准——尤其是区分‘右’和‘左’的标准因此变得模糊不清。”如果说，以前主要是沿着一条“经济的轴线”进行着社会政治斗争，那么现在的“生物政治轴线”却开辟了一个新的社会冲突的战场，在这条我更倾向于称为“生活个性化”这样一条新的轴线上，右派和左派都在按自己与资本主义轴线的关系做出一种与我们通常认定的左右相反的自相矛盾的行为。但这种矛盾行为在总体上肯定不会像私人电视台所播放的节目那样几十年一直把性和性别的领域说得一塌糊涂。另外，资本主义对性和性别领域的考察，也完全比波尔坦斯基想象得更先进。对他来说，性生活是人的一种不容拒绝的要求，并在今天它已经内含在社会规范内成为实现人的生活的一个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但在事实上，人们（男人和女人）今天也能过上一种被社会认可并不受他人骚扰的无性生活（90章）。

这里还必须向懂得这种边际性心理分析命名法的专家，最后指出我应用“新”这个词与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即我是从社会学的观察角度引进和运用“新性”和“新型的性欲与性行为”的，而心理分析家乔伊斯·麦克杜格尔（Joyce McDougall，1982/1988）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则是从临床治疗的观察角度在与变态或反常这个概念的辩驳中应用“新性”和“新型的性欲与性行为”术语，以便突出色情创意的创新特征和使用强度；与此同时，她也运用了“新现实”（Neorealität）的构思，因为这能帮助她的那些边缘性（临界性）患者在“新现实”中构建幻想或甚至构建妄想的尝试，以抚慰与他们的病体同样痛苦和不可摆脱的心灵冲突（McDougall，1997：249）。

39 生殖与性欲和性行为的分离

一个是直至今天仍总是很自然地被称为性的领域，另一个是逻辑意义上如今已非性的或在几个世纪前就已非逻辑地出现，并与我们性欲和性行为的历史诞生重叠在一起的情欲和色情领域，在这两个不同的性领域相互分离以后，仍然还很不稳定的社会的性形态，马上遭到某些人用手术刀进行的解剖，用手术刀在可能的伤口上寻找实验的规则，使伤口有了类似手术刀的截面，并以这种方式发现和假定了一个个“不可调和的差异”，直到苍白的性欲和性行为被认定为一片分崩离析的废墟，然后再从这堆废墟中诞生出似乎各自分离但有着无限美丽并能造就人的幸福的一件件艺术品：婴儿的性欲和性感受与成年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变态与正常的性欲性行为，卖淫与一夫一妻制，等等。

由社会运动所要求并借助日益完善和无限制的技术创新，推进了原始的肉体力比多与原有的生殖新生代的功能之间的相互分离，也就是性与生殖功能领域的分离。其结果是如此彻底，终于导致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认定，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相互关联。在这一旋流中，比如马斯特斯（Masters）和约翰逊（Johnson）提出了他们的性生理学理论（1966），用来取代以往在生理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生殖生理学，而我们作为批判主义性学家也在一旁激动地为他们摇旗呐喊（Sigusch，1970a und b）。将生殖分离出性的领域，就有那么一些如同象征着性的第二次历史性诞生，并且也意味着这是一种似乎真正“纯粹”的性欲和性行为的诞生。

那个现在被孤立起来的生殖领域自身，因为受到这一分离的巨大影响逐渐变得支离破碎。原先那些传统的，在以前被认为是无法逃避的自然强制，如生殖强制、传代和性别强制，都在逐步被加以克服和超越。对“生”和“死”的阐释也因此有了经常性的转码，做出新的定义，使之服从于它们经常性的形态转换。我认为，正是这样一种总体进程，似乎恰恰表现了西方社会的特征。那些实质的越界属于这种变形迄今为止的结果，我会在另一个场合加以说明（Sigusch，1997）。那个以前依赖于女性身体的附属物——胎儿，现在则被认为有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命。在诞生了关注童年和青少年的历史时代之后，现在又诞生了一个尊重“胎儿”生命的历史时代。生殖以及胎儿的发育原则已经可以与女性的身体分离，即不在女性的身体内进行。克隆技术第一次为人类提供了无性（或单性）繁殖的可能性，一种自我繁殖，也许人们能够说：一种自创生；面对这样一种自创生，像卢曼（1997a）这样的理论家一定会激动不已。这类强调技术的“量子飞跃”意味着，生殖不仅能够是非性的，而且也不需性别的参与；性别将以一种新的方式从根本上被分离开来；女人和男人在生物性上已不再是不可变更地相互依赖，只是在生存上还一如既往地相互需要。

因此可以说，从生殖与性欲和性行为的解离直到对异性恋的克隆，都从根本上抽掉了性迄今为止一直拥有人的躯体政治的根基。自那以后，一方面是女性（或人类）解放运动的成功有了一种实质躯体的机会；另一方面是一种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它所主张和实践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在参与立法政治党派主张中的必然沉淀；这两者的结合，不仅日益融化了对原有的性别、性欲和性行为的“认同性”，而且也如我们还将听到（或看到）的那样，它们也排除了原有的法律障碍。

40 性别与性欲性行为的解离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在实现了的生殖与性领域解离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并在历史上早就应当完成的性与性别领域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女性（因此也包括男性）性欲和性行为的一种再次性化，成为男女关系的一个根本问题，并与以男性的眼光和概念对女性所做的一种解构一起，甚至一直深入到了逻辑和数学之中。受政治和科学女权主义的影响和冲击，传统的性关系在性科学和心理分析学中日益改写为纯粹的性别关系。这一转变的出发点是：现在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性本能冲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命运”，而是性别以及它们的“差异”。因此，今天的许多性欲和性行为可以没有性本能冲动，但不能没有（不同的）性别。像雨后春笋般从话语讨论的土壤中冒出来的“性别研究”，现在即使在莱茵河边的法兰克福和纽约这类大学城，也都把心理分析的本能冲动学说挤到了幕后。甚至曾经是性本能冲动代名词的变态（或反常），也被改名为性别认同障碍而得以去性化。美国心理分析家、性学家罗伯特·J.斯托勒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5）就已运用了这一表述。

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在最近几十年给我们带来的科学—文化发展成就表现为：从现在起至少存在着两种性欲性行为和两种性别，并且它们都是自成一格并拥有相等的价值。即使是非批判主义的性科学在女权主义的指责下，也在稍后认可了这一见解（或是说价值观），长期以来不仅仅是弗洛伊德特别关注男人性欲和性行为的性理论而且也包括其他性理论一直阻止的就是这一见解。在今天，男人的性欲和性行为自现代性形态诞生以来，第一次不再如话语的座右铭“阴蒂是一个退化了的阴茎”所说，因而同时也不再是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的形态；并且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也不再如“被动接纳而不是主动创造”的格言所说，因而也不再只是男人性欲和性行为的负面。现在从一开始就能看到两种不同的性形态：男性的和女性的。之所以说从一开始起，是因为如今的男孩和女孩从第一天起就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获得来自有关性别差异的信息，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理由，这也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所谓力比多无性别差异的理论，最终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

比发展存在有自成一格的两种不同性欲性行为的构想更为复杂的，是发展关于两种不同性别以不同方式方法实现性欲和性行为的构想。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一切与性相关的事和物仍停留在性常识和近似令人憎恶的形态中，只有一些看似老顽固的人才会把性的事放在心上：一口神秘且形而上的锅，里面正在沸腾着尤其是由高贵的德国哲学所排出的排泄物。在形成转型和价值重估（我以“新性革命”的表述总括了这些）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程中，有些人认为就某种形式来说性是不可回避的，而另一些则把它看成是转瞬即逝的。对那些主导性和性别话语讨论的女性理论家来说，性和性别这两者最终会拥有完全的文化构成，丧失自己的自然属性，因而是可回避和可改变的。而且，尤其是在美国文化的背景下，通过有关性别战胜性的话语讨论而使得这两者的关系原教旨主义化，并也因为那些既不是白色人种又不是社会中产阶层也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异质性恋的妇女，坚持自己与他人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实现自己的生活而使得这两者关系的理论构成复杂化。因为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事实上一些大的范畴，如性别或女性特质，由于其中所蕴含的与种族或民族、与社会阶层或性取向相关的本质差异，而根本就存在着认识论和政治上的疑问。

有关性别和性话语讨论（比较比如：Butler 1993/1995，1997/1998）的前前（倒数第二种）状态是，性别也被文化的双属性和身体的异形体所击败，也就是说性别的男女二元律，也通过理论上的解构和政治上（特指女性）的自我授权而被解体。这里借用康德（1784a）著名的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说，这就是女性走出她们自作自受的不成熟的起点。不成熟就是没有能力，即没有能力不借助另一个人的帮助去实现自己女性的性；自作自受是因为这种不成熟不是由于缺乏差异，而是因为女性自己缺乏决心和勇气，不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去实现自己。要有勇气，相信你自己的理解力（Sapere aude）！要有勇气，颠覆性地运用你自己特有的差异（与众不同）！这就是最后（元身体型的）女权主义的竞选口号。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新性变革自我的性（Selfsex）和自我性别（Selfgender）的意义上，形成一种自我制作和自我调节的自强。引起当代轰动的女权主义理想主义地以一种令人惊叹的乐观主义，远远超越了经典的从躯体和政治出发要求尊重性别差异强调两性平等的女权主义，以及直接起源于差异理论把性别理解为一种超越主体的话语效应的女权主义理念的目标。颠覆性地要求自我授权的意志，似乎能够使社会形态与它客体目标的物质性和话语讨论的物质性失去效用。

女权主义的性别话语来自于性学的一种性别差异理论，这种差异理论有着临床的特征并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就已出现（Money，1955，1985；Green and Money，1960；Comfort，1963/1968；Stoller，1968；并也请比较Garrels，1998）。这场理论争辩主要区分了躯体性别（sex）与性别角色行为（genderrole）、躯体性别与自我性别认同（genderidentity）之间的差异，以及以往不加质疑便叠加在一起的一些不同性取向的层面。这场新性革命的文化成果是，一个曾经的男人（用当事者的行话来说一个生物性的男人），作为女人（用场景的行话来说一个新女性），在今天自变性法颁布以来能够完全按社会的规范合法地与一位曾经是女性的男人结婚。也就是说，试图通过政治干预，以逆向倒置的方法再一次撤销对性别的解离，因为这种解离触及文化的生存基础（也请比较23章）。

因此，肯定主义性学也就更加努力地借助自然科学和医学，不仅将性取向而且也将自我对性别的认同，与基因和基因产物，与脑的结构和荷尔蒙平衡连接在一起（比如请比较：LeVay，1991；Hameretal，1993；Zhou etal，1995）。这样一种尝试，如我们已经听到过的，由于它基于躯体形式最初思维完全的模棱两可性，是一种不会有结果的尝试。按效用将第二自然说成第一自然，无疑是伴随哲学认知而出现的混乱，虽然可能因此会更理解人体学的努力——能够再次脚踏貌似实在并保障安全的土地。但这块土地已在这一刻从根基上动摇了（23章）。

心理分析理论的处境也是如此。因此，伊尔卡·昆多（2008：147f）针对阿尔希拉·玛丽娅姆·阿里扎姆（Alcira Mariam Alizade，2006）有关这里已经讨论过的生殖与性欲性行为以及性别与性欲性行为的分离时特别指出：心理分析主要将母性作为女性身份认同的核心构想，无疑是受制于文化的变迁，而女性与母性的分离也是一种文化变迁。她把那些“单身母亲或同性恋双亲以及借助医学手段的生殖”，称为母亲的新形态。这些新形态“是新的自我意识和无意识、虚幻和象征场景”的一种源泉。按这一因果逻辑继续思考推理，那么“母性不再仅仅局限在女性了，而是至少当孩子出生以后，也向男性敞开了大门”。

41 变性者和他们的愿望

鉴于当前围绕改变性别的医学和法律政治状况，尤其是围绕变性法（TSG）的讨论，在展开这一条断想之前，我想说：其实在20多年前，我就主张应当对于变性人“生理上的去（自然）性别化”，做一种自我批判的反思，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我也对我们同行总免不了在变性人中“看到那么一些病态”的现象，进行了个别的批评（45章）。我在当时那种状况下冒出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立法者能够给予所有的（成年）人以一种自由：完全由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名（德国的人名有男女之分——译者注）和完全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性别属性，不需要经过批准，不需要走法院程序，也不需要经过医学手术的改性”（Sigusch，1991：337；也请比较：Sigusch，1992/1995：135f）。这在当时造成了许多亲爱的医生同事对我的恼怒，而正是这些同事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又以解放变性者的先驱自居。

在20世纪末，疗程治疗的方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第二次性革命之后形成了一个疗程治疗的社会团队。如同我们已经听说过的那样，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操作和操纵，显然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有着一种重要的心理和文化意义的成型模式，这至少暂时性地驱赶了生活中的部分窘迫（34章）。但是整个世界都只懂得谈论变性人的手术幻觉效果。显然，在这个世界上也有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自然性者（42章），作为“完全正常的人”，出于某种需要而在进行性的手术；虽然他们的手术在第一层面上不是因为有生命危险而是为了维持生命，不是为了切割掉原有的生殖器而是为了修复，这些人的这些手术不管是否可以在心理理论上算作是一种极大的防御形态的结果，其实是无所谓的。

今天，变性手术已经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它们进入了操作的世界，作为治疗方法被正统医学和保险业所认可，并且在几十年前就被罩上了最新的文明尊严，即颁布了变性法，一部特别法（Lex specialis）。手术干预很可能留下终生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对医学以手术为主导精神和单纯从躯体角度思考的变性操作的批判，就不能再仅仅只是针对接受手术的“病人”。医学几乎没有为一些有着近乎痴迷的生育愿望的妇女去做些什么，即使当生殖医学和威胁整个人类的转基因工程被作为现代的“科学成就”而遭遇批判的时候，也没有为这些妇女去做些什么，但一些专家却仍然在从事变性手术，似乎只有变性者才能承受这些普遍化了的神秘。他们所忽视的是，变性者在心理上也许比其他那些出于社会治疗策略而成为手术对象的人更脆弱些。

因此更有意义或许也更人性化的是，跳出自己职业利益考虑的阴影，相对化（不要太看重）自己学科自闭的思维。谁要是想做到这些，必须放弃幻想。但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此这样，那么那个外科医生就不能再屈服于魔法般的物化（利益）思考，不能像那个变性者那样把手术幻想成绝对的好，而那个心理治疗师也不能再把手术想象成绝对的坏。只有这样，愿望和防御才能够共同进入一种生产型的关系，虽然这还并不因此就能排除一切问题。因为我们也有权拒绝对要求手术者的身体进行手术干预，如果我们感觉到这种干预要求可以追溯到一种无意识，也就是有着无法看透的动机，比如一个性“反常”的男人因为有自我惩罚倾向的强烈愿望而提出要求实施宫刑去势，而作为病人的他又无法对自己愿望中这种自我惩罚的倾向进行自我反思。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按病人的要求去做，那我们难免就有嫌疑，在赞许一种双重的不自由。这种双重不自由，既牺牲了这个男人的个人性，也牺牲了想要清除他的反常态的文化普遍性。纠结在抑制和虚伪之间的我们，只能试图挣脱操作话语的“共谋”。

鉴于这些要素在变性的操作中有着一种并非不重要的效用，如果我们被当事者要求从事这类操作，并且这里涉及的是当事者身体的一些不可逆的手术操作，我们就必须在专业决定与当事者的自我决定的界限内，经常重新就每个特定的情况与当事者共同商量一起做出决定。这里适用我几十年来经常被变性者所引用的句子：“变性意愿的疯狂在于，变性者并不疯狂。他们心灵的构成，并不是大自然的‘错误’，而是人类创造的一件‘艺术品’。他们的心理变态，似乎至多也只是表现出有那么一些易逝和怏怏不乐的眼光。”（Sigusch，1992：117；也请见45章）如果要求改变性别的愿望中带有内心冲突和身体疾病的因素，按我的经验这便会超出和高于通常的心理“不自由”度，那么我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在当事者咨询时，无论如何会向当事者讲清我不赞成这样的手术操作的原因，因为出于我的权利和基于我的义务，我必须阻止这类对当事者身体进行不可逆的手术干预。但是如果在咨询或心理治疗中达到了这么一个点，即当事者能够预见自己的愿望及其结果，也就是说他的愿望和决定并不是在一种比我们大家更不自由的情况下做出的，那只有听凭他自己独立做出的决定了。在达到了这个点之后，作为治疗师便应当考虑到自己判断的主观性，并在自身相对化（避免）一种进一步的或许也是会带来最严重后果的绝对化，即一种自认为清楚知道谁有足够的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和谁没有，清楚地知道谁有病和谁没病的绝对化。

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把变性的愿望理解为是一种反式愿望，把所谓变性者的个人痛苦理解为是超主体否定的一种沉淀，并以此来摆脱任何治疗。但在实践中，也可以把变性愿望理解为是一种创造性的自我能力，比如它应当在心理自我调节的一种极端危险的空缺中进行自我补偿，而在其他人那里通常都需要依靠治疗的帮助才会出现这种补偿。将变性者关进精神病院、用胰岛素进行恐吓、用电流加以折磨、强制接受心理治疗，甚至被切割大脑的时代，终于令人高兴地已经成为过去的时代。今天的变性者则在争取自己的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去影响所谓的专家们的决定。而这些专家现在也感受到在我们的文化中，妄想系统和认同系统的界限在更仔细的观察下，其实很模糊不清，如同非理性和理想的愿望满足的界限，因而也就似乎更有必要对这两者间的界限不断进行新的确认。

只是这又显得有些自相矛盾，偏偏是那些进行手术改性，以便与与生俱来的性别的不可改变性有一种极端对立的变性者，以及正是他们的这些行为进一步稳固了在我们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性别客体性。事实上，迄今为止有关变性愿望的医学和法律构思都很精确地追随了他们（手术变性者）的这一策略。医学和法律都参与了公众领域中的性别更改，但又共同使它消失。一个原来有着男性躯体的男人，通过手术改变性别如今成为一个女性的变性者，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女人；一个原有女性躯体的女人，按法律通过手术进行了性别变更，那么自此以后自然就是一个男人。在解除了双属性痛苦这一短暂胜利的凯旋之后，必然出现的是文化两性假肢化的持续性失败。因为直到20世纪末，假肢化和可塑性仍是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各自不同的标志——麦当娜（Madonna）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可能就是他们中最早登上世界舞台的主角；假肢化和可塑性的失败，不仅只是使得变性者，而且也使得自然性别者成为胜利的凯旋者。

42 自然性别者和他们的自卫

这里说说自然性别。如果存在变性者，那么在逻辑上也必然存在自然性别者。没有自然性别，也就无所谓变更性别。我之所以允许自己引入自然性别主义（Zissexualismus）、自然性别者（Zissexuelle）和自然性别（Cisgender）等表述（Sigusch，1991，1992，1995），是为了将那些认为躯体性别与性别认同似乎自然合二为一并赞同这一吻合的多数人（派），置放在一种混沌的灯光下加以观察，因为总有被称为性别焦虑症的那个少数群体，这里特指的所谓的变性人，相信他们只有在这样的光线下才有可能辨认出是他们（自然性别主义者），也是性别（非此即彼）二元律的客体目标。拉丁语的cis-作为前缀，意味着：这一边（diesseits）。因此Cisalpin就意味着（从意大利罗马的角度来看的）这一边的阿尔卑斯山。拉丁语的trans作为前缀，意味着：完全通过（hindurch），横越（quer durch），越过去（hinüber），另一边（jenseits）和越过与出去（über-hinaus）。越过皮肤（Transkutan）也就意味着穿过皮肤。因此，从躯体性别以及文化的两重性别的角度来看，自然性别者仍停留在他们原先所处的这一边，而变性者则是站在另一边。变性主义的新逻辑是将实际上一直是自己逻辑对立面的自然性别主义，推进到一种朦胧或是说模糊不清的光芒中，因为它以自身证明了：一切与性相关的事和物，也都只是一种文化的综合和社会心理的媒介，因而即使在“正常人”，即迄今为止被认为是唯一健康的人那里，躯体的性别与社会和心理的性别认同也不再毫无疑问地重合在一起。但这却动摇了（现有）文化的根基。

应当对那些在临床情景中被看做为几乎患有易性病症的变性当事人有一种怎样的基本情感反应，总是一再激起原则性的争辩并上升为一切问题中的终结问题，即：我们是应当向当事人提出适合手术的建议呢，还是应当从原则出发拒绝手术？按我今天的理解，作为专业医生的这种基本情感反应，不应只是仅仅聚焦在转换和反转换的现象和事件上，而且也同样应当参照以认知和客体为基础的发展过程，我把这个过程称为自然性别者的自我防卫（Sigusch，1995）；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出一种情感反应之前，不仅要顾及当事人的愿望，而且要关注基础和一般的理念、结构、策略在知识、科学、认知中的沉淀，以及同样重要的是在人体、情感、感知、理解和阐释中的沉淀等。这种转变也经常出现在法兰克福性学研究院的内部。总是有一些新的同事，以前曾很乐意在一个以心理分析为导向的门诊工作，但在进入性学研究院新的工作岗位时，却一下子担忧起来，害怕自己陷入一种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式医学的阴谋中（《科学怪人》，又译作《弗兰肯斯坦》，是西方文学中的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有部分学者认为这部小说可视为恐怖小说或科幻小说的始祖——译者引自维基百科）。那些新来的同事当然既不需应用某种治疗方案也根本不需治疗患有性别焦虑症的病人。感谢新性革命，我们今天应当已经理解，想改变原有性别的易性愿望通过反变性的反应和坚持原有性别的自然性别者的自卫，以及由于决不妥协的性别非此即彼的二元律，被推到一个只能以简单干脆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变性这个问题的境地。只是任何一种治疗都不能“控制”、把握或是从根本上理解一个患有性别焦虑症的患者的整个一生。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一个性治疗师不管病人是否有性反叛的动机，都已经应该“退位”了。

这里应当回忆一下弗洛伊德1915年在他《有关性理论的三篇论文》（1905：44 ff）中加上的一个脚注。在这一条脚注中，弗洛伊德越过了既定的性别界限和病态的界限，打破了其客观性的外壳。他发现，“即使是男人对女人的特有兴趣，也是一个需要加以启蒙的问题，而不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但是如果将异性恋作为基于自然法则的化学吸引，那么这类启蒙便无法成功地达到目的。弗洛伊德在这条令人震惊的脚注中，“以一切果断抵抗自己的那种将同性恋作为一个特殊人群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去的尝试”。他之所以抵抗自己，因为他知道，“所有人都有可能选择同性作为自己的性对象，并也因此已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实施了这种选择”。弗洛伊德在当时没有能够将自己从性的领域抽象升华出的杰出的人性思想扩展到性别的领域，是的，他作为一个性启蒙思想家，在涉及男性和女性的问题上却背弃了自己，让我们在今天仍感到痛心，因为直到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1993）所提出的女权主义的自我意识，才终于显著地触及了传统的性别文化（也请见19、29章）。弗洛伊德如同几乎所有伟大的男性启蒙者，没能识破通常的两性化以及与此相连的“女性”作为应当服从于男性的第二性这些特征，都只是被炮制出来的自然。克里斯塔·罗德-德莎（Christa Rohde-Dachser，1991）甚至展示了，看上去似乎是性别中立的弗洛伊德学说的内核，是怎样充斥着文化的男权主义。如果必须赞同这样的分析，确实不是一种享受。因此也就更有必要，赶快摆脱还余存的性别与生俱来的理念，破译尚存的关于性别具有直接自然性的窃窃私语。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用写下脚注的弗洛伊德思考去反对在学说内核贯穿着男权主义的弗洛伊德，我们就不能单纯地把变性主义看成是一个谜，一个难题，正如一位当事者向简·莫里斯（Jane Morris）所叙述的那样，其实自然性别主义也同样如此。通过研究不同于公然昭著的性别感受和体验，我们也就懂得，每个人都会有另一种不同于自己已有性别的想象，并且也可以拥有自己想象的性别。鉴于如果没有其他的性别，也就不存在自己的性别，因而对其他性别的想象给人心灵生活带来的意义肯定不会亚于那些只停留在自己性别上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男性和女性的性别模式或形态，只是对自己或另一性别的限制，所以男人对男性性别的认同以及女人对女性性别的认同，仍是一个还需加以阐释的问题，而不是自然人体（HY染色体）导致的一种直接或必然的结果。从人类起源的深层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大家都是“变性者”；弗洛伊德可能会说：双性恋者。变性者的愿望与自然性别者的自卫，无论如何是相互紧靠在一起的。我们只能借助由文化的两性规范所建构的情感和社会机制，来摆脱这一令人激动并在今天也令人震惊的变性愿望与自然性别自卫的统一。

对我们来说，一个躯体所带给我们的性别认同——即一种被文化炮制出来的认同，似乎还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认同。只有当众多的人在文化上都对现有的性别认同产生不适感的时候，当文化形态的性别焦虑症不断递增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有必要，将躯体性别与所谓性别认同之间的联结在我们的思想中，或许甚至也从原则上更松动些。坚持婴儿性欲主义理论的观点是反对这一主张的，婴儿性欲主义者认为，人们在早期的儿童时代就已经决定了躯体性别与性别认同的联结（和脱离）。但事实上在青春期之后还是会出现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变化，并且人们也会很快改变做出决定或选择对象的策略，这种变化无论如何要比在普遍和自然常态中思考所能达到的想象快得多。这里不是为了反对婴儿早期性别认同的决定，但这些决定必然还需现实化和表述。因此，一个人可能在11岁时有着一个暂时性的“变性者”的表现，或是在50岁时才有了“同性恋”的愿望。

在新性革命的进程中，本能冲动与客观对象、本能冲动与目标（为了用弗洛伊德的均等思想来表达）的联结，变得有所松动。索尼娅·迪林（Sonja Düring，1994）在多年前就已报道，显然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一种性模式至少部分地切换到另一种模式。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的客观对象选择，都取决于这些女性在社会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迪林认为，许多人之所以选择一种不固定对象的性模式，其根源不仅只是在于童年情结因而具有个人性，并且也由于社会的影响而具有集体性，而正是这种集体性特别赞赏文化的性别地位改变，从而对妇女运动的兴起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前，传统的性别和性形态不作任何质疑便被简单加以改码，没有如一些女权主义者所期望或梦想的那样，能够有一个体验情欲和色情的连续性作为过渡。对我们来说，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自然性别者的自卫，在第一层面上并不与心理学有关，而是与认识论、文化理论和社会学有关。借助心理学也许能够更深层地理解男权主义、性别关系和性别认同，但对理解社会却无济于事。

当然，一系列契机和要素在性别的构成中起着一种不容忽视的作用。这可能涉及一些个人的心理和身体的因素，如同弗洛伊德（同上：45）在另一个场景中曾经说过的那样：“这些因素是如此之大，因而对事情发展的结果产生了能够打下自己印记的影响。”因此在文学中也有众多各具差异的对变性人的心理描述，而且都是相当令人信服的阐释尝试。但是任何一种心理学理论，都不能将人们关于性的幻想和表现的多样性概括成概念，不仅不能用概念表述男性和女性各自不同的特征，而且也根本不能表述变性人的愿望。鉴于没有人能够绕过性别普遍的客观遗传性而生活，因此尽管令人梦想，但一种自由的性别选择，仍只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

以往的社会性别形态，曾是对社会现实的抽象。这里需要理解的是：所谓性别认同和所谓性别焦虑症的个人的多样性是无限的；而社会中普遍的性别形态仍将继续是二元律的——不是男人，就是女人。所有其他的，虽然可以说是普遍的文化密码或是个人的偏见，但都只是病态或杂耍艺人的玩意。因此这里的问题是，一方面要避免将个人对性和性别的虚幻想象和生活方式模板化，也就是要尽可能地把有关易性意愿的诊断扔进大海里；另一方面要尊重只认可非男即女这一传统的性别二元律，这是传统的二元律现在必须得到的尊重，因为它已占领了我们心灵的最后一点空隙。除此之外，我们无法再以其他的方式认真对待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那些最热心的（一身兼有两性的）双性主义倡导者、持有易性意愿的变性者等人的个人痛苦。否则，我们既不能找到我们的立足点，也不能理解性别改变者和自然性别者，即所谓的变性者和所谓的自然性者，为什么会像柏油和硫黄那样如此亲密无间。

43 “新性别”和当事者的看法

现在我们来听一下，当他们在一份记者对我的采访报道中第一次读到，改变了的性别是一种“新性别”后，那些变性者2008年在互联网论坛说了些什么：

我认为，“新性别”这个概念自身没错。如果塔尼娅（Tanja）写道：她并不感觉自己是“新性别的生物”，那么也并不矛盾。我和她的感受在这里都不成问题。从一个医生和科学家的角度来看，在严格按（原生的）生物性别以及分类，与通过手术而完成或达到的性变换、兼有两性的性别或与生俱来的某种特殊性形态之间，存在一种差异，也是容许的。比如我还从没注意到，在论坛或私人间的谈话中有谁对“新性别”这个概念有所反感。在原先没有阴道的地方，现在通过手术构建了它，虽然在功能和视觉方面有着最大可能的相似，但永远不会与原生性形态完全相同。为了纯粹从科学的角度将人造的它与一种自然成长的加以区分，那位医生便把它称为“新的”。我的整个人不也是如此吗？虽然与自己感受的性别非常近似，但不可能或也别指望与原生态完全一致。这就形成了一种新性别，它在生物意义上既不是完全的男性，也不是完全的女性。我想再次强调：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我们感受的性别，不是我们的个人性，不是像这个社会其他人对变性的看法，这里涉及的是对一个人基于医学和科学状况的一种描述。……当然我也不知道，西古希是怎样看待这一点的——这里所说的，只是我个人的解释。也许西古希最近出版的那本书，要比一篇经过记者压缩和编辑修改的报道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因为这类报道肯定只能部分地再现一次较长谈话的内容。问候索尼娅。（www.souled.in/foren/showthread.php？t=4766；accessed：15.11.2008）

Hallo，我相信，我们都进入了同一个群，在这个群里，只要不费分文也不伤害别人，就允许什么都说。如果一个男人认为，自己必须穿着女装到处行走，那就请吧，为什么不呢？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爱上了一幢房子或是不想再有性生活，那就请吧，为什么不呢？我们的社会并不会因此更宽容些，只是面对不寻常的事和人更麻木了。因此我认为，改变性别同样表现了一种不寻常的生活方式，因而也就属于相同的类型。西古希教授把这称为“新型性欲和性行为”，我则把它称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不管怎样，在这里是个女人那边是个男人的意义上，这是不正常的也不会正常。这里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或是像我作为一个当事者，应当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些事情。可惜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困难的时代，不得不精确地计算，哪里还能剩下一些钱。我预计，中期的财政预算不会允许医疗保险公司在今天这个框架内支付我们变性手术的费用。当然有那么一小部分也是我们当事者自己的过错。因为我们中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想尽可能多的由医疗保险公司支付。一会儿是外膜，一会儿是隆胸，也许还有一期语言治疗。这是一种疯狂状态。也可能，我们中的许多人真的没有钱支付自己的手术费用，但这也是事实，许多人外出度假，拥有一辆汽车，拥有一套公寓房产或甚至是一幢房子。那么面对医疗保险公司囊中羞涩的状况，社会大众怎么能理解我们呢？结果自然是保险公司不愿再支付变性费用，甚至西古希教授的这么一个研究院也不例外，因为它的经济效益几乎接近零。我并不愿意真的出现我在这里描述和担忧的发展状况，并且我也不愿意有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但就是这么出现了。诸多问候！玛丽昂。（www.souled.in/foren/showthread.php？t=4766；accessed：15.11.2008）

大家好！你们写的这些东西，看得我晕头转向。但我理解你们各自不同的立场。只是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新性别”者。我感觉并也把自己理解为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新的物”。当然这是正确的，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生物性的女人，但并不能就此把我归入“新性别”的类型，我认为这是一种歧视。也许还会为我们想出一种新的称呼或是为我们贴上一条新的标签，以便立即认出我是“新的……”？？？新的性别=第三种性别=边缘人。这种称号只会让我感到愤怒。对于我现在的状况，也许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是适用的：既不是一个男人，（在手术前）也还不是一个女人。……希望不要给予医疗保险公司把柄，使它们有理由不付我们的手术费用……我不需要一个另外的抽屉，以便让我知道，我是谁和我是什么。爱的问候！拉莫娜。（www.souled.in/foren/showthread.php？t=4766&page=2；accessed：16.11.2008）

只要变性者愿意把自己看成是新的性别，那么他们也就慢慢地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问候大家！丹娅娜。（www.souled.in/foren/showthread.php？t=4766&page=2；accessed：16.11.2008）

44 性别差异、混合性别和流动态性别

实际上，变性人早就接受了原有的、由社会辛苦设置的性别秩序和意味着男女两大性别的分离，作为性别二元律的热心拥护者，他们完美地扮演着他们各自期望的另一种性别的角色，并似乎天衣无缝地体验着他们装扮的那一性别的生活。实际上，变性人早就被盲目和暴怒的正统医学——也包括我们医生（请比较45章）——塑造成了性别二元律的热心拥护者，虽然这类正统医学正受到在医学和心理治疗之外组织起来并企图摆脱旧秩序的一些人群和团体的围攻。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性别，或只是想不做任何决定地停留在两性之间；另有一些被称为混合性别（两性兼有）的人，只是在参照社会性别角色表演的节目单之后（这里的社会性别角色表演的节目单，是作者略带讽刺地指“社会已有的对性别角色的认同”——译者注）才选出自己喜欢（或反感）的性别；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确信，自己可以体验两种不同性别的感受。因此，如今不仅有男性装扮的皇后（Drag Queens），也有女性装扮的皇帝（Drag Kings）。也有一些早先无疑属于变性者范畴的性别更改者，现在不再希望被施行一种不可逆的手术干预，或甚至干脆为此放弃改性。还有一些混合性者或是两种性别兼有者（47章），也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的意愿。

比如互联网（鉴于迄今为止只存在两种性别的状态），如今也在“跨越性别的认同”（genderqueer identities）的网页（http：//genderqueerid.com/gq-terms；accessed：29.11.2012）上，出现了对各种性别以及否定性别及其态度的区分，比如：雌雄同体（androgyne）、无性别（agender）、非二元化（中性或无）性别（neutrois）、流动态性别（gender fluid）、双性别（bigender）、三性别（trigender）、跨（或居间）性别（intergender）、疑问（或不具有确定性的）性别（questioning）、假象的（该挨骂的）性别（genderfuck）、只是半个姑娘的性别（demigirl）、女同性恋（girlfags）和男同性恋（guydykes），等等。在相应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人带有多性别（Unigender）的倾向，常常在第一眼望去，甚至在多看几眼之后，仍无法辨别这个人究竟是个女人还是个男人。在心理医生的诊所，则会遇到越来越多的人自一些年以来一段时间过着男人的生活，在另一段时间又过着女人的生活，或是期望这样一种类型的生活。性别的这种交融，启发我应用了流动态性别或流动态性别认同的术语（也请见99章）。

在各大媒体中，人们至今主要关注的是所谓的大都会性感美男（Metrosexuellen）的生活方式。英国记者马克·辛普森（Mark Simpson）1994年想以这个自己创造的术语来激起人们关注以大都会城市的男人，如大卫·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罗比·威廉斯（Robbie Williams）、布拉德·皮特（Brad Pitt）等人为代表的一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再有性别安全感的性别。终于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有同性恋（和个别异性恋）的男人，而且现在也有那些著名的大都会城市美男在关注自己的容貌和外表，留意自己的体味、发型、胡子的长短、穿着、体重，也就是很在意表现自己有着怎样的美貌，欣赏怎样的时尚和怎样健身。其实他们也不过是经常洗洗身子，比以前更常换些内裤，为了爱情（和家庭）关系的和平而坐着撒尿而已，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大众粉丝会对这些美男感兴趣呢？我们之所以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一切，其实关及一个较为深层的核心问题，关及至今仍然极其强大的俗套，这种俗套规定了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和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女人。由于贝克汉姆这类现代男人不仅只是爱女人和玩足球，而且也涂指甲油，常常穿上他们女友的裙子或内裤，这些新型男人“尽情享受他们女性的那一面”，使得“男性”与“女性”之间生活习性的交叉，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并因此导向了一种可能解除男女紧张关系的统一。这是他们的文化壮举，不管他们的行动是否由化妆品、时装和首饰配件行业煽风点火而成。他们将两种性别融合起来，他们将往日具有唯一性的男性特征与往日具有唯一性的女性特征混合起来，这是在男女这两种性别的斗争中为和平而努力。毕竟是他们使得我们现在都能够想象：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怎样才能既不低估也不高估身体性别的差异。

如果甚至变性者在狭隘的意义上今天也不再那么呆板和无奈，并且即使是在原本呆板和无奈的临床治疗的环境中也不迫使自己呆板和无奈，那么我们也许就能够允许自己作这一假设：许多变性者的性认同、性意愿和性关系，也就不会像在几十年前由性研究者所描写的那样，那么不充分、不明确和脆弱。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这就意味着，双性恋在文化和社会化技术上不必再做出二选一的决定，在表象和现实中也不再有一种明确的性别二元化模板。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再知道并且也不想知道，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或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如同之前已经说过的，性别模式由于相互影响而具有流动性（液化），并且也在不断被改写。正因如此，如果希尔绍（Hirschauer，1993：351）说，“易性者投射出一种保护性的阴影，西方文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自己使自己成为性别迁移者的”，那么他其实只观察了这个问题中的一个要素。另一个要素是这个问题中的那种耀眼的光，正是这种让人睁不开眼的炫光雾化或掩盖了漫游在两种性别之间的双性恋；以比其他那些在个人化、自私化和多元化过程中更刺耳和更极端的叫喊和行为，修正了我们文化中当前一切与性相关的事务，尤其是性欲性行为和性别。从符号解析的角度来看，我们要面对的是与性别漫游者相关的两个现代主要且相互并立的趋向——人自身的自我毁灭与自我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对已有的两大性别特征的综合、混合、混淆，并随意摆弄它们，简而言之就是实践“性别混合”（Devor，1989），是展现一种由医学参与建构并也由医学帮助解构的性别秩序，因为正是医学撤销（或抹去）了变性所特有的那个临界点。如果医学说，咱们现在按你们的性别愿望进行切割、增扩和调换，那么性别更改者也就不需发声呐喊，只需沉默地按医嘱所行就是了。希尔绍（同上）分析了这一方面的状况，对他来说，变性者的社会建构在一个解放和解除了性别分类的时代，无疑为这一时代的人提供了区别于他人的机会，也就是在“即使出现了一切可能改变性别的情况下，仍能坚持认为传统的性别分类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他没有考虑到的是，“混合性别”和“变性”物化和符号化了他所说的性别区别的风险。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今天，如果结婚时的一个经由手术变性的男人和一个同样经历了变性的女人，在结婚前曾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如果一个变性成为男人的女人，作为男人有了一个孩子；如果有着男性身体的性别漫游者不应用荷尔蒙治疗和不进行手术干预，过着一种女人的生活，或是反过来，有着女人身体的性别漫游者不用荷尔蒙和手术，却在过着一种男人的生活；以前有着男性身体的人，通过手术成为女性，却在体验男性同性恋的生活，也就是以阴道取代了其他同性恋所崇拜的阴茎——那么传统的性别区分就有了一种触及其最原始存在的风险。从心理分析角度所谈论的自然性别者的变性愿望，就会像“幽灵”那样出现，并如同我们文化中所有的潜在性那样，都将跳出无意识沉淀的“阴影”（Freud，1892/93：15），全部并狡猾地进入有意识的聚光灯下。

社会对性别的强制，仍然严厉于它对性取向的强制。事实上，人们总能以某些方法比跳出性别模式更容易地不受社会性形态制约地生活。鉴于绝大多数自然性别者还没能看穿性别强制的事实因而必须完美地装扮自己的性别角色，执着于反性别歧视的变性者，他们的性别幻想和追求“正常生活的癖好”，实际上是对自然性别者忍受普遍性的性别分类压力和集体性的性别幻想的一种个人性反应。普遍的压力越是强烈，个人便越是执着于自己的固执。自然者的自卫，越是坚定不移，越是认识论化和话语分析化，那么变性者的变性愿望也就更加执着和坚定。如同我们在相关报道中看到的那样，这甚至已经成为那些不想再做出“不是心理治疗就是手术干预”这类简单规定的临床实践教学内容。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愿望和自卫不只是一致的，并且也同时远离了它们的“起源”，因为第二自然在真实中，如阿多诺将会说的那样，是第一自然。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真理”。相对于林德曼（Lindemann），希尔绍较少关注我们文化的性别差异规则，而正是按这种规则，愿望与自卫统一的理论，便有着太多的差异性。临床实践已经在教授，从男人变性为女人和从女人变性为男人的变性者之间，究竟有着多少差异性（Becker，2004）。通过区分躯体形态显著和不显著的特征，林德曼（1993：11）在理论上确定了愿望与自卫的差异。躯体形态的显著部分，如男性的阴茎、女性的乳房和阴道，在愿望与自卫统一理论中都没有得到完全的反映；“但对我们来说，身体的这些显著特征却是女人之所以是女人和男人之所以是男人的重要的有效组成部分”。尤其是阴茎，“非常成功地抵制了有关它的自反性的现代化”，而且几乎没人因此感到吃惊。

即使如果有那么一天，阴茎中心主义和男权主义走到了它们的历史终点，也不可能完美地制造出（在林德曼那里具有不确定性的）性别生成性的自反模式。这里不应忽视的是一种能够射精和一种能够受精和怀孕的躯体生殖能力的生成性。至于怎样从认识论的角度构建身体的这些能力，怎样用躯体去经验、用心理去体验、在社会中生活和政治化地应用这些能力，并且以怎样的礼仪习俗、日常生活实际、超验性或反思性分别分配在哪个性别上，则有着各种不同文化的特性，因而是可变更的。最后应当承认，某些其他文化并不像我们的文化那样只认可两种性别；可惜在这里我们只讨论了自然性别者的自卫，而没有再去讨论这些文化。但是这些社会建构的方式方法，绝不会像我们一些理论家所假设的那样，完全取消身体生殖的生成性能力。在我们的结构和它的假肢化中，有一种潜流正在暗中守候，既粗鲁又自负，正在等待又能够安装新的客体目标、新的躯体和新的愿望，以及与此相连的新的性别，并且一定会及早告诉我们这种新性别的名称。

45 略带病态的眼光

虽然医学在更改性别的过程中只是一个参与重新建构的部分，那个有着荷尔蒙和手术干预性别特征的变性人才是更改性别的真正执行者；但鉴于医学同时也是一种黏合剂，黏合了历史与个人的观点，这就使得改变性别成为一种集体性的行动，因而也就有义务，不断地重新检验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是作为医生或治疗师，而且作为法院认可的鉴定专家，我在几十年前就认识了一些人，他们没有专家的质询也没有心理治疗而坚持走完了变性的道路。他们显然完全具有工作能力和爱的能力。当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的时候，我是有些迷惑的，因为熟悉社会治疗体制的我，最初完全不能想象改变性别竟然能够不需要我们的操作或干预。后来我想，我可能也会像我遇见的这些当事人那样做出同样的决定。我也会像他们那样不能接受，由那些所谓的专家决定我应当怎样生活。对于决定一个人生存性和不可逆的手术干预，比如一种改变性别的手术，最终只能由当事者自己做出决定，而不是任何其他人（也包括这一行的专家）。

但是作为专家，面对有变性诉求的当事者，我必须坚持按我的专业和非专业的构想，即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对世界和人的热爱以及医术和临床经验，也包括我为自己制定的行为规范等基础上的构想，以便避免在我提供的服务中，由于我对变性当事人的非理性诉求没有足够反思和充分理解便做出错误诊断而给他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与此同时，我也尝试避免把这个当事人看得比那个当事人更重要些，比如我并不把这个由于我施行的心理治疗而放弃原有改变性别愿望的当事人看得比那个仍然坚持手术干预的当事人更重要些，也不把这个拒绝赞同对当事人施行手术干预的治疗师看得比那个赞同手术干预的治疗师更重要些。

几十年来，变性愿望几乎被所有可应用的疾病分类实体，多多少少归为与精神病、神经官能症、临界结构、拜物狂、受虐狂、负变态、同性恋、同性恋恐慌反应症即所谓的肯普夫（“Kempf”）式疾病、两性同体症和H-Y-抗原不整合症等疾病相关的病态愿望（具体请参照比较：Sigusch et al.，1979；Sigusch，1991）。这里展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研究者的持续困惑，依赖于话语和各个专家完全个人化专业眼光短暂判断的诊断，以及所谓变性症状的多样性。但就是这样，仍不能观察到变性症状全部表现形式和体验形式的广度和宽度，因为摩根泰勒（1980）在新性革命初期投向同性恋的那种去病态的目光，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仍是不可想象的。变性的愿望使人感到如此的迷惑，因而从心理、认识论以及话语的角度来看，为了驱赶恐怖和偏差，几乎本能地会激起一种社会整体的自卫。

颇有争执的是，变性愿望究竟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还是伴随着各种基本疾病的整体疾病机制而出现的一种病态症状。毫无疑问，改变性别的愿望会出现在各种基础疾病和有基本结构问题的病人中，从偏执狂、心理忧郁到厌食症，以及从童年、青春期到成年的人生各个阶段，同时也取决于文化的处境。但是这些因素一旦聚集在一起，不管现在只是一个开端，还是各种形式发展的最终共同途径，它便成为自身的终端和一种“实体”，它就不能再作为一种临时症状，而临时症状则相对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比较表层的心理结构，因而也还是能够消除的。

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一旦变性的愿望固定下来，那个愿意以此度过一生的变性者，应当得到他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因为他能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如果他忍受着一种身体的疾病，却仍然不放弃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存在着一种从事变性操作的医学行业，而我们自己偏偏又属于这个行业，但我们在另一方面却并不因此继续为有变性愿望的当事人提供咨询和治疗，因为我们不想完全不称职地去满足当事人的这一愿望，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当事人的矛盾和冲突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不操作不干预而得以避免。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肯定不是变性人的整个家族驱使他去变性，而是其核心受制于认知、躯体、话语或权力分析理论的普遍化性别客体，我把它称为文化的两性制。

在这种状态下，也许只能期望，我面对当事者所采取的措施，正是如他们也会对自己所施行的措施；并且越是在自由的状况下做出采取这些措施的决定，那么这些措施也就会更恰如其分、更适当些。这种自由就是任何一种分析型心理治疗的目标，心理治疗虽然不能帮助当事人摆脱文化的制约，却能帮助解除个人的不自由。但是长久以来，变性医学的受施者在总体上被看成是特别“不自由”的病人，因而处于医学边缘地位帮助变性人改变性别的辅助医学也同样是不自由的。因此我赞成，凡是重经济效益的医学和外科手术都应当尽可能地远离变性医学这个行业。并且如果我们进一步从第一层次或甚至完全从病源学发病机理的角度对变性愿望加以观察，那么实际上我们一代代专家都在当时设置的心理和躯体理论课程中接触过它，并已在无谓地试图以性偏执的角度去解开这种克拉夫特-埃宾在100年前就已提及的所谓变性之谜（1894：224）。

为了避免出现误解，我想在此申明一下，我当然并不反对对变性愿望根源的研究。我只是想在这里提出一下，我反对科学研究的那种疯狂，它迫使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要服从它划分的标准；我反对心理医学的恶习，它将一切冒犯传（或正）统的人，都心理病态化；我反对人体医学，它将极端复杂的生命现象都归结为一种可捕捉的致病原因。简而言之，我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我反对以一种略带病态的眼光去看待变性的当事人，因为这种眼光只能看到多于实际存在的疾病或病态。如果我们想认真地对变性的现象去病态化，那么我们就应当减弱对当事人进行性别规范治疗的意志，这种起源于性别基本法则的“男人或女人”和性取向法则的“男人和女人”的性别规范，很难容忍性别和性取向的变更；我们应当放弃我们终于有一天能够找出变性（Eicher，1984：3）“疾病”的“致病原因”这一幻想，也就会放弃对一种“有结果的治疗”，或甚至（如我在一份博士论文中曾经读到的）一种“理想的和最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的幻想，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盲目地赞同或盲目地反对性别变更手术，其实就是同一种分裂理性的两个侧面。

我把自己的这些思考收入在一篇分为两部分的文章中，也收入在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又对我以前的一些加以修改后编辑成的一本书中（Sigusch，1991，1992；也请比较1994，1995）。在20世纪70年代，我曾与贝恩德·迈恩堡（Bernd Meyenburg）和赖穆特·赖歇共同合作发表了关于变性愿望篇幅较大的一篇论文，鉴于当时由于性别焦虑症医学治疗需要的极度递增而出现的一种令人不安的状况，文章以临床调查的方式对有变性愿望当事者的心理以及躯体治疗进行了详细讨论（Sigusch et al.，1978，1979a；也请比较：Meyenburg und Sigusch，1977；Sigusch und Reiche，1980a；关于当代性学研究的不同观点，请比较比如：Clement und Senf，1996；Bosinski et al.，1997b，1997c；Hartmann und H.Becker，2002；S.Becker，2004；Meyenburg，2007a，2007b，2013；Sigusch，2007a；Nieder，2010；Nieder und Richter-Appelt，2013）。现在回想起来，我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有对任何一个其他病人群体做过像对当时的性别焦虑症那样，如此常规化、如此正统医学化的调查研究。当时使我感到害怕的主要是在变性手术之后，当事者又有了恢复原有性别的欲望和自杀现象。正是尤其出于这个理由，我们那时的检查和治疗方案经过了极其细致和复杂的商讨。我们收集了所有的医学统计资料，希望从中找出可以排除极不可能出现的禁忌征象（不宜使用某种疗法的状态），并特别看重另一种权威的不同诊断，这种不同诊断建议的治疗没有时间限制并且只有在一种疗程的关系中才有治疗的可能。我们虽然按心理病态的方式设置了变性症状的主要征象，并借助这种征象按当事人的表现强迫症来叙述性地描述男女两性已经展开和典型的变性发展状况的现象，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不是某种征象决定诊断，而是对当事人所进行的所谓日常生活的测试，在一个较长时间跨度生活中的一种性别角色预期，尤其是治疗师在与当事人的沟通中对他的深层意识的传送和反传送的表现中所形成的印象：“这是一个女人”或“这是一个男人”。

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一种新性革命真的甚至软化了有着最坚硬外壳的性别归属，从文化上，从个人性上，也从法律上。当时颁布的变性法（TSG）就如同一场新性革命的序幕，因为如我们已经听说的那样，这里“涉及的是本质”（见23章），而且也因为在此之前，全世界只有瑞典存在有可以与此相比较的法律。今天，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变性法的某些条款与国家的基本法不兼容，而且有立法权的政治党派也在性别和性自由这个烫手的问题上前后摇摆，除了一些较小的党派还有些自发的举措。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从变性和跨性人团体，变性儿童和青少年自发家长协会，直到变性人网络柏林的当事者和志愿服务者的倡议、举措和行动也就更加明确。因此，现在已是最佳时机，终于从社会和法的角度运用一切有效措施，承认变性人、两性同体人以及新的文化事实，如流动态性别者和非性人的人权。

46 作为假肢的论点

“……任何论点都是假肢”，这半句话起源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关于变性现象最有理论价值的论文由安妮特·伦特（Annette Runte，1996）写就，并以一个很有含义的标题《传记操作》作为教授资格论文发表。具有诸多的举隅和提喻意义，但同时又是内外一致的解释，也许伦特会这么说，还没有人，更不要说话语考古、文学史、结构主义—心理分析、认识论和“假想理论”，在这个迷人的问题上获得过如此可观的成就。伦特的研究主要借助了福柯的话语和决定理论，借助拉康（Lacan）和他的学派采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的语言改写，借助了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所采用的媒介理论更新。这就是为什么她的文章作为一本书有着7种不同的印记，而这7种不同的印记是不那么容易被消除的。这些印记可以称为性别决定、类型考古、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男性生殖器图像、父亲榜样、两人关系与法律三角关系化的假想。伦特想在各个理论设置之间建构一座桥梁，而这在对变性的研究中尚无先例；虽然拉康从没对变性做过系统分析，可她还是断然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有那么一些神志不清，抨击他是精神异常。但不管怎样，如果伦特谈论“心理分析”，在紧要关头或是在有疑惑的情况下，她实际上所指的是拉康的理论，并且甚至那个哲学家福柯以及有些弗洛伊德追随者也都曾经这么陷进过拉康的理论。

对变性这样一种“在本质上仍还是谜的极端经验”的话语建构，伦特（同上：9）首先想通过（自传）传记式的文章以及借助几百份历史案例来比较讨论和描述变性人，与此同时，她并不把变性的现象只理解为是文化建构，因为象征性的构建以及它们的重新构建已经被证明，如果强调这一切是一种多元或独立决定，那只是科学的想象，只是为了让当事者和观察者都能听命于他们科学激情的“盲目摆布”。伦特打开一个福柯式的“档案”，是为了追踪找出与互文性（intertextuell）社会结构相关的病因和将一种现代话语形式差异化和网络化这么一个目标。这种现代话语形式不仅采纳自文学和科学的应用模式，而且还保留了与日常生活和专业语言的多种关系，从起源于古典的神话到现代的科幻小说语言，从传统性学到基因技术的话语，从理论概念到新闻语言，从伤害到伤风败俗的庸俗用语，因而也就使这一切语言成为常态。

尽管安妮特·伦特用“操作”作为书名，但她和我一样不做任何有关操作决定或操作客体的假定（34章）。她那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变性的话语讨论”，实际展开的是：变性者是怎样以他们与众不同的亲身经历参与媒体的话语讨论。这本书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它的话语理论相当单维度性，与该书引用话语互动的资料篇幅并不相称，并且选用“变性的欲望和行为”（Transsexualität）这个词的决定似乎也不太恰当。在整本书的文字中，几乎只提到“变性（主义）”（Transsexualismus，也有译成“易性癖”——译者注）这个词，似乎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尽管一个词的后缀是“tät”，另一个词的后缀是“ismus”，并且一个词的核心或说词干是“Sexualität”，另一个词是来自拉丁语的“Sexus”，表示“性别”。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敏感的语言学家和语言魔术师，却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的一种特定情况下，使用了“（男）同性恋者”（schwul）这个词（同上：700），而我们这个特定时代的特点是：同性恋已经没有了丝毫的话语讨论意义（66章）。但更令人恼怒的还有，伦特提及了“文献汇编的选择性”、“选择标准”（同上：23）和变性者的“（写作）投入”（同上：695），是的，她甚至感谢一位同事为这本书所“投入”的努力，尽管“投入”这个词与“选择”这个词一样，按维克多·克伦佩勒（Victor Klemperer）对纳粹话语的分析，都属于不可抹去的纳粹语言的核心，克伦佩勒把这些语言称为“第三帝国的喉舌”（Lingua Tertii Imperii，简称LTI）。

在该书的第一章《“变性欲望和行为”：文献汇编和话语互动分析》中，伦特展示了已经加以分析的资料。在第二章《“性别定位”：身体和心理公式以及“中间状态”的理论》中，历史话语性地展开了变性者自我描述的条件框架。在第三章《“性和性别”：性别差异之谜》中，伦特将性别差异的心理分析思想与自我心理学和系统理论的思想进行了比较，按她的理解，自我心理学和系统理论既不能从历史的特异性也不能从个人特有功能的角度对变性人特有的不整合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一种尤其是针对罗伯特·J.斯托勒理论的批判。第四章《“作为象征性的现实阉割”：拉康学说中心理异常者的结构模型》，不仅将变性人对性别有限性的摒弃，看做是一种病态的母子共栖效应，而且也从他们性别不对称的角度进行了阐释。第五章《变性人的“童年故事”》和第六章《“进入另一种性别之旅”：变性者的性别偏差发展和在自我体验的描述中的集体象征性网络》，从主题、修辞和叙事的角度对（自传）传记进行了检查。第七章《从“女性化的男人”到“男性化的女人”：象征性性别变更和性别交换在历史表现中的不对称性》，在与文学虚构的比较中找出变性人“自我体验描述”中的瞩目点，并且也考察了研究和治疗史。第八章《“类型考古学”：变性者的自白：一种“神经质的男人话语”》和第九章《历史的间断性与连续性：（自传）传记的场景描述类型与艺术构造类型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展现了对新的类型在双重意义上的考古（挖掘），最初是挖掘案例故事中当事人生活的开端，以及对他生活的“正常”报道，然后是研究变性者的畅销（自传）传记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尤其在特定的叙述模式与解释模式之间的交替关系。第十章《“跟踪阅读”：一种话语构成中的亲和、差异和征象的余值》，从认识论的角度反思了心理分析与话语理论的关系，并认为只要阅读话语分析“余值”中的征象，就迫使（研究者）得出变性“想象动力”的假设。在第十一章也是最后一章《想象的立法：在文化历史前提以及相关影响背景中的变性话语讨论》中，作者最初回顾了她迄今为止的有关表述，以便最后将变性解释为一种后现代现象。

这就除了其他一些问题外，也会导致出现这样的推断：今天，当关于变性的日常知识仍停留在古老西方的实体二元律的基础上，并且这种二元律也确实100多年来一直为当事者提供了性别化的身体和心理形式，但是研究性别认同障碍的所谓的科学现象学，却排除了想象的性别效应对现代主体功能的结构性意义。虽然在这里心理密码可能只是特指直接自我意识的那个前概念性的，但同时又是反思和情感的中心，这样它在这个意义上就有了一种心理化的性别内核，而正是这种内核的情绪负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反向性别的证据情感（Evidenzgefühl）”（同上：629）中。在这期间已经有着多种因素病原的难点，并不只是因为框架理论拘泥于一种自然与文化的二元论，而且也由于多种学科面对性别身份识别与认同的话语和媒介结构条件而在相互间出现的一种特定的盲目性。因此当务之急是表述变性人跨越性别界限的语义差异，不管它是否会影响或是否最终会摧毁性别二元化的分类系统，都应从历史的角度加以更精细的研究。

不仅要从虚构的文学体裁的嘲讽性自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20世纪末在一种性学研究的框架内对当事者的自叙所做的诠释中了解变性人生活史的概况；虽然变性愿望“在临床中被看做是最高等级的性倒错”（同上：630），但在达到这个最高等级之前，还有各种过渡的等级。在性与性别倒错之间语义和概念依存关系的重建，允许我们把对变性人，即“正确的心理却存在于错误的身体中”这么一个少数人群体的中心定义的集体性象征，锚定在融合了人类学性别本体论与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理论思想的一种理论隐喻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建立在一种“第三性别”形象上的一种广为流传的关于结构性双性恋，因为有着心理和生理双性别特征的科学幻想假设，象征了由性变革首选并具有潜在无限性的性与性别中间状态，已经从其描述性的表层过渡到了一种具有阐释性的深层结构。鉴于可以追溯到因其各个不同发展阶段而出现的变异，这就使经由弗洛伊德才清除的性学坐标系统，拥有了一种重新整合“反常性欲取向”的异性恋内容。那个在今天应用于性偏差分类中的跨学科和多层面的性别概念，最早出现在文学人物的双重和分裂人格形象中，它揭示了心理生理一元论向实体二元论的重新回归。可能是有关两性同体的“躯体知识”在变性人的前辈中又转变为与心理相关的知识，直观的真相话语便因此隐含了一种不同于多重人格的有意识的分裂经验。这出现在变性女人丽丽·艾尔伯（Lili Elbe）［别名尼尔斯·霍耶（Niels Hoyer）］用假名安德烈亚斯·施帕尔（Andreas Sparre）于1931年“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生活忏悔》（也译为《生活报告》——译者注）中”（同上），并人格化了一种通过手术干预更换性别作为准性别倒错双重人格。一种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去实体化的主导倾向，助长了在自传的话语中出现一种性别的理想主义，并且它也会继续利用形而上学和生物学的思想原料。但理论论据的隐性动力仍然是积极的情绪强度，这就意味着一种性别感觉的欲望连接，作为不受规范限制的自我归属，便在这里成为最后的理由；虽然人的生活史开始于“情感的差异”，但也因此可能受到特定的情感波动的影响。一个人的（自传）传记式的精确表述，（在拉康的意义上）只是表明了这个人身处于怎样的一种想象状态中。

童年故事，青春期危机，不成功的正常化努力，不再掩饰而是直述自己的性取向，接受性别的手术干预，这些都是当前“变性人传记中‘话语内容’”（同上：631）的典型要素。除此之外，在（自传）传记文字的某些表述中也有着那么一些（变性）征象的倾向。几乎所有的作者大都先是在童年时代听说了关于性别双胞胎的神话，以后才发现了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性别关系被感受为一种符号化的对立关系，这就为在这种关系中随意更换或交换符号（性别）留出了空间。表述或表现这种在童年时代已经出现的性倒错或是反性别角色行为的愿望，通常由于缺损型的家庭结构而更为加剧。但是如果没有拉康提出的心理异常结构模式，无论是不断重复有关父母亲的一种异性恋的叙述，还是冗长而多余地描述一个变性者看到或想象一个粗鲁的父亲欺负孩子母亲和孩子自己的原始场景，还根本不能合理解释存在于这些征象中“异性恋式的同性恋”这么一个悖论。将矛盾性情感作为意识系统运行动力条件的系统理论描述，并不能把握变性“综合征”的历史构成和个体发展特性。结构主义心理分析运用弗洛伊德主义的一种语言重读的认知批判框架，对如罗伯特·J.斯托勒等人的自我性理学家只是从共栖固定关系的角度加以解释的性别越界现象，提供了一种具有逻辑关联的替代解释。如果说变性人对性别差异的排斥是由于在童年缺乏一个父亲般的保护人物导致心理受到创伤而引起的，那么必然会将“象征性的‘阉割’”（同上：632）作为完全的现实而付诸实施。变性者在普遍荣耀的信念中有意识获取医学和法律认可的那种谵妄，在想象的层面上表现为一种防御性的重构能力，是“心理异常者”在彻底崩溃的现实面前的一种“自卫”，从而把“‘性别分类’看作为新的现实”（同上）。系谱学意义上的相异性也可以成为性的隐喻，即性欲性行为的出现完全只是为了服务于性，并且通过充满冲突的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关系，远离恋母情结，让一个现实的父亲出现在原本象征性父亲空缺的位置上。

通过优生医学的利益与“变性狂热”的碰撞（同上：633），便出现了性别手术干预的实践。从性法律改革的角度来看，手术干预作为治疗措施已具有合法性。不同编写者对（自传）传记的“写作投入”（同上），也符合女人相应只有较少机会变性为男人的事实状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了一些公开发表的关于女性变性者生活史的文章。并且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变性人的自述还总是以两性同体作为自己改变性别的借口。进入70年代以后，才成功地突破了以两性同体作为变性手术的借口，开始了“注重当事人性别情感”的手术干预，因为在当时政治自由化的发展进程中，变性人对非自然性别的认同，已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说一声“对不起”，也不再有道歉的必要了。即使大众媒体也将以往传播超级明星性倒错和改变性别的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逐渐改变为从民主化的角度“理解”这些明星变性事件的文章。在80年代又出现了“最新的趋向”，即把“原先变性事件中的世俗身份认同的目标，让位于一种对当事人更有利的‘行动故事’（action-Story），这种故事中的部分已经远离了原有的变性意识形态”（同上）。但是我们的作者把我们已经抵达的最新时代，仍然与70和80年代重合在一起。因而她所分析的那些传记，都还没有或是还没有完全进行（现代）话语资料程序加工、绘制和模型化，这里的加工特指在一种“新性革命”标记下对事件和心理加以描述（38章），因而这是一种显著降低性的社会个人和象征性意义的程序：它以性别差异作为新的起点，取代以往有关本能冲动命运的陈词滥调；它用不同于以往的方法，将性欲性行为和对性别的定位综合起来，加以重新建构和设置；它将传统和最新的有关性和性别的思考断想，极度地中间化；它以一种事先无法预料的方式，使个人的（爱情）关系多样化和多元化。简而言之：这是为话语谱系准备了一席寻找自己历史对等点的盛宴。

伦特在她著作的最后一章中，仍然只是分析了一些来自70年代的科学调查和临床数据，这就导致伦特所有的最新时代的数据，只能是写于70年代时主流的由男人变为女人的性别变更资料，这无疑远离了现代这个有着边缘性人格障碍和精神崩溃恐惧的时代；而这恰恰是一个病人和治疗师都彻底没有了内省和反思能力、双方都毫不妥协地拒绝双性同体和其他性别的感受、变性人的异性恋化、一切变性人的性虚弱和社会倾向于卖淫和夜总会的时代，如此等等并继续如此。鉴于70和80年代有关变性的话语讨论作为跨学科话语互动和学科内部话语互动，已经明显与当今的社会状况偏离，这便使得位于这两个时代之间的伦特的文字，有了一种古董的气息，这是伦特以一种吸引特别现代的读者的方法加以修复的古董。在著作的最后一些句子中，伦特引用了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的话：如果在征象中存在着一种能够持续抵抗任何解释的享受型核心，那么也许就不应当在对病症的一种解释性分辨中寻找治愈变性的方案，而是应当在“一种身份识别中寻找出它的根源，在一种主体身份识别中寻找出那个不可分析的点，以及最后成为这个主体唯一支撑点的那种部分‘病理化’的关键点”（同上：738）。要是读者想理解这段话（以及其中成千上万的模糊性），就必须先回忆一下，在拉康的理论中，“征象”并不是密码，而是事情的自身，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并且享受也是真实的出类拔萃，一种心理创伤不能符号象征化，因而象征性的秩序，比如死亡，便会撞到它自己的极限。

47 两性兼有的性别和它的出现

变性与我们后面还有讨论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的区别在于，变性是通过手术进行改变身体性别的干预，从多种角度观察，它更是一种自我固定的性别，而不是一种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作为唯一一种建构新性别的途径，变性在这期间已被授予最高的文化尊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哪种性和性别的形态，曾经得到过如同变性那样由一些欧洲国家或一个最高法院颁布特别法，以保证其享有法定医疗保险的待遇？

两性兼有（或跨性别），今天在医学上通称为两性兼有者，自几百年来在民众通常的口语中所说的雌雄同体或阴阳两性人，则很难在新性别中或新型性欲性行为者中间找到自己的同伴，因为不同处境的团体成员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态，因为他们作为医学牺牲品的处境在当前仍然笼罩着一切其他的阴影。当今医学从病原学的角度区分了至少有20种不同的与生俱来的性别发育发展的特别病情，按英美医学界使用的术语也被称为性发育紊乱（Disorder of Sex Development，简称DSD），其中最常出现的是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Adrenogenitale Syndrom，简称AGS）、雄激素不敏感症（Androgen-Insensitivität，简称AIS）和性腺发育不全症（Gonadendysgenesie）。双性别、中间性别或之间性别者相对于其他性别者，至今几乎没有获得一种作为新文化性别形态的地位，因为这个群体几乎只是很随意地聚合在一起，就如一个鼻子狂热者在马路上按他对唯一正确鼻子模式的想象，将不符合这一模式的行人组成一个病人团体，不做任何解释也不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便随即对他们的鼻子做了手术整容那样。这听上去似乎有些过分，但却在核心上展现了医疗工作的实践直到前些年还存在的那个阴影面。医学自以为有权决定，怎样的阴茎是太小，怎样的阴蒂又是太大。但对这类病人来说，这些却涉及他自己身体的特性，可能在有些情况下不需要治疗；在有些情况下，当事者会因为这个两性同体的标签而承受终生的心理创伤；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会招致持续的疼痛；更有一些其他形式的两性兼有者，也许这些病人与医生建立一种充满信任的合作将会极有意义或甚至是必要的，比如当出现一种危及生命的盐耗失危机时（比较Richter-Appelt，2004，2007a；Schweizer und Richter-Appelt，2012）。

被自以为是、没有良心和歧视人的医学工作者行为所逼迫，自9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两性兼有者公开表明自己的性别（比如请比较：Vlling，2010）。他们在人类史上第一次组织起来，共同诉求自己的利益。1993年建立了北美两性同体人协会（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简称ISNA）的谢丽尔·蔡斯（Cheryl Chase），曾在一份关于两性人的特刊《始作俑者——跨性别认同报道》（Chrysalis：Journal of Transgressiv Gender Identities，Chase und Coventry，1997）中写道：ISNA这期间已经在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有了自己的分部，并且除了ISNA这个组织外，多个西方国家建立了“雄激素不敏感者声援团体”（Androgen Insensitivity Support Group），日本则建立了“希吉拉日本”（Hijra Nippon）声援两性同体人，自1996年以来，在德国也出现了“儿科和妇科反暴力工作团体”（die Arbeitsgruppe gegen Gewalt in der Pädiatrie und Gynäkologie，简称AGGPG）。

这些组织编写和分发宣传小册子，占据专家大会，质问立法者，将当事人由于医学只认可一种性别并只允许有一种性别的归属，而导致在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被迫遭受的困难公之于众；这些组织坚持主张：不要过早地对当事人施行躯体手术干预，不要过早地对当事人专业化地确定其社会心理上的性别分叉点，而是应当将这一权利转让给成年后的当事人自己。这类组织起来的两性人团体2008年在德国第一次受到一种普遍关注，在联邦政府当年递交给联合国的官方报告中，提及了这些人在德国的生活处境和社会状况；有一家法院也在同年（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判处一位医生应为他未征询当事者的意见就擅自对其做了性别取舍的手术干预承担责任。

令人高兴的是，德国性科学已在90年代末开始转向研究躯体医学显然已经完全无能为力的这类双性别问题。同样令人高兴的是，德国的性学研究已不再追随失败了的并也已遭到许多批判指责的美国性学家约翰·曼尼（John Money）所主导的“治疗”准则（Garrels，1998；Richter/Appelt，2007a）。虽然由赫塔·里希特-阿佩尔特（Hertha Richter-Appelt）所主持的汉堡性学小组（www.intersex-forschung.de）的开创性研究还没有最后结束，虽然一些新的专家对类似特定荷尔蒙治疗和手术干预必要性等仍有所争执，但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将双性别儿童和他们的家庭不加任何解释地交付给一种自负专断的躯体医学机制，进行所谓正确性别的手术干预切割去所谓非正确性别部分的这么一个时代，必须最终成为历史。今天则应主张，与其年龄相适应地向两性人解释他们的生理状态，并且不遮遮盖盖而是完完全全。像在曼尼那个时代那样对诊断和治疗的一种忌讳和掩饰应当属于过去时。最终必须由当事者和他们的家庭自己做出决定，是否要做切除手术，保留哪一种性别，接受哪种治疗。当然，也必须立法承认两性人的人权（Tolmein，2010）。

尽管在其他文化中除了男性和女性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性别，但我们文化中的许多人仍然不可想象：一个有着男性体格并生长着阴茎的两性人，在青春发育期长出了乳房，而且本人还把这看做是一种对自己有利的特征，甚至还受到其他人的羡慕，因为两种不同性别的漂亮特征终于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如同在两千年前，我们文化传说中的阿里斯托芬，不只是有两种性别，而是至少有三种性别，男性化的男人，女性化的女人和男性化的女人。在我们的文化中，真实或只是被医学解释为两性人的绝大多数仍然处在非常绝望的状态，按AGGPG提供的数据，他们中80%的人曾经尝试过自杀，有25%的人为此丢失了生命。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当事人和他们的家庭需要在这期间已经成立的自助团体和专业的心理学家和医生（这些专家和医生结成了一个自2003年以来由政府资助的网站）的帮助，并也需要互联网的帮助，以便在互联网上了解有批判思想的两性人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和信息。（www.isna.orghome.t-online.de/home/aggpg/index.htm；www. qis. net/-triea；www2.iisg.nl；http：//users. southeast. net/-help；http：//home.t-online.de/home/boedeker_spreitzer_gbr/is_homep：htm）

一种希望最终能为那些冷酷的医学家和法学家带来理性的曙光，是德国伦理委员会在2012年2月所陈述的意见和立场。不可否认的是，汉堡性研究者赫塔·里希特-阿佩尔特和卡廷卡·施威茨（Katinka Schweizer）的研究成果对伦理委员会此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伦理委员会的意见书在“涉及一种性别之间的变异状态，即一种从生理医学的角度不是十分明了的性别的地方，都使用了‘两性兼有的性’这个概念。DSD则相反被用来作为在意见书中提到的性别发育的一切特殊性的医学总概念。当事人自己特有的各种问题和需求构成了DSD中各个单一形式的区别，并也因此要求一种能够表现此差异性的道德和法律评价”（Deutscher Ethikrat，2012：172）。带有DSD的人，必须“作为社会多样性的一部分，受到社会的尊敬和支持。许多两性兼有的当事人，在过去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同上）。现在是应当和必须保护他们免受医学错误发展和社会歧视之苦的时候。为了促进尊重和支持两性人，需要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与此相关的知识。

德国伦理委员会（同上：173～176）所提出的与医学治疗相关的要求，我在这里以简短的形式陈述如下：

1.医疗和心理咨询与治疗，应当在一个拥有专门资质的跨学科合作医疗中心进行。

2.为进一步的医疗护理，有独立资质的护理点应当设置有恰当分布的空间。

3.不管是医疗中心还是护理点，都应当保证当事人和他们的父母能够获得由其他当事人和其父母以及自助团体（Peer-Beratung）所提供的一种咨询。

4.通过医生、助产士和心理治疗师的职业培训和专业进修，以及要求执业医师和普通医院掌握全面信息，保证尽早识别症状并建议当事人前往专业医疗中心进行诊断和治疗。

5.通过对医生的职业培训和专业进修，以保障避免对当事人的一种歧视或一种不够细腻的态度。

6.所采取的医疗措施，如果将会给DSD当事人带来不可逆的性别所属性，而其原有的性别所属性又不很明确，那么这些医疗措施就要以对当事人身体不可伤害性和尊重性别与性身份认同的权利，对他拥有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未来的权利为前提和准则，虽然这也常常伴随对当事人生育自由权利的一种手术干预，只是做出这类手术干预的决定只能是当事人本人，因此在根本上也应当由有决定能力的当事人本人亲自做出这个决定。对于尚未有决定能力的当事人，这类措施应当只有在经过对手术将会带来的所有利弊都加以全面斟酌之后，并鉴于当事儿童的长久幸福而出于不容驳回的理由所要求的情况下，才允许施行手术干预。并且无论如何也包括这种情况，即只有通过手术干预才能避免当事人的身体健康或甚至生命出现一种具体的严重危险。

7.对于那些自己还没有决定能力的DSD当事人，如果他有非常明确的性别所属性，如那些AGS当事人的情况那样，也必须从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这样一种早期手术的所有利弊都加以全面斟酌之后，才可施行。儿童的幸福也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衡量标准。在不是十分确定的情况下，应当等待直到当事者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的那一刻。

8.在权衡儿童幸福的问题上，即使这个当事儿童自己还没有决定能力，也应当按这个儿童的发展状况尽早地向他解释清楚，让他参与一切有关他的医疗措施的决定；并在做出决定之前尽可能地顾及他的愿望。同时也应当顾及该儿童一种明确的拒绝态度。

9.对手术疏忽过错的判定，应当运用与此相应的更高的标准加以裁定。

10.应当向当事人以及对此有决定权的监护人提供完整的信息和咨询解释，其中包括一切与此相关的可能的治疗方案，也包括放弃治疗的可能性。这种解释应当顾及一切可期待的结果或可能出现的后果，也包括生理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负效应和长期效应。在做出此决定前，应当为当事人与其家长提供足够的时间对此加以权衡和思考。短时间内的考虑决定，只适用于医疗的紧急状况。

11.这是一条应当遵守的规则：在关于可能会不可逆地影响当事人（未来的）生育能力和（或）性感受能力医疗措施的决定中，如果当事儿童与其监护人持相互矛盾的态度和立场，那么就必须由家庭法院来对此做出裁决。

12.鉴于医疗措施对DSD当事人将会形成一种终身的影响，以及为维护当事人对所施行的医疗措施的认知权，一切与治疗措施相关的文字资料都要确保存档，至少保存40年，并且只有当事人才有权查阅这些档案。

13.应当采取措施确保，由治疗医师开出的药方中，如果有一种标示外使用的药（即没有纳入医疗保险支付药品目录中的非处方药——译者注），比如性荷尔蒙，应当确保能在医疗保险公司得以报销，并保证其不受任何报销程序的限制。

14.由于治疗措施而对一个儿童（未来的）生育能力和（或）性感受能力造成不可逆损害的犯罪行为的有效追诉期，应当保留到该儿童满18周岁成年作为最后期限；对于§78b StGb这条原先只规定了性虐待和侵犯受保护的未成年人性自决权的犯罪条款，应当做相应的扩充。与此相应的民事索赔有效期，应当限制在当事人满21周岁为最后期限；因此原先只是针对由于侵犯未成年人性自决权的民事索赔条款§208 BGB，也应当做出相应的扩充。

15.许多当事人由于早期的治疗而在对个人身份认同方面受到了最深层的伤害，并且这些医疗措施按今天的认知，已不再符合当前医学和技术的水准，它们是以从性别常态的角度对当事人进行社会排斥的思想为基础。这些当事人都经历了身体的疼痛、个人的痛苦、额外的困境，并且生活质量也受到永久的限制。因此，应当为他们设立一个基金，以帮助他们获得社会的承认和支持。

16.因此应当设置监察员，以行使顾问和调解员的职权。

17.当事人的自助团体和协会，应当获得政府财政资助。

18.对于当事人的医疗保健，特别是有长期效应的性荷尔蒙治疗，由手术引起的后遗症，以及医疗护理质量也包括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意义上的治疗质量，都应当进行持续不断的同步研究。因此，在此建议设立一个囊括全欧洲的相关数据库，专用于此研究目的。

关于公民身份法方面的问题，伦理委员会的回答如下（同上：177 f）：

德国伦理委员会认为，如果有人，鉴于他们的身体建构状况，在既不能确定为女性也不能确定为男性的情况下，强迫他们在民事身份登记中，写上其中的一种性别，就是对个人权利和其要求平等处置的权利一种不合理的侵犯。1.因此必须统一规定，对于那些不能明确确认性别的人，在“女性”或“男性”的登记之外，也允许他们选择作为“其他”性别加以登记。另外还要统一规定的是，在当事人自己决定性别之前，不得强行予以登记。立法者应当设定当事人自己确认性别的最高年龄为最后期限。2.应当对按§47第二段PStG条款提供的改变原有性别登记可能性，加以扩展并重新制定规则，以使得那些原先的（性别）登记被确认为不正确的当事人，有权提出改变原有（性别）登记的要求。3.在民事状态登记为“其他”性别的可能性，导致有必要也为与此性别相应的一种（婚姻或伴侣）关系提供可能性，国家和法律应当认可这同样也是一种遵守责任和可靠规则的（婚姻或伴侣）关系。鉴于当前的法律只允许女人与男人缔结婚姻关系，以及女人与女人或男人与男人同性关系登记为生活伴侣关系，因此德国伦理委员会以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提议：为那些登记为“其他”性别的人的生活伴侣关系的登记注册提供可能性。伦理委员会的一部分成员提议，也应当为他们正式缔结婚姻敞开法律之门。4.作为未来立法的基础，应当对按现行法律性别登记义务的目的加以重新评估。应当审查在民事状态登记中的性别登记是否还根本具有必要性。

48 身体反应与体验的解离

新性革命的另一个关键解离，是性体验领域与身体反应领域的分离：一方面是通过普遍的、电子模拟式和虚拟化的程序趋向一种新型的性欲性行为，我们把它称为电子性（E-Sex）并在以后还要详细讨论（64章）；另一方面是运用新型的、大规模的医疗方式进行身体治疗，特别是通过机械的、药物的或手术的方式强化阴茎。

由于医学工作者可以通过机械、药物或手术的手段使阴茎获得一种勃起（比较im Einzelnen Sigusch，2007a），他们就以人为的方式解离了性欲望、勃起和性能力。如此这样，一个男人在没有感觉到性欲望并且经常也没有迄今为止似乎是性体验特有的生理心理感觉的情况下，就能获得“性功能”，并将性行动作为一种我们文化之几百年来一直如此进行的行为，加以实践并得以完成（用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来说：执行和业绩）。医学工作者希望能够像修理汽车那样修理人体的梦想，希望具有完美性功能的假肢梦想，虽然他们的假肢躯体化使人的身体成为尸体，也就是去身体化，但他们的梦想是与普遍的预防其他疾病，超越身体功能和总的性去人体化的梦想是一致的。这是一条机械理性化地从不能自主的性爱通往随意的假肢般性的道路。

既使性工业感到高兴又使他们感到恐惧的是，性能力的研究者从性商店、孤独的手淫单间和拜物的性虐与受虐的昏暗灯光中，取出了一些物件，并把它们展现在医学的聚光灯下。这就最终越过了严肃科学与实用利益的门槛（界限）。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80年代许多泌尿科医生和其他阴茎强化专家突然都转向使用阴茎泵（Vacuum Constriction Devices）——他们把它称为“真空收缩设备”——治疗勃起功能障碍。新闻界自然很快就注意到这么一种潮流，赶快写出标题如《真空泵让爸爸又行了》之类的新闻。但这也不完全算是什么新成就；我们可以在以前的性学家那里读到，这类泵100年来已经在我们的文化中进行着它的操作。

新出现的是那些介于自我和其他疗法之间的特殊邮购行业和性商店能够提供的性器具：阴茎和阴道圈，勃起套，带有或不带喷雾装置的假体阴茎（以前称为假阳具），还有阴蒂刺激器，名为“爱情幸福”的阴道振动器，阴茎和阴道套，名为“制造喊床呻吟”的阴茎增长器，名为“Lamello Fing”的幸福手指，名为“Rin-no-tama”的阴道球，专为女性所用的带有向内伸张阴茎的橡皮裤，专为男性所用的性玩偶，等等。

这期间已经有一些临床研究将勃起环和真空勃起系统定为有效器具，而其他治疗手段则都可以被忘却或丢在一边。一些年前，这类性器具甚至出现在德国政府的公报上，经历了从受国家保险规则的监督到认可它们为医疗辅助手段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也就是说，套和泵都熬过了令人皱眉的时期。那堵传统的、横跨在性器具和治疗器具之间的墙，已被推倒。

49 龙涎香，灵猫香，伟哥和自我性刺激的意愿

如果要说到性欲望和性能力，那么无论如何在男人那里这两者都是分开的，以致一个男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身体和情感的感觉就能像按了按钮（更恰当地说：新型的性）那样对性做出反应，这也就使得1998年9月在我们这里批准销售的“伟哥”以及它的后继者都成为抢手货。自认为有着强大性别的男人们，几千年来的梦想就是注入伟哥能给他们带来的——随时和随意的勃起！因而他们也就不知疲倦地在寻找一切能够想到的可以帮助他们勃起的方法和手段：龙涎香和灵猫香、麝香和士的宁（番木鳖碱）、天冬和红景天、人参和茄参（也被称为中国人参和德国曼陀罗草）、含羞草和白鬼笔（也被称为羊肚菌或不知羞耻的海绵），除此之外还有鸽子血、被称为女神阿佛洛狄忒皇冠的仙草、牛膝草鸟的舌头、西班牙苍蝇（斑蝥）、犀牛角粉，等等。如同我的父亲曾说过的那样：“耻辱只是因为想到了耻辱”（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但这一切药物和这一切尝试，至今或是完全无效或是只有着不可全信的效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甚至是伤害身体和有风险的。

在伟哥进入市场之前，作为对性功能有辅助效用的物质，比如有处方药“育亨宾碱”（Yohimbin），以及两种被优先用来治疗阳痿的方法有：用手术的方法在阴茎上植入假体阴茎和直接在阴茎注射血管活性物质。现在这两种方法遭遇到伟哥——一种非侵入式方法——的竞争，应该是受到欢迎的事。由于用手术的方法帮助阴茎获得强硬，会因为进入阴茎的填充物永久性地伤害阴茎内的海绵体（勃起组织），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反而造成了他们想要的治疗效果的反面：阳痿。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仿照一些动物的阴茎骨，将骨头和软骨组织植入阳痿者的阴茎。在七八十年代，在血管活性物质的胜利进军之前，开发了日益完美的假体阴茎，企图帮助人们像按钮那样勃起的梦想成为现实，刚性和半刚性，可弯曲，用一个阴囊泵可充气，借助一个分量恰当的液体储备罐可自己补充药物。在短短的十年中，就有成千上万的患者被安置了这类器具或假体，并且我们在报道中看到，许多寻找咨询的患者与泌尿科医师的谈话甚至很少有超过10分钟的机会。

这种粗鲁的崛起和进军，当然不会因为我们的批判而停止，而只能是通过进入市场流通的其他壮阳药来阻挡。这些壮阳药物，是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的血管活性物质，如：罂粟（Papaverin）——一种鸦片生物碱，酚妥拉明（Phentolamin）——一种当患者想勃起时，可以自己往阴茎注射的α-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alpha-adrenerger Rezeptoenblocker）。还有一种并不比其他方法有更少风险（比较Sigusch，2007a），也不适用于每个患者的治疗方法，被称为海绵体自动注射的治疗方法，简称SKAT。它在80年代的进程中，却成为最常用的治疗勃起障碍的方法，当然在80年代最常用的方法中也包括心理治疗的过程。开始于80年代初的这一切有着一个不那么寻常的故事。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美国泌尿协会年度会议（American Urological Association）上，一位研究者在他的学术报告演讲结束时，拉开自己的裤子，向所有在座的与会者展现了这类方式给他阴茎造成的勃起。整个会议大厅里的泌尿科医生都被震惊了，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另一个男人在勃起状态下的阴茎。如果这种勃起是真实的，那么它的变化就应当归功于SKAT。

在伟哥之前，世界范围内有几十万患者都是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短短的几年中也出现了百余份相关的研究报告。但是如同一切现代治疗男人阳痿的方法和手段，总是以十分的喧闹开始，一段时间后也就如开满鲜花的梦想那样烟飞云散了。即使是SKAT这种了不起的新技术，在伟哥进军市场之前也已露出败落的迹象。它的应用范围被越来越明显地压缩，它的积极效用在一些特定的患者群中得到毫无疑问的相反证明，越来越多的患者失望地退出治疗，因为治疗并不能给予他们原本所期望的效果。

被看做灵丹妙药的伟哥，将有怎样的结局，现在还不能预见。它的发明者却能够证明以“伟哥”为名在市场上出卖的“磷酸二酯酶抑制剂西地那非”（Phosphodiesterase-Hemmer Sildenafi），以及在当前市场上出卖的它的后续品“艾力达”（Levitra）和“西力士”（Cialis）等药品确实能够有效帮助阴茎局部血液充盈。也许正因如此，埃米尔·拉埃内克（Emiele Laennec）曾在某个场合说过：使用一种药物，只要它还是新的。因为在20年后，将不再是今天这些拿了药品制造公司大笔资助的研究者，给这个药品定下基调，而是那些希望自己研究的方式方法完全不受制于一个以营利为目标的制药公司规定的研究者。绝大多数阳痿的男人，只得又一次失望地离去，因为他们信任医学方法的疯狂——只要吞食一片药，就能帮助男人获得一种充满快乐和得以满足的性交媾，必将在现实中因为无法实现而扫兴。除此之外，也因为绝大多数治疗医生与他们的病人一样，可惜仍然停留在只限于躯体状态性无能的角度去思考病人的痛苦。因此治疗医生与那些寻求医生帮助的男人有着相同类型的误解，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没有必要让其生活伴侣参与到治疗中来。其实在SKAT潮流出现之初，许多性学家都证明了：生活伴侣参与诊断和治疗，是非常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病情的；不只是孤立地从躯体的角度而且也不只是运用机械的方法，即不是像修理一台机器那样去治疗阳痿，有多么必要。SKAT或伟哥，作为“单纯”的器官治疗和躯体自动治疗的方法，忽略了患者个人自身以及与生活伴侣的冲突，只是用机械的方法去解除社会心理结构中的问题；事实证明，只有在一对性伴侣关系被这个程序打破了“神经质上”的平衡而出现性功能障碍（或是人工制造当“化学性功能”）的情况下，这样的治疗才有它的意义。

不断有人写道，伟哥如同避孕药那样带来了一场性革命。但我想，这也完全有理由出现正好与此相反的情况。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主要趋向，既是完全旧的也是相当新的，将由于这个药丸得以强化而不是削弱。因为我们的社会，仍然总是那么父（男）权主义结构化，因而在事实上或在它的自我定义上仍然是一个男性为尊的社会，在经济、文化、政治尤其是在社会中的状况都是如此，以致像伟哥这类助勃药物在生物化学以外的效用，不只是对男人而且也对女人来说，正是太适合这种男权社会的状态了。因而值得怀疑的是，伟哥真的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新意吗？

但是另一方面，伟哥在我们社会的综合情景中又是如此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促进了有着新性革命特征的社会进程：解离、弥散和多样化。如此一来，该药物在躯体物理反应与社会心理体验的解离之后（我们已在举例其他治疗时提到过这一解离），现在又帮助我们终于能够建构性欲性行为与恐惧的解离。心灵的创伤和扭曲应当不再成为性乐趣的绊脚石，生物化学应当帮助排除这些障碍。社会当然不会提及，只是借助这个药物才掩盖人们心灵的创伤和扭曲；也不会提及的是，恐惧和冲突，只要它们是来自内心的负荷，总会在另一个地点寻找释放的机会。这种作为生活设计师和新生活方式的药物，弥散了性欲望、性唤起和性勃起之间的关系，以一颗微小粒子的身份跻身于当今自我的性和精益性行为的事件中，并在文化上强化了一种自律和自我调节的性形态。因此这种药物很适宜解除那些老年男人的一种性起义，这些男人尽管自己的身体已经枯萎和有病，却仍然不肯放弃身体的乐趣。鉴于我们社会人口的不断老龄化，这种药物很明显是长久以来经济和文化的一种相应攻势，只是这种攻势不是来自艺术，而是出自制药工业，可惜没能在事先预测到。

毕竟总共大约有4000万人在德国最近一次人口登记中注册为男性，其中又有1800万人已经过了41岁，大约750万人是61岁以上。单是这个潜在的国内市场，就已囊括了足够的消费者，尽管反对伟哥的媒体披露的人数表明，并没有达到百万计的阳痿患者。如果费尔德曼（Feldman）那份详尽研究的数据能够作为我们参考的基础的话，那么按他所说，必然可以推理出，在40～70岁年纪的男人中“完全”失去勃起能力的发病率是9.6%。按这个发病率计算，德国目前大约有150万这样的患者，当然并不是每个这样的患者都会去求医治疗，也不会都去吞下伟哥。按费尔德曼所说，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有“中度”性勃起障碍的大约是25.2%，在当前德国就意味着是390万患者，两者相加是540万；还有17.2%的轻度患者，在德国是270万人。这样一个发病率无疑囊括了最重要的病患和伟哥药物消费者的群体，大约最多可达到800万男人。

也被一再强调的是，避孕药是女人的药丸，伟哥是男人的药丸。这样的观点便把口服避孕药的文化意义与伟哥这类“磷酸二酯酶”（Phosphodiesterase-Hemmer）壮阳药物的文化意义等同起来了。这是相当大胆的假设。毕竟是这个避孕药帮助人类超越了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在我们思想和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自然法规和基督教理念，按这种法则和理念，肉体的情欲（Libido carnalis），即肉欲，是按自然和上帝的意愿用来为生殖下一代（Generatio prolis）服务的。也就是说，通过避免无尽和难言的痛苦，避孕药为我们开拓了对性欲性行为和性快感的一种新型理解，而伟哥却在向传统的穿透意志致敬。如前文已经说过的，男人的梦想应当成为现实：像按钮那样的阴茎勃起，让每个男人都沐浴在自己器官随时勃起的荣光中。

50 阳具、阴茎和象征符号的规则

也许将伟哥的文化意义等同于避孕药的那些人，也许已经发誓伟哥将引发性革命的一些人，都曾做过深远的哲学思考，只是还不想把思考结果告诉我们罢了。但是他们可能会有些怎样的推测呢？他们的思考推理也许是这样的：迄今为止我们认知的性渴望的本质中，也包括了一种不可预测的属性。没有人能够随时随意地唤起身体性兴奋的体征。它像一条缝穿过我们的灵魂，它由两个不同的世界组成，男人们能够非常形象地体验到这些，特别是如果他们身处一个唤起性兴奋却又无法做出性勃起反应的时候。一方面是那个心灵的世界想要性勃起，另一方面是那个身体的世界却阻止了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总是阳痿的男人在脑子里就会充满一些神话般的想法：怎样才有可能使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重又聚合在一起？他们也许会说，专为男人的伟哥能够弥合这条缝隙，超越性的神秘，证明原先的性欲性行为特征已经过时，并最终对它发起一场理性化和现代化的革命。

但是那个性无能的男人，只要他还怀念前现代的性神话，当他回忆起以往性爱冲动的秘密，回忆起在另一个人面前不由自主勃起的那种雄风和与另一个人共同进入高潮时的那种光环，以及与另一个人统一在情欲和谐中的那种特殊感受，这是一种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根本不能获得的体验，他就会为之感慨。这就要求从哲学或至少是文化批判的角度对这类男人的病情做出诊断，而正是伟哥却强化了这种文化型的性无能，也许甚至还是在一个激发革命的规模上。一个借助伟哥获得性能力的男人，在他的生殖器重又勃起的同时，却也失去了作为男性的光环、神秘，尤其是丢失了他象征着男性力量和生殖能力符号的阳具。与阴茎不同，阳具这一符号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如既往仍然是象征男人权力的标志。

已经做了足够的推理。现在来看一下伟哥以及类似生物化学药物治疗有着怎样的医学临床结果。首先说令人高兴的：现在终于有一种药物，能够口服，因而不需要其他令人不适的操作，并且也能不显眼地背着他人吞服，一种确实在（确定阴茎勃起程度的）体积描记法实验和安慰剂临床对照实验之间很快发展起来的药物，与口服避孕药相似，它可能也与一种以生物方式发挥效用的物质有关。除此之外，这类药物也能对病因很不相同的性功能障碍，不管是由于器官还是由于心理的原因需要克服显然较为表层的（性无能）恐惧，都能产生效用；甚至对那些因为其他疾病正在接受降血压或抗抑郁治疗的患者也有效用。按当前的经验，这一药物暂时还没出现并不期望的效果，即在通常意义上既没有出现严重的副作用，也没有出现威胁生命的后果。根据现有的医学通报，大约有2/3的病人对这一方式的治疗感到满意。除了一些已经“治愈”的，主要由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或完全没有疗效而退出治疗的患者，按不同的统计模式和组合，在2.5%～13%之间。在其他的治疗方法，如SKAT、真空起勃泵和血管手术都没有效用或失败以后，这种药物还是能经常地起到它的效用（请比较在Sigusch 2007a中那些标明出处的细节）。

可以肯定的是，自从发现神经性血管生理系统（NO/cGMP-System）的不良运作是阴茎平滑肌细胞松弛的主要原因后，生物化学和药理研究就没有停止过寻找能够改善这一机体运作的物质。但关键还是想找到“磷酸二酯酶”及其抑制剂。这期间找到大约65种“PDE”的亚型结构，只是从它们的一级序列来看，其基材的亲和力以及运动特性和对人体器官组织的调节和运作，都不能与内源性的活化和抑制酶相比。因此还将继续研究更多特异的PDE抑制剂，或是寻找出各种不同的抑制剂对身体某个特定器官的效应，或是寻找出一种适用于各种不同疾病的抑制剂。他们的研究还将遵循寻找PDE亚型酶抑制剂的道路走下去，因为这类酶自一些时间以来，已经被作为治疗心脏衰竭和作为对血管收缩或支气管扩张颇有效用的离子型受体药物。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1999年就已经有许多PDE-5抑制剂申请了专利，其中也包括“利来制药公司”（Lilly ICOS LLC）研制出的“西力士”（IC351），按最初的报道，该药能有效治疗轻度形式的勃起障碍（Gingell und Lockyer 1999）。“持田制药公司”（Mochida Pharmaceuticals）也已研发了一种没有更详细表述的抑制剂，听说也能进行黏膜治疗；“Byk”公司宣称研发出了PDE-4抑制剂，Nitromed公司目前则正在试验将一氧化氮供体（NO-Donator）与一种非特异性PDE抑制剂合并起来。这里提及的仅仅是一些已经众所周知的例子。除此之外，目前还有哪些其他壮阳药正处在实验阶段，请参见Sigusch（2007a）。终会有一天，躯体研究者们会将一种新的药品作为自己在壮阳药物领域的胜利进军而显摆在我们面前，并且全世界的媒体也会最终为这种新的性壮阳药而大喊大叫，《华尔街日报》将会通过对这个制药公司生产这一抑制剂的利润进行推测而使该公司的股东们激动万分，也只有到了这么一个时刻，也许才算是最终找到了一种“真正的壮阳药”。当然这一切在医学也包括在性学中，如以往已经一直出现的那样会有：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上千份论文，上百个专业大会，50多份教授资格论文；除此之外还会设置10个专业部分，出版5本相关的实用手册。这些部门，教授课程和论文手册的名目和标题，已经早就保留好了：“阴茎”（Hashmat und Das，1993）。

自然，并且总是在社会意义上，当前这类药物的非法贸易盛行，特别是在亚洲。根据来自富裕国家一些大都市的报告，伟哥如今也进入同性恋的亚文化圈和某些没有特定勃起障碍的人群中，这就是说，这些男人吞服伟哥，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勃起更坚硬些，或是为了达到多次性高潮。据说，一些有着完好性功能但试过伟哥的年轻男人都认为，简洁地说：“没有也行。”对伟哥有热情的是那些性能力日渐趋弱的较年老的男人，而他们的妻子则常常感到吃惊，现在必须为此几个小时地装扮成心甘情愿的情人。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像口头禅那样地不断重复那句话：没有药丸能够帮助修复建立原先已经缺失的吸引力或亲近，没有药丸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排除深层和潜意识中的冲突。如果我们拥有那么一种制造幸福排除冲突的药丸或毒品，以代替缺乏的爱情关系和修复已经受到损害的性关系，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么也就过分美好了一些。

51 攻击与亲昵领域的解离

从传统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进程中，又出现了爱欲的本能冲动与死亡（自毁）本能冲动领域的一次继续解离。在这个主要由女权主义所推动的解离过程中，性欲性行为中两人亲昵和统一的那一面，如此彻底地取代了原有性关系中的攻击性和两人貌合神离的那一面，以致出现了一种新的划一性。在一个历史阶段内被想象为“纯粹”的性欲性行为，再次被认定了它的“不纯粹性”。对性恐惧、厌恶、害羞和罪过感所投出的阴影，是如此黑暗和广泛，以致许多女性甚至也有男性，都似乎在其中再也看不到一丝光线。性的亲近、愉快、柔情、激情、骄傲、情欲、倾心和幸福感都受到一种来自恐惧、仇恨、愤怒、嫉妒、怨恨和复仇的话语情感风暴的窒息威胁。

歧视女性的色情和性制品、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日常生活中的性歧视，以及乱伦、强奸、对儿童的性侵和对女性的性暴力——这些都是这一场话语风暴的关键词（请比较比如：Brückner，1983；Valverde，1989；Schenk，1991；Gräning，1993；Hauch，1994；Düring und Hauch，1995/2000；Richter-Appelt，1995、1997，2007b；Lange，1998；Dannecker，2007b）。那个曾经单一的和病态的性犯罪惯犯，在话语风暴中被多样化地复制成无所不在和正常的性别罪犯，成为施虐者和强奸犯。似乎现在的男人都成了色迷、施暴者和性无能阳痿者。从政治的角度看，这种解离明显地表现在新制定的处罚条例中，这些处罚条例撤销了60、70年代（部分）实施的道德与法律，并因而与国家刑事处罚（或索赔）权脱钩。

性关系中攻击性和两人的貌合神离与亲昵统一的性欲性行为的解离，最初只是用来反对男性；但不久便也囊括了所有其他的社会个人。到后来，不仅是那些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是性罪犯，因为她们在自愿进入的性关系中占有一种主体地位，不再属于被害人角色；而且男人也被解释为是性的牺牲品或被害人（比较比如Coxell et al.，1999）。除此之外，这期间也在男人与男人和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发现了暴力，而这个问题以前是这类亚文化中的禁忌，也被性学家所忽视。最新的对破坏和暴力踪迹的寻找，主要是寻找性侵和虐待儿童的妇女和研究那些性侵其他儿童的儿童。并且当然最近在斯堪的纳维亚还设置了一个男人之家，以帮助那些自称遭受妻子毒打的男人有个躲避和安身之处。

由于这里提到的都是在话语理论（请比较比如Foucault，1972）意义上的一种话语，而不是仅仅只是一种辩论，因而没有任何事情和任何人能够逃避这种筛查或甄别。现在是时候了，从法国话语理论的意义上，再次明确强调一种话语中（总是被不知情者低估）的物质性。博学的话语理论家所说的“话语”，涉及的并不是有些像一种公开讨论或一种科学争论的话语，而是特指一种文化设置。因此话语自身就是暴力形式。如果一个讨论的主题或一个生活领域真的被话语化了，那么具有相等分量的反对意见也就不再存在了。理解和反应便会因此相互分离，只剩下对复制的复制。科学家们的行为就会像在一根柱子上的一排鹦鹉。那些在正确时刻跳下（话语）这辆疾驶火车的政治家们，浑身都打起了寒战，因为他们从这种终极话语形式中听到了民众叫喊的终极民主。如果我每天早晨在报纸［而不是在德国电视1台（ARD）］上会很自然地总是读到一些与艾滋病相关的报道和评论，而这在80年代中期是我经常碰到的事，那么可以就此猜测，艾滋病这个主题已经被话语化了。如果我接着又在一本杂志上读到《病毒创造历史》和《艾滋感染者在休假中死亡》之类的文章，那么就可以推测，话语也有了精神和道德的凝聚力。如果一个医学教授因为他自己说了，有时也与他未成年的小女儿在一个浴缸里一起泡澡，就被公众看成像一个怪物，并且在一次科学大会上甚至被一个女人以一切“母亲”的名义扇了耳光，那么此时此刻正在实施一种话语滥用。如果一切党派的议会成员，无一例外地认为通过更严厉的法律就能有效抵制（虽然知道并不能就此完全取消）儿童色情和性旅游业，那么很显然，话语也进入了议会的层面，并有效地排除了最后一个对它持有怀疑态度的议员。

尽管现在也有一些男人因为遭受老婆的毒打而出逃，但罪犯这个概念仍然一如既往特指“这个男人”（罪犯这个词在德语中是阳性的——译者注），这也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因为不顾一切现代化的进程，父（男）权制的社会结构仍然在延续；也因为在经济危机时刻，对女性的社会歧视令人愤慨地又在递增。悲观地看，当前的话语暴力和话语滥用，无疑是普遍化错误生活的一种隐喻，在这种错误生活中既没有和谐也没有对话语的一种正确使用。积极地看，它在强调的意义上是一种文明行为，因为只有通过它才能进入我们的意识并使我们懂得：在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中，有着怎样的征服和不对称性。如此观察，那么我们就能看清，话语不仅受到普遍暴力和在根本上建构了我们社会的物化语境的影响，而且它自身也同时就是一种启蒙，可惜它只是在一个特定领域中的启蒙，这个领域中的澄清和批判在近几百年来几乎都不需花费什么经济成本。比如，大家都反对儿童色情，但是严肃制定一些确实能够挽救儿童生命的方案却少之又少，因为这需要付出金钱和舒适生活的代价，并且也要求整个社会从今往后以另一种方式生活。

现在要问的是，究竟是性虐待和性暴力确实如此横行，还是这仅仅只是我们的感觉和印象，因为我们最近几十年来对这类问题变得越发敏感。鉴于两个原因，我们并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具有可信性的回答。一是在实证研究中，对“性虐待”这个概念的定义都各自极不相同。不仅是对受害人年龄和其与罪犯年龄差的认定有所不同，而且也在对犯罪行为的调查方法、社会心理背景和法律后果的认同上不尽相同。仅仅出于这么个理由，就无法对一切性虐待案件进行统一的比较。第二个理由还更重要些。由于机制结构上的原因，即使前些年的实验研究列出了形式上与今天完全相似的提问，我们仍然没有可比较的以前的数据。这些数据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在不断地变化。那些在以前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在今天却已被许多人看成是性虐待或性侵犯。如果这么一个变化进入到我们的感受、表述和反映中，这就涉及了法国话语理论意义上的一种话语机制。也就是说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已经有了自己物质性的文化设置。

性侵儿童对他们造成心理创伤的成人，肯定是个魔鬼，并且我们也预料到，疯狂的女权主义者会把这类魔鬼画在墙上（昭著于世），但是对儿童造成心理创伤的不只是男人，而且也有女性，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除此之外，我们再也不能当真怀疑，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在一种令人害怕的范围内只是无意识地与破坏力聚合在一起，而是应当认识到，这种破坏力在许多“正常”的家庭已经表现为公然的暴力。按现有的一切数据，绝大多数的性侵犯不是陌生的魔鬼，而是由受害者自家的亲戚、朋友和熟人施加的。显然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常常是可怕的。自这个世纪第一个十年末的揭露以来，全世界也都知道了即使是极其保守的天主教神父和极其自由的基督教教育者，也在某种程度和以某种方式对那些因为信任而交付他们托管的儿童造成了性心理创伤。这甚至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的窒息。

52 儿童情欲和与之相对立的纯洁儿童形象

在我们的文化中，仍然没有比有关儿童性欲和性行为的事，更受禁忌的了。与此相关的一切，对我们来说一如既往仍然是一个黑暗的大陆。也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恋童癖和涉及幼儿的性欲性行为，仍然是一个极大的禁忌；尽管鉴于新性革命，许多原先遭受迫害、遭到耻笑和被标示为变态的性癖好和做法，在今天的公众眼里已经变得温和了些。但是由于太多关于心理创伤和心理病化的谈论而使人忘却了：情欲，这种在一个儿童和一个成人之间自发出现和形成的那种情欲，是一种无限美好的感受。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强烈地使人回忆起儿时的天堂。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身体和心灵的情欲更纯洁和更无害。也根本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人性。所有成年人，如果他们热爱情欲，便都会不由自主地尝试再次回到童年。他们情愿放弃成人世界的一切算计，来赢得纯粹的情欲。并且儿童的情欲不仅能给儿童带来极其快乐的感觉，而且也是不可或缺或者说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可能性中的一个条件。作为个性化的主要源泉，它平衡了亲近与距离的关系，也平衡了幸福感与性欲快感、信任自己与信任他人之间的感情关系，而如果没有这些感情也就不可能会有爱情。谁如果从没在儿时情欲的天堂里生活过，在以后的生活中就很难设身处地去感受另一个人的情感，也很难毫无恐惧地去爱自己的所爱。这样一个不敢爱自己所爱的人之子，往往有着灰暗、僵化和呆板的个性特征。他的眼睛和心灵都没有光泽或是光芒。但是如果这种儿童情欲过早地性欲化，就有可能构成一种危险，在成年后突然将情欲骤变为破坏行为，因为这个人从没学会应当怎样妥善处理总是会伴随爱情和性欲性行为出现的情感、挫折和攻击性。

在反对性虐待的斗争中，只有走一条虽然有风险却更有效的中间路线，即着力于发现和消除可能造成儿童性心理创伤的行为和事件，但又不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情欲置于一种普遍的怀疑之中。因为对儿童情欲的禁忌，必将导致儿童由于儿时情欲的缺乏而在未来的生活中成为性暴力的施加者，这正是我们都希望阻止的。

最初由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在一百多年前思考的捍卫儿童纯洁并因而将儿童情欲禁忌化的社会运动（请比较比如：Mantegazza，1873；Moll，1909；Freud，1905），有着一段漫长的前史。在我们的文化圈中，最晚自18世纪以来，由神学家自发倡议并主要由教育学家在两侧助威，开始了一场著名医学家反对一切在儿童年龄段出现涉嫌和实际的性表述和性表现的社会运动，这场社会风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才结束。以手淫、自虐或自慰等表述，用一切可想象的弱点、灾难、道德腐败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我）性行为加以指责，并以这些行为将会引发的疾病，从便秘、癫痫到肺结核和精神错乱直到死亡，来威胁他们。其中不可忽略的是，手淫被说成比任何其他疾病都更糟糕，它是一种致病的剧毒根源，但它又不能为诊断和鉴别病情提供一种可认定的症状，也没有一个可让他人设身处地想象或追溯的过程。这就必然导致，每个布道者和每个庸医都能做出一种后手淫疲惫综合征的推测诊断，也使每个人都能从自己任何疾病的症状中得出如此结论，这就意味着在那些想上升到把握社会解释权和控制权的医生们的手中，塞进了一件有可怕杀伤力的武器。

像在一切话语中都曾出现的情况那样，当时也只有个别思想家和医生能够摆脱这种普遍传播的对自慰危害定罪的影响。所有的其他人，甚至包括伊曼努尔·康德，都相信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这种“自我伤害”会毁掉他们的生活并最后导致死亡。比如康德就曾说过，“这样一种对自己生殖器特性的违背自然的使用（也就是自虐），是一种并且是在道德的最高程度上的反自我冲突的责任伤害”，这样的行为表现出这个人，是“会将自己贬低到像畜生那样地对待自己”。这种恶习显然不仅使这个人“忽略了这几乎是一种自杀的意念”，也使这个人“成为一种可享用……的物品，这就是说成为一件令人感到厌恶的（物化了的）客体对象”（Kant，1797/1798：557 f；Alle Hervorhebungen von Kant；也请比较Kant，1803：759 ff）。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那个时代的医生报道，按这些医生报道所说，那些没有任何事先预知也没有任何伤害作了自慰的年轻人，在偶尔听说或得知这一行为会导致生命危险的时候，突然间全都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比较Sigusch，2008a：32-39）。引人注意的是，在社会掀起反对自慰的风潮后，那些宣传小册子的作者似乎就认为这一切与快乐—乐趣—快感—爱神和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Ninus（我们今天总括为性欲和性行为），已经完全不再相干——这证明了：情欲色情和性在那个时代还没成为普遍的文化模式。当时所谓的性，更多认为只要将自己的手放在自己的身上，就已被认为是手淫（Masturbation）和自慰（Manustupration）；这就指明了这个过程以后被确认的双重意义，因为自慰（在拉丁文中manu意即“自我”，stupratio是“引诱”）更倾向于被认为是用手亵渎自己，而手淫（Mas是指“男人”，turbatio意味着“困惑”）则更倾向于指男人的性兴奋。

在反手淫的高潮期，出现了一场至今仍是谜一样的、令人几乎不能想象的大规模追捕，对无数儿童和青少年造成了无尽的心灵痛苦和残酷的身体伤害，甚至死亡。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仅设想出更多的机制性手段来折磨那些出现了不由自主的性兴奋和对生殖器官作随意刺激的青少年，而且也对他们施行了割去阴蒂，穿刺阴茎和切除包皮的手术。手淫是一种自己授权独立的，如同思想和幻想那样很难加以监控的性行为，它在事实上也是当事人唯一能够独自决定的一种性实践（另外，一切实验研究都表明，它也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唯一一种在数量持续递增的同时质量也有明显提高的性实践）；但是反手淫宣传认为，这种实践是一种异基因和自体病理化的过程，它将使儿童和青少年由于承担监护和教育责任的成年人的疏忽和过错，由于当事者自身的软弱和生活罪责，以及由于心理障碍和异常态而由各方都无法封闭或杜绝地陷入一种罪恶的源泉，这是一个令人担惊受怕的过程，因而成人有十分的必要对儿童手淫履行监管权和纠正权。

反手淫的这类宣传理论表明，自称是自主和拥有自我主权的现代主体，在他历史形成的那一刻，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撕裂，怎样自相矛盾地通过会导致自我亵渎的性快感寻找自我毁灭。由于驱逐了被称为自慰的销魂幸福，虐待被性化，放荡成为缉捕的狂欢。直到现在那些销魂者才开始明白，手淫对他们并无害处，因为它只是传播了不成问题的快感，既不会把他们引向天堂和心灵的地狱，也不会败坏他们在地上的身体，直到他们中的某个人与蒂索（Tissor，1758），一个最著名的手淫魔鬼，一起将脑浆在脑壳里摇得沙沙作响。手淫仍让我们回想起，像我们已经听说过的那样，那两个流入和流出口；并且我们已经提及过的“手放在自己身上”的举动，也可以理解为是自我性刺激和自杀的比较点。这类反手淫宣传也表明，现代的性形态在它的形成中是怎样因此而变形的，即如何在原有的罪孽和犯罪的罪名中又加上了如兽性行为、违背自然、不能自控、出轨、浪费最珍贵的生命资源、对自己身体的掠夺、功能失调，以及一系列由乱伦、犯罪、恶习、心理障碍和病态构建而成的异常态。

反手淫运动一个影响特别深远的（并且直到今天仍给人特别深刻印象）结果是：幼儿的童年被持续地剥夺了情欲的快感，并且由于自我性刺激被如此恐吓地妖魔化，以致在很久以后的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能够毫不过分地说，是他们“发现”了婴幼儿的性欲性行为和其自生性的（没有他人参与的）情欲。反手淫运动以及之后的话语也因此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鉴于我们文化中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不只是一种符号象征，而且也在实质上是盲目信任、全部安全、不言而喻的无私奉献、相互关系的永恒持存和无性欲爱情的最后一个庇护所，因而我们应当看到，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去性化显然是极有必要的，并且也因为自19世纪以来，家庭生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情感化了，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家庭内部的乱伦风险。在今天也许只是一种一定程度的“自然”风险，如果所有的父母都很自然地爱上了自己独一无二聪明美丽的孩子。因此总的来说也不必感到惊奇的是，父母在对待婴幼儿自生性的性欲和性行为时，常常在过分夸张和轻描淡写，故意悲剧化和忘却压抑之间摆动。

清醒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婴儿与成人的性欲性行为有着极其不同之处，相互间绝没有可认同性；但这两者同时却又有相互关联，因为一种性形式来自于其中的另一种性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因而也就能把儿童的性欲称为“原型的性欲性行为”（Protosexualität），它实际上是成人性欲性行为的前形式，成人在儿童时代的所有经历，身体、心理和社会经历，都会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进入（或是说储存在）这个前形式中。与成人的性欲性行为相比，婴儿的性欲性行为则更具有实验性、自发性和自我相关性，在进入青春发育期之前也没有成人性欲性行为的那种连续性，但从青春发育期开始其性欲性行为便有据可查地出现递增，也包括所谓的性潜伏期。儿童的性欲性行为并没有像成人那样的性高潮目的，可以说，更是一种没有高潮的游戏，比成人更远离道德标准，当然也与身体的再生殖毫不相干。鉴于儿童的性欲性行为并不是一种对既定主流的性及其关系道德的有意识反思，因而它不具有共识力，也就是说，一个儿童不能综观，如果他与一个成人发生性行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

按冈特·施密特（Gunter Schmidt，2004b）所说，迄今为止一切有关儿童性欲性行为的研究，或是可以归为一种同源性模式，或是可以归为一种异源性模式。异源性模式的倡导者，尤其是那些心理分析学家，坚持的是儿童性欲性行为的特殊性，以及它与成人性欲性行为在结构和实质上的差异性（另外也请比较30章）。同源性模式的倡导者则相反，强调儿童与成人性欲性行为在结构上的相似性，他们主要统计了两者之间量的差异，对儿童性欲性行为的准成人模式感兴趣，并把它看作以后性欲的前模式。这种同源性理论模式的代表主要是一些性学家，其中不乏一些性学开拓者如保罗·迈特戈扎，哈夫洛克·埃利斯，阿尔弗雷德·C.金赛以及他们在当代的代表，比如自21世纪开始以来围绕在金赛后继者约翰·班克罗夫特（John Bancroft，2003）周围的一些性学家。

同源性理论构思的代表以事实证明了，儿童的身体也能出现成人性欲性行为想象意义上的性高潮反应。在出生的最初几天中，婴儿身体的生殖器部位就会出现相应的反应。按现有的观察（Kinsey et al.，1948，1953），男婴和女婴最晚在4～5个月的时候就已具有达到性高潮的能力。婴儿的性高潮——在男孩当然直到射精——似乎与成人的性高潮并没有生理上的差别。希施斯普龙（Hirschsprung，1886：629）100多年前在关于婴幼儿手淫最初一些重要研究的一份论文中写道：“……典型的是……（他们）双腿交叉而坐，然后身子前后来回摇摆。这时他们的脸通红，眼睛全神贯注，完全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直到达到高潮。他们情感的这种爆发，往往以一种呻吟和虚脱作为结束。”

婴儿期和幼儿期普遍存在手淫。弗洛伊德1905发表的《三篇论文》中也曾写道：几乎没有一个个人能够逃避它。施密特（同上：316）报告说：“今天大约有40%的年轻人回忆自己在前发育期曾有过手淫，大约有60%的年轻人在前发育期曾与他人有过性游戏。这个数字明显多于前自由化时代，也就是比如多于金赛的调查数据。并且这种变化在女性那里比男性表现得更强烈，性别的差异因此而得以平衡和相近似。”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金赛曾报道说：曾经观察过成人性行为的317个青少年中，有30%的人在2～12个月的时候，有60%的人在2～5岁的年龄段里，并且有80%的人在10～13岁的年龄段里，曾经体验过（或是说达到过）一次性高潮（Kinsey et al.，1948）。在金赛采访的女性中（1953），有14%的人能够回忆起，在发育期前就曾有过至少一次的性高潮；这个数字是当时表明至此感受到性高潮女性中的一半人数。如果有关性的学习程序在我们这里不是这么被严格阻止和延后，那么极有可能几乎所有的儿童早在发育之前就体验了性高潮。因为事实上，儿童在发育前就已有了一种高度的性能力。男性青少年甚至有能力达到多倍的性高潮，而这种能力在发育前为最强。比如一个4岁的男孩在24小时内甚至达到过26次性高潮。与此相反，女孩达到多次性高潮的能力则与其年龄成正比。

同源性科学家总是一再报道，儿童也有完全的性接触。比如福雷尔（Forel，1909：98）就曾写道：“他7岁的儿子……完全从自己出发开始追求女孩，用糖果把她引诱进灌木丛或是其他可以隐藏的地方，与女孩进行一种完全实在的交配。”一份来自圣路易斯一个黑人贫民窟的报道（Hammond und Ladner 1969：120）上写着：“许多母亲在骄傲地叙述她们幼小儿子的一些性征服……一个母亲……甚至认为：‘这个地区的儿童比其他地区，要成熟得早。5、6岁的男孩有关女孩和交媾的知识已经知道得和我一样多了。我6岁的儿子已经与2个或3个这类渴望性交的小蜜蜂（女孩）做过爱了，我那个4岁的小儿子甚至教我，他是怎样把女人骗到手的。我并不去规定他们应当怎样生活——孩子们反正每天都能够在这个地区的楼梯边、过道或电梯里看到这类场面’！”在同源性学家报道这类事件之前，主要是些人类学家的研究也曾表明，儿童的性兴趣能够强烈到怎样的程度。他们也为此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如果成人不予以阻止或甚至如果得到支持，男孩和女孩在进入发育期的几年前相互之间就有了“完整”的性关系，比如在特罗布里恩（Trobriand）、Cewa部落或雷布查（Leptscha）文化中。在赫必族（Hopi）和Sirionó（玻利维亚土著，是印第安人的一个分支——译者注）文化中，父母会帮助自己的孩子进行手淫。在波纳佩（Ponape）岛上，儿童从4、5岁开始就被传授性交行为（Ford und Beach，1968）。

提及这些其他文化只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儿童的性欲性行为是怎样依赖于我们的理念，而我们的理念又取决于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并有着怎样的文化。大约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中与同源性理论并存的还有异源性理论。异源性理论所要求的父母与子女的一种严格的（性）分离，这与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论如何是不相符合的。

53 儿童的性欲性行为与医学

虽然近几十年来，儿童性欲性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就某种程度来说，已在家庭中为父母所熟悉，并且今天的家长也看到，3岁的小孩已在开始玩“医生的游戏”，但儿童性欲性行为仍一如既往背负着一种禁忌的罪孽，这种禁忌也通过绝大多数成年人对自己早先童年的记忆缺失而得以在社会文化中沉淀下来。即使在今天，这种集体性否认的阴谋仍非常巨大。在童年可能遭遇性侵的成年人所特有的恐惧和负罪感，需要无性和无辜（纯洁）的孩子作为自己的对立形象和逃避所在。这也反映在我们的社会仍然一如既往反对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和启蒙。由此导致的一种结果是，比如我们的社会至今没有一本专业的帮助家长解除对儿童性欲性行为这类问题恐惧的启蒙书籍，是的，这类书籍也根本不允许存在，因为这会被认为是知识社会的一种耻辱。

事实上，儿童性欲性行为完全不是什么有害或异常的，当然也更不需要治疗。它只是在特定社会关系条件下通过一种二次问题化才形成的问题。这里需要警告的是，特别要防范医生的“过度”添加，这种添加并不是有关手淫的修辞描述，而是往往把似乎已被克服的偏见，又从后门放了进来。事实证明，所谓手淫也只能是按当事者自己叙述的恐惧和道德想象来加以继续或狭义的解释，因而按常规并不能对这样的叙述做出认定，也不能用于科学研究，否则这就是危险的。手淫这个概念的逻辑内涵，已经导致社会不负责任地运用抗雄激素抑制儿童性欲的合法化，也就是说允许运用最严重的“治疗”暴力。

医生应当从根本上放弃治疗婴幼儿性表现的企图。他们应当做的是对儿童表现性欲性行为的现象通过社会心理医学去问题化。儿童心理医师特娅·舍恩菲尔德（Thea Schnfelder，1974：31；也请比较：Meyenburg，200b；Richter-Appelt，2000；Quindeau und Brumlik，2012；Briken et al.，2010；Briken und M.Berner，2013）在几年前已经对婴幼儿手淫做了这样的处理：如果在该儿童的身上不出现伴有长期后遗症的神经伤害和一种固定类型手淫的儿童早期严重脑损伤，一个医生现在更需要做的是减轻家长的担忧和性恐惧；在给予这个儿童一种完美治疗的同时，可能也要对其家长进行相应的心理治疗。“如果，”如舍恩菲尔德所说，“在这个儿童的症状中能够辨认出该儿童周边成人和看护人的一种神经质错位的话。”

感谢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医师贝恩德·迈恩堡（Bernd Meyenburg，2000b，也请比较2013）用他的数据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概况，使我们能够在其中看到，医生们今天所面对的是怎样一些性与性别的紊乱和障碍。他的样本是1987～1997年期间在法兰克福（美因茨）大学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院寻找治疗的至多到18岁的2700名病人（他们中男孩1756名，女孩944名）。他们中只有10个男孩（没有女孩）在首次诊断中被确定为有一种“性心理障碍”。这些孩子的年龄在5.6～18岁之间。另有年龄在3.7～18岁之间的17个孩子（其中男孩13人，女孩4人），被第二诊断或补充诊断认定为有一种“性心理障碍”。还有年龄在3.1～18.1岁之间的63个儿童（其中35个男孩，28个女孩）在心理病理学的调查中被认定为一种性心理紊乱。在病人样本中总共有2.3%的孩子被观察到有一种病态的性征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女孩多于男孩（3%∶2%）。特别有教育和研究意义的是迈恩堡列举的一些详细的案例分析。比如他报道说：

——一个3岁的女孩，在她最初两年的生活中，遭到亲生母亲的殴打和极度冷落，并遭到（外）祖父的性虐待，被寄养在养父母家中后，常常整天都在手淫，显然是在期望达到性高潮。

——一个来自中规中矩学者家庭的13岁男孩，常用女人的丝袜来为自己获得性刺激，并更愿意成为一个女人，总是想改变性别。但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后，便失去了恋物癖的爱好，性别的不确定感也在发育期的过程中随之消失。

——一个13岁的女孩在学校的厕所里脱个精光，引起男孩的一场骚动。她的养父母也向医生叙述了她的其他一些性攻击和失控行为，这个孩子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是在一家（孤儿）养育院度过的。儿童心理医生诊断为一种特别糟糕的自我形象和一种早期依恋障碍。

——一个14岁的男孩用嘴去接触一个6岁女孩的阴部，并要求一个4岁女孩把他的阴茎塞进嘴里。儿童心理医生最后的诊断结论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青春期性本能冲动的压力，而不是恋童癖倾向。

——一个17岁的男孩，先前因精神分裂式精神病导致的一种自杀企图而住院治疗，现在则希望能改变自己的性别。心理治疗的诊断是，一种内心充满冲突，有极度羞耻感的同性恋心理发展，并伴有一种渴望依赖他人，被他人侮辱、捆绑和殴打的愿望。在治疗过程中，当该患者能够满足自己同性恋和性虐待的愿望之后，他也就放弃了原有的改变性别的愿望。

——一个有些结巴的17岁的土耳其少年，抱怨没有射精和性高潮。只在12～13岁之间出现过两次夜间的遗精。医检的结论是：对女人极端恐惧，对自己极度严厉，害怕和远离酒、咖啡和辛辣食物以及过度的体育运动。由于该患者拒绝与医生进行更进一步的继续谈话，只能初步诊断为性高潮障碍。

如果一个儿童或一个青少年表现出一种不符合我们文化身体性别的非常态行为，并希望通过外科手术将自己转变为另一种性别，那么作为一个专业医生很难在事先预见，性别的这种改变究竟将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因为对治疗史记录的研究表明，这个孩子或青少年在以后的生活中既有可能成为一个异性恋、双性恋和同性恋者，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易装癖、跨性人和变性者。出现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这种被医学至今称为性别认同障碍的性别感受异常，即使那些专业医生在职业生涯中也很少遇见（Meyenburg，2007a，2007b，2013），因而作为当事者的家长面对孩子的这种性别非常态的行为和愿望，应当有一种极大的宽容。对这类行为和愿望的回顾性调查研究表明，他们中的极大部分人会在成年后成为同性恋者，一小部分成为异性恋者，更不要说那些不用医学干预的跨性者和通过手术干预的变性者了。

54 儿童的困境

儿童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没有什么保障和权利。但我们的社会究竟有多么敌视儿童，通常也就是这么说说而已，至今没有一份实证研究来揭示，众多儿童究竟是在怎样极其恶劣的生活状态下度过自己的童年。这当然主要是指一如既往仍然使许多儿童感到恐怖的机构如学校，这是儿童们怀着焦虑和恐惧，伴有头痛和肚子疼，一年年必须去的机构，为的是在那里违背自己的意愿学习如何能做到独立静坐和该死的自私：这是一代代人哭丧到天堂的一种普遍丑闻，但这种哭声并没能真正打动过谁，甚至没有打动那些教育改革家，如果说从20世纪70年代教育改革还遗留下了这样一些人的话。如果问一个成年人，哪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恐怖的时间段，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是上学时期。几乎没有一个人完全出于自愿会想再回到这个多少有些残酷折磨人的机构中去。

即使在自己的家庭中，儿童们也经常遭受就像那些不再能够自卫的老年人那样的恶劣处置，遭受随意凌辱和谩骂，没有人会因此伸出援助之手。一切征象表明，狗和猫、仓鼠和虎皮鹦鹉都普遍比柔弱的儿童和老弱的老人得到更有爱心的待遇（73章）。在美国，每年大约有6万儿童死于他们自己父母的虐待。在我们这里，死于这个原因的儿童人数远多于所有死于因病感染的人数。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03年9月的调查，每星期至少有两名儿童死于这个原因。在那些富裕的工业国，每年大约有3500名儿童死于暴力和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德国儿童保护机构的报告表明，几乎每两个社会救济福利的接受者中有一个是儿童，具体的数字是100万。通过将社会救济与失业救济合并的社会改革，在原有100万的基数上又增添了50万儿童。

从根本上说，所谓的监护人可以完全随心所欲地处置儿童，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在心理和社会上忽视或冷落儿童，也可以随意孤立、折磨和羞辱他们。许多儿童并不在一个乐园中过着自己的家庭生活，而是在一个地狱中。即使是性侵犯和虐待通常也不会被发现，并且性科学家赫塔·里希特-阿佩尔特（1997/2002）的调查研究表明，许多性侵性虐儿童的罪犯都没有因此受到惩罚。在一次问卷调查中，那些被调查的大学生们陈述的那些童年时代遭受性虐和性侵事件，没有一件最后得以报案。这就为我们勾画了一种特定的困境。一方面是我们所称的童年成为一个监狱，它有着不同于外面的法律。另一方面是如果一个儿童向外界公开说出自己遭受的性虐和性侵，就要冒失去家庭的风险，被遣送到一个孤儿院或儿童养育院。这一切也由于每个家庭不同的特殊状况而变得更为复杂：无助的母亲调转目光不敢正视正在发生的性侵或性虐，因为她不想失去她的丈夫；一个粗暴的父亲却一次次给予女儿“资助”；那个酒鬼在清醒的时候已经无法想起他曾在酒醉的时刻强迫儿子为他口交；一个被冷落的女孩，为了引起人们对她的关注而过早地故意展示自己的身体魅力，如果恰恰该她倒霉的话，她会被带到儿童心理医生那里，而如果恰恰这个心理医师爱虚荣和偏执的话，他就会编织一根束缚她生活的绳子。

毋庸置疑，许多儿童在我们的社会中遭受到极其随意的处置，也必须忍受许多暴力，但是只要有哪个罪犯被确定做了这类事件，我们的社会就会屈服于一种集体性否认阴谋，大声叫喊：不应当把纯粹个人的罪恶看成是社会的普遍罪恶，应当受惩罚的是这个作为个人的罪犯，而不是社会。这种要求报复这个罪犯的喊声越是强大，对罪犯的“惩罚”越是快速，越致命的便是叫喊者暗暗自责的良心，不允许自己的良心知道事实的真相，否则自己的良心就会难以承担真相的重负；或者甚至潜意识中克服自己肮脏的渴望，要求在他的心灵中表现为肮脏的反面。这个过程越是短暂，它的前史也就越是漫长。对性罪犯的“惩罚”毕竟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代。那些高喊要求以死刑惩罚性侵儿童罪犯的人们，无非是想通过这类叫嚷完全摆脱自己与暴力的关联，最可能地远离性罪犯，却在做着与罪犯有着相同意志的破坏和物化的前期准备。只是为了心灵有墓园般的静寂而不愿识别，自己与那个陌生的罪犯有着怎样根本相同的行为和表现。

要想完全不再轻视儿童和青少年，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形态。这才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最好保护。只有这样，儿童和青少年才不再只是生活在我们社会的边缘，而是理直气壮地站立在我们社会的中心。他们会因此而更有自我意识，并运用自我意识在一种相当的高度上保护自己。应当选择最有爱心和最智慧的教师，他们应当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并得到比足球运动员更好的报酬。应当按每个儿童的特长和爱好加以辅导和支持。应当设立一个亿万元资金的国家青年就业机构，帮助那些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少年。按儿童的需要和特点设置道路交通，不允许在儿童所经的道路上置放广告。有儿童的家庭应当得到足够宽裕和安静的住所。应当提高家长对自己工作和社会地位的满意度。只有心理放松的家长，才能无私（或不求功利）地爱孩子，才能让孩子不受色情和性探险干扰地生活和成长……儿童的家长如果在自己昔日的儿童时代既没有受到过分的心理创伤和由此引起的恐惧，也没有遭受过过分的羞辱，他们在成年后也就不需用崩溃、无能为力和破坏性来表现自己的情感，也就不需通过对一个弱者重复施加自己儿时遭受的迫害来抚平自己原有的心理创伤。只有到了这么一个时刻，那么暴力作为解决冲突和重构心理平衡的手段，也就永远地失效了。

但这一切都还只是幻想。事实上，只有利己主义才能往前行进。因而在5个家庭中倒有4个家庭没有孩子。显然是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种阻碍。社会仍然如同在弗洛伊德时代那样，不对儿童做任何事先的准备，一旦成年便将他们放进爱情生活中去，就好像我们派遣出一支前往南极的探险队，却不给予任何相应的装备。可以看看，这种探险队将会如何迅速地搁浅和遇难。但是直到如今，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出面呼吁要求特意为此设置这么一个全国性的儿童和青少年机构，其理由是：按德国现有的经济力量，无法承担这么一个经济负重。

55 性侵、心理创伤和罪犯等范畴之间的差异

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幻想而是现实地想去做些事情，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首先应当思考“滥用”（Missberauch）这个范畴的不适用性。从语义上来说，我们的文化中并不存在一种对儿童的性“使用”，即我们文化的习俗或其他理由，并不像某些距离我们遥远的社会那样，允许成人对儿童的性使用，当然也就不存在“滥用”这个问题（鉴于这个理由，我选用了“性侵”或“性虐”来取代“Missberauch”这个词的本义“滥用”——译者注）。从科学和临床的角度来说，这个伪范畴将一些最不同的事件和行为都扔进了一个锅里。

只要在这里提出一些包括在这个范畴内的不同状况和事件，很快就会明了，这些不同事件有着极不相同的影响。比如应当区分的有：

——带有或没有身体接触的过早性化，以致并没有出现“性侵”固有模式的实际具体的性侵行动，但正是这种过早性化的模式，容易使人忽视和低估由此造成的心理创伤和幻想行为；

——由家人或外人所造成的性心理伤害；

——带有或躯体性侵或性虐的性心理创伤；

——社会不想大声说出的那些有器质性脑病的老年男人对儿童的笨拙性攻击；

——由无法摆脱对儿童的心理依赖的有恋童癖的男人造成的性心理伤害；

——成年妇女间或男人间的情欲色情或性关系，据在这种关系中成长的青少年在成人后说，这类关系对自己得益多于伤害，给予多于被要求；

——毕竟，从暴力行为一直到谋杀，都可能有极不相同的原因；与此相同的是从性冲动到破坏冲动，从对唾弃的愿望和恐惧的无意识自卫，一种性虐恋的过度发展，一种攻击行为的次级性化，直到一次孤立的有着强迫性质的性行动，相互之间也有着极大的距离。

总括一下：人们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性滥用以及那种通常意义上的由滥用而造成的性心理创伤，是不存在的（请比较：Meyenburg，2000a，2013；Dannecker，2007b；Richter-Appelt，2007b；Sigusch，2010a，2011c）。

与此相应的是，因此也不存在那个性滥用罪犯（关于类型化的尝试，请比较：Schorsch，1975/ 1980；Bosinski，1997a；Berner und Hill，2004）。我感觉这里首先要区分：

——在绝望、混乱和拥挤的社会境况中生活的一个反社会和有人格障碍的男人，经常在酒精的影响下，性侵自家或邻居家的孩子；这首先（在第一层面上）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医生的问题；这也是某种程度的社会心理的遗传，是他将自己在童年时代所遭受的性心理伤害，在他以后的人生中不得不以相同的形式再一次重复，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特别带有基于自卫机制的目标，以便抚平自己原有的心理创伤或是以一种与抚平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

——那个因情景做出反应的成年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在一种独特的、充满了性吸引力的境况中与一个孩子相遇，他原有的道德顾忌一下子全都消失在他的性渴望中；按性试验研究（Freud et al.，1972）得出的结果：大多数“正常的”，之前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恋童癖倾向，因而也没有受过刑事处罚的异性恋男人（迄今为止没有对女人做过这类测定），都会在测量身体反应时，面对裸体女孩的图像，出现一种明显的阴茎充血，而且经常自己并不知觉；

——正处在发育期的少年，在他可抓到和控制的孩子身上实践他人生中第一次人与人之间的性尝试；

——对那个情感型的，在精神或社会认知上发展迟缓的，或持久残疾的青少年或成人来说，与他同龄的人相比，儿童是更合适的性伙伴；

——那个有恋童癖的男人，他对那些前发育期的儿童只是以“纯粹的心”相处，但有意识地放弃与他们有更进一步的性接触，因为他知道，在一个成人与一个儿童之间的性想象、象征化和权力诱惑太巨大了，不可能在相互间做出一种自由的、两相情愿的决定（比较Ferenczi，1932/ 1933；Dannecker，1987b，2007b；Becker，1997；Schmidt，1999）；

——那个恋童上瘾而不得不以一切手段将前发育期的儿童引入自己特有的性模式中去的男人；

——那个只是将儿童作为自己非常态性取向替代品的男人；

——那个有着多性恋癖的男人，经常出乎意料地将自己突然对某种性的欲望付诸实施、加以体验，对他的行为也就不能按通常有关性行为的分类，如恋物癖、恋童癖、露阴癖、窥淫癖、虐待狂、受虐狂或易装癖，加以分类或是说对号入座；

——那个在“变态母爱”（Welldon，1988/ 2003；也请比较Becker，2002）意义上，将自己的孩子操纵成部分的性对象，或是用暴力折磨，直到形成一种乱伦关系的母亲。今天的理论已经确认，生殖领域在女孩的性心理发展中，起着一种比男孩重要得多的作用，其结果是：女性的身体自身以及与生殖和性相关联的心理病理学与男性心理病理学有着一种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女性的变态行为不是如同男性主要针对客体对象身体外在的某个部位，女性的变态大多表现为反自己身体的自身，或是反感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尤其是子宫，或是将自己的整个身体作为性器官，或是将自己的孩子作为一个内在的部分性对象（比较Sigusch，2005a）。因此一方面可能是件好事，理论界在今天终于承认了也有女性的所谓变态的存在；但在另一方面，自从心理分析家路易斯·J.卡普兰（Louise J. Kaplan，1991）关于女性所谓的这种变态，并没有明确的性化表现的研究发表之后，也使那些老一辈的性学家感到疑惑。

——那个没有完成性定形的成年人，不管男女，对他（她）来说，所谓性对象的性别和年龄都只有第三层次的意义或是根本毫无意义，因为他不能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发展感情，或是因为他缺乏一种固定的富有个人情感的情欲和性的反应模式，比如一个神父，从没有体验过构成性心理认知的“医生游戏”，因而现在则通过有着心理障碍的能够被称为“神父游戏”的游戏作为替代补充。

——那个心理有病的成年人，由于一种心理病态或是一种严重的人格障碍，而完全失去自制地对儿童发起性攻击；

——那个年老体弱的男人，在迄今为止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性不轨行为，现在却出现了性侵儿童的行为，经常有情境的因素，且只是一些皮毛式的侵犯，并没有对儿童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经验的法院鉴定专家，如埃伯哈德·朔尔施（Eberhard Schorsch），在多年前就已主张，出于对双方利益的考虑，最好还是不要将该事件戏剧化（扩大化）；

——那个有着新性理念的性旅游者，没有任何道德顾忌，但有一种自己不愿承认的对与他同样强的成人亲密伴侣的恐惧，因而前往一些贫穷国家，就像购买其他一些死的物品（商品）那样地购买当地一些女孩或男孩的性服务，只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买卖的。

这里再问一次，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不想逐一对这些事件权衡利弊，但必须摆正相互关系：每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1400～1600名儿童死于交通事故，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在自己的家庭内部遭受性侵和生理心理的虐待，与此同时有4～6名儿童由于罪犯明显的性侵动机而丧生。但我们的媒体却制造了完全另一种状况的社会图像。另外，那些将一件所谓性趣谋杀的事件制造成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以提高发行量谋取暴利的媒体，应当为他们的毫无羞耻，受到社会普遍的唾弃和重金惩罚的威胁。受害者保护团体必须得到法律和财政的保障，应当按最高法院最新判决所允许的可能范围，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和经济上的保障。迄今为止，还总是那个罪犯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我们最近才得知，那些纳粹罪犯甚至可以作为战争受害者按法律享有战争养老金。与此同样荒诞的是，罪犯能够得到一种由国家或医疗保险支付的心理治疗，而受害者却没有任何支持，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抚平心理创伤。

应当承认，设想借助一种更为严厉的惩罚就能有效地防止出现由性犯罪所造成的性心理创伤，只是一种幻想。如果真的设立这种更为严厉的惩罚，那只是表明人们又一次把一切都扔进了一个锅里，并因此失去了一种更公正的目标。必须继续扩建治疗和护理罪犯的机制，并认可这是一条富有成效的道路。其他的比如把所有的罪犯都关押起来的方法，并不是有效的替代方法。毕竟，我们在200年前并且在50年前又一次已经决定，绝不再回到中世纪去。应当不再只是暗地里批评那些明显只会用话语鞭打或不称职的鉴定专家，也应当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或是干脆不再使用他们的鉴定。如果谁明确批评了那个乱了套的鉴定专家，他并不是一个自己行业的丑化者，恰恰相反，而是一个自己行业的净化者。

谁如果作为一个儿童被交付或出卖给成人，成为这些成人的性对象并遭受他们的虐待，便如同进入了地狱般的生活。而陷入性侵话语的陷阱，对那些性犯罪嫌疑者和对那些因受审讯而备受煎熬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炼狱，特别如果那个嫌疑犯还是自己家庭成员的话。每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肯定在实际生活中经历过（看到或听到过），社会会用怎样恶毒诽谤的语言盲目地将孩子与他们的父母分离，摧毁婚姻，解体家庭，下达官方批文，认定专家鉴定，安排咨询，似乎不再有例行的无罪推定，似乎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关系，不再是儿童世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也都知道，对一个所谓虐童犯漫长和庞大的审判程序，最终怎样因为真相水落石出而像一个纸牌屋那样地倒塌。

56 恋童癖与恋童的性欲性行为

冈特·阿门特（1980/1982）、马丁·丹内克尔（1987b，2007b）、冈特·施密特（1999）和赫伯特·克施温德（Herbert Gschwind，2005，2010）所谈论的关于恋童癖男人的“悲剧”和“存在主义式的孤独”，主要在于：如果一个儿童成长了，有了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神态和心灵，那么那些恋童癖的渴望也就结束了。如恋童癖或恋童的性欲性行为这些概念就已表明，这种关系缺乏一种互惠性，因为他们之间的性渴望，并不如在异性恋或同性恋关系中所存在的一种原则上由双方参与的互惠关系。一个恋童男人在拍摄他那个小爱人第一次射精的情景时加上的旁注：“射精，然后结束！”这种人生悲剧，如果用异性恋的关系来加以描述，那就是说，只要他的女伴一旦怀孕，那个男子就会对自己原先爱死爱活的女伴马上再也没有了任何性（兴）趣。恋男童的性欲性行为倒错，在传统上也被称为恋童癖，因为在这里实际都共同涉及对儿童的有意识的性（兴）趣；这种倒错的恋情总是单方面的，由于儿童在其身体和心理结构上还不具备成人的性意识和性渴望，也就意味着这只能是成人单方面的性渴望，而且它有着基本的时间限制，也就是那么几年而已。鉴于成人与儿童各自不同的需求、愿望和可能性，在强调平等关系的意义上，也不具备在相互间建构一种平等关系的可能，这就构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关系：作为恋童癖，他只能像对待一个成人的性欲需求那样去对待一个他所渴望的儿童，虽然他很可能只是喜欢这个未成熟未成年儿童的稚气而已。

作为一个颇有经验的心理分析家和性学家，伯纳（1996：1044）对此写道：“许多有恋童癖的人在他们与儿童的性化关系中，对他们所恋的儿童常常表现出特别的温柔和关怀，轻轻地贴近拥抱、充满爱意的呵护和抚摸是他们主要的性化行为方式。他们也在这样一种令人心醉或融化的方式中，体验到了与那个自己有性渴望的对象的统一和融合，然而却忽略了自己在这种关系中所展示的支配地位和对儿童所施加的暗示性压力。在对这些有恋童癖的人的心理治疗中，可以迅速辨认出，支配地位这个主题，即大和小、强和弱之间的对立，是他们的情欲和性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个重要背景情欲和性化了一个还很有依赖性、弱小并有照顾和学习需要的儿童性伙伴与一个强大的、在想象中富有和付出许多关怀的成人性伙伴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多很快就会明了，那个有恋童癖的人的那种情欲想象和行动是在重复实施他与母亲关系中的某些要素，只是无法找到一种能够解除这类隐形的攻击性冲突的方法。”

如已经表明的那样，那些有恋童癖的男人在生活中经历恋童这一悲剧是各不相同的。许多有恋童癖的人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其中也包括道德和宗教戒欲的理由，也许只是在互联网上看一些裸体儿童的照片，但并不与发育前的儿童有身体的性接触和实践。极少数人会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暴力。另有一些人由于他们已经上瘾的性欲倒错而对儿童使用一些让一般儿童无法拒绝的手腕和诱惑来实施性行为，这些人无疑需要得到治疗。比如有一个非常事业有成、在他的周围环境中也颇受尊敬并已结婚的恋童癖患者，经常从邻居儿童的眼睛中看出他们的愿望并予以满足；这些儿童的家长甚至都为此感到高兴，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愿意围绕在他的身旁，大家都因此感到幸运。只是这个男人并没有如那些儿童家长所期望的那么好。他使这些儿童陷入一种对他的依赖，当这些儿童再也不能摆脱依赖他的时候，这种依赖性就达到了一种不能令人接受的程度。但是儿童对他依赖，并不能满足他对儿童的性渴望；为了能够在儿童昏睡的状态下自由地玩弄他们，为了“能够”性侵他们的身体，他给儿童下了麻药。

其他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还相对正常的恋童癖，大致活动在这两种极端边缘（只看图片和使用麻药）之间。对于他们的活动给儿童以后的性关系和心理所造成的伤害程度，专家们至今颇有争议。比如劳特曼（Lautmann，1994）在采访了60个恋童癖患者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使用不同寻常和各自不同的与那个孩子达成共识的策略。而施密特与丹内克尔则基于临床治疗的经验确信：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么一种与儿童达成共识的努力。他俩都在前发育期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性欲和性行为中，只看到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施密特（1999）和丹内克尔（2007b）都强调，由一个成人付诸行动的期望和意义理解与儿童对这同一行动的期望和意义理解有着极大的区别，或是说一个成人对自己付诸行动的这种情景想象，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根本没有能力想象的。

施密特（同上：138）就此得出的结论是：成年人与儿童的性接触，即使这种接触的实施不是通过暴力或公开的压力，也有着给儿童留下一种永久心理创伤的风险。另一方面，从他的职业经验来看，成人与儿童的非共识性的性交往，“虽然没有给那个儿童留下不可治愈的心理创伤，但仍然伤害了当事儿童的自决权”。恋童癖患者的这种倒错的性欲望和性行为，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实施的性模式，因为这种性模式必然蔑视英国社会学家所说的那种“亲密公民权”（Intimate Citizenship），即在一个文明、民主和多元化的社会里，性行为的付诸实施首先要有义务遵守平等和自决的价值，因而要尊重对方的自主权和不同要求。但是那些恋童癖患者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也就在今天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法律追究。但是由于恋童癖患者自身结构的性渴望只能是针对一个儿童，而不能够是其他人，因而他们也不应当为此受到歧视，而应该如其他人一样得到尊敬和（治疗）帮助。

丹内克尔引进了拉普兰济（1988）的思考，拉普兰济的理论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同一类性事件，有时会造成心理创伤，其他时候却不会。按事后记忆的定理，通常留在无意识里的只是一种两个在时间上相互分离事件的关系。简而言之：如果一个恋童癖患者的现实诱惑，恰巧是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人的生存条件中母亲的“早期诱惑”，这就决定了这种诱惑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类被诱惑的儿童在成年后要想相对没有冲突地应对早期诱惑留下的创伤，以确立自己清晰的性取向，似乎只有通过伴随着发育期出现的性成熟，不断地将以前由于诱惑而进入自己性关系中的外来者和性刺激者作为自身的一部分加以理解，并进而加以心理整合。”（Nannecker，同上：298f）

把眼光投入到我们的文化中，就会发现，尽管禁止性侵儿童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同样高涨的恋童癖患者的倒错性欲，却在按市场经济的逻辑而不断多样化。原先那个孤独而审慎的恋童癖患者，现在成了全球化的性旅游者，在一些贫穷国家里多少得到父母的允许而性侵其孩子。因此也就再次明确地证实了，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什么人和没有什么事能够逃避像物那样被使用的命运。除此之外，这些新性主义的小市民也证实心理分析和性科学从最初就对他们抱有的一种怀疑：这些市侩只有贬低和掌控自己的“性对象”，才能获得“性能力”。

但是我们的社会在恋童癖问题上的丑闻是，由于受话语滥用的蒙蔽而不能认清，恋童癖患者在总体上都愿意向儿童许诺关怀和爱情，只是几乎没有人会喜欢他们。恋童癖患者不会在他的拜物神那样的爱车上贴上一张“用心爱孩子”的纸条，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孩子以一种完全正常的方式全部掏空了。他们是如此认真地在对待他们的拜物神——那个孩子，甚至连电视节目都无法制作和表演出他们的认真。许多孩子感受并享受他们的认真。因此也就有许多恋童癖患者，为那些被有害家庭关系抛弃的孩子提供一个完整的家，没有时间限制也不以身体的成熟为界限，这个令人确信的例子说明了：对一切性虐和性侵儿童者的普遍定罪和谩骂有多么错误和不公正。

另外，我们坚持认为：在一个成人与一个儿童的性关系中，具有决定性的不是现实的事件，而是对这一事件的心理加工和处理。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种身体严重伤害的性侵却能够通过心理处理而没有留下心理创伤，而身体受到较轻伤害的性侵却留下了一种严重心理创伤后果的原因（比较Richter-Appelt，2007b）。

57 个人关系与性体验的解离

如果我们相信媒体的报道，那么近几十年来广泛传播的就是：人的情感反应也包括爱情，就像动漫人物那样，只是一种对物的反应，或是说只是一种物化的反应。欧美当前正在兴盛的生意是真人大小的硅胶娃娃，由Abyss公司设计和生产的品牌“实体娃娃”，价格8000欧元，可按购买者的特殊意愿，如脸型、肤色、身高、体重、头发和阴毛的颜色、体形和眼球的颜色，加工完成。如果有谁无法一下子付那么多钱，也可以租一个符合他意愿的娃娃，每夜的租金目前是250欧元（Quadrino，2008）。

除了个别购买男娃娃的女人，绝大多数的硅胶娃娃购买者是对以这种方式满足自己性欲感兴趣的男人。按已经存在的硅胶娃娃互联网论坛的统计，这个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1万名这样的顾客，购买（租赁）者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正是出于不同的动机，如果我们把对一个硅胶娃娃的情欲或性欲与通过心理分析而推论出的拜物主义的心理机制简单地重叠在一起，无疑是错误的。在硅胶娃娃的消费者中有年老和丧偶独居，因而想有个“人”躺在自己身边的，也有因为残疾而无法与一个自己心仪的活生生的女人相遇的。另有一些消费者或是寻找一种特殊的性体验，也可能特别害羞或是由于以前的心理创伤不能够与一个活生生的人建立一种爱情或性的关系。

性体验与个人关系的解离，因此就成为这类新型性事件的特征。性的主体并不要求性的对象和爱的对象在事实上狭义地统一为一个客体。那个硅胶娃娃，总是在她（他）应该在的地方，不会抱怨，不会反驳，不会有外遇，也不要求购买昂贵的服饰，更不会怀孕、变老或变丑。因而也不用感到奇怪，那些新型性实践者报道说，他们与自己的爱娃娃有了一种情感关系，会细心地照顾她，为她洗澡、穿衣、梳理、化妆，也会在交媾前为她涂上润滑油，以免伤害她。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解离。如果人们一旦发现了这种解离，那就会不断再想出下一个解离，比如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欲与性欲性行为的分离。事实上，今天社会典型的拜物神化已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众对无生命物的崇拜，甚至手提包和手机都具有了色情的意义。比如有预谋有目的地制造母亲身份和父亲身份的解离，如果一个妇女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比如高度、眼睛、智商、幽默等）寻找一个捐精者（大多发生在外国和度假中），怀上这个男人的孩子后，对外和对孩子绝对不再提及谁是其父亲，以便独自占有这个孩子。母亲身份和父亲身份的这种解离，也出现在代孕、捐精和捐卵的生育中，尤其是这个被制造出来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其代孕母亲或捐精（卵）者的名字。并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性欲与性行为，当前也在日益被解离。部分的性本能冲动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明显地解体于以往被看成是成熟的只注重生殖器的性欲和性行为；并且感谢互联网的存在，现在也可以将它作为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对象加以体验。

58 恋物癖与当事者的意见

近些年来，在纸媒和互联网上流传着一种非常罕见的癖好，有这种癖好的人发誓，他们确信自己只有通过某种自己热爱的物，才能激起自己的性兴奋，而我们文化中的所谓正常人则会认为能够激起这类人性兴奋的物，不具有灵魂（精神），是死的物。这些物可以是一把提琴，一个火车头，一幢高楼，一台电脑，一部机器，一辆汽车，一把电子琴或一艘渡轮。性对象物化者或恋物癖这些表述，即今天使用的这些名称，可以追溯到一个名叫艾哈·丽塔·爱克洛夫（Eija-Riitta Eklf）的瑞典女性，她在1979年借助一个万物有灵论（Animismus）者的帮助，与当时的柏林墙结了婚，并在婚后改姓为爱克洛夫-柏林莫尔（Eklf-Berlinmuren）。

从传统的角度来观察这种癖好，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一种拜物主义的形式。但在通常的性拜物主义者中，涉及更多的是与某个人或与当事者本人密切相关或有特定原因的身体部分或物品，比如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身体的某种排泄物，比如某件衣服或布料，这些部位和物品都有着一种相应的象征意义。但是在爱一幢高楼或一辆汽车的情况下，就显然有些与此不同，这里并不存在与另一个人的关联，却像一个完整的人那样被当事者所爱和所渴望，并且这也是一种有着一切像忐忑不安、相思、嫉妒、同情、悲伤等情感的爱和渴望——以物为性对象者就是如此叙述他们对物的爱情，这些人通常无法与人保持一种性关系。他们的情感和性关系只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物，即他所爱的，并且是完全和自身独立的物，他们在这个物中看到了自己的一种身份和个性认同，并与这个物——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进行对话、交流和沟通，比如与一件乐器说说音乐，与一台电脑谈论信息代码或是在万物有灵论中寻求支援。

我认为，拜物主义与通常意义上的性恋物癖有着明显的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适用于在今天的恋物癖之前已经认知的一些非常罕见的形式，比如我想这里并不包括所谓的恋树癖（把一棵树作为拜物神）或是所谓的恋雕像癖（把石碑或雕像作为拜物神）。尽管如此，我还是不主张把恋物癖解释为拜物主义者，因为恋物癖即使在今天也不免被认为是一种病理化的状态。如果我们暂且放弃这一点，鉴于其中也有许多铁路爱好者而将恋物癖的癖好看做是有那么一些正常的（这也许有些过分），并尝试对他们前辈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应当是：“我很想知道，在有些神化的目光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再进一步的回答是：“有些东西，说它们是存在的，确实是正在到来，只是没人有勇气把它说出来。”（摘自www.objektophilia.de；accessed：2.4.2007）

80年代的时候，我曾在苏黎世做过一次纪念弗里茨·摩根泰勒（Fritz Morgenthaler）的荣誉讲座，其中说到“爱的拜物特征”这个课题，讲座的结束语是：“这并不是什么冒失的语言，如果我说，未来几年我们将要面对和所要解答的问题是：性欲和性行为作为迄今为止的一种普遍状态，是否根本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这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如今的人们在现代技术的机器（比如电脑、电视）上看到那种性感的形式并加以模仿。人们想到的是，弹球与它的自动转盘是性感的并沉浸其中。人们会注意到那个年轻男人发红的脸部，闪光的眼睛，身体的震颤——哦，这是以往受到性刺激的标志，但其实这些男人只是在参观车展时，因为被保时捷911涡轮型跑车深深吸引而激动，也许就像曾经的神父戈都因（Gedouin）被美丽的尼农·德·兰克洛斯（Ninon de Lenclos）所深深吸引那样。大部分性学家、心理分析家和教育学家在今天已经告别了性本能冲动这个概念。他们不再需要这个概念来表述现实或是完全就以这个概念为基础展开自己的研究。从美国到新西兰，各个科学团体和科学家们都在寻找如何远离性而‘纯粹’地保持一种伟大爱情的道路。”（Sigusch，1986：151f）一些年后，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1990/ 1995：289）在他的小说中写道：“雷克斯（Rex）以前曾有过一辆保时捷911，车身有着像鸡尾酒樱桃的那种红色。这是他最心爱的玩具，他最喜欢的装饰，他最亲密的知己，实际上是一辆车对一个男人来说的一切；人们也许会说，雷克斯在这辆车上不仅投资了钱，而且也投入了相当的感情——是的，他甚至不会因为别人用‘关系’这个词来形容他与这辆车的感情而退却。他称它为布鲁诺。他认识周围4个县内每个连续营业的洗车铺，他把一个塑料工具箱当枕头，整夜地躺在车的加座上，享受那种在布鲁诺肚子中的凉快，直到天亮；他把汽车马达开到空挡转动，在散发着机油味的昏暗中，把自己已经开始悸动的阴茎不止一次地塞进汽车杯形镀铬的进气管中，然后用细致的手感加快马达转动的速度，将速度调整到与自己身体越来越快的悸动节奏同步，保持两者间的平衡，直到他的阴茎在机器里达到前所未有和不可想象的那种欣喜若狂的销魂高潮……”但是这一切，我们不是在E.T.A. 霍夫曼（E. T. A. Hoffmann）的小说里已经读到过了吗？一个名叫纳塔内尔（Nathanael）的英雄，漫游在妄想和现实之间，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教授的女儿，而这个教授的女儿则是一台自动机器。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商品生产社会和其特有的商品拜物主义：似乎只应人才拥有（或是说特有）的意识，成为人的生产物的补充，被转化为物，就像原本属于意识领域的性感，自几代人以来，被贴上了可购买物的标签。社会个人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低劣作品——商品这种性感和超性感、有着相同构思和相同意义的物的引诱（和嘲笑），生产者在一种特殊的程序中剥离了商品的具体意义而使之拥有了一种抽象的无所不在的普遍意义，在这个程序中，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也成为一种社会形态。由新性革命带来的性的日益商业化，尝试将尽可能多的事和物都纳入商品的形式中去，从在媒体中的自我曝光，一直到性虐狂对儿童的折磨。

在进一步的细致观察中，恋物癖也教会我们认识到，我们社会的性和爱的形态虽然的确有些令人迷惑，有一种商品和拜物的特征，但并没有因此成为完全的商品，也就是并没有像伴随着学生运动出现的一种马克思复兴所强调的那样的商品化。关于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在总体上已经有了一种商品形态的论断，我在70年代的讲座中就对此做了原则上的反驳，读者可以在我的论文《性的神秘性》（die Mystifikation des Sexuellen）中查阅（Sigusch，1984b）。因为如果这个论断成立的话，那么人就等同于商品，人将不只是在表象的关系中生活，不只是与表象和在表象中生活，而且也仅仅是为了表象而生活。客观性和客体化在我们性欲和性行为中所占据的优先地位虽然是现实的，但人与作为商品的物还是不尽相同，没有完全的认同性。只是这期间它们所达到的商品化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我当时不可能想象的。

在古老的恋石碑癖和永恒的奸尸癖之后，可以肯定地说，对客体物的“爱”在一种其他癖好所没有的扩展了的规模程度上，为性和爱情的客体化和话语化的进程提供了可能性，我把这种进程表述为Hylomatie（17章），并列举了许多实践和理论的例子对这个范畴做了解释（Sigusch，1997）。用一句话来表达：在后福特主义的社会中，不容忽视地出现了基本形式的知识与客体对象的物化和去物质化，我把这称为Hylomatie，一种客观性（福柯也许会说：决定性），它拆除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古老界限，改写了生命和死亡，使它们各自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形态。人在这个Hylomatie的程序中，丧失了生机、活力和自主，使自己转变为之前已经死亡的物，以致原本已经死的物现在却拥有了如个性和性吸引力这些属性，而这些属性以前主要为物的所有者所拥有。因此又一次不需感到惊奇，如果恋物癖把活的当作死的，但又赋予死的以生命的活力，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把他们的行为解释为一种心理障碍或是病态（16、45章）。他们只是做了一些现在很通行的事，并且这也是我们多多少少正在做的事，不管我们是否认识或意识到这一点。我的这种立场不仅只是针对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同时也是就特殊现象所说的。因为从原则上来说，通过借助另一个人，借助与另一个人相连接的古老拜物神，或是借助一种不再可辨认地与一个人连接的新拜物神的帮助，人对物的情欲多少也算是对生存深渊的一种持久跨越。

在总体上，新性和新型性别的革命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Hylomatie过程以及逃离人的现象；在这一系列过程和现象中，电子性的运营者用虚拟的人已经部分地取代了真实的人，为新型恋动物癖提供了一个电子动物，为动漫或硅胶娃娃的爱好者提供了人物图像或图形，为恋物癖提供了不再像传统拜物教那样与人绑定的物品。

“什么是恋物癖的性欲和性行为？”互联网网站（www.objektophilia.de）的经营者在自己的网站上问道。他所得到的回答是：

只把物作为自己的性伙伴（但像这个世界到处都如此的那样，也存在所谓混合和不同侧重形态，因而也可能是人与物两者兼爱，即既有对物的爱，也有一个人作为自己的性伴侣）！对物的爱，往往是对某件特定物品的爱！在原则上这可以是任何东西，比如可以是一件乐器，一台机器，一辆汽车或一栋建筑！这里的关键意义，并不在于某个人为什么会爱上某件物品的个案，而是在于为什么人偏偏会痴恋和爱上那些原本独立于人的物品！！！那件物或那个客体并不是这个恋物主体因为没有人类的性伙伴而作为一种补偿式的替代伙伴，而是已经站立在一个他的人类性伙伴应有的位置上！！！并且其实在这里面还有着更多的内容！现在这件物拥有了更多被我们认为是自己的身份和物理身体的认同。就如一把小提琴，比如有自己独特的音色或是它的木纹也只能是一次性的那样。或是许多人倾心珍惜和爱护的那辆爱车，被车主看成是自己（男性或女性）的性伙伴，有一个相应的名字，也被特征化和个性化。

实际上这里涉及的只是由客体引发的那种简单的吸引力。这里的所谓客体并不是一种有生物，但人们还是将这种无生命的物体作为自己的性对象而迷恋上，或以某种方式把它看成是这样的对象了。一旦把这些无生命物体看作是有生物，那也就很容易地爱上这些物品。这种爱的标志是对一个特定物体的爱情，这个物在其中得到的是通常只有作为人的性伙伴的一切情感。那个恋物癖者从性吸引的角度来说感觉不到另一个人身体形态的性吸引，因而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允许进行比较的话，可以比较的只能是：他所爱的那个物化客体在第一眼看上去是个玩具娃娃还是一个毛绒动物。这可能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对一个非恋物癖者来说非常难以想象，怎么可能爱上这个不符合爱情格式的客体。但恋物癖者的感觉自然完全不同。他爱上和迷恋的物，在一方面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特定客体，在另一方面则因为这个物体有一种完全特定的外表。而正是这种外表恰恰又非常符合他的情欲癖好。

这个被爱的物体，作为亲密的“你”，作为与自己相对的个人和性伙伴！在欢乐和悲伤之间是他的整个世界！即在他的悲欢之中隐藏着的是一个广阔而复杂的世界，是一种全方位的情感波动，完全相同于其他类型的两人关系，也包括比如在某些特定情境中会引起嫉妒，爱的苦闷和相思，或通常所说的心的颤动。从另一方面来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恋物的爱情，也与这一爱情关系中作为爱情主体的那个人的自身发展、生活史和个性有一种紧密的不可分离的关联，并在婴幼儿时期就有明显的迹象。如同其他人在成年后会回忆起，其实自己总是感到被某种特定类型的男人（或女人）所吸引一样，对那些恋物癖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同样也总是对物的某种特定特征感到着迷和情不自禁地被吸引。恋物癖对物的爱情与其他以人为爱情和性伙伴关系的区别只是在于，他对性伙伴的选择有些不同寻常，而不是他对性伙伴所感受到的情感。

物的语言！以物为性对象的恋物癖，也与他所爱的物进行对话、交流和沟通。他能够与它唠唠叨叨地说许多，只是并不像通常与人对话那样期待得到同样语言形式的回答，但他总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平台与它交流。也许这是个不太容易解释清楚的平台，并且恋物癖与某件特定物体建立和保持一种共同交流和沟通的关系，也有着各种最不相同的方式方法、感受和感知。最能够使人想象的是关于一个以他的乐器为性爱对象的音乐家的举例描述，由于对一个音乐家来说，他的语言很显然就是音乐，他也就用音乐的语言在与被他倾注了全部爱情的乐器进行着交流（这里所描述的是这种与心爱之物的交流方式，甚至没有证实大多数音乐家对自己的乐器所感受到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还有那些恋物癖者特有的恐惧，如害怕被他人、家人和朋友发现或质疑，害怕会因此不被人看重，甚至害怕会被认为是病态的。正因为如此，这个网站应当帮助我们鼓起勇气！！！

……恋物化的性欲和性行为的自身，也许最初都有某种程度的拜物教起源，但在后来便有了各自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这些心态至今还鲜为人知，我也不想在这里为猜测这些心态而迷失自己。我只是想说，恋物的性欲和性行为的状况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在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形态的多样性中，除了那些已经被看成是固定的形态外，仍然存在着一些尚较少为人知晓的其他形态。

要想表现可能会引人嘲笑的那种情感，需要有很强的心理力量。

恋物的性欲性行为与拜物教的区别是什么？以“心爱的汽车”为例：这个在我们社会中有着如此重要意义和被爱的交通工具，就能特别清楚和可理解地表明恋物癖与拜物教之间的区别。几乎每个人都有一辆汽车，也不再能够想象我们没有汽车的生活。可以说，汽车已经属于我们的家庭。不仅如此，汽车也往往成为车主一种威望和崇拜的对象，经常是车主的全部骄傲和自豪，他在这辆自己引以为豪的车上投资了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和许多钱。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汽车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崇拜偶像，他们为自己设置了这么一种拜物神式的场景。这辆成为拜物偶像的汽车应当在社会中展现和提升车主的能力、富有和社会地位，并以此取悦和追求自己心仪的可能的性伙伴。而汽车本身，即使它是一辆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汽车，也只是一件拜物的对象或客体。

在各个层次和等级的汽车类型中，有恋物癖者多少感到颇有吸引力的最爱类型，也有他根本不感兴趣因而颇为冷漠的类型。但是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保留自己原有性格特征并从基因上是异性恋的恋物癖男人，他所选择的作为自己性对象的汽车，对他来说，一定具有一种女性的身份认同。他会把这辆汽车想象为仿佛是一个女性的胴体，从而将其联想为一个女性。但这在普遍意义上，严格地限制在这辆汽车完全个性的形态解剖特征的既定状态；在特殊的意义上，则取决于这同时也是一辆那位恋物癖者自己心爱的汽车。（http：//www.objektphilia.de/3.html；accessed：16.11.2008）

一些恋物癖者在某一天登录了无性者的互联网论坛（www.aseuality.org.）。一位39岁，名叫彼得莱（peterle）的无性者在论坛上问道：

由于近来一些有恋物倾向的人也登录了我们这个无性者的论坛，我想就此提出一些问题。请原谅，如果我说的有些直截了当，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谨慎表达。你们把自己的行为和爱好表述为性取向——也就是说，你们也会与你们的心爱之物，比如一幢房子或其他什么心爱的物，也总是会有一种性关系？我们应当如何去想象你们与物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是否只是一种纯粹的头脑中的想象，也就是说是一种想象的游戏？还是一种真实的性实践？

可奇（Coki），29岁，回答说：

这种关系等同于一种性伙伴关系，只是这种性伙伴关系的另一方是件物而已。这对其他性取向的人来说，肯定很难理解和想象，因而他们总是会提出这种关系是不是一种互爱关系的问题。但由于爱情并不是一种商业贸易或商品交换，因而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够在其中感觉到爱，这种爱的感觉也包括自己能够付出爱，而不乞求得到一种同样形式的爱的回报。即使人们从一件心爱的物中得不到一种充满温情的回报，但人们仍然可以从自己的心爱之物中得到许多其他的，也就是比如支持和安慰，因为这件心爱之物只是为你而存在，此外还有当人们在自己的心爱之物边上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幸福感，或是当远离自己的心爱之物时，对它的深情思念。因此可以说，对物的爱恋，绝不是一种纯粹的头脑中的想象，对我来说，我与自己心爱之物的关系就如一切性伙伴关系那样有着真实的“性实践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就是生活在这么一种将物作为自己爱恋对象的生活中，完整地享受自己的性欲望和性行为，这其中也包括性实践和性渴望。这是一种有着所有相关内涵的爱情，这其中不仅包括一系列如痴恋、心的剧跳等爱情特有的情感，而且也包括渴望亲近、性的接触等性关系特有的身体行为。但对这里提及的所谓性行为实践，时常需要有些非常态或是创造性的想象——只是可以说，在这种关系中总是存在着性接触的可能，以实现相互性关系的目的；如果有些物件很难实现相互进入，那么也并不总是需要进入。……我总是习惯给自己心爱的物件指定一种性别，但是这种性别与人身体的性别并没有关联，而是按我对这个物件有着较为男性还是更为女性特性的看法排列。比如我认为一切表现出冷色调和角形形态的物有着男性的特征，而一切表现出暖色调和圆形形态的物则有着女性的特征。按我的感受，我个人更容易为男性的物对象所吸引，因而可以说，我是一个在物恋层面上的异性恋——我对我的恋物对象规定了这种男性的特征，但我并不把它看做是人，所以我与自己心爱之物的关系并不是如西古希先生所认为的那种单纯地用物的性伙伴来代替人作为自己性伙伴的关系。但鉴于我们对物的自身的爱，我们也就按物的特性来分辨它们的强或弱。这就是说，一台机器有着与一幢大楼完全不同的特性。机器能有巨大的力量，一幢大楼则能骄傲地站立在那里，而自然风景则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美，这仅仅是举例而已。我认为，对物的各种不同特性的分类，同时也赋予了某件物一种它独有的个性，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件物是相同的，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分类方法。我们中也有一些人信仰万物有灵论，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信仰方式，这种信仰认为，除了人、动物和植物，其他的物也同样有着一种灵魂。

多萝西娅（Dorosusi），43岁，写道：

……如同一个“正常的男人”会认为金发、大胸和长腿非常性感，我作为一个女性，能够吸引我的则是坚固的钢材、光滑的平面、简洁的线条，以及一种角形和圆形的精巧组合物。我常常会给那些不熟悉我的人，留下一种无性者的印象。他们只是知道我对男人和女人都不感兴趣，并且丝毫没有感觉到，什么才真正吸引我。……我的爱恋对象是一台金属加工机床。我给它起名为苏西（Susi），因为我认为，这么可爱的东西，需要一个甜美的名字。对不起，我不能在这里晒它的相片。对我来说，它有一种整体的美，它的外观、造型、运作和声响都是美的。我喜欢触摸它时的那种感觉，也喜欢闻它的气息；它是（我的）一切感觉的盛宴。此外，还有它特有的那种美丽，也对我有着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因此对我来说，它不仅在审美的意义上是美的，而且也是性感的。要是它一旦出现某个问题，那么它的那些护理者马上就会来到它的身边，帮助它重新恢复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需要嫉妒，因为他们触摸它，只是为了它好——在我以前的那些恋物对象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我必须依靠自己的全部力量去修复它们。如果我的一个恋物对象不可修复地坏了，我也会像其他正常人失去自己心爱的伴侣那样伤心。只有当我的伤心过去之后，我的心才会向另一件心爱的恋物敞开……除此之外在这里应当提及的是，“正常人”这个词对我们这些恋物癖者来说，是一个固定的概念，用来表示那些对人有着爱恋的人，不管他们是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或是其他什么恋。这个概念只是表示了爱恋对象的区别，而不是对其对错的评价！（www.asexuality.org；accessed：15.11.2008）

当然这里仍有许多未解的问题，比如：在我们人群中出现恋物癖者的概率是多少，恋物癖者所恋的那个性对象是否只是一些完美的投影，他们为什么情愿放弃被爱或是说爱的回报，以及人们是否能就此摆脱普遍存在的爱的交换关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仍然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还有：心理理论上的这种特殊现象，是否可以确信地归结为受童年影响的结果，是否如人们自然猜测的那样，与个人的童年记忆有关，即幼儿通过与生命物体接触而唤醒的情欲，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认为，不管如何解答这些问题，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些人的特殊偏爱归入病态的范畴。毕竟这些恋物癖者并没有去伤害和虐待某个人，也没有给谁造成心理伤害的后果。在其他人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如果一定想要对这种恋物的爱情做出一种定义，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情感联结，甚至强烈到对无生命物的一种爱情情感，并进而使这种无生命物获得了生命的意义，也就因而成为性渴望的对象。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类现象可以与新性革命后的哪些性欲和性行为相比较？并且这里需再次申明的是，存在于拜物教中的某些罕见形式，无疑是当今恋物癖形态的文化先驱，因而可以追忆到它们。但是在我看来更关键的是，恋物癖这类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植于我们当今文化的普遍性中，我们只要想一想，无生命的服饰比如手提包，或是无生命的汽车比如法拉利，能够给多少人带来强烈的情绪波动。除此之外，我们也自多年来试图理解，并不能将心理治疗和护理仅仅委托给人，而且也应委托给作为无生命物的客体对象，当然是电脑“模拟”。我所思考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一个社会工作管理系的女教授，为在对病人、残疾人和有帮助需要的人的护理中应用治疗式的机器人帕洛（Paro）进行了辩护，并且她的文章恰巧是发表在曾经对医学非常抱有批判态度的《医学博士马布斯》（Dr. med. Mabuse）杂志上（Klein，2011：14）。在如何应用具有力比多功能的医学器械的问题中，现在还缺的只是神经学研究结果。从核磁共振最初的研究成果中得出的结论是：“（人脑）对一个苹果手机振动的反应，几乎等同于对一个深爱的人所发出的脑电波。”（Kreye，2012：4）

59 性的碎片式弥散

现在再回到狭义的新性革命。我把在性革命中有着性别和性形态变迁特征的第二个主要进程，称为性的碎片式弥散化或娱乐化。这个基于先前已经描述过的传统联合在一起的性欲性行为的解离以及下面还要加以讨论的性偏好和性关系形式多样化的进程，最初是通过整体和个体尽可能全方位的商业化，然后是通过互联网而出现的一种先前无法想象的突破，并继而成为越来越多人日常生活的现实。由性的碎片式、切割式和生活方式的娱乐化而形成的社会新性结构，解除了陈旧的性拘禁、对性的怀疑和恐惧，从而使其他不同于以往的性行为得以传播和扩散。当前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五彩缤纷的性和性别的多样化，对于现今的这种多样化，我们之前的那几代人甚至不敢在梦中想象。

在这种弥散化中，我看到了一种推动社会进程的机制，我把这一机制称为物化和去物化。它通过把一切可以想象为整体的事物剥去其整体性，从而强制地把普通个人纳入社会体系。性的弥散化导致个人的去根化、碎片化和匿名化；与此同时，个人由于这种机制而被多样化、网络化，并且被消遣式地娱乐化；在第三层意义上，普通个人也被驱赶进我称为Hylomatie的过程之中（请参见17章），并在其中分解为多样化的各不相同的单个原子。弥散化的隐喻就是“网络”：网络收集和捕捉了心灵，抚慰它并囚禁它——如福音书中那张一直延伸到天国的渔网。

从历史上看，这种分割和分离开始于性的形态被人为地制作成一种统一形态之时。而这种统一形态得以最终诞生的代价，是分离第一（Sexus potior）和第二（Sexus sequior）性别，分离男性和非男性的性欲性行为，分离道德和非道德的、正常和“变态的”、不惹人注意和违法的、健康和病态的性行为。今天已不容再次忽视，古老的圣洁和邪恶实体，从第一性到神秘的联盟（比如请比较Evola，1958），是怎样从一开始就贯穿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在感觉的彼岸世界只是作为假象的统一而存在。从长远来看，这类矛盾显然不是那么容易被消除，我们的文化因此就把隐藏着无数碎片的统一推搡进开放式的弥散化中，直到神秘联盟从自身出发研发和制造了电子振动的自慰器和阴茎自动注射器，抽象地说这是假肢和代用品，更抽象地说这就是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但是这类新型的性在许多方面还无法讲清，它还有多大的波动性，这也就意味着它的短暂和无常。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商业化导致了性碎片式的弥散。商业总是试图将尽可能多的性个体和部分强加上商品形式，从媒体自我曝光、调情学校、婚姻介绍到贞操带的生产或阴茎饰品和水果形状的避孕套或雌性海豚形状的按摩器，从阴蒂刺激器、色情旅游和儿童卖淫到精子和卵子的商业交易。一切与性相关的事和物的这种大幅度商品化，是新性革命的标志。在这期间，一切古老的性变态行为不仅在互联网上，而且也在传统的大众媒体中广泛传播，并被部分地去妖魔化——除了仍然被看成是禁忌的恋童癖行为。但即使是恋童癖行为，也在按市场经济的逻辑而日益增多。如果胚胎和处女已经成为市场的商品，如果与性相关的一切都是可以买卖的，那为什么还要将儿童的躯体排除在商品之外呢？除了那些老的和单一的恋童癖外，现在也出现了大批原先被认为是乖乖的小市民成为色情旅游的群体。这类小市民色情旅游者完全不约而同地逃避了临床医疗，这同时也证实了人们原先对他们的怀疑，即这些人只有面对一个比自己弱小的性对象时，并且这个性对象无法知道他其他真实的生活状况因而无法对此做出判断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他全部的性能力（Freud，1912：85）。

只要看一下新性革命高潮时出现在日常报纸和免费报纸上与性相关的广告，就能知道所有与性相关的部分已经弥散到怎样的程度。比如在法兰克福（美因河）地区登载的广告中，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缩略语，其中的一些用语和用词，甚至只有很有经验的读者才能真正解读：

AV（Analverkehr）——肛交

BBB（Bauch，Bart und Brille）——肚子，胡子和眼镜

BD（Bondage=Fesselspiele）——捆绑游戏

BDSM（Bondage inkl. Sadomaso）——包括施虐和受虐的捆绑

游戏

BW（Brustwarzenspiele）——乳头游戏

BW-Typ（Bundeswehrtyp=Uniformträger）——国防军类型=着军装的性游戏

C6（Cybersex）——网络性爱

CBT（Cock-and-Ball-Torture=penis-und Hodenfolter）——阴茎和睾丸虐恋

Cut/ uncut（beschnitten/unbeschnitten）——割取包皮或不割包皮

DirtyKaviar，Natursekt，Schlamm usw.——肮脏的粪便，小便，泥浆等

DS（Dildospiele）——假阴茎游戏

DWT（Damenwäscheträger）——（男）穿女装者

EL（Eierlecken）——舔睾丸

FA（Fat Admirer）——肥胖爱好者

FF（Fist fucking，Faustfick）——用拳代替阴茎性交

GB（Gesichtsbesammung）——精液撒在脸上的游戏

GLL（Gummi，Lack，Leder）——橡胶、油漆和皮革着装

Griechisch Analverkehr——希腊式肛交

GS（Gruppensex）——群交

Gutbestückt überdurchschnittlich groer Penis——超大和超长的阴茎

Hengst Analverkehr aktiv——主动性公马式肛交

KA（Kaviar=Kot）——鱼卵子=粪便

KFI（kein finanzielles Interesse）——不抱有任何经济意图

KV（Kaviar=Kot）——鱼子酱=粪便

Mud（Schlammspiele）——泥浆游戏

NK（Naturkaviar=Kot）——自然鱼卵子=粪便

NR（Nichtraucher）——不吸烟者

NS（Natursekt=Urin）——自然香槟=小便

NT（Nichttrinker）——不喝酒者

NY（Nymphomanin）——慕男狂者

O（Sklavin）——女奴

ONS（One-Night-Stand）——一夜情

OV（oralverkehr）——口交

PP（Poppers）——化学合成毒品

PT（Partnertausch）——性伴侣交换
safe sicherer Sex mit Kondom——用安全套的性交

SBS（Superbadservice）——超级泡浴服务

SCH（Schokolade=Kot）——巧克力=粪便

SL（Scharfer Lack）——光亮的黑漆装

S/M，Sm，S&M（Sadomasochismus）——性施虐和受虐

SSB（Schreibtischspiele im Büro）——办公室写字台性游戏

Stute（Analverkehr passiv）——被动肛交

T6（Telefonsex）——电话性恋

TF（Tittenfick）——乳房性交

TS（Transsexueller）——变性者

TT（Tittentrimm=Brustwarzenbehandlung）——假乳晕

TV（Transvestit）——易装爱好者（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

UB（Urin und Besammung）——小便和射精

WS（Wassersport=Urinspiele）——水上体育运动=小便游戏

WX（wichsen）——手淫

ZA（Zunge anal）——用舌头肛交

性学专家所知道的性实践，在这里几乎都已提及——稍往后，在互联网上甚至出现了许多迄今为止还不为人所知的性实践名词。当然，如果一个女人还是在寻找一个异性恋的男人，那么她们在广告中的自我描述也有着清晰的分类：苗条修长的小鼠，娇小的少女般姑娘，壮实并提供依靠的母亲，恭顺的女奴，无情的长靴女，胸部丰满的师母，慕男狂女或是期望出轨的家庭主妇。一条叫作ZK，意味着法式之吻（Zungenküsse）的歧途，恰巧在艾滋病时代变得更加昂贵。另一条歧途是NS。这个缩略语表示“自然香槟”，目前从性学的角度称为“尿液性兴奋”或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称为“膀胱尿色情”。但这还不是全部。自然也不允许缺少在艾滋病盛行的时代由一些避孕专家最热心推荐的避免传染艾滋病的性交方法，因为这种性交既没有精液和阴道分泌物也不会有血液的接触或交流，这种性交不依靠身体的直接接触，只是通过电话。一则广告综述了完成这种电子化性欲性行为的过程：“全自动电话联络服务。听，回答，交往，一切都在电话边完成。也提供炽热的电话聚会，可以有10个性伴侣同时参与。也用传真机提供图像服务。”敢于冒险的“邪恶女同者们就此穿上了煽动欲望的色情内衣”，这些装着“双向假阴茎和假子宫”的内衣，不管在为谁服务，至少只需接触一半的肉和血。

不愿再回到原先处境的是那些改变成男人身体的变性者所提供的性服务。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作为女人在色情酒吧为男人提供服务愚弄那些对性技巧知之甚少的嫖妓者，而是作为一个跨性者为他们提供服务。这就使他们有了一种不同于异性恋、同性恋、女同和双性恋的服务方式。但这一切之中的重要进步——为了不用塞撒尔诺（Cesarano，1974）的语言来表达——可以说，这种“情欲色情的起义”，似乎在其他广告中也都已经有了预告：总是只给出一个名字（没有姓）和一个年龄，其余的一切都似乎是在云雾中模糊不清的那些男人们，他们的广告也总是写得很简明和感人——“为女士服务”。因为这也如同我们文化中的其他事情，只有当男人也像女人那样提供卖淫服务的时候，男女的平等才得以现实化。

但是自新性革命以来，新型性欲和性行为的弥散，究竟有着怎样的规模，怎样的普及度和公共性呢？美国心理分析家和性学家罗伯特·J.斯托勒（Robert J. Stoller，1991：10-14）以20世纪80年代的性施虐和受虐为例，在讨论他认为是变态方式和角色的意义之前，先将受虐和施虐的技术综合起来举证：

Whipping——鞭打

Whips（Long，short，Thick，thin，rope，leather，cloth，braided，unbraided，with or without knots and studs）——鞭子（长，短，粗，细，绳索，皮革，布料，编织，非编织，有结或无结，有钉或无钉）

Paddles——船桨

Canes——手杖

Hands（open，fisted，palm，dorsum）——手（伸开，握拳，手掌，手背）

Switches（single，bundles）——开关（单，双或多）

Leather straps——皮带

Chains——链条

Knouts——鞭挞

Belts——腰带

Riding crops——马鞭

Piercing——穿孔和挂件

Nails（sharp，blunt）——钉子（尖，钝）

Needles——针

Spears，arrows——矛，箭头

Jewelry——首饰

Knives——刀

Crucifixion——十字架

Tattooing——文身

Scarification——划痕

Cutting——切割

Knives——刀

Razors——剃须刀

Teeth——牙齿

Surgical instruments——手术器械

Scissors——剪刀

Hanging——悬挂

Suspension of body——身体悬挂

Suspension by neck——颈部悬挂

From limbs——用四肢悬挂

From wires——用电线悬挂

From chains——用链条悬挂

From instruments driven through the flesh——借助器具推进肉体

Electric shocking：Different machines for delivering different sensations of shock（e. g.，cattle prod，vibrator，medical machines，magneto）——电击：通过不同程度的电击器具，提供不同敏感度的电击感觉（比如：电牛鞭，振动器，医疗器械，磁震）

Stretching on racks：Different machines to stretch different body parts and to represent notable infernal apparatuses——绑在老虎凳上的拉扯：用不同的机器拉扯身体的不同部位和制造出象征地狱的设备

Mouth gagging——口腔呕吐

Cloth——抹布

Adhesive tape——胶带

Ball-in-mouth——将球塞进口中

Dildo——假阴茎

Imprisonment——监禁

In cages——关在笼子里

In pitch-black darkness（closets，blindfolds，diving bell）——在乌黑的黑暗中（壁橱，眼罩，潜水钟罩）

Masks——面罩

Boxes，trunks，coffins，refrigerators，barrels，packing crates——盒子，箱子，棺椁，冰箱，桶，包装板条箱

Altered consciousness——改变神志

Suffocation——窒息

Anesthesia——麻醉

Hanging——吊挂

Drugs——毒品

Prolonged suffering——延长痛苦

Alcohol——酒精

Drowning——淹溺

Mummification，cocooning——木乃伊化，茧化

Loose leather bags——宽松的皮包

Bandages——绷带

Plastic——塑料

Blankets——毯子

Mesh fabric——网纱面料

Head and/or body plaster casts——头部和（或）身体石膏模型

Latex，rubber——乳胶，橡胶

Iron-maidened——铁姑娘

Tickling——挠痒

Feathers——羽毛

Cloth——布料

Fingers——手指

Bondage——绑身

Rope，twine，cotton thread——绳，麻线，棉线

Wire——线团

Leather——皮具

Cloth——布料

Chains——链条

Hylon stockings——尼龙丝袜

Handcuffs——手铐

Steel shackles——钢枷锁

Rubber tubing——橡胶管

Straitjackets——紧身衣

In harness（e.g.pony game）——在马圈里（骑小马游戏）

Excrement（expelled，retained，ingested，smelled，dirtied by）——粪便（排出，保留，吞咽，嗅闻，保留肮脏）

Urin——小便

Feces——粪便

Sweat——汗液

Semen——精液

Vaginal Fluids——阴道分泌液

Anus licking——舔肛门

Enemas——灌肠

Catheters——导管

Other urinary and rectal foreign bodies——其他泌尿物直肠异物

Hair Pulling or shaving——毛发的梳理或剃刮

Scalp——头发

Eyebrows——眉毛

Eyelids——眼睫毛

Body——体毛

Genitals——阴毛

Burning——灼烧

Branding——铸烫印记

Dripped hot wax——热蜡退毛

Wrestling——摔跤搏斗

Two females——两个女人的搏斗

Mud——在泥浆中摔跤

Stomping——跺脚

High heels——高跟鞋

Bare feet——赤脚

Nonsuicidal wrist and ankle slashing——非自杀性的手腕和脚踝削除

Amputees：Desire for women with amputatedlimbs——截肢：愿意截肢的女人

Infantilism——恋幼型

Diapers——尿裤

Cuddling——依偎拥抱

Feeding with milk bottle——喂牛奶瓶

Asphyxiation（air deprivation）——窒息（剥夺空气）

Diving helmet——潜水头盔

Mask with air hose——空气软管面具

Rope——绳索

Nylon stockings——尼龙丝袜

Hands——手掐

Corseting，cinching——收紧胸衣，收紧系带

Clamping——夹紧

Surgical clamps（serrated or unserrated）——手术钳（锯齿或非锯齿形）

Clothesping——晒衣夹

Fisting——拳交

Anus——肛门

Vagina——阴道

Bootlicking——舔靴

在德国，也通过电视的商业化，特别是在自称基督教党派的执政期间，传统的性欲性行为模式出现了在几十年前还几乎不可想象的大规模娱乐化。在私营电视发现和进军性的市场之后，公共（国家用税收支付的）电视台也令人惊讶地热心于此。这期间的电视节目公开展现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可描述和可表现的性亲密行为——并且给出保证，这些行为仍然完全是私密的。其格言是：“我懂得这些。”完全陌生的人向另一些完全陌生的人讲述自己一些最私密的事情，显然是想以此表达我还在生活的那种感情。伴随着这些人自述的是主持人的专业化虚伪。虽然这些做客电视台的叙述者都是由主持人为收视率而亲自加以挑选并对叙述内容做了事先准备的，但主持人们为了不过分刺激观众，却又总是在节目中虚伪地用旧道德的义愤指责这些叙述者。在录制时，如果出现一些媒体以冷漠的陈旧方式无法应对的“问题”，也早就有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等在后台，捕捉和拦截这些问题，以保证不出现在最后播放的节目里。这些所谓的心理专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垄断了性知识和性真理，并尽可能地使社会心理的科学认知在大众媒体中平庸化，直到这些认知最后成为日常生活世界喋喋不休的废话。

那种美好的、古老的性爱也有着与此相似的境况。原先那种游戏式的、神秘和激动人心的性爱，则被一种新的，让人想起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如今已成为媒体性憎恶的恐怖内阁所扼杀。现在的文化观察家们都渴望电视剧《毕业证书》（Reifezeugnis）中的娜塔莎·金斯基（Nastassja Kinski）和《9个半星期》（9 1/2 Wochen）中的金·贝辛格（Kim Basinger）的回归。男人和女人都不必像最早的心理分析家那样去探索壁龛（神和道德）的秘密或追梦维多利亚时代的避孕法，然后再从观察者的角度震惊地发现，今天的女人和男人都在以怎样无耻无情的不言而喻性向大众传播自己最隐秘和最情感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这些通过电视电台传播的性事，显然肯定又是些忏悔和被迫供述的事情，福柯（1976：99）把这种行为理解为是他创立的性欲机制这个概念的现实运动。自新性革命以来，这类忏悔行为又融合进了这么个诉求——即在人的一生中至少应当有那么几分钟出人头地。这就是著名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为制作轰动媒体的节目而允许每个人有15分钟自我表演的机会。

今天已不会有什么再被冷落。阴道和阴茎被成功地去掉了臭味，改称为奶酪和鱼腥区域，再加上痔疮。这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场景，比如一个男人在电视上告诉他的妻子，自己在整个婚姻关系中都欺骗了她，自己与其他女人有着一种出轨的关系，而他的那位妻子现在通过电视节目才知道了这一切。比如一个妻子在电视里告诉自己的丈夫，他并不是他们孩子的生理父亲。比如一个主持人打开一封大学法医学院寄给节目制作组的信，以证实一对夫妇共同抚养的孩子是否可以算作那个丈夫的亲生骨肉，如果这是一个否定的结论，那么这位蒙受妻子欺骗的丈夫就会当场提出与欺骗自己的妻子离婚的意愿。比如也会在现场展现一些私密饰品，或是被丈夫烧伤后留在脸上的疤痕，而那个对妻子的这些诉说不知情的丈夫，却还在对着摄像镜头傻笑。比如我们也能从这类电视节目中知道：男人怎样伤害女人的肢体和女人怎样追求小鲜肉（年轻的男人），以及男人怎样才能做到自我口交和吸吮精液，或是怎样让克林顿的生殖器射精。当参与这类现场直播的观众夸张地对着麦克风的时候，主持人也会在他们中收集一些尖刻批评的话语，以便不要让人感觉到这是一场色情艺术的演播。一个有些年纪的男人讲述自己掌管着一所“叫床”学校，女人们可以在这所学校里学习模拟性高潮。男人和女人都可以为了钱而在摄像机前手淫，女人可以在观众面前拨开自己的阴唇，在我们的德语中，阴唇仍然还总是被称为羞耻之唇而不是维纳斯之唇。一个天主教嬷嬷解释说：“是的，我有爱的抚摸，但我只爱抚摸那个阴茎。”一位男性会计师坦陈自己以前也曾在男人中卖淫。一个女施虐者在国家公共电视台的节目中向在场的观众展现，如何正确地对一个性奴施虐，这就是说要按新型的性艺术和医学卫生的规则施以虐待，但又不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一个有着同性恋性取向的大学生自白，他经常不让他固定的性伙伴知道独自一人去公共厕所，因为他感觉到自己有这个需要，并且耐心地向那位似乎相当无知的主持人解释，同性恋男人经常会在某些特定的公共厕所相互从事一些性行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当丹内克尔和赖歇（1974）对同性恋男人一方面有着一种固定的爱情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出于一种性本能的驱动而去寻找非固定的关系做了精密研究并证实了这种特有的灵活性时，社会和大众仍不可想象，今天会有这么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同性恋守护神，敢于在电视中向观众展现自己的脸，报出自己的姓名，坦陈自己特殊的性爱好。这就使得其他电视节目制作的竞争者也不甘落后，有人便在自己节目中展示一个年仅15岁感染上艾滋病的血友病患者，他的父亲患有癌症，母亲则在承受着脑瘤的痛苦以及全家都在因为遗传病而逝去的姐姐墓前痛哭的情景。富有同情心的女主持人在摄像机前问观众：“你们现在是什么感受？”这就是电子时代化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电子化。

尽管有如此多样、悲剧化和不加掩饰的与性相关的内容，出现在以往严肃的报纸上，出现在广告和免费的地区报纸上，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但是与性相关的事件在互联网上得以胜利进军，仍然不免令人惊讶（64章）。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些通常主要被传统媒体拒绝发表或登载的如恋童癖、新动物恋者、强奸杀人犯、食人者和奸尸者等一类的广告，能够在互联网上不受限制地加以发表和登载。那里确实存在着由富人和正在成为富人的人所把持的一种电子全球化，如今这种全球化使得那些生活在中国或突尼斯的孤独的寻求刺激者，也有可能借助互联网的平台，找到他心爱的拜物神，并且也能帮助他们。因为在网上发现也有一些其他人，比如一个黎巴嫩人，一个土耳其人或是一个新西兰人，居然也有着与自己相同的情欲而减轻一些对那种原本以为只是自己独有的异常情欲取向的恐惧。

互联网平台的提供者，仅仅只是出于商业的理由也会仔细关注，尽可能详细精确地满足登录者的偏好。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不只是作为男人和女人出现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他（她）们同时也被打上了诸如年轻和上了年纪，胖和瘦，白和黑，漂亮和丑陋，有体毛和无体毛，带穿刺物或不带等标签；是作为业余爱好者还是专业人员（这就是说他多少有些虚构的名人），作为女学生、色情明星、女经理还是孕妇，或是作为西部牛仔、建筑工人、体育运动员还是士兵，是作为美国女人还是俄国女人有着大或小的乳房，是作为亚洲人还是拉美人有着大和长的阴茎还是小和短的阴茎，切割过包皮或没有，在多样的性交位置施行多样的性实践，着衣还是脱光交媾，是否应用性器具或某件特定的心爱崇拜物，是一对一还是一对二或是在不同地点的群交，是摆出通常男女的姿态，还是装扮成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的模样，等等。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在互联网平台发布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标示，就能看到一个新型的性世界，它对那些来自较早性时代的参与者来说，似乎是进入了一个后性的世界。这一标示如下：

A

Action——行动

Actress——女演员

Adorable——可爱的

Aged——有些年岁的

Amateurs——业余的

Amazing——令人惊叹

Americans——美国人

Anal——肛门

Angel——天使般的

Animal Sex——与动物交媾

Armpits——腋毛

Army——军队式

Asians——亚洲人

Assfucking——肛交

Asshole——屁眼

Assplay——屁股游戏

Ass Shots——屁股射击

B

Babes——芭比

Backseat——（汽车）后座椅

Banana——香蕉

Bathing——洗浴游戏

Ball Busters——主力球队

Ball Licking——舔睾丸

Ball Torture——拷打睾丸

Banging——敲打

Barely——几乎没有

BBW——肥胖女人

BDSM——虐恋（受虐和施虐）

Beach——海滩

Bears——熊

Beauties——美女

Beaver——海狸

Bed Sex——床上做爱

Big Balls——大胸

Big Dicks——大屁股

Big Dildo——假大阳具

Big Fake Boobs——假大乳房

Big Nipples——大乳头

Big Titties——大乳房

Big Women——大女人

Biker——骑自行车的人

Bikini——穿比基尼

Bimbo——小妞

Bisexual——双性恋

Bitch——母狗

Bizarre——奇异的

Black Nymphos——黑慕男狂

Black Pussy Girls——黑喵咪女孩

Blind Folded——蒙住双眼

Blondes——金发女郎

Blowjobs——吹箫（口交）

Boat——乘船

Bodyhair——体毛

Body Slamming——身体撞击

Bondage——捆绑

Boobs——巨乳美女

Boobwatch——看胸

Booty——战利品

Bottoms Up——一饮而尽

Boss——老板

Bottle——瓶子

Boys——男孩

Braces——吊带

Brazilians——巴西人

Breasts——美乳

Bride——新娘

British——英国人

Browsin`4 Sex——观看4人性交

Brunettes——棕发妞

Brutal——暴虐

Bukkake——精液射在脸上

Bunny Teens——少年兔女郎

Burning Clits——燃烧的阴蒂

Business Sex——性买卖

Busty Baby——巨乳宝贝

Butts——屁股

Buttfucking——肛交

Butthole Bangers——屁眼爆竹

Buttplug——屁股插子

另外，同性恋男人作为遭受迫害和歧视的少数派而在性活动中表现出特别的创造力，他们早在互联网普及以前，就已找到了一条表现自己性取向的道路。比如他们将自己的偏好通过一块布条来向自己寻找的性伙伴发出信号，并根据自己在性行为中所期望的主动或被动姿势而把这个信号物塞在裤子的左边或右边。今天，人们已经习惯把这一布条称为“手帕”，这块手帕的颜色也有着它特殊的意义，比如深蓝色表示肛交，金黄色表示“自然香槟”（尿液），浅蓝色表示“口交”，黑色等同于施虐受虐，灰色就是捆绑，紫色表示“汗液”，褐色意味着“肮脏”，深红表示“拳交”，淡绿色在暗示这是“要付钱的性交”，橘红色则表示对一切新的性行为（或方式）持开放态度。

在谈及人的性欲性行为和国家公共电子媒体时，至少应当防范什么？应当谨防那些自称的道德学家。之所以要防范，因为他们向公众所提出的那些要求，恰恰经常是他们自己或多或少有意识的欲望或他们可被证实的真实生活的反面。比如有个美国州长曾极其严厉地惩罚嫖妓和皮条客，却被人发现真实的他与一个应召女郎有关系。比如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极力主张反同性恋，但真实的他却与一个付费的男妓保持了多年的关系。比如一位议员经常称赞家庭所拥有的道德价值的唯一性，但真实的他却在完完全全出轨欺骗自己的妻子。比如一位男性联邦部长，投票否决“变性法”，但真实的他却经常身着女性内衣。比如一位政治家从不间断地标榜自己的正派和清白，却很偶然地被人发现，他正在把粪便泼向妓女。比如一位著名的司法工作者要求对那些在电脑中下载幼儿色情图片的男人实施最严厉的惩罚，但在自己因为要付印而给出的那卷胶卷中，恰恰拍摄的是他性侵儿童的场景，用心理分析的语言来说，是他潜意识中要求惩罚的心理需要出卖了他。如此等等。这类事例数量无疑是如此之大，如果我们（虽然我们永远不会再看见）还想观看一下50年后的性学司法评估和性治疗师所要做的事情的话。

Volkmar Sigusch

Sexualitäten：Eine kritische Theorie in 99 Fragmenten

© 2013 Campus Verlag GmbH，Frankfurt am Ma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8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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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第二篇 性的世界：古代和新型的性欲性行为

60 性商店

性的碎片式、切割式和生活方式的弥散化，至今主要是通过性的商业化来实现的。这里的关键词语是：色情和性产业作为商品审美的应用服务化。性产业化的测试点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叫作性商店。性商店是我们的文化因没能成功发展出一种爱的艺术或是说情欲的艺术，而得到的一种回报。我们不是去创建一种爱的艺术，而是去建构或制作婚姻制度和优生学，性革命和性教育，色情制品和性科学，而这一切在相互之间常常只有很细微的差别。我们应当从这些测试点中寻找出，性是怎样一步步先是成为男人可以购买的商品，最后（虽然是缓慢地）一步步也成为女人可以购买的商品。新性的世界究竟是油漆、皮具、乳胶、橡胶，或是聚氯乙烯、阴茎环、阴道球、假阴道和假阴茎、性感内衣、（涂上蜂蜜或巧克力的）甜美乳房，或是高跟鞋、惩戒和施虐器具、紧身胸衣，或是灌肠剂、色情摄影、凶星真龙怪物影片，或是色情漫画、裸体观看、恋物癖图片，或是色情光碟、性娃娃，还是性机器人？

令人感到疯狂的是，性作为一个产业仍然一如既往被立法者蔑视为是一种反文化的脱轨。但在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中一个既合乎逻辑又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并没有超出我们文化的框架。它所提供的关键信息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着普遍有效性。它所传递的第一信息是：一切都是可以买卖和消费的，这一切之中也包括性欲性行为和性快感。它传递的第二信息是：并不由道德和政治决定，而是由市场决定，究竟什么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因为我们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可以作为商品出售，因而也就会被制造和生产出来。按这一原则，一切都可以购买、消费并因此而销毁。

几十年前，在我这个所谓专家的推动下，德国最高法院曾研讨过这么个问题：性趣用品是否会触发一种非自然的性高潮？当时的德国社会状况是，一方面有700名警察参与了抗议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色情小说（Opus pistorum，又译成《北回归线》）在德国的出版发行，另一方面是城市商业管理处正在视察专放色情电影的各个单间。在今天，对性产业的审查和授权、禁止和药物化的各个职能机构，已经手拉手走在一块。最高声的禁止和追究，通常就是（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最好的广告。这就会使许多人因为好奇而最终想知道，这本肮脏的小说中究竟写了什么或是想知道那个假阴茎真的能制造绝对超级的性高潮？

没有科学革命，便无法想象“我们”现有的性形态。性形态的信条总是与它出现的那个科学时代有相互的认同性。我们时代的科学信条是：应当不再有人体的密码，它的一切都应能加以解剖，一切都会被透光和检查，并以这种方式对人体加以控制和取舍。人体中那些被认为是残疾或有病的部分，不是被加以处理（治疗）就是被割除。因而也就不用感到惊奇，如今的色情产业不免让人联想起冒险家的活体解剖和灭绝人的战场，并且性商店所提供的性产品几乎就像是在卫生用品商店出售的卫生用品，比如性商店提供的性假肢、充气泵、阴茎环、棉花签和膏药，等等。这也很适合老的色情产业的代表，尤其是曾经的女飞行员，贝亚特·罗特蒙德（Beate Rothermund）——通常称为乌泽（Uhse）——所创建的色情产业，这类色情产业因此称为卫生服务的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是被看做卫生事业，贴上了卫生的标签，就不需再明说：这是在为性的苦难服务。

当前最新的情况是，专业性用品网店和商店提供的许多性用品都介于自疗和他疗之间，而且这些用品都经过临床验证，比如勃起泵，在德国甚至作为医疗用品被法律所认可并在国家的官方公报上给出报价（48章）。如此这样，阴茎环和勃起泵也就走出了曾遭遇讥讽的阴影。这类性用品与医疗用品之间原有的隔离墙已被拆除。

61 政治色情与色情爱好者和反色情者的虚伪

鉴于当前出现在我们中的大众色情制（作）品既无思想精华也无情趣水准的状况，那么在几百年前的色情制（作）品居然能够有意识地在传递一种政治信息的这么个事实，无疑是颇为令人惊讶的。那时，当现代欧洲的色情业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开始成为一个独特的艺术流派和产业之际，最晚自彼得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ntino）在1527年发表的《淫荡的十四行诗》（Sonetti lussuriosi）和在1534年和1536年发表的《合理谈判》（Ragionamenti）之后，这类色情文学作品和文字也就拥有了政治的意义，也许甚至可以说政治已成为这类作品第一层面上的意义。这类作品通过详细描述那个时代统治者的道德堕落，败坏这些人的威望，以达到批判当时社会关系的目的。这类作品通常把宫廷女仆描述为妓女，把教士描述为鸡奸者。但又把这些宫廷下人和教士的淫荡，上升为是受人道主义和科学革命思想启发的反封建行为。这类作品的作者常常从阴道、阴茎和屁股的混合中，引申出关于“性交和鸡奸的知识，扩展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曾是意大利锡耶纳（Siena）贵族艺术学院（Accademia degli Intronati）成员的安东尼·维格纳利（Antonio Vignali）在1525年和1526年间创作的《卡扎尼娅》（La Cazzaria，也有译为《挑刺》），其实最恰当的译名应当是《阴茎协会》。

当时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或是在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已存在着贯穿着一种有着学院式或是说有着一种哲学思想特色的色情艺术作品。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撰写过淫荡的作品，比如狄德罗（Diderot）；那个时代不少革命者同时也是色情爱好者，比如米拉波（Mirabeau）；而在1748年完成的既富有思想又充满淫秽内容的作品《哲学家泰蕾兹》（Therese philosophe）中的女英雄（主角），实在无法做出决定，是叙述性冒险故事能给她带来更多的乐趣，还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那些道德家和出版监审人员仍将一切被认为有极端和颠覆性倾向的政治、哲学和淫秽文章通通都扔在一个锅里。艾蒂安-加布里埃尔·裴格诺（Etienne-Gabriel Peignot）收集进1806年在巴黎发表的目录学中的一些最重要的文学著作，也因此被审查、删除或焚烧。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的《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和萨科·乔伊尔（Nicolas Chorier）的《淑女学院》（L’academie des dames），也未能幸免。

乔伊尔可能是第一个在今天的词义上运用了色情作品这个词：性淫荡的描述。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是在雷斯蒂夫·德·拉·布列塔尼（Restif de la Bretonne）1769年发表的《关于色情作品》的论文中，他从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运用了这个词，即用来描述妓女。这个词的现代意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得以普遍认可。正是在那个时代，也设立了《地狱》（Collection de L’Enfer）系列在国家图书馆的秘密收藏，它的副本则被保存在英国私人图书馆，虽然现代的色情（制）作品没有它的公开性是无法想象的。《牛津英语词典》在1857年第一次列出了“色情作品”这个词条。

我们色情作品的前辈曾经用色情作品来追踪和表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学诉求，以及感谢从手工抄写到印刷文化的过渡而得以大规模广泛传播和民主化进程，使得他们的著作有了一种比那些没有性淫秽描述的哲学政治宣传书籍或小册子更大的颠覆力量，因为广大民众喜爱阅读他们的色情作品，并通过这些色情作品才知道自己是被怎样虚伪肮脏的“猪”统治着——这个研究结果（比较：Hunt，1993；Darnton，1996）可能会使人惊讶，如果人们忘却了色情作品在西方这几百年来一直都是一个第一重要的文化战场。并且直到几十年前，还没人会对它无动于衷。“人们或是赞同或是反对它”，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67/1982）在1968年的性革命开始之际这么写道。确实，当时社会的任何制作品无论如何在这个时间段里都不如色情作品那样，帮助人们释放这么多的情感和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并且对不少人来说现在仍然还是），它能够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激发两种完全对立的情感：性趣和恶心，兴奋和反感。因此也不必感到奇怪，所有人，如果要让他们对色情制作品陈述自己的看法，都会受制于否认和排斥的心理机制，必定会出现谎言和欺骗。

因此，虚伪是色情作品的一个经常的陪伴者。负责监管公共媒体的那些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者，通常也会因为有些投资者热衷于出版淫秽书籍和设置转播性事的频道而在事后洒下一些鳄鱼的眼泪，抱怨社会的淫荡化和野蛮化对青少年道德成长所造成的威胁，似乎这些抱怨者之前从没有得到大声和有力的警告。赞同色情作品的那些色情爱好者会将色情描绘为纯洁无辜。他们与那些反色情者对手一样，忽视了色情中的欲望、幻想和现实的复杂关系，忽视了色情的象征性和具体的意义（比较Jessica Benjamin，1993）。反色情者，也被称为瓦解色情者，虽然会将一切色情描绘为黑色，但在反对色情肮脏的同时，也喜欢在自己的媒体中放进一些露骨的色情内容，以增加销售额。他们甚至也不惧怕把色情等同于种族灭绝罪。

早先淫秽作品的作者，极可能主要是些男人，经常会让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又有丰富性经验的女性在自己的作品中说话。因而比那个时代的医学论文（至少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更没有偏见也更现实地描述了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除此之外，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那个时代也几乎只有妇女参与制作和传播色情内容，无论如何在当时的法国是这么个状况。今天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却似乎以为，男人的性幻想就已等同于性实践，色情的内容就已等同于性理论，强奸等同于一贯的性实践，罗宾·摩根（Robin Morgan）的这些说法，甚至成了当今的口号。但是这类说法否定了，其实许多女性通过色情作品的内容也同样能获得性兴奋，许多人即使没有色情作品也同样有着许多肮脏的想法，并且正如伊莎贝尔·阿祖莱（1996）所证实的那样，她们中的许多人也让自己在性幻想中不仅愿意被侮辱被征服，甚至愿意被强奸。与通常那些反色情的女权主义者不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已经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特有的观点：即使一个姑娘愿意在幻想中屈身于强奸，但是真实的强奸仍会让她感到恐怖万分，这是一种心理创伤。另外，其他实验也表明，我们文化中的女性在谈论性刺激的情景和场景时并不比男人有更多的掩饰，并且有着色情内容的作品在一个性罪犯的前史中甚至比在那些不惹人注意的男人中只起着一种更小些的影响。

政治家和科学家的虚伪，自然受到时代精神的制约。如果恰巧处在一个自由化的时代，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委员会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色情制作品并不危害社会。并为这个结论很不寻常地引用了专家们在我们欧洲所实施的调查研究（比较：Schmidt et al.，1969；Schmidt und Sigusch，1970；Sigusch et al.，1970；Sigusch und Schmidt，1972；Schmidt et al.，1973）。但是如果恰巧处在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反性虐和反暴力话语这么一个修复时代，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叶，那么同一个美国政府委员会却会得出一个不同于以前的结论：色情作品危害社会（比较：Attorney General’s Commission on Pornography，1986）。只是这时却没有一个人会去反思心理分析的认知：满是粪便的地方，也是最干净的地方。

62 对性苦难不合时宜的服务和作为陈词滥调的性交

从一卷畅销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标题为《性幻想》的录像带中可以看出，在互联网胜利进军之前的色情制品的贸易中，那些性实践和场景会成为热门货。这些实践和场景是：肛交，口交，匿名的性关系，女同间的性交，施虐和受虐，群交，窥淫癖以及性侮辱。显然，这卷录像是面向一个较大社会群体的男性顾客，比如它并没有男同的性行为场面，因为大多数男人会对此感到反感。此外，这卷录像中的“十个最令人心向往之的性幻想”，现在已被社会广泛接受，不再被蔑视或病态化为性变态者的反常性欲和反常性行为，而是被认可为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今天，已经没有制作商能够再用这类“最反常的性幻想”的系列，把顾客吸引到传统的放映机前。

自几十年前道德法则自由开放化后，性产业便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垄断市场。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中已经充斥着过多的性刺激，那么留给性产业的只能是一些具有爆炸性的残留物：暴力、儿童和动物。这就导致性产业最后能够自己独家制作的色情产品是如此丑恶和罪恶化。性产业因此陷入一种两难困境：或是产品的无趣和无聊，因为这些场景早就在一切主要渠道（频道）都可见着；或是这类具有自我毁灭的性产品已经令人厌恶。通过媒体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们这里已经司空见惯的一切与性相关的事物的娱乐化，更使色情产业陷入一种文化的劣势。一方面，它总是只得在公共舆论的后面追赶，因为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琐事都会被置于公共舆论空间加以讨论和展现，甚至是享有特权的国家公共电视台也会对这类琐事感兴趣；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使自己的产品日益庸俗和肮脏，因为大媒体的操作是如此狡诈，总是在不断推移禁止的界限，而它自己作为可怜的中型产业却总是被束缚和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日益成熟化的性产品序列的相互串联，也使得色情制品产业内的再次普遍弥散化。一些色情制品的长期消费者已经在抱怨，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看完一切色情场景。

除此之外，历史悠久的电影摄像意愿（这个行业也像中型性产业那样生产一些不光彩的和市侩式的恐怖虐待影片），也遭遇到了电影媒体和照相业在当前还不能解决的一些技术难题。当神秘爱情联盟在几乎完全接近身体自然状态的那一刻，也就是身体的黏膜和性敏感区都相互沉浸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性场景的表演者（就像下棋游戏中的最后一步）已经被将死。任何只有依靠进入以生殖器为中心的文化中才能表演的内容，恰恰是在最激烈的灵与肉结合的那一刻，逃脱了一切观众的眼光——即生殖器的主要部分（它的内阴部分），观众是看不到的。这就迫使色情也必须使用技巧和谎言，业内人士把这种技巧和谎言通常称为“钱拍”（Money Shot）或“深喉咙”（Deap Throat），意即口交（比较Williams，1995）。“钱拍”——就是说：那个男性色情表演者在整个性演结束时，必须给出摄像机以一切可能的技术装备能够录制下的表演——他那具有可见性的性高潮和体外射精，作为他“真实”参与了这场性表演和性行为的明证。在这个场景中与男性表演者配合的那个女性色情表演者，必须装扮出似乎不在她的阴道或肛门内射精，即不是在她的体内，而是在她的身上或脸上射精，才能使她享受到最大的性乐趣和性高潮。“深喉咙”——一方面由于与阴茎的口交比与阴道的性交更容易拍摄，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那个女性色情表演者必须装扮出，仿佛一直进入到她喉咙深处的口交，是一切性行为中最令她感到兴奋的性实践。因此，色情业向我们展现的都是些传统媒体因受限制不能制作和改型的制作品。

被社会所不齿，并且总是或是说就某种意义来看受越来越严厉的法律限制的中型企业式的色情业，自然不能吸引有远见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开创新的商业模型可能性。自这个行业创立起，它的周围就聚集了一些小的犯罪（嫌疑）人；自一段时间以来，现在也聚集了一些大的犯罪（嫌疑）人。色情业的现状实在是令人可怜，仅仅停留在制作者敢于展现的色情表演者的屁股上这么一个事实，我们就能从中看出，这个行业为女性提供的服务有多么糟糕。当前的性产业竟然还根本没有思考到，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近几十年来已在文化上构成了一种自己独有的形态。罔然不顾这一变化的现实，性产业仍然一如既往地着眼于男性的陈词滥调和性幻想，而正是这些有着男性特点的要求和幻想，在今天的社会文化中已不免有性别歧视之嫌。

色情业制作的大众产品走势落后于技术的发展，因为它仍然是按数字化时代前的模拟模式、效应和维度制作自己的产品。它唯一的“进步”只是在于，如今的性娃娃便宜地在亚洲生产，并且不再以乳胶为原料，而是塑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一些妇女作为个别的反性别歧视斗争者冲击这类性商店，那个被称为“金色的振动器”的假阴茎棒，也许也在这几十年内制作得更长更大些。如果有谁需要，现在至少也提供有“雌性”的海豚形状并带有假阴蒂的按摩棒。但性连锁商店供应的其他一些器具，仍然还停留在性功能与性体验分离的传统水平上（48章）。

尽管如今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非常自由化的时代，但我们仍然会不断地思考这么个问题：色情制品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危害吗？我们之所以需要思考，是因为它会唤起我们对权力和无能为力的想象；因为它会让我们回忆起，破坏和侵犯是我们性欲和性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心中最隐秘和最深切的愿望，其实是对某种能让我们激动的物质的追求，并且我们真心想摆脱对我们构成压抑和控制的一切，即：良心、羞耻感和自我。我们社会中广泛流传着对超越这个界限的恐惧，因为破坏和毁灭会伤害我们的社会，就像拳头打在眼睛上；因为它的破坏性和攻击性情绪基础，深植于由我们这个他律（或他治）社会所制造出的普遍机制之中，如同那个社会死角的基础，我把这个基础称为“物化”。也许事实的现象在这里掩盖了内在的哲学根源，以致今天的色情作品没有了哲学的意义。从作为大众商品的色情制作品中，最能够轻易地看出，任何一种颠覆和侵犯的力量是怎样鲁莽和直接地出现在常见的性制品中的。那些畅销的色情制品，在核心上无非是男人式陈词滥调的性交狂欢。与此相连的主要是些陈腐的套话：男人都有个大阴茎，并且总是会随时勃起；女人是深渊，她们总是想被填满；只要阴茎把阴囊中的储存物射在一个女人的脸上，那么就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性生活。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洗漱包（意即为一夜情在外过夜而随身携带自己的洗漱用具——译者注）文化的其他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也同样交织着陈词滥调。比如那些有着上百万销售量、瞎扯一些爱和痛的通俗小说；我认为完全可以把这类小说归为软色情小说。它所兜售的陈词滥调，正好与露骨的色情内容形成一种互补。也正是如此，所以它在简化和虚假上并不比露骨的色情逊色。但应当确切地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缠绵的软色情还是露骨的硬色情，其实作为幻想型制作品无论软硬都可以中性化。这里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无所不在的媒体信息，尤其是电视以它的系列英雄和他们的美妙生活所传播的信息，没有人能够逃避这些信息。因此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们这里至今还没有开发出一种专为女性提供服务的色情市场。虽然也曾有过一些尝试，拍摄专为“女性的色情影视”投入市场，但没有足够大的销售量。比如把自己看成是对性持有积极看法的女导演佩特拉·乔伊（Petra Joy），就曾试图制作一些影片，在这些影片中女性不再遭受屈辱，男人成为女人获取性乐趣的对象，为了表现非专业演员间的相互尊重和情感，影片放弃了肉铺水准如射精或夹层三明治的场景。

自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2.0以来，社会对于色情的看法究竟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或是出现了哪些新的观点？尼古拉·德林（Nicola Dring，2011）在一份综述文章中对此做了详尽的报道，并从伦理观察的角度把人们的观点分为三种主要有代表性的立场：反色情、反审查和赞同色情。除了针对作为主流的异性恋男性的色情用品外，另外还有三种非主流的色情用品，它们是：主要为异性恋女性设计的女性色情用品（FemPorn），为女同、男同、双性恋、改变生殖器官、心理变性人和性恋不明确者设计的色情用品（QueerPorn）以及由非专业的性表演者制作的色情作品（Realcore）。

63 在性影院的一次观察

这个大城市的贝亚特·乌泽公司的区域由8个性影院组成。在其中一个电影院的入口处，我先是看见只有一些不同年龄段的男人（有年轻的但主要是老年男人）正在进入，最后才看到有一对男女进去。这一对男女一进去后马上受到那些已经在里面随意走动的男人们的关注，这些男人的眼睛不再离开这个女人。我应用了社会学中作为参与者的观察方法来观看周边的这些现象，并同时通过思考做出了我的猜测：这个女人一定只有当周边都是些这类已经表现出性兴奋的男人，并且这些男人即使没在她的脸上，但至少也在往她那个方向射精的时候，才能获得她的性高潮。接着也确实出现了如我所料的事实。除了那个女人的男伴和我之外，我数了一下，共有9个男人积极参与了这场活动。9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性高潮。这时，我的头脑里过了一遍宙斯和赫拉的故事。这两位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曾为这么个问题——哪个性别在性爱中能感受到更多的乐趣，是男人还是女人——争执不休，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给出一个共同的回答。他们便去叫来曾有着男女两种性别生活经验的智慧的先知泰瑞西斯（Teiresias），众所周知，泰瑞西斯给出的结论是：男女获得性乐趣的比例关系是1∶9，女人是9，男人是1。从这么一种比例关系中就能看出，大致从古典到现代，女性历来都被以科学为借口的话语，必要时甚至也动用医学暴力，压抑了自己的性乐趣——直到出现男人为9，女人为1的9∶1的性乐趣的比例关系。自新性革命以来，这一比例关系又在往有利于女性的方向转换。

当我还在琢磨那些著名的德国女性学家们，如索尼娅·迪林，玛格丽特·豪赫或赫塔·里希特-阿佩尔特是如何从亲身体验和话语分析的角度来量化这个比例关系时，正在放映的影片中，出现了一位浓妆艳抹、头发高耸、身着短裙、挎着一个小坤包的女士，她跪着用口交一个挨着一个地帮助多个男人获得性满足。我可以肯定，这位女士准有着一个男人身。当我不想再看这个场景扭转头去的时候，我的眼光却在无意中看到了旁边一个有着半拉着门帘的小房间。一个60或70岁年纪的男人，一丝不挂，挺着啤酒肚，晃荡着松弛的阴茎，在意义明确地向我招手；我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模样，心里却在吃惊地想着：还真是确实存在新性革命。

我的眼光又落到了一个年轻男人的身上，他露出了他的阴茎，并且显然很享受因此受到别人的关注。他坐在一个放在过道的凳子上，在玩弄着自己已经勃起的阴茎，影院里的其他观众都默默地从他身边走过，并不看他一眼。过了一会儿，我又注意到一个体魄非常男性化、穿着长筒网状无根袜的男人，他让大家都看见他在手淫。但是所有从他身边走过的男人都表现出一副似乎什么也没看见的神情。完全不同于此情景，吸引不少男人的是那些有着不同种族背景颇有姿色的年轻女性，她们提供相当谨慎的收费性游戏。当一个有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在影院的第一排入座后，伸开裸露的双腿开始刺激自己的外阴部时，一些貌似南欧的年轻男人再也按捺不住自己，跪在这个女人的面前，一个接着一个地把自己的阴茎塞进这个女人的阴道。这期间，有个较为年轻的男人向那个坐在他边上的一个老年男人更靠近了些，以便这个老年男人轻易地将他已经肿胀的阴茎塞进嘴里。现在我真想装得像个盲人，却又看见在阴暗的角落坐着一个已经有些年纪的男人，正在玩弄自己那个显然很粗大的阴茎。再仔细观察，却发现那只是个套在他阴茎上的假阳具。这时影院里又进来了一对男女，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较为年老的男人，他们坐在一个其他12个正在手淫的男人都能看到的位置上，那个男的便开始在那个姑娘的两腿根部之间刺激和逗引她。当影院的放映结束时，影院的管理人员把大家都赶了出去。这就是新型的性世界。

64 电子性爱作为新兴的性欲性行为模式

新性革命与互联网相互依存。与我们相同，新性生活方式的活跃者当然也生活在我们这个电子数字化时代。他们在网上写博客或推文，推进、分享、聊天、发送、悻悻然离开或是性爱；他们在聊天论坛、新闻发布会、即时通讯（如Skype）、网络社区、虚拟的贴条墙、状态更新中欢蹦乱跳；他们不只是在生活，而且是生活在网络中；就某种程度来说，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发达和新兴国家网络自我调节社会中的网友或网民。我们现在使用电脑就像使用洗脸毛巾那样平常。在30～39岁这个年龄段中大约有90%的人经常上网，在20～29岁这个年龄段中甚至是95%的人。如今的年轻人已习惯主要通过网络平台或社区来建立自己的关系。因此他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互交换电话号码，而是交换电子邮箱。按德国西南广播公司在2011年一项以400人为样本的调查，50岁以上的人中有10%，30～49岁的人中有33%，30岁以下的人中有21%的人当前的生活伙伴，是通过互联网认识的。今天的计算机技术和新的电子通信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它为年轻人（相对于老年人）所提供的一种优势，因为大部分老年人已经无法理解这个新兴的世界以及它的远程网络系统注册数据完全备份管理的网络基础设施。如果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去问一下在70年前或80年前出生的人关于现今报纸上通常的电子生活问题，比如：“YouTube上的哪些节目是你最爱的视频？”“你在推特上关注的是哪个人？”“如果没有下载哪些应用软件，你的手机便只是开发了它的一半功能？”，或是：“您在脸书上有多少朋友？”

借助互联网平台所实现的所有性行为——用英语来说，就是网络性爱，电脑性爱，互联网性爱，网恋、聊天区性爱或微性爱，等等，这里的“所有”都被互联网（或在线）的性欲和性行为这个范畴所涵盖（比较比如：Dannecker，2009；Dekker，2003，2004，2012；Dring，2004，2008；Lewanowski，2003，2012；Schetsche，2010）。我所说的电子性爱，还有一个特征在于：这里涉及的不是借助互联网上的色情内容，也不是通过新近出现的在线色情服务或其他性服务项目，比如从介绍妓女到提供性信息并独自一人实施或完成的性爱或性行为；而是特指那些通过虚拟现实出现的性接触，以及借助相互文字交流和（或）图像交换而出现的性爱或甚至达到的性高潮。这种类型的性接触可能只是偶尔的，也可能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电子性爱（简称为C6或CS）的关键词是：远距离和电子假阴茎。它特指不是贴身的而是远距离地通过虚拟现实的色情与借助数据头盔、数据手套、全身的数据套装和数字化的三维度性游戏玩伴等的组合，而激起的性欲和（远距离）完成的性行为（比较比如：Rheingold，1992；Eerikäinen，2003）。

电子性爱从狭义上说是一种新型的性欲性行为，一种出色的新兴起的性形态。从逻辑上看，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在一种新型媒体（如互联网）中，经历和体验自己的性幻想。正是网络的存在，极大地推进了新型的性娱乐化、碎片化和多样化（即我描述为主要是性碎片式的弥散化，传统性领域的解离和原有性关系的多样化）的进程，并对社会构成了一种超越我们想象的效应。与任何其他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等性形态不同，电子性爱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和与此相连的私人及以往隐秘生活领域的商业化和媒体化，则是不可想象的。它包括当今经济体系所要求的行为方式：灵活，意味着今天可以忠诚，明天已经无悔地出轨；机动，意味着今天还在一个小的村庄，明天已经在上海；将市场经济的供求原则应用到自己的私密生活中去；测试男人和女人在性市场上的价值；在性市场上兜售自己，甚至不惜展现自己最隐秘处的图像；就像在购买一辆汽车时那样实在和算计地提供满足对方性愿望的服务；就像在商品世界里所通行的那样，作为表象的颜值决定一切。

但这还不是一切。互联网的性欲性行为以及电子性爱，也是一种新兴的电凝式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新性革命不仅将性行为推进到语言的表演行为中，而且也推进到新型的行为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推进到电凝的模式中，即形成了在以往的历史中因为没有相应的技术基础而不可能存在的一个群体式并有着诸多模式的性形态。可以肯定的是，在线的性欲性行为模式尤其是电子性爱的模式将成为批判主义性科学未来的中心研究课题；这是因为越来越广泛的性生活领域如果没有电脑和网络，当前尤其是互联网，已经完全不可想象；并且也因为，新的网络体系建构了我们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社会技术和社会心理的生活形态。比如“社会”网络系统帮助一个网民结交“无数”的朋友，而这些朋友是他以前还从没见过，并且可能比一个其他不认识的同行者更知之甚少。新的生活形态中的许多自相矛盾，改变了原先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使之相互网络化，这就制造出一种自相矛盾的存在模式。可以这么说，在即使出现结构变迁的情况下，只要原先对私密性、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区分仍然还有效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把网络新生活模式的特征解释为是将公共性私人化，或者说是将私人性公共化。

其中特别成功的是那个造就新型人类的技术，它从根本上连接了所有参与互联网活动的人。所有人都应当拥有一切，知识和文化产权应当属于过去的时代，所有人都应当有权参与对一切做出决策或决定，人的一些特征如性别、肤色或种族和社会背景应当不再有它的意义，不应当再存在国家和政府的禁止与监控，这就是互联网在我们中呼唤出的社会和民主的梦想。这些梦想通过互联网已经部分地成为我们实际的生活形态，并也正逐渐沉淀在我们的政治形态中，只是我们目前还无法知道这些沉淀在哪一天会以哪种形式爆发出来。此外，这种铸造新人的技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经常性的、成本低廉和超乎我们想象的丰富资料和内容，而且也把新型性欲性行为者用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自慰推向自恋的狂妄——这些狂妄者的格言是：“我能激起这个世界上一切男女的性兴奋，我是一切人的性渴望！”互联网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自恋和自慰者的交易市场。出现在电子城邦中的浏览者和供货者当然也要装扮成曾经在古希腊城邦中出现过的假伯爵。

从早期性形态的角度来看，在新性时代值得关注的还有：生殖领域已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日耳曼传统的直截了当的性交行为，不需要再遮遮掩掩；鉴于互联网用户主动地从偷窥转向暴露狂并且老弗洛伊德的生殖器第一的学说被降级为已经融化的昨天的雪，所谓性快乐这部分的本能已经成为如今性关系的基调。在对自己与他人的性的个人特殊差异（11章）的寻找中，网民们可以安静并从容地通过互联网测试一些甚至自己还不很明确的特殊性爱好——其中也包括那些在性与性别耦合时代的历史上还从没出现过的爱好。其余还需关注的是，身体的缺陷或残疾，比如微小的阴茎或患有阴道痉挛，在电子性爱（交）中，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在以往生活中最感羞耻的性愿望，也能毫不羞愧地表述出来——甚至是嗜好粪便和食人才能获得快感的性愿望。电子性爱也提供了过一种双重生活的可能，作为一个网民可以用另一个人的名字、形象和面孔逃脱悲伤的日常生活，扔弃自己原有的一切压抑和禁忌，甚至也包括自己真实的年龄和性别。如果一个女人扮作男人或是一个男人扮作女人出现在互联网上，他（她）们就会体验到，人们对待不同的性别有怎样的不同（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价值判断）。这样的性别角色交换不仅能使人从中学到许多，而且也揭露了有关性别文化的陈词滥调，因此也就比任何科学推导和批判都更有说服力。电子性爱还有其他一些优势：比如一个女人不会就此怀孕，一个男人不能施行人身强制，这两个人都不会感染性病，男人们也没有了他们的勃起问题。除此之外，也可以猜测，女人在电子性爱中比其他途径能够更经常地获得性高潮，因为身体在这里涉及的是虚拟交媾的自我性爱。施密特、马蒂森（Matthiesen）、德克尔（Dekker）和斯塔克（Starke）在2006年所做的实验调查表明，有91%的女性通过自慰达到性高潮，而在她们固定关系中的最近一次性交达到性高潮的只有61%。但是我们并不能得出结论说，电子性爱这种没有直接性接触的性关系发展过程，最终会或多或少间接地改变我们文化的性领域。我们只能考虑与过去进行比较，如今的网络所提供的知识资源具有一种公共性，这是以往从未出现过的。不少罕见性偏好的爱好者，正是得益于全球化的联网而能够相互结识和交往，可以通过互联网结成和组织成少数派团体，甚至可能就此推广和普及一种新型的性欲性行为模式。

虽然电子性爱有如此多的优势，但也不要忘了它还有不太光明的那一面。从那些我称为自我性慰者和自我性别者的角度来看，电子性爱的男女，首先看重的是以最可能自私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性幻想的目的，也包括性兴奋和性高潮。相对于那个虽然现实但多少是隐蔽着的电子性爱伙伴，他们确实通常不会考虑也很少顾及对方在情感上可能受到的伤害，也根本不会去顾及对方的心情。经常不断地会出现一些事先不可预测的性攻击，这尤其会伤害年轻的网恋参与者。由手机和计算机的新媒介技术而造成的极端媒体化和性的色情化，绝不是为情欲而建构的美丽且有益的一种艺术。谁在使用手机，谁就早晚会进入色情或刺激性兴奋的网页，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更为严峻的是，一部分色情制品的个人化以及（更确切地说）是向公众开放的色情制品的个人化，通过自己公开的色情制品和通过电子色情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其原有的淫秽性。市民文化以极大努力建构的传统性秘密因此如同烟消云散。这是我们现在还根本无法评估会对我们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的一种社会结构变迁。以自慰作为最典型的例子（比较：Bloch，1089；Braun，1995；Lütkehaus，1992；Rutschky，1977），在传统性观念的时代，会被认为是自我伤害和自我虐待，而在今天则会被认为是自我刺激和自我享用。最后还必须提及的是，那些经常生活在网络中的人中，大约有2%～3%是出轨上瘾者，根据年龄段和抽查样本的不同，他们中大约有14%的人有出轨的危险。这些人长时间地逗留在网上，直到接近筋疲力尽的崩溃，他们无法从事一份有规律的工作，因而需要专业的治疗（比较比如Düring，2010）。

电子时代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和惊奇，但也充满了风险。有些人观看免费的无伤大碍的画面，动情和不动情的；有些人则在自己的电脑里下载要付费的赤裸裸的色情图像，并按自己的性趣进行加工；有些人进入一种电脑角色游戏；有些人则在聊天室里与一些匿名者进行交流；另有一些人可能坐在自己的网络摄像头前，向网友展现自己已经干瘪的身体。有的很享受自己从童话王子又变身为黑手党头目，就像在童年时代的游戏中可以不费劲地改变自己的身份；有的沉浸在自己的崇拜物中，渴望自己拥有无数这样的物；有的被禁止的画面所吸引；另有的只是想忘掉日常生活的紧张。许多人通过观看色情动作或色情画面和电影获得自己的性满足；又有许多人在调情或约会的微信群里注册寻找刺激。他们设立一个自己的注册号加上头像并写上自己的爱好，比如“女用贴身内衣裤”、“三人性游戏视频”、“逆来顺受者”，或仅仅是个“观察者”，等等。谁想在网上寻找一些自己期望的性实践，经常会发现一些如“大托尼”或“超女苏菲”等表现受虐和施虐的视频（Bondage & Discipline，Dominance & Submission，Sadism & Masochism）。当然也有专为更细化的性爱好或非异性恋们设立的网站，比如“男同性恋罗密欧”（GayRomeo）和“同性恋王室”（GayRoyal），这类网站都曾是整个新性革命和新型在线性欲性行为的开路先锋。曾经历经磨难的（女）性工作者终于能够在网上设立自己的工作门户，有些失业者也许会突然想起，“其实我倒是可以在网上提供性服务，顺便挣些补贴家用的钱”。最后要说的是，互联网不仅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性窥视秀，一个巨大的性影院和一个无所不有的穆勒医生性用品商店，同时也是一个全球化的电子大妓院。

但也有许多人确实在互联网上认真地寻找一个生活伴侣（74章）。2011年，约会服务网站登记有大约700多万德国人。专业的在线服务网站会按登记者的年龄、爱好等加以分类，但不能经常防止狡猾的欺骗者在其中鱼目混珠。令人感兴趣的是，如果有谁通过互联网平台找到自己的生活伴侣，现在也不再是件尴尬的事了。如同所报道的，今天的许多生活伴侣最初是通过互联网（当然也包括“脸书”）认识的。但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网恋的快速发展，庞大的选择范围，经常毫无羞耻感的直接性，以及阻止找到自己不寻常爱情的预选（比如“只找基督教徒”，“只找素食者”等）。这些在线寻找爱情者，大多是些容易害羞的人，家住山区的人，有残疾的人，或是一些没有多余时间的人，她（他）们要在家照看孩子，没时间按传统的方式晃来晃去漫游在一家家单身者聚集的酒吧。全球互联网的用户同时也可能是些在头脑中盘旋着某种特殊性爱好的人，他们相信自己是这个地球上有这类罕见爱好不多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因此想通过互联网寻找与自己有着类似性爱好的同伙。如果他们有一天终于能够通过网络发现生活在地球某个遥远地方的某个人，竟然也有着与自己类似的性爱好基因，那么就不再会感到那么孤独。总体来说，互联网也有一些颇受欢迎的功能，它能够提供一些澄清和解释的服务，尤其是在与“性”相关的问题上，能帮助人们进行自我启蒙。

一个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是：经常造访性交往平台，是否会因为不可回避的性刺激而提升现实生活中的出轨率呢？还是会因为得到了经常的性欲（愿）望释放机会而降低其出轨率？仅有的确切认知是，互联网性爱能够给许多人送上性的安宁。它甚至还可能保护那些性冒险者在传统生活中的伴侣关系。但由于至今还没有出现可靠的实证研究，所以谁也不能非常负责任地肯定这一点。能够给出的肯定回答只是：在网络中观看性视频和在现实生活中出轨的这两类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邃的鸿沟；在个别的情况下，借助互联网向外释放自己性冲动的行为，甚至能够稳定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持续的伙伴关系。

有一些与人人都可以造访的互联网相关的重要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以解决。比如：应当怎样追究网上事实的或有嫌疑的性犯罪者的法律责任？应当怎样处置在线的儿童色情观看者？比如：如果一些政客一方面在公众面前竭力申明反儿童色情，另一方面却又对这类实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否算是参与了这项肮脏的交易？他们在这里是否只是侵犯了有法律效用的国际协议，还是有必要去警察局报上他们的名字备案？作为一个性医学者和性法医学者，我知道，刑侦警员常常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而停止了对儿童色情制作人所进行的刑事追究，我在过去的几十年总是不断地经历这样的事情；与此同时，一些迄今为止与犯罪毫不相干的一家之父，却偶尔被人发现在电脑中下载了裸体幼女的照片，然后因法院的判罪而毁坏了至今的生活。汉堡的高级法院在不久前甚至走得更远，明令将在网上看这类图片定为犯罪行为（AZ：2-27/ 09 REV）。

对于性学家和治疗师来说，在网络2.0以它的各种形式如网络论坛、博客和聊天等提供服务的同时，当前通过电子邮件信箱、聊天室或互动式网站所进行的在线治疗或电子心理治疗这么一种发展方向，也是很令人感兴趣的；病人和治疗师在这种模式的治疗中，不必再脸对脸地看着对方的眼睛，因而能够较少有心理障碍地陈述自己的尴尬事件。至今只在这类治疗中使用的行为治疗方法，据说因此颇有成效。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心理治疗的未来领域，在当前主要表现为预防、疗后护理，或是过渡式治疗——即帮助那些在原有的治疗中，由于某种原因在某一次不能或不想亲自去自己的治疗师那里看病，便可以在线服务作为前后的过渡。在线心理治疗，只是电子医学发展的一个旁支。其实早就有人在努力试验，用计算机取代通常的医生，它能在一秒钟内进行亿万次操作。如果它不能完全取代（我们今天仍还是这么假定）一个正在观察、看、说、触摸和富有同情心的医生，那么计算机至少也能帮助做出病情诊断，这也鉴于不断爆炸式递增的医学知识。

电子数字化究竟会把人类带向哪里，一种无时不在、超文字、拥有更多知识、互动、横向联系的一切，能够调动和改变既定现实、理性或潜意识的这种人类技术，还会激发社会的哪些变化，我不想对此再做更多的其他推测。我们只要思考一下：对今天的网民来说，互联网比那个仍然被称为现实的世界已经感觉更现实些。社会学家斯文·莱万多夫斯基（Sven lewandowski，2003：326）就此得出结论：互联网色情“建构了一种‘点击，交媾，忘却’的模式，它用‘供’过于‘求’解决了原先资源稀缺的问题，再现了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这也不免令人想起，按专家所说，如今股民持有交易所股票的时间跨度，不再像以前那样持有几个年度，而是平均只有22秒。动力也来自于那里的电子数据化，人们因此也更愿尝试冒险。如果在不久（即将到来的电子化时代）的某一天，也就是当性满足的感受不再像以前那样至少持续24个小时，而是只有几分钟，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也就失去了市民社会强加给它的结构。

65 生活与性关系模式的新型联盟或多样化

传统家庭在数量上的递减和在社会地位上的贬值，以及由于传统性关系和生活模式与新型生活联盟的日益差异化，导致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家庭和性关系的解离和弥散化，传统的关系和模式或是遭遇排除，或是被同化。

社会学和性科学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这种社会发展倾向和转型（比较比如：Düring，1994；Düring und Hauch，1995/ 2000；Schmidt，1993/ 2000，1995，1996；Schneider，2002；Schmidt et al.，2003，2004，2006；Starke，2005；Mathiesen，2007；Peuckert，2012；Seiffge-Krenke und Schn-eider，2012）。我把这类现象发展的表述概括为去管制的多样化。因为按我的理解，“去管制的多样化”主要贯彻的是持久灵活的战略策略。从这个角度上说，它也在第一意义上包括了性与性别的领域。那些实证社会、市场社会、知识社会、信息交流社会和经验社会的倡导者，将这类多样化归结为后福特主义的“开放是必要的指导原则”这么个公式。为了确保这一点，必须迅速建构一种跨越一切原有界限的连接。与这样一种经济策略和与此相应的社会要求还极不相兼容的是：死板的社会角色、一成不变的认知标识和无法渗透的心理认同。要想拥有连接能力和有成效的前景，必须与这一切既定的社会和心理状况相反，去要求一种有着短暂、部分或片段式的行为方式、认知标识和心理认同，使之最终成为一个模板式的自我，有着像一个工具箱那样的效用，可以按需要随时取出、补充或是连接里面的工具。“后福特主义生活策略的关键点，”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n，1997：146，149）写道，“不是在于构成身份认同，而是避免任何固定的身份确认。”正因为如此，比如“一个散步者，一个流浪汉，一个旅游者和一个游戏的玩客，从后现代生活策略的角度来看，都有着对束缚和固定关系感到恐惧的一种共同隐喻”——“出于同样的理由，朝圣者就其现代生活策略和艰巨的身份认同构成的任务来说，是最适当的比喻”。

几乎每天都能在公共媒体中看到和感受到当今时代社会和精神关系的多样化。这里是：一个曾经受监视的反宪法嫌疑人，成了内政部长；一个曾经的房屋擅自侵占者，成了警察局局长；一个曾经的性犯罪者，成了高级司法鉴定专家；那里是：一个法官正在为社会不允许的非法行为，争取合法性；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却仍在信仰上帝；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也参加山达基教派（Scientology，在有些西方国家被认为是邪教——译者注）的活动；以及那个鲍勃·迪伦（Bob Dylan）——哦，亲爱的上帝——也允许在教皇面前吟唱，因为按梵蒂冈所说，他已不再宣传通过“性”来完成自我实现，而是通过灵性。这就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多样性。而那个“去管制化”其实就是社会强制要求多样化、个人期望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结果：因为罩上了民主装饰的客观世界，像伴有水果用来粘鸟的泥棒那样极其诱人、富有成效、公开，却又对谁都无所谓。政治上与这种传统的性和性别多样化相一致的，是在今天出现较低组织程度的“一个点”运动的一种丰富多彩相映成趣的合奏，组成这种合奏的有单身汉协会、脂肪崇拜者协会、跨性别儿子的家长协会或双性恋男人的生活女伴协会，直到变性者自助团体，这些团体和协会又在通常政治事务中部分地受一些非常偏激的局部运动的影响，比如环保主义者、素食主义者，以及儿童权利捍卫者和动物保护者等协会都属于这类局部运动的团体。

具体激发这种性关系形态多元化的是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年内出现的影响巨大的自我决定和人权民权运动。这些运动一方面呼唤人的身份认同，但另一方面却又解体了它。比如：如果一对同性恋生活伴侣得到了教会的赐福（允许在教堂内结婚），并又享有国家认可的与异性恋的婚姻同等的权利，那么同性恋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形态也就失去了自身原有的社会破坏性、反常态性和顽固的执拗性。如今，这种巨大的自我决定和人权民权运动已经急剧地丧失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由于谎称自己为真正社会主义苏联帝国的崩溃，这类运动丢失了自己的幻想和乌托邦。通过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和掠夺式涡轮资本主义（Turbokapitalismus）的社会过渡，这类运动也失去了自己在经济上的游戏空间和游戏场地。一些被迫中断的改革（比如妇女应当在职场中与男人同工同酬的改革），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对，自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自助团体，达到了一种极其巨大的弥散度。按严肃的估计，20世纪末之际的德国共有6.7万个大大小小的自助团体以及它们的大约近300万的成员。从这些团体的活动内容来看，几乎每个与社会相关的问题，都有一个与此相对应的团体，比如有汞合金受害者团体、子女领养者团体、小矮人（侏儒）团体、性上瘾者团体、糖尿病患者团体、因腹腔镜检查而留下慢性疼痛的女性患者团体、意外事故受害者团体、反吸毒者团体、反酗酒者团体、婆媳关系紧张者团体、对数字13（和星期五）的恐惧者团体，以及受剥削的亚洲妇女协会，等等。有些团体或协会有的只由几个人组成，有些则大些，由较多些的成员组成，也因此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比如德国心脏基金会、匿名酗酒者自助协会、多发性硬化症自助协会、风湿病患者联席会、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全德自行车俱乐部等。按专家报道，当前一些针对社会心理问题的自助协会和团体对人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如果涉及忧郁、恐惧和厌食症等问题。在一个社会中，自助团体与这个社会个人化程度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少数人群体的社会信息讹传和影响力缺乏的程度，也取决于所谓的公共医疗体系的失败度。我们文化圈内的家庭，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剧烈的递减。如果说过去几个世纪中的“整个家庭”还有着二十个、三十个或是上百个成员，那么近几十年来，我们家庭文化的发展正在趋向于“最小的家庭”。越来越多的单一个人，就是他这个家庭的全部（或唯一的）成员。在两个世代前还是家庭常态（或是家庭代名词）的父亲—母亲—孩子三边关系，已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变得如此苍白。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和冲突，越来越从多个儿童有意识和具体地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如果这个孩子在成年后离家独自生活，他（她）就会与自己产生矛盾和冲突。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导致人的情感世界越来越浓缩为个人化和与他人的隔绝化。

由父亲、母亲、孩子构成的这种传统家庭递减的前提，是婚姻与家庭的一种在原则上的分离。这就是说，男人和女人就是不结婚，也能很自然地组成一个家庭。婚姻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丧失了它古老的象征意义，我们从这么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这个曾经神圣的机构已经向那些不久前还被看成是邪恶的破坏者们敞开了大门，即男同和女同。

传统家庭经受的去管制和贬值的发展进程，能够从可检测的人口家庭的统计变迁中读取，这是一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部分已迅速完成的变迁（也请比较81章）：

——结婚率的递减

——离婚率的递增

——每对生活伴侣或婚姻关系生育子女率的递减

——出生于生活伙伴型（不结婚或是在婚外的）家庭关系的婴儿率的递增

——一口和两口之家的递增

——妻子和母亲就业率的递增

——单身母亲以及逐渐正在出现的单身父亲的递增

——被称为混合家庭（Patchworkfamilien）的出现

——出于不同动机和利益状况，由原本没有血缘和亲戚关系的三人和多人组成的家庭的出现

——由国家认可的同性别生活伴侣关系和家庭的出现

——感谢生殖医学的发展，由用身体和幻想提供卵子和精子的捐献者、代孕母亲和专业医生共同参与帮助组建的家庭的出现

女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贝克-盖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很确切地把这类家庭表述为“后家庭形态的家庭”（“postfamilialen Familie”，请参见Beck und Beck-Gernsheim，1994）。这类后家庭形态的家庭，也就是如今存在的如单身或单亲家庭，有着持续的爱情关系却又没有性关系的家庭，由三人或更多成员组成的有着特别复杂亲密关系的家庭，禁欲或交换性伙伴的家庭，一夜情、电子性爱以及无数新性形态的家庭。在这类变迁中，由于亚文化的联结和从青少年一直到生命终点的友谊纽带不断递增的升值，也导致传统家庭的社会和情感意义显著降低，至少在社会中产阶级的上层是如此。这种自愿选择的情感联结关系，使原本没有选择和不自愿的血缘关系变得苍白。如今已经有许多人都感觉朋友比自己的亲兄弟姐妹甚至更亲近些。如今也不鲜见由朋友圈为逝者发出讣告，而不（只）是逝者的直系亲属。

按德国联邦统计局针对新世纪最初10年公布的数据，有稍多于60%的德国民众（包括东德地区和西德地区）认为一个幸福的家庭或生活伴侣关系很重要。与此相对应，只有稍多于40%的人认为在生活中有孩子是很重要的，其中包括各年龄段的女性为50%，男性大约只有35%。鉴于所谓的工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应当经常地保持时间和空间的灵活性，孩子便只能成为他们的负担。立法者给予单身独立奋斗者的优惠，也就是给家庭和其他责任共同体加重了负担，家庭成员和生活伴侣必须以自己的所能和所有，帮助和照顾有此需要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孩——一直累到这个家庭联盟几乎陷于崩溃的境地。除此之外，所谓男人对孩子的照看，大都也只是女人对他们的单方面的愿望而已，并不能做多少实事。男人们尽管在问卷中回答得很积极（比如努力照看孩子），但按2011年初的调查数据证实，在20～55岁这个年龄段的每二十个父亲中，只有一人为照顾孩子享受法律优惠，选择了非全日制（即部分的）工作时间；有4/5的父亲自述，不敢向老板递交享有法律规定的父母在家照看孩子的时间，因为担心会给自己的职业前途和升迁造成负面影响。

在2011年左右这个时间段里，大约只有1/4的德国民众还生活在一种所谓的核心家庭中，即生活在由结成婚姻的父母和至少一个孩子组成的这样一种家庭形态中。单独生活在只有一个人的家庭的未婚单身男女，在东德是8%，在西德是10%。此外还有丧偶寡居的、夫妻间还没离婚但已分居的和单亲家庭。从31～45岁这个年龄段来看，东德与西德相同，都有50%～60%的人生活在一种固定的生活伴侣或婚姻关系中。母亲生育第一个小孩的年龄，平均是30岁。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在整个德国是稍低于1.4个（也请比较81章）。在2010年，有1/3儿童的父母没有结婚证书。非婚生婴儿的比例在1991～2010年间翻了一倍多。在今天的德国，有4/5的家庭没有儿童生活在其中。有一半的婚姻如今会走向离婚。这一切都对婚姻、家庭等传统概念提出了实质和历史的质疑。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两个都是各自家庭的独生子女结婚后，又只生一个孩子，那么也就没有了传统家庭中的姐妹、兄弟、舅舅舅妈、叔伯婶娘和表（堂）兄弟姐妹。因此也就不必惊奇传统的家庭礼仪越来越罕见，友谊变得日益重要。按实证研究的数据，在我们中至少有一个朋友的人数的比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20%上升到了30%（也请比较83章）。

面对正在递减的国家福利和日渐加剧的人口老龄化，怎样才能走出这个两难困境呢？当前，似乎最美丽的幻想只能是：年轻人和老年人一起生活在一个生活共同体中，共享各自特有的很不相同的能力和经验，希望也能有这样的经济可能性。从历史上来看，似乎今天已达到了夫妻或伴侣关系持续的最高点。从人的生活年龄来看，一对夫妻或伴侣还从没这么长地在一起生活过。从生育年龄来看，今天的妇女生育第一个孩子（并且常常也是她们唯一的孩子）的年龄还从没这么迟过。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今天的父母还从没这么短地与孩子在一起生活过。

当然，互联网也改变了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方式（64、74章）。但是这种新的交往方式并不如那些文化悲观主义者所认为的，只是在往一个破坏个人关系，特别是毁坏友谊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每天都能在大众媒体中看到这类毁坏的悲剧性例子。这里可举一个新近发生的例子：西蒙娜·巴克（Simone Back）在2010年的圣诞之夜向她的脸书朋友们通告说：“吞下了所有的安眠药，不久我就将死去，因此向大家告别。”（Süddeutsche Zeitung，5./6.2.2011，S.22）她在互联网上的那1048个朋友的反应是，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谎言或恶意的玩笑，没有一个人真正出手援助。西蒙娜·巴克就这样死了，被所有的朋友抛弃了。但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同样给人留下相似的深刻印象。比如，有一个为了养家而不得不在国外工作的母亲，经常通过Skype关心和教育她的孩子；有一个分居在各地的家庭，经常借助互联网超越几千公里的距离，全家人各自聚集在摄像机前一起共同进餐。因此也可以说，互联网为我们维护家庭和友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只是现有的经验教导我们，不应当将在线的友谊混淆为不在线（离线）的友谊。但即使是已经离线的友谊也能够通过如今这么容易（像小菜一碟）的网络接触而得以维护和经常保持联系。除此之外，还能观察到的现象是：上班族就业者经常在上班时通过网络与自己的朋友联系和交流信息，以致工业化带给我们的私人生活与职业生活严格分离的规则，至少稍稍被打破。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不要忘记，工业化的进程属于那些最初使我们今天的生活关系模式成为可能的社会历史进程。在今天，成为一种固定生活关系中心的主要是激情或被证实的爱情，不再是婚姻，不再是孩子，也不再像以前农庄或小手工业家庭为了勉强度日而结成的一个生存共同体。通过居家与工作地点的分离，通过妇女被认可为独立的法律主体，通过生育率的递减和先进技术造就的生活简易化的递增，比如家中的自来水，集中供暖和供电，冰箱，洗衣机，方便护理婴儿的尿不湿，幼儿园，人所尽知的各级学校，妇女自己独有的养老金，以及最初由女权主义者发起并在新性革命进程中获得整体民众认可的性别革命等。正是通过这一切的变革，众多妇女才有可能从此走上一条自己的路，男人们也才有可能有限地接手一些以往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妇女的工作或事务。这就导致，今天的男女相互建立一种固定的关系，经常不是出于物质需求或预期能够继承遗产的目的，而是基于情感上的喜爱、性的渴望和精神（心理）上的信任；简而言之，是出于爱情。按我的理解，没有在东部的所谓社会主义，没有在西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我们的文化在战后的这种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有关这种可以被称为L型关系或关系的关系的新型生活关系的阴暗面，我在以后还要加以讨论（76章）。这里只叙述两个有趣的发现，以证明婚姻的文化权利是怎样被剥夺的：美国研究者通过对2737个人的调查证明，有生活伴侣的人比单身汉生活得更幸福和更健康；但更重要的是，没有结婚证生活在一起的“野夫妻”，要比正式结婚的夫妻生活得更幸福也更健康些（Musick und Bumpass，2012）。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结婚证，那些共同生活的男女伴侣们便会觉得自己的个性更强大、更自决和更灵活。另一个发现是德国单身男女的人数也在递增。2011年的微型人口普查显示，德国现在有1590万独居者，这是总人口的19.6%，也就是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独自生活。而20年前，这类独居者只占总人口的14%。在大城市中，今天几乎有33%的人独自生活。年青的男人和年老的妇女占有最高的独居百分比。

66 男同在运动，或者说：同性恋性欲性行为的分化

鉴于文化所认可的关系和生活模式多样性，即使具有不可分割整体性的传统异性恋和同性恋的性欲和性行为，也在某种意义上以实践和理论证实了自己是文化的产物。在总体上说，近几十年中一切典型的性形态，都被问题化和差异化了。这自然也包括异性恋的性欲性行为模式，现在它不只在理论上不再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行为（如弗洛伊德当年已敏锐地预见的那样），而且也第一次被看做是文化的产物，以致性学家冈特·施密特（1996/ 1998）能够尖锐地提问：“是否真的存在一种异性恋的性欲性行为？”——这是一个在新性革命之前没人能够认真提出的问题。

毫无疑问，异性恋的性欲和性行为不再是正确性生活的代名词，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如果同性恋者几乎不再遭受歧视，如果他们几乎不再有恐惧意识，如果他们因此也几乎不再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如同丹麦近几十年来的那样），如果异性恋不再以文化和社会的正常化和平庸化的名义挡住同性恋者走自己想走的重要道路，如亨宁比彻（Henning Bech，1998）发誓所说，同性恋早就消失了。如果他们有着与异性恋平等的权利，甚至被承认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他们就不再需要练习老的（表面）身份认同，就不再需要一次次发出老的（保护）声明，说什么作为男同或女同，并不在于他们自身的责任，而是由于大自然所为或在幼儿早期遭受一种本能冲动的命运所致；他们作为同性恋者，其实比其他人有着更文明的行为方式，并且无论如何不在第一层面上是个同性恋者，如果社会不是这么谴责他们，不是硬把他们挤进厕所中伤他们；他（她）们作为男同和女同，实际上是对父权式的一夫一妻制造的重男轻女的反叛和一种替代选择，这帮助他们的欲望最终得以自由释放。丹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在谈论“同性恋的消失”；同性恋们在那里赢得了“胜利”，因此也就如同“死亡”那样地消失了。

如果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角度来思考这种消失，完全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如今不仅是同性恋者异性恋化了，而且异性恋者也同性恋化了。并且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异性恋者也采用了“同性恋者”的自由和独特性——他们没有孩子，不再有死板的性别角色分工，有一种新的身体感觉，男人也要表现出性感，一条罗纹内裤不再穿14天才换，不再对自己的大肚腩沾沾自喜，在固定的性关系与性爱的冲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自觉兼顾老的忠诚戒律，一系列前后持续的关系，尽管生活在固定的关系中仍还有不言而喻的自慰，一夜情以及在公园里的交媾之间的关系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性革命已覆盖了所有的社会个人，以致在以往较惹人注意的同性恋者和以往不太惹人注意的异性恋者之间出现了一种互补式的适应。沃尔夫冈·黑格纳（Wolfgang Hegener，2009：130）甚至认为：尤其是男同的行为模式，“如今成了性常态的原型”。但我仍然无法想象的是同性恋在心理层面的消失，因为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心理差异太大了（比较Dannecker，1996a/2007a）。父母希望有正常的小孩，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这仍然是我们的文化基准。如果一个孕妇在今天希望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在成年后是个同性恋者，那么即使是最硬汉式的性学家，也仍会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异常。只是如今与以往时代的差别在于：在今天，人们可能会把这位孕妇的行为看成是显眼或异常；但在四五十年前，人们会认为这位孕妇是个疯婆子，因为人们无法从生命的价值和爱的价值的角度去想象这位孕妇的愿望。

生硬和狭隘的是，如果今天的心理分析家仍然忽视一切个人和文化的差异，一如既往地去讨论一些老的家长式的正常狂所留下的未解问题，比如：在严格的意义上，同性恋“特有的”性欲性行为是不是一种病态？对他们分别进行不同于其他病人的治疗，是否会有效用？以及关于同性恋“特有的”性行为有害健康的假设。显然，“同性恋者”对这些心理分析家来说，仍然与以往一样是自己对一种疾病做出的一种诊断，而他们对“‘异性恋者’从不会运用诊断这个词”，并且也不能运用诊断这个方法，因为这“没有意义”，心理分析家和性学家赖穆特·赖歇在1997年如此写道（1997：953）。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人，尤其是一些年轻女性，越来越不愿意认可从一开始便分为不是异性恋就是同性恋的这么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分类法（Düring，1994）。这类年轻女性，更愿意体验有时是同性恋有时又完全是异性恋的经历和行为，但是按心理分析的理论，一个人的性取向在童年早期就已最终定型，因此这些年轻女性向心理分析学说提出了一些目前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众所周知，弗洛伊德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成年人性欲性行为的发展会受到这方面或是那方面的限制。对他来说，同性恋是一个方面，异性恋是另一个方面；偏离这两者的，都是变态行为。这种分类也适用于临床和治疗的综合语境，除了一些隐性的名词变更外，今天的情景在总体上仍与以前大致相同。但这类神圣和非神圣的父亲—母亲—孩子三位一体的，迄今为止被我们文化所认可的性模式，在当今的文化和社会中，却日益丧失着其象征性的影响力，因为其间的界限变得有些不再清晰，它们的身份认同也变得有些脆弱。原有的三种大的（异性恋、同性恋和变态）性行为，如今已不再相互严格分离。性和性别的感受方式，即以前在临床和非临床中被归为异性恋、同性恋和变态的行为方式，现在却由于没有相应的其他分类法可借用，而走出了原有分类的魔圈，它将自己定义为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以心理分析家们的保守态度作为实例，已经足以说明：人们对同性恋的恐惧和仇恨还远没有从我们的文化中消失（35、78章），并且尤其是仍在如此教育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也正因为如此，众所周知，在学校的操场上和课间休息中，“同性恋”仍然是个恶意的侮辱用语。我们不应忘记，最近几年的实证研究数据表明：在自由的西方国家中，大约有50%同性的性渴望者并不向自己的同事透露自己的性取向，只有30%的同性恋者会向自己所属的宗教团体透露自己的性取向，而在朋友圈中，则会有80%～90%的人愿意表白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在总体上，双性恋者表白自己性取向的比例更小得多。虽然自由化已成为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是同性恋者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遭受侮辱和歧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为在我们所有人的潜意识中都隐藏着同性恋欲望的这么个事实。只要双方（同性恋和异性恋者）都坚持认为异性恋是基本的性取向，并且仍然继续有意识地不敢正视自己潜意识中的同性恋欲望，那么常人对同性恋者的仇恨和恐惧也就不会消除。只要双方（同性恋和异性恋者）都坚持认为异性恋是社会基本的性形态，并且仍继续执意不敢正视自己潜意识中的同性恋欲望，那么常人对同性恋的仇恨和恐惧就根本无法消除。只要异性恋和同性恋的性欲性行为仍然作为社会精心设定的性形态存在着，那么对同性恋的仇恨和恐惧也就只能任其存在了。

正因为如此，就更能够理解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只是希望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希望能享有与异性恋者相同的权利，并希望自己的生活伴侣关系像异性恋生活伙伴关系那样，得到婚姻主管部门的认可。因为一个正常的人，仍然——如一个国家队的足球英雄所说——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事。同性恋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它表明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群人是怎样仅仅由于他们的性欲望和性行为，便成为一个遭受我们文化中宗教、思想和政治承载者拒绝的群体。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具有自我意识的“同性恋者”的登场。当时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运动对文化和社会心理造成了其影响力在整个20世纪具有唯一性的震荡。法律与道德不再没有任何过渡或条件地重合在一起。那个针对同性恋的可憎恶的法律条款（Theodor W. Adorno），虽然直到 1994年在西德由于两德重新统一的进程而废除，但实际上东德是在1968年到1988年，西德是在1969年到1973年的自由化过程中就已经被突破。在经历了被乱石砸死和酷刑迫害，在经历了监禁所和集中营之后，也在受尽了全社会各阶层市侩庸人的歧视和出卖之后，爱男人的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集体和公开地承认自己的特殊性取向，不需再担忧自己的身体或甚至生命遭受危害，并也第一次赢得了一种确切的自我意识。当同性恋者用昂起的头将原本充满侮辱性的“（男）同性恋”（schwul）这个词公开地用来作为捍卫自己战斗的用语，并以此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揭去了这个词原有的敌意和侮辱特性之时，已经有了自我意识的同性恋们也就轻易地抵挡了市侩小人刺向他们的长矛，并将它掉过头反刺回去。

自17世纪起，高低（标准）德语之后就有“Schwul”这个形容词，用来表示令人窒息的热，如同今天与“凉快”（Kühl）有些相对的“酷热”（Schwül）这个形容词。自19世纪以来，“Schwul”这个词在口语中也被用来表述男同性恋的行为，并且自20世纪以来，科学界已主要用“同性恋”（Homosexuell）这个词来表述这类行为——这个表述由那个把自己称为克特贝尼（Kertbeny）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翻译家和作家卡尔·玛丽亚·本科特（Karl Maria Benkert）所发明。这个希腊—拉丁语的用词“同性恋”（Homosexualität）或“同性恋主义”（Homosexualismus），是克特贝尼1869年第一次在公众的媒体中匿名使用，当时他和那个无比勇敢的德国法律顾问和作家卡尔·海因里希·乌尔利克斯（他曾为他做过一些政治协助工作），一起上阵为男同因为爱情所遭受的歧视和刑罚而鸣不平（比较Anonymus，1869；Kertbeny，2000）。另外，克特贝尼也在19世纪60年代发明了异性恋（Heterosexual）和异性恋的性欲性行为（Heterosexualität）的表述。但它们在1880年由古斯塔夫·耶格尔（Gustav Jäger）在他的《心灵的发现》（Die Entdeckung der Seele）一书的第二版发行时才被公开应用，并且又一次是匿名的（也请比较Jäger，1900）。

20世纪70年代的同性恋运动，自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那些医学在19世纪末发现并最初惊讶地诊断为某种变态病态化了的男人（比较Herrn，1999；Pretzel und Wei，2012）。其实，男人对男人的性渴望，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只是怎样经历、评价和描述这种性渴望，一定取决于当时所处的那个特定文化。比如在古典时代甚至被柏拉图提升为治国方略的男人对男人的爱欲，与我们当代的男同性欲和性行为，一定有着巨大的差异。从苏格拉底的情欲，绝不会将我们导向通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罗兰·巴特（Roland Barth）或彼得·柴可夫斯基（Pjotr Tschaikowski）情欲的道路。如果把一个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或安东尼·珀金斯（Anthony Perkins）的男人之爱与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纳粹党卫军冲锋队头子恩斯特·罗姆（Ernst Rhm）、美国联邦调查局头子塞西尔·J.埃德加·胡佛（Cecil J. Edgar Hoover）或新纳粹分子米夏埃尔·屈嫩（Michael Kühnen）的男人之爱等同起来，就会因为抹去人与人之间性的个人特殊差异而助长对不同性欲望和偏好的一种偏见。与此相同的自然还有对当代女同所做的那种比较，即总是把她们与萨福（Sappho，公元前7世纪希腊女同性恋者和诗人。周作人早年曾译介过她的诗歌——译者注）进行比较，或是把西蒙娜·德·波伏娃与马丁娜·纳芙拉蒂诺娃（Martina Navratilova）的一种女同式爱情或是把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女同主张等同起来。

德语口语中“男同的”这个词，长期以来都带有一种明确的轻蔑和贬义。在今天，这个词已经有了它的双重意义：它既有一种解放的意义，也仍如原先一样是个骂人的词。一方面，同性恋者不再在总体上属于（福柯非常关切的）无耻或不名誉者，他们自豪地举行同性恋的示威游行（Gay Pride Parades）或是同性恋音乐会（Gay Games）；在有些国家，他们的婚姻已能得到教会的赐福，婚姻登记处——这个曾经神圣的国家机构，几乎也完全向曾经打破自己神圣的破坏者敞开了大门。但在另一方面，同性恋们还被作为另类，遭受德国的那些正常狂们的谩骂甚至是谋杀；一个颇有声望的基督教研究学院不止100次地向性学家询问：同性恋的性取向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因后天的某些因素造成的，这些同性恋者是否与其他人具有同等的价值；著名的躯体物理研究者正在寻找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同性恋基因；在基督诞生2000年后的今天，天主教的神父们仍在宣扬：同性恋的性欲性行为违反“自然规则”。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和梵蒂冈的压力，2008年12月在反对歧视同性恋的联合国声明的表决大会上，192个成员国中只有66个国家投了赞成票。这就放弃了对在欧洲以外许多国家中同性恋的遭遇和生活处境的关注，比如在伊朗、也门、索马里、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毛里塔尼亚和苏丹等国都会对同性恋者判处死刑，新加坡、孟加拉国、圭亚那、肯尼亚、乌干达、布隆迪、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都会对同性恋者判处终生或高于10年的监禁，比如乌干达当前正在计划制定更严厉的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法律，甚至直到判处死刑。

我们以前也并不比这些国家的现在情况好多少。查士丁尼皇帝（Kaiser Justinian）在公元538年颁布的诏书［也称为《法律增补77条款》（Novalla 77）］中，除了禁止亵渎上帝外，也严厉禁止男人之间的“性交媾”，因为这两者都会招致饥饿、地震和瘟疫。这以后的整个中世纪，男人与男人的性“交媾”在我们这里同样要受到死刑的惩罚。直到在1794年制定的普鲁士法第116条还规定了对同性恋者的死刑处罚。英国在1861年才正式废除对同性恋者的死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就此从世界上消失。在20世纪，德国纳粹不仅加重了对男同间性关系的惩罚条款，强迫他们挂上侮辱性的粉红色三角标记，还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致使上千人遭到谋杀。在整个纳粹时期，所有同性恋的男女，都生活在一种无尽的恐惧中。但即使在纳粹帝国崩溃以后，德国同性恋者遭受迫害的历史，依然作为一种历史在延续（请比较比如：Lautmann，1977；Schiefelbein，1992，1994；Grau，1993，2011；Initiative Mahnmal Homosexuellenver-folgung，1997；Heinrich-Bll-Stiftung，1999；Jellonnek und Lautmann，2002）。

在性解放和“卑鄙的同性恋条款”案件后，同性恋的历史最终变为我们解放的历史。“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那些以往因为遭受迫害而被深深激怒的同性恋者们，开始写下文化历史的进程（也请比较78章）。他们那种由丹内克尔和赖歇1974年在对性行为的科学研究中所发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在4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的生活方式，现在被看成是今天新性模式的文化前身或前型：协调以往被看成是不可兼容的个人心理需求与社会规则要求之间的平衡；巨大的社会适应性，与原生家庭保持距离，生育和护理孩子的意愿，在现有持续的爱情关系中寻找快捷而不费周折的性快感和性享受，非常能够自我取乐（自恋和自慰），并在与社会的交往中拥有一种高度的灵活性、机动性和创新能力。

67 女同在运动

如同加布里埃莱·登纳特（Gabriele Dennert）、克里斯蒂安·莱丁格尔（Christiane Leidinger）和弗兰齐斯卡·劳舒特（Franziska Rauchut）用事实证明的那样（2007）：女同性恋者遭受迫害的历史以及她们为人权的斗争，也可以追溯到100年前。第一份独立的关于女同性恋性欲性行为的论文，由一位名叫艾玛·特罗塞（Emma Trosse，1863-1949）的女教师和女作家发表于1895年（比较Leidinger，2011）。但我们的社会中，女同性恋者组织起来成为一种（狭义的）政治运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刚刚出现在东德，20世纪80年代初才出现在西德。之前的女同性恋运动或是被整合在普遍的妇女运动中，或只是与女权主义者进行着争辩，并没有成为一种独立或广泛的社会运动。但是“女同”（Lesbisch）这个词与“男同”（Schwul）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没有了蔑视的意义，而是转义为“自我意识”。

1982年在海德堡成立并正式注册登记了“女同性恋者协会”。按该协会自己给出的数据，它在2008年11月代表了大约5000名爱着女人的女人，并在自己网站的首页如此写道：

我们想做些什么？——我们只是想向其他人展现“女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赞同走出去和推动“女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发展；支持女同性恋者之间的相互联络；反对在一切生活领域中对女同性恋者的歧视；刻意将女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建设成为一种与其他生活方式有着同等权利的生活方式。女同性恋者协会把自己理解为是女权主义妇女运动的一部分，致力于争取女性的自我决定权。相对于男人，不管是女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作为妇女的生活，都在不断遭受暴力、歧视、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不公平待遇，都被简化为可享用的性和生育机器。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女同性恋者协会也将与其他妇女协会或团体结成同盟。……我们的理想是：不妥协地实现女同性恋者协会的政治要求，这就将引导我们去设计一个在今天看来似乎仍然有些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我们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消除了一切歧视的世界里，也就是说，在我们设想的这个世界里，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是女人还是男人，是变性、双性恋，还是自恋，有其他能力还是没有，这一切都已不再重要。这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没有暴力和没有等级之分的社会，它因此不再有特权者，从而也就不再有弱势群体。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女同性恋不再是一个政治范畴，而是对一种性欲望和性取向的表述。我们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只是至今的现实与我们的梦想还离得很远。我们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的前行步骤是：创建带有保证覆盖到每个个人基本保险的经济和社会平等，争取设立一条因为执行得力而使自己不断成为多余的反歧视政策，充满自信地展现女同性恋的文化和历史的连续性，这其中也包括在媒体、教学大纲和艺术中正面肯定地表现女同的生活方式。只要我们还行走在这条路上，那么女权主义就一定是我们的政治要求！（http：//www.lesbenring.de/selbstverstandnispapier.html；accessed：4.11.2008）

1999年建立的“男同和女同联合会”（LSVD），它在2008年11月给出的成员数据是3400人，这是一个男同和女同共同组建而成的联合会。他们“共同为争取平等权利和社会认可而斗争。它还有意识地选用了‘在德国的女同和男同联合会’作为自己的名称。这是为了表达，生活在德国的不仅只是德国人。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为跨文化的。来自许多其他文化、其他国家和种族的男同和女同都参与了这个联合会的工作或活动。——可以这么说，男同们在联邦德国已经实现了许多个人和社会的解放。越来越多的男同有意识地过自己的生活，并且自信地展示自己的性取向，不管是在家庭里，在工作场所，在工会、党派和社会团体中，都应将德国的同性恋运动以民权问题的形式展开活动。1990年在莱比锡成立的男同协会作为民权运动的分支被冠以‘全德男同性恋者联合会’的名字。——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西德这边的女同运动主要整合在女权主义的妇女运动之中，并作为此运动的一种分支力量开展自己的活动。与此同时，她们也在其中不断构建和扩展有自己运动特点的基础，为女同们创造相互交往的机会，如女同电话专线，帮助组建各种不同的兴趣小组，创办女同迪斯科和咖啡馆，设立女同专用信息网络和提供文化服务，其中包括传单、杂志、书籍、出版社、电影、音乐和戏剧。在20世纪80年代，她们又着力于揭开自己的社会不可见性面纱，争取更多的政治影响力。东德的女同和男同也经常共同参与工人阶层的活动。在东德政权崩溃和东西（德）统一之后，东德的女同大多专门致力于妇女运动内部的活动。——但在全德的层面上，很少听到女同为争取全部女性公民权利的一种努力。自1999年以来，女同也与男同们结成一个共同联盟以代表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益。男同和女同协会就此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同性恋者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支持和帮助女同和男同解决所遭遇的一切根源于偏见、社会或法权歧视、排斥、敌视、暴力和种族主义的问题。但它又不愿像一个‘修复机构’那样，对由统治结构给人造成的伤害去做一些弥补或修复工作。作为民权联合会，它更致力于改变既定的社会关系。它的目标是：争取同性恋者作为社会少数群体的自由和解放，参与和融合”。（http：//www.lsvd.de/88.0.html；accesed：5.11.2008）

这就是目前我们社会中的女同运动。她们也正逐渐以一种特别的亲密关系形式的代表在社会上公开亮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影和电视剧，也主要把她们表现为年轻、漂亮、坚强和颇有成就的女性形象。这期间也有一些颇有名望的女同，公开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当通常被称为彩虹色家庭的女同们争取自己做父母的权利的时候，她们也就同时进入了公共领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当然其他时候，她们在LGBT——性恋少数群体（L为女同、G为男同、B为双性恋，T为变性者）的活动中，与B（双性恋）者相像，更愿意让G（男同）和T（变性）者在前台表演。

但在学术界自几十年来早就不是这种情况了。这里可举的例子是，比如由受雅克·德里达、莫尼克·维蒂希以及尤迪特·巴特勒思想影响的同性恋活动家比阿特丽斯·普雷西亚多（Beatritz Preciado）所撰写和发布的《反性者宣言》（Kontrasexuelle Manifest，2004）。宣言声称要废除一切旧事物和旧规则——即废除男女性别，性关系模式，如婚姻，也包括同性恋婚姻、家庭，尤其是阴茎和阳具勃起的文化意义。在一个把传统的阴茎定位于只是借助“自然威力”的生物性假阴茎的假阳具化进程中，应当用超越性别差异的假阳具取代带有性别歧视的旧的一切（Preciado，2010：2）。同性恋男人会感到幸运，如果现在能够把他的阴茎定义为“生物性假阳具”。带有巨大阴蒂的男女两用假阳具的目标器官不是阴道，而是超越性别的肛门，这似乎表现出人类的未来将主要是肛交。受宣言作者的鼓舞，“施虐和受虐文化”也成为同性恋新的主体态势，这种性虐文化估计在未来应当被理解为是身体与机械制造对象之间现代关系的一种基本特征。那就需要引进一种摆脱自然冲动和超越爱情的事先有合同约定的性行为和性交媾，以帮助性工作者在作为“肛门无产者”（同上）的同时，也能上升为时尚的多媒体身体表演者。

现在需要提问的是：在这份《宣言》中到底插入了多少讽刺和战略？——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完全是鉴于当前并没有多少影响的有关性别和同性恋的辩论，尤其是在大学里，但也鉴于已有几十年历史的那种尝试，即通过理论和政治行动建立一种“女同身份认同”，以对抗非此即彼的性别二元律和异性恋的文化强制；斯特凡妮·佐伊尼（Stefanie Soine，2000）曾经印象深刻地回顾过这种尝试。另外，这里还需要回顾的是，德国的批判主义性科学和艰难且缓慢地持有开放态度的德国心理分析学家的尝试——终于转向研究和关注女同性恋的性欲和性行为。由于得益于父（男）权制的社会关系，最晚自卡尔·海因里希·乌尔利克斯起，男同性恋的性欲性行为形式已经得到了科学界的关注。在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汉堡研究院的西格里德·舍费尔（Siegrid Schäfer，1971，1975）、法兰克福研究院的乌苏拉·弗里茨（Ursula Fritz）和亚历山德拉·冯·施特赖特（Alexandra von Streit，1979a）等性科学研究的介入和干预，以及由伊娃·S.波鲁杜（Eva S. Poluda，1996a/ 2007a，2000）和曼努埃拉·托莱利（Manuela Torelli，2008）在性科学和心理分析学之间建构的桥梁。

68 双性恋者

大约自30年以来，双性恋者的性欲性行为第一次有了现实的机会，成为一种自成一格的性和性别实践。被科学设计在绘画板上，它已有100年的历史（比较Goo，1995），自然是风险多于机会，更像是一种抽象的天资或无意识的能力，而不是有意识生活中的一种具体、公开和稳固的性欲望和性行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双性恋男人，尤其是双性恋妇女反抗原本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

当20世纪60年代反权威运动进行之时，双性恋的性欲性行为，第一次被赋予了解放的力量。但那个时代男人的性欲和性行为都还普遍太固定，而女性的则相对比较易变，因而似乎能够用解放赢得的机会从事这一实验。我曾在性革命接近终结的时候，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一起无谓地想寻找出不仅仅只是作为行为的，而且也以自己特有形态出现的双性恋。也许这种形态已经存在，只是我们还不能看见它，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还仍然主导着异性恋—同性恋—变态性恋这么一种传统的老三件。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所有的双性恋者都会被怀疑，他们特有的性欲性行为不过是一种幼稚的狂妄自大，是一种被阻断的同性恋情结，一种自恋障碍，或是一种解除其他社会心理问题的救急之计。

因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双性恋现在决绝地退出异性恋、女权主义以及同性恋的轨迹，独自登上历史舞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文化和社会的核心，仍然一如既往只习惯于二元律的思维法：不是男就是女，不是健康就是有病，不是白就是黑。当然也一直存在双性情结者、跨性者和性倒错者。只是这类性欲性行为和性情结却历来被否认有一种文化形态的尊严。因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双性恋者们一直在为争取自己的尊严而斗争。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脱离女权主义者和男人的运动，脱离女同和男同的运动，聚集在自己建立的自助团体中，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1999年在阿姆斯特丹第一次举办了有关双性恋的学术讨论会；以每两年的时间间隔，接着又先后在伦敦、纽约和柏林举办了这类学术讨论会。

有越来越多的双性恋者被媒体发现和制造，在公众面前露脸，有时是自己主动，比如1996年第一次有个西部德国电视台的主持人主动表露自己的双性恋性取向，有时则是被迫的，如一个联邦部长被说成是（所谓的）双性恋者。

当前在互联网上，经常会出现一些以男人作为自己身份认同的女人和以女人作为自己身份认同的男人，哈佛女教授玛乔丽·加伯（Marjorie Garber）为此欣喜地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双性恋的时刻。”如果说，老的流行歌明星如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和大卫·鲍伊（David Bowie）还在玩一些雌雄同体或变性的游戏，那么新的歌星如迈克尔·斯泰普（Michael Stipe）和柯特妮·洛芙（Courtney Love）则已经真的在这么做了。如电视连续剧《罗珊娜》（Roseanne）或《梅尔罗斯广场》（Melrose Place），如电影《三心一意》（Three Hearts）和《三人组》（Threesome）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主题。连《新闻周刊》（Newsweek）最后也在1995年把双性恋作为一个封面故事加以报道——《不是同性恋者，不是直男，而是一种新的性别身份的崛起》（Not Gay. Not Straigth. A New Sexual Identity Emerges）。按这份杂志报道，当时在美国有1400个双性恋者团体，其中也包括“明星粉丝团”和“酗酒的双性恋成年子女自助团体”等。专门报道双性恋的媒体机构有：“双性恋有线电视节目”和“双性恋网站”，以及“双性恋简报和杂志”。另有一些媒体则更关心揭露那些受观众宠爱的女英雄如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和男英雄如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在真实的生活中都是双性恋者，与男人和女人都有性交合。双性恋，现在也更细化和多样化了，按不同的主要偏好，可将那些巨星们大致分为“双性恋的直男”（Bi-straight）、“双性恋的双性恋者”（Bi-bi）或“双性恋的同性恋者”（Bi-gay）等类型。

由于艾滋病的暴发，必须认识和懂得双性恋的许多性行为。双性恋者被看成是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和未感染艾滋病的异性恋者之间的传染媒介，不仅被强制作预防性观察，而且也成为政府反艾滋病宣传和艾滋病自助传单所专注的对象群体。

这期间，性学家们也转向把双性恋的性欲和性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举办大型讨论会，实证研究这一现象，并试图确定双性恋在民众中的比例。这并不简单，因为新性者的特征是，他们拒绝传统的对性别的确定，他们也想超越自己原有的性别身份认同。对于双性恋者来说，他们最终的性别身份认同愿望，不再是传统的性别身份认同，不再是一种排他法，而是一种包容性——如奥斯瓦尔特·科勒（Oswalt Kolle）和吉安娜·纳尼尼（Gianna Nannini）公开表述的那样。

所谓双性恋者，无非是两类人，一类是自我认同为双性恋者，一类是在实证调查前的一年里有过双性恋行为的人，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性科学家们确定的双性恋比例游离在0.2%～10%之间。

除此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性取向并不能作简单的政治或历史分类，因为这是纯粹的个人私事。这类观点的主旨是：自我优化、自我调节。这种观点所提出的自我优化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如今也没有什么可再加以隐瞒的；但这种观点提出的自我调节之所以很难，是因为过一种双性恋的生活，未免是一种不断突破和不断游离和进出于一夫一妻制和性对象的专一的生活。另外，据其他一些研究所称，通常人对双性恋的恐惧更甚于对同性恋，因为这里涉及一些通常会令人感到困惑的事——就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人们现在已经可体验和生活的所谓动态的性的第一阶段。嘿，每个时代都提供机会，但又有它特定的问题。

69 施虐和受虐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性革命也为特别是BDSM——也就是“捆绑和调教”（Bondage & Discipline）、“支配和臣服”（Dominance & Submission）、“施虐和受虐”（Sadim & Masochism）——的追随者提供了可能性，与100年前相比，他们非常容易地公开承认自己特有的性渴望。当原先的秘密不再是秘密之后，原有的负疚感甚至罪孽感往往也随之烟消云散，自我意识得以提升，因而也就更增加了其中能够获得的性满足度。其实同性恋的施虐和受虐爱好者，在此之前早就已经把这一爱好发展成为一种可观的亚文化，但对异性恋的施虐和受虐爱好者来说，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构成了自己的谈话和交流圈，设立了自己的文化项目和联络与协调中心，才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头条新闻》（Schlagzeilen）；以致直到1990年前后，才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有政治影响力的SM运动。2003年，终于成立了“全德施虐和受虐者联合会”（BVSM），作为施虐受虐者的一个最高自助团体（请见http：77 www.datenschlag.org；Passig und Strübel 2009）。但现在却是由互联网在给出一切毫无顾忌的尴尬基调。即使在完全正常的交友网站上，也会在寻友过程中被询问：一种倾向于S或M的爱好，是否会影响与您的交友关系？

“受虐”（Masochismus）这个表述是按作家利奥波德·冯·萨克-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的名字，由心理医生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第一次使用而流行；“施虐”（Sadismus）来自于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侯爵（Sade）的名字，但总是不断有人声称，“施虐”这个表述并不是该侯爵发明的，而是取自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法国文学。

当初那些性学家，比如阿尔伯特·奥伊伦堡和伊万·布洛赫等人，比较深入研究的是施虐受虐者的变态心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德国性学家，只要不涉及司法鉴定的问题，比如“取乐杀人”是否真的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他们对变态的研究相对比较有所保留（Schorsch und N. becker，1977）。只有汉堡研究院的斯宾格勒（Spengler，1979）和法兰克福（美因河）研究院的艾尔普（Elb，2006）打破了这一沉默，对SM做过一些值得提及的研究。因而便很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性学研究会在2007年5月举行的第22届科学会议，专门以“快乐和痛苦——施虐受虐的前景”为会议讨论的主题（比较Dekker，2007）。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么个事实，会议组织者安德烈亚斯·希尔（Andreas Hill）、佩尔·布里肯（Peer Briken）和沃尔夫冈·伯尔纳（Wolfgang Berner）——这三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心理医生、法院鉴定师和心理治疗师——他们不仅邀请了SM交往圈中的（男女）代表，而且还非常认真地倾听他们的叙述。这完全是件新出现的事，如果没有新性革命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可查阅的有他们三人编辑和出版的会议全集（Hill et al.，2008）。

这个全集也记录了那个同样颇有经验的心理分析学家尼古拉斯·贝克尔（Nikolaus Becker，2008：159）的一段认为心理分析仍然应当一如既往将SM作为变态加以观察的讲话：“从变态的角度来研究SM，对于心理分析家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常常刚刚发展了一种对这类现象的理解模式，但这类现象却又发生了变化。这就显得心理分析家总是有那么一些老派和滞后”，他们“经常只能是跟在那些新的性形态构成的后面跑”。这里并不特指某种特定的，如性的变态现象，而是说由新性革命带来的新型性欲性行为的现象（也请比较70、71章）。

但是按我的理解，施虐和受虐的性感受和性行为方式，不能被看成是病态的。这种感受和行为存在于绝大多数异性恋和同性恋男女的想象中（请比较比如：Azoulay，1996；Passig，2008），并且不仅仅只是存在于想象中。这可以从金赛的采访报道中得到证实。在他采访的2200名女性中有55%的人，567名男性中有50%的人，坦诚经历和体验过一种出于“色情欲望”的“咬伤”（Kinsey et al.，1953：678）。通过疼痛获得快感，通过臣服得到安宁，似乎是人类的普遍反应。主动或被动、顶端或底部、强行占有和趴地爬行、统治和臣服，已经是我们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也隐约地出现在一贯被视为温柔浪漫的爱情生活中。另外，折磨和受折磨、打和挨打，也是基督教、（其他）宗教和文化的一种本质。

我很愿意看到，“施虐狂”、“受虐狂”或是“施虐受虐狂”这类疾病名称，从如今给出基调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国际疾病分类》（ICD）和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消失。毕竟施虐和受虐的游戏有着很大的跨度，从游戏式的捆绑、抓咬、打屁股和鞭笞身体，到伤害性的拷打、致残、强奸和杀人，不能一概而论。将这一切体验形式和行为方式都强制地归为一种疾病诊断，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因而也是荒唐的。

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如果从外部观察的施虐受虐行为使当事人自己和他的游戏伙伴遭受危险的伤害，甚至导致死亡，或是这类行为出现了一种强制的、不可遏制和瘾癖的形态，那么就是出了问题，就需要对此进行治疗（72章），也就是说，当性虐行动者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的时候，还是需要治疗的（比较比如：Briken et al.，2006，2007；Berner，Briken und Hill，2007）。但如果只是涉及一种在经典色情意义上的虐恋行为，那么这只是反映出一种社会心理的需要，这可以追溯到童年的心理成因，并且按心理分析和性学的理解及经验，这种行为有助于应对和缓解虐恋者的一种心理创伤或一种不可忍受的内心痛苦。因此也可以这么说：捆绑，捆住了一个老的创伤，或是说：鞭打，打走了一个老的心理创伤。性虐者可能需要的诊断和治疗，不应从文化对这类性行为的多或少的宽容出发，而是应当从其个人领域的攻击性、不可遏制的冲动、自我价值体验、结合能力、感受能力和控制他人的心理需求出发，这就不会诊断出一种单纯的“性变态”或“性欲倒错”，而是比如能够诊断出一种心理创伤，一种攻击性的反社会症状，一种人格障碍，一种强迫症或一种瘾癖。

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能揭开虐恋的神秘面纱。虐恋绝不是如人们至今仍然想象的那么性感或是说那么能给人带来性快感。如果对它进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并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教科书对“正常的”性欲性行为或是一种“变态”的性欲性行为的描述。比如施虐和受虐行为并不需要在激情同时递增意义上的性体验的同步化，以及最后可能同时获得的性高潮。在“正常”的性交媾中仍然具有中心地位的性高潮，在一种施虐和受虐式的性交往中却有着一种比较边缘的位置。这么个事实甚至也使一位著名的虐恋科学研究者，如赖穆特·赖歇，感到非常迷惑（2005a，2007a），以致他斟酌了很久，才半信半疑地承认了它。马丁·丹内克尔在为诺伯特·艾尔普研究著作（2006：9）撰写的前言中特意提到了这一点。

由性虐场景激发出来的激情和情欲，并不完全一对一地等同于性的激情和情欲。如果说虐恋可以性化，那么自然是其中表现出的权力和无能为力，是等级和暴力以及能给出相应信号的可恋物。由此产生的情绪能够达到类似其他爱好中对某种特别爱恋的物，比如橡胶制品、皮具、尿布，或唾沫所激起的那种兴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对歧视和被歧视、压倒他人和被他人压倒、施加惩罚和遭受惩罚等的性幻想，远重要于身体的性反应或某种特定的技术。在最成功的情况下，性幻想在其最成功时，能够让人进入某种性本源特有的陶醉和恍惚状态——这种场景也可称为“头脑中的性高潮”；处在这种状态中身体所产生的兴奋物质（比如今天被称为内啡肽的物质），类似于在东亚的武术、在我们当地的高竞技体育运动、登山、高空跳跃，但也在跳舞、穿刺或生孩子时出现的身体自身物质；而“正常”的交媾只能产生如同一个日常进行体育运动的人那种程度的兴奋体验。因此也就不用感到惊讶，如果我说，高竞技的体育运动员比别人更有可能成为施虐和受虐者，并且他们显然有意识地为了这种陶醉和兴奋才选择了高竞技的运动。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性别的差异在BDSM中，并不像“正常的人”那样是激起色情欲望和产生性刺激的关键。像异性恋者前后串联的一夫一妻制或像同性恋者固定关系双方达成共识的出轨这样一种有着基本规则的关系模式，似乎在施虐和受虐者之间还没有发展出来。他们的关系，按我们知道的很少一些例子，根本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中除了相互的爱情作为情感联结外，有不少也表现出单方面的爱情、服从或屈服。除此之外，艾尔普（2006：141）也在他们中观察到一种对“可控的滥交”亚文化式的寻找。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在青春发育期前后就认识到自己特有的性爱好，但在许多年以后才多少公开地用这种生活模式去体验它。更费劲和更困难，但也因此体验更多的是，如果SM的爱好者想更换原有的性爱模式，去开始一种新的性生活，而这在他们中是一种经常性的情况。然而，从S切换到M，或是从M切换到S，常常是一种人员缺乏的结果，尤其是缺少施虐女性，并且令人惊奇地甚至也缺少施虐的男性。

在SM圈子和SM运动中值得一提的有文化意义的SM生活，显然都只是出现在大城市中，而不是农村。在德国，据行内人估计，对SM实践感兴趣的人，大约在50万到800万之间，并且大多是受虐者。这个群体正在寻找有施虐兴趣的参与者，尤其是女性。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是有组织的，即使考虑到今天众多的网络联系机会。狭义的拜物式的偏爱出现在SM中，有时也被称为淫荡的性行为，明显要多于其他的性行为方式。他们中只有很小比例的人，会由于自己的SM心理需求去寻找治疗和帮助。

为了描述自新性革命以来的SM技术的弥散度，我在59章中已经列出了一些英语的表述。这里应当再简短地解释一些通常的SM表述：Animal play（装扮成一个动物的模样和角色）；Bloos sports（用解剖刀、就餐刀、钉子等造成流血的性实践）；Bondage（捆绑或被捆绑）；Bottom（底端的、服从的、受虐姿势）；Branding（灼烧皮肤或用火将图案字母等印刻在身体上）；Caning（用一个钢管抽打或被打）；Chaps（露出屁股和生殖器的皮裤）；Dresscode（相互约定的服装，比如军装或皮衣裤）；Dungeon（夹钳）；Fisten（用手或手臂伸入阴道或肛门）；Flag（用某件东西抽打）；Hankies（手帕暗语，表示自己的爱好，比如用黑手帕表示虐恋）；Mistress（表示一个施虐的女性）；Pansexuelity（任何性取向的参与者都允许参加的虐恋游戏）；Safeword（约定一个表示虐恋游戏活动结束的暗号或用词）；Scat（粪便）；Spanking（用手打）；Stino（完全正常）；Sub（表示一个人愿意受虐）；Vanilla（香草味的性行为，不同于施虐受虐式的性行为，带有贬义）；Watersports（用尿的游戏）；Whipping（鞭打）。

70 变态和正常的性欲性行为

“变态”这个词，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一个最高程度的骂人用语。通常只有在涉及犹太人大屠杀、种族隔离或中子弹这类对人类造成极大伤害的事件时，国家级的政治家们才会使用这个词。最初用这个词来描述有些偏离的性欲性行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阻止在爱情与变态中所谓的正常与所谓有些偏离的性欲性行为彼此相属这一事实，明确进入人们的意识。但在事实上，不仅从心理学和社会学来看，而且也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种一致性。没有这一面，甚至就根本谈不上那另一面。所有的性领域，从高尚的爱情到低级的性侵，都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它统一了原本分离的各个领域。从心理发生（也就是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热恋的过程并不比上瘾般的变态行为更自然些。从社会发生（也就是社会规则化）的角度来看，性偏离或受道德指责的行为，如果没有性的通常或被道德认可的行为，是不可想象也无法追究的。是爱情的高雅，才显示出手淫的低俗；对婚姻的赞美，就是对性引诱的谴责；对婚姻的指责，就是对变态的性欲性行为的赞同——按“变态”这个词的词义来说，变态和正常始终就这么相辅相成，甚至可以彼此逆转（比较Sigusch，2005a：75-81）。

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作为最早的一个批判主义性学家就已认识到，将变态的行为病态化和去人性化，有多么错误和不公正。他的性理论反驳了当时主流心理学关于变态和性学说的主要假设。通过假设所有人都有一种多边形的变态基因，这种基因会在性本能和性成熟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导致出现一种可辨认（或体验）为露阴、偷窥、嗜好粪便、受虐、施虐，或同性恋的趋向，弗洛伊德便把那个恶魔般变态者追溯和归结为儿童时代是否得到健康发展的原因。弗洛伊德在早期的研究中，曾把所谓性本能和变态行为的自然成因与未故意和未压抑地发泄重合在一起，以致将人的性解释为在其自身的起源中就已隐藏着变态的因素。但在稍后他又强调，所谓的恋母情结才是导致神经官能症和性变态的核心情结，也就是说，变态也是一种发展的结果，是恨和爱两种情感冲突的结果和输出。更晚些时候，他又转向关注变态特有的变换和防御机制，尤其是早期固定的性本能和在否认变态的防守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退化，以及在防守过程中所谓的人格自我分裂。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他那个时代很通行，可弗洛伊德并没有设立一份分类图标，作为将一系列变态行为逐出正常的爱情和性别生活的临床诊断依据。他从没撰写过以“施虐和受虐”或“同性恋”为题的研究论文。异性恋的那种性欲性行为对他来说，是一种还需解释的特殊事件；至于同性恋，虽然在他那个时代医生的眼里无疑是种变态，但按他的理解，这是一种隐藏在我们每个人潜意识里的愿望。他认为，如果在正常的行为之外，出现一些变态的行为，并没有权利将变态评判为是一种病态的症状；只有当变态在任何情况下都排斥和替代正常的时候，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提供了将变态诊断为病态的决定性的“独特”和“固定”的病症（Freud，1905：60f；alle Hervorhebung von Freud）。不只没有像他那个时代的主流心理医生和性学家——比如男爵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那样——把变态只看成是一种退化，而且还顶住越来越充满敌意的优生和社会卫生的说辞，弗洛伊德的思想成就，无疑是极其非凡和几乎超越话语的。

尤其难得的是弗洛伊德特别强调自己甚至直到得出最后的结论，都是把所谓的变态与所谓的正常一起加以思考的：“日常的生活经验表明，绝大多数（变态的）过激行为，至少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行为，这是一种由于缺乏健康性生活的组成部分而造成的行为。”（同上：59）“没有一个健康的人，愿意放弃某种被称为变态的但能作为正常的性生活目标补充的行为，并且单是这种普遍性就足以表明，将变态这个词作一种充满指责的应用，是不恰当的。正是在性生活这个领域中，科学研究往往会遭遇到特殊的，目前实际还无法解决的难题，尤其如果想在纯粹生理范围和病理症状之间为变异设立一条严格的界线。”（同上：60）并且在后面说得更动人些：“爱情的无所不能，也许没有比在这类变态行为中更能表现出它的潜力或是说误入歧途。在性欲和性行为中最高雅与最低俗的（从天堂经过这个世界并陷入地狱），到处都有着一种最亲密的内在联系。”（同上：61）另外需要明确的是，最后这段话的语境中，并不涉及温和，而是“最可憎恶的变态的性行为”。弗洛伊德强调，是性本能冲动以令人惊讶的力量帮助变态者克服自己的心理阻力（如羞耻感、厌恶感、恐怖感和疼痛）去实施变态的比如舔粪便、奸尸等行为（同上：60）。人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这里需要完成“一部分自我说服工作，这部分工作就是，在认可这些可憎恶行为的同时，不能否认性本能冲动理想化的价值”（同上：61）。这样的见解，直到今天对许多心理学家来说，仍颇为陌生。他们不愿接受和承认，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变态的行为只是人的稍有特殊的行为，如同爱情、抽象思维或谋杀一样。所有的动物都被排除在这种行为之外。只有人能够成为“畜生”。

为什么只允许人们过一种正常的性生活，一种被英国人称为“香草味的”，与变态的性行为完全没有关系的所谓的正常性生活？也许只是因为变态者是我们中唯一有情欲的人？至今有哪位专家敢于写道：从一种性变态行为中得到的快感，是独一无二的？对绝对正常的人来说，他们在事实上无法得到的是那些将自己的欲望相对没有冲突地付诸实施的变态者将熔岩注入血管时的那种快感，也就是将自己的欲望整合进自身和生活之中；但同时却又能与此分开地享受另一种不同寻常的性场景。这种极其珍贵的自我和谐共振的独特性，这种既不是与外人也没有破坏性的变态行为的体验，通常总是因为沉默而神秘。事实上，这也是非常尴尬和恼怒的事，如果人们（即使是正常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性欲是怎样的荒唐，它实际上就是康德所说的“婚姻交换原则”，即婚姻在总体上是通过有正常强迫症人格障碍的配偶双方将性别作为相互利用的工具而构成的。如果终于有一天，所谓正常的人也能猜到一个变态者有着怎样强烈的性快乐，并且也许也终于能够看到他们是怎样享受自己的这种性快乐并从中获得性快感。这肯定是一种魔鬼般的巨大快感——正如法国女心理分析家珍妮·查赛格特-施蜜热尔（Janine Chasseguet-Smirgel）所描述的那样（71章）。

如果有一种性变态行为，能够不费多少周折，轻便、快捷，并且没有任何危险地使当事人进入自己期望的性场景，从中获得震颤般的喜悦，那就无疑特别符合时代。这种通过快捷且安全的途径获得的快感，将使得非常烦琐却又有风险的异性恋式的性欲性行为无法与之竞争。在任何时候都能呼唤出一个人完全没有冲突地进入“伟大”的变态性行为的实践，这样一种赢得强烈快感的方式，在一个时间转瞬即逝的时代里，在一个要求性满足度被设计得非常合适又拥有灵活的竞争者的时代里，无论如何至少在性的领域里，便再也没有了其他可与之竞争的对手。否则从震颤和陶醉的角度来看，为了能够与这种成功平衡了社会和心理的变态行为进行竞争，就必须通过一种有生命危险的身体操作，或是必须引进一种特别允许的毒品消费。变态行为应当在哪里现实化这种巨大的快感？是在家里对自己进行自我操作？在网上与他人（或没有）交流？是在无关于他人的一种变态者的关系中？在路边找野鸡或野鸭？或是去妓院？在某地偶尔遇上的一次性交合中？在公共设施的地窖里？在性影院和色情中心？在性变态者的聚会里？还是在只对内部成员开发的俱乐部里？……

我认为，这种被称为变态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有着人格障碍的正常强迫症行为的一种积极纠正，较为粗略地说：它其实是一种正常的性欲和性行为（比较Sigusch，2005a：82-90）。它不是对正常的一种倒错和扭曲，而是对正常的一种强调和提升。那些典型的正常性行为特征，能够在所谓的变态行为中升华到极致。大致说来，变态者其实是与我们相同的人，只是多了那么一点点。但我的这样一种假设，显然会激起绝大多数心理分析家的反感。如果现在有一个心理学家（不是一个有那么一些批判主义意识的性学家）对于一些棘手的问题，如变性或性变态等的问题，陈述详细的理由：为什么今天对于有着这类愿望、身份认同或性偏爱的人们，不应当再做出病态化的诊断或结论；比如要求像在我们这里最终改变了的对同性恋（他们在不久前还被那些所谓的专家泼上遗传基因缺陷、社会偏差和心理障碍等一切可以想象的污水）的看法那样，改变对变态的看法；即使是怀有开放心态的心理分析学家也会对此提出责问。

如果出现这么个情况，总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观察和评判日常生活中或是已经大众化并看似纯粹合理的情感、反应和行为方式，几十年来，我可能有些失职地把这种情况称为正常强迫症。之所以说我自己是失职，是因为“正常强迫症”这个词容易让人联想起名誉扫地的“心理错乱”这个专业术语，以致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从心理学或甚至心理错乱的角度就能理解“正常强迫症”。虽然如此，但是只要我想到人在我们文化中的遭遇，即我们的文化不是把人看成是有适应能力和无害的，而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把人看成是异常和危险的这么个现状，我的头脑中总是会冒出“强迫症”这个表述。

但相对于“正常”，什么是“正常强迫症”的“正片”呢？众所周知，弗洛伊德（1905：65）把变态理解为“神经官能症”，因为变态者把神经官能症者压抑在想象中的那些意图和行为，直截了当不加掩饰地表现了出来：“这种症状部分地是以不正常为代价构成的，反过来也可以说，神经官能症是变态行为的‘底片’。”与此相类似，我们也能说：由变态者在行动中实现的性愿望，其实就是正常人只能想象或甚至都没有进入有意识层面的性愿望。也就是说，正常的性欲性行为其实就是变态行为的底片。那些公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是说像一卷经过冲洗已经曝光了的胶卷那样）的变态行为，其实是正常人仍然隐藏在黑暗中，或甚至是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或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和期望的，但又在原则上还会发展的性欲性行为，就如一卷虽还未曝光但可加以冲洗的胶卷那样。这就意味着，作为隐藏在黑暗中的“底片”，终于有一天会将具体行动作为对压抑愿望的相应外化而发展成为一种明确的变态行为。按临床经验，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陷入生活危机的时刻。

为了能够检验和理解我的这一论断，这里需要回忆一下通常关于变态者的一些说法。应当以怎样的特征来描述这些堕落的、低劣的、有缺陷的、质量较差替代品式的、充满敌意的、无法建立正常人际关系的、无人性的，也就是被揭露为像魔鬼般的人呢？我们先从一些说法开始，这些说法把变态者说成是如此死板，如此疯狂地去追求一件事，是如此的狭隘。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不也都是这样的人吗？

有人只阅读和只相信那些心理分析学家写的文章，有人却更愿意加入某个团体或协会。有人在私生活中只与素食者交往。有人如果不读浪漫小说几乎无法生活，有人如果不能不断地读和写便几乎无法生活。有人经常去Aa湖（一个在威斯特伐利亚明斯特的人工湖）旅游，有人根本还从没旅游过且生活在黑暗的空间中。有人看到那些消遣的电视节目就感到怨恨，有人喜欢这类节目并把其中的演员看成自己的偶像，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有人对香烟的烟雾会有脸色苍白的恐惧反应，有人却自觉享受其中的愉悦。有人会在自己的乳头上穿个孔，对其他人来说这几乎就是残害。有人把自己的头发一会儿染成绿的一会儿又染成紫色的或下次则完全剃光，另有一些人自青春期以来总是同样的发型。有人每晚都在享受地抽着他们的大麻烟管，有人面对毒品就像面对一个精神病者那样感到惧怕。有人只通过网络看世界，有人则像个邪教徒那样地正统。简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偏爱和困扰，但如果这些盲点、偏爱和困扰属于一个普遍忌讳、被监察和有着正常化强制的生活领域，那么就应当考虑到，自己原本无关紧要的那些盲点、偏爱和困扰，不免要被评判为是变态的行为。

与此相反，只要是普遍和通常的事，不管它是一种被积极认可的固执、狭隘、疯狂，还是一种窥视世界的方式，都不仅不会遭受惩罚和嘲笑，而且还会得到奖励和敬佩。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即使在其他一切生活领域都可能像个孩子那样幼稚，但他依然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一个人要是有一种特别影响观众的天赋，比如在音乐领域里，即使在其他领域甚至缺乏生活能力，也不会被看做是狭隘或不完美的。或是一个在左右都有着极大盲点的教授，以迦太基人的普遍思维方式，特别强烈和全面地认可经济过程中普遍的虚幻误解，却因为获得诺贝尔奖而变得高贵。他把一切都翻转和颠倒过来，把反面说成是正面，把一切具体和急性的社会问题，说成是普遍和历史自然、不可修正和无与伦比的现象，只是还差说：这是自然和上帝的意志。

另外，拜物主义的机制也一致被引入反对变态者和变态行为的领域。事实上，一个人对变态行为的崇拜，是与他的童年情欲体验相关联的；差别在于，这种情欲体验在正常的性行为者那里是一种分散的、多少比较温和的对多个身体部分和所谓性对象特征的崇拜，只是这种崇拜如果没有正常的性渴望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所有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拜物神。对许多人来说，钱就是自己最高的拜物神。并且我们也最终陈述了（10、98章），为什么正常的爱情有着一种拜物的特征。也就是说，这里又一次地涉及隔绝、集中和过度高估。除此之外，似乎变态者更喜欢谈论自己的变态性欲和性行为，喜欢自我表现，喜欢在自我的消失中直接进入与物的结合。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变态的性行为与其他的性形式相反，不再由人自己决定。其实这个自我在其中不是一种自愿退出，而显然是一种被强制的退出；自我会非常清楚地记录下发生了些什么，因为那个变态者并没有疯狂，更多的只是正在收集个人、时间和空间的信息，如同正统的精神病学在寻找精神病者时的查询。这种表面的直接性，使得变态者活生生和充满快感的行动转变为不自觉的感官快感和动物性的欲望反射。但这里引人注目的不只是这种行为接近身体的物理反射，而且这种行为也有它充满诗意的那一面，比如可以与丹麦女诗人英格尔·克里斯滕森（Inger Christensen）发表在《诗稿》（Manuskripte）杂志（Nr. 115/ 1992）中的诗作相比较。

但是即便如此，变态者还是被说成是只爱自己的人，他们将一种特定的基质或一种被称为场景、脚本或触发器的特定机制自然化，因而在自身中就有了一切激起性兴奋的要素。他们没有能力建立个人关系，他们对待自己周边的人就像对待一件没有生命的死的物那样，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也只是一种具体的物的关系。

这里绝口不提的是这么个有关我们社会中个人的诊断，即我们文化中的一切社会成员都有自恋心态，即使是对待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是自私的，是按“我—我自己和我”这条格言行事的。按霍克海默（Horkheimer，1936：216）的分析，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学”的一个中心：“每个人都以为是自己构成了世界的中心，而每个除我之外的其他人都只是站立在这个世界中心的‘外围’。”我们身处的状况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另一个其他人的竞争对手，即使社会总财富在不断递增，但人却也在大规模地快速递增，这就导致这个时代个人的典型特征是无情和冷漠，即使通过恶劣行径去强求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并且还洋洋得意于这种最可悲的自我利益合理化”。一个州高级法院院长、一个正规的心理学教授或是一个国防军将领，如果在纳粹时代为了不给自己招惹麻烦，违背法律和道德，甘愿作为纳粹的帮凶，欺负犹太人，杀害残疾人，或是侵犯邻国的平民，都仍会被看做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国家公务员。与此相反，如果一个外科医生，被一个明显变态，有着人们所说的“性欲倒错”（apotemnophile）的病人所说动，锯掉了他的一条腿，因为这个病人确信，只有割去这条腿才能继续生活下去，那么这个医生就会被公认为是一个不尽职尽责的医生，是一个江湖骗子。一个著名的演员，为了能够继续生活在掌声中，而向纳粹屈膝讨好，会被看成是一个极其出色和正常的人。一个拜物主义者，他的性欲固定在阴蒂分泌物的一种特有气味上，就会被判定为是一个令人讨厌和异常的人。

有人喜欢给变态者做出“内心空虚”的诊断，但应该看到，也有变态者的内心相对并不那么空虚，并且有时还比非变态者更充实些。其实只要看一下人们通常的日常生活，就已足够明白：无用和无意义的工作或是陷入失业困境，对废物般广告品的消费，故意设置许多险境仍然十分无聊的电视连续剧，酗酒和药物等，还有焦虑和抑郁，暴饮暴食和侵略攻击，自我伤残。如果这还不能缓解有治疗需要的心理疾病，那就必须运用其他和更进一步的治疗机制：邪教信仰，疯狂工作，冒生命危险的活动，毒瘾，性瘾，或是对自我上瘾。主要针对变态者的“内心空虚”的心理病态诊断，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有威慑性的道德价值判断。

除此之外，也常说变态者的性欲性行为，是什么千篇一律、单调和划一化的。其实可以这么说：一切爱情和性生活的表现，不管是转瞬即逝还是经久不衰，都会倾向于单调、划一化和强制性，因为或是新的方式缺乏刺激或是爱情的誓言让人感觉到累，因为拜物的特征越来越划一，因为性偏好越来越具体化，因为今天的成年人已经几乎没有了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可辨认的“多边形—变态”。经常只有在艺术家和特别有创意的人那里，才能看到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关系。也正因如此，正常人的性生活总是那么平庸和乏味，就如同古代日耳曼人的直接性交。无比伟大、极度快感和永远不会消失的性兴奋，只能在想象中去体验，因此尤其如福楼拜懂得在艺术中表现这一点，并借用包法利夫人之口说了出来。还可以继续举出一些对比：比如指责变态者贬低了自己性伙伴的价值，但是我们的社会也从体系出发就在贬低儿童、青少年、妇女、女性性别和劳动者；比如指责变态者的贪婪，但贪婪和好奇心事实上几百年来已经是我们普遍的文化绝对命令（并且康德已经知道，资本主义公民社会是建立在财产欲、权势欲和名誉欲之上的）；鉴于他们的拜物特征而把变态者看成是低贱和非人化的人，虽然一种拜物主义在我们的社会中（从有机和无机的角度来看）已经成为人特有的、唯一能够统一情感和象征符号的单元；由于他们不能达到持久充盈的性满足感而把变态者贬低为功能不全，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物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什么比功能性产品的不断贬值，比持续燃烧的贪婪欲火更重要的了。这就是要想永久坚守市场，就不能只提供一些只有补充需要的物件，并且尤其重要的是：绝不允许市场出现一种完全饱和的满足感，否则那幢纸牌屋不就要倒塌了吗？

现在还需要说明的是，变态者和正常人一样，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抹去了性别和代际的界限，就如斯托勒（Stoller，1975/ 2001）对变态者的评价和卡普兰（Kaplan，1991）对比如殴打自己妻子或女伴的那些正常男人的评价；这两类人中都出现了去性化和父权化的现象，只要想一下他们公开化的性欲性行为就可明白；一些心理分析家非常愿意展现变态者性虐的肛门宇宙与金色的粪便相映生辉这样的场景，但是作为致命粪便的对立面，正常和健康的人不正在向这个世界投放令人窒息的发散物吗？从塑料包装袋、踩雷和臭氧杀手直到原子弹！已经不再需要进一步证明，他们，变态者与正常人，都将自己的性欲和性行为用来作为心理防御。对于正常人来说，这种防御行为首先能够将自己的恐惧性本能（力比多）化；而对于变态者来说，则是对阉割（Freud）、对毁灭的威胁（Masud R. Khan）、对幻想的破灭（Chasseguet-Smirgel）或是对自我的清空（Morgenthaler）的一种心理防御。因此也能把异性恋者的性欲性行为理解为是对挫折、屈辱和恐惧的一种性本能（力比多）化。

正常强迫症者和被他们看成是魔鬼的变态者，双方都似乎有着一种正常的变态，他们都将离开正统变态学说作为他们精心设计的轨道，共同强调他们的目标是用一些现实去适应已经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恐怖景象”（Horkheimer）。因为这里涉及的整个就是与爱情和仇恨、安全和恐惧相关的情感，并且从今天来看，这里也涉及在自我中大大小小和多多少少能否承受的自恋空隙，这一空隙需要借助多少有些人情温暖的过程不惹人注意地加以填补。这里涉及的是一个价值问题。即一个是顺从自己命运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听命于自己死亡恐惧的正常精神病者；一个是否认自己这种与其相似的命运，以性场景的形态赢得超越自己死亡恐惧胜利（如特别是斯托勒所描述的那样）的正常变态者；那么这个正常的精神病者的价值就一定高于这个正常的变态者吗？较为理想的也许是这两者都能放弃这样的道路，但是一个分为上层和下层心理和社会的世界，并不能给予他们以一种胜利者经久不断的微颤和凯旋的狂欢。

关于他们中谁是正常的，谁是变态的，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变态的，这确实是一个不那么随意就能回答的问题。变态的究竟是那个节欲者还是那个性上瘾者，是色情片制作者还是色情片消费者，是妓女还是那个嫖妓者呢？为备战，每年都动用10万多亿美元，这是正常的吗？直到50年后才承认自己在俄国或其他什么地方出于完全低劣的动机杀害过完全陌生的人的那些杀人犯和谋杀者，而我们在这之前每天都生活在他们之中，每天都在他们的周边醒来，这是正常的吗？如果我们的医生为了让一个已经死去的妇女腹中的胎儿继续生长，动用高素质的护理和代价昂贵的高技术，这样成长的婴儿在以后的一生中都要忍受自己是从一具尸体的体中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么个事实，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上又有无数已经出生的儿童在饿死在渴死，因为无钱治疗原本可以治愈的疾病正在死亡，而我们却把他们的死亡看成是打死一些原本就惹人讨厌的苍蝇一样，已经不再会触动我们普遍的同情，这是正常的吗？在出现了让死亡妇女继续孕育胎儿的事件之后，德国《图画报》的记者问那些主事的爱尔兰根大学医学院的医生：“你们是变态的吗？”医生回答说：“是的，我们都是变态的，但是在空洞客套话的意义上。”

“傲慢”（Chasseguet-Schmirgel）、“敌意”（Stoller）和“异化”（Masud R.Khan），这就是第一世界生活的标志。那些感觉负有捍卫一种人格结构、民智成熟发展和道德观念使命的心理分析学家们呢？可惜的是，他们认为是正常的事，却是一些在真实的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事，但他们却坚持以自己所谓的正常作为评判其他事物的标准，把不符合自己标准的一切人和事看成是变态的，完全如同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把一切极端禁忌和不可理解的事都说成是变态的那样。鉴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绝大多数沉默的正常强迫症者，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继续描绘那种幻想，把非变态的心灵生活说成是由亲近、喜悦、柔情、兴奋、自豪、快乐、好感和幸福，而不是由空虚、憎恨、愤怒、嫉妒、苦涩、复仇、恐惧和焦虑决定的。

如果真是这样，也是非常美好的。可惜事实并不如此。变态者的心灵生活与正常强迫症者的阴暗心理相比，除了如儿童谋杀者于尔根·巴尔奇（Jürgen Bartsch）那样的极其稀少的例外，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可以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我们一方面过分渲染、详细分析和尽量记录变态者中如巴尔奇这类例外，对这小部分为淫欲而杀人的凶手表现出千百万倍的仇恨和蔑视；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有百万计的为国服务的枪杀者、纵火者、投毒者、从事恐怖活动者、作为刺客的暗杀者和强奸者的资料，都未加任何分析地封存在档案馆某个黑暗的角落里——除了这些事件的领导人会得到嘉奖和荣誉。再也没有比这更扭曲的了！谁如果在战争中用刺刀挑开一个孕妇的肚子，并拍下这一场景，那么他就是正常的白痴。谁如果在一个占领的城市作为士兵向人群扫射，并因此杀死了三个无辜的民众，那么他却会被认为（心理）完全健康和正常。谁如果在观看有幼女叉开双腿的照片时，内心涌动起那么一点点性欲，那么他就是病态的，危害公众社会的，在道德上是一个恶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以这种扭曲的方式划分善和恶。但是只有所谓的变态行为，才是对这类（扭曲）划分的自然防卫。

71 变态中的“变态”

许多心理分析学家不愿相信，性的领域构成了（社会和个人的）各个独立部分的统一，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存在一种自身和谐的性的可能性，伟大的爱情是如此无法界定，如同那些所谓的变态行为（请比较Sigusch，2005a：91-95）。

比如受人尊敬的伦敦心理分析学家M. 马苏德·R.汗（M. Masud R. Khan）曾将变态行为公式定义为：分离性的主要客体对象的内向化，母爱，父爱或两者兼有，在对幻想破灭或毁灭威胁恐惧的性本能化中也同时内化了这些恐惧，使之成为自身内在的客体对象（collated internal object），赋予性化的客体对象变态拜物的效用，通过有缺陷的焦虑情结（比如与生理心理的病态相比较）而不断（在幻想中）证实威胁的现实化，由于内在的恐惧有着外来（异物）和被制成的特征，不得不时常向外发泄（一吐为快），但又由于它能带来性化的快感不得不总是使用它，作为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的走钢丝行动，并通过这样的表演压抑和消退最初的幻想破灭。变态者将一种非人化的客体对象塞进自己欲望与他的“同谋”之间。然后，变态者们只需考虑怎样将他们已经被剥夺了自我性和已经变得机械式的欲望如何按外部的机械力学定律向外释放（发泄），并且只要结构合理，瞄准槽与准星平衡，也会给他带来短暂的成功。但是鉴于这类心理分析坚持认为变态行为只是对无本能驱动具体事件的一种行动反应，因而逻辑地自然也不会再去谈论变态欲望的传递和反向传递或内化这个客体对象的心理成因。按这种方式对变态者进行治疗，那么在治疗结束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必将是一个脸上没有光泽、内心空虚和被阉割了的变态者。与此同时，如果心理分析治疗师的治疗报告不是凭空捏造的，这份报告的阅读者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擅自修改治疗报告，是一个在专业界一直有所传闻的坏习惯。为了自己的治疗成果有一种漂亮阐述或元心理学创意的迷惑，我们可以颇为遗憾地想象，许多案例的表述和报告是经过特殊加工和整理的。

马苏德·R.汗应该是能对性的现状做出一种病症学研究的贡献，如果他能认识到变态行为只是全部问题的很小一部分，而不是将它排除在生活矛盾的领域之外；如果他能将变态行为的机制理解为是刻板定型化的领域直到向它的所谓反面领域（性本能冲动的混乱倒错和性本能冲动的随意爆发）的扩张。与此相反，他强行规定即使是变态行为也应做到机械式的定型和无我，他所要求的这两者，也许在一些较少惹人注意或其他的行为形式中已经司空见惯，比如：世界图像的拼贴特征，把拜物神的承诺当作现钱，内在联结的脆弱，自以为忠诚于内心的对外不忠诚，焦虑的应对机制，性的物化狭隘和它的不言而喻，不惜一切代价对自主的追求，在现实和幻想之间寻找一条有效获得性兴奋的道路，等等。但正是这样，就必须又一次运用变态理论，并完全就只有通过一种“异化”，即通过一种“心理分析意义上的异化”，这种心理异化是一种近乎行为主义的、对事实异化的外表转换，并且也是在想象中早就被物化的一种异化。

疯狂的是，马苏德·R.汗还相对非常谨慎和富有理解心，如果我们思考对比一下比如那位同样令人尊敬的巴黎女心理分析学家珍妮·查赛格特-施蜜热尔（1986，1989）对此的见解，她的理论有几十年的时间都为国内和国际心理分析协会定下了发展基调。但是，查赛格特-施蜜热尔自己在思考些什么呢？很少。因为她是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不，是以一种一神论—父爱—成熟的方式掌握了“真理”。她知道，什么是坐在上帝宝座上的父神所想，什么是“自然”所想。她了解“上帝创世的蓝图”、“法则”和“现实”。这一切都表现出对性别和对代际如同“在犹太教”（1989：177）里那样的一种清晰明确和父权式的分离和区别。她以无可争辩的确信知道自己所写下的这一切都是真理，并用《圣经》中的语言强化自己的确信，因而也就在章节中经常出现：“上帝如是说……”（同上：221）。但是这种傲慢对变态者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效用。这种如“创世”、“父权制”、“这个”自然、“那个”法则、“这种”标准、“那种”科学、“清晰”、“种属纯度”、“成熟”等这类概念和假设，最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已经被完全解构和陷入名誉扫地的境地，也不再为多少有些批判意识、勇于面对时代现实的科学家作为规范在正面的意义上所用。但似乎仍有人还在相信，已经给我们带来过不可估量灾难的这类纯粹本体论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绝对废话，能够作为埋葬他们变态患者的威力无比的武器；只是由于他们认为自己的那些变态患者像撒旦的崇拜者、“妥拉”（又译为托辣、托拉，为犹太教的核心——译者注）的蔑视者、道德败坏者、虐待人者、迫害人者和假革命的暴乱者那样地不敬畏上帝、违背自然、傲慢、恶魔般的、抱残守缺、不成熟、无法无天、不懂节制、扰乱人心、消极和有破坏力。如果一位女士，以《圣经》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无法明白变态行为的魅力，但是在阅读了100多页《圣经》之后，突然对变态者的看法出现急剧转变，认为变态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文明骚动”，当其他人还在持怀疑态度的时候，他们已经敢于在追求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新生活，在寻找实现这种生活的“新道路”（同上：266）；那么当这位女士的看法出现如此转变之时，任何说教也就无济于事了。

为了避免不公平，这里也应提及查赛格特-施蜜热尔是怎样从狭义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理论的：“母亲的诱惑把变态者推向选择避免需要性成熟的解决方案”（同上：251）。“母亲的这种诱惑”会进入儿童的潜意识中，给他造成心理伤害，导致他构成一种特别危险的“阳具母亲意象”。“变态者的目标是否定父亲的（生殖器）威力，并且通过进入没有性别差异的肛门施虐，为自己带来一种改变现实的神奇感”（同上：222）。变态者正是通过这种“神奇的操作”，通过这种“狂妄自大”，战胜了作为“造物主的父亲”（同上：189）。但同时对母亲却总是还持有一种“敌意”（同上：181）。其结果自然是：撤除一切分离，进入“肛虐的宇宙”，疗伤，价值的逆转，法律的漫画化，“思维障碍”，尤其是在性别和代际差别意义上的现实感的丧失。她认为变态者为了施行自己的混乱行为，必然要对社会主要机制进行一系列的混淆、否定、否认、侵犯和欺骗活动。但是这位巴黎女心理分析学家在这里衡量是否变态的标准，如前文已提及的那样，是上帝和自然，更确切地说，是代表着（《圣经》和上帝）的法律，是其父母和社会现实。鉴于变态者的无法无天，他们成为一种恶魔般的精神诱惑，但也是一种极其神奇的诱惑。似乎一切都只是一种类似万黏剂般的肛虐糨糊，查赛格特-施蜜热尔也将自己这类心理分析概念和元心理学的假设一比一地应用在对历史进程和政治事件的分析上。如同（我们已经引录过的）一些政治家没有政治内容、空洞和混淆视听的公开演讲，查赛格特-施蜜热尔也从基因出发（而不是语义）在变态与专制（尤其是纳粹国家社会主义）之间设置了一种相互关联：罗马帝国是怎样由于道德败坏而走向没落的，法国大革命是怎样与萨德侯爵宣扬性变态的小册子走在一起的，并进一步把纳粹的崛起归咎于当时德国众多的易装（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歌舞厅（同上：267；也请比较：149，153，219）。她列举的证据是：“那时至少有三部电影是以此为主题的。这三部电影是《歌舞厅》、《蛇蛋》和《纳粹狂魔》”（同上）。我已失言，不敢妄加评论。

这位女心理分析学家，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显然有一种自我矛盾的图像，即她认为这是一个恋母、犹太、明亮、经过启蒙和成熟的，但同时又是异教徒的世界。她这么认为的自身并不是一件丑闻。成为丑闻的是，如安吉拉·莫雷（Angela Moré）所详细描述的那样，她那些叫叫嚷嚷的观点居然被人们正面和积极地接纳。她用二进律非此即彼荒唐的方式把一切让她感到不舒服的观点和思想，比如把马克思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基督教和变态行为、母亲意象和学生运动，都扔进一个锅里，偏偏这个锅恰巧又有着魔鬼般的解构和破坏功能。按莫雷所说，查赛格特-施蜜热尔与她的丈夫贝拉·格伦贝格（Béla Grunberger）都用假名（嘿，我说这就是给自己戴上了骗人和变态的面具）公开指责参与1968年5月反叛的学生，有一种变态的心理结构。

对于查赛格特-施蜜热尔来说，变态行为是对正常的一种否定，是颠覆现实、腐化心灵和破灭真理的一种个人病态，但也是主要存在于社会体系中的力量。那个变态者在制造混乱而不是形态，用违背自然的行为取代自然，用肮脏污染纯洁，用幻想解构现实，用黑暗取代光明。她不能认识到，正是她的泛化谴责，将所谓文明进程的阴暗面归咎于绝不是无形态、不自然和不真实的变态者。阴暗面有：自以为是，而不是对上帝俯首贴耳的主体；不尊重第一自然而去寻找第三种“非自然”的自然；喜欢科学社会中受事实限制和有拜物特征的魅力而不是一维度的真理。但是这位严格的女主人在阴暗灯光下正在为清晰的研究、明确的性化和性别差异，为阴茎一元论和成熟的以性交媾为目的的性欲性行为辩护。显然，她仍然生活在一个生殖器虐待的宇宙里，只是这样的宇宙在今天已比50年前少了许多。她引用萨德侯爵的小说来说明，小说的主角在自吹些什么和他有多么的变态：谋杀父亲，乱伦，嫖妓，性虐儿童，兽交，婚姻出轨，污秽，放荡和不敬畏上帝——但是我们的女心理分析学家却忽略了，她所列举的这些大部分犯罪行径或行动，在今天已经变得很平常，哦，甚至还要加上恐怖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婚姻、双性恋的性欲性行为、性影院、色情品商店、多方参与的网络性变态行为、由法律认可的性别变更等，这一切对查赛格特-施蜜热尔来说，都真是太变态了，因为这一切都越过了普遍通用的、由《圣经》给定的性别界限。但这也说明，她对变态行为的魔鬼化，即使在文化的意义上也越来越陷入空洞。

还是让她回到她的那个可怕的正常强迫症的宇宙中去，这是一个她的宇宙，并且正是在这个宇宙中她表现为一个必须被称为变态和狂妄自大的病人：生殖细胞魔力，父权专制，否定母亲，女性性别的低贱，对正常的神秘化，拜成熟为神，无边际地高估某个单一个人的人格特质，用纯洁和服从来窒息色情的乐趣。令人悲伤的是，在许多心理分析学的理论和报告中仍能找到这类意识形态，即使是以比较衰弱的形态出现。

72 从变态行为、性欲倒错到性瘾癖化

自新性革命以来，把某些性行为称为变态行为的时代，显然在文化和医学的意义上都在趋向终结。老的和新的，我们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称为性实践的某些多少被认可的性行为模式，已在我们的文化中站稳了自己的脚跟；从医学上来看，如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和《国际疾病分类》（ICD）作为国际疾病主要登记注册标准，已不再提及变态行为，只是把与此行为相关的性欲倒错和偏好障碍登记入册，但仍将这些不通常的性取向（偏好）和不通常的性实践标识为病态的障碍（也请比较83章）。我认为，将这些不通常的性取向和性实践病态化，是错误的。这会使当事者感到非常不愉快，并且所谓的病态也极其取决于特定的文化和这一文化的变迁。比如在20世纪初期，我们著名的性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还把口交和舔阴看作变态。在20世纪的进程中，又有一些实践和生活方式，被删除出障碍、疾病和犯罪统计，比如手淫、女性的性冷淡、异性恋之间的口交和肛交，以及成年男女同性恋的性欲和性行为。20世纪末，在我们的社会中又出现了一些原本已经消失的性模式，如年龄差别很大的老少恋或伴侣关系、兽交等，以及被称为新性和新性别的那些双性恋者、性别变换者、施虐受虐者或性拜物主义者，也纷纷走出诊所，第一次几乎不受任何阻碍和有文化意味地公开上演自己独特的性爱好——请注意：他们演出的地点，是在我们欧洲。

但是这样的文化变迁过程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一切与性领域相关的体验和生活方式，都应被看做是健康和在文化上是应被认可的。有些性偏好，比如恋童癖或奸尸（也就是与死人的一种性交往），以及严重违法的暴力或杀人行为，仍然是我们社会的禁忌。至于这里提及的那些性偏好，是否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疾病或是否应当被作为国际公认的疾病来看待，必须在其他地点再加以详细讨论，这也包括构成这些偏好可能的病因和治疗（比较Sigusch，2007a）。从社会文化的综合情景来看，这些行为的突出点在于，它们有一种似乎是强制式或一种瘾癖式的发展过程。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其实完全不依赖是否进入官方疾病登记都已经是有病的，并且通常都需要治疗，尽管这类性偏好也许并没有物理性地伤害某个人。之所以需要治疗，是因为当事者已经没有力量再去平衡自己的欲望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在家庭和职场生活中履行自己的责任；因为当事者在获得短暂的快感后又必须一再去寻找新的刺激和新的快感；也因为短暂的满足不仅不能给出一种持久的安宁，甚至还会导致出现绝望和抑郁的状态。

事实就是这样。比如有个患者总是不停地穿越整个欧洲，只是为了能在某个特定的购买场景中购买一件与女人相关的服装作为自己的性拜物神；有个男人自青春期起，就有每天多次手淫的习惯，但仍然无法找到自己内心的安宁；有个女人每天都必须有多次的性高潮，但由于缺少一个与她有相应性能力的性伴侣，只能用技术或电子性器具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有个年轻的男人，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一辆跑车的车门，不顾一切其他的事务与责任，一心只是去追赶这辆跑车；有个病人，总是在吃过有香蕉的那顿餐后，让一个深肤色妓女站上玻璃桌屙屎，然后用刀叉吃尽这坨屎；有个男人，会用一根管子把自己的小便灌进他女伴身体的所有进出口；有个较为年老的妇人，只有当年轻的男人为她剪发和吹风的时候，才能获得性高潮；有个男人，日夜都无法停下复印裸体小女孩的照片，直到昏厥过去；有个男人，总是不断地通过网络约会服务平台，在一个星期内至少要约炮21个女性；等等，等等。因此也就不要感到惊奇，这些承受着巨大压力或强制性的人，大多是男人，但偶尔也有女人，如果光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没有能力再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他们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毁坏自己的家庭、职业和经济生存基础。如果出现了这么一种巨大的痛苦压力，那么就迫切需要专业心理治疗师的帮助，并且这也是完全必要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德国性科学在原则上自维克托·埃米尔·冯·格布萨特尔（Viktor Emil von Gebsattel，1932）和吉斯（Giese，1962；也请比较Schorsch，1993）以来，对一种有治疗需要的性行为模式——那时还被称为“变态行为”——所做的定义，就已经主要停留在这种行为过程的强制性，并且尤其是瘾化的特征上。以人类学和心理病理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吉斯关于这类疾病的症状，表述了如下指导性见解：“陷入情欲的症状”表明，该患者面对情欲给他的印象，已经没有了把控自己的一种主权，他的“衰落”就像一条狗面对巴甫洛夫的信号。“日渐递增的频率和日益递减的满意度”症状，意味着患者必须在越来越短的周期内确认，因为满意的感觉在不断弱化。“滥交和匿名”的症状，表明该患者没有能力与其他人建立一种个人关系。“扩展想象、实践和玩弄狡诈手腕”的症状，表示该患者的幻想活动与强制现实化的性实践，事件的进展与事实之间的一种直接关系，这也表示了该患者满脑子想的都只是变态行为。“瘾癖般的性体验需求”症状，说明了该患者已经把自己出卖给了自己的欲望，如同一个吸毒者面对他的毒品。最后，“欲望周期性”症状，则指明了重复的强迫性，也就是该患者总是不断地将欲望作为内心冲动式的不安宁，作为性的窘迫加以体验。这样的一个患者，因此也特别容易受到刺激和感到烦恼。

在吉斯的理论出现几十年后，以心理分析为主要研究方向的赖歇（1996a/ 2007a），为变态行为设置了4～5个临床标准。这些“不容置疑的偶像般”标准阐述了一切变态行为在引发刺激的意义上，都依赖于一种拜物神（偶像），不管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无生命物体以及（或是）与此物体相关的事情，还是涉及人体某个部分的对象，比如某种体形或肤色。“变态场景”这个症状标准表明，拜物化的客体对象和行动只有设置在一个相应的场景中，才能达到它所应唤醒的性兴奋。“在玩偶中的玩偶”这个症状标准指出了，变态行为在建构的结构上，如同俄罗斯的套娃，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具体的变态行为都隐藏着另一种被封存的行为。“瘾癖急迫性”的标准，表明了作为一种身体瘾癖的体验，遭受着一种周期性重复场景的强制。最后关于“性高潮”的标准，最初赖歇（2005a：143）认为这一标准也同其他标准一样不容置疑，但鉴于受到他看重的一些同事的批评，在“经过了长久的犹豫之后又进行了修正”。这条标准最初想说明的是，在变态场景获得了自由的性兴奋，几乎必然会在性高潮中实现释放。但是赖歇后来修正说：“现在我必须认识到，性高潮这个标准对于变态行为来说，应当确认为不具有强制性。因为也有一些变态行为，在场景的过程中已经消耗了最初被激起的性兴奋。在许多（受虐和施虐）虐恋的社交形式中……性兴奋并不一定显示出一种标准，也并不可能一定实现性释放。”（同上：144）

我的研究方向是性医学，较早以前（比如Sigusch，2002），我便以我自己并主要是吉斯和赖歇的临床经验为基础，以及鉴于当事人所受的苦难，曾反对以性欲倒错这类轻蔑话语对他们加以评判，并且认为如果某种完全特定的心理机制和体验方式对一个患者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以致他没有这些就不能获得一种性满足，他的生活也会因此陷入内心的空虚和解构，那么这就是一种已经需要治疗的性变态瘾癖化的发展。这类心理机制和体验方式对性瘾癖化者的心灵生活起着一种如同强制的影响。我在下面将对这些心理机制和体验方式一一加以区分和阐释。

——性化。这个机制可以在两个层面上扮演一个主要角色。一方面，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某种特定的性体验和行动至少能制造出一些暂时性的心理平衡。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性化了生活。另一方面，在通常的情况下，即使是那些中性的物件、行动或场景也常常被性化，比如腿的假肢、剪（理）发或是用婴儿尿布包裹自己。

——对一件物体或一个场景的拜物化或偶像化。这种心理机制对于在不寻常的性形式中获得性兴奋并把这种性兴奋付诸实施，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日益复杂化的性和性别变化事件中的一个时间片段或场景，都会多少有些过分性化；拜物化或偶像化将主导其他的时间片段或场景，并且对于那个不同寻常的情欲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个异性恋男人，只有通过偷听一个女人正在解小便的声响才能获得他的性高潮的话，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个男人是“变态”和“性欲倒错”。如果这个男人装扮成修理工匠进入女厕所直接观看女人解小便，那么他的行为就具有极端的攻击性。在一种不寻常的性形式中，一个人童年时代的一切情欲和感觉就会像在一件神物之中那样地全都聚集在一起，而在“正常”的性欲性行为中则相反会出现一种弥散：皮肤、乳房、头发、臀部、排泄物、声音、衣服等，都会多少成为温和的拜物偶像，但不会直接成为性刺激源。只是没有某种特定的拜物（偶像）化，“正常人”的情欲也就会很快消失。那些能够长年相守并相互一直有着性吸引和性生活伴侣的秘密，在我看来似乎在于：通过一种温和的稍有变态的行为，有效地相互吸引构成一个几乎不可解的联盟，并且最好是双方都是在无意识中从事这一切（83章）。

——性幻想的强迫性外化。只有拜物偶像以及某些特殊性场景的外化，才能使那位不寻常的情欲者获得一种近似性高潮的性兴奋。“正常”的人，通常会借助对性的幻想掩盖或越过性生活中那种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但对于变态瘾癖化的人来说，则必须把自己的性幻想在现实中付诸实施，他们身不由己地处在一种公然表现自己性幻想的强制中。粗略地说，他们受控于向外释放过程的强制；他们想象的少却又做的多。与此相反，主导“正常人”的则是向内释放过程，他们想象的多却又做的少。鉴于变态者的行为会因为要表现内心紧张和恐惧而构成了一种外化的心理症状，弗洛伊德把这种症状称为精神病的负片。因为精神病者不会外化而是压抑自己感到恐惧或冲突的性愿望，这就导致他们有一种内化的心理症状。

——瘾癖化的性体验。瘾癖化的性体验与外化表现、性化和偶像拜物化相关联——这一切都超越了当事者本人的自我。如果这类行为被抑制，当事者就会出现戒断现象，如身心不适或一种抑郁等症状。当事者受控于性场景，如同吸毒者于毒品。比如一个性瘾癖化者会在网上不分昼夜地寻找自己的性偶像，直到自己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陷于崩溃。因此在临床诊断中，这类瘾癖化的主要症状有着决定意义。这类瘾癖化症状最容易将当事者抛出原先一个还算正常的家庭和一种还算可以的职业生涯，导致当事者有一种生病的感觉和愿意接受治疗的愿望。但鉴于患者从自己特有的行动中所获得的快感几乎是唯一的，他的治疗动机也就不会那么稳定，因而他的心理治疗的成功率也相应是有限的。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出现性瘾癖的现象，在该患者的浅层心理中不必然存在着一种变态机制；并且性瘾癖的现象更容易在那些性行为完全普通的人群中出现（比较比如：Clement，1997；Strau，2001；Briken et al.，2005，2007）。可提及的这类性瘾癖现象主要有：强迫性手淫，长年累月的异性或同性淫乱，过度沉湎于性电话、性网络或性电影，过多地进出性俱乐部、色情酒吧或性伴侣交换俱乐部，诸如此类等等。伯纳（2005：198，也请比较 2011）曾描述过这类问题：一个52岁的男人，“自1999年12月起由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强迫症——在性商店设置的录像单间里观看色情电影，在我这里进行治疗。这种强迫症会阶段性地爆发，经常要持续好几个小时，有时甚至会不间断地持续两个整天整夜，还时常伴有过度酗酒和抽烟。直到身体出现极度的筋疲力尽之后，这一强迫症才会稍渐消退。他的界于这种强迫和瘾癖化之间的性行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在1992年与1993年间达到了一种最高度，以致这个患者每个月都要为这类行为花费1000马克。其后在1995年，通过一个持续6星期的身心治疗的疗程，才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改变，因为在治疗期间认识了一位后来成为他第二个妻子的女性，与第一次婚姻相比，他自我感觉与这位妻子的性生活出现了一种积极的改善。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自1996年起，在他身上又出现了以半年为周期的过度观看性电影的强迫症，并伴有季度性的极度酗酒。当这个周期出现时，他就会带上一瓶伏特加酒和足够的香烟，坐在一间有30～120部性电影可供选择的单间里，用一卷5马克的钢镚或一大沓10马克和20马克的纸币不断投入机器，只想看一些性伴侣紧紧拥抱或缠绕在一起的影片，有时甚至只想看一些完全普通的性交场面。如果出现在镜头中的男女颜值较低，出现撒尿或是性虐，他就会按键跳过这些场景……强迫症爆发的这一阶段，平均大约持续8～9个小时”。

有趣的是这种瘾癖化依赖度的性别分布。布里肯的论文（2007）评估了78位男性和19位女性对自己瘾癖化行为的自述。这些男患者中，有几乎50%的人有色情片上瘾，多于2/3的人有强迫性手淫，多于20%的人有长期滥交，大约12%是性电话上瘾，多于1%的人有自我伤残行为。对女患者的数据分析如下：大约37%的患者会鉴于自己的长期滥交而寻求治疗，大约16%的人患有强迫性手淫，稍多于10%的人有自我伤残行为，稍多于5%的人有观看色情片瘾。

古老的性学家就曾有过许多对这类瘾癖化性行为的表述，比如用来表述男人性瘾的有“唐璜（勾引妇女的）行为方式”（Donjuanismus）和“色情狂”（Satyriasis），表述女性的有“慕男狂”（Nymphomanie）等。今天主要是按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给出的基调（ICD-10，DSM-IV，以及以后的DSM-V）对这些性行为以及性体验方式，如露阴癖、恋物癖、恋童癖、窥淫癖、易装癖、性虐（也包括施虐和受虐分开的性虐），都统称为“心理障碍”或“精神障碍”。除此之外，美国科学家还在这张病症单子上加进了摩擦癖（Frotteurismus，即在拥挤的地铁或公共场所在对方不知情的状态下，偷偷地用手抚摸或用身体摩擦他人身体的某个部分，以取得性快感——译者注）。在这两个主要的病例分类登记系统中，都不再将同性恋、兽交以及恋老癖（Gerontophilia）列入登记系统，或是不再作为病态提及。这至少给予我们那么一点指示，每个时代和每种文化都会将某种其他的欲望、拜物偶像和特点看做是错乱、不正常和病态。当今，也鉴于新技术的可能性，已经不能再绕过这么个现实，即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有可能被强制和瘾癖化地屈服于来自外界强加的刺激和拜物偶像。卡夫卡（1997）曾建议把这类现象标识为“性欲倒错相关病症”（Paraphilia-related disorder）。但我认为，这一表述为了与传统的变态学说挂钩，在历史上是倒退的。我思考，性瘾癖或性强迫症或冲动控制障碍，按各自临床理论的状况，都是一种完全恰当的表述。但是在这类状况的极端发展中，我刚想起类似于精神病者（Psychose）的一个新术语，即参照Psychose这个词在希腊语中Spyche 是指心理，osis是指病的状态，可以叫作“性病态者”。但在国际上，至少是当前，较为通行的还是那个比较含蓄的术语“性欲亢进”。

无论如何已经存在与此相关的研究课题，这不仅是由于某些著名政治家较为怪异和惹人注目的性行为所触发的公众反应，并且也已有一份名为《性瘾癖与强迫症》（Sexual Addiction & Compulsivity）的专门学术杂志。但是正如我们在这里考虑的，有治疗需要的性瘾癖病状的真实出现，却仍是极少的。尽管目前还没有可信的发病率数据可供参考，但是一切征象表明，虽然经历过性革命，性瘾癖的发病率在我们的民众中，并不因此达到百分比，而只是千分比。但是与性瘾癖的低发病率完全相反的是，性瘾癖的形式出现在男人中，明显（还是）多于女人。

73 新动物恋作为新的联盟

当我在几年前把新动物恋描写为新的联盟（Sigusch，2005a：56-65）并挑衅地把这种新联盟说成是“人兽之间的生活伴侣关系”时，《图片报》（Bild-Zeitung）在第一版上报道了这条消息。这以后的多日内，我们研究院和诊所的电话铃声不再消停。许多人都向我们询问：“什么时候会设立这条法律？”“什么时候我才可以与我心爱的宠物结婚？”毫无疑问，近几十年来在富裕国家（也只有在这些国家）中人与家庭宠物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以前，家里养一只猫是用来逮老鼠的，养一条狗是为了看门护院的。今天的动物在电影和动（漫）画中已是可爱的宠物“丁丁”（Struppi）、（卡通人物中的主角）“柳条制”（Wum）、《花生漫画》中的“史努比”（Snoopy）、宠物狗“兰坦普伦”（Rantanplan）、吉祥物“伊德菲克斯”（Idefix）和动画片《小姐与流浪狗》中拟人化的男女主角，这些宠物在现实生活中被看成和被用来作为社会交往的伙伴，直到那个过分要求的动物把自己抓出血来，如“宠物心理学家协会”——是的，也真有这样的协会——体恤地抱怨道。

富裕国家中的许多人都与一个动物，主要是与一只狗或猫，生活在一种亲密的持续共同体中。这里举几个例子：我每次出门时，都会遇上一位女邻居，她习惯在散步时推着一辆婴儿车，里面则坐着她那只一动不动，因为过于繁多和冗长的毛发而显得有些怪异的猫；她会尽可能走向附近的一个种马场，那里总会有年轻的姑娘在种马场里骑在高大的、热气腾腾的马背上，就是为了在骑马外出时至少能在情感上享受破处的快乐。邻居家的一个名叫“苏茜”（Susi）的小母狗在我生日之时，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从“整个心”祝贺我生日快乐。卡尔，邻居家一个精神有些异常的小伙子，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情人，但他会像对一个情人那样亲热地拥抱、亲吻和抚摸另一个邻居家马的鬃毛。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晚间的电视节目中说：“我的那些腊肠犬总是爱我的。”那位服装设计家沃尔夫冈·乔普（Wolfgang Joop）在2011年4月的《南德意志报》周刊中提到他的卧室时这么说：“我左手和右手各抱一个我的狗狗，躺在床上……”从这篇报道的配图清晰可见，他的一只狗狗在直接吻他的嘴。女模特娜塔莎·吉勒（Natascha Giller）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我的那条狗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谁如果爱我，也必须爱这条狗狗。它总是在我身边。”好莱坞演员文·迪塞尔（Vin Diesel）在网上公布道：“我（在外拍电影）很想念它，我的狗狗罗曼。我们每天都通电话，不久就可以在纽约见面了。”纽约有只狗在燃烧着的屋子里，先后救出了5个男孩。有7000人打电话愿意为这条烧伤了四蹄和烧光了体毛的“女狗英雄”提供一个幸福的居所。那位中子弹“之父”塞缪尔·T. 科恩（Samuel T.Cohen），在教皇为他所做的“和平努力”向他致谢后，被人问道，“什么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最爱”？他回答说：“我的狗。但是请您不要告诉我的妻子和孩子。”德国女演员罗斯玛丽·芬德尔（Rosemarie Fendel）有一次在电视里说，她收集她家狗狗掉下的毛发，并用来编织了一条毛毯，以便在以后没有了这条狗狗（老去了）的时候，还能盖上这条毯子怀念狗狗。在巴黎的著名墓园“塞纳河畔阿涅勒”（Asnieres-sur-Seine）里，竖立着许多名为“大流士”（Darius）、“乌列”（Uriel）、“斯卡姆比”（Scampi）、“拉里”（Larry）、“奇奇”（Kiki）等的墓碑，这大都是猫和狗，但也有鹦鹉、马、豚鼠、狮子、羊、鱼等，喔，还有一只小麻雀——法国雇主协会（MEDEF）主席（女）甚至亲自出席了这只小麻雀的葬礼。在这个无比美丽的墓园里，一个正规葬礼的费用大约是1.5万欧元，其中并不包括以后产生的墓园其他费用（Ulrich，2011）。但这对那些送葬者和哀悼者——老年人和青年人，律师和工人，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来说，绝不成问题，这些人大都显然想在这种场合摆出个姿势，以表现自己与一个小动物比与自己的祖母更亲近些。比如为这些动物竖立的墓碑上，常常刻写着诸如：“睡吧，我的最爱，你曾是我生命中的快乐”等文字。也有人会将宠物火化后的灰，做成一个钻石戒指戴在手上以示怀念。当柏林动物园那只闻名全德国的北极熊“克努特”突然死去的时候，动物园摆了一本吊唁书，以便无数的人可以在吊唁书上签名以示哀悼，还计划“特地为它”设立一块纪念碑。这一轰动媒体的事件的可笑之处在于：专家们早就知道，北极熊不适于在动物园里按其物种的习性生长，因而总是在幼年就会死去。《南德意志报》在2013年3月9～10日的头版头条上刊登了一张大型照片，并写道：“狗狗躺在床上，小猫在同桌吃午饭，仓鼠在自然疗法的医生那里看病——在这份报纸中，为大家刊登了诸多这类的照片。”（也请见93章）

从总体上说，在文化型的人与宠物的关系中，人对动物所做的那些，即使他们非常关心自己的宠物，其真实的效果虽不是直接和有意识的，但也是间接和不假思索地以威胁着动物生命的方式去爱护或照看动物。许多狗狗被整日关在家里不得外出，可怜的它们无法动弹，只得眼巴巴地等待监禁它们的主人回家，直到腿部的肌肉萎缩。比如虎皮鹦鹉（Wellensittiche），按其自然习性是群体生活的动物，现在却只能满足于与无生命的物体，与镜子和人工假鸟为伴。夜间活动的动物，如豚鼠，由于被迫白天活动而遭受残虐，并且不顾它的惊慌反应，硬是把它锁在笼子里，因为实在没有其他豢养它的方法。比如或是把（金）鱼放在一个玻璃球般的容器里，这个空间对鱼来说，就像对人来说，如同关进了一幢公寓楼梯下的一个木棚的空间里一样；或是把宠物与会威胁它生命的其他动物关在一起，似乎就如把一个人与那些逃跑的、已经不会再失去什么的绝望凶手关在一起。绝大多数宠物都遭受错误喂养，或是被喂得太多，早早地被送上死亡之路。与此同时，文化型的爱宠物者，不害怕为自己的宠物花钱。宠物们不仅得到最好的饲料和玩具（目前德国每年为此的开销是36亿欧元），而且还遭受一切可能的人化虐待（比较Saemann-Ischenko，2010）。狗狗们被每天刷牙，有的甚至还被装上了金牙，它们被穿上衣服，毛发被剪出某种特定的造型，被按摩，挂上饰品，住进带有空调的狗屋或是五星级旅馆，被购买了生命保险，用抗抑郁或其他心理保健药品，必要时也被进行脑部手术，当然在生日时，也会得到一块主人亲自烘烤的生日蛋糕，它们也随主人去参加教堂的弥撒，也会有牧师或神父为它们主持葬礼。

心理治疗与教会弥撒：人与动物的界限，显然一步步地被跨越和模糊了。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条狗能够像人模仿它的叫声那样地吠叫，以致我们听到叫声后，必须仔细看一下，才能分辨是人还是狗在为什么事叫的时候；如果单身男女长期生活在一种与狗的关系中，因而在现象学的意义上，相互变得如此相似，以致如果他（它）们共同靠在窗户上向外看时，窗户外的人从第一眼甚至无法分辨谁是谁的时候，也就是说其相互的物理生理外形已经相互适应的时候，那么这时在一定程度上便已出现了人的动物化和动物的人化，也就是出现有些类似动物的智人化和智人的动物化的情况。如果人彼此间疏离，那么物和动物就会进入和填满因人之间的疏离而出现的空隙。如果人对他人就像对待动物那样，那么为了取得心理平衡，对待动物反而会像对人那样。如果感觉到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什么同情心和一切其他人性进步的成就，人的动物化就会得到一种虚幻的刺激：总是被喂食，不再有良心，不必去预测死亡，只需无耻的旺盛性欲，只去关心那些被自发吸引的事，但又不需赶走机体的嗅觉。所谓的兽装游行（Fursuit Paraden）并首先是宠物角色扮演活动（Petplay），都至少是尝试把这类角色互换设置进一定的场景中去。接着就是动物的人化。动物持有者（Tierhalter）和狗主人（Hundebesitzer）这样的表述已经说明，这实际上究竟与什么有关：这里强调了人对一种其他生物的权力——能够控制一切，既能够给予温情又允许施加暴力，而不必真实地担忧因此会遭到惩罚、报复和蔑视。谁不想用绳子牵着自己的爱侣，不管是好时光还是艰难时刻都拥有他（她）？谁不想有这样一个生活伴侣，有时可以把他（她）当作武器，其他时候又可以把他（她）当作依偎的枕头，也可以把他（她）作为门垫和避雷针，作为不厌其烦的倾听者和没有任何非分要求的同居者，最后还能作为心理治疗师（在一种尚未知晓和并没有可靠研究数据的情况下）和作为一个狭义的性对象（这里并不涉及一种所谓的变态行为或临床理解的人兽性交）？

也许在未来甚至能够专门培育和繁殖出人们的心爱动物，比如腊肠狗猫。研究者已经越过了植物和动物与人之间的障碍。一个种属的基因将被移植到另一种种属中去。在我们地球的地平线上将要出现完全人工的，不是自然赋予我们的，囊括一切的一种总种属。今天，一种数字合成科学正在综合分子生物学、化学、信息科学、生物学和工程技术科学间的相互联结，以便不仅只是解开生命的密码，而且也书写（构建）新的生命密码。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在2009年曾说：“人类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引导着继续的进化。我们将创建新的有机体，来解决这个世界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Süddeutsche Zeitung，14. 10. 2009，S. 18）

但是现在回到我们那些看来颇有些古风的动物之友们的观点上。从德国当地的实情来说，人们心爱的动物正在成为新动物恋者们的心灵弥补物。这些主要生活在百万人口大城市中的新动物恋者，因为孤独，因为从未生育过小孩，也因为常常期望（却姗姗不来的）爱的伴侣或真诚的友谊，而需要宠物作为替代，作为补偿。许多人显然除了他们家养的宠物，根本没有其他的亲密生活，因而对他们来说，我们文化中对于生命有至关重要意义的亲密生活，如果没有动物，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这些心爱动物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客体化（永远不会成为主体）和它的可靠性。狗不会反驳，是始终如一的可依赖的情感对象，并总会为主人回家感到高兴，等等。另外也早就众所周知的是，得过心梗的病人在其后的一些年中，没狗的死亡率经常要高出有狗的7倍。在《澳大利亚医学杂志》（Medical Jounal of Australia，Heft3/1996）有研究者刊文说，有家养动物的人要比没有的人较少生病。因而政府应当鼓励饲养动物，以降低医疗费用的支出。但也有研究者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Heft 1/2010）发表统计数据证明，一条德国牧羊犬对自然环境的伤害不亚于一辆大型越野车。

可以这么说，相对来说，狗的忠诚最符合人对忠诚的心理需要，其他一些动物，如猫、羊、马甚至兔子和金丝雀，都不能像狗那样同时平衡忠诚与不忠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用奇怪，有无数的新动物恋者愿意在自己家中为他们的苏茜和克劳斯（都是狗的昵称）设置一个狗窝，并愿意为他们的这些狗狗缴纳税款。对于我们性文化中那些典型反色情的人来说，狗显然完全恰好是一种几乎特意为他们造就的爱的对象。我们来看一下弗洛伊德稍有些悲观的分析，弗洛伊德曾说（1912：90），即使“今天，爱情仍在根本上是兽性的，如同它从来都是的那样”；柔情和色情这两种不同的情感流不会相互交合在一起；所有的性客体对象都只是替代品，并且只是作为替代，男人所爱的，并不能真正激起他们的性渴望，只有当这个客体对象不再受他们的尊敬，遭受他们的蔑视，必须服从他们，并且不能看透他们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也只有像一条狗的时候，才能激起男人的性趣。弗洛伊德自然没有这么用“狗”来表述他的想法，而是特指“轻飘简单的”小妞。但现在的情况是，无辜小孩以及那些肮脏和不道德的女人各自特有的作为性客体对象的优点，都合并在家犬之中。

越来越多的人会称呼自己的宠物、汽车、录像视频、酒、电视机或电视剧中的主角为“朋友”，特别是人们如此地沉浸在剧中的角色中并认同他们，以致如果少看了其中的一集，有人甚至会感到绝望。之所以会出现这里提及的人与宠物关系的变形（比较zum Folgenden Sigusch，2005a：61ff），主要还是由于原本的人与人和人与动物或物的关系，在今天已普遍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物与物的关系中无主体性那种在自身中的自我运作，已是我们今天社会的既定现实。其结果是各种形态的背离人和无人情的关系的增多，并且不仅只是表现在新动物恋者的增多上。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他人、与物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已经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特性，因为生和死，主体性和客体性，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晰可辨。这些关系不再是它们曾经的那样，即不再是人化，而是物化的关系了（17章，以及Sigusch，1997）。绝大多数个人都只是作为购买商品的消费者才被认为有社会存在的必要，并受到商家的招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人的他们已经不可避免地与物相互异化了，这就是说，他们已被绑定在死的但又极有活生生诱惑力的物之上了，原本第二手（即由人创造）的物构成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内容由物派生并反过来算计物，因而也就极端地只顾自己（以自我作为一切行动的参照系统）。它其实就是在原则上不合时宜忘我和无法满足地去适应现实和幻象中全能的物所导致的反面化（异化）。原有的乌托邦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越来越极其明显地为我与我自己、我与动物和人与物的关系所取代。

关于人的理念，自古代以来经过一切历史时代都被普遍认可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础，现在由于人与动物日益相似，已变得苍白。按原有的理念，人是理性的，而动物是非理性的。就是以这一理念为基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47/ 1969：220）认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谈论心灵并认知它”，“完全并仅仅适宜于针对动物”，而不适宜于人，“因为只有动物的生命是按心灵的冲动前行的”。另外，他俩也能够用黑格尔的理论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因为黑格尔在《精神想象学》（1807：65）中写道：“违反人性的动物性在于，动物只能停留在感情上，并只有通过感情才能进行沟通。”鉴于动物爱好者的心灵日益相似于低级的动物心灵，他们想卸下理性和个性的重负，包括有关过去的知识和对未来的期待，以能够不需任何意识地去拥抱，去吃和喝。动物爱好者从无知和并不自然的自然生物中，得到（通常不应有的）亲情、敬意和顺从的呜咽，在与动物的联盟中不需任何思索地享受这种温情，而这正是他们在职场生涯和人与人的爱情生活中无法得到，现在却从一个微微蹒跚、从没有任何自决权的失败者那里得到了满足的心理需求；一，二，三，狗狗赶快跑向决定一切的主人，这个主人再次显示出，他是名正言顺的（狗狗的）持有者和主人。

只要看一下，我们对动物是怎样地友好，怎样地富有同情心、公正，甚至相互团结互助，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对动物的爱是否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如果养育孩子的压力不那么大，不需那么担惊受怕，不需花费高额的经济支出，而且孩子也不那么顽皮不听话，那么我们也就会像对我们的小狗狗那样地疼爱孩子……霍克海默（1936/ 1968：157 f）曾对以上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对动物带有那么一点感伤的爱，无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事件。它不是会延伸到这些活生生作为团结对象生命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团结，而主要是人们对自己的自恋情结和对公众意识的一个借口或是一种托词，仿佛成了对他们是否符合理想道德的一种考验。”在这里，我想追问的是：我们对动物的爱是对不充分有效的社会心理的一种补偿？是一种倒错吗？对外人，对劳动苦役者，对已经是一无所有的外来者的仇恨和攻击，威胁和偷窃，会转换为对完全不同种属的另一个生物的亲情和真情吗？如果有谁就这个问题想起了希特勒，想起他显然只爱他那条母牧羊犬，被昵称为“金发女郎”，成为唯一允许进入他卧室的一个生物，并按他的命令与他一起被焚烧，但这种想法是不公平的。不，这种比较甚至是对动物爱好者的一种诽谤，因为这种比较间接地假设了我们的新动物恋者可能就是在根本上被阻止了的大众杀手。但另一方面，在事实上，他们对动物的爱多少已经成为虐待动物的一种绝望行为，也经常是对自己事务的一种毫无顾忌的营救尝试，比如由于孤独而绝望因而尝试激起和提升遭受严重损害的自尊：作为动物的主人，就会被迫切期待和需要，不再是一个孤独的自己，总有一个活生生和可爱的，甚至常常令人着迷的生物伴随在身旁，却又不需像养育一个孩子那样地操劳，尤其是不会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的操心和担忧。还有什么理由要去反对人与动物的这种新的联盟呢？

但这种现象无论如何是在反对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因为时至今日它仍然沉睡在作为还在从事认知的睡梦中。可以说，19世纪和20世纪的心理学已经正在快速地走向它最后的社会有效期。自很长时间以来，社会急迫地需要一种人与物和一种人与动物的心理学。只有当这两者都作为成熟的理论出现后，我们才能决定，是否根本还可以和应当从人的心理角度去思考这类人与动物的新联盟。因为也有可能，物、动物与人之间的差异已经变得极其微小，或是已经不能按传统理论对人的假设再来对人与物、动物做出根本性的区分。也许个人今天的情感和思想只是对压倒一切和富有诱惑性的物的世界的一种直接反射，这也就证明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论比半个世纪前的心理学更正确些。半个世纪前的心理学认为，动物心理学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研究人，会因此丢失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动物，尽管只有动物的生命是按心灵的冲动而前行和继续的。心理学必须向人们解释，人是“倒退和被毁”的。如果“心理学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那么“原先那个人际直接关系的狭隘空间，便会变得更加狭窄，他们还需要在其中留出与物的空间。为了理解他人，心理学提出的诉求是不知羞耻的，也只是为了伤感地解释自己的动机”（Horkheimer und Adorno，1947/1969：220）。但是他们那时还没有谈及后来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1980b：58）所关注的“物心理学”，也没谈及今天似乎正在兴起的“物社会学”。如今机制性程序式的意识，已经超越了意识和潜意识的对立或是说差异。如果真的仍然还存在意识的超验性，那么所谓的阈下心理也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技术性的“阈上”而已（Lütkehaus，1995：287）。

认知科学在其他背景下的研究中，也得出了与此相似的结论。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反正已经不再坚持人与机器的差别，因为目前已经无法排除，机器也可能有意识这么件事（但据我所知，至今还没发展到机器是否也有潜意识这么个问题）。我们可以在这里回忆一下齐美尔（Simmel，1900）100多年前的观察：机器甚至比工人有更高的智能；客体甚至挫败了主体的文化。另外还要加上聪明的认知学家们的观察：人较高的启蒙能力通过神经科学不仅总是被解释为机器般的能力，现在“计算机”甚至还可以解读“精神”。人的自身也通过这种“启蒙”更加机器化了，也就是作为科学的客体越来越可计划、可计算和可控制了。这个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认知科学家给出了几乎完全等同于后现代哲学家的回答：是人自己认识到现在的处境实际上是一种机器般的生物，还是将人最初的一切关于“进步”、“有用”、“幸福”理想和意图都伴随着机器的转动而让它们消失？“什么是启蒙”？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现在比机器更高级些”（1784a：61）。但是康德的这个回答已经不能再影响那些想创建一种“人与机器（电脑）新关系”（比较Beuscher 1994）的认知学家们了，康德的回答对他们来说太人类学化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自称为“动物解放阵线”或“动物和平协会”的团体正在日益兴起。他们已经背离了人，用动物取代了人。他们称自己是争取动物权利的活动家，而不是动物保护者，因为动物保护者认可对动物的利用。他们是素食主义者，这就是说，他们不吃和不用任何来源于动物的食品或用品，他们不吃蜂蜜，不用真丝，不用皮具，不吃鱼，也不吃蛋。对他们来说这里关及动物的“生理和心理的不可伤害性”，也关及它们“能够过一种由它们自己决定的生活”。它们虽然可能会有“另一种良心”，但是“它们的生存利益”与人是相同的。他们中的一位女代表说：“但是，这些可怜的动物被杀被吃，刚出壳的小鸡小鸭就被焚烧，大猩猩被单独关押。因此我们要说：奶酪是对动物的酷刑。”新动物恋者和食肉者也许会认为这些素食主义的动物权利活动家有些发疯，尽管他们知道，这些动物权利活动者的狂热，只是对通常无耻地虐待动物的方式方法的一种也许有些过激的反应，而他们自己作为新动物恋者正是以这种方式剥夺了自己宠物的最后一点自然性。

这里被称为新动物恋者的那些新型动物爱好者在社会中的胜利进军已经成为事实，媒体每天都在报道有关他们的消息。尤其是对动物作为生活伴侣和同居伙伴的爱，已为我们的文化普遍接受。女记者加布里埃拉·赫佩尔（Gabriela Herpell，2011：17 f）在颇有影响的《南德意志报》上刊文说：“人与狗，这不仅是一种友好相处，它往往也是一种挚爱。只是目前尚未清楚，狗是否也能在其中感受到与人相同的爱？”她的结论是：能感受到。毕竟是她的狗在守护睡着的她，把头靠在她的手臂上，或是快步跟在她的身后，或是把爪子放在她的脚上，在轻轻地嘀咕着什么。“如果这不是爱的话，那我也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爱了。毕竟爱，首先应当是想亲近某个特定生物的愿望，并且如果需要，也愿意照料和保护这个生物。有些人，我曾相信他们是爱我的，但他们表现的爱却比狗对她表现的爱要明显少得多。”并且最后说：她的狗对她的爱，不会像人与人的爱那样容易消退。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也许有一点还要作为补充，即越来越多的人从一个动物那里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希望得到关注、拯救和有用的心理需求了。他们在拥挤的空间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收养了成百上千个动物。人们现在把这种行为称为“动物囤积”（Animal Hoarting）。近年来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000件这样的案例公布于众。有人在一间居室中豢养了130只兔子，另有人养了300条蜥蜴，有人养了93条小猎犬，更有人养了1500只虎皮鹦鹉。可怜的动物，可怜的人。

对于传统人兽之恋中的那种变态行为，比如对一只兔子或一匹母马的那种深情的性渴望，我们今天的新动物恋者，肯定是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在互联网出现前，传统的变态行为几乎已经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但是在互联网上他们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司法工作者。鉴于《动物保护法》的不够充分性，黑森州在2010年特意再次将人与动物之间的性行为，作为应受法律惩罚的犯罪行为。事实上已经有许多欧洲国家，其中包括瑞士、法国和英国，就是尤其鉴于经由互联网组织和相约的与动物性交聚会而制定和颁布了新的反兽交刑法。但这一切与新动物恋并没有关系。新动物恋现在甚至更受经济的宠爱。当我正在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时候，看到媒体登载的一条消息：瑞士一家名为“雀巢”的大公司，准备用一条有关狗食的商业广告，即用一种人不能听到的高音频，来吸引狗作为消费的主体。在这之前，在市场上也出现过为猫特意设计的iPad游戏和为乳糖不耐的狗特制的冰激凌。一些完全正常的动物爱好者也会为饥饿的流浪狗举办一次狗食长桌宴席，他们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如此写道：“我们是如此绝望——我们的食品架空荡荡……尤其缺少适宜于老年猫和老年小狗狗的食品！望着狗狗悲伤的眼睛……我们是如此绝望！！！我们几乎24小时日夜都在为它们工作……这些动物让我们感到伤心……我们用整个心来请求您的帮助。”（Frankfurter Rundschau，1. 11. 2011，S. F4）

面对如此经过精心构思的煽情艺术，人们自然不能再袖手旁观。对此世界著名的“文献”档案馆（Dokumenta）的艺术总监卡罗琳·克里斯托夫-巴卡基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这么解释道：狗已经成为新型的女人。在人的艺术与动物制品之间已经绝对没有什么区别。她说：“我不想保护动物和植物，而是想解放它们。”以前，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现在是狗没有选择的权利。因而如今“在女人与狗或是在男人与狗之间已经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Süddeutsche Zeitung，31. 5. 2012，S. 17）。其结果是这位后人道主义艺术家认为，所有非人的动物都应当有自己的选择权利。这位女艺术家与一条名叫达茜的毛茸茸的马尔济斯犬（Malteserhund）在一起生活，并且也一起在公众面前登台。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应当为一种即将或已经到来的狗的民主而欢呼。

74 网站门户性爱和多元之爱作为性和爱的新联盟

我们原有的并且已经习惯了的色情和性关系，当然会通过那些新的模式得以补充甚至被取代，我们把这种新模式称为（性和爱）新联盟。鉴于今天的寿命预期、性爱关系的持续、公众领域的性化和媒体，尤其是以互联网形态出现的变革，性和爱的新联盟便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鉴于在体验、成就和赢利方面持久的文化和技术的压力，便很值得我们去关注：原有的，也就是古老联盟的那种稳定婚姻关系是怎样得以如此坚韧和持久的。为了勾画新联盟未来可能有的发展方向，我想在这里提及两种新的关系形式，并推测它们将发展成为普遍的文化形态。

这里要提及的第一个形式，英国人称为滥交，我则更愿意称为网站门户性爱（Portalsex）。这是一个显然能够补充目前仍然有效的偶尔性爱行为（主要是指第一次性革命后的婚外情和第二次性革命后的一夜情）的性形式。我把这种来自第三次或是说新性革命的性爱关系形式称为网站门户性爱，因为它主要是借助互联网的网站门户得以发展的。在这类名为“lovepoint.de”或“firstaffair.de”的网站门户上，男男女女都可以写明自己在寻找什么（比如电话性爱、婚外出轨、性伴侣一对一交换、多个性伴侣轮流交换、群体性爱），以及自己能提供哪些色情和性的特长（比如亲热依偎式的性爱、肛交、口交、双性性交、角色游戏、施虐受虐性爱、偶像拜物性爱，或是喜欢在非同寻常的地点性交等）。

这期间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将自己的数据登记在这类性爱交换的网站上。2010年，大约有350万人单是通过“lovepoit.de”这个网站门户就成功地找到了自己期望寻找的性爱对象。鉴于从其他方面对这类性关系数据的实证研究，在“lovepoit.de”这个网站门户出现的数据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从性关系的角度来说，许多男人和女人在生命的自然过程中，总有那么一些年是自己独自生活的。当分离的痛苦逐渐消退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会开始重新寻找伴侣。但不只是单身的人才感觉自己有权利寻找伴侣。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男女，虽然生活在婚姻或是持续的关系中，但仍然不想放弃今天轻易可以得到的那些。点一下鼠标——已经可能成为一次色情的性冒险。被遗忘的是前互联网时代的那些专门的婚姻（或对象）介绍所、低级妓院和街头妓女。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网站门户性爱的历史前提和它当前的体验和表现形式，就会感觉到它是一种典型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的模式。它之所以出现的前提是：婚姻不再是唯一的性关系形式；可自我调控的受孕和生育；女性不需再表现出假装的性冷淡，也不需比男人对婚姻更忠诚，如同依偎网站门户的女成员新自由主义表述的那样，她们能够确定自己“性的市场价值”。属于这类新体验和表现的形式有：出轨已不会触发刺心的负疚感，也不再成为分手或离婚的绝对理由；使用网站门户性爱的自由，今天已是很自然的事了。在这类事件中的新型性关系已主要是要求较高的自然关系：“这里只涉及我自己，与任何其他人无关；我想享受性，不必顾及任何其他人。”今天的男女都想拥有一切——固定的关系、轻松的享乐、安全的爱情和激动人心的性。网站门户性爱有着一目了然的吸引人之处：它机动灵活，往往是自发的，令人惊奇，又不需承担责任；但它同时也是算计的，适应各自的生活状况，甚至还适于用来挽救原来已经即将走到终点的一段关系。它甚至像一位爱开玩笑的同时代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幸福家庭的秘诀在于，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享乐和性生活留出时间。比如那位妻子可以用每个星期二，丈夫则每个星期四。”

我在这里想提及的第二个新联盟，被称为多元之爱。迄今为止描述的单元性爱的形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仍然一如既往拥有主导地位，对我们个人的生活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而给人印象更深刻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新性革命的进程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公开并主要是在互联网上对这种爱情形式提出质疑。他们主张在同一时间内应当允许有多于一种的爱情（和性）关系，并把这一主张付诸实施。只要看一下以往的文学、歌曲和电影就能明白，现在出现的这些新性关系，其实早已存在。可回忆的不仅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让·保罗·萨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卡尔·巴特（Karl Barth）、勒内·玛丽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娄·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 Salomé）、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阿梅利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以及1929年撰写专著《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对一夫一妻制进行了清算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私人生活，而且还可回忆一下在其他文化中的许多一夫多妻制婚姻和起源于我们文化的“自由爱情”运动、轮流交换性伙伴运动、“开放式性关系”的实践，以及直到今天仍然通行的（时间是前后连续的）“系列化一夫一妻制”，我们在实证研究中把这种关系称为前后连续的一夫一妻关系（比如请比较：Schmidt und Sigusch，1971；Sigusch und Schmidt，1973），最后还有由一个固定人群组成的群体婚姻，也被称为多元之爱的性关系。

其中与其他形式有所不同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益频繁出现并被称为多元之爱的性爱模式（请比较：Anapol，1992/ 1997；Klesse，2007，2013；Benson，2008；Easton und Hardy，2009；Boehm，2012）。它不仅主张自由和同时的多人爱情和性关系，而且也要求当事者经由各方相互协商建立一种公开而不需鬼鬼祟祟的多元关系。因而它不仅否定了一夫一妻制的规范意义以及与此规范相联结的双重道德，也就是在核心上否定了“两人浪漫关系”（RZB）的文化主导地位。并且它也将爱情和共识（76章）置于多元关系的中心，这就是说，这种多元关系参与者的性别属性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同样成为无关紧要的是在这种爱的关系中，是否一定要出现激起性欲或实施性行为的状况。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多元之爱者，虽然简单地把自己称为“多元”者，他们的爱情关系与是否有性行为，是与两人（Triade）还是三人（Quad）或多人，是与相同的性别或是不同的性别完全可以同时并行。并且他们也尽力将那些具有破坏力的情感，如嫉妒、怨恨和竞争，转变为建设性的情感，这当然是对我们文化的一种最大的挑战之一，同时也比单纯的同性恋拥有更多的时代优势。他们以一个新词“多元之爱”（Compersion）来称呼自己的这种无私的、与利己主义相对立的行为和理念（比较http：//www.polyamorysociety. org/compersion.html；http：//www.theinnbetween.net/polyterms. html；http：//polyoz.dha.org/；http：//polyfidelity. org.au；accessed：11.11.2009 oder 27.3 2013）。鉴于德语中没有一个直接与嫉妒对立的反义词，我们只能用一个有些含糊的词“共同感到的高兴”（Mitfreude）来表述与嫉妒相反的意思。有时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也用“形容词frubbly和名词frubbles……来表述在多元之爱中……的共同幸福，以描写在多元之爱中的情感。这些术语更适宜用在开朗和无忧无虑的交谈中，并且在语法中也是多层面的，比如可以说‘我感受到所有的共同幸福’，或是可以说‘与他们的关系使我充满了与他们的共同幸福’”（http：//en.wikpedia.org/wiki/Compersion；accessed：17.1.2009 und 27. 3. 2013）。德国多元之爱者如果想表达与嫉妒相反的意思，常会用从英语“frubbly”这个词演变过来并加以德语化的形容词“frubelig”，对于自己爱情或性伴侣的伴侣则称之为共同幸福的人“frubbel”，有时也用“metamour”这个词，表示伴侣的伴侣。

多元之爱者目前主要出现在英国、加利福尼亚和荷兰。在这些地方和国家，人们也已提出了在政治上承认多元之爱法律权利的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德国也有多元之爱者的地区性聚会；并于2008年4月在黑森州，举行了第一次超地区的聚会。2005年在汉堡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2007年在奥尔登堡举办了电影节。到目前为止，这些大都还是由女性发起举办这些活动的倡议，并主要是同性恋女性（比较Mèritt et al.，2005；die Initiative »Schlampagne« und seit 2006 die Zeitschrift »Die Krake«）。总体来说，许多以多元之爱（也称为多元爱、多边关系或干脆称为多元）方式生活的男人和女人，也几乎可按传统的性取向模式分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性虐恋者，但是千万不能把性施虐受虐的实践如戴绿帽子和妻子共享，与多元之爱混为一谈。有些多元之爱者倾向于新宗教式的性行为，并独立于性伴侣的性取向。

这些同时爱着许多人的人，会在自身中发现一种以前从没感受到的爱的能力，不仅是量而且也有质；同样，也能通过同时与许多爱的人的交往，把握众多以前从不知道的体验和行为方式。多元之爱成功的基石是诚实、相互信任和自信。只有这样，才能以承诺取代占有式的忠诚，以多元之爱取代发疯般的嫉妒，用一个新词来说：共同感到的幸福。这在我们自私贪婪的文化中，将要付出极艰巨的努力，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从政治上来说，除了那些组织起来的女同性恋者，“绿色青年团体”也开始了这项艰难的工作。2006年2月，在一份针对保守党议员责问的新闻发布稿中，“绿色青年团体”联邦主席团反问道：“一夫一妻制就是解决的方案吗？”我们的回答是：“即使是你们这些永远生活在昨天的国会议员，也不能再闭上眼睛面对社会现实！在体验社会共同体和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中，人完全有多层面的心理需求。核心家庭的父亲、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已经根本不再适合许多人的心理需要。……文化和历史上的许多时代都有过完全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的形态和方式——也是很好的！为了追求更现代更符合时代精神的生活方式，我们主张婚姻的一种开放性——因为由于两人婚姻和核心家庭这类社会主导生活模式而导致在自己的发展中遭受极大压抑和限制的人的名单已经很长，他们中有：女人、同性恋者，以及自选性别者——所有这些和其他人都在我们的国家忍受着经济和文化的劣势。‘绿色青年团体’主张废除婚姻——以法国为榜样，让每个人都能够将自己的某些权利和义务转让给另一个人的这么一种民事契约模型，来取代已经过时了的婚姻登记。我们希望能够给予生活一个选择空间，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在一种单一的两人关系中度过自己的整个生命，许多人更愿意有一系列的多种关系！是呀，许多人都希望有完全多于世俗婚姻的关系：阶段性的关系，同时与多于一人的关系，有性关系的友谊。谁想过这种生活，我们的社会不应当去阻止他们的自我发展。我们主张替代性的共同生活，主张组成式的混合家庭，主张选择式的亲戚和相互之间的一种未僵化和不带意识形态的团结互助！”

在这一讲话发表之前的2004年11月，“绿色青年团体”在团体成员大会中通过了以“从打破原有的社会角色开始！”为题的主议案，要求“对生活伙伴关系进行一种意义深远的大胆改革”。“我们社会目前既定的以婚姻为蓝本的生活伴侣关系和婚姻本身，都只能是助长单方面依赖和守护保守生活理念的一种生活关系模型。另外，我们拒绝由国家认可的民事婚姻在象征性和事实上依傍教会和基督教的婚姻理念。”因此，“绿色青年团体”要求在根本法中废除对婚姻的保护。异性恋婚姻和同性恋婚姻以外的一切其他生活共同体，都应当享有与他们绝对相同的权利。不管这些其他生活共同体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其他形式的两人恋或多人恋，都应无损于当事人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此外，我们要求仿照法国《民事互助协议》（Pacte civil de solidarite，简称：PACS），实施一种较为灵活的权利转让的处理方式，一种简化和不那么昂贵的离婚程序，以及将终止婚姻协议的权限从国家的层面转移到由国家认可的公证机构。在这些要求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将同性恋的伴侣关系“尽快和无例外地等同于异性恋的婚姻或伴侣关系”。

只要不是神秘或隐性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原始”自然性和纯洁性的理解败坏了整个伦理问题，我们应当承认，符合异性恋规范的多元之爱的实践，已经触及了婚姻的基础，但对种族、族裔、权力和性别差异等这类范畴还缺乏自我批判性的反思，科学研究也只是在经过较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才开始反思和研究这类范畴。更令人遗憾的是，一夫一妻制和异性恋的规范仍一如既往地成为我们的爱情和性行为模式的规范，而事实上，我们早就以自己的爱情实践和对此的评价反驳了这类规范。

75 不存在具有普遍性的道德

柏拉图主张人应拥有四种美德，它们是：智慧、节制、勇敢和正义。后来的基督教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三条“神圣的”美德：信仰、爱和希望。与这七条美德相对的是七种恶习或七宗罪，它们分别是：傲慢、贪婪、淫欲、嫉妒、暴食、愤怒和懒惰。今天的西方社会缺乏一些既具有普遍意义又已成为人们生活实践的道德理念，以用这些道德理念的共识来聚集绝大多数的妇女、男人、青年和儿童。能够存在于社会的道德，应当是个性化的，这也就使它比只适用于某个特定生活或社会领域的道德更具有局部性。之所以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并已成为实践的道德理念，是因为那些诚实、谦虚和爱好和平的人生活在一个恰巧与他们这些品行相反的机制运作的社会里，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会自动成为失败者。普遍和已经成为实践的道德之所以不可能存在，也还由于缺乏形成这一道德的一个决定性前提，即还缺乏妇女与男人、儿童青少年与成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和物质上的平等，一种实质上的平等。对于既能为他们唱出许多高歌却又有许多埋怨的儿童们来说，最通常的遭遇是被忽视。他们是没有权利的人（54章）。仅在德国就有2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下。一大部分的青少年在人群社团和社会总体中遭遇贬值，那些享有社会特权的老年人，即使他们在文化和生理心理上还不愿认老，但也必然会感觉到，他们的理念和行为已经不再为新生代所看重。正是鉴于这一切，因此可以说，叫嚷和抱怨青少年的冷漠和暴力，其实是一种虚伪。

由于谁也无法真正认清什么是道德的普遍原则和市场规则，我们的道德便因此被平均信息量化，被削弱和被弥散化。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近一次报告，世界农业可以毫无问题地养活两倍于现在的世界人口。但这份报告又说，目前世界上有近10亿人口因为营养不良危及生命，每5秒钟都有一个10岁以下的孩子濒临饿死，每天都有3.7万人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忍饥挨饿，但在我们这个杀气腾腾不顾道德只顾利润的世界里，也允许不受阻拦地进行食物价格的投机，以致通过一次干旱并由此造成的饥饿死亡反而带来可观的利润，因为可以趁机把主要粮食如玉米、稻米和其他谷物的价格抬高3～4倍。这种由于无知而否定人和具有示范意义的雾化所达到的反人类顶峰是，那些应当为人类的这类苦难承担责任的人——金融投机家、高级管理者和高层政治家，在造成他人饥饿苦难的同时，却在开心地参加音乐节，享受他们的高雅文化。这里要提问的是：这些有着正常强迫症的高贵人士，当然也会不遵守日内瓦公约让那些非洲难民惨死在欧盟的边界线外，但是这些作为具体个人的音乐节参加者与直接杀人的独来独往的战争者，比如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2011年7月22日发生的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的行凶者——译者注）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必须在个人反对已经渗透于全社会的普遍不道德中，设立一些诸如良心、“超我”等机制，另外还要鼓励人们反思（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没有这些，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道德。事实证明，我们文化中的道德有着一种反现实和一种个性化的特征，鉴于它不能基于通常共享的想法和做法，也就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适当的听天由命直到狂热地与那个既定现实达成妥协，无疑很有助于减轻自己良心的负重。逛街购物、香槟酒早餐、风流逸事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这些，即便是不那么“超我”的自我也会难以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鉴于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理性”远离了它，而且所谓的人文科学的合理性也背离了它，道德的处境显而易见是没有前景的。但道德只能来自理性。学生运动失败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在他们近似疯狂的《反俄狄浦斯》（Anti-dipus）研究（1972/ 1974）中想为“野性的欲望”争取权利，按他们所说，这种欲望如同一架机器，能够帮助因为资本主义而变得疯狂的我们，呼吸、吃喝、放屁、拉屎、撒尿和性交。这就是一切。它是如此贪食，如此无所顾忌，它不需呈现自己，用通俗的德语说，也就是它不需向他人介绍自己，它如同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和最原始的破坏力（Destrudo），如果它不遇到外在的权力、理性和道德这些阻力的话。它也可以像尼采的“超人意志”那样充满暴力、破坏力和非人性。它仿佛是亲和了血、暴力和大地的神话，有着野性源远流长观念的思想家充满生机和反启蒙的特征。

众所周知，福柯狂热地赞誉《反俄狄浦斯》是在大海边一个“表示天气的灯塔”，是一种“新的思想”，并希望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德勒兹的时代（引自Frank，1990：561）。这并不令人惊奇。德勒兹把自己的研究称为是一种“反理性的思考”，福柯则说：“理性就是拷问者”。如果人的理性和道德的历史首先不是一种色情、身体和生命向外发展以及暴力强权的历史，如果一种“反理性的思考”不是有重大哲学影响的结构主义的关注主题，如果道德建构不在结构上依赖于理性，并且如果德勒兹和瓜塔里没有诉求时代的两座理论大楼——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心理分析，那么他们的反理性的野性欲望也就只能留在牛头怪的迷宫里，留在巴洛克式迷宫般的花园里，留在福柯的地牢里，也就都留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根基里了。不，这种野性欲望不具有约束力，不是把它辩证地保留在一种新的理论中，而是用它来颠覆，因为构思这种野性欲望的思想家并不能没有那些自己原本厌恶的范畴如起源、原则、体系和主体去思考。其结果是构思出一架机器，一种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总是在不断流淌的能量，和一种作为非认同性出现并合并了曾经是个人和社会一切制作品的新的身份认同，最后是没有不同于精神分裂症的有趣的“精神分裂”，并且还总是在行进的旅途中。快乐的科学用尼采对否定生活的告别，肯定了一架无主体操纵的机器。

谁也不知道，哪些价值转换将在我们称为后工业的信息社会得到最后的贯彻。多年来，我们政府的伦理委员会一直在谈论什么“抗挫折承受力”、“保持角色距离的能力”、“延长满足感的能力”、“恰如其分认知和分析势态的能力”、“寻找最大满足可能的灵活能力”和“将行动潜力发展为积极影响势态条件的能力”。由于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由于先前的价值观已经与新保守主义和谐，由于虽然被看成是社会神秘性但又可能受政治操纵的社会事实限制已被超越，因而玩弄道德将是致命的，因而技术批判与新保守主义极有可能虚伪和有效地结合起来。这就导致出现这样稀奇古怪的情况：把堕胎称为谋杀婴儿的科学家，可以作为得到认可的生殖科学家，把性领域与生殖领域重叠起来，把（外）祖母变成她的（外）孙和孙女的母亲，或是制造出无数的胚胎，然后用来进行能为人类带来（怀孕）福音的实验。现实与理智的平衡（Adaequatio）关系，正是在这类解离中才得以贯彻，并试图将其中敌视人的原则包装成拜物主义，以迎合“新的可能性”。

20世纪60和70年代，由反权威和性革命引发的改革中曾经将道德与法律作了意义深远的原则解离，但在其后的一些年代里，社会机制却又以法律为借口回避道德的本质问题，只是今天的现实已不容再回避，对有关道德本质的问题进行普遍讨论和回答。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法律与道德的耦合，最后建构的只能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机构，它不仅诋毁法律而且也诋毁道德。这里只需提及一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糟糕妥协：堕胎，虽然是违法的，但又不需惩罚；对贫穷国家的儿童实施性侵，虽然须惩罚，却几乎不会去查实；婚姻和家庭享有宪法的特殊保护，但不包括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婚姻或家庭；偏离正常的性取向，应当不能成为求职的障碍和解雇的理由，但不允许公开；按法律，性犯罪者不仅要被监禁，还必须接受治疗，但又没有提供足够的“治疗机构”；谁都在说，“对儿童要有爱心”，但那些从战争地狱终于逃到我们这个“天堂般”社会的儿童，却又被送回地狱，而且是我们特意为儿童埋下（即不是成年人的体重也能引爆）踩雷的战争区域。

76 个人亲密关系中的道德共识

虽然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掏空了道德的理念，但最近几十年来，在个人的爱情和性直接积极互动的亲密关系系统中，又充满了新的道德理念。这种新理念把原有的快感最大化道德和比这更久远的婚姻与相互照顾的道德，转换为一种个人自我设计、自我负责的道德。新道德所主张的新道德理念有：性别平等的对称性、互爱的对称性和预防艾滋病。没有传统道德机制的束缚，个人在完全由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的亲密体验和关系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现在已是多个方面的，并且不管在规模还是在强度上都是一种新型的责任。新亲密关系道德，使人变得更会交际，但同时也使他们多了一些距离。社会特权者可能会成功地被认为是不同于他人的特殊人物，现在也能同时过上一种私人“自我实现”的生活。但在严肃的情形下，决定他们的并不是一些性学家更愿意假设的那种“民主化的亲密关系”，而是那种具有普遍性的利己，并主要是作为独特的性个人的特质。因为性以它性的个人特殊差异，是不可能民主的。

沃特斯（Wouters，1994：214）将这类自我操控和调节的模式描述为“非正式化”（Informalisierung）。伴随它出现的是一种巨大的相互依赖和依存的紧密联结，并进入到一种前往非强制性的强制，在我们的综合语境中，也可称为对多样性的强制。毫无疑问，今天的情感和行为基本标准已更多变和更差异化。它是否也因此在事实上更个人化，却还是个疑问。人们可以相互以“你”称呼，来一个快速的社会化接吻或是公众化地自我表露，却仍与他人保持着距离。人们也可以亲密地与他人交往，但如果有一天当自己陷入一种不容忽视的困境时，却会恼怒地发现，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些朋友，甚至不知道他们究竟姓什么。取代强硬的行为和情感控制机制的不仅是新的善感基本标准，而且还有新的脱敏和拒绝式的行为基本标准，这类行为标准使得亲密关系所要求的基本标准具有公约性和可忍受性。这种基本标准使人回想起作为社会准则和生活方式个人化结果与打上社会联结关系印记的孤立和孤独。人们可以用齐格蒙特·鲍曼（1997：87）的话来说，它制造出的是“间离”而不是相遇。

在一切都只是围绕着相互关系的两人关系，也就是在可以被称为关系的关系中，为了排除孤立和孤独，会强行推进关系的一种亲密化。但正是这种给人印象深刻的反孤立反孤独运动，却不是真正的反对运动，因为它只会强化前定的倾向。如果只有两个人共同生活，或只是与父母中的一方，主要是妇女，加上一个小孩，那么就会强制性地出现一种排他的情感化关系（比较Schmauch，1996a/2007a）。也许，这种亲密化就是埃利亚斯（Elias，1939/ 1969）所描述的一种文明进程的延续。另外，范·塞勒（Van Ussel，1975）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在宣告性欲性行为关系终结的告别书中，将人与人之间的性关系升华为亲密关系，如同稍后吉登斯（Giddens，1993）的“纯洁关系”。只是这类亲密关系或纯粹关系都要小于情感化和亲密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在情感化亲密化关系中受依赖、限制和攻击制约的那一面。迄今为止，我们知道，如果儿童从小就伴随着诸如妇女是第二等性别的感觉成长，长大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而我们如今所谓的单身社会也表现出，如果儿童伴随着这种感觉成长，即一种性别意味着亲近和温情，另一种性别则总是不在近旁，不冷不热或甚至是冰冷的，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

如果说以往的婚姻在文化上被认为是既和谐又有激情的亲密关系的普遍模型，那么如今已经不再存在被普遍认可并可与此相比较的模型。这不仅对“纯粹的关系”来说是如此，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93：10）理想化和稍有疯狂的性民主构想，这种纯洁的关系应当是一种双方在性和情感上都拥有同等权利的关系，而且也自然适用于被吉登斯和有些女权主义者吹上天的女同性恋的关系。另外，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1990：214）关于认可两个有着平等权利主体之间关系的构思，是对“悖论逻辑的一种认可，它意味着两种对抗力量的一种持久性紧张”，并且可以把这种紧张关系理解为同时既寻求承认又寻求独立的关系，无异于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关系，随时都可能被海浪冲走。因为即使是心理上的性别差异也受制于物质（12章），本杰明忽略了这一规律。当然，纯粹关系或主体互动的承认关系的定理，也不能排除世界的客观矛盾，正是这些客观矛盾导致了自有性欲和性行为以来的分裂。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主要需解开的是这么个难点：既让自己的性本能冲动自由地为所欲为，却又不丧失自己的头脑，也就是说，把激情、越轨与和谐、正派都协调一致地置放在同一个屋檐下，但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今天的难点则涉及一种不可能性，即既想无私地去爱，同时又想掌控一切。性学家冈特·施密特（1996：11）曾把这样的情景称为一种新的“行动或主体互动道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把一切与情欲色情和性有关事件的细节，事先协商达成共识。如果这种规则方式——我把它称为“利己的共识道德”（Sigusch，1996：26）——得以贯彻的话，那么这就是在性理性化的历史道路上更前进了一步，也值得关注地建构了对社会群体的性的一种压抑，用另一个词来表达，即建构了社会的性无能。

几年前，我曾对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表示过这样的看法：这是一场伪活动，因为通过被监管和被独立，性已经成了它自己的模仿品。看上去似乎所有人都变得有那么一些性活跃，但实际上谁都在避免一切可以让人联想到性的事，比如自发性与随意性、奉献与忘我、风险与主体性。如果性行动的内容，仅仅只是它的单纯出现，便不再涉及它做了什么，这里唯一涉及的只是它做了。性便因此凝固为“事”，并作为“事”而迷惑人。除了对主体的信仰以及自发性以外，以上对性的分析在今天仍可继续书写下去。今天日益涉及的是：性的行动似乎已经以双方的协商共识取代了单方面的自我决定，似乎性对于人来说已不再神秘，似乎性这件事在根本上会给人带来比幸福更多的不幸。艾滋病的暴发以及人们对艾滋病的普遍态度都强化了这种不幸感的发展趋向。这种发展趋向对于社会总体性文化结果是（在艾滋病暴发前就有这些特征的）反色情性民主，被批准的对快感的敌意，不再倾心去爱，充满爱心的无情和不骚扰他人的自慰满足。为了体验和参与性活动，大家便都现身在“爱的大游行”和“狂欢聚会”中（82、92章）。在那里，新性（理念）者把自己装扮成诱人的性主体和淫荡的性客体，但通常又避免与他人有传统方式的身体性交往。那里也会上演一场利他社团结拜和誓言的场景，但每个人（不管男女）却同时又以自己的表情和行为表现出在刻意与这个社团保持着距离，这个社团只是人们自恋和利己的最佳场所。

77 卖淫和性工作

从道德上来看，其实谁也不高于谁，成年社交舞会并不高于看西洋镜，部长联席记者招待会并不高于街头卖淫——因为不存在一种确实行之有效的普遍道德。无论是神秘爱情还是病态多性恋的出现，都不比其他的性形式更道德和更自然些。虚构的人性，更愿意躲在那些沉闷恼怒的健康民情不会去有意识猜测但在潜意识里又能感觉到的地方越冬，惊叫就是这种潜意识感觉的明证。因此，性越轨者经常不是戴上虚假幸福的面具，而是通过更直接的身体亲近来达到表现与不出轨的性欲性行为的一种距离，炫耀出轨比不出轨更多了什么。伟大爱情诉求的是性的尽可能和谐。但只要伟大爱情如同一种正常的道德状况那样只是社会的一种稀有存在，那么对最粗暴的性伤害和侵犯只能进行消极的制裁，并且也只能是运用个人的不合时宜的方式。只是这种制裁无关乎道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想用法律条款改革对道德和法律进行现实解耦的那些司法工作者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普遍关系，其实有着一种卖淫般出卖自己灵魂和肉体的自然。卖淫属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像“阿门”属于教堂。我们大家都是可出售的，并也被购买。有些人是提供身体，有些人是出卖灵魂，许多人是出卖“道德”，但谁都出卖的是精神。那些还允许参与社会生活的人，都在提供自己，标出价格，然后出卖自己。但社会和人群都只会把厌恶和憎恨投射到那些卖淫女身上。遭受唾弃的不是每天都屈服于强制的精神卖淫，而是身体的出租。因而所有的指责都指向了得不到一丁点儿仁慈，却在从事社会工作、崇高的使命或博爱的那些人。法国思想家如米歇尔·福柯曾教导过我们，博爱（也包括人文科学）是一种普遍的战略机制，它恰好能阻止那些它假装能对其产生影响的事：一种巨大的牵制行动，它允许不带有虚假情感地去歧视卖淫，尽管可收买的现实原则必然败于一种普遍的裁决，因为它不认可道德和博爱，只认价格和盈利。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坚守主流逻辑，就像反现实那样去反对性工作，不比它多也不比它少。

道德使徒们相信，当今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金融投机、军火贸易、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政治极端主义，而是来自性买卖，来自性工作和性产业。妓女是道德堕落，妓院老板是反社会和犯罪，嫖妓者甚至是像动物那样的道德不坚定者，也就是说，所有参与卖淫的当事人，都不是具有主体性的人，而是卑劣或下贱者，应当为社会所抛弃和唾弃。道德使徒们正是这么做的，如果一旦他们认为与卖淫相关的一切打破了我们社会的事实和道德的框架的话。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打破了我们社会的道德框架。在一个原则上一切都可以买卖而且在事实上也一直在从事着买卖的社会里，只要可以买卖的东西都在进行着买卖；在一个一切都取决于是否有用或是否可利用的社会里，偏偏把“爱情买卖”作为这个社会的丑闻。妓女被用来作为排水沟，她保证了宫殿的纯洁——教会的父亲曾这样表述过，并且是正统社会学还在宣扬的智慧。事实也是如此，卖淫嫖妓和婚姻，孤立的刺激时刻和覆盖整个生命的爱情，都同时并存于我们的社会。其中的一种形式从另一种形式中得到事实的存在和存在的权利。在真理性中，每一种形式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并不存在的真理，因为只有金钱才是我们社会的媒介，才有权利诉求普遍性，而不是正派，不是道德和慈善，也不是真理。

尽管如此，社会还是允许其他性关系形式的卖淫，并允许它把自己误解为是有更高价值的形式。仅仅是它的单纯存在，就赋予关系和刺激以一种权利，把自己装扮成非卖淫的形式。卖淫形式越是贪婪金钱，越是倾向于暴力或只要似乎是这样，那么一切其他的性关系形式如婚姻、固定的关系、性伴侣交换和群体性交等，便越是显得无我和富于同情心。但低贱卖淫的小小真理却是，我们的快感如果没有禁忌和禁令、没有恐惧和羞辱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谴责和驱逐妓女的那些道德主义者在实际上却违背自己意愿地支持了妓女行业。他们是真正行使小市民意识形态职权的代理人，只是小市民意识形态在过去的时代已经通过将卖淫病态化和拷打妓女，通过谋杀和凶杀，已经深到骨髓地永远名声扫地了。

我更愿意把这些小市民意识形态学家称为正常强迫症者，他们总是以蔑视的眼光冒犯妇女并教训我们，原本由于他的文化传统而禁欲的那个年轻男人是被女人可怜地扔进了性电影院。他们导演了一个个性别歧视的法院场景。他们到处煽动道德和精神的卖淫，却对那些用身体卖淫女人的尊严表示关心。他们用女人的身体做广告，但如果有谁真按他们的广告如此行事，他们又会表现出担心。他们把色情中心赶出城市的内环，却又在原址建造了更大的购买、商贸、金融、券商和房产介绍中心。他们把钱都花费在昂贵的晚礼服上，却把妓女辛苦挣来的马克说成是肮脏的。在社会等级图表中，厕所清洁女工、妓女和工厂女工无疑是在图表的最底层，而那些女演员、女记者和富豪之妻则必定在最上层。一个被看做润滑下身的油脂，另一个被看做维护面子工程的面霜。但经常甚至无法判断出，谁的差事更苦些。在妓院和性电影院里，可供男人支配的只是女人身体的一部分，而在企业和电影拍摄场，男人则被允许支配女人的一切——身体、心灵和精神。妓女经常遭受如物一般的待遇，但是必须按制片商的指令拔掉所有牙齿（即被制片商打掉了所有幻想）的那位女星，她的脸部表情、身材体形、说话方式、她公开和不公开的生活，都受到他人的直接干预，那她也就成了一件可以制作成商品的原料。应当怎样来判断谁被剥夺了更多的尊严？无论如何，妓院和西洋镜要比出版社、广播、医院或商贸大楼以及其他企业更直接也更干净些。出版社、广播、医院或商贸大楼等地方都存在着（如果根本有的话）对真实目的的一种充满谎言的距离，再加上阳痿男人（让每个局外人都会感到恶心）的一些淫荡欲望。

俗话说：“每家的地窖里都藏着一具尸体。”（意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译者注）地窖因此就意味着已经过去了的生活历史；但不仅如此，地窖也意味着属于当前或当代的无意识心理。如果有谁认为，说起他本能冲动的生活无非只是说出了一种纯粹的真相，那他或是似乎并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或是曾经拒绝过承认这一真相。但最没尊严的还是那些让受命于他们的人，把未成年吸毒成瘾的女孩从公开的街头卖淫转移到另一个隐蔽地点继续卖淫的政治家，之所以让姑娘们从公开转为隐蔽，只是为了同时向公众宣誓他们正在保护婚姻的神圣性。同样没有尊严的还有那一类如果看到自己的妻子与另一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便会用打开保险的枪威胁自己妻子的男人。是谁白天穿着定做的合身西装谈论着国家事务，晚上却又忙碌地穿梭在红灯区？是谁在摄像机前大谈要保护异性恋关系的纯洁性，晚上却又在高速公路边在被蛇头拐骗来的（外国）年轻男人那里消费自己的同性恋欲望？如果有谁感到这不正常，最好还是保持沉默，特别是在涉及正派和道德的问题上；如果谁敢于去揭露政治家或哪个大人物的这类个人私生活，那么他就会成为他所从属社会通行的毁灭机制的牺牲品。那他就是在用鲜血去证明在迷惑人的拜物主义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没有亲密关系，也没有对遭受无辜审查和迫害者的普遍保护。这一毁灭机制的格言是：在公众中公开一个政治家的性生活，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是那些都应枪毙的变态者的兄弟姐妹。

即使是卖淫行为，也是以放弃性本能冲动和控制情感，以满足义务和服从为基础。一切普遍通行的性形式都最终有着相同的社会功能。人也可以因为寒冷而爬进被窝里，而那些仍待在屋外的人则会被冻僵。有着和爱情一样神秘的卖淫，不免让人回想起，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愿意把我们的性本能冲动与现实生活整合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社会抛弃妓女，以使爱情的高歌格外响亮；而被社会蔑视的嫖妓者也公然承认，之所以需要嫖妓，只是因为常规的爱情和性生活实在太糟糕。但这类坦诚通常总是有着转瞬即逝的本性，否则夫妻相互也就不能再爱对方。性感和充满温情的心潮，不只是会在行动和感觉中解离，而且也会在头脑中解离。但是不能再压抑这两者的冲突了，也不能把这一冲突再维持在压抑中。妓女已经不再那么容易继续被用来作为社会婚姻项目的保护伞，嫖妓者也已经失去了顽皮男孩的社会地位。

妓院和性电影院并不是如一些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最极端表现出性（道德）堕落的地方”。一切与性相关的事在核心上，都有着混乱、反社会和堕落的特征。坐在我们伪善社会被告席上的，根本不应是我们社会性形式的一贯如此从事的客体对象行为。需要整治的是存在于我们文化中的性困扰和作为这种困扰根源的我们的文化自身。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大家都被迫生活在卖淫的关系中。鉴于性和爱情已蜕变为拜物的魅力，我们大家都在为性和爱情讨价还价，会把性和爱情像一件物那样地扔掉，取之和被取之。只要一个社会还存在着这种状态，那么性关系和色情消费、婚姻和卖淫，这一切的全部真相无非就只能是源于性本能冲动的爱。不需戴上正派的面具就能做的事，也就是一些非常通行的事，如果真的做了这些事，怎么能算是堕落呢？只有那些我们站在里面观看性录像的小单间，让我们能够窥视的小洞洞眼，糟蹋我们精子的避孕套和我们劈腿的姿势，才是既听不到也看不见的。哪里才能将我们对性感的心理需求以真实具体的方式限制和转换为一种适合当地情况的社会形式呢？是在西洋镜里，在妓院还是在性电影院里？或者是把性感统一在抽象审美的形态内，以便把已经变为商品的性和爱情都罩上一种绚丽的光芒？

鉴于一切被社会建构的性形式，都只能以物化的形态进入我们的意识，因而就很难把卖淫问题上升为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并把妇女问题上升为人的生活问题。但有一些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对婚姻的高歌，同时也是在赞赏卖淫。如果真想把妇女从性的屈辱中解放出来，那么首先必须改革社会对男女不同的衡量标准，并且最初是从改革经济和社会条件起步。任何其他要求都只是虚伪的道德游戏。只要看一下，女医生或女工程师总是必须比她们的男同事要上百倍地更聪明、更勤奋也更主动适应环境，才能在自己的职业中生存下来（这几乎是那些男同事无法同时做到的事），并且即使如此，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某个更高些的职位（有多少大学附属妇科医院是由一位女院长领导的）。与她们相反，无论如何自结束了文化型的交际花和情妇社会形态以来，妓女们放弃了自己正常的职业和高层尖端的知识。只有极少数妇女像妓女那样懂得，女心理分析家们当然还懂得更多些，男人这个性别是多么渺小和可笑，他们最大的优势几乎也是他们最大的弱势，正常和“变态”是怎样被焊接在一起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有自我意识的”妓女。她们把自己看成是与像其他人从事其他工作一样平等的性工作者，她们昂起头用市侩之道还治市侩之身，把原本侮辱她们的那个词“妓女”变成在公众面前争取自己权利的口号。1984年11月出版了专门报道妓女生活的《轻飘和严肃姑娘特刊》（Zeitung für leichte und schwere Mädchen，简称HWG）第一期。1985年2月颁布了《世界妓女权利宪章》（Weltcharta für die Rechte der Prostituierten）。三年后，这些表示愿意与男人有性交往的年轻女人，又发表了自己的《政治宣言》（politisches Manifest），宣言要求社会进行性人道主义变革，并创建能够体现这种变革理念的“新型妓院”、“爱情学校和色情学院”，作为成年男女的相遇地点（Kleinhammes，1988：153）。

德国自2002年以来已经有了具有法律效应的卖淫法，按这一法律，妓女们可以得到一个税号，自付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能够在全德服务行业联合会那里得到一份劳动雇佣合同样本，并能够用退税的方式，使会计师与皮条客相互成为竞争对手。并且更重要的是，卖淫不再是不道德的行为，以致性工作者完全可以合法地索要自己的劳动报酬，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只是性工作者们在社会中仍然一如既往为大多数人所不齿。但我们的社会需要她们的服务，因为在我们的性文化中，持久和稳定的婚姻或伴侣关系，如果没有卖淫这个机制，便是不可想象并且也不可能持续存在下去。目前，光是汉堡，就有三四千妇女和1000左右的男人在从事性工作，每天大约有100万～120万顾客需要她（他）们的服务。全德国每天大约有1百万人在四处寻求这样的服务，并有40万男女性工作者在提供这样的服务，估计每年的营业总额大约高达140个亿。一份大型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男人都会在生命的某个时刻（或某个时间段）寻求妓女的服务，大约有18%的男人则是有规律地前往妓院。粗略计算，这类男人在男人总数中的比例是1/10。对于大约在30岁左右由于诸多原因无法接近女人而患有性饥饿的无数男人来说，妓女便成了我们文化不可或缺的安全阀门，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性侵甚至强奸事件的急剧递增。也就是说，妓女是在为社会和平而工作。

说了这么许多卖淫的好处，但是卖淫的罪恶究竟在哪里呢？谁愿意，当他在想把熔岩灌进静脉的时候，还去讨论什么法律条例呢？但是如同普鲁斯特（Proust）关于克拉夫特-埃宾所记录下的话：罪恶已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从蒂梭特（Tissot）和萨德开始并经过克拉夫特-埃宾和金赛才得以发展的、我们文化中原本就很弱小的那么一点情欲艺术的根，却被连根拔起。这是真正的丑闻，因为这一切便导致卖淫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无关乎游戏般的享乐和美轮美奂的性艺术；而是在一个多方盘剥环境里的一份辛苦的工作和一件冰冷的生意。简而言之，色情艺术与赌场资本主义根本不相适宜。如果妓女和皮条客都想进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中去，便会深陷于不人道的一些事中，如性旅游、贩卖人口，或以收养为幌子的卖淫。比如以基督教的爱心为幌子，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收养儿童，但紧接着却在西欧又把这些孩子给卖了，一部分是为了巨额的盈利卖给了皮条客卖淫业，另一些则卖给了没有孩子的夫妻，使其有个完整的家庭。

由法兰克福妓女协会《姑娘卡门》（Dona Carmen）发行的一份颇有影响的专门报道妓女的《女孩报》（La Muchacha），最近又揭露了一桩丑闻：许多来自贫穷国家的性工作者，想通过卖淫养活（仍然生活在贫穷国家里的）整个家庭，她们非法居留在这里，因而也遭受我们的随意摆弄。我们把她们弄来，玩弄她们，又把她们推进恐惧和惊骇的深渊中。极其虚伪的政客们，不仅唆使数以百计的年轻警察搜查妓院，而且自己也穿梭在红灯区内面对摄像机竖起食指指责这一区域的治安情况。如果他们真想做些什么反对贩卖女孩和强迫卖淫的事，他们必然早就会给这些非法居留的姑娘一份合法居留和工作许可，甚至可以给这些姑娘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以便用这种可行的方式找出幕后操纵这些女孩的人贩子。但是他们最终做的却是把这些最可怜的姑娘遣送回最贫穷的国家，以便让新的小鲜肉又能进入这个美妙却又伪善的国家——不论是否通过人贩子。

如果对这些来自贫穷国家性工作者的人口贩卖做一种较为详细的调查（比如请比较Kreutzer und Milborn，2008）就能看到，这些女孩是怎样陷入一种强制卖淫的体系中的；也能看到她们通常再也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逃脱这一体系，除了作为“妓女”别无他法，也就是说，只能成为这个剥削体系的一部分生存下去；并且更能看到，在欧洲有无数这样的姑娘正在为这个体系创造数以亿计欧元的营业额。这类强迫卖淫的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得以继续猖虐，以被囚禁的尼日利亚妇女为例，一方面是通过“朱朱教”牧师（Juju-Priester）的魔法，由于自己家庭的威胁甚至谋杀以及人贩子的虚假许诺，另一方面也由于欧洲国家以自己可耻甚至致命的难民庇护和移民政策，使得人贩子有可能较为轻易地做成贩卖人口的生意。对这类生意的调查研究有如玛丽·克罗采（Mary Kreutzer）和科琳娜·米尔伯恩（Corinna Milborn）撰写的令人确信的报告。但也有人匿名在一份引人瞩目的文艺评论中写道：女人也不必把这类事说得如此悲剧化，这毕竟只是一种完全正常的服务，只是一种相互交换，而不是一种犯罪。从中可以看出，那个人只是在装出那个样子，似乎这类甚至不惜跨过尸体不择手段的强迫卖淫，无异于其他一般被认可的日常的性工作。

从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中，人们能够得出像苏格拉底那样的见解：伦理问题与那种真实并且确实有充足理由的知识，还距离很远；但它也不回避正视生活的规则，比如：遭受不公正总比施行不公正要好些。今天，也许只有那些人，即把人看作为人，把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自己批判不道德事件令人信服或甚至有些乌托邦理想的前提，而且也能在这种关系中遵守自己所主张的道德的那些人，才有权利去批判某些事的不道德。只有这样，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还可坚持的正派和道德。我们要向一切其他人，尤其是我们的那些正常强迫症者和吹嘘自己道德的政客们呼喊：用你们鞭打妓女的鞭子，还是去鞭打你们自己吧！

78 艾滋病作为疾病和错觉

艾滋病的双重真实性，导致形而上学的崩溃。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让自己倒下、失去控制，或是打破规范，从来都是一种关及生和死的冒险。所有的性主体在艾滋病暴发以前，就已感觉到性欲性行为与死亡之间充满风险的近距离，只是并不把它太当回事。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在我们这里成为赤裸裸的现实。批判主义的性学家想超越现行的性、性别和爱情模式的主流体系。他们像最后一个白痴（在这个词的最初意义上）那样不满足于哲学家关于“即使如果曾经存在过主体，现在也已成为历史”的论断，而是与哲学家相反，他们导演了思想的突破。似乎还需要提出一个证据来证实，人的性欲性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强制、实体化和不自由的标志。正是我们生活中的艾滋病以一种自然事件暴发的形式，终于提供了这么个证明。批判主义性学家因此承担了一种新的强制性义务——艾滋病的强制和他们自己的社会责任。艾滋病的密码征服了整个世界。无数人为此感到不安，无数人因此有了死亡的恐惧。一时间出现了比艾滋病患者更多的有关艾滋病的科学论文。对每个因为艾滋病死去的患者，都会有上百条头版新闻。谁对一些普遍事件的反应不是麻木不仁或愤世嫉俗，谁就仍然有些同情心，就都会被艾滋病的出现搅得心神不安。对于反思体验的人来说，没有比似乎重叠在一起的个人和社会的苦难更可怕的了。通常总是习惯于用少数派和性病的不幸来安抚自己命运的那些人，已经持枪列队准备去收拾艾滋病患者。没有什么比伤害那些不同于他们的人，更令这些人感到宽心的了。

在那个时代，艾滋病有了它的双重性：既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疾病，又无非是一种错觉。鉴于这种疾病会导致死亡，而它的神秘性又是毁灭性的，因而极难把它的真实性与对它的曲解，把人们对它的现实恐惧与神经质分离开来。艾滋病是对文化和政治的一种沉重打击，在这一重击中，单一个人的恐怖与整个社会的恐惧喧闹地交织和重合在一起。那种潜在的厄运来临的感觉与最良好服务的商业利益，对安全的思考与对经济的思考，预防措施与关于血的神话，上帝对异教徒的报复之说与要有慈善之心的宗教学说，对规范偏离者的仇恨与对变态行为魅力的羡慕，对性本能冲动的恐惧与对自由化的害怕，种族主义与社会卫生，对遭受传染的恐惧与阴性测试后短暂的安宁，各种自助团体的总聚会与医学的无能为力，自己内心同性恋欲望的冲动与实践此欲望的同性恋者，放荡者和社会边缘人群的罪过感与其追踪者的愤怒，全都聚集在艾滋病这一现象中了。总之可以这么说：大家都有可能染上艾滋病，大家都与艾滋病相关，大家都在为艾滋病担忧。

是否应当抛弃这一切纠结，理性地解释艾滋病的真实情况呢？那就首先必须把疾病与盈利分离开来，即不能让疾病为某些人或企业的赢利服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辨认出需要采用哪些群体、社会和心理的手段和工具来对抗艾滋病，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在哀悼那些因为艾滋病而失去生命的人。鉴于围绕艾滋病在社会中所掀起的惊涛骇浪，对其假象和真实的分离，已经刻不容缓；否则许多人都会把自己淹没在对它的恐惧、厌恶和对可能的传染者的仇恨和报复之中；因而是多么需要承认普遍防御与个人防御有着同样的失败，多么需要强调疾病与社会的差异性。正是因为个人只能存在于社会总体中，就更不允许将个人的恐惧和疾病与普遍的状况一体化。每个死于艾滋病的人，都是独自死去的。我们文化中的死亡，如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事，总是会被戴上伪装的面具——作为人的命运。但人的命运总是个人性的。

批判主义性科学并不呼吁国家的帮助，因为我们害怕通行于整个社会的非理性，害怕媒体对患者的歧视和可能的国家恐怖主义。我们坚持个人的性的真实性，我们因此期望性“主体”自身的洞察力，也因此不像其他人那样相信艾滋病会成为一种由自然盲目推进的灾难。我们着力于普及教育和启蒙，因为毕竟只有风险人群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不仅把艾滋病和它的神秘性看成是对某个个人的一种致命风险，而且也看成是对我们有保留价值的文化的一种毁灭性风险，无论这种风险是作为社会的神秘性，作为心理的扭曲还是作为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出现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担心重新丢失我们曾经用斗争赢得的同性恋和异性恋的自由空间。我们关注艾滋病的神秘性是怎样又重新扒开了老的伤口，即怎样又一次把“性”铆钉在恐惧和罪过以及完全与性的反对者焊接在一起的赎罪记忆上，这些反对者们是怎样又一次如此公然地把青年人的第一次爱，夸张为一种关及生死的风险；我们关注寻找性的狂喜是怎样无例外地遭受流行病学的谴责，社会是怎样用恐怖强迫人们遵守忠诚和一夫一妻制。在性自由化以前，利用意外怀孕和性病所做的故意渲染和敲诈勒索，现在又能呼唤出一个死亡天使来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死亡天使，如同一句流行于全球的口号所说，总是有用的。死亡天使这个口号之所以普遍有效，不是因为媒体和国家对艾滋病表现出的歇斯底里，而是我们文化中的所有人都努力在所谓的变态和爱情与恐惧和恐吓之间设立一种暧昧的联系。简而言之，这一切都使得我们对我们本土文化的特性不抱有任何一种幻想。批判主义的性学家在当时与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心理分析家、艺术家和文化学家（比较：Sigusch und Gremliza，1986；Sigusch，1987a）一起，都没有因为艾滋病而丢失自己独立思考的头脑。我们不主张“节欲”，但要求无条件地使用避孕套，完全赞同“安全的性行为”，但又不从为“国民卫生”服务的角度说教“无感染的性道德”。我们知道，人们通常对同性恋者的仇恨是怎样不可放下，以及在潜意识中对他们有多么害怕；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同性恋也就根本无法理解和把握异性恋。我们感觉到，一切染上毒瘾的人和一切同性恋者，不管他们是有传染的风险还是他们其实过着一种完全“安全的”生活，都遭遇到生存的威胁。这种状况，无疑是灾难性的。

但一部分媒体，尤其是《镜报》，却在用死亡的锤子不断敲打：都是在“度假期间感染上这一死亡疾病”的，到90年代“仅在德国就将有近100万艾滋病感染者”（Der Spiegel，Nr. 39/ 1985）。许多由异性恋者组成的原本“无盐”的“性汤”，现在被加上了一种健康的先验；许多同性恋者原本就绚丽多彩的喧闹，则证实了一种致命感染的先验；1968年的性革命也应最终伴随着它的一种徒劳的先验而销声匿迹。因此也就不必感到惊奇，所有的性主体都表现出最深切的不安。自由主义或标榜为自我批判媒体的失败，危言耸听，对少数人边缘化的迫害，对虽然沉闷但已隆隆作响的民众健康意识的刺激，这一切即使让那些不愿再欺骗自己的人也感到震惊（35章）。似乎还需要一个证据，以证实种族主义不只是一种潜在的存在——艾滋病给出了这个证据。

保守政客和右翼政客正准备开始一个迫害同性恋的新篇章。当时的内务部国务秘书，以后又当了7年部长的那位名叫卡尔-迪特·斯普朗格（Carl-Dieter Spranger）的人曾这么说：“即使在国内事务中，和平与自由也很重要，但这在第一层面上主要是对正常人的和平与自由，而不是给予那些变态的少数人、恐怖分子、罪犯和边缘群体的和平与自由。”（Erdinger Neueste Nachrichten vom 20. Januar 1983）巴伐利亚州政府指责联邦政府滥用宽松政策，并按鄙视、掌控、标示、绝育、拘留、稀化和修理的模式制定了针对艾滋病患者和风险人群的严厉措施。这些政客想对他们施行终生监视、监禁或“隔离”。他们想对这些人实施强迫测试和强制性地在身体文上相应的标记。他们把艾滋病患者驱逐出境，他们在踩踏尸体。如前文已经提及（35章），那位巴伐利亚文化部长汉斯·策厄迈尔（Hans Zehetmair）曾在反同性恋争辩的高潮时说：“这个边缘群体，必须像长得太密的植物那样被间苗稀化，因为它违背自然。”（Süddeutsche Zeitung，7.4. 1987）这样的句子，还不至于使那位说这些话的人，因此成为一个纳粹分子，但足以激起人们必须保持警惕的意识，因为野蛮的连续性并不结束于奥斯维辛。根除异己的意愿仍在到处蔓延和兴盛，并且医学的毁灭理论也还成立，它成立于纳粹前，在纳粹期间为纳粹所承认，也存在于纳粹之后。对德国法西斯的“需求”并不是一劳永逸地一次性就已能满足。

德国法西斯的特点在于有针对性地对犹太人和不同政见的思考者（主要是共产主义者）和性规范偏离者（主要是同性恋者）和社会的遗弃者以及病患者的大规模屠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克劳斯·多纳（Klaus Dörner）却还在谈论“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引自Haug，1988：ZE2）。沃尔夫冈·弗里茨（Wolfgang Fritz，1986，1988）指出了法西斯化的另外两个特征：按达尔文进化理论应当选择最优秀和最有技能者的幻想，虽然20世纪初这种幻想也出现在所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但在德国却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影响，便从自身出发驱动了这项要求“最终解决劣等性”的社会项目——当时的口号是：“最优秀的都牺牲在前线了，最无用的人的生存淹没和喧闹着这个国家。”这里可参考的是宾丁（Binding）和霍赫（Hoch）无数有关“允许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生命”（1920）的文字。另一个特点是在葛兰西（Gramsci）思想意义上进入所谓福特主义社会体制的过渡。社会在经济上需要一种崭新的工人类型，不遵守劳动纪律、不适于单调流水线的19世纪式的那类工人，已经无法为社会和企业所接受。这类新型工人必须是健康、能够高效工作、钢铁般坚强、尽可能不沾烟酒，并且有着固定的性关系。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国在这个方面的特有发展，就是怎样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福特主义联结起来。比如美国当时促进经济发展的特征是支付相对高的工资，但在德国却使用了神话般的纪律，甚至为了纪律不惜动用暴力来推动这一发展。因此如果谈论到“违背自然”、“损害社会”、“劣等”这类问题，我们的反应就相当敏感，因为这些说法是我们的“学者”用来打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风险人群”或“亡命之徒”等人群上的侮辱印记，这种做法甚至一直延续到作为我们直接的科学前辈的“学者”，还在要求允许消灭这类人，并被我们父辈的亲戚实施了真实的根除。

同性恋者、有毒瘾者和妓女，通过艾滋病撕去了作为社会多数的正常强迫症者的正派面罩，这就露出了他们幸灾乐祸的奸笑。自称是正派和自称是没有毒瘾和自称是不可收买的多数人，感觉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受到由那些所谓变态者和所谓吸毒成瘾和卖身者作为终身、匿名和致死性的传染源所释放出来的威胁。巴伐利亚政府授权的艾滋病监管人彼得·高魏勒曾在1986年10月1日的德国第二电视台（ZDF）播放的“健康杂志诊所”节目中，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类大多数人的这些担忧。鉴于谨慎和愤怒、算计和私刑拷打在这个社会是紧密靠在一起，也几乎并列在一起，因而就必须考虑到，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由德国法西斯兴风作浪的多数人群。大多数政治家、记者和科学家都愿意给予血友病患者无保留的同情，但对同性恋者和吸毒者的艾滋病病情却表现出他们的恐惧和多少有些故意的仇恨。他们会认为，这些人不是一种可怕感染疾病的受害者，而是因为自己的过错，也就是由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得病，甚至还是这种疾病的制造者——一种荒唐的想法，它只还缺一种上帝的审判。上帝必然在多少代人之前，就把艾滋病的病毒写进了非洲村民的遗传基因中，以便在某一天传染给美国的航空人员，只是因为神对他们的肉欲最终丧失了耐心。由于当时的政客（不管是否以上帝的名义）拒绝给监禁的毒瘾者使用一次性针管，拒绝为年轻的同性恋者提供咨询，拒绝官方按一种有风险的性接触承认他们是同性恋者，也就有意识地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亡。梵蒂冈自然也是如此，虽然它直到今天仍在为非洲无数的艾滋病死亡者感到悲伤，却仍在诅咒预防艾滋病的关键手段——避孕套。西方富裕国家的医药工业和政府，也一如既往仍是如此，对这个世界的穷人实在令人可耻地做得很少。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危险：一方面是将艾滋病过度地正常化（比较Dannecker，2007c），另一方面是在那些贫穷国家仍然有大批人死于艾滋病，尽管我们完全有能力去阻止这种死亡。

巴伐利亚州政府所主张的种族主义和艾滋病焦土政策（Sigusch，1989c），最后并没有得以贯彻，社会上反而出现了专为艾滋病病人提供的一种充满理解的咨询可能性，这几乎要完全归功于1968年的反叛；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说，正是这场革命在我们的社会中推动了一个有持续性的完全自由化的进程；如果没有这场革命，既不可能出现今天如此众多不再顺从国家、不再听命于那些所谓权威和专家胡扯的公民，也不可能出现以帮助艾滋病病人的形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同性恋者；既不会有人在议会及政府的调查咨询委员会中表白自己的出轨——这在5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批判主义的性科学也就不会成为大学学科，德国性科学协会也就不可能作为第一个性学团体注册，并且表现最明显的还在于，否则它也不可能去反驳疯狂的媒体和歧视少数人的政客在1984年11月发表的声明《关于对艾滋病的基本态度》中的谎言和扭曲（比较Schorsch et al.，1984）。

总体来看，这场革命所带来的自由，要高于一些批判者此前的想象。当然在革命中也曾出现过一些迫害、侮辱和其他形式非人性化的行为，但这在一个没有一种人性化共同利益的社会里，是最正常的文化现象。国家声称将尽一切努力拯救人的生命和阻止疾病传播，这无疑是一个谎言。国家对待和处理吸毒者的态度和方式，就能最清楚地证实这一点。比如国家通过拒绝在监狱设立一次性注射器的自动售货机，不顾及吸毒者的感染风险而让他们自生自灭。显然，毒品注射触及了我们文化的底线。但是打破这些神话无疑是对正常人理解力的一种极端挑衅，因为正常人这种无情的个人行为，在总体上属于这个社会形态，如同穷人属于教会，也因为他们将会暴露自己和其他人，其实早已像对待一件物那样地按客观趋向对待这个社会的少数群体成员。因此吸毒者也就像性偏离者那样，骚扰了社会的普遍神话。这就从一个角度解释了那些不愿反驳神话但已经预感到这一切仅仅是个神话的人们，对吸毒者和性偏离者的仇恨。

1988年10月8日，我在西柏林的一次反对国家艾滋病政策的讲话中，曾说道（Sigusch，1989b：694 ff）：

我们哀悼死者。我们敬佩那些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但仍不丧失生活勇气的人。我们鄙视那些不顾更好的预测而试图剥夺你们生活勇气的医生。我们唾弃那些将你们物化为“死人在度假”的人。我们把解放运动以及批判主义性科学所达到的成就看成是一种极其宝贵的财富，因而必须经常加以提醒、珍惜和发展。我们认为对待有毒瘾者的态度自许多年来已经是衡量一个国家的自由和豁达的试金石，但我们的国家却并没有通过这一测试。由于吸毒者没有议会的游说者，没有自助团体，我们就必须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在社会舆论中去犯罪化，而不是把他们交给杀气腾腾的禁欲范式。鉴于有关危险人群和维持健康的严厉意识形态，我们也尝试为那些酗酒、吸烟、堕落和无所事事在四周乱跑的个人说情。但是我们知道，酒精、飙车、海洛因、打短工、尼古丁或失业，都只是钉同一个或相同的棺材，只是有着不同长度和直径的棺材钉而已；禁欲与放纵、一夫一妻与滥交都同样远离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由理性媒介情欲和情欲理性化的性关系，是一种至今还无人认识的关系。我们也知道，快乐的性生活的口号，同时也总是阻止性生活快乐的口号。人的健康理解力会使人生病，因为它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健康。我们不会允许对青少年的性启蒙教育与预防艾滋病结合起来；不允许把艾滋病患者分为有过错的和无辜的，把同性恋者分为理性的和亡命之徒，因为只有统一才能强大，如同不对事实保持沉默，不管它有多么痛苦。我们认为，正如德国性学研究协会所呼吁的那样（比较Sigusch et al.，1981），要对“同性恋者”去犯罪化，“他们不再是卑贱者、犯罪者和疾病传播者”，他们不应当再遭受社会的嘲笑和迫害。我们认为，“作为同性恋者丝毫不必为自己感到羞愧”。对我们来说，尽管它可能因此被认为可耻，但正是同性恋表现了人类种属优秀的一种独特构成。虽然有生理风险，肛交仍然是一种最有快感的交媾，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尽管如此，同性恋仍然是一个期望更好时代的指数。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真理”，之所以不允许我们自以为已经掌握了真理，是因为任何专业文化都有着内在于当时那个主导文化的自身，由其自身复制再生，却又企图超越这个主导文化的特征；因为即使是誓言唤起人性冲动的启蒙运动，也是建立在普遍的现实与理智的平衡关系之上；因为即使是理论意识，也并不与任何幻觉相矛盾，而是与总那么如此不可理解的事实自身相矛盾，以致意识的自身成为一种要素，成为一种按其自己的理解根本不希望出现的现象。我们要继续承受这种无法承受的紧张。要想承受这种紧张，我们只有不顾一切已有的平衡，不顾危险和物化，坚持精神突破和突破本能冲动；并且我们也只有坚持试图在一切与性相关的领域寻找那种能够弥补裂痕、反对和超越现有规则、有着最少身体表现的人性冲动。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便成为艾滋病复杂性的牺牲品，我们的精神和本能就会因此变得麻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通常表现得如此愚蠢和无力的利维坦国家，也就更容易一方面向我们许诺一种完全安全的个性化生活，另一方面却又通过一个个规章命令把我们驱逐出我们的个性化生活。

在这段讲话发表20年后，后资本主义西方喜欢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的媒体社会，又转向了其他或多或少很快消失的危险，比如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猪流感、由职业造成的身心衰竭等。艾滋病在我们这里已经不再是促进商业销售的话题。但在非洲、亚洲和东欧仍然一如既往对人构成极大威胁。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3400万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都有270万左右的人成为艾滋病的新感染者，每年大约有200万人死于艾滋病。2011年，在德国大约有3000个艾滋病新感染者。估计2012年德国艾滋病感染者是7.8万人。其中大约有2/3的感染者是男性，他们与其他男性有着一种性交往关系。按官方的统计，2011年和2012年在德国死于艾滋病的各有500～600人（SZ，21./22.7.2012 S. 11；Mitt. Robert-Koch-Institut，26. 11.2012）。

我们的社会没有出现预言的艾滋病灾难，首先要归功于同性恋者和他们的艾滋病互助团体，他们通过自助和互助的个人与共同学习过程，通过“协商的安全措施”，通过进入—对应—接受的体位，也通过被称为保护性选择性伴侣的方法（Serosortin）等，出色地最小化了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却又同时不必持一种对性有太多限制的态度。除此之外，富裕的德国也提供了颇有成效的药物治疗可能性。

现在已经证实，有人由于一种CC趋化因子受体5型遗传变异体32号（CCR5 32Delta）产生的纯合子突变，而具有抗艾滋病病毒的免疫力，因而也就保护了自身不受艾滋病的感染。HIV病毒的病原体需要与这种受体进行对接才形成感染。只有罕见的X4病毒变异才能穿透发生突变后的这种受体。据估计，欧洲人群中大约有百分之一的人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抗艾滋病病毒的保护体。但是在社会由于艾滋病而暴发歇斯底里的高峰期，即使是专业人员也排除了这种自然保护机制的可能性。

79 变迁作为宏大叙事

首先想到的是：一切都服从于一种变迁，以致一切在根本上都保持着它的原样（即按它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而发展）。第二个想法是：利奥塔（“后现代”这个表述因为他而著名）断言“元叙事”的终结（1979）。过于迷恋启蒙话语和黑格尔历史哲学，使他忽略了新的以及最近的宏大叙事。这一宏大叙事的关键词“变迁”所意味的是：为出类拔萃而变迁，在自身和为自己的变迁；通过概念、生产方式与性别关系模式、生与死的变迁，实现人自身的变迁——直到人自身生命的解体。事实上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变化、进步和革命的心态与理念200多年来一直完全掌控了我们，这无疑是一种持续的“宏大叙事”。这一叙事如今不正在展现它的建构主义和结构主义，批判的女权主义和批判主义的性科学的理论转型吗？不正在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展现着理论的形成、变迁和消失吗？

如果变迁只是为了使一切都能按其内在逻辑的原样发展，那么它就不是必然地如福柯（1976：97）所说的，“仅仅停留在事情和结构的表面”。但是几十年来，为什么非常严肃的人士也在谈论身体、灵魂、道德、性别、性取向和历史的消失呢？这一变迁或是真的不仅触及了表面，而且也摧毁了旧的结构，创建了新的结构，即这是一种穿透到深层的变迁？是否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只涉及身体和物表层的变迁呢？当我们仍然总是死盯着传统的性并新近又死盯着躯体性别的时候，传统的性是否早就沉没在不再有生命力并早已死亡了的物和结构之中了呢？这是否就是福柯所说的变迁不只是一种传播，而且也是被植入的多元型性欲和性行为（同上：21），并强调野性的爱不只是激励，而且也能成为语言，坚持说出真相，也使自己进入到现实中去（同上：97）？谈论性的文化变迁，而不谈论性的社会变迁，是否只是一种太传统的评判，是否太短视，是否不够激进？也许可能正是因为变迁的深度效用，必须相应地被称为转型，以保障一切完全都还保留下其几百年来的原样？

但是这以后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如果一切都在根本上保持原样，那么原则、客体性和取向不都是会几百年如一了吗？那么在迅速植入和传播、电子数字化、渗透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和Hylomatie的时代，还需要寻找原则和理由吗？哲学不是已经被看成是无用的了吗？预先建制无前提条件和不容辩驳并颇有成效制造出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因果关系，不是正在掌控着我们吗？这种因果关系诉诸一种价值的演变，不正在向我们宣讲经常性的变迁（尽管它只触及事物的表层）是一种新的、无可辩驳的挑战吗？一切都在重复，一切都在变化，直到运动和变迁的自身进入静止状态，真的如此吗？

但是如果今天的变迁不只是像以往的克隆技术仅仅在理论—技术的层面上越过了传统的自然和社会的界限，并且也通过对情欲和感受的改码而在集体的生活实践中废除了传统的自然和社会界限；如果电子数字化的世界观已经通过它那些没有传统生物特征、没有神秘和没有神性的动漫头像、宠物蛋和菲比电子动物玩具成为我们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我们的儿童并没有在几天后就与他们的宠物蛋结婚，而是对它们感到失望地“埋葬”了它们，那该怎么办？这是否也就意味着社会的性别形态和性关系形态这一经常变迁的宏大叙事的终结，以及这些形态事实上转型的终结？

福柯（1966/1993：389）认为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坐在老虎背上”。这个老虎眼前有许多名字：父权制，权力，资本，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等等。但是坐在虎背上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社会个人虽然作为个人有着最大的身心危险，但还没有完全交付给动机这个老虎？我思考，许多由新性革命带来的变化，确实上演在老虎的虎背上，不管老虎腿上的压力增或减，不管它是被抚摸还是被鞭打，它的外貌都保持着原样。在我看来，当前社会和人们的性欲性行为转型的核心，如同一位不知名的女（或男）作者写的一个小故事。在故事的开头这么写道：“有一位来自里加（Riga）的年轻女子，微笑地骑在虎背上。”当她骑虎出游归来的时候，她已经“在虎的肚子里面”，她出游时的微笑，“现在显示在虎的脸上”。

80 话语和非话语化的性欲性行为：话语中的人物形象

令人奇怪的是，正是把差异性作为关键词的那些关于建（解）构和变迁的主流理论，反而低估或忽视了存在于社会形态与个体意识之间以及系统交流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差异性。好像一切都能够以同样的速度和深度达到变化。只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把话语化了的性欲和性行为与亲身体验了的性欲和性行为之间的差异，不是作为元理论的牺牲品，而是作为一种真实的差异加以认可和接受。

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舞台上的爱和恨到当前的性欲性行为与性关系中究竟充塞着哪些话语性人物形象。这同时也表明，我们社会中所存在的这种性和性别的弥散化，是我们之前的那几代人对此甚至不敢想象的。

在这里可以举出许多碎片般的例子：性尚未成熟就遭受性侵的儿童；不是太多就是太少，但总是以错误的方式爱孩子的母亲；生理或心理缺席的父亲；那个有着性别歧视并施行暴力的男人；那个钢铁般阳刚的男人；那个对男人动心的男人；那个对女人动心的女人；那个咄咄逼人却向往和平的女人；有犯罪行为的青少年；像性学家那样有着性冷淡的女人；那个有着持续双性恋倾向，但又没有固定和明确性偏好的女人；由媒体制造出的性上瘾者；那个利用贫穷国家的儿童和妇女的性旅游者；那个用电子性游戏消遣的所谓变态者；那个单身汉（或单身女人）；那个大都市性感美男；那个经由医术修复的阳痿者；那个通过手术而获得内心安宁的性别自疑者；那个在外科手术中的性别模糊者；那个认真预防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那对受到教会祝福并在国家登记的同性别夫妻；那个在一个家庭中与妻子儿女共同生活的活跃的双性恋者；那个既是双性恋又恋肢体自残的三性恋者；那个去配偶交换俱乐部的男人；那些有着不同受虐施虐方式和曾经的施虐者们；那个爱在身体穿孔悬挂饰品的人；那个用手进行交媾的人；那个自恋者；那个纯粹出于神秘感而禁欲禁性的人；那个因为年老只能依靠伟哥寻找乐趣的人；那个胆怯而隐形的女同性恋者；那个活跃的女同者；那个假性者；那个文化鸡奸者；那个将客观物体作为性对象者；那个未来派的网络性爱者；那个无性者等。但最大的问题还是那对历史和社会不对称的、文化隔离的、没有政治安全感的、情感上互不信任和精神上互相怀疑的异性恋夫妻。

的确是一个现代化的后黑格尔主义启蒙了的人群，他们作为同样遭受折磨的话语人，当前充塞着话语舞台。

但是这些人物（以及更多的这类人）是由性欲性行为和性别的话语讨论植入公众领域和科学之中的，或者可以说是由相关的话语讨论制造出来的人物。这些被植入和被制造出的人物与生活在话语罩盖下的青少年和成年配偶的亲身和现实的性生活，究竟有多少或多大的关联，我们紧接着就会在下面的章节借助于批判主义性科学家的实验调查，进行扎实的研究分析（82、83章）。

81 可以澄清和模糊不清的事实

——寿命期望值。自1840年以来中欧的平均年龄增长了40年。1960年，德国人的平均寿命接近70岁。当前德国人的平均寿命为80.2岁，瑞士为82.2岁，土耳其为73.6岁。德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78岁，德国女人为83岁。按这个进度继续发展可以预计，有护理需要和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将以数百万计增长。

——身高。1870年，德国人的平均身高为1.64米。在其后的130年中，每代人的身高都会平均增长3厘米。现在的平均身高大约略高于1.8米。与此同时，人的身体宽度也在增加。

——体重。国家罗伯特·科赫研究所（nationalen Robert-Koch-Instituts）2012年发表的一份研究表明，每4个德国人中就有1人过于肥胖，医学上称为“肥胖症”，也就是肥胖和超重于一般的体重。在男性的所有年龄组中都有肥胖症患者，在女性中则主要是较为年轻的妇女。自1998年以来，德国的肥胖人群有显著的增加，其中男性的增长率为4.4%，女性为1.5%。衡量是否肥胖的标准是Body-Mass-Index（BMI），肥胖症患者这个指数的比例大于30。

——青春期征象。目前还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表明青春期各个不同阶段的发育征象，如女孩的乳房发育（Thelarche）和第一次月经来潮（Menarche）；如男孩的精子形成（Spermarche）、第一次射精（Ejakularche）和变声，以及男孩和女孩的阴毛（Pubarche）出现的平均年龄时间点。但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在200年前的人青春发育期的出现大约要比现在晚两年，并且自19世纪中期至今，每10年作为一个周期，青春发育期的出现都会提前3～4个月。如今认为，青春期发育的进展，通常有一个持续多年的跨度，比如在10岁时出现乳房发育，直到15岁才出现变声等。粗略地说，当今身体的青春期发育大约发生在9岁到16岁之间。

——阴茎长度。德国男人阴茎的平均长度在勃起的状态下，约为14.5厘米。

——勃起功能障碍。可以从费尔德曼（Feldman）1994年发表在《泌尿学杂志》（Journal of Urology）上关于大型的马萨诸塞州男性老龄化研究（Massachusetts Male Aging Study）的文章中，提取当前最可靠的关于常住人口中勃起功能障碍患病率的数据。1290名志愿者通过调查问卷表述了他们的性活动。其中只有少于一半的人（48%）回答说没有勃起困难。9.6%的人是完全没有勃起能力，25.2%的人患有中等程度的勃起困难症，17.2%的人患有轻微的阳痿。这些志愿者的年龄在40～70岁之间，平均年龄略小于54岁。在40岁的年龄组中只有5%的人患有完全的阳痿以及17%的人患有中等程度的阳痿，在70岁年龄组中阳痿的比例则上升到15%（完全）和34%（中等）。从对阳痿研究的诸多变量来看，年龄有着最显著的统计意义。

——传统家庭。按官方的粗略统计（2010年的状况），在德国的总人口中有55%的人是已婚的，22%是单身，5%是离婚的。但在百分比中缺少丧偶或其他状态的人员数据。在1995年有15%的儿童是作为非婚生子出生的，到2011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大约33%，也就是说，每三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是非婚生子。

——新医学意义上的父亲。自医学工作者撇开顾虑之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德国大约有10万个儿童是由匿名捐赠的精子（即所谓的人工受精）成孕和出生的。联邦宪法法院198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和地处哈姆（Hamm）的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高级法院2013年的判决，确立了每个通过匿名精子人工受精这一方式出生的孩子，不管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都有权利知道：谁是自己生物意义上的父亲。

——教堂婚礼。到1970年为止，在德国仍有80%的婚礼是在教堂举行的。但今天已经只有当时的1/4了（SZ，30./31. 3. 2013，S. 9）。

——离婚。当前德国有1/3的婚姻会以离婚告终。在2010年，每对配偶在离婚前共同生活的时间平均为14年2个月。女性离婚的平均年龄为41.8岁，男性为44.7岁。按国家统计局2012年6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在2009年几乎一半的离婚夫妻有尚未成年的孩子。

——同性别的生活伴侣。到2010年在全德国大约只有2.3万对同性恋配偶在官方登记为生活伴侣关系（简称ELP，请参见SZ，20. 3. 2012，S. 17）。但据普查，2011年就已经有3.4万对正式登记的同性恋生活伴侣，有5700个儿童生活在这种同性恋的生活关系中。其中86%的儿童有两个母亲。

——新型动物恋。据全德动（宠）物专业协会的统计，全德有1/3的家庭持有动物作为家庭宠物，其中在数量上位居第一位的是猫，大约有1230万只；第二位的是狗，大约有740万只。接下来的是一些小的哺乳动物，如小兔子、小老鼠，以及观赏性的鸟类。在所有动（宠）物的持有者中，40～49岁年龄的人，如果还没有孩子，便特别会更经常地养有猫。据统计，在2011年，德国人单是为家庭宠物的支出就已达37亿欧元（dpa，26. 6. 2012）。这里面还没有包括2012年兴起的专为作为家庭宠物的猫、青蛙和鸟类提供的智能手机的费用，宠物们现在可以用智能手机发出音频，在客厅里追捕虚假的猎物。

——互联网。在2011年，全德国大约有77%的家庭连接了互联网（联邦德国统计局，2012年6月）。

——情欲快感的全球化。互联网用户在网上搜索色情制品的内容每天大约为6800万次，占用户搜索总次数的25%。4.2亿个网页提供色情内容和信息，占全部网页总数的12%，其中大约有90%是由美国互联网服务器提供的服务。每年的销售总额大约为1000亿美元（SZ，5. 5. 2009，S. 9）。

——网瘾。联邦政府给出的一份有代表性的研究表明，在14～64岁的人群中，大约有56万人可以认定患有网瘾。大约250万人可以认定有此“问题”。特别容易患上网瘾的是男性、单身、失业者和“移民及其后代”。老年人特别喜欢网络游戏，年轻的则主要进入社交网站（epd，KNA，9. 10. 2012）。

——偶像。2012年10月4日，Lady Gaga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人，在社交网络Twitter上打破了3000万追随者的大关。当时位居第二位的是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他有2860万追随者，第三位凯蒂·佩里（Karty Perry）有2730万追随者。而与此同时巴拉克·奥巴马最多只有2050万追随者。

——多样化的单身交友网站。2012年5月间，德国大约有2000个约会和交友网站。比如有专为“墓穴”爱好者提供的黑色幸福网站（schwarzes-glueck.de），有专为大个子人群提供的交友网站（lange-liebe.de），有专为带有孩子或家庭的单身汉（或女子）提供的交友网站（moms-dads-kids.de），有专为残疾人提供的交友网站（handicap-love.de），有专为聋哑人提供的交友网站（gl-sh.de），有专为犹太人提供的交友网站（jewish-single.de），当然也有专为施虐受虐者提供的交友网站（rencontre-macho.de）。

——卖淫。根据争取妓女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多娜·卡门”协会的分析，德国议会在2001年10月19日通过的卖淫法（ProstG）并没有真正达到保障妓女权利的目的。这只是为卖淫合法设置了一个“不太有用的基础”（Dona-Carmen-Rundbriefvom Dezember 2012，S. 8）。即使在2012年，警方仍然强化了对妓女和妓院的突袭式搜查。其高潮是由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Bundeskriminalamt）发起的一次同时在欧洲9个国家实施的大突击搜查。现在颁布的对一种非法卖淫的惩罚是每日每人15欧元（也请比较Henning und Walentowitz 2012年对此的批评）。

——少女怀孕。21世纪初的德国，每1000个15～19岁的少女中，会有16人怀孕。在美国则是84个（Matthiesen et al.，2009：23）。

——避孕措施。根据受联邦德国健康启蒙和教育中心委托的调查（TNS Emnid）在2011年公布的数据：大多数德国人采用的避孕方法是服用药丸（57%），许多人也使用避孕套（37%）。其次是上螺旋式避孕环（10%）、绝育手术（男女各5%），阴道环、测量体温、计算经期、三个月有效的避孕针或是其他方法（共8%）。大约有57%的年轻人在第一次性交往时，会采用避孕药或避孕套。

——专为回答青少年疑惑问题设置的网站。民间组织“维护家庭”（Pro Familia）在www.sextra.de网站上，官方的联邦德国健康启蒙和教育中心则通过www.loveline.de网站，回答青少年的提问。

——堕胎。令人高兴的是堕胎的数字在逐年下降。自1996年颁布新法以来，2011年是最少以这种方法终止怀孕的一年。2011年，德国堕胎的总数为108900起。这比2010年下降了1.4%。未成年人堕胎的数字也在减少。与上一年相比，2011年未成年人堕胎的总数为4000起，与上一年相比减少了450起。在这官方公布的数字之外，人们也必须计算有人在怀孕超过14个星期后出于法律的理由到国外去施行的堕胎，比如到荷兰。

——出生率。现在的德国已经成为一个所谓的低生育率国家。如果说1865年出生的妇女，还平均生育4.7个孩子，那么在100年后1965年出生的妇女只生育1.55个孩子。战后出生儿童最多的是1966年。在这一年里东西德两个国家共有130万儿童出生。2011年，可以确认为出生率最低的一年，按国家统计局2012年7月2日颁布的数据，德国这一年仅有66.3万名儿童来到这个世界，与2010年相比少了2.2%。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也就是说自普及所谓的避孕药以来，联邦德国的出生率在纯粹的统计数字上，是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3个孩子（SZ，20. 5. 2006，S. 1；FR 13. 4. 2011）。按联邦人口研究院2012年12月17日公布的数据，德国当前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为1.39。越来越多的妇女越来越晚才生育孩子。2004年，在统计史上第一次有多于20%的妇女年龄大于35岁才生育孩子。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妇女，则早就越过了这个数值。比如2005年在慕尼黑有29%的妇女过了35岁才生育第一个孩子（SZ，20. 5. 2006，S. 1）。按联邦人口研究院的最新调查，如今有许多妇女都担心自己不能恰当协调职业与育儿的关系。女性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孩子也就越少。总之是越来越少的德国人确信，儿童会给成人带来生活乐趣，提高生活满意度，也就是所谓的幸福。其中的一个理由也许是，孩子通常也不再负责或是保证父母的养老。

——无孩的女学者们。按德国人口研究院2006年5月公布的数据，在德国有40%的35～39岁的女学者没有生育孩子，而在40～44岁的女学者中只有30%的人没有孩子。

——剖腹产作为新型的出生方法。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5月公布的数据，德国的剖腹产在10年里从17%上升到了27%。2010年8月，在德国出生的每三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是以这种手术方法出生的。显然，一些知名和富有的女士，如麦当娜、安吉丽娜·朱莉、布兰妮·斯皮尔斯、克劳迪娅·希弗、莉莉·贝克尔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都成了新出生方法的榜样。“时髦的推动”？据媒体报道，这些知名女士选择剖腹产，主要不是因为害怕自然生产过程中所要承受的痛苦，而是出于“日常安排的理由”。

——代孕。自1991年实施的胚胎保护法（Embryonenschutzergesetz）以来，代孕在德国是受禁止的。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希腊、荷兰、比利时、俄国以及美国的一些州，则允许代孕。中国以它的一个孩子政策，兴盛了代孕的生意（Stand April，2012）。

—女性的劣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2年12月公布的一份研究表明，德国中等收入女性的平均工资要低于男性21.6%。在韩国和日本，男女工资的差距还要更大些。德国养老金的男女差别位于所有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的最后一位，即差距最大。女性得到的养老金平均要比男性少49.9%。10%的女性养老金领取者因此生活在贫困中。25～54岁之间有2/3的母亲的职业是非全日制的。与此同时，25～34岁之间的妇女却比更多的同年龄男性获得技术专业证书或大学毕业证书。但她们中能够进入管理层的却仍然一如既往寥寥无几。其理由一目了然：男女有别的性别形态、社会形态和缴税模式，比如婚姻配偶收入的分割，托儿设施的缺乏，儿童护理资金的缺乏，老年护理等收入微薄的女性职业，这一切都使女性处于一种劣势，并阻止了女性的发展。

——男人们的科学界。尽管有更好的中学毕业文凭，尽管占有多于一半的大学毕业人数，并且有44%的女性获得博士学位，但据德国科学理事会2012年5月的报告，2010年只有15%的女性在高校中得到收入较高的W3-教授职位。

——男人们的经济界。在德国160个行业领军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中，女性只占2.4%。

——因性别而异的无酬劳动。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34个成员国中的26个国家所做的《2011年社会综览》调查，德国妇女每天的无酬劳动要比男性多100分钟，丹麦是55分钟，土耳其是260分钟。如果把这些无酬劳动的时间按一个不熟练劳动者的平均工资计算，那么在德国每年大约是8000亿欧元。

——无报酬的孩子看护。按OECD的研究所说，德国全日制工作的妇女每天照看儿童（到18岁）需要花费66分钟，男人只有37分钟。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用来照看孩子的时间平均每天多于3个小时，男人则只有大约45分钟（SZ，5./6. 3. 2011，S. 6）。

——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分配。谁有375250欧元，谁就属于世界人口中最富的1%阶层。这1%的人口大约占有世界40%的财富。2%的世界人口大约占有多于51%的世界财富，10%的人口大约占有整个世界85%的财富（按2012年6月5日维基的综合资料数据）。

——贫困。在德国有8.9%的公民依靠低于平均50%的收入生活，在丹麦是6.1%，在美国是17.3%。按联合国的标准，如果一个人每天只能用少于1.25美金维持生活，那应该算是穷人。2005年世界范围内有10.4亿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受贫穷威胁的比例，2010年在德国是14%（男人）、15%（妇女）。女性最受贫穷威胁的年龄在18～25岁之间，为24.2%（联邦统计局，2012年6月）。

——饥饿。按联合国公布的数据，1990年在世界人口中有6.5%的人营养不良，2012年上升为7%。

——厕所。按联合国所说，2008年，世界范围内只有61%的人口享有卫生设施。

——武器贸易。全世界的武器贸易都已经失控。销售给其他国家的大部分武器都来自美国、俄国和德国（Stand April，2013）。据国际特赦组织报告，每分钟都有一个人因遭受武器暴力而死亡。按此计算，每年将有524160人被武器枪杀（Stand Main，2012）。

——教育和职业资格证书。据德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6月公布的数字，2010年，有25.8%的德国学生获得进入专业高等院校或大学学习的资格证书，有27.8%的学生没有获得职业结业资格证书。按德国经济研究院的一些调查，最近十年里，在25～65岁的移民中有多于1/4的人拥有一份高校毕业证书，而在德国的总人口中拥有相应毕业证书的只有18%的人（epd，2.7. 2012）。在总人口18～64岁年龄段中有多于700万人是文盲（FR，29.6. 2012）。

——政治教育。《明星》杂志的一次调查表明，在18～29岁的德国年轻人中有21%的人不知道“奥斯维辛”这个词意味着什么（Stand，2012）。在一次对5个州7500个9～10年级学生的调查给出的数据是：只有1/3的青少年认为“第三帝国”是一个独裁统治，大约有40%认为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不是一个民主政体（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Juni 2012）。

——收入。几乎有30%的人主要靠养老金或公务员退休金生活。有10%的人依靠自己的财产、失业金或社会救济金生活。每10个男人中只有6人在从事职业或商业劳动（Stand，2008）。

——工资。2012年，德国一个单身汉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802欧元税前收入。有2/3的临时工或合同工的工资低于这个标准。健康和社会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在2010年底是2456欧元税前收入（AFP，6.7.2012）。

——不同年龄的就业关系。据德国钢铁金属工业联合工会一份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越来越多35岁以下的青年人陷于一种棘手的工作关系。2009年还只有大约28%这样的工作关系，在2012年已经上升到32%。在35岁以上的人群中，这种棘手的工作关系则相反从16%下降到11%（AFP，6.7.2012）。

——花费在家务上的时间。100年前，在OECD国家中，每个家庭每个星期花费在家务上的时间为58小时。感谢吸尘器和洗碗机等的引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星期做家务所需的时间已减少到18个小时。

——性侵和伤害1。一份有代表性的德国人口调查（2504人，年龄在14～90岁之间，用的是德语版的儿童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表明：在2504个问卷调查参与者中，有1.9%的人遭受过严重的性侵，有1.6%的人遭受过严重的情感伤害，有2.8%的人遭受过严重的身体伤害。另外还有6.6%的人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遭受过一种严重的情感忽视，有10.8%的人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遭受过一种严重的身体忽视。在女性则可预测到一种严重的性侵（Häuser et al.，2011）。

——性侵和伤害2。2011年下萨克森州犯罪学研究所进行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有11400人参与了这项问卷调查，年龄在16～40岁之间），那些年龄到16岁的调查参与者给出的数据是：有6.4%的女孩和1.3%的男孩说遭受过有身体接触的性侵（而在20年前同一研究所对同一年龄段参与者遭受身体性侵的调查结果是：男孩8.6%，女孩2.8%）。除此之外，现在的调查还表明（可能出现多次的重复计算）性侵这些儿童的罪犯中，不认识的男性为23.3%，不认识的女性为2.2%；原已认识的男性占33.5%，家庭的男性朋友为14.4%，原已认识的女性为1.0%；遭遇自己家庭男性成员性侵的总数为44.9%，其中自己的父亲为10.3%，继父或母亲的生活伴侣为11.7%，叔（伯）或舅舅为12.6%，其他的男性亲戚为10.3%。遭遇自己家庭女性成员性侵的有1.6%（也请见2011年10月19日的《南德意志报》，第5页）。

——移民。移民占德国总人口的12.9%。在瑞士是25.8%，在土耳其是1.9%（这些数据来自2008年或更早些）。如今几乎每5个德国人中就有1个人有所谓的移民背景，也就是说，他（她）是移民来到德国的，或他（她）是移民的后代。这也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构成了一种新型的联盟。

——避难所。我们的法律规定一条狗应当有9平方米大的狗窝，但一个在我们这里寻找庇护的人，却只能得到人均5平方米的居所。

——宗教信仰。由米夏埃尔·埃贝茨（Michael Ebertz）受黑森州广播电视台委托所做的一次颇有代表性的采访调查表明，在黑森的成年人中有27.9%的人每天至少祷告一次（也包括多次），有14.3%的人每星期至少祷告一次（也包括多次），有28.3%的人则很少祷告，还有27.9%的人则从不祷告。在穆斯林人群中，有54.2%的人每天祷告（也包括每天多次），只有4.2%的人从不祷告。在全黑森的成年人中，有68.6%的人相信存在着一种“更高的力量”，有66.7%的人信仰上帝，47.2%的人相信天使，70%的人相信奇迹，略少于40%的人相信魔鬼。在穆斯林人群中，有95.8%的人相信（穆斯林的）上帝阿拉，并有82%的人相信魔鬼。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可以说只有1/3的天主教徒和1/4的基督（新教）教徒确信各自教会的教义，比如一神教和耶稣基督启示。大多数人都相信宗教思想的一种弥漫性混合和直到信仰多神教。按调查分析，70%的被采访者都处在一种由各种宗教拼凑起来的信仰中。有3/4的采访者虽说：“有教会存在，是好的”，但对教会却又很不满意。因此有85%的基督（新教）教徒和89%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必须改变自己”（FR，26.1.2012，S.F2）。

——鱼类资源。在1996～2011年之间，鱼的种类减少了12%（Living Planet Index，2012）。

——必要的微生物。每个人的身上都带有无数最微小的生物、细菌和其他微生物，没有这些微生物，人根本就不能生存下去（Nature，14.6.2012）。在一个人的皮肤上和肠道中大约生存着10亿个细菌，正是它们才使得人的生命成为可能，并总共有2公斤的重量。研究者在肚脐采集的涂片上确认了2368种不同的细菌。其中有多于一半的细菌，是在之前尚未被认识的（Plos One，Bd. 7，S.e47712）。有趣的是，我们每个人是怎样并不知道这些，却又生活着。

——过剩和错误开销。世界范围内的药物支出，在最近十年中递增了48%。按IMS市场研究所的数据，2014年的药物支出将是1万亿美元。每年都会扔掉许多亿的药物开销，只因为或是开错了处方、过期，或根本没吃；或是与其他药物错误地混合在一起，或用药时间太长而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用；或是因为药物根本没效用，或没有使用价格合算许多的替代药（比较Bericht der FR，7.12.2012，S. 15）。

——基因故障。当前的医学研究发现，每个人都有大约400处基因故障（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Dezember 2012，online）。借助有效的方法，还将发现更多的基因故障。

——语种消失。大多数当前仍在使用的6000多种语言，都遭到了即将消失的威胁。按Unesco的估计，到21世纪末，将有2474种语言最终走向消失。在德国，受到消失威胁的语种有索布语（Sorbische）、萨特尔弗里斯兰语（Saterfriesische）和北弗里斯兰语（Nordfriesische）。在欧洲，比如盖尔语（Gälisch）、巴斯克语（Baskisch）和罗姆语（Romani）。当前已经有一半的世界人口只说属于11大语种中的某一种语言（Stand Februar，2012）。

82 青少年的情欲

批判主义性科学进行了诸多实证和实验性的研究与调查，这些研究今天通过与联邦健康教育中心青年研究的连接，不只是能够话语性地面对和研究非话语的现实，而且也能够列举出他们在实际行为中出现的变化（尤其是请比较：Schmidt und Sigusch，1971；Sigusch und Schmidt，1973；Schmidt，1993/2000，2000；Schmidt et al.，2006；Matthiesen et al.，2009，2011；以及在Sigusch，2008a：430ff中其他一些综合汇编），虽然这些研究仍然未免出于研究费用的原因，主要只是泛化的统计，没有能够按亚群体和个人加以细化。严格地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这些”青年，比如在德国就有400多个可以明确划分的不同的青少年文化、场景、小集团、帮派、小圈子和家族，那些消息灵通和精明的广告业常按青少年对这类文化的需要构思自己的广告策略。

那些被称为是受1968年性革命影响的事，其实就是青少年比以往大致早3年就开始了现实的性行为，如约会、亲吻、爱抚和性交；无论如何20世纪60年代末，16岁或17岁的姑娘和小伙子已经有表现性行为的举动，如同10年前的男女青年以19岁或20岁才开始的行为。但爱情、忠诚、婚姻和家庭，仍然是年轻人的道德构想。传统的价值观并不因此遭受质疑，但也不再那么狭隘，并且尤其是不再像前几代所阐释的那么男人中心化。自那以后，年轻人更愿意以带有相互忠诚的前后连续的多次性爱情关系，取代原先那种固定不变的关系，以致我们从他们的性行为中能够明显看出婚前的一种前后替代和串行的一夫一妻式伴侣关系的行为规范。重要的是，当时的许多年轻人都把性欲和性行为作为一种享受愉悦和欣喜的体验，已不再像他们父母那代人那样为自己的婚前性行为感觉到强烈的恐惧和内疚。这从历史的角度看，确实是一种新意识，尤其是对姑娘和年轻女性来说。除了当时社会普遍的性自由化，那个时代引进的“避孕药”肯定也对这种社会宽松做出了重要贡献（37章）。

但是今天的青少年并不（比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更早开始这类约会、亲吻、爱抚和性交的行为，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比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有更多更丰富的性经验。在今天15岁的青少年中，只有近1/4的人有过性交体验。第一次性交的年龄在年轻姑娘平均（中位数）是16.5岁，男性青年一般要略晚些。与以往的统计数据相同，有3/5的16岁或17岁的青少年男女，已经体验过最少一次的生殖器部位的抚摸。今天的男青年比他们的上代人更看重性欲性行为与忠诚和稳固的爱情关系的一种紧密联系。他们虽然（还）并不像年轻姑娘那样的浪漫化，却明显更注重相互理解和信任。他们也比以往时代的人更经常地向女友坦诚自己对她的情感，并主要是爱情。

相比之下，当前急剧下降的是性欲性行为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它们在性革命时期曾被无限高估。与那个时期相比，性欲和性行为在今天几乎已经是如此自然，就比如人们拥有一辆汽车作为交通工具那样。由于它们不再是极大的越轨，因此它们也就可以停下。那些过着禁欲生活的年轻男人，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坦诚自己的禁欲，而不会遭到朋友们的嘲笑。今天的年轻女子也更少相互炫耀和叙述自己性体验的愉悦和满意。男孩们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把青春发育体验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性本能冲动的爆发。即使是在青春发育期之后，他们也不再把自己的性欲性行为看成是那么难以自制的冲动，也不再是那么刻不容缓的欲望。与此相应的是，他们如今的性伙伴则要比他们的前辈少一些。因此决不能说他们是在滥交。在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才在青少年时期就有过多于一个到最多三个的性伴侣。

自慰和同性恋经验也没有了以前那么重要的意义。在今天17岁的青少年中，90%的男孩和略多于50%的女孩已有手淫的经验。在手淫的比例只有略微下降的同时，现在青少年之间的同性恋接触已经较为罕见。然而，在17岁的青少年中，大约有10%的男孩和女孩曾经感受到被同性的色情或性所吸引。以前几乎1/5的男青少年有着一种现实的同性恋接触，今天则只有2%的人。禁令的解除和两性的接近，终于导致曾经被许多诗人歌唱过的吸引同性的青春期走向终结。自从同性恋作为一种独特性模式进入公众的视野以来，男青年们反而害怕自己可能被误解为同性恋。并且同性恋在我们社会中被认为与艾滋病有着一种特殊的紧密联系，也肯定吓退了不少人。只是就总体而言，还很难评估艾滋病对年轻人性取向发展的影响。要是按人们已在头脑中的有意识想法来说，似乎这种影响相对比较轻微。大多数年轻人都知道病原体的传播途径，并且他们中绝大多数也尽量采取根本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方法和行为方式。但是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究竟有着哪些恐惧，我们对此还了解得太少。

在近几十年里，伴随着性禁令的递减和两性的平等化，出现了性在文化上的去神秘化和平庸化。普遍实施的男女同校，使如今的男孩和女孩从童年起就在一起长大。在青春期不管是个人单独或两人同时参与的性活动，已为今天的家长所接受甚至是赞同。青少年的性交媾已经完全不必在私自的秘密地点，他们可以很坦然地在家庭居室里进行。根据实证研究的确认，如今15岁或16岁的青少年，通常已被家长允许带上自己的性伙伴在家里过夜。青少年性生活的“家庭化”，当然也在关心孩子的意义上给家长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如果说以前的性交媾，对男人来说主要是涉及性的本能冲动，对女人来说主要是性高潮，那么今天对年轻男女来说主要是相互之间怎样更好地和睦相处。比性行为更重要的是，在一种稳定的性关系中，怎样让自己的伴侣感觉到被接受和被关心。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条从情欲快感到幸福快感的历史道路。当今的青少年之所以能够走上这条路，是因为禁忌和性别差异已被解除，男性青少年逐渐有自信表现自己的情感，也能够与女友交流感情，尽管他们仍然接受的是要比女孩更坚强和更坚韧的教育。

只是如今，青年男性已经不再会不遭到任何反驳地把握这种权利。在今天青少年的男女关系中已经很具体地沉淀了几十年来许多女性为争取自主权而作的斗争。比如举例来说：如今的年轻女性比以往更经常自觉地决定在与男友的关系中应当发生些什么，相互的性关系应当走多远。性的主动性在今天已经明显地较少在于男性青少年，而更多的是由年轻姑娘发起。在他（她）们间的第一次性交媾也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末，几乎有90%的年轻姑娘只是为了讨男友的喜欢才愿意满足他的性要求，而今天这样的姑娘甚至不占30%。总的来说，年轻女性一般要比年轻男性更早恋爱，更早开始性生活，也更早进入一种较为稳定的伴侣关系。

基本上有80%的青少年在第一次性交媾时，就使用一种安全的避孕方法，大约双倍于他们之前的那一代人。稍后则几乎谁都会采取一定的避孕方法。从我们的调查对象来看，在他们最近一次的性交媾中，有95%的青少年采用药丸或安全套进行避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避孕也越来越有效用。在青少年采用的避孕方法中，有多于70%的女性和多于50%的男性说是采用“药丸”，有近40%的女性和几乎60%的男性使用安全套。艾滋病预防宣传把使用安全套宣讲为是成熟和责任心的标志，对青少年接受安全套做出了贡献。在今天，避孕已成为男女两性共同的事。除了女性的避孕方法外，如今也有了预防男性生殖的方法。

虽然有着这些理性和有效的避孕方法和行为，对意外怀孕的一种恐惧在今天仍然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的巨大心理压力。超过70%的年轻女性曾有过意外怀孕的恐惧。相对来说，只有少于10%的年轻男性担心由于性交媾而感染上艾滋病。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男女青少年都懂得艾滋病传染的途径，并且最大多数人的性行为也尽量采用了似乎根本不会传染的方式。除了对意外怀孕的恐惧，青少年们的另一个恐惧主要是害怕一种关系的终结，害怕被离弃，这也许是因为他（她）们是性“革命者”的后代而当然懂得，婚姻既不神圣也不永久。

除了以上这些恐惧之外，性侵也成为这些正在成长的年轻人的性生活，并因此成为两性相互关系的负担。在16岁或17岁的女青少年中有2/3的人说，至少遭受过一次“性攻击”。同年龄的男性青少年是1/4。有接近1/10的女性青少年不幸成为遭受如强奸这样一种严重性侵犯的牺牲品。女性青少年遭受的性攻击几乎全部来自男性，而男性青少年遭受的性攻击则主要来自男性。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青少年对于性暴力和性侵这类问题由于公众领域的经常性讨论而变得非常敏感。无论如何，我认为在德国西部（即我研究工作的重点区域）是这样的情况。

德国东部则还有许多不同。比如在东部明显出现较少的性攻击，东部女性青少年的性交媾经验也明显多于西部女性青少年，西部男性青少年则要比东部的更节制些（请比较：Weller，1991；Starke und Weller，1996，2000；Starke，1996，2005；Weller und Starke，1993；也请参考本书83章）。

爱情是青少年关系中的全部内容。原本在20世纪就带有一种最高文化奉献色彩的男女爱情，近十年来又加上了一种额外的神秘化（98章）。因此青少年们一旦感受到爱情，就会相信自己有一切权利去享受它。但是当双方关系中的爱情不管出于何种未知的理由消失的时候，也可以无声无息、无怨无悔地结束这种已经没有了爱情的关系。他们已经不再接受不需任何理由仅仅为了保持一种长久关系所要求的克制和单调。因此他们中原本平淡无奇的关系却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通过一切可能的刺激和装饰而变得可以承受，这些自导自演自爱的戏剧性事件使爱情有了继续飞翔的翅膀，它们不仅高调和多彩，而且也切合实际。最明显表现这种戏剧性的是近几十年来的（同性恋）爱的大游行（Love Parade）和狂欢聚会（Raver Party），这些大游行和狂欢既表现了性和色情，又是非性和自恋的。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独特和不同的个人，但又是共同地参与了这一活动。大家都超出了常规，但也正是通过这一活动又相互联合起来构成这一活动的形态。他们的装饰可以说——为了不用也许已经又过了时的青少年语言——是从日常生活的服饰直到可以令人崩溃的模样。

但是，年轻一代在我们的文化中生活得并不那么轻松。以前，他们首先是被社会以严格的禁止和粗暴的强制要求纪律化，一切都只是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社会阶层，一切都已在事先按刻板的模式做出了决定。如果有谁敢于偏离这些规范和模式，就会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今天有许多大道通向罗马，不仅可以通往大陆，也可以通往海洋和天空，是的，性也变得越来越虚拟化。这在一方面使年轻一代的爱情和性生活变得容易些了，但另一方面也就变得更困难些了。没有曾经造成尸体成堆并越过尸体因而直到骨子里臭名昭著的传统道德机制的制约，今天的年轻一代应当自主和自我负责地决定并处理好自己的亲密生活体验和关系。科学把这种自我调节的新模式描述为非正式化、相互依存的依赖关系和“对无拘无束的强制”，我们把这种新的强制，在我们的综合语境中称为“多样化强制”（76章）。

以前，便宜的消遣文学和伟大的市民文化都曾话语化地描述过性别和性生活的模式；今天除了一些花絮文学外，电子媒体和电脑游戏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要后继者。今天的电子媒体比那些壁龛古老的秘密和过去的手淫恶习更能使青少年着迷。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他们已经无法逃脱新的媒体和电子技术，他们必须学会怎样摆弄这些新的日常生活技术，就如他们的前辈在当时必须学会照相，去影院看电影，学会打电话，听广播，使用超过8毫米的胶片，摆弄电视机和放像机那样。电子媒体的兴起，意味着从模拟性的单一世界观到数字化全方位世界观的一种转换（64章）。首先，越来越少的青少年与家畜、植物、众神和神话有所接触；其次，除了父母和兄弟姐妹之外，他们是在电脑游戏中建立了与外界客体的第一层面上的生活关系，这是一种程序式的、完成了的、可反复思考和直线型的关系。因此，宠物蛋对于许多儿童来说，已经成为自己所希望的宠物的一种替代品，他们自己原本对宠物的关心、爱护和对生命的敬重，现在都可以给予那个宠物蛋了。我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正在成为那些虚拟的、根本就是假想出来的宠物蛋父母的父母，我们的孩子心地善良，正在通过电子方式表达他们对宠物蛋的关心和愿望，但是一旦当他们对这一切感到厌烦的时候，他们又可以把这些电子动物弃之不顾而不需有丝毫内疚。鉴于新的技术比旧的动物饲养方法传播得更广泛也更诱人，孩子们在他们发展对这类“无聊”事情的兴趣之前，就已受到了色情和性内容的骚扰。毕竟只要点击一下专供18岁以上成人的网页，就能看到儿童不宜的内容。并且谁如果不那么做，他的那些朋友们也会通过新的媒体免费传送给他。

作为这类例子，我们在这里只需提及一下在2005年第一次被辨认出的从新性革命的树上掉下的果实，也就是在贪婪的树上长成的市场调整以及自我发现和自我忍让的成果。美国人把这称为“色情短信”（Sexting），一个由色情和短信组合而成的词，表示一种新的事实——年轻人通过SMS或MMS大批发送自我拍摄的“暴露度很大”或根本就是裸照。甚至在（被传统道德看来已经足够）伤风败俗的西方国家，这种行为也被认为是丑闻，因为裸照的发送者大多是未成年的孩子，是那些还是孩子的青少年制造和传播了儿童色情制品。美国“国家青少年和防止意外怀孕宣传运动”（National Campaign to Prevent Teen and Unplanned Pregnancy）在2008年以“色情和技术调查”为主题，考察了色情短信的发送和传播的现状（http：//www.thenaational-campaign.org/sextech/PDF/SexTech_Summary.pdf；accessed：2. 4. 2009）。按这份调查给出的数据，在3～19岁的青少年中有48%的人，以及在20～26岁的青年中有64%的人，收到过色情短信；而这两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和青年发送色情短信的比例分别是20%和59%。在德国有80%的女性青少年和85%的男性青少年拒绝发送这类短信，也不参与这类活动（Döring，2012）。

2010年，德国的青少年多次遭到道德信徒的公开指责，被说成是“色情的一代人”，他们甚至声称今天的青少年已经悲剧性地败坏了自己的性道德。他们列举了比如8岁的孩子在父母身边观看色情片，或是一个父亲竟然当着孩子的面在手淫。前面已经提及的一些性学家们已经以自己的实证研究数据反驳了这类关于性道德普遍败坏的论点（也请参见：Döring，2009；Gernert，2010；Grimm et al.，2010；Hill，2011；Matthiesen und Martyniuk，2011；Past ötter，2003，2009；Schmidt，2009b；Schmidt und Matthiesen，2011；Starke，2010；Stuhlhofer et al.，2009；Weller，2009，2010；Zillich，2011）。他们描述了一代令人惊讶地冷静和注重反思的青少年。女性青少年对色情片很少有个人的兴趣，但又不想在别人谈论这些话题时无话可说，因而通常比如总是在女友那里一起观看这类片子。大多数男性青少年随着青春期的开始，也会开始消费色情内容的片子。大约有近一半的16～19岁的男性青少年，每星期一次或多次在网上寻找色情表演。男性青少年观看的目的主要是激起自己的情欲，而女性青少年，如果确实观看的话，则主要是出于好奇。由诗丽雅·马蒂恩森（Silja Matthiesen）领导的研究小组，在2009年对160个生活在大城市的性取向为异性恋的青少年进行了采访，其最后的结果，即使从性别理论的角度来看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调查证实，对色情制品不感兴趣，可以帮助女性青少年稳定其女性性别的身份认同；与此相反，男性青少年正是通过对色情内容的这种冒险性兴趣，才能获得自己正在形成的异性恋性别认同的支持和肯定。……我们认为，在青少年性行为研究的任何一个其他领域里，都没有像在对色情制品的兴趣方面，那么强烈地表现出性别间的差异——手淫除外。但是对手淫行为的性别差异只能做些不太精确的研究，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谈论这事；与此相反，青少年对色情内容的兴趣会清楚地表现出来，大家会对此进行一种积极的沟通，并且能在共同兴趣的人群中得以证实。男女青少年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各自明显不同的性别特征。男青少年更多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观看色情片，在这个过程中是主动态，因此也不必为此遮遮藏藏。特别由于自最近30年以来，男性青少年在性的社会性陷入女性的防御性状态——即女青少年早于以前而开始了自己的性和性关系的生活……因而他们现在面对女性青少年伴侣，更需要表现出自己把握性技术的能力。”（Matthiesen et al.，2011：326，340）

虽然色情片在今天已是日常娱乐中一个极为平常的组成部分，但性伴侣共同观看色情片的现象仍较为罕见，即使有这样的情况，大多也是由男青年主动提议。整个过程经常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被激起了性欲，而她却感到厌烦，因为感觉累而没有了性趣。从政治和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色情片在如今不再有什么意义。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和爱丽丝·施瓦泽（Alice Schwarzer）所倡导的一种普遍反色情运动已经落空。对当今的青少年来说，是否观看色情影片，只是一种私人事务，每个人都应对此做出自己的决定。马蒂森研究的结果表明，色情片的消费者虽然分布于社会的各个层次，但主要集中在中产阶层。有50%的（人文或理科）高中学生，但只有20%的职业学校学生有一种特别高的色情片观看率。所以如果人们猜测色情片的消费者主要来自社会的下层，那就未免似乎只是一个错误的结论。青少年的年龄越大，便越是确信，色情片表演的并不是人“正常”生活中的“真实的”性欲和性行为。另外，研究者还无法确定，观看色情片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观看者的性行为方式。如果通常的性交场景确实能够激起和满足某人的性欲，那么即使比如他在观看色情片的肛门拳交时感到刺激，但他仍会继续采用原有的曾经能够满足自己性欲的可靠性交方式。用另外的语言来表述：色情片的消费者会采用可靠的激起和满足自己性欲的方式，而不会简单地受色情片的影响。而且色情片的观看者通常在第一次观看之前，就已确定了自己独特的性行为方式的基本特征。这让人们回想起我们在1967～1970年间对700名大学生所做的一份关于有明确性刺激的图片、影片和文字的心理实验研究，这份研究对修改当时刑法中的相关条款，发挥了一定的影响（请比较比如：Schmidt et al.，1969；Sigusch et al.，1970；Schmidt und Sigusch，1970，1973）。

按我的理解，只有当青少年生活在有害的家庭和友情关系中时，色情资料和（比如在聊天室里出现的）意外的性场景才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生活在这类关系中的青少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怀，也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在自己面对这些色情内容时，怎样借助年长于自己的人或成年人的帮助，将这些色情内容按其本质加以归类：即这是一种不希望的、猥亵的或过分的侵犯。这些前提在性自由的社会中有效地预防和保护了未成年少女只有极低的怀孕率（Matthiesen et al.，2009）。“性革命”和它的后果表明，生活在性理念变动时代的青少年，能够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高度适应能力的群体，对于自己不再通过严格的社会规范监控的性欲和性行为，有着一种很高的自我调整能力（Schmidt und Matthiesen，2011：376）。虽然在互联网上极易获得性刺激，但男性青少年的自慰率却并未因此有所提高。青少年性行为的研究者并没有遇上手淫特别上瘾的案例；在他们的调查对象中，只有一人表示害怕自己可能会有过分的手淫。给人印象深刻的尤其是，青少年能够在现实和虚拟的性世界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也正因为他们的这种独立判断，使他们能够与比如色情传播的歧视妇女现象，特别是对自己个人感到陌生的性行为保持距离。这就是关于被媒体炒作为“一代色情”的青少年的真相。

可以这么说，虽然我们的文化崇拜青春偶像，但是青少年在我们的社会中生活得并不容易。他们被忽略，成为几乎总是遭遇讽刺和遗忘的一代。他们并不站立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事件的中心，而只是边缘。我们不仅要求我们崇拜的青春偶像是新颖、好奇、清新、好动、健康和体育型的，而且也要求他们有创造性和未来意识。但正是想创造性地设计和构建自己未来的青年一代，却又常常被成年人看成是一个问题，一种负担，对这样的青少年总是担忧多于希望，他们无论如何都成了成人挫折感的避雷针。他们真正被认真接受、被追捧和被垂涎的时候，只是在他们作为商品消费者的时候。就此才推导出他们的社会意义，这是第二手的社会意义。德国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协会，据说是因为国家在经济上无法承受这么一个全国性组织，人们谈论起代表着未来的这一代人，只会滔滔不绝地抱怨他们学习成绩不佳、没有工作无所事事、歧视外人、吸毒和暴力。除了这种负面的青少年形象外，那些青年基督教徒和青年研究人员也被这样的负面话语说得如此苍白，虽然这些年轻人有着与社会一致的道德，也能证明自己的创造能力，在成人的社会里寻找担当与成人相同的社会责任。在战后德国，还没有一代年轻人像现在的青少年那样被毫不留情地贬得如此毫无意义，导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不被文化也不被社会所需要。在文化上之所以不被需要，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几代中的大部分人，最迟从60年代的性革命起，都生活在妄想中，以为自己比年轻人更聪明更有观察力，特别是他们中略有成就的一些男人，不能允许自己变老。老人的年轻妄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60岁了，却在穿着、运动、说话和行动上似乎才刚刚30岁那个样子，而他们自己的父亲在他们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是个老年人了。这就使得今天真正是30岁的人必须刻意表现自己的年轻。此外，今天30岁的年轻人却已被更年轻的青少年歧视为“老年人”，以致这代人便陷入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中：比他们年老的人不允许他们在文化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比他们更年轻的人，则又拒绝他们参与到自己对文化的贡献中去。

今天的成年人应当思考，虽然社会主流崇拜青春偶像，但自己已不能与年轻人的年龄进行真实的交换，甚至那些身体开始干瘪，椎间盘已经磨损的人，也不想重新再开始一次生活。可怜的年轻人。他们鉴于这样的状况不是要更加出奇地温和和守纪律了吗？他们在这样的状况下，不是必须更加坚强和更加尖锐了吗？

性科学对这个时代的诊断，通过批判主义性科学的实证研究，尤其是过去几十年冈特·施密特在西部德国，库尔特·斯塔克（KurtStarke）对东部德国，以及当前主要由诗丽雅·马蒂恩森和阿恩·德克尔（Arne Dekker）主持的研究可以综述为：年轻新生代的性生活今天主要是在私人关系中浪漫主义的忠诚与公众大游行中刺眼的自我表演之间摆动。媒体关于当今青少年所报道的那些，或是性的无禁忌，或是毫无性生活，都没有真正切中事实。事实上，如今的年轻人在忠诚关系中实践的是幸福感而不是单纯的情欲，是精益性行为，是在编织爱意和自爱的演示中呼唤爱情，是用规则取代不规则，用爱情的强烈度取代以往性别认同说教小心翼翼地相互接近。如今的年轻人已不再像性革命的60年代那样，只是期望尽可能多的身体征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场性革命并没有得以继续。值得关注的还有，在一个性刺激泛滥成灾的世界里，我们的青少年却能坚持走自己的路。对于那些充塞在爱神舞台上的许多公众化新性人物，不管他们是那个每天都在报道的性上瘾者，是受电子信息操纵的所谓的性变态者，是未来的电子性爱者，是那个实现了自己愿望的变性者，还是那个身为政治人物的同性恋者，如今的青少年都不那么感兴趣或只有极少兴趣。医院、尿布或施虐等性游戏并不是（或者说还不是）青春期年轻人感兴趣的性游戏。如果他们听到这类剧烈的性游戏，更会联想到他们祖父母辈的性欲和性行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能够理智地面对当年曾燃烧起他们父辈强烈性欲的色情表演。冈特·施密特在一次谈话中曾把当代青少年面对色情表演的这种冷静态度，称赞为是一种“文明的行为”。此外，他也证实，如果青少年的性欲和性行为一旦遭遇禁止，那么他们总是会做出更加失控更加出格的事情。他以美国为例，由于美国社会对青少年的性欲和性行为限制特别严厉，与德国相比，美国青少年的避孕措施更不安全，出现了5倍于德国的未成年女性的怀孕率，性病传染广泛，也有更多的女孩成为暴力的牺牲品，遭受暴力性侵。另外，毫无争议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当年所说的对“爱情生活最普遍的侮辱”，“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最经常表现为对日益递增的色情商品的消费”（Berner und Koch，2009：351）。

83 性伴侣间的性欲和性行为

人们在过了青春期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性生活呢？从统计数据看，年轻女性的结婚年龄在27～28岁之间，年轻男性则几乎是在30岁。1/3的婚姻最后会以离婚结束（81章）。当前，我们社会中有80%的人认为离婚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有2/3的离婚由女方主动提出，越来越多的女性和男性是未婚生活在一起，或是干脆独自生活。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一到两个小孩，精确的统计数据是接近于1.5个孩子。有1/3的妇女没有生育孩子。在完成了从几百年前涵盖了整个家族成员的大家庭到只是由父亲、母亲和孩子的小（也称为核心）家庭的过渡后，近几十年来又出现了形成一种最小家庭的趋向（65章）。比如只是由一个成人和一个儿童组成的单亲家庭，或只是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的全部或唯一的成员。在大城市中，传统的核心家庭已经急剧减少，并几乎已经失去了它的象征性和现实性的意义。因此对于青少年来说，重要的是通过生活在一起的亲人或结交的朋友，稳定自己的社会和情感纽带，并通过自己喜爱的特定生活方式进入与这种生活方式相关的亚文化中去。除此之外，可靠的有代表性的调查还表明：大约有70%生活在固定异性恋关系中的成人，“对他们的爱情生活感到满意”；几乎有30%的成人，“从不谈论”自己的爱情生活；近70%的人认为，在一种“伴侣关系中没有性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有大约70%的人只想有较少的性生活。

2002年，汉堡的性学家冈特·施密特、诗丽雅·马蒂恩森和阿恩·德克尔，以及莱比锡的性学家库尔特·斯塔克对来自汉堡并分别出生于1942年、1957年和1972年的776名男性和女性进行了调查（Schmidt et al.，2006）。这一调查使得多代人的性生活相互间第一次有了实证的可比性。被调查者在调查期间的年龄分别为60岁、45岁或30岁。

调查结果证实了各代人之间性幻想和性行为的差异。所有被调查者都表示可以为性生活做一切，但有95%的性行为只是发生在固定的伴侣关系中，1%～2%发生在出轨的关系中，以及在被调查者中占25%的单身汉（或单身女性）的性行为只占所有被调查者性生活的5%（近似的调查结果也出现在Schmidt，2000：67的调查中）。这就出现了，比如60岁的男人和女人，如果生活在一种婚姻或非婚姻的固定关系中，就比30岁（男女相同）的单身者，有更经常的性生活。此外，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婚姻中性欲和性行为意义的递减。如果说75%60岁的被调查者的性生活发生在婚姻中，那么45岁的被调查者则只有略多于50%，而30岁的被调查者更是只有20%。以另外的话来说，如今的婚姻已不再是人们满足自己性欲和实施性行为的主要场所，非婚姻的关系已经取代了它原有的位置。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被调查者在最后4个星期内究竟有过多少次性交？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与其他类似调查的一点分歧。西方世界其他一些严肃可信的调查结果是男女两性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我们这里的调查结果却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其中男性为6.8次，女性只有5.6次，这显然是受男性性幻想活动影响的结果。

施密特的研究表明，养育幼儿对性交频率的影响非常有限。如果是一对相处关系较为短暂的伴侣，幼儿的养育可能会降低对这类关系来说典型的较高性交频率。但是对于已经较长时间生活在一起因而性交频率已不那么高的伴侣来说，其原有的性交频率不会因此降低。最后的结论是：无论是否养育孩子，在伴侣关系的头6年，都不会出现性交频率降低的现象。在这最初的6年过去之后，性交的频率会在20～25年的时间里相对稳定；以另外的话来说，在伴侣关系的最初两年中会出现特别高的性交频率，从第6年起直到第30年之间，性交频率会有所下降，但较为稳定。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在这几十年的伴侣关系中得到或失去了些什么。对此，男女的共同回答是：我们失去了一些情感上的激情，但我们赢得了更多更内在的紧密联结。可以这么说，在伴侣关系开始之时，无论男女都有着一种同等强度的希冀体验柔情和性欲性行为的愿望，但随着此伴侣关系的延续，女性会更趋于要求柔情，男性则会仍然停留在满足性欲和性行为的愿望上。

关于最近一次性实践方式的询问结果显示，口交更为年轻人所喜爱，因而在他们中出现了一种高度显著的递增。年龄为60岁的被调查者给出的口交比例为30%，年轻于60岁的人的比例则高达50%。阴道交媾仍没有改变其最通常交媾方式的地位。年轻人显然也比较喜欢接吻和用手的性实践，其比例在3%到10%之间。调查前一年的一些刺激性欲望的实践，比如穿性感内衣，在公开场合交媾，使用假阴茎或较为温和的施虐和受虐等，在60岁那一代人与年轻于60岁的那一代人之间，有着一种显著的代际差异或者说跳跃。与此相反，没有代际差异的是在比如伴侣交换、穿着异性服装和较为严重的施虐受虐等行为方面。

性的忠诚仍然在性关系中有着一种至关重要的高度，现在甚至更高于以往。调查中共有多于90%的男人和女人，希望和要求自己伴侣的忠诚，其中要求对方忠诚的男人又略多于女人。对此有着要求特别严格的是30岁的那些被调查者。但现实究竟如何？按统计数据，如今东部和西部德国大城市中30～60岁的居民，平均每13年会有一次“性”出轨。以此类推，每100个伴侣关系年中，就会有7年发生出轨或关系以外的关系。各生代男性在最近三年的出轨率都是20%；与此相反，45岁和30岁的女性的出轨率显著高于60岁的女性。以另外的话来说：今天，在性革命时代长大的女性，会与男性一样多或经常地出轨。

关于对现在已成为一种独特“性模式”的“自慰”的调查，向被调查者询问的是，在此之前的4个星期中，是否有过一次自慰？调查的结果，男性是：30岁的男人77%，45岁的男人45%，60岁的男人29%。女性是：30岁48%，45岁45%，60岁为32%。

关于在最近12个月来的性困扰问题，生活在固定关系中女性的抱怨要多于男性。51%的女性承认自己“很少有性的兴趣”（男性有此同感的为24%），30%的女性认为自己有无法激起性欲的问题（男性承认自己患有性功能障碍的为15%），38%的女性有无法“获得性高潮”的问题（男性为9%），14%的女性“在交媾时会出现疼痛”（男性为6%），只有在“过快获得性高潮”这个问题上，男性的抱怨多于女性，男性为37%，女性为6%。

每个年龄段的男性都有6%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但也有0.8%的男性被调查者根本拒绝这类性实践。被调查的女性中的同性恋或双性恋的比例为，60岁0，45岁1%，30岁4%。自18岁以来与同性别实践的性体验，在男性被调查者中的比例分别为7%（60岁）、15%（45岁）、15%（30岁），在女性各个年龄段的比例分别为3%（60岁）、10%（45岁）和14%（30岁）。偶尔受到同性性吸引的男性分别为8%（60岁）、15%（45岁）和20%（30岁），女性分别为7%（60岁）、26%（45岁）和35%（30岁）。可以想象一种充满乐趣的同性性体验的各个年龄段男性为7%（60岁）、11%（45岁）和17%（30岁），女性分别为8%（60岁）、21%（45岁）和31%（30岁）。这就是说，对于越年轻的被调查者来说，竖立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亲密关系之间的那堵墙，便越是不那么坚实和容易倒塌。

总体来说，西部德国性实证研究大师冈特·施密特对全德国异性恋关系的变化概括为：“无论男人和女人，都越来越少和越来越晚缔结婚姻，也越来越少和越来越晚生育孩子；他们越来越经常离婚，也越来越经常生活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婚姻中。越来越少、越来越晚和越来越短暂的婚姻，便犹如从自身出发为非婚姻的伴侣和家庭形式创造了时间框架。在所有欧盟国家中都出现了相同的发展趋向（自然还有瑞士、美国和加拿大），甚至也包括那些主要是天主教徒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或意大利。”

东部德国性实证研究大师库尔特·斯塔克（也参与了这里提及的汉堡-莱比锡采访调查），曾在一次讲座中特地指出了东西德的差异（也请参见：Clement und Starke，1988；Weller，1991；Starke，2005；以及本书82章）。虽然来自东部和西部德国的被调查者对提问或提示的回答有大约2/3是相同的，但他们之间仍有一些显著的差别。斯塔克在讲座中列举的例子（2006），比如30岁年龄段被调查者的第一次性交，即所谓的“破处”，在来自东西部德国的被调查者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别。在莱比锡有72%的女性和64%的男性，在18岁之前就有了其人生的第一次性交。而在汉堡则只有57%的女性和39%的男性。东部德国女性主要是在与性伴侣的性交中获得其人生的第一次性高潮，而西部德国女性则相反，主要是通过抚摸或手淫获得其人生的第一次性高潮。在东西部妇女与异性性交中获得性高潮的体验中，并没有值得提及的差别。东部女性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仍明显低于西部女性的手淫体验和频率，这种差别现在已经几乎消失，尤其是在较为年轻的被调查者中（在东部是每月2.4次，西部是每月2.5次）。但东西部男性之间仍存在差别，在30岁的被调查人群中东部为每月4.1次，西部为6.6次。调查数据表明，一种固定关系的建立，尤其也通过婚姻，在东部要早于西部，并且母亲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在东部也明显低于西部。因而也不必感到惊奇，30岁的年轻人在莱比锡有31%已婚，在汉堡则只有16%，并且95%的50～60岁东部妇女生育过孩子，而在西部只有近50%。由未婚女性生育的孩子在东部仍然一如既往多于西部，东部为50%，西部是18%。另外，调查结果还表明，东德时期女性从事一份职业，是社会的基本状态。因而也就不必感到惊奇，新联邦州地区尽管有着较高的失业率，但就业的女性仍然要多于老联邦州地区。比如，今天60岁的汉堡女性有32%，而同年龄的莱比锡女性却只有9%是家庭妇女。在对待裸体的态度上，东部以前要比西部更不拘谨，也更实际；在对性别的看法上，也有着更明显的东西差别。因而不必感到惊奇，在西部比东部有更多的16～17岁的姑娘对这个问题“你是否曾经感受到歧视，只是因为你是个姑娘”，作了肯定的回答。对于“你曾经得到过一些什么好处，只是因为你是个姑娘”，肯定的回答也是西部多于东部（比较Schmidt，1993）。“性别”显然在原先的西德要比在原先的东德有更多的意义，并且是在正反两个方向——在性别歧视和在性别优先方面。

关于东部和西部德国关系状态的情况就这么多。但是除了这些实证研究的内容外，鉴于如今固定性关系的文化繁荣，也提出了与这些实证研究完全不同的一些问题。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性伴侣们怎样在许多年间和许多年后仍然能够得到相互间的性满足？是什么使他们总是相互能激起对方的情欲？这些迫使一个老的性学家思考的问题（Sigusch，2011a），其答案是：一点点小的变态，一种稳定的双方都乐于体验的物化偶像，一种特殊的性场景，是成功保持长年伴侣关系的秘诀。并且那么一点的变态，也应是保留在伴侣双方之间不言而喻的秘密。因为如果伴侣双方都开始思考和谈论这个秘密，那么这个秘密就会失去它原先停留在伴侣双方潜意识中的性化力量。因此，这里涉及的是心灵在潜意识中的一种浓缩，而不是一种经过计算的花招。伴侣间的性幻想必须是不同寻常和略微超越禁忌，否则任何一种不断地老生常谈和例行常规，都只会扼杀各自的情欲。性幻想也必须有那么一些“肮脏”，因为洁癖、责任感和理性无疑就是驱赶任何色情欲望的毒药。除非如果纯洁自身被性化，责任感这类美德常会被双方共同想象为是恶习——如同我们最初反对教会以及侯爵萨德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所做的那一切。无论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其他类型性恋的伴侣，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两人之间设置一种对双方都有效用、能够激起双方性欲望的所谓变态的性行为机制，借助这一机制，双方的伴侣关系便既不会像一切太正常的性欲性行为经常出现情欲的枯竭，也不会像那些无性的伴侣关系很快就会由于出现仇恨的危险情感而影响甚至是破坏相互关系，因而最好是把仇恨消失在已经受损的心灵的“奥迦斯”，如同变态机制自身的根源必须不言而喻那样。

这种变态的性快感，根本就是一种最强烈的快乐（70章）。因而正常强迫症者也预感到，这种自我谐振的巨大快感，也就是这种既健康又唤起巨大快乐的变态性行为会给自己招致嫉妒和怨恨（71章）。一种怀疑，即一个人对某一种性实践的有意识愤慨越是激烈，就越是说明这种令他难以接受的性实践对这个人无意识中的性渴望极可能有着一种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怀疑是有根据的。但是那些谴责性变态者的人（也就是那些正常强迫症者），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变态性行为的谴责，只是在高调地否认并追踪自己真正期望的性变态愿望。他们之所以对变态的性行为如此反感，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很明白，自己也会去体验和做一切那些变态者所做的一切——从性的狂欢直到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自我崩溃，只要他们迄今为止的生活能为他们提供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他们有意识地把所谓的变态行为整体和系统地妖魔化。但是自弗洛伊德和批判主义的性科学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正是所谓的正常和所谓的变态或性欲倒错一起才构成我们性欲和性行为的统一，因为所有人与生俱来都带有一种“多取向—性变态者的基因”（Freud），我把这种基因相应地称为“多性恋性取向的能力”（30章），这是一种实施一切变态的“各种部分本能”（Freud）以及性欲望的能力。无论如何，没有其中的一种变态本能，甚至不可能谈论另一种本能。比如，崇拜物化偶像或性暴露的乐趣，就属于正常的爱情生活，就如同正常的爱情生活属于每个人一样。对被调查者关于他们最期待的性幻想的调查询问结果表明，男女被调查者都有意识地提及了一些如今已不再是不可思议，并多少已经得到文化许可的性实践，如：口交、匿名的性关系、女同性恋的性实践、窥阴、肛交、施虐受虐游戏或群体性交等（62章）。如今这些性幻想不再令人感到惊奇，只是因为最近几十年来文化规范的界限，并因而也包括介于正常和不寻常的性欲性行为之间的界限，已经明确地被移动和被突破。对于身处1900年左右的性研究者来说，口交仍还是“变态”的。如今这已成为某些人自己特别喜好的一种性交位置。与此相比，更不同寻常也更个人化的，应当是拜物的性行为，应当是能够在一对共同生活了30年的老年夫妻的血管又注射进爱情和性欲烈焰的一种性场景。这是一件并不简单却可以更多样化的事。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持续性双性恋的位置上，现在出现了原始的多性恋（或泛性恋）。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便也意味着随时可以联系上自己的伴侣，并因而也就能加以经常的监督。但是如果有谁出于神经质的焦虑或是控制对方的心理需求，不断地给对方打电话联系，也会解构（或破坏）相互的伴侣关系。因为在每对伴侣关系中都存在着一些无关紧要和重要的秘密。如果没有这些秘密，很多关系甚至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因而令人奇怪的是，只是近十年来，企业才想起要以一种精致的不在现场的证明方式，为员工保守他们的秘密。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妻子想与另一个男人见面，她的公司就会给她送上一个真实存在的机构的一份邀请书，如果那位想监控自己妻子的丈夫打电话来询问，也会有同事帮助搪塞等。许多实证式性行为研究都得出相同的结果，即有许多女人以及同样多的男人，都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有时甚至只是出于非常无关紧要的理由，比如一个女人在与自己的女朋友见面时，不愿受到丈夫不断来电话的打扰。这类按情况不同而编织的谎言，即这种由完美技术制造出秘密的缺陷在于，它使得个人的亲密关系被企业作为一件事来做。这就不只是必要的谎言，而且也涉及令人不能接受的双重生活，更不要说有犯罪分子会利用这种机会掩盖自己的犯罪活动。

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的方法，去保持一种色情和性的关系。在这里可以提及的是不同类型的夫妻或伴侣共同参与的心理（生理）治疗，这类治疗方法在社会中享有很好的名声（请比较比如：Arentewicz und Schmidt，1980/1993；Clement 2006；Hauch，2006；Sigusch，2007a）。这类治疗经常是为了帮助伴侣打破相互间无性趣的那个恶性循环的魔圈，帮助他们摆脱无性生活的不幸。这类伴侣在共同生活中都曾有过一个充满激情和得到性满足的阶段，但过了这个阶段后却又只得忍受没有了情欲和性生活的生活。很明显，如果一对伴侣关系没有我在之前已经提及的一种无意识和不由自主的性场景或一种物化偶像崇拜在相互间作为一种持续情欲和性的连接，其实所有的伴侣关系都会不可避免地在激情过后出现性冷淡的现象。偏偏是那些曾经深爱过的，因为爱情而无论如何都想在一起生活的伴侣，最会陷入双方都不再有性趣的状态，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生活的悲剧。

这似乎是种报复，它表明我们今天的性欲和性行为在文化和心灵上有些不同于爱情。只有在爱情冲昏头脑的阶段，比如在青少年时期和年轻人通常坠入爱河之时那样，相爱的双方才会有强烈的身体依恋和接触的需求，这时双方都不会去考虑坠入爱河与爱情的差别。其实爱情更多是一种全方位的情感，有着一种深度的信任和无界限的责任。而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则更多由冒险精神、恐惧欲望、吞噬意志和破坏愿望组成。由于一个自己之前根本不认识，以后也不会再看到的人，便将熔岩注射进自己的血管里，并不是一种艺术。人们只是在做那些自己想做的事，几乎不会有什么羞愧感，不必顾及对方的喜好和怪癖，让自己简单地陷入肮脏的由本能驱动的事件中，享受自己的性高潮，然后就是转身离去。如果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一对夫妻或伴侣，没有了这样的激情，那么伴侣关系咨询与治疗，会对他们很有帮助。但是如果这类咨询和治疗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那他们自己就必须做出决定，是否能够允许对方与另一个人有性的体验——为拯救已有的爱情关系，使它延续到自己生命的终结。

84 银（白）发人的性爱

如果把几代人性关系的演变作为我们观察的重点，就会发现：20世纪初的第一次性革命围绕的是已经成年的人的性欲和性行为，以及他们的生育和他们在婚姻中的性欲与性行为，并也小心翼翼地顾及到了他们的“自由”爱情。60年代末的第二次性革命，围绕的是青少年的性欲和性行为，甚至还边缘性地关及儿童。当时一句仍然留在耳畔的口号是：“不要相信超过30岁的人！”第三次，也就是20世纪末的新性革命，围绕的是虽然经过前两次革命，但在性的领域里仍还留存下来的一些性的禁忌和不公正，也就让人第一次想起，即使是已经满头银发的老人，即我们祖父母辈的人，也是有情有欲有性的生物。关键词：银发人的性爱。尽管在第二次性革命时期，他们父母的性欲和性行为对当时作为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仍然是一种禁忌，但现在似乎所有祖父母辈的人已经都能够和应当享有富足的性生活，似乎痴迷青春的文化已经成为老年人的智慧，似乎已经开始枯萎的身体仍然还非常美丽，似乎伴随着年龄的递增，并不必然出现行动受限、疾病和劳损（比较比如Westheimer und Lehu，2008）。在一档德国漂亮老年人秀的节目上，有个79岁的妇女叙述了她正是在这个年纪才刚刚发现了自己的性欲望，并在付诸实践时获得了全部的性高潮。

关于这种所谓的老年人性欲和性行为（这里主要是指异性恋）的话语讨论之所以能持续到今天，肯定有多种实质性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如今人口的日益老龄化（81章）。自1840年以来，中欧人的平均生存年龄增长了40年。1960年，德国人口的平均生存年龄为略低于70岁，到2008年已经略高于80岁。2010年出生的男孩，他们的生命期望值将是77.3岁，女孩甚至是82.5岁。自60年代末以来出生率持续走低，生命期望值持续递增，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不断增大。这就导致出现了所谓的倒金字塔现象：老年人多于年轻人。

另一个原因是打开一个数以百万计的老年人庞大的（以往莫名其妙被低估的）当地市场。只是我们的文化甚至还没有展开思考，生活在21世纪的老年人怎样去过他们的生活，他们（与年轻人有着明显差别地）能够做些什么，享受些什么，为自我设计些什么？我们的社会仍缺乏针对老年人设置的机构、行为和整合模式，更不要说懂得赏识高龄老年人独特性的价值观。过了50岁的只是较为年老的人，在职场却已经被看做是到了报废的年龄，似乎他们已不再是如今常被人称作的“年轻的老人”，而是“白发苍苍的老人”（Greise），但正是这个词，曾被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特别认可和赞赏地使用过。除此之外，（年老和年轻的）各生代人在很大程度上互不相干地过着各自的生活。这种状况，仅仅是由于年轻人的失业率、老年人的护理需要以及各代人之间必要的资源平衡，也必须加以改善。应当尝试一种各代人相互走近和共同生活的新形式。我们的集体意识应当（重新）发现和维护老年人的优势。没有他们，我们的未来看上去就不那么美好。可能多少有些被忽略，但是一个老年人的世纪显然已经开始。

打开一个专为老年人服务的市场，当然并不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真诚些。即使是现在，医药行业也已经借用医学的帮助喧闹在这个新市场中。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比较Sigusch，2007a：185 ff）：老年男人的部分雄激素缺乏症（简称PADAM），也就是说老年男人所抱怨的痛苦和障碍，如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抑郁、睡眠障碍、勃起功能障碍等，都可以归结为雄激素缺乏，虽然这类现象通常也受到其他老化过程的影响，比如受日益加重的慢性疾病或家庭、婚姻和职业出现剧变的影响。在错误地将这类现象与女性更年期的绝经平行起来的情况下，老年男人的雄激素缺乏也被高调地说成是雄激素分泌的停止，男人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更年期。但是把男性雄激素的缺乏对等于女性的绝经，是无法成立的。比如女性会在很短的时期内突然出现停经，而成年男性雄激素分泌的缺乏则是一个很缓慢的渐进过程，总睾酮和游离睾酮水平的下降甚至会持续几十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结合性激素的球蛋白（SHBG）反而会升高。这类过程通常有着极大的个体差异，因而它的平均值并不代表某个特定人的具体情况。请大家注意：男性睾酮浓度的高峰出现在男性生命的早期，在第4到第5个月的胎儿期，在出生时和在青春发育的高峰期。

“老年男人”和“老龄化管理”，现在已成为严肃医学的研究领域，有专注于这个领域的专业医学杂志，是专业医学团体和专业医院的主要研究课题。这一社会结构的主动力，如已提及的，是药品制造业；它早就意识到，与女性用荷尔蒙治疗事实或老年症状相比，老年男人所用的性荷尔蒙比女性少了近200倍，这其中隐藏着怎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男人们都用药品来治疗自己的老年症状，将会构成多大的销售量！在总数为1600万的50岁以上的德国妇女中，目前大约有1/7的人正在接受女性激素的治疗。相比之下，德国男人远远落后于这个趋势。但按新闻报道，美国近年来的雄激素补充剂的销量已大约每年递增30%。与此同时，药品制造业也试图依靠自己的专家用漂亮的话语（比如“有很好的经验”，“在实践中得以证明”等）来粉饰严重的研究不足或缺陷（比如雄激素治疗对心脏和血液循环产生的风险）。但另一方面，有监控的双盲研究（也称为随机对照试验），却得不到其应有的资助。至今仍不十分明确，究竟是哪种雌激素或哪种雄激素会导致女性停经和男性性激素缺乏，只说是选择性雄激素受体激动剂，它只对它应当起作用的器官才有效用。当前主要是“去氢表雄酮”（Dehydroepiandrosteron）进入到关于雄激素缺乏的话语讨论的中心，一种“肾上腺雄激素”，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还会更多更经常地听到它，尤其是它在美国已突变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药物。可笑的是，那些顶尖研究人员是怎样诊断男人老年综合征的（老年男人的雄激素缺乏症）。他们总是在可以用肯定或否定回答的筛选问卷中，提出一些最通常的如“你感觉缺乏精力吗？”，或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生活乐趣的减少？”，或是“你的勃起不太坚硬吗？”等问题。

自然，当前围绕男人性激素的炒作并不是件新鲜事。毕竟我们自多少代以来都生活在一个父权制和男权主义的社会里。父权或男权者发现了激素，又无限夸张地把它与性领域联系起来，不免令人回想起他们的研究前辈。生活在19世纪末的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加尔（Charles Edouard Brown-Séquard），72岁时为自己注射了一种动物睾丸的提取物；而生活在20世纪前1/3年代的欧根·施泰纳赫（Eugen Steinach），激发了一种输精管结扎术的热潮。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无法摆脱这样一种使自己年轻化的虹吸旋涡，他也让自己进行了施泰纳赫式的年轻化手术。如果输精管被切断，珍贵的精液就会留在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里——这就是当时的男人的幻想。那个时代的英雄们不愿接受自己的身体会出现一种与年龄相关的限制，随着血管和神经的老化，自己的勃起不再像青春期时那样的坚硬。如今的生物技术专家正忙着寻找在总体上能够延缓甚至是逆转男人老化过程的方法和途径（比较de Grey und Rae，2010）。

现在回到老年人性欲性行为的当今意义这个问题上，不仅是金赛和他的工作人员，而且法国、英国和美国近年来一些大型的全国性调查，都很少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Spira und Bajos，1993；Johnson et al.，1994；Laumann et al.；1994）。只有不超过59岁的“年轻”老人，才进入他们的研究数据中。在本书83章中提及的施密特关于德国伴侣关系的研究（2006），虽然也包括已60岁被调查者的数据，只是这个年龄在今天已不属于真正的老年人。那么如今比较有把握地可以对此说些什么呢？我认为，鉴于并不充分的研究数据，我们只能说：既不存在老年人特有的性欲和性行为，也不存在年轻人特有的性欲和性行为。但是在男女两性中都有较大的一部分人，他们在70岁或70岁以上，仍过着有性的生活。一切都可能发生：性活动的减少，或是增多，或是毫无变化；性生活满意度的递增或递减；采用新的性实践，如同性恋；完全放弃任何性生活，等等。

对于老年人的性生活过程来说，其文化、社会和心理的状况（88章），代际属性，伴侣关系的存在、形式和持续，一些外在的生活状况，如收入、住房条件以及个人性能力的状况，都比其实际年龄的自身更重要得多（请比较比如：Kontula und Haavio-Manila，1993；Bucher，2002；Schmidt et al.，2004，2006；Lindau et al.，2007；von Sydow，2008；Brähler und Berberich，2009）。这就意味着：谁是在性革命时代长大的，那么他（她）就会认为性是有趣和健康的，就自然会在心理上对性有一种较高的价值认可，总是会不断进入一种新关系，并且如果这人是个男人的话，也就最可能从统计学上证明他会最大限度地从事自己的性活动。

如果询问被调查者的性活动、伴侣年龄以及关系持续等的综合状况，按西欧国家最近一些调查给出的数据，与伴侣的年龄相比，关系的持续会对性交频率产生更强的影响。在所有的年龄组中，性交的频率都会随着关系的持续而降低。与此相比，年龄对性交频率显然只有一种较低的影响。因此，老年伴侣在一种新关系中，甚至比年轻伴侣在一种老的关系中，常常有着更活跃的性活动；比如70岁的老年人在一种只建立了几个月的关系中，与40岁的年轻人在一种已经持续了15年的关系中相比，70岁人的性活动将会更活跃些。当然其中的决定因素是，是否有一个还对性感兴趣的伴侣。鉴于当前女性的生命期望值比男性高7年，在高龄人群中，男性便明显少于女性。在70～79岁的人群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为3∶2；在80～89岁的人群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为3∶1.5。据统计，2007年在80岁或以上的男性中大约有60%是已婚的，而在同年龄段的女性中已婚的只占16.5%。但自一些年来，高龄老年妇女的已婚比例在不断递增，因为今天的男人也能活得更年老些了。

如果说，人们以前曾普遍认为，老年人的性活动是不正派的，有失体面和危害健康的，那么如今的社会舆论已经越来越走向以前的反面，认为性生活很酷也很健康。当然有不少人仍然认为老年人的性欲和性行为是可笑的，甚至是令人厌恶的。实质上则有其文化的逻辑性，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种痴迷和崇拜青春的文化中，这种文化总是在有关话语审美的地方，不断向公众展现一些年轻、过于纤细的身体，并且还存在着苏珊·桑塔格（1972）曾说过的实为歧视妇女的双重老年标准。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文化中，男孩和头发略微花白的绅士都是漂亮的男人，而女人则相反，只有年轻女人才是漂亮的女人。与此相应的是同样不公正的文化规范，即在一种关系中，女人总是要比男人年轻些。女人有一个明显年轻于她的男性伴侣仍然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而白发苍苍的老年男人却依然能不费多少周折地找到一个几乎可以成为自己女儿（且不说甚至可以成为重孙女）的女性伴侣。只是自世纪更换以来，这方面也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变化：那些在英语俚语里通常被称为“美洲狮”的女性，按已有的统计数据（Penn，2007），她们寻找的是至少比自己年轻10岁的伴侣，并且这类女性的数量正在逐年递增。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性的欲望和性的反应，都不会由于人的老化过程而终结。既不会在男人身上也不会在女人身上出现一个类似性休眠或停止的阶段。这也特指所谓的性激素以及我们今天大约在50岁左右（加减4岁）出现的女性绝经，绝经其实只是意味着自然生育能力的终结。这与不少男人在50岁左右伴随着生存性更年期出现的心理问题——专家们把这类心理问题称为“利古里亚—冲击”（Ligurinus-Schock），是不可类比的，虽然这类心理问题会暂时性地摧毁一个男人的性心态或情绪。

但是不存在生理性的性停止或休眠状态，并不意味着，老年人的身体对性的反应会如同他在年轻时代那样那么快速和可靠地运行。事实是相反的。随着年龄的递增，女性润滑阴道的分泌物会随之减少，性交会由于阴道缺少其生理性的湿润而变得疼痛；在男性则会出现阴茎勃起变得罕见、缓慢和孱弱的状况，射出的精液量也会出现递减——这里只提及了一些最明显的生理变化。由于阴茎的勃起具有一种戏剧意义的可见性，因而绝大多数的男人都认为这对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和具有男人的性能力具有一种高度的意义；由于一种稳定的勃起对于进入阴道或身体的其他入口处是必要的（这是一种绝大多数老年男性直至今天仍固执于此的性实践），因而与老年妇女的性生理反应相比，老年男人身体的性反应必须表述为是“更脆弱”。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年男人比老年妇女会更早结束性生活。他们会比女性更经常地寻求医生的帮助，以便重新修复自己的性能力，并且通常也会按“性交或完全放弃”的原则，完全停止伴侣间的性生活，如果不再可能进入阴道或似乎是不再可能的时候——这个例子证明了，我们的文化缺乏一种情欲色情的艺术，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也证明了我们的性生活是怎样地不够发达，许多伴侣甚至都不知道，配偶的生殖器有着怎样的模样，怎样才能进行运转，也不能向对方说出自己真实的欲望或是自己会讨厌什么，等等，等等。

更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知道，情欲色情、性欲性行为能够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和心灵的年轻，并且情欲色情和性的亲近、安全可依靠和幸福的感觉比直截了当的性行动，如自慰和性交，更能使我们充满生命的活力。不少老人，尤其是单身老人，虽然在狭隘的意义上已经结束了性生活，但他们并没有就此结束自己的情欲生活。关于老年人在总体上可以这么说：性走远了，情欲却留下了。在老年男女中，情欲的想象和梦的意义都超过了外部化的性行为，尤其是妇女，有数据表明，一般来说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早地退出性生活。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医生的性科学教育和继续教育，以帮助他们认知老年人的性问题和障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许多疾病都是伴随着性障碍而出现的，外科手术和尤其是那些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经常更持续服用的药品也有着所谓的无性趣和身体性反应失灵的副作用。其实许多这类性障碍能够通过一种温和的外科手术或一个以渊博医学知识为基础的药物处方得以避免，但这类形式的性医学依然十分稀缺；自几十年来，我都在徒劳地试图建立这么一种医学（Sigusch，1972，1975，1979a，1980a，2005d，2007a，2007b）。

85 付诸生活的性欲和性行为有利于健康增益

“疾病增益”（Krankheitsgewinn）是来自心理分析疾病理论一个很有意义的专业术语。它特指一个病人直接或间接地从他的疾病中所得到的满足。这可以是他终于得到亲属的关心或是通过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出现了更多的平和心态。如果一个人从他的疾病中居然能够得到一种好处，那么从健康中自然也能够获得益处。在思考关于心脏病患者的性活动会导致出现生命危险这个问题时，我总是会从心理分析的“疾病增益”这个术语，联想到“健康增益”（Gesundheitsgewinn）这个词。并且在事实上我也确信，一种满意的性活动给心灵和社会以及身体所带来的增益，往往多于其潜在的风险。在通常的情况下，许多医生和患者往往高估了与性活动相关的体力消耗，而低估了其带来的健康增益。

当然可以非常理解心脏病患者和他们医生的极度担忧，因为性活动会导致脉搏、血压、呼吸频率和耗氧量的上升或增加，因为它可以导致心律失常和血液流通不畅。但这类现象的增幅是因人而异的。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极为平常的体力消耗，也会导致出现心律失常并掩盖了血液流通不畅，性活动几乎只是相等于通常活动的体力消耗，而从来没有人会禁止病人去从事一些日常活动和为此所承担的体力。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正是重新修复一种性关系，才更有助于病人的康复。但这种重新修复的性关系，必须是一种在事实上充满信任和几乎没有冲突的关系，而不是那个病人必须在现有的固定关系之外再去建立的一种新的性关系，更不是（以变态的方式建立的）一种奇怪的关系。这类新关系所激起的兴奋，肯定极具风险。

几十年来的研究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在性交时死亡的案例，并不是死在家里和信任的伴侣的怀抱里，而是发生在出轨的情人那里，在妓院或是在试验原本并不熟悉的性实践时。但总体而言，性交时的死亡，只是一种极端现象。然而以往的研究只对男性是否会因为性活动的体力消耗造成伤害感兴趣，而不是去研究恰恰经常因此受到伤害的女性。

在新近的专业文献中，MET被采纳为客观测量体力消耗的标准单位，它是表示代谢当量或代谢计算单位的一种缩写。一个MET相应于人在静止状态的3.5毫升氧气/体重（公斤）/时间（分钟）。刷墙和粘贴墙纸，打高尔夫球，提或扛9～20公斤的物件，或是走楼梯（1分钟内走2层楼）都会使身体消耗4～5个MET。较重的家务劳动（如扫地、铺床），在院子里挖坑或是20分钟平缓地走1.6公里路，消耗的体力是3～6MET。与此相比，自慰或与一个多年伴侣获得性高潮的性交，只消耗约2MET。与一个固定伴侣并达到性高潮的一次“激烈”性交，将消耗5～6个标准单位。相反，在一次“正常的”性交中消耗的2～4个MET，对身体的负重只相当于轻微的家务劳动，如清扫房间和熨烫衣服。在实验室里对夫妻性活动时的心速、血压和耗氧数据的测量，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了，性活动对身体的负担有着怎样个人化的差异。比如一个男人“在上方”并获得性高潮的性交，只需要2个MET；而另一个男人却需要5.4个MET。此外，通过实验也确认了，从耗氧的角度来看，男人在上方的性交位置要比女人在上方的位置对身体造成的负担更重些；而且男女共同参与的性活动要比非性交的性刺激消耗更多的体力。其他还应思考的是，性高潮时出现的心速和血压的剧增，与日常生活活动相比，只持续一个很短的时刻，比如也无非是只持续了10～16秒钟。

最后，很令人感兴趣的是，每星期至少三次消耗6或更多MET的男人，在性交后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显然较低。对于已经发生过心肌梗死或冠状动脉的心脏病患者来说，如果承受5～6MET的消耗而不出现心律失常或胸部疼痛，所有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些病人是在一种熟悉的性关系中从事的性活动，因而对心脏的风险极其微小，但从中获得的健康增益却是巨大的。通过性生活所获得的健康增益，无论如何要大于有着相同消耗量的家务、园艺劳动或登楼梯，因此可以这么说：最好还是与一个心爱的伴侣合为一体（比较Sigusch，2007a：215f）。

86 对性医学术语的批判

可以从一个人使用的词语和术语中，推断出他对此事是怎样感受的，他对这一问题有着怎样的看法，他是借助哪些思想体系来思考的。比如光是“阴唇”这个词，是说成“害羞之唇”（Schamlippen），是说成“阴唇”（Labien），还是说成“维纳斯之唇”（Venuslippen），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每个表述都有着自己特定的历史或意向，只是这些历史或意向都深藏在它们自身的血肉之中，我们只有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辨认出它们。

我们关于爱和乐趣的语言，不是来自童年时代，就是出自堕落的泥坑——因为西方社会并没有构建出一种当之无愧享用情欲色情艺术的性文化。即使是那些来自医学词典的术语，也不会令人感到多大的高兴。比如直到几年前仍然通行的做法是把性体验和性功能障碍用一个全球通行的术语“阳痿”（Impotenz）来表述，以致我们从较老的外科手术研究报告中，无法解读那个外科医生在病人的下腹部进行了某个特定的手术干预后观察到因手术而造成的阳痿，是一种勃起障碍还是射精障碍，是一种性高潮障碍还是精液返流进入膀胱。今天我们终于知道，在这种手术干预后最常出现的术后性功能失调，不是勃起障碍，而是射精障碍。

顺便说一下“性功能失调”（sexuelle Dysfunktion）。这个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在今天的医学文献中等同于以往较老的表述“性功能障碍”，并且往往成为今天专业文献的首选。我自己在几十年前就曾出于务实的理由，提议把一种主要因器官障碍造成的功能性障碍称为“性功能失调”，把主要因心理和社会原因出现的性障碍，称为“功能性性障碍”。而“性功能障碍”则不加细分地包括了这两者。如果以简称的方式来使用这两个术语，那就会更加清晰，功能性障碍与性功能障碍，它们各自究竟意味着什么。即使今天，我仍在需要强调器官性因素时，使用“功能性失调”这个术语，但当心理是第一主要的原因时，则使用“性功能障碍”这个术语。特别为当今的医生所喜爱使用的术语是“勃起功能障碍”（erektile Dysfunktion）。它如今点缀着许多文章和书籍，尽管它在语义上是一个怪物。那些使用这个术语的人，实际上是想说，患者的阴茎不够坚硬——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但是这一表述毫无意义，因为它只表述了：勃起的功能故障。

如果病人全方位的性体验和性反应的损伤都不是由于局部性的功能障碍，那么自然可以说是一种“阳痿”了，我们偶尔也是这么做的。但这里应当考虑到的是，许多人把这个表述体验为贬义。在老的和当代部分新的文学中，都把性欲障碍（无力实施的欲望“Impotentia concupicentiae”）、勃起障碍（无力勃起“Impotentia erectionis”）、射精障碍（无法射精“Impotentia ejaculationis”）和满意障碍（无法获得满意或情感的无能“Impotentia satisfactionis oder Impotentia emotionalis”）等主要症状，作为特殊的无能来描述。鉴于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的医生们习惯于拉丁化的爱好，建议可以把性欲唤起障碍称为“无力唤起性欲”（Impotentia excitationis），润滑肿胀障碍称为“不能润滑”（Lubrikations-Schwell-Störung）。但疼痛障碍大概应被称为“困惑感知”（Turbatio sensationis）。

我们根本不用“性冷淡”和“情感冷淡”这类的表述，因为这样的表述不仅是含糊的，而且也带有不容忽视或不可消除的歧视性。性冷淡这个表述以前主要用来假定所有的良家妇女，情感冷漠，没有能力“富有激情地投身于性生活”。这个术语在今天，用年轻人的话来说，应该已是极不合时宜和完全落伍了。谁还在使用这个术语，谁就会给自己招致性别歧视的嫌疑，并且也忽略了以往社会压抑女性情欲的历史。在传统心理分析学、性科学和妇产科学中，几乎没有一个专业术语像“性冷淡”这个表述那样浓缩了整个压抑女性情欲的历史。

“性本能冲动障碍”（Libidostörung）主要被人体医学者用来作为欲望或性欲障碍的代名词（或同义词）。鉴于两个理由，我认为这一表述是错误的。首先，“力比多”这个术语在性理论中，表示的是一些完全抽象的、元心理学的内容。它没有一个可把握的有形基础或根底。其次，它错误地暗示了，似乎存在着一种类似内源性的性冲动障碍，它的荒唐还在于，如同一些“专家”所做的尝试，企图在女性中确定一种性欲商值。

“性趣缺乏”（Lustlosigkeit）是20世纪末被性医生启用的一个术语，自那以后，它作为对女性“性趣缺乏”的诊断，主要渐渐被用来取代以前对女性情欲和性兴奋障碍或是性高潮障碍的诊断。如果批判地使用这个术语，它应当表述的是反驳男性与女性间所谓的性反应周期的平行性，并关注性别间的这种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沉淀为对女性“无性趣”的指责，即要是一个妇女有着不同于其伴侣的其他需求，或是与他相比较少愿意性交，便不免会被认为“无性趣”。“性趣缺乏”这一表述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表达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已经现实存在的现象和事实，即在性生活中的一些其他形式的愿望，因而无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一种表示性趣的方式，以及女性与男性不同的对色情和性关系的一种想象。

许多人都无疑会认为“变态”是一个歧视性的表述。公众领域里的谈话，也确实只用它来表示令人憎恶的事或人。另一方面，它通过对处于社会心理状态的人的情感几乎刻板的表述，反映了一部分受非寻常强制和瘾欲制约的性生活（72章）。但临床涉及的并不是一种偏差意义的社会学定义上的偏离，也不涉及所谓无关紧要的短期倒错。在临床涉及的障碍会败坏病人的生活兴致，甚至使他无法生活。病情诊断也是如此。曾经的“变态”者们自然抱着随意态度看待变态这个词，他们与曾经的同性恋对待辱骂他们的（Schwul）这个词的态度一样（66章），甚至还把它转义为勇于斗争的骄傲。

87 对心理分析学的性高潮理论的批判

在对性变态妖魔化的举例中（71章），我已经指出了心理分析学性理论的偏差。另一个在许多年前曾经让我感到特别愤慨的例子（比较Sigusch，1970a），也应当在这里加以讨论。当时，还在女权主义者最初反驳“阴道性高潮神话”之前，我与心理分析关于阴道性高潮“成熟于”阴蒂性高潮这一假定，进行了一场理论争辩。我的结论仍然适用于今天：这一假定，仅仅从生理学上来说，已经是无意义的废话。

弗洛伊德的著名观点（1905：121 f；1916/1917：328；1933：126）是：处在前发育阶段女孩的“主要性感受区域”在其“阴蒂部分，它等同于男性生殖器的龟头”。因此“在女孩童年时代的阴蒂有着一种完全能够对应于阴茎的效用”；它“是一种特殊兴奋的载体，是一个自动获得性快感的区域”。然后在青春发育期就会出现一个性欲和性感受从阴蒂移位的过程，也就是“性感受的兴奋区从阴蒂开始转向阴道口”，“更换了她以后性活动的区域，也抑制了她曾有过的那么一段男性式的性生活”。这种位移“往往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完成”，而“处在这一过程中的年轻女子这时便会出现一种似乎处于麻醉的状态”。“如果阴蒂拒绝放弃它在儿童年代通过大量的活动已经准备和完善了的性兴奋感受，那么这种麻醉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

弗洛伊德的这一假定，被许多心理分析家和一些非心理分析家多少有些修改地接受，其中也包括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菲尼希尔（Fenichel）、费伦茨、肯普夫、埃尔肯（Elkan）、萨皮尔斯坦因（Sapirstein）、谢弗（Shaffer）、埃里克森（Erikson）、格里纳克（Greenacre）、维特尔斯（Witteles）、克雷尔（Kehrer）以及格林希尔（Greenhill）等（所有注释，也包括后面将要出现的叙述都可参见Sigusch，1970a）。弗洛伊德这一假定还有一些特别正统的接受者，如希齐曼（Hitschmann）和贝格勒（Bergler）、艾斯勒（Eissler）、伦德伯格（Lundberg）和法纳姆（Farnham）、比肖夫斯基（Bychowski）、爱森斯坦（Eisenstein）以及罗宾逊（Robinson）。弗洛伊德这一转换假说的追随者们确信，女性能够体验和感受两种截然不同的性高潮模式：一种是阴蒂性高潮，一种是阴道性高潮——当然，弗洛伊德并没有这么直截了当地表述过。弗洛伊德这一假说的正统捍卫者认为，只有通过阴道性交出现的性高潮，才能使人获得充分和完全的满足；只有这种性高潮才标志着女性的成熟，才是女性化的特征，因而有利于一种正常的性心理发展。与此相应，他们也就认为，虽然阴蒂性高潮也能提供肤浅的性满足，却是不成熟和男性化的标志，会带出一种有性心理障碍的发展。这种涉及的是比如婴儿角色的凝固化和对女性角色的拒绝，以及病态的男性角色认同或人格发展障碍和神经病症的形成。那些不愿成功转换和达到“成熟的阴道”性高潮的女性，非常可能出现神经质、性冷淡和同性恋的倾向，或甚至已经是那样了。

有趣的是，尤其是一些女心理分析家们，并没有不加批判地接受弗洛伊德关于在青春期性感受区域从阴蒂转移到阴道的这一假说，她们中比如有比尔莱（Bierley）、霍妮、马尔默（Marmor）、贝内德克（Benedek Rado）和拉多（Rado）。这些女科学家确信，即使过了青春期，阴蒂仍然能激起性兴奋；对阴蒂的刺激，甚至是进入阴道性交的一个必要前提。如果一个女人压抑她的阴蒂感受，来提升她的阴道性反应，甚至可能损害她的健康。此外，关于只有成年女性才能通过阴道刺激获得性反应的说法，也是不确切的。许多女孩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有了性的快感，如果其阴道受到刺激的话。因此没有道理把阴道性兴奋作为性心理正常发展和成熟的唯一标准。

把性心理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某个性器官的“命运”，认为性器官的命运与解剖意义上的“破处”相关，而生理的破处将会带来对性心理“童贞”的克服，这么个假说，无疑是非常冒险的。今天已具备这个可能性，用实验性性生理调查数据的结果，来检验这两种不同的性高潮模式（请主要比较Mastersund Johnson，1966/1967）。这就让人想起，弗洛伊德曾经抱怨过的生理或根本就是生物学的数据。弗洛伊德对阴蒂性潜力的完全拒绝，在今天无非是向我们证明了，他是怎样靠近当时主导的生殖意识形态，是怎样根本从男人的模式出发，是怎样把女性的性欲性行为完全置于男性的阴影下。我们可以把这些归纳为：由于女孩童年时代的阴蒂与男人的阴茎有着一种等同性，因而必须从青春期开始，就对其会形成与男性性生活相同欲望和行为的阴蒂，加以抑制（Freud，1905：122；1933：126）。显然，女人必须把自己理解为是一个残缺的男人，如果她“阳刚”、“阳具”式器官存在的权利遭遇到否认的话。因此，“作为”生殖执行器的阴道被授予了感受性高潮的权利：它并不相应于男人的阴茎，形态内敛，又具有接受功能；它是女性特有：作为交配器官，它很少与婴儿的性欲、手淫、非性交的活动相关；作为精液接受器，它与接受精子的性腺相连；并且也作为婴儿出生时的出口管道。经过这些分析以后，就不会再感到惊奇，如果人们把阴道看成是一个感受“性高潮”的器官，如果人们把与生殖无关的阴蒂贬低为像在人类胚胎发育阶段形成的“扁桃体那样无用的性器官”，并且把一种象征着“女性的阴道性高潮”作为象征着“男性化的阴蒂性高潮”的对立面。

尤其从性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关于性高潮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这一假设，必须作为毫无根据的假设而加以拒绝。因为性高潮在生理学上只能作为整个人体的一种非常复杂的反应来理解。并不能对性高潮进行解剖学意义上或生理学意义上的“分解”。不管是阴道还是人体的任何某一个器官，都不可能脱离人体的其他部位做出独立反应。不存在一种被称为“阴蒂”、“阴道”或身体某个其他器官的性高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人体的许多和完全不同的器官都会对同一种性刺激做出反应。甚至极可能人体的所有器官都参与了对此刺激的反应。这一考虑也适用于有关刺激实践或身体刺激区域等问题：根据这些标准，无法对身体各部位的高潮加以相互区分，因为在原则上各个部位都会对同一个刺激做出相同的生理反应。如果人们一定要用一些标准来对高潮加以区分，那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把高潮区分为“口腔的”、“乳房的”、“肛门的”或甚至是“耳朵的”性高潮。麦斯特和约翰逊（1966：66）曾对是否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性高潮这个问题，做了很简要的回答：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个明确的“No”。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以及金赛（Kinsey et al.，1953）也都曾给出了相似的回答。

现在，那些弗洛伊德假设的追随者可以指责说，你们否定了假设，但没有阐释清楚主体在感受和体验中的区别。但是系统实验研究的结果，并没有证明弗洛伊德这一假设的正确性（比如Kinsey et al.，1953；Masters und Johnson，1966）。从实验结果中无法推断出主体感受性高潮时的一种均匀性。人们在感受性高潮时有着怎样的变量，我们已经在前文中提及。但通过这个变量并不能就此推断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性高潮模式，即一种有着最强烈感受的阴道性高潮和另一种与此有着不同感受的阴蒂性高潮，因而也不应当允许说一种有着“成熟”和“女性化”的特征，另一种则有着“不成熟”和“男性化”的特征。这种说法无疑又是对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整体的心理现象的分解。区别只在于这次是借助了刺激地点、刺激实践或者说一种身体反应的区域性作为单一的标准。如果说成是或多或少强烈的和或多或少令人满意的性高潮，那也已经很充分了。因为毕竟它并不依赖于主观的性感区域定位，也不需要与身体反应最强烈的区域有一致性。

这里需要提出一些神经学的证据。研究表明：阴蒂、小阴唇（Labiaminora）和阴道前庭（Vestibulumvaginae）有着比阴道更多更敏感的神经末梢，并且实验也表明，许多妇女的阴道中根本不生长有这些敏感的神经受体（比较Sigusch，1970a：31，Fn. 24；也请参见Bancroft，2009）。对近900名妇女的感官生理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的妇女没有对一种阴蒂（2%）、小阴唇（2%～5%）和阴道前庭（2%～8%）的触感有所反应，但是89%的妇女对一种阴道刺激没有做出与此相应的反应（Kinsey et al.，1953）。这也使人联想到，妇科的阴道小手术往往无须麻醉就能施行，而对疼痛极为敏感的阴蒂则无法免去麻醉这一程序。鉴于这些研究成果，实际已经可以把感受性高潮从阴蒂转移到阴道的这一移位说，评判为不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可能性（同上：584）。

按当前已发表的一些研究，成年女性的自慰行为也在事实上反对这一“移位说”：几乎所有的性刺激，经常也是间接的刺激，都来自阴蒂。最后还要提及的是，许多妇女通过手淫比通过性交能够更快地获得性高潮，并且通过手淫诱发的性高潮通常也被描述为更强烈些。鉴于这样的研究结果，许多研究论文的作者都特意指出了相对于阴道刺激，阴蒂刺激有着更大的实际效应。此外，许多女性也自诉，“从深插入阴道的性交中所获得的满意度有着一种不同于单纯刺激阴蒂、小阴唇所获得的感受”（同上：581）。这一结果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加以阐释。因为在阴茎完全插入阴道的同时，也会充分感受到与伴侣的“合为一体”。此外，性交也使得双方的身体有了一种“全方位”的接触，这也能构成特殊的刺激。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出现阴蒂在每次性交时的间接刺激，更不能排除它性感受的敏感。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小阴唇、阴道前庭和会阴部（Perineum）的刺激。与这些刺激点相反，按金赛1953年的研究，只有14%的妇女才会通过阴道触感的刺激产生这样的刺激效用。只是阴道也可能有着重要的扩张和压力刺激效应。

可以这么说，如果将“激发”性高潮只是简单地固定在一个身体器官或一种实施方法上，无疑是错误的。毕竟妇女也可以通过对外阴的一种刺激，（在手术去掉阴蒂后）通过想象，或是通过一种人工阴道获得性高潮。也就是说，要想获得一种有效的性刺激和性反应，阴蒂和阴道都不是必要的条件。尽管如此，阴蒂与其他的外因区域一起，鉴于其性兴奋的效用，对成年妇女来说通常有着更重要的意义，而阴道只是由于它通常会产生一种心理快感反应，也由于它与阴蒂同时形成的刺激，才有了其自身的重要意义。在这里，我们既不想过高地估计阴蒂的意义，也不想过低地估计阴道的意义。但确实还没有一种科学研究的结果能够证明，非常敏感和容易激起强烈性兴奋，并专为性快感服务的阴蒂，能够将其性兴奋的效用完全或部分地转移到敏感度较低，更多是为广义生殖服务的阴道。

总而言之，“移位”假说，会给无数妇女带来忧虑，会导致她们因此认为自己是非女性的、不成熟的、性欠缺的、性冷淡的和性无能的，或甚至是神经病患者。金赛的研究（同上：584）告诉我们，数百名参与实验的妇女和参与实验的医生的数千名患者，都因为尽管通过治疗并没能成功地使自己对性高潮的感受从“阴蒂”转移到“阴道”，而“深感不安”。甚至曾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天真地认为没有阴蒂就能从阴道感受性高潮而割去阴蒂。至少这类灾难性的错觉在今天已没人相信了。

88 关于性障碍的短时性

医生或心理治疗的专业工作意味着：反思自己个人和专业的局限性，认真地把病人的个人痛苦作为个性化的痛苦来看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就能充分理解病人特定病情的问题和冲突。这些问题和冲突是由它们形成于其中的文化所概括和定义的。由于我们的文化把某些特定的感受和行为方式，解释为是性欲和性行为，并把其置于特别的观察之中，所谓的性障碍之说，必然完全受决定话语和规定道德绝对命令的时代精神的影响。因此，对“性障碍”所做出的诊断，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这是谁与谁、在哪个国家、是哪个种族、在什么时代和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进行了交往。我们的文化是怎样回答有关性障碍问题的，最清楚地表现在科学史的发展中。

在拉勒曼德（Lallemand）的时代（1836～1842），医生们曾抱怨有越来越多的男人，不需任何性刺激的迹象，就很轻易地让自己的精子往外流出。在克拉夫特-埃宾的时代（1886），通常把儿童或较为年老的男人表现出的性本能冲动，说成是荒谬的，是“由大脑造成的神经病症”。在弗洛伊德时代（1905），把自动的口交看成是“变态”，即使弗洛伊德本人也持这样的看法。比如批判和自由主义的性学家奥伊伦堡（1906：190），曾经就非常严肃地担忧一个男人如果与女人进行口交（Fellation und Irrumation），会因为这种异常“过度享受炫耀自己爱的艺术”而导致阳痿，患上神经衰弱或是患上一种“性强迫症”。稍后的那些心理分析家和性学家（如我们在87章中已经提到的那样），认为一切不能获得“真正”、“阴道”、“成熟”性高潮的女人，都是性冷淡者。有些人甚至不会反对割去这类性冷淡女人的阴蒂（也请参见34章）。

在我们的时代（有关我们时代的综合背景，请比较：Brandenburg und Fliegel，2001；Kockkott und Fahner，2004；Strau，2004；Hauch，2005，2006；Sigusch，2007a），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性专科门诊抱怨性高潮障碍，以及在此之前几乎无人知晓的年轻男人的射精障碍，即无法射精。这些障碍或病症都不能从器官和机体中找出其病源。与此同时，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兽交（即被看成是与临床相关需要治疗的与动物的性交）却消失了。今天主要是把“无性趣”（尤其是女性，但这期间男人也渐渐如此）和一切与施虐受虐以及与性淫（Kinky Sex）相关的事，也就是与捆绑和严惩（Bondage & Discipline）、霸道和顺从（Dominance & Submission）、施虐和受虐（Sadism & Masochism）相关的性行为，从医学和心理学上排除出需要治疗的病症，致使这些性行为日益充满自信地进入到我们的文化之中（比较Hill，Briken und Berner，2008）。此外，出于直接的经济原因，在今天也已不再构成疾病的结构形态。

当事情变得很清楚，用磷酸二酯酶抑制剂西地那非（伟哥）治疗男人的勃起功能障碍，每年都能挣得几十亿美元业务的时候，药品制造业依靠它们的那一帮受人尊敬的科学研究者也发现了治疗女性性欲性行为障碍的商机，并寄希望于此。自那以后便开始尝试，从盈利的角度出发，把女性的性功能障碍（FSD）说成是一种与男人的“勃起障碍”同样有害的病症——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完全是虚假的，却通过对一些生物制品的改义，通过对支配充足研究资金的科学研究者的洗脑，以及通过持续投资于宣传这一说法的广告，使得这些虚假说法成为现实，得以普遍流行。把一切其实比较健康并无论如何是对伴侣的一种恰当反应，并根本就是社会关系问题的情欲和性的不适感，都说成是一种FSD，以便形成一个治疗女性性障碍药物需求的庞大市场，药物制造业的这种手腕当然也颇受激烈的指责和批判（比较比如：Basson et al.，2000；Tiefer，2000；Moynihan，2003；Working Group，2003；Matthiesen und Hauch，2004；West et al.，2004；Basson，2005；Hauch，2005）。药物制造业的这些行径，不免让人回想起甚至在不太久远前常说的“经前期综合征”（Premenstrual Syndrome，简称：PMS）以及“经前焦虑障碍”（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简称：PMS），还曾被说成是疾病的征象（Chrisler und Caplan 2002）——这是一种天衣无缝适合父（男）权社会的结果：一个女人，不管她仍有月经还是已经绝经，总是非理性的、病态的或是性无能的；即使男人在老年时也会出现“老年男人的雄激素部分缺乏”（PADAM）、“老年男性综合征”和“老年男人雄激素缺乏”（ADAM）等症状（比较84章，以及Sigusch，2007a）。具体地说：药品制造业期望在富裕的、人口平均年龄不断递增的西方社会，以这种方式获得一种极高的营销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此期间已有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把新睾酮凝胶营销批评为仅是“抗中年危机的生活方式药物”，却仍无济于事。

关于究竟怎样才算是一种障碍的回答，通常都会愚蠢地引用国际通用的疾病诊断与登记手册，尽管所谓的障碍以及关于它们的经验和诠释，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都有着最不同的差异。比如“少佐”（Koro）病症，即有人“确信自己的阴茎正在不断萎缩”，就是一个特定的文化综合征，它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在心理和性学这个领域目前存在着两种平行国际分类基调，它们也部分地具有法律约束力：“美国精神心理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er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简称：DSM）和“国际卫生组织的精神心理障碍国际分类”（Internationale Klassifikation Psychischer Störungen der WHO，简称：ICD）（也请比较72章）。这类诊断和统计手册主要针对的是功能障碍、焦虑症和爱好偏差等病症，但也引起我们去关注其他一些要求解答的更复杂的问题。

比如那些构想出“功能”这个术语的科学家究竟为“功能”设想了些什么？心理治疗师是否会在应用这个术语的时候联想到这里要表述的其实是对活性物质的一种活力抑制？或是他们想到的其实就是其他的抑制？为什么如今我们的医生如此自信地谈论的“勃起障碍”（86章）就不能是一种对一个人（一对伴侣）内心平衡有着重要意义的心理功能障碍呢？对于焦虑症和爱好偏差，对于所谓的性欲倒错或变态，是否存在比功能障碍更深层的原因呢？如果真的存在这些障碍，是否允许我们用涉及面很大的治疗方法去消除这些心理障碍？是否就此会出现一种危险，不“只是”变态而且连同患者本人也一起遭到毁坏？我们的医生是否预感到一种躯体功能的障碍同时也是一种由心理产生的功能障碍？“性功能障碍”或“性”暴力的应用，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是否往往更是一种常见的病症，并且只是在第二或第三层面上才与性欲和性行为相关联，因而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只能被看做是表面或被前置到性障碍症状？从修复出发的性功能治疗，在强调的意义上真的只是关及性欲和性行为？鉴于性（和性别）不能脱离心理单独存在，就像肉不能离开骨头那样，每次的性功能障碍治疗，不同时也是一次心理治疗吗？

但是我们也不愿意自以为是，我们自然也会为社会改变我们的临床治疗和理由，这可以从我们关于治疗的集体著作中读到（Sigusch，1975，1980a，2007a）。从1975年至今的几十年间，几乎所有的症状都被从新的角度重新加以考察和研究，因此也重新加以描述。索尼娅·迪林（1996a，2007a）就此指出，我们在70年代的观察，是多么只局限于男性激素的变化。事实也是如此，只是在我们关于治疗的集体著作第二卷出版时，才加上了一篇由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尼尔森（1980）撰写的关于女性性心理发展的理论与问题。稍后，我们也讨论了男性性心理发展的问题（Schmauch，1996a，2007a），并且不再通过硬性规定把同性恋的心理发展（Poluda，1996a，2007a；Dannecker，1996a，2007a）与异性恋的心理发展分离开来研究。当然我们也因此遭受质疑，被认为只是从病理学的角度去观察同性恋，尽管我们的弗里茨·摩根泰勒最晚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中，作为第一个心理分析家，已经试图从心理理论的角度对同性恋做了完全的去病理化。早在1975年，马丁·丹内克尔就曾不得不再次发文提出警告，“对同性恋的治疗，反而恶化了同性恋的处境”，他的这篇文章就是以此为标题的。今天，绝大多数的心理治疗师，都已不再以消除同性恋为己任，而是只想帮助同性恋者缓解内心出现，并且异性恋者也同样会出现的一些内心冲突。

自从“性欲和性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作为一种既有界限又是普遍共有的欲望和行为以来，关于自然和违背自然、正常和非正常、健康和病态的性欲性行为以及性别的构想，总是在发生着经常性的变化。因此也不会令人感到惊奇，如果仍还记得，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我们对性欲和性行为的感受和思考，我们的生活和死亡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在过去的爱神与我们今天的爱情关系之间也经历了一个（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解离、弥散和多样化的过程。但在关于性欲性行为的领域里，我们却仍然在延续一百多年前我们科学前辈的理解，即完全的自然性。只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自然”的性欲和性行为，只是动物性的，无非是自然反射、本能行为和相互吞噬——是惊骇的一个代名词。

在讨论性功能障碍的病因时，必须对性欲和性行为的哪些层面进行反思，我们在其他章节中已经做了探讨，这里再次以列表的形式总结如下（Sigusch，2007a：125 ff）：

——文化层面。研究正常与规范、私人性与公众性、亲密关系与性欲性行为等的象征性和非象征性的意义，关于辈分、性别和性关系的结构，以及对性偏差的定义。

——学科层面。对性别、性欲性行为研究的科学化和学科化，找出人公开和隐蔽的图像，设立专门的学科教育，规范专业部门的职能，找出以往研究方法的偏差。

——治疗层面。确定各种治疗方法的特点和目标。设立研究治疗市场的经济学，将某些异常行为列入疾病规范之内（或是将某些异常行为排除在疾病规范之外）。研究医源性障碍，找出治疗偏差。

——生存的层面。战争与流离失所、逃亡和无家可归、遭受酷刑和被判死刑。

——社会的层面。收入、居住、工作和休闲娱乐等生活状况，家庭、伴侣或友情等关系状况，期望视野、相互沟通的结构，以及信息咨询和学习的偏差与障碍。

——身体的层面。躯体的状况，心理分析意义上的躯体自我状态，由于躯体先天的畸形或损伤而造成的心态失衡，由外界诱发的梦幻、疾病或身体实质的变化。

——意识和心理的层面。对怀孕、遭受原生家庭惩罚和疾病的恐惧，由于遭到侵犯、个人和社会状况的突变、追求成就的压力、自我观察和控制以及回避行为等所造成的心理创伤。

——潜意识心理的层面。自身成长中的关键点、个人特有的本能冲动和自卫事件、自我强化机制、潜意识中对伴侣的选择以及在伴侣关系中的冲突。

无人可以预先说出，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还会出现哪些性障碍。不久前，医学界第一次描述了一种“持久性性兴奋综合征”（Peristent Sexual Arousal Syndrom，简称：PSAS），或是说一种“持续性性兴奋症候群”（Persistent Genital Arousal Disorder，简称：PGAD）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女性身上，是一种几乎无法平息的性高潮火焰，每天会出现近200次性高潮，而且不需事前的性刺激，是主要由振动，如手机或吹风机激起的性兴奋，这种性兴奋也会出现在开车或乘坐火车时。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是由某些特定的抗忧郁的药物，如所谓“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ktive Serotonin-Reuptake-Inhibitoren，简称：SSRI）以及部分地也因为它的突然停用造成的。

89 弗洛伊德对性欲性行为的告别

尽管只要一涉及女人和女性的性欲性行为问题，弗洛伊德就会与他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尽可能地用一切黑蒙（Amaurosen）来回击，但他仍然属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批判主义性学家，因为他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了在性和性欲性行为中，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文化的”这么个问题，这是一个贯穿在一切现代性别和性理论中的问题。它在最近甚至导致了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辩。如果不是弗洛伊德过早地将自己惊人的思考封存起来，也许争辩双方都能援引他的思考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如果弗洛伊德自然主义（为了避免说是本质主义）地论证了，按最终乐趣的机制应当把“最终乐趣”（Endlust）理解为是机械的和不由自主的，因而也就是动物性的。它是“最高”和“最后”的乐趣，是一种巨大的快感，形成于性激素的刺激（Freud，1905：112，136）。虽然它在我们的婴儿时代已经刺激过我们的性感区域，但它真正为我们提供“前快感”，是在青春期开始之后。只是在过了青春期的风暴后，当以生育一个儿童为成熟的目标在第一生殖区域进行获得特许性交媾操作时，这些“前快感”应当和必须集中在男人身上——这是一种神秘算计的联盟（Unio maystica et calculatoria），它似乎使所有的需求和要求成为合理：躯体的动物性，性的快乐原则，亲昵的童年时代，成年后对现实的顾及，文化的习俗，以及生殖后代。但是这一切都必须由那个男人“以本能反射的方式”（同上：112）来兑现。而对于女人，人们只是期望她们能乖乖地接受这一切，她们只是作为“阴道的黏膜”而存在；顺便说一下，根本不存在解剖学意义上纯粹的阴道黏膜，尽管性生理学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1966）又颇有成效地重新强调了它。

爱情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同样也总是动物性的。那些“激起爱情的基本过程”总是“一成不变”：“那个排泄口太内化并与性不可分离地交合在一起，在尿尿和排泄粪便之间的生殖器区域，依然是那个特定的不可改变的要素。这里甚至可以援引拿破仑的一句名言说：人体的结构就是我们的命运。生殖器自身并没有参与人体往漂亮方向的发展，它们一如既往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动物性，因此，即使是爱情，今天也完全与以往相同，依然是动物性的。”（Freud，1912：90）似乎弗洛伊德早已意识到，要想让一部著作有现代意识并富有成果，只有不去尝试化解其中的矛盾和悖论，因此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反驳了自己对爱情的判决。在反驳中，他如是说：“粪便嗜好症的本能驱动部分”，必须加以“压抑或以其他方式予以抑制”，自从我们人类种系发育以来“通过直立行走，已经使我们的嗅觉器官远离地面”（同上）。（因此可以类推）人类的性和爱的生活只能开始于身体生理特性“彼在”；但弗洛伊德在细想之后又认为如果要去想象人的饮食没有“动物性”的胃，人的性生活没有“动物性”的生殖器官，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此一来，似乎在人体结构“彼在”开始的并不是人的生活，只要吃喝多于身体所需的饱和度和触摸感，只要润滑和勃起多于神经学定义的本能反射，只要在性活动中聚集了集体和个人的经验。

但很显然，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建构主义者”对“此在”的性生活感到无限失望。这不只是因为生殖器的丑陋和处于笨拙的位置上，不只是因为性活动的本能反射性和爱情在本质上一如既往的兽性；更使他感到抑郁的，似乎是文化的进程，兽性的文化化，尤其是爱情的本能冲动，无论如何都“很难通过教育加以改善”，而且这种本能冲动的出现总是“一会儿太多，一会儿又太少”，没有常量（同上）。其后果是对它的高估或低估，也就是对它的错误估量，一种“最普遍”的羞辱和一种“最普遍”的仰望，受虐狂和施虐狂，“性的顺从”和“男性化的抗议”，无论怎样都是一种无法让人感到美好的“不满足”，如同生殖器仍然总是那么丑陋（同上：91）。所以这并不是一种因为超越本能反射而获得最终快感的满意。弗洛伊德认为，女性必须像男性那样，即使在性无能的状况下，也能成功完成神秘人体结构的性和生殖活动。他观察到，心理的性无能远甚于人们的想象，“我们当今文化世界中的爱情生活自身，就是心理性无能的典型”（同上：85）。女人的性乐趣与男人的性乐趣一样，都被以否定和禁止的方式而加以变形和清除，尽管正是文化的禁令似乎才是可能构成性乐趣的条件——这里弗洛伊德预先认识到了乔治·巴特耶的一种中心议题。这种纠结从心理性无能的角度来看，在男女之间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结果：“文化型的女性懂得在等待期间坚守不超越性活动的禁界线，并以此来把握（社会）禁令与性欲性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就使她们因再也无法完全摆脱禁令而导致了她们的性冷淡。”（同上：87）男人则与此相反，“他们大多会以给对象造成羞辱为条件去冲破禁令，并把这一条件带进他们以后的爱情生活中”（同上）。

弗洛伊德在20世纪第一次性革命的影响下，诊断出性领域的解离，并且其结果是“爱情生活的最普遍羞辱”，似乎令我感到特别惊奇。这使我联想到弗洛伊德在1912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的中心论题：“文化女性”与“文化男人”（出于男权意识，弗洛伊德总是自然而然地用“男人”来称呼）同样少地“交融彼此相属的”亲昵与感官欲望的情感潮流（同上：85）。这就是说，被文化化了的性本能冲动并没有成功地完成这一交融；它被悬挂在天地之间，一半是生硬和残暴，一半是神化和过度崇拜，还没有真实地人性化。这就意味着“文化人”的情欲与爱情的相互分离：“如果他们在爱，便不怀有对彼此的性渴望；如果在受性渴望的驱使，便不是在爱。”（同上：82）作为柔情情感对象的性客体与作为情欲情感对象的性目标并没有相互吻合；“从两边分别去穿越一条属于青春期转换的隧道”，没有获得成功（Freud，1905：108）。“情欲”没有变成阿道夫-恩斯特·迈耶尔（Adolf-Ernst Meyer）曾经如此明确说起过的“快乐”。

鉴于对最终性对象的选择，只是一种替代品，是一条隧道的“两个不同开端为避免乱伦而做出的对象选择”，这样的性行为也就不会使人获得完全的性满足。其结果是需要一系列没有终结的、“永不满足的”、无限多的替代性对象（Freud，1912：89f）：对母亲的本能冲动的爱，既苦又甜。情欲的感情潮流就此被化解，因为早期性本能冲动的某些组成部分“必须被抑制和必须为其他事由所用”（同上：90）。其结果是心理性无能，但又带有永远无法满足的“性刺激饥饿”（同上），弗洛伊德也曾与性学家伊万·布洛赫谈起过这个问题。

很明显，文化想从爱情本能冲动中所期望的那些，如果没有可感觉的性快感的损失，似乎是无法做到的，为此感到无限失望的弗洛伊德甚至看到了性欲和性行为的终结：“人类必须与这些想法交友，即：性本能冲动的需要不可能与文化的要求保持平衡，放弃性快感和忍受性痛苦即使‘在最遥远的未来’，都不能避免由这样的文化发展所造成的灭绝人类的危险。”（同上：90 f；Hervorh. V. S.）从中可以看出，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说的对人类未来的“悲观预测”，只是建立在一种唯一的猜测上，“即性本能冲动在文化的压力下所形成的某种特定特征，是对文化不满意的一种必然结果”（同上：91）。尽管社会出现了富有成效的性变革，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性欲和性行为，可能有一天会消失”的构想，显然已伴随了他几十年。他在1930年写道：“文明人的性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其给人的印象是，似乎文明人都处在一种功能的退化中，就像作为我们身体器官的牙齿和头发。”（S. 465；Hervorh. V. S.）在如今文明人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作为人之子的两个人之间淳朴自然爱情的空间”（同上）。但弗洛伊德并不把人的性欲和性行为的退化，单纯归咎于“文化的压力”；他认为也由于性功能自身本质中的某些因素，禁止“我们获得完全的性满足”并迫使“我们为获得完全的性满足而采用其他的方法”（同上，Hervorh. V. S.）。然后，他在1930年写的一条脚注中又重提了他在1909年曾写下的想法：人的站立和嗅觉的退化（贬值），不仅威胁着人的嗅觉快感和肛门色情成为器官功能移位和变化的牺牲品，而且人的总体性欲和性行为同样会成为它们的牺牲品（同上：466；Hervorh. V.S.）。根据这一“假设”，“就会推断出：由人类直立行走赢得新生活形态的机体，反对人类早期动物性存在的防御，是推进文化性压抑最深的根基”（同上）。

但现在已经成为公民的弗洛伊德并不会让我们没有丝毫安慰。他认为，虽然性欲和性行为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薄弱点”（1905：48），但人类成就的强项恰恰就是以禁欲为基础：“就是说，只要性本能冲动屈服于文化对它的最初要求，它就无法给人以完全的性满足；但是通过它那被压抑的本能部分的不断升华，它却会成为人类最伟大文化成就的源泉。因为如果能够从性本能冲动中获得全部的性满足，谁还有动机把自己的性本能力量运用到其他方面去呢？人便再也无法摆脱性的快感，也不会再创造出什么新的进步。如此看来，人类通过在性和自私这两种不同本能冲动之间无法平衡的差异，而获得不断趋向更高成就的能力，只是这种能力总处在一种经常性的威胁之下，即那些薄弱点在今天可能会以神经病症的形式压垮人。”（1912：91）20年之后，当弗洛伊德认为本能冲动已经成为人类命运问题的时候，不管人类是否能够成功地掌控那个“毁灭自我的本能冲动”，他都希望（1930：506），“那个永远的爱神”，那个“不同于两种‘天上权力’的权力”，能够在斗争中坚守自己。

在20世纪初，当弗洛伊德看到了“人类灭绝的危险”时，他所说的“最遥远的未来”，虽然还没有到来，但其远见和预言却是完全正确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进步”并没能实现什么，预期的大型死亡也同样没有出现；性演变为可买卖的性感色情，而性感色情又让自己作为活生生的尸体喧闹地参与了为消费的服务；人类的毁灭随时都会发生，但它并不是用以弥补生殖科学进步的不足而出现的性纵欲或性泛滥的结果，而是“文明人”不断积累却又不再能够消除的解构破坏的力量和毁灭潜力所带来的结果。

然而我们不愿再随弗洛伊德的分析跟进到这一点上，因为这会使我们对文化的成就产生怀疑，并且在这一不可调和论断中也深藏着那么一些本体论，尤其是其中引入了本能冲动需求与文化要求如同永恒不变的天性本质作为理由。

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后性革命中的那么多要素，早就已经出现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性与性别的解离，过高或过低评价了性的效用，男人和女人在突破性禁忌后的冷漠，伴侣关系承诺的短暂性，使一切都黯然失色的自私，代孕和假体的出现，性满足后的空虚。

只是从一个关键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位不顾自己更好的见解仍然保持一种文化乐观主义的弗洛伊德，却又太过于悲观，因为他无法对商品和知识生产的实验性社会加以理论上的概括，其实这个社会即使在那个时代的信条已经是：永不停止的变化。弗洛伊德低估了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变动能量，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个人的巨大适应能力。他很难想象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普通个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调整，如同我们也很难在20世纪60年代就去想象当前的性文化那样。

90 无性欲与当事人的观点

直到今天，我们才注意到，有些伟大的思想家或是没有性的欲望（如伊曼努尔·康德）或是从没有经历过性交（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可以这么说，自古以来总是有人既感觉不到性的欲望也从没有实践过性的活动。美国伟大的性学家阿尔弗雷德·C.金赛在50年前就以实验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Kinsey et al.，1948，1953）。虽然在其后的30年中，也有个别科学家多少直接地指出了这一现象（比较http：// www. Asexuelity.org/index.php？title = Research_relating_toasexuality），但直到新性革命开始并借助于互联网，无性欲和无性活动才作为一种独特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性取向由当事人代表出现在公众领域中。之前，即使在60年代的第二次性革命时代，人们也完全忽略了那个对性不感兴趣也不去实践它的人群，虽然这些人并不出于宗教的理由而独身或无性欲，并且这些人也习惯从自身或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家庭和伴侣关系中寻找“过错”的原因或理由。无性欲和无性实践，在新性革命之前仍是一种令人无法想象的性取向。如今第一次出现了性欲性行为与无性欲无性实践并存的现象，这是一种有关性时代本质的多样化解离。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互联网时代，已经可以在最初一些私人网页上惊奇地看到，有人坦然告白自己没有任何（或只有极少）性的欲望。一些团体，如“皮革老处女”（Leather Spinsters）就是反对文化压力，主张一种无性的生活。杰拉尔丁·范·维尔斯特伦（Geraldine van Vilsteren）在荷兰建立了“与生俱来没有性感觉”（Nonlibidoism）的人的论坛，雅虎把这类论坛归为“天堂人阿米巴纽”（The Haven for the Human Amoeba）。“无性”这个词，不再只是针对非人的、无性就能繁殖的生物。2001年，大卫·杰伊（David Jay）在圣路易斯（St. Louis）设立了一个“无性欲无性实践的可视性和教育网络”（Asexuality Visibility and Education Network，简称：AVEN），自2005年起，这个网络也有了一个德语网址：www.asexuality.org。

如今已有数千人公开表白自己是无性人，将自己独特的性取向作为与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并存的第四种性取向，像以往一些曾遭遇禁止和唾弃的性取向与性别那样为得到社会的确认和承认而斗争，因此历史性地诞生了一种新的体验和行为，按我所见，这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性欲性行为和一种新的性别。因为无性欲无性实践者，不只是在性取向的问题上与在新性革命前已经为文化和社会熟悉或认可的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这三种性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且也有其性别所属的不同，即无性欲无性实践者，既不是所谓与异性相对的性别，不是与同性相同的性别，也不是以双性恋为性取向的双性恋者的性别。

现在确实到了这些人群终于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时代。虽然传统媒体只是在几年前才刚刚开始关注这些人。显然，2004年发表在《新科学家》学刊上的一篇题为“很高兴能够无性趣”（Glad to be a Sexual）的文章，冲击了许多记者的头脑。无论如何，他们对此感到很迷惑并且问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如何表述这些？显然似乎性的时代特征是如此顽固地沉淀在即使是聪明的头脑中，导致他们甚至无法按逻辑思维了。因为事实的逻辑无非是：如果有性欲和性行为的存在，那么必然也有无性欲和无性实践的存在。没有这一个的存在，也就根本无另一个的存在。因而单纯地从逻辑出发就能假定，无性欲和无性实践至少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如果这一假定是成立的，那么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居然会有那么多的新闻从业人员对无性的现象表现出震惊？也许是因为每个性时代的特征都不可阻挡地走向它的终点，如同每个社会的时代特征？“很高兴能够无性欲和无性实践”？

《新科学家》报道的是关于2004年发表在《性学研究》杂志的一篇科学论文。安东尼·F.博格特（Anthony F. Bogaert）的这篇文章，并不使专业科学家感到震惊。它只是一篇太正常的科学论文：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以一种新的研究角度重新分析了以前的一次采访。作为这一重新分析基础的是安妮·约翰逊（Anne Johnson）使用优秀的英国式调查方法所做的一次采访（1994）。这一采访调查进行于90年代初，当时的研究兴趣主要立足于对艾滋病的预防。在采访中，如果有一个被采访者说是没有与谁有性交关系，那么大家都对这一信息感到满意，因为这就完全不可能通过性的途径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博格特在重新阅读了问卷后，计算出在1.8万个被调查者中有1%的人是无性欲无性实践者，其中女性明显多于男性，她（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从来没有从一个伴侣（不管哪种性别）那里感受到过性的吸引力”。

但在“无性欲无性实践”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些什么呢？博格特对这一采访的分析，并没有确切回答这个问题。他给我们留出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可以从自慰，被无生命的物体所吸引，更动情于动物，更愿意被暴力征服，性兴奋被生存危机和威胁所抑制，一直到无法意识到已有的性反应，等等。这使我回忆起有一位女病人，她在理发师那里会出现一切性高潮反应的迹象，却坚信自己无法达到一种性高潮。

2004年，美国科学家妮可·普瑞斯（Nicole Prause）和辛西娅·A.格雷厄姆（Cynthia A. Graham）共采访了1146人，其中女性为511人，男性为635人，被采访者的平均年龄为稍低于22岁，那些即使年龄在22～41岁的被采访者中，根据不同的调查分析，有1.9%到3.6%的人自称是“无性欲无性实践”者（2007）。研究人员认为，无性欲和无性实践要比“性欲和性兴奋低下”更有特征地表现出其高度的性抑制或罕见的性行为。

当前对“无性欲和无性实践”的各种定义，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多个AVEN团体相互区别于：1.有一种性的本能冲动，却不去实践它，因为没有感觉到它对自己有什么吸引力。2.没有性本能的冲动，但有情感和身体的需求，只是感觉不到性化的吸引力。3.能感觉到情感的吸引，也进行自慰，但其情感与身体的性反应是相互分离的。4.既感觉不到一种性本能冲动，也没有感受到性的吸引力（比较www.asexuality.org）。

为了将“无性欲和无性实践”明确区别于与临床病态相关的图像，研究者们应当分辨和区分，所出现的“无性欲无性实践”的现象只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或者它是否既存在于身体也存在于心灵。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兰克福性学研究所刚成立后不久，第一次遇见一个年轻的男人，二十四五岁，虽然通过全面检查证实了他的健康，但他却从来没有过一种身体的性反应，通过阴茎体积变化描记法也证实了他即使在睡梦中也没有过身体的性反应；他也从来没有通过想象或触摸感受过性的快感。其次需要澄清的是，无性欲和无性实践是否更由于童年时代的心理创伤，或是仅仅由于抑郁或一种受阻的性偏差，比如由心灵造成的障碍，但也可能是由于身体的发展状况或疾病。或者是否（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决定，比如出于宗教或道德的理由，或因为爱情的某些理由。

在我看来，要想对此做出一个负有社会和文化责任的定义的关键，是当事人的自我定义。应当由他们从自身出发来说：作为无性欲和无性实践的我们，并不寻找性的体验，感觉不到别人（不管男女）对自己的性吸引，只是稍稍知道一些性兴奋，几乎不实践性的行为，也包括不实践自慰，并且不去缔结任何一种性的关系。但这一切都并不意味着，无性欲和无性实践者没有一种固定的生活关系，或是没有生育孩子的愿望。从一些正派严肃的新闻报道中，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无性欲无性实践者的生活也可以如此多样化，比如一个33岁的巴西医生与两个固定女友居住在一起，有时也睡在一起。“但是，”他说，“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快感。更像是写个E-Mail或是洗刷餐具——也就是说，这并不使我感受到激情。”而那个25岁的安雅的男友，对她的无性欲无性实践的行为模式感到不适应。最后找到的一个能使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是：她那位双性恋的男友被允许与男人睡觉（比较Hilbk，2005）。如果说以前的文化机构如教会、党派和社团在规定人们应当怎样面对和处理自己性欲望的同时，也赋予了人们一种身份认同，那么今天的个人就不得不自己明白，怎样恰当地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性欲望。当然在必要时，也常常能得到一个有着相同处境的私人利益团体的帮助，获得支持和安全感。作为这类团体中的一个成员，人们能够使自己成为一个让别人感兴趣的人，从而得到某种自恋式的满足。

但是如果把这些正在表现自己并组织起来的无性欲无性实践者，看成是有心理障碍或有病的（不管他们想把自己定义为什么），并如此对待他们（45章），则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的那些没有性欲望的男人和女人，能够公开坦诚自己的这种只是在表面上不符合规范的特性，这无疑是一种自我解放的行为。因为无数女性和越来越多的男性的无性欲现象，根据性科学多年的观察，更多的是与文化转型，尤其是与传统的、自然的性别认同差异和经常说成是被内源性本能所驱动的性欲性行为相关联，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对他们做出在专业上经得起推敲的一种性障碍诊断（88章）。

在德国的AVEN论坛上，无性欲者们把无性欲和无性行为定义为“没有性互动的愿望”。他们在网页上如此写道：

什么是一种“性的互动”？这个定义有着一种完全有意识的泛化，其实“无性欲”者各自对“性互动”的看法通常都很不相同。他们中有的人认为“性的互动”开始于性行为的实践，有的则认为轻轻的一个吻或与对方的触摸就已经是性的互动了。之所以使用“互动”这个词，无论如何是想清楚表明，性的活动至少由两个人组成。因此，没有第二个人参与的自慰活动，被明确排除在这个定义之外。虽说有些“无性欲”者可能会喜欢色情制品或有恋物倾向，有些能感觉到性兴奋，有些也能体验浪漫的吸引力，另一些可能并不如此，但简而言之，所有的“无性欲”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没有兴趣与他人睡觉（性交）。

关于性本能冲动的更多信息：“无性欲”者是根本没有性本能冲动呢，还是只停留在自慰，并自称自己是“无性欲”者——从纯粹的生理角度来说，许多“无性欲”者是有性能力的。有些是通过自慰获得性满足，有些又不是这样。对许多“无性欲”者来说，“手淫”能够给自己制造出一种舒服的感觉。有些只有通过手淫获得性兴奋，有些只是通过想象。有性欲者与无性欲者的区别在于，“无性欲”者在手淫时，往往没有某种特定的性想象。如果他们在这时想到其他一些事，也只是一些纯粹的幻想。如果他们真的有机会与某个人进行一种性活动，他们往往表现出对此毫无兴趣，或是他们的本能冲动如此微小，以致可以完全忽略。一些“无性欲”者也能把自己理解为是“自动性”者，他们有自己的性本能冲动，并能在自己的身上获得性的享受。另一些自我手淫的“无性欲”者，却并没有性的本能冲动，他们手淫只是为自己获得一种好的感觉。所有“无性欲”者的共同点，并不在于是否手淫，而是感觉不到有与他人进行性互动或性活动的愿望。（http：//www.asex-wiki.de/index.php/FAQ：Was_ist_Asexualit%C3%A4t_eigentlich%3F；accessed：17.11.2008）

斯万基维（Swanklvy）2005年6月27日在网页上写道：

无性欲者、无性者、反性欲和性行为者以及独身主义者，这些表述都有各自不同的内涵领域，究竟应当使用其中哪个术语，这要根据说话的对象而定。虽然每个术语都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被用在我身上，不管确切与否。但是无论人们对此怎样定义，我的状况只用一句话就能做出最好的概括：我不想有性行为。这一定义就变得非常简单。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做爱，不是因为我害怕做爱，不是由于某种所谓的道德责任所致，也不是我不愿组建一个家庭，而是似乎我跳过了性爱好的发展——也许我在生理上并不存在一种力比多，也许我对身体的亲密在心理上不感兴趣，也许两者兼有……但最终可以说，我就是对性根本不感兴趣，我也愿意如此。

从任何角度来看，我都是一个健康的女性。我有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的性别特征，尽管我的青春发育期开始得较晚些，但仍然是在一个正常的年龄段。我认为自己的颜值还是稍高于中等水平，我也没有“什么过错”，可人们还是在传说我缺乏一种性本能冲动（有些人喜欢这么做）。也有许多人愿意帮助我（大多数是男人），从充满性欲望的小伙子到真正好心肠者，他们都希望能够“帮助”我，改变我的现状。问题是我根本不愿“改变”我的现状，我并不把它看成是个问题。不受心理的影响，我偶尔也会充分感觉到，我完全没必要去界定自己，也不是只有通过一个伴侣才能感觉生活的完满，并且由于在生理上对性的欲望几乎完全等同于一个3岁的小孩，因而即使“没有性生活”，也不会使我感到生理上被剥夺了什么。

尽管我对我的状况公开表示满意，但仍有那么一拨人多年来总是在试图改变我。在青少年时期，我曾谈过两段恋爱。第一次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好奇，在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被约会过，所以当有人约我时，我就答应了。我们的相互关系并没有身体层面的接触，并且在6个月后我们就分手了，因为我家搬到了另一个地方。第二次关系有些难度，这时我注意到自己有些不那么正常，我在另一个人（也包括我的朋友）那里感觉不到通常形式的欲望或性趣，我无法对这个年轻男人的亲近尝试做出相应的反应。由于我很看重他，希望能成为他的女友进入到他的生活中去，这自然会导致他提出性的要求；其实我并不能容忍这些性的要求，但当时我想到的是，如果我能满足他的这些要求，也许有助于他克服沉淀在他深层心理中的自卑感，也就与他有了几次亲密的行为（从接吻到抚摸），可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并不能激起我的热情，只是使我感到冷漠；这使我很困扰，因为我没有人们通常与这类事情相关的感觉，而没有这样的感觉，亲密行为自身也就变得相当不愉快。我感到累了，我没有能力做到诸如既能满足他的要求又不牺牲自己这样一种两全其美的事。我只得同意两人应当各走各的路，虽然直到今天我们仍是好朋友。

在我上大学之前，我母亲把我带到医生那里，一方面是一次常规的检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看到我似乎有那么一些荷尔蒙障碍而感到不安。她担心我的状态可能是另一种身体问题的征象，但医生检查不出任何问题；他们只是说，鉴于我缺乏力比多和经常性的低于平均值的月经周期，可以猜测我的雌激素水平较为低下。他们说这不算什么问题，允许我继续像以往那样地生活。我知道得很清楚，有些人把我这种无性趣看成是一种挑战……他们喜欢想象，如果能够征服这么一个难以得手的姑娘，那么他就是一个没人能抗拒的有魅力的人了……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模仿“非性的十大好处”写下了有关无性欲的10个问题……这是我向别人叙述我的性取向或没有取向之后，别人向我提出最多的十大问题：

10.“你恨男人”。这不是真实的。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男性。并且如果我真恨男人的话，我也可能干脆就是个女同性恋者。

9.“你只是因为得不到男人的青睐”。这也是不真实的，有许多男人追求过我……

8.“你的荷尔蒙有问题”。我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我荷尔蒙分泌较低”……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7.“你只是太忙了”。如果我确实认为面对这么一个机会的时候，我绝不会去拒绝一种可能的幸福。

6.“你还从来没有与我上过床”。这是那些垂涎不已的男人最常给出的评论。愚蠢的人会真的想象：我之所以无性趣，只是还没有遇上一个真正的男人……

5.“你只是因为害怕做出关系承诺”。我应当再次强调，我有许多亲密的友谊，其中也包括许多男性好友。我没有任何问题去建立亲密的感情。我只是不想去建立一种性关系，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这种现象。

4.“你在童年时受到过性侵”。一种非常普遍流传的假设，但又是一个完全不真实的假设。

3.“你是女同”。出于某种原因，人们可以想象，虽然我对阴茎不感性趣，那只是因为在我的这种情感中对阴道有一种深沉的渴望。其实同性恋在今天也已被广泛接受，如果我真是一个同性恋者，也完全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

2.“你还没有遇上一个真正适合你的人”。也许我真的还没遇上。但这是一种不公正的假设：一定存在着那么一个真正适合我的人；或是如果我一直没法遇上他，那我的生活就不是完整的。

1.“啊，你是刚刚结束了一段不好的关系吧？”这是最常见的假定——我显然是受到了这场刚刚结束关系的伤害，留下了一种不好的经验的疤痕，因此发誓不再与男人相干了。不，事实不是这样的。

……有时，他们也试图与我开始一场争论，似乎我正在领导一场讨伐“性”的圣战，但真实地说，只要我并不参与其中，其实我是完全赞同“性”的。当然，我不愿意看到人们不负责任地处理它，但我没有因为它的存在而感到恶心或是去排斥它……我没有兴趣去参加我们“无性欲”者的大游行或集会周（一周的集会。——译者注），即使我不是出于信仰而无性欲，但我仍为我的“无性欲”感到很“自豪”。我希望其他人知道我的存在，我的不同于别人的另一种方式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并不是由于某种障碍或是不正常。它可以是我们的存在方式，一个正常的第四种性取向。（http：//www.asexuality.org/d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blogsection&id=10&Itemid=66；accessed：20.11. 2008）

91 自相矛盾的关系

没有自相矛盾这个概念，就无法表述一种符合时代的性理论。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矛盾和互相补偿。接下来将对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关系从最初到最后的每一个片段进行讨论（比较比如：1、18、98各章，也请参见Sigusch，2005a：163-171）。许多例子突然涌现在我的头脑中。

我们的日常生活既充满了性的刺激却又清空了这些性刺激。既是完全的清空，又是空的塞满。这就是新性革命主要的自相矛盾之一。显然，正是经济和文化为性刺激设计的过于夸张的场景，通过性刺激的持续存在，通过它们无所不在的商业化，以及通过比传统以禁令为手段更有效的电子时代的解离而对它们实施的分流与驱除，才激起了人们的欲望。弗洛伊德和巴特耶已经懂得，总是那些充满快乐欲望的事才会被禁止。但更早预感到这一点的则是梵蒂冈。如我们已经提及的那样，它现在是中欧的最后一个机构，即一个试图以禁令煽动人们的性欲望而使性的乐趣变得无限伟大的机构。它对性的判决词，毫无疑义和毫不合时宜地赋予性欲和性行为以一种无上的权威。性的这种无上权威其实早已消失，其原因也许在于禁令的逐渐解除和导致普遍“无性趣”的性欲性行为的平庸化，常有许多妇女和越来越多的男人在我们的诊所里诉说自己的“无性趣”。整个的“性化”都转变为“去性化”，与此相同的是绝对的“性别化”也转变为“无性别化”，心理分析家沃尔夫冈·黑格纳（Wolfgang Hegener，1992，2009：131 f）曾以模特为例很有洞察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无性别化”这个词本身已经说明了，如今的模特都已成了“小男人”。模特的身体“虽然被完全性化”，但此身体已没有了原本的性或性别的特征，套着漂亮时装充满生机却又正在死去的身体，已经被无机化、机器化和玩偶化了。这类身体也是删除“性尤其是母性起源”的一种明证。模特的身体最后被剥夺了“一切矛盾和差异，变得无性别和无时代区别了”。

歌德1795年在他的《罗马哀歌》（Römischen Elegien）中既热情歌颂又警告人们要提防的那位“名为‘机会’的女神”，如今有了如此大的权力，以致她根本没必要，急匆匆地去抓住一个机会。“机会”反正明天还会再来，虽然可能是以另一种形态，比如：缩小阴唇、肛门漂白、棒打屁股、镣铐捆绑、阴道喷水或施虐性交等。市场在大声喧哗，刺激如洪水猛兽，人们遭遇到广告、娱乐和新闻媒体无奇不有的各种新闻、逸事、廉价物品和恐怖故事的轮番轰击。所有人都受到经常性的刺激，都应当从一件事不断地切换到另一件事，都不再能够忍受电视里一句稍微慢吞吞的对话，反正不管正在做哪件事情，即使是在看一部非常迷人的影片，也会被广告和其他媒体如手机和电脑所打断。人们通过手机而无时不在行动，并且也可以随时联系上。人们通过互联网和手提电脑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处理自己工作上的事。没有任何其他技术像电脑那样方便了人们对刺激事件的寻找。这就制造出一种弥散、一种解离、一种来回摆动和一种上下波动；谁如果还没有厘清这样的状况，也就几乎无法从这类刺激中脱身。自我决定的停顿和思考，变得如此稀有和奢侈。只有以极大的努力，并且如果家庭和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才能隐退到自身去寻找多少有些真实的自我。

如今，一切都应众所周知和充满刺激，将神秘与背叛合二为一，包装在一起。一切与性相关的非理性、不由自主、混乱、好色、肮脏和恶魔般的行为，都应当包装为正确、规矩、洁净、受保护和经过深思熟虑，为法律和道德所允许，简而言之，是理性和民主的。但这却给人留下了一个如同投机银行的深刻印象，表面上是理性、文明和干净，在内里实际上却是深不可测、卑鄙和肮脏。叔本华和尼采在本能冲动的活动中所看到的被弗洛伊德称为“最底的心理层面”，应当是动机休眠的区域。性主体可怜的计谋。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进程中，由于男人和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接近，人们的亲密和羞耻界限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人们却不能在工作场所释放“色情信号”和做出与“性相关的举动”。一个精神病医院的老板，如我以前的老板所习惯做的那样，在早晨对年轻的女医生以拍打她们臀部的方式来问候她们，在今天肯定是件丑闻。这里我们就又一次遇上了那个自相矛盾：一方面，是我们的公共生活世界几乎被一切充塞着性的物和事件所撑破，或是说几乎被完全性化；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被迫以羞耻心压抑我们的性情感，甚至被迫完全让其消失。

与这种文化现实相适应的是，绝大多数北美和欧洲人（这里主要涉及的是他们）的性生活，绝不是富足的。在艾滋病暴发后，比如以北美和欧洲的异性恋关系为例，所进行的一些技术要求很高的调查研究表明：绝大多数（80%）16岁到60岁男女被调查者，在被调查的前一年中没有或只有过一个性伙伴，也就是没有超过安全防范只应有较少性伙伴的要求。一半受访者在一周内仅有不到一次的性生活，其中也包括了口交和肛交。3%～4%的已婚者，在受访前的一年中有过婚外的性关系。鉴于这样的状况，如果我们在这里说，这是一种异性恋关系的去性化现象，也不过分夸张。此外，我们那些时常抱怨根本没有“性趣”的男女病人，他（她）们的实际生活也不再不符合文化的框架。只是这种文化框架普遍忽视了隐藏在一对伴侣性活动自身中的自相矛盾。因为一对伴侣以表面上交融（不管是否有真正的渗透）的方式去达到共同的行动结束或获得共同的高潮，只会使两个正在从事性活动的人彼此分离，通过自动反射过程或自我意识的丧失而渐行渐远，直到他们每个人都只为自己，并因此丢弃最后一点利他性。

另一个例子是：性欲性行为与童年，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仍然一如既往被视为是一种禁忌的关系。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借助简化了的当地和秘密的录像、多样化和世界化的环流，儿童色情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件，成为一个利润空间很大的商业，而公共权力和国家之手只是偶尔间隔时间很长地会对这类儿童色情制造者“作秀”般地进行一些追踪。而青少年呢？如我们已经报道过的（82章）：虽说当前文化崇拜青春偶像，但青年人自己却被这种文化边缘化，有关年轻一代人的几乎全是负面图像。总体而言，“这代”青年是“我们的未来”，但他们却没有一个社会的未来。

另一个自相矛盾是在今天已经成为强制命令并以道德共识和相互平等形态出现的所谓性民主，因为能够激起一个高度个性化个人的性趣和性兴奋的事，是不能进行投票表决的，因为一个人的欲望、兴奋、愉悦、快乐和满意度，肯定是商业规则和合乎理性的反面，是非理性、疯狂、异乎寻常、肮脏、令人费解的谜和独一无二。我们今天生活中的爱情与忠诚关系是相互分离、相互排挤、相互压抑的，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一个已经破灭了变革性和性别关系的梦，它们也与这种糟糕的现实妥协过，但同时（这也是一种自相矛盾）却又顶撞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新的社会命令。不管这一切有多么疯狂，在移情别恋的资本主义销售世界里，它们却又是独一无二的，是自由的最后一个避难所。

顺便说说自由。我们享有自由的可能性越大，我们所得到和实现的自由就会显得越小。自由化使人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开始预感到，自己所逃脱的，正是自己所渴望的。要是人们有一种关于“正确”情欲与爱情生活的想象，那么他们以往的性生活就会因此贬值。经历过被禁止和被迫害时代的老同性恋者们说，他们在今天这个自由的时代，再也没有体验到那个被禁止和受迫害时代在自身所唤起的那种激动。在被禁止和受迫害时，反倒有更好的情绪和社会交往，现在却没有力量和动机去反抗正常强迫症者了。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与受迫害时相反：丽莎·杜根（Liasa Duggan，2003）把美国白人男性同性恋组织的政治，概括为“新同性恋正常强迫症”（New Homonormativity），这种政治只顾扩大自己的影响，主张无限制的市场经济和民族化的爱国主义，却又把自己包装成政治中立。“新同性恋者”的这种同性恋正常强迫症，似乎与在性别差异话语中遭到彻底批判的异性恋正常强迫症再也没有什么区别（比较：Antje Engel，2005；Rosemary Hennessy，2000）。另一个例子是：2006年在我们这里成立了一个“德国变性人中央委员会”（简称：ZTD）。是的，它是这么称呼自己的。但它的斗争目标显然是针对那些“可恨”的改变性别的变性人。它坚持认为，变性是一种病态，自然为人类预设了两种不同的性别，并且已有的“变性法”应当仅允许适用于“真实”的变性人。

自相矛盾式的还有我们今天对一种伴侣关系所抱的期望，我们希望在一种伴侣关系中不仅有信任和亲近，而且还要有刺激和兴奋。由于对伴侣关系这种期望值变得如此之高，致使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干脆可以回避它，自动放弃去缔结一种固定的亲密关系。不是他们按自己的感觉没有找到那个满足自己这些期望的伴侣，就是他们感觉去满足对方的这些期望会使自己不堪重负。属于这类自相矛盾的还有一点是：个人自由越大，做出决定的压力也就更大。到最后就变成了：正是对幸运的寻找，导致了人的不幸。

在纸上誓言男女权利平等和性别平等，尤其是同工同酬，但现实生活却离谱得会让人感到愤慨。比如欧盟就业和社会事务委员会2009年2月的统计数字表明，女性在欧洲的平均工资水平比男性要低17.4%，在德国甚至是低23%，并且男女同工的工资差别不是在缩小，而是在递增。据官方2013年3月发表的数据，在德国，如果一个女性与她的男同事有相同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有相同的工作能力，但要比她的男同事每年多干3个月的工作，才能挣到与她的男同事相同的年收入。欧洲男性干家务的时间是平均每周6小时，而欧洲的妇女每周则需要花25个小时来处理家务。与此同时，女性在我们这里平均受教育的程度要高于男性，也包括大学毕业的女性要多于男性。值得提问的还有，尽管通过妇女运动争取了更多的解放，今天的妇女是否就一定比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性别革命前，生活得更轻松并因此也更幸福些？现在的男人已经能够卸下许多责任。他们不再必须（生）养育孩子，不再必须一个人养活全家。他们也不再必须给人一种在体力和智力上全能的印象，允许表现自己的弱点，接受他所爱的女人给他的更多服务。这其中的自相矛盾是：妇女原本想摆脱重负，现在却只得承担比以前更多的重负；她们经常想去从事一项高难度高要求的职业，并且也想要孩子，但是如果那位生活伴侣不赞同的话，那就只得自己独自照顾孩子和处理家务——这是一种费神费力的持久紧张。

早期变态和新性者的奇特性，一旦被公认，便再也没有了反对所谓正常人错误特性的力量。再加上心理的瘾化和强迫，这类性模式便变得僵化、公式化和有治疗需要。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快感中的敌视快感占有了统治地位，只是通过另一种心理指令而表现出来。早期变态或新性的习俗与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在本质上既相距很远又相距很近，既相互陌生又相互一致，如果硬要在它们之间排除一切差异，那么这两者也就合为一个单子了。这里总的自相矛盾在于：性欲和性行为只有作为由社会铸就和设置的普遍模式才得以存在，但在真实中它却又是极其个人化的。另一个但又是必要的自相矛盾悖论是：性欲性行为和性感，并不是真实的“性”。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就不会对性总体关系中如此多悖论式的自相矛盾感到惊奇。没有竞争对手，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但它却又把自己表现为毫无竞争对手。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最好的但同时又是一个迄今为止最糟糕的世界中。在它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比今天更自由，但同时又是更不自由。一方面是我们不用再在摇曳的烛光下阅读而是有了电灯，打开我们的水龙头便有了无限量的可饮用水，我们有许多成就证明自己，这一切都给了我们坚实的生活基础。比如一把进食用的叉子有4个而不是3个或5个齿。我们也征服了许多疾病，寿命越来越长，正在接近100岁这个界限，而当时那个强大的罗马帝国，据我们所知，有一半人口只能活到20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按汉娜·阿伦特所说出生率在增长，也由于在几十年前肯定会因为缺乏相应的治疗措施而死亡的许多病人，现在仍然能够在继续生活，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死亡率也同时在递增，即当社会具体开始它的Hylomatisch的那一刻起，人已经在其真实性上死亡了。此外，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中，在这个文化中有1/3到一半的可食用食物仅仅出于市场销售策略或供大于求的原因而遭扔弃，与此同时却有4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几乎危及生命的贫困中。大约有一半为贫穷国家紧急需要的食物，被我们用来喂养我们的宠物，或是用来生产有机的生物燃料。我们用许多升可饮用水来冲洗我们的厕所，而与此同时有数百万的人只能在梦中想象干净的饮用水和独立的卫生间。有25亿人，如果说认识“厕所”（WC）这个词的话，也只是在课堂上听说过。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资本怎样在吞噬巨大面积的耕地，这被称为“土地掠夺”，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却在忍受饥饿。我们袖手旁观，让数以千计的难民死在地中海的欧盟边界线外。那些终于已经进入到我们这里的难民，我们对待他们则像一堆必须清除的垃圾。对待像卡扎菲这样的独裁暴君，只要与他们有生意可做，我们不是满脸堆笑，喋喋不休地接吻，便是亦步亦趋地紧随他们，或是又翻脸将他们交付给CIA和M16关起来进行迫害。年龄在14～90岁的德国人中，大约有40%的人完全或部分赞同这一说法——“人的生命有一种是很有价值，另一种则毫无价值”，因而拒绝了我国宪法的第3条。大约有60%的人否认穆斯林有信仰自由，这就是拒绝承认我国宪法第4条——这里提及的只是奥利弗·德克尔（Oliver Decker）和艾尔玛·布雷特（Elmar Brähler）2010年受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 Ebert-Stiftung）委托所做的调查研究中的两个例子（http：//library.fes.de/ pdf-files/do07504-20120321.pdf）。

人权应当具有普世性，但是一个逃到富裕国家的难民所遭受的法律和现实处境甚至比一条狗还要糟糕。一条狗可供支配的居住面积要比一个难民的还大些。隐蔽在这一现象后面的自相矛盾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自由和民主自决中表决通过的法律，并不是那么自由、民主和普世，它并不意味着难民有权利把这一法律看成是特意为自己通过的法律，因而也没有权利诉诸法律来要求自己的权利。用另外的话来说：民主与人权并不相互一致，而总是在不断相互排斥和分离。这里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自相矛盾是：我们主观假定确信普遍人权，但又以我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不断用脚去践踏这些人权。当前，曾经有时把人认同为洪水猛兽有时又认同为权力意志的积极人类学（Positive Anthropologie），正在人之中享用非人性。虐待是他们固有的手段，自然人的不变量于他们是无我和无社会的本能反应。屠宰和屠宰场在他们看来是同一件事物；既不能把罪过归结为个人也不能归结为集体，这是无法进行身份认同的陌生人自己的过错，这就深深刺激了我们追求秩序意志的统一思考。

绝大多数民众作为单一的个人，如今已越来越没有话语和决定的权力，但又像条被牵着鼻子的狗，以为自己是知情和了解情况的，其实却是什么都不知道。成为单子（Monade）的他们，会尽量避免一切能够证明他们是单子的事和物。理论上说，即使在最偏远的岛屿上，他们也能自我参与和被参与一切与他们相关的事。事实上也确实存在着这种全球化。我们今天实际上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以致我们没有了安宁和平静：糟糕的原子能事件，恐怖分子的袭击，大屠杀，资本主义危机和性虐待等。即便打开电视，也只是为了又关上电视（因为没有什么真实的内容）。透明却没有了要领（因为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信息社会是半官方的中立，但资本客体却在决定着一切，它会告诉我们，自由究竟是什么。如果在澳大利亚有一场草原大火，我们会立即得知；但是我们无法知道，一个邻居在一个星期前，或甚至在17年前就已死去，如德国新闻社（dapd）2012年10月22日正好在报道的这条新闻，并且17年来都横躺在自己的家里而无人知晓。最终在某个时候，媒体会报道“LLL”的现象有所递增，这就是说：长久（Lang）横躺（Liegenden）在家里的尸体（Leichen），简称：“LLL”。

其中一个关键的自相矛盾是：我们深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有批判意识、魔幻般、神秘却又不信神的理智和一个深思熟虑、精确计算、合乎理性的时代中，但在实际上我们却是在一种深不可测、没有批判精神、神秘且又拜物主义的非理智和一种不可操控、不可预测的非理性中活动。那个看透了资本主义社会“拜物特征”的卡尔·马克思“问候”那个强调对资本主义“去魔力化”的马克斯·韦伯。市民社会的自相矛盾，通过拒绝承认普通个人自己的理性而彻底自相矛盾化。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如康德（1798）、马克思（1867）和弗洛伊德（1892/1893，1917）都曾确认过这种现象。康德曾把这说成是“黑暗的想象”，弗洛伊德把它说成是“一个阴暗的领域”，马克思则将此分析为是对社会成员自我意识的客观扭曲。如果说马克思相信的是人类能够通过控制自然而获得进步，阿多诺相信的是主体与社会的和解，那么京特·安德斯（1956/1980a，1980b）已经以一本关于“人类自爱”的书籍回击了他们的信念。他认为，人类已经过时，因为人类用自己竭尽全力所释放出的能力，再也不能去实现什么了。

现代社会想把普通个人塑造成自动、自立、有自我意识并也能安于自身的主体。只是今天的他们已经成为明白无误有外在操纵、不自立并自私的发射器，他们被客体、话语和技术“个人化”并反过来又作为衡量他们的标准。由自觉调控的对第一自然本性的克服，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趋向一个与之前相似的由拜物调控的第二自然本性。只看重金钱、商品和利润的社会拜物结构，在这期间已经渗透到社会中的所有个人，因此现在理论和政治不需再思考阶级斗争问题，只需部分地做一种政治经济学上的批判，必须以全部精力思考整个社会塌陷的问题。原本作为一种客体（Sigusch，1984b，1986）的普遍拜物主义，已经渗透到一切社会体系化的经济、政治、劳动、休闲时间、法律、科学、医学、文化、宗教等里面，成为正常人、通常人、道德学家、可信任者、富有成就者和漂亮者们的个人感受和信仰，以致色情和性的领域也完全拜物主义化了。再也没有什么能逃脱社会的拜物主义，不管现在关及的是果树种植还是一个优秀足球运动员的义务，对病人和老人的照护，还是对一个享有地区优先财政资助剧院的支持。一方面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个人化的社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通过对个人承担责任的家庭企业日益匿名化，而造成了我们社会的去个性化。那位原本由家庭企业任命的经理在企业股份化后现在成为那个CEO，他通常只有较短的任期，不久就会被匿名投资者的多数另请高就，尽管他也许是这个企业决定性的人物。这就对我们这个似乎是理性的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对企业因而也对社会有更多的影响？是理性还是情感？鉴于资本的投机本性，很显然是“感觉”，是情感。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即使不会出现炸锅现象，拜物主义的客体目标是否也能通过个别和普遍的对总体系出轨的批判，如当前对毁灭实体经济和对歧视人的金融投机的批判，或是通过个别人却被普遍认可的行动，如女权主义对重男轻女的话语批判，如对为盈利而破坏环境的垃圾处理方式的揭露，以及如为残疾人争取更多尊严的无私和非意识形态的行动而得以有所改变。

批判主义性科学，以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方法来研究这一悖论式自相矛盾的事实。它认为：虽说目前的投机性经济炒作、以盈利为终极目标的经济运作，以及支出日益递增的养老经济，野蛮地毁坏了绝大多数民众赖以生存的经济安全和社会正义，但同时也明显地为人的性活动、性关系和性别认同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空间，特别是为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为新的性别和新的性关系联盟提供了更多的扩展机会。其中荒诞的是：资本主义的方式越是野蛮越是扩展到一切领域的全面化，那么为性取向、性活动和各种性别提供的自由空间也就越大。社会成员在资本领域以外的活动和行为，只要不影响自己的活动，对“资本”来说，至于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显然完全是无关紧要的。这个自相矛盾中的自相矛盾是：那些被允许获得这些自由的人，其实完全不能去利用这些降落到自己身上的自由，或是完全不愿去体验这类自由。除此之外，允许开放原本遭遇禁止和禁忌的（性）愿望，并不能使强权变弱，而只会强化它，福柯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考虑到经济关系的这一意义，在未来我们也可以不再说“新性革命”，而是说“被授权的新性革命”，这就意味着：一切与新性革命相关的性变革，都是被人为地置放进新自由主义的。

对于这种两难困境，我以前曾评论说（Sigusch，1979b：8；2005a：12）：“到处都是主仆和上下关系，到处都是非理性、物化和破坏的现象，如果要想运气好的话，如人们所说，能够成为既定社会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那么不免从小就被侮辱、被扭曲、被贬低、被强制、被隔离、被清空，充满恐惧和没有尊严。谁如果作为机器整天只要动那么三下，谁如果年复一年都在把自己作为戴着面罩的无用商品推销给买方，谁的一生如果都必须在作为死文件的工具去反对人，谁如果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还能跳出优美的舞步，那他就不可能在爱情和性生活中成为机器、面罩和工具的反面——也就是他不可能突然之间成为他真实的自己，不加掩饰、充满生命活力和身心完全放松。但是怎样才有可能做到既关注和谐，同时又充满激情；既不用花费心思，同时又表现出互助和自觉呢？这就如同我们被一种旋律所吸引，无法入睡，却又只能断片式地回想起它。生活的窘迫总是在忧郁、苦恼、孤独、被离弃、没有爱、没有激情、总是只有恼火、没有灵性、没有温情等之间摇摆和移动。自那以后，我们只希望能够摘掉面罩，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看一下2011年由海特迈尔主持的长年追踪调查的第10份报告所给出的结果。关于普通民众对性和性别领域的偏见，2011年的调查结果与9年前的调查相比，其偏见的程度有所递减，比如关于女性角色和同性恋婚姻。但与此同时，只要涉及外国人、长年失业者和居无定所者等问题，就会表现出明显递增的敌意。并且出现了在测试中从没出现过的如此大范围由于右派意识而随时准备使用暴力的意愿。还有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用数据所证明的：注重经济者比不那么注重经济者，对外国人、同性恋者、失业者或残疾人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诋毁和敌意。新自由主义显然把经济生产力，并最终是社会成员的可利用性置放在人的图像中心了。其结果是对社会救济接受者、残疾人和失业者的鄙视，以及对所谓夺去别人工作机会的外国人的仇恨。这里表现出新性革命的一种双重标准：一方面为远离经济的行为创造了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却对在经济进程中可能或事实的竞争对手喧嚷仇恨和暴力意愿。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即使是革命，也不免不伴有一种复旧（94章）。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有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变换能力，而它也正是通过自身的这一能力在历史进程中获得了如此的成功。它不愿承认的信条是：一切都必须与时俱进地转换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切保持自身的原样（79章）。这种转换能力，也可以说是变换的必要性，一方面来自资本主义自身经常性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利用；另一方面是出于冷淡，出于资本主义关系相对于文化道德的价值和传统所特有的结构和本质上的冷漠；第三（但并不是最后）方面，也为由社会和政治冲突所强制的转换所致。在这一点上，早就不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基本对抗”，即不再这里是资本那里是劳动，这里是资本主义那里是无产阶级革命等这类的社会对抗。如果说这类传统的“社会冲突矛盾”原本至少还可能在纸上解决，那么正是由于我们指出的这些自相矛盾，如今连在纸上解决的可能性都没有了。这些矛盾如同资本主义自身那样变得如此坚韧和精致，如今的资本主义也在部分地实践福利和公益基金，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自己。但它最大的自相矛盾是它自身的结构。主导当今社会话语的一些社会分析家，如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2002）等，已经不再以一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或危机范畴”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注重研究其自身中的悖论语义，因此在谈论资本主义基本特征时，也不需再借助社会哲学的其他一些如“现代”或“后现代”等术语。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把传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想象为“残缺、分散和零碎”，如同福柯的“权力”，它们会转变为无数的自相矛盾，是与原有矛盾同样不可解开的对立。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则在日益资本主义化：一切都在被作为商品供应、出售、出租和利用。有人在出售安全、道德或处女膜，也有人在出租人性、生殖器的某些部分或是足球运动员。

只有少数思想家还有勇气去反抗这种强制。汉斯·恩岑斯贝格在1992年曾这么写道：一场“冗长”的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世界市场成为复仇女神和“匿名机制”，它们共同宣告了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多余，活跃在世界上的资本造就了一种全球化的总动员，拆除了一切国家的界线。大规模的移民取代了原先由国家组织的殖民战争和对原住民的驱逐。如果说马克思仍然还活着的话，如今也已是那条“死去的狗”！顺便提一下战争。在近代史中，没有任何事件像被称为“毁灭和死亡”的战争那样，如此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战争同时也是一种消除毁灭和死亡的尝试。1999年，科学第一次能够在一种哺乳动物（老鼠）的体内关闭一种标识为“p66shc”的基因，这种基因极可能对细胞的死亡有所影响（Nature，vol. 402，S. 309）。但是直到可以让富人通过购买它来延长自己生命的这条道路，可能还会很漫长。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有无数基因参与了细胞死亡的过程，科学将会一步步地证明这一点。

这里说说科学。社会渗透在一切之中，个人也只是普通的个人（如萨特会说的那样）；但是如果我们不想把人看成是死的物，我们就必须相信社会的批判诠释、道德认知以及团结社会的力量和有效性。它们，如同齐格蒙德·鲍曼所说，是个人的法理，我们必须像对待个人的实际情况那样地对待它。当前显然是所谓的生命科学主导了唯科学主义领域的话语，因为社会逐渐取消了原有的对生命的解释，将它解释为是无生命的物（Sigusch，1997）。但如今的唯有机生命也无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决定了我们和我们社会的一切并不是有机生命，而是市场。如果创造系统的价值一旦进入自动和机械式的运转，许多人就不再为发展生产力所需要。生物技术拆解和客体化了个人，使他们变得渺小和可操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又将他们拼凑在一起，满足他们的主观愿望，医治他们的疾病，并在这个意义上——即在世界范围内把他们的生殖细胞都用于生产，或是将他们的自身通过克隆而能够无限复制的意义上，使他们成为不朽。部分与总体、全力与无能为力相聚在一起，基因工程学家承诺能够修复或置换带病的基因。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根本不去关注，一种新技术，如将精子射入体内的技术，是否会在某一天因为人类自身人为地开辟了这样一条途径而对基因造成毁灭性的伤害。PC技术也是如此，一些文字，只要曾经被输入一台电脑，就再也不可能真正删除，也就是说再也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流动性与持久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依存。

自相矛盾的是：知识社会不断在递增自己的“无知”。已可证明，未研究的未知领域正在日益扩大，众所周知的“无知”越来越多于人们的“已知”。科学在形成一种确定知识的同时，必然也会带出一种特定的“无知”。绝大多数的发展进程，也包括深层心理的发展进程，都是指数式而不是直线式，比如是2—4—16—256，而不是2—4—6—8这样的递增。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个“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在讨论所谓的移民法时，更愿以“市场”这一国家和全民的宗教为借口说：“仅仅只有市场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位不自由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也许并不懂得，并且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通过事实和想象生活在其中的知识社会，还有其他更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已经提及的高科技所带来的灾难的问题；高科技造成的并不是一种较少复杂性和低效率的问题，而是过于高效率和过于复杂的问题。

这种简单发展关系的思想，在当今的现代生物学和批判主义性科学研究中已经过时。这两门科学早已不那么狭隘，硬是把一种心理和社会原因及其复杂的构成，比如同性恋，看成不是与生俱来就是后天所得那样的非此即彼。其实同性恋的形成和其表现形式更多地受制于各自文化和社会的不同状况，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异性恋和同性恋不同的性欲性行为，可以归结为某种特定的荷尔蒙或基因。对于那些通过他们研究的科学而使自己得到启蒙的自然科学家来说，当然非常明了所谓的先天基因与所谓的后天环境是彼此不可分地交叉在一起的。二进律式、非此即彼、以生物性对抗社会性的那种简单发展关系的思想，自然非常诱人，因为它承诺简单的解释和解决方案，甚至也包括我们大家都已在深层的黑暗意识中预感到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显然，我们文化中关于起源、主体和纯粹直接性的西方哲学，远不如受后现代思想趋向暗示的思想更为过时。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陷入集体的愤怒中，因为有个词按其发音声调的抑扬顿挫，在拼写这个词时，不需要再写那个“i”了，也是不错的。但他们也不会再多做些其他的什么。

他们留下的是那个谬论，即以为“什么”都可以（科学地）用文字写下来，或甚至可以概括为概念。科学家们很愿意忽视一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艺术、宗教、音乐以及在色情和性中出现的事情和现象（36章）。但“非概念”却正是在这些领域触及了自己的核心，因而也表现在自相矛盾悖论式的性关系中：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性，却又不能逻辑地陈述其原因，我们只能以自相矛盾的方式不是把它标识为生理性的过程，就是把它归结为文化演变、形成和突变的过程。

92 自我实现的性和精益的性行为作为一种新的性范式

两百年来，与其他文化不同，我们这里主要是通过对有形和明确的而不是非物质和精神的追求，来满足贪婪和好奇。身体的需求不像在欧洲古典时代和古老的中国那样，适度地通过反思来加以限制，也不像在古老的印度那样甚至通过艺术加以消除。与此相反，在我们的文化中，身体的需求更多的是通过无节制和无艺术技巧的方式来获得满足，并且通常只是停留在一种低仪式和低反思的水准上，我在这里避免了说是在一种“洗漱包”（即自带洗漱包的一夜情）文化的水准上。以这样的方式来糊弄，贪婪和好奇当然就会无所不在和无时不在，并且也能够随时毫无过渡地被重新点燃。但这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种自私且只提供短暂满足的机制，似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的秘密。应当不断生产能迅速反映市场愿望的产品，应当不断分解似乎已经成熟的性模式，以便能够给其添加上新的欲望和新的意义，以便能够为其植入新的需求和新的可知性，以便能够为市场推动新的实践和新的服务。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化自19世纪以来孤立和戏剧化地标识为“性欲和性行为”的领域，总是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形态。有着商品形态，因而是可以买卖的性，也就是我所说的“作为商品的性”，是（资本主义）这个社会进程的梦想目标。

如同我们已经听说的那样（70章），马克斯·霍克海默在1936年就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今天，利己主义即使不完全重合，也已经以精致和普遍化的形态，渗透在我们的一切生活方式之中。其在流行歌曲、小说，当然也包括广告中的格言是：因为我值得拥有。我最爱我自己。我他妈的只是肏他人。整个世界都得围着我转，我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我，我自己和我。我就是我自己。这类自大狂对“我爱你”的回答是：我也爱我自己！这当然也包括他不会以一丝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整个社会都不认为自我发展与不顾及他人是不可兼容的，而是把它看做是生产性的张力，因而也就不用感到惊奇：社会自然也就无法满足和完成其咨询和建议的任务。自我主义者只想对自己忠诚，而不是他的生活伙伴。如今的离婚已不需寻找任何理由，只要确认“自我与自我”关系的破裂。虽然利己主义者自相矛盾地标榜自己有着最高度的个人休闲、幸福和创造力，但他在社会方面表现出的特征却是自我最大化、自我约束、自我屈从和自我物化。

如果不把这种自爱、自我放纵、自我发明和自我毁灭的强制考虑进去，那么沃特（Wouter，1994）无拘束的强制，也就太无关紧要了。面对社会冷漠和为防止在排他的亲密关系中头脑过热，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中特有的利己主义正在蔓延，因为它不得不屈服于越来越多的竞争领域以及那个以人的生活和财产巨大损失为代价的市场所要求的社会再生产，并且尽管这个市场带来了日益增长的财富，却并不能保护人类不重新陷入野蛮的状态（Horkheimer，同上：215）。因此一切全靠自己的力量，并且一切都疏于管制。这就使得它的自身似乎如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等永恒传统那样不合时宜。这一切如今在原则上已成为可以购买的服务。如果那些有特权的人如此行事，那么他们就会以“自己的人生”为座右铭，而正是这一座右铭却意味着“去主体化”。日益递增的个性化，给人的印象是日益递增的社会化的一个额外结果，但鉴于旧传统的被抛弃，它其实却是整个社会道德、宗教、教会、国家、法律、阶层和家庭变革的一个主要结果；与此同时，作为曾经被形而上学化了的自信和自我强大主体的普通个人，对普遍性原子化的持续进程其实只能起到一些边缘和肤浅的影响。尽管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政治或哲学选择来替代当前的资本主义，但在一些小的方面，却有着那么多的替代可能性。比如在今天你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一个截肢拜物教者，一个类似美洲狮式的小鲜肉或是一个轮回主义者，或是打破这些老的套路对这一切都不置可否。如果说按齐格蒙德·鲍曼（1995/1997）的分析，朝圣者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合适比喻，那么婴儿车、玩家、流浪者、游客和消费者，则是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恰当比喻。如果说，朝圣者有着一个固定的目的地，那么对他们的后继者来说，只是想过一种轻松愉快的生活，一种不被绑定、自我决定、即时和流动的生活。

借用后福特主义策略的“精益”管理和“精益”生产这一表述，也可以把新性革命的结果表述为“精益的性欲和性行为”。因为这种新型性模式的关键点是在一种自我关系意义上的自律和自我优化，无论有无一个性（或生活）伙伴；借用此前已经提及的“以自我为行动参照系统”的这一表述，也可以把这种新型性模式称之为“自我实现（或完成）的性生活”，这一表述可以让人联想起自我服务、自我控制和自我帮助。第二次性革命取代了至少延续了200多年的前性模式，而如今的新型性模式在近30年中显然又日益取代了第二次性革命的革命者尊崇爱神的性模式。

精益性行为和有节制地自我激起性欲，也可称为新型的性欲和行为的文化缩影，它在如今的表现就是爱的游行和狂欢派对：工作日穿着干净和举止得体，周末则用合法的合成药物使身体游离于灵魂，以“灵魂出窍”的模样组成一个百万人的疯狂游行穿越（柏林的）动物园，这使人不免想起有关那遥远的人间乐园的承诺和风险。与此相应的是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性生活，摇摆在现代后期大众事件的散漫和个人疯狂与现代早期个人忠诚的纪律化和集体化的自我关注之间（82章：Sigusch，2001，2005b；也请比较Walder，1998）。而那些健康和幸运的灵魂，则在最极端的喧嚣和喑哑之间来回震荡（Horkheimer，同上：172）。但他们似乎总是可以从自我决定和自我承担责任的规则中获取自我优化。

精益性欲性行为和自我实现性生活的另一个缩影是自慰，如今也可称为“独自一人实现的性活动”或是“自我性恋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富裕西方国家有代表意义的性调查（比如Laumann et al.，1994）和在我国主要是对大学生的询问调查（比如Schmidt，2000；Schmidt et al.，2006），反映出这些关键的变化。按这些调查给出的结论，自慰在过去的30～40年中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替补性活动的特征，进而成为一种典型的“我认为这是我与我自己的关系”。比较分别来自1966年、1981年、1996年和2002年的大型调查数据不仅可以看出，被调查者明显越来越早地开始自我一人的性活动，比如女大学生开始自慰的平均年龄在60年代是22.5岁，到了90年代已经是15岁。但其中的关键一点似乎是，自慰完全独立于其性和爱情生活的总体形式和质量：它显然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作为无可奈何和释放发泄的实践。即使生活在“固定”和“良好”的关系中并有着“非常满意的性生活”，人们通常也会“没有任何内疚”地实施自慰。在今天有4/5的男女青年强调自慰是“独立的（不依赖他人的）性欲和性行为模式”；只有少数人，如果他们生活在一种固定的关系中，拒绝这种形式的性实践，或是只认可它作为解决性窘迫的一种替代方法。

精益性欲性行为或自我实现或完成的性活动的模式，似乎可以通过实验调查加以检测，并也与“严酷”的现实相当一致。无论如何，任何一种其他主要的性模式在实际生活中，都不能像自慰这一性模式那样，那么自由和自主，那么轻易地可获得支配、可以自我调整和独自优化；其结果是，也就没有任何一种其他重要的性模式如此影响深刻（或是说如此容易辨认）地完成了转型。今天，自慰与异性恋的性活动公开和相当平和地共存于年轻夫妇或生活伴侣的一种固定关系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自述是能够得到性满足的性关系中，自慰也成了一种与其并存且独立的性模式。还有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这么一个历史事实，即神学家、教育家和医学家曾经运用一切手段，甚至不惜对当事者施加身体和心灵的迫害，试图根除这种据说是致命的自虐疾病；如今，自慰已不再是一种恐怖，而是一种与原有关系兼容的有益行为，它以一种有着自己独特质量和意义的性实践，执拗地成为对古老性交方式的一种补充，并且也被那些实践它的人，现在甚至还包括被公认的专家看做是有助、愉悦和无害的。这确实是一种全新的理念。这种自慰实践显然是在服务于文化上日益重要的自爱和自我关心。伍迪·艾伦（Woody Allen）曾经是怎样说的：手淫“是与那个我非常喜欢的人的一种性活动”。

这就很明显，社会无疑会将自爱和自私等的一些负面影响，归罪于社会的边缘人群，而正是这些人又没有能力通过公开的集体曝光或秘密的自我激起性欲去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社会不愿承认其成员的内心空虚，却又不公正地喜欢把这些所谓的“变态”人群诊断为内心空虚（70章）。并且社会事实上也是双重道德的：比如我们过去性形态变革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性和性别的自我决定，但现在我们却在抱怨因性形态变革带出的性的自我实现和性别的自我决定。如我们已经在文中提到过的那样：这种状况是自相矛盾的。

在提到性的自我实现和性别的自我决定的综合背景时，我不想忘了提醒大家关注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t）的一份著名研究《公众领域生活的瓦解和终结》（Verfall und Ende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塞纳特（1977/1983：381）在该研究中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世俗化的发展进程中，作为普遍意见交换和经验交流平台的社会公众性领域是怎样走向瓦解的，又怎样在传播一种名为“私密性”的暴政的。“个人和个人的状况日益递增地吸引了社会和公众更多的关注和兴趣。那种神秘且有危险的力量，即那个自我，便渐渐地成了衡量社会关系的标准。从此开始了原本不具有个人意义和非个人化行动的公众性领域的瓦解。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正承担着因‘社会的意义生成于个人情感生活’这一假设给公众领域造成的沉重历史后果。这种变化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两个重要领域的看法，即权力和统治的领域与我们的生活进行在其中的建筑空间。”

我们社会的普遍个人化和利己主义化也表现在与性不相关的许多文化领域。现在令人高兴的是比如社会学家托尔斯滕·本克尔（Thorsten Benkel，2012）对墓园因而也就是墓葬文化显而易见的那一部分，做了详尽的调查研究。从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殡葬，也通过新的殡葬礼仪如遍撒骨灰的葬礼、树葬、太空葬礼或是将骨灰制成钻石的葬礼而日益多元化。如果死者还有坟墓的话，也越来越非正式化，墓碑上常常篆刻着很有其个人特点并只有知情人才知道的昵称或是死者生前喜爱的某首歌的歌词，似乎在庆祝他的唯一性。但因整体状况总是那么自相矛盾，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匿名的趋向——无声无息无名无姓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最后还必须谈谈关于Epimeleiaheautou（希腊语：自我护理）、Curasui（意大利语：关心）和Soucidesoi（法语：自我关注），这一切都可以说成是“自我关心”。福柯（1984/1986：19）将他的第一个性史研究项目就看做是一种“普遍‘自我技术’历史”的开始。稍后，他（比较比如福柯，1993 a und b）又在继承柏拉图、斯多葛自我实践哲学的基础上（而不是以他所处时代的那个社会为基础），把主体以及主体与自身和其他客体的关系作为自己哲学思考的中心课题，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h，1978）的“自恋文化”（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激起他去寻找一种主体性的理论（Foucaultu. a. 1993a：9）。与客体相比，他更感兴趣的是主体的逻辑而不是客观社会的逻辑，他认为，客观社会的逻辑应当留给迄今为止的另一种批判哲学去思考。对福柯来说，他自己的哲学思考围绕的是对一种自我关心道德的重建，而不是如同自笛卡儿以来的哲学那样，认为这里只涉及认识论。他希望有一种作为生活实践的哲学。他反对建立在基督教理论基础上的自我放弃，主张主体在一种自由的实践中通过自我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是这种实践的“客观”基础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如同是在云里和雾里。福柯在这里假定了由近代西方个人化话语和个人化定位所建构的个人，似乎通过自我实践就能够摆脱整个并正是由福柯的介绍而呼唤出的“客观性”。如果迄今为止的批判哲学没有完全忽略过这些客观性，那么在我们的文化中也就不会出现对他人自由的关心，而是遵循苏格拉底的格言：“照顾好你自己！”——这里只需要利己主义。

93 来自新性革命令人深思的新闻

爱情市场。任何事物都不能逃脱被经济掌控的命运。即使是奇迹般不能生产和不应当出卖的爱情，也不允许因此有所例外——在埃尔朗根（德国巴伐利亚州）有两个年轻男人在构思自己创业理念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请见《南德意志报》2012年1月20日，第1页）。他们创立了一个名为“你的情书宝藏”的公司，将“情书宝藏”作为一个类似货币、基因或精子库这么个词，来实现自己商业理念的目标，即以付费的方式为客户保管情书，直到5年之后再寄还给该客户，如果那时该客户的爱情陷入危机或是完全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他们的荒谬之处在于，他们以为这些老的情书也许还能挽救即将破裂的关系（http：//www.deinbriefschatz.de）。与他们相比，另一个女商人有着一个可能会富有成果的商业构思，如她在电视秀（西部德国电视台，播出时间是2012年7月20日）中所说，她专为一些因爱情而心碎的人，设立了一个代办处，用小狗、骏马或是通过举办一些有趣的活动来帮助这些内心悲伤的人。

香水市场。报纸特刊上似乎总是会出现一种超大版的明星香水和香水明星广告。从中可以想象出，人类的嗅觉并不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糟糕，弗洛伊德在一百年前就已认定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即使是这个对人类来说相对较弱的嗅觉，如今也有了专门针对它的如同轰炸式的服务：在已有1.1万种不同的香水可供选择购买的情况下，我们每年还会将大约200种新的香水投放到市场。其营业额是每年8个亿。但这里却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区分多少种不同的香味？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1万种。

精子市场。来自奥胡斯（Aarhus，丹麦的一个城市）的消息（FR，11. 1. 2011，S. 37），这个世界最大的私人精子库在20年前几乎只有异性恋的夫妻或生活伙伴关系的客户。但如今的客户中女同性恋仅占10%，而那些因为通常出于职业的理由没有时间去寻找合适生活伴侣的单身女性已占了30%。目前可供购买的大约有100种“不同种类”的精子，那个女购买者当然也可以决定自己购买精子的那位捐精者是否要有一个博士学位。

当前的交友活动。目前，也就是说2013年年中，在德国有7个受人们关注的交友活动：1.信息素派对（Pheromon-Party）。把嗅探对方穿了多日的衣服作为寻找合适伙伴的方式。2.跳跃约会（Jumping-Date）。主要通过厨艺来认识对方。3.拥抱派对（Kuschel-Party）。在床上只允许拥抱。4.狗的约会（Hunde-Party）。对于新型动物恋者来说，最理想的就是让自己心爱的狗来决定，自己究竟应当与谁继续交往。5.基因约会。基因分析公司作为婚姻或伴侣关系的中介，通过对对方DNA的分析来找出一个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伙伴。6.沉默约会（Silent-Dating）。相互之间不是用话语而是用表情进行交流。7.幽灵约会（Ghost-Dating）。幽灵约会的组织者负责客户间的所有通信联络。

振动器销售。避孕套制造商“特洛伊”2012年8月在曼哈顿的大街上，向年轻女子分发（阴道）振动器。纽约的女人和男人都排着长队耐心等待分发。振动器的销售量因此大幅度提升。在一年之前这家公司作为性趣玩具振动器的销售额就已达1600万美元。

女性生殖器处于需要继续优化的压力。性专家阿达·博肯哈根（Ada Borkenhagen）博士在《有机测试——小巧的性》中报道说：“这个趋向来自美国，但生殖器修正在德国也日益成为一个话题。最常见的是一种缩小内阴唇的手术。在过去的15年中，也形成了对女性生殖器部位的一种理想美感：原则上应当看上去像半个圆面包；外部的大阴唇应当能包住里面的小阴唇。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自己的阴部不那么符合这种理想标准而感到痛苦。以前由阴毛遮盖住的部分，自从有了剃阴毛的习惯，现在全都一目了然。在稍晚的晚间电视节目中播放的‘软色情’影片里，就能看到这类剃光阴毛和标准的生殖器部位。这就显然给一些已婚女性和未婚姑娘造成了感到需要继续优化自己性部位的压力。”（也请比较34章）

反艾滋病的斗争。美国首次为所有面临艾滋病风险者，推出了一种片剂药物，据说不仅能够治疗HIV感染，而且还可以预防感染。也有一种由替诺福韦（Tenofovir）和恩曲他滨（Emtricitabin）组合而成的制剂，在德国的名称为Atripla（中文为：舒发锭）或Truvada（中文为：特鲁瓦达），据说对40%～75%的病例有治疗效果，至少是对男性病人。但由于也会出现并不期望的副作用，因而必须严格地对症下药。目前正在测试的还有Vorinostat（中文为：伏立诺他），一种能够有效治疗癌症的羟肟酸（Hydroxamsäure），这种药物不仅能抑制HIV感染，而且据说也能治愈这一感染。

对解放的解放。一本小说在2012年年中打破了一切图书的销售纪录，也包括打破了《哈利·波特》的发行纪录。在短短的一个半月中，光是在北美就销售了1500万本。这本按所有文艺专栏评论家所说毫无文学水准的小说，名为《灰色调》（Shades of Grey，也有翻译成《五十度灰》或《揭秘欲望》），由英国人埃里卡·伦纳德·詹姆斯（E. L. James）写成。小说描述一个还是个处女的21岁女大学生，委身于一个年长她6岁的千万富翁，而他则向她告白说，“我不是跟人睡觉，我只来硬的性交”。这本小说被归为性虐类文学，但与自侯爵萨德以来的那些性虐著名事件有很大的距离。书中没有任何肮脏的内容，也没有血迹斑斑的举动，烧伤的瘢痕更是不可想象。这位处女的委身做得有序、干净和恰如其分。从服装、食品和体育运动直到性玩具，一切都在这两位性伙伴之间做了合同式的规定。相互间因此形成了一种严格的约束和一种盲目的信任。这便使得任何捆绑和鞭笞都变得无害和无关紧要。似乎这位女作者想以一种不太日常生活化的例子，来描绘这种新道德——冈特·施密特把这种新道德称为“协商道德”，而我则称之为“共识道德”。她展现了小说人物身处自由化和前后串行的一夫一妻制时代，面对无所不在的外来刺激和诱惑，仍然能够不离不弃，是基于理性规则和非理性性游戏的一种综合。这又再次给人以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同时也是对老的自由主义解放的一种新型的性解放。也许这位女作者已经感知到，在我们的文化中，多少女性几十年来可证明地只有通过性虐的想象，才能获得性兴奋（比如请比较：Fridy，1973/2001；Hartmann，1989；Azoulay，1996）；但这种想象又并不是她们真正想付诸实施的愿望。不管如何，爱情在小说中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位有爱的女性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性虐偏好，帮助了那位据说是有着心理创伤的男人，并也因此普及了性虐。小说为出版界带来了许多生意，报纸通过预印本，书店通过出售小说都获得许多收益，甚至天主教会也要感谢自己的出版集团“世界图片社”（Weltbild），因为小说赢得了许多收益。当然可以想象的是，教会在赢利的同时，仍会手举人们已经熟悉的鞭子，摆出一副愤怒的样子。

对人的突袭。2011年5月12日到13日的晚上，大约有4000名警察在德国的90个城市和乡镇的1000个妓院中突击搜查了大约6000名妇女。按联邦刑侦局所说，这次突袭搜查几乎徒劳无获。只有少数几处存在着人口贩卖或非法居留的问题（Dona-Carmen-Rundbrief，Dezember 2011，S. 6）。

费用全包的性服务。费用全包（Flatrate）这一表述来自英语Flatrate。一个妓院连锁企业为男人提供费用全包的性服务。这就是说，“妓院里所有女人都可以为您提供性服务，只要您愿意，不管多久，不管多少次，而且还按您的性偏好（口味）”。那些被漂亮许诺骗到德国妓院的东欧妇女，实际每天必须为60个嫖妓者提供服务。因而也不必惊奇，她们最终会陷入怎样的崩溃（März，2011）。

多人间的性活动。伴侣交换的场景，在以前被看做是老派市侩、卖淫式和粗俗的。但按报纸的报道，这样的看法如今已有所改变。现在有越来越多20～30岁的年轻人，走进这类已经人满为患的俱乐部。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表情似乎都在说，自己所做的那些，不过是这个世界上最正常的事。在互联网上，领军这一市场的是“欢乐俱乐部”。它在2011年中，已经有100万成员（SZ，19.6.2012，S. 10）。

多样性。加拿大人2012年从6月22日至7月1日庆祝他们的LGBTTIQQ2SA，也就是“女同、男同、双性恋、生理变性、心理变性、双向性趣或性恋、同性恋或性别和性取向不明确者、双灵人（一个身体有两种不同性别的人）和性联盟”（http：//www.canadianalodging.com/blog/2010/06/21Igbttiqq2sa/）。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拉丁美洲这期间不仅有两种性别，而且还有第三种性别，即同时存在三种不同的性别。

在死刑与同性恋婚姻之间。阿根廷是第一个认可同性恋男人有权利作为父母的国家。一个印度的代孕母亲生育了这个孩子（同上，2. 8. 2012）。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做出了一些有利于已作民事登记的同性恋伴侣关系的决定，虽然这些决定还很缓慢也很微小，却是系列性的。与异性恋婚姻相比，目前德国的同性恋伴侣关系只还缺了“不受限制领养孩子”的权利。并且德国第一份公众化的关于成长在男同、女同或变性家庭中的儿童的调查报告，也给出了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这些被父母“渴望的儿童”说，他们的父母比“一般家庭”的父母更能为他们设身处地地着想，因为他们唯恐失去孩子的感情（SZ-Magazin，11. 1. 2013）。美国国防部在2012年第一次允许同性恋士兵穿上军装参加一个公开的同性恋游行（SZ，23. 7. 2012，S. 7）。一个72岁名叫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的民主党成员，作为第一个国会议员与他的同性恋伙伴吉姆·雷迪（Jim Ready）走进婚姻的殿堂。除了其他一些政治家，当时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曾经的总统竞选人、如今的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The Boston Globe，7. 7. 2012，S. 6）。历来颇有成效的奥地利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男女）民权组织下属的法律委员会2012年8月2日的通告说：“欧盟司法法院（Der Gerichtshof der Europäischen Union）已经两次做出了宣判，已作民事登记的生活伴侣关系中的遗孀或鳏夫，与婚姻关系中的未亡人享有同等的养老金继承权利。但是Valida养老金管理公司仍然拒绝向这类人支付他们应得的养老金。现在被维也纳劳动和社会法院认定为是一种歧视。Valida养老金管理公司必须也向那些已作民事登记的生活关系中的未亡人支付养老金。”在美国，同性恋和异性恋者联合起来共同抗议快餐连锁店福来鸡（Fastfood-Kette Chick-fil-A）的老板，以《圣经》为由反对同性恋婚姻。与此同时，异性恋者反同性恋的暴力行为使整个比利时都感到震惊。2012年7月，柏林有两个男人因为攻击同性恋者而被捕，他们必须为给他人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受到刑法处罚。2012年上半年，柏林大约有200起类似案件。但据专家所说，其中大约有90%的案件无法侦破（dapd，23. 7. 2012）。2012年11月，也就是在21世纪而不是在18世纪，法国大城市中有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和反对同性恋婚姻，其主要理由是：婚姻是罗马天主教5个圣礼之一，按信仰者所说，正是婚姻这一圣礼使得上帝拥有了现实的可视性。在这种充满对上帝虔诚的视野中，同性恋自然就被看做是不敬畏上帝。2013年2月，欧洲司法法院指责了德国和奥地利在孩子领养上对同性恋生活伴侣的歧视。201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一部联邦法，如果规定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才能缔结婚姻的话，是违宪的。同性恋已经被允许在加利福尼亚州缔结婚姻。同性恋婚姻应当享有与异性恋婚姻相同的纳税权利。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模式比同性恋伴侣关系和爱情所遭遇的处境有更大的差异：一方面是一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苏丹和毛里塔尼亚对同性恋处以死刑，另一方面是一些国家如荷兰、丹麦、瑞典、葡萄牙、西班牙、阿根廷、加拿大、南非和法国已经允许同性恋缔结婚姻（比较66章）。

女同和男同的国王。2012年3月，德国建立了第一个男同和女同射击协会，被称为“圣塞巴斯蒂阿努斯和奥弗拉”（St. Sebastianus und Afra），并且于同年10月在科隆选出了第一个男同和女同的射击王。作为女王的她将与她那个变性人伴侣的他，出任该协会的代言人，为期一年（dapd，14. 10. 2012）。

简单化。一位生活在南德的男看护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他问道：

教会、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自由选民党、左派党、海盗党、工会、社会民主党、人道主义者、人类学家和许多其他组织党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保护“恋童癖”者不受法律的处罚！但是这些恋童癖者现在只关心自己的阴茎！！！请求您参加2012年7月7日由一切在童年、青少年期或作为成人遭受强奸或性侵的男人和女人所举行的“橙色的一天”（Orange Day）的活动。我们提议按§176a遭受过强奸或严重性侵的儿童请在脖子上围一条橘黄色的带子，遭受过强奸或性侵的青少年或成年人则请把这条橘黄色带子戴在手腕上。橘黄色表示着希望，希望这一天全国都能够（并应当）为遭受强奸和性侵的儿童、青少年、男人和女人请命和主持正义。之所以选择橘黄色，是借用了古罗马的一个典故。那时有一个罗马参议员提议，应当让所有的奴隶都在手腕戴上一根白布条，以便更好地随时随地辨认出他们。“不”，另一个智慧的参议员说，“如果他们看到，他们究竟有多少人，那么就会发动起义反对我们”……特别有助于我们的是，如果您同时也能分发一些传单，上面以类似向病人解释即将开始手术的文风写一些关于我所要求的从法医角度切除性犯罪者阴茎龟头的提议。或者至少帮助我们张贴一些这样的传单……如果性犯罪者最终被祛除了他们享受性的能力，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如此渺小，他们的脸上就再也没有了笑容，他们就会躲在关闭的门后面！！！如果您在向他们解释手术时，也能够向他们展示一些漂亮的割去了阴茎龟头的图片，那么他们就会自我崩溃……也许您能够通过一个泌尿科医师搞到一张切除龟头的照片，比如由于阴茎癌，这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切割性罪犯的龟头当然只能在警察的监督下（比如在法医处或是在监狱）。……联邦健康教育启蒙中心花费巨资在橱窗和墙上张贴大幅同性恋性行为的海报，导致在小学和幼儿园附近到处都是这类搅动视觉和人心的广告和锣鼓声，您对此不感到厌恶吗？？？是谁批准了这类财务支出？？？

卖淫税。波恩市高兴地公布，2011年从妓女卖淫中征集了约25万欧元的税收。在波恩，那些站街工作的妇女，必须从特意为她们改装的停车自动售票机上购买一张站街的票，此票的有效时间是20点15分到第二天清晨6点。除此之外，那些在居所工作的妇女，也必须交付一种卖淫税。在这个领域，波恩市无疑是全德国并且也是国际上的“先驱者”。媒体因此颇感兴趣。2012年6月，特里尔市决定每天向每个妓女征收5欧元的税，不管当天有无或是有过多少次“卖淫”（dapd，30. 6. 2012）。

老的婚姻模式。50多年前，也就是1957年5月3日，联邦德国立法者完全废除了《民法》中违宪的第1354条款，按此法律条款，在家庭和婚姻的大小事务中，不管是涉及居住地还是怎样支配由妇女自己挣得的钱，男人都享有最后的决定权。2013年6月，德国基督教教会（EKD）在针对家庭这个主题的方向性指导意见中，第一次认可了新性革命的现实成果。一切生活模式，不管是非血缘关系的混合家庭、单身母亲，还是同性恋的生活伙伴关系，只要能够相互承担起对对方的责任，都应当受到如同传统婚姻那样的尊重。现在的一切生活模式，都像曾经对马丁·路德来说的那样，婚姻是“一件世俗的事务”。天哪，仿佛是电闪雷鸣。但在这么一个现实冲击之后，电闪雷鸣的就不再只是基督教单方面了。

自我测量。自我优化在兴起。生活自我量化运动（Quantified-self-Bewegung）就是想借助芯片数据和智能手机测量自己的行为和身体的新陈代谢，以便按照B. F.斯金纳（B. F. Skinner）关于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来对自我进行优化，至少是在测量酒精含量、睡眠、血压、脉搏和排便等的形式上。这类应用软件通常叫作“开始！”（Lose It！）、“卡路里追踪器”（Calorie Tracker）、“P90K”或是“乔的目标”（Joe’s Goals）。如果终于有一天应用这些软件被立法者作为法律规定，那么医疗保险公司也就可以无所事事了（比较Graff，2012）。

新性理念。一个年轻的妇女在电台里叙述，由于男人们的行为都是盲目的，因此她很迟才得到了第一次性满足。在荷兰，有个露阴癖者欣喜地看到，他原先那些本应遭受蔑视和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性变态行为，现在却成了一种受人崇拜的性偏好。旅游者们排队走过他的窗口，他一点也没有因此感到羞耻。一个同时也是一位女律师的性施虐者（Domina），多次上了电视秀（比如 20. 9. 2006，ARD1，21 Uhr 45）。她在两年前就向观众以及她的同事公开了她的性偏好。自那以后，她的客户急剧增多，她的事业也因此领先于其他同行。下一个登台电视秀的是个恋靴癖者。他的妻子对他的恋靴情结一无所知。“男人们不得不到处都是个好的模范，只有在这里才终于得到释放。”说这话的这位女士每天能够让三个男人获得性满足，每小时的费用是220欧元。

新型的帮助。为了帮助身体有残疾的夫妇也能有经常的性交，许多男性青年在其社会服务期间的工作就是引导他们把阴茎或是痉挛的手塞进阴道帮助他们完成性交，虽然双方都会为此感到无比的尴尬。

新型动物恋。在由贝恩德·施特尔特（Bernd Stelter）主持的2013年2月的“北德电视台—对决”的电视秀中，登台的那些名人们如于尔根·德鲁斯（Jürgen Drews）都带了自己的一个宠物，并大都是一个名为“腊肠犬”的宠物狗。有个名人——他的名字在这里并不重要——告诉媒体，他总是不断地为自己心爱的狗狗烧煮它特别喜欢的菜肴，即鸭肝煮胡萝卜和鸡心烧西葫芦（SZ 6/7.10.2012，S.14）。巴伐利亚现在有一个美丽无比的狗旅馆，如果狗狗的主人外出度假或至少是去购物逛商店，就可以把自己心爱的狗狗送往旅馆看护（ZDF，19.7.2012）。旅馆为每个动物都安排了一间45平方米带花园的房间，能够享受狗护理员无微不致的溺爱，当然也会受到他们对狗的身体作护理时的“折磨”。新型动物恋者为此每天要花费的费用，相等于近9年来一个避难申请者从可怜的德国政府那里所得到的每个月的生活费用。与此完美契合的是，霍亨索伦的玛雅公主在2012年11月要求给那些在外国遭遇苦难和折磨的狗狗们也赋予一种避难权。2012年12月，有个名人在电视秀中说道，他感到很幸福，因为他有他的狗狗。在停顿了一下之后，他才又补充说，“当然，我也有我的妻子”。在《南德意志报》2012年的最后一期中，特意声明其中有一版是献给“我们最爱的亲人”，我们“最好的朋友”，而正是这一版在全版上都报道了有关已经人化了的家庭宠物的消息：一个宠物“变得富有”了，一个考出了“驾照”，一个是“退休”了，一个“学会了讲话”，一个“因为太著名而崩溃”，一个现在“不再去寻找性伙伴而是忙于体育健身活动”，还有一个宠物是“孤独地死去了”。《南德意志报》在之前出版的专题杂志中就曾以题为“保重，老朋友”的封面故事用了8页之多，专题报道了有疾病和已经谢世的家庭宠物（Nr.47，23. 11. 2012）。在新的一年里，人们也宣告自己最心爱的宠物已经成为一个人。比如有个妇女——她的鹦鹉不知被谁偷了——在电视（HR，12. 1. 2013）中哭着说：它对我来说已经是像你我那样的“一个人”了，“它每天都与我说话”，“我与它一起生活了35年”，现在我很害怕，它会认为，“是我扔掉了它”，其实“我除了它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痛哭一场的理由（请参见73章）。也许不用痛哭。比如时尚大师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就在宠物猫的设计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它是如此适合于他，就像在手掌上的一只鞋那么显而易见，并且也主要因为它还有着与它的主人相同的独特性，像世界媒体报道的那样，比如它还有一个自己的推特账户。

新型的吻。2008年的11月，一个新型的公共禁欲日：美国的一对恋人梅罗迪·拉·卢斯（Melody La Luz，28岁）和克劳达尼尔·法比安恩（Claudaniel Fabien，30岁）在举办婚礼的教堂里，相互给了对方人生第一个吻。两人都生活在芝加哥并从事教育，而且都致力于促进特别是青少年的禁欲倡议。

新型性理念者的悔恨。一位德国法官在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对下述事情公开地表示悔恨：因为他们对同性的性欲和性行为而把同性恋的男人送进监狱，这也常常就意味着因此毁掉了他们的一生（SZ，18. 7. 2012，S. 3）。老联邦德国（西德）的司法机构中充塞了老的纳粹司法人员，这些人常常不顾纳粹的罪恶，严格地逐字逐句按纳粹遗留下来的法律条款行事，比如针对同性恋的§175条款。这些条款直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才被完全废除。

新风险。一位曾经的、名叫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的美国国会议员在2011年5月出于疏忽把自己生殖器部位的照片发给了他在推特上的5.8万个追随者。

在早期和新型的性欲性行为之间1。2009年5月，伊娃·布吕内（Eva Brunne）在斯德哥尔摩被选为路德教会的主教，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自己女同性恋倾向并担任了这么一个职位的女性。在此之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让那位公开的男同主教基恩·罗宾逊（Gene Robinson）主持自己的就职典礼仪式。但与此同时，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研究院的心理治疗师们却在一个所谓的国际会议上，要求对同性恋者进行“愈合治疗”。一个德国大学校长，即使遭到公众的抗议，仍然毫无愧疚地把最象征着该大学威望的大厅出租给“同性恋治疗师”。

在早期和新型的性欲性行为之间2。在寻找动物恋网站（比如www.zoobase.de或是www.tlover.info）的过程中，我无意间撞上了一个“爱的谈话网页”（Lovetalk-Seite）。在这个网页上，有个16岁的姑娘描述了一次棘手的经历，并希望从其他网友中得知，她所经历的是否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动物恋”。她在帖子中写道：“……有一天，当我走出洗澡间，只裹一条毛巾回到我房间里的时候……突然我的那条狗狗‘马诺’（一条腊肠犬）也来到了我的房间，我褪掉毛巾……我的狗狗突然走近我的身边，开始嗅闻我的……不知怎么着，我出于好奇，也就允许它这么做了。接着它便更进一步地开始舔我，而我也完全被它激起了性欲……不管怎样，自一些时间以来，我都让它舔我，有时我也帮它进行手淫……我很高兴，如果其他人也有过相似的经历……请写邮件给我。”（http：//www.lovetalk.de/archiv-streitgespraeche/42919-zoophile.html；accessed：9.7.2012）

当代男人。一次调查给出的结果：如果有人问他们睡过的女人的数字，有1/3的男人会不惜说谎。通常是故意夸大数字，而女人在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通常会故意缩小这个数字（SZ，22. 5. 2009，S. 12）。

未来的男人会是怎样的？有越来越多的男人会对自己的外貌感到不满意。在美国和欧洲，由于新性革命的进程，大约有2/3的男人不满自己的长相。显然，超现代的自我话语以它的自律和自我优化也影响了男人。与此相应的美容化妆品和健身房直到私密处外科手术等行业正在庆幸男人的这一变化。那个新型的男人享受女美容师为他做的一切：双重清洁，在充满了薰衣草香味的蒸汽中刮去老皮，用滚烫的石头进行头、肩和颈部的按摩。他“涂香脂、去角皮、洗刷；他脱体毛、给头发抹上定型胶；他擦、锉和拔”（SZ，19/20. 2. 2011，S. 11）。这一切单是在德国就构成了一个10亿欧元的市场。

当代妇女。在一次金融危机中，来自政界、经济界和科技界的德国绝对顶级领导力量在总理府集会。其性别的比例是1∶30，男性占有绝对的优势。音乐会钢琴家吴铭小姐（Miss Ming，32岁）在柏林半裸地趴在钢琴上，为的是给自己第一张古典音乐CD做广告。

未来的妇女会是怎样的？有个33岁专拉皮条的女人在法兰克福地方法院被起诉，她强迫一个16岁的波兰女孩去卖淫。有个年轻的女人在公众场合公然说，要想成为我的男伴，必须至少有18厘米的长度，这里自然是指阴茎的长度。与此同时，有个年轻的男人正在用手机发出一张张他的男性生殖器照片，无精打采的和勃起的。美国政府在2013年1月发布通告说，未来也会正式把女兵送往战场。这就为20万美国女兵提供了原先被禁止的作为军人的职业升迁机会。

基督教道德1。一份爱尔兰的调查研究表明，数千个生活在养育院和孤儿院的儿童，遭受挨打、性虐和其他一些任意和系统性的折磨，并一如既往由天主教教团所为。尤其是男孩还要遭受修道士和神父的性侵。这类性侵在那里面很“流行”。教会和国家几十年来都视若无睹。一个调查委员会用了9年时间采访了2000多名证人，写出了有着以上这些结论的报告。可惜因为年代太过久远，这些性侵和性虐者已不需为此再承担什么法律后果。一个“基督教兄弟”养育院的受害者说，甚至连当时的“梵蒂冈枢机主教”也知道这些情况。身为西班牙枢机主教的安东尼奥·卡尼萨雷斯（Antonio Canizares）甚至在电视中说，其实在孤儿院发生的这些事，并不比堕胎更糟糕。在他说这些话之前，教皇在飞往非洲的途中曾解释说：“使用避孕套只有比艾滋病传染更糟糕。”（SZ，22. 5. 2009，S. 12 und 29. 5. 2009，S. 10）

基督教道德2。那位比利时天主教主教罗杰·万尔卢伟（Roger Vangheluwe）性侵儿童长达40年。他的道歉是：他已经定期做了忏悔（April 2011）。

政治道德。毫无品味和毫无参考意义的言论和行为在蔓延。一位名叫维拉·伦斯菲尔德（Vera Lengsfeld）的国会议员竞选者在写着“我们可提供更多”的标语牌上，还加上了她自己和联邦总理默克尔裸露的乳房——似乎是她想用鲍德里亚（Baudrillard）的拟像定理（按此定理，大众媒体的社会已不再能够区分正版与副本、现实与想象）图解显示她提供的“更多”究竟是什么。捎带说一下：这里所说的乳房，实际上多少是指女性两个乳房之间以前曾被称为领口和前胸的部位（FR，12. 8.2009，S. 9）。

国家道德。时任儿童色情制品首席追查员、哈勒（萨勒）市打击儿童色情制品中心的首席检察官彼得·沃格特（Peter Vogt）在10年之后说：“我们并没有赢得这场战斗。”（FR，25.11. 2008，S. 6-7）这一生意太有利可图，肇事者太不择手段，对这类制品拥有者的处罚太轻微，而对这类制品感兴趣者又无所不在。他总是会在立案调查过程中遇到身为青少年法庭的法官和检察官，自然也有牧师，甚至还有就职于梵蒂冈身为神职人员的犯罪嫌疑人。2011～2012年间，联邦政府并不阻止把已经逃到德国的叙利亚难民，途经匈牙利遣返回无疑会致人死亡的阿萨德独裁统治的叙利亚。德国的总体道德就是那么致命的虚假。

远距离的爱情。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一次对他的采访中说，20年来都与他同是社会学家的妻子伊丽莎白·贝克-盖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生活在一种远距离的爱情中。这是因为全球化而成为必要的举措，也由于他们两人都是颇有国际威望和成就的学者。那个女采访者问道，但是这样的家庭生活状况，如果有了孩子怎么办呢？贝克回答说：“确实，为人父母后便很难再与远距离的家庭关系形成一种和谐。最迟，如果知道有个孩子将要来临，那么就会提出近距离爱情这个棘手的难题。我有时会感到惊奇，老的角色分配模式是怎样经常如此快地被激活。突然间，那个女人又要独自承担与孩子和家庭相关的事务。但也有相反的例子。我认识一对有三个孩子的夫妻，他们20年来一直生活在一种远距离的关系中。孩子们有时生活在父亲那里，有时在母亲那里，有时也生活在寄宿学校。这当然比较辛苦，但还是可能的。”（FR，21. 6. 2012，S. 32）

家庭供应。自瑞士东部提供了一种连带家庭供应的性生意以来，性市场便有了一种吸引客户的新方式。用母亲、女儿或是姐妹的双人的关系激起嫖妓者更多的性趣。据圣加仑（St. Gallen）的侦探总长布鲁诺·费尔（Bruno Fehr）说，这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嫌疑，只要保证卖淫参与者（母女或姐妹）都是成年人。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并不自然就成为鼓励卖淫犯罪嫌疑的理由。但是圣加仑性工作者妇女咨询中心的娜内·吉尔（Nane Geel）却有着不同于这位侦探总长的看法，并表示出自己的不安，她说：“我们怀疑这样一个广告的目的是为了招揽一个特定的有着乱伦和恋童癖幻想的客户人群。”

无性生殖。一位31岁的同性恋者实现了自己做母亲的梦想（SZ，10. 8. 2010，S. 10）。他通过医生把自己的精子与他的一位已婚女朋友的卵子结合在一起，并把这一新生命胚胎植入自己50岁的母亲的体内直到分娩。母亲与祖母、父亲与兄弟在这里都重合在一起了，并且这次生殖又是如它的名称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无性的。

性捐赠。试想一下：一个原教旨的、基督教的、只顾自我的、无法与他人建立关系、有控制欲和完全没有性经验的、完成了“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学习作为硅谷高科技工作人员的年轻男人，会在做些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个书呆子吗？不，他在互联网上分发他以机械方式获取的处男精子，并且越来越毫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机械和干净的方式。终于有一天，他会被媒体欢呼为“脸书时代的性帝”——没有性或是根本没有过性欲和性行为。谁如果不相信的话：这位新型捐精者和孩子生理性的父亲名叫特伦特·阿瑟诺（Trent Arsenault），36岁，住在旧金山附近的弗里蒙特（Fremont）。在http：//trentdonor.org的网页上可以查看他记录下的那些由他捐精因而远距离生殖的儿童。他自己是怎样称呼这一新型生殖的？他称为“性捐赠”。瑞士有一位退休和未婚的牧师也在从事这样的行为。2012年3月，一位66岁的妇女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她在乌克兰得到一个捐赠的卵子后，先在试管里受精，然后再被植入她的体内（SZ，6.3.2012，S. 10）。

Hylomatisch（人与物的相互异化）。村上隆的视觉艺术展览：在有生命和无生命之间的生物；动漫精子。在印度，可以按愿望定制儿童（比如直的鼻子，很白的皮肤等），当然只是为来自德国、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富人。一位名叫内娜·帕特尔（Nayna Patel）的妇科医生会按需要提供精子或卵子或是两者，并将这对精卵植入年轻贫穷的印度姑娘体内，也就是所谓的代孕母亲，当然这位代孕母亲必须在事先签署声明，永远不要求（或是说没有权利）再见到这个由她怀孕分娩的孩子（SZ，22.-24. 5. 2010，S. 3）。94岁的莎莎·嘉宝（Zsa Zsa Gabor）想与她的丈夫再满足一次生育自己孩子的愿望——借助几十年前深冻的卵子和一个可能的便宜的代孕母亲（April 2011）。颇有争议的美国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坚信人类在Hylomatie（17章）方面又更进了一步。他报道说，通过把人造基因植入细胞的方法，第一次成功地生产了人造生物体（SZ，21. 5.2010，S. 2）。

公众化的暴力语境。想找到一档有趣的节目来消磨时间，便不断地变换频道在寻找，却出现了谁也不愿相信的事实。2011年6月3日在18点05分到18点20分之间只能看到下列节目：高速公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对父母在寻找他们消失的孩子，在一出侦探剧中有人因被下毒而死亡，夫妻离婚，一个病人在徒劳地寻找捐献器官，有人私自藏起了一个捡到的钱包，有人偷偷闯入英国皇宫，跑步作为一种运动形式，在近距离搏斗中使用了武器，一个透析女病人的痛苦，英国与德国海军在军舰上的战斗，一个患有强迫症的青少年，出血性大肠杆菌的传播以及用炸药捕鱼。这一切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媒体正在向一切社会暴力致敬。

性启蒙教育的界限。一本题为“做爱”（Make Love）的性启蒙教材（Henning und Bremer-Olszewski，2012），由于引用了何治申（Heji Shin）所拍的许多照片，激起了公众的兴趣。这些照片展现了一对男女，全身裸露并已有了生殖器兴奋征象，在他们第一次性交往中就运用了各种不同的姿势。现实生活中的这对男女是自愿参加这一拍摄的。在该书的第243页也涉及色情制品这个主题：“在电影拍摄中出现了一种相当新颖并正在蓬勃发展的趋向，这类影片会给人留下一种真实但又有私密性的印象。”在边上写着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两句话：“我相信，人们彻底误解了性的解放。色情制品只会杀死性爱。”可悲的是：出版人员认为这本性启蒙书籍必须比色情产业更胜一筹；同样可悲的是：鉴于性和色情制品的普遍泛滥，如今的年轻人只剩下一些完全是自己个人性生活的秘密。当我看到这些性照片时，我不禁想起了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的一句提示：“有多少次，我都带着一种悲伤怀念那些因为纯洁无辜而幸福的日子！无论什么都不能再使我们如同在我们的心还没被玷污、几乎还是个未成熟青少年的初恋时，所发出的那种因美好感受而莫名狂喜的喊叫。……如今即使是拥抱爱神，也不能使我们再回到那种纯真青春和纯洁心灵，那种迷恋的眼光和轻声的话语，以及被心爱之人的手轻轻一碰，幸福便充满了我们整个生命的那个时代。”（Gruber 1827：425 f）

反色情艺术。一个基督教（新教）牧师在美因茨-卡斯特尔（Mainz-Kastel）举办了一次带有色情内容的布道，尽管此举吸引了大量通常不参加布道礼拜仪式的教徒，但仍然证明了：信仰基督教的西方，至今仍没有造就出一种色情的艺术。人们至多也就是掀掉遮盖身体的毛巾，或是谈论一些除了性交还是性交的话题（SZ，6. 8. 2012，S. 9 und FR，10. 1. 2013，S.F9）。

94 新型性理念的退化

如今有一种不容忽视的退化和去自由化的趋向，这里用性理念的退化至少表明了这种趋向发展的某些特征（也请见97章）。这些退化现象在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往往比德国更容易辨认些，但只要人们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它们也同样出现在我们这里了。无论是媒体对所谓血亲乱伦的报道，还是法律对卖淫的处罚，或是医学对那些不太认同自己生理性别的儿童的看法，到处都冒出了一些陈旧的偏见和道德学说。

以妇女的性和生殖自决权为例，国际知名的纽约历史学家达格玛·赫尔佐格（Dagmar Herzog）在一次报告中，运用已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例子，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种退化的存在。她用事实说明了世俗社会和宗教中那些反对妇女拥有自决权的人、团体以及国家，自世纪交替以来是怎样对妇女的这一自决权提出质疑或是严加限制的。与此同时，她还以一种特别的关注，发现了这些反对者的一些新尝试，比如“用残疾人的权利来弱化或剥夺妇女的权利，或是利用性革命所引发的人们对性的矛盾心理作为反对妇女自决权的工具”，她在这些尝试中首先发现了男人对新自由的恐惧，害怕这种新的自由会给妇女提供一种有效避孕的可能性。

达格玛·赫尔佐格得以证明，2002年，多数欧盟国家反对鼓励所有成员国堕胎合法化。因此即使在欧洲，“堕胎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特别是罗马天主教更是妇女自决权的最强硬的反对者，尽管近期接二连三地出现了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丑闻，但它仍在这一领域里保留了强劲的政治影响力。也许有人会争辩说，自许多国家在60年代以及美国在70年代将堕胎去刑事化以来，天主教不就是堕胎权最经常、最锲而不舍和最强大的反对者吗？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天主教反对堕胎的一贯性，那么我们就会忽略对妇女施加的压力中新近构成的要素和形式。毫无疑问，其中的一个新要素就是自90年代初以来，曾经的东欧国家对有着保守主义形式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宗教的再次复兴。但另一个要素，肯定是与刻意模仿以及与美国天主教徒和新教福音教徒的非常具体的合作有关，这些教徒们愿意看到欧洲人也能像他们那样把堕胎看做是一种‘婴儿屠杀’，即是对未出生的人的大屠杀。即使在西欧国家，自2000年以来反堕胎的动员也在日益递增，尤其是自2004和2005年以来”。

同时也应看到，欧洲各国间的宗教和政治多数派也总是一再意见极其相左或者说相去甚远。比如主要是天主教国家的葡萄牙在2007年通过了对堕胎的去刑事化，而同样主要是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却在2010年“对堕胎施行了比以前更加严厉的限制”。另外，其他一些主要是天主教徒的国家，如爱尔兰或波兰，“则几乎完全禁止堕胎”。戏剧性的是在“匈牙利的最新发展，根据最近修改的宪法，胎儿的‘生命’从卵子受精那一刻起就应当受到严格的保护”。堕胎的反对者经常不只是以宗教为由，而且也会陈述其非宗教的理由。比如2010年3月布鲁塞尔就曾有过一次“敬畏生命的游行”。梅赫伦-布鲁塞尔（Mecheln-Brüssel）的同性恋大主教是游行的支持者，该游行的组织者以“为女权主义争辩的方式”强调，女性自身就是“这种堕胎文化”的主要受害者。意大利有70%的医生在2010年声明，“他们是‘出于良心的堕胎拒绝者’，因而不会去实施堕胎手术，而在2003年只有58%的医生如此声明”。

《支持家庭》（Pro Familia）杂志的一次有关堕胎问题的特刊以对欧洲的许多详细调查为例，证实了达格玛·赫尔佐格的分析。绿党欧洲议会议员弗兰齐斯卡·布兰特纳（Franziska Brantner）2011年在一次与贡德尔·克布克（Gundel Köbke）的谈话中说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悲伤的结论：“反堕胎的游说者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所在地）不断增多，一些组织如‘欧洲尊严观察’（European Dignity Wattch）和‘世界青年联盟’（World Youth Alliance）都在按美国的那个模式工作，并组织得相当好。”德国的反堕胎者的人数虽然增长得不那么快，但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力量在增强。这就使人感到有些“诧异”，比如其实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下属的老年成员协会也可以借助同为下属的青年联盟的支持，发表一份《生命文化宣言》（Manifest Kulturdes Lebens）。《支持家庭》那份特刊的第二部分，对欧洲各国非常不同的获取先进避孕药（Claes，2011）、堕胎旅游（Fiala，2011）——比如波兰、列支敦士登和马耳他原则上禁止堕胎，以及费用支出（Thonke，2011）等情况和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争取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SRGR）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简称：IPPF）的总干事长吉尔·格林（Gill Green，女）最后总结说（2011：15）：“我在有关堕胎问题的讨论中，观察到一种强烈地转向保守主义，甚至是原教旨主义方向的态度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多与堕胎相关的决定都是由男人，尤其是那些已过了生育年龄的老年男人做出的。其结果是，女人至今仍然一如既往被剥夺了能够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

关于德国性犯罪的状况，丹妮拉·克利姆克（Deniela Klimke）和吕迪格·劳特曼在2006年就确认了在与性犯罪相关的意见和处罚中有一种明显严厉的趋向。他们的基本论点是：新自由主义伦理是决定“性犯罪刑法的思想基础”。他们借用了我曾说过的一句话“意义和道德只能来自市场”（Sigusch，2005a：147）说：“我们正是想要揭露性犯罪领域刑事政策的这一点。”（同上：98）他们后来知道这是对我那句话的误解并消除了这一误解，这是后话（Sigusch，2006）。但克利姆克和劳特曼也引证了强化性犯罪惩罚的许多政治理由。比如政府企图通过加强对性犯罪的惩罚来转移人们对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安全感，或是为了在民族国家因遭受全球化冲击而变得孱弱的时代，显示自己操纵国家的能力。在冷战和旧意识形态结束之后，作为个人行为的性犯罪者填补了象征性敌人的空间。“我们的观点是，性犯罪非常适用于作为国家制裁机制的目标，因为这样既可以给政府的战略策略，也可以给私人生活形态中的问题，找到一个唯一的替罪羊。”（Klimke und Lautmann，2006：107）

除此之外，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对生活自主、自我管理以及严格自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通过“持久责任”的方式，把对生活的责任从国家转移到公民的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如同自我管理已成为对可自我承担责任的公民的一种普遍要求那样，对不屑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的道德蔑视”，不只是为了“帮助社会下层民众获得一种似乎有能力把握自己生活的自信”。这种使“偏离社会的离经叛道者成为自由野蛮人”的发展，“是以自相矛盾地通过性自我决定的理念”为思想前提的。比如通过我们先前已经描述过的共识道德（76章）的确立，同性恋者们就获得了许多新的自由，“而与此同时，针对其他社会问题的道德和司法绳索则抽得更紧了”（同上：110ff）。

比新型性理念在欧洲的退化更糟糕的是其在美国的情况。达格玛·赫尔佐格（同上）因此说：“在美国，上百个当地和超区域的组织，推动着一种极有影响力和基础广泛的反堕胎运动，又想把堕胎抨击为一种犯罪。只要他们觉得还没有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这些活动者就施加无数种方法，使那些想堕胎的妇女无法前去堕胎。他们的策略多种多样：使用暴力、集会抗议、推动制定更严厉的法律条款、不断对各大媒体和在互联网上施加压力。因此他们的影响也就很可观：在最近的十年中，美国医院和医生施行堕胎手术的数字，都已急剧下降——在美国的许多地区，妇女经常必须开车几百公里，才能找到一个帮助实施堕胎的医生。那些主张堕胎权的政要们，也遭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在2008年，美国大多数公众自70年代以来第一次公开反对这一权利。”虽然统计的结果是47%的人反对堕胎权，47%的人赞同，但大多数人都赞同对这一权利加上严格的限制。

达格玛·赫尔佐格的分析表明，新型性理念的退化比人们通常的想象要严重许多。在美国不仅共和党人是充满激情的反堕胎者，而且民主党人也是。“而那些仍然赞同堕胎合法权利的人，则已经很没有安全感。整个与此相关的话语，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反转。已经没有人敢直言不讳地捍卫这一权利。在涉及性这个话题时，很多人都会表现出不知所措的不确定性。比如再也没有人敢于直言不讳地主张在学校里进行完整的性启蒙教育；到处都把禁欲教育作为第一要务。性和生育自决的倡导者，被挤到了被迫防守的境地。”

但这还不够。达格玛·赫尔佐格还叙述了，有多少实施堕胎的医生或是堕胎赞同者被谋杀，遭到死亡威胁，身体受到伤害，被扔炸弹或是被放火焚烧。至于“骚扰和尾随跟踪，光是记录在案的就有15万起。全国范围内还在实施堕胎的医生和护士都必须身着防弹衣，想去诊所或医院堕胎的妇女都得忍受嘲笑蔑视穿过堵在门前的堕胎反对者人群。在美国的50个州中，只有16个州外加华盛顿联邦区，有法律保护医疗设施不被堵塞、不受干扰和暴力侵犯。最近一次是2009年5月31日，乔治·蒂勒医生（Dr. George Tiller）被枪杀，当时他正在堪萨斯州威奇托（Wichita，Kansas）他的教堂门口分发圣灵降临节祷告的歌词单。他曾经是美国少数几个最著名的在妊娠稍后阶段仍然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之一，如果孕妇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或是胎儿被证实是致命的异常的话”。尽管如此，那个著名的堕胎反对者，兰德尔·特里（Randall Terry），仍然感到很遗憾，没能把蒂勒医生扯上一个正规法庭进行公开审判。美国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正在设法通过一项能够把实施堕胎的医生告上法庭的法律条款，该州的这一设想，得到许多（也有来自其他州的）著名政治家的支持。另外，达格玛·赫尔佐格还报道了，美国联邦和其他个别的州，这期间特意颁布了上百部法律，就是“为了给妇女堕胎设置种种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有：设置等待时间、咨询目标，规定最后期限，禁止医疗保险公司承担堕胎费用，限制获取避孕药具，需要丈夫的准许或认可，医院有权拒绝实施堕胎（即使这种拒绝关及孕妇的生命危险），等等。还有就是“试图赋予胎儿以生存的法权”。

达格玛·赫尔佐格最后的结论是：今天的此种状况与70年代（即在堕胎即将合法化之前）的情况，有着“几个光年”的距离。那时有64%的美国民众（其中包括56%的天主教徒）要求，“允许做出堕胎决定的，应当只是妇女自己和她们的医生”。除此之外，当时共和党人（有68%）比民主党人（59%）更主张，“堕胎只是妇女和她们医生的事”。

令人很感兴趣的还有：第二次性革命时期的西方国家，运用宗教和神学的论据为堕胎的权利做了令人信服的辩护，这些辩护者中有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也有神学家和为此努力的非神学家。针对这样的情况，达格玛·赫尔佐格（同上）说：“其中的一个论据就是，在非常复杂并且家庭与工作交织在一起的女性的具体生活，比只是靠抽象原则的‘生活’，应当有更多的道德优先权。并且必须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妇女的健康，其中也包括她的心理健康和她的家人的健康。”毕竟只有出于女性自愿的生育，才属于人性化的生活质量。家庭和生育计划是我们的一项道德责任，也是感恩上帝赐予我们生命的一种最好的报答。

有些神学家认为没有人有剥夺胚胎生命的权利。一个婴儿必须“像呼吸和饮食”那样被接受和认可。更多神学家则强调胚胎或胎儿早期与胎儿晚期的区别。英国圣公会教（Britische Anglikaner）认为胚胎“还是一个未成形的人体组织”，并且质疑是否已经能够“把一个胚胎说成是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堕胎不是谋杀。瑞士基督教（新教）牧师，久洛·巴克萨（Gyula Barczay）解释说，在怀孕的初期，是有着那么一点“生物意义上的什么”，但“这个什么还不是人，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比较1967），因此不允许这个生物意义上的一点什么或是这种可能性，高于一个活生生的妇女。“但是，巴克萨走得更远，他翻转了整个有关堕胎问题的话语讨论，他不仅仅只是想强调，决定堕胎的女人，绝不是不道德或有过错的，更不是谋杀者，他还想强调，真实的不道德，真正背叛上帝的，是反堕胎权的那些人。”他认为，这些人坚守的“每一次怀孕都必须最后直到分娩”的信条，是纯粹的生物中心主义（Biologismus），“这里面没有丝毫基督教宗教的内容”。此外，巴克萨还认为，反堕胎者对上帝的解读，是亵渎上帝的，似乎上帝规定了一条“生育强制”，更糟糕的是如果人们恰恰生活在一个既不关心男女避孕也不关注性启蒙教育的社会里，并且这也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要是把上帝说成是所有人的好父亲，那么无疑就是把一切强奸、失误或技术故障的责任都推给了上帝。

自以为非常自由的西方社会，虽然已经过了几次性革命，但是妇女争取性和生育自决权的斗争，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获得完全的胜利。这一斗争必须义无反顾地继续下去，直到每个妇女（凭借社会心理的支持）能够完全自己独立决定，究竟是想把一个处于胚胎状态的受精卵孕育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一个自己期望和心爱的孩子呢，还是不想。

95 新型与早期的性欲性行为

我之所以运用“一种新性革命和一种新型性欲与性行为”这样的表述，是我认为从第一层面的角度来看，原先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已不再完全适用或有效了。近几十年来在富裕的西方国家，对老的性和性别模式所进行的转码、重估和转型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这便要求我们必须对此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重新思考，但是我们如果还是借助形成于1900年左右的那些老理论，显然也就不能再充分理解当今社会的爱情和性生活了。

早期形态的性欲和性行为，过去和现在都只是本能、不经过头脑、只要求他人忠诚、固定不变、划一化、以性器官和性交媾为主、为了生育孩子、只认同自我、对他人的理解常常是充满冲突和病态、意识形态式地以上帝和自然意愿为借口、永远都是按“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的模式行事。与此相比，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则是易逝（也请比较Baumann对这一点的赞同，2003）、灵活、多形式、注重快感、短暂、主要由头脑操作、比较算计和不受形式限制、有性但同时又是非性、不只是自我认同、固执、不以生育孩子为全部目标、有着健康的自我理解和与他人几乎没有什么冲突、意识形态上是新自由主义、比较赞同所谓的局部本能和自慰、自律和自我优化的。所以我以“精益的性欲和性行为”，以“自我实现的性”和“自我性别认同”等范畴来表述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从福特时代革命者的爱神，演变为有着后福特主义精益生产特征的精益性欲性行为。新性革命的普遍模式也可表述为有着自律和自我优化特征的自我实现的性。这适合极其自然地跳过医学和心理学实现性的自我实践，也适合围绕预告可以最终解离性恐惧与性欲性行为增强性能力药物的话语噪音，以便能够建构和展示一种可自我调节的新设计或新技术型的性。一种新的（在迄今为止的性分析范畴中被称为多边形性变态的）多元性取向的性表象，取代了原先只关注性器官的性表象。但是不必担心，大多数人仍然沉溺于旧的表象。我之所以使用“表象”这一表述，也是想以此揭示：新型性理念者，其实还主要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真实地去改变自己切身的性实践。

早期形态的性欲和性行为，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男人占有绝对的优势，比如：把男人看成是蒸汽机般的性动力，正派的女人多少都有些性冷淡；在多少总是有些神圣的婚姻中，在蒙面的裸体以及交媾时的“公山羊体位”中，射精作为被公认的性高潮点；在青春期发育、性启蒙教育、避孕和堕胎等一些问题上，男人总是处在一种有利的优势地位，女人则总是处于一种劣势。在今天70岁左右那些人的父母中，通常都是由家中的那个男人来决定什么是与性相关的事宜。绝大多数女人都还没能发展出自己特有的性身份认同。今天70岁那一代人自己，在成长时经历了20世纪的第二次妄想，即不顾普遍不自由的生活关系，人们仍然能够获得在性欲和性行为方面的解放。如今的年轻人，则更看重男女相当平等的伴侣式关系，在许多与情欲和性相关的事情上，由女方做出最后的定夺也并不少见。无论如何，对如今的年轻人，即使是年轻的男人来说，性欲和性行为已不再像1968那个年代时那么极其重要，如今已成为生活中的一种正常意愿和行为，也就是说，人们也可以放弃它，从事一些其他能给自己带来乐趣的事情。

早期与新型性理念的差异开始于，性器官在早期的性欲性行为中有着一种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而新型的性理念则认为只关注于性器官的性欲和性行为，就像一把由麦秆点燃的火焰，燃烧过后便普遍会出现一个热情逐渐消失淡而无味的平庸化进程。当资本主义平庸化以后，它的性理念以及与此理念相关的性欲和性行为也随之变得平庸。迄今为止的性形态给出的最大平庸化冲击是新性革命，新性革命通过性的去象征化、去情感化，以及理智化、商业化、弥散化和多元化等过程，使人的性欲和性行为拥有了一些文化的不言而喻性，如同现代人搬迁居所和文雅礼貌、开车和玩电脑。性欲性行为在今天，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再被高估为激情奋发、迷醉疯狂和僭越占有的伟大隐喻或象征。一份大报刚刚报道了一则消息：在今天必须至少有40年的时间与一头大象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只是为了赢得这头大象对自己的注意。如果说，传统的性欲和性行为往往被看做是对情感和行为的一种戏剧性甚至欣喜若狂的体验，那么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则被作为一种愉快的消遣而去戏剧化了。这是马丁·丹内克尔曾经做出过的社会诊断，并且当今新生代的性学家们也撰写了有着相同诊断的论文。“性，很无聊”，米歇尔·福柯1983年在一次采访中说；他“更感兴趣的是关于自我技术和这一类的问题”（Foucaultu. a. 1993a：8），他在这里所说的“这一类”，就是指那些被新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变态行为”臭名声的行为。

如果说，以往的性道德领域是被政治化的，那么现在则是被个人化了。如果说，早期的性欲和性行为是与解放全社会的乌托邦理想联结在一起的，那么如今新型的性欲性行为则被具体化和计算化地引进了市场社会，或是巧妙地不受多少干扰地存在于社会的边缘，而正是后福特主义的自由化为当今社会的经济化和一种大众消费提供了可能。在第一次性革命中“性欲快感”曾经是认可越轨的性行为和解除性禁令的可能性条件，第二次性革命的“性趣”仍会令人联想起第一次性革命的“性欲快感”，但如今却出现了第三次性革命的“幸福愿望和追求幸福感的欲望”：只希望没有任何负面压力地去寻找一次性冒险，否则宁可喝着气泡酒（Prosecco）在互联网上去穿越那些假象的性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性理念者就不去寻找刺激和快感——他们的公共游行就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寻找放松神经和良好的自我感觉时，会不顾因为自己的性欲和性行为可能会带出或引发的疾病、心理创伤或暴力等不良后果——事实是他们会非常顾及这些问题。除此之外，新型性革命不只是打开了新的自由空间，它同时也设置了新的强制，比如在互联网上的揭发和人肉搜索。

在总体上，当今前后几代人的生活前景和生活关系都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如果说，人们在以前还有个终身稳定并伴有可靠升迁阶梯的工作，那么今天所能得到的大多是一些无报酬的实习、每星期只干几个小时的微型工作（Minijobs），或只是某个项目持续期间的工作合同，主要都是些不稳定的工作关系。一方面，今天的年轻人能够为自己做出一切决定，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完全信任什么，无论如何不敢轻易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而不是变坏。越来越多的人完全生活在孤独寂寞中，与社会隔离，即使生活在一幢住了许多家庭的公寓楼里也是如此。再也没有一个安全可信任之处，不管是政党、议会、工会、保险公司还是银行。如果说以前是按一个人的出身、职业状况等来划分归类，那么今天就必须真实地自动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形象与声誉。如果说，以前有着一种明确的阶层等级距离，今天则是合作、网络和团队工作。如果说，以前曾经显然由看不见的手在明确地操纵市场法则，那么如今则是一种没有任何道德、充塞着投机泡沫的混乱在统治着我们。如果说，以前人们还能相信一些普遍被认可的理论，那么今天则有无数的意见和所谓的金融专家，而这类金融专家与科学的关系就像那些算命女人与科学的关系，并且他们还被称为经济“大师”。

但在另一方面，18世纪欧洲人就已有了的一种有关整个人生的知识，在今天还能出现在一份正规的报纸上。试想一下，这竟然是在一个自然科学知识每十年就翻番的年代。无论是谁，他今天中午12点在法兰克福（美因茨）市中心的策尔街（Zeilstraβe）见到的那么多行人，我们生活在17世纪的祖先即使想看见，一辈子也看不到这么多的人。如果说，以前的固定仪式和责任，也为爱情关系提供了安全和安宁，那么今天连心脏都跳得不那么有规律，要是一个人被自我压垮的话。既然在一个离婚和（没血缘关系的）混合家庭的时代，即使婚姻也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居所，不再是可以相互扶持一生“直到死亡才让你们分离”，那么还剩下的可作为拯救的只能是与自己的关系，那种隐藏在自身中的安全感。宗教已不再是许多人整个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是成了消磨休闲时间的一种方式，以致在商务活动中，人们已不再必须把宗教的理念作为自己的行动规则。除此之外，我们文化中的大多数人也已不再相信“最后的审判”，因此也就不再觉得要在上帝面前对自己的过错承担什么责任。这就为欺骗和投机、谋杀和凶杀敞开了大门。如果说，以前一切都很明确，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今天则常常需要人们自己做出决定，什么是自己能够承担的责任。如果说，以前一切都很明了，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不可做的，那么在今天，可做的和不可做的常常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以前如果人们自己想知道些什么，必须在图书馆里费力地寻找，并且前提是如果根本能够找到的话，如今只需花几分钟的时间在网上找一下就行。如果说，以前的羞耻和说谎完全是一种个人的行为，那么今天则越来越成为为他人感到羞耻和出于义务的谎言之间的一种混合。如果说以前能够明确分辨已婚妇女和未婚的女士小姐、已婚的丈夫和未婚青年的话，今天的这类关系和区别已变得极为复杂，并且这不仅仅只是表现在与性相关的领域里。如果说，性在以前经常是一种袭击人的本能冲动式的需要，那么在今天这种需要则通过经常性的实验和设计，已只是一个项目的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年轻人相当自信地游离在对爱情关系的非戏剧性忠诚和充满惊险的戏剧化事件之间。他们穿越在一个接一个的迪斯科舞厅之间，总是在途中，但常常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是因为迪斯科舞厅的看门人不让他们进去，就是进去后没人对他们感兴趣。所有人都可以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但许多人完全体验不到这一点。在下个星期的周末，一切又重新开始如此这样再试一次。绝大多数的性活动——当前的确切数据是95%——发生在固定关系中（83、91章）。只有极小一部分出现在固定关系以外的关系中。充满激情的性革命！我们常会猜测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淫乱（出轨）关系，但调查数据证实，在正常的人群中，出轨或淫乱只是一些个别现象。当今年轻人的性欲和性行为的普遍现象是追求更多的幸福快乐感，较少性欲快感。这种幸福快乐感，如之前已经提及的，是自我优化和自律的，鉴于它的内在有着一种较高的利己主义组成部分，也可称为“自我实现的性”。这也适用于近几十年来极大提升自慰的社会和心理意义这一事实（92章）。自慰作为唯一一种可以自我完成的性实践，它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不仅从一种被讽刺和受迫害的性行为发展为一种受男人和女人称赞的自我的性实践，并且也因为已成为多数人的实践而在数量上赢得了重要意义。但爱情仍然高于一切其他的性动机（98章）。它即使被物化了，也仍然是一种具有唯一性的珍宝，因为它既不能被复制（再生产），也不能被购买。它比一切性模式都更稳定，它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新型性革命进程中的多样化强制，以自身证明了：新型性革命不仅带来了一种变化，而且同样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延续或传承。

长久以来，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都向我宣讲，男人是第一性别，女人只是增加到性别模式中去的第二性别（9章）。只要回想一下我们语言中的female和woman，以及表示“壮丽、美妙”的是herrlich（herr在德语中表示“先生”或“男人”——译者注），与此相对表示“愚蠢”的是dämlich（däm来自Dame，表示“女士”或“女人”——译者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文化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翻转这一陈旧的性别关系，把女性看成是最早的第一性别，而男性则已经是一种正在从生物意义上消失的性别。从多种角度，其中也包括从一种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观点或立场当然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在几乎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沉淀着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这样一种潜意识并且也会这样表现出来，完全独立于其父母是否在其童年时代真正与其一起生活过。因此，所有的人都有着一种双性恋的心理基础，这里的“性恋”特指对同性的性吸引力：妇女在心理上也有那么一些“男性化”，而男人则有那么一些“女性化”。如果我们能够摆脱生理上两种性别的差异及其影响的狭隘视野，正确评估心理文化对人的行为的影响，那么就能够理解有些女人可能比男人更男人和有些男人则会比女人更女人等现象的根基，并不是从外部强加上去的。因此自然也就能够理解，沉淀在深层心理中的性别意识，打破了生理解剖意义上和社会文化意义上对两种性别非此即彼的划分，并且由男性和女性这两种生理性别演变为两性兼有的性别、改变了原有性别的性别以及新近出现的流动态性别，然后进而构成多少已不再那么明显的新性别。

一方面，男女这两种性别在我们的文化中作为两种大的文化性别被加上一种差异化的程序；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如实证式性研究只是在近几十年才开始描述的状况，即这两种大的文化性别正处在一种日益近似的进程中。不完全与此章不相关的题外话是：冈特·施密特和我，在我们共同进行的实证研究时期，都曾以两性“先验平等”这一理念作为我们研究的基本意识形态，因此如果从统计数字来看，我们当时提出的性别差异正在消失，我们当然为此感到高兴；而在当时，曾令我们像王子那般高兴的是：我们用自己的实验反驳了金赛关于“女性对于来自外部的性刺激比男性要迟钝得多，或是说完全不如男性那样容易激起性兴奋”的假设；我们给用自己的实验结果写成的论文，起了一个凯旋式的标题“女性性兴奋”（Woman’s sexual arousal）。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认真看待那些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在专业实验中观察到的事实，就会认同已经有许多事实证实了女性正在日益相似于男性的这样一种趋向，反之亦然。并且不再需要某个大学教授再来对这样的事实加以确认。

姑娘们今天在学校里通常比男孩表现得更好，更早地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在一种关系中也更自主地决定一切与性相关的事宜。越来越多的年轻新型女性在私人生活中如此自信地要求性满足，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如此有能力贯彻自己的主张，并且暴力倾向是如此强烈，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只是在男性身上可以想象的那一切。不少年轻女性如今也经常会像男人那样地外向、犀利、坚定和迈出大胆的步伐，以致人们必须在看第二眼时才能认出这是个女孩。她们开摩托车、抢劫银行，也会在大街上抢夺老年妇女的财物。这正适合男人的笑话：“以前如果一个男人找到一个姑娘，就会说她像她母亲那样会做饭，现在如果找到一个姑娘，就会说她像她父亲那样能喝酒。”但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新型男人，在性关系上如此愿意等待、在私人生活中是如此情感丰富和温顺，这都是些迄今为止一直被认定为是女性的特征。他们不再主要是阳刚、大胆和勇敢，而且也有那么一点女性化、冷静、灵活、被动，也会有哀伤和失误，表现出自己的弱项，请求帮助，比以前的男人更加温顺和女性化。新型男人愿意照看孩子，站在分娩的妻子身边一起等待孩子的到来，给孩子换尿布、穿衣、洗澡、购物。他们在今天应当和希望自己拥有一切现代男人的特性，如：能够被爱和有能力去爱，自主但又被保护，富有同情心，有能力与人建立关系，关心他人，但也能冷静计算自己的利益，善良和有能力贯彻自己的主张，能说会道，能够克制或调解自己的情绪，有所成就，等等。

但就总体而言，男人对自己特性的认同仍然还是脆弱和相当呆板的，因为他们的那些特性主要是在他们的生命中第一次与一个女人（即母亲）脱离了关系后才得以形成的；而正是这个女人在自己的体内孕育了这些未来的男人，并伴随着她对这些未来男人的生育、抚育、亲吻、照顾，也就唤醒和编码了他们的一切感官感受，从身体接触到身体体味。现在却要求男人应当有男人的特性，强大而可靠，强硬地攫取和给予，并且一下子没有了原先那个生育他、喂养他和让他依偎的母亲。这一切怎么可能呢？

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进行了比男性要广泛得多的反思和研究，相比之下，男性的性欲和性行为至今仍如同一个黑暗的大陆。但是由于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沿着重男轻女的指令在前行，历史要求更多的阳刚（more masculino），因此女性的性欲和性行为的发展主要是越来越相似于男性的。但是感谢性革命，也出现了相反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男性色情的性吸引力日益女性化的方向，即以往一直被忽视和普遍被压抑的男性身体力比多的商品美学的发现，以及社会对它的物化。现在的年轻男人不仅只是有一个阳具，而且也像女人那样有了一个“性化”的身体，可以在互联网开设的网站上，享受身体与性别的互换。当今的那些大都会美男子（44章）则在公众面前展现，年轻男人的新型身体上怎样通过更多的女性化而创建出一种新的性别。如果这样的状况延续下去，他们也会在某一天不由自主地打开性别和性欲性行为的真实内核，让公众观看和分享，这正是那些激进的性别女权主义者不太愿意看到而自私的全能者（男人）又无法看到的内核（96章）。

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趋向近似化，另一方面是趋向差异化。这两个过程都在自身内含着矛盾。两种原本不同性别的完全近似，它们之间的混乱和不明确，便意味着父权制的死亡。但是与此同时，性别差异间的整个平衡却在竭力使自己彻底地社会化，把资本运动的格言变为现实，按此格言：一切都是有效用的，只要是有利用（出卖）价值的；其实资本从来都无所谓，各性别间存在着哪些差异，哪个性别在从事什么工作，大多数妇女是否有过性高潮，夫妻（或伴侣）是怎样在一起生活的，或他们是否能够在一起生活，等等。这一切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人的生活，对资本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所谓的。对于一个按单一化和联合原则运转的社会形态来说，也就是对于一个有着共同表象，内里却充满了个体相互对抗的社会来说，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是孤独的却又被普遍化了。

在最近几十年的性别变化运动中，能够轻易地看到上述这两种情况。男女这两种大的文化性别在愿望、意见和行为上越来越相似，但是男女之间公正的鸿沟并没有因此被填平。与男人相比，社会对女人的歧视，仍是没有被消除的一种令人可哭泣的不公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甚至不能够归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功能主义。在这方面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比如有：不平等的职业升迁机会，同工不同酬，并且男人们依然一如既往把大多数的家务和照料孩子的事情推给妇女，即使他们的妻子与他们一样从事着一份全职的工作——最新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性别相似性的界限，也在成千上万的日常生活事件中得以证实。文化的普遍行为类型模式是怎样规定着人们的性行为，比如可以从任何一次性交往的开始立刻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如果有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真的翻转了原有的行为规则类型模式，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在企业或娱乐场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并且双方都想开始一种交往，但是这时如果不是这位男士去观察这位女士的外貌和行为的同时，评价这位女士的身材、胸部的大小、腿的长短、服饰、发型、化妆、使用的香水，评判是否愿意与自己交往，而是这位女士直接走到那位男士的面前，明确地向他表白，恭维他，评判他的臀部、发式、他的剃须水香味、他的反应，甚至直接用手去抚摸他。这样的场景作为电视小品，会让许多人笑得前仰后合，但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在今天，绝大多数男人仍会认为这个女人太女权化太迫不及待了，会感觉非常不舒服，甚至会转身就走，或是被恐惧淹没，完全感受不到由那个女人所想激起的性刺激和性兴奋。

除此之外，对一切也提出道德有效性要求的话语讨论，应当估计到它们的谬误和盲点，即使这些谬误和盲点并没有造成什么现实的后果。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曾对新性革命的内容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关于性别的话语讨论：一些女权主义者曾想让整个社会都变得“女性化”，因为与男人相反，只有女人才有能力建立和维持一种社会或生活关系。但是她们没有认识到，关系（或相互依存关系或相互交流）其实是一个新系统的整体，这种整体在以前被我们称为有着内在联系的综合。另一些女权主义者则希望以有着“原始的女性特质”或是“平和女人的特质”等优秀的女性特质来取代优秀的男性特质。但事实上这却是二元律式的“上或下”、“有价值或无价值”、“有用或无用”等非此即彼的低级思维，因此也不过是对既定状况做了一种翻转和倒置。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主张“女性自治”，但是她们忽略了：男人与女人的结合，尽管有着一切难点，但从人类历史和人的心理与性来看，却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另外，综合所有不同性别的特质，对性科学来说，意味着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虽然这还并不是原有认识论立场的终结。哥白尼认为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自那时起，我们把这样一场根本改变世界图像的转变称为哥白尼革命。仅仅是在20世纪末出现的那场关于性别的话语讨论，便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双倍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不再是男人，而是女人站立在一种性关系的中心；不再是性的活动，而是性别成为一种生活关系的重点。如果一位性学家陈述自己的性别理论（通常很少是充分的），那么他的话语就会略过这些变革，如同赖穆特·赖歇（1990）所做的那样。在生殖技术早就把老的性医学远远抛在后面的今天，性科学却正面临着丢失性别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威胁。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丢失，那么性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就会减少一半还多。也许正因为如此，性科学才这么绝望地抓住变性这个问题不放。但是在这个领域，其实早就有了来自文化、社会和文学方面的令人很感兴趣的思考。如果性科学不想不做任何努力地阻止自己的学科走向历史的终结，必须最先向自己和那些女性的性别理论家们合理地解释清楚，为什么性别就不可以没有性的活动独立存在，为什么性活动就不可以没有性别而独立实施，并思考其后果。

从对性别和代际传统障碍的跨越，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传统家庭的萎缩和递减到小型的核心家庭并直至只有一个人组成的最小型家庭（据统计，2012年这类最小型家庭占全德国家庭比例的41%）的演变中，都能看出躲藏在这些理想生活方式背后的控制、依赖和孤独家庭关系的新形态。好像有一种规范化的混乱在操纵着我们，允许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够按自己的愿望去过自己的生活。但事实上，这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黑格尔曾经向我们描述过这是一个从“自由的不自由”转变为“不自由的自由”的过程，是一个外在的强制与内在的强制重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在的间接的控制取代了原先外在的和直接的控制，这便使人们觉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压抑，因为这种控制已成为他们自我的一部分。通过本能式的性活动被日益有意识地理性化，并因而日益失去了它非理性的特质，其原先难以描述和难以确定的本能冲动因此也就变得似乎可以算计。事实也是如此，今天的人们会以清晰的理解和清醒的头脑来思考那些总是能让自己感到激动的事情，从自我选择的非性或5分钟匆匆完毕的性事到不带有性欲和性行为但充满感情的终身伴侣关系。

这一切看上去可能非常美好，如果我们回想起过去时代的虚伪和霉味，并与今天的状况相比较的话。但终有一天，被我们有意识抑制和拒绝的那些愿望和欲望会爆发出来。今天的生活方式就会因此而证实自己的局部性、拒绝性和压抑性。那么那些普遍存在的性和性别的苦难（这里绝没有过分夸大），又会重新进入到人们的意识里。这些苦难并不仅仅是些无谓的多愁善感，如果我们以这些愿望和欲望似乎没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为由，去反对它们，那么只是运用了没有生命力的价值理念，只能是践踏成堆的尸体前行直到只留下一些尸骨而使自己名誉扫地，因此也就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达到最初的目的。

我们今天可能建立的关系与家庭模式，与传统的婚姻和家庭相比较，当然也包括了一些今天特有的便利和难点。一方面，它展现了之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众多的选择和合作机会；另一方面，它经常又明显地让人承受比以往更多的压力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即使是看上去比较轻易就能建立的混合家庭也不能否认：不是出于生存理由的离婚会给所有的当事者造成多么深远和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儿童来说，从今往后就必须在两个家庭或家庭的剩余人员之间不断地来回奔波，或是在一个新的家庭里遭受情感上的忽视。形成于传统习俗、出身和家庭的那些老的确定性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解体，如今要求每个人都应当灵活并能按市场规则算计和行动。原则上，只有那些明显有着理性和经济意义的事和人才会被看重。我们已经变得只想拥有和消费，不愿赠予和反思。

在这个新性革命的时代，现在让我们来深入观察一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翻阅赠送的报纸（大都是些刊登地区性新闻和广告的免费报纸——译者注）时发现，如今的人们（男人和女人）几乎什么事都能作为广告刊登出来：一对“很性感的伴侣”，寻找“某个‘他’来观看他们的性活动”；一个29岁女性与她的母亲一起寻找一个“身材健美、有魅力和性感的男人，以便一起度过一些同样美好的时光”；一个72岁仍然还“热血沸腾的女人”，寻找“性感和充满色情的持续关系”；两个“和善又漂亮的男人，6岁和48岁”，希望能有一个“有爱、幽默和苗条的女人”；一个坐轮椅的54岁男人，为他34岁的妻子寻找“一个爱的伴侣，一个能够宠她和为她做一切的男人。我经济富裕，一幢带有别门独户公寓的房子已经在等着您”；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内容。其他一些更微妙或更罕见的性偏好，比如那些所谓的“截肢崇拜者”（Amelotatisten），即通过截肢获得性刺激和性兴奋的那些人，如今主要出现在互联网上。

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还会发生些什么事呢？这也可以举出一些相应的例子：一个正在迈向50岁的成功女商人，在一幢高楼里有着一套公寓，里面住的是一个比她年轻30岁、锻炼有素、体魄强健的俄罗斯男人，如果她有性的需要并且她的时间也允许的话，她就会去那里享受他的性服务。一个女牧师与她那位已经官方登记的同性恋伴侣公开地生活在自己的教区里。年轻女人作为穿越“湿地”（Feuchtgebiete，“性区域”的代名词——译者注）的“阿尔法女孩”（Alphamädchen，自信并支配他人的女子——译者注）组成了一支游行队伍，庆祝所谓的色情女权主义。在法兰克福的一个地区，性施虐和受虐人群，组建了一个“牧羊犬自助团体（全湿了）”。一个66岁的男人，已有35年的婚史、爱他的太太和三个共同的孩子，但33年来一直有一个比他略为年轻的男友，保持着大约每星期一次的性关系，他的那位男友自认是同性恋者；他的妻子认识并喜爱自己丈夫的这位同性恋男友，对她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来说，丈夫或父亲的这位同性恋男友属于他们这个家庭。有个年轻的男人只有通过分离出来的女人唾沫才能获得性刺激和性兴奋，但是由于女性通常几乎并不乱吐唾沫，他就专门到足球场从那些正在踢足球的女球员那里采集她们吐出的唾沫，然后拿回家独自享受由此获得的性兴奋。球场上的人都认可他的行为，已经把他看成是这个球场的人了。一个中年男人有时会让自己享受一下“性挤压”（sexuelles Squashing），他会花费250欧元让一个300公斤重的女人压在他身上，如他自己所说，他消失在她的身下，却有了一种如同“吸毒品的感觉”。一个18岁的姑娘为挣钱在电视摄像机前手淫，以便让那些健康的男人获得快感。一位颇有职业成就的女律师，兼职于一家SM工作室，在一次电视秀节目中，冷静地说自己看来很好地保持了乐趣与挣钱之间的平衡，但她的爱只给予她的那条腊肠犬；她说，只是因为“动物不会让我失望”。

究竟怎样的性欲和性行为才是新型的？也许正如一个讽刺剧所表演的那样：那个28岁的利奥（Leo）与他的继母睡在一起了。这时，那个25岁的安雅（Anja）就说，我也是。这时又冒出来一个18岁的卡拉（Carla）问，我是那位继母吗？也许是近年来显然是受媒体和互联网论坛的影响，喜欢上了某些罕见性偏好的那些人。也许是确信自己爱上了某个物件（而这些物件在所谓的正常人看来无非是些没有生命的死物，比如一件乐器、一扇汽车门、一台机器、一幢建筑物等），如今被称为“以物体为性对象者”或是干脆被称为“恋物癖”的那些人。也许无性恋者才是地道的新型性者。可以肯定的是，新性革命主要打破了人们对不寻常性偏好的歧视。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新性联盟和新型性别，都可以说是当今社会媒体失控、社会消失和经济失调附带出的衍生品。我们也就因此会惊奇地发现，曾经神圣和不神圣的三位一体——异性恋、同性恋和性变态的一种不成比例的抽屉等级式的结构，如今越来越分解为无数不同的、没有等级规则的性偏好。以往为道德和社会所认可的关系与生活模式，终于被现实生活和理论所证实，这类模式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还经常是由文化所构造。因此它的不可改变性，只是我们对客体定位的一种主观假象。

作为性医学者和性治疗师，我想应当允许我对性欲倒错与性变态两者之间的关系再说上几句。一些面向高水准的科学普及书籍，比如英国女科学家苏西·高德生（Suzi Godson）2003年所写的那本《性书》（Das Buch vom Sex），将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分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性活动，比如：独自一人进行的性活动（自慰），阴道、肛门和用假阳具的交媾，口交，舔肛门，对G点或前列腺的刺激，等等。其次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性活动，比如色情制品，为钱做爱，恋物，虐恋（施虐和受虐），鞭打，群体性交，配偶交换等。第三个层面可称为“极限运动”，比如以粪便、尿液、乳汁（Laktaphilie）或呕吐物（Emetophilie）进行的性游戏，以及“幼儿病”（即在性想象中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幼儿——译者注）和恋物癖。性活动的第四个层面则更有些特殊性，比如慕残癖（Akrotomophilie）或通过截肢而获得性兴奋的截肢癖（Amelotatismus），故意给自己制造一种在汽车里几乎窒息感觉的汽车窒息癖（Autoasphyxie），只有想象或真实观察自己的伴侣与他人性交的场面才能激起性兴奋的窥性交癖（Candaulismus），喜欢观看他人在汽车里性交的窥车震癖（Dogging），弯身吸吮（比如用一个吸管）遗在阴道里的精液者（Felching），爱吃鼻屎的恋鼻屎者（Mukophagie），只有通过某种气味才能获得性兴奋的恋气味癖（Osmolagnie），在公共场合私下（比如通过裤子口袋的一个洞）进行的手淫癖（Sakrofrikose），用食物（比如把黄瓜、蜂蜜或煮熟的鸡蛋塞进肛门）进行的性游戏（Sitophilie），通过玩弄毛发或阴毛（比如秘密剪发或剃掉阴毛）而获得性兴奋的恋毛发癖（Trichophilie），拉链式快速性交（即拉开拉链立刻进行的性活动，不需脱光全身的衣服），等等。简而言之，克拉夫-埃宾和约翰·曼尼会因此感到高兴。后来至少由不健忘的埃伯哈德·朔尔施（1975）提到的曾经轰动一时的剪辫癖好，也出现在了恋毛发癖的形态中了。

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变态行为都没有被丢失。尽管这期间经历了无数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但是那些古老的变态行为似乎都以这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存活了下来。它们被转换为多少有些怪异，但绝不是病态或值得道德质疑的个人性偏好，从而丰富了正常的性生活。其中有些行为如今已在很大程度上为话语讨论所接纳，并被重新建构为正常和独特的情欲乐趣。这样的情况近几年尤其是出现在对传统的施虐和受虐行为的看法上（69章）。这类转换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传统所说的那些部分本能冲动的变态以及性欲倒错，现在被建构和表述为正常的性欲和性行为，以致不会太不符合通常的社会规范，尽管这些性行为表现得比较怪异和离奇（70章）。还剩下的其他一些变态，仍然不得不被我们看成是病态和（或）有治疗需要的：首先是那些比较倾向于性上瘾的行为（72章），以及很少出于性本能冲动或与性甚至毫不相干的，并且社会无法接受的违法犯罪和暴力行为（请比较：Berner，2005，2011；Berner et al.，2007a und b；Briken et al.，2005，2006，2007；Reiche，2007a；Sigusch，2002，2005a，2005d，2007a）。

尽管一如既往，异性恋规范仍是我们主要的性恋模式，但我们的“时代精神”已不再只是单一的异性恋或是同性恋或是双性恋，不再单一地只是男性或女性，而是“多元化”的性和性取向。早期的性欲和性行为，也可称为普遍的性欲和性行为，曾经和现在都是一种有着异性恋和男性中心主义规范的建构。对于多元形式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也可以概括为单人的多元性欲和性行为）已经不再有规范的效用——而且对许多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盼望已久的解放。多元的性欲和性行为，是社会和文化灵活化、多元化、多样化和形态改变进程的结果。它在目前主要还只是由关于性和性别可能形态的想象构成，大多数人还不敢在生活中真正将它付诸实施，当然就更别提那些“性复古者”了。记者马克·辛普森（Mark Simpson）用“性复古者”来称呼那些与都市美男型足球运动员大卫·贝克汉姆相反的男人，也就是传统的脚着臭靴子的男人，但也不是被美国人称为“超性”的现代男人，虽然“超性”这一表述在这里是想表示像博诺（Bono，本名保罗·大卫·休森，爱尔兰摇滚乐队U2的主唱兼旋律吉他手和乐队歌词写手——译者注）和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这类现实生活中男人的优点（请比较比如Newman，2005）。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他们不想再被固定在预先制定的情感、角色或甚至性别身份认同的模板上。对这些人来说，单一的、非此即彼的性别，臭小子行为和同性恋等模式已经过时。多元性取向者组织有自己特色的派对，比如在法兰克福（美因茨），想混合各种亚文化，抱怨异性恋和自然性别主义者强势的主导地位，希望“自然性别的姑娘与改变性别的姑娘，穿着男性服装的女性与有着女同倾向的青年男人以及有着男同倾向的姑娘们”，能够一起开始些什么，并强调：作为多元性取向者的我们，就是生活在不断的变动中，与自己和与他人，但决不挖掘战壕与他人战斗（www.copyriot.com/diskus/06-1/polysex-disko.htm；accessed 17. 10.2011）。

就某种意义来说，存在着类似金融投机泡沫那样的一种新性泡沫。新性的许多现象都摇摆在出现意义上的兴起和苍白意义上的衰退之间。我们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那个客观精神现在想拥有一切：建立伴侣关系和出轨，自主和受制于他人。它如同它自身的外化（制作品）都是千变万化和假象化的。一方面是都市型俊男靓女，另一方面是性复古者；这里是性创新者，那里是道德女神；今天是同性恋和后色情，明天是轮奸、一次付费项目全包的妓院和多元之爱。但无论如何是便宜的性、超性、多性、后性、无性、单性、泛性和多元性爱。可能自然性别的姑娘与改变性别的姑娘，穿着男性服装的女性与有着女同倾向的青年男人以及有着男同倾向的姑娘们再加上那些吸毒者和施虐受虐切换者，一起从咖啡“肛门”前往“生殖器和性交”咖啡。但最终，还是只有自然性别者能够心安理得地确信：我们一如既往，终究还是那绝对的多数。

近几十年来，那位颇有影响和著名的哲学家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他曾多次就我的这些论点与我进行争辩，但大多还是赞同我的观点），试图这样来说明新性理念的历史意义：“如果奥德修斯（Odysseus）只有被绑在桅杆上才能抵抗住危及他作为主体的那些诱惑，如果他的形象能够帮助批判理论成为市民阶层作为社会主体的一种标志，并且如果辩证法能够服务于启蒙教育（比较Horkheimer und Adorno，1947：58-99），那么似乎这期间被松了绑的奥德修斯就成了全部主体遭受缓刑的一种象征”（Haug，2000：236）。并且他在后面又加上了几句：“但对主体的苛求并没有因此减少或消失，而是恰恰相反，苛求的强度和密度都在大幅度递增。这就似乎不仅是奥德修斯被从桅杆上松绑解下了，而且他的同伴们的耳朵也都不再被堵塞了。这就是说，现在大家都能受到同样的诱惑。”（同上：240）

一些同事有些为当前的局面担心。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想到了伊莎贝尔·阿祖莱（2000：23 ff）。她是同事中特别为此感到担忧的一位，因为性形态的新的多样性被贬低为已经钝化。但是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并不意味着性欲与性行为的终结”。“商业和媒体”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想象和想象力不会因此而停止。这无疑是非常美妙的，“偏激的画面，无端的梦想和荒唐的白日梦”现在终于也能被社会认可，不再只是病态的患者和艺术家的特权。我们那位忧心忡忡的女社会学家、性学家和作家把一切都写进了一本关于她心爱的萨德侯爵的小册子里：“我因此请求您，唐纳蒂安（Donatien，萨德侯爵的名——译者注），希望在公民西古希那里请求他再稍等些时间，再去给新型性欲和性行为这幢大楼里的行为松绑。并且请求您最鲜明地向他强调，在您之后，并没有出现洪水滔天，而是正在准备下一次的庆祝。年轻人因为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而欢呼雀跃，虽然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希望我们也穿上他们那样的狂欢服装，出现在他们的行列中。”亲爱的伊莎贝尔·阿祖莱，无论什么，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就不可能完全再被抹去。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原子裂变公式，也同样适用于已经为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都知道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或是新型性联盟。

博学的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2012b：117）在对当前的新型性关系的观察中，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这一切都不是引起不安的理由。既不存在导致我们产生文化悲观情绪的诱因，也没有可以让我们为文化的进步而自以为是的理由。简要地回顾一下以往流传下来的内容丰富的各种传统，将有助于我们学会谦卑，与我们从历史源泉中所看到的那些传统相比，当代新型的性欲和性行为模式则显得毫无颜色，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市侩式的。”然后，恩岑斯贝格又着眼于观察并描述了古希腊毫无禁忌的奔放热情：“在那里，那美丽的海伦娜是从一个蛋里破壳而出来到人间的，因为宙斯使她的母亲丽达（Leda）怀孕的时候，她的母亲正好有着一个天鹅的形态。智慧女神雅典娜是从她父亲戴着盔甲的头部跳出来的，当赫菲斯托斯（Hephaisto）用一把斧头劈开她父亲的头之后。那位诸神之父则把自己变成金莲花的模样去偷袭达娜厄（Dana）。爱马仕（Hermes）和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的儿子与纽芬（Nymphe）女神萨马基斯（Salmakis）合成了一体，以致他们俩共有的那个身体不仅有女性而且也有男性的生殖器官。古希腊神话的其他一些出场的人与神，也常常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克里特岛国王的妻子帕西法尔（Pasiphaё）让一头公牛爬上了身，受孕后生下来一个人与动物的嵌合体，即那个牛头怪。但是这还远远不是一切。埃及人、印度人、冰岛人和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人的性趣、偏好、阉割和强奸等事例，鉴于节省篇幅的理由，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了。但是我们的性学家还是愿意强调，他们是反对摩诃婆罗多和变形记诗人的最纯净的孤儿。”

那是当然的。但在看到这些批判时，我还是会忍不住地想起宙斯与赫拉的故事（63章）。众所周知，他们总是在为究竟是谁在做爱中能感受到更多的乐趣一事而争执不休。智慧的预言家泰瑞西斯，既有过作为男人的生活，也作为女人生活过，据他的判断，其中的比例关系是9∶1，有利于妇女。只是近代以来，由于一切文化强权，从宗教到科学，都要求女人去性欲化，女人被迫表现出对性的冷淡，才使这一比例关系出现有利于男人的反转。当然，令人高兴的是，近些年来，通过医学对这一关系的观察，发现了在话语和对生理事实的评价中出现了有利于妇女的反转，特别是在涉及性经验、相互沟通和性生理反应等方面。我把女性所能获得的那种性高潮称为“持续的性高潮状态”（Sigusch，1970a：43），这样的一种持续高潮，对男人来说即使在今天依然只能是梦想。

96 性的内核

与时间的快速和技术以及社会的变化相比较，性的内核反倒相对稳定少变，因为它们有一种物理性的基础；这种物理基础虽然也能通过虚构幻想、象征符号、话语表述和对主体的客体化被逆转为它自身的反面，但是它总是能够通过自己接近肉身、本能反射和非本能反射的特性贯彻自己：作为性感区域的刺激，作为睡熟时的遗精和性高潮，作为月经，作为意外怀孕，作为性病，等等。但是在一个注重心理并还在如此延续的时代，性内核的相对稳定性，按我们的理解，取决于拉普兰济所描述的那种曾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秘密（30章）。由于幼年的性秘密始终无法得以解开，它便成为留在人们潜意识中的一种冲动。因此它留给我们的是：向往童年的天堂，害怕我们作为儿童时曾经陷入过的“监狱”，摇摆在机械物理刺激与拜物教的神秘联盟之间。最新的技术试图强制结合这两者，将现实的与人为的混合起来，用技术变幻出情感。

尽管资本主义和人的性欲性行为也在不断出现变化，但这两者绝不是蜡制的结构，并不能随意改变自己的形态。按我的理解，这两者都有一种坚实的（为了避免说是惰性的）内核，自它作为历史的结构存在以来，尽管社会和历史出现了一切可能的动荡，但它都坚守和留存了下来。这种内核在资本主义那里表现为总是能够影响深远地概括现实的基本结构，属于这种固定内核的有：生产的私有化、商品形态、交换原则、资本的积累和利用；也就是说：生产和实现资本的增值与利润率；更抽象地说就是：价值、交换和资本。性欲和性行为的基本结构从性学家和文化科学家的角度来看，则由取决于一种性别心理机制和一种不只限于两种性别而是多性别之间相互关系的性别形态，由生育的可能性、唤起性趣的神秘吸引力、激情与爱情，以及身体的感觉和刺激等构成。

性的内核之所以固定，是因为比如没有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能够没有任何差异地体验和理解，什么是月经的出现和乳房的长成，什么是前庭软组织的充血、阴蒂的肿胀、下腹内的抽缩和痉挛，什么是在一定年龄段出现的自然生育能力的丧失（这在如今已不被看做是女性的贬值了）；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没有差异地知道和懂得：这一切真实地意味着什么。这种与身体的性别有着不可解（并与他人不同）的体验、经历和事件，会沉淀在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灵里，并且从这种性和性别不可分离的沉淀中，又形成了我们近些年来所说的性欲性行为和性别的认同。在这种个人特有的经历和经验中当然也包括一些会造成心理创伤的事件，比如堕胎；任何一个有着男人身体的人都不必像一个有着女人身体的人那样，在堕胎中体验自我伤害甚至自我毁灭：“那个被打下的胚胎，其实就是这个女人的一个自我客体，而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什么。”（Reiche，1990：101）但是一些极端女权主义者和双性别主张者就是不愿接受性别和性欲性行为有固定内核这么个事实，以及还有那些把自己标榜为可多性变换的新性主义者。

在认知和认识论的基础上，我把这一固定内核称为性的不可再简约的余值（33章）。性的这一部分余值也包括了一种不可再简约的性别余值。鉴于新型性欲性行为形成于克服和超越性原有的自然限制的光芒和阴影中，必然会试图用更多技术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两性异形和有性生殖，只是这并没有成为普遍的生活实践。然而，技术和文化的创新——从体外受精直到由三个父母亲共同完成的生育，正在不断突破和超越原有的自然界线，以致在不远的某一天，被称为激发爱情和坠入爱河的那些秘密和谜，能够作为性内核中的核心被保留下来。至少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对人类学做新的思考，因为只有从这时起，性内核中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的秘密和尚未解开的谜，只是最狭义的人的自然而已，只形成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并只是与人相关的自然，因为性内核的秘密，这时已无非就是一种人的发明。但是如果人与自己的产品、机器和商品越来越融为一体，他们的感知和情感结构便会越来越转向虚拟的现实，不再往人类的方向发展，而是会往人与物相互异化互为客体（Hylomatologie）的方向发展（17章）。如此一来，那么传统的性欲性行为和性别便也将随之消失。顺便提一句，弗洛伊德就曾表示过，他能够想象旧的性欲性行为模式的消失（89章）。

鉴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形式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么个事实，鉴于资本总是倾向于强制性地侵占更多领域（即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称为“完全资本主义化”过程）的这么个事实，确实有些令人比较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文化和社会中的性别、性和亲密关系的变化竟会如此缓慢。对一些时间间隔相对较长的调查数据所做的比较表明，尤其是在涉及性爱和浪漫爱情的事情上的变化速度，简直就像是蜗牛在爬行（Sigusch und Schmidt，1973；Schmidt，1993/2000）。我考虑，这主要是由于：1.这个社会领域相对比较独立自主；2.调查数据形成时间上的不一致性；3.受社会其他系统如法律和宗教的影响；4.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政治与意识形态剖面的斗争领域；5.个人的投入和因变化而会带给自己的惊愕；6.上文已经提及的那个普遍而又坚实的内核；7.对资本社会“真正实际吸纳”（reelle Subsumption）的抵抗（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会简单地服从市场调节的规律）。

另一方面，社会和性领域的变化，完全显然可见地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突变。这就是为什么1967年和1968年的动荡以及随后的自由主义化，如果没有福特主义繁荣带给政治、法律和教育较大的游戏空间，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可想象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公共领域开始的新性革命，如果没有有着后福特主义变革时期特征的性解离、多样化和去监管化的话；我们如今正生活在以一个政治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表述这个有着后福特主义特征的时代中：一切都在被更新，现在首先是要动员全球的力量，消除原有的社会成就，引入新技术，普及合理化，劳动（工作）合同“现代化”，遣散“多余”的劳动力（员工），金融业脱轨滑入歧视人和蔑视文化的投机中。说得更清楚些，就是：由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爆炸式混乱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既有光明面又有阴暗面的新性革命。

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历史，是作为交换手段的商品和作为竞争手段的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不断递增。自7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新现象，不是对人的剥削和对自然的掠夺，不是按性别特性的分工和对妇女的普遍歧视，不是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或商品生产的分工，而是资本关系那种显然不可阻挡的发展动力；它不仅越来越前资本主义结构化，也把以前相对比较独立的社会领域和个人氛围卷入一个越来越深的“资本真正实际吸纳”的过程中。由此造成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店主的原有生存资源以及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消失。资本的集中和积聚的劫夺导致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市场的调节，这也包括医学、看护老人和医疗保险管理等行业。商业的参与者，同时也主要是市场的参与者，他们将通过工资（雇用）劳动的扩大化和市场的主导地位而被雾化和毁灭，被从自己原有的生活和商业背景中撕裂出来，然后最终和意外地（也就是说是被动的，不是他们有意识的行动）又出现在一种可以表述为个性化营销的状态中（比较Sigusch，1984b）。

今天的真实情况是，社会化了的社会不仅把持了人的身体直到最后一个毛孔，而且还在制造着它们；仍然真实的是，手术总是（必须）沿着关节打开切口，只要关节还没有完全粉碎。人的身体不会完全被客体化和被规定，它们并不是“零”，它们有神经、皮肤、荷尔蒙、性腺和它们分泌的液体，还有完全是身体的、会按前定的经验和印迹以可能极不相同的形式和方式表现出来的感官欲望。因此，性别的形态不会完全不留下原先痕迹地以社会化和文化为它设置和建构的形式和方式出现。性的个人特殊差异以及它们生理心理和社会化心理的特性，为任何一种社会建构和任何一种理论解构设立了不可逾越和不可再简约的界限。这种古老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建构（解构）和语言逻辑分析的时代，常被驳斥为本质主义。但是时代还会出现再次改变。

如果性别差异被认识论认真采纳，它就会辩证地展现出自己杰出的意义：它不再只是在无意识中的一种沉淀或是在有意识中的一种事实，而正是它制造出了这两者。因此可以说，即使我们至今只是在新性变革形式中看到那些解离，我们考虑的也只有一种现实。因为不管性别与性欲性行为在认识论和话语中有着多大的距离，但在另一个层面（维度）上它们还是联合在一起的。

97 寻找一种情欲的艺术

我们在根本上寻找过一种情欲的艺术吗？游荡在第一和第二次性革命之间的那些颇有影响的思想幽灵，都宣称爱神是异体性和革命的（Reich，1936），是神圣和进化的（Bataille，1957），或者稍为谦卑些，只是被作为经过启蒙和有益于身心的（Comfort，1963）。但对于一种情欲的艺术，都只是在谈话中顺带地提及了一下，并且它的发展也从所谓的革命爱神演化为精益的性欲和性行为。

显然今天能看到，性的关系除了它的内核外，其余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为了不必重复我从理论和根本上分析第三次性革命已经说过的那些话题（比如：性领域的解离和联合，性区域、性部分和性偏好等的弥散化，性关系模式的多样化和去监管化等），这里只是简要地回顾一下近几十年来的一些重要的文化转型。

——女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在经过了多少代的歇斯底里、性冷淡和被蔑视之后，近几十年来经历了一次像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性复活。女性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去病理化，并被唤醒了女性也有权利享受“性”的自我意识，最后甚至得到文化的认可，即认为女性至少与男人有着相同的感受性高潮的能力。今天，女性特有的性欲与性行为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性模式为社会的一切层次和方面所认可。

——关于性别差异的文化争辩，导致男女这两个主要的文化性别，在私人和个人关系中具有了社会道德和社会心理上的平等地位，因而使得女人与男人在相遇和建立关系时，第一次能够理所当然地站立在一个相同的高度。今天的男人有了那么一些“女性化”和“母亲化”，女人则有了那么一些“男性化”和“父亲化”，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男女这两大性别也在追随一种和解和近似。传统性别差异的融化，导致如今的年轻女性不只是能够成为母亲，而且也会抢劫加油站，能够主动与男人搭话而不被看成是个妓女。那些年轻男人呢？他们不只是有成功的职业生涯，而且也能换尿布和推婴儿车，并不会因此被认为不合规范。妇女现在终于可以施行性攻击，如果为此感到高兴的话，其实只是意味着，为女性的性欲性行为的进一步社会化而感到高兴，而不是对她们的攻击行为感到高兴。

——在今天，一种文化的多性别化，则意味着原有的以生物为基础的性别界限，已在生殖器官转换的意义上被超越。现在已不理所当然的是感觉和感受一个女性的身体，还会如同我们文化以前在所有妇女中都能感受到的那种感觉。传统的两大性别演变的出现，主要可归因于流动态性别和生殖器官的变性。性别的这种差异和扩展虽然仍让自然（顺）性别者和顺性别性欲性行为者感到迷惑，但已赢得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意义，并且尤其是它包含了更多的经验。除此之外，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生理上的男人，会作为心理上的新女人与一位有着女性身体和男性心理的新男人结婚。虽然传统的变性人还生活在异性恋或同性恋的关系中，但是那些由男人变性为女人的人现在也可以设置阴道，由女人变性为男人的人，可以安置阴茎。现在甚至最高法院也认可了这些新的性别。这一认可无疑是一件杰出的社会心理艺术品，对此只能感到惊奇和赞赏。

——新性革命，虽说没有完全终结历史流传下来的异性恋的性别、性和爱情模式的独裁，但至少间接地对此提出了质疑。原先作为唯一独大的异性恋，被因此化解为无数的性和关系模式。当有些人认为异性恋实在无趣或是更愿意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时，另有一些人则发明了其他一些新的释放情欲的方式，以刺激自己。但是不管怎样，异性恋已因此不再是不可变更的正确性生活的代名词，它已丢失了它原有的光环。

——如果说同性恋者曾经遭受了几百年迫害和谋杀，那么今天已由官方全部或部分地向他们打开了曾经神圣的婚姻机构的大门。如果说19世纪的医生还会担心因为写下这么“肮脏可耻的病情”而弄脏了自己的笔，那么同性恋者在20世纪已是文化的先锋；只是他们在崇拜青春的同时，不那么始终如一地与人为善。在当前，由于国家对他们性取向的认可，比如在德国可以登记为生活伴侣关系（ELP），同性恋者难免变得越来越保守（德国议会刚于2017年6月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同性恋者正式结婚，不再只是能登记为“生活伴侣关系”——译者注）。

——异性恋与同性恋的对立在日益递减。同性恋者在日益异性恋化，而异性恋者在日益同性恋化。如果说以前主要是同性恋者会有拒绝生育、贪婪好色、突出体形和强调时尚等行为，那么今天的许多异性恋者也已如此。如今的同性恋者也愿意养育孩子，比如两个男同作为一对生活伴侣领养孩子（只要法律允许）并抚育他们长大。女同伴侣则大多由她们中的一个通过用捐献的精子受孕的方法。

——如同异性恋的性欲性行为一样，如今的婚姻也失去了它的光环。它遭到废黜，被从生活伴侣关系典范的王位上拉了下来。如果说近几百年来，人们的生活伴侣关系是以能够长久共同生活而缔结的婚姻与短暂易逝的激情的一种联合，那么近几十年它们则在渐行渐远中出现了明显的解离，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人的生命期望值的增长。

——伴侣的爱情关系，目前仍伴随着责任与义务，但能够由双方随时共同结束；这就是说，原先固定的关系已过渡进入到一种新的较为软化的关系中，这种新的关系通常只为爱情而存在和持续。

——作为父亲、母亲、孩子统一体的老式家庭，明显失去了其原有的重要意义。它在变小，被碎片化。新近又出现了由带有不同性取向的多个个人组成的各种后家庭式的关系编织。没有血缘联结的关系和朋友圈，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说，已比家庭更为重要。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只由一个成人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小型家庭或是干脆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家庭里。这种发展是伴随传统家庭谱系秩序的象征意义和功能的丧失，伴随对俄狄浦斯式恋母情结的一种超越，也就是伴随父亲和俄狄浦斯恋母这类族谱的去象征性而出现的。因而朋友和伴侣关系也就变得比有着遗传和血缘关系的传统家庭更为重要。

——对自己的爱和以自我为参照系寻找乐趣，以及自慰（即使生活在一种伴侣关系中）上升为一种独立的性行为模式，这类性欲与性行为的核心可被称为自我实现的性。除此之外，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他们既爱另一个人又自恋的意义上，也可被称为双性恋者。

——性欲性行为与生育的文化分离，以及甚至技术性地把生育移到体外进行，导致出现一种人与物的相互异化，这也就是说，原先活生生的人现在变成了死的物，而原本死的物现在却在社会和文化中占有了比有生命的人更重要的地位。科学的创造力在关注壮阳药和假阳具解除男性性功能障碍痛苦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性的领域，并主要是对分离出来的生育领域的继续技术化。

——如果想要问什么是正常的性取向、性欲和性行为，这已经是个过时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越来越无所谓，一个人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异装癖、施虐和受虐爱好者或任何一种可能的性恋等，只要他自己感到满意，甚至因此感到幸福快乐。曾经被称为变态的行为，比如拜物、露阴癖和偷窥癖，原则上不再被看做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态，更不要说双性恋和同性恋了。性的生活模式，已在一种前几代人认为是不可生活的规模上多元化了。对曾经的变态行为的去病理化和去过错化，因而也是去变态化，无疑是给所有曾经遭受歧视和迫害的人的一份珍贵的礼物。这些人现在可以完全没有恐惧地按个人的性偏好生活。新性理念者和新性别者，尤其是男女同性恋者，在今天组成了颇有政治社会影响的LGBTIQ，也就是女同、男同、双性恋者、变性人、双性同体人、跨性或性别不明确者的联盟，他们在寻找一种（或多种）新的身份认同，出柜和走向医生与治疗的另一面（彼岸世界）。这些原本被看成是非正常的不道德和无节制的行为证明了，正常性行为的道德和节制并不是生活的一切层面，因而可以被超越。而且正是这种颠覆使人的身体行为现在变成了政治行为。

——人们现在第一次普遍隐约意识到（原先被认为是）变态行为中的普遍人性。如今大多数原有的变态行为已被约定俗成化、去病理化和正常化。原先被定义为心理病态的性变态行为，除了极少数外，也被文化认可为是通常性生活的组成部分或是独特的新性乐趣。还剩下的其余少数变态行为，则通常都有着成瘾、强迫、无法与他人建立关系和暴力的特征。

——男女共有的异性恋和双性恋的性欲性行为通往三性恋、四人恋，也就是通往多元性恋的道路，已被开通。

——狭义上的新型性欲性行为和新性者联盟是那些多边（元）之爱、新型的动物恋者以及互联网上的各种性取向和偏好形式比如电子性爱（E-Sex）者。

——狭义上的新性别者是性别流动变换者、双性别兼有者、生殖器变性者、介于男女两性者和无性人。

——裸体被日益去情感化、去色情化和被乏味化。在亲密关系日益变得最小化的同时，人们又尽可能地展现和公开原本私密的性，即使青（少）年第一次性交的照片也被到处传送和观看。并且这些涉及性私密的照片和内容主要通过互联网在广泛传播，其数量之多，超过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个人能够想象的能力。

——与性相关的一些阴暗面，如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歧视和家庭中的性侵性虐，在今天仍然只是遮遮掩掩地被透露一些。

——如今的新倾向是，性生活的量在递减，但它的质（只要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却在递增。许多人有意识地在寻找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性兴奋和性满足的方式和方法。鉴于原则上（除了个别一些实在没有吸引力、特别害羞和生活根本没有着落的人）几乎谁都能够轻易地获得性体验，因而大多数人也就愿意等待，直到出现（或抓取）相对比较合适的机会。这就好比（感谢互联网）人们（男人和女人）在自家的屋后有个院子，也就不用再走进这个院子，因为人们（男人和女人）已经有了它。

向不太了解社会学的读者们提个建议，要想理解发生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及21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性革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看一下这些事件和事实：一个名为密特朗的法国总统，有个私生女儿因而（除了自己的妻子和原本的家庭之外）还有一个多元之爱式的家庭，虽然他当总统期间习惯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都在那里过夜，但是直到1994年，也就是在出现了新性革命的年代，才公开向外界承认这一事件和事实。一个名为默克尔的离婚女子，长期生活在一个无孩和没有正式缔结婚姻的“野婚姻关系”中，却仍然能够被选为一个基督教党派的总裁，甚至成为一个欧洲大国政府的总理。一个欧洲大国的名为韦斯特韦勒（Westerwelle）的外交部长，生活在一种同性的伴侣关系中。多位德国联邦州的总理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时任德国总统高克（Gauck）和法国总统奥朗德（Hollande）都不再与自己那位合乎宗教和法律的妻子在一起生活，而是与一位仅仅是出于两相情愿的非婚伴侣生活在一起，尽管如此，总理的这位伴侣还是有了作为第一夫人的身份。那些众所周知的著名男人，如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弗朗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和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还能在年事已高的时候选择一个可以做自己孙女的女伴。这一切即使在1968年的反叛时代，也仍会是件令人反感的丑闻。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新性革命所导致的性欲性行为模式的转型，除了刚才提及的那些比较光明的一面，当然还有其比较阴暗的一面（94章）。聚集在阴暗面的是由它带出的猜疑、迫害、去主体化、去象征性和市场营销化，特别是市场营销化常常在赤裸裸贪婪的意义上导致一种利欲熏心。这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性不再如同在新性革命前的那次性革命中那样被加上一种原始宗教的力量。在新性革命开始之际，形成于上次性革命的性的那种负面神秘性被看做是性别的不平等、暴力、性侵性虐和由艾滋病病毒HIV引起的致命感染。如果说早期性欲性行为的重点是本能冲动、性高潮和那对异性恋的夫妻，那么新型的性欲性行为则更关注性别差异、自爱、狂欢和假肢化。自那以后，性本能冲动的意义越来越遭到科学家们的贬低。

——儿童的情欲和性欲性行为仍然被继续忽视和禁忌化。儿童本人也遭到家庭经常的和文化普遍性的忽视。范·乌塞尔（van Ussel）的《性敌意》（Sexualfeindschaft，1970）一书似乎确实收集了儿童以及与儿童的性欲性行为相关的真实事例。那个恋童癖无疑是当前性邪恶的代名词。他之所以代表着邪恶的性，只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成员都隐隐约约地预感到，鉴于自己强迫症式的性欲望，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潜伏着一个愿望，希望能够毫无顾忌地把一个孩子像一条哈巴狗或是一个塑料充气性玩具娃娃那般玩弄。

——妇女，如前面已经多次讨论过的，与男人相比，从文化和社会的各种不同层面来看，仍然处在一种劣势的状态。没有一个诚实和理智的人会理解，为什么社会共同体尤其是女性自己会忍受和默认这样的状况。这是一种反人性和性别歧视的耻辱。

——今天，作为性和性别载体的个人，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孤独地撇下并相应地加重了负担。他们已不能再期望传统文化规范和机制对他们的支持和认可。他们应当更加自控和更加灵活，一切都必须由自己做出决定并规定自己的性欲望、表现性别的特性、在追求和实现爱情中的方式方法、亲密关系的缔结以及自己在这些方面的道德水准。每一个人现在都应当个性化地实现自己在这个此岸世界（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并且没有传统纪律和服从所给予的支持和安全保障，也没有来自彼岸世界（天堂）的祝福承诺。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只有他作为唯一一个成员构成的家庭里。许多人感到累、筋疲力尽和不堪重负，患上忧郁症（Ehrenberg，1998/2004），有不少人因此沉醉或是陷入自恋、成瘾、倦怠综合征和寻求同情。因此难怪，人们在内心里总是会爆发出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章制度的渴望。但是如果坚持说，作为性载体的个人，现在已不再像弗洛伊德时代那样忍受着压抑性本能冲动的痛苦，而是一种新的、必须由自我做出决定的痛苦，那是一种对现实的扭曲。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扭曲，是因为当今的个人虽然有了明显更多的性自由空间，但这绝不是一种获得社会普遍保障的自我决定，真正的自决只能在他们有了一种自己期望并有安全保障的工作和职业生活之后才有可能。

——性的道德关系，近几十年来变得不明确、模棱两可，并常常也是虚伪的。比如电视里在放映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性表演，不管这个节目有多么令人作呕和多么色情，关键是只要能提高收视率和赢利。但是如果一个单身未婚的政治家，爱上了一个16岁的姑娘，并把这段爱情公布于众，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不成熟和不道德的，就会因此被排挤或撤职。很显然，凡事只要有经济价值，不管其好坏，都会多少被容忍。这不是正好说明了，即使是今天的道德标准也仍然是从基督教和小市民旧壁橱里取出的旧的道德大棒吗？并且这个社会也揭露自己仍然是个不自由的社会。甚至不允许出于爱情而与算计的生意（商务）保持一种距离。“情欲色情，”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曾经说过，“是对障碍的克服。而最诱人和最通行的障碍是道德”。由于道德的褪色，情欲色情的诱惑也随之变得苍白无力。全世界的网络随时都能提供的一切形态的裸体，偷走了16岁青少年对性的震惊，这是他以前面对一个身穿敞开晨衣的女性为他开门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全身颤抖的震惊。与此相反，比如一家德国公司为它的一些有工作成就并因而也对公司有较大贡献的男性员工举办了一次性的狂欢作为奖励，还特意为此招了20名妓女。性工作者们每服务过一个男人，就会像要被屠宰的家畜那样被划上一道杠，最后按杠杠的多少结账，没有杠杠便没有报酬。人们因此只能要求：应当有许许多多的女性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和领导层。

——当今成为主流的无羞耻感，其社会效应是负面的。“因为羞耻，”如伊莎贝拉·阿祖莱所说，“构成了一种坚实的基础，正是这个基础将保障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的不可伤害性。”羞耻是“我们的自我保护”，它“用鹰一般明亮的眼睛，监视着我们所做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我们在最亲密关系中的行为”（Azoulay 2011：273）。

——如果仔细观察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性研究就会发现，人们真实的性生活比我们针对性领域具有煽动性的话语讨论和渲染式媒体报道所想象的，实际要少很多（91章）。实际的统计数据证实，在公众的关于性的话语与个人实际很少的性实践之间通常都横亘着一条隔开两者的深渊。

——同性恋是当代在文化上最有成就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虽然没有对同性恋欲望的压抑和否定，异性恋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由于正常人潜意识中对“其他性形式”的恐惧，不顾今天的自由化仍然根本延续着，因而也就不断出现对同性恋的歧视和迫害。即使是最成功的新型性欲和性行为，也仍然面临着生存的威胁。从另一方面看，一些原本与正常不同的其他性形式，也在不断力求正常些，以期望能少受些迫害。他们承受着尽量往上爬，创造出一些特别的成就，以能够保护自己不遭受迫害的压力，但社会的普遍冷漠和忧郁也侵袭了这些曾经在苦难中团结在一起的人们。比如，今天那些年轻的同性恋者往往会对老同性恋者表现出不尊重，对待他们就像对待一块开始腐烂的肉那样。青年人的这种“近乎可怕的拜物化”（Dannecker，2000：118），对那些年老的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贬低。当迫害公开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年轻人和老年人相互都更接近些。由于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能够更早地开始一种异性恋的性实践，随之消失的是以前只能在男同伴中体验的同性恋性经验。因此即使在这里，也像如果打开一个原先封闭的机构那样：里面只有自相矛盾。

——仍然一如既往完全不能接受的是社会尤其是医学界对那些人的处理方法，即那些生来就被所谓的专家看成是不能归为两大文化性别中某一性别的那些人，医学出于这个理由便尽可能早地动用医疗手术干预，对这些人进行痛苦和不可逆转的阉割，以适应文化关于所谓正确性别的陈规俗套。一种谨慎和富有同情心的态度必须最终取代现在的这种野蛮（比较Schweizer und Richter-Appelt，2012）。理所当然，必须让这些在医学上通常被称为雌雄同体的双性人、双性别者或跨性别者，最后自己决定究竟愿意以哪种性别生活。

——除了既不能生产也不能购买，因而是我们文化中一种独特珍宝的爱情之外（98章），其余一切有形的与性相关的人与物与事以及实践，现在都已商业化和电子数据化了。老山羊的性交体位被模拟和变异为假性别恋或网络性爱。神圣的爱神被庸俗化。关于持久性欲的梦想，只留下一些假想。法式接吻（舌吻）、无保护的性交、假阴茎、胎儿、处女或儿童在市场上都有供应。对超验的渴望遇上了专门剥削穷人的性旅游。性的形态转换为人与物相互异化互为客体的形态。自爱的绝对命令却暴露出只是要求同情的命令。

与20世纪所争取的关键文化转变相反的一面，最容易从天主教会的态度和行为上看出，不管是在平等对待男女、同性恋与异性恋生活伴侣或夫妻的事情上，还是在有关避孕、预防艾滋病和认可不寻常性偏好的问题上，天主教会都坚持自己的前现代立场。这使我们认识到，仍然有一些领域，20世纪的启蒙教育还完全没有进入其中。

顺便说一下启蒙教育。我们在这方面缺的是什么？首先是沟通和知识。性伴侣们通常相互并不真实地说出，什么是自己真实的情欲与性欲愿望。如果一对夫妻或伴侣说起“性交”，无非就是完成古代日耳曼式简单的生殖器交媾，只要进去就算完事了，其实内心里却有着一些其他的愿望。即使一对新性理念者相遇，也许不会有其中的一个说，“我只想拥抱一下”。关于性知识的情况，也不比这好多少。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大家才更喜欢沉默。

出生于1915年的海蒂·卡贝尔（Heidi Kabel）1995年在一档“生物大道”（Boulevard Bio）的电视秀节目中说，她有一次问一个助产士，她要接生的那个孩子究竟是从哪里出来的。今天的年轻人已不再那么无知。他们甚至知道，接吻不会使女人怀孕。但这点性知识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社会仍然还缺少关于性的知识和性的启蒙教育。性知识的这种缺少比如就表现在对处女膜的崇拜上。事实上，从处女膜的状态并不能推断出，是否有过性的交往。处女膜会在性交时破裂和流血，但也可能只是扩张而不流血。因此即使是一个医生也不能完全无误地确定，一个姑娘是处女或不是。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不愿相信这一点，更愿意相信其反面。尽管妇女运动推动了巨大的文化和个人的变化，尽管整个社会和文化都在不断性化，但是比如女性的生殖器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还是一个未知的躯体区域。其实也不必感到惊讶，只要想一下绝大多数的人甚至都不能正确地描述和说出如外阴部、阴唇、阴道、阴蒂、G点和处女膜的名称和部位，更不要说去回答诸如阴道是否“有”腺体和黏膜等之类的问题。那个所谓的G点在女性身体的哪个部位？女性性高潮时分泌的液体（Squirten）究竟是什么？是否有一种女性的射精？斯基恩氏腺（Paraurethraldrüsen）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女性是否也有前列腺？处女膜是否经常不再被看做是一种皮肤的边缘？所谓的阴蒂高潮与深层的阴道高潮在生理上有着怎样的区别？阴蒂究竟有多大？尤其是它向内的部分？由于普遍的无知，如果专家描述这个独特的器官究竟有多大，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方面通常博览群书的女权主义者也会感到惊讶并留下深刻印象（O’Connell et al.，2005；也请比较Puppo，2011的批判）。

此外也由于，与男性不同，女性的生殖器官总是被看成是“肮脏和容易患上疾病”，因此经常检查，否则就会“太臭、太脏、糜烂、血迹斑斑”，如乌尔里克·赫尔默（Ulrike Hellmer，2012：49）在她的那本名为“阴户国家：在文化的私密区游览”（Muschiland. Exkursionen in eine kulturelle Intimzone）的书中描写道。无疑，这本关于“湿地”的书，能够以这种方式盖过批判的女权主义的声音。从以阳具表示阴茎仍然是目前广泛使用的一种神秘隐喻表述，但不是用来表示女性阴蒂的表述这么个事实中，也可以看出与男性相比，女性生殖器官是怎样被歧视和贬低。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术界人士也很少能说清楚，比如那位Baubo（古希腊神话中一个为安慰因寻找被冥界之神夺取的女儿而身心衰竭的生育女神得墨忒耳叙述了许多女性露阴笑话的一个女性人物）究竟是谁或是怎么回事。男性生殖器高于女性的这种性别歧视和父（男）权式的主导地位，也表现在医学研究领域，比如当前发表的关于阴茎的科学研究论文比关于阴蒂的要多30倍。许多学习解剖学的医学院学生，直至今日仍不能讲清女性外阴勃起海绵体组织内部的那种巨大结构，只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或是不愿感知这一点。这就导致，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性启蒙教育之后的今天，仍在讨论：G点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类似男性射精那样的一种女性性高潮射精？有多少女性完全没有或没有过明显的处女膜？等等。而我作为一个（男）性学家，经常在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和博士论文时不得不对这类问题进行启发和辅导，因为他们的实际相关学科（都是些男导师），对这些问题都不感兴趣。因此就不必为此惊奇：一个名为多莉·拉内（Dorrie Lane）的女性创办了一所“女阴大学”（Vulva University）。如果人们（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去读一下关于性兴奋、性满意度和性高潮的最新研究，甚至会震惊，我们至今关于这方面的严肃的科学经验竟然是如此之少，因而研究的继续进行是多么必要（比较比如：Philippsohn und Hartmann，2009，Philippsohn，2012）。

这是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女性的身体比男性的更日益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中心。劳里·佩尼（Laurie Penny，2012）认为这已是一个人肉市场，女性的身体如同正在出售的狗粮那样被刻意打造成可出售的商品。乌尔里克·赫尔默（2012：15）写道：“为打造这类有着无限更漂亮更时髦的新身体，可按市场的需要进行按摩、体形训练、肤色漂白或麦色化，体重可增可减，而且也可按市场的需要永久地保持年轻和剃掉毛发。当然这一切都有它的价格。”由于这个生意的不断兴隆，身体的时尚也像时尚的服装那样被不断创新、制造和投入市场。如果说以前还只是停留在生殖器的外表，用杠铃练出的一身肌肉和球形闭合环或是乳房的优化和阴唇的手术变小的话，那么现在兴起的是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时尚阴道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女性生殖器官整容手术行业。自然，这期间有了专为女性服务的性商店，里面供应有阴蒂振动器、G点和肛门的兴奋剂、性玩具。当然，一个恋气味癖者也可以在网上购买到已经用过的内裤衬里。只是这里也不允许不提及肯定“性的积极效用”的女权主义，比如劳拉·梅里特（Laura Méritt）所代表的性的排他性立场，认为商品社会可以通过电子性文学、假阳具和性玩具，以及由女同负责的护送服务，使人们敢于对性从原本的不赞同切换到赞同。

从总体看，我们距离一种情欲的艺术还很远（也请参见92章）。比如要问，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1926年在他的中篇小说《梦的故事》（Traumnovelle）中为那两位主要人物阿尔贝蒂娜（Albertine）和弗里多林（Fridolin）构想的一些性的经历和体验，是否仍然还是今天许多人的切身现实，其回答甚至完全不妙。谁有勇气，敢听任于一种自发的情欲冲动？谁如果鼓足了勇气这么去做，他会成功吗？哪里才是爱神的居所，淫荡的女人和男人，姑娘和小伙在那里面能够按一种情欲的艺术来宠爱那些前来的访客？总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一种携带洗漱包在外面过夜的文化中，竟然还会没有一种情欲的艺术。就凭这一点，《梦的故事》可以和必须继续写下去。但是以哪一种语言来写？我们的语言是反情欲色情的，与性生殖器相关的有：阴茎、阴道、乳头、阴囊，与性交相关的有：性交媾、碰撞、打屁股，交尾和插进去；没有丝毫性艺术的美感。我们对一种神秘联盟的渴望结束于当前在欧洲各大城市设立的所谓的隔离间里；因为在这样的隔离间里，男人们可以借助一个女的性工作者的帮助，排泄自己的精液，就像打个喷嚏已经能够获得一种性高潮那样。这一切所符合的那个普遍定义，其核心也被视作等同于排清膀胱或排空大肠那样生理上的性快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一种逃亡亚洲色情艺术的尝试，也不太“有济于事”。如当前意大利语为“爱抚爱抚”（Karezza）的一种保留性交方式，即通过男人放弃射精和性高潮，使自己与性伴侣达到一种内在的结合。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情欲和色情艺术，但人在我们文化中是无家可归的，因此也就出现了贫困、冷漠、虐待、暴力、污垢。这就是一切。

不是去发展一种情欲和色情的艺术，我们却发展了一种有关性的科学。实际上，自我批判的性科学在涉及爱神的问题中，必须保持沉默，因为即使它们的制造者也是反情欲和反色情的。自从笛卡儿主义战胜了蒙田主义（Montaigneismus）以来，爱神便成了那个虚构的神，成为一个由情欲艺术提供居所的逃亡者，虽然情欲艺术自身通过反情欲的誓言正在提供反情欲服务。主要是那些疯狂的热恋者、身陷绝境的艺术家和患有强迫性外化的变态者，试图给予爱神一个庇护所。但是主流科学家的眼光总是那么冷漠：即使是爱情，也不应当有任何秘密。今天，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爱是什么。再加上，谁如果坦然承认自己一切的性偏好，那就是赤裸裸地站在了众人的面前，已不再有什么可揭露和可发现的。隐秘所具有的可能的神奇性也就随之消失。实际的物化了的性，赶走了那个不可见的、倚仗无形幻想生存的爱神。

虽然禁忌已被废除，但是如今被允许的性和性别形态是由立法机构和社会重新考虑和规范的。只是重新考虑后的性形态却又与人性中海侵式的超越乐趣不相兼容。已经获得的性满意和性高潮也因其非生产性的特征，而成为一种悲伤和易逝的代用品。除此之外，也缺乏一种人们（男人和女人）能够相互坚守和扶持的仪式。即使在被称为性革命的高涨期，一种自由的感官生活也并不是一种实践而只是一种想象而已。虽然当时的历史状况长久地表现出，在强制、压抑和禁忌消失之后，似乎至少性最终能够回归到自身。

但是如今通行的一切关系模式，都戴着幸福的假面具，仅仅只是好像生活在幸福的婚姻或自由的爱情中。没有人相信，假阳具或电子性爱与性革命许诺的那些性乐趣会有什么相干。唯一的共同点是每个人都在肚子里抱怨自己被欺骗了的幸福和爱情，区别只在于：有人的抱怨是无声的，有人则叫喊几下。从文化和其象征意义来看，性欲性行为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一种建构和职能，而不是一种欣喜若狂的感受，是物理性而不是元物理式的形而上学。也正因为如此，在医学和那个既过时又超现代的性市场上，才会出现诸如假肢、性泵、手术干预和注射剂之类的商品。爱神在苦涩地哭泣。凯旋的反爱神，则在享受着每一次的性美学和性秘密终结。

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种情欲艺术不能在我们的文化中得以发展和展开？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事实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性渴望象征和现实化了人类生存的中心模式。自从建构了资本主义市场和知识社会以来，如我在92章中已经说过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家优先关注的是对贪婪和好奇的物质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满足。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性领域也要服从一种经常性的转型。有时它也会叫喊，但它在更多的时间中则保持了沉默。一个以转变、创新和弥散为格言的社会，不会永久受一种静止的局部体系的统治。所有的一切都在原则上已被这么规定了。

19世纪和20世纪的性领域正是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过程中，它因此站在历史进程的前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到20世纪中叶第二次性革命结束时，这个领域已被完全资本主义化。如今，在我们称为第三次性革命的进程中，一方面出现了它发展的阴暗面，如歧视女性和施行性暴力。但是在另一方面，新性别者、新型性欲性行为者和新性联盟者第一次争取到了社会对他们的性取向和性偏好的认可。只是鉴于总体结构的原因，社会的这些认可不仅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期望满意度，而且还会经常出现一些对认可的挑拨和煽动，以便与性相关的生意和商品不至于出现停顿和滞销。与这种社会结构最般配的是互联网。对性满足的寻找在继续。可以说仍然如以前那样的淫秽是在如今的性市场上，有母亲与女儿和姐妹作为对子提供服务，用来诱惑有乱伦和恋童癖愿望的嫖妓者。

批判主义性科学认为，性的道德关系极其复杂，是自相矛盾的，并在自身中隐含着不可解的对立。性和性别的一切领域都构成了一种统一性：它是不可解的矛盾的一种统一。辩证法意味着：对立内在于事物或概念的自身。任何命题同时也有个反命题。新性革命导致了一种较大的承受意愿，因而也带出了一种较大的性苦难。鉴于资本主义提供了太大量的商品和人们对此的太高要求，以及其去规范化、加速化、优化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进程，人们的性关系因为这种消费至上的强制而受到阻碍，变得困难或遭到损坏；但在另一方面，通过与爱情相反的立场，人们轻易地有了理性、一次性扔掉情结和重要的忠诚。自由化、自私自利、工作和居所的流动性或是全球化既为人的性关系提供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机会，也会阻碍一种持续的性关系。

任何一种性的特殊差异，任何一种性和爱情生活都会重新改变和规定人们的性欲性行为模式。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哪个特定的异性恋者，哪个特定的同性恋者，哪个特定的女同，哪个特定的性变态者，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么思考和这么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更适合这些人的身份认同。事实上我们的这类思考和说法是以压制他们各自的各种社会心理的努力为基础的。作为具有概括性的性形态，现有的一切性模式作为个体都是不完整的，其效应也被过分夸大了。它们都是不自由的，都在无意中誓言自己身份的非认同性。

98 珍贵无比的拜神般的爱情

前面（10章）已经说过：在我们的文化中，个人爱情是一种普遍化的神秘。作为拜神般的爱情，它从自身中创造出自我的价值，它启动自己的权利，似乎在按自然法则运作，没有人能够以什么理由来反对它。谁感觉到了爱，就可以随时走进爱情；但什么时候不再爱了，他也可以随时走出爱情。一旦如果不再有爱情的情感了，对这一爱情的责任和忠诚也就随之消失。因为爱情也是道德自身。它不需要任何理由，并且任何理由也无法解释它。最终，似乎只有它才能帮助人过上自己渴望的完全个人化和私密性的生活，使人与人的关系终于能够摆脱普遍算计和唯利是图的专制，转换进入一种纯粹的直接的关系中。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美好了！只是即使作为拜神般的爱情，也无非是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尽管它非常自以为是、无节制和刻板模式化，其实它也不过是在社会的抽象、冷漠和距离中一种维持生命的需求。它是在一个注重纪律理性世界里的一种非理性化的生存模式。但同时它也是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之一。如果不是在一种爱情的关系中，还有什么地方更能使个人感觉到自己被理解、受保护和亲近呢？难道爱情不是与性的实践一样都承担着心理和社会的功能，比如填补社会生活的空虚、弥合各个人之间的鸿沟、制造假想的人生意义并为其注入活力，以便让人根本还能感受到一些人性吗？确实，爱情与性都在同样地做着这一切。个人的爱情，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才开始于可数的几代人，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胜利和饥荒时代的结束才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可能的。爱情是人的一种不稳定的能力，愿意运用这种能力的人只是不想在人的关系中堕落。这些人的内心中冬眠着一种社会的独特性：爱情不能被制造也不能被购买，它在某种程度上应当是商品的反面。这在一个制造和销售的世界里，无疑是独特的，令人惊讶的，也是无比珍贵的。

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斯（Eva Illouz）似乎对此有些不同的看法（2003）。阅读她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爱情的那本书（已在前面讨论过），总会出现这样的感觉：有些应当被证明的事，却又不需要任何证据了。阿多诺（1951/1969：221）曾经写道：“无数辆星期天晚上回纽约的汽车长队中的每一辆汽车的质量，都对应于坐在这辆汽车里面的那位姑娘的漂亮程度。”但是伊洛斯却以“后马克思主义逻辑”（postmarxologisch）的实证方法，发誓这是一种古典消费的后现代统治，也就是说浪漫爱情的领域被消费领域覆盖了，并且还用了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证明方式让人感觉到，似乎资本主义体系并不早就沉淀在普通个人的心灵生活中（77章），似乎当一个人与爱侣交往或是在走进一家私人住宅时，就能够像脱一件肮脏的工作服那样把自己脱得精光。其实，即使是爱情，也早就直接或间接地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毕竟，钱已经成为我们当今社会的媒介，拥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的是钱，不是真理（1章）。因此，钱能呼唤感情，甚至当爱情眼看快要消失时，钱也能稳定爱的情感。只是市场并不能完全统治爱情，尤其是不能在爱情以本能冲动式情感形态出现时去统治它。

由于伊洛斯的眼里只看到浪漫主义式的爱情形态，即那种在今天主要是青少年和年轻人体验和遭遇痛苦的爱情形态，因而有必要在提及这种我称为情感冲动或本能冲动式的爱情形态的同时，也提及第二种爱情形态，即情感加理智的爱情形态，或是说理性爱情的形态。情感冲动式的爱情是自发、不可预测、非理智、有身体感觉、深不可测和难以捉摸的。它是神秘的，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为什么一个人会以这样的方式去爱另一个人，这其中还有太多太多未知的心理、社会、文化和生理的背景，并且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去研究和解开其中的秘密。情感加理智的爱情适合于个人化的社会条件，它的持续性取决于其与职业和经济状态是否兼容，它会有目的地寻找合适的生活伙伴，它是现实的，因而没有多少神秘感，并且“也会因为自以为是的自我价值而变得冷淡”（Adorno，同上：220）。从根本上说，它是两个当事者共有的一种自私自利，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它在我们社会中才流行得如此广泛，并经常无敌于天下。因此对市场来说也许不会很难的是，把那些身处第二种爱情形态中的伴侣，推入到象征身份和昂贵的商品消费中去——伊洛斯把这种商品消费泛化地称为“浪漫的消费”。但是如果那些相互爱着的伴侣们把自己的本能冲动和情感，更确切地说，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爱情看做是一种心灵和身体的完整结合，是自己无法算计和操纵的事件，那么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市场，也撞到了它自己的极限。因为情感式的爱情形态以一种唯一和独特的方式，坚持了存在主义的个人性和由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必须加上双引号的“纯洁”和“真诚”。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即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顾几乎搅翻了一切传统道德理念的性革命，仍能如同拜神般地坚守着情感式爱情形态的理念。根据我们的实证调查（请比较比如：Sigusch und Schmidt，1973；Schmidt，1993/2000），本能冲动式的爱情在年轻的新生代心目中几十年来都没有像其他一些爱情、性别或性模式那样有所减弱。它虽然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和情感加理智爱情的前行而减弱，但也会在年老之后又出现增长，因为市场领域的诱惑对老年人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只是，在这点上伊洛斯是有道理的，对生活在社会中层的人来说他们要比生活在下层的人更容易摆脱物质的诱惑。

诚然，伊洛斯所做的那些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不能用这些研究来反驳反资本主义的情感式爱情的珍贵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这里再重申一下：即使是情感式的爱情也同样受制于普遍的神秘性，它比破坏更非社会化，并且比通常的自私自利更自私。即使正在相爱的人们也会担心，不管自己现在的关系有着哪种伴侣关系的形式，但并不保证这是一个避风港。与此相应的尝试因此也就更为严峻。拜神般的爱情不仅固定了表象的统一，因为它必然在快乐的时刻就已设置反分崩离析的障碍。它也建立在其他关系形态的自相矛盾和对立上，因为这些矛盾和对立使它懂得：如果伴侣关系出现破裂时，只有依靠什么才能使两人继续结合在一起；如果仇恨出现时，为什么会不懂得自我牺牲和放弃？

与此相应的是性刺激要素。如果一个人的性需求和欲望是被他物唤醒和制造出来的，这并不算是敌视人。商品美学也认为，人的性需要不只是通过表象来获得满足，新的性饥饿也将寻找它的权利。这就不能只是一种承诺，因为其实性的可能性是客观的。由商品世界以巨大的数量和无比的质量所释放出的刺激要素，通过模板化和无休止的重复不只是导致我们的想象世界因为泥沙充塞而停止运转；它们也丰富、改变和批判了客观形态的固定化，其实没有这些客观形态也不会有它们自身的存在。这些被相互孤立的刺激要素无穷尽的多样化和传染性，不自觉地刻画出一种社会的图像，在这一图像中，不是每个感官刺激都会被理性识破并予以排斥，因为感官刺激常有着突然、无须较高的仪式以及肤浅和短暂的特点。似乎现在被投放进世界的是自由、平等和个人化感官刺激的理念，因而不必以感官和理智的方式去反对隐含在它自身的隔离状态。持久的意义共同体和短暂的本能冲动发泄的同时并存，使人不免联想到，这两者可能会有一天再次进入一种平衡的状态。由于社会对性的神秘化而被普遍抛弃的个人爱情，又重新被放置进了这个世界。

一方面是本能冲动式或是说情感式的爱情，另一方面是理性的或是说情感加理智的爱情，这两种大型的爱情模式在现实生活中自然会相互影响，并也得益于无数小型的其他性模式。此外，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在20世纪已上升为人与人直接关系的代名词和反对普遍物化的堡垒；但是即便如此，男人与女人的爱情仍然还是几十年来一直屈服于一种消极的神秘性。虽然它仍然是非个人化的性欲性行为的唯一对立面，并且显然是由它的自身创造了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价值。谁一旦能感受到它，依然似乎就有了权力可以做任何坏事。爱情的神秘性显然尤其是在青年人中经久不衰，但是在积极神秘性的另一面，爱情却表现为话语和强制，只要过了热恋期，它的关键词就变成了男性中心主义、性别差异和自爱。在心灵的痛苦中，伴侣们不顾父权制、性别歧视和自私自利的社会处境，寻找并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这是一种在强调和技术处理意义上进行了文化分离的爱情。通过认识到即使是爱情生活也只能在社会形态的框架内运转，认识到起源于消极神秘性并同样起源于积极神秘性的这个事实给爱情罩上了面具，抽掉了新老本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爱情正是在这一特征的基础上，试图寻找论据来反对关于一切性和性别现象都只是一种历史建构的论点。

起源于中世纪并作为资产阶级双方感情结合对立面的、传统的性欲性行为与爱情的分离，几十年来又被公开启用并且显然已经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模式，这就使那些情侣们有了可能，即使在性的欲望完全或部分地消失之后，也能够继续在一起生活。他们仍然联结在爱情中，并且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决定，是否在这一固定关系之外，再去寻找性的冒险。他们也能够自己决定，是否想说说在固定关系之外的一种其他可能的性生活，或是不说。爱情与性欲性行为的这种新的解离，鉴于今天到处弥漫着的诱惑和伴侣双方显著的老龄化，也有其现实意义。它之所以有现实意义，也鉴于从生殖能力年龄界限的角度来看的生理性别差异和未曾改变的社会文化的性别差异，即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较为年老的男人相对比较容易找到一个明显年轻于他的女伴，而较为年老的女性则很难找到一个明显年轻的男人。

这一切都导致今天的爱情是一种自相矛盾。这尤其表现在如同遭遇了一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式的热恋中，相爱的人自愿成为爱情的奴隶，他们中有道德的伤风败俗者，忠诚的背叛者，现实的幻想者，为自己索求理性的疯狂者，他们是有视力的盲人和有听力的聋子。这就是说，只有按自身法则行事并不顾及传统义务的爱情，才是“自由”的爱情。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我监禁和责任。它同时既是放弃自己又是自我发现。爱情就是生命的活力。但是只有死亡才能完全满足爱情，它是爱情的本质。因此才有了那个爱着的人想与自己爱着的人（或是反之）一起去死的愿望，其目的就是永远与他（她）在一起。这也适合于在生活中上演爱情时的那种无能为力：爱情是最强大的力量，既不能光靠自己的一厢情愿，也不能运用外在的力量去强制它。

没有任何一种个人的爱情与其他人的爱情有认同性。它证实了，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估量的价值，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是唯一的。有些爱情建构在好感、信任和舒适上，有些充满了拜神式的情感、激动不已和自我憎恨，有些则是激动和疲惫加照顾，也有一些是仇恨和吞噬欲望。但是所有这一切个人化的爱情，都是由同一个社会爱情形态和普遍神秘化的模子压制出来的。个人的爱情绝对是处在通过客体化、话语化和文化技术由各个时代社会规定的爱情普遍形式的相对关系中。它在个人性上要受制于一种过分个性化，在集体性上又要受制于一种过低个性化的制约。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人爱情，社会学分析的是其普遍形态。这两门学科只能依靠理论的暴力才能协调一致。因此，个人自爱与社会物化之间的关系是困难的。与此同时，爱情这个范畴和与其相近的本能冲动这个范畴，只有借助充满了人类史的剖面、个人和体系等概念，才能相互分开，才能通过它的自身上升到人的意识中——作为统一思维的解毒剂。但是由于这只是一厢情愿和其历史性，它仍然会与本能冲动这个范畴有着一样的身份认同和一样的不自由。

主宰图书市场的那些大众“爱情理论家”，违背自己的声明，实际上完全只是在叙述一些爱情神秘的故事，试图以非反思性（以及心照不宣的）进化主义的、有活力的并作为克拉格斯（Klages）的后继者也以宇宙起源论（天体演化论）的理论作为自己的论据。他们的爱情观是非历史性的，有那么一些本体论内容，即本体决定了它自身本质的构成，爱情是一种原始的神秘联盟，因而不需要去关心一些新型现代的事情，比如性别差异。对一种土著民式的爱情做一种本体论式的假设是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因为他们所有关于柔情和情欲努力的表现都是以女性与男性不同性别的特性为基础加以构思的。他们所谓的“作为爱情生物的人”在事实上只能作为男人或女人。这种幻觉式的“女性”与“男性”的性别特性，在我们的文化中仍然还是男性与女性各自个性发展可能性的前提条件。之所以说他们的理论是糟糕的进化论式的，并因而是非历史性的，也是因为他们把来自柏拉图《会饮篇》（Gastmahl）阿里斯托芬传奇中的爱神与今天的所谓爱情画上了等号（10章）。这些“理论家们”没有认识到，只要生物的种属进化为人类，原本有着生物属性的一些东西是可以通过人类的行动、认知和判断而加以超越的。他们声称，心理分析在自柏拉图起2500年之后的今天，发现了某些其实是在阿里斯托芬的传奇中早就有过的关于爱情本质的基本见解。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把爱情描述为一种“只有通过那个人被爱的人才能治愈的疾病”，一种只有通过情欲关系才能“弥补”的“伤害”——也就是说一个正在爱着的人要屈服于他所爱的、给他造成疾病的那个客体的专制（34章），这种专制自19世纪以来规定了社会关于爱情理念的发展方向。

如果这些理论家只是把自己限制在心理学的论断上——爱情是能够通过爱情治愈的早期个人心理创伤的一种再演示，那么他们的理论在一个（仍然是）注重心理学的时代，还是有可商榷之处并有其发表的意义。但是他们却想在最上限和最下限之间跳跃，这便使自己陷入一种绝望的混乱中。没有一种研究或理论能够证明确实存在着一种直接出于天性的爱情，因此（按直到今天的认知）也不存在一种可以通过社会或文化加以改型的基质（Matrix），用他们通常的说法，社会和文化只是“站立在基质之上”。一边是生物性的，另一边是社会性的，而心灵又以某种形式出现在这两者之间；这种分离是一种陈旧的思维，必须最终加以克服或被超越。任何事情只要已经表现出来，只要已经给予别人去认知，就已经是社会的了，不再是一种从外部观察或由外部构成的人体，不再只是在性和性别之间，不再只是在人体结构和社会之间，不再只是在生物学特征或社会规范与个人之间，而是在这些要素中的自身，是在性、性别、人体和在个人之中的自身。

也是因为如此，柏拉图的（父权制）社会对爱神和爱的渴望的理解不同于我们今天（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父权制）社会对爱情和性欲性行为的理解。自然，这一切都还不是性别差异的“特性”或认识论建构和权力策略上的定位。鉴于社会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常数，那么女性和男性的性欲性行为，女性和男性的性别经验也就同样不是一个不变的常数。但是那位颇受欢迎的作者撰写的“爱情理论”，却放弃了运用有社会“影响”的修辞法，他们想寻找一些直接的，并且也在某些腰围与臀围的比例或跨文化的调情行为中找到了这些直接的东西。

但是我们已有的爱情理想，完全不具有普遍性。比如所谓原始民族的人就不知道它（比较比如Endleman，1989）。在我们后来所获得的被称为爱情的成就中，其实融合了四种不同的内容：性的渴望、情感上的好感、深度的信任和无限的责任。只是爱情这一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大都只能部分（或残缺不全）地得以实现。热恋在本能冲动中高涨，但出于经济理由的婚姻只能在理性中缔结。情感和理性孰重孰轻？它们通常总是以混合的比例关系出现在爱情和婚姻中，比如2/3是爱的冲动，1/3则是出于责任。这种混合不仅比“纯粹爱的形式”更常见，而且也更能持久。我们应当把它称为理性的冲动式爱情——当然，从相爱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对爱的对象幼儿般心理依赖和成熟身体的性依赖，另一方面则要求自己坚持客观和固执的独立。

一切疾病，欧里庇德斯（Euripides）在公元450年说，甚至都比爱情更健康些。齐格蒙德·鲍曼在1998年说（S. 25 f）：爱情“只是站立在分离自然与超越自然、熟悉的当前与谜一般不可看清的未来之间的那么一条细线上。对一个非永生的人的爱情，是进入永恒的一种最重要的文化进步；它是性所创造的生物永恒的一种精神再现。……爱情的永恒和那位被爱的人的永生，是文化的一种必要和善意的谎言，社会和文化只有借助这类谎言，才能同化那些事实上根本不可理喻的事件”。

我曾说过，在所有的文化神秘中，爱情仍是最不可放弃的。如果我们鉴于生活关系的经济化而不再相信无私的爱情，那么我们就同时成了那些被无情交易、使用和丢弃的物的同类。此外，西方社会的一切实证研究表明：那些基本生存已经得到满足的人，并不会因为有其他更多的经济收入和有更多的财产而感到更幸福些。贪婪并不给人带来幸福。能使人感到幸福的是有意义的任务（或使命）、愉快的合作、友谊，尤其是爱情。

什么时候你才能肯定自己就是那个被爱的人呢？我想象的是这么一个时刻，即当你在另一个非永生的人的怀抱里能够像一个孩子一样，毫不掩饰毫无羞愧感地哭泣的时候。这就是如阿多诺所说的那样（1951/1969：255）：如果“你允许表现自己的柔弱，而不去挑衅对方的强大”。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时刻。

99 正在走向终结的性时代？

我们的性时代只是开始于几百年前（Sigusch，2008a：27 ff），因此也能够再次消失。多少有些暗示了这种可能性的，除了我们已经听到过的弗洛伊德（89章），还有福柯（1976：208），主张以新型的施虐和受虐方式来满足人的身体和乐趣的需要，从而取代“性欲”，无论如何可以通过性欲以外的其他方式；或是范·乌塞勒（1975）和吉登斯（1993），他们多少明确表示，可以不那么急剧而是逐步地以亲密关系取代性关系。这方面在当代特别有影响的是婴儿和依恋关系研究者，如斯特恩（Stern）和利希滕贝格，他们有意识地摆脱对性的强调，不再去研究和讨论性的本能冲动、性欲性行为和爱情，而是从注重研究情欲与依恋关系的角度出发，颠覆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认为婴儿是无性的——如同在性时代出现之前那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今社会，就能观察到倾向于情欲和情感转移的一种社会发展。如我们已经听说过的那样，超现代西方的欲望主要是对物或商品的渴望，是在与性不同的其他领域中寻找刺激和兴奋，并会在职业生活中做出以前只是在私生活中才会出现的情绪性反应。如果一切都是如此，那么色情和性也就被夺去了原有的特殊地位，那么也就说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把亲密关系的领域占为己有了。如果色情和性不再吸引人了，那就必须找出其他一些可发泄的情感如厌恶、反感和仇恨，比如在电视节目中，节目的参与者在几百万观众面前被贬低、被讥笑，并且实实在在被说得一塌糊涂，有些这类节目后来甚至还被提名参与评选最高电视奖。传媒和文化学家马琳-路易斯·安格勒（2007：7）鉴于新型的性关系而把对情绪、情感、感觉和激情的兴趣看作一种定位，并以这种定位取代了福柯的起源于性欲性行为的定位，“在这种新的定位中，哲学、艺术和传媒理论等话语与分子生物学、控制论以及认知心理学焊接成一种关于‘人的新真理’”。事实也是如此，在如今职业生活中许多方面的感情、同情、魅力和关怀已经如同日常生活的内容，比如自我决定和自我优化的强制。如果这样的工作态度被认为还不够好，那么超现代人通常就会自责而不是归咎于体系。因为如果这一点成真并被广泛接受，即妇女拥有了经济所要求的并且比男人更多更好的特性和能力，比如同情心和沟通能力，那么也完全可以想象，也许从某一天开始，女人仍然还是像以前那样生育孩子，但更多地由男人来照看和抚育，由男人操持家务。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的话，那么男人也会逐渐变得比女人更富有同情心，经济界也许又要考虑：是否让妇女再次回家去负责操持家务。

社会总体出现的这种几乎不可理解的转变给人留下比实证更深刻印象的是这么个事实，即自新性革命以来在正常的、“反正是如此的性欲性行为者”之外，第一次公开出现了自我组织起来并相应受到文化推崇的“无性欲者”的存在（90章）。这些人能够坦然承认自己的无性欲，无疑证实了理论上的一种假设：如果性的目标不再充满神秘性或不再高不可攀，原有的性本能冲动和性刺激也就会随之消失。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稍微裸露一点身体就会激起火山爆发式情欲的状态已经成为过去。如今在原则上每个人随时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大多数的禁令已被解除或是已宽松了许多。只是性和性别原有的那些冲突仍在延续，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似乎仍然不可根除，普通个人的信息泛滥，煽起了人们对可能的风险、危险和疾病的恐惧。另一方面是新性理念者又是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去管制化的受益者。虽然金融市场的去管制化引发了灾难般的金融危机，但是曾经遭受讥讽的某种特定性偏好和无性欲的追随者，却在我们的历史中，第一次得到了一种文化的可能性——发展自己个人的偏好并能不受迫害地加以体验和生活。也因为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也只能通过对那些想尽办法把尽可能多的女人带上床的男人，施加些按当时盛行的格言“谁与某人睡了三次，已经属于事实婚姻”等类的新压力，作为对社会关于“性欲性行为只能在婚姻中生活”这一传统要求的补充。

很显然，西方文化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越来越有些“性孱弱”，他们正在尝试一种对性漠不关心的实验，在严峻的情形下还会出现“性逃匿”；并且如果仍然还有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性生活，那也是多变的，就某种程度来说甚至是变化无常的。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使用了“无性欲和无性别”、“流动态性和流动态性别”的表述。

“后性”（Postsexuell）在其原本的意义上，就是无性欲和无性行为。关于这一点，罗伯特·法勒（Robert Pfaller）曾说过（2009：33 ff）：在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t，1977/1983）意义上的一种专横式亲密关系的文化中，“如今的人对性的拒绝，并不是对性解放喜悦的一种反向运动，更多的是性解放运动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延续。从性欲性行为的解放中解放出来，并不是走向其反面，而是性欲性行为解放的真实一面。今天的无性欲无性行为和反性欲反性行为都有着与性解放相同的哲学或者说意识形态的前提条件，因此名正言顺地成了性解放的合法继承者”。也许直到今天，我们才有能力“从新自由主义经济以及它所发起的对公共领域及其财富侵袭的状况中，判断塞纳特见解中的关键价值。感谢众多规模较大的表现形式，我们不仅能够清楚地看见塞纳特对此的诊断是多么切中要害，而且事实也非常明确地摆在我们面前，他所认识到的这些发展究竟关及谁的利益”。只要“性欲性行为的解放在反对社会原有秩序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其实这种新的刚解放了的性欲性行为自身也是一种秩序的表现……它也有自身的法则、羞耻界线和游戏规则，它也要求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完美技能”。如果说性欲性行为“在性革命的解放前，曾经毫无疑义是属于自己的话，那么现在已证明它是其自身的异化。在一种亲密关系文化的那些狭隘和自恋的条件下，这种自我异化再也不能容忍自己被性欲性行为黏着，如同无法摆脱的秩序。它呼吁反叛，要求有一些新的只属于自己的东西，以便有效反对可能的他律：无性欲无性行为现在担当起了正宗的、无疑义的自我正义的角色，敦促将被视为骚扰的性欲性行为驱逐出公共领域”。

但这还不够。不管是否出现过性革命，人们总是习惯给那些似乎不可改变的事情，添加上其他的意义；是的，比如以前曾经遭遇讥讽的性实践，“突然间”成为完全正常的事了。如果说，情欲和色情在以前借助一种拜神教或某种其他的力量，多少是对存在的一种持续克服，那么它在今天必须加上一条声明，即所谓那种其他的力量不是必须来自于人。它可以是一个动物或一个无生命的物件。因为对家庭宠物的爱，特别是对狗或猫的爱，已是不再能够不去思考的一种人与动物的新联盟；要是没有这一联盟就会使上百万的人陷入绝望（73章）。而那些恋物癖们（58章）呢？他们则标志着我们社会形态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发展。自从普通个人在与商品世界的交换中构成他们的自我以来，商品便试图将自身鲜亮多于黑暗的光芒投射到他们的心灵中去，这就使得他们在心灵里内化商品关系，将商品的光明面作为自身的身份认同，因而也就使自己部分地成为商品。用哲学的语言来说：他们通过模仿商品而与商品有了相似性，即使还没有完全成为商品。

还会继续有些怎样的发展？实证主义的性学家认为，他们能够“预测”过去，但不是未来，如一位智慧的社会学家曾经这么说过的那样。接下来的那几代人究竟会怎样接受、采纳和模仿他们的前辈，谁也无法做出事前的预测。这就导致了在新生代中既出现了自以为是的公羊式男神、自由的爱情、注重色情或可前后串行的爱情。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下，20世纪60年代的后性欲性行为把性欲性行为从生殖行为中脱离出来，在它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新型性欲性行为，如果我们确实敢于创造出一些新意（新型）而不只是简单继承过去（后继），那么鉴于社会的停滞和没有关于未来应有一种更公正和更有生活价值的政治想象，在自相矛盾极端严重的时代这是显眼和不寻常的。

从我的角度来看，最可能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会有一些颇有自我意识的人群把一些现在仍然被看成是不正常或病态的性偏好，作为独特的性别、爱情和性的形态表现出来，尤其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即使以前被认为是不可兼容的一些心理和社会形态也同样能够在这些性偏好中得以颇有成效的联结。无疑，一些我们至今尚未知晓的新形态还会加入到这类独特性偏好的行列中。性别、爱情和性的形态将会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现在几乎还不可想象的色彩斑斓的图像。越来越多的人不想被挤压进预制的性模式中，而是更愿意建构自我的性和爱情生活，并且也不会因为这是自己建构的性和生活模式就从一而终。如果说以前规定了人们在生活中应走的性道路，那么今天则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几乎谁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尝试一些以往根本不可想象的性偏好和性实践。他们因此能够在使工业时代的主体成为无人知晓是否有意义的当代客体的转换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完成这一转换。与此同时，客体化也能给人一种感觉，它似乎能做些独特的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把控自己的处境，或是甚至可以尝试一些其他人至今仍然不敢做的事。谁没有为自己找到这样一个客体角色，谁就会出丑、受到刺激、有受挫感，就会在自导自演中做出一些不合常规的举动，以忘却一些实际上无关紧要或没多大意义的事情和忧郁。这时唯一可以提供帮助的是一些通过商业化制作而成的性的部分衍生品，比如所谓的外遇情、可购买的性、电子性恋、假的性、轻松温柔的性、用药物刺激的性、假肢的性、快捷的性、缓慢的性、电话性、玩具的性和雅皮士（Yuppie）性等。这中间当然不可能有可成为实际生活的激励和谐的模式。至于它们如何能构成这种可能的性吸引力，将永远都是个谜。鉴于父权制和性别歧视的延续，鉴于今人道德的日益自私，因此当前的性的苦难的核心仍然是：遭受折磨的神经、令人失望的爱情和无尽的孤独。

那个原先的大家庭已不复存在。但是由父亲、母亲、孩子组成的传统的核心家庭，从长远来看，仍然会作为私人生活的一种核心关系继续存在下去，无论如何在社会心理的意义上可以作为孩子养育者的母亲、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以致这些在我们作为婴幼儿最初几年生命里抚育我们的人，会继续构成我们的心理和身体感受，并且对我们身心的影响是如此重要和关键，使得我们即使在成年后，仍然会不断回忆和寻找那些曾经让我们感到舒适幸福、安全与被爱的情景和经历。

与传统家庭的距离将会继续递增，由同龄人组成以及由青年人与老年人共同结成的松散网络圈和有责任担当的团体，将取代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以抵触文化日益单个原子化的倾向。亲戚不再按血缘关系来认定，而是那些人，即那些生活在一起的人，那些一起照料和抚育孩子的人，以及那些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和情感上亲近的人。这样的社团或生活共同体，可以由一对或多对异性恋的夫妻（或伴侣）组成，但也同样可以由同性恋伴侣、单亲母（父）亲或新型性联盟者共同组成，其口号可以是：在传统家庭和生殖意识形态的彼岸，以网络与合作为平台的团结互助。这肯定会使人的生活认知和经验成倍增长，而且也会使人有了更多的激励和赠予的浪漫时光，因为传统的反色情和反浪漫的家务劳作将会大幅度减少或由他人代为操作。

当然也会因此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完全新型的关系和家庭形态，比如在第二和第三关系意义上被各方当事者相互认可的情人或出轨关系，一种不带原始爱情意义上的情感倾向的关系；但也可能是在多元之爱意义上的多元家庭。只要我们文化圈的人继续至少能够像当前那样长寿，多元之爱（74章）就能够作为被法律和文化认可的新型联盟得以贯彻。同时爱两个或三个甚至四个人的爱情在以前是不允许的，也会被看成是发疯的。相对不太可能的是，在我们仍然有着基督教色彩的文化中，会按我们几十年来称为“系列婚姻”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模式，公开引进一种只持续一个小时或更少时间的临时婚姻，如同什叶派穆斯林早就认识和实行的婚姻。相对比较可能的是，婚前贞洁誓言的递增，也就是没有婚前的性交，但也没有法式热吻（舌吻）或抚摸，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纯洁誓言运动已经做出了榜样。鉴于毫无羞耻感和毫不顾忌他人的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就像洪水决堤般地在蔓延，原先看似近乎灭绝的“大象”、“乳齿象”（这里用来形容传统家庭——译者注），又重新赢得了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意义：童贞，庄重的婚姻仪式，一夫一妻，生育孩子，联排别墅和一辈子的忠诚。

这种在性关系结合前坚守童贞的理念，不久肯定也会同样出现在男同和女同的关系中，那时他（她）们就会以年轻的童男和处女的身份进入同性恋的一夫一妻制中去。新型的双性恋也将会被允许同时既与一个男人也与一个女人结婚，这种新型的法律机制将被称为一夫二妻或一妻二父的三人法律关系（Trigamie）。至于天主教教会是否终于有一天会承认，上帝是把男人和女人都作为平等的人来创造的，因而男神父和女牧师也应当允许结婚，我不想作任何猜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我看来除了当前两大主要的文化性别之外，还会有多种与它们并存的其他性别被普遍认可；我考虑，首先应当是通过（手术）干预改变的性别、跨性别、双性别和无性别。并且如果有一天这些其他性别也终于能够与两大主要的性别平起平坐共存的话，那么当今的性别身份认同（其实更确切的是应当称为性别经验），将会越来越液化成为流动态，以致必须说是普遍的动态性别身份认同或动态的性别，因为一个人的某一种特定的性别归属具有阶段性，也就是说只能阶段性地加以确认，比如有个别人今天已经生活在这样动态的性别认同中（请比较Kammerer，2012中的一个例子）。

值得质疑的是，人是否在媒体广告和自己实际的实践中继续分化，因为在一些领域肯定有着将事实与虚构综合成被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称为有倾向性意见的现象。另一些其他的恐惧和欲望将鉴于不断地被与仍然是禁忌领域的行为，比如与儿童之间和成人与儿童的性欲性行为，与强奸、吃人肉欲和奸尸癖的欲望和行为综合起来混为一谈而钝化。恋物癖正在逐步被理解为是一种色情和情欲的模式，它适合于我们当今专注于死物的社会，就像一把能够打开锁的钥匙与那把可以被打开的锁那样般配。只是它并不适合互联网社区的新世界。Web2.0已经释放出以前不可想象的巨大可能性，并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置放了如同电灼般的电子性，我们不仅已经多次进入到它之中（这里尤请比较64、74章），而且它还将成为未来科学研究的重点。新的互联网传媒技术显然有着一种甚至比印刷术、电话、广播和电视更具传播影响的革命潜力。

几十年来，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线出现了显著的彼此移动，甚至直到出现年轻人群发色情短信的程度（82章）。以前是私人的，尤其涉及家庭生活和性生活的那些事，自这几十年来几乎成了半私人甚至是公共的了。那种展现自己和表现自己的压力，尤其是在互联网上，现在已然巨大。在事实上可以想象的是，原先的具有启蒙理念的主体，越来越被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自我或自己所取代，即那个无限膨胀的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但是其实每个自我都只是在一种文化中使个人具有可见性的一个极其微小的碎片或者说组成部分。

照相机、电影院、电话、激光唱片、收音机、超6毫米胶片、电视机、复印件、放像机、CD和扫描机，虽然被看做是一种新技术，但似乎仍然只有涉及一些与性有关的内容，才有作为新技术的价值；那些网络和电子性者现在仍然还比较孤独，几乎不能与他人结成保障安全和获得安宁的联盟；这些人仍然不合时宜地只是聚集在一些不需付费就能观看图像和下载的色情网页；电子广告也仍然还不能使人获得性满足；但是这类新的虚幻性强烈地唤起了一个传统思维风格的问题：我怎样才能获得古老的或是真正的而不是模拟的身体呢？当前的电子性者虽仍然能够毫无危险地像一个在模拟器上进行训练的飞行员，但是如果他们忍不住想亲身体验身体的那种原始的性，却又不知道电子交配的危险，即这个层面的性交往必然会带出一种生产型物化的危险，那他们只能满足于听凭电脑程序操纵者给予的一个有着传统形式身体的灵魂的摆弄。但与此同时，电子时代也向未来的网络性爱者展开了一种感官和感知结构被普遍重写的可能性，这种重写标志着我们的文化从一种文字文化不仅进入了一种图像文化，而且也进入了一种符号文化。这时，那些古老的神话无论如何就会被减缩为点和杠。

今天已经有很多的男人和不少的女人进入互联网，去看模拟图像，去调情，或是把自己的相片和录像挂在上面，从聊天伴侣那里体验性刺激，在摄像头前表演全套的性行为，寻找一个偶尔出轨的性伙伴，或是一个合适的长期伴侣等。这些事实表明，我们的爱情、性别和性生活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只是我们目前还根本不能想象出究竟是怎样的程度。VR和RL，表示虚拟的现实（Virtual Reality）和现实的生活（Real Life），这两者将会越来越交织在一起。新的电子器具和机器无疑将加入到因色情而被大量拥有的那类客体的行列中——在有着我们商品世界特征的恋物癖的意义上。这里应当提出的一个社会问题是：今后是否还有可能，在如今天的推特和脸书的网络中有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信息丰富并且可信可敬的社会事务机构。

发展了的互联网社区是利多于弊或是反之，现在还很难做出判断。当前即使对一个数字化的新移民来说，似乎还主要是利多于弊，只要想一下，年轻姑娘们是怎样抱有批判意识地参与网络中的讨论的，比如对于德语或拉丁语关于阴蒂的称呼，她们会更喜欢被称为如：爱神花蕾，幸福按钮，燧火石，闪光的珍珠，门铃，猫咪或乐趣之源；或是她们在网上对一些严肃问题如对专制体制的反叛，揭露政治罪行或是帮助难民事情上所表示出的赞同态度。可以肯定的无疑是数字原生代人，他（她）们在今天已经能够冷静应对如第二人生的阿凡达这类的应用软件，他（她）们也认为电子邮件已经太老套，也许就像新网民认为超8毫米的影片已经太老式了那样。现在要提出的一个性科学上的问题是：人是否能够在违背自己原有的听觉和视觉习惯的基础上，没有传统的身体感官和心理的接触，也就是没有直接生理的相互交往，还能感觉和感受到相互交往的喜悦和性刺激与性兴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的性乐趣肯定不再是我们祖父母辈的乐趣了。简而言之，这类新的媒体还会向我们展现更多更大的惊喜或震惊——有好有坏。并且，如果我们还想把我们的下几代人仍然作为性来表述和体验，网络也会为我们奠定决定性的基础。

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是：原始的性激情在超越它的新攻击性行动中，是否会被重新改码？也就是说，传统的性形态是会被新暴力形态冲击回归到有新的存在意义的形态中去，还是会被完全取而代之？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所谈论并且也作为我们实践性生活空间的社会系统，从结构上来说，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我们只需要看一下管理、强制、（暴力）三权分立、国家暴力或是国家（暴力）垄断，就能知道，暴力属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就如死亡属于生命那样。毁灭是社会的真实计划，现代史同时也是一部从神秘化和肉体上废除人的历史，因为解构和破坏不再只是主体的构想，而且也成为他律通过社会机制而制造出如弥散、物化和人与物互为客体的异化（17章）等正在进行着的事情。文明的进程给我们带来了前几代人甚至不敢梦想的许多个人和普遍的自由。但同时它也强化了一种倾向，把人普遍贬低为只是商品生产需要的原料或是只需满足最低生存需要的会走路的动物，或是甚至假想人在社会意义上已经死亡。这种倾向远远超出了经典哲学试图用异化、物化或拜物教化等范畴想要概括的程度。如果我们不反思这种物化的倾向，不批判文明的这种进程，就会使暴力有机会以某种固定的形式隐藏在普遍暴力的背景中最大量地实现自己。在20世纪中出现了一系列生理心理直接暴力的过激事件，比如纳粹与斯大林的折磨和迫害人的专制体制，以及在纳粹体制中那些用人的死亡做实验的医生，当然还有阿布格莱布（Abu Ghuraib）监狱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这类事件，民主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因此可以说，对待个人暴力犯罪的令人愤慨之处在于，这个罪犯只是做了一些没人愿意真实承认的事情。他把他人看得非常无足轻重、没有意志、仿佛已经死去或已经只是一件物品，但这是我们的社会每天都在这么做的事，只是在日常的意识中被戴上了假面具。他多少有些把社会这种扭曲的敌视人的倾向从抽象中撕裂出来，把我们社会中的自私自利、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披露和自我披露、杀死外来者和自己之类的事件和现象赤裸裸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当那个作为个人的罪犯按我们当今“一个人有多大用处才有多大价值”这么个价值标准去行事的时候，他其实与我们文化的毁灭特征有着可认同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叫喊会如此激烈。

每个人都想适应社会并与其有认同性（不管是以横向还是竖向的方式），因为只有如此，才会有自己个人的安宁。但是对某种形式的任何认同和任何适应都同时也是一种对其他形式的排斥，把它定为对立面，在严峻的情况下甚至会毁灭它。这种状况使那个带有社会性的自我对质于那个更愿意超越社会性并且还没有适应和认同的自我。这个自我从永恒的快乐中获取了一种放弃生命的超验持续性，从对死亡的观察中悟出了一种赞同绝对的形而上学直接性。但其中的关键是，这种私下或者说秘密的形而上学，可以使人回想起它作为一切强行物化的反面图像和它的主体直接性，也让人联想起它关于任何生命和快乐，如果没有一种对它们的超验性的承诺，便不再是生命和快乐的学说。真实的快乐只能存在于社会认同的彼岸，因为社会认同会把个人暴力和个人死亡绑定在连续的物化假死上，把个人的性兴奋和性乐趣绑定在认为个人化行为早就是拜物化或是对没有物化的事物加以嘲讽的社会意识形态上。如果快乐真的放弃了对物的渴望，那也就意味着它的死亡——阿多诺肯定会这么说。但是那个经常怀有恐惧之心和不断被贬低的自我却在希望，通过一次暴力行为终于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即使会因此导致他人的死亡。

性侵虐和暴力的话语总是只在这个时刻才揭掉面罩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即如果它疯狂地瞄定在仍然还很凸显并因此被各方利用为权力策略的本能冲动式的性欲性行为的时候，以及如果它只在心理和社会领域里寻找人类逃亡和种族灭绝暴行之时。与必须把男人因为性别歧视而用暴力欺负女人的行为与社会普遍的暴力行为，把性侵的暴力与非性侵的暴力综合起来加以思考相同，我们也必须把那种现实的杀人致死行为与导致我们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都归入无生命物的领域的那个社会机制综合起来思考。我们只需从这个角度进入我们的日常文化中去看一下（Sigusch，1997）：也许我们先走进一家啤酒馆喝“一杯不错的啤酒”。接着也许是一家建房储蓄银行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就会突然觉得“啊呀，是的，我想有一个能够公平帮助我建个家的银行”！然后进入眼帘的是一家石油公司的广告，“有关您汽车的重要信息”。我们一下子就会看出和发现，其实社会的这种物化扭曲无处不在：有位可能被提名担任部长的女士，之所以被公众认为是合适的，是因为她的举止符合“电视放映的标准”，她的演讲可以不需任何修改“直接付印”。在自然科学中，人们谈论的是：“自杀”的细胞，基因现在已变得很“聪明”，分子链能够“相互识别正确还是错误”，病毒是“阴险的”，酶解的反应是“理智的”。电视节目中的评论员说，炸弹说出了一种“明确的语言”。一份报纸认为那枚火箭炮“优雅”地击中了目标，似乎这是它为自己特意编排的一次舞蹈。与此同时，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农庄在“死去”。我们中有个老人去世7年了，仍然躺在他那套属于非营利性建房自助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房里成了木乃伊，但是在尸体被发现之前，有谁去过问过他吗？没有。直到一家银行并不是注意到尸体已经僵硬，而是奇怪他的账户怎么一直没有动静才被发现。

人原本特有的能力和属性似乎都转移到对人有意义的死的物上，像这些死的物那样地去行动和说话，并有着像它们那样的商品形态。如果个人的这种行动并不危害社会或自然的整个进程，那么这个种族或这个民族或这种植物的这场生存斗争便赢得了重要的分量。除了大自然没有什么主动和特意的作为外，人便是这样直奔这个计划的：物化人性、人化物性。活生生的生命假装死去，死的物被唤活。也就是说，不是那个越南人令人感到可爱，而是那杯啤酒。享受公正待遇的不是那个难民，而是那幢连体别墅。获得信息或得到应用咨询的不是那个已经成年的人，而是那台受他崇拜的机器或是电脑。讨人喜欢的并不是那个完整的人，而是他或她的马尾辫。人们实践的性行为也不是一种情欲的连续、自发和整个主体，而是肛交AV与尿液和精液UB，用拳性交FF和假乳晕TT（59章）。不仅是那位部长候选人举止优雅，而且那枚火箭炮也同样优雅。她语言的美丽并不是因为充满活力和惊喜，而是因为就如印在报纸和书本中的语言。历史不再由人所创造或书写，而是由病原体。在我们高度发展的文化中，有上百万的人不能读和写；相比之下，化学制品和生物碎片反而能更轻松地读和写。

另外，谴责一些社会影响巨大的性暴力，不管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根本不需支付任何成本。比如一旦涉及儿童色情制品的问题，那么各个党派马上就会大加谴责以赢得一种错误的好良心。其实懂得不可能通过法律惩罚手段构建或重建人的尊严的那些议员们，知道得很清楚：这种貌似好的良心是错误的。但他们中却没有人会去反思，他们这种错误的好良心是必要的错误。他们之所以不愿和不敢去反思，是因为如果对此进行反思后，就必然会对当今的整个思维和生产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会对那普遍的暴力综合背景提出质疑。正因为如此，现实的暴力便被归入非理性的领域，只是为了不必再露出破绽：当前整个一套理性的行为和机制，其实都是非理性的。比如在美国，花费在商品包装上的费用支出等于整个印度购买食品的开销。投资集束炸弹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似乎与日常家庭和文化中的暴力毫无关系，似乎只是出于市场自由贸易的逻辑和不可抗拒的事实强制。这一切都是扭曲，这一切都是抵赖，仿佛现在连鱼都不知道它们是生活在水里的了。

人正在努力地使自己客体化，因为没有生命的物是如此富有成就。他们想把死的物人化，虽然这并不那么简单和容易，他们想拥有像它们那样的优雅妩媚和影响力。人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进入物的领域屈服于它或是说对它顶礼膜拜，才是更好的——哎，那么那个自我究竟应当在哪儿呢？当精确科学走向终结的时候，人类在担忧生生地被物活埋。这种恐惧蔓延得如此广泛，以至于肖邦特意留下遗言，要求在他死后一定要打开他的尸体。这在当时作为个人行为具有可行性，但作为社会普遍的行为则未免有些过于浪漫。对今天来说，假死已经不再是一种主体的问题了。今天的人必须为生担忧，尽管他们其实早已被社会埋葬，被社会清除、捆绑，被悬挂在半空中没有立足之地。这对普遍的社会来说是可行的，但对个人来说却是非理性的。假象地生活，今天也可称为戴上面罩的不真实的生活，因只能过这种生活而导致的恐惧，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抽象。我们虽然在物理生理意义上存活了下来，但是我们，如那位哲学家京特·安德斯所说的那样，已经是“过时的”了，因为我们依靠我们的感官和心理感受已完全不再能够理解我们自己生产和制造出的那些产品。比如对于核裂变，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是人类自己制造的最终会导致自己走向末日的可能性，即使现在销毁所有的核武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也不会再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因为它的裂变公式已经为人所知。

自然，暴力有许多种不同的形态，有象征性的、结构性的、物理性的和心理性的等等。我在这里感兴趣的主要是那种暴力形式，在这种暴力形式中，人通过自己有意识的侵略行动使自己进入一种几乎陶醉的幸福状态，并能在心理和生理上得到与性高潮完全相同的快乐或者甚至超过性高潮。这种自毁冲动胜利进军我们文化中的最好例子，就是今天由社会各层次人员聚集而成的那一群暴力流氓（Hooligans）。他们通过聚众斗殴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展示他们所特有的“攻击性的美”和他们的“荣耀”，并且也为了在似乎能对他们承诺安全和保护的群体组织中获得性高潮般的“亢奋”。他们在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的场合，当然也在其他场合，按自己的理解显示自己的力量。这就能使我们看出，暴力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怎样逐步成为文化的。

扬·菲利普·利是美（Jan Philipp Reemtsma）曾对多种暴力形态进行过区分（2008）。他关于“自成目的”的暴力形态，与我目前所关注的暴力形态很相近，即一种通过侵略性暴力攻击获得直接亢奋激励的形态。并且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种暴力激励就会在很大范围内取代我们文化中的性刺激——如同通过其他一些惊险活动，比如蹦极（Bungee Jumping）。最后，我们也已听说了，传统的性本能冲动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新性革命的进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被从文化中分离了出去（51章）。性欲性行为攻击和分裂的那一面与其温柔和统一的那一面有着如此巨大的区别，以致看上去这两者似乎不再有丝毫关联。如果侵略和攻击真的能够作为主要的激励模式取代性欲性行为，那么传统的欲望和激情不仅能在新型的性欲性行为、自我参照关系和嗜好中，而且也能在非性的惊险和攻击性的行动中，加以改码和转换，这也就是为什么暴力形态能够在与性形态的竞争中不断强化自己的意义和地位。这种预期的激励也就不能再被称为性的刺激，因为它不是通过力比多和热恋，而是通过自毁冲动和仇恨得以实现的。无论如何可以这样想象。

我们期望并抱有希望：没有一种新型的自毁冲动将会取代原始的力比多。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愿望呢？在我的愿望清单上除其他一些事项外，还有就是婴儿的性欲必须去禁忌化，以便使青少年能够有效抵御成人的性侵。也必须在职业、收入、升迁、主持家务和照料儿童等领域实行性别均衡和平等。感谢近几十年来从性别、阶层、民族种族、性取向和身体与精神状态的角度对性别、同性恋、多样性和交叉性的研究，至少有了涉及性别均衡和平等的许多事实数据。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应当制定和实行灵活的工作时间与育儿模式，帮助妇女不必像今天那样因为有了家庭就必须告别自己的职业和事业。如今日常生活中男人用来伤害女人的性别歧视，应遭到普遍谴责。但是，争取人权和争取一切性别的性与生殖健康的战斗，还将继续。任何受到强制的异性恋以及同性恋都将变得苍白。人们不会再像挑选一辆汽车或一台电脑那样地选择自己的生活伴侣。没有一个儿童是通过基因设计的。不再把传统的性欲性行为规范作为青少年性欲性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新型的性和新型性别不必再去呼吁求得认可，能够完全自然地按自己的意愿做出完全独立的自我决定。不再会有人向变性人追问其出生时的性别。与生俱来的两性兼有者，再也不会因为出于医学理由的强制，遭到心理折磨和身体残害。对以往作为禁忌并因而遭遇嘲讽的性和性别，也应进行批判反思，以证明它们现在确实已被社会和文化认可。希望医学、心理学以及心理分析学能够借助批判主义性科学，回忆以前曾被自己的学科看成是病态和变态的那一切究竟是什么，并且希望它们能够把对性的想象与性生理心理障碍，把疾病与社会的专横规定分离开来。

其他的愿望还有，比如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性和性别的问题不要再成为政治争辩的主题，它应当让位于经济和社会问题，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如今的社会、职业和经济状况已经正在变得不可忍受。有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被排挤出社会，并且事实也是如此。因此，仅仅想用便宜的性来转移他们对社会、经济等各层面问题的注意力，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不要期待从“资本主义的幽灵”（Vogl，2010）中得到什么道德、正义、同情和关怀，这是一个不仅制造混乱和不具有预测性，而且也非道德的幽灵。越来越多的人必须理解，鉴于整个世界的状况，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外，仍然想超过稳定增长可能越来越多地消费和占有，其本质无疑就是愚蠢、放肆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资本主义现在已经使一切社会领域屈服于自己，也因此越来越自毁冲动化了，它正在走向一种自身的爆炸。现在必须提出的新问题是：唯有什么才能使人的生活具有生活的价值？希望在这场价值的争辩中，消费和财富将败给爱情和友谊。

我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思考和我所提出的如“人与物相互异化互为客体”等定理，可以证实在当前的金融和银行危机之前就已公开发表，并且我那时甚至就已预言：银行投机所造成的巨额亏损，将会转移到纳税人的身上，由他们来承担。尽管如此，如果现在终于能听到一些（虽然只是个别的）声音，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提出质疑，仍然会令人感到高兴。那位以独立思想家而闻名的联邦宪法法院法官恩斯特-沃尔夫冈·伯肯弗尔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曾经写道（2009：8）：不能回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预言的现实意义。资本主义有着一种“非人性的特征”，它建立在“个人占有财富和资源”的基础上。如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他关于“人的救赎”的圣谕（Enzyklika Redemptor hominis）中已经批判过的那样，资本主义使人成为“经济体制”的“奴隶”，成为他自己产品的物。资本主义“无视自然和人的命运”，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资本主义必须由一种“受全民团结互助”理念启示的“秩序和行动模式”来加以取代。“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这不是一种“有预定的实质内容”并有“一定标准和界限”的行为，而是一种以无限扩张自己、无限增长财富和占有为目标的“赚取、创新和营利的兴趣”。满足人的生活需求和他们的日益富裕，并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出发点和结构基础。

因此必然要寻找第三条道路。之所以不能再排除对第三条道路的寻找，是因为我们的公民们不愿沉默地忍受这一切，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支柱如意识形态、金融财政、信息沟通和能源系统已经倾斜和开始倒塌。老的资本主义濒临破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了它疏离人的伎俩，已不再是人们生活的一切。有越来越多的鱼认识到自己生活在水里。这第三条道路主张的不再是一切领域的经济化，不再是经济增长率，而是全体人的共有、共享、共同体、伙伴式的合作社和合作关系；主张帮助那些有帮助需要的人、弱势群体和老弱病残者；主张收入均衡、人的同等价值、谦逊不张扬、有同情心、生活满意度、健康幸福、可持续发展，并根本就是一切与人为善、一切以人为本；不再是国民生产总值，而是不加粉饰的人类发展指数、快乐星球指数和生活美好指数。最后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终结否认人的困难的集体性谎言。

现在回到我们很专业的性领域。鉴于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并不支配有一种情欲色情的艺术，因而我们有必要将我们的希望寄托于爱神仍在流血的伤口上，寄托在贯穿于我们全部性形态的尚未解开的矛盾中，我们不愿屈服于欺骗和庸俗。没有希望没有愿望没有渴望，是任何人的存在都不可想象的，人不会没有对童年时代天堂的渴望。那些正统的心理分析家曾以这一观点批判了“从马尔库塞、福柯到西古希”等理论家。那位睿智的心理分析学家彼得·帕赛特（2006：254 f）对这些正统心理分析家的回答是：“无论如何，与不愿理解为什么在可满足的性欲性行为的需求之外还需要无法满足的爱神愿望的那些人相比，关于爱神的想象与性欲性行为的真相又更接近了一步。”值得我们思考的还有，比如人们如今的挣钱冲动已经强于性冲动，比如在20世纪以两人关系和性生活为主的夫妻关系咨询和治疗，在21世纪初就已经把重点转为爱情关系（Altmeyer，2005），遗憾的是在性科学研究中仍以性欲和性行为为重点，而不是爱情。

显然，性已不再是我们文化中的那个空缺。从好奇到贪婪，从寻找刺激到寻找惊险的转移，也昭然可见。但孩子还不是由技术和机器生产制造，他们仍还有亲生父母。因此，还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性欲和性行为。性黏着人，就像人被他自己的利己之心所黏着，或者和蔼些说，就如同人的审美能力。但这也可以只是通过对那些“漂亮区域”的神经刺激，或是简化为最外表的持续的声音刺激，比如音乐，就足够了。只是因为人的性欲性行为仍然还在黏着人，因此对人来说，他们无意识中的不确定性，仍然作为征兆留存了下来，而我们则仍然把它称为性。我们无非是想通过一个其他的人，通过我们对爱情的拜神化，通过我们的性生活场景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幸福些。这种所有愿望中最大的愿望，仍然且总是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它既代表童年乐园的天堂，也代表了我们作为儿童曾经陷入过的教养院地狱。它既建立在孤独和暴力之上，也同样建立在实现宏伟愿望和潜身于生理心理宇宙的愿望之上。在寻找童年的天堂和地狱，寻找惊险、自爱和自我完成的性实践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已经不在乎究竟使用怎样的方式方法，甚至不管它们是否有用。我们文化中的愿望和它的满足之间的那条深渊，在今天似乎已被填补或者说被搭桥进行了连接。但即使是当前的这种连接，也只是一种表象，因为它们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是不可解的。

当然，人类的性欲和性行为肯定仍然还会有那么一段时间的未来，因为它们即使在一个知识社会也不能通过知识和几乎能把一切都转化为现实的技术来代替完成。它们给幻想、猜想、抱怨和指责留下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因而也会被媒体继续利用来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另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状况中的性或完全只是简单的情欲感受和这个人在性幻想中的体验。也就是说，仍然为揣测和炒作敞开着大门。并且即使是性科学，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人的性欲性行为以其每个人不同的具体和特殊的方式证实了，我们冷静的理智并不能完全掌控我们的生活，并且同样也证实了我们也没有能力完全理性地设置我们的生活。成功的性欲性行为证明了这个世界到底还是有幸福与光芒。满意的情欲和性生活不仅能够强化人的自信和幸福感，也能愈合人的心灵伤口，这就使得个人的情欲表现和个人的性能力在根本上其实就是那个人所创造的艺术品，在这样的艺术品面前，科学只能表示出满满的惊讶，并且经常还有无限的困惑。任何一种性的个人特征，都是独一无二的，并在认识论上具有不可再简约性。因此，在我的性理论中，我把性的这种特点表述为一种个人化的性的个人特殊差异。但是公正和自由，人们今天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上或是以这一类为基础的一种与人为善的道德中才能寻找到。鉴于通常伟大无比和令人敬畏的自然对我们的自由和社会公正保持了沉默，我们仍然还需要科学和政治运动。

只要个人还在绝望地揣测“性的特殊差异”的技巧，那么文化的场景就仍然会以人超越此岸的渴望为主题加以揣测和炒作，性爱与反性爱之间围绕的一个个断面和碎片的争夺战也会延续下去。但是如果对性的特殊差异的揣测终于走向终结，那么人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希望，自己反性爱的那微小部分和可购买的作为物的性，是以自己随时可以撤销为前提才予以赞同和同意购买的。这将是性在所有与自己相关领域的最终胜利。如果说，批判主义性科学从中得到了什么启发的话，那就是：无性、一夫一妻、组合式或多元化性爱的行为，同样都还远离一种自由的有意义的生活，只是这种生活目前还尚未被我们认识而已。性享受者如同性犯罪者一样是一种错误的生活指数。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依靠无意识的反性欲性行为；因为只有到那时，性的动机才不是跟随“这真有趣（It’s Funny）这一普遍化的命令，而是超越此岸的刺激。意识形态一直是健康和快乐性生活的障碍。但要改变它，便会触及整个社会体制的根基。因为意识形态并不是依附在社会表面随时可以剥离的那个层面，它内在和交织于整个社会之中。它奠基于主要是人与商品交换的抽象中。如果不放弃活生生的人，就不可能出现人与物的交换。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含蓄，直到今天仍然是必要的社会假象”（Adorno，1966：348）。

另外，我们仍然还寄希望于一种认识论上不可再简约的性剩余值、性的奇妙神秘，那些使我们激动万分的性崇拜和场景都内含着一种不可解的秘密、性的不可生产和不可购买的特征。我们仍然希望，只要性和性别可能性的伤口仍在流血，性爱就能够吸引我们，并且反性爱就能够远离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不顾它们已经败落的象征意义）继续为争取自身的意义、身份认同、性和性别个人特殊差异，为性的真实性和自主性而斗争，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留下多少了。

无意识的冲动和个人的性想象与文化场景和似乎最终由理性做出决定的那些事情，可能仍然是相矛盾的。当然处在性兴奋时，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令人感到窒息的要素，比如一切最常见的事和物，一切貌似合理的决定会被要求远远退场，退出此情此景，因为现在出现了事先没有料想到的、震撼人心和令人疯狂的事情。这里涉及的不再是舒适和电子数字，而是最有风险和最传统的事；它不再是无聊，而是一种例外的紧急状态。一下子又身处在童年无所不能和无限完美的幻想中，令内心感到无限安宁的共栖共生，甚至能超越性别的距离：所有性别都有进入幻想的自然权利，可以自由地想象：乳房、外阴、阴道、阴茎、睾丸、月经、润滑、合同、勃起、穿透、射精、受精、受孕、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在想象中，燃烧的火山岩浆被注入静脉，女人感觉到自己的阴茎已经进入男人悸动的阴道，正处在性兴奋的男人正在抓住自己肿胀的乳房。性别差异成为一种享受而不是嫉妒。女人射精和男人受孕，也变得无比正常。以往曾给生活带来困难的一切，如早年的心理创伤，侮辱、羞辱和良心折磨，都被中性化了。

我们相信，不需要体系客体和体系强制参与就能丰富想象的传统自我强大的主体，仍然继续喜欢与性相关的一切。我们希望，仍然还很陌生的性爱和被打跑的想象，即使在科学不断惊人超越自己原有界线甚至直到克隆出无性生物的时代，还能在21世纪实现自己，不管这是否会给我们带来安慰。也许有一天，超越此岸世界的情欲又会回到我们中间，而且还带来了新的对原有的性界线的超越，这种新的超越从电子数字的世界角度，不再认可神秘和众神，站立在我们的身边，为我们减免历史的重负。这时，爱神又能笑了。但它仍然还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空缺，并且仍然是性的可能性中的一个仍然还在流血的伤口。

当前显然是自我中心和金钱正在驱赶我们这些乌托邦式的想象。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新性革命还没有发展出一种主要围绕着性色情、迷醉、狂喜和违规越界的乌托邦。在当前，正统的性规范已经出现动摇，自我实现的性和自我认同的性别，流动态的性取向和流动态的性别正在兴起，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两种性别兼有。这就是新性革命在当前的核心进程。没人知道，这个进程还要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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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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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inenz，sexuelle 98，221，227，302，350，379，425f，430，443，515，524

Abtreibung 91，169f，200，227，408f，435，517，521ff

Affektdispositiv 566

Agape 54，167

Agender 124，213，229，250，257，531，549，567，571

Aggression，sexuelle 10，28，40，105，163f，177，185，188，209ff，226，228，281ff，297，302，336，378，388，577 s.auch Gewalt，sexuelle

AIDS 99，201ff，227，282，319，325，364，412，420ff，443，445，486，494，510，517，551，554

Akronyme，sexuelle 317ff

Akrotomophilie 537

Alterssexualität 213，459ff，578

Ambra 274

Amelotatismus 536f

Analverkehr 317f，361，385，426，453

Annoncen 317ff

Anteros 38，216，430，556f，581

Antibabypille 224f，277

Antisexualität 38

Armut 406，436f，497

Ars erotica 101，213，324，329，343，418，464，467，504，520，546ff，579

Asexualität 206，229，312ff，485ff，568

Asexuelle 213，290，430f，537，566f，581

Assoziation 358，534，546，562

- von Geschlecht und Sexualität 237ff

Aufklärung，sexuelle 125f，133f，154，159，168，191，202，204，211，214，227，238，245，269，290，345，421，426，485，519f，524，526，528，554f

Autodestruktion 63，75，95f，125，232

Autopoiesis 63，71ff，75f，95f，125，232，236，502

Autosexualität 359，489，506

Baubo 116，212，555

BDSM 317，326，344，366ff，404，430，476，539

Befreiung，sexuelle s.Emanzipation（sbewegung）

Begehren，sexuelles 62，101，105，153，156，165，175，177f，180f，209，212，222，226，301ff，346，356，376，388，396，456，464，482，492，557，564，577

Begierde 59，155，166ff，177ff，390，482，492，504，535，551，562，566，571

Beziehungen 13，28f，53，57，61，75，111，149，154，156，159，164ff，181f，222，226ff，263，276，289，296，305ff，340ff，347ff，353f，358，361，369，396，401ff，411，417，442ff，462f，478，495，505ff，509，518，528，530，532，535ff，544，546ff，551，557ff，562，570，579 s.auch Diversifikation der Beziehungen；Liebe

Bigender 216，250，549，571

Bigenus 238，243ff，250f，255，261

Bionik 92

Bisexualität 122，146，158，162f，206，213，246，261，363ff，384f，404，457，485，511，531，538，548f

Bisexuelle 10，127，319，337，348，355，363ff，430，454，486，488，512，571

Candaulismus 537

Cisgender 244，247，547 s.auch Zissexuelle

Compersion s.Mitfreude

Cougar 324，463

Cybersex 317，340f，430，451，553，572

Delinquenz，sexuelle 196，286，316，523，538，581 s.auch Forensik

Destrudo 164，176，226，281，407，576f

Devolution，neosexuelle 500

Differentia generis specifica 59，102，111ff，115

Differentia generosexualis specifica 17，50

Differentia generum 59，102，111ff，114f，117ff

Differentia sexualis specifica 55ff，98f，149，161，178，211，217，342，356，410，545，558，580f

Dildokratie 361

Diskursfiguren，sexuelle 430f

Dispersion，sexuelle 75，226，232，276，316ff，329，334，341，347，546，557，573 s.auch Dispersität；Internetsexualität；Shopsex

Dispersität 317，319，348，369 s.auch Dispersion

Dispositiv 9，26，32f，62，77，125，144，193，246，258f，263，309，429，508，545，564，566 s.auch Sexualdispositiv

Dissoziation，sexuelle 75，155，176，226，276，316，341，347，482，486f，527，534，545f

- von aggressiver und zärtlicher Sphäre 281ff

- von Ehe und Familie 349

- von Erotik und Sexualität 306

- von Geschlecht und Sexualität 156，237ff

- von körperlicher Reaktion und Erleben 272f

- von Liebe und Sexualität 562

- von Mutter-und Vaterschaft 306

- von personaler Beziehung und sexuellem Erleben 305f

- von Reproduktion und Sexualität 206，235f

- von Sexualität und Angst 276，527

- von Weiblichkeit und Mütterlichkeit 239

- von zärtlicher und sinnlicher Strömung 416，482

Diversifikation 70，75，226，276，316，341，538，544，546

- der Lebens-und Beziehungsformen 347ff，434

Drang，sexueller 123，165，167ff，176ff，564f，567，579

Drangliebe，vernünftige 565

Egoismus 36，67，106，172，295，358，376，403f，410，412，483f，504f，508，558，560ff，569，574 s.auch Selfsex

Ehe 10，36，51，98，349ff，401，433，453，455，494，550，557，570

Ehescheidung 433

Emanzipation（sbewegung）35，56，63，74，82，100，113，193，204，216，221，236，252，357，360f，363，425，488，496 s.auch Feminismus；Frauenbewegung；Lesbenbewegung；Schwulenbewegung

Empfängnisverhütung 227，445，521 s.auch Kontrazeption，Zeugungsverhütung

Endlust 480f

Entstofflichung 19，63，92，95f，309，316

Entsublimierung，repressive 35，204

Entwicklung，sexuelle 151ff，443，471

Erektionsstörungen 198，272，275，279，433，467f，476 s.auch Impotenz

Eros 38，54，100，147f，164，173，178，188，192，216，272，356，430，450，483，506，527，546，556f，563f，579，581f

- »heiliger«45ff，216，228，553

Erotik 43，45ff，216，306，310，319，324，341，358，384，456，464，483，488，532，552，556，568，582 s.auch Ars erotica

- kindliche 284ff，551

E-Sex 177，204，226，229，272，310，340ff，549，569，571f s.auch Internetsexualität；Online-Sex；Portalsex

Essenzialismus 22，25，127，562

Evolutionspsychologie 29ff，127，206

Exhibitionismus 161，230，298，342，371，390，457，514，549

Fake Sex 430，553，569

Faktion 571

Familie 27，36，43，68，91，134，203，222，230f，234，255，262，283，287，293f，296f，299，328，347，349ff，404，433f，439，442，444，449，452，455，496，499，505，514，518，525，530，535f，548，551，570f，577

Fantasien，sexuelle 28，38，79，122，124，126，133，140ff，151，153，157，163f，175，178，182，185，188，207，209f，212ff，242，246f，251，286，296f，302，332ff，341，343，367f，374，377，381，387f，452f，456f，461，464，474，487，511，518，540，550，556f，561，580ff

Female Genitale Cosmetic Surgery 198f，555

Feminismus 22，102ff，106，108ff，111，115，222，237ff，281，352，360，363，384，428，499，533f，536，555f s.auch Frauenbewegung

Fernliebe 518

Fetischismus

- gesellschaftlicher 19，21ff，35，38，53f，63，66，73，75，80，83，86ff，105，114，145，167，208，214f，232，303，309，408，415，449f，494，498f，559ff，573ff

- sexueller 98，135，162，185，187，210ff，223，229f，252，254，272，291，298，305ff，310ff，314，325，368f，375ff，381，384ff，401，416，456ff，488，531f，537，549，556，559ff，568，581

Forensik 317，345，366f，513 s.auch Delinquenz，sexuelle

Fortpflanzung s.Reproduktion

Frauen 28ff，40，76，85，90，103ff，113ff，122，163，184，213，246，282f，305f，333，343，349ff，354，369，391，402f，417，432ff，442ff，447，449，452ff，461ff，469ff，476，479，496，517，532，541，546f，555，567，577

- Benachteiligungen 48ff，107ff，113ff，141，148f，224，227，281，335f，338，352，377，404，406，416f，436f，468，495f，517，528，533，551f，562

- Selbstbestimmungsrechte 10，521ff

Frauenbewegung 42，102ff，107ff，193，221，227，237ff，246，355，359f，554 s.auch Feminismus

Furor causalis 136f

Furor naturalis 131f，521ff

Furor sexualis 33，566

Geburtenrate 435，459

Gender 76，124，166，195，229，232，237ff，250，262，266，352，456，539，577

- Blending 250ff，430

- Sex-and-Gender-Diskurs 227，238，259，361，447

- Swapping 342，532 s.auch Agender；Bigender；Cisgender；Intergender；Liquid Gender；Selfgender；Transgender

Genitalien 59，117，123，132，139ff，161f，171，199，268，286，291，324，335，339，369，464，480f，520，540，554f s.auch Baubo；Intimchirurgie；Klitoris；Penis；Phallus；Vagina；Venuslippen

Gerontophilie 385，390

Geschlecht（er）11，13，17，22，24f，31，35，38，41f，46ff，59，75，100，102，104，106，108，110f，114，116ff，124，127f，156，162，183，205，212，214ff，227，237ff，244，246，250ff，256，338，486，489，492，500，528，531ff，543，545，547，558，564，571，577，581f s.auch Sexus potior；Sexus sequior

Geschlechterdifferenz 40，76，107，111ff，114ff，117ff，228，253，259，263，369，405，444，468，495，533f，545ff，551，562f s.auch Differentia generum

Geschlechterdimorphismus 30f，40，122，141

Geschlechterdistinktion 250ff

Geschlechterspannung 120，156，163，233，542

Geschlechtsdifferenz 59，76，111ff，251，262，411，531，582 s.auch Differentia generis

Geschlechtsdysphorie 246f

Geschlechtsform（en）9，33，37，40ff，50，77，115，122f，125，204，208，226，229，246f，251f，265，316，348，420，429，446，527，547，557，561，569，578，

Geschlechtsidentität（sstörung）59，120，122，134，184，195，237，239，244，246f，260，292，448，543，571

Geschlechtsmetaphysik 41f，43f，45f，48，261

Geschlechtsrest，irreduzibler 105，192，543

Geschlechtsrolle 160，184，257，354

Geschlechtstheorie 40ff

Geschlechtsumwandlung s.Geschlechtswechsel

Geschlechtsunterschiede s.Geschlechterdifferenz

Geschlechtsverkehr 126，229，390，435，442ff，453ff，463ff，469，485，507，514，550，554，556，570

Geschlechtswechsel 11，121f，241ff，252，254ff，260ff，292，384

Gewalt（formen）

- allgemeine 56，78，88，104，106，109f，126，225f，228，266，293ff，334，359f，385，393f，407，438，486，500f，512，519，524，529，538，549，573ff，580

- sexuelle 12，29，50f，106，157，204，209，281ff，302，333，367f，378，417，445，450f，513，532，551 s.auch Missbrauch，sexueller；Traumatisierung，sexuelle；Übergriffe，sexuelle

Hankies 328，369

Hermaphrodit（ismus）s.Intergeschlechtliche

Heteronormativität 405，495，538，547

Heterosexualität 10，108，156，159ff，213，224，230，236，245，353ff，356，361，363，372f，378，478，486，494，537，539，547f，552

HIV-Infektion s.AIDS

Homo sexualis 17，34f，97f

Homonormativität 495

Homosexualität 10f，26，28，56，80，108，127，129，132，134，137，155f，159f，176，203，213，216，221，224，227，230，245f，254f，262，292，301，319，348，363，366f，369，371f，374，385，389f，404f，421f，443，454，452，478，486，495，500，503，512ff，515f，518，537f，547ff，552f，558

- männliche 136，202，251，324f，328，344，353ff，422ff，426f，469，536，558，570f，577

- weibliche 100，148，319，349，359ff，404，558 s.auch Lesbenbewegung

Hormone s.Sexualhormone

Hylomatie 38，63，75，77，79，90f，93，95f，155，232，309f，316，396，429，497，519，543，548，553，573，578 s.auch Metamorphosen von Leben und Tod

Impotenz 30，274，276，278，412，457f，475，481f

s.auch Erektionsstörungen；Sexualstörungen

Instinkte 20，38，100，172，176ff，181f，206，478，498

Intergender 124，229，250，257，265，531，549，553，571

Intergeschlechtliche 250，265ff，348，553，578

Internet 71，232，267，351，364，400，434，449，485，493，519，524

Internetsexualität 10，177，226f，248ff，302，305ff，310，312，317，319，325，328，337，340f，343ff，366，373，386，389，401ff，511，529，532，536f，550，557，569

s.auch E-Sex；Online-Sex；Portalsex

Intersexuelle s.Intergeschlechtliche

Intimchirurgie 198f，241，272，274，473，516

Involution 41

- neosexuelle 232，435，501，521ff

Inzest 159，281，287，298，384，482，518，521，548，558

Jugendsexualität 213，222，285，292，442ff，462

Kannibalismus 10，325，342，571

Kapitalismus

- und Sexualtheorie 30，34ff，38，51，63ff，71，73，75ff，82ff，87，103ff，108，177，190，223，233f，346，348，407，418，429，484，495f，499，501，504f，507，528，542ff，557，559ff，566，578f

Karezza 556

Kern，sexogenerischer 30，112，128，183f，533，542ff

Kind（heit）9ff，28f，44，47，51f，59，64f，76，79f，91，111ff；117，143，151ff，181ff；233，236，281ff，284ff，290ff，293ff，296ff，301ff，349ff，406，409，411，429，433ff，444，447，452ff，494，496，505，512f，518，525ff，531f.548，551，567，570f，577，579f

s.auch Kinderpornografie；Kindesmissbrauch；Missbrauch，sexueller；Pädosexualität；Sexualität，kindliche

Kinderpornografie 282f，328，345，447，494，518，575

Kindesmissbrauch 11，152，157，282f，296ff，303，317，328，334，345，447，518，556，574f

s.auch Missbrauch，sexueller

Klitoridektomie 193，474

Klitoris 139，158，193，198，237，265，273，286，317，336，377，470ff，475，543，554f

Klonen 44，88，92f，123f，236，429

Koitus s.Geschlechtsverkehr

Konsensmoral，individuell-intime 233，410ff，449，494，511，523

s.auch Moral；Sexualmoral

Konstruktivismus 22，25，127，138，408，428

Kontrasexualität 361

Kontrazeption 203，222，224f，229，445，525f，528

s.auch Empfängnisverhütung；Zeugungsverhütung

Körper

- und Seele 138ff

Krankheitsobjektiv 193ff，564

- und nosomorpher Blick 244，254ff

Kritik

-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2，22，33，38，64ff，73，75，95，408，499，503

- Notwendigkeit und Kritik der Kritik 82ff

Laktaphilie 537

Lean Sexuality 75，189，229，276，450，504ff，527，546

Lebenspartnerschaften 392，404

- gleichgeschlechtliche 10，271，433，512，547

Lesben 319，349，353，363，404，509，512，523，549，571

s.auch Homosexualität，weibliche

Lesbenbewegung 359ff

Lethe 164，217

Libido（sexualis）146f，155f，161，164，176，180，184，226，235，238，277，281，372，407，468，487，489f，577

Liebe 9ff，12f，20，22，24，26，28f，32，34，36f，51ff，55，58，74f，87，97ff，101，104，123，126，128，134，144，146，154，156，163ff，167f，172f，176f，179f，185f，188，192，204，208ff，212，214，216f，221，224，231，248，263，278，280，284，287，295，303，305，307f，325，336，352，371ff，377f，381，396，406，410，412f，416，421f，442f，445f，450ff，457f，467，480ff，494ff，500，506，509，515，520，530f，542，544，547，557f，559ff，566，569，579

- Gemeines Lied 54

- Hohes Lied 52f，371

- Mystifikation 53f，75，83，308f，335，376，445，559ff

- Niederes Lied 52，371

Liebesform（en）9，37，41，51ff，54，127，165，309ff，350，354，358，369，393f，397，399，402ff，414，420，478，530，548，551，560ff，569ff

- affektive oder Triebliebe 560f

- emotional-rationale oder Vernunftliebe 560f

- romantische 53f，403，443，450，488，544，560，570

- vernünftige Drangliebe 565

s.auch Fernliebe；Lovemaps；Polyamorie；Selbstliebe；Verliebtheit

Ligurinus-Schock 463

Liquid Gender 102，124，229，250，257，531，547，549，567，571，582

Liquid Identity 250，571

Liquid Sex 365，567，582

Lovemaps 165

Ludus 54

Lustlosigkeit，sexuelle 63，100，126，430，464，468f，476，484，487f，492，494，547

Lustprinzip 164，173，480

Mania 54

Masochismus 230，254，292，298，344，366ff，371，390，434，476，481

s.auch BDSM；Sadomasochismus

Masturbation 164，196，233，272，285ff，288ff，443，447f，455，472f，488f，516，536

s.auch Onanie；Selbstbefriedigung

Menopause 90，460，463

Metamorphosen 63，185，538，540

- von Leben und Tod 90ff，96，195，235f，309，396

s.auch Hylomatie

Metamour 403

Metrosexuelle 250f，430，533，538f

Missbrauch，sexueller 10，126，159，204，227f，281ff，290f，296ff，303，430，439，445，491，498，517，521，550f

s.auch Gewalt，sexuelle

Mitfreude 403f

Monogamie 26，28ff，43，147，204，221，235，253，364，402，404，421，426，570f，581

- serielle 222，369，402，442，511

Moral 22，28，71，75，86，101，126，146，175，193，200ff，214，222，224，233f，281f，302，329，331，355，377，379，397，406ff，419，428，446，450，499，501f，517f，521，523，534，552，559，578

s.auch Konsensmoral；Sexualmoral

Mundverkehr 205，294，318，335，453，457，475

Nachrichten

- aus der neosexuellen Revolution 509ff

Nekrophilie 309，325，385，571

Neoallianz（en）11，29，155，226，229，347ff，392ff，401ff，439，499，537，540，549，557，568，570

s.auch Neozoophilie；Portalsex；Polyamorie

Neogeschlecht（er）11，29，124，155，226f，229f，236，248f，253，265，385，486，499，533，537，547，549，557，578

s.auch Agender；Bigender；Intergender；Liquid Gender；Transgender

Neoliberalismus 71，75，231，236，341f，500，523，527，544，567f，572

s.auch Revolution，neosexuelle

Neosexualität（en）11，29，33，155，226，229，232，234，249，265，272，306，314，317，319，334，340ff，367，385，402，476，486，499，506，516，527ff，543，549，552f，557，569

- emergente 340ff

- versus Paläosexualität 527ff

s.auch Involution，neosexuelle；Revolution，neosexuelle

Neozoophilie 310，325，392ff，434，510，515，549

Normopathie 354，374，495

Objektiv 12，17，22，26，32ff，37f，53，55，61ff，72，74ff，79f，89，93，95f，99，105，116，125，143，147，177，180，192ff，239，243ff，253，255，259，309，348，429，498f，537，545，563，582

s.auch Krankheitsobjektiv；Operationsobjektiv；Sexualobjektiv

Objektophilie 155，208，307ff，537，549，568，571f

Objektsexualität s.Objektophilie

Ödipuskomplex 27，111，123，146，159，208，233，371，407

Ökonomie s.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 sexuelle 28，223，228

Onanie 85，165，197，286，288，290f，324，339，343，371，385f，443，446，507，537

s.auch Masturbation；Selbstbefriedigung

Online-Sex 340f，344

s.auch E-Sex；Internetsexualität；Portalsex

Operationsobjektiv 189，193ff，242

Oralverkehr s.Mundverkehr

Orgasmus 28，85，100，135，140，166，171，177，188，193，208，211，222ff，229，280，287ff，292，324，329f，338，341，343，368，386ff，444，454f，458f，466ff，470ff，475f，479，486，528，533，541f，546，551，554ff

Orientierung，sexuelle 76，103，156，160，230，239，364，370，404，409，485，490f，548，577

Paarsexualität 452ff

s.auch Beziehungen

Paartherapie 458，579

Pacte civil de solidarité（PACS）504

Pädophilie 10，284，291，296ff，301ff，317，390，513，518，551

s.auch Pädosexualität

Pädosexualität 37，284，297f，301ff，317，352，385，558

s.auch Pädophilie

Paläosexualität（en）10，228，323，342f，527ff，551f，573

- versus Neosexualität（en）527ff

Pansexuelle 207，370，404

Paraphilie 187，∧89，368，385ff，395，457，469，477，537

s.auch Pervers（ion）

Partialtriebe 161，229，306，342，371，457，527，538

Partnerschaft s.Beziehungen

Patriarchalismus 38，40ff，43，48f，51，59，63，65，76，79，103ff，106ff，111f，114ff，121，123，148ff，175，179，186，193，224，245，247，253，276，282，353，362，382，429，451，476，482，499，532f，555，562，564，569

Penis 116，126，139f，149，158，162f，197ff，206f，237，252f，265，267，272ff，278ff，317ff，325，329，342，361，433，470ff，477，487，517，532，547，555，582

Personenstand 121，270f

Pervers（ion）10，13，30，36，143，145f，155f，158ff，173，176，186f，189，193，196，203，205，209，213，224，229f，234f，237，242，254，261，284，298，316f，319，334，354ff，363，366ff，371ff，381ff，385ff，395，400，415，417，421f，424，430，451，456f，469f，475，477，486，496，507，514，527f，537f，549，556，558，578

s.auch Paraphilie

Phallus 116，252，274，278ff，361，555

Phosphodiesterase-Hemmer s.Viagra

Polyamorie 54，135，167，216，229，401ff，539，549f，570

Polysexualität 213，298，413，457，527，538f，549，581

- polysexuelles Vermögen 158，230，457

Pornografie 58，134，187，196，204，213，221，281，325，329f，331ff，341，343，346，379，381，384，389f，416，434，447ff，451，510，520，536f，556，569，572

s.auch Kinderpornografie

Portalsex 229，401ff

s.auch E-Sex；Internetsexualität；Online-Sex

Postgender 123

Postsexualität 325，568f

Präferenzstörung 137，187，189，385

s.auch Paraphilie；Pervers（ion）

Pragma 54

Promiskuität 29f，164，204，369，387，389f，426，443，530

Prostitution 317，341，384，402，413ff，434，517f，521

Prothesen-Sex 272f，569
protogeschlechtlich 123
protopolysexuell 457
protosexuell 38，123

Psychoanalyse 10，12，25，29，37，64，93，103，109ff，120，122，132，152ff，155f，158ff，162ff，170f，176，178ff，182，184，206f，212，221，223，228ff，231ff，234，237，239，252，258ff，284，287，305，324，328，333，354f，367，373ff，379，381ff，387，408，417，465，478，492，563，566，579

- Kritik der Orgasmuslehre 470ff

- und Sexualwissenschaft 80，98，143ff，151ff，237，245，284，287，298，301，303，308，361f，368，422，468，475，578

Psychosexualität 38，111，140，149，151ff，298，471，478

Pubertät 60，111，166，185，229，262，267，287ff，291，303，369，375，386，432，443，447，460f，470f，480，482，489，528

Queerness 215，257，337，361，511，539，549，574，581f

Queer-Theorie 102，124，215，250，361，543，577

Religion 34，71，74，84，86，103，120，148，179，189，231，355，367，382，497，499，503，505，530，541，544，551

Religiosität 46f，109，184，302，414，433，439f，487，521f，525f，550

Reproduktion 163，221，224f，235ff，239，472，474，502，519，543，549

Reproduktionswissenschaft（en）159，242，350，408，484，534

Retrosexuelle 538f

Revolution（en）

- neosexuelle 9，13，29，50，71，73，75，121，124，130，199，215，226ff，238f，245f，255，257，263，272，276，284，309f，316f，319，324，338，340f，344，352f，354，366f，369，385，401f，429，447，459，485f，492，500f，505，509ff，527f，529f，534，536f，544，546f，550f，558，567，577，582

s.auch Involution，neosexuelle；Nachrichten；Neoallianz（en）；Neogeschlecht（er）；Neoliberalismus；Neosexualität（en）

- sexuelle 9f，35，41，56，107f，167，177，204，206，221ff，227，231，234，241，276，278，332，355，363，384，391，401，408，412，422，424，442f，445，449f，454，459，462，482，484f，496，506，528f，532，544，546，550f，557，560，567f，582

Sadismus 229f，298，309，344，366ff，371，378，383f，390，476，481

Sadomasochismus 10，98，100，161f，200，229f，272，296，318f，366ff，372，385，387，390，430，454，457，511，538，549，566

s.auch BDSM；Masochismus

Scham（losigkeit）12，36，51，53，70，148，177，203，211f，281，292，299，324，336，342，344，373，394，399，424，426，458，493，514，530，552，565，570，582

Schwangerschaft 90f，111，185，203，225，301，305，325，343，354，379，421，435，445，449，451，479，522ff，540，542f，554

Schwangerschaftsabbruch s.Abtreibung

Schwulenbewegung s.Homosexualität，männliche

Selbstbefriedigung 111，164，285f，343，354，389，443，446，449，454，464，466，486ff，506f，527，530，548

s.auch Masturbation；Onanie

Selbstliebe 229，446，450，504f，507，548，551，553，562f，580

s.auch Selfsex

Selfgender 155，229，238，343，507，527，582

Selfsex 73，155，222，229，238，276，342f，504ff，527，530，548，580，582

Sexarbeit s.Prostitution

Sexindustrie 272，329f，334f，414

Sexismus 41，51，63f，75ff，79，101，103，114，116，227，281，429，468，550，562，567，569，574，577

- patriarchaler 106ff

Sexkino 338f，344，384，389，414

Sexmaps 59，165

Sexomation 58

Sexose 390

Sexshop 272f，329ff，336，555

Sexting 447，571

Sexualaufklärung s.Aufklärung，sexuelle

Sexualchirurgie s.Intimchirurgie

Sexualdelinquenz s.Delinquenz，sexuelle；Forensik

Sexualdispositiv 33，35，77，324

s.auch Dispositiv

Sexualethnologie 27f，214，289

Sexualfantasien s.Fantasien，sexuelle

Sexualforensik s.Delinquenz，sexuelle；Forensik

Sexualform（en）9，12，34ff，40f，75，77，88，97，105，125，156，160，185，206，208，211，213，215，226，229，231，235，237，246，252，276，286，298，301f，316，330，341，353ff，376，385f，388，405，414ff，429，443，446，454，486，496，504ff，528，531，546，548，557f，561，569，573，577，579

Sexualfragmente 228，316ff，569

Sexualhormone 30，38，60，91，100，111，132，136，139，141，171，182，212，254，269f，460f，463，490，503，545

Sexualindividualität 36，57

s.auch Differentia sexualis specifica；Sexualperson（alität）

Sexualisierung 10，41，153，163，204，222，232，296f，305，388f，401，456，492，554

Sexualität（en）

- allgemein 27ff，61ff，191f，205ff，371ff，480ff

- als gesellschaftlicher Begriff 24ff

- Alte s.Alterssexualität

- diskursive vs.nichtdiskursive 33，430f，442

- Gesundheitsgewinn 465f

- infantile s.Sexualität，kindliche

- Jugendliche s.Jugendsexualität

- kategoriale 38，133，205

- kindliche 151ff，154，157f，165，209，231，284ff，287，290ff，293ff，296ff，301ff，577

- Kommerzialisierung 12，71，77，221，228，309，316f，323，329，492，528，553，569

s.auch Shopsex

- körperliche Belastung 465f

- Paare s.Paarsexualität

- Wortgeschichte 38f，132

- und gegenwärtige Gesellschaft 492ff，509ff，521fF，527ff，546ff，566ff

Sexualmedizin 11，13，141，161，222，229，345，387，464，467ff，534，537

- Kritik der Fachsprache

s.auch Sexualphysiologie；Sexualtherapie

Sexualmoral 222f，227，230f，287，290，297，299，316，323，328，371，380，382，402f，413ff，422，447，525，529，537f，546，551f，562，569，575，s.auch Konsensmoral；Moral

Sexualobjektiv 32ff，37，77，105

s.auch Krankheitsobjektiv；Operationsobjektiv

Sexualökonomie s.Ökonomie，sexuelle

Sexualpause 463

Sexualperson（alität）13，55ff，161，410，494，551，569，580

s.auch Differentia sexualis specifica；Sexualindividualität

Sexualphysiologie 28，235，464，471f，480，541

Sexualrest，irreduzibler 191f，205，543

Sexualstörungen 196，228，464，467，479

s.auch Impotenz

Sexualsubjekt 55f，212，305，412，420，422，493

Sexualsucht s.Süchtigkeit，sexuelle

Sexualtheorie

- Aporien 12，15ff，55，125，260，534

- Begriffe 19ff，24ff，32ff

- paradoxale Verhältnisse 492ff

- Prämissen 12，57，98，125ff，171，568

- und Gesellschaft 24ff，27ff，32f，34ff，61ff

Sexualtherapie 215，477，537

s.auch Paartherapie

Sexualtrieb 13，20，22，25，32，34，36ff，40，44，57ff，99，101，105，111，127f，143ff，152ff，167ff，187ff，205，210f，215，228ff，237，246，308，373，426，443f，475，481ff，487ff，551，563，566，574

Sexualwissenschaft

- affirmative 125f，201，214，217，239

- allgemein 10ff，37，63f，80，97，99ff，121，124，127f，131f，139，141，143f，146，153f，156f，162，166，180，187，189f，191，193，201，203f，212，222，237，266，287f，308，329，347，386，534，573

- als gesellschaftliche Einrichtung 200ff

- als Wissenschaft 187ff

- empirische 57，442，450

- fortschrittliche 100，125f，137

- kxitische 10，19，35，38，57，59，84f，100，103ff，124，125ff，128，130，141，143ff，151，179ff，185f，187ff，191f，200f，204，214f，341，361，421，425，428，431，442，450，457，499，503，534，556，558，578，581

- paradoxaler Status 97ff

- Prämissen und Aporien 19ff，125ff

- und Feminismus 102ff

Sexualzwang 390

Sexus potior 48ff

- sequior 48ff

Sexwelle 35，222，229

Shopsex 329ff

s.auch Kommerzialisierung

Silver Sex s.Alterssexualität

Singles 10，348，350，352，401，434，452f，464

Skripte，sexuelle 59，165f，376，448

Sodomie 331，384f，390，476

Solosex 340，343，506，536f

s.auch Selbstbefriedigung

Somatologie 38，135f，140，171，185，196，239，241，256

Storge 54

Süchtigkeit，sexuelle 11，127，226，228，298，302，348，367，379，387ff，390，424，430，449，469，549，577

Systemtheorie 22，62，73，90，95，215，232，259，262

Thanatos 147，155，164，173，188

Transgender 76，124，141，213，229，247，250，257，292，337，361，385，495，511f，531，547，549，571，578

Transidente 142，247，512

Transsexualismus 136，155，242f，244f，247，252，254ff，258ff，265，495，534

Transsexuelle 10f，121f，124，127，142，161，239，241ff，244，246f，248f，250ff，254ff，258ff，292，318f，328，337，348，374，451，495，511，513，547

Transvestiten 292，318，383，549

Transvestitismus 261，298，390

Trauma（tisierung）153，204，209，212，262，264f，283f，295ff，302ff，305，314，333，368，383，439，479，487，511，529，543，564

s.auch Gewalt，sexuelle；Missbrauch，sexueller

Trieb s.Sexualtrieb

Triebschicksal 59，165，184，263，353

Trigamie 571

Trisexualität 200，213，216，430

Übergriffe，sexuelle 157，283，293，296ff，343，413，417，445，479，512，577

s.auch Gewalt，sexuelle；Missbrauch，sexueller；Trauma（tisierung）

Unigender 250

Unisex 106，183，538

Vagina 116，158，162，198f，206f，248，253，273，322f，329，435，453，463，471ff，491，554f，582

Venuslippen 197f，467，473，554f

Verliebtheit 52，78，213，224，308，310f，313，376，386，430，458，552，556，562，564

s.auch Liebe；Liebesform（en）

Verstofflichung 12，20，30，78，92，95，101，105，114f，126，179，185，188，195，198，232，283，294，336，382，426，500，505，572ff

Viagra 126，134，196，198，204，228，274ff，278，280，430，476

Virginität 221，233，471，571

Vorlust 105，480

Voyeurismus 161，185，230，298，334，342，371，390，549

Wissen

- als gesellschaftlicher Fetisch 86ff

Wohllust 189，229，284ff，442ff，482，527，529f，548

Wollust 39，189，229，284，286，406，434，444，450，482，529f

Zeitalter，sexuelles 153f，207，233，325，330，342f，485f，566ff

Zeugungsverhütung 402，445，554

s.auch Empfängnisverhütung；Kontrazeption

Zibet 274

Zissexualismus 213，244

Zissexuelle 122，241，243，244ff，252f，539，547

Zivilpakt s.Pacte civil de solidarité

Zonen，erogene 153，335，470

Zwitter 117，261，263，265

s.auch Hermaphrodit（ismus）；Intergender；Intergeschlechtlic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全2册/（德）福尔克马·西古希著；（德）王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201-1770-8

Ⅰ.①性… Ⅱ.①福…②王… Ⅲ.①性学-研究②性行为-研究 Ⅳ.①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0185号

性欲和性行为（上、下册）

一种批判理论的99条断想

著者/〔德〕福尔克马·西古希（Volkmar Sigusch）

译者/〔德〕王旭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责任编辑/沈艺 黄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立编辑工作室（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48.5 字数：668千字

版次/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1770-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2223号

定价/138.00元（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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