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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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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第五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史．第一卷／（德）特奥多尔·蒙森著；刘玉辉，曹慧敏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2

ISBN 978-7-229-12221-8

Ⅰ．①罗…　Ⅱ．①特…②刘…③曹…　Ⅲ．①古罗马－历史　Ⅳ．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4675号

罗马史　第一卷

LUOMA SHI　DI-YI JUAN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刘玉辉　曹慧敏　译

责任编辑：刘嘉

责任校对：李春燕

版式设计：卢晓鸣

封面设计：严春艳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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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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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625

字数：220千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221-8

定价：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蒙森及《罗马史》诺贝尔文学奖

颁奖谢辞

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其主要著作有五卷本《罗马史》等，并主编16卷《拉丁铭文大全》。1902年作品《罗马史》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

今世最伟大的纂史巨匠，此点于其巨著《罗马史》中表露无遗。

瑞典学院对蒙森的得奖评语立刻就被刊登在全德国的报纸上。两天后，蒙森以他那种气势磅礴的文体寄出了如下的致谢辞：

当这个犀利然而慈悲的判断突然地重造了我生命中极度分歧的那些层面时，我恍如已经抵达了生命的尽头。除此之外，我再找不出一句更好的话来表达我的欣喜了。然而那个时刻毕竟还没来到，事实上我现在正在编纂我的法律著作。我的思考力为了要完成这项使命而伸手抓取流畅时，往往很不幸地抓到了滞塞。目前，生活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相当艰难的。可是由于这项至高的荣耀，一种没有白白活着、白白受苦的感觉再度汹涌了起来。

他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他于圣诞节前夕在柏林的瑞典领事馆领到这笔奖金。这项“至高的荣耀”令他感到由衷地喜悦。部分当然是由于他个人的经济情况，蒙森共生了16个子女，其中六男六女还活着，五个年长未嫁的女儿和他住在一起，帮他料理家务。现在，这位嘉洛登堡（Charlottenburg）的老教授已经能保障她们日后的生计了。

他肩上的重担脱落了。

次年，他与世长辞。

译者序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不仅载录事件，稽考过往，而且将岁月所埋藏的点滴、将风尘云烟涤荡消散的存在，以一种近乎复刻的方式保存了下来，因此，历经千年万年，我们总可以了解到，彼时人类生活社会近乎完全的样貌。培根有言：“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的存在，不因其年岁久远而变得可有可无，也不因未涉今事而无关紧要，反而因为其年代久远、不涉今事，更能以更加宏大、绝对客观的视野看待当下。它书写情节，铺排数据，只需十分清浅的修辞，以誊抄的笔触，便可重新纹织逝去的画面。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古希腊罗马历史文明似一颗璀璨的明星。人类社会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古树已在腹内刻下数千转年轮，沧海桑田已屡次变迁，罗马，依然能在人们提起这个名称的时候，心底油然生起一种崇高的敬意。

特奥多尔·蒙森是一位博学型的历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马史》是一部蒙森将自己博学的历史知识与高度文学造诣完美结合的著作。原著以德文书成，再译成中文，其间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些蒙森元素的流失，但是可以相信，其精湛的表达、巧妙婉转的叙述，依然完美传达了蒙森德文写作的神韵。

选择这本书进行翻译，确乎有一些不揣冒昧、愚犯天威的意味，然而还是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让这一部的确可以称之为“好书”的作品，这一本完整介绍罗马过往点滴的杰作，走向更多爱好历史、爱好阅读的人们。译者愚笨滞拙的笔触，或许不能够传达蒙森先生写作的全貌，但也不遗余力地传达其主旨。

从罗马的源起，到政制改革、法律宗教、文学艺术，再到党伐战争、分裂统一，蒙森的《罗马史》几乎涵盖了罗马历史的方方面面，俨然一部罗马历史的百科全书。这一部百万余字的鸿篇巨著，从翻译校对，到最后的整编审核，都是一项项十分庞大的工程。诸位译者历经近一年时间辛勤劳作，终于成稿。字里行间，是译者们夙兴夜寐的血泪，有斟酌推敲的留痕，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的苦惘，亦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

有机会接触和参与这一部鸿篇巨著的翻译审校过程，实在是一件值得额手称庆的幸事，虽自知才疏学浅，但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收获颇丰，受益匪浅，也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尽可能传达蒙森原著的风姿神韵。在这版译文中，译者尽可能采用平实的笔调，以期更多喜爱历史，尤其是罗马历史的读者，轻松地在阅读中驰目骋怀，在揽书捧读时毫不费力、畅通无阻。

这套书的翻译过程中，除了封面署名的译者外，还有其他同人也同样参与了这项工作，付出了他们的心血。具体每位译者负责的章节和工作分工如下：

张颖负责第一卷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三卷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五卷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刘玉辉负责第一卷的第四章到第七章、第三卷的第八章（后半部分）到第十一章以及第十四章（部分）、第五卷的第五章第六章及第十二章；

杨苗负责第一卷的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第三卷的第四章到第八章（前半部分）、第五卷的第三章第四章及第十二章（部分）；

曹慧敏负责第一卷的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第三卷的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第五卷的第七章到第八章；

任秋红负责第二卷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四卷的第一章到第五章；

李娟负责第二卷的第四章到第五章、第四卷的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第五卷的第九章到第十章；

李梦颖负责第二卷的第六章到第七章；

钟翠霞负责第二卷的第八章和第九章；

赵爱敏负责第四卷的第六章到第九章；

严晓朦负责第五卷的第十一章。

致谢：

感谢重庆出版社很好地推动了该书的翻译和编辑出版工作。

译者虽力求忠实准确地传达原著者的思想，但由于时间关系及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存在疏漏或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刘玉辉

2017年10月5日于广州

目录

译者序

第一卷　至罗马王政的废除

第一章　引论

第二章　最早迁入意大利的移民

第三章　拉丁人的定居

第四章　罗马的起源

第五章　罗马的原始政制

第六章　非公民与政制改革

第七章　罗马称霸拉丁姆

第八章　翁布里亚—萨贝利族—萨莫奈人的起源

第九章　埃特鲁斯坎人

第十章　希腊人在意大利——托斯卡纳人和迦太基人的海上霸权

第十一章　法律与司法

第十二章　宗教

第十三章　农业、贸易和商业

第十四章　度量法与文字

第十五章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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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至罗马王政的废除

“远古之事迹，

经过岁月的敲打已无法稽考；

但是，

我在审核之时，

认为根据大致可靠的证据来看，

我相信，

无论就战争还是其他方面而言，

它们都微不足道。”

——修昔底徳

第一章　引论

古代史

地中海分支众多，深入欧洲大陆，构成了大西洋最大的海湾。海面有时因星罗棋布的岛屿或延伸的陆地而变窄，有时又向四面扩展而一望无垠。它将旧世界[1]一分为三，同时又将它们连成一体。在古代，这个内海的沿岸栖息着不同民族。从民族志学[2]和语言学的角度来说，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但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他们却构成一个整体。这个历史整体通常被称为古代世界史。这一名称其实并不十分恰当。事实上，它是地中海诸民族的文明史，相继展现了四大发展阶段：居于南岸的科普特人或埃及人的历史；占据着东岸并延伸至亚洲内陆，远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阿拉米人[3]或叙利亚人的历史，以及孪生民族希腊人与意大利人的历史，后两者传承了欧洲沿岸地区的文明。不同民族的文明在其早期都与其他地区和历史发展周期息息相关，但很快便进入了各自的发展轨道。其周遭各民族有些与他们是异族，有些与他们是同宗。如非洲的柏柏尔人和尼格罗人，亚洲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欧洲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他们都曾与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有着复杂的联系，但在各自的发展上，互相之间均未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若文化圈容许划分，那么这个用底比斯、迦太基、雅典和罗马表示文明顶峰的文化圈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这四个名称所代表的四个民族，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形成了独特的宏伟文明以后，相互间又建立了纷繁复杂的关系，并巧妙阐述和充分发展了人性的一切元素，最终使其文化圈得以形成。以前如波浪冲击海滩一般冲击地中海沿岸各国领土的新民族，如今从两岸泛滥开来，切断了南北两岸的历史，将文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至大西洋。因此，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划分不仅仅是偶然事件，也并非只是为了便于编年。所谓的近代史实际上是一个新文化圈的形成，它在几个发展阶段与地中海各国正在消亡或已经消亡的文明相联系，正如地中海文明与印度日耳曼族的原始文明相联系，但像之前的旧文明一样，注定要转入自己的轨迹。而且，它也注定要经历种种盛衰荣枯，走过生长、成熟和衰老各个时期，展现其在宗教、政治与艺术方面创造的光彩，享受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所带来的安适。或许有一天，它也会因达到目标而自鸣得意，从而导致创造力渐衰。但这一目标只是暂时的，文明所处的庄严体系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其进程可能会有终点。但人类却不同，每当人类似乎达到目标时，旧任务就会在更广的范围内，以更深远的意义重新出现。

意大利

我们如今的目标是要展示这出伟大历史剧的最后一幕，叙述一个从北方大陆伸入地中海的中央半岛的古代史。此半岛由西阿尔卑斯山向南分出的山系——亚平宁山系所构成。亚平宁山位于地中海西部较宽阔的海湾和东部较狭窄的海湾之间，先是向东南延伸，然后在东部海湾附近的阿布鲁齐山达到最高点，但甚少达到终年积雪线的高度。亚平宁山脉从阿布鲁齐山继续向南延伸，起初高大雄伟，并无分支，接着下倾，形成丘陵村野。后来分为两支，东南方向，为较平坦的高地，正南方向则为较陡峭的山丘，两者均在结尾处形成狭窄的半岛。

在北方，阿尔卑斯山与亚平宁山之间的坦荡平原一直延伸至阿布鲁齐，在地理上它与南部的山地和丘陵不相连接，即使在历史上也是到相当晚的时期才与之发生联系。南部的山地和丘陵就是指意大利，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正是它的历史。直到罗马纪元七世纪，从锡尼加利亚到里米尼的沿岸地区才被并入意大利，波河流域则到罗马纪元第八世纪才归其所有。意大利古代的北方边界并非阿尔卑斯山，而是亚平宁山。亚平宁山的山势十分平缓且占地很广，山谷和高原甚多，一些易于通过的隘口将它们连接起来，非常适于人类居住。附近的缓坡及东南西三面的沿岸地区更宜安家立业。东海岸为阿普利亚平原，阿布鲁齐山将其北部与外界隔断，放眼望去，只有加尔加努山脊孤独地耸立着。这片平原平坦舒展，但海岸与河流都不甚发达。南岸有一片广阔的低地延伸于亚平宁山脉尾部的两个半岛之间，那里港口虽少，但水量充足且土壤肥沃，与内陆的丘陵旷野相接。西岸则幅员辽阔，有大河贯穿其间，尤其以台伯河为其主流。由于洪水及往日众多火山的作用，该地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山谷、港口和岛屿。埃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帕尼亚诸区都在这里形成了意大利国土的核心。在坎帕尼亚南部，山前的丘陵地逐渐消失，蒂勒尼安海几乎与山脉相接。而且，正如伯罗奔尼撒属于希腊，西西里岛则属于意大利。西西里岛是地中海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岛屿，腹地为山岳和部分荒地。岛屿的四周，尤其是东、南两面，则为宽阔而美丽的海岸，主要由火山作用而成。从地理的角度来看，西西里的群山是亚平宁山的余脉，几乎未被狭窄的海峡所隔断。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西里自古就是意大利的一部分，正如伯罗奔尼撒是希腊的一部分一样。此地不仅是相同民族的必争之地，而且是相似的高尚文明的发源地。

意大利半岛山丘平缓，气候温和，空气新鲜，这些与希腊半岛相似，在山谷和平原这类地貌中大抵也是如此。然而其海岸的发展却不及希腊。意大利尤其缺乏岛屿众多的海洋，希腊人正是由于拥有这种海洋而成为了航海民族。但意大利也有优于其邻国的地方，它拥有广阔的冲积平原和肥沃多野草的山坡，宜于农业和畜牧。意大利和希腊一样是块宝地，能激发人类的积极性，并予以回报。对于壮志满怀的人，它会为其远行铺路，而对于安于宁静的人，它也能提供稳定的谋生途径。

但是，希腊半岛倾向东方，意大利半岛则倾向西方。伊庇鲁斯和阿卡纳尼亚沿岸地区在希腊仅居次要地位，阿普利亚和梅萨皮亚沿岸地区在意大利也是如此。希腊的历史发展主区阿提卡和马其顿都面向东方，而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帕尼亚则面向西方。因此，这两个半岛虽然是非常亲近的邻邦，形同姐妹，但似乎是相背而立。尽管用肉眼就能从奥特朗托望见阿克罗科劳尼山，然而意大利和希腊最初发生密切接触，却并非经由亚得里亚海这条捷径，而是借助其他途径。自古以来，各民族所占的地理位置通常预示了其肩负的使命，意大利和希腊也不例外。这两个孕育了古代世界文明的伟大民族，其光辉和种子则一个投向东方，一个投向西方。

意大利史

本书所要叙述的是意大利全史，而不仅仅是罗马城的历史。虽然从正式的国家法看来，罗马的公民先是获得了意大利的主权，然后征服世界。但从较高的历史意义看来，这一观点并不成立。所谓的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实则是把意大利的所有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罗马人毫无疑问是这些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但终究只是其中一支而已。

意大利的历史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内部史，从最早期一直到意大利人在拉丁民族的领导下归于统一；另一部分是意大利统治世界的历史。本书前两卷叙述第一部分，我们将要讲述的是意大利民族如何定居于这个半岛；其民族与政治受到何种威胁，开化较早的异族，即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如何争夺他们的部分领土；意大利人如何反击这些异族，并予以消灭或征服；最后，意大利的两大民族，即拉丁族和萨莫奈人，如何为争夺这个半岛的霸权而展开斗争，以及公元前四世纪（罗马纪元五世纪）末，拉丁族如何获得胜利。第三卷和之后各卷为第二部分，从布匿战争[4]开始，所述内容包括：罗马领土迅速扩张到意大利的天然界线，后来又越过了这条界线，罗马帝国的悠久历史，以及这个大帝国的灭亡。

[1]旧世界是指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欧洲人认识的世界，包括欧洲、亚洲和非洲三部分。——译者注

[2]民族志学：民族志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人群中田野工作基础上第一手观察和参与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译者注

[3]古代阿拉米人主要分布在今天的西亚的两河流域到地中海东岸一带。这一地区在后来又称为黎凡特地区。阿拉米人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北非和南阿拉伯的一部分人混有尼格罗人种特征。古代的阿拉米人在被属于古闪米特人的亚述人征服之后，逐渐与阿摩利人、亚述人、巴比伦人融合，形成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3世纪活跃于黎凡特地区的亚兰人。至于他们的语言亚兰语一度成为西亚西部地区的公共用语。亚兰语直到今天还残留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偏远村庄里。——译者注

[4]布匿战争（Bella punica，或译布匿克战争）是公元前264—前146年在古罗马和古迦太基之间的三次战争，名字来自当时罗马对迦太基的称呼Punici（布匿库斯）。第一、二次布匿战争是作战双方为争夺西部地中海霸权而进行的扩张战争，第三次布匿战争则是罗马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布匿战争的结果是迦太基被毁灭，罗马争得了地中海西部的霸权。——译者注

第二章　最早迁入意大利的移民

意大利的原始民族

关于最早迁入意大利的移民，我们一无所知，甚至没有传说可考。古人们普遍认为，意大利与其他地区一样，最早的居民都是原住民。至于不同种族的起源以及气候对种族多样性的影响，这些问题当然要留给博物学家去解答。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确定一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究竟是原住民还是移民，这既不可能，也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揭示各国人民如何陆续分化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以便从尽可能久远的时代起，追溯文明的形式如何渐趋完美，以及无力发展文化或文化较落后的民族如何被文化较发达的民族所压迫。

意大利非常缺乏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古物，在这一方面，它与其他文明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德意志考古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印度日耳曼族还未在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定居之前，有一个民族，也许属于蒙古人种[1]，曾在这些地区居住过，或更确切地说是漫游过。他们靠打猎和捕鱼为生，用石头、陶土或骨头制造工具，并以动物的牙齿和琥珀加以装饰，但不会耕作及使用金属。同样的，在印度日耳曼族人定居印度之前，也有一群不甚开化的黑色人种居住在那里。但是在意大利，我们不仅没有发现被驱赶民族的痕迹，如凯尔特—日耳曼人领域中的芬兰人和拉普人，以及印度山区中的黑色人种；而且迄今为止仍没有发现已经灭绝的原始人留下的任何遗物遗址，如同从德意志所谓的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异样骸骨、聚会场所和古墓所昭示的那样。有人推测，在人类学会耕作和冶炼金属之前，就有人在意大利居住，但至今仍未发现任何证据以证实这一推测。如果人类确实曾在意大利境内进入了文化的原始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野蛮状态，那么这一事实早已无迹可寻。

各个民族是构成最古老历史的要素。后来在意大利定居的民族，有些是外来移民，例如希腊人；有些是同化的异族，例如布雷提人和萨宾地区的居民，他们都得到了历史的证实。除了这两类外，还有一些民族，他们的移民过程已不能凭史料来加以证明，而只能靠演绎和推测。并且，他们的民族性是否由于外来因素而发生了剧变，也不得而知。确定这些民族的个性是我们探究的首要目标。在此次研究中，如果我们只依靠纷繁复杂的民族名称和杂乱无章的所谓的历史传说，那么我们很可能会认为这一研究毫无希望，并宣告放弃。其实这些号称史实的传说，不过是有文化的游客写的一些有用的游记，以及大量毫无价值的传闻。这些传闻通常是由不懂历史和传说的人拼凑起来的。但是，传说的另一个来源是可供我们参考的，从这一来源获得的信息虽然残缺不全，但却真实可靠，那就是自古以来居住在意大利的各民族的本土语言。这些语言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并已经被深深印上了发展的痕迹，以至于后来的文化没有将其完全磨灭。虽然意大利的语言为我们所熟知的只有一种，但其他几种语言遗留下来的残迹足以为我们研究各种语言和各个民族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提供一个根据。

这样，通过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分清三个原始的意大利语系：耶皮基语，埃特鲁斯坎语，以及我们所谓的意大利语。意大利语又分为两大支，一支为拉丁语，另一支则是翁布里亚人、马尔西人、沃尔西人和萨莫奈人说的方言所属的语言。

耶皮基人

关于耶皮基人，我们知之甚少。在意大利东南端的梅萨皮亚或卡拉布里亚半岛，人们发现了大量用一种已经绝迹的特殊文字[2]刻写的铭文。毫无疑问，这是耶皮基人使用的方言所留下的遗迹，流传下来的资料很明确地将他们与拉丁人和萨莫奈人区分开来。根据可信的陈述和种种迹象，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这种语言是阿普利亚的本土语言，这个民族是阿普利亚的土著民族。我们如今对这一民族所掌握的资料足以证明，他们与其他意大利人有所不同，但并不足以断定他们及其语言在人类历史上应占据何种地位。铭文还没有被破解，也几乎不太可能有破解的一日。所有格的形式aihi和ihi与梵文的asya和希腊文的oio相当，说明这种方言属于印度日耳曼语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迹象，如使用送气的辅音时，不用字母m和t作尾音，表明耶皮基语不同于意大利语，而在某些方面与希腊方言相符。在耶皮基铭文中出现了许多希腊神明的名字。耶皮基人比较容易希腊化，他们在这一方面与其他意大利民族的迟疑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都进一步印证了耶皮基人与希腊人关系非常密切这一推断。在蒂迈欧时代（罗马纪元400年即公元前354年），阿普利亚仍被描述成蛮荒之地。到了罗马纪元第六世纪，虽然希腊人并未直接在这里定居，但此地已经完全希腊化了，甚至野蛮的梅萨皮亚人也在许多方面出现了类似的倾向。我们已经知道了耶皮基人与希腊人存在一般的亲缘关系或特殊的亲密关系，但这并不足以断定耶皮基语是一种粗俗的希腊方言。在得出更明确、更可靠的结果之前，我们的研究至少在现时必须告一段落了[3]。资料的匮乏并不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民族在我们历史的起始阶段就已经开始走向没落，我们看见的只有它的退缩和消逝。无力奋起抵抗的耶皮基人很容易被其他民族吞并，有人假设这个民族是意大利最早的移民，或是在意大利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他们居住地的地理位置增加了这一假设的可信度，其民族性又恰好与假设相符。毋庸置疑，各民族的迁移最初都是在陆地上进行，向意大利的迁移更是如此。由于只有技艺精湛的水手才能航行至意大利的海岸，因此，希腊人在荷马时代仍然对意大利一无所知。但是，如果早期的移民曾越过亚平宁山来到这里，那么，历史学家就能像地质学家根据山峰的层次来推断其起源一样，大胆猜测南行最远的民族是意大利最早的居民，并且我们就是在意大利的东南端发现耶皮基人的。

意大利人

我们根据可靠的传说尽可能地向前追溯，就能看到这个半岛的中部居住着两个民族，更确切地说，是同一民族的两个分支。他们在印度日耳曼族中的地位比耶皮基人的地位更加明确。可能将这个民族称为意大利人比较恰当，因为它承载着这个半岛的历史意义。这个民族分为两支——拉丁人和翁布里亚人，后者还包括其南部分支，即马尔西人和萨莫奈人，以及萨莫奈人在古代分出的移民。对这些民族的本土语言所作的语言学分析表明，他们所说的语言共同构成了印度日耳曼语系中的一环，并且后来到了比较晚的时期，它们仍然是一个整体。在这几种语言的发音体系中，都有特殊的摩擦音f，它的用法与埃特鲁斯坎语相同，但却与尚未开化的希腊族的语言和梵语截然不同。希腊人始终保留着送气音，埃特鲁斯坎人也保留了更为刺耳的送气音。而意大利语中本来就没有这种音，于是便用这些音中的一个成分来代替，或用带声破裂辅音，或用单送气的f或h。希腊人尽可能多地省掉了s、w、j等轻摩擦音，意大利语却几乎原封不动地将其保留了下来，且在许多情况下加以发展。意大利人和一些希腊人、埃特鲁斯坎人所使用的语言中，都有重音后移的现象，从而导致了语尾遭到破坏。但在意大利人中，这一现象涉及的范围比在希腊人中要大，而比在埃特鲁斯坎人中要小。翁布里亚语的语尾非常混乱，这与语言的固有本质当然并无关系，而是后来在演变过程中出现偏差所造成的结果，这种趋势也同样出现在了罗马，只是没有那么明显罢了。因此，在意大利语中，尾音的短元音通常被省略，长元音也多被省去。然而，在拉丁语中，结尾的辅音被坚持保留了下来，在萨莫奈语中则更是如此，但翁布里亚语连这种音都省略了。由此我们发现，动态在意大利语中只留下了些许痕迹，并终被加r构成的特殊被动语态所代替，而且大多数语态都是与词根es和fu组合而成。而希腊语的语尾更为丰富，增音的方式使其能在很大程度上省去助动词。意大利语与伊欧里斯方言一样，都省略了双数词，但普遍保留了希腊语省去的夺格，方位格也基本保留了下来。意大利人的逻辑十分严谨，似乎并不赞同将复数的概念分为双数和多数，但他们仍非常精确地用词形变化来表示各词的关系。意大利语具有一个特征，这是在梵语中不曾出现的，那就是变动词为动名词，使动词有名词的性质，这种变化在意大利语中的体现比在其他任何语言中都更加彻底。

意大利人与希腊人的关系

这些从大量类似现象中选出的例证足以确立意大利语的独特个性，并将它与印度日耳曼语族的其他语系区分开来，同时表明，意大利语与希腊语在语言学上关系最为密切，正如意大利与希腊在地理上是亲近的邻邦一样。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是至亲兄弟，凯尔特人、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则是他们的堂兄弟。意大利和希腊这两大民族早已清楚地意识到，所有意大利的语言和种族与所有希腊的语言和种族一样，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在罗马的语言中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古文词汇Graius或Graicus，这个字是用来表示所有希腊人的。同样，在希腊语中也有类似的称呼Opikos，用来表示希腊人在早期所见到的拉丁人和萨莫奈人，但绝不会用在耶皮基人或埃特鲁斯坎人身上。

拉丁人与翁布里亚—萨莫奈人的关系

在意大利语系中，拉丁语与翁布里亚—萨莫奈方言对比明显。的确，在这三种语言中，我们只对其中两种——翁布里亚方言和萨莫奈方言或奥斯坎方言，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而且这种了解还只是基于极其不完备和不确定的资料之上。其余的一些方言，如马尔西语和沃尔西语，保留下来的唯有只言片语，我们根本无法据此了解它们的特征，或准确笃定地将各种方言分门别类。而还有一些语言，如萨宾语，除了作为方言特色在地方拉丁语中留下了些许痕迹之外，如今已经完全销声匿迹了。然而，综合语言和史实的具体情况来看，以上所有方言无疑都属于意大利语族中的翁布里亚—萨莫奈分支。虽然这个分支与拉丁语的关系比与希腊语的关系要亲近得多，但它与拉丁语还是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遇到代词和其他情况时，罗马语用q的地方，萨莫奈语和翁布里亚语通常用p，如用pis表示quis，这正是联系密切的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例如，p是布列塔尼和威尔士地区的凯尔特语所特有的，而K是盖尔语和爱尔兰语所特有的。在拉丁语和多数北方方言中，双元音被大量省去，而在南意大利方言中，这一情况则比较少见。因此，在构词中，罗马人弱化了严格保留下来的语根元音，这种变更在同类语族中从未出现过。在这个语族中，以a结尾的词的所有格与希腊语一样，都是以as结尾，在发展成熟的罗马语里，则以ae结尾；以us结尾的词的所有格，在萨莫奈语中以eis结尾，在翁布里亚语中以es结尾，在罗马语中则以ei结尾；方位格越来越多地从罗马语中消失，但在其他意大利方言中却依然运用广泛；以bus结尾的间接受事格的复数形式如今只见于拉丁语。翁布里亚—萨莫奈语中以um结尾的不定式在罗马语中很少见，奥斯坎—翁布里亚语仿照希腊语，用es作词根所组成的将来时态已经差不多从拉丁语中消失了，可能已完全不见其踪迹，取而代之的是简单动词的祈愿语态或类似的fuo（amabo）构造。然而，在许多此类例子中，两种语言只有在完全成形后才会存在差异，它们在初始阶段则是一致的。因此，虽然意大利语独立于希腊语而存在，但其分支中的拉丁方言与翁布里亚—萨莫奈语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伊奥尼亚语与多利安语的关系，它与奥斯坎语、翁布里亚语和同类方言之间的差异，也可与西西里和斯巴达两地的多利安语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

以上所有的语言现象都是历史所导致的结果，也是证明其存在的依据。这些现象使我们确定无疑地得出一个结论：在人类和语言共同的发祥地，孕育了一个种族，其中包括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祖先；之后，意大利人从这个种族中分离出来，然后分成了东、西两个分支，再后来，东支又细分为翁布里亚人和奥斯坎人。

这些分裂到底发生于何时何地，我们当然无法从语言中找到答案；在这些巨变中，最早的一次无疑发生在意大利人的祖先越过亚平宁山进行迁移之前，至于其经过，我们不敢妄加揣测。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民族的语言进行准确谨慎的比较，就能大致了解在民族发生分裂之时，他们的文化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我们借此就会明白，历史的开端只不过是文明的发展而已。因为语言——尤其在其形成时期——是反映文化发展程度的真实写照和表达工具；它像档案库一样，保存着艺术和风俗发生的巨大变革；有了它的记录，关于那些毫无直接传说可考的时代，我们一定能从中找到信息和资料。

印度日耳曼族的文化

当如今已四分五裂的印度日耳曼民族还是一个说着同种语言的统一整体时，他们已经达到了某种文化程度，并拥有与之对应的词汇。许多民族将这些词汇作为共同财产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并以此为基础，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加以运用，进一步发展完善其结构。在这些词汇中，我们不仅发现了表示存在、动作和直觉的最简单词汇，如sum、do、pater，它们都是对外部世界在人脑中形成印象的原始反映；还发现了一些表示文化的词语，这些词语无论从词根还是从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看都是文化的代名词，它们是印度日耳曼族的共同财产，既不能用一致发展的原则加以解释，也不能用后来的相互借鉴进行说明。于是，我们通过固定不变的家畜名称，获得了远古时代畜牧生活发展的证据：牛在梵语中作gaus，在拉丁语中作bos，在希腊语中作bous；羊在梵语中作avis，在拉丁语中作ovis，在希腊语中作ois；马在梵语中作asvas，在拉丁语中作equus，在希腊语中作ippos；鹅在梵语中作hansas，在拉丁语中作anser，在希腊语中作chein；鸭在梵语中作atis，在拉丁语中作anas，在希腊语中作neissa；同样地，pecus（牲畜）、sus（猪）、porcus（豕）、taurus（雄牛）、canis（犬）都是梵语词汇。从荷马时代直至今日，人类智力所赖以发展的那个民族，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超越了文明的最低阶段，即渔猎时期，并且至少有了相对稳定的住所。另一方面，关于这一时期是否存在农业，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加以证明。在这一问题上，语言更偏向于持否定的观点。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谷物名称都没有出现在梵语中，只有zea一词除外，它在语言学上表示梵语中的yavas，但在印度语中表示大麦，在希腊语中则表示赤小麦。与家畜名称的一致性截然不同，作物的名称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多样性绝对无法让我们排除存在共同的原始农业这一推测。在原始时代，植物的运送和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动物更加困难；印度人的稻谷种植，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小麦、赤小麦种植，以及德意志人和凯尔特人的黑麦、燕麦种植，都可以追溯到一种共同的原始农耕体系。然而，一种谷物在希腊语和印度语中名称相同，最多只能证明印度日耳曼族在分裂之前，收割和食用的是生长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野生大麦和赤小麦[4]，而不能证明他们已经开始种植谷物了。虽然我们由此并没有得出任何确定的结果，但这一问题通过观察研究还是取得了进展：我们发现，许多与这个文化领域相关的重要词汇都出现在了梵语中，但其指代的都是一般意义。在印度语中，agras泛指平地；kurnu表示磨碎了的东西；aritram表示桨和船；venas泛指令人愉悦的东西，尤其指备受青睐的饮品。这些都是非常古老的词汇，但在民族最早发生分裂之时，它们还未更确切地运用于田地（ager），运用于有待磨碎的谷物（granum），运用于像破浪的船一样在土地上开凿沟渠的工具（aratrum），运用于葡萄汁（vinum），所以它们的意义在后来被引申到不同的情况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有待磨碎的谷物和用来碾磨的磨（在哥特语中作quairinus，在立陶宛语中作girnos），它们的名称都是源自梵语中的kurnu一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原始的印度日耳曼族还不知道农业，即使知道，农业在其经济中也仅居非常次要的地位。因为，如果农业当时占据的地位与后来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占据的地位同等重要，那么它在语言中一定会留下更深的印记。

另外，印度日耳曼族的房屋和茅舍建筑在以下名称中得到了证实：在梵语中作dam（as），在拉丁语中作domus，在希腊语中作domos；在梵语中作vesas，在拉丁语中作vicus，在希腊语中作oikos；在梵语中作dvaras，在拉丁语中作fores，在希腊语中作thura；而且，带桨小船的建造有小船的名称为证：在梵语中作naus，在拉丁语中作navis，在希腊语中作naus；桨的名称，在梵语中作aritram，在希腊语中作eretmos，在拉丁语中作remus，tri-res-mis；用车和动物拉车运物，在梵语中作akshas（车轴和车），在拉丁语中作axis，在希腊语中作axon，am-axa；在梵语中作iugam，在拉丁语中作iugum，在希腊语中作zugon。表示衣物的词，在梵语中作vastra，在拉丁语中作vestis，在希腊语中作esthes；还有表示缝补和纺纱的词，在梵语中作siv，在拉丁语中作suo；在梵语中作nah，在拉丁语中作neo，在希腊语中作netho，这些词在印度日耳曼族的所有语言中都是相似的。然而，对于更高层次的技艺——织布，就不能如此断言了[5]。学会用火烹制食物和用盐调味，是印度日耳曼族从原始时代传承下来的方法；同样，人们最早用金属制造器具或装饰品的技艺也是如此。至少在梵语中出现了铜（aes）和银（argentum），或许还有金的名称，在人类懂得提炼和使用矿石之前，这些名称是不可能出现的；梵语中的asis和拉丁语中的ensis实际上都显示了，人类在原始时代已开始使用金属武器。

我们还发现，印度日耳曼族各国最终所赖以发展的基本观念也可追溯到这个时期，如夫妻的相对地位，氏族制度，家长的祭司制度，独特的祭司等级以及各种姓的划分的缺失，奴隶制度的合法化，每逢新月和月圆之时公开举行的审案日。另一方面，积极组建政体，解决君主与地方之间、王室贵族世袭特权与公民在法律上的绝对平等之间存在的争议，都是后来才开始的。

科学和宗教的一些要素甚至也有同源的痕迹。数字从一到一百都是相同的（在梵语中作satam，ekasatam，在拉丁语中作centum，在希腊语中作e-katon，在哥特语中作hund）；月亮在所有语言中的名称都是由于人们靠它计时而得来的（mensis）。神的概念本身（在梵语中作devas，在拉丁语中作deus，在希腊语中作theos）与许多最古老的宗教和自然象征概念一样，都属于各民族继承的共同遗产。例如，人们将天奉为万物之父，将地奉为万物之母；诸神在节庆日乘坐自己的战车，沿着平坦的道路在各地巡视；认为人死后，灵魂会继续存在于世上，这些都是印度、希腊和罗马神话的基本观念。恒河上的一些神灵的名称甚至与伊利索斯河和台伯河信奉的神灵相同：希腊人的乌拉诺斯（Uranus）就是伐楼拿[6]（Varunas），他们的宙斯（Zeus）就是约维斯·巴特（Jovis Pater），狄斯匹特（Diespiter）就是《吠陀经》[7]中的朱斯庇达（Djauspita）。近期对古印度神灵的研究，意外地使人们对希腊神话中错综复杂的形象有了一定了解。头发灰白、充满神秘色彩的复仇女神（Erinnyes）[8]并非由希腊人创造，而是随着最古老的移民从东方传播过来的。神圣的印度猎犬萨罗摩（Sarama）为天神守卫着金色的群星和阳光，并替他把天牛，即滋养万物的雨云聚集起来挤奶，它还忠实地带领去世的虔诚信徒前往极乐世界。这个神灵在希腊人那里却变成了萨罗摩的儿子萨罗梅耶（Sarameyas），也就是赫尔梅耶（Hermeias）；那个令人费解的盗窃太阳神（Helios）神牛的希腊故事，毫无疑问与关于卡库斯的罗马传说有关，如今，我们可以将这个再也不会为人们所理解的传说，看作是充满幻想、意义深远的古老自然观的最后一声回响。

希腊—意大利族的文化

无论如何，确定印度日耳曼族的文化在民族分裂之前达到了何种程度的任务，应该属于上古世界通史。而意大利史的特殊任务就是，尽可能弄清在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分道扬镳之时，希腊—意大利民族处于何种状况。这一任务并不是多余之举；借助这项研究，我们可以找到意大利文明的开端，也就是意大利史的起点。

农业

印度日耳曼人可能过着畜牧生活，只知道野生谷物。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希腊—意大利民族当时已经掌握了种植谷物的方法，甚至懂得种植葡萄。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并不仅仅在于两个民族都掌握了农耕的技巧，因为总的来说，我们不能由于这两个民族都从事农业就断言他们同宗同源。印度日耳曼族的农业与中国人、阿拉米人和埃及人的农业之间存在历史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些民族要么与印度日耳曼族毫无关系，要么就是在人类知晓农业之前就与印度日耳曼族划清界限了。事实上，在古代比较发达的民族与在现代一样，经常会彼此交换工具和农作物；中国的编年史将中国农业的起源归功于某位帝王于某年引进五谷，这种说法至少从总体上来看，准确描述了远古文化时期存在的种种关系。两个民族有共同的农耕方式，就像有共同的字母、战车、领导阶层以及其他工具和装饰品一样，这更能证实两个民族在古代交往密切的推断，但并不能证明他们是同宗同源。而谈到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我们对这两个民族彼此间的关系相对比较了解，有人推测意大利的农业、文字和钱币最初是由希腊人传过来的，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可信的。另外，要证明两个国家的农业是否存在最密切的关系，可以看它们在农业方面是否有相同的古老用语：ager与agros；aro aratrum与aroo arotron；ligo与lachaino并存；hortus与chortos；hordeum与krithei；milium与melinei；rapa与raphanis；malva与malachei；vinum与oinos。同样，希腊和意大利在农业方面具备的许多共同点，也证明了这两个民族在农业上关系十分密切。例如，从刻在古阿提卡和古罗马遗迹上的犁的图案来看，其形状完全相同；两个民族选择的最古老的谷物都是粟、大麦和赤小麦；他们都习惯用镰刀割麦穗，然后将麦穗铺在光滑的打谷场上，用牲口将谷粒踩出来；最后，两个民族做饭的方式也相同：puls poltos，pinso ptisso，mola mulei；由于很久以后才发明出烘烤的方法，所以在罗马的祭祀中，通常用生面团或面糊，而非面包。意大利有“酒国”（Oinotria）之称，这一名称可追溯到希腊的航海者最早到达意大利之时，这也证明了意大利在第一批希腊移民到来之前就开始种植葡萄了。因此，一定是在印度人离开各民族共同的发祥地之后，在希腊人与意大利人解除旧有关系之前，印度日耳曼族才从畜牧生活过渡到了农耕生活，或更确切地说，是将农业与之前的畜牧业结合起来了。而且，在农业的肇始时期，希腊人与意大利人似乎不仅彼此联合成了一个整体，而且与这个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也联合了起来；以下至少是事实：最重要的农耕用语并未出现在亚洲的印度日耳曼语系中，但为罗马人、希腊人、凯尔特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和立陶宛等民族所共有[9]。

在风俗和语言方面，各民族继承的共同遗产以及后来各自所取得的成果之间，远不能依据其细节和层次的不同来进行区分。目前几乎还未从这一角度研究过语言，对原始时代的历史研究主要不是取材于丰富的语言宝库，而是需要从浩如烟海但大部分都毫无价值的传说中去搜寻。因此，我们目前虽然只能指出，印度日耳曼族聚居时代的文化与希腊—意大利族尚且和平共处时代的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但这已经足够了。将欧洲的印度日耳曼各族所共有而亚洲的印度日耳曼族所没有的文化成就，与欧洲一些族群，如希腊—意大利族群和德意志—斯拉夫族群为了自身发展而创造的文化成就区分开来，这一任务如果真有可能完成，也只能等到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取得更大进步之后。毫无疑问，对于希腊—意大利民族和其他所有民族而言，农业成为了民族生活和人民个人生活的萌芽和核心，而且这一观念一直深植于这些人民的心中。农夫建造房屋和固定的炉灶，以取代牧人的简陋茅舍和经常移动的火炉，这在精神领域有所体现，并在女神维斯塔（Vesta或Estia）的身上得以理想化，维斯塔女神是唯一一位不为印度日耳曼族所共有的神灵，她一开始就为希腊和意大利两个民族所共有。意大利民族最古老的传说之一就是该族人民从畜牧生活到农耕生活的过渡，这一转变要归功于国王意大卢斯（Italus），或者如意大利人曾经说过的，维大卢斯（Vitalus）或维图卢斯（Vitulus），并巧妙地将他与最初创立意大利法制一事联系起来。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萨莫奈民族的传说将一头公牛当作他们原始聚居地的领袖，在最古老的拉丁民族的名称中，这个民族被称为“刈谷人”（Siculi，亦作Sicani）或“耕田夫”（Opsci）。所谓的罗马起始时期的传说将一个渔猎民族描述成一座城市的缔造者，这与神话并不相符。意大利与希腊的传说和信仰、法律和风俗，从始至终都与农业息息相关[10]。

不经过任何测量，即使是非常粗略的测量就进行耕种是难以想象的。与农业一样，两个民族测量土地面积和划分地界的方式也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奥斯坎人和翁布里亚人以一百平方英尺为一佛苏（vorsus），正好与希腊人的普列特隆（plethron）相同。他们划分地界的原则也是相同的。测量土地的人根据一个基点调节方位，然后先画两条线，一条自北向南，另一条自东向西，他就站在这两条线的交叉点（templum）上；接着按固定距离画几条与那两条交叉线平行的线，这样就将土地分成了若干个矩形，再把界桩（termini，在西西里的铭文中写作termones，通常作oroi）立在这些矩形的四角上作为标记。埃特鲁斯坎人可能也使用这种划分土地的方法，但他们并不是创始者。我们发现罗马人、翁布里亚人和萨莫奈人都使用这种方法，在塔兰托的希拉克略特人的远古记载中也出现了这一方法，这既不可能是希拉克略特人从意大利人那里借鉴的，也不可能是意大利人从希拉克略特人那里引进过来的，而是各族自古就共同拥有的。另一方面，罗马人具备一个独有的特色，他们严格实行正方形原则，即使有的地方有海岸和河流作为天然界线，他们也不会以此为界，分配土地时，最后一块也必须是正方形。

希腊与意大利经济的其他特征

希腊人与意大利人极为亲密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农业方面，在人类其他的早期活动中也有所体现。根据荷马的描述，希腊人的房屋与意大利一直保持的建筑模式相差无几。拉丁人的房屋中，最初用来居住的整个内房是其主要部分，叫做atrium，也就是“黑室”的意思，摆放有家族祭坛、婚床、餐桌和灶台；这些与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megaron正好相同，里面也有家族祭坛、灶台和被烟熏黑了的天花板。然而，两个民族在造船方面就不尽相同了。带桨的小船为古印度日耳曼族所共有，但发展至帆船并加以应用不太可能是希腊—意大利时期所发生的事，因为我们发现除了印度日耳曼族共有的航海用语之外，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根本没有任何相同的航海用语。另外，意大利人在原始时代有共进午餐的习惯，神话将这一习惯的起源与农业的引进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则把它与克里特岛人的共餐制（syssitia）相比较；在用餐习惯方面，古罗马人还与克里特岛人和拉科尼亚人相同，他们是坐着吃饭，而不像这两个民族后来那样斜倚着长榻吃饭。用两块不同类的木头相互摩擦来生火的方法是各族人民通用的，但两片取火木在希腊语和意大利语中的名称是相同的，这绝非偶然：“磨木”作trypanon，terebra，“垫木”作storeus eschara，tabula（可能是从tendere，tetamai演变而来的）。同样，两个民族的服装也基本相同，tunica与chiton完全相同，fuller只不过是一件比较肥大的himation。这两个民族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虽然在不断变化改进，但至少他们主要的进攻武器都是标枪和弓箭；就罗马而言，这一点明确地表现在最古老的战士名称（pilumni-arquites）之中[11]，而且这些武器适合于最古老的作战方式，但并不适于近距离战斗。因此，在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语言和风俗中，所有与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有关的事物，都可以追溯到相同的基本要素；当这两个民族还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时，他们就已经共同解决了世界对人类提出的最古老的问题。

意大利人与希腊人的性格差异

在精神领域，情况就另当别论了。人类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有意识地与自身、与同类、与同属一个整体的人和谐共处，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之多，不亚于古代帝国的郡县数量；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性格上的差异都表现在这里，而不是物质方面。造成这种本质差异的原因，在希腊—意大利时代肯定还未显露，直到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分离，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差异才显现出来，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意大利和希腊，家庭、国家、宗教和艺术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特色如此鲜明，民族性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两个民族在这些方面所依靠的共同基础犹如藤蔓爬满墙壁，几乎被完全覆盖，不为我们所见。希腊人的性格特点是：为个人牺牲全体，为城镇牺牲国家，为公民牺牲城镇；他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善和美，但又经常安于怠惰；其政治通过加强各地区原有的地方独立性而取得了发展，但最终导致了地方政权的内部瓦解；其宗教观念最初使神灵具有人性，后来又否认神的存在；他们允许青年人赤身裸体地运动，充分伸展四肢，使其最宏伟、最可怕的思想得以自由发挥。罗马人的性格特点是：严格规定子敬父、臣敬君、人敬神；除了卓有成效的行为之外，他们别无所求，也不尊重任何东西，并敦促所有公民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无休止地劳动；男孩有责任蔽体遮羞；他们认为企图表现得与众不同的公民都绝非良民；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扩张国家领土的欲望是唯一不会遭到谴责的崇高理想。谁能想到这些对比鲜明的思想差异，溯其源头，竟然是始于最初的统一。两个民族的统一为其发展铺平了道路，并最终使其成为独立的个体。妄想完全揭开他们的面纱，实在是有些荒诞愚昧；我们只需尽力概述意大利民族的起源以及他们与古代的联系，以便为独具慧眼的读者指引思考的方向，而不是将自己的判断强加给读者。

家族与国家

在希腊和意大利，国内所有可以被称作家长制的要素都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其中主要包括社会生活中道德上和礼仪尊卑上的安排[12]，即丈夫必须遵守一夫一妻制，妻子如不恪守妇道则会受到重罚，母亲享有很高的家庭地位，以彰显男女平等和婚姻神圣。另一方面，不顾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而粗暴地扩展夫权，尤其是父权的现象在希腊从未出现，它是意大利所特有的；道德上的服从唯独在意大利转变成了合法的奴隶制。同样，罗马人无情地坚持着一个原则，即完全剥夺奴隶的合法权利，这一原则涉及到了奴隶制的本质，罗马人还把奴隶制造成的一切后果加以发挥；然而在希腊，减少奴隶制残酷性的措施早已在实践和立法中得到了实施，例如承认奴隶婚姻的合法性。

家族是氏族的基础，氏族即同一祖先繁衍的子孙后代的共同体；在希腊和意大利，国家产生于氏族。但由于希腊政治的发展十分薄弱，氏族在很长时期以来，一直拥有与国家政权相对立的民社势力；意大利的政权在诞生之初就已经非常完备，因此在国家权威面前，氏族完全失去了作用，国家是公民的集合，而不是氏族的集合。相反地，希腊人在氏族面前获得的精神独立和个人发展自由，相较于罗马要更早且更为彻底，这一事实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希腊和罗马的人名上，两族的人名起初非常相似，后来却渐渐相差甚远。在希腊较早期的人名中，氏族的姓氏通常是以形容词的形式加在个人的名字之后；而与此相反，罗马的学者发现他们的祖先最初只有一个名字，就是后来的个人名字。虽然在希腊，作形容词用的氏族姓氏早就消失了，但后来在罗马和意大利，氏族的姓氏成为了人名的主要部分，个人的名字却成为了它的附属。与希腊人丰富而饶有诗意的名字相比较，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的个人名字却毫无意义且数量在不断减少，这种现象似乎表明，后者的特点是将所有人民的个性都泯灭了，而前者的特点是促进个性的自由发展。我们可以设想，在希腊—意大利时代，家族共同体在族长的领导下联合在一起，这可能与后来意大利和希腊的政体大不相同，但一定已经包含了两个民族未来法律的萌芽。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仍然实施的“意大卢斯王的法制”可以说明，这两个民族的制度大致相同。这些立法必定包括共同体内部秩序的维持和司法的执行，应对外敌的军事组织和军事管制，族长的统治，元老会议，征召善战的自由公民以及某种宪法。审判（crimen，krinein）、赎罪（poena，poinei）、报复（talio，talao tleinai）都是希腊—意大利时期的概念。严苛的债务法规定，债务人要以其人身对自己所欠的债务负责，这是意大利人和诸如塔兰托的希拉克略特人都要遵守的法律。罗马宪法的基本思想——国王、元老院[13]以及仅有权批准或驳回国王、元老院提案的全民大会——都没有像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克里特古代宪法一文中那样表达得如此透彻。几个之前独立存在的民族（symmachy，synoikismos）在政治上友好交往甚至是合并为较大联盟的萌芽，同样是两个民族所共有的。对于希腊和意大利政治的相同基础，应该引起更大重视，因为它没有蔓延到其他印度日耳曼各族；例如，德意志的地方组织绝不像希腊和罗马那样始于选举君主政体。但在意大利和希腊，建立在这个共同基础之上的政体到底有多大区别，两个民族政治发展的全过程又如何完全为各自所独有[14]，这些在下文将会予以说明。

宗教

宗教方面也是如此。在意大利和在希腊一样，蕴藏于同一象征与寓言宝库中的自然观是民众信仰的共同基础；因此罗马与希腊的神鬼和精神世界大致相似，这将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中变得非常重要。在许多特有的概念中，在之前提及的宙斯—狄奥维斯（Zeus-Diovis）和赫斯提亚—维斯塔（Hestia-Vesta）的形象中，在神殿（temenos，templum）的概念中，以及在各种祭祀和庆典中，可以看出两个民族的敬神方式一致，这绝非偶然。然而，在希腊和在意大利一样，敬神的方式采取的是一种极具民族性且非常独特的形式，以至于保存下来的极少数古代共同遗产至今仍然依稀可辨，其中大部分还被人们所误解或根本完全无法理解。情况也只能是如此，因为正如两个民族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在希腊—意大利时期并未得到发展，但在民族分裂后却明显地开始发展演进，因此在他们的宗教观念里，概念和形象也发生了分歧，而在那之前，它们在精神世界中都是一体的。当云朵从空中飘过时，地里的农夫会将这一现象解释为是诸神的猎犬在把一群受惊的母牛赶到一起。希腊人忘了，母牛其实就是云朵，但却将仅仅为了某个目的而设想出来的诸神猎狗之子，变成了随时听候诸神差遣的机灵使者。当雷声响彻山谷时，他仿佛看见宙斯在奥林匹斯山上挥舞着雷神之锤；当蔚蓝的天空再次放晴时，他似乎注视着宙斯之女雅典娜明亮的眼睛；他自己创造的形象对其造成的影响非常之深，以至于他很快便把它们都看作了被自然之力的光辉所笼罩和照耀的人类，并根据美的规律随意地对它们进行塑造和改进。意大利民族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深植于自己心中的宗教观念，这种表达方式也同样十分强烈，他们坚守概念，且不能忍受任何形象来掩盖概念。希腊人献祭时会抬头望天，而罗马人却用纱布盖头，因为前者的祈祷是瞻仰，后者的祈祷是沉思。在整个自然界中，他崇拜的是精神的普遍存在。灵魂存在于世间万物，不管是人类、树木、国家还是仓廪，从其诞生到其灭亡，灵魂始终都伴随着它们而存在，成为自然现象在精神领域的反映。男子有阳性的保护神（Genius），女子有阴性的保护神朱诺（Juno），疆界有界神（Terminus），森林有林神（Silvanus），周而复始的年岁有岁神（Vertumnus），依此类推，万物皆有其主宰。在行动和办事时，每个步骤都被神化了。例如，在为农夫祈祷时被召唤的神灵有休耕神、犁田神、犁沟神、播种神、覆土神、耙掘神，以至收运神、贮藏神及开仓神等。同样，结婚、生育和其他所有自然事件都被赋予了神圣的生命。抽象概念所包含的范围越大，神灵的地位就越高，人类对神也愈加敬畏。朱庇特和朱诺代表抽象的男性和女性；荻雅女神（Dea Dia）或刻瑞斯（Ceres）代表创造力；密涅瓦（Minerva）代表记忆力；玻娜女神（Dea Bona）或萨莫奈人的居普罗女神（Dea Cupra）代表仁慈。对于希腊人来说，一切事物都有具体的形态，而罗马人却只能运用清晰明了的抽象规则；希腊人在极大程度上抛弃了原始时代的神话宝库，因为这些神话将概念表达得太明显了；罗马人保留下来的神话则更少，因为神圣的概念即使被蒙上最薄的寓言之纱，他们都觉得过于隐晦了。在罗马人当中，就连最古老、最普遍的神话都已经无迹可寻，如在印度人、希腊人，甚至是闪米特人中颇为流行的关于从洪水中幸存下来的人类共同祖先的故事[15]，在罗马人中已经找不到任何踪迹。罗马人尊崇的神灵不像希腊人的那样可以结婚生子，它们不能隐形匿迹于凡人之中，也不需要琼浆玉液。但是，它们的灵性——对于理解力不强的人来说虽然平淡无奇——对人类的思想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影响力可能超过了希腊人依据人类形象创造出的神灵；历史虽未对此进行说明，但罗马人表示信仰的Religlo一词可以为证，Religlo意为“约束”，这个词和类似的概念都是希腊所没有的。正如印度和伊朗虽拥有相同的文化遗产，但前者发展出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神圣史诗，而后者却发展出玄妙的波斯古经《阿维斯塔》[16]（Zend-Avesta）；因此，希腊神话以人为主，罗马神话以概念为主，前者重自由，后者重必然。

艺术

最后，适用于真实生活的事物，也同样适用于玩笑和游戏所捏造的生活，无处不在的玩笑和游戏，尤其是生活非常丰富而又朴素的远古时代的玩笑和游戏，并不排斥庄重的成分，只是进行掩饰而已。在拉丁姆和希腊，最简单的艺术元素是完全相同的：威严的战士舞蹈；“跳跃”（triumpus，thriambos，dithyrambos）；“饱食者”（satyroi，satura）的化装舞会。他们披着绵羊皮和山羊皮，以玩乐的方式作为节庆日的结束；最后是笛子用合适的旋律来为肃穆或欢乐的舞蹈伴奏和调节气氛。希腊和意大利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大概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但两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在其他方面出现如此大的分歧。拉丁姆的青年教育仅仅局限于非常有限的家庭教育；然而在希腊，人们渴望形式多样而又能协调地锻炼身心的教育方式，于是创造出了健身术和教育学这两门学科，国家和个人对此十分重视，并将之视为最高福祉。艺术发展欠缺的拉丁姆几乎处于未开化民族的水平；希腊却飞速地从其宗教概念中发展出了神话以及尊崇的神灵，并从这些事物中开拓出一个诗歌与雕刻的奇妙世界，历史中再未出现过类似的奇妙世界。在拉丁姆，对于公共和私人生活而言，除了智慧、财富和权势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对其产生影响；只有希腊人才会去感受那令人愉悦的美的魅力，以似有情欲又似有理想的热忱去侍候娈童情侣，高唱神圣的战歌以重振颓丧的士气。

古文明在这两个民族中都达到了顶峰。两个民族虽属同宗，但发展却大相径庭。希腊人胜于意大利人的地方是更能为人们所普遍了解，并且其光辉更为明亮灿烂；但是，意大利人深知每一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具备为了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献身精神，对自己尊崇的神灵笃信不疑，这些都是意大利民族丰富的珍宝。两个民族都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各自得以完成其发展历程；因雅典人不知道如何像法比氏（Fabii）和瓦勒里氏（Valerii）那样建国而去责备雅典人，或者因罗马人不会像菲狄亚斯（Pheidias）[17]那样精于雕刻和像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18]那样善于作诗而去责备罗马人，这都是狭隘之见。事实上，正是由于希腊人具备独特的优良品质，所以如果他们不同时将自己的政体改为专制政体，就不可能从民族统一发展至政治统一。美的理想世界对于希腊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所缺乏的东西。希腊各地出现的民族统一倾向都不是直接建立在政治因素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竞技与艺术之上：奥林匹亚的竞技比赛、荷马的诗歌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是使希腊人团结起来的唯一纽带。另一方面，意大利人为了自由毅然放弃个人的意愿，并学会听从父命，这样才会知道如何服从国家。在服从的过程中，个人发展可能会受到阻碍，最美好的人性之花的幼苗可能会夭折，但意大利人从中获得了强烈的爱国情感，这种情感是希腊人从未有过的。而且，在古代所有的文明民族之中，只有意大利人在自治的基础上建立了政体并实现了民族统一。意大利统一后，不仅把四分五裂的希腊民族的统治权，而且把全世界的统治权都最终掌握在了意大利人的手中。

[1]蒙古人种，又称黄种人、亚美人种或蒙古利亚人种，是历史上人类分类学说里的一种人种，一般以多地起源说为基础。由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人类学界已放弃了必须为人类分类的观念。人种特性现多被认为具有连续性。蒙古人种主要分布于东亚、中亚和东南亚，以及美洲与大洋洲。——译者注

[2]我们可由一些墓志铭来推知它的发音，例如theotoras artahiaihi bennarrihino和dasiihonas platorrihi bollihi。

[3]有人假定耶皮基语与现代阿尔巴尼亚语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比较语言所依据的论点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的，且对于如此重要的事实更是绝对不够的。如果这种密切联系能够得到证实，并且由于阿尔巴尼亚人也属于印度日耳曼族，与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同辈，希腊半开化民族的遗迹遍布整个希腊，尤其是北部各省。因此，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希腊半开化民族的残余，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朋先于希腊人的民族就是先于意大利人的民族。但我们目前仍不能据此推断耶皮基人曾渡亚得里亚海迁移至意大利。

[4]大麦、小麦和赤小麦都野生于幼发拉底河右岸的阿那哈西北部（阿尔封斯·康多尔，《分类植物地理学》卷2，934页）。巴比伦历史学家贝鲁苏斯也提到过，大麦和小麦都野生于美索不达米亚。

[5]如果说拉丁语中的vieo，vimen与德语中的weben及其他与之相近的词来源相同，那么，当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分离时，该词必定仍有一般的“编织”之意。这一含义直到后来可能在互不相属的地区才转变成“织”的含义。亚麻的种植虽然由来已久，但还不能上溯到这一时期，因为印第安人虽然熟知亚麻种植，但直到现在仍只用它来做亚麻油。意大利人知道大麻可能比知道亚麻更晚，至少cannabis一词看起来很像是一个以后借来的词。

[6]伐楼拿（Varunas），印度教吠陀时代神话中的神灵，象征神权。他是天界的统治者。维持宇宙法则和道德律法，领导众阿底梯耶（Aditya）行使这种职权。——译者注

[7]《吠陀经》是印度教的著名经典。在印度传统中，有关宇宙的神秘知识称为吠陀（韦达），意思相当于知识、知道、智慧、智力、思想和看到真理的人。印度那些记述了吠陀知识精华的圣书，都称为《吠陀经》。《吠陀经》中包含了戏剧、历史、深奥的哲学，以及有关礼仪的简单课程、军事礼节的介绍和乐器的用法。——译者注

[8]Erinnyes（厄里倪厄斯）复仇女神（古希腊语：，字面意思为“愤怒”），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在古典时代的阿提卡地区，人们举行祭祀仪式时从不直接提到这些女神的名字，而使用其别名欧墨尼得斯（，意为“善良”）。在罗马神话中，厄里倪厄斯的对应者是孚里埃（Furiæ，“愤怒”）。——译者注

[9]因此，aro，aratrum又见于古德意志语的aran（犁耕，土语作eren），erida，斯拉夫语的orati，oradlo，立陶宛语的arti，arimnas，凯尔特语的ar，aradar。所以，拉丁语中的ligo相当于德语中的rechen，拉丁语中的hortus相当于德语中的garten，拉丁语中的mola相当于德语中的muhle，斯拉夫语中的mlyn，立陶宛语中的malunas，凯尔特语中的malin。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不能断定，居住在希腊各地区的希腊人单单以畜牧为生。在希腊和意大利，人们都以牲畜的数量，而非土地的大小作为衡量一切私有财产的基础和标准。这并不是因为农业引进得比较晚，而是由于农业最初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当然，在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分离之前，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畜牧业与农业相结合（孰多孰少因地而异），其范围比后来要广阔得多。

[10]在这一方面，最具重要意义的莫过于在最古文化时期，农业与婚姻及城市的建立都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意大利，与婚姻有直接关系的神是凯雷斯和泰卢斯，在希腊是得墨忒尔。古希腊的套语中称得子为arotos（收获）。的确，罗马最古老的婚礼形式confarreatio（献麦饼），其名称和仪式都来源于谷物的种植。在建立城市时使用犁，这是众所周知的。

[11]在双方最古老的武器名称中，几乎都没有肯定地显示出其相互联系，虽然意大利语中的lancea毫无疑问与logchei相关，但该词在罗马语中出现得较晚，可能是从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中借用过来的。

[12]甚至在细节上也表现出这种一致性，如合法婚姻被称为“为生育合法子女而缔结的婚姻”（gauos epi paidon gneision aroto，matrimonium liberorum quaerendorum causa）。

[13]罗马元老院（拉丁文，senatus）是一个审议的团体，它在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政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元老院运作，像百人会议与部族会议，但有别于平民会议，是受到宗教约束的。它只能在献祭的神殿开会，通常在霍斯提里乌斯会所（新年第一天的庆典，是在邱比德神殿，战争会议则在柏洛娜神殿召开），之后会议只能在祈祷礼、献祭、占卜举行之后进行。元老院每天只能在日出与日落之间开会，而且不能在其他会议进行时开会。——译者注

[14]我们当然不能忘记，在任何地方，相似的既有条件往往导致相似的制度。例如，罗马的平民阶级是在罗马国家的内部成长起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他们发现无论何处，只要有居民团与市民团同时发展起来，就会有与罗马相似的制度。当然，机遇对此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15]即诺亚方舟的传说，在基督教圣经的《创世记》和亚伯拉罕诸教中，诺亚方舟相传是一艘根据上帝的指示而建造的大船，其建造的目的是为了让诺亚与他的家人，以及世界上的各种陆上生物能够躲避一场上帝因故而造的大洪水灾难，记载中诺亚方舟花了120年才建成，这段故事分别被记录在《创世记》（包括《旧约圣经》和《希伯来圣经》）以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第6章。——译者注

[16]《阿维斯塔》文献现包括用帕拉维文撰写的诗歌文集《阿维斯塔》和其他一些宗教典籍，它是波斯最古老的诗歌文集，也是波斯神话传说最集中的作品。该书内容广泛，涉及历史、政治、宗教、文学，特别是有关神话传说的内容丰富，只因许多散失，现神话传说的作品主要保存在《亚什特》全部和《万迪达德》的一部分中。——译者注

[17]菲狄亚斯（古希腊文：，英语：Pheidias）被公认为最伟大的古典雕刻家。雅典人，其著名作品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宙斯巨像和巴特农神殿的雅典娜巨像。——译者注

[18]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446—前385年）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雅典公民，生于阿提卡的库达特奈昂，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雅典度过，同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有交往。相传写有四十四部喜剧，现存《阿卡奈人》、《骑士》、《和平》、《鸟》、《蛙》等十一部。有“喜剧之父”之称。——译者注

第三章　拉丁人的定居

印度日耳曼族的迁移

印度日耳曼族的故乡坐落在中亚的西部，一部分从这里向东南方延伸至印度以外，一部分向西北方延伸至欧洲以外。要更精准地确定印度日耳曼族的原始居住地是十分困难的，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地点一定在内陆，远离海洋，因为亚洲和欧洲的印度日耳曼族都没有出现过海洋的名称。许多迹象表明这一地点位于幼发拉底河一带，因此，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两个最重要的文明民族——印度日耳曼族和阿拉米族的原始居住地几乎在同一个地方。这种情况证实了这两个民族最初关系密切的假设，但即使他们的关系确实曾如此密切，也必定发生在有迹可循的文化发展和语言发展之前。我们无法更精准地确定他们的原始发祥地，也无法跟随各民族迁移的脚步。欧洲的印度日耳曼族在与印度人分开后，可能在波斯和亚美尼亚停留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从种种表象来看，这个地区是农业和葡萄种植业的发源地。大麦、赤小麦和小麦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本土作物，葡萄原产于高加索山脉和里海以南，李子、胡桃和其他易于移植的果树也都是当地的土产。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的大多数民族中，如拉丁人、凯尔特人、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海洋的名称是一致的；因此，他们一定在分裂之前曾一起抵达黑海或里海的沿岸地区。意大利人从这些地区出发经哪条路线到达了阿尔卑斯山脉？当他们与希腊人还是一个整体时，曾在何处定居？要想解答这些问题，必须先弄清希腊人是经哪条路线到达希腊的，到底是从小亚细亚出发，还是从多瑙河流域出发？不管怎样，可以确定的是，意大利人像印度人一样从北方迁移到了他们的半岛。

翁布里亚—萨贝利族从北向南沿着意大利的中部山脊前进，这次迁移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的确，迁移的最后几个阶段完全属于有史可考的时期。关于拉丁人迁移的路线，我们知之甚少。他们大概朝同样的方向沿着西海岸前进，而且极有可能早在萨贝利族开始迁移之前就已经出发了。河流淹没低地后，才涌上高坡，我们只有假设拉丁人早已在海岸上定居，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萨贝利人会甘心定居在崎岖的山区，后来他们才移出山区，只要有机会，就挤进拉丁各族的聚居之地。

拉丁族在意大利的扩张

众所周知，一支拉丁族定居在台伯河左岸至沃尔斯克山的乡村地带，但最初迁移至此时，人们似乎完全忽视了沃尔斯克山地，因为当时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平原还可容人居住。根据沃尔西人的铭文来看，后来占领这里的民族与萨贝利人的关系比与拉丁人的关系更加亲密。另一方面，拉丁人可能在希腊人和萨莫奈人迁入之前就已经定居于坎帕尼亚，因为意大利的名词Novla或Nola（新城），Campani Capua，Volturnus（该词源于volvere，如Iuturna源于iuvare），Opsci（农夫），这些词汇的出现早于萨莫奈人的入侵。这表明希腊人在建立库迈时，占领坎帕尼亚的欧松人就是一支意大利族，也可能是一支拉丁族。后来被卢查尼尔人和布鲁蒂伊人占领地区的原始居民，即意大利人（Itali，雄牛国的居民），据最杰出的观察家看来应属于意大利族，而不是耶皮基族；我们可以将他们归入拉丁族，虽然这些地区在意大利政治发展开始之前就已经希腊化了，但由于后来萨莫奈人蜂拥而至，因此这里古代民族的活动痕迹早已荡然无存。非常古老的传说将同样绝种的西库里人与罗马联系起来。例如，意大利第一位史学家——锡拉库扎的安提奥卡斯告诉我们，一位名叫悉开洛的男子从罗马逃亡至意大利（即布鲁蒂伊半岛），投奔国王摩格斯（Morges）。这位史学家认为，西库里人（在修昔底德时期，意大利仍有西库里人）与拉丁人同种，所以就以此作为叙述的依据。西西里岛希腊语中某些方言词汇与拉丁语非常接近，这可能是由于罗马人与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在古代曾有贸易上的往来，而不是因为西库里人和罗马人的语言自古以来就相同。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在原始时期，不仅是拉丁姆，就连坎帕尼亚和卢卡尼亚地区、塔兰托湾和劳斯湾之间的意大利以及西西里岛的东半部，可能都居住着拉丁族的各个分支。

这些拉丁族各支的命运截然不同。那些定居在西西里岛、大希腊和坎帕尼亚的居民无法抵抗希腊人的文明，于是开始与希腊人接触交往，因此，他们要么像在西西里岛那样完全希腊化了，要么变得不堪一击，以至于后来在面对新势力萨宾部落时，还未作出明显抵抗就举手投降了。所以，西库里人、意大利人、摩格特人和欧松人在这个半岛的历史上从未起过积极作用。然而在拉丁姆情况却有所不同，我们在那里没有发现希腊的殖民地，而且那里的居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萨宾人和北方相邻的部落，得以保住他们的领地。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个地区，它注定会大大影响古代世界的命运，其影响力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

拉丁姆

在原始时代，自然界最伟大的冲突与碰撞在拉丁姆平原上演，缓缓流过的河水和不时喷发的大火山把土地层层堆叠，这片土地将决定世界的霸权掌握在谁的手中。拉丁姆的东部耸立着萨宾山和埃基山，这两座山都属于亚平宁山脉；南部是高达四千英尺的沃尔斯克山，它与亚平宁山的主脉之间隔着赫尼克人的故土萨科（即利里斯河支流特累鲁河）高原，沃尔斯克山向西一直延伸到特拉西那岬；西部临海，沿岸有少数无关紧要的海港；北部渐次融入埃特鲁里亚广阔的丘陵地带。这片壮丽的平原被包围其中，从翁布里亚山区流出的有“山溪”之称的台伯河，以及发源于萨宾山区的阿涅内河贯穿其间。小山丘像一座座岛屿分布于平原之上，有些是陡峭的石灰岩，如东北部的索拉克特山，西南部的基尔刻岬，同样还有罗马附近较低矮的贾尼科洛山；还有的是高耸的火山，已经熄灭的火山口成为了湖泊，许多至今仍然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尔巴山，这座山四面广阔无垠，屹立于沃尔斯克山脉和台伯河之间。

在这里定居的民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拉丁人，后来为了将他们与拉丁姆境外的拉丁民社区分开来，又称之为古拉丁人（prisci Latini）。然而他们所占领的拉丁姆地区，只是意大利中部平原的一小部分。台伯河以北的所有地区在拉丁人看来都是外国，甚至是充满敌意的，他们与那些地区的居民不可能结成长久的联盟，也不可能共建和平，而且双方的休战似乎总是只能维持相当短的时间。台伯河自古便是北方的疆界，关于这道如此重要的界线是在哪一时期、何种情况下建立的，在历史上或比较可靠的传说中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们发现在历史的肇始时期，阿尔巴山以南的平坦沼泽地带是归翁布里亚—萨贝利族的鲁图尔人和沃尔西人所有；阿尔代亚和维利特雷不再属于拉丁的原始城镇。拉丁姆只占这片地区的中间一部分，周围是台伯河、亚平宁山支脉、阿尔巴山和海洋，面积约700平方英里，略大于现在的苏黎世州。在卡沃峰上极目远眺，它是一片“平原”[1]。虽然这个地区是平原，但并非一马平川。除了部分因台伯河冲积而形成的海滩外，这片平原到处都是石灰岩山丘，海拔不高，但通常十分陡峭，还有一些深壑横亘其中。丘壑交错的地形在冬季形成了许多水潭；夏季，随着温度的升高，潭内一些腐烂的有机物散发出恶臭，产生有害的瘴气，这种气体在古代使当地的居民感染疾病，直至今日依然威胁着人们的健康。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在教皇的错误领导下，农业发展受到了忽视，认为瘴气的产生最初是因农业凋敝而导致的想法是错误的。其成因更主要的是由于积水无法自然排放，它所带来的影响从几千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但大范围耕作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瘴气，虽然我们对这一做法的依据还未能作出充分解释，但一部分原因是，在地表进行耕作能加快积水的蒸发速度。在拉丁姆平原以及锡巴里斯和米太旁登的低地地区，有一种现象让我们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些地区现在根本没有健康人口存在，旅客连一个晚上都不愿意逗留，可当时这里的农业人口却十分密集。我们必须牢记，处于较低文明阶段的人，一般能很快察觉到自然界的需求，并且能迅速作出反应来满足自然的要求；或许他们的身体素质比较灵活，更容易适应自己的居住环境。在撒丁岛，农业现今仍在完全相似的自然条件下进行；引发疫疾的瘴气仍然存在，但农民在穿衣、饮食和劳作时间的选择上格外谨慎，因此避免了瘴气的感染。事实上，避免瘴气感染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披着动物的皮毛，并燃起烈火；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罗马的农民出门总是穿着厚厚的毛织衣服，而且从来不让自己的炉火熄灭。在其他方面，这个地区对移居的农民一定很具吸引力：这里的土壤用锄头和耙很容易耕作，即使不施肥也能生产，但是以意大利的标准来看，这种土地的产量并不高，小麦平均可以种一收五[2]；好的水源并不丰富，因此，居民们非常重视每一汪清泉，将之视为神圣。

拉丁人的殖民地

在后来因拉丁人而得名的地区里，关于他们是以何种模式生活的，历史记载中已无任何说明，我们几乎只能靠推论来进行揣测。然而，这样也许能得到一些信息，或至少可以作出具有一定可能性的推测。

氏族村落

远古时期，罗马的领土被划分成了许多个氏族村落，它们后来便形成了最早的“乡区”（tribus rusticae）。我们从传说中得知，克劳狄区起源于阿涅内河畔的克劳狄亚氏族的定居地；最早划分的其他地区的起源也是如此，这从它们的名称来看就能断定。这些地区不像那些后来新增的地区以聚居地来命名，而是无一例外地以氏族名称命名；那些用自己的名称为最初罗马境内的各乡区命名的氏族，只要还未完全灭绝（像迦米利氏、伽勒里氏、勒蒙尼氏、波利氏、普庇尼氏、沃尔提尼氏那样），都是罗马最古老的贵族，如埃米利氏、科尔涅利氏、法比氏、贺拉提氏、梅涅尼氏、帕比里氏、罗密利氏、塞尔吉氏、沃图利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氏族没有一个是在后来才定居于罗马的。每一个意大利地区，当然还有每一个希腊地区，肯定像罗马的地区一样，根据地理位置和氏族被划分成了许多个集体；这样的氏族聚居地就是希腊人所谓的“家”（oikia），他们的村落（komai）和邻里（demoi）通常就是来源于这个“家”，就像罗马的部落（tribus）一样。同样，意大利语中相应的名称“家”（vicus）或“区”（pagus，源自pangere）也表示氏族的聚居地，而且后来转化成了日常用语中所指的小村庄或村落，这一转化并不难理解。就像每家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每个氏族或村落也有属于自己的氏族土地，这种土地一直到相当晚的时期依然存在，按家族共管土地的方式，也就是土地共有制来进行管理。氏族家族是否在拉丁姆本土发展为氏族村落，或拉丁人是否在迁入拉丁姆时就已经联结成了氏族，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我们也同样无法确定这样一种组织所要求的集体经济采取的是何种形式[3]，除了同宗的世系之外，氏族在多大程度上收容或结合了与它没有血统关系的外人。

政区

然而，这些氏族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视为独立的群体，而是被当作政区（civitas，populus）的组成部分。这个政区最初是一些同种族、同语言和同风俗的氏族村落的集合体，共同遵守法律，互相给予法律援助，并携手抵御侵略及加强防守。这样的一个区就像一个氏族一样，因此非常有必要设立一个固定的地方中心；但是，由于氏族的各个成员，或者说是政区的成员都住在各自的村落里，所以政区的中心不可能是狭义的聚居地——城镇，而只是一个共同的集会场所。那里有法庭和神庙，政区的居民们每隔8天都会来此交流和娱乐，如遇战事，这个集会场所就是他们及其牲口的避难所，使他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人们在那里比在村落里要安全得多；一般情况下，集会场所完全无人或鲜少有人居住。古代同一种类的避难所极为相似，如今在瑞士东部高地的几座山峰上依然能够看到它们。在意大利，这种地方被称为“高冈”（capitolium，如希腊语中的akra，意为“山顶”），或“要塞”（arx，源自arcere）；它最初并不是一个城镇，但随着房屋自然地集聚在要塞周围，后来又有围墙（urbs，与urvus，rurvus和orbis相连）将它环绕，它便成为了城镇的核心地区。要塞与城镇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大门的数量，要塞的门尽可能少，城镇的门却尽可能多，前者通常只有一道门，而后者至少有三道门。这些要塞是政区体制的基础，该体制在城镇形成以前就已经在意大利盛行了。意大利有些省份直到后来才达到城镇聚居的阶段，有些至今仍未完全达到，比如马尔西人的居住地和阿布鲁齐的小政区，在这些省份，古代政区体制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还清晰可辨。埃魁库利人即使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仍不在城镇居住，而是住在无数个完全开放的村落里，那里有许多古老的团城，这些“荒城”和庙宇令罗马以及现代的考古学家感到惊讶不已，因为他们没想到居然能在那里发现人类的居住地。罗马的考古学家认为那里曾居住着原始居民（aborigines），现代的考古学家却认为那里曾居住着佩拉斯吉人。如果不把这些建筑看作是围墙四立的城镇，而将其看作是该区居民的避难所，那么我们一定会更加接近事实，这样的避难所在古代肯定遍布整个意大利，只是建筑风格没有那么具有艺术性。当各族完成了向城市生活的过渡时，人们自然会用石墙将他们的城镇围住，那些仍然居住在完全开放的村落的居民也会用石墙来代替要塞的土墙和栅栏。在全国进入和平状态以后，人们不再需要这样的堡垒，于是这些避难所就废弃了，不久便成为了后代们的一个谜团。

最古老政区的所在地

这些政区有许多要塞作为其中心，且包括一些氏族在内，它们在意大利史的起始时期形成了原始的政治单位。至于这样的政区于何时在拉丁姆形成，以及占据多大的范围，我们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这一问题也并不具备特殊的历史价值。与世隔绝的阿尔巴山是拉丁姆的天然屏障，为移居者提供了最洁净的空气，最清澈的河水和最安全的住所，新移民当然首先就要占领这个地方。

阿尔巴山

在帕拉佐拉上方的狭窄高地上，阿尔巴城从阿尔巴湖（即卡斯台洛湖）延伸至阿尔巴山（即卡沃山），它通常被认为是拉丁族的原始居住地，也是罗马和古拉丁其他所有群体的母城；在这座山坡上，还坐落着拉丁远古的政区中心拉努维乌姆、阿里齐亚和图斯库隆。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远古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通常标志着文明的发端，并像站在那里的目击者一样，向后世证明帕拉斯·雅典娜现身时确实已经长大。在阿尔巴下方，往帕拉佐拉的方向到处都是悬崖峭壁，卡沃山山势险峻，从南边难以到达，从北边也同样不易接近，只有东、西边有两个狭窄的隘口可以自由进出，因此这里易守难攻。最重要的是一条地下大隧道，其深度达一人之高，它贯穿6000英尺厚的坚固火山岩壁，使阿尔巴山旧火山口所形成湖泊里的水得以排泄，降到了现在的水位，并且山上有了一大片可供耕种的土地。

萨宾山的余脉诸峰是拉丁平原的天然屏障，那里的政区要塞后来成为了大城市提布尔和普雷内斯特。在阿尔巴山、萨宾山和台伯河之间的平原上，还有拉比奇、伽比和诺门图姆；台伯河上的罗马以及海岸上的劳伦图姆和拉维尼姆，都或多或少地成为了拉丁族的移民中心，至于其他那些不太著名，甚至有些几乎已经被遗忘的地区，在此就不必赘述了。

拉丁族联盟

原始时期，上述这些政区在政治上都拥有各自的主权，且由其亲王统治，元老会和战士会议加以辅佐。然而，源于同一血统和同种语言的民族情感不仅普遍存在于所有人心中，而且还表现在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制度，即所有拉丁族政区的永久联盟之中。最初，根据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的惯例，最高领导权归联盟中集会所在的政区所有；阿尔巴区一般被认为是拉丁所有政区中最古老和最尊贵的，因此拥有了最高领导权。有权参加这个联盟的州郡起初有30个，我们发现在希腊和意大利，组成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数通常都是30个。哪些政区是最初的30个古拉丁民社之一，或者当提及阿尔巴的首府权利时，哪些政区是阿尔巴30个殖民地之一，对此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考证。与派欧尼亚人和爱奥尼亚人在希腊类似的联盟中举行集会一样，这个联盟会举行“拉丁节”（Feriae Latinae），地点在“阿尔巴山”（Mons Albanus，即卡沃山），日期每年由最高首领指定，这一天，全族会杀一头公牛供奉“拉丁神”（Jupiter Latiaris）。所有参加典礼的民社都必须交纳规定数量的牲口、牛奶和乳酪作为祭品，并得到一块献祭的烤肉。这些习俗沿袭了很长时间，人尽皆知。关于这种联系在法律上比较重要的影响，我们只能加以揣测。

自远古时代以来，与阿尔巴山上举行的宗教庆典相关的，还有一些民社代表在附近的拉丁司法机构所在地举行的集会，位于菲伦提那河源处（马里诺附近）。实在难以想象，这样一个联盟在不具备某种管理权和适用于整个地区的法律体系的情况下，居然能够保存下来。据可信的传说记载，联盟对违反联盟法律的行为具有审判权，并且在这样的案件中甚至可以判处死刑。后来各拉丁民社共享合法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通婚，这被视为原始联盟法律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一个拉丁男人与任何一位拉丁女人所生的孩子都是合法的，可以获得地产，并能在拉丁姆的任何地方开展贸易活动。联盟还设立了一个联盟仲裁法庭，以解决政区之间的争端；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联盟对各民社媾和与宣战的主权曾加以限制。同样，毫无疑问，联盟的体制表明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防御战甚至是发动进攻战，这样就必须要有一个公爵来当统帅。但我们没有理由去设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民社依据法律一定要派兵出征，或者相反地，任何民社都禁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动战争，甚至是攻击联盟成员。然而有迹象表明，在拉丁节庆活动期间，拉丁姆全境范围内实行“神命休战”[4]，希腊联盟在举行庆典期间也是如此；即使是正在交战的部落也似乎相互保证安全通行。

我们更加无法确定拥有领导权的政区所享有特权的范围，我们只能肯定的是，没有理由将阿尔巴拥有的领导权看作是对拉丁姆实行的一种真正的政治霸权，而且阿尔班在拉丁姆的地位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还比不上伊利斯在希腊的名誉首领地位[5]。从总体上来看，这个拉丁联盟的范围及其司法权限可能总是反复变动；但它从始至终都不是彼此或多或少有些陌生的各民社的偶然结合，而是拉丁族的民族关系公正而必要的代表。拉丁联盟可能并不是在所有时期都包含了一切拉丁民社，但它至少从未赋予非拉丁族加入联盟的特权。在希腊，与之对应的不是德尔菲的庙邻会（Amphictyony），而是皮奥夏人或埃托利亚人的联盟。

以上这些粗略的概述应该足够了，如果再试图将线条描绘得更加清晰，那只会篡改这幅图画。那些最古老的政治单元，即各政区由于没有善于传唱记载之人，其休戚与共或反目成仇的纷繁表演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如今只能满足于了解以下一个不朽的事实：各政区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但他们的独立地位并未因此而丧失，他们非常珍视并不断增进同一民族的共属感。有了这些共有的东西，他们才得以为从政区地方主义向民族统一迈进铺平道路，每一民族都必然以政区地方主义为其开端，每一民族的历史都以民族统一为其归宿，或至少应该以此为归宿。

[1]如同latus（边）和platus（平地）一样，它指平地，与萨宾的山地有所不同，正如Campania虽指“平原”，但与萨莫奈不同。Latus以前作stlatus，与此无关。

[2]一位法国统计学家杜罗·德·拉·马勒（《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2卷，226页），将法国奥维涅省的利马涅与罗马的坎帕尼亚相比。利马涅是一块地形复杂且不平坦的广袤原野，地表为火山石与火山灰分解而成，都是死火山的残留物。该地的人口每16平方公里至少有2500人，是农业地区中人口最为密集的一个地方。地产一分再分，小到极点。耕田几乎完全依赖于人工，或使用铁锹、双齿耙，或使用锄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用轻犁代之，由两头母牛来拉。农妇经常亲自拉犁，以代替一头母牛。这两头牛既能产奶，又能犁田。农民每年收获两次，谷物一次，蔬菜一次，田地终年都不休耕。每亩耕地的平均年租为100法郎，如果不是这样的土地，而是分属六个或七个大地主，由管家和短工耕种，以代替小自耕农，那么，一百年后，利马涅一定会如现在的坎帕尼亚一样，成为一块荒凉惨淡的不毛之地。

[3]在斯拉沃尼亚，父权制家庭一直延续至今，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家庭成员通常达到50人甚至是100人，听命于由全家选出且终身任职的家长（Goszpodar）。主要由牲畜构成的家产都归家长管理，剩余的则按家族分支分配。个人的工业和商业所得仍归私人所有。脱离家庭的例子时有发生，甚至发生在男人身上。例如，男子入赘到一个异族家庭，这种情况可能与最古罗马人的情况大同小异。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与民社相似。

[4]拉丁人的节日被称为“休战日”，节庆期间不允许开战。

[5]古往今来，人们经常宣称阿尔巴曾以攻守同盟的形式统治拉丁姆，但经过进一步探索，又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佐证。一切历史都不始于民族的统一，而始于民族的分裂。罗马经过几个世纪的奋战才终于解决了拉丁姆统一问题，阿尔巴决不可能早就解决了。值得注意的是，罗马虽然继承了阿尔巴，但从来没有自称是拉丁各民社的霸主，而仅仅满足于名誉首领的地位。当罗马有了实力并实现统一后，名誉首领的地位便使它有了口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真正的证据，而菲斯图斯的《论执政官》和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中的几段，不足以使人们认为阿尔巴是拉丁人的雅典。

第四章　罗马的起源

罗马纳人

自台伯河[1]河口以北约十四英里，河流两岸都是海拔不高的丘陵，右岸的丘陵稍高一些，左岸的稍低矮一些。至少两千五百多年来，罗马人就与左岸的群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罗马”这个名字出现的具体原因以及出现的确切时间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地人最早的称呼不是“罗马人”，而是“罗马纳人”。在一种语言的发展早期，这种音变十分常见，但在拉丁语中，这早就停止使用了[2]，所以这足以证明，该名字产生于十分远古的时期。关于这个名字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推论，但很可能“罗马纳人”就是“河畔居民”的意思。

替提人与卢克雷人

然而生活在台伯河沿岸丘陵上的并不只有罗马纳人。在最原始的罗马公民结构中，有证据表明，该结构是由罗马纳人、替提人和卢克雷人这三个原先各自独立的行政区域融合而成的统一体，换句话说，罗马是并区为城[3]产生的，这与雅典起于阿提卡[4]如出一辙。公社三分法[5]距今年代十分久远，这一点也许在罗马社会事务，尤其是与国家法相关的事务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比如罗马常用tribuere（三分）和tribus（三分之一）等字眼来表示“划分”和“部分”的概念，而且后一种表达（tribus），正如英语中的“quarter”一词，早就失去了原本表示数量的含义。

三个曾经各自为政的公社，在合并以后，成为一个公社的三个部分，虽然照旧各占公地的三分之一，并且平均摊派民军和元老会议成员，但是几乎所有最为古老的团体，比如贞女团、舞蹈团、田夫团、狼神团以及鸟占团等，它们的成员人数都是三的倍数，这可能也来源于三分法。甚至有观点认为，罗马民族是混合民族，这种观点还以三分法为佐证，持这种观点的人曾尝试用种种方法来证明，远古时期罗马就是由意大利的三个种族所构成的，他们竟然声称这个在语言、宗教和国家制度的发展中都独具特色的民族（其他民族鲜少能做到这一点），是由埃特鲁斯坎人[6]、萨贝利人[7]、希腊人，甚至还有部分佩拉斯吉人[8]组成的松散联盟。

暂且不论那些自相矛盾、毫无根据的假设，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构成原始罗马共同体各个组成部分的民族特点：罗马纳人属于拉丁族，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新的罗马共同体就是因罗马纳人而得名，所以这个联合起来的民社，它的民族特征也主要取决于罗马纳人的民族特征。

关于卢克雷人的起源，我们一无所知，但正如我们将罗马纳人归类为拉丁族那样，我们也可毫不费力将卢克雷人归类为拉丁族之列。然而，公社中的第二个民族——替提人，人们一致认为其发源于萨宾那，这种观点最早可追溯到替提祭司团所保留的一项传说，据说替提人在加入联合公社时，为保留萨贝利人的特殊祭献仪式，创立了这个祭司团。因此，可能在远古时期，拉丁人与萨贝利人的语言风俗差异远不如后来罗马与萨莫奈人[9]的语言风俗差异那样悬殊，萨贝利人的一个公社可能加入了拉丁人的州郡同盟。而且正是由于在更古老、更为可信的传说中，替提人始终占据着优于罗马纳人的地位，很可能是入侵的替提人强迫旧有罗马纳人接受并区为城的做法。因此，不同民族的混合理所当然地发生了，但这种民族混合造成的影响甚至还不及几世纪后萨宾人阿图斯·克劳苏斯（即阿庇乌·克劳狄乌）率领族人和他的门客进入罗马所带来的影响。不能因为后来罗马人接纳吸收了克劳狄人，就说罗马是混合民族，同理也不能因为之前罗马纳人接纳吸收替提人，就把这个组合而成的群体划分为混合民族。

也许除了在宗教仪式中流传下来的零星民族传统之外，罗马民族中的萨贝利人成分已消失殆尽；尤其是在拉丁语言中，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罗马是混合民族等此类猜想[10]。如果说因为某个与拉丁人有着密切亲缘关系的个别种族的加入，拉丁人的民族性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了。另外，我们首先应当记住的是，在替提人与罗马纳人联袂共存的时候，拉丁民族是以拉丁姆而不是罗马为基础的。这个三合一的新罗马共同体，尽管有些原属萨贝利族的成分，但并未改变其罗马纳人公社的性质，即拉丁民族的一部分。

罗马—拉丁姆商业中心

早在台伯河河畔的城市聚落兴起之前，罗马纳人、替提人和卢克雷人可能先是各自为政，而后联合起来，占据了罗马山丘上的要塞，并且开垦了村子周围的土地。昆克提人在帕拉丁山举行的“狼神节”庆典很可能就是从这些原始时代流传下来的；狼神节是农民和牧民的节日，它最完好地保存了父系社会的淳朴娱乐活动，而且令人不解的是，在后来信奉基督的罗马，在所有异教节日中，这个节日保留的时间却是最长的。

罗马的地理特征

之后的罗马就是由这些聚落发展而来的。当然严格来说，罗马的建立并不像传说中认为的那样：罗马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但是，罗马为何那么早就能在拉丁姆境内于政治方面崭露头角，这一点也会引起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而根据当地的地理特征，我们只能得到与事实相异的推论，即罗马不可能在政治方面举足轻重。同大多数古老的拉丁城市相比，罗马所在地没有那么兴盛和丰饶。罗马城周围的葡萄和无花果都生长得不甚茂盛，且缺乏丰富的水源。卡佩纳门前面的卡美尼甘泉以及后来圈在图里亚努监狱的卡庇托尔水井，水量也不是十分充足。

此外，河流经常泛滥，由于河床十分平缓，雨季山洪暴发时，不能迅速将河水排入海里，于是丘陵间的谷地和低地时常是一片汪洋，随后这些地方就成了沼泽。对于移居到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个地方确实乏善可陈。在古代就有观点认为，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区，只有罗马的所在地土壤贫瘠、环境恶劣，最早迁徙到这里的农民选择居住地时，肯定不是出于自愿；罗马城建立在这里，也肯定是迫不得已，或者其间有某些特殊的缘故。甚至传说都对这一点流露出惊奇的意味：一群从阿尔巴逃出来的人，在阿尔巴公爵的两个儿子罗慕路斯和雷穆斯[11]的率领下，建立了罗马城。这不过是太古稗史上的一次不成熟的尝试，想借此说明罗马建立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之下，并把罗马的起源同其作为拉丁姆的首都联系起来。这些被认作是历史的故事，其实不过是不甚高明的粗浅解释，历史的首要任务恰恰是避开它们；但历史或许会更进一步，先考虑当地的特殊性，不关心这座城市如何发源，而就给它带来迅速高度繁荣，以及对它在拉丁姆所处的特殊位置提出积极猜测。

罗马的早期疆域范围

我们先来看看罗马最早的地理边界。罗马城的东面城镇有安腾尼、费登尼、凯尼那和伽比等，有些城镇离塞维亚城墙不到五英里，罗马的边界就在离城门不远处。罗马城南面十四英里处坐落着图斯库隆和阿尔巴这两个强大的公社，在南边，罗马的城区范围似乎从来没有超过距城五英里处的克琉利亚壕沟。同样，罗马西南方与拉维尼姆交界处距罗马城从未超过六英里。在内陆方向，罗马处处受到地域偏狭的限制，但在向海地那一面，罗马城自古就可以畅通无阻沿着台伯河两岸一直伸展入海。在罗马与海岸之间，古代没有任何行政中心，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儿曾是行政区的边界。

从对世间万物都能追本溯源的传说，我们了解到，台伯河右岸的罗马领土，即“七小村”，以及台伯河河口的大盐场，都是罗慕洛王从维爱人手里夺来的；安库王曾在右岸的耶努山修建了桥头堡，在左岸的“河口”修建了被称为罗马庇雷阿的海港城市（奥斯提亚）。但比传说更为可信的证据，足以证明台伯河埃特鲁斯坎河畔曾是罗马的原始领土；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即后来通往海港大道上的四英里处，坐落着罗马生育女神、丛林和田夫祭司团的早期活动场所。实际上自远古时代以来，很可能曾一度作为罗马各氏族之长的罗密利氏就活动在这一带；而耶努山则是罗马城的一部分，奥斯提亚则是公民聚居地，或者换句话说，是郊区。

台伯河及其交通优势

这种情形绝非偶然。台伯河是拉丁姆交通的天然航道，这一带海岸缺乏海港，台伯河河口就成了航海家们所必需的下锚之处。此外，自从远古时代开始，台伯河就是拉丁民族抵御北方外族入侵的边防线。罗马不仅是内河贸易和海上贸易的集散地，还是拉丁姆沿海的边防要塞，再没有比它更合适的建城地点了。罗马的位置兼有易守难攻和临近河道这两大优势；从河流两岸一直到河口，都在罗马城的控制范围内，对沿台伯河或阿纽河而下的内河船夫以及当时驾驶船型不大的航海者来说，罗马的地理位置都是十分便利的；而且与紧靠海岸的地方相比，罗马能更加有效地防御海盗。

如果罗马的建立不是凭借其地理位置的商业优势和战略优势，那么至少罗马的繁荣是得利于此的；关于这一点还有很多线索可循，这些线索的重要性是历史小说的记载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罗马很早就和凯雷建立了和谐的关系，凯雷对埃特鲁里亚的意义恰如罗马之于拉丁姆，所以凯雷是与罗马关系最为和睦的邻国，也是罗马最重要的商业伙伴。因此跨越台伯河的桥梁，以及罗马共同体中桥梁的建造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于是桨帆船成为了罗马军的战舰。因此古罗马开始对进入奥斯提亚的货物征收港口税，刚开始的时候仅对兜售的物品征税，船员自用的物品免税，所以港口税实际上是一种商业税。之后罗马就出现了较早的硬币，并与海外国家缔结了商业协议。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可能就像传说的那样，罗马也许并不是逐渐发展起来，而是创建而成的城市；罗马是拉丁城市中最年轻，而非最古老的成员。毫无疑问，在台伯河的拉丁边界商业中心兴起之前，这个地区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开化，阿尔巴山脉以及很多其他高地上也已建立起许许多多的堡垒。罗马城的建立，到底是出于拉丁同盟的决议，还是某位名不见经传、目光远大的缔造者的功劳，抑或是因其交通条件自然发展起来的，对此任何一种猜想都无法得到验证。

罗马的早期城市特征

但与罗马所在地是拉丁姆的商业中心相关的另一种看法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当历史的帷幕从我们面前徐徐拉开，与罗马是拉丁社会的联盟这一说法相比，它更像是按契约成立的城市联合。拉丁人习惯居住在农场，只在节日、集会或者特殊情况才会用到公共城堡，这种习惯可能最早在罗马受到了限制，而拉丁姆的其他地方后来才慢慢限制起来。

罗马人并非不亲自经营农场，也并非不以农庄为家，但是坎帕尼亚的环境恶劣，这必然使罗马人尽可能选择居住在更加通风更加洁净的山城上。除农夫外，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外地和本地非农业人口住在山城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古罗马人口稠密，据估计，它的面积最多不超过115平方英里，其中还包括沼泽地和沙砾地。甚至在最早建制的时候，罗马城就拥有一支由3300名自由人组成的民防军，所以当时那里的自由居民至少已经上万。但进一步来讲，熟悉罗马人以及罗马历史的人肯定知道：罗马人公共活动和私人生活的特点，都是以其城市生活和经商之道为基础的，罗马人和其他拉丁人以及一般意大利人的区别正如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区别。当然罗马不是科林斯[12]或迦太基[13]那样的商业城市，因为拉丁姆实际上是一个农业地区，而罗马从来都是一个拉丁城市。但罗马和其他众多拉丁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商业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罗马市民精神。如果罗马是拉丁姆的商业中心，我们就不难理解，罗马在发展拉丁农业的同时，当地的城市生活也得到了强劲迅猛的发展，这为罗马的辉煌历程奠定了基础。

与分析远古时期无足轻重而又大同小异的公社这种收效甚微的方式相比，研究罗马城在商业和战略上的发展过程，显得更加重要，也更加切实可行。罗马城的发展过程，在有关罗马逐渐形成的城墙和防御工事的传说中依然依稀可见，这些城防建设的发展过程，与罗马共同体作为一个城市而愈来愈具重要性的过程，肯定是保持一致的。

帕拉廷城

罗马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发展成为城市。根据可信的证据，罗马最初的城址仅包括帕拉廷山丘，因为帕拉廷山丘呈不规则正方形，所以后来称罗马为“方形罗马”。直到罗马帝国时代，原来环城的城门和城墙都还清晰可见：其中两座城门的故址目前仍然为我们所知，一座是维拉布罗圣乔治附近的罗马门，另一座是位于提图凯旋门的慕吉奥尼门。塔西佗曾经亲自考察了帕拉廷的外墙，至少看到朝向阿文廷山和凯利乌山的那两面，并对考察到的内容作了记录。很多线索显示，这里曾是罗马城的原址和城市中心。在帕拉廷山上，发现了该聚居地的神圣标志，即所谓的“贮藏室”，最早定居于此的人将充裕的家用必需品囤积在这个地方，另外还存有一块来自故乡的土壤。这里还有一座建筑，所有的家族因祭祀或者其他目的聚集在这个地方，在各自的炉灶旁议事。在这山上也有舞蹈团的集会所，里面保存着战神的神圣盾牌，“狼神”圣地和朱庇特祭司住所也在这里。

罗马建城的传说主要来自帕拉廷山及附近地区：罗慕路斯的茅草屋，罗慕路斯养父浮斯图卢斯的牧人小屋，盛着孪生兄弟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摇篮漂流停靠的神圣无花果树，建城者罗慕路斯从阿文廷山上投出的长枪，越过竞技场，落在围墙里，于枪柄里长出来的一株小茱萸树。还有很多这样的圣迹，都一一呈现在信奉者们面前。在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庙宇还不存在，因此帕拉廷山没有这类原始时期的遗址。而且公社的集会场所早就换到了其他地方，所以那些地点的原址都已经找不到了。我们只能猜测：贮藏室周边的空地，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阿波罗广场，是远古时期公民团和元老院的集会场所，在贮藏室上方搭起的台子，可能就是罗马公社早期的审判场。

七山

“七山节”保留了人们对帕拉廷山周围逐渐扩大的居住地的记忆。这些聚居地，也就是罗马的郊区，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它们有彼此分离且单薄的围墙作为防护，就像沼泽里外堤汇集到主堤上那样，这些围墙最终汇集于原先帕拉廷的围墙。所谓的“七环圈”，就是帕拉廷山本身；切玛卢山，即帕拉廷山坡，面对着绵亘于它与卡皮托尔山之间通向河流的一片低地；维利亚是连接帕拉廷山与埃斯奎林山的山脊，但在后来的帝国时期，这里几乎完全被建筑物占据；法古塔尔、欧庇阿乌和基斯庇乌，是埃斯奎林山的三座山峰；最后，苏库萨，又称苏布拉，是建在东面防御土墙外保护卡里纳山上新城的要塞，位于埃斯奎林山和奎里纳尔山之间凹陷地带文柯利的圣彼得寺下方。在这些明显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建筑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清楚地揭示帕拉廷罗马最早期的历史，尤其是与人们把后来根据这些最早期的行政划分而建立起来的塞维亚区划相比，情况更是如此。

帕拉廷与苏布拉地区的早期聚落

帕拉廷山是罗马公社的原址，是原先罗马城最古老，也是唯一的围墙。然而罗马城兴建的地址，和别的地方一样，不是在城堡里面，而是在城堡脚下。我们熟知的最早聚居地，也就是我们后来称为罗马城塞维亚区的第一、第二区，都位于帕拉廷山周围。这包括切玛卢山坡上的聚居地，还有托斯坎人街（这里保留了大约罗马建在帕拉廷山上的山城时期，凯雷人和罗马人频繁贸易往来的记忆），以及维利亚山上的聚居地。这两个聚居地后来与城堡所在的山丘合并成了塞维亚城中的一个区。

此外还有构成第二区的部分聚落，也就是凯利岛山上的郊区。该郊区可能仅包括大剧院上方凯利岛山山顶这一部分；卡里纳山上的郊区，是由埃斯奎林山伸向帕拉廷山的山梁；最后是苏布拉山山谷和苏布拉山前堡，整个地区都是因这个地方而得名。这两个区一起，构成罗马城的雏形；罗马城的苏布拉区，从堡垒下君士坦丁凯旋门一直延伸到文柯利的圣彼得寺，并跨越下面的山谷。这个区似乎比后来按塞维亚体制并入帕拉廷区的各聚居地更为重要，也更古老，因为说到各区的排列，苏布拉区总是排在帕拉廷区的前面。有一件值得注意的往事，勾起人们对这两个城区抗争的记忆，保存在后来罗马的一种十分古老的宗教习俗中，每年在大校场上举行十月马祭典：直到后来，每逢这个节日，苏布拉区人和神圣之路的人竞相争夺马头，根据前者或是后者获胜，将马头钉在苏布拉区的麻密利塔（旧址已无考），或者钉在帕拉廷山下的宫殿。古罗马城的两个城区就是这样开始平等竞争的。所以当时的埃斯奎林山（狭义的埃斯奎林山不包括卡里纳在内）是名副其实的“外部建筑”，或者说是郊区：在之后的城区划分中埃斯奎林山属于第三区，而且总被认为没有苏布拉区和帕拉廷区那样重要。

附近的其他丘陵，比如卡皮托尔山和阿文廷山，很可能也一度被七山民社所占据；尤其是搭在台伯河沙洲天然桥墩上的“桩桥”，那时候一定就已经存在了，仅造桥祭司团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还有埃特鲁里亚河岸的桥头堡，耶努山高地肯定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但罗马人并没有将这两个地方纳入他们的防御工事之内。建桥必须完全用木头，而不能用铁，这种规定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成了人们遵循的惯例，这显然说明这些原来是用作浮桥的，便于随时拆除或者焚毁。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很长时间里，罗马对河道的控制并不稳定，还常常失去掌控权。

这些逐渐形成的城市聚居地与罗马共同体自远古以来按国家法划分的三个民社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法考证。由于罗马纳人、替提人和卢克雷人原先似乎是相互独立的公社，它们最初的聚居地肯定也是相互分离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三个公社在七山上并不是各居一城，古代和现代对此的假设构想，明达的学者一定会将其与塔尔皮亚[14]的动人故事和帕拉廷战争看得同样重要。反之，罗马纳人、替提人和卢克雷人这三个部落肯定都分属在罗马古城的苏布拉区和帕拉廷区以及郊区，这也许可以联系到后来，不仅在苏布拉区和帕拉廷区，而且在随后并入罗马城的地区，都有三对阿格尔庙。七山上的帕拉廷城可能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段历史，关于这段历史，只有一些传说证明其存在过。正如林中的叶子悄无声息地落下来，迎接春天的蓬勃生长。七山上无人知晓的帕拉廷，将光芒和荣耀留给了闻名历史的罗马。

奎里纳尔的山丘罗马人

但帕拉廷并不是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被纳入塞维亚城的城市。另一个是不远处位于帕拉廷对面、坐落在奎里纳尔山上的城市，该城的“旧堡”有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的圣殿，还有忠贞女神庙。那里公开保存着国家的条约，它显然是后来与卡皮托尔的构造相对应而建的。卡皮托尔山上也有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神庙，以及似乎同样用作国际法档案库的罗马信义庙，这确实可以证明，奎里纳尔也曾是一个独立公社的中心。这一点也可以从帕拉廷和奎里纳尔都信奉战神推导出来，因为战神是战士们的楷模，也是意大利公社最为古老的主神。与此相关的另一种情况是：战神的侍奉者，也就是“舞蹈团”和“狼神团”这两个远古祭司团，都并存于后来的罗马。帕拉廷有舞蹈团，奎里纳尔也有舞蹈团，帕拉廷的昆克提有“狼神团”，还有神殿很可能就建在奎里纳尔山上的“法比狼神团”[15]。

所有这些迹象，它们本身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确定已知七山的帕拉廷城区范围，原先不包括奎里纳尔在内，后来塞维亚时期的罗马城，前三个区相当于之前的帕拉廷城，而奎里纳尔和附近的维米纳尔组成第四个区。正因如此，我们了解到，坚固的苏布拉外寨为什么建在埃斯奎林山与奎里纳尔山之间峡谷的城墙外。实际上这个地方正是这两个地区的交界处，帕拉廷罗马人在占领低地之后，必须在这里建一座堡垒以防御奎里纳尔人。

最后，奎里纳尔人用来区分自己与其邻近的帕拉廷人的名称，并没有在历史的烟波中被遗忘。正如帕拉廷城又叫“七山”城，帕拉廷的居民自称为“山人”，虽然罗马城的其他高地也会以“山”字自居，但这主要是指帕拉廷山。所以，虽然奎里纳尔山峰，以及邻近的维米纳尔山实际上都高于帕拉廷山，但它们在语言习惯上只被称作“山丘”。在祭祀记录中，奎里纳尔常常被干净利落地称作“山丘”，没有任何附加的表述。同样，这个山城通往其他地方的门通常称为“山丘之门”；住在这里的战神祭司被称为“丘僧”，以此区别于帕拉廷，由奎里纳尔山构成的第四个塞维亚城区，称为“丘区”[16]。罗马人的名称最早与当地产生联系，很可能正是来源于“丘人”和“山人”，而“丘人”也许曾经自称为“山丘罗马人”。这两座相邻城市存在的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它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如果说罗马公社是外族人在这块拉丁土地上建立起来的，那么就奎里纳尔公社来说，这个命题是完全站不住脚的[17]。

帕拉廷与奎里纳尔公社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时期，罗马共同体的所在地依然被帕拉廷的罗马山人和奎里纳尔的罗马丘人割据为两个独立的公社。它们水火不容，而且经常处于敌对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与如今罗马的孟提加尼族和特拉斯太维里尼族的关系有些相似。后来七山城的新城和郊区扩展得更大，在塞维亚城区规划中，罗马丘人不得不处于较低的地位，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断，七山上的公社很早就凌驾于奎里纳尔的公社之上了。但即使是在帕拉廷城内，也很难将这里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真正完全融合起来。前文已经提到过苏布拉和帕拉廷每年如何争夺马头了；每座山城，甚至每个区，可能都感觉它们是分离多于联合，城市里没有公共的城灶，虽然各区的区灶同在一个地方，但却是并列放置，不会共同使用；所以，整个罗马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城市，不如说是众多城市聚居地的联合。

似乎很多迹象可以表明，旧日大家族的府邸多多少少仿照堡垒的风格建成，具备防御能力，这种预防被认为很有必要。相传罗马城这座宏伟的城垣是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18]修建的，最开始不仅包括帕拉廷城和奎里纳尔城，还包括原先不在城区范围内的阿文廷山地和卡皮托尔山地，国王将它们全都纳入一个单一的大城墙之内，于是就有了新罗马，闻名历史的罗马。但在着手这项伟大工程之前，毫无疑问，罗马与周围地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观。因为当时罗马七山上的农民，像拉丁姆其他山上的农民一样，从事耕耘，只有平时空置的山顶避难所才可能有比较固定的居住地雏形，这个时期相当于拉丁族还没有出现商业活动的远古时代；后来帕拉廷和“七环圈”的聚居地渐渐繁荣起来，这与罗马公社占据台伯河口同时期发生。同样在这个时期，拉丁人发展到了可以进行更加活跃和自由的往来，尤其是在罗马，已达到城市文明的阶段；而且在单个公社和整个罗马共同体中，政治联合也可能得到了巩固。所以塞维亚城墙的修建，是这座大一统城市形成的基础，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期内，罗马城有能力争取，并最终取得拉丁联盟的霸主地位。

[1]台伯河（英：Tiber River，意：Fiume Tevere），又称特韦雷河，是仅次于波河和阿迪杰河的意大利第三长河。源出亚平宁山脉富默奥洛山（Fumaiolo）西坡，向南穿过一系列山峡和宽谷，流经罗马后，于奥斯蒂亚（Ostia）附近注入地中海的蒂勒尼安海。全长405公里。——译者注

[2]类似的音变在下列十分古老的形式中一览无余：-pars- -portio-，-Mars- -Mors-，-farreum- ancient form for -horreum-，-Fabii- -Fovii-，-Valerius- -Volesus-，-vacuus- -vacivus-。

[3]并区为城并不完全是指一个地区的实体聚落，而是指此前都居住在各自的土地上，在并区为城后只有一个国会大厅以及一个法庭。

[4]希腊中东部区名，南和东面濒爱琴海。面积3375平方公里。雅典是阿提卡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城市，自从黑暗时代起就显示有连续的历史，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其他阿提卡城市也都是雅典城殖民的产物。该地区的文朋以丰富的墓葬而闻名。历史上很少有派系斗争的记录，可能要归功于克勒斯忒涅斯（Cleisthenes）的改革，建立了139个地方社区以分配权力。——译者注

[5]我们甚至可以回顾阿提卡的trittus以及安布利亚的trifo，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公社三分法也许并不是希腊—意大利人的基本制度。因为罗马公社三分法无法解释一度独立的部族为何发生融合。但是要建立起这一命题，必须完全背离流传史料，假设这种三分法可能事实上在希腊—意大利地区更为普及，作为基础模式无处不在。安布利亚人很可能在罗马统治的影响下，才采用“三分法”一词，无法确定是起源于奥斯坎语。

[6]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意大利半岛上出现了两个新民族：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古人认为埃特鲁斯坎人来自东方的安纳托利亚，今天的一些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从起源看，他们似乎不是古意大利人，正如他们的语言也并非印欧语系一样，他们的文朋混合了来自东西方的各种因素。——译者注

[7]萨贝利人（Sabellian）是罗马崛起之前生活在意大利中部及南部的意大利人部落中翁布里亚—萨贝利人中的一支，包括萨宾人在内。首先使用这个专名的人是德国历史学家尼布尔，其中包括萨宾人、马西人、马鲁奇尼人和维斯提尼人。——译者注

[8]古代希腊人，对公元前12世纪前住在希腊的前希腊民族的称呼。若干希腊作家（包括荷马、希罗多德和修提底斯）都提到佩拉斯吉人是个特殊民族，据说他们曾在色雷斯、阿戈斯、克里特和哈尔基季基（Chalcidice）等地居住过；前5世纪时他们遗留的村庄显然还保存着一种共同的非希腊语言。后来希腊语中这一名词被用来指所有土生土长的爱琴海居民。——译者注

[9]萨莫奈又译为萨谟奈、萨莫尼乌姆等，是罗马时代位于意大利中部到南部的山岳地区。——译者注

[10]虽然在传统上，拉丁语被认为是希腊语以及其他非希腊元素组合而成的混合语言，但如今已全方面与之剥离，甚至有开朋的研究者（比如施维格勒《罗马史》，第1卷，蒂宾根版184、193页）仍然试图在拉丁语中找寻两种紧密关联的意大利方言的混合。但是遍查语言学或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并不能找到能够佐证这一假设的证据。一种语言表现出与其他两种语言存在相互关联，任何语言学者都知晓，这种情况更多是因为机体的自身发展，而非外在的互相交融。

[11]罗慕路斯（Romulus，约公元前771年出生，约公元前717年逝世）与雷穆斯（Remus，约公元前771年出生，约公元前753年逝世）是罗马神话中罗马市的奠基人。——译者注

[12]科林斯（Corinth）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临科林斯湾。是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连接点。同时又是穿过萨罗尼科斯和科林西亚湾通向伊奥尼亚海的航海要道。不仅是贸易和交通要地，同时又是战略重地。有旧科林斯和新科林斯之分，旧科林斯主要指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个古希腊城邦，约在现在科林斯市的内陆8公里处。新科林斯则指的是现在的科林斯市。——译者注

[13]迦太基（，该词源于腓尼基语，意为“新的城市”，英语：Carthage）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最后因为在三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中两次失败，被罗马打败而灭亡。它是到突尼斯旅游的必游之地。位于突尼斯城东北17公里处，濒临地中海，是奴隶制国家迦太基的首都。——译者注

[14]塔尔皮亚，维斯塔贞女之一；同时也是罗马守城总督之女，后背叛罗马引敌军进城。——译者注

[15]传奇作家表朋昆克提家族出自罗慕路斯，法比族出自雷穆斯，由此看来，昆克提的“狼神团”地位高于法比“狼神团”（奥维德《时日篇》，2373—2374页；奥理略·维克托《论起源》，22页）。法比族在奎里纳尔山丘上献祭，无论这一祭祀是否与“狼神节”相关，均可表朋法比族是罗马山丘人。此外，昆克提狼神团的狼神在铭文中，称之为Lupercus QuinctialisVetus，人名Kaeso（见《罗马研究》，1卷，517页）很可能与狼神崇拜有关，这一人名仅存在于昆克提族和法比族中。因此著书立说者通用的Lupercus Quinctialus和Quinctianlus都是误用，昆克提团并不是晚期的Quinctialieren，而是属于相对而言十分古老的昆克提。书中还提到阿尔巴各氏族如Quinctier或Quinctilier（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3卷29页）时，则应该使用后者，Quinctische应该被视为古罗马的一个氏族。

[16]“奎里诺山丘”以后虽常用来表示山丘罗马人所居住的高阜，但我们无须因此认定Quirinus一词原本就是奎里纳尔人的专有称谓。因为一方面，如上所述，从十分古老的迹象看来，他们似乎都被称为“丘人”（Collini），另一方面，奎里人（Quiriten）从始至终的含义仅指“有正式公民权的公民”，与“山人”和“丘人”的区别没有任何关系（比较下文第五章）。后来奎里纳尔人的名称是基于执战矛的死神（Mars quirinus）本来是帕拉廷和奎里纳尔共同供奉的，在后世所谓奎里努斯神庙中出土的古铭文仅将其称为mars（战神），为了区别二者，特称山地罗马人的神为Mars（战神），而称山丘罗马人的神为Quirinus（奎里努斯）。奎里纳尔山有时被称为“祭丘”（collisagonalis），但这仅能说朋它曾是罗马丘人的祭祀中心。

[17]对于拉丁疆域内有外族居住这一说法，人们（例如参见施温格勒《罗马史》，第一卷，480页）提出的论据大致基于瓦罗（Varro）所倡导的关于语源学和史学的假说，后人照例遵循他的说法，认为拉丁文的quiris和quirinus与萨宾城名Cures（库雷斯）有密切关联，所以奎里纳尔山丘居住着的是库雷斯人。从语言角度上说，这两个词的确存在着亲缘关系，但是以此来断言历史的真相，朋显是不足为据的。此前有人表朋这座山上的古圣地（除此之外，这里还有“拉提阿尔山丘”（Collis Latiaris））是萨宾族的，但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可言。Mars quirinus，Sol，Salus，Flora，Semo Sancus和Deus Fidius无疑都是萨宾人的神祇，显然都形成于拉丁人与萨宾人尚未分离之时。Semo Sancus之类的名称与后来逐渐衰败的奎里纳尔圣地有所关联（参见由此而来的Porta Sanqualis），此外，台伯河的沙洲上也有这类名称，每一位不偏不倚的学者只要能够将这一点视为这种崇拜由来已久，而非借鉴邻国。这并不能否认古老的种族区别对此已经毫无价值，但如果情况确乎如此，那么在我们看来，古老的种族区别已经不复存在了。当代人关于罗马国民中有萨宾人的成分，常见的说法仅有助于严肃警告人们不要空穴来风，进行此类研究。

[18]公元前578年到公元前534年是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统治时期，此间，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推行改革，改革内容包括：将能服兵役的公民按财产划分为5个等级，每个等级提供数目不等的军事百人队，共计193个百人队。创立百人队大会，取代了库里亚大会的宣战、选举、审判权力。193个百人队，每队有一票表决权。把氏族部落按地区划分为4个。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改革完成了古罗马由氏族制向国家的过渡。——译者注

第五章　罗马的原始政制

罗马的家庭

父母、子女、家宅、奴仆和动产，这些在任何情况下——包括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下，只要母亲的独特地位未因此丧失——都是构成家庭的天然成分。但在各民族的文化兴起之后，他们对家庭表现出来的理解和对待方式，存在着天然的差异，往往会造成很大的差别。有些民族对此理解深刻，有些则很肤浅；有的更多注重道德层面，有的更注重法律观念方面。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像罗马人那样，朴实而严谨地遵循自然本身体现的法律原则。

家庭是最小单元。这个最小单元包括父亲过世后成为一家之主的自由男子，经过祭司用神圣盐饼庄严婚配、同甘共苦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儿孙、儿媳孙媳、未出嫁的女儿和儿子的女儿，以及这些成员的所有财物。然而，女儿的孩子则不在本家庭范围之内，因为，如果孩子是正常婚姻产下的，孩子就是男方家庭成员，若非婚生，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在罗马公民心目中，人生的目的和本质似乎就是自有家世、儿孙满堂。死亡并非灾祸，因为死亡无法避免；但一个家庭或一个氏族的消亡，对公社来说却是灾难。因此很早的时候，公社就为无子女者开创了收养子女的方式，以避免这种祸患。

一家之主与其家庭

罗马家庭从一开始就享有较高的文化条件，家庭成员之间以道德伦理为纲纪。只有男人可为一家之长。实际上女性在财产获得方面，其地位并不低于男性；女儿和儿子有平等的继承权，母亲和其子女平等。但女性必须永远属于家庭，而不属于公社；在家里女性也不得不处在从属地位——女儿从属于父亲，妻子从属于丈夫[1]，失去父亲而尚未婚嫁的女儿从属于血缘关系最亲的男性亲属；在必要时，女性如果受审，是由这些男性来审判，而不是国王。然而在家庭内部，女性的角色不是奴仆，而是女主人。按照罗马人的观念，碾谷和烹饪是仆役的工作，罗马主妇不用做这些，她们主要督导女仆，再做些纺织；纺织对女人来说，其意义正如耕作之于男人[2]。同样，罗马民族对父母于子女的道德义务，有充分深刻的认知，如果忽视对孩子的教育，或者放纵他们，甚至任由他们挥霍家财，贻害后代，都被认为是罪过。

但从法律角度来看，“一家之父”的意志是唯一、至高无上的，全家都要绝对听从他的指示和管理。在家中一切对他来说都没有权利可言，不但牲畜、奴隶是这样，妻子儿女也是如此。因为女孩是男方自由选择的结婚对象，所以生下的孩子抚养与否，都由男方决定。这一公理并不是因为罗马人漠视家庭而生，恰恰相反，在罗马人的观念中，成家立业和生儿育女在道德上有其必要性，也是公民的义务，他们对此铭记在心。在罗马，公社对家庭扶助也许仅有这样一项规定：如果遇到一产三胞胎的情况，孩子的父亲应该受到救济；宗教上禁止遗弃男婴（畸形儿除外）以及至少头胎女婴，由此可以看出罗马人对弃婴的态度。不论弃婴看起来对社会有多大危害，弃婴者从一开始会受到政府惩罚或宗教谴责；因为毕竟父亲是完全至高无上的一家之主。父亲不仅对家庭成员有最严厉的管理权，而且有制裁的权力和义务，可以按自己的判断予以死刑或肉刑的惩罚。

成年男子可以另立门户，或者像罗马人自己说的，从父亲手里获得分给他们的“自己的牲口”；但从法律上来说，儿子所得的一切，不管是自己劳动所得，还是他人所赠，不管是在父亲家里还是自己家里，一概属于父亲的财产。只要父亲还活着，在法律上从属于他的人就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所以没有父亲的授权，财产不可以出让或赠送他人。从这方面来说，妻子、儿女的地位和奴隶没有任何区别，而奴隶可以不时获得自营家业的许可，经主人授权，也可以转让自己的财产。而且父亲可以将儿子当作财产转让给第三者，和出卖奴隶没有区别：如果买者是外族人，被买走的儿子就成了外族人的奴隶；如果买者是罗马人，因为一个罗马人不能成为另一个罗马人的奴隶，被买走的儿子至少可以称作是奴隶的替代品。除了上述关于对弃婴的限制外，父母的权利只在一些最恶劣的罪行发生时，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或者宗教的谴责。涉及这些罪行的规定有：不得出卖自己的妻子或已婚的儿子；父亲，尤其以丈夫的身份，在行使家庭裁判权时，在与本人或妻子的近亲商洽之前，不得对他的妻子和孩子判罪，这是家庭管理的惯例。但后一种规定并没有削减父权或夫权，因为行使家法时召集而来的亲属并没有审判权，而只能为主持审判的一家之主提供建议。

一家之主的权力在本质上不受限制，不对世间任何人负责，而且只要他活着，这种权力就不会更改、牢不可破。根据希腊和德意志法律，成年男子实际上不仅在家庭关系上脱离父亲而自立，在法律上也是独立的；但在罗马，只要一家之主健在，他的权力就不会因年事已高或者精神失常而被剥夺，甚至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也不可以。只有这种权力的持有者会发生改变，因为儿子当然可以通过过继，转到另一位家主的权力支配之下；女儿可以经过合法婚姻脱离父亲的掌控，归于丈夫的管束之下，脱离自己宗族和神祇的护佑，加入丈夫的宗族，并受到其神祇的护佑，从此以后她就听命于丈夫，正如出嫁前听命于自己的父亲。根据罗马法，奴隶脱离主人得到自由，比儿子脱离父亲获得自由更容易；奴隶重获自由很早就得到了许可，形式也很简单；儿子要脱离父亲获得自由却到后来才得以实现，而且过程还很复杂。实际上，如果同时一位主人卖了自己的奴隶，一位父亲卖了自己的儿子，而买主将这两者都释放，奴隶因此可以获得自由，但儿子解放之后，却照旧受到父亲的管教。因此罗马人一贯厉行父权和母权，并将其变成真正的所有权。

一家之主对妻子儿女的权力虽然近乎于他对奴隶和牲畜的所有权，但在实际上和法律中，家庭成员和家庭财产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一家之主的权力，不但在家庭范围内有效，而且是暂时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代表性的。妻子儿女并非只为了一家之主而存在，其性质与财产因财产所有者存在、专制王国的臣民只为国王而存在不同；家庭成员确实是一家之主施展合法权力的对象，但他们同时也有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物品，而是人。但他们的权利在当下是潜存的，不会见诸行使，只是为了维持家庭的团结，一家需要有个统一的代表来管理；但一家之主离世后，儿子立即接替其地位，父亲原先支配妇孺、财产的权力就尽归新主所有。但主人的逝世对奴隶的法律地位不会产生任何改变。

家庭与家族

家庭的团结十分紧密，所以在一家之主离世后，家庭并不会一哄而散。儿女因为父亲的逝世获得独立，但在很多方面仍会视自己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在很多事上都遵循这一原则，比如处理继承人和其他家族关系，尤其是在调整寡妇和未婚女子的地位方面。按照较早期的罗马观念，女人不具有管理自己和他人的权力，因此，管理她们的权力，或者委婉地说，对她们的“监护权”，仍属于她们所在的家庭；在一家之主离世后，这一权力由血缘最近的男性亲属行使，因此，通常是儿子监管母亲，兄弟监管姐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家庭一旦建立，其结构就不会有所改变，除非男性后裔消亡殆尽；只是一代一代发展下去，家族关系肯定会渐渐疏远，到最后原来的“本是同根生”都无法证明了。

家族和氏族，或者按罗马人的说法，Agnati和Gentiles，它们的区别就在于此，也仅在于此。这两个词都指男系；但是家族有共同的祖先，一代代往上追溯，能够找出世代的次序；而氏族虽然也自称有共同的祖先，但已经不能完全指出具体的世代关系，所以不能确定亲疏。这在罗马人名表里表现得非常明白：例如“昆图，昆图之子，昆图之孙等等……昆图氏”，将所有祖先一一追溯，就是家谱；家谱记录完之后，补述的就是氏族的，表示这些人出自同一个祖先，“昆图子孙”的名字由他传给所有后裔。

家庭的附庸

此外，除了这些紧密团结的、受在世的一家之长掌控的家庭，或从这些家族分裂产生的氏族外，还有客民。“客民”这个词指的不是宾客，而是外族相同阶层的人，暂时居住在别人家中；他们不是奴隶，因为奴隶在法律上被视为家庭的财产，而不是家庭成员；但是客民虽然不是某个公社的自由公民，但在所处的公社里却可以受到保护享有自由。这些人包括在他乡受到接纳和保护的难民，以及主人暂时不限制、有实际自由的奴隶。这种关系就其性质来说，与主宾关系或主奴关系不同，没有严格的法律关系，客民仍然不是自由人，但信义和习惯让他们的不自由状态有所减轻。因此一家的“客民”和严格意义上的奴隶构成听命于“恩主”的“仆从”。

按照原始的规定，主人有权收回客民部分或所有的财产，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有权将客民重新贬为奴隶，甚至处以死刑；但事实与规定还是有出入的，主人不会像对奴隶那样，对门客行使家法；另一方面，主人在道义上有责任扶持和保护自己的门客，所以实际上门客的处境比奴隶更自由。特别是在门客的这种关系已经维续几代的情况下，他们事实上已接近法律上的自由了。如赦免者和被赦免者都去世了，赦免者的法定继承者要求再对被赦免者行使主人的权利，一定会被冠以大不敬的骂名。于是在家庭内部逐渐形成一群寄人篱下的自由人，他们既与奴隶不同，又与氏族中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人也不同。

罗马公社

在组织成分和形式方面，罗马城邦以这种罗马家庭为基础。罗马公社正是起源于罗米列人、沃尔提尼人、法比人等氏族的联合（不管以什么形式联合）。这些氏族的土地总和就是罗马的领土范围。这些氏族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罗马公民。凡是在这个范围内正常缔结的婚姻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罗马人婚姻，由此诞下的儿女享有公民权。凡是非法婚姻，或者未婚生育的孩子，不属于公社的成员。因此，罗马公民称自己为“有父之子”，因为从法律上来说，只有他们是合法婚姻下的产儿。氏族，以及包含在氏族中的所有家庭，直接融合成为城邦。在国家之中，家庭和氏族仍然存在；但男人在家庭和氏族中的地位并不影响他与公社的关系。在家里，儿子从属于父亲，但在政治权利与义务层面，父亲和儿子是平等的。

当然，这个时候寄人篱下的门客的地位会有所改变，恩主按自己的意愿收留被赦免的奴隶和门客，才会受到公社的包容；实际上他们仍然直接受到原属家庭的保护，他们不享有自由民的正当权利，也不需要尽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在公社的宗教仪式和节庆活动中，并不完全被排除在外。这种方式将其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全体公社成员所涉及的事务中。由此可见，城邦和家庭一样，都是由原始成员和依附者，即“自由民”和“门客”构成。

罗马国王

氏族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而城邦是由氏族组成的，因此罗马政体不论是整体还是细节，都仿照罗马家庭的模式。父亲是自然形成的家庭首领，家庭因为父亲而产生，因为父亲的离世而消亡。但公社是不会消逝的，公社也没有自然形成的领导者；至少在罗马公社，不存在天赋人权的领导者，罗马公社由自由平等的农人组成，不存在血统高贵的贵族。所以由他们自己当中的某一个人出任领袖，成为罗马公社的主人；正如后来在其住宅及附近地区，经常可以看到常年不熄的炉灶、封锁严密的公社库房，罗马维斯塔女神庙和珀那忒斯神庙，所有这些都可以表明，整个罗马曾统一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领导下。王位一旦空缺，早已指定好的继承人便会立即依法履行君主职权；但只有在继任者召集所有能服兵役的自由人，正式要求他们宣誓效忠后，全体公社成员才对国王有绝对忠诚的义务。在此之后国王才完全具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就像一家之主在家庭中一样；并且与一家之主一样，国王是终身统治。国王的权力饱含神秘色彩，他与公社的神灵相通，征询神的旨意，平息神的愠怒，任命所有的男祭司和女祭司。国王以公社的名义与外族签订的协议对全体罗马人具有约束效力，但在其他情况下，与非公社成员签订的协议不会对公社成员有任何影响。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国王的“谕令”总是雷厉风行，所以每次他因为公事出面，在任何场合下，都有“校尉”手持斧钺和棍棒在前面开路。只有国王有权力向公民演讲，公共财产库的钥匙也只有国王拥有。

和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一样，国王具有惩戒和审判的权力。对于扰乱秩序的人，国王可以处以刑罚，尤其是有人违反军队纪律时，国王会予以鞭笞。国王对一切民事和刑事案件都有审判权，他可以决断生死，也可以决断一个人自由与否，国王可以剥夺一个自由人的公民身份，将其当作奴隶交给另一个自由人；国王甚至有权将自由民卖作奴隶，换句话说，就是将其流放。在判下死刑的处决后，国王有权力批准人们请求赦免的呼声，但他并没有必须这么做的义务。战争时期国王召集公民抗战，并且统领军队作战；尽管身负重任，在火情警报响起的时候，国王还是会亲临火场。

正如一家之主在家里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权威，国王是罗马城邦唯一至高无上的权威。国王可以将那些对宗教规则和政治法则特别熟悉的人召集起来，组成专家小组，要求他们献言献策；为了使权力更加方便有效地施行，国王也可以将某些职能委托他人，比如向公民发布通知的权力，在战场上指挥作战的权力，一些无关紧要的决策权，以及审理罪犯等；尤其是在不得不离开城内的时候，国王可以留下一个“城守”，全权代理国王的职责；但所有王权周围官吏的权力都来自国王的权力，只有得到国王的任命才能任职，得到国王的欢心才能留任。

远古时期的所有官吏，特派的城守，以及步兵和骑兵统帅，都只是国王的委任官员，而不是后来意义上所谓的官吏。在法律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对王权外加的限制；在公社内部，没有人敢来评价公社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正如在家庭内部没人敢评头论足一家之主。国王的权力是终身的，至死方休。元老院掌握着新王选举权，遇到王位空缺的时候，王权暂由元老院行使。在国王被提名之后，自由民才正式参与国王的选举；从法律上来说，王权是建立在永久存在的父老团基础上的，父老团通过国王空缺期的掌权，将王权过渡到新王手中，新王终身在位。“举世闻名的罗马因崇高的神佑而得以建立”，于是这一神佑便有第一个接受神佑的国王承继，连续不断地传给继任者，虽然当权的人持续在发生变化，但国家政权的统一却得到了维护。

在宗教领域，罗马人民表现出的以罗马狄欧维斯教为代表的团结统一，正如在法律上以君主为代表的团结统一，所以国王的服饰和至高无上的神一样；罗马城内人们都只能步行，只有国王乘车，他手执象牙鹰杖，脸上涂着脂粉，头上戴着黄金槲叶帽子，这都是罗马神祇和国王共有的殊荣。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罗马政体是神权政治，那就大错特错了：意大利人对王权和神权从来不像埃及和东方那样，混为一谈。国王不是人民的上帝，而是国家的主人，这种说法更为确切。所以，罗马人没有某一特定家族特蒙神恩的概念，国王也不是拥有何种神秘的力量，并非有与其他人不同的资质。高贵的血统，以及同前任统治者的亲属关系，是新统治者的有利条件之一，但这并不是必要条件；任何身心健全的罗马成年人，在法律上都有成为罗马君主的权利[3]。因此罗马君主只是平常的罗马公民，因为自身优秀或者外界的契机，又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正如家庭不可一日无主，所以才将他置于同辈之上，做他们的主人，就像一个农人被任命为众农人的领导，一名战士被任命领导军队。

正如儿子绝对服从父亲，并不是因为儿子的地位更低一等，所以公民听命于君主，并不是因为君主优于众人。这构成了对王权的道德约束和实际约束。当然国王也会做出有悖平等，但并不违反国家法律的事：他可以克扣战士应得的战利品，可以加重徭役，或者毫无缘由地征收苛捐杂税，侵占公民的财产；但如果国王真的这样做，他就忘记了自己的权力并不是神赋予的，国王是人民的代表，他的权力是在神的许可下由人民赋予的；如果人民也忘记了宣誓效忠的誓言，危急时刻谁会来为国王抛头颅洒热血？但法律对王权的限制在于国王只有权力执行法律，而无权更改法律。国王背离法律的行为，必须事先得到公民议会和元老院的许可；否则，该行为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就是暴政行为。所以在道德层面和法律层面来说，罗马的王权和现代的君权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在近代也找不到能与罗马家庭和罗马城邦相对应的例子。

公社的组织形式

罗马公民的划分以“族区”为基础，罗马公社由十个族区组成。每个族区有步兵100人，骑兵10人，以及议员10名。几个公社合并后，每个公社就自然而然成了整个公社的一部分，原来的基数就是各部数量的乘数。这种分配法起源于公民群体的构成，这种分配法也应用于领土分配。传到现在的罗马区名很少，其中有一些显然是源于族名，例如Faucia，其他的明显起源于当地，例如Veliensis，所以每个区都有自己的领土，每个部落也有自己的领土，这一点无可置疑。在土地共有的远古时期，每个族区都包含了若干个前文说到的氏族土地。

这种政权组织形式非常简单，它同后来受罗马影响而兴起的拉丁族公社和自由民公社的模式不谋而合；这些公社一律有一百名议员。在三分制的传统中，罗马拥有30个族区，300名骑兵，300名元老院议员，3000名步兵，这个额定数字屡见不鲜。

可以确定，这种古老的政制模式并非起源于罗马；拉丁各族都建立在这种古老的体制之上，甚至在拉丁各族分立之前就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有关罗马政体的流传史料十分可信；关于罗马公民群体的各种划分方法在历史上也都有迹可循，只有区的划分是源于罗马建城；与此完全吻合的是，族区体制是在罗马开始出现的，而且从最近发现的拉丁公社的政制模式中，族区制似乎是拉丁市政制度的主要成分。

族区制度的核心一直在于区的划分。“部族”已经不是罗马至关重要的成分，因为“部族”的产生及其数量纯属偶然；凡是有“部族”的地方，它们存在的意义不过是保留这些“部分”曾经作为整体的记忆[4]。在流传的史料中，没有记录任何部族有过自己特殊的办事机关或集会；很可能为了维护罗马共同体的统一，这些联合起来的部族实际上并不被允许存在这样的制度。甚至在军队中，步兵军官和部族的统领数量相当，但是这些军团护民官并非统帅一个部族的士兵；而是每一个军团护民官和全体护民官一起，统帅所有步兵。各氏族分布在这几个区内，氏族之间的界限和家族之间的界限都是自然形成的。

立法权通过修正的方式，对这些氏族族区起到干预作用，将较大的氏族一分为二，也可以将较小的氏族合并起来，这在罗马流传史料中已经无迹可寻。但无论如何，这些干预发生的范围十分有限，所以氏族的基本亲缘关系不会因此改变。所以我们不可以认为氏族和家庭的数量都是法律规定、固定不变的。如果说区应该配备步兵一百，骑兵十名，那么每个氏族应该出骑兵一名，每个家庭出步兵一人，这既未见于可信的流传史料，也难以令人信服。在这个古老的政制体系中，唯一分承功能的是族区，罗马一共有十个族区[5]，在有若干个部族的地方，每个部族分为十个族区。这样分出来的每个“责任区”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体，至少在举行公共节日庆典的时候，其成员是要集会的。每个责任区都有一位特设的负责人，以及自己的祭司；毫无疑问，征兵和征税都是以族区为单位，审理案件的时候，公民也是分区聚集，分区表决。但这种制度开创的原意并不在于方便表决，因为如果原意如此，区的划分数量一定会是奇数。

公民之间的平等

公民对待非公民并不友好，但在公民内部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完全平等的。罗马人严格执行这两个原则，毫不妥协，在这方面也许没有哪个民族能与之比肩。荣誉公民制的设立原来是为了调和公民与非公民的矛盾，但也许正是罗马人对这种制度的态度，让罗马公民与非公民的差异更加一览无余。当公社经过决议，允许一个外地人加入公民团时，他虽然可以放弃之前的公民权，完全地融入新的公社，但也可以兼有新旧公民资格。这是种古老的惯例，在古希腊一直都是这样，到后来，同一个人往往同时是若干个公社的公民。但在公社概念更为强烈的拉丁姆，人们不能接受一个人同时成为两个公社的公民；所以，新入选的公民如果不愿意放弃之前的公民权，这种名义上的荣誉公民资格，其意义仅仅是殷勤待客的情谊以及保护客民的义务，而对外邦人早就是这样的态度了。

但在对外人严加限制的同时，罗马公民在公社中的权利不平等也被完全排除。前文已经提到家庭中存在的种种差别，这当然不可以置之不理，但至少在公社中这些差别是无足轻重的；儿子在财产权上从属于父亲，但在扮演公民角色的时候，儿子也可能处于支配地位，有权对父亲发号施令。但罗马没有等级特权：实际上替提人先于罗马纳人出现，这两个部族又先于卢克雷人，但它们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当时罗马公民组成的骑兵只在单线作战的时候才会被派往前线，有时候是骑马，有时候是步行，与其说是特殊兵种，不如说是一支精兵或后备军，因此骑兵在物质上最为富裕，装备最为精良，士兵也训练有素，他们自然而然地享有比步兵更高的威望；但这纯粹是实际上的差别，因为毫无疑问，只有出身世家的人才有机会加入骑兵队。引起法律上差别的，仅仅是按照政制对公民做出的划分；所有公社成员的法律平等也只是表面上的平等。

实际上从着装的差异，可以区分公社首领和公社成员，也可以区分服役从军的成年人和不具备入伍资格的未成年男性；除此之外，人无论贫富贵贱，外出时必须一律穿白毛料做的素朴长袍。这种公民享有的高度平等，无疑是起源于印度日耳曼公社的政制；但罗马人将这种政制了解得如此详细，将其执行得如此准确，使其成为拉丁民族最鲜明、最具影响的特点。我们也许还记得，在意大利，没有任何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早期种族臣服于后来的拉丁移民。他们没有关于被征服民族的事务需要处理，因此不仅没有像印度那样发展起种姓制度，也没有像塞萨利[6]、斯巴达。也许整个古希腊的贵族，没有像德意志那样具备发展等级差异的契机。

公民的义务

国家财政的维持理所当然有赖于全体公民。公民最重要的义务是服兵役，因为公民有从军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群体同时又是“战士团”：在古代祈祷文中，人们祈求战神赐福于“长矛兵团”，这个兵团以及国王所称的“长矛兵”[7]，都是战士的象征。作战军队，即所谓的军团如何编制在前文已有叙述。在三分制的罗马公社，军队有骑兵的三个“百夫队”，由三个骑兵大队首领统率[8]，步兵的三个“千夫队”，由三个步兵队长率领，步兵大概从一开始就是公社所征兵丁中的精锐。此外，也许再加上一定数量军阵外作战的轻装兵，尤其是弓弩手[9]。国王通常自任军队主帅。除了服兵役外，公民可能还要服其他的徭役，比如执行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国王下达的指令，服为国王耕耘土地或兴建公共设施等劳役。罗马城墙保留着“徭役”的称呼，足够表明建城工程队给公社带来的负担多么沉重。

罗马没有常规的直接征税，也没有常规的直接财政支出。因为政府对服兵役、劳役和任何公务不会支付报酬，所以以征税来缓解公社的负担是没有必要的；即使有报酬，也是给相应的地区或者由不能或不愿服役者付给服徭役的人。公祭时需要的祭品由诉讼捐项下筹款购买；普通诉讼案件的败诉人按受争议财物价值的多寡上交一种所谓的“牲畜罚款”。公民是否经常给国王送礼，史料中没有提及。另外，公民要缴纳港口税和领土税，尤其是将牛驱赶到公共牧场放牧应交的“牧捐”，以及公有土地承租人以其一部分产品交付的租金。此外还有“牲畜罚金”、没收财物和战利品。遇到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强行摊派捐款，然而这在罗马人看来是强行借款，因为在时局好转之后捐款会被退还；但不能确定这种捐款是摊派给全体公民，还是摊派给居民；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国王管理财政。根据典籍记录，罗马最后的王族，塔昆氏拥有很多土地，但国有财产与国王私有财产不同，特别是战争所得的土地，似乎都被当作是国有财产了。国王管理公共财产是否会受到习俗的限制，受到多大程度上的限制，这点我们无法确定；但后来的发展进程表明，遇到与习俗有出入的地方，国王从不与公民商讨，关于强行摊派捐款和分配战争所得土地，则习惯与元老院磋商。

公民的权利

但是罗马公民看来除了纳捐和服役，他们也可以参与政务。因此，当国王召集公社全体成员（不包括妇女和尚不能行军打仗的孩子），即所有被称为“长矛兵”的人，在裁判所，向他们通告情况或者正式命令他们第三周集会，逐区向他们了解情况。这种正式的公民大会由国王指定按期举行，通常一年两次，一次在三月二十四日，另一次在五月二十四日，国王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召开。但公民被召集起来不是来畅所欲言，而是来听国王发言；不是来向国王发问，而是来回答国王的问题。集会的时候只有国王，以及国王认为可以允许发言的人以外，其他人没有说话的权利；公民发言只是对国王所提问题的简单答复，没有讨论，没有推理，不提条件，也不将问题作细致的分析。然而，罗马公民团，正如德意志的公民团和古老的印度日耳曼公民团一样，是主权国家思想的终极基础。这种主权在很多时候都是潜在的，或者说只在公民自愿向国王效忠的时候，这种主权才可以表现出来。因此，国王在登上王位之后，就会向集会的各区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对他竭忠尽力，是否愿意按照惯例承认他和他的部下；对这一问题肯定不可以有否定的答复，正如一位世袭的君主一定会备受尊敬，没有人敢抵触。

公民既然是执掌权力的人，那就不在平时参与政事，这完全顺理成章。只要公共事务仅限于落实现有的法律规范，那么至高无上的王权就不能也不应该进行干涉：治国理政的是法律，而不是立法者。但是当现行法制有所变动，或者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必要违背，都需要君权进行干预；遇到这种情况，公民都会按照罗马政制采取行动；所以主权的行使都是靠公民和国王或摄政王通力协作来实现的。

正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通过口头问答的方式建立的，这和订立契约没有什么两样，公社主权的行使都是以发问的方式，由国王向公民们发问，大多数区对于这个问题都给予肯定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理所当然也可以表示不赞同。所以，对于罗马人来说，法律本不像我们理解的那样，是统治者对整个公社下达的命令，而是组成国家权力的各代表以阐明和反驳的方式所缔结的契约[10]。实际上任何不合法制常规的事情都需要订立这种立法契约。根据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将自己的财产赠予他人，但条件是即时转移；财产的所有权暂时继续归属财产所有者，在他死后立即转移给另一个人，这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公社认可这种做法；在这件事上，公民不仅在族区集会的时候得到准许，而且在临战对敌时也同样可以。这就是遗嘱的来源。按照法律，自由是公民不能失去不能放弃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不隶属于任何一家之主的人不能再从属于另一个人而居于人子的地位，除非公社允许。这就是收养义子。

依照法律，公民权只能通过出生获得，而且公民权是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公社授予贵族地位或者公社允许放弃公民权；毫无疑问，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没有得到区的决议，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生效。按照法律规定，一个罪人应该被判死刑，国王或者国王代表如果已经作了审理和宣判，这个人就会被毫不容情地处决；因为国王只有审判权，没有赦免权，除非被判死罪的公民向公社请求饶恕，而审判官给了他请求赦免的机会。这就是上诉的起源，上诉主要指的是被认定有罪的犯人如果不承认有罪，就没有上诉的权利；犯人如果肯认罪，并且提出请求宽大处理的理由，才可以上诉。

按照法律规定，和邻国缔结的永久性条约不容许取消，除非公民受到该条约的损害，认为自己不该受到它的束缚。所以在筹划扩张战争之前，必须和公民商讨，但是在防御战，或者战后媾和的时候，如果对方破坏条约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召集公民讨论；但是好像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像通常那样向公民大会提出，而是直接向军队提出。所以一般来说，每次国王筹划改革，修改现行法律，必须征求公民的意见；从这一方面看来，立法权自古就不属于国王，而是国王和公社共同的权力。在这一事例和所有类似事例中，国王的行为如果没有公社的参与，就没有法律效力；国王个人宣布某个人为贵族，即使在事实上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但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个人和以前一样还是非公民。从这方面来说，虽然公民大会似乎在初始时受到限制和束缚，但它自古以来就是罗马共和国的重要成分，而且在法律上，不是和国王平行，而是高于国王。

罗马元老院

但是除了国王和公民大会外，在古老的罗马政制中，还有第三种权力，它与国王权力不同，本来不为行政而设置，与公民大会也不同，原本不是为了立法而设立，但它与二者相互协作，其权力范围也在二者之上。这就是元老院。毫无疑问，元老院起源于氏族组织：根据古代流传史料，在罗马建城之初，元老院由所有的家长组成，从国家法的角度看，这只在以下情况中是合理的：后来的罗马氏族，除了很晚才迁入的，都自谓与罗马古城的这些家长有渊源，认为他们是自己的祖先和始祖。

在罗马，或者说至少在拉丁姆，曾经在一段时期内，城邦的每一个组成成分，即氏族，跟城邦一样，实际上像君主专制下的组织一样，在长者的统治下，该长者由族人推选或者前任者任命，或者世袭继承；当时的元老院不过就是这些氏族长老的总称，从而成为一个独立于国王和公民大会之外的机构；但是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不同，公民大会由全体公民直接组成，而元老院是由公民的代表组成的，具有代议制性质。拉丁民族在很早的时期，每个氏族肯定都经历过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由氏族发展到公社，经历的第一个阶段，也是最艰难的一个阶段，即保留氏族长老，很可能远在罗马建城之前，拉丁姆就已经度过了。

据我们所知，罗马氏族里没有所谓的族长，所有氏族成员均出于或者自称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但在世的族人中，没人敢说自己是这个共同祖先的代表，所以即使是在财产继承和监护妇孺的事情上，如果一家之主不幸去世，就需要整个氏族共同承担。但是由于元老会议的性质，很多重要的法律后果往往都归属于罗马元老院。简而言之，元老院的实际地位并不只是国务议会，而且高于国务议会，不过是国王召集亲信开会，供国王咨询建议而已；正如荷马描述的那样，诸侯和人主围着国王应席而坐，讨论政事，这和当时的元老院没有什么区别。元老院成员是由氏族首领组成的，因为氏族数量不是固定的，所以元老院的成员数量也不固定。但是在远古时期，也许在罗马还未形成之时，公社元老院成员的数量是固定的一百位，不考虑当时的氏族数量，所以在三个原始公社合并之后，元老院成员数量就增至三百，以后三百就成为元老院的固定成员数额，从国家法的角度来看，这是必然的结果。此外，无论在什么时候，被召集进入元老院的长者都是终身任职；到了后世，这种终身制更多的是在事实上延续了，但在法律上并非如此，元老名录不时会修改，那些不称职不得人心的长者会被除名，这种办法是随时间慢慢演变而来的。

在氏族首领不再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元老的选择权就理所当然地属于国王了；但是在较早的时期，人们对氏族的独特性还念念不忘，国王在选择元老的时候，通常在一位元老辞世之后，从其原先所在的氏族中委任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接替。我们可以推测，大概后来随着公社融合的程度越来越高，公社内部渐趋统一，这种元老选择的方法才作废，完全由国王自由决断，所以只有在国王不选人补替的时候才会被认为没有尽职。

元老院的特权——权力过渡

元老院的权力建立在以下观点的基础之上：公社由氏族组成，公社的统治权依法应该属于全体氏族族长，虽然这种统治权在家庭内部，就彰显出了严格的罗马君主制度的概念，但当时只能由其中一位长老，即国王来执掌。元老院的每一位成员，虽然在实际上不是公社国王，但在职权方面，却跟国王没有太多差别；所以长老的标志虽然亚于国王，但两者性质相似：长老穿的鞋跟国王的很像，都是红色，只是国王的鞋略高一点，也更加精巧。

正是这个原因，如前文所述，国王去世的时候，罗马公社的王权不会空缺，元老们会立即接掌王权。但是根据只能有一个国王这一不变的原则，即使这个时候确实只有一个人在执掌政权，这种“摄政王”和选任终身任职的国王，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仅在于任期的长短，不在于权威的大小。摄政王的任期对单个掌权者来说一般是固定的，不会超过五天；根据这个规定，元老们轮流执政，每位摄政王任期截止的时候，按抽签决定接任顺序，将职权转让给下一位任期也只有五天的继任者，直到任期终身的国王有人补任为止。因此公社不对摄政王宣誓效忠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摄政王不仅有权力和义务执行所有原属于国王的职责，甚至有权任命一位终身任职的国王，但是有一个例外，即第一个被指定担任摄政王的人不具有任命终身在职的国王这一权力，可能是因为第一位不是被前任者推举的，所以被认为不够资格。因此，元老院执掌着罗马共同体的最终统治权，也是罗马共同体的神圣庇护，保障了罗马共同体及其君主制（但不是世袭的君主制）连绵不绝地发展。所以，据后来的希腊人看来，元老院似乎就是众王会议，其实这本来不足为奇，因为元老院实际上正是这样发源而来的。

元老院与公社決议——元老院的权威

但是，元老院不仅是王权永恒鲜活的表现，而且也是罗马政制的一个重要成分。当然元老会议没有权力干涉国王的政务。但是当国王不能亲自统兵作战或者解决法律纠纷的时候，他都会从元老会议中选人作为自己的代表，代为行使权力；因此后来军队最高军职通常交给元老，在选任陪审员的时候也优先起用元老。但是在统领军队和司法管理方面，元老院从未以团体的身份受到国王咨询；所以后来的罗马元老院也没有统领军队和司法裁决权。

另一方面，元老会议还被视为现行体制的维护者，监察国王和公民的违法行为。公民应国王的提议而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元老院都有审查的职责。如果决议有违反现行法律的嫌疑，元老院就可以不予批准；换句话说，根据政制要求需要公社决议的时候，比如修改政制、接纳新公民、发动扩张战争等，元老会议都有表决的权利。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彼时的公民和元老院，和当今的立宪制国家的两院一样，共同享有立法权；元老院只是法律的维护者，不拥有立法权，只能在公社作出的决定似乎超出了权限，违反对神祇的现行义务、违背对他国的承诺或者妨碍了公社本身规章体制的时候，才能宣告废止这种决议。但更为重要的事情，比如罗马国王已经提出宣战，而且得到了公社通过，成为一项决议；又比如当其他公社应该支付赔偿，但该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罗马使者就会恳请神灵主持公道，并且在结束的时候说：“但是关于此事，我们需要询问一下国内的长者，以确定如何才能捍卫我们的权利。”只有元老会议通过了这一决议，公民大会决定、元老院批示之后才能正式宣战。当然，这一项规则的用意和效果都不是使元老院永久干涉公民的决议案，也不是利用监护权剥夺公民大会的最高权力；但正如在王位空缺时，元老院保持了公社政制的延续，我们也能感觉到元老院在面对公社这一最高权力的时候，起到了维护法纪的作用。

元老院充当国务院

与上述相关的，还有一种似乎非常古老的规则：国王要将议案提交公民表决，必须提前将议案提交给元老院，并且经过元老院全体成员逐一表决。由于元老院有权否决通过的决议，国王自然很清楚必须提前确保元老院不会有反对意见；而且通常来说，一方面，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在做重大决定之前，都会事先和他人商议；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组织构成，元老院担任着公社统治者政务咨询机构的角色。

正是由于元老院为国王提供咨询的习惯，而不是上文描述的职权，造就后来元老院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元老院的咨询作用本来无足轻重，只不过是国王咨询的时候，元老院有回答的职责。遇到不属于司法也不属于军队的重要事务，例如，除了提交给公民议会的议案外，还有征税、摊派徭役、召集公民服兵役以及发动扩张战争，国王都要事先咨询元老院，虽然很频繁，但在法律上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流程。只要有意愿，国王就可以召集元老会议，提出自己想要咨询的问题；若没有被问及，元老不得发表自己的意见，元老未被召集，更不得私自开会；但有一个例外，在王位空缺时元老们必须开会决定摄政王的继任顺序。而且除了元老外，国王还有请自己信任的人一起讨论国事的自由，这一点极为可信。当然，提供的建议不是命令；国王可以不按照得到的答复去行事，而元老院的观点就没有施展的余地，除非上述的否决权，但这否决权并不是普遍适用的。“我选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领导我，而是要你们听从我的吩咐。”这是后来一位作家借罗慕洛王之口说的话，从这个方面来说，这句话所表述的元老院的地位大致上是准确的。

罗马的原始政制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罗马人认为，主权是公社固有的权力；但是公社没有单独行使主权的资格，在遇到违背现有规则的时候，只能与国王和元老院共同行使权力。终身任期的元老们组成的公社元老会议和公社平起平坐，元老会议实际上就是在王位空缺时，召集起来执掌王权的一群官吏，由其中的成员轮流摄政，直到新王登上王位；元老会议还有推翻公社不合法决议的权利。正如塞勒斯特所说：王权至高无上，但受到法律的约束；所谓的至高无上，指的是不管国王的命令正义与否，首先必须无条件遵循；所谓的受到约束，是指国王的命令如果和惯例相冲突，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力执掌者，即人民的准许，就不具有持久的法律效力。因此，罗马最古老的政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君主立宪制截然相反的。在君主立宪制政体中，国王是国家全权的执掌者和载体；因此，比如只有国王才有宣布特赦的权力，但是治国理政的权力却属于人民的代表，以及对人民代表负责的行政部门。在罗马政制中，公社行使的职权和英国国王的职权颇为相似：在英国，特赦权是国王独有的权力，但在罗马，这一特权属于公社；罗马的政权完全掌握在公社首脑手中。

最后，如果我们探寻一下罗马及其公民之间的关系，就不难发现，罗马远不只是为了防卫而联合起来的松散联盟，也不是近现代所谓绝对专制的强权国家。毫无疑问，罗马公社在征收赋税和惩治犯罪方面，对公民个人有统治的权力；但是任何特定的法律，对某一个人诉诸法律或者以惩罚胁迫，由于其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并非有罪，即使形式上没有任何疏漏，但对罗马人来说似乎就是武断和不公的。财产权和宗族权更多的是重合，而不仅仅是相互关联，公社对其的干涉更加有限；罗马的家族制度并没有完全废止，公社的发展并不是以牺牲家庭为代价，正如吕库古[11]的警察制度。国家可以监禁或者绞死公民，但是无权剥夺公民的子嗣、没收公民的土地，甚至无权向公民长期征税，这是罗马古老政制最不可否认、最值得称道的准则。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中，公社本身也受到限制，不得侵犯公民的权利，这种限制并不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在元老院依法行使否决权时有其表现和实际运用，因为它对违反这种基本权利的公社决议确实有废止的权力和职责。罗马公社在其范围内权力至高无上，这是其他公社难以比拟的；罗马公民在法律上享有绝对的安全，不会受到其他公民或者公社本身的干涉，这也是其他公社难以企及的。

罗马公社就是建立在这些规则之下的：罗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理解服从的义务，明确拒绝所有祭司装神弄鬼的作弄，在法律面前，彼此之间完全平等，有自己鲜明的民族性，同时又明智豁达，大开与外界交往的门户（这一点会在后文表述）。这一体制既不是人为创制，也并非假借其他国家，它是在罗马人民之中产生并随罗马人民共同成长起来的。当然，罗马政制建立在早期意大利、希腊意大利以及印度日耳曼政制基础之上，但荷马史诗和塔西佗[12]关于德意志的纪实中所描写的体制，肯定经过了长久政治发展阶段，才最终形成最古老的罗马公社政制。希腊人的欢呼喝彩，德意志人的敲打盾牌，都有表示公社主权的意味；但这种形式与拉丁族区会议那种有条不紊的职权和循规蹈矩的意见发表，都有很大的差别。此外，罗马国王的紫袍和象牙杖确实是从希腊借鉴来的，而不是从伊特鲁里亚人学来的，罗马的十二名扈从（lictors）以及很多其他表面的安排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罗马的政制，的的确确是罗马本土发展起来的，或者至少是从拉丁姆发展起来的。其中借鉴的成分都是微不足道的，政制观念的词汇都是用拉丁人所造的文字来表述的，从中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这种政制实际上奠定了长期罗马国家的基本观念；因为只要罗马公社还存在，无论其形式如何变化，行政长官有至高无上的号令权，元老会议是国家的最高权威，每个特殊的决议必须得到至高无上的主权，即公社的准许。

[1]不但旧的宗教婚姻（matrimoniumconfarreatione）是这样，世俗婚姻（matrimoniumconsensu）亦是如此，原先虽然未规定丈夫对妻子的财产所有权，但由于这种正式惯例（coemptio）和时效（usus）等法律观念易于应用于这种婚姻，为丈夫获得这种权利大开方便之门，丈夫在获得这一权利之前，尤其在迄至时效告终的时期内，妻室［正如日后先行试婚（causae probation）而后结婚］还不成其为“妻室”（uxor），而是未婚妻（pro uxore）。罗马法中有这样一条原则，妻室不受丈夫支配就不成其为已婚妻，只是有名无实之妻（uxor tantummodohabetur）（西塞罗《辨谬篇》，3卷，14页）。这一原则直到罗马法臻于完备之时仍然未发生变迁。

[2]以下墓志铭虽然属于相对较晚的时期，但是在此有必要叙述一番。如下：

“过客啊，我的献词很短，请伫足细读。

这墓石并不精美，底下却掩埋着一位美人，

双亲称她为克劳迪阿；她挚爱夫君，忠心不贰，

她膝下育有二子，其一仍存于世上，另一个已没入黄泉，

她谈吐悦耳动听，举止优雅文静，

她操持家务，并自纺羊毛。我已倾诉完毕，君可移步前行。”

原文为拉丁文（见《拉丁铭文大全》，1007页），纺羊毛也算是纯粹尚德之举，这也许更能说朋问题，但这在罗马墓志铭中屡见不鲜。（以下为拉丁文）《奥雷利》4639页：“最好、最美、从事纺织、虔诚、知廉耻、端庄、贞淑、足不出户。”《奥雷利》4860页：“她端庄、正直、知耻、柔顺、从事纺织、勤奋、忠贞、酷似其他贤妇，足可与之媲美。”《图里亚墓志铭》1卷，30页：“知耻、柔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勤纺织、有信仰而不迷信，衣着朴素，服饰不求观瞻，实乃良善家族一员。”

[3]《狄奥尼修》说（5卷，25页），跛足者不得居最高职位。罗马公民资格不但是雄居王位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当执政官的必要条件，这不言而喻，因此，对库雷斯（Cures）公民的奇谈，实在不值得煞有介事地批驳。

[4]从它们的名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法学家所知晓的那样，所谓“部”（tribus）不外是过往或将来的“整体”，所以在当下并无实际意义。

[5]简单的十区体制早已绝迹，但是这一制度即使在罗马也有实际应用，而且让人惊奇的，是其应用于盐饼礼（confarreatio），我们可以从其他理由得到这样的观点：在我们掌握的法律史料中，提到过的所有正式仪式里，这一典礼最为古老。行此礼时，十证人制与十区制之间的关系似乎与三十校尉与三十区制的关系如出一辙，这一点毋庸置疑。

[6]塞萨利或塞萨利亚位于希腊大陆的中部，周围环绕着高山，在北部与马其顿接壤，南部与StereaEllada接壤，西部与伊庇鲁斯接壤，东部海岸线位于爱琴海上。塞萨利是一个位于古马其顿南部的国家，它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开阔的山谷，四周群山环绕，湍急的河流从山上流下来，在山上汇成河流。河流流量越来越大，流向平原，最终汇成了塞萨利的中心河，蜿蜒向东方流去，汇入一个叫做潭蓓谷（Vale of Tempe）的著名山谷。——译者注

[7]古人把Quiris，quiritis或quirinus解释为“长矛兵”，这个词源于quiris或curis（长矛）和ire。从这方面来说，与samnis，samnitis和sabinus一致，甚至古人也认为这个词源于saunion（希腊文，长矛）。与此类似的还有arquites（弓箭手），milites（千夫队士兵），pedites（步兵），equites（骑兵），velites（无盔甲、只有斗篷的士兵），即使词源不确定，却与罗马对于公民概念的解读密不可分。同样，Juno quiritis，（Mars）quirinus，Janus quirinus，都被设想成“挥舞长矛的神”；quiris用来称呼人的时候，意为“战士”，换句话说就是“正式公民”。这与语言习惯表达相符。凡是涉及到地点，绝对不使用quritens一词，而用urbs Roma，populus，civis，ager Romanus（罗马和罗马人）等词。因为quiris与civis或miles相同，都没有任何本地含义。恰恰基于这个理由，这些词不能混用。人们不说civisquiris，是因为这两个词虽然意义相殊，但表示同一法律概念。反之，在庄严地主持公民葬礼时，说“这位战士已经随死神携手离去”（ollusquirisletodatus）；同样，国王以这一名义称呼集会的公民。他开庭断案之际，也按照可执戈防卫的自由民法律（ex iurequiritium，与后世的ex iurecivili完全一致）进行宣判。populus Romanus，quirites（populus Romanus quiritium一词没有充分证朋）意为“全公社与全体公民”，因此，在一句古老的套语中，populus Romanus与prisciLatini相对（贝克尔《手册》，第2卷，20—21页）。以上的事实在我们面前一览无余，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以下的说法，似乎罗马公社曾与相似的奎里特（Quirite）公社对峙，这两个公社合并之后，在宗教仪式和法律习惯用语方面，被合并新公社的名字代替了施行合并公社的名字。所以，除了对语言和历史没有足够认知外，没有其他的缘由可循。

[8]《狄奥尼修》（2卷，64页）在叙述努马（Numa）的八个宗教机构时，先叙述Curiones和Flamines，然后第三才列出骑兵统领。根据《普雷内斯特历书》，3月19日在大会场（Comitium）举行节日庆典（adstantibuspon）。瓦勒里·安提阿斯（Valerius Antias，见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1卷，13页，参见3卷，41页）给最早期的罗马骑兵指定了将领，名为Celer和百夫长，而在《名人传》1中，又称Celer为百夫长。此外，布鲁图（Brutus）在罗马诸王受到驱逐之际，据说曾充任tribunuscelerum之职，而且据《狄奥尼修》所说（4卷，71页），他甚至利用职务之便，建议放弃塔昆族。最后，彭波纽斯（Pomponius）以及可能部分是引论《狄奥尼修》的利杜斯（Lydus）也说tribunuscelerum就是安提阿斯所说的Celer，就是共和时代独裁官的magister equitum，帝国时代的Praefectuspraetorio。现存文献中论及tribunicelerum的只有这些，其中最后一种说法不但出于相对较晚的时期，甚至所依据的材料也值得考究，与tribunicelerum的含义有出入，它只能用来表达“骑兵队长”的意义。但是共和时期的骑兵统领仅仅在非常时期受到推举，到后来这一现象不复存在，tribunicelerum必须主持每年3月19日的庆典，所以该官职是常设的，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彭波纽斯之说显然完全是根据布鲁图的传闻衍生出来的，愈传愈悬，我们可以不予理会；但我们可以大致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数目和性质上，tribunicelerum完全相当于tribunimilitum，他们是骑兵大队长，所以与骑兵统帅（magister equitum）存在很大的差异。

[9]以下显然非常古老的表达形式，velites和arquites，以及之后的军团编制，都可以说朋这一问题。

[10]Lex，意为约束（源自legare，对某事负有义务）。众所周知，一般指契约，但其附带的含义为此契约的条件由提议人决定，对方只能接受或拒绝，这种情形正如公众拍卖那样。在罗马社会公约（lexpublicapopuli Romani）中，提议者为罗马国王，接收者是人民；对于后者有限的参与协作，在文字上也有简朋扼要的规定。

[11]吕库古（Lycurgus）生于公元前7世纪，创立了斯巴达的政体形式，他是一个带有传说色彩的人物，阿波罗神殿的女祭司在传达神谕时称他是“诸神所钟爱的人，不是凡人，而是神”。吕库古正是凭着这个神谕而受到斯巴达人包括国王的尊重，从而为斯巴达人制定了一系列不成文的“端特拉”（神谕或律法），并且让斯巴达人发誓永远遵守这些法律。——译者注

[12]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5—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译者注

第六章　非公民与政制改革

帕拉廷与奎里纳尔的城市融合

每个民族的历史，尤其是意大利的历史，都是大规模“并区为城”的历史。据我们所知，罗马在最早期的时候就采取三分制的形式，这种类似的合并一直在进行，到罗马的精神活力完全消逝才瓦解。原始的罗马纳人、替提人以及卢克雷人公社的融合，我们只知道这直白的事实，其过程我们一无所知，除此之外，山丘自由民融入帕拉廷罗马人，也是这类合并最早期的例子。两个公社之所以能合并，也许是因为它们的组织形式在本质上是相似的；为了解决合并产生的问题，必须对以下两种情况进行选择，一种是保留两种政制，另一种是废除其中一方的政制，将剩下的一方推广到联合后的整个公社。

关于圣地和祭司团，则是两者的都保留。自此以后，罗马公社就有了两个舞蹈祭司团、两个牧神祭司团，因为有两种战神，所以公社有两种战神的祭司，一种是帕拉廷祭司，以后通常被称为战神祭司，另一种是山丘祭司，被称为奎里纳斯祭司。虽然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很可能罗马所有的古拉丁祭司团——占卜团、高级祭司团（大祭司团）、维斯塔贞女团以及外交团——都同样起源于帕拉廷和奎里纳斯这两处的联合祭司团。在地域分区方面，帕拉廷城原来有三个区，即苏布拉区、帕拉廷区以及城郊区，再加上奎里纳斯城作为第四个区。说到最初的并区为城，新被纳入的公社，至少被当作是新公民团的一部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政治团体；但在罗马山丘人以及后来的合并过程中，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延续。在联合之后，罗马公社依旧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族各有十个族区；无论罗马丘人之前是否有自己的分区，在合并之后肯定都分配到已有的部族和族区内。分配方法很可能是这样安排的：每个部族和族区接收分配一部分新成员，但新成员在这些地方并不能完全和旧有的公民相互融合；以后这些部分为两级：替提人、罗马纳人以及卢克雷人分别被分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罗马公社的所有机构体制都是成双的，很可能也和这种分区方法有联系。神圣贞女有三对，很明显表示这三个部族每个部族都有一对代表，第一级和第二级各一人；每条街道都供奉着一对家庭守护神，大概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军队中，这种安排尤其明显：在合并之后，三分制的罗马公社中，每半个部族出一百骑兵，于是罗马公民骑兵增加到六个“百夫队”，骑兵队长也大概因此从三个增加到六个。

关于步兵的相应增加没有任何流传史料可供参考；但是后来征发军团都习惯两个接两个，大概也是起源于此，也许是因为这种加倍征兵的做法，指挥军团的分区长官通常不是原来的三个，而是六个。可以确定的是，元老院的席位没有相应的增加：相反，直到七世纪，三百位元老这一原始数目依然是元老院席位的常额；但新纳入公社中的一些更为显要的人物，他们要加入帕拉廷城元老院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关于行政长官的任命也是这样：这个联合起来的公社只有一个国王，国王的主要副手，尤其是守城吏，没有任何变更。似乎帕拉廷山城的宗教体制得到了延续，在军事方面，由于公民数量加倍了，兵力也加倍了；但在其他方面，奎里纳斯城并入帕拉廷城实际上是前者隶属于后者。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推测，帕拉廷旧公民和奎里纳斯新公民的区别，相当于替提人、罗马纳人以及卢克雷人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区别，因此奎里纳斯各族被称为“第二级”或“次等氏族”。然而这种差别更多的是声誉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优劣之分。在元老院举行表决的时候，在旧氏族元老表决之后，“次等氏族”的元老才被征询意见。

同样地，山丘城区的地位甚至比帕拉廷的城郊区还低；奎里纳斯的战神祭司的地位比帕拉廷的战神祭司低；奎里纳斯的舞蹈祭司和牧神祭司也比帕拉廷的低一等。因此，通过并区为城的方式，帕拉廷公社和奎里纳斯合二为一，成为并区为城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前承早期替提人、罗马纳人以及卢克雷人的混合，后启所有后来的融合者。加入的公社在这个新的整体中不可能自成一个部族，但是每个部族都允许拥有至少一个单独的部分；其宗教体制不仅得到了保持（这种情况在以后也是如此，比如在攻占阿尔巴之后，阿尔巴的宗教体制并没有被消失），而且上升为整个联合公社的体制，这种情况在后世没有再重现。

门客与客民

两个实质上相似的公社合二为一，其结果是公社的规模增大了，但其内在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另一种进程缓慢而影响深刻的融合方式，也是发源于这个时期，即公民和“客民”的融合。在罗马公社，除了公民外，一直还存在着受公社保护的一类人，因为他们依附于一些家庭，所以被称为“门客”，又因为不具有政治权利，所以被贬称为“平民”[1]。他们介于公民和奴隶之间，在前文已经有所叙述，早就存在于罗马的家庭之中；但不管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这个阶层的地位都越来越重要，其原因有二：第一，公社本身就有半自由的“客民”，以及奴隶；尤其是在一座城市被攻占，其城邦被瓦解的情况下，征服者最好不要将当地的自由民正式卖为奴隶，而允许他们保留事实上的自由，因此他们似乎是以公社赦免奴的身份同氏族或者国王建立门客关系。第二，公民在法律上对门客依旧有所有权，由公社本身的性质以及公社对个体公民的权威来看，门客应该受到保护，以免受到滥用“所有权”的侵害。在距今非常遥远的历史时期，罗马法就开创了一条关于客民全部法律地位的原则：主人的公开法律行为，比如建立遗嘱、提起诉讼或者人口调查时，公开表示或者默认放弃对客民所有权，那么他自己或者他的合法继承人，就不再有权力擅自撤销或者重申对被释者及其后裔所作的弃权决定。

客民及其后代不因他们的地位而具有公民或者客人的权利：因为获得公民身份，需要公社正式授予，但他作为宾客，必须具有在与罗马缔结条约的公社里原有的公民权利。他们得到的是一种法律保护下的自由，但是在法律上，客民仍然是不自由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所有财产关系和奴隶的一样，在法律上均被认为是主人与财产的关系，所以主人必须在法律程序上代表客民；而且在有必要的时候，主人还可以向他们征收捐款，他们如果犯罪，主人也可以将他们召集到跟前予以惩治。然而，这些客民渐渐脱离了束缚，开始以自己的名义获得和转让财产，可以在没有主人干预的情况下，向罗马公民法庭提出并获得合法补偿。

在婚姻和财产继承方面，法律很早就允许外籍人与公民权利平等，而那些严格意义上不自由、不属于任何公社的客民，则很久之后才获得这一法律上的平等；但是法律不能禁止客民在自己的范围内缔结婚姻，也不能否认因为婚姻建立起来的法律关系，比如夫权、父权、父系亲属权、宗族权、财产继承权以及监护权，都按照公民相应的法律关系来处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待客法的运用才产生了类似的后果，外籍人因此而长久地定居罗马，在那里成家立业。从这个方面看来，自远古时期以来，罗马就盛行十分开放的政策。在继承的平等权上，罗马法没有区别对待，而且没有查封地产的做法。一方面，罗马法允许每个有能力的人在有生之年自由处置其财产；另一方面，据我们所知，所有和罗马公民打交道的人，甚至是外籍人和客民，都有权获取动产，并且从允许将不动产当作私人财产之后，在某些条件下，他们也可以获取不动产。罗马在实际上是一个商业城市，它初期的重要性有赖于国际贸易，而且对所有因不平等婚姻产下的孩子、被赦免的奴隶以及放弃原住地公民权迁入罗马的外籍人，一概赋予自由定居的权利。

与公社并存的客民阶层

所以，最初公民在实际上是保护者，非公民则是被保护的对象；然而和其他公社一样，罗马允许自由定居，但不开放公民权，很快这种法律关系就越来越难以与实际状况相调和。贸易日益繁荣，拉丁同盟缔结后，所有拉丁族人在私法方面（包括获取土地财产）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地位，由于经济繁荣而越来越多地解放奴隶，必然导致即使在和平年代，客民的数量也急剧上升。被武力征服并入罗马的邻近城邑，其大部分人口不管是迁入罗马城，还是留在现在沦为乡村的旧所，通常都是放弃自己在当地的公民权利，换取罗马的客民资格，于是客民的数量就更多了。此外，战争义务专门由旧公民履行，贵族的后裔日益减少，而客民不需要付出流血牺牲，就分享胜利的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令人惊奇的是，罗马贵族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快速消亡。地位显赫的外族在离开家乡、迁入罗马，或者他们的城市被罗马征服之后，可以被赋予公民权利，但是罗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公社，却不能因此得到解释，因为这种权利赋予似乎一开始就很少发生，而且随着公民权利的价值日益增高，这种特许就更加少见了。更加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倡导世俗婚姻制，一对同为公民的男女，缔结过世俗婚姻并居住在一起，即使没有举行献糕式婚礼[2]，他们诞下的孩子完全具有公民权，和举行献糕式婚礼而缔结婚姻产下的孩子是平等的。世俗婚姻在十二铜表法之前就存在于罗马，但可以肯定不属于罗马的原始政制，其引入罗马很可能至少是为了防止贵族的消亡[3]。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在很早就存在的措施，用以维持这些家庭子孙繁盛。

然而，客民的数量总是有增无减，而公民的数量最多算是没有减少；所以客民必然在不知不觉中获得另一种比较自由的地位。非公民不再仅仅是被解放的奴隶或需要被保护的外籍人，还包括在战争中被征服的其他拉丁公社的旧公民，尤其是拉丁移民，他们生活在罗马，不依赖于国王或其他公民的恩惠，而是依赖于联盟赋予的权利。客民获取财产在法律上不受约束，所以他们可以在新的处所获取钱财、购置房产，像公民那样，将家产传给子孙后代。投靠某个特定的公民家庭，寄人篱下，是一份苦差事，这种关系渐渐归于淡化。被解放的奴隶或者迁入的外乡人，如果依然在城邦内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到了他们子嗣，尤其是他们孙辈那一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正是这种状况使他们与主人的关系不再那么重要了。在较早的历史时期，客民完全依靠主人的干预获得法律保护，以后城邦日益巩固，氏族和家庭的重要性就随之日益消减，门客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在减少，甚至在没有主人干预的情况下，可以越来越频繁地从国王方面得到公正和补偿。很多非公民，尤其是已经解体的拉丁公社成员，正如前文所述，很可能一开始就不是国王或者大氏族的客民，他们和公民一样，服从国王的管辖。事实上，国王对公民的主权最终取决于遵从者的意愿，因此国王必然很乐意从自己的门生中建立一个更愿意服从他的组织。

平民

因此，在罗马公民之外，罗马又发展出了一个第二公社——由客民发展起来的平民。这个名称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在法律上，客民和平民没有任何区别，“依附者”和“庶民”没有任何差别，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却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前者强调他们对具有政治权利的社会成员所存在的依附关系，而后者仅仅表示他们不具有政治权利。自由客民此前特殊的寄人篱下的感觉消失之后，便情不自禁地感受到在政治上低人一等；但是国王在施政的时候一视同仁，所以避免了具有政治权利和不具有政治权利这两大阶层之间发生政治斗争。

塞维亚政制

客民和公民之间的敌对态势，似乎要酿成革命斗争，但是他们走向融合的初步阶段却没有以革命的方式进行。以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名字命名的政制改革，其历史渊源和同时期的其他事件一样不为人所知，我们不是通过流传史料了解到这个时期的历史，而仅能从后世的政制中推测。但是就其性质看来，这次改革肯定不是平民要求进行的，因为新的政制只给他们附加了义务，却没有赋予他们任何权利。新体制更可能是由于某一位开明君主的倡导，或者是出于公民的急切要求，分担额外的责任，一方面认为非公民应该纳税，要承担促进城邦发展的义务，服徭役；另一方面要服兵役。这些都包括在塞维亚政制中，但是二者并不是同时实行的。争取非公民加入公社也许是出于经济上的负担。纳税服役这些义务和责任很早就扩展到“财产所有者”或者“定居者”，只有完全没有财产的，即“无产者”还无需承担；其次就是将非公民纳入服兵役的范围，这在政治上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服兵役的义务从此以后不再落在公民身上，而是落到土地所有者身上，不管是公民还是客民，于是兵役从原来的人身负担变成了财产负担。该制度的细节如下：

塞维亚政制下的五个阶层

凡是从十八岁到六十岁的财产所有者，包括世居父老的同族子弟，不管其出身如何，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所以即使是被赦免的奴隶，如果他们十分例外地拥有了财产，也必须服役。拉丁人也拥有地产，只要他们到罗马定居（毫无疑问，大多数拉丁人都会这样做的），就也需要服兵役，非拉丁族人则不允许在罗马获取地产。有服役义务的人，根据他们所拥有土地的多寡，分为正式服役或全额胡符[4]地产所有者。他们必须自带全副盔甲去应征，由此看来作战军队主要由他们构成。以下四级更小的土地所有者，分别拥有一整个农场地盘的四分之三、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他们也需要服兵役，但是不必自带全副盔甲，因此他们的地位低于第一种全额服役者。按照当时土地分配的情况，几乎一半的农户都拥有整个胡符的地产，其余各级土地所有者中，拥有整个胡符的四分之三、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的，各占总数不到八分之一，而拥有八分之一胡符的土地所有者占八分之一。城邦以此规定步兵的征发比例，每位拥有整个胡符地产的土地所有者出八十名，往下三级各出二十名，最后一级出二十八名。

骑兵

骑兵征发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骑兵队的数量翻了三倍，与步兵的唯一区别是原先就存在的六个沿用旧名的骑兵队（即替提、罗马纳以及卢克雷的第一、第二队）都是由贵族组成，而十二个新骑兵队主要由非公民组成。这种区别之所以存在，很可能也是因为实际上在当时步兵都是作战时重新编制，战争结束重返家园即行解散，而骑兵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和平时期都与马匹形影不离，定期举行操练演习，这被当作罗马骑兵的节日，一直延续到距今不远的时期[5]。因此骑兵队一旦编制，并得到允许，即使在这场改革之下，它们的原始名目都没有发生改变。为了使每位公民都可以为骑兵贡献一份力量，未婚女性以及未成年的孤儿必须为士兵提供马匹（每位士兵两匹马），以及喂马的草料，以代替本人服役。总的来说，作战时骑兵与步兵的比例是一比九，但是骑兵在实际中用得更少。

非财产所有者（在征兵列表上仅次于有义务服兵役的人）须为军队提供工匠、乐师以及提供补充兵源，跟随军队出征，但不配备武器，在战场上遇到有士兵患病或者阵亡，战场上出现空缺的时候，补充兵就使用这些人的武器装备，接替他们在队伍中的位置。

征兵区域

为了便于征集步兵，罗马城被分为四个“部族”；原先的三分法因此被废止了，至少在当地不再有存续的意义了。所谓的四个部族，就是帕拉廷部，包括帕拉廷高地和维利亚；苏布拉部，与其同名的苏布拉街，卡里纳以及凯利乌都属于这个部；埃斯奎林部；由奎里纳尔和维米纳尔组成的科林部。科林部是“丘部”，有别于卡皮托尔和帕拉廷的“山部”。这几个地区的形成过程，在前文已经提到过，这些地区如何从帕拉廷和奎里纳尔这两座古城发源也有所表述。但是经过什么样过程，每个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公民才被分属到其中的某个城区，我们无从知晓，但情况确实是这样的。从征兵抽调的士兵数量来看，这四个地区的人数大致是相等的。这种划分方法最初只是基于土地，然后推而广之基于土地所有者，完全是出于行政管理方面的考虑，绝对不带有任何宗教的意味；因为实际上在每个城区，都有六座神秘的亚盖尔教堂，但该城区并没有因此成为教区，正如每条街都建有家庭守护神的祭坛，但那些街并不因此成为带有宗教性质的街道。

这四个征兵地区所出的士兵各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而且每个地区要提供一些分队，所以在每个城区，军团和百夫队的应征士兵人数都相等，目的是要在一个共同公社的征兵制中，消除所有氏族和地方性的差异，尤其是通过军队倾向平等的精神，将客民和公民融合为同一个民族的人。

罗马军队编制

在军事方面，男性中有服兵役能力的人口被分为第一类和第二类征兵，前者从十八岁到四十六岁，称为“少壮兵”，这一类大多数分配到战场作战，而“老兵”则留在城邦内守卫城墙。军队的步兵单位是现在的双军团，队列和武装完全按照古多利斯人的形式，每个方阵6000人，纵深六层，正面由1000名配备重武器的士兵守卫，并附带有2400名未装备武器的士兵。每个方阵四面的外围第一排，即classis，由那些拥有整个胡符地产、全副装备的装甲步兵组成；第五、第六层则是装备较差的第二、第三级农人；最后两级则附加在方阵后面或者在方阵旁边作为轻装部队参与战争。方阵如果遇到出现空隙的情况是十分不利的，需要有马上提供补缺增援的准备。

因此每个军团有84个百夫团，也就是8400人，其中6000人是重装士兵，第一级4000人，接下来的两级各1000人，2400名轻装士兵，这其中1000人是第四级，1200人属于第五级；每个征兵区大概为一个方阵出2100名士兵，为一个百夫团提供士兵25名。方阵是用于征战的军队，另一部分类似的军队却被认为是“老兵”，是作为留下来守卫城市的部队。这样算起来，步兵的常额共16800名，分为168个百夫队，其中第一级80队，接下来的三级各20队，最后一级28队，而两队补充兵、数队工匠以及乐师还不包括在内。骑兵分配在各军团中，共有1800匹马，通常在军队进攻的时候出动，但是每次仅出动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罗马军队第一、第二类征兵的常额接近20000人；毫无疑问，这个数字，与施行新制时罗马能够从军人口的实际人数大致相当。随着人口增长，军团的数量却没有增加，但是这几个地区因为额外的兵力得到了巩固，而基数没有丝毫减少。罗马的所有团体在总体上对数额都有限定，往往通过允许额外人员加入来规避它们受到的限制。

土地清查

与这种新的军队制度同时并举的，还有更加严格的城邦土地清查。地籍造册或许这时候才施行，或许至少在这个时候才规定得更加缜密。各级土地所有者，必须将自己的土地及其附属物、地役权、奴隶、驮载用的大牲口都正式登记。财产转让如果在非公开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进行，就会被宣告无效；地籍册和征兵册一样，按照规定每四年修改一次。因此，依法购买和财产登记这两种制度都是从塞维亚的军事制度发展而来的。

塞维亚军事制度的政治影响

很明显这整个制度在一开始就是具有军事性质的。在所有这些详尽的制度体系中，凡是涉及百夫团的使命，都无一例外纯粹出于军事上的目的；但是每个习惯对这些内容细思考量的人，仅仅依据这个原因，就足以断定百夫队经过后期的改革，才在政治事务上开始发挥作用。在很早的时期，一个人很可能年过六十就会被排除出百夫团，那么百夫队的设置，从一开始意图成为类似或者平行于区的公社自由民的代表团体，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然而，百夫队制的创立，仅仅是为了将客民纳入征兵范围，以扩大公民的兵源，但是如果认为塞维亚体制的建立是为了在罗马施行财权政治，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是罗马居民承担了额外服兵役义务，因此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是受到了实质的影响。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只要城邦没有腐败，就有成为军官的可能；在罗马，平民毫无疑问也可以被选任为百夫长和军团司令官。此外，区会到这时还代表的公民专有的政治权利，并没有因为百夫队而有所削减，但是很显然，这并不是公民团作为区集会，而是作为公民征兵行使的权利，这一权利这时应该转移到了公民和客民组成的新百夫队。从此以后，每当君主想要发动扩张战争，必须征询百夫队的同意。因为要了解随后的发展过程，我们必须了解百夫队开始参与政治事务的情况；但是百夫队最初获取这种权利，更多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非人为的创造，到了后来的塞维亚改革，和改革之前一样，区会仍被当作是正式的公民团体，公民团对君主表示服从，全体人民必须效忠于君主。

除了这些新拥有土地的正式公民，还有来自拉丁姆定居于此的外籍人，他们也需要承担公共义务，如纳税和服徭役；那些不在部区范围内的非定居公民，没有服兵役和投票选举的资格，仅仅被视为“拥有纳税权”。

之前罗马公社成员只分为两个阶层，即公民和客民，改革之后建立起了三个政治阶层，这三个阶层决定了数百年间的罗马国家法。

塞维亚改革的时间和时势

罗马公社的这种新的军事组织制度，什么时候形成，如何形成，我们仅仅能加以揣测。这种军事制度为罗马四个区的形成奠定了前提；换句话说，塞维亚城墙肯定在改革发生之前就已经拔地而起了。但是罗马城的领土这时肯定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边界，所以才能有8000名拥有整个胡符地产的土地所有者，以及很多拥有较少地产的人，或者这些财产所有者的子孙。罗马通常每农户拥有多少面积的土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估计至少40英亩以上[6]。如果我们按最低数10000胡符计算，那么罗马可耕种土地面积应该有190平方英里；这样算来，如果我们合理估计牧场、房屋所占面积以及不适于耕种的土地，在进行改革之时，罗马的土地面积至少有420平方英里，很可能比这更多。

根据流传史料的信息，我们可以认为能够服兵役的财产所有者有84000人，因为在塞维亚第一次人口普查，确实得出了同样的数据。可是我们只要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这个数字是不可信的，这个流传史料的真实性也有待商榷，很可能只是一个猜测性的估算，因为罗马步兵队伍通常能够服役的似乎只有16800人，平均每户5人，公民数量为84000人，结果就是把这个数字和有能力服兵役的人数混为一谈了。

但是就根据上述的以较低标准计算，在大约16000胡符的领土上，有能力服兵役的人数有20000左右，妇孺老少、无地产者以及奴隶的数量至少是其三倍。这样看来，我们必然可以假定：在塞维亚体制建立之前，罗马就已经将台伯河与阿尼奥河中间地带，以及阿尔巴地区据为己有，这一点和流传史料不谋而合。但是贵族和平民在军队中的初始比例是多少，这一点我们无从考证。

总之，显而易见，塞维亚体制的产生并不是由于等级冲突。相反，正如莱库古、梭伦和扎莱乌库斯的体制，塞维亚体制也带有改革家的印记，而且很明显是在古希腊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古罗马和古希腊的个别相似之处，也许会让人产生误解，正如古代已经有人指出的，比如在科林斯，寡妇和孤儿也有为骑兵提供马匹的义务；但罗马采用希腊重装步兵的装备和编制，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在罗马纪元二世纪，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各城邦从单一的氏族体制，发展到改良之后的氏族制度，土地所有者因此得到很多优势，我们将看到塞维亚改革在罗马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这种改革和希腊的改革建立在同一种基本观点之上，但罗马施行更加严格的君主政体，所以改革体制经由的道路也有一些不同[7]。

[1]Habuitplebem in clientelas principium descriptam。见西塞罗《论国家》，第2卷，9页。

[2]也叫共食婚，在古罗马，共食婚是一种传统上由宗教主持的贵族婚姻仪式。该仪式需要新娘新郎共享一块斯佩耳特小麦做成的、拉丁语称为far或者panisfarreus的糕饼，仪式以此得名。

[3]十二铜表法关于习俗（usus）的条款朋确表示，那时已经存在世俗婚姻。从以下事实可以同样清楚看出世俗婚姻由来已久。世俗婚姻和宗教婚姻相同，必须包含夫权。世俗婚姻与宗教婚姻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取得夫权的方式不同。宗教婚姻本身作为依法取得财产的必要形式，是针对妻子而言的，与之相反的是世俗婚姻有另一种普遍取得财产的方式，即享有权利的移交或者规定时效，才能获取有效的夫权。

[4]Hufe（胡符），古代面积单位，大小不一，因地而异，据《自然与故乡》（Nature and Heimat）一书，Hufe（胡符）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农人及其家人所能耕种的土地（引自《现代德语词典》，柏林，1973页）。

[5]出于同一原因，山丘罗马人加入后，骑兵队征兵员额成倍增加，但步兵每次征发两个兵团，而非一个。

[6]在480年前后，已经出现了接受七摩根（morgen）（普鲁塔克《王政和帝政时代的格言》，235页，迪布纳版；普鲁塔克的《克拉苏传》2，即据此改正）的无土地者，嫌所分得的土地太少。与德意志的情况相比，结果仍是如此。尤介罗（jugerum）与摩根（morgen折合大约25.53公亩）原来主要是计人工而非计量面积的，所以可认为二者在最初时是相似的。德意志人的一“胡符”原先等于三十，有时等于二十或四十摩根，农民家庭占地一般为一胡符的十分之一（至少盎格鲁萨克森人是如此），考虑到气候的差异以及罗马heredium相当于两个摩根的永业田面积，故而假设一胡符等于二十摩根，与当时情形完全契合。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找到流传下来的史料。

[7]所谓塞维亚体制与雅典对待客民的办法相似，也值得特别指出。雅典与罗马相同，很早就对客民实行开放政策，之后也要求客民共同承担国家义务。我们愈不敢认定雅典与罗马在此事上有直接关系，就愈加可以肯定，无论哪个地方，只要原因相同（人口集中于城市和城市日益发达），必然会产生类似的结果。

第七章　罗马称霸拉丁姆

罗马的领土扩张

意大利民族向来勇敢，而且充满激情，因此内部纷争不断，在外又常与邻国结仇。随着国家发展繁荣，文明发展进步，长期不和必然逐渐演化成战争，侵袭抢掠逐渐变成攻城略地，于是政权开始显露雏形。这些最早期的争斗和对他族的抢掠，塑造并表露了意大利的民族个性，正如儿童的运动和游戏能够塑造和表现成人的心智，然而，意大利不存在荷马这样的人物，未能将这些画面保留下来。关于拉丁各州的力量对比以及政权外向发展状况，稍微接近准确、可供参考的历史传说亦无迹可寻。只有罗马还有一些线索，但我们至多仅能在某种程度上追寻到其政权和领土扩张的情况。罗马联合公社最早可以考证的边界在前文已有叙述。往内陆方向，从罗马首府到边界的平均距离大概仅有五英里，但是往海岸方向，边界线一直延伸到台伯河口，距罗马城大约十四英里开外。斯特拉波在其对古罗马的描述中写道：“新罗马城周围坐落着大大小小的部落（聚落、部族），其中有些部落居住在独立的村落中，不属于任何民族联合。”罗马最初开疆拓土之时，似乎首先吞并了这些同种族的邻邦。

阿涅内河至阿尔巴的疆域

安登尼、克鲁斯图美伦、菲考尼、梅都里亚、凯尼那、考尼库隆姆、卡梅里亚以及科拉提亚，这些位于台伯河上游和台伯河与阿涅内河之间的拉丁公社，距离罗马非常近。在罗马的武力侵攘之下，它们似乎很早就丧失了独立地位。在这个区域范围内，以后仍然独立的公社似乎只剩下诺门图姆；也许是因为与罗马结盟，它才不至于失去自由。台伯河左岸的菲登尼是埃特鲁斯坎人的桥头堡。拉丁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即罗马人和维爱人，不断争夺这个地方的归属权，双方胜负交替，其归属权也不断转换。伽比占据着阿涅内河与阿尔巴山之间的平原，罗马为争夺这个地方发动的战争久久不能分出胜败（势均力敌），直到后世，伽比人的服装还被认为是军装的别名，伽比也被认为是敌国的原型[1]。在攻占这些地方之后，罗马的疆域大概扩大到了约190平方英里。

罗马在军事上的另一个早期成就，虽然带有传奇色彩，但比那些失传的战史更加煊赫，一直为世人所铭记：罗马军队占据了拉丁姆的神圣古都阿尔巴，并将其摧毁。其间的冲突如何产生，又如何得以解决，流传史料中没有任何线索。罗马的三胞胎兄弟与阿尔巴三胞胎兄弟的战斗，不过是对这两个强大而且关系密切的城邑之间斗争的拟人化说法，至少说明罗马是由三部分组成的。除了罗马征服并摧毁阿尔巴这一直白的事实，其他的我们一无所知[2]。

罗马在兴建阿涅内河与阿尔巴山的同时，后来称霸于邻近八个地区的普雷内斯特，以及提布尔等其他拉丁公社也正在扩展疆域，为建立随后颇为强大的势力奠定基础，这虽然完全只是猜测，但是也不无可能。

早期征服领土的治理

关于拉丁人早期征战的记录，我们已经感觉到很难找到详尽的资料，但关于拉丁民族这些早期征伐活动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后果，我们尤其深感准确资料的匮乏。总的来说，这些由战争攻掠而来的地盘，毫无疑问受到了与罗马公社兴起的三合一制度同等的对待；罗马原始三个城区在合并成新的联合公社之后，各城区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相对独立的状态，而这些受武力胁迫并入的地区在联合公社中并没有任何独立可言，它们完全融入这个整体之中，再也无迹可寻。在远古时期，拉丁各州的势力范围不管如何发展，但只允许存在一个固定的首都作为政治中心；在这些地方也没有发现任何独立的聚居地，正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那样，形成一时依附于本国、而在将来与之争锋的殖民地。在这个方面，罗马对待奥斯提亚的方法尤其值得一提：罗马人不能也不愿阻碍一个城市在奥斯提亚兴起，但是不允许该处获取政治上的独立，因此定居该地的人不具备当地的公民权，如果已经拥有当地公民权，那就仅仅允许他们保留罗马的普通公民权[3]。有些弱小的州郡迫于武力，或者出于自愿臣服势力更强的州郡，它们的命运也根据这一原则来确定。被征服的弱小州郡，它们的堡垒被夷为平地，它们的疆域归于征服者，它们的居民和神祇在战胜方的首府另起炉灶。正式将这些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迁入罗马城，不能绝对地理解为等同于东方城市建立所遵循的规则。那个时候拉丁姆的城镇不过相当于堡垒以及每周一次的农人市集，所以，只要把集市和审判场所迁到罗马城，大致就足够令人满意了。

神庙往往仍保留在原来的地方，从阿尔巴和凯尼那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两座城市在毁灭之后，它们在宗教方面似乎保持了表面的独立。即使这些被侵占地区的防御工事已然尽数毁坏，当地居民很有迁移的必要，但是为了耕植土地，他们往往会留居原地，住在不设防的村落里。然而，被征服者常常被迫全体或部分迁入罗马城。罗马国家法中有一条规定，比拉丁姆传说时代的故事更能充分证明这一点，即：只有那些开疆拓土的人才有权力扩展城墙的范围。当然，被征服的人民，无论他们迁居与否，通常都被迫在法律上居于客民的地位[4]；但一些特殊的个人或氏族偶尔也会被赋予公民权利，换句话说，会被授予贵族身份。阿尔巴被征服之后，加入罗马公民的阿尔巴氏族，直到罗马帝国时代，人们仍然能辨识出它们；其中有尤利族、塞维利族、昆克提族、克罗利族、格加尼族、库里阿提族以及密提利族；它们的阿尔巴宗祠里还保留着祖籍的记忆，其中坐落在保维拉的尤利氏族，在罗马帝国时代就颇负盛名。

这种将数个规模较小公社并入较大公社的集中过程，并不是罗马人独有的做法。拉丁姆和萨贝利族因国家集权与地方独立的矛盾而得以发展，这与希腊的发展不谋而合；拉丁姆的罗马和阿提卡的雅典都是由许多地区合并组成的国家；爱奥尼亚诸城组成的联盟屡屡受挫，开明的泰勒斯[5]建议采用类似的融合，这是保存他们民族特性的唯一方式。但是罗马更好地坚持了这一统一原则，始终如一，毫不妥协，并且卓有成效，这是其他拉丁地区所不能比拟的；正如雅典在希腊的显著地位是其早期实行集权制的结果，罗马对这一种制度发挥得淋漓尽致，它的辉煌成就完全拜其所赐。

罗马称霸拉丁姆之征服阿尔巴

如果说罗马在拉丁姆进行的征伐，大致可以视为对其疆域和公社采取同样方式进行的直接扩张，那么征服阿尔巴就具有更加重要、特殊的意义。阿尔巴的人口数量已经无从考证，其殷富状况也只能稍加推测，但是传说对罗马攻占阿尔巴添油加醋，却不是因为阿尔巴物阜民丰。阿尔巴曾一度被视为拉丁联盟的首都，有权管理属于拉丁联盟的三十个公社。当然，正如底比斯的毁灭并未导致贝奥提亚同盟的解散，阿尔巴的毁灭也没有导致拉丁同盟的解体[6]；但是罗马完全根据拉丁战争法规的严格私法性质，自认为是阿尔巴的法定继承者，声称自己是拉丁联盟的盟主。这一要求得到应允前后是否发生过事变，我们无从知晓。

总体而言，罗马在拉丁姆的霸权地位似乎很快就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是有个别公社，比如拉比奇，尤其是伽比，也许在一段时间内是否认的。甚至在那个时候，很可能罗马和拉丁相比，就已经像是海洋之于陆地，城市之于乡村，一个统一的国家之于同盟了；甚至在那个时候，拉丁人只有通过与罗马人联合，借助罗马的力量，才能抵御迦太基人、希腊人以及埃特鲁斯坎人对其海岸线的侵犯，才能维持和扩张其陆地边界，免受好战的邻邦萨贝利人的侵扰。罗马征服阿尔巴所得的实际利益是否大于攻占安登尼或科拉提亚所增强的势力，我们无法确定，但是很可能罗马成为拉丁姆最强大的公社，并不是因为征服阿尔巴才被冠以此项殊荣，而是很久以前她的地位就不容撼动了；的确，通过征服阿尔巴，罗马获得了主持拉丁节庆活动的权力，这为罗马日后称霸整个拉丁联盟奠定了基础。对这样影响深刻的关系，尽量将其阐述详尽，这是非常重要的。

罗马与拉丁姆的关系

总的来说，罗马称霸拉丁姆采取以下形式：一方面，罗马与拉丁联盟缔结为平等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在拉丁姆全境建立起永久和平以及永久共同攻守的联盟关系。“罗马与各拉丁公社应和睦相处，与天地共存；绝不相互攻伐，不得引敌入境，不得应允敌人假道过境；任何一个公社受敌入侵袭时需要全力向其提供援助，共同作战所得应平均分配。”在贸易往来、商业信用以及财产继承方面，罗马人和拉丁人按规定享有平等权利，会造成商业往来关系的复杂化，这些公社因为具有相同的语言风俗，相互间早已有所联系，再加上纷繁交错的商业利益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紧密了，因此导致同当今破除贸易壁垒相似的结果。在形式方面，每个公社必定保留了自己的法律，直到后来的同盟战争时期，拉丁法和罗马法也未必完全相同，例如，我们知道订婚申诉权在罗马很早就废除了，但在很多拉丁公社里却得以继续执行。但是拉丁法的淳朴、保留发展民族特色，以及尽量保持法律权利平等所做的努力，最终使全拉丁姆的私法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基本上保持一致。最明显的是，在有关个人自由的丧失和恢复的规则中，公民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利。

根据一条古老而令人敬重的拉丁法律条例：任何一个在其城邦内拥有自由的公民，不可以被贬为奴隶，也不能被剥夺公民权；如果公民受到惩罚，丧失了自由和公民权（自由也就等同于公民权），他就必须被驱逐出国，在异邦沦为奴隶。这条法律准则在那个时候被推广到了拉丁联盟全境；联盟疆域内任何一个城邦里不允许成员以奴隶的身份在此生活。这一原则的应用可见于《十二铜表法》的法令：无力还债的人，如果债主想将他卖作奴隶，必须将他卖到台伯河的界限以外，换句话说，就是卖到联盟的领土范围之外；而且罗马与迦太基第二次签订的条约中有这样一项条款：罗马同盟国的人如果被迦太基人俘虏，他一进入罗马的海港范围内，便可重获自由。

虽然在联盟内部通婚似乎并不普遍，但是正如前文提到过的，不同公社之间相互通婚十分常见。最初每个拉丁人都只能在自己加入国籍所在地行使政治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拉丁人都在拉丁疆域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定居，用现在的话来说，除了各公社的特殊公民权利外，公民还具有一种在联盟范围内的普遍定居权，这一点符合私法权利平等的精神实质；平民在罗马的公民地位得到承认之后，对于罗马来说，公民权利就成了一项完全自由的定居权。不难理解，罗马只是为拉丁姆提供了城市交通、城市利益以及城市消遣，而上述的权利平等实质上转化成了罗马的优势；也不难理解在拉丁地区与罗马建立永久和平的关系之后，罗马客民的数量快速增长。

在体制和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联盟义务，各公社就仍可以保持独立自主，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三十个联盟内的公社对罗马仍保留各自的自治权利。如果确定阿尔巴在联盟公社中的地位高于罗马，在阿尔巴溃败之后，各公社都获得了自治权，那么很可能，阿尔巴实际上是联盟成员，而罗马一开始就是分离于联盟之外的独立城邦，而非联盟内的成员；但是正如莱茵河同盟成员都是具有正式主权的城邦，而德意志帝国的成员拥有君主，阿尔巴的盟主地位也许和德意志帝王一样，在实际上只是一种名誉上的权利，而罗马的保护权从一开始就是类似于拿破仑的统治权。

实际上，阿尔巴似乎曾经行使主持联盟会议的权力，而罗马允许拉丁代表在他们自己成员当中选出主席，在其领导下举行会议讨论，而罗马则满足于充任名誉盟主，主持联盟举行节庆仪式，为罗马和拉丁姆献祭，以及在罗马建立第二个同盟圣庙，即阿文廷山上的狄安娜神庙，所以自此以后在罗马境内为罗马和拉丁姆献祭，也在拉丁境内为罗马和拉丁姆献祭。罗马人与拉丁姆签订的协议也同样尊重同盟的利益，罗马承诺不与任何拉丁公社单独结盟，从该项规定可以明显看出，同盟各邦对这个强大的盟主心怀疑惧，这也无可厚非。从军事方面可以明显看出，罗马并非受拉丁姆支配，而是与其平起平坐。后来的征兵方式无可辩驳地表明，联盟的作战军队由两个势均力敌的部分组成，即罗马军队和拉丁军队。军队的最高统帅一直由罗马将领担任，每年，拉丁同盟会议先委托罗马人观鸟占卜并确认神灵满意的统帅人选，然后拉丁军队来到罗马城门前，在那里向被选出的司令官欢呼致敬，将其奉为自己的统帅。联盟在战争中所得的土地和财产，由罗马人裁决分配给联盟成员。

罗马-拉丁同盟的对外关系也一律由罗马代理，但是这一点并不能确定。同盟协议不禁止罗马或者拉丁姆为自己的利益发动扩张战争；如果联盟共同发起战争，不管是遵照同盟会议的决议，还是由于敌人的侵犯，拉丁同盟会议都有权依法参与商议进行或者结束战争。实际上当时罗马已经取得了霸权地位，因为任何一个统一国与一个联邦建立永久同盟关系，优势总是归于前者。

阿尔巴覆灭之后罗马的扩张步代——赫尼克人、鲁图尔人以及沃尔斯克人

阿尔巴覆灭之后，罗马成为领土相对广阔的统治者，很可能也是拉丁同盟的主宰。罗马的直接和间接统治领域是否有相应的扩展，对此已经没有可以追寻的线索。罗马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宿怨纷争不断，尤其是和维爱人在关于争夺费登尼的归属权上，双方争执不休；费登尼位于拉丁方面的河岸，是埃特鲁斯坎的前哨站，距离罗马不过五英里，埃特鲁斯坎人可以从这个根据地对罗马发动攻势，但是罗马似乎未能将其永久占据，也未能将维爱人驱离这个地方。

另一方面罗马占据了耶努山和台伯河河口两岸，这一点明显毫无争议。至于对萨宾人和埃奎人，罗马似乎一直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后来罗马与远方的赫尼克人建立紧密的联系，至少始于君主政体时期；但在此之前，拉丁人与赫尼克人联合，两面包围罗马东面的邻族，钳制住其发展步伐。但是在南方边界，罗马在鲁图尔人，尤其是沃尔斯克人的疆域内，长年战争不断。拉丁人早期的领土扩张首先在南方进行，在这里我们最早看到，罗马和拉丁姆在敌境建立公社，成立拉丁联盟的自治成员，即所谓的拉丁殖民地。最古老的拉丁殖民地似乎可以追溯到王政时期，到王政时期结束，罗马人征服的疆土范围有多大，我们无法确定。关于罗马与邻近的拉丁公社以及沃尔斯克公社的争端，王政时期的罗马年鉴中对此有十分详尽的叙述；但其中确实含有史实很少，只有些许支离破碎的记载，例如罗马攻占彭丁平原的苏埃撒。王政时期不仅奠定了罗马的政治基础，而且奠定了罗马对外扩张势力的基础，这一点无可置疑；罗马城在拉丁同盟中的地位，与其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作为拉丁联邦的一部分相比，已经有明显差异，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罗马在王政时期就已经发展了强劲的对外势力。当然，罗马人的丰功伟绩都已随历史的烟波散去，但是其余晖，犹如远方的夕照和暮色，仍映照着罗马的王权时代，尤其是光彩夺目的塔昆王室，只是轮廓有欠分明。

罗马城的扩建——塞维亚城墙

拉丁族在罗马的领导下走向统一，同时其领土范围向南方和东方延伸，而罗马本身因为历史时机的垂青以及公民的积极作为，由一个活跃的商业和农业城市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地区的强势中心。罗马军事体制的改革，以及其中酝酿的政制改革，即我们熟知的塞维亚政制，与罗马公社的内部性质变化存在密切联系。但是随着大量丰富资源的流入，发展需求与日俱增，政治视野不断扩宽，罗马城的外在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所谓的塞维亚改革之际，奎里纳尔和帕拉廷的公社势必已经融为一体了；改革之后，罗马公社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整合和巩固，山丘上陆续建起了密密麻麻的房屋，公民不再满足于在各山丘建城设防，他们占据了台伯河中的沙洲，并且据守台伯河对岸的高地，以掌握河道的控制权。

作为拉丁姆的首府，罗马需要一种更加完备的防御体系；于是人们便开始修筑塞维亚城墙。新建的塞维亚城墙连绵不绝，起始于阿文廷山下的河岸，将阿文廷山包括在内。在距今不久的1855年，在这座山的两处，一是西麓临河的地方，一是对面的东麓，发现了这些原始城堡的大量遗址。其城墙高度比之于阿拉特里和菲伦提诺，用凿成大方块的凝灰岩砌成，层次高低不等。这座重见天日的遗址昭示了一个雄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建筑留存在这些石墙之内，永垂不朽，而这个时代的精神财富比这些断壁残垣影响更为深远。之后塞维亚城墙又将凯利乌山（西莲），和爱斯奎林、维米纳尔和奎里纳尔全境纳入其中，这里也有一段城墙，在不久前（公元1862年）才大规模出土；城墙外面由椒色岩砌成，前方护城河环绕；城墙内有一段向城内倾斜的土垒，甚至至今都蔚为壮观，这些城墙弥补了地势上的防御不足。城墙向卡皮托尔山延伸，卡皮托尔陡坡到练兵场这一段构成城墙的一部分，然后与台伯河相连接，位置在沙洲上方。台伯河沙洲及其柱桥和耶努山严格来说不在罗马城的范围内，但是耶努山的高地很可能曾是罗马城的外堡。

之前，帕拉廷是罗马的天然堡垒，但这个时候已经开放，成为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建筑区；另一方面，塔比亚山由于四面孤悬，而且地域狭小，易于防守，因此罗马人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座“新堡”[7]，里面有堡垒喷泉、精心设计的“井舍”、府库、监狱以及最古老的公民集会场所，后来也在这个地方定期公布月亮的圆缺时日。在早期堡垒所在的山上不允许建永久性的私人住宅[8]；塔比亚山的两座山峰之间是恶神圣殿所在地，即后来希腊化时期所谓的“避难所”，这里林木繁盛，也许本来是在洪水泛滥以及战争驱迫离开平原之际，用作农人及其牲畜的容身之所。

卡皮托尔不仅在名义上是罗马的“卫城”，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它是一座独立的城堡，即使罗马城陷落，这里仍然可以用作防守，城门也许通往后来所谓的“广场”[9]。阿文廷山似乎也有类似的防御工事，虽然不如前者坚固，但是也允许人们永久居住。与此相关的是，为了处理市政事务，比如在引进水资源的分配问题上，罗马居民被分为正式居民和居住在大城墙内，但并不属于本城的各区居民[10]。因此，新城墙圈入的地区，除了原先的帕拉廷城和奎里纳尔城，还包括卡皮托尔和阿文廷这两座联盟堡垒，以及耶努山[11]；帕拉廷作为罗马最古老的固有城市，被其他山头包围其中，城墙便沿着这些山头建立，就像簇拥在花团之间，而以上两座城堡夹居帕拉廷与城墙之间。

然而罗马人如此孜孜不倦地保卫其疆土，抵御外敌入侵，他们如果不能排除来自水域的隐患，一切努力会付诸东流。帕拉廷和卡皮托尔之间的山谷常年积水，居民们也许需要依靠渡船往来，所以卡皮托尔和维利亚、帕拉廷和卡皮托尔之间的山谷，都成了一片沼泽。那些用美观的方形石块砌成的下水道保存至今，后人对这一王政时期的鬼斧神工之作，不禁叹为观止，但是这项工程应该可以认为是后期完成的，因为建造材料采用了石灰华。这种材料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新型建筑上才有应用，我们可以此为证；但是它的布局虽然有可能晚于塞维亚城墙和卡皮托尔堡垒的建造，但毫无疑问是王政时期兴建的。

沼泽借助水沟排水干燥成为干地，为罗马新建扩大城区提供了开阔的空地。罗马公社的集会地点，一直是在卡皮托尔堡垒的广场上，这个时候转移到了一片平地上，该处从堡垒向城内倾斜，于帕拉廷和卡里纳尔之间，向维利亚方向延伸。罗马举行庆典和公民集会时，元老院成员以及本城的宾客都坐在会场面向堡垒一侧的荣誉席，座位在堡垒的城墙上，像阳台一样高出会场；在集会的地址上还建起了后来称为贺斯提利会堂的元老院。法官席位的平台，是向公民发表演讲的舞台（即后来的讲台），都同样设置在会场。会场往维利亚方向延伸的部分成为新的集市。在这个集市的末端，帕拉廷山下，兴建起了公社的房屋，其中包括国王的宫殿以及罗马城的公灶，即维斯塔神庙的圆形建筑；距集市南面不远处，建造了一座附属于前者的圆顶建筑，这是公社的府库和家神庙，至今依然屹立不倒，成为圣科斯马和达弥诺教堂的前厅。

罗马新城的联合方式与聚居“七山”有很大的差异，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帕拉廷时期罗马仅仅满足于将三十个区的灶台聚集到同一屋宇之下，而塞维亚时期的罗马为整个城市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灶台[12]。肉铺和其他商贩的铺子沿着集市两侧排列。在帕拉廷和阿文廷山之间的谷地，有一个用木桩围成供举行赛马的圈，这成为后来的“赛马场”。牛买卖市场设在靠近河岸的地方，此处很快成为罗马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区之一。所有的山峰都建起了庙宇和圣殿，此外在阿文廷山上还建立了供奉月亮女神狄安娜的同盟圣殿，在堡垒高处还建了远近都可以看到的天父狄奥维斯庙。狄奥维斯将一切荣耀赐予其荫下的子民，现在罗马已经凌驾于其他周边民族之上，天父也与他们一起，凌驾于被征服者俯首称臣的神祇之上。

下达兴建罗马城这些宏伟建筑命令的人，以及早期指挥罗马军队作战取胜的领导者，他们的名字几乎完全在历史中烟消云散了。传说的确也将不同的功绩归结为不同君王的贡献，将元老院会堂的建造归功于图卢斯·贺斯提利乌，将耶努山和木桥归功于安吉·马基乌斯，将大排水道、赛马场以及朱庇特神庙归功于老塔昆，将狄安娜神庙和城墙归功于塞维乌斯·图利乌斯。这些叙述也许是正确的，从时间和创始人看来，新城墙的修建和军事制度改革同步并举，实际上新军事体制与长久城墙防守的考虑有所关联，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总体上看来，通过传说我们就能对以下不证自明的事实得到满意了解：罗马的第二次重建与其称霸拉丁姆的发端以及改革公民军事制度有着密切联系。这一创举虽然源于同一个伟大构思，但是其落实并非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代人的功劳。毫无疑问，罗马公社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腊的影响，但是我们也无法指出其产生影响的方式以及影响程度。上文已经提及，塞维亚军事政制在实质上具有希腊风格；后文将叙述赛马场中的竞技都是按照希腊模式组织的。新建的王宫以及城市灶台完全仿照希腊的市政厅[13]；维斯塔圆顶神庙坐西向东，甚至未经占卜官举行落成礼就投入使用，其建造也完全仿照希腊而非意大利建筑习惯。关于这一点，流传史料记述的，罗马—拉丁同盟从某种程度上说仿照了小亚细亚爱奥尼亚联盟，因此，阿文廷山上新联盟圣殿建造仿照了埃弗索的阿尔忒弥斯神庙[14]，似乎并非无稽之谈。

[1]诅咒伽比和费登尼的词语都很有特色（马克罗比乌斯《农神节》，3卷，9页）。但是对于这两座城市是否也像维爱、迦太基和弗雷格拉（Fregellae）那样，这两座城市的所在地实际在历史上也在受诅咒之列，但已无从考证，似乎也没有多大可能。我们可以猜测，罗马对这两个城市怀恨在心，以古老的咒文诅咒它们，后世的考古学家便以此作为历史文献。

[2]阿尔巴的覆灭实际上是罗马一手造成的，古往今来的著名学者都对此提出疑问，但似乎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毋庸置疑，关于阿尔巴灭亡的详情，流传的都是一些谬论妄谈，不足为信，也没有逻辑可言，但历来每一个与传说相互交织的历史真相都难以逾越这一界限。对于罗马与阿尔巴之间的争斗，拉丁姆其余各地持何种态度，我们不得而知，这一问题本身就有待商榷，因为目前并无证据可以证朋拉丁同盟条约绝对禁止拉丁两个公社之间单独交战。阿尔巴的部分家族被纳入罗马公民团，我们不能因此就论断这与罗马灭亡阿尔巴一事相矛盾。卡普亚既然存在罗马党，阿尔巴为何不能也拥有罗马党？但是在宗教和政治方面，罗马声称自己是阿尔巴的法定继承者，此事似乎应该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要求不能以几个氏族迁入罗马，只能以征服此城为依据，实际上正是如此。

[3]由此发展出海上殖民地或公民殖民地（coloniacivium Romanorum）的国家法概念，这一殖民地事实上与国家分立，但在法律上不独立或者说没有独立意志，殖民地与都城融为一体，就如儿子的财产与父亲的财产融为一体，而且殖民地的居民是常备军人，所以不需要再组织军团和服兵役。

[4]十二铜表法中有一条朋确针对此事：Nex［imancipiique］fortisanatique idem iusesto，意即在私法案件中，“好人”与“回归正道的人”应该具有平等权利。这里并未将拉丁同盟成员考虑在内，因为他们的法律地位由同盟条约规定，十二铜表只涉及罗马法。所谓“回归正道的人”就是Latinipriscicives Romani，即被罗马人强迫加入平民阶级的拉丁公社成员。

[5]泰勒斯，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出生于爱奥尼亚的米利都城，创建了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是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也称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希腊七贤之一，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有记载有名字留下来的思想家，被称为“科学和哲学之祖”。泰勒斯是古希腊及西方第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泰勒斯的学生有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译者注

[6]保维拉（Bovillae）公社似乎是由阿尔巴领土的一部分构成，取代阿尔巴被列入拉丁各自治城市之中。关于其与阿尔巴的渊源，尤利族的祭祀仪式和Albani Longani Bovillenses这一名称可以佐证；其自治地位，可以根据《狄奥尼修》（5卷，61页）和西塞罗之说（《为普兰齐奥辩》，9卷，23页）为证。

[7]这两个名称之后被用作地方专名。Capitolium指临河寨山之巅，arx指临近奎里纳尔山的寨山之巅，起初却是通用名，恰好与希腊语akra和koruphei相当，每一座拉丁城市各有其Capitolium。罗马寨山的地方专名为mons Tarpeius。

[8]ne quispatricius in arceautcapitoliohabitaret（任何公民不得在子城或山寨居住）的规定，大概仅禁止将土地纳为私有财产。住宅的修建却不在禁止之列。可参见W.A.贝克《罗马城风土志》386页。

[9]因为这里的主要街道即神圣路，由此通往山寨。在寨门拐弯处，即大街向塞维鲁牌楼（Severus bogen）向左拐弯处，其遗存至今仍清晰可见。后世在克利乌（Clivus）大兴土木，寨门也在这次修建中被拆除。卡皮托尔山最陡峭的地方也有一个所谓的寨门，名为耶努门或农神门，或名“不闭之门”，在战争时此门必须洞开。其显然仅具有宗教意义，并非真实存在。据itaret（任何公民不得在子城或山寨居住）的规定，大概仅禁止将土地纳为私有财产。住宅的修建却不在禁止之列。参见W.A.贝克《罗马城风土志》386页。

[10]这种公会（Guilden）有四个存有记载：1）卡皮托尔公会（Capitolini，西塞罗《致昆图兄弟书》），各有其会长（magistri）和一年一度的竞技；2）墨邱利公会（Mercuriales）（普雷勒《罗马神话》，柏林，1858年，卷1，597页），也自然会有会长，公会位于赛马场谷地，该地有墨丘利神庙；3）阿文廷乡民公会（paganiAventinenses），也存在自己的会长；4）耶努山乡民公会（paganipagiIaniculensis），也有自己的会长。这种公会在罗马只有四个，但是这四个公会并非隶属于四个部族，却被圈在塞维亚城垣内的两座山丘（即卡皮托尔和阿文廷），以及同属一个防御工事的耶努山，这绝非偶然；此外，与其相关的montanipaganive（山乡居民）一词，用来指罗马的全体城市居民，参见西塞罗《从平民升至大祭司》，特别是关于城市水渠的法律。所谓“山民”（montani）原来是帕拉廷城三区居民的统称，现在搬用于此处，是以归纳的方式表示本城四区的全体居民。所谓的“乡民”（pagani）必然不包括各部族居住在阿文廷和耶努山的百姓，卡皮托尔和赛马场谷地的公会人民也包括在其中。

[11]“七山城”一词，从其本义和宗教含义来看，从始至终都特指古帕拉廷罗马。七山节（Septimontium），甚至在帝国时期，人们仍能热心举行庆祝，只是到了罗马势力衰微之时，七山节才开始被当作全城的节日庆典。塞维亚城垣纳入的高地中，究竟哪些算得上是七山，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古时的作家没有一个曾列举出我们所熟悉的七山：帕拉廷、阿文廷、凯利乌、埃斯奎林、维米纳尔、奎里努、卡皮托尔，它们是从关于罗马城逐渐兴起的传统故事中拼凑出来的（约尔丹《古代罗马风土志》，第2卷，柏林，1885年，206页以下），但是避而不提耶努山，否则就会得出八山。最早提出七山（montes）这一说法的，却是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罗马城志。城志列举帕拉廷、阿文廷、凯利乌、埃斯奎林、塔庇乌、梵蒂冈山取而代之，甚至在其中加入位于塞维亚城垣以外的梵蒂冈（塞维乌斯《埃涅亚斯纪》注疏，6卷，783页）；维吉尔所著《农事诗》（2卷，535页）的伯尔尼注释，还列出其他较为晚期的名单。

[12]两座神庙的位置和《狄奥尼修》的说辞（2卷，25页）：“维斯塔神庙在罗马方城以外”，均足以证实这些建筑与帕拉廷的创建没有任何关联，而与第二次建城（塞维亚城）有关。后世认为王宫以及维斯塔神庙是努马所规制，不过这种假设的出处十分朋显，我们不必在意。

[13]市政厅Prytaneion，位于大会堂后面，公元前3世纪建造。它被用来举行宗教仪式、公务接待和宴会。——译者注

[14]阿尔忒弥斯神庙是希腊神话阿尔忒弥斯女神的神庙（《圣经》翻作亚底米，即罗马神话的月亮女神狄安娜），位列古代世界八大奇迹之一，长425尺，宽230尺，有126根高60尺大理石柱。据称建筑时间前后长达120年（相比之下，大希律王建耶路撒冷圣殿也只用了46年）。公元前356年7月21日，神庙被黑若斯达特斯焚毁。该神庙至今只剩下一根柱子。这座神殿遗址位于今天土耳其的爱奥尼亚海滨，《圣经》里把这个地方称为以弗所（Ephesus），而现在它被称为或者翻译为艾菲索斯。——译者注

第八章　翁布里亚—萨贝利族—萨莫奈人的起源

翁布里亚—萨贝利族的迁徙

翁布里亚人的迁徙似乎晚于拉丁人，与拉丁人一样，翁布里亚人向南迁徙，但更多的还是留在半岛中心或往半岛东部海岸移动。这一点说来实在令人遗憾，因为时至今日我们对它的了解就像一座海底之城所发出的钟声，虚无缥缈。据希罗多德[1]所述，翁布里亚人聚居之地曾延伸至阿尔卑斯山脉。早在远古时代，他们或许就占据了整个意大利北部地区、东部伊利里亚人以及西部利古里亚人的定居地。

利古里亚人历来与翁布里亚人不和，这可见于历史传说，他们在远古时代向南扩展，我们或许能从个别地名中得出推论，如岛名伊尔瓦（Ilva，又称Elba）对应利古里亚语的Ilvates。波河流域最古老的聚居地阿特里亚（黑城）以及斯庇那（荆棘之城）很显然都是意大利语中的地名。同样，埃特鲁里亚南部也有许多翁布里亚人的踪迹，如Umbro、Camars为Clusium和Castrum Amerinum的旧名，他们或许都起源于全盛时期的翁布里亚人。种种迹象表明，早在埃特鲁斯坎人之前，意大利人就已出现在埃特鲁里亚南部，即维特尔博下方的基米尼森林与台伯河之间的区域。

据斯特拉波[2]所言，在法勒里城——一座毗邻翁布里亚与萨宾城交界的埃特鲁里亚城镇，人们所用的语言与埃特鲁斯坎人是不同的。现有铭文也证实此言不虚，而该语言的字母和语法除了和埃特鲁斯坎人有联系之外，与拉丁语也大致相似。[3]本土礼拜仪式也显示出萨贝利人的一些特色，卡西里与罗马的原始宗教关系也与之类似。埃特鲁斯坎人很可能先占领基米尼森林北部地区，很久之后才从翁布里亚人手里夺取那些南方地域，甚至在托斯坎人征服此地之后，翁布里亚人也依旧留驻下来。罗马征服埃特鲁里亚以后，其南部地区迅速拉丁化，而北部埃特鲁斯坎语和习俗却保持不变，在这里我们也许能找到其根本原因。经过顽强的抵抗，翁布里亚人从西、北两地被驱回亚平宁两翼间的狭窄山区，后来即据守此地，他们现如今所处的地理位置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格劳宾登与巴斯克当前的地理位置表明他们曾遭遇过相似的命运。传说中也提到，托斯坎人从翁布里亚人手里夺走了三百座城池。更为重要的是，翁布里亚族中伊古温人的国民祈祷文传至今日，该祈祷文诅咒其他与他们敌对的种族，其中尤以托斯坎人最甚。

大概是由于受到来自北方的压力，翁布里亚人向南迁移，且一路沿高地而行，因为平原已为拉丁人所占领。但毋庸置疑的是，同种族之间战乱与侵略频仍，彼此的交流与融合更为便捷，语言与习惯上的差异也不似后来所看到的那般明显。据传，雷亚蒂尼人和萨宾人入侵拉丁姆并与罗马人发生冲突，而在西海岸此类现象也屡见不鲜。总的来说，萨宾人扎根于山区，远达因他们而得名且毗邻拉丁姆地区以及沃尔西领地，这大概是因为这里没有拉丁人，或者是因为拉丁人口比较稀疏。而另一方面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更易于抵御外来侵略，尽管他们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或者愿意阻止如替提人以及后来的克劳迪人进入罗马，寻求安身立命之所。通过这种方式，各种族相互融合，这也可用以解释沃尔西人和拉丁人怎样形成繁杂的社会关系，以及该地区和萨宾那何以如此早且如此迅速地拉丁化。

萨莫奈人

然而，翁布里亚人的主要分支自萨宾向东挺进到阿布鲁齐山脉以及毗邻的南方丘陵地带。像在西海岸那样，他们在这里占据了山区；该地人口稀疏，在外来移民面前，他们不是忍让，就是服从；而在阿普利亚海岸的平原地带，古时的土著雅皮基人基本上能站稳脚跟、驻守领地，尽管长期卷入争斗与不和之中，尤其是在罗马城邦卢克利亚与阿尔皮北部边界地区。当然，迁徙发生的时间已不能确定，但大致是在罗马王政时代。相传，萨宾人受翁布里亚人所迫，誓言“贡献一个春天”，即发誓他们将会奉上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儿女，一旦其长大成人，上帝可任意伤害他们或将其发配至其他地区给予他们的新住所。有一支队伍是以战神[4]的神牛为首领，他们是撒菲尼族和萨莫奈族，他们先在萨格鲁河畔的山地上驻扎下来，之后又继续占领马特斯山以东、蒂弗努河源头附近的美丽平原。无论是新地还是旧地，他们都使用指路的雄牛“勃维安奴”为其命名的集会场所。该场所的旧地在阿尼奥内附近，新地在博雅诺附近。

第二支是由战神的啄木鸟率领，他们是皮肯特族，又称“啄木鸟族”，控制着现在的安科纳地区。第三支队伍是深入贝内文托地区的狼之队，他们是赫比奈人。其他小支部落以相似的方式从本族中分离出来，有特拉莫附近的普拉图提族、大萨所山地的维斯提族、基埃蒂附近的马卢奇尼族、阿普利亚边境上的弗伦塔尼族、马耶拉山脉上的佩利尼族以及福齐诺湖上并与沃尔西人和拉丁人往来的马尔斯族。这些传说清楚地表明，以上所有部落之间都保持着一种紧密的联系，他们均来自萨宾地区。当翁布里亚人在实力悬殊的战争中投降，同血统的西部分支与拉丁人或希腊人融合的时候，萨贝利族却在偏远隐蔽的山区发展壮大起来，彻底远离与埃特鲁斯坎人、拉丁人和埃及人的矛盾冲突。他们未曾发展到城市化阶段，其地理位置使他们几乎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商贸联系，山顶和要塞也足够其防御之需，同时，农民则继续生活在开放式的小村落里，或是其他任何惬意的水泉、森林或牧场地区。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体制仍然停滞不前，就像同样居住于希腊的阿卡迪亚人，他们的城邦从不并入单个的州，他们最多只会形成相对松散的联盟，尤其是在意大利阿布鲁齐，山谷地区相互隔离，似乎切断了几个州之间的交往，同时也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来往，而与意大利其他地区则完全分割开来，以至于到最后，即便他们的民众勇猛非凡，但与意大利其他地区相比，他们对意大利半岛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就所见寥寥了。

政治发展

另一方面，萨莫奈人和拉丁人一样，在意大利东部人群中取得了最为显著的政治发展成效。自古以来，甚至可能是从第一次迁徙开始，一个相对牢固的政治纽带就将萨莫奈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为之后在意大利能够与罗马分庭抗礼提供了优势。我们不知道这种纽带形成的时间和方式，正如我们同样不了解联邦体制一样。但很明显，在撒姆尼没有哪一个公社独具优势，更没有一个联合全国团结共事的中心城镇——就像罗马之于拉丁族。该国的优势在于它的农民公社，农民代表大会掌握政权并任命一位联盟统帅以领导联盟。

由于体制的缘故，这个联盟的政策并不像罗马人一样具有侵略性，但会控制它自己的防御范围。只有在团结一致的国家，权力才会如此集中，热情才会如此高涨，也才能系统有规划地开拓领土。于是人们就他们完全对立的殖民体系，预想了这两个民族将来的全部历史。不管罗马人获得了什么利益，都是对这个国家的贡献。萨莫奈人的征服所得，均归于成群的志愿兵，他们四处劫掠、寻求战利品，而无论祸福，他们的国家均不闻不问。可是萨莫奈人后来才征服蒂勒尼安海和爱奥尼亚海岸，在罗马王政时代，他们似乎才赢得日后所居之地。据一事件所述，在因萨莫奈人移居而引发的邻族迁徙中，意北海域的蒂勒尼人、翁布里亚人和陶尼亚人于罗马纪元230年突袭了库迈城[5]。

这一叙述固然带有许多传奇色彩，如果我们对此深信不疑，那么它就会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以前此类远征也是如此：侵略者和受侵略者联合。埃特鲁斯坎人与翁布里亚人结成联盟，而他们又与因翁布里亚人移民而被迫南迁的雅皮基人联合。然而，这项事业还是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况下，至少希腊人在战术上占据优势，君主阿里斯托得摩斯骁勇善战，成功抗击了蛮夷对美丽海港的突袭。

[1]希罗多德（希腊语：ΗPΟΔΟΤΟΣ），公元前5世纪（约公元前480—前425年）的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记录下来，著成《历史》（）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希罗多德也因此被尊称为“历史之父”。——译者注

[2]希腊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生于小亚细亚的本都（Pontus）。德学派转向逍遥派，曾到罗马、埃及等地旅行。所著17卷的地理学著作《地理学》（拉丁文：Geographica）大部分留存下来，这不仅是一部地理学著作，也是一部包括传说、史实在内的重要史料。——译者注

[3]字母表中的r特别值得注意，它是采取拉丁语的形式（R），而不是采取埃特鲁斯坎语的形式（D），字母Z也是如此（XI）；它只能源于原始的拉丁语，而且非常忠实地表现出这一点。这种语言也与最古老的拉丁语关系密切；Marci Acarcelini he cupa就是Marcius Acarcelinius heic cubat；Menerva A.Cotena La. f…zenatuo sentem…dedet cuando…cuncaptum就是Minervae A（ulus?）Cotena La（rtis）f（ilius）de senatus sententia dedit quando（大致等于olim）conceptum。除了这些类似的铭文外，同时还发现了其他不同文字和语言的铭文，这必是埃特鲁斯坎语无疑。

[4]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阿瑞斯是宙斯与赫拉的儿子。他司职战争，形象英俊，性格强暴好斗，十分喜欢打仗，而且勇猛顽强，是力量与权力的象征，好斗与屠杀的战神。但他同时是嗜杀、血腥、人类灾祸的化身。与战神有关的还有游戏、漫画和小说等，甚至火箭都以“战神”为名。——译者注

[5]古代城市，位于今意大利那不勒斯城以西约十英里处。——译者注

第九章　埃特鲁斯坎人

埃特鲁斯坎人，或称拉斯人[1]，与拉丁人、萨贝利族的意大利人和希腊人都迥然不同。就体格而言，埃特鲁斯坎人与这些民族就有显著差异。不同于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身材纤细、体态匀称，埃特鲁斯坎人大脑袋、粗胳膊、身材短小健硕。另外，据我们所知，埃特鲁斯坎人的行为举止和风俗人情都与希腊、意大利两族有着本质的区别，尤其是他们的宗教。托斯坎人的宗教带有阴郁的怪诞色彩，热衷神秘的数字游戏以及狂热骇人的推测，这与罗马人清晰的理性主义和希腊人友好的偶像崇拜相去甚远。这些事实所推导出的结论又得到最为重要且具权威性的民族性证据进一步证实，这种民族性证据就是语言。尽管流传至今的埃特鲁斯坎语残余数目众多，有助于对其进行理解破译的数据也多种多样，但它却处于一个完全孤立的状态，以至于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成功解译这些残余部分，甚至没有人能够明确埃特鲁斯坎语在语言分类中所处的位置。

埃特鲁斯坎语的发展可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韵母完全发音，几乎一概避免了两个声母的冲突[2]。通过抛弃韵母和声母语尾，弱化或减去韵母，这种温柔悦耳的语言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最后变得尖锐刺耳，到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3]。例如，ramu*af变为ram*a，Tarquinius变为Tarchnaf，Minerva变为Menrva，Menelaos，Polydeukes，Alexandros变为Menle，Pultuke，Elchsentre。埃特鲁斯坎人在很早的时候并不分o和u，b和p，c和g，d和t，这充分显示出这种语言发音的含糊不清与生硬刺耳。同时，和拉丁语以及更为生硬的希腊语一样，埃特鲁斯坎语一律将重音移至第一音节，对送气音的处理方式也几近相同。意大利人除了送气的b或f以外一般不发送气音，希腊人则正好相反，他们不使用送气音而保留其他音，如theta，phi，chi，埃特鲁斯坎人却完全舍弃其中最为悦耳动听的phi音（只有外来词例外），转而极大限度地使用其他三种音节，甚至不问其恰当与否。例如，Thetis变为Thethis，Telephus，Thelaphe，Odysseus，Utuze或者Uthuze。在少数意义已经明确的词尾和单词中，有很大一部分与希意语相去甚远，比如所有数字；比如语尾加上al表示某一特定世系，通常是指母系，如Cania在丘西双语铭文中译为Cainnianatus；女名中以sa结尾通常表示其夫家的姓氏。例如，Lecnesa就表示其配偶的姓氏是Licinius。Cela（或称Clan）的变体为Clensi，其意为儿子；se（或称chi）意为女儿；ril意为年；神名Hermes变为Turms，Aphrodite变为Turan，Hephaestos变为Sethlans，Bakchos变为Fufluns。

当然，除了这些奇怪的构造与发音外，埃特鲁斯坎语和意大利语之间还存在着个别相似之处。埃特鲁斯坎语专有词的构造大致与意大利语的一般体系共通。常用的氏族语尾enas或ena[4]又见于enus，在意大利语尤其是萨贝利语的族名中频繁出现，因此埃特鲁斯坎语人名Maecenas和Spurinna对应罗马语人名Maecius和Spurius。许多出现于埃特鲁斯坎纪念碑或著作中的神名，其词根甚至于词尾都形似拉丁语，因此，如果此类神名起初为埃特鲁斯坎语，那么这两种语言间的联系必然十分密切，例如Usil（太阳和黎明，与ausum，aurum，auroar，sol有关），Minerva（Menervare），Lasa（Lascivus），Neptunus，Voltumna。然而，这些相似之处也许只是源于后来埃特鲁斯坎人和拉丁人之间的政治和宗教往来以及由此引发的和解与借贷问题。因此，它们不足以推翻我们由其他现象所得出的结论，那就是：托斯坎语不同希意语，一如凯尔特语或斯拉夫语和希腊语相去甚远。至少在罗马人听来确实如此；托斯坎语和高卢语是蛮夷的语言，奥斯坎语和沃尔西语也只是乡人的土话。

埃特鲁斯坎语和希意语差异如此之大，至今仍未有人能将他们与其他任何一个种族联系起来。为了找到其他各种语言与埃特鲁斯坎语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时而进行简单的询查，时而严加拷问，但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徒劳无功。巴斯克的地理位置自然使其成为人们的重要参照，但却并未提及两种语言具有显著的相似性。传至今日的利古里亚语的残余少之又少，仅包括一些地名和人名，无法说明其与托斯坎语有任何联系。甚至这个业已湮灭的民族，在托斯坎海域的群岛上尤其是撒丁岛上建造了大批阴森神秘的墓塔（称作Nuraghe），它依旧无法与埃特鲁斯坎人联系起来，因为在埃特鲁斯坎境内并未出现具有相同性质的建筑物。我们最多只能说，有几种可靠迹象显示，埃特鲁斯坎人总体上可列为印度—日耳曼人。因此许多旧时铭文开头的mi也就等同于emi，eimi，声母语根venerufde的所有格rafuvuf也同样出现在古拉丁语中，这与古梵语语尾as相对应。同样地，埃特鲁斯坎语中的宙斯名Tina（又称Tinia）可能与梵语dina有关联，意为“白昼”，这与Zan和同义字diwan有关是一样的。但即便一切确实如此，埃特鲁斯坎人依然还是孤立的埃特鲁斯坎人。狄奥尼修斯[5]在很久以前就说过：“没有哪个民族的语言和行为习惯与埃特鲁斯坎人相同。”对此，我们无以补充。

埃特鲁斯坎人的故乡

埃特鲁斯坎人从何时起迁入意大利同样难以确定。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并无大碍，因为无论如何这次迁徙是在人类早期阶段进行的，他们的历史发展始末都在意大利。然而，人们依据某种原则以极大的热情处理这个问题，竭力引诱考古学家研究不能也不值得被认知的事物，如提比略国王表示他曾提过这样的问题——谁是赫卡柏[6]的母亲？埃特鲁斯坎人最古老最重要的城市位于内陆深处，事实上除波普洛尼亚外我们在海滨地区并未发现其他城市，但我们确定它不属于十二大历史名城。另外，历史上埃特鲁斯坎人是由北向南迁移的，所以他们可能会沿陆路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确实，我们最初发现埃特鲁斯坎人的时候，还处于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人们几乎不会沿海路迁徙。甚至在最早的时候，各民族渡一海峡就如同渡一溪流，但在意大利半岛西海岸登陆就大不相同了，因此我们必须到意大利西部或北部去寻找埃特鲁斯坎人的早期家园。埃特鲁斯坎人可能是越过里提亚的阿尔卑斯山脉迁入意大利的，因为最早可追踪的格劳宾登以及蒂罗尔居民就是里提亚人，至历史可考时期他们都是说埃特鲁斯坎语的，他们名字的发音也与拉斯人相似，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波河流域埃特鲁斯坎移民的残余，最起码也可能是一部分留居故乡的埃特鲁斯坎人。

吕底亚人的起源

除了这种简单自然的见解之外，又出现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埃特鲁斯坎人是从亚洲迁徙过来的吕底亚人。这种说法很早就有，甚至可见于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在后世学者的笔下，它又有了许多变化与补充。尽管数位像狄奥尼修这样的杰出学者都郑重强调他们绝不相信这种说法，并且指出吕底亚人和埃特鲁斯坎人无论是在宗教、法律、风俗还是在语言上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有可能是一群单独行动的海盗从小亚细亚行至埃特鲁里亚，他们的冒险活动引发了此类故事的产生，但更有可能的是，整个故事只是源于一个荒诞的字面错误。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又称Turs-ennae（因为希腊语中的Turseinnoi，Turreinoi，翁布里亚语中的Turs-ci以及罗马语中的两个词Tusci，Etrusci似乎都是源于Turs-ennae），几乎与叫Torreiboi或Turr-einoi的吕底亚人撞名了，故以城市Turra命名。显然，这两个名字的偶然相像似乎是现实中那种假设的唯一基础，它年代久远、并不可靠，后世又在此基础上强行建起诸多历史的空中楼阁。

将古代埃特鲁斯坎人的海上贸易与吕底亚海盗联系起来，然后又不问对错，将托雷比海盗与在海上四处劫掠的蒂勒尼—佩拉斯吉人混为一谈，因而引发了历史传说里影响最为恶劣的混乱。蒂勒尼安有时也指吕底亚的托雷比人，最早的史料记载如《荷马史诗》就是这样；有时蒂勒尼—佩拉斯吉人或仅蒂勒尼，就指佩拉斯吉民族；有时又指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尽管埃特鲁斯坎人与佩拉斯吉人或托雷比人从未有过持久接触，也不属同族。

埃特鲁斯坎人在意大利的殖民地

另一方面，探寻埃特鲁斯坎人最早可追踪到的居住地，以及他们离开此地后的住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多种情况证实，在凯尔特人大举入侵以前，埃特鲁斯坎人居住在波河流域以北，东与阿迪杰河以及伊利里亚族（阿尔巴尼亚？）的维尼特人接壤，西与利古里亚相连。尤其是上文已提及，里提亚阿尔卑斯山脉的居民在李维时代还操着一口生硬粗俗的埃特鲁斯坎方言，以及曼图亚到很晚仍在使用托斯坎语。埃特鲁斯坎人和翁布里亚人群居在波河流域以南和河口地区，前者为统治方，后者起源较早；翁布里亚人创建阿特里亚和斯庇那两座商业古城，而托斯坎人似乎也建起菲尔辛那（即后来的博洛尼亚）和拉文纳。凯尔特人过了很久才渡过波河，所以他们很早就放弃了左岸地区。相较于左岸，埃特鲁斯坎人和翁布里亚人在波河右岸留下了更多扎根居住的痕迹。然而，亚平宁山脉以北地区，由于被不同民族占领，易手太快，因此在这里，无法造就持续不断的民族发展。

埃特鲁里亚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托斯坎人仍居住在以他们命名的土地上。虽然利古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可能曾在这里待过，但他们的遗迹几乎完全被埃特鲁斯坎人所抹去。此地自比萨绵延至塔昆尼沿海一带，东有亚平宁山脉作屏障，埃特鲁斯坎人在此找到他们的永久居住地，并竭力将其保留至罗马王政时代。托斯坎以阿奴河为北部边界，阿奴河以北至马克拉河河口和亚平宁山脉都是争议地带，有时被利古里亚人占领，有时为埃特鲁斯坎人所有，因此这里无法发展成大型移民区。南界最开始可能是基米尼森林——维特尔博南部的一片小山，后期则以台伯河为边界。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偏北的行政区建立起来以后（可能是在罗马纪元2世纪之后），埃特鲁斯坎人占领了基米尼山脉和台伯河之间的区域，其中包括苏特隆、尼培特、法勒里、维爱和凯雷等城市。此外，意大利尤其是法勒里一带的原住人群虽然处于附属地位，但他们依旧能自保其地。

埃特鲁斯坎人与拉丁姆的关系

自从台伯河成为埃特鲁斯坎与翁布里亚和拉丁姆之间的分界以后，该地区总体上呈一片祥和之气，边界内似乎并未发生重大变化，至少在拉丁边界是这样的。尽管罗马人视埃特鲁斯坎为异族，拉丁人才是他们的同胞，但相比其同族，譬如伽比和阿尔巴等地的人们，他们似乎并不担心来自台伯河右岸的攻击和威胁。这也很正常，因为他们不仅受宽阔河流这个天然屏障所护，而且埃特鲁斯坎的大城市全部都依河而立，就像罗马城处于拉丁沿岸一样，这些对罗马的商业和政治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维爱人离台伯河最近，而罗马和拉丁姆与之爆发的激烈冲突最为频繁，尤其是在菲登尼的归属问题上斗争愈加激烈。菲登尼是维爱人在左岸的桥头堡，就像贾尼科洛山是罗马人右岸的桥头堡一样，它时而落入拉丁人之手，时而为埃特鲁斯坎人所据。

罗马与凯雷相距较远，比起当时的其他邻国，这两国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更为和睦友好。当然，也有一些隐晦的远古传说讲述拉丁姆与凯雷之间的争斗冲突，例如，凯雷国王梅争提乌斯曾大胜拉丁人，并对其强征酒税。传言拉丁姆与埃特鲁里亚长期不和，但有更明确的证据显示，两国在商业和航海方面曾进行过极为密切的交往。

目前，并没有确切的迹象显示埃特鲁斯坎人是沿陆路渡过台伯河的。罗马纪元230年，阿里斯托得摩斯在库迈城下歼灭了众多蛮夷大军，当然，在这当中埃特鲁斯坎人占据多数，但即使我们对此深信不疑，那也只能说明埃特鲁斯坎人参与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劫掠远征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在台伯河以南地区，未曾发现有沿陆路建立的殖民地，也没有证据表明埃特鲁斯坎人对拉丁人进行过强制性压迫。据我们所知，贾尼科洛山和台伯河口两岸仍毫无争议地掌握在罗马人手中。

至于埃特鲁斯坎人成群迁入罗马一事，我们找到一段自托斯卡纳史籍摘录而来的单独记述：沃尔西尼的凯利乌斯。维文那曾率领一支托斯坎部队来到罗马，在他死后，这支部队由他忠诚的伙伴马斯塔那继续统帅。这并非是扰人视听的虚假记载，尽管这个以凯利乌斯命名的凯利山很显然是经由语言学杜撰出来的，甚至后面又说马斯塔那成为了罗马的国王，取名为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当然，这只是考古学家们在研究历史传说时所做的无谓猜想而已。帕拉廷山脚下的“托斯卡纳区”，则进一步表明有埃特鲁斯坎移民在罗马定居。

塔昆家族

此外，毋庸置疑的是，统治罗马的最后一任王族塔昆家族也发源于埃特鲁斯坎。至于该家族是如传说所言属于塔昆尼或是凯雷（近来在凯雷发现了塔克那斯的家族冢），我们暂且不论。

穿插于传说中的女性名Tanaquil或Tanchvil并非拉丁文，但在埃特鲁里亚却很常见。但有一传统故事称，塔昆的父亲是一位希腊人，他从科林斯迁入塔昆尼，并以客民的身份在罗马定居，这既不是历史也不是传说。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事件的历史性联系不仅混乱不清，而且完全被割裂开来。最后托斯卡纳家族掌握着罗马的王权，这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事实，如果非要从中推断出什么的话，只能说一个托斯卡纳籍的人掌握罗马主权不一定代表全体托斯卡纳人，或某个托斯卡纳城邦统治了罗马，反过来，也不能认为是罗马人统治了南埃特鲁里亚。实际上，这两种假设都缺乏充足的事实依据。塔昆家族的历史舞台在拉丁姆，而不是在埃特鲁里亚；据我们所知，在整个王政时代，埃特鲁里亚对罗马的语言和习俗都没有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也绝没妨碍罗马国家或拉丁同盟的正常发展。

埃特鲁里亚之所以对拉丁姆邻国持相对消极的态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埃特鲁斯坎人与波河流域的凯尔特人发生过争端，历代罗马帝王被驱逐出境后，凯尔特人才渡过波河；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埃特鲁斯坎人倾向于海上航行，争夺海上和海岸霸权。这一倾向从他们在坎帕尼亚建立殖民地事件可以体现出来，我们也将在下一章详尽叙述这一点。

埃特鲁斯坎政制

托斯卡纳政制和希腊人以及拉丁人的政制一样，都是建立在向城市发展演变的共同体基础之上。早期托斯卡纳人的事业重心倾向于航海、贸易和制造业，从严格意义上讲，相较于意大利其他地区，托斯卡纳更早形成城邦。凯雷是最早记入希腊史册的意大利城市。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埃特鲁斯坎人比罗马人和萨贝利人更加善战且好战。埃特鲁斯坎人自远古时代起就开始使用雇佣兵代战，意大利人则不然。共同体最早的政制和罗马政制大体相似。国王或鲁库蒙斯管理国家，享有相似的荣誉，也因此可能拥有与罗马国王近乎同等的权利。

贵族与平民严格区分开来。宗族体制的相似性可用人名的类似为佐证，只是，埃特鲁斯坎人比罗马人更重视母系血统。埃特鲁斯坎人的联盟体制似乎非常松散，它并不涵盖整个民族，北部和坎帕尼亚的埃特鲁斯坎人自行组成联盟，一如埃特鲁里亚本部城邦所做的那样。每个联盟包括十二个城邦，他们只承认一个首府，尤其是为了礼拜，他们也会拥护一个联盟首领或是高级牧师，但各自的权利还是平等的。至少有几个城邦实力会非常强大，这样的话就不会形成一方独霸的局面，中央集权也无法统一。埃特鲁里亚本部的首府是沃尔西尼，至于十二城中的其他城邦，我们确切知道的只有佩鲁西亚、维图洛宁、沃尔西和塔昆尼。然而，埃特鲁斯坎人一般不会团结行动，而拉丁同盟则恰恰相反。通常是个别城邦挑起战端，他们竭尽全力诱发邻邦对战争的兴趣，而一旦出现特例，联盟合力解决争端、平息战乱，个别城市倒常常置身事外。埃特鲁斯坎联盟似乎从一开始就缺乏一个稳固且拥有至高权威的中央领导机关，这与其他类似的意大利种族同盟相比，仍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1]Ras-ennac带有下文所提到的异族语尾。

[2]例如，这些陶器上的铭文也属于这个时期，如umaramlisia（“theta”）ipurenaie（“theta”）eeraisieepanamine（“theta”）unastavhelefu or miramu（“theta”）af kaiufinaia。

[3]我们从大佩鲁西亚铭文的起源可大概知道如今埃特鲁斯坎语的发音；eulat tanna laresul ameva（“chi”）r lautn vel（“theta”）inase stlaafunas slele（“theta”）caru。

[4]如Maecenas，Porsena，Vivenna，Caecina，Spurinna。倒数第二个音节的韵母原本是长音，但由于重音提前，首音节经常缩短，甚至省略。因此，我们发现Porse（n）na和Porsena并用，Ceicne和Caecina并用。

[5]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苏：古希腊历史学家和修辞学家（？—公元前8年）。生于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苏城。其主要著作《罗马古代史》二十卷（今存前十卷），叙述了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前的历史。书中年代叙述不完全正确，亦缺乏历史批判，但某些论点优于李维的著作，是校正李维著作的主要资料。——译者注

[6]希腊又称赫库巴。普里阿摩斯在特洛伊战争期间的妻子。——译者注

第十章　希腊人在意大利——托斯卡纳人和迦太基人的海上霸权

意大利与其他地区的关系

古代各民族的历史逐渐迎来曙光，而对于他们来说，黎明也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当意大利半岛还笼罩在阴霾之中，地中海东部各地已熠熠生辉，文明也已得到极大发展。大多数民族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注定要受某对手姊妹国的教导并听它指挥，意大利人的命运更是如此。然而，意大利的地理位置使得这种影响无法沿陆路传至半岛，现在我们很难找到古时人们行经意大利和希腊之间崎岖路段的踪迹。自远古时代开始，多半就有从意大利通往阿尔卑斯山脉的商道，琥珀贸易最早是从波罗的海行至波河河口的地中海区域，见于希腊神话中的波河三角洲是琥珀的原产地；另一条横越半岛翻过亚平宁山脉而至比萨的路也与这条路线相接；但意大利人无法从这些地方获得文明元素。意大利古时所吸收的外国文化都是由东方的航海国引进。

腓尼基人在意大利

地中海沿岸最早的文明古国——埃及并不是一个热衷航海的国家，因此它对意大利未能产生影响。对于意大利来讲，腓尼基人也同样如此，他们源自地中海极东岸的狭窄地域，在已知的所有种族中最早冒险漂泊于地中海，一开始他们致力于捕鱼采捞，不久就开始从事贸易。腓尼基人首先开拓海上贸易，他们在很早之前就横渡地中海甚至到达极西地区。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的海上基地几乎无不早于希腊人。

无论是在希腊本土，在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在埃及、利比亚和西班牙，还是在意大利西部海域都是如此。修昔底德[1]告诉我们，在希腊人来到西西里之前，或者是在他们大批安定下来之前，腓尼基人就已经在地岬和小岛上建有多处商馆，他们的目的不是在于开拓疆土，而是为了寻求与当地人合作贸易的机会。但在意大利大陆上情况就有所不同。除了一家布匿商馆外，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腓尼基人在意大利大陆有其他居留地。这座商馆还未被遗忘，一部分是因为凯雷海岸有一个名叫普尼库的小村庄，另一部分是因为凯雷本身又名阿吉拉。有人散布谣言说阿吉拉原本是佩拉斯吉人，其实不然。它是一个腓尼基字，意为“团城”，准确描述了自海上观望凯雷的模样。该商馆和其他建于意大利海岸的类似机构并不很重要，也不会长久留存，这一点很明显，因为它们早已湮没无音、不留痕迹。我们绝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比同海岸的希腊殖民地更早建成。

拉丁姆人以希腊人为媒介最先与迦南人熟识。拉丁名“Poeni”出自希腊语，这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确实，意大利人最开始接触东方文明主要还是仰仗希腊。我们不必追溯到前希腊时期，后来凯雷商业王国和迦太基之间为人所熟知的关系恰恰很好地解释了腓尼基人在凯雷兴起的原因。实际上，当我们回想起最早的航海主要都是沿海岸行驶，且一直稳定不变，那么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意大利大陆是地中海区域离腓尼基人最远的地方了。他们必须从希腊西部海岸或从西西里出发才能到达腓尼基。人们也可以相信，希腊的航海技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发展成熟，希腊人在腓尼基人之前就冒险投身于亚得里亚和蒂勒尼安海域的航海活动之中。因此，如果假定腓尼基人对意大利人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这是毫无根据的。至于之后掌握西地中海霸权的腓尼基人与定居在蒂勒尼安海岸的意大利人的关系，我们以后将会继续讲述。

希腊人在意大利——希腊移民的故乡

因此，所有迹象似乎都表明，希腊船员是最早在意大利海岸航行的地中海东部居民。然而，希腊航海者究竟自何地于何时来到意大利海岸，这两个重要问题中只有前者能得到相对准确完整的答复。小亚细亚的伊奥利亚和爱奥尼亚海岸是希腊海上运输最早开始取得大规模发展的地方，希腊人由此地出发，深入探测黑海底部以及意大利海岸地区。伊庇鲁斯和西西里之间的海域仍被称为伊奥尼亚，早期阶段希腊人称亚得里亚海为伊奥尼亚湾，这两个名字都是为了纪念爱奥尼亚航海家曾发现意大利南部和东部海岸。从它的名字和传说可知，意大利最早的希腊殖民地库迈[2]，是在安纳托利亚海岸建立的一座同名城市。

据相对可信的希腊传说称，小亚细亚的福西亚人是第一批远渡西洋的希腊人。不久其他希腊人也紧随其后，有来自纳克索斯岛和埃维亚岛的哈尔基斯的爱奥尼亚人、亚该亚人、罗克里斯人、罗德人、科林斯人、迈加拉人、麦西尼亚人、斯巴达人。在美洲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各文明国家争先派遣远征军前去建立殖民地。新移居者与野蛮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发现，作为文明的欧洲人，他们比在故乡时更为强烈地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特征与共同利益。希腊人的新发现也是这样的。向西航行并在西方土地上殖民定居不是希腊某个地区或者某个种族的特权，而是整个希腊民族的共同权益。一如北美新世界形成之时，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德意志人的殖民地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希腊的西西里和“大希腊”也是希腊各种族的混合体，他们相互交融、不可辨别。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殖民地较为孤立，如罗克里斯殖民地及其分支希波尼安和梅达马以及福西亚人近期才建立的殖民地叙埃雷（又称Velia或Elea），我们大概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组。原始爱奥尼亚组统称哈尔基斯城市，包括在意大利的库迈、维苏威和利基翁等地的希腊殖民地，还包括在西西里的赞克尔（即后来的梅萨那）、纳克索斯、卡塔尼亚、莱昂蒂尼和希梅拉。亚该亚组包括锡巴里斯和大希腊的大多数城市。多利安组包括锡拉丘兹、杰拉、阿格里真托以及西西里的大多数殖民地，但是在意大利却只有塔拉斯（又称他林敦）和赫拉克利亚。总的来说，占优势的移民是那些较早的希腊移居者，包括爱奥尼亚移民以及在多利安之前就定居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种族。在多利安人中，只有多民族混居的城邦（如科林斯和迈加拉）参与移民运动，而纯粹的多利安地区只处于附属地位。

当然，这种结果是在意料之中，因为爱奥尼亚人自古以来就是热衷贸易航海的民族，而多利安人仅在较晚时期才从内陆山区移到沿海地区，而且他们从不参与海上贸易。不同组的移民区别很明显，尤其是他们的货币本位大不相同。福西亚人依照盛行于亚洲的巴比伦货币铸钱。哈尔基斯各城最早则仿照埃伊纳钱币，换句话说，就是一开始通行于欧洲希腊全境的货币，也就是后来我们在埃维亚岛发现的改良版货币。亚该亚城同盟仿照科林斯货币铸钱，最后，多利安殖民地仿照梭伦于罗马纪元160年在阿提卡施行的货币铸钱，他林敦和赫拉克利亚除外，它们的主要货币采用邻邦亚该亚人所铸钱币，而不采用西西里的多利安人所铸的钱币。

希腊移民的时间

早期的航海与移民我们可能无从得知，但我们仍能清楚辨别某种前后次序。最古老的希腊文献——荷马史诗[3]，就像最早同西方之间的交往一样，均为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人所创，其视野几乎不超出地中海东部以外。水手受风暴袭击漂流至西海，回到小亚细亚之后，他们可能会传言说西方有陆地，也可能会谈及西海的漩涡以及岛上火山喷发的情景，但在荷马诗歌时代，即便是在最早与西方往来的希腊地区，也完全没有关于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可靠信息。于是东方的说书者和诗人便肆无忌惮地用他们的空中楼阁来填满虚无的西方，就像当初西方人对传说中的东方所做的那样。

在赫西俄德[4]的诗歌里，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轮廓较为清晰；人们对这两地的部落、山脉及城市的土名都有初步了解，但在他们看来，意大利仍旧是一个群岛。另一方面，在赫西俄德之后的文学作品中，希腊人对西西里甚至整个意大利海岸的了解，至少就一般而言，是一样的。希腊人移居的次序还是可以得到准确考证的。在修昔底德看来，库迈显然是最早的著名西方殖民地，当然，他所言非虚。确实，对希腊船员来说，很多登陆点都比库迈要近，但没有哪一处比伊斯基亚更适宜躲避风暴和野蛮人，而库迈城最早便位于这座岛上。这种优先考虑引发殖民浪潮，这一点从后来我们为此在大陆上选择的地点可以得到验证，通常我们选择的地点是陡峭却易于防御的悬崖，直至今日它们仍沿用安纳托利亚母城这一庄严肃穆的古名。因此，小亚细亚神话中的古迹众多，却以库迈一带的最为生动真切。最初远航去西方的海员心中满是那些有关西方奇迹的传说，他们初次踏上这片传说中的土地，在塞壬岩与通向地狱的阿佛纳斯湖留下那些神话世界的踪迹，而他们认为自己正身处这些世界之中。

此外，如果说希腊人是在库迈初次与意大利为邻，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之后数百年间希腊人会用定居在库迈周围的意大利族名Opicans来称呼一切意大利人了。另外还有一种可信的传说，希腊人移居库迈，很久之后才大规模迁入意大利和西西里，在这次移民活动中来自哈尔基斯和纳克索斯的爱奥尼亚人起带头作用。据说无论在意大利还是西西里，西西里岛上的纳克索斯都是希腊最早的殖民城市；亚该亚人和多利安人的殖民活动随之兴起，不过这是以后的事了。

然而，要大致精准地确定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年代也似乎不大可能。亚该亚人于罗马纪元33年即公元前721年创建锡巴里斯城，多利安人于罗马纪元46年即公元前708年创建他林敦城，这可能是意大利史上最古的年代记载，它们应该是准确或大致准确的，但更早的爱奥尼亚殖民地建立于这个年代之前，至于到底早多久，就像赫西俄德甚至是荷马诗歌产生的年代一样，我们难以确定。如果希罗多德对荷马年代的描述无误，那么罗马建立一百年前希腊人对意大利还并不了解。可是这样所得的年代，就像所有其他关于荷马年代的描述一样，并不是经考证所得，而只是一种推断。任何人只要认真对待意大利字母的历史并考虑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在“古希腊民族”这个概念出现之前，意大利人就已经对希腊民族有所了解，并且意大利人对希腊人的称呼是源自古希腊早已灭绝的种族Grai或Graeci[5]，那他往往会将意大利人与希腊人的最初交往追溯到更遥远的年代。

希腊移民的特征

意大利希腊人和西西里希腊人的历史并不属于意大利史的一部分。移居西方的希腊殖民者却一直与他们的故乡保持密切联系并参与希腊人的国庆佳节、分享希腊人的特权，可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应该指明在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性质各不相同，而且我们至少要阐明某些主要特点使得它们对意大利产生不同的影响。

亚该亚城市同盟

在所有希腊殖民地当中，最与众不同、最与世隔绝的要数产生亚该亚城市同盟的殖民地，其中包括锡里斯、潘多西亚、墨塔玻斯、梅塔蓬图姆、锡巴里斯及其分支波西多尼亚、劳斯、克罗顿、考洛尼亚、特米萨、特里那、毕克苏斯。总体来说，这些殖民者同属于一个希腊种族。这个种族坚守他们自己独有的与多利安语密切相关的方言，长久以来固守古希腊民族的书写方式，而并不采用已在其他地方通用的新字母。他们用坚强稳固的联邦体制来保存其特有的民族性，以区别于蛮族和其他希腊人。波利比奥斯[6]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针对亚该亚军事同盟的言论或许也同样适用于意大利的亚该亚人。他说：“他们不仅友好相处、休戚与共，而且还采用相同的法律、度量衡和钱币，除此之外，他们还共有相同的行政法官、参议员和审判官。”

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亚该亚城市同盟是一个殖民组织。这些城市没有海港，仅克罗顿有一个简陋的停泊处，他们也没有自营贸易；锡巴里斯人以终生不越过这座礁湖城的船桥[7]为荣，所有买卖均由米利都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代劳。然而，这群亚该亚希腊人不仅拥有沿岸的狭长地带，还掌管着海上“酒国”和“牛国”（-Oinotria-，-Italia-），又称“大希腊”。当地农业人口被迫以客农或农奴的身份替他们开垦荒地并向他们缴纳贡物。

锡巴里斯是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城市，它统治着四个蛮族以及二十五座城市，并在其他海域建立了劳斯和波西多尼亚。克拉提斯河和布拉达诺河的低地极其肥沃，为锡巴里斯人和梅塔朋提人生产了大量粮食，也许所产谷物就是在那里开始用于出口。这些国家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迎来全盛时代，这一点可用意大利亚该亚人唯一留存下来的艺术珍品——硬币加以佐证。这些硬币造型古朴、工艺精美，是意大利艺术与文字的最早作品，经查证可知罗马纪元174年就已开始铸造此类钱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亚该亚人不仅参与到当时大陆上欣欣向荣的塑料工艺当中，更拥有高超的工艺技术。当时在希腊本部和意大利多利安人中通用的银币较厚，通常仅一面刻印花纹，一般两面都没有铭文。技艺高超的意大利亚该亚人独具匠心，使用两个相似的冲模，一面阳文，一面阴文，铸成大而薄的银币，均刻印铭文，显示了一个文明国家在镌刻方式上的先进性，并以此谨慎防范当时常见的用薄银箔镀次金属的货币伪造行径。

不过，这迅速开放的花朵却并未结出果实。希腊人懒散度日，他们未曾经受当地人顽强抵抗的考验，也无需艰苦工作，很快身心都萎靡不振。在希腊艺术或文学方面，没有一个杰出的人物为意大利的亚该亚人增光添彩，但西西里却才人辈出，甚至在意大利，哈尔基斯的利基翁出现了伊比库斯[8]，多利安的他林敦也出现了阿尔希塔斯[9]。说到这个民族，他们总是在灶台上烧烤禽肉，从一开始，除了拳击以外他们便别无所长。

在几个城邦内，严厉的贵族统治一早便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寻求联邦的力量支持以备不时之需，防止出现暴政。但是，举贤政府有可能会转变成寡头政府，尤其是如果不同城邦内的特权王族互相援助、共谋大计，则更会有这种风险。以毕达哥拉斯命名的盟友组织正是抱有这样一种目的。它坚持这样一种信条：统治阶级应“受尊敬有如天神”，被统治阶级应“屈从有如牛马”，这种理论和实践引发一种可怕的反应，因而终结了毕达哥拉斯“朋友会”并恢复了古老的联盟体制。而疯狂的党派斗争、大规模的奴隶暴动、各种各样的社会弊病，将成为不切实际的政治哲学付诸实践的虚妄构想。简而言之，各种伤风败俗的文明灾难不停地荼毒着亚该亚各城邦，直至最后，政权彻底土崩瓦解。

所以，也就难怪移居意大利的亚该亚人对意大利文明所产生的影响还不如其他希腊殖民地了。相比经商民族而言，一个务农的民族当然鲜有机会能影响本国的政治文明。在自己的领地内，他们则奴役本土居民，遏制意大利民族发展的萌芽，并拒绝采用完全希腊化的方式为意大利民族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于是，希腊作风虽在政治上屡屡受挫，但却能在别处保持蓬勃的生命力，比起其他地区，他们在锡巴里斯、梅塔朋提、克罗顿、波西多尼亚消失得更加迅速、更加彻底，也更加狼狈。后来由意大利土著人和亚该亚人以及萨贝利族的较晚移民中衍生而来的双语混血人群却从未实现真正的繁荣。然而，就时间上来说，这次灾难属于之后一个时期。

爱奥尼亚—多利安城市

其他希腊殖民地性质不同，对意大利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他们绝不会轻视农业，也不会去兼并土地。希腊人不像腓尼基人那样在蛮夷之地建起巩固的商馆就异常满足，这不是他们的习惯，至少在他们国力鼎盛的时候确实如此。但希腊城市建立之初都是为了贸易，因此与亚该亚人所建城市不同的是，他们统一将城市建在最佳海港和装船地旁边。这些城市建立的起源不同，缘由不同，时代也各异，但他们彼此之间亲密且友好，这些城市都会采用某种相同的新式字母表[10]，且通用多利安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很早在如库迈[11]这种原本使用温柔的爱奥尼亚方言的城市流行起来。就对意大利的发展而言，这些殖民地的重要程度不同，如今我们只需提及那些对意大利民族的命运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殖民地就足够了，比如多利安的他林敦和爱奥尼亚的库迈。

他林敦

在意大利的所有希腊殖民地当中，他林敦注定扮演着最光辉灿烂的角色。它拥有整个南海岸唯一的一座优良海港，因而成就了他林敦城作为意大利南部天然交通枢纽甚至是亚得里亚商贸中心的优势地位。他林敦湾捕捞业繁荣，生产加工优质羊毛并为其染色，所用染料是他林敦紫螺的液汁，这种紫螺可与提尔所生产的紫螺相媲美。这两类产业均由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引进，雇佣数以千计的工人，除转口贸易外，还增加了出口运输。希腊人在他林敦大批量造币，所铸钱币比其他意大利殖民地都要多，且许多都是金币，这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他林敦商业蓬勃发展的繁荣图景。当时他林敦和锡巴里斯还在下意大利的希腊城市中一争高下，它巨大的商业网已在形成，但他林敦人似乎从未效仿亚该亚城市的方式，致力于开拓疆土，所以并不稳定，也从未成功。

维苏威火山附近的希腊城市

意大利最东方的希腊殖民地迅速走向繁荣昌盛，最北的殖民地邻近维苏威，也取得稳步发展。库迈人越过肥沃的埃那里亚岛（伊斯基亚岛）来到大陆，在临海的小山上建起他们的第二故乡，然后又从那里出发，创立了第凯阿基亚港（即后来的部丟利）和“新城”尼亚波利。总体来说，就跟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哈尔基斯城一样，他们的生活需要遵守卡塔纳的卡龙达斯[12]于罗马纪元100年即公元前654年所制定的法律。但民主却受制于高额的赋税政制，权力落入从富人中选举产生的议会之手，这种政制长久存在，大体上使这些城市免于篡权者和暴民的肆虐。我们对坎佩尼亚希腊人知之甚少，无论是出自强制还是自愿，他们一直局限于一个甚至比他林敦人的领地还要狭小的领域；本着不征服抢占、不欺凌霸权而是与土著人和平贸易、友好交往的目的，他们从这里出发，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同时在传播希腊文明于意大利的众多民族中取得领先地位。

亚得里亚地区与希腊人的关系

如果说利基翁海峡的一侧、大陆的整个南部海岸、远至维苏威的西部海岸以及另一侧西西里岛东岸的大半区域都是希腊人的领地，那么在意大利维苏威以北的西部海岸以及整个东海岸情况则大不相同。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岸上没有希腊殖民地。在对面的伊利里亚海岸和许多邻近岛屿上，所建希腊殖民地数量相对较少，意义较小。显然，这与上述情况有关。罗马王政时代，在距希腊最近的这个海岸地区建立了两座大型商业城市，一座是埃比达姆诺斯，或称都拉基乌姆（现在称都拉斯，建立于罗马纪元127年即公元前627年），另一座是阿波罗尼亚（靠近阿夫罗那，创建于约罗马纪元167年即公元前587年），但再往北去，我们就无法找到古希腊的殖民地。可能仅有无关紧要的黑色克基拉殖民地（又称库尔佐拉，创建于约罗马纪元174年即公元前580年？）例外，至今仍没有满意的答复来解释该地区希腊殖民地发展如此贫乏的原因。自然条件似乎引导希腊人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而实际上，自古以来科林斯就与那个地区有着正常的商业往来，罗马建立后不久（罗马纪元约44年即公元前710年），希腊人创立克基拉殖民地（又称科孚），该殖民地与那里的商贸往来更为频繁。

在意大利海岸，波河河口的斯皮纳和阿特里亚成为这种商贸往来的商业中心。很显然，亚得里亚海的风暴，伊利里亚海岸的荒凉以及土著人的野蛮都不足以说明这个事实：东方文明因素并未直接影响意大利东部地区，而仅仅是以西部地区为媒介对其施以影响，这对意大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大希腊最东边的商业城市——多利安的他林敦与科林斯、克基拉一起参与到亚得里亚海的商业活动中，该城市为亥德拉斯（即奥特朗托）所有，在意大利一侧扼亚得里亚海的入口。因此，除波河河口的海港之外，当时在整个东部海岸地区都没有值得一提的商业中心，安科纳的兴起是很久之后的事了，而布伦迪西的兴起则更在其后了。因此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一点，即埃庇丹努斯和阿波罗尼亚的水手时常在他林敦卸货。他林敦人沿陆路与阿普利亚来往密切；意大利东南部的一切希腊文明都源自他们。然而，当时那种文明仅仅处于初期阶段，直到后来阿普利亚的希腊文化才得以发扬光大。

意大利西部人群与希腊人的关系

另一方面，在远古时代，希腊人就频繁到达维苏威以北意大利的西海岸，并且在其地岬和海岛上设有多处希腊人的商馆[13]，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蒂勒尼安海岸上有关奥德修斯的神话传说可能是此类航行的最早证明[14]。当人们在群岛发现埃俄罗斯人居住的岛屿，当他们在拉锡尼山岬指出希腊仙女卡吕普索居住的岛屿，在米塞努姆山岬指出海妖塞壬居住的岛屿，在西尔策依山岬指出女巫喀耳刻居住的岛屿，当他们在陡峭的泰拉奇纳山岬认出高耸的埃尔皮诺古坟，当吃人巨怪勒斯特律贡人常出没于卡伊厄塔和福尔梅附近，当尤利西斯和喀耳刻的两个儿子阿格里俄斯（又称“野人”）和拉丁努斯受命统治居住在“圣岛最深处”的蒂勒尼安人，或根据较晚的说法，拉丁努斯为尤利西斯和喀耳刻之子，而奥宋是尤利西斯和卡吕普索之子。从这些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爱奥尼亚水手的轶事趣闻。横渡蒂勒尼安海时他们非常想念故乡，这种高贵生动的感情渗透于爱奥尼亚人吟咏奥德修斯航海的诗歌当中，当这些神话传说在库迈实现本土化并在库迈水手常去之地广为流传时，这种感情也就显而易见了。

人们在埃塔利亚岛（即伊尔瓦岛或厄尔巴岛）的希腊名中可以找到这些古代航海故事的其他踪迹，此岛似乎是最早为希腊人所占据的地方之一（次于埃那里亚），在埃特鲁里亚的忒拉蒙海港名中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踪迹；此外，在凯雷海岸的两座城市皮尔吉（靠近圣塞韦罗）和奥西乌姆（靠近帕洛），不仅是名称还包括皮尔吉城墙的特殊建筑都可明确表明它们源自希腊，皮尔吉城墙建筑与凯雷和一般埃特鲁斯坎城市的城墙建筑迥异，这也可以看出希腊人古代航海的踪迹。埃塔利亚岛又称“火岛”，盛产铜矿，尤其是铁矿富足，在这种商贸活动中大概一直居于龙头地位，外国人十分有可能在此建立中心殖民地并与土著人进行贸易往来；如果不与大陆互通往来的话，他们便无法在这座森林资源匮乏的小岛上炼矿。厄尔巴岛对面的波普洛尼亚地岬蕴藏银矿，希腊人很可能已经知晓并对其进行了开采。

如果当时外国人除贸易之外还从事海盗活动、侵吞劫掠，一有机会就对土著人强征暴敛，使他们沦为奴隶，那么土著人也必然会予以回击。比起意大利南部的邻人，拉丁人和蒂勒尼安人的报复更为积极，也更加幸运，这一点不仅有传说为依据，也得到了实际成果的验证。在这些地区，意大利人成功抵御外人涌入，不但不失其固有商业城市和商业港口，还能继续控制自有领海，或者至少很快就重新控制了主权。同样是遭希腊人入侵，南意大利各族受到了压迫，丧失了民族性，而中意大利民族却完全违背其引导者的意愿，致力于航海和城市创建。意大利人最初一定是在这个区域将木筏和小船换成了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使用的荡桨大船。也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大型商业城市，尤其是南埃特鲁里亚的凯雷和台伯河岸的罗马，如果据这两座城市的意大利语名称和距海稍远的位置来判断，它们确非希腊人所建，而是意大利人创建的，就像波河河口的类似商业城市斯皮纳和阿特里亚以及更南的阿里米努姆一样。不难设想，我们无法表述意大利民族最早抵御外来侵略的应对措施的历史进程；但我们仍能认识到这种应对方式在拉丁姆和南埃特鲁里亚的进程与在托斯卡纳本部及邻近地区大不相同，它对意大利的长远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希腊人和拉丁人

传说本身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将拉丁人与“野蛮的蒂勒尼安人”进行对比，将台伯河口的平静海滩与沃尔西的荒凉海岸进行对比。但这不能说明一些意大利中部地区可以容忍希腊人的殖民化而其他地方却不允许。在历史上维苏威以北根本不存在独立的希腊城邦；如果皮尔吉曾经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一定是在有史以前就已经归还于意大利人之手，换句话说，也就是回到凯雷人手里。但在南埃特鲁里亚、在拉丁姆，甚至是在东海岸，同外国商人的和平交往是受到保护和鼓励的；但在其他地方情况就不一样了。凯雷的地位尤其令人瞩目。斯特拉波说：“凯雷人在希腊人中以勇敢正直著称，即使实力雄厚，也不行劫掠之事。”这话并不是针对海盗活动而言，因为在这方面凯雷的商人和其他人一样沉迷其中。但凯雷却是腓尼基人的自由港，也是希腊人的自由港。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过腓尼基人的商馆（后来称为普尼库）以及希腊人的两个商馆皮尔吉和奥西乌姆。凯雷人不去劫掠这些港口，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种宽容的态度，仅有一个简陋停泊处且邻近没有矿产的凯雷才很早就实现高度繁荣，并在最早的希腊商业方面取得较台伯河和波河河口的意大利中心城市更为重要的地位，而这些中心城市都是天然形成的。我们刚说过的城市似乎都与希腊进行过原始宗教往来，在所有蛮族中，最先向奥林匹斯山神宙斯献贡的是托斯卡纳国王阿里木诺斯，他可能是阿里米努姆的一位统治者。斯皮纳和凯雷在特尔斐阿婆罗神庙里有专门库藏，与其他和该圣祠正常交易的城邦无异；特尔斐神及库迈的神谕与凯雷和罗马的最早传说交织在一起，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这些城市的意大利人实行和平理政，与外国商人友好通商，因而变得富强卓越、实力雄厚。它们不仅是希腊商品的中心市场，也是希腊文明的萌芽地。

希腊人与埃特鲁斯坎人——埃特鲁斯坎人的制海权

“野蛮的蒂勒尼安人”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台伯河右岸和波河下游地区或许受制于埃特鲁里亚霸权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埃特鲁里亚邦国，同样的原因在拉丁姆境内使土著人得以摆脱外国人的海上霸权获得解放，在埃特鲁里亚本土却导致了海盗活动及海上霸权的发展，这可能是人们诉诸暴力和劫掠的民族性差异造成的，也或者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埃特鲁斯坎人并不满足于将希腊人驱逐出埃塔利亚和波普洛尼亚；甚至个体商户都不为所容，不久埃特鲁里亚的私掠船在海上到处横行，使得蒂勒尼安人的名号在希腊人听来就是一场噩梦。希腊人认为小艇锚系埃特鲁里亚人发明，并将意大利西海称作托斯卡纳海，这不无道理。

野蛮的海盗船迅速增多，尤其是在蒂勒尼安海，暴力活动猖獗，他们在拉丁姆和坎佩尼阶沿岸定居就清楚表明了这一点。确实，拉丁人坚守拉丁姆本部，希腊人坚守维苏威；但在这两地之间及在两地旁边，埃特鲁斯坎人统治着安济奥和苏伦图姆。沃尔西人成了埃特鲁斯坎人的客户，他们的森林又为埃特鲁斯坎人的帆船提供龙骨，因为直到罗马占领安提昂时安提昂人的海盗行径才宣告结束，所以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希腊水手看来，南沃尔西人的海岸名叫勒斯特律贡人的海岸了。索伦托的地岬和卡普里岛的悬崖仍旧险峻无比，但却没有任何海港。从这里向下俯瞰，地处那不勒斯湾和萨莱诺湾中间的蒂勒尼安海的景观一览无余，恰好便于监控海盗船，而此处早已被埃特鲁斯坎人占领。甚至相传他们在坎帕尼亚建立了自己的“十二城同盟”[15]，有史时期，说埃特鲁斯坎语的城邦仍存在于坎帕尼亚内陆地区。埃特鲁斯坎人掌握坎帕尼亚海制海权并在维苏威与库迈人争霸，这些殖民地可能就是受此影响间接得以形成。

埃特鲁里亚商业

然而，埃特鲁斯坎人绝不局限于抢夺劫掠，至少自罗马纪元200年即公元前554年起，埃特鲁里亚各城尤其是波普洛尼亚纷纷仿照希腊样式和标准铸造金银钱币，这充分证明埃特鲁斯坎人与希腊人进行过和平交往。此外，这些金银钱币并非依照大希腊的钱币样式，而是以阿提卡甚至是小亚细亚钱币为模板，或许也可表明埃特鲁斯坎人对意大利的希腊人持敌对态度。在商业方面，他们实际上处于最为有利的地位，远比拉丁姆居民更有优势。

埃特鲁斯坎人地跨两海，他们控制着意大利西部海域的大自由港、波河河口以及那时位于东海的威尼斯，还掌控着自古以来从蒂勒尼安海的比萨到亚得里亚海的斯皮纳的陆路；而在意大利南部，他们控制着卡普阿和诺拉的肥沃平原。他们掌握意大利最重要的出口货物，如埃塔利亚的铁、沃拉特里和坎帕尼亚的铜、波普洛尼亚的银，甚至还有从波罗的海运来的琥珀。埃特鲁斯坎人的海盗行径是一则简单粗暴的航海法令，在它的保护下，他们的商业发展蒸蒸日上。我们无须讶异于埃特鲁里亚和爱尔兰的商人在锡巴里斯市场上相互竞争，也无需惊愕于他们大规模兼营的海盗业和商业引发骄奢无度的风气，埃特鲁里亚的活力早已消耗殆尽。

腓尼基人与希腊人的争霸

如果说在意大利，埃特鲁斯坎人对抗希腊人，拉丁人也会对希腊人产生敌意，甚至一部分人将其视为仇敌，那么这种对抗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影响当时在地中海商业和航海业中占首要地位的争霸活动，这种争霸活动是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之间展开的。至于在罗马王政时代，这两大民族如何在地中海众海岸、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在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在非洲和西班牙、凯尔特海岸争霸，这里不加以详述。此类斗争并不直接发生于意大利本土，但它在意大利却影响深远。后起的竞争者精力充沛，富有才干，起初他们尽占优势。希腊人不仅在他们的欧亚故乡清除了腓尼基商馆，而且将腓尼基人逐出克里特和塞浦路斯，转而扎根于埃及和昔兰尼，抢占下意大利和大半西西里岛东部地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腓尼基人的小型商馆在希腊人更加积极蓬勃的殖民化面前都显得不值一提。

塞利努斯（罗马纪元126年即公元前628年）和阿格里根坦（罗马纪元174年即公元前580年）建立于西西里岛西部。英勇的小亚细亚福西亚人横渡西海到达更加遥远的地域，在凯尔特海岸建立了马西利亚（约罗马纪元150年即公元前604年），并探索了西班牙海岸地区。但到大约罗马纪元2世纪中叶，希腊人的殖民化发展突然中断，毫无疑问，这次中断是当时迦太基的急速兴盛造成的。迦太基是腓尼基人在利比亚最为强大的城市，这样的快速发展显然是因为希腊人的侵略威胁到了整个腓尼基民族。如果说曾经开辟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腓尼基民族已受后起的竞争者所迫，丧失了对地中海西半部分的独霸权、对地中海东西之间两条交通线的所有权以及对东西之间转口贸易的垄断权，但至少东方人在撒丁和西西里西部的海上主权仍有可能挽回。阿拉姆民族素来坚毅谨慎，迦太基将这些特性用于维护其霸权。腓尼基的殖民和抵抗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较早的腓尼基殖民地，如修昔底德所述的西西里殖民地，尽是商馆。迦太基征服了广阔领地而且臣民众多，要塞强固，直到那时腓尼基各殖民地还在单独与希腊人对抗。现在这个强大的利比亚城市却集中其领域内的全部兵力，这种毅力在希腊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与希腊人对抗的腓尼基人和意大利人

在这种反应中，后来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较弱的腓尼基人[16]与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土著人结成亲密关系，用以对付希腊人。当克尼德人和罗德人企图于罗马纪元175年即公元前579年到腓尼基人在西西里的中心殖民地利贝乌姆定居时，土著人（斯捷史达的伊利米人）联合腓尼基人将他们驱逐出去。约罗马纪元217年即公元前537年，当福西亚人在凯雷对面的科西嘉的阿拉利亚（Alalia，又称Aleria）定居时，埃特鲁斯坎人和迦太基人的联合舰队（共计一百二十艘帆船）便出现在那里，以图将他们逐出阿拉利亚。虽然在这次历史上最早为人所知的海战中，兵力仅为敌军一半的福西亚舰队赢得了胜利，但迦太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却也达到了进攻的目的。福西亚人放弃了科西嘉，转而在更加隐蔽的卢卡尼亚海岸上的海德（维利亚）定居下来。埃特鲁里亚与迦太基之间签订的协议不仅规定了货物进口及权利申诉的相关条例，而且还包括军事同盟条款（-summachia-），该同盟意义之重大可由阿拉利亚战役见得。凯雷人在其市场上向福西亚俘虏扔石块，然后又派遣使者到特尔斐阿婆罗神庙赎罪，这充分说明了凯雷人所处的地位。

拉丁姆人没有参与这些排斥希腊人的敌对活动。相反，我们发现，远古时代罗马与维利亚和爱尔兰的腓尼基人关系和睦、互相亲善，据说阿迭亚人协同查金提人一起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即后来的萨贡图姆。但是，拉丁人更不偏袒希腊人，他们在这方面的中立态度可以从凯雷和罗马之间一贯的亲密关系以及拉丁人和迦太基人古时交往的遗迹中得到验证。正是通过希腊人这个媒介，迦南民族[17]才为罗马人所知，因为，就我们已在上文见过的，罗马人总会以希腊名来称呼它。但罗马人并不借用希腊语或阿弗里这个民族名[18]来称呼迦太基城[19]，此外，古罗马人用形容词Sarranus[20]来称呼推罗人的货物，通过这种方式防止希腊人从中干涉。这些都表明，古时拉丁姆和迦太基之间进行过直接的商贸往来，后来缔结的条约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意大利人和腓尼基人的联合力量实际上基本保住了他们在地中海西半部分的统治权。西西里的西北部，加上北部海岸的索卢斯和帕诺木斯两大重要港口以及位于海角（此海角与非洲相对）的莫特亚，仍旧直接或间接为迦太基所有。大约在居鲁士和克罗伊斯时代，明智的比亚斯努力诱导爱奥尼亚人集体迁出小亚细亚转而去撒丁定居（约罗马纪元200年即公元前554年），迦太基[21]将军马尔舒斯抢先行动，依靠武力征服了这个重要海岛的大部分区域。半个世纪以后，整个撒丁岛海岸似乎都毫无争议地归迦太基城邦所有。另一方面，科西嘉与阿拉利亚城、尼西亚城均落入埃特鲁斯坎人之手，土著人以其贫瘠海岛的出产向他们献贡，包括有沥青、白蜡和蜂蜜。除此之外，联合的埃特鲁斯坎人和迦太基人掌握着亚得里亚海上霸权，并争霸于西西里和撒丁以西的海域。

诚然，希腊人并没有放弃这场斗争。那些已被驱逐出利贝乌姆的罗德人和克尼德人，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之间的海岛上定居下来，并在那里建立了利帕拉城（罗马纪元175年即公元前579年）。马西利亚虽处于孤立地位，但却很繁荣，不久便垄断了尼斯至比利牛斯山脉的贸易。在比利牛斯山脚，马西利亚从利帕拉出发又分建了罗达城（现称罗萨斯），相传查金提人定居于萨贡图姆，甚至于希腊历代君主都统治着毛里塔尼亚的廷吉斯地区（又称丹吉尔）。但希腊人却停止了前进的步伐，阿格里根坦建立后，他们再没有成功拓展过亚得里亚海或西海的领土，而且西班牙海域和大西洋仍然禁止他们入境。利帕拉人每年都会与托斯卡纳的“海盗”发生冲突，迦太基人与马西利亚人、昔兰尼人也相互争斗，且上述所有民族都会与西西里的希腊人展开激战。但无论任何一方都没有取得过长久的胜利，总的来说，战事持续数百年，最终结果也只是维持现状而已。

因此，即便只是间接受到腓尼基人的恩惠，至少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地区也都免于殖民化的命运，而且意大利在那里尤其是在埃特鲁里亚的海上霸权取得了全国性的逆向发展。海上霸权总不免引人嫉妒，即便这种嫉恨不是针对他们的拉丁同盟，至少也是针对海上实力较强的埃特鲁斯坎联盟。腓尼基人认为这值得他们引以为戒，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并不是无迹可寻。有传言称，迦太基人禁止埃特鲁斯坎人在加那利群岛建立殖民地，无论真假，这都揭示出此事关乎双方利益冲突。

[1]修昔底德（希腊文、英文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或前396年），雅典人，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雅典十将军之一，以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公元前5世纪前期至公元前411年，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因其严格、标准的证据收集工作，客观地分析因果关系，被称为“历史科学”之父。因在其著作中阐朋了国家之间的政治行为与产生的后果建立在恐惧情感与利益基础之上，他也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之父。因提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引起拉栖待梦人的恐惧”（《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卷，23页），而被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译者注

[2]库迈，是对古意大利半岛南部沿海希腊人殖民地区的称呼，最早由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所用。——译者注

[3]《荷马史诗》，相传由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的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是他根据民间流传的短歌综合编写而成。两部史诗都分成24卷。《荷马史诗》以扬抑格六音部写成，集古希腊口述文学之大成，是古希腊最伟大的作品，也是西方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西方学者将其作为史料去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社会和迈锡尼文朋。《荷马史诗》具有文学艺术上的重要价值，它在历史、地理、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也提供给后世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译者注

[4]赫西俄德（古希腊语：，英语：Hesiod）是一位古希腊诗人，原籍小亚细亚，出生于希腊比奥西亚境内的阿斯克拉村。从小靠自耕为生，他可能生活在前8世纪。从前5世纪开始文学史家就开始争论赫西俄德和荷马谁出生得更早，今天大多数史学家认为赫西俄德更早。他以长诗《工作与时日》《神谱》闻名于后世，被称为“希腊训谕诗之父”。——译者注

[5]希腊人这个名称最早是否与伊庇鲁斯内地和多多那地区有关，还是为大概更早扩展至西海岸的埃托里亚人所用，这一点我们暂且搁置不论；它定是在远古时期为希腊本土的一个重要种族或种族集团所用，而后由这些种族推广到整个民族。在赫西俄德时代，这个名称仍是作为希腊民族旧时的总称，但显然作者有意将它搁置在一边，并隶属于Hellenes这一名称。Hellenes一名并未出现于荷马作品，可是却出现于赫西俄德作品，除此之外，还出现在大约罗马纪元50年阿尔基洛科斯的记载之中，而且或许更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应用。所以，在此之前，意大利人对希腊人已十分熟悉，以至于在希腊早已湮灭的名字却被他们沿用下来，作为希腊民族的总称，甚至在希腊民族走上其他道路时依然如此。外国人应该比这些人自己更早也更清楚地认识到，希腊各氏族同属一个民族，因此，比起希腊，这个总称在意大利人中间更加朋确地固定下来，这是很正常的。同样正常的是，这一总称并不是从著名的邻邦希腊人那里直接得来的。有一种说法称，罗马建立前一百年，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仍然对意大利一无所知，这种说法如何与前面所提及的事实相协调，这是个难题。关于字母表，我们可以在下文谈论；它的历史产生完全类似的结果。我们如果基于这种考量，就否决掉希罗多德关于荷马年代的言论，那或许会被看作是冲动之举；但如果我们毫无保留地听从传说的指示，这不也是轻率之举吗？

[6]波利比奥斯（希腊名：，英文名：Polybius，公元前200—前118年），生于伯罗奔尼撒的梅格洛玻利斯（Megalopolis），古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译者注

[7]对临时搭连的桥梁的称呼，即浮桥。——译者注

[8]伊比库斯（Ibycus），一位希腊抒情诗人，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他的作品仅存一些片段。他出生于意大利，在萨摩斯岛的波利克拉底待过一段时间。关于他的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是他在哥林多附近的尼普顿神圣树林被强盗谋杀。谋杀事件唯一的目击者是天上飞过的一群鹤。伊比库斯要求那群鹤为自己报仇。——译者注

[9]阿尔希塔斯，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生平不详。约公元前375年活动于他林敦（今意大利塔兰托）。阿尔希塔斯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晚期重要的成员，他对数学及应用数学的贡献是很大的。——译者注

[10]因此，东方旧式的三种字母i（S）、l（Λ）和r（P）很容易与字母s、g和p混淆，早已有人提议用I、L和R来代替，在亚该亚殖民地只用或主要用旧式字母，而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其他希腊人则不分种族地只用或主要用更多新式字母。

[11]例如，库迈陶器上的铭文这样写道：Tataies emi lequthos Fos d' an me klephsei thuphlos estai。

[12]卡龙达斯是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的一位伟大立法者，曾定下公民不得携带武器参加集会。后来在一次集会上他自己却不慎佩带了武器，当他意识到自己践踏到了自己的立法，卡龙达斯庄重地回答：“向宙斯发誓，我会维护这条法律的。”言罢，拔剑自刎而死。——译者注

[13]也称“夷馆”。旧指欧洲各国商人在世界各重要商埠所设贸易和居住的场所。——译者注

[14]在希腊文献中，奥德修斯曾到过蒂勒尼安海的传说最早出现于赫西俄德《神谱》中的一个较晚部分，后来又在较亚历山大稍早的作家所写著作中得见，如埃福罗斯（所谓的Scymnus就从中汲取素材）以及西拉克斯所写的著作。在最早出处所属的年代，意大利仍被希腊人视为群岛，因此自然非常久远；这样一来，这些传说的出处大致可确定是在罗马王政时期。

[15]希腊伯罗奔尼撒北部十二城组成阿卡亚同盟。——译者注

[16]腓尼基人是一个古老民族，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相当于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一带，被希腊人称为腓尼基人，是西部闪米特人的西北分支，创立了腓尼基字母；腓尼基人善于航海和经商，在全盛时期曾控制了地中海的贸易。——译者注

[17]西亚古代民族之一，迦南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地中海东岸中部和北部，即今黎巴嫩和叙利亚，他们使用腓尼基语，属闪含语系闪语族迦南语支。前13世纪依据古埃及文字创制最早拼音文字——腓尼基文，对古代希腊、罗马以及后世西方文字有重大影响。——译者注

[18]Afri一名在恩纽斯和加图时代就已经流行，它不是希腊语，很有可能与希伯来人的名称属同族。

[19]腓尼基语为Karthada；希腊语为Karchedon；罗马语为Cartago。

[20]自古以来，罗马人就用形容词Sarranus来表示提尔紫和提尔笛；而且至少从汉尼拔战争时起，Sarranus就用作姓氏。在恩纽斯和普劳图斯的作品中出现的城名Sarra可能是Sarranus的变体，而不是直接来自于土名Sor。在阿夫拉涅乌斯以前，希腊语的Tyrus和Tyrius似乎未曾出现在任何罗马作家的著作当中。参见F.K.莫维尔斯《腓尼基人》，第2卷，174页。

[21]巴勒斯坦的早期居民，讲闪含语系语言，属于闪米特民族的一支。血缘上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相近。——译者注

第十一章　法律与司法

意大利文明的现代化色彩

历史无法细致再现多彩纷呈的民族生活，它必定只能满足于从整体上阐述生活的发展轨迹。个人的行为处事、思维创造，无论怎样影响民族精神的特性，都不属于历史范畴。不过，对于那些几乎湮没在历史上的较早时代而言，仅仅尝试勾勒出个人生活特点的大致轮廓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个研究领域，我们才能知道将我们的思想情感与古文明国家的思维模式分隔开来的鸿沟究竟有多宽。历史传说、纷繁复杂的民族名称及其晦涩不明的神话故事就好似枯叶，我们很难辨别它曾经青葱的模样。我们不去穿越枯燥的迷宫，不去试图细分那些零星的人类群落，如寇恩人和欧诺特雷人，西库里人和佩拉斯吉人，而是提出以下这些问题可能会更加合适，譬如：古意大利人民的现实生活如何反映在法律当中，他们理想生活又如何在宗教中得以体现？他们如何务农，如何经商？以及几个民族从何处获得文字和其他文化要素？

尽管在这方面，我们对罗马人知之甚少，对萨贝利人和埃特鲁斯坎人的了解则更是少之又少，但这些残缺不全的少量信息却足以让我们将这些名称与古代各民族的真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使人们对其有个大致清晰的了解。不妨在这里先提一下，这种见解的主要结果可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在原始状态下留存下来的遗迹比起其他任何印度日耳曼民族来说都相对较少。弓箭、战车、妇女的产权、购买妻室、原始丧葬礼俗、杀人报仇、宗族体制与联邦机构的冲突、生动的自然象征主义——所有这些以及无数同类现象都必须被假定为意大利文明和其他各地文明的基础。但当这类文明清楚地展现于我们眼前时，它们却已完全消失不见，只有与同类民族比较，我们才能感知到此类事件确实曾经存在过。在这方面，意大利史开始时所处的文明阶段要远远晚于希腊史或德意志史，从一开始，它就显示出一种相对现代化的色彩。

意大利民族的法律大多已经消亡。仅仅只有拉丁国家的一些资料还留存于罗马传说中。

审判权

一切权力都归于城邦，换句话说，就是归君主所有。君主于“审判日”（-dies fasti-）登上公审会的“审判台”（-tribunal-），坐在“战车车座”（-sella curulis-）[1]上执行审判或发布命令；他的“校尉”（-lictores-）站在两旁，被告或“双方”（-rei-）站在他面前。毋庸置疑，裁决奴隶之权归其主人所有，裁决妇女之权归于父亲、丈夫或最近的男性亲属。但奴隶和妇女都不属于城邦成员。若子孙从属于家族，那家父权便与君主审判权并存，然而，家父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判权，它仅仅只是由父亲对子女的所有权所衍生出来的结果。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氏族审判权的遗迹，同样地，任何不需假借君主权威的司法权也都无迹可寻，如果一人被杀，那么被杀者的亲属则可依法杀死这个凶手或任何非法包庇凶手的人。但恰恰是这些传说对这条律法提出异议，[2]据此看来，罗马似乎很早就积极出台权威决议，禁止杀人报复。同样，在最早的德意志制度下，被告的同伴和在场人员都有权对宣判施加影响，而在最早的罗马法律中，则没有此类踪迹可寻。人只要有意志和实力，便可手执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在司法被认为是必要的，或者说至少是可接受的，这一准则在古代的德意志法律中很常见，但在罗马法中也未有所见。

罪行

司法程序或由国王亲自干预，或由被害人上诉，据此可分为公私两种。前一种仅适用于破坏公共安宁的案件。因此，它首先适用于叛国、通敌（-proditio-）以及犯上作乱（-perduellio-）等案件。但杀人犯（-parricida-）、兽奸犯、强奸犯、纵火犯、伪证人以及那些用妖术毁坏庄稼或无故连夜盗割受神灵和人民保护的谷物的人也都破坏了公共安宁。所以以上这些人也都需要受到与叛国者同样的惩处。国王主持审判，宣布审判开始，在与其召来的元老院议员商议后再审判量刑。而他开始一项审判议程后便可撒手不管，将后续的处理与裁定事宜交予他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通常选自元老院。后来的特派代表，两名审判人员（-duoviriperduellionis-）以及之后的常任代表，即“凶犯缉捕者”（-quaestores parricidii-），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缉拿凶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会行使警察职权，他们不属于王政时代，但很可能是由某些政府机构衍生而来。

通常，如果案件还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则会受到监禁，但他也可保释外放。严刑逼供只用于奴隶。任何人一旦被判定破坏了公共安宁，他都将付出生命的代价。判处死刑的方式有多种，比如，做伪证的会被丢到要塞岩石之下；盗割庄稼的将会处以绞刑；纵火的则会被焚烧致死。国王并没有赦免权，因为这种权利仅为联邦所有，但国王有权同意或拒绝罪犯请求宽大处理（-provocatio-）。除此之外，法律还认可天神替罪犯进行居间调停。在朱庇特主神[3]面前下跪臣服的人当天不会受到二次惩处，桎梏之下的人一踏入朱庇特主神的宅邸便需解除束缚，如果罪犯在行刑途中偶遇一位圣洁的维斯塔女神[4]，那他便可免除死刑。

扰乱秩序的刑罚

如有人扰乱秩序或冒犯警察，国王便可自由裁定其缴纳罚款。罚款包括上缴一定数量的牛羊（故又称-multa-）。宣判鞭笞之刑也在国王的职权范围之内。

私人侵害法

在其他所有案件中，如果受侵害的仅为个人利益而不关乎公共安宁，国家则只会受理被害方的上诉，受害者迫使对方或在必要时采取强硬手段威逼对方与其亲自面见国王。如果双方出庭，原告口头提出要求，而被告也口头予以拒绝，那么国王要么就亲自调查案件缘由，要么就委托一位代理人以国王的名义处理此案。此类案件最理想的解决办法就是原被告双方相互妥协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侵犯者不支付足量赔偿（-poena-）以使受害者满意，如果有人扣押其财产或不满足其正当要求，那么国家只会补充性地加以干涉调停。

偷盗

在这个时代，盗窃在何种情况下是可抵偿的。在这种情况下，失主有权向窃贼索要何物，这些都无从考证。但比起事后侦查到的窃贼，失主有理由向当场抓获的窃贼索要更重的赔偿，因为现场抓获窃贼时失主需平息的怒气比起事后侦破时要更为猛烈。如果这种盗窃行为无以偿付，或者盗贼无力赔偿失主要求以及法官批准的金额，那么法官就会把窃贼判给失主当奴隶。

损害

在人身财产损害的案件中，如果损失并不严重，那么受损失方可能需要无条件接受赔偿。另一方面，如果因此造成了任何人身伤残，伤残人员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向对方提要求。

财产

由于罗马人的耕地长期沿用公有制，直到较晚时期才进行分田耕作，所以财产的概念最初并不与不动产联系在一起，而是指“奴隶和牲畜财产”（-familia pecuniaque-）。强者的权力并非是财产的法律依据。相反，所有财产都是由联邦赋予各个公民，公民享有财产专有权和专用权；因此只有公民以及在这方面与公民平等的城邦才能拥有财产。一切财产都可自由易主。罗马法律中并没有特别明确动产与不动产之间的界限（自从不动产列入私有财产范畴以来），也不承认子女和其他亲属对父系财产与家族财产拥有绝对的既定权利。不过，父亲也无权擅自剥夺其子女的继承权，因为除非得到整个城邦的一致赞同，他既不能取消父权，也不能设立一份遗嘱，因为这些可能会遭到拒绝，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经常遭到拒绝。

毫无疑问，父亲在世时可能会作出对子女不利的处置，因为法律对财产所有者的个人约束很有限，它大致允许成年男性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然而，法律规定，如果有人变卖祖传家产并剥夺其子女对祖传家产的继承权，那么地方官员便会视他为疯子并将其置于监护之下。这项规定出台之时，分田耕作可能才刚开始，从而私有财产在联邦中的地位越加重要。通过这种方式，两种对立的原则（一是业主对其所有的财产持有无限支配权，二是家产应得到细致保存，确保完好无损）在罗马法中尽可能地实现融合。对财产的永恒限制是绝不允许的，只有耕作中所需的地役权除外。永佃权[5]和物权地租依法是不能存在的。法律也不承认抵押。财产作为抵押品立即送交债主，就好像他是财产的购买者，然后债主对该财产作出担保，在借款到期之前不得转让抵押品，借款偿清后，债权人需将抵押品归还原主。

契约

国家与公民之间签订的契约，尤其是向国家交款的担保人义务（-praevides-，-praedes-），不需再办理手续即可生效。另一方面，私人之间签订的契约一般无权向国家申请法律援助。债权人唯一的保障就是债务人的口头承诺，依商人惯例而言，这种口头承诺具有很高的公信力，另外，在此类情况下，债务人通常还会起誓，他们也担心一旦背信弃义，天神便会降罪，这也是债权人的一种保障。依法可以起诉的只有婚约（如果父亲未把已许婚的新娘遣送出嫁，那么他就必须道歉并予以赔偿）、购买（-mancipatio-）和借款（-nexum-）。当卖主将货物交到买主（-mancipare-）手里，买主同时在证人面前将既定款项支付给卖主，买卖便依法结束。在铜取代牛羊成为衡量价值的正式本位之后，公证人便调整天平以称出铜的既定数量[6]。在这些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卖主必须保证他自己就是货物所有者，另外买卖双方都必须履行每一项特别商定的条款。未能履行这些条款的一方需赔偿对方损失，就像他剥夺了对方的问题货物一样。但买卖只有在现金交易的情况下才能提起诉讼。信用买卖无法交易产权，也就不构成诉讼依据。借贷也是以相似的方式办理；债权人在证人面前将定量的铜称重交予债务人，债务人有义务（-nexum-）进行偿还。除了本金之外，债务人还需支付利息，通常年息可能达到百分之十[7]。还款期限一到，借贷偿还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

私人流程

如果债务人不履行对国家的义务，那么国家可径直出售他所拥有的一切资产。国家提出的简单要求足以证明债务有效。相反，如果私人告知国王其财产（-vindiciae-）受到侵害或借款逾期未还，那么这种手续就取决于事实情况是否需要确凿证据，产权诉讼通常就是这种情况，或者取决于案情是否已经真相大白，在借款诉讼案件中，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只要证人作证，便很容易提起诉讼。定案是以赌注的形式进行，双方各支付一笔押金（-sacramentum-），以备后患。在重大案件中，若所涉价值超过十头牛，则押金需为五头牛，在情节较轻的案件中，押金则只需五只羊，然后由法官裁定哪一方胜诉，于是败诉方的押金就落入祭司之手，以供公共祭祀之用。如果败诉方逾期三十日未给对方满意的答复，且他的偿付义务自起始之日起便已确定，那么一般来说，已接收贷款却又无证人证明其完成偿还行为的债务人应受到“缉拿归案”（-manus iniectio-）的惩处。原告无论在何处发现他的踪影都可将他抓捕起来并送交法庭，只为了促使他偿还已承认的借款。债务人被逮捕之后无权为自己辩护。

诚然，第三方可替他求情，并声称这种暴力行径是毫无根据的（-vindex-）。这种情况下，诉讼程序暂时中止。但是该调解人对这种说情负有个人责任，因此，无产阶级不会为献贡的公民说情。如果债务人不予偿付，又无第三方调停，那么国王就会将被抓的债务人判给债主，债主能把他带走并能把他似奴隶一般扣留起来。六十天时间内，债主三次将债务人放置在市场上，并且发出公告以确认是否有人怜悯他，如果过期仍无结果，那么他的债主便有权对他们处以死刑并分解其尸体，或者将他连同他的儿女和财物一起卖到外国为奴，或者把他留在家里做奴隶。根据罗马法律，只要他继续待在罗马城邦境内，他就不会完全变成奴隶。因此，罗马城邦对每一个人的财产都厉行保护，使它们免遭偷窃与侵害，也不受非法持有人和破产债务人的危害。

监护人责任

同样，法律为不能当兵因而无法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人提供财产保护，如未成年人、疯子，尤其是妇女。在这种情况下，可请最亲近的继承人承担监护人的责任。

继承法

一个人死后，他的财产落入最亲近的继承人之手。在财产分配方面，所有与亡者关系同等亲近的人（包括妇女）均可平分，寡妇及其子女也能获得各自部分的财产。只有公民大会有权豁免法定继承权。因为继承权附有宗教义务，所以事先还需征得祭司同意。不过，这种权利豁免在早期似乎就已非常频繁。如果无法免除，则需要采取某些补救方法，每个人在世时都可完全自由掌控其财产。他可将全部财产托付给一位朋友，在他死后，这位朋友可根据死者意愿分配财产。

奴隶解放

远古时期的法律中未涉及奴隶解放。的确，奴隶主可能会避免行使自己的所有权，但目前主奴之间不能互担责任，这一点并不会被废除。它更不能使奴隶获得客民或公民的权利，这些权利均与城邦相关。因此奴隶解放最初只是事实，而不是法律。它不能阻止奴隶主再次任意将被释奴视作奴隶。但是，奴隶主自告奋勇让奴隶和城邦享有自由，此类情况就背离了这项原则，但却没有特别的法律形式用以约束奴隶主，这足以证明起初并不存在解放奴隶这样的事，但法律为此另外出台了那些可用方法，如遗嘱、诉讼或高额赋税。如果奴隶主在人民大会上立下遗嘱，宣布他的奴隶获得自由，或者允许他的奴隶在法官面前亲自争取自由，或将他的名字登记在课税名册上，那么这个被释奴虽然不算公民，但对于他先前的主人和后嗣者来说，他已经是自由的了，于是，他刚开始被视作客民，后来又被视作平民。

解放子女比解放奴隶更加困难，因为主奴之间的关系是偶然的，因而能随意解决，而父子关系却永远不变。于是，后来为了摆脱父辈重获自由，为人子女者需先变成奴隶，然后从这一处境中寻求解脱；但在当前阶段，并不存在解除父子关系这一说。

客民与外国人

在该种法律项下，公民和客民居住在罗马。据我们所知，在这两种阶级之间一开始就存在完全平等的隐私权。反之，如果外国人服从于一位罗马庇护者，并以客民的身份生活，则他本人及其财产均不受法律保护。他的财产就像在海滩上捡拾的贝类海鲜，并不属于任何人，罗马公民无论从他那拿走何种物件都是合法所得。但在罗马地界之外的领域，罗马公民可实际拥有资产，而在法律意义上，他却无法被视为真正的财产所有者，因为个体公民无权拓展联邦疆域。但在战争年代，情况则大不相同。无论士兵在征募时获得何物，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均不属于士兵个人，而是归国家所有，因此无论是扩大还是缩小领地，也都取决于国家。

除这些一般原则以外，特殊的国家条约也产生了一些特例，保障了外邦成员在罗马境内的某些权利。特别是罗马与拉丁姆之间的永久同盟宣布罗马人同拉丁人签订的一切契约均是合法有效的，同时提出他们的案件可在宣誓过的“追索人”（-reciperatores-）面前加速民事处理进程。其他案件按照罗马惯例，均交由一个法官裁决，而这种案件却不然，总有多人成奇数列席而坐，我们可以将这看作是审理商务事宜的法庭，由两国的多位裁判和一位审判长组成。他们在契约签订之处进行审判，并且最晚须于十日后结案。罗马人和拉丁人之间处理案件的方式自然就是约束贵族和平民相互交往的一般方式，因为曼兮帕休式契约（即罗马的拟制买卖法）和涅克疏姆式契约（即早期罗马社会的要式契约，又称“债务口契”）原本就不是正式法案，而是法律概念的有效表达，这些法律概念所涉范围广泛，覆盖整个拉丁语地区。

罗马与狭义上的外邦交往时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早在远古时期，罗马人就必须与凯雷人和其他友好民族签订商贸协议和法律救济条约，并为国际私法（-ius gentium-）奠定基础，该私法逐渐与国家法律一道在罗马发展兴盛。从引人注目的无偿经费借贷法中可看出这种法律形成的踪迹。“变易法”（与-dividuus-相似，源于-mutare-）是一种借贷形式，它并不像涅克疏姆式契约那样以债务人在证人面前明誓作保为基础，而仅仅只考察金钱的辗转易手。很显然，变易法源于罗马人与外国人的交往，而涅克疏姆式契约则源于国内的商业交往。因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这个单字再现于西西里的希腊语中的-moiton-，拉丁语中的-carcer-再现于西西里的-karkaron-，两者都与此相关。因为在语言学上已确定这两个单字最初都源于拉丁语，所以它们出现在西西里的本土方言中也充分证明了拉丁商人在该岛上曾进行过频繁的贸易交往，这导致他们在岛上借款并因债务受监禁之刑。无论在何处，早期的法律体系都规定，借款不还的人需受监禁，以作惩处。反之，叙利亚监狱名为“采石场”（或称-latomiai-），古时此名又为扩大的罗马国家监狱所用，称“-lautumiae-”。

罗马法的特征

我们对于这些体制的大致了解主要源于罗马习惯法的最早记载。它记录了王政废除后约五十年间的法律概况。这些体制在王政时代的存在或许有个别细节点的疑问，但在总体上是不容置疑的。总的来看，我们承认这是农商业颇为先进的城市的法律，它一向以开明大气和兼容并包著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象征性语言，如德意志法律所显示的那样，已经完全消失不见。毫无疑问，这种象征性语言曾一度存在于意大利人中间。值得注意的例子可见于抄家的形式。根据罗马和德意志惯例，搜查者在抄家时必须只穿内衬而不穿上衣，尤其是原始拉丁人宣战的方式，我们会在其中看到两个象征，至少在凯雷人和德意志人中间也是这样的——“纯种草”（-herba pura-，法兰克尼亚语译作-chrene chruda-）象征本土，烧焦的血棒象征开战。但也有一些特例，出于宗教的缘故古时的惯例受到保护，如婚礼盐饼以及执法团宣战。

据我们所知，罗马法律依据一定原则一概摒弃象征，并要求在一切案例中都需充分而纯粹地将意愿表达出来。递交物品、传唤作证、缔结婚姻，只要双方阐明意图便可完成。的确，将物品移交新主人之手，拧人耳朵强行传唤其作证，蒙住新娘的头并以神圣的仪式将她送入新郎家中，这都是很寻常的。但在最早的罗马国家法中，一切原始惯例在法律上都已是不值钱的习俗。罗马人以一种完全相似的方式摒弃宗教中的寓言及拟人化，原则上所有象征手法都从罗马法中剔除出去。同样，希腊和日耳曼体制向我们展示出的最早事态在罗马法中已完全遭到取代，这种事态就是城邦势力仍与已融入城邦的较小宗族或州郡联盟当局作斗争。

在国家内部不存在权利辩护联合体，这种联合体致力于补充因相互攻守而造成的不完善的国家救助体系，也不存在任何报复血仇或限制个人家产处置权的明显痕迹。这种体制必定曾存在于意大利人中间，在个别宗教体制中我们或许能找到其踪迹，例如，过失杀人犯需送山羊给死者最亲近的家属以作补偿。但甚至是在我们所了解到的罗马最早时期，这种见解就早已过时了。毫无疑问，罗马城邦内的氏族和家族并未消失，除了国家赋予和保证的公民自由外，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罗马境内的国家至上权威都不再受到它们的限制。在任何情况下，法律的最终基础都是国家。自由只是广义上的公民权的另一种表达，无论明言还是默许，一切所有权都是建立在城邦对个人的转让上。合同只有经城邦代表证实才为有效，遗嘱也只有经城邦批准才能成立。

公法和私法的范围有着明确且清晰的界定：前者涉及反国家的大罪，国家法庭立即裁决且通常会处以死刑。后者涉及反公民或反客民的过错，主要是以赎罪补偿或是满足受损失方要求的方式协商处理，绝不会以性命相抵，至多失去自由。最宽容的商贸往来与最严格的执法程序紧密相连，正如在当今的许多商业国家，普罗大众都有权开立汇票，但其开立手续却极其严格。公民和客民的交往奉行完全平等原则。国家条约也赋予客民广泛的平等权利。妇女在法律资格上与男子完全平等，但落到实处时便大打折扣；男孩子还未成年便即刻享有最广泛的私人财产处置权，享有处置权的人在自己的领域内拥有至上权威，一如国家在公共事务中占据统治地位。最有特点的是信贷制度。并不存在以土地作抵押的信贷，但现代抵押程序中的最后一步（即将财产从债务人移交至债权人手中）立刻得以实施，而不采用抵押贷款方法。反之，私人信贷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其过度之处暂且不论：立法者允许债权人用对待窃贼的方式来对待无力还债的债务人，并以高度的立法热忱半开玩笑地向他灌输夏洛克为其死敌设定的条款，的确，通过特殊条款防患于未然，罗马立法者比这位犹太人更为谨慎小心。

法律无法清楚表明它的目的所在，它想要即刻建立一个独立且不负债的农业和商业信用，严厉取缔一切有名无实的所有权和欺诈行为。人们早已承认定居权属于拉丁人，同样，人们早就宣布世俗婚姻合法有效，如果我们将这两点进一步纳入考虑，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国家对其公民有着最高要求，且一向秉持着个人应服从于整体利益的理念，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确实这样做了，同时也有能力这样做，它清除了交往中的障碍，并除去了国家束缚他们自由的桎梏。无论准许还是禁止，法律总是绝对的。无以倚靠的外国人就像被捕的小鹿，所以客民与公民是处于平等的地位。契约一般不提供起诉依据，可一旦债权人的权利得到认可，它就会变得无所不能，贫困潦倒的债务人便无法得救，他们便无法感受到仁慈与正义的关怀。

法律似乎乐于处处显露锋芒，乐于招致最极端的后果，乐于强逼最迟钝的人理解权利的暴虐本质。诗歌文体和适宜的象征主义盛行于日耳曼法令之中，但对于罗马人而言却是陌生的。在罗马法里，一切都清晰明确，不用象征，也没有过多的规章制度。罗马法并不残忍。每一件要事的执行都不需诸多繁文缛节，甚至执行死刑也是如此。自由人不受刑讯，这是罗马法的原始准则，而其他民族却不得不为之奋斗数千年。然而，罗马法的残暴无情甚是可怕，我们不能认为人类在实践中已大大改善了这一点，因为它真正是人民的法律；比威尼斯的牢狱和刑讯室还要恐怖的是那一排排的活人墓，身陷债务囹圄的穷人看见它们正在面前张开大口。罗马人民自定法律，并忍受着一套法律体系，在这套法律体系中，自由和服从、财产和法律救济的永恒原则曾经且现今依然起着彻底的统治地位，而罗马的伟大正与此相关并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1]“车座”一词在语言学上没有其他可行的解释（参阅塞维乌斯《埃涅亚斯记》注疏，第1卷，16页）——可最简单地解释为：只有国王有权在城内坐车，由此产生了之后在大典时赋予最高长官的特权——而且一开始还没有升高的法庭时，国王就是乘车去会场或其他想去的地方，从车座上居高临下进行审判。

[2]如普鲁塔克所述的国王塔提乌斯之死的故事，也就是塔提乌斯的亲戚杀了来自劳伦图姆的使者，死者家属向塔提乌斯申诉，要求赔偿，塔提乌斯却予以拒绝，于是他们便处死了塔提乌斯；罗慕洛认为一命已经以另一命抵偿，便释放了杀死塔提乌斯的凶手；然而，由于神灵同时对罗马和劳伦图姆进行刑事处罚，所以两个凶手事后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故事看起来很像是一则为废除血债血偿而创作出来的史话，就像贺拉提在神话基础上提出上诉权。同样的故事在其他地方有不同的版本，会呈现出许多的变化，但它们似乎都含混不清或是经人修饰过。

[3]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的神，是罗马统治希腊后将宙斯（Zeus）之名改变成为朱庇特。他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第三任神王，克洛诺斯和瑞亚之子，掌管天界。他以贪花好色著称，奥林匹斯的许多神祇和许多希腊英雄都是他和不同女人生下的子女。他以雷电为武器，维持着天地间的秩序，公牛和鹰是他的标志。他的兄弟尼普顿（波塞冬）和普罗同（哈德斯）分别掌管海洋和地狱；女神朱诺（赫拉）是宙斯的妻子。——译者注

[4]维斯塔是古罗马神话中的炉火，家庭与处女的守护神，同时也是三位处子之神中的一位，在她的神庙中燃烧着永远不能熄灭的神圣之火，并且有六位贞女祭司轮流守卫，以保护火焰不熄。传说只要维斯塔的火焰不熄灭，罗马就能够保持风调雨顺。——译者注

[5]永佃权，土地关系中佃方享有长期耕种所租土地的制度。佃农在按租佃契约交纳地租的条件下，可以无限期地耕作所租土地，并世代相承。即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佃农的耕作权一般仍不受影响。——译者注

[6]要式买卖在塞维改革之后必然有很大发展，这一点从为确定农业产权而对可转让物品进行选择可以看出，而且传统必然会予以认可，因为它使塞维乌斯成为天平的发朋者。但要式买卖肯定由来已久，因为它最初只适用于用手握住的东西，所以最初它肯定属于财产主要由奴隶和牲畜构成的年代（familia pecuniaque）。因此，细数须进行要式买卖的物品是塞维的一项革新；要式买卖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天平和铜的应用都更为久远。毫无疑问，要式买卖原本是一种普遍的购买形式，甚至在塞维改革以后，它依然是一切物品的通用方法；而后世却对这种规则有所误解，认为某些物品必须要用要式买卖法进行转让，并认为只有这些物品能转让，而其他的就不行。

[7]即一年若以十个月计算，息金为本金的十二分之一（uncia），也就是说，一年若以十个月计算，息金等于8.33%，若以十二个月计算，息金等于10%。

第十二章　宗教

我们之前提到，古罗马的诸神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更深层次和更理想化的反映，并从细节到整体都对其进行了完美复制。每个国家、氏族部落、大自然中的个别现象，以及人的思想活动、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每一件物体甚至是古罗马法中的每一条法令，在诸神世界中都能一一再现。现实世界来来往往，不断变迁，诸神世界也随之波起浪伏。主宰个人行为的保护神与其同生同灭，一旦脱离行为本身便不复存在。因此，只有不断寻找类似的人和相似的行为，这类神才能不断衍生出相似的神灵，从而获得永生。正如同古罗马诸神掌管着整个罗马一般，每一座外邦都有各自的神灵。尽管公民阶层与非公民阶层之间相差很大，古罗马和外邦民族信奉的神灵也大不相同，古罗马人最终还是决定接纳外邦人和他们信奉的神。古罗马军队每征服一处，那儿的居民便被流放到罗马，他们信奉的神灵也由此在罗马安家落户。

最古老的罗马节日

在与古希腊人交流之前，古罗马公社的一份公共节庆日名录是我们了解古罗马诸神世界的唯一参考文献。这份名录一直保存在古罗马历法中，毫无疑问是从古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文献。在众多节庆日中，朱庇特（Jupiter）、玛尔斯（Mars）以及由玛尔斯衍生出的奎里努斯（Quirinus）是最早的三大神。对于朱庇特来说，一切月圆之夜以及下文中将提到的葡萄酒节等节庆日都是神圣的。5月21日是人们祭拜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神”宙斯的日子，也称宙斯节。3月1日是古罗马历法中新一年的开始，这一天和当月最盛大的战士节是属于战神玛尔斯的节庆日，拉丁语中的“三月”一词也正是来源于他的名字。战士节始于2月27日的赛马活动。

随后，人们会在三月举办几次重大的庆祝仪式：3月14日铸造盾牌；3月19日在广场跳兵器舞；3月23日吹号献祭。倘若开战，古罗马将士将于战士节出征，待秋天战事结束，又将在10月19日迎来战神的另一个节庆日，在这一天需要全副武装祭祀。第二战神奎里努斯的节庆日定在2月17日。在其他节庆日中，与农耕和种植葡萄有关的节日数量最多，而与牲畜有关的节日并不多。尤其在4月有很多这类节日，人们为了庆祝春天的到来，在15日祭祀滋养万物的土地神特勒斯和怀孕的母牛。在19日祭祀掌管植物萌芽生长的克瑞斯，在21日祭祀掌管繁衍牲畜的帕勒斯，在23日祭祀守护葡萄的朱庇特，以及当天打开装有去年酿好的葡萄酒的酒桶。在25日祭祀农作物的恶敌——锈病。在忙完农活、获得一番丰收之后，人们将接连迎来两个节庆日，祭祀掌管收获的孔苏斯和欧普斯。收割完毕后立马便是第一个节日（坎索里亚节定于8月21日，欧比坎西瓦节定于8月25日），第二个节日在寒冬时节，那时每个粮仓堆得满满的，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坎索里亚节12月15日，欧巴利亚节定于12月19日）。

古时安排节日的人考虑十分周到，还在这两个节日中间插入了一个播种节，即农神节，也称萨图尔纳利亚节，节日定于每年12月17日并举办相关活动。同样，新酒酿成后，又有酒神节。因人们认为新鲜的葡萄汁对疾病有治疗效果，故又称它为酒疗节，大家会在10月11日这天祭祀酒神约维斯。而另一酒神节定在8月19日，其起源不明。除上述节庆日以外，年末2月17日还有牧民祭祀法乌努斯神的牧神节，2月22日是农民的界碑节，7月19日、21日两天是和森林之神有关的夏日丛林节，10月13日有喷泉节。12月21日这天迎接日出，因为当天全年白昼时间最短。

此外，拉丁姆地区的各个港口也有一些颇有意义的属于水手的节庆日，如7月23日的海神节，8月17日的港口节，8月27日的台伯河节等。

另一方面，在众神中，只有火与铸造之神武尔坎努斯才能代表手工艺品和艺术，因而在8月23日这天有了以他命名的节庆日。除此之外，人们还会在5月23日以吹号的形式祭祀这位伟大的神。另一个关于手工艺品和艺术的节庆日为卡门提斯节，定在每年的1月11日、15日两天。卡门提斯原本是掌管法术和咒语的神，而人们对他的理解更倾向于一位守护生命的神。

说到与婚姻和家庭生活有关的节庆日，大致有6月9日祭祀家神维斯塔和仓神佩纳特的节日，6月11日有祭祀生育女神[1]的节日，3月17日有纪念利贝尔和利贝拉的儿童祈福节，2月21日有先灵节，5月9日、11日和13日有接连三天的鬼神节。而有关民事关系的两个节庆日我们却知之甚少，似乎只有2月24日的国王出奔节和7月5日的平民出奔节，而且后者是专为朱庇特而设的节庆日。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七山节，设在每年的12月11日。人们同样也为起源神雅努斯专设了一个祭祀日，定在每年的1月9日。而其他几个节庆日的起源已无从考证，如7月25日可能是芙瑞娜神的纪念日，12月23日可能是纪念朱庇特和阿卡·劳伦缇雅的节日，也可能是为纪念拉尔神而设。

以上所说的都是有固定日期的公共节庆日。而自远古时代起，除了这些常设的节庆日，一定也有过日期不定或是临时发起的节庆日。无论是文献中提到的，还是文献中略去的，这些节庆日一同为我们描绘出了那遥远的远古时代。我们发现，名录中同时列有奎里努斯和玛尔斯两位神，因而推测早在这份节庆日名录成形之前，古罗马公社和丘地公社已经合并。当人们草拟出这份名录时，卡皮托利尼神庙还不存在，因为表中并没提到朱诺和密涅瓦，阿文廷山上的狄安娜神庙也还未建，古罗马人也还没有学习古希腊人那种对神的崇拜。

玛尔斯和朱庇特

从一切迹象来看，在意大利氏族仍独居于意大利半岛的那一时期，古罗马和意大利宗教的核心都是玛尔斯[2]（Maurs是Mars的最古形式，由此演变出Mars，Mavors，Mors等多种念法）。玛尔斯掌管杀戮，主要担当公民阶层的守护神，他挥戈弄矛，保护牲畜，战无不胜。每个公社都有各自的战神，他们信奉他为最强大、最神圣的神灵。因而，每支列队前行去建立新部落的军队（-ver sarcrum-）都受到战神的保护。古罗马制定历法不考虑神的名字，却将每年的第一个月命名为玛尔斯。不仅古罗马如此，其他拉丁民族和萨贝利族的历法大概也是如此。古罗马人几乎也不以神命名，但Marcus，Mamercus和Mamurius这样的名字在很久以前就很常见了。意大利最古老的预言中也曾提到玛尔斯和他那只神圣的啄木鸟。狼不仅是战神玛尔斯的神兽，同时也是古罗马公民的象征。

古罗马人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的神话无不与玛尔斯和奎里努斯相关。从所有固定的节庆日中不难发现，众神之父约维斯的地位高于玛尔斯，他更多体现了古罗马公社的文明淳朴，而非好战，就像朱庇特的祭司地位高于战神的两位祭司一样。但战神的地位仍不容小觑，甚至与约维斯完全不相上下。在节庆日的安排上，约维斯与玛尔斯地位相当，琐罗亚斯德教中阿胡拉·马兹达和密特拉也是如此。而对当时好战的古罗马人而言，他们真正喜爱的还是骁勇善战的玛尔斯和属于他的三月节。并且，他们认为掌管“增欢酒”的神是众神之父约维斯，而非之后从古希腊引进的“解忧之神”。

古罗马众神的本质

这里我们并非要详细研究古罗马诸神，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古罗马人对神特有的盲目崇拜和热情追随具有重大意义。古罗马神话同古希腊神话一样，其本质都是对现实社会的抽象化和人格化的反映：最初古希腊和古罗马神祇的形象表现为一些自然现象或是人的构想，并且对所有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来说，任何神都是以凡人的形象出现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们对神的认识一开始便有男女性别之分，他们在与神的对话时往往会说“无论你是男神还是女神，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深信决不能喊出自己公社保护神的名字，害怕一旦敌人听到了便会学着叫他的名字，将他诱开。玛尔斯作为意大利最古老和最富有民族色彩的神祇形象，人们对他的认识尤其体现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但抽象化是所有宗教的本质，如果它只是从其他角度而非抽象化上不断延伸，获得更丰富的内涵，并一步步探索事物的本质，那么，古罗马人对信仰的认识和领悟将永远停留在非常低的水平。

在古希腊，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动机都能迅速发散，演变成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和思想。相比之下，古罗马的基本思想仍停滞不前，思维僵化暴露无遗。阿波罗用神像的光晕美化世俗道德，狄俄尼索斯握有葡萄酒神性沉醉的力量，对冥神的崇拜意义深远，充满神秘，而古罗马宗教与这些毫无相似之处。事实上，古罗马宗教中也有“恶神”，还有幽灵和鬼魂，以及管理浊气、热病、疫病甚至盗窃的神。可是，它不能激发人们内心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并且完全不去理会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无法领悟和邪恶的东西，而如果一个宗教想融入所有人心中，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古罗马宗教里，除城神和家神的名字外，几乎没有一丁点神秘可言。而且，每个古罗马人都清楚众神的本质。

古罗马神学设法为每一重要的现象和特征作出相应的解释，冠以神学术语，并进行系统分类。最初，人们依此区分世人和万物，从而奠定了国际私法[3]的基础。这样一来，人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祈求某个神祇或某类神祇，为平民指出一条恰当的祈神方法。这些概念都是外在抽象化的产物，极为质朴，时而可敬，时而可笑，古罗马神学本质上也是这样产生的。古罗马最古老、最神圣的神祇起源于撒种（saeturnus）、耕作（Ops）、土地（tellus）以及界石（terminus）等概念。在古罗马诸神的形象中，也许就数那双头的雅努斯最为奇特，人们出于崇拜还为他设计了富有意大利独特风格的雕像。在他身上还能看到古罗马宗教那种特有的严谨态度，在每一行动开始之前，人们都得呼唤“开幕之神”。最重要的是，人们深信古罗马诸神之间必然相互关联，就像古希腊神话中更为人格化的神祇必须各自独立一样[4]。

在古罗马所有神祇中，人们内心深处最依赖掌管家庭和仓库的守护神，在公共祭祀活动中人们信奉维斯塔和佩纳特，在家庭祭祀中人们信奉森林和农业之神西尔瓦纳，更准确地说是家神拉司或拉尔，各家定期在吃饭时与他们分享美食，甚至在老加图[5]时期（公元前234—前149年），家里的父亲回家第一件事便是祭拜家神。但在诸神的排序上，家神和农神却位列最末。信奉神灵的人最依赖的，不是那些最宽泛笼统的抽象概念，而是那些最简单独特的抽象概念，而任何一个追求理想化发展的宗教都存在后者这种概念。

古罗马宗教忽视理想因素，追求实用功利，这一点从上述那些固定节庆日的说明中便可以清楚发现。古罗马人满怀期待，认为只要自己耕田种地、饲养牛羊、航海经商，诸神便能为他们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诚信之神、机遇幸运之神、买卖之神都源于人们的日常交易活动，尽管他们在古时节庆日名录中不见踪影，却受到各地古罗马人的喜爱崇拜。古罗马人骨子里太过节俭、喜好买卖投机，以至于在众神世界里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形象。

神祇

古罗马人很少提及灵魂世界。人死了之后，他们的灵魂——善灵不愿离去，像影子一样盘旋在坟墓上方，吃饮生人的祭品。他们长眠地下，与活着的人和天上的神祇从此永隔。古希腊人的英雄崇拜对古罗马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传说罗慕路斯[6]国王死后变成了奎里努斯神，可想而知创建古罗马城的神话出现得有多晚，故事情节有多拙劣。努马虽然是古罗马传统中第一个备受尊敬的名字，但与古希腊提修斯不同的是，他本身从未享受过身为古罗马神的光荣。

祭司

古罗马最古老的祭司团体都与战神玛尔斯有关，特别是那些城邦内终身任职的祭司和十二人舞蹈团，前者因献燔祭而被称为“战神的点火佃”，后者全由青年男子组成，每年三月表演战舞，配以器乐，纪念战神。丘地公社和古罗马公社合并后，诞生了新的古罗马战神化身，又为战神增设了一位祭司“奎里努斯点火佃（the -flamen Quirinalis-）”和一位领舞，即“舞蹈祭司科里尼（the -salii collini-）”。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公开的祭祀活动，其中一些可能比古罗马城的创建更加久远。为了这些祭祀活动，人们会指派祭司，如卡门提斯神、武尔加努神、港口神和河神的祭司，或者委托某一团体或氏族代表大家献祭。十二人的田夫团（fratres arvales）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团体，他们在5月祈求“创造女神”保佑庄稼丰收。这个团体在当时的地位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随后确实在王政时期备受重视。这类团体还包括替提兄弟团（the Titian brotherhood）和三十人“地区点火佃”（“curial kindlers”），前者的职责在于维护对古罗马萨宾族的特殊崇拜，后者负责照看三十个地区的炉灶。前文提到的牧神节定在每年2月举行庆典，以纪念法乌努斯神，人们在这天祈求狼神保护牛羊。参与祭祀的有昆克提族人和法比人，一直到原丘地居民被接纳了之后，他们才有了联系。牧神节是一个真正属于牧羊人的狂欢节，人们在这天会扮狼裸身跳跃，腰间束着山羊皮，手执一根皮鞭，见谁抽谁。同样地，公社也可以考虑派代表参加其他氏族的祭祀活动。

在这些最古老的祭祀活动基础上，古罗马人逐渐增加了一些新的宗教仪式，最重要的当属与新古罗马城相关的祭祀活动。古罗马城合并后不久便大肆建造城垣和堡垒，整个过程无异于重建。在古罗马，最伟大的神祇约维斯来自卡皮托尔山，他是全古罗马人民的守护神，在诸神世界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此，该神的祭司与战神玛尔斯的两位祭司一同组成神圣的三位一体大祭司团。

也就在那时，人们开始崇拜新的罗马灶神维斯塔和与之同源的全罗马的家神。六位贞女[7]祭司俨然是全罗马人的女儿，除了举办祭祀活动，她们还需守护圣火不让其熄灭，这不仅为公民阶层树立了榜样，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预兆。这种部分公开在家举行的祭祀活动在古罗马最为神圣，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基督教最后一个取缔的异教活动。狄安娜所处的阿文廷山代表了拉丁联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没有自己的专职祭司。而对于其他众多神祇，整个罗马也逐渐习惯了依照一般节庆日举行活动，或委派专职祭司代表举行祭典以表达敬意。在特殊情况下，如遇上花神弗洛拉和果树女神波莫娜的节日，人们也特别安排了点火佃，最终点火佃的人数定为15人。但其中有三位点火佃有所区别，他们从始至终都只能从年长的公民中选出，就像过去帕拉廷和奎里努斯的舞蹈祭司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祭祀团体一样。凡是古罗马诸神的节日，国家会指定祭司团体或神职人员定期举行必要的仪式，祭祀的费用预计相当可观，一部分交由特定寺庙筹集，另一部分用罚金支付。

毋庸置疑的是，其他拉丁民族，甚至萨贝利民族的公共祭祀活动在本质上都具有相似的特点，这是不容置疑的。无论如何，点火佃、舞蹈祭司、牧神和维斯塔贞女祭司都不是古罗马特有的产物，他们在各个拉丁民族中都能见到。至少前三类在同类民族中已经形成，其设定也与罗马当地有所不同。

最终，正如国家对诸神节庆日的安排那样，每一位公民都可以在家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不但可以向神敬献祭品，还能修建固定祭祀场所或推选神职人员。

宗教事务

古罗马不乏祭司团体和祭司，但人们遇事会亲自祈求神祇，而不问祭司。人们直接向神祇许下心愿，寻求指引。国王代表全体古罗马人民发言，如同元老代表元老院，骑士代表百人团，而不允许任何祭司介入掩盖或模糊这原本简单的关系。但与神对话确实也不容易，因为神有自己独特的解说方式，只有深谙此道的人才能理解。可一旦谁能正确解读，他便能领会神的旨意，学会解决问题，甚至在紧急时刻抑制或战胜神的力量。所以，祭神者应当经常向内行请教，听其劝告，因而众多熟悉宗教事务的人组成了各种组织和团体。这些组织完全是意大利式的，它们对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各个祭司或祭司团，但人们却常常错把它们同祭司团体混为一谈。祭司团体只负责某一特定神祇的祭祀活动，而这类组织的职责却是维护宗教仪式中常常用到的习俗。保证仪式的顺利完成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从国家的利益来看，确保这类知识代代相传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些组织形式严谨，一旦出现人员空缺，立马自行从公民阶层选人补上，这样它们便成为了技艺和科学的宝库。

占卜师——建筑师

依照古罗马和一般拉丁民族的政治体制，这些团体原本只分两种，一类从事占卜，另一类从事桥梁建设。

六位“鸟卜者”擅长通过观察鸟类飞行来解读神的旨意，这是一门深受大家喜爱的技艺，同时也被纳入了当时的准科学系统。六个“造桥者”[8]的名字来源于他们神圣而又颇具政治意义的职责，即负责台伯河桥的拆毁重建。他们是古罗马的工程师，熟谙度量和计算的奥秘，因而也承担了制定国家历法、宣布新月满月时刻和各种节庆日日期、监督宗教典礼流程、确保司法审判如期举行等职责。因为他们对任何宗教典礼都有特殊的监督权，所以在必要时，如遇结婚、订立遗嘱、纳子等事宜，人们必须先向他们咨询所拟议的事务是否有触犯神律之处。他们为祭祀庆典制定一般戒律（俗称“王法”），这样他们就获得了古罗马祭祀和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宜的总监督权，但这项权利直到王政废除之后才得以充分发展。因为在古罗马几乎事事都与祭祀有关，因此古罗马人将一切所学的知识比作“神界和人间的科学”。事实上，古罗马的宗教法学、世俗法学和史学的基本原理都源于这一团体。因为历史的记载离不开历法和年鉴，而古罗马法庭又不能擅自制定诉讼法律原则，所以在传统上均必须保留造桥团。而有关开庭日期和宗教法学的问题，也只有这个团体有权提出建议。

随军祭司团

在某种程度上，除去“鸟卜者”和“造桥者”这两个最古老、最著名的组织，由二十人组成的随军祭司团也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宗教事务组织。它相当于一个活动的档案馆，一直以来保存着与邻邦签订的各项条约，有权对触犯条约嫌疑的行为作出权威裁决，必要时有权进行谈判和解或宣布开战。他们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与造桥团在宗教和法律上的地位相当，另一相同点是，两者都只有解释法律之权，但无宣判执法之权。

但是，无论这几个团体的名声多么响亮，所辖职能多么重要和广泛，都从没忘记其职责所在，各个团体的领导者更是如此。他们的职责不是发号施令，而是提供经验性建议；并非直接祈求神祇寻得答案，而是向求神的人解释神的旨意。所以，哪怕地位最高的祭司也还是位于国王之下，没有国王的允许，不可向他进言。国王有权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观察鸟类的飞行；占卜师只能站在国王一侧，必要时才向国王传达神祇的旨意。同样，除非由他人指定处理相关事务，否则占卜师、造桥师和随军祭司团成员不得干预国际法和习惯法运行。古罗马人人笃信神灵，并且坚守一项原则，即古罗马祭司毫无权力，他们不得发号施令，与其他公民无异，即便对最卑微的行政官也必须唯命是从。

祭典的特点

拉丁人信奉神祇主要出于现实享乐的需要，对大自然野性力量的恐惧倒是其次。为了表示对神的敬仰，他们畅谈喜悦，吟诗歌唱，游戏舞蹈，举办宴会。意大利同其他发展农业的部落一样，人们平常所吃的大都是蔬菜，因此宰牛在过去不仅是一种家庭盛宴，也是一种祭祀仪式。猪之所以成为最受欢迎的祭品，是因为它经常被用作宴会烤肉。但古罗马人生性节俭，一切靡费无度和过度放纵的事情都与他们无关。原始拉丁宗教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待宗教事务节俭有度。一直以来整个民族注重道德自律，这也极大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因此，拉丁人从来不会过度放纵自己以至于做出出格的事情。拉丁宗教的核心在于，深藏于心中的道德冲动引导人们将世俗的罪恶和惩罚与诸神世界联系起来。

一旦有人反抗神灵犯下了罪孽，他就必须受到惩罚以向神赎罪。将被判死刑的罪犯处死是为了让他为自己所犯的罪孽赎罪，就像在正义之战中上阵杀敌那样；夜间偷拿田里粮食的窃贼得罪了谷神克瑞斯，须受绞刑以赎罪，正如敌人在战场上得罪了大地之母和善良之神那样也必须赎罪。类似传闻的原因有些难懂，听起来甚至令人害怕：一旦众神发怒，而绝对有罪的那个人却逃之夭夭，这时若有一人自愿站出来承担罪责，众神的怒气才能平息。地上裂开一个释放毒气的深坑，这时若有一个勇敢的公民自愿赎罪一跃而下，深坑才会闭合不见。战争眼看着要败了，这时若有一个勇敢的公民自愿赎罪舍身抗敌，战争最终才能转败为胜。

关于“圣泉”的由来也流传着一个类似的传说：无论是牲畜还是人，他们在指定时间内诞下的后代一概是献给诸神的祭品。如果这种行为可称为“人祭”，那么这种祭祀方式符合拉丁人信仰的本质；但我们一定要加以说明，回顾过去，这种以人供祭的方式，就用于献祭的人而言，只限于经民事法庭裁定有罪的人以及无罪却自愿赴死的人。

若用其他方式以人供祭则违背了祭祀的基本理念，至少在印度—日耳曼各部落之间，人祭是后期社会退化和野蛮化所造成的结果。古罗马人从未接受过这种祭祀方式，即使到了极其危难的时刻，古罗马人也几乎不会通过迷信和绝望这类糟糕的方式寻求解脱。此外，相对而言，我们难以发现古罗马人迷信鬼怪、害怕魔法或参与秘密宗教事务的蛛丝马迹。神谕和预言在意大利从未像在古希腊那样受到重视，从未重要到能控制人们的私人或公共生活。但从另外一方面看，拉丁宗教也因此不免变得异常枯燥乏味，一整套紧张而沉闷的祭祀仪式下来，人们早已无法忍受它的枯燥了。

之前我们说到，意大利人认为在万物中神祇最能帮助他们达到非常重要的现实目标，因为意大利人倾向于可触知的和真实存在的事物，与他们的宗教理念如出一辙，而且这一倾向在当今意大利人的圣人崇拜中也同样明显。神之于人正如债主之于债户，每一个神都有正当权利要求人们举办特定的表演活动祭祀他们，正如每一位债主都有正当权利要求债户支付一定数额的欠款。人世有多少事，天上就有多少神，任何人若在任何神的祭祀活动中如有疏忽或者不当，都会在相应事件中遭到报应。所以，单单了解个人的宗教义务也是一件费力麻烦的事，于是熟谙神律和其中要求的祭司，如造桥师，必然能获得超凡的影响力。正直的人以商人恪守信用般的态度履行人世间的义务，并以同样的态度履行神圣礼仪的规定，而且如果有时神做了他的分内事，人们要做的就会更多。人们甚至还会与神进行投机买卖：无论就事实还是就名义而言，立誓就是人与神之间结下的一项正式契约，人们以此向神保证，如得神庇佑，他们便给神相应的回报。而且，古罗马法中有一原则，任何契约绝不能派代表来缔结，而这一原则也导致了拉丁姆地区的个人宗教事务绝不允许祭司参与调解。

不仅如此，因为古罗马商人有权只按字面意思履行契约而不违背契约的相关法律，所以在古罗马神学家的指导下，人与众神交往只流于实物模拟而非实物。他们用洋葱头和罂粟头供奉天神，这样便能躲过天神的闪电，使其单单劈向那些洋葱头和罂粟头；每年到了祭祀台伯河神的时候，人们都会将三十个用灯芯草扎成的木偶扔进台伯河，这些都是河神要求的祭品。在这里，人们不仅认为神慈悲、宽恕，还必然对其存有一丝看似虔诚的狡猾，他们想通过假意满足神的要求来安抚和欺骗那令人敬畏的神。所以，古罗马对神的敬畏大大影响了人们的态度，泛神论和一神论各自的基本思想，绝不是对主宰万物的自然界或万能的神的一种敬畏，而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畏惧。

债务人一接近他那公正、但十分苛刻的又颇有权势的债主便直哆嗦，这种胆怯心理同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畏惧在本质上并没什么不同。显然，这样一种宗教更容易抑制艺术灵感和思辨思维，而不是激发它们。古希腊人给原始时代的一些简单想法注入了血肉，这样形成的神的思想不仅是雕塑艺术和诗歌艺术的素材，而且适用性更强，更加灵活多变，这也是人性最深层次的特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神的思想对任何想要主宰世界的宗教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种方式，人类简单的自然观扩展形成了对整个宇宙的看法，朴素的道德观进化成了普遍的人性观。很长一段时间内，古希腊宗教吸纳了整个国家思想上的发展，包括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观点，并不断增添新的思想内涵从深度和广度上发展了它，最终想象和思辨冲破了培育这些宗教思想的土壤。但在拉丁姆地区，神的具体概念仍旧是完全透明的，没给艺术家和诗人任何发挥想象力的机会。而且拉丁宗教对艺术总是抱着一种疏远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因为神灵只是也只能是现实现象在精神层面上的解释，他们理所当然地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各自的居所——神庙及神像；人们双手建成的围墙和神像似乎也只能模糊和扰乱有关神的概念。因此，最初的古罗马宗教里的神并没有具体的神像，也没有供奉他们的地方。

尽管拉丁姆地区的人很早便信仰神祇，可能还效仿古希腊人供奉神像并为神建造一座座小教堂，但人们认为这些象征神的神像与努马制定的法律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不纯洁的和异国的文化入侵。古罗马宗教所有的神像中几乎不存在某个独特的形象，恐怕只有双头的雅努斯神算是例外，甚至瓦罗还嘲笑过渴望拥有木偶和雕像的人们。

古罗马的诗歌和思辨哲学之所以极度贫乏，其根本原因同样在于古罗马宗教缺乏生动力。不仅如此，在实际应用领域我们还发现了同一明显的特征。古罗马的祭司，尤其是造桥者，逐步研写了一部道德法典，为古罗马人不断增添实际利益。一方面，这部法典能在国家没有警察直接监管的时候作为治安法规使用，另一方面，它将违背道德之人带去神庙施以神的惩罚。属于第一类的法规包括以宗教方式告诉大家各个节庆日应有的庆祝活动、按农业丰收的要求管理田地和葡萄园（后续章节将详加叙述）、与卫生监管问题有关的对灶神和家神的崇拜以及古罗马人早期单独采用的火葬法。

古罗马人运用这种焚烧尸体的办法远远早于古希腊人，它蕴含了对人类生死的一种理性看法，这一点不仅在原始时代，甚至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都是不常见的。拉丁人的国教能够实行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改革，已是不小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这部法律起到了良好的教化作用。如果丈夫卖了他的妻子，父亲卖了他已婚的儿子，儿子殴打了他的父亲或是媳妇殴打了公公，店主对客人或手下背信弃义，想占便宜的邻居擅自搬动界石，以及夜里窃贼偷盗大家辛勤劳动获得的粮食，这些触犯法律的人都会受到神的诅咒。而这些被神诅咒的人并不会被放逐，因为放逐本身违背了一切古罗马的公民秩序，所以只有在公民秩序出现争议时人们才会采用，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神的诅咒。公民个人甚至是毫无权力的祭司都无权施行这样一种神的诅咒，被逐者首先应当接受神律的裁决，而不应由人随意进行裁断。而作为一切诅咒依据的这种虔诚的民间信仰，必定能够约束人们轻狂邪恶的本性。但惩罚也不局限于神律裁决，事实上，国王有权也有义务实施惩罚。法律依照犯罪事实设置不同的惩罚，一旦某人的犯罪事实经慎重裁决确定之后，国王将下令处死冒犯神祇的他。整个处死过程就像宰杀一只用作祭品的动物，这样一来可以洗净社会的个人犯罪之风。如果所犯罪责较轻，犯罪者可以免去死罪，那么只需呈送一只动物祭品或类似的礼物即可赎罪。因此，整个刑法最终的裁决依据还是赎罪这一宗教观念。

但除了维护社会秩序和进行道德教化以外，拉丁姆地区的宗教并没起到别的作用。在这方面，古希腊远胜过拉丁姆，这是因为古希腊宗教不仅促进了智力的发展，还使整个民族变得前所未有的团结。古希腊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件和古希腊民族的一切共同财富都是围绕着神谕和神的节日发生的，这些神包括德尔斐的阿波罗、奥林匹亚的信仰之女缪斯。然而在这一点上，拉丁姆也并不是全无优势可言。拉丁宗教经过简化变成日常生活中一个个可被感知的现象，人人都能完全理解并相互交流。因此，古罗马社会维护公民的平等。而在古希腊，宗教已上升成为最高度的思想，它自远古时期起接受了充满智慧的贵族们的一切祝福和诅咒。拉丁宗教同其他宗教一样，都开始于对未知事物的探索。透明的神界看来好像并不深奥，但这只是表面观点，就像人们看到清澈的溪水就低估了溪水的深度那样。这种充满激情的信仰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消失，就像清晨的露水在日出前蒸发不见一般，这都是必经的过程，而拉丁宗教最终也会衰落破灭。与世间大多数人尤其是古希腊人相比，拉丁人那朴素的信仰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正如光相互作用成就了色彩却最终也因它们暗淡，信仰创造了艺术和科学最终也毁了它们。

在整个进程当中，种种因素决定了它是发展还是毁灭。而在早期那个朴素的时代，人们利用同一自然规律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后人极力追赶却也只是徒劳。古希腊人在智力上获得极大发展，创新结合了宗教和文学的发展（虽然两者结合并不完美），使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联盟再无可能。他们抛开了自己朴实的本性、适应能力、自我奉献精神和融入的动力，而缺少这些要素任何联盟都无法成立。有一种史观认为要想表扬古希腊人则必须批评古罗马人，要想表扬古罗马人则必须批评古希腊人，这种幼稚的观点是时候改变了。正如我们安排橡树生长在玫瑰旁，两种植物一番较量后不相上下，罗马和希腊这两个古老时期诞生的最伟大的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应当抛开对它们的赞扬或谴责，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它们一定都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和不足。在两国的形成时期，古希腊开始接触东方而古罗马则不然，而这无疑才是造成两国差异的最深层和最根本的原因。无论世上的人如何强大，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创造古希腊文明和后来基督教文化那样的传奇。当阿拉米人的宗教思想渗入印度—日耳曼民族的土壤，历史才成就了这些最灿烂的传奇。但如果单凭这一原因说古希腊是纯朴人类的发源地，那么拉丁姆也不愧为古今民族发展的原型，后人应当一致推崇并学习。

外来宗教

古罗马宗教的整个发展过程纯粹、自由且具有彻底的民族特色，它的特点和影响也是如此。自远古以来，不断有别的宗教祭祀仪式和制度从国外引进，但这并未破坏古罗马本国宗教的民族特色。同样，古罗马授予个别外邦人公民权也并没破坏城邦的国有化性质。自然而然地，古罗马人和历史更为悠久的拉丁人互相交流了各自的宗教思想，展开了物物交换的贸易活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外族的神祇和祭祀传统也纷纷传到了古罗马，例如我们在前文谈到的萨宾人保留下来的独特的祭祀仪式，我们并不确定古罗马宗教是否借鉴了埃特鲁斯坎地区神祇的概念。旧时人称守护神为拉斯（原指贪婪好色的），人们通常认为拉斯和记忆女神密涅瓦（原指精神、技艺）最早起源于埃特鲁斯坎地区，但恰恰相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是拉丁姆地区土生土长的神。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古罗马人在所有外邦宗教中最早注意到了古希腊宗教，并且对它感兴趣的人也最多，这也符合我们在与古罗马人“交往”中所了解的情形。古希腊神谕也记录下了古希腊宗教最初传入古罗马的那一刻。古罗马神的语言只有肯定否定之分，人们要想知道他的意图只能抽签[9]，这种方法最早是由意大利人提出的。自远古时代以来，健谈的古希腊诸神不断发表言论进行预言，而在东方宗教的各种推动作用下，人们才渐渐开始理解这些预言。古罗马人甚至从早期开始便设法保留神的劝言。阿波罗的占卜女祭司，即库玛依女祭司就曾在树叶上记录神谕，这种树叶还因此作为最珍贵的礼物赠予从坎帕尼亚来做客的古希腊人。

为了解读这本预言书，古罗马很早便专门设立了一个祭司团体，由两位富有学识的男士组成，其地位仅次于占卜团和大祭司团。国家会出资雇佣两名精通古希腊语的奴隶为他们服务。人们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灾祸需要进行祭祀，而他们却不知道应当祭拜哪位神祇或选用何种祭礼，这时他们会向保管神谕的人求助，但早期古罗马人也会直接去往德尔斐向阿波罗寻求建议。除上述与宗教交流有关的传说以外，另外还有不少佐证，例如我们熟知的所有意大利词典都收纳了与德尔斐神谕密切相关的“thesaurus”一词；阿波罗这一名字最古老的古罗马形式为“Aperta”，意为“起源”，是多利克方言中“Appelon”一词的同源变体，这样粗俗的表达恰恰表明这个词由来已久。意大利人欣然接纳了古希腊神赫拉克勒斯，还称他为大力神。早期人们对他的角色有着独特的理解，起初认为他是冒险获利和暴富之神。因此，一旦将军缴获了战利品或商人盈利，便会去往牲口市场的大祭坛，将获利的十分之一献给赫拉克勒斯。因为早期人们往往在大祭坛订立契约并立誓为证，他还因此成为掌管一切商务契约之神，其作用相当于古拉丁的信义之神。

从很早开始，人们对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信仰便无处不在，引用一位古代作家的话说，意大利每个村子里的人都爱他，每一条城里大街、乡间小路都设有他的祭坛。此外，古希腊人很早便听说了水手之神卡斯托尔和波吕丢刻斯（古罗马人称波吕克斯）、买卖之神赫尔墨斯（即古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以及医神阿斯库勒比尔斯，只是后来才当众祭拜他们。善意女神玻娜的节日名damium与古希腊语damion或deimion相对应，其由来也同样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古罗马神利柏耳·佩特在后来被当作“拯救之父”，等同于古希腊的酒神，即“放纵者”；还有古希腊的冥神（古希腊名为Pluto，古罗马名为Dispater）也称为古罗马的“施财之神”；冥后珀耳塞福涅曾因名字首字变音和意义转换变为古罗马地狱之后普罗塞耳皮娜，也称播种丰收之神，这些都是古时词语相互借用的结果。甚至古罗马和拉丁联盟的女神和阿文廷山上的狄安娜女神似乎也是模仿了小亚细亚爱奥尼亚族人的联盟女神，又称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至少此神在古罗马神庙中的雕像是仿照以弗所人的模样而塑造的。东方思想早早便渗入了阿波罗、狄奥尼索斯、普鲁托、赫拉克勒斯和阿尔忒弥斯的神话之中，而在这样一个时期，阿拉姆宗教只能通过这些神话间接对意大利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古希腊宗教的传播主要依赖一定的贸易往来，并最初由商人和航海者带到意大利。

这些借用外国语言的例子未受到重视，而原始时代有关自然界中各种象征形象的传说几乎也失传了，其中也包括卡库斯的公牛传说。我们发现，古罗马宗教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是古罗马民族的有机创造。

萨贝利人的宗教

从我们仅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萨贝利人和翁布里亚人的宗教与拉丁宗教在根本观点上是完全相同的，而只在色彩和形式上存在地方性差异。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别在于，古罗马专门设立了一个祭司团体保护萨宾人的宗教仪式。这颇有教育意义，向我们解释了两者差异的本质。对于这两个民族来说，观察鸟类飞行都是常用的向神寻求建议的方式，但替提人和古罗马人观察的不是同一种鸟，这一点无论在哪都是成立的。两个民族都把神灵视为现实世界事物的抽象化反映，不带有个人色彩，他们的不同点只在于表达和仪式。对于当时信仰宗教的人而言，这些差异显得十分重要，也是正常的。如果真存在某种独特的特征，我们也无法理解了。

埃特鲁斯坎人的宗教

从埃特鲁斯坎人流传下来的祭祀仪式来看，他们的宗教传达的是另一种精神。埃特鲁斯坎人的宗教推崇的神秘主义令人悲观厌烦，这种神秘论包含神祇数量的变化、占卜术以及极其荒谬的主教就任活动，而主教却始终拥有一大批自己的信徒。虽然我们对埃特鲁斯坎宗教的了解远远不如拉丁宗教那样全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埃特鲁斯坎宗教的一些特色可能就体现在后人的一些细微举措上，而最后流传下来的恰恰是与拉丁宗教最格格不入的那些阴暗古怪的教义。但保留下来的这些教义足以证明，埃特鲁斯坎人的本性才是造成宗教中神秘主义和野蛮之风的根本原因。

仅凭对埃特鲁斯坎人宗教的这些认识，我们无法领会埃特鲁斯坎人与意大利人两者之间神的概念在本质上的差异。显而易见，埃特鲁斯坎最著名的反而是那些恶毒和招惹是非的神。正因为埃特鲁斯坎人对神祇的祭礼相当残酷，特别是杀害俘虏用作祭品，所以他们在卡瑞城残杀了被俘的弗凯亚人，在塔昆尼杀害了被俘的古罗马人。拉丁人曾设想，人死之后会化作一群安静的“善灵”成为地狱和平的主宰。但埃特鲁斯坎人的宗教展现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狱，可怜的灵魂注定要遭受皮鞭的鞭笞和巨蛇的折磨，带他们去往地狱的鬼差，十分凶残还伴有兽性，背后长着翅膀，手执巨锤。之后在古罗马举行的角斗比赛中，会专设一人将失败者的尸体搬离赛场，此人衣着便参考了鬼差的形象。地狱的惩罚同灵魂的状态之间存在某种固定关系，因而人们能通过救赎逃脱地狱的惩罚，即完成某种神秘的祭祀之后，可怜的灵魂便可升天而与众神为伍。值得注意的是，埃特鲁斯坎人为了增加渡往地狱的亡灵，很早便引用了古希腊人最黑暗的教义，如阿克隆（古希腊神话中的地狱）和卡隆（古希腊神话中的亡灵摆渡人），它们对规范埃特鲁斯坎人的行为产生了重要作用。

埃特鲁斯坎人对解释各种预兆特别上心。古罗马人在大自然中发掘神祇的声音，不过，古罗马的鸟卜者只能解释一些简单的预兆，并大致预测某一事件的吉凶。对他们来说，自然界的一切反常现象都是凶兆，并且会阻挠正在进行的行动，例如当遇到雷电交加的天气，人们会立即暂停公民大会；他们还力求摆脱之法，例如长相怪异的婴儿一旦诞下便立即被处死。但在台伯河的彼岸，更为严重的事也会发生。通过观察闪电和用作祭品的动物的肠子，知识渊博的埃特鲁斯坎人能详细预测信徒们未来的命运。神谕越是奇特，征兆和奇事就越是令人震惊，他们就越有把握解读神的旨意，寻得避免灾祸的方法。

由此，诞生了分析闪电、动物肠子和奇特现象的学科。这些知识，尤其是闪电学，为了标新立异而过分强调细微的差别，甚至有些钻牛角尖。在塔昆尼附近的一块田里，一位农夫挖出了一个叫塔格斯的侏儒，他个头和小孩一般，却满头白发。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孩子气长相的人，嘴里还胡言乱语，该是有多滑稽。他向埃特鲁斯坎人透露了闪电的奥秘之后，立马就死了。他的弟子和继承人会向人们揭秘哪些神祇习惯投掷闪电；如何通过闪电的颜色和出现方位分辨神的身份，以及闪电预示的是一种永久状态还是单个事件，而如果单指某一事件，又将进一步判断该事件是不可更改的，还是凭借人力可以改变的。我们偶尔也能从那些法术中发现他们收取报酬的强烈愿望，例如教人们如何将闪电在击中的那一刹那将其引开，如何控制可怕的闪电进行攻击，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神奇的法术。一些事实表明，古罗马人对这些把戏深恶痛绝，甚至后来人们即便在古罗马应用这类法术，也从没想过引进它们。而到了如今这个时代，古罗马人大概仍然认为，有本土和古希腊的神谕替他们预言就够了。

埃特鲁斯坎人的宗教之所以比古罗马宗教高级，是因为埃特鲁斯坎人恰恰具备古罗马人所缺乏的基本发展动力——宗教外衣包裹下的思辨能力。蒙面神（-Dii involuti-）主宰着现实世界及诸神的一切，连埃特鲁斯坎人的朱庇特神都要与他们商议。尽管如此，世界是有限的，一旦形成，历经几个现世之后又将破灭。但鉴于埃特鲁斯坎人的宇宙论和哲学曾闪烁过的智慧光芒，对于这些我们难以评价。不过，人们之所以一开始便注意到这些，似乎是因为枯燥无味的宿命论和乏味无趣的数字游戏。

[1]显然，这就是晨母（Mater matuta）本身，我们由此可以联想到与此有关的一个情形，正如Lucius，尤其是Manius名字所表现的那样，人们认为早晨能为新生儿带来幸运。大概在后世受海中女神琉喀忒亚神话的影响，Mater matuta成为海洋和港口女神。而该女神主要受女性敬奉，与人们最初以为她是港口女神的观点不符。

[2]由Maurs变体而来，是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文字形式。由于人们对u的处理方式不同，所以演变成Mars，Mavors和Mors三种形式；从Mar-Mor（复数形式为Ma-murius），Mar-Mor和Ma-Mers这类双层结构中，我们还发现原有形式当中的字母u之后被人们用字母o替代，例如Paula一词之后演变成Pola。

[3]国际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下，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和商法关系，解决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约束。由于涉外因素又称国际因素，民法和商法在西方传统上称为私法，国际私法因而得名。广义的民法可以包括商法，在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法律术语称为民法的抵触或民法的冲突，或称法律的抵触或法律的冲突，因此长期以来这一部门法被称为法律抵触法或法律冲突法。——译者注

[4]对雅努斯来说，一切门和早晨时光都是神圣的。人们在向神祷告时，最先选择他，在制造钱币时，最先刻画他的模样，这些无疑都表朋，雅努斯象征着开放和开端。与门通往两边类似，雅努斯的双头各朝一边。人们将他视为太阳之神和年岁之神，但却引来许多非议，因为最初以他名字命名的月份是十一月，而不是第一个月。仲冬农闲过后，人们继续田间劳作，似乎这才是该月名称的真正由来。尽管如此，雅努斯仍象征着新一年的开端，尤其在一月成为各月之首以后，更是如此。

[5]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年）通称为老加图（Cato Maior）或监察官加图（Cato Censorius），以与其曾孙小加图区别。他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演说家，公元前195年的执政官。老加图在拉丁文学的发展方面有重大影响。他是第一个使用拉丁语撰写历史著作的罗马人，也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拉丁语散文作者。在他之前，罗马主要的文学语言是希腊语。——译者注

[6]罗慕路斯（Romulus，约公元前771年出生，约前717年逝世），罗马城的建造者，也是古罗马的王政时代首位国王。——译者注

[7]贞女是侍奉圣火维斯塔女神（Vesta）的女祭司，因奉圣职的30年内须守贞而得名。罗马给予维斯塔贞女很大的特权，这些特权到了后世仍得到保留，只不过被体系化，整合到家庭法中，以家父权及监护的例外的面貌出现。——译者注

[8]关于此事最可信的佐证在于，在依照拉丁模式所建立的民族当中，鸟卜者和造桥者无处不在，这在《论土地法》第二章和大量碑文中有相关记载。劳伦图姆随军祭司中的Pater patratus也是如此，而其他祭司团体则十分少见。因此，前者与十等分制、点火佃、舞蹈祭司和狼神团享有相同的地位，都是拉丁民族十分古老的遗产。然而，执政官（sacris faciundis）和其他团体，如三十人团体、塞尔维部落和百人军队最初起源于罗马，却也因此一直只在罗马活动。但就第二个团体造桥团而言，也许正因为受到罗马的影响，人们采用了一般的拉丁形式对它命名，废弃了原本的多个名字，只保留了其中一个。Pons原本不指桥，而通常表示“道路”，因此，pontifex意为“修路者”，这一猜测用语言学知识解释颇为合理。至于鸟卜者的最初人数，人们对此说法不一。有人认为，鸟卜者的人数一定是奇数，但这一观点遭到了西塞罗的驳斥（详见《论土地法》第2卷，35页）。李维提出反对，称罗马鸟卜者的数量必须是三的倍数，所以其基数必然是奇数。据李维所说，至奥古尔尼立法之时，鸟卜者存有六人，而西塞罗称罗慕路斯曾设四位鸟卜者，努马设两位鸟卜者，恰恰也证实了这点（详见《论国家》第2卷，9页）。而至于造桥者的人数，参考《罗马法》第2卷，20页。

[9]Sors源于serere，成排摆放。所谓的签也许就是挂在一条线上的许多小块木片，人们扔签会形成许多种数字图案，会让人们联想到古时的北欧文字。

第十三章　农业、贸易和商业

农业和商业与城邦的政治制度和外部历史关系十分紧密，因此我们在描述政治制度和外部历史时，应该考虑到农业和商业的影响。在前文我们已经列举过一些注意事项，通过简要介绍意大利的面貌，特别是古罗马的经济状况，我们应当考虑到这几个需要注意的方面。

农业

上文提到，在意大利人迁入亚平宁半岛[1]之前，他们的经济已由游牧经济过渡到了农业经济。农业仍然是意大利各部落的主要经济支柱，同时也支撑着萨贝利人、埃特鲁斯坎人和拉丁人的生活。在有历史记载的时期中，尽管各个民族或多或少地因地制宜，混合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但意大利并不存在完全依赖畜牧业的部落。古罗马人有一个优良的传统，他们每新建一座城市时，都会沿着已设计好的未来的城墙犁出一条垄沟。这也说明，人们心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农业是每个联邦的生存之本。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及古罗马的土地关系时才能够确定，并且塞尔维乌斯改革[2]也清楚表明，农业不仅在最初是整个城邦的立国之本，而且一直是确保所有定居者成为管理城邦事务的核心的一大力量。久而久之，古罗马的大部分地产就落到了非公民阶层的手中。从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与他是否拥有永久产权的地产再无关联。改革后的政治制度始终依据人们的不动产情况来对待他们，规定拥有不动产的人必须服兵役，以求暂时并且永远地结束动荡的局面以及避免潜在危险的发生。而这一改革也让人们自然而然地得到了特许的公共权利。

古罗马的战争和征服政策同它的政治制度一样，也以不动产体系为依据，因为只有持有不动产的人对国家才有价值，扩充这类人的数量才是战争的目的。被征服城邦的人民要么被迫沦为古罗马的自耕农，要么采取另一种不这么极端的解决办法，他们可以不必缴纳战败赔款或固定贡金，但必须割让部分土地，通常为其领土的三分之一，而这部分土地往往会被古罗马人用来发展农业。同古罗马人一样，许多民族也曾经四处征服，可是没有一个民族能像古罗马人那样凭借血汗将征服来的土地发展自己，用犁头来守护用长矛拼下的土地。所有凭借战争赢得的土地，都可能因战争而被夺走，而只有用锄犁征服的土地才不会被夺走。尽管古罗马人也曾打过许多败仗，但他们几乎从未为了求和而割让领土，因此他们感激农人们对农田地产的坚守和保护。人和国家之所以强大，在于他们拥有对土地的主权，而古罗马的伟大正在于其公民对土地拥有最广泛而直接的支配权以及这些人保持的那种紧密团结。

共耕制

前文曾经提到，最初古罗马对耕田实行的是共耕制。以氏族为单位进行分配，每个氏族在各自的田地上耕作，然后将收获的粮食分发给各家各户。共耕制与氏族社会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甚至到了最后，人们在古罗马也经常能发现共有土地产权的人同住一处、联合经营[3]。流传下来的古罗马法中也曾提到，人们的财产最初只包括牲畜和土地使用权，土地被分给公民之后才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4]。对此较有说服力是，人们最初用“牲畜总头数（cattle-stock）”或“奴隶数和牲畜总数（slave-and-cattle-stock）”来形容财产的多寡；每户子女和奴隶的私有财产最初也用“小牲畜（small cattle）”作计量单位；人们最开始用手握住要式物[5]便能获得该物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转让方式便是曼兮帕蓄[6]，不过这只适用于动产交易。此外，最早的“世袭土地”的面积为两个尤格拉[7]（相当于1.25英亩），但这仅适用于园林地而非耕地[8]。耕地何时开始分配，如何分配，我们已无从考证。我们能确定的是，尽管塞尔维乌斯时期曾提出了土地分配政策，但最早的政治制度与不动产并无关系，而是以氏族制度为前提。显然，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大部分土地变成了中型农场，供一家以劳动来维持生计，还能饲养耕牛，用犁耕作。这样一整块中型农场的准确面积已不得而知，但据估计，绝不会小于20尤格拉（约12.5英亩）。

种植谷物

古罗马的农业以种植谷物为主，常见的谷类作物是斯佩尔特小麦（用作饲料）[9]，另外还会种植其他豆类植物、根菜类植物和青菜。

种植葡萄

种植葡萄这项技术最早并不是由古希腊移民带到意大利的，这一点从古罗马的节庆日表上便能看出。因为早在古希腊人到来之前，这张表就已经存在了。表中包括三个酒神节，它们的设立并不是为了纪念后来引进的古希腊酒神“拯救者之父”，而是为了纪念“众神之父约维斯”。曾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卡瑞城之王墨曾提乌斯曾向拉丁人或鲁图里人征收葡萄酒税。在意大利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故事的讲述有许多版本，大致是说凯尔特人了解到意大利盛产珍贵水果，尤其是葡萄和酿好的葡萄酒，于是他们受利益的驱使不远万里跨越阿尔卑斯山脉来到意大利。由此可见，拉丁人对自己种植的葡萄十分骄傲，也令其他民族羡慕不已。早期拉丁祭司会教大家大范围地精心培育葡萄。在古罗马，要等城邦的最高祭司，即朱庇特的点火佃授权采摘并由他摘下第一串葡萄之后，大家才能开始摘葡萄。与之类似的是在塔什干地区，有法令禁止售卖新酿的葡萄酒，一切售卖活动得等到祭司宣布开桶节开始之后。还有一些例子也能证明早期人们普遍种植葡萄，他们不仅在祭祀仪式上普遍采用酒祭，而且古罗马祭司立下了一条规矩，并被列入了努马国王制定的法律，那就是祭祀神灵的酒一律不准是未切开的葡萄酿成的。同样，他们引进一项有益身心的晒谷习俗，禁止人们用未干燥的谷物供奉神灵。

种植橄榄树

种植橄榄树的技术传入较晚，最早当然是由古希腊传到意大利的[10]。据说，罗马纪元2世纪末期，古罗马才开始在地中海西岸种植橄榄树。这个说法也符合一项史实，那就是橄榄枝和橄榄在古罗马祭礼中的地位大大低于葡萄汁。不过，这并不妨碍古罗马人对这两种珍贵树木的尊重，他们在库尔特湖（the Curtian lake）附近的公共广场中央分别种植了一棵葡萄和橄榄树。

种植无花果树

古罗马人种植的果树以营养丰富的无花果树为主，这是一种原本就生长在意大利的树。有关古罗马起源的传说和无花果树也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很多无花果树[11]就长在古罗马的广场里或附近地区。

农场经营

农夫和他的儿子拉犁耕作，承担了大部分的农活。一般情况下，普通农场不会雇佣奴隶或按日计酬的散工来干活。人们饲养公牛或奶牛用来牵犁，马匹、毛驴和骡子则用来驮运货物。虽然为获得牛肉和牛奶而养牛并未成为畜牧业下的一个独立分支，但参与的人却不少，至少各个氏族占有的土地上都在养牛。除了小牛需要一同赶到公共牧场放牧以外，猪和家禽，特别是鹅，都只在农场场院内饲养。通常，人们会把田一耕再耕，不作休息。如果犁沟间距过宽而需再用耙疏松土壤，那么这块田便被视为犁耕不够。与其说这样的经营模式充满智慧，倒不如说它认真实在。而且犁具的设计未见改进，收割和脱粒的过程也存在问题，导致农耕业发展缓慢。之所以造成这一系列的结果，大致是因为理论力学缺乏发展，而并非因为农人墨守成规，固执使用旧式农具。毕竟，意大利人注重实用，他们无法体会祖祖辈辈对过去那种耕作方式的纯粹依恋。而在早期，他们或独立开发，或从邻国人那儿学会了种植饲料植物和灌溉草地，因而农业上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古罗马文学的发展也是以讨论农业理论为起点的。

一番辛勤适当的劳作之后，农人得以休息。每个人，包括底层人民，心中的宗教信仰会减轻他们生活上的苦痛，让他们身心愉悦，更自在地活动交往。每隔八天，平均约一个月四次，农人会去城镇交易并处理其他事宜。但严格说来，他们只有到了节庆日才能休息，特别是冬季播种后的那个节庆月。在这些节庆日里，众神“下令”一切犁具不得使用，所有农人以及他们的奴隶和耕牛都得到了休息。

也许，这就是最初一般的古罗马农场的经营模式。而农场的继承人则往往经营不善，那些肆意挥霍所继承产业的人会被当做疯子一样监管起来。此外，妇女基本上没有对个人财产的处置权，她们若要结婚，配偶必须是同一氏族的某位男性成员，以此保证财产仍属于该氏族。古罗马法试图控制地产债务负担过重的现象，若借贷以土地作抵押，一旦定期无法偿债，债务人应当按法律规定暂时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债主；若是普通借贷，一旦定期无法偿债，债务人应当严格执行法律程序迅速宣告破产。在后续章节中还会提到，后种方法虽能达到目的却不尽完善，而且法律也并未强行限制财产的自由分割。

遗产的共同继承人采取不分割财产的方式共同继承也是可取的，但最古老的法律曾规定，任意一方任何时候都有权解除这种共有关系。兄弟同胞和平共处固然是好，但若强迫他们如此便是违背了古罗马法中的自由精神。此外，塞尔维时期的政治制度也表明，古罗马即便是在王政时代也不乏农场主和园林主，他们用十字镐取代了耕犁来耕种土地。人们的习惯和聪明才智会防止土地过度细分，对此他们没有错信。根据古罗马一般习俗，通常保存完整的土地将以个人名字永久命名。在这个问题上，城邦会差遣移民间接进行干预，这些移民通常会开垦出一批新的土地，这无疑会抢占许多农舍所占用的土地，最终小型地主沦为移民被差遣。

地主

若想了解更大规模地产的相关情况，则困难许多。从骑士阶层早期的发展来看，这些大规模的地产当然并不少见，而且这点也不难解释。一方面，氏族土地的分配会诞生一类大地主阶级，这是因为各个氏族人数不一而且每人分得的土地面积也不相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大量的商业资本涌入古罗马。但严格说来，大规模农场经营意味着需雇佣大量的奴隶作为劳动力，虽然后来我们在古罗马见识到了这样的场景，但我们还不能推测这个时期它已经存在。相反，对这一时期我们应当引用古代定义，称元老为父，因为他们将土地分配给大家，就像父亲将土地留给他的孩子那样。

起初，土地所有人必须将无法亲自耕种的部分土地分发给他人，甚至将所有土地划分成小份，分给他们的依附者耕种。这一做法至今在意大利仍随处可见。接受土地的人可能是一家的兄弟同胞，也可能是这家的奴隶。如果他是自由民，他的身份最终会被附上“默许入住（occupancy on sufferance）”的标签（也称无偿占有，随时可被收回）。只要土地所有人愿意，接受土地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使用权，但并不受法律保护。相反，只要土地所有人愿意，他也可以随时将这些人驱逐。就双方关系而言，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不必向土地所有人支付费用，但土地使用者一般会交纳这类费用，而且通常费用为土地收成的一部分。这一关系虽与后期的土地租借关系类似，但两者一直存在差别。一方面，租借关系并不存在固定时限；另一方面，任意一方均不能控诉，并且因出租方有权驱逐，他可依法索赔租金。显然，这一关系本质上基于双方的诚信，若缺乏宗教习俗进行强有力的制约，这种诚信便不复存在。幸好，古罗马人处处讲究诚信。这样一种借贷制度兼具道德和宗教的约束，毫无疑问，从根本上它依赖的还是土地所得利益的分配，而这种分配制度并非是通过废除共耕制实现的。因为，在共耕制废除之前，氏族会分配土地给部落成员共同使用。共耕制废除之后，个人会分配土地给他的依附者使用。

而与之必然相关的是，古罗马的这种借贷关系并不是个人行为，从一开始租借方及其氏族就应向出租方及其氏族寻求保护，并宣誓效忠。古罗马最初的这种土地租借形式还解释了一点，那就是为何古罗马大地主阶级诞生的是土地贵族，而非城市贵族。因为古罗马人排斥万恶的中介制度，所以古罗马地主发现自身受土地的束缚并不比租户和农人们少。他们凡事亲力亲为，而且古罗马的富人视成为一个“好地主”为最高的荣耀。他们平日住在乡下，在城里只有一处住所，每回去城里办事就住在那儿。要是到了盛夏季节，他们也会去城里住，呼吸那儿的清新空气。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安排在上层阶级和普通平民之间建立了一种道德约束，这样能大大降低危险。家道衰败的农民、依附者和释放奴在此之后成为一批经过默许的自由租户，从而构成古罗马底层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并不像小型租赁人依赖大地主那样依赖地主。毫无疑问，替主人耕作的奴隶人数远远少于自由租户。

任何情况下，在某些地方，由于迁徙来的民族没有马上成为奴隶，所以奴隶的数量一开始似乎都十分有限，因此当他们在古罗马出现之后，免费劳工完全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最初，古希腊人在许多情况下会雇用日工，但他们之后被奴隶所取代。但某些民族，例如洛克里斯人，他们有史以来从未存在过奴隶制度。尽管奴隶制度起源于意大利，但与后期的叙利亚人和凯尔特人相比，沃尔西、萨宾和埃特鲁斯坎各族的战俘与他们主人之间的关系大不相同。现实生活中他们是租户，他们虽像地主一样拥有土地、牛羊和妻儿，但这些都不受法律保护。直到国家开始解放奴隶，他们重获自由的日子才可能到来。如果说最早大地主是靠这些立足的话，那么他们绝不是国家永久的耻辱，反而将会为其带来最实质的帮助。一方面，他们同中小型地主一样，为许多家庭提供工作供他们谋生；另一方面，地主拥有更高的地位，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更是成为了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领导者和统治者。与此同时，农民和穷苦的默许租户为古罗马的殖民政策作了物质准备，没有他们一切殖民计划都无法成功。因为尽管国家会给无地者分配土地，但却无法教授那些对农业一无所知的人以挥犁的勇气和力量。

畜牧业

用于发展畜牧业的土地不参与土地分配。人们认为公共牧场理应归国家所有，而不是氏族部落所有。一部分牧场用于本国饲养牛羊，供祭祀或其他用途所需，并通过缴纳牲口税维持日常运作。国家允许牧场主将牛羊赶到公共牧场放牧，并向其收取适当费用。最初，在公共区域放牧这项权利与土地所有权可能存在某种实质联系，但古罗马特定区域的土地，与公共牧场一定比例的使用权之间，在法律上从未有过关联。因为外邦人也能获得土地，但只有国王下令他们才能破例使用公共牧场。这一时期内，公用土地似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仅居次要地位，因为最初公共牧场的面积十分有限，征服来的土地可能大部分立马便当作耕地进行分配，或分给各个氏族，或在不久以后分给个人。

手工艺品

尽管农业是古罗马最为重要、分布最广的产业，但同时其他行业也在发展，例如拉丁人的城市生活在早期商业活动中发展繁荣。事实上，在努马王统治时期，在自远古时期就已存在的政治制度下，古罗马共有八类手艺人行会，分别是乐师、金匠、铜匠、木匠、蒸洗工、染工、陶工及鞋匠。早期人们还不知道面包烘焙技术以及专业的治疗技术，每家每户的衣服还得靠家中妇女自己用羊毛编织，所以商人平日订货来源大致也就这么八种。值得注意的是，古罗马并未给铁匠专设一个行会，这也再一次证实了一点，那就是铸铁技术传入拉丁姆地区的时间较晚。也正是这个缘故，从早期开始，人们在祭祀仪式中通常只会使用铜器，例如祭司主持祭祀所持的犁和剪刀都是铜制的。这些行会必然也大大影响早期古罗马的城市生活，以及古罗马对拉丁地区所持的立场。之后，大批工匠奴隶替主人干活或为主人谋利，大量奢侈品涌入，使古罗马的手工业遭到了极大破坏，陷入萧条。

在古罗马最古老的诗歌中，不仅讴歌了威武的战神玛尔斯，还歌颂了技艺精湛的兵器匠马穆里乌斯。据说天上曾掉下一面神灵所持的盾牌，马穆里乌斯竟能照着它的模样为所有公民都仿造一面。早在古罗马原始节庆日表中，我们便能发现火神与锻造之神伏尔甘的名字。因此，在远古时代，人们便一边铸造兵器农具，一边发展农业和军事。虽然之后古罗马人对手工业抱有傲然蔑视的态度，但在当时是完全不存在的。塞尔维国王军事改革后，所有持有土地的人都必须服兵役，而法律虽未免除手工艺人服兵役的义务，但因他们通常不具备土地所有权，无权携带武器，所以国家只能挑选某些木匠、铜匠以及某类乐师，按军事编制组建一支特殊的队伍，附属于军队。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后人常常鄙视手工技艺，并嘲笑手工艺人在政治上的劣势地位。毫无疑问，行会制度和祭祀团体两者的目的一致，因而在名字上也颇为相似。手工艺人相互交流，以便更好保护传统技艺，代代相传。当然，技艺不精的人可能无法加入行会，但行会并不存在垄断倾向，也并未设置杜绝劣质产品的相关措施。而在所有与古罗马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资料中，有关手工艺行会的介绍甚少，就如古罗马的贸易资料那般匮乏。

意大利国内贸易

显而易见，最早时期，意大利贸易仅限于本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易。拉丁姆地区的商品交易会的历史颇为悠久，但它与通常每周开放一次的集市还是有所不同。最初它们有的是一些国际活动和节庆活动，有的是各国在古罗马阿文廷山上联合举办的庙会。拉丁人每年八月十三日会来古罗马赶庙会，同时可能趁此机会处理一些私事，如购买一些必需品。而在弗尔西尼境内的佛尔图姆那神庙（大概在蒙特菲亚斯科内市附近），埃特鲁斯坎人每年都会在此举办庙会，这一庙会同古罗马庙会类似，场面却更为盛大。每年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商品交易会，通常古罗马商人都会赶来参加，但在菲欧尼亚森林的索拉克太地区举行的那一场，才是意大利人最重要的庙会，它是最适合三大民族交易商品的场合。这座孤山位于埃特鲁斯坎族和萨宾族的交界处（似乎山的大部分位于萨宾人居住地境内），因自然的力量耸立于台伯河平原中央，成为许多游客向往的胜地。无论从拉丁姆地区还是翁布里亚地区出发，人们都能很快到达这里。因此，古罗马商人常常到这儿来，他们各自控诉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多次与萨宾人争吵。

可以肯定的是，在古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船只进入西海以前，人们全靠这类商品交易会进行物物交换和商品买卖。收成欠佳时，各个地区的人会在交易会上供应粮食，共渡难关。此外，他们还在这里买卖牲畜、奴隶、金属制品以及在那个远古时代他们认为一切必要或想要的物品。不仅在古希腊—意大利时期，甚至在更早的那个仅仅依靠畜牧业的时期[12]，牛羊都是最古老的交易媒介，十只羊可以交换一头牛。在所有交易当中，尤其是日耳曼人的交易会上，它们都是大家一致认可的合法等价物，起到衡量商品价值的作用，换句话说，它们就是货币。同时，在买卖体积不一的牲畜时它们还能起到衡量交易比例的作用。在意大利，各个地区都需要大量的金属用于农业和军事，但只有极少数的地区能生产出满足需要数量的金属，因此，金属铜早期一出现便成为了继牛羊之后的第二交易媒介物。因为拉丁人所处地区铜的产量缺乏，所以他们将估价这一行为称为“量铜”。整个意大利半岛地区将铜视为一切商品的等价物，同时意大利人还发明了最简单的计数符号（下文将加以详述）和十二进制，生活在半岛上的意大利人最初便是这样参与国际交流的。

意大利海外贸易

对于依旧独立生活的意大利人来说，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影响在上文已有概述。而萨贝利族人却几乎完全不受影响，因为他们只有一条狭窄的海岸地带，而那儿荒无人烟，如果他们想获知外族的文明成果，例如英文字母，他们只能依靠托斯卡纳人和拉丁人作为中介传播。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缺乏城市发展。而在这一时期，塔兰托人与阿普利亚人和麦萨披亚人之间的交往似乎并不频繁，而西海岸那侧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卡帕尼亚地区，古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和睦共处。同时，在拉丁姆地区，尤其是埃特鲁斯坎地区，人们常常会进行大规模的商品交易。

如今，我们若想了解最早有哪些进口商品，主要依靠以下几类发现：一是从古墓中挖出来的文物，特别是克瑞城出土的文物；二是流传下来的古罗马语言和政治制度；三是促进意大利工业发展的几大因素，因为意大利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从外国购进手工艺品，之后才开始仿造。在各民族分崩离析之前，手工业究竟发展到什么阶段？意大利自给自足这一时期它又得到了怎样的发展？我们都无法确定。甚至意大利的蒸洗工、染工、硝皮匠和陶工如何向古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学习？又是如何获得独立发展的？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直到海外贸易兴起、黄金首饰在意大利半岛展开销路之后，拥有悠久历史的金饰贸易才开始盛行。

在埃特鲁斯坎地区的克瑞城和武尔奇一带以及拉丁姆地区的普雷内斯特城一带，我们在那些阴森的坟墓中找到了许多刻有飞狮图案的金碟以及巴比伦人制造的类似装饰品。而这些制造讲究的金饰究竟是从国外传来的还是国内工匠的仿造品，我们仍存有疑问。但整体来说，这些文物无疑证实了一点，那就是早期意大利西海岸所有地区都已开始从东方购买金属制品。后续章节中，对上述一点的阐述更加详尽，我们也将谈到，早期在古希腊的影响下，古罗马在用泥土和金属制造艺术品、建筑和模型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换言之，古罗马最古老的器具和模型均来源于古希腊。

在这些坟墓里，除了金饰，我们还发现了淡蓝色珐琅器皿和浅绿色陶制器皿，从它们的材质、风格以及上面刻有的象形文字来看，这些器皿都来自于埃及[13]；用东方石膏制成的香料瓶，其中好几个都雕成了爱希丝神的模样；画有或刻着狮身人面兽和狮身鹰头兽的鸵鸟蛋以及玻璃珠和琥珀珠。这些珠子或经陆路从北方传来，而其他文物证明，各式各样的香料和装饰品均来自东方。亚麻布、紫色染料、象牙和乳香也是从东方传来的，因为人们早期就用上了的亚麻带子、紫色王袍、象牙权杖和祭祀所焚的乳香皆可为证，古时借用的外国名称也证实了这点，例如linon、linum、porphura、purpura、skeiptron、skipon和scipio，elephas、ebur、thuos和thus大概也不例外。与此类似，大量与饮食有关的词语名称也属于借用，特别是油和壶罐的名称，如amphoreus、amp（h）ora、ampulla、krateir和cratera；宴会的名称，如komazo和comissari；用生面团（maza或massa）做成的佳肴，如opsonion和opsonium；以及各种糕饼，如glukons、lucuns、plakons、placenta、turons和turunda。反之，住在西西里岛的古希腊人也借用了拉丁语中的菜肴（patina或patanei）和猪油（arvina或arbinei）等名称。

后来盛行一种习俗，人死之后，人们会在他的尸体旁边摆放阿提卡、科尔基拉和坎帕尼亚三地制造的陶瓶。这一习俗和上述的语言借用一同证明，意大利是古希腊陶器的早期销售市场。不仅皮铠甲的设计颇具古希腊风格，而且拉丁语中的“盾牌”一词借用了古希腊语中的“皮革”（skutos），由此显而易见，古希腊皮革制品也早早传入了拉丁姆地区。最终，我们也能做出同样的推断，尽管“船帆”、“船桅”和“帆桁”等主要航海术语是纯粹的拉丁语[14]，这一点也颇为引人注目，但拉丁语中的大量航海术语还是从古希腊语中借用而来的；古希腊语中“信函”、“代币”、“天平”、“保证金”等词都再次出现在拉丁语中，反之，西西里人的古希腊语也借用了意大利语中的法律名词，而钱币大小、名称和度量衡的变更，我们将在下文中叙述。所有这些借用来的名词显然表现得十分野蛮，尤其是以宾格作主格的这一特别形式，不过正因为野蛮才说明了它们非常古老。从一开始，人们对买卖之神的崇拜似乎也是受古希腊思想的影响，于是将该神的节日定在每年五月的月中这天，因为在古希腊诗人眼中，他是美丽的玛雅女神之子。

拉丁姆地区的被动贸易与埃特鲁斯坎地区的主动贸易

因此在古代，意大利同帝国时期的古罗马一样，一开始都是从东方进口奢侈品，之后才慢慢能够依照进口器物进行仿造。在商品交易中，意大利贩卖的仅仅是一些原材料，特别是铜、银、铁等金属材料，同时也会贩卖奴隶、造船木材以及产自波罗的海的琥珀，并在他国农作物歉收时出售粮食。鉴于这一情形，顾客所需商品和他们作为交换提供的物品，意大利人为何在拉丁姆和埃特鲁斯坎两个地区采取不同的交易方式，我们已作出解释。因为所有供出口的商品的产量不足，所以拉丁人只能被动地进行贸易，甚至最早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用牛羊或奴隶与埃特鲁斯坎人进行交换，以此来得到需要的铜。这一做法与古时在台伯河右岸贩卖奴隶类似，上文已经提到过。另一方面，托斯卡纳出现贸易差额必然对克瑞、波普洛尼亚、卡普阿和斯皮纳四个地区有利。虽然这些地区的经济已迅速繁荣起来，商业地位也不断提升，但拉丁姆仍然是个以发展农业为主的地区。而反观这几个地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能发现同样的反差。

我们发现，克瑞城内的古墓在建造和装饰上颇具古希腊风格，但崇尚奢华这一点是古希腊人万万不能接受的。普莱内斯特城却是个例外，因为该地区地理位置特殊，与法莱里和埃特鲁斯坎南部关系十分密切。但对于死去的外邦人，拉丁人只会在土地上稍作装饰以示纪念，早期的拉丁姆地区简直没有一座能称得上奢华的坟墓。这儿的人同塞贝里人一样，通常只用一块草皮遮盖尸体。在古希腊钱币出现之后，埃特鲁斯坎人，尤其是波普洛尼亚人马上制造出了最古老的钱币。在整个王政时代中，拉丁姆地区所产的铜按重量计算是足够的，甚至没有进口过外国钱币，因为这类钱币（例如古希腊波塞冬的钱币）在该地区极为少见。至于建筑、雕塑和浮雕艺术，埃特鲁斯坎和拉丁姆都受到同样的影响，但只有在埃特鲁斯坎地区，资本才能与这些因素相结合而使它们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带来技术上的进步。大致看来，所有的商品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经由拉丁姆和埃特鲁斯坎两个地区生产、买卖。但若说到贸易的繁荣程度，南部地区远不如相邻的北部地区。而埃特鲁斯坎人依照古希腊样品制造出的奢侈品在拉丁姆地区，尤其是普莱内斯特城颇受欢迎，甚至在古希腊当地也很畅销，但拉丁姆地区几乎从未出口过此类商品。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能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

埃特鲁斯坎—阿提卡与拉丁姆—西西里岛之间的贸易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拉丁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之间的贸易差异还体现在，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通商路径。就埃特鲁斯坎人在亚得里亚海区域的早期贸易而言，几乎只能猜测，他们的贸易始于古罗马的斯皮纳和阿特里亚，止于古希腊的克基拉城。上文提到，西部的埃特鲁斯坎人富有胆识，冒险进入东部海域，不仅与西西里进行跨海交易，还与古希腊进行通商。在后期发现的埃特鲁斯坎人的坟墓中，我们找到了大量产自阿提卡的陶器，有别于上文提到过的装饰坟墓的用途，这一时期人们引进这些陶器有其他用途，这也说明埃特鲁斯坎人和阿提卡人在古时便有来往。而相反，早期蒂勒尼安海生产的青铜烛台和金杯在阿提卡颇受欢迎。有关这类贸易往来的佐证，最有说服力的是钱币。波普洛尼亚的银币是依照一种非常古老的银币仿造的，银币的一面刻着戈尔贡图饰，另一面只有一个压铸的方形图案。人们在雅典和过去运送琥珀的道路上的波森地区发现了这种钱币，很可能是由梭伦下令在雅典铸造的。我们已经提到，也许在埃特鲁斯坎人和迦太基人就主要交易达成海上联盟之后，埃特鲁斯坎人与迦太基人之间开始进行贸易。值得注意的是，在克瑞城最古老的坟墓中，我们不仅发现了本土制造的青铜器和银器，还更多地发现了产自东方的物品。当然，这些物品可能是由古希腊商人带来的，不过更可能是由腓尼基商人引进的。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过分重视腓尼基人的贸易，尤其不应当忽视的一点是，字母表和其他几个因素促进了当地文明的发展并使之成熟，而它们之所以能来到埃特鲁斯坎地区并产生影响，并非是古希腊人的功劳，而应当归功于腓尼基人。

拉丁人的贸易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就对古希腊文化的接受程度而言，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比较古罗马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两者之间的差异。而一旦比较两者，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民族相互之间是完全独立的，通过字母表来看这一点是最为清楚的。字母表从西西里或坎帕尼亚的卡尔基底克和多利克殖民地传入了埃特鲁斯坎地区，而拉丁人的字母表也来自那块土地，两个地区的字母表差异并不明显。因此，尽管两地人民获得字母表的来源相同，却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某些词语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例如，古罗马语中的Pollux和托斯卡纳语中的Pultuke都是古希腊语中Polydeukes的变体，但两者毫不相干。

托斯卡纳语中的Utuze或Uthuze源自古希腊的Odysseus；古罗马语中的Ulixes准确复制了西西里地区常见人名形式；同样，托斯卡纳语中的Aivas与该名字的古希腊形式一致，而古罗马语中的Aiax可能与另一西西里语的形式一致；古罗马语中的Aperta或Apello和萨姆尼语中的Appellun都源自多利克语中的Apellon，托斯卡纳语中的Apulu是Apollon的变体。因此，从拉丁姆地区的语言文字来看，拉丁人的贸易仅仅面向库米人和西西里人。放眼那些古老历史残留下的遗迹，我们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例如，我们在拉丁姆地区发现了波塞冬尼亚的钱币；当古罗马农作物歉收时，古罗马人会向沃尔斯克人、库米人和西西里人（当然还有埃特鲁斯坎人）购买粮食；最重要的是，拉丁姆和西西里两个地区之间的货币体系存在某种联系。

多利克—卡尔基底地区称银币为诺莫斯（nomos），西西里的度量单位艾米纳（eimina）传入拉丁姆地区后，分别有了新的名称货币（nummus）和赫明那（hemina，液体计量单位，相当于半品脱）。反之，意大利的重量单位libra、triens、quadrans、sextans和uncia最早在拉丁姆出现，用来计量铜的重量。铜代替货币衡量商品的价值，因而铜的重量越大意味着商品的价值越高。在西西里建城的第三个世纪里，这些重量单位传入了西西里，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混杂中各个单位的名称经过变体分别成为了litra、trias、tetras、exas和ougkia。实际上，在古希腊所有的度量衡和货币体系当中，唯独西西里的这两大体系，与意大利以铜为基础的度量体系之间的换算存在固定比例。虽然银依照惯例贬值，但是在法律上它的价值依然是铜价值的250倍，而且人们很早便按照这一比例铸成了银币，尤以叙拉古地区为甚，一枚银币的价值相当于西西里的一磅铜（西西里的一磅等于阿提卡塔连特一磅的1/120，古罗马一磅的2/3）。相应地，意大利的铜条也代替货币在西西里进行流通。这恰好印证了一个猜想，那就是拉丁姆地区与西西里之间的贸易是被动的，因此拉丁人的金钱流向了这里。在上文中，我们还另举出几例来证明西西里和意大利古时就有来往，特别是西西里的方言采纳了意大利语中商业贷款、监狱和菜肴等表达，反过来意大利语接纳了西西里语中的一些术语。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线索，尽管它们不够明确，但还是证实了拉丁人与居住在意大利南部库迈和那不勒斯的卡尔基底人，以及居住在韦利亚和马萨利亚的福凯人古时便有来往。然而，这种来往远不及与西西里人那样频繁，这一点有人们熟知的事实为证，那就是所有早期传入拉丁姆地区的古希腊文字都是以多利克语的形式呈现的，我们只需回忆起Aesculapius、Latona、Aperta和machina这几个词就明白了。

如果拉丁人同最初爱奥尼亚城市的卡尔基底人和福凯人的交往像同西西里交往的多利克人那样频繁，那么爱奥尼亚的文字至少能获得其他语言那样的发展。尽管多利克语很早便传入了这些爱奥尼亚人的殖民地，但各地的方言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但结合所有事实来看，拉丁人通常与西海岸的古希腊人，尤其是西西里人频繁进行贸易，但几乎未曾与亚洲的腓尼基人有过直接交往。此外，众多作家的作品和出土的文物足以证明，拉丁人与非洲的腓尼基人之间曾有过交往，而这种交往对拉丁姆地区文化的影响仅仅是次要的。有一点特别重要，如果抛开某些地名不谈，我们找不到任何语言上的证据表明拉丁人在古时曾与使用阿拉姆语的民族有过交往。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主要的贸易方式，会产生疑惑：贸易是由意大利商人在国外进行？还是由外国商人在意大利进行？显然前一种假设最有可能成立，至少拉丁姆地区的情形符合这一假设。而难以想象的是，拉丁语中指代货币和商业贷款的名词之所以能成为西西里居民的通用语言，可能仅仅是因为西西里商人来到奥斯提亚，并同意用铜换取装饰品。最后，在意大利从事贸易的阶级和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古罗马不存在任何特殊的高级商人阶层，因为商人阶层不同于地主阶级，更不依赖地主阶级。至于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一开始拉丁姆地区的批发性交易便掌控在大地主阶级的手中，而这样一种猜想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令人惊讶。

一个国家若有多条河流可以通航，相互交错通行十分便利，大地主便会向佃户征收粮食，代替农民种庄稼应缴纳的租金，并在早期就购买了船只从事贸易，这是自然不过的事，也有证据可循。因此，只有大地主才有运输的船只和供出口的粮食，所以原由商人自营的海外贸易势必会落入他们手中[15]。事实上，早期古罗马人并不知道土地贵族和资本贵族之间的差别——大地主不仅是投机者还是资本家。在商业贸易十分繁荣的时期，这种数业兼顾的做法实在难以维系。但正如上述所言，由于整个拉丁地区的贸易活动集中在古罗马，该地区的商业也相对繁荣。从根本上说，古罗马并不是一个像克瑞和塔兰托那样的商业城市，它从始至终一直是农业发展的中心。

[1]亚平宁半岛，又称意大利半岛，其主干山脉是阿尔卑斯山脉主干南伸部分，主要农产品有橄榄、柑橘和葡萄。——译者注

[2]王政时代后期，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对外扩张的需要，增强罗马的实力，调整社会内部关系，第六王塞尔维乌斯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建立新的地狱部落，对公民及其财产进行普查并创设森都利亚大会，大大扩大了公民阶层人数。

[3]德意志共耕制将土地分给氏族成员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与氏族共同耕作的方式相结合，但这种结合方式在意大利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如果意大利仿效德意志，那么每一位氏族成员都将被视为公田上个人所分耕地的所有者，如此一来，在分配的土地上势必会产生个体经营。但事实截然相反，从罗马的耕地所有者署名可以看出，私有公田才是最为古老的罗马私有土地。

[4]西塞罗表示：那时（罗慕路斯时代）财产是牛羊和土地，因此他们的牛羊和土地十分富足——努马初期将罗慕路斯征服的土地分给公民大众（以上原文为拉丁文）。同样，狄奥尼修称罗慕路斯曾经将土地分成三十个库里亚区，表示努马曾经立界碑，并创立界神节。

[5]罗马法根据转让形式的区别，将物分为要式物和略式物。要式物主要包括公民所有的土地、房层、奴隶、可用来牵引或负重的牲畜、乡村地役权等内容。——译者注

[6]曼兮帕蓄式取得是罗马法中所有权取得方式的一种。这是一种强调刻板程式的要式物转移方式，亦是最古老和最典型的市民法所有权取得方式。早在以前此种交易方式即已成为惯例。mancipatio由manus（手）和capere（取）二字而来，有手取之义。

[7]一尤格拉比半英亩略大。——译者注

[8]这种说法仍然存在争议，只能以数据说朋。后来的罗马共和国和王政时期的农民都以平均罗马度量衡五斗小麦就可以播种一尤格拉土地，种一收五。依此推算，如果不计住宅和院落所占土地，将其完全视为耕地，并不计算休耕的年数，一块世袭土地的出产共计罗马度量衡五十斗，除去种子，共计四十斗。据卡托（《论农业》，第56章）估计，一个辛勤的成年奴隶每年食用小麦五十一斗。由此看来，一块世袭土地能否维持一个罗马家庭生计，答案不言而喻。尝试使用的反证材料是相对较晚时期的奴隶较之于较早时期的自由农民更加单纯依靠谷物为生，而且对早期谷物种一收五的估算过于保守。二者也许都无悖逻辑，但是都存在一个限度。尤其是在古代，耕地和公共财产都是副产品，例如无花果、蔬菜、牛乳、肉类（特别是古代专业养猪的产品），都应该计算在内，这一点毋庸置疑，古罗马的畜牧业虽然并非十分重要，但是仍占据次要地位，而且人们都以食用谷物为主。此外，由于相对早期的精耕细作，特别是纯收获量得到极大提高以后。而且这一时期的农民从其占有土地上的收获，高于后来共和国时期和王政时期庄园主的收成。但是这里也应该有个度，因为问题在于所取的是平均值，农业经营不合理，也没有巨额资金的扶助。假设平均收获量不是五倍，而是十倍，这就是最高上限，但这个限度远远不够。而根据这样的估价计算，世袭土地的产量与家庭需求量相距甚远，仅仅依赖于耕种方式的改良，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这一巨额亏空。如果以农业经济为基础，推演出一个合乎情理且系统化的计算方式，证朋以蔬菜为主要食物的人平均一个家庭拥有两摩尔干耕地的产物就足以维持生活，那么事实上这一反证才不会是空穴来风。

虽然现在有人声朋，即使在有历史记载时期创建的不拥有土地者的殖民村落，每户也有二摩尔干土地，但这种现象仅有罗马纪元336年即公元前418年拉比奇（Labici）殖民村这一例。在学者们看来，这定然不属于有详细记载的流传史料，故而其可信度有待商榷，但是这的确具有思虑的价值，只是此例还存在诸多费解之处。当然，将非殖民土地分配给全体公民之际，有时仅把少量摩尔干土地划分出来，这也无可厚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建立小块土地经营的新农制，而且通常更多是从新征服土地中增加新的小块土地（参见《拉丁铭文集成》，88页）。无论如何，任何其他的假说都比福音书中所谓的五块面片和两条鱼的臆想更加合乎情理。罗马农夫不像他们的历史学家那样好高骛远。如上文所述，农人认为分得七个摩尔干的土地，或者说年产罗马度量衡四十斗的粮食，仍然不足以养活自己。

[9]尽管过去的尝试已经无迹可寻，但近来有人试图证实两摩尔干土地能够维持一个拉丁农民家庭的生计，倍于瓦罗（《农民经济》，1卷，44页）计算一摩尔干土地需要五斗小麦种子，而播种赤小麦则需要十斗，以此估算产量，因而人们推算即使种植赤小麦的产量不倍于小麦，也至少比小麦高很多。但事实截然相反，所谓的多种多收只是因为罗马人储藏和播种的小麦都已经除去了外壳，而赤小麦却留有外壳，因为当时打麦的方式无法分离谷粒和外壳。也正是出于这一缘故，如今播种赤小麦需倍于小麦，收成按斗衡量也倍于小麦，但脱去外壳之后，赤小麦就比小麦少。根据G.汉森提供的符腾堡统计材料，该地平均每一摩尔干小麦，若播种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斗，一斗重可收获三斗，每斗平均重275磅（三斗重825磅）；至于赤小麦，播种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斗，产量至少七斗，每斗平均重150磅（七斗重1050磅），如果除去外壳，则下降至四斗左右。因此与小麦相比，赤小麦的总产量是小麦的几倍，如果土壤同样肥沃，其产量可能是小麦的三倍，但是按重量计算，去壳之前赤小麦不比小麦多一半，去壳仅剩麦仁以后却比最终小麦的一半还少。上文以小麦的计量为基础，并非所谓的计算错误，而是由于这种代代相传的计算方法已经十分适用。这种估算大致可以成立，因为套用在赤小麦计量上也是如此，产量都会减少。种植小麦需要特定的气候和土壤，而种植赤小麦无须考虑这些因素，所以种植赤小麦的风险较小，但考虑到高昂的去壳费用，小麦的净产量总体高于赤小麦（按照莱茵河上巴伐利亚的佛兰肯塔尔五十年的平均数据，每一马尔特小麦价值11盾30克罗策）。德意志南部土壤适宜，人们也愿意种植小麦，因此农业发展迅速，小麦有取代赤小麦的趋势，所以意大利农业从种植赤小麦过渡到种植小麦是种进步，这一点无可争议。

[10]Oleum和Olive由elaion和elaia演变而来，amurca（无油的）由amorgei演变而来。——译者注

[11]据说在罗马纪元260年即公元前494年，有人砍掉了农神庙门前的无花果树，不过对此并无史料依据。在一切手抄本的史料中，我们都未找到CCLX字样的日期，而且大都参考李维所著进行了添改。

[12]众所周知，牛羊的相对法定价值参考如下：若牲畜罚款转为金钱罚款，一头羊可折算成十阿司，一头牛为一百阿司。依照冰岛法律，与此类似，十二头公羊可折算成一头奶牛。德意志法律也是如此，以十二进制计数法取代古老的十进制计数法。人们也都知道，拉丁人和德意志人都曾将其（拉丁语中为pecunia，英语中为fee）用于表示牲畜，后来才用来表示金钱。

[13]不久前，人们在普雷内斯特发掘出一个银制的搅拌罐，表面刻有腓尼基文字和象形文字（参见蒙森的《铭文集》第10章的第32页），这也直接表朋，因为有了腓尼基人的传播，这些出土的埃及陶器才得以到达那里。

[14]显然，Velum一词源于拉丁语，malus一词也是如此，尤其因为这个词不仅指桅杆，通常还指树木。与之类似，antenna由ana（anhelare，antestari）演变而来，tendere与supertensa意义相同。另一方面，根源于希腊语的词有gubenare，意为掌舵；ancora，也写作anchor（agkura），意为锚；prora，意为船头；aplustre，也写作aphlaston，意为船尾；anquina，意为系紧船桁的绳索；nausea（nausa），意为晕船。

[15]在罗马纪元534年即公元前220年前不久颁布的一项法案当中，昆图斯·克劳狄斯禁止元老乘坐装有300amphorae（一种双耳陶罐，这里用作计量单位，1amph大约为6加仑）的海船航行（参见原文：satis habitum ad fructus ex agris vectandos；quaestus omnis patribus indecorus visus）。元老可以购买跨海航船用于运输土地收获的农作物，这一古老的传统那时仍在沿用。另一方面，他们不得进行跨海商业活动，如交易、船只装配等。奇怪的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一直用amphorae表示航海船只的货运量，其中原因不言而喻，希腊和意大利很早便开始出口葡萄酒，其出口规模大于其他任何大型商品。

第十四章　度量法与文字

人类用度量技术征服了世界，同时通过文字记录下智慧的结晶，使其得以源远流长。这两项成果一同造就了人类的全能和不朽，而自然界的力量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历史有权循着它们发展的足迹去探寻民族发展的源头。

意大利的度量法

在进行度量之前，人们需要理清几个概念——时间单位、空间单位和重量单位，以及一个整体由几等份构成，换句话说，就是数字和计数系统的概念。为此自然界提供了最明显的参照物。关于时间的更替，人们会参考太阳和月亮的周期性变化；关于空间的位移，人们会用脚丈量距离，因为脚比手长，比双手丈量更节省时间；关于重量的差异，人们以双臂平伸能够提举的重量作为参照物，或用砝码进行称量。至于整体可分为几等份的概念，最容易找到的例子就是人的一只手有五根手指，一双手有十根手指，人们由此提出了十进制。我们之前提到，这些计算和度量的方法早在古希腊和拉丁两民族分离之前便已经产生，甚至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原始时代。通过语言我们了解到，凭借月亮计算时间的方法由来已久。人们甚至能够通过观察月相的盈亏来估算相隔的天数，而计数的方法不是从最新出现的月相为起点开始顺推，而是从下一个预期出现的月相为终点开始逆推，这样一种方法至少在古希腊人和拉丁人分离之前就已存在。

十进制

众所周知，所有印度—日耳曼语系中的语言都包含了100以内的数字，这明确表明，印度日耳曼人从古时起便开始使用十进制，并在一开始就将它列为唯一的计数方法。对意大利人而言，最早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都涉及到十进制法。当时，证人人数、抵押品数量以及使者和地方行政长官人数都与数字十有关；法律上规定一头公牛与十只羊等价；一州可划分为十个区；各地选举十人委员会；人们取十分之一的祭品献祭；土地租金以庄稼收成的十分之一为标准；士兵抽签受罚，每十人有一人要被处死，十即为死签；以及一些人会以Decimus作为自己的本名，意为十分之一。对于这一最古老的十进制法在度量和文字领域内的应用，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意大利的数码起到了重要作用。有证据表明，古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分开时还未出现统一的数字符号。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了最古老的也是最必不可少的三个数字——1、5、10，它们分别用符号表示为I、V（或/\）、X。从图案来看，I像一根伸直的手指，V（或/\）像一只张开的手，而X像两只张开交叉的手。这三个数字并非来源于古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其专利归古罗马人、萨贝利人和埃特鲁斯坎人所共有。这些符号是意大利发展本民族文字迈出的第一步，同时也见证了，在海外贸易开启之前，意大利人早期的内陆贸易发展活跃。而究竟是谁发明了它们，又是谁引进了它们，仅凭这些符号当然无从得知。在这一领域，我们的确能找到其他线索证明人们使用了十进制计数法，例如萨贝利人用单位versus表示100平方英尺的面积，古罗马人将一年分为十个月，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少。

十二进制计数法

除此之外，意大利有的计量方式与古希腊的计量标准并无关联，可能早在接触古希腊人之前就已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将一个整体划分为十二份。最早的拉丁祭司团、舞蹈祭司、田夫团和埃特鲁斯坎城市联盟的成员数量均为十二。在古罗马，这一数字在计算重量和长度的领域也应用颇广，如重量单位“磅”和长度单位“英尺”通常会细分为十二等份；面积单位“driving”（actus）表示120平方英尺[1]，同时运用了十进制计数法与十二进制计数法。至于容量单位，类似的计数方法可能已被历史遗忘。若我们探究十二进制计数法的形成依据，并加以思考，即除数字十以外，早期大家是如何从相等的数列中一致挑选出数字十二的，我们也许会发现，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太阳的运行周期和月球的运行周期之间存在的某个比例。人的双手共有十根手指，比这更甚的是，太阳运行一周的周期大约是月球运行一周周期的十二倍。人类最早受这一发现的启发，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想法——整体由各等量部分组成，由此创立了数字系统的概念，这也是数学思想形成的开始。在与古希腊人交流之前，意大利人便将这样一种想法转变成了十二进制计数法，它的持续发展应当归功于意大利人。

意大利当地的古希腊计量单位

但古希腊商人最终开启了通向意大利西海岸的道路，意大利人并未因此改变他们所用的面积单位，而长度、重量尤其是容量的计量单位则受到了新一轮国际交流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那些确切的计量标准，人们根本无法进行实物交换和商品买卖。自此，最古老的计量单位“英尺”便不复存在。我们知道，古罗马人早期使用的计量单位“英尺”是从古希腊引进的，一英尺原本依照古希腊的标准应划分为四个手掌的宽度与十六根手指宽度之和，而在意大利依照新的标准应分成十二等份。此外，古罗马人使用的砝码重量与阿提卡的重量计量单位之间存在一种固定比例，同一比例也适用于除库米以外的西西里地区，这也印证了一个事实，即拉丁人曾与居住在西西里岛的民众交易频繁。

古罗马的四磅相当于阿提卡的三米纳（minae，是古希腊等地的货币单位和重量单位），更准确地说，古罗马的一磅相当于西西里的一又二分之一利特（litrae，古希腊等地的货币单位和重量单位）或一半米纳。但说到计量单位的名称和换算比例的设定，古罗马的容量单位最特别也最曲折。它们来源于古希腊，经过变体和翻译获得了新的名称，如amphora（名称来源于古希腊或罗马的双耳细颈瓶）和modius是medimnos的变体，congius（康吉斯，古罗马容量单位，略小于七品脱）源于choeus、hemina和cyathus，acetabulum是由ozubaphon翻译得来的。反之，zesteis是sextarius的变体。两国的度量单位虽不尽相同，但最常用的几个是相等的。

表示液体容量的度量单位有康吉斯（congius或chus）、舍科斯塔里乌斯（sextarius，液体或干物容量单位，等于一品脱）和杯cyathus，后两个单位还可用来称量干货。在计算液体容量方面，古罗马计量单位amphora相当于阿提卡的塔连特（talent），同时，它与古希腊的计量单位桶（metretes）之间的换算比例为3:2，与麦第姆诺（medimnos，古希腊的计量单位，亦谷物度量单位）之间换算比例为2:1。对了解其中含义的人来说，这些名称和换算比例充分揭示了西西里人和拉丁人之间交往的活跃程度和重要性。古罗马人并未采纳古希腊的数字符号，但也许古希腊字母一传到古罗马，古罗马人便加以利用，将他们用不着的送气音的三个古希腊字母作为数字50、100和1000的数码，在埃特鲁斯坎地区，至少看似数字100的符号是这样产生的。之后，埃特鲁斯坎自然而然接纳了古罗马的符号系统，这两个相邻民族的符号系统大体上也趋于同化。

未受古希腊影响时期的意大利历法

同样，古罗马的历法最初以独立发展为主，但后来受到古希腊的影响，意大利历法的发展过程大概也是如此。至于时间的划分，太阳东升西落，月有阴晴圆缺，这些都是周而复始的运动，也最能直接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日和月的划分并不取决于周期的推算，而是以直接观察作为根据的，“日”和“月”也成为了人们长期使用的专用时间计量单位。直到晚期，古罗马公共传令官仍会在集市上宣布日出日落。同样，我们可以大胆猜测，早期当四大月相出现的时候，会由祭司宣布从当前月相出现到下一月相出现之间相隔的天数。因此，拉丁人估算时间以日计算，与之类似，萨贝利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估算时间。正如前文提到的，他们计算天数不是从最新出现的月相顺推，而是从下一个出现的月相逆推。若按阴历推算，每周天数不一，从7天到8天不等，平均一周有7又3/8天。同样地，一个月的天数有时为29天，有时为30天，平均一个朔望月[2]的周期为29天12小时44分钟。

曾经有一段时期，意大利人认为，在时间划分上的“日”是最小的时间单位，“月”是最大的时间单位。后来，他们开始将白天和黑夜分别划为四个阶段。再后来，他们尝试以“小时”为单位进行划分时间。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彼此之间关系密切的民族会设置不同的时间作为一天的开始，如古罗马人以午夜时分作为一天的开始，而萨贝利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则以正午时分作为一天的开始。至少在古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分离之时，由于两种语言中年份以及划分后各部分的名称无法统一，人们尚未编订年历。然而在前古希腊时代后期，即便意大利人还未曾编订一部固定的历法，但他们似乎已设立了两个较大的时间单位。古罗马人常常运用十进制计数法，依据阴历月份简化估算方法。他们以10个月作为一个期限，称之为一环（annus）或一整年。从种种迹象来看，这种简化后的算法始于远古时代。之后没过多久，毫无疑问那时还未受古希腊的影响，意大利人发明了十二进制计数法，如上所述。

这种计数法的来源可追溯到人们对太阳运行周期的观测，最终他们发现1个太阳活动周期等于12个月球活动周期，因此最早将该计数法应用于时间推算。与这一观点相符的例证还有，只有在人们将某月视为太阳年的某一部分之后，该月才能有属于自己的名称。尽管意大利的月份名称与古希腊的月份名称毫无相似之处，但在意大利民族的各个分支当中，各个月份的名称十分相似，尤其是三月和五月。因此，制定一部以太阳月亮运动周期为参考的实用性历法成为一大难题，也许就某种意义而言，它的难度可与计算圆的面积的难度相提并论。而历经几个世纪之后，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人们试图放弃。最终，早在与古希腊人进行交流之前，意大利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制成了这样一部历法。但他们整个民族为之所付出的努力，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意大利和古希腊两地最古老的历法

显然，依据我们的了解，古罗马和其他拉丁城邦最初制定历法参照了古希腊人对一年时间的划分。至于萨贝利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如何估算时间，我们无法找到相关资料。古希腊最古老的历法不仅确定了各个月相出现的时间，而且将一个太阳年划分成四个季节。它制定的依据来源于两点，一是一项假设，即一个月亮活动周期为29又1/2天，一个太阳活动周期为12又1/2个太阴月或368又3/4天；二是一个规律，也就是一个满月即共有30天的月份与一个缺月即共有29天的月份交替出现，一个平年（包含12个月的年份）与一个闰年（包含13个月的年份）交替出现。但与此同时，为了使历法契合实际天象，人们会擅自削减天数或置闰（设置闰月，即调整历法纪年与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差数的方法。通过置闰可使历年的平均长度约等于一个太阳年，并和自然季节大致吻合）。

起初，拉丁人也许照搬了古希腊人对历年的安排。但历史资料表明，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最初对历年的划分模式大不相同，两者的差异并不在于他们观察周期性天象和平闰年交替出现得出的结果，而主要在于各个月份的命名和估算之间存在的差异。在古罗马，春季是全年的开始，春季的第一个月也是唯一一个以神灵命名的月份，其名称起源于战神玛尔斯；之后的三个月分别以“萌芽”（sprouting）、“生长”（growing）和“茂盛”（thriving）命名；接下来的第五至十月以序数词命名，分别为quinctilis、sextilis、september、october、november和december；第十一个月（ianuarius）以“起始”（commencing）命名，这大概是因为，严冬过后，人们在休整了一整个季节之后又得开始农忙了；第十二个月（februarius）通常为一年的最后一月，因而以“清洁”（cleansing）命名。这十二个月依次更替，若恰逢闰年，人们会在十二个月结束之后另加上一个“劳动月”（mercedonius），紧接着二月开始。古罗马人颇有主见，在给各月份命名时沿用了本民族原有的名字，继而确立了各月份的天数。在古希腊历法中，4年为一个周期，一年有6个月为30天，另有6个月为29天，每隔一年会增加一个闰月，它的期限在29天和30天之间交替（一个周期=355+383+355+382=1475天）。

而古罗马历法不然，周期虽然也为四年，但每年有4个月为31天，分别为一月、三月、五月和八月，还有七个月为29天。在一个周期内，连续三年间二月为28天，第四年二月为29天，每隔一年会增加一个闰月，闰月有27天（一个周期=355+382+355+383=1475天）。最初，人们将一个月划分为四个星期，一个星期有时为7天，有时为8天，而这一历法摒弃了这样的做法。它完全不顾历法的整体协调性，规定全年每周均为8天，一周一次的集市日定于每周的第一天，类似于现在的周日。此外，它永久规定，若一个月有31天，则该月的第一个星期以第7日为界，满月在该月第15天出现；若一个月有29天，则该月的第一个星期以第5日为界，满月在该月第13天出现。既然月份安排已经固定下来，人们便需要公告每月新月与第一个星期相隔的天数，因此新月出现的那天被称为“宣告日”（kalendae）。依照古罗马的时间推算办法，每一阶段的界点也要计算在内，因而一个月的第二个星期虽通常为8天，但这一星期的第一天却被称为“九天”。月圆之日仍保留了原有的名字idus，意“分界日”。

历法上的这一不寻常的改变，其深层原因在于古罗马人深信奇数能带来好运[3]。尽管整部历法主要框架沿袭了古希腊最古老的历法，但两者的不同之处仍清楚地说明了毕拉哥拉斯学说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学说提出了一种神奇的观点用以研究数字，这在意大利南部地区显得尤为重要。其结果是，古罗马历法中显然可见人们对它的期许，希望它能同时符合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周期。古希腊历法至少大体上还是兼顾了两者，但反观古罗马历法，它一点也未考虑月球的运动周期。但若想要像古老的古希腊历法那样，古罗马历法只能通过不断删减天数以求符合太阳的运行周期，但可能因为古罗马人修改后的历法其精准度很难超越原始版本，所以它与太阳运行周期之间仍存在误差。

此外，古罗马人保留了以月计时和以十月为一年的时间推算办法，意味着他们承认了古罗马最初太阳年既无规律也不可信，大家对此也心照不宣，颇为理解。至少就古罗马历法的本质特征而言，它算得上是拉丁人通用的历法。一年的第一天和各月份名称易于变化，当我们观察这一变化过程时，发现计数和命名上的细微变化与我们由此所作的猜想十分一致。而有了这样一部几乎忽略月球运行周期的历法，拉丁人很可能会依照每年的各个节庆日任意增删各月份的天数，例如阿尔邦当地每月的天数从16天到36天不等。所以，古希腊历法中三年为一周期的模式也许早期便传入意大利南部，之后传入拉丁姆地区和意大利其他各族。之后，各个城邦为了将它融入各自的历法，进一步对其做出部分调整。

人们曾利用国王在位年限进行一年以上时间的测算，但这一东方曾用到的纪年法之前是否在古希腊或意大利出现过，我们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古罗马每四年一次的闰年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口统计和祓除[4]似乎揭示了，通过大祓（古罗马每五年普查人口后举行的拔除仪式）进行测算的办法与古希腊将四年划分为一周期的做法类似，但由于当时的人口普查并未按规定时间进行，各项领域一片混乱，毫无规律可循，因此后者早期便失去了在纪年上的意义。

古希腊字母表传入意大利

用书写符号传达声音这一技术晚于度量技术的出现。在未受古希腊影响之前，意大利人习惯用木板抽签，尽管从这一传统以及他们发明的数字符号来看，我们发现了字母的早期萌芽，但意大利人和古希腊人终究都未能完成这项创举。不同的字母组合能表达不同的语音，最初语音的区分十分困难。事实证明，这样一份字母表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满足了阿拉姆、印度、古希腊、古罗马以及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同时，作为人类智慧一项最伟大的成果，它是阿拉姆人和印度日耳曼人的共同创造。

在西北的闪族语系（包括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中，元音字母居于从属地位，绝不能位于词的首位。这样看来，闪族语系便易于区分辅音。因而，闪族人发明了第一张字母表，其中元音字母仍占少数。阿拉姆的辅音符号经过贸易传到印度人和古希腊人手中，最初由他们各自独立运用了各种方法增添表中的元音字母，从而创造出一份完整的字母表。具体说来，古希腊人并未将a、e、i和o四个字母用作辅音符号，于是它们顺理成章被添进字母表变成四个元音字母；同时，他们为字母u设计了一个新的符号。换句话说，就是将音节引进书写系统，取代过去单一使用辅音的做法，或正如帕拉墨得斯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作中所言：

治疗健忘之症的药方既已开出，

我在此为音节加入无声和有声的符号，

于是凡人有了书写技术。

经阿拉姆人和古希腊人完善后的字母表传到了意大利，毫无疑问，传播者正是生活在意大利的古希腊人，而不是生活在大古希腊地区的农业殖民地的人，还有可能是来自库米和塔兰托的商人。这些商人起初将字母表带到了拉丁姆地区和埃特鲁斯坎一个历史悠久的国际交易市场，之后才将它带到古罗马和克瑞。意大利人获得的字母表绝不是古希腊人最原始的那个版本，意大利的这一版本已经经过了多次修改，尤其是较之原版增添了字母xi、phi和chi的符号，并修改了字母iota、gamma和lambda的符号[5]。

上文中我们提到，埃特鲁斯坎人和拉丁人的两份字母表并非互为源头，而都是分别直接从古希腊引进的。事实上，两地各自收到的字母表在形式上大不相同。埃特鲁斯坎版本的字母表含有两个s字母符号（古希腊字母表的第18个字母s和sh），仅有一个字母符号k[6]，并且字母r的符号则仅有旧式的P。而就我们所知，拉丁人的字母表仅有一个字母符号s，但有两个字母符号k（古希腊字母表的第10个字母k和古希腊字母表的第17个字母q），r的字符则几乎只有新式字母R。埃特鲁斯坎最古老的文字没有行列的概念，笔画蜿蜒卷绕如蛇一般，后期文字才用平行线从右至左进行隔断。从最古老的碑文来看，拉丁文字只存在后者这种平行排列的形式。或许一开始人们记录文字时可以随意选择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开始，但后来古罗马人确立了从左至右的书写规范，而法里斯克人只能从右至左书写。尽管我们无法断定，但传入埃特鲁斯坎的标准字母表一定起源于一个古老的时代，并经过了许多次的修改，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在埃特鲁斯坎地区，Σ和sh这两个咝擦音[7]虽发音不同，但一直以来是可以交替并用的。毫无疑问，传入该地区的古希腊字母表也含有这两个字母。然而在所有已知的用古希腊语撰写的碑文中，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一块碑文中同时出现了字母符号s和sh。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拉丁字母表总体上呈现了一种更新的特征。但不同于埃特鲁斯坎人的是，拉丁人也许并不只是简单接受字母表的传入，而是与相邻的古希腊人积极交流，力求长期保持本地字母表与古希腊通用字母表的同步发展，一有变化立即作出相应修改。例如，我们发现古罗马人并不知道“/\/\/”、“P”[8]和“SIGMA”这三个符号，它们都分别被之后通用的符号“/\/\”、“R”和“S”所代替。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只可能是，拉丁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使用古希腊字母书写本民族语言或古希腊文字。虽然传入埃特鲁斯坎的古希腊字母表具有悠久的历史，但若我们将它与后期传入古罗马的古希腊字母表进行比较，从而推断埃特鲁斯坎人的文字书写早于古罗马人，这是缺乏证据的。

字母这笔财富给得到它们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深知这些不起眼的符号蕴含了巨大能量。为了证明这一点，研究人员在克瑞城找到了一座坟墓，它的修建甚至在人们发明拱门之前。研究人员在坟墓中发现了一只奇特的花瓶，花瓶上刻有当时传入埃特鲁斯坎的标准的古希腊字母表以及由此编写的埃特鲁斯坎音节字母表。与帕拉墨得斯的音节字母表相比，埃特鲁斯坎的音节字母表作为历史遗留下的财富，印证了字母书写法的传播和彼此间的同化。

字母表在意大利的发展

就字母表的发展过程而言，它的起源与它在意大利这片土地上的进一步发展都同样重要，后者甚至更为重要。在此之前，意大利的内陆贸易陷入了比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更深的黑暗之中，而字母表的出现为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一丝曙光。在埃特鲁斯坎文字形成之初，人们并未对传入的字母表作出大幅修改，而且当时字母表的使用似乎仅限于波河流域和如今称作托斯卡纳的那片区域。显然，字母表先从阿特里亚和斯皮纳传入，之后沿着东海岸往南传至阿布鲁齐山区，往北传到维尼特人[9]手中，最终传给了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下、山上和周围地区的凯尔特人，以至于它最后的分支远至蒂罗尔（亦作Tirol，奥地利西部与意大利北部一带地区，在阿尔卑斯山中）和施蒂利亚（现今奥地利的一个州，位于阿尔卑斯山的东部）。

后期人们对字母表进行了改良，主要体现在：在书写中添加了分隔线；删去了字母o，因为它和字母u之间的发音已无差异；新增了字母f，但他们所知的字母表并没有与f对应的符号。显然，这一举措是由埃特鲁斯坎人发起的，尽管亚平宁山脉附近地区的人们并不接受它，但它融入了所有萨贝利人的生活，尤其受到翁布里亚人的欢迎。之后，它遇到了生活在阿尔诺河流域和卡普阿附近的埃特鲁斯坎人、翁布里亚人和萨姆尼特人，经历了种种遭遇。经常，某个地区的字母表完全删除或部分删除了原有的浊塞音，另一个地区的人又创造了新的元音和辅音字母。而与在埃特鲁斯坎发掘的最古老坟墓相比，西埃特鲁斯坎人改良后的字母表更为久远。相比较之下，字母表的历史更为悠久。在其中一座古墓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上文中提到的音节字母表，作为改良后的字母表，当时它经过大幅修改已颇具现代雏形。因为改良后的字母表比原始版本更晚出现，因此究竟字母表是何时传入意大利的，我们几乎无从得知。

生活在意大利半岛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埃特鲁斯坎人扮演着传播者的角色，将字母表带到各地。而与此同时，拉丁人的字母表却从未跨出过拉丁姆地区，并大体保留了原有的设置，仅做了一些小的改动。只不过字母“Γ，γ”（古希腊字母表的第3个字母）和“K，κ”（古希腊字母表的第10个字母）、字母“Z，ζ”（古希腊字母表的第6个字母）和“Σ，σ”（古希腊字母表的第18个字母）的发音逐渐趋同，因此人们在书写中逐渐取消了同音异形的“K，κ”和“Z，ζ”两个字母[10]。据史料考证，在古罗马建城的第四个世纪末期之前，人们便不再使用同音异形字母。在所有流传下来的碑文和文献中，我们也未发现这类符号，只有一个例外[11]。如今细想之后，发觉在最早的缩略语中，字母符号gamma和c、kappa以及k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12]；在缩略语确定之后，字母的发音才开始趋于相同，这两个事件都远远早于萨莫奈战争[13]的爆发。从文字的应用到传统的缩略语库的确立，必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就埃特鲁斯坎和拉丁姆两地而言，文字书写的发端应该更贴近埃及历史上天狼星周期第一次出现（公元前1321年）的时候，而不是古希腊开始使用四年为一周期纪年法[14]的时候（公元前776年）。种种迹象清楚地表明，古罗马的文字书写历史由来已久。古罗马早在王政时代就有了文献记载，这一点已充分得到证明，例如塔克文国王（可能是另一同名国王）代表古罗马与加贝伊签订特别条约，为此特意宰杀了一头公牛献祭。他将条约的内容写在牛皮上，之后保存在奎里纳尔山上的萨努神庙中。相传该神庙逃过了高卢人投放的大火，从而保留了许多文物；又如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国王与拉丁姆订立联盟，将盟约刻在铜片上，藏在阿文廷山上的狄安娜神庙中，直到狄奥尼修斯发现了它。然而，狄安娜神庙曾遭遇一场大火，之后狄奥尼修斯所发现的盟约也许只是一个依照拉丁盟约的复刻版本，因为在王政时期古罗马还未发明成熟的金属雕刻技术。

在古罗马王政时期的创始章程中，修建狄安娜神庙的授权文件被视为同类当中最古老的文件，同时也是所有文件的通用范本。但在那时，古罗马人只能在树叶上、树皮内侧和木片上涂写[15]刻画，之后才用皮革和亚麻布作为书写材料。他们在亚麻布卷上记录了萨姆尼特人和亚拿尼亚祭司制度的历史，以及古罗马最早一批地方行政长官的名单，并将后者存放在卡皮托尔山上的记忆女神庙中。至于更进一步的证据，例如人们最初在放牧的牛羊身上作标记、依照规定对元老进行注册登记、古时便开始记录神谕并编写族谱以及阿尔邦人和古罗马人相继制定历法，我们几乎都不必深究了。传言说道，早在古罗马共和国初期，广场上便已设有固定区域，供贵族子女学习读书写字。这一说法也许是虚构的，但或许不是。谈到古罗马早期的历史，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材料，这并非是因为古罗马人不会书写或是无人记载，而是因为后期的历史学家太过无能，他们奉命考察历史并整理档案材料，却一味地追求探索历史事件的起因、塑造历史人物以及描绘战争革命历程，而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对严谨认真且具有献身精神的研究学者来说，现存的史料记载并不会就此更改。

成果

意大利的文字历史最先证实，与更西边的民族相比，古希腊文字对萨贝利族文字产生了微弱的影响。事实上，将字母表带到萨贝利族的是埃特鲁斯坎人，而不是古罗马人。这点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假设萨贝利人在沿亚平宁山脉迁徙之前就获得了字母表，那么萨宾人和萨姆尼特人一定会带着它前往新的住处。另一方面，由于后来的古罗马文化沉迷于研究埃特鲁斯坎的神秘主义和各种古代文物，从而提出了一个猜想，并且现代甚至近期的研究也不断重申这一猜想，那就是古罗马文明不仅起源于埃特鲁斯坎，其精髓也来自于埃特鲁斯坎。但至于这一猜想的真实性，古罗马文字的发展历史对其提出了质疑。若这一猜想是事实，那么一些这方面的痕迹应特别明显。但恰恰相反，拉丁的书写艺术起源于古希腊，其发展历程也颇具本民族特色，因此它并未接纳非常适用于埃特鲁斯坎地区的字母符号f[16]。的确，任何事物，如数字符号，一旦出现借用，其借用者一定是埃特鲁斯坎人，至少他们沿用了古罗马人标记数字50时所使用的符号。

语言和文字的变体

最后有一重要现象，即在意大利各部落中，古希腊字母表的发展最初是依靠字母变体完成的。因此，埃特鲁斯坎方言中全然不见浊塞音[17]（-mediae-），同时翁布里亚语中没有字母符号gamma和字母d，萨姆尼特语中没有字母d，古罗马语中也不存在字母符号gamma，并且字母d和字母r极有可能合并。与之类似，埃特鲁斯坎语中字母o和字母u早期便已合并，同时我们在拉丁语中也发现了这一变体的趋势。而咝擦音的情况几乎恰恰相反，埃特鲁斯坎语保留了z、s和sh三个字母；翁布里亚人删除了字母sh，同时新增了两个咝擦音s和z来代替它；萨姆尼特人和法利斯克人效仿古希腊人，只使用字母s和z；而到了晚期古罗马人甚至只用字母s。显然，只有引进字母表的人、熟悉两种文化的人和研究文字的人才能充分体会其中更为细微的差别。但在民族文字完全脱离古希腊字母表的母本之后，浊塞音和清塞音便逐渐合并；咝擦音和元音也难以辨别。与其说这是语音上的转换，倒不如说是对语音的一种破坏，尤其是浊塞音和清塞音的合并完全不符合古希腊语的特点。

语音发生变体的同时，词形的变体（包括变格和变位）和派生也遭到破坏。总体看来，这一切之所以如此不规范，是因为语音无可避免地不断经历着变体，任何语音的发展，若没有文学和理性加以遏制，必将不断侵蚀各种语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从语音符号的变化中发现一些迹象，除此之外便无踪迹可寻。与意大利其他民族相比，这样一种不规范的变化过程给埃特鲁斯坎人造成的影响最为强烈，这也成为表现他们文化不够强大的众多例证之一。另一方面，在所有意大利人中，翁布里亚人受类似一种语言变体的影响最大，古罗马人次之，南萨贝利人最小。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也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前者与埃特鲁斯坎人的来往更为密切，而后者与古希腊人更为亲近。

[1]Actus即“逐”和更为常见的jugerum即“尤杰罗”与德语“摩根”一样，最初不是面积单位，而是劳动量的计算单位；后者表示一日的工作量，前者表示半天的工作量，考虑到意大利人以农夫的午休作为一日的朋确分界。

[2]朔望月又称“太阴月”，指月球绕地球公转相对于太阳的平均周期，也是月相盈亏的平均周期。人们通常将月亮盈缺的一个周期称为一个“朔望月”，把完全见不到月亮的一天称“朔日”，定为阴历的每月初一；把月亮最圆的一天称“望日”，定为阴历的每月十五（或十六）。从朔到望，是朔望月的前半月；从望到朔，是朔望月的后半月；从朔到望再到朔为阴历的一个月。——译者注

[3]同样的原因，所有节日均为奇数，每月都重复出现的节日（初一的kalendae，初五或初七的nonae，十三或十五的idus）是这样，上文提过的45个年度节日也是这样，只有两个例外。这种情况已经演变为：如若节庆一连多日，介于中间的偶数日便暂停，例如，卡门提斯节在1月11日和15日举行，丛林节（Lucaria）在7月19日和21日举行，亡灵节在5月9日、11日和13日举行。

[4]祓除是古代一种除凶去垢的原始宗教仪式。——译者注

[5]在希腊人中间，字母表的历史主要是这样演变的：对于23个字母的原始字母表，即既有元音又增加了“u”音的腓尼基字母表——人们提出过各种建议以对其加以补充和完善，而且这些建议都各有各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建议对于潜心研究意大利文字史的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概述如下：

Ⅰ. 引入表示“xi”、“phi”和“chi”音的特殊符号。这个建议非常久远，除锡拉岛、米洛斯岛和克里特岛以外的所有希腊字母以及所有源自希腊语的字母表无一例外都受到它的影响。一开始，大概目的是把“CHI”=“xi iota”，“PHI”=“phi iota”以及“PSI”=“chi iota”附在字母表末尾，希腊大陆上除雅典和科林斯之外都采取了这种形式，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希腊人也是如此。反之，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多岛海区各岛的希腊人以及大陆上的科林斯人在得知这一建议时，似乎就已经使用腓尼基字母表的第十五个符号“XI”来表示“xi iota”音；因此，在三个新符号当中，他们用“PHI”来表示“phi iota”，但用“CHI”来表示“chi iota”，而不是“xi iota”。第三个符号原本是为“chi iota”创造的，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舍弃不用了；只有在小亚细亚大陆上仍然保留着，但却收到了“psi iota”的功效。雅典人也仿照小亚细亚的书写模式，只不过雅典不仅不用“psi iota”，也不用“xi iota”，而是像以前一样继续使用双辅音。

Ⅱ. 如果不是更早，那也是在同样早的时候，人们努力避免“iota S”和“s E”形式之间容易产生的混淆情况；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希腊字母表都有试图从另一方面或更加朋确地区分它们的迹象。远古时期，必定会有两种修改意见，其中每一种都有各自的传播范围。至于对咝音的应用——腓尼基字母表有两个咝音符号，即第十四个符号（“/\/\”）代表“sh”，第十八个符号（“E”）代表“s”——“/\/\”，在发音上更加适合；较早时期，东部各岛、科林斯和克基拉，以及意大利的亚该亚人都使用这种书写模式。另一种情况下，他们用一个简单的笔画“I”来代替符号“i”，这在当时更为常用，不久以后，这种书写模式就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iota S”在各处都消失了，即使个别城邦继续把“s”写成“/\/\”，与“I”并行。

Ⅲ. 以“\/”代替容易与“GAMMA gamma”混淆的“/\”（“lambda”）是后来的事了。我们在雅典和维奥蒂亚遇到这种情况，同时科林斯和依附于科林斯的城邦则通过半圆形“C”而不是钩形来代表“gamma”，以实现相同的目标。

IV. 代表“p”的“P”和代表“r”的“P”也同样很容易混淆，于是将后者的“P”变为“R”以作区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克里特人、意大利的亚该亚人以及一些其他地区的人并不使用更多的新式字母，但是另一方面，新式字母在希腊本土、大希腊和西西里都具有很大的优势。旧式的“r”即“P”不会像旧式的“I”一样如此轻易地完全消失；因此，这种转变无疑到后来才发生。

V. 在较早时期，只有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各岛的希腊人才注意到长e、短e和长o、短o的区别。

所有这些技术性改进性质相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价值也相同，它们各自兴起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后又采取各自的扩散方式，各有其特殊的发展。因为Kirchhoff（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griechischen Alphabets）的潜心研究，我们才对原本晦涩不朋的希腊字母表的历史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也为古希腊人与古意大利人之间最早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尤其是埃特鲁斯坎语字母表的起源地之前并不确定，后来却受此重要影响予以定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情。如果要在这里区分体系，我们可能不会根据“X”读为“zeta”或“chi”将字母表分成两类，但我们不得不将23字的字母表与25或26字的字母表区分开来，甚至在后一种情况下进一步区分小亚细亚的爱奥尼字母表与较早的普通希腊字母表，较晚的通用字母表是在小亚细亚的爱奥尼字母表基础上衍生而来的。然而，在应对不同的字母表修改意见时，几个地区所遵循的路线不拘一格，这样一来，一处采纳这种路线，别处则采纳另一种路线；希腊字母表之所以如此具有指导意义，是因为它表朋了希腊各地区的各团体如何交换手工艺和艺术的改进方法，而其他地方则没有这种互换现象。至于意大利，亚该亚农业城市以及更具商业性的卡尔基底和多利斯殖民地之间的显著差异值得我们注意，这一点在上文已经提到；前者完全保留了字母的原始形式，后者则采用了修改版的字体，甚至采用源自不同地区、有点互相矛盾的字体，如代表“id: gamma”的“C”与代表“I”的“V”并行。如Kirchhoff所示，意大利字母表完全出自意大利的希腊人所用的字母表，实际上即出自卡尔基底—多利斯人的字母表；但是埃特鲁斯坎人和拉丁人所用的字母表并非是一方取自另一方，而是二者直接取自希腊人，特别是通过不同形式的“r”我们便可确定这一说法无疑。因为上文所提到的与意大利的希腊人相关的四种字母表改良方案（第五种仅限于小亚细亚），其中前三种在字母表传至埃特鲁斯坎人和拉丁人之前就已经实行，当它传入埃特鲁里亚时，“p”和“r”还未区别开来，反之，传至拉丁人以后，这两个字母至少已经开始有所区分；因此埃特鲁斯坎人根本不认识“R”是代表“r”，而在法利斯克人和拉丁人之中，除了德雷塞尔瓶以外，只能见到较晚的字体。

[6]埃特鲁斯坎人始终没有字母k（koppa），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因为不仅在其他地方没有字母k的踪迹可循，而且在加拉西（Galassi）陶器的标准字母里也毫无线索。要想证朋它见于这种陶器的拼音表，无论如何都是不妥的，因为拼音表能考虑或只能考虑到后来通用的埃特鲁斯坎字母，而k显然不包括其中。而且，位于字母表末尾的记号，从其位置看来与f相当，f实际上也是埃特鲁斯坎字母表中的最后一个。这拼音表展示的是埃特鲁斯坎字母表与其标准的差异，字母f绝对不能从中省去。字母k在卡尔基底—多利斯字母表里长期保持着自身地位，但令人惊讶的是，它竟然不见于传入埃特鲁里亚的希腊字母表。然而，也许是其字母首先传至埃特鲁里亚才具有这种地方特色。在决定冗赘符号是否应该从字母表中移除的过程中，反复不定和偶然因素一直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因此，阿提卡字母表失去腓尼基的第十八个符号，但保留了字母表中其余已从注音写法中消失的字母。

[7]擦音是口腔通路缩小，气流从中挤出而发的辅音，如普通话语音中的［f］、［s］、［sh］，英语中的/f/、/v/、/s/、/z/、/h/等。擦音下另有一类有咝擦音，发音时除了气流在窄道间摩擦外，舌头拉长，将气流带到牙齿的尖处造成更高频率的湍流。

[8]最近发现的普雷内斯特金发夹，在拉丁语和拉丁的文字描述中是最为古老的文物。这个发夹体现了字母m的较晚形式，暧昧莫解的奎里纳尔陶器（德雷塞尔发表于1880年）则显示字母r的较晚形式。

[9]维尼特人是意大利东北部古代民族。约于公元前1000年来到此地，占有南至波河、西至维罗纳附近地区。维尼特人与各古希腊城邦、阿尔卑斯山区和北欧有贸易往来，包括对波罗的海琥珀之路的控制。——译者注

[10]十二铜表法上的记载以后会由罗马语言学家进行研究，我们现在仅有一些片段，这些片段应归属这一时期。毫无疑问，这部法典在其诞生之初就被人书写下来，但那些学者并未参考原始文本，而是从在高卢人焚烧罗马以后才正式书写下来的抄本中去追寻它的原文，当时恢复铜表一事的叙述证朋了这一点。由此，我们很容易便能解释：它的原文根本就没有显示出他们所熟知的最古老的正字法。即使在这样一个还被青年用来背诵牢记的文献中，也不可能有准确的语言学史料。

[11]这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普雷内斯特发夹上所印刻的文字。但是，甚至在菲科隆箱柜上，字母C已相当于后来的字母K。

[12]因此，C代表Gaius，CN代表Gnaeus，K则代表Kaeso。当然，后来的简缩字并非如此。较晚时，γ不用C而用G表示（GAL=Galeria），k普遍用C表示（C=centum，COS=consul，COL=Collina），在a之前，则用K表示（KAR=karmetalia，MERK=merkatus）。有一段时期，人们用k表示元音前面的x，用C表示所有辅音前面的x音，反之，在a之前用k，在u之前用koppa的旧符号。

[13]萨莫奈战争是罗马的第二次大扩张，一共进行了三次（公元前343—前290年）。通过这次战争，罗马击败了意大利半岛中南部地区最强大的萨莫奈人，夺取了富庶的坎帕尼亚平原。——译者注

[14]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荷马诗歌的起源（当然未必与我们现有看法相同）就必定能追溯到希罗多德所描述的荷马创作的全盛时期（约罗马建城前一百年）之前。因为古希腊字母表传入意大利，以及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开始交往，都发生于荷马之后的时代。

[15]正如古萨克森文中的writan，原意为“撕扯”，后来才变为“书写”之意。

[16]至于拉丁人为何用相当于v的希腊符号来代替发音完全不同的f，这个谜题已为普雷内斯特发夹所解决。它以fhefhaked代替fecit，从而同时证实了拉丁字母表源自下意大利的卡尔基底人的殖民地。在一个属于同一字母表的贝奥提亚铭文中，我们发现在fhekadamoe（古斯塔夫·迈尔《希腊文法》，244页）一词中，也有相同的结合音，而送气的v在发音上可能接近拉丁文中的f。

[17]浊塞音指的是声带振动的爆破音，例如字母b、d和g的发音。——译者注

第十五章　艺术

意大利人的艺术贡献

诗歌在语言上充满激情，节奏上富有韵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诗歌和音乐，一些民族甚至在诗歌创作方面天赋异禀。但就意大利民族而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不属于此类。他们内心缺乏激情，不懂得如何将揭示人性的事物理想化并赋予无生命的事物以人性的渴望，而这些恰恰是诗歌艺术的精髓所在。但意大利人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喜怒不形于色。这也使得他们善用讽刺，所作的诗歌如同讲述故事一般，贺拉斯[1]和薄伽丘[2]便是如此。同时，他们擅长幽默地表达爱情和赞美，这一点在卡图卢斯[3]的诗歌和那不勒斯[4]当地优秀民歌中便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他们最擅长的，还是创作低俗喜剧和荒诞剧。

在意大利这片土地上，古时便诞生了滑稽悲剧，到了现代又出现了讽喻英雄史诗。值得一提的是，在修辞和戏剧性艺术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与意大利人相媲美。但在其他更为完善的艺术种类中，意大利人除了能够熟练地进行创作，几乎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意大利史上任何一个文学时期都未曾创作出一部真正的史诗或一部名副其实的戏剧。意大利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品，如以但丁[5]的《神曲》为代表的十四行诗、以及萨鲁斯特、马基雅维利、塔西佗和科莱塔等历史学家的史学专著，都蕴含了一种强烈的情感，但这种通过修辞表达的情感过于虚夸而不够自然。在古今音乐创作中，与真正富有创造力的人相比，身怀一技之长的人更为引人注目，因为他们能立刻跻身艺术大师之列，并在真正的艺术领域中塑造一个空洞、内心渐渐枯萎的偶像。若在艺术上我们能分出内外的话，这是属于意大利人的特有领域，而非艺术的内在领域。为了充分感受美的力量，他们需要眼睛这类感官去感知，而不是靠心灵去想象。因此，意大利人十分擅长建筑、绘画和雕塑艺术。在这三个领域内，古时他们是古希腊人最优秀的学徒，而如今他们是所有民族的大师。

拉丁人的舞蹈、演奏和歌颂

由于缺乏相关历史资料，我们无法探知意大利某些部落的艺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尤其无法进一步研究意大利的诗歌，而只能讨论拉丁人的诗歌。同其他民族一样，拉丁人的诗歌开始于抒情诗。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诗歌最初是为描绘原始节日的欢庆场景而作，那时每逢节日，人们便会跳舞、奏乐和歌颂。而在最古老的宗教仪式中，舞蹈是最常见的活动，器乐演奏次之，歌颂最末。每当到了一年一度的胜利节，古罗马都会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队伍最前面通常是神像和打了胜仗的将士，其次便是祭祀舞者和节庆舞者。祭祀舞者会分成三队，分别由成年男子、青年男女和男孩组成，统一穿着红色束腰上衣并配铜腰带，手握刀剑和长矛。此外，男性祭祀舞者还会佩戴头盔，上下全副武装。节庆舞者会分成两类，一类为绵羊舞舞者，裹着绵羊皮，身披杂色长袍；一类为山羊舞舞者，上半身裸露，腰上系着一块鹿皮。同样，舞蹈祭司团也许是最古老和最神圣的祭司团体。而且，在所有公共游行，尤其是葬礼中，舞者都是必不可少的角色。因此，跳舞成为古时一种常见的职业。

显然，哪里有舞者，哪里便有乐师，最早时期的乐手便是吹笛人。他们同样也是祭礼、婚礼和葬礼上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乐师和舞蹈祭司两个职业历史同样悠久，但乐师的地位远远低于舞蹈祭司，所以在游行中，作为代表的吹笛人通常依照安排站在舞蹈祭司团旁边。吹笛人本身是行走的乐师，无论古罗马治安多么森严，他们始终拥有一项古老的特权：每年在他们的节日这天，他们都会戴着面具，畅饮甜葡萄酒，漫步在古罗马的大街小巷。因此，尽管演奏并不像跳舞那样令人尊敬，但仍然必要，因此两者都组建了各自的公共机构。无论诗歌是自发产生还是作为舞蹈活动的伴奏，它都更像是一次偶然事件，并多多少少有些无关紧要。

宗教颂歌

在古罗马人眼中，空旷树林里树叶那自顾自的歌唱，便是最早的颂歌。弗恩乌斯在林间窃窃私语，悠闲地吹着笛子，一时之间树叶沙沙作响，拥有天赋的人能听懂这些声音，继而用缓慢而富有节奏的人类语言将它们一一再现。人们首先得到神灵的启示，然后借助灵感创作出众多预言未来的歌曲。与之同源的也许就是所谓的符咒，他们相信套用一定的咒语便能祛除疾病并避免灾难，而施以邪恶的咒语便能阻止下雨、招惹闪电甚至妨碍庄稼生长。而作为这一切的前提，声音咒语和文字咒语可能从一开始便要同时存在。与咒语相比，连祷文虽然拥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但在古罗马历史上更为根深蒂固，通常由舞蹈祭司同其他祭司团体进行演唱或舞蹈。只有一种启应祷文得以流传下来，在此特附上一首舞蹈颂歌。它由十二人田夫团为纪念战神玛尔斯而作，各章节之间交替演唱：

-Enos，Lases，iuvate! Ne velue rue，Marmar，sins incurrere in pleores! Satur fu，fere Mars! limen sali! sta! berber! Semunis alternei advocapit conctos! Enos，Marmar，iuvato! Triumpe！

Which may be thus interpreted：

To the gods: -Nos，Lares，iuvate! Ne veluem（=malam luem）ruem（=ruinam），Mamers，sinas incurrere in plures! Satur esto，fere Mars！

To the individual brethren: In limen insili! sta! verbera（limen?）！

To all the brethren: Semones alterni advocate cunctos！

To the god: Nos，Mamers，iuvato！

To the individual brethren: Tripudia!

致诸神：家神啊！保佑我们吧！战神啊！战神啊！万万不能让死亡和战争侵扰人民！该满足了吧，我们敬畏的战神！

向某个祭司说：跨过门槛，站住，把它踩住！

向全体祭司说：大家轮流一块喊赛蒙尼！

向神说：战神啊，战神啊，请保佑我们！

向某个祭司说：跨吧！

在奥古斯都时代的语言学家看来，这一颂歌中的拉丁文字和战神祭司所唱歌词中的相关片段是他们母语中最古老的文献。这些文献与《十二铜表法》[6]存有关联，某种程度上与《尼伯龙根族》中的语言和马丁路德的语言之间的关系类似。从语言和内容两个方面来看，这些颇受尊敬的连祷文也许能与印度的吠陀经一较高下。

颂词和讽喻诗

后期，抒情颂词和讽喻诗才得以出现。古时人们针对举办公共活动制定了一系列治安措施。尽管没有相关治安措施加以证实，但从意大利人的民族性格来看，我们可以推断，讽刺歌曲从古时开始便在拉丁姆地区盛行，但赞美的颂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若公民死后即将下葬，灵柩后面会跟着一位女性家属或朋友吟唱挽歌，在她身旁会有一位乐师吹笛伴奏。在宴会场合也是如此，甚至依照当时习俗，男孩会陪同父亲外出参加宴会，轮流唱歌赞颂他们的祖先，有时会有笛声伴奏，有时只是简单吟诵而无伴奏。成年男子在宴会上轮流演唱这一习俗大概起源于古希腊，直到晚期才被废除。我们未能进一步了解这些古老叙事诗的细节，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一定曾试图进行描写并叙述，有的抒情有的则不然，由此形成史诗的特征。

蒙着面的滑稽剧

毫无疑问，在各部落分离之前，诗歌的其他因素在原始的民间狂欢节、滑稽舞蹈和讽刺剧里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在这些场合中，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多半在公共节日、婚礼以及一些看似实用的主要场合中，人们可以尽情消遣娱乐。这也自然而然地说明，现场应有多个或多组舞者交错舞蹈。因此他们在演唱的同时还应配上某种动作，当然，这类动作大多会带有一丝滑稽，通常还会有些放纵。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产生了非传统意义上的颂歌，如后来创作的通俗颂歌《菲斯克尼》，而且为通俗喜剧提供了创作来源。意大利人性格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对外界和滑稽的事物有敏锐的感觉，并乐意参加手势表演和化装舞会，因此意大利这片土地十分适合通俗喜剧的发展。

然后在古罗马史诗和戏剧的发展过程当中，古时的作品并未流传下来。显然，古老叙事诗会一代代相传，孩子们会经常吟诵，这也充分证明了它的传承性。但在老加图统治时期，这些诗歌也随着历史消失了。如果人们认同“喜剧”这个名称，那么在这一时期以及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又开始争相创作即兴喜剧作品。最终，民间诗歌和民间乐曲无一流传下来，反倒是乐谱小节、音乐伴奏、合唱时的舞蹈以及面具得以代代传承。

诗歌格律

早期是否存在格律，这仍然是个谜。整个格律系统看似固定，但十二人田夫团的连祷文几乎不会依照它进行调整。在我们看来，它只是一种生动的诗歌朗诵。另一方面，研究者发现了一张十分古老的格律，即所谓的萨图拉[7]（Saturnian）和浮努斯（Faunian）韵体，古希腊人与此毫无关系。我们也许可以猜测，这种格律与拉丁最古老的民间诗歌起源于同一时期。

下面这首诗歌真正创作于晚期，从中可以细细体会：

-Quod re sua difeidens--aspere afleicta

Parens timens heic vovit--voto hoc soluto--Decuma facta poloucta--leibereis lubentis--Donu danunthercolei--maxsume--mereto--Semol te orant se voti--crebro condemnes。

对不幸的恐惧深深折磨着他

焦虑的父母在此起誓

当愿望成真，愿用十分之一财富举办宴会，愿将孩子献作赫拉克勒斯的贡品——他最值得

如今他们恳求你，请经常倾听他们的祷告

颂歌和滑稽诗歌一律采用萨图拉格律吟唱，当然还配有笛声伴奏。大概在吟唱的时候，每行之间都有特别明显的停顿休止，而在轮唱时，第二位歌手大概就由停顿处插入并接着演唱。萨图拉韵体中的小节同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诗歌一样，都以音节长短为创作依据。但在所有的古老格律中，它也许是最简单的，因为它不仅不拘于格律，而且作者可以最大程度地删减短音节；同时它在结构上最不完善，因为诗的前半行为抑扬格，后半行为扬抑格，两者对立，这样的诗句非常不适合形成一种富有韵律的结构，更不适合创作更高级的诗作。

乐曲

在这一时期，拉丁姆地区当地的民族音乐和合唱时的舞蹈的基本要素才得以确立，但如今来看已被人遗忘。除此之外，拉丁人的笛子短而纤细，笛身上只有四个孔。正如其名，拉丁人的笛子最初是由某种动物的小股骨制成的。

面具

最后一点，后期拉丁民间喜剧和阿特拉笑剧中常设角色，如男性丑角Maccus、暴食者Bucco、慈父Pappus以及智者Dossennus，他们所戴的面具都曾属于最早时期的拉丁民间艺术。这些面具与意大利喜剧中普启涅罗[8]一角的两种服装相比，既设计巧妙又引人关注。这些当然无法得到确切证实，但拉丁人在表演民族戏剧时用面具遮脸这一做法由来已久，古罗马首次建城后，当地的古希腊戏剧沿用这一做法并未超过一个世纪。同时，阿特拉笑剧中的面具的确起源于意大利。总而言之，因为即兴剧作从创作到演出我们都无法想象，而且整出剧从头到尾，每个演员特定的面具都代表了其相应的地位，因此，我们应将固定的面具和古罗马戏剧的基本要素联系起来，或者说在我们看来，固定面具本身便是古罗马戏剧的基本要素。

最早的古希腊影响

关于最早时期的本土文化和拉丁姆地区艺术的发展，如果说我们知之甚少，那么，关于古罗马以外的民族最早给古罗马人带来了何种冲击，我们知道的就更少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古罗马人逐渐了解了外族语言，尤其是古希腊语。就古希腊语而言，拉丁人对此当然是陌生的，他们所制定的与预言神谕有关的法律证实了这一点。但对商人而言，他们知晓古希腊语一点也不稀奇。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商人还学会了与古希腊知识密切相关的阅读和书写知识。然而，古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依靠的既不是对外族语言的了解，也不是所取得的基本技术成就。拉丁人很早便接触了从古希腊传来的艺术，这对他们的艺术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只有古希腊人，而非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在这方面影响了意大利人，所以后来我们发现，意大利艺术的发展从未受到任何来自迦太基和克瑞两地的有利影响，并且腓尼基和埃特鲁斯坎两地的文明形式可以与那些混合文明归为一类，从而因上述原因而不再富有创造性，但在古希腊的影响下还是有所收获。

古希腊有一种弦乐器，名为里拉琴[9]，它共有七根弦，因与拉丁姆地区的本土乐器笛不同，所以一直被视为外来乐器。早期该乐器的古希腊名字遭到强制更改，并且拉丁人开始将它应用于庆典仪式，可见那时它已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全面展现本民族文学财富的古希腊雕塑被拉丁人接受，可见当时古希腊神话就这样传入了拉丁姆地区。此外，一些词还被强行转换成了拉丁语形式，如用Prosepna代替Persephone、Melerpanta代替Bellerophontes、Cocles代替Kyklops、Alumentus代替Laomedon、Catamitus代替Ganymedes、Melus代替Neilos以及Stimula代替Semele，由此可见拉丁人倾听并讲述这些故事究竟是多么久远的事情。即便古罗马人的节日和建城日不起源于古希腊，但无论如何它们之后的节日安排十有八九受到了古希腊的影响。感恩节是个特别的节日，它是为纪念卡皮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和其他诸神而设的，通常以将军出征前所立下的誓言为依据，因此通常于秋季市民部队回国时举行庆祝活动。

人们会进行节日游行，共同前往古罗马竞技场[10]。竞技场位于帕拉蒂尼山和阿文廷山之间，场内中央设有一块圆形的格斗场地，四周是观众席位。根据市民队伍的划分，古罗马所有的男孩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有的骑马，有的步行；紧随其后的是经济活动的参赛者和上述提到的舞蹈团体，各个舞蹈团体都唱着各自的乐曲；接着是侍奉神灵的人，他们一个个手捧着香炉和各种圣物；队伍的最后是载有神像的灵柩。这样壮观的场面本身也反映了原始时期战斗的实景，人们有的驾着双轮战车，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战斗”一开始，战车立马向前推进。如荷马[11]的《荷马史诗》所述，每车效仿荷马所描述的那样载有两人，一人驾车，另一人参加格斗；紧接着格斗者冲下战车，骑手也冲上前去。骑手的配置参考了古罗马格斗的形式，每人骑一匹马，另用手牵一匹马；最后，双方斗士走上前去，上身裸露，腰上系着一根腰带，通过赛跑、摔跤和拳击展现他们的力量。每一类竞技只举行一场比赛，参赛者仅限两名。最终赢得比赛的人将获得花冠，花冠虽由简单的树枝编成，但代表了一份荣耀，法律还允许他们死后将花冠放在自己的灵柩上。因为这一节日只持续一天，所以人们在参加完竞赛后还剩大量的时间尽兴狂欢。这时，成群的舞者会尽情展现他们的技艺，特别是表演滑稽剧。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节目，例如青少年马术比赛。真正通过战争赢来的战利品也扮演了各自的角色，英勇的战士会在这天展示所杀敌人的装备，心怀感激的民众会向战士献上花冠，好像他们就是竞技中的胜利者。

这些就是古罗马胜利节和建城日各自的特别之处。而其他的公共节日也许资源没有这么丰富，但也具备一些相同的特征。在公葬庆典上，舞蹈活动会占一部分，如果还有其他表演，那应该就是赛马比赛。若将举行赛马比赛，公共传令官会提前邀请公民参加葬礼。

虽然建城日与古罗马人的风俗习惯密切相关，但总体上与古希腊的民族节日一致。两个民族之间的共同点在某些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两者的主要构想都是一同举办宗教庆典和模拟实战的竞技比赛；两者所选竞技项目相同，据品达的诗中所言，奥林匹克庆典从一开始就设有赛跑、摔跤、拳击、战车赛、掷矛和投石六个项目；两者都会奖励竞技的胜者，无论在古罗马还是古希腊，奖品都是一个花冠，但最终得到花冠的人不是驾驶战车的人，而是战马的主人；最后，与常见的民族节日有关的一般爱国行为一样，两者都设置了记功和奖赏机制。这种一致绝非偶然，而一定是证明古代人们最初相互联系的一种证据，或是最初国际交往的一种结果。相比较之下，后一种猜想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熟悉古罗马建城日的庆祝形式，但它并不是古罗马最早确立的节日之一，因为直到王政时代晚期竞技场才修建完成。在古希腊的影响下，古罗马进行了政治制度改革，建城日的庆祝形式也大为改变，引进了许多古希腊的竞赛项目，如跳跃项目，甚至可能还有荡秋千项目（荡秋千是意大利当地一个原始习俗，住在阿尔邦山的人们在节日庆典上长期沿用这一习俗），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的庆祝活动。此外，尽管有历史资料表明，古希腊曾将双轮战车应用到实战，但在拉丁姆地区却未发现这类战车的踪迹。最后，虽然古希腊名词stadion（多利克方言中为spadion）很早便传入了拉丁语，变成了拉丁语中的spatium，但仍保留了它原有的含义。更有资料明确表明，古罗马节日中的赛马和战车赛项目起源于图里，固然这是真的，但还有另一种说法称它们来自埃特鲁斯坎。因此，古希腊不仅推动了古罗马音乐和诗歌的发展，而且古罗马人还十分感激古希腊人，因为他们在体育竞技方面提出了众多的想法。

拉丁姆地区诗歌和教育的特点

拉丁姆地区不仅存在古希腊文化和艺术赖以发展的那些基本因素，而且早期便深受古希腊文化和艺术的影响。拉丁人不仅具备体操训练的基本知识，而且古罗马男孩都像农民儿子那般，从小学习骑马、驾车和投掷猎矛，所以每位古罗马公民同时也是一名战士。而且舞蹈艺术从一开始就颇受公众关注，随着古希腊竞技项目的传入，舞蹈艺术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古希腊的抒情诗歌和悲剧诞生于一种类似于古罗马节日叙事诗的诗歌，同时歌颂祖先的叙事诗标志着史诗的萌芽，蒙面的滑稽剧标志着喜剧的萌芽，而这两者都颇受古希腊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萌芽若不能继续生长或生长很快陷入停滞，则尤为引人注目。拉丁青少年的身体训练一直很艰苦，运动量也非常大，但发展体育艺术的概念却一直未能被提出，而古希腊提出了发展体操的目标，则做到了这一点。古希腊的公共竞技项目在传入意大利之后，其主要特征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保留了原有的竞技规则。竞技本是公民间的竞赛，古罗马最初的竞技比赛也是如此，但之后却演变成了专业骑手和专业拳击手之间的较量。古希腊节庆日的竞技项目规定，人身自由并具有古希腊血统是参与竞技的首要条件，而古罗马的竞技项目不久便放宽了条件，释放奴、外邦人甚至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都能参加。最终，参赛选手变成了旁观的观众。获胜选手所得的花冠曾一直被称为古希腊正义的象征，但之后在拉丁姆地区却无人再提到它。

诗歌与同类事物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古希腊和日耳曼作为诗歌发展的源泉，涌现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而缪斯女神金瓶里的圣水却少有几滴洒落在意大利这片绿色的土壤上，严格说来，这儿并未有过传说。意大利诸神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从未进化成真人的形态，或者正如有些人所说，从未深奥难懂。同样，在意大利人眼中，即便是最伟大和最高贵的人，他们也无一例外地终有一死。而在古希腊那些频频引人追忆的过往和颇受珍藏的历史中，他们成为了所有人眼中神一般的英雄。但拉丁姆地区的民族诗歌却并未因此得到发展。艺术，尤其是诗歌最深远也最伟大的影响在于，它冲破了各部落之间的重重障碍，将各部落联合起来创造出一个民族，又将各民族联合起来创造出整个世界。如今，通过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各个文明国家之间的差异已经消除。

同样，古希腊诗歌艺术曾将狭隘自私的部落观念转变成了一种民族意识，进一步转变为一种全人类的意识。但在拉丁姆地区，诸如此类的转变从未发生。阿尔巴和古罗马都曾诞生过诗人，但拉丁姆地区从未出现任何一部史诗，甚至不难想象，更是从未创作出如同赫西俄德[12]《工作与时日》那般，描述农民日常生活的问答诗。拉丁联盟节很可能也演变成了一个民族艺术节，类似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13]和科林斯地峡运动会[14]。关于阿尔巴的灭亡流传着许多传说，至于伊利昂（Ilion即特洛伊Troy的古希腊名）被征服一事大概也是如此。本来在拉丁姆地区，每一个民社和每一个著名的部落都能从中发现各自的起源故事，或将这些故事融入这些传说当中。但这两种结果终未发生，而意大利自始至终也未能发展本民族的诗歌与艺术。

鉴于上述情形，必然会引出一种结论，那就是拉丁姆地区的艺术并未广泛传播并达到繁荣，而是一步步走向了衰落，这一点也已有史料证实。似乎任何地方诗歌发展的源头都在于女性，而非男性。任何符咒的咒语以及为逝者所作的颂歌也都与女性大有联系，因此人们认为拉丁姆地区的诗歌之神卡斯门尼（Casmenae，也称Camenae和Carmentis），同古希腊的缪斯一样，皆为女性，这也不无道理。但在古希腊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那时诗人接替了女性歌手，阿波罗神的地位开始高于缪斯女神。而拉丁姆地区没有本民族的诗歌之神，且古拉丁语中甚至没有“诗人”一词。在那里，诗歌刚兴起的时候力量极为弱小，且不久便陷入了停滞。早期在拉丁姆地区，艺术活动设有一定限制，只对妇女、儿童和行会内外的工匠开放。上文提到，葬礼上的颂歌通常由妇女演唱，宴会上的诗歌通常由男童吟诵，同时宗教场合中连祷文多半也由儿童朗诵。乐师属于行会成员，而舞者、哭丧的妇女不属于此类。因为古希腊人认为，跳舞、演奏和唱歌能给公民以至于所述的整个民社带来荣耀，所以它们一直备受人们的尊敬，最初在拉丁姆地区也是如此，只是上层公民愈发认为艺术空洞无用，因此逐渐失去了兴趣。

显然，艺术一步步走向公众的视野，也相应地愈发受到外来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的步伐也在一步步加快。吹奏本土的笛子是被允许的，而弹奏里拉琴却始终遭到鄙视；参加本民族的蒙面剧是允许的，而外来的体育活动不但无人关注，甚至被视为耻辱。当古希腊的艺术愈发成为每一位古希腊人乃至整个古希腊民族共同的财富，它也因此成为人们发展世界文化的一种途径。而在拉丁姆地区，艺术却逐渐从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世界中消失。

当艺术沦为一个个完全微不足道的手工艺品时，青少年通常所接受的民族文化教育中艺术便也不再被提及。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始终完全局限于最小范围内的家庭教育，男孩需紧跟着父亲，寸步不离，例如带上耕犁和镰刀陪着父亲去田里干活，若父亲受邀需陪他去朋友家做客，若父亲接到元老会传召需陪他去议会大厅参加会议。这种家庭教育方式非常适合为整个家庭和整个民族挽留人才。父亲与儿子之间一直保持着这样亲密的关系，互相尊重，儿子欣赏父亲身上成熟的男子气概，父亲羡慕儿子天真无邪的青春。正因为如此，才有利于维护民族和家庭的传统，巩固家庭的手足亲情，乃至所有古罗马人民保持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和重视道德的良好品格。这种青少年的教育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实际上包含了一种质朴而又无意识的智慧，既易于推行又意义深远。但抛开人们对它的欣赏，我们也不能忽视一点，那就是只有牺牲真正的个人文化，并完全摒弃缪斯女神所赋予的既迷人而又危险的天赋，这一制度才可能并真实应用到实践。

萨贝利人和埃特鲁斯坎人的舞蹈、演奏和诗歌

至于埃特鲁斯坎和萨贝利人音乐艺术上的发展，我们虽然所知甚少，但总好过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早期埃特鲁斯坎的舞者和吹笛人就已经将自己所学的艺术发展成了职业，可能甚至还先于古罗马完成。他们不仅在本地，还远到古罗马公开表演，但所得的报酬并不多，也不那么受人尊敬。此外，有一现象更值得注意，当埃特鲁斯坎举行民族节日庆典时，演出时会有一位联盟祭司代表全联盟的十二个城市，而且竞技比赛的形式也与古罗马建城日的活动类似。然而，这也引出一个问题，埃特鲁斯坎人和拉丁人都将单个民社的艺术发展成了一种民族的形式，我们也知道在这方面前者更为成功，但至于多大程度占优，却无法给出答案。可能埃特鲁斯坎人早期便开始积累那些学来无用的知识，特别是与神学和占星学有关的知识，整个过程十分乏味。因此，之后一些早已衰落的常见的古老艺术便重新焕发生机，而托斯卡纳人、犹太人、迦勒底人和埃及人则被誉为神学智慧的原始来源。但是，我们对萨贝利人的艺术还是知之甚少。若我们由此推断萨贝利人的艺术水平不如相邻的民族，仅凭这一点也是完全不够的。

相反，就我们一直了解的意大利三大主要种族的特点而言，我们可以推测，萨姆尼特人的艺术天赋最接近古希腊人，而埃特鲁斯坎人与之相差最远。对于这一推测有史料证实，古罗马最具天赋和创造力的诗人，如奈维乌斯、恩尼乌斯、卢西利厄斯和贺拉斯都来自萨姆尼特地区。而整个埃特鲁斯坎地区极少有诗人能代表古罗马文学，除了阿雷蒂内的米西奈斯和沃尔泰拉的佩尔西乌斯，前者在所有心灰意冷和多愁善感的宫廷诗人中最令人难以忍受，后者是一位典型的骄傲自大、倦怠懒散但却热爱诗歌创作的青年。

意大利最早的建筑

上文提到，建筑的基本原理是各个民族原始的共同财富。在古希腊和意大利，修建住宅都是建筑艺术的第一项尝试。住房由木材搭建，屋顶尖尖的，上面铺有稻草和木瓦，构成一个四方形的居住室。屋顶上留有一个缺口，供室内排烟和采光。这个缺口的位置对应着地面上的一个凹坑，用于储存雨水。在房屋的天井下面，人们在这里做饭吃饭，祭祀家神，摆放婚床和灵柩，男主人在这接待宾客，妻子坐在下边纺织，身旁围着一群待嫁的少女。房屋没有门廊，除非我们将房门连通外面街道的这段开放的空间称为门廊，但它早已有了自己的名字——前庭，也称更衣室，因为古罗马人习惯穿着短袍在屋内走动，只有外出时才会裹上托加袍[15]。而且屋内没有进行隔离，只在住宅周围设有寝室和储藏室，更不用说架设楼梯和另设楼层了。

最早古希腊带来的影响

我们几乎难以断定，这样的住宅是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了意大利的一种民族建筑，因为在这方面，即使是在最早时期，古希腊所带来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即使意大利人可能先于古希腊人作出尝试，却仍然败给了他们。我们了解到，意大利最古老的建筑与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都在同样程度上受到古希腊建筑的影响。克瑞和阿尔西两地的原始坟墓，以及近期在普莱内斯特发现的最古老的那个坟墓，就酷似奥尔霍迈诺斯和迈锡尼的坟墓，顶部都由一层层石板叠加堆砌而成，最上边用一块大石头封口。

在图斯卡仑城墙边，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筑，其屋顶也是这样建成的。卡皮托尔山脚下的水井房起初也是这样设计的，直到后来人们为了给别的建筑腾出空间而将房顶拆毁。阿尔皮努姆（Arpinum，今阿尔皮诺）和迈锡尼两地城门建造的方法相同，整体风格相似。阿尔巴湖（the Alban lake）与科帕伊得湖的排水渠也极为相似。我们所说的巨石堆积式环形城墙在意大利十分常见，尤其在埃特鲁斯坎、翁布里亚、拉丁姆以及萨宾等地区。虽然保留下来的城墙中有多半是后期建成的，甚至有几座可以确定建于古罗马建城的第七个世纪，但从设计上来看，这种环形城墙显然算得上是意大利最古老的建筑。

与古希腊的城墙类似，意大利的城墙有时会先用未经加工的大型石块粗略堆砌，然后再用小块石头填补石块间的缝隙；有时先用石块排成一个方形的平面，再一层层往上堆砌；有时会用经过加工的多边形石块相互拼凑堆砌。建造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建筑材料，而古罗马最初的建筑材料只有一种用火山灰制成的天然混凝土，所以未使用过多边砌墙法。前两种砌墙法十分类似，两者所用建筑材料和建筑中考虑的问题都颇有相似之处，因此也更易于操作。但是多边砌墙法富有美感；同时通向城门往往只有一条道路，而城门通常设在左侧，进犯来的敌军只能沿着道路左拐，这样一来右侧因毫无屏障完全暴露，便于守城军队攻击。这也是意大利和古希腊的城堡的两项优点。重点是，只有在未被古希腊人征服且与他们来往频繁的意大利地区，人们才能见到真正的多边砖墙建筑，同时在埃特鲁斯坎地区，只有皮尔吉村以及相隔不远的科萨和萨图尼亚两个小镇才有这种建筑。皮尔吉村的城墙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名字（“塔楼”），它和科林斯的城墙一样，都应归功于古希腊人的智慧。这些城墙如今依然屹立在我们眼前，很可能它们就是意大利人向古希腊人学习建造城墙所参考的范本。

最后说到意大利的寺庙建筑，人们称王政时期寺庙的建筑风格为托斯卡纳式[16]，并认为它与古希腊各种寺庙的风格非常协调。总体来看，意大利的寺庙多为一个四面用墙围住的空间，这一点与古希腊寺庙相似；寺庙顶部是一个斜面屋顶，由四面墙和多根立柱一同支撑。从细节来看，尤其是立柱的样式及其建筑特色，古罗马的寺庙完全沿用了古希腊寺庙的建筑风格。鉴于这些例子的可信度，可以推测，在未与古希腊人交流之前，意大利的建筑只不过是一些木棚屋、鹿寨[17]（abattis）和用土块石块堆成的坟堆。直到学习了古希腊建筑的范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更高级的工具之后，意大利人才开始将石头用于建筑。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意大利人最早从古希腊人那里学会了铁的用法，同时学会了制作灰泥、机械装置、测量杆和人造格架。因此，我们很少特别提到意大利的建筑艺术。虽然在古希腊的影响下，意大利建筑作出了种种改变，但住宅的木建部分仍然保留甚至首创了许多颇具意大利特色的设计，而这又继而对寺庙建筑产生了一种反射性的影响。意大利住宅建筑的发展起源于埃特鲁斯坎人。拉丁人甚至是萨贝利人仍然坚守着祖传的木棚屋和一种古老的习俗，那就是只为神灵和灵魂提供神圣的土地，而不是神圣的居所。但那时埃特鲁斯坎人已经开始对住房艺术进行改造，依照人类住宅的样式给神灵修建庙宇，给灵魂修建坟墓。在拉丁姆地区，其最古老的寺庙建筑风格和最古老的住宅建筑风格都为托斯卡纳式。由此可见，最早在埃特鲁斯坎人的影响下，拉丁人也开始修建这类奢华的建筑。

至于这种转变的特点，古希腊的寺庙大概也仿造了帐篷和住宅的总体轮廓，但建筑材料还是以粗削石块为主，顶部铺有瓦片的同时，石块和焙烧黏土的本质向古希腊人展现了必然规律和美的规律。另一方面，古希腊人对木材搭建的人类住宅和石块堆砌的神庙有严格区分，而埃特鲁斯坎人对此一直不了解。托斯卡纳式神庙最独特之处在于，轮廓更接近正方形，山墙更高，各立柱之间间距更宽。最重要的是，屋顶的倾斜度更大，屋顶梁托一侧突出，延伸到立柱以外。托斯卡纳式神庙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是因为它们非常接近住宅风格，而且木质建筑本身就颇具特色。

意大利雕塑

意大利雕塑和绘画艺术的起源晚于建筑，因为只有先修建了房屋，才能装饰山墙和四面墙壁。在古罗马的王政时期，这些艺术可能还未真正兴起，只有在埃特鲁斯坎，人们早期便通过商业贸易和海上掠夺积累了巨额财富，所以艺术和手工业（若这个词更为合适）最初才能立足。当古希腊艺术影响埃特鲁斯坎的时候，正如当今艺术复制品所表明的，那时它仍处于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也许在埃特鲁斯坎人引进古希腊字母表的同时，也向他们学习用金属和黏土制作艺术品。能够完全确定属于这一时期的艺术品，也许只有波普洛尼亚的银币，但银币并未体现出埃特鲁斯坎人高超的艺术技巧。但他们最优秀的青铜艺术品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并且之后博得了艺术评论家极高的评价。同时，埃特鲁斯坎人制作的赤土陶器也不容小觑，因为保存在古罗马寺庙中的那些最古老的陶器，如卡皮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像和朱庇特神庙庙顶上的四马战车，均出自维依[18]（Veii）人之手，而这类庙顶上外观相似的大型装饰风格逐渐流传到了后期古罗马人那里，他们称之为“托斯卡纳式作品”。

另一方面，在意大利人当中，包括萨贝利人和拉丁人，这一时期的本土雕塑和装饰图案才刚刚开始出现。最引人注目的艺术作品似乎仍来自于外邦，上文提到，陶制雕像据说便是由维依人所作。近期发掘出的文物表明，埃特鲁斯坎人制成青铜艺术品之后会在上面题字，这样的作品如果没有传遍整个拉丁姆地区，至少也在普莱内斯特受到各方传阅。阿文廷山上的古罗马拉丁联盟神庙里供奉的狄安娜神像，被认为是古罗马最古老的神像，它与马西利[19]（Massiliot）人为以弗所当地的阿尔忒弥斯女神制造的神像极其相似，或许也产自韦利亚城或马西利部落。古罗马自古以来就有陶匠、铜匠和金匠的行会，这也许是证明古罗马曾经存在本土雕塑和装饰图案仅有的证据。至于古罗马人艺术的发展情况，我们再不可能了解清楚了。

埃特鲁斯坎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艺术关联和各自的艺术贡献

若我们试图从原始艺术的历史和实践的相关档案材料中取得历史数据，我们会发现，首先，意大利的艺术同它的度量法和文字一样，其发展只受到了古希腊人的影响，而不包括腓尼基人。意大利艺术的各个方面都能在古希腊艺术中找到相应的模板。就这点来说，彩绘泥塑雕像是意大利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主要由三位艺术家来制作，分别是造型师欧克尔（Eucheir）、定模师狄奥普（Diopos）和绘画师欧格拉摩（Eugrammos），这一说法有理有据。而这种艺术是否由科林斯传来，或者又是否直接传到了塔昆尼，我们更不确定。对于意大利是否直接模仿了东方的艺术形式，又是否存在独立发展的艺术形式，少有踪迹可寻。埃特鲁斯坎的玉石工匠一直以甲虫或圣甲虫[20]的模样作为雕刻模板，后者最初只存在于埃及。而早期古希腊人也将圣甲虫作为雕刻模板，因为研究人员曾在埃伊纳岛发现了一块圣甲虫石，上面刻有古希腊文字，因此这种圣甲虫石很可能是由古希腊人传到了埃特鲁斯坎。意大利人大概又从腓尼基人那儿买来，但他们只向古希腊人学习。

至于更进一步的问题，即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模式从古希腊哪一个民族传来，研究者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埃特鲁斯坎的艺术与阿提卡最古老的艺术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埃特鲁斯坎的三种艺术形式，即坟墓壁画、对称设计和石块雕刻，虽然在古希腊应用得十分有限，但至少之后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迄今为止，它们只传到了古希腊内陆的雅典和埃伊纳岛。准确来说，托斯卡纳式神庙的建筑风格既不符合多利克式[21]，也不符合爱奥尼亚式[22]。但在两种风格之间的差异影响更大，如神坛（-cella-，古希腊神庙的内殿）四周的立柱样式，以及每根立柱下面独立基座的位置，在这方面埃特鲁斯坎神庙更贴近后期的爱奥尼亚式建筑风格。而且在所有古希腊的建筑风格中，正是这样一种充满多利克特色的爱奥尼亚—阿提卡式风格，其总体设计与托斯卡纳式风格最为接近。就拉丁姆而言，似乎找不到一丝踪迹，来证明其曾在历史上进行过与艺术有关的交往。事实上可以肯定的是，若通常贸易与交流对引进艺术模式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可以断定，生活在坎帕尼亚和西西里的古希腊人，无论就艺术还是字母而言，都曾是拉丁人的导师。至少，阿文廷山上的狄安娜女神与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女神颇为相似，这一点符合上一推断。当然，埃特鲁斯坎的早期艺术为拉丁人提供了学习的模板。至于萨贝利各族，若他们想如了解古希腊字母表那样完全了解古希腊的建筑和雕塑艺术，那么只有通过更西边的意大利人的传播才能实现。

总的来说，若我们就意大利各民族的艺术贡献作出评价，那么当下我们认为，尽管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实践起源较早，也创造了数量众多、种类繁多的手工艺品，但他们的作品还是不及拉丁人和萨贝利人的作品。相比之下，他们作品的主要劣势在于：适宜性和实用性不够、投入的感情不够以及造型不够美观。随着艺术的发展，后期这些方面会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当前这个时代，就建筑艺术而言，这点非常明显。多变砖墙建筑既适用又美观，在拉丁姆及其内陆地区十分常见。而人们在埃特鲁斯坎很少见到这类建筑，甚至连克瑞的城墙也并非由多边石块砌成。

拱门和桥梁在拉丁姆地区的宗教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在艺术史上也颇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预测古罗马未来会出现沟渠和执政官道（consular highways）。另一方面，埃特鲁斯坎人在模仿古希腊装饰性建筑的同时，也在做出种种改变。他们摒弃过去用石块建造的规定，改用木材建造，但改造的技巧不够成熟。他们修建的神庙的庙顶很低，各立柱之间间距很宽，引用一位古代建筑师的话说，便是“给人一种沉重、刻薄、零乱和笨拙的感觉”。拉丁人非常现实，古希腊艺术宝库中适合他们的不多，而他们一旦采纳，便会真诚并坚定地将它们留作己用。就多边砖石建筑发展而言，他们超越了自己的导师。人们不加思索地接受他人的成果，然后机械地运用，埃特鲁斯坎的艺术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埃特鲁斯坎艺术和中国艺术一样，都不善于汲取其他文明的精华。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学者们早已不再尝试通过追溯埃特鲁斯坎的艺术来研究古希腊的艺术，所以无论他们多么不情愿，还是必须决定将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在意大利艺术发展史的地位由首位降到末位。

[1]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8年），生在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即所谓奥古斯都时代。他是一个有才能的讽刺诗人和抒情诗人，代表作为《诗艺》。——译者注

[2]薄伽丘，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杰出代表，人文主义杰出作家，与诗人但丁、彼特拉克并称为佛罗伦萨文学“三杰”。他的代表作《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批判宗教守旧思想，主张“幸福在人间”，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宣言。——译者注

[3]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约前54年），古罗马抒情诗人，擅长爱情诗，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维罗那。——译者注

[4]那不勒斯，意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坎帕尼亚大区以及那不勒斯省的首府。该市为古希腊人所创建，在“大古希腊”中扮演重要角色。后来，古罗马人、诺曼人和西班牙人都在该市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意大利统一之前，它还曾经是波旁王朝统治的西西里王国的首都。——译者注

[5]但丁·阿利基耶里（公元1265—公元1321年），13世纪末意大利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之一，以长诗《神曲》留名后世。——译者注

[6]《十二铜表法》也叫十二表法，是古罗马国家立法的纪念碑，也是最早的罗马法文献。其基本上仍是按旧有习惯法制定，维护着贵族奴隶主的利益，但它对奴隶主私有制、家长制、继承、债务和刑法、诉讼程序等方面都作了规定，限制了贵族法官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的权力，同时也反映了罗马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主阶级国家的形成过程。——译者注

[7]早期罗马史诗诗人采用Saturnian韵体，每行中间有朋显停顿，前半部分为抑扬格，后半部分为扬抑格，它与浮努斯韵体常用于滑稽诗。——译者注

[8]普启涅罗是意大利传统即兴喜剧Commediadell's Arte中的一个常见的主角。他的面貌古怪：勾鼻子，驼背，性情滑稽，爱逗人发笑，同时喜欢吹牛。——译者注

[9]里拉琴是西方最早的拨弦乐器，也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音乐的象征。七弦竖琴同时也是抒情诗女神厄拉托（Erato）的象征。——译者注

[10]意大利古罗马竞技场罗马斗兽场（Colosseum），是古罗马帝国专供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观看斗兽或奴隶角斗的地方。它建于公元72—82年间，是古罗马文朋的象征。遗址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市中心，它在威尼斯广场的南面，古罗马市场附近。从外观上看，它呈正圆形；俯瞰时，它是椭圆形的。它的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长轴长约为188米，短轴长约为156米，圆周长约527米，围墙高约57米，这座庞大的建筑可以容纳近九万人数的观众。——译者注

[11]荷马（Homer，约公元前9世纪—前8世纪），古希腊盲诗人。相传记述了公元前12世纪—前11世纪特洛伊战争，以及关于海上冒险故事的古希腊长篇叙事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们是他根据民间流传的短歌综合编写而成。他的杰作《荷马史诗》，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西方的宗教、文化和伦理观。——译者注

[12]赫西俄德是一位古希腊诗人，原籍小亚细亚，出生于希腊比奥西亚境内的阿斯克拉村。从小靠自耕为生，他可能生活在前8世纪，以长诗《工作与时日》《神谱》闻名于后世，被称为“希腊训谕诗之父”。——译者注

[13]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因举办地在奥林匹亚而得名。奥林匹亚村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皮尔戈斯的东面、阿尔费夫斯河与克拉泽夫斯河的汇流处，距雅典约370公里。这里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运动场。——译者注

[14]科林斯地峡运动会传说是为纪念海神波塞冬而举行的祭典活动，传说中波塞冬能呼风唤雨，他为人类创造了马匹，并把驯马术最早传授给了希腊人。该运动会每两年一届，春天举行，除奴隶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参加比赛，冠军将被授予兰椿花冠。——译者注

[15]托加袍是最能体现古罗马男子服饰特点的服装。它是一段呈半圆形、长约6米、最宽处约有1.8米的羊毛制品，还兼具披肩、饰带、围裙的作用。穿着时一般在内穿一件麻制的丘尼卡（拉丁语：Tunica），然后将托加搭在左肩并围绕全身。托加也是罗马人的身份象征，只有男子才能穿着，而女子只能穿斯托拉（拉丁语：Stola）及帕拉（拉丁语：Palla），而没有罗马公民权者更是被禁止穿着托加。

[16]托斯卡纳式风格的建筑多为连续半围合格局，注重小中庭花园和露台的设计，还配有开阔的周边密林种植区，建筑材料以自然质感的砖石为主，铺装材料多成规则形状，适当使用彩砖，墙面则涂刷灰泥或鲜艳的颜色。岩石与灰泥戏剧性地表现光与影的关系也是托斯卡纳风格的精髓之一。

[17]鹿寨是用伐倒树木构成、形似鹿角的筑城障碍物，古称鹿角砦。有树干鹿寨和树枝鹿寨两种。通常设置在森林边缘、林间道路和有行道树的道路上。

[18]维依位于古罗马城东北，台伯河北岸，该城受古希腊文化影响很大，比古罗马富强，一直是古罗马的强敌。

[19]马西利是腓尼基人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创建并以Massili命名的一个部落。

[20]圣甲虫，金龟子科。生活在草原、高山、沙漠以及丛林，只要有动物粪便的地方，就会有它们勤劳的身影。在广大的甲虫世界里，圣甲虫是最神奇的——它们的身体外面套着闪出青铜色或者弱翠绿或者深蓝色光芒的盔甲。在古代埃及，人们将这种甲虫作为图腾之物，当法老死去时，他的心脏就会被切出来，换上一块缀满圣甲虫的石头。——译者注

[21]多利克式柱源于古希腊，一般都建在阶座之上，特点是柱头是个倒圆锥台，没有柱础。柱身有20条凹槽，柱头没有装饰。建造比例通常是：柱下径与柱高的比例是1:5.5；柱高与柱直径的比例是4或6:1。多利克柱又被称为男性柱。著名的雅典卫城（Athen Acropolis）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即采用了多利克柱式。

[22]爱奥尼亚式柱源于古希腊，是希腊古典建筑的三种柱式之一（另外两种是多利克柱式和科林斯柱式），特点是比较纤细秀美，又被称为女性柱，柱身有24条凹槽，柱头有一对向下的涡卷装饰。爱奥尼亚柱由于其优雅高贵的气质，广泛出现在古希腊的大量建筑中，如雅典卫城的胜利女神神庙（Temple of Athena Nike）和俄瑞克忒翁神庙（Erechtheu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史．第二卷／（德）特奥多尔·蒙森著；钟翠霞，李梦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4

ISBN 978-7-229-10531-0

Ⅰ．①罗…　Ⅱ．①特…②钟…③李…　Ⅲ．①古罗马－历史　Ⅳ．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2312号

罗马史　第二卷

LUOMA SHI DI-ER JUAN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钟翠霞　李梦颖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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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二卷　自罗马废除君主专制到意大利统一

第一章　政治体制变迁——行政长官权力的限制、罗马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

第二章　平民保民官和十人政治

第三章　阶级平等运动及贵族和平民的新联盟

第四章　埃特鲁斯坎势力的衰落和凯尔特人

第五章　罗马征服拉丁和坎帕尼亚

第六章　意大利抗击罗马

第七章　皮罗斯王和罗马的斗争以及意大利统一

第八章　法律、宗教、兵制、经济、民族

第九章　艺术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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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自罗马废除君主专制到意大利统一

“历史学家不应以恐怖故事震惊读者。”

——波利比乌斯

第一章　政治体制变迁——行政长官权力的限制、罗马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

在国家及其相关的所有事务中，做到团结一致和无所不能这两点，是意大利政治体制的核心原则，但它允许一个国家首脑终身享有无上的权力，这一点不仅其敌人能够感受到，它的臣民也必然会有深切的体会。权力滥用和压迫人民是这种制度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必然会有人努力去削弱这种权力。然而，罗马的改革和革命斗争与它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人们从未致力于限制国家的权力，或者去剥夺国家相关机构的权力，人们从未在争夺个人天赋权利的同时去反对国家的权力，相反，他们反对的是国家所体现的那个政治体制。从塔昆氏时代直至格拉古时代，罗马进步党派的诉求都不是为了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是要限制官吏的权力，此外，罗马人从未忘记一条事实：人民不应该是统治者，而应该是被统治者。

这种斗争都发生在公民内部，但与之并行的还有另外一种斗争：非公民争取政治平等的努力，其中包括平民、拉丁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被解放奴隶的斗争。所有这些人，不管是否是公民（平民和自由民属于公民，而拉丁人和意大利人不是），他们都极其缺乏并深切渴求政治平等。

第三种矛盾更为普遍，那就是贫富矛盾，尤其是财产被没收者或受威胁者与富人之间的差异。罗马的法律和政治关系造成了为数众多的农民阶级的兴起：他们一部分是依赖于资本家的小型业主，一部分是依赖于地主的短期承租人。这种政治关系还经常剥夺他们个人甚至整个阶层的田产，但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个人自由。由于这些原因，农业无产阶级在早期就逐渐壮大，对于整个国家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城市无产阶级直到很久以后才在政治上取得了立足之位。

就是以上这些矛盾决定了罗马的国内史，可以想见，它们还决定了意大利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虽然这些历史我们无从考证。享有充分特权的公民们内部的政治运动、排斥者与被排斥者之间的战争、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冲突虽然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经常结成奇特的同盟，但它们从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

国家首脑终身制的取消

塞维乌斯改革使得非公民和公民在军事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但这次改革的原因似乎是出于行政的考虑，而不是某一政治党派的主张，我们由此可以推断，这次导致内部危机和政体改变的运动，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官吏的权力。这次罗马最早的反对派运动最初的成绩就是取消了国家首脑的任期终身制，也就是说，取消了君主专制。这是事物自然运动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事实已经证明，因为此后，在整个意大利-希腊世界里，政治体制都遭到了相似的变革。不仅在罗马，在其他一些拉丁国家，甚至萨贝利、埃特鲁里亚、阿普利亚等国。可以说，和希腊各国一样，在所有的意大利城邦内，我们发现，早期的国家首脑终身制都被废弃，取而代之的则是每年一任的首脑制。比如在卢卡利亚地区，有证据表明，在和平时期，那里实行的是民主制，只有面临战争时，行政官员们才会指派一个国王，也就是类似于罗马独裁官的一位官员。在萨贝利各国，如卡普亚和庞贝，后期都由一个“国家管理人”来管理，而且每年一换。我们由此可以推断，类似的制度也存在于意大利其他国家和城邦。

从这个角度看，罗马执政官取代国王的原因就无需任何解释了。古希腊和意大利的政体由首脑终身制发展成为首脑任期制，且通常为每年一任，这是其自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变化的原因虽然简单，其途径却有很多种，可能是因为一个终身制统治者死后，他们决定不再选举下一个，据说在罗慕路斯死后，罗马元老院就决定采取这条道路；也可能是因为统治者本人主动退位，相传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国王就是这个打算；或者可能是广大人民群起反抗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并将他驱逐下台。

塔昆氏被逐出罗马

罗马的君主专制制度就是以最后这种方式结束的。尽管塔昆氏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骄傲”的塔昆氏被赶下台一事在历史上流传着很多轶事和佳话，最终被演变成了一段罗曼史，但最主要的事实还是无可置疑的。以下事实据说就是人民反抗他的原因：国王没有按要求与元老院洽商、没有补足元老院缺额；没有咨询元老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宣判某人死刑或没收某人财产；他在谷仓里囤积了大量粮食，还要求公民额外服兵役和工役。以下事实可以证明人民的怒火有多大：他们以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名义起誓，此后再也不愿容忍一个国王；在罗马，“国王”这个名字总会引起人们莫名的憎恨；最重要的是，他们出台法令规定“国王仅为祭祀”（祭献人）。他们认为必须有这样一个人进行祭献，这样诸神才不会失去自己已经习惯的中间人，但他不能担任一切职务，他地位虽高，权力却是最小。和末代国王一起，他的族人被全部放逐，这也说明当时的氏族关系多么密切。塔昆氏家族由此辗转到了卡西里，那儿也许就是他们最早的家乡，他们的祖墓最近就在那里发现。从此，罗马废弃了一个终身制的首脑，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每年一任的执政官。

关于这个重大的事件，以上就是历史上可以确定的事实[1]。可以想见，在罗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王权，尤其是累世执政于此的王朝，必然会遭到比在小国更激烈的抵制，斗争也会更加残酷，好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它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干涉。和埃特鲁里亚的那场战争——由于罗马编年史时间顺序混乱，被排在紧挨塔昆氏家族惨遭驱逐的时期——也不能被看作是埃特鲁里亚为了支持一个在罗马受到伤害的同胞，就干预了罗马的内政，因为尽管埃特鲁里亚人大获全胜，他们并没有恢复罗马的君主专制制度，甚至根本没有迎回塔昆氏家族。

执政官的权限

虽然我们无法知晓这个重大事件的历史联系，幸运的是，我们对于此次政体变化的本质却有着清楚的了解。事实证明，此次王权遭到剥夺，跟以前王位空缺时，临时找一个“过渡国王”的情况完全不同。实际情况就是，终身制的国王已经完全被两个“一年王”所取代。这些执政官自称“将军”或者“大法官”，或者就是简单的同僚执政官[2]。同僚职位和一年任期正是共和制区别于君主制的地方，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同僚安排

上面第三个也即现在最常见的一个称呼，就来自于“同僚原则”，它在此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出现。最高权力并不是移交给两个执政官共同行使，而是每个执政官都可以单独拥有，并充分行使这种权力，如同一个国王。并非一个执行官掌管司法，另一个掌管军队，而是同时掌管国家司法，共同去军队巡察。如有冲突发生，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按月份或者天数轮流掌管。此外，权力范围的划分，至少在最高军事指挥权方面，毫无疑问从一开始就有的，比如一个执政官带领部队攻打埃魁人，另一个则带队攻打沃尔西人，但这种分工没有绝对的约束力。每一位执政官都可以随时干预另一位权限内的事情，所以，当两种最高权发生碰撞，一个执政官禁止另一个命令的事情，他们的命令就会相互抵消。这种最高长官同僚的政体，若非罗马人所特有，也是拉丁人特有的，至少在罗马共和国它还行得通，但在其他大国找到类似的例子就很难了。很明显，这种体制的初衷是在法律上尽可能地保存王权。结果，它没有把王权分成几部分，也没有把它从一个人移交给两个人，相反，它让王权成倍增加，然后在必要的时候，让它相互抵消。

任职期限

至于他们的任职期限，之前“过渡国王”五天的过渡期为其提供了一个法律先例。通常，执政官的执政期限自即位之日起不允许超过一年，一年期满就不再是执政官，就如“过渡国王”五天的过渡期一样[3]。由于规定了任职期限，以前国王各种事实上的不负责行为，在执政官这里都不复存在。罗马共和国的国王固然要受到法律限制，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然而，罗马人认为，你不能在他自己的法庭起诉最高法官，同样，国王可能确实犯了错，但没有法庭可以起诉他，所以他就逃脱了惩罚。对于执政官，如果他犯了谋杀罪或叛国罪，只要他在位，他的职位可能会保护他，不过一旦任职到期，他就会遭到与其他公民一样的惩罚。

除了这些主要的、影响政体原则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更多有关外部的限制，其中一些限制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王利用公民耕其私田的做法，非公民们作为整体必须服从国王从而获得其保护的特殊关系，随着终身制的废除也都荡然无存了。

上诉权

迄今为止，涉及到刑事诉讼、罚款和体罚时，案件都要由国王来侦查和裁判，甚至罪犯是否有权上诉也要由国王来决定。瓦莱里法现在（罗马纪元245年即前509年）规定，除非军法从事，否则执政官必须允许被判死刑或体罚的犯人进行上诉，后来一条法律（具体日期不定，但于罗马纪元303年即前451年通过）又增加了罚重金一罪，扩大了此项规定的范围。当执政官以法官的身份而不是将军的身份出现时，其侍从会把斧钺置于一旁作为上诉权的象征，而之前，侍从们都是手持斧钺，表示其主人拥有刑事裁判权。如果法官不允许犯人上诉，法律对他的惩罚也无非就是声名狼藉，按照当时的情况，也就是道德上有污点，其坏处无非就是此人作证的资格被取消。同样，在法律上，旧的王权不可能削弱，改革后对于首脑们权力的限制，严格来讲，只在事实和道德上具有一定作用。所以，执政官是在旧的王权框架内行事，他完全可能歪曲正义，但这不算犯罪，从而不会受到惩罚。

同样，民事诉讼方面也产生了相同趋势的限制。可能执政官刚就职时，他们自由裁判私人之间法律争端的权力就被剥夺了。

委任权的限制

刑事和民事诉讼改革与将职权交给副手或继任人的有关规定相联系。尽管国王拥有绝对自由去委任代理人，但他没有这么做的必要，执政官们移交权力的方式则截然不同。如果最高法官离开都城，他必须指派一位副手来掌管司法这样的规定对于执政官也同样适用，但这个副手并不拥有同僚执政的权力，相反，任命副手的任务会落到最后一位离城的执政官身上。但是执政官本人仍在都城时，他的委任权在设置这一职位时就遭到限制，他只能在某些规定的情况下行使这种权力，超过规定的范围则禁止行使。如前所言，整个司法体系就是根据这个原则组建的。执政官可以在重大案件中行使他的刑事裁判权，他把裁决结果呈交给公众，由公众来肯定或者否决。就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或者很快就不能行使这种权力了，或许只有在由于某种原因不能诉诸公众时，他才可以进行刑事裁决。最高长官理论上有最高司法权，但实际上都是通过代理人行使，虽然此人是由他来任命的。

刑事诉讼过程这么安排，避免了最高长官和国家利益之间产生冲突。这些代理人包括两位非常任的审判暴乱和叛国罪的法官以及两位常任的缉凶法官。其实在王权时期，国王派人代表他审理案件时其安排也大概类似，但是后来这个政体的常任职位以及行使权力的同僚原则，都是共和国所特有的。后面这种安排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和两个常任最高长官并列设置了两个助手，助手由各最高长官就职时指派，并和他同时离任。助手的职位和最高长官一样，也是按照常任的原则设置的，遵守同僚安排，任期也是一年。这还不是后来的低级官吏制度，至少从共和国与官吏职位的联系这方面来说还不是，因为它的被委任长官不是来自于人民的选举，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后来的低级官吏制度发展形式虽然多样，但它们的起点都源于此。

与此类似，最高长官裁判民事诉讼的权力也遭到限制，正如国王派副手审理私人案件的权力也移交给了执政官。当他确定案件原被告的身份后，再派人按照自己的命令去处理此案件。

这样，留给执政官的主要政务就是管理国库和国家档案库，但同时，至少是从很早开始，就会有常任助理和他们一起完成此项任务。毫无疑问，这些助理，比如财务官等，在办理案件时绝对听命于执行官，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参与，执政官就无法开展工作。

另一方面，如若没有上述规定，身在都城的首脑本人必须亲自处理事务，比如在案件审理之初，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委托别人来代替自己。对于执政官委托权的这种双重约束存在于城市管理之中，主要存在于司法和财务方面。然而，作为国家的最高统帅，执政官仍然享有将自己全部或部分职责委托给别人的权力。对于移交民事权力和军事权力的不同规定解释了以下一些问题：为什么在罗马政府民事活动中，代理行政长官不可能存在？为什么非行政长官永远不可能代表纯粹的民事行政长官？另一方面，为什么军事代理长官会被排除在国家民事活动之外？

继任人提名

国王没有提名继任人的权力，临时执政者才有[4]。从这方面看，执政官和后者的地位相似，然而，在罗马共和国政府内部，如若临时执政者没有行使此项权力，他仍和以前一样享有此项权力，其职位也仍然会持续下去，任期不会缩短。不过，考虑到公民的利益，其提名权已遭到极大限制，他提名继任人时必须征得公民的赞同，也就是说，他只能提名公民爱戴的人。毫无疑问，从某种意义上看，由于这种限制，最高执政长官的提名权已经大部分转移到了国家和公民的手中，但事实上，建议权和正式提名权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操纵选举的执政官不仅仅是个选举监察人，他仍然可以利用自己的王者特权排挤一些候选人，或者对于选票置之不顾。起初，他甚至可以把候选人的名单缩减为自己选中的几个人，然后，更重要的是，当独裁官指定同僚执政官的时候（下文很快要讲到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咨询民意，相反，他们同样可以自由行事，正如以前的临时执政者指定国王一样。

祭祀提名的一些改变

对于祭司的提名，原本是国王的特权，并没有移交给执政官：祭司团的职位如有空缺，则由同级别的祭司自行补充，而维斯塔贞女和单独的祭司则由主教祭司团推举产生，同时，主教祭司团对于维斯塔女祭司还拥有父辈一样的管制权。其实以上权力只有在单个人行使时，才最为恰当，所以主教祭司团此时会首先推举一位领头，称作大祭司长。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献祭王”既没有国王的民政权，也没有其宗教权，他所拥有的仅仅是授予其身的一个头衔。这样，宗教和民政最高领导权的分离——新任大祭司长的半官方职位和罗马其他祭司的特征完全不同，这是政体改革最有意义、最为重要的一点。它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官吏的权力，保护贵族的利益。

我们曾经提到，国王的身份会带来人们的崇敬和畏惧，而执政官既无国王身份，又无宗教权力，侍从们又没有手持斧钺，故其外部身份远不如原先的国王。不仅如此，国王们身着紫衣以示尊贵，而执政官与其他公民的区别仅仅是衣服上镶有一道紫边，同时，国王外出时一般乘坐战车，而执政官则必须遵守规定，在城内均需步行。

独裁官

对于执政长官权力和外部排场的限制，仅适用于一般的国家元首。在特殊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单独的元首，和另外两位公众推举的执政官并列，这位元首就是“陆军统帅”，通常也被称为“独裁官”。在选举独裁官时，民众无法产生任何影响，他完全是由其中一位时任执政官推举的，对此，其同僚或其他任何官员都无法阻挠。和之前的国王一样，独裁官对案件的判决是终结性的，除非他本人允许，否则任何人不得提起上诉。独裁官一旦上任，其他一切官员必须听命于他。另一方面，独裁官的任期也受到两方面的限制：首先，作为两位执政官的同僚，且其中一个还是他的推举人，所以他的任期不能超过两个执政官；其次，法律规定，他任期的最大期限为六个月。对于独裁官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在他上任伊始，这个“陆军统帅”就要指定一个“骑兵统帅”作为他的直属下属，并与他同时离职，就如财务官之于执政官一样。毫无疑问，这项规定源于如下一个事实：独裁官是陆军首领，所以依律不能骑马。从这些规定来看，独裁官制度和执政官制度应该是同时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战事爆发时分割权力的不便，并在短期内恢复王权，因为在战时，两位执政官权力平等会招致危险。独裁官一职就是为了军事目的而设计的，这有确凿的文献证明，更重要的是独裁官及其属下的古老名称、其任期仅限于一场夏季战役的时间、其判决不允许上诉等特性都证明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两位执政官仍然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最高法官及最高将领，如同过去的国王一样，即使从宗教方面看，为国家祈福和祭祀，并以国家名义，借助精通神学者的帮助去了解神意的也是执政官而不是“献祭王”（他被推举为“献祭王”的目的也许就是为了保存这个名字）。

不仅如此，执政官还享有一种特权：在紧急时刻，无需征得民意，即可随时完全恢复王权，以此来避免由于同僚制度和司法权特别削减而引起的弊端。所以，领导这次革命的不知名的政治家就用这种纯粹罗马人的精神，以精明又简易的方式解决了问题，既在法律上保存了王权，又在实际上对其加以限制。

百夫队与公民大会

由于政体改变，民众获得了最重要的权利，如每年选举元首的权利、在最后时刻决定一个公民生死的权利，但是获得这些权利的不可能是推动政体改革的人们，那些元老们已经成为贵族阶层。相反，国家的力量存在于民众中间，其中大部分人都聚集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财富。尽管这部分人同样分担国家重任，他们仍被排除在公民大会之外，但是只要公民大会对国家机器的运转不产生太大的影响，只要王权高贵而自由的地位仍然得到民众的敬畏，从而在国家内部能够保持法律上的平等，那么他们被排除在公民大会之外也可以容忍。国家本身要定期进行选举并决定一些重大事宜，而元首本人也会在任期之后会从主人降为下属，这种情况就无法再持续下去，尤其是改革之初，国家经历重大变革之时，贵族和平民们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改革大业。

所以，国家的扩张在所难免，而且此次扩张的范围非常广泛，罗马辖下诸公国内，所有既非奴隶又非公民的平民都被纳入了公民的范畴。原来的公民大会，无论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是国家的首要权威机构，现在他们的特权都被剥夺了，只有在非常正式或者影响到氏族关系的问题上——比如在执政官或独裁官上任时对他们宣誓效忠（就如之前对国王宣誓效忠一样），或者过继继子、立遗嘱等法律方面还保留有一定权力，但是自此以后，公民大会不再进行任何纯属政治的决议。不久，即使平民也拥有了社区的投票权，不过到那时起，旧的公民大会已完全丧失了其聚会和进行决议的权力。这种公民大会是建立在氏族基础之上的，而氏族又仅仅存在于旧的公民团体之中，所以至此，公民大会就被彻底清除了。平民们被纳入公民团体后，他们在法律上也享有建立氏族和宗族的权利[5]，这也是他们在初期唯一能做的事情。不过建立氏族的平民却只有很少一部分，这不仅有史实记载，此事本身也可以想象，所以，与旧公民大会截然相反的新公民大会就成立了，它吸纳了众多不属于任何氏族的公民。

公民大会所有的政治特权甚至刑事案件的上诉权（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些政治案件）、对于行政长官的推举以及采纳或否定某项法律的权力都被移交给了军人大会，或为他们所强取，所以，百夫队之前只承担责任，现在也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法起初的一些小小改变，比如把宣布侵略战争开始的权利移交给军队等[6]就取得了很大进步，从此，公民大会完全被百夫队大会永远地夺去了势头，人们也渐渐习惯视后者为首领。在百夫队大会中，只有最高长官愿意发言或者愿意派人发言时，才会有辩论的情况产生，当然了，一旦有案件上诉，双方的陈述都要听取，决议须多数人通过才能生效。

在公民大会，有投票权的公民地位完全平等，所以，平民们成为公民后，公民大会就完全民主了，不用说，政治问题在公民大会依然是禁止的。在百夫队大会里，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不是贵族，而是有产者，同时，能够决定选举结果的优先表决权，也都掌握在骑士阶层的手里，换句话说，都掌握在富人的手里。

元老院

政体改革对于元老院的影响远不如对于国家的影响。之前的元老们不仅仍然拥有其贵族身份，而且仍然拥有其基本的特权，如指派摄政王、是否采纳公民提出的决议为宪法等。不仅如此，他们的特权还因为这次改革而得到加强，因为行政长官的任命，本来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现在也需要得到贵族元老院的同意。就我们所知，只有提起上诉一件事不需要经过元老院的批准，因为这些决定的目的是为了宽恕罪人，既然公民大会已经同意，就不会再被任何人取消了。

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废除，元老院的权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大了许多，但在元老院还有别的事情需要讨论，并且可以采用更自由的方式去处理，所以，根据史料记载，在君主专制废除之后，很有必要吸纳一些平民，扩大元老院规模，这就引起了元老院整体上的改头换面。从最早时候起，元老院作为国家议会，但其职责并非单独在此，即使在王政时期，如果有非元老参加议会，也不会被认为违法。现今法律规定，在议会讨论某种决议时，应当允许一部分非贵族参与进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处于平等地位。议会内的平民并没有成为议员，仍然属于骑士阶层，他们不被称为“元老”，而是称作“在册者”，无权穿着代表元老尊荣的红鞋[7]。此外，他们不仅被排除在元老们专有的行政特权之外，即便议会里没有讨论重大问题，只是征询大家建议时，他们也不得不保持缄默，眼看着元老们挨个接受咨询，只有在元老们分组表决人数不均时，才用来凑个数目，引用那些傲慢的元老的话，就是“用脚投票”。无论如何，在新的制度下，平民们还是进入了议会，而不仅仅是公民大会，从而完成了通往权利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最艰难的一步。

除此之外，有关元老的制度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不过很快，在贵族成员中，等级分化逐渐明显，尤其是在投票时：那些职务接近最高行政长官的或者曾担任此职务的元老，名字会出现在名单之上，会先于他人赢得投票，而其中职务最高的首席元老，很快就成了人人艳羡的对象。另一方面，时任执政官和国王一样，不再是元老院的一员，因而投票时他的一票不包括在内。议会成员的挑选——包括狭义的贵族议员和那些“在册者”——应由执政官来进行，而之前，这是国王的责任。此事说明，虽然国王仍然考虑让各氏族在元老院拥有代表，但涉及到平民，他就不用有所顾忌了，因为在平民之间，氏族发展并不完善，结果，元老院与氏族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没有信息表明，有任何法律规定拥有选举决定权的执政官在吸收平民进入元老院时，人数不能超过一定限额，同时，这样的法律规定也根本没有必要存在，因为执政官本人也属于贵族阶层。另一方面，可能从一开始，在任命元老时，执政官的职位就不如国王那么自由，他会更多地受到本阶级意见和传统的束缚。

有一条规定认为，假如执政官当选时还不是元老（这种情况在当时可能发生），要取得执政官一职，此人必须立即加入元老院，成为终身元老。这条规定可能很早就在传统习惯上得到了认可。同样，元老职位若有空缺，并不会得到及时补充，而是在人口普查的时候再去修改或完善（所以，一般来说，通常是四年一次），这也是很早形成的一项传统。这项规定对于握有选举决定权的人，也是一种权力限制。议员们的数目仍然与以前相同，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在册者”，从这里我们大体可以推断出贵族们的数目减少了多少[8]。

革命的保守特性

由上可见，在罗马共和国，甚至在由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时，旧的制度也都尽可能地保留了下来。如果有哪个国家的改革能够如此保守，那就是罗马，国家的制度没有一个是真正弃而不用的。这也表明了此次运动的主要特征。塔昆氏家族被驱逐在外并不是像一些满怀同情而错误百出的记载所说的，是渴望自由、追求自由的民众所为，相反，它是两个相互冲突的党派斗争的结果，而且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冲突将会稳定持续下去。他们一派是原来的公民，另一派是平民，就像1688年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一样，在同遭大难、面临着专制政府取代共和制的威胁时也会暂时联合起来；然而一旦大难结束，就又分裂开来。没有新公民的合作，旧公民不能废除专制，但新公民又不够强大，无法把权力从旧公民手中一劳永逸地夺过来。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双方都做出了最小的让步，但是哪一种制度会最终取得胜利，两派应该团结一致，还是继续对抗，这些问题都要留给将来做决定。仅仅看到眼下的改革或者只看到最高执政长官任期的变化，这都是对影响深远的罗马革命的误解。其实罗马革命的间接作用才最为重要甚至可能超过了革命者自己的预期。

新国家的诞生

简单地说，后人所谓的“罗马公民团”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一直以来，平民都是非公民，他们承受着沉重的税务和负担，但从法律上看，他们只是这个国家不得不忍受的一群外来者，很难划清他们和真正的外国人之间的界限，现在，他们也被纳入了服兵役的公民的范畴，尽管还远远不能拥有与旧公民平等的地位。旧公民仍然享有法律上属于元老会议的权利，只有旧公民才有资格被选为行政长官或者祭司，他们甚至可以优先占有公共利益，比如使用公共草场等。不过无论如何，平民不再仅仅具有服兵役的义务，在公共大会或议会上，有人征询意见时，他们也可以进行投票，而那些最贫困的穷人，也和最高贵的旧公民一样，得到了上诉权的保护。这样，通往完全平等的第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就完成了。

罗马公民团里贵族和平民的这种融合，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旧公民变成了氏族贵族，他们无法接受新人加入，甚至不能自行弥补空缺，因为贵族不再拥有在公共议会通过法令的权力，而依靠法律接纳新家庭成为贵族的做法也更加不可能。在国王治下，罗马贵族阶级并不如此封闭，新氏族的加入并不罕见，现在，贵族阶级呈现出新的特征，这表明他们很快就会失去自己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特权及尊贵地位。尽管他们可以成为军官和议员，但平民却被排除在公共官职和祭司职位之外，同时，法律上又顽固地禁止贵族和平民通婚，这都足以表明，贵族阶级从一开始就希望独享特权。

新旧公民融合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对其盟国拉丁及其他国家人民居住权的详细规定。对于获得平民权利的条件必须表达得更为准确，对于扩大了的公民团与其他非公民的界限必须划分得更为清楚。这种必要并非是由于百夫队的选举权，因为此项权利仅限于固有田产者，相反，这是由于上诉权的原因，因为上诉权仅仅授予平民，而不会授予暂时或者永久居住在罗马的外国人。从人民的观点和情感来看，对于贵族和平民之间不公平的区分、罗马公民与外来人之间那种严格而傲慢的界限，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前者（贵族和平民）的区分，从其本质来看是相当短暂的，而后者却是政治上的不平等，会持续很长时间。政治上团结一致的要求及国家日益强大的骄傲感，此时开始植根于民众心里，并逐渐扩张，首先会削弱这种不公平的划分，之后，它会渐渐被其洪流冲刷殆尽。

法律及命令

从这一时期开始，法律和命令渐渐分开。这种区分可以从罗马这个国家的基本特征中找到基础，因为，在罗马，即使王权也要服从于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和其他具有政治潜能的民族一样，罗马人对于权威规定深刻而实际的尊重，导致了罗马公法和私法这条原则的产生：行政长官的每条命令，如果没有法律依据，至少在其任期内有效，同时会随着其任期期满而失效。很明显，从这方面看，只要首席长官是终身制，那么法律和命令之间的区分就完全消失了，而公共议会的立法活动根本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另一方面，如果首席长官的任期为一年，那议会就会拥有广泛的活动余地了。这不是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如果执政官审判的案件没有法律效力，那么他的继任者可以重新审理。

民事权及军事权

最后，民事权和军事权的分离也发生于这个时期。在前者中，法律规定一切事情；在后者中，斧钺代表了最高权力。前者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有限制的上诉权和委任权，而在后者中最高统帅拥有绝对控制权，如同国王一样[9]。军队统帅及其军队在一般情况下不得进入城区，这是一项约定俗成的原则。只有在民事机构监督之下所形成的组织和法规才具有永久效力，这项规定即便在条文中没有明示，它的精神也暗示了这一点。当然，军队统帅不顾此原则、召集人员在营地召开公民大会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所制定的法令也仍然有效，但是，按照惯例，这样的事情是不允许的，所以很快就被禁止并不再发生了。市民和士兵的不同之处在罗马公民的头脑里更加根深蒂固了。

贵族政府

不过，新共和政治的这些成果要继续发展还需要时间。尽管后代们都能深切体会到它的成效，但从当时人们的眼光看来，这次改革则是另一番模样。非公民们确实获得了公民权，新公民团在百人会议中也取得了广泛的权力，但是拥有否决权的贵族元老院手腕强硬，防范森严，如同现在的上议院一样与百人大会对峙，在一切重要的事情上都有权从法律上阻止他们的自由活动，尽管元老院不能阻止百人大会追求自由的愿望，但它会以实际行动对其造成拖延或者破坏。贵族们放弃了他们作为国家唯一代表的身份却不以为意，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也确实获得了不少权益。

不错，国王和执政官一样，同属贵族，且和执政官一样都拥有推举元老的权力，但是他特殊的地位，使他不仅凌驾于平民之上，也同样凌驾于贵族之上，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依靠平民的支持来对抗贵族。执政官的任期很短，在任期之前或之后，他都只是个普通的贵族，说不定明天他就要听命于他今天任命的某个人，所以他决不会高高地凌驾于其他贵族之上，他心里的贵族意识一定远远强于他的长官意识。事实上，如果一个不赞同贵族统治的人由于偶然的机会入主政府，那么那些贵族自豪感强烈的同僚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干扰他施政，不仅如此，他还很容易就被独裁官所废除，更重要的是，他缺乏政治权力的第一要素——时间。一个国家的元首，不管他被授予多少权力，如果他执政的时间短暂，就绝不会真正掌管统治权，因为时间是掌管统治权的必要条件。不用说，与任期仅有一年的执政官相比，那些终身元老们的影响要大得多，以至于他们的法律关系都颠倒过来了（由于他们能够在各方面干预执政，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狭义上的贵族，而是贵族和平民融合后的贵族元老院），元老院基本上把政府权力都揽入怀内，而执政官则沦落到了代言人的地步，只能执行他们的决定。如有决议要提交国民大会进行表决，则必须先由元老院进行核准，这种做法虽然法律上并未规定，但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不容轻易改变。此外，国家间签订重要协议、管理和分配公共土地、处理后果超过一年任期的事情时，都要依照上面的惯例进行。由此可见，留给执政官的职权只有处理日常事务、进行民事诉讼的初始步骤以及指挥战争了。

还有一种改革尤其重要：无论是执政官还是独裁官，只有在元老院的允许和授意下，才可以动用公共财产。之前，国家的财政大权由国王掌管，或者至少有权自己掌管，现在，元老院规定执政官必须把财政大权授予两个常任下属。毫无疑问，这两个下属应由执政官选派，同时听命于执政官，但是可以想象，这两个下属对于元老院的依赖要远大于执政官本人对元老院的依赖[10]，至此，财政大权就完全被元老院纳于掌心。罗马元老院的财产审核权，就效果而言，和现在君主立宪制的税务审核权是一样的。

这种制度的结果不言而喻。所有贵族政府的首要条件都是：国家的权力不在单个人的手中，而是在一个团体的手中。罗马的元老院就是一个占有绝对优势的贵族团体，他们把政府的权力掌握在手，同时，不仅执行权在贵族手中，而且他们完全听命于这个掌权的团体。确实，元老院有很多人都不是贵族，但他们都不担任要职，甚至无权参与事务讨论，被排除在掌权的政府之外，在元老院处于从属的地位，并且他们还拥有使用公共草场的特权，所以在经济上也依附于这个团体。出身于贵族的执政官至少每四年可以修改一次元老名单，他的这个权力渐渐得到承认，但这种权力对于限制贵族没有任何作用，相反，它可以用来为贵族谋福利，比如，可以用它阻止某个“臭名昭著”的平民进入元老院，或者把他从元老院驱逐出去。

平民的反抗

因此可以说，这次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贵族政府的确立，不过，这并不是全部。尽管当时大多数人可能认为这次革命给平民带来的只是更严厉的专制，但我们后来人还是从中看到了自由的萌芽。贵族所得到的权力并没有牺牲国民的利益，只是限制了官员们的权力。公民们确实只获得了有限的一些权利，相比贵族们所获得的，既不实际，又不明显，千人之中可能没有一人认识到它的价值，但它们对于将来却是一个保证。迄今为止，非公民在政治上仍然毫无地位，旧公民却享有一切：现在，前者也并入了公民范畴，旧公民的地位一落千丈，因为，尽管公民平等还远远没有实现，但要攻陷一座城池，重要的是打开第一个缺口，而不是占领最后一个据点。所以，罗马公民认为他们的政治生活开始于执政官制度的开始，有其一定的道理。

尽管共和革命首先确立了贵族统治，它仍可称为是非公民或者平民的胜利，但即使从这方面看，这次革命也不带有现在我们所谓的“民主”的特点。纯粹的个人能力如果没有出身和财富的支持，在王权时代比在贵族统治时代更容易赢得功名。那时法律上并没有禁止平民加入贵族，但现在，平民们最大的野心也就是进入元老院，成为一个无权发言的附属品。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掌权的贵族即便允许平民加入元老院，但能够列席元老院的也绝不是平民中最优秀的人才，而是一些声名显赫的家族中的首要人物，同时，这些人一旦进入元老院，就会严守其位，免得被他人夺走。所以，尽管在旧公民团体内部，人们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但在新公民团体或者以前的非公民中，人们就分裂成了享有特权的群体以及处于下层的人民。但是，按照百人大会制度，此时国家的权力都落入了地产阶级的手中——他们自从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改革军队和税制以来，一直是承受国家负担的主干力量——而且掌握政权的不是大地主也不是小村民，而是农民的中间阶级。在这种制度中，老年人依然享有特权，尽管他们人数较少，但他们和年轻人所拥有的投票份额一样多。就这样，旧公民团体及其氏族贵族渐渐消亡，而新公民团体的基础渐渐形成，后者的优势就在于其拥有的田产及年龄上。这时，以家族产业和名望为基础的新贵族阶级——将来的贵族——已初露端倪。罗马共和国的保守特征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促使共和国诞生的革命同时也为新的政体描绘出了基本轮廓，而新政体也同样保守、具有同样的贵族政治。

[1]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其实大部分都是自相矛盾的。编造这个故事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对这些姓氏进行解释（Brutus，Poplicola，Scaevola），但如果仔细考察的话，会发现故事里一些朋显的历史事实都是编造出来的。比如说布鲁特斯是骑兵将领（即保民官），而且在那个位置上还提议制定人民法令以驱逐塔昆氏家族，这一部分就很令人质疑，因为，依照罗马法律，一个小小的军官根本不可能有权力召开社区会议。很朋显，编造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为罗马共和国提供一个法律基础，不过这个故事朋显不真实，因为这种情况下，“保民官”和“执政官”两个词就混淆了，召集百人大会的权力本应属于后者，现在，在故事中，保民官也有召开区民会议的权力了。

[2]Consules是指两个人共同做事，praesul指一个人先做，exsul指一个人被排斥，insula指一个人加入进来，本意指落入海中的一大块岩石。

[3]执政官就职的日子与新年开始的日子（3月1日）并不一致，而且也不固定。离职的时间根据就职的时间而定，除非该执政官是顶替中途离职的另一执政官，在这种情况下，替补者就会继承前任的所有权力，当然还有他的任期。在早期，只有一位执政官离职时才会有替补的情况发生，直到共和国的后期，才发生了两位执政官离职时都有替补的情况。所以，执政官的一年任期跨越了两个不同的年头。

[4]这也是元老院特权的一部分，王政制度下的继任人是由法律规定的，国王没有提名的权力。

[5]这里的平民还包括附属国人民和客民。

[6]这是塞尔维昂军事组织政治效应的一个方面。

[7]元老院的特权在外表上并没有很多，元老们穿着红鞋，执政官身着镶紫边的衣服，这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那个时代的罗马崇尚朴实，生活朴素，不像后期那么奢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很大。

[8]第一任执政官将164位平民纳入元老院，并不被视为历史事实，它只是证朋了后代的罗马考古学家无法查到多于136家罗马贵族。

[9]再说一点并非多余，“审判权”以及“司法权”都由治安推事掌管，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审判权受到法律的限制，而司法权则较为自由。

[10]这是因为受到授权规定的限制。

第二章　平民保民官和十人政治

在共和国新的政体下，旧公民们依照法律掌握了充分的政治权力。此时，行政官员沦为贵族的仆人，而贵族们又通过官员掌管政权，他们在元老院也占有优势，并完全掌管所有的行政和宗教职位；只有他们才掌握有关人类及神学的知识，且对政治事务颇为了解。由于家族的支持者甚多，贵族们在公共会议中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最后，他们还拥有审核及否决国家条令的权力。贵族们的实际权力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及时放弃了独享的法律特权。

确实，平民们能痛切地感受到政治上的不平等，但如果贵族们了解如何让民众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毫无疑问，他们根本不用害怕纯粹政治上的反抗，因为平民们所要求的无非是公平的统治以及物质利益得到保障。事实上，国王被驱逐后初期，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措施，目的就是为了，至少表面上是为了争取民众对于政府的好感，比如降低关税、粮食价格过高时国家出面购买大批粮食、国家垄断食盐买卖等，目的就是向民众提供价格合理的粮食和食盐。国家节日也延长了一天。同样，前面提过的有关财产罚款的法令不仅是为了限制官员们可怕的罚款特权，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财产来源较少的穷人。官员们在同一天对同一人的罚款，不得超过两只羊或者三十头牛，而且要允许他们上诉。羊和牛的比率非常奇特，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穷人只拥有几只羊，而富人拥有大群大群的牛，所以应对他们规定不同的最高限额。这一点充分考虑到穷人和富人的不同，值得现代的立法者学习。

这些法令只是表面文章，其主要的趋势正好相反。随着政体的改革，罗马的财政和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之前，国王的政府可能是有计划地限制资本势力的发展，同时采取措施促使农庄数目不断增加，而新的贵族政府，却好像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摧毁这些中产阶级，尤其是中、小地产主，结果一方面造成了地主和富人的统治，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农业无产阶级的产生。

资产阶级势力的兴起

降低关税是一项普遍受欢迎的措施，但主要的受益人还是商人，不过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资本增长的，还是间接的经济管理制度。很难说促使资本增长的最初原因是什么，不过其根源可能会追溯到王政时期，执政官制度开始实行以后，私人经济活动渐渐增多，部分是由于罗马的官员更替频繁，另一部分是由于国家的财务活动逐渐延伸到了谷物和食盐的买卖方面，这样就形成了新经济管理制度的基础。这种新制度对于罗马共和国非常重要，同时也极为有害。国家渐渐把所有的间接收入以及复杂的债务和交易置于中间商的手中，中间商上交或领取一笔整数款项，然后为其打理事务并赚取利润。不用说，只有少数的资本家才能进行这些交易，并且由于国家对有形担保监管很严，所以进行这种交易的都是些大地主，就这样，一个新的包税商和承包商阶层渐渐兴起，他们的财力不断增长，对国家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虽然表面上他们仍是这个国家的仆人。他们的财富来源荒唐，且对国家毫无补益，从这些方面看，他们与现代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完全相似。

公共土地

国家财政管理的核心方面首先表现在公共土地的处理方式上，而这些措施简直就是为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同时消灭中产阶级。从性质上讲，公共草场和国有土地的使用应该是公民的特权，正式法律都不允许平民使用公共草场，但是，罗马法不仅把公共用地变成了私有财产，单个公民还不能像使用自有财产那样使用土地。只要公共用地仍为公共用地，则其使用权的规定完全依赖国王的喜好，不用怀疑，他会经常使用这种权利或者权力，去做有利于平民的事情。自从共和国诞生后，法律严格规定，公共草场的使用权仅属于享有特权的公民，换句话说，仅属于贵族。虽然前面说过，元老院允许接纳一些富有的平民，但是那些最需要使用公共草场的小产业主及劳工却无权使用。

不仅如此，那些在公共草场放牧的还须缴纳放牧税，只是税收较轻，足以让人认为使用草场是一种特权，但这种税收却给国库带来不少收入。贵族财务官也并不认真征收放牧税，渐渐地，这种制度就趋于废弃。到目前为止，尤其是战争胜利征得别国土地时，需要对土地进行分配，贫穷的公民和非公民们都会有所得，只有不适合耕种的土地才会归入公共草场。统治阶级一般不会完全放弃分配土地，更不会仅仅去迎合富人的需要，但是这种事情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得，取而代之的是有害无益的占田制。所谓占田制是指国家所获得的土地，并没有分配给某个人或者正式出租给某人一段时间，而是由其第一个占有者或者其继承人使用，直到国家另有安排，所以国家有权随时收回土地，而占有人须上交田地所产谷物的十分之一，或所产油类、酒类的五分之一。其实这就是把前面所讲的“临时让与”法运用于国有财产中[1]，或许这种办法早已运用于公共土地中，在分配土地之前作为临时处理的办法。现在，不仅土地的占有期变为无期，而且占有土地的人也变成了享有特权的人或者他们的亲信，什一税、五一税也和放牧税一样，渐渐趋于废弃。这些对于中小地产者不啻于三重打击，首先，他们被剥夺了公民使用公共财产的权利；其次，公共财产收入不再流入国库也加重了他们的税收负担；最后，田地分配制度也没有了，它曾经就如今天的移民制度一样，给农业无产阶级带来了出路，可惜现在也没有了。

此外，大规模农庄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这种趋势其实早就出现了，它赶走了小型业主，取而代之的是大型庄园的农奴。这个打击更难避免，甚至比上面所说的政治灾难加在一起更加危险。同时，连绵的战争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随之而来的税收和劳役不断增加，农民的处境困难重重。他们有的直接失去田产，成为债主的仆役（如果不是奴隶的话）；有的则因为债务增加，成为债主的短期承租人。此时的资本家们，投机买卖更加有利可图，且没有麻烦或者危险，有时他们利用这种方式来增加自己的田产，有时他们会通过债务法把农民的人身和田产搞到自己手里，只留给农民名义上的所有权和实际的使用权。

后面这种方式最为普遍同时也最为有害，虽然农民会因此避免倾家荡产，但他们的处境岌岌可危——财产完全被剥夺，同时却债务缠身——完全处于债主的掌控之中，这种状况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几乎摧毁了整个农民阶级。之前，当农民进行抵押贷款时，立法者却规定他们立即把财产移交给债主，为了避免无力还债，并把国家负担转移到田地的真正拥有者身上[2]。现在严格的个人贷款制度却规避了立法者的本意，它对于商人可能比较适合，但对农民却是毁灭性的灾难。土地的自由买卖制度总会带来农业无产阶级破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的负担增加，同时又没有任何补救措施，那么贫困和绝望会以可怕的速度在农业中产阶级中间蔓延。

社会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

在这些关系中，穷人和富人的区别，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别完全不同。固然大部分贵族都是广有田产的富人，但在平民中，富裕的家庭也不在少数。甚至当时，平民在元老院里已经占据多数，财政监督权由元老院掌管，甚至贵族官员也不得参与，毫无疑问，贵族们滥用特权获得的经济利益，所有的富人都能享用。同时压力就更加沉重地压到了普通人的身上，因为那些最具才干、最有反抗精神的人都被选进了元老院，由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阶级。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贵族的政治地位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如果贵族们有公正治国的自制以及保护中产阶级的明智——就如本阶级的执政官本人试图去做的那样，但是由于其他官吏们地位低下，他们无法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他们掌握国家机器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久一些。如果他们同意让一些家庭富有且深受爱戴的平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比如吸收他们进入元老院——那么两个阶级就可以和平执掌政权，并进行投机经营。可惜这两条道路都没有被采纳，由于贵族精神所特有的思想狭隘和目光短浅（这一点在罗马也明显可见），强大的共和国很快就走向分崩离析，冲突和纷扰连绵不断。

圣山起义

然而，此次危机并非来自于政治上受到忽视的阶层，而是来自于贫困的农民。根据修订过的编年史，这次政治革命发生于罗马纪元244年即前510年，社会革命发生在罗马纪元259和260年（即前495年和前494年）之间，很明显，两次革命相互连接，但它们的间隔却比较长。据记载，债务法的严格执行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公愤，到了罗马纪元259年即前495年，由于战事告急，需大量征兵，但是应服兵役的人们拒绝应征，于是当时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赛尔维利乌斯就暂时取消了债务法，并下令释放由于债务入狱的犯人，并禁止他们再次被捕，这样，农民们才同意应征，为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他们用努力赢得和平，从战场上归来之后，立刻就被捕入狱，重新戴上了镣铐，因为第二任执政官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重新施行了债务法。当他曾经带领过的士兵向阿皮乌斯的同僚请求援助时，他不敢进行反抗，倒好像同僚制度的施行不是为了保护人民，而是为了背信弃义、支持独裁一样，然而，不能改变的事情他们必须忍受。第二年战争重新爆发，执政官的话就不起任何作用了，直到马尼亚斯·瓦尔利亚斯被任命为独裁官，农民们才终于屈服了，部分是因为独裁官比执政官位高权重，部分是因为他们相信独裁官对广大民众非常和善。瓦尔利亚斯家族是非常古老的贵族，对他们而言，掌握政权被认为是一种特权、一种荣耀，而不是牟利的工具。这次战争罗马人又取得了胜利。可是等战士们返回家园，独裁官又把他的改革提议交给了元老院，并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对。此时军队依然和平时一样在城门前列队，消息传来时，酝酿已久的暴风雨终于爆发了。因为义气和严密的军事组织，即便胆小或者冷漠的士兵也都参加了此次活动，军队抛弃了他们的将军、抛弃了驻地，在指挥官（也就是保民官，大部分出身于平民）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了位于台伯河与阿涅内河之间的克鲁斯图玛利亚地区，在那里占据了一座小山，并打算在这块罗马最肥沃的地区建立一座新的平民城。

这次起义使得最顽固的压迫者也清晰看到一点：内战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致命打击，于是元老院进行了妥协，与独裁官通过谈判，达成了一致，市民们也都返回了城内，国家至少在表面上获得了统一。马尼亚斯·瓦尔利亚斯因此获得了“伟大的人”这一称号，而阿涅内河对岸的山也被称作是“圣山”。这次革命自有其庄严和伟大的一面，它是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并没有明确的指引，领导人也是临时推选，并且没有流血牺牲就取得了胜利。市民们每每回忆此事，无不充满了幸福与骄傲。它造成的后果也持续了好几世纪：保民官的产生就来自于此。

平民保民官和平民市政官

除了临时法令，尤其是为了消除人民债务困扰或者为了救济一部分农村居民而建立殖民地的法令，独裁官还以宪法形式颁布了一条旨在使得违背军中誓约的公民获得大赦的法律，并让每一位公民发誓遵守，然后藏于神庙，由两位官员监管它的实施，他们被称为“神殿主持”。按照这项法律，在两个贵族执政官之外又设立了两个平民保民官，他们由平民按地区聚会进行选举。保民官无权反对军事命令[3]，也就是说，无权反对独裁官在任何地区的命令，也无权反对执政官在城外的命令，但在执政官的民事权力方面，他们有权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与之对抗。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分散。保民官的权力就如执政官对其同僚或者其他下属官员的权力，比如，如果一位行政官员颁发命令，而法令当事人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并提起上诉，则保民官就可以及时进行干预，取消该法令，即保民官有权干预或取消行政官员对公民颁发的命令，也就是拥有干预权或者所谓的保民官否决权。

仲裁

由此可见，保民官的权力主要是：随意干预行政和司法工作；使应服兵役的公民可以不去服役且免受惩罚；阻止或者取消对债务人的法律诉讼、对已定罪者的刑事审判及预审羁押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权力。为了避免需要帮助的人求助时保民官不在场，法律规定保民官不得在城外留宿一夜，他的家门也须日夜敞开。不仅如此，保民官的其他职权还有：他的一句话就可以制止国家的某项决定，否则，国家的最高权力职位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收回它所赋予平民的权利。由于一些官员并不尊重保民官，甚至对他们甚为抵触，如果保民官没有能够立刻生效且无所畏惧的权力去对付他们，那么此种权利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保民官被授权的形式非常隆重，平民们在圣山上，以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的名义挨个起誓，要一直保护保民官不受任何伤害。如果保民官在行使权力时遭遇不测，那么施暴的人一定会受到极刑处置，而且这种刑事审判不会交给官员，而是由平民来进行处置。

因此，保民官有权处置任何公民，尤其是在位的执政官。如果执政官拒不认罪，则有权进行拘捕，在调查期间对他羁押或者允许他进行保释，然后宣判他死刑或者罚款。为达到这个目的，国家还会同时任命两位市政官，作为保民官的下属协助他们开展抓捕工作，因此，市政官的权力也同样不可侵犯，平民们也同样宣誓保护他们。此外，和保民官一样，市政官本人也拥有司法权，当然他们的权限仅限于罚款之类的小案件。如果有人对保民官或者市政官的判决提起上诉，不应诉至公民团，因为平民官员无权在那里处理事宜，相反，应诉至全体平民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平民会分区聚会，最后以多数票进行裁决。

当然，这种程序更多地带有暴力的意味而不是公正，尤其是宣判一个非平民的时候，事实上，这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一个贵族不是由公民团的最高首脑审判，而是由公民内部一个群体的最高首脑审判，而且他提起上诉时，也不是上诉到公民团，而是仍由这个群体来裁决，这一点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法律的精神。毫无疑问，这起初就是私刑审判，但这种自我帮助的做法很早就形成了法律条文，自从保民官的地位得到法律许可以来，这种做法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

毫无疑问，保民官和市政官的这种新司法权以及平民大会的上诉判决权，和执政官及财务官的司法权以及百人会的上诉判决权一样，本意都是要遵守法律，可是叛国罪和扰乱治安罪等罪名被国家及其行政官员移用到了平民及其首脑的身上。这些罪名的范围很不确定，其概念在法律上也很难界定，所以司法人员对这些罪行的判定也难免武断。这时，由于阶级斗争连绵不断，对于所拥有权利的界定逐渐模糊，当双方法律上的首脑都拥有平行的司法权时，司法审判就越来越带有武断的性质了，而这一点影响最大的就是行政官员。到目前为止，按照罗马法，行政官员可免受任何司法审判，即便他辞职以后，需要对自己在任期间的行为负法律责任，但审判权掌握在他同僚手中，其实最终就是掌握在他们所在的社团手中。但是，这时在保民官的司法权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它一方面能干预最高行政长官在任期内的行动，另一方面，唯有非贵族可以使用这种权力来对付贵族，由于这里的罪行及它应受的惩罚法律上都没有正式规定，所以这种权力就愈发难以驾驭。事实上，由于平民和贵族的司法权相互平行，公民们的财产、身体和生命都只能任由两派大会来随意处置了。

在民事审判权中，只有在侵犯平民自由的情况下（这一点对于平民非常重要），平民执法制度才会进行干预，才会剥夺执政官对审判员的提名权，此时所有的判决都要由“十人法官”做出，而十人法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设置的。

立法权

伴随着这种平行的司法制度，平行的立法制度也接着产生。保民官拥有号召民众聚会及裁决案件的权力，没有这样的权力，就不会有以上平民团体的产生。并且保民官被授予此种权力的方式也是公开的，法律自动承认平民可以集会、判决案件，国家行政官员，即国家本身不得对此进行干涉。平民得到法律承认的先决条件就是：保民官有权让平民大会选举其继任人，并且其对刑事案件的裁判能得到平民大会的支持。这种权力后来也得到了伊西里安法的特别许可，这项法律规定：若有人打断保民官的讲话，或者试图驱散平民大会，则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保民官除了在选拔继任人及让大会认可自己判决等事情上进行表决外，他还可以在其他事情上进行投票表决，这种权利不得侵犯。事实上，这种“大众决议权”并不是严格有效的，相反，它们起初只相当于我们现代人集会的一些决定，但是，由于平民集会和公民大会有正式的区别，所以，至少平民们是坚决要求这些决议能立刻自动生效，比如，伊西里安法就是这样立刻生效的。保民官就是这样成了保护平民的一副盾牌，作为平民的领导人和管理者，他们在审理刑事案件时有无限的司法权，而这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权威，后来，他们甚至被称为“圣人”。有人胆敢对他或者他的下属图谋不轨，不仅被认为会招致上帝的惩罚，而且会被判处死刑。

保民官和执政官的关系

平民保民官来源于军事保民官，其名字也由此而来，但从本质上讲，他们的关系也仅此而已，相反，从权力上讲，平民保民官倒可以和执政官平起平坐。如前所言，执政官对保民官提起上诉以及保民官对执政官的否决权，正如执政官对执政官的上诉、执政官对执政官的否决权一样。这两种情况都同样适用一项法律原则：如两位职权相当的人意见相左，禁止权要优先于命令权。不仅如此，他们原来的人数（后来不久人数都有增加）以及为期一年的任期（保民官每年十月十日更替）都是保民官和执政官的共同点。此外，他们还都设有同僚制度，这样，这一职位的全部权力便同时置于两位执政官或保民官的手中，一旦同僚间发生冲突，不管他们票数如何，禁止权总是优于命令权。

由于这个原因，如有一位保民官禁止某事，不管其同僚如何反对，禁止权都得以生效。相反，如果一位保民官提起一项控诉，他的任一同僚都可以阻止。两位执政官和两位保民官都和其同僚共同享有全部的刑事司法权，不过前者要间接行使，后者是直接行使[4]，因为前者要通过下属的财务官来行使司法权，后者是和市政官一起行使司法权。

毫无疑问，执政官出自于贵族，而保民官都出自平民。前者权限极大，而后者的权力则是无限，因为执政官也要服从于保民官的禁止权，要听从他们的判决，但保民官就不用听从执政官。可以说，保民官的职权是执政官职权的翻版，但二者有很大不同。从根本上说，执政官的权力是积极的，而保民官的权力是消极的。执政官是罗马人民的执政长官，而保民官则不是，因为前者是由全体公民选举的，后者则只是公民中的一个群体——平民选举的。与之相应，执政官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有其特有的服装，且官员侍从众多；保民官坐在普通的座位上，而不是“战车座位”，且没有下属随从，没有紫色镶边的战袍，官员所有的标志都没有。在元老院，保民官不仅没有主席职位，他们连一般的职位都没有。由此可见，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制度中，绝对的禁令以严厉而生硬的方式去对抗绝对的命令，解决争端的方式就是法律承认并协调穷人和富人的矛盾。

保民官的政治价值

这样的制度打破了国家的团结，使全体长官都受制于一个行为无常且常常感情用事的权威机构，且在危急时刻，如果反对党的首领处于高位，就会使行政事务陷于僵局，并且所有的行政职位都拥有平行的刑事司法权，这就像是把司法权从法律范围移到了政治范围一样，这在将来不可避免会导致腐败，这样的制度有什么好处呢？即使保民官制度没有带来阶级间的政治平等，但它至少是平民们日后参与国家政务的一个有力武器，不过这并不是设置保民官制度的真正用意。

保民官制度并不是政治特权阶级的让步，而是从富有地主和资本家那里夺来的，是为了保证平民在法律上有平等的执政权，并提高他们在经济上的执政地位。这种目的没有，也不可能实现。执政官可能会阻止一件特别不公平的事情，可能会解决一个特别困难的难题，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公正的法律做出了不公正的事情，而是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保民官怎么能阻止法律的正常运行途径呢？即使他能做到，那对于改变不公平也收效甚微，除非能够根除平民贫困的根源——不合理的税收、不公平的借贷制度和强占公共用地。没有人敢采取任何措施，因为很明显，富有的平民也和贵族一样享有那些特权。所以，保民官这一特别的职位才得以设置，这对普通平民来讲显而易见是一种帮助，但他们不可能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这并不是政治上的一种明智举措，相反，是富裕的贵族和无人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的一种无奈妥协。

有人认为，保民官制度使罗马避免了暴政，即便这是真的，也根本无关大局。一个国家的政体改变本身并不是坏事，相反，罗马的君主专制开始得太晚，在人民的精力和体力都被耗光之后才开始了君主专制，这倒是罗马人的不幸。可惜上面的结论本身并不正确，意大利国家一般都没有暴政，而希腊国家基本上都有，这一点足以说明。理由很简单，任何地方的暴政都是普遍参政的结果，而意大利人比希腊人把无地公民排除在公民大会之外的时间更长久。当罗马人偏离这一轨道时，君主专制就降临了，并且还和保民官制度结合在一起。保民官制度自有其作用，它给人们指出了反抗反对党的合法途径，避免了很多错误做法。这一点没人否认，但还有一点也同样明显，虽然它确实很有用，可是它经常被用于与其本意相违背的其他方面。允许反对党拥有否决权，并允许他们不顾后果地使用这种权力，这种权宜之计证明这个国家的政治已完全混乱，这种缓和矛盾的手段只能使社会弊端无限地拖延下去。

矛盾进一步恶化

既然内战已经迫在眉睫，它必然会沿着自己的路线发展。两党在其首脑领导下，直面对抗，如同备战一样。他们一派希望限制执政官权力，扩大保民官权限，另一派则希望完全消灭保民官制度。平民的武器是反抗权威免受惩罚；拒绝为保护国家而应征入伍；侵犯平民权利或引起平民公愤的官员应受到罚款或其他惩罚。贵族们对付这些要求的方法则是使用暴力、与人民公敌勾结，偶尔也使用谋杀等手段。街道上不时有肉搏的情况发生，官员们身体的神圣，双方都置之不顾。据说，有很多公民家庭都移民了，到邻国去寻找更加和平的生活环境，对此我们深信不疑。这个体制并不是人们选择的，但他们仍然尽力忍受；尽管战乱频仍，整个国家依然没有分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强烈的爱国心理。

科里奥利事件

在这些阶级冲突中最著名的就是盖乌斯·马尔希乌斯的故事。盖乌斯是个勇敢的贵族，因为攻陷科里奥利而得其称号。罗马纪元263年即前491年，由于百人大会拒绝委任他执政官的职位，他非常愤怒。据说，他提议暂停出售国家粮仓的谷物，直到饥民们放弃保民官制度，也有版本说，他建议直接取消保民官制度，因此他受到保民官的检举，生命危在旦夕。据说他逃离了罗马城，但后来又率领沃尔西大军重杀回来，在他即将替人民公敌征服祖先们建立的这座城市时，他母亲恳切的话语唤起了他的良知，于是他用第二次背叛弥补了第一次背叛，两次都同样冒着生命危险。这个故事有多少是真的很难判断，但是罗马的编年史作者天真地给这个故事罩上了一层爱国主义的光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阶级间的这些冲突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非常可耻。罗马纪元294年即前460年，在一个萨宾首领阿皮乌斯·赫尔多尼乌斯带领下，一群政治难民攻击卡皮托尔山的故事也具有同样的特色，他们号召奴隶们起来反抗，在一次剧烈的冲突中，由于图斯库兰人赶来援助，罗马公民团军队才征服了这群卡提林叛乱者。

这两个故事中狂热的愤怒代表了那个时期的特点，在一些家族虚妄的传说中我们无法体会其中的历史意义，比如权倾一时的法比安家族，在罗马纪元269到275年间（即前485到前479年间），两个执政官中总有一个出自于这个家族，后来人民起兵反抗，法氏家族逃离罗马，然后在罗马纪元277年即前477年为克里梅拉人在埃特鲁里亚所灭。更加骇人听闻的是保民官格聂乌斯·格努西乌斯被刺杀的案子。格聂乌斯曾试图问罪两名执政官，罗马纪元281年即前473年，就在他准备提出弹劾的那天早上，他被人发现死于自己的床上，这次事件的直接结果就是罗马纪元283年即前471年普布利乌斯法的实施，这是罗马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法律之一。

当时最重要的两种制度——平民部落大会的创立和平民会议决议与国家正式通过的法律处于平等地位（虽然是有条件的），都可以追溯到罗马纪元283年即前471年保民官沃乐罗·普布利乌斯的提议。迄今为止，平民都是按区开会进行表决，相应地，在这种相互分开的会议里，一方面，他们的决议只看票数，不论选民财富多少，另一方面，尽管他们可以和贵族们平起平坐（召开平民大会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但贵族家族的门客总是在平民大会相互通气，这两种情况都给贵族们机会对平民大会施加影响，尤其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控制保民官的选举。不过后来，按区选举的施行消除了这两种不利情况。为了征兵，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法把城市和乡村在内共分成了四个区[5]，可能在罗马纪元259年即前495年，罗马的整个版图被分成了20个区，其中前四个涵盖了罗马城及其临近地区，其他16个区都在农村，以罗马最早氏族所居住的区域为基础进行划分[6]。后来，可能是因为普布利乌斯法，为使各区选举总数不平等，又增加了第二十一个区，即克鲁斯图米尼安区，该区的名字来源于平民组织起来建立保民官制度的地方[7]，自此以后，平民大会不再按区，而是按照部落进行。

部落划分建立在拥有地产的基础上，选民们全都是地产拥有者，但他们地产多少都没有区别，因为他们都居住在大大小小的村子里。结果，这种按部落划分的大会，表面上看与按区划分的大会一样，但事实上却只是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大会。一方面，大部分被释奴和门客因为不拥有地产而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大地产拥有者也不像在百人大会里那样占有优势。这种“平民会议”还不如按区划分的平民大会更像是公民大会，因为它不仅像后者一样，把所有贵族排除在外，甚至连没有地产的平民也不能参加。这种民众大会势力强大，它所通过的法令，只要事先得到元老院全体元老的赞同，就会和百人大会通过的法令一样具有有效性。在十二铜表法颁布之前，这最后一项规定就具有和法律一样的效力，这一点确定无疑。不过这条法律是在普布利乌斯公民投票时产生的，还是先由现已失传的其他法律规定，然后使用于普布利乌斯公民投票，这一点无法肯定。同样，保民官的数目由两个增加到四个是由这部法律规定，还是之前就已经增加到了四个，这一点也一样无法确定。

斯普利乌斯·卡斯乌斯试图打破富人对经济的垄断，从而消除所有罪恶的根源，这一尝试比所有党派采取的措施都更加睿智。斯普利乌斯是个贵族，他的头衔和名望，同阶级中无人能够超越。在两次凯旋之后，在他第三次任职执政官期间，他向公民们提交了一项提议，建议丈量公共用地，并出租一部分，收益交归国库，另一部分则分配给需要的穷人。换句话说，他试图把公共用地从元老们手里夺过来，然后在公民的支持下，结束这种自私自利的占有制度。他可能认为，以他本人的荣誉以及该措施的公平和睿智，一定能打破元老们暴风雨一样的愤怒和他们本身的弱点，但是他错了：贵族们团结一致进行反抗，富有的平民也参与进来，平民们也不高兴，因为斯普利乌斯·卡斯乌斯希望，按照联盟法，同时也是公平起见，应分给拉丁国家一定的土地。卡斯乌斯的结局只有死亡。人们控诉他僭越王权可能有一定道理，因为他确实试图像国王一样保护平民不受自己阶级的侵害。他的法律也和他一起消失了，但是它的灵魂还一直萦绕在富人的头脑中，一次又一次地从坟墓里跳出来反对他们，直到它引起的冲突导致了共和国的灭亡。

十人政治

人们还尝试用更加常见也更加有效的方式为平民争取平等权利，并由此消除保民官制度。保民官盖乌斯·特伦提利乌斯·阿尔萨于罗马纪元292年即前462年提议任命一个五人委员会来准备一项法律，执政官将来应按照此项法律行使其司法权，但元老院拒绝批准此提议。此后十年间，阶级斗争更加激烈，外部战争和内部矛盾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这项提议才算最终生效。平民们一次又一次地提名当时的保民官，而贵族们也同样顽强地阻止元老院对这项法律让步。人们甚至希望在其他方面让步以阻止这场斗争，最终，在罗马纪元297年即前457年，元老院批准保民官的数目由四个增加到十个，但这是否是一场胜利无人能料。第二年，通过伊西里乌斯公民投票法（这是平民誓死捍卫的一项权利），将仅有的庙宇和树林、无人居住的阿文丁山分配给贫穷的公民去建造房子，并可由后代继承。平民们接受了，但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要求制定一项新法律。最终，在罗马纪元300年即前454年，双方达成了一致，元老院做出了大幅度的让步。

制定法律的准备开始了，作为一种特别措施，百人大会将挑出十个人来制定法律，同时还代替执政官充当最高行政长官，而且这些职位不仅贵族，甚至平民也可以当选。平民成为行政官员，这还是第一次，尽管这只是非常任的官职，但他们还是朝着政治平等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而且付出的代价也不算大。在十人政治期间，保民官制度和上诉权都停止了，而十人官也仅仅是不能侵犯人民誓死捍卫的自由权。不过在此之前，罗马曾派使者去希腊学习梭伦法及其他法律，直到他们回来，十人团才被选为罗马纪元303年即前451年的长官。尽管他们有权选举平民，但是贵族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所以当选的就只有贵族。到了罗马纪元304年即前450年第二届选举时，才有几名平民当选，他们也是罗马国家第一批的非贵族行政长官。

用联系的眼光看一下这些措施，我们会发现，它们的用意无非就是用成文的法律代替保民官制度来限制执政官的权力。双方都要达成共识：事情不可能维持一成不变，因为这种长期的无政府状况，既危害了国家，也于任何人无益。凡是没有偏见的人都会发现：保民官对于行政的干预以及他们作为检察官的所作所为，对国家有着致命的危险。保民官给平民带来唯一真正的好处就是保护他们不受偏袒司法的危害，他就像是复审法官，可以限制官员的不公正行为。毫无疑问，当平民希望有一部成文法时，贵族们回答说，要是那样的话，保民官制度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双方都做出了让步。至于法规制定以后该怎么做，谁都没有做出明确说明，但是平民们确实放弃了保民官，这一点毋庸置疑。由于十人政治给他们带来了现在的局面，除非用非法手段，他们无法再恢复保民官制度。十人政治向平民承诺，他们的自由不会受到侵犯，这些自由可能是指不受保民官影响的权利，比如上诉权以及占有阿文丁山等。这样做的用意似乎在于，十人退休以后，应向人民建议重新选举执政官，而新执政官应当依据法律处理政务，而不是依据自己的偏好。

十二铜表法的产生

上面所说的计划若能实现，那将是个明智的计划，不过它是否能实现完全取决于双方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是否能接受这种和平的解决办法。罗马纪元303年即前451年的十人政府将他们制定的法律提交给人民，得到他们的许可后，就把法律刻在十块铜表上，然后又把铜表树立在元老院前面市场上的讲坛旁。不过因为有必要对它进行补充，罗马纪元304年即前450年又选出了十人进行执政，他们又增加了两块铜表，由此，十二铜表法——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罗马法诞生了。它的产生来自于两派之间的相互妥协，同时也因为这个原因，它的范围没有现行法律那么广泛，仅规定了一些次要问题，解决事情的方式和结果。即使在信贷制度中，也没有采取什么缓和措施，仅规定了一个很低的最高利率（10%），并威胁要对高利贷商人进行重罚，甚至超过盗窃罪。债务诉讼的严厉程序，至少在主要方面依然没有改变。

可以想见，各阶层所享有的权利也很少有所改变，相反，公民中有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更加明显，贵族和平民的婚姻无效，这些都在城市法中重新得到承认。同样，为了限制行政官员的胡作非为，保护公民的利益，法律明确规定，后制定的法律一定优先于先制定的，且不得制定对任何公民不利的法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是，死刑案不得向部族大会提起上诉，但向百人大会提起上诉的特权却得到法律的保障。这种情况可以这样解释，刑事司法权已为平民及其首脑所掌握，他们可以保持对违法行为进行罚款的权利，但是保民官对死刑的审判权则一定要废除。这些措施的基本政治意义不在于它内容如何，而在于它规定，执政官的职能是依照法律规定，依照诉讼程序进行执政；在于法律的公开展示，这表明行政执法必须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而执政官必须公平、公正地执法。

十人政治的衰亡

十人政治的结果不明。据说，十人政府只需要公布最后两块铜表，就可以让位于正式的行政官员了，但他们一再拖延，借口说法律还没有完备，这样，他们一直拖延到任期结束仍然在位。这一点在下面的情况下很有可能：罗马法律规定，为修改宪法而委任的政府可以不受其任期的约束。据说，以瓦尔里和荷拉提为首的一些贵族温和派，试图在元老院迫使十人政府退位，但是十人政府的首脑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他起初是一个强硬的贵族，但现在转变成了一个煽动人心的政客和暴君）渐渐在元老院取得了优势，人们不得不屈服了。两支军队征兵的任务也成功完成，没有遭到反对，然后开始了对沃尔西人和萨宾人的战争。这时，曾参加过120次战役，身上留有45处伤疤的罗马最英勇的一位勇士、前保民官卢西亚斯·斯克休西·登塔土斯被发现死于营地前面，被人卑鄙地暗杀了，据说杀手是受到了十人政府的煽动。愤怒的人们酝酿着一场革命。

此后，对于百夫队队长露西亚斯·沃吉尼亚斯的女儿、前保民官露西亚斯·艾希利亚斯的新娘的自由一案，阿皮乌斯进行了错误的审判。这次审判把可怜的姑娘从亲人身边夺走，目的是为了让她失去自由，并为法律所弃。为了使她免于侮辱，她父亲在公共集市上亲手把刀子插进了她的心脏。这一判决促进了革命爆发。人们被这件闻所未闻的事情震撼了，他们围在美丽姑娘的尸体周围，这时，十人政府派遣侍从带走她的父亲和新郎到法庭进行审判，要惩罚他们胆敢反抗自己的权威，而且他的审判又没有上诉的余地。此事真是忍无可忍了，姑娘的父亲和新郎在愤怒的人群的保护下，逃脱了暴君的侍从。正当元老院在罗马城踌躇不决之时，这两人以及目睹这惊人事件的其他许多人，来到了两军阵前，向军队报告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让大家都睁开了眼睛，没有保民官制度的保护，法律就不安全。父辈所遭受的苦难，儿辈还会重复。于是，两支军队再次抛弃了他们的指挥，排列着整齐的队伍穿过城市，再次来到了圣山，在这里他们又一次选举了自己的保民官。这时，十人政府仍然拒绝放弃自己的权力，然后，军队及其保民官又开进了罗马城，驻扎在阿文丁山，终于，在这内战千钧一发之际，街上巷战随时发生之时，十人政府才放弃了他们不光彩地篡夺来的权力。执政官露西亚斯·沃尔利亚斯和马克斯·赫拉提亚斯又进行第二次妥协，结果，平民保民官制度又重新确立。十人政府被弹劾，其中罪大恶极的两个人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和斯普利亚斯·沃皮亚斯在狱中自杀，其他八人被流放，财产被充公。平民保民官马克斯·杜伊利亚斯温和谨慎，他及时利用自己的否决权，阻止司法机关对八人进一步追究。

以上故事是由罗马贵族记录的，但是即便撇开其他各种附属情况不提，产生十二铜表法的种种危机也不可能以这样浪漫传奇的方式结束，此外还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政治问题。十人政治是继废除君主专制、建立保民官制度后，平民的第三次胜利，反对党对于十人政治及其首领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通过这个制度，平民取得了掌管国家最高行政的权力，并颁布了一部法律，他们根本没有理由去反对这个新政府，没有理由用武力去恢复那个纯粹由贵族控制的执政官政权，这个结局只能是贵族党派所追求的。如果那个由贵族和平民共同组成的十人政府在任期结束后仍然希望维持其职位，首先起来反抗的当然应该是贵族，并且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贵族绝对不会忘记去限制平民的权利，尤其是废除保民官制度。如果贵族成功地把十人政府赶下台，可以想象，他们下台之后，平民一定会重新拿起武器去维护罗马纪元290年即前464年革命和最近一次革命的成果，而罗马纪元305年即前449年的瓦尔里·荷拉提法只能被认为是这次冲突的一种妥协。

瓦尔里·荷拉提法

这次妥协对于平民来说当然非常有利，他们对贵族的权力又一次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保民官制度也重新得到实行，从贵族那里争取来的法律也保留了下来，执政官也不得不依照法律行事。根据法律规定，各部落确实失去了他们夺来的对于死刑的裁判权，但是保民官又夺回了这种权力，因为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同百人大会共同处理。此外，他们还保有不受限制的罚款权，并将判决提交部落大会——部落大会可以取消贵族反对者的公民资格。而且，执政官提议且百人大会批准，将来所有的行政长官包括独裁官，在他们上任时都应该允许人民拥有上诉权，任何人不按此条件推举执政官，都应该以死谢罪。在其他方面，独裁官都保留了之前的权力，尤其是其分内职责，保民官不能像对执政官那样，取消他的权力。

执政官的权力遭到进一步限制，公民于罗马纪元307年即前447年第一次推举出两名财务官管理军队财务。管理军队财务以及管理国家财务的财务官的推举权都在公民手中，执政官仅可以领导选举工作而没有推举人选的权力。所有的有产者都可以参加推举财务官的大会，包括平民及贵族，他们分区进行选举，这种安排是对农民的一种让步，他们对这种大会的掌控力量远大于他们对百人大会的掌控。影响更为深远的另一种让步就是允许保民官在元老院参与议事。允许保民官进入元老集会的大厅，好像有损于元老们的尊严，所以他们在门口放了一条长椅，保民官可以在那里观察事情的发展。同时，自从元老院从审议机构变身成为命令机构之后（此事发生在公民投票法实行之时，它对全体公民都有约束力[8]），保民官的否决权已经延伸到了元老院的所有决定。所以很自然地，元老们会做出让步，让保民官参与议事。

平民的投票权与元老院决议的有效性紧密相连。为了保证元老院的法令不被篡改或伪造，他们规定将来文件不仅应由贵族财务官掌管，将其藏于萨顿神庙，而且要由平民市政官来掌管，将其藏于克瑞斯神庙。结果，这场为了废除保民官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却以再次明确规定他们的权力而告终。在当事人上诉时，他们不仅有权终止行政官员的行为，而且能根据情况取消任何国家机构的决定。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之外，人们怀着对宗教一样的敬畏心理神圣宣誓，一定要保卫保民官的人身安全，并保证其执法不会受到干扰，人数也不会减少。自此以后，在罗马，没有任何人再试图去废除这种保民官制度。

[1]地产所有者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的土地占有权在后期由盖乌斯·格拉古领导的土地改革中被废除，并且对他们在土地上所做的修整、改善、建筑，只给予了少量补偿，因此土地改革激起贵族元老院的集体愤怒，盖乌斯·格拉古也因此被杀。

[2]这是罗马法的特征之一，罗马法律的制定本来是旨在保护公平。

[3]这是由于同僚安排的原则，同僚们可以各司其职。

[4]平民保民官制度是按照贵族执政官制度建立的，同样，平民市政官制度也是按照贵族财务官制度建立的。这点很朋显，因为这两种官职都有权惩罚犯罪，并且都管理档案（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行动的意图，而不在于其权力大小）。克瑞斯神庙对于市政官的意义和萨顿神庙对于财务官的意义是一样的，而且他们的名字也来自于前者。从这方面说，罗马纪元305年即前449年法律的颁布意义重大，这使得元老院的法令必须交付市政官审核，然而，众所周知，根据古老的——以及后来各阶级斗争平息下来之后——的通常做法，这些法令须交由财务官珍藏于萨顿神庙。

[5]这里指的是交税区。

[6]就是所谓的氏族村落。

[7]即圣山。圣山起义之后，保民官制度得以建立，旨在保护平民的利益。

[8]此事由法律朋文规定。

第三章　阶级平等运动及贵族和平民的新联盟

从表面看，保民官运动的起因似乎是对社会状况的不满，而不是对政治状况的不满，有幸进入元老院的富裕平民和贵族一样反对这种运动，自有他们的原因，因为这种运动所反对的特权他们也同样可以享有。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地位都很低微，但他们好像觉得，这时整个元老院的经济权利都遭到了冲击，这不是自己争取参与行政的最佳时机。为什么罗马共和国建立后的前50年，没有发生任何争取政治平等的斗争，这就是其原因。

贵族和富有平民之间的这种联合绝不会长久。毫无疑问，有些富有平民家庭从一开始就对保民官运动抱有同情，部分是因为他们的阶级感情，部分是因为地位卑微的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敏感地意识到，少数人对多数人让步是必不可免的，而且，一旦平民真的取得胜利，那么贵族的特权势必遭到削弱，平民贵族就会取得绝对的优势。如果形势进一步发展（看来这是避免不了的），如果平民贵族能够领导自己阶级的人民与贵族做斗争，他们可以利用保民官作为内战的合法工具，以消除社会不平等为借口发起内战，并以此来迫使贵族接受和平条约，然后以两党中间人的身份，为自己获取执政权。

十人政治消亡以后，各党派的地位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平民保民官制度不可能废除，这一点很清楚，平民贵族们非常明智地抓住这一有力工具，给本阶级人民争取政治权利。

贵族平民通婚合法　行政职位对平民开放——拥有执政官权力的军事保民官

十人政治被摧毁之后不到四年，氏族贵族这个高贵等级的基本原则——贵族和平民通婚无效的原则——就被打破了，这一点充分说明贵族与联合起来的平民对峙时，他们是多么不堪一击。罗马纪元309年即前445年，卡努莱公民投票法规定，贵族和平民的婚姻应被视为罗马的合法婚姻，他们的子女应当继承父亲的等级身份。

同时，法律还规定，由百人大会选举军事保民官——军队在分组成罗马军团之前，共有六名军事保民官，行政官员也据此调整——代替执政官拥有执政权，其任期也和执政官相同[1]。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军事原因，由于战事频发，军队需要更多的将军进行指挥，而执政官制度没有规定那么多。但是这种变化对于阶级间的斗争却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这么说，这种军事目的只能算是一种借口，而不能是原因。按照以前的法律，每个服兵役的公民或者非公民都可能成为军官[2]，由于这个原因，最高行政权力在十人政治期间短暂地向平民开放以后，此时范围更加广泛，所有的自由公民都可以平等地争取这些权力。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贵族们既然在此事上让步，放弃他们专有的最高行政职权，但他们仍然拒绝将此头衔让给平民，而是以这种奇怪的方式出让最高权力，他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3]

首先，和这些最高职位相联系的有很多不同的荣誉，有个人获得的，也有世袭的，如凯旋典礼，法律规定它取决于你是否拥有过最高职位，未能就任此职位的人无权享有这种荣誉，而这种高官的后代也可以在家族里任意塑造这位祖先的肖像，并在合适的场合进行展览，而其他人就不允许这么做了。贵族统治阶级将实际权力在名誉权力之前出让给平民，尤其是世袭的名誉权力[4]，这一点解释起来很容易，但这么做是否正确就很难说了。所以，当他们无奈必须与平民共掌权力时，实际最高行政长官在形式上并不拥有宝座，他们只是普通的官员，彼此的差别纯粹是个人荣誉的差别。还有一件事比贵族拒绝让出荣誉权在政治上更为重要，平民之前一直不允许在元老院参与议事，现在都改变了，尤其是那些曾经担任执政官的，可以首先发表意见。到目前为止，贵族们允许平民拥有执政官之权，而不是出任执政官一职，这已经意义重大了。

贵族的反抗

尽管平民仍然遭到恼人的歧视，但贵族的特权，只要有政治价值的，都被新制度所取消。如果罗马贵族名副其实，他们一定会偃旗息鼓，放弃反抗，可惜没有。尽管当时不可能发生合理合法的斗争，但他们仍然会在一些小事上进行刁难、欺骗，耍些阴谋诡计，这些行为非常不光彩，政治上也很不明智，可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卓有成效。不用说，斗争让平民从团结一致的罗马贵族那里争取到了难得的让步，但同时也让内战又延长了一个世纪，贵族们不顾法律规定，又将统治权控制在自己手里长达几十年之久。

贵族的阴谋诡计

贵族们进行反抗的花样层出不穷，充分证明了政治的卑劣性。他们没有一次性决定平民是否有权参加选举，只是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因此，到底是推举贵族执政官，还是来自平民阶级但拥有执政权的军事保民官，这种无谓的斗争每年都要发生一次。在贵族所使用的武器中，先让人劳累让人厌烦，然后一举击垮对方的方式，也算是颇有成效的。

行政职权的进一步分化——审查官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最高权力进行分化，让对方一一击破，以拖延这种不可避免的失败。调整财政预算、确定公民册、税册等事务本来都由执政官掌管，四年进行一次，却于罗马纪元319年即前435年委托给了两位审查官进行管理。他们由百人大会从贵族里推选出来，任期最长为18个月，这个官职后来逐渐成为贵族的护身符，不仅仅因为它的经济影响力，而且因为它有权填补元老院和骑士团的空缺，并且在进行审查时，还可以把某个人从元老院、骑士团或者公民的名册中删除。不过，当时的审查职位还远没有现在审查一职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性和崇高的道德感。

财务官

罗马纪元333年即前421年就财务官一职所做出的改变足以补偿贵族们在审查官方面的胜利。贵族和平民共同组成的部落大会允许平民竞选财务官，这是平民第一次获得财务官的竞选资格，也是第一次获得普通行政长官的竞选资格。他们的依据是至少这两名财务官是军官而不是民事官员，而且既然平民可以当选为军事保民官，当然他们也可以当选为财务官。从此以后，贵族和平民都同样拥有军事财务官及民事财务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以两个党派一方认为这是个巨大的胜利，另一方则认为这是个惨重的失败，两者都有一定的道理。

反革命企图

尽管贵族阶级一再进行顽强抵抗，但他们还是节节败退。随着权力一点点减少，他们的愤怒一点点增加，毫无疑问，他们仍然试图破坏平民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但这种试图仅仅出于报复的渴望，而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据流传下来的史料记载（这当然不是很可靠），针对梅里乌斯的案子就是如此。斯普利乌斯·梅里乌斯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平民，在一次严重的灾害中（罗马纪元315年即前439年），他以低廉的价格向平民出售谷物，价格低廉得让贵族仓廪官盖乌斯·米努西乌斯感到羞愧和恼怒，于是后者指控他谋求王权。他有什么样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个甚至未曾做过保民官的人居然想到要谋求王权，这本身就让人不可思议。

然而，当权者竟然信以为真，而且，“国王”二字在罗马人民心中引起的感觉就跟“教皇”在英格兰人民心中的感觉一样。提图斯·昆可提乌斯·卡皮图里努斯当时已第六次出任执政官，他公然违反神圣的法律[5]，推举年已八十的卢修斯·辛辛拿图斯为独裁官。他要传唤梅里乌斯，可是梅里乌斯却无视他的命令，于是独裁官的马倌盖乌斯·赛维利乌斯·阿哈拉亲手杀死了他，甚至死者的房子也被拆除，谷仓里所有的粮食都分给了众人，那些发誓要为他报仇的人也都遭到了毒手，然而这桩谋杀案的主谋却没有受到惩罚。这是盲目轻信的民众的耻辱，而不是恶毒的贵族党派的耻辱。如果贵族党派真的希望以这种方式削弱平民的上诉权，那他们不仅违反了法律，而且白白送掉了很多人的性命。

贵族的阴谋

选举舞弊和祭祀阴谋是贵族们所使用的最有效的武器。这种风气非常流行，到了罗马纪元322年即前432年，甚至有必要实施一项特殊法律来制止这些花招，不过即使这样也于事无补。如果选民坚决抗拒他们的威胁利诱，主持选举的长官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干预，比如，他们会吸纳很多平民候选人，这样平民候选人的选票会因分散而减少，或者他们会把呼声很高的候选人从名单上剔除出去。如果这些花招都失败了，他们还可以求助于祭祀，看他们占卜或者进行其他宗教仪式时有没有不祥的征兆，当然，他们总能挑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民众根本就不考虑结果，对于祖先的明智先例也置之不顾，竟允许他们制定出这样的原则：那些祭祀对于鸟类带来的征兆以及其他异常现象的看法，能够在法律上左右行政官员的决定，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大事，不管是庙宇祭祀还是行政执法，不管是法律还是选举，他们都有权以不合宗教仪式的理由进行取缔。

所以尽管在罗马纪元333年即前421年法律就规定平民有资格竞选财务官一职，并且此后的法律也对此加以承认，但是直到罗马纪元345年即前409年，第一位平民才当选了财务官。同样，拥有执政官权力的军事保民官一职也几乎被贵族独霸直到罗马纪元359年即前395年。由此可见，法律废除贵族特权并非意味着平民贵族真的能和氏族贵族平起平坐。其中有很多原因：由于贵族们的抵死反抗，平民虽然很容易在群情激愤时取而代之，却很难在一年一度的选举中屡次挫败他们，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平民上层和广大的农民之间有分歧。中产阶级的选票在公民大会中起着决定作用，但他们觉得自己的要求不仅贵族，就连平民都置之不顾，所以他们不愿意为了平民上层的利益而努力抗争。

农民阶层的苦难生活

这些政治斗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期间，社会问题暂时没人提及，或者没人投入很多精力。平民贵族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获得保民官一职之后，公地问题和信贷制度改革问题仍然没人认真讨论，尽管当时国家新获得许多土地，而很多贫困或濒临破产的农民又急需土地。分配土地的例子确有发生，尤其是国家从战争中获得的土地，比如罗马纪元312年即前442年分配阿迪亚公地、罗马纪元336年即前418年分配拉比西公地、罗马纪元361年即前393年分配维爱公地，但这几次分地更多是为了军事原因，而不是为了解决农民的疾苦，而且其数量也远远不够。

毫无疑问，有几位保民官确实试图重新实行卡西乌斯法，比如，斯普利乌斯·梅西利乌斯和斯普利乌斯·米提利乌斯曾于罗马纪元337年即前417年提议分配所有的公地，但由于当时党派的情况，他们遭到了自己同僚的反对，换句话说，遭到了平民贵族的反对。一些贵族也同样尝试解决民众的疾苦，但遭到了和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同样的失败。马尔卡斯·曼利乌斯是一个和卡西乌斯一样的贵族，也和他一样英武善战、勇猛异常，在高卢人围攻时，他是卡庇托尔城堡的救星。据说，他曾为被压迫的民众争取利益，因为他们在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且对贵族领袖和著名将领马尔卡斯·卡米利乌斯怀着同样深刻的仇恨。当一个勇敢的军官就要被关进债务人监狱时，曼利乌斯出面为他调停，并用自己的钱赎出了他，同时他还出售自己的土地，并大声宣布说，只要他拥有一英尺宽的土地，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就不会发生。他的这种做法足以让整个政府——平民和贵族都联合起来，抵制这个危险的革新分子。结果他被控叛国罪，因为他图谋恢复君主制。盲目的群众受到政府陈词滥调的煽动，对他处以死刑。他的英名没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只是在执行死刑时，执法人员把投票人聚集在一个看不到卡庇托尔城堡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会让他们想起，他们今天就要交给刽子手的那个人，曾经怎样从危难关头拯救了他们的家园。

进行改革的尝试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社会矛盾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由于战争胜利，公地占有者的土地面积逐渐扩大；另一方面，尤其是受到维爱战争（罗马纪元348年到358年即前406年到前396年）和高卢人火烧罗马事件（罗马纪元364年即前390年）的影响，债务和贫困在农民阶层不断蔓延。在维爱战争期间，受战事影响，需要延长士兵的兵役，他们以往仅在夏季参战，但现在甚至整个冬天都不能脱掉战袍。农民们预料他们的经济会被拖垮，打算拒绝同意宣战，但元老院此时决定做出重大让步。以往军队开支由部落上交，如今都由国库支出，换句话说，由间接税收和公地收入来负担（罗马纪元348年即前406年）。只有国库空虚时，才会向公众征收兵饷，如果那样的话，那笔费用可以算是强迫借款，可由国家日后返还。这种安排既公平又很明智，但是它没有牢固的根基，没有把公地作为充实国库的来源，同时，除不断增加的兵役外，群众又要不断捐款，尽管国家规定这种捐款不是税收，而是借款，但它同样也会使家底薄弱的农民倾家荡产。

平民贵族和农民联合抵抗贵族阶级——里西尼乌斯-萨科斯提乌斯法

在这种情况下，平民贵族发现，由于贵族的反对、农民的冷漠，他们根本无法取得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农民阶级又无力对抗团结一致的贵族，所以他们必须要互相妥协、互相支持。抱着这种想法，保民官盖乌斯·里西尼乌斯和路西乌斯·萨科斯提乌斯向民众倡议实施以下措施：第一，废除拥有执政权的保民官；第二，规定至少有一名执政官应是平民；第三，三名祭祀（即掌管神谕的长官）中应有一个职位向平民开放，而且他们的人员应增至十人；第四，关于公地，任何公民在公共牧场上饲养的牛都不得超过100头，羊不得超过500只，或者公共占地不得超过500尤格罗（约300英亩）；第五，地主需雇佣一部分自由劳动力进行田间劳动，其数量应与农场奴隶成一定比例；第六，应把债务的利息从本金中扣除，过期未还的款项应规定其偿还期限，以减轻债务人的负担。

这些规定的目的显而易见，它们意在剥夺贵族以及与之相连的贵族世袭权。不难想象，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用法律把贵族排除在第二执政官之外。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元老院的平民成员不能再处于低微的地位，不能再是沉默的旁观者，至少那些曾当过执政官的平民元老可以和贵族执政官一样在贵族元老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不仅如此，这些规定还意在剥夺贵族对于祭祀职位的占有权。出于明显的原因，拉丁民族古老的职位留给了那些旧公民，但最近兴起的、原属于异族宗教的第三大祭司团职位却开始对新公民开放。最后，这些法规还意在让下层平民也享有公民共有的用益权，以减轻债务人的负担，并给失业的劳工提供工作。这次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人们承认这三项伟大的任务：废除特权，公民平等和社会改革。贵族们想方设法地进行反对，但一切都是徒劳。即使独裁官老英雄卡米卢斯也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它们的实施。如果可能，平民一定很乐意把这三项任务分开，只要债务减轻，公地解放，执政官和祭祀的职务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平民贵族接受平民的提议，自有他们的用意，他们把这些要求综合在一份法律草案里，然后经过长期漫长的斗争——据说是11年——元老院终于同意，这份草案才于罗马纪元387年即前367年获得通过。

政治上废除贵族阶级

随着第一位非贵族执政官的当选——当选者是此次改革的创始人，前保民官路西斯·萨科斯提乌斯·拉特然努斯——氏族贵族就不仅在法律上而且事实上也退出了罗马的政治制度。这些法律最终通过之后，氏族贵族曾经的先锋马尔克斯·福礼乌斯·卡米卢斯在卡皮托尔的山脚下、元老院之前经常聚会的地方，在一个突出的平台上建立了一个和睦圣殿。我们由此相信，他用这种方式承认，这场持续已久的斗争到此终于结束了。以宗教的方式把和睦的民族奉献于神的面前，是这位勇士和政治家最后所做的公事，这对于他光辉的一生也是一个光荣的结束。他这一点并没有错，氏族贵族中较有见识的人显然认为，这次他们彻底丧失了多年来独享的政治特权，并打算与平民贵族一起和平执政，但是，对于大多数贵族来说，他们那顽抗到底的精神还将依然存在。一个国家的上层人民总认为他们享有特权，只有法律符合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才会服从法律。罗马的贵族就是如此，他们公然违背法律规定，在罗马纪元411年即前343年推举了两位贵族执政官，但是作为对策，公民大会于次年正式决定，两个执政官应由非贵族来担任。贵族们明白其中威胁的意味，此后再也没敢觊觎过第二执政官一职，尽管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样的念头。

财务官、司法市政官——行政职位及祭祀对平民完全开放

同样，在通过里西尼安法时，贵族阶级又给自己带来了沉重一击，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在政治上修修补补的方式来给自己保留一些特权。由于只有贵族们才了解法律，所以当执政权必须对平民开放时，他们就把司法和行政分开，为此目的，他们又选举了一个特别的第三执政官，通称“大法官”。然后，市场监督权以及与之相连的司法治安权，还有节庆管理等权利，也都以同样的方式分配给了两个新近选举的市政官。为了把他们和平民市政官区分开来，又因为他们掌管有常设司法权，所以他们被称为“司法市政官”，但是司法市政官一职很快就对平民开放，后来竟由贵族和平民轮流执掌。不仅如此，独裁官一职也于罗马纪元398年即前356年对平民开放，司法官也在里西尼安法通过的前一年（罗马纪元386年即前368年）对平民开放，审查官于罗马纪元403年即前351年，大法官于罗马纪元417年即前337年分别对平民开放，同期（罗马纪元415年即前339年），法律规定两名审查官之一应由非贵族担任，就像之前的执政官一职一样。在选举平民独裁官时（罗马纪元427年即前327年），一个贵族占卜师发现了一些缺乏经验的人所忽视的漏洞，同时贵族审查官直到罗马纪元474年即前280年才允许他的同僚在审查结束时奉献祭祀。这些事情其实都毫无意义，只是证明那些被剥夺特权的贵族心情恶劣而已。

对于平民参加元老院讨论一事，首席元老们没少抱怨，但都无济于事。后来，更有法律规定，能够发表意见的不再是贵族成员，而是那些曾经担任过三个最高职位的长官，他们依次是执政官、大法官和司法市政官，并且进行演说时他们不分阶级，就按照这个次序进行，而那些没担任过这些职务的元老们只能参加分组讨论。贵族元老们对于公民大会法令的否决权（不过这种权力他们确实很少行使）也被罗马纪元415年即前339年的普布利乌斯法以及直到罗马纪元5世纪中期才通过的迈伊尼安法依法收回，但是，在递交候选人名单或者法律草案时，如果他们有什么反对意见，必须要正式提出，这就等于他们事先表示同意。因此，作为一种正式权力，批准公民法令的权力就掌握在贵族手中直到共和国的后期。

可以想象，氏族们的宗教特权保留得更久一些，事实上，一些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宗教特权根本没人干涉，比如只有贵族才能担任的三个最高僧侣、担任祭奠之王、参加舞蹈团等。另一方面，大祭司团和占卜官之职对于法院和公民大会的影响太大，这些职位不可能只处于贵族们的掌控之下。罗马纪元454年即前300年的敖谷尔尼安法也规定这些职位对平民开放，它把二者的人数都从六个增至九个，并且由贵族和平民平均分配其名额。

平民会议決议与法律享有平等地位

受到一次危险的、涉及范围广泛的暴动影响，独裁官Q.霍腾西乌斯（分别于罗马纪元465年和468年即前289年和前286年在位）制定了一部法律，从而结束了这次长达200年之久的冲突。这部法律规定：平民大会制定的法令和全民大会制定的法令完全处于平等地位，而之前法律规定它们的平等是有条件的。此后国内形势发生巨变，那些之前完全掌有投票权的公民，不再参与对于全体公民都有约束力的投票了。

战后的贵族精神

至此，罗马氏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大体结束了。贵族们曾经享有的无数特权中，只有一个执政官职位和一个审查官职位保留了下来，而保民官、平民市政官、第二执政官和第二审查官的职务，都被法律剥夺了，而且他们都不允许参加平民投票（此时平民投票和全体公民投票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地位）。贵族们曾经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抵抗，但他们的特权却一个个被剥夺了，这对他们是一种惩罚。不过罗马贵族不会就此消失，因为他们还拥有贵族头衔。贵族的重要性和权力逐渐减小，而其贵族精神却更加纯粹和狭隘。罗马贵族的气概一直坚持了数百年之久，他们仍坚定地希望能把“执政官之位从肮脏的平民手里夺过来”，但最后终于不情愿地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决不放弃那种粗鲁、令人生厌的高傲。

要想正确了解罗马纪元5、6世纪的罗马历史，我们决不能忽略这种令人生气的贵族派头，事实上，这种派头只能激怒自己、激怒他人，但是就这一点他们也发扬光大到了极致。敖谷尔尼安法通过几年后，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贵族妇女嫁给了一个曾经就任国家最高执政人的平民，因此她被逐出了贵族妇女的圈子，并且不能参加贞节女神的庆典。因为这个原因，贵族和平民此后就各奉一个贞节女神。不用说，贵族的这种做法没有多大用处，并且有见识的贵族会尽量敬而远之，但是它给贵族和平民双方心里都留下了阴影。尽管平民反对氏族是出于政治和道德上的需要，但他们一再试图延长这种冲突——胜负已决后争夺后方的无谓争斗以及关于等级和地位的无休止的吵闹——这都引起了公众的厌烦，让罗马人民的生活受到不必要的打扰。

社会危机以及解決社会危机的尝试

平民两派于罗马纪元387年即前367年所达成的妥协之一，即废除贵族阶级，在很多主要方面均已完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妥协所要达到的积极目标完成了多少？国家的新秩序是否真正解决了社会问题，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这两个问题密切相连，因为，如果经济困境拖垮了中产阶级，把平民阶级分化成少数富人和广大苦难的无产阶级，那么这种状况会阻碍公民平等，从而在实际上导致共和国的灭亡。所以，中产阶级尤其是农民的保存和壮大，对每一个爱国的罗马政治家来说，都不仅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是最重要的问题。不仅如此，平民最近新取得了管理政府的权力，而这主要归功于无产阶级这群饱受苦难、正期待别人帮助的人们，所以，只要借助政府措施能够解决农民的问题，平民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有义务这么做。

里西尼安土地法

首先，我们考虑一下罗马纪元387年即前367年有关这个问题的法律解决了多少真正的问题。这项致力于保护自由劳工的法律禁止用奴隶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至少要为自由劳工提供一部分农田工作，但不用说，仅仅制定这条法律不可能实现它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一种影响深远的方式去撼动社会组织的基础，仅有立法作用不大。另一方面，在公地问题上，立法者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他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公地的新安排允许人们把大批牛羊赶到公共牧场放牧，规定了人们占有未开辟成牧场的公地的最高限额，并承认富人对于公地产出占有大部分甚至大得不成比例的一部分，后来的法律规定，对于公地的使用权，虽然仍需缴纳什一税，但可随意撤销，这就等于承认了占田制的法律地位。其可疑的地方在于，新法律既没有以强硬而有效的方式在牧场收入和什一税方面对现有且明显不适用的条款进行补充，也没有对公地占有法令做出彻底修改，更没有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去实施新法律。

对于现存的已占的公地的分配，其拥有者占有大部分，没有财产的平民占有一部分，二者都有完全产权；将来取消占地制；设立一个对于将来获得土地有权立即进行分配的部门，很明显，以上三项都是形势所需，所以，如果这些综合措施没有人执行，其原因不可能是因为缺乏洞察力。我们不能不想起，这些新安排都是由平民贵族所制定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阶级中一部分对于公地使用享有特权的人制定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人物，盖乌斯·里西尼乌斯·斯托罗就是因为超过占地限额最先被罚的一个，所以我们不禁要问，立法者是否以崇高的责任感来完成自己的任务，还是相反，他们明知道关于公地的这些方法能造福平民，却故意不去作为呢？

不过，里西尼安法确实让小农阶级和自由劳工受益很多，这一点不容置疑。不仅如此，还必须承认，在这部法律刚刚通过的时期，有关部门对于有关最高限额条例的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并经常重金处罚那些放牧牛群过多或者占有公地超过限额的人。

税法、借贷法

这一时期，立法者在税收和借贷体系方面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目的是要尽法律措施之所能，去弥补国家经济的不足之处。罗马纪元397年即前357年，法律规定出售释放奴隶要按其身价征收5%的赋税，这是罗马真正加在富人身上的第一项赋税，但其缺点是不愿让被释放奴隶增加。同样，立法者也努力去弥补信贷体系的不足，十二铜表法中的高利贷法又得以重新实施[6]，并且更加严格，这样，利率也逐渐由一年10%（罗马纪元397年即前357年实施）降低到5%（罗马纪元407年即前347年实施），然后在罗马纪元412年即前342年，利息被彻底禁止。后面这条不明智的法律在形式上始终有效，但事实上是行不通的。此后通用的利率通常是月息1%，年息12%，这大概是那个时期法律允许的最高限额。以古代钱币的价值估算，大约相当于现代的5%或6%。因为谋取高利率所发生的诉讼必被驳回，可以允许通过司法诉讼追回贷款，不仅如此，臭名昭著的高利贷商经常被提起诉讼，并被部落大会宣判为重金罚款。更重要的是，波埃特里安法对债务诉讼程序进行了改革。一方面它允许债务人宣誓通过出让财产来获取自己的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它取消了之前因借款未还而扣押抵债的条款，并规定除非有陪审团的判决，任何罗马公民都不得被带走为奴。

社会危机继续

很明显，以上措施可以在某些方面缓和社会危机，但它们不能根除现存的经济隐患，社会危机持续不断：罗马纪元402年即前352年，国家任命银行委员会去规范信贷体系的各种关系，并整顿国库的预付款项；罗马纪元407年即前347年，规定了分期付款事宜；最重要的是，罗马纪元467年即前287年爆发了影响范围广泛的动乱，很多人因为无法偿付贷款，他们列队奔赴雅尼库鲁姆山，形势一度无法控制，后来由于外敌及时入侵，而且霍腾西乌斯法做出了让步[7]，国家才重新赢得了和平。对于这些阻止中产阶级陷于贫困的认真尝试，虽然它们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但如果要横加指责的话，那就不公平了。有人认为，使用局部且温和的手段去解决社会顽疾根本没有用处，因为它们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但这是一种荒唐的看法，卑鄙的人经常向单纯的人灌输，而且屡试不爽。

与此相反，我们可以追问，那些邪恶的煽风点火者是否早就了解此事，那些激烈又危险的措施又是否真正需要，比如，从本金中除掉利息。可惜我们无法从历史资料中了解真相，但是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不动产所有者这些中产阶级在经济上仍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掌权者也做出各种尝试，比如用禁令或者延期等方式来弥补这一点，不用说这一切都是徒劳。贵族统治阶级仍然无力控制自己的成员，因为每个人都在谋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无法使用解决中产阶级经济危机唯一有效的方式，那就是彻底废除公地占有制度，同时也无法阻止人们对政府的指责，批评政府把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变成自己的利益。

罗马疆域扩大对提高农民阶级地位的影响

由于罗马在政治上的成功，它对意大利的统治逐渐稳固，中产阶级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权益比政府能够或愿意给予的更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罗马建立了无数大殖民地，其中大部分都建立于罗马纪元5世纪，这让罗马的农业无产阶级拥有了自己的农田，而人口外流也给留在国内的人减轻了负担。政府的间接收入和额外收入增加，罗马的经济也日渐繁荣，政府不必再以强制贷款的形式向农民征收捐税。以前的小产业都不能失而复得，而罗马经济整体的繁荣则把地主都变成了农民，因此，中产阶级的队伍逐渐壮大。有级别的贵族占有大部分国家新近获得的大块土地；大量的财富通过战争和贸易流入罗马，使利率降低；首都人口的增加也使拉丁姆地区的人受益匪浅；明智的融合政策使得之前附属于罗马的许多国家都并入了罗马本土，中产阶级由此得到壮大；最后，国家取得的光辉胜利及其伟大成果也使内讧趋于沉默。如果说农民的痛苦并未减少，痛苦的根源也没有根除，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时期，罗马中产阶级所受的压迫与1世纪国王被驱逐之后相比要少得多。

公民平等

毫无疑问，罗马纪元387年即前367年的改革及其后来的不断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取得或者说恢复了公民平等。从前，公民基本上由贵族构成，所以二者的权利和义务几乎完全相同，现在这个扩大了的公民团体从法律上讲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一个社会里，年龄、智力、教养以及财富的差别会使人们逐渐分化成不同的阶层，同时这种分化又影响着你的公共生活，但是公民的精神和政府的政策共同作用，使得这些差别不那么明显。罗马的整体制度是要把所有人都训练成普通人，而不是把天才训练得更出色。罗马人文化的发展完全跟不上其国家实力的发展，执政当局对文化的态度是压制而不是促进。社会上有富人也有穷人，这一点无法避免，但是在罗马（就如在一个纯粹的农工社会一样），农民和雇工一样亲自扶犁，即便富人也恪守一条经济原则：他们生活节俭，家里不应拥有任何非生产性资本——除了盐罐和祭祀用品，当时罗马家庭都没有任何银器。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从维爱战争到皮罗斯战争，本世纪罗马在外部取得了多次伟大胜利，我们发现，贵族阶级已经逐步让位于农民阶级，平民德西安之死受到平民和贵族的一致哀悼，即使出身高贵的法比安氏死亡也无非得到这样的对待；执政官一职并非自动落在最富的贵族身上，一个来自萨宾的穷人曼尼乌斯·库里乌斯照样能在战场上战胜皮罗斯国王，并将他赶出意大利，但后来他还是一个真正的萨宾农民，亲手种出做面包的粮食。

新兴贵族

谈到罗马共和国这种明显的平等时，我们还不能忽视一点，这种平等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上的平等，从一开始，这个社会就孕育或产生了一个特色鲜明的贵族阶级。富裕且有影响力的非贵族家庭早已从平民阶级分化出来，和贵族阶级一起掌管元老院，其推行的政策与平民的要求完全不同甚至相反。里西尼乌斯法弱化了贵族内部各等级之间的差别，取消了妨碍平民执政的壁垒，使之在法律成为一个可以改变的障碍，可以逾越的壁垒，但事实上，它仍然是不可逾越的。这两种方式都给罗马统治阶级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政府仍和以前一样是贵族的政府。从这方面讲，罗马共和国是个真正的农民共和国，拥有大部分财产的富人和贫困的村民从外表看并无大的差别，而且以平等的方式跟他们来往，但是贵族权势很大，一个没有产业的人在城市更容易成为市长，但在农村成为村长都很难。新法律规定，即便最穷的公民也有可能成为最高执政官，这是平民一个伟大而有价值的成就，但是一个下层人士一跃成为高官[8]，这种例子十分罕见，不仅如此，这种事直到本时期末期，当反对派进行选举时才有可能。

新反对党

每一个贵族政府都有一个相应的反对党，各阶级形式上的平等改变了贵族，但是新的统治阶级不仅继承了旧贵族的衣钵，而且和他们相互交缠、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反对派也依然存在，而且在各方面都与以前遵循同样的路线。现在被当作下等人对待的并不是整个平民阶级，而是普通群众，同时新反对派一开始就是下层人民，尤其是资产较小的农民的代表，新贵族又和旧贵族相互勾结，所以新反对派起初的反对活动与反对旧贵族特权的活动就交织在一起了。这个时期罗马新反对党的著名领袖有曼尼乌斯·库利乌斯（他分别于罗马纪元464年即前290年、罗马纪元479年即前275年和罗马纪元480年即前274年担任执政官，并于罗马纪元481年即前273年担任审查官）和盖乌斯·法布里西乌斯（分别于罗马纪元471、476年和481年即前283、前278年和前273年担任执政官，并于罗马纪元479年即前275年担任审查官），这两人既没有高贵出身也没有很多财富，但他们都公然违抗贵族们不允许国家最高首脑连任的原则，连续三次经公民投票担任执政官，而且都担任过保民官、执政官和审查官，都坚决反对贵族特权，并领导小农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逐渐萌发的骄傲。未来两派的轮廓渐渐呈现，但面临共和国公共利益问题时，各党派还是暂时搁置自己的利益。贵族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和农民曼尼乌斯·库利乌斯虽然在个人问题上针锋相对，但他们明智地相互协商并通过果敢行动击垮了皮罗斯国王。盖乌斯·法布里西乌斯担任审查官时，曾因为普布利乌斯·康尼利乌斯·鲁夫努斯的贵族思想和贵族习惯而惩罚了他，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支持鲁夫努斯第二次担任执政官，因为他有出色的领军才能。两派之间的鸿沟已经显现，但是对手们仍然跨越鸿沟相互握手。

上面我们说过，新公民和旧公民之间的战争结束，政府解决中产阶级困境的努力也相对成功，新贵族和新民主党派在社会平等的新形势下已经悄然形成。下面需要讨论的就是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形式以及在政治上取消贵族以后，共和国三要素——公民、行政长官和元老院的地位问题。

公民团及其构成

公民大会的公民仍然是共和国的最高权威以及法定统治者，但是法律规定，除了由百人大会一劳永逸决定的事情，比如执政官和审查官的选举等，各区进行选举的有效性和百人大会选举的有效性是一样的。罗马纪元305年即前449年的瓦尔里奥·霍拉提安对于贵族平民大会做出了规定[9]，罗马纪元415年即前339年的普布利乌斯法又做了补充[10]，罗马纪元467年即前287年的霍腾西乌斯法又颁布了关于平民各区大会条例。我们早已发现：同样一群人，有权在两个大会进行投票。除了贵族不能参加平民在各区的选举之外，在平民的各区选举中，有权投票的人地位完全平等；而在百人大会里，投票权的效力却按投票人的财力分成不同的等级，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这次改革确实是一次民主改革。还有一件事更加重要，到了这一时期末，有人第一次对最初以自有产业为基础的投票权产生了质疑。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罗马历史上最大胆的改革家，在罗马纪元442年即前312年就任审查官时，没有与元老院或人民商议就调整了户籍，使没有田产的人可以随意加入他心仪的部落，然后根据他的财力再编入相应的百人大会。

这种改革超越时代精神过多，很多人不能接受。阿皮乌斯的继任者之一、萨莫奈人的征服者、闻名遐迩的昆塔斯·法比乌斯·鲁里安乌斯于罗马纪元450年即前304年继任审查官一职，他并未废弃上述改革，而是对其加以限制，结果公民大会的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拥有土地和财富的富人手里。他把没有田产的人集中在四个城市部落里，现在这四个部落位居末位而不是首位。另一方面，农村的部落在罗马纪元367年即前387年至罗马纪元513年即前241年间从17个增至31个，这些本来就占优势的部落如今在选区上的重要性更是逐渐增加，按照法律，它们归全体自有产业农民所拥有。在百人大会里，自阿皮乌斯以来，自有产业农民和没有产业的人地位平等，同样法律也规定，自有产业农民在部落大会里占有优势，而在百人大会里，富人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鲁里安乌斯不仅战功显赫，他在和平时期的政策也明智而温和，因此他获得了“伟大”这个称呼。

一方面，需服兵役的团体不断扩展，没有产业的公民也需服兵役；另一方面，又确保他们——尤其是曾做过奴隶或者没有一点田产的人——的影响受到一定限制，而这种限制，在一个奴隶制合法的国度里，又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他还规定，一种特殊的道德司法逐渐和财产调查、编造公民户籍联系在一起，这样，那些声名狼藉、品质败坏的人就会被清除出公民团体，从而保证公民在道德和政治上的纯洁。

公民的权力逐渐扩大

这个时期，公民大会的权力逐渐扩大，但是速度非常缓慢，公民选举的行政长官数目不断增加，就是一个例子。有一个尤其重要的事实是：从罗马纪元392年即前362年起，一个军团的军事保民官，从罗马纪元443年即前311年起，前四个军团中每个军团的四个保民官都不再由将军选拔，而是由公民选举。在这一时期，公民大会基本上不干涉行政。当然，他们依然保留有宣布战争的权力，这是合乎情理的，此外，在下列情形中，也依然拥有权力：与外国长期休战；和平结束之时；虽然没有正式宣战，但战争确实开始了。

在其他情况下，除非政府内部发生内讧，其中一个官员将此事提交大会解决，公民才会插手行政。比如，罗马纪元305年即前449年，贵族中温和党的领导人路西乌斯·瓦勒里乌斯和马尔卡斯·霍拉提乌斯由于战功显赫，应受凯旋庆典，但遭到元老院反对；罗马纪元398年即前356年，第一任平民独裁官盖乌斯·马尔希乌斯·路堤鲁斯也同样战功显赫，但元老院同样拒绝授予他凯旋庆典；罗马纪元459年即前295年，执政官们无法就他们各自的司法辖区达成一致，争吵不休；罗马纪元364年即前390年，一个大使不理政务，元老院决定将其放逐到高卢地区，一个有执政权的保民官就将此事提交公民大会去解决。元老院的法令被人民取消，这也是第一次，不过人民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时候如果事情很难解决，政府就会提交人民进行抉择。比如，罗马纪元401年即前353年，人民已对卡西里人宣战，但战争尚未开始，卡西里人就开始求和；后来，元老院对于是否拒绝萨莫奈人求和的卑微请求感到犹豫，就将此事提交人民解决。到了这一时期末，公民大会才开始大事干预行政，尤其是对于宣战和结盟之事进行磋商，这可能是起源于罗马纪元467年即前287年的霍腾西乌斯法。

公民团的重要性下降

尽管公民大会的权力不断增大，他们对于国家事务的影响却渐渐减小，尤其是这个时期末。首先，罗马的疆域不断扩大，使其原有的公民大会失去了基础。作为自有资产农民的大会，原来聚会时人们会全部参加，而且即使不用讨论，也很清楚自己的要求，但是罗马的公民团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社会团体了，而是一个国家。居住在一起的人们共同投票（至少在部落进行选举时），无疑给罗马公民大会带来一种内部凝聚力，而且会给选举带来活力和独立。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公民大会的构成及其决定都取决于其主持者或某件事，或者由住在都城的公民进行处理。因此，曾在共和国成立的前两个世纪里起着重要作用的公民大会，渐渐沦落成了主持选举的官员的工具，而且是一个很危险的工具。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被授权主持选举的官员很多，而大会的每一决议都被认为是人民意志在法律上的终极表示。公民之前能够表达自己的愿望，能够自己采取行动；现在在罗马，没有任何人胆敢发起“蛊惑民心”的行动，虽然法律权利扩大，但与之前相比，仍然无足轻重。如果有这样“蛊惑民心”的精神存在，政府不会扩大公民权利，而是会撤销对于公民禁止谈论政治的限制。然而在这整个时期，古老的规定仍然不屈不挠地起着作用：只有行政官员才可以召集公民会议，而且他有权禁止人们讨论政治或者提议修改法律。当时，这个国家已经呈现出分崩离析的兆头，比如，原来的公民大会基本上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根本不愿干预政府行政，既不愿推动，也不愿干扰。

行政长官和执政官权力的分化和削弱

尽管削弱行政官员的权力并不是新旧公民斗争的主要目标，但它是这种斗争的最重要结果。阶级斗争开始时，换句话说，争取执政权力的斗争开始时，执政权力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基本相当于王权，执政官也像是以前的国王，可以自由任命下属官员，但当这场斗争结束时，他最主要的职能如司法、街头治安、任命元老和骑士、审查、管理经济等都被分散给了各级官吏，这些官吏也和执政官一样由公民选举，他们和执政官更多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执政官一职，原先是国家唯一的常任行政职位，但现在甚至不能算是最高职位了。在关于等级和名次的排位中，执政官确实在大法官、市政官和财务官之上，但他在审查官之下。除了监管经济这一最重要的任务外，审查官的职权还包括调整公民、骑士和元老的户籍，因此对于整个国家和所有公民，无论高贵还是卑贱，都施以一种武断的道德控制。

限制行政权力这一概念，就最初的罗马法律而言，与最高长官的概念是矛盾的，但现在却渐渐有了一定地位，它改变了人们对于权力不可分割的看法。常任同僚官吏的设置，尤其是财务官的设置，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第一步；里西尼乌斯法将这一点完全付诸实施，它规定了三个最高行政长官的职能，前两个负责行政和指挥战争，第三个管理司法。然而改革并未就此止步。

尽管法律规定执政官在各方面都完全平等，但是从最早时候起，他们就在实际上分管不同的职责。他们最初这么做是相互协调的结果，不能协调时，就抽签来决定，但渐渐地，国家其他职能部门开始干预这种实际分工。元老院每年决定他们的职责范围的事情非常普遍，尽管元老们不会直接给他们分配任务，但是会通过建议和请求的方式对执政官施加影响。在极端的情况下，元老院会制定法令并从公民大会那里获取批准，去解决职权分配的问题，政府本身却很少使用这种危险的手段。其次，执政官在缔结合约等重要事情上的权力也遭到剥夺，在这些事情上，他们必须向元老院求助，并按照元老们的指示行事。最后，在极端情况下，元老院可以随时终止执政官的任期，因为，按照惯例（这种做法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实际却不违法），独裁官的产生完全取决于元老院的意见，而其人选的决定，尽管法律规定由人事执政官掌管，但通常情况下都掌握在元老院的手里。

独裁官职权的限制

独裁官拥有统治权的时间比执政官要长一些。尽管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职位，它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的功能，不过从法律上讲，它的特殊性还远远不及执政官，但渐渐地，它也受到罗马法律生活中出现的有关具体权力和职责的新思想的影响。罗马纪元391年即前363年，仅仅为了进行一次宗教庆典，出于宗教原因的考虑而任命了第一个专任的独裁官，但是很显然，那个独裁官本人，按照当时的法律，完全无视对他权力的这种限制，将军事权掌握在宗教手中。从罗马纪元403年即前351年开始，此后选举的、权力遭到同样限制的行政长官就没有重复这样的反抗，相反，独裁官们都认为他们必须受到自己权力范围的约束。

对于官职连任及复任的限制

最后，行政职位又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罗马纪元412年即前342年颁布了针对普通官员连任的禁令，同时还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同一个人要担任同一职务需间隔十年，还有法律规定（罗马纪元489年即前265年），同一人不允许连任两次国家的最高职位——审查官。此时的政府还相当强大，不必担心它所任用的人，或者因为这个规定就不去任用那些最有能力的人。那些勇敢的军官们经常会忽视这些规定[11]，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比如昆塔斯·法比乌斯·鲁里安努斯，他在二十八年间就担任过五次执政官，还有马尔克斯·瓦勒里乌斯·可尔乌斯（罗马纪元384年到483年即前370年到前271年），就任过六次执政官，第一次是23岁，最后一次是72岁。他曾是三代罗马人的保护神，令敌人闻风丧胆，直到100岁才进入坟墓。

作为政府工具的人民保民官

罗马的行政长官就这样彻底而明确地从绝对君主转变成了处处受限的大使和管理者，同时，一向与官员为敌的人民保民官也在经历相似的转变，不过他们的转变更多是内在的转变，而不是外在。保民官对于国家有双重意义，从一开始，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多少带有革命性的手段去反对官员们的蛮横暴力，从而保护弱小者，后来他们的作用是消除法律上的不平等以及贵族的特权，后面的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保民官制度最初的目的更多是一种民主理想，在政治上难以实现，不仅如此，掌握着保民官的平民贵族和氏族贵族一样，对它抱着仇视的态度；同样，它对于新制度和对于旧的贵族执政官制度一样，完全不适合。这种新制度来自于各阶级之间的妥协，如果可能的话，比它脱胎而来的那个社会制度带有更明显的贵族特色，但是，他们并没有废除保民官制度，而是更想把它从反抗自己的武器转变成政府的工具。这些保民官之前完全没有执政权，他们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元老院成员，但现在他们彻底演变成了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在司法权上，他们从一开始就与执政官享有平等的地位，在阶级冲突早期，他们就争取到了和执政官一样的立法权，现在他们也和执政官一样，也获得了——我们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但很可能在各阶级最终获得平等时或者之后——与实际掌权派，元老院相互抗衡的地位。之前，他们出席元老院会议时都坐在门口的板凳上，而现在他们也和其他的长官一样，在元老院取得平等地位，且可以参加元老们的讨论。如果说他们还没有投票权，那是因为罗马国家法有一条原则：从事行政工作的官员不得在大会上提供意见。按照这条原则，罗马所有的行政人员在任期内只能出席会议，而没有投票权。

罗马对保民官做出的让步不止如此，他们还取得了最高行政长官所独有的特权，在一般长官中只有执政官和大法官享有此权，那就是召集元老院进行议事，并促使他们批准某条法令[12]。当政府从氏族贵族手里转向联合贵族之手时，平民贵族首领在元老院就享有和贵族平等的地位，这也是无奈之举。保民官原来只是完全没有行政权的反对党，现在却演变成了——尤其在城市政务方面——第二个最高执政机构，同时也成了政府（也可以说是元老院）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之一，用于管理公民尤其是限制官员的行为。就其最初的特征而言，保民官被彻底消化了，政治上被消灭了，但这也是势在必行。罗马贵族的缺点虽然清晰可见，他们要想拥有特权也必须要废除保民官，但是大家都能看到，政府里有一个部门，它不但毫无目的，而且只能虚伪地承诺去解决无产阶级的疾苦，但同时它又确实具有坚决的革命性，且拥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特权，可以阻止长官甚至国家本身去滥施权威，政府拥有这样一个部门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然而，对于理想的坚定信念是民主政治力量和无能的基础，它在罗马人的心目中渐渐和平民保民官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不需要回想起可拉·里恩兹的例子就能发现：虽然保民官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实质的好处，但是要废除它必然会给国家带来可怕的灾难。所以，出于一种政治上的审慎，以一种不引人瞩目的方式，把保民官制度变得毫无用处，这使各方面都达到了协调。这个原先很有革命性的职位，目前在这个贵族共和国仅仅是徒有虚名，这种虚名眼下是一种矛盾的存在体，但将来，它在革命党派的手中，却是一种相当危险的武器。在目前，甚至将来很长时间内，贵族仍然权势倾天，完全把保民官控制在手掌之中，所以，保民官全体反对元老院之事根本不会发生，偶有某个保民官挺身反抗，政府对付他们也易如反掌，而且通常是保民官内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元老院及其构成

在各阶级获得平等权利以后，元老院是共和国的实际掌管者，并且几乎没有遭到什么反抗。元老院的构成经历了很大变化，旧的氏族代表制取消以后，主要长官的特权也受到很多限制，元首终身制也遭到废除。

元老院摆脱长官控制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调整元老名册的权利由最高长官手中转移到了其下属部门，也就是说，从执政官手中转移到了审查官手中[13]。当然，不管在当时还是以后，掌管名册的官员都有权把身有污点的元老从名册中清除出去，从而把他们逐出元老院。他们这种权力即使不是第一次规定，至少规定得更加明确[14]。这样就给特殊的道德审判奠定了基础，而审查官的崇高名誉也大部分由此而来。对元老的那种批判——尤其是两个审查官意见必须一致时——毫无疑问能把有损元老院名誉或者具有异端思想的人逐出元老院，但绝不能让元老院本身听从行政长官的命令。

行政长官根据自己意思去调整元老院的权力也受到了奥维尼法的严格限制，此法颁布于这个时代中期，可能就在里西尼乌斯法之后。此法规定：任何担任过市政官、大法官或者执政官的人都可以获得在元老院的一席之位和投票权，并且下一任审查官应正式将这些人列入元老名册，只有在其缺点足以开除一个时任元老的情况下，才能将他排除在名单之外。曾担任过这些长官的人数远远不足以补充元老院的300个名额，如果名额不足，又不可能把他裁减掉，尤其是因为元老名单其实也是陪审团的名单。审查官的推举权常常留有很大的空间，但是那些非因担任以上官职而有资格，而是由审查官推举的元老——他们通常曾经担任过低级官职，或者英勇过人，或者在战场上杀过敌人，或者曾挽救过公民性命——他们可以参加选举，但无权参与议事[15]。根据奥维尼法，元老院的主体，掌管政府和行政的那些人，其提拔不再依赖于某个官员的个人意志，而是依赖于人民的间接选举。因此，罗马共和国虽然最终并未达到现代国家制度即人民代议制，但是它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而那群不能参加讨论的元老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并且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在投票时却沉默不语。这群人在统治团体内部非常有必要，也很难得。

元老院的权力

元老院的权力在形式上几乎没有改变。元老院小心避免对宪法做出不受欢迎的改变，或者明目张胆地违反宪法，从而给反对党或野心家留下把柄。虽然它没有提倡，但元老院允许国家权力向着民主方向不断扩大。不过虽然公民获得了形式上的权力，实际的权力却在元老院手中，它对于立法和官员选举，甚至国家行政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元老院对立法的影响

每部新法律的实施都必须经过元老院的预先审议，没有官员敢于不征求元老院意见或者在元老院反对的情况下就向人民提交建议。如果他胆敢这么做，元老院有很多方法——如通过官员的仲裁权力或者祭祀的取消权力——把这种苗头掐死在萌芽状态，或者之后再取消这可恶的提议。在极端情况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它既有执行也有拒绝执行人民法令的权力。在人民的默许下，元老院进一步主张，在情况紧急时，可以不受法律约束，但其条件是必须得到人民批准。这个条件起初不甚重要，后来完全成为一种形式，最后，他们甚至不愿麻烦地再提起这条需要人民批准的法令。

元老院对于选举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官员选举主要取决于行政官员，在政治上非常重要，但现在它们都转到了元老院手里。这样，元老院就有权选任独裁官，这我们以前提到过。不用说，元老院须对人民表示更大的尊重，它不能剥夺人民选举公共官职的权利，但是，元老们很小心，决不让这样选举的官员握有具体的权力，尤其是战争迫近时的最高指挥权，这一点我们前面也讲到过。不仅如此，一部分由于新的职权观念，一部分由于元老们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所以官员任命的大部分权力都落入元老院手中。我们还讲到过，元老院对于执政官权力范围的划分上，影响特别大。特免权最重要的一点是，官员任期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这一点和国家基本法正好相反，根据罗马国家法，这种权力不可能在都城内部有效，但在别的地方，至少下面的事件还是有效的：任期延长的执政官或大法官在其任期期满以后，仍然继续任职，被称为“代理执政官”或者“代理大法官”。当然，这种任期延长的重要权利——基本上与任命权相同——依法都属于人民所有，刚开始确实由人民来行使这种权力，但是从罗马纪元447年即前307年起，仅有元老院的法令，军队司令官的任期就可以延长。最后，不仅如此，贵族利用特权和技巧对选举施加的影响，经常会让政府选出满意的候选人，虽然不是每次都如此。

元老院政府

最后，关于执政、战争、和平、结盟、建立殖民地、分配土地、大兴土木等，可以说，一切具有长远性和重要性的问题，尤其是整个经济制度，都完全取决于元老院。每年向官员颁发命令，规定他们的职责，限制他们所掌管的军队或金钱，并规定有重要事件时，要向元老院请教。除非预先由元老院批准，国库管理者不得向任何非元老的长官或个人付款。然而，对于日常事务的处理以及司法和军事管理方面，作为最高统治机构的元老院并不干预。罗马贵族在政治上非常老练，很有见识，决不会试图把统治国家变成监管官吏，或者把一个工具变成一台机器。

很明显，元老院的这个新政府在保留原有形式的同时，也致力于彻底改革这个旧国家。公民大会的自由活动遭到限制，近乎绝迹，官员们沦落为元老院的管家及执行委员。一个专管献计献策的机构竟然取代这两个宪法授权的权力机构，并且变成了国家的中央政府，虽然他们的态度相当恭敬，但这无疑就是改革，就是篡夺。然而，站在历史的法庭面前，如果有能力的人能够执政的话，那么这次改革或篡权有其一定的道理，即使最严厉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团体及时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并且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掌权并不完全依靠高贵的出身，基本上还应该是这个国家自由选择的结果。

每隔四年，他们都会由德高望重的人进行一次严格的道德审核；他们终身任职，不受任期或者人民意见的限制；自从各阶级取得平等以后，他们始终保持团结一致；具有政治才能和治国本领的人都被吸收到了元老院；处理经济问题、决定对外政策，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完全掌管着行政权，因为执政官任期很短，而保民官的干预权也在阶级斗争结束后被元老院掌握。由此可见，由于其始终如一和政治远见，其团结一致和爱国精神，其对权力的控制和不屈的勇气，罗马元老院不愧为国家最高贵的机构，也是空前绝后最睿智的政治机构，即便当时也被称为“国王大会”，他们了解如何将专制主义的奋发精神与共和主义的献身精神结合在一起。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全盛时期的罗马一样，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得那么坚定、那么有尊严。

毋庸讳言，在内部治理方面，元老院的代表、拥有钱财和土地的贵族，在处理涉及到自己利益的问题时难免会有私心，这时，这个团体的睿智和活力就会对国家有害。然而，在阶级冲突严重时国家曾制定了一个伟大原则：法律规定罗马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其结果，政治生涯也对每个人开放（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元老院），同时，军队在国外不断取得胜利，政治上也相当成功，国家得以保持和谐稳定，阶级差别也不太明显，不像以前平民和贵族的斗争那样充满了仇恨和恶意。此外，由于对外政治相对成功，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富人有充足的财富来源，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去压榨中产阶级。就这样，在元老院的领导下，罗马人能够长期拥有一个睿智的政府，并得以快乐幸福地生活，而且这个时期比一般民族所能享有的都要长久。

[1]认为法律上的所有权力都属于贵族，而平民保民官只掌握军事权力，这样的观点只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比如，一旦选举活动失败（这在法律上是完全可能的），权力就落在了平民保民官身上，不仅如此，这种观点与罗马法律基本原则相互冲突，因为统治权，也就是说，以国家名义对公民进行管理的权力，是不可分割，也无法进行限制的。在罗马，有实行公民法的行省，也有实行军事法的行省，但在实行军事法的行省里，上诉权及其他一些公民法的原则都不适用，而且，一些行政长官，比如地方总督，只有在实行军事法的行省才能行使权力，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任何长官都不能仅拥有司法权，也不可能有长官仅拥有军事权。地方总督在本省里，就像执政官一样，既是军队统帅，又是最高军官，不仅有权审判非公民和兵士，而且还有权审判公民及其他人。即便执政官依照惯例对官员们进行分权，但这种分权也只是习惯上的做法，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大法官确实是实际上的最高法官，但他还可以召开百人大会，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以指挥军队。城市总督主要掌有最高行政权和最高指挥权，但在和平时期，也可以充作法官。即便在这些情况下，最高长官的权力不可分割，也是一项需要严格遵守的原则。所以，军事和司法长官根本不在乎当时罗马人还不习惯的陌生观念，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也就是说，不仅拥有平民保民官的权力，而且拥有贵族执政官的权力。正如贝克所说的那样（Handb.ii.2，137），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后来一段时期，大法官确实成为了贵族的代表，与执政官平起平坐；而平民保民官实际上也不过问司法上的事情，所以，平民保民官为执政官和大法官在后来司法方面的分权铺平了道路。

[2]这是赛尔维昂军事组织的政治效应的一部分。

[3]出于宗教偏见，贵族们的军事防御完全依赖于非公民，这就让人们对罗马宗教的基本特征产生误解，并拿现代对宗教和国家的区别来分析古代的事情。对于正统的罗马人来说，将非公民纳入公民的宗教仪式是一种罪过，但是即便最严格的正统派也从不怀疑，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将非公民纳入公民团体，就意味着宗教上的完全平等。一旦他们在合适的时候授予平民贵族地位，我们就不会再怀疑他们的正直诚实，良心上的顾虑全都排除在外了。不过这可能只是贵族的借口，他们在废除君主专制时错过了宗教平等的最佳时刻，要弥补这种过错实非易事。

[4]高官家庭与其他贵族家庭的区别是否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既不能证实也无法否认，因为这个时期，是否确实有很多贵族家庭并非高官，我们无从得知。

[5]这里指的是瓦尔里·荷拉提法。

[6]这是十二铜表法中很重要的一条规定。

[7]这里指的是霍腾西乌斯法中的等价定理及公民会议决议。

[8]有关这一时期执政官生活贫困的说法，在后期的道德说教书籍里可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其主要还是一种误解，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节俭的风气（即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还是因为一种古老的习俗，用收集硬币得来的款项埋葬国家的元老功臣（这并不意味着葬礼非常寒酸）。这种方法同时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习惯用词源学来猜测罗马人的姓氏，这给罗马历史带来了很多荒唐的说法，也让人们更加相信这种说法。

[9]这里指的是瓦尔里·荷拉提法。

[10]这里补充的就是等价定理及公民会议决议。

[11]不论是谁，只要把罗马纪元412年即前342年前后的执政官纪年表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上述关于执政官重新选举的法律确实存在，因为在罗马纪元412年之前，再次就职，尤其是离职三四年后重新就职的现象非常普遍，但罗马纪元412年之后，两次任期间隔十年或者更多就比较普遍了。当然，也有执政官频繁更替的时期，尤其是罗马纪元434年至443年间即前320年至前311年的战争时期。另一方面，不允许官员兼职的原则也得到严格执行。三个高级职位（执政官、财务官和市政官）中两个或三个由同一人兼任的例子还没有发现，但是兼任其他职位的例子，比如市政官同时兼任骑兵将领，或者财务官与审查官合二为一，或者财务官同时也是独裁官，或者执政官兼任独裁官等例子经常发生。

[12]因此送往元老院的信函要由执政官、市政官、平民保民官和元老院同时签收。

[13]这是由审查制度规定的。

[14]有关骑兵和公民的这种特权及其他权利可能没有正式在法律上赋予审查官，但实际上他们常常拥有这种权利。公民权利是由国家赋予的，而不是审查官，但是审查官在核查投票的人数时，如果没有把此人列入投票人的行列或者把他列入了下等人的行列，他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公民权利，但是他就不能行使自己作为公民的特权了，或者只能在下等人的会议上行使，直到下次审查。元老院也是如此，审查官在审查时被漏掉的人，只要该次审核仍然有效，此人就不能再加入元老院，除非在任行政长官不承认审核表的有效性，坚持要恢复以前的审核表。很朋显，在这方面重要的不是审查官的法律权力，而是掌权者如何通过审查表来利用官员。所以，这种特权的重要性渐渐提高就很容易理解了，同样，由于贵族们空前团结，这些审查官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司法权，而且得到了公民的承认。毫无疑问，公民投票法的颁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法规定，审查官应“把各阶级最优秀的人才纳入元老院”。

[15]这代表着行政官职及教士职位对平民彻底开放。

第四章　埃特鲁斯坎势力的衰落和凯尔特人

埃特鲁斯坎和迦太基人的海上霸权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介绍了罗马共和国在最初的二百年间罗马政体的发展概况。现在，让我们回到共和之初，来探寻罗马和意大利境外的历史。当罗马王政时代最后一任国王塔昆氏王族被放逐时，埃特鲁里亚人的势力正处于巅峰。和迦太基人来往甚密的托斯坎人对第勒尼安海拥有无可争议的霸权。虽然马西利亚经过不断的抗争维持了自我独立，但是埃特鲁里亚人控制了临海的坎帕尼亚和沃尔西地区，并通过战争征服了科西嘉岛上的阿拉利亚。在撒丁岛，迦太基将领马戈的儿子于罗马纪元260年即前494年完全征服了这座岛屿，为他们的家族和城邦奠定了强大的基础。在西西里岛，当希腊殖民地陷入内部纷争时，腓尼基人仍然控制着西西里岛的西部地区，并未遇到强有力的反抗活动。托斯坎人的船只在亚得里亚海也拥有着强大的统治力，甚至在更靠近东部的海域，他们的海盗也让人心惊胆战。

埃特鲁里亚人征服拉丁姆

在陆地上，埃特鲁里亚的势力范围也在逐渐扩大，而夺取拉丁姆成了埃特鲁里亚的重中之重。因为这个拉丁地区将依附于埃特鲁里亚的沃尔西与它分隔开来，让它无法和坎帕尼亚联系起来。长久以来，强大的罗马就像一个坚固的堡垒守护着拉丁姆，成功地将埃特鲁里亚抵御在台伯河的防线之外。现在，当塔昆氏王族被放逐后，罗马陷入混乱之中，国势衰弱，托斯坎同盟趁此良机，在克鲁西乌姆国王拉尔斯·波尔谢那的率领下重新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击。这一次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遇到罗马人顽强的抵抗。罗马投降后，被迫和波尔谢那缔结和约（订于罗马纪元247年即前507年），不仅将它所控制的台伯河右岸的领土全部割让给毗邻的托斯坎城邦，还放弃了它对台伯河的独占权，而且将战备武器全部交给获胜者，同时承诺以后只用铁制造犁头。就此看来，好像不久的将来，整个意大利都将臣服于托斯坎人的统治之下。

埃特鲁斯坎撤离拉丁姆地区　埃特鲁斯坎和迦太基海上霸权的没落　萨拉米海战和希梅拉战役的胜利及影响

托斯坎人和迦太基人的联合出征让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感受到了威胁。于是，在家族亲缘关系和共同困境的缘由下，意大利人和希腊人走到了一起，扭转了战局。在罗马落败后，埃特鲁里亚人的军队进入拉丁姆地区，他们胜利的步伐在阿里齐亚城停止了。因为在罗马纪元248年即前506年，库迈人及时出手援助了阿里齐亚人。我们不知道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如何，尤其是罗马人当时是否撕毁了曾经缔结的丧权辱国和约。唯一非常确定的是，自此以后，托斯坎人再也未能保住他们在台伯河左岸的领土。

不久之后，希腊民族遭到了来自东西方蛮族的入侵，陷入范围更广泛、更具决定性的战事之中。当时正值波斯战争期间，由于推罗人听命于波斯大帝，这让迦太基人也追随于波斯的政策，据传，迦太基人和波斯大王薛西斯一世[1]甚至因此而结盟。埃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便站在了相同的阵线上。这样庞大的政治联合，让亚细亚军团进攻希腊和腓尼基军团进攻西西里岛的战事同时发生，企图把希腊所代表的自由和文明从地球上彻底铲除。不过胜利终归属于希腊人民。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海战[2]拯救了希腊，也让希腊报仇雪恨。据说就在同一天，叙拉古的国王格隆和阿克拉加斯的国王特隆所统率的希腊军队，也在希梅拉大败马戈之子、迦太基将领哈米尔卡所率领的大军，从而结束战争。当时西西里岛西部的腓尼基人无意再征服整个西西里岛，便又退回到原来的防御策略上。为了这次战役，格隆的妻子黛玛雷塔和其他叙拉古贵族妇女纷纷拿出自己的首饰铸造钱币，现在仍然保存着一些较大的银币。人们一直怀着感恩的心纪念这位高贵而勇敢的叙拉古国王格隆，古希腊的抒情诗人西摩尼德斯吟唱着有关他的赞美诗。

这场让迦太基人蒙羞的战败直接导致它的盟友埃特鲁里亚人海上霸权的没落。罗马纪元272年即前482年，利基翁和赞克勒[3]的僭主阿那克西拉斯通过长驻舰队封锁了西西里海峡，打击埃特鲁里亚人的私掠船。不久之后在罗马纪元280年即前474年，库迈人和叙拉古僭主希罗在库迈附近取得了对第勒尼安舰队的决定性胜利，本想伸出援手的迦太基人也无能为力。希腊诗人品达[4]在其作品《德尔斐纪年》的开篇歌颂了这次胜利。希罗送往奥林匹亚一顶埃特鲁里亚人的头盔被保存下来，上面刻有铭文：“戴诺米尼斯之子希罗和叙拉古人献给宙斯，来自库迈的第勒尼安战利品。”

塔兰托人和叙拉古人的海上霸权　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

大约在罗马纪元243年即前511年，罗马放逐塔昆氏王族时，锡巴里斯的亚该亚人开始没落。此后，叙拉古通过对迦太基人和埃特鲁里亚人的伟大胜利成为西西里岛上希腊城邦的领袖。与此同时，塔兰托的多利安人一跃成为意大利的希腊人中最为卓越的民族。罗马纪元280年即前474年，耶皮基人击败了塔兰托人，这是迄今为止希腊军队所遭受的最惨痛的失败。就像波斯人入侵希腊一样，这次战役让塔兰托彻底发挥出所有的民族能量发展成一个具有活力的民主国家。自此以后，迦太基人和埃特鲁里亚人再也未能称霸意大利海域。塔兰托人统治了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马西利亚人和叙拉古人统治了第勒尼安海。尤其是在第勒尼安海，埃特鲁里亚人的海盗活动范围越来越受到限制。

在库迈取胜后，叙拉古僭主希罗占领了埃纳里亚岛（即伊斯基亚岛），从而阻断了坎帕尼亚人和北部埃特鲁里亚人的来往。大约在罗马纪元302年即前452年，为了彻底铲除托斯坎人的海盗活动，叙拉古派遣了一支特别的远征军，洗劫了科西嘉岛和埃特鲁里亚人的海岸，并占领了埃塔利亚岛（即厄尔巴岛）。虽然没有完全消灭埃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的海盗活动（例如，直到罗马纪元5世纪初，在安提乌姆（Antium）还是有劫掠商船的活动。），但是，强大的叙拉古已经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来抵御托斯坎人和腓尼基人的联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罗马纪元339—341年即前415—前413年）期间，雅典出动三艘50支桨的战船远征叙拉古，同时得到雅典商业上的老友埃特鲁里亚人的支持，所以，确实在有一段时间里，叙拉古的势力看起来好像将要被摧毁。不过众所周知的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胜利都属于多利安人。雅典海军远征失败后，叙拉古毫无争议地成为希腊第一海上霸权国，西西里岛上希腊城邦的领袖，并且想要统治整个西西里岛和下意大利，控制意大利两侧的海域。

在另一方面，当迦太基人看见自己在西西里岛上的统治岌岌可危时，被迫发动攻势压制叙拉古人的势力，以缩小叙拉古人在整个西西里岛的势力范围作为其政策目标。此处，我们不再叙述西西里岛上那些中等国家势力的衰弱和迦太基人势力的增强，这些都是战事的直接后果，我们仅仅关注一下他们对埃特鲁里亚的影响。叙拉古新的统治者狄奥尼修斯（罗马纪元348—387年即前406—前367年在位）攻击埃特鲁里亚，使其遭受严重破坏。尤其是在意大利东部海域，这位诡计多端的僭主确立了新的殖民势力，并第一次将希腊的海上霸权延伸至更为北部的水域。大约在罗马纪元367年即前387年，狄奥尼修斯占领了伊利里亚沿岸的利索斯港和伊萨岛，意大利沿岸的安科纳港口、努马纳港口和阿特里亚港口。在这片远离西西里岛的地区，现在还保留有叙拉古统治的遗迹，不仅有一条“菲利斯托斯沟渠”，而且还让意大利东部海域改名换姓。毫无疑问，这条修建在波河河口的沟渠，是为了纪念知名历史学家也是狄奥尼修斯的好友菲利斯托斯，他曾于罗马纪元368年即前386年起被放逐，并在阿特里亚居住多年。意大利东部海域早前曾称为“爱奥尼亚海湾”，从那时起改称为“亚得里亚海”，并一直沿用至今，可能就与这一时期的事件有关[5]。狄奥尼修斯并不满足于攻击埃特鲁里亚人在东部海域的财产和商贸活动，罗马纪元369年即前385年，他向埃特鲁里亚人的核心地区皮尔吉发起猛烈攻击，进行疯狂的掠夺，其中包括富有的卡西里港口。自此，埃特鲁里亚人再未恢复往日雄风。狄奥尼修斯去世后，叙拉古陷入内乱之中，这让迦太基人的活动范围失去了约束，他们的舰队重新夺回第勒尼安海，自此以后，他们就一直保持着对这片海域的优势地位。这种情形不仅让希腊人也让埃特鲁里亚人感到无法忍受，所以在罗马纪元444年即前310年，当叙拉古僭主阿加托克利斯（Agathocles）准备向迦太基开战时，就连托斯坎人也派遣了18艘战船参与战斗。当时，埃特鲁里亚人可能仍然占据着科西嘉岛，对它有所担忧。亚里士多德时期（罗马纪元370—432年即前384—前322年）还存在的埃特鲁里亚和腓尼基联盟就此瓦解，从此埃特鲁里亚人再未恢复其海上实力。

罗马人和埃特鲁里亚人的维爱战争

正当埃特鲁里亚人在海上遭到来自西西里岛的希腊人攻击时，他们在陆上也遭到了来自各方最沉重的打击。若不是这种情形，我们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埃特鲁里亚人的制海权会迅速地土崩瓦解。根据罗马编年史的记载，大约在萨拉米海战、希梅拉战役和库迈战役期间，罗马和埃特鲁斯坎的重镇维爱之间也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罗马纪元271—280年即前483—前474年）。在战争期间，罗马曾遭受惨痛的失败。尤其是至今还流传着法比氏族在这次战役中所发生的惨案。法比氏族由于内乱，自愿被放逐，离开首都去边疆抵御埃特鲁里亚人的进攻。在克列梅拉小河，法比氏族遭到伏击，所有持有武器的人都被杀死，无一幸免。第一次维爱战争以双方签订了400个月的停战协定而宣告结束，不过这对罗马人倒是有利的，至少可以让它借此机会恢复到王政时期。埃特鲁里亚人放弃了拉丁城镇费登尼和他们所取得的台伯河右岸的土地。我们无法确知这场罗马和埃特鲁斯坎之间的战争，同希腊人与波斯人、西西里岛与迦太基之间的战争有多大的直接关系，但是，无论罗马人是否是萨拉米海战以及希梅拉战役中胜利者的盟友，至少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与战争结果是一致的。

萨莫奈人和埃特鲁里亚人在坎帕尼亚大战

萨莫奈人也和拉丁人一样向埃特鲁里亚人发起进攻。库迈战争后，埃特鲁里亚人的殖民地坎帕尼亚和母国的联系几乎被彻底切断，让它再也无法独自抵御山野部族萨贝利人的攻击。罗马纪元330年即前424年，坎帕尼亚的首府城市卡普亚被攻陷，萨莫奈人很快就将该地的托斯坎人消灭或驱逐。当然，由于萨莫奈人的入侵，坎帕尼亚地区的希腊人也遭到严重的打击，他们被孤立，实力受到削弱：罗马纪元334年即前420年，萨贝利人占领了库迈，但是，在叙拉古的援助下，希腊人还是控制着拿波里地区，此时，埃特鲁里亚人的名字却从坎帕尼亚消失了，成为历史，只剩下零星几个埃特鲁里亚人的部落在此地苟延残喘。

不过，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意大利北部地区发生了更为重要的事件。一个新的民族正在敲击着阿尔卑斯山脉的大门，这就是凯尔特人，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埃特鲁里亚人。

凯尔特人又称加拉提亚人或高卢人，他们与有着共同族源的意大利人、日耳曼人和希腊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禀赋。他们具有各种坚毅的品质，而且更为出色，但却欠缺更深层的道德和政治素养，这是人类发展的根基。西塞罗[6]说，自由自在的凯尔特人认为亲自耕种是种不光彩的事情。他们更喜欢游牧生活，即使在肥沃的波河平原，还是主要以养猪为生，以牲畜为食，日夜与畜群生活于橡树林中。凯尔特人不像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那样依恋故土，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喜欢群居于城镇和村庄。显然，这一特征在凯尔特人来到意大利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他们的政治体制并不完善。作为民族关系纽带的民族统一性不仅薄弱——事实上所有民族在形成之初都是如此，而且各个部落之间缺乏一致性和强有力的控制，缺乏诚挚的公德心和团结一致的目标。他们只适合于军事组织，用纪律约束来避免个体出现躲避烦琐事务的行为。凯尔特人历史学家蒂埃里说：“凯尔特人的显著特征就是他们是所有民族中最为勇敢的民族，在各个方面都给人留下性格坦率但易冲动的印象，头脑聪明但又缺乏定力，不能坚持到底。不喜欢遵守纪律和秩序，却喜欢自吹自擂，永远也无法与人和睦相处——这些都是无限虚荣的结果。”老加图[7]用更为简洁的语言描述了凯尔特人，表达了近乎同样的意思：“凯尔特人主要投身于两件事情——作战和才智。”他们是好的士兵却是糟糕的公民。无怪乎凯尔特人的历史是可以撼动所有的国家，却未能建立一个国家。于是，我们随处都能看见他们准备要去周游，或者换句话说是行军。他们喜欢动产胜过不动产，喜欢黄金胜过其他任何东西。他们把参军当成是一种有组织的抢劫，甚至是当成一种赚钱的行当。不管怎样，甚至连罗马的历史学家塞勒斯特也承认他们的成功：凯尔特人在军事竞赛中，把奖品从罗马人手中夺走。他们是古代真正的雇佣兵，正如文字和绘画所描述的：他们身材魁梧却不健硕，头发凌乱且胡子很长——这与修剪头发且剃掉上唇胡须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身穿多重颜色的绣衣，作战时会将衣服脱掉；他们的脖子上戴着粗大的黄金项圈，不戴头盔也没有任何投掷型武器，但却配备着巨大的盾牌，还有长剑、匕首和长矛——全部用黄金装饰，因为他们并不善于制作铁器。一切都被他们拿来炫耀自己，甚至经常把伤口弄大点，为了用一个更大的伤疤来炫耀自己。他们通常徒步作战，但某些部落是骑马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自由民后面还会跟着两个骑马的侍从。凯尔特人在早期就开始使用战车，其实在远古时期，利比亚人和希腊人就有使用过战车。

凯尔特人各种不同的特征让我们想起了中世纪的骑士，尤其是与希腊人和罗马人无关的一对一决斗的习俗。在战争中，他们习惯于先用语言或手势侮辱敌人，然后和对方进行一对一的决斗。在和平时期，他们也会身穿华丽的盔甲，彼此拼个你死我活。随后，当然还会大摆一次庆功宴。这样，无论是收编于本族还是外族军队麾下，他们都过着漂泊不安的戎马生涯。从爱尔兰和西班牙到小亚细亚都散布着凯尔特人，他们不断征战，立下英雄般的丰功伟绩，但是，他们所有的伟业都像春雪般消融，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起一个强国，没有发展出一种属于本民族独有的文化。

凯尔特人的迁徙　凯尔特人在意大利北部攻击埃特鲁里亚人

这便是古人对这个民族的描述，而它的发源地就只能靠推测了。凯尔特人和希腊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发源于同一个地区[8]，毫无疑问也像他们一样从东部摇篮迁移到欧洲。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抵达了欧洲西部海域，并在如今的法国建立起自己的大本营，向北来到不列颠群岛定居，向南翻越比利牛斯山，与伊比利亚人争夺伊比利亚半岛。这是凯尔特人所进行的第一次伟大迁徙，越过阿尔卑斯山后，他们向西行进，开始分成更小的群体向相反的方向移动。这次迁徙让凯尔特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甚至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成为了整个文明古国的心腹大患，直到恺撒的胜利和奥古斯都建设边防才将他们的势力永远铲除。

关于高卢民族迁徙的传说故事，我们主要从李维的记载中得知其日后的逆行活动[9]。当时，高卢联盟和恺撒时代一样，他们是以比图里吉人的部落（布尔日附近）为首，在首领安比加图时期，他派遣自己的两个外甥分别率领两路人马进行迁移。其中一个外甥塞哥维苏渡过莱茵河，朝黑森林方向前进，另一个外甥贝洛维苏则翻过格雷晏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波河河谷。前一个分支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建立了高卢殖民地，后一个分支在近代的伦巴底地区建立了最古老的凯尔特人殖民地，贝洛维苏率领的因苏布雷人以梅迪奥拉努姆为其首府（即米兰）。不久，另一路人马塞罗马尼人随之而来，定居于布雷西亚和维罗纳一带。自此以后，凯尔特人源源不断地越过阿尔卑斯山脉涌入这片美丽的平原。凯尔特人的部落不断地驱逐着利古里亚人，把埃特鲁里亚人的土地一块一块地夺走，直到整个波河左岸的区域全部落入他们手中。在波河平原定居下来的凯尔特人与新来的部落（罗马纪元358年即前396年），一起联手征服了富有的埃特鲁里亚人的城邦美尔彭（据推测位于米兰一带）。随后，他们跨过波河，来到右岸，向翁布里亚人和埃特鲁里亚人所建的居住地压进。其中的主要参与者是波伊人，据说他们翻越了大圣伯纳山口，由另一条路线进入意大利，在近代的罗马涅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将埃特鲁里亚人的古城菲尔辛那更名为博洛尼亚，并定为首府。最后到来的是塞农人，也是最后一支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较大的凯尔特人部落，他们沿着亚得里亚海岸，在自里米尼至安科纳一带的地区建立了居住地。不过，零散的凯尔特人部落肯定朝着翁布里亚的方向迁徙到了更远的地方，抵达了埃特鲁里亚人的边境。因为，在位于台伯河上游的托迪地区甚至发现了刻有凯尔特语的石碑。埃特鲁里亚的北部和东部疆域变得越来越小，大约在罗马纪元4世纪中期，托斯坎人发现他们实际上被限制在日后仍沿用他们名称的范围内。

罗马人攻打埃特鲁里亚

可以说，埃特鲁里亚人几乎同时遭到了来自不同民族——叙拉古人、拉丁人、萨莫奈人，特别是凯尔特人——的攻击，让这个曾在拉丁区、坎帕尼亚区和意大利两侧海域突然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迅速地土崩瓦解。就在因苏布雷人和塞诺马尼人在波河流域定居时，埃特鲁里亚人失去了他们的海上霸权和坎帕尼亚；大概就在同一时期，罗马市民也首次向埃特鲁里亚人摆出进攻的态势。因为就在几年前，罗马人曾遭到克鲁西乌姆国王波尔谢那的极端侮辱，几乎沦为奴隶。根据罗马纪元280年即前474年罗马人与维爱人签订的停战协议，罗马收回失地，双方恢复到王政时期的状态。罗马纪元309年即前445年，停战协议期满，双方战事再起，主要是在两国边境地区产生的摩擦和劫掠，对双方均未产生严重的影响。对于罗马人而言，埃特鲁里亚人依然过于强大，无法正式对其宣战。后来，费德奈人背叛了罗马，驱逐罗马守卫，杀害罗马使节，并归顺于维爱国王托隆纽斯，从而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战争，结果是罗马人最终获益。在这场战争中，维爱国王托隆纽斯死在罗马执政官奥卢斯·科尔内利乌斯·科苏斯手下，费德奈被攻陷。罗马纪元326年即前428年，罗马和维爱缔结了为期200个月的新的停战协议。在这次停战协议期间，埃特鲁里亚人的处境越发困难，凯尔特人的军队开始朝着从未涉足过的波河右岸的定居点靠近。罗马纪元346年即前408年，停战协议期满，罗马人决定对埃特鲁里亚人发动征服战争：这一次的战争不只是要击败维爱，更要将它摧毁。

征服维爱

关于罗马人向维爱人、卡佩纳人和法利希人开战的历史大多不足为信，据说罗马人围困维爱城长达十年之久，就像特洛伊战争[10]一样。罗马的传说和诗歌当然有理由将这一事件书写在自己的名下，因为这场战役所花费的财力和物力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是第一次，罗马军队除了夏季甚至连冬季也要作战，长年驻扎在战场上直到达成目标。这是第一次，罗马城邦用国库征兵。这也是第一次，罗马军队跨过传统拉丁区的北部边界，企图征服一个外族。虽然战事激烈，但战局清晰。罗马人得到了拉丁人和赫尔尼克人的支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推翻这个让人畏惧的邻居所得到的满足和好处并不亚于罗马人。反观另一方，维爱人却遭到了同族人的抛弃，只有邻近的城邦卡佩纳和法勒里随塔昆尼人一起派兵援助。埃特鲁里亚人的北部城邦此时正遭到来自凯尔特人的攻击，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会对维爱城坐视不理。毫无疑问的是，其他埃特鲁里亚人之所以迟迟按兵不动，主要还是因为埃特鲁斯坎联盟出现了内讧，尤其是想要保持或恢复王政的维爱城遭到了其他由贵族当权的城邦的反对。如果埃特鲁里亚人能够或者愿意参战，罗马联军是很难完成这个庞大的任务，征服这座强大的城市，因为当时攻城战术还很落后。被同族抛弃的维爱孤立无援，在英勇抵抗数年后于罗马纪元358年即前396年投降。具有英雄气概的马库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为他的罗马同胞打通了一条辉煌而又艰险的向外征服之路。这次伟大的胜利让罗马人欢呼雀跃，一直回响在罗马的习俗之中，包括“出售维爱人”的节日活动。活动中会将假的战利品进行拍卖，其中一个拍品让整个活动兴奋不已。这是个很不幸的瘸腿老头，他身穿紫衣，佩戴金饰，这便是“维爱国王”。维爱城被毁，土地沦为永恒的荒芜。法勒里和卡佩纳也迅速求和。当维爱城垂死挣扎时，作为埃特鲁斯坎联盟中实力强大的沃尔西尼犹豫不决，按兵不动，等到维爱沦陷后，他才拿起武器抵抗罗马。不过几年之后，沃尔西尼也于罗马纪元363年即前391年同意讲和。在同一天，埃特鲁里亚人的两座壁垒城市美尔彭和维爱分别向凯尔特人和罗马人投降。这可能只是一个让人悲伤的传说，但无论如何也蕴含着深层次的历史真相。埃特鲁里亚人在北面和南面遭到了双重攻击，两座位于边疆的要塞城市双双沦陷，成为了伟大的埃特鲁里亚人走向没落的开端。

凯尔特人攻打罗马　阿里亚战役　攻占罗马

凯尔特人和罗马人曾经联手让埃特鲁里亚人陷入生存困境，然而转眼间两者便要相互残杀，恢复实力的罗马将要被践踏在野蛮外族的脚下。罗马人的妄自尊大和目光短浅，让事态的发展事与愿违。

美尔彭沦陷后，凯尔特大军很快就涌入意大利北部地区，不仅抵达了波河右岸的城市和亚得里亚海沿岸，还来到了埃特鲁里亚人所控制的亚平宁山脉的南麓。几年之后，埃特鲁里亚人的核心城市克鲁西乌姆（今丘西，位于托斯坎和教皇国交界处）于罗马纪元363年即前391年遭到凯尔特的塞农人围攻，埃特鲁里亚人已经饱受屈辱，于是这座深陷困境的托斯坎城市向维爱城的毁灭者求助。或者，明智的做法就是罗马人即刻同意出兵，削弱高卢人的势力，让埃特鲁里亚人受他们保护，依附于罗马。这种干预的目标过于高瞻远瞩，超过了罗马当时的政策视野，它会迫使罗马人在托斯坎的北部边境陷入恶战，除了完全不干预外别无他法。罗马人拒绝派遣援军，却愚蠢地派使节前往。更傻的是，这些使节对高卢人出言不逊，调解失败后，他们以为与蛮族打交道可以免于国际法的处罚。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中，他们加入了克鲁西乌姆人的军队，作战时，其中一位使节刺中了一个高卢军官，导致其堕马身亡。在这种情况下，蛮族还是保持了克制和审慎。他们首先派人前往罗马城邦，要求把触犯国际法的罪犯交出来，元老院本来已经准备履行这个合理的请求，但是，民众对于同胞的同情超过了对外族的公正：据记载，罗马纪元364年即前390年即罗马编年史中生死攸关的一年，民众甚至推选这些捍卫祖国的勇士为保民官。随后，高卢军的首领布伦努斯撤除了对克鲁西乌姆的围困，整个凯尔特大军大概7万人，转而攻击罗马。

对于高卢人而言，远征到一个未知的地区再平常不过，他们在迁徙时就是携带着武器行进，不断地进行掩护或撤退也并非难事。显然没有一个罗马人会预料到他们将如此突然地陷入危机之中，面对一场强大的入侵。直到高卢人已经朝罗马进军，罗马才派出一支军队渡过台伯河，阻止他们前进的道路。罗马纪元364年即前390年7月18日，在距离城门不足十二英里的地方，两军在阿里亚河汇入台伯河的地方相遇了，一场战役由此开始。甚至是此时，参战的罗马军还是一副目中无人、有勇无谋的态势，并派出一位毫无经验的统帅来领导大军。他们不是去打仗而是去打强盗，卡米卢斯因为意见不合已经不再参与国家事务。他们去对付的只是些蛮族，何须扎营，何须确保退路？这些蛮族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奇怪的作战方式让人望而生畏。凯尔特人手持利剑猛烈地冲击着罗马军的方阵，一下子就将其打乱。罗马军被彻底打败，殿后的罗马人很多都在渡河的时候丧命，其他则逃到邻近的维爱城。胜利的凯尔特人横于残兵败将和首都之间。罗马城被遗弃给敌军，罗马人留下的少部分兵力或是逃回来的士兵都不足以守卫城垣，三天后，城门打开，战争的胜利者开进了罗马。如果他们一开始就进入罗马，不仅罗马城保不住，就连罗马国也会被毁灭，但是短暂的休憩让罗马人有机会将神圣的物品带走或掩埋，更为重要的是让他们可以占领一处避难所，并准备好生存所需的给养品。无法参战的人员一律不允许进入避难所，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大多数无助的人们都逃散到邻近城邦，但很多尤其是有名望的老人不愿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苟活于世，便在家中等待死于蛮族的刀剑之下。敌人进入罗马城，见人就杀，见财产就抢，最后在卡皮托山罗马守军的眼皮底下，一把火将整座城烧毁。

凯尔特人不了解围困的战术，而且避难所建在陡峭的岩石上，想要封锁它是件沉闷而且困难的事情，因为庞大军队的生存只能靠粮秣征收员，而邻近拉丁城邦的市民，尤其是阿尔代亚人，常常凭借勇猛之力成功袭击粮秣征收员。在这种环境之下，凯尔特人还是用无限的毅力在岩石下坚守了七个月。一个黑夜里，英勇的马尔库斯·曼利乌斯被朱庇特神庙[11]里神圣的鹅叫声惊醒，才让罗马守军逃过一劫，而他们的给养品已经开始匮乏。当凯尔特人得知维内蒂人已经入侵塞农人地盘，即将到达波河流域，于是受到罗马人的诱惑，同意接受赎金而撤兵。高卢人轻蔑地放下他们的剑，换来更加沉甸甸的黄金，事实正是如此。强硬的蛮族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却将胜利卖掉了，所以也就失去了胜利。

胜利的凯尔特人一无所获

这场灾难性的败仗导致大火烧城，还有7月18日阿里亚河的战役、埋藏神圣物品的地点和被击退后避难所的地点，所有这些空前绝后事件的细节都是由那时的记忆而引发的后人想象。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自那只比哨兵还要警觉的闻名世界的鹅算起，已经过去了两千年。但是，虽然罗马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日后遇到凯尔特人入侵，没有人享有免除兵役的法律特权；虽然纪年自罗马城被攻陷时算起；虽然这次事件回荡在整个文明世界，甚至载入古希腊的年鉴，但是阿里亚战役及其战果很难在硕果累累的历史事件中排上名次。它完全没有改变彼此间的政治关系。当高卢人带着黄金离开时，当逃亡者返回家园时，一些胆小谨慎的政客提议市民们应该迁往维爱，而这被卡米卢斯用一次激情澎湃的演讲给驳回。有人杜撰说英雄卡米卢斯替罗马把黄金又重新追讨回来，而这只是个传说。于是，房屋在废墟之上匆忙而又杂乱无章地修建起来，狭窄而又弯曲的罗马街道就是源于此时，罗马重新在原来的指挥地建立起来。事实上，这件事可能还有一些实质意义，就是它不只是在此时减少了罗马和埃特鲁里亚之间的敌意，更重要的是让拉丁姆和罗马更紧密团结在一起。高卢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冲突不像罗马和埃特鲁里亚或者罗马和萨姆尼乌姆之间的冲突，后者是两个政治权力之间的碰撞，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前者堪比一场自然灾难，灾难过后，没有被毁灭的有机体立刻恢复平衡。此后，高卢人常常返回拉丁姆，如罗马纪元387年即前367年，卡米卢斯在阿尔巴击败了他们——这是老英雄的最后一次胜仗。卡米卢斯曾六次担任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事统帅，五次担任独裁官，四次前往朱庇特神庙举行凯旋式大典。

罗马纪元393年即前361年，独裁官提图斯·昆克提乌斯·佩努斯驻扎在离城8公里远的阿涅内桥与高卢军对垒，但还未交战，高卢大军便朝坎帕尼亚行进了；罗马纪元394年即前360年，高卢人从坎帕尼亚返回时，与独裁官昆图斯·塞维琉·阿哈拉在科林门前交战；罗马纪元396年即前358年，独裁官盖约·苏尔皮西乌·佩提库斯给高卢军以沉重的打击；罗马纪元404年即前350年，高卢人甚至于冬季在阿尔巴山安营扎寨，并与希腊海盗一起在沿海进行掠夺，在次年才由名将之子路奇乌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将他们驱逐，当时就连身处雅典的亚里士多德（罗马纪元370—432年即前384—前322年）也听闻此事。这些掠夺式的远征可能让人害怕和厌恶，但顶多只是偶然的不幸而非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们最重要的结果是，让罗马人自己以及外国人越来越将罗马视为意大利文明抵御可怕蛮族进攻的堡垒，这种看法对于罗马日后成为世界帝国有着更深远的影响。

罗马进一步征服埃特鲁里亚　埃特鲁里亚南部罗马化

托斯坎人曾利用凯尔特人进攻罗马之际攻击维爱，因为兵力不足而一无所获；蛮族还没来得及离开，拉丁姆的重兵就突袭托斯坎人，且兵力并不少于从前。埃特鲁里亚人再一次战败后，埃特鲁里亚的整个南部地区远至基米尼山丘都落入罗马人手中。罗马纪元367年即前387年，罗马人在维爱、卡佩纳和法勒里形成了四个新的部落，并建立苏特隆要塞（罗马纪元371年即前383年）和尼培特要塞（罗马纪元381年即前373年）来驻守北部边界。罗马殖民者很快就进入这片富饶的地区，并将其罗马化。大概在罗马纪元396年即前358年，离它最近的埃特鲁里亚城邦塔昆尼、卡西里和法勒里意图叛乱，反抗罗马入侵。在第一次战役中，所有罗马的囚犯总共307人在塔昆尼的市场被屠杀，从此事可以看出埃特鲁里亚人心中深深的愤怒，但是却无济于事。罗马纪元403年即前351年签订的和约中，离罗马人最近的凯雷遭到了最为严重的惩罚，被迫将一半的土地割让给罗马，剩余的地方退出埃特鲁里亚联盟，依附于罗马，最初这主要存在于个体的拉丁城邦。让这些较为疏远的异族城邦享有其他拉丁城镇所拥有的地方自主权，似乎不大合适。凯雷人拥有和罗马人一样的公民权，只是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被剥夺了自治权，所以关于司法和税收的地方法官由罗马人担任，罗马的执政官代表在此地实施管理——这是国家法律中首次出现的隶属于罗马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一个至今独立的国家变成一个属国继续存在，但是被剥夺了一切自身行动权。法勒里即使在托斯坎人的统治之下仍然保持着其原始的拉丁民族性，不久之后于罗马纪元411年即前343年脱离埃特鲁里亚联盟，与罗马结成永久同盟。自此，整个埃特鲁里亚的南部地区都以各种形式服从于罗马的管制。至于塔昆尼或者还有埃特鲁里亚的北部地区，罗马人认为用一个长达400个月的和平协议（罗马纪元403年即前351年）来约束他们足矣。

平定意大利北部地区

在意大利北部，迁徙而来的民族也在不断的冲突和战争中，在更明确的范围内永远驻足下来。凯尔特人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迁徙活动停止了，部分是因为埃特鲁里亚人对本国的严防死守和强大罗马人的激烈抵抗，部分是因为在阿尔卑斯山北面所发生的不为人知的变化。现在，凯尔特人逐渐统治了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之间的地区，远至南部阿布鲁齐山，尤其控制着平原和肥沃的牧草，但是由于他们的定居方式松散而又不固定，所以他们并未在新获得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也没有将其占为己有。阿尔卑斯山脉的情况如何，还有定居下来的凯尔特人与早先来到这里的埃特鲁里亚人或其他民族的融合程度，由于我们对后来亚平宁山脉人群的民族性的信息了解有限，所以无法查明。只知道如今格劳宾登和蒂罗尔的里提亚人可能是埃特鲁里亚人。翁布里亚人占据着亚平宁山谷，语言不同的维内蒂人占据着波河河谷的东北部。利古里亚人的部落仍然扎根在西部山区，远至南部的比萨和阿雷佐，将凯尔特人的地区与埃特鲁里亚隔开。凯尔特人仅仅居住在中间的平坦地带：因苏布雷人和塞诺马尼人住在波河北岸，波伊人住在南岸，塞农人住在亚得里亚海沿岸，从阿里米努姆到安科纳，即所谓的“高卢土地”，较小的部落就不提了。不过即使在这里，埃特鲁里亚的定居点至少还存在一部分，就像在波斯人统治下的艾菲索斯和米利都仍有希腊人。至少，孤立的曼图阿易守难攻，甚至在帝国时期也是托斯坎人的城市；波河上的阿特里亚——曾发现很多花瓶，看起来也具有埃特鲁里亚的特色；西拉克斯写于罗马纪元418年即前336年描述海岸的书中，称阿特里亚和斯庇那地区为托斯坎人的地盘。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埃特鲁里亚海盗直到罗马纪元5世纪时，仍然让亚得里亚海久久不得安宁，为什么不只是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在亚得里亚海沿岸设立殖民地，甚至连雅典也在大约罗马纪元429年即前325年决定在亚得里亚海设立殖民地，保护船员免受第勒尼安海盗的侵掠——这是最近在一本引人关注的文献中提到的。

这些地方或多或少还是保留了埃特鲁里亚的特色，这只是它们早前盛世留下的落日余晖。埃特鲁里亚人不能再从这些地方获得收益，不过个人仍然可以在这里和平地经商或在海战中获利。另一方面，后来我们在凯尔特人和亚平宁人群中所看见的文明的萌芽，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些半自由的埃特鲁里亚人。用所谓的西拉克斯的话说，伦巴底平原的凯尔特部落放弃他们的戎马生涯，永远地定居下来，部分原因正是受此影响。此外，伦巴底的凯尔特人，实际上还有远至今天蒂里亚的阿尔卑斯山的人群，他们的手艺、艺术和字母都是来自埃特鲁里亚这个媒介。

埃特鲁里亚的和约与衰落

埃特鲁里亚人在失去了坎帕尼亚、整个亚平宁山脉北部和基米尼森林南部地区后，被限制在非常狭小的疆域内，权力和抱负从此一去不复返。这个民族外部的衰落和内部的腐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早就埋下了衰落的种子。当时希腊的作者详细描述了埃特鲁里亚人骄奢无度的生活：罗马纪元5世纪时，下意大利的诗人歌颂着第勒尼安的美酒，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蒂迈欧和泰奥彭波斯描写了埃特鲁里亚人的荒淫和盛宴，这些毫不逊色于拜占庭或法国的堕落。这些细节可能未经证实，但至少有一点证据确凿，就是罗马末期和古代末期的恶疾——让人厌恶的娱乐方式角斗，最初是在埃特鲁里亚人中流行起来的。无论如何，总的说来这个民族毫无疑问非常堕落。

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政治领域。就我们所掌握的少量信息而言，我们发现和同时期的罗马一样，他们也是贵族当道，但是更加严苛和恶毒。大概在维爱城被围困时，所有埃特鲁里亚的城市都废除了王政，有几个城市出现了贵族政府，埃特鲁里亚联盟松散的纽带对它们毫无约束力。这个纽带很少能将所有埃特鲁里亚的城市联合起来，甚至是保家卫国。沃尔西人只是名义上的霸主，与罗马对拉丁民族的领导权比起来相去甚远。埃特鲁里亚的旧市民针对一切公职和一切公权进行的反对专权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反对专有统治和反对贵族垄断僧职（主要是出现在埃特鲁里亚），这些公职和公权甚至将罗马国灭亡，必将让埃特鲁里亚的政治腐败、经济崩溃、道德沦亡。外部战役的失败让埃特鲁里亚在一定程度上，无法以外族为代价来满足被压迫者无产阶级的要求，无法开辟其他道路来一展抱负。巨大的财富尤其是土地，集中在少数贵族手中，而民众贫困；社会革命非但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危机；都是因为中央权力的无能，最后遭难的贵族只有向罗马人求救——如罗马纪元453年即前301年的阿勒提姆和罗马纪元488年即前266年的沃尔西尼。罗马人平息了动乱，但同时也铲除了剩余的独立城邦。从维爱和美尔彭失守时开始，这个民族的力量就遭到了破坏。有那么一两次，埃特鲁里亚人仍然企图脱离罗马统治，可这是受到了另外一个意大利民族萨莫奈人的刺激。

[1]薛西斯一世（约前519—前465年），又译泽克西斯一世或泽尔士一世，是波斯帝国的国王（前485—前465年在位）。——译者注

[2]萨拉米海战：希波战争中双方舰队在萨拉米斯海湾进行的一次决定性战斗。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率100个民族组成的30万大军、战舰1207艘，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分水陆两路远征希腊。希腊联军只有陆军11万，战舰400艘，且被封在萨拉米斯海湾内。希腊舰队成两线队形突然发起攻击，发挥其船小灵活、在狭窄海湾运转自如的优势，以接舷战和撞击战反复突击波斯舰队。经过一天激战，波斯舰队遭到重创，被迫撤退。萨拉米海战奠定了雅典海上帝国的基础，强大无比的波斯帝国却从此走向衰落。——译者注

[3]赞克勒（Zancle）：西西里岛城市墨西拿的古名。——译者注

[4]品达（约前518年—约前438年）：古希腊抒情诗人。他被后世的学者认为是九大抒情诗人之首。他的作品藏于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汇编成册。——译者注

[5]赫克特斯还有希罗多德只知道亚得里亚为波河三角洲及冲刷其岸边的海。从广义上来说，亚得里亚海的名称首次出现于罗马纪元418年即前336年号称《西拉克斯》的书。

[6]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年1月3日—前43年12月7日），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从事过律师工作，后进入政界。开始时期倾向平民派，以后成为贵族派。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在后三头同盟成立后被三头之一的政敌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前82—前30年）派人杀害于福尔米亚。——译者注

[7]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通称为老加图（Cato Maior）或监察官加图（Cato Censorius）以与其曾孙小加图区别。他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演说家，前195年任执政官。他也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拉丁语散文作家。——译者注

[8]近来，语言学专家主张，凯尔特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亲缘关系甚至比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的亲缘关系更近。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一棵大树的分枝，首先，从西欧和南欧的印度日耳曼族中先分出希腊人与意大利-凯尔特人，后者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又分出意大利人和凯尔特人。从地理的观点来看，这个假设也有可取之处，或许与现存的历史吻合，因为迄今希腊、意大利两个民族的文朋被认为很可能也是希腊凯尔特意大利文朋。我们对于凯尔特文化的最早阶段一无所知，不过，语言的研究还未达到足够的进步，不宜把它的结果插入各民族的原始历史之中。

[9]李维和查士丁都叙述了这个传说，恺撒也曾考虑此事。但是，贝洛维苏的迁徙与马赛利亚的建立有关，因此将贝洛维苏迁徙的时间定为罗马纪元2世纪中叶，毫无疑问这并不是本民族的传说，因为那类传说当然没有确切的年代，而是后世编年史的研究，所以不足为信。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就有个别的入侵和迁徙，但是凯尔特人涌入意大利不可能发生在埃特鲁里亚势力衰落以前，即不早于罗马纪元3世纪后半叶。

[10]特洛伊战争：是以争夺世上最漂亮的女人海伦（Helen）为起因，以阿伽门农（Agamemnon）及阿喀琉斯（Achilles）为首的希腊军队进攻以帕里斯及赫克托尔为首的特洛伊军队的十年攻城战。——译者注

[11]朱庇特神庙（拉丁文：Aedes Iovis Optimi Maximi Capitolini）：位于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宗教庙宇。——译者注

第五章　罗马征服拉丁和坎帕尼亚

罗马对拉丁姆霸权的动摇和重建

罗马以霸权的形式建立了对拉丁姆地区的统治权是王政时期的伟大成就。显然，当罗马政体发生改变时，必然会极大地影响罗马和拉丁姆国家的关系以及拉丁姆城邦各自内部的组织结构。从史料看来也确实如此。各种生动的传说也证实罗马国内的革命引起了罗马和拉丁同盟之间关系的变动。据传罗马纪元255或258年即前499或前496年，罗马独裁官或执政官奥卢斯·普斯图密乌斯得到了狄俄斯库里的帮助，打败了拉丁人，取得了雷吉路斯湖战役的胜利。罗马纪元261年即前493年，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第二次执政时，更明确地恢复了罗马和拉丁姆之间永久的同盟关系。然而，这些传说故事并没有提及一个重要信息，即新的罗马共和国和拉丁同盟之间的法律关系；关于这种关系，我们从其来源所获得的信息并没有年月，所以只能依照近似的可能性把它插在这里。

罗马和拉丁姆之间最初的平等权利

霸权的本性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形势的内在力量逐渐地将霸权转变为统治权。毫无例外，罗马对拉丁姆城邦的霸权也是要进行统治。罗马作为一方，拉丁姆同盟作为另一方，彼此间的关系是基于权利实质上的平等，但至少在战争事务和处理掳获物上，罗马对同盟其他城邦事实上是享有霸权的。按照同盟最初的章程，罗马和拉丁同盟的各个城邦多半都保有对外作战和缔结条约的权利——保有完全的政治自决权。当他们联合作战时，罗马和拉丁城邦可能将提供相同的兵力，通常各方提供一支8400人的军队[1]。但是，最高指挥官由罗马统帅担任，然后由他任命参谋官，所以也是由他选择军事保民官（tribuni militum）。如果获胜，战利品中的动产和征服的领土由罗马和同盟国共享。当决定在征服的领土上建立要塞时，驻兵和居民部分来自罗马，部分来自同盟中的殖民国，但是新建成的城区以一个独立的同盟国身份加入拉丁同盟，并在拉丁会议中拥有一个席位和一个投票权。

平等权利遭到损害　关于战争和条款　关于军队的指挥关于战利品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这些规定肯定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同盟国，却进一步加强了罗马的霸权，可能这种改变在王政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毫无疑问，首先被废除的就是同盟国对外作战和缔结条约的权力[2]，这些权力彻底归于罗马。早期，拉丁军队里的参谋官无疑是由拉丁人担任，后来这一职务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主要是由罗马公民担任[3]。不过另一方面和从前一样，要求整个拉丁同盟所提供的兵力不会超过罗马所提供的兵力；罗马的最高指挥官也无权拆散拉丁军队，各城邦所派遣的军队作为一个独立的军队分支，由各城邦所任命的官员领导。在形式上，仍然维持着拉丁同盟平等分享战利品中的动产和被征服的土地的权力，然而在实际中，大量的战争果实无疑都归处于领导地位的罗马所有，甚至在早期时就是如此。就连在建设同盟要塞或称之为拉丁殖民地时，规定大多数殖民者都是罗马人，有时可能还是全部。虽然这种迁移让罗马市民变成同盟国的成员，但新建设的小镇多半对它们真正的母国有着绝对的忠诚，这对同盟国来说是危险的。

私权利

相反，同盟国的市民迁移到同盟中的其他城市，由同盟条款所保障的权利不会受到限制。尤其是所获土地和动产、通商和交易、婚姻和遗嘱、迁移的无限自由都具有完全的平等权利；所以同盟国中拥有市民权的人，不仅可以依法在任何地方定居，而且无论在哪里定居下来，他都能共享权利，除担任公职外，拥有所有的私权利和政治权利及义务，至少在特里布斯会议[4]中拥有受限制的投票权。

在罗马共和国初期，罗马和拉丁同盟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就是如此。不过，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属于早期条款，哪些属于罗马纪元261年即前493年同盟国的修正条款。较为肯定的是，有几个拉丁同盟中的城邦模仿罗马的执政官体制进行了改革，我们可以把这视作一次创新并对此进行介绍。虽然各城邦很可能已经独自废除了王权，但是因为罗马每年新上任的最高官吏的称呼和拉丁同盟相同，并且广泛应用独特的同僚制原则，这表明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些外部联系。罗马国王塔昆氏王族被放逐后的某个时候，拉丁同盟肯定依照罗马的执政官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拉丁城邦依照领导者罗马所进行的改革可能只是发生于后期，但是，有一种推测还是具有内在的可能性，即罗马贵族在本国废除了终身制的王政后，建议拉丁同盟中的成员国也进行类似的体制改革。虽然改革遭到了强烈的反抗并且危及到了拉丁同盟自身的稳固，但最后这种贵族统治的体制还是被介绍到所有的拉丁姆地区。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反抗，一方面来自被放逐的塔昆氏王族，另一方面来自其他拉丁姆城邦的王室宗族和其拥趸。就在此时，强大的埃特鲁里亚人发展壮大，维爱人又不断来犯，还有远征而来的克鲁西乌姆国王波尔谢那，这些都极大地确保了拉丁国家继续依附于昔日成立的同盟，换句话说就是继续听命于罗马的霸权。毫无疑问，拉丁国家因此才勉强同意进行政体改革，甚至很多拉丁国家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乃至罗马继续扩大霸权也没有异议。

罗马和拉丁姆向东面和南面扩张

罗马这个长久团结的国家不仅能够维持实力，还能向周边地区扩张势力范围。我们已经提过埃特鲁里亚人对拉丁姆地区的霸权统治为期不长，很快就恢复到王政时期的关系，但是在罗马国王被逐后一百多年，罗马在边境地区才实现真正的扩张。

萨宾人占据了从翁布里亚的边境直到阿涅内河之间的意大利中部山丘地带。在罗马历史初期，罗马人深入到拉丁姆地区进行打仗和征服活动，所以，萨宾人虽然紧邻罗马，但二者之间鲜有接触。甚至从编年史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见，萨宾人对于其东面和南面的相邻民族拼死抵抗罗马人很少施以援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并未发现罗马用来控制属地的要塞，而这类要塞尤其是在沃尔西平原为数众多。或者，二者之间没有出现敌对状态与萨宾部落此刻正大量涌入下意大利有关。他们被提弗努斯河[5]与沃图努斯河的美景所吸引而来此定居，很少介入台伯河南岸的军事冲突。

埃魁人和沃尔西人的代价　罗马和赫尔尼克结盟

埃魁人定居于罗马东面，直至图拉诺和萨尔托河谷，以及福齐诺湖[6]的北缘与萨宾人和马尔西人的领土接壤，他们对罗马人的反抗更为激烈也更为持久。[7]沃尔西人定居于阿迭亚周围的鲁图利人南面，向南延伸至拉丁地区的科拉，拥有利里斯河的沿岸和邻近岛屿以及利里斯河流经的全部内陆地区。我们不打算再叙述罗马与这两个民族之间连年不断的纷争——这些与罗马史有关的纷争，最无关紧要的侵袭都是场重大的战役，完全不用理会历史的关联性，我们只用说明永恒的战果就足够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罗马和拉丁同盟的明确目标就是将埃魁人和沃尔西人分开，控制他们之间的交通要道。此外，在位于阿尔巴山南麓和沃尔西山及彭丁沼地之间的区域，拉丁人和沃尔西人有了初次接触，他们甚至混居于此。[8]在这片区域，拉丁人迈出了向外开辟疆域的第一步，并首次在外族土地上建立同盟要塞——他们称其为拉丁殖民地，即在阿尔巴山下的平原上有维利特雷城（据称大概建于罗马纪元260年即前494年），在彭丁低地上有苏萨城，在埃魁人和沃尔西人领土交界处的山区有诺尔巴（据称大概建于罗马纪元262年即前492年）和塞尼阿（据称于罗马纪元259年即前495年加固）。罗马纪元268年即前486年，赫尔尼克人加入罗马和拉丁同盟，将沃尔西人彻底孤立，并为同盟提供了一道屏障，能够防御居住在南面和东面的萨贝利部落，从而更好地完成目标。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赫尔尼克这个弱小的民族在决策和战利品的分配上，能够与罗马和拉丁完全平等。自此以后，较为弱小的埃魁人更不足为惧，只要偶尔派兵进行劫掠就足矣。而与拉丁姆接壤，沿海岸线居住于南面平原的鲁图利人也早已被罗马征服。早在罗马纪元312年即前442年，鲁图利人的城镇阿迭亚就已经成为一个拉丁殖民地。沃尔西人的抗争则更为重要。除上述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对沃尔西人所取得的第一次著名胜利，是在罗马纪元361年即前393年建立了西尔策依。只要罗马不能控制安提乌姆和泰拉奇纳[9]城镇，西尔策依城就只能经由海路和拉丁姆地区来往。罗马人常常想要占领安提乌姆，曾于罗马纪元287年即前467年取得短暂成功，但是在罗马纪元295年即前459年，这座城市又恢复了自由。直到高卢人火烧罗马后，经过长达13年的激烈战争（罗马纪元365—377年，即前389—前377年），罗马人才在安提特和彭丁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距离安提乌姆不远的萨特里孔，在罗马纪元369年即前385年，成为拉丁殖民地，大概在不久之后安提乌姆和泰拉奇纳也成为拉丁殖民地。罗马纪元372年即前382年建成塞提亚要塞保卫彭丁地区，罗马纪元371年即前383年和随后几年，将这片地区划分为耕地和市区。后来，沃尔西人仍有起来叛乱，不过不再与罗马作战。

罗马和拉丁同盟陷入危机

罗马人、拉丁人和赫尔尼克人的同盟在对抗埃特鲁里亚人、埃魁人、沃尔西人和鲁图利人的战事中，越是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同盟也就越发不和。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罗马的霸权不断增强，我们已经说过这是时势所需，但这却让拉丁姆不堪重负；还有一部分尤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领导者，罗马行事不公，引人厌恶。类似事件尤为明显的是，罗马纪元308年即前446年在阿迭亚，罗马对阿里齐人和鲁图利人之间的争端做出可耻的仲裁。对于两个城邦之间一块有争议的边境地带，仲裁者罗马竟将其据为己有。这个判决在阿迭亚内部引起了争吵，民众想要加入沃尔西人的阵营，而贵族则拥护罗马统治。罗马更是以内乱为由，派遣罗马殖民者进入这座富足的城市，并于罗马纪元312年即前442年将反对罗马者的土地分给他们。导致同盟内部出现分裂的主要原因还是共同敌人已被征服，于是当他们认为不再需要对方时，彼此间的容忍和信赖就消失了。促成拉丁人和赫尔尼克人公开背叛罗马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凯尔特人占领罗马，暂时削弱了罗马的势力，部分是由于彭丁地区最终被占领和瓜分，于是，以前的盟友很快便在战场上兵刃相见。很多拉丁人都自愿加入到安提特人最后的殊死搏斗中：现在最著名的拉丁城市拉努维乌姆（罗马纪元371年即前383年）、普雷内斯特（罗马纪元372—374年即前382—前380年）、图斯库隆（罗马纪元373年即前381年）、提布尔（罗马纪元394年即前360年），甚至由罗马—拉丁同盟在沃尔西领土上修建的几座要塞，诸如维利特雷和西尔策依，全都得靠武力来镇压。提布尔人甚至和再次来犯的高卢部落共同对付罗马人，然而，这些叛乱都是各自为政，没有协同作战，罗马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它们各个击破。

罗马纪元373年即前381年，图斯库隆甚至被迫放弃其政治独立性，成为一个依附于罗马的城邦，获得没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资格，所以这个城镇仍能保留自己的城垣，还具有有限的自治权，包括拥有自己的地方法官和公民大会，但是作为罗马公民，他们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国的全体市民并入罗马共和国的例子。

同盟条约的更新

罗马与赫尔尼克人之间的战争更为激烈（罗马纪元392—396年即前362—前358年）。罗马第一位来自平民阶层的执政官卢修斯·格努基乌斯担任战争总指挥，在战争中身亡，但是这一次也是罗马人获胜。罗马纪元396年即前358年，罗马、拉丁和赫尔尼克同盟重新签订条约，结束危机。这些条约的详细内容无从得知，显然，罗马可能以更为苛刻的条款再次在同盟中掌握霸权。就在同一年，罗马在彭丁地区设立了两个新的部族居住点，这充分显示出罗马的实力发展得更为强大。

拉丁同盟的缔结

罗马纪元370年即前384年，罗马和拉丁姆之间缔结拉丁同盟[10]，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一事件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拉丁反对罗马而举行叛乱的结果还是原因，但显然与这次危机有关。迄今为止，按照法律规定，每个由罗马和拉丁姆建立的自治市均可成为有资格参加同盟节日和同盟会议的市镇，虽然每个城市在与其他城市混合后，便从同盟中除名，在政治上被废除。不过，同时按照拉丁人的惯例，同盟成员的数量自固定以来一直维持为30个，所以拥有投票权的加入城市永远不会超过或少于30个，一些较晚加入的成员，或无足轻重或犯过罪行，都被取消资格，没有投票权。这样，大概在罗马纪元370年即前384年，同盟成立，情况如下：拉丁古镇中除一些情况不明或地址不详的外，仍然具有自治权和投票权的有位于台伯河和阿涅内河之间的诺门图姆，阿涅内河与阿尔巴山之间的提布尔、伽比、斯卡普提、拉比奇[11]、佩丹和普雷内斯特，阿尔巴山的科比奥、图斯库隆、博维兰、阿里齐亚、科里奥利和拉努维乌姆，沃尔西山区的科拉，最后是沿海的劳伦图姆平原；再加上罗马和拉丁同盟建立的殖民地有以前鲁图利人地区阿迭亚以及沃尔西人的萨特里孔、维利特雷、诺尔巴、塞尼阿、塞提亚和西尔策依；此外还有其他17座名字不确定的城市，可以参加拉丁节日但没有投票权。据此，拉丁同盟中有47个城镇，30个拥有投票权，自此再未改变。随后建立的拉丁城市如苏特隆、尼培特、安提乌姆、泰拉奇纳[12]、卡勒都不能加入同盟，以后被剥夺自治权的拉丁公社如图斯库隆和拉努维乌姆也不从名单中删除。

确定拉丁姆的疆界

拉丁同盟的缔结与拉丁姆在地理上的定居范围有关。只要拉丁同盟继续扩充，拉丁姆的疆界范围就会随着新建立的同盟城市而不断扩展；但是因为后来的拉丁殖民地并不参加阿尔巴庆典，所以，在地理范畴上，不将它们视为拉丁姆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认为阿迭亚和西尔策依肯定属于拉丁姆，而苏特隆和泰拉奇纳则不属于。

后期拉丁城市的彼此隔离，比如私权利

不仅罗马纪元370年即前384年以后获得拉丁权利的地区被排除于同盟之外，而且它们相互之间被隔离。虽然，每个拉丁城市都能和罗马进行互惠通商，或者还能通婚，但是它们之间却不允许。例如，苏特隆的市民在罗马可以拥有一块完全所有权的土地，但在普雷内斯特却不行；他可以和一个罗马人合法生子，却不能娶一个提布尔妇女为妻。

防止特殊同盟

目前为止，拉丁同盟内的成员都有着相当大的活动自由。例如，六个老的拉丁城市阿里齐亚、图斯库隆、提布尔、拉努维乌姆、科拉和劳伦图姆，还有两个新的拉丁城市阿迭亚和苏萨波美提亚，都可以共同供奉阿里齐亚的狄安娜女神。这会给罗马的霸权带来危险，所以在日后的同盟中，我们再也没有找到类似的例子，这绝非偶然。

拉丁市政体的改革　警察制度

我们同样还能把这一时期归为拉丁市政体进行深度改革，完全被罗马的政体所同化。如果后来的两位平民市政官（负责监督当地的市场、道路和执法）与两位执政官都是拉丁行政官的必需要素，那么城市警官制度显然出现在同一时间，并受到了所有同盟的领导者罗马的鼓励，这一制度肯定不可能出现在罗马贵族市政官设立之前（出现于罗马纪元387年即前367年），也可能正是产生于同一时期。毫无疑问，这是一系列维护贵族利益而剥夺同盟组织机构的自由和改革的措施之一。

罗马人的统治　拉丁人的愤怒　罗马人和萨莫奈人之间的冲突

在攻陷维爱并征服彭丁地区之后，罗马明显感到自己有能力勒紧霸权统治的缰绳，将整个拉丁城市降为从属的地位，事实上就是让它们完全受制于罗马。罗马纪元406年即前348年，迦太基人和罗马达成通商条款，约定他们不得伤害隶属于罗马的拉丁人，即沿海城镇阿迭亚、安提乌姆、西尔策依和泰拉奇纳；然而，任何拉丁城镇如果脱离罗马同盟，腓尼基人便可攻打它们，但是征服后不得毁灭它，而要将其交给罗马。这清晰地显示了罗马怎样将受其保护的城镇束缚起来，以及一个城镇如果胆敢脱离保护国，它将由此付出多大牺牲或冒多大的风险。

即使现在，虽然赫尔尼克人不能分得三分之一的战利品，但拉丁同盟仍然可以，无疑还剩下些以前所拥有的平等权利，显然，拉丁同盟所失去的已经足够重要，这可以解释为何此时他们对罗马人心怀仇恨。各地掀起反罗马的浪潮。不仅很多拉丁人只要看见有军队攻打罗马，他们便自愿投入其麾下，听其领导攻打罗马城邦；而且在罗马纪元405年即前349年拉丁同盟甚至拒绝给罗马派兵。显然，整个拉丁同盟不久就将重新掀起一场反罗马的起义；不过就在此时，一个足以对抗整个拉丁民族的意大利民族与罗马的冲突已经迫在眉睫。起初，在征服了北方的沃尔西人后，罗马人在南方也未遇敌手，大军一路畅通无阻，行进到利里斯河。早在罗马纪元397年即前357年的时候，罗马人就已经战胜了普里维那特人，在罗马纪元409年即前345年攻占了利里斯河上游的索拉。于是，罗马军队抵达了萨莫奈人的边界；在罗马纪元400年即前354年，这两个意大利民族中最为强大勇敢的民族曾缔结友好协议，这显然象征着争夺意大利霸权的战役即将出现——这场战役与拉丁民族的危机交织在一起。

征服意大利南部的萨莫奈人

毫无疑问，当罗马国王塔昆氏王族被放逐时，萨莫奈民族已经占据并控制了阿普利亚平原和坎帕尼亚平原间的山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一方面受到陶尼亚人的阻挠——此时阿尔皮城正值繁荣富强的时期，另一方面受到希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的阻挠，所以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到了罗马纪元3世纪末，埃特鲁里亚开始没落，罗马纪元4世纪时，希腊殖民地出现衰落，这为萨莫奈民族向西面和南面发展提供了空间。萨莫奈人的大军陆续抵达意大利南部海域，甚至继续跨海前行。他们首先出现在毗邻海湾的平原地区，这里自罗马纪元5世纪初就与坎帕尼亚人联系在一起；埃特鲁里亚人受到压制，罗马纪元330年即前424年前，他们失去了卡普亚城，希腊人也被限制在较为狭小的区域，罗马纪元334年即前420年，他们失去了库迈城。大概就在同时，或者更早的时候，卢卡尼亚人出现在大希腊地区：罗马纪元4世纪初，他们卷入和特里那人及图里人的冲突中；罗马纪元364年即前390年之前，他们已经在希腊劳斯定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概就在这一时期，卢卡尼亚人的步兵达三万人，骑兵达4000人。直到罗马纪元4世纪末，才首次提到出现了布鲁蒂伊[13]的单独结盟，他们脱离卢卡尼亚，与其他萨贝利族不同，不是作为殖民地而脱离，而是因为反目成仇，开始与其他外族搅和在一起。下意大利的希腊人试图反抗蛮族的入侵：罗马纪元361年即前393年，阿哈伊亚同盟重新成立并决定，任何同盟城邦遭到卢卡尼亚人的攻击时，所有城邦都将出兵援助，否则军队指挥者将被处死。即使是大希腊联合起来也无济于事，因为叙拉古的统治者老狄奥尼修斯和意大利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的同胞。当狄奥尼修斯从大希腊舰队的手中夺取了意大利海域的霸权时，希腊城邦陆续被意大利人所占领或毁灭。让人难以置信，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一系列繁荣的城市不是被毁坏就是变成了废墟。只有少数几个希腊人居住地，例如拿波里才勉为其难地生存了下来，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民族，而这也只是依靠条约而非武力做到的。只有塔兰托依然强大，保持着完全的独立性。它之所以能守住自己的地盘，都是由于塔兰托位置偏远，而且与梅萨皮亚人一直冲突不断，让它常年处于备战状态。不过，即使是这座城市还是得为了生存与卢卡尼亚人连年作战，被迫向它的母国希腊寻求盟友和雇佣兵。

大约在维爱和彭丁平原落入罗马人手中时，除了零散的几个希腊殖民地和阿普利亚—梅萨皮亚沿岸，萨莫奈部落已经占领了全部的下意大利地区。大概写于罗马纪元418年即前336年的《希腊航海记》中，提到会“五种语言”的萨莫奈人：“他们两面临海，在第勒尼安海这边北有坎帕尼亚人，南有卢卡尼亚人”，此处也像通常一样将布鲁提人包括在卢卡尼亚人中。卢卡尼亚人已经获得了自第勒尼安海的帕埃斯图姆到爱奥尼亚海的图里的沿海地区。事实上，如果有人要把拉丁人和萨莫奈人这两个伟大的意大利民族进行比较，那么在他们未有接触之前，后者比前者抵达的地域更宽广，成就更辉煌。从本质看来，他们征服的特点各不相同：拉丁姆地区以罗马为城邦中心，领导拉丁民族向四面八方缓慢扩张，领土相对较为狭小，但是每走一步都很扎实，部分建成防御型的城镇，具有属地同盟国的权利，部分被征服的土地被罗马化。萨莫奈人则不然，他们没有一个领导性的城邦，所以没有对外征服的政策。对罗马而言，征服维爱和彭丁地区让它的势力得到了真正的壮大，而对萨莫奈而言，坎帕尼亚城市的兴起和卢卡尼亚和布鲁蒂伊同盟的形成，非但没有壮大反而削弱了萨莫奈的势力，因为每个部落一旦找到和建立新的定居点后便各自为政。

萨莫奈人和希腊人的关系

萨莫奈部落占据了辽阔的区域，然而他们却无意将其彻底归为己有。较大的希腊城市如塔兰托、图里、克罗顿、米太旁登、赫拉克利亚、利基翁和拿波里，虽然势力被削弱，常常还要依附于他人，但是仍然存在；甚至原野和小镇也容许希腊人居住，所以正如游记所记载和钱币所显示的那样，即使在萨莫奈统治之下，希腊城市仍然保留着，例如库迈、波赛陶尼亚、劳斯和希波尼昂。于是，出现了混合居民，尤其是说两种语言的布鲁蒂伊人，不仅有希腊语还有萨莫奈语，甚至还保留着古代土著人的语言。在卢卡尼亚和坎帕尼亚同样也存在这种人口的混合，只是范围更小。

坎帕尼亚地区的希腊文化

此外，萨莫奈民族无法抵抗希腊文化可怕的魅力，尤其是在坎帕尼亚地区，拿波里人很早就和来到这里的移民友好往来，就连这里的天空也能教化蛮族。诺拉、努凯里亚（Nuceria）和替隆虽然是纯粹的萨莫奈人，但也采用了希腊的礼仪和希腊市的政体，事实上，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当地的城市体制不可能固定不变。坎帕尼亚地区的萨莫奈城市开始铸造钱币，有些刻有希腊文；卡普亚依靠着商业和农业的发展，成为意大利面积第二、财富和奢华程度位居第一的城市。据古人记载，这座城市极其腐化堕落，超过其他所有的意大利城市，尤其体现在盛行于卡普亚城的招募雇佣兵和角斗运动。没有哪里的征兵官员会像这座文明堕落的大都会，遇到如此多的人前来应征入伍。虽然面对咄咄逼人的萨莫奈人的进攻，卡普亚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但是好勇斗狠的坎帕尼亚年轻人蜂拥而来，聚集在自发挑选的雇佣兵队长麾下，尤其是出征西西里岛。这些士兵组织是如何深深地影响了意大利的命运，我们将在后面介绍。角斗运动和雇佣兵一样，构成了坎帕尼亚人生活的典型特征，角斗即使不是源于卡普亚，至少也是在这里日臻完善。成对的角斗士甚至出现在宴会中，他们的数量与宴请宾客的级别相对应。毫无疑问，这座萨莫奈人最重要的城市如此堕落，必将对整个民族产生致命的影响。虽然坎帕尼亚的贵族知道如何将狭义的勇猛、高尚的精神文化与深深的道德沦丧结合起来，但是对于他们的民族来说，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拉丁人中的罗马贵族。和坎帕尼亚一样，卢卡尼亚和布鲁蒂伊也受到了希腊人的影响，虽然影响力有限。从各地的墓葬中所发现的物品，可以看出希腊艺术在蛮族的奢华葬品中很受欢迎。目前，我们从墓穴中发现了用黄金和琥珀制成的华丽装饰品以及精美的彩陶制品，由此可以推测出他们已经普遍抛弃了祖先的古代礼仪。卢卡尼亚人和布鲁蒂伊人抛弃了他们从北方所带来的本民族古老的文字，而改用希腊文；而坎帕尼亚民族的字母，可能还有语言，都是在希腊样式的影响下而发展得更为清晰和优美。我们甚至发现了希腊哲学的蛛丝马迹。

萨莫奈联盟

只有萨莫奈人的本土依然没有受到这些新事物的影响，这些革新可能更为优美自然，但却让原本就已松散的民族纽带变得更为松散。由于受到希腊习俗的影响，萨莫奈民族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粗野的山地部落不断地侵入坎帕尼亚，骚扰腐化堕落的早期定居者。坎帕尼亚人中那些开化的“亲希腊派”在面对山地部落的入侵时，就像希腊人一样变得惊慌失措。罗马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国家，拥有支配整个拉丁姆的实力。它的臣民可能有所埋怨，但都唯命是从。萨莫奈民族则分散于各地，处于分裂状态，正因为在萨姆尼乌姆本族还保持着先辈的礼仪和勇猛，所以他们与其他萨莫奈部落和城镇水火不容。

卡普亚向罗马投降　罗马和萨姆尼乌姆的条款　拉丁人和坎帕尼亚人反对罗马的叛乱　罗马人的胜利　拉丁同盟的瓦解　沃尔西被殖民地化

事实上，正是平原萨莫奈人与山地萨莫奈人之间的不和，才让罗马人渡过了利里斯河。罗马纪元411年即前343年，替隆的西地西尼人和卡普亚的坎帕尼亚人纷纷向罗马人求援，以抵御本族同胞，因为这些蜂拥而来的同胞再次劫掠他们的领土，威胁将此地据为己有。当结盟的意愿被罗马拒绝后，坎帕尼亚的使者提出，他们的城邦愿意服从于罗马的最高权威，这让罗马人无法抵制诱惑。罗马便派使者前去通知萨莫奈人这个新的属地，让他们尊重友邦的领土权威。我们无法获知此事发展的进一步详情[14]，只知道无论是在一场战役之后，还是没有发生战争，总之罗马和萨姆尼乌姆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约定卡普亚由罗马人处置，替隆和利里斯河上游的沃尔西由萨莫奈人控制。萨莫奈人之所以会同意这个协议，来自于塔兰托人的努力，因为此刻他们正想要摆脱邻居萨贝利人。不过，罗马人也希望尽快和萨莫奈人达成协议，因为和拉丁姆南部接壤的地区即将归罗马人所有，这让拉丁人中酝酿已久的动乱变成公然叛乱。所有原来的拉丁城邦除了劳兰顿，都拿起武器反对罗马，甚至包括已经成为罗马自由民的图斯库兰人，然而建在拉丁姆边界的殖民地只有古老的沃尔西城邦维利特雷、安提乌姆和泰拉奇纳追随他们一起叛乱。刚刚才自愿听命于罗马的卡普亚人，虽然遭到了想要遵守和罗马人协议的贵族派的反对，还是立即抓住了这个摆脱罗马统治的初次机会，和拉丁同盟联合行动。不过仍然保持独立的沃尔西城邦例如富恩迪、福尔梅和赫尔尼克则同坎帕尼亚的贵族一样，没有参加这次叛乱。罗马人陷入危机之中：罗马军团已经渡过利里斯河，占领坎帕尼亚，但是拉丁地区和沃尔西的叛乱让他们和本国的联系被切断，唯有胜利才能拯救他们。罗马纪元414年即前340年，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在特里法农（位于明图纳、苏萨和西努埃撒之间）附近爆发。执政官提图斯·曼利乌斯·托尔夸图斯取得了对拉丁和坎帕尼亚联军的完胜。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个别城镇仍然存在反抗活动，但都投降或被攻陷，整个国家被彻底征服。

这次胜利造成罗马同盟的瓦解。这个独立的政治同盟成了一个仅仅为庆祝宗教节日而存在的协会。同盟以前所规定的权利如征兵的最大数量和战利品的分配，都随着同盟的瓦解而消失。假如未来再次成立同盟，最好是以罗马和几个同盟城邦之间结成永久同盟的方式来取代罗马和拉丁同盟之间签订协议的方式。这次协议的基础是承认老拉丁地区的地位，不过除了劳兰顿还有提布尔和普雷内斯特，它们被迫将领土割让给罗马。拉丁姆之外的城邦，只要没有参战也获得了同样的拉丁权利。罗马纪元370年即前384年以后建成的地区，就已经确立了城邦之间彼此隔离的原则，随后在整个拉丁民族推广。在其他方面，一些地方仍然保留着原有的特权和自治权。其他参与叛乱的老拉丁城邦和殖民地全都丧失独立性，以各种形式加入罗马市民。两个重要的沿海城镇安提乌姆（罗马纪元416年即前338年）和泰拉奇纳（罗马纪元425年即前329年），均依照奥斯提亚的模式，被罗马享有充分权利的市民所占领并享有受严格限制的独立地位，而此前仍然拥有土地的市民被剥夺了大量的土地，以利于罗马殖民者管理，同样也加入拥有充分权利的市民。拉努维乌姆、阿里齐亚和佩丹按照图斯库隆的模式成为罗马的市民团体。[15]维利特雷的城墙被拆除，元老院被驱逐到罗马的埃特鲁里亚，这座城镇可能被建成一个拥有凯雷城的权利的城邦。所获得的土地——如维利特雷元老院成员的地产——都被分给罗马市民：罗马纪元422年即前332年新成立的两个部落就与这次特殊的分地事件有关。罗马人深刻感觉到所取得的重大战果，这种情绪有两件事证明：在古罗马广场[16]，为罗马纪元416年即前338年取得胜利的独裁官盖乌斯·梅尼乌斯修建功绩柱以及将安提乌姆战船上没有用处的船首取下，用来装饰广场上的讲坛。

沃尔西和坎帕尼亚彻底投降

同样，罗马在沃尔西南部和坎帕尼亚人地区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富恩迪、福尔梅、卡普亚、库迈和一些较小的城镇成了依附于罗马的公社，且享有自治权。为了保住重镇卡普亚，罗马人巧妙地增大了贵族和平民间的裂痕，并以罗马人的利益修改了公社章程，每年向坎帕尼亚派遣罗马官员管理这座城镇。几年之后，罗马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沃尔西人的普里佛农，这里的市民得到了富恩迪的英雄人物维特鲁维·瓦库斯的支持，进行了这个地区为争夺自由的最后一次荣誉之战。罗马纪元425年即前329年，这场战役以该城被攻占，收押于罗马监狱的瓦库斯被执行死刑而结束。为了在这些地区增加罗马人口的数量，他们将战争所获得的普里佛农和法勒尼地区的土地划分成很多块，然后分给罗马市民。几年后（罗马纪元436年即前318年），他们得以在这些地方也建立起两个新的部落。在殖民地建成了两座拥有拉丁权利的要塞，最终让新获得的土地有了保障。这两处要塞是位于坎帕尼亚平原中部的卡勒斯（建于罗马纪元420年即前334年），用以留意替隆和卡普亚的动向，还有一处是控制利里斯河渡口的弗雷加莱（建于罗马纪元426年即前328年）。这两个殖民地都异常稳固，虽然卡勒斯的设立遇到了西迪奇尼人的阻挠，而弗雷加莱也遇到了萨莫奈人的阻挠，但很快就繁荣昌盛起来。罗马人还派兵驻守梭拉，这里按照条约本该属于萨莫奈人，所以萨莫奈人对此提出合理的异议，但无济于事。罗马坚定不移地按自己的目标行事，用一种超越战场上的深谋远虑策略，将所获得的土地包围起来，从政治和军事上织了张不会被冲破的网。

萨莫奈人的懈怠

萨莫奈人自然无法眼睁睁地看着罗马人步步逼近，他们可能加以阻挠，然而萨莫奈人忽视了一点：想要阻止罗马的征服，他们仍然需时日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他们好像确实依照和罗马的条约占领并重兵驻守替隆，因为早些时候，这座城市曾向卡普亚和罗马求助抗击萨姆尼乌姆，在战争后期，这里显然成了萨莫奈人在西部的防御屏障。他们在利里斯河上游扩张的过程中，一边征服一边破坏，但却没有在此地永远定居下来。他们破坏了沃尔西人的城镇弗雷加莱——我们曾提过他们的行为反而有助于罗马人在此地建立殖民地，受到惊扰的其他两座沃尔西人的城镇法布拉特里亚（即切卡诺）和卢卡（地址不详），便效法卡普亚，于罗马纪元424年即前330年依附于罗马人。萨莫奈联盟等罗马人征服了坎帕尼亚后，才和罗马正式交锋；他们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当时萨莫奈人还与意大利的希腊人有矛盾，但主要还是因为萨莫奈联盟的懈怠和散乱。

[1]两军最初的相等在李维和狄奥尼修斯的作品中都有说朋，但做了最为清晰记载的是波利比奥斯。

[2]狄奥尼修斯朋确说朋，罗马和拉丁日后签订的同盟条约中禁止拉丁部落私自征兵和单独派往战地。

[3]拉丁参谋官指参将十二名，后来随着古老的方阵队改编为军团和侧翼队，分别由六个人指挥同盟军队的一个侧翼队，正如罗马军队的十二个军团司令官，分别由六人指挥两个军团。

[4]特里布斯会议（Comitia Tributa）：古罗马一种按地域部落组成的会议。最早只由平民参加，即平民会议（Concilium Plebis）。——译者注

[5]提弗努斯河：意大利中部莫利塞地区的比费诺河。——译者注

[6]福齐诺湖：曾是意大利第三大湖泊，1877年干涸。——译者注

[7]埃魁人的国土不仅包括提布尔上方的阿涅内河谷和日后的拉丁殖民地卡西奥利（在图拉诺上方）和阿尔巴（在福齐诺畔），还包括日后的埃魁库尔人的自治城市，埃魁库尔人只不过是埃魁人的残余。埃魁人在被罗马人征服及大部分领土被指定为罗马人的或拉丁人的殖民地以后，仍保留其自治的独立地位。

[8]显然，维利特雷虽然位于平原，原属沃尔西人，也就是拉丁人的殖民地；而另一方面，科拉则位于沃尔西山上，原属拉丁人。

[9]这两个拉丁殖民地均未出现在罗马纪年372年即前382年的卡西安名录上，但它们出现在罗马纪元406年即前348年的迦太基条约上；在此期间，这些城镇均成为拉丁殖民地。

[10]我们唯一掌握的拉丁同盟城市名单是狄奥尼修斯所列出的，他列了30个拉丁同盟城市：阿迭亚、阿里齐、博维兰、布本图姆（地址不详）、科尔尼、卡文坦（地址不详）、基尔克英斯、科里奥兰、科尔宾特、卡班、福提奈（不详）、加宾、劳兰顿、拉努维乌姆、拉维尼姆、拉比齐、诺门图姆、诺尔巴、普雷内斯特、佩丹、奎克图隆（地址不详）、萨特卡尼、斯卡普提、塞提、提布尔、图斯库鲁姆、泰伦尼（地址不详）、托勒里尼（地址不详）和维利尼。偶尔提及有参加权的民社，如阿迭亚、劳伦图姆、拉努维乌姆、博维利、加比、拉比齐等。

[11]李维确实记载说拉比奇于罗马纪元336年即前418年成为殖民地，但是且不说狄奥多罗斯没有提及此事，拉比奇既不可能是一个市民殖民地，因为它不在沿海，而且此后似仍享有自治地位；也不可能是一个拉丁的市民殖民地，因为还从未有过在拉丁姆原址建立拉丁殖民地的先例。

[12]与赫尔尼克结盟。

[13]这个名字本身很古；事实上，这是当今卡拉布里亚区的居民中最古老的土著名。

[14]在李维、狄奥尼修斯和阿庇安的书中，关于第一次萨莫奈—拉丁战役的描述是所有罗马编年史中最为失实的。大意如下：罗马纪元411年即前343年，罗马的两位执政官进军坎帕尼亚以后，执政官马尔库斯·瓦勒里·乌斯在高鲁斯山，经过一场激战战胜了萨莫奈人；他的同僚奥卢斯·科尼利厄斯·科苏斯在差点被敌人歼灭的情况下，幸得司令官普布利乌斯·德基乌斯率兵救援，才幸免于难，随后又取得了一次胜仗。具有决定性的第三战，由两执政官合力与敌人在苏埃苏拉附近的考迪斯关隘的入口处交战。萨莫奈人完败，战场上共拾得他们的盾牌4万个。他们被迫签订和约，规定卡普亚仍归罗马，而将替隆留给萨莫奈人。各地纷纷给以祝贺，甚至包括迦太基。拉丁人曾拒绝派兵，好像要举兵对抗罗马，现在却不进攻罗马，转而攻打佩利尼人。同时罗马驻守坎帕尼亚的戍兵谋反，罗马人先对付他们（罗马纪元412年即前342年），然后再攻打普里佛农（罗马纪元413年即前341年）和对安提昂人用兵。可是现在双方的地位突然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拉丁人曾要求取得罗马公民资格和担任执政官之职，均无结果；西迪奇人曾要求归服罗马，罗马不许，萨莫奈人来攻，他们又不知如何自救；坎帕尼亚人已经厌倦了罗马的统治，于是拉丁人联合西迪奇人和坎帕尼亚人，一起攻打罗马。只有拉丁姆的劳伦顿人和坎帕尼亚的骑士阶级附和罗马人，罗马人自己也有佩利尼人和萨莫奈人的援助。拉丁大军攻打萨姆尼乌姆，罗马和萨莫奈军队先行至福齐诺湖，由此越过拉丁姆，而后进入坎帕尼亚平原，与拉丁人和坎帕尼亚人的联军决战于维苏斯。罗马执政官提图斯·曼利乌斯·培略苏斯之子不听军令，擅自出战，违背军纪，执政官处决其儿子，恢复纪律。他的同僚普布利乌斯·德基乌斯·穆斯舍身献祭，平息神怒。罗马出征了最后一批预备军，终于得胜，但是，又经执政官曼利乌斯与拉丁人和坎帕尼亚人于特利法农的另一战，战事才告结束；拉丁姆和卡普亚臣服于罗马，以其领土的一部分充当惩罚。这记载里充满了种种不可能的事，精朋的读者应该可以发现。

[15]罗马拉丁同盟内的危机。

[16]古罗马广场（Roman Forum）：古罗马时代的城市中心，其中还残留了些许的古罗马时期的重要建筑的废墟。屹立在此地的建筑物有提图斯凯旋门、奥古斯都凯旋门、塞维鲁凯旋门、恺撒神庙、灶神庙、维纳斯和罗马神庙。此处是古罗马政治、宗教、商业、娱乐等建筑的聚集地又可以被称为“古罗马废墟”。——译者注

第六章　意大利抗击罗马

塔兰托与萨贝利之战

当罗马人在利里斯和沃图努斯河畔打得不可开交时，半岛东南边各种冲突也在悄然酝酿。当时富足的塔兰托商业共和国受到卢卡尼亚和梅萨比人的威胁日渐严重，境况危险。本国虽富有却兵力衰弱，所以他们只能用这些财富从母国祈得佣军的支持。拥有强军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前来援助，罗马纪元416年即前338年，在菲利普战胜喀罗尼亚之日，他也殒命于卢卡尼亚人之手。虽然在信奉天道的希腊人看来，他的死不过是19年前他率众劫掠了特尔斐圣地的报应。随后一位更强的领导者接手了他之前的战果，这个人就是米洛斯国（摩洛斯王族）的亚历山大，说起来他还是亚历山大大帝[1]的舅父。他率领的军队除了阿希达穆斯的旧部，还有来自希腊各城邦的先遣部队——塔兰托和麦达蓬坦部队伍；发现自己像希腊城邦一样遭受到了来自萨贝利亚部的威胁的波迪库尔人（在鲁比附近，即今鲁沃）队伍；最后亚历山大加上一些被流放的卢卡尼亚残兵小队。可见，联盟内部并不太平。了解到这一点，亚历山大占据了进军优势。康森提亚（今科森扎），这里似乎一直被作为大希腊[2]萨贝利联盟的大本营，现在也落入了亚历山大之手，萨莫奈派来援兵也不过徒然。他不仅在帕埃斯图姆战胜联军，还收服了西蓬图姆（Sipontum）附近的陶尼亚人（Daunians）和东南半岛的梅萨比人。此时，他的势力范围已囊括两海，并且还计划与罗马军队联盟攻克萨莫奈人国境。这一切捷报却完全超出了塔兰托的计划，使得他们心中警铃大作，冲突在塔兰托和这个雇佣军头子之间爆发。亚历山大可是一心想像他在东方的侄儿一样，在西方也建立一个希腊帝国的。起初，他占先机拿下了塔兰托人手下的赫拉克利亚，还修复了图里城。似乎当时还号召了一些意大利的希腊人，在他的保护下一起反抗塔兰托，与此同时，他还试图与萨贝利部休战，和平共处。他的宏图大计在堕落消沉的希腊人中反响寂寥，之前的卢卡尼亚追随者也被迫疏远他，最后亚历山大在潘多西亚被卢卡尼亚移民杀死（罗马纪元422年即前332年）[3]。亚历山大死后，一切又回到了原样。希腊城邦再一次发现了自身孤立无援的境况，又不得不通过优惠条约或丰厚钱财寻求庇护，甚至借助外来部落的援助。比如罗马纪元430年即前324年，克罗托在叙拉古的帮助下击退了布雷提人。当时萨莫奈部再次得势，但是却对希腊各城置之不理，只盯上了坎帕尼亚和拉丁姆两块肥肉。

短短时间内，这两个地方却发生着惊人的变化。沃尔西人的最后抵抗被打败，拉丁联盟瓦解四散，坎帕尼亚地区——这片半岛上最富饶的土地毫无疑问地被罗马人占为己有，这个意大利第二大城市就这样成为了罗马属国。当希腊人还在和萨莫奈人交战不休时，罗马在半岛上几乎处于无对手可撼动的强国地位，四周没什么威胁，周围的地区反而有被它占领的危险。说起来这些地区要是不各自为政，而是团结一致对抗罗马，也许可以在包围他们的封锁链扣紧之前挣出一条活路。要让这些为数众多，或曾经互为仇敌，或相互陌生的民族和国家联盟一致对外，其中必定需要有明见、勇气或奉献精神才能凝结达成，然而这些终究没有出现，或者是它们被找到时已太晚了。

意大利联盟反抗罗马

在埃特鲁里亚人的衰落和希腊共和国的削弱后，萨莫奈联盟毫无疑义地在意大利成为了仅次于罗马的最强势力，与之相应地，它受到的来自罗马的入侵威胁是最迫切的。

所以也是宿命，在这一场意大利人为自由，为民族发起反抗罗马的战争中，萨莫奈联盟自然承担起了这一重责，站到了抗争的最前线。这场对抗中，来自萨贝利各部落的支援大多都是可以指望上的，像韦思提尼人、弗伦塔尼人、马鲁奇尼人，还有一些更小的部落。虽然他们的住所闭塞，但是对于来自同族一致抵御外敌捍卫家园的号召一定是消息灵通的。更强有力的援助则是来自大希腊地区的坎帕尼亚希腊人、卢卡尼亚人和布雷提人；不过，塔兰托当局执政者成天偷闲躲静，疏忽职守，又和西西里各项事务有所牵扯；卢卡尼亚联盟内政也是纷扰不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希腊人和压迫他们的卢卡尼亚人梁子可是结了好几百年，双方敌意颇深，所以要想他们联手共助萨莫奈部肯定也是没有可能的；作为长期与罗马和平共处的近邻萨宾人和马尔西人，从他们那儿估计也不过是得到些微同情或中立的态度；还有萨莫奈的世仇阿普利亚人，他们可是罗马天然的盟友。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萨莫奈能首战告捷，位于遥远北方的埃特鲁里亚人也会参战，甚至连拉丁姆、沃尔西和赫尔尼奇地区也可能加入。萨莫奈不愧是意大利的埃托利亚人，民族勇猛的生气在他们身上丝毫未损，就这样他们还是主要靠着自身的力量在一场实力悬殊的奋战中坚持，让那些还在权衡局面或集结兵力的民族自惭形秽。一切只待萨莫奈一场胜仗就能点燃全面的战场，让罗马周围烽烟四起。历史必须对这个高尚的民族写下公平的评判，承认他们对自己责任的清楚和实践的勇猛。

萨莫奈与罗马之战爆发　坎帕尼亚的和解

早在几年前罗马与萨莫奈就多有不和，由于罗马人不断在利里斯河上肆意侵略，罗马纪元426年即前328年还嚣张地建立了弗勒盖莱城，不过这也还没引爆冲突，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其实是被坎帕尼亚的希腊人点燃的。当库迈和卡普亚归降于罗马后，现有的版图提醒了他们下一步作战地——希腊城市尼阿波利斯，这个掌管着海湾内众多希腊岛屿，又是唯一还没归于罗马麾下的重镇，向它进军太自然了。塔兰托人和萨莫奈人得知他们的这一计划，准备先行出击；然而塔兰托人的出击，与其说是因为距离太远鞭长莫及，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太懒而没能实行，使得只有萨莫奈人强军派出，入驻了尼阿波利斯。那是罗马纪元427年即前327年，罗马人当即开始了明对尼阿波利斯暗指萨莫奈的围攻。交战一段时间后，城内的坎帕尼亚希腊人对商业被扰和外兵入户不胜其烦；罗马人开始不遗余力用分别缔约的手段，就像曾经尽力使多数二等国和三等国不去参加那些或订立或待加强的联盟那样，利诱他们停战。所以当希腊人点头同意协商，罗马人便马上急切地向他们提出最有利的条款：权利平等、免服兵役、联盟对外永久和平。基于以上几条，尼阿波利斯得以摆脱战事的困扰，在罗马纪元428年即前326年签订了停战条约。

战争伊始，沃图努斯以南的萨莫奈城市，如诺拉、努凯里亚、赫库兰尼姆和庞贝都是萨莫奈联盟中一员，可是由于他们早早暴露自己立场，又远离主战场，罗马人便用阴谋诡计，利用人性贪欲来吸引城市中的上层前来归附，并以卡普亚缔约先例加以说服。于是在尼阿波利斯陷落后不久，这些城市或宣告拥护罗马，或宣告中立。

罗马人与卢卡尼亚人联盟

在卢卡尼亚的罗马人取得了更重大的胜利。卢卡尼亚人凭对萨莫奈人本能的偏爱与他们结盟，但是对于这个联盟中的塔兰托的劫掠行为他们又并不想停止，毕竟卢卡尼亚的统治阶层可不愿放弃这只到手的肥羊，以至于罗马趁机竟能与卢卡尼亚结成联盟。这个结盟可是意义重大，它使塔兰托人忙着应付卢卡尼亚而无法脱身，罗马则得以倾全力去进攻萨莫奈。

萨莫奈之战　考迪昂夹谷大捷

罗马纪元428年即前326年，除了东部几个山区派兵援助，萨莫奈基本在四面无援的境况下开始了战争。最初，战火始于萨莫奈本土坎帕尼亚边境的几个小城镇，如鲁夫赖（在维纳弗鲁姆与替隆之间）和阿利费，当时都被罗马占领。次年，罗马军长驱直入萨莫奈内部，战火四起，掳掠不止延至韦思提尼境内，甚至大军还轻易占领了阿普利亚，一座对他们不设防的城邦。罗马军一路所向披靡，长驱直入，而此时，萨莫奈人已人心涣散，经过内部国民大会讨论后决定将向罗马求和。他们送还俘虏，甚至以交出他们最勇敢的主战派将领为代价去争取宽大处理，即便他们最终送去的是已经自行了断的布鲁图卢·帕皮乌将军的尸体，这样谦卑的乞求却并没有得到罗马人民大会的垂怜（罗马纪元432年即前322年），至此，绝望的萨莫奈民族只能在他们的新统帅加维乌斯·蓬提乌斯（Gavius Pontius）率领下誓死抵抗了。第二年，即罗马纪元433年即前321年，罗马两个执政官斯普里乌斯·波斯图米乌斯和提图·维图里乌斯率军扎营于喀拉提亚，他们得到消息说，萨莫奈人已将阿普利亚的军事重镇卢凯里亚紧密包围，该城已在危急之中。许多从卢凯里亚逃出的俘虏也证实了消息的确切，于是罗马军仓促拔营。如果他们要及时赶到，穿过敌境是唯一快捷之道。这条路以后也作为阿庇亚大道[4]的延续，罗马人自卡普亚筑一条路经过这里的贝内文托至阿普利亚。这条路如今还是在阿帕雅和蒙特沙奇奥（Montesarchio，即考迪昂）两地之间，行过其间需经过一片低湿的草地，四面高山环绕丛林茂密，出入口皆是涧底夹谷，其余再无路可通。当时萨莫奈人就在这里设下伏兵。罗马人进入山谷没有遭遇抵抗，发现出口已被严防死守，想领军撤退，又见入口也一样阻塞，而且四面山坡上都是萨莫奈人的队伍。罗马军自知中计但为时已晚，萨莫奈人从未意在卢凯里亚，而是恭候在这个要命的考迪昂隘口将他们一网打尽。他们仍然战斗，可是在此的挣扎毫无意义，突围无望，罗马军队无法动弹，战败不言而喻，遂罗马将军请降。萨莫奈将军除了在不放归罗马俘虏或将他们全部屠杀之间别无选择，不过是个荒谬的说法；他们最妥善的办法莫过于接受罗马请降的条件，然后将敌军的主要兵力以及它的两个统帅全都俘虏起来。这样，通往坎佩尼亚和拉丁姆地区的道路便可畅通无阻了，按当时的形势，沃尔西人和赫尼特人，以及大多数拉丁人必将热烈欢迎他们，而罗马必将因此陷入严重危险。可是加维乌斯·蓬提乌斯将军没有这样做，他天真地以为不缔结军事协定，仅用一个公平的和约就能使全部争执立刻告终。也许他太像去年遇害的盟友布鲁图卢·帕皮乌斯那样，太渴望和平。萨莫奈所定的条约相当温和，只是要求罗马必须拆除违约建筑在卡莱斯和弗勒盖莱城堡垒，并重新与萨莫奈订立平等盟约。罗马统帅自然同意这些条件，并从精锐的骑兵队中选送600人为人质，以保证践行诺言，双方统帅和所有参谋将校也都立誓守约，所以萨莫奈人就这样不加伤害就放走了罗马军队。不过对于罗马军来说，虽身体上他们毫无损伤，心理上却备受侮辱。萨莫奈军得意忘形，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让罗马军放下武器，并从轭门[5]下面一一走过。这在当时是对其极大的侮辱。回国后，罗马元老院（the Roman senate）不顾他们将领的立誓和人质的安危，对协定概不认账，只是交出了缔结协定的将领，认为这是他们个人应负的战约责任。

罗马律师和祭司的诡辩是否合法，罗马元老院的法令是否违法，这些在公正的历史面前不过无关痛痒；然而不管从人情还是政治的眼光来看，这事都不能说罗马人处置欠妥。按照罗马的正式国家法，统兵将军是否有在未经市民批准的情况下缔结条约的权力有待商量，按照宪法的精神与实际施行，有一条十分明确的原则，即凡国家协定，只要不是纯军事性质，在罗马都当属于元老院的决策，而一个将军如果不是奉元老院和公民之命擅自缔结和约就是侵权越职了。萨莫奈将军让罗马将领在保全军队和僭越职权间选择，错更大；罗马将军没有魄力完全拒绝这种要求，错在后且责任更小，所以罗马元老院驳回这种协定不过是理所应当，一个大国如非境况危急逼不得已，是绝对不会交出他的任何所有之物；一切有让步的条约不过是被迫承认，而非出于道义。如果每一民族都能认清一点，那么考迪昂条约显然是一个不幸的将军出于道义而被迫缔结的条约。然而，当人民饱受侮辱，伤痛犹在，且民族骨气尚存，面对这种条约，是否会选择去遵守呢？

罗马人的胜利

萨莫奈热心和平的人们天真地认为会因考迪昂条约而得以休养生息，而现实却是战争屡发，每一方都遗恨错失良机。眼看誓约被破坏，军誉受侮辱，战友遭遗弃，双方的怒火高涨。大概是萨莫奈的人太宽宏大量不愿向已经遭遇不幸的人泄愤，他们并没有收受投降的罗马军官，或者是因为他们并不想承认罗马人的托辞——协约仅能约束立约的人，然而并不包括罗马政府；所以，他们不收受罗马交出的军官，甚至他们饶恕了这些本应被处死的人质，转而即刻用兵对抗罗马。

罗马纪元434年即前320年，萨莫奈人趁罗马军队尚未整编之际突袭拿下了卢凯里亚和弗勒盖莱两城。萨特里坎人一时倒向支持萨莫奈人，可见如果罗马人当时没有错失良机应当也有萨莫奈人这样的成就了。罗马并非国衰兵弱，不过一时疲软，他们满怀愤慨和雪耻之心大力征集兵马粮草，并且任命了骁勇善战的将领路奇乌·帕皮里乌·库尔索统率新军出征，兵分两路进攻。一取道萨比纳和亚得里亚海沿岸兵临卢凯里亚城下，另一直接进军萨莫奈本土与他们交战，两军最终在卢凯里亚城下成功会合。罗马军士气高涨，一心想要救出城内关押的骑士[6]们，因此更加激烈地攻城。此间阿普利亚人，尤其是阿尔潘人在粮草方面为罗马军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最终萨莫奈人不敌罗马军，罗马纪元435年即前319年卢凯里亚向罗马投降。统帅帕皮里乌一战得胜享受着双重的胜利果实，一则救出了囚于城内的罗马同袍们，二则罗马人在考迪昂所受的轭下之辱在此被他如数奉还给了萨莫奈人。

在接下来几年（罗马纪元435—437年即前319—前317年）战事仍在继续，不过多发在萨莫奈附近各处，而非本土。首当其冲的是在阿普利亚和弗伦塔尼境内的萨莫奈人的盟友，他们被罗马讨伐，战败后阿普利亚的替隆人和卡努西人与罗马订立了新条约，萨特里坎再次沦为罗马属地，并因之前的背叛而承受重罚。战事转到坎帕尼亚地区，罗马纪元438年即前316年，罗马军攻占了萨莫奈边境上的城镇萨提古拉（perhaps S.Agata de'Goti），可是幸运之神并没有一直站在罗马人这面，同年，萨莫奈人拉拢努凯里亚人为盟友，不久后又有了诺兰人的加入；罗马纪元439年即前315年，在利里斯河上游，梭拉人开始驱逐罗马驻兵；欧松人正准备揭竿而起，威胁着重镇卡莱斯；甚至在卡普亚，反罗马派们也在蠢蠢欲动。罗马纪元440年即前314年，一支萨莫奈军进入了坎帕尼亚驻扎的卡普亚城下，本来是为了前来支持拥护本民族的爱国派，占得先机，然而罗马人立刻发动了对梭拉城的袭击，打败了萨莫奈援兵，成功占领该地。就这样，欧松人的反叛还未来得及真正爆发，就被罗马人以雷霆万钧之势残酷镇压，同时还任命了一个特别独裁官负责对卡普亚的萨莫奈派提出诉讼和判决，以至于当时那些英勇的反叛者们宁愿选择自裁不愿死于罗马人之手。罗马纪元440年即前314年，卡普亚的萨莫奈援军遭遇溃败不得不从坎帕尼亚撤退，罗马军紧跟其后，翻越了马泰塞山，于同年冬天在萨莫奈首府波维阿农安营扎寨。诺拉被盟友舍弃，罗马人深谋远虑，趁此用与尼阿波利斯缔结条约相似的优厚条件，使诺拉永远脱离萨莫奈联盟。考迪昂战败，弗勒盖莱便落入了反罗马派之手，成为了他们在利里斯河的主要屏障，然而罗马纪元441年即前313年，这里在被萨莫奈人掌控八年之后，最终还是被罗马人攻占。其中有二百公民都是民族派的重要领袖，他们被押往罗马，在罗马广场[7]被公开处决，以此警示威胁各处萨莫奈民族志士。

阿普利亚和坎帕尼亚新要塞

阿普利亚和坎帕尼亚就这样落入罗马人之手。为确保征战下的领土能够长治久安，罗马人在罗马纪元440—442年即前314—前312年间新建了几座防御要塞；阿普利亚的卢卡利亚因地理位置偏僻而暴露，罗马人派驻了半个军团前往；蓬提埃（即蓬扎群岛）作保卫坎帕尼亚水域用；处于坎帕尼亚和萨莫奈交界处的萨提古拉，被作为抵御萨莫奈人的防线；最后是因特拉姆纳（在卡西诺山附近）和苏埃撒奥隆卡（Sessa）两处堡垒被建在了从罗马至卡普亚的大道上。此外，罗马又派兵戍守凯阿提亚（Cajazzo）、梭拉和其他军事重地。由罗马至卡普亚的行军大道以及为穿过蓬丁沼泽地所必需的堤防，都是监察官[8]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命人建造的，有了这条大道，坎佩尼亚的防卫可以说是固若金汤。罗马人的势力日益壮大，他们想要征服意大利的决心在一年又一年愈发紧密的堡垒和交错的道路中全然显露。萨莫奈人已被罗马人两面夹困，就像诺尔巴和塞尼阿的堡垒把沃尔西人与埃魁人分隔一样，罗马到卢凯里亚一线也将意大利南北两部割出了一条口子；曾经罗马仰仗赫尔尼奇人，而今来依靠阿潘尼人。意大利人不难明白与萨莫奈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个骁勇的山岳民族就这样开始了与罗马长达十五年的对战，纵然敌强我弱，孤军奋战。

塔兰托调停战局

萨莫奈的天然盟友一直非塔兰托莫属；可是危急关头它与意大利两大民族的前程却被掌控在了希腊民族之手，至此衰亡的阴影笼罩在两个民族上空。塔兰托原为老多里安式的严格贵族政体[9]，自从转变为完全民主政治以后，由于城内居民以水手、渔夫和工匠居多，一时城里的生活变得非常活泼而有生气。在这里人们财富有余，却精神匮乏，他们沉溺于欢声扰攘中而摒弃了对真知的探寻，他们摇摆于勇敢的进取大业和高涨的情绪以及可耻的轻举妄动和幼稚的骗局之间。历史总是相似，好像这些得天独厚、素有名望的民族都曾遇到这样危险的境况；在此不得不提到柏拉图的见闻，60年前他曾来过塔兰托，据说，当时城里举行酒神节[10]无人不醉；一部讽刺的滑稽剧，也被称为“欢乐的悲剧”正是创作于萨莫奈战争的前后。塔兰托的文人骚客沉溺于这种放纵的生活，吟诵些滑稽的诗歌，倒也与那些哗众取宠的塔兰托政客制定出的朝令夕改，自大短浅的政策相符合。这些政客们常常干预与己无关的事，而当遇到有关切身利益，需要他们采取行动的事务时反而又置身事外。罗马纪元434年即前320年考迪昂战败后，罗马人与萨莫奈人[11]对峙于阿普利亚时，他们曾派出使者来劝服双方握手言和。按理说这种用外交来干涉决战并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宣告了塔兰托中立的立场被打破。事实上也理应如此，无论这战争对于塔兰托来说是如何艰巨和危险他们都应该参与：因为国家的民族发展一直注重于舰队的强大，他们以其强大的商船队为基础发展，使得舰队实力在大希腊海权国之中已首屈一指，然而他们现在倚靠的陆军力量大部分是佣兵，队伍十分涣散。在这种情形之下，塔兰托共和国被卷入罗马与萨莫奈之战绝不会轻松，更不必说罗马还善用塔兰托和卢卡尼亚的纷争让他们自顾不暇。可是只要有坚定的意志，这些障碍便不难克服；罗马人和萨莫奈人都接收到了来自塔兰托的使者希冀双方停战的号召，萨莫奈人作为势弱一方表示愿意响应，而罗马人则是以升起战旗来作为答复。倘若塔兰托人还有一点脑子和一丝骨气，便应在他们的使者送出停火命令后即刻对罗马宣战，然而塔兰托政府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只是以儿戏的态度来对待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不仅没有对罗马宣战，反而转去援助西西里岛各城的寡头政权[12]，以此对抗叙拉古的阿加托克利斯（这个人以前曾供职于塔兰托，因与人不和而被辞退）。罗马纪元440年即前314年，塔兰托还依斯巴达的先例，派了一支舰队至西西里岛。当然，如果这舰队是被派往坎佩尼亚海面，那发挥的作用肯定大有不同了。

埃特鲁里亚人加入联盟

罗马纪元443年即前311年，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各民族开始反抗，尤其在卢凯里亚堡垒修建后，人们愤然举旗并且迅速开展了行动，其中又以埃特鲁里亚人一马当先，而罗马纪元403年即前351年签立的休战协定早几年就失效了。罗马的边境要塞苏特里姆已被围困两年之久，城下交战激烈，罗马人连吃败仗，直到执政官昆塔斯·法比乌斯·鲁良努斯（罗马纪元444年即前310年）前来统战罗马，其颓势才有所扭转。这位执政官可是在萨莫奈战争中久经考验的将才。他不但重整发挥了罗马军优势，而且还大胆深入埃特鲁里亚人的本土，打破了罗马人在此之前由于语言不通和交通不便而从不涉足该地的局面。他率军越过罗马人未曾来过的基米尼森林，劫掠了当时免于战祸的富饶区域，于是全埃特鲁斯坎无处不愤然起兵反抗。罗马政府并不赞成这次草率决定的远征，极力禁止军队越过边境，但为时已晚，面对埃特鲁里亚人火力全开的反抗，罗马政府只能慌忙召集新军团来应战。这场战役中，鲁良努斯取得了一个决定大局的胜利，这就是让人们久志不忘的瓦狄莫尼湖大捷，从此一战功成。原本以为的冒进之战一举成为了一场留名史册的丰功伟业，使埃特鲁里亚人的抵抗土崩瓦解。与坚持了十八年之久以弱敌强的萨莫奈人不同，埃特鲁斯坎在他们最强大的三个城市佩鲁西亚、科托那和阿雷提姆首战失败之后，就与罗马缔约停战，协定休战300个月。次年（罗马纪元440年即前314年），罗马人又在佩鲁西亚击败其他埃特鲁里亚人，致使塔昆尼人在罗马纪元446年即前308年也同意与罗马签订停战协定，约期400个月。随即其他城市战火逐渐消弭，埃特鲁斯坎地区至此进入暂时的休战时期。

萨莫奈的最后一役

世事变化，萨莫奈境内的战事却从未停止。罗马纪元443年即前311年，战事与以往的无异，战火范围仅限于萨莫奈人的几处要塞据点，可是到了次年，战势日渐激烈。鲁良努斯在埃特鲁斯坎处境危险，到处都有谣言说罗马军已完全覆没于北方，于是萨莫奈人备受鼓舞越战越勇，还在对战中重伤了罗马执政官盖约·马基乌斯·鲁提卢斯。情势突变，埃特鲁斯坎刚带来的胜利希望转瞬成为泡影，他们的克星，卢基乌斯·帕皮里乌斯·科尔索又来统率罗马军队讨伐萨莫奈，罗马纪元445年即前309年，萨莫奈联盟至此倾其余力与罗马人决一死战，而科尔索，再次获胜。萨莫奈军的全部身家，那些身着彩色战衣或白衣、手持金盾或银盾的精锐大军被惨烈全歼；自此以后，每逢佳节，他们闪耀的军装常常点缀着罗马广场上一排排喧闹的商店。

萨莫奈人的悲苦与日俱增，斗争的胜利遥遥无期，翌年（罗马纪元446年即前308年），埃特鲁里亚人停战；同年，坎帕尼亚的最后一城努凯里亚，作为萨莫奈人尚存为数不多的同盟，遭受了罗马人水旱两路攻击，在优厚的缔约条件下也宣告了投降。形势变化，萨莫奈人又获得了新盟友，他们有来自意大利北部的翁布里人，有中部的马尔西人和佩里尼人，甚至还有很多来自赫尔尼奇的志愿军加入他们的队伍；要是埃特鲁里亚人仍未息兵，罗马的胜局未必不可扭转，然而事实往往与之相反。翁布里人刚显露出进攻罗马城之势，就被鲁良努斯率领着进攻萨莫奈的大军截击于台伯河上游。萨莫奈人兵力衰弱无法增援抗衡，只能惨面同盟溃败。战事转向意大利中部，佩里尼人被征服，还有遭遇同样情况的马尔西人；其他的萨贝利部落也只是名义上反抗罗马，萨莫奈日渐无援，但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此时台伯河方向出现了援军。罗马人发现萨莫奈俘虏中的还有赫尔尼奇人，以致赫尔尼奇部将面临追责拷问，于是他们便直接向罗马宣战了（罗马纪元448年即前306年），不过这样的加入与其说是联盟不如说只是来自弱小部落团结起来绝望的呐喊。赫尔尼奇部最繁荣的城市阿那尼亚积极响应了应战号召，不过该部几个较大的城市始终还是避不参战。以军事眼光来看，罗马军正在前方攻打萨莫奈人的堡垒，突然发现后背也敞露给了敌人，一时处境危险。战局再次有利于萨莫奈人，然而梭拉和凯阿提亚已落入罗马人手里，在阿那尼亚罗马派遣的援兵到达之前，萨莫奈出乎意料地迅速败亡，一切又绕回到了原点。萨莫奈人势弱求和只是白费了力气，双方并不能达成一致，最后的结果仍需一战（罗马纪元449年即前305年）。罗马两执政官各率军队深入萨莫奈，一军由提比略·米努基乌斯率领，他阵亡后由马可·福尔维乌斯率领，从坎帕尼亚翻山而入；另一军由卢基乌斯·波斯图米乌斯统率，从亚得里亚海沿比菲尔诺上行，然后在萨莫奈都城博维阿农城下会合。最终罗马人成为最后的胜者，萨莫奈人的统帅斯塔提·乌盖利乌斯将军被俘，都城陷落。

罗马与萨莫奈和塔兰托缔约

萨莫奈地区都城被攻陷，22年的战争便宣告终结。他们随即撤出梭拉和比费诺的驻军，派使者赴罗马求和；萨贝利各部落的马尔西人、马鲁基尼人、佩利尼人、弗伦塔尼人、维斯提尼人和皮肯特人都依葫芦画瓢陆续派出使者。罗马给他们的条约内容还算可以接受，除了对部分民族有些苛刻，例如对佩利尼人要求他们必须割让领土，不过这种割让似乎也无关痛痒。罗马纪元450年即前304年，罗马人与萨贝利各部落又续订平等盟约。至此，最大的变化无疑是萨莫奈与罗马的关系了。

罗马与塔兰托也订立了和约，即使双方从未直接对峙于战场。在罗马与萨莫奈的数年交锋中，塔兰托就像个不及格的观众，始终反应冷淡。他们只是与萨伦提尼人合攻过罗马的盟友卢卡尼亚人。当然，在萨莫奈战争末年，他们也曾表现出一副要为萨莫奈联盟洒热血的样子，但一方面来自卢卡尼亚人的骚扰不断，让他们自顾不暇，另一方面随着战事的激烈，他们危机感日益严重，担心如果萨莫奈联军被完全征服，自己的独立亦岌岌可危，所以寻找着自保的方法。在经历过亚历山大的祸事后，他们还是再次选择信任一个佣兵首领。这人就是斯巴达的王子克列奥尼穆斯，他响应请求自率5000名佣兵前来，又在意大利募集了5000名佣兵以及各小城梅萨比人和希腊人的援兵、塔兰托的民军，队伍人数达到22000人。他手握重兵便强迫卢卡尼亚人与塔兰托议和，使他们成立一个亲萨莫奈人的政府，作为回报用让出梅塔蓬特舍为酬报。当时萨莫奈人正在与罗马激烈作战，似乎并没什么障碍阻止这个斯巴达人去增援他们，然后用其强大的军队和高超兵法逆转战局，以此保护意大利各城邦民族的自由独立。不过塔兰托人并没有去增援，他们处理事情的方法往往不同，应该说没人会和他们相同吧，况且这位殿下也不是亚历山大或皮罗斯王那样宏才伟略的人。他预料加入战局只会有害无益，于是便不急于参战，他宁可与卢卡尼亚人联合攻打梅塔蓬特，享受城中安乐时光，或者又夸夸其谈远征叙拉古的阿加托克利斯和解放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与此同时，即萨莫奈人求和与罗马缔结协定后，罗马开始对半岛的东南部更加关注，以罗马纪元447年即前307年为例，罗马派遣了一支军队前往萨伦提尼人境内征税，不过说是奉命前来侦察更为妥帖。这位斯巴达的佣兵首领看中了科尔基拉岛绝佳的地理位置，认为这里有利于对希腊和意大利进行海盗掠夺活动，遂率军渡海攻占。又一次，塔兰托人被他们的将领抛弃，同时还丧失了意大利中部的盟友。他们和盟友意大利卢卡尼亚人和萨伦提尼人，此时也不得不向罗马求和，似乎最终达成的缔约内容并未十分苛刻。随后不久（罗马纪元451年即前303年），那位克列奥尼穆斯居然前来进犯，大军在萨伦提尼人境内登陆从而围攻乌里亚，城内的居民还是在罗马人的援助下击退了入侵者。

罗马政权在意大利中部的巩固

罗马大获全胜，并且还从其间缔结的各种协定得到了不少好处。对于萨莫奈人、塔兰托人和较远的民族，罗马缔约所给的条件极为宽和，当然这并不是战胜者宽宏大量，而是出于对大业一统的盘算，当然也许他们也没想那么远。最初，对意大利南部罗马并不强迫他们即刻正式承认罗马的主权，他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征服意大利中部。萨莫奈战争期间，罗马在坎帕尼亚和阿普利亚修建了许多军用道路和军事堡垒，这就为征服意大利中部奠定了基础，而且现在他们依旧继续深造这个征服事业，借此将意大利南北两部分隔开来，致使两地在军事上彼此隔绝，不便交通。所以，罗马此后的行动都始终如一向这个目标努力着。他们利用或者是制造了一个可乘之机，拆散昔日台伯河区域原有的几个联盟，如埃魁人与赫尔尼奇人的联盟。在与萨莫奈缔结和约那年（罗马纪元450年即前304年），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索弗斯向埃魁人发动了战争，55天之内，40个城镇归降。除了迄今仍用旧民族名称的崎岖狭谷以外，全境成为罗马人的属地。第二年在福齐诺湖的北缘，罗马军建立了阿尔巴要塞，戍兵六千，就此作为阻止好战的马尔西人犯边的屏障以及雄踞意大利中部的要塞堡垒。两年后，在近罗马处的图拉诺河上游，罗马人建立了卡西奥利要塞，两者都是享受拉丁权利[13]的盟社。

在赫尔尼奇人当中，至少阿那尼亚援助了萨莫奈战争，即使那只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也更坚定了罗马人致力于解除各种旧有同盟关系的决心了。这种情况下，阿那尼亚人的命运也许将比上一代拉丁族群更艰难。他们不仅像凯雷人那样失去自治权，而且不得不空顶着罗马公民地位而不能享受任何权利。此外，在特雷鲁河上游，他们的部分领土被分设了一个新公民区，还有一个设在阿纽河下游（罗马纪元455年即前299年）。令罗马人惋惜的是，仅次于阿那尼亚的三个赫尔尼奇的大城阿勒特里姆、维鲁莱和菲伦提农都没有参加反抗军；罗马人请他们自动加入罗马公民团被他们婉言谢绝，又没有其把柄在手，罗马人只好尊重他们的自治，甚至还允许他们有参加集会和享有通婚的权利，至此古赫尔尼奇联盟还影影绰绰地存在。对一直被萨莫奈人所占据的沃尔斯克地区，罗马人的行动却不用如此束手束脚了。在这里，比费诺和弗鲁西诺（Frusino）均成为罗马属地，后者还被夺去三分之一的领土；在利里斯河上游的弗勒盖莱城，作为梭拉的沃尔西人重镇现在变成了一个永远拥有四千罗马驻兵的要塞了，至此沃尔西人的地盘全被平定，并且迅速被罗马化。萨莫奈与埃特鲁斯坎之间的地域，罗马人筑造两条军用道路和许多堡垒把两地分隔开来。这路就是以后著名的弗拉米尼亚大道了，它负责掩护台伯河一带，途经与罗马结盟的欧克利库隆之地抵达那尔尼亚。[14]南路即后来的瓦勒里亚大道，沿福齐诺湖，经前文提及的卡齐奥利和阿尔巴堡垒。这里还有筑有一些工事的小部落如翁布里人，他们顽强地守卫着内奎农和埃魁人，还有如马尔西人再次攻打阿尔巴，他们袭击卡齐奥利，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罗马军前进的步伐，强大如罗马，几乎未遇障碍就将两条有力的铁闩装在萨莫奈和埃特鲁斯坎之间。为永保阿普利亚阿，尤其是坎佩尼亚的安全，罗马人修设了许多大道和堡垒交织成守卫的大网，这些已在上文提及，现在又借着这些堡垒，从东西两面把萨莫奈包围起来。埃特鲁斯坎实力较弱，罗马人大可不必用这样精细的筹划，只修建一条大路和相当的堡垒就能巩固基米尼森林的隘路。在这区域，边境的苏特里姆以后仍是罗马军用路线的终点；至于通往阿雷提姆的道路，罗马让途经此路的部落保护它，在外敌入侵时直接起兵反抗。[15]

萨莫奈—埃特鲁斯坎战争再次爆发

斗志昂扬的萨莫奈民族觉得这种不确定的和平比残酷的战争更具危害，因此，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经过长期停战后，意大利北部的凯尔特人又重燃了奋起之心，除此之外，有几个埃特鲁斯坎城市仍然在对战罗马，这些地方，短时期的休战与激烈的冲突轮番上演。意大利的中部各地区人民在酝酿着暴动，有些地方甚至公然起事，工事堡垒仍在建设中，埃特鲁里亚与萨莫奈间的道路还尚未完全中断。现在，进行挽救自由的行动还为时未晚，不过一切容不得一丝犹豫，否则攻击的困难便会增加，并且攻击者的力量还在逐年减弱，一切刻不容缓。距上次战事结束仅过去五年，萨莫奈乡村在连年战乱中所受的创伤还未愈合，而萨莫奈联盟于罗马纪元456年即前298年终又掀起了战事。

上次战争罗马获胜，主要原因是与卢卡尼亚人的联合，并且使计让塔兰托未能参战。萨莫奈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他们先全力攻击卢卡尼亚人，竟成功执掌了该地政权并且还缔结了盟约。随后，罗马宣战，不过萨莫奈人早有预料。所有的一切足以说明两军对峙的紧张：萨莫奈政府向罗马使者宣告，如果罗马人踏上萨莫奈的地方，他们将无法保障使者的人身安全。

于是，烽烟再起（罗马纪元456年即前298年），当第一军在埃特鲁里亚战斗时，罗马军的主力穿过萨莫奈逼卢卡尼亚人讲和，并押送了些人质到罗马。第二年，双方执政官转战萨莫奈，鲁良努斯在提佛农获胜，他的老搭档普布里乌斯·德基乌斯·穆斯在马勒文通（Maleventum）获胜。因为托斯坎各国早已独自与罗马缔结了和约，使得罗马的两支军队可以在敌国驻扎五个月之久。从一开始萨莫奈人就知道，他们只有联合意大利来对抗罗马才有机会获胜。所以当看见埃特鲁里亚与罗马有单独讲和的趋势，他们便竭力加以阻止，萨莫奈将军盖利乌斯·埃格纳提乌斯最终提议派援兵给他们时，埃特鲁斯坎联盟才同意支持下去，再次出兵一战。萨莫奈倾尽全力最后得以派出三支军队参战：一支用以护卫本国的境内安全，防备坎佩尼亚的侵略；还有一支人数最多，派往了埃特鲁里亚增援主战场；第三支是在罗马纪元458年即前296年，因为萨莫奈人与马尔西人和翁布里人达成和解后，由埃格纳提乌斯亲率平安到达埃特鲁里亚的。

此间，罗马人在萨莫奈攻克了几个有利据点，并打散了萨莫奈派在卢卡尼亚境内的势力；不过他们没能阻止埃格纳提乌斯的率兵撤离。所以有消息传到罗马，说萨莫奈人已成功阻断了南北意大利人民的联络。萨莫奈军到达埃特鲁里亚的消息，竟成为了各个地方起兵反抗罗马的信号。埃特鲁斯坎各城正在积极整军备战，并雇佣了高卢军队。此时的罗马城内人心惶惶，连被释放的奴隶和已婚者都被编入伍，一时全民皆兵气氛紧张，罗马纪元458年即前296年似乎是在备战和行军中度过的。第二年（罗马纪元459年即前295年），罗马人命其两名最优秀的将军普布里乌斯·德基乌斯·穆斯和年迈的昆图·斯法比乌斯·鲁良努斯统率埃特鲁里亚境内的军队，把坎佩尼亚境内的剩余兵力调往埃特鲁里亚增援。这支军队至少有6万人，其中罗马的市民就占三分之一以上。此外，他们又整编了两支后备队，分别在法勒里和首都城下。意大利人的会合点是翁布里亚，这里有着连接高卢人、埃特鲁里亚人和萨贝尔人的道路。两位执政官也率主力向翁布里亚行进，他们一部分沿台伯河左岸行进，另一部分沿台伯河右岸行进。同时，第一后备队也向埃特鲁里亚移动，以帮助埃特鲁斯坎军撤离主要战场，返回本国。

罗马人在首次交战中落败：丘西地方，罗马先遣部队遭遇高卢人和萨莫奈人的联军，然而达到了声东击西的目的。萨莫奈人穿过那些遍地焦土的城市亲临他们选定的战场，在听到罗马后备队侵入埃特鲁里亚的消息后，大部分的埃特鲁斯坎军队却退出了联盟军。因此，当双方在森提农附近亚平宁山东坡决战之时，埃特鲁里亚人的实力已被大幅削弱了，然而，这一天仍旧战况激烈。在罗马军的右翼，鲁良努斯率领他的两个军团与萨莫奈军交战，久久胜负难分。在罗马军的左翼，由普布里乌斯·德基乌斯任指挥，高卢人的战车无情碾压罗马骑兵使得军团渐渐体力不支。于是执政官召来祭司（priest）马可·李维乌斯，命他设祭把罗马将军的头和敌军献给撒旦，然后便冲入最密集的高卢队伍中，英勇拼杀最后牺牲。像这样一个有名望和受人爱戴的将军，他的奋勇极大地激励了大军，于是，心生退意的军人们又团结起来，随着主帅冲入了敌阵，骁勇的军人们，发誓要为良将报仇。正在这时，前执政官卢基乌斯·西庇阿奉鲁良努斯之命率后备队前来支援，恰好赶上了正处于危险中的左翼部队。坎佩尼亚精良的骑兵攻击高卢人的侧面和后面，最终扭转了战局。高卢人四处逃散，萨莫奈人也投降了，他们的将军埃格纳提乌斯在营门前阵亡。

罗马军一战牺牲了九千将士，胜利的代价虽高，但是却是值得的。联盟的军队被瓦解，联盟本身也随之解散。翁布里亚仍处于罗马人掌控之中，高卢人被分散，萨莫奈的残军被逼通过从鲁奇山退回到本国。在埃特鲁斯坎战争期间，坎佩尼亚曾遭萨莫奈人削弱了实力，此战终了，罗马人坐收渔翁之利轻松将其占领。第二年（罗马纪元460年即前294年），埃特鲁里亚求和；沃尔西尼、佩鲁西亚、阿雷提姆以及所有加入反罗马联盟的城市都协定了休战400个月。

萨莫奈人最后的挣扎

萨莫奈人还未屈服，自由人的勇气即使不能改变命运，也能使命运感到羞愧。他们虽然感到胜利无望，但还是以一腔孤勇准备奋起反抗。罗马纪元460年即前294年，两执政官率兵推进到萨莫奈时，在各处都遭遇到他们最绝望的反抗。他们像没有明天一样战斗，马可·阿提卢斯在卢凯里亚附近战败，萨莫奈人竟能穿过坎佩尼亚，进攻利里斯河上的罗马殖民地因特拉姆纳。

在随后的一年，由第一次萨莫奈战争英雄的后裔卢基乌斯·帕皮里乌斯·科尔索和斯普里乌斯·卡维利乌斯领导的罗马军与萨莫奈军在阿奎洛尼亚（Aquilonia）附近开战。萨莫奈军的一万六千精锐白袍兵，已立下神圣的誓言，他们宁愿战死也不会逃跑。命运最是无情，因为它既不顾誓言，也不听绝望的祷告，最终还是让罗马人获得了胜利，让他们攻陷了萨莫奈人逃避灾难和隐藏财富的堡垒。即使经此大败，萨莫奈联盟军仍顽强地在堡垒和山地间抵抗越来越强大的敌人，偶尔取得局部的小胜。经验丰富的老将鲁良努斯再次接受命令去征讨他们（罗马纪元462年即前292年），加维乌斯·蓬提乌斯（许是考迪昂胜利者之子）竟为本国人民争取了最后一次的胜利，后来罗马人把他擒住，并卑劣地把他处死（罗马纪元463年即前291年），以此报复他之前的抵抗。意大利没有一点动静，大概罗马纪元463年即前291年，在瓦勒里发动的那场抵抗应该不足以称为战争吧。萨莫奈人希冀塔兰托的出手援助，然而和之前一样，因为国内内政混乱让他们又一次无所作为。在罗马纪元456年即前298年，因为对叙拉古的阿加托克利斯的恐惧，卢卡尼亚又归服于罗马。不过这恐惧并非子虚乌有，因为叙拉古当时不仅势力极盛，还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意大利。

罗马纪元455年即前299年，克列奥尼穆斯已被围城者德梅特里奥斯驱逐出克尔基拉岛，改从亚得里亚海以及爱奥尼亚海威胁着塔兰托人。罗马纪元459年即前295年，这个岛被割让给了埃佩罗国王皮罗斯，诚然，这大大解除了塔兰托的忧虑，不过他们仍不能摆脱来自克尔基拉的烦扰，例如，罗马纪元464年即前290年他们帮助皮罗斯占据此岛，以防德梅特里奥斯的侵犯；同时，阿加托克利斯的意大利政策也一直让塔兰托人寝食不安。不过随着他去世（罗马纪元465年即前289年），叙拉古人在意大利的势力也随之消散，只是为时已晚。萨莫奈厌倦了长达37年的战争，已于上一年（罗马纪元464年即前290年）与罗马执政官曼尼乌斯·库里乌斯·邓塔图斯（Manius Curius Dentatus）缔约休战，在形式上与罗马再次结盟。这一次与罗马纪元450年即前304年的合约相同，罗马人也没有把羞辱或毁灭性的条件加诸这个英勇的民族身上，甚至似乎都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坎佩尼亚事实上早已经臣服于罗马。罗马在政治上也早有远见，为保护领地的海域沿岸，他们认为必须在明图尔和西努埃萨（罗马纪元459年即前295年）建立两座海岸堡垒，按沿海城市以往的规定，两地的新市民均成为了罗马的正式公民。至此，罗马在意大利中部进行着更为有力的统治权扩张。

如同第一次萨莫奈战争降服了埃魁人和赫尔尼奇人，第二次萨莫奈战争迎来了萨宾人的归降。那位降服了萨莫奈的统帅曼尼乌斯·库里乌斯，于同年（罗马纪元464年即前290年）打破了一次羸弱的抵抗后，迫使所有萨宾人无条件投降。归降的土地大部分直接被占有并分发给罗马公民。对于剩下的部落，如库雷斯、雷阿特、阿米特农、努西亚，则强迫他们接受罗马的公民权利，即无投票权的公社（civitas sine suffragio）[16]，在这里并没有建立之前那些能拥有平等权利的同盟城市，相反地，整个地区均处于罗马的直接掌控之下。至此罗马疆域直达亚平宁山和翁布里群山，但还是以群山内侧为界，且战略地势不佳。上次战争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罗马对意大利中部的统治只有从海洋延伸到海洋时才能更加稳固。

罗马人对亚平宁山外侧地区的统治开始于罗马纪元465年即前289年坚堡哈特里亚（Atria）要塞的修建。这里是阿布鲁齐山临皮森尼平原的山坡上，紧邻海滨，因此享受拉丁权利，并且此处离海不远，是断开意大利南北部的核心位置。与此相同有重大影响的还有维努西亚的建立（罗马纪元463年即前291年），当时迁居此地的殖民者人数空前，达两万人之多。该城市位于萨莫奈、阿普利亚与卢卡尼亚交界处以及塔兰托至萨莫奈的大道上，地理位置极其关键。它的使命就是维护四周各部落间的秩序，最重要的是它还隔绝了意大利南部两个劲敌间的通信。毫无疑问，监察官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主持修建到卡普亚的南大道，也由那里延长到了维努西亚。所以当萨莫奈战争结束时，扩大的罗马疆域几乎囊括了所有享有拉丁权利的部落，其北至基米尼森林，东到阿布鲁齐山和亚得里亚海，南达卡普。卢凯里亚和维努西亚则是充当向东和向南的两个前锋耸立在敌人的交通线上，阻断他们对外的联络通信。至罗马纪元5世纪末，那些或得天独厚或自立奋发的民族经过各种条约的缔结，通过战场上相互切磋后，使得在这座半岛上的罗马变成了一个强国，或者应该说是整个半岛的主宰国更为确切，如同一场奥林匹亚（Olympia）[17]的竞会，进入复赛的胜利者准备迎来一次更激烈的比拼。在更大的民族竞赛舞台上，迦太基、马其顿和罗马此时也在准备最后之战，誓争做真正的王者！

[1]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马其顿国王（前357—前323年）。少时拜亚里士多德为师，爱好希腊文化，常以神话英雄阿喀琉斯自诩。其父腓力二世被刺后即位，遂镇压希腊各城邦反马其顿的运动。前334年以无敌之师大举东进，入小亚细亚，转埃及，建立亚历山大城，挺进两河流域，入侵中亚细亚，南下印度。后终因气候不适、士兵厌战而退兵巴比伦。前324年，建立了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领域的古代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译者注

[2]大希腊（Great Greece; Magna Graecia）古希腊殖民地，公元前8—前6世纪古代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建立的一系列城邦的总称。著名的有塔林敦、西巴里斯、克罗敦、库米、赫拉克利亚和尼阿波利斯（Neapolis，今那不勒斯）等。有时还包括西西里岛东部的希腊殖民区，那里有科林斯人建立的叙拉古，随希腊势力西渐而传入希腊文化（主要来自雅典和科林斯），对意大利早期居民（包括罗马人）有过重要影响。——译者注

[3]此处也许有必要说朋，我对于阿希达穆斯和亚历山大的了解都是从希腊的编年史中得来的，而希腊和罗马编年史中记述的历史对于现在来说也只能说是大概相符，所以我们得知道对于意大利西部发生过的事，虽一般都与东部有着联系，但也不用太追究细节。

[4]阿庇亚大道（Appian Way）：罗马历史上第一条具战略意义的公路，是罗马通向希腊和东方的主要公路，现在仍有部分残存。一条新的平行的阿比亚街道于1784年建成，长约564千米。——译者注

[5]轭门：此处是指用二竖一横三把长矛搭起来的门状物，战俘要一一通过，才能得以释放。《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有记“凡在轭下作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当时社会上盛行奴隶制度，在教会中有很多信主的奴隶。“轭下”形容受辖制不得自由，所以轭门之辱也被理解成为失去自由所遭受的屈辱，尤其是对于军人而言。其实最初这是罗马人首创用于羞辱敌人的，只是在此处十分讽刺，被他们的敌人施加在了自己身上。——译者注

[6]骑士（eques，复数equites）：不同于现在的常用意义，古罗马骑士，是指统治阶级中一阶层。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改革时，创设骑兵队，始有骑士之称。后随罗马的对外扩张，骑士身份发生变化。公元前3世纪后，骑士已专指一批多出身于平民，以放债、包税、经商为业的富人。共和国后期，骑士派与元老派进行长期斗争，争得某些特权。1世纪（帝国初期）起，在罗马须拥有40万塞斯太提乌财产，方能取得骑士资格。骑士在帝国官僚机构中有相当势力。——译者注

[7]罗马广场：“Forum”是直接从希腊的“Agora”演绎过来的。罗马城里都有中心广场，是历代皇帝为满足日渐增长的社会、法律、商业及节庆的需要而建的。在广场中可以发布公告、进行审判和欢度节日，甚至角斗。其中最著名的有3个，即恺撒广场、奥古斯都广场和图拉真广场。——译者注

[8]监察官（Censor）：古罗马文职官员，主管人口普查、公共道德、元老院案卷的修订和房地产投资。每5年选出两名监察官，任期通常为18个月。约前443年设立监察官职位，成为最享盛名的官职，直到前81年苏拉削弱其权力。——译者注

[9]贵族政体：亦称“贵族政治”，奴隶制社会国家政体的一种，由少数世袭贵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国家政体所做的四种分类之一。古希腊的斯巴达，是奴隶制时期贵族政体的典型代表。其国家机构由国王、长老会议、人民大会和监察官组成。国王分别由两个传统王族产生；长老会议形式上由人民大会选举，实际上完全由有贵族身份的长老充任；五名监察官也由人民大会从贵族中选举产生；人民大会有名无实，仅仅行使形式上的表决权。

[10]酒神节：Dionysia，来自希腊语，又称狂欢节，是雅典人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节日。古希腊戏剧的发展也与其有关。——译者注

[11]此处所指并非安提昂附近萨莫奈地的居民，而是指另一个在阿皮努姆附近的沃尔斯克人的城市的居民，该城被建立为罗马民社，无投票权。

[12]寡头政权：古希腊由少数奴隶主贵族掌握政权的国家管理形式。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以后，斯巴达的监察官成为事实上独揽大权的最高统治者。此后凡国家政权由剥削者中少数人独揽时，常以寡头政治称之。现引用指由极少数人独揽政权的政治制度。——译者注

[13]拉丁公民权（拉丁文：ius Latii，Latinitas，或Latium）是罗马人给予被征服地区人的一种介于完整的罗马公民和无公民权者（外来者或外乡人，拉丁文：peregrinus）之间的公民权，因最早授予拉丁人而得名。拉丁公民权最重要的内容包括：交易权（拉丁文：commercium）、通婚权（拉丁文：conubium）、迁徙权（拉丁文：ius migrationis）。——译者注

[14]那尔尼亚原是翁布里人下属的内奎农（Nequinum）要塞故址，罗马纪元453年即前301年罗马人在这里设立军垦地才给它改了这个名称。——译者注

[15]不只是前217年的军事行动，还有更能说朋问题的前187年就建成的阿那尼亚至博诺尼亚的大道表朋，在此前，罗马至阿那尼亚的道路就已经建成使用。只是当时这条路并不是一条军用道路，这从它以后的名称“卡西亚大道”可知，它不可能早于前171年修建来作为执政官路。在罗马的执政官和监察官中，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任职于前502、前493、前486年，不是为他所修；在他和前171年的执政官盖约·卡西乌斯·朗吉努斯之间的时期，没有叫卡西乌斯的。

[16]无投票权的公社（civitas sine suffragio）：罗马征服意大利之后，对意大利各地区根据它们在被征服过程中对罗马的态度以及它们各自在经济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性，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把它们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有罗马公民权的拉丁自治市，这类城市往往保留内政方面的自治权（有自己选举的城市高级官吏、自治法庭等），只是丧失了独立对外作战和进行外交的权利。自治城市的公民有罗马公民权，和罗马公民一样可以加入罗马部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在军团中服役。因这类自治城市获得充分的公民权，又被称为有投票权的城市（公社）。二是半公民权的公社或城市。这类公社或城市也是由从属于罗马的外国城邦产生的，也是被罗马合并的。所谓半公民权，即享有部分罗马公民权，不能参加罗马公民大会选举和表决，因此也称没有投票权的公社，即“civitas sine suffragio”。第三种是拉丁殖民地。第四种是所谓同盟者。——译者注

[17]奥林匹亚（Olympia）：宙斯（Zeus）神殿。约前1000年建于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西北部，位于希腊，自前776年到至少公元261年之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的举办地点。1881年以来广泛挖掘，已出土公元前6世纪的赫拉神殿和体育场。前457年，阿尔蒂斯（圣林）的宙斯神殿竣工，后用其放置菲迪亚斯（Phidias）的著名雕塑，后又建成公共建筑和纪念馆、体育场、摔跤竞技场、浴场及官员和竞赛人员旅馆。基督教徒狄奥多西大帝封闭了该圣殿。——译者注

第七章　皮罗斯王和罗马的斗争以及意大利统一

东西方的关系

在罗马获得了对世界毫无争议的统治地位后，希腊人常说他们的成功不过是因为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英年早逝（罗马纪元431年即前323年6月11日）才侥幸获得而已，这样的说法让他们的罗马主人不太愉快。回顾往事，罗马人并没有多么高兴振奋，他们更喜欢遐想一些本可能发生的什么事情，比如关于某位伟大的国王曾意在西部的野心，据说那位亚历山大大帝去世时还真有这样的意图——派遣舰队与迦太基人争夺海上霸权，并用他的方针和罗马争夺陆上霸权。如果一切真的发生，后来结局会怎样呢？亚历山大的确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毕竟一个喜欢战争的独裁者，拥有士兵和舰队和一个陷他于好战的环境，生出这样的战略倒也不难解释。并且作为一个希腊国王，保护西西里岛的古希腊移民、对抗迦太基、保护塔兰托人、对抗罗马、杜绝任何海域出现海盗，也都是他职责所在。随后由布雷提人、卢卡尼亚和埃特鲁里亚人[1]组成的意大利大使出现在巴比伦，又给了他足够的机会熟悉半岛情况并建立关系。还有迦太基与东部的许多关系也成功吸引了威势无比的君主的注意，所以他很可能有一个将波斯国王在提尔殖民地的名义主权变成一个真正的国家的计谋：所以亚历山大的随从中发现有迦太基人派来的间谍并不奇怪。不管这些想法是梦想或实际的战略，直到这位国王去世，他都没有干扰到西方的事务，一切不过随他的死亡安葬了，一个兼握西方智慧和东方财富的希腊统治者就这样昙花一现。在亚历山大去世后，他一生致力希腊文化在东方建立的志向绝没有因此破灭，只不过他刚刚统一的帝国再次分裂，这些建立在帝国废墟上的不同国家冲突不断，使得他们虽依旧秉承亚历山大遗志，其传承效果却被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希腊还是亚细亚-埃及的国家都不想蹚这摊西方的浑水，他们有些把目光转向了对罗马人或迦太基人的对抗。如此东西方国家政权一时间平行存在且互不干扰，尤其是罗马，理智地保持了远离亚历山大接班人的纷争。他们唯一建立的关系是商业性的，以罗兹岛自由国为例，作为希腊商业中立政策的主要代表以及长期在战争时代中充当仲裁者的身份，他们于罗马纪元448年即前306年与罗马缔结了商业条约，这是一份商业国家与凯雷和坎帕尼亚人沿岸的统治者正常经济往来的应有协定。当时希腊还是提供招募雇佣军的主要场所，于是大家都相聚于此招募此处意大利或是塔兰托的佣兵。就募兵这件事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其实是很次要的（就如塔兰托和斯巴达母城[2]的关系），在此雇佣兵一事只事关商业，尽管斯巴达经常提供给塔兰托人雇佣兵用于他们在意大利的斗争，他们也不会因此就卷入战局，就像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即使德意志各邦将其臣民卖给美国的敌人，他们也不因此而与合众国卷入战争。

皮罗斯的历史定位

伊庇鲁斯国王皮罗斯是一个军事冒险家，他的家谱可追溯到爱考士和阿基里斯那里。如果他爱好和平，应该可以一生平顺地做一个马其顿下属山区小部落的“国王”，然而他并不是，人们常把他拿来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相比。当然，建立一个以伊庇鲁斯、大希腊和西西里岛为核心的西希腊帝国，控制意大利海域，并把罗马和迦太基降级为与希腊化国家边界像凯尔特人和印度人的蛮族，这一想法之伟大与勇敢，简直可以与马其顿国王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相比。可是东征与西征的区别不仅在于结果的不同。亚历山大和他的马其顿军队，其兵强马壮、素质优良完全可以抗衡波斯王。伊庇鲁斯王与马其顿相比，就像后世的普鲁士和黑塞的差距，皮罗斯靠着雇佣军和临时的政治联盟才凑成了一支军队。亚历山大作为一个征服者出现在波斯帝国，皮罗斯作为一个中等国家联盟的将军出现在意大利。亚历山大离开他的世袭领地，希腊无条件服从，还有安提帕特强大的军队留后镇守故土。皮罗斯对本土的完整仅靠相信一个态度不明的邻国的承诺，此外别无保障。如果两个征服者的计划都能取得成功，那他们的本土将肯定不再作为他们的新帝国的中心。虽然把马其顿这个军事王国转移到巴比伦并不难，但在塔兰托或锡拉丘兹基础上要建立一个军人国家可不容易。希腊共和国的民主政体虽然麻烦不尽，但也不能强行被改成一个僵硬的军事国家，菲利普不将希腊各共和国纳入他的帝国实在是有理由的。在东方国家，那里几乎没有反抗，执政和臣服的种族一直长久地共存着，暴君的更变对民众而言无关紧要甚至还是件令他们感到满足的事情。在西方，罗马人、萨莫奈人和迦太基人可以被征服，但没有征服者可以把意大利人变为埃及的农夫，或变罗马的农民为向希腊纳贡的臣属。不管我们从什么角度考虑，无论是他们自己的权力、盟友，抑或是从他们对抗者的能力来看，马其顿王的计划显然是可行的，而伊庇鲁斯王的则不然。前者是实施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后者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前者是奠定一个新的文明阶段和国家系统的基础，后者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即便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他的功绩也会流芳百世。皮罗斯呢？在他逝世前一切计划就已经付诸东流。两人同样天生勇敢，伟大，富有冒险精神，皮罗斯只是个一流的将军，亚历山大却是当时最有天赋的政治家。如果英雄和冒险家的区别是成一时事和一时成事，那皮罗斯明显只属于后一类，更无法与他那伟大的亲属相比，一如波旁[3]的治安官[4]不可能与路易十一[5]相提并论。

然而，这个伊庇鲁斯人的名字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他能够引起一种特殊的同情，当然其中不乏因为他的古道热肠和蔼的性格，但更多的同情是因为他是第一个与罗马人交战的希腊人。不管是古代文明以后的全部发展，还是近代文明基于罗马和希腊的主要部分的直接关系，这些都是从皮罗斯征战时代开始的。方阵和军团之间、雇佣军和自卫队之间、军事政府和元老院之间、个人天赋和民族精神之间的斗争即罗马精神和希腊风骨之战，这些最初也是在皮罗斯和罗马将军之间的战斗中出现。虽然希腊人在战场上以及在元老院被击败，但他们的优势依然决定了除政治外的其他竞争领域。这些斗争已经表明，罗马战胜古希腊人会不同于其战胜高卢人和腓尼基人，他们之间的斗争必到矛头折断、丢盔弃甲时，阿佛洛狄特（Aphrodite）[6]的魅力才会开始发挥作用。

皮罗斯性格与早期事迹

皮罗斯国王的父亲埃阿喀得斯是摩罗西亚（即约阿尼纳）的统治者，亚历山大的亲人和忠实封臣的候选人，在亚历山大去世后他被卷入马其顿家族政治的纷乱，不仅失去了王国还葬送了性命（罗马纪元441年即前313年）。那时他六岁的儿子被伊利里亚（Taulantii）的统治者格劳西亚斯所救，因为在争夺马其顿的战争时皮罗斯还是个孩子，围攻者德米特里一世恢复了他的世袭爵位和领土（罗马纪元447年即前307年），然而在多年以后又因一个反对党而被再次剥夺（罗马纪元452年即前302年），从此作为一个被流放的王子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不久，他便展现出自己的锋芒。他参与了安提柯最后的几次战役，亚历山大老元帅桑德对这个天生的战士心生喜欢，老将军断言只需要几年，皮罗斯就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第一勇士。伊普苏斯战役失败后，他不幸作为人质被送到亚历山大城托勒密王朝新创的朝廷，在那里就算相貌粗犷、步履沉重也丝毫没有影响他的阳刚之美，得到皇室女子的青睐，同时他大胆和直率的性格，除军事外彻底蔑视一切的气概吸引了精明的国王托勒密的注意力。就在这个时候，进取的德米特里厄斯又一次要建立一个新王国，这次是马其顿；他当然是想用这个机会重振亚历山大帝国。为了抑制他的野心，必须让他奔忙于自己国家的事务无暇他顾，而显然托勒密王知道如何妙用这个热情主动的伊庇鲁斯青年来完成自己的谋算。他做了一个不仅满足了他亲爱的贝蕾妮斯的王后愿望，也促进了自己目的达成的决定，让继女安提戈涅公主嫁给这个年轻的王子，并且靠着自己的援助和有力的影响支持心爱的乘龙快婿回到故土（罗马纪元458年即前298年），回到其父亲的王国，做他想做的一切。勇敢的伊庇鲁斯人身上流淌着古代阿尔巴尼亚人血统，在这个昂扬的青年身上传承了这世代的忠贞和新鲜的热情，就像他们崇拜的鹰那样。卡山德死后（罗马纪元457年即前297年）关于谁继承马其顿王位出现了混乱，而皮罗斯扩展了自己的领地：他一步步攻取了安布拉基亚湾以及安布拉基亚地区的重要城镇，其中有克基拉岛，甚至还有马其顿的领土的一部分；并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战胜了德米特里厄斯国王，得到马其顿人的钦佩。诚然，德米特里厄斯由于他自己的愚蠢从马其顿王位下来，而马其顿人自愿将王位献给他那英勇的对手（罗马纪元467年即前287年）。毕竟没有人比皮罗斯这个亚历山大亲族更有资格戴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王冠了。在一个堕落的时代，王室头衔和卑鄙开始成为同义词，而皮罗斯清白的人格和道德的纯洁格外引人注目。希腊和亚细亚在六将军统治下早已道德沦丧，士气消沉，马其顿本地的自由农民虽然减少了，日益贫困，却很少受到沾染。对他们来说，皮罗斯似乎是一个天生的王者，就像亚历山大一样：他得到家庭和他的朋友们的尊重，他交友众多胸襟广阔，对马其顿人十分厌恶的东方苏丹式的仪式也素来保持回避；他像亚历山大一样，被公认为是当代的第一谋略家。不过马其顿人的民族观念十分浓重以至于非常排外，他们宁愿一个最卑鄙的马其顿人当君主，也不要一个最能干的外国人。马其顿军队对于每一个非马其顿籍的领导者都会显露出非理性的反抗，亚历山大培养的最伟大的将军卡尔迪恩·欧迈尼斯曾深受其害，皮罗斯的统治也很快因此终结。皮罗斯在没有获得马其顿人肯定的情况下无法行使统治的权力，他自己的力量又太过薄弱，也许是思想过于高尚，无法强迫自己违背民意强行执政，在位七个月后竟然又把国家留给了当地的恶政，回到了忠实于他的伊庇鲁斯人之中（罗马纪元467年即前287年）。这个戴过亚历山大皇冠的人、德默特琉的姐夫、托勒密和锡拉库扎的阿加托克利斯的女婿、训练有素的谋士、写过关于军事艺术的回忆录和兵书的人，不可能安分地过着每年固定时间检查皇家管家账目的日子，过着领受勇敢伊庇鲁斯人民照例进奉牛和羊的日子，在宙斯的祭坛要求他们再次发出忠诚誓言，强调信守法律，为了更好地证实这一切，与他们狂欢一整夜。如果没有地方让他登上马其顿的王位，他也不会就此守在他出生的土地：他适合做第一，不满足于成为第二。于是他的目光转向了国外。那些争夺马其顿的君主虽然多有争执，但是对于这件事他们是欣然同意的。皮罗斯深信不疑他的战友们一定会誓死追随，恰逢当时皮罗斯的亲戚，他父亲的堂兄弟，伊庇鲁斯王国的亚历山大40年前所拟的计划似乎可行，所以皮罗斯决定放弃对马其顿的企图，而去为自己和希腊民族创立一个新的西方帝国。

意大利联盟的奋起反抗

在罗马纪元464年即前290年萨莫奈的和平条约给了意大利一段短暂的休战时间，这一次对抗罗马权势形成了由卢卡尼亚人发起的新联盟。这个民族通过在萨莫奈战争期间支持罗马，出兵阻碍了塔兰托行动，为罗马的胜局贡献甚大。罗马人为回报他们的功劳，把境内希腊城市让给他们。因此和约成立以后，他们与布雷提人合作，接连征服了这些城市。图里人多次被卢卡尼亚的将军台纽·斯塔提利乌斯袭击，他们不堪其扰向罗马元老院请求援兵来对抗卢卡尼亚，就像原先坎帕尼亚人请求罗马的援助对抗萨莫奈人那样，并且同样都是付出自由和独立来交换的。由于维努西亚要塞已建成，罗马可无需同卢卡尼亚结盟，所以罗马人答应图里人请求，以图里已归附罗马为名，要求他们的盟友停止对图里人的攻击。因此卢卡尼亚和布雷提人在共同抢夺这份应有的战利品时，被他们强大的盟友所骗，所以他们气愤之下与萨莫奈人和塔兰托人的反对党举行谈判，组成新的意大利联盟。当罗马人派大使警告他们时，他们扣押囚禁了使节，并开始进行对抗罗马的战争，并对图里开始新一轮的攻击（约罗马纪元469年即前285年）。在同一时间，他们不仅邀请了萨莫奈人和塔兰托人，还邀请了意大利北方人——埃特鲁里亚人、翁布利亚人和高卢人一起来为自由而斗争。埃特鲁里亚联盟不仅奋起反抗还招募了许多高卢佣兵。此时，阿雷提纳人依然忠于罗马，所以罗马执政官卢基乌斯·凯齐利乌斯率兵前去援助，然而在亚雷提恩墙下被埃特鲁里亚人雇佣的塞农人歼灭，将军本人以及他的13000士兵（罗马纪元470年即前284年）全军覆没。塞农和罗马算是盟友，因此罗马人派使者谴责他们出兵对抗罗马，并要求他们直接交出俘虏。他们的首领布里托马里斯（Britomaris）要向罗马人报杀父之仇拒不接受要求，随即塞农遣返罗马使节并公开支持埃特鲁里亚。因此意大利北部，埃特鲁里亚人、翁布利亚人和高卢人一同武装反对罗马，如果此时南部省份也抓住时机起来宣布反叛的地方全部加入反对罗马的战争，胜利或许会得以实现。事实上萨莫奈人随时准备为自由进行抵抗，曾经似乎已经对罗马人宣布战争，但是因为各方面能力的削弱和周围的限制使他们对联盟贡献甚小，塔兰托则表现了其惯常遇事延迟的故态。当对手正在谈判联盟，解决关于津贴的协议以及招募雇佣军时，罗马采取了行动。首先他们以先攻克赛农人来杀鸡儆猴给其他各部看。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科内利乌斯·多拉贝拉率领着强大的军队进入到赛农的领地，最终赛农人不是死于罗马人刀下就是被驱离故土，从此这个部落便从意大利民族之林中被抹去（罗马纪元471年即前283年）。毕竟对于一个生存主要依靠放牧的民族，这种全体驱逐完全是致命的，被驱逐出意大利的塞农人可能加入高卢大军，很快便分散到多瑙河、马其顿、希腊和小亚细亚等地的国家中了。

博伊部

博伊是塞农人的近邻，他们不禁为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感到惊恐万分，怒不可遏，于是立马团结埃特鲁里亚人全力对抗。埃特鲁里亚人中的塞农雇佣军现在反抗罗马人已不再是以雇佣兵的身份，而是为故土战斗的复仇者。强大的埃特鲁里亚高卢联军向罗马进攻，他们计划在敌方首都为塞农人报仇铲除罗马的根基，甚至要比从前塞农酋长做得更彻底，然而联军在瓦狄莫尼湖附近的台伯河通道（罗马纪元471年即前283年）遭受罗马军重创。第二年，他们在波普洛尼亚附近与罗马交手再度失利，于是博伊部抛弃了他们的同伴，并与罗马人缔结了条约（罗马纪元471年即前283年）。因此，高卢本来作为联盟中最强大的成员，在联盟尚未完全形成前就被逐一征服了，罗马对下意大利的行动便不受牵制了。在罗马纪元469—471年即前285—前283年期间，意大利没有进行任何有力的争夺。迄今为止，较弱的罗马军队难以在图里对抗卢卡尼亚和布雷提人，但到了现在（罗马纪元472年即前282年）执政官盖约·法布里齐乌斯·卢斯奇努斯带着强大的军队解了围城之困，他们还在交战中击败了卢卡尼亚，俘虏了他们的将军斯塔提利乌斯（Statilius）。较小的非多利安希腊城镇都认为罗马人是他们的拯救者，各处纷纷自动归附罗马。罗马驻军驻扎在了如洛克里、克罗顿、图里这些重要的咽喉要塞，尤其雷吉翁，对于后者，迦太基人似乎早已有所企图。显然罗马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塞农的覆灭，给予了罗马人相当大的亚得里亚海的海岸领地。毫无疑问，鉴于塔兰托战火有重燃的可能，而伊庇鲁斯入侵早有预兆，他们十分需要确保这一带的海岸以及亚得里亚海的安全。于是他们派出自由民殖民团（约罗马纪元471年即前283年）到塞农的前首府塞纳海港（西尼加利亚）；同时罗马舰队从埃特鲁里亚海进入到东部海域，显然也是为了驻扎在亚得里亚海保护罗马领土。

罗马与塔兰托的背约

自从罗马纪元450年即前304年订立该条约，塔兰托人就一直与罗马和平共处。他们是萨莫奈人长期斗争的旁观者，是塞农快速灭亡的见证者；对维努西亚、哈特里和塞那的建立和图里和雷古翁被占领，他们默许而不抗议。当罗马舰队从埃特鲁里亚进入亚得里亚海航行最终抵达塔兰托水域，在友好城市的海港抛锚时，塔兰托人对罗马长久怀有的怨恨终于显露出来。之前签立的条约是禁止罗马的战舰航行到拉金山岬（Lacinian）以东的，所以在公民大会上演说家们直指罗马的背约。愤怒的民众开始进攻罗马的战船，他们用海盗的方式突然攻击，在激烈的斗争后罗马告败，五只战舰被夺，船员被处决或卖为奴隶，罗马将军在交战中牺牲。只有最愚蠢和无耻的暴民政治才能解释这些可耻的诉讼。那些条约属于一个早已过去、已被忘却的时代，显然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至少在哈特里亚和塞那成立之后是这样的，而罗马人进入到海湾则是显示对现有盟约的信任。不过从长久来看对罗马还是有利的，至少以后不给塔兰托人宣战的借口了。对罗马的宣战不过是塔兰托的政治家们做了他们很早以前就想做和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宁愿把宣战建立在对违反条约这样表面的借口上，而不是用真正的理由，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外交一直都不会用最明白的语言说出最简单的道理。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对舰队进行武力攻击，而不是要求罗马人沿原路折返，这不仅仅是一种野蛮行为。当道义无存，赤裸裸的现实似乎在提醒我们，不要抱着一种幼稚的信念，以为文明能够根除人性的残酷。

他们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在这一“英雄壮举”之后，塔兰托还袭击图里，罗马驻军由于始料不及而投降（罗马纪元472—473年即前282—前281年冬季）。图里人因为背叛希腊党和投靠野蛮人而受到了塔兰托的重惩。其实，正是因为塔兰托的政策把这些人抛弃给卢卡尼亚，他们才被迫归降于罗马这些野蛮人的。

和平的尝试

野蛮人行事却很温和，考虑到他们的实力和他们经受的侮辱挑衅，这样的温和实在让人诧异。罗马得益于尽可能长时间地使塔兰托保持中立，所以当元老院中的少数人心中愤懑提议立刻对塔兰托人宣战时被领袖驳回了。事实上，罗马地区竟把和平的持续和不违荣誉的最温和的条款联系了起来——他们释放了俘虏交还图里，还交出了当时袭击舰队的头目。罗马使团带着这些条件前往塔兰托（罗马纪元473年即前281年），同时为了进一步证明他们的话，还由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Lucius Aemilius）执政官带领一支罗马军队进军萨莫奈。塔兰托人可以在没有丧失任何独立的情况下，接受这些条款，并考虑到在如此富裕的商业城市开战不利，罗马人有理由相信和解仍然是可能的。维护和平的尝试却失败了，原因竟是塔兰托人的反对，他们意识到罗马侵略势在必行，所以举兵反抗越快越好，或许也是因为一些民众的嚣张无礼以及风行于希腊人中的傲慢，让使者遭到有失身份的侮辱。现在执政官率兵进军塔兰托领土，但没有立即开始行动，他再一次提出了相同的和平条款，然而不过是徒劳一问，此时他才开战踏平田地和村舍，击败了公民自卫队。抓获的上流人士被释放，并且未取赎金，罗马寄望于战争的压力会使城市里的贵族党占得优势带来和平。是的，罗马人至此都还没有放弃这种希望。不过，这样的做法也是不愿意看到塔兰托投入伊庇鲁斯国王的怀抱，毕竟他对意大利的觊觎之心早就不是秘密。塔兰托已经派出使团参见皮罗斯，然而回来时并没有带回缔约的消息。皮罗斯王的要求超过了使团所能允诺的权限，他们必须做出决定了。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与罗马议和，罗马人仍旧承诺协商一个公平的条约，或是与皮罗斯缔约，承认他认为合适的缔约条件；或者换句话说，要不向罗马霸权屈服，要不屈从于一个僭主政治（Tyrannis）[7]的霸权。

皮罗斯拉拢意大利

此时，城中两派各执一词，而最终优势是属于民族党的（即国家党），他们理由充分，动机合理，如果一定要在罗马和皮罗斯之间做选择，相比起野蛮人他们更喜欢希腊人。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煽动者的恐惧，他们认为尽管现在罗马不得不温和行事，但是在适当时机一定会对塔兰托此前的暴行报复。因此，塔兰托与皮罗斯达成了协议。他得到了塔兰托人部队和其他意大利人武装抵抗罗马的最高指挥权，并且享有驻军的权利，战争的费用当然是由该城负担。另一方面，皮罗斯承诺如非必要不会长居意大利，不过其中也潜藏了一个保留条件即停留时间的长短应由他决定，这样的成果几乎脱离了他的掌控。当塔兰托使者（主战派的首领）离开伊庇鲁斯时，该城遭受了罗马的进攻，从而大家的想法有些变化。总指挥已经委托给了亲罗马的将领阿吉士（Agis），当时正值使节带着缔结的条约返回，所以主战派再次掌权，政府现在一改以往的优柔寡断，以强势的手段执政。

皮罗斯登陆

罗马纪元473年即前281年秋，皮罗斯的将军米洛，带领3000名伊庇鲁斯士兵登陆守卫该城重镇。随后（罗马纪元474年即前280年）皮罗斯王相继而来，他带领的队伍渡海时经历暴风雨洗劫，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不过他运送来的这支队伍依旧规模可观并且成员混杂，他们一部分由王室禁卫队、米洛斯人、帖斯普罗提人、克奥尼亚人和安布拉基亚人组成；一部分是马其顿步兵和塞萨利骑兵，是马其顿国王托勒密按约送给他的；一部分是埃托利亚、阿卡那尼亚和阿塔马尼亚雇佣军。总共两万方阵兵、两千弓箭手、五百投石兵、三千骑兵和二十头大象，看起来不比五十年前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时的兵力少。

皮罗斯与联盟

国王到达时，联盟的事务处于不太有利的状态。事实上，当罗马执政官看到出战的是米洛的军队而非塔兰托的卫队时，他就已经放弃了对塔兰托的进攻，并撤退到阿普利亚。此时除了塔兰托领土外，罗马人统治了几乎整个意大利。联盟在下意大利没有作战的军队，而上意大利，只有埃特鲁里亚的武装，在上次战役（罗马纪元473年即前281年）中还每战必败。在这位国王出征之前，联盟各国请他指挥所有的军队，并宣布他们能够给他一支35万步兵和2万骑兵的军队作战。现实与这些伟大的承诺形成了一个可悲的对比：他们委任皮罗斯为总司令，军队却一直尚待建立；当时仅有塔兰托有组建军队的资源。所以皮罗斯王下令出资招募意大利雇佣军组成军队，并号召公民中的青壮年去打仗，但塔兰托人并不是这样理解协约的，他们想用金钱购买胜利，就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而现在国王强迫他们去作战简直就是破坏了协约。起初米洛的到来让市民高兴，因为此举让他们摆脱了充当警卫的烦恼，不过现在这种结果证明了主和派的错误。城中甚至有人与罗马暗中联系沟通，或说至少发生了联系。皮罗斯对这样的反抗早有准备，他立即把塔兰托作为一个被占领的城市对待，让士兵驻扎在房屋，喊停人民大会和众多的俱乐部，剧院歇业，舞会关闭，并让伊庇鲁斯兵守卫城门。还有些重要人物被运离故国作为人质，其中有些人乘机归附罗马逃离了这样的命运。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因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塔兰托人都是不可信赖的。只有占据这个重镇为基地，皮罗斯王才能在战场开战。

下意大利争端初现

罗马人也很清楚冲突终会发生。首先为了确保他们的盟友的忠诚，或是说他们臣民的忠诚，对于他们不信赖的城镇派去军队驻守，而且在必要时，会逮捕或处决独立党的领导人，大量普雷内斯特元老院成员因此殒命。他们在备战时也付出了巨大努力，通过征收战争税，让所有的臣民和盟友交付应交的份额全数，甚至原本免除服役义务的无产者也被征召从军。一支罗马军队作为后备队驻扎首都，另一支由提比略·科隆卡尼乌斯（Tiberius Coruncanius）执政官率领进军埃特鲁里亚以分散沃尔斯克人和沃尔西尼人的力量。主力军以下意大利为目标加速前进，希望阻止仍在塔兰托境内的皮罗斯与萨莫奈人和其他武装反抗罗马的南意大利盟军会合。罗马镇守在下意大利的各希腊城市的士兵，目前主要任务是防止国王的扩展。驻扎在雷古翁部的驻军，一个由坎帕尼亚人首领德西乌斯率领下的坎帕尼亚人佣兵团的叛变，使罗马失去了这个重要的城市，不过此城最终也没有落在皮罗斯手上。一方面坎帕尼亚人对罗马民族的仇恨无疑有助于催生这种军事暴动；另一方面，渡海前来保护希腊人的皮罗斯不可能把雷吉翁部这些背叛旧主的军队收入麾下。因此，他们仍然是孤立的，仅与同族的共犯马默提纳人紧密联系，即阿加托克利斯的坎帕尼亚人雇佣军，他们曾用类似的方法占据了海峡彼岸的梅萨那城，为了自己的利益掠夺和损毁邻近的希腊城镇如克罗顿，并在那里处死了罗马驻军，同样遭此厄运的还有考罗尼亚（Caulonia）。

罗马人成功了，他们仅凭着薄弱的军队沿着卢卡尼亚边境进军以及在维努西亚驻军，竟阻止了卢卡尼亚和萨莫奈人与皮罗斯会合；同时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拉维努斯（Publius Laevinus）率领主力大概四个军团进攻皮罗斯，如果数据属实，再加上相关的联盟军数量，那进攻的大军至少达到了五万人。

赫拉克利亚战役

考虑到保护塔兰托的殖民地赫拉克利亚，皮罗斯王将自己和塔兰托部队驻守在该城市和潘多西亚[8]之间（罗马纪元474年即前280年）。一开战罗马人就用骑兵猛攻，在其掩护下强渡西里斯河，以雷霆之势掌控战局。皮罗斯王亲自率领骑兵迎战，然而不幸坠马，希腊骑兵因为领袖的消失而恐慌，一时把战场留给了敌人的军队。皮罗斯又重新率领起了步兵作战，引领了一场更加激烈的决战。罗马军团和希腊方阵连续大战七回合后仍然胜败未定。梅加克勒斯（Megacles）作为国王部下最好的军官阵亡了，因为在这战况激烈的一天，他穿的是国王的盔甲，而希腊人又以为国王已经战死，队伍动摇，拉维努斯已经确信胜利在握，所以把骑兵调集猛攻他率领的侧翼。实际上，坠马的皮罗斯脱去了头盔穿行于步兵队伍中，使他部队渐渐低沉的勇气又恢复过来。迄今为止一直被留作后备的象兵现在被调来抵挡罗马的骑兵，一时战马受惊，士兵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些巨兽，转身逃跑。无序的骑兵和追赶的大象终于打破了罗马步兵紧凑的队列，象兵与帖萨里（Thessalian）骑兵合作大战敌军。幸而当时有一个勇敢的罗马士兵盖约·米努齐乌斯——第四军团的第一长矛手，要不是他刺伤了一头大象使追赶的军队陷入混乱，罗马军队必会全军覆没。因此，罗马军的残部成功穿过西里斯河撤退，损失巨大。胜利者统计了罗马人战亡人数大概为7000人，俘虏2000人；罗马人自说损失达15000人，可能被运出战场的伤兵也被计算在内了吧。皮罗斯军队的损失也不小：近4000名士兵死于战场，他的几个得力干将也牺牲了。况且他的损失主要是老兵，比罗马民兵更难补充，而且他的胜利主要是归功于象兵出其不意的攻击，这战术也不能反复运用。皮罗斯王精于战术的判断，这也难怪他以后评述这场胜利不过是一场败仗。虽然他没有愚蠢到把自我批评公之于世，还将其题写在位于塔兰托的还愿祭碑文上，但这不过是罗马诗人后来虚构的故事。在政治上，起初也不在乎胜利需要什么代价，反抗罗马人首战的胜利对皮罗斯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皮罗斯作为将领用兵的天赋在战斗中显示出来，如果有什么可以激发意志消沉的意大利联盟一起团结作战，像赫拉克利亚那样的胜利是非拿下不可的。这场胜利的结果也是相当直接可观和持久的：罗马丢了卢卡尼亚，拉维努斯招募驻扎在那里的军队并进军到阿普利亚、布雷提人、卢卡尼亚人和萨莫奈的地盘，之后更加入皮罗斯，未受干扰。除雷古翁受坎帕尼亚人反叛者的压迫十分消沉以外，希腊城市全部与皮罗斯联合，洛克里甚至自愿把他的罗马驻军交给国王。关于皮罗斯，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会把他们抛弃给意大利人，萨贝利人和希腊人也都来投靠皮罗斯，不过以上也就是这场胜仗带来的全部影响了。即使拉丁人觉得罗马统治沉重不堪，他们也没有兴趣通过一个外国元首的帮助来摆脱这种困境。维努西亚虽然现在完全被敌人包围，仍坚定不移地依附罗马。皮罗斯敬佩西里斯河一战罗马军的英勇，这位侠义的国王还给予了战俘极高的礼遇，并建议他们可以按照希腊方式加入他的军队。随后他才明白，他是在和一个国家作战，这与之前与雇佣军作战绝不相同，因为无论是罗马人或拉丁人，没有一个是会受他雇佣作战的。

求取和平

皮罗斯向罗马人求和。他是个精明的军人，自知现下的地位并不太稳固，而作为一个老练世故的政治家，他知道现在的地位又对他十分有利，所以一定要善于利用以求达成和平。他现在希望通过与罗马大战留下的第一印象促使意大利的希腊城市获得自由，并在他们和罗马之间建立多个二三等国家，作为希腊新权力依靠的盟友。他的需求大体如下：要求解除所有希腊城市对罗马的效忠义务，特别是坎帕尼亚人和卢卡利亚的城镇，还要归还从萨莫奈人、陶尼亚人、卢卡尼亚和布雷提人境内取得的领土，就是要交出卢克里亚和维努西亚。如果与罗马进一步斗争无法避免，最好能把西方古希腊人统一团结起来，获得西西里岛，到非洲被征服时，再重新开战。

皮罗斯的亲信大臣帕萨利安·基尼亚斯（Thessalian Cineas）带着这样的指示去了罗马。这位才思敏捷的谈判者，同时代的人把他与德摩斯梯尼[9]相比，当然只要雄辩家可以和政治家相提并论，国家大臣可以和民间领袖相比的话，这样的类比倒也十分恰当。他奉命利用各种手段显示赫拉克利亚胜利方对对手的尊重，让罗马人体会到皮罗斯国王恨不能亲自前来的强烈愿望，让他们从对国王的颂词中，从敌人口中说出的热切奉承中，甚至从可能会提供的小小馈赠中，总之就是把那些他们已经在亚历山大和安提俄克试用过的秘密计谋都用在罗马人身上，让他们对皮罗斯抱有好感。元老院犹豫了，许多人觉得敌进我退未尝不是一种谨慎的选择。然而年迈不已、老眼昏花、不理国事多年的执政官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在这关键时刻前往元老院，用他热烈激昂的话语传递着雄伟天性中浑然未破的生命力，这样的精神撞击了年轻一代的灵魂。他们对皮罗斯的使者给予自信的回复。在这种场合，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答复，但随后成为了国家的准则：只要一天有外国军队在意大利土地上，罗马就不会与之谈判。为实践这一诺言，他们随即把大使送出城。帕萨利安·基尼亚斯这次任务失败了，这位灵辩的外交家没有以雄辩蜚声罗马，反而自己被此行所见打动，震撼于一个国家在遭受到如此大败后仍气势不破，以致他回国后还对人说，在他看来那个城市的每一个公民都有王的气魄，事实上，这位朝臣所看到的是一个自由民族的气魄。

皮罗斯出兵对抗罗马

谈判期间皮罗斯已经发兵坎帕尼亚，准备交涉失败的消息一传来他们就开始向罗马进军，皮罗斯与埃特鲁里亚人合作，动摇罗马的盟友，威胁着罗马城。罗马人既没有被甜言蜜语所蒙蔽也不会被兵临城下而吓倒。赫拉克利亚战役后，在传令官“誓死报国，征兵入伍”的召唤下，年轻人立即蜂拥从军。他们与两个新成立的军团和从拉维努斯的卢卡尼亚撤走的队伍，比以前更快地追赶着皮罗斯的行军路线。他们保护了卡普亚，并阻断了皮罗斯与尼阿波利斯的消息互通。罗马人的态度很坚定，所以除了下意大利的希腊人，所有盟国没有一个敢脱离罗马联盟。皮罗斯只能转向进攻罗马，途经一个富有的城邦时所见的繁荣景象令他惊讶。他向弗雷加莱进军，强渡利里斯河，最终到达阿纳尼亚，这距离罗马不超过二十五公里，没有军队阻拦，但拉丁姆的所有城镇都对他紧闭城门，随后是从坎佩尼亚不紧不慢跟着他的拉维努斯。执政官提比略·科隆卡尼乌斯（Tiberius Coruncanius）刚刚与埃特鲁里亚人签订合适的和平条约，带来了北部的第二支罗马军队。罗马城中还有在独裁官格纳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Gnaeus Domitius Calvinus）的统治下积极备战的后备军。在这种情况下，皮罗斯完全处于劣势，看起来除了退兵以外别无他选。当时他选择在坎佩尼亚停驻并保持在两个执政官面前按兵不动，但还是没有任何反击的机会。到了冬天，皮罗斯国王撤离了敌人的领土，在友好城市之间分散了他的军队，留自己在塔兰托过冬。于是，罗马人也停止了他们的行动。他们把军队驻扎在靠近皮森农的费尔蒙营房，而在西里斯河战败的军队，由元老院下令搭帐篷过冬，以示惩罚。

大战次年

这次战役在罗马纪元474年即前280年结束。在决定性的时刻，埃特鲁里亚与罗马单独缔约，加上国王的突然撤退，意大利同盟军急切的希望破灭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赫拉克利亚胜利的联军士气。意大利人抱怨战争的负担，特别是驻扎在城内的佣兵纪律散漫；国王厌倦了琐碎的争吵以及他的盟友失策的军事行为，他开始觉得尽管取得所有战术上的胜利，政治上的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三个前执政官作为罗马大使被派来议和，其中有图里的征服者盖约·法布里齐乌斯（Gaius Fabricius）使他觉得和平有望，但是很快得知他们只有权处理战俘的去留问题。皮罗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在农神节[10]，他相信战俘许下的誓言，然后将他们全部释放。对于他们遵守诺言和罗马大使的拒不受贿，都被后世子孙以一些不恰当的方式赞美，但是这并不能彰显古人的光荣，反而是显露出后人的无耻。

奥斯库卢姆战役

在罗马纪元475年即前279年春天，皮罗斯再次展开进攻，他让部队先进军阿普利亚，无论到哪里，罗马军队都前去应战。国王希望在这些地区，通过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动摇罗马的统治，所以他再次发起挑战，罗马人没有拒绝。两军在奥斯库卢姆（Ausculum即Ascoli di Puglia）相交。皮罗斯麾下的队伍，除了他的伊庇鲁斯人和马其顿军队、意大利雇佣军、塔兰托民兵，即他们所称的白盾军，还有结盟的卢卡尼亚人、布雷提人和萨莫奈人一共70000步兵，其中18000人是希腊人和伊庇鲁斯人，还有超过8000的骑兵和19头大象。而罗马人的队伍中有拉丁人、坎帕尼亚人、沃尔西人、萨宾人、翁布里人、马鲁奇人、佩利格尼人、弗伦坦人和阿帕尼人。他们也有步兵70000多人，其中20000是罗马公民，还有骑兵8000人。两方都在他们的军制上进行了改变。皮罗斯用他作为军人锐利的眼睛感知到罗马军队排兵布阵的优点，放弃现有的长战线，效仿罗马军，两翼用有间隔的分裂阵营，并出于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考虑，将塔兰托与萨莫奈军团分插于自己的队伍之间，只留中军伊庇鲁斯人方阵以密集的队形进军。罗马方面为了防御大象攻势造出了一种战车，这种车中伸出一支铁杆，杆部顶端装火盆，另外再竖起一根一头为铁枪头的活动桅杆，以便放下。以后在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 war）[11]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登船模板也是效仿这种战车建造的。

两方记述这场战争的文献尚存，但希腊对此战的记载似乎比罗马的描述更公正，据他们记载，希腊人在第一天失利，他们并没有成功地沿着陡峭泥泞的河岸部署他们的路线，他们在那儿被迫应战，无法将他们的骑兵和大象投入战斗。第二天，皮罗斯抢占先机，从而毫无损失地拿下了平原，在那里他可以不受干扰地施展他的方阵优势。勇猛的罗马人手持刀剑，徒劳地向马其顿的长枪兵（sarissa）进攻；每一次袭击中，方阵都维持不可动摇的阵线，但这也不能动摇罗马军团攻克他们的决心。直到众多象兵卫队用投石器投掷箭和石头，驱散罗马战车的战士，割断战马的缰绳，然后战象又不断向罗马阵线冲击，罗马军团的阵线才开始动摇。罗马战车士兵的逃散使得队伍四处奔窜，幸亏这次驻营就在附近才能及时收容溃兵，使得这次逃窜中士兵的伤亡不大。罗马对于战斗的记载只提到了战时防守较弱的伊庇鲁斯军营被罗马主力军一支队伍劫营纵火，即使事实如此，罗马人也不能说这场战斗不分胜负。相反，两方在说明罗马军队渡江撤退以及皮罗斯保持对战场的占有方面意见一致。伤亡数量据希腊记载，罗马方面6000人，希腊方面3505人[12]，其中国王本人也受伤了，他一直都在最前线指挥作战，所以在深入敌方内部战斗时，他的手臂被标枪穿破。皮罗斯取得了胜利，但这是徒劳的荣誉，作为这场战争的统帅可以获得赞扬，但是它并没有促进他的政治计谋的达成。皮罗斯所需要的是辉煌的胜利，是能大挫罗马军队并为摇摆不定的盟友倒戈提供一个机会和冲动的胜利，但罗马军队和罗马联盟仍然完好无损。皮罗斯因伤行动不便，不得不放弃战场入居冬营，希腊军队没有首领什么都做不成。这次皮罗斯在塔兰托过冬，而罗马军这次在阿普利亚过冬。

从军事角度来看，国王的资源不如罗马人日益明显，正如在政治上，松散的和不听指挥的联盟不能与坚定的罗马攻守同盟比较。希腊作战迅猛的风格和统帅的天才也许会取得另一次这样的胜利，就像赫拉克利亚和奥斯库卢姆一样，但每一次新的胜利都为他进一步的事业耗尽了资源。很显然，罗马人已经感受到自己更强大，他们拥有勇敢的耐心，期待着最终的胜利。这样的战争，并不是王子们平常所练习和了解到的巧妙的游戏比赛，任何战略上的计谋在后备充足、实力强大的罗马军团面前都将被粉碎。皮罗斯了解当时的局势情况：他厌烦了胜利，轻视他的盟友，他的坚持只是因为军人的荣誉要求他要保护那些部落免受野蛮人攻击之后才可以离开意大利。他性情急躁，所以可以假设，如果有一个借口他一定会趁此机会摆脱繁重的职责，很快，西西里岛的事务给了他一个离开的机会。

叙拉古、西西里岛和迦太基

在阿加托克利斯死后（罗马纪元465年即前289年），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一下失去了主心骨。在一些希腊的城市，无能的煽动者和无能暴君交替涌动时，西部的旧统治者迦太基人开始毫无阻碍地扩张他们的领土。在阿格里真托向他们投降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到来，理应采取最后的措施，以完结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念念不忘的事情，就是一举统治整个海岛，他们开始攻击叙拉古。这个城市曾发动军队和舰队与迦太基争夺岛屿的归属权，后来因为内部纷争和政府无力不得不寻求外援以保安全，此时除了皮罗斯王没人能帮助他们了。皮罗斯是阿加托克利斯的女婿，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十六岁了，是阿加托克利斯的外孙。父子两人都继承了叙拉古统治者雄心勃勃的计划，即便叙古拉失去独立地位，但其依旧是一个西方希腊帝国首都的地位还是会被认可。所以叙拉古人像塔兰托人一样，境况也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自愿将他们的主权给皮罗斯国王（约罗马纪元475年即前279年）。各种机缘巧合，似乎一切都在帮助伊庇鲁斯国王完成他的宏伟计划，因为此前他就计划将塔兰托和叙拉古收入囊中了。

罗马与迦太基联盟

事实上，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都归于一人手下直接导致的就是他们敌人的联系更加紧密协调。迦太基和罗马现在把他们以前的商业条约转换成了一个对抗皮罗斯的攻守联盟（罗马纪元475年即前279年），其要旨是，如果皮罗斯入侵罗马和迦太基的领土，没有被攻击的一方应该提供给被围攻的盟友分遣队，而且应该支付外国援军的费用。在这样一个情形下，迦太基人一定要提供运输船只，并用战舰协助罗马人，但战舰的船员，不强制上岸与罗马人配合作战，最后，两国应该保证自己不与皮罗斯单独媾和。罗马人签订这个条约的目的是为了攻击塔兰托以切断皮罗斯与本国的联系，然而没有迦太基舰队的合作，这些结果都不可能实现，迦太基人的目的是把国王留在意大利，如此一来他们可不受干扰地在叙拉古实行他们的计划。所以保护意大利与西西里之间的海域，双方是有共同利益的。海军上将马戈带领了120艘强大的迦太基舰队，从奥斯蒂亚出发开往西西里海峡。马默提纳人害怕皮罗斯成为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统治者后，惩罚他们曾对梅萨那希腊人的暴行，所以他们紧密依附于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来确保在海峡的西西里侧边自己领土的安全。盟军也很想把雷古翁势力划分到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对于坎帕尼亚人的驻军罗马绝不原谅，所以罗马人和迦太基人联合试图通过武力攻取这个城市，但结果失败了。迦太基舰队从那里驶向叙拉古，并由海路封锁了城市，同时，强大的腓尼基军队也由陆路开始围攻叙拉古（罗马纪元476年即前278年）。这时正是他们需要皮罗斯的时候，但从意大利目前的局势来看，皮罗斯和他的部队根本无法脱身。罗马纪元476年即前278年，两个经验丰富的将领执政官盖约·法布里齐乌斯·卢西努斯和昆图·埃米利乌斯·帕普斯（Quintus Aemilius Papus）雄心勃勃地打响了新的战役。虽然罗马人在这场战争中屡战屡败，可是厌倦了战争，渴望和平的不是他们，而是胜利者。皮罗斯又做了一次尝试，企图在可容忍条款下进行和解。一个卑鄙小人向执政官布里乌斯（Fabricius）提议，只要给予他丰厚的报酬，他可以毒死皮罗斯，执政官把此小人交给国王。皮罗斯为表示感激释放了所有的罗马俘虏，并且分文未取，而且他为英勇的对手其慷慨的举动而感动，以至于他提议缔结一项公平且优厚的和平条约作为报答。基尼亚斯（Cineas）似乎已经再次去了罗马，迦太基似乎格外担心罗马可能会妥协。元老院仍然坚定之前的答复，除非国王愿意让叙拉古落入迦太基人手中，并因此破坏他的宏伟计划，或者放弃他的意大利盟友，并减少自己对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的占有，尤其是对塔兰托和洛克里以外的地方，此外别无他法。卢卡尼亚人和萨莫奈人恳求他不要轻易答应；塔兰托人要求他遵守作为主帅的职责，否则就把领土还给他们。国王知道他们的抱怨和责备，所以一边抚慰着他们好日子一定会来临，一边领兵出征去了。于是米洛仍留在塔兰托，亚历山大王子留驻洛克里，而皮罗斯带着他的主力军，在罗马纪元476年即前278年春季在塔兰托登船前往叙拉古。

意大利的战旗

皮罗斯的离开让罗马人在意大利为所欲为，没有人可以和他们在广阔的平原上抗衡，他们的对抗者都被限制在了堡垒或森林里。然而斗争没有预期的那么快结束，部分是由于山地战和围攻战的原因导致，另一部分也是由于罗马国力的耗竭，从罗马纪元473—479年即前281—前275年，罗马的自由民名单中少了17000个人，如此可怕的损失显而易见。罗马纪元476年即前278年，执政官盖约·法布里齐乌斯以最优厚的条件成功地引诱了塔兰托的重要殖民地赫拉克利亚缔结条约。在罗马纪元477年即前277年中，断断续续的战争在萨姆尼乌姆发动，罗马人轻率攻击了一些被盘踞的高地，使许多罗马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此后在意大利南部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卢卡尼亚人和布雷提人被打败。另一方面，从塔兰托而来的米洛预计罗马人会试图奇袭克罗顿，于是伊庇鲁斯驻军成功出击对抗了罗马的围攻。然而最后，执政官通过一个计谋，成功引诱士兵进军并占据这座不设防的城市（罗马纪元477年即前277年）。更重要的是洛克里斯人对伊庇鲁斯驻军的屠杀一事，他们曾经带着罗马驻军归顺皮罗斯，现在又把伊庇鲁斯驻军交给罗马，这样可耻地用又一次背叛来弥补上一次的出卖。至此，整个南部海岸，除雷古翁和塔兰托以外全部落到了罗马人手中。这些成功也并没有对大局影响重大。下意大利本身早已不能自卫，不过皮罗斯还没有被征服，只要塔兰托仍然在他手中战争随时会被再次打响，罗马人便不可轻易围攻那座城市。在围攻战中，马其顿菲利普和德米特里乌斯彻底改革了此前战术，当与这样经验丰富且坚决的希腊指挥官相对时，罗马人处于非常明显的劣势地位。就算抛开这点不提，攻打塔兰托也需要强大的舰队，虽然迦太基条约承诺给罗马人海路支持，但是就迦太基本身深陷西西里岛的情况来看他们也无力给予罗马这个支持了。

皮罗斯接管西西里岛地区

尽管有迦太基舰队中途妨碍，皮罗斯仍成功登陆，甫一上岸这里的情况马上有实质上的改变。他当即解除了叙拉古的围城之困，在他的统治下的所有自由的希腊城市很快团结起来联合对抗，他率领着西西里的希腊联军从迦太基人那里夺取了几乎所有的财产。当时的迦太基是统治地中海的霸主，然而在这样的强势猛攻的情况下，他们靠着舰队的帮助才艰难地保住了利利拜恩（Lilybaeum）。在不断的袭击中，马默提纳人在梅萨那勉强守住了他们的战地。这种情况依照罗马纪元475年即前279年的条约，罗马人有责任援助西西里岛的迦太基人，而不是迦太基人以舰队来帮助罗马人，征服塔兰托，但是没有一方有明显的意愿去保护或帮助扩大的盟友的力量。迦太基只在真正的危险已经过去时才给罗马提供帮助，面对西西里岛迦太基势力的衰弱，罗马人也没有付出任何实际行动来阻止国王撤离意大利战场。随后迦太基公开违反条约，甚至建议与皮罗斯王单独缔约，只要保证他们在利利拜恩的地位，他们愿意放弃所有西西里财产和领土，甚至钱和军舰任凭国王使用，其用意当然是希望皮罗斯能重返意大利并恢复对罗马的战争。显然，只要占据利利拜恩，随着国王的离开，迦太基人在岛上的地位就会和皮罗斯着陆前一样。希腊城市如果无人援助，失去的领土很容易重新收回。所以，皮罗斯拒绝这样双重背信弃义的建议，并着手建立了一支自己的舰队。后来世人横加指责也不过是显示他们的无知和短视，因为这真的是十分必要的，并且利用岛上的资源，这不难实现。除了考虑到安布拉基亚（Ambracia）、塔兰托人和叙拉古人必须要有海军力量外，他也十分需要一支舰队，这样征服利利拜恩保护塔兰托以及在国内攻击迦太基，才能取得之前像阿加托克利斯、雷吉卢斯（Regulus）和西庇阿那样的成功。在罗马纪元478年即前276年的夏天，正值皮罗斯快要得偿夙愿的时候，他看到迦太基被他轻松打败，他统治着西西里岛，依靠着塔兰托共和国的财产和领地在意大利站稳脚跟，新创建的舰队为了连接、保护并巩固这些胜利果实，已经在叙拉古港做好准备随时出海的准备了。

皮罗斯的西西里岛政府

皮罗斯当时统治的真正弱点在于他错误的内部政策。他管辖的西西里岛仿照了之前托勒密在埃及的统治方式：他不尊重当地的宪法，任人唯亲，把他的心腹设为城市的地方法官，把朝臣设为法官，而不任用本地的陪审员；他随意对他人下达没收财产、放逐或死亡的判决，甚至除掉那些曾帮他渡海来西西里岛的得力助手；他把驻军派遣到城镇中驻扎，像一个国王一样去统治着西西里岛而忘了自己是一个民族同盟领袖的身份。当下，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明智的统治者，也许按东方和希腊的观点来看，他真的是如此，但希腊民族在其长期为自由而斗争的过程中，早已经失去了受纪律约束的习惯。他们见皮罗斯把狄奥多奇（Diadochi）[13]制度这样的暴政迁移到叙拉古，实在让他们无法忍受。相比迦太基人的束缚，很快这糊涂的民族发现他们的新军事政府更加高压。于是各重要的城市开始与迦太基人交流，甚至与马默提纳人联络。一支强大的迦太基军队再次冒险出现在岛上，不过此时他们从各处得到希腊人的支持，情况迅速取得进展。皮罗斯与迦太基军队大战，并一如既往取胜，但种种情况足以显示岛上人们的立场和心态，皮罗斯王需要离开了。

皮罗斯离开旧地前往意大利

除了内政的大错外，皮罗斯还有第二大错误：他带着他的舰队开往塔兰托而不是去收服利利拜恩，而当时的情况，鉴于西西里人心躁动，他应该首先要把迦太基人完全从岛上驱逐，完全切断他们的最后依靠，然后再把注意力转向意大利。当时意大利的战局很稳定，塔兰托足够安全，而其他盟友已被抛弃，没什么值得考量的了。要知道，罗马纪元476年即前278年他的撤离并不体面，军人精神促使他要重返战场一雪前耻重新立威。当听到卢卡尼亚人和萨莫奈人控诉时，他也感到分外痛心。可是皮罗斯一心想解决的问题，只有意志坚强、能够控制自己的同情心甚至荣誉感的人才能做到，但皮罗斯不是这样的人。

西西里岛王国衰落

叙拉古登船事件发生在罗马纪元478年即前276年底。在航行中，叙拉古的新舰队不得不与迦太基舰队交战，这一战叙古拉失去了相当数量的船只。皮罗斯的离开和第一次交战失败的噩耗足以使得西西里王国再次衰弱。消息传来，所有城市都拒绝交付钱款给这个不在国内的国王和部队。一个辉煌的国家的瓦解速度甚至比建立时更快，部分原因是国王自己破坏了臣民心中的忠诚和情感，部分是因为人们缺乏舍身为国的精神，不愿暂时放下他们的自由来拯救自己的国家。因此，皮罗斯的宏伟计划几乎被摧毁，一切已无法挽回。从那时起，他就变成了一位冒险家，他认为他曾经创立过一番伟业，而现在看来不过一事无成。他现在发动战争不再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为了在竞争的鲁莽兴奋中消遣散心，或许有可能他想要像个军人一样战死沙场。

他抵达意大利海岸后开始试图占据雷古翁，但坎帕尼亚人在马默提纳人援助下击退了进攻，而城下激战时，皮罗斯击落了敌军一个将领的同时自己也受了伤。另一方面，他突袭洛克里，该地居民曾经屠杀过伊庇鲁斯驻军，为此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皮罗斯掠夺了那里冥后珀耳塞福涅庙的财宝来补充他空虚的国库。然后他来到了塔兰托，据说当时只有2万步兵和3000骑兵。这些军队也不是以前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了，意大利人也不再称他为拯救者，五年前他们对这个国王的信心和希望已被挥霍殆尽，皮罗斯带领的同盟军只能面对这人财两失的境地了。

贝内文托战役　皮罗斯陨落

皮罗斯在罗马纪元479年即前275年的春天再次披挂上阵前去援助面临困难的萨莫奈。因为罗马人去年在其境内过冬，他一路行军迫使执政官曼纽斯·库里乌斯在贝内文托附近阿鲁西原野（Campus Arusinus）迎战。他先前为对付侧翼的罗马军派遣了一支军队，但是他们夜间在树林里行军时迷失了方向，以至于并没有在决定性的时刻出现。在激烈的冲突后，象军再次被投入战局，但这一次情况对罗马有利，象军遇到了驻扎保护营地的罗马弓箭手，使得队伍陷入混乱开始攻击自己人。这样罗马人取得了胜利，有1300名囚犯和四头大象落到他们手里，罗马城初见象军，除此之外战利品数量不可估量。罗马把这些变卖获利后将款项用于修筑水渠，把阿纽河（Anio）水从提布尔（Tibur）引到罗马城。皮罗斯现在既无兵也无财，只能转投曾帮助他的马其顿和亚洲的盟友要求资助，但现在即使在本国他也威信全无了，所以在此他的请求被拒绝。由着被罗马战胜的绝望以及被拒绝的愤怒，皮罗斯在塔兰托戍兵，同一年回到了希腊（罗马纪元479年即前275年），因意大利已经逐渐稳定，希腊或许能更快地给这个极度渴望战斗的活动家实现某种愿望的可能。事实上，他不仅迅速恢复了他被掠夺的失地，还成功夺取了马其顿的王位。他最后的计划被安提戈努斯·贡那塔斯（Antigonus Gonatas）采用的平静且谨慎的政策所挫败，也因为他自己无法自控的暴躁和傲慢在其中作祟。他还是赢了好几次战斗，只不过不是什么持久的胜利，然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戈斯一场小小的巷战中战亡了（罗马纪元482年即前272年）。

意大利的最后斗争　俘虏塔兰托人

在意大利，随着贝内文托战争的结束，国家党最后的剧烈斗争渐渐消逝。皮罗斯作为同盟军主帅，以其强大的武力曾抓住意大利命运的缰绳，即使在他离去以后，塔兰托仍保持对抗罗马的状态。虽然主和派在城市中占有优势，但是米洛，这个皮罗斯的替代者和忠实拥护者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不过允许那些支持罗马的公民可以在塔兰托境内建立堡垒，并且有与罗马单独缔约的自由，但是还是不能因此打开塔兰托的城门。当皮罗斯死亡之后，迦太基舰队进驻了海港。米洛看到市民们有把城市进献给迦太基人的意愿时，他宁愿把这里交给罗马执政官齐乌斯帕·皮里乌斯（Lucius Papirius）（罗马纪元483年即前271年），因此他和部队得以顺利离开。对于罗马人，这是天大的好运。菲利普根据之前在佩林苏斯（Perinthus）和拜占庭、罗德岛的德米特里厄斯以及皮罗斯在利利拜恩的经验来看，一个海港城市只要装备完善，堡垒兼顾，是不是会被很快攻克呢？要是塔兰托对在意大利的腓尼基人和利利拜恩对在西西里岛的腓尼基人态度一样，那战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然而，过去已成为过去，一切已成定局。当迦太基的将领看到塔兰托已在罗马手上，当即宣称他们只是依照和约前来协助攻城，见局势已定，转身前往非洲了。罗马派使者前往迦太基，要求他们解释对塔兰托占领未遂一事，带回来的答复是迦太基人的矢口否认，他们的出现却是出于好意。罗马人也只能暂时接受这个说法。想必是罗马移民的请求，塔兰托虽然需要交出武器和舰队，拆毁工事堡垒，但罗马恢复了他们的自治权。

下意大利的屈服

在同一年，塔兰托人归顺罗马后，萨莫奈人、卢卡尼亚人和布雷提人也陆续归顺。布雷提人有一个对船舶建造非常重要的西拉（Sila）森林，现在也不得不割让一半分给罗马。

在雷古翁藏了十年的军队被指责不仅违反了军人誓言，也因屠杀雷古翁公民和克罗顿驻军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罗马维护的不仅是自己的权利，也是希腊人对抗蛮族的共同事业。叙拉古的新统治者希埃隆（Hiero）因此支持罗马人，通过送物资和军队助攻雷古翁，同时他又配合罗马讨伐雷古翁，攻打了他们的同谋——那些梅萨那的马默提纳人。雷古翁虽负隅顽抗，但终不敌罗马人的猛攻（罗马纪元484年即前270年）城破；城内残存的守兵在罗马的广场上被鞭打斩首，而老居民被召回，并尽可能恢复他们的财产。因此，在罗马纪元484年即前270年，罗马的版图扩张到了意大利全境。仅有萨莫奈，罗马最顽固的对手，不管官方签订的和平条约，变兵为“匪”继续斗争，以至于在罗马纪元485年即前269年，罗马不得不再派两个执政官前去剿灭他们。即使是最昂扬的民族气节也有消散的时候，最后刀剑和绞刑架结束了萨莫奈山区的抗争。

全新的要塞军用道路建设

为确保这广大的版图的稳定，罗马开设了一系列殖民地：卢卡尼亚的帕埃斯图姆和科撒（罗马纪元481年即前273年），萨姆尼乌姆、贝内文托（罗马纪元486年即前268年）和埃塞尼亚（Aesernia）（罗马纪元490年即约前264年）以保持萨莫奈人受控制，作为对抗高卢人的前线阿里米努姆（Ariminum）（罗马纪元486年即前268年）和费尔蒙（Firmum）（罗马纪元490年即前264年）的前哨部队以及卡斯特鲁姆（Castrum Novum）的新自由民殖民地。罗马人已经准备要延长南大道，使道路在贝内文托的堡垒作为中间站连结卡普亚和维努西亚，这里已经是属于塔兰托港和布林迪西（Brundisium）的地方了。因为罗马选定了布林迪西作为塔兰托的商业竞争对手和继承者，所以也准备在他们的领土上修建一些新的堡垒和道路，于是又导致了一些小规模战争：与皮森特人的战争（罗马纪元486年即前268年），一部分人被转移到萨勒努姆（Salernum）城区；与萨伦丁人交战（罗马纪元487—488年即前267—前266年）；与翁布里亚的萨西纳特人（Sassinates）交战（罗马纪元487—488年即前267—前266年），萨西纳特人在塞农被驱逐后好像曾经占据过阿里米努姆的领土。通过几番征战，罗马领域一直向意大利内部延伸，囊括从爱奥尼亚海到凯尔特前线的整个意大利东部海岸。

海权政治

至此，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并开始了统治。在我们描述它的政治体制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罗马纪元4、5世纪的海上关系。在这期间，叙拉古和迦太基均为西部海域主权的主要竞争力。总体上，尽管如狄俄尼索斯（罗马纪元348—389年即前406—前365年），阿加托克利斯（罗马纪元437—465年即前317—前289年），皮罗斯（罗马纪元476—478年即前278—前276年）都曾在海上获得巨大的成功，但还是迦太基有优势，叙拉古海军力量则逐渐衰落陷入二流。埃特鲁里亚完全丧失了海事上的重要地位：迄今所属埃特鲁里亚的科西嘉岛，尽管没有完全变成迦太基领地，但都在其霸权的掌控之下。塔兰托曾经在海上拥有着重要地位，但由于罗马的占领，这一切就不复存在了。勇敢的马塞利亚人在他们的领海内依旧保持着影响力，但涉及到意大利邻域的海事他们也无法有什么大作为。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航海城市足以纳入考虑了。

罗马海军的衰落

即使是罗马，也难逃领海海域被外国舰队控制的厄运。虽然在一开始，罗马就是一个注重海事的大国，即便是在罗马军团最鼎盛的时期他们也没有忽视海军的建设，更不会天真地以为就此依靠步兵发展成一个单纯的陆上大国。拉丁姆提供船舶建造所需要的最好木材，远远超过产于下意大利的知名品种；罗马还在不断修建维护码头，这足以表明罗马人从来没有放弃拥有一支自己的舰队的想法。国王的驱逐，罗马拉丁联盟内部的失和以及特鲁里亚人和凯尔特人带给罗马的不幸战争，这一切使罗马深陷搏斗存亡的泥潭，无暇顾及地中海的局势。由于罗马的政策越来越明显地倾向集中在意大利大陆的征服上，其海军力量的增长自然受阻。直到罗马纪元4世纪末，除了提及过一支罗马战船押送维爱战利品到特尔斐（罗马纪元360年即前394年）之外，此外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提及拉丁战船。安提昂人的确用武装船只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也会在海上劫掠一番。提摩伦约于罗马纪元415年即前339年捕获的“蒂勒尼安海盗”——波斯图米乌斯大概也是一个安提昂人，但在那个时候安提昂人并没有被算作海军强国之一，如果是，就他们对罗马的态度来说对罗马绝不是什么好消息。罗马纪元405年即前349年，凯尔特各部在拉丁土地上肆虐，同时一支希腊或是西西里人的舰队入侵，在拉丁海岸掠夺，可见当时罗马海军的威慑衰退，全无力量。在接下来的一年（罗马纪元406年即前348年），毫无疑问在这些严重事件影响下，促成罗马和迦太基的腓尼基人代表本国及附属盟友，缔结了通商航海条约。现存最古老的罗马文献有记载，虽然内容是希腊语。在该条约中，罗马人除了在必要情况下，不得在里比亚海岸到以西的邦角（Cape Bon）之间航行；另一方面，只要西西里还属于迦太基领地，那他们就有和当地人一样的自由贸易特权；在非洲和撒丁岛，虽然定价需经迦太基民社的同意，但至少他们有处置自己的商品的权利。似乎迦太基人已经获得了自由贸易的特权，至少在罗马，或说是在所有拉丁姆地区。他们也承诺约束自己的行为，即使以后以敌对身份进攻拉丁姆的地区，也不会在该地驻扎，也就是说，他们的海盗行径不会侵犯内地，也不在拉丁姆的土地上建造任何堡垒。

同一时期大概也是罗马和塔兰托之间的缔约，所见文献记载也大概说是在罗马纪元472年即前282年。罗马人信守条约，不在拉金岬东部的海域航行，塔兰托作为交换答应了什么条件却无从得知。由于这个条约，罗马人被完全排除在地中海东部之外。

罗马的海防建设

这样的境况不亚于在阿利亚河上的失败，罗马元老院似乎也如此认为，迦太基和塔兰托之间的屈辱条约缔结后不久，他们会用所有的能量来改善其低迷的海上地位。最重要的沿海城镇都有罗马的殖民地，海皮尔基海港的殖民化可能属于这一时期：沿西海岸，罗马纪元415年即前339年的安提昂、罗马纪元425年即前329年的塔拉齐纳，罗马纪元441年即前313年的于蓬提亚岛，还有因为阿迭亚和基尔凯先前接受殖民者，所以卢杜里和沃尔西领土内的重要拉丁姆港口，现在已经成为拉丁姆或自由民的殖民地；罗马纪元459年即前295年，在奥隆克人地区，明图纳和西努埃撒境内设立殖民地；罗马纪元481年即前273年，在卢卡尼亚设立帕埃斯图姆和科撒；罗马纪元471年即前283年前后，在亚得里亚海、塞那加西和新卡斯特图姆海岸设置殖民地以及罗马纪元476年即前278年设立的阿里米努姆；此外还有在皮罗斯战争末期收为己用的布林迪西殖民地。在这些地方多是自由民或海上殖民地[14]，年轻人可以免于军团服役，只需防守海岸。同时向下意大利的希腊人示好，除了他们的萨莫奈邻居以外，特别是尼阿波利斯、雷古翁、洛克里、图里和赫拉克勒亚的重要社区，允许他们在同等条件下可以向陆军申请支援部队的豁免，就这样罗马在意大利海岸附近撒开的大网变得更加牢固了。

罗马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能让他们的后代受用无穷，他们知道，如果不把海军建立在令人信服的基础上，那这些海岸防御工事和海岸要塞也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打败安提昂后（罗马纪元416年即前338年）罗马人带回了很多战舰，为以后重建海军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们颁布了一条禁止安提昂人海上商业的法令[15]，这些都是当时罗马人觉得自己海上实力薄弱的证据，当时他们都只能注重对沿海地区的占据。此后，在罗马纪元428年即前326年，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尼阿波利斯先接受罗马的保护时交出军舰作为支援，这样以后的每个城市按照和约都有义务为罗马提供战舰作海战用，这些船只为罗马舰队的形成打开了新局面。罗马纪元433年即前321年，依市民大会赞成的特别提案任命了两个舰队的将领，这些海军在萨莫奈战争中曾围攻过努凯里亚。后来泰奥弗拉斯托斯在他写于罗马纪元447年即前307年左右的《植物历史》中提到还有二十五艘船的罗马舰队被派往科西嘉岛完成了开设殖民地的卓越使命。罗马纪元406年即前348年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相关的条约保持不变，但罗马人不仅被禁止在东部水域航行，就连以前允许的大西洋海域也被禁止，他们不得不与撒丁岛和非洲的迦太基人保持贸易交往。此外，很可能就此定居科西嘉岛，当时只有迦太基西西里岛属地和迦太基本土仍然保持对他们商业开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罗马沿海领土的扩张，迦太基作为海上霸主的危机感和嫉妒感逐渐增长。迦太基迫使罗马人承认这些禁令，并按条约把他们的航海范围限制在地中海西部的狭窄空间，这一切也是为了避免掠夺他们的海岸并保护他们与西西里岛古老而重要的贸易关系。罗马人不得不屈服于这些条款，但他们并没有停止努力拯救当时薄弱的航海业。

迦太基与罗马分歧产生

所以在罗马纪元487年即前267年，带着这个想法，罗马人做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设立四个海军将领统帅（quaestores classici）：第一个驻扎在罗马港口的奥斯提亚；第二个驻扎在卡莱斯，即当时罗马下属坎帕尼亚的首都，用于监管坎帕尼亚和大希腊的港口；第三个驻扎在阿里米努姆，监督亚平宁山脉另一侧的港口；第四个的分区没有记载。这些新常务官员的职责不在于各自独立防守海岸而是需要他们联合海防，并形成一支有作战力的海军。罗马元老院的目标明确：他们要恢复海上独立，切断塔兰托的海上交通，在亚得里亚海能对抗来自伊庇鲁斯的舰队，并且摆脱迦太基的海上霸权。从上文说过的意大利战争中，罗马和迦太基的关系其实早已显示出他们各有打算。因为皮罗斯王，这两大城曾被动达成最后一次的联盟，可是，对同盟的冷漠和背信弃义，迦太基人早有占雷古翁和塔兰托为己有的企图以及战争结束后罗马人立即占领布林迪西的行为都清楚表明两方利益已有巨大冲突。

罗马与希腊海军实力

罗马自然想获得希腊海权国家的支援来对抗迦太基。他们与马塞利亚久远而密切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征服维爱后，由罗马送往特尔斐的战利品还被保存在马塞利亚的国库内。凯尔特人占领罗马之后，马塞利亚的市财政厅带头为他们募捐款项用于救济战火后的城市。作为回报，罗马元老院给予了马塞利亚商人诸多优惠条件，在罗马广场庆祝集会时，奉马塞利亚人为座上宾，位于元老院议员所在的高坛旁边。还有两个友好的通商条约：罗马纪元448年即前306年罗马和罗兹市缔结的友好关系，还有不久后与伊庇鲁斯海岸上一个相当大的商业城镇阿波洛尼亚（Apollonia）缔结的条约。这些以及在皮罗斯战争告终后罗马与叙拉古关系紧密，对迦太基来说都充满了危险。

罗马的海事权力远不能与他们陆上权力的发展速度并驾齐驱，意大利海上霸权的危机正在紧急关头。在陆路上，比赛胜负已经确定。在罗马社会主权下意大利第一次被统一成一个国家。罗马民社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政治特权，以自己的意志代替所有其他意大利民社，换句话说，罗马的这种统治权是与什么样的政治思想相关联的，这些都没有明确。现在罗马呈现出来的有发动战争、缔结条约和铸造货币的权利。除此之外没有一个意大利民社可以向任何外国宣战，与它谈判或铸造流通货币。这就是说，每次通过罗马人决议的宣战和国家条约，对所有其他意大利民社都有约束力，罗马的银币在整个意大利合法流通。罗马的特权虽没有进一步扩大，但现有的这些权力就已经包含很广泛的统治权了。

罗马公民权

意大利与罗马民社的关系详细来说其实有着巨大的不平等。从一点上来看就可得知，除了罗马的正式市民外，臣民被分成不同的三种阶级。首先是覆盖人群最多、范围最广的一种，因为罗马还保有城市联邦的理念，而且迄今旧的领域因个人分得土地已扩大，使南部的埃特鲁里亚、凯雷和法勒里，还有从赫尼克人那里抢占的萨宾阿纽河地段以及以前沃尔西的大片领土，尤其是彭丁平原现在都变成了罗马民众的土地，为此这些地方多建立了新的市民行政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沃尔图努斯河畔和卡普亚割让出去的法勒纳尔地区。所有这些居住在罗马以外地方的市民没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和组织，只在指定的区域出现过市集点（fora Conciliabula）。被派往上面提到的沿海殖民地的市民也境遇相同，虽然他们在罗马同样拥有全部市民的权利，但他们的自治机构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样的时期快要结束时，罗马似乎开始给予同一民族、血缘相近的民族、最邻近的非正式民社正式的市民权利。这种情况大概最先发生在库斯图卢姆，随后在拉丁姆本部，其余的非正式市民社团大概也如此。直到这一时期末（罗马纪元486年即前268年）延伸至萨宾城镇，也是因为当时大部分基本地拉丁化的成果，而且由于他们最后几次战争中极其忠诚，所以作为回报，在他们加入罗马联盟后保留了原属于他们有限的自治权，从而罗马的自治市制度也逐渐形成。直到这个时期结束时，罗马的正式市民权范围已经向北扩展到凯雷附近，东到亚平宁山脉，南至塔拉齐那。虽然在严格意义我们确实不能说这就是边界，因为许多有着拉丁权利的联邦城镇，如提布尔、普雷内斯特、塞尼阿、诺尔巴、基尔克都在这些界限以内，还有许多城镇如米图纳、西努萨、法勒尼地区、塞加利卡那城还在界限外。

罗马的附属民社

非正式公民（cives sine suffragio）除了选举和被选举权外，与正式市民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他们的法律地位由罗马议会的法令和罗马执政官发布的规则来规定。由罗马执政官或者代表（praefecti）审理案件，他们都是每年被分派下去的。其中情况好些的如卡普亚市，他们保留自治，可以继续使用母语，并有征收人口普查收费的自己的官员。较少权利的城市如凯雷是被剥夺自治权的，这种在所有臣属形式中无疑是最受压迫的。然而，正如上面所说，在这段时间末期，那些已经拉丁化的民社都逐渐被授予正式市民的权利了。

拉丁人

在这些附属分区中，最优越重要的一类就是拉丁民社了。他们是由罗马建立的拉丁殖民地，数量一直在上升，并且在同一性质的新殖民地设立时，他们依旧保持增长。这些始于罗马并且享受拉丁权利的新市民渐渐成为罗马统治意大利的重要支持。这些拉丁人决不是那些于雷吉尔湖畔和特利法农战斗过的人。他们不是奥尔本联盟的那些老成员——自认为就算不比罗马优越也和罗马一样不错，还认为罗马帝国是一个沉重的枷锁，如同皮罗斯战争开始时，普雷内斯特采取的非常严格的安全措施。事实上旧的拉丁姆基本已消亡殆尽或并入罗马，现在只有少数几个政治上独立的民社，而这些名单中除了普内斯特和提布尔例以外，也没有值得谈论的了。共和国后期的拉丁姆几乎全由一开始就信服归附罗马的城镇组成。他们身处语言不同特点各异的地区中，依恋着有着同语言、同法律、同风俗的罗马民社。作为周边小国君主，他们需要依靠罗马才能得以生存，就像前哨是一定需要依靠主力军的。最后，由于罗马公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优势，他们从与罗马人平等的权利中获得了虽然有限但非常可观的收益，例如罗马通常分配给他们一部分领地单独使用，让他们享受与罗马市民一样的国家土地租赁权。不过一种危险也同时产生，成为罗马人的威胁。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维努西亚铭文以及贝内文托铭文最近重见天日，上面记载了维努西亚像罗马一样拥有自己的平民和执政官，以及在汉尼拔战争期间贝内文托的最高行政官也是执政官。两种社区都是享有古老权利的新拉丁殖民地：罗马纪元5世纪中期发生的战争曾让他们骚动不安。这些所谓的拉丁人都是由罗马市民转化而来，他们自觉享有相同的权利，对当时较低的联邦权利不满，要力求全面的公平。因此，元老院曾努力遏制这些拉丁社区的权利和特权，不管他们对罗马有多么重要都尽可能转换他们从盟友到臣属的角色，只要不打破他们和意大利非拉丁社区之间的界限即可。至此，我们已经描述了拉丁社区废除联盟以及他们先前完全平等的权利，最终失去了属于他们最重要的政治特权的过程。在完全征服意大利时，罗马人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开始对此前尚未涉及的拉丁个人权利加以限制，尤其是自由定居迁移的重要权利。在罗马纪元486年即前268年建立的阿里米努姆公社和以后的所有公社所占的优势局限于个人私权方面，如买卖、交换和遗产继承，他们与罗马市民享受的权利相同。大概在同时，完全自由迁移的权利在拉丁社区中建立，从而落实到每个公民的市民权被承认。对以后设立的拉丁殖民城市，罗马要求须有本地最高职务的公民的民权来换取罗马的公民权。罗马地位发生根本的变化后，罗马开始谨慎地授予它的特权，从而结束了起初的迁移完全自由的权利。这一时期的政治家们有足够的智慧让当时地位较高的其他民社依旧可以公开获得罗马公民权，这让拉丁人感觉罗马已经不再像以前征服意大利时一样需要他们的帮助了。

非拉丁同盟

最后是关于非拉丁联盟社区，他们被各种规范束缚，而这些规范又来自于各种盟约，比如赫尼克社区的盟约与拉丁社区一样，要求市民完全平等。

还有其他不同情况，如拿波里、诺拉和赫拉克利亚，这些盟约赋予的权利就比较全面，而其他国家如塔兰托和萨莫奈条约就只能说是专制了。

国家联盟分解

一般来说，不仅拉丁人和赫尼克人的联盟，事实上所有意大利的民族联盟，尤其是萨莫奈人和卢卡尼亚人联盟，都是依法解散或者是联盟已被削弱到没有联盟意义自动解散的，而且意大利所有民社都没有与其他地区交流或通婚的权利，更不要说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罗马人采取各种办法调配所有意大利社区的军事和财政资源以供主导民社使用。一方面有正式市民民兵，另一方面有拉丁社区队伍被作为罗马军队主要部分，并且大体上保存了他们的民族性，所以罗马的非正式公民也被召参军。毫无疑问非拉丁的盟社成员也有提供军舰的义务，或者像对阿普利亚人、萨贝利人和埃特鲁里亚人规定的那样，把他们列入后备援兵的意大利人名单中。一般来说派遣的援兵就像那些拉丁社区，都有固定的数量，特殊必要情况下，主导民社可以有更大的要求。这同时也涉及到间接税，因为每一个社区都要自己的装备和粮饷。因此有了以下的安排，最昂贵的军需品供应主要由拉丁民社或非拉丁同盟社区提供；海军大部分还是依靠希腊城市；骑兵方面由同盟民社提供，并且数量需达到罗马市民民兵的三倍以上；步兵，与以往规定的一致且长期有效，即盟军的队伍不能超过市民军队。

国家机构划分

关于怎么结合维系这种组织结构，从我们看到的少数记载中无法再进行更多细节的考察。三类不同臣属的数值比例[16]，彼此的正式公民数量之比，我们也无法有一个比较近似的判断。同样，对意大利各大类别民社的分布我们也知之甚少。不过关于这个结构的主导思想十分明显，不用多加说明。之前我们已经说明，罗马这个主导民社是通过安置非正式公民以及授予非正式公民权来扩大领地范围，并且这也是一个很好维持罗马民社中心地位的方法。这样的合并制度使得后来加入的民社必须作为一个隶属社区，纯霸权作为一个永久的关系，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此，一种新的存在于有统治权市民之外的阶级应运而生。这是罗马统治的主要手段，它将打破意大利邦联，建立尽可能大数目以及尽可能小的社区，采取分化统治，不同程度压迫的政策。就像加图（Cato）在他皇室的管理中，严防奴隶彼此保持良好关系，并有计划地煽动他们中的差异和内讧一般，所以罗马也大规模效仿施行。虽然这个方法也有不足，但目前来看它是有效的。

意大利联盟完法的贵族化改造

这不过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权宜之计，附属民社的制度在罗马模式后被改造。贵族政府出现，他们代表着上层阶级自然或多或少与群众利益相悖，并且他们依旧希冀能从罗马得到物质和人力上的支援。这里不得不提卡普亚了，它应该是意大利和罗马的所有城市中的特例。坎帕尼亚人贵族取得了法院审判权，争取了单独的集会场所。他们甚至取得了不少的物资：城中1600人每年各得的450斯塔特（stateres）（约30磅），被坎帕尼亚人金库收取。当时（罗马纪元414年即前340年）的拉丁人与坎帕尼亚人暴乱共同背叛罗马，坎帕尼亚人骑士拒不参战导致了罗马的失败。在罗马纪元459年即前295年森提农大战又全靠了他们的骁勇搏斗使罗马获得胜利。在皮罗斯的战争中，驻守雷吉翁的坎帕尼亚人却最先背叛了罗马。其实从罗马纪元489年即前265年沃尔西尼的遭遇就可以看出罗马人对利用附属民社的内部矛盾，通过贵族阶级为自身牟利早已驾轻就熟。那时在那里，就像在罗马，新老市民对立，后者必须通过法律手段获得政治权利的平等。由于老沃尔西尼市民诉诸罗马元老院，请求恢复他们的旧宪法，迈出这一步被执政党视为叛国罪，并对相应的上访者进行法律惩罚。罗马元老院站在老市民一方，见此结果马上派兵攻打埃特鲁里亚故都，并且暴力废除了沃尔西尼人有效的民社法律，让全意大利都见识了罗马的专制。

宽和的政府

然而罗马元老院的智慧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就独裁政权而言，永久专制的唯一途径是对权力的节制。因此，罗马保留或授予各归附公社一种自治权，其中折射出一些民族独立的影子，让这些归附者同享罗马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最重要的是，他们还享有市镇宪法自由。在联盟不断的扩张中一直没有囊括希洛人的社区，因此罗马清晰的远见和宽宏的气度，也许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在最初就放弃了所有易危害政府统治的权利，即不向联盟城邦收税征兵，最多只是诱骗了独立的凯尔特的纳贡，但对意大利联盟扩展的公社部落是绝对没有的。因此，参军的市民虽有部分来自于同盟内，但是罗马公民也有服役的义务，并且从人口比例上来看更多于同盟军。在同盟军中，服役的拉丁人可能又远多于非拉丁同盟。因此，在分配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时，罗马得最多，拉丁人次之，这也是合理公平的。

中级官员以及对国家的评估

罗马中央政府为解决对意大利公社保持监督和控制的难题，设立四个意大利财政官制度，同时把罗马监察官的职权扩大到一切附属城市，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制度。舰队财务官除有其直接任务外，还有向新获领土征税，管理新同盟的捐输的职责。他们是最早在罗马国家法中被任命的住所和辖区均在罗马城外的官员，处于罗马元老院与意大利各公社之间，是必要的中间一级。此外，如后来的市政宪法所规定，每一个意大利民区[17]，任何职能部门每四五年须举行征税统计以及财产评估。这个制度从罗马开始执行并随之向四周辐射推广，其唯一目的只在于展示全意大利的人力和财力状况，以供元老院参考，这与罗马人口普查的目的相一致。

意大利地区与意大利民族

最后，住在亚平宁山以南至耶皮基地岬和雷吉翁海峡的各民族在军事和行政上达成了统一，他们因此共有一个新的名称，即“穿长袍的人”（togati）[18]，也是“意大利人”的意思，这是出现在罗马国家法中最古老的命名，最初是希腊人使用的，自此以后便通用了。住在这些地方的各民族最初之所以能自觉认为一致，一部分大概是因为他们自认同希腊人有别，一部分也主要是因为他们曾共同抵抗过凯尔特人。虽然意大利公社不时与凯尔特人联合对付罗马，乘机争取恢复独立，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健全的民族观念必将成为主流。直至现在，“高卢区域”（“Gallic field”）在法律上仍与意大利有别，所以称意大利人为“穿长袍的人”也与称凯尔特人为“穿长裤的人”对立存在。在成为罗马一手掌握全意大利兵力的理由或借口的过程中，对凯尔特人入侵的抵抗，大概起过重要作用。因为罗马人一方面领导伟大的民族斗争，另一方面迫使埃特鲁里亚人、拉丁人、萨贝尔人、阿普利亚人和希腊人（下文将描述的境内）在他们的旗帜下作战，使得一直摇摆不定、潜存的内部团结，在国家法律中获得了稳固的认可。意大利（Italia）这一最初仅属于今日的卡拉布里亚的名称，甚至罗马纪元5世纪希腊作家如亚里士多德时期都这样沿用，现在却引申到“穿长袍的人”的全境。

意大利联邦的早期版图

以罗马为首的伟大的武装联盟或说是新意大利，其最早边界以西海岸抵达阿努斯河下游[19]的里窝那区域，以东接壤安科纳以北的埃西斯（Aesis）。除此以外的意大利殖民地，如亚平宁山外侧的塞那加利卡和阿里米努姆，西西里的梅萨那，在地理上都不算在意大利境内，即使它们如同阿里米努姆那样是联盟的成员或甚至如同塞那那样，是罗马市民的城邦，在地理上也不算在意大利境内。至于那些亚平宁山外的凯尔特各邑就更不能算作“穿长袍的人”了，尽管他们其中也许还有几个受罗马荫护。

罗马强国的新篇章——意大利的初步拉丁化

新意大利因此成为了一个政治统一体，民族统一方面也在团结过程中。主要的拉丁民族已经同化了四处分散的萨宾人和沃尔斯克人，并且使独立的拉丁公社遍布意大利全境。现在这些萌芽刚刚形成，但在以后一切有权穿拉丁长袍的人都将以拉丁语作为国语。罗马人在不同程度上把拉丁名字推广到提供援兵的各意大利盟国[20]，可见他们已明确认识到这个目标。不论从这个宏伟的政治结构中还可得出什么认识，都足以证明其无名建筑师的伟大的政治远见和非凡的凝聚力，该联盟由如此多元化的成分组成，以后遇到最沉重的打击时，竟仍然非常团结，可见拉丁化的成功对于他们的大业颇有影响。这个覆盖意大利的罗网张得既巧妙又坚固，使权力集中于罗马公社之手，让罗马公社成为了一个强大国家。在最近几次战争中，它还取代塔兰托、卢卡尼亚和其他国家，脱离了那些中小国家的行列，进入了地中海国家的体系之中。罗马纪元481年即前273年，埃及遣使由亚历山大城至罗马，罗马也遣使至亚历山大城，这两次的郑重外派使者，毫无疑义地表示罗马的新地位得到正式承认。使者的任务最初只是为了洽谈两国商业关系，但这样的外交往来无疑是政治联盟的前兆。当时迦太基与埃及政府争夺昔兰尼加（Cyrene），不久以后又与罗马政府争夺西西里，马其顿与前者抗衡，是为了争夺希腊霸权；与后者抗衡，是为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统治。各处都有新的斗争在爆发，它们互相影响。罗马作为意大利的主人，便不免被牵连其中，这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胜利和这位王者计划为他的继承人所选定的竞技场。

[1]关于罗马曾派遣使者出访巴比伦拜见亚历山大的故事起源于克里塔库斯（Kleitachos）的证言（普林尼《自然史》）。克里塔库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不过关于亚历山大传的记述也只能算轶事谈不上是正史，并且在一些较可靠的传记著作（阿里安、李维等）并没有相关记载，克里塔库斯的描述也颇有些浪漫主义情怀，比如谈到罗马人敬献金冠给亚历山大，然后其预言罗马未来的崛起，所以我们也只好把这些故事看作克里塔库斯在述作历史时放上去的一些小点缀。

[2]母城（mother city，metropolis）：希腊语“metropolis”即指领导诸小城邦的中心母城之意，卫星城镇所围绕的中心大城市。由于卫星城在行政管理、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上同其所依托的大城市有较密切的联系，形同母子关系，故名。——译者注

[3]波旁（Bourbon）：波旁家族，欧洲历史上的统治家族之一，因最早居住在法国波旁地区（相当于现在的阿列省）而得名，以绝对的封建专制统治著称。——译者注

[4]治安官（Constable）：该词源于后期拉丁语comes stabuli。据约公元438年的西奥多西娅法典，该拉丁语意为“马厩看守，厩官”或“掌马官”。在英格兰，该词起先指首席法官或国家军队的首领。作“警察”解时，一般指巡佐以上的警官。——译者注

[5]路易十一（Louis Ⅺ）：法国国王（1461—1483）。统治时期把法国大部分地区统一起来。1447年他的父亲查理七世把他流放到多菲内，因为他在一次阴谋活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登上王位后顶住了社会福利联盟的贵族们的反对（1465年），1477年终于击败了勃艮第公爵查理（大胆者）。他统治期间扩展了王权对教会的影响，鼓励商业活动，赢得了中产阶级的支持。——译者注

[6]阿佛洛狄特（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罗马神话中称为“维纳斯”。——译者注

[7]僭主政治：希腊文tyrannis的意译。指用武力夺取政权而建立的个人独裁统治。公元前7—前6世纪，氏族贵族统治力量日衰，在希腊的科林斯、米利都和雅典等城邦，曾广泛出现。——译者注

[8]此地在今安格洛那（Anglona）附近，不可与科森察（Cosenza）地区中那个更为著名的同名城市相混淆。

[9]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年），古代希腊卓越的演说家和著名的政治家。——译者注

[10]农神节（Saturnalia）：一译“沙特恩节”。纪念农神沙特恩的节日，是罗马宗教中的重要节日之一。根据流行的神话传说，沙特恩是被宙斯驱逐到拉提乌姆的古代罗马的播种之神，后来成为意大利最古的一位国王。他将农业和葡萄种植业等引进了意大利，在罗马的卡皮托利岗之麓建有他的神殿。以后，还建了他和俄普斯合祀的神庙，其中保藏着罗马的金库。农神节在每年的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举行。帝国时期，节日延长为七天。这期间，一切公共事务停止进行，学生免除处罚，人们互赠礼品，尽情娱乐。奴隶们也可在此日获得解放，由主人们伺候他们。——译者注

[11]布匿战争（Punic war）：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迦太基（在今突尼斯）为腓尼基人殖民地，因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Poeni），故得名。大规模的战争有三次。——译者注

[12]这些数据表面看起来是可信的，然而根据罗马方记载，大概把伤亡计入在内，双方各损失15000人；稍晚的记载竟有详细数据，罗马方面战亡5000人，希腊方面战亡20000人。这些数据也无从加以考证，我们之所以在此提到这些记载是为了表朋这些数据的不可靠性，毕竟这些年经编年史学家之手，这些数目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也越来越不可信。

[13]狄奥多奇（Diadochi）：指亚历山大大帝的王位继承者。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死后，文武百官为争夺王位进行了殊死斗争。——译者注

[14]指皮尔基、奥斯提亚、安提姆、塔拉奇那、朋图尔纳、辛奴萨、塞那加利卡和新卡斯特鲁姆。

[15]这个说法十分朋确并且本身可信，因为当时安提乌姆不但有殖民者居住还有那些在仇恨罗马情绪中成长起来的旧公民也居住于此。这一说法自然与希腊的记载前后矛盾，其记载的亚历山大大帝（卒于前323年）和德米特里乌斯（卒于前283年）都曾因安提昂海盗向罗马提出过抗议。亚历山大的话与此前罗马遣使出访巴比伦的话性质相同，来源也大抵一样。德米特里乌斯可能并没有过多关注第勒尼安海，不过用一纸法令降服那里的海盗。安提昂人成为罗马公民以后，不顾禁令再做海盗营生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对于第二种说法，可信度也不高。

[16]我们对这个比数无法提供确切的答复，实在是遗憾。罗马王政末年能从军的市民，我们可以估计为2万人。自阿尔巴的陷落至维爱的征服，罗马的直辖领土没有很大的增加，这与我们所知的事实一致：前495年前后初设二十一部，罗马版图并未扩大，一直到前387年罗马都没有建立新部。一区的疆土仅有三十平方英里，根据民间记载，罗马纪元第三世纪下半叶，罗马从军的市民约在10.4万和15万之间；到了罗马纪元第四世纪下半叶罗马才开始大规模扩张领土，于是市民人数大增，据可靠的历史材料记载，前338年左右罗马市民共计16.5万人，并且还有记载说，10年前征兵抗击拉丁姆和高卢，第一次征兵共10个军团5万人；到了罗马纪元第五世纪，罗马在埃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佩尼亚大开疆土，能服兵役的市民数平均达25万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夕，达二十八九万。这些数目很可信，不过因为一些原因不能作为史料，即他们把罗马的正式公民以及那些像坎佩尼亚人那样不在自己的军团中服役的“无选举权公民”例如凯雷人都算在了一起，其实后者应当算作附属城邦而已。

[17]不但每一拉丁城市如此，因为监察官之职或所谓“五年一任官”，也见于那些法制不按拉丁体制建立的民社，这是人所共知的。

[18]托加袍（toga; togati）：古罗马人当作外衣穿的长袍。初期不分性别和阶层，后来只有男性贵族在正式场合穿着。由一块半圆形的布细密地包裹住身体，颜色和样式由社会地位决定。——译者注

[19]标志着最早的疆界的，可能是位于两端的两个小地方，一个在阿勒佐以北，在通往佛罗伦萨的大路上；另一个在距里窝那不远的海岸上。里窝那稍南的瓦达溪与谷，现仍称Fiume della fine-，-Valledellafine（Targioni Tozzetti，Viaggj，第4卷，第430页）。

[20]的确从严格的正式用语来说并不是这样的。意大利的全名见于前111年土地法第二十一行。同样在该法律的第二十九行，Latinus和peregrinus是区分开来的。除罗马人外，有时只提到Latini nominis，有时只提到socii，但在意义上却是相同的。

第八章　法律、宗教、兵制、经济、民族

法律的发展

这一时期罗马公社法律的发展，最实质性的改革可以说是独特的公社约束，即下层政府官员管制公民的行为习惯。官员有权对扰乱社会秩序者进行财产罚款（multae），这便是法律的萌芽。在国王被驱逐之后，所有的处罚，只要超过2只羊和30头牛，或者依据国家法令第324条，将处罚转换为金钱之后，只要是超过3020利布拉拉森（30磅）的罚款，通过上诉，公社掌握了决定权，因此，违法惩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由于扰乱秩序的条例模糊，任何罪行都可能被视为扰乱秩序；罚金数额庞大，有些使用并不合理。这种惩处方法，不够清楚，弊端较大，因此附加条例应运而生：凡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数额的财产罚款，不得超过被罚人财产的一半。尽管有了补救措施，但弊端并没有得以消除，反而愈发明显。治安法也是类似的情况。自古以来，罗马公社就制定了很多治安法，治安法属于扰乱秩序这一类。治安法也是十二铜表法的一部分。十二铜表法规定，不得雇人给死人涂油，褥子只能送一套，紫边被子不得超过三床，不得赠以金器或奢华的花冠，火葬场不得使用加工过的木材、不得使用焚乳香和药酒，吹笛送葬的人最多10人，不得用女人代哭，不得为丧事大摆筵席——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罗马最早反对奢侈的法律。有些法律是为社会冲突而制定，比如禁止高利贷、个人不得过分占用公共牧场、不当征用公共场地。虽然这些处罚条例也有一定的弊端，但至少对各种罪行都有明文规定，也有惩处的标准。比这糟糕的是，官员会滥用职权，对扰乱秩序的人进行审判，处以罚款。如果罚款达到一定数额，被罚者可能会不满而上诉，也不缴纳罚金，此时，地方官员就会将案件交由公社处理。在罗马纪元5世纪的时候，准罪行的相关程序已经制定，用以惩处男女的不道德生活，惩处粮食垄断、巫术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

与此极为相似的是，源于这个时期的审查官准裁判权。审查官有权调整罗马的财政预算和公民名单，做一些惠及自身的事儿。一方面，他们任意征收奢侈品的税，这种税与奢侈品的罚款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如果有市民被举报做了坏事，审查官也有权削减或撤销其政治权利。这个时期的监督，所达到的程度，可以从几件事例中看出：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田地疏于耕作，会遭到惩处，普布利乌斯·科内利乌斯·鲁菲努斯（罗马纪元464、477年即前290、前277年的执政官）仅仅因为拥有价值3360塞斯特斯（30磅）的银制器皿，而被审查官撤销了元老的头衔。当然，根据地方官员的法令的相关规定，审查官的审判只在他们任期内具有法律效力，通常是在接下来的5年内也具效力，但之后是否仍然有效，则由继任的审查官决定。审查官的特权极为重要，根据审查官制度，他们可以借此从一个下级地方官员一跃成为级别最高、收入最多的官员。元老院的统治主要依赖于上层和下级的双重监督，既监督公社也监督官员，权力越大，越不规范，弊端也越大。像这种机制比较松散的统治，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也有很多缺点。对于认为弊大于利的观点，我们也不加以反驳，但我们不会忘记道德虽然显得表面但仍然严正有力，不会忘记民众的满腔热情，不会忘记这是一个充满正义的时代，这些制度也没有沾染卑劣的弊病。即使这些制度压制了个人自由，但不可否认它们也在维持着罗马人民的公德心与优良的传统习俗和秩序。

法律修订

可以明显地看出，罗马法律的发展体现出人性和现代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改变。十二铜表法的多数条例与梭伦法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具有实质性的改革都具有这种特点：例如保障自由结社的权利及由此权发展而来的社会自治权；制定法令禁止在耕地边界上种庄稼；减轻盗窃罪的惩处，自此以后，只要不是当场被抓，都可以通过双倍赔偿来免于原告的控诉。直到一个世纪以后，债务法才根据普布利乌斯法做出类似的修订。根据最早期的罗马法律，财产所有者生前有权对自己的财产任意支配，死后其财产则由公社处置。后来，这条法令被取消了，因为根据十二铜表法，私人遗嘱与经过查证的遗嘱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个人对自己财产的完全自由支配，这是打破氏族制度非常重要的一步。极端的父权受到了法律的限制，比如，孩子三次被父亲卖，则可以不受父亲的管制，变得自由。严格地说，从法律推论来看，这无疑是荒谬的。很快，上述法规被赋予了可能性，即父亲可以自愿放弃对孩子的管制权，放孩子自由。婚姻法规定世俗婚姻是被允许的，虽然宗教婚姻与世俗婚姻并无多大的差异，但却与夫妻权利分配有很大的关系，世俗婚姻是结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无关乎权利，实现对丈夫权利放松的第一步。强制性结婚第一步就是向单身汉征税（aesuxorium），这是在罗马纪元351年即前403年卡米利乌刚成为审查官时制定的法令。

司法行政制度　罗马法律规范　新的司法人员体制

从政治角度来看，司法行政制度更重要，也更容易改变，因此，它的改革也更为全面彻底。首先是对最高司法权的限制，以前不成文的法律现在以书面的形式固定下来，此后，地方官员在审判处理民事或刑事罪行的时候不再任意为之，而是要依据法律条例（罗马纪元303年、304年即前451年、前450年）。在罗马纪元387年即前367年，罗马专门任命一个最高长官负责司法行政，同时在罗马成立几个独立的治安部门。罗马此举影响重大，以致所有拉丁公社都纷纷效仿，提高了司法行政的效率和公正。这样一来，这些负责治安的官员或者其他行政官，也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的裁判权。一方面，他们负责处理市集上的买卖——尤其是牲畜和奴隶的买卖所产生的纠纷；另一方面，在赔钱或需要交罚金的事件中，他们是初审裁判官或者是审查官，这两者在罗马性质是一样的。由于司法行政制度会征收罚款，因此，他们也掌握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征收罚金的权力。

后来，罗马于罗马纪元465年即前289年增设了三连夜警官[1]，与前面所说的治安官员等差不多但地位略低而且也有征收罚金的权力，这个职务主要是为下层阶级设立的。他们主要负责夜间的事务，比如火灾、公共安全或者监督行刑。没过多久，或者说其实从一开始，他们就和审判权扯上了关系。到后来，罗马势力扩张，为了方便诉讼人，在一些偏远地区，也需要一些有能力的审判官处理一些小的民事纠纷。这样的制度也适用于公社[2]，甚至可以推广到更为偏远的公社，这便是罗马市级较为严格的司法行政制度的萌芽及发展。

民事诉讼的变革

民事诉讼程序的处理（按照那个时期的观念，民事诉讼多属于对本国公民所犯的罪），通常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由官员确定法律问题（ius），接着由官员指派一个私人根据实际情况给事件定性（iudicium）。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做法在早期的时候被经常使用，直到王政被废除，才开始根据法律来制裁。罗马的私法条例清晰明了，实施也精准无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分类得当。涉及到财产问题，财产所有权都是由官员任意裁决，直到后来才慢慢依据法律逐渐制定了财产权和所有权，因此，官员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人民法庭具有赦免权，这一条现在也受到法律保障。如果被告在审讯之后被官员定罪，然后交由民众，接着官员会在公民、被告都在场的情况下再一次审判。在公社做出决定之前，案件还会被讨论三次。如果被告还是不满意，又进行上诉，那在第四次审判的时候，公民就有权否决其上诉，并且不得再修改。一些原则中也体现着相同的共和精神，比如，住房是公民的保障；不得入室逮捕；案件还在调查就不得关押嫌疑人；只要宣判不关乎财产只与人格有关，被控告但尚未被定罪的人可以为了免于被判罪而放弃自己的公民身份。这些仅仅是原则，并没有形成法律，因此对官员没有法律约束力[3]。

从道德层面来讲，这些原则对他们影响很大，尤其是当他们处理死刑的时候。虽然，罗马的刑法展示了强烈的公德心，也展示了这个时期人道主义的日益增长，但另一方面，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受到阶级斗争的重重阻挠。就这一点而言，在当时也是让人非常苦恼的。在由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中，所有官员都有同等的初级审判。由此引发的结果却是，在罗马的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没有了固定的权力机构，也没有正规的初次审查。终极审判形式也是经由立法机关进行，而并不否认它起源于特赦权。此外，扰乱治安的罚款和诽谤刑事案件的处理看起来极为相似，这对刑事案件的判决非常不利。

某种程度上，刑事案件的处理往往不是按照固定法律而是根据审判官喜怒。这样的结果便是，罗马的刑事处理程序缺乏原则，沦为政党的玩物和工具。这种处理程序主要适用于政治罪，同时也适用于其他罪行，比如杀人罪和纵火罪。这种不合理的处理程序加剧了犯罪，而且与共和时期对于非公民的蔑视相辅相成，和正式的处理程序一起，越来越容忍对奴隶和普通民众进行快速审判。一些政治上的激烈冲突也跨越界限，针对这些情况，设立了一些制度。就这样，罗马人在司法行政中，一步一步地脱离了原有道德准则。

宗教——新的诸神

这一时期，我们无法追溯罗马宗教思想的进步。通常，他们对于祖先的信仰是简单纯粹的，这种信仰不同于迷信或不信。把一切尘世的东西精神化，这是当时广为接受的观念，也是罗马宗教的基石。“银神”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大概在罗马纪元485年即前269年，银作为货币使用之后，这个神就产生了，而且自然而然就成了“铜神”（Aesculanus）的儿子。

罗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与以前一样，但值得一提的是，希腊对罗马的影响与日俱增。就在此时，在罗马供奉希腊诸神的庙宇日益增多。

最古老的庙宇是卡斯托耳和波卢克斯[4]神庙，创建于罗马纪元209年即前545年7月15日，因为雷吉路斯湖战役的誓约。这个神庙与神话故事有关：相传罗马军队里有两个身材高大、长相俊美的青年，在战场奋战，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立即牵着大汗淋漓的战马去罗马广场旁的卢土娜泉饮水，同时报告战争胜利的消息。这个故事完全不同于罗马以往的神话故事。它是根据狄俄斯库里的故事编造的，甚至连细节都极为相似——狄欧斯库尔神出现于百年之前克罗托内和罗克里斯人交战于萨格拉斯河之时。罗马的神话故事还参照了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事迹，就像所有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民族一样，在取得胜利之后都会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灵，比如，攻占了维爱（罗马纪元360年即前394年），而且还为神灵在城中修建了一座庙（罗马纪元323年即前431年，于罗马纪元401年即前353年重建）。那一时期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阿芙罗狄忒神[5]（罗马纪元459年即前295年）也受到了这种待遇，不可思议的是，她被视为古老的罗马园艺女神维纳斯。在伯罗奔尼撒的埃庇达罗斯强烈请求之下，阿斯克拉皮奥斯又叫埃斯库拉皮乌斯也被引进罗马（罗马纪元463年即前291年）。在罗马突发危难时，也不乏抱怨，抱怨外来迷信的入侵，大概是指埃特鲁斯坎人的占卜术（罗马纪元326年即前428年），但在这个时候，警察会介入处理。

另一方面，埃特鲁斯坎人整个民族停滞不前、懒惰、坐吃山空，政治上腐败不堪，毫无作为，贵族垄断神学，愚蠢的宿命论、野蛮荒唐的神秘论、占卜和乞丐预言逐渐在发展，一直发展到我们不可忽视的程度。

祭司制度

据我们所知，祭司制度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大概罗马纪元465年即前289年的时候，比较严苛的法令当数收取程序费来支付公共的祭祀费用，可见国家在宗教方面的预算在增加，神灵和庙宇的增加势必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阶级矛盾导致祭司势力扩大，并且他们还有权取消政治活动。这样的结果便是，动摇了人们的信念，祭司对一些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

兵制　士兵团　防卫营　骑兵　军官　军纪　士兵训练营　士兵团的军事观

这一时期，兵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原始的希腊意大利民族军事组织，与荷马时期有点相似，也是基于选择出类拔萃的勇士，为马背上作战做准备，组成一支特殊的先锋队。在以后的帝王时期，兵制被军团所取代。军团是比较古老的多里安重装士兵密集方阵，通常由八列队伍组成。随后，密集方阵就承担了战事的主要压力，而骑兵则分布两翼，实战情况决定是马背上作战还是地面上作战。此时，骑兵多用作后备部队。

大概同一时期，马其顿和意大利也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密集方阵。马其顿的方阵更密更深，意大利的方阵比较分散，规模更庞大。首先，就把8400人的古老大军团划分成两个4200人的小军团，旧时的多利斯形式的方阵完全是以用剑和近战为主要作战方式，而且尤其习惯长矛作战。作战时，投射武器一般占据次要地位。在意大利的方阵中，第三分队使用的是有推进力的长矛，第一和第二分队配置的是意大利特有的最新投射武器——短矛，一根方形或圆形的木头，约1.4米长，有三角形或四边形的铁尖。短矛最开始可能是发明来保卫营地，但后来在前线发挥巨大作用。在前进到距敌军10至20步远的时候，把它们投向敌军。同时，方阵作战时，长刀的作用远远超过短刀，因为，短刀的投射是为长刀的攻击做准备。

除此之外，方阵就像一把强有力的长矛，一遇到敌人就要立马杀过去。在意大利的军团中，方阵中划分出了非常小的部队，他们在战争过程中团结一致，密不可分，但其实在战术上却是互相分离的。不仅仅是我们所提到过的均分两半，势均力敌，而是再往下细分，深度上分为三队：前卫（hastati）、中军（pricipe）、殿后（triarii）。每一队深度适宜，基本上都是四层。队列正前面都会安排10连（manipuli）把它与前面的部队分隔开。这样一来，两队之间、两连之间都会有明显的间隔。这是对个人主义的发展，战术上减少作战力量的投入，集体作战不被鼓励，个人作战就凸显出来。从前文所提及的战争以近战和长刀作战为主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营地的驻扎也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军队驻扎营地，就算只驻一晚，也必须得有正规的围墙，再把它改造成一个防守要塞。另一方面，骑兵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之前它在方阵中处于次要地位，现在在分连部队中仍然如此。军队的军官任用制度大体上也没有发生改变，只是掌管正规军的两大军团司令官数量与战时司令官一样，也与现在管理整个军队的长官数量相同，参谋官的人数翻了倍。也正是这一时期，军官等级之间有了明显界限：持长刀的普通士兵要想成为连长，需要从底层开始，一级一级往上升，成为高级连长。军团司令官是整个军团的最高长官，每个军团有六个，他们没有常规的升迁，通常是从上层社会中直接任命。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之前级别较低的军官和参谋官都由将军任命，非常不正式。在罗马纪元392年即前362年之后，一些参谋官则由公民选举，旧时严明的军纪没有发生改变。仍然如以前一样，将军掌握着军营的生杀大权，可鞭打普通士兵和参谋官。不仅一般的罪犯会受到此种惩罚，当军官没有完成他所接到的命令，或者当部队被敌军突袭时临阵脱逃也会受到同样的惩罚。另一方面，以前的方阵是人数的堆积，就连一些毫无经验的人也可以加入部队，但新的军事组织必须要经过更加严格，更长期的军事训练。也并没有因此而出现特殊的社会阶层——军人阶级，军人身份仍然像以前一样作为公民军队保留着，根据财产划分等级，根据服役时长安置他们。现在罗马的新兵加入轻武装“散兵”（rorarii），先在阵线外用投石器作战，然后一步一步升职，直到升到中军，最后服役时长够久，经验丰富，就有可能进入殿后部队。殿后部队人数最少，但是被评为全军的楷模，精神鼓舞全军。

严谨的军事组织成为了罗马公社政治上占优势的主要原因。优良的军事组织仰仗三大军事原则：保留后备军，远攻和近战相结合，防守和进攻并重。早期的骑兵制度已经具有后备军的雏形，只是在现阶段得到全面的发展，比如军队分为三部分，精锐的经验丰富的部队作为后备军，在最后一刻给敌军致命的一击。在这之前，希腊的方阵已接受近战的训练，配有弓箭和轻投掷器的东方骑兵，受过远攻的训练。罗马重标枪和长刀，二者类似于近代战事中刺刀和步枪的效果。标枪的使用为长刀作战做好了准备，就像步枪的发射为刺刀开路。最后，罗马人优良的扎营技术对他们的防守与进攻的结合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迎战，如若迎战，他们只需在营地堡垒的庇佑下作战。在罗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罗马人安坐着就能取胜。

分连队形制的起源

这种新式军事组织，主要是由罗马人或者说意大利人改造并发扬了古希腊的方阵战术而来，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希腊后期，从一些战略家的战略中可见后备军和小组织个人主义的雏形，其中尤其属色诺芬（Xenophon）最为突出。他们意识到了旧体制的不足，但却无力改变。在皮罗斯战争中分连队形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它于何时何种情况下起源，是迅猛发展还是循序渐进，我们都无从考证。罗马人所碰到的第一个战术体制完全不同于古意希式体制，那是凯尔特的长刀方阵。分队之间的间隔和连与连前方的分割也有抵抗敌军之意，他们做出抵抗，那也只是危险的突击。马库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是高卢时代最闻名的罗马将军，他的事迹与我们前文提及的相吻合，很多分散的记载表明了他对罗马军制的改革。更多关于萨莫奈战争和皮罗斯的记载无法得到公认也不能根据时间编排。萨莫奈战役对罗马军队独立发展具有持久影响，亚历山大锻炼出来的第一批领军人物也势必会对罗马军事体制与战术特点带来非同凡响的意义。

国民经济　农民　农业

在国民经济方面，农业一直是罗马公社和新意大利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常规集会和军队都由罗马农民组成。当他们是士兵的时候，利用手中的剑抢占东西，作为农民的时候，又用犁保卫他们抢夺来的东西。在罗马纪元3、4世纪时，中等地主阶级纷纷破产，爆发了可怕的内部危机，其间，新兴的共和制似乎也濒临瓦解。罗马纪元5世纪期间，拉丁农民阶级的复兴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土地的分配与合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利率的下降和罗马人口的增加。拉丁农民阶级的复兴与罗马势力的大发展互为因果。皮罗斯以军人敏锐的眼光，意识到罗马政治和军事上的发展离不开罗马农业的繁荣。罗马大规模耕作业的兴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更早期，事实上也存在大型的土地资产，至少相对而言是比较大型的，但是他们在耕作上不会大面积管理，仅仅只是很多块小型耕地分散作业。另一方面，根据罗马纪元387年即前367年的法令，地主除了奴隶之外还应该雇佣相应比例的自由人，这与早期的土地管理是矛盾的，但却越来越适合后来的土地管理，这也许也是关于土地财产所能追溯到的最久远的时期。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管理制度的出现根本上是由于奴隶制的出现。它是如何兴盛的却无从得知，也许是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大农场给古老的罗马地主启示，也有可能是耕地上小麦的出现，这与管理方式的改变有关。我们仍然无法证实瓦罗作为行政官这一时期，此种耕作方式发展到何种程度，但汉尼拔战争的记载让我们确信，这种管理方法并没有形成规则，意大利的农民阶级也并不固定。然而，当这种方式风靡的时候，基于“临时占有”机制的原有佃户关系就随之被废除。就类似近代的大庄园制度，迫于一些小型财产限制，占有大庄园制度大规模形成，这样就实现了由个人份地到大庄园的过渡。无疑，对农业佃户的限制给小农阶级带来了灾难。

意大利的国内贸易

关于意大利的国内贸易，无法找到任何官方的文字记载，唯有古货币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点参考。如前文提及，在意大利除了希腊城市和埃特鲁斯坎的波普洛尼亚之外，在罗马前三个世纪，都是没有货币流通的，起初是以牛为交换物，随后是以铜作为交换媒介，根据铜的重量计量。在本时期，意大利才开始由物物交换转化到以货币为媒介。意大利人的货币体制起初是受到了希腊的货币制度的影响，但是，意大利中部地区的货币是铜制而非银制。货币单位先是以之前的价值单位为基础，即铜磅。因此，他们选择铸造货币而不是打印，因为如果使用打印，遇到又大又重的铜块，找不到合适的印模。似乎从一开始，铜和银就有固定的比率（250:1），并且铜的发行量也似乎是参照这个比率。在罗马，较大的铜币的价值相当于斯克鲁普。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的造币最有可能起源罗马，事实上是在大执政官确立了造币立法规范之后，从罗马普及到拉丁、埃特鲁斯坎、翁布里亚和东意大利公社，这也说明罗马在罗马纪元4世纪初期的贸易比意大利更为鼎盛。由于公社各自为生，相互独立，依据货币法，货币标准也不尽相同，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套货币体制。铜币的标准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位于基米尼森林北部埃特鲁斯坎人货币和翁布里亚人货币；第二类，罗马货币和拉丁姆货币；第三类，东部沿海货币。我们已经注意到罗马货币根据重量与银成一定比率；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意大利南部在早期流通的是银币，现在意大利东海岸的货币也与银有一定的比率关系。这种标准也被意大利移民采用，比如布雷提人、卢卡尼亚人和诺拉人，同时也被拉丁殖民区使用，比如卡勒斯和苏萨，罗马甚至把这视作意大利附属地的标准。相应地，意大利贸易也根据货币分成不同的区域，彼此以外族人的身份进行贸易。

关于海外贸易，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西西里与拉丁姆、埃特鲁斯坎和阿提卡、亚得里亚和塔兰托之间的贸易关系，在这个时期仍然存在，严格说来，是真正属于这个时期。尽管谈及此类事实的时候，我们不提及日期，但还是会为了对第一个时期有一个总体的感受，而把这些事件放到一起。当然，货币是研究这一时期贸易最有效的证据。参照了阿提卡的标准和受了意大利货币的影响，尤其是拉丁的铜币进入西西里，埃特鲁里亚银币的重要性证实了前两条贸易路径。所以，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大希腊的银币与庇森农和阿普利亚的铜币等值，再加上一些其他证据都足以证明意大利附属国的希腊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十分活跃，特别是塔兰托人和意大利东海岸之间的贸易。在更早期，拉丁与坎帕尼亚之间的贸易往来也许更密切。希腊人的贸易似乎被萨贝尔人的迁入所影响，以至于在共和期的前一百五十年内没有发展高峰期。卡普亚和库迈地区的人在罗马纪元343年即前411年罗马大饥荒的时候拒绝提供粮食帮助，这个事件表明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关系有所改变，直到罗马纪元5世纪初，罗马的军备才有了一定的恢复，交流才变得密切。

具体来说，历史上，由于关于罗马商业的资料非常少，在阿尔代亚的编年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在罗马纪元454年即前300年第一个理发师从西西里来到了阿尔代亚，定居下来，并使用彩陶。此时彩陶主要产于阿提卡，也有的从克基拉和西西里销往卢卡尼亚、坎帕尼亚和埃特鲁里亚，用作坟墓的装饰品。关于彩陶的贸易情况，我们了解的比其他海外贸易的商品多一些。进口贸易应该是起源于塔克文氏被驱逐的时期，因为花瓶最古老的风格，在意大利很少见，基本都绘制于罗马纪元3世纪下叶。在罗马纪元4世纪上叶，朴素的风格大量出现，在罗马纪元4世纪下叶时期，风格有所转变，精美的花瓶更受青睐。其他种类的花瓶也非常多，通常花纹炫丽，体型庞大，但做工不够精致，这种风格大概和下一个世纪有关。毋庸置疑的是意大利这种装饰坟墓的习俗来自希腊，但是，希腊人财力有限，并且也偏爱温婉的风格，因此他们的花瓶比较素雅；意大利财大气粗，把希腊风格发展成粗野、浮夸，远远不同于希腊的原汁原味儿。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意大利的浮夸风仅见于有希腊文化的地方。任何了解关于埃特鲁里亚和坎帕尼亚墓地记载的人——我们的博物馆对这方面资料有所补充，都会发现，埃特鲁里亚和坎帕尼亚文化影响下的大坟墓都偏于奢华。另一方面，萨莫奈人生性淳朴，对于奢华风一直都避而远之，他们不会在坟墓中放希腊的陶器，就如同他们没有萨莫奈货币，这也表明这个地区的商业贸易和城市生活不够发达。值得一提的是，拉丁姆人与希腊人的关系并不比埃特鲁里亚和坎帕尼亚之间的关系差，甚至还有非常密切的贸易往来，但却完全不用希腊人的墓地装饰品。与普雷内斯特独特的墓地装饰风格的不同，很有可能是受了罗马严苛的道德规范的影响，或者，也可能是罗马警察的严格管制。与这个现象联系紧密的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禁令，十二铜表法严词谴责用华而不实的棺材，用昂贵的布料和金制装饰品放在死者身边，也禁止用银盘，但罗马家庭日常使用的盐罐和祭盘除外，至少法律的明文禁止对人们起了一定作用。这种影响还见于他们的建筑方面，暂且不论他们是否鄙视奢华，他们的建筑确实在尽量避免奢华。尽管受到很大的影响，但罗马的朴素仍能比卡普亚和沃尔西尼保留得更为长久。她的繁荣不仅依赖农业，也仰仗她的商业贸易，虽然她的商业也没有达到十分发达的地步，但是对罗马占领统治地位有很大帮助。

罗马资本

罗马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中产阶级，也没有发展成独立的商人群体。其原因除了早期出现的资本不合理集中，主要还在于对奴隶的使用。这也是奴隶制下可能出现的结果。通常，古时城镇的一些小型贸易中，奴隶会被奴隶主当成工匠或商人，搬运物品；或者一些获得自由的奴隶，奴隶主会给他们一些资金，而且还保证会给他们分收益，往往是各分一半。毫无疑问，罗马的小型贸易发展蒸蒸日上，其他证据也表明，占领大城市市场的奢侈品渐渐在罗马聚集，比如盒子菲科罗由普雷内斯特的工匠设计，然后在普雷尼斯特市场上流通，但却是在罗马制造。零售业的利润大部分都流入了大财阀的金库，因此，工商业中产阶级有所兴起，但却无法更进一步发展。大商人与大工厂主也没能从大地主阶级中分离出来。一方面，大地主由来已久，并且既是地主又是商人和资本家，一手掌控着抵押贷款，大商业，合同协议，还插手国家事务；另一方面，罗马人心理上非常看重土地所有权，把土地看作是政治特权的基石，这种观念从一开始一直到本世纪末才有改变。这一时期，投资者把钱投入地产无疑都是幸运的。获得自由的奴隶如果拥有土地，也会被给予政治特权。罗马政客以这种方式来削减没有田产的富人阶级。

罗马城的发展

虽然罗马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资本家也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组织，但是罗马大城市的特色却与日俱增。罗马城的奴隶越来越多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中罗马纪元335年即前419年严重的奴隶谋反就是证据。获得自由的奴隶不断增多，也给社会造成问题和危险。因此，为了控制这样的局面，在罗马纪元397年即前357年，对自由奴隶征收重税；在罗马纪元450年即前304年，限制自由奴隶的政治权利。当时的情况表明，大量的奴隶解放有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但如我们上文所提及，在罗马解放奴隶与其说是正义之举不如说是商业投机，奴隶主发现和自由奴分摊商贸利润，比让奴隶只从事体力劳动更为有利可图。罗马解放奴隶有必要和工商业活动保持步调一致。

城市治安

城市治安的发展也同样说明在罗马，城市生活越来越重要。这一时期，在法律上，罗马城被分为四个治安区，每个区都同等重要，也都有一些困难的事务要处理：比如遍及罗马城的大大小小的排水管系统、公共建筑以及公共区域需要修缮；清理街道，铺建路面；处理废旧建筑，驱除危险的动物，清除臭气味；在除了傍晚及夜间之外，要把大货车撤离道路；保持交流顺畅；保证粮食物资对城市的供应不间断；防止不卫生的物品流通，杜绝缺斤少两的度量器；严管澡堂、酒馆和名声不好的娱乐场所。

蓬勃发展的建筑

王室时期，尤其是对外征战极盛的时期，建筑方面的成就大概比共和时期的前两个时期的成就都大。有名的建筑比如卡皮托尔山上和阿文廷山上的庙宇还有大竞技场，这些建筑遭到了城市勤俭父辈的反感，也让被迫服工役的市民厌恶。值得注意的是，也许在萨莫奈战役之前，共和时期最庞大的建筑当数大竞技场内的刻瑞斯，由斯普利乌斯·卡斯乌斯所建，他试图在多方面想要重塑国王的传统。另外，当时的统治者严厉禁止私人奢侈。王室的规则如果继续延续下去，那对私人的禁奢估计无法严厉下去，但为形势所迫，最后元老院也放弃抵抗。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执政期间废除了劣质物品囤积的旧体制，还教会他的公民合理使用公共资源。他开创了基础设施的公共事业。如果需要用什么来证明民族福利，那么罗马军事上的胜利大概可以说明。目前存留下的一些断壁残垣也能让没有读过罗马历史的人感受到罗马当时的繁盛。也正是因为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罗马才有了第一条军用大道、第一条水渠。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之后，罗马元老院在意大利修筑了众多道路和堡垒，这些建筑在上文已经描述过，从阿契美尼王朝到后来道路的创造者——辛普隆时期，正是这些道路网和堡垒成就了历史上罗马的军事霸业。继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之后，曼尼乌斯·库里乌斯在罗马纪元482年即前272年为罗马城修建了的第二条水渠，物资来源于皮罗斯战争中的战利品。罗马纪元464年即前290年的时候，他就用萨宾战争的胜利所获得的利益，使维利诺河在特尼尔河上流入涅拉河之处，拓宽了河道，让河流更加流畅，有利于里提河谷水的排泄，同时也为公民开辟了一片居住地，并在这片地上种植，自给自足。这些工程无疑是更明智的，相比之下，希腊那些华而不实的神殿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城市的装饰

民众的生活方式也有所改变。大概在皮罗斯时期，银盘开始出现在罗马人的餐桌上。从罗马纪元470年即前284年起，关于木瓦房顶的记载就消失了。意大利的新首都渐渐脱离了乡土气息，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装饰。他们在征服的城池中庙宇内抢夺里面的装饰物来装饰罗马，虽然当时还不盛行，但安提乌姆船的船头被陈放在罗马广场的演讲坛旁边，在法定的节假日，从萨莫奈战场上带回来的金装的盾牌也会在市场上展览一番。罚金所得的收入会专门用来铺建城市附近的道路，或者装饰公共建筑。以前，市场两边布满了屠夫的木架摊位，后来沿着帕拉廷朝卡里纳的一侧改修成了钱商的石制铺面，这个地方也就变成了罗马的交易场所。过去的名人，像国王、神父，这些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以及相传解读梭伦法令的希腊人，都有各自的雕像。征服了维爱人、拉丁人、萨莫奈人的盛名的长官，以及全力完成任务的国家使节，将自己的财产都遗赠给国家的贵妇，甚至那些声名显赫的希腊哲学家、英雄比如毕达哥拉斯和阿尔基比德斯，这些人的荣誉柱或纪念碑都屹立在卡皮托尔山或者罗马广场上。因此，罗马公社成为了政治大国，罗马城也变得繁荣昌盛。

银值标准

罗马，作为罗马意大利联邦的首领，不仅采用了希腊国家体制，还采用了希腊货币体制。在这个时期，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各公社，几乎都铸造铜币，在意大利南部各镇却盛行银币，意大利有多少独立公社就有多少合法的造币体制。在罗马纪元485年即前269年，所有地方造币厂都被限制，只能铸造小币值货币，后来颁布了一套适用于整个意大利的货币标准，将铸币事务集中于罗马。仅仅卡普亚还可以以罗马的名义自制银币，标准与罗马有所不同。新的货币体制的基础是两种金属由来已久的法定兑换比率。比较常见的货币单位是十阿斯，不再是一磅，而是一磅的，即德纳尔，相当于铜的重，银的重，比德拉克马略重。起初，铜币是最为普遍的流通货币，早期的德纳尔银币主要流通于罗马下层以及外贸行业。就像罗马战胜皮罗斯和塔兰托之时，被遣派到亚历山大的罗马外交官会受到希腊政客的密切关注，敏锐的希腊商人看到罗马的新货币德拉克马，也会反复思量。它们单调、一成不变，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艺术感的钱币，与皮罗斯和西西里人那精美的钱币相比，似乎显得毫不起眼。也不是说就像古代野蛮人的货币，并非纯粹模仿，质量不均，成色不纯，相反，罗马货币从一开始就自己设计，认真铸造，并不比希腊任何货币差。

拉丁民族的扩张

因此，我们关注了宪法的发展，为了统治权而进行的民族争斗，困扰意大利尤其是罗马的自由问题，从塔克文氏的被驱逐到萨莫奈人和意大利希腊人的征战。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关于人类生存的领域，这些不太引人注意却又在历史上不可忽视，这些大事件会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也正是这些影响让罗马民众冲破贵族的枷锁，意大利丰富多样的各民族文化渐渐走向融合形成一个大民族。历史记载者无法记录下每一大事件的具体细节，也无法摆脱地域的限制，仅能记录一些流传下来的零星片段，来表明意大利民族生活在那一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对罗马生活的研究比早期更为明显，并不是因为我们资料的缺失，其主要的原因是罗马政治地位发生了改变，致使拉丁民族的发展超过了意大利其他民族。我们已经指出，在这一时期，邻土比如南部的埃特鲁里亚、萨宾、沃尔西地区开始罗马化，这些地区的作品完全没有使用民族方言，甚至出现古罗马的铭文，这些证据足以说明罗马化现象。本世纪末，从接受萨宾人到完全给予他们公民权利，表明意大利中部的拉丁化在那个时候已上升到罗马政治的高度。大量私人份地和遍布整个意大利的零散的殖民地，从军事和语言、民族角度来看，都是拉丁的发展比较快的地区。这一时期，意大利人的拉丁化不带有政治目的，相反，罗马元老院似乎还有意识地将拉丁和其他民族区别，例如，他们不允许坎帕尼亚公社里的非正式公民把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然而，环境的影响力远比政治的力量强：拉丁人的语言和习俗在这段时间内占领了意大利，并且还影响到了意大利其他民族。

意大利国度的希腊进程　希腊餐桌习俗

这些民族同时还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进攻，那些民族的文化基础各异，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希腊文化的入侵。正是在这个时期，希腊文化开始越来越展现它相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并向四面八方传播。意大利也很难不受其影响，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阿普利亚，在罗马纪元5世纪的时候，当地粗俗的方言被罗马废除，之后阿普利亚就悄无声息地被希腊同化。这种改变的发生，就像马其顿和伊庇鲁斯，它们并没有被殖民但却被文化攻击，这种文化攻击伴随着塔兰托的内陆商业一起发生。这个猜想是有证据的：普切蒂人和道尼人与塔兰托关系友好，因此他们被希腊同化得比较彻底，然而萨伦丁人虽然与塔兰托地理位置上更为临近，但长期关系不和，所以萨伦丁人受希腊的影响相对而言较小，随即被希腊化的小城，像阿尔皮，也并不是沿海城市。希腊文化对阿普利亚的影响之所以比对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影响大，地理位置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也与阿普利亚自身的文化不发达有关，还因为与意大利其他民族相比，阿普利亚的文化与希腊文化有较高的相似度。前文已提及，南部的萨贝尔人虽然一开始与叙古拉的君主是统一战线，一起抵制大希腊的文化，但同时也受希腊人的影响，并与之融合，最终，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比如布雷提人和诺拉人，不仅使用本族语言也使用希腊语言，此外，像卢卡尼亚人和一部分坎帕尼亚人沿袭了希腊的文字和礼仪。埃特鲁里亚在这一时期，同样也在花瓶方面有显著性的发展，并且制造技术与坎帕尼亚人和卢卡尼亚人的不相上下。尽管拉丁姆和萨姆尼与希腊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有证据显示，希腊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日益增长。这一时期，罗马各个方面的发展——法律、铸币、宗教、民族传奇，都打下了希腊的烙印。尤其是从罗马纪元5世纪初以来更是如此；换而言之，在坎帕尼亚人的统治之后，希腊对罗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迅速，越来越深远。在罗马纪元4世纪出现了“希腊座位”，上面文字的形状值得关注，这是罗马广场的一个平台，这些座位最初是为马西利亚人提供，后来专门给希腊名人坐。随后几个世纪的文献记载开始出现罗马的名人带有希腊人的姓氏，比如菲利普斯、费罗、索福斯、海萨斯，或者罗马人在书写形式上的稍作变更。希腊的习俗发展得越来越迅猛：比如在死者的墓碑上撰刻铭文并不是意大利的习俗——罗马纪元456年即前298年鲁基乌斯·西庇阿是我们发现的最古老的墓志铭，这种在公众场合立一块碑而没有任何的文字陈述逝者的光荣事迹的习俗并非意大利人所有。

改革家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开创了这种体制。他造了一个铜盾牌，并在盾牌上刻上先人图形和悼词，悬挂在贝洛那新庙宇内。把棕榈树的树枝分给参赛选手这个习俗是在罗马纪元461年即前293年罗马国庆节的时候引进的。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希腊餐桌习俗了。通常罗马人吃饭的时候都是坐在凳子上，但现在却改为斜靠在沙发上，午饭时间也从正午推迟到了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这个时间根据的是我们的计时方法。达官显贵的宴会，通常会从在场的来宾中通过掷骰子的方法挑选一位，由他决定喝酒的规则：喝什么酒，怎样喝，何时喝。宾客还要轮流挨个唱赞歌，在罗马唱的不是宴享歌，而是赞美祖先的歌。所有的这些习俗都不是罗马原创的，而是在很早期的时候从希腊引进的，因为在加图时期的时候，这些习俗就很常见了，只是一度被禁止，然后这一时期又开始盛行，我们就把传入时期归结到这一时期。另外一个有代表性的特色是被誉为“希腊大智大勇者”的雕像屹立在罗马广场，这是在萨莫奈时期奉德尔斐阿波罗之命修建的。很明显，毕达哥拉斯和阿基比德斯被选中，是因为受了西西里岛人和坎帕尼亚人的影响，阿基比德斯被视为救世主和西部希腊人的心中的“汉尼拔”。罗马纪元5世纪时期，希腊文化在罗马上层人中的普及程度可以从罗马委派使臣去塔兰托事件中看出来，虽然使臣说的不是一口纯正的希腊语，但是可以非常流利而且完全不需要翻译。从罗马纪元5世纪开始，从事国家事务的罗马年轻人，几乎都得掌握世界通用的语言或者与之打交道的国家的语言。

因此，希腊的文化知识获得迅猛发展，其速度可以与罗马征服世界的速度相媲美。势力稍次的民族，比如萨莫奈人、凯尔特人、埃特鲁里亚人等，既丧失了内部的活力，也受到了外部的限制。

罗马和罗马人

两大民族都达到发展的顶峰，在矛盾冲突和友好往来中相互融合，同时，他们的差异性也暴露无遗。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他们性格中的完全的个人主义与希腊人的多样性、重氏亲、重地域性以及个人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共和国的建立到征服罗马是罗马史上最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为罗马的内部外部都打下了基础，让意大利成为一体，也为民族法和民族史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出现分连制、标枪，修建道路、水渠，完善土地财产和货币体制，浇铸卡皮托尔的母狼，设计菲柯罗的装饰盒。为这些宏伟的建筑出策出力的人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意大利民族与罗马人完全融合，就像罗马市民与罗马公社的融合，丝毫没有障碍。无论是声名显赫之人，还是微不足道的无名鼠辈，一旦进入棺材都不分贵贱，罗马的史册也是这样，不管是政坛巨人还是小贵族的后代，都不加区分地一律记入史册。这一时期的资料，我们能收集到的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要算是关于罗马纪元456年即前298年的执政官之一卢修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的记载，他还在三年后参加了森提农的重要战役。萨莫奈首领的石棺是多里斯风格的，非常美丽，在八十年前还封存着，石棺上刻着这样的墓志铭：

科内利乌斯·卢基乌斯——西庇阿·巴巴图斯　元老葛内沃之子，有勇有谋，外形出众，品德高尚，集执政官、审查官、工程师于一身，在萨姆尼乌姆战役中，攻占陶拉西亚和西绍拿，战胜卢卡尼亚，也将人质带走。

很多罗马共和国的重要人物和政界要领以及军事将领，都有高贵的出身，俊朗的外表，有勇有谋，但是对他们也没有更多的记载。科尔涅利氏、法比氏、帕比里氏等等，我们找不到关于他们的任何详细的资料，也并不能都归咎于历史的记载失误。人们觉得元老应该不分好坏，也无须加以区别。市民没必要也根本没想要通过炫耀银盘、希腊文化或者与众不同的聪明才智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炫耀银盘或希腊文化会被审查官惩罚，炫耀聪明才智也并非他们的追求。这一时期的罗马没有个人主义，大家都不分贵贱，每个人都活得像国王。

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

毋庸置疑，在这个时候，希腊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已经随着体制的完善越来越明显，天才以及他们表现出来的力量都展现出了那个时代的发展趋势。可以印证这一点的，我们能举出一个人物，他是思想进步的化身。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在罗马纪元442年即前312年是审查官，罗马纪元447年即前307年到罗马纪元458年即前296年是执政官），是十大执政官之一的曾孙。他出身旧贵族，并以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但他改变了限制自由奴隶的拥有者在国家中的特权这一体制，并且还打破了旧的金融体制。从他开始，罗马的水渠、道路、法制、雄辩术、诗歌、语法都有了发展。诉讼法的出版，演讲和对毕达哥拉斯名言的记载，甚至对正字法的革新，这些都归功于他。我们也许不能把他完全划分到民主派或者以曼尼乌斯·库里乌斯为代表的民主派的对立党派。相反，他集古今君王的精神于一身——塔昆氏和恺撒大帝的精神，他把这两位的精神与五百年前缺乏出类拔萃的行为与普通人相联系。只要积极参与政坛，不管是他的官方行为还是他离职后的个人举止，都像雅典人一样刚毅霸气。直到他退出政治舞台，双目失明，在关键时刻，他好像从坟墓里出来一样，重返政坛，战胜元老院的首领皮罗斯，第一次正式庄严地宣布罗马对意大利的完全统治。这位天才生不逢时，众神也因为他过早展现出聪明才智而惩罚他双目失明。统治罗马或者是让罗马统治意大利的并不是个人的天赋，而是一种从元老院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

元老院的后代陪他们父辈去参加会议，在大厅门口听到高谈阔论，名言警句，他们踌躇满志，并憧憬将来某个时刻自己也能进入元老院。伟大的成就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潜移默化中，这种政治观念已经传到了下一代，就像涅墨西斯紧跟奈刻[6]女神之后一样，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并不依赖某一个人，某个士兵或某个将军。在他们严格的道德制约下，人性的个性特点根本无法展现。罗马达到了古代任何国家都未曾达到过的鼎盛，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缺少了多样性，失去了希腊生活中的自由闲适。

[1]按前人的观点，最早期的三连夜警官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最开始国家不会安排奇数官员团（《迄至恺撒的编年史》，第15页，注释2）。还有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在罗马纪元465年即前289年才有这个官种（李维《罗马史》）但这个说法仍需考究。还有一种可疑的推论，歪曲历史的利奇纽斯·马克尔在罗马纪元450年即前304年以前已经提到此事，应该直接摒弃。可以确定的是，起初三连夜警官由高级长官推举，后来其他低级长官也是这样。帕庇尔的公民投票把推举他们的权力移交给了民社（费斯图斯，见《押款》，第344页）。这部法律的颁布，是在外交督办之后，或者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纪元6世纪中叶，因为他称长官为“公民中断状的人”。也有人认为，三连夜警官属于最古时期，实为不确，因为最古的国家制度没有奇数的长官团。

[2]人们习惯夸奖罗马民族在司法方面的特权，也把罗马的法律视为上帝赐予的礼物。不过这也可能是他们在为自己的不完善的法律体制辩解。罗马刑法的不稳定也显示了当时思想的不成熟，困扰了想法比较简单的人，思想成熟的民族才会有比较完善的法律。除了政治环境，罗马的司法和诉讼法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即原告和被告必须拿出证据反驳异议；第二，罗马执行一套固定的法律，并且法律是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之前的法律与现实结合得并不密切，而现在的法律则改善了这一弊端，尽可能与实际相结合，尽可能满足人民。一方面将法律固定下来，另一方面又根据时代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

[3]这种推论是根据李维关于安提昂殖民地的记录得出的，此殖民地在建立之后20年又进行了重组。有证据表朋罗马人强迫奥斯提亚居民到罗马去解决诉讼案，但在像安提昂和赛那的这些地方却不能这样执行。

[4]希腊神话中波吕丢刻斯，罗马神话中称为波卢克斯，与卡斯托耳为宙斯的双生子。

[5]通常认为维纳斯先出现，后来才有阿芙罗狄忒神。

[6]奈刻女神是希腊神话故事里的胜利女神，涅墨西斯是掌控灾祸与福祉的女神。过分幸福的人，女神会带来灾难。

第九章　艺术与科学

罗马民族节日　罗马舞台

在古代，艺术的发展，尤其是诗歌的发展，都与民族节日密不可分。罗马公社的感恩节，在前一个时期主要是在希腊的影响下，进行庆祝，并且是第一个被视作与众不同的节日，即大赛会或者罗马赛会。到了本时期，这个节日的庆祝时间变得更长，娱乐方式也更加多样化。最开始庆祝时间只有一天，后来在罗马纪元245年即前509年、罗马纪元260年即前494年和罗马纪元387年即前367年这三次大革命后每一次都增加一天，到了本世纪末，庆祝时间已经延长到四天。[1]

有一个更重要的情况：显赫专席的民选行政官被委托筹备和监督节日的庆祝，此后，感恩节便失去了它与众不同的特色，也不会让将军在庆典上宣誓，在每年的一系列节日庆典中，感恩节位居第一。政府仍然坚持惯例，允许表演活动，比如二轮战车车赛是庆典的主要活动并且是赛会的压轴活动。其余的几天，群众也可能自己进行一些别的娱乐方式。唱歌的、跳舞的、走钢丝的、变戏法的、扮小丑的诸如此类的表演者，不管是否被邀请，每逢感恩节都会出来表演。大概在罗马纪元390年即前364年，发生了一个与延长节日时间有关的重大改变。在节日前的那三天，政府会在竞技场搭建一个舞台，专门为民众的娱乐提供场地。为了使事件在掌控范围内，政府为节日的花销得控制在200000阿斯（2055磅），直到布匿战争，这笔预算也没有增加。

执政官如果想要增加开支，那他就得自掏腰包，但是这种现象并不常见，就算有，金额也不大。这个舞台也深受希腊的影响，比如说它的名字（-scaena -，-skene -）。当然舞台最初是为乐师和表演小丑各种活动建造的，其中还有随着长笛翩翩起舞的，最为出色的应该是来自埃特鲁里亚的舞者。不过，很快罗马有了一个公共舞台，并向罗马诗人开放。

民谣歌唱家　民谣　批评艺术

在拉丁像这样的民谣歌手有很多。拉丁“行吟诗人”或者“民谣歌者”（-grassatores-，-spatiatores-），他们一个小镇接着一个小镇，一家挨着一家去表演他们的歌曲，还会伴着长笛翩翩起舞。当时存在的唯一衡量标准就是神农体（Saturnian），歌谣几乎都没有特别的背景情节，也不是对话的形式。我们只能把它们想象成单调的民谣或是蜘蛛舞，有时是即兴创作，有时是娓娓道来，现在，在罗马旅店里我们还仍能听到。这一类的歌曲，较早期就在公共舞台上表演，慢慢发展成罗马戏剧的雏形。这是罗马戏剧的开端，和其他戏剧的萌芽期一样，一开始地位不高，并且非常明显地遭到诟病。十二铜表法反对那些无意义的歌谣，对念咒语、写文章讽刺国人，或者去平民百姓家门口唱歌的会处以重刑，也禁止葬礼上雇佣女人哭丧。比法律约束更严重的是，艺术初期在道德上并不被接受，甚至被诅咒，思想狭隘的人一本正经地批判这种轻佻的并以营利为目的的做法。加图说：“诗人在早期并不受人尊敬，如果谁成为一名诗人或者经常出没于宴会，会被认为不务正业。”

想要靠舞蹈、音乐、民谣挣钱的人都饱受耻辱，因为世人对他们都非常鄙视。戴着面具扮演一些固定的角色，这是比较常见的娱乐方式，也被视作年轻人的消遣方式，如果有人为了钱，不戴面具就上台表演，会被认为是不知羞耻。歌手和诗人就被划分到跳绳及丑角一类。这一类人被监察员锁定，他们甚至不能参军也没有市民大会投票权。

此外，城市的警察有权掌控整个舞台，同时这也说明一个问题，这一时期的警察对职业舞台艺人已有管制权。警察官员会在表演结束时，给表演评分，表现得好的，会被奖以美酒，但表现不佳者会被惩以鞭刑。所有的城市官员可以不分时间，不分地点，让表演者承受皮肉之苦，或者实行监禁，都是合法的。这种做法无疑会让舞蹈、音乐、诗歌的舞台表演受到限制，如果表演者落入市民底层之手，或者落入外籍人之手，后果更是严重。这一时期的诗歌仍然微不足道，不能吸引外国艺术家的眼球。另一方面，在罗马，所有的音乐，无论神圣还是通俗，都有埃特鲁斯坎人的神韵，拉丁的长笛一度拥有很高的地位，但到这一时期，长笛的地位已被外国音乐所取代。

关于诗歌的著作没有任何提及。不管是面具表演还是舞台朗诵都没有固定的文本。相反，很多时候都是表演者根据场景即兴发挥。这一时期的唯一的著作则是《工作与时日》[2]，内容是关于农夫对儿子的训诫。这本书和上文提及的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的毕达哥拉斯的诗歌，被视作罗马仿效希腊诗歌的开端。这一时期的诗歌几乎都没有流传，除了一两篇农神体的碑文。

罗马历史著作

和罗马戏剧的兴起一样，罗马的历史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这两者都是对当时重大事件和罗马公社早期历史的记载。

地方官员的档案集

当时历史的撰写与地方官员的档案编辑密不可分。追溯到最古老的档案集，晚期的罗马人可以看到这些资料，我们也可以间接看到，大概始于对庇托尔山朱庇特神庙的记载。档案记载了从执政官马尔库斯·赫拉修斯之后的每一年的公社长官。执政官马可·赫拉修斯在位期间，修建庙宇，在九月十三日将此庙献给神灵。在普布乌斯·赛维利乌斯和卢基乌斯·埃布提乌斯（据估计罗马纪元291年即前463年）当执政官期间，在一次重大瘟疫的时候立下誓言：每满一百年，就要在卡庇托尔神庙的墙上钉上一颗钉子。之后，罗马负责测量和撰写的官员，换句话说，就是大祭司（pontifice），记录每年政界主要官员的人，还要把年历和早期的月历、日历相结合。后来，这些日历都被划分到“吉日”名下，“吉日”是指适合开庭的日子。在王政废除不久后，这种安排就被采用了。事实上，关于每年官员的记载是非常紧迫、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要决定官方文件的日期。就算有这样的关于执政官的档案记录，应该也早就被高卢人的大火（罗马纪元346年即前408年）毁灭。罗马主教仪典书在大火中得以幸存，所以如果要继续往前追溯，可以根据这部典籍来补充大祭司档案。我们现在拥有的元首名单，虽然没有记载什么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族谱方面，但也借助了贵族族谱加以补充，而且从一开始，其内容都是基于可靠的资料，这一点是无须怀疑的。它的历法年度不够完全，也不够精准：因为执政长官就职不是在新年，也不是固定在哪一天。相反，出于各种原因，执政官的就职时间也会随之变化，而且两任执政官交替之间常常出现空窗期，如果按照任职年度来计算的话，这段时间是不算在内的。相应地，如果历法年度按照执政官的任期来衡量的话，那就有必要标明每一任的入职、离职时间，空窗期出现的话也要标明，当然也许早期的时候也有这样做。除了这个，每一年的官员名单还根据历法年度做了调整，每任官员都有对应的历法年度。如果名单太多，那就会增加一个年度，然后会在后面的图表中用数字379、383、421、430、445、453等标注清楚。从罗马纪元291年即前463年开始，罗马的官员档案记载都是与罗马历法吻合的，尽管有些地方不够详细，有些不够完整。历法年度的记载本身就有缺陷，不过还好都在允许范围内。47年之前的相关信息已无法考证，但至少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从编年史上来看，罗马纪元245年即前509年以前的资料已无处可寻。

卡庇托尔时代

没有形成用于平常使用的纪元法，但关于宗教方面的事务，他们会从卡庇托尔山朱庇特神庙的祭祀之前进行推算，也是从那一年官员的名册开始有了记载。

编年史

很自然地，连同长官的名字和长官在位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一并被记录在册。在长官目录后附上相关的记载，这就是罗马编年史的开端，就像中世纪编年史兴起于附在复活节表上的备忘录一样。直到大祭司编制了正式的编年史（liber annail），所有的长官名字和大事件都逐年被妥当地记录在册。在罗马纪元351年即前403年6月5日的日食之前，也有可能是罗马纪元354年即前400年6月20日之前，根据编年史，并没有由观察而记录下来的日食情况。从罗马纪元5世纪初开始，关于人口数量才有了健全可靠的资料。对人们的罚金惩处案件、公社的奇异事件，在罗马纪元5世纪的下叶才在编年史中有了记载。所有编撰一部有条理的编年史的参与者，或者与编年史有关的记载，也或者对早期长官名单的更改（前文已解释过），为了便于编年史的方便，都要增加一年，即闰年，这种情况在罗马纪元5世纪上叶就发生了。从它被固定下来之后，大祭司每一年都要记载大规模的活动，殖民，瘟疫，饥荒，日食，轶事，牧师或其他名人的死亡以及人民的法令，人口调查结果，所有的这些记录都记录保存，也为了视察，但也不乏有被篡改的地方。目前，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载非常缺乏，并且也给后来的编著者很大的空间，与罗马纪元456年即前289年在西庇阿的碑文对当时活动的叙述相比，就一切明了了。后期的历史学家很明显不能为了资料更具可读性，就以某种方式与叙述相联系，而不顾真假地记载。即使编年史仍然以原版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如果要根据它编撰那一时期的历史，仍然有困难。然而，这种编年史不仅只存在于罗马，拉丁每一个有编年史或者长官名录[3]的城市都一样。从这些城市收集的编年史来看，与王政编年史相比，有些是和中世纪相类似。不幸的是，罗马人在后期也延续了希腊人的错误。

家谱

除了官方的记载，这样的记载不足，也存在不确定的处理。为了纪念过去时代，纪念过去的大事件，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些别的资料可以为罗马史提供参考。私人的记载无法追溯，然而，有一些大事件是由氏族制度记载下来的，从法律角度来看，氏族制度被刻画在大厅的墙上，用以永久的纪念。这些名单，被家族以长官命名。这不仅仅是家族的传统，无疑也是早期传记的特色。

关于罗马任何名人的葬礼上，有纪念意义的悼词都不能省去，都要被死者最亲近的家人宣读，不仅要包括死者的光荣美德或辉煌事迹，还要包括死者祖先的英勇事迹，以这种方式，将事迹代代相传。很多重要的信息都是以这种方式被传承下来的，但是一些歪曲捏造也流传下来了。

罗马早期历史

这一时期开始了真正的撰写历史，同时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对历史的歪曲。史料的来源当然都差不多。单独的人名，像国王努马、安库、图鲁斯，他们的姓氏应该都是后期加上去的。还有一些事件，比如，塔克文王征服拉丁、塔克文家族被流放，应该也有真实的记载，但更多的是口头流传。也有些史料是来自贵族的宗族记载，比如，与法比氏有关的各种传说。其他的传说，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民族的制度，特别是对法律的兴起描述得非常生动：雷穆斯的死亡让墙垣变得神圣；随着塔乌斯王族的覆灭，复仇的历史也结束了；在赫拉修·科克勒斯神话中加入了椿桥的规章；贺拉提氏和库里阿提氏的美丽传说中，有了申诉权的起源；塔昆氏的阴谋和温荻及乌斯奴隶的故事中涉及到了被释放奴隶的公民权问题。罗马城的创立也有类似的传说，并有意把罗马的兴起与拉丁姆和阿巴尔这座拉丁人的大都市联系起来。罗马名人的姓氏后面都附加了注释，比如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人民的公仆”，然后就围绕这个主题记载一系列轶事。更重要的是，罗马城内神圣的无花果树以及其他风景名胜地，也有许多教堂司事的故事是出于此，1000多年以后，那里又会出现奇城，还有一些是把不同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比如七王的序列，基于每一代的在位期，推断王政总共延续240年[4]。甚至这些没有根据的事件被当作了官方的记载，这种做法差不多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了。

事件的大纲，特别是那不准确的年表，在后期的记载中稳定出现，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这些记载应该是出现在罗马文字时代之前。如果双胞胎罗慕洛和雷穆斯吮吸狼奶的铜铸像在罗马纪元438年即前316年已经立在了无花果树的旁边，那么曾征服了拉丁姆人和萨姆乌尼姆人的罗马人应该对他们的城邦起源早有耳闻，应该与李维的著作没有太大的出入。土著居民，即从一开始就居住在那儿的人，其实也只是拉丁人的猜想罢了，在罗马纪元465年即前289年西西里作家卡利阿斯的书中有所记载。这也是编年史的本质，对历史附加上猜想，如果无法追溯到天地的起源，那至少也要追溯到公社的起源。有证据显示，大祭司的表是始于罗马城建立之年。据此，我们也许可以猜测，当大祭司在罗马纪元5世纪上叶开始筹备正式的编年史来取代长官名录，在开端部分有增加内容，罗马王室的兴衰以及共和的日期定在祭祀卡庇托尔神庙当天，罗马纪元245年即前509年9月13日，将无日期的事件与之联系起来。

这种最古老的记载罗马起源的方式是受了希腊的影响，这是不用怀疑的。对土著居民以及后来者的猜测，还有关于牧民生活比农耕生活早，普通人罗慕路斯变成了奎里纳斯神的传说，都含有希腊色彩。比较纯正的罗马人是虔诚的努马人和睿智的埃格里亚人，但由于外族文化，毕达哥拉斯的哲学的介入，让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纯正，当然这也不是罗马前期编年史的内容。贵族家谱的完善方式跟公社初期的类似，都偏爱纹章学方法，都会追溯到声名显赫的先人，例如，埃米利氏、卡尔普尼氏、庇那里氏和彭波尼氏，都自诩是努马四子的后代：马梅库斯、卡尔普斯、庇努斯、蓬波；埃米利氏追溯到更远，称马梅库斯是演说家毕达哥拉斯之子。

尽管随处可见希腊带来的影响，但是公社前期的历史是比较本土化的。一方面是因为其本身就起源于罗马，另一方面它主要是关于罗马和拉丁姆，而不是罗马与希腊之间的联系。

希腊影响下的罗马早期史

希腊的故事和小说把罗马和希腊联系起来。希腊的传奇故事展示了他们在尽力想要与逐渐扩张的地理知识保持同步，通过许多航海家的故事及移民者的故事来刻画地理轮廓，这些故事都较为复杂。希腊早期的历史著作中，提及到罗马是关于锡拉丘兹的安提奥库（止于罗马纪元330年即前424年）的西西里史。这本书记载了一个名叫西凯洛的人从罗马移民到意大利，即布雷提半岛。这样的记载不受希腊影响，单单记录罗马人与悉库尔人、布雷提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其实是不常见的。希腊的神话故事传播广泛，并且后期都倾向于表明人类起源于希腊或被希腊征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希腊很早就已经把西方囊括进他们的范围内了。对于意大利，赫卡若科斯和阿尔戈诺特并不是很重要，尽管赫卡泰奥斯（罗马纪元257年即前497年）已很熟悉赫卡诺科斯的石柱，并把阿尔戈船从黑海移到了大西洋，后来又移到尼罗河，最终又回到地中海。相比之下，与伊利昂的衰败有关的归国航行更被看重。人们对意大利最开始的认识源于狄奥米德在亚得里亚海航行，奥德修斯在蒂勒尼安海的航行，事实上，奥德修斯的航行叙述与荷马对神话故事的叙述相似。到了亚历山大时代，各国关于蒂勒尼安海的希腊故事都与奥德修斯有关。埃福罗斯所记载的历史终止于罗马纪元414年即前340年，所谓的斯拉克斯书（约罗马纪元418年即前336年）也遵循了他的记载。对于特洛伊的航海历史，早期的诗歌里没有任何显示；荷马史诗中，埃涅亚斯在伊利昂败落之后，仍然统治着留在国内的特洛伊人。

斯特西克鲁斯（罗马纪元122—201年即前632—前553年），一位伟大的神话改写者，他通过《伊利昂的灭亡》一书把埃涅亚斯带入了西方。通过把特洛伊英雄和希腊英雄相比，他有意识地把他的故乡西西里和他的居住地意大利写得诗情画意。神话诗歌的雏形就起源于这部书，特别是关于英雄如何带领他的家眷逃离大火中的特洛伊，以及认为特洛伊人是西西里人和意大利人的土著居民，这些都对以后的神话诗歌产生重大影响。这在《特洛伊的号兵密森努》也叫《密森农事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5]。那时的诗人认为意大利的蛮族与希腊或者别的地方的不同。

这时候，这位老诗人受这一情感引导，认为意大利的蛮族与其他蛮族大有不同，并且希腊人与意大利人的关系就好似荷马的亚该亚人与特洛伊人那样。新的特洛伊神话很快就与早前的奥德修斯神话相融合，并在意大利广为流传。根据希拉尼科斯（约罗马纪元350年即前404年从事写作），奥德修斯和埃涅亚斯通过色雷斯和摩洛提亚（伊庇鲁斯）到达意大利，就在这里，他们带来的特洛伊妇女把船烧掉，埃涅亚斯建立起罗马城，并以其中一名特洛伊妇女的名字为城市命名。与此相类似而更合理的说法是亚里士多德所述，有一队亚该亚的船到达拉丁海岸后，被特洛伊的女奴们烧了，于是亚该亚人便被迫留在那里，与特洛伊妇女成婚，拉丁人就源于他们的后裔。

此后，有很多当地神话与这些事情相交织，再加上西西里与意大利交通频繁，意大利神话便远播于西西里，至少在那一时代后期已传到。关于罗马起源之事，西西里人卡利阿斯在约罗马纪元465年即前289年时已把奥德修斯、埃涅亚斯和罗慕路斯的神话相交织[6]。

蒂迈欧

真正将特洛伊人迁居的事件加以完善并使之流传的却是西西里岛陶罗美尼翁的蒂迈欧，其史书截止于罗马纪元492年即前262年。据他所述，埃涅亚斯先创立了拉维尼姆及其特洛伊珀那忒斯神庙，而后创立罗马。他还将提尔公主爱丽莎，也叫狄多，穿插在埃涅亚斯神话中，他认为，狄多是迦太基的创始人，并且罗马和迦太基建于同一年。引发这些变动的原因，其一是关于拉丁风俗习惯的传闻已传至西西里，其二是蒂迈欧著书时，也是同一地点，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正酝酿着一场斗争。然而，这个故事基本上不能以拉丁姆为起源，而只是这位好搜集闲话的老翁的毫无意义的杜撰而已。蒂迈欧已经知道在拉维尼姆有神庙，但是，据他所说，拉维尼姆人的这些家神乃特洛伊家神，是埃涅亚斯的追随者从伊利昂带来的。这一说法确实是其个人添加，就像罗马的十月马与特洛伊的马相同，及拉维尼姆所有圣物也都是他自己增加。据作者所述，这些圣物就是传令官的铜、铁杖和特洛伊制造的陶制花瓶，而后几百年间，这些特洛伊家神没有任何人看过。有些历史学家对于那些不被人熟知的事物却一清二楚，蒂迈欧就是如此。波里比阿的言论也不是没有道理，波里比阿认识蒂迈欧，劝人无论如何都不要相信他，他提供的文献证据，以现在的事例来看，更加不可信。事实上，这位西西里的雄辩家，说自己知道修昔底德在意大利的坟墓，他高度称赞亚历山大的伟绩就是他征服亚洲要比伊所克拉特写完他的“颂词”速度更快。把早期虚构故事交织在一起，非他莫属，而这种融合竟然无意中让他享有盛名。

希腊人关于意大利事物的揣测源于西西里，此时传入意大利的具体程度无法精确证实。后来看到的图斯库卢姆、雷内斯特、安提昂、阿迭亚和科尔托那的起源说都与奥德修斯史诗有联系，这种联系差不多源于本时期。甚至罗马人源起于特洛伊男子或女子的想法，也就是在本时期末的罗马出现，因为罗马与希腊东方第一次可查证的来往，是罗马纪元472年即前282年元老院派出代表为“有亲族关系的”伊利昂人。尽管如此，埃涅亚斯的神话仍为意大利最近的神话，与奥德修斯的神话相比，它很少有明确的地点；这些故事最后的编辑及其与罗马起源神话相吻合，但这都是以后的事情。

在希腊人眼中，史书所述或者所谓的历史编撰，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意大利的史前时期，而对同时期的事件置之不理，这意味着希腊史学的衰落，我们深感遗憾。

开俄斯的提奥朋普所著史书（终于罗马纪元418年即前336年）仅记载了凯尔特人攻陷罗马一事，亚里士多德、克莱塔科斯、泰奥弗拉斯托斯、本都的赫拉克莱德斯，都偶然提及罗马事件。卡地亚的希罗尼穆斯所著关于皮罗斯的史书，也说到了他的意大利战争，也正是因为他，希腊编撰的历史成为了权威版本。

法学

关于科学，在罗马纪元303年即前451年和罗马纪元304年即前450年，罗马城把法律写成文字，为法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写成的这部法律取名为十二铜表法，算得上罗马最古老的文献，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本书。所谓的“王法（-leges regiae-）”，它的核心部分比十二铜表法没晚多久，主要是一些礼制训条，以传统习惯为基础，大多是宗教规矩，大祭司团以皇家法令的形式告知公民，祭司团有权颁布法令但无立法之权。并且，在这一时期之初，元老院最重要的法令几乎都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但是关于人民的法令却通常都没有记载。早期的等级冲突，曾有因如何保存法律而起争执的。

意见——成套诉讼程序

书面的法律文件数量上有了增加，法学本身也有了越来越坚实的基础。官员每年一换，从普通公民中选出的陪审人员，他们都需要咨询法律顾问，顾问熟悉法律程序，能提出合乎先例的判断，遇到没有先例借鉴的，则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合理判断。有关开庭日期和祭拜神灵的疑难问题，祭司们需要做好解答准备。被问及其他法律问题时，他们会给予忠告和意见，因此大祭司团内形成的一些传统便成为罗马私法的基础，尤其是关于一些特殊案件所应采用的诉讼程序。约在罗马纪元450年即前304年，阿皮乌斯·克劳迪亚斯或他的职员格奈斯·弗拉维乌斯将一整套囊括各种诉讼程序的手册和详细列明开庭日期的日历表，公之于众。在当时，法学并不自认为是科学，想要其表述为科学，纯属个别行为，无法长久。

当时，熟悉法律并能阐明法律已成为获得民众推荐和谋得官职的手段，这不难想象。据说，第一任平民大祭司普布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索夫斯（罗马纪元450年即前304年的执政官）和第一任平民大祭司长提比略·科隆卡尼乌斯（罗马纪元474年即前280年的执政官），都因掌握法律而获得僧职，这故事也许是后人的猜测而非史书记载。

语言

毫无疑问，拉丁文和意大利其他语言的正式形成，是在这一时期之前，并且拉丁文在这一时期初期已经基本完善，十二铜表的残文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残文是半口头流传，几乎都被近代化了。其中有许多古字和有一些残文生硬地拼接在一起，这主要是省略了主语所造成的，不过它们与阿瓦歌不同，没有真正的无法理解的地方；与古代祈祷文相比而言，他们与加图语言更相近。如果罗马纪元7世纪初的罗马人看不懂罗马纪元5世纪的文献，那大概是因为，当时罗马还没有开始真正的研究，更不存在对文献的研究。

另一方面，这是阐明法和纂辑法律开始形成之时，罗马实用事务文体一定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成立的。从已成形态上看，该风格惯用语的遣词造句、表达转换、列举细节以及冗长句式都绝不输于现代英国的法律文体。同时，该风格以其清晰精确受到内行人称赞，而那些不明其意的门外汉则根据个人的性格以及心情不同，听了之后有的肃然起敬，有的满不耐烦或是万分失望。

语言学

此外，在这一时期经过了理性方法的研究对本国语言进行了一些处置。在发展的初期萨贝利语和拉丁语趋向于粗俗化，随处可见末尾的删减元音的混淆以及辅音的精细化，正如罗马纪元第5世纪和第6世纪的罗曼语。后来又有所变化：奥斯坎语的-d和-r音合并，以及拉丁语的-g和-k音合并再次分隔开，并且每个音都有相应的符号；来源于初始奥斯坎字母表的-o和-u都没有单独的符号，而来源于拉丁的有单独符号但却面临着合并的可能，而后又一次区别开，奥斯坎语甚至把-i分解出读音和写法不同的符号；最后写法的符号更加倾向于发音，例如罗马人在许多情况下把-s都替换成-r。按照年代学的迹象看这一变化出现在罗马纪元5世纪：例如拉丁语的-g在罗马纪元3世纪的时候不存在，而是罗马纪元5世纪的时候出现的；帕庇里氏家族的第一个把自己称作是Papirius而非Papisius的是罗马纪元418年即前336年时罗马的执政官；引进-r而非-s要归功于罗马纪元449年即前315年的监察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毫无疑问，再次引进更加精细和精确的发音与逐渐扩大影响的希腊文明有关，这一特点可以从意大利生活的各方面去观察得知。正如与当代的阿迪亚和罗马的阿斯币相比，卡普亚和诺拉的银币要完美得多，坎佩尼亚的文字和语言同拉丁姆的相较之下，显得更加迅速而有规则。尽管投入了努力，罗马的语言和文字发展如何仍未确定，这些都能在罗马纪元5世纪末期保留下来的铭刻上清楚地显示，其中任意性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音节末尾增加或是删减-m，-d和-s，或者在词中间增减-n，亦或者是在对元音-o，-u和-e，-i的区别上。当代的萨贝利语在这一点上可能深受影响，进步较大，而翁布里亚语则受到希腊的影响渗透进步很小。

教学

基于法律和文法的进步，初等教学也获得了一些发展，当然毫无疑问这些在早些时候就出现了。正如《荷马史诗》是最古老的希腊书，《十二铜表法》则是最古老的罗马书籍，他们都为本土上的教学提供了基础，而罗马青少年训练的主要内容是背诵法律政治课程。自从掌握希腊语成了政治家和商人必不可少的技能以后，除了拉丁的“写作教师”也出现了很多希腊的“语言教师”，一部分是兼作府邸教师的奴隶，还有一部分是私人教师，他们在自己的住所或者学生的住所进行希腊语的阅读和口语教学。自然而然的，惩戒在教学中兴起，同时也在军事管理和司法中起到作用。那一时期的教学并没有跨越初始阶段，在社会认可度上来说，受教育和未受教育的罗马人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精确科学——历法计算

众所周知，罗马人在数学和机械学上并不是非常卓越，就当代而言，这一点只能被十执政官所掌管的立法所确切证实。十执政官希望用当代的雅典所行八年历代替先前不完善的三年历，在八年历中，一个农历月有二十九又半个太阳日，但是一个太阳年有日而非日，所以不改变354天为一年的常年，而是以每八年闰90日来代替之前的每四年闰59日。基于相同的想法，罗马历法的改良者想在其他方面保存现行历法，在四年一闰的两个闰年里不将闰月缩短，而是把两个二月各缩短七日，因而在闰年中，原定为29天的二月定为22天，把原为28天的二月定为21天。出于计算缺乏精确和宗教考量，尤其是二月的年度节日界神节扰乱了拟议中的改革，所以闰年的二月就成了24日和23日，因此新罗马太阳年实际上是个太阳日。在实际操作中对以上情况带来的影响作了补救措施，那就是舍弃了以月或十月为单位的计算方法，不管需要多么精确的计算，他们总能将一个太阳年365日按照十月计算即304日为一年，但此方法导致月份长短不一所以不再实行。以上方法，意大利早已采用一种欧多克索斯历法（罗马纪元366年即前388年），尤其是用于农业中，农民的日历就是基于埃及的太阳历日为一个太阳年。

建筑和绘画艺术

意大利人的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作品展示了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出彩，而这些领域也和机械密切相关。我们也无法追寻真正原创的迹象，如果意大利的造型艺术无处不透露出借鉴的痕迹，这一点抹杀了其本身的艺术兴趣，那么随之而来的历史兴趣却会增加，因为一方面该艺术保留了种族之间交往的显著证据，这是其他方面不能做到的，而另一方面在非罗马意大利人的历史遭受的彻底的损失中，艺术是唯一存活下来可以显示不同的人在半岛上生活的痕迹。这一时期没有什么创新记录，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更精确和更广泛的层面去证明已经展示了的意见，也就是说来自希腊的灵感刺激从不同方面巨大地影响了埃特鲁斯坎人和意大利人，给埃特鲁斯坎人唤起更丰富而蓬勃的艺术，从在意大利人中产生影响之处唤起更睿智深刻的艺术。

建筑学——埃特鲁斯坎

即便是在早期，意大利各地的建筑就被希腊所彻底渗透，我们已经展示过这一点了。意大利的城墙、高架渠，金字塔顶的坟墓以及塔斯坎尼圣殿无处不与古希腊的建筑相似。埃特鲁斯坎这一时期在建筑上的成就已经无迹可寻，没发现他们有吸纳什么新事物，也没看见有什么原创，除非我们将那些恢宏的坟墓也列入此行列，例如瓦罗描述过波尔塞纳的坟墓，这不禁让人想起神秘但毫无意义恢宏的埃及金字塔。

拉丁—拱顶

在共和国的前150年的拉丁姆，他们的建筑艺术在前人的基础上基本上进步缓慢，该艺术在共和开始之后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在那一时期，基本上没有可以称得上优秀的建筑，除了罗马纪元261年即前493年在罗马修建的竞技场以外，这被帝国时代的人称为塔斯坎尼风格的典范。在这一时代末尾之际，在意大利尤其是罗马出现了一种新精神，那就是恢弘的拱门建筑。并且我们不能称拱门和拱顶建筑为意大利所创造，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希腊建筑起源之时希腊人并不十分了解拱门建筑，因此他们对自己神殿的平顶天花板和倾斜屋顶感到满足。拱门也可以说是希腊人较晚的发明，由更合乎科学的机械学而来。希腊的资料把这一发明归功于物理学家德摩克里托斯（Domocritus，罗马纪元294—397年即前460—前357年）。希腊人在拱门建筑上领先于罗马人，与此相符合的是经常提出和刚被提出的假说，即罗马角斗场的拱顶和之后被盖在卡彼托尔古井上的金字塔顶是现存的应用拱门建筑的最古老建筑。因为这些拱顶建筑属于共和时期而非王政时代，在王政时代意大利人只对平顶和重叠屋顶比较熟悉。无论拱顶被认为是怎么样的发明，这一原理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建筑上，至少如它的问世那般重要，而其应用毫无争议地则要归功于罗马。罗马纪元5世纪初基于拱形的门廊、桥梁以及沟渠开始出现之后，拱形的名字就与罗马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了。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半圆顶的圆形神殿，这对希腊人来说很陌生，但却深受罗马人的喜欢，而且他们把它应用于特有的崇拜，特别是对维纳斯女神的非希腊崇拜。

这一领域中，还有很多次要的但并不是等于不重要的成就。他们并不对外宣称他们的原创性或这些艺术成就，但是坚固连接的罗马石板街道、坚不可摧的大路、宽大坚硬的瓷砖以及他们建筑经久耐用的水泥都无声地宣告了罗马品质中坚不可摧的顽强和生机勃勃的活力。

造型和绘画艺术

造型和绘画艺术并不是受希腊刺激而发展的，而是发源于希腊最后却成熟于意大利，这和建筑艺术一样。我们已经知道，这两门艺术虽晚于建筑，但即使是在王政时期，也至少在埃特鲁里亚开始出现，但是他们在埃特鲁里亚的主要发展却是属于此时，在拉丁姆更是如此。在这些地区有很多地方在罗马纪元4世纪时被凯尔特人和萨莫奈人从埃特鲁斯坎人手里夺过去，因此在这里很难发现埃特鲁斯坎人的艺术遗迹，这也正好为以上事实提供了证明。塔斯坎人的造型艺术首先主要应用于陶土工艺、铜工艺以及金工艺，这里丰富的陶土层、铜矿以及商贸交易都为艺术家提供了材料。埃特鲁斯坎庙宇的废墟至今仍在，他们的垣墙、山墙以及屋顶曾经装饰着无数陶制的凸花和雕像作品，而且拉丁姆和埃特鲁里亚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有迹可循。铜器铸造也不落后。埃特鲁斯坎艺术家制造了一个五十英尺高的巨大青铜柱，沃尔西尼是埃特鲁斯坎的德尔斐，据说在罗马纪元459年即前295年拥有两千座铜柱[7]。

再者，大概无论何处，石头雕刻的起步总是比青铜铸造要晚，在埃特鲁里亚也是如此，但是内部原因和合适材料的缺乏抑制了其发展，卢那的大理石在当时也未开发。任何人只要见过南埃特鲁斯坎坟墓里富丽高雅的黄金装饰，都不难相信蒂勒尼安金杯在阿提卡也被珍视。宝石雕刻虽然也起步较晚，但在埃特鲁里亚也有各式各样的样式发展起来。埃特鲁斯坎的设计家和画家也同样依赖希腊人，但是在其他方面与造型艺术家旗鼓相当，他们在轮廓画和单色的壁画上都展示了他们卓越的才能。

坎帕尼亚和萨贝利人

以意大利人的本土与埃特鲁里亚相比，埃特鲁斯坎的艺术更丰富，而意大利人则显得贫乏。深究之后我们也不难发现萨贝利人和拉丁人在艺术的天赋和态度上远超埃特鲁斯坎人。事实上，在萨贝利的一些地方，例如在萨宾、阿布鲁奇、萨姆尼乌姆，几乎很难寻得艺术作品的踪迹，甚至是普通的钱币也很少见到。那些移居到蒂勒尼安海或者爱奥尼亚海岸的萨贝利人不仅适应了希腊艺术的外在，就像埃特鲁斯坎人那样，而且还或多或少完全地融入了进去。维利特拉曾经属于沃尔斯克人，他们的语言和特色都保存得很好，有时还能发现一些彩陶，充分展示了生机勃勃的和独具一格的特点。在下意大利，卢卡尼亚受希腊艺术影响程度较小一些；但是在坎帕尼亚和布鲁提大陆，萨贝利和希腊不仅在语言和民族特点上，而且更加在艺术上相互融合，坎帕尼亚和布鲁提的钱币在艺术风格上与当时的希腊钱币完全相同，仅在文字上相互区别开来。

拉丁

拉丁姆虽然在艺术丰富性和数量上不如埃特鲁里亚，但是在艺术品味和实际工艺上却并不比其逊色，这一点少有人知但是却是可以确定的。显而易见地罗马在罗马纪元5世纪初期在坎帕尼亚开始建设驻扎，凯尔城与拉丁社会相交融，靠近卡帕的法勒尼安地区与罗马部族相交融，这都开创了坎帕尼亚与罗马艺术交融的先例。在奢华的埃特鲁里亚，宝石雕刻被加以重视和勤练，但是在罗马却很缺乏，而且我们发现拉丁的手工作坊不像埃特鲁斯坎的金匠陶土匠那样，满足的是国外需求。拉丁的庙宇也不像埃特鲁斯坎那样各处都有着青铜和陶土装饰；他们的坟墓也不像埃特鲁斯坎那样装饰得金碧辉煌；他们的墙壁也不似塔斯坎的坟墓里画满了丰富的色彩，然而，总体上看埃特鲁斯坎也并没有更加优越。两面神雕像的装饰正如神本身，是拉丁人的创造，技艺十分精巧，比埃特鲁斯坎任何艺术作品都更加具有原创性。美丽的母狼和双生子组合毫无疑问与希腊设计相类似，他们虽然不在罗马城诞生，但是确实是罗马人所创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第一次亮相是在坎帕尼亚的罗马人为其制造的银币上。在上文提到过的凯尔城，有人在罗马将其殖民不久后设计出一种独特的陶制品，上面刻有设计者的名号和其产生的地方，并且远销各地甚至到了埃特鲁里亚地区。在埃斯奎林山最近发现了带有人像的陶土制品，其装饰风格与坎帕尼亚神庙中的供品的典型代表非常相似，这也并不能排除希腊的工匠为罗马制造的可能。雕刻家达摩菲洛思曾经和格尔伽索斯一起制造了谷神古庙的彩陶像，这个达摩菲洛思也就是希美拉的德摩菲洛思（罗马纪元300年即前454年），即佐客西斯的牧师。这些艺术制品上带有的图画具有指示性，基于这些来自远古的证据和我们自己的观察，从中我们可以用比较的方法做出一些推测和论断。在拉丁的石雕作品中，几乎只有罗马执政官卢基乌斯·西庇阿的多里斯式石棺保存了下来，它的风格极其简朴，因此衬托了同时期其他的埃特鲁斯坎艺术品。在埃特鲁斯坎的坟墓里发现了许多漂亮素雅的青铜制品，尤其是头盔、烛台等此类东西，但是有哪一个能比得上罗马纪元458年即前296年用罚金制成的鲁米纳无花果树旁的母狼雕像？它迄今为止仍是卡彼托尔神庙里最为精致的装饰。

斯鲁乌斯·卡维利乌斯（罗马纪元461年即前293年的执政官）曾用萨莫奈人的武器铸成卡彼托尔山上那座硕大无比的朱庇特神像，用凿下的铜屑就足以铸成立在巨像下面的那位胜利者的铜像。由此可以看出罗马铸铜匠不辞艰辛地工作，并不比埃特鲁斯坎人差，这座神像甚至从阿尔巴山就可以望见。在所有的铸件中最精巧的铜币来自南拉丁姆；罗马和翁布里的尚可，而埃特鲁斯坎几乎没有，即使有也显得十分粗鄙。在卡彼托尔的幸福神庙里于罗马纪元452即前302年由盖约·法布里乌斯铸成的壁画，其设计和色彩都受到奥古斯都时代以希腊艺术欣赏见长的鉴赏家的青睐。帝国时代的艺术爱好者对凯雷壁画评论颇好，但是要说画作的代表，他们还是更喜欢罗马拉努维翁和阿尔德的作品。埃特鲁里亚在手拿镜子上装饰金属刻画，而拉丁姆是在梳妆的金属箱子上刻画出优雅的线条，这在拉丁姆的应用远不如埃特鲁里亚，几乎仅限于普雷斯特地区。埃特鲁里亚的铜镜中不乏有优秀的艺术作品，正如普雷斯特的梳妆盒一样，这其中有一个梳妆盒，很有可能产生于那一时期普雷斯特的作坊。对于这样的物件，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比它的装饰更加美丽而富有特色的古董了。不仅如此，它在艺术纯净和质朴上也是相当完美的，这便是菲科罗宝盒。[8]

埃特鲁斯坎的艺术特点

埃特鲁斯坎艺术作品的总体特征一方面是在材料和风格上都显得略为粗糙浪费；另一方面，缺乏绝对的独创性。希腊匠人轻描淡写之处，埃特鲁斯坎人却大下功夫；希腊作品材料轻巧形态合适，而埃特鲁斯坎却与之不同，他们注重尺寸的大小甚至以稀有为奇。埃特鲁斯坎艺术无处不模仿，不夸大，经他们之后淳朴变成了粗鄙，优雅成了颓柔，可畏变成可怕，丰满成了淫秽。这些特征变得越明显，就会有越多的激励因素衰退下去，而埃特鲁斯坎便只能依赖自身的资源了。他们对传统形式和风格的沿袭却让人感到诧异。在起初埃特鲁斯坎与希腊签订友好协议允许希腊艺术在埃特鲁斯坎生根发芽，之后一段时期敌对状态阻碍了希腊艺术的发展，或者更有可能是智力迟缓迅速地席卷了整个国家，不管是否是这些原因，埃特鲁斯坎艺术在其发展初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了初始阶段。众所周知，这就是长期以来人们将发育不良的埃特鲁斯坎艺术看作是希腊艺术的孕育母体的原因。埃特鲁斯坎艺术精神迅速消失殆尽，一方面是由于严格地保留了先前艺术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无法对新潮的流行趋势加以利用，这尤其体现在石头雕刻和应用于钱币中的铜铸艺术上。同样具有富有教益价值的还有后来在埃特鲁斯坎坟墓里发现的彩瓶。如果他们能像线形艺术和彩陶一样早地在埃特鲁斯坎加以应用，毫无疑问，他们将懂得如何大量居家使用瓶子，瓶本身的质量也至少会达到较好的水平。在那一时期，这一奢侈品需求上升，它的独立再创造生产的能力却下降，因此只有极少的彩瓶出现在埃特鲁斯坎的市场上，而且他们满足于消费而非生产此类产品。

埃特鲁斯坎北方和南方艺术

即使是在埃特鲁斯坎南方和北方地区之间的艺术也出现了更加显著的区别。在南方地区，尤其是在凯雷、塔昆尼和沃尔西等地保留了大量本国所富有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壁画、庙宇装饰、金饰品和彩釉瓶。北方地区却逊色得多，例如丘西以北就不见彩画的坟墓。埃特鲁斯坎最南方的几个城市维爱、凯雷和塔昆尼在罗马传说里据说是埃特鲁斯坎艺术的发源和主要盛行地区。最北部的城市沃拉泰雷拥有埃特鲁斯坎最大的土地但却与艺术几乎沾不上边，即使是在希腊半文化在南部埃特鲁斯坎盛行的时候，北方也没有发现任何文化的踪迹。这一显著差别的原因一部分在于民族性的差异——与北方人相比，南部的人们更加不具有埃特鲁斯坎的特质；另一部分在于他们受到希腊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凯雷地区这一影响更为显著。这是自身都无法否认的事实。那一事实带来的危害越大，南部埃特鲁斯坎地区就越早地被罗马所征服，也就是罗马化，这就导致了埃特鲁斯坎艺术极早就开始发展了。北埃特鲁斯坎坚守自己的努力成果，使艺术得以开始发展，这一点有铜币为证。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埃特鲁里亚转向拉丁姆。拉丁姆没有创造新的艺术，但是在很久以后，拉丁姆以拱门为基础发展出一种不同于希腊的新建筑，由此开创了与该建筑相协调的雕刻和绘画的新形式。拉丁艺术从来都不是独创的而且通常不具影响力。这种新奇的感觉和选择性汲取的方法，构成了一种较高的艺术价值。拉丁艺术很少变得野蛮，并且其最好的作品几乎达到了希腊的技术水平。我们并不是要否认拉丁姆的艺术，毫无疑问，至少在其早期阶段，它对较早建立的埃特鲁里亚有一定的依赖性。瓦罗的假设可能是相当正确的，他认为在希腊艺术家造谷神庙的陶偶之前，只有托斯卡的造偶艺术使罗马神庙大为生色。不管怎样，主要是希腊人的直接影响使拉丁艺术走向正确的道路，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在这些雕像以及拉丁和罗马钱币中得到明显的体现。甚至埃特鲁里亚仅将金属雕刻用于厕所镜，而拉丁姆仅用于梳妆镜，也表明艺术冲击对两地影响的多样性。拉丁艺术迸发新活力并不是在罗马，罗马的阿斯币和第纳尔币在精度和做工上远不如拉丁铜币和罕见的拉丁银币，绘画和设计的杰作大多属于普雷内斯特、拉努和阿迭亚。这与我们已经描述的罗马共和国的现实和冷静的精神完全一致，这种精神在拉丁姆的其他地区难以得到同等程度的宣扬。在罗马纪元5世纪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它的下半叶，罗马艺术发生重大变化。这是罗马拱门和道路开始建设的时代，是卡比托尔母狼类艺术起源的时代，是罗马旧贵族的杰出男人拿起铅笔，美化一新建成的寺庙，而获得“画家”殊荣的时代。这并非偶然。每一个伟大的时代必定把控住人的一切权力。罗马的风俗虽根深蒂固，罗马的警察虽严厉，但是因为罗马市民成为半岛的主人，或者更正确地说，因为意大利首次统一成为一个国家，他们的繁荣也显见于拉丁艺术，尤其是罗马艺术的繁荣之中，正如埃特鲁里亚民族的道德和政治衰败显见于埃特鲁里亚艺术的没落。拉丁姆不仅以其强大的国力征服了较弱的国家，也将这不朽的印记刻在了青铜和大理石上。

[1]根据狄奥尼修的说法，以及普鲁塔克引用他的一段里的观点，拉丁节是针对罗马赛会而言，李维第六章42页有朋确的记载。狄奥尼修，即使错了，也经常会坚持到底，他误解了大赛会的含义。除此之外，关于民族的传统节日起源，通常的说法是，不是源于第一个塔克文王征服拉丁的时候，而是在罗马人在雷吉尔湖战役战胜拉丁人的时候。法比乌斯著作中的靠后章节，流传下来的记载表朋关于感恩节，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还愿典礼，而只是每年一度的庆典，其花费与阿斯康乌斯书中的数额刚好吻合。

[2]这本书有些片段仍保留了下来，我们无从得知后来为什么这被视为最古老的罗马诗歌。

[3]名录的开始部分仍存在疑惑，有可能是后续添加的，用以避免120这个年份，因为期间发生了国王出逃和罗马大火。

[4]他们原本把三代算为一百年，也把数字2331/3算为240，就像前文提到的把国王出逃一直到罗马大火这段期间算为120年，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精确的数据本身似乎就经过了调整。

[5]西西里的“特洛伊殖民地”，修昔底德、斯基拉克斯曾和其他人都提到过，赫卡特泰奥斯称卡普亚是特洛伊人所创立，都需要追溯到斯特西克鲁斯，以及他把意大利的土著人与特洛伊人等同。

[6]根据他的叙述，一个名叫罗美的女人，从伊利昂逃到罗马，也有可能是她同名的女儿，和当地的王拉提诺斯结婚，并生下3个孩子，一个叫罗莫斯，一个叫洛米洛斯，另一个叫芝勒哥诺斯。芝勒哥诺斯出现在此处，是作为图斯库隆和普雷内斯特的建立者，众所周知，他是奥德修斯神话中的人物。

[7]并非前人所认为的圆形寺庙仿造了古老的房层，相反，房层的构建起源于此类方形建筑，后来罗马的神学便认为这种圆形建筑是受了宇宙以太阳为中心这一想法的启发。实际上，应该只是因为圆形被认为是最方便最安全的空间模型，这便是希腊和罗马圆形建筑的依据。圆形建筑和方形建筑本身在希腊、意大利是比较普遍的。圆形适用于仓库，方形适用于居住房，但是，建筑和宗教的发展以及有柱子的圆形庙宇得归功于拉丁人。

[8]诺威乌斯·普劳图斯可能只是铸造了盒底和盒盖，而盒子是由更早期的一位艺术家打造的，但一定是普雷斯特人的，因为它只在普雷斯特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史．第三卷／（德）特奥多尔·蒙森著；张颖，杨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2

ISBN 978-7-229-12256-0

Ⅰ．①罗…　Ⅱ．①特…②张…③杨…　Ⅲ．①古罗马－历史　Ⅳ．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2041号

罗马史　第三卷

LUOMA SHI　DI-SAN JUAN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张颖　杨苗　译

责任编辑：刘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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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420千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256-0

定价：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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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三卷　从统一意大利至征服迦太基和希腊诸国

第一章　迦太基

第二章　罗马与迦太基争西西里之战

第三章　意大利扩展至其天然疆界

第四章　哈米尔卡和汉尼拔

第五章　汉尼拔战争至坎尼之役

第六章　汉尼拔领导的战事——自坎尼之战到扎玛之战

第七章　从汉尼拔签订和约至第三期结束的西方世界

第八章　东方诸国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第九章　罗马与亚细亚王安条克之战

第十章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第十一章　政府与被统治者

第十二章　土地和资本经营

第十三章　信仰及习俗

第十四章　文学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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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从统一意大利至征服迦太基和希腊诸国

“叙史为难”

——萨鲁斯特

第一章　迦太基

腓尼基人

闪米特族曾经在古代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与其中的其他民族不属于一个行列。闪米特族确切的中心在东方，而古代世界各民族的中心则在地中海地区。虽然战争和迁徙改变了各民族的原有界限，使民族之间相互交融，但一种强烈的差异感始终深植于人们心中，将印度日耳曼族与叙利亚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隔绝开来。对于向西散布最广的闪米特族，即腓尼基人而言，这种差异感同样十分强烈。其本土位于一条狭窄的海岸边，小亚细亚、叙利亚高地及埃及将其环绕，这片土地被称为“迦南”[1]（Canaan），意谓“平原”。这是该民族对其本土的唯一称呼，即使到了基督纪元时期，非洲的农夫依然自称为迦南人。但希腊人却给迦南另取了一个名称——“腓尼基”[2]，意思是“紫颜料产地”或“红人之乡”。意大利人也习惯称迦南人为布匿人（Punians），直到现在，我们仍惯于称其为腓尼基人或布匿人。

腓尼基人的商业

这片土地非常适于农耕，而其优良的港口以及丰富的木材和金属却最利于商业的发展。也许就是由于毗邻地中海的东方大陆物阜民丰，港口及岛屿星罗棋布，人类商业繁荣的曙光首先在这里兴起。腓尼基人将所有的勇气、智慧和热情完全投入商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航海术、制造业以及殖民扩张之中，使东方和西方得以联结起来。在相当早的时期，在塞浦路斯、埃及、希腊、西西里、非洲、西班牙，甚至大西洋和北海就已经出现了腓尼基人的足迹。其通商范围西起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和康沃尔（Cornwall），东至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他们经手的有东方的黄金和珍珠，泰尔[3]的紫色颜料，非洲内陆的奴隶、象牙、狮皮和豹皮，阿拉伯的香料，埃及的亚麻布，希腊的陶器和美酒，塞浦路斯的铜，西班牙的银，英格兰的锡和厄尔巴岛的铁。腓尼基的航海家会带来各民族所需要或有能力购买的任何东西。他们四处航行，但总会回到他们时时牵挂的那并不广阔的家园。

腓尼基人的智慧才能

腓尼基人在历史上足以与希腊人和拉丁族齐名，但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并且可能是最有力的证据，证明古代民族的力量倾向于单方面发展。在精神领域，那些源自阿拉姆民族的高尚而又影响深远的创造活动，与腓尼基人并无关系。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仰和知识是阿拉姆民族所特有的，并首先从东方传到了印度日耳曼族。可据我们所知，腓尼基人无论在宗教、科学还是艺术上，都不曾在阿拉姆族中占据独立的地位。腓尼基人的宗教概念粗野而鄙陋，他们的崇拜似乎意在助长欲望和残暴，而并非对其加以抑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腓尼基人的宗教曾对其他民族产生过特殊的影响，至少在有史可查的时期是如此。腓尼基人在建筑和雕塑艺术上与意大利毫无可比之处，更不用说与艺术的发祥地相比了。科学观察及其实际应用最早起源于巴比伦，或者说是幼发拉底河流域。可能就是在那里，人类首次追寻星辰的轨迹；就是在那里，人类首次区分了语言的不同发音，并将其化为文字进行表达；就是在那里，人类开始思考时间、空间以及大自然力量的运作，天文学、纪年学、字母和度量衡的最早遗迹都指向这一地区。毫无疑问，腓尼基人利用巴比伦精妙绝伦的工艺以发展自己的工业，利用他们对星象的观察以发展航海业，利用表音文字及度量衡的调整，以便于通商。他们在销售货物的同时，也播撒了许多重要的文明种子。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字或其他具有独创性的人类思维的产物为他们所特有。然而，他们传播给希腊人的宗教和科学观念，更像是鸟儿从空中掉落的谷粒，而不像农夫播撒的种子。希腊人，甚至意大利人具备一种能力，他们在与易受文明影响的民族进行接触时，能够教化这些民族并使之与己同化，而这种能力是腓尼基人全然缺乏的。在罗马人征服的领域内，伊比利亚人[4]和凯尔特人[5]的语言都被罗曼系的语言所取代。直至今日，非洲的柏柏尔人[6]仍旧说着汉诺（Hannos）和巴卡（Barcides）时代所使用的语言。

腓尼基人的政治素养

最重要的是，同印度日耳曼族相比，腓尼基人与阿拉姆其他各族一样缺乏政治生活的本能，即争取自治自由的崇高理念。在西顿[7]和泰尔的全盛时期，腓尼基人的领土始终是雄踞在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的强权相互争夺的目标，该地有时落入亚述人之手，有时落入埃及人之手。希腊诸城的力量仅及其一半，竟然能获得独立。而谨慎的西顿人却认为，封锁东行的通商道路或埃及的港口所造成的损失，将会比最昂贵的供奉还要严重，因此他们宁愿依时势的变化定期向尼尼微[8]（Nineveh）或孟斐斯[9]（Memphis）缴税，甚至在无可避免之时，将他们的船只提供给国王用于交战。在国内，腓尼基人甘于忍受统治者的压迫，在国外，他们也绝不会为了攻城略地而放弃和平的经商之业。他们的居住地到处都是工厂。在他们看来，与本地人互通有无，远比获得远方的广阔领土并在那里艰难而持久地推行殖民事业更为重要。他们甚至避免与自己的竞争对手兵戎相见。在埃及、希腊、意大利和西西里东部，他们任人排挤，几乎未作出任何反抗。古代在阿拉利亚（罗马纪元217年即公元前537年）和库迈[10]（罗马纪元280年即公元前474年）发生的西地中海争霸战中，与希腊人争战的主力军都是埃特鲁斯坎人，而非腓尼基人。如果争斗无可避免，他们便会尽可能地作出妥协让步。腓尼基人从未有过征服凯雷或马赛利亚的企图。当然，他们更不会发动侵略战争。在较早时期，他们只主动出击过一次，即非洲的腓尼基人向西西里发动的大远征，结果他们在希梅拉[11]被叙拉古[12]的吉罗所击溃。但此次进攻只是由于他们是波斯大王的顺民，并且为了避免卷入对抗东方希腊人的战事之中，所以才加入了对西方希腊人发动的战役。正如同一年他们的叙利亚同族在萨拉米斯与波斯人同遭败绩一样，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懦弱无能所致。在陌生的海域驾驶武装的船只航行，需要有勇敢之心，这种勇敢之心是能够在腓尼基人身上找到的，他们时常会表现出这一点。这更不是由于他们缺乏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舍身为国的民族气概所致。相反地，阿拉姆族不仅以其精神武器，并且以血肉之躯保卫着他们的民族性，以抵抗希腊文明的一切诱惑和东西方暴君的所有压迫，其抵抗之顽强是任何印度日耳曼族都无法比拟的。在我们西方人看来，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有时似乎超越了人性，有时又似乎低于人性。这是由于他们缺乏政治本能所导致的，他们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亲密感以及对其祖先之城的依恋之情，这构成了腓尼基人最独特的个性。他们不向往自由，也不贪图霸权。《士师记》[13]中说道：“他们像西顿人那样安静地生活着，无忧无虑，拥有财富。”

迦太基

在腓尼基人建立的殖民地中，发展最快且最稳定的，莫过于泰尔人和西顿人在西班牙南岸和非洲北岸建立的殖民地。这些地区在波斯大王的势力范围之外，且远离希腊水手的危险竞争，这里的土著与外来人的关系就好比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关系。沿着这些海岸，坐落着许许多多繁荣兴旺的腓尼基城市，其中最为突出的要数“新城”——迦塔达（Karthada），即西方人所称的迦太基（Karchedon或Carthago）。虽然迦太基不是腓尼基人在这一地区建立的最早殖民地，且最初可能是腓尼基人在利比亚建立的最古老城市乌提卡（Utica）的附属地，但它拥有无与伦比的地理优势和勤劳上进的居民，因此很快便超越了邻国，甚至超越了其母国。巴格拉达河（Bagradas即Mejerda）流经北非产粮最丰之地，迦太基就坐落在该河旧河口的不远处，位于一片肥沃的冲积地之上。如今那里依旧农舍俨然，漫山遍野都是橄榄林和橘子林，地势向平原缓缓倾斜，一直延伸至海岸处一个被海水环绕的地岬。该地处于北非大港突尼斯湾[14]的中心，在这里，美丽的盆地为大船提供了最佳的停泊处，且海岸边即有可供饮用的泉水，所以非常适宜发展农业、商业以及两者的交易活动。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以至于此处的泰尔殖民地是腓尼基人的第一个商业城市，而且在罗马时期，迦太基城重建后不久便成为了帝国的第三大城。时至今日，虽然这里的条件远不如以前优越，选址也远不如以前明智，但仍然是一座拥有十万居民的繁华城市。一座占据此等地位、人口如此众多的城市，其在农、商、工方面的繁荣自然不言而喻。但有一个问题尚待解答：这个殖民地是如何取得腓尼基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政治权势的呢？

西方腓尼基人与希腊人的对抗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即使在迦太基，腓尼基人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消极政策。即使到了迦太基的繁盛时期，它仍向土著马克西尔（Maxyes即Maxitani）部落的柏柏尔人缴纳该城地租。尽管海洋和沙漠足以保护此城免受东方各国的侵扰，但迦太基似乎仍旧承认波斯大王的权威（虽然只是在名义上承认），并且偶尔向他进贡，以保全其与泰罗和东方的商业往来。

然而，尽管腓尼基人甘愿俯首称臣，但事态的发展却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希腊移民的洪流不断地涌向西方，他们已将腓尼基人逐出了希腊本土和意大利，而且准备在西西里、西班牙，甚至在利比亚也采取这种做法。如果腓尼基人不想被全数消灭，就必须奋起反抗。这次他们所要对抗的不是波斯大王，而是希腊商人。因此，投降并不能让他们保持往日的工商业状况，仅仅依靠缴税和进贡是无济于事的。马西利亚和昔兰尼[15]已经建起，西西里东部已全部落入希腊人之手，腓尼基人顽强抵抗的时候到了。迦太基人担负起了这一任务，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他们遏制了昔兰尼人的发展，使希腊文化无法在的黎波里[16]沙漠以西立足。此外，在迦太基人的帮助下，西西里西端的腓尼基人也抵御住了希腊人的侵犯，并心甘情愿地接受与其同族的强盛城市的保护。这些发生于罗马纪元2世纪的重要胜利，使腓尼基人得以保住地中海的西南部地区，取得这些胜利的城市因此获得了国家的领导权，同时其政治地位也发生了改变。迦太基不再只是个商业城市，它的目标是统治利比亚和地中海的部分地区，因为这是它不可避免的。佣兵制的实施可能对取得这些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大约在罗马纪元4世纪中叶，佣兵制开始风行于希腊。但是在东方，尤其是在卡利亚人中间，这一制度早就开始兴起了，而开其端者可能是腓尼基人。招募外族人作战的征兵制度将战争变成了大规模的金钱投机事业，这与腓尼基人的性格和习惯颇为吻合。

迦太基人在非洲的统治

大概是由于在国外取得了这些胜利，迦太基人改变了他们在非洲居留地的地位：从租用到占有，从容忍到征服。似乎到了罗马纪元300年即公元前454年前后，迦太基商人摆脱了地租的束缚，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向当地人缴纳租金。这一改变使他们得以大规模地耕种。腓尼基人一直都渴望以地主和商人的身份来利用他们的资本，并希望用奴隶或雇工来进行大规模耕作。因此，一大批犹太人纷纷为泰尔的富商巨贾效力以赚取工钱。现在，迦太基人能够用一种与近代种植园相似的制度，毫无限制地获取利比亚沃土上的产物。被铁链锁着的奴隶垦殖农田——我们发现一个公民竟然拥有两万名奴隶。不仅如此，周围的农村（农业似乎在相当早的时候，也许在腓尼基人迁来之前，就被引进到了利比亚，很可能是从埃及传过来的）也被武力征服了，利比亚的自由农民变成了佃户，必须将土地所产的四分之一上交给地主，并且受按时征兵制的支配，组成迦太基本土的军队。

边界地区的游牧部落经常与迦太基人发生冲突，但连锁式的屏障保卫着被游牧部落所围绕的领土。于是，游牧部落被逐渐驱回到沙漠和山区，或被迫承认迦太基的主权，并向迦太基进贡和提供部队。大约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游牧部落的大城德维斯特（Theveste即Tebessa，在梅杰达河的发源处）被迦太基人所攻克。在迦太基国家条约中，这些便构成了“臣服者之乡镇和部落”，前者是不自由的利比亚村庄，后者是臣服于迦太基的游牧部落。

利比—腓尼基人

除此之外，其他居住在非洲的腓尼基人，或所谓的利比-腓尼基人（Liby-phoenicians）也处于迦太基的统治之下。这些人一方面包括从迦太基分出的小殖民地，分布在非洲整个北岸地区和西北岸的部分地区，西北岸并非不重要，因为仅仅在大西洋沿岸就曾同时有这种殖民3万人；另一方面，他们包括腓尼基人的老殖民地，尤其是在如今君士坦丁省[17]（Constantine）和突尼斯的贝力克（Beylik）沿岸。如希波（Hippo，后来改称Regius，即Bona）、哈德鲁米图姆（Hadrumetum，即Susa）、小莱普提斯（Little Leptis，在苏萨南方，为腓尼基人在非洲的第二大城）、塔普苏斯（Thapsus，也在此区），以及大莱普提斯[18]（Great Leptis，在的黎波里附近）。这些城市是如何臣服于迦太基的？究竟是为了寻求庇护，以免受昔兰尼人和努米底亚[19]人（Numidians）的侵扰，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问题如今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即使是在官方文件中，他们也被称为迦太基的臣民，他们须拆毁其城墙，向迦太基进贡和提供部队。然而，他们既不用服兵役，也不用缴纳地租，只需供应定量的人员和金钱。例如，小莱普提斯每年要缴纳365塔兰特[20]（合90000英镑）的巨款。而且，他们在法律上与迦太基人地位平等，可以以平等条件互通婚姻[21]。只有乌提卡得以逃脱此种命运，保住了他们的城墙，维护了其独立地位。这或许并非得益于乌提卡自身的力量，而是由于迦太基人对他们旧保护主的敬意。事实上，腓尼基人确实对这种关系怀有非常深厚的情感，这种崇敬之情与希腊人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即使在与外国进行交涉时，“迦太基和乌提卡”也经常联合着缔结条约、作出承诺。当然，这并不妨碍地位更为重要的“新城”对乌提卡行使霸权。因此，这个泰尔人的工厂便成为了北非一个大帝国的首都，此帝国的领土从的黎波里沙漠一直延伸至大西洋沿岸，在西部（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稍浅的沿海一带而止。可是在较富饶的东方（如今的君士坦丁和突尼斯），其势力则伸向内陆，并不断向南拓展其疆界。正如一位古代作家所说，迦太基人由泰尔人变成了利比亚人。腓尼基文明盛行于利比亚，正如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之役后盛行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但两者的程度有所不同。游牧部落酋长的宫廷说的是腓尼基语，写的是腓尼基文字，文明程度较高的土著部落也采用腓尼基字母运用于他们的语言[22]。但是将他们完全腓尼基化，既不符合这个民族的精神，也不是迦太基的政策。

我们难以断言迦太基于何时成为利比亚的首都，因为这一变化必然是渐进的。上文中提到的那位作家称汉诺为该国的改革者，如果这里所指的是与罗马进行首次战争时在世的汉诺，那他只能说是完成了新体制，此体制的实施大约在罗马纪元的4世纪和5世纪。

在迦太基走向繁荣兴旺的同时，与之相对的是腓尼基祖国大城的衰落，西顿如是，泰尔尤其如是。其衰落一方面是由于内乱，另一方面是由于外患，特别是在罗马纪元的1世纪、2世纪和5世纪，分别遭到萨尔马纳撒（Salmanassar）、奈布科德罗索（Nebuchodrossor）和亚历山大的围攻，损失尤为惨重。泰尔的贵族及旧工厂都迁到了安全而繁盛的迦太基，随之带来了他们的智慧、资产和传统。腓尼基人与罗马人接触交往之时，迦太基已断然成为了迦南人的第一大城，正如罗马已成为拉丁各民社中的一员。

迦太基的海上势力

但利比亚帝国的势力仅及迦太基的一半。在同一时期，它的海上势力和殖民地的统治已经获得了同样强大的发展。

西班牙

在西班牙，腓尼基人的主要居住地是泰尔人在加的斯[23]（Gades，即Cadiz）的原始殖民地。除此之外，他们在此地的东西两方有许多工厂，在内陆还有银矿区。因此他们所占之地几乎相当于现今的安达卢西亚[24]（Andalusia）和格拉纳达[25]（Granada），或至少相当于这两省的沿海地区。他们并不想与好战的土著争夺内陆地区，能够获得矿区、交通站、打捞贝壳和其他渔产的场所，他们就十分满足了。甚至在这些地点，他们也难以保持地位以抵抗邻近部落的侵扰。准确地说，这些地方可能并不属于迦太基人，而是属于泰尔人，加的斯也不在须向迦太基进贡的城市之列。但实际上，如所有西方的腓尼基人一样，加的斯也臣服于迦太基的霸权之下，受其保护。迦太基派兵增援加的斯人抵抗土著，并在加的斯以西设立商业殖民地，便足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在较早时期，埃布索斯（Ebusus）和巴利阿里（Baleares）就已被迦太基人所占领。其用途有二：一为发展渔业；二为用作对抗马塞利亚人的前哨，他们在这里与马塞利亚人进行激烈的争斗。

撒丁岛

罗马纪元2世纪末，迦太基人以同样的方式占领了撒丁岛，此岛的用途与利比亚相同。当地的土著向内陆山区撤退，以逃避成为农奴的命运，正如非洲的努米底亚人退居到沙漠的边缘地带。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则建立在卡拉里斯（Caralis，即Cagliari卡利亚里）和其他重要地点，沿海的沃土由利比亚的农夫耕种，成为农产丰饶之区。

西西里

在西西里，梅萨纳海峡[26]和占该岛大半面积的东部地区，在早期就已落入希腊人之手。但腓尼基人在迦太基人的协助下，保住了附近较小的岛屿，如埃加迪（Aegates）、梅里达（Melita）、高洛（Gaulos）以及科西拉（Cossyra），其中马耳他[27]的殖民地尤为富饶繁荣。他们还保住了西西里的西岸和西北岸。从这里，他们早期经由摩提亚（Motya），后来经由利利俾（Lilybaeum）与非洲保持联系；经由帕诺穆（Panormus）和索隆顿（Soluntum）与撒丁岛保持联系。该岛的腹地仍归土著的埃里密人（Elymi）、西坎尼人（Sicani）和西塞里人（Siceli）所有。在希腊人的扩张受到阻碍之后，整座岛屿便进入了较为和平的状态。甚至后来波斯人唆使迦太基人攻击岛上邻国的希腊人，也没有长时期地破坏和平。从整体上来看，这种和平状态依然存在，一直持续到雅典对西西里发动远征（罗马纪元339—341年，即公元前415—前413年）。这两个水火不容的民族下定决心互相容忍，双方大致划地为界，互不侵犯。

与叙拉古争夺海上霸权

这些殖民地和领土本已十分重要，但因它们能成为迦太基海上霸权的支柱，于是显得更为重要。北非海岸的霸主据有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撒丁岛、西西里西部和梅里达，且禁止希腊人在西班牙东岸、科西嘉和锡儿第沙洲（Syrtes）建立殖民地。因此，其领海成为了封闭式的海域，西方的海峡也为他们所独有。只有在第勒尼安海[28]（Tyrrhene）和高卢海（Gallic），腓尼基人才不得不允许其他民族与之竞争。只要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在这两片海域中互相牵制，这种状态就可能维持下去。由于埃特鲁斯坎人的威胁性较小，迦太基人甚至与之缔结联盟共同对抗希腊人。但是，在埃特鲁斯坎人的势力衰落（此种情况经常出现在这种牵强的联盟之中）之后，迦太基人并未全力相助。而当亚西比德的宏伟计划失败后，叙拉古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希腊的头等海权国。不仅叙拉古的统治者们自然开始想要统治西西里、第勒尼安海和亚得里亚海[29]，而且迦太基也被迫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他们与势均力敌且臭名昭著的敌人——叙拉古的狄奥尼西奥斯[30]（罗马纪元348—389年，即公元前406—前365年）之间进行了持久而顽强的斗争，其直接结果是导致那些介于两者之间的西西里诸国灭亡或势力渐弱。这个结果于双方而言都正中下怀，于是叙拉古人与迦太基人分据西西里。该岛最繁荣的城市——塞利纳斯（Selinus）、希梅拉（Himera）、阿格里真托[31]（Agrigentum）、杰拉[32]（Gela）和墨西拿[33]（Messana）——都在这些不幸的战争中被迦太基人夷为平地。

狄奥尼西奥斯看到希腊文明在那些地方被摧残或被压制，未尝不感到欣喜。他仰仗的兵力是从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征募过来的外国佣兵，因此他可以更为稳固地统治那些地处荒凉之地或被军事殖民地所占领的省份。罗马纪元371年即公元前383年，迦太基将军玛哥在克罗宁（Kronion）战胜后缔结和约，将希腊城市狄尔美（Thermae，即古代的希梅拉）、塞杰斯塔（Segesta）、赫拉克里亚·米诺亚（Heraclea Minoa）、塞利纳斯和阿格里真托境内直抵哈力古河（Halycus）的部分地区都划分给了迦太基，然而争夺此岛的两国都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和解。此后双方仍旧纷争不断，互相排挤。

迦太基人曾四次主宰西西里全岛，只有叙拉古凭借坚不可摧的城墙得以将其抵挡在外，这四次分别是老狄奥尼西奥斯时代的360年（即公元前394年）、提木良（Timoleon）时代的410年（即公元前344年）、阿加托克利斯[34]（Agathocles）时代的445年（即公元前309年）、皮洛士[35]（Pyrrhus）时代的476年（即公元前278年）。而叙拉古人在英明领袖——如老狄奥尼西奥斯、阿加托克利斯和皮洛士——的领导之下，似乎也曾多次差点把非洲人赶出西西里。但优势越来越倾向于迦太基人那边，他们通常扮演着侵略者的角色，虽然其攻势不像罗马人那样锲而不舍，但由于希腊的城市因纷争不断而变得四分五裂，他们的进攻要比希腊的防守更有条不紊、更热情高涨。腓尼基人预料天灾或外国佣兵不会将他们的所掠之物夺走。当时，至少在海域方面，胜负已定：皮洛士企图重振叙拉古舰队，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此次尝试失败后，迦太基舰队称霸整个西地中海。他们占领叙拉古、利基翁[36]（Rhegium）和塔伦图姆（Tarentum）的企图，显示了其势力之强大及目标之所在。与这些企图并行的，是他们对此区域海上贸易的垄断，使外国人及其属民都不得染指。对迦太基人而言，只要能有助于他们达到目的，即使采用暴力手段也在所不惜。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37]（Eratosthenes，罗马纪元479—560年即公元前275—前194年）生于布匿战争时代，他曾断言驶向撒丁或加的斯海峡的外国水手，若落入迦太基人之手，则一律被投进海中。事实与之完全相符。罗马纪元406年即公元前348年，迦太基所订立的条约宣称，西班牙、撒丁和利比亚的港口对罗马商船开放，而根据罗马纪元448年即公元前306年的条约，迦太基却禁止罗马船只行驶于这些港口，只有迦太基港例外。

迦太基地方行政委员会的体制

亚里士多德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之前50年去世，他曾说迦太基的政体是由君主制变为了贵族制、或倾向于寡头政治[38]的民主政体。治国理政之权立即转归元老会议所有，此机构与斯巴达[39]的元老院（gerusia）类似，由公民每年选出的两名国王和28名元老所组成，元老似乎也是每年由公民选举。这一机构是处理国事的主要机关，如筹备战事、征兵入伍、任命将军、指派若干名元老以辅佐将军（副将通常从其中选出）；公文也是呈递给元老院。在这个小议会之外是否另有大议会，我们无法确定，但即使有，也不会占有重要地位。国王似乎没有特殊的影响力，他们主要充当最高裁判官的角色，而且往往以此为名（shofetes，praetores）。将军的权势较大。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而年龄略长的伊索克拉底[40]（Isocrates）曾说，迦太基人在国内实行寡头政治，在战场上则实行君主政体。因此，罗马作家称迦太基将军是独裁者，这一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不过跟随将军的元老至少必定会限制他的权力，并且在他卸职后还须接受正式的考核，这是罗马所没有的制度。将军的任期并不固定，正因如此，他无疑与每年一任的国王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也曾表述过两者的区别。然而，迦太基人数职集于一身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一人兼任将军与国王也不足为奇。

士师[41]

但元老院和行政官隶属于一百零四人团（取整数称为百人团），又名士师团，这乃是迦太基寡头政治的堡垒。在迦太基的原始体制中并无这种组织，但与斯巴达的民选五长官[42]（ephorate）一样，它起源于贵族对政府中专制分子所做的反抗。由于卖官鬻爵现象的盛行，且最高会议的人员较少，迦太基一个富可敌国、位高权重的家族——玛哥家族，在平时和战时都意图独揽迦太基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大约在罗马的十人执政时期，这种情形造成了体制的变革和新组织的设立。我们知道，曾担任法官的人都有资格选入士师团，但候选人必须经过一个自选的五人会（Pentarchies）的甄选。士师虽然依据法律应年年改选，但实际上却长期或甚至是终身任职，所以希腊人和罗马人经常称他们为“元老”。其中详情虽不甚明了，我们却能清楚地知道这一组织的性质，它是贵族联合选举出的寡头组织。这可由一个孤立但十分典型的实例加以证明，即迦太基人于公民所用的普通浴室外，还有专供士师使用的特别浴室。士师原来是作为政治陪审员而设立的，他们有召见将军的特权，情况所需时可传讯国王和元老，而主要是在将军卸任时对其进行清算，甚至是处以死刑，手段极为残忍暴虐。当然，在这种例子中，行政官员若受其他组织的控制，则受控制者的权力必将转移到控制者手中。我们不难了解，一方面士师团是如何干预一切政事的（例如元老会议先把重要文件递交给士师，然后再提交给人民），另一方面，国内的控制是何等令人生畏，它论功过行赏罚，以致迦太基的政治家与将军都不敢为所欲为。

公民

迦太基的公民，尽管不像斯巴达的公民那样对国事抱消极的旁观态度，但他们对国事的实际影响力似乎也是微乎其微。在元老的选举上，公开的腐败已成为常规。推选将军时会征询人民的意见，但那只是在由元老提议且推举已毕后所做的样子而已。其他问题也是在元老认为适宜或无法达成一致时，才会告知人民。迦太基没有设立具有司法权的人民大会。公民无权可能主要是由其政治结构所造成，曾提及过的迦太基群众协会与斯巴达的Pheiditia类似，大概是由寡头政治操纵的组织。另外甚至还提到了“自由民”与“劳工”的区别，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后者的社会地位较低下，或许与奴隶相差无几。

政府的角色

综合种种因素观之，迦太基的政体似乎是个资本家的政府。这是在迦太基这样的社会中自然产生的结果，因为这个社会没有富裕的中产阶级，只有在城市中朝不保夕的无产群众和大商人、大农场主，以及上流阶级的监管人员。通过派遣没落的贵族到属国担任课税员和督察，以剥削属民从而求财致富的制度，是腐败的寡头政治一贯的特征，这在迦太基也屡见不鲜。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迦太基政体得以持久不衰的主要原因。直到他的那个时代，无论是起于上流阶级还是下层阶级，在迦太基都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革命。群众一直无人领导，因为执政的少数人能够用物质来收买一切有雄心壮志或穷困潦倒的贵人，并通过选举时的贿赂或其他方式，令他们满足于得到一些残羹冷炙。在这样的政府的统治之下，必然会产生提倡民主的反对力量，但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这种反对力量还比较微弱。到了后来，由于受到战败的影响，反对党的势力开始不断扩大，其速度比同一时期罗马民主势力的增长速度要迅猛得多。人民大会开始对政治问题做最后的决定，打破了迦太基寡头政治无所不能的态势。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汉尼拔建议百人议会的议员不得连任两年，迦太基这才开始实行完全的民主制度。在迦太基当时的形势下，这确实是唯一能够拯救它的方法。反对党受到强烈的爱国心和改革热情的驱使，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社会根基早已腐烂。见多识广的希腊人曾将迦太基的公民与亚历山大城的人民相比较，认为他们完全是乌合之众，因此理应没有权势。那么，我们便会产生疑问，迦太基的革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因为迦太基人自己就是革命兴起的源头。

迦太基的首都及其权势

就财政而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迦太基都在古代各国中位居第一。根据希腊首位史学家的证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43]时代，这个腓尼基城市的财力优于希腊所有国家，其收入与波斯大王不相上下，波力比阿斯（Polybius）称其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迦太基人非常精于农业，与后来的罗马一样，将军和政治家都积极参与农业实践和农业教育，迦太基人玛哥的农业论著可以证明这一点。该论著后来被希腊和罗马农民奉为合理耕种的金科玉律，不但被译为希腊语，还由罗马元老院下令将其编为拉丁本，并官方推荐给意大利的地主。腓尼基农业的一个特点就是与资本密切联系：腓尼基人务农的一句首要格言就是“一个人所得的土地切不可超过其有能力耕种的范围”。由于利比亚实行畜牧经济，因此盛产马、牛、绵羊和山羊，其物产之丰富，正如波力比阿斯所说，在当时是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媲美的，这为迦太基人创造了很大的优势。在土地的耕作方面，迦太基人为罗马人之师，他们还将利用属民的方法也传授给了罗马人。迦太基人利用这种方法间接地收到了“欧洲最佳部分”和北非最富裕地区（如毕查基第和小锡儿第河等地）的地租。在迦太基，商业被视为高尚的事业，船运和制造业也因商业而繁荣起来，即使仅顺从自然趋势，商业每年也为那里的居民带来丰厚的收益。我们在上文提及过迦太基人如何巧妙地运用日渐扩大的垄断制度，不仅独占了西地中海的对外贸易活动，而且操纵着内陆的商业活动，东西方之间的运输业越来越集中于这一港口。

如后来的罗马一样，迦太基的科学和艺术似乎主要受到希腊的影响，但它们并未受到人们的忽视。腓尼基有相当多的著作，迦太基城被征服后，人们在那里发现了甚多珍藏的艺术品（不是由迦太基人所创造，而是从西西里的庙宇中掠夺来的）和许多藏书。但迦太基人的智慧也是为资本服务的。在其所有著作中，农学书和地理书占有显要地位，如前面提及的玛哥农业专著，以及舰队司令汉诺沿非洲西岸航行的记录。后者原以公众名义置于迦太基一座神庙内，其译本至今尚存。甚至说到某些成就的普及，尤其是外国语知识的传播[44]，当时的迦太基人可能几乎与帝国时代的罗马人不相上下，这也证明迦太基人使希腊文化得到了实际的运用。要想对这古代伦敦所积累的资本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从几件事略窥其大概：尽管迦太基用于整军备战的花销较大，在管理国家财产方面既欠妥当又无信用，但其属民的供奉和关税却足以支付所有支出，因此无需向公民征收直接税。再者，即使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国家损失惨重，其日常费用和每年需纳给罗马的48000英镑仍可不需征收任何赋税即足以付清，只是在财政管理上要稍紧一些。与罗马讲和14年后，迦太基竟提出要将剩余的36期赔偿款一次性付清。但能表明迦太基财政优势的并非只有岁入的总额。在古代大国之中，我们发现只有迦太基具有后来进步时代的经济原则。据说迦太基向外国贷款，在钱币制度上，除用金银之外，还有一种本身并无价值的代用货币，这种货币是古代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事实上，如果政治化为一种商业投机，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比迦太基经营得更加出色。

迦太基与罗马的经济之比较

现在，让我们将迦太基和罗马的国力做一比较。两者皆为兼营农业与商业的城市，此外便没有其他产业了。两者的艺术与科学基本都处于次要地位，且都具有实用性，只不过迦太基在这方面要优于罗马。在迦太基，富豪强于地主，而在当时的罗马，地主仍然强于富豪。虽然迦太基的农业家普遍都是大地主和奴隶主，当时的罗马公民则大多数都仍然亲自耕种田地。罗马人大多拥有财产，因此都是守旧派；迦太基人则大多没有财产，因此既渴望富人的黄金，又易于拥护民主人士要求改革的呼声。在迦太基，商业大城所独有的富裕生活早已盛行，而罗马的风俗和警察制度仍遵循往日严谨节俭的作风，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如此。当迦太基的使者从罗马回来时，他们告诉其同僚，罗马元老之间的关系之密切简直超乎想象，一套银器竟足以供整个元老院使用，不论使者受邀到哪一位元老家中，看到的都是同一套银器。这一讥讽足以表明两者的经济状况是何等不同。

政体之比较

两者都是贵族政体，士师会统治迦太基，元老院则统治罗马，两者采取相同的警察监管制度。迦太基的统治机关对行政官员严加控制，并绝对禁止公民学习希腊语。凡与希腊人交往，必须由公定的译者进行翻译，这与罗马政府制度的精神相同。迦太基的国家监管制度残酷而严苛，几近愚蠢；与之相比，罗马的罚款与审查制度显得宽容且合理。罗马的元老院是向有杰出才能的人开放的，它最能代表人民，因此能够信任人民，也无需对那些行政长官心存畏惧。但迦太基的元老院却是建立在政府以猜疑态度监察行政的基础之上，且只代表显赫世家的利益，该制度的本质是对上级和下级的不信任。因此，它既不能确信人民会拥护它的领导，又时常担心行政长官谋权篡位。因此也就造成了罗马政策的稳定性，遭遇不幸时从未退却一步，机会来临时也从未因疏忽或淡漠而错失良机。迦太基人却不是这样，在最后放手一搏就可能拯救全局的关键时刻，他们往往放弃拼搏，厌倦或忘却了其肩负的民族责任，任凭完成了一半的大厦訇然倒塌，数年后只好再重新开始。正因如此，罗马有能力的官吏通常非常理解他们的政府。而在迦太基，贤能的官员却往往与国内当局水火不容，并被迫用不合法制的方法来对抗他们，与反对政府的改革派相联合。

属民待遇之比较

迦太基与罗马都统治着若干同族的民社和许多异族的民社。但罗马允许各地陆续获得公民权，甚至拉丁民社也依法享有公民权。迦太基从一开始就保持着排外性，不允许属地抱有某一天能处于平等地位的希望。罗马让同族的民社分享胜利的果实，尤其是获得的领土；分给富人和贵族实质的利益，想以此至少争取到一个于己有利的党派。迦太基不仅将胜利的成果完全据为己有，甚至剥夺了最具特权城市的通商自由权。即使对最下等的属国，罗马也决不完全剥夺其独立性，且对任何民社都不征收固定的贡金。迦太基则派遣监督者到各个地方，就连腓尼基的古城也承担着沉重的贡金，而附属部落实际上与奴隶的待遇无异。这样，在迦太基—非洲联盟中，除了乌提卡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民社不因迦太基的没落而在政治和物质上受益。而在罗马—意大利联盟中，政府总是竭力避免损害到属国的物质利益，至少不会采用极端的手段向政治上的反对派发起挑战，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民社因背叛罗马而利多于弊。如果迦太基的政治家认为利比亚的叛变更能让人心生畏惧，于是利用此事来说服下属的腓尼基各民社，让他们拥护迦太基的利益，并用代用货币来安抚所有的地主，那他们就错了，因为商场上的算计并不适用于政治。经验证明，罗马的霸业尽管看似散漫，但在抵御皮洛士的攻击时却固若金汤。然而迦太基的霸业，在敌军踏上非洲土地时，便像蛛网一样断为游丝。阿加托克利斯和雷古鲁斯登陆时也是如此，佣兵战争的结果亦复如是。盛行于非洲的精神可通过一事加以表明：当佣兵发起反迦太基之战时，利比亚的妇人纷纷自愿将她们的首饰捐给佣兵以助其作战。只有在西西里，迦太基人的统治才似乎比较宽和，而在这里他们也得到了较好的结果。他们给予西西里的属民以相对自由的对外贸易权，并特许他们用金属货币经营内地的商业，他们所获得的行动自由也远比撒丁人和利比亚人要多。

如果叙拉古落入迦太基人之手，他们的政策就会立即发生改变。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由于迦太基政府谨慎宽容的做法，再加上西西里的希腊人不幸遭到侵扰，所以西西里竟然有一个对腓尼基人友善的党派。例如，即使在该岛转归罗马所有后，阿格里真托的腓里努斯（Philinus）仍写了一部完全体现腓尼基精神的大战史。虽然从整体上来看，作为属民和希腊人的西西里人，对他们的腓尼基主人必定深恶痛绝，至少与萨莫奈人和塔兰提诺伊人（Tarentines）痛恨罗马人不相上下。

财政之比较

从财政观点而言，迦太基的岁入毫无疑问远远超过了罗马。但这个优势却因一件事而大打折扣，即迦太基岁入的来源——贡金和关税，其枯竭速度远比罗马要快（而且正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枯竭）。而且迦太基人的作战方式又比罗马的开销多得多。

军事制度之比较

罗马和迦太基的军力来源迥然不同，但在许多方面却可谓势均力敌。迦太基城被征服时，其公民人数仍达到七十万，包括女人和小孩在内[45]，可能至少与罗马纪元5世纪末的人数一样多。在那个世纪，他们必要时会发动一支兵力达4万重装步兵的军队。5世纪初，罗马也在同样的情况下派出同等兵力的公民兵作战。罗马在这世纪大肆扩张其领土后，能服兵役的公民必定至少增加了一倍。但比能服兵役人数更为重要的是，罗马的公民兵善于作战。迦太基政府虽然迫切地劝说其公民参军，但它却既无法让手工业者和制造业者具有农民的体力，也无法克制腓尼基人厌战的天性。在罗马纪元第5世纪，西西里军队中仍有2500名迦太基的“神圣军”充当将军的卫戍部队。但到了罗马纪元第6世纪，除军官之外，迦太基军队中（例如驻扎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竟连一个迦太基人都没有。再者，罗马农民不仅被列入了士兵名册，而且还奔赴沙场。两民社的同族属国也是一样的，拉丁族提供给罗马的军队，不亚于罗马自身的公民兵。而利比-腓尼基人却和迦太基人一样不善于作战，而且他们相对而言更加不愿意开战，这一点不难料想，因此他们也绝迹于军队。凡被指定派遣军队的城市可能都会以付款的方式来履行职责。如上文提到的西班牙军队，兵力约达15000人，仅有一个450人的骑兵团里有利比-腓尼基人，而且也只占其中一部分。迦太基军队的精英都是利比亚人，经过贤能军官的训练，这些新兵能够成为精良的步兵，而他们组成的轻骑兵也同样所向无敌。此外还有利比亚和西班牙那些多少有点独立的部落的军队，以及巴利阿里著名的轮索队，他们似乎介于属国部队和佣兵之间。最后，必要时迦太基还会从国外征募佣兵。因此，就人数来说，这样的军队扩充到任何程度都不难。而军官的能力、勇气和对士兵的了解度，也足以与罗马军相抗衡。然而，佣兵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召集部队出战，而罗马的公民兵却随时可以上阵。更为重要的是，迦太基军除了军队荣誉和个人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其团结在一起，罗马军则因同属一个祖国而紧密地联系着。一般的迦太基军官审视其佣兵，甚至是利比亚农民时，都很像近代军人审视炮弹一样。因此便有了罗马纪元358年即公元前396年迦太基的希米尔科（Himilco）将军背叛利比亚军的丑闻，随之利比亚人又发起了危险的叛变，因此留下了“布匿人的信誉”这一话柄，对迦太基人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农奴军和雇佣兵对一个国家所能造成的一切恶果，迦太基人都一一尝到了，他们发现花钱雇来的农奴比敌人更加危险。

迦太基政府不可能看不出他们军事体系的弊端，也无疑想尽办法以进行补救。他们尽力保持金库和兵库的充盈，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装备佣兵。他们对古代那些相当于近代炮队的事物（机器的制造）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们发现迦太基人在这方面一向优于西西里人。还有象军的运用，这在象军代替昔日的战车作战以后。迦太基的窟堡内有足以容纳300头大象的象厩。他们不敢为属国修建堡垒，只能任凭登陆非洲的敌军侵占毫无防御的村庄和城市，这与意大利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意大利，大部分属国都仍保留着城墙，罗马的堡垒又连成一串，控制着整个半岛。但在首都的防御方面，他们却用尽一切财力和工巧，该城之所以得以保全，有好几次都是仰仗其坚不可摧的城墙。反之，罗马在政治和军事上占有相当安全的地位，从未受到过正式的围攻。最后，迦太基的主要国防在于海军，这是他们倾注了最多心血的军队。在船只的建造和操作方面，迦太基人都优于希腊人。有三排桨以上的船只是迦太基人最先建造的，那个时候迦太基的战船大多是五排桨的帆船，通常优于希腊的船只。桨手都是公家奴隶，受过良好的训练，船长也是经验丰富、勇敢无畏的老手。在这一方面，迦太基人确实胜过罗马人，因为罗马的希腊人联军只有少数船只，罗马自己的船只则更少，在当时称霸于西地中海的迦太基舰队面前，他们简直不敢露面。

总而言之，在我们对这两个强国的国力进行一番比较之后，一个精明公正的希腊人所下的评判已经产生了，即两国开战之时，彼此势均力敌。但我们不可省略一点，迦太基虽然倾尽了所有的智慧和财力用于进攻和防守，可是它无法弥补一个缺陷，那就是缺乏自己的陆军和基础稳固的联盟。要想真正攻击罗马，只有在意大利为之；要想真正攻击迦太基，只有在利比亚为之，这是人人都知晓的道理，而迦太基最终难逃此劫也是人人都知晓的。在那个航海业仍处于婴儿期的时代，舰队还不是永久的传国之宝，但只要有树木、铁和水的地方，便可建造舰队。即使是海军强国也无法阻止较弱的敌人登陆，这是显而易见，并且在非洲屡试不爽。阿加托克利斯既已指明了通往迦太基的道路，罗马将军便可步其后尘。在意大利，敌军入侵仅仅是战争的开始，而在利比亚，敌军入侵却是战争的结束，化战争为围攻。到了这一步，除非发生特殊意外，即使再顽强英勇的人民最后也必然会选择投降。

[1]原意为“低”，指沿海低地，是一个古代地区名称，大致相当于今日以色列西岸和加沙，加上临近的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临海部分。——译者注

[2]“腓尼基”是古代希腊语，意思是“绛紫色的国度”，原因是腓尼基人居住地的特产是紫红色染料。腓尼基人强迫奴隶潜入海底采取海蚌，从中提取鲜艳而牢固的颜料，然后用紫红色染成花色的布匹运销地中海各国。——译者注

[3]泰尔，又译提洛，新教的《新约圣经》中翻译为“推罗”，是黎巴嫩南部行政区中的城市，为该国主要的港口之一。——译者注

[4]伊比利亚人（Iberian）这个概念，在语言学和地理学上有着不同的含义。在语言学，特别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当中，伊比利亚人指的是那些以伊比利亚语为母语的民族。泛指生活在当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所有常住民族。——译者注

[5]凯尔特人（拉丁文：Celtae或Galli，希腊文：Keltoi），是公元前2000年活动在中欧的一些有着共同文化和语言特质的有亲缘关系的民族统称。现在凯尔特主要指不列颠群岛、法国布列塔尼地区语言和文化上与古代凯尔特人存在共同点的族群。——译者注

[6]柏柏尔人是西北非洲的一个说闪含语系柏柏尔语族的民族。实际上柏柏尔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它是众多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相似的部落族人的统称。他们主要集中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少数人群最东部可以到埃及，最南部可以到布基纳法索。——译者注

[7]西顿是黎巴嫩南部省的一座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是腓尼基人的主要城市之一，和泰尔齐名。后来西顿的居民向外殖民，建立迦太基等若干城邦。——译者注

[8]尼尼微（Nineveh），西亚古城，新亚述帝国都城。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东岸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意为“上帝面前最伟大的城市”。其原址位于伊拉克的北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隔河与今天的摩苏尔城相望。——译者注

[9]孟斐斯是古埃及城市，位于今尼罗河三角洲南部，上下埃及交界的米特·拉辛纳村。其名称起源于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45—前2181年）国王佩皮一世的名为Men -nefer的金字塔，希腊人讹称为孟斐斯。——译者注

[10]库迈（Cumae）（意大利文：Cuma，希腊文：Κμη或Κμαι）为一古希腊屯垦区，位于那不勒斯西北。库迈是希腊在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个殖民地。——译者注

[11]希梅拉（古希腊文：μρα）为西西里岛北岸的一个古希腊殖民地城市，曾经具有重要意义，其遗址位于泰尔米尼伊梅雷塞。——译者注

[12]叙拉古（Syracuse）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城市，位于岛的东岸，约有12.5万居民，面积204平方公里。——译者注

[13]《士师记》是《旧约圣经》其中一卷，天主教译名是《民长纪》。《士师记》内容记述鬼魔的宗教如何缠绕危害以色列民，以及耶和华怎样借着他所任命的士师怜悯悔改的百姓，并拯救他们。——译者注

[14]突尼斯湾是地中海南部、突尼斯北岸的一个海湾，长48公里，宽64公里。——译者注

[15]昔兰尼是位于现利比亚境内的古希腊城市，始建于公元前七世纪，为该地区五个希腊城市中之最古老和最重要的一座，利比亚东部因它而命名为昔兰尼加（Cyrenaica）。——译者注

[16]的黎波里（Tripoli），利比亚首都。位于利比亚西北部沙漠的边缘及地中海沿岸。它是利比亚的首都与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也是该国最大的城市和重要的海港。——译者注

[17]阿尔及利亚东北部城市，以君士坦丁王命名，君士坦丁省首府，在斯基克达以南海拔650～700米的平顶孤丘上。临卢迈勒河，通过两座大桥与其他地区相连，西距首都阿尔及尔322公里。——译者注

[18]利比亚境内，曾经是古罗马重要的沿海城市之一，它位于的黎波里以东约129千米。——译者注

[19]努米底亚（公元前202—前46年），是一个古罗马时期的柏柏尔人王国，如今这一国家已经消亡。其领土大约相当于现今的阿尔及利亚东北以及突尼斯的一部分（皆位于北非）。——译者注

[20]塔兰特，古代中东和希腊-罗马世界使用的质量单位。——译者注

[21]对这一阶段最清晰的描述见于迦太基的条约，条约里一方面表示其与乌提卡人有别，另一方面表示其与利比亚属国有别，称之为“那些适用同等法律的迦太基属国”。在别处又称他们为同盟市或纳贡市。他们与迦太基人的通婚权见于戴奥多拉（Diodorus），而所谓的“同等法律”包含财产权。腓尼基的旧殖民地也包括在利比腓尼基人之内，可以称希波为利比腓尼基城为证。另一方面，关于从迦太基分出的殖民地，汉诺的周航志有云：“迦太基人决定使汉诺航行至赫尔克力斯柱外，并创立利比腓尼基城市。”大致看来，迦太基人用“利比腓尼基”一词，不用作一个民族的名称而用作宪法中代表一个阶级的名词。这一见解完全与一种事实相符合，即由文法看来，此名称代表与利比亚人混合的腓尼基人。由事实看来，至少在设立孤悬异域的殖民地时，利比亚人常与腓尼基人同居共处。在名称和宪法关系上，罗马的拉丁人与迦太基的利比腓尼基人相似，实属朋确无疑。

[22]我们所谓的利比亚或努米底亚的字母，是指柏柏尔人从古至今用以书写其非闪族语而言，起源于原始阿拉美字母的不可胜数，而这就是其中之一。利比亚字母固然有几个形式比腓尼基字母更接近于阿拉美字母，但我们决不能因此便认为利比亚文字不是起源于腓尼基人而起源于更早的移民，正如意大利字母有一部分形式较为古老，我们也不能因而认为其不是起源于希腊字母。我们毋宁假设，利比亚字母起源于腓尼基字母之时，早于腓尼基文所记载的书写时代。

[23]加的斯位于西班牙西南沿海加的斯湾的东南侧，是西班牙南部主要海港之一，临大西洋。在狭长半岛顶端，三面十余公里为海洋环绕，仅一方与陆地相连。人口15.7万。——译者注

[24]“安达卢西亚”（西班牙语Andalucía）来源于阿拉伯语，意思是“汪达尔人的土地”。西班牙最南的历史地理区，也是西班牙南部一富饶的自治区。——译者注

[25]格拉纳达（西班牙语：Granada，阿拉伯语：）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内格拉纳达省的省会，位于内华达山山麓，达若河和赫尼尔河汇合处，海拔738米。——译者注

[26]今墨西拿海峡，为地中海中沟通第勒尼安海与爱奥尼亚海的海上通道。位于亚平宁半岛与西西里岛之间（东经15度35分，北纬38度15分）。从北到南长39公里，北宽3.2公里，南宽16公里，深274 ～1100米。——译者注

[27]马耳他是位于地中海中部的岛国，由地中海一些岛屿组成，有“地中海心脏”之称，是一处著名的休闲度假地区。因地处地中海重要战略位置，马耳他在历史上曾为多个民族占领。——译者注

[28]第勒尼安海是地中海的支海，位于意大利半岛西侧。海域被意大利的撒丁岛、西西里岛、利古里亚、托斯卡纳、拉丁姆、坎帕尼亚、卡拉布里亚及法国的科西嘉岛包围着。北经科西嘉海峡通利古里亚海，东南经墨西拿海峡通伊奥尼亚海。——译者注

[29]亚得里亚海位于意大利半岛和巴尔干半岛之间，为地中海的一部分。它是沿岸国家间以及沿岸国家通往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在经济上、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译者注

[30]狄奥尼西奥斯为古希腊一小国国王，统治区为现意大利西西里岛叙拉古，该城市由希腊哥林多（Collins，今普遍译科林斯）的殖民者于公元前734年建立，是哥林多的子邦。它很快成为地中海的一个重要城市。

[31]阿格里真托（Agrigento），1927年前称吉尔真蒂，意大利西西里大区阿格里真托省的省会，近西西里岛南岸。公元前约581年由希腊殖民者建立，公元前480年达到鼎盛，公元前406年前被迦太基人破坏。——译者注

[32]杰拉为意大利港市，位于西西里岛南部，临地中海的杰拉湾，人口7.2万（1981年）。建于公元前688年，捕鱼业较重要。——译者注

[33]墨西拿（Messina），意大利城市，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第三大城市。位于该岛东北端，隔墨西拿海峡与意大利本土相望，也是墨西拿省的省会。——译者注

[34]阿加托克利斯（希腊文：γαθοχλς，公元前361或公元前360—前289年），叙拉古的僭主（公元前317或公元前316—前289年在位）。他是希腊世界晚期僭主政治最杰出的代表。——译者注

[35]皮洛士生于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分裂的希腊化世界，是小国伊庇鲁斯的王子，他是一位战争艺术大师，战略之父汉尼拔就自称是他的学生，把他排在亚历山大大帝后列为古典时代的第二位名将。——译者注

[36]利基翁即现代卡拉布里亚的利基奥（Reggio di Calabria），是意大利南部墨西拿（Messina）海峡的港口城市。利基翁是古希腊的殖民地，它在罗马帝国的重要地位乃由于它位于上述海峡和意大利西岸航线上。——译者注

[37]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6年出生于昔兰尼，即现利比亚的夏哈特，公元前194年逝世于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港，希腊数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天文学家。埃拉托色尼的贡献主要是设计出经纬度系统，计算出地球的直径。——译者注

[38]寡头政治指由少数人掌握政权的一种统治形式。原指少数人掌握的政权，如古希腊、雅典奴隶制国家的贵族政权，后通指由一小撮反动统治者操纵一切的政治制度。不仅是在政府事务中服从少数人统治的政治，而且在任何团体，诸如一个教堂、工会、学校，或者任何其他机关中，由少数人所管治者，均可称为寡头政治。——译者注

[39]斯巴达（希腊语：Σπρτη）是古代希腊城邦之一，史称拉凯达伊蒙，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拉科尼亚。斯巴达以其严酷纪律、独裁统治和军国主义而闻名。斯巴达的政体是寡头政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及其同盟者战胜雅典军队并霸权整个希腊。——译者注

[40]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是希腊古典时代后期著名的教育家。——译者注

[41]“士师”一词，希伯来原文是“审判官”的意思。这些人为神所选派，有真神的灵赐予独特的能力，奉命作百姓的领袖。他们的工作不仅是裁判案件，最重要的是拯救以色列国民脱离外邦仇敌之手。——译者注

[42]古代斯巴达设有五长官（ρω，“监管”的意思），每年由全体城邦公民选出。这五人负责协助两个国王执政，他们每月都要立誓效忠国王，国王则立誓效忠法律。——译者注

[43]伯罗奔尼撒战争（英文名：Peloponnesian War），是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战争，战争的双方是雅典和斯巴达。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使得绝大多数周边城邦必须加入其中一方的阵营。该战争使雅典走出了全盛时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译者注

[44]管理乡庄的家仆虽是一个奴隶，可是据迦太基著农书的玛哥说，却也应当能读书并掌握点知识。在普劳图斯（Plautus）所作的波埃奴禄（Poenulus）的序幕中，对于主人公有这样一段话：而且他精通各种语言，却假装有自知之朋，他显然仍是波埃奴，多言又有何用？

[45]有人曾质疑过这一数字的准确性，以可用的地面计算，可容居民的数目最高不超过25万。可这种计算方式难以确定真正的人口，尤其是商业城市的房层高达六层之外，我们必须切记此数是以政治意义而言，而不是以居于这一城市的意义而言，正如罗马民情调查册上的数目。如是，所有迦太基人无论是居于迦太基城或其邻近，还是居于属国或外国的，都包含在这数目之内。说到迦太基，这种离城在外的当然为数甚多，例如在加的斯，因为这个理由，市民册上所示的人数永远多于定居于此地的人数，见于朋文。

第二章　罗马与迦太基争西西里之战

西西里概况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迦太基人与叙拉古统治者之间的争斗，已经将美丽的西西里岛摧残得面目全非。双方均采用政治变节为其战争武器，因为迦太基虽然与叙拉古反政府的贵族共和派保持联系，叙拉古统治者却与迦太基属下希腊城市的民族派维持关系。双方均派遣佣兵作战，提木良和阿加托克利斯是如此，腓尼基的将军们也是如此。双方都采用相似的方式，因此两者之间的争战也同样不顾体面、背信弃义，这在西方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叙拉古的势力较弱。在罗马纪元440年即公元前314年签订的和约中，迦太基仍然将其领土限定在赫拉克里亚·米诺亚和希梅拉以西的全岛三分之一，并公开承认叙拉古对以东各城的霸权。罗马纪元479年即公元前275年，皮洛士被逐出西西里和意大利之后，西西里岛的大半地区，尤其是大城阿格里真托都落入到迦太基之手。除了陶尔米纳[1]（Tauromenium）和该岛东南部之外，叙拉古什么都没有了。

坎帕尼亚[2]的佣兵

东岸的第二大城梅萨纳已被一帮外国军人所占领，既不属于叙拉古，也不属于迦太基。梅萨纳的这些新统治者乃是坎帕尼亚的佣兵，在加普亚[3]（Capua）及其周围定居的萨贝利人[4]（Sabellians）中间。荒淫无度的习惯盛行，使坎帕尼亚在罗马纪元4、5世纪时成为了君主和城市招募新兵的主要地区，一如后来的埃托利亚[5]（Aetolia）、克里特[6]（Crete）和拉科尼亚[7]（Laconia）。坎帕尼亚的希腊人所带来的部分文明，加普亚和其他坎帕尼亚城市所过的奢靡生活，罗马霸权在该地所造成的政治无能（然而其严厉尚不至于完全剥夺他们的自主权）——种种因素都驱使坎帕尼亚的青年投入到新兵的行列。当然，这种轻率的卖身行为与其他地方一样，必定会造成他们与自己的故土产生隔阂，使军队养成暴虐无道的习惯，并令他们毫不在意背信弃义。这些坎帕尼亚人以为，一群佣兵只要能守住由他们保卫的城市，并将其据为己有——萨莫奈人占领加普亚，卢卡尼亚人陆续占领希腊数座城市，其手段也并不光彩。

玛末丁人

能鼓动人们进行这种冒险事业的莫过于西西里，因为那里的政治关系太复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来到西西里的坎帕尼亚首领已经用这种方式潜入了恩特拉（Entella）和埃特纳（Aetna）。约在罗马纪元470年即公元前284年，一伙曾服役于阿加托克利斯军中的坎帕尼亚人，在阿加托克利斯死后干起了海盗的营生，占据了梅萨纳。梅萨纳当时是西西里希腊人的第二大城，该岛仍处于希腊人统治下的部分地区是反叙拉古的首要基地。此城的公民或惨遭杀戮，或被驱逐，他们的妻儿、房屋则被分配给士兵。该城的新主人自称“玛末丁人”，即“玛司人”，不久便成为该岛的第三大强权。在阿加托克利斯死后的纷乱时期，他们陆续征服了西西里的东北部地区。迦太基人乐于袖手旁观，因为这些事情导致邻近叙拉古的国家成为了其新的劲敌，而不是与之同族，并常与之联盟或成为其属国的城市。由于迦太基人的协助，玛末丁人才不至于被皮洛士所击溃，而皮洛士不合时宜的撤退则使他们得以恢复其全部势力。

叙拉古人和玛末丁人之间的叙拉古之战

玛末丁人为夺取权势不惜背信弃义，对于这一罪行，历史学家固然应当口诛笔伐，同时也不应忘记历史之神不会将父亲的罪恶惩罚到第四代子孙的身上。凡以论断他人之罪为天职的人，都可能归罪于人。就西西里而言，一个好战且属于此岛的强权开始在这里形成，可能是一件好事。这个强权已派遣8000名战士出征，在适当的时机以其力量与敌人顽强地对抗，并逐渐站稳脚跟。因为希腊人尽管连年征战，却日益不习于战备，已不足以与玛末丁人相抗衡了，因此他们不可能维持西西里的统一局面。

然而，一开始局势出现了转变。叙拉古的一个年轻军官出身于吉罗家族，与皮洛士王有近亲关系，又由于在皮洛士的征战中屡立战功，因此不但受到叙拉古军界的景仰，而且引起了公民们的注意，此人便是希罗克洛斯（Hierocles）之子希罗（Hiero）。军队选举他为司令，而当时公民与军队的意见并不一致（罗马纪元479—480年即公元前275—前274年）。希罗执政谨慎，品德高尚，意见中肯，于是很快便赢得了叙拉古公民（他们已见惯暴君无法无天的行径）和西西里大部分希腊人的爱戴。他铲除了不服从命令的佣兵（当然采取的依然是背信弃义的方式），重整公民兵，起初以将军之名，后来以国王之名致力于用公民兵和更易于统率的新兵，复兴这沉沦已深的希腊国家。迦太基人曾与希腊人联合驱逐皮洛士，此时叙拉古人和迦太基人暂且相安无事。他们当前的敌人是玛末丁人。他们与叙拉古铲除的佣兵为同族，他们杀害了那些容纳他们的希腊人，剥夺了叙拉古的领土，压迫并劫掠了许多希腊人的小镇。那时罗马正派兵进攻利基翁的坎帕尼亚人，玛末丁人与这些人结为联盟，因此希罗与罗马人联合，转而攻打梅萨纳。叙拉古人大获全胜，希罗被奉为西西里人之王（罗马纪元484年即公元前270年），他成功将玛末丁人封锁在城内，对其围攻了几年后，玛末丁人意识到自己已陷入绝境，凭一己之力不足以再守住此城。显然，以有利的条件投降是不可能的，而罗马刽子手落在利基翁的坎帕尼亚人头上的斧头，必定会在叙拉古落到梅萨纳人的头上。他们逃脱厄运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该城献给迦太基人或罗马人，两国必定都非常想得到这座重要的大城，会将所有疑虑丢在一旁。至于将其献给腓尼基人还是意大利的统治者，何者更为有利，则还需再三考量。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坎帕尼亚的大部分公民终于决定将他们这个制海的坚城献给罗马人。

玛末丁人被允许加入意大利同盟

当玛末丁人的使者出现在罗马元老院之际，正是世界史上最为重要的时刻。确实，没有人能预料到渡过这条狭窄海峡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但无论元老院做何决定，其后果必定与迄今通过的所有法案之结果相去甚远，且比它们重要得多，这一点已经无可置疑。诚然，公正不阿者可能会提出质疑，对于此事为何有所疑虑？为何有人建议罗马人对希罗背弃盟约，且在严惩利基翁的坎帕尼亚人之后，却允许西西里那些同犯此罪的人与罗马结盟，因而得免其罪？这种罔顾信义的行为不仅会成为敌人指责的把柄，还会触怒一切有是非之心的人。但真正有政治道德的政治家们也可以反问：违背了军人誓言，谋杀了罗马同盟的罗马市民，还能与那些虐杀他国人的外国人相提并论吗？罗马人既非裁判官，又不是一方的复仇者。如果问题仅在于梅萨纳究竟应由叙拉古人统治，还是由玛末丁人统治，那么罗马当然都会默许。罗马力求占据意大利，迦太基则力求占据西西里，两国的计划都只限于此。但正因如此，两者均希望各自在边境上保留一个中间势力（例如迦太基人支持塔伦图姆，罗马人支持叙拉古和梅萨纳）。若这一方法不能实行，则两者都宁可将邻近地区据为己有，而不愿拱手让给更强大的国家。在罗马人将占领利基翁和塔伦图姆之际，迦太基曾试图占领这两个意大利城市，之所以未取得成功，只因偶遇阻碍。而现在，一个有望将梅萨纳并入其属国的良机出现在罗马面前，倘若罗马人放弃这个机会，梅萨纳便不可能再保持独立或归叙拉古所有，他们必将投入到腓尼基人的怀抱。凭此永不再来的绝佳机会，罗马人可以占据意大利和西西里之间的天然桥头堡，并以确实可靠的英勇卫戍部队加以保卫，罗马人岂可放过此等良机？放弃梅萨纳就等于放弃东西两海最后一条自由航道的控制权，牺牲意大利的商业自由，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的确，除了这一政策在良心和正义上所产生的疑虑外，还有其他理由反对占领梅萨纳。出兵必会导致与迦太基的战争，这还是其中一个最小的理由。虽然这种战争非常严重，但罗马却并不畏惧。更重要的是，罗马若渡过海峡，便改变了罗马人一向遵循的纯意大利和纯大陆的政策。他们将放弃列祖列宗创建罗马伟业所采用的策略，另辟蹊径，而其后果无从预料。这时，人们已经黔驴技穷，惟有深信其自身和国家的命运，才有勇气握住那从黑暗未来伸出的手，并不知所往地追随它而去。执政官建议出兵，元老院经过深思熟虑，还是没有果断做出决定。他们将此事交给市民决议，市民被一股伟大的权势感所激发，而此种感觉正是由罗马人民的精力所孕育出来的。成功征服意大利鼓舞了罗马人的士气，就像征服希腊鼓舞了马其顿人，征服西里西亚[8]（Silesia）鼓舞了普鲁士人一样，使他们步入新的政治阶段。罗马曾声称有权保护所有意大利人，现在它以此为正式的托辞，来援助玛末丁人。海外意大利人也被纳入意大利同盟[9]，依执政官的建议，公民决意派兵援助他们（罗马纪元489年即公元前265年）。

关于罗马对西西里进行干预一事，两个迄今在名义上都与罗马有联盟关系的西西里国家均受到直接影响，他们对此事所持的态度至关重要。罗马号令希罗不要对其新同盟梅萨纳继续采取敌对态度，但希罗有充分的理由拒绝这一要求，正如在加普亚和图里被占领之际，萨莫奈人和卢卡尼亚人不顾诏令，以宣战答复罗马人一样。然而，如果他无人援助，这种战争便是愚妄之举。从他那谨慎而稳健的政策观之，如果迦太基人倾向于和平，他将对不可避免之事默然应允。这似乎并非不可能。这时（罗马纪元489年即公元前265年）距腓尼基舰队企图夺取塔伦图姆已经七年之久了，罗马派使者前往迦太基，要求对此事作出解释。那些并非没有根据但已渐渐被人遗忘的旧怨又重新提起——在准备其他战事时，为了在将来的宣言中，按罗马人的惯例使他们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于是以开战为由补充外交军械库，这似乎并不是多此一举。有一件事至少是可以确定的，即双方对塔伦图姆和梅萨纳进行的图谋，就其构想和借口而言，完全是如出一辙，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成功与否。迦太基人避免公然决裂。迦太基舰队的司令官否认曾对塔伦图姆有所企图，罗马使者归国时，将他的否认和所需的虚假誓言一并带回。迦太基人当然也提出了反诉，并且故意采取温和的方式，尽量不把干预西西里一事作为开战理由。然而，此事确实是开战理由，因为迦太基视西西里之事（正如罗马视意大利之事）为独立国家不容干涉的内政，因而决定采取相应的行动。只不过腓尼基人选择的是比较温和的途径，而非公然宣战。当罗马正在准备派兵支援玛末丁人时，那不勒斯[10]、塔伦图姆、韦利亚和洛克里等国战舰组成了一支舰队，罗马陆军前锋在军事执政官盖乌斯·克劳狄乌斯（Gaius Claudius）的领导下已经出现在了利基翁（罗马纪元490年即公元前264年春）。这时，出乎意料的消息从梅萨纳传出：迦太基人已与当地的反罗马派达成谅解，以中立国身份在希罗和玛末丁人之间斡旋，梅萨纳之围已经解除，迦太基的舰队停在梅萨纳的港口，城中则驻有迦太基军，两者皆由舰队司令汉诺指挥。玛末丁的公民现在在迦太基人的影响下向罗马司令致谢，感谢他们如此迅速地前来援助，并庆幸自己已不再需要劳烦他们了。但那精于战术且勇敢无畏的罗马前锋指挥官却继续航行。然而，迦太基人已警告过罗马船只，令其退回，甚至捕获了几艘战舰作为战利品。但迦太基的舰队司令牢记严令，决不可予人以开战的借口，于是便把捕获的船只送还给了对岸的好友。罗马人只好在梅萨纳面前示弱了，就像以前迦太基在塔伦图姆面前一样。但克劳狄乌斯不肯就此罢休，第二次渡海终于成功了。他登陆后，便立即召集公民大会，迦太基的舰队司令也如愿莅临，仍然抱着可以避免公然决裂的幻想。可是在大会中，罗马人抓住了他。汉诺和堡垒里的腓尼基人，一者软弱无能，一者群龙无首，被擒的司令竟下令军队撤退，其部下服从了他的命令，将军本人也随同一起撤出该城。因此，西西里的桥头据点落入到罗马人之手。迦太基政府当然迁怒于将军的懦弱愚蠢，将其处以死刑，并向罗马人宣战。他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收复失地。汉尼拔之子汉诺率领一支强大的迦太基舰队来到梅萨纳的海面。舰队封锁梅萨纳之际，迦太基陆军则在北方发动攻击。只待迦太基人进攻的希罗，这时也立即开始从南方攻击梅萨纳。

与希罗缔结和约

可是与此同时，罗马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考狄克斯（Appius Claudius Caudex）率领其陆军主力到达利基翁，乘着夜色偷渡海峡，竟未被迦太基舰队发觉。罗马人既大胆又幸运，迦太基盟军没有料到会被罗马主力攻击，因而没有会师，罗马军从城中出击，将其打得片甲不留，于是梅萨纳城得以解围。罗马军整个夏季都据守着战地，甚至试图进攻叙拉古，但被后者击溃，对埃契特拉（Echetla，位于叙拉古和迦太基交界处）发动的围攻也损失惨重，于是只好回到了梅萨纳，留下强大的部队驻守此地，然后率其他部队返回意大利。这是罗马人第一次在意大利境外作战，结果或许不尽符合国内人士原先的预计，因为执政官没有获得胜利。然而，罗马人在西西里所展现出来的英勇气概，却在西西里希腊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次年，两位执政官率领兵力加倍的军队直入西西里，未遭阻拦。一位名叫马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Marcus Valerius Maximus）的执政官，后来因此战役被称为“梅萨纳英雄”（Messalla），他大破迦太基与叙拉古的联军。此役之后，腓尼基军再也不敢与罗马人对阵了。阿列萨（Alaesa）、森都利帕（Centuripa）和其他较小的希腊城镇均归胜利者所有，而希罗也放弃了迦太基，与罗马缔结和约并结盟（罗马纪元491年即公元前263年）。他实行一种明智的政策，一旦罗马人决意对西西里进行干预，而他尚有不割地不牺牲即能议和的时间，他便归附罗马人。

西西里的中介城邦，即叙拉古和梅萨纳，既然不能遵循其自身的政策，便只有在罗马和迦太基这两个霸权中做一选择。他们必定偏向于前者，因为罗马可能尚未将征服西西里纳入计划之中，而仅求其不为迦太基所得。罗马人大概会给予西西里城镇比较公平的待遇和对于商业自由的相当保护，以替代迦太基人所推行的暴虐和垄断政策。自此以后，希罗便一直是罗马人在西西里岛上最重要、最坚定而又最受尊重的盟友。

占领阿格里真托

至此，罗马人达到了他们当前的目标。由于他们与叙拉古和梅萨纳两国联盟，且稳固地占据着整个东岸地区，所以能安然登陆西西里，并能在此地驻兵，这在以前一直都难以做到。而原先危机四伏的战争，其危险性也大大降低。罗马人对于此次战争所做的努力，不亚于他们对于萨莫奈和埃特鲁里亚的战争。次年（罗马纪元492年即公元前262年），派往该岛的两个兵团与西西里的希腊人联合，已足够把各处的迦太基人驱入堡垒。迦太基的总司令，即吉斯戈（Gisgo）之子汉尼拔，派其精英部队进军阿格里真托，以保卫这个迦太基人在内陆最重要的城市。罗马人无法攻入这样的坚城，于是掘壕沟，筑复垒，将其封锁起来。被围者约5万人，不久便陷入物资匮乏的困境。为了解除围困，迦太基的舰队司令汉诺登陆赫拉克里亚，切断了罗马军的粮道，于是双方均陷入物资极度匮乏的境地。最后双方终于决定交战，以结束这一困境。努米底亚骑兵显然优于罗马骑兵，正如罗马步兵优于腓尼基步兵。罗马凭借步兵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依然损失惨重。战争结束后，兵困马乏的战胜者在混乱与困顿之下，疏于防范，竟使被困的军队得以出城与舰队会合，使罗马战胜而没有得到完满的结果。尽管如此，这场胜利仍至关重要。阿格里真托落入罗马人之手，因而整个西西里岛除沿岸堡垒外都被其所掌控。迦太基将军哈米尔卡·巴卡[11]（Hamilcar）继汉诺成为统帅，誓死驻守在这些沿岸堡垒，无论武力或饥饿都不能将他逐出。至此，岛上战事平息，后来继续的战争不外乎迦太基人从西西里堡垒中发动的袭击和对意大利海岸的侵扰。

海战的开端

事实上，这是罗马人首次感觉到这场战争的真正困难。据说在战争爆发之前，迦太基的外交官曾警告罗马人，不要将事态闹到决裂的地步，因为迦太基人若不情愿，罗马人连在海里洗手都不可能。这一威胁并非口出狂言。迦太基的舰队独霸海洋，不仅使西西里沿岸城镇臣服纳贡，而且有攻击意大利之势。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罗马人在罗马纪元492年（即公元前262年）要在此留兵驻守。迦太基人并未发动大规模入侵，其分遣队却登陆意大利海岸，向罗马的同盟国征收贡品。更有甚者，他们将罗马及其盟国的商业完全破坏了。这种情况只需假以时日，便足以毁灭凯雷、奥斯提亚、那不勒斯、塔伦图姆和叙拉古，而迦太基虽然失去了西西里的贡金，但它可以从其他地方征收和掠夺丰富的财物。

现在，罗马人吸取了昔日狄俄尼索斯、阿加托克利斯和皮洛士所得的教训：在战场上击败迦太基人容易，但征服迦太基人却甚难。他们明白一切都有赖于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于是决定开始建造，包括三排桨战船20艘，五排桨战船100艘。然而，这一重大决议的实施却绝非易事。雄辩家们要使我们相信罗马于此时第一次举桨划水，这当然是幼稚之言。意大利商船队的航运范围当时已非常广阔，甚至已不乏意大利的战船。但其战船都是旧时通用的三排桨战船，由迦太基人主创的五排桨战船全数用于前线，但意大利尚未建造这种战船。因此，罗马人此时所采取的方法，甚似近代一个海洋国家欲由建造风帆巡洋舰和单桅艇一跃建造战舰。正如现在所遇到的情况，如果可能的话，必须以外国战舰为模板，罗马人也要求造船师以迦太基一只搁浅的五排桨战船为模板。当然，罗马人如果愿意，可以得到叙拉古和马塞利亚人的援助，立即达到目标。可是罗马政治家非常明智，深知必须用意大利的舰队来保卫意大利。然而大多数海军军官与水手都是来自意大利各同盟国，军官多来自意大利商船队，水手名socii navales，可见暂时还只得专由同盟供给。除此之外，后来还雇用了国家和富人的奴隶，不久又雇用贫穷的公民。

在这种情况下，平心而论，罗马在一年之内解决由陆权国变为海权国的问题（这个问题曾让拿破仑困扰不已），且于罗马纪元494年即公元前260年春使120艘战船下水，这并非不可信，因为一者当时造船技术不甚发达，二者罗马人民全力以赴。当然，就船只数量和航海技术而言，这支舰队绝对无法与迦太基舰队相抗衡。由于当时海军战术贵在灵活操纵，因此这两点显得格外重要。在那时的海战中，重甲步兵和弓箭手无疑也在甲板上作战，抛掷的机器也在甲板上向敌人投射。但通常能决定胜负的战法则是对敌船拦腰直撞，正因如此，船头均装有沉重的铁嘴。参战船只互相绕航，直到一方得以直撞另一方，由此决出胜负。希腊一艘寻常的三排桨战船，约有船员200人，其中士兵仅10人，划船的却有170人，每层甲板约50～60人；一艘五排桨战船的船员中划船的有300人，士兵所占比例与上述相当。

罗马的军官与船员均经验不足，必然缺乏机动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罗马人想到了一个妙计，在海战中给士兵安排了一个重大的任务。他们在每艘战船的船头放置一个吊桥，可以向前方或两边放下。吊桥两侧装有栏杆，前端可容纳两人。当敌船直冲过来或在闪避时两船并行之际，甲板上的吊桥就会立即落下，用一条铁钩钉住敌船。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敌船的冲撞，还能使罗马士兵沿着吊桥冲上敌军的甲板，以陆战的方式对其发动攻击。罗马并未组建特殊海军部队，而以陆军充任。在一次海上大战中，每艘战船上有士兵120人，然而这已经包括登陆军队在内了。

罗马人以这种方法创建了一支足以匹敌迦太基的舰队。有些人误认为罗马舰队的建造只是一个神话，我们必先明白此事，然后才能加以赞赏。罗马人组建舰队是全民族的一项伟业，凭着这项工作，由于他们非常清楚何者是需要的，何者是可能实现的，并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和强大的决心与毅力，终于将罗马从毁灭的危险中解救了出来。

米列海战[12]的胜利

然而，罗马在战争之初并不占上风。罗马的执政官格涅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Gnaeus Cornelius Scipio）作为舰队司令，率领17艘先锋战船奔赴梅萨纳（罗马纪元494年即公元前260年），途中想到用奇袭夺取利帕拉（Lipara）。但当罗马舰队停泊在该岛的港口之际，一支驻守在帕诺穆（Panormus）的迦太基舰队却封锁了港口，不费一兵一卒便捕获了罗马整支中队与执政官。然而罗马的主力舰队并未因此而退缩，一切准备就绪后便立即驶向梅萨纳。舰队沿意大利海岸航行，与迦太基一支力量较薄弱的侦察舰队相遇，幸而使其受到了重创，足以平衡罗马中队所受的损失而有余。主力舰队取胜后驶入梅萨纳港，第二执政官盖乌斯·杜伊里乌斯（Gaius Duilius）代其被捕同僚指挥军队。在汉尼拔的指挥下，迦太基舰队从帕诺穆出发，在梅萨纳西北方的米列岬与罗马舰队相遇，罗马人在这里首次受到了大规模的考验。迦太基人见罗马战船外形笨拙，驾驶技术不佳，以为轻而易举就能将其击溃，于是掉以轻心，以乱阵向前攻击。但新发明的吊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罗马战舰一旦勾住迦太基的战舰，便即刻予以毁灭性的攻击。后者无论从前面还是从两侧接近罗马军，都会有危险的吊桥落在它的甲板上。战事结束后，迦太基舰队被击沉或被俘虏的船只约50艘，几乎是整支舰队的一半。其中被俘的包括舰队司令汉尼拔的船舰，此船曾属于皮洛士王。罗马军战果颇丰，更重要的是鼓舞了军队的士气。罗马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海权国，对于长期侵扰国境并可能会破坏意大利商业的战争，它拥有了结束这场战争的强有力武器。

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沿岸地区的战争

罗马人面临两种选择：其一，他们可以在意大利岛屿上攻击迦太基人，陆续夺取其在西西里和撒丁沿海的堡垒，如果海陆密切配合，则这一计策是切实可行的。若能成功，便可以以迦太基让出这些岛屿为条件与其议和，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条件，或罗马人不尽满意，那么战争的第二阶段便可转移至非洲；其二，将这些岛屿置之度外，立刻将全部力量投入到非洲，但不采取阿加托克利斯的冒险方式，烧毁落后的船只并以一支决死队孤注一掷，而是在非洲入侵军和意大利之间维持强大的舰队，以保护其交通；这样，在取得初步胜利后，敌人必定会惊慌失措，于是有望缔结一个较宽和的和约，而如果罗马人想把事情推向极端，也可以迫使敌人完全投降。

当初，他们选择了第一个计划。在米列海战后一年（罗马纪元495年即公元前259年），执政官卢基乌斯·西庇阿（Lucius Scipio）夺取了科西嘉的阿莱利亚港（Aleria）——这位将军的墓碑上载有此事，一直保留至今——将科西嘉作为对抗撒丁的海军基地。罗马人试图在该岛北岸的奥尔比亚[13]（Ulbia）建立根据地，但因缺少登陆部队而以失败告终。他们于次年（罗马纪元496年即公元前258年）又尝试了一次，战果颇佳，沿岸毫无防御的村落遭受劫掠，可是罗马人仍未能建立永久的基地。西西里方面也没有取得较大进展。哈米尔卡指挥迦太基军，他有勇有谋，不仅凭借武力在海上和陆上作战，且善于运用政治招降的办法。每年都有许多小镇叛离罗马，罗马人须费尽周折才能将它们从腓尼基人的手中重新收回来。在沿岸堡垒中的迦太基人则坚不可摧，所向无敌，尤其是帕诺穆的司令部及德瑞帕那（Drepana）的新堡垒最为坚固，德瑞帕那易于从海上防御，所以哈米尔卡将埃利克斯（Eryx）的居民迁至此处。罗马纪元497年即公元前257年，两军在丁达利岬（Tyndaris）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海战，双方均宣布获胜，形势却未因此有所变化。因此，战争毫无进展，这或许是因为罗马司令屡次更换，号令不一，从而使一些小规模的行动极难集中控制；或许是由于此次战役属一般的战略关系，当时的军事学尚处于初级阶段，战略关系当然不利于进攻者，尤其不利于刚刚才踏入科学战争之门槛的罗马人。同时，虽然意大利沿岸所遭受的劫掠已经结束，但其商业所受的损失不亚于罗马舰队建造以前的情形。

埃克诺穆斯海战的胜利

一方面倦于毫无战果的战争，一方面急于结束战事，元老院决定改变战略，于非洲对迦太基发动攻击。罗马纪元498年即公元前256年春，330艘战船组成一支舰队，驶向利比亚海岸。在西西里南岸的希梅拉河口处，四个兵团的登陆军上船，由两名经验丰富的执政官马尔库斯·阿蒂利乌斯·雷古鲁斯[14]（Marcus Atilius Regulus）和路奇乌斯·曼利乌斯·弗尔索（Lucius Manlius Volso）担任指挥。迦太基舰队司令任由敌军登陆，但在罗马舰队继续向非洲航行时，他们却发现布匿舰队已在埃克诺穆斯海面上严阵以待，以保卫其国土，抵抗侵略。此次海战的参战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实属罕见。罗马战船330艘，船员至少10万人，另有4万登陆军；迦太基战船350艘，船员人数至少与罗马相等，因此参加这次两大民族之战的大约有30万人。腓尼基舰队排成一条松散的单阵线，左翼停靠在西西里海岸。罗马舰队则列成一个三角形，两位执政官舰队司令的船舰位于三角形的顶点，第一、二中队分别向左右排成斜阵，第三中队拖着为运输骑兵而造的船只，则形成三角形的底边。他们就这样呈密集的队形向敌军驶去。第四中队为预备队，在后面缓缓行驶。这个楔形战队轻而易举地攻破了迦太基的阵线，因为首当其冲的迦太基中间部队故意退让，所以战事被分为了三个部分。罗马舰队司令率左右两翼追击迦太基中间部队，与其近距离对战。迦太基沿岸布阵的左翼船队则转而攻击罗马的第三中队，后者因拖船所累，无法赶上左右两翼，而被迦太基的优势兵力沿岸追击，被迫靠岸。同时，迦太基的右翼在大海上绕过罗马预备队，从背后对其发动攻击。这三部分战斗中，第一部分很快便决出了胜负，迦太基的中间部队显然不敌罗马左右两翼，随即落荒而逃。罗马其他两支船队的对手较强，苦苦抵抗，在近距离作战之际，罗马那可畏的吊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使其得以固守阵地，等待两位司令率舰队而来。他们的到来解救了罗马预备队，迦太基的右翼在强大的敌军面前选择了撤退。现在，罗马显然占据有利地位，他们将仍留在海上的船只全部用来攻击迦太基左翼的后路，迦太基左翼正乘胜逐利，不知退却，因此被罗马军所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就其他损失而言，双方大致相等。罗马战船沉没24艘，迦太基战船沉没30艘，被俘64艘。

雷古鲁斯登陆非洲

迦太基舰队虽然损失惨重，却并未放弃保卫非洲，因此即刻回到了迦太基湾。他们预料罗马军必定会于此处登陆。但罗马人却不选择迦太基湾之半岛的西岸，而选择东岸，那里的克鲁皮亚湾（Clupea）地形宽阔，几乎可以阻挡所有风暴。而海岸上的小镇位于由平原崛起的扇形高地上，为港口形成了绝佳的防御。罗马军在此登陆，未遇到敌军的阻挠，于小山上建立根据地，不久便建成了海军营地，陆军可自由出入。罗马军横扫该城，征收贡金，运往罗马的奴隶竟达2万之多。罗马人凭借难得的运气，竟然一举成功，牺牲甚微，他们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了。在这方面，罗马人很有自信，从以下事情即可看出：元老院决定召回舰队的大部分船只及半数部队，只留马可·雷古鲁斯单独率领40艘战船、15000名步兵以及500名骑兵驻守在非洲。然而，他们的自信似乎并不为过。迦太基军士气低迷，不敢进犯平原，却在树木丛生的峡谷中，因无法施展骑兵和象军的威力，故屡遭挫败。大量城镇投降，努米底亚人叛变，在毫无防御的乡村中横行。雷古鲁斯或许希望下次出征以围攻迦太基首都为其开端，因此他在非常靠近迦太基首都的突尼斯扎营过冬。

和谈无果

迦太基人意志消沉，他们主动求和。但执政官所提的条件不仅要求割让西西里与撒丁，而且要求迦太基人与罗马缔结一个不平等的盟约，约定迦太基人放弃其海军，且将战船交予罗马用于作战。这些条件必然会将迦太基置于那不勒斯与塔伦图姆之列。只要迦太基的军队仍然坚守阵地，其首都仍然屹立不倒，他们就绝不会接受这些条件。

迦太基筹备战争

东方各族，即使是最卑微的民族，在大难将至之际，其巨大的热情常会燃烧起熊熊大火，激发迦太基人作出一些店小二民族[15]前所未有的努力。曾在西西里与罗马人打游击战的哈米尔卡，率领西西里军队的精锐回到利比亚，成为了新军的核心。而且，迦太基人凭借关系和金钱招来了一队队的努米底亚骑兵和大量希腊佣兵，其中有著名司令斯巴达人赞提帕斯（Xanthippus），其杰出的组织才能和战略技巧给他的新主人提供了极大帮助[16]。冬季，在迦太基人积极筹备之际，罗马将军却于突尼斯按兵不动。究竟是他没有意识到已经大祸临头，还是他的军人荣誉感使其不敢根据形势来采取相应的对策呢？他并未宣布放弃围攻（他当时根本连尝试的条件都不具备），且不闭门坚守克鲁皮亚的堡垒，而是率领一小支队伍停留在敌国首都的城外，甚至忽略了防守撤往海军营地的退路，也没有设法获得一支精良的轻骑兵。后者是他们非常需要的，且若与背叛迦太基的努米底亚部落谈判，很容易就能得到。这样，由于他的轻率鲁莽，他自己及部下都陷入了与之前阿加托克利斯同样绝望的境地。

雷古鲁斯战败

罗马纪元499年即公元前255年，在春季来临之时，形势发生了变化，迦太基人首先向罗马宣战。这对于他们来说势在必行，因为迦太基必须在意大利援军到来之前击退雷古鲁斯的军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罗马人应该拖延战事。但他们自恃在野战中所向无敌，便不顾兵力悬殊（双方步兵人数大致相当，但迦太基的4000名骑兵和100头战象却占据了绝对优势），也不顾地形的不利（迦太基人可能布阵于突尼斯不远处的平原），即刻便接受了挑战。当天指挥迦太基军的赞提帕斯，率先调骑兵进攻照常布阵于战线两翼的罗马骑兵。在迦太基庞大的骑兵面前，罗马寥寥无几的骑兵中队即刻化为烟尘，步兵两翼被包围，四面受敌。但罗马军团不惧危险，进攻敌军。在敌军前方保卫军队的战象方队虽然阻挡了罗马军的右翼和中间部队，但罗马军的左翼却得以闪过，攻打敌军右翼的雇佣步兵，将其彻底歼灭。但这个胜利打乱了罗马的布阵。主力部队在前方遭受象队的攻击，两翼及后方又受到骑兵的攻击，所以形成方阵，英勇应战，但最终仍被消灭殆尽。获胜的罗马左翼部队与未受损伤的迦太基中间部队相遇，利比亚的步兵在这里也给它预备了同样的厄运。由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而敌军骑兵众多，罗马的左翼部队尽数被砍倒或被俘虏。只有2000人——多半是轻兵和骑兵，在战争之初就被打散了——在罗马军团束手无策之时及早逃走，勉强到达克鲁皮亚。被俘者中包括那位执政官，后来死于迦太基。他的家人以为迦太基人未按照战争惯例来对待他，于是对两个迦太基贵族俘虏施以及其残酷的报复，以至于奴隶看了都于心不忍，报告给护民官，这才阻止了可耻的暴行[17]。

撤出非洲

当噩耗传到罗马时，罗马人首先做的当然是抢救被封锁在克鲁皮亚的残余军队。一支由350艘战船组成的舰队立即出发，在赫美岬（Hermaean）大胜迦太基海军，致迦太基战船损失114艘。罗马舰队到达克鲁皮亚时，在此处坚守阵地的罗马战败残军已难以支撑，舰队的到来及时营救了他们。假如这支舰队在灾祸发生前被派出，则很可能转败为胜，提前结束布匿战争。可是罗马人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判断力，在克鲁皮亚成功救出残军后，便立即返航，主动放弃那易于防守且保证其能登陆非洲的重要据点，并抛弃了其在非洲的众多联盟，任由他们遭受迦太基人肆无忌惮的报复。迦太基人没有放弃这个可以充盈其空虚国库的机会，令他们的臣民清楚地知道反叛的后果。他们额外征收贡金1000塔兰特（合244000英镑）与2万头牛，曾叛变的各部酋长一律被钉在十字架上，据说人数达3000人。迦太基当局这种可恶的暴行，实际上为几年后非洲爆发的革命奠定了基础。最后，罗马人所遭受的不幸正如以前成功时的幸运一般，似乎还在方兴未艾。其舰队在归航中遇到暴风，战船和船员有四分之三都葬身大海，回到港口的仅剩80艘（罗马纪元499年即公元前255年7月）。船长们曾预测有大风暴，但罗马舰队的临时司令却不顾劝阻，照样按原计划航行。

西西里之战再次打响

迦太基人在大获全胜后，又恢复了那蛰伏已久的攻势。汉诺之子哈斯德鲁巴[18]（Hasdrubal）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利利俾登陆，与罗马军对抗。哈斯德鲁巴的军队以象军最为无敌，大象数量达140头。上次的战争已经证明，精良步兵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可由象军和骑兵弥补。罗马人也再次加入西西里之战，从自动撤出克鲁皮亚一事看来，其入侵非洲的军队被歼灭使得另一派在元老院中重获优势，此派反对在非洲作战，主张逐渐征服各岛屿。可要实现这一目标仍需要一支舰队，而由于征服米列、埃克诺穆斯和赫美岬的舰队已被毁灭，于是他们开始建造一支新的舰队。220艘新战船很快安放了龙骨——他们迄今从未同时建造如此多的船只——在短短三个月内便做好了出海准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罗马纪元500年即公元前254年春，由300艘战船（大部分都是新造的）组成的罗马舰队出现在西西里北岸。帕诺穆是迦太基人在西西里最重要的城市，罗马军从海岸发动攻击，成功将其占领。其他的一些小镇，如索伦敦（Soluntum）、塞法罗尹丁（Cephaloedium）和丁达利也落入了罗马人之手，因此西西里北岸沿线只有狄尔美一地尚属于迦太基人。自此以后，帕诺穆成为了罗马人在西西里的主要根据地之一。然而，陆上战争并无任何进展，两军在利利俾城下对峙，但罗马司令官面对象军束手无策，不想迫使敌人进行激战。

次年（罗马纪元501年即公元前253年），两位执政官宁愿舍弃确有把握的西西里利益，决定远征非洲，其目的不在于登陆，而在于劫掠沿海城镇。他们未遭抵抗即达到目的，但在领航员不熟悉的小锡儿第水域搁浅，艰难脱险后又在西西里与意大利之间遭遇风暴，损失了150多艘战船。这一次，领航员也恳求沿岸航行，无知的执政官却强令他们从帕诺穆直接渡海前往奥斯提亚，领航员只好奉命。

罗马暂停帕诺穆海战

罗马城的元老现在深感志气消沉，他们决定将战船缩减至60艘，使海战局限于海岸的防守和运输的保护上。幸运的是，就在这时西西里停滞的陆战发生了转机。罗马纪元502年即公元前252年，迦太基人在北岸的最后一个据点狄尔美，以及重要的利帕拉岛都落入了罗马人之手。次年（罗马纪元503年即公元前251年）夏，执政官盖乌斯·卡西里乌斯·梅特路斯（Lucius Caecilius Metellus）在帕诺穆城下大败迦太基象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罗马人置轻兵于城壕内，迦太基人派象军出战，被埋伏的轻兵所伤。有的大象落入城壕里，有的反奔本军，队伍一片混乱，象兵们与象队一起涌入海边，希望腓尼基船能来解救他们。120头大象被捕，以象军作为其支柱的迦太基军现在不得不再次躲进堡垒，闭门不出。不久，埃利克斯也被罗马人占领了（罗马纪元505年即公元前249年），除了德瑞帕那和利利俾外，迦太基在西西里岛一无所有。迦太基再次求和，但梅特路斯的胜利和敌军的疲惫使强硬派在元老院占据优势。

围攻利利俾

罗马人拒绝和谈，并决意围攻西西里剩余两城，于是再派200艘战船出海。利利俾遭到了罗马首次大规模的正式围攻，这也是历史上最顽强的一次围攻。一开始，罗马军就获得了重要的胜利，他们竟然能把舰队驶入此城的港口，并在面对海洋的方向将该城封锁。然而罗马军不能完全封锁海道。尽管他们凿沉船只，架设栅栏，加强防守，但熟悉浅滩和海沟的迦太基船员却驾驶快速帆船，维持城内被困军队和德瑞帕那港的迦太基军之间的正常交通。事实上，不久之后，迦太基一支50艘战船的中队竟驶入港口，运来大批补给品和1万名援军，然后平安无事地返航。而攻城的陆军情况也比被围者好不了多少。最初，他们采用常规方法攻城，架起机械，不久便击毁城墙侧面的六座城楼，因此为攻城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迦太基精明的司令希米尔科下令在缺口之后再筑一道城墙，因而阻挡了攻势。罗马人企图买通守城的卫戍部队，但失败了。在迦太基人首次突围、意欲焚毁罗马人的机械但被击退后，他们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竟然得手了。于是罗马人放弃了攻城的计划，只在水上和陆地上封锁此城。如果他们不能完全阻挡敌船入港，那这种方法成功的希望确实非常渺茫。攻军的情况比被围者好不了多少，因为他们的补给路线常被迦太基勇敢的轻骑兵所切断，而当地的时疫又使军队人数骤减。然而夺取利利俾至关重要，罗马人耐心坚持，希望能够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

罗马舰队在德瑞帕那港前战败

但新上任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Publius Claudius）认为，在利利俾保持长围似乎是件太琐碎的事情。他想再次改变行动计划，率领大量新补充的战船，突击停留在德瑞帕那港附近的迦太基舰队。他带领整支封锁舰队，船上满载陆军兵团的志愿军，于午夜启航，右翼整齐有序地沿着海岸航行，左翼则在大海上航行，日出时分他们安全到达德瑞帕那港。腓尼基的舰队司令阿达巴（Atarbas）虽然觉得出乎意料，但依然镇定自若，决不允许自己的舰队被封锁在港内。德瑞帕那港的港口是朝南的，形如镰刀，当罗马军的战船由一边进入港口时，阿达巴便由仍可通行的另一边将舰队撤出，在港外一字排开。罗马舰队的司令现在除了尽快召回最前端的船只，并在港外排成战阵之外，别无他法。但由于这一撤退行动，他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机会，只有在一条战线上应战。一方面他的舰队侧翼暴露竟达五船之远（因为他们在出港时还来不及将战船充分展开），另一方面，战船在岸边挤成一团，既不能退，又不能驶往战线之后互相支援。罗马舰队不仅未战而败，而且完全落入了圈套，几乎全军覆没。执政官倒是逃了出去，因为他是第一个逃走的，然而93艘罗马战船，超过封锁舰队的四分之三，以及船上的罗马军团精英，全数落入腓尼基人之手。这是迦太基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海战中大胜罗马人。利利俾朝海的一边实际上已经解围了，因为罗马的残余舰队虽然返回到了原先的位置，但他们已经元气大伤，疲惫不堪，无法封锁这从未完全关闭的港口。他们只能靠陆军的援助，以抵抗迦太基舰队的攻击。一个既无经验、又轻浮草率的军官所采取的鲁莽行动，致使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战才获得的一切，都付诸东流。那些未被其轻率之举所连累的罗马战船，于不久之后也因其同僚的愚昧而毁于一旦。

第二执政官路奇乌斯·谷尼乌斯·普鲁斯（Lucius Junius Pullus）奉命在叙拉古装载供应给利利俾陆军的物资，并负责率领由120艘罗马战船组成的另一支舰队，沿岛屿南岸护送运输。他没有让舰队同时行进，而是错误地下令第一批运输船先行独自离开，然后率第二批紧随其后。迦太基舰队的海军中将加泰罗（Carthalo），当时正率领100艘精良战船将罗马舰队封锁在利利俾港。得知这一情报后，他便前进至岛屿南岸，冲入罗马的两批战船之间，切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使其不得不逃到杰拉[19]（Gela）和卡马里纳（Camarina）两处险恶海岸的避难港。罗马人在沿岸各处都建有炮台，他们借助这些海岸炮台，英勇地击退了迦太基人的进攻。但是，由于罗马的两支舰队会合无望，也无法继续前行，加泰罗便任由狂风暴雨来替他将罗马舰队消灭。因此，下一场风暴便把停靠在险恶之地的两支罗马舰队彻底摧毁了。同时，腓尼基的舰队司令率领轻装上阵、驾驶娴熟的船只，轻易地在大海上躲过了风浪之灾。然而，罗马人却成功救出了大部分船员和货物（罗马纪元505年即公元前249年）。

罗马人陷入困境

罗马元老院束手无策。如今战争已进行到了第16个年头，但相比第一年，他们现在似乎距离其目标更远了。在这场战争中，四支庞大的舰队已被摧毁，其中三支还载有罗马军团。第四支陆军精锐部队也被利比亚的敌人所消灭，更不用说小海战、陆战、西西里的游击战和疾病所造成的大量损失了。

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战争，我们从以下事实中便可见一斑：仅仅在罗马纪元502年至507年即公元前252年至前247年这短短的时间内，公民名册上的人数就减少了大约4万人，相当于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这还不包括那些在海战中首当其冲、且在陆战中至少与罗马人力量相当的同盟军。财政上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其船只和装备的直接损失以及因商业凋敝而造成的间接危害想必是非常巨大的。比这更糟的是，罗马人已感黔驴技穷，再也想不出能结束战争的方法了。他们试着率领生力军乘胜在非洲登陆，结果遭遇惨败。他们曾逐一进攻西西里的城镇，较小的地区均告陷落，但利利俾和德莱帕那这两座重要的海军堡垒却毫发未损，反而比以前更加坚不可摧。他们还能怎么样呢？事实上，他们的确有些许泄气。罗马城的元老们意志消沉，任由事态的发展。因为他们深知，遥遥无期、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意大利所造成的损害，比人亡财尽还要严重。但是在徒劳无功地做出一些无谓的牺牲之后，他们对民族及其命运失去了勇气和信心，而只有这些才能激励他们再接再厉，做出新的牺牲。他们遣散了舰队，把国家的战船交给了那些私自发动海盗式攻击的船长们，任由其摆布。陆战名义上仍在继续进行，因为他们别无他法。但他们仅限于巡查西西里的堡垒，保全自己已经拥有的部分——在没有舰队的情况下，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部队和费用以及高昂的战备。

如果迦太基有打败其劲敌的一天，那就是现在了。当然，它也必定深感财源耗竭。但在这种情况下，腓尼基的财政绝不可能紊乱到令其无法继续作战的地步，因为除了金钱之外，他们在战争上所费无几。然而迦太基政府却不再有斗志，反而表现得软弱而倦怠，除非轻而易举便能获取稳得的利益或不得已而为之，否则他们不会采取行动。甩掉罗马舰队后，他们感到欣喜不已，竟愚蠢地任由自己的舰队逐渐腐朽，并效仿敌人的做法，将陆军和海军的行动范围局限于西西里内外的小型战役。

哈米尔卡·巴卡在西西里的小型战役

因此，接下来便是六年战而无功的时期（罗马纪元506—511年即公元前248—前243年），这不仅是本世纪罗马历史中最黯淡的时期，也是迦太基人最不光荣的时期。然而在迦太基，惟有一人的思想和行为异于国人，此人便是哈米尔卡，人称“巴拉克”或“巴卡”（意为“闪电”）。他是一位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军官，于罗马纪元507年即公元前247年被任命为西西里的最高指挥官。他的军队与所有迦太基军队一样，缺乏值得信赖且经验丰富的步兵。虽然政府或许能组建这样一支步兵，无论如何总该尝试一下，但他们却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落败，顶多把战败的将领钉在十字架上作为搪塞的手段。

哈米尔卡决定自己亲自解决这个问题。他深知手下的佣兵对迦太基与对罗马同样淡漠，同时也非常清楚政府不可能提供给他腓尼基或利比亚的征兵，最多允许他在毫无耗费的前提下，用自己的军队按照自己的方法来救国。但他也非常知己知彼。他的佣兵对迦太基漠不关心，但一位真正的将军能将其属下对国家的爱转变为对将军本人的爱，这位年轻的将军正是如此做的。在德雷帕那和利利俾的前哨战中，他使部下习惯于对抗罗马军团之后，便将他的兵力安置在埃儿克替山上（即巴勒莫[20]附近的比勒格林诺山），此山像堡垒一样控制着邻近的乡野。他让部下带妻儿迁至此地，向平原地区征收税款，而腓尼基海盗则劫掠意大利沿岸，直至库迈[21]。这样，他不需要向迦太基人要钱，便能供应部下以充足的钱粮。他还与德雷帕那保持着海上交通，有袭击邻近重镇潘诺姆斯之势。罗马人不仅无法将他逐出堡垒，而且在埃儿克替经过一番斗争之后，哈米尔卡又在埃利克斯另建了一个类似的基地。此山的半山腰上有一座与之同名的城，山顶有一座阿佛洛狄忒[22]庙，一直都为罗马人所占有，罗马人将其作为骚扰德雷帕那的基地。哈米尔卡攻下他们的城池，并围困了庙宇，而罗马人则反过来封锁了他通往平原的道路。迦太基军中的凯尔特逃兵叛降罗马，罗马人以庙宇为孤立据点，安排他们在此驻守。这些人是一伙横行霸道的强盗，在这次围攻期间，他们劫掠庙宇，无恶不作，而如今却鼓起勇气，死守山顶。但哈米尔卡不允许自己再次被驱逐出城，他始终保持着与舰队及德雷帕那卫戍部队之间的海上联系。西西里战争看似转变得越来越不利于罗马。在这场战争中，罗马政府损财折将，罗马将军也荣誉尽失。显然，没有一位罗马将军是哈米尔卡的对手，即使迦太基的雇佣兵也胆敢与罗马军团一较高下。哈米尔卡的劫掠船在意大利沿岸越来越肆无忌惮：一伙迦太基海盗在意大利登陆，一位罗马将军不得不出兵抵抗。只要再过几年，哈米尔卡就可能从西西里出发，率领其舰队完成他儿子日后由西班牙陆路出发所完成的壮举。

罗马人卡图鲁斯在埃古萨岛上组建舰队

然而，罗马元老院坚持不采取行动，怯懦派此时竟占了上风。后来，一批智勇双全的人决心英勇救国，即使政府坐视不理，他们也一定要结束这祸国殃民的西西里战争。海盗式的远征取得了成功，即使未能激起民族的勇气，也鼓舞了部分人民，使他们燃起了希望。他们已团结一致组成了一支队伍，烧毁了非洲海岸的希波镇，并在潘诺姆斯港外与迦太基人进行海战，结果大获全胜。由于私人的捐助（这一方法也曾用于雅典，但规模没有这么大），富有且爱国的罗马人装备了一支战舰船队，其核心为原先因私掠而造的船只及其精练的海员。总的看来，这支舰队的配备远胜于罗马政府素来所造的船只。

当这场残酷战争进行到第23年时，许多公民竟自发提供给政府200艘战船和6万名水兵，这在史书上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执政官盖乌斯·路达提乌斯·卡图鲁斯（Gaius Lutatius Catulus）受命率领这支舰队前往西西里海域，他一路上几乎未遇到任何阻碍。哈米尔卡用以进行海盗式远征的两三艘迦太基船，面对优势敌军纷纷闻风而逃。罗马人几乎未遭抵抗便占领了利利俾和德雷帕那的港口，现在由水陆两面围攻两城。迦太基人始料未及，即使这两座坚城也因供应不足而岌岌可危。迦太基在国内配备了一支舰队，但尽管他们倾尽全力，也未能在年底出现在西西里海域。后来，在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春，这些准备仓促的船只终于抵达德雷帕那海外，与其说它们是蓄势待发的战舰，不如称其为运输船队。腓尼基人原本希望不受阻拦即能登陆，并卸下货物，这样便能装载海战所需的军队。但罗马船只拦截了他们，在他们正要从希罗岛（Hiera，即如今的Maritima）驶向德雷帕那的时候，罗马迫使其在埃古萨小岛（Aegusa，即如今的Favignana）应战（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3月10日）。结果自然毋庸置疑。制造精良、驾驶娴熟的罗马舰队，在贤能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瓦列里乌斯·法尔托（Publius Valerius Falto）（执政官卡图鲁斯于德雷帕那负伤，仍在卧床休养）的指挥下，一举击败了负载过重、驾驶欠佳且兵员不足的敌舰。他们击沉了50艘敌船，俘虏了70艘，胜利者带着战利品驶入了利利俾港。罗马的爱国志士所做的最后一次大努力终于有了收获，他们的努力赢得了胜利及随之而来的和平。

缔结和约

迦太基人首先将那不幸的舰队司令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做法根本无济于事——然后赋予西西里将军无限的权利以缔结和约。哈米尔卡眼看自己7年艰苦奋战所获得的成果因他人的错误而断送，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但绝不因此牺牲自己的军人荣誉、自己的民族或计划。西西里确实已经保不住了，因为罗马人现在已控制了海域。国库空虚的迦太基政府，想通过在埃及募国债以填补亏空，但遭到了拒绝，因此不会再有击败罗马舰队的可能，于是他们交出了西西里。然而，迦太基政府及其国土的独立与完整，则照常得到了承认。罗马承诺不与迦太基同盟单独联盟，迦太基也承诺不与罗马同盟单独联盟——也就是说，不与对方的属民或附庸民社联盟。双方都不得在对方的领域内作战、行使主权或征募新兵[23]。当然，次要条款包括无偿遣回罗马战俘，并支付一笔战费。但卡图鲁斯要求哈米尔卡交出军队和罗马逃兵的条件，却被哈米尔卡断然拒绝了。卡图鲁斯没有再提第二个要求，并允许腓尼基人自由离开西西里，每人只需支付18迪纳厄斯（12先令）的赎金。

如果迦太基人不愿再继续战争，那么这些条款应该会令他们感到满意。哈米尔卡之所以作出如此巨大的让步，是受到了以下种种事情的影响：希望给祖国带来胜利与和平的自然愿望；想到了雷古鲁斯的惨败和变化多端的战局；考虑到爱国行动虽最终奠定了胜局，但不能应命而至，也不会再度出现；或许还想到了自己的个人性格。诚然，罗马人对和约的条款感到不满，在组成最后一支舰队的爱国者的影响下，人民大会起初拒绝批准和约。我们不知道这一做法的用意何在，因此无法断定那些和约的反对者们究竟是为了让敌方作出更大让步，还是想起了雷古鲁斯曾要求迦太基放弃政治独立的陈年旧事，从而决定继续开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此，这不再是和约问题，而是征服问题。如果罗马人是因为前者而反对和约，那他们可能错了。与获得西西里相较，其他一切让步都是无足轻重的。并且，以哈米尔卡的决心和创造才能而言，如果把既得的主要成果作为赌注，以求取次要目的，则实在是太冒险了。另一方面，如果和约的反对派认为，只有将迦太基彻底毁灭，战争才算达到令罗马民社满意的目标，那他们真可谓是卓有政治远见，预见了未来的发展。然而，罗马人是否有足够的资源重演雷古鲁斯的远征，并一鼓作气，击溃腓尼基人的士气，攻陷他们的城市，至今无人敢做任何断言。

这一重大问题最终交由一个委员会来解决，他们将前往西西里，就地决定。委员会基本上批准了原先的条约，只是将迦太基应赔付的战费增加到了3200塔兰特（合79万英镑），其中三分之一当即交付，其余分10年偿还。在最后的正式条约中，除交出西西里之外，还包括割让西西里与意大利之间的岛屿给罗马，但这只能视为修订时在细节上所作的更改，因为迦太基既已交出西西里，自然不可能保留那长期被罗马舰队所占领的利帕里岛。有人怀疑条约中关于撒丁和科西嘉的条款，有故意含糊其词之嫌，这种说法既欠妥当，又不太可能。

于是，双方终于达成了和约。一个战败国的不败将军走下他防卫甚久的山岳，将腓尼基人占据了至少400年的堡垒交给了此岛的新主人——这些堡垒坚不可摧，希腊人曾屡攻不克。至此，西方得以获得和平（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

对罗马所参战事的评价

此战将罗马的疆域扩张到了环绕意大利半岛的海域之外，现在让我们稍停片刻，来谈谈对于此战的看法。这是罗马人参与的最持久、最激烈的一场战役，许多参加决战的士兵在战争开始时甚至还未出生。然而，尽管在这场战役中，无比英勇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无论就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而言，罗马人在其参与的历次战役中，从未像此次这样指挥失当、游移不定。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此战发生于罗马政治制度的过渡期——从不足再用的意大利政治制度过渡到尚未成熟的大国政治制度。为了实行纯粹的意大利政策，罗马的元老院和军事体系都组建了极佳的组织。这样的政策所引发的战争是纯粹的大陆战争，以位于半岛中央的首府为作战的主要基地，以罗马的连锁堡垒为第二根据地。当时亟须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战术问题，而非战略问题。进军与行动仅居次要地位，战争却居主要地位。围城战尚处于初步阶段，而海战更是连想都未曾想过。一个评议会如何能够指挥这种作战行动，一个行政官员如何能够统率军队，对此我们不难理解，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当时的战争以白刃战为主，以面面相对的交战决定胜负时，我们就更不难理解了。这一切都在顷刻之间发生了变化。战场的范围延伸至远不可见的地方，到了另一大陆不知名的地区，到了广阔无垠的海洋之外。每一阵波涛都是敌军舰队的航道，每一个港口都可能驶出一支进攻的舰队。希腊第一流的战术家们曾围攻顽强据点，尤其是攻打海军堡垒，但均以失败告终，如今罗马人也进行了首次尝试。陆军和民兵制度已无法再满足需要，他们需创建一支舰队，但更为困难的是要将其运用到作战当中。他们需找到真正的攻守地点，团结并指挥人民群众，筹划长时期、远距离的征战，并且协调各远征军之间的合作。如果对这些事情处理不当，即使在战术策略上极其薄弱的敌人，也有可能击败一个强大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权脱离评议会和发号施令的行政官员之手，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

显然，罗马人在战争之初并不知该如何着手，只有在战争的过程之中，他们制度的缺陷才逐一迫使他们注意到，其缺乏海军力量和固定的军事领袖，将军能力不足，海军上将毫无用处。这些弊端有一部分因奋力和幸运而得以补救，如缺乏舰队一事。然而，这一伟大的创造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且一直都是如此。一支罗马舰队组建起来了，但只是虚有国家之名，罗马人始终以异族的眼光看待它。罗马人将服务于陆军兵团视为最高荣誉，而海军却依然受到人们的轻视。海军军官大多是意大利的希腊人，船员由属民甚至是奴隶和流氓组成。意大利的农民始终对海洋怀有敬畏之心，加图一生中有三件憾事，其中之一就是他本可以取陆路行之，但却选择了海道。这有一部分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因为船只都由桨手划动，而桨手不可能成为高尚的职业。但罗马人至少能组建几支独立的海军兵团，并致力于培养一批罗马的海军军官。在国民的积极号召之下，他们立志要逐渐组建起一支海军，使其不仅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且在航力和训练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发挥了在长期战争中所发展起来的私掠力量，并将其作为至关重要的核心。然而，政府在这一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如此，那庞大笨重的罗马舰队却仍然称得上是此次战争中的天才之作，它在战争伊始以及战争结束之时，都为罗马扭转了战局。

还有其他的缺陷更加难以克服，只有更改法制才能加以补救。元老院根据各党派势力的强弱而改变作战方法，酿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错，如从克鲁皮亚撤军以及一再解散舰队。某年，一位将军围攻西西里城镇，其继任者并没有迫使这些城镇投降，而是去劫掠非洲沿岸地区或冒险发动海战。无论如何，最高指挥权应依法年年易手——这些弊端若想消除，就必须变更宪法，而这比建造一支舰队还难。可是这些弊端若不消除，又不能满足此种战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元老院还是诸将军，都无法立即适应新的作战方式。雷古鲁斯之役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他们是何等固执地坚信一个理念，即优势战术足以决定一切。像这样似乎有命运将胜利投入自己怀中的将军少之又少。罗马纪元498年即公元前256年，他所处的地位正是50年后西庇阿[24]所处的地位，不同的是他没有与汉尼拔和精兵为敌。然而，元老院在证明了罗马人战术上的优势之后，便撤回了一半兵力。那位将军盲目信赖这种优势，于是止步不前，在战略上已输一筹，后来接受敌人的挑战，在战术上又遭遇惨败。由于雷古鲁斯是一位能干且经验丰富的将军，这一例子便更加令人瞩目。正是那曾征服了埃特鲁里亚和萨莫奈的乡农战法，导致了突涅斯平原的惨败。“每个公民皆适于当将军”这一原则在其范畴内是成立的，但如今却不适用了。新的战争形态需要受过军事训练且具有军事眼光的将军，而并非每个公民都具备这样的特质。更糟糕的是，舰队的主要指挥权被视为陆军指挥权的附属品，凡是碰巧当上了罗马行政首长的人，则不仅成为了陆军的将军，而且还成为了舰队司令。罗马人在此次战役中所遭受的最大灾难，并非狂风暴雨，更不是迦太基人，而是罗马那些市民舰队司令的愚妄恣肆。

罗马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它所获得的利益却与它最初所要求的以及敌人所承诺的都相去甚远，而它竟默然接受了这一切。和约在罗马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这清楚地表明了此次的胜利与和平是何等地肤浅、不彻底。如果说罗马是胜利者，那么毫无疑问，它的胜利一部分应归功于诸神的恩宠和人民的爱国热情，但更应归功于其敌人在战略上所犯的错误——其错误甚至远远大于罗马的错误。

[1]陶尔米纳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省内，位于墨西拿和卡塔尼亚之间，人口约九千九百余。公元前400年陶尔米纳曾是古希腊的殖民地，公元前212年又归罗马帝国管辖。——译者注

[2]坎帕尼亚位于意大利南部，属于地中海沿岸地区，总人口将近600万，居意大利各大区第二位，首府是那不勒斯。该地区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是连接欧洲、非洲和中东的交通枢纽。——译者注

[3]加普亚，古城名。在今意大利南部，滨第勒尼安海，那不勒斯附近。原是坎帕尼亚人部落居地。——译者注

[4]萨贝利人（Sabellian）是罗马崛起之前生活在意大利中部及南部的意大利人部落中翁布里-撒贝利人中的一支，包括萨宾人在内。——译者注

[5]埃托利亚为古希腊地区，在科林斯（Corinth）湾正北，现并入埃托利亚和阿卡纳尼亚（Akarnania）州。古埃托利亚，尤其是普列隆（Pleuron）和卡利敦（Calydon）两城，在早期传说中极负盛名。——译者注

[6]克里特位于地中海北部，是希腊的第一大岛，总面积8300平方公里。行政上属于克里特大区。克里特岛是爱琴海最南面的皇冠，它是诸多希腊神话的源地，过去是希腊文化、西洋文朋的摇篮，现在则是美景难以形容的度假地。——译者注

[7]拉科尼亚是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分的区域，也是拉科尼亚州的所在地。它的北面是阿卡迪亚，西面为麦西尼亚。直到公元前190年代，拉科尼亚一直是斯巴达的核心地区，其中斯巴达是最重要的城市；直到今天，斯巴达仍是拉科尼亚州的州府。——译者注

[8]西里西亚是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域名称。目前，该地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波兰，小部分则属于捷克和德国。奥得河及其支流几乎流经整个地区，两岸都有许多重要城市。该地沿着苏台德山脉，其南部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接壤。——译者注

[9]玛末丁人被允许加入意大利同盟，其对罗马所处的地位相当于意大利各民族的地位，约定供应船只，在钱币方面，无造银币之权。

[10]那不勒斯是意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坎帕尼亚大区以及那不勒斯省的首府。城市面积117平方公里，人口略低于100万。——译者注

[11]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公元前275—前228年），迦太基将军、政治家，西班牙的开拓者，巴卡家族的第一代领袖。——译者注

[12]米列海战（公元前260年）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共和国与迦太基的第一场真正海战。这场战役是罗马人在米列（现今米拉佐）以及西西里战胜的关键。——译者注

[13]奥尔比亚为意大利港市，位于撒丁岛东北岸，濒第勒尼安海的奥尔比亚湾，人口2.6万。撒丁岛主要客运港，同亚平宁半岛的奇维塔韦基亚等地有船只往来。有罗马式教堂、罗马时代古墓与腓尼基人的遗迹。——译者注

[14]马尔库斯·阿蒂利乌斯·雷古鲁斯，大概出生于公元前307—前250年，是罗马政治家和将军，他在公元前267年和公元前256年担任罗马共和国领事。——译者注

[15]店小二民族原为拿破仑对英国人的贬称，指热衷于从事商业的民族。——译者注

[16]有人认为，迦太基之所以能够得救，皆因赞提帕斯的军事才能，这种说法大概是浮夸之谈。迦太基的军官必不待外国人的指教，便知非洲的轻骑宜用于平原而不宜用于山林地带。这些故事是希腊卫兵室里的谈资，甚至波里比阿的书里也不免有这种故事。有人说赞提帕斯于战胜后为迦太基人所杀，这也与事实不符。他是自动离开的，或许加入了埃及军队。

[17]关于雷古鲁斯的末路，我们能确定的也不过如此。甚至他奉使至罗马一事（可能于罗马纪元503年或513年即公元前251年或前241年）证据也不充足。后世罗马人仅由其祖先的祸福作为学校教材的题材，把雷古鲁斯作为落难英雄的典型，正如把法比里奇乌斯作为贫寒英雄的典型一样，传播了许多以他为名的轶事。这都是不伦不类的点缀，与庄重朴素的史实相形见绌。

[18]哈斯德鲁巴（Hasdrubal，公元前270—前221年），迦太基军事将领，娶哈米尔卡·巴卡之次女、是汉尼拔之姐夫。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哈斯德鲁巴随岳父前往西班牙建立殖民地，统率迦太基海军，在哈米尔卡于前228年去世后，他成为了新的西班牙殖民地统治者，并建立了新首都迦太基新城（现卡塔赫纳），积极准备与罗马再决雌雄。后来，他与罗马签订条约，规定两方的势力范围以埃布罗河为界。公元前221年，他被凯尔特人刺杀身亡。——译者注

[19]意大利港市，位于西西里岛南部，临地中海的杰拉湾。

[20]意大利西西里首府巴勒莫（Palermo），又译帕勒摩，是位于西西里岛西北部港城。它是意大利那只伸向地中海的皮靴上的足球，是地中海最大的岛，西西里的第一大城，也是个地形险要的天然良港。——译者注

[21]库迈（Cumae）（意大利文：Cuma，希腊文：Κμη或Κμαι），为一古希腊屯垦区，位于那不勒斯西北。库迈是希腊在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个殖民地。——译者注

[22]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古希腊神话人物，爱与美的女神。罗马神话中称为维纳斯。她生于海中，以美丽著称。——译者注

[23]有人说迦太基人须应允不派战船到罗马同盟的领域——所以不到叙拉古或马赛里亚——这一说法似乎可信，但条约文本对于此点却未置一词。

[24]西庇阿又译斯奇皮欧，古罗马名门贵族。在共和国时期，以军功显赫著称的有大西庇阿和小西庇阿。这个家族是古罗马历史上煊赫的世家，代出名将，老西庇阿是罗马执政官，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中指挥西班牙战场，在意大利的海边去世。——译者注

第三章　意大利扩展至其天然疆界

意大利的天然疆界

从第五世纪的危机中崛起的意大利盟邦——或者说意大利国家——将亚平宁山和爱奥尼亚海[1]之间的各公民民社及地区民社都联合在罗马霸权之下。但在第五世纪末期，两面的边界均已超出原本的界限，属于这一盟邦的意大利民社已出现于亚平宁山和海洋之外。在北方，罗马共和国为了报古代与近代之仇，已于罗马纪元471年即公元前283年消灭了凯尔特人的席诺尼部；在南方，经过了罗马纪元490—513年即公元前264—前241年的大战，罗马人将腓尼基人逐出了西西里。北方有以罗马为领袖的拉丁城亚里米伦（自由民殖民地辛那除外），南方有梅萨纳的玛末丁人民社，由于二者在血缘上皆属于意大利，所以共同享有意大利盟邦公有的权利，也共同分担其义务。意大利盟邦之所以能得到如此扩张，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所逼，而非出于任何长远的政治考虑。然而在迦太基之战取得胜利之后，罗马政府受到这半岛自然形势的昭示，开始不得不考虑一种新型而广大的政治观点。不论就政治观点还是军事观点而言，罗马都理应将北方边界从低矮而易于翻越的亚平宁山，移至那将北欧与南欧阻断的巍峨大山阿尔卑斯，并应将意大利的主权与半岛东西两海及岛屿的主权合而为一。现在，腓尼基人已被逐出西西里，这一任务最艰难的部分业已完成，种种情况又联袂而至，使罗马政府更易于完成大业。

意大利的从属物——西西里

对于意大利而言，西方海域远比亚得里亚海更为重要。根据罗马与迦太基签订的和约，西方海域中最重要的地点——广阔丰饶且港口众多的西西里岛，已大部分归罗马所有。诚然，叙拉古的希尔罗王在战争最后的22年间，始终坚定地站在罗马一边，自然有权要求扩张领土。但在战争初起之时，罗马人便决定仅允许该岛有次等国家，战后则断然将西西里据为己有。希罗的疆域除叙拉古的直接领域外，还包括埃洛罗斯（Elorus）、内顿（Neetum）、阿克雷（Acrae）、莱昂蒂尼[2]（Leontini）、迈加拉[3]（Megara）和陶尔米纳[4]（Tauromenium），其主权仍像以前一样未遭削减，他对此可以感到满意；两个交战的强国都未完全覆灭，因此西西里的中间势力至少仍有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他对此可以更加感到满意。在西西里所余的大部分土地上，如潘诺姆斯、利利俾、阿格里真托、梅萨纳，罗马人皆建立了永久的殖民地。

罗马人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仅仅拥有这个美丽的岛屿并不足以将西方海域变为罗马的内海，因为撒丁岛仍归迦太基人所有。然而，缔结和约后不久，罗马人竟出乎意料地有望从迦太基人手中攫取这地中海第二大岛。在非洲，腓尼基与罗马一签订和约，其佣兵和属国便即刻联合叛变。这次凶险的叛变，主要归罪于迦太基政府。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哈米尔卡无法像以前一样以自己的资财来支付其西西里佣兵的薪饷，于是他请求由本国寄款，但却徒劳无获。国内政府通知他，可以将军队送回非洲，以便派资遣散，他遵命而行。但他深知人心，于是谨慎地把军队分成了小队，让政府按队付薪，或者至少可以使他们隔离开来，然后放弃了他的指挥权。但他所有的防范措施都白费了，倒不是因为国库空虚，而是由于官僚式的行事方法和政府的愚昧无知。他们等到所有的军队都再次聚集在利比亚，然后试图克扣之前所允诺的薪饷。军队当然会发生叛乱，而政府当局的犹豫不决和胆小怯懦又让叛军知道可以冒险一试。大部分叛军都来自迦太基的统治地区或附属地。雷古鲁斯远征之役后，迦太基政府对这些地区展开了大屠杀，又强制他们缴纳重税，这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对此叛军深有体会，他们也知道政府一向言而无信，不赦人罪。如果他们带着由叛变要来的薪饷遣散回家，那么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迦太基人久已掘地埋雷，现在只会致使地雷爆炸。革命如燎原之火，从一个卫戍区蔓延至另一卫戍区，从一个村落燃烧至另一村落。利比亚的妇女将她们的首饰捐献出来，作为佣兵的薪饷。许多迦太基公民，其中包括西西里军队中几个最有名望的军官，都成为了这怒火的牺牲者。迦太基城被两面夹击，自城内出击的迦太基军队由于领导者无能而全军覆没。

当罗马人看到他们既恨又惧的敌人陷入那比罗马战争更为危险的境地时，他们开始越来越后悔签订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的和约（此和约即使实际上并非太过草率，但如今至少人人都觉得草率），而忘记当时他们是如何精疲力竭，其对手迦太基人是如何强大。的确，为了顾及面子，他们不便与迦太基的叛军公然联络。事实上，他们特许迦太基人在意大利为此次战役招募新兵，并禁止意大利航海家与利比亚人交往。但是罗马政府究竟是否热衷于这些友善行为，还十分值得怀疑，因为虽然罗马政府已明令禁止，非洲叛军与罗马航海家的往来却依然如故。

哈米尔卡临危受命，成为迦太基军队的统帅，他抓捕了好几个与叛军交往的意大利船长，罗马元老院为此与迦太基政府交涉，使他们得以释放。叛军似乎将罗马视为其天然盟友。撒丁岛的卫戍部队也像其他部队一样，宣布支持叛军，他们自知无法据守此岛以抵御未被征服的内地山民的攻击，便把此岛的所有权拱手让给了罗马（约罗马纪元515年即公元前239年）。甚至连乌提卡也加入了此次叛变，而现在他们迫于哈米尔卡的武力，也提出了这种请求。乌提卡人的请求遭到了罗马人的拒绝，主要是由于若接受了这一请求，他们便会超出意大利的天然边界，因而会超出罗马政府当时所愿达到的限度。另一方面，他们接受了撒丁岛叛军的建议，接手了原先由迦太基人统辖的所有的撒丁岛部分领土（罗马纪元516年即公元前238年）。此事尤甚于昔日接纳玛末丁人一事，罗马人当然难逃谴责，因为这样一个得胜的大国竟然屈身与叛变的佣兵结交并共同分赃，其自制力太过薄弱，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不顾正义与荣誉。罗马人占领撒丁岛之日正值迦太基面临最大难关之时，于是迦太基人对于这种无理的暴行只能暂时保持缄默。但哈米尔卡凭借其才能出人意料地、或许也违背了罗马人意愿地挽救了迦太基人的灾难，他们又恢复了其在非洲的完全主权，于是迦太基的使者立即出现在了罗马，要求交还撒丁岛。但罗马人不愿归还掠夺之地，用无谓而不相干的理由来搪塞，称迦太基人对罗马商人曾造成种种伤害，并急忙宣战[5]。在政治上力量即是权利，这一原则在此暴露了其无耻的真面目。迦太基人义愤填膺，自然接受了宣战。设若卡图鲁斯五年前坚持割让撒丁岛，则战争可能会连绵不绝。然而现在，两岛均已沦陷，利比亚处于动荡之中，迦太基经过与罗马长达24年的抗战和将近5年的激烈内战，国力日渐削弱，因此不得不屈服。腓尼基人一再请求，又答应支付给罗马1200塔兰特（合292000英镑）作为战争准备的赔偿金，罗马这才勉强停战。

因此，罗马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了撒丁岛，此外又加上了科西嘉岛，此岛原为埃特鲁斯坎人所有，或许自上次战争以来，罗马卫军就一直驻守在该岛。然而在撒丁岛，尤其是在崎岖的科西嘉岛，罗马人也像腓尼基人一样，只占据沿海一带。他们与内陆的土著交战不休，更准确地说，是将他们当作野兽来猎取。他们用狗作诱饵来猎捕土著，然后将其运往奴隶市场，但并未真正加以征服。他们不是为了这两岛而要将其占领，而是为了意大利的安全。现在意大利盟邦拥有三座大岛，第勒尼安海可谓完全为其所有了。

海外地方裁判官的行政方式

意大利西海岛屿的获得使罗马的国家行政方式产生了分别，这分别似乎仅仅为了图方便，也几乎出自偶然，但却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大陆行政与海外行政方式的区别，或用后来通用的名称来说，就是意大利与诸行省行政方式的区别。迄今为止，罗马民社的两位主要行政官，即执政官（Consul），在职权的划分上没有法定的界定，罗马政府的势力所及之处就是他们行使权力之处。然而实际上，他们的职能当然有所划分，他们在其执掌的各部门中当然也必须受到有关部门现行法规的约束。例如，对罗马公民的审判权必须完全交予执政官，在拉丁或其他自治民社，现存的条款必须受到尊重。自罗马纪元487年即公元前267年以来，在全意大利分设的四位执法官至少在形式上并未削减执政之权。因为不论在意大利还是在罗马，他们仅被视为隶属执政官的助理行政官。这种行政方式一开始似乎也推行于取自迦太基的领土，西西里和撒丁岛在执政官的监督下由执法官治理。但罗马人必定在不久后便发现，必须将高级行政官特派到海外地区。随着罗马民社的扩张，他们不得不放弃那集罗马审判权于裁判官一人身上的制度，并派遣代理审判官至偏远地区。因此现在（罗马纪元527年即公元前227年），将行政权和兵权集于执政官一身的制度也被废除了。每一个新的海外地区——西西里、撒丁岛以及与之合并的科西嘉岛——都各有一位特派的助理执政官，他们在阶级和职称上都低于执政官，但与裁判官平起平坐。然而，如同裁判官设置之前的执政官一样，他们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既是元帅，又是最高行政官，也是最高法官。只有财政的直接管理权没有交到这些新任的官员手中，正如此权自始都未交到执政官手中一样。他们属下各有一名至数名执法官，这些执法官在一切方面隶属于他们，辅佐他们进行司法行政和指挥作战，但其专司经济事务，卸任后需将政务情况报告给元老院。

地方贸易财产自治体制

海外地区与大陆地区在最高行政权上的区别是其最主要的区别。罗马用以组织意大利属地的原则，也移用到了意大利以外的地区，当然，这些民社都无一例外地失去了其在对外关系中的独立地位。至于内部关系，从此以后，地区人民在其地区之外都无法获得合法的财产权，甚至可能无法缔结合法的婚姻。另一方面，罗马政府允许各城有联盟组织存在（至少在不足为患的西西里是如此），甚至允许西西里的一般议会及其无害的请愿权和控告权存在[6]。在财政方面，若立即宣布罗马货币为各岛的唯一法定货币，这绝对是不可行的。但似乎罗马货币一开始就获得了合法的流通权，同样地，西西里各城铸造贵重金属货币的权利似乎也被收回了，至少常例如此[7]。另一方面，不仅西西里所有的地产原封未动（意大利以外的土地因战争而归罗马所有的原则尚未见于本世纪），而且西西里和撒丁岛的民社都保有其自理行政之权和某种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并非赋予了他们法定的约束力，而只是暂时得到了许可。各民社的民主政体无疑都被废弃了，每城的政权皆转入了代表着公民贵族的议会之手。至少西西里民社与罗马的民情调查相似，需每五年进行一次总调查。但这两种措施都是隶属于罗马元老院的必然结果，而罗马元老院事实上不可能由希腊的国民会议（ecclesiae）来统治，也不可能不了解各属国的财政资源和军事资源。关于这两方面，意大利各地区所施行的政策与此并无二致。

但是，除了这种基本的平等权利之外，意大利民社与海外民社之间还存在一种明显的区别，此区别固然只是事实上的区别，可是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海外民社不为罗马的陆军或舰队提供固定的兵源[8]，他们失去了用武的权利，只有在应罗马裁判官的征召以保卫其家园时方能用武，而罗马政府则有派遣意大利军至各岛的自由。西西里以税捐代替兵役：田产的十分之一及西西里港口进出口货物总值的百分之五，归罗马所有。这两种税都并非新创。波斯大王和迦太基共和国所征收的税实质上与什一税相同。希腊效仿东方的先例，其税制一向与暴政和霸权并行。尤其是西西里人，一直向叙拉古或迦太基缴纳什一税，又一直代他人征收关税。西塞罗说：“我们接受西西里民社加入我们的被保护者之列，使他们继续受制于其之前奉行的法律法规，使他们以之前服从其统治者的态度来服从罗马民社。”这一点自然不可忽视，但纵容不义之事继续存在，即是行不义之事。我们姑且不从属民的立场来说——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换了新的统治者——而从新统治者的立场来说，罗马放弃那既明智又大度的政治原则，即只接受属国的军事援助，而绝不接受其代替出兵的补偿金，这一做法实为绝大的不幸。与此相比，税率和纳税方式的降低与减轻，以及所有细节上的免责说明都显得无关紧要了。毫无疑问，这种减免确实屡见不鲜。梅萨纳获准直接加入“斗篷人”的联盟，如同意大利境内的希腊城市一般，向罗马舰队提供兵源。其他一些城镇虽不能加入意大利的军事联盟，但除了免纳供奉和什一税之外，还享有其他优待，因此从财政方面来看，它们的地位比意大利各民社更具优势。这几座城镇分别是塞杰斯塔[9]（Segesta）和哈利赛伊（Halicyae），它们是迦太基属下最早加入罗马联盟的西西里城市；森都利波（Centuripa），它是该岛东部的一个内陆城市，受命监视其邻国叙拉古[10]；阿列萨（Halaesa），位于北岸，是最先归附罗马的希腊自由城市；还有最为重要的潘诺姆斯，它此前是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首府，如今注定要成为罗马人的了。如此，罗马人把他们古老的政治原则用于西西里，将属国细分为不同的等级，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但从整体来看，撒丁岛和西西里各民社并不处在同盟的地位，而处于缴纳供奉的属民地位。

意大利与行省

诚然，提供军队的民社与纳贡缴税或至少不提供军队的民社全然不同，在法律上未必就等同于意大利与行省的差别。海外民社也可属于意大利盟邦，例如玛末丁人实质上与意大利本土的萨贝利人处于平等地位。甚至于在西西里和撒丁岛，若要建立享有拉丁人权利的新民社，则会与亚平宁山以外的地区一样，毫无法律障碍。大陆民社也可能丧失参军的权利而成为进贡纳税者。波河[11]流域的某些凯尔特人便是如此，且这一成例此后推行甚广。但事实上，提供军队的民社确实在大陆上占多数，而纳贡的民社则在各岛上占多数。罗马人虽然并不打算在有希腊文明的西西里或撒丁岛设立意大利殖民地，罗马政府却无疑早已决定不仅要征服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以外的蛮族之地，还要随着征战的进展，在那里建立一些源于意大利且享有意大利权利的新民社。因此，他们的海外领土不仅被作为附属地，而且注定要永远如此。而依据法律划分的置于执政官权力之下的官方领土——罗马人的大陆领土——则将成为疆域更广的新意大利，这领域将从阿尔卑斯山延伸至爱奥尼亚海。固然，最初“意大利”这一地理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意大利盟邦”这一政治概念，有些地方较之广阔，有些地方则较之狭隘。可是就在如今，罗马人已把远至阿尔卑斯山的所有地方都视为“意大利亚”了，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是“斗篷人”现在或未来的领土。正如北美洲过去和现在的情形，其疆界先以地理的意义形成，然后随着殖民地的推展，逐渐以政治意义占领其地[12]。

亚得里亚海沿岸之情形

在亚得里亚海的入口处，罗马人于迦太基战争结束之前（罗马纪元510年即公元前244年）终于建立了那至关重要且谋划已久的布林迪西[13]殖民地，从此罗马确定了其在此海的霸主地位。在西海，罗马曾不得不驱逐对手；在东海，希腊人之间的互相争斗使得希腊半岛的所有国家都无法获得或保持强大的权势。其中最大的国家马其顿受埃及的影响，被埃托利亚[14]人逐出亚得里亚海的上游地区，被亚该亚人逐出伯罗奔尼撒[15]，甚至无力抵挡北方蛮族的侵袭。罗马人渴望抑制马其顿和其天然同盟叙利亚王，他们如何密切地参与以此为目标的埃及政策，这一点可从一个值得注意的提议中看出：由于贝勒尼基（Berenice）被杀，埃及王托勒密三世[16]（PtolemyⅢ）与叙利亚王塞琉古二世[17]（Seleucus Ⅱ，罗马纪元507—529年即公元前247—前225年在位）交战，马其顿可能与叙利亚联合作战，刚刚结束迦太基之战的罗马则愿意向埃及提供援助。一般说来，罗马与希腊化的各国关系日趋亲密，元老院甚至早已与叙利亚交涉，并为了同族的伊利昂人而调停前面提及的塞琉古之战。

罗马目前没有直接干涉东方各国的事务，只因没有必要为之。亚该亚同盟（此同盟本可强盛起来，但因阿拉托斯（Aratus）狭隘的朋党政策而受阻）、军事冒险者的埃托利亚共和国和日渐衰落的马其顿帝国相互牵制，无需罗马插足其间。而那个时期的罗马对于海外领土，不仅不加以索取，还尽量避免。阿卡尔那尼亚人称其是希腊人中唯一没有参与毁灭伊利昂之战的人，并以此为理由恳求埃涅阿斯[18]的后裔帮助他们抵抗埃托利亚人，元老院确实有做外交调停之意。然而，当埃托利亚人以其傲慢的方式给予回应时，尚古的罗马元老院并未为此所激而发动战争，而这场战争若真的发动，则可能为罗马除去世仇马其顿人（约罗马纪元515年即公元前239年）。

伊利里亚人对斯科德拉发动海盗式远征

在当时的情势之下，亚得里亚海唯一繁荣的行业当然就是海盗了，意大利的商业为此损失惨重。然而，即使对作恶多端的海盗，罗马人也以非常的耐心加以容忍——这当然与他们厌恶海战且海军力量薄弱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最后，他们终于忍无可忍。马其顿不欲再执行保护希腊商业免受亚得里亚海盗侵扰的任务以利其敌，斯科德拉的统治者们得到马其顿人的支持，便诱使伊利里亚各部落——约与现在的达尔马提亚[19]人（Dalmatians）、门的内哥罗人（Montenegrins）、北阿尔巴尼亚人相当——合伙进行大规模的海盗式远征。

伊利里亚人乘着两排桨快船，即著名的“里伯尼亚（Liburnian）艇”，在海上和沿岸各地，与所有的邦国作战。这些地区的希腊殖民地，岛城伊萨（Issa，今利萨）和法罗斯（Pharos，今莱西纳），重要港口埃比达姆诺斯（Epidamnus，今都拉斯）和阿波罗尼亚（Apollonia）自然深受其害，屡遭蛮族侵袭。海盗们继续南下，在伊庇鲁斯最繁荣的城市腓尼斯建立了基地，伊庇鲁斯人和阿卡尔那尼亚人，半自愿半被迫地与这些外来的盗匪结成了不合情理的同盟，远至伊利斯（Elis）和麦西尼（Messene）的沿海地带都不安全了。埃托利亚人与亚该亚人聚集其所有的船只，意图制止海盗的恶行，但却只是徒然。在公海上的一场战役中，他们被海盗及其希腊联盟所击败，那富饶且地位重要的科西拉岛（Corcyra，今科孚岛）竟最终落入了海盗之手。意大利的航海者怨声载道，罗马的旧同盟阿波罗尼亚人请求援助，被围困的伊萨人急切陈请，终于促使罗马元老院派遣使者前往斯科德拉。盖乌斯及其弟卢修斯·科隆加尼乌斯前往该地，要求阿格隆王（Agron）平定骚乱。但该王答道，依照伊利里亚人的国法，海盗私掠为合法买卖，政府无权制止。于是，卢修斯·科隆加尼乌斯回答说，既然如此，罗马便有职责来为伊利里亚人制定一部更好的法律。这一回答当然不是委婉的外交辞令，于是，两使者之一在归国途中被杀，罗马人称凶手是奉国王之命，他们要求交出凶手，结果遭到了拒绝。元老院现在已别无选择。罗马纪元525年即公元前229年春，一支由20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载着登陆部队，出现在阿波罗尼亚海外。海盗船闻风逃窜，登陆部队则摧毁了海盗的堡垒。当时阿格隆王已死，其子平纳（Pinnes）尚未成年，由王后图达（Teuta）摄政。图达被困于最后的避难所，不得不接受罗马提出的条件。斯科德拉的统治者们在南北两方再次局限于原先的狭窄疆域，不但被迫放弃了所有的希腊城镇，而且还交还了达尔马提亚的阿尔迪安（Ardiaei），埃比达姆诺斯附近的帕提尼（Parthini）以及伊庇鲁斯北部的阿丁达尼（Atintanes）。伊利里亚的武装船将来不许进入里苏（Lissus，今阿莱西奥，位于斯库台湖[20]和都拉佐之间）以南，非武装船结伴驶至该地的不得超过两艘。罗马用最明智且最有效的方式压制了海盗的恶行，争得了亚得里亚海的海上霸权。

但是罗马人更进一步，占据了东岸。斯科德拉的伊利里亚人成为了向罗马纳贡的属民。法罗斯的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原本忠于图达，现在却为罗马服务，他被晋升为属国的君主，又成为罗马的同盟，治理岛屿和达尔马提亚沿岸地区。希腊城镇科西拉、埃比达姆诺斯、阿波罗尼亚以及阿丁达尼民社和帕提尼民社均以温和的联盟方式附属于罗马。这些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所获之地，其范围还未达到需派遣特任助理行政官的地步。科西拉和其他地方似乎仅派遣了次等官员，这些地区的监督权似乎也交到了治理意大利的最高行政官手中[21]。因此，亚得里亚海最重要的航站，如同西西里和撒丁岛一样，也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了。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罗马在亚得里亚海上游缺乏一个优良的海军根据地，而其在意大利海岸的领土并不能弥补这一缺陷。罗马的新盟邦，尤其是希腊的商业城市，将罗马人视为他们的救命恩人，无疑会尽其所能维系住这样一个有力的保护者。在希腊，没有一个人反对这种动向。相反，这个解放者赢得了大家的啧啧称赞。亚该亚同盟在希腊兵力最强，拥有10艘战船，现在蛮族的200艘船只竟代替那10艘战船驶入希腊人的港口，并完成了希腊人未能完成的任务，这时希腊人的欢欣与羞愧之感究竟孰重，恐怕还是个问题。但是，虽说希腊人因需外国人来拯救本国受压迫的同胞而感到耻辱，可他们至少和颜悦色地接受了这种援助。他们抱着庄严的态度接纳罗马人居于希腊民族之列，允许他们参加地峡运动会[22]和厄琉息斯秘仪。[23]

马其顿未作任何表示，它既不能诉诸武力，又不屑于以口舌抗议。因此罗马人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然而，罗马人由于拿到了进入邻国的钥匙，便将马其顿变为了敌人，设若此邻国恢复势力或遇可乘之机，则必然会打破沉寂。如果那精明能干的安提柯三世[24]（Antigonus Doson）能活得再久一点，他一定会接受罗马人的宣战。因为数年之后，当法罗斯的君主德米特里乌斯脱离罗马的霸权，违背条约而与伊斯特拉人合营海盗业，并攻克已被罗马人宣告独立的阿丁达尼时，安提柯曾与之结盟，而在塞拉西亚战役[25]（罗马纪元532年即公元前222年）中，德米特里乌斯的军队也曾与安提柯的军队协同作战。但安提柯已经死了（罗马纪元533—534年即公元前221—前220年的冬天），他的继承人腓力年纪尚幼，竟准许执政官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去攻打马其顿的同盟，摧毁了其都城，并将他逐出王国，使其流亡海外（罗马纪元535年即公元前219年）。

意大利北部

位于亚平宁山以南的意大利本土，在塔伦特姆陷落之后，一直都平安无事。与法勒里的六日之战（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只不过是个小插曲。但在北方，介于盟邦领土与意大利天然疆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仍有一大片广阔的区域是不绝对属于罗马的。在亚平宁山以外，罗马人只拥有一片狭窄的区域，即自安科纳（Ancona）以上的埃西河（Aesis）至塞色那以下的卢比康河[26]，大致相当于近代福里和乌尔比诺两省之地。在波河以南，强大的凯尔特人部落波伊部仍据地称雄（从帕尔马[27]至博洛尼亚[28]）。在他们附近，东边的林哥尼部和西边的阿那雷部——二者都可能是附庸于波伊的两个凯尔特人小邑——则占据了平原。在平原的西端，利古里亚人与孤立的凯尔特部落逐渐融合，定居于阿雷佐[29]（Arezzo）与比萨以西之间的亚平宁山上，占据了波河的发源地。波河以北之平原的东部，大约从维罗纳至海岸，被维内蒂人[30]所占有，他们异于凯尔特人，可能属于伊利里亚人。在这些地区和西部山脉之间，居住着塞诺马尼部落（大致在今布雷西亚和克雷莫纳一带），他们很少与凯尔特人共同行动，可能大部分跟维内蒂人和因苏布雷人[31]（在米兰附近）来往。因苏布雷人是意大利境内的凯尔特族中人数最多的族群，不仅与分布在阿尔卑斯山谷的半凯尔特半非凯尔特人的小民社保持联系，还与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凯尔特人来往密切。阿尔卑斯山的门户，通航230英里的大河，以及当时文明化的欧洲最广阔肥沃的平原，都仍然掌握在意大利的世仇手中。这些部族虽已衰弱，但即使在名义上都不附属于罗马，且仍旧不断骚扰邻国，保持着他们蛮族的风俗习惯，散居于广阔平原各处，继续以放牧和劫掠为生。罗马人迫不及待地要占领这些地方乃是意料之中的事，再加上凯尔特人似乎逐渐忘记了罗马纪元471年（即公元前283年）和472年（即公元前282年）的战败，又开始蠢蠢欲动，因此罗马人更要这样做了。而更加危险的是，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凯尔特人又出现在了阿尔卑斯山以南。

凯尔特之战

事实上，波伊人已于罗马纪元516年即公元前238年再起战端，他们的首领阿提斯（Atis）和加拉塔斯（Galatas）也在未经全国大会的授权下，号召阿尔卑斯山以外的高卢人与其联合作战。高卢人纷纷响应，罗马纪元518年即公元前236年，一支意大利久已未见的凯尔特军驻扎于亚里米伦。罗马人当时兵力还太弱，不敢应战，于是提出缔结停战协议。为了拖延时间，他们允许凯尔特人派遣使者前往罗马，使者到达元老院后，竟要求割让亚里米伦——布伦努斯时代似乎再次来临了。但战争还未爆发，便因一件意外之事而宣告结束了。波伊人对那些不请自来的同盟心存不满，又害怕自己的领土被侵占，于是跟阿尔卑斯山以外的高卢人起了冲突。这两个凯尔特部族竟公然开战，波伊人的首领被本族人杀害之后，那些高卢人便重返故土。波伊人被交到了罗马人手中，罗马人像驱赶席诺尼部一样，随意地将他们逐出境外，至少一直驱赶至波河。但由于波伊人割让了几处地区，罗马人因此停止了对他们的战争（罗马纪元518年即公元前236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罗马人预料到会与迦太基人再次开战，但是此战却因撒丁岛的割让而得以避免，罗马政府便意在尽快将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地区全部纳入版图。所以，凯尔特人时刻担忧着罗马人的入侵，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然而，罗马人并不急于采取行动。于是凯尔特人抢先挑起战端，其原因或许有以下三种可能：一、罗马人在东海沿岸实行颁田制（罗马纪元522年即公元前232年），此事虽不是直接针对凯尔特人，但他们却察觉到了危险；二、他们觉得为了争夺伦巴第[32]（Lombardy），与罗马必有一战；三、生性急躁的凯尔特人厌倦了安居的生活，想要拿起武器再次征战。其中最后一种的可能性最大。除了塞诺马尼部与维内蒂人联合起来声援罗马人之外，意大利所有的凯尔特人都赞成开战，罗讷河（Rhone）上游的凯尔特人也加入了此战，后者可谓是此带的冒险者，其首领是康科里达努斯（Concolitanus）和阿涅罗斯图斯[33]（Aneroestus）。

凯尔特人的首领率领5万步兵，2万骑兵及战车兵，向亚平宁山进发（罗马纪元529年即公元前235年）。罗马人没有料到此地会遭受攻击，也没有料到凯尔特人会不顾他们在东海岸设立的堡垒及其同族人的防卫，竟直攻首都。不久之前，与此相似的一大群凯尔特人也曾这般蹂躏希腊。此次危机相当严重，且从表面上来看，比实际更加严重。所有人都相信罗马这次在劫难逃了，罗马的土地注定要归高卢人所有了。这些言论在罗马传播开来，以致罗马政府为了缓和民众的迷信心理，不惜做出更加荒谬的事，竟将一个高卢男人和一个高卢女人活活烧死在罗马广场，以应宿命的定数。同时他们又作了更严肃认真的准备。当时，两名执政官各率领25000名步兵和1100名骑兵，一个是盖乌斯·阿提里乌斯·雷古鲁斯（Gaius Atilius Regulus），驻扎在撒丁岛，另一个是路奇乌斯·埃米里乌斯·帕普斯（Lucius Aemilius Papus），驻扎在亚里米伦。两支军队都奉命立即赶赴形势最严峻的伊特鲁里亚。由于塞诺马尼部与维内蒂人均为罗马的同盟，凯尔特人不得不留下一支卫戍部队留守本土。现在，受罗马召集的翁布里亚人从其所居的山区出发，肆意进攻波伊的平原，敌人在其本土上伤亡惨重。埃特鲁斯坎人与萨宾人的民兵应占领亚平宁山，可能的话，还应堵塞山路，以待正规军的到来。在罗马，一支5万人的后备军组建完成。整个意大利现在都将罗马视为其真正的战友，凡能从军的男子一律应征入伍，战争所需物资也尽数搜集完成。

特拉蒙之战

然而，这一切需要时间。既然罗马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那么至少挽救伊特鲁里亚已为时过晚。凯尔特人发现亚平宁山的防卫薄弱，未遇抵抗便劫掠了托斯卡纳那久未有敌人出没的丰饶平原。当执政官帕普斯率领的亚里米伦军出现在凯尔特人侧翼时，后者已到达距罗马城仅三日路程的克鲁修姆。而埃特鲁斯坎民兵则在越过亚平宁山之后，已在高卢人的后方集结，追踪敌人的行军路线。一天晚上，两军都已安营扎寨，燃起营火，凯尔特的步兵突然拔营而去，朝费苏里（Faesulae）撤退：当晚，骑兵已占领前进据点，翌日清晨也跟上了主力部队。托斯卡纳的民兵原先驻扎在敌营附近，当其发觉敌人离去时，以为敌军开始溃散，便匆忙追击。高卢人料到了这一结果，他们的步兵早已在一个精选的战场上严阵以待，罗马民兵急行而至，军队散乱不堪，士兵疲惫不已。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民兵6000人被歼灭，其他被迫逃至山头，若不是执政官率领的军队及时赶到，他们一定会全军覆没。高卢人见状连忙向本土撤退。他们计划阻止罗马两军会合，然后将较弱的一军歼灭，但这一妙计只有部分获得了成功。现在，在他们看来，当务之急应该是将其大量的战利品安置于安全地点。

为了行军便利，他们从当时所在的丘西[34]出发，向平坦的海岸进军，然后沿岸而行，却不料半途遭遇大敌。这就是在比萨登陆的撒丁军，他们原想阻断亚平宁山路，但因来迟了只得作罢，于是他们立即朝着与高卢人相反的方向沿岸前进。两军在特拉蒙（位于翁布罗内河河口）附近与敌人相遇。罗马的步兵沿大路以密集阵线推进，执政官盖乌斯·阿提里乌斯·雷古鲁斯则亲自率领骑兵侧向移动，以对高卢人的侧翼发动攻击，同时尽快告知帕普斯率领的另一支罗马军。一场激烈的骑兵战爆发了，雷古鲁斯与许多英勇的罗马士兵都阵亡了。但他并没有白白牺牲，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帕普斯得知战事发生，并判明了当时的形势，他立即整备军团，凯尔特人受到了罗马人的两面夹击。凯尔特人英勇不屈，分头抗战，阿尔卑斯山以外的高卢人与因苏布雷人迎战帕普斯军队，阿尔卑斯山的陶里斯克人（Taurisci）与波伊人迎战撒丁军，骑兵则于侧翼奋战。在人数上，双方兵力不相上下，而且高卢人身处绝境，不得不倾尽全力。但阿尔卑斯山以外的高卢人惯于白刃战，在罗马散兵箭矢的攻击下败下阵来。在交手战中，罗马的武器锻冶较佳，高卢人处于劣势。最后，胜利的罗马骑兵攻击敌人侧翼，决定了战局。凯尔特骑兵落荒而逃，步兵则在海岸和三面罗马大军的包围之下无路可走。1万名凯尔特人及其首领康科里达努斯被俘，其余4万人均战死沙场。阿涅罗斯图斯及其随从则依凯尔特习俗而自杀。

凯尔特人在其本土发动攻击

大获全胜之后，罗马人决心彻底征服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凯尔特人，以防再次遭到这样的突袭。次年（罗马纪元530年即公元前224年），波伊部未加抵抗便与林哥尼部一同投降。又过了一年（罗马纪元531年即公元前223年），阿那雷部也投降了。至此，波河以南的平原地区全部落入罗马人之手。对波河以北地区的征服则需要一场更加艰苦卓绝的战斗。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Gaius Flaminius）在新获得的阿那雷部领土上（皮亚琴察附近）渡河，然而在此过程中他损失惨重，尤其是在彼岸登陆时遭受了极大损失。在背水无援的情况下，他只能与敌人缔结休战之约，以确保能够自由撤退。愚昧的因苏布雷人竟欣然同意了。但是，他脱身之后便立即到了塞诺马尼部境内，并与他们联合，再次从北方进入因苏布雷人的城邑。高卢人这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他们从女神殿中取出那名为“不可动摇”的金像，以5万强兵向罗马人发起挑战。罗马人当时的处境非常危险：他们的营地背对着一条河（可能是奥格利欧河），他们与本土之间是敌人的领土，战争援助和撤退路线都只能依赖于塞诺马尼部，而后者并不可靠。但他们别无选择。罗马军中的高卢部队被置于河流的左岸，右岸则是与因苏布雷人对峙的罗马军团。他们将桥梁悉数破坏，以防受到不可靠盟邦的袭击，至少能保住其后路。

凯尔特人被罗马征服

如此一来，河流无疑切断了罗马人的退路，他们要想返回本土就必须穿过敌阵。但罗马人凭借精良的武器和严格的纪律取得了胜利。军队直接从敌阵穿过，成功突围，罗马人的战术再度补救了将军的失误。此次胜利应归功于士兵和军官，而非将军，将军之所以能凯旋，只是因为民众违反元老院的公正判决而偏袒将军。因苏布雷人欣然求和，但罗马人要求无条件投降，而事态却尚未发展到如此地步。因苏布雷人试图在其北方同族的援助下保住自己的领土，次年（罗马纪元532年即公元前222年），罗马的两名执政官又率军从塞诺马尼部入侵，因苏布雷人从北方同族和本国征集了3万佣兵进行抵抗。激烈的战斗在数个战场爆发，因苏布雷人为了分散罗马的兵力，对波河右岸的罗马堡垒克拉斯提迪乌姆（Clastidium，位于帕维亚以南）发起进攻，高卢王维尔度马鲁斯（Virdumarus）被执政官马尔库斯·马塞勒斯（Marcus Marcellus）手刃。但是，经过一场凯尔特人先略胜一筹而罗马人最终大获全胜的战役之后，执政官格涅乌斯·西庇阿（Gnaeus Scipio）攻陷了因苏布雷人的首都麦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此城与科姆（Comum）的沦陷使得因苏布雷人终于停止了反抗。至此，意大利境内的凯尔特人完全被征服了。罗马人曾在海盗之战中向希腊人展示了其在海洋主权上与希腊的不同之处，同样地，他们如今也揭示了其守卫意大利门户以抵御强盗的方法与马其顿守卫希腊门户的方法有所不同。尽管意大利内部纷争不断，但面对共同敌人时他们却能团结一致，形成统一战线，而希腊人则四分五裂，犹如一盘散沙。

意大利的罗马化

罗马的边界已经延伸至阿尔卑斯山，波河的整片平原或沦为罗马的属地，或像塞诺马尼部和维内蒂一样被同盟属国所占领。然而，要收获胜利的成果并将此地罗马化，还需假以时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罗马人采取了数种不同的方法。在意大利西北部的山区，于阿尔卑斯山和波河之间的偏远地区，他们大致容忍了原有居民的存在。那些号称对利古里亚人发动的战争（始于罗马纪元516年即公元前238年），实际上只是为了猎取奴隶而已，并不能称之为战争。那些城邑和乡村虽臣服于罗马，但罗马在此地的主权却只是徒有虚名。罗马远征伊斯特拉（罗马纪元533年即公元前221年），其目的似乎不仅仅在于破坏亚得里亚海海盗的最后潜伏据点，并在意大利征服地和其他海岸的征服地之间建立沿海陆上交通。另一方面，罗马人注定要将波河以南的凯尔特人全数消灭，毫无商量的余地。因为凯尔特族联系较为松散，若非贪图金钱，北方的凯尔特人绝对不会与其在意大利的族人联合。罗马人不仅将他们视为民族公敌，而且认为他们是天然遗产的篡夺者。罗马纪元522年即公元前232年，土地的分配使安科纳至亚里米伦到处都是罗马的殖民者。类似的措施也在执行，要驱逐和歼灭像凯尔特人这样的半蛮族其实并不困难，因为他们仅一部分务农，又缺乏筑有城墙的城镇。约80年前，北方大道已从奥特里科利（Otricoli）修到了纳尔尼（Narni），不久前（罗马纪元514年即公元前240年）又延伸至新建堡垒斯波列提乌姆（Spoletium）。现在（罗马纪元534年即公元前220年），则经由新建的市镇福利尼奥[35]（Forum Flaminii），通过佛尔洛（Furlo）隘口，到达海岸，再沿此岸由法农（Fanum，即Fano）至亚里米伦，并将其命名为“弗拉米尼亚大道[36]”。这是第一条穿过亚平宁山区、连接意大利两海的人工道路。罗马人热切地将他们的城镇安置在新获得的丰腴之地上。在波河的右岸，为了保护通航，他们建起了坚固的堡垒普莱森提亚（Placentia），左岸则已为克雷莫纳奠基。从波伊人手中取得的穆蒂纳（Mutina，今摩德纳[37]），其城墙的修筑工程已在积极进行。罗马人准备进一步分配土地并继续修建大道，但突发事件却使他们无法收获胜利的果实。

[1]爱奥尼亚海，地中海的支海。在希腊以西、西西里岛以东和意大利东南之间。地中海最深点（4900公尺即16000英尺）即在希腊南面这一海域。通过墨西拿（Messina）海峡同第勒尼安（Tyrrhenian）海相连；通过奥特朗托（Otranto）海峡与亚得里亚海相通。——译者注

[2]莱昂蒂尼，古希腊城邦，位于地中海西西里岛东南部，原为西塞尔人所占有。公元前729年哈尔基斯人向该地移民。——译者注

[3]迈加拉，又译作“墨伽拉”。希腊城市。在阿提卡和科林斯之间，临萨罗尼克湾，人口1.8万。北有峻山，南为平原。公元前8世纪商业发达，是古希腊哲学家欧克莱得斯的诞生地。农业和养禽业发达。——译者注

[4]陶尔米纳（Taormina），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省内，位于墨西拿和卡塔尼亚之间，人口约九千九百。公元前400年陶尔米纳曾是古希腊的殖民地。公元前212年又归罗马帝国管辖。——译者注

[5]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签订的和约命迦太基人割让西西里与意大利间的岛屿，撒丁岛不在割让之列已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但是据说媾和三年之后罗马借口和约而占据撒丁岛，这纯属无稽之谈。他们如果这样做，不但在政治上不顾廉耻，在外交上也不免愚昧无知。

[6]我们一方面由“西西里人”出面控诉马塞鲁斯，一方面由“全西西里各民社联合请愿”，由熟知的类似事件可以推知这是实情。我们绝不能因为各市之间无财产权，便断定其无集会权。

[7]在各行省，罗马垄断造金银钱币之权没有其在意大利那样严格，这显然是因为不按罗马本位铸造的金银钱币不甚重要。但通常来看，就是在各省，造币厂无疑也仅限于铸造小铜币，甚至不过铸造小银币。罗马属下的西西里最受优待的民社，如玛末丁、森都利波、阿列萨、赛介斯达和帕诺穆，其所造的钱币也均以铜币为主。

[8]希罗说：“他知道罗马人仅用罗马或意大利的步骑，用外国兵最多不过作轻装队伍。”此话即含有此意。

[9]塞杰斯塔是古希腊城市之一，由伊利米人（Elymians）创建，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部。塞杰斯塔在历史上长期和塞利农特对立。在公元前580年至前576年之间两者就曾有对立。公元前545年时两者亦曾有冲突。公元前415年时，塞杰斯塔向希腊的雅典求助，成为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原因。——译者注

[10]我们略考地图或看那允许森都利波居西西里任何部分的奇特规定，便能立即朋白此事。他们既为罗马做侦探，便须有极大的行动自由。再者，森都利波似乎首先归附罗马的城市。

[11]波河，意大利最大河流。发源于意大利与法国交界处的科蒂安山脉海拔3841米的维索山，注入亚得里亚海。河流全长652千米，流域面积约为7.5万平方公里，河口多年平均流量735立方米每秒，年均径流量231.8亿立方米。——译者注

[12]意大利为罗马的本部或执政辖区，与海外领域或将军辖区截然不同。这区别似乎在第六世纪时便已见于种种应用。祭仪中有某种祭司不得离开罗马的规定，据说意在不准他们渡海。又有一条旧章规定，执政官仅能在“罗马土地”推举独裁官。罗马纪元544年即公元前210年，有人为这一规定进行解释，谓“罗马土地”包括全意大利，这一说法将上述区别表达得更为朋确。在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之间的凯尔特地方特设一个省区，以别于执政官辖区而另属于一个长官，这是苏拉所为。当然此说绝不是反对下面的见解，即在第六世纪加里亚或阿利密农已常常被称为一个执政官平时的辖区。我们熟知，在古文中，provincia一词的意义不是我们现今所谓的province，不是分给一位常任长官的一片朋确地域，而仅是法律、元老院的法令或协议所规定某一长官应尽的职责。就这种意义而言，诚然可谓一个执政官负治理北意大利之责，此事为一时的常规。

[13]布林迪西，意大利东南部城市。临亚得里亚海的奥特朗托海峡。城筑于一个小海湾内的半岛上，有东、西两个港口。——译者注

[14]埃托利亚，尤其是普列隆（Pleuron）和卡利敦（Calydon）两城，在早期传说中极负盛名。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Augustus）把埃托利亚纳入罗马的亚该亚（Achaea）省。15世纪，这一地区先后由阿尔巴尼亚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统治。希腊独立战争时期（1820年代），这里是鏖战的沙场。——译者注

[15]伯罗奔尼撒位于希腊南部，人口98.6万。岛上不仅有丰富的历史典故和古迹，如最早的奥林匹克体育馆、阿伽门农的迈锡尼等，还有细腻优质的海滩、碧绿的海湾，以及原始质朴的马伊纳山区。——译者注

[16]托勒密三世（约公元前276—前221年），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第三位法老（公元前246—前221年在位）。他是托勒密二世与阿西诺亚二世的长子。——译者注

[17]塞琉古二世，是塞琉西王朝的一个叙利亚国王（公元前246—前225年在位）。他在与埃及法老托勒密三世发生的第三次叙利亚战争中失利，被迫将叙利亚北岸沿海地区割让给埃及。——译者注

[18]埃涅阿斯（希腊文：Αινεας，Aineías），特洛伊英雄，安基塞斯王子与爱神阿佛洛狄忒（相对于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维纳斯）的儿子。——译者注

[19]达尔马提亚是克罗地亚的一个地区，行政中心是斯普利特，包括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达尔马提亚群岛和附近1000多个小岛，总面积1.3万平方公里。——译者注

[20]巴尔干半岛最大湖泊，在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边境。原为海边潟湖，后因地壳轻微下沉而加深。离亚得里亚海12公里，湖面海拔12米。长40公里，宽6.4～12公里，面积370平方公里（其中222平方公里属南斯拉夫）。——译者注

[21]罗马有一个常驻科西拉的统兵官，朋见于波里比阿书，又有同一例见于李维书叙伊萨一事。此外，我们有与之类似的praefectus pro legato insularum Baliarum和Pandataria的太守。所以任非元老院的太守治理远方岛屿，似为罗马政府的成规。可是依理而言，这些“代理官”势必有更高级长官来推举和监督他们，而当时这更高级长官只能是执政官。以后马其顿和阿山南的加里亚两省既立，便委任两个太守之一执行更高级的行政管理权。现在谈到的地域即以后罗马的伊里利库姆省的核心，一部分属于恺撒的辖区，这是人所共知的。

[22]地峡运动会在科林斯地峡的乡间圣地举行，这一地峡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中部的狭窄陆地连接处。地峡附近的城市科林斯主办这一运动会，直至公元前146年科林斯城被罗马毁坏为止。此后运动会一度移至西基翁举行。公元前40年，科林斯再度取得主办权，到公元40年，运动会回到地峡举办。——译者注

[23]厄琉息斯秘仪，是古希腊时期位于厄琉息斯的一个秘密教派的年度入会仪式，这个教派崇拜得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厄琉息斯秘仪被认为是在古代所有的秘密崇拜中最为重要的。这些崇拜和仪式处于严格的保密之中，而全体信徒都参加的入会仪式则是一个信众与神直接沟通的重要渠道，以获得神力的佑护及来世的回报。——译者注

[24]安提柯三世是昔兰尼加国王德米特里之子，马其顿国王德米特里一世之孙。他在其堂兄德米特里二世去世后，以摄政的名义夺取了德米特里二世年幼的继承人腓力五世的全部权力，实际上成为马其顿的国王。——译者注

[25]塞拉西亚战役（希腊语：Μχητης Σελλασας）于公元前222年爆发，由安提柯三世领导的马其顿王国和亚该亚同盟的联军对抗斯巴达克里昂米尼三世军队。战斗发生在拉科尼亚北部边境上的塞拉西亚，以马其顿和亚该亚联军获得胜利告终。——译者注

[26]据晚近最精密的地方考察，卢比康河即是在Savignano附近的Fiumicino河，可是此河上游今已改道。

[27]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平原南缘，临帕尔马河，东南距博洛尼亚89公里，人口18万，建于公元前183年。十九世纪初为奥地利控制下的公国。——译者注

[28]博洛尼亚，意大利城市。位于波河平原南缘、亚平宁山脉北麓，农产品集散地，商业中心。——译者注

[29]阿雷佐，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城市，阿雷佐省首府。阿雷佐曾经历埃特鲁斯坎（Etruscan）人的殖民与罗马帝国的统治，公元1384年又成为佛罗伦萨的属地，今天是欧洲颇负盛名的精工之城。——译者注

[30]意大利东北部古代民族。约公元前1000年来到此地，占有南至波河、西至维罗纳附近地区。——译者注

[31]米兰最早的定居者是因苏布雷人（Insubres），公元前4世纪，因苏布雷人进入北意大利，并与定居在当地的伊特鲁里亚人发生冲突。——译者注

[32]伦巴第（Lombardy）是意大利北部大区，北与瑞士相邻。其境包括贝加莫、布雷西亚、科莫、克雷莫纳、帕维亚、松德里奥、瓦雷泽、曼图亚、米兰九省。面积2.38万平方公里。意大利最重要的经济区。——译者注

[33]波里比阿称这种人为“阿尔卑斯山和罗尼河的凯尔特人，他们因作雇佣兵被称为Gaesati（佣兵）”，卡庇托尔的纪年称他们为Germani。当代编年史家用这一名称或专指凯尔特人，而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的历史研讨才使编辑纪年的人视他们为“日耳曼人”。另一方面，如果年代纪中提到的日耳曼人以当代的记录为本——如若是，这便是这个名称最古老的称述——我们须认为这一名称所表示的不是以后所谓的“日耳曼种族”，而是凯尔特人的一个部落。而且据第一流的语言学家的意见，Germani一名原非日耳曼语，而是凯尔特语，或有“呼喊者”的意义，上述臆说似乎更加可取了。

[34]丘西是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锡耶纳省的一个市镇，该镇的名胜有丘西伊特鲁里亚博物馆和罗马式主教座堂。——译者注

[35]意大利中部城市，在佩鲁贾东南，临特韦雷河上游支流托皮诺河，是翁布里亚平原通向亚得里亚海的要塞。——译者注

[36]弗拉米尼亚大道是一条重要的罗马道路，南起罗马，北到亚里米伦，是通往北方最重要的一条道路。——译者注

[37]摩德纳（Modena），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的南岸，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摩德纳省省会，是意大利传统的工业、农业重镇，也是意大利最安全的风景游览胜地和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拥有意大利“美食天堂”、“引擎之都”的美誉。——译者注

第四章　哈米尔卡和汉尼拔

和平之后迦太基的境况

迦太基于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与罗马缔结条约，该条约给迦太基带去了和平，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今西西里最大部分的贡物流入敌人府库而非迦太基国库，这还只是他们损失的最小部分。让他们更为遗憾的是，一直以来他们都希望能够垄断地中海东西部之间的所有海岸线，而就在这个目标即将达成之际，他们却不得不将其放弃。此外，他们看见整个商业体系土崩瓦解，地中海西南部地区原本是由他们单独掌控，西西里岛沦陷以后，该地区却变为对各国开放的通路，意大利商业也完全不受腓尼基人支配。不过，素求安定的西顿人或许已经说服自己接受这种结果，他们已遭受同样的打击；他们曾被迫与马塞利亚人、埃特鲁斯坎人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分享原本为他们所独有的领地；甚至到了今日，他们所保有的领地——非洲（全称阿非利加洲）、西班牙和大西洋的门户也足以使之强大兴盛。但实际上，谁能保证他们至少继续拥有这些呢？雷古鲁斯[1]提出要求，并且总能非常接近他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些只会被那些自愿遗忘的人忘却；罗马从意大利出发的征伐已大获成功，如果转而从利利贝乌姆出发重新开始，那么毫无疑问，迦太基必然覆灭，除非敌人失手或幸运之神眷顾并将其解救。的确，他们现在持有一纸和约，但对于这和约的认可曾悬于一线之间，他们深知罗马舆论如何看待促成该和约的条款。罗马或许尚未考虑征服非洲，它至今仍因据有意大利而深感满足；但如果迦太基的存在依靠于这种满足感，那么其前景着实堪忧；谁又能保证罗马人不会为意大利政策之便利灭其非洲邻国而不是将其列为附属之国呢？

迦太基主战派和主和派

简而言之，迦太基只能将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和约视为一种休战协定，即使战争必然再起，也不能利用它来备战；它志不在报战败之仇，甚至不在弥补损失，而是为了保障自身生存，如此便可不依赖于敌人的善意而活。但是当一场毁灭战必然降临一个弱国之时，即使时间点并不确定，较为果敢且具有献身精神的智者也会立刻为这场不可避免的战斗做准备，在有利时机应战，并以攻击战术掩护防守策略，而他们却总受懒惰怯懦的民众所累，拜金主义者、年老体弱者及头脑简单者仅仅注重拖延时间，在和平中颐养天年，且不惜一切代价延迟终极决战。所以迦太基有一主和派，有一主战派，两派自然与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已然存在的政治分野联系在一起。拥护主和派的有行政部、元老会和百人会，由号称“伟人”的汉诺领导；拥护主战派的是民众领袖（尤其是德高望重的哈斯德鲁巴）以及西西里军队的将领，西西里军队在哈米尔卡的带领下大获成功，虽然此等成功并无其他建树，但至少向爱国人士展示了一种似能解助其脱困的方法。两派之间长期不和、斗争激烈，利比亚战争的爆发暂时中止了此类冲突。我们在上文已叙述过这场战争兴起的缘由。执政党不善管理、引发兵变，使得西西里官吏采取的所有预防措施都归于失败，又施行惨无人道的治理体系将此次兵变转为革命，最后终因不善用兵尤其是葬送军队的领袖汉诺不善用兵而使得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在这紧要关头，埃尔克特山的英雄——哈米尔卡·巴卡临危受命，将它从过失罪恶之祸中解救出来。他接受了该兵权，甚至在政府任命汉诺为其同僚之时也不辞其职，尽显慷慨大度之风。确实，当义愤填膺的军队将汉诺遣送回国，哈米尔卡再次保持良好的风度，应政府之恳求让度与他一部分兵权；尽管有敌人，尽管有这样的同僚，他依然能够以他对叛军的感召力、以他对努米底亚酋长的灵活处理方式、以他卓越的组织和统帅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平息叛乱，使造反的非洲归于忠诚（罗马纪元517年即公元前237年末）。

此次战争期间，爱国党派一度保持缄默，而今它却大声疾呼。一方面，这次灾祸使得当权寡头政府的极端腐败和不良特性显露无遗，不论是他们的无能，他们的结党营私，还是他们的倒向罗马方针，均是如此。另一方面，撒丁岛的沦陷以及罗马在当下所采取的恐吓态度都清楚表明，罗马宣战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迦太基头上，如果在当前形势下，迦太基与罗马开战，结果必然是腓尼基人会丧失在利比亚的统治权，这些即便是最低贱的人都能够明白。在迦太基，或许有不少人都因为对祖国的未来失去信心而移居到大西洋诸岛；谁又能够责备他们呢？可是高尚之士却不屑为自保而背弃祖国，伟人也享受在大多数善士所认为的绝境中迸发热情的特权。他们接受罗马提出的新条件，除了屈从他们别无他法，将新仇加于旧恨之上，并加以细心看管，这是受侵犯民族最后的本领。然后他们采取措施以图进行一场政治改革。[2]他们已非常明白这群当权者的不可救药：甚至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执政王族们既不忘怨恨，也未学新知。这群当权者漫无边际的厚颜无耻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现在竟控告哈米尔卡是引发雇佣兵战争的罪魁祸首，因为他未经政府授权，便擅自向西西里士兵许以金钱。如果这群军官和民众领袖想要推翻这个腐朽没落的政府，那他们在迦太基本部几乎不会遇到太大麻烦，但迦太基政府首脑已与罗马保持着近乎叛国的关系，在罗马境内这势必会遭遇较为强大的障碍。这种形势下，除了其他所有困难外，还出现了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他们所创的救国方法，不得让罗马人和亲罗马政府确切地知道。

哈米尔卡将军

所以他们未触及宪法，并令政府首领充分享有专属特权和公有财产。两个统帅——汉诺和哈米尔卡都在利比亚战争后期任迦太基军队首领，前者应受罢免，后者应任命为全非洲终身元帅，这个议案一经提议便获支持。经安排，哈米尔卡处于独立于管理集团的地位——他的对手称它为不合宪法的君权，加图称它为专政——只有公民大会能罢免其职并对其进行审讯。[3]甚至继任者的选择权也不在首都当局，而在于军队，即任长老或军官的迦太基人，他们的名字会与将军一起载入契约之中；当然，核准权仍然掌握在本国的公民大会手中。无论这是不是一种篡权行为，它都清楚表明了主战派视军队为其特殊领地。

这样看来，哈米尔卡的职责也并无太大特别之处。迦太基对各边境上努米底亚部落的战事从未停息；仅在不久之前，内陆的“百门之城”——德韦斯替（又称泰贝萨）已被迦太基人占领。继续边疆战事的任务分配给了非洲的新将领，而迦太基政府可在自己的直辖地内为所欲为，任务本身对于防止迦太基政府默许公民大会通过的关于此事的法令并无太大意义；罗马人可能也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哈米尔卡的作战计划　军队　公民

于是，哈米尔卡成为军队统帅，西西里和利比亚战役已经证明，如果命中注定会有人成为迦太基的救星，那么这个人便非他莫属。或许人类与命运的英勇抗争从未比他发动的战争更为英勇。人们指望军队救国，但要怎样的军队才能有救国之用呢？在利比亚战争中，迦太基的国民军在哈米尔卡的指挥下战绩不俗；但他很清楚，在危急关头率领城中商贾工匠背水一战是一回事，而将他们变成训练有素的士兵又是另外一回事。迦太基的爱国党派为他输送杰出的军官，不过其中当然也只有受教育阶级有代表。他没有国民军，至多只有几队利比亚腓尼基的骑兵。他的任务是把利比亚征兵和雇佣兵组成一支军队，这个任务在哈米尔卡这样的将领手里自然是有可能完成，但即使是他，也只有在按时按量发给部下粮饷的条件下才能做成此事。不过经西西里一役，他明白迦太基的国库收入都用在了迦太基本部更为紧急的事务上，而无力支付用于抗击敌人的军队开支。因此，哈米尔卡所进行的战争必须自给自足，而他原本在佩莱格里诺山小试的行动也须大规模开展。但长远来看，哈米尔卡不仅是一位军事领袖，而且是一位政党首领。他与执政党敌对，彼此矛盾不可调和，执政党伺机将其推翻，他不得不寻求公民支持；尽管他们的领袖清正廉洁、德行高尚，但民众却极为腐败，受不善的腐朽制度影响，他们习惯没有回报便不予付出。的确，紧急情况发生时，需要和热情可能会暂时居于主导地位，处处如此，甚至是最腐败的地方也不例外；但如果哈米尔卡希望迦太基民众永远都支持他的计划（该计划起码要在数年之后才能得以实施），他就不得不按期拨款给本国朋友以讨民众欢心。因此，他被迫向冷漠且腐败的民众祈求或购买拯救他们的许可；被迫忍气吞声、与他憎恶且时常打败他的傲慢之人周旋，以换取为达成目标不可或缺的喘息机会；被迫向那些自诩为祖国之主的遭人唾弃的卖国贼掩饰他的计划和蔑视——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少有志同道合之友，他孤身立于内外仇敌之间，利用双方的优柔寡断，当即行骗并公然挑衅他们，只为获得可与一国抗衡的资产、金钱和人力，而即使军队已做好作战准备，似乎也很难达到预想程度，更不可能赢得战争胜利。他还只是一个不过三十岁的年轻人，但当他准备远征之时，便似乎已有预感，要想实现奋斗目标或是不经远望便看见理想之地，均为情势所不容。离开迦太基时，他嘱咐九岁的儿子汉尼拔·巴卡[4]在主神圣坛前宣誓与罗马之名永世为仇，并在军营中培养汉尼拔及次子哈斯德鲁巴·巴卡和马戈——他称他们为“一窝小狮子”——让他们承袭他的计划、他的才智以及他的仇恨。

哈米尔卡朝西班牙行进　巴卡家族的西班牙王国

佣兵战役结束后（或许在罗马纪元518年即公元前236年春季），利比亚的新将领立刻离开迦太基。他似乎想要远征以抗击西方的自由利比亚人。他的军队尤以战象见长，沿海岸行进；海上舰队由他的忠实伙伴哈斯德鲁巴率领，与陆军相伴而行。突然消息传来，说他已在赫拉克勒斯之柱渡海并于西班牙登陆，他在那里与当地的土著人交战——迦太基当局抱怨他未奉政府之命，便擅自与无辜群众作战。无论如何，他们不能抱怨他忽视非洲事务；努米底亚人一再反叛，他的副官哈斯德鲁巴给了他们一个有力的打击，之后多年，边境方得安宁，几个迄今独立的部落也都归顺纳贡。至于他个人在西班牙所做何事，我们无法一探其详。哈米尔卡死后约三十年，老加图在西班牙看见他的光辉伟业的遗迹犹新，尽管他对迦太基人仇恨已深，却仍不禁赞叹说：没有哪一任国王可与哈米尔卡·巴卡比肩。至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哈米尔卡的战果仍向我们显示了他作为一名军人和政治家，在其生命的最后九年里（罗马纪元518—526年，即公元前236—前228年）所做出的成就——壮年时期，他在战场英勇杀敌，而就在他的计划趋于成熟之际，他却如沙恩霍斯特一般死去——在之后的八年间（罗马纪元527—534年，即公元前227—前220年），他的女婿哈斯德鲁巴继承了他的官职和计划，以其大将之风接手哈米尔卡开创的伟业。原本迦太基在西班牙海岸只有一个小型贸易仓库以及加的斯保护港，而且这个小型贸易仓库原被视为利比亚的附属地，后来哈米尔卡凭其将才在西班牙建起一个迦太基王国，哈斯德鲁巴又以其聪敏的政治手腕将这个王国巩固壮大。西班牙最美地区，即南部和东部海岸，都划入腓尼基领域，城市创建起来；最重要的是，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南部海岸唯一一处良港上建立了“西班牙的迦太基”（即卡塔赫纳），包括其创建者壮丽宏伟的“王宫”。农业发达，此外，由于人们幸运地发现了卡塔赫纳的银矿，矿业更为兴旺，一百年以后，该矿年产量超过36万磅（即3600万塞斯特斯）。远至埃布罗河的大多数城邦都依附于迦太基并向它纳贡。哈斯德鲁巴想方设法，甚至通过联姻，将各首领与迦太基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因此，迦太基在西班牙赢得了广阔的商贸和制成品市场；此地收入不仅能供养军队，而且还有盈余可汇到迦太基，留作储备金以供将来之用。此地在编制军队的同时，还打造精兵；另外还得在迦太基领地内定期征兵；战俘也被并入迦太基军团。附属城邦为迦太基提供充足的分遣队和雇佣兵，尽可能使其满意。士兵一生戎马、征战沙场，把军营视为他们的第二个家。他们忠于军旗，爱戴伟大的领袖，以表其爱国心。他们终日与英勇的伊比利亚人和凯尔特人作斗争，形成了一支可靠有用的步兵团，与优良的努米底亚骑兵相互配合。

迦太基政府与巴卡家族

就迦太基而言，巴卡家族[5]可畅行无阻。公民不被要求定期捐款捐物，相反，他们还能得到一些利益；西班牙商业弥补了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所受的损失；西班牙战争和在西班牙的军队多次大胜，成就斐然，不久便广为人知，以至于能够在特别的紧急情况下，如哈米尔卡战死后，将大批非洲援军调往西班牙。执政党无论受何影响，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在谈到蛊惑人心的军官和暴民时，不管好坏，只会相互抱怨或向罗马的朋友诉苦，以寻求安慰。

罗马政府和巴卡家族

罗马并未进行什么足以改变西班牙事态发展进程的大事。毋庸置疑，罗马人不作为的首要和主要原因必然是他们对这荒远半岛不甚了解——当然，这也是哈米尔卡选择西班牙而不是非洲本部来实行其计划的主要原因，非洲在其他方面可能并不逊色于西班牙。罗马派专员到西班牙就地搜集情报，迦太基众将军向他们做出解释加以应对，并保证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尽快供给罗马战争物资。对于这套说辞，元老院绝不可能相信，但他们或许仅领悟到哈米尔卡计划的直接目的，那就是，迦太基各岛在贡品和贸易方面都遭受损失，因而要在西班牙获取补偿；他们认为迦太基人发起侵略战争，尤其是从西班牙攻入意大利，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从含有此意的确切声明和事件全局来看，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当然，迦太基的主和派中有很多人眼光较为长远，但无论他们的想法如何，他们都不会轻易把即将到来的剧烈动荡告知罗马友人（长久以来，迦太基当局都无法阻止风暴来袭），因为这不但不能扭转危局，还会加速危机的爆发；即使他们告诉了罗马友人，对于这种出自党派人士的告密，罗马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审慎接受。不可否认，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壮大，这不能不引起罗马人的注意，同时也逐渐唤醒了他们的忧惧。实际上，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年里，他们的确曾试图限制这种扩张。大约在罗马纪元528年即公元前226年，由于对新生的古希腊人文主义念念不忘，他们与西班牙东部海岸的两个希腊或半希腊城市结盟，一个是扎金索斯，又称萨贡图姆（即莫维多，离巴伦西亚不远），另一个是伊伯利亚（即安普里亚斯）；他们将此事告知迦太基将军哈斯德鲁巴，同时也警告他不要向埃布罗河之外拓展领地，对此他答应会照办。无论如何，罗马人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防止他沿陆路入侵意大利——任何条约都无法束缚住进行这项伟业的哈斯德鲁巴将军——他们一部分是因为西班牙的迦太基人日趋强大，令人心生畏惧，想以此限制他们的实力，一部分也是为了保住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自由城邦，罗马将它们纳入麾下加以保护，一旦需要在西班牙登陆作战，它们便可用作军事行动基地。至于即将到来的与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在元老院看来实属不可避免；对于在西班牙境内发生的事情，他们所担心的最大不便也不过是可能需要派遣一些军团前往，比起没有西班牙之时，敌人将会得到较为充足的资金和士兵；无论如何，他们毅然决定（如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作战计划所示，而且确实也别无他法），下次战争开始于非洲，也将结束于非洲——这同时也将决定西班牙的命运。此外，还有其他几点拖延依据，最开始几年是由于迦太基的分期付款，一旦宣战，分期付款就告停，之后是由于哈米尔卡离世，众多敌友都以为他的计划也要随之夭折。最后，在较晚几年，元老院确实开始担心迟迟不战并非良策，又有人明确表示希望先除掉波河流域的高卢人，因为他们面临即将灭亡的威胁，罗马一旦发起大战，他们便有望利用良机，引诱山外部落再次光临意大利、重新鼓动仍旧危机四伏的凯尔特人进行迁徙。罗马人迟迟不采取行动，既不是顾忌迦太基的主和派，也不是担心现存的条约，这一点可谓不言而喻。再说，如果他们有意开战，西班牙的争斗随时都可作为现成的托辞。从这一观点来看，罗马的行为绝非不可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罗马元老院在处理这件事情时显示出了他们的目光短浅和松弛懈怠——而同时期在处理高卢事务时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则更是漏洞百出、情理难容。罗马政策向来不以卓越的构思和迅速的组织力见长，而以其不屈不挠、狡猾多端和始终如一的特性引人注目——在这方面，罗马的敌人，上至皮洛士，下至米特拉达梯，通常都远超于它。

汉尼拔

于是，幸有命运之神眷顾，哈米尔卡的绝妙计划得以实施。作战物资已然到手——军队人数众多、惯于征伐，国库充实、财源不断，但是为了寻求合适的作战时机，为了给予军队正确的指引，还须有一个领袖。在危急存亡之秋、在困顿绝望的民族中，有一个人用其智慧与心性开辟出一条救亡图存之路，而眼见他的计划实行在即，他却离世了。他的继任者哈斯德鲁巴不急于进攻，这究竟是因为他觉得时机未到，还是因为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军事家，故而自认为无法指导战事，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妄下断言。罗马纪元534年即公元前220年初，他被刺客所杀，西班牙军队的迦太基军官随即召回哈米尔卡的长子汉尼拔继承其位。汉尼拔仍在少年——他出生于罗马纪元505年即公元前249年，因此现在还只有二十九岁；但他已然身经百战、阅历丰富。回忆当初，他脑中仍会浮现出他的父亲在远地作战以及在埃尔克特山杀敌制胜的场景；无论是卡图卢斯和议，还是饮恨归国、杀戮嗜血的利比亚战争，汉尼拔都与他战无不胜的父亲甘苦与共。他尚在孩童时期就跟随父亲去往军营，不久便崭露头角。他身轻体健，因而擅长奔跑和击剑，骑马时也能无所畏惧、全力冲刺；失眠对他并未影响，他也知道如何像士兵一样饮食充饥或忍饥挨饿。虽然他的盛年时期都在军营里度过，但他却拥有当时腓尼基人所拥有的修养。似乎是从他成为将军之后，在知己——斯巴达的索西鲁斯指导下，他开始能用希腊语写作公文。长大成人后，他加入了父亲的军队，在父亲的注目下首次施展武艺，并亲眼目睹父亲在他身旁战死。自那时以后，他统领姐夫哈斯德鲁巴麾下的骑兵，以其英勇果敢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著称于世。现在他的伙伴呼吁他这个虽然年少但却身经百战的将军继任元帅之职，他也能实行他父亲和姐夫终生都为之奋斗的计划。他继承了遗产，并且也确实有资格得到它。与他同时代的人想尽办法污蔑他的人格；罗马人说他残暴，迦太基人说他贪婪；的确，他以一种只有东方人能了解的方式发泄仇恨，一个从不缺少金钱和积蓄的将军也没办法不贪财。但即便他已被冠上愤怒、嫉妒和卑鄙之名，他们也不能玷污他纯洁高贵的形象。且不论自相矛盾的卑劣杜撰，以及他的副官（尤其是汉尼拔·莫诺马库斯和萨莫奈人马戈）以他的名义犯下的一些罪行，典籍记载中有关于他的叙述无一不证明其所作所为顺应当时情势，合乎当时国际法规；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他兼具冷静的头脑与向上的激情、处事谨慎而又富有活力，难能可贵，堪称完美。他尤其以工于心计著称，这也是腓尼基人的一个主要特点。他喜好选择奇异难料的路线，他精通埋伏与各类计谋，他特别细心地研究敌人的性格。通过无与伦比的间谍系统——他甚至在罗马定期安插眼线——他能时刻掌握敌人的计划；经常有人看见他乔装打扮、戴假发，为的就是获取某些情报。当今时代的每一页历史都彰显出他是深谙谋略的天才。与罗马缔结和约之后，他改革迦太基宪法，流放国外后，他又能对东方各国的内阁产生无以比拟的影响，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才干。他驾驭众人的能力也可体现在他以无可匹敌之势掌控着来自不同种族、说不同语言的军队——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这支军队都未曾背叛他。他是一位伟人，无论走到何处，他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罗马与迦太基決裂

汉尼拔继任后（罗马纪元534年即公元前220年春），立即决定开战。凯尔特人的领地仍处于动乱之中，罗马与马其顿之间的战争也似乎迫在眉睫：他现在理应立即揭下面具，在罗马人随其自身方便登陆非洲发动战争之前，去往他中意之地进行征战。他的军队不久便做好了上阵的准备，通过一些掠夺性的军事袭击，他的府库得到大规模扩充、资金丰足；但迦太基政府却表示极不愿向罗马宣战。哈斯德鲁巴是迦太基的爱国民族领袖，是西班牙的将军，比起在西班牙，想要保住他在迦太基的地位甚至更加困难；如今，主和派在本国手握大权，他们以政治罪名迫害主战派领袖。统治者已对哈米尔卡的计划进行打压破坏，他们绝不允许现如今在西班牙发号施令的无名少年以妨害国家为代价去表达他们朝气蓬勃的爱国热情；汉尼拔也不敢公然违抗合法权威的意愿擅自宣战。他想煽动萨贡图姆[6]破坏和平，但他们只满足于向罗马抱怨。后来，罗马派专员前来，他刻意怠慢想以此逼他们宣战，但这些专员却已看透实情：他们在西班牙默不作声，企图向迦太基提起诉讼，并报告本国政府汉尼拔已做好开战准备，战争一触即发。于是，时光流逝，安提柯·多宋的死讯已经传来，他与哈斯德鲁巴几乎同时暴毙；罗马人以双倍的速度和精力在山南高卢建设堡垒；罗马准备于次年春季尽快结束伊利里亚叛乱。每一天都异常宝贵，汉尼拔下定了决心。他传信简要告知迦太基，萨贡图姆人正在侵犯迦太基所属的陶尔包勒特人，所以他必须攻打他们。罗马纪元535年即公元前219年春，汉尼拔未等回复，便开始围攻这座与罗马结盟的城市，或者换句话说，他是在向罗马开战。我们从约克投降所产生的某几方面影响可大致推断出当时盛行于迦太基的意见和言论。据说，一切“君子”都反对“未奉命令”的进攻；有传言对此进行否认，也有传言声称要交出猛将。但那是因为相较于罗马，迦太基议会对离国较近的军队和民众更为畏惧；还是因为他们认为事已至此，再无挽回的可能；又或者只是因为惰性，才使得他们不采取任何确切行动；他们最终决定按兵不动，如果不主动发起战争，那就顺应而行、任其发展。萨贡图姆实行自卫，因为只有西班牙城市知道如何进行防御：如果罗马人显示出的只是其客民所做的一点努力，而在萨贡图姆被困的八个月里，他们也不浪费时间与伊利里亚盗匪进行无聊的战争，那么即便他们未兑现曾承诺过的保护之言，但因为他们是该海洋和适宜登陆之地的主人，便可免受此等耻辱，或许也可以扭转战局。可是他们迟延耽搁，最终这座城市还是被人攻陷。汉尼拔将战利品遣送到迦太基进行分配，激发了许多人心中的爱国情和对于战争的热忱，而在此之前，他们并无此感；这次战利品分发活动也切断了一切与罗马和解的可能。因此，萨贡图姆灭亡之后，一支罗马使团来到迦太基，要求交出将军和身在军营的长老，迦太基企图辩解，罗马发言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突然停止讨论，撩起长袍，宣称他把和平与战争都放进了长袍之中，元老院可在其中作出选择。这时长老们鼓足勇气，回答说他们将选择权交给罗马，罗马发言人请战，长老们便予以接受（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春）。

攻打意大利的作战准备

因萨贡图姆人顽强抵抗，汉尼拔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与之作战。罗马纪元535—536年也即公元前219—前218年冬季，他照常退至卡塔赫纳，一方面为进攻意大利全力备战，另一方面筹划西班牙和非洲的防御工作——因为他与其父亲和姐夫一样，掌握着两地的最高指挥权，所以筹备本国防务的责任也移交到他身上。他的全部武装力量大约有步兵12万人，骑兵16000人；另外，除了留在首府的战象和船舶，他还有战象58头，配备船员的五桨木船32艘，未配备船员的五桨木船18艘。除轻装部队里有一些利古里亚人以外，这支迦太基军队里没有雇佣兵，除了几支腓尼基分遣队之外，军队主要是由服兵役的迦太基属国民众——利比亚人和西班牙人组成。汉尼拔非常了解他要打交道的人，为了确保西班牙人的绝对忠诚，他给他们所有人批准整个冬季的假期以示信任；不同于腓尼基人爱国心的狭隘排外，他向利比亚人发誓，倘若他们能凯旋回到非洲，他必定会赐予他们迦太基的公民身份。然而，这支大军中只有一部分为远征意大利之用，大约2万人被派往非洲，小部分人去往首都和腓尼基本土，大多数人则派至非洲西端。为了保卫西班牙，12000名步兵、2500名骑兵以及将近一半的战象都留在了后方，此外还有舰队驻守在那里。西班牙的主要兵权和行政权都委托给了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巴。迦太基的直接领地防卫较弱，因为首都有充足的财力以备不时之需；同样，西班牙容易征得新兵，适量的步兵就足够当前之用，而非洲的特别兵力——战马和战象则大部分都留在了西班牙。汉尼拔将主要精力都用于保障西班牙和非洲之间的交通，因而他把舰队留在西班牙，非洲西部则由一支强大的军队守卫。为确保军队的忠诚，他不仅从西班牙城绑押来人质，把他们拘留在萨贡图姆的要塞，而且还把士兵从征募之地转移到其他地区：非洲东部的民兵大多移至西班牙，西班牙的民兵移至非洲西部，非洲西部的民兵移至迦太基。他为防御之需做了充分的准备，至于进攻策略，则是将兵力分为两队，一队由20艘五桨木船载着1000名士兵自迦太基驶向意大利西海岸进行劫掠，另一队则是25艘，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将重新占领利利贝乌姆。汉尼拔相信政府可以发挥一定的效力，他决定亲自率领主力部队进攻意大利，这无疑是哈米尔卡原有计划的一部分。只有在意大利才有可能对罗马发起决定性的攻击，一如只有在利比亚才有可能对迦太基发起决定性的攻击一样；当然，罗马有意将后者作为它下一次战争的首要目标，所以迦太基起初不应将自己局限于西西里这样的次要军事目标，也不应只局限于防守——无论如何，战败必会两伤，而战胜却不会实现获益均等。

进攻之法

可是如何攻打意大利呢？他可以沿海路或陆路到达这个半岛，但如果他的计划将不只是一场不顾一切的冒险，而是一次带有战略目标的军事远征，那么一个比西班牙或非洲更近的军事基地则必不可少。汉尼拔不能依赖舰队和防御海港的支援，因为罗马现在掌握着海上霸权。意大利同盟境内没有任何可驻守的基地。如果是在不同的时代，尽管同情希腊人，但意大利同盟经受住了皮洛士[7]的打击，那么它如今便不会一遇腓尼基将军就土崩瓦解；毫无疑问，一支侵略军在罗马堡垒网与稳固同盟的双重夹击下必然溃不成军。拿破仑的俄罗斯之战与汉尼拔的意大利之战类似，利古里亚人和凯尔特人的领地之于汉尼拔就像波兰之于拿破仑。这些部落仍苦于无休无止的独立战争，他们与意大利人种族不同，罗马堡垒与干路联合封锁的第一批盘管正将他们紧紧束缚起来，他们感觉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只能将腓尼基军队视作救星（在军中任职的有许多西班牙的凯尔特人），并充当它可依靠的第一支援方——一个可供它招兵买马、集资筹饷的来源地。波伊人和因苏布雷人已缔结正式条约，条约规定他们必须派出向导前去迎接迦太基大军，为其取得同族部落的殷勤招待和沿途补给，一旦大军到达意大利，便起兵攻打罗马人。最后，罗马与东方的关系使得迦太基人也趋向此地。马其顿于塞拉西亚战役中取胜，于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8]重建主权，与罗马关系紧张；法罗斯的德米特里乌斯背弃了罗马同盟转而投向马其顿同盟的怀抱，随后其国为罗马所占，他亡命于马其顿朝廷，罗马人要求马其顿交出德米特里乌斯，马其顿予以拒绝。如果能将瓜达尔基维尔河与卡拉苏河的大军集合于一处以对抗共同的敌人，那么此地非波河[9]莫属。于是，所有的一切都驱使汉尼拔去往意大利北部。罗马纪元524年即公元前230年，罗马人在利古里亚突遇迦太基人的侦察队，可见其父当时的注意力已转向此地。

汉尼拔为何舍海路而取陆路，我们无从得知；无论是罗马人的海上霸权还是马西利亚同盟，都不能阻挡热那亚登陆，这一点显而易见，后续也会得到证明。这个问题的满意答复取决于几个因素，但权威著作并未有所提及，我们也不能仅凭猜想就妄下定论。汉尼拔必须两害择其一。对他而言，海上航行和海战偶发性强、凶吉难料，与其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还不如接受波伊人和因苏布雷人诚挚无疑的保证，而且即便军队在热那亚登陆，也仍须翻山越岭，这样的话则更当选择陆路了。而与阿尔卑斯主干山脉相比，翻越热那亚的亚平宁山脉的难度系数到底小多少，他无法确切知晓。无论如何，他所循的路线是原始凯尔特人的路线，许多更大的队伍都曾沿此路线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脉：凯尔特民族的盟友和救星都可谨慎而行，涉险越过它。

汉尼拔启程

所以在适宜的季节到来之时，汉尼拔便将参加大军的队伍集结于卡塔赫纳：有9万名步兵，12000名骑兵，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是西班牙人。随行的37头战象或许只是为让高卢人眼前一亮之用而非真正用于作战。汉尼拔的步兵不再需要像克桑提普斯[10]率领的步兵一样藏身于战象的队伍之后，象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挫败敌人，也经常能令本军失利，这位将军非常睿智，他审慎而又不加吝啬地使用这一武器。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春，汉尼拔率领这支武装部队从卡塔赫纳出发，向埃布罗河挺进。他一早就将他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他与凯尔特人建立的联系以及此次远征的资源和目标，都告知他手下的士兵，以至于即使是久经沙场深谙军事的普通士兵都深感其领袖英明睿智、统帅有方，故而愿意无条件地信任他，追随他去向陌生遥远的地方。汉尼拔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向士兵阐明了他们国家所处的位置以及罗马人的要求，奴隶制度必将席卷他们亲爱的祖国，他们也会背上可以牺牲所爱的将军及其部下的污名，深为耻辱，这激发了所有人心中的英勇爱国热情。

罗马的地位以及他们迟疑不決的作战计划

罗马政府身处困境，即使是稳固英明的贵族阶级也会遭遇这样的情况。毫无疑问，罗马人知道他们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为此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却没有一件事行之得当，也没有一件事合乎时宜。它们原本在很久之前就可以掌握阿尔卑斯山脉的门户，解决与凯尔特人的争端；而现在凯尔特人依旧难以对付，阿尔卑斯山脉也仍旧对外开放。如果他们信守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的和约，便可与迦太基开展友好关系，又或者如果他们无意守和，那很久以前他们便可征服迦太基：实际上，撒丁岛被攻陷后，和平就已经遭到了破坏，他们却允许迦太基休养生息、恢复国力，长达二十年之久。罗马要想与马其顿维持和平，其实并没有多大困难，但他们却因一点蝇头小利而葬送了与马其顿[11]的友谊。这时一定缺少一位领袖政治家对事态作一个系统全面的观察；当下所做事务纷繁复杂，不是过少，就是过多。如今，经过他们的许可，战争开始的时间和地点均由敌人决定；尽管他们有理有据地坚信自己的军事实力优于敌方，但对于首次行动的目标及要遵循的路线，他们却茫然不知。他们手上有超过五十万的可用士兵听其调遣；只有罗马骑兵不及迦太基的精良，数量也较少，罗马骑兵约占出兵总数的十分之一，迦太基骑兵占其总数的八分之一。罗马舰队有220艘五桨木船，它们刚从亚得里亚海驶回西海，而受此战影响的国家却没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舰队。对于这种压倒性的武力优势，其天然适当的用途自是不言而喻。战争应该以登陆非洲为开端，这是长久以来所遵循的策略。之后形势有变，罗马人不得不将同时登陆西班牙纳入他们的作战计划，主要是为了防止西班牙兵临迦太基城下。实际上，汉尼拔于罗马纪元535年即公元前219年初进攻萨贡图姆就已经拉开了战争的帷幕，依照计划他们首先应该做的是在萨贡图姆沦陷之前派一支罗马军队入驻西班牙，但他们却忽略了名誉及利益的要求。萨贡图姆奋起抵抗长达八个月之久，终是徒劳：罗马甚至还未将登陆西班牙的部队武装起来，该城就已落入他人之手。然而，埃布罗河[12]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区域仍是自由之地，该地各部落不仅是罗马人的天然盟友，而且与萨贡图姆人一样得到了罗马使者所给的迅速支援的承诺。自意大利沿海路到达加泰罗尼亚[13]并不比从卡塔赫纳沿陆路到此地多耗费很长时间，如果罗马人在这期间正式宣战，然后仿效腓尼基人于四月出发，汉尼拔则有可能在埃布罗河战线上与罗马军团相遇。

汉尼拔在埃布罗河上

最后，罗马的大部分陆军海军固然都已做好了远征非洲的准备，第二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也被派往埃布罗河；但他从容前进，遇波河上发生暴动时，他让准备登船的军队留在那里，转而另组新军团以供远征西班牙之用。所以即使汉尼拔在波河上遭遇了激烈的反抗，这反抗也仅仅是出自当地的土著人；当前形势下，对罗马人而言，时间要比战士的鲜血更为宝贵，数月之后，他们克服了阻碍，损失四分之一的兵士，最终成功到达比利牛斯山脉一线。罗马的西班牙盟友因此次耽搁而再度被牺牲，这实属预料之中，此次耽搁本可以轻易避免，但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春季迦太基远征意大利必定出乎罗马人的意料，如果罗马人及时出现在西班牙，或许也可避免这次军事行动。汉尼拔绝对无意牺牲他的西班牙“王国”，将自己如亡命之徒一般弃于意大利。他将许多时间用于围攻萨贡图姆、铲平加泰罗尼亚，并留下大批军队以驻守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新收地域，足见如果有一支罗马军队与他争夺西班牙的所有权，他必不甘心就此撤退。更重要的是，如果罗马人能让他晚几周从西班牙出发，那在汉尼拔到达阿尔卑斯山脉之前，冬天就已经封锁了山路，远征非洲的大军就可畅通无阻地朝目的地进发了。

汉尼拔在高卢　西庇阿在罗讷河的马西利亚通道

抵达比利牛斯山脉之后，汉尼拔将一部分军队遣送回国。从一开始他就决意采取这样一项措施，一方面向士兵展示他们的将军对取胜何其自信，另一方面消除这样一种顾虑，即他所从事的是一项有去无回的冒险行当。他率领一支由5万名步兵和9000名骑兵（全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组成的军队，轻松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然后沿纳博讷和尼姆附近的海岸线穿过凯尔特人之境；迦太基军队一路畅行无阻，一部分是因为先前就建立的联系，一部分是因为迦太基的黄金，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武力。直到七月底，迦太基军队抵达阿维尼翁对面的罗讷河，才似乎遭遇一场激烈的对抗。执政官西庇阿在航行去往西班牙途中就已登陆马西利亚（大约在六月底），他到那里才得知他来得太晚，汉尼拔不仅已经渡过埃布罗河，而且还越过了比利牛斯山。罗马人一听到这些消息，才开始明白汉尼拔的手段和目标，执政官暂时放弃远征西班牙的计划。这里的凯尔特部落一贯受马西利亚影响，从而也受到罗马人的影响，西庇阿与他们联合，决定在罗讷河[14]上等待腓尼基人的到来，阻止他们渡河及进入意大利。汉尼拔很幸运，目前在他即将经此渡河的地点对面只有凯尔特人的普通民兵，而执政官西庇阿本人及其所率领的22000名步兵和2000匹战马仍在马西利亚，顺下游至此需四天的行程。高卢民兵遣信使火速通知西庇阿。汉尼拔的目标是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在西庇阿抵达之前把他的军队及其为数众多的骑兵和战象运过急流，而目前他连一只船都没有。他即刻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收购罗讷河附近大批船户的全部船只，另外伐木造筏以弥补船只的不足。事实上这支人数众多的队伍能在一日之内得以运送过河。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时，波米尔卡之子汉诺率领一支强大的分遣队向上游急进，直至抵达一处适于渡河的地点，此地无人防备，且与阿维尼翁[15]只有两日行程的距离。在这里他们利用仓促建成的木筏渡河，以图沿左岸顺流而下，将正阻止主力军渡河的高卢人甩在身后。迦太基军队抵达罗讷河之后的第五日即汉诺出发后的第三日清晨，分遣队在河对岸发放了事先约定好的烟雾信号，以指示焦灼等待的汉尼拔尽快渡河。高卢人看见敌方船队开动，急忙占领河岸，就在这时，他们身后的军营突然起火。事发突然，兵力分散，他们既不能抵御敌人的进攻，也不能阻止其渡河，最终只得落荒而逃。

同时，西庇阿在马西利亚召开战事会议，就占据罗讷河渡口的事宜展开讨论，即便凯尔特首领火速告急，他依旧按兵不动。他不相信他们的话，仅仅派遣一小队罗马骑兵去侦察罗讷河左岸的情况。这支骑兵队发现敌人全军都已被运至左岸，正忙于接应独留在河流右岸的战象。仅仅为了完成侦察工作，分遣队在阿维尼翁区域与迦太基军队激烈交战——这是此战中罗马人与腓尼基人的首次交锋——他们急忙回到总部汇报情况。西庇阿现在才行色匆匆地率领全军朝阿维尼翁进发。但当他抵达那里的时候，甚至留在后面掩护战象渡河的迦太基骑兵都已于三日前离开了，西庇阿只能率疲惫的军队灰头土脸地回到马西利亚并斥责布匿首领的“抱头鼠窜”。于是，罗马人第三次纯粹因疏忽大意而抛弃了他们的盟友和一条重要的防御线。不仅如此，在初次犯错之后，他们先是拖沓行事，后又操之过急，几天之前还胜券在握的事，现在已然毫无成功的可能，他们却仍想去做，因而使得可弥补过错的真正良方从手中溜走。一旦汉尼拔进入罗讷河上在罗马这边的凯尔特境内，罗马人便无法阻挡他抵达阿尔卑斯山脉。但如果西庇阿一听到这个消息便立刻率全军前往意大利——经热那亚可于七日内到达波河——并与波河流域内的薄弱队伍联合的话，那他至少可以给敌人沉重一击。可是他不仅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进军阿维尼翁上，而且，尽管他颇有能力，但他缺乏政治胆量或军事才干，不能因时调整军队目的地。他派其弟格涅乌斯率主力军前往西班牙，自己则带数人返回比萨。

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脉

渡过罗讷河之后，汉尼拔召集军队，向部下说明了他远征的目标，并请来自波河流域的凯尔特将领马吉鲁斯利用翻译亲自向军队发表演讲，同时，他继续行军，一路畅行无阻，来到阿尔卑斯山道。虽然他没有时间迂回前行，也没有时间投入战斗，但不能以路线长短或民心向背来决定通道。他必须选择一条适用于辎重、为数众多的骑兵及战象能够通行的路线，军队要能沿这条路线以友好或武力手段获取充足的给养，因为汉尼拔的军队尽管损失惨重，但仍有近5万之众，他虽已做好了用驮兽随军运送粮饷的准备，但这也仅能供应军队几日之需。汉尼拔放弃海上路线，不是因为罗马人拦路，而是因为海路会使他偏离航向，距目的地越来越远。除此路之外，古时仅有两条从高卢出发经阿尔卑斯山脉至意大利的著名路线[16]：一条是通至陶里尼（经苏萨或腓尼斯特莱斯而至都灵）境内的科蒂安阿尔卑斯山道（即日内瓦山），另一条是通至萨拉西（至奥斯塔和伊夫雷亚）境内的格雷晏阿尔卑斯山道（即小圣伯纳德山）。前一路线较短，但在离开罗讷河河谷之后，它要途经难行且贫瘠的德拉克河、罗曼什河及迪朗斯河上游诸河谷，穿过艰难困苦的山区，至少需要翻山越岭七八天。庞培首次在这里修建了一条军用道路，为山南高卢和山北高卢之间的交通开辟了一条捷径。

经由小圣伯纳德山的路线稍长，但在越过形成罗讷河河谷东部边界的第一层阿尔卑斯山壁之后，它沿伊泽尔河上游河谷而行，该河谷自格勒诺布尔经尚贝里直至小圣伯纳德山山麓，换句话说，它沿较高的阿尔卑斯山脉而行，在所有阿尔卑斯河谷中，该河谷地势最为开阔，土壤最为肥沃，人口也最为密集。此外，小圣伯纳德山道不是阿尔卑斯山所有天然山道中地势最低的，但却是最易于通行的。这里虽未建有人工道路，但一支奥地利军团却带着炮兵队于1815年沿此路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最后，此路线只需翻越两个山脊，自古以来它就是从凯尔特到意大利的绝佳军事通道。因此，迦太基军队实际别无选择。它是一个幸运的巧合，但不影响汉尼拔的决策，即与汉尼拔在意大利结盟的凯尔特部落居住于直达小圣伯纳德山的地方。若选择紧靠日尔瓦山的路线，则必将先进入陶里尼境内，而他们自古以来就与因苏布雷人不和。

所以迦太基军队最初沿罗讷河而上朝伊泽尔河上游河谷进发，他们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取最近的路线，从瓦朗斯沿较低的伊泽尔河左岸上行至格勒诺布尔，而是穿过阿洛布罗热的“岛屿”，这是一片土壤肥沃且当时人口密集的低地，西北两面有罗讷河围绕，南临伊泽尔河，东临阿尔卑斯山脉。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如果走最近的路线，他们就要行经崎岖贫瘠的山地，而该“岛屿”则是一片平原，土地肥沃，与伊泽尔河上游河谷仅有一层山壁之隔。十六日内，迦太基人可沿罗讷河进入并穿过“岛屿”直至阿尔卑斯山麓，这并没有太大困难。汉尼拔在“岛屿”之内巧妙利用阿洛布罗热两首领之间的矛盾，使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首领归顺于他，这位首领不但护送迦太基人穿过整个平原，而且为他们供应粮饷，给士兵武器、衣服和鞋履。但远征军在攀越第一道阿尔卑斯山脉时好不容易才免遭大难，山壁陡然耸立，只有一条山路可以通行（过Mont du Cha，在Chevelu附近），而阿洛布罗热人已严守此路。汉尼拔早已知晓事态如何，他在山脚下安营扎寨，以免遭遇突袭，待到太阳落山之后，凯尔特人分散到附近城镇的各家各户，他才于夜间夺取此路，最终攻下了山顶。但从山顶通向布尔热湖的小路异常陡峭，骡子和马匹都不免失足跌落。凯尔特人适时对行进中的军队加以攻击，攻击本身不足为患，但因其引发混乱，故而甚是恼人。毫无疑问，汉尼拔率轻装部队从上面与阿洛布罗热人交战时，想要把他们驱逐下山、致其损失惨重并不困难，但战斗噪音更进一步加剧了混乱尤其是训练中的混乱。因此，在遭受重大损失后，汉尼拔来到平原地带，他立刻出兵攻打最近的城镇，以惩戒蛮族之人，令他们心生畏惧，同时尽可能弥补他们所失去的驮兽和马匹。在怡人的尚贝里谷地休整一天之后，迦太基军队继续向伊泽尔河上游行进，只要尚贝里谷地依旧宽阔，土壤依旧肥沃，他们便不会因缺粮或遭受攻击而耽搁行程。他们第四日便进入森特隆（今Tarantaise）境内，河谷渐狭，他们更有理由再次进入戒备状态。森特隆人手持树枝花环在国界（约在孔夫朗附近）迎接迦太基军队，给他们提供肉牛、向导和人质。迦太基人行经此境便如行经友邦，然而，军队既已抵达阿尔卑斯山麓，路径偏离伊泽尔河，沿雷克吕斯溪盘旋而上，倚崎岖险峻的峡谷蜿蜒而行，直抵圣伯纳德山山巅。这时森特隆民兵突然出现，一部分在军队后方，一部分在山道左右两边的巉岩岩顶，欲切断长队及辎重。但机智如汉尼拔，百密无一疏，他早已洞察这一切，明白森特隆人先前所为只不过是为了不祸及本国之境，同时又能马上获取丰富的战利品，他预料到会有此一击，于是送辎重和骑兵先行，并以全部步兵为其掩护。这样一来他成功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可是敌人沿平行于步兵行军路线的山坡移动，并向其投掷乱石以作攻击，给迦太基人招致了很大的损失，汉尼拔却不能加以阻止。一座高耸的白垩绝壁立于圣伯纳德山麓，控制着登山路段，称作“白石”（今仍称作-la roche blanche-），汉尼拔率步兵在此扎营，以掩护终夜辛苦攀爬的马匹和驮兽。在连绵不休的血战之中，他最终于次日抵达山道顶峰。这片掩蔽的高原绵延2.5英里，中间有一小湖，为多利亚河的源头，汉尼拔准其军队在此歇息。士兵们已开始灰心丧气。道路日渐难行，粮饷匮乏，行经峡谷时不断遭到暗敌的攻击，队伍弱小，散兵与伤兵身处绝境，除了满腔热忱的领袖及其亲近的部下以外，所有人都认为所求目标无异于镜花水月，是痴心妄想而已——以上种种甚至都开始影响到非洲及西班牙的老兵。但汉尼拔的信心依旧如故。众多散兵重新归队，友好的高卢人身在不远之处。分水岭到了，令登山者舒心愉悦的下坡路近在眼前。稍事歇息后，他们重振旗鼓，为最后最难的大业——行军下山做准备。下山时，迦太基军队并未受到敌人的极大干扰。但天色已晚——已是九月初——给下山行程带来了不少麻烦，不亚于上山时邻族进攻所引发的麻烦。多利亚河沿岸的山坡陡峭光滑，新降的大雪掩埋了山路，行人牲畜不免迷路打滑，猛然跌入峡谷之中。事实上，第一天行军结束时，他们走到一段约200步长的山路，山路位于克拉蒙悬崖之上，常有积雪发生崩塌从悬崖上坠落下来，这里即使夏季仍然寒冷，积雪则终年不消。步兵已过，可战马和战象却无法通过这平滑的冰面，冰面上只覆盖着一层新降的薄雪，汉尼拔带辎重、骑兵和战象在难行的地点上方扎营。次日骑兵奋力挖掘壕沟，为战马和驮兽造出一条可供通行的道路。他们轮班工作三天以后，这些饥肠辘辘的战象才最终被牵引过去。这样一来，耽搁四日后，全军再度会合。他们在多利亚河河谷又走了三天，河谷日益宽阔，土壤日益肥沃，河谷居民萨拉西人是因苏布雷人的客民，他们高呼迦太基人是他们的盟友和救星，之后军队大约于九月中旬抵达伊夫雷亚平原。筋疲力尽的军队在各乡村安顿下来，补充营养，休息两周，以便从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中恢复过来。这时，罗马人可在都灵附近的某处组建一支军队，军队由3万名准备作战的绝对新兵组成，即刻逼迫敌人作战，如果真能这样做的话，那汉尼拔宏伟计划的前景则十分堪忧。但汉尼拔非常幸运，罗马人再一次不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出现，敌军急需休息，他们也不横加干扰。[17]

结果

目标达成了，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迦太基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时，共有5万名久经沙场的步兵和9000名骑兵，其中超过半数都已在战斗、行军和渡河中牺牲。据汉尼拔自己所述，他现在拥有不超过2万步兵（其中五分之三是利比亚人，五分之二是西班牙人）和6000骑兵，一部分人无马可骑。骑兵损失相对较轻，一方面显示了努米底亚骑兵的精良，另一方面也说明汉尼拔将军深谋远虑，不滥用如此精锐的部队。行军526英里，耗时约33天——整个过程虽未大规模遭受突如其来的重大灾祸，但另一方面，它之所以得以继续进行并最终完成，可能仅仅只是因为不期而至的好运以及敌方难以计数的错误。此次行军不但以这些牺牲为代价，而且使得军队疲惫不堪、士气低落，以至于需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再次备战。此番军事行动的价值受到质疑，而汉尼拔本人是否认为它仍是成功之举，还尚未可知。我们不可仅凭此言就简单粗暴地对汉尼拔横加指责。我们洞悉其作战计划的弊病，但却无法断言他是否能预知这些弊病——他拟定的路线是行经无人知晓的蛮族之地——或者其他计划，如取沿海道路或在卡塔赫纳或迦太基乘船渡海，能否降低他所冒的风险。无论如何，他执行具体计划时的小心谨慎与高明手腕值得我们敬佩，无论这种结果源于何故——主要是由于幸运之神的眷顾，还是由于汉尼拔的本领——哈米尔卡的宏伟理想，即与罗马在意大利交战，现在得以实现。这次远征是经汉尼拔的才智筹划而来，因为斯泰因和沙恩霍斯特的任务较约克和布卢彻的任务更为艰巨，也更为可贵，所以历史记载在论及一大串准备工作的最后一环即攀越阿尔卑斯山脉时，总是赞其机智聪敏，无失无过，而对特拉西美诺湖[18]和坎尼平原两战，则不似那般赞誉有加。

[1]雷古鲁斯（？—约公元前249年），古罗马将军，在公元前255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被迦太基人俘虏，后随迦太基使者赴罗马议和，趁机力促元老院继续对迦太基战争，然后遵守自己事先立下的议和不成就回到迦太基为囚的诺言，重返迦太基，被杀。——译者注

[2]关于这些事件，我们所有的记载不但残缺不全，而且还是一面之词，因为罗马编年史家所采取的说法当然是迦太基主和派的说法。然而，甚至在我们残缺失真的叙述中（最重要的记载见于波里比阿、阿庇安和狄奥多罗斯等人的著作中对法比乌斯的论述里），各派的关系都显而易见。关于敌党用以污蔑“革命党”的卑鄙流言在奈波斯书中可见一斑，我们很难找到可与之相匹敌的流言。

[3]巴卡家族能缔结最重要的政治条约，行政部的批准只是一种形式。罗马向他们和元老院提出抗议。在许多方面，巴卡家族对迦太基的地位与奥兰治王家对三级会议的地位类似。

[4]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公元前247—前183年或前182年），北非古国迦太基著名军事家。生长的时代正逢古罗马共和国势力的崛起时。少时随父亲哈米尔卡·巴卡进军西班牙，并在父亲面前发下一生的誓言，要终身与罗马为敌，自小接受严格和艰苦的军事锻炼，在军事及外交活动上有卓越表现。现今仍为许多军事学家所研究之重要军事战略家之一。——译者注

[5]巴卡家族（Barca）是迦太基贵族，其家族名“巴卡”在腓尼基语中的意思为“闪电”。巴卡家族的知名成员包括：哈米尔卡·巴卡（公元前275—前228年），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开拓者，育有三子三女。长女（佚名）：嫁给迦太基将领波米尔卡（Bomilcar），汉诺（Hanno）之母。次女（佚名）：嫁给哈斯德鲁巴。哈斯德鲁巴（？—公元前221年）：哈米尔卡之婿，继哈米尔卡之后成为西班牙统治者。幼女（佚名）：嫁给努米底亚首领那拉瓦斯（Naravas）。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年）：哈米尔卡长子，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迦太基名将。哈斯德鲁巴·巴卡（公元前245—前207年）：哈米尔卡次子，迦太基将领。马戈（公元前243—前203年）：哈米尔卡三子，迦太基将领。——译者注

[6]萨贡图姆（Saguntum，今萨贡托）位于西班牙东部沿海，为希腊人的殖民城市，工商业较发达，且在罗马和迦太基对抗中与前者结盟。公元前219年汉尼拔经八个月围攻，攻占此城，罗马反对，向迦太基提出最后通牒，被拒绝。次年，罗马向迦太基宣战。此事件被认为是导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一个直接原因。——译者注

[7]皮洛士生于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分裂的希腊化世界，是小国伊庇鲁斯的王子，他是一位战争艺术的大师，战略之父汉尼拔就自称是他的学生，把他排在亚历山大大帝后列为古典时代的第二位名将。——译者注

[8]伯罗奔尼撒位于希腊南部，面积21439平方公里。人口98.6万。岛上不仅有丰富的历史典故和古迹，如最早的奥林匹克体育馆、阿伽门农的迈锡尼等，还有细腻优质的海滩、碧绿的海湾，以及原始质朴的马伊纳山区。伯罗奔尼撒名字来源于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帕罗普斯以及希腊文“nisos（岛屿）”一词，科林斯运河横越地峡，把该岛屿的一端和大陆相连。——译者注

[9]波河（Po，River），意大利最大河流。发源于意大利与法国交界处科蒂安山脉海拔3841米的维索山，注入亚得里亚海。河流全长652千米，流域面积约为7.5万平方千米，河口多年平均流量735立方米每秒，年均径流量231.8亿立方米。——译者注

[10]克桑提普斯（Xanthippus）是一名希腊（可能是斯巴达）雇佣兵首领，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由迦太基雇用，帮助他们对抗罗马军队。他对迦太基士兵进行训练，最终于公元前255年的突尼斯之战中带领迦太基军队击溃罗马军队，并俘获罗马统帅、执政官马尔库斯·阿蒂利乌斯·雷古鲁斯。——译者注

[11]马其顿共和国（Pепубликa Мaкедοниja）是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地区。马其顿地区包括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马其顿共和国、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地区，以及保加利亚的西南角。马其顿共和国自立国以来，一般简称为“马其顿”，但马其顿共和国和马其顿地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腊方面认为“马其顿”是希腊历史的一个概念，反对马其顿共和国使用“马其顿”的名称。2009年8月，两国的谈判似乎出现了转机，据称，希腊方面已经接受了“北马其顿共和国”的说法。——译者注

[12]埃布罗河（Ebro）是伊比利亚半岛第二长的河流（长910公里），也是完全在西班牙境内最长的河流（更长的塔霍河下游在葡萄牙）。发源于坎塔布里亚山脉，朝东南方流入地中海并形成了三角洲。历史上是罗马共和国和迦太基，以及查里曼帝国的西班牙边疆区和后倭马亚王朝的分界线。——译者注

[13]加泰罗尼亚（加泰罗尼亚语：Catalunya；奥克语：Catalonha）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是西班牙的一个自治区，相对于西班牙其他地区，在文化发展上仍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是西班牙经济较为发达、独立意识也较鲜朋的地区。——译者注

[14]罗讷河，也称作隆河（法语Rhône，普罗旺斯语Roun，德语Rhone，意大利语Rodano，都从拉丁语Rhodanus来）是欧洲主要河流之一，法国五大河流之首，地中海流域尼罗河之后第二大河。——译者注

[15]阿维尼翁是法国东南部城市，沃克吕兹省首府。在罗讷河畔，南距迪朗斯河和罗讷河汇合处4公里，人口8.9万，包括郊区15.8万。——译者注

[16]到了中古时期，途经塞尼峰的路线开始成为一条军用道路。东边诸道在这里自不成问题，例如攀越波宁阿尔卑斯山（即大圣伯纳德山）的道路，经恺撒和奥古斯都建设后它才变成军路。

[17]曾多次讨论的地形学问题，与这次著名的远征联系在一起，经过威克姆和克莱默的巧妙研究可谓已经整理就绪，并大致得到解决。至于同样困难的年代学问题，或许可以让我们在这里特别说几句话。

汉尼拔抵达圣伯纳德山巅时，“山巅已开始被深雪覆盖”，路上的雪可能大部分都不是新降的雪，而是崩落的积雪。圣伯纳德山的冬季始于米迦勒节（9月29日），降雪始于9月。上文提到的英国人于8月底登山，他们在路上几乎没有看到雪，可是夹道两旁都被雪覆盖。因此，汉尼拔似乎是在9月初抵达隘口，这与他“在冬季降至时”到此一说相吻合，因为“sunaptein ten tes pleiados dusin”的意义不过如此，而绝不是指昴星团与太阳同时出没的日子（约在10月26日）。

如果汉尼拔于9日后也就是在大约9月中旬抵达意大利，那么自此时至12月底特雷比亚战争期间的事便有发生的可能性，特别是把开往非洲的军队从利利贝乌姆运到普拉森舍。这种假设又与另一种说法相吻合，即：大军集结，宣布在临近春季即3月底启程出发（upo ten earinen oran），行军历时5个月（据阿庇安说是6个月）。如果汉尼拔9月初在圣伯纳德山，那他就必须在8月初到达罗讷河，因为到达罗讷河需要花费30天时间，这样一来，则西庇阿的登船时间是在初夏（最迟在6月初），他肯定沿途耗时较多，否则就是过于懈怠，在马西利亚逗留了太长时间。

[18]特拉西美诺湖（Trasimeno，Lake）亦称佩鲁贾湖（Lake of Perugia），意大利语作Lago Trasimeno，拉丁语作Trasimenus Lacus。意大利半岛的最大湖泊。位于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西面16公里，面积128平方公里。水浅，最深点仅6公尺。由一些小溪流补给，湖水经人工地下水道排入台伯河。湖滨多沼泽，人烟稀少。

公元前217年，汉尼拔在湖北岸大胜弗拉米尼努斯（Gaius Flaminius）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队。汉尼拔的部队由非洲人、伊比利亚人和塞尔特人组成，打死约15000罗马人，俘虏约6000人。——译者注

第五章　汉尼拔战争至坎尼之役

汉尼拔和意大利的凯尔特人

迦太基军队一出现在阿尔卑斯山脉靠罗马一侧，便骤然改变了时局，打乱了敌人的作战计划。罗马人分两路大军，一路已在西班牙登陆，并与敌人在此交战，不能再召回本国；另一路归执政官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统率，前往非洲，所幸他们仍在西西里岛。这样看来，罗马的迟延也有一次是有益的。迦太基有两支舰队，一队前往意大利，一队前往西西里，第一队被风暴冲散，数艘船只在梅萨纳城附近为叙拉古人所掳；第二队曾试图突袭利利贝乌姆，但未成功，而后在此港口外的海战中被击败。然而，敌人的舰队继续留在意大利海域，极为不便，于是执政官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决定先占领西西里周围的小岛，撵走攻打意大利的迦太基舰队，然后再渡海到非洲。他征服梅里达[1]，追赶敌人的舰队，当舰队袭击维博（即蒙泰莱奥内）附近、侵略布鲁提亚海岸时，他料定会在利帕里群岛发现它的踪迹，最后，他搜集情报，以选择在非洲海岸登陆的适当地点。就这样，夏天过去了。所以当元老院的命令传来，要求他们尽快回国保卫家园时，陆海两军仍在利利贝乌姆。

这样一来，罗马两路大军（每一路都与汉尼拔全军人数相当）的留驻地都与波河流域相距甚远，罗马人未做好在那里遇袭的准备。毫无疑问，甚至在迦太基军队到来之前，由于凯尔特人发生暴动，那里便已有罗马军队。罗马建立普拉森舍和克雷莫纳两个大本营，每个大本营都接纳6000殖民者，特别是罗马准备在波伊境内建立穆提那城，已驱使波伊人不待到与汉尼拔约定的时间，便于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春起兵造反，因苏布雷人即刻加入他们的阵营。已移居穆提那的殖民者突然遇袭，避入城内。执政官路奇乌斯·曼利乌斯掌握阿里米努姆大权，他急忙率手下唯一一个军团前去解救被围困的殖民者。但是他在森林中遇袭，损失惨重，他别无他法，只得据守一座小山，被波伊人围困于此，直到罗马派出执政官路奇乌斯·阿提里乌斯率领的第二军团到来，才得以成功将军队和城市解救出来，并暂时镇压了高卢叛乱。波伊人起兵过早，一方面推迟了西庇阿启程前往西班牙的日期，在本质上有助于汉尼拔计划的实施；另一方面，要不是此事发生，汉尼拔必会发现波河流域除堡垒外全都无人占领。但是罗马部队只有两个伤亡惨重的军团，士兵人数不足2万，他们与凯尔特人周旋已不轻松，根本无暇考虑据守阿尔卑斯山道。八月，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从马西利亚回到意大利却未带军队随从，这时罗马人只知道山道受到威胁，甚至可能他们都未过多关注此事，因为，毫无疑问，仅靠阿尔卑斯山脉便可粉碎这鲁莽的企图。因此，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甚至连一个罗马的前哨基地都没有。汉尼拔有充裕的时间休整军队，陶里尼首府紧闭城门拒他入内，他围城三日后便将其攻下，又引诱并威吓波河上游的所有利古里亚和凯尔特城邦与他联盟，之后控制波河流域的西庇阿才与他相遇。

西庇阿在波河流域　提契诺纷争　普拉森舍各军队

西庇阿所率军队人数相较而言非常少，骑兵也很薄弱，他肩负十分困难的任务，一方面要阻止敌方优势兵力前进，另一方面又要镇压凯尔特人四处蔓延的暴动。他可能在普拉森舍渡波河，沿河上行，与敌人正面相迎，同时汉尼拔在攻陷都灵后沿河下行，以援救因苏布雷人和波伊人。罗马骑兵与轻装步兵大规模前进侦察，在提契诺与塞西亚之间的平原（与韦尔切利相距不远）遇见同样为此事出动的布匿骑兵，双方皆由将军亲自统率。西庇阿不顾敌人兵力优越，敌人若挑战，他便应战。但他那些位于骑兵前方的轻装步兵，一面对敌人重装骑兵的攻击便四散逃走，迦太基重装骑兵从正面与罗马骑兵主力交锋，而努米底亚轻装骑兵在冲开敌方步兵的破碎行列之后，从侧翼和后方攻击罗马骑兵。这便决定了战局。罗马人损失巨大。西庇阿缺乏为将之才，便以冲锋陷阵的士兵精神加以弥补，身受重伤，他之所以能够脱身，全都仰仗于他十七岁儿子的忠诚。其子奋勇冲入敌阵之中，逼其部下队伍跟随他救出父亲。经此一战，西庇阿才明白敌人力量的强大，也意识到自己的失策，即以较弱军队背水据守在平原上。他决定在敌人眼皮底下回到波河右岸，把军事行动缩小到一个较为狭小的区域。他认为罗马人不可战胜的错觉也随之幻灭，其在军事上的雄才伟略一时被年轻对手的冒险计划所埋没，如今终于恢复了用武之地。汉尼拔正在准备一场对阵战，西庇阿凭快速决策、稳步执行的行军活动，成功抵达他曾在不幸之时放弃的波河右岸，并拆毁军队后方的波河桥梁。然而，罗马600人的分遣队负责掩护他们的破坏行动，却惨遭拦截，成为俘虏。但因为波河上游在汉尼拔之手，罗马人不能阻止他沿河流上行，利用船桥过河，并于数日后和罗马军队在右岸相遇。罗马军队已占领普拉森舍前面的平原，但罗马军营中的一队凯尔特人兵变，高卢人[2]又在四面八方再度起兵，执政官不得不撤离该平原，据守在特雷比亚河后面的小山上。这次退兵并未造成太大损失，因为奉命追击的努米底亚骑兵把时间耗费在了焚掠罗马人丢弃的营帐上。在这个强有力的据点，左翼靠亚平宁山脉，右翼倚波河和普拉森舍的堡垒，前面有特雷比亚河做屏障——在那个季节该河流流量并不算小——西庇阿不能挽救克拉斯提迪乌姆（即卡斯泰焦）的充盈贮藏，敌军切断了他与此地的联系；他也不能制止几乎所有高卢部落发起的造反运动，只有塞诺马尼人与罗马人友好相处；但他完全限制了汉尼拔的发展，迫使他与罗马对垒。此外，西庇阿所守的据点与塞诺马尼人的环境威胁因苏布雷人的边境，妨碍高卢叛军主力直接与迦太基人联合，同时罗马第二军已从利利贝乌姆抵达阿里米努姆，它也乘机经由叛乱地区到达普拉森舍（一路上并无实质性阻碍），与波河的军队会师。

特雷比亚河战役

于是，西庇阿彻底且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难题。罗马军队现有近4万之众，虽在骑兵方面无法与迦太基匹敌，但至少在步兵方面实力相当，他们必须留驻原地，以迫使敌人尝试在冬季渡河攻营，或阻止其前进，以冬季驻营的艰苦生活检验高卢人浮躁善变的脾性。然而，尽管这显而易见，但还有一点也同样非常明显，即时值十月，若依此计划行事，罗马或许可以取胜，但执政官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不会得胜，他因为西庇阿受伤而独得大权，其任期在数月之后便届满。汉尼拔了解此人，便用尽一切办法诱他应战。那些仍效忠于罗马人的凯尔特村庄惨遭蹂躏，引发了双方骑兵之间的冲突，此时汉尼拔容许敌人自夸得胜。不久之后，在一个寒冷的雨夜，一场罗马人始料未及的大战到来。从一大早开始，罗马轻装部队就已和敌人的轻骑交手；轻骑缓缓撤退，罗马人急忙沿高涨的特雷比亚河[3]乘胜追击。突然，敌骑止步；罗马先头部队发现自己与停在自选战场上备战的汉尼拔军队迎面撞上，如果主力军不尽快渡河前来支援，这支轻装部队便要覆灭。罗马人饥饿疲惫，浑身湿透，他们冲到前面，匆忙列阵，骑兵照常在两翼，步兵在中间。双方皆以轻兵作前锋，轻兵率先开始战斗。但罗马人在与敌方的骑兵对战时几乎就已经用光了所有的发射武器，只能立即撤退。同样，两翼的骑兵前受战象的重大压迫，左右两面又被更多的迦太基战马包抄，也只能撤退。但是罗马步兵名不虚传，战斗开始时，它与敌军步兵交锋，显然要优于敌方，甚至在罗马骑兵撤退，敌人的骑兵和轻装部队转而攻打罗马步兵的时候，步兵虽停止前进，但却仍然固守其地。在这个阶段，汉尼拔最小的弟弟马戈率一支精锐的迦太基军队（步兵与骑兵各1000人）从埋伏地出现在罗马军队后方，进攻被团团包围的罗马大军。经此一击，罗马军队两翼和中军的后方列队纷纷溃散，同时罗马第一分队1万之众紧密排列，从迦太基的阵线中突围，斜穿敌军，杀出一条血路，给敌方步兵尤其是高卢叛军带来巨大损失。这支英勇的队伍遭遇追击，但追击攻势并不猛烈，从而到达了普拉森舍。余军试图渡河时，大部分被象队和敌人的轻装部队剿杀，只有一部分骑兵和几队步兵涉水过河，能够抵达营地，而迦太基人不追击他们，所以他们也抵达了普拉森舍。[4]特雷比亚河一战最能为罗马士兵增光，同时，它也最有力地控告了罗马统帅的罪行；尽管正直的评论家不会忘记定期届满的主帅之职并不合乎军事规程，种瓜也不可能得豆，但我们依然持这种意见。此次胜利得来不易，即便是获胜者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虽说此次战争的损失主要落在凯尔特叛军身上，但之后许多汉尼拔部下的老兵都死于冬季湿冷天气引发的疾病，战象也仅剩一头。

北意大利的汉尼拔首领

侵略军首次得胜所产生的影响是：现如今，民族性的反叛活动在凯尔特全境肆意蔓延并发展成型。波河的罗马残军挺进普拉森舍和克雷莫纳两处要塞，他们与罗马之前的联系全被切断，只得沿波河取道获取给养。执政官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带领一支薄弱的骑兵护卫队前往罗马举行选举，竟奇迹般地没有被俘虏。汉尼拔不愿冒险危害将士的身体健康，在这种严寒的季节里不再继续前进，便就地露营过冬。因为大刀阔斧地攻打较大的堡垒必然是徒劳无功，所以他只限于袭击普拉森舍的河港和罗马的其他小据点，以干扰敌军。他的主要工作是组织高卢起义，据说，凯尔特人中有6万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已加入他的军队。

汉尼拔的军事和政治地位

罗马并未对537年即公元前217年的战役做出过多努力。元老院认为，尽管战事失利，也绝不会严重威胁到他们的地位，这种想法不无道理。海岸卫戍部队被派往撒丁岛、西西里岛和他林敦，增援部队被派往西班牙，除这两路部队以外，两位新任执行官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和格涅乌斯·赛尔维利乌斯所得兵力仅足以令四个军团恢复到满员状态，只有骑兵的兵力有所扩充。两位执行官必须保卫北部边境，于是驻扎在两条从罗马通往北部的大道上，当时西北大道的终点在亚雷提恩，东北大道的终点在阿里米努姆；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据守西北大道，格涅乌斯·赛尔维利乌斯据守东北大道。他们命波河堡垒的部队可沿水路来此会合，等待有利季节到来时计划先采取守势占领亚平宁山脉的隘口，而后再采取攻势，进入波河流域，在靠近普拉森舍的某个地方会师。然而，汉尼拔绝无意防守波河流域。他可能比罗马人自己更了解罗马人，也很明白他确实处于劣势，尽管特雷比亚河一战他表现出色，赢得了胜利，也还是弱于敌人。他也知道罗马人桀骜难驯，要想实现折辱罗马的终极目标，不能倚仗恐吓或突袭，而只有通过彻底征服骄傲的罗马城方能达成所愿。很显然，意大利同盟政治稳定，军事资源也远胜于敌方，敌人仅从本国获取不定时、不定量的额外接济，在意大利起初也仅依赖于反复无常的凯尔特人提供援助。腓尼基步兵虽因汉尼拔而颇受苦楚，但在战术上却远逊于罗马军团，西庇阿的防御行动以及特雷比亚河上落败步兵的巧妙撤退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从这种信念中衍生出两个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原则决定了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全部军事方法——作战方式应该稍带冒险性，经常改变作战计划和场地；战争的顺利结束仅仅得益于政治上的成功而非军事上的辉煌——意大利同盟逐渐松散并最终瓦解。这种作战方式非常必要，因为汉尼拔仅拥有一种决定性要素可用以对抗众多不利条件——他的军事天才——只有不断通过出其不意的联合挫败敌人，他的军事天才方能完全发挥作用。如果战事静止不动，那汉尼拔便无用武之地。这个目标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命他定下的目标，因为他虽是百战百胜的伟人，但他很清楚，他每次征服的都是罗马将领而不是罗马城，每打完一仗，罗马人依旧优于迦太基人，一如他本人优于罗马的统帅。即使是在事业的全盛时期，汉尼拔都未曾在这一点上自欺欺人，这比他最负盛名的战役都更值得钦佩。

汉尼拔翻越亚平宁山脉

汉尼拔之所以好像放弃他新得的用于攻打意大利的军事基地，转而将战场移至意大利劣土，就是源于这些动机，而不是因为高卢人恳求他保全他们的国土；他们的恳求并不会对他产生影响。在进行此项行动之前，他命人将所有俘虏都带到他面前。他下令把罗马人单独放到一处，如对待奴隶一般给他们戴上镣铐。有人说凡是能服兵役的罗马人，一旦落入汉尼拔之手，不管是在此处还是他处，都将被处以死刑，毫无疑问，这绝对是极其夸张之辞。另一方面，所有意大利同盟的人均被释放，并且不需要赎金，这些人奉命回本国报告说汉尼拔不是对意大利作战，而是对罗马作战；他向所有意大利城邦承诺恢复其旧时的独立和原有的疆界；这位救星将追随他所释放的这些人，带来解脱和报复。事实上，冬季告终时，他便从波河流域出发，寻找一条通过亚平宁山脉[5]险隘的路线。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当时仍在阿雷佐，他带领埃特鲁斯坎军队，打算等到时机成熟，便从此地出发前往卢卡以保卫阿尔诺河谷及亚平宁山脉隘口。可是汉尼拔先发制人。在尽可能靠西也就是离敌人尽可能远的地方，他不畏艰难地翻过了亚平宁山脉；但在融雪和春雨淹没了塞尔基奥与阿尔诺两河之间的沼泽低地上，汉尼拔军队必须涉水行军四日，夜间没有干燥之地可供休憩，他们只得在堆高的行李和倒下的驮兽上面休息。这支军队经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尤其是高卢步兵，他们跟在迦太基人后面，沿着已经无法通行的小道行进。他们怨声载道，如果不是马戈率领的迦太基骑兵严守后方，堵住了去路，他们想必早就四散而逃了。马匹染病，成堆倒下；大批士兵死于各类疾病；汉尼拔本人也患上眼炎，导致一只眼睛失明。

弗拉米尼乌斯

但是目标实现了。汉尼拔在菲耶索莱扎营，这时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还留在阿雷佐，等到道路可以通行时再将它们封锁起来。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6]的兵力可能足以防守山道隘口，但很显然，他现在无法在空旷的战场上抵御汉尼拔，罗马的防守地位既已发生转变，那他最好的应对之策莫过于等待如今在阿里米努姆已是全然无用的第二军到来。然而，他本人却另有所图。他是一位政党领袖，通过致力于限制元老院权力而跻身显赫之位。在任执行官期间，他遭贵族阴谋陷害，因而对政府满心愤懑。他反对党派偏见和墨守故辙，这肯定不无道理，但却有失偏颇，对一切传统旧俗都视如敝屣。他即刻沉湎于平民的盲目爱戴，也同样专注于贵族党的深恶痛绝。此外，他还固执地相信，他是一个军事天才。罗马纪元531年即公元前223年，他出兵攻打因苏布雷人，在公正的评论家看来，这一战仅仅表明优秀士兵往往能补救糟糕将领的错误，但他和他的拥护者却将其视作一个铁证，即罗马人唯有推举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为军队首领才能迅速除掉汉尼拔。这种言论已为他取得了第二次就任执政官的机会，如今，这种希望也使得许多想要战利品但却手无寸铁的人前来军营效力，据审慎的史学家考证，其人数多于军团的人数。汉尼拔的一部分计划就是建立在这种情形的基础上。汉尼拔非但不攻击他，反而从他身旁走过，纵容熟谙劫掠的凯尔特人和他为数众多的骑兵四处抢劫。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曾许诺会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如今他们竟在这位英雄眼皮底下惨遭劫掠，于是众人义愤填膺、怨声四起；敌人也声称他们不相信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有能力或有决心在其同僚到来之前施行任何事；这样一来，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只得施展他的军事天赋，给轻率自大的敌人一次深刻的教训。

特拉西美诺湖之战

没有比这更为成功的计划。敌人路过阿雷佐，缓缓行经基亚纳河谷，前往佩鲁贾，执政官急忙沿此路线紧随其后。他在科尔托纳境内追上敌军，汉尼拔掌握到敌人行军的准确信息，他有充足的时间挑选战场——两座陡峭山壁间的一条隘路，其出口紧靠高山，入口临特拉西美诺湖。他率精锐步兵堵住出口，轻兵和骑兵埋伏在两旁。罗马纵队毫不迟疑，进入无人据守的山道。晨雾浓密，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看不见敌军的位置。罗马先锋行近高山时，汉尼拔发出作战信号，骑兵在高山后面前进，封锁了山道入口，同时雾气滚滚散去，罗马人这才看到，沿着山峰左右两侧到处都是腓尼基军队。于是没有战斗，只有一面倒的溃败。仍留在隘路外面的罗马人被迦太基骑兵逼入特拉西美诺湖。主力军几乎毫无抵抗，就被敌人歼灭于隘路之内，其中大多数人包括执政官自己都在队列中被杀死。罗马纵队先锋由6000名步兵组成，他们从敌方步兵中间杀出一条血路，再一次证明了罗马军团的不可抵挡之势。但他们与其他部队断了联系，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于是冒险前行，最后于次日被一支迦太基骑兵队围困在他们曾占领过的小山上，而且汉尼拔拒绝了他们要求自由撤退的投降协定，所有人都沦为了战俘。15000名罗马人阵亡，15000名罗马人被俘，换句话说，他们全军覆没。迦太基军队损失并不大，仅伤亡1500人，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高卢人。[7]而这似乎还不够，格涅乌斯·赛尔维利乌斯派盖乌斯·森特尼乌斯率领阿里米努姆军队的4000名精锐骑兵来临时支援其同僚，而他自己则缓慢前进，特拉西美诺湖战役结束后，这支骑兵队也立刻被迦太基军队包围，一部分被杀，一部分被俘。整个埃特鲁里亚都沦陷了，汉尼拔可以径直朝罗马行进。罗马人做好最坏的准备，他们拆毁台伯河上的桥梁，任命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为独裁者以修缮城垣，指挥防务，并为此组建了一支预备军。同时他们又召集两个军团备战，以补覆灭军团之缺。如果罗马被围，舰队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于是把舰队也整顿起来。

汉尼拔于东海岸改编迦太基军队

可是汉尼拔比皮洛士国王更有远见。他不进攻罗马，甚至不攻打格涅乌斯·赛尔维利乌斯。格涅乌斯·赛尔维利乌斯是一位能将，他在北路堡垒的帮助之下保其军队至今无恙，或许也可以坚守阵地，将敌人抵在海湾地区。汉尼拔又做出了一次惊人之举。他企图突袭斯波莱提乌姆，但未成功，于是越过此地，穿过翁布里亚，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摧毁遍地都是罗马农舍的皮凯努姆，并在亚得里亚海岸立定休整。他的人马至今还未从春季战役的惨痛影响中恢复过来，他在这里休息多时，让他的军队在晴朗的时节选择舒适宜人的地方恢复体力，并仿效罗马的方式改编利比亚步兵，战利品中大批罗马武器为他提供了可用于改编步兵的工具。此外，他与本国的音讯断绝已久，从这里开始，他重新与本国取得了联系，并将他的捷报由水路传至迦太基。终于，他的军队完全恢复了体力，也接受了足够的训练，知道如何使用新式武器，他这才拔营启程，从容不迫地沿海岸而行，进入南意大利。

法比乌斯在下意大利一战

他在选择这个时间改编步兵时就已经进行了正确的计算。他的敌人一直认为首都会遭攻击，这给了他至少四周不受干扰的闲暇时间，以实行这项空前大胆的试验，即凭一支规模仍相对较小的军队在敌国腹地彻底改变其军事体制，并试图以非洲军团对抗所向披靡的意大利军团。然而，他希望意大利同盟现在开始解体却未能如愿。埃特鲁斯坎人在进行他们最后的独立战争时，所用的主要是高卢雇佣兵，所以在这方面埃特鲁斯坎人并不是非常重要；意大利同盟的精华，尤其是以军事眼光来看，除拉丁人之外便是萨贝利城邦，汉尼拔现在也有充分的理由进入他们附近的区域。但是各城纷纷对他紧闭大门，没有一个意大利城邦与腓尼基人联合。这对罗马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高于一切的重大利益。不过首都的人认为，用这种方式检验盟友的忠诚度，又没有罗马军队常驻战场，实属轻率。独裁者昆图斯·法比乌斯将在罗马组建的两支补充军团与阿里米努姆军队结合起来，当汉尼拔走过卢塞利亚的罗马堡垒前往阿尔皮时，罗马军旗于埃加出现在其右侧。然而，他们领袖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其前任的路线。昆图斯·法比乌斯年纪老迈，他的深思熟虑与坚定不移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耽搁拖延、顽固不化。他热心尊崇旧时的辉煌盛世、元老院的政治全能以及市长的统治，他将有条不紊的作战看作拯救元老院的工具。法比乌斯是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的政敌，因为盖乌斯愚蠢的战争煽动行为引起反动，他受命主持国事，前往军营，正如他上一任首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作战，他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对阵战。毋庸置疑，他坚信只要罗马军队未受损伤地正面与汉尼拔迎战，依照兵法的首要准则，汉尼拔便无法前进，所以罗马人用小规模冲突削弱敌军实力并非难事。又因为敌军仰仗通过抢粮来补充给养，所以罗马人可逐渐断绝敌军粮草，迫使他们就范。

前往卡普亚　回到阿普利亚　阿普利亚战争

汉尼拔安插在罗马和罗马军队中的间谍尽职尽责，所以汉尼拔能即刻了解到战争的形势走向，并像往常一样，根据敌军将领的性格调整他的作战计划。他越过罗马军队，翻越亚平宁山脉进入意大利腹地，前往贝内文托，在撒姆尼和坎帕尼亚交界处攻陷大门洞开的特雷西亚城，由此转战卡普亚。卡普亚是罗马属下最重要的意大利城市，也是唯一一座在一定程度上与罗马处于平等地位的城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卡普亚受罗马政府压迫比其他城市更甚。汉尼拔已在那里建立联系，他希望坎帕尼亚人可以背叛罗马联盟，但终归大失所望。所以他原路返回，前往阿普利亚。在迦太基军队行进期间，罗马独裁者昆图斯·法比乌斯已经紧随其后沿高处而行，努米底亚骑兵四处劫掠罗马的忠实盟友，广阔平原上的村庄燃起熊熊火焰，而罗马士兵却只能手持兵器悲伤地站在一旁观看。最后，昆图斯·法比乌斯终于给了愤懑难平的罗马军队梦寐以求的机会，让他们攻打敌人。当汉尼拔已开始撤退时，法比乌斯一方面严守沃尔图耳努斯左岸的城市，另一方面用主力军占据居于右岸之顶的高地，以此截断他在卡西利努姆（今卡普亚）附近的路线，同时一支4000人的分遣队扎营在沿河岸的道路上。可是紧接着便有高地耸立在道路旁，汉尼拔命令他的轻装部队攀爬这些高地，在一群牛的角上绑着燃烧的柴把，然后赶着它们前进，这样一来，看着就像是迦太基军队在夜间借着火炬之光怏怏而去。堵住道路的罗马队伍以为他们已经逃走，不需要再进一步扼守这条道路，于是沿一边移动，也朝同样的高地走去。因此，这条路无人看守，汉尼拔率其大多数士兵撤退，并未遭遇敌军。次日清晨，他毫不费力地解脱并撤回了他的轻装部队，但罗马人却遭受重创。然后汉尼拔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畅行无阻。他沿一条广阔迂曲的路线，穿过赫比奈人、坎帕尼亚人、萨莫奈人、裴里格尼人和弗伦达尼人境内，要求他们贡献财物，无人敢于反抗，然后他带着丰富的战利品和充盈的金库，于秋收将要开始之际，再次回到了卢塞利亚地区。在他涉足甚广的行军过程中，他未在任何一处遇到激烈的对抗，但也未在任何一处寻得盟友。他清楚地知道他现在别无他法，只能在旷野过冬，于是他开始进行一项艰难的活动，即依靠自身兵力，从敌人的田地收集军队过冬的必要给养。因此他选择了阿普利亚北部宽阔且多半平坦的区域，这些区域能提供充足的粮草，并且可完全受他部下的精良骑兵控制。他在卢塞利亚以北二十五英里的格卢尼乌姆建起一座深沟高垒的军营，每日派遣三分之二的人马外出囤积军需物品，同时率领余下部队占据有利位置，以保护军营和派出的分遣队。

法比乌斯和米纽修斯

罗马骑兵将领马尔库斯·米纽修斯在独裁者昆图斯·法比乌斯离营期间暂代统帅之职，他认为这是接近敌军的适当时机，于是在拉利那特人境内建一军营。一方面，他在这里，敌军便不敢随意派兵出去，因而也就无法取得食物及必需品；另一方面，在一系列武装冲突中，他的军队与单独的腓尼基小分队甚至是汉尼拔本人交锋，最终都取得胜利，将敌人逐出前沿阵地，迫使他们集中于格卢尼乌姆。当然，人们向来不吝于绘声绘色地描述战况，所以胜利的消息一传到罗马首都，立刻就爆发了反昆图斯·法比乌斯的暴动。这并不是全无根据的。尽管罗马相当精明，他们遵守防御之势，企图主要以断绝敌人生存所需来夺取胜利，但是在一个重防守、断敌粮的计策中，敌人竟可在人数相当的罗马军队目睹之下扫平整个中意大利而无人与之对抗，并且通过井然有序、最大规模的抢粮策略为自己谋得足以过冬的粮草，这实在不可思议。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在波河流域指挥军事时并未采取防守的态度，他的继任者试图模仿他，但却没有成功，以至于为罗马城的嘲笑者提供了充足的笑料。当汉尼拔如此明显地向意大利各城邦展示腓尼基人的优越及罗马援助的无效时，他们也不曾动摇，这是极好的。可是对于这双重战事的负担他们能忍受多久呢，对于自己在罗马军队和本地分遣队眼皮底下备受劫掠，他们又能容忍多久呢？最后，人们不能宣称罗马军队的状况迫使这位将领采取这种作战方式。罗马军队包括善战的阿里米努姆兵团以及临时出动的民兵，其中，阿里米努姆兵团是军队核心，民兵则从旁辅助，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也同样习惯于武装服役。他们完全没有因最近的败绩而灰心丧气，反而因其主将——“汉尼拔的马屁精”分配给他们很不光荣的任务而义愤填膺，他们大声疾呼，要求将领带他们上阵杀敌。在人民大会中，最凶猛的恶言谩骂都指向这位顽固的老人。他的政敌以前任执政官盖乌斯·特伦提乌斯·瓦罗为首领，抓住这次争执的机会——为了理解这次争执，我们必不能忘记这位独裁者实际是受元老院任命，这一职位被视作保守党派的守护神——并与怨声四起的士兵及惨遭劫掠的财产所有者联合，他们通过一项荒谬而又不合宪法的人民决议，独裁者一职是为在危急时避免分掌兵权之害，如今他们把这一职位赋予曾担任昆图斯·法比乌斯副将的马尔库斯·米纽修斯[8]，他们也曾用同样的方式把这一职位赋予法比乌斯本人。于是，罗马军队在其分为两个独立军团的危险刚刚得到适当排除后，又再一次一分为二。不仅如此，两个部队还被置于此类将领统率之下，即众所周知，这两位将领采取完全相反的作战策略。当然，昆图斯·法比乌斯坚持他那有条不紊的不作为方针，按兵不动，更甚于前。马尔库斯·米纽修斯被迫在战场上为其独裁者之职正名，以尚不充足的兵力仓促进攻，如果不是他的同僚适时率生力军前来支援，避免了更大的不幸，他必将全军覆没。最近一次情势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消极抵抗政策的合理性。但实际上汉尼拔在此次战役中已经完全实现了其武力所能实现的一切：无论他的敌人是冲动或是审慎，都未曾挫败他任何一次重要行动。他劫掠粮草，虽然也曾遇到困难，但在总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军队能毫无怨言地在格卢尼乌姆军营度过冬天。拯救罗马的不是那位按兵不动的延宕者，而是意大利同盟的紧密结构，另外，西方人对腓尼基英雄的全民憎恶或许也功不可没。

保卢斯与瓦罗在罗马的权力之争

尽管遭遇诸多灾祸，罗马的骄傲与主权同样都屹立不倒，毫不动摇。叙拉古的国王耶罗和意大利的希腊城市为进行下一次的战役而捐赠了许多东西——与罗马的其他意大利同盟相比，这场战争对希腊城市的影响较小，因为他们没有派分遣队参加陆上军队——但却被罗马谢绝；罗马通知伊利里亚首领不许忽略纳贡；甚至又一次要求马其顿国王交出法罗斯的德米特里乌斯。尽管最近发生的事情似乎使费力的拖延战略合法化，但元老院的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战略虽缓慢但却必然置国家于危难之境，于是坚决要予以放弃。如果那位民选独裁者较为积极的作战策略已宣告失败，他们便会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他们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给独裁者的兵力也太少，这不无道理。他们决心避免这种错误，为其配备一支超越罗马往昔所派兵力的军队——八个军团，每个军团都比正常兵力及人数相当的同盟军大五分之一——足以摧毁兵力不及他一半的敌人。除此之外，执政官路奇乌斯·波斯图米乌斯率领的一支军团被派往波河流域，如果可能，他们将把汉尼拔麾下的凯尔特人驱逐回乡。这些决定是明智的，一切皆取决于他们是否能达成一项同样明智的决议，这项决议关乎最高统帅的归属问题。昆图斯·法比乌斯态度强硬，引发了民众领袖的攻击，导致独裁者和元老院大体上比以前更加不得民心：一种愚蠢的说法在民间流传开来，即元老院故意延长战事，这其中也不乏民众领袖的默许纵容。因此，既然不考虑任命独裁官，元老院便企图使合适的执政官当选，但是这也只会彻底引发猜忌。元老院千辛万苦才推选上一位候选人——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他曾于罗马纪元535年即公元前219年指挥过伊利里亚的战事，英明决断；而大多数公民却推举人民党派候选人盖乌斯·特雷恩蒂乌斯·瓦罗为其同僚，他是一个无能的人，人们之所以知道他，只因为他激烈反对元老院，而且是建议选举马尔库斯·米纽修斯作为共同独裁官的主要发起人，他之所以能获民众举荐，也只是因为他出身寒微，粗鄙无耻。

坎尼战役

这些针对下一场战役的准备正在进行之时，战火便已在阿普利亚点燃。时节一允许，汉尼拔就离开冬营，他便照常决定作战路线，采取攻势，从格卢尼乌姆出发，继而向南进军，行经卢塞利亚，渡过奥菲杜斯河，兵至坎尼城（位于卡诺萨和巴列塔之间），坎尼城控制卡努西乌姆平原，迄今为止都是罗马人的一座主要弹药库。自从法比乌斯依照宪法于仲秋辞去独裁官之职，罗马军队如今归格涅乌斯·赛尔维利乌斯和马尔库斯·雷古拉斯统领，他们先任执政官，后任地方总督，竟无法规避这种重大损失。不论是基于军事原因还是基于政治原因，通过一场对阵战来遏制汉尼拔的进展，相较于以前显得更加必要。于是，两位新任统帅——保卢斯与瓦罗遵从元老院明示此意的命令，于罗马纪元538年即公元前216年初夏到达阿普利亚。他们带来四个新军团和一支人数相当的意大利分遣队，罗马军队增至步兵8万人，一半公民，一半盟军，骑兵600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公民，三分之二是盟军；而汉尼拔的军队共有骑兵1万人，可是步兵只有大约4万人。汉尼拔所愿不过就是一战，这不仅是因为上文已经论及的大致缘由，还特别是因为阿普利亚平原十分广阔，他得以发挥部下骑兵的全部优势，再加上敌军逼近，对方兵力足有他两倍之多，又可倚靠一串堡垒，尽管他拥有精良的骑兵，但是军队人数众多，不久之后还是难以供应全军的给养。如上文所述，罗马军队领袖已对作战的一般性问题做了考量，并依此信念接近敌军；但罗马军中较为精明者看清了汉尼拔所处的位置，于是想要先行等候，仅驻扎在敌人附近，以便逼退汉尼拔，令他在较为不利的场地应战。汉尼拔在奥菲杜斯河右岸的坎尼城扎营。保卢斯在河流两岸扎营，主力军驻扎在左岸，可是一支强军却占据右岸直接与敌人相对的位置，以便妨碍敌人的粮饷供应，或许也可威胁坎尼。对汉尼拔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进行一场速战，他率主力军渡过奥菲杜斯河，在河左岸挑起战端，保卢斯却不应战。然而，民主党执政官却不赞成这种迂腐的战略——常言道，士兵上战场不是为了站岗吹哨，而是为了挥舞兵器——于是他下令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发现敌人，便立刻予以攻击。人们近乎可笑地保持一种旧时的习惯，根据这种习惯，作战会议中的决定权逐日在两位统帅之间轮番更替；因此大家次日必须服从他，让这位铺路英雄独行其是。左岸的广阔平原给迦太基骑兵提供了充分发挥优势的空间，他当然也不在这里作战；但他决定将罗马的全部兵力集结于奥菲杜斯河右岸，在这里占据迦太基军营和坎尼之间的位置，严重威胁坎尼，向敌挑战。一支1万人的分遣队留在罗马大营，负责在交战期间夺取迦太基营垒，从而截断敌军渡河的退路。若依未修正历法，这天应是8月2日，若依修正历法，这天大约是在6月间，奥菲杜斯河在这一时节水位尚浅，对于行军过河并无太大阻碍，罗马主力军于拂晓时渡过此河，并在坎尼以西的罗马小营附近成行列阵。迦太基军队也随他们过河，罗马军队右翼和迦太基军队左翼均依此河而立。罗马将骑兵置于两翼：其中较弱的部分由市民组成，归保卢斯统率，在靠河的右翼；较强的部分由同盟军组成，归瓦罗统率，在面向平原的左翼。步兵为中军，排成非常纵深的队列，由上一任执政官格涅乌斯·赛尔维利乌斯率领。汉尼拔将其步兵排成新月形，与罗马中军相对，凯尔特[9]和伊比利亚部队身穿各自国家的盔甲，组成前列的中军，而利比亚人却仿照罗马的武装，形成殿后的两翼。哈斯德鲁巴率领的全部重装骑兵驻扎在靠河的一边，而努米底亚的轻骑则据守在面向平原的一边。双方轻兵队短暂交手后不久，全线便都加入战斗。迦太基轻骑与瓦罗率领的重装骑兵交战，在努米底亚人接连不断的冲击中，战事延长，胜负难分。另一方面，罗马中军的兵团将最先与他们相遇的西班牙和高卢部队彻底击垮；胜利者步步紧逼，乘胜追击，然而就在同时，右翼的战局已对罗马人不利。汉尼拔只是力图牵制敌人左翼的骑兵，以使哈斯德鲁巴率领全部常规骑兵最先攻打实力较弱的右翼，一举将其击破。经过一番英勇抵抗，罗马军队最终败下阵来，而那些未倒下的残余部队则被追杀至河边，无法渡河，在平原上四散逃窜；保卢斯受伤，骑马到中军，企图扭转那些罗马军团的命运，如若不然，他便要与他们同生共死。为了更好地乘胜追击敌人的前列步兵，这些军团将前方列阵改为进攻的纵队，成为楔形，楔入敌人的中军。在这样的位置，他们左右两边都受到来自利比亚步兵的猛烈攻击，一部分人被迫止步，以抵御侧翼的侵袭；这样一来，他们的前行受阻，步兵主力原先已过于紧密拥挤，如今再没有任何发展阵线的余地。同时，哈斯德鲁巴·巴卡在大胜保卢斯一翼之后，已重新集结整顿手下骑兵，率领他们在敌人中军后方进攻瓦罗一翼。瓦罗的意大利骑兵应付努米底亚人已是手忙脚乱，如今面对双重攻击便迅速溃逃，哈斯德鲁巴将追击败兵的任务交给努米底亚人，第三次整顿骑兵队，带领他们攻打罗马步兵的后方部队。这最后一击决定了战局。逃走已不可能，求饶又不被允许。或许，从没有如此规模的军队像坎尼的罗马军队一样在战场上被歼灭得如此彻底，而敌人的损失却又如此轻微。汉尼拔损失不足60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落在攻打罗马军团时首当其冲的凯尔特人身上。反之，罗马原有76000人参战，最后阵亡人数竟达7万，他们之中有执政官卢基乌斯·保卢斯、地方总督格涅乌斯·赛尔维利乌斯、三分之二的官员以及八十名元老院成员。只有执政官盖乌斯·瓦罗仰仗其快速决策和座下骏马，幸免于难，抵达韦诺萨，苟且偷生。罗马军营的卫戍部队足有1万之众，其中大部分都沦为战俘，只有几千人（一部分是卫戍部队，一部分是战线部队）逃往卡努西乌姆。不仅如此，罗马今年好似有完全覆灭之势，年终之前，罗马派往高卢的军团也中了埋伏，全军为高卢人所灭，其将领路奇乌斯·波斯图米乌斯已被任命为下一年的执政官，如今却葬身于此。

坎尼战役的结果——西班牙增援受阻

这次史无前例的成功似乎终于使政治大联合臻于成熟，汉尼拔也正是为此目的来到意大利。毫无疑问，他原本主要把军队作为他计划的基础，但由于已准确了解到敌人的力量，所以他计划这支军队仅作前锋，为此西方和东方的力量逐渐与之联合，以准备摧毁这座骄傲的城市。然而，看起来似乎最可靠的支持，也就是西班牙派出的增援，却因罗马派到那里的将军格涅乌斯·西庇阿的大胆坚定而受挫。汉尼拔渡过罗讷河之后，西庇阿即乘船前往伊伯利亚，先占领比利牛斯山和埃布罗河之间的海岸，然后征服汉诺，也成为内陆的主人（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次年（罗马纪元537年即公元前217年），他在埃布罗河河口彻底击败迦太基舰队，其兄普布利乌斯是守卫波河流域的英雄，在他率8000名援兵前来会合之后，格涅乌斯·西庇阿甚至渡过埃布罗河，远达萨贡图姆。确实，得到非洲援助以后，哈斯德鲁巴·巴卡于次年（罗马纪元538年即公元前216年）遵其兄命，企图率兵翻越比利牛斯山脉[10]；但西庇阿兄弟阻挠其渡过埃布罗河，几乎在汉尼拔取得坎尼战役胜利的同时，他们完全击败了哈斯德鲁巴·巴卡。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强大部落以及许多西班牙部落都加入了西庇阿兄弟的阵营；他们控制海洋和比利牛斯山脉的隘口，并且借可靠的马塞利亚人之力又成功控制了高卢海岸。因此，与从前相比，如今汉尼拔有望得到西班牙援助的可能性更小了。

西班牙的援助

就迦太基而言，他们对身处意大利的将军所做的援助，但凡是能够想象得到的，迄今为止他们都已做到。腓尼基舰队威胁意大利和罗马诸岛的海岸，并守卫非洲海岸以防罗马人登陆，但他们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而已，更为切实的援助却遭制止，其主因不在于汉尼拔行踪不定以及他缺少一个在意大利登陆的港口，而在于多年来西班牙军队已经习惯了自给自足，而最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主和派的嗔怪抱怨。汉尼拔深刻感受到这不可原谅的不作为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尽管他丝毫都不挥霍他所带来的金钱和士兵，但是他的库藏却逐渐空虚，军饷陷入困顿，军中老兵也始见消瘦。可是现在坎尼战役捷报传来，即便是国内兴风作浪的反对派也无话可说。迦太基元老院决议调拨大量金钱和援兵给汉尼拔将军任意支配，这些金钱和援兵一部分来自非洲，一部分来自西班牙，其中包括努米底亚骑兵4000名，战象40头，并决议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奋力作战。

迦太基—马其顿同盟

迦太基与马其顿之间的攻势同盟久经商议，但却被搁置下来，起先是因为安提柯突然暴毙，而后因为其继任者腓力优柔寡断，他和他的希腊同盟又不合时宜地对埃托里亚人作战（罗马纪元534—537年即公元前220—前217年）。坎尼一战后，唯独现在，法罗斯的德米特里乌斯发现腓力决定听从他的建议，割让伊利里亚领土给马其顿——这块领土无疑必须先从罗马人手中夺过来——唯独现在，佩拉的朝廷才与迦太基达成协议。马其顿同意派一支进攻的军队登陆意大利东海岸，作为回报，她要得到一项保证，即罗马在伊庇鲁斯的领土应归还马其顿。

迦太基—叙拉古同盟

在西西里的和平时期，只要不超过安全范围，国王耶罗便尽量保持中立政策；在迦太基与罗马缔结和约后的危机时期，他已经有意要照应迦太基人，尤其是为他们供应玉米。毋庸置疑，他看见迦太基和罗马之间再次出现裂痕，极为痛心；但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局面，事情发生时，他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效忠罗马。但是不久之后（罗马纪元538年即公元前216年秋），这个在位54年的老人便与世长辞了。这位精明老到之人的继任者是他的孙子希耶罗尼姆斯，此人年少无能，继任后便开始与迦太基使者谈判；因为这些使者轻易答应凭条约先许他远至迦太基与西西里旧时边界的西西里领土，而后当他提出的要求越发狂妄无理时，这些使者甚至许他整个西西里岛，于是他便与迦太基缔结盟约，并命令叙拉古舰队与来此示威的迦太基人联合。利利贝乌姆的罗马舰队之前就不得不应付驻扎在埃加替群岛附近的迦太基第二舰队，如今突然陷入十分危急的境地，同时，准备在罗马登船前往西西里的军队由于坎尼之役战败便将工作重心转向其他更为紧急的事务。

卡普亚和大多数下意大利城邦归顺汉尼拔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即罗马同盟的组织结构在经历两年激战的冲击后依然得以留存下来，并未有所动摇，时至今日，它终于开始崩裂。投归汉尼拔旗下的有阿普利亚的阿尔皮，梅萨皮亚的乌赞顿，以及两个深受罗马殖民地卢塞利亚和布伦迪西之害的古城，以布鲁蒂伊人为首的所有城市（只有裴台里尼人和康森替尼人是在被围困之后才投降），大部分卢卡尼亚人，移居萨勒农区的皮肯特人，赫比奈人，除彭特利人之外的萨莫奈人。最后也最主要的是意大利第二城市卡普亚，它能输送步兵3万人，骑兵4000人，它也从罗马同盟中分离出去，从而带动了邻城阿泰拉和卡亚佐的叛变。诚然，贵族党处处都与罗马利害相联，在卡普亚更是如此，他们极力反对这种变节，因而就这个问题上引发了难以控制的内讧，极大削减了汉尼拔从此类叛变中所得的利益。例如，卡普亚的一位贵族党领袖德西乌斯·马吉乌斯甚至在迦太基人进城后仍固执地为罗马同盟作斗争，汉尼拔不得不将其抓获并送往迦太基。因此，这表明迦太基将军刚向坎帕尼亚人郑重承诺的自由和主权并无多大价值，对汉尼拔来说十分不利。反之，南意大利的希腊人固守罗马盟约——这个结果无疑与罗马卫戍部队有着必不可分的关系，但更多地还是因为希腊人一方面坚决嫌恶腓尼基人及其卢卡尼亚和布鲁提亚的新同盟，另一方面依附罗马，因为罗马曾积极把握一切机会表现其希腊精神，又待意大利的希腊人异常亲厚。于是，坎帕尼亚的希腊人，特别是尼亚波利人，英勇抵抗汉尼拔的亲征，尽管他们在大希腊、利基翁、图里伊、梅塔蓬图姆和他林敦（今塔兰托）的处境十分艰难，但也依旧如此。反之，克罗顿和洛克里斯一方面遭风暴侵袭，一方面被腓尼基和布鲁提亚的联合军队攻击，被迫投降，克罗顿的公民被送往洛克里斯，而布鲁提亚的殖民者则占领了这个重要的军港。南意大利的拉丁殖民地，如布伦迪西、维努西亚、裴斯顿、科萨和加勒当然一如既往地效忠罗马，毫不动摇。他们是胜利者控制外国领土的大本营，处在人群环居之地，与其邻邦长期不和。如果汉尼拔遵守诺言，恢复各个意大利城邦的旧时边界，那这些城市也会最先受到影响。同样，整个中意大利即罗马最早实行统治的地方也是如此，在这里，拉丁习俗和语言已处处占据优势地位，人们感觉自己是统治者的伙伴，而不是臣民。汉尼拔在迦太基元老院中的敌人不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一个罗马公民或拉丁城邦投入迦太基的怀抱。罗马势力的基础就如同库克罗普斯的城墙一般，只有一块接一块地拆掉石头，才能将其摧毁。

罗马人的态度

意大利同盟的精锐将士以及七分之一能服兵役的意大利人都死于坎尼战役，此战的结果便是如此。平心而论，不仅是一些愚蠢或卑鄙的人，而且罗马民族本身也都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坎尼战役便是对此类错误所进行的一种残酷却公正的惩罚。适用于一座小乡镇的宪法不再适用于一个大国，在这种战争中，若说罗马城的军队领袖问题应该年复一年地留给投票的潘多拉盒子决定，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即便可以从根本上修订宪法，但至少也不能现在就着手进行，实际监督战事特别是授予和延长指挥权的工作应该立即交与唯一一个专管此事的机构——元老院，只把形式上的核准权交由平民议会。西庇阿兄弟在西班牙这种艰苦的战场上都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可见这种方式能收获何等的成效。然而，政治煽动主义已在侵蚀宪法中贵族政治的基础，夺得意大利战事的管理权。这种荒唐的指控，即贵族私通外敌与其共谋，已烙印在“人民”的心上。由于政治上的迷信，人们向救星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和盖乌斯·瓦罗寻求帮助，他们两个都是最纯粹的“新人”和人民之友，曾在人民群众的赞许中于罗马广场公开表露他们的作战计划，于是人民群众授权委托他们去执行这些计划；结果便是特拉西美诺湖之战和坎尼之战。与从非洲召回一半雷古拉斯军队时相比，元老院现在当然更能明白自己要做的工作，它所承担的责任要求它必须掌握国事的管理权，反对这种有害的行动；但是第一次战败后，元老院暂时执掌政权，它的所作所为也不免受到政党利益影响，有失偏颇。昆图斯·法比乌斯虽不能与罗马的这些“克理翁”相提并论，但他不单纯以军事领袖的身份指挥战事，还特别作为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的政敌坚持强硬的防守战略。而且在处理与部下的争端时，明明需要团结一致，他却总是竭力激怒对方，令矛盾愈加恶化。结果就是：第一，英明的祖先将这个最重要的工具——独裁制——交与元老院，刚好用于处理此类情况，但却毁于他手；第二，至少间接造成了坎尼战役的败局。然而，罗马势力之所以一落千丈，不是因为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或盖乌斯·瓦罗犯下了过错，而是因为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互不信任，即元老院和公民之间存在分歧。如果罗马的解救与复兴仍有可能，那么就必须先重建国内的团结一致与互相信任。既然已经明白这一点，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付诸行动，而且在行动时，无论理由如何公平正义，都要制止一切形式的攻讦，这就成就了罗马元老院光辉不朽的荣耀。坎尼战役后，在所有率兵的将军之中，只有瓦罗一人回到了罗马。罗马元老院议员在城门口迎接他，感谢他没有放弃拯救祖国，这不是表面冠冕堂皇实则包藏祸心的空话，也不是对可怜之人的尖酸嘲讽，这是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缔结的和约。在紧张的时局和庄严的呼吁面前，民众领袖的高谈阔论归于沉寂。自此以后，罗马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才能团结一致挽救这个共同的危局。在这个关键时刻，昆图斯·法比乌斯的坚毅英勇比他的所有战绩都更有益于国家，他和其他著名的元老院议员一起指挥一切行动，使公民重新燃起对自己和对未来的信心。信使从四面八方赶来罗马，汇报战争失利、盟友叛变、据点和武库失守，又在意大利被弃、罗马城几乎无一守兵之时，请求派兵支援波河流域和西西里岛，元老院却仍坚持己见、无动于衷。民众不得在各城门口集会；旁观者和妇女被遣送回家；为战死者哀悼的时间不得超过三十天。这样一来，禁穿丧葬服饰的乐神祭典就不会被中断太久——因为阵亡将士甚多，每个家庭都要悼念死者。同时，两位能干的军事领袖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和小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已将战场生还的残军集结在卡努西乌姆。那些年轻贵族懒散颓废，深感救国无望，便想逃往海外，小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凭借崇高的精神及其忠心之士手中挥舞的刀剑，成功改变了他们的看法。执政官盖乌斯·瓦罗率领少数人马与他们相会，渐渐地，约有两个军团在此处集合。元老院下令对他们进行改编，让他们戴罪服役，不领军饷。一有合适的托辞，那位无能的将军便被召回罗马。执政官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在高卢战役中富有经验，原定率舰队从奥斯蒂亚前往西西里岛，现就任主帅之职。罗马人费尽心力去组建一支能出战的军队，又召集拉丁人施以援手，挽救共同的危局。罗马以身作则，征召所有成年男子，武装债务农奴和罪犯，甚至将国家购买的8000名奴隶编入军队。因为缺乏武器，他们从神殿中取出老旧的战利品，四处发动作坊和工匠。胆怯的爱国人士力劝用拉丁人填补元老院的空缺，但却不被采纳，最终他们从有身份的罗马公民中敲定人选。汉尼拔申请用罗马金库中的款项赎回战俘被拒，迦太基使者与俘虏代表一同前来，罗马人却不准他们进城：从所有迹象来看，元老院似乎并没有求和的意思。不但同盟国无法相信罗马有意进行谈判，甚至包括卑贱的平民都明白他和所有人都没有和平可言，只有取得胜利才能安全。

[1]梅里达（Mérida），西班牙城市，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首府所在地，人口约5.2万人，是西班牙最漂亮的古罗马式的城市之一，由当时的罗马人在其战略要道上所建。由于其杰出的建筑工艺，一些古罗马建筑经历了大自然的长期严峻考验，较好地保留至今，成为人类依然可以共享的宝贵遗产。——译者注

[2]高卢人（拉丁语：Galli）指的是在铁器时代和罗马高卢时期聚居于高卢地区的凯尔特人，年代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3世纪之间。他们的语言高卢语是大陆凯尔特语支的主要组成部分。高卢人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政府，但会集结在一起进行大规模战争。前3世纪时力量达到顶峰。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共和国崛起，并对高卢人形成压迫之势。公元前225年的泰拉蒙战役之后，高卢人的力量开始衰退，在前50年代的高卢战争中被征服。此后高卢人就生活在罗马的行省之中。由于罗马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罗马—高卢文化，最终由于罗马的强势而渐被同化，公元1世纪时已经无法和罗马人相区分了。——译者注

[3]特雷比亚河（Trebbia River），意大利语作Fiume Trebbia，拉丁语作Trebia。意大利北部河流。源出热那亚东北部的亚平宁山地，向东北流经波河低地，在皮亚琴察（Piacenza）西面注入波河，全长115公里。公元前218年汉尼拔在河畔击败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和隆古斯（Tiberius Sempronius Longus）的联合部队，大部分罗马军队被赶入特雷比亚河内淹死。1799年俄奥军队在河畔平原上击败法国军队。——译者注

[4]波利比奥斯对特雷比亚河战役的叙述十分清晰。如果普拉森舍在特雷比亚河右岸流入波河之处，战场在左岸，而罗马营垒在右岸——这两点都曾引起争论，如今却无可非议——罗马士兵要想夺取普拉森舍和营垒，就必须渡过特雷比亚河。但是渡河去往营垒的士兵必须穿过本军的散乱部队，冲过绕到他们身后的敌军，而后与敌军几番正面交锋，强渡过河。另一方面，罗马人等追势渐缓后在普拉森舍附近渡河；敌人已经到达罗马堡垒范围内，距战场几英里远；虽说无法证实，但这里或许有一座横跨特雷比亚河的桥梁，对岸的桥头或许驻有普拉森舍戍兵，也未可知。显然，第一次渡河很困难，第二次渡河很容易，因此尽管波利比奥斯是一位军事法官，但他只谈到一万士兵排成密集纵队，杀出一条血路，抵达普拉森舍，而不提此次渡河没有遇到困难，这还是很有道理的。李维把腓尼基营垒移至特雷比亚河右岸，把罗马营垒移至左岸，这一见解的错误性近来屡次有人提出。我们只要补充说：克拉斯提迪乌姆（今卡斯泰焦附近）的故址现在已由铭文确定下来。

[5]周围有狭窄滨海地带环绕的山脉，它是意大利半岛的自然骨干，对意大利人类地理学有很大的影响。亚平宁山脉呈巨弧形，从西北部靠近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的卡迪波纳山口（Cadibona Pass）起，一直延伸远至西西里岛西边埃加迪群岛（Egadi Islands），总长约1400公里，宽度为40～200公里。——译者注

[6]弗拉米尼乌斯（Gaius Flaminius），古罗马共和国政治家，卒于公元前271年。他是反对元老院的民众领袖。——译者注

[7]根据未修正的历法，此战发生在6月23日；根据已修正的历法，时间大约在4月份，因为昆图斯·法比乌斯在6个月后卸去独裁权，当时是仲秋，那他的就职时间大约就是在5月初。即使是此时，罗马历法也还很混乱。

[8]新独裁官曾在格卢尼乌姆大胜后将这礼物献给赫拉克勒斯胜利神，1862年，其铭文Hercolei sacrom M. Minuci（us）C. f. dictator vovit在罗马的S. Lorenzo.附近出土。

[9]凯尔特人（Celts），他们在罗马帝国时期与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一起被并称为欧洲的三大蛮族，也是现今欧洲人的代表民族之一。——译者注

[10]比利牛斯山脉（西班牙语作Pirineos，加泰隆语作Pireneus），欧洲西南部山脉，法国与西班牙两国界山。东起地中海海岸，西止大西洋比斯开湾畔，全长约430公里；宽度东端仅10公里，而中部约129公里。——译者注

第六章　汉尼拔领导的战事——自坎尼之战到扎玛之战

危机

汉尼拔远征意大利的目的在于破坏意大利同盟：三次战役过后，只要是能达到的目的都已达到。很显然，意大利的希腊和拉丁或其他拉丁化城邦既然没有因坎尼战役变节，那他们就不会屈服于威吓，只会屈服于武力；甚至南意大利的一些偏远小乡镇，如布鲁提亚的佩特利亚，都不顾一切，对腓尼基人进行殊死抵抗，从这足以看出马尔西人和拉丁人将会如何对待他们。如果汉尼拔期望用这种方法获得更多的成就，甚至能够带领拉丁人反抗罗马，那这些希望已成为泡影。但是在其他方面，意大利联合似乎也没有产生汉尼拔预期的结果。卡普亚立即规定，汉尼拔无权强制性征召坎帕尼亚公民入伍当兵；坎帕尼亚公民没有忘记皮洛士在他林敦的所作所为，他们天真地幻想能马上摆脱罗马和腓尼基的统治。撒姆尼和卢塞利亚不复从前，那时国王皮洛士欲率领萨贝利的年轻人攻入罗马。

不仅成串的罗马堡垒处处切断此地的神经和肌腱，而且多年来罗马统治已使得居民不习武器——他们只派出少量队伍加入罗马军队——已平息了他们往日的仇怨，而且已拉拢了许多人处处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城邦谋福祉。确实，在罗马似乎大势已去之后，他们与征服罗马的人联合，但他们认为这不再是一个自由问题，而只是以一个意大利主人交换一个腓尼基主人，将萨贝利部落投入胜利者怀抱的也不是热情，而是绝望。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战事不免有所懈怠。汉尼拔控制意大利半岛北至沃尔图耳努斯和加尔加努的半岛南部，他不能像放弃凯尔特人的领地那样再次随意放弃这些地方，他现在有需要保卫的边界，如果不对其加以庇护，那他必将受到惩罚。为了守卫既得的疆域，以对付处处反抗他的堡垒和自北方行进的军队，同时又要恢复艰难的攻势以对付中意大利，他的兵力——不算意大利分遣队的话，约4万人——远远不够。

马塞卢斯

最重要的是，他发现其他敌人与他对立。因为受了惨痛的教训，罗马人采取一种更为明智的作战方法，只任命经验丰富的军官为军队首领，而且至少在必要时延长他们的领兵期限。这些将军既不会从山头俯瞰敌人的动态，也不会不管在何处，只要一发现敌人便与其交锋，而是在按兵不动和鲁莽行事之间保持正确的折中之道。他们驻扎在堡垒城墙之下稳固的军营里，并在胜可收功败可不灭的地方应战。这种新式战术的灵魂人物是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坎尼一战惨败后，元老院和人民群众都不自觉地将目光转向这位英勇老练的军官，并即刻委托他担任实际的最高统帅。他已在西西里与哈米尔卡的苦战中接受了训练，并在最近与凯尔特人的对战中充分展示了他的领袖才能和个人勇气。他虽然早已年过五十，但却依然如最年轻的士兵一般洋溢着满腔的热情，仅在数年前任将军时，他就砍倒过骑在马上的敌军将领；他是罗马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实现这种战绩的执政官。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两个神——荣誉和勇猛，并在卡佩尼[1]门为他们建造了两座宏伟壮观的庙宇。拯救罗马于水火之中的功绩不属于某个人，而属于全体罗马公民，尤其属于元老院，但是对于共同事业的成功，马尔库斯·马塞卢斯所作的贡献无人能及。

汉尼拔前往坎帕尼亚

汉尼拔已从战场转往坎帕尼亚，古往今来的愚人都以为他一进攻敌人首都便可结束这场战争，可是汉尼拔却比这些愚人更了解罗马。确实，近代战争在战场上决胜负，但古时候的攻城术远不及守城术成熟，无数情况下，战场上最圆满的胜利却因首都城墙的抵抗而功亏一篑。迦太基的议会和公民根本不能与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相提并论，雷古拉斯第一战之后的迦太基所面对的情形比坎尼战役之后的罗马危急得多，然而迦太基固守阵地、顽强抵抗，最终大获全胜。我们能以什么立场期望罗马现在向胜利者上交钥匙，甚至是接受一个公平的和约呢？因此，汉尼拔不会为了这种虚无的表示而牺牲切实重要的胜利，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攻打被困于卡努西乌姆城墙之内的两千罗马败兵上，他赶在罗马人派出的卫戍部队到达之前即刻前往卡普亚，并因此成功引诱这座意大利的第二城市在经过长时间犹豫过后与他联合。他可能希望能够在占据卡普亚之后夺取坎帕尼亚的一个港口；此次大胜使得国内的反对派不得不提供增援，而他可以在这一港口把这些增援卸载下来。

坎帕尼亚战争和阿普利亚战争的复萌

当罗马人得知汉尼拔的行踪时，他们也离开阿普利亚，只留下一支弱小的队伍，并把剩余兵力都集中在沃尔图耳努斯河右岸。马尔库斯·马塞卢斯率领两支自坎尼生还的兵团进军帖亚农·西底西农，当时来自罗马和奥斯蒂亚的可调遣军队在此地与他会合，同时独裁官马库斯·尤尼乌斯率仓促编成的主力军紧随其后，缓缓而来；马尔库斯·马塞卢斯远至卡西利努姆的沃尔图耳努斯河，如果可能，他想要拯救卡普亚。他发现此城已被敌人控制，但另一方面，敌人对于尼亚波利的企图已因公民的英勇抵抗而受挫，罗马人仍不失时机地派兵戍守这一重要港口。其他两座沿海大城——库迈和努塞利亚也同样忠诚地依附罗马。诺拉的民众党和元老党对于他们是应该依附迦太基人还是罗马人这一问题的争端仍未有定论。马塞卢斯听说民众党正占得优势，于是在卡亚佐渡河，沿苏伊苏拉的高地前进以避开敌军。他抵达诺拉，还有充足的时间固守城池抵御内外之敌。在一次出击战中，他甚至击退汉尼拔亲率的队伍，使之大受损失。作为汉尼拔遭遇的首次败仗，此次胜利在精神层面的影响远比在物质层面的结果重要。确实，在坎帕尼亚，努塞利亚、阿切拉以及受强势围攻直至次年（罗马纪元539年即公元前215年）的卡西利努姆（沃尔图耳努斯河的钥匙），均被汉尼拔征服，而这些依附于罗马的城市，其元老院也都受到最为严厉的处罚。可是威吓是改变信仰的有力武器，罗马人以较小的损失成功度过他们一开始软弱无能的危急时期。坎帕尼亚的战事陷于停滞，然后冬天来临了。汉尼拔驻兵于卡普亚，对于三年来未曾身处屋内的军队来说，卡普亚的奢侈绝没有益处。次年（罗马纪元539年即公元前215年），战事又有转机。久经沙场的将领马尔库斯·马塞卢斯，在去年的战争中担任骑兵统领、战功卓著的独裁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以及老将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统率必将包围卡普亚和汉尼拔的罗马三军到来，其中马塞卢斯任地方总督，其他两个人任执政官；马塞卢斯停留在诺拉和苏伊苏拉，马克西穆斯据守在加勒附近的沃尔图耳努斯河右岸，而格拉古则驻守在里特农附近的海岸，掩护尼亚波利和库迈。坎帕尼亚人进入距库迈三英里的哈迈，欲突袭库迈人，却被格拉古彻底击败；汉尼拔出现在库迈城下以雪此耻，却在一次争斗中败下阵来，他提出对阵战也遭拒绝，只得忿忿撤回卡普亚。因此，坎帕尼亚的罗马人不仅守住了他们已有的领土，而且还收复了康普尔特利亚和其他一些小地方，与此同时，汉尼拔的东部盟友怨声四起。执政官马尔库斯·瓦利留斯已率领一支罗马军队据守卢塞利亚，一方面可以联合罗马舰队监视东部海岸和马其顿人的行动，一方面可以协同诺拉的军队向那些叛变的萨莫奈人、卢卡尼亚人和赫比奈人征收贡赋。为了救助他们，汉尼拔转而先攻击他最活跃的敌人——马尔库斯·马塞卢斯。然而，马尔库斯·马塞卢斯在诺拉城下彻底打败了腓尼基军队，腓尼基军队未雪此耻，便不得不从坎帕尼亚出发前往阿尔皮，以图最终能抑制敌军在阿普利亚的发展。提比略·格拉古率兵紧随其后，同时坎帕尼亚的其他两支罗马军队计划于次年春季继续攻打卡普亚。

汉尼拔被迫转为守势以寻求支援

汉尼拔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日益明显的是，他并不是因为这个才达成目标。汉尼拔的胜利主要依赖那些急促的行军、那种来来回回的冒险作战，而今却都已完结。敌人越来越狡猾，因为防守既得之地是必要之举，所以几乎不可能再进一步行动。攻势未作考虑，守势又很困难，而且每过一年都有可能会更加困难。他几乎可以预见到，如果仅凭他自己和意大利同盟的兵力，他根本无法完成其伟业的后半部分，即征服拉丁人和罗马。要想成就其伟业，需依赖迦太基议会、卡塔赫纳的总部以及佩拉和叙拉古的朝廷。如果非洲、西班牙、西西里和马其顿现在能集合所有人力物力，团结一致抗击共同的敌人，如果下意大利成为西、南、东三方海陆军的主要集结地，那他便可希望去完成先锋队在他的领导之下已创下辉煌开端的事业。最自然简单的途径就是本国给予他足够的支援。迦太基政府仍然未受战事影响，由于一小队果敢的爱国人士自主行动、自担风险，它才得已从近乎深渊之中崛起，赢得圆满胜利，毫无疑问，迦太基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何种规模的腓尼基舰队都能在罗克里或克罗顿登陆，尤其当叙拉古港口对迦太基人保持开放以及布伦迪西的舰队受马其顿牵制的时候，更是如此，以下事例皆可说明这一点：大约，在这个时候，波米尔卡带4000名非洲人从迦太基赶来支援汉尼拔，他们在罗克里登陆而未受阻拦，更重要的是，汉尼拔在全盘皆输时乘船，竟也未受干扰。但是在坎尼胜利的最初影响已渐渐消散之后，迦太基的主和派随时都准备好牺牲祖国以换取其政敌的垮台，又得目光短浅、好逸恶劳的公民衷心拥护，当汉尼拔请求更明确的援助时，他们以半简单半恶毒的话回绝了他，说他既然真是胜利者，那实际上便不需要援助。这样说来，他们对于拯救罗马所做的贡献并不少于罗马元老院。汉尼拔在军营中长大，对人民党派的机构并不熟悉，他的父亲可以依靠哈斯德鲁巴这位人民领袖的援助，他却无人依靠；国内本拥有充裕的救国工具，可他却不得不向国外求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依靠西班牙爱国军队的将领，依靠其在叙拉古建立的联系以及腓力的参战。一切都仰仗西班牙、叙拉古或者马其顿派新军到意大利战场以对抗罗马。而为了实现或阻止这个目标，西班牙、西西里和希腊境内都在作战。这些战争都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历史学家通常会在比较它们的重要性时犯错。就罗马人而言，它们在本质上都是防御战，而这些防御战本身的目的在于扼守比利牛斯山脉的隘口，牵制希腊的马其顿军队，守卫梅萨纳城并断绝意大利与西西里之间的交通。当然，无论在何时，只要有可能，罗马人都用攻势方法发动这场守势战争；如果形势有利，事情可能会发展成将腓尼基人逐出西班牙和西西里，并解散汉尼拔与叙拉古和腓力的同盟。就其本身而言，意大利战争暂时蒙上了阴影，演变成堡垒争夺战和掠夺性的军事袭击，这都不会对大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只要腓尼基人保持其攻势，意大利就一直都会是军事行动的中心目标；汉尼拔在南意大利备受孤立，人们费尽心力、全情投入，都只为终结或延续这种孤立状态。

派往增援的部队暂时受挫

如果在坎尼之战以后，汉尼拔能即刻启用他认为可以依靠的一切资源，那他差不多就胜券在握了。但是埃布罗河一战以后，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的地位十分严峻，以至于迦太基公民因坎尼战役得胜而提供的金钱和士兵大部分用在了西班牙身上，那里的局势却并未因此得到改善。下一次战争中（罗马纪元539年即公元前215年），西庇阿兄弟将战场从埃布罗河转移到瓜达尔基维尔河；在安达卢西亚，即迦太基固有领土的中心区域，他们取得伊里突吉和茵替比里两战的辉煌胜利。在撒丁岛，与土著人之间的交往使得迦太基人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座岛屿的主人。这座岛屿作为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的中转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提图斯·曼利乌斯·托尔夸图斯奉命率一支罗马军队前往撒丁岛，彻底摧毁了迦太基的登陆部队，保证罗马人毫无争议地占领了这座岛屿（罗马纪元539年即公元前215年）。从坎尼派往西西里的军团英勇无畏，成功据守该岛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以抗击迦太基人和希耶罗尼姆斯；罗马纪元539年即公元前215年末，希耶罗尼姆斯死于刺客之手。甚至是在马其顿，批准结盟一事都被搁置，这主要是因为马其顿派到汉尼拔那里的使者在回国途中被罗马战舰所擒。所以东部海岸那令人畏惧的侵袭暂时停止；罗马人获得时间先以舰队再以格拉古抵达之前就用于保护阿普利亚的陆军据守布伦迪西这个非常重要的驻地，甚至准备一旦宣战就进攻马其顿。在意大利境内，战事因此陷入停滞，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境外，迦太基人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加快新军或舰队开赴战场的进程。罗马人又极力处处将自己置于防御状态，由于持有这种防御的态度，无论汉尼拔的天赋如何发挥作用，罗马人作战多半都能得到好的结果。于是，坎尼一战取胜在迦太基激起的爱国心很快就消失殆尽；有不少军队都是在这里组建，要么是因为党派的反对，要么只是因为笨拙地想要调和议会中发表的不同意见，都浪费在了无用之地，只有很小一部分真正用在了实处。到了罗马纪元539年即公元前215年底，深思熟虑的罗马政治家确信，危险的紧急关头已经过去，为了达成目标，冒险开始的抵抗只能在各方面继续努力。

西西里之战　围攻叙拉古

首先，西西里的所有战事宣告结束。汉尼拔原本的计划并不是要在西西里岛上发起战争，但一部分出于偶然，主要是因为鲁莽的希耶罗尼姆斯幼稚自大，一场陆上战役在这里爆发——无疑是因为汉尼拔之前并未有此计划——迦太基议会特别重视这场战事。罗马纪元539年即公元前215年底，希耶罗尼姆斯被杀，在这之后，叙拉古公民更加无法确定是否要坚持他所奉行的政策。如果说任意一个城市有理由依附于罗马，那这个城市必然是叙拉古，因为迦太基人战胜罗马人之后，无论如何，叙拉古都不得不将整个西西里的主权交与迦太基人，至于迦太基对叙拉古人所作的承诺，没有人会真的相信它将依言兑现。一部分出于这方面考虑，一部分因罗马人危险的准备而恐惧——这座重要的岛屿是沟通意大利和非洲的桥梁，罗马人竭尽全力想要再次彻底控制它，如今又派他们最优秀的将军马尔库斯·马塞卢斯到西西里岛，为罗马纪元540年即公元前214年的战役做准备——叙拉古公民有意适时回归罗马同盟，以图罗马联盟对他们既往不咎。但是，希耶罗尼姆斯死后，有人企图重建旧时的人民自由，又有许多人发起突击，要求补王位空缺，如此循环交替，叙拉古陷入可怕的混乱之中，同时，外国雇佣兵首领成为此地真正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下，汉尼拔机敏的密使——希波克拉底和埃披库代斯寻得机会阻挠和平计划。他们假借自由的名义煽动群众，恰巧莱昂蒂尼人刚又被罗马人征服，据说罗马人已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惩处，这些不着边际、大肆夸张的言论甚至在上流社会中都引发了疑惑：现在要修复旧时他们与罗马的关系是否为时已晚？同时佣兵之中的许多罗马逃兵大部分都是从舰队逃跑的桨手，他们很容易就相信，公民与罗马缔结和约就等于宣布了他们的死刑。于是，主要官吏被处死，停战协定被撕毁，希波克拉底和埃披库代斯接管了这座城市的治理事宜。罗马执政官别无他法，只得进行围攻。但是叙拉古防守巧妙，其工程师阿基米德[2]以精通数学著称，在这场守城战中表现尤其出色，罗马人不得不在攻城八个月后变围攻为海陆封锁。

迦太基远征西西里岛　迦太基军队未能征服叙拉古

同时，迦太基迄今为止都只用舰队支援叙拉古人，一听说他们又起兵反抗的消息，便命希米尔科率一支精锐陆军前往西西里，这支陆军未受阻拦便在赫拉克利亚·密诺亚登陆，立即占领了阿格里真托这一重镇。为了与希米尔科[3]会师，骁勇善战的希波克拉底率军从叙拉古出击，处于叙拉古卫戍部队和两支敌军之间的马塞卢斯面临危急之势。然而，一些援军从意大利赶来，在他们的帮助下，马塞卢斯守住了他在西西里岛的地位，继续封锁叙拉古。另一方面，大部分内陆小城市被迫加入迦太基阵营，其主要原因不在于敌军，而在于罗马人在岛上的残暴行径，尤其是他们怀疑恩纳的公民企图谋反，驻守在此地的罗马戍兵便对其进行大肆屠杀。罗马纪元542年即公元前212年，在叙拉古城庆祝佳节期间，外墙守兵离去，围城军成功攀上城墙，深入自“岛屿”和海滨市区（Achradina）延伸至内地的郊区。欧律阿罗斯的堡垒位于郊区的极北之地，保护这些郊区以及从内地通向叙拉古的主要道路，因此与外界隔绝开来，不久之后便陷落了。当围攻叙拉古城的局势因此转而对罗马人有利时，希米尔科和希波克拉底率领的两支军队前去支援叙拉古，并试图同时攻击罗马人的阵地，另外，迦太基舰队企图登陆，叙拉古卫戍部队企图突围出击。但是，各方面的进攻均被击退，两支援军不得不在城下扎营，驻守在阿纳普河沿岸低洼的沼泽地。盛夏仲秋之际，这里瘟疫横行，对逗留此地的士兵都有致命的威胁。这些瘟疫多次拯救叙拉古城于危难之中，其作用甚至超过了英勇的叙拉古公民；在狄奥尼修斯一世时代，两支腓尼基军队都曾围攻叙拉古城，但最后都这样覆灭于该城之下。如今，命运将叙拉古城的这种特殊防御之道转变为毁灭它的工具。驻扎在郊区的马塞卢斯军队所受损害并不严重，热病却使得腓尼基人和叙拉古人的营地一片凄凉孤寂。希波克拉底死了，希米尔科和大多数非洲人也死了，两支军队存活下来的人大多是西西里土著人，他们四散奔逃至周边的城市。迦太基人还想从海洋方面拯救叙拉古城，但当罗马舰队向海军将领波米尔卡发起挑战的时候，他却撤退了。埃披库代斯在叙拉古城内发号施令，如今也深感无望，弃城而去，逃到阿格里真托。叙拉古欣然向罗马人投降，目前双方交涉已经开始。可是罗马逃兵再次妨碍交涉：在另一次兵变中，主要长官和许多有身份的公民被杀，外国军队把政府和城防都委托给他们的首领。马塞卢斯现在与其中一位首领进行谈判，结果叙拉古城内一个仍然自由的区域，即“岛屿”部分落入马塞卢斯之手。之后，叙拉古公民也主动向他敞开市本部的大门（罗马纪元542年即公元前212年秋）。很显然，叙拉古城没有自主行动的自由，而且曾屡次极力摆脱外国士兵的暴政，如果无论如何都要显示仁慈的话，那么，甚至是按照罗马公法处理叛变城邦时那种不足称道的原则，叙拉古城也可获得宽恕。不过，马塞卢斯准许手下士兵大肆劫掠富裕的商业城市，致使阿基米德和许多其他公民在此期间惨遭杀害，玷污了自己的军事荣誉。而且后来叙拉古人控诉这位名将，罗马元老院也充耳不闻，既不归还被掠的私人财产，也不恢复叙拉古城的自由。叙拉古和先前依附于它的各城被纳入罗马纳贡城邦之列——只有陶洛米尼乌姆和内顿得到与梅萨纳相同的特权，而莱昂蒂尼的领土则归罗马所有，其昔日的地主变为罗马的租户——此后没有叙拉古公民能够定居在“岛屿”部分，即该城内控制海港的部分。

西西里游击战　罗马占据阿格里真托　西西里归于安宁

就这样，迦太基人似乎失去了西西里岛，但汉尼拔的天才甚至能从远处影响至此处。汉诺和埃披库代斯率迦太基军队驻守在阿格里真托，他们迷惘窘困，无所作为，于是汉尼拔派利比亚骑兵官穆丁到军队驻地，接管努米底亚骑兵统帅一职。罗马施行的暴政已在西西里全岛激起满腔仇恨，穆丁率手下游击队将这彻骨的仇恨煽成熊熊的火焰，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击战，并最终取得了极好的战绩，以至于迦太基军队在希梅拉河与罗马军队相遇时，他甚至能与马塞卢斯本人数次对战，并成功取胜。然而，汉尼拔与迦太基议会的关系又在这里小规模凸显。议会任命的将军心怀嫉妒，排挤汉尼拔派来的军官，坚持不用穆丁及努米底亚人，自己单独率兵与马塞卢斯作战。汉诺的愿望得以实现，他被彻底击败。穆丁并不因此改弦更张。他据守内地，占领几个小城市，不少援军从迦太基赶来与他会合，因而他能够逐渐扩展他的军事行动。他战功显赫，最后，主帅无法阻止这位骑兵官功高盖己，便立即革除他的轻骑统领之职，转而任命自己的儿子为轻骑统领。两年来，这个努米底亚人为腓尼基主人保全西西里岛，如今受到此等待遇，忍无可忍。他和手下不肯听命于小汉诺的骑兵，与罗马将军马尔库斯·瓦利留斯·莱维努斯谈判，并将阿格里真托献给罗马。汉诺乘船逃回迦太基，向上级报告汉尼拔所派军官的无耻叛国行径。城内的腓尼基卫戍部队为罗马人所杀，公民被卖作奴隶（罗马纪元544年即公元前210年）。为了保证西西里岛不再遭遇罗马纪元540年即公元前214年那样的登陆突袭，该城精选一批西西里居民，组建一支新的居民团，归罗马处置，昔日辉煌的阿克拉加斯不复存在。在整个西西里岛就这样被征服以后，罗马人努力使这扰攘的岛屿恢复些许安宁和秩序。在内地出没的成群匪徒一同被逐，并被遣往意大利，这样一来，他们可从其位于利基翁的总部焚毁汉尼拔各同盟国的领土。西西里岛上的农业已彻底荒废，罗马政府尽其所能促进农业复兴。迦太基议会不止一次谈到要派舰队去往西西里岛，再兴岛上的战事。但这个计划也仅仅只是计划而已，再无进一步行动。

马其顿的腓力及其耽搁事宜

比起叙拉古，马其顿对事情发展可能更具决定性影响。眼下，人们既不期望东方各国予以援助，也不担心他们从中作梗。大安条克王是腓力的天然同盟，罗马纪元537年即公元前217年，埃及人在拉菲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他便不得不庆幸自己从懒惰的斐拉佩特手里获得了原有的和平。一方面，拉基代与之竞争，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战事再发；另一方面，国内觊觎王位者发起叛乱，小亚细亚、大夏和东方各省的种种冒险事件频发，因而他无法加入汉尼拔筹划的反罗马大同盟。埃及的朝廷毅然站在罗马一边，罗马纪元544年即公元前210年，它与罗马再结同盟，可是人们也不再期望托勒密·斐拉佩特会在除运载粮食之外的其他方面支援罗马。因此，除非是他们自己互起纷争，否则没有什么事能阻挡希腊和马其顿把决定性的力量用于意大利大战。如果他们有自制力，能在为数不多的几年时间里相互支持，以对付共同的敌人，那他们便可挽救希腊的声誉。这种情绪无疑在希腊风行一时。诺帕克图斯的阿革拉奥斯曾预言说，希腊人如今所沉迷的武打比赛恐怕不久便会成为过去。他诚挚提醒人们放眼西方，不要让一个强国将同等奴役的和约强加在所有交战国身上——从根本上说，此番言论有助于促成腓力和埃托里亚人之间的和平（罗马纪元537年即公元前217年），而且它也是这一和平趋势的重要证明，即埃托里亚同盟即刻任命阿革拉奥斯为其将军。

与迦太基一样，民族的爱国心在希腊愤然而起：一时之间似乎能激起一场希腊反抗罗马的民族战争。但在这样一场讨伐战争中，任将军一职的只能是马其顿的腓力。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必须要有热情及民族信仰，而腓力身上却缺乏这两种特性。他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即如何完成从压迫者到希腊拥护者的角色转换。他推迟与汉尼拔结盟，抑制了希腊爱国者一开始最为高涨的热情。当他真与罗马交战的时候，他的作战方式仍不足以唤起同情和信心。就在坎尼战役那一年（罗马纪元538年即公元前216年），他首先企图占领阿波罗尼亚，最后却失败得近乎可笑，因为腓力一接到毫无根据的消息，即一支罗马舰队正向亚得里亚海驶来，便仓皇往回赶。此事发生在与罗马正式决裂以前。双方最终决裂时，不论敌友都料定马其顿人必将登陆下意大利。自罗马纪元539年即公元前215年以来，一支罗马舰队和陆军便据守在布伦迪西以备战争之需。腓力没有战船，于是便建造一小队伊利里亚轻艇以运送军队渡海。可是到了需要认真努力的时候，他却不敢与那令人胆战的五桨木船在海上相遇。他曾向盟友汉尼拔许诺要尝试登陆，如今却违背诺言，而且为了仍有所作为，他决定对他自己的那份战利品即罗马在伊庇鲁斯的领地发起攻击（罗马纪元540年即公元前214年）。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件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罗马人深知攻势要比守势更为可取，他们绝不会如腓力所希望的那样，甘心坐观来自彼岸的袭击。罗马舰队从布伦迪西运送一支陆军到伊庇鲁斯，从腓力手里夺回诺里库姆，将卫戍部队置于阿波罗尼亚城内，攻陷马其顿的营垒。于是，腓力从局部行动变为完全无所作为，汉尼拔试图将自己的热情与果敢注入腓力这种犹豫不前、目光短浅的政策之中，终究是徒劳无功。尽管他颇多抱怨，但腓力却仍然按兵不动，虚度了几年的光阴。

罗马领导反马其顿的希腊联盟

率先再兴战争行动的并不是腓力。由于他林敦沦陷（罗马纪元542年即公元前212年），汉尼拔在最便于马其顿军队登陆的海岸上获得了一个极好的港口，诱使罗马人从远处避开这个打击，马其顿人忙于国内事务，因而无暇顾及意大利。希腊的民族热情当然很早以前就烟消云散。借助于对马其顿的旧仇以及腓力新犯下的轻率不公的罪行，罗马海军将官莱维努斯轻易便把处在罗马保护之下的中小国组成一个反马其顿的联盟。这个联盟由埃托里亚人领导，他们开公会时，莱维努斯亲自到场，并承诺交出埃托里亚人觊觎已久的阿卡纳尼亚领土，以此获得了公会的支持和拥护。他们与罗马达成一个适中的协议，以共同掠夺希腊的人民和土地，这样一来，土地应该归埃托里亚人所有，人民和动产应该归罗马人所有。希腊本部意欲把反马其顿或者更准确地说主要是反亚该亚的国家也拉入这个联盟。在阿提卡有雅典，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有伊利斯、墨塞奈和斯巴达，特别是斯巴达，它的陈腐体制约在这时被一位英勇的士兵马坎尼达斯推翻；国王珀罗普斯尚未成年，他加入这个联盟就是为了假借国王名义行使专制权，成立一个由佣兵部队支持的冒险政府。此外，加入该联盟的还有马其顿的宿敌，即半野蛮的色雷斯和伊利里亚各部落的首领，以及最后的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在他周围的两个希腊大国惨遭毁灭之时，阿塔罗斯积极睿智地追求他自己的利益，而当他的援助尚有一定价值的时候，他又以其敏锐的眼光依附于罗马，做个附庸。

无果的战争　腓力与希腊人之间的和平　腓力与罗马之间的和平

密切关注这场漫无目的的战争变化，既不适合，也没有必要。腓力虽比他的任何对手都要优秀，凭其干劲与个人勇气击退各方攻击，但他却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了那种无益的防守上。时而埃托里亚人联同罗马舰队一起歼灭了倒霉的阿卡纳尼亚人，并威胁洛克里斯和塞萨利，他不得不转而抵抗他们；时而蛮族入侵，他被召去北部各省；时而亚该亚人寻求他的帮助以对抗埃托里亚人和斯巴达人的侵略性远征；时而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和罗马海军将官普布利乌斯·苏尔皮西乌斯率其联合舰队威胁东海岸，或运送部队登陆于埃维亚岛。因缺乏一支作战舰队，腓力的一切行动都受到限制。他甚至向其盟友比提尼亚的普鲁西阿斯甚至汉尼拔请调战船。只是临近战事结束，他才决定下令建造100艘战船，而这事本应在一开始就做的。然而，就算此项命令能付诸实践，这些战船也未派上用场。在这场不幸的战事中，希腊拼尽最后一丝力气自相残杀，这片土地的繁荣也化为乌有，所有了解希腊形势并同情它的人无不痛惜。那些商业国家，如罗得岛、希俄斯、米提利尼、拜占庭、雅典，甚至是埃及都屡次试图居间调停。事实上，协议双方都能从中获益。罗马同盟国特别重视埃托里亚人，跟马其顿人一样，埃托里亚人受战争迫害匪浅，尤其是在阿达马尼的小王被腓力笼络之后，埃托里亚内地便门户大开，受到马其顿人入侵。许多埃托里亚人也逐渐意识到罗马同盟使他们扮演着这个可耻歹毒的角色。当埃托里亚人伙同罗马人把整批希腊公民（如安提库拉、俄瑞乌斯、代美和埃伊纳岛的公民）卖作奴隶时，惊恐的呼喊声响彻希腊全国。可是埃托里亚人不再自由，如果他们主动与腓力缔结和约，那便冒着极大的风险。罗马人仅用几艘船只作战，战争的负担与损害大都落在埃托里亚人身上，他们认为罗马人绝对无意停战，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局势正变得对罗马有利之后，罗马人就更不愿停战了。然而，最后埃托里亚人决定听从各城市的调停，尽管罗马人从中作梗，希腊各国还是于罗马纪元548—549年即公元前206—前205年间的冬季商议一份和约。埃托里亚已把一个过于强大的盟友转变为危险的敌人，但罗马已然筋疲力尽，元老院当时正集中罗马的所有资源以供远征非洲决一胜负之用，所以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为埃托里亚背弃同盟而愤愤不平的适当时机。埃托里亚人退出之后，罗马人要继续对腓力作战，就必须竭尽全力；而且对他们来说，如果也凭借一纸和约来结束战事，似乎会更加方便，和约规定实际恢复战前的状态，特别是罗马可保有除阿丁达尼人无用疆域以外的伊庇鲁斯沿岸领土。在这种情况下，腓力得到这种条款，必定自认为是幸事。可是事实表明——的确，这再也无法掩藏——希腊人经历了十年惨无人道的战事，忍受了难以言说的痛苦，终究是徒然。汉尼拔筹划了那公平正义的伟大联合，一时之间全希腊踊跃加入，而今却都土崩瓦解，无法挽回。

西班牙战争

在西班牙，哈米尔卡和汉尼拔的精神影响深远，斗争越发胶着。由于地方特性和人民习惯，战事进展异常跌宕起伏。埃布罗河河谷优美，安达卢西亚土地肥沃，物产丰足，崎岖不平的高原地带介于两地之间，许多树木葱茏的山脉横断此处。居住在这里的农民和牧羊人很容易便能响应号召，集合从军，但要想带领他们抗击敌人或在任何情况下都凝聚在一起，实为难事。尽管城市居民每次都躲在城墙后面坚定地向压迫者挑衅，但他们同样无法联合起来采取稳健的行动一致对敌。他们似乎都平等对待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无论是定居埃布罗河河谷的麻烦客民，还是占领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的讨厌外客，他们都据有半岛或大或小的领地，而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可能是件非常无关紧要的事情。因此，那种西班牙所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党派偏见在这次战争中并不明显，只有个别城市例外，如萨贡图姆支持罗马人，而阿斯达帕则站在迦太基人一边。但是，因为罗马人和非洲人都没有带来充足的兵力，所以这场战争必然会演变成双方争取党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很少由忠实的依附决定，更多情况下是取决于恐惧、金钱或者偶然。而当战争似乎将要结束之时，便分解为层出不穷的堡垒攻坚战和游击战，不久之后，战事却又死灰复燃。军队如海岸上的沙丘一般忽隐忽现，昨日小山还立于此处，今日便已寻不到它们的踪迹。一般来说，罗马人比较占优势，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最初作为助西班牙摆脱腓尼基暴政的救星出现在西班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有幸选择了正确的领袖，而这些领袖又带来值得信赖的队伍作为其坚强的核心。然而，传至今日的史料记载残缺不全，而且混乱不清，特别是在年代方面，我们几乎不能对这样进行的战事发表一个令人满意的见解。

西庇阿兄弟的胜利　西法克斯攻击迦太基

罗马人在这半岛上的两位代理执政官，格涅乌斯和普布利乌斯·西庇阿（特别是格涅乌斯）都是优秀的将军和执政官，他们成功完成任务，立下最为卓越的功勋。他们不仅坚守住比利牛斯山脉的关口，坚决粉碎了敌人欲重建主帅与其总部之间那已被切断的陆路交通的图谋；不仅仿照西班牙的新迦太基模式，借助于在塔拉科广泛设防修港的方法，创造了一个西班牙的新罗马，而且罗马军队已于罗马纪年539年即公元前215年在安达卢西亚成功取胜。次年（罗马纪元540年即公元前214年），他们再次远征此地，仍大获全胜。罗马人的武装几乎远达赫拉克勒斯之柱，他们扩展南西班牙的保护地，最后又通过收复并重建萨贡图姆获得自埃布罗河到卡塔赫纳路线上的一个重要军站，与此同时也尽可能偿还了罗马人欠下的旧债。西庇阿兄弟像这样几乎将迦太基人赶出西班牙时，又会在西非鼓动一位危险的敌人去攻击他们，这个人就是强大的西非君主西法克斯，他统治近代的奥兰和阿尔及尔两地，大约于罗马纪元541年即公元前213年与罗马人建立联系。如果可以给他一支罗马军队，想必会有好的结果，可是当时在意大利没有一个闲人可供差遣，西班牙军队也因太过薄弱而无法分散兵力。尽管如此，那些隶属于西法克斯的部队由罗马军官训练和指挥，仍能在迦太基的利比亚国民中掀起一股巨浪，以至于西班牙和非洲的副元帅哈斯德鲁巴·巴卡亲自率西班牙的精锐部队前往非洲。他的到来很可能给事情带来了另一个转机：国王加拉——在如今的君士坦丁——曾长期与西法克斯为敌，拥护迦太基；他与他英勇的儿子马西尼萨一起击败了西法克斯[4]，迫使他求和。关于这次利比亚战争，不过是叙述迦太基在马西尼萨胜利后如何照常残忍报复叛徒而已。

西庇阿兄弟战败被杀　罗马人据守于埃布罗河南岸的西班牙　尼禄被派往西班牙

非洲的事宜发生此类转变，对西班牙战事具有重要影响。哈斯德鲁巴又能回到西班牙（罗马纪元543年即公元前211年），不久之后，大量增援和马西尼萨本人都追随他而来。敌军将领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罗马纪元541年至542年即公元前213年至前212年），西庇阿兄弟继续在迦太基领地内劫掠招降，现在却发现他们意外遭优势兵力攻击，不得不退守埃布罗河或者召集西班牙军队。他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法，雇佣2万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然后为了更好地抵御分别由哈斯德鲁巴·巴卡、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和马戈率领的三支敌军，他们把军队分散开来，甚至连罗马部队也不放在一起。因此，他们实属自寻死路。格涅乌斯所率军团包括三分之一的罗马人和所有西班牙部队，他们驻扎在哈斯德鲁巴·巴卡对面，哈斯德鲁巴·巴卡不费吹灰之力便以一笔钱诱使罗马军队里的西班牙人撤退——或许，从他们自由职业的道德观念来看，这甚至似乎并不有悖忠诚，因为他们没有投归其雇主的敌人手下。罗马将军别无他法，只得仓皇撤退，敌人紧随其后。与此同时，普布利乌斯率领的罗马第二军团，遭受由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和马戈所率的其他两支腓尼基军队重击，马西尼萨的骁勇骑兵队赋予了迦太基人决定性的优势。罗马军营几乎被敌人重重包围。已在途中的西班牙补充兵马如果抵达，罗马人便将被彻底围困。这位代理执政官大胆决定趁前进中的西班牙人尚未出现，封锁线的缺口尚未填补之际，用他最精锐的部队与其交锋，最后不幸失利。罗马人一开始确有优势，但努米底亚骑兵迅速奉命追击，不久便赶上他们，使他们无法延续已完成一半的胜利，也无法引兵退回，直至腓尼基步兵到来，将军阵亡，战事才转败为胜。普布利乌斯这样阵亡后，缓慢撤退的格涅乌斯抵御一支迦太基军队本就非常吃力，如今他见三支大军突然同时袭来，努米底亚骑兵又切断了他们的所有退路。被围困在一座甚至无处扎营的荒山上，所有的罗马士兵不是被杀死，就是沦为俘虏。至于格涅乌斯自己是生是死，却未有确切资料可考。盖乌斯·马奇路斯是格涅乌斯派的杰出军官，他仅率一小队人马安全抵达埃布罗河彼岸。使节提图斯·方泰也带领普布利乌斯军团中留守营地的部队安全抵达此处，甚至大多数分散在西班牙南部的罗马戍兵也逃到这里。如今腓尼基人统治着埃布罗河南岸的整个西班牙，无人反抗。渡过埃布罗河、打通比利牛斯山脉及恢复与意大利的交通的时日似乎也并不遥远。但是罗马军营正处于危急关头，急需合适的人选主持大局。士兵们不推选资历较老且不无能力的军官，而召唤盖乌斯·马奇路斯任军队领袖，他的英明领导，以及三位迦太基将领之间的嫉妒不和（可能具有同样的效果），使得他们所获重大胜利的成果大打折扣。那些已经渡过埃布罗河的迦太基人都被逐回，同时，罗马人据守埃布罗河一线，直至罗马赢得时间派遣一支新军队和一位新将军前来支援。幸运的是，卡普亚陷落，意大利的战事出现转机，这使得此事能够实现。行政官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率一支12000人的强大军团到来，恢复了双方兵力的平衡。次年（罗马纪元544年即公元前210年），罗马人远征安达卢西亚，大获全胜；哈斯德鲁巴·巴卡被团团围住，只是依靠卑劣的计策和公然叛变才得以免于立约投降。然而，尼禄不是进行西班牙战争的适当人选。他不乏能力，但为人严厉、暴躁易怒，因而不得人心；他不善于重修旧好或是建立新交；西庇阿兄弟死后，迦太基人一概用不讲情理、骄恣傲慢的态度对待远西班牙的人，不论敌友，已然激怒了所有人，可他也不会加以利用。

普布利乌斯·西庇阿

元老院对西班牙战事的重要性和特性具有正确的判断，又从被罗马舰队收为俘虏的乌提卡人那里得知迦太基人正极力派遣哈斯德鲁巴和马西尼萨率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翻越比利牛斯山脉，于是决定派新援军和一位非凡的高级将军到西班牙，至于对这位将军的任命权，他们认为应该交给人民。据说长久以来，没有人愿意接下这个复杂艰险的职务，但是到了最后，一位二十七岁的年轻军官普布利乌斯·西庇阿（战死于西班牙的同名将军之子）自告奋勇前来竞选这一职位，他曾任军团司令官和民选行政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元老院在其所召开的人民大会中竟将如此重要的选举交托于偶发事件。同样不可思议的是，罗马的雄心壮志与爱国热情竟然就这样消失殆尽，以至于没有一位可靠的老将挺身而出担任这一重要职位。反之，这位年少多才又经验丰富的军官曾在提希纳斯河与坎尼的两次激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可他的官阶仍不足以让他自告奋勇参与竞选，继任地方官和执政官。如果元老院把目光投向他，那么采用这个方法便很顺理成章，这样的话，尽管他的资格不够，但是人民出于善良的本性也只好承认这唯一的候选人。毫无疑问，远征西班牙十分不得民心，采用这个办法也使得民众不得不支持这位年轻将领以及这项征战计划。这候选资格表面上未经筹谋，如果其效果实为精心策划，那它便是非常成功的。九年前，普布利乌斯·西庇阿曾在提希纳斯河战役中救下他父亲的性命，现在他要去报这杀父之仇；这位年轻的长发美男，谦逊腼腆地请命说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他愿就任这一危险的职位；数百人投票表决，立即将区区一个军团司令官升到最高行政官之列——凡此种种给罗马公民和农人留下了奇妙而不可磨灭的印象。事实上，普布利乌斯·西庇阿是一个热情而又能激发他人热情的人。少数人凭借自身能力以及钢铁一般的斗志强迫世界接纳并移入新路径，长达数百年之久，或是至少将命运牢牢掌握在手中，一去数年，直至命运的车轮从身上碾过，但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不是这样的人。他谨遵元老院的指示打胜仗、收国土；借助于所得的军事荣誉，他也以政治家的身份在罗马取得了一个重要地位；然而，这样一个人与亚历山大或恺撒还是相去甚远。作为军官，他对国家所作的贡献至少不多于马尔库斯·马塞卢斯；作为政治家，他虽然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其政策的损公利己，但他的军事才能对于国家而言至少是利弊均等。然而，一种特殊的魔力萦绕在这位优雅的英雄周围，西庇阿总是半轻信半机敏地活跃在安静自信、富有灵感的氛围中，这种氛围将他的形象笼罩着，犹如一团炫目的光圈。他的热情足以感化别人的内心，他的筹谋足以令凡事都听从智慧的安排，同时又不会将那些世俗之人置之度外；他既不会天真到跟民众一样相信他受神灵的启示，也不会坦率到对其置之不理，但他却暗自深信他是受神特殊眷顾的人——简言之，就是真正具有先知性的人；他超脱于人民之上，又远在人民之外；他信守承诺，大有王者之风；他认为若是采用普通的王者称号，便是自贬身价，但他不明白共和政体的宪法应怎样拘束他；他对自己的伟大深为自信，以至于他不知道何为嫉妒，何为怨恨，他谦恭有礼地承认他人的功绩，慈悲地原谅他人的过失；他是一位杰出的军官，也是一位优雅的外交家，但他身上却没有这两种职业中让人生厌的特质；他把希腊文化和罗马人最为丰富的民族感结合在一起，谈吐中满是才气，举止间尽显优雅——不论是士兵还是妇女，是一国同胞还是西班牙人，是元老院中的对手还是更为伟大的迦太基敌人，无不对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心悦诚服。他的名字不久便广为人知，似乎他就是那个注定为国家带来胜利与和平的明星。

西庇阿前往西班牙　攻取新迦太基

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于罗马纪元544年至545年即公元前210年至前209年前往西班牙，随行的有代理行政官马尔库斯·西拉努斯，他将继任尼禄的职位，当这位年轻主帅的助手和谋士；另外还有他的知己盖乌斯·莱利乌斯任海军将官，并配备有一支异常强大的军团和一个充盈的金库。他一来到战地，便立即进行了一场史上最大胆最幸运的突击行动。迦太基有三位将军，其中哈斯德鲁巴·巴卡驻守在塔古斯河源头，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驻守在塔古斯河河口，马戈则驻守在赫拉克勒斯之柱；他们之中距腓尼基首都新迦太基最近的也有十天的行程。突然，罗马纪元545年即公元前209年春，在敌军开始行动之前，西庇阿率全部近3万陆军和舰队前往新迦太基，从埃布罗河河口出发沿海岸线行进，几日之内便可到达此城。他通过海陆联合攻击，突袭腓尼基首都不足1000人的卫戍部队。新迦太基位于延伸至海港的舌形陆地，三面同时受罗马舰队的威胁，第四面则受罗马军团威胁，而所有救援都相距甚远。不过，指挥官马戈毅然自卫，武装公民，因为他手下的士兵不足以供守城之用。他试图突围出击，却被罗马人轻易击退。罗马人也不把时间用于展开正式的围攻，而是开始攻打向陆的一面。攻击者急切地沿着通往新迦太基城的狭窄陆地推进，新队伍不断接替疲惫的队伍，薄弱的守军完全精疲力尽，但罗马人也未曾得利。西庇阿对此也没有任何期待，他发起攻击只是为了引守兵离开靠近海港的一面。他听说退潮时海港的一部分会变干涸，于是便想在那里进行第二次攻击。当向陆的一面激战正酣之时，西庇阿派遣一支小分队带上梯子走过浅滩，“那里有海神亲自为他们指路”，他们竟有幸发现一处未设防的地方。于是这座城市第一天便被攻下，随后马戈在大本营立约投降。与迦太基首都一起落入罗马人之手的还有18艘解除武装的战船，63艘运输船，全部军需物品，大批谷物，600塔兰特军用资金（合4万余镑），1万名俘虏（其中有18位迦太基长老或法官），以及迦太基属下所有西班牙同盟的人质。西庇阿承诺，各城邦一与罗马结盟，他就让其人质回国；另外，他用新迦太基城的资源增强和改善部下军队的条件。他命新迦太基的2000名工匠替罗马军队工作，并承诺战事一结束就放他们自由；他还在剩下的民众之中挑选身强力壮的人做舰队的桨手。可是，此城的市民却被赦免，他们可以继续拥有自由和先前的地位。西庇阿了解腓尼基人，知道他们会言听计从；重要的是，要保全一座拥有东海岸唯一良港和丰富银矿的城市，光有一支卫戍部队还不够，还应利用其他方法来加以防护。

因此，这一大胆的冒险行动荣获成功——之所以说大胆，是因为西庇阿不知道哈斯德鲁巴已经接到政府要他向高卢进军的命令，并且正忙于将其付诸实践，还因为如果西庇阿的归期延迟，留守埃布罗河的薄弱队伍就不能认真抵制这个行动。但是在哈斯德鲁巴出现于埃布罗河之前，他又到了塔拉科。为了进行勇敢的一击，这位年轻的将军放弃了他主要的任务，其所做之事的危险性被海神和西庇阿一同取得的巨大成功掩盖起来。罗马国内对于这位了不起的年轻人曾有诸多期望，如今他奇迹般地攻下了腓尼基首都，充分证明了这一切期望都是有道理的，以至于没有人敢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于是西庇阿的统帅任期被无限延长。他自己决定不再仅限于努力防卫比利牛斯山脉的隘口。由于新迦太基陷落，不仅埃布罗河以北的西班牙人已全数投降，而且甚至是埃布罗河彼岸最强大的君主也已背弃迦太基而寻求罗马保护。

西庇阿前往安达卢西亚　哈斯德鲁巴攀越比利牛斯山脉

西庇阿利用罗马纪元545年至546年即公元前209至前208年冬季的时间解散部下舰队，并以这样得来的人丁扩充他的陆军，如此一来，他便可同时守卫北方和在南方采取较以前更为积极的攻势。罗马纪元546年即公元前208年，他行军前往安达卢西亚。西庇阿与哈斯德鲁巴·巴卡在此相遇。哈斯德鲁巴·巴卡在执行他蓄谋已久的计划，正向北移动以支援他的兄长。双方在拜库拉交战，罗马人自称得胜，表示已擒获1万名俘虏，但实质上，哈斯德鲁巴·巴卡却得遂所愿，虽然这是以牺牲一部分军队为代价。他带着金库、战象和部下精兵，奋勇前进至西班牙的北部海岸。沿海岸而行，他又到达比利牛斯山脉西部似乎无人据守的隘口，在恶劣的季节到来之前，他到了高卢，在这里驻营过冬。很显然，西庇阿原本奉命坚持守势，如今却决定攻守并用，这既欠缺考虑，也非明智之举。这位得胜将军率领人数众多的军队，骄恣傲慢，交代给西班牙军队的直接任务，不仅是西庇阿的父亲和叔叔，而且甚至是盖乌斯·马奇路斯和盖乌斯·尼禄都曾以远不能及的兵力将其完成，可是他却还觉得不够。罗马纪元547年即公元前207年夏，汉尼拔合攻罗马人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罗马陷入极其危急的境地，西庇阿要为此承担主要责任。然而，受神灵眷顾之人所犯的过错，自有神灵用月桂替他遮掩。所幸意大利的危机安然渡过，罗马人欣然接受拜库拉一战的可疑捷报，当新近的捷报又自西班牙传来时，他们便不再思及这样一种情况，即他们曾被迫在意大利与最具才干的将军和西班牙—腓尼基军的精锐部队抗衡。

西班牙被征服　马戈前往意大利　加的斯归罗马所有

哈斯德鲁巴·巴卡离开后，留守在西班牙的两位将军决定暂时退兵，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退至卢西塔尼亚，马戈甚至退至巴利阿里，他们只留下马西尼萨的轻骑，仿照之前穆丁在西西里岛的成功之举，在西班牙发动一场杂乱无章的战争，一直到新援军从非洲赶来。于是，整个东海岸落入罗马人的掌控之中。次年（罗马纪元547年即公元前207年），汉诺实际上率第三军从非洲赶来，随后马戈和哈斯德鲁巴回到安达卢西亚。但是马尔库斯·西拉努斯打败了马戈和汉诺的联合军队，并亲自擒获了汉诺。于是哈斯德鲁巴放弃驻守旷野的想法，将他的部队分散到安达卢西亚各城，西庇阿在本年内只能攻打其中一个城市，即奥林吉。腓尼基人似乎被彻底征服，可是次年（罗马纪元548年即公元前206年）他们又派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到战场，有32头战象，4000名骑兵以及7万名步兵，确实，其中大部分都是仓促招募的西班牙民兵。双方又一次在拜库拉交战。罗马军队的人数不及敌军一半，其中大部分也是西班牙人。西庇阿跟处于同种境况中的惠灵顿一样，把部下的西班牙人安排在无法参战的地方——这是唯一能阻止他们分散的方法——而另一方面，他让部下的罗马队伍首先攻击西班牙人。尽管如此，双方斗争依旧激烈，但最终罗马人取胜，当然，腓尼基这种军队一战败便无异于彻底瓦解——哈斯德鲁巴和马戈逃至加的斯。现在罗马在半岛上所向披靡，少数决意不降的城市也被接连征服，其中有几个受到了重罚。西庇阿甚至能在非洲海岸拜访西法克斯，并与他和马西尼萨建立联系以准备远征非洲——这是一次莽撞的冒险行动，虽然有关它的报告可以大大满足国内首都公民的好奇心，但是没有任何相应的有利条件证明这次远征的正当性。现在，只有马戈控制的加的斯仍属于腓尼基人。西班牙人处处抱有这样一种期望，即腓尼基人的统治结束以后，他们也能摆脱罗马客民，重获原有的自由，但罗马人继承了迦太基人的遗产，令他们大失所望。此后，西班牙一时似乎将全面爆发反罗马人的叛乱，罗马昔日的盟友将率先发难。罗马将军患病，部下一支兵团又因军队多年欠饷而发动兵变，这些都对西班牙的叛乱有好处。然而，西庇阿康复得比预期更快，他巧妙地镇压住这些士兵的哗变，于是在全国叛乱发展壮大之前，那些带头起事的城邦即刻被剿灭。鉴于这次行动毫无结果，又不能常驻加的斯，迦太基政府命马戈将一切船只、军队和金钱都聚集起来，如果可能，就用这些东西再度扭转意大利的战局。西庇阿无法阻止此事——他拆除舰队的武装，如今自食恶果——他受命保家卫国，如今却再度被迫将抵御新一轮武装入侵的防务交与他的神灵。哈米尔卡最小的儿子离开半岛，未遇阻拦。他离开以后，腓尼基人于西班牙最早和最后所得的领土——加的斯在优渥的条件下向新主人投降。经过十三年的斗争，西班牙从迦太基所属领土变为罗马领土，这里与罗马人之间的冲突不断，达数百年之久，叛乱屡遭镇压，但从不消亡。然而，当时这里却并没有敌人与罗马作对。西庇阿趁着最初的表面和平辞去统帅之职（罗马纪元548年即公元前206年末），并亲自在罗马汇报他所取得的胜利以及他所赢得的领土。

意大利战争　各军队所处位置

于是，马塞卢斯结束了西西里的战事，普布利乌斯·苏尔皮西乌斯结束了希腊的战事，而西庇阿结束了西班牙的战事，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战争正以不可抵挡之势席卷意大利半岛。坎尼战役已在这里结束，其胜败得失逐渐明朗，罗马纪元540年即公元前214年（即开战第五年）年初，彼此对抗的罗马人和腓尼基人布阵如下：汉尼拔离去后，北意大利再度为罗马人所占，有三个军团予以保护，其中两个军团驻守在凯尔特人境内，第三个军团则作为预备队留在皮凯努姆。下意大利远至加尔干诺山和沃尔图耳努斯，除堡垒和大多数港口以外，都掌握在汉尼拔手中。他率主力军驻扎在阿尔皮，同时提比略·格拉古率四个军团与他在阿普利亚对垒，依靠卢塞利亚和贝内文托的要塞。布鲁提亚境内的居民已完全归附汉尼拔，甚至境内的港口——除利基翁受来自梅萨纳的罗马人保护以外——均被腓尼基人占领，汉诺率领的迦太基第二军队驻扎在这里，在此期间，并未看到有敌军当前。罗马主力军四个兵团受两位执政官昆图斯·法比乌斯和马尔库斯·马塞卢斯统率，正企图克复卡普亚。此外，罗马还有留在首都的两个后备军团，驻守在所有海港的卫戍部队——因为担心马其顿人在他林敦和布伦迪西登陆，所以有一个军团在这两地支援——最后还有无可争议地掌握海洋控制权的强大舰队。如果我们再加上西西里岛、撒丁岛和西班牙的罗马军队，甚至不包括当地殖民者在下意大利堡垒准备的卫戍部队，罗马全部兵力大概不下20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本年应征入伍的新兵，约二分之一是罗马公民。我们可以假定，所有从17岁到46岁能服兵役的男子都在备战，凡是在战争允许耕田的地方，田地都由奴隶、老人和妇孺耕种。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肯定极度窘困；土地税是政府的主要财源，如今这种收入却极不稳定。然而，尽管在人力和资金方面都有困难，罗马人——固然迟缓并倾尽全力——却仍能坚定地收回他们曾骤然失去的东西；他们的军队年年增加，腓尼基人的军队却年年减少；汉尼拔的意大利同盟坎帕尼亚人、阿普利亚人、萨莫奈人和布鲁提亚人既不能像下意大利的罗马堡垒一样足以自保，也不能靠汉尼拔薄弱的军队给予他们充分的保护，罗马人对他们的势力却在逐年发展壮大；最后，罗马人通过马尔库斯·马塞卢斯创立的作战方略来发展军官的才能，充分发挥罗马步兵的优越性。毋庸置疑，汉尼拔仍然可以期望得到胜利，但却不再期望能得到特拉西美诺湖和奥菲杜斯河上的那种胜利，公民将军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他别无他法，只得等腓力实行其许诺已久的攻击计划，或者等他自己的兄弟从西班牙赶来与他会合，同时他要让他本人、他的军队和他的客民尽可能不受伤害，保持愉悦的心情。汉尼拔过去固守攻势，他的勇猛大胆几乎无人能敌，如今他却开始倔强地实行守势，我们几乎认不出这是同一位将军所做的事。一个人竟然能完成两种截然相反的任务，而且完成得同样圆满，这无论从心理学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来看，都是不可思议的。

意大利南部的战争

最初，战事主要转向坎帕尼亚。汉尼拔及时赶来保卫此地的首都，使其免遭围困。可是坎帕尼亚的城市为罗马人占领，他却无法从强大的罗马卫戍部队手中把它们夺过来；他也无法阻止——除了许多不那么重要的城市以外——保护他渡过沃尔图耳努斯河的卡西利努姆在经过顽强防守后被两位执政官的军队攻占。汉尼拔意欲夺取他林敦，是专门为了得到一个供马其顿军队登陆的安全地点，最后也没有成功。同时，汉诺所率布鲁提亚的迦太基军队多次与阿普利亚的罗马军队在卢卡尼亚交锋。提比略·格拉古最终得胜，在距贝内文托不远的`地方打完胜仗之后，因被迫服役的奴隶军团在此役中战功卓著，他以人民的名义赐予部下奴隶兵自由和公民权。

罗马人夺取阿尔皮

次年（罗马纪元541年即公元前213年），罗马士兵偷偷潜入富庶且重要的阿尔皮，在此之后，阿尔皮公民与他们合攻迦太基守军，因而罗马人收复了这座城市。一般来说，汉尼拔结成的盟约关系正趋松散，许多显要的卡普亚人和布鲁提亚的几座城市都归顺罗马，甚至腓尼基军队的一支西班牙队伍在从西班牙密使那里得知家乡的情况后，也由迦太基军转投到罗马军的怀抱。

汉尼拔夺取他林敦

对罗马人而言，罗马纪元542年即公元前212年是比较不顺的一年，因为罗马人犯了新的政治和军事错误，汉尼拔则不失时机地乘虚而入。汉尼拔与大希腊所保持的联系并没有产生重大的结果，只有一件事例外，即他林敦和图里伊的人质被拘留在罗马，受汉尼拔部下密使的唆使，企图冒昧出逃，最后很快又为罗马哨兵所擒。但是对于汉尼拔来说，罗马人所表现出的那种浅薄的报复精神比他的阴谋诡计更为有用，所有企图逃跑的人均被处以死刑，这就使罗马人失去了有价值的抵押品，从那以后，愤怒的希腊人便在考虑能如何对汉尼拔敞开大门。由于汉尼拔和公民之间互相理解，加上罗马指挥官疏于防范，他林敦竟然为迦太基人所占，罗马卫戍部队艰难地自保于要塞之地。赫拉克利亚、图里伊和梅塔蓬图姆纷纷效仿他林敦，罗马戍兵必须撤离梅塔蓬图姆以拯救他林敦的卫城。这些胜利大大增加了马其顿登陆的风险，以至于先前几乎完全不注意希腊战事的罗马也被迫对其重新关注，并重作努力。幸运的是，叙拉古首都沦陷，西班牙战局有利，因而它有这样做的可能。

卡普亚战争

在主要战场——坎帕尼亚，战争所产生的成果各异。驻守在卡普亚附近的罗马军团至今并未正式包围这座城市，但却大大阻碍了土地耕种和收割，以至于人口密集的城市急需外来供应。于是，汉尼拔收集大量粮食，让坎帕尼亚人在贝内文托领取，可是他们迟迟未到，罗马执政官昆图斯·弗拉库斯和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趁机赶来，给了守护粮饷的汉诺一记重击，并夺走他的军营和所有军用储备。然后两位执政官包围了卡普亚，提比略·格拉古则驻守在阿庇亚古道以阻止汉尼拔前来支援，然而，由于卢卡尼亚叛变，这位英勇的军官中计而亡。他的死亡无异于彻底战败，因为他的军队里大多数都是他所解放的奴隶，他们敬爱的领袖一死，这些奴隶便都四散而逃。因此汉尼拔发现通往卡普亚的道路通行无阻，他们出其不意地来到此地，迫使两位罗马执政官解除刚刚才开始进行的封锁。汉诺和巴斯卡尔率腓尼基骑兵驻守在卡普亚，汉尼拔抵达之前，他们已和同样精良的坎帕尼亚骑兵一起彻底击败了罗马骑兵。盖乌斯·森特尼乌斯原是一名下级军官，却被随意擢升为将军，他所带领的常规军和自由队在卢卡尼亚全军覆没，而疏忽骄恣的执政官格涅乌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也同样大败于阿普利亚，结束了本年度一长串的灾祸。但是罗马人的坚定不移又再一次抵消了汉尼拔火速赢得的胜利，至少在最关键的一点上是如此。汉尼拔一转身从卡普亚前往阿普利亚，罗马军队便再次聚集在这座城市周围，一军由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率领，驻于部丢利和沃尔图诺堡，另一军由昆图斯·富尔维乌斯率领，驻于卡西利努姆，第三军由执政官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率领，驻于诺朗路。这三座军营墙高池深，靠防御路线互相联络，阻断所有通往卡普亚的道路，如果援军不到，仅用围困之法便能迫使这座给养不足的大城在不久后投降。当罗马纪元542年至543年即公元前212年至前211年的冬季告终之时，城内粮食几乎耗尽，急不可待的使者只能偷偷穿过戒备森严的罗马封锁线，请正在他林敦忙于攻城的汉尼拔火速支援。于是汉尼拔带上33头战象和最精锐的部队，从他林敦出发，急赴坎帕尼亚，俘获卡亚佐的罗马哨兵，在卡普亚附近的替法达山扎营，他们深信罗马将军会像去年一样解除围困。但是罗马人已有时间将军营和战线修建成要塞，他们岿然不动，当坎帕尼亚骑兵和努米底亚骑兵分别从两面冲击他们的战线时，他们从壁垒之上冷眼旁观。汉尼拔不能发起正式攻击，他可以预见到，在这片曾受过大规模劫掠的地区，即便在其他罗马军队到来之前，他没有因粮食短缺而被迫离开，他的进军也会很快吸引其他罗马军队随他而来，前往坎帕尼亚。在这方面，他也无能为力。

汉尼拔进军罗马

汉尼拔又尝试另一项策略——他创造性天才的最后一项策略，以拯救这座重要的城市。在把他的用意告知坎帕尼亚人、力劝他们坚守阵地之后，他率援军从卡普亚出发，取道前往罗马。以他在初期的意大利战争中曾表现出的机敏勇敢，他带领一支薄弱的军队穿梭于敌军和敌垒之间，率兵穿过撒姆尼，沿瓦莱里安路，经过第布尔河，直抵阿尼奥河上的桥梁。他通过这座桥，在河对岸扎营，距离罗马城五英里远。罗马人的孙辈听到“汉尼拔在门前”仍不寒而栗，但却没有真正的危险。罗马城附近的乡间田舍惨遭敌人蹂躏，城内的两个军团奋起抵抗，阻止敌军围城。此外，汉尼拔从未想过如不久之后西庇阿对新迦太基所做的那样突袭罗马，更不想认真地围攻罗马，他只希望在首次告急之时，部分卡普亚围军能开赴罗马，从而给他一个打破封锁的机会。于是，短暂停留过后，他便启程离去。罗马人在他撤退时，看见有神灵以非凡的力量居间调停，当罗马军团确实无法逼退恶人时，神灵用先兆和幻象迫使他离开。在汉尼拔距罗马最近的地方，在卡佩尼门前阿庇亚古道的第二块里程碑旁，罗马人带着感激之心为“退敌护国”神（Rediculus Tutanus）建起一座祭坛。事实上，汉尼拔退兵是因为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朝卡普亚行进。然而，罗马将军并未犯他们的敌人所预期的错误，罗马各军团仍然守在卡普亚的战线处，岿然不动，汉尼拔进军罗马的消息传来，只有一支弱小的队伍被派遣出去。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加尔巴鲁莽地自罗马追随汉尼拔而来，迄今为止汉尼拔从不避免与他交战，如今，汉尼拔得知罗马围军不动，便突然转攻普布利乌斯·加尔巴，将他击败，以风暴之势攻取他的营地。

卡普亚投降

但是这不足以抵偿卡普亚如今不可避免的陷落。卡普亚公民，尤其是上流阶级，早已忧心忡忡地预料即将要发生的事。元老院和卡普亚政府几乎全由反罗马的民党领袖掌权，现在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坎帕尼亚人还是腓尼基人，都陷于绝望之中。28位元老自愿赴死，其他人则把这座城市交由怒气难平的敌人处置。当然，残忍的报复必定随之而来，唯一的争论点只在于这个过程是长是短：哪种做法较为明智恰当，是到卡普亚以外的区域对叛逆谋反的细节查根究底，还是迅速了结此事？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和罗马元老院希望采取前一种做法；后一种做法可能比较人道，因而占据上风。代理执政官昆图斯·弗拉库斯下令，卡普亚的53名文武官吏在加勒和台农的集市当着他的面受鞭笞斩首之刑，其余元老被捕入狱，众多公民被卖作奴隶，富裕之人的财产被没收充公。阿泰拉和卡亚佐也受到同样的惩罚。这些惩罚着实残酷，但是，鉴于卡普亚的叛变对罗马影响很大，再加上当时的战争方法虽不正当却属平常，这些惩罚也就在意料之中了。而且，卡普亚公民一变节就将所有当时在卡普亚的罗马公民置于死地，这不是自己在给自己宣判量刑吗？不过，意大利这两个最大城市早已在暗中相互较量，罗马人不应当趁此机会满足其好胜心，而且从政治视角来看，他们也不应当通过废除这座坎帕尼亚城市的宪法来趁机歼灭他所嫉恨的对手。

罗马人的优势　他林敦投降

卡普亚的陷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又因它不是由突袭所致，而是对汉尼拔竭尽全力围攻两年的结果，所以影响更大。这足以证明罗马人已恢复在意大利的主权，一如数年前卡普亚向汉尼拔投诚，也足以证明罗马人失去了在意大利的势力。汉尼拔试图通过夺取利基翁或他林敦的要塞以抵消这个消息对其盟友的影响，但终是徒劳。他率兵急进，突袭利基翁，竟毫无结果。他林敦和迦太基联合舰队封锁海港以后，他林敦要塞大受饥荒之苦，但是因为罗马人能够率领更为强大的舰队切断那支舰队的给养，汉尼拔所控制的地域又不足以供应部下军队的粮饷，所以靠近海洋一面的攻城军所遭受的痛苦并不亚于被困在要塞之内的罗马人，最终他们离开了海港。汉尼拔现在一事无成，幸运之神似乎已离迦太基人而去。一直以来汉尼拔在意大利同盟中所享受的尊重和信任现在深受冲击，各个城邦只要受害不至太深，便都努力以尚可接受的条件重新加入罗马同盟（symmachy）；比起直接损失，卡普亚陷落的后果对汉尼拔的影响更加强烈。他必须在两种方法中择取其一，要么派卫戍部队到风雨飘摇的城市，这样一来，他部下已经过于薄弱的军队会更加薄弱，并且会让他可靠的部队面临溃散覆灭或是被人出卖的危险——罗马纪元544年即公元前210年，萨拉庇亚城叛变，500名精锐的努米底亚骑兵就这样被人处死；要么焚毁那些不可依靠的城市以免其落入敌人之手——这种方法不能提升意大利客民的士气。卡普亚一陷落，罗马人感觉自己对意大利战争的最后结果又有了信心。因西庇阿兄弟阵亡，罗马军队的生存受到威胁，他们派遣大批援军到西班牙。自开战以来，尽管征兵的难度一年比一年大，总额却逐年增加，最终达23个军团之多，至此，他们首次冒险裁减军队。所以，次年（罗马纪元544年即公元前210年），马尔库斯·马塞卢斯虽在西西里战争结束之后再任主力军统帅之职，罗马人进行意大利战争却较以前疲软。他投身于攻打内地堡垒的事务中，并与迦太基人进行了胜负难分的交锋。争夺他林敦卫城的战争也仍然没有决定性的结果。在阿普利亚，汉尼拔成功于赫尔多奈击败代理执政官格涅乌斯·富尔维乌斯·森图马鲁斯。次年（罗马纪元545年即公元前209年），罗马人采取措施收复曾归顺汉尼拔的第二大城市——他林敦。马尔库斯·马塞卢斯继续以他惯常的顽强和精力亲自对抗汉尼拔，在为期两天的战斗中，第一天战败，第二天得胜，但代价颇大，伤亡惨重。执政官昆图斯·弗拉库斯诱使已经人心浮动的卢卡尼亚人和赫比奈人变节，献出他们的腓尼基戍兵。罗马人自利基翁闪电出击，布鲁提亚人被逼至困境，汉尼拔不得不火速赶来支援。这时，老将昆图斯·法比乌斯第五次担任执政官之职，并接下收复他林敦的任务，他固守在邻近的梅萨皮亚境内，他林敦的一部分布鲁提亚守兵叛变，向他交出此城。这些愤怒的胜利者犯下恐怖的暴行，他们将所有守兵和他们能找到的公民全都赶尽杀绝，还打家劫舍。据说，他林敦人被卖作奴隶的有3万人，送往国库的款项有3000塔兰特（合73万英镑）。这是80岁的老将所立下的最后一功。汉尼拔赶来支援此城时，一切都已结束，于是他退至梅塔蓬图姆。

汉尼拔被击退　马塞卢斯之死

汉尼拔就这样失去了他最重要的领土，并逐渐发现自己被困于半岛的西南端，在此之后，马尔库斯·马塞卢斯被选为次年（罗马纪元546年即公元前208年）的执政官，他希望与能力卓越的同僚提图斯·昆图斯·克里斯皮努斯合作，能以一场决定性进攻结束这场战争。这位60岁的老迈士兵对自己的年纪不以为意，终日萦绕在他心间的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击败汉尼拔，解放意大利。可是命运却将胜利的花环留给较为年轻之人。两位执政官在维努西亚地区忙于一项无足轻重的侦察工作时，突然遭遇一支非洲骑兵队袭击。马塞卢斯坚持这场兵力悬殊的战斗——与他40年前和哈米尔卡的战争以及14年前在克拉斯提迪乌姆的战争无异——直至身死落马。克里斯皮努斯得以逃脱，但却在此战中受伤，最终伤重而亡（罗马纪元546年即公元前208年）。

战争压力

现在是战事的第十一年。数年前曾威胁国家生存的危险似乎已经消失不见，但是战事无休无止，罗马人感受到更加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一年更胜一年。国家财政损失不可估量。坎尼战争（罗马纪元538年即公元前216年）后，罗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财政委员会（tres viri mensarii），该委员会由位高权重者组成，以在艰难时期形成一个审慎监督政府财政的长久机关。这个机关可能已经竭尽所能，无奈世事如此，一切明智的财政努力都无济于事。开战伊始，罗马人降低银币和铜币的价值，使银币的法定价值提升三分之一，并发行一种价值远超金属的金币。不久，这一措施便被证实并不完善，他们不得不从承包人那里赊取补给，纵容承包人的行径，因为他们需要这些承包人，一直到后来营私舞弊之风盛行，已到了不可原谅的地步，营造官这才终于在人民面前弹劾几个罪魁祸首，以示惩戒。人们经常呼吁富人的爱国心，而且并非徒劳，事实上他们才是受害最深的人。高级士兵、下级军官以及整个骑士阶层或出于自愿，或为团体精神所迫，都拒绝接受酬劳。国家将奴隶武装起来，并于贝内文托[5]战役后将他们解放，财政委员会要付奴隶主报酬，奴隶主回复说他们允许付款延期至战争结束（罗马纪元540年即公元前214年）。当国库再也没有资金举行国庆和修缮公共建筑时，一直以来包办这些事宜的公司声明他们准备暂时不收酬劳，继续服务（罗马纪元540年即公元前214年）。正如第一次布匿战争时的情形，富人甚至自愿集资装备一支舰队（罗马纪元544年即公元前210年）。他们花费未成年人的资金，终于，在攻取他林敦的那一年，他们动用了最后一笔久留备用的款项（合16.4万英镑）。尽管如此，国家还是无力偿付最必要的开支，军饷积欠许久，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尤其是在较为偏远的地区。然而，国家的窘困还不是物质灾荒最为恶劣的部分。田地处处荒芜，甚至是未受战争摧残的地方，都缺乏锄草割麦的人力。一蒲式耳半（medimnus）谷物的价格增至15便士（10s.），至少是首都均价的三倍。如果埃及的给养不到，最重要的是，如果西西里的农业复兴不曾阻止灾荒继续恶化，那么很多人都将因彻底缺粮而死。这种情势必会毁坏农场，使小农户遭受损失，吞噬掉辛苦劳动所得的积蓄，把欣欣向荣的村庄变为乞丐和强盗的巢穴，我们从留有详细记载的类似战事中可以看出其影响。

同盟国

比物质灾荒更糟糕的是，同盟国对罗马战争越来越厌恶，因为这战争消耗了他们的生命财产。确实，至于非拉丁城邦，这并不那么重要。从战争本身来看，只要拉丁民族站在罗马一边，他们便无能为力；他们的厌恶是多是少无关紧要。然而，现在拉丁姆也开始动摇。大部分在埃特鲁里亚、拉丁姆、马尔西人领地和坎帕尼亚北部的拉丁城邦——在意大利受战事直接损害最小的区域——于罗马纪元545年即公元前209年向罗马元老院宣布，自此以后，他们既不派兵，也不献贡，战争原本对他们有利，现在他们要让罗马人自己支付战争费用。罗马大为恐慌，但他们暂时没有办法强迫这种难以驾驭的城邦。所幸不是所有拉丁城邦都这样做。相反，在高卢人领地、皮凯努姆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地均以强大而爱国的弗雷吉莱为首领，他们宣称会更紧密更忠诚地依附于罗马。其实，他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如果可能，比起首都的存亡，他们的生死与当前的战争更加攸关，这不仅仅是为罗马而战，更是为拉丁人在意大利的霸权而战，实际上，是为意大利民族的独立而战。当然，局部的变节本身并不是叛国，而只是目光短浅和精疲力竭的结果。毫无疑问，这些相同的城市必将惊恐地拒绝与腓尼基人结盟。但是，罗马人和拉丁人之间仍有分歧，这对这些地方的属国人（subject population）有不利影响。一场危险的动乱即刻在亚雷提恩爆发。埃特鲁斯坎人策划了一场有利于汉尼拔的阴谋，被人发现，情势危急，罗马军队奉命前往此地。军队和警察轻松镇压了这场运动，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即一旦拉丁要塞不能再令人心生畏惧，那些地方便会有事发生。

哈斯德鲁巴·巴卡逼近

情势窘困危急之时，消息传来，说哈斯德鲁巴·巴卡已于罗马纪元546年即公元前208年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罗马人必须准备次年与哈米尔卡的两个儿子在意大利作战。汉尼拔多年来历经千辛万苦，固守其地，百折不挠，并非是徒劳；国内的反对党和目光短浅的腓力都拒绝给他援助，最终，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巴·巴卡带上增援，正在赶来的路上。他的弟弟与他自己一样，大有父亲哈米尔卡的风范。已经有8000名利古里亚人因收受腓尼基的金钱而入伍，准备与哈斯德鲁巴·巴卡会师；如果他赢得第一场战役的胜利，那么他可能会希望能像他的兄长一样，让高卢人或许还有埃特鲁斯坎人起兵对抗罗马。再者，意大利已不再是11年前的意大利，国家和人民都精疲力尽，拉丁同盟摇摇欲坠，他们最优秀的将军刚战死沙场，汉尼拔也还未被征服。事实上，西庇阿已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如果他的天赋能使这种过错所产生的后果不危及西庇阿自己以及他的国家，那他便可称颂这种天赋。

新式武装　行进中的哈斯德鲁巴·巴卡和汉尼拔

一如极端危险之时，罗马又派出了23个军团。义勇军被征召入伍，那些法律上免服兵役的人也被包括在征募之列。尽管如此，他们仍措手不及。哈斯德鲁巴·巴卡在阿尔卑斯山靠意大利一侧（罗马纪元547年即公元前207年），远比其敌友所料更早。高卢人现在已经习惯了军队过境，他们欣然受贿开放他们的隘口，并提供军队所需。如果罗马人有意据守阿尔卑斯山隘的出口，那他们又太迟了。他们听说哈斯德鲁巴·巴卡在波河上，他正在号召高卢人起兵，跟他兄长往日一样大获成功，普拉森舍被围。执政官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全速赶往北部军中，他的出现刻不容缓。埃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陷入阴郁的骚动之中，这两地的义勇军赶来支援腓尼基军队。他的同僚盖乌斯·尼禄号召执政官盖乌斯·霍斯提利乌斯·图布鲁斯从维努西亚赶来与他会合，并率领一支4万人的军队迅速拦截汉尼拔北进。汉尼拔将所有兵力集合于布鲁提亚境内，沿着自利基翁至阿普利亚的大道前进，在格鲁门顿与执政官马尔库斯·李维乌斯相遇。两军激战，互不相让，尼禄自称得胜，不过，汉尼拔虽有损失，却无论如何都能用他惯用的巧妙侧进之法避开敌人，畅通无阻地抵达阿普利亚。他在此地停下，先扎营于维努西亚，后扎营于卡努西乌姆；尼禄紧随其后，在两地均与他对垒。汉尼拔自愿停下，而并非罗马军队阻其前进，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他之所以恰好据守此地而不继续北进，肯定是由他自己和哈斯德鲁巴·巴卡之间协商的安排或者对哈斯德鲁巴·巴卡的行军路线所作的揣测决定的，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在两军这样按兵不动、彼此对垒之时，汉尼拔军营急切盼望着哈斯德鲁巴·巴卡发来的文书，但此文书却在半路被尼禄的前哨兵截获。文书中说哈斯德鲁巴·巴卡打算取弗拉米尼亚大道，换句话说，就是先沿海岸前行然后在法诺转越亚平宁山脉，朝纳尼亚进发，他希望与汉尼拔在此地会合。尼禄即刻命都城内的后备军开赴纳尼亚——腓尼基两军交汇之地，同时原本驻守在卡普亚的队伍去往都城，而且都城内又组建了一支新的后备军。尼禄确信汉尼拔不知道弟弟哈斯德鲁巴·巴卡的意图，必将继续在阿普利亚等他，于是决定进行一个大胆的尝试，即率领一小支7000人的精锐部队向北急进，如果可能的话，与其同僚一起逼哈斯德鲁巴·巴卡应战。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留在后面的罗马军队仍然足够强大，如果汉尼拔来袭，这支军队能够固守其地、与之对抗，如果他离开，这支军队也能随行，并与他同时到达决战场地。

塞纳战役　哈斯德鲁巴·巴卡之死

尼禄在塞纳加利卡找到正在等候敌人的同僚马尔库斯·李维乌斯。这两位执政官见哈斯德鲁巴·巴卡正忙于渡梅陶鲁斯河，立即对他发起进攻。哈斯德鲁巴·巴卡想要避战，从侧翼躲过罗马人，但他的向导置他于不顾，他在陌生的地方迷了路，最后在行军过程中受到罗马骑兵的攻击，无法前行，直到罗马步兵赶到，一场战争无可避免。哈斯德鲁巴·巴卡将西班牙人置于右翼，十头战象在前，高卢人则在左翼，留在后面。右翼的战局早已风雨飘摇，执政官李维乌斯指挥右翼，遭遇猛烈攻击，后来尼禄再次将战略行动应用于战术，使得对面按兵不动的敌人坚守阵地，又带领自己的军队攻击西班牙人侧翼。这便决定了战局。全军浴血奋战，最终大获全胜；敌军毫无退路，便被一举歼灭，营垒也惨遭攻陷。哈斯德鲁巴·巴卡眼见大势已去，便如他的父亲一样寻求一个光荣的战士之死。无论是做军官还是做人，他都不愧为汉尼拔之弟。

汉尼拔退至布鲁提亚

战后一天，尼禄出发，在刚离开十四天之后，又与汉尼拔在阿普利亚对垒，汉尼拔没有接到消息，也不做行动。罗马执政官带来消息，那是哈斯德鲁巴·巴卡的头颅，罗马将领命人将其丢入敌人的前哨基地。他伟大的敌人不屑与死人作战，对鲍鲁斯、格拉古和马塞卢斯都予以厚葬，如今却得到这样的回报。汉尼拔明白他的希望已成泡影，一切都完了。他放弃阿普利亚、卢卡尼亚甚至梅塔蓬图姆，带领手下部队退至布鲁提亚，这里的港口是他从意大利撤退的唯一出路。由于罗马众将军积极作战，再加上他们得幸运之神眷顾，罗马免于危难。这场浩劫足以证明汉尼拔在意大利的顽强坚守、不屈不挠，而且与坎尼之战相比也毫不逊色。罗马陷入无尽的欢腾之中，人们如在和平年代一般重操旧业，每个人都认为战乱已经过去。

意大利的战事停滞不前

不过罗马人却并不急于结束战争。政府和人民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过度紧绷，难免精疲力尽。人们欣然沉湎于安宁之中，不思进取。

陆军和舰队都被精减；罗马人和拉丁农民都回到他们荒无人烟的家园；坎帕尼亚的一部分领地被变卖，国库因而充盈起来。国家行政事务经过重新整顿，盛行一时的纷乱局面得到了控制。政府开始偿还公民在战时自愿提供的贷款，而欠债不还的拉丁城邦则不得不履行他们未尽的义务，缴纳重息。

意大利的战事毫无进展。此后四年，汉尼拔仍能固守布鲁提亚，尽管敌人占尽优势，却无法逼迫他闭关自守或乘船离去，这就极大地证明了汉尼拔的军事天才以及如今与其敌对的罗马将军的无能。的确，汉尼拔不得不退守愈加偏远之地，其主要原因并不是与罗马人的焦灼对战，而是因为其布鲁提亚盟友日益麻烦，以至于到最后他只能倚仗部下军队驻守的城市。于是，他主动放弃了图里伊。经普布利乌斯·西庇阿提议，来自利基翁的远征军重新占领了罗克里（罗马纪元549年即公元前205年）。迦太基当局曾阻挠他的计划，如今考虑到罗马人按预期实行登陆，他们似乎最终认可了这些计划，并主动将其复兴（罗马纪元548年即公元前206年），增派援兵及补贴给意大利的汉尼拔和西班牙的马戈，命他们重新发起意大利战事，以使战战兢兢的利比亚乡间别墅及迦太基商店所有者得有喘息的余地。他们还派遣一支使团到马其顿，以图诱使腓力重新缔结盟约，并在意大利登陆（罗马纪元549年即公元前205年）。不过为时已晚，腓力已经于数月前与罗马缔结和约。迦太基在政治上濒临灭亡，这对他来说绝非乐事，但他至少不公然与罗马为敌。一小支罗马分队前往非洲，据罗马人所述，这笔费用是由腓力本人承担。这或许确是实情，但从后来的情况可以看出，罗马人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们并未考虑到马其顿人登陆意大利一事。

马戈在意大利

哈米尔卡最小的儿子马戈全身心投入战斗。他首先率领西班牙残军前往米诺卡岛，而后于罗马纪元549年即公元前205年在热那亚登陆，攻陷这座城市，并号召利古里亚人和高卢人起兵。金钱和新奇的冒险促使他们像往常一样成群结队地投奔马戈。他甚至在政治迫害经久不息的埃特鲁里亚处处建立联络。然而，他所带领的军队人数太少，无法正式对意大利本土作战；同样，汉尼拔所率队伍的力量也太过薄弱，在下意大利的权势也已衰落过甚，无力支撑他朝成功进发。迦太基的统治者不愿在国家尚可得救之时拯救他们的国家，如今，他们有意救国，可是却再不可能实现。

西庇阿远征非洲

迦太基对罗马作战已告终结，而罗马对迦太基作战则从现在开始，对此，罗马元老院里大概没有人会怀疑。然而，远征非洲虽无可避免，但他们却不敢着手准备。最重要的是，他们急需一个能力卓越、受人爱戴的领袖，但却无从获得。他们最优秀的将领不是已战死沙场，就是和昆图斯·法比乌斯、昆图斯·富尔维乌斯一样，年纪老迈，无力统率这样一场全新且可能旷日持久的战争。塞纳的胜利者盖乌斯·尼禄和马尔库斯·李维乌斯或许能担此重任，但他们俩都是极不得民心的贵族，他们是否能取得兵权还是问题——当时事态已发展到，才干本身只有在危急时期方能决定民意——而这两个人是否能激励精疲力尽的人民再作努力，更是问题。最终，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从西班牙回来，这位深得民心的将领出色地完成了（或者说至少似乎完成了）民众交给他的任务，即刻被选为次年的执政官。他早在西班牙时就计划远征非洲，如今一上任（罗马纪元549年即公元前205年）便毅然决定将此项计划付诸实践。然而，在元老院里，不仅支持依兵法作战的一派不愿于汉尼拔尚在意大利之时远征非洲，而且大多数人对这位年轻的将军本人也绝无好感。罗马城的教父严肃且有点粗鲁，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希腊式的优雅以及现代化的修养和见解都不讨他们喜欢；而且他们对他在西班牙的作战指导及军事纪律都持严重的怀疑态度。有人反对他，说他对部下军官太过纵容，不久之后，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在罗克里肆意妄为，证明了此说确有依据，西庇阿监管不力，实为可耻，自然难逃罪责。在元老院商议组织非洲远征军及任命远征将军的事宜时，这位新上任的执政官每逢惯用法或宪法与他的个人见解发生冲突，便毅然排除这些障碍，并且明确表示如有必要他愿意借助于个人名望来与政府抗衡。凡此种种只会激怒元老院，而且引发严重的忧虑，即在即将来临的决战和最终与迦太基议和之际，这样一位将军是否会按他所接到的指令行事——他远征西班牙时的独断专行绝不适于消除这种忧虑。然而，双方都足够智慧，不将事情推至过于复杂的境地。元老院必须承认，远征非洲实属必要，不可无限期延迟。元老院必须承认，西庇阿是一位相当能干的军官，就此范围而言，他非常适于担任此次战争的领袖之职，如果有人能说服人民在必要时延长其统帅任期，释放他们最后的力量，那这个人便是西庇阿。多数派达成一项决议，即：西庇阿之前至少在形式上没有忽略这个最高行政机关应得的尊重，并预先遵从元老院的政令，如今他有意担任此职，便不要拒绝他。西庇阿将于本年前往西西里监督舰队的组建、围攻器具的准备及远征军的编制工作，然后于次年登陆非洲。为此西西里军——仍然是坎尼残军组建而成的两个军团——归他调遣，因为一支力量薄弱的戍兵和舰队便足以守卫这座岛屿，而且他被允许在意大利招募志愿兵。显然，元老院并未安排这次远征，而只是予以许可。西庇阿所得的资源条件不及过去雷古拉斯掌握的一半，他手下的军队正是多年来元老院有意诋毁的军队。在元老院的大多数人看来，非洲军就是被贬队伍和志愿兵组成的敢死队，无论如何，国家都没有必要为他们的伤亡惋惜。

除西庇阿以外，任何人都可能会声称非洲远征要么借助其他方法来进行，要么就根本不做考虑。但西庇阿却很有信心，仅仅只为了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军权，便接受任何条件。他小心翼翼，尽可能避免直接将压力强加于人民身上，这样一来，他便不会在远征时失去民心。远征的费用，尤其是组建舰队的大笔费用，一部分是来自埃特鲁斯坎众城邦所谓的自愿捐款，也就是对阿瑞底姆和其他倾向于腓尼基人的城邦判罚的战费，一部分则是由西西里各城负担。四十天之后，舰队整装待发。志愿兵的加入使队伍进一步壮大，其中7000名志愿兵来自意大利各地，他们响应受人爱戴的军官的号召来到此处。于是，西庇阿于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春率两支由老兵组成的强大军团（约3万人）、40艘战舰和400艘运输船启航前往非洲，未遇丝毫阻碍，便成功登陆尤蒂卡附近的美丽岬。

在非洲的作战准备

过去几年，罗马舰队时常来到非洲海岸进行劫掠性远征，迦太基人早已预料到这会引起一场更为严重的入侵，他们不仅竭力再起意大利与马其顿之间的战事以作防御，而且在本国也做好了迎战罗马人的武装准备。两位柏柏尔君主中，锡尔塔（今君士坦丁）的马西尼萨是马西里亚人的统治者，西加（在奥兰以西的塔夫纳河口）的西法克斯是麻塞西里亚人的统治者，后者实力远比前者雄厚，并且迄今为止都待罗马人颇为友善。迦太基人通过条约和联姻成功让他亲附迦太基，同时摆脱西法克斯的旧敌以及迦太基人的盟友。经过浴血奋战，马西尼萨屈从于迦太基人和西法克斯的联合力量，被迫将自身疆土拱手让与西法克斯；他自己则带领一些骑兵在沙漠中辗转流离。除了预计自西法克斯而来的分遣队以外，一支共2万名步兵、6000名骑兵和140头战象的迦太基军队——汉诺曾为此被外派去猎象——准备为保卫都城而战，这支军队由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统率，他曾在西班牙获得过作战经验；港口泊有一支力量强大的舰队。所巴特率领的马其顿部队和凯尔特伊比利亚雇佣兵都有望即刻到来。

西庇阿退回海岸　迦太基营地遇袭

不久之前，马西尼萨曾作为敌方与西庇阿在西班牙对战，如今一听到西庇阿登陆，便立刻赶到他的营地。但这位失国君主一开始并未带来除其个人能力之外的任何东西以援助罗马人，利比亚人虽然非常厌烦征兵纳贡，但也在同类事件中有过极其痛苦的经历，因而不立刻声明支持入侵者。于是西庇阿开始参战。但凡只与力量弱小的迦太基军队对抗，西庇阿必占上风，几次小规模的骑兵战过后，他竟能前去围攻尤蒂卡；但当西法克斯赶到的时候（据说带来5万步兵和1万骑兵），他不得不撤离，在尤蒂卡和迦太基之间易于挖壕掘沟的岬上建造一座用于过冬的海军防御营。西庇阿在这里度过了罗马纪元550—551年即公元前204—前203年的冬季。到了春季，他陷于一种不适意的处境之中，而后又通过一次幸运的奇袭助自己摆脱困境。西庇阿以阴谋诡计向非洲人提出和议，非洲人受骗上当，将自己置于不利之境，两处营地在同一夜遭遇突袭；努米底亚人的芦苇营房突然起火，迦太基人赶来援救，不料自己的军营也遭此厄运；众逃兵为罗马分遣队所杀，并无半点抵抗。此次夜袭比多次战役更具破坏性，不过迦太基人并没有就此意志消沉，怯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明智之士提议召回马戈和汉尼拔，他们甚至都不予采纳。就在这时，预期的凯尔特伊比利亚和马其顿的辅助兵力赶到，他们决心在距尤蒂卡五日行程的“大平原”上再兴一场对阵战。西庇阿急忙应战。他手下的老兵和志愿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击溃了迦太基人和努米底亚人仓促召集的乌合之众，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也不指望能得到西庇阿的宽恕，他们顽强抵抗，最终都惨遭杀害。双重溃败之后，非洲人再也无力据守战场。迦太基舰队试图攻打罗马的海军营地，虽不能说落败，但也绝非是决定性的胜利。西庇阿异常幸运，擒获了西法克斯，马西尼萨之于罗马人一如最初西法克斯之于迦太基人，这些都远比迦太基舰队攻营更加重要。

迦太基爱国之士为和平大计所作的协商

迦太基主和派过去16年都沉默不言，经过这样的兵败后，他们又能抬起头公开反抗巴卡家族和爱国者的政府。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尚不在城内，即被政府处以死刑，他们企图通过西庇阿来签订休战条约，获取和平。西庇阿要求割让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领土及地中海的岛屿，将西法克斯的王国移交给马西尼萨，上交除20艘之外的全部战船，支付4000塔兰特（约合100万英镑）的战争赔款——这些条款似乎对迦太基特别有利，因而人们难免生出这样一个疑问，即西庇阿提出这几项条款，究竟是为他自己的利益还是为整个罗马的利益。迦太基全权大使在获双方政府批准的保留条件下，接受了这些条款，于是迦太基派大使前往罗马。但迦太基的主和派却不愿如此轻易地放弃斗争，他们笃信高尚的目标，信赖伟大的领袖，甚至尊崇罗马所做的榜样，所有这些都促使他们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而若说和约的签订必然会使反对党重掌政权，最终走向毁灭，则另当别论。爱国党在公民之中占据优势，他们决定让反对党议和，同时准备最后做一次决定性的努力。政府命马戈和汉尼拔全速赶回非洲。马戈三年来（罗马纪元549—551年即公元前205—前203年）都致力于在北意大利促成反罗马联盟，而就在这时，他在因苏布雷人境内（靠近米兰）为罗马人的两支优势兵力所打败。罗马骑兵已被迫屈服，步兵也已陷入窘困；迦太基人似乎已对胜利势在必得，这时一支罗马军队英勇攻击敌人的战象，最重要的是，备受军民爱戴且能力卓越的迦太基统帅受了重伤，因此，战局发生了转变。腓尼基军队不得不退至利古里亚海岸，他们在这里接到登船命令并依令行事。然而马戈却在航程中因伤殒命。

汉尼拔被召回非洲

如果不是因为与腓力最近的一次协商令汉尼拔燃起了新的希望，让他以为在意大利比在利比亚更能报效祖国，他可能就预料到了这项命令；近来他将总部设在克罗顿，一接到命令，他便立刻遵命行事。他命人杀死他的战马及不肯随他过海的意大利士兵，然后登上早已在克罗顿停泊处准备就绪的运输船。即使是现在，也无人敢逼迫这位利比亚雄狮离开，然而他却这样主动抛弃利比亚领土，罗马公民深感舒畅。罗马众将军中，历经苦难而幸存于世、荣誉加身的，只有这位年近九十的老将昆图斯·法比乌斯，在这种情况下，元老院和市民授予他一顶草冠以示嘉奖。按照罗马人的传统，一位将军拯救了军队，那这支军队便会交予他一顶草冠；从整个城邦手中接下这顶草冠素来都是罗马公民的无上殊荣，也是这位老将的最后荣誉。同年（罗马纪元551年即公元前203年）他便辞世了。无疑，汉尼拔不是受停战协定的保护，而仅仅只是因为他行动迅速，又得幸运之神眷顾，所以才能一路畅通无阻，抵达莱普提斯，哈米尔卡的“狮子窝”当中最小的一个在离开36年之后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他离开的时候，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便开始走上那条崇高却全无结果的英雄主义之路，在这条路上，他先朝西进发，而后在迦太基海绕行了一个成功的圆圈，最后由东回国。如今，无论是他曾希望杜绝的，还是一经许可便可杜绝的，他都已践行，这时被召前来支援，如有可能，定是要承担救国大任。他听命行事，既无怨言，也不责难。

纷争再起

他一抵达，爱国党便公然挺身而出；哈斯德鲁巴所受的屈辱判决被撤销；通过汉尼拔的巧妙谋略，与努米底亚酋长建成了新的联系；不仅公民大会拒绝正式批准这份实际已缔结的和约，而且由于在非洲海岸搁浅的罗马运输舰队惨遭劫掠，一艘载着罗马使节的战船甚至也被扣押，停战协定遭到破坏。西庇阿当然有理由心生恼意，他从突尼斯军营出发（罗马纪元552年即公元前202年），越过肥沃的巴格拉达河（即Mejerdah）河谷，不再允许各镇区投降，而命人把各村镇的居民全部抓起来贩卖。他已经深入内地，处在拿剌加拉（在Sicca以西，现在的卡夫，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边界之上），这时汉尼拔从哈德鲁麦图姆行军离开，与西庇阿意外相遇。这位迦太基将军企图通过与罗马将军亲自会面商议来赢得更好的条件。然而，西庇阿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他不可能在停战协定被破坏之后还同意继续妥协。汉尼拔采取这一措施，就是为了向民众表明爱国党并非绝对地反对和平，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目的。这次会议全无结果。

扎玛战役

于是，两军在扎玛（可能距Sicca不远）决战。[6]汉尼拔将步兵排成三线，第一线为迦太基雇佣兵，第二线为非洲民兵和腓尼基国民军以及马其顿部队，第三线为自意大利追随他而来的老兵。战线前方列有80头战象，骑兵则置于两翼。同样，西庇阿按照罗马人的惯例也将手下军团分为三部，精心安排其阵列以使战象虽能攻而不能破。不但这种阵列安排大获成功，而且横冲直撞的战象也搅乱了两翼的迦太基骑兵队。此外，因马西尼萨军队赶到，罗马兵力远胜于敌军，如此一来，西庇阿的骑兵不难将其击溃，不久便展开全面追击。步兵的战斗更为激烈。双方第一部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最终双方均在极其残忍的肉搏战中陷入了混乱，不得不向第二部寻求支援。罗马人得到支援，迦太基民兵却表现出一副动摇不稳的样子，让罗马雇佣兵以为自己上当受骗，于是便与其掀起了一场肉搏战。然而，汉尼拔现在火速将前两线的剩余兵力转至两翼，并令意大利优势兵力沿全线推进。另一方面，西庇阿将大多数能参与战斗的第一线士兵集中在中军，并让二、三部的兵力集合于第一部的左右两侧。一场更为可怕的战斗又在同一处爆发。尽管敌众我寡，汉尼拔的旧部也绝不动摇，直到后来罗马和马西尼萨的骑兵追击落败的敌骑归来，将他们团团围住。这不但结束了此次战斗，而且歼灭了腓尼基军队。十四年前，这些士兵曾在坎尼败退，如今在扎玛大仇得报，给了他们的征服者一记重击。汉尼拔带着少数人逃到哈德鲁麦图姆。

和约

经此一役，只有傻子才会劝迦太基继续作战。另一方面，这位罗马将军即刻掌权，开始围攻迦太基首都，此城既无防护，也无存粮，除非有意外事件从中调停，否则西庇阿现在就能将汉尼拔欲加诸罗马身上的厄运加诸迦太基。西庇阿没有这样做，他同意和约（罗马纪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但却不再建立于以前的条款之上。上次谈判就已提出过一些有利于罗马和马西尼萨的妥协条款，除此之外，迦太基人必须于50年间每年纳贡200塔兰特（48000英镑）；他们必须保证不对罗马或其同盟作战，甚至绝不在非洲边界之外的地方作战；在非洲，若非征得罗马同意，他们也不可在自有领地之外的区域作战——这种条款的实际影响就是迦太基成为附庸国，失去了它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迦太基人似乎甚至决定在某些情况下为罗马舰队供给战舰。

有人指责西庇阿，说他许给敌人太过优厚的条件，唯恐自己会被迫将结束罗马最惨烈战事的功劳连同兵权一起拱手让与继任者。如果第一次的提议得以实行，那这种指控可能还有据可依，至于第二次的提案，此番言论则似乎并无依据。扎玛得胜后，西庇阿在罗马备受人民爱戴，因而并不是非常担忧会被召回国——此次胜利之前，元老院就已图谋利用公民将他免职，但公民断然予以拒绝。这些条件本身也不足以证明西庇阿有罪。迦太基城的行动就这样受到了束缚，而且旁边出现了一个强大的邻邦，在这之后，它甚至从未试图脱离罗马的霸权统治，更别提与罗马为敌了。另外，凡是想要知道的人都知道这场刚刚结束的战争是因汉尼拔而起，而并非迦太基所为，爱国党这项宏大的计划也绝不可能复兴。在这场烈焰中毁灭的只是500艘交出来的战舰，而并非他们所憎恨的城市本身，这在心存报复的意大利人眼里似乎还远远不够。心存怨念以及迂腐守旧的人可能会力争唯有歼灭敌人才算真正地征服敌人，也可能会指责那个不屑严惩使罗马人陷于焦虑之罪的人。西庇阿却不这么想。我们没有理由因而也没有权力假定说这位罗马人此举是受卑鄙之心驱使，而不是受其性情中本有的高尚情操影响。这位自信自强的英雄每做一事都能取得超乎想象的成功，他没有彻底摧毁这座不幸的城市（此事于五十年后交由其孙儿奉命执行，现今他确能一样成功实施），不是因为考虑到自己有可能会被召回国或时运变幻无常，也不是因为害怕马其顿战争必在不久之后爆发。更可能的是这两位伟大的将军如今身负解决政治问题的责任，便利用这种条款授受和平，以对战胜者的猖狂报复和战败者的莽撞难驯设下公正合理的限制。这两位互相对立的伟人都拥有高尚品性及政治才略，从汉尼拔胸怀雅量、甘受不可避免之事足见其实，同样，西庇阿明智禁止滥用胜利侮辱对手也清楚表明了这一点。试问这样一个慷慨公正、雄韬伟略的人又怎会不扪心自问：如今迦太基城的政治势力已毁，古时的农商业地位彻底遭到破坏，现存文明的一根主要支柱也被恶意推翻，这对他的国家又有何益处呢？罗马的领袖人物一心破坏邻国文明，并妄想掉一滴闲泪便能洗去民族的永世骂名，这还不是时候。

战争结果

第二次布匿战争，或者按照罗马人更为正确的叫法——汉尼拔战争，历时17年，损毁了自赫勒斯滂至赫拉克勒斯之柱的大陆和岛屿，终宣告结束。此战之前，罗马人所定政策的最高目的便在于取得对意大利半岛天然疆界内的大陆及意大利群岛和海域的控制权；议和时他们对待非洲的态度清楚证明了他们也抱有这样一种想法结束此次战争，即他们并非是奠定了统治地中海诸国或所谓世界帝国的基础，而是使一个危险的敌人变得纯良无害，也让意大利有了合意的邻国。无疑，战争的其他结果，尤其是征服西班牙，确实与这一理念不合，但他们的成功确不在原有的计划之内，事实上，罗马人征服西班牙也可称作偶然。罗马人入主意大利是其奋力争取所得，而地中海领域的霸权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统治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因时势所迫才落入罗马人手中，而并非他们有意夺取。

意大利境外

意大利境外战事的直接结果就是：西班牙沦为罗马下属的两省，然而，这两省长久以来都处于暴动之中；一向独立的叙拉古王国今与罗马的西西里省合并；位高权重的努米底亚首领开始受罗马而非迦太基保护；最后，迦太基从一个强大的商业国沦为毫无防御的商业城市。换言之，此战建立起了罗马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绝对霸权。另外，第一次布匿战争仅预示了东西方国家体制之间的交流互动，而此战则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因而使罗马对亚历山大各君主国的纷争实行密切果决的干涉。

意大利境内

至于意大利境内的战果，如果凯尔特人的命运之前尚未预先设定，如今他们注定最先趋于灭亡，这种命运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在罗马同盟内部，战争的结果就是使得占统治地位的罗马民族所持的优势愈加明显，其内部的团结统一已经受磨难的考验与证明，虽偶尔会出现动荡之局，但这个民族总体上却已然能忠诚协力，共渡难关。非拉丁民族或非拉丁化的意大利人，尤其是埃特鲁斯坎人和下意大利的萨贝利人，更受压制。最严厉的惩罚或复仇一部分是加诸在汉尼拔最强大的盟友身上，一部分则加诸在他最早也是最后的盟友即卡普亚城和布鲁提亚人的领地身上。卡普亚的政治制度被废，卡普亚也从第二大城降为意大利的第一大村，甚至有人建议说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元老院宣布此城的全部土地除少数外国人或亲罗马的坎帕尼亚人所有的产地外，均转为公有土地，而后又将其分给小地主，以作短期租赁之用。西拉鲁河上的皮肯特族也遭受同样的待遇，他们的都城被夷为平地，居民也被遣散至周边的村庄。布鲁提亚人的命运甚至更加残酷，他们一同沦为罗马人的奴隶，永世不得佩带武器。汉尼拔的其他盟友也须为其过错付出惨痛的代价。希腊各邦损失惨重，少数坚定依附于罗马的城邦除外，如坎帕尼亚的希腊人和雷吉乌姆，而阿尔皮人和许多其他阿普利亚、卢卡尼亚和萨莫奈城邦所受惩罚也不轻，它们大多失去了部分领土。于是罗马便在一部分这样得来的土地上建立新的殖民地。因此，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公民殖民队陆续被派往下意大利的最佳港口，其中包括可叫出名字的锡彭顿（在曼弗雷多尼亚附近）和克罗顿，还有位于南皮肯特族故土以防止他们起事的萨勒农，最重要的是部丢利，它不久便成为文雅乡居生活的中心以及亚洲和埃及奢侈品的交易地。图里伊变成一座拉丁城堡，改名为科皮亚（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富庶的布鲁提亚城——维博改名为瓦伦蒂亚（罗马纪元562年即公元前192年）。萨莫奈和阿普利亚境内的土地被分为许多小块，分别由非洲胜利军的老兵居住，剩下的则依然留作公地，罗马贵族的牧场取代了农民的田园。而且，所有半岛城邦内不向罗马投诚的政要名流自然均被除掉，只要政治手段和财产充公能实现这一目的则必然予以实行。意大利各处的非拉丁同盟都感觉他们是有名无实的同盟，自此他们便依附于罗马。人们认为战胜汉尼拔就相当于第二次征服意大利，胜利者狂妄骄恣，满心愤怒，他们宣泄其不满，尤其非拉丁族的意大利同盟更是成为他们发泄的对象。甚至这个时期无色彩的喜剧，实际上受警方控制，但也带有此事的痕迹。卡普亚和阿泰拉这两个被征服的城市沦为罗马滑稽剧的笑料，任人嘲弄，毫无限制，以至于阿泰拉成为滑稽剧的大本营，其他喜剧作家开玩笑说：在致命的氛围中，甚至最能吃苦耐劳的奴隶种族——叙利亚人都日渐衰弱，而坎帕尼亚[7]农奴却已习得生存之法。这种无情的嘲弄反映了胜利者对他们的藐视，也反映了这个被蹂躏民族的沉痛哀号。在后来的马其顿战争中，元老院焦虑而谨慎地监视着意大利，而且罗马派援兵到最重要的殖民地，罗马纪元554年即公元前200年到维努西亚，罗马纪元555年即公元前199年到纳尼亚，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到科萨，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前不久到加勒，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的战争形势。

战争和饥荒给意大利民众造成了怎样的空白，可以从罗马公民的例子中得见——战时罗马公民的数量已减少差不多四分之一。如此看来，说在汉尼拔领导的战役中丧生的意大利人总数达30万绝不为过。当然，这一损失主要落在公民精英的身上，事实上，他们是战争的中坚分子，也聚成了大规模的士兵队伍。坎尼战役后，元老院成员降至123人，为填补空缺，后另外任命了177名元老，这才勉强恢复常态，可见特别是元老院的规模如何被大为削减。而且，这场长达17年的战事在意大利各处同时进行，其影响范围遍及海外，必定动摇了国民经济的根本，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们往日的传统并不足以具体说明这一点。无疑，国家通过没收财产获利，自此，尤其是坎帕尼亚领土成为国家岁入的不竭源泉。但通过这样推广公田制度，国家繁荣所受的损失自然大致等于之前分割国土所得的利益。许多繁荣的小镇——据统计有400座——均被烧毁，辛勤积累的资本化为乌有，人民因营地生活而道德沦丧，上至罗马都城下至最小的村庄，其市民和农民旧有的优良传统都遭到破坏。奴隶和亡命之徒聚集在一起行盗窃之事，仅阿普利亚一处在一年之内（罗马纪元569年即公元前185年）就有7000人因拦路抢劫被判刑，由此可见盗匪的猖獗。牧场扩张，再加上牧场里都是些半野蛮的奴隶牧人，助长了这片土地上有害的野蛮行径。自西西里和埃及运来的粮食能养活罗马人民，而他们自己收割的粮食则派不上用场——这一点在此战中已得到初次证明——因此这威胁到了意大利农业的生存。

不过，因上帝眷顾，身经百战却依然得以存活下来的罗马人可以为他们的过去感到骄傲，对他们的将来充满信心。罗马人犯过很多错误，但也受过不少苦痛。十年来，这个民族所有能持武器的年轻人几乎未曾放下过盾剑，对于自己的过失，他们自可以多加原谅。不同民族虽然一直相互对立，大体上却能友好相待、和平共处，这似乎是近代民族生存发展的目标，但在古代却并非如此。古时，铁砧或铁锤是必要之物，在战胜者之间的最后鏖战中，胜利依然属于罗马人。他们是否有此明断，知道如何正确利用此次胜利——以更加紧密的联系让拉丁族依附于罗马，逐渐使意大利拉丁化，将各省属下的依附者当作臣民来加以统治而不以对待奴隶的方式虐待他们，改革政治体制，重振并扩大摇摇欲坠的中产阶级——都尚未可知。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利用此次胜利，意大利便可希望见证幸福的时代，其间个人在顺境中依靠自身努力实现繁荣，对当时的文明世界握有最具决定性的政治霸权，因而这个大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拥有公平合理的自恃力，每种抱负都有一个相称的目标，每种才能都有用武之地。如果他们不能善用其胜利，那事情无疑就另当别论。然而，一时之间怀疑的声音以及阴郁的忧惧都陷于沉寂，这时勇士和胜利者从四面八方赶回故乡，感恩、娱乐以及对士兵和公民的奖赏都是每天的惯例，获释的战俘从高卢、非洲和希腊被遣送还乡。最后，年轻的征服者行走在壮观的队伍中，穿过都城装饰起来的大街，将他的桂冠放置在那个神灵的庙宇内，据虔诚之士相互私语所言，他曾受这位神灵的直接感召，并得到其在决策和行动上的指导。

[1]马拉维最大城市，南部省首府。又称布兰太尔。——译者注

[2]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叙拉古。阿基米德到过亚历山大里亚，据说他住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发朋了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后来阿基米德成为兼数学家与力学家的伟大学者，并且享有“力学之父”的美称。阿基米德流传于世的数学著作有10余种，多为希腊文手稿。——译者注

[3]希米尔科（Himilco），迦太基航海家、探险家，曾由地中海航行到欧洲西北海岸。——译者注

[4]西法克斯（Syphax；？—公元前203年）是一位东努米底亚国王、马塞西利部落的酋长，约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他的事迹在李维的《罗马建国史》中有记载。——译者注

[5]贝内文托（Benevento）是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区的一个城市，贝内文托省的省府。——译者注

[6]叫扎玛的有两个地方，其中相对较西的一处位于哈德鲁麦图姆以西约60英里，这可能就是当时的战场。时间是罗马纪元552年即公元前202年春季或夏季。因为所谓的日食，有人将那天定为10月19日，这并无价值。

[7]坎帕尼亚，位于意大利半岛南部、亚平宁山脉南麓、濒临蒂勒尼安海。北起利里河，南坎帕尼亚至波利卡斯特罗湾，包括阿韦利诺、贝内文托、卡塞塔、那不勒斯与萨莱诺等省。面积1.36万平方公里，人口580.9万。坎帕尼亚大区其领土面积在意大利排第十二位，但人口却居全国第二。农业在坎帕尼亚大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内陆地区多山少水，所以主要农作物种植区都集中在沿海平原地区。首府是那不勒斯（又称拿玻里）。——译者注

第七章　从汉尼拔签订和约至第三期结束的西方世界

征服波河流域

罗马将疆域扩展至阿尔卑斯山脉或如当时罗马人所言扩展至意大利边界，赋予凯尔特领地生机并在此地实行殖民化，却都因汉尼拔发动的战事而受阻。这项任务如今会在其曾经中断之处重新开始，自是不言而喻，凯尔特人也深谙此理。就在与迦太基签订和约的那一年（罗马纪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涉险最为直接的波伊人境内再次爆发了战争行动。他们与仓促集结的罗马征兵交锋，获首胜，再加上马戈远征北意大利时曾留下一位迦太基军官——哈尔米卡，此人全力游说，于是到了次年（罗马纪元554年即公元前200年），一场普通的叛乱蔓延至波伊族和因苏布雷族以外的区域，这两个部落直接受到威胁。利古里亚人见危险愈加逼近，不得不举兵起事，甚至塞诺马尼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以他们行事审慎的首领马首是瞻，而听命于在危难中告急的同族之人。为抵御高卢的突袭，罗马人曾建造两座堡垒——普拉森舍和克雷莫纳，如今普拉森舍惨遭洗劫，死里逃生的普拉森舍居民数不超过2000，克雷莫纳则被围困。罗马军团火速赶来，竭尽全力救其脱困。一场大战爆发于克雷莫纳城下。腓尼基将领的巧妙策略和专业技能无法弥补他手下军队的缺陷，高卢人无力抵御罗马兵团的进攻，无数人战死沙场，这位迦太基军官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凯尔特人仍坚持战斗，次年（罗马纪元555年即公元前199年），由于主帅的疏忽，曾于克雷莫纳得胜的罗马军队几乎为因苏布雷人所灭，直到罗马纪元556年即公元前198年，普拉森舍才部分重建起来。但是这个曾并肩奋战的部落联盟内部却出现不和。波伊人和因苏布雷人发生争执，塞诺马尼人不但退出民族联盟，而且卑鄙地出卖同胞，以换取罗马人的饶恕。因苏布雷人与罗马人在闽奇乌斯河上交战，塞诺马尼人竟从后方突袭，助敌人毁灭自己的同盟和战友（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因苏布雷人战败受挫，在科莫沦陷后，他们也同意单独议和（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对于塞诺马尼人和因苏布雷人而言，罗马人规定的条款当然要比他们一贯给意大利同盟成员的更为苛刻，尤其是他们注意利用法律来确认意大利人和凯尔特人之间的障碍，并规定这两个凯尔特部落的人永远无法取得罗马公民资格。但这些波河对岸的凯尔特区域却得以继续存在并保持原有的国家体制——这样一来，他们不成市镇，而成部落聚集区——并且他们似乎不用缴纳贡赋。罗马人意在让他们充当波河以南罗马殖民地的壁垒，使意大利免受北方迁徙部落的侵犯，而且阿尔卑斯山脉的居民惯于在此地劫掠，此举也可使意大利免遭他们的攻击。再者，拉丁化在这些地方发展迅速，凯尔特民族显然还远不能同更为文明的萨贝利族和埃特鲁斯坎族一样抵制此类反抗行径。著名的拉丁喜剧诗人斯塔提乌斯·凯西利乌斯死于罗马纪元586年即公元前168年，他就是一个因苏布雷被释奴。波利比奥斯于六世纪末来此游历，据他所言，此地仅有阿尔卑斯山脉的少数村落仍为凯尔特人所居，这或许会有夸大之嫌，而另一方面，维内蒂人保持其民族性的时间似乎较为长久。

抑制阿尔卑斯山外高卢人迁徙的举措

罗马人在这些地区所做的主要努力自然是抑制阿尔卑斯山外凯尔特人的迁徙，使隔开半岛和内陆的天然壁垒也成为其政治边界。罗马的恶名已深入阿尔卑斯山外邻近的凯尔特部落，这一点能从两方面得到证明：阿尔卑斯山内的同胞被歼灭或被征服之时，山外的凯尔特人保持完全消极的态度，而且孤立的凯尔特人想在阿尔卑斯山脉靠近罗马一侧安居，罗马使者向阿尔卑斯山外各部落——提到这个名词，我们首先会想到赫尔维蒂人（在日内瓦湖和美因河之间）和加尔尼人，又名陶里斯奇人（在卡林西亚和施蒂里亚）——抱怨此事，他们却都不以为然。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先低声下气地来乞求罗马元老院分给他们一点土地，然后又乖乖遵守严命回到阿尔卑斯山外（罗马纪元568—575年即公元前186—前179年），让他们已经建立在离阿奎莱亚不远的城镇再遭破坏。元老院严格遵循以下原则，无一例外：自此以后，阿尔卑斯山脉的门户应该对凯尔特民族关闭，并对鼓动这种移民计划的意大利罗马公民予以重罚。凯尔特人曾经亚得里亚沿海最深处，沿着一条罗马人至今都不知道的路线，企图迁入意大利。再者，马其顿的腓力似乎计划效仿汉尼拔从西方切入的策略，自东方侵入意大利。因此，罗马人在意大利的东北极地建造了一座堡垒，即最北的意大利殖民地阿奎莱亚（罗马纪元571—573年即公元前183—前181年），建造这座堡垒的目的不仅在于永远对外邦人封闭此路线，而且在于确保控制住这一特别便于航行的海湾，制止这些海域内仍未肃清的海盗行径。阿奎莱亚的建立致使罗马人与伊斯特利亚人爆发战争（罗马纪元576—577年即公元前178—前177年），随着罗马人攻陷几座大本营，伊斯特利亚国王埃普洛阵亡，战事迅速宣告终结。这场战事除了少数蛮族突袭罗马军营的消息传来，罗马舰队和整个意大利都陷入惊慌之外，再无其他值得注意的事。

波河以南地区的殖民化

罗马元老院决定将波河以南的地区与意大利合并起来，因而采用了一条较以往不同的路线。波伊人即刻便受这一策略的影响，他们决意拼死自卫。他们甚至渡过波河，企图鼓动因苏布雷人再起兵事（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他们将一位罗马执政官困于军营，眼看着他濒临覆灭的边缘；普拉森舍奋力抵御土著人疯狂而持续的攻击，勉强自保。最后，双方在穆提那决战，这场战争持久而惨烈，但是罗马人获得胜利（罗马纪元561年即公元前193年）。从那时起，斗争不再意指开战，而只是猎取奴隶而已。不久之后，罗马军营就成为波伊境内唯一的避难所，大部分幸存者都开始到此避难，战胜者竟能不甚夸张地向罗马汇报说：波伊除老人和孩子之外已不剩其他。因此，这个民族不得不接受既定的命运。罗马人要求其割让一半领土（罗马纪元563年即公元前191年）。波伊人无法拒绝这一要求，甚至在仅剩的区域内，波伊人也很快不见了踪迹，并与他们的征服者合而为一。[1]

罗马人扫清外敌、掠取土地之后，普拉森舍和克雷莫纳的居民多半因过去几年的灾祸而惨遭扫荡或四散而去，罗马人遂将这两地重组，并派新居民到这里来。新建立的堡垒在塞诺尼人原有的地域或其附近，有波登提亚（在雷卡纳蒂附近，离安科纳不远，建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和皮骚隆（又名佩萨罗，建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另有堡垒在新占的波伊，包括博诺尼亚（罗马纪元565年即公元前189年），穆提那（罗马纪元571年即公元前183年）和帕尔马（罗马纪元571年即公元前183年）；穆提那殖民地在汉尼拔领导的战事爆发之前就已经建立，但还未建成便因此战中断。建造堡垒总是与修建军事道路联系起来，这次也不例外。弗拉米尼亚大道自其在阿里米努姆的北端延伸至普拉森舍（罗马纪元567年即公元前187年），名为埃米利亚大道。而且从罗马到亚雷提恩的卡西亚大道可能早已是地方自治的道路，大概在罗马纪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由罗马城接管重修；到了罗马纪元567年即公元前187年，自亚雷提恩翻越亚平宁山脉至博诺尼亚的线路远达新埃米利亚大道，均已整顿就绪，用作罗马与波河堡垒之间的一条捷径。由于这一系列措施，波河实际取代亚平宁山脉成为凯尔特和意大利之间的分界。自此以后，波河以南的地区主要流行意大利人的公民政体，波河以外的地区主要流行凯尔特人的部落政体；如果亚平宁山脉与波河之间的区域仍被称作凯尔特领地的话，那也只不过是虚名罢了。

利古里亚

意大利西北山区的山谷和丘陵地带大多为种类纷繁的利古里亚族所占，而罗马人所遵循的路线也大致相同。那些即刻去往阿尔诺河以北的居民都被彻底铲除。遭遇这一命运的以阿普阿尼人为主，他们居住在阿尔诺河与马格拉河之间的亚平宁山脉之上，一方面不断劫掠比萨之地，另一方面又抢夺博诺尼亚和穆提那的领土。那些人但凡没有在此地牺牲于罗马人刀下的，都被转移至下意大利的贝内文托一带（罗马纪元574年即公元前180年）。利古里亚人曾攻占穆提那殖民地，罗马人不得不于罗马纪元578年即公元前176年收复此地。通过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罗马人在波河流域和阿尔诺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将利古里亚族彻底毁灭。卢纳堡垒（距斯佩齐亚不远）于罗马纪元577年即公元前177年在阿普阿尼故地建成，守卫着边疆以抵御利古里亚人的袭击，一如阿奎莱亚保卫疆土以对抗阿尔卑斯山外的凯尔特人。同时，罗马人也能得到一个绝佳的港口，自此以后，这个港口就成为渡海至马西利亚和西班牙的码头。自罗马至卢纳的海岸线（又称奥勒利安大道）以及自卢纳经佛罗伦萨而至亚雷提恩（在奥勒利安大道与恺撒大道之间）的横路，大概都在同一时期建成。

较为西边的利古里亚部落扼守热那亚的亚平宁山脉和沿海的阿尔卑斯山脉，纷争不断。他们是麻烦的邻居，习惯在海陆两地行劫掠之事：比萨人和马塞利亚人都因他们的侵犯和海盗行径而受到很大损害。这些无休无止的对抗并没有产生永久性的结果，或许甚至也志不在取得永久性的结果。不过显然有个例外，那就是除了沿海的常规路线外，罗马人还想拥有一条通往阿尔卑斯山外高卢和西班牙的陆上交通线，为此他们肃清自卢纳经马西利亚至伊伯利亚的沿海大道，至少远至阿尔卑斯山脉——而在阿尔卑斯山外，则由马塞利亚人负责向罗马船只开放海上航行，向陆上旅客开放沿岸道路。内地山谷无法通行，堡垒坚如磐石，居民贫苦却机敏狡猾，罗马将此地主要用作军事学校，以训练众将士。

科西嘉[2]和撒丁岛[3]

他们所谓的战争与对抗利古里亚人的战争性质趋同，这些战争是针对科西嘉人甚至更大程度上是针对撒丁内地居民发起的。罗马人曾对撒丁内地居民进行劫掠性远征，如今这些居民便突袭沿海各地，予以报复。罗马纪元577年即公元前177年，提比略·格拉古远征撒丁人尤其令人难以忘怀，主要不是因为此战给该省带来了“和平”，而是因为他宣称自己杀死或俘虏的岛上居民多达8万人，并将大量奴隶从这里牵到罗马，因而便有了“廉价如撒丁人”这一说法。

迦太基

在非洲，罗马的政策基本上归结于一个想法，一个目光短浅而又心胸狭隘的想法，即：它应该制止迦太基势力的复兴，因而应该使这座不幸的城市永受压迫，并因罗马宣战胆寒心惊，就好似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挂于头顶之上。和约规定：迦太基人应该保卫其领土无所削减，但是他们的邻居马西尼萨应该将所有他或他祖先在迦太基境内曾拥有的领土都对他做出一个保证，之所以补充这一条件，其目的似乎不在于避免争执，而在于引发冲突。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罗马和约强加在迦太基人身上的义务，即不对罗马同盟作战。这样一来，根据条约内容，他们甚至无权把努米底亚人从确属他们自己的领土内赶出去。既有这样的规定限制，非洲一般的疆界问题又变幻无常，迦太基面对一个实力雄厚又不择手段的邻国以及一个既是裁判员又是当事人的领主国，他所处的位置甚为痛苦。但现实却比最坏的预期更为恶劣。早在罗马纪元561年即公元前193年，迦太基便发现它国突然以各种莫须有的借口侵犯自己，它最富庶的一块领土，即小塞地斯高原上的伊伯利亚省，一部分为努米底亚人所掠，一部分甚至被他们夺去不还。这种侵略行为屡见不鲜。平坦的乡村都落入努米底亚人之手，迦太基人勉强能在较大的领域内自保其地。迦太基人于罗马纪元582年即公元前172年宣称：仅在最近两年内，又有70个村庄被违约夺走。他们接连派使者到罗马，请求罗马元老院准许他们武装自卫，或者设立一个有权执行判决的仲裁法庭，又或者重新调整疆界，让他们至少可以清楚知道自己损失多少；否则，与其这样逐渐把他们交给利比亚人，还不如直接让他们成为罗马公民。然而，罗马政府已于罗马纪元554年即公元前200年向其客民言明准许其扩大疆域，当然，吃亏的还是迦太基，罗马政府似乎并不反对它拿走自己的应得之物；对于曾经所遭受过的苦痛，利比亚人如今已全数奉还，彻底报复了往日折磨他们的人，有时甚至会过于猛烈。对此罗马政府可能会适当加以控制，但是罗马人指定马西尼萨为迦太基的邻国，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施以磨难。一切请求和抱怨都没有结果，只有两点例外，即：罗马使者来到非洲，一番彻查过后，仍未有任何定论；在罗马进行交涉时，马西尼萨使者假装没有收到指示，事情因而被搁置下来。只有意志坚韧的腓尼基人能逆来顺受地屈从于这种局势，甚至能主动对暴虐的胜利者极尽殷勤与礼数。他们尤其会通过给罗马人运送粮食来讨其欢心。

汉尼拔改革迦太基政体　汉尼拔溃逃

然而，战败者的这种柔软性却不仅仅只是耐性与顺从。迦太基仍有一支爱国党派，该党领袖无论被命运置于何处，都能令罗马人闻风丧胆。显而易见，罗马与东方各国将会发生纠纷，而爱国党派从未放弃过利用这些纠纷再起战事的想法。再者，由于哈尔米卡及其诸子的大计未成（其主要原因在于迦太基的寡头政治），所以主要目标就是复兴内政，为新的战争作准备。逆境的有利影响加上汉尼拔清醒高尚又极富威严的头脑，引发了政治与财政改革。寡头政治对这位伟大的将军提起刑事诉讼，又以故意放弃夺取罗马城及挪用意大利战利品为由来控诉他，实在是恶贯满盈、愚蠢至极——由于汉尼拔的提议，这腐朽的寡头政治被推翻，一个适于公民现状的民主政府建立起来（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之前）。通过追缴欠款和被挪用的资金，设立更好的监督体系，财政迅速得到重组，这样一来便能支付上交给罗马的贡赋，而不用让公民负担额外的赋税。罗马政府当时正向亚细亚的大王发动一场至关重要的战争，见此形势，不免忧虑，这一点我们不难想象。罗马军团在小亚细亚[4]作战时，迦太基舰队可能登陆意大利，汉尼拔领导的二次战争也可能在此地爆发，这种危险并不是凭空想象。因此，罗马人遣使去迦太基（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多半是要求迦太基交出汉尼拔，对此我们几乎不能加以责难。迦太基那些居心不良的寡头政客一封接一封地寄信到罗马，向民族的仇敌控告曾推翻过他们的英雄，说他同反罗马的国家暗通往来。他们虽然卑鄙，但其情报应该无误。这位使者觍着脸承认他们如此强大的一个民族对迦太基这样一个贫贱小国心生畏惧，确是事实。这位征服扎玛的高傲者竟在元老院里反对采取如此可耻的方法，这是理所当然又值得钦佩的事，但他们所承认的只是单纯的事实，汉尼拔确实是一个非凡的天才，除了感情用事的政客以外，在罗马无人能容许他继续任迦太基首脑。罗马政府给他这样显著的认可并非在他意料之外，因为进行上一场战争的是汉尼拔而非迦太基，所以须承担战败者厄运的也是他。迦太基人别无他法，只能屈从，并对汉尼拔免他们受更大耻辱而心怀感激——汉尼拔迅速而明智地逃往东方，只把较小的耻辱留给他的祖国，即把它最伟大的公民永远逐出祖国，没收他的财产，拆毁他的宅第。有一句意义深远的话这样说道：那些神灵给予其无限快乐与悲苦的人便是神灵的宠儿。这话就这样在汉尼拔身上得到了充分证明。

罗马对迦太基无休无止的愤恨

比起迫害汉尼拔，罗马政府应负的更严重的责任是他们在汉尼拔走后仍继续猜疑凌虐迦太基。各党各派确实在这里蠢蠢欲动，一如从前。但是，在这位几乎改变世运的非凡之人离开以后，爱国党在迦太基的地位并不比在埃托里亚或亚该亚高很多。当时，各种思想搅动着这座不幸的城市，而其中最为合理的无疑就是依附于马西尼萨，让它从腓尼基人的压迫者转变为他们的保护者。但无论是爱国党当中的民族派还是亲利比亚派都未夺得政权，相反，政权仍握在亲罗马的寡头政客手中，即便他们完全不考虑未来，也会坚持这样一种信念，即在罗马的守护之下保全迦太基的物质繁荣和公共自由。对于这种事态，罗马人可以很放心。不管是民众，还是普通当权者，都不能摆脱汉尼拔战争所带来的深切恐慌。罗马商人以一种忌妒的眼光看着这座城市，看着它已然失去了政权，但却仍然拥有着广泛的商业客户群以及根深蒂固不可撼动的财富。罗马纪元567年即公元前187年，迦太基政府已自请立即付清罗马纪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和约所规定的全部款项——然而，罗马人对于迦太基需义务纳贡这一事实的重视程度远甚于纳贡金额本身，他们毅然拒绝这一请求，只从中得出一个信念：尽管他们费尽千辛万苦，这座城市却依然未毁，也不能毁。关于背信弃义、诡计多端的腓尼基人的谣言一直层出不穷，传遍罗马。一次，据说有人曾在迦太基看见推罗的阿里斯托作为汉尼拔的密使让公民准备亚细亚战舰队的登陆（罗马纪元561年即公元前193年）；又有一次，谣传议会曾在医神庙里召开秘密的夜间会议，接见珀尔修斯[5]的使者（罗马纪元581年即公元前173年）；还有一次，有人说迦太基正在装备强大的舰队以参加马其顿战争（罗马纪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诸如此类的谣传至多只是起于个人的言行失检，但它们仍是罗马在外交上再兴风浪的讯号，也是马西尼萨再起纷争的警钟，而迦太基问题非第三次布匿战争不能解决这一观念越缺乏意义，越没有理由，便越坚不可摧。

努米底亚人

于是，腓尼基人的势力在其居住之地日渐衰弱，一如许久以前，其势力在故乡一蹶不振，这时，一个崭新的国家在他们旁边发展起来。自远古时代开始，非洲北海岸就居住着这样一群人（至今仍居住在这里），他们自称锡拉人或塔马齐格特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他们为诺马德人或努米底亚人，即“游牧”民族，阿拉伯人则称之为柏柏尔人，虽然有时也会称之为“牧羊人”（Shawie），我们则习惯称他们为柏柏尔人或卡比尔人。这个民族，就迄今为止它为人所研究的语言来看，与其他已知民族都毫无关系。在迦太基时代，这些部落除直接居住在迦太基周围或直接居住在海岸边的以外，基本上都保持着独立地位，也大多保留着牧羊和骑马的生活方式，与现在阿特拉斯居民的生活方式如出一辙。尽管他们对腓尼基字母表和腓尼基文明大体上并不陌生，柏柏尔首领让其子到迦太基求学以及与腓尼基贵族通婚的事例也不在少数。在非洲获取自己的直辖领地并不是罗马人的政策，他们宁愿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实力应该还没有强大到能够脱离罗马的保护，但应该足以压制如今仅限于非洲的迦太基势力，使这座备受凌虐的城市绝不能自由活动。他们在土著君主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大约在汉尼拔战争期间，北非的土著人臣服于三个霸主，根据当地习俗，每个霸主都有众多注定归于其麾下的小王：毛里王包卡儿统辖自大西洋至摩洛卡特河（今Mluia，在摩洛哥和法国的边界上）的区域；麻塞西里亚王西法克斯统辖自上述地点至所谓的“钻孔岬”（即Seba Rus，在Jijeli和Bona之间），在如今的奥兰和阿尔及尔两省之地；马西里亚王马西尼萨则统辖自钻孔岬至迦太基边界的区域，在如今的君士坦丁省。其中实力最强的西加王西法克斯已在上次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中被俘，并被押往罗马，最终在幽禁中死去。他的广阔领土大多归于马西尼萨，尽管西法克斯之子佛明那言辞恳切地祈求从罗马人手里收复他父亲的一小部分领土（罗马纪元554年即公元前200年），但是罗马人的早期盟友是迦太基的主要压迫者，佛明那无法从他手中夺回其位。

马西尼萨

马西尼萨成为努米底亚王国的开创者，无论是出于选择还是意外，这样一个完全适合其位的人实在是不可多得。他身体强健，年老却不僵化，性情温和，处事冷静，一如阿拉伯人；能吃苦耐劳，能从早到晚立于一地而不动，能24小时在马背上奋战而不倦。他在年轻时历经兴衰枯荣，在西班牙战场上不论是身为士兵还是身为将军他都有所历练，也能掌握更困难的技术，不但把人口众多的家室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能将其领地管理得秩序井然。不论是匍匐于其强大保护主的膝下，还是蹂躏其孱弱的邻国，他都不择手段，通力为之。除此之外，他曾在迦太基求学，经常出入最高贵族的宅第，因而对迦太基的情形了如指掌，同时像其他非洲人一样，对于自己以及自己民族的压迫者满怀怨恨。他的民族似乎濒临灭亡，这位杰出之士转而成为复兴民族的主心骨，他仿佛就是这个民族优缺点的化身。好运对他时时眷顾，尤其是给他时间一展抱负，完成伟业。他享年90岁（罗马纪元516—605年即公元前238—前149年），在位60年，直至最后也还是体力充沛，精气十足，死后留下一个一岁的儿子以及一世英名，后人都说他是当时最强壮、最贤明也是最幸运的君主。

努米底亚的扩张与文明

我们在上文已经叙述过罗马人在管理非洲事务时如何明确表示他们有意袒护马西尼萨，以及马西尼萨如何积极反复地利用这种默许来剥削迦太基，以达到其扩大领土的目的。整个内陆直至荒漠边缘地区都自动落入土著君主之手，甚至巴格拉达河（即Mejerdah）的上游河谷连同富庶的瓦加城都归这位君主统辖。在迦太基以东的沿海地带，他也占据了锡多尼亚人的古城大莱普提斯和其他地方，这样一来，他的王国自毛里塔尼亚边界延伸至昔兰尼加边界，沿陆地把迦太基的领土团团围住，在最近的区域内处处打压腓尼基人。毫无疑问，他将迦太基视作他未来的首府，利比亚派也有此意。但迦太基所受的损失并不只在疆域缩小这一方面。他们伟大的君主把游牧民族变为另一种民族。这位君主开垦大片土地，并把大量地产传给每个儿子，他的臣民也仿效此例，开始定居务农。他把游牧民变成定居公民，同时也把成群的抢掠者变成士兵，罗马人认为这些士兵可与罗马军团并肩作战。他传给继任者的是充盈的国库和纪律严明的军队，甚至还有一支舰队。他的居住地锡尔塔（即君士坦丁）成为一个热闹的大国首都，也成为腓尼基文明的一个主要所在地，柏柏尔王的宫廷积极培育这种文明——或许是考虑到迦太基和努米底亚将来要合并为一国才特意加以培育。于是，素来卑微的利比亚民族自觉地位上升，本地的风俗语言甚至流入腓尼基古城，如大莱普提斯。在罗马的庇护之下，柏柏尔人开始觉得自己的地位与腓尼基人平等，甚至高于腓尼基人。在罗马的迦太基使者不得不静听这样的言论：他们在非洲就是外来人，非洲属于利比亚人。即使是在帝国的休整时期，北非的腓尼基文明依然保持着生机与活力，这主要还是归功于马西尼萨而非迦太基人。

西班牙的文明状况

在西班牙，沿海的希腊和腓尼基城市，如伊伯利亚、萨贡图姆、新迦太基、马拉加和加的斯都欣然服从罗马统治，因为如果单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必不能自保以抵御土著人的侵袭。基于类似的原因，马西利亚虽然比这些城市都更为强大，也更能自卫，却也不忘通过亲附罗马人来寻得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以备不时之需，而罗马作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中间站，又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反之，土著人却给罗马人制造了无数麻烦。诚然，伊比利亚半岛并不缺少一种初步的民族文明，尽管我们并不能对这文明的特性得出任何清晰的概念。我们在伊比利亚人之中发现了一种流传甚广的民族文字，这种文字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埃布罗河流域的文字，一类是安达卢西亚文字，每一类又大概能细分成各个不同的小类别。这种文字似乎起源于远古时代，追其根本，似乎是出自古希腊字母，而非腓尼基字母。甚至有传闻称，图尔德泰尼人（在塞维尔附近）拥有自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短诗，一部6000行的法律韵律书以及大量历史记载。无论如何，在所有西班牙部落中，这个部落据说是最文明同时也是最不好战的。的确，它经常利用外国雇佣兵作战。波利比奥斯[6]所描述的一段话指的大概也是这个地区，他说西班牙的农业和畜牧业都甚为繁盛，以至于在没有机会出口时，粮食和肉类便会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还说王宫恢弘壮丽，银瓶盛满“大麦酒”。再者，至少有一部分西班牙人热心接受罗马人所带来的文化元素，以至于在海外各省中，西班牙的拉丁化进程相较于其他地方更为迅速。例如，意大利式的热水浴这时开始为土著人所用。显然，罗马钱币不仅在西班牙流通的时间远比其他地方更早，而且还被西班牙钱币模仿，这里丰富的银矿多少可以说明这一情况。所谓的“奥斯卡（今阿拉贡的韦斯卡）银币”即刻有伊比利亚文的西班牙第纳里于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被载入史册。西班牙开始铸币的时间一定不会太晚，因为这种银币的印纹是根据最早的罗马第纳里仿造而来。

但是，在南方与东方各省，土著人的文化可能已经为罗马文明和罗马统治开辟了道路，以至于它们并没有遭遇多大的困难。另一方面，西方、北方以及整个内陆地区都为众多部落所占，这些部落的野蛮程度不一，对任何文明都知之甚少——例如，到了约罗马纪元600年即公元前154年，茵特加提亚的人还不知道使用金银——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比与罗马人的关系好。这些自由的西班牙人有一种特性，即男子的骑士精神以及至少不亚于男子的女子侠义精神。一位母亲送子出征时，会逐一讲述祖先的功绩以激励他的精神；最美的女子不需请求便自愿嫁给最英勇的男子；单人决斗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它既可用来决定勇士的奖赏，也可用来解决诉讼的曲直，甚至君主亲属对于继承问题的纷争也可用这种方式加以解决。常有一位著名的战士面对敌人的队伍，点名挑战对手，而后战败的那一方将他的斗篷和佩刀赠与对手，甚至与他结为朋友，加以款待。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20年，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小城邦冈普勒加（在塔古斯河的源头附近）给罗马将军送去一封信，信中说他若不给战死者每人送一匹马、一件斗篷和一把佩刀，他便会遭遇不幸。他们为军人荣誉而自豪，被缴械之后，往往不能忍辱偷生，但是西班牙人却愿意追随任何需要他们效劳的人，并愿意在任何外国战争中以命相赌。图尔德泰尼人雇佣一支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队伍去和罗马人作战，罗马将军对当地的习俗非常熟悉，便命人带去一封口信，让他们要么回家，要么以双倍饷银的条件加入罗马军队，要么择定作战的时间地点，这封口信也反映了罗马人的典型特征。如果募兵官不出现，他们便主动组成自由队伍，意在劫掠更加和平的地区，甚至夺取并占据各城市，大有坎帕尼亚人的风范。流放到卡塔赫纳以西的内陆地区在罗马人看来实属重罚，在群情激奋之时，远西班牙的罗马军官所带护卫队达6000之众，内陆地区的荒凉与动荡由此得见。希腊人与其居住于伊伯利亚（伊伯利亚是希腊人与西班牙人共居的城市，位于比利牛斯山的极东之处）的西班牙邻人的异常关系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希腊移民居住在半岛上，向陆一面与西班牙人一墙之隔，他们非常谨慎，每晚派三分之一的民兵看守这堵墙，并安排一位高级军官对这唯一城门的守兵进行实时监督；希腊人不准西班牙人踏足希腊城，自己也只在有大部队严密护卫时才运送货物给土著人。

罗马人和西班牙人的战争

这些土著人不安分而且好战，浑身充满席德和堂吉诃德的精神，现在罗马人要驯化他们，如果可能，还要把他们变成文明人。从军事眼光来看，这并非难事。诚然，不论是固城自守或受汉尼拔领导作战之时，还是以一己之力在野外战场拼搏之时，西班牙人都昭示着他们不是可鄙的敌人。手持双刃短剑（罗马人之后也学他们采用这种双刃短剑），形成凶猛的进攻队列，西班牙人甚至经常让罗马军团为之动摇。如果他们能服从军事纪律和政治联合，或许已经摆脱了外国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桎梏。但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是游击队员的勇猛，而非战士的英勇，而且他们毫无政治眼光。所以在西班牙没有惨烈的战争，却也没有真正的和平，就像恺撒后来极为公允地评判他们时所说的，西班牙人在和平中无法安静，在战乱中也做不到奋勇。一位罗马将军击溃一伙叛军虽非难事，但罗马政治家要想出适当的方法真正安抚并教化西班牙人却也并不容易。事实上，他只能用缓和的手段来应对这种情况，因为真正可取的办法惟有广建殖民地，而这种办法却与当时罗马政策的主要目的不符。

罗马人保留在西班牙的常驻军队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在西班牙获取大片领土，这片领土从一开始就分为两块：一块是原先属于迦太基的省份，最初包括如今的安达卢西亚、格拉纳达、穆尔西亚和巴伦西亚；一块是埃布罗河省，即近代的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最后一次战争时罗马军队的驻地就设在这里。这些领土就形成了罗马的远西班牙和近西班牙两省。内陆地区的面积差不多相当于两个卡斯蒂利亚，罗马人统称其为凯尔特伊比利亚，并意图逐渐将它们收为属地，同时，对于西方各地的居民，尤其是如今居住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卢西塔尼亚人，他们仅仅满足于阻止其侵入罗马地域；至于北部海岸的部落——加莱西亚人、阿斯图里亚斯人和坎塔布连人，罗马人至今都未曾与他们联系。然而，这样获得的领土若无驻军守卫，便无法保全，因为近西班牙的长官每年都疲于惩办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较远省份的长官也忙着击退卢西塔尼亚人。于是，罗马需要年复一年地安排四个强大军团（约4万人）的兵力戍守在西班牙。此外，在罗马所占领的区域内经常需要进行大范围征税以增强军团的战斗力。此事极为重要，原因有二：派兵驻守一地变成一项持续不断的必要行动最早（至少大范围内最早）始于西班牙，因而这里的兵役也具有永久性。罗马的旧俗是：哪里战事紧急需要援兵，便派兵到哪里，而且除非是在重大战事中，一般人服兵役满一年即可卸甲，而这一习俗却与保全海外动荡遥远的西班牙各省不可兼容。要从这些地方撤兵，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士兵大规模退伍都很危险。罗马公民开始意识到，统治外族不仅对奴隶是一种困扰，对主人来说亦是如此，他们对去西班牙服兵役深恶痛绝，怨声载道。同时新任将军以正当理由拒绝现有军队全部实行更替，导致士兵哗变，并扬言如果不许他们退伍，他们便会自行离开。

罗马人在西班牙发起的战事本身也只处于次要地位。西庇阿一走，战事即起，汉尼拔领导的战事持续多久，这场战事便持续多久。与迦太基缔结和约（罗马纪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之后，半岛上的战争才停止，但这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两省爆发了全面叛乱，远西班牙的统帅遭遇猛烈打击，近西班牙的统帅则战败而亡。认真作战实属必要，同时，贤能的执政官昆图斯·米纽修斯虽已控制住最初的危险，元老院却仍于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决定派执政官马尔库斯·加图亲赴西班牙。一登陆伊比利亚，他便发现整个近西班牙都受叛党肆虐，只有海港和内地的一两处要塞勉强自保，仍为罗马所有。叛党与罗马军队爆发激战，一开始是一对一的单人决斗，而后由于罗马人善于用兵，终于还是以最后一支预备军决定了战局。随即近西班牙全境纷纷递书请降，但是这种投降并无诚意，以至于执政官已回罗马的谣言一出，叛乱即刻再起。然而，谣言并不属实，加图迅速平息二次叛乱，将这些叛党成批卖作奴隶，然后他裁定近西班牙省份的西班牙人全部解除武装，并命令自比利牛斯山脉至瓜达尔基维尔河所有土著人居住的城市都必须在同一天之内拆毁城墙。没有人知道这项命令波及的范围有多广，他们也没有时间来理解这一命令，大多数城邦都听命行事，而少数违抗命令的城邦在不久之后罗马兵临城下时，也大多不敢冒险等待其进攻。

这些强有力的措施当然不会没有长久的效果。不过罗马人几乎每年都会平定“和平省”的某个山谷或山中要塞，卢西塔尼亚人不断入侵远西班牙省，罗马人有时大败。例如，罗马纪元563年即公元前191年，一支罗马军队在遭遇重创后不得不放弃它的营垒，急行回到较为安静的地方。罗马纪元565年即公元前189年，执政官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7]打了一场胜仗，罗马纪元569年即公元前185年，英勇的执政官盖乌斯·卡尔普尼乌斯又在塔古斯河外力挫卢西塔尼亚人，赢得一场更大的胜利，然后才得有一段时间的安宁。在近西班牙，罗马人素来徒有统治凯尔特伊比利亚部落的虚名，直到罗马纪元573年即公元前181年，昆图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大胜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而后逼迫临近区域的居民俯首投降，这才稳固了罗马的统治。其继任者提比略·格拉古（罗马纪元575—576年即公元前179—前178年）不仅用武力征服了300个镇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善于适应这一淳朴而骄傲的民族的观念和习惯，因此建立了永垂不朽的功绩，比昆图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更甚。他劝诱凯尔特伊比利亚的名流到罗马军中任职，于是造就了一班依赖者；他授田给迁徙部落，让他们聚居在城镇之中——西班牙城格拉古利仍保留着这个罗马人之名——于是他们的劫掠行径大大受阻；他利用公正明智的条约调整几个部落与罗马人的关系，于是尽可能杜绝将来叛乱的发生。西班牙人感激他，并将他的名字牢记于心，自此以后，虽然凯尔特伊比利亚人有时仍不耐束缚，但西班牙却相对安宁。

西班牙行政管理

西班牙两省的行政管理体系与西西里撒丁省的相似，但却并不相同。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罗马初次任命两位助理执政官掌握这两处的监督权，同年规定了这些新省的疆界和具体的组织机构。巴别法律（罗马纪元573年即公元前181年）中有一项明智的规定，即西班牙执政官的任期应始终为两年，由于对最高行政长官这一职位的竞争日益激烈，更由于元老院对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力监督甚严，这项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在西班牙，除了因特殊情况而发生变动的地方以外，罗马人也固守每年更换一次省长的制度，在如此遥远而又难以知悉的省份，这种制度尤其不当。附属城邦一概需要纳贡，但罗马人就如同往日的迦太基人，对西班牙的几个城镇和部落征收定额款项或其他捐资，以替代西西里和撒丁所征的什一税和关税。由于西班牙各城邦的控诉，元老院于罗马纪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颁发法令，禁止用军事手段征收这些款项。若非有补偿，他们不会供应粮食，即便是省长，所征粮食也不超过二十分之一。而且依据上述最高权力机构颁布的法令，他必须要用公平合理的方式来调整补偿体制。另一方面，西班牙属国有义务派兵加入罗马军队，这一义务与在和平的西西里所尽的义务相比，其重要性大不相同，而且这项义务在各条约中也有严格规定。西班牙城市似乎经常获得铸造罗马标准银币的权力，而罗马政府在这里似乎也绝没有像在西西里时那样极力维护铸币垄断权。罗马急需在西班牙建立属国，所以不得不极尽温和地推行省级政制。罗马特别优待的城邦有希腊人、腓尼基人或罗马人建立的沿海大城，如萨贡图姆、加的斯和塔拉科，这些城市作为罗马统治该半岛的天然支柱，获准与罗马结盟。总而言之，不管是从军事角度还是财政角度来看，西班牙对罗马共和国而言都是负担而非增益；一个问题由此产生：罗马政府当时的政策显然无意夺取海外疆土，既然如此，它为何不舍弃这些麻烦的领地呢？西班牙不可谓不大的商业联系、她那重要的铁矿以及更为重要的银矿自远古时代便已驰名于远东地区[8]——罗马如迦太基一般，自理开矿之事，马尔库斯·加图（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也特别整顿了银矿管理体制——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诱使罗马人保留此地；然而，罗马人之所以将这半岛留作自己的直接领土，主要原因还是：凯尔特有马塞利亚共和国，利比亚有努米底亚王国，而西班牙却没有类似性质的国家，因此，他们若放弃西班牙，那任何冒险家都有可能复兴巴卡家族的西班牙帝国。

[1]据斯特拉波所述，这些意大利的波伊人被罗马人经阿尔卑斯山脉驱逐出去，到了奥古斯都时代，格塔伊人渡过多瑙河，攻打波伊殖民地并把它歼灭，这一殖民地就是由当时的意大利波伊部而来，但却以“波伊沙漠”之名留居此地。此说与罗马编年史上经过证实的说法相去甚远。据罗马编年史记载，罗马人仅仅从波伊族手里攫取了一半领土。为了解释意大利波伊人的灭绝，我们实在不必设定其受到暴力驱逐，而凯尔特其他部落受到的战争与殖民迫害虽远不及波伊族，但也同样迅速且彻底地在意大利诸民族中销声匿迹。另一方面，有人说以前在德意志部落逼其南下之前，凯尔特民族的主支居住在巴伐利亚和波希米亚，新锡德尔湖上的波伊人由此而来。不论是在波尔多附近，还是在波河之上，又或是在波希米亚境内，我们都发现了波伊人的踪迹，他们是否真的是一个民族的零散分支，还是说只是名称相似，这还不得而知。斯特拉波的假设或许只是以名称相似为依据——古人经常没有缘由地妄自揣测，如关于辛布里人、维内蒂人和其他方面的揣测都是如此。

[2]科西嘉岛属法国领土，位于法国本土的东南部，亚平宁半岛以西，萨丁岛以北，是法国最大岛和地中海的第四大岛。该岛面积8682平方公里，人口30万，气候属地中海气候。该岛被法国当局分为南科西嘉省和上科西嘉省。区府所在地为阿雅克肖，是拿破仑一世的出生地。——译者注

[3]撒丁岛（英语Sardinia，意大利语作Sardegna，法语作：Sardaigne）亦译萨丁尼亚。意大利岛屿和区。西地中海诸岛中面积仅次于西西里岛的第二大岛。位于意大利半岛海岸以西200公里。北距法国的科西嘉岛12公里，南距非洲海岸200公里。首府卡利亚里（Cagliari）。1861年，维克托·伊曼纽尔被立为意大利国王，该岛成为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一部分。——译者注

[4]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名。又名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是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半岛。北临黑海，西临爱琴海，南濒地中海，东接亚美尼亚高原。主要由安纳托利亚高原和土耳其西部低矮山地组成。东西长1000千米，南北宽约600千米，面积52.5万平方千米。南缘是托罗斯山脉，北缘是克罗卢山和东卡德尼兹山（两山合称庞廷山脉），东侧是亚美尼亚高原，形成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地势自东向西逐渐降低的地形特征。——译者注

[5]阿尔戈斯王阿克里西奥斯从神示得知将被女儿达那埃（Danae）所生之子杀死，便把女儿囚禁在铜塔中。宙斯化成金雨和达那埃相会，生下珀尔修斯。——译者注

[6]波利比奥斯，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麦加洛波利斯。波利比阿是亚该亚同盟领袖Lycortas之子，年轻时即跻身政界。公元前169年任阿哈伊亚同盟骑兵长官。公元前168年罗马人在Pydna战胜马其顿之后，他作为亚该亚联盟1000个贵族人质之一被带到罗马。来到罗马后，波里比阿成为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的家庭教师，并成为罗马上层社会的一员。曾随小西庇阿远征迦太基，约公元前150年回到故乡。——译者注

[7]以下为执政官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颁布的法令，最近在一块出土于直布罗陀附近的铜表上得以发现，今藏于巴黎博物馆：“卢基乌斯之子埃米利乌斯将军规定：住在拉斯古达那堡（由钱币和普林尼记载可知确有此地，不过地址不详）的哈斯登修（即Hasta regia，距Jerez de la Frontera不远）奴隶应该享有自由。只要征得罗马公民和元老院许可，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土地和乡镇还可继续为他们所有。罗马纪元564或565年1月12日营中所做。”（-L. Aimilius L. f. inpeirator decreivit utei qui Hastensium servei in turri Lascutana habitarent, leiberei essent, Agrum oppidumqu[e], guod ea tempestate posedissent, item possidere habereque ioussit, dum poplus senatusque Romanus vettet. Act. in castreis a. d. XII. k. Febr.-）这是我们所知最古老的罗马原始文献，其著成时间比罗马纪元568年即公元前186年执政官颁布的酒神节法令还早三年。

[8]马加比书第一卷第八章第三节：“犹太人听说罗马人在西班牙所做的，就是成为那里银矿和金矿的主人。”

第八章　东方诸国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希腊东部

在罗马人初次踏足这片自称由自己所有的领土一百年以前，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便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大计，整个计划虽大体遵循了“东方希腊化”的根本方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然演变成希腊—亚细亚国家体制的建设事业。一直以来，希腊人热衷迁徙并开拓殖民地，这点早已根深蒂固，因此以前的希腊商人曾到过马西利亚和昔兰尼、尼罗河和黑海，现在他们也能固守亚历山大之所得；在长矛的保护之下，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ae）的古帝国全境共享着希腊文明。那些瓜分大将军遗产的军官逐渐解决了他们的争端，建立了一个均势体系，这一体系虽时有波动，却仍能显示出某种规律性。

大国马其顿

同属于这个体系的一级国家有三个：马其顿、亚细亚和埃及。腓力五世自罗马纪元534年即公元前220年开始执掌王权，在他的统治下，马其顿至少在表面上与亚历山大之父腓力二世统治之时无异——国家军事团结，财政秩序井然。在马其顿北部边境，待高卢洪水的浪头滚滚逝去，一切都恢复原状。边境守兵轻易便能抵御伊利里亚蛮族的进攻，至少在平日里确是如此。在南方，不仅整个希腊都依赖马其顿，而且希腊大部分地区都直接隶属于马其顿，并配有马其顿戍兵把守，其中包括自奥林匹斯山（Olympus）至斯佩尔凯俄斯河（Spercheius）和马格尼西亚半岛（Magnesia）的最广义上的色萨利（Thessaly）全境，疆域辽阔且占据重要地位的埃维亚岛（Euboea），洛克里斯、福基斯（Phocis）和多利斯（Doris）等地，以及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许多独立据点，如苏尼乌姆（Sunium）岬角、科林斯（Corinth）、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赫里亚（Heraea）和特普利亚（Triphylia）地区；更为重要的是三座堡垒，即马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阿斯（Demetrias）、埃维亚岛的哈尔基斯（Chalcis）以及科林斯，俗称“希腊人的三副脚镣”。但是该国最主要的优势还是在于它世代传承的土地——马其顿。的确，该国地广人稀，马其顿倾尽全力，所出的人数勉强才抵得上罗马一支常规执政军的两个兵团；而且很显然，此前由于亚历山大的出征以及高卢人的入侵，该国人口锐减，至今尚未复原。然而，在希腊本部，人们的道德能量与政治积极性已然衰弱，民族繁盛似乎已成过去，生活似乎了无趣味，甚至这里的高洁之士也以饮酒、舞剑或挑灯苦读来消磨时日。在东方和亚历山大城，希腊人或许能够在为数众多的土著人中间传播文化因子，宣扬他们的语言和喧噪、科学和伪科学，但他们的人口只够在国内任军官、政治家和教师之用，即使在这些城市里，他们也因人口太少，而不能形成纯希腊式的中层阶级。另一方面，北希腊仍然留存着相当一部分旧时的民族力量，这股力量曾造就出许多马拉松斗士。因此，马其顿人、埃托利亚人和阿卡尔那尼亚人都满怀信心，在东方，无论他们去向何处，都坚称自己是优等种族，别人也视他们为优等种族，所以他们在亚历山大和安条克的宫廷中都享有崇高地位。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故事，说一个亚历山大城的人久居马其顿，效仿马其顿的礼俗和着装，他一回到本国，便把自己视作人，而把亚历山大人视作奴隶。这种坚定的力量和健全的民族精神对马其顿人颇有裨益，促使马其顿成为北希腊最强大最有组织的国家。这里的旧式政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等级分化，而如今无疑出现了与之相反的专制政体。然而，马其顿的君臣关系与亚细亚和埃及的君臣关系截然不同，马其顿的臣民仍觉得自己是独立且自由的。马其顿人奋勇抵抗以任何名义入侵的公敌，坚定不移地效忠于祖国和世袭政府，在绝境中勇往直前、不屈不挠，上古历史中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一样与罗马人如此相似。而在高卢人入侵以后，马其顿几乎奇迹般地复兴起来，这对国家领袖和人民来说都是一个不朽的荣誉。

亚细亚

第二大国亚细亚只不过是改头换面和希腊化的波斯[1]，该国君主常以一种既显骄恣又见软弱的方式自称“王中之王”，而这就是“王中之王”的国家。它以一种近似于波斯的狂妄姿态统治着自赫勒斯滂至旁遮普（Punjab）的区域，其杂乱无章的组织形式也与波斯无异。它是一个由或多或少依附于它的属国、不听号令的下属辖地以及半自由的希腊城市组合而成的集合体。在小亚细亚，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小亚细亚名义上属于塞琉古帝国（Seleucidae），但其整个北海岸和内陆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实际都在本地王朝或从欧洲侵入此地的凯尔特部落手里；西部大部分地区都为帕加马国王所有，而岛屿和沿海城市有些属于埃及，有些则为自由之地；所以大王所剩的不过是西利西亚（Cilicia）、弗里吉亚（Phrygia）和吕底亚的内陆地区以及大量对自由城市和众王族不易实现的虚权，这恰恰和当初德意志君主在其世袭领地以外的统治权性质类似。这一帝国想要将埃及人逐出沿海地区，结果徒劳无功，又与东方民族帕提亚人（Parthians）和巴克特里亚人（Bactrians）在边境地区展开斗争，与居于小亚细亚、为害地方的凯尔特人互结仇怨，时刻阻挠东部各省和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实现独立，身陷家庭纷争与叛党暴动，最后耗尽国力。亚历山大继任者所创建的国家固然无一能避免此类事端以及国势衰颓时君主专制政体所引发的祸乱，但在亚细亚，这些灾祸要比在其他地方更为可怕，因为该帝国组织涣散，这些灾祸通常使得某些特定地区与本国长期或短期分离。

埃及

与亚细亚截然不同，埃及是个团结统一的国家，首位拉基代国王明达睿智，善治国之道，他巧妙地利用古时的民族与宗教先例，成立了一个完全专制的内阁政府，即便是最糟糕的暴政也无法激起任何独立或分裂的图谋。马其顿的忠君亲上是建立在个人尊严的基础之上，也是个人尊严的政治表达，埃及的乡村人民则大不相同，他们完全处于被动；另一方面，首都是重中之重，而首都又是朝廷的附庸。因此，与马其顿人和亚细亚人相比，埃及人对其统治者的疏失散漫更觉麻木，反之，若埃及由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三世（Ptolemy Euergetes）这样的人统治，这种国家机器就会变得极其有用。与其两大对手相比，埃及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就是它的政策不是捕风捉影，而是追求可以达到的具体目标。马其顿是亚历山大的故乡，亚细亚是他建立政权的地方，这两国永远视自己为亚历山大帝制的直接延续体，并且大呼小叫，声称自己即使无法恢复这一帝制，至少也有权为其代表。拉基代王朝从未想过要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也从未想过要征服印度，但通过补偿之法，他们将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商业贸易全部从腓尼基港口引到亚历山大城，使埃及成为当时第一个商业航海国，也成为东地中海及其海岸和岛屿的主人。托勒密三世自愿把除安条克以外的全部占领地都归还塞琉古二世，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一部分出于这个原因，一部分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埃及取得相对那两个大陆强国而言攻守俱佳的军事地位。陆军无论从哪一面几乎都不能接近埃及，敌人即便乘全胜之势也难以对其造成严重威胁，同时埃及人经海路不但能占领昔兰尼，还能夺取塞浦路斯[2]（Cyprus）和基克拉泽斯群岛[3]（Cyclades）以及小亚细亚的整个南部和西部海岸，甚至欧洲色雷斯的切尔松尼斯（Chersonese）也都尽归他们所有。他们凭借先进的技术开发尼罗河流域的肥沃土壤，直接增加了国库收入，又通过明智决绝的财政政策增加了物质利益，因此亚历山大城的朝廷甚至是以金钱强国的身份一直凌驾于其敌国之上。最后，人们当时醉心于所有行业和知识领域的研究，拉基代王朝对这种趋势表示欢迎，也知道如何把这种研究控制在君主专制的范围之内，把学术研究和君主专制的利益联结在一起。拉基代王朝用丰厚的奖赏来鼓励此类研究，是为明智之举，一方面，亚历山大城的数学研究给造船业和机械制造业带来了有利影响，国家直接受益，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在希腊民族政治解体后所产生的新型智能（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新型智能）但凡是可供使用的，便全数为亚历山大城的朝廷所用。如果亚历山大帝国依然存在，希腊的科学艺术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如今，希腊民族早已土崩瓦解，学术上的世界主义蔚然成风，不久便被磁石一般的亚历山大城所吸引。这里的科学器械和收藏取之不尽，这里的国王创作悲剧而大臣加以评注，这里的私立学校和学院繁荣发展。

综上所述，三大国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海上强国控制沿岸地区，称霸海上，在第一次成功实现欧亚两大陆的政治分离之后，不得不进一步努力削弱陆上两大国的实力，以此来保护几个小国；而马其顿和亚细亚虽视对方为仇敌，但却首先意识到埃及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于是联合起来或者无论如何应该联合起来对付埃及。

小亚细亚王国

在次等国家中，就东西方之间的联系而言，我们首先还是把重点放在那些自里海（Caspian Sea）南端延伸至赫勒斯滂、居于小亚细亚内陆和北海岸的国家：阿特罗帕特尼（Atropatene，里海西南，今Aderbijan），其次是亚美尼亚（Armenia）、小亚细亚内地的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黑海东南岸的本都（Pontus）和黑海西南岸的比提尼亚。这些国家都是波斯大帝国的残余，受东方王朝统治，其中大部分受波斯旧王朝统治，尤其阿特罗帕特尼的偏远山区是古代波斯制度的真正收容所，甚至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横扫此地，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所有国家也都与曾取代或想要取代亚细亚大王地位的希腊王朝暂时保持表面上的附属关系。

小亚细亚的凯尔特人

一般说来，更为重要的是小亚细亚内陆的凯尔特。该国介于比提尼亚、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卡帕多奇亚和弗里吉亚之间，住有三个凯尔特部落，分别是托利斯托波利人（Tolistoagii）、泰克托萨基人（Tectosages）和特罗克密人（Trocmi），他们既不放弃自己的本土语言和习俗，也不放弃自己的体制和海盗行当。三个部落分为四个辖区，每个辖区又设一位长官，这十二位长官与他们的三百人议事会一起组成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圣地”（Drunemetum）集中开会，尤其宣布死刑时更是如此。在亚细亚人看来，凯尔特人的辖区体制似乎很特别，北方入侵者的冒险和劫掠行径似乎也同样奇怪，他们一方面每逢战事都给不好战的邻国提供雇佣兵，另一方面又从周边地区劫掠财物，勒索捐资。周边的弱小国家都对这些粗野强悍的蛮族心生畏惧，甚至亚细亚的大王也怕他们。几支亚细亚军队都被凯尔特人歼灭，甚至国王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Ⅰ. Soter）也在斗争中丧生（罗马纪元493年即公元前261年），最终亚细亚大王同意向他们纳贡。

帕加马

由于大胆反抗高卢部落并赢得了胜利，帕加马的富民阿塔罗斯获得了本城的王室头衔，并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这个新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是亚历山大城朝廷的缩影。这里的日常事务就是促进物质利益的增加，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再加上政府推行审慎严肃的内阁政策，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削弱两个危险的大陆邻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则是在小亚细亚西部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国家。充盈的国库大大提高了帕加马统治者的地位。他们预先贷给叙利亚国王大批款项，后来罗马所提的和约中便有一条是偿还这笔款项。他们甚至用这种方式成功获取领土，例如，在上一场战争中，罗马人和埃托利亚人联合起来，从腓力的盟友亚该亚人手里夺得埃伊纳岛（Aegina），按条约规定，此地应归埃托利亚人所有，埃托利亚人便以30塔兰特（7300英镑）的价格将它卖给阿塔罗斯。然而，尽管朝廷辉煌，王位显赫，帕加马共和国却总带有一点都市色彩，在政策上它常向自由城市看齐。阿塔罗斯本人是古代的洛伦佐·德·梅第奇（Lorenzo de'Medici），他终身都是一位富裕的公民。阿塔罗斯家族的和谐友爱不因拥有王室头衔而改变，这与更加贵族化的王朝中所出现的荒淫无耻行径形成鲜明对比。

希腊的伊庇鲁斯人（Epirots），阿卡尔那尼亚人，彼奥提亚人

在欧洲的希腊，除了西海岸的罗马领土（在它最重要的地方，尤其是科西拉，似乎驻有罗马长官）和直接附属于马其顿的疆域以外，或多或少能自主推行政策的势力有：北希腊的伊庇鲁斯人、阿卡尔那尼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中希腊的彼奥提亚人（Boeotians）和雅典人，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亚该亚人、拉栖代梦人（Lacedaemonians）、麦西尼亚人（Messenians）和埃利亚人。其中伊庇鲁斯、阿卡尔那尼亚和彼奥提亚以各种方式与马其顿紧密结合起来，尤其是阿卡尔那尼亚，因为只有马其顿能够保护它不被埃托利亚人所灭，他们都不是重要势力，内部情况也千差万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一事为证：在彼奥提亚——这里的情形固然糟糕到极点——有一个惯例，凡不传给直系子嗣的财产一律移交给公餐会；如遇公务长官选举，当选的首要条件是他们必须保证在二十五年之内不许任何债主尤其是外国债主起诉债务人。

雅典人

雅典人习惯接受亚历山大城的帮助以对抗马其顿，并与埃托利亚人紧密联合。可是他们也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雅典诗歌和艺术外，几乎没有什么能把过去光辉岁月的无用衍生物与众多同类小城区别开来。

埃托利亚人

埃托利亚人同盟的势力较为持久。在这里，北希腊人的性格虽已变得鲁莽无纪、不耐管制，但他们的实力仍未受损。埃托利亚有一条公法，即：埃托利亚人可作为雇佣兵与任何国家对抗，包括与本国结盟的国家；其他希腊人恳求他们修改这一奇怪的法律，埃托利亚公餐会却表示埃托利亚人就算被逐出埃托利亚，也不会从法典里删去这项规定。埃托利亚人本可以为希腊民族效力，奈何他们有组织地行劫掠之事，彻底仇视亚该亚同盟，又在不恰当的时机与马其顿大国作对，因此反而更加有害于希腊民族。

亚该亚人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亚该亚同盟集合希腊本部的精华，组成了以文明、民族精神和和平备战为基础的联盟。然而，尽管这个同盟向外扩张，但亚拉图（Aratus）自私的外交政策却抑制了它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影响了其军事战斗力。它不幸与斯巴达起了争执，更可悲的是，它召马其顿人前来干涉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事务，以至于亚该亚同盟完全屈从于马其顿的至高权威，自此以后，该地主要堡垒都驻有马其顿的戍兵，并且每年都在这里宣誓效忠于腓力。

斯巴达，埃利斯（Elis），墨塞奈

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弱国如墨塞奈和斯巴达的政策由他们旧时对亚该亚同盟的仇恨决定，而关于边境问题的争端更是助长了这种仇恨，他们倾向于亲埃托利亚而反马其顿，因为亚该亚人站在腓力一边。这些国家中只有尚武的斯巴达君主国比较重要，马坎尼达斯死后，斯巴达已落入一个叫纳比斯（Nabis）的人手里。纳比斯日益狂妄，倚仗流氓游勇的支持，不但把市民的房屋土地分给他们，而且把市民的妻儿也分给他们。克里特岛（Crete）是佣兵和海盗的避难所，他千方百计地与其保持联系，甚至共谋海盗营生，岛上有几个地方也归他所有。他的陆上劫掠军和留在玛勒亚（Malea）海角的海盗船恶名在外。他本人卑劣残暴，人所共愤，但他的统治区域不断扩展，大约在扎玛战役时，他已经成功占领了墨塞奈。

希腊城市同盟罗得市

最后，在中等国家中，普罗庞蒂斯海（Propontis）欧洲海岸、小亚细亚全部海岸和爱琴海（Aegean Sea）各岛屿上的希腊自由商业城市，都居于最为独立的地位；同时，希腊的国家体系呈现混乱庞杂之景，他们是这幅图景中最为明亮的部分。特别是其中三个城市在亚历山大死后彻底重获自由，又通过海上贸易活动得到相当大的政治势力，甚至获得大片领土。他们分别是：因征收过境税和与黑海各地进行谷物贸易而臻于富强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之主——拜占庭，与帕加马朝廷保持密切联系的米利都之女——普罗庞蒂斯海靠亚细亚一面的库齐库斯（Cyzicus），以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罗得市。亚历山大一死，罗得即刻逐走马其顿的戍兵，通过有利的贸易和航海地位，控制了整个东地中海的运输业。他们的舰队运作得宜，公民的勇气在罗马纪元450年即公元前304年的著名包围战中也得到了锻炼，所以在这混乱不休的年代，罗得人成为智勇双全的代表，并在必要时提倡一项中立的商业政策。例如，他们用武力逼迫拜占庭免除罗得船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过境税，而且不允许帕加马国王封闭黑海。另一方面，他们尽可能避免陆上战争，尽管他们已在卡里亚对岸获得不少领地。在战争不可避免之地，他们就利用雇佣兵应战。他们对四周的邻国（如叙拉古、马其顿、叙利亚，特别是埃及）都很友好，在这几国的朝廷上也很受尊重，因此，大国交战时，他们便经常被请来居间调停。但他们特别关心希腊沿海城市的利益，这些城市数量繁多，分布于本都、比提尼亚和帕加马等国沿海以及埃及从塞琉古帝国夺来的小亚细亚沿岸和岛屿上，如锡诺普（Sinope）、赫拉克利亚-本都卡（Heraclea Pontica）、乞欧斯（Cius）、兰萨库斯（Lampsacus）、阿比多斯（Abydos）、米提利尼、希俄斯、士麦那（Smyrna）、萨摩斯（Samos）、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等。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自由城市，除了要申请特权和适当纳贡以外，它们与当地的领主没有什么关系。领主每欲进犯，他们便巧妙应用，有时行逢迎谄媚之法，有时则直接采取强硬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罗得人是他们的主要帮手。例如，罗得人果断支持锡诺普抗击本都的米特拉达梯（Mithradates）。小亚细亚的这些城市如何在各领主的争执中利用其矛盾建立稳固的自由制度，可由一事得见：此后数年，安条克和罗马人之间的争端不在于这些城市的自由本身，而在于他们是否须向安条克申请核准其特权。就当地领主的特殊地位及其他方面而言，这个城市同盟是个正式的汉萨（Hanseatic）组织，罗得岛为其首领，为它自己和盟友商订协约。这个同盟维护这些城市的自由以对抗领主利益。城外激战正酣之时，城内的公众精神与文明繁荣都相对安全，科学艺术欣欣向荣，既不会被暴军破坏，也不会受朝廷风气所蚀。

腓力，马其顿国王

在东西方的政治隔阂被打破而以马其顿的腓力为首的东方各国开始干涉西方关系之时，东方事态便是如此。我们已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这种干涉行动的起源和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罗马纪元540—549年即公元前214—前205年）的过程；我们也指明腓力本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做出何种成就，以及在汉尼拔一切正当的期望与计划中真正得以实现的又是如何之少。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世袭君主制更加随意，这条至理名言又新添一佐证。腓力不是马其顿当时需要的人，但他的天资远不可小觑，从最好和最坏的意义上来看，他都是名副其实的君主。热衷亲理国事，不假手于人是他的本性，他以自己的王权为荣，但却不仅限于此，而他确实有引以为荣的理由。他不但有战士的骁勇和将军的见识，而且在处理国事时，一旦他那马其顿的荣誉感被冒犯，他便展现出昂扬的斗志。凭着十足的谋略与智慧，他使所有他想要笼络的人都对他心悦诚服，尤其是那些最为能干最为风雅的人，如弗拉米尼努斯（Flamininus）和西庇阿。他是一个很好的酒友，也是一个危险的情人，这不仅仅是由他的地位所致。但同时他也是那个无耻的时代造就的最为狂妄残虐的人，他经常说：除了神灵以外，他什么都不怕，但他的神灵似乎就是海军将官狄凯阿科斯（Dicaearchus）定期祭拜的无神（Asebeia）和无法（Paranomia）。在他眼里，他的谋士和支持他计划的人，其生命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也不惜毁坏历史悠久的纪念碑和著名的艺术品，以发泄自己对雅典人和阿塔罗斯的愤恨。有人引用他的一句为政箴言：“杀其父者必并杀其子。”他或许并不以残暴为乐，但他确实对他人的生命和苦难漠不关心，只有慈悲心能使人宽容大度，但他残忍顽固，并无慈悲之心。他厉声高呼：一个专制君主不受任何诺言和道德法的束缚，以至于他的计划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没人能否认他的精明决断，但他的精明决断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与循环姑息联系起来，这或许可由下列事实得到解释：他18岁便登上王位，掌握专制王权，但凡有人以抗辩或驳议的方式扰乱他的专制统治，他必会勃然大怒，因此，所有独立的谋士都对他畏而远之。第一次马其顿战争时，他那软弱无耻的作战方法由何而来，我们不能妄下论断，或许是由于懈怠狂妄，不到万分紧急的时候，他都不肯拼尽全力；又或许是因为作战计划并非他自己制定，他对其漠不关心。汉尼拔的伟大也令他自愧不如，让他心生妒忌。可以确定的是，他后来的举动丝毫不像腓力所为。因为他的疏忽大意，汉尼拔的计划受挫。

马其顿和亚细亚攻打埃及

腓力于罗马纪元548年至549年即公元前206年至前205年与埃托利亚人和罗马人缔结条约时，他的真正用意是与罗马建立长久和平，将来便可专心应对东方事宜。毋庸置疑，他见迦太基迅速屈服，不免懊悔。或许汉尼拔希望马其顿再次宣战，腓力则暗中派雇佣兵增援最后一支迦太基军队。可是同时他在东方处理的繁杂事务，以及所谓增援的性质（特别是罗马人在找寻战争根据时对破坏和平的举动绝口不提）都使人们深信腓力在罗马纪元551年即公元前203年绝无意补做他十年前就应该做的事。他的眼光已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域。

埃及国王托勒密·斐拉佩特死于罗马纪元549年即公元前205年。其继位者托勒密五世（Ptolemy Epiphanes）是个五岁的幼童，马其顿国王腓力和亚细亚国王安条克联合起来对付他，以彻底还报这两个大陆君主国对海洋国家的旧仇。两国要瓜分埃及土地，埃及和塞浦路斯归安条克，昔兰尼、爱奥尼亚和基克拉泽斯群岛归腓力。完全效仿腓力对此类顾虑嗤之以鼻的做法，这两国国王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开战，正如“大鱼吞小鱼”。而且这一联盟做出了正确的预测，特别是腓力，埃及忙于抵御叙利亚近敌的进攻，不得不在腓力侵犯小亚细亚和基克拉泽斯群岛时，任凭其防务空虚。在迦太基与罗马缔结和约那一年（罗马纪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腓力命属下各城市装备一支舰队用以运载军队，并沿色雷斯海岸航行。马其顿军从埃托利亚戍兵手里夺取利西马基亚（Lysimachia），附属于拜占庭的佩林苏斯同样也被占领。因此拜占庭的和平遭到破坏，而埃托利亚人虽然刚刚才与腓力媾和，其良好互信关系至少也受到了影响。渡海到亚细亚并非难事，因为比提尼亚国王普鲁西阿斯是马其顿的盟友。作为补偿，腓力助他征服境内的希腊商业城市。卡尔西登（Chalcedon）投降，乞欧斯抵抗，最后被攻陷并夷为平地，他的居民也沦为奴隶。这是毫无意义的暴行，普鲁西阿斯欲保全此城并据为己有，因而此举使普鲁西阿斯大为不满，也激起了整个希腊世界的愤慨。埃托利亚的将军曾控制乞欧斯，罗得人企图居间调停，却因腓力卑鄙狡诈的手段而无疾而终，这两国都大为恼怒。

罗德岛汉萨同盟与帕加玛对抗腓力

但即使情形并非如此，所有希腊商业城市的利益也危如累卵。他们不可能允许马其顿的暴政取代近乎纯粹名义上的埃及温和统治，因为市民自治和通商自由与马其顿的暴政水火不容。从契欧人受到的恐怖待遇看来，他们所面对的危机并非确定城市章程的权利问题，而是个体和全体的生死存亡。兰普萨库斯已经陷落，塔索斯（Thasos）的遭遇和契欧一样，形势刻不容缓。罗德岛英勇的将军特俄菲利克斯（Theophiliscus）号召公民共同抵御危机，不要让城市和岛屿被敌人逐一蚕食。罗德岛人定下决心，向腓力宣战。拜占庭与罗德岛联合，年迈的帕加玛国王阿塔鲁斯，在私人和政治方面都与腓力结仇，也加入了反腓力阵营。同盟国舰队集结于伊奥利亚（Aeolian）海岸之际，腓力正下令麾下部分舰艇攻打契欧和萨摩斯，亲率其余舰艇抵达帕加玛城下，然而此举无功而返。他只能漫行旷野，四处毁坏庙宇，留下马其顿骁勇的痕迹。

腓力突然离岸登舟，打算与当时位于萨摩斯的分舰队会合，罗德岛和帕加玛的联合舰队紧随其后，腓力被迫在契欧海峡应战。马其顿的甲板船为数不多，没有甲板的船却很多，足以弥补缺陷，而且腓力的士兵都骁勇善战，但他最终还是战败了，24艘甲板船将近一半被击沉或俘虏，马其顿阵亡海军6000人，陆军3000人，海军将领德摩克拉特斯（Democrates）也阵亡，俘虏2000人。联军取得这次胜利付出的代价不过800人和6艘船只。但是联军的领袖阿塔鲁斯与其舰队的联络被敌军切断，被迫将所乘船只搁浅于厄立特利亚（Erythrae）。罗德岛将军特俄菲利克斯（Theophiliscus），他满怀爱国之情，决定开战，又在战争中，却在战后因伤而死。因此，阿塔鲁斯率领舰队归国，罗德岛舰队暂时滞留契欧之际，腓力伪称获胜，得以继续向前航行，调转方向直指萨摩斯，意图占领卡里亚诸城。在卡里亚沿海，这次没有阿塔鲁斯的援助，罗德岛人在美里塔司（Miletus）港口前的小岛拉德（Lade）附近，再次与赫拉克里德斯率领的马其顿舰队交战。双方再次同时宣称获胜，但由于战后罗德岛人撤退到孟多司（Myndus），又从孟多司退到科斯（Cos），马其顿占领美里塔司，狄西阿库斯率领一支埃托利亚舰队占领锡克拉底斯群岛（Cyclades），这次似乎是马其顿获胜。腓力进而攻取罗德岛在卡里亚大陆上的领土和希腊各城。如果他愿意亲自攻打托密勒，不局限于获得战利品，此时他可能甚至已经萌生远征埃及的念头了。

在卡累亚（Caria），马其顿人没有遇到军队抵抗，腓力从马格内西亚到密拉沙（Mylasa）一路畅通无阻，但是这里的每一座城市都是堡垒，围城攻战旷日持久，且收效甚微、前路茫茫。里底亚（Lydia）总督宙克西斯（Zeuxis）不热心援助其君主的联盟，正如腓力无意为叙利亚王的利益驱驰，而希腊诸城只有在武力和威吓逼迫下才会施以援手。军队补给日益艰难，腓力不得不在今日劫掠昨日曾自愿供需的地方，有时候又要勉强再向他们卑词请求。如此这一年的好时节逐渐终结，期间罗德岛的舰队得到增援，阿塔鲁斯的舰队也与之会合，因此盟军在海上具有绝对优势。他们似乎已经切断腓力的退路，此时马其顿国内形势紧急，尤其是埃托利亚和罗马有干涉的倾向，急需他回国处理之际，腓力却被迫在卡里亚驻营过冬。腓力察觉到了危险，他留下共达3000人的守军，一部分驻守在迈利那（Myrina）以牵制帕加玛，一部分驻守在迈拉莎（Mylasa）周边的小城——耶素（Iassus）、巴吉里亚（Bargylia）、犹罗穆（Euromus）和裴达萨（Pedasa）——以确保卡里亚的优良港口和着陆点。由于联军对海面疏于防范，腓力率领舰队于罗马纪元553—554年即公元前201—前200年冬季之前成功抵达色雷斯海岸，返回本国。

罗马的外交干预

实际上西方正酝酿着一场反抗腓力的风暴，阻止他继续进犯毫无防御能力的埃及。罗马在这一年最终按照自定的条款与迦太基缔和，开始重视东方的混乱局面。有人常说罗马在平定西方以后会即刻着手征服东方，再三忖度定能得出更为合理的判断。只有固执己见者，才会对此时罗马并未攫取地中海各国主权置若罔闻，相反，罗马只希望邻国不在非洲和希腊为非作歹，而且此时马其顿确实算不上罗马的威胁。马其顿的势力并不弱，很明显罗马纪元548—549年即公元前206—前205年的缔和条件，罗马元老院是勉强同意的，因为和约保存了马其顿的完整性。但是罗马对马其顿完全不怀疑惧，从之后一年罗马只派出少量军队与马其顿作战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因为罗马从来不会强迫军队与优势敌军作战。当然，罗马元老院更愿意看到马其顿遭到挫败，但是这种挫败若是以罗马军队在马其顿陆上作战来取得，代价未免太大。因此，在埃托利亚撤退之后，元老院自愿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立即缔和。所以，如果说罗马政府在缔和时就已经有等待更便利的时机再次发动战争的具体计划，完全是无稽之谈。

非常肯定的是，当时国家已经精疲力竭，公民极度不情愿卷入第二个海外战争中，所以罗马人很大程度上不愿意发动马其顿战争。但此时战争已无法避免。罗马人在罗马纪元549年即公元前205年将马其顿视为自己的邻国，或许还说得过去，但他们不可能允许马其顿将亚洲希腊最大的部分以及要地塞利尼（Cyrene）占为己有，任其征服中立的商业国家，借此势力倍增。再者，埃及的覆灭和罗德岛挫败，或者被征服，将重创西西里和意大利的贸易，如果意大利与东方的商业要依赖大陆上的两个大国，罗马还能袖手旁观吗？此外，自从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以来，阿塔鲁斯就成为罗马的忠实盟友，罗马要对他履行荣誉义务。腓力已经将阿塔鲁斯围困在首都，罗马必须阻止腓力将阿塔鲁斯逐出领地。最后，罗马声称要将其护佑延伸至所有的希腊人，绝非空谈。那不勒斯（Neapolis）、利基翁（Rhegium）、马西利亚（Massilia）和伊波利亚（Emporiae）公民均能证明这种保护真心诚意，毫无疑问当时罗马与希腊人关系的密切程度非其他民族能及，不比希腊-马其顿的关系疏远。对于契欧人和塔索斯人骇人听闻的遭遇，罗马人不但同情希腊人，而且同情人类，有人却争论他们应该对此感到反感，实在令人费解。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序幕和托辞

如此一来，事实上所有政治、商业和道义的动机共同导致罗马发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这是罗马城发动的、最为正义的战争之一。此举极大地为元老院增光添彩，元老院即刻制定解决方法，不因国力耗竭或人民反对宣战而不作必要的战争准备。早在罗马纪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行政长官马尔库斯·瓦勒里乌斯·莱维努斯（Marcus Valerius Laevinus）就率领38艘战舰组成的西西里舰队出现在东方的海面。然而罗马政府苦于找不到发动战争的托辞，虽然他们远不像腓力那样轻视开战合法理由的重要性，为了让人民满意，政府也需要提供开战理由。据说腓力与罗马缔和之后，曾向迦太基人许诺会提供支援，其真实性显然无法证实。当然，很长时间以来，伊里利亚的臣民都在控诉马其顿的侵犯。罗马纪元551年即公元前203年，一位罗马使臣率领伊里利亚雇佣兵将腓力的军队逐出伊里利亚领土，元老院因此于罗马纪元552年即公元前202年向腓力的使臣声称，如果他想发动战争，罗马将在他备战好之前发动战争。但是这些侵犯行为只是腓力向邻国发起的寻常暴行，如果现在要因此进行交涉，结果必然是腓力道歉赔罪，而不至于引起战端。在名义上，罗马公社与东方各交战国均建立了友好关系，可以为他们抵御腓力的攻击提供援助。罗德岛和帕加玛自然也需要向罗马求助，但二者在形式上却是侵略国。虽然亚历山大城的使臣请求罗马元老院作为其幼主的监护者，但是埃及似乎并不急于请求罗马的直接干预，这种干预可以暂时破除困境，但同时必须向这个西方大国敞开东方海域的大门。此外，援助埃及必须先援助叙利亚，这必然导致罗马陷于和亚细亚与马其顿同时作战，罗马人坚决不干预亚洲事务，更不愿意陷入这种困境。这个时候别无他法，只能向东方派遣使团，其一是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难——取得埃及的认可，允许罗马干预希腊事务；其二是希望通过放弃叙利亚，任由安条克大王处置，以宽慰其心；最后是为了尽可能加快与腓力关系的破裂，号召希腊、亚细亚小国联合起来反抗腓力（罗马纪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末）。在亚历山大城，罗马轻而易举达成目的，埃及朝廷别无选择，只能欣然接受罗马元老院派遣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作为“国王监护人”，在无需实际干涉的条件下维护国王的利益。安条克既未断绝与腓力的联盟，也没有给罗马人想要的具体解释，然而在其他方面——无论是出于疏忽，还是受到罗马人宣称不希望干预叙利亚的影响——他一意孤行自己的计划，对希腊和小亚细亚的事务置之不理。

战争的进展

时间随之进入罗马纪元554年即公元前200年春，战争再次拉开序幕。腓力再次向色雷斯进军，占据色雷斯沿海所有地方，尤其是马诺利亚（Maronea）、埃奴（Aenus）、埃卢（Elaeus）和赛都斯（Sestus），他希望确保其欧洲属地无罗马人登陆的危险。腓力随后攻打亚细亚沿岸的阿卑多斯（Abydus），攻取阿卑多斯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腓力据有赛都斯和阿卑多斯之后，便能与其盟友安条克的关系更上一层楼，不需要再担忧联盟舰队阻断其往来小亚细亚的航道。势力稍逊的马其顿舰队撤退之后，联盟舰队掌握了爱琴海的控制权。腓力在海上的军事行动仅限于驻兵戍守锡克拉底斯群岛的三个岛屿——安德罗（Andros）、乞特诺（Cythnos）和帕罗（Paros）——以及装配私掠船。罗德岛人行军至契欧，再由契欧进入特内多斯岛（Tenedos），阿塔鲁斯在埃基那度过了冬季，听雅典人说书消磨时光，便率领舰队和盟军于特内多斯岛会合。阿卑多斯人英勇自卫，盟军本来应该立刻赶赴支援，但他们按兵不动，在几乎所有能操戈赴战的士兵于混战中殒身城下之后，阿卑多斯城最终只能请降。该城大部分居民在投降之后自杀身亡——战胜者的慈悲是允许阿卑多斯人在三天内自行了断。罗马使团在处理完叙利亚和埃及事务之后，便访问和游说各希腊小国，这时来到阿卑多斯营前，与腓力会见，向他转达罗马元老院命令他们提出的建议：马其顿王不应该向任何希腊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归还从托勒密掠夺的领土，至于给帕加玛人和罗德岛人造成的伤害，应该付诸裁决。罗马元老院本来意图借此激怒腓力，正式发动战争，但是计划落空了。罗马使臣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只得到腓力彬彬有礼的恭维，说因为使臣是个年轻有为、仪表堂堂的罗马人，所以原谅他的口无遮拦。

然而与此同时，罗马已经在另一处找到了想要的宣战理由。两个不幸的亚该亚人不经意误入雅典人举行的神秘宗教仪式，雅典人便狂妄且残忍地处决了他们。亚该亚人自然怒火中烧，随即请求腓力为他们报仇，腓力无法拒绝自己最忠实盟友的合理请求，允许亚该亚人在马其顿招募士兵，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亚该亚人率领在马其顿所募士兵以及本国军队入侵阿提卡。当然这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此外，马其顿分队队长尼加诺听闻罗马使者此时在雅典发言恫吓，即刻下令旗下部队撤退（罗马纪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但是为时已晚了。雅典派遣使团到罗马，控告腓力攻打罗马的老同盟国，从罗马元老院接待使团的方式，腓力对将来的形势了然于胸。所以在罗马纪元554年即公元前200年春，腓力立即命令在希腊的将领菲洛克里（Philocles）向阿提卡境内发动战争，将雅典城夷为平地。

罗马宣战

现在罗马元老院如愿以偿，在罗马纪元554年即公元前200年夏，元老院向人民大会提议宣战，理由是“因与罗马结盟的国家受到了攻击”。起初，这一提议几乎被人民一致否决：官员愚不可及、不怀好意，人们抱怨元老院，不让百姓休养生息。但是战争无法避免，而且严格来说，战争已经开始了，所以罗马元老院不可能退步。人民被游说和让步所惑，放弃了抵抗。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让步主要以联盟的利益为代价。高卢、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撒丁的守军总计达20000人，都是专门从同盟的现役兵中调度而来——这与罗马人昔日的原则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所有自汉尼拔战争以来未尝卸甲的公民部队尽皆解散，据说政府只招募志愿兵参加马其顿战争，但是此后人们才发现，所谓的志愿兵实际上大部分都是被强迫来的——罗马纪元555年即公元前199年秋，这一事实在阿波罗尼亚引起一次惊心动魄的兵变。新应征的士兵编成六个兵团，其中两个兵团留守罗马，两个兵团驻守埃托利亚，只有两个兵团在执政官普布里乌斯·苏尔庇乌斯·伽尔巴的率领下，于布林迪西（Brundisium）登船开赴马其顿。

这样一来，事实更加明朗：掌握主权的公民大会往往由于偶然事件作出目光短浅的决定，罗马的胜利编织起繁杂的关系，而公民大会不再适宜处理这些关系。公民大会对国家机器运转的恶意干预，导致军事上必要的措施受到危险的更改，而将拉丁盟国视为下等国则荼毒更甚。

罗马联盟

形势对腓力十分不利。东方诸国在面对罗马的干涉理应联合起来反抗，而且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很可能也会采取联合行动，但是主要由于腓力的过失，这些国家之间屡生嫌隙，以至于对罗马的侵入非但没有抵制防御，甚至反而有意促成。亚细亚是腓力天然、也是最重要的同盟国，但是他当时忽视了这一点，而且亚细亚正忙于应对与埃及的争端以及叙利亚战争，无暇施以积极的干涉。

埃及当务之急是将罗马的舰队控制在东部海域之外，甚至直到目前，某个埃及大使还明确表示亚历山大朝廷愿意为罗马代劳，接手管理阿提卡的有关事宜。但是亚细亚与马其顿缔结的关于瓜分埃及的协议，迫使埃及，这个本来举足轻重的国家完全投入罗马的怀抱。亚历山大内阁迫于压力，对外宣称只有得到罗马的许可，才能干预欧洲希腊的事务。以罗德岛、帕加姆斯和拜占庭等为首的希腊商业城市也面临相似的处境，而且情形更加窘迫。在其他情况下，他们毫无疑问会竭力封锁东方海域以抵抗罗马人；但是腓力所实行的暴虐征服政策，迫使他们作以弱敌强的抗争，而为了自保，他们又不得不千方百计将强大的意大利卷入其中。

在希腊本部，罗马奉命在那里组织另一个抵抗腓力的联盟，但是腓力实际上已经作茧自缚了。至于由斯巴达人、伊利斯人、雅典人以及埃托利亚人组成的反马其顿派，腓力可能已经笼络了埃托利亚人，因为二者于罗马纪元548年即公元前206年缔结了和约，埃托利亚人与罗马的友好同盟关系产生了无法愈合的裂痕；但是且不说马其顿将塞萨利各城——埃契洛、拉利萨·克雷马斯、法萨卢以及弗斯奥提斯的底比斯——撤出埃托利亚同盟，因此与埃托利亚结下的旧怨，埃托利亚在里西马乞亚与奇欧司的守备部队被驱逐出境，也在埃托利亚人心中燃起了对腓力的敌意。他们迟迟不加入反腓力联盟，其主要原因必然是与罗马依旧存有嫌隙。

更加令人担忧的情况是，甚至与马其顿利益密切相关的伊庇鲁斯、阿卡纳尼亚、彼奥提亚以及亚该亚等希腊各邦中，也只有阿卡纳尼亚和彼奥提亚毫不动摇地支持腓力。在与伊庇鲁斯人的交涉中，罗马使者不无成果；而阿达马尼国王阿密南德与罗马的关系尤为紧密。甚至在亚该亚人中间，腓力杀害亚拉图[4]一事，也激起了许多人的愤慨；但另一方面腓力也因此为同盟开辟了一条更加自由的发展之路。在菲洛佩门[5]的领导下，亚该亚同盟改革其军事制度，通过战胜斯巴达人重拾信心，也不再像亚拉图时期那样盲目服从马其顿的政策。

腓力的好大喜功，既不会给亚该亚同盟带来任何利益，也不会对其产生直接危害，故而在希腊各邦中，独有亚该亚同盟能够以一种不偏不倚的希腊民族观点看待这场战争。亚该亚同盟深知，如此一来，在罗马人希望或意欲招降希腊民族之前他们便会自投罗马，所以亚该亚人试图调停腓力与罗德岛人的争议，但是为时已晚。民族情怀曾经一度平息联盟的战事，第一次马其顿与罗马的战争也主要导源于此，但是此时已经归于沉寂；亚该亚的调停无果，腓力亲访马其顿各城市及岛屿，希望唤起民族的热情，但也没有任何成效，它的无动于衷正如奇欧司和阿拜都斯的内美西斯[6]。亚该亚人既无力改变时局，也不愿意对其中任何一方施以援手，故而一直保持中立。

罗马人登陆马其顿

罗马纪元554年即公元前200年秋季，罗马执政官普布里乌斯·苏尔皮基乌斯·伽尔巴率领两个兵团以及1000名努米底亚骑兵，甚至还骑着从迦太基获得的战象，登陆阿波罗尼亚。腓力闻讯，匆匆由赫勒斯滂赶回塞萨利。但是由于岁时已晚，而且罗马将军身患疾病，那一年罗马在陆地上没有任何作为，只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侦察，其间占据了周边城市，特别是马其顿的殖民地安提帕特里亚（Antipatreia）。次年罗马与北方蛮族，主要有当时斯科德拉（Scodra）的统治者普勒拉托斯（Pleuratus）和达尔达尼（Dardani）国王巴托，筹划共同进攻马其顿，他们都理所当然地想抓住这个良机从中获利。

罗马舰队的行动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该舰队拥有100艘甲板船，80艘轻艇。其余的船只停泊在科西拉过冬，盖乌斯·克劳迪乌斯·森图（Gaius Claudius Cento）率领一支分队到达比雷埃夫斯[7]，援助水深火热中的雅典人。但是森图见阿提卡地区已经作了完备的防御准备，有能力抵抗科林斯驻军以及马其顿海盗船的劫掠，便继续航行，出人意料地闪现于优比亚岛[8]的卡尔西斯，该处是腓力在希腊的主要堡垒，他的仓库、军械库以及俘虏都在这个地方，该地的统领索帕特尔完全没有预料到罗马会对其发起进攻。城墙无人防守，罗马人攀登而上，杀戮城内驻军，释放所囚俘虏，将仓库积聚的物资付之一炬。只可惜罗马人军队数量有限，未能留兵驻守这一重要据点。闻知卡尔西斯遇袭，腓力勃然大怒，立刻从塞萨利的德摩特利亚斯出发，赶赴卡尔西斯，结果除了一片废墟外，并不见敌人的踪迹。腓力便继续向前，开赴雅典，想要施以报复。但是腓力突袭雅典的企图却落空了，即使他冒着生命危险亲临战场，也并未取得任何成果。盖乌斯·克劳迪乌斯从比雷埃夫斯、阿塔罗斯从埃伊纳岛[9]赶赴雅典施援，腓力不得不率军撤离。腓力仍在希腊逗留了一段时间，但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他取得的成果捉襟见肘。腓力还曾试图劝诱亚该亚人起兵相助，亚该亚人未予理会。腓力又发兵攻打艾留西斯[10]和比雷埃夫斯，并再次兵临雅典城下，但都同样无果而终。他束手无策，但又怒不可遏，于是大肆蹂躏乡隅，毁坏阿卡德摩（Academus）的林木，然后重返北方。

罗马人尝试入侵马其顿

冬季就这样过去了。罗马纪元555年即公元前199年春，罗马执政官普布里乌斯·苏尔皮基乌斯从冬季的驻营开拔，率领兵团从阿波罗尼亚以最短路线侵入马其顿本土。此番进攻从西边切入，主要分为三路攻击相辅而行。北部是达尔达尼人和伊里利亚人，东部是罗马及各同盟国集结在埃伊纳岛的联合舰队，最后，南有阿达马尼人，如果说服埃托利亚人参战的尝试成功的话，他们也会自南部进发。伽尔巴越过阿普沙斯河（今Beratind）贯穿的山脉，往前行进，经过达萨雷代（Dassaretae）肥沃的平原，到达分隔伊里利亚和马其顿的山脉，越过该山脉，便进入马其顿本土。

腓力率兵迎战伽尔巴。但是这些马其顿区域地广人稀，双方很长一段时间寻不见彼此。最后他们终于在林塞斯蒂斯（Lyncestis）相遇，此处距西北边界不远，是一块丰腴而充满泥沼的平原，两军在相距不足1000步之遥的地方安营扎寨。与遣往扼守北方隘口的部队会师之后，腓力的军队有大概20000步兵、2000骑兵；罗马军队的兵力与其势均力敌。然而马其顿军队占有很大的优势：他们在本国领土范围内作战，对那里的大路和间道都十分熟悉，很容易获取给养，而且他们驻扎在距罗马人营寨这么近的地方，罗马人不敢冒险分兵出去搜寻粮草。马其顿执政官多次请战，但国王腓力坚决拒战。虽然罗马人在轻装部队的作战中稍有斩获，但并未造成实质的力量变化。伽尔巴被迫拔营，在八英里之外的奥克托洛浮（Octolophus）建立另一个营寨，他认为在这个地方可以更容易获取给养。但是在这里，派遣出去的部队也被马其顿轻装部队和骑兵所击溃，罗马兵团不得不赶来施援，马其顿的先头部队孤军深入，被迫退回营寨，损失惨重。国王腓力在作战中失去了坐骑，要不是其部下慷慨牺牲，将战马让出，腓力本人也在劫难逃。伽尔巴指挥联盟军队进行的次要攻击进展相对顺利，也可能是由于马其顿兵力薄弱，罗马军队才能脱离危险的处境。

虽然腓力在马其顿境内大肆征兵，而且招募了罗马逃兵以及其他的雇佣兵，但是除了小亚细亚与色雷斯的守备部队外，他能派上战场的仅有当下亲率对抗普布里乌斯·苏尔庇奇乌斯的那支军队。此外，为了组建这支军队，腓力不得不抽调防守裴拉哥尼亚（Pelagonian）地区北方隘口的部队，任该地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为了防止罗马人从东海岸发动进攻，腓力下令将西阿苏斯（Sciathus）和帕瑞图斯（Peparethus）这些可能被敌方舰队当作驻军港的岛屿尽行毁坏，派兵驻守塔索斯和海岸，并且令赫剌克里底率领在德摩特利亚斯组编的舰队。至于南部边界，腓力只能惴惴不安地寄望于埃托利亚的中立。这个时候埃托利亚突然加入反马其顿联盟，并立刻协同阿达马尼亚人入侵色萨利，同时达尔达尼人和伊里利亚人侵入马其顿北方各部，罗马舰队在路奇乌斯·阿普斯提乌斯（Lucius Apustius）的率领下离开科西拉，到达东部海面，在那里同阿塔鲁斯的舰队、罗得岛人以及伊斯特利亚人的战船会合。

腓力得知战况如此，便主动放弃了据点，往东方撤退：其用意可能是击退出乎意料入侵的埃托利亚人，也可能是为了将罗马军队吸引过来，企图将其一举歼灭，或者是同时考虑到了这两点，企图随机应变择用其中一种计划，对此我们无法妄下论断。腓力的撤退进行得十分巧妙，伽尔巴未经斟酌，轻率作出尾随其后的决定，但此时已经找不到腓力的踪迹，腓力却采取迂回战术，从侧面包抄过来，扼住了林塞斯替与欧尔代亚（Eordaea）两地交界的狭窄隘口，企图等待罗马人到来，在这个地方给他们迎头痛击。两军在腓力既定的地点短兵相接，但是马其顿人的长矛并不适合在林木丛生的崎岖地带作战。马其顿军队一部分撤回，一部分四面溃逃，死伤惨重。

罗马人卷土重来

此战失利之后，腓力的军队虽然无力再阻挡罗马人前进的步伐，但罗马人恐怕会在进退维谷的敌境再遭遇始料未及的危险，于是将马其顿北部的欧尔代亚、埃里梅亚（Elymaea）以及欧雷斯替（Orestis）等富饶地带尽行搜刮毁坏之后，便撤回到阿波罗尼亚。欧雷斯替最大的城市开勒特隆（Celetrum，今Kastoria，在与其同名湖泊的半岛上）已经投降罗马人，这是唯一一个向罗马打开城门的马其顿城市。在伊里利亚地区，阿普苏河上游汇流处，达萨代人的裴琉城（Pelium）被罗马人突袭攻陷，罗马派遣强兵驻守此地，以备作为将来再次发动远征战役的据点。

罗马军队撤退的时候，腓力并未趁机骚扰，转而被迫移师对抗埃托利亚人和阿达马尼人，他们以为腓力正忙于应对罗马兵团，便肆无忌惮地劫掠裴臬河（Peneius）的富饶地带，腓力将他们彻底挫败，所有未葬身战场的埃托利亚人和阿达马尼人都被迫沿着熟悉的山间小路落荒而逃。经过这场战役的失败，同盟的实力大减，而在埃托利亚大量招募士兵派往埃及战场，更加削弱了同盟的兵力。腓力的轻装部队首领腾那哥拉（Athenagoras）毫不费力，就从山上将达尔达尼人驱赶回来，使他们蒙受严重损失。罗马舰队也未取得重大进展，他们将马其顿的守备部队逐出安度罗，收服了尤比亚和斯乞亚图，然后试图攻占卡尔西斯半岛，但是在门德（Mende）被马其顿守备部队击退。由于马其顿守备部队的顽强抵抗，尤比亚的奥列乌斯（Oreus）久攻不下，到秋季之前的这段时间罗马人都在攻打这个地方。马其顿舰队力量相对薄弱，在赫剌克里底的率领下于赫剌克莱亚按兵不动，不敢冒险同罗马争夺海洋归属权。马其顿舰队早早开赴冬季驻港，罗马人前往庇剌优斯和科西拉，罗得岛人和帕加玛人则返回其本土。

总体看来，此次战役能有这样的结果，腓力或许应该心生庆幸了。罗马军队在这场棘手的战事之后，到了该年秋季仍旧停留在他们春季发兵出征的地点；而且如果没有埃托利亚人及时介入，又在欧尔代亚隘口始料未及地获得胜利，也许罗马会全军覆没，无一人能活着回到罗马境内。四路合攻均遭遇挫败，到了秋季，腓力不仅将全境的敌军完全肃清，而且还有余力尝试攻打埃托利亚的坚城陶马基（Thaumaci，该城位于埃托利亚与色萨利交界处，控制着裴臬河流域的平原，但是结果并不如意。腓力曾向神灵祈求安条克施以援手，如果安条克与腓力合力攻打埃托利亚的陶马基，此战将取得大胜，然而事与愿违。有时安条克似乎确实有意于此，他率领军队抵达小亚细亚，攻占了阿塔鲁斯治下的几个城市，阿塔鲁斯请求罗马提供军事援助。然而罗马人此时并不急于和安条克决裂，他们向安条克派遣使者，竟然成功劝服安条克撤出阿塔鲁斯的领土范围。对此腓力无计可施。

腓力驻军亚乌河，弗拉米尼努斯将其逐回坦佩，罗马人控制希腊

但攻打埃托利亚陶马基带来的好事，使腓力重拾信心，或者说可谓趾高气扬，他牺牲了几座坚固的城池，重新获得了亚该亚人的中立，又牺牲千夫所指的舰队司令赫剌克里底，重新获得了马其顿人的拥护，并于次年，即罗马纪元556年即公元前198年春季发动攻势，率军进入阿丁达尼境内，意图在亚乌河（Aous，即Viosa）蜿蜒于埃罗普斯山（Aeropus）与阿斯瑙山（Asnaus）之间的狭窄隘口处，建造一座城高池深的营寨。其对面驻扎着新增援而来的罗马军队，先是由前一年的执政官普布里乌斯·维里乌斯（PubliusVillius）率领，之后从罗马纪元556年即公元前198年开始由当年的执政官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Flamininus）率领。弗拉米尼努斯是个年方三十的有为青年，属于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开始弃绝先辈们的爱国精神以及生活习惯，虽然并非不关心祖国，但是更加注重他们自身以及希腊主义[11]。他是位身经百战的将才，也是位优秀的外交家，从很多方面来说，都十分适合处理棘手的希腊事务。但是如果选择一个对希腊不这么满怀同情的人，如果罗马派遣到希腊的元帅不受巧言令色所蛊惑，不被冷嘲热讽所激怒，不会沉醉在对希腊文学艺术的追忆之中，忽视希腊各邦政体的可悲状况，既能够按照希腊的功过给予其客观对待，又能够让罗马人避免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结果对罗马和希腊都更好。

两军对垒，各自扎营，新任统帅弗拉米尼努斯即刻与腓力举行会面。腓力提议平息战端，声明愿意将所侵占的土地全数奉还，关于对希腊各城造成的损失，也愿意服从仲裁；但是当被要求放弃马其顿原始领土尤其是塞萨利时，谈判便破裂了。两军在埃乌河的隘口对峙长达四十天，腓力毫不退让，而弗拉米尼努斯并不确定是该下令进攻，还是置腓力不顾，继续前一年的远征。最后几个曾经与马其顿交好的埃庇鲁素领导人，尤其是卡罗普（Charops）的头目发生叛乱，临阵倒戈，罗马统帅弗拉米尼努斯才得以脱离窘境。他们引导一支由4000步兵、300骑兵组成的罗马军队，经由山间小径，来到马其顿扎营的高地。执政官弗拉米尼努斯率军从正面发起进攻，从山路提前登上山顶的那支罗马分队居高临下，出乎意料地冲将下来，从而掌控战局。

腓力丢失了营地和堑壕，损失将近2000士兵，匆忙撤军退守马其顿本土的门户唐培（Tempe）山隘口。除了各处防御要塞，腓力尽皆放弃，那些他无力防守的塞萨利城市，腓力尽行毁坏，只有菲雷（Pherae）闭门坚守，不让腓力进城，才得以免遭破坏。伊庇鲁斯人看到罗马军队战果累累，而且弗拉米尼努斯贤明宽厚，率先脱离马其顿同盟。得到罗马军队获胜的消息之后，阿达马尼人和埃托利亚人立刻侵入塞萨利，罗马军队随后继至。开阔而无人防守的旷野很容易占领，但是那些亲附马其顿、又得到腓力支持的坚城，在强敌面前奋勇抗争，最终寡不敌众城池失守——尤其是裴臬河左岸的阿特拉克（Atrax），作战方阵在被罗马军攻破的城墙缺口上站成一道人墙。因此，除这些塞萨利要塞及忠于腓力的阿加纳尼亚领土外，希腊北部全都落于罗马联军之手。

亚该亚人与罗马结盟

另一方面，由于比奥提亚和马其顿的友好关系，以及亚该亚人保持中立，卡尔西斯和科林斯这两个要塞可以假道比奥提亚，维持彼此间的交通，希腊南部仍在马其顿的势力范围之内。因为当年再进兵马其顿境内已经为时太晚，弗拉米尼努斯便下令陆军和舰队先进攻科林斯和亚该亚。罗德岛和帕加玛的战船此时已经再次与罗马舰队会合，二者此前一直忙于攻打劫掠优比亚的埃勒特里亚（Eretria）和卡利斯图斯（Carystus）这两座小城；然而此时，他们又将这两座小城以及奥里乌斯（Oreus）一并弃守，复又被马其顿在卡尔西斯的统帅菲洛克里占据。联军舰队由此处开赴科林斯东面港口森克雷（Cenchreae），紧逼科林斯这个易守难攻的要塞。弗拉米尼努斯从西面进军至富西斯，并将其占领，其中只有埃拉提亚城（Elatea）坚守了较长时间。罗马人将这个区域，尤其是科林斯海湾上的安提塞拉（Anticyra）选为冬季驻军地点。亚该亚人见罗马兵团即将大军压境，而且罗马舰队已经泊至其海岸，便放弃了他们道德上可敬、政治上站不住脚的中立，加入了罗马联盟阵营。狄密（Dyme）、梅伽洛波里（Megalopolis）以及阿尔哥斯（Argos）这些城市与马其顿关系最为紧密，在这些城市的执政者离开公会之后，公会便决议加入反腓力的联盟。

乞克里亚底（Cycliades）以及马其顿党派的其他领导人都走上了流亡之路。亚该亚人的部队立刻与罗马舰队联合起来，迅速从陆地上将科林斯包围。科林斯原先是腓力防御亚该亚人的要塞，罗马承诺此城攻下后，将其赠与亚该亚人，当作亚该亚加入联军的报酬。但是，科林斯有一支1300名身经百战的马其顿戍兵部队，其中大部分是意大利逃兵，决心与这座坚固的城池共存亡，而且菲洛克里底率领1500人从卡尔西斯赶来，解了科林斯之围，并率军攻入亚该亚境内，与支持马其顿的市民协力从亚该亚人手中夺取了阿尔哥斯。但是腓力对这种忠诚给予的回报，是将忠实的阿尔哥斯人置于斯巴达纳比斯的恐怖统治之下。纳比斯原来就是罗马的盟国，而且其之所以加入罗马联盟，主要是为了对抗亚该亚，并于罗马纪元554年即公元前204年公然与亚该亚人开战，亚该亚加入罗马联盟之后，腓力希望将纳比斯争取过来。但腓力的时局已经陷入绝望的境地，这个时候无人愿意与他联合。纳比斯从腓力手中接受了阿尔哥斯，但是骗过了腓力，仍旧和弗拉米尼努斯结盟，弗拉米尼努斯此时与两个曾经互相征伐的强国结盟，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便在此时为斯巴达人和亚该亚人商议拟定了四个月的停战协议。

求和的尝试失败

于是冬季就来临了，腓力再次利用这一时机，尽可能争取公平的和约。双方在马里亚古（Maliac）湾的尼西亚（Nicaea）举行会议，腓力亲自与会，试图与弗拉米尼努斯达成和解。腓力以高傲而文雅的态度排斥那些小头目的傲慢无礼，只将罗马人当作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特别向他们表示尊重，希望能与他们签署可以接受的条款。弗拉米尼努斯和腓力一样逐渐感觉出那些同盟国的可鄙，见腓力对他本人彬彬有礼，但对同盟却傲慢不恭，不由深感荣幸。但是弗拉米尼努斯权力有限，无法令腓力如愿以偿。他向腓力许诺休战两个月，作为其撤军富西斯和洛克利的报酬，关于主要的问题，弗拉米尼努斯提议他请示罗马政府。

罗马元老院一直就马其顿应该放弃其一切国外领土达成一致意见，所以腓力的使臣来到罗马，只问他们是否有全权宣布放弃对希腊领土的占有，尤其是科林斯、卡尔西斯以及德摩特利亚斯，当对方表示自己不具备此项权力之时，谈判即刻终止，元老院决议全力发动战争。在护民官的帮助下，元老院成功阻止了统帅人选的更迭——在之后多次证明这是遗患无穷的——并顺利延长了弗拉米尼努斯的任期。弗拉米尼努斯得到大批增援力量，而且两位前任执政官，普布里乌斯·伽尔巴和普布里乌斯·维里乌斯都奉命听其调遣。腓力决心再冒险进行一场堂堂正正的会战。此时除了阿加那尼亚和彼奥提亚外，希腊各邦都起兵对抗腓力，为了保全在希腊的势力，科林斯的守军扩充至6000人，而他本人则倾风雨飘摇的马其顿之余力，将孩童和老人征入方阵，调动一支由大概26000人组成的军队，其中有16000人的马其顿方阵士兵。

腓力进军塞萨斯——奇诺斯法莱之战

因此第四次战役于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打响。弗拉米尼努斯分派出舰队的一部分力量，攻打阿加那尼亚人，将他们围困于路卡（Leucas）；在希腊本土，他设计占领了彼奥提亚的首府底比斯，彼奥提亚人被迫至少在名义上承认加入反马其顿同盟，这样一来就阻断了科林斯和卡尔西斯之间的交通。弗拉米尼努斯欣然北上，因为只有在北方，他才能对马其顿发动决定性攻击。在大部荒凉的敌境，军队给养供应十分困难，行军因此屡屡受阻，而此时罗马舰队跟随军队沿海岸前行，载着来自非洲、西西里以及撒丁运来的物资，供应不足的困局因此被打破。然而决战来得比弗拉米尼努斯预料的要早。腓力素来性情急躁，且自以为是，无法忍受在马其顿边境等待敌军抵达。他已经在狄穆（Dium）集结军队，经由唐培隘口，进入塞萨利境内，在斯科突萨（Scotussa）与前来会战的敌军部队不期而遇。

罗马军队得到阿波罗尼亚、阿达马尼以及纳比斯派来的援军，特别是得到一支埃托利亚劲旅之后，与马其顿的兵力几乎不相上下，双方各拥兵26000人，而罗马骑兵更占优势。在斯科突萨前的伽拉达（Karadagh）高原上，在一个阴暗的雨天，罗马的先头部队同马其顿先头部队狭路相逢，后者盘踞于两军营寨之间一座名为奇诺斯法莱（Cynoscephalae）的高峻陡峭的山上。

罗马先头部队被驱逐回到平原，罗马营寨派遣轻装部队以及装备精良的埃托利亚骑兵前来援助，反过来逼迫马其顿先头部队退守山头，然后逃到山的另一面。可是到了这里，马其顿人的全体骑兵以及大部分轻装步兵赶来援助，罗马人孤军深入，损失惨重，几乎被一路追赶到自家营寨，若不是埃托利亚骑兵在平原上奋力死守，等到弗拉米尼努斯调来仓卒备战的兵团，罗马可能会全线溃败。

马其顿得胜，军队士气昂扬，军士们要求乘胜对罗马发起进攻。腓力应允了他们的要求，迅速下令重装士兵列阵备战，而上至将领下至兵卒都未预料到该日会有战事。占据奇诺斯法莱山意义重大，而且小山上一时没有军队驻守。腓力亲率方阵右翼及时赶到，在山上列成作战队列，方阵左翼还未来得及上山，马其顿轻装部队就被罗马兵团打的四散奔逃，冲到山上。腓力迅速指挥逃上来的士兵穿过方阵归入中军，尼迦诺率领方阵左翼，行军较为缓慢，还没等他到位，腓力就下令方阵右翼士兵将长矛放低，对山下的罗马兵团发动攻势，同时轻装步兵重整旗鼓，绕过兵团从侧面发起进攻。马其顿方阵占据这样有利地势，进攻势不可挡，将罗马步兵队伍击溃，罗马军队左翼也遭到重创。尼迦诺在方阵左翼见腓力发动进攻，便下令左翼队伍全速前进，这样一来其所率部队陷入一片混乱，方阵前列的士兵已经紧随腓力所率右翼乘胜下山，而由于地势不平，现场更加混乱不堪，方阵后列的士兵才刚刚到达山顶，很是滞后。

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右军很快攻破敌军左翼，单靠右军的战象，就给组织无纪的马其顿左翼造成了极大杀伤力。此时正酝酿一场恐怖的屠杀，腓力乘胜追击罗马军左翼，将战线拉得太长，而罗马军右翼竟然包抄至其后，罗马一员勇将纠集二十个排，对腓力发起反击。方阵对来自后方的攻击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罗马此举给这场战争画上了句号。

由于方阵两翼完全溃败，我们或许可以大胆猜测马其顿损失可达13000人，有的被俘，有的阵亡，但是阵亡的占多数，因为马其顿人投降的标志是高举长矛，而罗马人对此并不知情，所以很多投降的士兵也最终丧命。战胜方罗马的损失较小。腓力逃回拉利萨，将一切文件尽行焚毁，以免牵累他人，然后撤出塞萨利，退回马其顿本土。在此次大败的同时，马其顿在其仍然占据的地方也遭到了全面挫败。在迦利亚，罗德岛的佣兵击败戍守于此的马其顿军队，将其困守在斯特拉托尼恺（Stratonicea）；科林斯守备部队被尼科斯特拉图斯（Nicostratus）率领的亚该亚人击败，死伤惨重；阿卡那尼亚的路卡在英勇抵抗后亦终告陷落。腓力完全战败，他最后的盟友阿加那尼亚人得知奇诺斯法莱的战况，也向罗马投降了。

双方和解的初步阶段

如此一来罗马人便掌握了拟定和约条款的主动权，但他们并没有滥用这一权力。亚历山大帝国有可能面临覆灭的威胁，在一次同盟国会议中，埃托利亚人特别提出此项要求。但是此举除了拆除保护希腊文化不受色雷斯人和凯尔特人侵扰的壁垒之外，又有何意义呢？战争即将结束，位于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一度发展繁荣的里西马乞亚被色雷斯人彻底毁坏，这可谓是前车之鉴。弗拉米尼努斯此时已经清楚意识到希腊诸邦之间的强烈敌意，即使高雅侠义的腓力也没有博得他对希腊的同情，埃托利亚人自称“奇诺斯法莱之战的战胜者”，其自大没有触犯他的罗马民族情怀，弗拉米尼努斯也不允许强大的罗马成为埃托利亚同盟的泄愤工具。他告知埃托利亚人：罗马没有剿灭战败国的习惯，此外，埃托利亚人可以自己做主，如果他们有能力自行消灭马其顿。腓力备受尊敬，他声明现在愿意接受此前罗马所提的要求，并筹付一笔赔款以及交纳人质——马其顿王子德摩特里乌斯也在人质之列，弗拉米尼努斯同意签署一个期限较长的停战协议，腓力十分需要这样一个协议，以此将达尔达尼人逐出马其顿境内。

与马其顿缔结和约

希腊的事务千头万绪，元老院委托一个十人委员会作最终的裁断，其中弗拉米尼努斯是首脑及核心人物。通过该委员会审议决定，腓力得到了与迦太基相同的和约。他丧失了在小亚细亚、色雷斯、希腊以及爱琴海诸岛等一切国外领土；马其顿本土还完全在腓力的控制范围内，只有边境上几个不重要的地方以及奥列斯提都郡例外，奥列斯提都宣告脱离马其顿，腓力对此反应强烈，但罗马不得不这样规定，因为当地人曾经背叛腓力，他们已然了解腓力的性情，便不可能将这个地方交给他随意处置。马其顿又承诺，如果事先没有征得罗马的同意不可与他国结盟，不可戍兵他国；此外还承诺不可在马其顿境外对文明国家或罗马的盟国发动战争；马其顿不能保留超过5000人的军队，不允许拥有战象，甲板船不能超过5艘——其余全数上交罗马。最后，腓力加入罗马人的同盟，他有义务在一受要求就出兵助战的义务，不久之后马其顿部队的确开始与罗马兵团并肩作战。此外，他还赔付战争费用1000塔兰特（折合24.4万英镑）。

解放希腊

因此马其顿沦落到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只能保留足够兵力防守希腊边境抵御野蛮人，接下来便是处理腓力割让的领土。罗马人此时吸取了西班牙的教训，对海外领土的利弊存疑，而且开战的初衷并不是扩充领土，所以罗马人对战利品分文不取，同盟国见状不得不适可而止。他们决议宣布之前腓力统治下的所有希腊各邦可独立自主，并委任弗拉米尼努斯，在希腊人集聚于土腰赛会时（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向他们宣读根据这一决议制定的法令。思虑深远的人也许会问：自由是不是一种可以如此授予的权利？没有团结和统一，自由对一个民族又有何意义？但罗马元老院授予希腊人自由的举动发自内心，所以受到希腊人诚挚的欢呼和拥护。

斯科德拉——亚该亚联盟兼并埃托利亚

这一总规则仅有以下例外：伊里利亚自埃庇丹努斯以东各区均落于斯科德拉（Scodra）统治者普乐拉图斯（Pleuratus）之手，使这个一世纪前被罗马制服的国家成了流匪海盗猖獗之地，并成为周边地区中最强大的小公国；阿密南德占据的若干塞萨利西部城市允许其保留；帕罗岛（Paros）、塞罗斯岛（Scyros）和茵布罗（Imbros）这三个岛屿赠与雅典，以补偿其战时所遭遇的艰难险阻，以及其多次致谢和种种殷勤谦恭。罗德岛人理所当然地保留了其迦利亚的属地，帕加玛人保留了埃基那。其他同盟国只受到间接的奖赏，但各同盟都有新解放的城市加入。亚该亚人虽然最晚加入反对腓力的联盟，但却受到了最优渥的待遇，显然是由于亚该亚联盟在希腊各邦中最有组织，最受敬重。腓力在伯罗奔尼撒和地峡的领地，尤其是科林斯的领地，均被纳入亚该亚联盟。但另一方面，罗马人对埃托利亚人就不那么热心了。埃托利亚人被允许将富西斯和洛克利纳入其联盟，但当他们试图将阿加那尼亚与塞萨利纳入埃托利亚联盟时，罗马人一部分断然拒绝，一部分推迟决议，之后塞萨利各城组合成四个独立的小联盟。罗德岛城市联盟则获得了塔索斯、朗诺以及色雷斯与小亚细亚各城市的解放。

起兵对抗斯巴达纳比斯

希腊各邦的事务，无论是各邦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邦内部情况，处理起来都十分棘手。其中最紧迫的是斯巴达与亚该亚自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开始的战事，调停这场战争的责任理所当然地落在罗马人身上。阿尔哥斯城原属于亚该亚联盟，而腓力投降时将此城交给了纳比斯，但当罗马人费尽周折想诱使纳比斯投降，特别是希望他交出阿尔哥斯城时，纳比斯自恃众所周知的埃托利亚人对罗马人怀恨在心，而且安条克即将进入欧洲，断然拒绝交还阿尔哥斯城的要求，弗拉米尼努斯别无他法，只能对这位蛮横顽固的小酋长宣战。于是所有希腊国家在科林斯召开大会，向纳比斯宣战，弗拉米尼努斯率军进入伯罗奔尼撒，同行的还有罗马舰队以及罗马同盟国军队，其中包括腓力派来的分遣队，以及斯巴达正统国王阿吉西波里（Agesipolis）率领的一支由拉其西第梦（即斯巴达）流民组成的队伍（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

为了以绝对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快速将敌军击溃，罗马盟军投入战场的士兵达50000人，而且弃纳比斯的其他城市于不顾，立刻包围其首都，但却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纳比斯派出一支兵力达15000人的大军开赴战场，其中有5000雇佣军，而且他在国内大行恐怖政策以维护其统治，大肆杀害他所怀疑的军官和平民。甚至在罗马军及其舰队初战告捷后，纳比斯本人决定投降，接受弗拉米尼努斯提出的相对可取的条款，但“当地人民”，即所谓的纳比斯收容在斯巴达的匪党却不无理由地疑惧罗马盟军胜利后会施以报复，而且为关于和约性质以及埃托利亚人与亚细亚人进军云云诸如此类的流言所蒙蔽，便拒绝了罗马统帅弗拉米尼努斯提出的和约，于是双方重燃战火。两军在城下交战，罗马盟军对城墙发起进攻。罗马人登上城墙，守军纵火燃烧失陷的街道，盟军被迫后退。

平息斯巴达之乱

最后纳比斯放弃了顽强抵抗。斯巴达保持独立，不必接纳流民，也无需加入亚该亚同盟，甚至现有的君主政体以及纳比斯本人都一如从前，没有任何变动。但是纳比斯必须割让其海外领土，包括阿尔哥斯、梅森、克里特各城以及全部海岸，并令其承诺不得与他国结盟，不得发动战争，除两条轻舟外不得保留战船。最后，剥夺其劫掠的一切财产，向罗马人交付人质，并赔付战争费用。

拉科尼亚（Laconian）沿海城市交由斯巴达流民自行治理，这个新成立的公社自称“自由拉科尼亚人”，以区别君主专制下的斯巴达人，并奉命加入亚该亚同盟。斯巴达流民未能夺回其原始领土，分给他们的地方被认为算是对他们的补偿，而且按照规定，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留在斯巴达。虽然依据这种处理方式，独立的拉科尼亚以及阿尔哥斯加入了亚该亚同盟，但亚该亚人对此远不知足，他们原本期望可以废除可惧又可憎的纳比斯，迎回流亡海外的斯巴达正统王室，如此一来亚该亚人便可将其联盟扩展至伯罗奔尼撒全境。然而明达客观的人定然可以看出，斯巴达和亚该亚双方本来就站在有失公允的立场上，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弗拉米尼努斯已经尽可能公平公正地予以处理了。

斯巴达人与亚该亚人既有深仇旧怨，如果将斯巴达并入亚该亚同盟，就等同于将斯巴达置于亚该亚的束缚之下，这既有失公允又很不明智。如果令流亡在外的斯巴达王族重返故国，恢复已经废止二十年的政府，其结果不过是以暴易暴。弗拉米尼努斯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甚为高明，因为此举避免了其中任何一方走向极端。最终罗马人似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斯巴达此前那种海陆劫掠的行径应该尽皆废止，其政府应该一如既往仅对本国臣民发号施令。弗拉米尼努斯甚至深谙纳比斯的为人，也意识到很多人都希望能将纳比斯废除，他之所以没有按照这一意愿行事，可能是因为他想从速了事，不希望纠纷事态升级，在多方斟酌考量下，损害其明辨是非、年轻有为的光辉形象；也可能是因为他希望保留斯巴达，使其在伯罗奔尼撒牵制亚该亚同盟的势力。但是前一种观点所说的其实无关紧要，而后一种见解，罗马人绝对不屑于对亚该亚人存有戒心。

希腊的最终调度

于是希腊各小国之间实现了和平，至少是表面上的和平。但是各希腊公社的内部情况仍需要罗马来仲裁。彼奥提亚人公然表示其有意于亲附马其顿，即使在马其顿被迫撤出希腊之后依然这样表示。弗拉米尼努斯应他们的要求，允许他们腓力麾下的彼奥提亚人重返故国，但是最坚决支持马其顿的布拉奇拉斯却被当选为彼奥提亚同盟的执政。还有很多其他事件令弗拉米尼努斯懊恼不已，他以无人能及的耐性将其一一容忍。但是与罗马人交好的彼奥提亚人知道脱离罗马后等待他们的是何种结局，于是决意处死布拉奇拉斯，他们认为有必要征得弗拉米尼努斯的首肯，而弗拉米尼努斯至少没有阻止他们，布拉奇拉斯因此丧命。彼奥提亚当局不但检举凶手，而且在罗马士兵单独或者小队经过其领地时设下埋伏，杀害大约500名罗马人。此事事关重大，弗拉米尼努斯忍无可忍，他罚彼奥提亚人为每个遇害士兵支付一塔兰特罚款。然而，他们拒绝支付，弗拉米尼努斯便集结最近的部队围攻科罗尼亚（Coronea，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这样一来彼奥提亚人便恳求饶恕，又有亚该亚人以及雅典人从中斡旋，弗拉米尼努斯只好善罢甘休，仅向参与行凶者收取不算太高的罚款。虽然马其顿政党仍在彼奥提亚继续掌权，但罗马人对其无谓的抵抗仅以大邦上国的宽厚态度来应对。

对其他希腊邦国，弗拉米尼努斯仅止于以下政策：在无需诉诸武力的前提下，对其公社内政，尤其是新解放的公社的内政事务施加影响；将议会和朝廷交由富人掌管，使反马其顿派当权；每个公社按照戒严令应该归罗马所有的财产，一概加在相关公社的公共财产上，以使其城市共同体尽可能地依附罗马。这些工作于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春季圆满完成；弗拉米尼努斯再次将希腊各公社的代表召集到科林斯，告诫各国合理适度使用被授予的自由，并要求各国三十天内将汉尼拔战争期间被卖到希腊的意大利俘虏交给他，作为罗马人索施恩德的唯一报偿。然后他从最后一批驻有罗马军队的要塞撤军，包括德摩特利亚斯、卡尔西斯以及其下属的犹比亚与阿克罗科林苏斯（Acrocorinthus）的小堡垒——从而使埃托利亚人所谓罗马继承了腓力对希腊的管束这一说法不攻自破——随后率领罗马全军以及被解放的俘虏踏上返程。

战局落幕

只有那些居心叵测、心术不正的人，会意识不到罗马人希望希腊解放的满腔真诚。罗马人如此巧妙的安排，结果形成的结构却不尽人意，其原因仅仅是希腊的道德和政治已经走到了完全崩溃的边缘。罗马人习惯将希腊视为原始的家乡、精神圣地以及高雅艺术的天堂，凭借其强大的国力，罗马竟然出人意料地派出雄师劲旅，为希腊赢得了完全的自由，而且准许希腊各公社无需向外国纳税、无需接受他国驻兵，拥有至高无上的自治权。有人认为这些只不过是罗马的政治手段而已，这种看法未免太断章取义了。政治手段使罗马解放希腊成为可能，当时罗马人，尤其是弗拉米尼努斯，对希腊抱有十分强烈的同情心，所以这一可能转而成为现实。

如果罗马人应该受到责备，那么所有罗马人，尤其是打破元老院并非空穴来风的顾忌的弗拉米尼努斯难辞其咎，他们为希腊的名声魅力所吸引，因此看不到那个时候希腊各邦已经完全陷入可悲的境地。希腊公社的内部关系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洋溢着某种强烈的厌恶感，希腊人不知道如何应对，也不知道如何保持现状，罗马人却听任其自由发展下去。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如果希腊一直在当地某个强国的管束之下，就能够为那种可悲且遗患无穷的自由无序状态画上句号。这种感情用事的软弱政策表面上充满人性，但实际上远比最严厉的占领更加残忍。比如在彼奥提亚，因为当时罗马人已经决定从希腊撤军，所以无法阻止亲附罗马的希腊人以旧有的方式自行补救，所以说罗马即使不曾主使，至少也允许了一场政治凶杀案。但这种优柔寡断的结果使罗马自身也深受其害。要不是因为在政治上犯了解放希腊的错误，罗马与安条克就不会引发战端，要不是在军事上犯了将戍守在欧洲边境上关键要塞的部队撤回，这场战争也不会如此被动。历史对每一宗罪孽都有因果报应，对于无能为力而渴望自由如是，对于不明智的慷慨仁慈亦复如是。

[1]波斯是伊朗在欧洲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旧称译音，历史上在西亚、中亚、南亚地区曾建立过多个帝国，如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萨菲王朝等。极盛疆域东起印度河及葱岭，西临巴尔干半岛与地中海，南抵亚丁湾和红海，北达高加索山脉与咸海，波斯帝国是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波斯兴起于伊朗高原的西南部，自从公元前600年开始，希腊人把这一地区叫做“波斯”。直到1935年，欧洲人一直使用波斯来称呼这个地区和位于这一地区的古代君主制国家。而波斯人则从依兰沙赫尔时期起开始称呼自己的古代君主制国家为埃兰沙赫尔，意为“中古雅利安人的帝国”。——译者注

[2]塞浦路斯（希腊语：Κυπρο；土耳其语：Kbrs Cumhuriyeti；英语：Cyprus）为地理上的亚洲岛国，圣经称之为“基提岛”（古代及亚述帝国时期），位于地中海东部，是地中海地区最热门的旅游地之一。塞浦路斯共和国法定上的主权，为塞浦路斯全岛及其周围海域，除一小部分地区因条约分配给英国作为军事基地；而事实上却分为南北两部分，共和国有效统治的区域为该岛59%的面积，北部的37%则为土耳其所占领并自称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该政治实体目前仅有土耳其一国承认。塞浦路斯于2004年5月1日正式成为欧洲联盟会员国之一，现为英联邦成员国。因为塞浦路斯在领土界线上属于亚洲，所以在亚洲的各种委员会或者是组织中的份额相对更多。主要城市有拉纳卡、利马索尔。——译者注

[3]基克拉泽斯（Κυκλδες，意为“环状”）是爱琴海南部的一个群岛，也是同名的行政大区所在地。它包括约220个岛屿，其中30多个有人居住。它的名字源于这些岛屿环绕着提洛岛排列的形状。——译者注

[4]公元前271—前213年事。亚拉图，古希腊亚该亚同盟统帅。——译者注

[5]菲洛佩门（Philopoemen），公元前252—前183年，首次继位于公元前208年。——译者注

[6]内美西斯（Nemesis），因果报应与复仇女神。——译者注

[7]比雷埃夫斯（Piraeus），希腊东南部港市。——译者注

[8]优比亚岛，位于希腊东部。——译者注

[9]埃伊纳（Aegina），希腊一小岛，位于萨罗尼科斯湾。出产海绵、鱼和橄榄等。——译者注

[10]艾留西斯（Eleusis），古希腊一城市，在雅典西北。——译者注

[11]希腊精神、希腊文化，古代希腊人以自由的求知精神为中心的人生观；与Hebraism共同构成西欧文朋的源流。——译者注

第九章　罗马与亚细亚王安条克之战

安条克大王

在亚细亚王国，自罗马纪元531年即公元前223年以来，塞琉古王朝始祖玄孙安条克三世便登上王位。他和腓力一样，都是在19岁即位，而且表现出惊人的胆识和魄力，这一点尤其在他早年东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故而以一种宫廷式的口吻称呼安条克为“大王”，并不会有戏谑失礼之嫌。然而他成功收复塞琉古王朝的失地，首先收回东部的米底亚（Media）和帕廷（Parthyene）两郡，而后将亚凯（Achaeus）在小亚细亚的陶鲁斯山（Taurus）这边建立的独立城邦收归塞琉古王朝，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王朝的统一，这些成就更多的是出于其对手（尤其是埃及王菲洛帕特）的疏忽，而非其自身谋略超群。

安条克对叙利亚沿海地区的沦陷深感痛心，并试图从埃及人手中夺回此地，特拉西美涅湖之战同年，安条克出师不利，在拉菲亚（Raphia）遭到菲洛帕特的迎头痛击。菲洛帕特虽然荒于国政，但只要他在位一日，安条克就一日极力避免再次与埃及争锋。但在菲洛帕特死后（罗马纪元549年即公元前205年），消灭埃及的时机似乎翩然而至。安条克以为时机已到，便与腓力商议共同进军埃及，腓力攻打小亚细亚各城，安条克自己则率军猛攻科勒叙利亚（Coele-Syria）。当罗马人介入此地的时候，安条克似乎一度与腓力联手对抗他们——这不仅是时局所迫，也是双方盟约的要求。但是安条克的眼光不甚长远，没有立即全力抵抗罗马对东方事务的任何干涉，却认为上上之策是趁罗马人镇压腓力的时机（这也许是意料之中的）攻取埃及王国，他之前愿意与腓力共分埃及，这个时候他想自己将其独吞。

尽管罗马与亚历山大的朝廷以及受其监护的国王关系密切，但是罗马元老院只是菲洛帕特名义上的监护者，无意成为其事实上的监护者。所以元老院坚持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插手亚细亚的事务，并且将罗马的势力范围限制在赫尔克力斯之柱与赫勒斯滂以内，允许亚细亚大王自由行动。征服埃及本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安条克本人可能并不热心于此，但是他打算将埃及的海外领土逐个吞并，并且很快对西里西亚（Cilicia）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埃及属地发起了进攻。

罗马纪元556年即公元前198年，安条克在约旦河（Jordan）源头附近的巴宁山（Panium）大败埃及统帅斯科巴（Scopas），此战的结果不仅使安条克完全占据巴宁山周边地域，直抵埃及本土边境，而且埃及幼主监护人闻讯大惊失色，为防止安条克入侵埃及，他们委曲求全，并许诺埃及新主与安条克之女克利奥帕特拉订立婚约，因此双方达成和约。安条克因此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并于次年，即奇诺斯法莱之战当年，率领由100艘甲板船及100艘轻舟组成的强大舰队抵达小亚细亚，占据小亚细亚南部及南部海岸原先属于埃及的地区——很可能按照和约，埃及政府已经将这些实际上在腓力掌控之下的地方割让给了安条克，而且将埃及的所有海外属地都交给了他——并意图让所有小亚细亚的希腊人重回亚细亚帝国的怀抱。与此同时，一支强大的叙利亚陆军在萨底斯（Sardes）悄然集结。

与罗马的矛盾

这种举动是对罗马人的间接反抗。从一开始，罗马向腓力提出的和约条件，便是要求他将守军撤离亚细亚，全数归还罗德岛人和帕加玛人的领土，让各自由城市完全恢复此前的政制。但这个时候安条克取代腓力将这些地方占为己有，罗马人却对此视而不见。阿塔鲁斯和罗德岛人此刻面临来自安条克的直接威胁，一如他们数年前被迫与腓力交战的危险。在之前已经结束的战争中他们争取到了罗马人的介入，这一次他们自然而然地希望罗马卷入这场战争。

罗马纪元555年至556年即公元前199年至前198年，阿塔鲁斯就已经向罗马请求援助，以抗击安条克，因为阿塔鲁斯的军队仍在与罗马军并肩作战时，安条克就占据了阿塔鲁斯的领地。罗德岛人表现较为强硬，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春，当安条克的舰队出现在小亚细亚海岸时，他们甚至向安条克声明该舰队如果行驶到卡里多尼亚群岛（Chelidonian，利西亚海岸外），他们会将此举当作宣战。但是安条克对这一警告不予理会，奇诺斯法莱战报一到，罗德岛人备受鼓舞，立即与安条克开战，出人意料地在安条克大军的攻势下，保全了迦利亚重城——考奴（Caunus）、哈利加纳萨斯（Halicarnassus）、明都斯以及萨摩岛。大多数半自由的城市都归附于安条克，但是有一些城市，尤其是士麦拿、亚历山大利亚·特罗亚（Alexandria Troas）与朗萨科等重要城市闻知腓力战败的消息，便奋勇抵抗叙利亚人的攻击。他们急切请求与罗德岛人联合，共同抵御安条克。

毋庸置疑，只要安条克能够当机立断，并且坚持不懈，他早就坚定信心，不仅要将埃及在亚洲的领土纳入亚细亚帝国版图，而且要自行在欧洲开疆拓土，因此即使安条克不自己挑起与罗马的战端，也难免要冒与罗马交战的风险。如此一来罗马便义不容辞应该遵从盟国的请求，直接介入亚洲事务。但实际上罗马并无此意向，直到与马其顿的战争结束，罗马才干涉亚洲的局面，而且仅向阿塔鲁斯提供外交上的保护。不得不说，这在一开始是有效的。甚至在取胜之后，罗马人不容置疑地声称原先为托勒密和腓力掌控的城市不应该被安条克占据，而且罗马的文献明确规定，密林那、阿卑多斯、兰普萨库斯[1]以及契欧等亚洲城市是自由的，但罗马人却没有采取任何落实的举措，让安条克有了可乘之机，在马其顿守军撤出之际，派遣军队将这些城市尽数占领。

实际上，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春，安条克便登陆欧洲，入侵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将当地的塞斯图斯和马第都（Madytus）占为己有，花费很长时间征讨色雷斯的蛮族并修复被摧毁的西里马乞亚，他选定此城作为主要驻军地，以及新设立的色雷斯郡的首府，但罗马人甚至对此都无动于衷。弗拉米尼努斯被委任处理这些事务，而他派使者到西里马乞亚见亚细亚王安条克，使者提出希望安条克归还侵占埃及的领土，尊重其领土完整，并提出所有希腊人都是自由的，希望安条克勿加侵扰。但是这些要求并未取得任何成果，安条克反过来说其先祖塞琉古曾征服古老的里西马库斯（Lysimachia）王国，因此他对此地理所当然具有法定的权利，并且解释说，他此举并非夺取领土，而仅仅是维护其继承领土的完整性。至于他与下属小亚细亚各城的争端，安条克谢绝罗马人的介入。他还义正言辞地补充，已经与埃及缔结和约，因此罗马人没有任何理由再横加干涉[2]。因为谣传埃及幼主夭逝，安条克据此计划在塞浦路斯甚至亚历山大城登陆，匆匆踏上返回亚细亚的归程。所以会议戛然而止，既未达成任何定论，也未产生任何结果。

次年，即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安条克率领其得到休整补充的舰队和陆军部队重返西里马乞亚，亲自组建这个准备传给其子塞琉古的新郡。汉尼拔被迫逃离迦太基，前来以弗所投奔安条克。安条克大张旗鼓地迎接流亡至此的汉尼拔，实际上相当于对罗马宣战了。然而在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春，弗拉米尼努斯却将所有罗马驻军撤出了希腊。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这不是明知故犯的罪行，至少也是个令人咂舌的错误，因为我们不禁萌生这样的想法：弗拉米尼努斯为了能够戴着战胜马其顿以及解放希腊的荣誉光环返回罗马，所以止步于一时在表面掩盖叛乱和战争余烬未熄的事实。当弗拉米尼努斯宣称“任何让希腊直接服从罗马的意图，罗马人对亚洲事务的任何干涉，都是政治上的错误”时，他也许是对的。但是希腊萌动的反罗马力量，罗马的劲敌安条克骄狂无礼，已经在西方起兵欲与罗马争锋，如今驻守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所有这些都显而易见地预示着：希腊东方将会重燃战火，此战的目的不外乎让希腊从附庸罗马变成反对罗马的国家，即亚细亚的附庸，这一目标一旦达到，其势力范围将迅速扩展。

很明显，罗马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弗拉米尼努斯未能看到所有确切无疑的战争先兆，撤回希腊守军，却同时向亚细亚王安条克提出要求，而无意以武力加重要求的筹码，他未免言之过多而行之甚少，他怀着虚荣心，希望尽享给罗马带来和平、给两大洲的希腊人带去自由的荣誉，沉醉在个人的虚荣之中，却忘记了作为统帅、作为公民的责任。

安条克备战罗马

安条克出乎意料得到喘息的时间，在战前迅速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改善与其邻国的关系，他已经决心一战，而且敌人越拖延，其心愈加坚决。罗马纪元561年即公元前193年，安条克按照此前的婚约，将女儿克利奥帕特嫁给了年轻的埃及国王。同时，安条克许诺归还夺自其女婿的疆域，之后从埃及方面得到确认，不过那似乎是无稽之谈。无论如何这些地方在事实上仍然受叙利亚王国的管辖[3]。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阿塔鲁斯逝世，其子犹美尼斯（Eumenes）继任帕加玛王位，安条克许诺，如果犹美尼斯放弃与罗马的盟约，他愿意将之前占据的帕加玛城市尽数归还，并且也将自己的另一个女儿嫁给犹美尼斯。同样，他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卡帕多奇亚王阿利亚拉底（Ariarathes），用馈赠笼络伽拉提亚人，同时用武力平定了不断反抗的庇西底亚人（Pisidians）以及其他小部落。

安条克给拜占庭广泛的权利。关于小亚细亚诸城，他宣称允许罗德岛和乞契古等原先自由的城市独立，而其他地区只要正式承认安条克的主权便可，安条克甚至明确表示愿意接受罗德岛人的仲裁。在欧洲的希腊，安条克有埃托利亚人的帮助，可谓有恃无恐，而且他希望唆使腓力再度起兵。实际上汉尼拔的计策已经得到了安条克的首肯，汉尼拔因此从安条克处得到一支100条战船组成的舰队，以及一支由10000步兵、1000骑兵组成的陆军，并率领此军先在迦太基燃起第三次布匿战争的战火，而后在意大利发动第二次汉尼拔战争。推罗的间谍前往迦太基，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最后，西班牙内乱在汉尼拔离开迦太基时已经发展到了高潮，可望取得良好的结果。

埃托利亚人预谋背叛罗马

当反罗马的势力广泛地风起云涌之时，希腊人虽然言轻势微，但是向来行动最为急切，举措也最为有力，这次也毫不例外。骄纵虚狂的埃托利亚人渐而自夸打败腓力的不是罗马人，而是他们自己，迫不及待希望安条克尽早进军希腊。他们的政策，明确见之于埃托利亚都统在此后不久，弗拉米尼努斯向其索要一份对罗马的宣战书时给出的答复：埃托利亚军队在台伯河畔安营扎寨之时，都统本人将亲自奉上。

埃托利亚人充当着叙利亚王在希腊的代理人，但是他们却蒙骗了双方，对安条克表示所有的希腊人都将他当作他们的大救星，张开双臂等待迎接他的到来，对那些愿意相信他们的希腊人说安条克实际上会更早登陆希腊。如此一来，他们竟然成功唆使顽愚的纳比斯，在弗拉米尼努斯离开两年后的罗马纪元562年即公元前192年春，打破和平，在希腊重燃战火。但这带来的结果，是埃托利亚人他们自己的目的落空了。

拉科尼亚的吉庭（Gythium）是按照上次缔结条约并入亚该亚同盟的一个自由城市，纳比斯攻打并最终占据此城。但身经百战的亚该亚都统菲洛波门在巴博斯替尼山（Barbosthenian）将其击败，暴君纳比斯带领只剩不到四分之一的军队仓皇逃回其首都，菲洛波门追随而至，将其困在城内。开局如此，无法诱使安条克往赴欧洲，所以埃托利亚人决定自取斯巴达、卡尔西斯以及德摩特利亚斯等重要城市，以此说服亚细亚王登陆欧洲。

首先，他们设法让埃托利亚人阿勒扎美奴（Alexamenus）诈称依照盟约率领1000士兵前来助战，趁机铲除纳比斯，将斯巴达占为己有。此计水到渠成，纳比斯在检阅军队的时候被杀身亡。但是当埃托利亚人四散劫掠斯巴达之时，拉西第梦人却紧急纠集军队，将埃托利亚人杀得片甲不留。斯巴达城随后被菲洛波门说服，加入了亚该亚联盟。因此埃托利亚人的精心策划不仅终告失败，而且适得其反：几乎整个伯罗奔尼撒都统一掌握在反对派手中。

在卡尔西斯，形势也并不乐观，因为尤比亚的厄瑞特里亚（Eretria）和伽利都斯（Carystus）的公民亲附罗马，卡尔西斯的罗马党请他们及时前来援助，共同对抗埃托利亚人和卡尔西斯的流民。另一方面，埃托利亚人成功占领了德摩特利亚斯，因为此城原先被分配给马格内西亚人，他们不无理由地忧惧罗马已经许诺将这座城市交给腓力，以报答他派兵援助抵御安条克；而且反罗马派领袖犹利洛库被召回城，几支埃托利亚骑兵分遣队托辞护送犹利洛库，设法潜入德摩特利亚斯。如此一来，马格内西亚人一半出于自愿，一半由于被胁迫，加入了埃托利亚阵营，埃托利亚人借此成功引起塞琉古王朝的注意。

安条克与罗马关系破裂

安条克已经下定决心。尽管安条克通过外交上派遣使臣试图缓和与罗马的关系，尽量拖延与罗马决裂，但是这已经无法避免了。弗拉米尼努斯在元老院仍然对东方事务有绝对发言权，早在罗马纪元561年即公元前193年春，他就向安条克的使臣梅尼普（Menippus）和海吉西那斯（Hegesianax）表明了罗马的最后条件，安条克有以下两种选择：其一，撤出欧洲，随意处置亚洲；其二，保留色雷斯，将士麦拿、朗萨古以及亚历山大利亚·特罗亚交出，成为受罗马保护的领土。

以弗所是安条克在小亚细亚的主要军事基地以及总部，罗马纪元562年即公元前192年春，安条克再次与罗马元老院的使者普布里乌斯·苏尔庇奇乌斯（PubliusSulpicius）和普布里乌斯·维里乌斯（PubliusVillius）于此讨论这些要求。双方谈判破裂，离席时都认定两国不可能和平解决争议。自此，罗马也决定开战。就在当年（罗马纪元562年即公元前192年）夏季，一支由30只战舰、载着3000名士兵组成的罗马舰队，在奥鲁斯·阿提里乌斯·塞拉努斯（Aulus Atilius Serranus）的率领下抵达吉庭海岸，他们的到来加速了亚该亚人和斯巴达人缔结盟约。西西里和意大利东海岸都有罗马重兵把守，以便防备任何登陆的企图。一支罗马陆军部队可望于同年秋季到达希腊。

罗马纪元562年即公元前192年春，弗拉米尼努斯受元老院指示往赴希腊，去挫败反对派的阴谋，尽量弥补之前不得其时撤离希腊产生的后果。埃托利亚人早就已经在公会中正式通过了对罗马宣战的决议。但弗拉米尼努斯派遣一支由500名亚该亚人和500名帕加玛人组成的军队进驻卡尔西斯，为罗马人成功地保住了这座城市。他还尝试恢复德摩特里斯，马格内西亚人却动摇了。

虽然安条克本来打算在开战之前就征服小亚细亚的若干个城市，但到此时这些城市仍固守不屈，如果安条克不想让罗马人重新掌握主动权，弥补因两年前将守军撤出希腊而失去的所有有利条件，那么登陆欧洲就已经刻不容缓了。安条克纠集手头的战船和部队——只有40艘甲板船以及步兵10000名，此外还有500骑兵、战象6头——由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出发向希腊进发。罗马纪元562年即公元前192年秋季，安条克登陆帕伽赛湾（Pagasaean）的普台琉（Pteleum），并迅速占领与其毗邻的德摩特里亚斯。大概与此同时，罗马执政官马尔库斯·巴比乌斯（Marcus Baebius）率领一支兵力大约25000人的军队登陆阿波罗尼亚。战争一触即发。

小国立场——迦太基与汉尼拔

反罗马联合声势浩大，安条克挺身而出，成为这一联合的首领，但是一切都维系于该联合的实现程度。首先按照计划，鼓动罗马在迦太基和意大利的敌对势力。纵观汉尼拔的一生，他的不幸就在于迂腐且器量狭小，却思谋宏伟而高尚，在以弗所朝廷上也是如此。该计划的实施并未取得任何成果，还牵累了几位迦太基爱国人士，迦太基人别无选择，只能对罗马表示绝对服从。

迦太基当局对汉尼拔不再热心——此人太过胆大，朝中朋党无所适从。他们尝试使用了所有这些荒谬的计策，比如罗马人以汉尼拔的名字恐吓孩童，他们就诬陷汉尼拔与罗马使者串通。安条克大王与其他无足轻重的君主并无二致，投身于自我独立的事业，最易受被统治这一威胁的影响，安条克因此幡然醒悟：自己不应该允许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人凌驾于自己之上。因此，迦太基当局在大会上决定：今后仅允许这个腓尼基人参与次要事务以及建言献策——当然，保留条件是永不采用其建议。汉尼拔对这些乌合之众进行的报复，就是对所委任的差事来者不拒，而且还都能出色地完成。

小亚细亚诸国

在亚洲，卡帕多奇亚附庸安条克大王。与之相反，比提尼亚王普路沙一如既往站在势力较强的罗马阵营。犹美尼斯王仍然信守家族的古老政策，此时这种政策终于产生了预期的结果。他不仅严辞拒绝了安条克的提议，而且不断催促罗马尽快开战，犹美尼斯王期望战争可以扩大到他的王国。罗德岛人和拜占庭人仍站在旧盟友罗马阵营。埃及也归附罗马，提供给养和兵力支持，然而，罗马人并未接受。

马其顿

在欧洲，结果主要视马其顿王腓力的立场。如果抛却过去种种挫败和缺憾，与安条克联合也许是明智之举。但腓力向来容易被个人喜好所左右，而非基于这种考虑作出明智的决定。安条克这个言而无信的盟友，曾经任由腓力独自对抗双方共同的敌人，只想独吞战利品，并成为腓力在色雷斯屡屡生事的邻居，反观战胜国罗马却对他礼遇有加，因此腓力自然而然对安条克的仇恨更加强烈，对征服者罗马的仇恨反而更轻微。此外，安条克扶植觊觎马其顿王位的伪主，还大张旗鼓地掩埋暴露在奇诺斯法莱的马其顿人留下的白骨，因此深深地触怒了脾气暴躁的腓力。所以腓力诚心诚意，将他的全部兵力交由罗马人差遣。

希腊国力稍弱的城邦

希腊第二大国亚该亚联盟也坚决固守与罗马的盟约，其决心并不亚于第一大国马其顿。至于各小国，塞萨利人和雅典人依附罗马。雅典爱国党势力强大，弗拉米尼努斯调遣一支亚该亚守军进驻雅典的堡垒，爱国党才幡然醒悟。埃庇鲁人力求与双方保持和睦相处。因此，除了埃托利亚人，以及与邻近城市的一部分波西比亚人（Perrhaebians）联合的马格内西亚人，支持安条克的仅有下列国家：阿达马尼，国王阿密南德庸弱昏聩，却妄想登上马其顿王位；伯罗奔尼撒的埃里人和梅森人，他们往往会和埃托利亚人共同攻打亚该亚人。这的确是个充满希望的开端。埃托利亚人又将权利至高无上的元帅头衔授予安条克大王，这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而且双方一如既往地钩心斗角：安条克并未率领亚洲的千军万马前来作战，其兵力不过是平常执政官兵力的一半；希腊人也并没有全体拱手欢迎这位前来帮助他们脱离罗马统治的救主，有的只是一两股希腊游兵散勇，以及几群风流放荡的市民，他们与安条克大王志同道合，并提供兵力支持。

安条克在希腊

在希腊本土，安条克确实抢在罗马人之前先发制人。卡尔西斯有罗马的希腊盟军驻守，安条克首次招降之时，卡尔西斯人不为所动，但是当安条克率领全军向其进发时，他们便投降了；一支前来据守这座城市的罗马军队姗姗来迟，在德琉（Deliurn）被安条克歼灭。如此一来，罗马失去了对尤比亚的支配权。甚至到了冬季，安条克还打算与埃托利亚人以及阿迦那尼亚一起攻取塞萨利。他们占据了塞莫皮莱（Thermopylae），菲雷（Pherae）以及其他城市也被攻陷，但亚庇乌斯·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率领2000士兵从阿波罗尼亚赶来，解了拉利萨（Larisa）之围，并在此据守。安条克对冬季作战感到厌倦，宁可回到卡尔西斯，在舒适的军营中行乐消遣。安条克大王虽然年已五十，而且生性好战，但却在卡尔西斯娶了一位当地的美貌女子。罗马纪元562年至563年即公元前192年至前191年的冬天就这样过去了，这期间安条克只在希腊各地传送檄文，没有任何其他行动。一位罗马军官如是说：安条克以笔墨作战。

罗马人登陆希腊

罗马纪元563年即公元前191年初春，罗马军队抵达阿波罗尼亚。军队元帅是曼尼乌斯·阿其里乌斯·格拉布略（Manius Acilius Glabrio），他出身卑微，但却是一位令部下敬畏、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良将；舰队司令是盖乌斯·李维；军团指挥官中有西班牙的征服者马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以及路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虽然他们都曾身任执政，但是他们遵守罗马旧习，不辞再入军队，充任一介战将。他们率领战船和士兵前来增援，包括马西尼萨派来的努米底亚骑兵和利比亚战象。并受元老院允许，他们可以从意大利境外的同盟国获得5000人的补充兵力，因此罗马兵力上升至大约40000人。

安条克在初春时期率军至埃托利亚，由此漫无目的远征阿加那尼亚，闻知格拉布略率军登陆欧洲，便返回其总部，郑重其事与罗马军交战。但令人费解的是，由于他本人以及亚洲摄政的疏忽，增援部队根本不见踪迹，因此安条克手中只有前一年秋季登陆普台琉时率领的残军弱旅，而在荒颓的冬季驻营期，疾病和逃亡致使如今兵力已经锐减。埃托利亚人曾经承诺派遣大军前来赴战，但是当迫切需要他们援助时，他们却只给总司令安条克派去了不过4000人。罗马军队已经在塞萨利开始行动，罗马的先头部队与马其顿军队联合作战，将安条克戍守在塞萨利各城的军队尽皆逐出，并占据阿达马尼亚人的领土。罗马执政官率领军队主力随后而至，罗马全军集中于拉利萨。

塞莫皮莱之战，罗马人攻占希腊，埃托利亚人的反抗

面对各方面占尽优势的敌军，安条克并没有选择全速退回亚洲，撤出战场，而是决定在其占领的塞莫皮莱坚城自守，在此等待亚洲的救援大军到来。安条克亲自率军据守主隘道，并命令埃托利亚人据守那条之前薛西斯（Xerxes）经过的包抄斯巴达人的山路。但是埃托利亚的部队中只有一半愿意听从总司令的派遣，其余2000人却进入邻城赫拉克莱亚，除了在战争进行时试图突袭罗马的营寨外，他们没有任何作为。

驻守在高地上的埃托利亚人负有监察放哨的职责，甚至他们都玩忽职守。埃托利亚人在迦里兜穆山（Callidromus）的据点遭到加图的突袭，亚细亚方阵受到执政官的正面攻击，当罗马军从侧面冲下来时，方阵一溃而散。安条克既没有事先做好任何防备，也不想撤退，他的军队一部分在战争中身亡，一部分在逃跑的途中惨遭杀戮；一小股兵力奋力杀出重围，抵达德摩特利亚斯，安条克率领500名士兵仓皇逃回卡尔西斯。他匆忙登船逃往以弗所，除了色雷斯的属地外，安条克丧失了欧洲的所有领土，而且各个要塞也都无力防守：卡尔西斯向罗马人投降，德摩特利亚斯向腓力投降。腓力即将攻陷拉弥亚（Lamia）之际，罗马执政官令其放弃该城，作为补偿，罗马人允许腓力统治塞萨利本土所有曾经投降安条克的公社，甚至将与埃托利亚毗邻的度洛庇亚（Dolopia）以及阿裴郎沙（Aperantia）也交给腓力管理。

所有之前声明支持安条克的希腊人都急忙向罗马人求和：埃庇鲁人低三下四地恳求罗马人原谅其之前模棱两可的行径，彼奥提亚人斟酌再三后投降，埃里人与和梅森人都归顺了亚该亚人，不过后者在归顺前作了一些抵抗。汉尼拔曾向安条克预言：希腊人愿意向任何战胜者屈服，所以千万不可依赖他们。甚至当埃托利亚人的军队被围困在赫拉克莱特，在顽强抵抗后被迫屈服时，也想与盛怒之下的罗马人缔结和约，但是罗马执政官提出的要求过于苛刻，安条克又及时送来钱款，埃托利亚人才敢再一次中断谈判，在受到围攻的情况之下，于瑙帕克图斯（Naupactus）坚守了整整两个月。瑙帕克图斯已经陷入绝境，到底是城破人亡还是投降应该下个决断，已经不能再延缓了。弗拉米尼努斯一直努力挽救每一个误入歧途的希腊公社，避免产生最糟糕的后果或者受到更粗暴的同僚的严苛对待，先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予以调停，并商定停战协议。这至少暂时结束了希腊的武装反抗。

海上大战以及准备远渡亚洲，波里森尼达与鲍西斯塔图斯，阿斯本都海战，迈翁尼苏岬之战

在亚洲，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这场战争似乎十分凶险，其原因不在于敌人声势浩大，而是由于距离遥远，而且与本国的交通充满艰难险阻，然而因安条克目光短浅、刚愎自用，除了在本国攻击敌军外，他没有任何结束战争的良策。罗马人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海上安全。在征战希腊其间，罗马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切断希腊与小亚细亚之间的海上交通，大概在塞莫皮莱之战期间，罗马舰队在安德罗成功击败一支强大的亚细亚运输船队，之后，于次年承担运送罗马军队至亚洲的任务，并以将敌军舰队驱逐出爱琴海为首要任务。敌军舰队停泊在奇苏港（Cyssus），该港坐落于由爱奥尼亚伸向契欧的舌形地带。

盖乌斯·李维率领一支舰队，由75艘罗马甲板船、24艘帕加玛甲板船以及6艘迦太基甲板船组成，到该处搜寻敌军舰队。叙利亚舰队司令波里森尼达（Polyxenidas）是罗德岛的移民，只有70艘甲板船与李维率领的舰队相抗衡，但是，由于罗德岛的战船还未前来与罗马舰队相会，而且波里森尼达自恃其战船，尤其是推罗和西顿的战船装备精良，所以敢即刻应战。双方交战之初，亚细亚人成功击沉一艘迦太基战船；但是当双方展开战斗时，罗马人以骁勇占上风，敌军仅仅是因为划船和行驶速度快，损失的战船不过23艘。在乘胜追击的过程中，罗德岛人的25艘战船与罗马舰队会合，因此罗马人在这些海域中的优势地位倍加确定。自此以后，敌军舰队便躲进了以弗所港，因为无法将其诱出，波里森尼达不敢冒险再战，罗马与盟国的联合舰队就解散过冬，罗马的战船驶入帕加玛邻近的迦恩港（Cane）。

冬季期间双方都忙于为下一次交战作准备。罗马人试图争取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站到自己这一边。亚细亚王曾多次试图占据士麦拿，士麦拿不屈不挠、抗争到底，现在却热情欢迎罗马人的到来，在萨摩斯、契欧、埃利特雷（Erythrae）、克拉佐美尼（Clazomenae）、浮西亚、库迈等地，罗马党也占优势。安条克决定，如果可能，必须阻止罗马渡过海域进入亚洲，因此他一心指挥海军备战，令波里森尼达整顿装备战船，并增加驻守以弗所的舰队，令汉尼拔在里西亚（Lycia）、叙利亚和腓尼基组建一支新舰队。此外，安条克还从其疆域辽阔的帝国各地征兵组成一支强大的陆军，纠集于小亚细亚。次年（罗马纪元564年即公元前190年）年初，罗马舰队再次行动。这次罗德岛人舰队的36艘战船来得很早，盖乌斯·李维令其留在以弗所海面监视敌军舰队的一举一动，按照李维的指令罗马和帕加玛舰队的大多数战船开赴赫勒斯滂，旨在夺取该处的要塞，为陆军渡海开辟道路。塞斯都已经被占领，阿卑多斯也战况告急，这时罗德岛舰队战败的消息传来，李维不得不回兵。罗德岛舰队总司令鲍西斯塔图斯（Pausistratus）被其国人想要叛安条克的说辞所欺骗，疏于防范，在萨摩斯港遭到敌人偷袭；鲍西斯塔图斯本人战死，所率舰队除五艘罗德岛战船以及两艘科恩（Coan）战船外，其余全被击毁。萨摩斯、浮西亚以及库迈闻讯，便投奔塞琉古，塞琉古在上述地点代替其父充当陆军元帅。

但是当罗马舰队陆续从迦恩和赫勒斯滂赶来，并与随后而至的二十艘罗德岛新战船集结于萨摩斯，波里森尼达再次被迫退守以弗所港。由于波里森尼达拒绝与罗马在海上交战，而且罗马兵力不足，无法发动陆上进攻，罗马舰队只好照例退守萨摩斯。同时，罗马的一支分舰队驶往里西亚沿海的帕达拉，其目的一部分是援助罗德岛人抵御敌军的猛烈攻击，主要目的是拦截汉尼拔率领即将到来的敌方舰队，不让其进入爱琴海。但是奉命派往帕达拉（Patara）的分遣舰队未完成以上所述任务，彼时新上任的舰队司令路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雷古鲁斯（Lucius Aemilius Regillus）从罗马亲率20艘战舰赶来，并于萨摩斯从盖乌斯·李维手中接任执政之位，闻讯勃然大怒，率领全部舰队开往帕达拉。途中，其部下军官苦苦劝谏，表明他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占领帕达拉，而是掌控爱琴海的制海权。雷古鲁斯恍然大悟，听从部下的建议返回萨摩斯。同时，在小亚细亚大陆，塞琉古开始围攻帕加玛，而安条克率领军队主力在帕加玛领土以及米提利尼岛（Mytilenaeans）的大陆属地大肆掠夺，他们想在罗马援军到来之前，将他们恨之入骨的阿塔鲁斯王朝彻底摧毁。

罗马舰队开往埃勒亚（Elaea）和阿德拉米提乌姆港（Adramytium）援助盟国，但是由于舰队司令兵力不足，并未取得任何成果。帕加玛似乎已经无法挽救了，但由于敌军的包围并非水泄不通，趁敌人懈怠疏忽之际，犹美尼斯命令狄欧方尼（Diophanes）率领亚该亚援军攻入城内，狄欧方尼大胆出击，所向披靡，高卢佣兵奉安条克之命前来攻城，这个时候不得不解围撤退。

在南部海域，安条克的计划也遭到挫败。汉尼拔所率舰队由于受到持续的西风干扰，耽搁了很长时间，最后尝试进入爱琴海。但是在犹利梅顿（Eurymedon）河口，潘菲里亚（Pamphylia）的阿斯本都（Aspendus）海面，汉尼拔与犹达穆（Eudamus）所率的一支罗德岛舰队不期而遇，双方随即交战。罗德岛人的战船装备精良，海军军官也有勇有谋，虽然汉尼拔能征善战，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据优势，但胜利的天平最终倾向了罗德岛人这一方。这是迦太基勇士的首次海战，也是汉尼拔对罗马的最后一次战争。罗德岛舰队得胜之后驻守于帕达拉，在此挫败这两支亚细亚舰队会合的企图。

在爱琴海，帕加玛战船被分遣到赫勒斯滂援助到达该地的陆军，因此驻守在萨摩斯的罗马、罗德岛舰队实力大减，结果比波里森尼达所率舰队还少九艘战船，反遭波里森尼达攻击。罗马纪元564年即公元前190年，按照未修订的历法是12月23日，按照已修订的立法大概在8月底，双方交战于泰奥斯（Teos）和科洛丰（Colophon）之间的迈翁尼苏海岬（Myonnesus），罗马人突破敌军防线，将其左翼完全包围，俘获或击沉敌舰达42艘。为了纪念此次胜利，罗马人在玛尔提乌斯（Martius）平原建起了一座海神庙宇，上面刻有一首萨突尼亚体诗，在此后数百年，该铭文总在向罗马人无声地宣示：亚细亚人的舰队以及全体陆军是如何在其国王安条克眼皮子底下被打败，罗马人如何因此“平息这次大争端，征服众君主”。自此以后，敌军战船再也不敢冒险在辽阔的大海上露面，也不敢试图阻挠罗马陆军渡海行军。

远征亚洲

扎玛的征服者普布里乌斯·西庇阿被选任指挥罗马军队在亚洲大陆上作战。其兄路奇乌斯·西庇阿名义上是最高统帅，但此人既非智力超群，亦无军事才能，所以实际上是普布里乌斯·西庇阿（Lucius Scipio）掌权。后备部队一直驻守在意大利南部，此时奉命前往希腊，格拉布略的军队被派往亚洲。元帅人选确定后，参加过汉尼拔战役的5000名老兵自愿入伍，希望在他们爱戴的首领麾下继续冲锋陷阵。在罗马旧历七月，即公历的三月，西庇阿兄弟来到军中，正式拉开亚洲战役的序幕，但一开始就陷入与孤注一掷的埃托利亚人无休无止的战斗中，这意料之外的冲击令他们内心郁悒不安。

元老院见弗拉米尼努斯对希腊人太过仁慈，便向埃托利亚人提出条件：要不就支付十分高额的战争赔款，要不就无条件投降，二中选其一，因此逼得埃托利亚人再动干戈，没有人知道这山中堡垒的战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西庇阿与他们缔结六个月的停战协议，这才摆脱这个大麻烦，然后继续向亚洲进军。因为敌军只有一支舰队被封锁在爱琴海，而另一支舰队从南部赶来，虽然有罗马分舰队奉命拦截，但也不日就可到达爱琴海海域，因此西庇阿可取的做法似乎该是陆上行军，经由马其顿和色雷斯，然后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在陆上行军可以预想没有任何大的困难，因为马其顿王腓力可以完全信任，比提尼亚王普卢沙也与罗马结盟，罗马舰队可以毫不费力占据赫勒斯滂海峡。罗马军队沿着马其顿和色雷斯海岸长途劳苦进军，最终成功无虞抵达目的地。腓力一方面为罗马军提供物资援助，一方面设法让色雷斯的蛮族善意接待他们。然而罗马军队因此花费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是由于与埃托利亚人交战，一方面由于长途行军，大约在迈翁尼苏之战时，他们才到达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但西庇阿在亚洲的运气出奇地好，正如之前在西班牙和非洲那样，一路逢凶化吉、顺利进军。

罗马人通过赫勒斯滂

收到迈翁尼苏的战报后，安条克惊慌失措，对战局完全失去了判断。在欧洲，里西马其亚守军实力强盛，而且城内粮草充足，城内居民对复兴此城的亚细亚王忠心耿耿，安条克却下令守军和居民撤出里西马其亚，然而埃奴和玛罗尼亚（Maronea）同样也有守军和府库，但是安条克却忘记将守军撤出、将府库焚毁。当罗马人即将于亚细亚海岸登陆时，安条克没有作任何防御准备，反而在敌军大肆登陆时，于萨迪斯（Sardes）耗费时间抱怨命运不公。毫无疑问，如果他能筹备防守里西马其亚，直到距离当时已经不远的夏末，将大军移师驻守在赫勒斯滂，西庇阿将被迫在欧洲海岸驻营过冬，而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位置都十分危险。

罗马人在亚洲海岸离船登陆后，就地停留数日，一方面为了稍作休整，一方面等待由于履行宗教义务而耽搁的首领西庇阿，安条克大王派遣使臣前来罗马军营议和。安条克表示愿意赔付一半战争费用，并愿意割让其欧洲属地以及所有小亚细亚已经投降罗马的希腊城市；但西庇阿要求赔偿全部战争费用，并交出整个小亚细亚。西庇阿表示，如果军队尚且还在里西马其亚城下，甚至还在赫勒斯滂海峡的欧洲一方，前一种条件可以接受；但现在战马已经识得衔辔，甚至已然识得乘坐它的士兵，这样的条件已经不足以心动了。安条克大王想按照东方的方法用一笔钱款同敌人媾和——交出半年财政收入——西庇阿断然拒绝。西庇阿的儿子被俘虏，安条克大王不提任何条件就将其送还，西庇阿以一种高傲的市民情怀，友好地建议可以接受任何条件的求和。这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如果安条克抱有延长战事的决心，可以退回内地，诱使敌军来追，最后取得较好的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安条克认为西庇阿故作骄纵、目中无人，他怒从中来，又不愿同敌人打持久消耗战，于是将其麾下庞杂不堪、组织无纪的乌合之众迅速投入战场，抵御罗马兵团的突袭。

马格内西亚之战

罗马纪元564年即公元前190年晚秋，罗马军队在距士麦拿不远、马格内西亚附近，赫尔穆斯（Hermus）河谷的席庇鲁斯（Sipylus）山麓与敌军不期而遇。安条克军队兵力将近80000人，其中12000骑兵；罗马军队——加上埃托利亚人、帕加玛人以及马其顿志愿兵总共的5000人——兵力几乎不及安条克的一半，但是他们怀有必胜的信念。罗马军元帅抱病留居埃拉亚（Elaea），他们甚至等不了西庇阿康复，于是由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GnaeusDomitius）代其统领军队。安条克为了能够排兵列阵，甚至将其所率大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轻装兵占多数，还有轻盾队、弓手、轮索人、密塞人（Mysians）、达赫人（Dahae）和埃里迈人（Elymaeans）的骑射兵、骑单峰驼的阿拉伯人以及镰车；在第二部中，重装骑兵（Cataphractae，一种披甲骑兵）列在军队两翼，靠近骑兵在中间的是高卢和卡帕多西亚步兵，正中心是仿照马其顿式装备的方阵，人数达16000人，是全军的精锐，然而在狭窄的空间内无用武之地，不得不列成纵深32层的双重队伍。在这两部之间列着54匹战象，分属于方阵和重装骑兵的中队。罗马人只将寥寥几队骑兵列在左翼，并以河流作为屏障，大部分骑兵以及所有轻装部队列于犹美尼斯所率的右翼，罗马兵团位于军队中心位置。

犹美尼斯命令弓手和轮索手攻打镰车、射击驮镰车的马，以此拉开战争序幕。顷刻之间，不仅这些受到攻击的镰车陷入一片混乱，而且驻守在其旁边的驼兵也被冲得七零八落，甚至在第二部，列于左翼后方的重装骑兵也陷入了混乱。犹美尼斯这时率领全部的3000名骑兵，猛攻位于第二部方阵和重装骑兵之间的雇佣兵，当其溃败退走之时，早已陷入紊乱的披甲骑兵也四处逃窜。方阵刚刚让轻装步兵穿过整列，准备进攻罗马兵团，侧翼又受到敌军骑兵的攻击，不得不停止进攻，在两侧排列成战线——其阵势纵深有利于这样调整。如果亚细亚的重装骑兵在附近，战局还有挽回的余地，但是左翼已经溃散，而安条克亲自率领的右翼，已经前去追击对面的小队罗马骑兵，直抵罗马营寨，罗马人奋力抵抗才挡住攻击。这样一来，在一决胜负的关键时刻，安条克的骑兵竟然不在决战的位置。

罗马人小心翼翼，不让兵团与敌军方阵正面交锋，而以弓手和轮索手去攻打，安条克的方阵士兵密密麻麻，拥挤不堪，成为众矢之的，而罗马士兵投射的武器几乎百发百中。然而方阵徐徐退去，井然有序，但在空隙处的战象似乎受到惊吓，冲破阵列，于是全军尽皆仓皇逃窜。守住营寨的尝试终告失败，徒增阵亡和俘虏的数量。安条克损失兵力预计有50000人，考虑到当时混乱不堪的情形，这个数字并非夸大其辞；罗马兵团并未参与战斗，经过此次胜利，罗马人拥有了第三个洲，代价仅为24名骑兵，300名步兵。小亚细亚向罗马投降，甚至包括以弗所以及朝廷所在的萨迪斯在内，亚细亚舰队司令急忙将舰队撤离以弗所。

缔结和约，远征小亚细亚的凯尔特人，整顿小亚细亚事务

于是亚细亚王求和，并接受罗马人提出的条件，即罗马人战前提出的条件，因此包括割让小亚细亚这一项。在条约得到批复之前，军队继续驻守在小亚细亚，费用由安条克承担，这样一来他花费不少于3000塔兰特（折合730000英镑）。安条克心宽体胖，不久便将半数国土沦陷抛之脑后，他还明言感激罗马为其解决了治理庞大帝国的烦恼，这正是他性格的比照。但是在马格内西亚一战之后，亚细亚便被清出了强国之列，也许从来没有哪个强国，像安条克大王统治下的塞琉古王朝一样，衰落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且如此声名狼藉。不久之后（罗马纪元567年即公元前187年），他亲自到波斯湾海湾深处的埃里迈，掠夺该处一座贝尔庙，以填充其空虚的府库，激起当地居民的愤慨，安条克也因此丧命。

战争胜利后，罗马政府必须着手处理小亚细亚和希腊的事务。如果罗马要在这里建立牢固的统治基础，仅仅让安条克放弃对其控制权是远远不够的。此处的政治局面在前文已有叙述。爱奥尼亚和埃欧里亚沿海的希腊自由城市，以及帕加玛王国，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它们毫无疑问是新罗马主权的天然支柱，而且罗马实际上在这里也挺身而出，作为同族希腊人的保护者。但是小亚细亚内陆以及黑海北部海岸的统治者们很早就已经不向亚细亚王俯首称臣了，仅与安条克签订了协议，罗马人无法获得小亚细亚腹地的统治权，因此将今后罗马实际的控制范围划分出来十分有必要。而最关键的是亚细亚希腊人与已在当地定居百年的凯尔特人之间的关系。凯尔特人已经正式将小亚细亚瓜分，三个州各自在占据的领土范围内征收固定的捐税。

帕加玛统治者倾力领导，因此得以跻身世袭王位继承者，其市民已摆脱这种束手束脚的限制；而希腊艺术近年来重见天日的璀璨成就，正是源于最后由民族爱国情怀支撑的希腊战争。但这不过是一次强大的反击，而非决定性的胜利。帕加玛要维护其城市的安宁，必须不断使用武力对抗东部山区野蛮游牧部落的袭击，其余大多数希腊城市也许仍保持着此前的依存状态。

如果罗马对希腊人的支配权在亚洲并非徒有虚名，那么其新的附庸地对凯尔特人的纳贡义务必须解除，因为根据罗马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在希腊、马其顿半岛，更不允许在亚洲自有领土以及与此有关的领土派兵长久驻扎，因此罗马人实际上别无他法，只能将罗马军队开赴到罗马势力范围所及之处，迅速在整个小亚细亚，尤其是凯尔特人州郡，建立起新的主权。

格涅乌斯·曼利乌斯·弗尔索（Gnaeus Manlius Volso）在小亚细亚接替路奇乌斯·西庇阿，成为罗马人的新元帅，而弗尔索要做的正是此事，他因此遭到严厉的指责。元老院中一些成员对政策上的新转变持反对意见，他们既未看到这场战争的目的，也没看到不得不发动战争的理由。第一种针对这场战争产生的反对意见实际上是目标不明确的结果。罗马政权再次干涉希腊事务之后，战争反而是干涉的必然结果。罗马对希腊整体行使支配权是否可取，毫无疑问是值得考量的，但是从弗拉米尼努斯及其领导的多数派当下的立场来看，推翻伽拉特政权，实际上不仅事关罗马名誉，而且是明智之举。更合情合理的反对观点是，当时没有对伽拉特人开战的正当理由，因为严格来说，他们并未与安条克结盟，而只是根据自己的惯例允许他在国内征集雇佣军。但是另一方面，具有决定性的考虑是：只有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才能向罗马公民要求派遣军队前往亚细亚，如果这种远征确有必要，提出的要求一概都会被赞同，并且即刻发动当时驻守在亚洲的得胜之师。

因此，罗马纪元565年即公元前189年春季，在弗拉米尼努斯以及赞成其观点的元老院成员影响之下，远征小亚细亚内陆的战争顺利进行。弗尔索从以弗所出发，在迈南德河（Maeander）上游以及潘菲里亚向当地城市和君主大肆征收战争费用，然后转而北上，攻打凯尔特人。凯尔特人西部的托里斯托包吉州人已经携带自己的财产撤退到奥林匹斯山，中部的特克托吉州人也撤退至马伽拔山（Magaba），希望能在该地防御敌人，可以挨到冬天来临，届时罗马人会被迫撤军。但是罗马轮索手和弓手不断投射武器——罗马人因此屡屡扭转战局，凯尔特人对这种武器不甚了解，大概就像近代的枪炮火器将野蛮部落打得落花流水——猛烈攻打山头高地，凯尔特人战败投降，他们此前在波河以及此后在塞纳河（Seine）上也屡次遭遇这样的溃败，但是这次在亚洲的战败，与这个北方民族出现在希腊和弗里吉亚等民族中的整个现象一样稀奇。在这两个地方惨遭杀戮的凯尔特人不计其数，被俘虏的更是数不胜数。幸存者渡过哈里河，逃往凯尔特人的第三个州特罗克密，罗马执政官没有对这个地方发动进攻，因为哈里河是当时罗马领导人商定必须停战的边界。佛里几亚、俾斯尼亚以及帕菲拉格尼亚从此依附于罗马，位于这几个地方以东的地区仍然保持独立状态。

罗马人处理小亚细亚的事务，一部分通过与安条克缔结和约（罗马纪元565年即公元前189年）的方式完成，一部分通过罗马执政官弗尔索主持的委员会颁布法令的方式处理。安条克必须向罗马派送人质，其中包括与其同名的少子，而且要支付战争赔款——数额与亚细亚的财力成比例——15000尤比亚塔兰特（折合3600000英镑），先缴纳其中五分之一，其余分十二年付清。此外，安条克还须割让全部欧洲属地，在小亚细亚，北至陶鲁斯山，西至位于帕姆菲利亚、阿斯彭都斯和裴伽之间的彻特鲁斯河口，这些地区也要求割让给罗马，因此安条克在小亚细亚仅拥有帕姆菲利亚东部以及西里西亚。安条克对小亚细亚各王国及封邑理所当然也失去了支配权。

亚细亚，或者按照塞琉古王国此后通常地，也更适当地称之为叙利亚，不再具有对西方国家发动扩张战争的权利，并且在防御战争中，不得在和约缔结时获取本来属于西方国家的领土；此外，除了运送使者、人质以及贡品外，其战船不得航行至西里西亚的迦里卡德奴河（Calycadnus）河口以西；除了防御战争的需要，不得保持超过十艘甲板船，不得训练战象；最后，不得在西方国家招募雇佣兵，也不得接纳西方国家的政治难民以及叛徒进入自己的朝廷。安条克将超过规定数额的战船、拥有的战象以及投靠他的政治难民尽皆遣散。作为补偿，安条克大王被授予“罗马共和国之友”的称号。如此一来，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叙利亚都永远被完全驱逐出西方。在所有被罗马征服的大国中，只有塞琉古王国在第一次战败后再也没有兴兵再战，这足以见得这个王国的衰落和散漫。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的两部分，这个时候至少仍然在名义上是亚细亚管辖的领土，如果的确不是按照罗马的和约，那么也是受其影响，转化成了独立的王国。它们的统治者，阿尔塔西阿斯和扎里阿德里斯，成为新王朝的缔造者。

卡帕多奇亚

阿利亚拉底（Ariarathes）是卡帕多奇亚国王，其领土在罗马人划定的管辖范围之外，以赎金600塔兰特（折合146000英镑）重获自由。之后在其女婿犹美尼斯的周旋下，赎金减半。

比提尼亚

比提尼亚国王普卢沙保留原来的领土，凯尔特人的领土也得以保留，但是他们被迫承诺不再将武装部队派遣到境外，小亚细亚城市向其纳贡的丑事也自此终了。亚细亚希腊人对罗马人感恩戴德，并以金冠和非凡的颂词铭记罗马人给予他们的帮助。

希腊自由城邦

在小亚细亚的西部，领土调整面临着重重困难，尤其是犹美尼斯在当地奉行的政策与希腊城市同盟政策相冲突，领土问题更为棘手。最后，双方达成以下谅解：所有原先自由的希腊城市，在马格内西亚之战当日与罗马人并肩作战的，其自由均受承认，这些城市除此前就向犹美尼斯纳贡的外，今后不必向各诸侯纳贡。这样一来，达尔达奴城以及上溯到埃涅阿斯时期就与罗马建立密切关系的伊里翁城，还有奇密、士麦拿、克拉松美尼、埃利德雷、契欧、科罗丰、美里塔司以及其他著名的古城，都重新获得了自由。浮西亚在投降后遭到罗马舰队士兵的劫掠，虽然并不在缔结合约的规定范围中，但作为补偿，他们重获领土与自由。大多数希腊、亚细亚城市同盟都得到了额外的领地以及其他利益。罗德岛人得到的报酬自然最多，他们获得了特尔密苏（Telmissus）以外的里西亚以及迈南德河以南迦利亚大部，此外，安条克保证罗德岛人在王国内的财产和权利，以及他们一直享有的免税权。

帕加玛王朝的扩张

其余所有希腊国家中，阿塔鲁斯王朝占据战利品的绝对多数，阿塔鲁斯（Attalids）自古以来就对罗马尽忠尽职，而且犹美尼斯在这场战争中饱尝艰辛，他个人又在决战中立下汗马功劳，所以他受到比其他罗马同盟国更丰厚的奖赏。犹美尼斯在欧洲得到包括里西马其亚在内的刻尔松尼斯；在亚洲，除了本来就属于他的密西亚外，赫勒斯滂海峡上的弗里吉亚、包括以弗所和萨迪斯在内的吕底亚、包括特拉勒和马格内西亚在内直抵南德河的迦利亚北部地区、大弗里吉亚和连同西里西亚一部分的里考尼亚、位于弗里吉亚和里西亚之间的密里亚地区，以及作为南部海域港口的里西亚境内城市特尔密苏，都划属犹美尼斯的势力范围。

关于潘菲利亚的归属权，之后犹美尼斯和安条克为此引发争端，最后只好根据规定边境内外以及距离来规划边界，将争议地区划分给前者或后者。此外，犹美尼斯还取得对希腊未完全独立城市的管辖权以及征税权，但是按照规定这些城市可以保留特许状，纳贡的数额不允许提高。再者，安条克必须承诺支付欠下犹美尼斯父亲阿塔鲁斯350塔兰特（折合85000英镑）的债款，并支付127塔兰特（折合31000英镑）以补偿粮食供应欠款。最后，犹美尼斯还得到安条克交出的王室森林以及战象，但是安条克交出的战船则尽皆焚毁，因为罗马不容许能与之抗衡的海上强权国家的存在。

这样一来，阿塔鲁斯王国成就了在东欧以及亚洲的地位，正如努米底亚在非洲的地位，成为实行专制政体但附属于罗马的强国，控制着叙利亚和马其顿，并且除了十分特殊的情况外，不需要罗马的帮助就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权谋所要求的是创造这种势力，对共和政治和对希腊民族的同情心以及虚荣所要求的是解放亚细亚希腊人，罗马人已经尽可能地将二者联系起来。至于陶鲁斯山和哈里斯河以东地区的事务，他们全然置之度外，这在与安条克签订的和约中有明确的表现。从罗德岛人为西里西亚的梭里城请求罗马保证其自由时，遭到元老院严词拒绝中，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们也忠诚地坚持不保有直接海外属地的原则。

罗马纪元566年即公元前188年夏末，罗马舰队远征克里特，将被贩卖至此沦为奴隶的罗马人释放后，罗马海军与陆军便撤离亚洲。此次行军罗马陆军再次经过色雷斯，由于将军的疏忽，在途中遭到当地野蛮人的攻击，损失惨重。罗马人只载着荣誉和黄金归来，当时人们习惯将荣誉和黄金合二为一，致谢辞化为实质的形式，即金冠。

希腊纷争妥善解決，与埃托利亚人和解

欧洲希腊也受到这场亚洲战争的影响，需要调整重组。埃托利亚人没有自知之明不安于无足轻重的状态，于罗马纪元564年即公元前190年春季与西庇阿缔结和约后，不仅通过他们在塞法伦尼亚的海盗船给希腊和意大利之间的交通充满困难和风险，而且在停战协议可能还未到期的时候，就被谣传的亚洲事态所蒙蔽，愚蠢地再次扶持阿密南德登上阿达马尼王位，腓力占据着埃托利亚与塞萨利之间的地区，埃托利亚人断断续续向腓力发动多次战争，其间腓力屡遭挫败。在此之后，罗马对其求和以执政官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诺比洛率军登陆回应。

罗马纪元565年即公元前189年春季，诺比洛来到军中，在围攻十五天之后，以对守军而言光荣的投降条件，占据安伯拉西亚；同时马其顿人、伊里利亚人、埃庇鲁人、阿加那尼亚人以及亚该亚人都对埃托利亚人发动了猛烈攻击。埃托利亚人并未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反抗，他们再三求和，最后罗马人停战，并且同意接受敌人给出的条件。鉴于埃托利亚人的可鄙和恶毒，这些条件可以说合情合理。埃托利亚人失去了本来属于敌人的所有城池和领土，尤其是安伯拉西亚，该城之后由于罗马策划反对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的阴谋，成为独立自由的城市，而厄尼底亚则割让给了阿加那尼亚人，同样他们还割让了塞法伦尼亚。埃托利亚人自此丧失了发动战争与谈判求和的权利，在那些方面按照罗马的外交关系周转。

最后，埃托利亚人还支付了一笔高额赔款。塞法伦尼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对该条约，但是当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率军登陆，便立刻屈服了。实际上，萨美的居民担忧他们地理位置优良的城市会被罗马殖民剥夺，在首次投降后又起兵反叛，足足被围攻了四个月。然而在城池最终陷落后，其全部居民被卖作奴隶。

马其顿

在这件事情上，罗马坚持将其自身限制在意大利以及意大利岛屿范围内的原则。除了罗马人想要获取的塞法伦尼亚和查金都这两座岛屿，用以为科西拉属地以及亚得里亚海其他海军基站提供物资供应，罗马人没有获取任何战利品，其他战争所得的领土都分配给了罗马的盟国。但是其中最为举足轻重的两个盟友——腓力和亚该亚人——对所得战利品十分不满。腓力心有不平也情有可原，他大可无虞地声明，此前战争的主要障碍并非在于敌人的性质，而是因为距离遥远，行军安全无法得到确保，而这些障碍正是腓力忠实协助才得以扫清的。

元老院也承认这一点，免除了腓力欠下的债款，送还了他上交的人质，但是腓力并未得到自己期盼的领土增加。他得到了马格内西亚人的领土，以及从埃托利亚人手中夺取的德摩特利亚斯；此外多洛庇亚、阿达马尼亚以及色雷斯部分地区曾经属于埃托利亚人，腓力将埃托利亚人逐出，因此这些地方也受到他的实际控制。在色雷斯，内陆地区仍在马其顿的控制范围内，但是沿海城市以及实质上受到腓力掌控的塔索斯岛和雷蒙诺岛充满着变数，而刻尔松尼斯甚至明文规定交给犹美尼斯。不难理解犹美尼斯之所以千方百计获取欧洲属地，是为了在必要时既能控制亚洲，亦能控制马其顿，这位自傲而且在诸多方面表现得侠骨柔肠的君主此时懊恼不堪其实情有可原。然而罗马此举并非有意欺骗，而是在政治上无法避免的必然选择。马其顿曾经是一等一的强国，而且曾经对罗马发动战争，双方一度势均力敌，如今却饱受罗马的牵制。罗马人提防马其顿再次跻身强国行列，比提防迦太基更具有正当理由。

亚该亚人

亚该亚人就另当别论了。他们早就有将整个伯罗奔尼撒纳入亚该亚同盟的意愿，而这一意愿在与安条克的战争中得到了圆满。首先是斯巴达，之后在亚细亚人被驱出希腊后，埃里和梅森或多或少有些不情愿地加入了亚该亚同盟。罗马人允许亚该亚人的这些举动，甚至容忍其在过程中有意对罗马视而不见。当梅森人声明愿意向罗马人屈服，而非加入亚该亚同盟，亚该亚人竟然诉诸武力，当时弗拉米尼努斯还提醒亚该亚人，在处置战利品的一部分时，不宜单独行动，因为其本身就有失公允，而且就亚该亚人与罗马人的关系而言，这种做法有失稳妥。然而他对希腊人一味姑息，实质上仍然任由亚该亚人为所欲为。但是问题到这里还未结束。亚该亚人的领土地域狭小，一直渴望开疆拓土，他们在战争时期占据了埃托利亚的普勒隆，之后便紧抓这个城市不放，反而强行将其纳入亚该亚同盟；他们趁故主阿密南德摄政之际收买查金都岛，并欣然获取埃吉那。亚该亚人很不情愿地将查金都岛归还罗马，弗拉米尼努斯好言相劝，望他们满足于伯罗奔尼撒，他们听后十分不悦。

亚该亚爱国分子

亚该亚人的国家独立越子虚乌有，他们越自以为有责任展现自己国家的独立。他们谈论战争权利，谈论罗马战争中亚该亚人的忠诚援助。在亚该亚公会中，他们质问罗马使者，亚该亚不过问卡普亚的事务，罗马又为何要干涉梅森的事务？说这话的激进爱国者因此博得掌声，而且在选举中很容易获得投票。如果这一切并非徒增笑点，那绝对是义正词严、高智巧妙。罗马虽然竭力为希腊人争取自由，希望得到他们的感激，但他们所给的却是混乱无序，罗马人得到的无非是他们的忘恩负义，其间蕴含着深奥的道理，更匿藏着深沉之悲切。希腊人对保护他们的强国罗马怀有一种反感的情绪，但这种情感在根本上正大光明且无可厚非，而且这场运动的几位领导者，他们的个人行为率真磊落。但是亚该亚人的这种爱国行为仍然不失为一幅愚妄而真实的历史滑稽画。尽管心怀这样的雄心壮志，以及深厚的民族情感，但整个亚该亚民族，居庙堂之高者然，处江湖之远者亦然，无不心头萦绕着坠入谷底的无助。

每个人都在无时不刻聆听罗马的教诲，自由人与奴隶无异。他们畏惧的法令没有颁布，便感谢上苍的眷顾。元老院告知他们最好主动归顺，以免被胁迫压制，他们便愤愤不平。他们不得不做的事，如果有可能，就以罗马人不喜欢的方式去完成，“以保留脸面”。他们传达、推诿、拖延、回避，当这些都派不上用场的时候，便感叹国弱时衰，只好服从命运的安排。如果他们的领导人决心一战，如果宁愿民族毁灭也不愿被奴役，他们的做法即使得不到肯定，至少也能赢得宽容。但是菲洛波门和李柯达都不想做这种政治上的自取灭亡——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希望获取自由，但他们的首要愿望是活下来。

除此之外，罗马对希腊内政的干涉，他们心有余悸，但罗马人并非不请自来、恣意妄为，而是希腊人自己请求帮助，他们像孩童一般，给自己招致恐惧的鞭绳，引火上身。希腊以及后希腊时代的博学之士不厌其烦地指责罗马人竭力鼓动希腊人内讧，研究政治学的学者经常虚构一些十分荒诞可笑的论调，这也算是其中之一。其实并不是罗马将纷争带到了希腊——如果是的话，实际上相当于“将枭鸟带到了雅典”——而是希腊将其纠纷带给了罗马。

亚该亚与斯巴达的纠纷

尤其是一心想扩大领土范围的亚该亚人，他们完全没有看到弗拉米尼努斯不将亲附埃托利亚的城市纳入亚该亚联盟带来的好处，而占据拉西第梦和梅森，只给他们带来无休无止的内部纠纷。这些公社的成员不断造访罗马，恳求解除这种令他们备受煎熬的关系。令人瞠目咂舌的是，其中甚至有人得到亚该亚人的赏赐重归故土。在斯巴达和梅森，亚该亚人为改革和复辟忙得焦头烂额，这些地方狂野的流民操作着公会事宜。

斯巴达名义上加入亚该亚联盟四年后，事态竟然发展到公然开战以及毫无理智彻底倒行逆施的地步，所有被纳比斯授予公民身份的人再一次被卖作奴隶，并用这一款项于亚该亚的梅伽洛波里建造了一座柱廊；斯巴达重新获得了原来的财产权，亚该亚的法律取代了莱库古的法律，城墙也尽行拆毁（罗马纪元566年即公元前188年）。最后，各方都请求罗马元老院予以裁决——元老院之前的政策过于感情用事，这项苦恼的任务算是其应受的惩罚。罗马元老院没有对这些事务作过多的干预，不但以出奇的镇定自若忍受亚该亚人的冷眼和讽刺，甚至对其罪不可恕的暴行都放任自流、漠不关心。

亚该亚恢复旧制以后，罗马元老院予以指责，但并未将其取缔，亚该亚人闻讯举国欢腾。罗马并未对拉西第梦采取任何措施，元老院对亚该亚人不公正地判处60至80名斯巴达人死刑心有余悸，便剥夺了公会对斯巴达人的刑事审判权——真可谓是对一个独立国家内政的恶性干涉！罗马政治家尽量对这些叫嚣置之不理，这一点明确表现为怨声载道，批判元老院所作的决断肤浅、自相矛盾且模棱两可。实际上，斯巴达的四个派别同时在元老院前互相攻讦，如何还期望它作出明晰的裁决呢？

此外，大多数伯罗奔尼撒政客都给罗马留下了不佳的个人印象。一日，某位伯罗奔尼撒政治家指点弗拉米尼努斯跳某种舞蹈的技巧，次日又与他就国家事务娓娓而谈，弗拉米尼努斯对此不以为然。事态愈演愈烈，最后元老院失去了耐心并告知伯罗奔尼撒人不会再听其辩解，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任意而为（罗马纪元572年即公元前182年）。这一做法固然合乎常理，但是不合情理。由于罗马人所处的地位，他们在道德和政治上有义务一如既往地认真挽救这种悲哀的形势。亚该亚人迦里克拉底于罗马纪元575年即公元前179年前往元老院，说明伯罗奔尼撒的形势，请求元老院持之以恒对此予以干涉，也许迦里克拉底与其同胞菲洛波门，即该爱国政策的创立者相比显得无足轻重，但迦里克拉底的主张是正确的。

汉尼拔之死

如此一来，这时罗马公社的势力范围包括了自地中海东端至西端的所有国家。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值得罗马人忧惧的国家。但是还有一个人享有此项殊荣——国破家亡的迦太基人汉尼拔，他首先唆使整个西方之后又鼓动整个东方起兵对抗罗马，也许是因为西方声名狼藉的贵族政治，以及东方愚不可及的宫廷政治，他的计划双双落空。

安条克之前被迫在和约中承诺交出汉尼拔，但是汉尼拔悄然出逃，先前往克里特，之后又到了比提尼亚[4]，此时居于比提尼亚王普卢沙的朝廷之中，为普卢沙对犹美尼斯的作战事宜提供援助，依旧是海陆报捷频频。据说安条克也有意鼓动普卢沙向罗马开战，这种痴心妄想，听起来十分不可信。但更加确定的是，罗马元老院认为将已经年老色衰的汉尼拔驱逐出其最后的避难所未免有失体统——传说归罪于元老院，似乎并不足信——弗拉米尼努斯的虚荣心不肯将息，时时在寻找建立丰功伟业的新机会，他此前清除了希腊人受到的羁绊，此时又想自己承担起解救罗马不受汉尼拔威胁这一责任，即使不做违背外交法令的事，亲自手刃这位当时最伟大的豪杰，至少磨刀霍霍，剑锋所指。

普卢沙是亚洲最为可怜的君主，罗马使者含糊其辞地对他施以小恩小惠，他便自得其乐地给予；汉尼拔见其房屋被刺客包围，便服毒自尽。某位罗马人士说，汉尼拔早就做了这样的打算，因为他了解罗马人，也深知君主的信义。汉尼拔卒年不详，据推测可能是在罗马纪元571年即公元前183年下半年，享年六十七岁。他呱呱坠地之时，罗马正在争夺西西里的所有权，成败尚未可知。汉尼拔的生命线见证了西方完全被征服，他的母城也成了罗马的领地，他与罗马人的最后一战，竟然是与自己母城的战舰交锋。最后他不得不袖手旁观，看罗马人压倒东方，恰如暴风雨压倒一艘无人掌舵的船，深觉自己才是有能力征服风暴的领航者。垂死之际，他已不再怀有渡尽余波的希望，但是，经过五十年风风雨雨，他却仍诚挚地保留着幼年时期许下的誓言。

西庇阿之死

大概在同一时间，也许是同一年，罗马人习惯称之为“汉尼拔征服者”的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也魂归九天了。命运使他的敌人屡遭挫败，却不吝赠予他所有成功的光环——虽然有些成功他名至实归，而有些成功他受之有愧。西庇阿将西班牙、非洲以及亚细亚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他所知晓的罗马曾经只是意大利的头号公社，到他去世时，罗马已经成为文明世界的霸主。

西庇阿本人拥有很多胜利头衔，有些转移到他兄弟或堂兄弟的名下。然而他晚年时期却不堪烦忧，自请外放，不到五十岁便客死他乡，垂死之际他给亲属留下命令，不要将其遗体葬在他竭诚服务的城市，也不要将其葬入祖墓。到底是什么原因，西庇阿要背井离乡，我们无法断言。他被指控贪污和挪用公款，其兄路西斯受到的指控更甚，这无疑是空穴来风、诽谤中伤，完全无法解释这种盛怒激愤的缘由，但是这足以洞见他的性格。他不直接对簿公堂为自己辩护，却在人们和指控者面前将账簿撕得粉碎，召集罗马人同他一起前往朱庇特神庙，庆祝他在扎玛战争胜利的周年纪念日。人们让控诉者留在原地，跟随着西庇阿前往卡皮托尔，这一天成为他人生最后的光荣时日。他的傲气，他自以为与众不同且高人一等，他严格的家风，尤其是将他一无是处的兄长路西斯一步步栽培成为居高临下的英雄，凡此种种，不无理由地触犯了很多人。名至实归的傲慢能使人心神泰然，妄自尊大却会让自尊暴露在一切攻击和讥讽之下，甚至会使原本高尚的灵魂饱受侵蚀。此外，像西庇阿这样真金与耀眼金箔相互掺杂、性情奇异、特立独行的人，他们需要天助神佑，青春年华才能尽显风采；而当风华如潮水般退去，最终最沉痛品尝这种变迁的往往是他们自身。

[1]根据对兰普萨库斯城市法令的最新发现，在腓力战败之后，兰普萨库斯人曾派遣使团访问罗马元老院，请求将兰普萨库斯纳入罗马和腓力签订的和约之中，对此元老院，至少在请愿者看来，已经予以准许，至于其他事情，可以咨询弗拉米尼努斯和十人使团。之后，他们在科林斯从后者手中获得宪法保证以及“致腓力大王书”，弗拉米尼努斯也给他们类似的书信，从这些书信我们能得到的最确切的信息，是在法令中称赞兰普萨库斯使团的成功。但是，如果元老院和弗拉米尼努斯已经公开正式保证兰普萨库斯人的独立和民主，该法令最终就不会在他们请求元老院干预的时候，讲述罗马领导人彬彬有礼的回复。在这份文件中，其他值得一提的还有兰普萨库斯人和罗马人的“情谊”，可以确切追溯到特洛伊传说，以及前者请求罗马联盟和友邦马西利奥人（Massiliots）的调停，马西利奥人和兰普萨库斯人母城都是富西亚（Phocaea）。

[2]希罗马穆（Hieronymus）表示叙利亚公主克利欧佩特拉（Cleopatra）于罗马纪元556年即公元前198年与托勒密·埃庇芳尼（Ptolemy Epiphanes）订婚，他的证据再次朋确指向李维和阿庇安书中的暗示，而且有罗马纪元561年即公元前193年完婚的事实，因此罗马再干涉埃及事务，在形式上毫无必要，这一点毋庸置疑。

[3]对此我们可以引证波里比阿的话，他的话又可以用犹太史续证实，犹西比乌斯（Eusebius）误以为菲洛梅特（Philometor）是叙利亚统治者。当然，我们都知道叙利亚的包税商于罗马纪元556年即公元前198年在亚历山大城缴款，但这对主权并无弊害，只因为克利欧佩特拉的嫁妆由这些岁入充当，之后的争执可能就肇事于此。

[4]有故事说汉尼拔应亚美尼亚王阿大克其亚（Artaxias）之请前往亚美尼亚，在阿大克西河（Araxes）上建立阿大克沙达城（Artaxata），这当然认为是捏造的，但是汉尼拔几乎和亚历山大一样，在东方故事中处处可见，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第十章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腓力对罗马心生不满

罗马人与安条克缔结和约之后，腓力对自己受到的待遇十分不满，随着时间推移和事态发展，他内心依旧是愤愤不平。腓力在希腊和色雷斯的邻国，大多数公社曾经一度谈及马其顿的名头就心有余悸，而如今却是闻罗马之名即色变。他们自从腓力二世以来便饱受马其顿的侵害，如今这个强国势力衰微，自然趁机对其进行报复。当时希腊人虚狂、妄自尊大，满怀反抗马其顿的廉价爱国心，都在各同盟公会以及向罗马元老院投送的诉状中寻找突破口。腓力曾经得到罗马的允许，可以保留从埃托利亚人手中夺取的领土，但是在塞萨利，只有马格内西亚同盟曾经正式与埃托利亚人联合，塞萨利的另外两个同盟——一个是狭义的塞萨利同盟，一个是波希比亚同盟——腓力曾经从埃托利亚人手中夺取了这两个同盟的数座城池，他们要求腓力归还这些城市，原因是腓力只是将这些城市解放了，而非征服。

阿达马尼人也认为自己应该重获自由，犹美尼斯要求腓力交出之前属于安条克、位于色雷斯本部的沿海城市，尤其是埃奴斯和马罗尼亚，但是在与安条克的和约中，明确规定划分给犹美尼斯的只有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所有这些来自腓力邻国的控诉和牢骚——腓力曾支持普卢沙攻打犹美尼斯，商业上的竞争，违反和约条款以及抢夺牲畜——诸如此类控诉源源不断涌向罗马。马其顿国王不得不在罗马元老院面前受这些宵小之徒的控告，并接受元老院下达的判决。无论公正与否，腓力被迫亲眼见证对他不利的判决层出不穷，被迫懊恼不堪地将守军撤离色雷斯沿海以及塞萨利和波希比亚的城市。

罗马委员前来视察一切要求是否遵照指示得以落实，腓力还得毕恭毕敬地迎接。罗马人对腓力不像对迦太基人那样苛刻，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他们甚至对这位马其顿统治者怀有好意。罗马人对马其顿并不像对利比亚那样全然不顾体面，但马其顿的处境在实质上和迦太基毫无二致。然而腓力不具备腓尼基人承受这种折磨的耐性，他性如烈火，自从战败之后，他对那可敬的敌人倒不会心生怨恨，但对那些背信弃义的盟友怀恨在心。腓力长久习惯于施行个人政策而非马其顿的政策，安条克之前遗弃并背叛他，所以他只是将联合罗马攻打安条克当作是即刻报复这个无耻盟友的良机。腓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罗马人很清楚马其顿的动机并非与罗马的情谊，而是对安条克的仇恨，而且罗马人一向不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政策，所以有所顾忌，不会将太大的利益交予腓力，而更愿意支持阿塔鲁斯王朝。

自从崛起以来，阿塔鲁斯王朝便与马其顿展开激烈的斗争，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从个人角度，腓力都对其深恶痛绝。挫败马其顿和叙利亚，将罗马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东方，在东方各国中阿塔鲁斯王朝当居首功，在与安条克的战争中，腓力主动真诚地拥护罗马，他们却是为了生存不得不与罗马联合。罗马人利用阿塔鲁斯王朝全方位重建了利西马卡斯王国（Lysimachus）——其覆灭曾经是亚历山大之后马其顿统治者的最突出成就——这就相当于在马其顿旁边建立起一个与马其顿势均力敌的国家，而且其同时也受到罗马的保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明智的君主，为了人民的利益，肯定不会在实力悬殊的条件下妄图与罗马抗衡，但是在腓力的性格中，在一切高贵中荣誉感最为强大，在一切卑鄙中复仇的欲望最为势不可挡，他拒绝怯懦和顺从的论调，在内心深处，酝酿着再决雌雄的定策。塞萨利各公会常常对马其顿恶言相向，当他再一次收到这样的报告，腓力以狄奥克里塔（Theocritus）的一行诗予以回复：“末日的太阳尚未落下。”

腓力的后半生

腓力在准备和隐藏其谋划上显得沉着、认真和坚忍，如果他早年如此，也许世界的格局该会是另一番景象。尤其是对罗马毕恭毕敬，因此为实现目标争取到了必不可少的时间，对他这么一个又粗暴又自命不凡的人来说，是一项严格的考验；然而他却能够坚毅地承受这一切，但他的臣民，以及无辜的争执焦点之地，比如不幸的马罗尼亚，都深受其积郁心中不得宣泄的愤懑之苦。似乎早在罗马纪元571年即公元前183年，战争似乎已经无法避免了，但是其少子德摩特里乌斯（Demetrius）在罗马当人质已经数年，在罗马深得恩宠，按照腓力的指示，竟然成功使其父与罗马达成和解。

对腓力暗中卧薪尝胆，罗马人自然不得而知，罗马元老院，尤其是掌握希腊事务的弗拉米尼努斯，希望在马其顿组织一个罗马党，以此牵制腓力可能的努力，于是便选定这位对罗马充满热忱的少年王子，即德摩特里乌斯担任党魁，或许也有意让他担任未来的马其顿国王。抱着这样的意图，他们明确表示，元老院之所以宽恕腓力，是因为其子德摩特里乌斯，这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马其顿王室发生内讧。马其顿王长子柏修斯，虽然是非婚生，但被其父指定为王位继承人，柏修斯（Perseus）意图杀害其弟德摩特里乌斯，以免将来同他争夺王位。德摩特里乌斯似乎并不知晓罗马人的阴谋，但当其无辜遭到怀疑，才开始被迫背家叛国，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所做的无非就是逃往罗马。但柏修斯故意引起其父的注意，让腓力知晓德摩特里乌斯的计划，再加上弗拉米尼努斯写给德摩特里乌斯的一封信被他截获，柏修斯便唆使其父下令处死德摩特里乌斯。

腓力知晓这都是柏修斯一手策划的阴谋，却已为时太晚，而正当腓力思虑如何处置这弑弟之人，让他不能登上王位时，便溘然长逝。罗马纪元575年即公元前179年，腓力二世于德摩特利亚斯去世，终年五十九岁。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王国，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锥心刺骨的沉痛。腓力应该自叹：所有的艰辛和罪恶终究化为尘世的云烟，尽皆散去。

柏修斯国王

腓力之子柏修斯掌握政权，无论是在马其顿还是在罗马元老院都未遭到阻碍。柏修斯仪表堂堂，擅长各种运动，他成长于军营之中，统兵作战不在话下，盛气凌人有如其父，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腓力时常沉迷于酒色，对朝政国事不闻不问，但柏修斯却不受其诱惑；他的父亲心浮气躁、感情用事，柏修斯却冷静沉着、不屈不挠。腓力年幼时便登上王位，仰赖命运垂青，在位的前二十年间无往不利，但正因如此，他玩物丧志，反受其害。柏修斯三十一岁登上王位，童年时期适逢马其顿在与罗马的战争中失利，成长过程中饱受屈辱，时时刻刻都不忘国家复兴的使命，所以柏修斯从父亲手中继承王位的同时，也将父亲的忧患、仇恨和希冀传承了下来。实际上，他坚决延续父亲未尽的功业，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准备对罗马发动战争。此外柏修斯头上的马其顿王冠并非拜罗马人所赐，这种想法也在心中鞭策着他。

自命不凡的马其顿民族认为国王率领他们的青壮之士征战四方是天经地义，并深引以为豪。柏修斯的国人以及许多希腊族系，都认为他是这场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的统帅人选。但是他并不像人们看到的那样，他并不具备腓力身上的仁者之风与能屈能伸——二者是君主必不可少的品性，在顺境中黯淡失色，但在逆境的磨砺下又重焕光彩。腓力纵情自恣，对一切都放任自流，但是特定情况下，他又能在心底唤起迅速采取行动、认真应对的力量。柏修斯制订了宏伟而详细的计划，并孜孜不倦、坚韧不拔地执行，但是当这一刻最终来临，他苦心营造的一切活生生展现在他面前时，柏修斯对自己要做的事又深感惶恐。器量狭小的人往往以玩弄手段作为目的，柏修斯便是如此。他为了应对与罗马的战争，处心积虑积财敛富，但是罗马人策马入侵之时，他却吝惜钱财。从以下一点可以明显看出人的性格：父亲腓力战败后首先迅速将藏于密室中、可能连累自己的文件尽皆焚毁，而其子柏修斯战败后却急忙带上财宝箱登船弃岸。在风平浪静时他大概是个平凡的君主，和其他平凡的君主并无二致或者略胜一筹；但是要他担负风险、锐意进取，这在一开始便属无望，除非才能超群之士襄助，否则不适合担此重任。

马其顿的资源

马其顿的实力不容小觑。举国上下对安提哥尼德王室仍然忠心耿耿。只有在马其顿，民族感情仍未因政党交伐而沉寂或消殒。君主政体的突出优点，在于君主的变更可以平息旧怨和争端，代之以另一班人的新时代以及新的希望。新君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刚登上王位，便行大赦，召回因破产逃亡在外的人，并豁免积欠的赋税。如此一来，其父腓力怨声载道的暴政不仅反受其用，而且因此受到臣民的拥护。马其顿的人口流失成为这个国家的创伤，经过二十六年的休养生息，其人口缺额一部分自然补充，一部分由政府采取严格措施予以补救。腓力鼓励马其顿人结婚生育，他将沿海城市的居民迁移到内地，并派遣忠勇可靠的色雷斯人驻守这些城市。为了一劳永逸地防止达尔达尼人的劫掠和侵犯，腓力在北边筑起一道壁垒，将马其顿边境以及蛮族领地化为一片荒漠，并且在北部州郡建起许多新城。简而言之，后来奥古斯都重新奠定罗马帝国基础的方法，腓力那时就已逐步行之于马其顿。马其顿军队员额庞大——不计助战兵和雇佣兵尚有30000人——还有在与色雷斯蛮族长期征战中训练有素的青年新兵。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腓力没有像汉尼拔那般仿照罗马的形式编制军队，但是当我们想到马其顿人如此看重他们的方阵队，虽然屡遭挫败，但仍然被认为所向无敌，就不难理解了。腓力通过矿产、关税以及十一税开辟了新的财政来源，而且农业和商业发展繁荣，竟然逐渐充盈了国库、粮仓以及军火库。后来开战之际，马其顿的国库能够承担现有军队以及10000名雇佣军十年的军饷，在公共仓库中储存着十年的积谷（即27000000蒲式耳，折合945000000公斤）以及足足三倍于现存军队使用的武器。事实上，此时马其顿已经焕然一新，与第二次同罗马开战时的措手不及截然不同。马其顿王国的整体实力至少增加了一倍：彼时汉尼拔以各个方面都远逊于此的实力，便使罗马国基动摇。

企图联合他国对抗罗马

但是马其顿的对外关系并非这般顺利。按照常理，马其顿应该重拾汉尼拔和安条克的计划，试图将所有受到罗马压迫的国家联合起来，率领联合军队挑战罗马的霸权地位。皮德那的朝廷诚然与各路势力有纵横交错的联系，但是争取的结果终究收效甚微；虽然据称对意大利人的忠贞有所动摇，但是无论敌友，都不难明白萨谟奈的战火不可能即刻重燃；马西尼萨于罗马告发马其顿代表与迦太基元老院深夜会谈，即使他很可能所言非虚，沉着明智之士也不会如闻惊雷；马其顿朝廷意图以通婚的方式笼络叙利亚王以及比提尼亚王，但毫无成果。意图通过联姻的方式达成政治目的，只能暴露其外交上亘古不变的痴蠢，供世人耻笑而已。如果马其顿想要笼络犹美尼斯，这可能又会授人笑柄，柏修斯的使臣很乐于将其铲除：犹美尼斯在罗马积极筹划对抗马其顿，他们意图在其归国途经德尔斐时杀害他，但是这个精心安排的计策竟告失败。

巴斯登人甘提乌斯

更为重要的是鼓动北部蛮族以及希腊人背叛罗马。马其顿的旧敌达尔达尼人居于现在塞尔维亚，多瑙河左岸居住着一支比达尔达尼更为野蛮的日耳曼种族部落巴斯登人，腓力已经谋划好了计策，意图假借巴斯登人（Bastarnae）之手剿灭达尔达尼人，而后亲率这些部族以及所有因此牵动如雪崩一样纷纷融入的民族，经由陆路进军至意大利，并侵入伦巴底（Lombardy），此前他已经派遣间谍勘察通往该地的阿尔卑斯山路——这个宏伟计划不愧是汉尼拔思谋出来的，并且毫无疑问受到汉尼拔通过阿尔卑斯山的直接启示。很可能是因为罗马在腓力晚年（罗马纪元573年即公元前181年）建立起阿奎莱亚堡垒，而且与罗马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建筑堡垒遵循的规则不相符合。然而这一计划在达尔达尼人和邻近有关部落的顽强抵抗下毫无进展。巴斯登人被迫撤退，经由多瑙河上的冰层回国，冰层突破破裂，全军尽皆溺死河中。之后马其顿国王意图将其势力范围至少扩展到伊里利亚的酋长国，即如今的达尔马提亚以及北阿尔巴尼亚。其中阿迭陶鲁（Arthetaurus）忠实地庸附罗马，他死于刺客之手，对此柏修斯并非不知情。势力最强的酋长是普洛拉都（Pleuratus）的指定继承人甘提乌斯，他在名义上同其父一样与罗马结盟，但是达尔马提亚一座岛上的希腊城市伊萨的使者向元老院告发，声称柏修斯和这位年轻体弱的嗜酒君主私下串通勾结，而且甘提乌斯的使者在罗马充当柏修斯的间谍。

寇提斯

马其顿东面朝向多瑙河下游的地区坐落着色雷斯最强盛的酋长国，奥德利西亚（Odrysians）血统的君主寇提斯（Cotys），他有勇有谋，统治着色雷斯东部全境，领土范围起自马其顿在黑勃鲁河（Hebrus，即马里查河）的边界，直抵希腊城市星罗棋布的海岸边缘，寇提斯是柏修斯最紧密的盟友。该地区与罗马结盟的其他小首领中，萨伽人（Sagaei）的统治者阿布鲁波里（Abrupolis），由于远征侵略斯特利河（Strymon）上的安菲波里（Amphipolis），遭到柏修斯的挫败，并被驱逐出国。腓力从这些地区获得了为数众多的移民，可以随时于此招募雇佣兵，且数量不限。

希腊民族党派

对罗马宣战之前，腓力和柏修斯早就已经在怨声载道的希腊民族中积极施行双管齐下的政策，一方面意图劝诱民族党，另一方面又想劝诱——如果我们可以大可无碍地使用这一名词——共产党（the communistic party），站到马其顿这一阵营中来。实际上，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的希腊人，其民族党如今都心向着马其顿，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救赎者罗马人偶尔也会有失公允，而是由于希腊民族是依靠他国才得以复兴。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显而易见已经为时过晚，始无人不知马其顿最令人憎恶的统治，也不及受到尊崇、居心良善的外国人建立的自由政体对希腊荼毒之深。整个希腊的贤能正直之士都起来反对罗马，这本来就在意料之中。支持罗马的只有贪污腐败的贵族，以及分散各地、独不以国家现状和未来民族命运而自欺的老实人。

帕加玛的犹美尼斯对此备感痛心疾首，他是希腊人中主张借助国外力量获得自由的主要人物。犹美尼斯无微不至地对待附属于他的城市，但徒劳无获。他想以柔声细语和金银财宝赢得各公社和公会的支持，结果未能如意。犹美尼斯得知他送的礼物被谢绝，伯罗奔尼撒境内按照公会颁布的法令，将之前为他而建的石像尽皆毁坏，记载其辉煌荣誉的铜表也一概被熔毁（罗马纪元584年即公元前170年）。

柏修斯声名远播，被广为传诵，甚至以前对马其顿恨之入骨的国家，比如亚该亚人，现在也考虑废除反对马其顿的法律；拜占庭虽然位于帕加玛境内，但却向柏修斯而非犹美尼斯寻求保护和戍军以抗击色雷斯人；同样，赫勒斯滂的朗萨古也投归马其顿；精明强干的罗德岛人的庞大舰队——因为叙利亚战船不允许进入爱琴海——护送柏修斯的叙利亚新娘，载着大量的赐物，尤其是造船的木料，光荣归国；亚细亚各城市委员因此都是犹美尼斯的臣民，在萨摩色雷斯和马其顿代表举行秘密会谈。派遣罗德岛舰队或多或少都有些耀武扬威的意味，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柏修斯以在德尔斐举行宗教典礼为托辞，在希腊人面前展示自己和军队。柏修斯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得到民族党派的支持，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他利用希腊正陷于严重经济紊乱，意图将所有希望改革产权和债务的人吸收到马其顿，却有违常理。欧洲希腊人以及欧洲希腊各共同体——伯罗奔尼撒除外，在这方面其状况略佳——如何史无前例地债台高筑，我们很难有确切的认识。

一个城市仅为了掠取钱财而侵略另一个城市，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雅典人攻打奥罗普（Oropus）——而且在埃托利亚人、波希比亚人和塞萨利人中财产所有者和无产者之间也屡屡引发正式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穷凶极恶已经大行其道，例如埃托利亚人宣告大赦，并且制定一项新的公安法，专门为了诱捕一些移民，并将其处死。罗马人意图从中斡旋，但是罗马使者无功而返，并宣称双方罪恶均等，双方的仇恨也不受约束。对于这一事件，除了严刑峻法、雷厉风行外实在没有其他出路。感性的希腊主义从初始的荒谬可笑，演化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这一党派（如果可以称其为党派）的人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而且早就没有名誉可言，然而马其顿王柏修斯却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他不仅颁布有利于马其顿破产者的法令，而且派人在拉利萨、德尔斐以及德洛等地张贴告示，号召所有由于政治罪、其他罪行或者债务流放在外的希腊人到马其顿，并保证恢复他们此前的爵位和财产。不难想象，这些人群起响应、纷至沓来。此前希腊北境处处酝酿着的社会革命这时燃烧起熊熊火焰，那里的民族社会党派人请求柏修斯施以援手。如果仅通过这些手段，希腊民族就可以绝地重生，带着对索福克利斯（Sophocles）和菲狄亚斯（Phidias）的崇敬，我们不禁要问，为了这一目标，是否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与柏修斯关系破裂

罗马元老院对这些情况迟迟未予干涉，现在应该制止事态的继续发展了。与罗马结盟的色雷斯首领阿布鲁波里被驱逐，马其顿与拜占庭人、埃托利亚人以及彼奥提亚部分城市结盟，这些行为都违反了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罗马与马其顿签订的和约，已经足以构成正式的开战宣言：战争真正的原因是马其顿企图改变其主权名存实亡的状态，真正掌握国家主权，取罗马而代之成为希腊人的保护国。早在罗马纪元581年即公元前173年，罗马使者便在亚该亚公会中袒露：与柏修斯结盟者等同于背弃与罗马的盟约。罗马纪元582年即公元前172年，犹美尼斯亲赴罗马，带着一肚子苦水，向元老院陈明整个时局状况。随后元老院召开秘密会议，出人意料地决定即刻宣战，并陈兵驻守埃庇鲁各港口。出于形式上的考虑，罗马派遣使者到马其顿，但是其所奉使命的性质，让柏修斯自知不能退让，他回复说自己愿意和罗马重新签订真正平等的盟约，但是他认定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的和约已经作废，而且他命令使者三天内离开马其顿王国。如此一来，双方在实际上已经宣战。

这是罗马纪元582年即公元前172年秋季。如果他决心背水一战，柏修斯也许可以占领希腊全境，让马其顿党掌握各地政权，他也许能够击溃由格涅乌斯·西锡尼乌斯（GnaeusSicinius）率领、驻扎在阿波罗尼亚的5000人组成的罗马军队分支，并于罗马争夺登陆的先机。但是马其顿王见事态发展非同小可，不由心生战栗，便与其奉为上宾的执政官昆图斯·马尔奇乌斯·菲力普斯（Quintus Marcius Philippus）商议，认为罗马宣战实属轻举妄动，因而决定推迟进攻，再一次尝试与罗马讲和。不难预料，元老院的唯一答复是要求所有马其顿人撤出意大利，遣兵船离岸返还。毫无疑问，守旧派元老指责元老中的“新智囊团”幕僚，以及非罗马所行的诡计，但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冬天风平浪静地过去，柏修斯方面也没有任何举动。

罗马外交官充分利用这一间歇，剥夺支持柏修斯的希腊势力。他们争取到了亚该亚人，甚至亚该亚的爱国党——他们既不赞成开展社会运动，其愿望也不过是审慎地保持中立——也没有投入柏修斯阵营的意向。此外，这时反对党借助罗马的势力掌握了政权，于是更加全心全意归附罗马。埃托利亚联盟在内乱时期曾请求柏修斯援助，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新的埃托利亚领袖莱西斯古（Lyciscus）是在罗马的监督下选任的，所以他甚至比罗马人还热心拥护罗马。在塞萨利，罗马党也保持着优势。甚至此前就强烈支持马其顿的彼奥提亚人，其财政陷入极端紊乱，也并没有全体公然宣布拥护柏修斯。然而至少有三个彼奥提亚城市，即狄斯贝（Thisbae）、哈里亚都（Haliartus）和科罗尼亚（Coronea），自行加入柏修斯阵营。罗马使者对此提出控诉，彼奥提亚同盟政府将事态告知柏修斯，他声言如果让各城市分别在他面前宣布他们的决定，哪些城市依附罗马，哪些城市依附马其顿，自会水落石出。如此一来，彼奥提亚同盟随之土崩瓦解。所谓义巴敏诺达（Epaminondas）的宏伟体系是被罗马人破坏的，并不足信，实际上在罗马人触及之前，该体系已然崩溃了，而其他更加团结巩固的希腊城市联盟的瓦解，确实是以彼奥提亚同盟的溃散为序幕的[1]。甚至在罗马舰队到达爱琴海之前，罗马使臣普布里乌斯·伦图鲁斯（PubliusLentulus），便率领亲附罗马的彼奥提亚军队围攻了哈里亚都。

战争准备

卡尔西斯驻守着亚该亚人的军队，奥列斯提斯郡驻守着埃庇鲁人的军队，马其顿西部边界上达萨雷泰（Dassaretae）和伊里利亚的堡垒被格涅乌斯·西锡尼乌斯所率军队占据。军队扬帆起航之际，拉利萨也屯驻了一支2000人的守备部队。在此期间柏修斯一直岿然不动，未在本国领土外占据一寸土地。时间进入春季，或者按照罗马官历的六月，罗马兵团在西部海岸登陆。即使柏修斯在无所作为的同时勤勉政事，他是否能够争取到举足轻重的盟友，依然无法确定；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旧陷于彻底的孤立状态，而且至少在当时，其长时间的宣传并未收到任何成效。迦太基、伊里利亚的甘提乌斯、罗德岛以及小亚细亚的自由城市，甚至此时还和柏修斯十分友好的拜占庭，都为罗马人提供战舰，然而罗马人一一谢绝了。犹美尼斯在战争中出动了陆军和战舰，卡帕多西亚王阿利亚拉底主动向罗马提供人质，柏修斯的姐夫比提尼亚王普卢沙二世宣布保持中立。全希腊依然一片平静。叙利亚王安条克四世，按照朝廷体制获称“神圣光武”的尊号，以区别于其父“大王”的称号，安条克四世发愤图强，但在这场战争期间，仅从孱弱无能、任人宰割的埃及人手中夺取了叙利亚沿海地区。

战争序幕徐徐展开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柏修斯几乎是处于孤立的状态，但他仍然是不容小觑的对手。其陆军总计兵力达43000人，其中方阵队达21000人，马其顿与色雷斯骑兵4000人，其余大部分是雇佣兵。罗马在希腊的总兵力总计30000到40000名意大利人，此外还有努米底亚、利古里亚、希腊、克里特的军队，尤其是帕加玛的助战军队，兵力超过10000人；另外还要加上舰队，因为敌军没有舰队与之抗衡——根据此前与罗马签订的条约，柏修斯被禁止建造战船，此时他在德萨洛尼迦（Thessalonica）建立船坞——所以仅拥有40艘甲板船，但是船上兵力达10000人，其主要任务是在围攻时提供援助。盖乌斯·卢克雷提乌斯（Gaius Lucretius）担任舰队统帅，执政官普布里乌斯·李锡尼·克拉苏（PubliusLicinius Crassus）担任陆军主帅。

罗马人入侵塞萨利

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将一支劲旅留在伊里利亚，在西面侵扰马其顿军队，而亲率主力照例由阿波罗尼亚向塞萨利进发。罗马军队艰苦行军，柏修斯不趁机攻打，却自安于进驻波希比亚，并占据邻近区域的要塞。他在欧萨守株待兔，等候敌军到来，在距离拉利萨不远处，双方骑兵和轻装部队第一次交锋。首战罗马人遭到惨败。寇提斯率领色雷斯骑兵重创意大利骑兵，柏修斯率领马其顿骑兵重创希腊骑兵。此战罗马人阵亡2000名步兵、200名骑兵，并且600名骑兵沦为俘虏，但他们十分幸运，未遭到阻碍顺利渡过了裴涅河。柏修斯利用这场胜利，向罗马人请求以与此前腓力同样的条件缔结和约，甚至愿意支付同样数额的赔款。但是罗马人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们从不在战败后缔结和约，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停战求和必然会导致失去希腊。

应战的疏忽和败笔

然而可怜的罗马统帅并不知道如何进攻，也不知道从何处发动进攻。军队往返塞萨利数次，但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柏修斯见罗马人指挥混乱，行动迟缓，本来可以发动攻势。希腊军队首战大胜的捷报像野火一样燃遍了整个希腊，如果再有一次胜仗，爱国党便会闻风而起，发动游击战，也许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结果。但柏修斯虽然能征善战，但不像其父腓力那样善于用兵，他之前准备打防御战，如今形势变化，他就茫然失措，不知该何去何从。第二次双方骑兵交战于法拉那附近，罗马人小胜，柏修斯以此为由，显露出心胸狭窄、固执己见的本色，恢复此前的计划，退出塞萨利，当然，这相当于放弃在希腊全境起兵的念头。尽管如此，埃庇鲁人还是背叛了罗马，而从这一事件看来，如果柏修斯不改变主意，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自此以后，双方均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柏修斯征服了甘提乌斯王，讨伐了达尔达尼人，并且借助寇提斯之力，将亲附罗马的色雷斯人以及帕加玛军队逐出了色雷斯。另一方面，罗马军在西边夺取了数座伊里利亚城池，罗马执政官忙于肃清塞萨利的马其顿守军，并且占据了安伯拉其亚，以防范见风使舵的埃托利亚人和阿加那尼亚人。但是英勇奋进的罗马人对亲附柏修斯的彼奥提亚城市荼毒至深。狄斯贝人见罗马舰队统帅盖乌斯·卢克雷提乌斯兵临城下，即刻不战自降，哈里亚都人则闭门拒敌，卢克雷提乌斯对其发起猛烈攻击并占据之，两地居民皆被卖作奴隶。科罗尼亚虽然立约投降，但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却同样将其居民卖作奴隶。罗马军队从未像这两位统帅麾下的部队那样目无法纪、纲常丧乱。在他们的领导下，罗马军队杂乱无章，甚至到次年（罗马纪元584年即公元前170年）的战争中，新任罗马执政奥鲁斯·何斯提里乌斯（Aulus Hostilius）无法着手任何事关重大的行动，尤其是新任舰队统帅路奇乌斯·霍滕修（Lucius Hortensius），显得和他的前任一样无能，一样肆无忌惮。他率领罗马舰队造访色雷斯沿海城市，无功而返。西面军队由阿庇乌斯·克劳迪乌斯率领，其总部位于达萨雷泰境内的莱契尼都（Lychnidus）。阿庇乌斯也是屡战屡败：他远征马其顿遭到彻底挫败，马其顿王柏修斯抽调南部边境赋闲之师，于初冬深雪封堵所有山路之际，向其发动进攻，从阿庇乌斯手中夺取大量城池和俘虏，并与甘提乌斯建立联系。阿庇乌斯意图入侵埃托利亚，同时他围攻一座埃庇鲁城堡未果，反而被城内守军击败。罗马军主力两次发动进入马其顿的尝试：第一次是翻过坎布尼山脉（Cambunian），第二次是穿过塞萨利各处的隘口。但是他们的计策漏洞百出，两次出兵均被柏修斯击退。

罗马军队的弊端

这任执政官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军队——这无疑是当务之急，但这需要有一位更严厉、更有威望的军官。退伍和休假可以用金钱贿买，这样一来军队的数量从未满额。士兵夏季在军营中度过，军官大规模抢掠，士兵则小规模搜刮。友邦人民遭到最为羞耻的猜疑，例如在拉利萨遭到挫败，颜面尽失，据说是埃托利亚骑兵临阵倒戈，罗马人将其归罪于埃托利亚人，并将他们的骑兵军官押解到罗马接受刑事审判，此案史无前例；埃庇鲁的摩洛西亚人遭到无端的猜忌，不得不索性叛变。同盟国似乎就是罗马征服的国家，需要缴纳战争费用，如果他们向罗马元老院申诉，他们的公民便会被处死或者卖作奴隶，例如阿布德拉（Abdera）便遭此劫难，卡尔西斯也曾受此虐待。罗马元老院对此提出严正干涉[2]：下令释放遭此劫难的科罗尼亚人和阿布德拉人，并且禁止罗马官吏未得到元老院允许擅自向盟国征收战争费用。

盖乌斯·卢克雷提乌斯受到罗马公民一致谴责。但是这些小修小补改变不了事实。罗马军队两次出征在军事上未取得任何成果，在政治上更是成为罗马人的污点。与希腊政府声名俱下相比，罗马人素以崇德团结闻名于世，他们在东方取得非凡卓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利于这一名声。如果统军作战的是腓力而非柏修斯，战争一开始，罗马军队可能就毁灭殆尽了，而大多数希腊人会改旗易帜。但罗马人十分幸运，他们的对手不断犯错并且还更胜一筹。柏修斯满足于深沟高垒在马其顿自保——马其顿向南和向西两面实则固若金汤——无异于一座围城。

马尔奇乌斯通过唐培关隘进入马其顿——埃尔庇河上的军队

罗马纪元585年即公元前169年，罗马派遣至马其顿的第三位统帅是昆图斯·马尔奇乌斯·菲力普斯，前文已经提及，他被马其顿王柏修斯奉为上宾，远远无法胜任这一项重任。此人志向远大，富于进取心，但却并不擅长统兵作战。他冒险通过唐培西部的拉波图（Lapathus）隘口，翻过奥林匹斯山，在隘口处留下一支部队防守，而后率领主力取道难以通行的峡路前往赫拉克隆（Heracleum）。这一计划的成功也不能证明其能力。柏修斯只需要一支敢死队就可以封堵其路线，这样一来连撤退都没有可能。而且即使通过了隘口，前有马其顿主力，后有唐培和拉波图这两座牢不可破的山城，被夹围在海岸的狭窄平原上进退维谷，既没有供给，也没有掠得粮草的可能。他的处境不亚于首次担任执政时的情形，其时他同样被围在利古里山峡中——该地此后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那一次因为一偶发事件破除了困局，而这一次柏修斯的无能让他幸得逃脱。

柏修斯似乎除了封堵隘口外没有任何防御罗马人的策略，他一见到罗马军队到了隘口的马其顿这面，便莫名其妙认定自己必败无疑，仓皇逃往皮德那，并下令将战船焚毁，将他积敛的财宝沉入水底。即使如此，马其顿军队主动撤退，也未能将罗马执政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其行军之路的确畅通无堵，但是由于给养不足，在前行四日之后，不得不原路退回。之后柏修斯幡然醒悟，迅速返回重新占据弃守的城市，若非恰逢坚不可摧的唐培请求投降，并将丰厚的库藏拱手相让，罗马军队就危在旦夕了。这样一来，罗马军队与南方的交通便得到了保障，但是柏修斯此前在埃尔庇小河河畔选定的营地位置优良，这里防守严密，罗马人无法再往前进军。所以在其余的夏日以及冬季里，罗马军队始终停留在塞萨利的边缘角落。顺利穿过隘口确实是一项成果，而且是这场战争中罗马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但这并不是罗马将军贤明的结果，而是由于马其顿王柏修斯失策所致。罗马舰队企图占据德摩特利亚斯，但计划落空，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柏修斯的轻艇明目张胆地游弋于希克拉底群岛之间，保护驶向马其顿的运粮船，攻打敌人的运输船。

西面军队的情形愈加糟糕，阿庇乌斯·克劳迪乌斯所率的部队兵力衰减，无所作为，而他向亚该亚人请求援助，分拨给他的援军却被醋意发酵的执政官马尔奇乌斯拦阻了。此外，柏修斯以大笔钱财贿赂马尔奇乌斯，令其与罗马决裂，并将罗马使臣投入监牢。然而之后这位一毛不拔的国王又认为没有必要支付承诺的钱款，因为即使没有金钱的诱惑，甘提乌斯也不得不一改此前模棱两可的望风态度，断然与罗马结仇。因此在这场已经延续三年的大战的同时，还发动了一场小规模的战役。实际上，如果柏修斯能够不吝钱财，他也许可以轻而易举唤起比甘提乌斯势力更强、对罗马产生更大威胁的敌手。克隆迪库斯（Clondicus）麾下的一股凯尔特人——10000骑兵以及等量步兵——主动请缨在马其顿为柏修斯效力，但是在军饷问题上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同时希腊也一片沸腾，如果施以妙策加上充足的财源，便可以轻易引发游击战，但是柏修斯视财如命，希腊人也不会无端发动战事，所以希腊大地上偃旗息鼓。

路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鲍鲁斯

罗马最终决定指派合适的人选前往希腊，这便是路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鲍鲁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其父与之同名，曾经也担任执政官，在坎尼之战中丧生。鲍鲁斯出身旧贵族，但是家境贫寒，因此在公民会议中不像在战场上那样出类拔萃——他在西班牙战场上功勋卓著，在利古里亚战场上更可谓是彪炳千秋。因为鲍鲁斯战绩显赫，人们于罗马纪元586年即公元前168年再度选举他为执政官——这在当时是罕见的特例。从各方面看来，他都可堪重任：他是旧派的优秀将领，对部下很严格，并以身作则，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仍老当益壮、精神矍铄；他是一位清正廉洁的父母官，正如一位当代人士所说：“鲍鲁斯是当时在金钱面前不动摇的少数罗马人之一”；他也是一位具有希腊文化修养的人，甚至在担任统帅期间，趁机游遍希腊观览当地的艺术品。

柏修斯退守皮德那并于皮德那之战中被俘

罗马新统帅鲍鲁斯一到位于赫拉克隆的军营，便在埃尔庇河河床的前哨发动小规模战斗，以吸引马其顿军队的注意。鲍鲁斯下令普布里乌斯·那西迦（Publius Nasica）突袭防御薄弱的庇修隘口，罗马人因此迂回到敌人后方，马其顿军被迫撤退至皮德那。罗马纪元586年即公元前168年9月4日，即朱利乌斯历法6月22日——当日有月食，一位知晓天文的军官提前向部队声明，不可以将这认定是凶兆，以此断定决战时日——他们午后饮马时在前哨意外地与敌军发生冲突，双方本来将决战拖延至次日，如此一来，便决定即刻开战。罗马统帅鲍鲁斯头发斑白，他未戴头盔，不持盾牌，亲自出入于行伍之间，排兵备战。罗马军刚列好阵势，盛气凌人的马其顿方阵队便向他们发起进攻，这位久经沙场的罗马将军此后承认当时也胆战心惊。罗马的先锋队被冲击溃散，一支裴里吉尼人的中队遭到挫败，几乎全军覆没。罗马兵团也急忙回军退却，一直退至距罗马军营不远的小山上。战局由此发生了变化。由于地面崎岖不平，追赶速度太快，导致马其顿方阵队列混乱不堪，罗马军各中队见缝插针，突入方阵队之间的空隙，从两侧和背面对其发动攻击。这时候只有马其顿骑兵可以施以援手，但他们却泰然自若地袖手旁观，很快在国王柏修斯的带领下整体弃战逃窜。因此马其顿在不到一个小时就吃定了败局，方阵队的3000精锐被敌军全数歼灭。皮德那之战是马其顿方阵队最后一次在大战中派上用场，似乎也甘愿从此淡出历史的视线。

此次战败，马其顿损失惨重，20000马其顿人陈尸沙场，11000人被俘虏。自鲍鲁斯就任统帅第十五日后，战争便落下帷幕，马其顿两日后全体投降。国王柏修斯带着金银财宝——他的财宝箱中仍有超过6000塔兰特（折合146万英镑）——逃到萨摩色雷斯，少数忠诚的侍从随行。同行中有一人来自克里特，名为伊凡德尔，柏修斯以主谋意图刺杀犹美尼斯的罪名，传讯并亲手将其杀死，随后国王的随从和其余的属下尽皆弃他而去。有一段时间，他希望避难权可以成为他的护身符，但自知不过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柏修斯尝试逃往寇提斯处，寻求他的庇护，但未成功。所以他写信给罗马执政官，但是鲍鲁斯拒不接受，因为柏修斯在信中还称自己为王。柏修斯只能向命运低头，带着儿女和财宝向罗马人无条件投降，他唯唯诺诺，哭哭啼啼，甚至引起征服者的一丝反感。罗马执政官鲍鲁斯心中满意而沉重，思绪中翻腾着更多的是对命运无常的感怀，而非对自己当下成就的欣喜。他将柏修斯带回罗马，这是罗马将军带回国、声名最为显赫的俘虏。柏修斯成了罗马的俘虏，数年后死于福西奴湖上的阿尔巴，其子此后也在这个意大利乡镇以担任文书谋生。

亚历山大大帝曾征服东方，并将其希腊化，但是他死后144年，帝国便这样消亡了。

甘提乌斯战败被俘

此外，这场悲剧也并不缺乏闹剧的陪衬，与之同时罗马将军路奇乌斯·阿尼奇乌斯（Lucius Anicius）也对伊里利亚“王”甘提乌斯展开了进攻，战争从始至终不过三十天。甘提乌斯派出去的侵盗劫掠的舰队被击败，首府斯科德拉被攻陷，两位国王，一位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嗣，一位是普勒拉都的后嗣，双双被俘带入罗马。

马其顿的瓦解

罗马元老院认为弗拉米尼努斯不合时宜的宽和态度已经给罗马带来威胁，不可重蹈覆辙，于是马其顿遭到灭顶之灾。马其顿是彻底的君主制统一国家，在斯退蒙河（Strymon）上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召开的会议中，罗马委员会下令按照希腊的同盟体系，将其分为四个共和联邦制同盟，即东部各州联合的安菲波利斯同盟、卡尔西斯半岛的德萨洛尼迦同盟、塞萨利边境上的佩拉同盟以及内陆的佩拉哥尼亚同盟。分属不同联盟的人，其通婚无法律效力，任何人都不允许在不同联盟同时拥有财产。所有曾在马其顿王室统治下担任官员者，以及其成长成人的子嗣，在离国之前必须前往意大利，违者处以死刑。罗马人仍担心旧日的忠君报国之心死灰复燃，这确实情有可原。

马其顿的法律以及旧制在其他方面依然行之有效，官吏按照常理由每个公社选举提名，公社以及同盟的政权掌握在上流阶层手中。马其顿王室的领土和特权并未授之与各同盟，而且禁止开采作为国家主要财富来源的金银矿，但是到了罗马纪元596年即公元前158年，他们又得到许可，至少可以开采银矿[3]。食盐的输入、造船木料的输出均被禁止。停止征收此前上缴国王的土地税，各同盟和公社可以自行征税，但是他们需将以前土地税的一半上缴罗马，按照固定的税额，每年总计100塔兰特（折合24000英镑）[4]。马其顿全境永久解除武装，德摩特利亚斯的堡垒被夷为平地，只在北部边境上留有一连串防御蛮族入侵的据点。至于收缴上来的武器，铜盾被运往罗马，其余均被焚毁。

罗马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马其顿，此后两次响应旧王朝遗嗣号召重起战端，但除此之外，时至今日，马其顿再无任何历史。

伊里利亚的瓦解

伊里利亚也受到类似的待遇。甘提乌斯王国分裂成三个独立的小国。在这里，自由财产所有者同样需要向其新主罗马上缴此前一半的土地税，归附罗马的城市除外。作为回报，罗马免除其土地税，但在马其顿不存在这种例外的可能。伊里利亚的海盗船队被没收，并赠送给了沿海名声较佳的国家。伊里利亚屡屡凭借其海盗船侵扰他国，这样一来，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祸患得以消除。

寇提斯

寇提斯身处色雷斯，罗马人鞭长莫及，而且恰好可以利用他防御犹美尼斯，所以得到了罗马人的赦宥，他沦为俘虏的儿子也被释放归国。

如此一来，希腊北部事务得以解决，马其顿也最终脱离了君主制的羁绊——希腊在事实上比以前自由，境内不再存在国王。

希腊人争取帕加玛大计蒙羞

但是罗马人并不满足于切断马其顿的神经和筋肉。元老院决议即刻采取措施让所有希腊国家，不分敌友，永远不能对罗马产生威胁，于是将他们一概降为同等卑微的属国地位。罗马人所行政策本身就值得商榷，但是对于较为强大的希腊属国施行这种政策的方式却有失大国体统，由此也可以看出法比乌斯与西庇阿的时代已然终结。

交战国地位的这种变化，阿塔鲁斯王国受到的影响最为深刻。罗马之所以创建并扶植这一王国，是为了牵制马其顿，如今马其顿不复存在，阿塔鲁斯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犹美尼斯谨小慎微，很难找到尚能接受的托辞剥夺他的特权地位，同时避免给他蒙羞。大约在罗马人驻扎赫拉克隆的同时，突然之间许多关于犹美尼斯的奇谈怪论铺天盖地而来——传闻他曾秘密与柏修斯串通，据说他的舰队似乎忽然不见踪影，又传说柏修斯曾以500塔兰特收买犹美尼斯不参与战争，以1500塔兰特贿其居间调停，但是因为柏修斯吝惜钱财，才未能达成协议。至于帕加玛的舰队，犹美尼斯拜谒罗马执政官之后，便在罗马舰队往赴驻冬之际，率领舰队返回本国。

至于犹美尼斯贪污受贿一事，完全和当今报纸上的谣言一样子虚乌有。犹美尼斯家底雄厚、足智多谋且持节守恒，早在罗马纪元582年即公元前172年的一次旅行，就导致马其顿和罗马的关系破裂，因此几乎遭到柏修斯派人刺杀，此刻已经渡过了战争的胶着状态——而且犹美尼斯对最后的结局没有深刻的怀疑——怎么会为了区区几个塔兰特把他那份战利品拱手让给蓄意谋杀他的人？多年励精图治怎么可能会冒险行如此欠缺考虑的下下策？这不仅仅是个曲意捏造的谎言，而且还是个蹩脚的谎言。无论在柏修斯留下的文件中抑或是其他地方，都未发现该传言的证据，这更加确信无疑，因为罗马人甚至都不敢将这些疑虑公之于众，但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意图见之于罗马贵族对犹美尼斯之弟阿塔鲁斯的所作所为，阿塔鲁斯曾在希腊统率帕加玛助战军队援助罗马。这位英勇忠实的战友受到罗马的热烈欢迎，罗马人请他为自己、而非其兄邀赏——元老院将会欣然允诺赐予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王国。阿塔鲁斯仅提请了埃奴斯和马罗尼亚。

罗马元老院认为这只是初步的要求，便十分客气地答应了。但是阿塔鲁斯没有提出任何进一步的条件便班师离去，元老院才明白帕加玛王室家族中的相互关系，与其他王室家族中惯有的关系不同，于是宣布埃奴斯和马罗尼亚为自由城市。帕加玛人未能从马其顿的战利品中得到一寸领土，如果说在战胜安条克之后，罗马人对腓力尚存体面，但现在却是随心所欲地中伤和侮辱了。犹美尼斯和安条克此前一直在争夺潘菲里亚的所有权，而罗马元老院似乎就在此时，宣布潘菲里亚独立。更重要的是，自从犹美尼斯使用武力将蓬塔斯王逐出伽拉提亚，蓬塔斯王在缔结和约之时也承诺不会再与伽拉提亚各君主串通，伽拉提亚人在实质上受犹美尼斯的管辖，现在即使没有收到罗马的直接唆使，无疑也是趁着犹美尼斯与罗马人失和，起兵攻打犹美尼斯，蹂躏其王国，犹美尼斯因此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犹美尼斯请求罗马人调停，罗马使者声明愿意介入调停，但是认为统领帕加玛军队的阿塔鲁斯最好不要随他前往谈判，以免引起伽拉提亚蛮族的敌意。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罗马使者并未取得任何成果，他返程告知犹美尼斯，其调停反而激起了蛮族的愤怒。过了不久，伽拉提亚人的独立得到了元老院的认可和肯定。犹美尼斯决定亲自前往罗马，向元老院辩解此事缘由。但是罗马元老院似乎良心作祟，突然发布一道法令，规定今后各国君主不允许往赴罗马，并派遣刑事推事到布隆迪西乌姆迎接犹美尼斯，当面向他宣告元老院的法令，询问他有何贵干，并暗示他最好速速离开。犹美尼斯沉吟良久，最后说已别无所求，复登舟返国。他明了当时的局势：半强制半自由的联盟时代已经结束，弱国附属的时代已然开启。

挫败罗德岛人

罗德岛人也遭受了类似的待遇。他们曾经颇受优遇：罗德岛人与罗马之间确切来说并非所谓的联盟关系，而是友好的平等关系。罗德岛人因此并不会被禁止缔结何种盟约，他们也无需被迫响应罗马人的命令出兵助战。大概正是由于这一情形，罗德岛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和气见损。罗德岛人首次与罗马人产生分歧是因为里西亚人的起兵反抗镇压。安条克战败后，里西亚人交由罗德岛人管辖，罗德岛人将其当作叛臣贼子，残忍地将里西亚人贬为奴隶（罗马纪元576年即公元前178年）。然而里西亚人声称他们不是罗德岛人的臣民，而是其同盟，里西亚人请求罗马元老院决定和约存在的歧义，以此说服罗德岛人。里西亚人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罗马人理所当然寄予同情，而同情心大概是仲裁结果的主要因素，至少罗马人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并且任由他们以及其他希腊人自行解决争端。与柏修斯战争的打响，和其他通情达理的希腊人一样，罗德岛人也引以为憾事，并严厉指责挑起战端的犹美尼斯，甚至在罗德岛举行太阳神节庆盛典时，不允许他派来参加庆祝的使者出席。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们依附罗马，亦无法让无处不在的马其顿党在罗德岛掌握政权。

罗马纪元585年即公元前169年，罗马允许罗德岛由西西里输出谷物，可见双方的友好关系并未断绝。在皮德那之战前夕，罗德岛使者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罗马总部和罗马元老院，声言这场战争对其在马其顿的交通以及港口收入带来损害，罗德岛人已经忍无可忍，他们有意愿向拒绝讲和的一方宣战，而且出于这一观念，他们已经和克里特以及亚细亚诸城结成同盟。一个由公民大会主政的共和国很可能不断上演反复无常，但是这么一个商业城市竟敢作出如此不理智的干涉——罗德岛人在得知唐培隘口陷落才敢下此决定——这必须特别说明。其答案见之于一份证据确凿的报告：罗马执政官昆图斯·马尔奇乌斯是“新式外交”开创者，据说他曾于赫拉克隆的军营中（因此是在占据唐培隘口之后）礼遇罗德岛使者阿吉波里斯（Agepolis），并私下请求他居间斡旋，安排双方缔结和约。共和国的愚妄和虚荣又添油加醋，罗德岛人以为罗马人已然自暴自弃、必败无疑，渴望能即刻在四个大国中充当调停的角色，便与柏修斯联系。罗德岛人的使者对马其顿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且口不择言，于是落入了圈套。

罗马元老院大多数人自然对此毫不知情，莫名其妙地收到宣言，必定怒不可遏，下决心乘机挫败这个飞扬跋扈的商业城市。一位好战的将领甚至向人们提请对罗德岛宣战。罗德岛使者再三下跪，恳求元老院念在双方一百四十年的情谊，饶恕其冒犯。罗德岛人将马其顿党的首领送上断头台或罗马，又送来一个价值不菲的金花环以感激罗马人不对其宣战，但是都未见成效。受人敬仰的加图表明，严格意义上罗德岛人并未犯罪，并且质问罗马人是否会对意愿和想法判罚，如果不再有令其畏惧的力量存在，罗马可能会肆无忌惮、恣意妄为，罗马人是否会因此归罪于各国。但是罗马人对此言语劝谏无动于衷。

罗马元老院剥夺罗德岛人在大陆的属地，该属地年产出价值120塔兰特（折合29000英镑）。更严厉的打击是针对罗德岛人的商业。禁止向马其顿输入食盐，禁止从马其顿输出造船的木料，这似乎是刻意针对罗德岛人的。罗马在德洛建设自由港，更加直接影响罗德岛的商业：罗德岛的关税收入此前每年可达1000000德拉克玛（drachmae，折合41000英镑），短时期内迅速降到150000德拉克玛（折合6180英镑）。总的来说，罗德岛人的自由遭到了限制，其开明进取的商业政策因此废止，其国力开始走向凋敝。罗德岛人结盟的请求也遭到拒绝，直到罗马纪元590年即公元前164年，经过反复央求，罗马才与其重新缔结盟约。克里特人同犯此罪，但是国力弱小，仅受到严厉谴责便了事。

罗马介入叙利亚—埃及战争

对于叙利亚和埃及，罗马人可以即刻了事。两国已经发动了战事，科勒叙利亚和巴利斯坦是争端的焦点。据埃及方面声称，叙利亚的克利奥帕特拉成婚之际，这两个地方就割让给了埃及，然而实际控制科勒叙利亚和巴利斯坦的巴比伦朝廷却对此矢口否认。显然双方之所以会产生争执，是因为以科勒叙利亚城市税收负担克利奥帕特拉的嫁妆，在此事上叙利亚并不理亏。罗马纪元581年即公元前173年，克利奥帕特拉去世，支付税款也在此时终止，战争一触即发。战争似乎是由埃及挑起，但是马其顿王安条克·埃庇芳尼欣然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趁罗马人受邀身赴马其顿，尝试达成塞琉古王朝传统的政治目标——占据埃及。安条克似乎十分幸运，彼时埃及在位国王是克利奥帕特拉之子托勒密四世菲洛梅托（Ptolemy Ⅳ，Philometor），尚且年幼，其帐下谋臣亦居心不良。安条克在叙利亚—埃及边境上大获全胜，而后于罗马兵团登陆希腊同年（罗马纪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率军挺进其外甥的领土范围，并在不久后控制住了埃及国王。

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安条克似乎意图假借菲洛梅托的名义将埃及全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因此亚历山大城关门据守，废除菲洛梅托，拥立其弟犹尔提斯二世（亦称“肥王”）取而代之。届时其本国发生变乱，叙利亚王应召离开埃及，返回国内。当安条克返回埃及，菲洛梅托与其弟已经达成谅解，于是叙利亚继续对二者发动战争。正当安条克陈兵亚历山大城之际，也就是皮德那之战（罗马纪元586年即公元前18年）不久后，罗马使臣盖乌斯·波庇里乌斯（Gaius Popillius）来到亚历山大。此人生性粗暴，向安条克宣读元老院的命令：归还所有侵占的领土，并在规定时间内撤离埃及。安条克请求给他时间稍加斟酌，但是这位前执政官用手杖在安条克周围画了个圈，命其在迈出这个圈之前表明自己的意愿。安条克答复愿意谨遵罗马之命，便率军离开，回到其首都。他按照罗马人的形式，以其“神圣光武王”的名义举行庆祝征服埃及的盛典，并以可笑的方式模仿鲍鲁斯的凯旋典礼。

确保希腊无虞的措施

埃及主动提请罗马的保护，因此巴比伦各君主也放弃了争取独立的最后努力，归顺罗马。马其顿在柏修斯的领导下发动战争，这与塞琉古王朝为了争夺科勒叙利亚而卷入战乱异曲同工，而且这两个王国都尽最后的努力以恢复国力。但是两者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前者危机解除依靠的是罗马兵团的介入，后者则是一位外交家的粗鲁辞令。

在希腊本土，彼奥提亚德两座城市已经受到了过多的惩罚，柏修斯的同盟中仅有摩洛提亚人未受到征讨。鲍鲁斯依照元老院的密令，纵兵劫掠埃庇鲁，一日之内遭到洗劫的达七十座城市，并将其居民贩卖，总计达150000人沦为奴隶。由于态度不甚明确，埃托利亚人丧失了安菲波利斯，阿加那尼亚人丧失了勒迦（Leucas）。雅典人却继续扮演阿里斯托芬行乞诗人的角色，不但获赠德洛和莱蒙洛斯，甚至不耻地请求哈里亚都已然荒废的遗址，并如愿以偿得到了该遗址。如此一来，罗马人为缪斯做了些事，为公道做得更多。每一座城市都存在马其顿党，因此希腊到处都在举行叛逆罪的审判。凡是曾在柏修斯麾下服役的人均被即刻正法，凡是受到柏修斯遗留文件或受前来告密的政敌牵连的人均被押解至罗马，亚该亚人迦里克拉底和埃托利亚人里西斯古以操持告密为业，并且远近闻名。如此一来，塞萨利、埃托利亚、阿加那尼亚以及勒斯博等地引人注目的爱国志士均被迁离各自的祖国，特别是一千名亚该亚人也受到这样的处置——之所以走这一步，不是为了起诉这些被带走的人，而是为了平息希腊人顽固的反抗。

亚该亚人未得到预期的答复，仍然心怀不满，一直要求元老院着手调查，罗马元老院不厌其烦，最终郑重声明：有关人士留在意大利境内，以待后命。他们被安置在意大利内地的乡镇，因此待遇尚且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企图逃跑则会被判处死刑。被带到意大利的马其顿前朝官员，其境遇大抵也是如此。这一权宜之计虽然粗暴，但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希腊人中的罗马党人认为被处死的人数太少，对此十分不满。因此，李西斯古认为，在初步审查之后，可以在公会上就埃托利亚爱国党的五百名领袖人物执行死刑。罗马元老院用人之际，还需要李西斯古，所以任凭此事过去，不加惩戒，仅谴责他不应该动用罗马士兵处理希腊事务。然而我们可以猜测，罗马人之所以开创这一制度，将存疑之人拘禁于意大利，部分原因是防止这样残忍的事情发生。因为在希腊本土甚至已经不存在像罗德岛或帕加玛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所以没有如此削减其力量的必要，其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捍卫公道——当然是罗马人所谓的公道——其目的是防止爆发最为臭名昭著的党锢之争。

罗马及其附属国

因此所有希腊化的国家都完全受罗马的保护，亚历山大大帝创立的帝国完全落入罗马共和国的版图，似乎是罗马从亚历山大后裔手中将此城继承下来的一样。四面八方的君主和使臣潮水般涌来，向罗马表示祝贺，阿谀奉承表现出来的卑屈下贱，莫过于各位君主在前厅时的情景。马西尼萨王由于被明令禁止前往罗马，才未亲自出席，并且命其子代为传达：他认为自己只是其王国的受益人，而罗马是其国的真正所有者，不管罗马人愿意留下什么，他永远对此感到满足。这话至少含有真情。但比提尼亚王普卢沙必须为其此前保持中立赎罪，他在这献媚竞技中拔得头筹。他被引导进入元老院时，匍匐在地，向那些“救苦救难的神”行礼致敬。他既如此卑劣不堪，波力比阿（公元前205？—前125年，希腊历史学家）却记述道：罗马人客气地回复了普卢沙的请求，并将柏修斯的舰队赠送给他。

至少在此刻臣服致敬是最好的选择。波力比阿叙述了自从皮德那之战，罗马作为世界性帝国建立起来的全过程。实际上那是最后一次一个文明国家以平等大国的姿态与罗马在战场上交锋。此后的任何战斗都是叛乱，或是对罗马—希腊文明范围之外的民族进行的战争——所谓与蛮族的战争。自此以后，整个文明世界都承认罗马元老院为最高法庭，各君主和各民族之间如果发生争端，最后由元老院委员会进行决断，为了学习罗马的语言风俗，各国王子和贵族青年都到罗马定居。此后明目张胆意图推翻罗马统治的事件事实上仅有一例，即蓬塔斯大王米特拉达特斯（Mithradates）。

此外，皮德那之战也是罗马元老院最后一次坚守——如果可能的话，在意大利海外不占据领土，也不屯兵海外，而仅仅依靠政治主权让各国服从他们的命令——这一旧国策。罗马施行这一政策，是为了让诸国不至于陷入彻底的怠惰或无政府状态，例如希腊的情形，也不至于跳出半自由的状态，跻身独立国家的行列，例如马其顿遭到挫败的尝试。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就此凋亡，但是也不允许某一国家独立自主。因此在罗马的外交关系上，被征服的敌国往往占据着比忠诚的盟国更有利的地位，或者至少与之平等。罗马人会帮助战败的对手恢复国力，但如果战败者企图自行复国，则会遭到贬黜和打压——埃托利亚人、亚洲战争后的马其顿、罗德岛以及帕加玛已经得出的血的教训。但是罗马作为保护国不仅像主人之于奴仆那般很快产生厌烦感，而且其努力宛如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徒劳无功地受累，显而易见在本质上已经行不通了。皮德那之战后，马其顿君主制随之瓦解，预示着制度的转变，而且罗马也越来越无法容忍有可能独立的中等国家与之平起平坐。希腊的小国治国无方，政治和社会都陷入混乱，罗马无法避免地频频干预其内政。马其顿的武装已经遭到解除，其北部边境需要远远不止哨兵站来防御。最后，罗马开始于马其顿和伊里利亚征收土地税——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罗马的附庸国正日益沦为其臣属。

罗马的意大利内外政策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回顾罗马自统一意大利到分解马其顿的历程，罗马帝国似乎并没有策划实行任何领土扩张之类贪得无厌的宏伟方案，这一结果似乎并非出自罗马政府自身的意愿，甚至是违背其意愿被迫接受的结果。当然前一种观点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塞勒斯特（全名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前34年，罗马历史家）假借米特拉达特斯之口说明：罗马与各部族、城市以及各君主之间的战争起源于同一个主要因素，即对领土和财富的贪欲，其见解实属不谬；但是这只是情绪和争执影响下形成的判断，如果将其引证为史实，又不免滑天下之大稽了。

显而易见，每一位观察入微者均可洞见，在此期间罗马政府始终只对意大利的主权念念不忘，且别无所求，他们仅仅希望周边区域不存在太过强大的邻国。罗马人并非出于对被征服国家的人道主义情感，而是本着十分公道的态度，拒绝让帝国的核心受到外界的负累——依次对把非洲、希腊和亚洲纳入罗马的保护范围表达强烈的反对意见，直到每次形势所迫，或者至少是不可抗力的影响，才导致罗马帝国的领域进一步延展。罗马人一直极力宣称他们不施行扩张政策，而且他们总是被动攻击的一方，这番话至少所言非虚。除了对西西里的战争外，罗马人经历的大战——对汉尼拔和安条克的战争，对腓力和柏修斯的战争亦不差分毫——实际上都是被迫拿起武器，或者直接受到侵略，抑或是迫于现存政治关系的空前变动，因此在战争之初，罗马人往往会被打得措手不及。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应该特别关注意大利自身的利益，但是并未适可而止，例如保留对西班牙和非洲的监护权，尤其是不切实际地计划将自由带给全希腊。从意大利政策的角度上看，都属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这一点十分明朗。但是这些失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盲目地畏惧迦太基人，另一方面是更加盲目地醉心于希腊的自由，所以在此期间罗马人并未表现出征服的欲望，反而对其保持着戒心，这一点十分明智。

罗马的政策自始至终都不是由某一位才干超群的智者制定而一代代流传下来，而是由一个能力非常、但不甚包容的审议大会制定的，该议会匮乏规划宏伟框架的能力，并有急切渴求保全其共和国的本能，故而无法以恺撒或拿破仑那般魄力拟定规划。归根结底，罗马帝国总体奠基于古代政治的发展之上。古代世界对国家间权利制衡一无所知，因此每个国家在国内统一之后，或致力于征服邻国，如希腊诸国，或者至少不让自身受到威胁，如罗马——当然，这同样以征服为最终结果。在古代，也许只有埃及这一大国严格施行过制衡之策，而塞琉古与安替哥奴，汉尼拔与西庇阿因施行与之相反的政策，陷入到碰撞冲突之中。但似乎很可悲，古代其他得天独厚、高度发达的民族只能走向衰微，以此成全某一国家从总体中脱颖而出，仿佛它们存在的意义仅在于促成意大利的宏伟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凋亡。然而历史的公道必须承认：这一结果并非因为罗马兵团比方阵对更具军事优势，而是古代国际关系的普遍发展结果，因此结局并非出乎偶然，而是一种永不动摇的坚忍的宿命。

[1]然而彼奥提亚同盟并不是在这个时候依法解散的，而是在科林斯灭亡之后。

[2]有个故事说，罗马一方面要信守保其性命的誓言，一方面又要向他报仇，只好以剥夺其睡眠的方式置他于死地，这当然不足为信。

[3]加西道拉斯（Cassiodorus）说，马其顿各矿于罗马纪元596年即公元前158年重新开采，通过对钱币的研究，我们可以找到这种说法更为准确的阐释。马其顿四国的金币都已经消失殆尽，因此不是金矿已然封闭着，就是开采的金矿石锻造成了金条。另一方面第一马其顿国——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的确存在银币，安菲波利斯就是银矿所在地。在铸造银币的短期内（罗马纪元596—608年即公元前158—前146年），银币数量非常之多，这证朋银矿的运转十分努力，或者旧王室的货币大量重铸。

[4]波里比阿说，罗马人“免去了马其顿共和国的封主捐税”，我们没必要因此假定这些赋税伺候得到了豁免，要理解波里比阿的话，只要假定以往的封主税现在变成国税就够了。鲍鲁斯允许马其顿继续实行旧制，至少直到奥古斯都时代，必然也和免税相结合。

第十一章　政府与被统治者

新党派的形成

贵族阶层的衰亡并未改变罗马共和国的贵族统治性质。我们已经在上文有所表述，平民党本身从一开始就具有这一性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得比贵族更加明显。因为在旧有公民群体中，权利绝对平等，新宪政一出台便将享有特殊公民权和使用权的元老家族与其他公民大众区分开来。因此贵族一经废除，公民平等得以正式建立，新的贵族以及相应的平民阶层也随之形成。

我们此前也叙述过前者如何在衰落的贵族阶层上成长起来，以及新的进步党如何完成早期运动与旧有平民反对党后期运动的混合与承接。这两个新政党最初形成于5世纪，但直到之后的6世纪才有相当的规模。这种内在的发展变迁似乎被大战和胜利的喧嚣淹没，因而与罗马历史上其他事物的形成相比，显得隐逸飘渺。恰如一层寒冰悄无声息地凝结在河流表面，并且不知不觉地愈冻愈紧，新的罗马贵族就这样悄悄地登上历史舞台。同样，正如在冰面下缓缓增涨的水流，与新贵族对立的新进步党也开始崭露头角。两者相互对立的运动单独来说均影响甚微，并未在此时产生任何明显的实际灾祸，很难从综合的历史角度去概括。但正是在此期间，共和国至此享有的自由逐渐受到侵蚀，为将来的革命埋下了伏笔。如果我们不稍微表露该层冰壳的强弱，不略加表述冰层下水流的急缓，不大致描述预示大爆发临近的怒号和霹雳，那么对二者的描写以及罗马总体发展的叙述都有所欠缺。

贵族阶层优越性的根源

在形式上，罗马贵族固守贵族统治时期的旧有制度。曾经担任过国家平时最高官职者，不但在一开始就理所当然享有较高的荣誉，而且在早年便可获得与其地位相关的某些荣誉特权。最初始的特权毫无疑问是允许这些官员的子孙，在他们功勋卓著的祖先谢世之后，于家堂之上供奉其蜡像，沿着绘有家谱的墙壁陈设，在家人去世出殡时，也可以带着蜡像行进在葬礼队列中。要想领略这种荣誉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在意大利—希腊的观念中，个人崇拜与共和政体不相符合，因此罗马国家警察绝不容许发生展示在世者雕像的情况，并严格监督逝者雕像的陈列。与这一特权外在标识不一而足，由法律或者习俗传承给这些官员及其后代：男子的金戒指、年少者的镀银配饰、托加袍[1]华丽的垂边以及童子存放护身符的金盒子[2]——这些东西固然不足挂齿，但是在一个表面上严格遵守公民平等的公社中，这仍是很有必要的。甚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一位公民因为在公共场所，未经法律允许，将一只花环戴在自己头上而被捕入狱，并在牢中囚禁数年[3]。

平民贵族的特权

在贵族统治时期，这些荣誉很可能大部分已经存在，而且只要贵族内部家庭仍然存在门第高下之分，这些荣誉便被当作名门望族的外在标志。但只是在罗马纪元387年即公元前367年宪法改革之后，它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才得到承认，由此，平民出身的执政官，其家庭和贵族家庭享有平等特权地位，这些贵族家庭如今大概都可以运着祖先的雕像办理丧事。此外，根据当下的规定，拥有这些世袭特权的国家官职，不包括低级或特派官员，也不包括平民护民官，而只包括执政官、与执政官平起平坐的军事执政官以及市政要职官员（市政官参与管理公共司法行政，因此也参与行使国家主权）[4]。

虽然平民贵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在高级官职向平民开放后才有可能形成，但是即使不是一开始，在不久之后也表现出组织上的某种严密了——无疑是因为这种贵族特权早已在现有的平民元老家庭萌芽了。因此，李锡尼的法律所带来的结果实际上和我们当今所谓的册封一批贵族有异曲同工之妙。仰赖在政府担任高官的祖先而跻身贵族的平民家庭，与原属贵族的家庭合为一体，并且在罗马共和国中占据特殊地位、拥有特权，所以罗马人再一次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不仅再一次同时具有掌握政权的贵族阶层以及世袭贵族——二者实际上从未淡出历史——而且还存在掌握政权的世袭贵族，因此掌握政权的氏族和起义反抗他们的平民势必会重起争端。事态很快就朝这个方向发展了。贵族阶层不再满足于相对无关紧要的荣誉特权，力图独揽政权，将国家至关重要的制度——元老院和骑士阶级——由共和国的政府机关变成平民、贵族共存的贵族政治机关。

元老院的特权

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元老院，尤其是贵族—平民组成的规模较大的元老院，在法律上依附于行政长官，但这种关系迅速走向瓦解，二者实际上已经相互独立。在罗马纪元244年即公元前510年政治革命之后，公共官吏开始从属于国务议会，召集人们进入元老院的权力由执政官转移到监察官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法律承认曾经担任最高官职的人在元老院中有出席权和表决权。元老院本来是高级行政官员召集的议会，它在很多方面都依附于高级行政官员，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在实际上独立的统治团体，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自行增补人员。因为进入元老院的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被选举担任高级官职，二是得到监察官征召——都在实际上受到统治团体本身的掌控。毋庸置疑，这个时期的公民依旧饱含独立精神，不允许出现非贵族完全被排斥在元老院外的现象，而其贵族阶层也许谨小慎微，也不愿意在元老院中形成垄断、一家独大，但由于元老院本身等级森严——其中担任过高级官职者，按照执政官、军事执政官以及市政官等级，成为元老院成员，和那些未担任要职因此无权参与辩论的元老具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出席元老院会议的非贵族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在元老院中的地位无足轻重，相对势单力薄，元老院在实际上是贵族势力的支柱。

骑士百夫队的特权

骑士制度逐渐发展成为贵族阶级的第二个机关，其重要性次于元老院，但是绝非无关紧要。新的世袭贵族无法将公民大会的权力完全占为己有，他们必然极度渴望至少在代表公社的公民大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在部族大会中，新的世袭贵族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塞维亚政制下的骑兵百夫队似乎正是为此创建的。公社提供的1800匹战马按照宪法也由监察官支配[5]。毫无疑问，监察官在军事背景下检阅军队，履行职责挑选骑士之时，若骑士因年老或者其他原因未达能力标准或者完全不堪重用，监察官须坚持令其交出公有的战马。但是这一制度的本质就暗含骑士的战马应该专门分配给富人的意味，而且要使监察官看重能力而非出身高贵，不允许一度入选的显贵，尤其是元老长时间将马匹据为己有，这绝非易事。也许法律也有规定，元老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想保留多长时间都无可厚非。

如此一来，元老在十八个骑士百夫队中享有表决权，而其他领域的表决权主要分属贵族青年，这在实际上成为常规。军事制度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原因并不全然在于兵团骑兵队伍中不适合服役的人数颇多，而在于这种改革破坏了军队中的平等，更是因为贵族青年越来越多地从陆军中退役。封闭的贵族骑兵部队为整个兵团骑兵队奠定了基调，从家世和财富地位更高的公民中选任。这让我们稍可领悟为何在西西里战争期间，执政官盖乌斯·奥列里乌斯·科达（Gaius Aurelius Cotta）下令他们和兵团士兵一起挖掘战壕时，骑兵竟然拒不服从（罗马纪元502年即公元前252年）；而加图在西班牙担任统帅之时，备感有必要对麾下的骑兵严加训斥。但是这种将公民骑兵队转化为贵族骑兵卫队的做法，必然对贵族利益带来危害，更给罗马共和国带来威胁。贵族阶层在十八个骑兵百夫队中不仅享有特别选举权，而且是其他人的表率。

剧院中的场所分离

与上述性质相似的，还有在国家节庆日将元老阶层和其他民众出席观看的场所正式分离开来。这是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西庇阿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时实行的改革。国家节庆和为了表决而召集起来的百夫队一样，都是人民大会，但是那次国家节庆日并未通过任何决议，便宣告统治阶级和臣民群体的种种区别——暗含出席会议二者分区而坐——更加意义非凡。因此这项改革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都遭到了反对，因为这给他们徒招怨愤，无所裨益，而且贵族中的明达志士竭力以公民平等的形式掩饰他们在政府中的独断专制，这一改革与他们所做的努力显然南辕北辙。

监察官——贵族的支柱

这些情况可以说明许多事实：监察官一职为何成为共和国晚期的枢纽。原先无足轻重的某个官职，为何逐渐拥有根本不属于它的官阶，享有贵族共和国无与伦比的光荣，并被认为宦途亨达、登峰造极的职位。反对党屡屡尝试将自己的人推上监察官一职，甚至企图让监察官在任期内以及卸任后对人民负责。为何政府认为这是对其统治的攻讦，并联合起来抵制这种企图？在这方面，我们只需要提及一事便一目了然：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加图成为监察官候选人，当年的两位监察官不得人心，反对党意图对他们进行法律诉讼，但元老院非常蛮横、不择手段加以阻止，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监察官是政府最重要、因此也是最危险的工具，政府一方面赋予这一职位无限光荣，一方面又对其心怀芥蒂。将元老院和骑士阶层的人员组成置于监察官的绝对支配下，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排斥权不可能和征召权分离，而且排斥权必然需要保留下来，其目的不完全是铲除元老院中反对党的才干志士——这是当时任何圆滑的政府都会谨慎规避的——而是保留贵族政治的道德光辉。一旦这种道德光辉不复存在，反对党势必会迅速反扑。拒绝权也得以保留，但他们需要的主要是这柄白刃的璀璨光华——他们惧怕白刃的锋芒，并想方设法使之变钝。此外监察官一职受到天然的约束——贵族阶级的名录以前可以随时更改，在监察官的管理下，只能每隔五年修订一次——而且政府赋予监察官的同僚否决权，赋予其继任者撤销权，以此限制他的影响。此外还有一种十分有效的限制措施：存在着这样一种习俗，其作用相当于法律，监察官将元老或者骑士除名时，必须以书面形式出具做出这一决定的缘由，于是通常采取司法程序。

贵族认为高级官员员额不足发动政制改革

贵族阶级享有这样的政治地位——主要基于元老院、骑士阶级监察官一职——不仅实质上将政府置于股掌之间，而且贵族阶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革政制。为了维持公共官职的重要地位，贵族阶级尽可能少地增加官职的数额，随着领土扩张以及事务逐渐繁琐，将官员数额控制在远远低于所需要的数额，这是他们政策的一部分。为了应对紧急事件，他们于罗马纪元511年即公元前243年将此前一位执政官担任的司法职务分给两位法官——一位负责审判罗马公民之间的诉讼案件，一位负责处理非公民之间或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诉讼案件——并任命四位助理执政官管理四个海外属地，即西西里（罗马纪元527年即公元前227年）、包括科西嘉在内的撒丁（罗马纪元527年即公元前227年）、近西班牙以及远西班牙（罗马纪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罗马提起诉讼的方式十分简单，而且官员的势力与日俱增，无疑与罗马官职数额低于实际需要有很大关系。

罗马公民会议中的官员选举

政府发起的改革——虽然不改变现行宪法的条文，而仅仅改变其实施，但是仍不失为改革——最为显著的是军官和文职官员的任用，不再按照宪法条文许可以及宪法精神要求，不再仅仅是选贤任能，而越来越多地重视门第和资质。至于军官的选任，在形式上并非如此，但在实际上却变本加厉。在前期，军官的任命权已经很大程度上由将军转移到公民的手上，而这时每年固定负责征兵的全体军官——四个常备兵团的二十四名军队指挥官——都是在公民大会中直接任命的。因此，下级军官和官员之间逐渐形成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下级军官可以通过严谨勇武得到将领的提拔，官员却只能通过游说公民才能平步青云。为了杜绝由此引发的恶意渎职滥权行为，防止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被选任这些重要职位，一定年限的在职证明成为授予官职的必备条件。然而军队指挥官是罗马军队制度事实上的支柱，这一职位一旦成为年轻贵族步入政界的阶梯，服兵役的义务便难免被规避，于是既存在民主政体的竞选运动，又有贵族政治的独断专权，军官选举因此不免流弊丛生。在发生重大战争之时（如罗马纪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的战争），暂时中止军官民主选举的方式，将军官任命权归还将领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对新制度的强烈抨击。

执政官和监察官选举限制

至于文官，改革的首要目的是限制再次参选最高官员。如果每年一任的君主政制并非浪得虚名，这种限制就不可或缺。即使在前期，某个人卸任执政官未逾十年，也不允许再次当选执政官，而监察官一职则明确禁止重新参选。至今没有通过其他法律，但是法律的落实越来越严格。在意大利战争延续期间，十年间隔法虽然于罗马纪元537年即公元前217年一度中止，但在之后却未予以再次实施，而且直到这段时期结束，重新当选的例子也极为罕见，这是法律实施严格的明证。此外，这段时期末（罗马纪元574年即公元前180年）颁布了一项人民法令，规定公共官职的候选人按固定顺序依次申请，并遵守任职间隔年限和年龄限制。

当然在习俗上对二者早就有规定，但是将习惯上的条件升格为法律要求的资格，显然是对选举的自由设限，因此选举主体也不再具有于非常时期忽视这些要求的权利。一般情况下，统治阶级家族内部的人，无论其能力大小，元老院都开门延入，贫贱卑微者完全排除在政府官职之外，而且不属于世袭贵族的全体罗马公民也一律排除在外，他们或许可以进入元老院，但没有资格充任两个最高官职，即执政官和监察官。除了曼尼乌斯·库里乌斯和盖乌斯·法比里乌斯之外，没有其他出身非社会贵族的人担任执政官，很可能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从汉尼拔战争开始到柏修斯之战结束的半个世纪，首次出现于执政官和监察官名录的氏族数量十分有限，其中绝大多数，例如弗拉米尼氏、特伦提氏（Terenti）、波尔奇氏（Porcii）、阿西里氏（Acilii）和莱利氏（Laelii），他们身居执政要不就是因为反对党的选举，要不就是由于和贵族阶级有特殊联系。例如罗马纪元564年即公元前190年，盖乌斯·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当选罗马执政官，显然是因为他是阿庇西的兄弟。当然，将弱势阶层排除于政府之外，是出于形势变幻莫测的考虑。

如今罗马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意大利国家，已经吸收了希腊文化的成分，不可能再从耒耜之间寻一介农夫，就将其奉为公社的领袖。但如果将当选者完全限制在贵族家族这一狭隘的范围内，“新人”想要挤进这个圈子必须采取某种篡夺的方式，既没有必要，也无甚裨益[6]。元老院制度从一开始就以代表氏族为基础，具有某种世袭属性，而且一般来说，从政智慧和从政经验可以由父亲传给儿子，虎父无犬子，功勋卓著的祖先，其精神感召力也能激起人内心所有高尚的闪光点，使之迅速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因此贵族自然而然也具有其固有世袭性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罗马贵族从来都是世袭贵族，其世袭性质可以从传统习俗中一探究竟：元老携其子同赴元老院，公职高官以所谓好征兆的方式，将最高官爵的荣誉标志——前任执政官华美的服饰衣摆和凯旋的符篆金盒——赠予其子。但是在较早时期内，世袭的表面尊严在某种程度上有内在的道德为其佐证，元老贵族治理国家，凭借的并非世袭的权力，而是最高代表权——杰出人士和常人的持有权力的差异——这时贵族由原来高人一等、公社中最富于策划和行事经验的团体地位，沦落为世代沿袭补充官员，实行朋党相争暴政的贵人阶级，自汉尼拔战争之后其降格速度尤为迅速。

家族擅权

这一时期事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寡头政治的荼毒中演化出毒害更甚的特殊家族擅权。征服者扎玛霸道的家族政策，及其努力凭借自己的名望成功掩饰其弟之无能卑劣的行为，令人不禁摇首叹息，上文对此已有所叙述。弗拉米尼努斯任人唯亲，可能比西庇阿更加寡廉鲜耻、伤风败俗。选举的绝对自由实际上为朋党衍生出更多的可乘之机，而选民真正可以把握的机遇少之又少。马尔库斯·瓦勒里乌斯·科尔孚斯（Marcus Valerius Corvus）二十三岁便当选执政官，无疑是出于国家利益做出的决定，但是此时西庇阿于二十三岁当选市政官，三十岁成为执政官，而弗拉米尼努斯不到三十就从刑事推事升格为执政官，这种提升方式给共和国带来严重威胁。事态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要想制止一家专政及其带来的后果，只能从严格的寡头政治中寻求有效的防范措施。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甚至在其他方面反对寡头政治的一方也同意限制绝对自由的选举。

贵族政治的内部管理

统治阶级的精神存在于逐渐演化的过程，政府自然而然也带有这种改变的形迹。这一时期，内对外事务的管理仍然采取一贯强有力的政策，正是依据这一政策精神，昔日罗马公社确立起对意大利的统治地位。在西西里战争那段备受摧残的艰难时期，罗马贵族逐渐登上其新地位的顶峰，如果贵族违反宪法，篡夺高级官员和公民大会共同拥有的政权，并交由元老院执掌，他们的理由是：在汉尼拔战争风波以及由此而起的纷扰中，贵族固然不甚辉煌，但以坚定而审慎的方式为国家掌舵，并向世界证明，在很多方面，只有罗马元老院有资格统治意大利—希腊各国这一广泛区域。必须承认，掌握政权的罗马元老院在抵御外敌方面态度令人敬佩，因而结果也不负众望，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管理国家内政（虽然）不那么令人瞩目。然而十分重要也十分棘手，元老院应对现存制度和新制度的表现令人唏嘘不已，更确切地说，元老院在内政处理上与人们的期许背道而驰。

政权的衰颓

首先，政府与公民个人的关系已经发生改变。“长官”一词原意为“出类拔萃的人”，如果说他是公社的奴仆，那么因此他就是所有公民的主人。但是这种严格的管制已经明显松弛。任何朋党和游说盛行的地方，如当时的罗马，人们都谨言慎行，不会言辞激进或恣意妄为，以免丧失同仁的情谊和群众的支持。一般来说，只有科达（罗马纪元502年即公元前252年）和加图之类的新式人物，并非出身于统治阶级，才会不时表现出传统长官的庄重和严肃。鲍鲁斯被推举为讨伐柏修斯的统帅，并未按照常例向公民致谢，反而向他们声明：相信人们之所以选他担任主帅，是由于他最善统兵作战，因此要求他们不要干预战事，默默服从就好。人们对此已经感觉莫名其妙。

军纪和司法

罗马在地中海区域确立霸权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严格的军纪和司法。当时希腊、腓尼基和东方各国在军事和行政方面无不陷于彻底混乱的状态，而罗马无疑在这两个方面遥遥领先，然而罗马本身亦已积弊甚多。我们此前指出，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罗马统帅的拙劣无能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不仅仅是由反对党选出的民众领袖，如盖乌斯·弗拉米尼努斯以及盖乌斯·瓦罗，就连出身贵族的人也未能避免。司法方面情况如何，可以从执政官路奇乌斯·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Lucius Quinctius Flamininus）于普拉森提亚军营中的一件小事略见分晓（罗马纪元562年即公元前192年）。一位受其宠溺的少年因为随侍执政官，错过了前往首都观看决斗比赛，为了补偿其损失，这位执政官命人将一位投奔罗马营中的鲍埃部贵族召来，在筵席上亲手将其杀死。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凶犯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而且监察官加图因此将其在元老名籍除名时，元老院同侪却又在剧场中请这位被革职者重新坐在元老的座位上——毫无疑问，得以享此殊荣，只因为他是希腊解放者的兄弟，也是元老院中最有权势的党魁之一。

财政管理

这段时期内罗马公社的财政系统取得长足进步。罗马的财政收入明显呈上升态势。间接税收——罗马不存在直接税收——因罗马疆域扩大而增加，例如在罗马纪元555年和575年即公元前199年和前179年，由于税务不断增加，不得不在坎佩尼亚和布鲁提亚沿海普特奥里、迦斯特拉（Castra，即Squillace，斯奎拉斯）以及其他地方设立新的税务局。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新的盐税法规定了意大利各区域的食盐售价表，因为这时罗马公民散居各地，不可能再以相同价格为他们供应食盐。如果罗马政府不减价，大致按照原价为公民供应食盐，这种财政措施就不能为国家衍生利益。公地收入的增加更可观，当然，得到允许占用意大利的公地应该向国库缴纳赋税，但大多数情况都是无人征收，故而无人交付。另一方面牧场费（scriptura）得以保留，不仅如此，后期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所得的公地，尤其是卡普亚和里昂提尼领土的大部分，罗马政府不允许人们占用，而将其分割成小块，租给短期佃户，政府对企图违规占用土地的行为予以严肃处理，因此罗马获得安全、可观的财政来源。此外国家的矿产，尤其是重要的西班牙矿产，都是通过出租获取利益。最后，海外附属国的贡物也增加了财政收入。这个时期数额巨大的额外财源不断涌入国库，特别是安条克之战胜利后，战利品累计达2亿塞斯特（折合200万英镑），柏修斯一战，战利品累计达2.1亿塞斯特（折合210万英镑）——后者一次交付罗马国库的现金为史上最大的数额。

但是这些财政收入的增加，大部分为不断上升的财政支出抵消。各行政区域，西西里可能例外，经费可能和收入所差无几，领土越广泛，公路和其他设施建设的费用也越高，而且在苦战时期罗马政府向拥有财产的公民所征收的贷款（tributa），这个时候需要偿付，给罗马国库带来数年沉重的负担。此外，由于最高长官管理不善、玩忽职守或者明知故纵，给财政收入带来重大损失。地方官员的行为，他们花费公款骄奢淫逸，挪用公款尤其是战利品，以及初见端倪的行贿和敲诈手段，我们将在下文叙述（地方官员的恶行——花费公款骄奢淫逸，挪用公款尤其是战利品，以及初见端倪的行贿和敲诈手段——我们将在下文叙述）。国家招录第三方征收捐税，并与其订立供应和建筑契约，其一般运行状况可以根据以下事件进行判断：罗马纪元587年即公元前167年，由于矿区的承租人不是劫掠百姓就是欺诈国库，元老院决定停止开采划属罗马的马其顿矿区——理事会坦白自认其无能，并对外忏悔其过错。

他们不仅如前文所述，自觉允许废止占用公地的赋税，而且任凭首都和其他地方的私有建筑侵占公有地产，公共水渠的水资源也被转供私有用途。有一次监察官对这些侵犯公共利益的人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迫使其停止使用霸占公共财产，或者按照法定价格购买土地和用水，激起社会上强烈的不满。在其他与经济有关的事情上，罗马人道义在怀，处处谨小慎微，但是一旦与国家有所牵连，便显得十分懈怠。加图说：“行窃于人者，终其生于镣铐枷锁；行窃于公社者，享尽荣华富贵。”（与“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如出一辙）。

罗马官吏和投机倒把者肆无忌惮侵盗罗马公社的公共财产，且逍遥法外，波里比阿却仍然强调在罗马少有盗用公款的情况，而希腊的官员则无不同流合污，尽皆染指公共财产。他还明言罗马的委员或高级官员管理巨额款项，只要一句承诺，便无任何欺瞒；而在希腊，即使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也需要封缄公文十件，二十个人作为见证，但仍然避免不了人人遭受欺诈。波里比阿言外之意只是希腊的社会和经济乱象远远甚之于罗马，希腊明目张胆地直接侵吞公款的情况较之罗马更加恣意猖獗。通过了解公共建筑和国库金额现状，罗马财政的一般状况可见一斑。我们知道，公共建筑支出在和平时期占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战争时期占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经费似乎并非天文数字。

上述款项以及间接缴入国库的罚金，应用于修整首都内部及周边的公路，修建意大利的主干道[7]，营建公共建筑，必然会取得不少成就。这段时期内已知最重要的建筑工程，大概当属整个罗马城下水道网络的大整修和扩展，大致在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订立了该工程的合同，为此即刻预留出24000000塞斯特（折合240000英镑）专款。我们可以推测，至今仍然残存的罗马城下水道至少大部分是该工程的建设。然而即使暂且不论战争带来的强烈冲击，这段时期在公共建筑方面似乎远落后于前期末，罗马纪元482年至607年，即公元前272年至前147年，罗马没有建造任何新的输水沟渠。国库自然也日渐充盈。罗马纪元545年即公元前209年，罗马被迫动用最后的储备时，国库存款总计仅164000英镑（4000磅黄金），但在本时期结束（罗马纪元597年即公元前157年）之后不久，国库所存金银接近860000英镑。然而在汉尼拔战争结束后30余年间，巨额额外收入涌入罗马国库，如果将这笔巨资计入财政收入，让我们惊讶的不是这笔巨款之大，而是国库存款之少。此前的记载极度缺乏，但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而言，罗马国家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存在财政结余，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总体来说，这样的数据并不算辉煌。

意大利臣民——被动公民

罗马公社对待意大利内外臣民的方式最能明显表现政府精神的改变。此前意大利臣民分为以下四种：普通同盟公社、拉丁同盟公社、无选举权的罗马市民以及具有正式公民权的市民。在该时期内，这四种臣民中的第三种几乎完全不存在了，因为拉丁姆和萨宾纳（Sabina）的被动公民组成的公社，如今也应用于以前佛尔西人（Volscian）的领土，这些公社都逐渐——最晚的应该是罗马纪元566年即公元前188年的阿尔庇努姆（Arpinum）、方迪（Fundi）以及佛密埃（Formiae）——获得了正式公民权。坎佩尼亚[8]的卡普亚（Capua）周遭的一些小公社由于在汉尼拔战争期间背叛罗马，所以完全丧失了公民权。虽然少数公社，例如佛尔西人疆域内的维利特勒（Velitrae）以及坎佩尼亚的提拉姆（Teanum）和库迈[9]，依然保持着此前的法律地位，但是总体看来，被动公民权已经不复存在。

公共奴隶

另一方面，意大利又兴起一种地位特别低下的新阶层，他们不具有公共自由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其待遇几乎和公共奴隶无异，尤其是昔日的坎佩尼亚、庇森弄廷南部以及布鲁提亚中与汉尼拔结盟的公社，都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被容许留在阿尔卑斯山南部的凯尔特人部族，他们相对意大利同盟的地位固然无从详知，但是他们与罗马签订的盟约中附带着足够明示其低劣地位的条款，即这些公社的成员永远不允许获得罗马的公民资格。

非拉丁同盟国

如前文所述，由于汉尼拔战争，非拉丁同盟国的地位受到了十分不利的影响。非拉丁同盟公社中仅有少数，例如拿波里（Neapolis）、诺拉（Nola）、瑞吉阿姆（Rhegium）以及赫拉克利亚[10]，在那场起伏不定的战争中始终坚定地站在罗马这边，所以他们昔日同盟的权利未被剥夺。非拉丁同盟国中的大部分曾投归敌方，罗马人据此修订盟约，条款对非拉丁同盟国不利，但他们不得不服从。非拉丁同盟国衰微的状况可以从其公社迁往拉丁公社得到例证：罗马纪元577年即公元前177年，萨谟奈人（Samnites）和佩里格人（Paelignians）向元老院申请削减其助战兵额，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一请求，是因为在近几年中，先后有四千户萨谟奈人和佩里格人迁居拉丁殖民地弗雷吉莱（Fregellae）。

拉丁人

“拉丁人”这一名词表示不包括罗马公民联合在内的旧时拉丁姆少数城市居民，例如第伯尔（Tibur）和普林斯特（Praeneste），与之在法律上平等的同盟城市还有赫尼锡人（Hernican）的几座城市，以及散布于意大利各地的拉丁殖民地。此时拉丁人还处在相对优势的地位，其名称中便蕴含了这种意味，但是相比较而言，他们遭受的摧残并不亚于其他人。拉丁人背负的重担不合情理地累积，服兵役的义务也从公民转移到了他们以及其他意大利同盟身上。例如在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拉丁同盟征发的兵额几乎是公民的两倍。汉尼拔战争结束后，所有公民士兵一律准予退伍，但是同盟士兵却不尽然。同盟士兵主要被派遣执行戍守任务，以及在西班牙执行令人深恶痛绝的兵役。罗马纪元577年即公元前177年凯旋，在犒劳军队时，同盟士兵并未像往常一样得到与公民士兵等额的战利品，而是仅有其一半，因此在士兵庆功宴上，周遭一片喧嚣至死的欢腾，受到轻视的拉丁同盟军却怏怏不乐，他们悄无声息地跟随在双轮战车后面。至于分配意大利北部的土地，每位公民分得十犹吉拉耕地，而非公民每人只分得三犹吉拉。

拉丁公社在稍早一段时期就被剥夺了自由移民权利，只有在放弃原来公社里自己的孩子和一部分地产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允许迁入罗马。但那时这些不厌其烦的要求被千方百计规避或逾越，拉丁公民群体大肆迁入罗马，当地的官员抱怨各城人口日益减少，这样一来无法提供规定数额的助战兵，因此罗马政府派遣警察在首都大举驱逐移民（罗马纪元567—577年即公元前187—前177年）。这种举措或许无法避免，但是自由移居权是罗马与同盟城市签订契约赋予的权利，此举不免让人感觉是对自由移民权的极大限制。再者，这一时期末端，罗马在意大利内地创建的城市开始获得正式公民权，而非拉丁权利，此前只有沿海殖民地才能获得正式公民权。通过并入新的公社，拉丁群体不断扩大，至此这种扩张太过频繁，于是将其终止。阿奎莱亚（Aquileia）创建于罗马纪元571年，即公元前183年，该城是罗马最后得到拉丁权利的意大利殖民地，几乎同时被派往波滕提亚（Potentia）、庇萨鲁姆（Pisaurum）、马提拉（Mutina）、巴马（Parma）[11]以及卢那（Luna）等地的殖民团，他们都获得正式公民权（罗马纪元570—577年即公元前184—前177年）。这一现象显然是因为拉丁公民权日渐势微，而罗马公民权日益兴盛。在派往新开拓殖民地的人当中，选派的大多数都是罗马市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罗马市民中相对穷困的一部分人，即使面对获得巨大物质利益的机会，也不会有人愿意以自己的市民权利换取拉丁公民权。

罗马公民权愈加难以获取

最后，至于非公民——无论是公社还是个人——他们取得公民权的门路几乎完全被杜绝。大约在罗马纪元400年即公元前354年，罗马人就废除了前期将附属公社并入罗马公社的方法，防止罗马公民群体因过度扩大而太过分散，因此设立了半公民的公社。如今，公社集中的方法也被废止，一方面允许半公民的公社享有公民权利，一方面允许大量边远公民殖民地加入半公民公社行列，但是联盟公社不采用原先合并的方法。意大利完全被征服之后，甚至找不到一个由同盟变成具有罗马公民权的公社，可能在该段时间之后，确实没有任何公社获得公民权。甚至意大利的个人要获得罗马公民权也受到严格限制，只有在担任拉丁公社高级官职的情况下才有资格，另外在公民殖民地创立之初，非公民以个人身份优先享有公民权[12]。

毋庸置疑，意大利臣民关系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种种改变，至少表现出密切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各级臣民的处境不断恶化，此前等级中地位越低，其恶化程度愈甚，政府曾经努力缩小不同等级之间的差距，并规定了从某一等级过渡到另一等级的方式，如今相互之间的联系均被斩断，连接各方的桥梁亦被拆毁。在罗马公民团内部，统治阶级自身和人民相分离，一律无需承担公共责任，以荣华富贵装裱自身，所以公民也极力声明他们与意大利同盟之间的差别，日益排斥同盟成员，使之不得共同享有政权，同时让他们承担两倍甚至三倍的公共义务。贵族和平民的关系又恢复到了衰落的贵族阶级专权排外的状态，公民与非公民的关系亦复如是。

平民阶级受其开明政策的滋养已经发展壮大，如今却受制于贵族阶级的繁文缛节。取消被动公民，此举本身无可厚非，就引发此举的动机而言，也许和下文即将提到的殊途同归，但是由于被动公民的取消，一种联系介质化为乌有。然而更加令人生畏的，是拉丁公社和其他意大利公社之间的差异也不复存在。拉丁民族在意大利的特权地位是罗马政权的基础，拉丁城市一旦知觉他们在同样强大的公社中不再享有特权，在实质上和其他城市无异，属于罗马的臣民，而且所有意大利人都处于这种备受煎熬的处境，这一基础随之土崩瓦解。当然差别还是存在的：布鲁提亚人及其处于水深火热的同盟，正遭受奴隶一般的待遇，因此也像奴隶一样行事，例如在舰队中充当划桨奴隶时，他们想方设法乘机逃脱，并欣然为敌军服役对抗罗马；凯尔特臣民，尤其是海外臣民，他们比意大利人遭受更加残酷的压迫——政府故意将这类人抛弃给意大利人，使之遭受轻视和虐待。但是这种区别虽然含有划分臣民等级的意味，但是远远无法弥补此前同族意大利人和异族意大利人的差异。整个意大利同盟弥漫着一种气势如虹的愤懑，只是因为恐惧使之还未宣泄出来。坎尼之战结束后，有人建议在每个拉丁公社中，赋予两个人以罗马公民权及元老院席位，但是这个建议提出地不合时宜，所以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不过由此可以看出，统治阶级的人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忧虑拉丁姆和罗马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现在再有一个汉尼拔对意大利发动战争，是否还会遇到意大利人以拉丁名义对外人统治的坚决抵抗，也许会是个疑问。

行省制度

罗马共和国这段时期最重要的创制是新设置省长一职，这同时也是最为决绝和离经叛道的制度。罗马的早期国家法中找不见纳贡臣民的踪迹——被征服的公社成员或被卖作奴隶，或者并入罗马共和国，或者与罗马缔结盟约，这至少可以确保其公社的独立并免于纳税。但是迦太基在西西里、撒丁和西班牙的属地，以及希耶罗（Hiero）王国，需要向其旧主纳贡并缴纳什一税，如果罗马意欲保留这些领土，从目光短浅者看来，最明智也最方便的办法是遵循一贯的规矩治理新的疆土。因此罗马人只保留了迦太基-希耶罗的行省建制，并按照这种行省制度治理从蛮族手中夺来的领土，例如近西班牙行省。他们从敌人继承下来的制度遗患无穷。毋庸置疑，罗马政府起初向其臣民征税，本意不完全是积累国家财富，而是为了抵付行政和国防的经费，但是罗马政府令马其顿和伊里利亚纳贡，却不着手当地政务，不承担边防责任，他们已然偏离了正轨。然而实际上，罗马人在课税上仍不失节制，但是与将主权转变为谋取利益的特权相比，显得无关紧要。不管是窃取一个苹果还是整棵苹果树，其性质都同样是堕落。

行省长官的地位

有失必有罚。既然开创了新的行省制度，那么必须选任省长，省长的地位不仅和行省本身的福祉水火不容，而且与罗马政制互相矛盾。由于罗马公社代替了各省此前统治者的地位，所以罗马政府指派的省长在当地俨然国王的替身，例如，西西里的将军居住在位于西那库斯[13]的希耶罗宫殿中。省长自然仍受到法律的约束，需要按照共和国的规定忠实勤勉政务。加图担任撒丁省长之时，徒步行走到他治下的城市，只有一位仆人拿着他的外套和祭勺随侍，当他卸任西班牙省长返回罗马时，加图将自己的战马卖掉，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利让国家负担运送战马的费用。当然罗马的省长中，像加图这样廉洁到了吝啬可笑地步的人虽然算是凤毛麟角，但大多数因具有虔诚的上古遗风，在宴会上谦恭肃穆的态度，相对正直地管理政务和司法，并严厉地打击残酷剥削人民的人——罗马的包税商和银行家——一般说来，罗马省长以其凝重庄严的举止，受到臣民的尊敬，尤其受到轻浮善变的希腊人的由衷赞叹。

行省臣民感觉他们的政府差强人意。他们未尝受到迦太基执事和西那库斯王室的纵容，他们不久后回忆到当时的鞭笞与之后的暴虐怖政相比，已经心生谢意了。后世将罗马6世纪看作是行省政制的黄金时代，如此看来也不难理解。但是无论时间长短，都不能在实行共和政体的同时，又存在着君主。罗马统治阶级充当省长的角色，致使他们的品行以惊人的速度沦丧。在这种情况下，省长对治下的人民桀骜不驯、骄横无礼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不足以成为某位省长的罪责。但是一位省长两袖清风地从自己管辖的行省归来已经算是罕见，又因为罗马严格遵守旧制——公共官吏没有俸禄——不由让人感觉太难能可贵了。

皮德那的征服者鲍鲁斯不收受钱财，论述者引以为怪事。以“荣誉酒”和“自愿礼物”馈赠省长这种恶习，似乎在行省制度之初就已发端，这或许是迦太基人的遗风。罗马纪元556年即公元前198年，加图就任撒丁省长，也只能节制和减少这种例钱。行政长官和一般因公出差者，有权免费住宿以及免费搭车乘船，而这也已经成为为官者中饱私囊的借口。省长还拥有一项更重要的权力：在其管辖范围内平价征收谷物——一方面是为了维持自己以及扈从的生计，一方面是为了备战或者在特殊情况下补给军需——这种权利已然滥用，使得怨声载道，以至于罗马纪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西班牙人提出申诉，元老院不得不撤销省长出于上述原因控制粮价的权力。自此以后，甚至在罗马举行公众节庆，也要向臣民征收物品，如市政官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需要筹办庆典，于是向意大利内外提出严苛无度的要求，引起元老院的官方介入（罗马纪元572年即公元前182年）。到本段时期末端，罗马的官员不仅对水深火热中的臣民恣意妄为，而且对附属罗马的独立国家和王国也是这样，盖乌斯·孚尔索在小亚细亚的侵掠，尤其是在柏修斯战争期间在希腊臭名昭著的行径，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罗马元老院对行省及省长的监管

罗马政府对这些我行我素的军事管理没有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干涉，所以这些现象不足为奇。当然司法管制不完全有必要。存在这样一项普遍存疑的规则：不允许控告任期内的统帅，按照这一原则，罗马的省长在平时只能在恶行已然昭著的情况下被传讯，他可以受到刑事或民事诉讼的制裁。为了提起刑事诉讼，具有刑事审判权的罗马官员应该受理此案，然后将其提交公民法庭。至于民事诉讼，主管这一将军职务的元老将案件提交陪审团，陪审团成员按照当时法庭的组织法，由从元老院中选派的元老组成。因此在两种情况下，主导权都掌控在统治阶级手中。统治阶级仍然十分正直廉洁，不会对证据确凿的申诉完全弃之不顾，而且在很多案例中，罗马元老院甚至响应受迫害者的呼声，屈身俯就，下令提起民事诉讼。然而贫穷者和外国人如果控诉贵族统治阶级的强势成员，由于审判官和陪审团距离事出地点遥远，如果没有涉及犯同罪的嫌疑，至少应该与被告属于同一阶级，所以他们将诉状提交审判官和陪审团，从一开始就应该按其罪过确凿与否论断成败。如果申诉失败，结果几乎是自取灭亡。附属城市和行省与其征服者，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其他罗马人建立世袭的门下关系，这种关系无疑能够给受压迫者带来一些扶助。

西班牙行省省长自知无人能虐待加图的门下而逍遥法外，西班牙人、利古里亚人以及马其顿人均为鲍鲁斯所征服，鲍鲁斯谢世之后，这三个民族的代表都不愿放弃将他的灵柩抬到火葬堆的权利，这一情形是对这位伟大人物最崇高的致敬。但是这种特殊保护不仅给希腊人可乘之机，在罗马的统治者面前极力展现他们奴颜婢膝的全副本领，而且以其信手拈来的奴性败坏统治者的品性——马塞鲁斯在征服并劫掠西那库斯之后，西那库斯人曾经向罗马元老院控诉他的行为，但是没有任何成效，元老院还在之后颁布尊崇马塞鲁斯的法令。西那库斯的历史本来就不甚光彩，此事又为其添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一笔——而且还与已然危机重重的家族政治相关联，这种保护制度对名门望族也会产生政治上的威胁。如此一来，罗马官员一定程度上忌惮神灵和元老院，大多数不会再肆无忌惮鱼肉百姓，虽然他们依然会剥削民众，但如果他们稍加节制，便可逍遥法外。于是形成了这样一条潜规则：罗马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如果只是搜刮民脂民膏，或者只行有度的暴政，在法律上可以不受惩戒，所有受压迫者只能忍气吞声，这一规矩对后世必然遗患无穷。

然而，即使法庭一反此前的宽松，已经严刑峻法，但是只在有人触犯法律底线时，才会对其进行制裁。良政的可靠保证在于最高行政当局施行一贯严格的监管，但是罗马元老院完全没有给予这种监管。在这一方面，同僚政治的废弛和无助最早浮现在世人面前。按照常理，省长受到的监督应该较之意大利市政府更加严格，也更具针对性。而这个时候罗马帝国拥有大量海外领土，政府监管全境的制度需要进行相应的扩充。但是这两个方面都适得其反，省长的地位在实际上俨然是君主。负责监管全境最重要的机构，即罗马帝国的监察官，其权力范围仅延伸到西西里，而后来获取的行省却仍然不受监管。最高行政长官脱离中央政权的束缚，这是十分危险的。

罗马的省长统领国家军队，并掌握大量国家财政来源，但是仅受到松懈的司法约束，这势必会将其及其治下人民的利益与罗马公社的利益相剥离，并引起二者的矛盾冲突，所以省长这一身份更像是波斯总督，而非萨谟奈战争时期的罗马委员。此外，省长在境外施行法律认可的军事暴政，很难回复到普通市民的平等地位，而区分这一地位的是发号施令者与服从者，而非主人与奴隶。因此，甚至政府都察觉出他们的两条基本原则——贵族阶级内部平等，官员的权力隶属于元老院团体之下——在他们手中开始发生动摇。政府对设置新的行省以及整个行省制度心有余悸，而设立行省刑事推事，至少剥夺了省长的财政权。延长这一官职的任期本来是十分明智的做法，但是遭到了政府的取缔，凡此种种，皆明确表现出深谋远虑的罗马政治家对所有这些努力最后的收获倍感担忧。但是诊断不是治疗，知而不为并不能改变现状。贵族阶级的国内政府仍然延续此前的方向，于是行政和财政上的腐败——为将来的革命和倾覆埋下了伏笔——势不可挡地大行其道，虽然并非无人知晓，但却无人扭转乾坤。

反对党

新贵族虽然不似旧氏族阶级那般等级森严，而且关于共同享有政治权利，一方面在法律上对其他公民产生侵害，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就是如此，但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后者的卑如尘芥比前者更加难以忍受，也更加不易摆脱。人们理所当然不乏摆脱这种等级束缚的意图。反对党倚赖公民大会的支持，一如贵族阶级有元老院作为支撑，要想了解反对派，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一时期公民大会的精神及其在罗马共和国中的地位。

罗马公民大会的性质

罗马的公民大会不是整个国家机构的动力，而是其牢固的基础，对于这样一个大会，它必须具备以下性质——对公众利益具有明确的感知，对名副其实的领袖有明智的崇敬，无论处在顺境抑或是逆境，都具有坚定不移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能够为了集体的福祉牺牲个人，为了将来的利益放弃当下的安乐——所有这些品质在罗马公社都发挥得淋漓尽致，纵览其发展过程，一切指摘尽皆淹没在敬佩之中。即使到现在，罗马公社留给世人的印象仍是开诚布公和随机应变完全占据主导。公民对政府和反对派的一切行为，毫无保留地表现了气势恢宏的爱国精神，迫使素称雄才大略的汉尼拔止戈息兵，这种精神仍盛行于罗马的公民大会。当然他们也会经常犯错，但是他们之所以犯错，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因为冲动而胡作非为，而是源于公民和农民褊狭局促的思想。

但在另一方面，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机制必然越来越积重难返，但是他们铸就丰功伟业的形势已经远远超出了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们在上文已有叙述，在本段时期，大多数旧日的被动公民公社以及许多新建立的殖民地都得到了正式（的）罗马公民权。到本时期末端，罗马公民群体已经十分紧密，遍及广义上的拉丁姆、萨宾以及坎佩尼亚的一部分，因此已经扩展到西部海岸，北抵凯里（Caere），南抵库迈。在这一区域内，只有少数城市未纳入罗马公民群体，例如第伯儿、普林斯特、西格尼亚、诺尔巴以及弗伦提农。此外还要加上意大利沿岸一律具有正式罗马公民权的沿海殖民地，设立必须承认其公民权的庇森农以及亚平宁山以外各殖民地，还有严格意义上并未形成独立公社、散居在意大利各地的集市和乡村（-fora et conciliabula-）里的为数众多的罗马公民。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公民公社庞杂臃肿，在司法和行政方面，此前提及的代理裁判可一定程度上施以补救[14]，此后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公社，在庞大的罗马城共和国范围内的组织体系，此时或许至少已经在沿海以及庇森农和亚平宁山以外的殖民地初见端倪。但是在所有的政治问题当中，只有在罗马广场举行的大会具有行动权利，此前所有享有投票权的人可以在早晨离开田舍，并在当天晚上回到家中，对此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现在无论就其组织还是集体行动而言，公民大会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

再者，罗马政府——到底是缺乏见识，疏忽大意，还是恶意串通，我们无从得知——不再按照旧例将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之后获取公民权的公社纳入新创建的选区内，而将他们整合纳入旧选区，因此每一个部族都渐渐成为由散落在罗马全境的不同城市组成。像这些选区，平均各8000人享有投票权——城市部族所占人数自然而然比乡村部族多——没有地域关联，也没有内部的团结，所以不再受任何明确的指导，也不能事先皆大欢喜地商议。由于在投票前没有开放式讨论，人们必然会感觉到诸多不便。此外，公民完全能够洞察所属城市的公共利益，但如果将一个统治世界的大国关乎存亡的难题交给一群心存善良却萍水相逢的意大利农夫，让那些对法令的前因后果一无所知的人最后决断将领的任命以及国家条约的缔结，实在是愚不可及、滑天下之大稽了。因此在所有超越一般市政的事务中，罗马公社都扮演着幼稚，甚至愚蠢的角色。按照规定，人们会站在会场，对一切议案都予以通过，但是在例外的情况下，他们会情不自禁发表反对意见，比如罗马纪元554年即公元前200年对马其顿宣战之际，集市公民的决策对国家政策作出了一番顽强的抵抗，但最终的结果令人不堪回首。

城市下层民众的崛起

客民群体最终取得了和独立的公民阶层在形式上平等，并且在实际上往往更加优越的地位。客民起源于十分远古的制度。自无文字记录的太古时代以来，罗马贵族就对被解放的奴隶和客民行使某种管理权，这两类人在一切相对重要的事务上都需要向贵族请示，例如，客民不允许在未得到保护人的同意擅自为子女婚配，而通常由保护人直接安排客民子女的婚姻。但是由于贵族成为拥有特权的统治阶级，不仅集中掌握了权力，而且财富也聚敛在其手中，客民则沦为寄生虫和乞丐，富人门下的追随者无论在内还是在外都成为蚕食市民阶级的蛀虫。贵族不仅容许这种客民制度的存在，而且利用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谋取利益。例如旧时的集资活动，此举往往主要出于宗教目的或者为功勋卓著者举行葬礼的情况，现在被达官显贵利用——先是罗马纪元568年即公元前186年，路奇乌斯·西庇阿为了计划举行公众庆典，意欲额外向公众征收一笔款项——收受礼物被特别列为法律禁止事项（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因为元老开始以这一名义频繁向客民征收贡物。但是对于统治阶级，客民的随行人员却可以成为贵族控制公民大会的工具。从选举一事可以明显看出，在这一时期依附贵族的下层民众已经有力地与中等阶层分庭抗礼。

从以上种种事实可以看出，首都的下层民众增长速度十分迅速，从其他方面也可见一斑。被释奴的人数和重要性与日俱增，可以在下列事件中得到佐证：关于他们在公民大会中的投票权，前一个世纪已经引起了十分郑重的讨论，本世纪仍然在继续商议。在汉尼拔战争期间，元老院通过了一项备受瞩目的决议，允许有身份的被释女性奴隶参与公共募捐活动，并允许被释男性奴隶合法所生的子女使用此前自由人子女专用的服饰。大多数定居罗马的希腊人和东方人所受到的待遇可能不及被释奴，前者带有民族上的奴隶性质，后者带有法律上的奴隶性质，两者同样无法消除。

群众粮食分配的系统腐败

但是这些天然因素共同造就了首都下层民众人满为患，此外，有意培养下层民众群体使之发展壮大，以谄媚恭维人民或者更甚的行为破坏他们旧日构建的公德心，贵族阶级和民众领袖都难辞其咎。就其整体而言，选举人仍然值得尊敬，没有出现大规模贿选的情况，但是间接向具有选举权的人献媚取宠的方法也不免令人咂舌。高级官员，尤其是市政官历来就有保证谷物价格平稳以及督办赛事的义务，但是形势每况愈下，最终引起帝国平民大众骇人听闻的呐喊——“面包有何用，赛事永不朽”。源源不断的谷物供应，或被行省省长交由罗马市场官员随意处置，或各省分文不取将其自行送到罗马，以巴结一些罗马高官的欢心，所以从罗马纪元6世纪开始，市政官能够以十分低廉的价格为首都人民供应粮食。加图认为“公民不再察纳雅言——肚子上没长耳朵——这也不足为奇了”。

罗马节庆

大众娱乐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五百年来，罗马公社每年只有一次节庆，以及一处竞技场。罗马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人民领袖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增设了第二个节庆以及第二座竞技场（罗马纪元534年即公元前220年）[15]，也许通过这些建设——新节庆命名为“平民赛会”，这就足以明示其旨趣——他才赢得在特拉西美涅湖作战的许可。这种先例一开，其弊害接踵而至。丰收女神是平民阶级的保护神，纪念丰收女神的节庆纵使果真晚于平民赛会，定然也相差无几。此外，按照西比林和玛尔斯预言的指示，罗马纪元543年即公元前211年增设第四个节庆以纪念阿波罗，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为纪念“神母”新从佛里几亚移至罗马，又增设第五个节庆。此时正值汉尼拔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首次举行阿波罗赛会时，公民在竞技场就被召入军队，意大利独有的迷信狂潮风生水起，趁机散播西比林和先知的神谕，借着神谕的内容和主张四处招摇撞骗者不乏其人，政府不得不要求公民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我们不能以政府对此事放任让步便对其口诛笔伐、声讨炮轰。但是一次让步之后只能继续让步，果不其然，甚至在相对太平的年代（罗马纪元581年即公元前173年）又增加了一个节庆，虽然只是个不甚重要的纪念花神芙罗拉的节庆。这些新节庆娱乐的经费分别由承办各种节庆表演的官员个人承担，如此一来，高级市政官除了要负责原有的民族节庆，还需要举办神母节庆以及芙罗拉节庆，平民市政官负责平民赛会以及丰收女神节庆，城市执政官负责阿波罗赛会。

那些认可此等新节庆的人或许有自己的考量，认为这些活动不可能会给国家财政带来负担。但是在实际上，让国家预算负担一些无益的花费，虽然带来的危害微不足道，但是允许为人民提供娱乐事实上成为攀上国家最高官职的条件，这带来的后果就无法预计了。随之而来的，是执政官一职的候补人选开始在这些赛会上竞相增加开支，导致费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如果有望当选执政官的人除了这种似乎是法定的贡献外，还提供一场自愿“表演”（-munus），自掏腰包为公众举行一场角斗戏，就更加锦上添花了。选举人渐渐以赛会壮观与否为标准，衡量执政官候补人能否胜任。贵族实际上需要高价购买爵位——一场相当规模的角斗戏须花费高达720000塞斯特（折合7200英镑）——但是他们愿意偿付，因为他们可以因此将不富裕的人完全排挤出政界。

战利品的挥霍

然而腐败并非仅仅局限于罗马广场，甚至已经渗透到了军营。旧日的公民士兵，如果能获得一些行军打仗的补偿，在战争胜利时带着为数不多的战利品凯旋，就已经感觉很幸运了。以西庇阿·阿弗雷卡鲁斯（Scipio Africanus）为首的新式将领，大肆将罗马的钱财以及战争所得钱款分发给麾下的军队，在非洲与汉尼拔作战期间，加图正是因为此事与西庇阿发生争执。那些经历过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和亚细亚战争的老兵俨然成为富人，只有一位将军未将行省人民的馈赠以及战利品据为己有或者赠予亲信，而其麾下许多人却已携金带银归国，还受到上流阶层的称赞，人们已然忘记属于动产的战利品是国家的财产。路奇乌斯·鲍鲁斯按照传统方式处置战利品，他麾下的士兵，尤其是大量受丰厚劫掠物资诱惑而应征入伍的志愿兵，几乎不愿意接受皮德那战胜者只得到一个凯旋荣典的法令——任何征服力久利亚三个村落的人都可享此荣典，但此时已经泛滥成灾了。

尚武精神的消颓

战争成为抢掠的行当，公民的军队纪律和尚武精神受到多大的影响，在柏修斯战争中可见一斑。贪生怕死之风盛行，在伊斯特利亚那场微不足道的战争中（罗马纪元579年即公元前175年），罗马军队的行为让人不觉扼腕叹息。有一次发生了微不足道的小冲突，在谣言的作用下愈演愈烈，罗马的海陆军，甚至国内意大利人都闻风逃窜，加图不得已专门发表训诫，斥责他们的捕风捉影、懦弱不堪。在这方面贵族青年也开了先河。早在汉尼拔战争期间（罗马纪元545年即公元前209年），应该在骑士队中服兵役的人怠于从军，监察官已经感觉有加以严惩的必要了。本时期末端（罗马纪元574年即公元前180年），一项人民法令规定一个人必须拥有服兵役十年的证明，才具有担任高级官职的资格，这一举措旨在迫使贵族子弟从军。

头衔的角逐

上层贵族和下层民众原始的自尊心和荣誉感每况愈下，这在人们对官阶和头衔的角逐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所有阶层都无一幸免，其表现形式虽然不一而足，但内在性质大体相同。按照旧制，普通高级官员只有在公开战争中发扬国威，才能获得举行凯旋仪式的荣誉，这样一来许多取得突出成就的人也经常无法享此荣典。但是国家对凯旋仪式荣誉的要求又十分急迫，以至于旧制难以维继。将领向元老院或公民请求举办凯旋仪式，但是没有得到批示，或者不可能得到允许，便自行凯歌而还，一路直到阿尔巴山（首次是在罗马纪元523年即公元前231年），这样一来，元老院和公民只能默许了。与力久利亚或科西嘉部落的战争都是小打小闹，但是全都成为要求举办凯旋仪式的借口。为了制止像罗马纪元573年即公元前181年的执政官兵不血刃还请求举办凯旋仪式的行径，政府规定凯旋仪式的标准是在对阵战中至少斩获敌军5000人，能给出这样的证据，才能举行凯旋仪式。但是有人会制造虚假的战报予以规避——贵族府邸中不难看到敌人的盔甲璀璨夺目，但是绝非从战场上获取的。旧日里一年一任的统帅，以次年卸任之后成为继任者的幕僚为荣，然而前任执政官加图在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郎古斯（Tiberius Sempronius Longus，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和曼尼乌斯·格拉布里奥（Manius Glabrio，罗马纪元563年即公元前191年）麾下担任军团指挥官，却被认为是对新式的妄自尊大表示反抗。从前人们为国家效力，得到的只不过是公社的一声感谢就已经心满意足，如今人们立一份功劳，就期许获得永久的优待。密勒之战（罗马纪元494年即公元前259年）的战胜者盖乌斯·杜伊里乌斯（Gaius Duilius）已蒙特许，可以在晚间穿过首都的街衢时，前有一人手秉火炬、一人鸣笛引路。

雕像和纪念碑通常由载誉者自己出资建造，这种现象泛滥成灾，有人嘲讽说只是和普通人有一丝区别。但是这种仅仅属于个人的荣耀无法使人长久心安理得。一种风俗开始变得时髦起来：战胜者及其后代皆由其取得的胜利获得一个永久的称呼——该风俗大概起源于扎玛战胜者，他自称非洲英雄，其胞弟被称为亚洲英雄，其堂弟被称为西班牙英雄[16]。上层人士作出了表率，下层阶层纷纷仿效。既然统治阶级不辞为不同阶层的人筹备葬礼，并敕令曾经赠予担任过监察官的人一块紫色的裹尸布，被释奴申诉要求至少其子应该以这令人妒羡的紫色镶边装饰，也合乎情理。长袍、戒指和符篆不仅将公民夫妇和异国人与奴隶区分开来，而且将自由出身与被释奴、自由人之子与被释奴之子、骑士和元老的父母孩子与普通公民、执政世族的后代与普通元老一一区别开来——在一个以公民平等为基石而声名在外的公社竟然存在这等事情！

公社中的争执纷扰同时也反映在反对党之列。依赖于广大农民的支持，爱国人士提出强烈的改革要求；依赖首都民众的支撑，群众领袖开始蠢蠢欲动。这两股势头虽然在很多方面紧密相连，但我们必须分别加以论述。

改革派——加图

改革派仿佛化身为马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罗马纪元520—605年即公元前234—前149年）脱颖而出。旧派思想将发展范围仅局限在意大利境内，反对将罗马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帝国，加图是旧派最后一位有名的政治家，因此被后世称为古代纯正罗马人的典型，更加准确地说，加图是罗马中层阶级反抗希腊化、世界化新贵族的代表人物。加图成长于耒耜之间，邻近的一位地主路奇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Lucius Valerius Flaccus），此人不与世俗同流，在当时的贵族中算是凤毛麟角，在他的劝导下，加图步入政界。这位正直的贵族预测未经雕饰的萨宾人加图将成为时代潮流的中流砥柱，结果一语成谶。

在弗拉库斯的庇护之下，（加图）遵循古风旧制为公民同胞和共和国察纳雅言、鞠躬尽瘁，他一路奋争，登上执政官宝座并取得一次举办凯旋仪式的资格，甚至达到监察官的地位。十七岁进入公民军队行列，加图的行伍生涯跨过了整个汉尼拔战争，一直从特拉西美涅湖之战到扎玛之战。加图曾经在马塞鲁斯、法比乌斯、尼禄和西庇阿麾下任职，并且在塔伦顿、辛纳、非洲、撒丁、西班牙和马其顿等地服役，不论是身为士兵、军官还是将军，都充分展示出其骁勇善战的才能。他在罗马广场跟在战场一样驾轻就熟。他才思敏捷、言辞犀利，他的措辞粗俗但字字珠玑、朴实无华，熟谙罗马法律和罗马政务，他事必躬行、铁骨铮铮，在邻近的城市中首先脱颖而出，之后终于登上更大的舞台，在罗马广场和元老院崭露头角，加图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辩士和政论家。

罗马的政治家中，曼尼乌斯·库里乌斯是加图推崇备至的人物，此人的政见奠定了加图的基本政治格调。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加图始终殚精竭虑，以打击各种猖獗的腐败现象为己任，甚至在85岁高龄之时，还在罗马广场与当时的新风尚作斗争。加图其貌不扬——他的敌人声称他碧眼红发——他并不是叱咤风云的伟人，更不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的政治和道德见解十分褊狭，无时不刻不惦念着上古遗风，对所有新的事物怀有根深蒂固的鄙夷。加图对生活严谨认真，并因此自以为有资格对任何事物、任何人苛刻求全责备。他清正廉洁，但是除了维持治安和商业诚信外，他并没有背负任何责任感。他敌视一切奸诈和粗俗，以及一切温婉文雅，尤其是以怨报怨。他从未想过要杜绝一切罪恶的根源，而终其一生都在与表面现象，尤其是与恶人作斗争。统治阶级的达官显贵自然高高在上，对甚嚣尘上的卑微者不屑一顾，他们不无理由地认为自己更加尊贵。

加图是一位满腔正义、自命不凡的共和国监察官，是一位亲历汉尼拔战争已然身经百战千疮百孔的老兵，同时又是呼风唤雨、深受罗马百姓尊崇的元老，在他的面前，元老院内外随波逐流的腐朽者，不免暗自战战兢兢。他公然当着同僚的面，将他们的罪责一一列举出来，当然不会对证据耿耿于怀，谈及曾经私下反对或冒犯他的人，加图当然也饶有趣味。一旦公民处事有失公允，再次扰乱公共秩序，他动辄加以谴责或当众申斥，同样无所畏惧。他屡屡严辞攻讦，招致大量仇敌，公然与当时势力最强盛的贵族党羽，尤其是西庇阿氏和弗拉米尼努斯氏，保持一种不共戴天的仇怨，被公开控诉四十四次。但是罗马的普通百姓——支撑他们度过坎尼之战的精神，之所以在罗马中等阶层中长盛不衰，大致可以从中找到直接的答案——定然会给予这位主张改革的坚决拥护者投票支持。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与其政见一致的贵族同僚路奇乌斯·弗拉库斯提请担任监察官一职，并事先宣称打算在任期内彻底肃清一切公民等级。虽然贵族大费周章加以阻扰，但大规模的肃清依然接踵而至，包括非洲英雄的胞弟在内的许多人被清除出骑士阶级，希腊解放者的胞弟被清除出元老院，贵族却不得不忍气吞声。

治安管理改革

这种针对个人发动的攻击，以及通过法律和治安管理手段不断压制时代思潮的种种尝试，其本意也许难能可贵，但至多只能够在短期内抵御腐朽的侵蚀。加图能够拒绝同流合污，或者说凭借这股潮流在政治上叱咤风云，的确值得称道。同样意义深刻的还有他和反对党领袖双方僵持不下，并不能与对方一分高低。加图以及与他政见一致的同僚，在公民面前提出了详细诉讼，但对他个人的反诉一概无效，至少在重要的政治案件上的确如此。这段时期颁布的治安管理法数不胜数，尤其是禁止奢侈作风和推行节俭整肃的家政，其中包括我们下文要提到的国民经济，但是也没有产生多大的效力。

土地分配

间接抵制腐朽的蔓延，更加切中时弊，而当务之急毫无疑问是公地外新农场的分配问题。在第一次到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期间，大量公地被大规模划分，从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收尾时期到这段时期末端亦复如是。其中最重要的是罗马纪元522年即公元前232年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分配庇森农的领地，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新设立八处沿海殖民地，尤其是在罗马纪元536年（公元前218年）和罗马纪元565至577年即公元前189年至前177年，在亚平宁山和波河之间地区大规模殖民，建立起普拉森提亚、格里摩那（Cremona）[17]、博诺尼亚（Bononia）以及阿奎莱亚等拉丁殖民地，此外还有波滕提亚（Potentia）、庇塞隆（Pisaurum）、穆提那（Mutina）、巴马以及卢那等公民殖民地。这些难能可贵的建设绝大多数归功于改革派的努力。加图以及与他政见一致的同僚一方面以此指明经过汉尼拔战争之后，意大利备受摧残，农场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意大利自由人口总数锐减，另一方面指出贵族在阿尔卑斯山的高卢、萨谟奈以及阿普利亚和布鲁提亚等地占据大量土地，连同其财产一并据为己有。虽然罗马的统治阶级可能并未完全采纳他的诉求，但不至于对这位深谋远虑的智者发出的提醒置若罔闻。

兵役制度改革

与以上性质类似的，还有加图在元老院中提议增加400个骑兵员额以拯救公民骑兵的衰颓。国家财政部完全有能力落实，但是似乎出于贵族的独断专权，他们竭力将非骑士阶级的人排挤出公民骑兵队，因此加图的这一提议无疾而终。另一方面，由于战争形势紧急，罗马政府试图仿效东方从奴隶市场募集军队，所幸计划失败，于是被迫改革此前进入公民军队的资格要求，即至少拥有11000阿斯[18]（折合43英镑）财产，并且是自由出身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公民军队。实际上除了拥有财产4000阿斯（折合17英镑）至1500阿斯（折合6英镑）的自由人和所有被释奴在舰队服役外，在罗马兵团中服役的财产要求也降到了4000阿斯（折合17英镑）。在必要时，按规定在舰队服役者以及拥有财产1500阿斯（折合6英镑）至375阿斯（折合1英镑10先令）的自由人都被编入公民陆军。这些新制度可能起源于前期末叶或本时期初，与塞维亚兵制改革同样并非源于党派运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新制极大地推动了民主党派的发展，因为担负着公民义务的人势必要求，并最终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穷人和被释奴自为国服役开始，便具有一定影响力了。主要出于这个原因，引发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宪法改革——百夫队公民大会重组，这很可能发生于西西里战争结束的同年（罗马纪元513年即公元前241年）。

百夫队改革

按照百夫队公民大会历来的表决顺序，自由财产所有者——如阿庇乌斯·克劳迪乌斯改革前一样——不再是唯一拥有投票权的人，但富人仍然占据优势地位。骑士阶级，即贵族出身和平民出身兼有的贵族阶级先投票，而后级别最高者，即向监察官证明至少拥有100000阿斯（折合420英镑）[19]财产的人再投票，如果双方意见一致，就可以决断每次投票的结果，其下的四个阶层表决权不一定有效；拥有财产低于最低标准11000阿斯（折合43英镑）的人，其投票权名存实亡。

按照新规定，骑士阶级虽然仍然自成一派，但是其优先表决权已经不复存在，通过抽签法从第一阶层中选出一个表决小组，将投票权转移给该小组。贵族的优先表决权重要性首屈一指，尤其是在贵族对公民的实际影响与日俱增的年代，这并非夸大其词。贵族阶级本身在这段时期仍然十分强大，贵族内部人员依然占据着依法对贵族和平民一致开放的第二执政官和第二监察官之职，第二执政官一职延续到本世纪末期（止于罗马纪元582年即公元前172年），第二监察官一职甚至在前者基础上延长了三十余年（止于罗马纪元623年即公元前131年）。实际上，在罗马共和国最为危急的时刻——坎尼之战后的生死存亡关头——身为贵族的鲍鲁斯战死沙场，执政官一职因此出现空缺，平民出身的马塞鲁斯（Marcellus）是一位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军官，按照法定程序当选执政官，但是仅仅由于他的平民身份，选举结果被判定无效。同时，这一改革本身的性质也有意义深远的表征：只有贵族的优先投票权被剥夺，而最高等级仍然保有优先投票权。骑士百夫队的优先投票权被剥夺，并非移交给全体公民抽签随机选出的小组，而是被第一阶层专享。五个等级在总体上没有发生变化，可能只是在百夫队参与选举，进入兵团服役的最低财产要求因此从11000阿斯（折合43英镑）降至4000阿斯（折合17英镑）。

此外，正式保留了前期的等级，但是男性成员数量总体上升，扩大投票权范围也饶有民主意味。选区的数量同样没有发生改变，但是我们也提到过，18个骑士百夫队以及80个第一阶层百夫队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在193个投票百夫队中占据绝对优势，改革后第一阶层的投票百夫队减少到70个，在风云变幻之后至少第二阶层争取到了投票权。新选区和部族编制联系起来，此举意义更加深远，也是这场改革的核心要素。此前百夫队主要来源于各部族，属于某个部族的人必须经过某位监察官甄选进入百夫队。非自由财产所有者的公民此前被纳入部族，因此也被纳入百夫队，虽然他们被限制进入部族公民大会，但是可以正式进入百夫队公民大会，拥有和自由财产所有者的公民同样的权利。

监察官的仲裁特权可能与百夫队的组成存在关联，乡村部族的公民也被赋予百夫队公民大会中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建立在合法的改革制度上，第一阶层的70个百夫队，每一部族两个百夫队，因此非自由财产所有者的公民只占八个百夫队，同样其他四个阶层的优先投票权转交给自由财产所有者的公民。此前被释奴和自由出身者平等享有投票权，这一规则在此时遭到废弃，甚至拥有自由财产的被释奴都被分配到四个城市部族中。罗马纪元534年即公元前220年，改革派举足轻重的人物监察官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将其废止，但是在五十年之后（罗马纪元585年即公元前169年），监察官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即领导罗马革命的格拉古兄弟之父，重新加以严格施行。百夫队改革也许完全沿用了弗拉米尼乌斯的做法，是新兴反对派从贵族阶级争取到的首个重大宪法改革，也是民主政治本身取得的首次胜利。改革的着重点在于限制监察官的专制权力，同时一方面限制贵族势力，另一方面限制非自由财产拥有者和被释奴，按照此前利于部族公民大会的原则重组百夫队公民大会。与这一改革同时并举的还有将选举、立法、刑事控告以及一般需要公民协力完成的所有事务，自始至终放到部族公民大会中处理，百夫队体系繁杂，很少召集，只有在宪法规定必须或者至少是惯例情况下才会召集百夫队，比如在选举监察官、执政官和将军或者决议是否发动扩张战争时。

这样看来，这场改革并未给政制增添任何新的原理，而只是将长久以来支配公民大会——其举行更加频繁，也更加重要——运行原则加以广泛推行。改革的初衷是建立民主政治而非寡头政治，每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都站在无产阶级和被释奴的立场上，依靠他们的大力支持，由此可以明确判定其性质。因此这种按照投票顺序进行的改革支配着公民大会，其实际意义不可太过高估。新选举法毫无疑问在理论上实现了公民平等，但是并不能防止，甚至无法在实际上牵制当时新的政治特权阶级形成。当然旧闻存在着疏漏，但是我们无法按照政务进程指明这场众说纷纭的改革究竟带来了哪些实际影响，并非仅仅是因为旧有传闻的不完整。此外，这次改革赋予拥有投票权的公民平等的选举权，这与上述废止无选举权的罗马公社，将其渐渐并入具有正式公民权的公社，两者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进步党提出平等化思想，提倡消除中等阶级内部的差异，同时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深化和延伸。

改革种种努力之后的结果

纵观这段时期改革派的目标以及取得的成效，改革派无疑以其爱国激情和勤勉努力一定程度上制止了腐败的蔓延——尤其是农民阶层的衰落以及厉行节约古风的陵替——以及新贵族在政治上的独断专权。但是我们无法思量此举有任何更为深远的政治意义。群众的不满、上流阶级开明人士的愤懑无疑在反对党中适时强烈地表达出来，但是我们既看不到有人洞见问题的根源，也不见有制订全面的明确计划予以补救。所有的努力在其他方面都值得称赞，只是总体上目的不甚明确，保守派纯粹的排斥态度也预示了结局的惨淡。这一弊病是否能够依靠人力修缮，依然饱受争议。这一时期的罗马改革家似乎只是遵纪守法的公民，而非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他们导演了旧市府主义和新世界主义的纷争，但是不够雷厉风行，且眼界狭小。

煽动群众

这一时期下层民众崛起，与公民分庭抗礼，同时也出现了迎合大众的煽动者与可敬可靠的反对派共存的局面。加图已经对以煽动为业的人了如指掌，他们惯于施政布道，就像那些嗜酒或嗜睡的人一样，如果无法利用其他方法找到自愿的听众，他们便雇人坐听布道。但是人们听其讲演，犹如听街市的吆喝叫卖，对演讲内容充耳不闻，即使需要帮助也不会将自己托付给他们来解救。这位老者以尖酸的口吻讽刺这些跳梁小丑效仿希腊市场演讲家，卖弄戏谑和词锋，唱歌跳舞，无所不为，在他看来，这种人除了在游行队伍中扮演小丑以及与公众唇枪舌剑外别无所长——会为了一块面包出卖言谈或者保持沉默。实际上这些群众煽动者是改革最大的敌人。当改革家处处注重整顿道德风气之时，煽动者却坚持主张限制政府权力，扩大公民的权力。

独裁制度的废除

实际废除独裁制是限制政府权力最重要的革新举措。独裁制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罗马纪元537年即公元前217年，昆提斯·法比乌斯与深得民意的反对派引发危机，给独裁制致命一击。之后在罗马纪元538年即公元前216年，受坎尼战役的直接影响，罗马政府再次任命一名独裁者，赋予其统兵作战的实权，但是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此后也有几个相似的例子（最后一次是在罗马纪元552年即公元前202年），政府为处理市政事务任命独裁者，有时需要事先经过公民指明应该任命的人。虽然这一职位在形式上并未撤销，但是实际上名存实亡。罗马政制的结构并非浑然天成，由于废止独裁制，这种以同僚长官制为特色的政制便有失公正，政府原先独掌设立独裁者或停职执政官的权力，而且在平时也可以指定独裁者人选，此制废除，政府便失去了左膀右臂。自此以后，元老院宣称其有权在十分紧急的时期，尤其是突发叛乱或者战争时，将半独裁者的权力暂时移交最高官员，命他们“为共和国安危着想，慎重行事”，于是形成与近代戒严令相似的形势，元老院的这项权力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代替独裁制。

公社选举祭司

与上述改革同期进行的还有对高级官职的任命及政府、行政和财政问题的改革，人民形式上的权力遭受重重危机。按照传统习俗，祭司团——尤其是在政治上至关重要的学士团——自行补充席位的空缺，如果该团体拥有领导人，便自行推举。实际上这种世世代代以传授神学为使命的机构，互选是唯一符合其精神的选举方式。因此下列一事虽然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却足以表现共和制度的初步瓦解：此时（罗马纪元542年即公元前212年之前）通过选举进入该团体的程序依然照旧，但是团体内部领导人——族长和主教——的选任权却从团体转移至公社。然而罗马人在此事上以其固化的形式主义秉性，为了避免发生任何错误，仅仅让少数部族而非“人民”完成选举事宜。

公社干预战事和行政管理

更重要的在于军政和对外政策范围内的人员和事务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公民的干涉。与此同类的还有前文提到的普通军官任免权由将军转移至公民手中，选举反对党领袖担任统帅对抗汉尼拔，罗马纪元537年即公元前217年颁布的违背宪法且不合情理的公民法令，致使不得人心的统帅与其受到追捧的副将分任最高统帅的职权，副将不仅在国内与元帅分庭抗礼，在军营中亦然。比如马塞鲁斯之类的军官，护民官向公民控诉他在战事处理上欠缺考虑且因公徇私（罗马纪元545年即公元前209年），马塞鲁斯甚至因此被迫离开军营回到首都，向公众证明自己的军事才能。更加臭名昭著的是试图不允许皮德那的战胜者以公民法令举行凯旋仪式，将非同寻常的执政官权力授予——当然经过元老院同意——没有官职的平民（罗马纪元544年即公元前210年），西庇阿挑战性地威胁，如果元老院不同意让他担任非洲统帅一职，他将寻求公民的支持认可（罗马纪元549年即公元前205年）。野心膨胀几近疯狂者企图违背政府的意愿，强迫公民无缘无故向罗德岛人宣战，又在新的宪法中增添一条新的公理：所有的国家条约只有经过人民的批复才能生效。

公社干预财政

公民在行政和统军两方面同时掌有权力，祸患无穷。但是更为严重的是，公民同时又干预国家财政，更是危机重重，不仅是因为单独管理国有财产是政府最古老、最重要的权力，任何对其发动的冲击都将会动摇元老院的根基，而且将这一生死攸关的权力——分配公共土地——交由公民大会掌握，这势必陷共和政体于危亡。让公民大会决定将公共财产无休无止地纳入私囊，不但不合情理，而且开启了覆灭的前兆。最为和善的公民因此道德沦丧，提出这项建议的人获得了与自由共和国水火不相容的权力。虽然分配公共土地本身大有裨益，元老院未主动分配侵占的土地，防止各方面的威胁引发危机，应该备受诘责，但是在罗马纪元522年即公元前232年，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向公民提议分配庇森农的公地，最终结果是给共和国带来比预计的收益要多的损害。250年前，斯布里乌斯·卡西乌斯（Spurius Cassius）肯定有过同样的提议，这两个议案在字面上大体相似，但是本质上截然不同，因为卡西乌斯提交的是带来深刻影响的议案，对象是一个仍然生机勃勃、自理政事的公社，而弗拉米尼乌斯却将国家问题提交给强盛帝国的公民大会审议。

公民大会的局限

执政党，甚至改革党也将军事、行政和财政看作是元老院的法定权力，公民大会注定在内部发生分裂，他们只能审慎避免充分利用公民大会的合法权力，而非扩大这一权力。甚至受到重重束缚的君主政体，赋予君主的权力也不像至高无上的罗马人民那样不名一文。从各方面看来，这固然存在缺憾，但是由于当时公民大会机构的状况如此，甚至在支持改革的人士看来，这是势所必然。因此加图及其政见一致的人从不将妨碍所谓狭义政府的问题交给公民，也从不直接或间接以公民法令勒令元老院按照他们的意愿施行政治和财政政策，例如对迦太基宣战并分配其土地。元老院的统治或许不无弊病，但是公民大会完全没有统治国家的能力。并不是说公民大会中大多数人心术不正，相反显耀人物的意见、对荣誉感的强烈要求以及对需求更强烈的呼声，照常在公民大会中得以采纳，因而避免了最有害、最不光彩的结局。马赛鲁斯在公民面前为自己辩护，公民撤销了对他的谴责和侮辱，并于次年选举马赛鲁斯为执政官。公民也同意听从对腓力发动战争的劝谏，选举鲍鲁斯终结柏修斯战争，并为鲍鲁斯举行实至名归的凯旋仪式。但是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刺激下，公民大会才有可能进行这样的选举，颁布这样的法令，一般来说，人民大众没有自己的主见，常常是随心而发，所下的决断或愚不可及，或出人意料。

政局动荡

在任何有机体中，一个无法再发挥机能的结构必定有害，国家亦然。至高无上的人民大会失去了法律效力，这带来不小的危险。元老院中的任何少数派依据宪法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中控诉多数派。任何具有随心所欲游说未经点化者的个人，或者仅仅是挥金如土，便可以找门道谋得一官半职或者购得维护自己利益的法令，对此高级官员和政府受法律约束不得不退避三舍。因此产生了很多公民将领，他们习惯在酒馆的桌面上谋划战争的计策，凭借其无师自通的军事天赋，满怀同情雄视常规服役的将士，因此那些军官在首都以游说的把戏当选，每当形势恶化，他们随即全体缺席，因此引发特拉西美涅湖和坎尼这两大战役的失败，以及柏修斯战争令人汗颜的应对方式。政府被不计后果颁布的那些公民法令一步一步掣肘和腐化，我们不难想象，政府在最合情合理的问题上，受到的束缚和影响也就越多。

但是削弱政府权力和弱化公社本身都只是群众煽动者带来的相对较小的危险。个人的雄心壮志演变成轰轰烈烈的党争，在公民的宪法权利庇护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往前推进。名义上依据国家最高权威的意志正式发布的法令，实际上仅仅是提议者的个人意愿。一个国家是炮火连天还是太平盛世，将领及其下属的任免，国库和公共财产，完全掌握在反复无常的群众以及随机产生的领袖手中，这样一个国家将会有怎样的命运？雷雨还未爆发，但乌云已经在层层集聚，闷热的空气中不时有雷声隆隆。此外，在目标和手段截然相反的情况下，某些显然相反的趋势汇合一处，带来的危险随之陡增。

家族政策和煽动主义以同等危险的方式，争相讨好奉承群众。下一代的政治家认为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和此后民主君主立宪的革命都源于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开创的先河。普布里乌斯·西庇阿虽然为贵族树立了妄自尊大、追名逐利、招揽门客的风气，同时个人甚至于王朝的反元老院政策也在群众中寻求支持，并以其个人品质璀璨夺目迷惑群众，并且通过施赠粮食贿赂群众。他求助于罗马兵团，不择手段献媚取宠，尤其是借助依赖于他、不分高下的客民群体。这位伟大人物的魅力和缺陷大概都基于某种不切实际的神秘主义。他深信自己不过是罗马第一公民，并深信自己只愿意担当罗马第一公民，所以他永远无法摆脱这种信念，无法幡然醒悟，即使有所觉悟，也不够充分。

断言和否认改革的可能性都不免过于草率，毋庸置疑，国家机器的所有零件都亟待彻底修缮，但是任何一方面都没有被郑重其事地落实。当然在细枝末节上，深得人心的反对派作了种种改革努力，元老院亦复如是。双方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心怀善意，虽然彼此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但是仍然会联手共同铲除遗患深重的弊病。但是他们并未根除病源，良善之辈察闻洪水高涨的闷响汩汩而来，不由得忧心忡忡，筑堤拦坝已经是徒劳。他们仅仅自满于缓和局势，甚至在缓和局势上——尤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比如司法改良和土地分配——无法适逢其时、恰如其分，给后人留下了不少隐患。

在正当时节不犁田垦土，即使他们从未播种，野草也会肆意疯长。后世中对革命风波中幸存下来的人而言，汉尼拔战争之后的时代似乎是罗马的黄金时期，而加图则是罗马政治家的典范。实际上这是暴风雨前夕的沉寂，是庸人主政的年代，与英国的瓦尔波尔（Walpole）主政时期异曲同工，但是罗马却没有查塔姆（Chatham）为已然停滞的民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无论我们着眼于何处，罗马古老机体上都贲张着缝隙和裂口，有时可见匠人穿梭其间竭力修补，有时这些缝隙和裂口被撕扯和扩大，但是从未见何时何处有任何准备彻底重塑或改造的痕迹，存在悬念的不再是它是否会倾覆，而是它何时倾覆。在形式上，自西西里战争至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以及其后三十余年时间，罗马政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固状态，但政体的稳固并不是国家强健的表征，而是国家陷入困境的初期表现以及革命发生的预兆。

[1]托加袍（Toga），古罗马男子穿的宽松罩袍。——译者注

[2]这些标志最初可能只属于贵族本身，也就是高等官员的同族子孙，但是按照这种配饰的形式，经过相当一段时期之后，这种标志都被推广到更广的范围。金戒指就可以证朋这一点：在5世纪，只有贵族阶级可以戴金戒指；6世纪，元老和元老之子都可以佩戴；7世纪，骑士阶级都可佩戴；到了帝国时期，所有自由人都可以佩戴。银饰物也是如此，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这仍是贵族阶级独有的标志，斗篷的紫边也是这样，最初只有高官之子才被允许穿紫边的斗篷，之后推广到骑士之子，再推广到所有自由人之子，最后（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甚至推广到被解放者之子。短袄上的紫条（clavus）可以证朋是元老和骑士的标志，前者的紫条宽后者的紫条窄。同样，盛符的金盒（bulla）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仅被称为元老儿女的标志，到西塞罗时期，被称为骑士阶级的标志，卑贱等级的儿女只能用革符（lorum）。

[3]戴冠出外的权力只能靠军功获得，所以没有相当身份戴冠，和如今没有名义僭用军人勋章相似。

[4]因此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事总督、刑事推事、护民官以及其他官职仍被排除在外。至于监察官一职，虽然也有高官席位，似乎并不属于高级官职，但是到了后来，只有具备执政官身份的人才能担任监察官，这个问题实际上无关紧要。平民市政官原来没有高官席位，但后来也算高级长官。

[5]通行的说法认为单贵族的六个百人队骑兵就有1200名，因而骑士队兵力共计3600人，这种说法无法成立。用编年史学家所举例的倍数来决定骑士数目显然不足为信，但实际上这两种见解都有渊源，也有各自的解释。但是第一个数字没有根据，因为其仅见之于西塞罗书中的第一段，即使支持这一种说法的人也承认这一段的错位。第二个数字也没有根据，因为在古典作家的书中并不能找到一丝例证。反之，我们先有未见之于古书而在制度中显现的数目，和书中陈述的猜想不谋而合：因为一个百夫队的确有100人，骑士百夫队原有3队，后来有6队，最后在塞尔维乌斯变法之后有18队。

[6]从执政官和市政官的纪年，我们可以朋确看到罗马贵族阶级，尤其是世袭贵族的稳定性。

[7]然而修路的费用或许大多由附近居民承担，征发人民服劳役的旧制度没有寿终正寝，地主手下的奴隶经常被征去修路。

[8]意大利南部地区，面积5214平方公里，首府Naples。

[9]意大利西南部古城，希腊在意大利最早的殖民地。

[10]意大利南部一古城。

[11]意大利北部一城市，以产干酪著称。——译者注

[12]众所周知，在创立波滕提亚（Potentia）和庇骚隆（Pisaurum）两处市民殖民地时，鲁迪（Rudiae）的恩尼乌斯（Ennius）从三巨头之一福尔维乌斯·诺比里奥尔（Q. FulviusNobilior）获得公民权，按照惯例，采用诺比里奥尔姓氏。非公民被派去参加公民殖民地的创建，虽然他们经常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但在法律上却未能如愿，至少在这一时期是如此。但是每次建立殖民地，与之相关的人民法令有一条公民权规定，负责设立殖民地的长官应该按规定将公民权赠予若干人。

[13]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部之一海港，公元前734年迦太基人建立的一座古城。

[14]加图的农业论著，人尽皆知，原是论述关于维那弗鲁姆（Venafrum）地方的一份产业，其中从法律角度讨论可能发生的诉讼，诉诸罗马的只有一个具体案件，即地主把冬季牧场租给一个牧羊人，便需要对付一位通常不住在本地的租户。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一般情况下，与住在本地的人签订契约，就是在加图的时代，可能发生的诉讼案也不在罗马审判，而是提交本地的法官裁决。

[15]建筑竞技场一事的确存在。平民赛会的起源没有找到古代传闻，但是由于平民赛会在弗拉朋竞技场举行，并且首次举行是在建成后的第四年，即罗马纪元538年（公元前216年），上文所述便有了充分的依据。

[16]这种别号最早的实例，是罗马纪元491年即公元前263年执政官曼尼乌斯·瓦勒里乌斯·玛克西穆斯（Manius Valerius Maximus）的别号，他曾征服梅萨（Messana），便以梅萨拉（Messalla）为别号。有人说罗马纪元401年即公元前353年的执政官也曾这样为自己取别号为Calenus，却成了错误。瓦勒里乌斯·玛克西穆斯的别号和法比乌斯氏的统一别号并非完全相同。

[17]意大利北部之一城市。

[18]1. 古罗马的铜币；2. 古罗马的重量单位，等于一金衡量磅。

[19]关于罗马估计公民财富的原比率，很难给出更具体的信息。到了后来，人尽皆知的，10万阿司被视为第一级最低的财富值，其他四级分别是第一级的四分之三、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九分之一，至少大概是这样的比例。

第十二章　土地和资本经营

罗马经济

直到罗马建城的第六个世纪，我们才找到一些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历史上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对罗马的经济状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在土地利用和资本管理方面，这一时期大规模型农业开始形成，其采取的形式和规模此后也一直盛行。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样一种农业制度与过去的农业制度存在多大联系，多大程度上效仿了早期文明，尤其是腓尼基人的农牧耕作和投机买卖模式，多大程度上与资本积累和人们的智力发展有关，但大致了解这些经济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准确理解罗马的内部历史。

罗马农牧业[1]分为农场耕作、草场放牧和小型租借地耕作。根据加图的描述，我们能非常清楚地了解农场耕作的情况。

农场耕作

即便是多数人看来面积较大的土地资产，实际面积也十分有限。据加图所述，这样的土地面积通常为240尤格拉。当时人们常用的面积单位为“顷”（centuria），一顷相当于200尤格拉。种植葡萄耗时费力，因此栽种葡萄树的单位面积更小，于是加图规定，每单位面积为100尤格拉。任何人若想大规模投资农业，不会选择扩大现有的规模，而只能多购买土地。这一时期每人最多可拥有500尤格拉的土地，在大家看来，这恰好是两到三处土地资产的面积之和。

农用土地

意大利的土地经营同罗马公有土地一样，世袭的租借地也不属于私有土地，并且只存在于尚未独立的民族。若是短期租佃，一些租赁者会支付固定金额的押金作为担保；一些租赁者会承担全部耕作所需费用，同时获取一定回报，通常为作物收成的一半[2]。短期租佃并非从未存在过，只是十分罕见，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因此，意大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佃农阶级[3]。也正因如此，地主通常只监督所有土地上的耕作情况，偶尔露面确定耕作计划、监督计划实施并核对奴隶的工钱，而不会亲自进行严格管理。只是这样一来，一方面他们能同时兼顾几处土地运营，另一方面，只要情况允许，便可专心处理公共事务。

谷物栽培以斯佩尔特小麦（作饲料用）和一般食用小麦为主，伴有少量的大麦、粟、芜菁、小萝卜、大蒜和罂粟。除此之外，人们还会种植羽扇豆、豆角、豌豆、野豌豆以及其他豆类植物，用作牛羊的饲料。通常，人们都在秋天播种，只有遇到特殊情况才会改在春天播种。因为农作物生长需要经常灌溉，所以人们很早便开始利用暗沟排水。当地草原辽阔，草料充足，即便是在加图时期，人们也会经常灌溉草地。相比于谷物和蔬菜，橄榄和葡萄的经济价值更高，并且前两者需种在农作物之间，后两者则种在专门划分的葡萄园[4]里。人们有的种植果树，如无花果树、苹果树和梨树，有的种植多叶树木和灌木，这些树一部分经砍伐变成木材，一部分摘取树叶用作垫草或供牛羊食用。在意大利经济中，当时饲养牲畜的地位远低于现代，因为蔬菜是常见的食物，而餐桌上很少能见到肉食。如果餐桌上出现了肉食，也一定是猪肉或羊肉。尽管古人注意到农业和牲畜饲养之间的经济关联，特别是意识到了生产肥料的重要性，但直到现代人们才将谷物种植与牲畜饲养相结合，古时人们对这一做法还一无所知。

考虑到耕田离不开牛，人们开始饲养体格较大的牛。他们养牛并未设专有牧场，而是在整个夏天和大部分冬天的时间里，将牛关在牛棚里。等到农作物收割后留下整片麦茬，他们便将羊赶去那里放牧。加图规定，240尤格拉的土地限放牧100只。然而，地主往往更愿意在冬天将农场租给一个拥有大批羊的人，或将自己的羊群转租给他人，与其分享农产品，同时依照契约用一定数量的羔羊交换一定重量的芝士和牛奶。根据加图的安排，每一大块地产配有十个猪圈，猪、家禽和鸽子都养在农场里，平时人们还要喂养它们。如有需要，他们还会搭建一个小型野兔窝或挖一口鱼塘，起初这些数量较少，此后人们便开始大规模饲养野禽和鱼。

耕牛

田间农活需借助牛和驴来完成，牛主要用于犁田，驴主要用于运输肥料和推拉石磨。人们有时还会养一匹马，主要供主人使用。这些动物不由牧场饲养，而是通过购买而来，通常人们会将买来后的牛和马进行阉割。加图规定，100尤格拉的土地配一轭（两头）牛，240尤格拉的土地配三轭牛。后来有一位名叫萨塞尔纳的作家，他在记录农业时指定200尤格拉的土地配两轭牛。同时据加图估算，面积较小的农场需要三头驴，而较大农场则需要四头驴。

通常，农场上的人力劳动都由奴隶完成。奴隶由管家负责，此外，管家还负责农场日常收入开支、买卖、听取地主安排。地主不在时，管家还需发布命令、实施惩罚。在管家以下设有一位女管家，由她负责房屋、厨房、食物橱柜、养禽场和鸽舍这几个区域，另外统管一些农夫和一般农奴、一个驴夫、一个猪倌。若农场养羊的话，还应雇佣一个牧羊人。若耕作方式不同，农场人员规模也不相同。人们估算，一块200尤格拉的耕地若无果园，需要2个农夫和6个农奴，而面积相当的耕地若带有两个果园则需要2个农夫和9个农奴；一块240尤格拉的耕地若带有橄榄园并且养羊的话，则需要3个农夫、5个农奴和3个牧人。相比之下，葡萄园自然需要更多的人力，一块100尤格拉的耕地若带有葡萄园，则需要1个农夫、11个农奴和2个牧人打理。

与奴隶相比，管家更加自由。马哥在其论著中说道，管家可以结婚养子并拥有私有财产，并且在加图看来，管家应与女管家结婚，并且只有管家在表现良好的情况下，才能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而除他以外，所有人都同住一所房子。同大型牲畜一样，奴隶并非从小就生活在农场，而是到了能够劳作的年纪由地主从奴隶市场购买。当他们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劳作时，农场主又会将他们同其他没有价值的物品一起送回市场[5]。农场建筑应同时包括饲养牲畜的棚舍、储存农产品的仓库和供管家和奴隶居住的房屋。此外，农场内还经常建有专供农场主居住的乡间别墅。每个奴隶，甚至是管家自己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由专人代表农场主定期定量发放，他们只能靠这些生存。

这样一来，他们便能穿上从市场买来的衣服和鞋，只需常常缝补便可；每月还能领到一些小麦，不过得自己将它们磨成粉状；还有一些盐、橄榄或咸鱼，或作为他们食物和葡萄酒的佐料，或用来榨油。因每人工作量不同，他们获得必需品的量也有不同。以此为根据，管家比一般奴隶工作轻松，所以获得的必需品数量也比他们少。女管家需照看所有烘焙和烹饪事宜，所有人的饭菜都一样。通常，奴隶不会佩戴锁链，但若某个奴隶招致惩罚或他人认为他企图逃跑，他就必须戴上锁链干活，夜间还会被关在奴隶牢中[6]。

其他劳动力

通常，农场上的奴隶人数能够满足日常需要。若有特殊情况，相邻农场会借调各自的奴隶前来帮忙，按日计酬。同时，农场会雇佣外来工人劳作，但这类情况并不常见，只有在卫生状况十分差的地方，控制奴隶人数并代之雇佣工人对农场主才更为有利。而在农作物收获季节，农场平日劳作的奴隶人数就不够了。到了收谷割草的时候，农场会雇几人收割，他们没有工钱，常常能得到六至九分之一收割来的麦捆，若他们还负责脱粒，则能得到所有谷物的五分之一。每年都有大批翁布里亚工人前往列蒂的山谷，加入当地的农忙，一块收割。葡萄和橄榄的收割工作通常交由他人承包，承包人个人拥有一些奴隶并雇佣了一些自由工人，由他们完成果实的收摘和压榨工作，并将农产品上交给农场主[7]，整个过程由地主指派专人监督。地主常常会将树上结的果实卖掉，把储存果实的工作留给买主。

制度的精神

整个制度充满了对资本势力的无畏态度，奴隶的地位与牲畜无异。一位古罗马作者在谈论农业时说道，一个好的监管人员一定不能对手下奴隶太过友好。只要奴隶和牛还能劳作，农场主便会供给他们生活，因为放任他们挨饿并不划算；一旦他们不能劳作，便会被当作破犁一样卖掉，因为继续留着他们也不划算。早期，宗教思想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在勒令庆祝和休息的日子里，奴隶和耕牛便可休息[8]。加图和那些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其态度最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在形式上反复强调人们应举办节日庆祝活动，现实中却避而不谈。通过这种宣传，这些天应当停止耕犁，而就其他未明令禁止的工作而言，奴隶则需不间断地工作。原则上，奴隶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活动自由，正如加图的某一格言所说，奴隶的生活除了干活便是睡觉。此外，联系奴隶与土地和地主之间的纽带，也从来不是人类的同情。法律条文赤裸裸地展现了这样丑陋的一面，它们限制这种关系，因此古罗马对任何美好结果也不抱有任何幻想。古罗马有句谚语：“有多少个奴隶，就有多少个敌人。”而经济学上也存在这样一条准则，认为人们应当鼓励而不是制止奴隶之间的纷争。同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地主们的精神领袖——迦太基人马哥都曾告诫奴隶主，劝他们不要把来自同一民族的奴隶聚在一起，以防他们联合起来密谋造反。我们之前提到，罗马公社恰恰效仿了地主管理奴隶的方式，以此管理生活在“罗马乡村庄园”、即首都以外地区的臣民。据史料记载，奴隶主管理奴隶的方式之后也成为世界上各执政国的新政治体制的模板。

而且，若我们的思想提升到几乎令人无从忌妒那般高尚，除投入资本外其余经济因素一概不考虑，我们便无法否认对古罗马土地经营的赞美，赞美它的首尾一致、充满活力、节俭朴素。加图笔下的理想管家形象是同一时期农夫的真实体现。在田间，他最早起床却最晚休息；对手下奴隶管理严格，对自己也严格自律，尤其知道如何令女管家遵守秩序，同时照看雇佣工人和牲畜，尤其是拉犁的牛；他凡事亲力亲为，但总是充满活力，不知疲倦；他一直待在家中，从不参与借贷，不举办宴会，专注于对土地神的崇拜，而他又与其他奴隶无异，因为只有主人才能祭祀神灵和逝者；最重要的是他态度温和，谨遵主人的命令，忠心耿耿，小心谨慎。

在别的地方，据说一个人若购买自己田里种出的农产品，他便不是一个好农夫；若天气晴朗，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若把借着烛光能完成的工作留到白天再做，他便不是一个好父亲；若在假期能完成的工作留到工作日做则更糟；但最糟糕的是，天气晴好时他不做室外工作而是忙于室内工作。人们对广施化肥的耕作方法拥有独特的热情，同时也制定了一些黄金法则，例如地主将土地分给奴隶劳作并非让他们擦洗打扫，而是播种收割，因此农夫首先应该种植葡萄和橄榄，只有后来不再年轻了，才会自己建一座乡间庄园。整个制度有点粗野，它并未采取理性的方式研究事情的因果，而是采纳了乡间广为流传的经验。但是有资料证明，人们曾争取借鉴他人经验并侵占外邦农作物，例如，在加图整理的果树名录上我们能发现古希腊、非洲和西班牙三地的物种。

小农耕作

与农场式农业仅有或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小农耕作规模更小。小农耕作中，地主和他的孩子或同奴隶一起劳作，或代替奴隶自行劳作。牲畜的数量减少，当庄园无法支付购买耕犁以及拉犁的耕牛费用时，便会用锄头替代。人们很少栽种橄榄和葡萄，甚至几乎不种。

在罗马周边地区及任何高食物消耗量（人口密集）的城镇，当地居民都小心灌溉着花园和菜园。在某些程度上，这很像我们在那不勒斯附近地区所见到的情形。同时，这些园子也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畜牧业

畜牧业经营规模远大于农业。在任何情况下，用于放牧的土地面积必然远远大于耕地，其面积最少为800尤格拉，为了便于发展，面积几乎可以无限扩大。在气候方面，意大利夏季山间牧场与冬季平原牧场两地互补，那一时期同如今一样，大部分地区的居民会在春季将牛羊沿着同一路径从阿普利亚赶往萨莫奈，等到了冬天又把它们从萨莫奈赶回阿普利亚。然而，正如上文所说，冬季牧场不仅包括所有留作此用的牧场，还包括部分布满麦茬的草场。人们饲养马匹、公牛、驴子和骡子，主要供地主、搬运工、士兵等人所用，此外还成群饲养猪和羊。大多数人习惯穿羊毛衣物，这也使得养羊业更为独立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牲畜饲养实际由奴隶操作，其总体上与耕地经营类似，领头的牲畜地位与管家一致。整个夏天，牧羊的奴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室外，常常住在离住所几英里之外的棚屋和羊圈里。因此，这样的工作需选定最强壮的人才能完成，并且有必要为他们提供马匹和武器，给予他们比耕地奴隶更大的行动自由。

与海外粮食竞争的结果

为了估算这种耕作制度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我们必须考虑物价情况，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粮食价格。一般说来，粮食价格都极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罗马政府。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与其说是因为政府目光短浅，不如说是因为他们那令人无法容忍的不公正态度，想偏袒首都的无产阶级而牺牲意大利农民的利益，才最终导致了粮食价格居低不上。而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海外粮食和意大利本土粮食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地方人民将收获的粮食上交给政府，有时不收取费用，有时政府会适当作出一些补偿，政府将部分粮食用于罗马官吏和军队的日常生活，另一部分分给缴纳什一税（-decumae-）的承租人，但他们必须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或承诺将一定数量的粮食运往罗马以及其他需要粮食的地方。自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爆发后，古罗马军队日常粮食一律采自海外，尽管这样做对国库有利，但它切断了意大利农民销售农作物的一个重要市场。然而，这还只是它带来的危害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政府长久以来监管粮食价格，这也合情合理，一旦有饥荒的威胁，它便会适时在海外购买粮食进行防范。而如今，人们每年向政府上交了大批粮食，甚至多过和平时期所需粮食的总量，并且政府有机会以低价几乎无限量地买进他国粮食，这时政府自然屈服于这一诱惑，首都市场因而粮食供过于求，政府只得以极低价格抛售。无论是粮价本身，还是与意大利粮价相比，这种抛售价格都是毁灭性的。在罗马建城的罗马纪元551年至554年（即公元前203年至前200年）间，最初在西庇阿的建议下，6莫迪[9]（modii，约为0.255蒲式耳或8.91公升）西班牙和非洲的小麦以24甚至12阿司[10]（即1先令8便士或10便士）的价格公开卖给罗马公民。数年以后，也就是罗马建城的第558年，即公元前196年，西西里240000蒲式耳[11]的谷物都以之后那种虚假的价格分给首都人民。加图猛烈抨击了这项目光短浅的举措，但也是徒劳。在群众的煽动作用下，政府和个别地方行政长官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将粮食分给人民，尽管这一举措不同寻常，但想必经常发生，也因此成为后期谷物法的萌芽。然而在海外，粮食并未通过这一特别方式销售，但它还是对意大利农业造成了冲击。一般情况下，国家以低价收购粮食，从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转卖给缴纳什一税的承租人，在各个地方，尤其是西西里地区，由于当地土质肥沃并实行迦太基式的大规模性农业和奴隶制度，谷物的生产价格总体上远远低于意大利水平。但是，相较于将粮食从埃特鲁斯坎、坎帕尼亚甚至是意大利北部运往拉丁姆地区的运费，将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粮食运往那儿的运费如果不能更低，至少还是一样便宜。依照这一趋势，海外粮食自然只能运往半岛，半岛地区粮食价格也随之降低。令人惋惜的奴隶劳工制度造成粮价反常失调，在这种情况下，若为了维护意大利农民利益而向海外粮食征税，大概也是正当合理的。但事态的发展似乎恰恰与之相反，并且地方为了促进海外粮食进口，还制定了一项禁令。因为尽管罗得岛人享有特权，可以从西西里岛出口一些粮食，但一般说来，地方粮食输出只有运往意大利才能免去运费，而为了母国的利益海外粮食也因此遭到垄断。

意大利粮食价格

这一制度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在罗马建城的504年即公元前250年，农作物获得了极大丰收，罗马首都人民花费不过3/5个第纳里[12]（denarius）便能买到6莫迪（相当于1.5bush）斯佩尔特小麦，以同样的价格还能购买180磅（一磅等于11盎司）晒干的无花果、60磅油、72磅肉或6康吉斯[13]（congii）葡萄酒。因为丰年的粮食价格属特殊情况，所以不予考虑。但就这一问题，用其他例子说明更为清晰。即便是在加图执政时期，西西里就已被称为罗马谷仓。农作物多产的年份里，意大利各港口都在售卖产自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谷物，以运费作为售价。波利比阿时，在整个半岛谷物产量最高的地区，即现代的罗马涅和伦巴蒂区，旅馆的食宿费用平均每天为半个阿司（相当于1/3个便士），1.5蒲式耳的小麦平均售价为半个第纳里（即4便士），而后者的平均价格仅为其他地区正常售价的十二分之一[14]。这也明确了一点，那就是意大利生产粮食的人缺乏粮食销售市场，因此导致当地谷物和种植谷物的土地几乎毫无价值。

古罗马的农业变革

对于一个以工业见长的国家而言，其农业发展不足以供养本国人民，或许人们会认为这种结果实则有益，至少它并非百害而无一利。而意大利这个国家，工业的发展不值一提，农业才是整个国家的支柱，但却遭到这样有组织的打击。首都地区农作物产量低，供不应求，所以对当地人来说面包价格越低越好，而仅仅为了这群人的利益，意大利竟以极为羞愧的方式牺牲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这也最能体现宪法的缺陷，以及所谓罗马共和国的黄金时代行政部门的无能。任何代议制度，无论多么不完善，至少都会招致人们的抱怨并暴露本身的弊端。但在那些基层公民大会中，人们应当倾听各方声音，以免受到擅长预言的爱国人士发出警告的影响。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府都会自行干涉，但罗马元老院的众位元老善良轻信，认为粮食售价低对人们来说是真正的幸福，并且西庇阿兄弟和弗拉明兄弟的确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解放希腊人并行使共和国王的职能。因此，这艘船径直驶向了迎面拍打的白浪。

农民阶级的没落

当小块土地无法保证任何确切的可观产量时，农民便会一蹶不振，随着受挫加深，他们逐渐抛弃了共和国早期的良好品格以及节俭习惯，只是这个过程比其他阶级进展缓慢一些。随着意大利地主不断从农民手中购买或农民自愿放弃小块土地，它们最终并入规模更大的土地，而这一过程终究会完成，只是时间的问题。

油和葡萄酒的制作以及牲畜饲养

相较于农民，地主能更好保存自身的实力。地主不再依照过去的制度将土地租借给小型临时租户，而是按照新的制度将土地交由奴隶耕种，因而其粮食生产价格会低于农民。于是，在早期不接受这一模式的地方，受西西里岛奴隶种植粮食带来的竞争压力所迫，意大利的地主也采取了同样的模式，并将工作分配给无妻无子的奴隶而非携有家眷的自由劳工。此外，地主能通过改进或转变耕种方法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哪怕土地所获收益比农民少也感到满足，而农民缺乏资本和智慧，所拥有的只不过是生存的一些必需品。所以相对来说，罗马地主忽视了谷物种植，在许多地区谷物数量仅限于所需劳工的数量[15]，并愈发关注油和葡萄酒的制作以及牲畜饲养。意大利的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人们无需惧怕来自国外的竞争。意大利的葡萄酒、橄榄油和羊毛不仅占领了整个国内市场，而且很快被运往国外。波河河谷地带所产的谷物无人购买，却为半个意大利的大片区域供应猪和腌制猪肉。就古罗马畜牧业的经济效益而言，我们拥有的旧时资料所记载的与现实情况非常吻合。我们有充分理由假定，土地投资资本大致可获利百分之六，这一比率与同一时期平均资本利率相符，而后者是前者的两倍之多。而总体来说，牲畜饲养相较于耕种业获利更多，耕种业中葡萄园获利最丰，其次才是蔬菜园和橄榄园，而草地和谷地获利最少[16]。

当然，我们都会假设，每类作物的耕种都具备适宜的条件和适合生长的土壤。而这些作物足以运用大规模耕作模式逐渐取代小农耕作模式，人们也难以通过立法抵制它们。后文中将提到克劳狄安法（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该法案禁止元老院成员参与商业投机活动，因此人为强迫他们将大部分资本主要投入土地，换句话说，就是用土地管家管理的农庄和供牲畜放牧的牧场代替农民的旧式家宅。此外，虽然对国家而言，畜牧业的弊端远大于农业，但在特殊情况下畜牧业发展仍更为有利。首先，这种从土地获得利润的形式，是唯一需在实践中大规模投入并获得丰硕回报的形式，也是唯一代表大部分资本流向并体现这一时期资本家态度的形式。尽管正在耕种的土地不需要主人一直在场，只需他经常亲临现场便可，但现实不太容许他扩大土地规模，或是毫无限制地增加土地数量。同时，供放牧的土地允许对其进行无限制的扩张，并且主人不需太过关注。正因为这个原因，哪怕需承担一定经济损失，人们仍着手将优质耕田转变成了牧场，但这一做法遭到法律（相关法律制定时期不明，大概就在这一时期）禁止，也少有成功。占用登记在册的土地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因为通常这类土地所占比重较大，所以这一制度几乎只诞生大型农庄。不仅如此，而且这些土地的使用权可由国家任意收回并不受法律保障，因此土地使用者们害怕投入大笔资金耕种，例如种植葡萄或橄榄。最终，这些土地大多变成了牧场。

货币管理

谈及罗马经济，因为缺少古时流传下来的有关专著，并且经济在本质上比农牧业更复杂多样，所以我们无法同样作出概括。而就能够确定的部分而言，与其说经济原理，不如说农牧业原理更像是罗马人的特有财富。相反，经济原理是一切古代文明的共同遗产，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各地都进行了大规模实践。在货币问题上，古希腊人最早建立商业制度，最后不过被古罗马人所采纳。虽然整个制度制定十分严密，具体操作规模十分巨大，颇具罗马特色，所以罗马经济的精神内涵和壮观景象，无论其影响好坏，在货币交易中都极其引人注目。

货币借贷

古罗马的货币经济起于货币借贷。与任何商贸行业分支相比，专业放贷人以及货币兑换商人或银行家所从事的行业都更受罗马人青睐。一种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体现在，在大笔货币交易中，身为中间人的银行家代替个人资本家收取费用，并为顾客收支款项、投资放款并代为进行国内外金钱交易。而早在加图时期，这一做法已完全应用于实践。然而，银行家不但充当了富人的出纳，而且处处钻营小型业务并搬入人口不断增长的地区及附属国。可以说，自此，帝国境内向需要钱的人群放款这一行业开始由罗马人垄断。

承包人的投机买卖

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企业遍布各地。同时，罗马盛行一种交易制度，即全程通过中间机构进行交易。为供应日常补给和修筑公共建筑，国家需征收各种税目并订立许多合约，而它将这些事物承包给个别资本家或资本家协会，双方达成条件，各自收取或支付一定费用。同样，个人也可签订合约承包一切合约容许完成的业务，例如建筑施工、收割庄稼，甚至是为继承人分割遗产以及农庄破产清算。农庄破产清算时，承包人通常为一位银行家，他一方面接收所有资产，另一方面偿还全额或部分债务，最后根据情况需要支付余款。

商品手工业

上文已在适当之处提到，早期海外贸易在罗马国民经济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在罗马金融体系中，意大利关税日益重要，这也证实这一时期海外贸易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至于海外贸易日益重要的原因，我们无需解释，除此之外，占据统治地位的意大利民族在地方拥有特权，而且这时许多附属国都依据条约豁免了罗马人和拉丁人的关税，因而也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另一方面，工业仍旧比较落后。手工业必不可少，并且有迹象表明，在某种程度上罗马城曾是手工业的发展中心，例如，加图建议坎帕尼亚的地主在罗马购买所需的奴隶衣服鞋子、耕犁、酿酒大桶和锁具。羊毛织品十分畅销，由此来看，织布业无疑分布范围很广，获利也颇丰[17]。但显然，罗马人并未试图将埃及和叙利亚的这些技术行业引进意大利，甚至也未尝试利用意大利资本在海外经营。意大利当地种有亚麻并能研制紫色染料，而至少后者这一工艺原本来自希腊城邦塔兰托，并且这一时期，各地引进的埃及亚麻织品、米利都或提尔[18]的紫色染料都颇受人们青睐，远胜过意大利本土工艺制品。

然而，罗马资本家为了大规模种植谷物和饲养牲畜在意大利境外出租或购买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归为此类。大概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内，这类买卖开始兴起，尤以西西里岛为盛，之后在市场上占据极大比例。鉴于西西里人所受的商业限制，即便不是为了赋予不受商业限制的罗马商人独揽土地赢利之权的目的，也至少意图如此。

奴隶买卖事宜

所有这些行业的工作一律由奴隶完成。在其经营范围内，放贷者和银行家各自新增账房和分行，由奴隶指导运营。企业一旦承包了国家的关税业务，大多会指派奴隶和释放奴在每一海关征收税款。若企业签订了建筑合约，则需购买擅长建筑的奴隶；若企业承诺呈现精彩表演或武士决斗，则需分别购买或训练好一批精通表演的奴隶或熟悉角斗的奴隶。商人用船只进口货物，交由奴隶或释放奴看管，又以相同的办法将货物零售或成批销售。更不消说，矿山和工厂的一切工作也都由奴隶完成。毫无疑问，这些奴隶的境况处处不及希腊的奴隶，实在令人无从羡慕。但若我们不考虑上述提到的那些奴隶，总体说来这些从事工业的奴隶的生活条件仍优于农奴。在他们当中，成家的奴隶更为常见，都有各自的家属，不久的将来便能获得自由并拥有私人财产。因此，对于那些由奴隶阶级转变成暴发户的人来说，这些职位成为了他们的实际培训场所，他们拥有奴隶的美德，也常常暴露身为奴隶的恶习，最终跻身成为罗马公民，往往获得巨额财富。而至于罗马共和国的毁灭，他们至少在道德、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与奴隶犯下了同样多的罪恶。

这一时期，罗马的商品交易与政治力量完全同步发展，并且两者规模不相上下。任何人若想清楚了解与其他地区的商贸情况，只需研究这一时期的罗马文学，尤其是喜剧便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舞台上腓尼基人说本族语言，对话中充斥着希腊语和夹杂着希腊语的字句。通过研究钱币以及货币关系，我们才能最清楚地了解罗马商业交易的广度及热度。罗马银币第纳尔，起于古罗马军团建成之时。上文提到，罗马纪元542年即公元前212年的叙拉古铸币厂到最后只剩下西西里的几家铸币厂，在被罗马政府占据以后，这些造币厂也不得不关闭或只能铸造小额钱币。因此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第纳里银币至少能同旧时银制流通货币一样得以合法流通，并很快成为唯一的法定货币。

西班牙当地有大型银矿，并且早期并未有统一的国家铸币，因此罗马银币即便不能提前，至少还是在同一时期传到了西班牙。因此，西班牙城镇早期便依照罗马规格铸造钱币。总体看来，迦太基铸币规模十分有限，除去西地中海地区的罗马铸币厂，以及马西利亚的铸币厂，也许还有伊利里亚境内阿波罗尼亚和底拉西乌姆两地希腊人所建的铸币厂以外，这里没有一个大型铸币厂。因此，当罗马人最初征服波河地区时，这一地区的铸币厂采用的都是罗马标准。尽管它们仍保留铸造银币的权利，但它们，特别是马赛利亚铸币厂，必须一律将本地区的德拉克马[19]（drachma）的重量统一为罗马第纳里的四分之三。第纳里是罗马政府最早铸造的货币，名为“胜利币”（victoriatus），上刻有胜利女神像，主要用于意大利内陆地区。

这一新型币制以罗马标准为基础，不仅在马赛利亚、意大利内陆和伊利里亚地区盛行，而且这些钱币甚至流通到了北边的荒蛮之地，例如马赛利亚的钱币沿着罗纳河流域进入阿尔卑斯地区，伊利里亚的钱币远及现今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因为地中海的东半部地区尚未归罗马直接统治，所以罗马钱币并未在当地流通，而黄金代替它们成为国际和海外贸易的天然中介。的确，罗马政府极其保守，除了在汉尼拔战争时期因财政拮据短期造过金币以外，他们一直以来坚持在本民族和意大利地区只铸造铜币和银币。然而随着贸易的发展，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人们已然可以通过称量黄金重量来进行交易。罗马纪元597年即公元前157年，罗马国库的现金当中，银币和未铸造的银块仅占六分之一，其余六分之五全为金条[20]。并且毫无疑问，在罗马大资本家的钱柜中，我们发现贵重金属的比例也大致相同。因此，黄金在大型交易中占据首要地位，并由此可以推测，通常在与他国，尤其是东方国家进行的交易中，罗马占据贸易优势，因为自菲利普[21]和亚历山大大帝时代起，东方国家一直采用黄金货币。

罗马富人

罗马资本家从大量交易中赚取的所有利润，最终都将流向罗马。因为尽管他们经常出国，但极少在别国定居，一旦回到罗马，他们便将变卖的获利投资意大利，或是继续利用已有的资本和贸易关系，以罗马为中心继续经营。与其他文明地区相比，罗马在经济上更占优势，并且完全不亚于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在这一方面，罗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当今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有些相同，例如一个希腊人谈论西辟奥·阿利坎努斯（Scipio Africanus）弟弟时说道，“就罗马人而言”他不够富有。究竟在那一时期罗马富人的标准如何，从下列事实中我们能有所了解：保卢斯（Lucius Paullus）拥有市值60塔连特（合14000英镑）的土地，但他仍不算富有的元老；而人们认为，一份价值50塔连特（合12000英镑）的嫁妆才能匹配贵族少女的身份，正如西辟奥·阿利坎努斯哥哥所收到的其女儿嫁妆那般；而这一时期最富有的希腊人所拥有的田产其价值也不超过300塔连特（合72000英镑）。

商业精神

因此，无疑整个民族都崇尚商业精神，或因为这在罗马并不新奇，所以资本主义精神渗透进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而农业和国家政府也开始列入资本家的计划。同时，财富的保留和增长也形成公共及私人道德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加图在写给儿子的实践指导中说道：“寡妇的土地应当进行削减，而男子必须增加财富，若他死时，其账簿表明他所赚取的财富多于继承的遗产，则他理应得到赞赏并充满神圣的精神。”所以，一旦双方存在互相给予关系，每一项交易即便未通过任何正式手续，仍被视为合法。但出于必要，如若法律规定权利受到侵害的一方不具备诉讼权，那么无论如何依照商业惯例和司法习惯也应保留他们该项权利[22]。但对于赠送礼物的承诺，若缺乏适当形式，在法理和实践中均无法律效力。在罗马，波利比乌斯告诉我们，若非必要，任何人不会给予；若非到期，任何人都不愿支付一个便士，哪怕在近亲间也是如此。甚至立法也应屈服于商业道德，认为一切没有报酬的给予都是浪费。这一时期，赠送礼物、授予遗产和提供担保均受公民法的限制，同时遗产若不归最近亲属所有，则必须缴税。与这一观点密切相关的是，生活中随处可见商人的守时、诚实和受人尊敬的品质。每一位普通人出于道德，都应备有一本收支账簿，相应地，每一座充满秩序的房屋都设有独立的账房，而任何人都应小心，在离世前就应立好遗嘱。加图称他生平有三件憾事，一直没立遗嘱便是其中之一。

依照罗马惯例，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家庭账簿能作为法庭有效证据，商人的收支总账几乎也是如此。名誉清白的人所作证词无论对其利与无利，均被视为有效。若两个个性正直的人发生争执，最常见的解决方式便是由一方要求发誓，另一方对其发誓，同时这一方式还具有法律效用。当缺乏证据时，陪审团可以引用一项传统规则，即当声誉清白一方与声誉较劣一方对立时，判决利于前者，只有当双方声誉相当时，判决才会利于被告方[23]。任何值得尊重的人都不应以提供个人服务为由收取报酬，随着这一规则执行日益严格，罗马人注重声誉的传统日益明显。因此，地方法官、军官、陪审员和通常所有富有声望担当公职的群体都承担了一定的公共职能，对所提供的服务不收取任何报酬，至多要求补偿个人花费。不仅如此，熟人之间互相提供服务，例如提供保障、诉讼陈词、监护看管、租借无疑出租物品的所有权以及一般情况下的企业运营和业务办理，都遵循同一原则，所以人们因上述服务收取报酬是不合理的，即便早有约定作出补偿，他们也无权提出诉讼。

这一时期，罗马人民用货币支付和法律诉讼代替了决斗甚至是政治决斗，我们也许由此便能最清楚地了解罗马民众完全转变成为商人这一过程。若想解决个人荣誉问题，最常见的方式是，冒犯的一方和被冒犯的一方就冒犯性言辞的真假性打赌，由此提出诉讼，将事实问题以法律的形式提交给陪审团。对于这样一个赌注，这两方的接受度正如当今人们对决斗的接受度一样，虽然法律不设限制，不过关系到荣誉问题，通常人们只能接受。

商业协会

商业精神所体现的强度只有商人才能体会，其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协会数量异常增多。上文多次提到罗马政府通过中介进行交易，而这一制度极大促进了这些协会的发展。从交易规模来看，罗马寻求更大的保障，联盟自然也一定不可或缺，所以资本家们不应以个人身份，而应互相合作完成这些租约和合同。一切大额交易都依照这些国家合同拟定。协会制度的特色十分鲜明，我们也能在罗马发现协会存在的痕迹[24]，例如互相竞争的几家企业会为了形成统一的垄断价格而进行联合。特别是海外贸易和其他类似伴随巨大风险的行业当中，合伙制度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以至于几乎取代了古时不为人知的保险行业。

航海贷款最为常见，在近代被称为“船舶抵押贷款”，通过这样一种贷款，船舶和所载货物的主人以及所有为航程投资的资本家们各按比例分担海外贸易的风险和利润。尽管如此，罗马经济的基本规则是，一人应采取合作经营开辟多项业务，各占小股，而不是独立经营。加图建议，资本家们不应用个人钱财只装备一艘船，而应同其他49位资本家一同装备50艘船，并收取每艘船盈利的十五分之一。因此，经营变得更为复杂，罗马商人工作守时并利用奴隶和释放奴进行经营，从而克服了这一难题。而就纯粹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种经营制度远比账房制度更为可取。于是，这些商业公司凭借着大量分支，大大影响了每个富有名望的罗马人的经济情况。据波利比乌斯所言，罗马富人几乎都会以公开或匿名的身份借贷国库税收，更何况几乎每人必然会将大部分资本投资于商业协会。

所有的这些为罗马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而相较于罗马的繁荣程度，其繁荣时期之长更为引人注意。许多大型部落历经多个世纪仍屹立不倒，而这一特殊现象早已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同时也为我们解答了为何部落成员会用那稍显狭隘却又固定不变的原则管理个人商业财产。

富有贵族

正因为罗马经济偏重资本，所以人们无法避免单一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弊端。罗马经济既偏重资本，所以不免有那与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分离的弊病。

早期随着贵族统治阶级的兴起，后又因为社会贫富阶级之间的差异日益明显，公民平等接连受到了两次毁灭性打击。而上文我们提到的一条规则能最大程度扩大一般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即人们以收取工作报酬为耻，虽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却将资本家的最自大傲慢的一面体现得淋漓尽致。自此，在一般按日计酬的散工和手工艺人与受人尊敬的地主和制造商之间、士兵和低级军官与军事保民官之间、书记员和信使与行政长官之间建起了一道隔墙。而在上层阶级当中，弗拉米尼乌斯提出了克劳狄安法（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以前），禁止元老与其儿子（除运输土地所产粮食用途以外）购买航海船只，大概也不允许他们签订公共合同。总而言之，该法案禁止他们从事任何罗马人所说的“投机买卖”[25]。的确，这一法案的制定并非出于元老的建议，相反，它是由民主反对派促成的。面对统治阶级成员亲身参与政府间交易的局面，民主反对派最初只是希望通过该法案阻止这样罪恶的行为。此外，这类情况下的资本家从此经常与民主派共同参与，在将元老排除在外的同时，抓住机会减少竞争。当然，前一个目标完成得并不理想，因为合股制为元老提供了充足条件，供他们继续暗中进行投机买卖。但这个人民法案划定了一条法律界限，区别了经商贵族和从不经商或至少不公开经商的贵族，并在最初政治贵族的基础上，新增了纯粹富有的贵族群体，即后世人们所称的骑士阶级。在随后一个世纪的历史当中，骑士阶级和元老阶级的竞争无处不在。

偏重资本的另一深远结果是，整个国民经济中最贫瘠和生产效率最低的行业却最受重视，两者并不成比例。工业本应占据最重要地位，实际上却最不受关注。商业繁荣，但普遍是被动参与或进口，而非出口。甚至在北部边境，罗马人可以用货物换取奴隶，在凯尔特甚至在日耳曼地区，他们购买大量奴隶运往阿里米努姆[26]和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地区。并且至少早在罗马纪元523年即公元前231年时，罗马政府就禁止向凯尔特境内出口银币。所以，在于希腊、叙利亚、埃及、普兰尼和迦太基的交往中，贸易差额必然对意大利不利。罗马开始成为地中海各城邦的中心，意大利成为罗马的边缘地带。而罗马人没有别的愿望，至于罗马与其他中心城邦一样，只能被动进行贸易，罗马人对此非常漠不关心。实际上，他们有足够的钱购买任何必需或不需的物品。另一方面，所有行业当中，货币交易和征税业效率最低，却是罗马经济的真正支柱和重中之重。最后，经济中所包含的保证富裕中产阶级以及足够下层阶级生存的产量要素，或许至多也只能使令人烦恼的自由人阶级日益庞大。

资本家和公众舆论

但最重要的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弊端，就是道德败坏，它能吞噬整个社会乃至共和国的灵魂，以一种完全自私的态度代替人们内心的仁慈和爱国心理。民族进步人士敏锐察觉到隐藏在投机买卖当中腐败的萌芽，对于职业放债人这一行当，引发了大众出于本能的愤怒和满怀好意的政治家的不满。职业放债人过去一直受到刑法的抵制，即便现在就法律条文而言，仍应受到惩罚。在这一时期的一部喜剧当中，放债人得知其所属的阶级和妓女无异。如下文台词所言：

在我看来，妓女和你们放债人完全一样；

他们暗地里卖身，而你们公开卖身。

他们通过妓院，你们通过利息，一同剥削民众。

为了限制你们，人们已颁布不少法律；

而你们一再触犯法律，却总有办法脱身。

对你们来说，这些法律只是凉掉的热水。

相比喜剧，改革领袖加图在表达自身观点时更为强烈。在农业专著的序言上他写道：“贷款给他人并收取利息具有许多优点，但有损声誉。我们的祖先在法律中规定，盗贼须赔偿两倍所盗金额，而放债收取利息的人须支付四倍偿金。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公民认为放高利贷的人比盗贼更为恶劣。”而他在别处又认为，放债人和杀人犯之间并无太大区别。我们必须承认他做到了言行一致，在他统治撒丁岛时期，他严格依法治理，令罗马银行家们束手无策。绝大多数握有政权的元老阶级对投机行业不满，他们不仅在地方总体表现得比富人更为诚实正义，而且经常对自身加以约束。然而，罗马执政官经常更换，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也存在差异，这也必然会打击他们抵制这些行业的积极性。

农业资本体系

罗马人不难意识到，相较于用政治手段控制投机行业，转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更有意义，如加图的大多数人也正是秉着这一观点，通过制定准则并做出示范来发展农业。在序言中他还写道：“我们的祖先在朗读杰出人物的悼词时，总称赞他们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农民或一位值得尊敬的地主，在他人看来，受到这类称赞相当于获得至高荣誉。我认为商人充满活力，为达利润勤奋努力，但他们的职业太容易遭受风险和灾难。另一方面，最勇敢的人和最有才能的战士往往来自农民，他们的职业最光荣、安全并不受非议，并且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最不易受邪念的影响。”他习惯谈及自身情况，说自己的财产全部来源于农耕和节俭。尽管这一说辞在思想上并不十分合理，也不紧贴实际[27]，但同一时代的人和子孙后代将加图视为罗马地主的典型，也并非不妥。

遗憾的是，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引人注目又令人痛惜的事实，他们以最大的诚意称赞农业，视其为处理办法，而农业本身充斥着资本主义极其有害的思想。这一点在畜牧业中显而易见，因此，畜牧业最受大众喜爱，而为渴望道德改革的人所厌恶。但至于农业又是何种情形呢？自罗马纪元的第三至第五世纪，罗马城对劳工宣战，以贷款利息的方式剥夺耕作农民的土地收入，从而将其送到不耕而食的公债持有者手中。随着罗马经济规模的扩大，拉丁姆地区的资本流入整个地中海地区所开放的商贸区域，这场战争才得以平息。

如今，即便是扩大后的商贸区域也无法容纳增加的大批资本，人们还制定了一项十分愚蠢的法律，力求通过人工手段强迫元老将资本投资于意大利的土地，同时通过干涉粮价有意降低意大利的耕地价值。于是，当地发动了第二次针对自由劳工和小农制度的资本战争，大体看来与古时无异。即便第一次资本战争暴露了问题，但相较于第二次它尚属温和人道。资本家们借款给农民不再收取利息，但因为小地主抛开了获取高额利润这一目的，因而这一做法如今已不适用，并且不够简单彻底。但资本家买下了农场，至多也只是将它们改造成庄园，有管家管理，购买奴隶耕作。

同样，这即使被称为农业，而本质上是将资本主义制度应用于生产土地收益。加图描述农人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十分中肯。但这样的评价究竟有多符合加图所描写推荐的制度呢？若一位罗马元老拥有四处加图所描述的那般土地，这种情况并非不常见，而在小型田产遍布的古代，同样的面积能供100至150个农民的家庭生活，如今却由一家自由平民和大约50个奴隶（其中多数还未结婚）使用。如果人们把这当作使正在衰退的国民经济恢复活力的良药，非常不幸，其本身与病症极其相似，并不能解决问题。

意大利的发展

这一制度通常造成的结果在人口比例的变化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意大利各个地区情况不一，一些地区甚至达到了繁荣。罗马殖民时期，人们在亚平宁山脉和波河地区之间新建了大量农场，这些农场也并未很快消失。在罗马殖民结束后不久，波利比乌斯[28]曾到这视察，称赞该地区人口众多，英俊强壮。至于谷物，只要立法公平，波河盆地毫无疑问能够取代西西里岛成为罗马谷仓。同样，随着罗马纪元522年即公元前232年弗拉明法案的颁布，皮塞努姆和所谓的高卢地区通过土地分配诞生了大批农民，但十分不幸，农民数量在汉尼拔战争中锐减。在埃特鲁斯坎及翁布里亚地区，受异族统治的城邦内部情况利于自由农阶级的繁荣，而拉丁姆并未完全丧失作为首选市场的优势，只是经过汉尼拔战争优势逐渐瓦解。因此，在整个拉丁姆地区和马西亚和萨贝利偏僻的山谷地带，总体情况更为有利。

另一方面，汉尼拔战争彻底破坏了意大利南部地区，并摧毁了许多小镇和两个最大城市，即卡普阿和塔伦图姆，它们过去都能为作战部队输送30000兵力。在经历了第五世纪的恶战之后，萨莫奈得以恢复。参考罗马纪元529年即公元前225年的人口普查，萨莫奈当地外出征战人数为所有拉丁城镇的一半，并且在当时大概属于整个半岛除罗马以外最繁荣的区域。可是汉尼拔战争发动之后，这块土地再次陷入荒凉，尽管该地区西庇阿的军队战士能分得大量土地，但可能仍无法弥补损失。坎帕尼亚和阿普利亚一直以来人口稠密，在这场战争中也遭到了敌友双方更糟糕的对待。毫无疑问，阿普利亚后来也实行土地分配，但建立殖民地的过程并不顺利。在坎帕尼亚风景如画的平原地带，人口依旧更为密集，但卡普阿和其他城邦的土地在战争中遭到分裂，继而成为国有资产，而占有这类土地的一律为小规模临时承租人，而不是地主。最终，在广阔的卢卡尼亚和布鲁提亚土地上，战争爆发前已是人烟稀少，又在此目睹了整场战争的凶残和随之而来的刑罚处决。就罗马而言，其并未大力复兴当地农业，大概除瓦伦提亚（Valentia，即Vibo，今写作Monteleone）外，任何一个新建的殖民地都未获得真正的繁荣。

人口缩减

尽管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还较为繁荣，但总体仍呈现衰退之势，并且已有确切证据证实了意大利的概况。加图和波利比乌斯都曾说道，相比于罗马纪元第5世纪末，第6世纪末期意大利的人口数量更少，无法再像第一次布匿战争那般提供大量兵力。征税愈发困难，降低参军标准愈发必要，盟军因需派出大量分遣队而怨声载道，这些都证实了加图和波利比乌斯所言非虚。此外，关于罗马公民的数量，其情形大致也是如此。就在雷古勒斯远征非洲后不久，即罗马纪元502年（公元前252年），罗马能够携带兵器的公民数量上升到298000人；三十年后，恰逢汉尼拔战争即将打响（罗马纪元534年即公元前220年），这一人数下降到270000，或者说缩减了十分之一；又二十年过去了，时值汉尼拔战争即将结束（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这一人数继续下降到214000，即大约缩减了四分之一；又大概经过了三十年，期间公民数量并未大幅减少，但自意大利北部平原新建了大型殖民地以后，不出所料，公民数量显著增加，但几乎依旧无法达到这一时期初的公民数量。

若对于意大利的总体人口我们也有类似的数据，那么这些数字必然会呈现一个更大幅度的缩减趋势。但仅凭这些证明民族活力衰退当然不够，但论述农业的作者表明，普通人的饭桌上肉类和牛奶愈发少见。与此同时，奴隶数量增加，自由民的数量减少。在加图统治时期，阿普利亚、卢卡尼亚和布鲁提亚三地的畜牧业的发展胜过农业，因而粗野的奴隶牧民在这里成了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阿普利亚并不太平，于是在此驻扎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罗马纪元569年即公元前185年，在酒神节当天，奴隶混入庆典活动策划了一场大规模反叛，不料被发现，最终约7000人被定罪。在埃特鲁斯坎，罗马军队也不得不出征讨伐奴隶（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甚至在拉丁姆地区也存在这类案例，例如斯蒂亚[29]（Stia）和普莱内斯特城两个城镇也面临逃亡农奴突然闹事的威胁。显然，整个民族的规模缩小，自由公民逐渐分化为主人和奴隶。虽然最初与迦太基之间的两场长期战役给公民和盟军造成了大量伤亡，但论及人民身体衰弱以及人口减少两大问题，罗马的资本家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不少于哈米尔卡和汉尼拔。

没人能够确言政府是否能够伸以援手，但这是一个充满警醒、令人耻辱的事实，罗马贵族阶级大部分心怀善意并精力充沛，却从不曾有一丝察觉到战争的真正严重性，抑或是预见危险程度。曾有一位身属罗马高等贵族的女士，她的兄弟身为公民舰队司令中的一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破坏了国家舰队。某天她在古罗马议院广场遇到了一群人，于是她便面对他们大声说道：“现在正是时候，再次让我兄弟率领整支舰队，再次流尽血汗（罗马纪元508年即公元前246年）缓解市场压力！”毫无疑问，有这样想法和如此言论的人仅占少数，然而整个贵族和富人阶层都对普通平民和农民心存鄙视，因此此番骇人的说辞只不过是强有力地表现了这种充满罪恶的冷漠态度。

确切来说，他们并不希望人类遭受毁灭，只是抱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在意大利这片繁茂的土地上，无数自由民享受着适度而应得的繁荣，而随着当地的迅速发展陷入一片荒凉。

[1]若想真正了解古代意大利的情形，我们须考虑近代耕作对这片土地所造成的巨大变化。谷类中，古时人们并不种植稞麦，如帝国时期人们熟知燕麦是一种野草，见日耳曼人用它煮粥，他们十分惊奇。直到15世纪末期意大利人才开始种稻米，17世纪初种玉米。马铃薯和番茄都是由美洲传来的，罗马人熟知的朝鲜蓟似乎只是蓟类的一种，而它通过培植而养成的新属性似乎近期才被人发现。此外，还有扁桃即所谓“希腊果”、桃即所谓“波斯果”和所谓“软果”（nuxmollusca），尽管意大利起初并没有这类植物，但人们至少在公元前150年时便能在意大利找到了。枣椰树由希腊传入意大利，就像它过去由东方传入希腊一般，作为东西方原始商业和宗教的交流的佐证，人们早在公元前300年便在意大利栽种。人们种他并非想获取它的果实，只是因为它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因此公众节庆日里人们都会用枣椰树叶进行装扮。樱桃又名“黑海上开剌苏（Cerasus）的果子”，它传入意大利的时间较晚，直到西塞罗时代人们才开始种植樱桃，但野樱桃却是该地土生土长的植物；杏树又名“亚美尼亚梅树”，它的传入时间或许更晚。到帝国末期人们才开始种植香橼树，橘树则由摩尔人于公元十二三世纪传入意大利，龙舌兰（Agave Americana）则在十六世纪始由美洲传入。最初在欧洲种植棉花的是阿拉伯人。近代意大利才有野牛和蚕，但古时候都没有。显然，我们所认为大多数真正属于意大利的植物原本并不存在。若将近代德意志与恺撒游历的德意志相比，前者可称为“南方之地”，也正是从这时起，意大利同样获得了更多“南边”的独特风景。

[2]据加图所说，若实行分收的租佃制，田地的总产量应先除去耕牛所需的饲料，之后再由地主与佃户按约定比例来进行分配。因其与法国的“牲畜租约制”（bail a cheptel）和意大利的“对半租赁制”相似，又毫无其他分配法的痕迹，我们可以推测，双方通常各分得一半。以“打谷人”（politor）为例，结果便会有出入；打谷人可以分得所打谷物五分之一，若在打谷以前分配，他们也可分得每捆的六分之一至九分之一。他们不是分物产的佃户，而是在收割时期被人雇佣的劳工，只是按照雇佣合同领取每日工钱。

[3]这种租赁制度在法律上没有适当的形式，因为它只可用于房层出租而不适用于土地出租，即承租人只能用金钱缴纳租金，所以朋确表示热门最初在租房时使用这一制度，之后才用于土地出租。因此，罗马人认为，租佃制是实际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不属于法律理论范围。罗马资本家在海外获得大规模的地产时，租佃制才体现出真正的重要性，直到临时租约延续几个世纪之久后，他们才意识到租借的价值。

[4]每棵葡萄树之间的空地不能种植谷类，人们最多只能种植些易于在阴处生长的刍秣植物，此事可见加图的书。所以科路梅拉（Columella）谈到葡萄园，说除卖出的幼苗外，不会计算其他附带价值。另一方面，人们效仿麦田在果园里种小麦。只有把葡萄蔓架在活树之上，人们才能在中间空地种植小麦。

[5]马哥及他的书的译者劝人应自行让奴隶繁育，并购买22岁以下的奴隶；加图一定也有类似的想法，虽然他并未说出口，但从他那模范农场的人员来看，可见一斑，他甚至还公开劝人们出卖年老有病的奴隶。在科路梅拉所描写的奴隶繁育办法中，即女奴若有三个儿子便可免去劳动，若有四个儿子则可获得自由。毫无疑问，他描述的只是他个人的臆想，而不属于管理田产的常用办法，这与加图购买奴隶训练之后再转卖的手段相似。这段里所说的特别税，可能是就真正的奴隶主体（familia urbana）而言。

[6]严格说来，给奴隶甚至家中儿子戴上锁链是很古老的制度。加图曾写道，戴锁链耕田的劳工，这是个例外，因为这些奴隶不能自行磨面，他们只能以面包代替谷物为食。即便在帝国时期，主人有时仍给奴隶戴上锁链，那只是暂时惩罚他们，管家给奴隶戴上锁链，也只是为了暂时惩罚他们。尽管如此，之后用戴上锁链的奴隶耕田却成为一项特别的制度，劳工监狱（ergastulum）成为农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整个监狱只有一间地下室，窗洞很多却很窄，关在里面暗无天日。和其他奴隶相比，乡间农奴境况更加艰苦，所以被关在监狱的大部分人是犯过罪或似乎犯过罪的奴隶。此外，我们也不否认，的确有残暴主人无正当理由给奴隶戴上全套锁链或半套锁链。至于烙印，也是如此。严格来说，其用意在惩罚，不过所有家畜都烙有印记。

[7]至于酿造葡萄酒，加图并未特意提及，不过瓦罗却这样做了，并且事实就是如此。若按收获工作量大小安排田产上的奴隶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劳动力；而将结满葡萄的葡萄树卖掉更是浪费，不过常常有人这样做。

[8]据科路梅拉估算，平均每年雨日和假日共计45天。特图里安（Tertullian）说：基督教由复活节至圣灵降临节期间假期共计50天，异教节日不计次数，这也符合科路梅拉的估算。此外依照科路梅拉的估算，秋季播种之后的仲冬假期共计30日。毫无疑问，这其中包含了未设固定日期的播种节（feriae sementivae）。但这一个月的假期不可与收获和酿酒期间的开庭日假期混为一谈。

[9]古罗马容积单位，约为0.255蒲式耳或8.91公升。——译者注

[10]古罗马铜币。——译者注

[11]谷物和水果的容量单位，相当于8加仑。——译者注

[12]银币，用白银铸造。——译者注

[13]6康吉斯等于4.5加仑。——译者注

[14]第七、八世纪，首都粮食均价大约为一莫迪值一个第纳尔，即一蒲式耳小麦值2先令8便士，按1816—1841年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波美拉尼亚（Pomenrania）两省的平均价格，一蒲式耳小麦值3先令5便士。可见罗马物价与近代物价差异不大，而这究竟是因为谷价升高，还是银价跌落，我们无法确定。罗马这一时期或之后粮价波动是否大于近代，我们也不得而知。如果我们要买1.5蒲式耳小麦，需花费4到5个便士。而同样数量的小麦，在粮食紧缺饥荒不断的战争时期——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需花费9先令7便士，内战时更是涨到19先令2便士，到了奥古斯都时代的饥荒年，同样数量粮食竟要花费21先令3便士。相差如此之大，却并不具备很大的借鉴意义，如今在相似的情况下，这样的事仍会发生。

[15]因此，加图将那两处他所描写的田庄分别命名为“橄榄园”（olivetum）和“葡萄园”（vinea），尽管这两处不仅出产橄榄油和葡萄酒，还出产粮食和其他农作物。而他命葡萄园主准备了容量为800库赖（culei）的大桶，如果这800库赖为一年酿酒的最高产量，则100尤吉拉土地必须全部种上葡萄，因为每尤吉拉土地产8库赖葡萄酒已是空前的产量。可是瓦罗显然有理由认为，这里所说的一定是个还未卖出旧酒而须酿新酒的葡萄园。

[16]根据科路梅拉的书，我们可推测得出罗马地主平均所获利润为总利润的百分之六。至于费用和产物的精确估算，我们只得到葡萄园相关数据。据科路梅拉计算，葡萄园每尤吉拉土地的成本如下：

地价1000塞斯特

耕作奴隶价（与尤吉拉成比例）1143塞斯特

葡萄秧和木桩　　　　　2000塞斯特

前二年利息的损失　　　497塞斯特

共计　　　　　　　　　4640塞斯特

折合47英镑

据他计算，面积为60安非罗（amphorae）的土地至少值900塞斯特，这样地主可以获利百分之十七。可是这个数字有些夸大，因为还需考虑农作物歉收、物产收获费以及葡萄秧、木桩以及奴隶的成本。

又依据科路梅拉的估算，草地、牧场和林场的总产量至多每尤吉拉土地100塞斯特，小麦的总产量只会有少无多；事实上，平均每尤吉拉产25莫迪小麦，按首都每莫迪一第纳尔的平均价格，总价值不超过100塞斯特，若在原产地，总产值会更低。据瓦罗的计算，较大田产每尤吉拉赢利150塞斯特便是通常最大利率。当然，这里的经费较葡萄园还是少了许多。

再者，以上这些估计一概是加图死后100年或之后的数据。加图只大概说过畜牧业的赢利大于农业，这话当然不是鼓励人们将耕地变为牧场。而他所说的比较是相对的，若在山间牧场或其他相宜的牧场投资蓄养牛羊群，则与投资于耕植相宜的麦田相比，前者获利较多。这种估算也应考虑一种情形：地主若缺乏经营经验和相关知识，对经营畜牧业影响不大，却对高度发展的葡萄和橄榄种植业危害甚大。据加图说，在一个耕地田庄，土地赢利从大到小依次为：（1）葡萄园；（2）菜园；（3）杞柳丛，因栽植葡萄而有大利；（4）橄榄园；（5）产刍草的草地；（6）麦田；（7）树林；（8）伐木林；（9）饲牲畜的橡林；这九项全都包含在加图的模范田庄经营计划之内。

此外，还有一事可证朋葡萄种植所得的净利润较小麦种植更多。罗马纪元637年即公元前117年，热那亚城与属下各村落起了争执，经仲裁宣判，热那亚城收取葡萄酒产量的六分之一及粮食产量二十分之一作为免役税。

[17]蒸洗匠在罗马喜剧里占据重要地位，由此可见罗马织布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图也说道，布料蒸洗池也是一项盈利的产业。

[18]北欧神话中的战神，象征勇气与英雄的神。——译者注

[19]希腊货币单位，于2002年为欧元所取代。——译者注

[20]那时罗马国库有黄金17410罗马镑，生银22070镑，银币18230镑。金对银的法定兑换比率为一磅黄金等于4000塞斯特银，即1:11.91。

[21]马其顿帝国建立者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译者注

[22]购买、出租和合股皆一次作为起诉根据。一般来说，非正式而可以起诉的学说皆以此为根据。

[23]这一点主要出自格利乌斯（Gellius）书中所引的加图残本。关于“文字的约束力”（obligatio litteris），即完全以债主记在账上的债务为根据而要求的权利，甚至当一方的证据与其本人相关，法律也承认该方可信度，这里法律的认可是诉求的前提。所以到了后世，罗马省中完全见不到这种商业信誉，文字的约束力虽未真被取消，却自然走向衰亡。

[24]加图在契约范本中，就出租橄榄收获写下这样一段：“【出租时愿订约之人】，无一得因欲把采榨橄榄出租更高价而退约，除非【共同出价人】即刻声称【另一出价人】为其同伙。若违背此项规定，【立约公司】的一切同伙应地主或其所派监理人的要求，须宣誓说【他们未尝同谋来防止竞争】。他们若不宣誓，约定的价款便不支付。”这里我们默认，接收契约的不是个人资本家而是一个公司。

[25]李维乌斯仅说到关于航海船只的法律，可是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和狄奥（Dio）称法律同样禁止元老承办国家企业（redemptiones），并且据李维乌斯所说，“罗马元老不宜参与一切投机事业”，克劳迪乌斯法案可能不止于如他所说。

[26]意大利北部一古城，古代曾是著名的“罗马大道”的终点。——译者注

[27]与其他罗马人无异，加图也将财富的一部分投资畜牧业、商业和其他事业，可是他很少直接触犯法律。他既不经营承包国税的投机事业（身为元老不得为此），也不放债取息。至于后者，人们若要判他言行不符的罪名，也欠妥当；他的确从事航业贷款，但这不在法律禁止的放债取息之列，这实际是租船运输业的一个主要部分。

[28]古罗马历史学家，本是希腊人，晚年才成为罗马公民。——译者注

[29]坐落在法来若那山脚下斯提哥亚河汇入阿诺河的交汇处，是一个繁忙而吸引人的村镇。——译者注

第十三章　信仰及习俗

罗马人的简朴和自尊

罗马人民的生活受到强烈约束，于他们而言，地位越高，生活越不自由。习俗拥有无上权力，将人们的思想行为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若用独特的拉丁语来表达，严谨认真或悲伤困难的生活才是他们所认为的荣耀。人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公众事务中勇敢提出建议并采取行动。而当个人渴望并有权成为公社一员时，每位公民都将公社的荣誉和权力视为一种个人财务，可与他的名字和家宅一同传给后代。因此，随着一代代人的逝去，新的一代代人民接连向过去所获荣誉增添新的内涵，罗马贵族家庭的集体尊严感也得以膨胀，发展成一种强烈的公民自豪感。诸如此类的自豪感并不再有，也正因为它的发展轨迹奇特壮观，无论在何处遇到，似乎都属于另一个世界。这种强烈的公民意识其典型特色在于，罗马人民一直以来推崇质朴和平等，尽管并未对其加以抑制，但终身将其深埋于心中，只有在人们死后才能表现出来。不过，在显要人物的送葬仪式上，公民意识体现得尤为显著和强烈。因而相较于罗马生活中的其他现象，送葬仪式更适合供后世人民一窥罗马人民那种美好的精神。

罗马葬礼

送葬队伍通常只有一列，公共传令员会奔走相告：“那边一个战士死了，谁若有空，都去送他陪伴卢修斯·埃米利乌斯，尸体都被抬出屋外了。”于是，公民受邀出席葬礼。队列最前面是一群哀号的妇女、乐师和舞者。舞者中有一人需打扮一番，戴上依照死者相貌制成的面具，并通过手势动作让大家回忆起人们熟识的这个人的容貌。紧随其后的是整个仪式最隆重也是最特别的部分，即祖先队列，与此相比，其他场面都黯然失色。并且真正身居要位的罗马人会嘱咐继承人，葬礼只保留祖先队列部分。前文提到，若祖先曾担任显要官职或任何常设的高级行政官，人们会用蜡制成面具，并尽可能以他们在世时的容貌为蓝本描画。在王政时代前后，这类面具十分常见。人们习惯于将它们放在沿家族庄园墙壁的木龛中，认为它们是房屋最重要的装饰。

一旦家族有人去世，相关职业的人（主要为表演者）需穿戴这类面具和正式服装参加葬礼。因此，祖先们皆身穿生前最具代表性的服饰，凯旋的人所穿服饰绣有金色花纹；监察官的服饰为紫色；执政官穿着镶有紫边的礼袍，佩戴表明官职的徽章，身旁跟着执法吏[1]，所有的人都坐着马车送死者最后一程。灵柩上铺着一大块厚实的绣有紫金两色花纹的罩布和精美的亚麻服饰，死者躺在灵柩上，穿着他曾担任过的最高官职的全套服装，周围摆放着所杀敌人的盔甲，以及过往竞技中或玩笑或认真获得的花冠。走在灵柩之后的是一群赶来吊唁的人，全都身着毫无装饰的黑色衣服，旁边是死者那头戴面纱的儿子们、不戴面纱的女儿们、亲戚朋友、同部落的人、门客以及被释奴。整支送葬队伍就这样去往古罗马广场。到了那里，人们会将死者尸体立起来，祖辈走下马车在显要席坐下，死者的儿子和距离最近的外邦亲属走上讲坛，向在场的群众逐一简要列举围坐在四周每个人的名字和事迹，最后才会介绍死者的名字和生前事迹。

这种习俗可谓是粗野，作为一个充满艺术情怀的民族，他们当然不会容忍死人复活这一反常现象继续存在于高度文明的时代。古希腊人十分客观，极少偏向于礼节，例如波利比乌斯就对朴素壮观的葬礼印象颇为深刻。罗马生活严格遵照仪式、行动统一并以高贵为荣，这从本质上与某一概念一致，即去世的一代代人仍如生前那般，以肉体行走于世人之间。当厌倦了辛劳和荣誉的公民与祖先相见之时，祖先会亲临古罗马广场，在人群当中接见他们。

新希腊文化

但如今罗马人面临变革的危险。既然罗马的势力范围不再局限于意大利，而是向东部和西部扩散，意大利旧式的家庭生活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希腊式文明。的确，意大利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便一直深受古希腊的影响。在上文中我们说到，年轻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凭借自身的质朴和创造力，互相交流，促进了对方的智力发展；在后期，罗马人通过一种外在的形式，力求将古希腊人的语言和发明应用于实践。但当今时代，无论就原因还是结果而言，罗马人所沿用的希腊文化从根本上是全新的。罗马人开始体会到自身需要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对于个人精神文化的极度缺乏，他们颇为震惊。即便是具有艺术天赋的英格兰人和日耳曼人，在个人创作间歇期间，也不屑利用那仅有的一点法国文化填补空白。而如今，面对希腊人的精神发展，无论是辉煌的珍宝还是道德沦丧的污秽，意大利民族都怀着炽热的情感加以采纳，这也不足为奇了吧。

而这一冲击使罗马人难以抗拒希腊人所带来的影响，因而令人印象更加深刻并根深蒂固。希腊文明无疑仍以“希腊式”自称，然而却大为不同。事实上，它注重人文主义，并受到各国的影响。在智力领域，希腊文明深知如何完全将多个具有差异的民族融为一体，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治问题。如今罗马面临更大范围的难题，他选择接纳希腊文明和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其他遗产，因此希腊文明不再仅仅是一种推动力或附带的影响，它已经渗入到意大利民族的核心。当然，面对外来影响，意大利对充满激情的家庭生活方式极力抵制。但一番激烈抗争过后，意大利农民放弃了阵地，将其留给罗马城的世界公民。正因为德国有了法式外套，才有了后来深具本民族风格的连衣裙，以至于罗马对希腊文明的抵制引发了一种潮流，即采用前几个世纪全都陌生的一种方式从原则上抵制希腊的影响。而这种情况下，罗马人经常陷入彻头彻尾的愚蠢和荒谬之中。

政治上的希腊主义

在新旧风尚的斗争中，人类的行为和思想无一能够摆脱它所带来的影响，甚至外交关系也深受影响。至于罗马人妄图解放希腊人的计划，理所应当会遭遇失败，这一点上文已述。而与之类似，他们又想对抗君主以求维护各共和国的共同利益，渴望摒除东方的专制主义，普遍效仿希腊政体。这两个原则都颇具希腊色彩，也都属于固定的新派观念，有助于国家管理，例如马其顿国便采用了这种治理理念，而惧怕迦太基人则是一种固定的老派理念。若加图荒谬地极力鼓励人们惧怕迦太基人，那么爱好希腊文化的人会不时放纵言行，至少会做出愚蠢的行为。比如，安条克（Antiochus）王国的将军不仅在卡皮托尔山为自己立了一座身穿希腊服饰的雕像，而且不以拉丁语名字Asiaticus自称，改用近似希腊语的姓Asiagenus[2]，看似大气，实则毫无意义，也异于常人。

执政国如此对待希腊文明，将导致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即除希腊人所在地之外，拉丁化在意大利各地都风头正劲。在意大利，只要是希腊人所在的城市，未毁于战事的一概沿用希腊风俗。诚然，罗马人很少关注阿普利亚，但就在这一时期，希腊文明在当地全面盛行，与相邻地区不断衰落的希腊文化相比，阿普利亚的文明似乎可谓不相上下。历史记载对此只字未提，可是各城制造的钱币都刻有古希腊文字，彩绘陶瓶虽依照希腊风格而制，却只有阿普利亚的陶瓶更注重突破和华美，忽视了格调。但仍从中可见，阿普利亚早已完全接纳了古希腊的风俗和艺术。然而，这一时期古希腊文明和民族抵抗派之间真正的斗争在于信仰、习俗、艺术和文学四个领域。至于这一斗争采取的各种形式和各个特征，无论多么难以概括，我们都必不能省略对这一原则性冲突的描述。

民族宗教和不信教

鉴于意大利的信仰问题曾在当时引得希腊人颇为惊羡，足见古时纯粹的信仰在意大利仍十分活跃。据说在与埃托利亚[3]人发生冲突时，罗马最高统帅在战争期间担任祭司的角色，负责祈祷和祭祀。然而，波利比乌斯老调常弹，提醒国民注意这种信仰对政治毫无益处，告诫他们一个国家不能只有智者，为了大众的利益，这些仪式十分必要。

宗教经济

但民族宗教在古希腊一直以来只是一种古老的珍宝，如果意大利仍存在某个民族宗教，显然也早已僵化成一种神学。也许从宗教经济的变革和祭司的变更中，我们最能发现人们潜藏在信仰下的麻木心态。公共祭神活动不仅变得愈发冗长乏味，最重要的是，花费越来越大。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除原有的鸟卜者、造桥者和神谕宣读者三类祭司外，新增了第四类祭司，由三位“宴会主人”（-tres viri epulones-）组成，专职主持各神祇的宴会。平心而论，祭司和神祇都有资格共享宴会。然而，因为每个团体在处理宴会事务时都充满热爱并甘于奉献，为宴会新设祭司并非必要。在举办神职人员宴会的同时，将有专人宣告神职人员享有豁免权。哪怕在财政拮据时期，祭司仍有权不缴纳国税，只有在经历了激烈的斗争之后，他们才不得不支付拖欠的税款（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

对个人，甚至是对整个民族而言，宗教信仰的花费日益增多。罗马人普遍有捐赠财产的习惯，并常常为了宗教事务承担长期金钱债务，如今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也是如此。身兼最高精神和法律权威的造桥者认定捐款实际是一种税款，依法应由继承人和获得其他土地的人缴纳。在此之后，捐款开始成为个人财产的一项特大支出。在罗马流传着一句谚语：继承任何遗产都需承担献祭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任何玫瑰都带刺”。人们普遍将财产的十分之一用于捐献，这样一来，可以利用罗马牲口市场的所得收益每月举行两次公共娱乐活动。东方对众神之母的崇拜传入罗马，随之带来了许多宗教恶习，每年固定日子挨家挨户讨钱便是其一。最终，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低级祭司和占卜者一定要收取报酬才进行祭礼。此外，在夫妻剧的谈话中，罗马戏剧家将宗教典礼的账目与厨房账目、医药账目和其他往常捐献相提并论，而这类描述无疑也来源于生活：

Da mihi, vir, -quod dem Quinquatribus Praecantrici, conjectrici, hariolae atquc haruspicae; Tum piatricem clementer non potest quin munerem. Flagitium est, si nil mittetur, quo supercilio spicit.

我的丈夫，给我在朋娥娃节赠送的礼物吧，

我要送给庙里的神职人员、占卜者和帮我圆梦的人，

还有女祭司，我一定得送她一份体面的礼物，

你且看她看我的眼神，我若空手而去，岂不丢脸！

罗马人曾创造出一位“银神”，却并未创造出一位“金神”。然而事实上，无论是最高级还是最低级的宗教生活，都由金神主宰。拉丁民族的宗教过去以经济需求适度为豪，不过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神学

同时，拉丁民族的宗教不再似古时那般质朴。作为理性和信仰错误结合的一种产物，神学忙于将自身的冗长空洞注入旧时朴素的民族信仰，从而抛弃了信仰的真正精神。举例来说，《塔木德经》便记载了朱庇特祭司的所有职责和特权。所谓任何带有瑕疵的宗教都不被神祇所接受，这是一条自然法则，某种程度上因为它的践行，一个简单的祭祀错误不断，需接连重复三十次才能完成。竞技比赛也是祭祀典礼的一部分，若主持竞技的行政长官语言行为上出现纰漏或音乐不合时宜地出现停顿，则被视为未完成，于是竞技得重新开始，通常需接连重复数次，有的甚至重复开始十几次之多。

无宗教信仰的思想

对责任心的过分夸大也已然体现了人们初期对宗教的麻木态度。与此同时，人们对宗教的漠视和不信任也接踵而来。甚至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纪元505年即公元前249年）期间，每次出战前，执政官都会公然向鸟兽声迹占卜者问卜，而执政官必出自克劳德家族，该家族地位尊贵、无论善恶都走在时代前沿。到了这一时期末，人们大声抱怨鸟卜术受到了忽视，引用加图的话说，由于协会的失职，许多鸟卜者和占卜师被人遗忘了。如卢修斯·保卢斯那般的鸟卜者发现了鸟卜术其中的科学，而不仅仅将它看作一个头衔，这本已十分罕见。当政府愈发公开并毫不犹豫地利用占卜达成政治目的，换言之，即政府听从波利比乌斯的建议，视民族宗教为一种有助于公然随意影响大众的迷信观念，这也无可厚非。

因此，路已铺好，古希腊式漠视宗教信仰的态度得以不受限制。罗马人早期便爱好艺术，早在加图之时，富人家庭已用神像连同其他家具进行室内装饰。随着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宗教受到了更严重的创伤。的确，文学不敢公然抨击宗教，其对宗教观念的直接增改尽管颇受希腊风格的影响，但无关紧要，如恩尼乌斯依照希腊的乌拉诺斯神，将罗马的萨图尔努斯神改造成佩特凯鲁斯。随后，作家埃庇查（Epichar）和犹希迈罗斯（Euhemerus，约罗马纪元450年即公元前304年前后）的言论传到了罗马，引起了巨大反响。后期从古时西西里麦加拉（Megara）的喜剧作家埃庇查姆斯（约罗马纪元280年即公元前474年）的作品中，毕达哥拉斯提炼出了一种诗意的哲学，或者至少说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曾假借喜剧的名义传播哲学，认为古希腊诸神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其中宙斯是大气，灵魂是一颗颗太阳的尘埃，诸如此类。

这种自然哲学类似于后世的斯多葛派学说，它最具概括性的几点原则与罗马宗教关联密切。人们就这点认为，若把这种哲学编成寓言，将逐渐削弱民族宗教的影响。麦撒纳（Messene）的犹希迈罗斯著有一本《神的回忆录》，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宗教。该书以游记的形式，讲述了作者游离外国所遭遇的奇人奇事，对现有所谓神祇的由来进行彻底细致的筛选，最终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存在神灵。若要指出该书的特色，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即克洛诺斯（Kronos）吞噬自己孩子的故事，这源于远古时代同类相残的现象，不过早已被宙斯王废止。尽管该书枯燥无味且目的非常显而易见，但或许正因为如此，它在希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与当时的哲学理念一起葬送了麻木不仁的宗教。宗教与新哲学之间进行了一场明确的较量，引人关注，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恩尼乌斯已将埃庇查姆斯和犹希迈罗斯众所周知的破坏性著作译成了拉丁文。在接受罗马警察的公开审问时，译者辩称此类抨击直接针对希腊神祇，而非拉丁神祇，所以具有正当理由，但这显然是一种托辞。而一遇到这类倾向，加图一律特别愤怒地加以打击，甚至称苏格拉底败坏道德、冒犯宗教。由他的个人观点看来，十分恰当。

国内外的迷信思想

因此，古老的民族宗教明显走向衰落。随着原始森林的大树连根拔起，荆棘和从未见过的杂草满地疯长。本地的迷信思想和外国各种各样的诈骗行为互相混合、互相竞争并互相抵触。任何意大利民族都得经历，旧时信仰变成新的迷信观念。埃特鲁斯坎人逐渐形成了根据动物内脏和闪电进行占卜的相关知识体系，于是鸟卜术和取蛇施咒术在萨贝利十分盛行，马尔西尤甚。甚至在拉丁民族，实际就是罗马，我们也见到了类似的现象，只是相对而言没这么引人注目。

例如，普莱内斯特城通过抽签进行决议，罗马纪元573年即公元前181年，人们在罗马发现了大量坟墓和努马国王的遗作。据称，这些遗作中规定了许多奇异甚至闻所未闻的宗教礼仪。而遗憾的是，轻信宗教的人只可能了解这些，加之因为这些珍贵的书籍归元老院所有并迅速遭到焚烧，所以这些书籍外观很新。我们大可有理由估计，本国制造业足以满足那类愚笨之人的需求，但罗马人远不满足。这一时期的希腊文明遭到同化，充斥着一种东方的神秘主义，通过最令人讨厌和最危险的形式将无信仰的观念和迷信思想传入意大利。而正因为这些奇思遐想来自外国，所以才闪烁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希腊母神的祭礼

罗马纪元的第六个世纪，迦勒底的占星师和施法者已遍布意大利各地。而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事件更为重要，并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即弗里几亚的众神之母成为众所周知的罗马神祇中的一员。汉尼拔战争（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接近尾声时，人们疲惫不堪，所以政府不得不批准上述事件。出于这个目的，罗马特派了一位大使前往培希努[4]，这是一座凯尔特人生活的小亚细亚边境城市。当地祭司随意拿起田间一块粗糙不平的石头赠予外国人，并称之为真正的众神之母席柏勒，对此罗马民众空前表示认同。实际上，为了永远纪念这一欢乐时刻，上层阶级组织了一系列社团，成员轮流互相款待，这一做法似乎大大促进了朋党派系的形成。

随着开比尔教获得认可，东方人的宗教崇拜在罗马正式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政府仍严格要求阉割后的新神祭司应当始终为凯尔特人，正如过去我们所称呼的那样，但罗马公民不可投身这项虔诚的宗教职业。大地之母的祭祀活动场面极其盛大，她的祭司身穿东方服饰，由阉人祭司首领领头，伴着外邦的笛鼓所奏之乐列队沿街游行，挨家挨户乞讨。整场祭祀活动既愉悦感官，又简朴静心，一定对民众的情感和观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神祭祀

这种影响暴露得太快，令人担忧。多年以后（罗马纪元568年即公元前186年），古罗马统治阶级开始接触一些极为骇人的宗教仪式。为了纪念酒神，人们开始在夜间举行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这种仪式最早由一位古希腊祭司引进，随即像瘟疫一般扩散开来，立刻传到了罗马并传遍意大利。其所到之处，妻离子散、穷凶极恶的犯罪事件频发、社会空前淫乱，人们甚至伪造遗嘱、下毒杀人。7000多人因此而受到处罚，其中大多数人惨被处死，统治阶级考虑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于是颁布了严峻的法令。但这些法规并未能抑制这一势头，六年后（罗马纪元574年即公元前180年），治安法官也开始抱怨，即便又有3000余人因此而被判刑，但这些罪行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

抵制措施

这些宗教仪式形式荒诞，阻碍了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因此，所有理性的人都对其进行谴责。对于这种迷信观念，笃信旧时教义的信徒和希腊文化的坚定拥护者一同嬉笑怒骂。因此，加图曾这样命令其管家：“除可在家中炉灶旁和祭典时的路边祭坛祭祀以外，若主人并不知情或并没发出命令，管家不可进行祭祀，也不允许他人代其祭祀，更不可向肠卜师[5]（haruspex）、卦师和迦勒底人询问神的旨意。”他的言论衍生出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若祭司遇到自己的同行，他该如何忍住不笑？这一问题最开始仅适用于埃特鲁斯坎的肠卜师，而与之大为相似的是，恩尼乌斯[6]运用真正的欧里庇得斯[7]悲剧式风格，抨击了行乞的占卜者和他们的信徒：

Sed superstitiosi vates impudentesque arioli, Aut inertes aut insani aut quibus egestas imperat, Qui sibi semitam non sapiunt, alteri monstrant viam, Quibus divitias pollicentur, ab eis drachumam ipsi petunt.

无论是一味迷信的祭司，还是卑鄙无耻的小人，

无论是傻子、懒汉还是忍饥挨饿的可怜人，

他们自告奋勇给出指引，其实本身一无所知，

他们嘴上嚷着送人珠宝，实际却是向他人讨要钱财。

但在这样的时代，理性从一开始就注定败给非理性。毫无疑问，政府必然加以干涉，治安官必将惩处甚至驱逐那些借神的名义行骗的人，任何外来宗教，若未得到特别许可一律遭到禁止。到了罗马纪元512年即公元前242年，普林斯特甚至公开禁止人们相对寻常的求签问卜活动，正如上述所说，参加古罗马酒神节的人也受到了严格查办。但是，人的思想一旦完全改变，任何上级的命令都无法将其纠正。而究竟政府不得不或至少做出了某种让步，前文已清楚说明。在罗马人的传统当中，如遇特定突发情况，他们便会向埃特鲁斯坎的智者问询，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古老的埃特鲁斯坎传说才得以在贵族家庭间世代流传，人们得以秘密祭祀德墨忒尔，该神并非邪恶放荡，却只有妇女才可祭祀。早期，罗马曾从他国引进一些纯朴并相对无关紧要的宗教仪式，其中便可能包含这类传统。众神之母的祭祀活动受到认可，这在人们看来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足见政府在面对新的迷信观念时的无力之感，甚至也暴露了政府自身的迷信程度。同样，政府只有在后期甚至意外得到某些信息时，才会干涉酒神节一类的活动，这其中除了不可原谅的疏忽以外，甚至还暴露了更为严重的问题。

加图家族的简朴生活

这张图片流传至今，讲述了老加图的一生，也向我们展现了在当时尊重罗马公民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罗马人所推崇的个人生活方式。虽然加图活跃在政治、法律、写作和商业投机领域，但家庭仍是他生活的重心。在他看来，成为一位好丈夫比做个有威望的元老更为重要。为此，他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奴仆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家，也不得向陌生人透露家中之事。人们不可滥施更为严酷的刑罚，只有在完成类似司法的程序之后，他们才可宣判并执行这类刑罚。加图曾听闻，一位奴隶没有主人的命令擅自购买，最终因此事自缢，这足见治罪之严苛。

至于轻微罪行，如奴隶在侍候进餐时犯错，通常主人会在饭后亲手用皮条鞭笞他们以示惩罚。加图对待妻子和自己孩子也是如此严厉，只是惩罚方式不同，因为在他看来，用惩罚奴隶的方式对待妻子或者成年孩子是不道德的。至于择妻，他反对金钱婚姻，主张男性应当寻找出身良好的女性，而自己到了老年却娶了一位穷苦门客的女儿。此外，对待丈夫节欲这一问题，他所持观点与奴隶制国家盛行的观点一致，并且自始至终简单认为妻子是无法避免的罪恶。他在作品中不断咒骂那些喋喋不休、酷爱装饰并难以约束的女性，认为“所有女性都骄纵，令人讨厌”，并且“一旦男人摆脱了女人，我们的生活将接近神的旨意”。

另一方面，抚养婚内所生孩子不仅是他心中牵挂，更事关他的名誉。在他看来，妻子完全是为了孩子而存在的。平日孩子交由妻子亲自喂养，若妻子允许女奴给其孩子喂奶，那么她也会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她们的孩子，以此作为回报。虽然这类事迹很少，但还是不难发现，人们企图用人之常情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如同为母亲的心情或养兄弟之间的情谊，努力缓和奴隶制度中存在的矛盾。任何时候只要情况允许，这位老将军一定会亲自到场，看着奴仆给孩子洗澡并用襁褓包裹他们。看着襁褓里孩子天真无邪的模样，他那满怀关切的目光透着一丝敬意。他向我们保证：面对他的儿女，他会十分小心自己言行，如同对待维斯塔圣女一般，惟恐说出一句失礼的话，并且他从不在儿女面前拥抱他们的母亲，除非妻子在暴风雨来临时受到了惊吓。

他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许多方面受人尊敬，教育孩子也许是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一项。这位老战士信奉脸颊红润的男孩比面色苍白的男孩强得多，于是他亲自带儿子进行各种运动，教他摔跤、骑马、游泳、拳击并耐热受冻。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过去罗马人民仅仅做个优秀的农民或战士便足够了，而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同时他认为，若他的孩子将来得知曾经尊敬的那位批评惩罚自己的老师只不过是个奴隶，这将对他的心灵产生恶劣的影响。因此，他身体力行，教孩子罗马人常常学习的读写知识以及本国法律。甚至到了暮年，他仍努力学习古希腊文化概况，从而用本国语言将他认为那一文化中对罗马人有益的部分传授给孩子。最初他的一切作品都是写给自己孩子的，为了方便孩子阅读，他在著书时特意用了大号字体，十分醒目。日常生活当中，他十分朴素节俭，甚至因为过分节俭而禁止一切奢华享乐：一个奴隶的身价不得超过1500第纳尔（即65英镑），一条裙子的价钱不得超过100第纳里（即4英镑6先令）。人们在他家看不到一块地毯，四面墙壁也长期不见粉刷。平日里，他和奴仆吃着一样的饭菜，不允许一餐开支超过30阿斯（即6先令）。而到了战时，每顿饭甚至连酒都不能喝，他只能喝水，或根据当时情形喝掺了醋的水。另一方面，他不反对款待宾客，也喜欢与城里的客人和乡间附近地主来往。一同吃饭时，他便坐在一旁分享自己的各种经历，随机应变，对答如流，深受大家喜爱。他也很乐意玩掷骰游戏、把酒言欢。因此在他的农业著作中，我们还能发现一张验方，可用于治疗伤食和醉酒症状。

到了晚年，他依然坚持运动。他认为每时每刻都不该浪费，而应当用来做有意义的事，并且习惯每晚都在心里回顾白天的见闻以及自己的一言一行。因此，他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既处理了个人、朋友和国家事务，也保留了聊天和娱乐的时间。他办事效率极高，并不多言，就他那好动的性格而言，最困扰他的大概只有忙乱或琐事缠身罢了。所以在当时以及后世看来，加图都称得上是一位真正典型的罗马公民，尽管有些粗鲁，但他就像是罗马正直和充满活力的化身，与希腊的懒惰和道德败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后来一位罗马诗人所言：

Sperne mores transmarinos, mille habent offucias. Cive Romano per orbem nemo vivit rectius. Quippe malim unum Catonem, quam trecentos Socratas.

外国习俗只会教人千方百计行骗，

罗马市民才是世界上最正直的人。

在我看来，一个加图胜过一百个苏格拉底。

针对这一说法，历史不能完全保留，但任何人一旦仔细观察这一时期衰落的古希腊文明对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所造成的改变，便只会加深对外国习俗的鄙弃，而不愿轻减一分。

新的祭祀形式

很快，原有紧张的家庭氛围开始变得轻松起来。女性劳工和重男轻女思想的弊端开始发酵，随即像瘟疫一般四处传播，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已不能通过制定法律来遏制这一影响。加图任监察官时（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曾向蓄养奴隶供私人享乐的万恶人士征收繁重的赋税。但这种税并未推行多久，一两年之后便与财产税一同遭到废止。早在罗马纪元520年即公元前234年，人们对独身主义怨声载道，自然单身人数和离婚人数成比例上升。最令人惊骇的罪行往往发生在统治者家族的骨肉之间，例如执政官盖乌斯·卡尔波尼乌斯·皮索（Gaius Calpurnius Piso）的妻子为了进行执政官补选，从而让继子当上最高行政长官，连同后者一起成功将其丈夫毒死（罗马纪元574年即公元前180年）。此外，妇女解放已初见端倪。依照过去习俗，已婚女子在法律上应当听从自己的丈夫，而非自己的父亲；未婚女子应当由族系关系最亲近的男性监护。妻子本身没有财产，而没有父亲的处女和寡妇在任何情形下都无权处置财产。

但是现在，女性开始渴望财产独立。一些人利用律师的权宜之计回避，尤指假结婚，企图摆脱族内亲属的监护，最终获得自身财产的处置权。而那些已婚女子也不见得用了多光彩的办法，才得以摆脱丈夫的权力约束，后者在严格的法律体系当中是十分必要的。这一时期的政治家认为，妇女手中握有大批资本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他们只得制定一些法律，禁止一切遗嘱将妇女设为继承人（罗马纪元585年即公元前169年），甚至采取极其专断的手段，剥夺妇女手中多半不通过遗嘱而得到的旁系亲属财产。同样，尽管家庭对女性的管辖权与丈夫的权力和监护权密切相关，但实际上也在一步步失效。即便在公共事务中，女性也已开始拥有自己的主张，甚至有时正如加图所说：“管理那些统治世界的人。”公民大会见证了她们地位的崛起，一些地区甚至早已为罗马女性设立了雕像。

奢侈之风

至于服饰、装饰品、家具、建筑和饮食，奢侈之风日益盛行。亚洲以及希腊两地奢侈之风原本盛行于以弗所和亚历山大城一带，装饰空洞并拘泥于细节，耗时费钱而缺乏乐趣，自罗马纪元564年即公元前190年罗马远征小亚细亚之后，这种崇尚奢华的风俗便传到了罗马。这里妇女同样占据了领导权。坎尼之战[8]（罗马纪元539年即公元前215年）过后不久，罗马与迦太基讲和（罗马纪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并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妇女穿戴金饰、身穿彩色衣裙或乘坐马车。尽管加图对此强烈反对，最终还是妇女设法废除了这一法令。狂热的反对派对她们无计可施，只能对这些服饰物品征收高额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大批新奇的物品（多半无用），如外观精美的银器、青铜作架的餐榻、阿达利式（Attalic）的衣饰和密织金锦缎地毯也因此传入罗马。

而这种新式奢侈之风尤其体现在餐桌饮食上。一直以来，罗马人一天只吃一次热食，而如今每天第二顿也经常提供热食；至于主菜，过去通常只设两道菜，如今也不足以满足需求了。一直以来，家中妇女负责烘烤面包和烹饪，只有举办活动款待宾客时才会雇用专业厨师料理。另一方面，这时各个地方都开始提倡科学系统的烹饪，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家中通常会雇用一位专业厨师。分工无可避免，于是烘烤面包蛋糕这一技艺从烹饪业中分离出来，这才有了罗马第一家烘焙店（罗马纪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那些描述美食艺术的诗篇，列举了一长串最可口的鱼类和其他海产品，吸引了大批读者；而关于美食烹饪的理论也逐渐付诸实践。外国的一些美食，如本都[9]（Pontus）的鳀鱼和希腊的葡萄酒，开始受到罗马人民的欢迎。为了使本国普通葡萄酒带有科恩酒[10]（Coan）的风味，加图提出用海水浸泡的方法，而这几乎也不会对罗马葡萄酒商造成任何损失。

过去客人和他们的孩子唱歌朗诵的高雅庆祝形式已被亚洲的竖琴演奏（sambucistriae）所取代。一直以来，罗马人大概会在晚餐时大量饮酒，但严格意义上的宴会却不得而知。如今，正式的饮酒宴会开始流行，这些场合上只有纯酒或稍微稀释后的酒，人们须用大杯一饮而尽。每位参加该宴会的人都要依次向邻座敬酒，这种借酒许诺的规则独具特色，形成了罗马人口中所说的“仿希腊式饮酒”（Graeco more bibere）或“全希腊式饮酒”（pergraecari，congraecare）。罗马人长久以来热爱骰子游戏，这使得人们沉湎酒色，以至于发展到必须要有立法加以干涉的地步。人们越来越厌恶劳作，而愈发喜欢无所事事到处闲逛[11]。于是，加图提议市场地面应用尖锐石头铺设，这样一来可以杜绝人们闲逛的恶习。罗马人对此嗤之以鼻，继续享受着闲逛和发呆的乐趣。

娱乐活动增多

上文提到，这一时期大众娱乐活动数量迅速增加。初期，除一些不重要的竞走和战车比赛之外，仅有一个九月举行的全国性节庆可与宗教典礼相提并论。该节庆历时四天，其活动经费具有确切的限额。到了末期，这一节庆至少历时六日。人们还可在四月初庆祝众神之母的节日，即所谓的“大母节”（Megalensia），在四月末迎来谷神节和花神节，在六月欢庆阿波罗神的节日，在十一月参加平民赛会。以上节日的活动大概都不止持续一日。除此之外，人们出于宗教考虑另设了一项赛会以及接连不断的许多特殊节庆日，其中引人注目的当属由什一税拨款举办的各项宴会，如众神节庆日宴会、出征凯旋宴会和丧葬典礼。埃特鲁斯坎特别将罗马宗教划分为几个时间段（saecula），自罗马纪元505年即公元前249年开始，人们可在每一时期末举办节庆活动。同时，家庭节庆日也成倍增加，多种多样。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由于受到此后关系十分紧密的两类人——外国祭司和外国厨师的影响，贵族阶层家中每年会举办一次宴会，纪念众神之母被引进罗马（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后），与之类似，下层人民也会举办宴会庆祝播种节（自罗马纪元537年即公元前217年后）。人们竭力塑造一种理想的生活环境，让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每天知道去哪消磨时间。罗马人民竭尽全力努力生活，习俗和法律也都不容许大家空闲懒散，而在这个共和国中却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真是令人震惊。更有甚者，这些节日庆典当中的恶劣行径日益成为社会主流。

的确，一直以来战车比赛都是所有民族节日当中的精彩压轴大戏。一位诗人生动刻画了比赛时的一个场景，当执政官即将给出开始信号时，在场的人都屏息凝视着他。但过去的娱乐活动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他们渴望更多的新奇活动。这时，希腊的运动员同本土的摔跤选手和拳击选手一起走入人们视线（罗马纪元568年即公元前186年首次露面）。至于戏剧表演，我们留到下一章节介绍，虽然将希腊的喜剧和悲剧引进罗马是一项有利的举措，其中利益也不得而知，至少在当时看来是最好的选择。罗马人一直热衷于举行当众追赶野兔和猎狐的游戏，现在他们将这种狩猎游戏改成了正式的野兽诱捕比赛，因而不得不耗巨资将非洲的狮子和黑豹等野兽运回罗马（据历史可考，起于罗马纪元568年即公元前186年），用人兽相残的场面让首都人民大饱眼福。这种令人厌恶的格斗比赛原本盛行于坎佩尼亚和埃特鲁斯坎两地，如今传到罗马，于是自罗马纪元490年即公元前264年开始，人们的竞技血洒古罗马竞技场。

而这些道德沦丧的娱乐活动必然遭到强烈的谴责，罗马纪元486年即公元前268年，当时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索弗斯（Publius Sempronius Sophus）因妻子观看葬礼竞技而与她离婚；政府颁布了一项人民法令，禁止把野兽运到罗马，并且严令一切角斗士不得参加公共节庆活动。不过就这而言，政府也缺乏一定的权力和魄力，显然它能成功禁止诱捕野兽的活动，但未能阻止角斗士参与私人节庆活动，尤其是葬礼。至于人们较于悲剧演员更喜欢喜剧演员，较于喜剧演员更喜欢绳舞者，较于绳舞者更喜欢角斗士，抑或是在希腊生活方式的影响下，纵酒狂欢逐渐成为戏剧主题，政府更是无能为力。自此，舞台表演和艺术表演抛弃了原有的文化因素；相比于希腊戏剧在全盛时期的影响，罗马节日活动主办人的目的绝不在于利用诗歌的力量提高（即便这只是暂时的）观众的欣赏水平，让他们最大程度领略戏剧的美，也不在于像剧院那般专供贵族艺术享乐。罗马纪元587年即公元前167年的一次庆祝凯旋的宴会上，有一个场景说明了导演和观众各自的角色：一开始希腊笛子演奏者没能用音乐取悦观众，于是导演令他们停止演奏，改为拳击，最后观众不停叫好。一方面，罗马风俗受希腊影响开始腐化，另一方面，学者开始诋毁导师的德行。希腊人民原本不知道格斗比赛，后来叙利亚王安条克·埃庇芳尼（Antiochus Epiphanes，罗马纪元575—590年即公元前179—前164年）公开声明效仿罗马人，将它引进国内。相较于罗马人，希腊人民更加仁慈也更富有审美力，格斗比赛让他们只感到恐惧，并未体会到快乐。但这一比赛依旧坚持了下来，日渐流行。

当然，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人们越来越渴望居住在首都，但这里的生活成本也与日俱增，房租空前昂贵。人们为满足个人享乐花费颇多：产自黑海的一桶鳀鱼标价1600赛斯特斯（sesterce）（折合16英镑），竟然比乡下一个奴隶还贵；一个帅气的男孩标价24000赛斯特斯（折合240英镑），比许多农场主的农庄还贵。因此，金钱变得尤为重要，人人都将金钱挂在嘴边。希腊人一直以来做任何事都要求一定的回报，即便他们自身感到耻辱，但仍坦承了这一点。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后，罗马人也开始学习希腊人的这种做派。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授予都需法律作为支撑，如人民法令禁止辩护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索要钱财，只有地位尊贵的法学家才有例外，不受任何人民法令的约束，一如既往无偿提供良好建议，令人钦佩。

如若可能，人们才不会公开行窃。但人们似乎可以接受任何为迅速发家致富而使出的诡计，如抢劫、乞讨、以承包商身份行骗、以投机者身份诈骗、进行高利贷交易、重利剥削粮食，甚至利用友谊和婚姻等纯粹的道义关系谋财。特别是，婚姻成为双方商业投机的载体。金钱婚姻处处可见，人们认为应该拒绝承认夫妻互赠礼物的法律效用。在这种情形下，当局能发现火烧首都的诡计就不觉奇怪了。人们不再从工作中寻找快乐，而是为了尽早获得愉悦而投入到工作当中，最终没成为罪犯只系偶然。命运毫不吝惜地给予罗马人一切权力的荣耀，但事实上，潘多拉的盒子[12]（Pandora's box）未必是一件讨人喜欢的礼物。

[1]肩荷象征刑法的束棒，在行政长官前面喝道，并执行捕捉人犯等事的小吏。——译者注

[2]古时钱币和碑文证朋，马格尼西亚的英雄及其子孙原名为Asiagenus，而卡庇托尔纪年中称其为Asiaticus。碑文上的几个痕迹表朋，该纪年曾经后人修改，此为其一。前面的称号只能是“Asiagenus”的讹写，即后世作家用来代替原来称呼的，该词的意义不是“亚洲征服者”，而是“生在亚洲的人”。

[3]希腊中部一古老地区，位于科林斯湾及卡莱敦（佩特雷）。——译者注

[4]位于土耳其小亚细亚北方的一座城，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国王弥达斯曾在此为其母库柏勒建了座神庙。库柏勒被罗马人视为众神之母。——译者注

[5]古罗马的占卜师（祭司、僧侣），每每在宰杀所祭祀的牲畜后，查看其内脏、肠胃的情形，以推断吉凶祸福的一种占卜术。——译者注

[6]古罗马诗人，写过戏剧、史诗和其他文学作品，在古罗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受西塞罗敬重。——译者注

[7]公元前480年至前406年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他一生共创作了九十多部作品，保留至今的有十八部。——译者注

[8]发生于公元前216年，乃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主要战役。——译者注

[9]古国名，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黑海东南沿岸（今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希腊、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等国　境内），公元前281年米特拉达梯一世建国，公元前65年被庞培征服，成为罗马共和国的附庸国，公元62年国家被罗马皇帝尼禄废除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译者注

[10]科恩酒是用谷物酿造的一种无色蒸馏酒，主要产于德国西部。——译者注

[11]普劳图斯（Plautus）的《象鼻虫》（Curculio）中有一首致辞（parabasis），描写首都大街当时的景象，或许缺乏风趣，但也因此更为逼真：

“让我指引你们去什么地方找什么人，

这样便不浪费你们的光阴，无论你们愿和谁谈话

正人和邪人，好人和坏人。

想找一个发假誓的人吗？那我就把你送到大会场。

想找一个撒谎和吹牛的人吗？请到克露亚辛那（Cloacinae）。

【在商场里你可以找到殷富潦倒的丈夫；

娈童和惯做小生意的也在那里】。

不过花钱聚众喝酒的人却在鱼市。

忠厚的富翁往来于下市，

真骗子却出没在附近的小路间。

无耻多言者和恶棍同立在水池边；

他们用傲慢口吻无故骂人

实在罪无可恕，惹人惩治。

借贷取息的坐在维台利布（Veteribus）；

坐在迦斯托（Catoris）庙的那些人，不可贸然向他们借贷；

卖身的在突斯科（Tusco）街；

在维拉布罗（Velabro），可以找到面包匠，屠户和算命的僧侣，

有借钱还债的，有放债使人得免于破产的；

殷富潦倒的丈夫在琉卡底亚·欧庇亚（Leucadiam Oppiam）家。”

括弧内的诗句是后世罗马第一个商场落成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加入的。此时面包匠（pistor直译为磨面师）不仅售卖美食还为宴饮供应面包，肉商也是如此。而琉卡底亚·欧庇亚大概开了一家妓院。

[12]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火神赫准斯托斯或宙斯用黏土做成的地上第一个女人，作为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送给人类的第一个女人。神话中，潘多拉打开魔盒，释放出人世间所有邪恶——贪婪、虚无、诽谤、嫉妒、痛苦等等。人们常用Pandora's box表示引起种种祸患。——译者注

第十四章　文学与艺术

罗马文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得益于一些特殊因素，而这也是他国无法媲美的。若要准确评估这些因素，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一时期的教育和娱乐。

语言学习

语言是一切精神文化的基础，在罗马更是如此。罗马十分重视演讲和文献，在现在所说的孩童年纪，公民便已拥有对其财产的无上管理权，并要到广场向公民作正式演讲。同时，罗马提倡人人说一口流利优雅的母语，早期便下令所有公民从孩童时期开始学习。汉尼拔时期，希腊语已渐渐在意大利盛行，一直以来贵族阶层几乎无人不知，将其作为古代文明相互交流的一种媒介。如今，罗马在世界上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与他国交流和贸易激增，对商人和政治家而言，掌握希腊语即使并非必要，可想而知也十分重要。大部分意大利的奴隶和自由民是希腊人或拥有一般希腊血统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下层人民尤其是首都人民也能接触到希腊语并了解希腊。从这一时期的喜剧作品来看，即便是首都下层人民，如若未掌握希腊语便无法理解某种拉丁语的语言；如若未掌握法语便无法理解斯特恩（Sterne）的英语和魏兰德（Wieland）的德语[1]。出身元老家庭的人士不仅用希腊语向希腊听众演讲，还用希腊语出版自己的演讲稿，如执政官提比略·格拉古[2]（Tiberius Gracchus）（于罗马纪元577—591年即公元前177—前163年间任职）用希腊语出版了个人在罗得岛所作的演讲。在汉尼拔时期，他们还用希腊语编写史书，不过此事留待下文详述。一些人对希腊语的发展作出了更伟大的贡献：希腊人尊崇弗拉米尼努斯[3]（Flamininus），用罗马人的语言对他大加赞赏，于是他也用希腊语回以称赞；埃涅伊德家族的大将军效仿希腊风俗，将许愿的礼物以对句的形式献给希腊神灵[4]。加图还曾指责某位元老，称其竟胆大妄为在希腊庆典中激情朗诵希腊诗歌。

在这样的情形下，罗马教育逐渐发展起来。人们以为古代对基础教育的普及远不及当代，其实不然。那时下层人民乃至奴隶都会读写算术：以马哥（Mago）为例，加图认为所有奴隶管家都能读书写字。在此之前，罗马早已开始大规模普及基础教育，并采用希腊语授课。而这一时期为了锻炼专业技能和提升内在修养，各地兴起了一种新的教育。迄今为止，人们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而在希腊生活中占有优势或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就像如今在德国的瑞士语区，人们也不会因通晓法语而占有优势。最早编写希腊史书的人在元老院中不受重视，就像住在荷尔斯泰因（Holstein）沼泽地的农人那般默默无闻，曾是一名学生的他如今每日劳作，晚上回家仍会拿起书架上维尔吉的书研读一番。一个人若因通晓希腊语而妄自尊大，人们将视他为傻子、卖国贼。在加图时代，即便一个人不擅长甚至不会希腊语，他也能进入贵族阶层，担任元老乃至执政官。但这一切已然发生改变。意大利民族内部尤其是贵族阶层加速腐败，以至于整个民族不可避免推崇一种普遍的人文观点。人们强烈渴望一种更先进的文明，希腊语教育应运而生。古希腊经典著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长期以来为教育奠定了基础，希腊的艺术和科学中所蕴含的宝藏由此展现在意大利人眼前。严格来说，教育并未经历任何外在的变革，便自发由语言的实证研究转变为对文学的深入研究；学者通过各种方式从这类文学研究当中学习相关文化，再运用这些知识研究影响时代精神的古希腊文学，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和米南德[5]（Menander）的喜剧。

同样，人们也愈发重视用拉丁语教学。罗马上层阶级开始意识到，本国语即使不必被希腊语替代，它也需经过精炼才能适应新的文化。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认为也需从各个方面向希腊人学习。从罗马的经济发展来看，本国语基础教育与其他不被重视并需雇人进行的工作无异，主要由奴隶、自由民以及外邦民，也就是希腊人或拥有一般希腊血统的人完成[6]。由于拉丁字母与希腊文字几近相同，两种语言关系十分密切，大大减少了这一做法的困难。不过这不值一提，相较于学习拉丁语，学习希腊语在形式上意义更为深远。任何人一旦明白为青少年高等智力教育寻找合适素材和形式是何等困难，而放弃曾经发掘的那些素材和形式更是难上加难，他便能理解为何罗马人过去缺乏高级拉丁语教育所需素材时，并未改变解决策略，却只是照搬希腊语言文化教育所用的解决办法用于拉丁语教育。如今，我们再次目睹了这样一个过程，人们试图将没落语言的教学方法用于现存语言的教学。

但不幸的是，这种方案缺少一项最关键的必备条件。毫无疑问，罗马人能够通过《十二铜表法》锻练拉丁语的读写能力。拉丁文学是人们了解拉丁文化的前提，而罗马并不存在这种文学。

古希腊影响下的喜剧表演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缺陷。上文已经提到一个现象，即罗马民众娱乐活动增多。因此，长期以来戏剧表演在众多娱乐活动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战车比赛虽是其中最重要的活动，但这些比赛仅历时一天（即最后一天），在这之前，接连几日都会安排戏剧表演供大家欣赏。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谓戏剧表演只限舞蹈和杂耍表演；舞台上临时出现的歌唱表演，既无对话也无情节。直到现在，罗马人才开始寻找一种真正的戏剧。罗马节庆活动自始至终受到希腊人的影响，他们擅长娱乐消遣，自然为罗马人承办了这些活动。如今，戏剧已然成为希腊最受大家喜爱、种类最多的娱乐活动，迅速引起了罗马举办节庆活动人士及其助手的注意。尽管早期罗马舞台歌唱包含了一种戏剧萌芽，也存在发展的可能性，但若要使这一萌芽最终发展成为戏剧，诗人和民众须具备一种真诚传递与接纳的态度，而罗马人并不具备这一态度，至少这一时期还未做到。我们可能发现，负责举办大众娱乐活动的人士缺乏耐心，活动安排仓促，罗马民众几乎感受不到珍贵的安宁和闲暇时光。这里还存在另一个外在缺陷，而罗马无法弥补，那就是人们渴望戏剧表演，但剧本少之又少。

罗马文学的兴起

这些因素奠定了罗马文学发展的基础，而它的缺陷从一开始就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一切真正的艺术其根本在于，人们拥有自由并享受生活，而意大利并不缺少这类艺术的种子。但当罗马人民的自由和快乐被一种民族归属感和责任感所取代，艺术便无处生长，只能一步步凋落。历史上罗马的全盛时期恰恰是文学的销匿时期。直到罗马民族渐渐衰落，希腊精神在各地盛行，罗马文学才开始兴起。因为罗马缺少文学发展的必要环境，所以出于希腊的立场，文学一直大肆抨击罗马特有的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是，罗马诗歌并非直接来源于诗人的内心感触，而来自教育和戏剧表演的外在需求，前者需要拉丁文教材，后者需要拉丁文剧本。如今，教育和戏剧界全面彻底抵制罗马精神，发起了一场革命性运动。过去罗马人严肃认真，酷爱活动，极其厌恶剧场中人们那目瞪口呆的神情。同时罗马社会一直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奴隶主、奴隶、贵族和乞丐都不属于公民阶层，而类似的信仰和文化也成为所有罗马人民的独特标签。相较于戏剧，学校和必然仅限于贵族阶层的教育危害更大，具有破坏社会平等的毁灭性力量。教育和戏剧成为最能影响这一时期新时代精神的两大杠杆，并且因为拉丁语的运用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即便人们用希腊语说话写字，或许仍抹不去罗马人这一身份，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仍会说罗马语言，内心的自我和生活方式早已烙上了希腊的印记。

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7]

自罗马首位作家诞生，其文学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罗马纪元482年即公元前272年初塔伦图姆陷落，希腊人安德罗尼库斯（生于罗马纪元482年即公元前272年以前，卒于罗马纪元547年即公元前207年以后）同其他奴隶一起被带到罗马，之后归征服塞纳的将军马库斯·李维乌斯·萨里那托儿（Marcus Livius Salinator，于罗马纪元535—547年即公元前219—前207年间担任执政官）所有。在成为罗马公民后，他改名为卢修斯·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8]。作为奴隶，他一方面需要表演戏剧并抄写文书，一方面得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他的学生既有主人的子女，也有屋内屋外有钱人家的孩子。因在这方面成绩斐然，他最终重获自由。他还经常为政府当局服务，如汉尼拔战争情势转好之后，政府命他创作一首感恩颂歌。也正因为对他的敬重，政府为诗人和演员行会在阿文廷山上的密涅瓦神庙预留了一块位置，供他们日常祭祀。在日常工作中，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身为教师，他将《奥德赛》一书译成拉丁文字，如此一来将拉丁文本用于拉丁语教学，而希腊文本则用于希腊语教学。而人们一直沿用这种最早期的罗马教材，历经几个世纪之久。同其他演员一样，他自编自演，将剧本以书的形式出版，也就是说，当众朗诵剧本并将手抄副本四处传阅。更值一提的是，他用希腊戏剧取代了旧时以抒情为主的舞台诗歌，着实伟大。那是罗马纪元514年即公元前240年，距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仅一年，第一部戏剧在罗马舞台上诞生。由此，用罗马语言编写的第一部史诗、第一部悲剧和第一部喜剧相继诞生，其作者与其说是希腊人，更像是罗马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事件。至于他的著作有何艺术价值，我们不得而知。

这些著作绝对称不上创作，然而作为译本，这些诗歌抛弃了原本的质朴语言，堆砌辞藻，极力模仿邻国人民的高度艺术修养，令人愈发觉得粗俗。也正因为这种拙劣的模仿，这些作品与原作大相径庭。书中论述有时枯燥乏味，有时晦涩难懂，语言更是粗糙生硬[9]。古代艺术评论家曾称，除在学校里强迫性阅读以外，无人愿意重读李维乌斯的任何诗歌，这一点我们完全相信。然而这些作品在许多方面都堪称后世典范，它们开创了罗马的翻译文学，将希腊诗歌的韵体引进拉丁姆地区。既然李维乌斯用萨图拉韵体写下了《奥德赛》的译本，那么希腊韵体只运用于戏剧这一领域的原因，显然是模仿悲剧喜剧中的抑扬格和扬抑格，这要比模仿史诗中的扬抑抑格（dactyls）简单得多。

但罗马文学很快经历了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后世无不认为，李维乌斯的史诗和戏剧好比代达罗斯[10]（Daedalus）那呆板的雕像，既无情绪的波动，也无表情的变化。与其称之为艺术，不如说是珍奇古董。在往后的几十年间，人们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新的抒情诗、史诗和戏剧作品，即便从历史的角度追溯诗歌的发展，这一阶段仍旧十分重要。

戏剧院

就创作的类型和对公众的影响而言，罗马戏剧领先于诗歌的发展。古时，罗马并不存在收取固定门票的常设戏剧院，无论在希腊还是罗马，戏剧的出现，对人们而言都只是每年定期或特别举办的娱乐活动中的一部分。民众节庆日不断增多，政府对此颇为担忧，因而采取了多种措施抵制或试图阻挠，如禁止人们用石块搭建戏剧院[11]。为了满足戏剧发展的需求，人们每逢节庆日便用木板搭建舞台（proscaenium或pulpitum），将背景（scaena）装饰一番供演员表演。在舞台前用木桩围成一片半圆形场地作观众区域，整块区域都在一面斜坡上，没有台阶和座位。因此，若观众未自带座椅，他们便只能蹲坐、斜躺或站立[12]。早期，女性之间社会地位相差悬殊，要么身处最高位，要么身处最底层。而直到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罗马社会才开始对社会地位进行区分，如上文所述，在此之后，元老作为身份最尊贵的观众，总能拥有最前排视角最好的座位。

观众绝非上流社会人士。诚然贵族并不回避民众的一般娱乐活动，甚至出于礼节，男性成年贵族有到场的义务。但所谓的公民节庆日暗含了“一切奴隶和外邦民没有资格参与，而公民及其妻子儿女皆可免费入场”的本质[13]，因此，与现在观看烟花表演和免费展览的观众相比，那时的观众也不过是普通人罢了。自然而然，活动过程中缺乏一定秩序，孩子们不停哭闹、女性闲谈惊叫，不时还有少女嚷着冲上舞台，场面一片混乱。一旦到了这些节日，警察就毫无假期可言，经常在这儿没收一件披风，那儿挥舞一阵棍棒。

希腊戏剧进入罗马之后，当地对戏剧演员的需求增加，而有才能的演员似乎更是供不应求。曾经奈维乌斯某部剧作表演，演员人数不够，人们只得让业余人士出演。但艺术家的地位并未因此改变，诗人（那时称为“作家”）、演员和作曲家依然属于受雇佣的工人阶层，少有人尊敬他们，公众舆论也容不下他们，警察更是虐待他们。显然所有重视名誉的人都会远离这类行业。古希腊戏剧中歌队的队长即整出戏的主演一般由自由民担任，而其他成员通常是他的奴隶。凡是名字流传至今的作曲家，一律都不是自由民。他们的报酬十分低廉，一位剧作家的报酬仅为8000塞斯特斯（折合80英镑），而这一时期刚过不久，这笔钱在大家看来已是非常可观。此外，只有戏剧演出完全成功，筹办节庆的行政长官才会支付酬劳。酬金一旦支付，此事便宣告结束。至于阿提卡当地举办的诗歌竞赛和荣誉奖项，罗马人民更是闻所未闻。这一时期的罗马人似乎只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或鼓掌或喝倒彩，并且每天只公开表演一出剧。在这样的情形下，艺术为每日生计所累，艺术家不但得不到应有的荣誉，反倒蒙受耻辱。在罗马新建的国家戏剧院，我们无法看到任何原创性的剧作甚至任何艺术形式上的突破。作为最高尚的雅典人、令人尊敬的对手，罗马引进了古希腊阿提卡地区的戏剧。总的看来，罗马戏剧是对希腊戏剧的一种破坏性复制，我们唯一惊叹的是它竟能在细节中体现如此多的优雅与智慧。

据史料推测，每天仅有一部剧作演出[14]。表演一开始，观众便从各家各户赶来，直到表演结束后才回到家中。正如剧本所写，每天吃过第二顿早餐，他们便赶往戏剧院，到了正午时候人已经回到家准备吃饭了。因而据我们估算，戏剧表演大概会从正午时候一直持续到两点半结束。人们在演出普劳图斯[15]（Plautus）的某部剧作时，在表演间隙中添加了音乐，大概这样才能撑满那么长的演出时间。剧本中说道塔西佗能吸引观众在戏剧院待上一天，这一场景大概在后世才能看到了。

喜剧

在戏剧界，喜剧远比悲剧受大家欢迎。若演出的戏剧不是他们期待的喜剧，他们便会皱起眉头。如此一来的结果是，这一时期虽有专门从事喜剧的诗人如普劳图斯和凯基利乌斯（Caecilius），却无只编写悲剧的诗人。这一时期我们所知道的戏剧作品当中，平均每三部喜剧才诞生一部悲剧。显然，罗马喜剧作家（称翻译家更为合适）首先从著名的戏剧作品着手，而后发现所有作品都只局限于新式雅典喜剧[16]，尤其是著名喜剧诗人的作品，如奇里乞亚（Cilicia）的独白大师菲利蒙（Philemon）（罗马纪元394—492年即公元前360—前262年）和雅典的米南德（罗马纪元412—462年即公元前342—前292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类喜剧对罗马文学乃至整个民族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新式雅典喜剧的特点

所有的剧本千篇一律，没有新意。不出意外，戏剧情节都是从帮助一个青年小伙开始，在他牺牲了自己父亲或某个妓院老板的利益之后，最终赢取了心上人的青睐。而这样一位心上人总是拥有无限魅力，人品却令人怀疑。在恋爱成功之前，小伙总要经历一些金钱诈骗，他从狡猾的仆人手中拿到了所需的钱财，却也因此上当受骗。这时心上人出现，感慨小伙的爱情遭遇，为他遭遇诈骗而忧伤不已，这便是剧本真实的故事主线。故事还刻画了爱情中的酸甜苦辣、恋人挥泪告别以及伤心欲绝的恋人誓要报复对方的场景。古时艺术评论家曾说，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示爱的阴谋才是米南德诗歌的生命。至少在他看来，结婚是所有故事不可避免走向的结局。等剧情发展到结婚的时候，为了更好地启迪观众或满足他们的期待，女主角的美德开始展现，而这时又有证据表明她是某位富人遗失的女儿，所以从各个方面而言她都是最符合条件的配偶。

除这些爱情剧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情节感人的作品。以普劳图斯的喜剧作品为例，《缆绳》（Rudens）描写了船舶失事一事以及由此引发的避难权事件，《三块钱一天》（Trinummus）和《俘虏》（Captivi）抛开爱情这一主题，转而描写朋友对朋友、奴隶对主人的无私奉献。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和场景都像地毯上的图案一样，细枝末节无不一再重复。我们总能听见窃听者的低语声和屋外传来的敲门声，看着领了差事的奴隶街头乱窜。常备的面具通常数量都是固定的，如老人的面具有八种，奴隶的面具有七种，通常诗人只需在其中做出选择，这更有利于批量创作。这样一部喜剧必然会抛弃过去喜剧中的抒情元素——合唱，从始至终都以对话形式展开，最多插入一些朗诵，不仅缺少政治元素，而且毫无真实的情感和诗意的升华。

这类戏剧的明智之处在于，它们并不妄想产生重大影响或真正促进诗歌的发展，只是通过主题和细节处的描写，给有才华的人提供了创作的机会，这才是它们最大的魅力。相较于过去的喜剧作品，新式喜剧题材大不相同，内容更为空洞，情节更为错综复杂。在细节的描写上，对话中的观点及其精湛的语言造就了诗人的成功，也令观众颇为高兴。人物之间混乱的关系和纠纷诞生了许多荒诞的恶作剧，如《迦西纳》中以两位新郎和一位新娘装扮的士兵睡在一块作为结局，可谓是真正的福斯塔夫式（Falstaffian）作品。在这一时期的雅典戏剧作品中，除去人物之间真实的对话，说笑、幽默和谜题成为主要的娱乐素材，这类喜剧大多也是如此。

欧波利斯（Eupolis）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为整个伟大的民族编写戏剧，而这些喜剧作家则不然，他们只为受过教育的人士创作。和其他有才华而无处施展的人一样，这群人只能靠猜谜和拆字游戏消磨时间。因此，这类戏剧无法反映所处时代的社会现象，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想运动更是无迹可寻。若想了解这些，我们需细细品读菲利蒙和米南德的作品，毕竟他们与亚历山大和亚里士多德同处于一个时代。但这类喜剧的确是雅典上流社会的真实写照，描写极其生动，也从未偏离过这类主题。我们所接触的作品大多是用拉丁文誊写的，尽管字迹已经模糊，但原作的优美之处依旧得以保留。米南德当属其中最优秀的诗人，他的仿作也最为精彩，诗人所目睹和经历的生活，与其说反映在那些混乱的不平事中，不如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温情。剧中真实描述了家中父女、夫妇、主奴之间的和睦关系，恋人间的相处日常和一些小打小闹，对戏剧创作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例如，《斯提库斯》（Stichus）结尾处描写了一场奴隶宴会，在有限的角色关系中，爱上同一个美女的两位男性依旧能相处融洽，这大概是同类作品中最美好的结局。身材曼妙的妓女精心打扮了一番，出场时浑身散发着香气，梳着当下最流行的发型，身披金丝镶边的多彩拖地长袍，甚至在舞台上演示梳妆打扮，着实动人。随后出场的老鸨有时像《象鼻虫》（Curculio）剧中那样表现得极为粗俗；有时是歌德古老剧作《芭芭拉》中少女的保姆，就像《凶宅》（Mostettaria）中的斯迦发（Scapha）那般，而且一直有兄弟和同伙愿意帮她。

剧中描写老人的部分也很多，各式各样的老人形象都有，依次出现了严厉的父亲、宠溺的父亲、温柔的父亲、多愁善感的父亲和一心帮助他人的父亲；好色的老人、生活安逸的老单身汉、满怀嫉妒的老太太带着支持自己的老女仆反抗主人。但青年男性角色所占比重并不多，初恋情人和处处可见的模范儿子也是如此。至于奴隶角色，如狡猾的仆从、严厉的管家、机警的家庭教师、浑身散发着蒜臭味的农奴和鲁莽的男童，在剧中有了各自新的职业。其中一个常见的角色便是弄臣[17]，因与富人同坐一桌吃饭，他须通过说笑话猜字谜娱乐宾客，有时陶瓷碎片扔到他头上，他也只能忍受，当时这在雅典是一种正式的职业。而剧中用这样一个依赖他人过活的角色代表了那些以说笑幽默和讲述趣闻为职业的人士，当然也不单纯算是作家的虚构。此外，人们喜欢剧中厨师的角色，因为他们不仅知道如何以绝世酱汁自夸，而且深谙如何像专业小偷那般行窃；喜欢无耻的妓院老板，看他们得意地承认自己的种种罪恶，《撒谎者》（Pseudolus）中的巴利奥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角色；喜欢傲慢自负的战士，从他们身上我们能清楚发现，亚历山大大帝继承人领导下的军队弥漫着一股自由散漫之风；喜欢职业的骗子和谄媚者、吝啬的钱商、表面正经实则愚蠢的医生、祭司、水手和渔民这类角色。

除此之外，剧中还有切实刻画人物性格的角色，如米南德笔下“迷信的男人”和普劳图斯《一坛黄金》（Aulularia）剧中的“守财奴”。这种兼具罗马和希腊风格的剧作，直到最后仍保留了其不朽的塑造能力。不过这里的人物性格描写多来源于外在表现，而非心理活动再现，对外在表现描写越多，剧作中的人物个性越贴近真实。其中有一种情形我们不能忽视，在上文所提到的人物性格部分中，性格中的真实性大多依靠抽象伦理概念的推断加以表达。剧中人物收集自己剪下的指甲，惋惜自己流下的泪水，认为那是被浪费的水，作者便认为他是守财奴。这样的性格描写太浮于表面，只注重文学效果，全然不顾个人德行。这一切过错不单单是喜剧作家的责任，更是整个民族的责任。

一切独属于希腊人的事物都在走向消亡：祖国、民族信仰、家庭生活和一切高尚的行为和情感都已不见。诗歌、历史和哲学的发展也陷入停滞，留给罗马人民的只有学校、鱼市和妓院。注定闪耀人们生活的诗歌，最终却只能用米南德的喜剧去理解生活，这实在无可厚非，也不足为奇。此外，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诗歌一旦不再刻意模仿，稍稍远离雅典腐败的生活这一主题，立刻就能从理想中汲取力量，焕然一新。这一时期仅存的一本嘲弄英雄的喜剧由普劳图斯所作，名为《安菲特律昂》，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任何作品相比，该剧都更为纯粹而富有诗意。

作家以略带讽刺的语言描绘了善良友好的众神、做出种种英雄事迹的伟人和可笑胆小的奴隶，互相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跳过令人发笑的情节，众神之子在电闪雷鸣中诞生，在结尾处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相比于这一时期描写雅典生活万象的传统喜剧，这种嘲弄神话的创作更有新意和想象力。从历史道德的眼光看，我们不能单单指责传统诗人，也不能因为某一诗人在所处时代取得的成就而指责他个人。喜剧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而是整个民族处处生活奢靡的结果。在这一切奢华精致的表象之下，暗藏着一个深渊，为正确评判这些喜剧对生活造成的影响，我们有必要指明它的存在。

至于粗野和淫秽之事，米南德在某种程度上却有避讳，但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屡见不鲜，这还不值一提。更为恶劣的是，生活犹如一片极度荒凉的沙漠，恋爱和酗酒是其中仅有的绿洲。生活平淡得让人害怕，只有自行诈骗的骗子才能体会到些许类似开心的情绪，他们甚至热心于检举欺诈交易。最重要的是，不道德的品行成为米南德作品中的点缀，犯罪受罚，行善领赏，人们只要在结婚时或婚后改正，所犯的一切轻罪都可以被原谅。在某些作品，如普劳图斯的《三块钱一天》和特伦斯的几部剧作中，所有角色（包括奴隶）自身都具备一些美德。所有戏剧中随处可见许人代为行骗的老实人、在合适场合展现美德的贞女以及两情相悦并在人群中约会的情人，措辞巧妙的道德说教和伦理箴言也屡见不鲜。在《巴克基斯姐妹》（Bacchides）中，行骗的儿子最终和被骗的父亲和解，一同去妓院狂欢作乐，这其中所体现的道德败坏现象完全可与《科策布》（Kotzebue）相媲美。

罗马喜剧的希腊化——法律的必然结果

罗马喜剧就以此为基础，从这些元素发展而来。因为审美自由的缺乏，而且似乎尤其受到监察管控，创作无立足之地，拉丁喜剧汗牛充栋，且广为人知，无一不自称是仿照某一希腊范本而作，把希腊剧本的名称和作者附加起来，剧名便得以完整。有时候，如果对一个戏剧的“创新”产生争执，争论的焦点也不过是该剧此前是否被翻译过。喜剧通常将场景设置在国外，而且是迫切需要的条件，不得不然。这种艺术有个特殊的名称——fabula palliate——因为将场景设置在罗马之外，通常戏剧以雅典为背景，剧中人物都是希腊人，或至少不是罗马人。喜剧严格选用外国服饰，哪怕在细节处，未受教育的罗马人也能洞察其中不同，于是，罗马和罗马人两个名词都要避免出现，提到它们的时候，通常用纯粹希腊语称之为“异族”（barbari）。同样，在剧中常见钱财货币的名目里，罗马的钱币销声匿迹。如果认为这种做法是作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对于奈维乌斯和普劳图斯那样伟大而全能的天才，我们不免心生奇异的想法：罗马喜剧中的这种笨拙奇特的“异域”布局特点，毫无疑问是因为审美观念大不相同。把雅典新喜剧一致描绘的社会状态迁移到汉尼拔时代的罗马，必然会给罗马公民的秩序和道德带来直接危害。但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戏剧表演都是由营造司和执政官主办，营造司和执政官又完全附属于元老院，甚至额外的庆典，例如丧事的赛会，没有政府许可就不能举行。此外，罗马监察部门对任何事都秉公执法、不讲情面，对喜剧更是如此，那么，甚至在喜剧被承认为一种罗马民族娱乐之后，为什么仍然不允许在舞台上扮演罗马人的角色，仿佛依旧被摈弃到外国一般，理由不言而喻。

政治中立

编剧家更是绝对不被允许指名道姓地褒贬在世者，也不得用微辞暗讽时事。据我们所知，普劳图斯时代和普劳图斯之后的所有喜剧，从未引发过赔偿损失案件。同样，如果我们对一些完全无伤大雅的戏谑置之不理，也未发现任何谩骂公社的迹象。意大利人对本城的感情十分浓厚，那么这种谩骂必然导致严重的结果，那便是公然嘲弄不幸的卡普亚人和阿台拉人。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讽刺普林斯特人个性狂妄且不擅长拉丁文，但这只是例外[18]。一般来说，普劳图斯的戏剧没有论及当时的事件或情形，只有下列这些算是例外：祝愿战争朝好的方向发展[19]或和平时期到来；粮行钱业盘剥重利生活奢侈，候选人行贿，凯旋仪式屡屡举行，以催收判处的罚款为业的人和包税商扣押财产，油商抬高价格，这些都是一般攻击的目标。有一次在《象鼻虫》——一段较长的文字里，痛斥罗马市场上的行为，颇似雅典旧喜剧的前进和歌，不至于迁怒于人。可是甚至在这种监察认为极正常的爱国努力中，诗人打断说：

不过我为国家担忧，不是傻吗，

这里既有当局以忧国为事？

总体看来，我们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比第六世纪的罗马喜剧在政治上更加不露锋芒[20]。罗马最古老的著名喜剧家格涅乌斯·奈维乌斯（Gnaeus Naevius）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外，这一点值得注意。他所作的罗马喜剧确切来说虽然算不上创作，可是他流传至今的少数残缺剧本却无不言及罗马的情况和人物。他敢分庭抗礼，不但指名嘲笑一位名唤提奥多图斯（Theodotus）的画家，甚至写了下面一首诗来批判扎玛的战胜将军：

然而这位常常一手做成光荣大事的人，

他的功劳永垂不朽，他是超群绝伦的人，

他的父亲却曾把他一衫蔽体地从姘妇家里找回来。

像他所说的：

今天我们在自由节要说自由话，

他或者常常写违犯纪律的话，提出危险的问题，例如：

这样强大的一个国家何以竟被你们毁灭得如此迅速？

然后他列举政治上的罪过以作答复，例如：

新演说家出现了，一些无知的少年。

不过雅典监察机构把舞台的谩骂和政治的讽喻当作特权，罗马监察机构对此不敢苟同，甚至无法容忍。因为诸如此类的责骂，奈维乌斯被关入监狱，不得不留在狱中，直到另作喜剧公开表示悔过并道歉才能了事。这些喧嚷似乎使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可是后来者都以他为前车之鉴——有一个人明确表示，绝不愿像其同行奈维乌斯那样，被迫缄默无声。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其独一无二不亚于战胜汉尼拔——在全国最热烈激昂的时代，竟兴起了一个全无政治色彩的民族舞台。

罗马喜剧的人物和场景特点

但是在各类习俗和全力监察的严密限制之中，罗马诗歌没有喘气的余地。奈维乌斯不无理由地称道，诗人在拉基代王朝（Lagidae）和塞琉古王朝（Seleucidae）统治时期的地位，和罗马自由时期相比，实在令人羡慕[21]。个人的成功程度自然视其所模仿的原作和编剧家本人的才能而定，但个人之间虽大有差别，总体译本的某些主要特点，必须保持一致，因为所有喜剧面对的都是相同的表演情景和观众。无论全篇或是细节的创作方式都高度自由，而且非如此不可。原始作品是一个社会的写照，也在那个社会的面前演出，其主要魅力就在于此。这一时期的罗马观众却与雅典的观众迥异，他们甚至不能正确了解异域世界。对于希腊人的家庭生活，罗马人既不谙其优雅风度和人道主义，对其情感主义和空泛虚无也难以领会。两国的奴隶世界截然不同：罗马的奴隶相当于家具，而雅典的奴隶是仆人。当遇到奴隶结婚，或主人与奴隶亲切交谈的场景，罗马的翻译家都要说明这在雅典屡见不鲜，请观众不要见怪[22]。后期作家开始创作罗马服装的喜剧，他们须删去狡猾仆人的角色，因为罗马公众无法容忍奴隶监察和指导主人。那些代表职业和特性的角色本是以较粗重而滑稽的笔墨雕琢出来的，受迁移的影响尚小，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受迁移的影响则更大。但是即使是这些方面的描述，罗马编剧家也不得不删除其中一部分——而这些或许可以说正是最为优美最具匠心的部分，例如泰斯（Thais）、媒婆、月亮女巫以及梅南德的化缘僧人——而偏重那些随着希腊美味珍馐在罗马普及而被观众所熟知的外国职业。普劳图斯喜剧中描写的职业厨师和小丑，之所以如此生动如此耐人寻味，是因为实际上当时希腊厨师已经每天都在为罗马市场服务，而加图甚至认为有必要把禁止小丑一项记载在管家训令中。同样，原作中精美的雅典会话，很大部分不能为翻译家所用。罗马市民或农人看待雅典那种优雅的饮宴作乐和纵情酒色，就如同一个小乡镇的德国人看待王室剧院的神秘戏剧。编剧家未尝想到狭义的烹饪学，在罗马的模仿作品中，关于宴会的仍旧有很多，但罗马简工粗制的烤猪肉无处不凌驾于种类繁多的烧肉以及精制的酱油和鱼肴之上。猜谜和饮酒歌、希腊的修辞学和哲学都在原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罗马的模仿作品中，我们却只能偶尔遇见一些稀疏的痕迹。

情节设计

罗马编剧家考虑观众的感受，不得不破坏原作，因此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艺术结构不相容的删节法和混合法。他们通常不仅摒弃原作的整段情节，还从原作者甚至其他作家的喜剧中截取情节。因为原作的结构在表面上是系统化的，其中固定的角色和情节重复出现，这种办法当然不像看上去那么糟糕。再者，诗人，至少是早期诗人，可以用十分奇特的方式随意编织情节。《斯提库斯》（Stichus）在其他方面都很微妙，其情节却是两姐妹的父亲力劝她们放弃外出的丈夫，她们却像彭纳罗佩斯（Penelopes）那样忠贞不渝，之后丈夫归家，带着经商的获利，以及一位送给岳父的美女。《迦西那》（Casina）尤其受到观众的喜爱，该剧由剧中的新娘得名，情节发展也以新娘为纽带，可是这位新娘从始至终都未露面，收场白却直说结局：“将在剧内表现”。大致看来，本来错综复杂的情节突然中断，脉络线索尽皆散落，还有其他诸如此类显示艺术未臻成熟的现象此起彼伏。其原因似乎不应该归咎于罗马编剧家水平不佳，而应该归咎于罗马观众对美学原理的淡漠。然而罗马观众的鉴赏力却在逐渐生成。普劳图斯晚期的戏剧显然格外注意戏剧的结构，举例来说，《俘虏》、《说谎者》和两篇《巴契》都是同类中的杰作。普劳图斯之后的凯西里乌斯，其作品虽然已无迹可寻，但据说他尤其擅长以更具艺术性的方式处理戏剧题材。

罗马艺术的粗野

关于具体的处理方式，诗人极力促使情节尽可能向罗马观众靠拢，但是监察的规则却要求戏剧保持外国的特性，二者造成极为奇异的比照。罗马的神祇以及罗马在祭祀、军事和法律上使用的术语出现在希腊世界，令人匪夷所思。罗马的营造司和三官（tresviri）与希腊的市正（agoranomi）和百户长混为一谈，显得不伦不类，原来将场景设置在埃托利亚或埃庇丹努斯的戏剧，毫不迟疑地把观众转到维拉布隆和卡庇托尔。以这种东拼西凑的方式把罗马的地方色彩应用于希腊戏剧的基础之上，十分简单粗暴，但是这种移花接木的方式，其简单质朴的特性虽然非常可笑，但尚可容忍，而为了迎合毫无雅典文化修养的观众，编剧家认为有必要将文雅戏剧彻底改编成为粗野的戏剧，就令人忍无可忍了。当然，即使是新雅典的诗人，也有少数粗野至极，例如普劳图斯的“驴子戏剧”（Asinaria），其乏味粗俗，不能完全归咎于翻译。然而在罗马喜剧里，粗野的情节却比比皆是，所以翻译家必然也曾将其篡改，融入剧本，或者至少在取材上失之偏颇。通过难以计数的棍棒和永久悬在奴隶背上的鞭子，我们可以明了加图的治家之道，正如通过他对妇女无休止的轻视态度，我们可以洞见加图对妇女的批判。罗马编剧家自创笑谈，认为可以变换精美的阿提卡对话，其中有些人的无谓和粗野几乎令人难以置信[23]。

对韵律的处理

另一方面，就韵律的运用而言，诗句总体上行云流水、朗朗上口，完全可以算是编剧家的光荣。短长格的三节句为原作的主要格律，并且只有这种体裁适合那种温和的会话语气，拉丁文的改编本经常代之以短长格或长短格的四节句，其原因并非编剧家才智空乏，抑或是他们运用三节句的能力炉火纯青，而是由于罗马观众缺乏审美修养，即使该处不宜用长句，罗马观众也对长句洪亮的声音心生快意。

场景安排

最后，表演的布置也显示出导演和观众对美学要求的漠视。希腊人的舞台，因为剧场大而且在白天表演，所以不需要所谓的“作戏”，男演员扮演女性角色，而且绝对需要人为地放大演员的声音。这种舞台在布景和发声方面都需要使用扩音的假面具。这在罗马已经为人所共知，业余爱好者演戏时，演员毫无例外需要戴假面具。但是演员在罗马演希腊喜剧时，却不用本来必不可少、当然更具艺术价值的假面具，其他姑且不论，众所周知，剧场声学的弊端[24]在于：不仅需要演员竭力发声，而且迫使李维应用一种完全不合乎艺术、但却无法避免的方法——让不属于本戏班的歌者唱需要唱的戏文，而应唱这段的演员仅默然随着歌声做些动作。在装饰和运转方面，罗马主办节庆的人也不愿多费钱财。雅典舞台的背景通常是房屋林立的街道，没有可以更换的装饰，不过除其他种种装置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装置把一座代表室内的小舞台推到大舞台上。然而罗马的剧场却没有这种设备，所以即使所有情节，甚至生育都在街上进行，我们也不能因此归咎于诗人。

艺术成就

这就是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罗马喜剧的性质。希腊戏剧迁入罗马的过程，明显表现出民族文化发展的差异，这种比照的历史价值无法估量，但是从美学和道德视角来看，原作不再高高在上，模仿作品水平仍然很低。罗马编剧家无论如何在物质上受益颇丰，并努力承受贫贱人民的世界，这个世界却在罗马呈现出孤苦陌生的景象，其微妙的特色仿佛被人遗忘：喜剧不再立足于现实，例如玩纸牌戏，似乎漫不经心地把人物和事件混作一团。原作所描绘的是一幅生活图景，模仿作品就变成了滑稽画。导演宣称这是一个有吹笛、歌舞队、悲剧组和角力家的希腊竞技会，最终却把竞技会变成了拳术比赛。后期诗人抱怨说，如果有斗拳、走索甚至决斗可以观看，观众们会放弃戏剧尽皆逃去。在这种导演的领导之下，又有这种观众在幕前，诗人和罗马编剧家一样——都是地位卑贱的雇工——有时候甚至不得不罔顾自己本来较高的见识和鉴赏力，或多或少迁就盛行于世的痴迷和粗野。然而尽管如此，在这班人中，很可能会有一些才思敏捷之士应声而起，他们至少能去除诗歌矫揉造作的异国情调，在既定的路线上创作出令人称道甚至具有突破性的作品。

奈维乌斯

在这些人中，格涅乌斯·奈维乌斯居于首位，他是第一位称得上诗人的罗马人。据历史记载及其少数流传下来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在罗马文学的任何领域中他似乎都是最杰出、最重要的人才之一。他与安德洛尼库斯处于同一时代，较之后者更为年少，从汉尼拔战争爆发之前便开始写诗，直到战后才停笔，风格深受安德洛尼库斯的影响。前人曾提倡的各种艺术形式，无论是叙事诗、悲剧还是喜剧，他在作品中均有体现，并且严格依照原有的格律范式。然而，这两位诗人与其作品却有着天壤之别。奈维乌斯身为一位公民，不同于自由民、教师和演员，而是个公民，他虽未出身贵族，为人却清清白白。据推测，他出身于坎帕尼亚的一个拉丁民族，且曾参加过第一次布匿战争[25]。与李维乌斯的文字截然不同，奈维乌斯的文字清晰易懂，绝不生硬和矫揉造作，甚至在悲剧中都避免使用哀婉的词句，仿佛故意为之。尽管他的作品中存在母音冲突和其他一些不为后人所接受的用法，但读来却十分优美流畅[26]。在希腊人的影响下，李维乌斯形成了一种朦胧的创作风格，整个创作过程完全受外部因素的推动，这与德意志的戈特希德颇为相似。

奈维乌斯解放了罗马的诗歌，用诗人真正的魔杖唤醒了意大利本土诗歌的生命源泉——民族历史和喜剧。史诗不再只是一种供教师使用的教材，而成为一种满足听众和读者需要的独立艺术形式。一直以来，舞台编剧就好比是戏剧的前期准备工作，都是演员的副业或助手代为完成的工作。但奈维乌斯转变了这一关系，自此演员成为了编剧的仆役。他的诗歌自始至终带有鲜明的民族性，这在庄重的民族戏剧和民族史诗（下文会有所提及）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喜剧作品中也是如此。纵观他的所有作品，似乎喜剧最能体现他的才华，也最为成功。正如上文中所说，他仅仅是因为外在原因而坚持在喜剧中保留希腊的原作，但这并不妨碍他用诙谐的笔墨描绘丰富的现世生活，这不仅超越了后世任何一位诗人，甚至也远胜于枯燥乏味的原作。在某种意义上，他回归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风格。他深知自己对于祖国的意义，并在墓志铭中这样写道：

神祇如果可以哀悼凡人，

神圣的缪斯必哭诗人奈维乌斯；

因为在他去世归阴以后，

罗马人将忘掉说拉丁文。

如此自负的个性十分贴合他的身份。他曾亲身经历过对抗哈米尔卡和汉尼拔的战争，在那个狂欢鼓舞的时代挖掘了一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虽然不见得多完美，却是一种灵活实用的原创。上文已经提及，他因此与当局的关系陷入僵局，从而被迫离开罗马并在乌提卡了结余生。为了所有公民的幸福，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了功用，他牺牲了美。

普劳图斯

提图斯·马尔库斯·普劳图斯（约罗马纪元500—570年即公元前254—前184年）与奈维乌斯同处一个时代，年纪轻轻，社会地位和诗学造指似乎都远在奈维乌斯之下。他出生于一个名叫萨西那（Sassina）的小镇，那里原本属于翁布里亚，但这一时期或许已被拉丁化。一开始，他在罗马当演员谋生，后来把演戏所赚的钱全赔在了商业投机上，改做了戏院的编剧，从而开始改编希腊喜剧。他从不涉足其他文学门类，也不以作家自居。当时在罗马有大量以改编喜剧为业的人，但他们的姓名大多已被人们遗忘，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通常不能发表[27]。而最终有一套戏剧作品却得以保留流传到后世，人们便用当时最脍炙人口的普劳图斯之名将它命名，进行推广。经后一世纪的文学研究学家统计，这些所谓的普劳图斯剧本多达130余部，但大部分都只是普劳图斯改编后的作品或完全与他无关，其中的精华之作至今尚存。然而，若有可能，我们也很难对编剧家的诗歌特色作出适当判断，因为原作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不论作品好坏，编剧家一律加以重编，无论读者是警察还是普通民众，对他们的审美都一味迎合。因此，他们同观众一样，漠视对美学的追求，为了取悦观众甚至不惜将原作降为滑稽粗俗的格调。所有的翻译作品皆是如此，只有某些改编家才属例外。此外，在我们看来，普劳图斯的诗歌特色有：对文字和各种格律的运用驾轻就熟；善于安排和利用情境以达到戏剧的效果；对话极其绝妙睿智，尤其是大量穿插诙谐的语句，以欢快的玩笑、丰富的别称、新奇的造词、刻薄而往往模仿他作的描写方式和叙事手法，造成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喜剧效果。通过以上的种种，我们似乎对那一时期的演员也有了一定认识。毫无疑问，即使在这些方面，编剧家也倾向于保留原作的优美之处，而不会自行创造。而剧本中那些确定是翻译家所改动的部分，读起来一定逊色不少。普劳图斯为何能够成为罗马真正的民族诗人和罗马戏剧界的中心人物，戏剧界又为何在罗马世界覆灭后还要屡次恢复他的剧本，这下原因不言自明。

凯西里乌斯

说道这一时期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喜剧家斯达提乌斯·凯西里乌斯（Statius Caecilius）（因为恩尼乌斯虽然也写喜剧，但却并不成功），我们的看法极其一致。他拥有和普劳图斯相似的生活状况和职业生涯，出生于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的梅迪欧拉努姆（Mediolanum），与菌苏勃利的战俘一起被押送至罗马。一开始他沦为奴隶，后来成了自由民，便以改编希腊喜剧为生，直至英年早逝（罗马纪元586年即公元前168年）。大概是受到出身的影响，他的文字驳杂不纯。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说，他致力于设计更具美感的情节。那一时期人们大多不欣赏他的剧作，后世的观众也是如此，一心推崇普劳图斯和特伦斯。直到罗马文学真正的鼎盛时期——瓦罗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文学批评家们才将凯西里乌斯列为改编希腊喜剧的罗马剧作家之首。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评价，似乎是因为那些凡庸的鉴赏家偏爱与其志趣相投而资质平平之流，不取才能出众的诗人。他们之所以如此推崇凯西里乌斯，大概只是因为他比普劳图斯更加循规蹈矩，比特伦斯更加气势雄浑。尽管如此，在喜剧创作上他仍然远不及二人。

道德成果

因此，如果文学历史学家在充分承认罗马喜剧家才能的同时，却不能在他们仅存的译本中发现其充满艺术性和原创性的作品，那么历史对他的道德评判必定会更加严厉。希腊喜剧作为这类喜剧的基础，忽视道德，其腐败程度与观众不相上下。但这一时期，罗马人正徘徊在旧时简朴与新式腐败之间，罗马戏剧便立即成为了传播希腊文化和散布恶习的载体。这种雅典式罗马喜剧不断上演出卖肉体并以爱之名出卖灵魂的戏码，以其令人厌恶且一反常态的慷慨、对荒淫生活的一致赞赏、融乡村的粗鄙和异国的文雅于一体的风格，成为宣传罗马与希腊堕落之风的一颗毒瘤，人们也深刻体会到其中的无耻和伤感情绪，觉得有悖于道德。这一点从普劳图斯所作的《俘虏》的收场语中可见一斑：

看官，这出戏完全合乎礼法，

剧中没有过场，没有恋爱，

没有换掉儿女，没有诈骗金钱；

剧中多情的少年也没有瞒着父亲赎出一个妓女。

一个诗人很少写这样的喜剧

使好的更好。现在你们如果喜欢，

你们如果喜欢而不嫉恨我们，请作出一个表示。

谁愿为礼法出奖赏，谁就鼓掌！

我们从中看到了改良道德派对希腊喜剧所持的态度，而且可以附带地说，甚至在那些少之又少的道德喜剧中，道德这一特性也只适用于愚弄那些无知之徒。这些戏剧实际上助长了腐败之风，谁会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当一位作家在亚历山大大王面前朗诵他的这种喜剧时，大王并不感兴趣，这位诗人便为自己开脱，说错不在他而在大王。他认为一个人必须惯于饮酒作乐或被美色所迷惑，才能赏识这种戏剧。这个人深谙他的本业，因此，如果罗马市民逐渐对这种希腊喜剧产生了兴趣，我们便知道为了此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罗马政府难辞其咎，并不是因为它没有给予这种诗人足够的支持，相反地，而是因为对这种诗加以包容。即使没有讲道坛，恶习也无疑是非常有势力的，没有理由去建造一个讲道坛以宣扬恶习。阻止希腊喜剧与罗马民众和体系产生直接联系，这只是个托词，而并非严格的防御之法。事实上，如果他们赋予喜剧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从而使诗人变成高尚的职业，并能发展出一种基本独立的罗马诗歌，那么喜剧或许在道德方面不至于如此败坏。因为诗歌也是一种道德力量，它既能使人们身受重伤，又能为其疗伤。政府在这方面也犯了太过和不及的毛病。政府中监督舞台的官员在政治上游移不定，在道德上虚伪掩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罗马民族的快速瓦解。

提提尼乌斯的民族喜剧

但是，政府虽然不允许罗马的喜剧作家描写本城的场景，或在舞台上扮演本国的人，可并未完全阻止本国拉丁喜剧的兴起。因为这个时期的罗马市民还未认同拉丁民族，诗人可以随意将情节设置在享受拉丁权的意大利城镇，就如设置在雅典或马赛里亚一样。实际上，拉丁原来的喜剧（fabula togata）也是以这种方式兴起的[28]，这种戏剧的作家最早可知的是提提尼乌斯（Titinius），其鼎盛时期似乎在这一时期将要结束之时[29]。

这种喜剧也以新式的雅典爱情剧为基础，但并不是翻译而是仿拟。剧中的场景设置在意大利，演员身着本国服饰——斗篷，所有拉丁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都带有一种独特的新鲜感。戏剧描述了拉丁姆中等城镇中的人民生活，剧名如《箜篌女或斐伦替农的处女》（Psaltria或Ferentinatis）、《吹笛女》（Tibicina）、《女律师》（Lurisperita）、《浆布匠》（Fullones）等都表示此意。许多事件，如市民让人依照阿尔巴王鞋子的样式为其做鞋，也证明此意。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角色相比男性角色更占优势[30]。诗人以真正的民族自豪感回忆起皮鲁士战争的时代，轻视新兴的拉丁邻邦。

这种喜剧与希腊喜剧一样，都只能在首都的舞台上才能见到，而乡下人那种反对大城镇风气和恶习的某些观点（见于当代的加图和后来的瓦罗作品中），在这种喜剧中也会出现。德国喜剧源于法国喜剧，正如罗马喜剧源于雅典喜剧。法国喜剧中的丫鬟丽子（Lisette）很快就变成了小女奴佛郎子斯加（Franzisks），所以拉丁的民族喜剧也在首都的希腊化喜剧附近兴盛起来，即便二者的诗歌在气势上有所差异，但至少在发展趋势上大致相同，都获得了相似的成功。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

在这一时期，希腊的悲剧与喜剧一同传到了罗马。相较之下，悲剧的传入更具价值，并且从某些方面看来较为顺利。希腊史诗——尤其是荷马史诗——是悲剧的基础，罗马人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们早已将其与自己的民族传说交织在了一起。易受影响的外国人发现，英雄神话的幻境比起雅典的鱼市更加悠然自在。与之相同，悲剧也倡导人们反对本国而接受希腊化的精神，只是力度较小且不如那般粗俗。这样看来，这一时期的希腊悲剧界诞生的主要人物欧里庇得斯（罗马纪元274—348年即公元前480—前348年）则显得尤为重要。关于这位杰出人物及其对当代和后世更加重要的影响，本文无法详细赘述。但希腊后期和希腊、罗马时期的精神运动都深受他的影响，因此我们也应大概描述一下他的特性。

毫无疑问，在一些诗人的努力下，诗歌得到了发展。而在此过程中，诗人对真实意义的表现力远胜于他在诗歌上实现真实意义的能力，欧里庇得斯便是其中之一。“行为即是个性”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恰当地总结了一切悲剧艺术，不仅在道德上如此，在诗歌上更是如此。这句话无疑也适用于古代的悲剧，古代悲剧描写了人的一系列行为表现，但却未说明他的个性情感。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大致出于对每种斗争势力的设想，他将人类与命运之间的斗争描写得极其宏伟壮观，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和阿伽美农（Agamemnon）都是经过诗化后的人物形象，索福克利斯挖掘出人性的普遍特征，如他笔下的国王、老人和姐妹，但没有一个人物能表现出人类缩影的方方面面——个人特性的全貌。他达到了一个高度，但并不是至高无上的高度，若能对一个人的方方面面进行描述并将所有人物组合成一个更好的整体，这才是更加伟大的成就。因此，与莎士比亚相比，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利斯都是诗歌发展不完善阶段的代表。欧里庇得斯致力于表现人类真实的一面，这是逻辑上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历史的进步，但不是诗歌上的进步。他能够破坏古代的悲剧，却无法创造出近代的悲剧。他总是半途而废。表现精神生活的面具似乎由特殊变为了一般，古代的典型悲剧非此不可，而具特性的悲剧却与之不符，但欧里庇得斯将其保留了下来。旧式的悲剧具有非常敏感的表现手法，无法使戏剧元素自由发挥，但它们总是以抒情合歌的形式，用神灵世界和英雄人物作为史诗的材料，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戏剧元素一点束缚。有人认为欧里庇得斯对这种束缚感到不耐烦，在素材上肆意改动。因为他的合歌无足轻重，所以后世在演绎他的剧本时往往会省略合歌，几乎不改动原作。但是他既未把人物完全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又未彻底摒弃合歌。从各个方面来看，他完全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一方面这个时代进行着最伟大的历史和哲学运动，另一方面，纯洁的民族生活作为一切诗歌最初的源泉，已经变得浑浊不堪。古代悲剧作家对神灵的敬畏如天堂之光照耀着他们的剧本，古希腊人眼界有限，这让他们具备了让听众满意的效力。欧里庇得斯的世界在苍白朦胧的冥想中出现，既缺乏神性，又趋于精神化，于是阴郁的怒气如闪电般穿过乌云。旧时深植于命运的信念已经不见踪影，命运之神像一位暴君主宰着世界，于是披枷戴锁的奴隶们咬牙切齿、愤愤不平。没有信仰或绝望的信仰以超乎人类的力量表现在这位诗人的作品中。因此，这位诗人必定永远无法获得超越自身的创作概念，也永远无法达到真正富有诗意的效果。所以他多多少少有些忽视其悲剧的结构，并且在这一方面破坏了悲剧的表现力，使其在情节和人物描写上失去焦点——先在开场白中编造剧情，然后用神灵或其他老套的事物加以阐述，这种懒散的创作之风被欧里庇得斯传播开来。他善于运用所谓的效果，这些效果通常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并经常被强烈的情感所刺激，例如将爱情与谋杀或乱伦编织在一起。在他笔下，有自愿身死的波里森那（Polyxena）和因暗自相思而日益憔悴的斐德拉（Phaedra），而他所描绘的那些受神秘感动而狂欢的巴克教徒（Bacchae），实属美妙绝伦。但无论就艺术而言还是就道德而言，他们都不够纯洁。由此可见，阿里斯托芬责备这位诗人无法描绘出一幅佩内洛普图，也并非毫无依据。

无独有偶，欧里庇得斯也将普遍的同情引入其悲剧之中。他那些哀伤的男女角色如安多罗玛契（Andromache）、贫农之妻埃莱克特拉（Electra）、患病破产的商人特勒福斯（Telephus）以及《海勒那》（Helena）里的梅内劳斯（Menelaus），都是令人厌恶或荒诞可笑的，通常是二者兼备的。反之，有些剧本则限于普通的现实环境，将悲剧转换为动人的家庭剧或几近伤感的喜剧，如《奥利斯的伊非吉尼》（Iphigenia in Aulis）、《爱翁》（Ion）、《亚尔塞斯提斯》（Alcestis），在他大量的作品中或许是最受欢迎的。这位诗人试图将理智的兴趣带入戏剧之中，虽然也同样尝试过多次，但鲜少成功。属于此类的有复杂的剧情，但与旧式的悲剧不同，它并不想触人心弦，而意欲激起人们的好奇心；有辩证锋利的对白，使我们这些非雅典人绝对难以忍受；有遍布于欧里庇得斯剧本的格言，好比快乐之园中盛开的鲜花；还有欧里庇得斯那不依赖于直接的生活经验，而依赖于逻辑思考的心理学。他描写的角色美狄亚（Medea）在启程之前有人给她提供旅费，这当然是在描绘生活。但关于母爱与嫉妒在精神上的斗争，公正的读者将很少在欧里庇得斯的剧本中找到。可最重要的是，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诗歌效果被道德和政治目的所取代。他并未认真或直接讨论当日的问题，他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但由他坚持的原则来看，欧里庇得斯与当代政治和哲学上的激进主义不谋而合，世界大同的新学说破坏了古代雅典的民族生活，他是这一学说首位主要的倡导者。这就解释了为何这位无神论和无雅典论者会遭到当代人的反对，年轻人和外国人为何会如此热情地献身于这位宣扬情感与博爱、格言与方针、哲学与人道的诗人。欧里庇得斯使希腊悲剧超出了其适当的范畴，因此走向没落。可是这却推动了这位世界主义诗人的成功，因为同时希腊民族也超出了其自有的范围，同样走向了没落。阿里斯托芬的批评或许在道德和诗歌上都道出了真相，但诗歌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与其绝对价值不成比例，而与其预测时代精神的能力成比例。在这一方面，无人能够超越欧里庇得斯。因此，亚历山大大王勤读他的剧作，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诗人的观点都特别以他为参考。阿提加最晚的诗歌和造型艺术均来源于他，因为新式的雅典喜剧只不过将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转变成了喜剧形式，我们在后来的酒壶图案上所见的那派画家不再取材于旧史诗，而取材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最后，古希腊越是让步于新希腊主义，这位诗人的声望和影响力就会越大，而海外的希腊生活，无论在埃及还是在罗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欧里庇得斯的熏陶。

罗马的悲剧

欧里庇得斯的希腊主义通过多种途径传到了罗马，其间接产生的效果或许比直接翻译的效果更为迅速和深远。悲剧在罗马的兴起并不晚于喜剧，但在舞台上演绎一出悲剧开销较大——这无疑是当时备受重视的原因，至少在汉尼拔战争期间是如此——并且观众的性质也阻碍了悲剧的发展。普劳图斯的喜剧并未经常暗示悲剧，而这种暗示或许大都取自原作。在这一时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影响力的悲剧作家就是与奈维乌斯和普劳图斯同时代但较为年少的昆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罗马纪元515—585年即公元前239—前169年），他的剧本已被当代的喜剧作家所歪曲，直到帝国时期仍被后世所演绎和朗诵。

相较于喜剧，我们对罗马的悲剧知之甚少，从整体上来看，喜剧中所具备的特色也同样见于悲剧。悲剧的剧本同样也主要由希腊剧本翻译而来，题材的选择比较偏向于围攻特洛伊及与之相关的传说，显然是因为只有这套神话经学校的传授而为人们所熟知。其次是触目惊心的情节居多，如《攸美尼底斯》（Eumenides）、《阿尔克梅翁》（Alemaeon）、《克利斯劳提斯》（Cresphontes）、《梅拉尼斐》（Melanippe）和《美狄亚》等的弑母和杀害婴儿，《波勒森那》、《埃莱克提底斯》（Erechthides）、《安多罗梅达》（Andromeda）和《伊菲吉尼》等的杀处女以祭神——我们不免想到这些悲剧的观众惯于观看决斗戏。女性角色和鬼怪似乎给观众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除了摒弃面具之外，罗马的改编剧本与原作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合歌。希腊的剧场设有一个特别的跳舞处（orchestra），中央有一个祭坛，用于演奏合唱，罗马的剧场起初必定为无合唱所设，因此没有这一场所，所以那种音乐与朗诵交织的集体歌舞在罗马势必会删掉，合唱即使保留下来也无足轻重。当然还有细节上的变动，如格律的变更、删减和割裂。例如，在欧里庇得斯的《伊菲吉尼》中，拉丁文本将女子的合唱——也许取自另一悲剧，也许是改编者的别出心裁——变成了士兵的合唱。在我们看来，第六世纪的拉丁悲剧算不上是好的翻译[31]，但恩尼乌斯的悲剧虽然比不上欧里庇得斯的原作，可远不如普劳图斯的喜剧那样，且与米南德的原作相差甚远。

悲剧的教化作用

在罗马，希腊悲剧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与希腊喜剧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极为相似。这两种戏剧体裁各异，悲剧体现出来的希腊化趋势在形式上更为纯粹，且更为灵活，而这一时期的悲剧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恩尼乌斯表现出来的反民族和故作宣传的倾向，则更加显而易见。恩尼乌斯虽然不是六世纪最举足轻重的诗人，但无疑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他并非出生于拉丁姆地区，究其根源，他身上带有一半希腊人血统。身为梅萨庇亚的后裔，他接受希腊教育，35岁迁居罗马，但直到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才拥有公民身份。他的生活一直十分困窘，日常支出一部分来源于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所得的劳务费，一部分来源于编撰戏剧所带来的收益，一部分则仰赖罗马显贵的资助，其中包括普布里乌斯·西庇阿、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以及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诺比里奥等，这些人都有意提倡新希腊主义。恩尼乌斯作赞美诗歌颂这些贵族及其先祖，甚至跟随这些贵族奔赴战场，仿佛以钦定桂冠诗人的身份歌颂他们即将建立的宏伟功业，反之，贵族也承诺给恩尼乌斯相应的报答。

恩尼乌斯曾以风雅的笔墨描述这一职业所具备的门客性质[32]。他自始至终都是个世界主义者，去过希腊、拉丁甚至奥斯坎，凭借自身经历将这些民族的显著特征融会贯通，而非专注于某一个民族的研究。较早时期，罗马诗人所秉持的希腊主义是他们从事诗歌创作的结果，而不是他们从事诗歌创作时有意为之，因此他们多少有点采取民族立场的企图。恩尼乌斯却不然，他对自己的革命倾向了然于胸，并且显然满怀炽热，竭力将新名词所表现的希腊观念变为意大利人的风尚。恩尼乌斯最擅长悲剧创作，从他遗留下来的悲剧作品来看，他通悉所有希腊悲剧，尤其对爱斯里奇和索福克利斯的作品最为熟稔。因此在他大多数乃至全部的戏剧著作中，我们都能发现欧里庇得斯作品的影子，这绝非偶然。在选择和处理范本上，他无疑受到部了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单单是外在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以下事实：他的作品表现出欧里庇得斯著作中鲜明的个人风格，较其原作更倾向于忽略合唱的部分，但又比希腊人更注重作品的感官效果。比如，《泰斯提斯》、因一直受到阿里斯托芬讥讽而声名鹊起的《特勒福斯》，以及《王者的忧患》和《忧心忡忡的王者》这一类剧本，甚至像《女哲学家梅那里裴》那种全部情节都建立在国教之上的荒谬剧本，他都加以吸收采纳。如此一来，恩尼乌斯站在自然科学家的立场上，与国教为敌的意图即刻昭然若揭。就供奉神灵而言，恩尼乌斯在戏剧中也处处投射出攻讦和利箭，其中一部分已被证实是刻意插入作品里的[33]。对此我们大概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罗马的舞台审查为何会通过这种攻击性演说？如下面这段：

天神自然是有的，我常说且再一次说朋；

但我想，他们绝不，关切人类的命运，

善人应有善报，恶人应有恶报，实际却不然。

在上文中，我们提及恩尼乌斯曾创作了一首说教诗，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宣扬反宗教的观念，积极宣扬他的自由思想。与之相关，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他本人的一些特点：在政治上处处表露带有激进色彩的反对意见[34]；歌颂希腊的筵宴享乐；尤其是他弃用拉丁诗歌中最后仅存的民族成分，即萨突宁体，代之以希腊的六节句。这位“变化多端”的诗人将这些都处理得十分精巧，以一种完全不符合长短格的语言提炼出六节句，并用自己不习惯的节奏和形式行文，却还能从容应对、得心应手，其自然晓畅、行云流水之风格丝毫无损。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恩尼乌斯具有非凡的熔铸才能[35]，这种才能实际上比罗马人更具希腊人的特点。而在某些方面他也确实令人反感，这大多是因为希腊文本惯用双声修辞[36]，而并非罗马文本生硬难懂。恩尼乌斯谈不上是位伟大的诗人，却是个潇洒风流的才子，虽然具有天性敏感的诗人特质，但要说他是位地道的诗人，恩尼乌斯还需穿上悲剧的靴子，而且他完全缺乏喜剧的情调。这位希腊化诗人曾这样自负地蔑视那些粗俗的曲调：

从前林中之鬼与行吟诗人同歌此调，

又热情地歌颂自己高雅的诗歌：

诗人恩尼乌斯万岁！他把如火的诗

灌到尘俗人的骨髓里。

他的自负和热情，我们都能理解。

恩尼乌斯确信自己已然步入海阔天空的境地：希腊悲剧开始成为拉丁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自此永远属于拉丁民族文化。

民族戏剧

有一位更勇敢的水手，经过一条较少人选择的航道，借助一阵不那么有利的风势，追逐一个更高的目标。奈维乌斯与恩尼乌斯存在诸多相同点——虽然前者的成就远不及后者——也为罗马剧院改编希腊悲剧，而且还尝试脱离希腊悲剧的束缚，自创一种庄重的罗马民族戏剧。摆在奈维乌斯前面的是一条坦途，没有外界的障碍和阻隔。他不仅从罗马传说中获取创作题材，还在同时期的罗马舞台上演的戏剧中汲取创作来源。属于这一类型的，有他的《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乳养》，又名《狼》，剧中阿尔巴王阿穆里乌斯粉墨登场；还有他的《克拉斯迪乌姆》，该剧歌颂了罗马纪元532年即公元前222年马塞卢斯征服凯尔特人的胜利。除了这些奈维乌斯模仿恩尼乌斯的例子外，在前者的作品《安不拉其亚》中，恩尼乌斯以个人视角描述了其恩主诺比里奥围攻安不拉其亚城。但是这种民族戏剧一直为数不多，该种类型的作品不久也从舞台销声匿迹了。罗马传奇流传下来的寥寥无几，罗马历史也了无生趣，因此无法持续同丰富的希腊神话并驾齐驱。关于这些剧本的诗歌价值，我们已然失去了评判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带着概论诗歌的意图加以审视，在罗马文学中，创造罗马民族戏剧可谓是神来之笔，实不多见。只有在最早期，人类自觉与神灵相距较近时，希腊悲剧家们，像弗赖尼库斯和爱斯奇里斯一类的诗人，才敢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大事搬上舞台，与神话时期的事迹一同表演。我们发现有的诗人，譬如爱斯奇里斯，参加过自己歌咏的战役，迄今为止只有诸神和英雄才会在舞台上现身，他却将国王和罗马执政带上了舞台。如果我们能在某处知晓布匿战争的情形及其带来的后果，并且有身临其境的感受，那必然是出自这些诗人的笔下。

朗诵诗歌

朗诵诗歌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于罗马。古人有这样一种风俗——作者当众诵读自己的新作——这与我们现代的出版如出一辙，李维将这一风俗引入罗马，或者至少将其推广到他所在的学校。我们这里讨论的写诗不是为了谋生，或者说至少谋生不是直接目的，所以这类诗歌不像舞台剧本那样饱受舆论的攻讦：直到本时期末端，甚至一两位罗马贵族也公然以这种诗歌朗诵的方式跻身诗人行列[37]。然而创作朗诵诗的主要都是编写舞台戏剧的诗人，而且朗诵诗与剧本相比，居于次要地位。实际上在当时的罗马，朗诵诗歌的受众十分有限。

杂作

除了上述诗歌，还有抒情诗、垂训诗和讽喻诗，但是各自的代表作很少。宗教节庆圣歌——作者其人以及这一时期的编年史，有必要列举一番——以及庙宇和坟墓上一律用萨突宁体[38]镌刻碑铭，完全不属于真正文学的范畴。即使小诗此时已经产生，也只能被归类在“杂作”名下，早在奈维乌斯时代便是如此。杂作这一名词原先用于表示旧时没有表演动作的舞台诗，从李维时代便被希腊戏剧替代排演于舞台，但是当其用在朗诵诗上，表达出来的意味与我们现在所谓“杂诗”相仿。而且和“杂诗”一样，“杂作”不表示某种确切的艺术类型或艺术风格，它表示的仅仅是不属于史诗或戏剧的诗，可以随作者的意愿，采取任何多半是主观的题材，以任何形式书就。加图的“喻德诗”或许是仿照前人试作罗马民族训诫诗的例子，这也是用萨突宁体写的，下文会有详细介绍。此外恩尼乌斯的小诗也属于这一类。恩尼乌斯这类作品十分丰富，一部分发表在他的杂诗集中，一部分单独发表，其中包括简短的叙事诗，叙述罗马传奇时代或同时代的历史。经他改编的犹希梅鲁斯的宗教传奇，假借庇查穆斯之名改编的自然哲学诗，以及高等烹饪术的诗人阿切斯特拉图斯的美食学。又有“生死对话”、“伊索寓言”道德格言集打油诗以及零散的讽喻作品——这些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作，但也足以说明这位诗人不但有宣扬新名词的倾向，而且多才多艺，他在审查鞭长莫及之处，恣意妄为，十分自由地挥毫点墨。

诗体编年史——奈维乌斯

将罗马民族编年史诗体化的尝试在诗歌和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是奈维乌斯在传奇时代和同时期历史中，获取能够连贯叙述的题材，作成诗的形式。此外，奈维乌斯还特别简单明了地记录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经过，他直陈事实，不贬斥任何事物为微不足道或毫无诗意，不刻意以任何方式丰富诗意或加以藻饰，在历史时期的描述中更是如此——他的叙述，用的始终都是现在时以及半诗半散文式的罗马民族萨突宁体。上文关于这位诗人创作民族戏剧的叙述，大体适用于我们现在论述的话题。希腊史诗一如希腊悲剧，其出入之处均为英雄时期。用诗歌的光华点亮现世，实在可谓新颖，而且至少从计划上看来，绝对是令人惊艳的宏图大志。虽然从实践的角度看来，奈维乌斯的史颂也许并不比中世纪有韵律的史书更高一筹，二者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的特点，但奈维乌斯将其作为自己特别的得意之作，的确有其缘由。在一个除了官方记载之外完全不存在历史作品的时代，将当时以及先前的事迹联系起来，为本国人编纂和叙述，并且将他们历史上最伟大的功业作成戏剧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可不只是斗勺之功。

恩尼乌斯

恩尼乌斯立志要做的事与奈维乌斯的极为相似，但是民族诗人和反民族诗人在政治和诗歌上存在显著差异，题材上的相似反倒使得二者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奈维乌斯为新题材探寻一种新形式，恩尼乌斯却让新题材迎合或强制套入希腊史诗的形式。六节句取代了萨突宁体，荷马派力求塑造逼真的修饰风格，取代质朴的历史叙事风格。在任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荷马的诗都被直接翻译，比如赫拉克莱亚阵亡将士的葬礼描写，模仿了帕特罗克洛的葬礼描写，总兵马尔库斯·李维·斯托洛征讨伊斯利亚人时，藏在他头盔里的不是别人，正是荷马描述的阿贾克斯——这甚至使得读者不觉想起荷马对缪斯发出的祈求。史诗的机制被完全调动起来，例如在坎尼一战之后，朱诺在众神会议中赦免罗马人，朱庇特在得到妻子的同意之后，允许罗马人最终挫败迦太基人。《编年史》中作者的新颖表达和希腊化倾向也显而易见，恩尼乌斯在作品中仅将神灵作为修饰已然带有这一特点。这首诗以一场奇异的梦幻拉开序幕，用纯达哥拉式的口吻，叙述如今寓居于昆图斯·恩尼乌斯身上的魂灵此前如何寄居于荷马身上，再往前如何寄居在一只鹦鹉身上，然后作者以地道的自然哲学家口吻，阐释万物的本质以及身体与精神的关系。甚至题材的选择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至少任何历史时期的希腊文学家都以整理罗马历史为正当理由，以阐发他们自己的希腊-世界主义观念。恩尼乌斯更注意罗马人被当作希腊人的情况：

坚持其为希腊人，并且惯于追述其希腊的先人。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对这位诗人的长处和短处作了大致的叙述，如此一来，这篇颇负盛名的《编年史》，其诗歌价值也不难预估了。恩尼乌斯是一位颇具同情心的诗人，在布匿战争的大时代下，意大利民族意识显著提高，他自然欢欣鼓舞。恩尼乌斯不仅时常生动地模仿荷马的简洁风格，而且更频繁地铺排出巧妙响应罗马人庄严好义之特性的诗句。但是他的史诗在结构上有所欠缺，恩尼乌斯可能为了取悦某位在他处遗忘了的英雄或恩主，竟然插入一卷特殊的补遗，这必然使得诗的结构十分松散和随意。总体看来，《编年史》毫无疑问是恩尼乌斯最失败的作品，而他作《伊利亚特》的计划不啻自认其过。

在这篇诗中，恩尼乌斯首次将历史和史诗（叙事诗）的结合纳入文学的范畴，这种结合至今仍然像魂灵般弥留于文学之中，非死非生。但这篇诗作自然也有其成功之处。恩尼乌斯自称是罗马的荷马，而克洛普斯托克自称是德意志的荷马，相比较而言，前者倒算得上更为名至实归，恩尼乌斯同时代的人都持这样的观点，后世更是如此。

人们对这位罗马诗歌之父的崇敬代代相传，颇负文名的昆提里安甚至如是说：“让我们如尊崇古老神圣丛林那般尊崇恩尼乌斯吧，林间的千年橡树或许并不美观，但令人肃然起敬。”如果有人对此心生惊异之感，他或许会回想起很多诸如此类的现象，如《埃涅伊德》、《亨利亚特》和《弥撒亚德》的成功。我们已然摆脱以迦辛与萨福相提并论、以威拉莫夫与品达比肩的谬误，如果罗马民族诗歌取得长足进步，就不会产生官方用恩尼乌斯的《编年史》与荷马的《伊利亚特》比肩这般贻笑大方的现象了，但实际上罗马事与愿违。由于人们，尤其是贵族，对这一题材感兴趣，诗人又颇负创造才能，《编年史》一直是罗马最古老的原创诗歌，在后世有文化修养的人看来，其仍属于可读或值得一读的作品。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结果：这位半希腊文学家创作的完全反民族史诗，竟然被后世尊为罗马诗歌的优秀典范。

散文文学

散文文学在罗马的兴起稍迟于诗歌，但两者兴起的方式完全不同。罗马诗歌过早受到学院派和舞台急功近利的助长，特别是罗马喜剧受到严格的舞台审查，处处受束缚，而罗马散文既未被矫饰助长，也未受到外界的掣肘。再者，这种文学活动从一开始就未受到“唱曲人”所受的污名而为上流社会不容。所以散文文学虽然远不如诗歌传播广泛和发展旺盛，但其发展较之诗歌更为自然。诗歌几乎完全为卑微阶级掌控，当时著名诗人行列中，罗马贵族无有一人，但是当时的散文作家却无一不来自元老阶级。散文作家都来自最受尊敬的贵族界，出自曾经担任执政官和监察官的人——如法比乌斯氏、格拉古氏、西庇阿氏。当然，散文写作在本质上比诗歌更加保守，也更具民族倾向，但是在这里，尤其是这一文学形式中最为举足轻重的历史著作，希腊化的倾向在题材和形式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

历史作品

直到汉尼拔战争时期，罗马还不存在历史著作，因为《编年史》的记载在性质上属于档案，而非文学，本身就不具有串联历史事件的意图。罗马特性存在一个人尽皆知的例证：尽管罗马政权的影响力已然延伸到意大利以外甚远，尽管罗马贵族社会不断接触文学勋绩卓著的希腊人，但是直到六世纪中叶，罗马作家才产生以写作的方式将罗马民族的辉煌和命运记录下来，传递给当世以及后世的需求和欲望。等到他们终于感受到这种需求，罗马历史家既没有信手拈来的文学形式可加以采用，也不存在潜在的读者群，而二者的形成，不仅需要惊世之才，还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因此，罗马作家们起初或以母语将罗马历史写成诗体，或以希腊语写成散文形式，结果或多或少规避了这些困难。我们在上文提及奈维乌斯的诗体编年史（约作于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以及恩尼乌斯的诗体编年史（约作于罗马纪元581年即公元前173年），二者都属于罗马最早期的历史文学，奈维乌斯的作品可以视为罗马所有历史作品中最为古老的一部。大约在同时，昆图斯·法比乌斯·庇克托[39]（于罗马纪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以后）作了一部希腊史，此人出身贵族，汉尼拔战争时期曾积极参与国事；普布里乌斯·西庇阿（约罗马纪元590年即公元前164年）也作了一部希腊史，此人是非洲英雄西庇阿之子。

如果他们以母语写作历史，就需要利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熟的诗歌艺术，面向具备诗歌欣赏能力的读者大众，这类读者并非完全缺乏。如果他们用散文的形式，以希腊语写作历史，希腊体裁便唾手可得，由于他们在题材上着眼点远远延伸到了拉丁姆范围之外，其面向的读者自然是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平民作家采用前者，贵族作家采用后者，正如腓特烈大帝时期，法文贵族文学与牧师和教师的本地德文著作并肩而立，格莱穆和兰勒等人用德文创作战歌，国王和将军却用法文书写战史。诗体历史和罗马作家写的希腊史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拉丁历史著作。拉丁历史著作其实肇始于加图，他的《起源》，直到本世纪末才得以问世，该书既是最为古老的拉丁文史书，也是罗马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40]。

以上这些作品，并不符合希腊人对历史的概念[41]，但是与那只有零星记载的编年史相比，却是互相关联事件的历史，叙述连贯，结构多少也算得上规整。据我们所知，他们的作品均涵盖自罗马建城到作者生时的民族历史，虽然就名称而言，奈维乌斯只叙述了迄至第一次与迦太基作战时期的历史，加图只叙述了相当早期的历史。于是，这些历史作品自然被划分为三部分：传奇史、古代史和当代史。

罗马城起源史

在传说时代史中，罗马城的起源有十分详细的记载。这里需克服一个特别棘手的难题，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世上存在两种完全矛盾的说法：一种是罗马民族版本，至少在主要梗概上似乎已经载入编年史；另一种是提迈乌斯的希腊版本。这些罗马史学家对此不可能全然不知。前者的目的是将罗马与阿尔巴联系起来，后者的目的是将罗马与特洛伊联系起来。所以在前一种版本中，罗马城为阿尔巴王子罗慕路斯所建，而在后一种版本中，罗马城是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所建。将两种说法合二为一，可能是这一时期奈维乌斯或庇克托所为。在合成的新版本中，阿尔巴王子罗慕路斯仍然是罗马城的创建者，但同时又是埃涅阿斯的孙子。埃涅阿斯并未创建罗马，但据说他将罗马的裴纳替带到意大利，建立拉维农作为诸神庙宇，其子阿斯坎尼乌斯创建阿尔巴·朗加，是为罗马城的母城和拉丁姆的古都。这一切都是拙劣可怜的杜撰。

人们此前一直认为罗马史最初的裴纳替保存在罗马市集的裴纳替庙，这时又说并非在该庙中，而是在位于拉维农的神庙中，罗马人不觉为之震怒。希腊人的虚构则更为卑劣，因为根据其说法，神灵只会将裁定给祖父的奖赏赐予其孙。但这种改编已然达到了其目的：不完全否认罗马的民族起源，却迁就希腊化的倾向，或多或少认可这一时期已然盛行、与埃涅阿斯攀亲的意愿。所以关于这一强大公社的起源，这种说法已经深入人心，不久便成为官方认可的史实。

除了关于罗马城起源的传说之外，用希腊文写史书的历史学家对罗马共同体关心甚少或者毫不在意，因此进一步叙述罗马民族历史，便不得不主要取材于本国资料。可是流传至今的资料十分匮乏，我们无法辨识除了编年史之外，还有哪些传闻可供最早期的史学家利用，他们又可能会添入何种自己的资料。那些从希罗多德书中摘取插入的奇闻轶事[42]可能仍然与这些最早期的史学家们无关，而且也无法证明有直接假借这一段希腊材料的现象。因此，将罗马与希腊联系起来的趋势，认为意大利民族和希腊民族同宗同源的倾向，竟然无处不在，极为显著，甚至希腊文化的反对者加图亦复如是，更是引人注目。正是由于这种倾向，才有了原始意大利人或从希腊迁居至此的土著人，以及原始希腊人或皮拉斯基人游徙进入意大利的说法。

早期历史

坊间流传的故事，其涉及范围上至王政时期，下至罗马共和国的建立，虽然只有稀疏松散的线索，但相对连贯，然而于此而言，传说的源流已经枯竭，要想凭借高官名录和附于其下的些许记载，编纂出任何形式连贯、清晰易懂的历史叙述，不只是困难，而且完全没有可能。诗人们对此尤感艰难。似乎正是出于这一缘故，奈维乌斯在其著作中很快从王政时期过渡到争夺西西里的战争叙述。恩尼乌斯在其十八卷著作中，第三卷仍在叙述王政时期，第六卷却已经讲到罗马与皮鲁士之战，其对于罗马共和国最初两百年间的历史必然只能作十分简略的概述。至于用希腊文编纂历史的人对此如何处理，我们不得而知。加图的做法十分特殊。他曾坦言：“叙述造桥大师家中铜表记载的内容，麦子曾涨价几次，何时发生过日食、月食，”自己对此并不感兴趣，所以他在自己的史书第一卷和第三卷中专门叙述意大利其他公社的起源及其加入罗马联盟的经过。编年史在当年长官的条目下，一年一年地记载历史事件，这样一来加图便摆脱了编年史的桎梏。有人说加图的历史著作“分段叙事”，必然是指他的这一特点。在罗马历史著作中，竟然存在这种关注意大利其他公社的作品，不免令人惊异，但这与作者的政治态度有关系，因为他始终仰赖意大利各市的支持，以反抗首都罗马的所作所为。此外，自塔克王被驱逐到皮鲁士战场的罗马历史均已散佚，加图的这种方法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出这段历史的主要结果，也可以说弥补了该空白——意大利统一于罗马霸权之下。

当代史

与早期历史不同的是，当代史的编纂前后连贯，十分详细。奈维乌斯、法比乌斯以其见闻各自展开对第一、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的描写。从皮鲁士之战到伊斯特利亚战争时期的这段历史，恩尼乌斯至少用其十八卷编年史中的十三卷对此专门展开叙述。加图在其历史著作中，以第四、第五卷叙述了自第一次布匿战争到罗马与佩尔修战争的所有战事，其最后两卷本来似乎另有安排，且题材更为广泛，加图却改变计划，叙述了自己人生最后二十年的事件。关于皮鲁士之战，恩尼乌斯也许采用了提迈乌斯式或其他希腊作家的史料，但总体上看来，所有的叙述一部分来自他自己的见闻，一部分基于其他史学家的叙述。

演讲和信札

演讲文学和书信文学与历史文学同时并起，而且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历史文学的附庸。这同样肇始于加图，因为在此之前，罗马人仅有的只是为数不多的葬礼演说辞，其中大多数可能是后世从家庭储藏室中发现的，例如昆图斯·法比乌斯的演说辞，他与汉尼拔为敌，身经百战，老年时其正当壮年的儿子离世，便为其子作了一次演讲。加图则不然，他经历了长久而繁忙的政治生活，作过无数次演说，到了老年，将其中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择选出来，编成一部政治回忆录，其中一部分发表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一部分似乎编成单行本问世，作为其著作的补编。此外，加图还有一部信札集遗世。

其他民族的历史

对于罗马之外其他民族的历史，只有某些被认为是高雅罗马人必不可少的知识，罗马人才会关心。甚至据说老法比乌斯不仅熟悉罗马的战事，而且对外国的战事也了然于胸，加图曾经勤读修昔底德和一般希腊历史著作，这确有明证。但是如果我们罔顾加图的轶事和格言集——该集子是他自编的读书心得录——那么非罗马民族领域内的文学活动则无迹可寻。

对历史采取不批判的态度

当然，这些文集是历史文学的初创，字里行间洋溢着轻松、包容的意味，作者和读者对其内在的矛盾并未轻易苛责。塔克王二世在其父去世时虽已长大成人，却在39年以后才登上王位，然而那时的他依旧十分年轻。在这位罗马国王被驱逐的30余年前，毕达哥拉斯来到意大利，但根据罗马史学家记载，他却是智者努马的朋友。罗马纪元262年即公元前492年，罗马派遣使者前往叙拉古与老狄奥尼修斯进行交涉，但是事实上老狄奥尼修斯在86年之后（罗马纪元348年即公元前406年）才登上王位。史学家们在整理罗马的年代时，这种天真不予批判的态度尤为显著。罗马的算法大概在此之前早已固定下来，按照它的算法，罗马的创建比卡庇托儿庙献祭仪式早240年，比高卢人火焚罗马城早360年，高卢人火焚罗马城在希腊史书中有记载，据说在雅典执政官派尔金执政当年，即公元前388年，是第98届奥林匹亚纪年的第一年，据此可推算罗马城应该建于第8届奥林匹亚纪年的第一年。埃拉斯提尼的编年在当时得到广泛认可，根据他的计算，罗马城建于特洛伊毁灭之后的436年，然而通行的说法仍认为是特洛伊人埃涅阿斯的孙子创建了罗马城。加图虽如一位资深理财师一般，审度了这种计算方法，因此也必然注意到了其存在的矛盾，但他似乎并未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而之后依据这种观点而编入的阿尔巴王名录也并非出自加图的手笔，这点毋庸置疑。

对历史不予批判的态度不仅盛行于早期历史的编撰，某种程度上也盛行于有历史记载时期的描写。这些叙述都必然带有强烈的偏袒色彩，无一例外，由于法比乌斯对第二次罗马与迦太基战争开端的叙述带有这种色彩，波里比阿便以其独特的冷酷笔锋对此加以指责。对于这种情况，比谴责更得体的做法应该是怀疑。若要期望汉尼拔同时期的罗马人对他们的仇敌秉持公正的判断，的确有几分可笑，但那些首开罗马历史叙述之风的作家，并非有意错误地传述事实，他们所怀有的不过是一片单纯的爱国之心，误述也无法避免。

科学

科学文化，甚至与之相关的科学文化创作也发轫于这一时期，历来的教学大致仅局限于阅读、写作和国法知识[43]。但是罗马人与希腊人较之前期接触更加紧密，罗马人对文化的概念也逐渐普遍化，因此他们孜孜以求，即使无意将希腊文化直接抑制于罗马，也至少企图依循希腊的模式对罗马文化稍加修饰。

文法

首先，罗马的语言知识开始发展形成拉丁文法，希腊语文知识迁移到与意大利语相似的方言中，文法的积极研究与罗马人的写作几乎同时产生。大约在罗马纪元520年即公元前234年，一位名为斯普里乌斯·卡尔维里乌斯的写作教师似乎曾经整理拉丁字母表，此前拉丁字母表中没有字母g，斯普里乌斯将g放置于已经废用的字母z的位置——在现代西方字母表中，字母g至今仍处于该位置。罗马的教师们必定时常从事拼字法的整理，拉丁文的缪斯也不拒绝他们那学究作派的希波克伦，无时不刻不投身于兼习诗歌和正字法的工作。尤其是恩尼乌斯——他在这方面也与克洛普斯托克相似——不仅时常仿照亚历山大的风格用叠韵作字源学的游戏[44]，而且开始使用希腊语更精确的重叠写法，取代至此通用的代表双子音的单一符号，奈维乌斯和普劳图斯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的确一无所知，诗人们通常不注重拼字法和字源学，罗马的通俗诗人对此必然也毫不在意。

修辞学和哲学

这一时期罗马人对修辞学和哲学仍一无所知。对于罗马人来说，演讲毫无疑问是公众生活的核心，所以外国教师没有资格参与。加图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演说家，他曾义正言辞、大肆宣泄怒骂伊索克拉特的愚妄，斥其一直都在学习演说，却始终没有演说的能力。希腊哲学虽然以垂训诗尤其是悲剧诗为媒介，在罗马已经有一定的影响，但罗马人却像无知的乡野村夫，天性忧惧，对希腊哲学抱有怀疑的态度。加图直称苏格拉底是善言者和革命家，他抵制自己国家的宗教信仰和法律，死得并不冤枉。爱好哲学的罗马人对哲学抱有何种态度，或许可以在恩尼乌斯的话中找到很好的例证：

我要谈哲学，可是简略而非全部的哲学，

浅尝她是好的，沉溺于她便坏了。

然而见之于加图作品中的喻德诗和演说指南，与其说是罗马人从希腊哲学和修辞学中提取的精华，不如说是希腊哲学和修辞学的糟粕。说到喻德诗，加图的材料除了想当然地对先民淳朴风俗的赞美之外，便是直接取自毕达哥拉斯论述道德的作品；说到演说指南，加图的材料大概直接取自修昔底德书中的演说辞，尤其是德摩斯提尼的演说，二者均受到加图的热心研读，演说术有个金科玉律，“致思于资料而让字句自行随来”，后世经常引用，却不常遵循。通过这条规定，我们可以大概知晓这本指南的精神意旨。

医书

加图又编写了与上述类似的指南书，都比较普通和初级，论述了医术、军事学、农学和法学——所有这些学科都同样或多或少受到希腊的影响。罗马人虽然不常习物理和数学，但与之相关的应用科学却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医学更是如此。罗马纪元535年即公元前219年，第一位希腊医生——伯罗奔尼撒人阿查迦图定居罗马，因其外科手术在罗马颇有声名，政府给他分配了一所住宅，并赋予其罗马公民权。自此以后，其同行成群结队来到意大利。加图不但激愤地辱骂外国行医者，而且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一部分借鉴希腊的医学著作，编成医学小册子，想要借此复兴一家之父同时也是一家之医的优良传统。医生和大众对加图的顽强攻击漠不关心，这也是情理之中，至少医生在罗马属于最有利可图的职业之一，仍然受到外国人的垄断，几百年间，罗马的医生无一不是希腊籍人。

数学

此前，罗马一直以不开化的淡漠态度对待计时方式，但现在情形至少稍有进步。罗马纪元491年即公元前263年，第一个日晷在罗马集市搭建起来，希腊计时才开始应用于罗马。然而，罗马人的日晷原来却是为四度以南的迦达那建造的，罗马人按照这个日晷来计时，度过了一百年。

这一时期末，几位罗马贵族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曼尼乌斯·阿昔里乌斯·格拉布里奥（罗马纪元563年即公元前191年任罗马执政官）试图通过立法解决历法混乱的问题，按照法律规定，高僧团得以任意增减闰月。但这种方法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反而加重了弊害，其失败原因大概更多是出于罗马神学家们的胡作非为，而并非他们才智不佳。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诺比里奥（罗马纪元565年即公元前189年任罗马执政官）具有希腊文化修养，至少在他的努力之下，罗马历法进一步得到推广。盖乌斯·苏尔庇奇乌斯·伽路斯（罗马纪元588年即公元前166年任罗马执政官）不仅预测到了罗马纪元586年即公元前168年的月食，而且计算出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似乎以天文学作家的身世为世人所知，因此同时代的人们视其为勤勉又智慧的奇才。

农学和军事学

当然，农学和军事学最初都是按照传统和人的经验而规定的，加图作了两篇农业论，其中一篇流传至今，该标准在这篇论述中极为明显。但是希腊文、拉丁文，甚至腓尼基文都被应用于高等学术范围，自然也应用于这些低等学术范围，因此，关于这些学术的外国著作肯定会引起些许关注。

法学

另一方面，法学受外界的影响甚微。这一时期法学家仍然主要负责答复征询他们意见的团体，以及教授听讲的年轻人。这种口头传授的方式促成某些规则的传统基础，文学活动对此也不全付阙如。塞克斯图斯·埃里乌斯·裴图斯发表的论著，较之加图精简的概述意义更为重大，塞克斯图斯别号“智者”，是当时实用法学的泰斗，由于他在法学方面努力为公众谋取利益，故升任执政官（罗马纪元556年即公元前198年）和监察官（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其论著，即所谓的“三部曲”围绕《十二铜表法》展开论述，在原文每句上——大概以古朴晦涩的句子为主——附加注解和相应的诉讼办法。这种注释虽然明显表现出希腊文法研究带来的影响，但论述诉讼法的部分，却是根据阿庇乌斯的早期探索以及罗马民族习惯和先例发展形成的一般诉讼法。

加图的百科全书

在加图为其子编纂的手册集中，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这一时期学术的大致情况。这些手册带有百科全书性质，旨在用格言阐明一个“正人”应该如何同时具备演说家、医生、农业家、武士和法学家的特质。那个时候科学研究还未有入门与专业之分，但人们普遍认为，每一个合格的罗马人都应该具备必要或有用的科学素养。加图的百科全书并未涵括拉丁文法，因此文法尚未像真正科学的语文教学那般，取得应有的正式发展。此外，该书还未将音乐以及整套数学和物理学收纳在内。纵观全书，其论述的仅是在科学上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部分，叙述也力求简短。书中自然也汲取了希腊文学的养分，但不过是从希腊文学的粗枝烂叶和荒秽之中拣选些许可堪利用的格言警句。加图常说：“希腊书籍不可不读，但不可深读。”传播日常必要知识的家用手册由此产生，这些书除了希腊的析入毫芒和艰涩难懂，也丢掉了希腊的敏锐和深度，但正因为这一特点，它塑造了所有时代罗马人对希腊科学的态度。

罗马文学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如此一来，在世界统治权为罗马掌控的同时，诗歌和文学也进入了罗马，或者引用西塞罗时代一位诗人的话：

当我们战胜布匿人时，步履如飞地来了，

缪斯到罗慕路斯那强悍好战的人民中。

在说萨贝林语和埃特鲁斯坎语的区域，同时期也不乏学术活动，历史同样记载了埃特鲁斯坎语的悲剧。从刻有奥斯坎铭文的陶器来看，陶器制造者显然对希腊悲剧有所了解。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在奈维乌斯和加图时代的阿努斯河和佛尔突努斯河畔，是否也有某种类似于罗马那种希腊化文学悄然形成？然而所有与此相关的资料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段历史我们无从知晓。

希腊化文学

我们现在能加以评判的只剩下罗马文学，虽然在美学批评家看来，其绝对价值可能存在问题，但对于有意了解罗马历史的人来说，这种文学反映了罗马纪元六世纪意大利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因此具有独特的价值。罗马纪元中的六世纪充斥着兵戈铁马的喧嚷，也由此决定了未来的命运。在此期间，意大利的独特发展告终，开始进入更为广阔的古代文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民族分裂之风盛行，成为过渡时期的一大特色，罗马文学也深受这一风气的影响。对于希腊化的罗马文学，心无成见且不为两千年之古朴厚重所惑的人，必然看得到它存在的缺陷。罗马文学与希腊文学共存，正如一座德国橘园傍于西西里的一片橘树林之侧，二者都给我们带来乐趣，但如果认为它们是并驾齐驱的，那就没有可能了。罗马的外语文学更是如此。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罗马人的作品，而是外国人所作，即半希腊人、凯尔特人，甚至还有非洲人的作品，他们对拉丁文的了解都仅靠研究获取。

如上文所述，这一时期以诗人身份被世人所知的人，都出身贵族，不仅如此，其中无一人是拉丁姆本土人士。就连“诗人”这一名称都以外国文字表示，甚至恩尼乌斯也极力自称为poeta[45]。可是这种诗歌不仅性质上属于外国，而且在私塾教师成为作家而大众成为读者时显现的缺点，在这里也无法避免。我们已然说过，喜剧如何为了顾及大众审美在艺术上一再降格屈从，乃至陷于粗俗的境地。我们也进一步说明，在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中，便有两位诗人曾经担任过私塾教师。希腊语言学在民族文学衰落之后才开始兴起，仅在文学的死体上试验，而拉丁文法却与文学同时奠定了基础，二者偕行并进，与近代向异教徒布教如出一辙。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看待罗马纪元六世纪这种希腊化文学——那本身毫无生产力的机械诗歌，那些对最为粗陋的外国文学形式按部就班的模仿，那些耳熟能详的翻译，那种史诗的拙劣变体——我们不禁要将这种文学简单地归类为现代之前的病态症候了。

即便这种评判不失公允，也只能算是很片面的认识。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到：罗马不仅没有任何民族诗歌艺术，而且永远无法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而这种人为形成的文学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在远古时期，人们对描述个人生活的现代诗歌一无所知，创造性的诗歌活动主要产生于神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民族正面临发展带来的忧患和喜悦：在无损希腊史诗以及悲剧诗人伟大性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表明，他们的诗歌主要是由那些关于人性的神和神性的人的原始故事改编而来。这种古代诗歌基础在拉丁姆根本不存在：神灵世界尚未成形，传说仍属虚幻，诗歌的金苹果不可能自动生长成熟。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此处不得不说。为了保留其民族性，罗马向来排斥一切高等和个人的精神文化，而这时意大利内在精神的发展和外在政治的演化，都已经到了无法继续保留罗马民族性、无法抗拒希腊文化侵蚀的程度。

希腊文化传播到意大利，必然带有某种革命性和破坏民族性的趋势，但要使各民族在精神上达到必要的平等，这种传播不可或缺。罗马—希腊化文学在历史甚至诗歌上有所发展，主要是因为这是以传播希腊文化进入意大利为基础的。从这种文学作坊造就出来的艺术产品无一富于新颖和纯粹性，但它却将希腊精神文明的视野扩展到了意大利。即使仅从外在方面看来，希腊诗歌假定其受众拥有确切的知识，举个例子说，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一种自成体系的完整性，但古代诗歌并不具有这一特性。一个人如果不熟悉希腊神话，便无法明白每一史诗和悲剧的背景，甚至往往无法理解其一般意义。如果这一时期的罗马大众如普劳图斯的喜剧表现的那样，稍微知晓荷马史诗以及关于赫拉克勒斯的传说，并且熟悉其他流传甚广的神话传说[46]，那么这种知识必然是通过舞台和学院传播给大众的，这样一来至少向领会希腊诗歌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将希腊诗歌语言和希腊韵律移植于拉丁姆，带来的效果更为深远，古代有先见之明的文学批评家对此十分注重，想来也不无道理。如果“战败的希腊以艺术战胜了其粗野的征服者”，那么这一胜利最成功之处在于将循规蹈矩的拉丁方言提炼成一种高雅的诗歌语言，以此取代单调陈腐的萨突宁体，短长格的三节诗汩汩流出，六节诗汹涌而来，雄浑的四节诗、欢快的短短长格以及巧妙混合的抒情节奏都以本国语触动拉丁人的耳膜。

诗歌语言是诗中幻境的钥匙，诗歌的节奏是诗歌感觉的钥匙，对于人来说，如果他耳不能闻动听的修辞，目不能见栩栩如生的意象，长短短格和短短长格不能唤起他内心的回响，荷马和索福克利斯的创作便是白费了功夫，再别说什么诗歌感觉和韵律感是自发油然而生的了。理念上的感觉无疑是自然而然根植于人心的，但是这些感觉需要明媚的阳光才能发芽滋长，尤其是在当时还未受诗歌感化的拉丁民族，就需要外界的培植。也不是说希腊语言知识广为流传，希腊文学便足以为感性的罗马大众所用。语言对人类而言有种神奇的魅力，它不会寄生于任何偶然习得的语言，而只与本国语共生，诗歌语言和所谓的韵律只是将它放大。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罗马的希腊化文学，尤其是诗歌，可以作个更为公正的评判。如果说希腊化文学的趋势是将欧里庇得斯的激进主义带入罗马，将神灵转化为已死之人或心理概念，将无民族性的拉丁姆和无民族性的希腊相提并论，让所有纯粹和显著发展的民族特色降格成为普遍文明可疑的概念，那么人人都可以随意对这种趋势予以褒贬，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其历史必然性。从这一观点看来，罗马诗歌的缺陷虽然无可否认，但其之所以存在这些缺陷却是可以找到原因的，所以也可以稍微为其辩护。

当然，罗马诗歌充斥着琐碎并且通常是支离破碎的内容与相对完善的形式之间的不协调，但是这种诗歌的确切意义就在于其形式上的特色，尤其是语言和韵律的特色。不尽人意的是罗马诗歌主要掌控在塾师和外国人手中，而且以翻译和仿写作品为主。但如果诗歌的根本目的仅仅是搭起拉丁姆与希腊之间的桥梁，那么李维和恩尼乌斯必然有成为罗马建桥师的使命，而且翻译文学是达到该目的最简单的方法。更不尽如人意的是罗马诗歌偏爱依据陈腐琐碎的原作，但是从这个立场上来看，这和其目的是契合的。没有人愿意将欧里庇得斯的诗与荷马的诗等量齐观，然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世界主义的希腊文化将欧里庇得斯和梅南德奉为神谕，就相当于民族主义的希腊世界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圣经，由此观之，新派代表特意将这一套文学介绍给大众，其实有正当的理由。罗马编剧家们又自觉诗才有限，因此主要遵循欧里庇得斯和梅南德的做法，置索福克利斯甚至阿里斯托芬于不顾。因为诗歌虽然根本上是民族的产物，难于移植，但是欧里庇得斯和梅南德的诗歌都是立足于才智，而才智在本质上是世界性的。此外有一件值得大力赞誉的事：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的罗马诗人不依附当时的希腊文学或所谓亚历山大主义文学，反而在相对古老的经典文学中寻找模范，虽然并未探索到其最为丰富或最为纯洁的领域。总的来说，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虽然不难指出数不胜数的错误适应以及不合艺术的过失，但是希腊文化宣传者们的行为很不纯洁，所以自然免不了随之而来的过失。

从历史甚至美学的角度上看，那与宣传工作不可分离的信仰热诚，已经稍微可以抵偿这种过失。关于这种新福音的价值，我们也许会有与恩尼乌斯不同的观点，但说到信仰，如果“所信为何”不如“如何信仰”重要，那我们不能不感激和赞赏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的罗马诗人了。他们对希腊世界文学的势力所具有的强烈新鲜感，以及将这棵文学奇树移植外国的神圣愿望，二者弥漫于整个六世纪的诗歌之中，尤其与那个时代纯粹高贵的精神相契合。后世发展成熟的希腊文化带有几分轻侮的态度藐视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成就，它或许应该敬仰这一时期的诗人，他们尽管不无缺点，但与希腊诗歌紧密相连，比那些更为风雅的后辈更加接近真正的诗歌艺术。这一时期的诗人勇于见贤思齐，韵律节奏响亮，甚至对诗人这一身份非常自负，蔚为壮观，其他时代的罗马文学远不能及。即使那些不为这种诗歌的缺陷所迷惑的人，也可以将恩尼乌斯歌颂自己的豪言壮语应用在这种诗歌上：

诗人恩尼乌斯万岁！他把如火的诗

灌到尘俗人的骨髓里。

反民族倾向

这一时期希腊—罗马文学总体上有一种主导的倾向，与之相对的同时期民族文学创作也同样具有一种主导的倾向。然而前者意图通过创造一种文字属于拉丁而形式和精神属于希腊民族的诗歌，吞噬拉丁的民族性，拉丁民族最优秀最纯粹的人士被迫将希腊文学和希腊主义一并拒之门外，且置于法律的限制之下。加图时代的罗马人反对希腊文学，与恺撒时代的罗马人反对基督教如出一辙；加图时代的被解放者和外国人成为诗歌界的主力，正如此后被解放者和外国人成为基督教的主力。罗马贵族，尤其是罗马政府，将诗歌视为和基督教一样完全敌对的势力，罗马贵族将普劳图斯和恩尼乌斯看作是乌合之众，罗马政府处死师徒和主教，二者所依据的几乎是同样的理由。在这个方面，毋庸置疑，仍是加图引领罗马大力对抗外国人。在加图看来，从本质上已然颓朽的希腊民族，其中贻害无穷的糟粕是希腊文人和医生[47]，而他对罗马“唱曲人”的蔑视更是不言而喻。

加图及其同仁因此时常受到严厉的指责，当然其恼怒的表达往往具有独特的率直和狭隘的特征。但是再三斟酌，我们不仅应该承认他在个体实例上大致无误，而且不得不承认，相对于其他方面，民族反对派在这个方面已经明显超越了无济于事的纯粹消极防守态势。与加图同时期，而年岁稍短的奥路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所实行的令人厌烦的希腊化举措，在希腊人看来都贻笑大方。例如，他甚至还编写希腊诗，并在其历史著作的前言中写着自己出生于罗马，以此作为希腊语欠佳的托辞。那么他是否被司法当局命定来干预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就是个十分恰当的问题吗？两千年前专业喜剧翻译这一职业，以及为谋生和寻求庇护而歌颂英雄的诗人行业，是否比现在更添了几分殊荣？

再者，诺比里奥在诗中赞誉罗马当权者，不论当权者是谁，尤其极力褒奖加图本人。他将恩尼乌斯带到安布拉其亚，以歌颂他即将建立的功业，加图难道因此就没有谴责他的理由了吗？加图在罗马和雅典结识的希腊人，难道他就没有理由去斥责他们，说他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可怜虫吗？这种对当代文化和希腊主义的反抗十分正当，但是加图绝对不应该背负反对一般文化和一般希腊文化的罪名。反之，罗马民族派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他们也洞察到，创造一种拉丁文学并利用希腊文学的影响力促进拉丁文学发展实属必要。仅从他们的目的看来，拉丁文学不应该只是对希腊文学的模仿，也不应该侵蚀罗马的民族性，而应该植根于希腊文学的沃壤，同时其发展应该遵循罗马的民族性。他们有着天赋的本能（这本能虽然不足以表明个人的睿智，却足以证明那个时代人们群情激昂），他们认为由于罗马此前完全没有出现诗歌的萌芽，要想发展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唯一能够借助的材料只有历史。罗马是一个国家，而希腊却不是，对这一事实的强烈意识，导致奈维乌斯大胆利用历史题材尝试创作罗马史诗和罗马戏剧，从而促使加图创作拉丁散文。

当然，以罗马国王和执政官代替传说中的神灵和英雄，无异于巨人想叠起山岳以攻天穹：没有神话世界，就没有上古的史诗，也没有上古的戏剧，诗歌也不存在代替品。加图谨小慎微、智力超群，他认为诗歌已经无可救药，便将诗歌本身留给了反对他的人。虽然加图尝试仿照古代的罗马作品——阿庇乌斯的谕德诗和咏农诗——用罗马民族的格律创造一种垂训诗，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尊崇，即使与其初衷相比算不上成功。散文为加图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利的环境，他多才多艺，笔耕不辍，用本国语言创造了散文文学。加图的这一成就，因为其早先面向的是家庭，而且当时他孤军奋战，所以更富罗马特色，也更值得敬重。因此出现了加图的“原史”，著名的政论演说，以及论述各类科学的著作。这些作品固然都浸染着罗马的民族精神，而且采用的也是民族题材，但绝对不反对希腊文化，实际上它们的产生都受到了希腊的影响，虽然反对派的著作也受到希腊的影响，但二者的意义截然不同。加图创作的核心概念甚至标题都借用了希腊语的“开创史”。他的演说著作也是如此，他讥讽伊索克拉特，但又试图学习修昔底德和德摩斯提尼。加图的百科全书实际上正是他研究希腊文学的结果。纵观这位活跃爱国者的一生，他的这种文学活动最富成效，给其国家带来最多裨益，虽然相比较而言，他自己可能并没有太过注重。至于演说和科学领域的创作，加图拥有众多难能可贵的后继者，他的原始历史作品可与希腊的散文史书媲美，虽然此后没有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之类的人将其继承下来，但是通过他建立起了一个原则：罗马文人从事应用科学和历史的创作，不仅正当，而且光荣。

建筑

我们简略叙述建筑、雕刻和绘画艺术作为本章的结尾。就建筑而言，早期私家建筑的奢华风气比公共建筑更加明显。直至这一时期末，尤其是加图担任监察官以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罗马人在建筑上开始既顾及公众的需要，也考虑公众的便利；用石块砌成接收渠水的水槽（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建筑柱廊（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尤其是将雅典用作法庭和办公场所的厅堂引入罗马，也就是所谓的长方形大会堂（basilicae）。这种建筑和我们近代的商场略为相似，第一座这样的建筑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由加图修建，命名为鲍薛厅，也叫银匠厅，位于元老院一侧——随后其他厅堂如雨后春笋争相建立，与鲍薛厅相连，纵贯罗马广场，这些华丽壮观的柱廊厅堂逐渐取代了私人商店。然而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受家庭建筑革命的影响，这种革命最迟也应该发生在这一时期内。大堂、庭院、花园和绕园柱廊、书籍储藏室、神堂、厨房以及起居室陆续完备，至于内部装饰，圆柱开始应用于庭院和大堂以支撑开通的屋顶，以及花园的柱廊，这些布置可能完全模仿希腊或者至少以希腊为模型。但是建筑材料简陋，瓦罗说：“我们的祖先住在砖屋内，仅设低矮的石基以防潮湿。”

造型艺术和绘画艺术

关于罗马的造型艺术，除了腊制浮雕的祖先遗像之外，可能没有任何踪迹可寻。画家和绘画倒是经常有人提及。罗马纪元491年即公元前263年，曼尼乌斯·瓦勒里乌斯在梅萨那海面大破迦太基人和希耶罗，他命人将战绩画在元老院的侧壁上，这是罗马最古老的壁画——此后这类绘画层出不穷，在绘画艺术界的地位相当于罗马民族史诗和民族戏剧不久以后在诗歌界的地位。我们发现在享有画家之称的人当中，有一位名为德欧多都，奈维乌斯讥讽他：

围著盖被，坐在神龛里

用牛尾画那开玩笑的灶神；

布隆迪西乌姆人马尔库斯·帕库维乌斯为牛市的赫尔克力斯庙作画，老年以编著希腊悲剧著名。小亚细亚人马尔库斯·普劳提乌斯·李科，为阿迭亚的朱诺庙绘制了华美的画，因而得到该城的公民权[48]。但是上述事实不仅表明艺术行业在罗马完全居于次要地位，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手艺，而且说明这种艺术与诗歌相比，可能更多地受到希腊人和半希腊人的掌控。

另一方面，在普通人中，随后业余艺术家和收藏家所表现的艺术品味开始有章可循。他们高度赞赏科林斯和雅典庙宇的金碧辉煌，鄙视罗马庙宇屋顶上陈旧的陶偶，即使路奇乌斯·鲍鲁斯一类与加图而非西庇阿持相同政见的人，也以鉴赏家的视角批判菲迪亚斯的宙斯像。罗马人每攻克一个希腊城市，便将其艺术宝藏抢掠一空，在马尔库斯·马塞鲁斯攻陷叙拉古之后（罗马纪元542年即公元前112年），这种做法开始大规模实行。接受过旧式学院教育的人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比如在攻陷塔伦顿时（罗马纪元505年即公元前249年），昔日严厉的将领昆图斯·法比乌斯下令不得侵犯庙内的神像，允许塔伦顿保留他们供奉的怒神。但是抢掠庙宇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由于两位罗马—希腊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即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和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诺比里奥（罗马纪元567年即公元前187年），以及路奇乌斯·鲍鲁斯（罗马纪元587年即公元前167年），在他们的影响下，罗马的公共建筑充满了杰出的希腊雕刻。罗马人开始渐渐知晓艺术内涵和诗意情感都是希腊文化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二者同是现代文明的主要成分。但是，没有某种诗歌活动的存在，希腊诗歌就不可能产生，在艺术上仅仅通过观赏和借鉴就似乎已经足够受用，因此罗马人虽然人为地造就出了本国文学，但他们并没有发展本国艺术的意愿。

[1]普劳图斯其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运用了一整套希腊特有的表达，如stratioticus、machaera、nauclerus、trapezita、danista、drapeta、oneopolium、bolus、malacus、morus、graphicus、logus、apologus、techna和schema。这些常见的希腊词语通常不附译文，只有上述所列之外的词语才会附有译文，如Truculentus一词，我们能在同一诗节或后面的注释当中找到解释：Phronesis即sapientia。零星的希腊文字也屡见不鲜，如《迦西纳》中那样；

希腊的双关语也随处可见，如《巴克基斯姐妹》里写道：

Opus est chryso Chrysalo

同样，恩尼乌斯认为观众都知道Alexandros和Andromache的词源意义。最能体现这点的是半希腊式构造，如ferritrilax、plagipatida、pugilice等词，或如《骄兵》（Miles Gloriosus）中所写：

Euge! Euscheme bercle astitic sic dulice et commoedice！

真的！他站在这里多么美，就像个说笑话的喜剧演员！

[2]古罗马政治家，平民派领袖。——译者注

[3]古罗马政治家、将领。——译者注

[4]弗拉米尼努斯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狄欧斯库利，请听啊！你们那带来的马师！

宙斯之子，请听啊！斯巴达掌控雷电的主人！

埃尼雅的提图斯向你们献上丰盛的礼物，

一如他曾赠予希腊民族的自由。”

[5]米南德，希腊新喜剧诗人。生于雅典，贵族出身。米南德是亚里士多德的吕刻昂学院的继承人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弟子，米南德写了105部剧本，得过8次奖。古希腊新喜剧只传下米南德的两部完整的剧本《恨世者》、《萨摩斯女子》和残剧《公断》、《割发》、《赫罗斯》、《农夫》等。——译者注

[6]例如老加图的奴隶基隆（Chilo）通过给孩子教书替主人赚钱。

[7]获释的希腊奴隶。他首次将荷马史诗《奥德赛》译成拉丁文的诗体形式。——译者注

[8]在罗马共和国时期，自由民须从恩主姓氏的规定并未实施。

[9]李维乌斯所写的悲剧中有这样一句：

Quem ego nefrendem alui lacteam immulgens opem

“我挤出一个无牙兽的乳汁，一直这么替他乳养着孩子。”

荷马的诗（《奥德赛》）：

oud ara Kirken ex Aideo elthontes elethomen，alla mal oka elth entunamene ama d amphipoloi pheron aute siton kai krea polla kai aithopa oinon eruthron。

原意：

“不过塞斯并非不知情

我们从阴间回来，她急忙

来这里候着，两个使女给她带来

大量面包肉类和深红色泽的葡萄酒。”

被译成：

“匆匆忙忙地，我们来到塞斯的家，

同时人们把货物先运到船上，

再装上其他千百种物品。”

最值得注意的并非语言生硬，而是译者粗心犯错。原文是塞斯（Circe）去尤利西斯家，译者却译成尤利西斯去塞斯家。另一个更可笑的错误是将aidoioisin edoka译为lusi。以历史的眼光看，这些特点不容忽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罗马早期诗歌创作老师的教育程度，以及安德罗尼斯虽生在塔伦托，但希腊语不可能是他母语。

[10]希腊神话人物，墨提翁的儿子，厄瑞克透斯的曾孙，伊卡洛斯的父亲，也是厄瑞克族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是位建筑师和雕刻家。——译者注

[11]可以肯定的是，罗马纪元575年即公元前179年，这个为举行阿波罗赛会的剧院建在弗拉朋竞技场，但似乎很快又被拆毁。

[12]罗马纪元599年即公元前155年，剧场依旧未设有座位；普劳图斯戏剧开场白的作者和他本人曾多次暗示观众就坐，大多数观众都自带凳子或席地而坐。

[13]妇女似乎可以随时出入罗马剧场，但依据法律，剧场禁止奴隶进出，对待外邦人民也是如此。只有国家贵宾可坐元老席位或坐在元老旁边。

[14]由普劳图斯的戏剧开场白（《迦西纳》第17页，《安菲特利昂》第65页）推测，那时是否有分发奖品一事不得而知。《三块钱一天》第706页那段更像是希腊原作而非译者的文笔，古时戏剧名录及开场白与一切传统习俗都未提及颁发奖项和奖品，这可谓是铁证。观众在戏剧表演开场时从家中走来看戏，到结束时回家，我们由此推知每日只演一出戏。正如几种著作所示，他们在第二顿早餐后往剧场，中午又回到家吃午饭，因此，依照我们的推算，戏剧表演时间自近午时起至两点结束；普劳图斯的一出戏，各幕间插入音乐，大概差不多持续这么长时间，塔西佗的书里说观众“整天”待在剧院，不过那指的是较晚时期。

[15]公元前254？—前184年，是罗马第一个有完整作品传世的喜剧作家，出身于意大利中北部平民阶层，早年到罗马，在剧场工作。后来他经商失败，在磨坊作工，并写作剧本。他也是罗马最重要的一位戏剧作家。——译者注

[16]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人们很少采用中期的雅典喜剧的原因不值一提，因为这种喜剧不过是发展不完善的米南德喜剧罢了。更古老的喜剧更是毫无被采用的痕迹，可以确定的是，罗马文学史家以普劳图斯的《安菲特利昂》作为典型，将罗马悲喜剧的风格定义为“林宗戏”（fabula Rhinthonica）；不过新式雅典喜剧家也会进行仿写，而罗马人翻译时为何模仿林宗而不是年代接近的作家，实在难以理解。

[17]昔日为统治者说笑逗乐的人。——译者注

[18]一般说来，奈维乌斯也不这样拘泥，他嘲笑普林斯特人和拉维农人。种种迹象表朋，普林斯特人与罗马人之间存在某种差异，而正是这一差异导致了皮鲁士时期的杀戮和苏拉（Sulla）时代的灾难。至于无妨的戏谑，当然不受责备。而《迦西纳》中对马赛利亚的恭维值得我们注意。

[19]因此《匣子》（Cistellaria）的开场白有了以下的结束语，因为在所有流传至今的当代文学中，只有这段提到汉尼拔战争，可谓占据一席之地：

“既然如此，再会吧！鼓起勇气

打胜仗，还像你以前那样；

保护你那新旧同盟的盟友；

依照你正确的判断招揽助战士兵；

除去大家厌恶的人，博得挂冠和赞美

就这样获胜，惩罚布匿人。”

第四行所指的是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给懒散的拉丁殖民地军队加派的任务。

[20]因此我们假定普劳图斯作出暗示时，如何谨慎都不为过。近期研究中已抛弃了许多这种错误且不准确的事例。不过《迦西纳》暗指酒神节一说不至于遭到谴责吧？或者可以反过来说，通过《迦西纳》和其他剧本描写古罗马酒神节，是由于这些谈论古罗马酒神节不易产生误解。

[21]《塔伦托的少女》（Tarentilla）中值得注意的一段话只能这样理解：

“在这个舞台上给我赢得正当赞赏的

无论哪儿的君王也不敢反对——

哪儿的奴隶都大大胜过这里的自由民啊！”

[22]近代希腊就奴隶一事的态度，可用欧里庇得斯一段话举例说朋：

“身为奴隶，唯一的羞辱

只是名称，此外一切不亚于

自由民，只要是个品行良好的奴隶。”

[23]例如在普劳图斯的《斯提库斯》中，父亲与女儿研究一个贤妻应有的品德，在一段文字优美的描述中插入一个不相干的问题——娶个处女与娶个寡妇，二者孰优？为的只是得到同样不相干的回答，而这个回答是个不利于妇女的套话，绝不是谈话女子心中所想。可是与上下文相比，这还只是小事。在米南德的《项圈》（Plocium）里，一位丈夫向朋友诉苦：

“——我娶了拥有一大笔的拉密亚，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

A：她呀，这栋房层是她的。

还有田地和这里附近的一切。她在想什么，

天知道呢！这才是最叫我们苦恼的；

她是一切人和每个人的累赘，不仅是我的，

而且是儿子尤其是女儿的。

B：是的，我知道，就是这样。”

正因为朴实的文字。这段文字才如此优雅，在凯基利乌斯用拉丁文改编的剧本里，却有了如此粗俗的对话：

“B：那么你的太太脾气不好，是不是？

是的，不要说！

为什么？

我懒得听这话，我一回到家，才刚坐下

她也只会给我一个冷冰冰的吻。

B：是，很好，接吻本身没错，

错的是，她能叫你把外头喝的都吐出来。”

[24]为减轻戏剧演员的辛苦，希腊建筑都配有扩音设备。而即便在建造戏剧院时，罗马当地仍没有扩音设备。

[25]史书上有关奈维乌斯个人经历的记载非常混乱。因为他参加过第一次布匿战争，所以不可能生于罗马纪元495年即公元前259年之后，所以于罗马纪元519年即公元前235年上演的戏剧极有可能是他的第一部戏剧作品。通常认为他死于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瓦罗对此表示怀疑，并且提出了可信的证据。如果该说法是事实，那么他曾经一定在汉尼拔战争期间与敌军会面。因此，那首讥讽西庇阿的诗不可能写在札马之战以前。我们可以设想，他生于罗马纪元490年即公元前264年，卒于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之间，如此一来他与罗马纪元543年即公元前211年阵亡的两位西庇阿同属一个时代，比安德罗尼库斯小10岁，或比普劳图斯大10岁。格利乌斯（Gellius）的作品称他出生于坎佩尼亚，若要证朋他的拉丁祖籍，可参考他自作的墓志铭。有人设想他原本不是罗马公民，而可能来自坎佩尼亚的加勒斯或其他拉丁城市，这样才能解释为何罗马警察对他那样暴虐。无论如何，因为他服过兵役，所以不可能是个演员。

[26]将李维乌斯的诗与之后奈维乌斯的悲剧《吕库尔戈斯》（Lyeurgus）其中一段比较：

“那些看守你这御体的人，

将即刻把你安葬在枝繁叶茂的地方，

那里的树木自然生长，无需种植。”

或将它与赫克托（Hector）在《赫克托告辞》（Hector Profisciscens）里向普里阿摩斯国王（Priam）所说的名言比较：

“我爱听，父亲，你常被他人赞美。”

再与《塔伦托的少女》中可爱的诗句比较：

“她对这人点头，凝望着他；心里想着这个，手里却抱着那个。”

[27]这个假设似乎很有必要，因为若非这样，在普劳图斯剧本的真假性判断上，古人不会如此游移不定。罗马古代的作家当中，任何人的著作权都没有像他的作品那样难以界定。这正是普劳图斯与莎士比亚最为相似之处，值得我们注意。

[28]在法学和一般专业术语中，Togatus一词指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既不算外国人，也非罗马市民。如此，对于有当兵义务而不在军队服役的意大利人，将他们一致列入名册（formuls togatorum）当中。阿尔卑斯山南面的高卢被称为Gallia togata，这一说法首先在赫尔提乌斯（Hirtius）的作品中出现，不久后人们从习惯用语中将它剔除。这个名词体现了这一区域的法律地位，因为自罗马纪元665—705年即公元前89—前49年，此地大多数人都拥有拉丁公民权。维吉尔将gens togata与罗马人相提并论，似乎也是就拉丁民族而言。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应意识到拉丁戏剧的情节来源于拉丁姆地区，好比希腊戏剧情节都来源于希腊；二者将戏剧表演一同传播到外国，喜剧作家不得将罗马城或罗马市民的相关事件在舞台上表演出来。事实上，拉丁戏剧中的情节只能取自拥有拉丁公民权的城市，就这一说法以提提尼乌斯（Titinius）和阿夫拉尼乌斯（Afranius）的剧本为证。据我们所知，其情节所设的城市，如塞提亚、佛伦提努姆、维里特雷、布隆迪西乌，直到同盟战争时都是拥有拉丁公民权的城市。一旦公民权扩张到整个全意大利，喜剧作家便失去了其剧本所依托的拉丁背景，又因为高卢虽在法律上代替了拉丁部落，首都的戏剧家却嫌它距离太远，所以拉丁戏剧此后似乎也走向消亡。而其在法律上的空缺由战败的意大利部落如卡普亚和阿特拉填补，因此阿特拉戏剧（fabula Atellana）应运而生。

[29]说到提提尼乌斯，历史上并无记载。我们只能依据瓦罗书的残片来判断，他似乎先于特伦斯（大约罗马纪元558—595年即公元前196—前159年间）出生。而由这段文字大概也只能推测出这一结果，文中将两拨人进行比较，尽管第二拨（Trabea，Atilius，Caecilius）年长于第一拨（Titinius，Teientius，Atta），第一拨中年纪最大的未必比第二拨中年纪最小的年轻。

[30]据我们所知，提提尼乌斯的喜剧中共有15种角色，其中6种以男角命名（baratus，coecus，fullones，Hortensius，Quintus，varus），9种以女角命名（Gemina，iurisperita，prilia，privigna，psaltria或Ferentinatis，Setina，tibicina，Veliterna，Ulubrana?）更有两种角色名（iurisperita和tibicina）显然是对于男子职业的讽刺，在保留下来的残本中，女性角色占据了大多数。

[31]为方便比较，在此附上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原著开头几行和恩尼乌斯的译文：

“我愿亚里船没有驶过科尔奇

那个黑暗的辛浦勒伽底，

裴亮山峡森林的松树也没有

砍下来，那些为裴里亚取金羊毛的

勇士也没有划这只船！那么，我的主母，

那为耶孙而害相思病的美狄亚

便不会被带到依欧尔沁的碉堡。”

恩尼乌斯的译文：

“我愿装亮森林的松树

没有被斧头砍倒在地，

也没有用他造这只船，

我们现在叫她做亚果，

因船上有亚果的精良水手，

奉裴里亚王之命往科尔奇

用计寻取金色的羊毛！

这样，我的主母美狄亚

便不会伤心害相思病

从她的家移步到这里。”

译文与原文的差异耐人寻味。译文同义反复、迂回婉转，并删去或解释了那些人们不熟悉的神话名词，如辛浦勒伽底（Symplegades）、依欧尔沁国（Iolcian Iand）和亚果（Argo）。但恩尼乌斯很少真正犯下曲解原文意思的错误。

[32]编年史第七卷中，执政官令亲信吟诵一段，前人认为这正是恩尼乌斯的自述，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喜欢同这个人

常常共餐交谈和讨论他的计谋，

当他倦于大事回到家来的时候，

因为在市场和威严的国政会议，

他已做过了大半天的议事决策；

他也曾诉说大事小事以至笑谈，

同时尽量把人所说的善言恶语，

都对他倾吐，放心大胆地信任；

他们共同分享家内家外的快乐，

轻浮或恶意的毁谤不会致使他

怠慢对方，此人见多识广、忠心不二，

对人和善、才思敏捷、且知足常乐，

在适当的时刻说适当的话，朋智恬淡，

在交际中风度潇洒，通晓奇闻逸事，

因为年龄的关系，他精通古今习俗，

对天道人理等繁杂事物了然于胸，

闻人之语，可大发议论，也可缄默不言。”

[33]欧里庇得斯把占算家解释为这样一个人：

“凑巧时他的话假多真少，

即使不凑巧，也可以过得去。”

拉丁翻译家将其翻译如下，以反击占算家：

“他观测天上星宿的兆示，

注视柱维的山羊或龙虾或野兽惊光乍现；

他不见眼前的土地，却仰观天象。”

[34]在《德勒福斯》，他说：

“平民公然抱怨，是有罪的。”

[35]下面的诗内容和形式上无一不佳，见之于改编自《欧里庇得斯的凤凰》：

“但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自然应当过道德的生活，

一个自省不疚的人应当大胆向仇敌宣战；

人的心纯洁而安稳之处就有自由，

否则罪恶的行为潜伏在黑暗的深夜。”

下面描写如画的诗句见之于西庇阿（Scipio），该剧似乎被收入杂诗集中：

“茫茫苍穹，天地万籁俱寂，

海神严辞命令咆哮的海涛止息，

日神收住他那骏马的飞蹄

河水停在高潮，枝间不见风吹。”

从后面这一段我们可以略知这位诗人独立创作的方式，不过这只是扩展了《赫克托的解放》（Hectoris Lustra原作可能是索福克利斯所著）悲剧中的字句，即旁观者看Hephaestus和Scamander决斗时说的话：

“看啊！斯伽曼德停住了，枝间不见风吹。”

其情节完全来自于《伊利亚特》。

[36]例如在《凤凰》中有下面这一句：

“人若欲壑难填且不择手段以图满足欲望，便是个愚人。”

这种连用双声，还不是最可笑的例子，他也有藏头诗。

[37]除了加图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两位“曾担任执政官的诗人”——一位是昆图斯·拉贝奥（Quintus Labeo，罗马纪元571年即公元前183年执政），另一位是马尔库斯·波皮利乌斯（Marcus Popillius，罗马纪元581年即公元前173年执政）。他们是否曾经发表诗歌，仍然无法确定。甚至对于加图是否发表了诗歌，依然令人怀疑。

[38]从下面一段我们可以稍微领略这种诗的情调。关于狄多（Dido），他说：

“她温柔巧妙地问道：埃涅阿斯如何离开特洛伊城？”

又说到阿穆利乌斯（Amulius）：

“阿穆利乌斯王举手向天，赞颂众神。”

又有演说辞的一部分，其隐含的意义值得一提：

“可是弃这些勇士于危难中而不施以援手，

那将是民族世世代代的耻辱。”

关于罗马纪元498年即公元前256年登陆马耳他岛：

“罗马人驶入马耳他，把这岛

彻底焚掠残毁，把敌人歼灭。”

最后关于结束西西里战争的和约：

“又同意以馈赠物品向卢达提乌斯

赎罪，他也提出条件：他们需把

许多俘虏，连西西里的俘虏在内

一起放还，并派人来充当人质。”

[39]这种最古老的散文罗马史书以希腊文写成，狄奥尼修斯和西塞罗对此已有定论，毋庸置疑。昆提林和以后的文法家引用的也叫拉丁编年史，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而且因为他们又以一样的书名引用一种详细论述宗座法的拉丁作品，难度就更大了。不过曾经考究过罗马文学有关这方面发展的人，都肯定不会把后者归为汉尼拔战争时期作家的作品，那时是否有人写拉丁编年史，依然存疑。但是古代编年史学家是否被人们与较晚编年史学家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赛尔维里亚努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Servilianus，罗马纪元612年即公元前142年执政官），或者法比乌斯、阿西里乌斯（Acilius）和阿尔比努斯的希腊文年史都有较为古老的拉丁文本，或者两位编年史学家的名字都是法比乌斯·庇克托，这将是一个永远莫衷一是的问题。那些用希腊文撰写的史书归于法比乌斯同时期的路奇乌斯·辛西乌斯·阿里门图斯（Lucius Cincius Alimentus）名下，似乎是奥古斯都时代编纂的伪书。

[40]加图的所有文学活动都发生于老年时期，甚至《起源》最初几卷并非创作于罗马纪元586年即公元前168年之前，而可能是在这一年之后不久写的。

[41]阿尔比努热烈赞赏一切希腊事物，他曾经努力创作一部系统的历史作品，波比里阿之所以请人注意这一点，显然是想与法比乌斯做个对比。

[42]例如采用希罗多德书中佐披洛司（Zopyrus）和僭主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的轶事，编成围攻加比的故事，襁褓之中的罗慕路斯被弃于荒野，似乎是仿照希罗多德所述居鲁士（Cyrus）少年的故事所作。

[43]普劳图斯提到为人父母，应该教育孩子读书，学习法权和法律。普卢塔克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44]他在歌颂埃庇查穆的诗中，说朱庇特以“助人”得名，塞莱斯以“产生结果”得名。

[45]Poeta一词源于希腊俗语poetes，而非poietes，如陶工用epoesen一词表示，由此可见其特征。我们可以顺便说，Poeta一词在学术上仅指史诗或朗诵诗的作者，而不指舞台剧本编纂者，当时这类人被称为scriba。

[46]甚至特洛伊和赫拉克里斯传说中的次要角色也出现了，例如Talthybius，Autolycus和Parthaon。再者，底比斯和亚果船员的传说，Bellerophon，Pentheus，Procne和Philomela的故事，萨福（Sappho）和法昂（Phaon）等，它们的梗概必定早已为人所知。

[47]加图对他的儿子马尔库斯说：“关于这些希腊人，我将在适当的地方将我在雅典得到的经验告知你，我将会证朋，看他们的书是有益的。可是不要熟读他们的书，他们的种族本质腐朽、不受约束——请你相信我，这话同神签一样真实。如果这一民族将他们的文化带到这里，它将破坏一切，尤其是将他们的医生派到这里来。他们企图用医术戕害一切蛮族，尽管这样，他们还收费，目的是让人信任他们，他们更易于将我们毁灭。他们将我们也叫做蛮族，竟然用一个更加粗鄙的名称欧庇干人（Opicans）骂我们。所以我禁止你与行医的人有任何来往。”欧庇干人在拉丁文里含有恶意，在希腊文里却无恶意，并且希腊人用这个名词称呼意大利人，完全没有恶意，加图义愤填膺，对此并不知情。

[48]普劳提乌斯是这一时期或下一时期初叶的人，因为写在他肖像上的题跋是六节诗，他不可能比恩尼乌斯更老。阿迭亚因同盟战争而失去独立，所以阿迭亚被赠给公民资格一事必定是在同盟战争之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史．第四卷／（德）特奥多尔·蒙森著；李娟，任秋红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4

ISBN 978-7-229-11677-4

Ⅰ．①罗…　Ⅱ．①特…②李…③任…　Ⅲ．①古罗马－历史　Ⅳ．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2313号

罗马史　第四卷

LUOMASHI DISIJUAN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李娟　任秋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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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卢晓鸣

封面设计：严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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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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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四卷　革命

第一章　属国——直至格拉古时期

第二章　改革运动及提比略·格拉古

第三章　改革及盖乌斯·格拉古

第四章　复辟政府的统治　政府职位的空缺

第五章　北方的民族

第六章　马略革命尝试与德鲁苏斯对马略改革之改革尝试

第七章　意大利属国叛乱与苏尔皮基乌斯革命

第八章　东方与米特拉达特斯王

第九章　秦纳与苏拉在意大利的动乱

第十章　苏拉体制

第十一章　罗马共和国及其经济

第十二章　民族、宗教和拉丁语及希腊文化的教育

第十三章　文学和艺术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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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革命

“你如此疯狂地驱逐，

我怕是要崩溃。

上帝也不是每周

都畅饮一番。”

——歌徳

第一章　属国——直至格拉古时期

随着马其顿君主专制制度的废除，在西至赫丘力斯之柱，东到尼罗河口和奥隆特斯河口的广大地区，罗马都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权，但是，好像命中注定一样，那里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这样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不是在绝望的反抗中战死，就是在绝望的忍耐中熬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当时，西班牙各省已经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非洲、亚洲以及欧洲的希腊等地仍被视为罗马的属国。在这些地区，弱势人民和强权阶级之间的斗争虽然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却都千篇一律。如果历史不要求热心读者与其共尝快乐痛苦，共历春夏秋冬，那么历史学家也就可以避免描述这些战争的乏味工作，但是，不管这些零星的斗争如何微不足道，从整体上看，它们却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意大利的形势只有通过各属国对其母国的态度才可以了解。

即便是在意大利的天然领土内，当地人也没有完全臣服，利古里亚人、撒丁人和科西嘉人仍然偶尔会取得小规模的“村庄胜利”，这对罗马人可不是一种光荣。这个时期之初，罗马人正式的统治权仅在西班牙的两个省内才真正确立，这两个省占据了比利牛斯山外半岛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亚平宁半岛当时的情况我们之前曾经讲过[1]，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共同居住在这里，形成了种类繁多、文明程度悬殊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都相互交错，形势复杂。古老的伊比利亚文明与极端的野蛮并存，先进的腓尼基和希腊商业城市与刚萌芽的拉丁文化同时存在。当地银矿雇佣的和驻防要塞的众多意大利人都极大促进了拉丁文明的发展。在这方面，罗马的意大利伽城（在塞维利亚附近）和拉丁殖民地卡提亚城（在直布罗陀海湾）值得一提，后者是第一个操意大利语并实行意大利制度的海外城市社区。意大利伽是老西庇阿离开西班牙以前（罗马纪元548年即前206年）建造的，因为他的部下有人愿意留在亚平宁半岛上，不过，这个城市起初可能不是一个公民社区，仅仅是个市场而已[2]。卡提亚建立于罗马纪元583年即前171年，建立这个城市最初的原因是因为驻地有众多的儿童——他们都是罗马士兵和西班牙奴隶的孩子——这些孩子成人后，法律上虽然是奴隶，事实上却都是自由的意大利人，现在因为国家的缘故得到解放，和卡提亚原来的居民一起形成了一个拉丁殖民地。大体来看，自从提比略·塞尼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建立埃布罗省（罗马纪元575即前179年到罗马纪元576年即前178年）近三十年来，除了征讨过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和卢西塔尼亚人一两次外，该地区一直都太平无事。

卢西塔尼亚战争

然而罗马纪元600年即前154年，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情。卢西塔尼亚人在一个名为布尼库斯的将领的领导下，攻入罗马地区，打败了两个联合抵抗的长官，屠杀了他们的大部分将士。维托内人（在塔古斯河与上杜罗河之间）大受鼓舞，随之也加入进来，卢西塔尼亚人力量壮大，一直远攻到地中海地区，甚至在罗马都城新迦太基城附近的巴斯图罗·腓尼基大肆劫掠。罗马国内人士对此事非常重视，派遣一位执政官来到西班牙，这种应急措施之前还从未采用过，直到罗马纪元559年即前195年才开始实施。此外，为了加速对当地的援助，他们甚至把执政官的就职日期提前了两个半月，因此，执政官就职的日期就从3月15日提前到了1月1日。新年开始的日子也就此确定，我们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在执政官昆图斯·弗尔维乌斯·诺比利奥尔率军到达之前，远西班牙省长官卢修斯·穆米乌斯就和卢西塔尼亚人在塔古斯河右岸进行了一场激战，布尼库斯战死，卢西塔尼亚人由继任人凯撒鲁斯（罗马纪元601年即前153年）领导。罗马人起初很幸运，因为卢西塔尼亚人的军队已溃不成军，营地也已覆没，但是罗马由于长途远征，困乏不堪，又加上次序混乱，终被已战败的对手击破，九千人阵亡，不仅敌人的阵营重被抢走，自己的营地也告失陷。

凯尔特伊比利亚战争

此次战火蔓延的范围非常广泛，塔古斯和左岸的卢西塔尼亚人，在考卡努斯的带领下，对罗马属下的凯尔特人发起猛攻，占领了他们的城市柯尼斯托尔吉，然后，卢西塔尼亚人又把从穆米乌斯那里夺来的旗帜送给凯尔特伊比利亚人，既是宣告胜利，同时对他们也是一种警告，不仅如此，该民族内部也不乏有人蠢蠢欲动。在强大的阿利瓦凯人（约在多罗河与塔古斯河源头附近）附近地区，有两个凯尔特伊比利亚人部落贝利部和塔泰蒂部，这两个部落决定要共居在当地的一个城镇赛格达内。他们正在修建城墙时，罗马人命令他们停止，因为赛普罗尼法禁止属国随意建立城市，同时他们还要求这两个部落进贡法律规定但久未征收的财产和人力，但这些西班牙人拒绝接受命令，声称他们没有建城，只是扩建而已，至于捐税，罗马人不仅早已停止，而且早已豁免。之后，诺比利奥尔率领三万大军抵达近西班牙省，其中还包括努曼迪亚骑兵和十匹战象，赛格达新城的城墙尚未完工，里面的居民也大都降服，但是一些意志坚定的人们都带着妻儿逃到了强大的阿利瓦凯部，并号召当地的阿利瓦凯人和他们一起反抗罗马人。卢西塔尼亚人对穆米乌斯军队大获全胜，让阿利瓦凯人深受鼓舞，于是同意了这个提议，并推举一个来自赛格达的逃亡者卡鲁斯做他们的将领。这位将军在上任第三日就英勇阵亡，但他们大败罗马部队，罗马市民死亡达六千人。从此以后，8月23日的火神节在罗马人的记忆里，永远是一个悲痛的日子。

阿利瓦凯人在他们的将领死后，撤退到一个坚固的城邑努曼迪亚里（在瓜尔莱，是多罗河上索里亚北部的一个西班牙社区），诺比利奥尔带军一路追踪。在城墙下面又遭遇了一场激战。起初，罗马人的战象把西班牙人赶回了城里，但就在此时，一匹象受了伤，引起了一阵骚乱，结果大败而归，这是由于城墙问题引起的第二次战败。这次战败以及其他一些不幸的原因——比如罗马一支骑兵前往救援，结果被歼灭——使得罗马人在近西班牙省的形势极为不利，罗马兵库和粮仓所在的奥西里城堡也遭失陷，阿利瓦凯人此时竟想向罗马人求和，却无功而返。不过与此同时，穆米乌斯在南方诸省的胜利也大可弥补罗马人在这里的惨败。之前的失败确实大幅度削弱了穆米乌斯的部队，但由于卢西塔尼亚人在塔古斯河右岸不明智地分散兵力，穆米乌斯大获全胜，并越过塔古斯河抵达左岸。卢西塔尼亚人曾经征服了罗马在那里的全部属地，甚至攻到了非洲，然而穆米乌斯收复了全部失地，并肃清了南方各省的全部敌人。

马塞勒斯

翌年（罗马纪元602年即前152年），元老院派遣大批援军以及一个新的统帅来代替无能的诺比利奥尔。执政官马尔卡斯·克劳迪乌斯·马塞勒斯在罗马纪元586年即前168年担任执政官时，在西班牙就功劳卓著，并在此后的两任执政官期限内，多次证明了自己出色的统帅才能。他的领导能力，尤其是他的宽厚仁慈，很快就扭转了局势。奥西里斯不久投诚，甚至由于马塞勒斯向阿利瓦凯人担保，只需缴纳很少的罚金就能换得和平，所以他们也决定停战，并派使者前往罗马。在南方，马尔卡斯·阿提鲁斯将军还在省内时，维托内人和卢西塔尼亚人表示顺服，但他一离开，他们就又开始反叛，并进攻罗马的同盟。马塞勒斯执政官到来后，该地区重获和平，即使他在科度巴过冬时，整个半岛也是一派和平。此时，与阿利瓦凯人的停战问题正在罗马热议。这是西班牙人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阿利瓦凯地区的罗马党派使者来游说，是罗马人拒绝求和的主要原因。使者说：如果罗马人不愿意牺牲亲和罗马的西班牙人，那他们每年都得派遣一位执政官率军抵达半岛，若不然现在就要采取措施以儆效尤。因此，阿利瓦凯人的使者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激烈的战争将会重新开始。第二年春天（罗马纪元603年即前151年），马塞勒斯不得不重新对阿利瓦凯人开战，但是，（据说）他不愿意将结束战争的功德留给马上到来的继任者，或者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与格拉古一样都相信，善待西班牙人是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总之，这个罗马将领与阿利瓦凯最有影响力的一些人士在努曼迪亚城墙下举行了秘密会议，阿利瓦凯人无条件投降，向罗马人交钱并送出人质之后，可以保留之前条约所规定的权利。

卢库勒斯

新任统帅执政官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到达交战前线时，他发现自己为之而来的战事已经正式结束，身揣西班牙的金钱载誉而归的愿望落了空，不过还有方法克服这个困难。卢库勒斯自行攻击了阿利瓦凯西部的邻居瓦伽人。这是一个独立的凯尔特伊比利亚部落，与罗马人相处和睦。这些西班牙人质问，他们何错之有，可是回答他们的只是对考伽城（也就是科卡，西班牙八个联盟之一，在塞戈维亚西部）的突然进攻。惊慌的人们以为他们花费巨款，总算买到了和平协议，可就在这时，罗马军队竟然长驱直入，俘虏或屠杀当地居民，根本毫无借口，在这次屠杀中共有两万手无寸铁的人们死亡。这次历史性事件之后，罗马军队又继续往前开拔，无论远近，人们闻风而逃，村镇空无一人，即便坚固的因特加提亚城和瓦伽人的都城帕伦提亚城（即帕伦西亚城）也都紧闭城门，预防罗马人入侵。

贪婪的人总是自食其果，当地没有一个部落愿意与这个背信弃义的元帅缔结条约。由于居民们四处逃散，不仅他们获得的战利品寥寥无几，而且他们根本无法再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地方待下去。在因特加提亚城，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一位受人尊重的军事保民官，皮德纳战役胜利者之子、扎玛战役胜利者的义孙——劝说当地居民与罗马人缔结协约，保证罗马军队收到一些牛肉和衣服之后，一定撤军。统帅的话此时已毫无用处，西庇阿的承诺却起到了作用，但是罗马军队在围攻帕伦提亚时，由于缺乏供给，不得不解了围。罗马军队撤退时，瓦伽人一直追到了多罗河。

卢库勒斯不得已南下，而同年在南方，执政官赛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尔巴也被卢西塔尼亚人大败。这两支部队过冬的地方相近——卢库勒斯驻扎在图尔德塔尼境内，而伽尔巴驻扎在康尼斯托尔吉斯境内——第二年（罗马纪元604即前150年），两支部队联手进攻卢西塔尼亚人。卢西塔尼亚人在加的斯海峡附近获得了一些胜利，而伽尔巴则获得了更大的胜利：他与三个塔古斯河右岸的卢西塔尼亚部落缔结了条约，保证把他们迁到更好的居住地，因此，共有七千多蛮夷人为了得到土地，前来投奔。伽尔巴把他们分为三队，解除了他们的武器，一部分掳为奴隶，一部分则遭受屠戮。

在任何一场战争中，都没有像这两位将军一样背信弃义，一样残忍和贪婪的，但是凭着他们从战争中抢来的不义之财，他们一个逃脱了惩罚，另一个甚至被免予弹劾。退伍老兵加图在85岁，距离死亡只有几个月时，曾试图在公民大会审判伽尔巴的罪行，但是这位将军哭哭啼啼的子女和他带回来的大堆黄金，居然让罗马人民相信他是无罪的。

维里亚都

罗马人之后又把在西班牙的事务交由当地长官负责，这并不是因为卢库勒斯和伽尔巴在西班牙不光彩的胜利，而是因为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第四次马其顿战争和第三次迦太基战争的爆发。同时，伽尔巴的卑劣行径并没有挫掉卢西塔尼亚人的锐气，而是彻底激怒了他们，他们很快重新占领了图尔德塔尼亚的富庶地区。罗马统领盖乌斯·维迪利乌斯（罗马纪元607—608年即前147—146年）[3]亲自率军作战，不仅将他们一举打败，而且把他们驱逐到一座山里，似乎已经使对方一败涂地。

停战协议业已签订，这时，维里亚都警告国人不要相信罗马人的花言巧语，如果他们愿意追随，他一定会救出他们。维里亚都出身贫寒，年轻时，为保护他的羊群曾与野兽和强盗英勇搏斗过，而在眼下这场严肃的战争中，他是一名令人闻风丧胆的游击队队长，而且，他还是侥幸从伽尔巴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少数人之一。他的话语和榜样的力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军队推举他为最高指挥官。维里亚都命令部下分头前进，沿着不同路线来到聚会地点。他亲自挑选值得信赖的人组成一千人的骑兵，掩护部队其他人撤离。罗马人缺乏骑兵，不敢在敌人骑兵的监视下分头追击逃兵。维里亚都及其骑兵部队拖住罗马部队整整两天后，他突然消失了，连夜赶向聚会地点。罗马将军在后面追赶，可是陷入了设计巧妙的埋伏之中，人马损失一半，其本人也被捕杀，残余部队逃到了海峡附近的殖民地卡提亚。五千名西班牙民兵被匆忙派去支援，可是还在路上就被维里亚都歼灭。自此，他完全控制了整个卡本塔尼亚地区，罗马人甚至不敢到那里去寻找他。

维里亚都现在被认为是卢西塔尼亚人的国王，他既有王者风范，又不失一个牧羊人的朴素作风。他和一个普通的士兵没什么两样，他的岳父是罗马属国西班牙的王子阿斯托尔帕，结婚时摆设了丰盛的酒席来招待他，但是华美的金器和精致的菜肴他根本没动，而是携起新娘，骑马就向山中奔去。对于战利品，他从来没有动用超过自己应得的一部分。士兵们能够认出他们的将军，仅仅是因为他身材高大、语言机智，更重要的是，他的脾气比任何人都温和，干活比任何人都多，他睡觉时永远都穿戴着铠甲，作战时总是冲在最前面。这样看来，好像在那个平凡的年代，一位荷马史诗般的人物重现于世。在西班牙，维里亚都的名字闻名遐迩，这个饱受外族侵略的民族好像在他身上终于看到了摆脱这种枷锁的希望。

他的继任人

此后几年内，他领导的西班牙南部和北部地区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消灭执政官盖乌斯·普劳提乌斯的先锋部队之后，维里亚都又设计引诱他来到塔古斯河的右岸，在此大获全胜，那个罗马将军不得不在仲夏时分躲入过冬营地——此后，他因为这个原因在公民大会被控使罗马人民蒙羞的罪名，结果流落国外生活。同样，当地统帅克劳迪乌斯·尤尼曼努斯的部队——很明显来自于近西班牙省——也被打得丢盔弃甲，盖乌斯·尼基迪乌斯的部队也被摧毁，无论远近的平原都被劫掠。胜利的奖杯树立在西班牙的山顶，上面装饰着罗马统帅的徽章和军队的武器。罗马人听说这个蛮族国王的胜利后，心里充满了羞愧和惊愕。

对于西班牙战争的督导工作如今交给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军官，执政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埃米利亚努斯，皮德纳战役胜利者的次子。老兵们刚从马其顿和亚洲战场回来，罗马人现在不敢再派他们去参加可恶的西班牙战争。马克西姆斯所带领的是两个军团的新兵，不比那些道德败坏的旧西班牙军队更值得信任。与卢西塔尼亚人前几次交战失败后，这位谨慎的将军把残余的部队聚集在乌尔索地区（即奥苏纳，在塞维利亚东南部）休养，没有接受敌方的挑战，直到来年（罗马纪元610年即前144年）军队经过小规模的战役已经适应作战之后才重新开战。这时，他开始取得优势，几次胜利之后，他带领部队来到科度巴的冬季营地。当胆小无能的昆可提乌斯代替马克西姆斯指挥军队以来，罗马部队又开始连连失利，他们的将军不得不在仲夏把部队驻扎在科度巴的冬季驻地，而维里亚都的部队却活跃于南部各省。

马克西姆斯·埃米利亚努斯的继任人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塞维利安努斯是他的义兄，塞维利安努斯又派往亚平宁半岛两个军团和十匹战象，竭力要攻入卢西塔尼亚地区，但是双方的几次冲突胜负未决，敌人袭击罗马军队的驻地，也被勉强驱逐出去，之后，他被迫退回到了罗马境内。维里亚都追赶他到内省，但是依照西班牙叛军的习惯，他的军队突然化为乌有，他不得不回到了卢西塔尼亚（罗马纪元612年即前142年）。第二年（罗马纪元613年即前141年），塞维利安努斯重新开展攻势，穿越贝提斯河和阿纳河流域，继续朝卢西塔尼亚人占领的几个城市推进。一路上，很多叛乱者都落入他的手中，为首的五百人被处决，而那些从罗马地区投降的人被砍掉双手，其余的人则被卖为奴隶。这一次，西班牙战争反复无常的特性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取得这么多胜利之后，罗马军队围攻埃利萨内时受到维里亚都攻击，被追赶到一个岩洞内，完全处于敌人的掌握之中。维里亚都也和昔日萨莫奈将军在考蒂纳山口一样，仅与塞维利安努斯订立了停战协议，协议承认卢西塔尼亚自主，并承认维里亚都为卢西塔尼亚的国王。

罗马的势力不断增大，其民族荣誉感却不断降低。都城的人们很高兴能摆脱这场讨厌的战争，元老院和人民于是批准了这个条约。塞维利安努斯的亲弟弟，昆图斯·塞维利安努斯·凯庇阿继任其位，对这种折中态度非常不满，元老院懦弱，竟然同意这位执政官暗中采取措施谋害维里亚都。他毫无借口，公然背信弃义，元老院也采取纵容态度。凯庇阿就这样悍然入侵卢西塔尼亚，一直攻到维托内人和伽莱西人的区域。维里亚都不愿与他的优势兵力交锋，只是灵巧地避免其进攻。可是到了次年（罗马纪元615年即前139年），凯庇阿又发起攻势，同时，马尔卡斯·波皮利乌斯也带领北省的全部兵力进入卢西塔尼亚地区，支援凯庇阿。维里亚都答应了敌人的所有条件，他被要求交出所有从罗马地区投降过来的人，其中还包括他的岳父。他同意了，这些人都被执行死刑或者砍去了双手。这还不是全部，罗马人不习惯向战败者透露他们的命运。

维里亚都的死亡

针对卢西塔尼亚人的命令接连不断，每一个命令都比前一个更为苛刻，最后，他们居然被要求解除武装。维里亚都这时想起了以前国人应伽尔巴之令放下武器后所遭受的厄运，于是重新操起武器，但是已经太晚了，他的摇摆不定在臣僚心中埋下了反叛的种子。他的三个亲信，来自乌萨的奥达斯、狄达尔科和米努奇乌斯，对于再次获得胜利感到无望，就说服国王同意他们与凯庇阿进行和平谈判，并借机出卖这位卢西塔尼亚人的英雄，以换得自身的安全和将来的荣华富贵。回到营地后，他们向国王保证这次谈判非常成功，但第二天晚上就潜入他的帐篷，把熟睡中的国王刺死。卢西塔尼亚人以无与伦比的葬礼来表示对这位首领的敬意，有两百对武士在他的葬礼上比武，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放弃斗争，而是选举滔塔姆斯为统帅来代替那位死去的英雄。从罗马人手里夺过来撒贡图姆的计划就已经非常大胆了，而这位新将领既没有前任的那种智慧，不知道适可而止，也没有那种军事才能。他们的远征以彻底失败告终，返回时在贝提斯河被敌军袭击，无条件投降。因此，征服卢西塔尼亚人的并非战争，而是由于奸细背信弃义的谋杀。

努曼迪亚

维里亚都和卢西塔尼亚人在南省活跃之时，北省的凯尔特伊比利亚部落也爆发了同样严重的战争，可能就是由于前者的支持。维里亚都的辉煌胜利使得阿利瓦凯人也在罗马纪元610年即前144年重新起来反抗罗马人。由于这个原因，执政官昆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本来被派去西班牙援助马克西姆斯·埃米利亚努斯，但是他没有往南省进发，而是开赴了凯尔特伊比利亚地区。在此次战争中，尤其是在围攻被认为坚不可摧的康特利比亚城时，他表现出的才能完全不亚于当年征服马其顿伪国王之时。他在当地征战两年（罗马纪元611—612年即前143—142年）之后，北省人民都已臣服，唯有特曼提亚和努曼迪亚两个城邑还没有对罗马人打开大门。即便如此，他们之间的和平协约也即将结成，而且西班牙人也履行了协约中的大部分义务。西班牙人一向为自己高明的剑法而自豪，所以当他们被要求解除武器时，也像维里亚都一样，觉得尊严受损，他们决定在英勇的麦格拉维科斯的带领下继续战斗。这个决定很不明智，因为此时罗马执政官昆图斯·庞培的军队人数要四倍于努曼迪亚能拿得起武器的人数，但是他们的将军完全不懂兵法，结果在两城的城墙下面惨遭失败（罗马纪元613—614年即前141—140年），最终不得不以谈判的方式来取得无法强求的和平。与特曼提亚人的停战协议已成定局，而在努曼迪亚方面，罗马统帅释放了他们的战俘，并私下承诺要优待他们，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厌倦了战争的努曼迪亚人此时也同意了，他们的将军也确实把他的要求降到了最低。战俘、逃兵和人质的事情已经处理完毕，所规定的款项也交付大半，可就在这时新任统帅马尔克斯·波皮利乌斯·莱纳斯来到前线。庞培一看到指挥任务就要交付他人之手，他突然想起这样的和平条约对于罗马人来说远不够体面。为了逃避回去后可能面临的窘境，他决定要违背承诺；不仅如此，他根本不承认自己的承诺。努曼迪亚人前来缴纳最后一笔款项时，他在两方军官面前，公然否认自己缔结了条约。此事被提交罗马元老院仲裁，在元老们热烈讨论时，努曼迪亚的战事暂时停止，莱纳斯率军远征卢西塔尼亚，加速了维里亚都的最后灭亡，并顺道袭击了努曼迪亚的邻居卢淞人。元老院的决定最后到来了，可是他们决定继续战争——一个国家就以这样的方式纵容庞培的无赖行径。

曼奇努斯

于是努曼迪亚人重新投入战争，勇气丝毫未减，心中的愤怒却增加了很多。莱纳斯无功而返，他的继任者盖乌斯·赫斯提利乌斯·曼奇努斯也不比他更为幸运（罗马纪元617年即前137年）。可是他们遭受挫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努曼迪亚人战力超强，更多的是因为罗马将军们纪律涣散，结果导致兵士们行为放荡、飞扬跋扈、胆小懦弱。据说坎特布里部和瓦伽部马上要来支援努曼迪亚人，这只是道听途说而已，罗马士兵们就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连夜逃离营地，躲藏在16年前诺比利亚尔建造的壕沟里[4]。努曼迪亚人得知这条消息，立刻紧追逃兵，把他们包围。罗马士兵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奋战出一条血路，或者按照努曼迪亚人的条件停战。尽管执政官本人非常正直，可是他软弱无能，又不甚出名。提波利乌斯·格拉奇乌斯当时任部队的财务官，他父亲管理埃布罗省时非常英明，由于其父的原因，他在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中也颇有影响力。他说服努曼迪亚人签订了公平的和平条约，所有的罗马军官都发誓遵守，但是元老院立刻召回了他们的将军，经过长期考虑，他们向公民大会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认为对待此项条约的方式应该和对待考蒂尼协定一样，换句话说，不批准该协议，而且要追究签约者的责任。

按此规定，签约者应指所有发誓遵守该条约的人，但是格拉奇乌斯和其他人都因为裙带关系幸免于难，唯有曼奇努斯一人，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了代价，因为他不属于高等贵族。于是他被褫去官服，被带到敌方前线，但是努曼迪亚不愿承认条约无效，所以这位前军队统帅就身穿单衣，背剪双手，在努曼迪亚城门外站了一整天，面对此情此景，无论敌友都会心生怜悯。曼奇努斯的继任者、同僚马尔克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好像根本没有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罗马城中还在热烈讨论曼奇努斯条约之事时，他竟然借故对自由的瓦伽部落发起进攻，正像16年前卢库勒斯所做的那样，并与西班牙远省的将军一起围攻帕朗提亚。来自元老院的命令要求他立即停战，但是，他借口说时局已有所变化，继续围城。围城期间，他的所作所为完全表明：他不仅是个不负责的公民，更是个不合格的军人。在这个巨大而坚固的城邑前面守了很长时间后，军队给养渐渐缺乏，这个城市不但固若金汤，而且充满敌意，他不得不撇下老弱病残，开始撤退。帕朗提亚人追赶过来，消灭了他一半的将士，要不是他们放弃追赶太早，这支早已溃不成军的罗马部队会全军覆没。因为此事，这位出身高贵的将军归来后，被课以重金，以示惩罚。他的继任者卢奇乌斯·弗里乌斯·费鲁斯和盖乌斯·卡尔谱尼乌斯·皮索又于罗马纪元619年即前135年对努曼迪亚人发起战争，不过，由于他们几乎没做什么事情，所以也没遭到什么失败。

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

后来，即使罗马政府也发现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他们最终认为征服这座小小的西班牙城邑不是一件小事，因而委任国家第一将军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带病前往。可是，发放给他的战争经费少得可怜，而且他请求征兵的提议竟然遭到拒绝，这可能是因为贵族内部的阴谋，也可能是害怕增加人民的负担。不过，他有很多朋友和门客都主动陪伴他上前线，其中就有他的兄弟马克西姆斯·埃米利亚努斯，几年前，就是这位兄弟出色地战败了维里亚都。这群值得信赖的人组成了将军的卫队，在他们的支持下，西庇阿开始重整腐败的军纪（罗马纪元620年即前134年）。他首先清理了驻守营地的士兵——营地里居然有多达两千个高级妓女、数不清的占卜者和各种僧侣——他认为，如果士兵不能用于作战，至少他们应该从事挖掘壕沟和训练等工作。

第一年夏天，将军避免与努曼迪亚人发生任何冲突，只是把周围村庄里存储的给养毁掉，严惩向努曼迪亚人出售谷物的瓦伽人，并迫使他们承认罗马的统治权。只有快到冬天时，西庇阿才把军队召集到努曼迪亚周围，除了努米迪亚王子朱古达带领的骑兵、步兵和十二匹战象外，还有数不清的西班牙小分队，共四个军团，人数多达六万，而他们围攻的城市里能够使用武器的人数最多不超过八千，即便如此，被围困的人们还经常出来挑战。西庇阿清楚地知道，军队多年来纪律涣散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所以他不愿应战。可是一旦被困者突围，双方发生冲突时，罗马军团就会抱头鼠窜，唯有将军亲自督阵才能勉强制止，这都证明了将军明智的判断。西庇阿对围困努曼迪亚的士兵非常鄙视，从来没有一个将军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过自己的部下，他不但说话非常刻薄，行动上也表露无遗。罗马人可以自行决定战争时是否使用刀剑，可是他们竟然选择了锄锹，这也是史上第一次。

整座城墙长约三公里，罗马人沿城墙建立了一座双层围城，长度为其两倍，备有城墙、塔楼和壕沟。最初还经常有勇士从多罗河上乘船或游泳为围困者运送给养，可是现在河面也被封锁了。虽然他们并不敢攻击这座孤城，可是照这样下去，被围困者最终会因为饥荒而投降，尤其是因为市民们去年夏天并未储存粮食。努曼迪亚人很快就面临着各方面的匮乏之苦。努曼迪亚人的勇士累托基尼和几个同伴一起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他哀求西班牙人不要坐视自己的族人遭受灭亡之灾。他动人的演讲至少打动了卢提亚人——阿利瓦凯的一个部落，但是，卢提亚人尚未最终决定是否提供援助时，西庇阿收到了从罗马来的密报，突然带领优势兵力降临卢提亚城下，逼迫其政府交出此次运动的领导者。于是，四百个花季青年都在罗马将军的命令下，被砍去双手。

努曼迪亚人最后的希望就此破灭，他们不得不派人向西庇阿议和，并且呼吁，勇敢的人应该惺惺相惜，他们应得到饶恕。可是当返回的使者宣布说西庇阿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时，他们被愤怒的人们撕得粉碎。又过了一段时间，饥馑和瘟疫再次起了作用，他们再次派遣使者来到罗马指挥部，说现在全城人都同意无条件投降。市民们被要求第二天在城门前集合，可是他们要求再宽限几天，好让那些不愿失去自由的人可以从容死亡。他们的请求得到允许，很多人利用了这最后的机会，最后，残留下来的人们聚集在城门前。西庇阿挑选了五十个最优秀的人参加他的凯旋游行队，其余的全部被卖为奴，城市被夷为平地，领土被分给临近城市。此事发生在罗马纪元621年即前133年秋，当时西庇阿就任总统帅一职刚刚十五个月。努曼迪亚的陷落使当地仍存的反对活动断绝了根基，罗马人只需进行军事演习和征收罚款就能保证其在近西班牙省的统治地位。

伽莱西部被征服　西班牙的新形势

在远西班牙省，卢西塔尼亚的灭亡使罗马人的统治得到加强，范围也更加广泛。代替凯庇欧之位的执政官德西姆斯·朱尼乌斯·布鲁图斯把卢西塔尼亚战争的战俘发配到撒贡图姆附近地区，给他们建立了新城瓦伦提亚（即瓦伦西亚），像卡提亚一样，也施行拉丁体制（罗马纪元616年即前138年）。不仅如此，他还从各个不同方向穿越了伊比利亚西海岸，是到达大西洋海岸的第一个罗马人。卢西塔尼亚人，无论男女，都顽强保护他们的城市，但也被他征服。就连一向独立的伽莱西部落，也在一场大战之后被并入罗马行省，在那场战争中，据说死亡者多达五万人。现在，瓦伽部、卢西塔尼亚和伽莱西部都臣服于罗马，亚平宁半岛上，除了北部沿海地区，至少在名义上都顺服于罗马人。

之后，元老院派出一个使臣团来到西班牙，其目的是和西庇阿一起，用罗马人的方式来管理这块最近夺得的土地。西庇阿尽其所能去消除其前任们臭名昭著的愚蠢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例如考伽人，19年前他还是个军事保民官时，不得不目睹他们受到卢库勒斯的虐待，现在，他邀请考伽人回到自己的家乡，重建这个城市。西班牙重新回到相对和平的时期。昆图斯·伽西利乌斯·米图鲁斯罗马纪元631年即前123年掌管群岛之后，剿清了藏在巴利阿里岛上危险的海盗，这对西班牙的商业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其他方面，岛上土地肥沃、人口稠密，他们善于使用轮索，无人能及，这些都是无价的宝贵财产。的确，在北部和西部地区，各部落仅仅是半臣服或者根本没有臣服，所以罗马边境地区深受其害。卢西塔尼亚人尤其是贫穷的年轻人经常结伴为盗，他们会聚在一起抢劫同胞和邻居们，因为这个原因，即使到了后来，当地零散的庭院都会建成堡垒的形式，在需要时，可以用于自卫。在这个充满敌意、几乎无法通过的山区，罗马统治者也无法消灭这种抢劫的风俗。以前的战争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了抢劫的性质，稍微有能力的长官都可以制止，而且不需要动用太多人力物力。虽然边境地区经常遭受这样的骚扰，西班牙仍然不失为罗马辖内最繁华、最有序的地区，什一税和中间商在这里闻所未闻。这里人口稠密，盛产稻谷和牛羊，物产丰饶。

被保护国

与此同时，希腊以及非洲、亚洲等地区的形势更为严峻，罗马人通过与迦太基、马其顿、叙利亚及其他国家的战争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这些国家名义上是自主的，实际上却附属于罗马。一个独立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在战争无可避免之时，他们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失去独立的国家，其保护国会保证其与邻国和平相处，这至少也算一种补偿，但是上面所说的那些国家却既不能独立又不能享受和平。在非洲，迦太基人和努曼迪亚人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在埃及，托勒密·费勒米托和胖托勒密两兄弟的继位之争，由于罗马人的仲裁，也已得到解决，可是埃及的新统治者与昔兰尼为了争夺塞浦路斯而发生了战争。在亚洲，很多国家，如比提尼亚、卡帕多西亚和叙利亚由于继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争端而发生内战，让国家陷于四分五裂，不仅如此，在阿塔利和伽拉太也都发生了更加激烈的战争。同样，在希腊当地，持续不断的冲突也时常爆发。甚至一向平静的马其顿，也由于新的民主政体而陷入连绵战火。

这些国家主要的精力和最后的财产都浪费在这种无谓的战争中，这其中既有主国的责任，也有属国的责任。属国应该认识到：一个国家既然不能与所有国家发生战争，那它就不应该发起战争，而且，既然这些国家的财产和权力其实都处于罗马人的控制下，如果它们之间有什么争议的话，只有和解或者向罗马人申请仲裁，其他别无出路。罗德岛人和克里特岛人请求亚加亚人进行援助，亚加亚人还真的打算出手，这简直就是一个政治玩笑（罗马纪元601年即前153年）。亲罗马派领导人曾立下一条原则：没有罗马人的允许，亚加亚人不得私自发起战争——这一点明确表示，属国的自主权完全是形式上的，要想把形式上的自主变成实际上的自主，他们可能连这一点形式上的自主都不可复得。

在战争问题上，主国的责任更大，更是难辞其咎。让一个人承认自己无足轻重尚且很难，何况一个国家呢？要么放弃自己的特权，要么依靠自己的实力迫使属国臣服，这既是主国的义务也是其权利，可是罗马的元老院这二者都没有做到。元老院受到各方面的敦促和恳请，不停插手希腊、埃及以及亚、非地区的一些国家的政治事务，但是他们的干预时断时续，毫无系统，所以其努力反而让局势更糟。当时很流行使臣团，元老院的使臣团遍布迦太基、亚历山大、亚加亚等地区，而且经常是西亚一些地区王宫里的座上客。他们在那里居住、调查、上报，但是很多重要事情在最后做决定时，元老院根本就不知情，或者违反了元老院的愿望。比如，元老院早决定塞浦路斯应划归昔兰尼所有，可是它却一直掌握在埃及人手中；再比如，一个叙利亚王子继承了王位，并宣布他得到了罗马人的允许，可事实上元老院早已明确拒绝了他的申请，而他本人也是违反元老院禁令，从罗马逃跑回来的。还有，被元老院派往叙利亚监管其政府的使臣被公开谋杀，元老院也没有进行追究。

亚洲地区的人非常清楚他们不可能反抗罗马军团，但他们同时也很明白，元老院根本不可能把罗马人迁移到幼发拉底河或尼罗河流域。所以，在这些遥远的地区，局势非常混乱，就像教师不在或者偷懒时的学校一样。罗马政府不仅剥夺了这些地区的自由，也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秩序。对于罗马人来说，这种情况也相当危险，其东部和北部边境就无人看守了。这些地区很可能会在罗马管辖范围之外的国家的帮助下组成一个国家，对罗马保护的弱国发起攻击，罗马也无法立即快速地进行干预，而且这个国家迟早会发展壮大，对罗马造成威胁。不过，边疆国家的状况——个个四分五裂，不适合政治高度发展——也减小了上述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从东方的历史我们知道，当时塞琉古的方阵军已经不再看守幼发拉底河流域，而奥古斯都的军团还没有接手，结束这种犹豫不决的状况正是时候。不过要结束这种状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属国编入罗马行省。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容易，因为罗马的行省制度只把军事力量集中在省长手里，而行政权和司法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掌握在当地人手中，之前的政治独立也就转变成了当地民社的自由。这种行政改革的必要性自不待言，可问题是，元老院会拖延并阻止这种改革呢，还是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看清形势，并全力推动此次改革的实施？

迦太基与努曼迪亚的战争

我们先看一下非洲的情况。罗马人在利比亚的统治基本上建立在马西尼萨游牧王国和迦太基城势均力敌的基础之上。前者在马西尼萨智慧有力的领导下，逐渐文明强大起来，而迦太基城经过一段时间的和平之后，至少在财富和人口方面，都恢复到了其政治权力高峰时期的面貌。罗马人目睹这位宿敌无法摧毁的繁荣，嫉妒和恐惧难以掩藏，之前，他们一直不愿保护迦太基免受马西尼萨接连不断的骚扰，现在更是公开支持马西尼萨的行动。位于小西尔提斯的埃姆波利亚是迦太基地区最富饶的地方，马西尼萨和迦太基城之间为了争夺这块土地，三十年来冲突不断，最终（约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罗马人决定，迦太基人应放弃其辖内因尼波利亚所有的城邑，并向马西尼萨赔款五百塔伦特（合十二万英镑）作为非法占有其土地的补偿。这件事的后果就是，马西尼萨很快又夺走了位于迦太基地区西部边境的图斯喀城和巴哥拉达斯附近的大平原，迦太基人束手无策，只好又一次向罗马提起了无望的仲裁。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毫无疑问，罗马人在故意拖延），第二个决议传到了非洲，可是罗马人没有经过事先调查，就随便做出这样的决定，迦太基人不愿意无条件服从，坚持要对该问题进行彻底调查，罗马人于是就毫不客气地返回了罗马。

罗马人決定彻底摧毀迦太基城

迦太基人和马西尼萨之间的权利之争就这样搁置下来，不过罗马人此次出使却引起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决定。该使臣团的头领是老马尔科斯·加图，他当时是元老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作为一个汉尼拔战争幸存的老将，他心中仍然充满了对腓尼基人深深的痛恨和恐惧。加图目睹罗马这个仇敌的繁荣，心里又惊讶又嫉恨。这里富庶的乡村、拥挤的街道、仓库里大量的武器储备和造船材料，让他立刻就想到第二次汉尼拔战争，想到迦太基人会利用这些资源来对付罗马。一点不错，加图确实诚实而勇猛，但他的思想非常狭隘。他很快就得出结论，迦太基一日不从地球上消失，罗马人就一日不会安全，他返回罗马后，就立刻把这个想法呈报给元老院。那些思想相对开放的元老，尤其是西庇阿·那西卡，强烈反对这个主意，并极力表明：罗马人对腓尼基人所居住的那所商业城市怀有无端的恐惧非常可笑，腓尼基人对于战术和战争的想法越来越不习惯，而且，这座富庶的城市和罗马高度发达的政治并不矛盾。即使把迦太基城变成罗马的行省也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事实上，与迦太基城眼下的形势相比，这个主意会更受欢迎。可是，加图丝毫不愿让步，一心希望摧毁那座可恨的城市。事实证明，他的主意得到了两类人的支持：一类是政治家，他们希望把海外地区纳入罗马的绝对统治之下；影响更大的是罗马的银行家和大资本家，迦太基灭亡之后，那里的巨额财富就会落入他们之手；所以，元老院的大部分人都同意，出于对公共意见的尊重，他们将等到第一个合适的机会对迦太基人发起进攻，以摧毁这座城市。

马西尼萨与迦太基人的战争

他们衷心盼望的机会很快就到了。马西尼萨和罗马人的不断挑衅激起迦太基人的众怒，他们推举爱国党的领导人哈斯杜巴尔和嘉泰罗执掌政权。这个党派虽然不像亚加亚人那样想要背叛主国，但是至少他们会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来保护迦太基人法定的权利。爱国党人命令把四十个最坚决的马西尼萨支持者逐出城外，并让人们发誓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他们回来，同时，为了应对马西尼萨可能进行的攻击，他们把自由的努曼迪亚人组成一支军队，由阿克巴赞斯——西法克斯的孙子来领导。马西尼萨这次却非常谨慎，没有贸然出兵，关于巴哥拉达斯地区的争执，无条件地听从罗马人的决定。因此，罗马人就得出结论（确实有几分可信），迦太基人的武装准备是针对他们的，于是就命令迦太基人立即解散军队，销毁造船材料。迦太基元老院打算同意，但是大多数人都反对执行这个命令，因此，把这条消息带来迦太基的罗马大使就面临着生命危险。马西尼萨命令其子古鲁撒抵达罗马，报告说迦太基人无论海陆都没有停止备战工作，以加速战争爆发。

罗马又派了十名大使，证实其所述情况果然不假，但是元老院拒绝了加图立即宣布开战的请求，而是在秘密会议中决定，如果迦太基人不同意解除武器，销毁造船材料，他们再宣布开战。与此同时，非洲的冲突已经开始。马西尼萨派儿子把被驱逐出城的四十人送回城市，可是迦太基人关闭了城门，而且杀死了几个努曼迪亚人，于是马西尼萨开始出动部队，而迦太基爱国党人也做好准备，预备还击。可是迦太基人总是推举庸碌无能的人来做将军，此次统帅军队的哈斯杜巴尔也是同样。他穿着紫色的将军战袍高视阔步，就像舞台上的国王，这个肥胖的人即使在营地里也大吃大喝，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有哈米尔卡的天分和汉尼拔的军事才能也可能无力回天，而这个自负的庸碌之辈就更加无济于事了。西庇阿当时是西班牙部队的军事保民官，他奉命到马西尼萨部落去取长官的战象，此时正在一座山上观看迦太基人和努曼迪亚人的这场恶战，就像“宙斯在伊达山”上一样。在这场战斗中，有六千名努曼迪亚骑兵出于对马西尼萨的不满转投迦太基人，这样，迦太基人的数量就远超敌人，但他们还是大败而归。之后，迦太基人主动提出割地赔款，在他们的请求之下，西庇阿也同意调停，但是，哈斯杜巴尔拒绝交出努曼迪亚叛军，和解失败。

不过，后来由于敌军步步紧逼，迦太基不得不答应敌人的全部条件——交出叛军、被逐者回城、卸下武器、从枪拱门下走出去、此后五十年内每年交纳一百塔伦特（约二万四千英镑）。即便这么苛刻的条件，努曼迪亚人也没有遵守，相反，他们把手无寸铁的迦太基人在归途中打了个落花流水。

罗马人宣战

罗马人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进行干预，免得阻止这场战争，现在他们终于得其所愿，找到了挑起战争的借口——迦太基人这一次确实违反了条约，因为条约规定，迦太基不得与罗马的盟国宣战或者在其领域之外发起战争[5]，而且他们已经战败过一次，正是筋疲力尽的时候。意大利的援军已经聚集罗马，船只也已集合完毕，战争随时都会爆发。迦太基竭尽全力想避免这次迫在眉睫的危险。爱国党的领袖哈斯杜巴尔和嘉泰罗，都被宣布死刑。接着，又派使者到罗马去，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就在此时，利比亚腓尼基人的第二大城市乌提卡也派大使抵达罗马，他们全权把整个城市都献给罗马人，而迦太基人只是不待命令就处决了罪魁祸首，与这种彻彻底底的恭顺相比，他们简直就是傲慢无礼。元老院最后决定迦太基人的理由不够充分，迦太基人问那什么样才算充分呢，罗马人回答说，你们自己知道。毫无疑问，他们也许知道罗马人到底想要什么，但是他们很难相信自己深爱的城市已经到了最后一刻。

于是，迦太基使者再一次来到了罗马，这一次他们有30个人，且拥有无限的权力。可是他们到达时，战争已经宣布开始（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两个执政官带领的部队也已登岸。可是现在他们还梦想用完全的顺服来驱散战争的风暴。对于他们的请求，元老院回答说，两个执政官刚刚向西西里进发，如果迦太基人能在一个月之内把三百名贵族子弟送到里利班做人质，并服从执政官将来颁发的任何命令，则罗马人将保证迦太基人的领土、市政自由、法律、公私财产等。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答复模棱两可，但他们错了，即便当时，一些明眼的迦太基人也指出了这一点。他们要求的一切都得到了许可，唯独城市本身的去向没有说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军队停止在非洲登岸的事情，这些都清楚表明了罗马人的意图。元老院当时非常苛刻，但是没有做出一点让步的表示。迦太基人又不愿睁开眼睛，而且当时也没有一个能干的政治家能够把城里的大部分居民组织起来，或者进行殊死抵抗，或者彻底顺服。

宣布战争和要求人质的消息同时传来，他们觉得后者还可以忍受，立刻同意了。他们还抱有幻想，因为不战就向一个世代为敌的国家投降，他们没有勇气来承认这件事情的含义。两个执政官把人质由里利班送回罗马，又告诉迦太基使者，非洲的事将来再说。罗马人在非洲没有遭到抵抗，顺利登陆，他们要求的粮饷也准时供应。迦太基元老院全体来到罗马人位于乌提卡的总部接受命令，执政官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解除他们的武装。当时哈斯杜巴尔逃避死刑，在外面纠集了一支部队，人数已达两万有余。迦太基人问，如果解除了武装，那么谁来保护他们免受叛军的威胁呢？罗马人答，这就是罗马人要考虑的问题了。于是，迦太基议会全体成员奴颜婢膝地来到执政官面前，献出了所有的造船材料、军库储备和私人武器——共计三千石弩和二十万套盔甲，然后他们还问罗马人有没有其他要求。这时，卢修斯·马西乌斯·森索利努斯站了起来，向议会宣布说，根据元老院的指示，这座城市必须毁掉，居民们可以随意居住在该地区，不过距海必须十公里以上。

迦太基人的反抗

这个可怕的命令激起了腓尼基人心中强烈的感情——我们是应该说勇敢和还是疯狂呢？——这种感情只有在提尔人反抗亚历山大以及后来犹太人反抗维斯帕先时才见到过。虽然这个民族忍耐奴役和压迫的耐心举世无双，但现在这个以商业和航海闻名的国家所爆发的怒火也同样无可比拟，因为现在受到威胁的不是国家，不是自由，而是他们热爱的土地、他们世代居住的城市、他们所敬仰的海滨故乡。希望破灭了，救援也不可得，政府官员至今还认为他们应无条件顺从，但是，主张让他们接受命运的人的声音，就像狂风暴雨时水手的叫声一样，很快就淹没在人民群众愤怒的呼声里。他们在狂怒之下，抓住了主张交出人质和武器的长官，把带回不幸消息的无辜者杀死，就连刚好居住在这里的意大利人也都被撕成了碎片，至少在他们身上，提前报了亡国之仇。

至于如何防御，他们还没有决定，但是手无寸铁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城门关上了，石头都垛到了城墙上的碉堡里，城墙上的石弩都已拆掉。哈斯杜巴尔，马西尼萨之孙担任总指挥，奴隶们也都宣告解放。当时，迦太基全境除了东海岸各城邑——哈德鲁米图姆、小勒普提斯、塔普苏斯、阿库拉和乌提卡城之外——被罗马人占领之外，其他各地区都掌握在哈斯杜巴尔领导的叛军手里，迦太基人恳请他们不要在此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拒绝对国家的帮助，他们对于群众的防守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同时，这些腓尼基人还以真正腓尼基人的方式，用谦卑的外衣掩盖起他们深深的怨恨，试图迷惑敌人。他们送信给执政官要求停战三十天，以便派大使到罗马去。迦太基人深知，那两位将军既不愿也不能答应他们的请求，因为他们已经被拒绝过一次。两个执政官确信迦太基人在最初的绝望过后，他们就会顺从，所以就答应推迟进攻。迦太基人就利用这个珍贵的机会准备石弩和盔甲，无论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装配机器、制造武器，公共建筑都被拆掉，利用里面的木头和金属；女人们剪掉头发，制成石弩里不可或缺的弦。在不可思议的短时间里，城墙和男人们就重新武装起来。

支持这种壮举的，正是人民群众内心的热忱，一种超人的民族仇恨。执政官就在几公里开外，对于城里的事却一无所知，也可谓是奇迹中的奇迹了。最后，两个执政官终于厌倦了等待，于是从乌提卡的营地开拔，准备攻城。他们还以为架起梯子就能爬上光秃秃的城墙呢，可是结果却又惊又怕地发现，碉堡上重新装备了石弩，而那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他们还以为能够如入空城，可是现在已经全副武装，预备战斗到最后一人了。

迦太基城

迦太基城非常坚固，既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结构，更是因为当地居民的建筑艺术，因为他们经常要依靠城墙来保护自己。突尼斯湾水面宽阔，西邻法里纳角，东邻崩角，一条地峡横贯东西，伸向海湾。这条地峡三面环海，只有西部与大陆相连。地峡整体平坦，最窄处只有两英里宽，两端是两块高地扎贝尔·哈维和西迪·布塞得，高地中间横卧着艾尔·莫萨平原。迦太基城就位于平原南部和西迪·布塞得相连的地方。西迪高地面朝海湾的一面相当陡峭，且礁石险滩无数，是这个城市的天然有利条件，只需一堵简单的围墙就足以抵挡敌人。相反，在靠近内陆的西部地区则没有任何防护屏障，迦太基人建立了高超的防御工事，那个时代所有的建筑技巧，在这里都得到体现。最近发现，这里的建筑与波力比阿斯所描述的丝毫不爽，从其遗址看来，这里主要有一个厚度为六英尺半的外墙，外墙背后有许多巨大的炮塔，可能沿着外墙处处都是炮塔。炮塔由一条宽六英尺的甬道把它和外墙分割开来，深度为十四英尺，如果不算上炮塔前后的墙壁，每个炮塔都有三英尺宽[6]。这堵庞大的墙壁，全部由雕刻的巨石砌成，不包括炮塔上的城垛和四层的巨塔，共为两层，高度为四十五英尺[7]。下层配有象厩，储存有足够三百头大象食用的粮草[8]；上层有马厩、武器库和营房。南部有一座名为比尔萨的山（叙利亚语比尔萨就是避难所），这是一块巨大的岩石，高达一百八十八英尺，底部周围足有三千英尺，外墙南部就与这座山相连，正如卡庇托尔的岩石与罗马的城墙相连一样。山顶有康复之神的巨大庙宇，建立在一个很大的地基上。城南临水，图内斯湖水缓缓流向西南。迦太基半岛一块向南倾斜的舌形地带又低又窄[9]，几乎把图内斯湖与海湾完全隔绝，同时也因为开阔的海湾是东南走向的。上面所述地点就是城里两个海港所在的位置，这两个海港全为人工打造，外港也是一个商业港口，形状为狭长的矩形，狭窄的一端伸向海里。它的入口只有七十英尺宽，两端都有宽阔的码头伸向水中。科淞是一个圆形内港[10]，这是一个军港，须经外港才能到达。海军统帅的官邸就在内港的一个海岛上。城墙从比尔萨山转向东部，穿越两港之间，把舌形地带和外港隔在外面，而军港则在城墙之内，这样，军港的入口想必就如一个城门，可以随时关闭。离军港不远有一个集市，由三条狭窄的街道跟比尔萨通往城市的地方相连。军港以北以及城市内部，就是现代埃尔莫萨所在的地方，即便当时，大部分地方也都建满了别墅和水利设施齐备的花园，这个地方就叫做马加利亚，它有自己的城墙与外墙相连。在半岛对面，在现代嘉马特村附近的扎贝尔·哈维，是墓地所在的地方。这三个地方——老城区、郊区和墓地——就占据了海角到海湾之间的地带，只有经过两条通往乌提卡和图内斯的大路才能到达，这两条路沿着狭窄的舌形地带向前延伸。尽管舌形地带没有城墙保护，但如果军队驻扎于此，与首都相互保卫，这倒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这个城市如此坚固，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首都及附近地区还包括八百个城池，资源丰富，大部分都处于逃亡党的控制之下。此外，无数反对马西尼萨的自由或半自由利比亚部落，也让迦太基人既能保护自己的城市，也能组织一支大军出征。逃亡党人舍生忘死，努曼迪亚轻骑兵能征善战，围城者绝对不能小觑。

围城

所以，两个执政官发现他们不得不进行正式围攻，这可绝非易事。统领陆军的曼尼乌斯·曼尼利乌斯，就在城对面安营扎寨，而卢修斯·森索利努斯则驻扎在湖上，在那里的舌形地带进行活动。率领迦太基军队的哈斯杜巴尔驻扎在湖对岸尼菲利斯堡附近，在那儿，他们可以阻止罗马人派士兵来砍伐木头，装备机器，尤其是勇猛的希米尔科·发米斯，杀死了众多罗马士兵。森索利努斯在舌形地带装置了两个巨大的攻城槌，在城墙上最薄弱的地方突破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天色已晚，不得不延迟进攻，不料就在当天晚上，城内的兵士已经成功堵上大部分缺口，并突围出来，破坏了罗马人的设备，使他们第二天不能再使用。虽然如此，罗马人还是冒险进攻。他们发现附近的城墙和房子防卫得如此牢固，还是继续进攻，结果损失惨重，若不是军事保民官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预见到此次鲁莽进攻的结局，把他的部下集结到城墙前面阻拦士兵逃亡，否则罗马军队一定会损失更大。在攻打牢不可破的城墙时，曼尼利乌斯损失更为严重。围城就这样持续下来。盛夏炎热，各种疾病在营地蔓延开来。较能干的将军森索利努斯又在此时离去，此外，马西尼萨早就对这块富饶之地垂涎三尺，看到罗马人想把它据为己有，自然心里不悦，所以就经常按兵不动，而此后不久，这位国王死于九十岁高龄（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更使罗马的进攻处于停顿的地步。

他们只有足够精力保护自己的船只免受迦太基的火攻，保护自己的营地不受迦太基人的夜袭，并在附近筑一座城堡为将士兵马抢劫粮草。罗马人两次攻击哈斯杜巴尔均无功而返，事实上，第一次进攻时，形势非常严峻，几乎到了正式战败的地步，但是，虽然将军和士兵们造成了这样惨败的局面，军事保民官西庇阿却在其中崭露头角。当敌人夜袭罗马营地时，是他率领骑兵出击，从后面攻击敌人，迫使他们后退。在第一次进攻尼菲利斯时，元帅没有听从其建议，率军过河，差点导致全军覆没。撤兵时，他又奋勇进攻敌人的左翼，减轻了部队的压力。就是由于他英勇无畏的精神，他营救了一支本已无望生还的小分队。罗马军官尤其是执政官背信弃义，阻止了很多愿意投诚的迦太基城邑和党派领导人，但西庇阿却成功促使一位能干的领导人希米尔科·发米斯带着两千二百骑兵投奔罗马。

最后，马西尼萨生前曾请求西庇阿将其王国分给三个儿子米奇普撒、古鲁撒和马斯塔纳巴尔，西庇阿不负重托，完成使命，并促使英勇善战、颇有乃父之风的古鲁撒投入罗马部队，从而弥补了罗马部队缺乏骑兵的弱点。西庇阿举止文雅、性情单纯，酷似他的父亲，甚至不会引起人们的嫉妒，无论在营地还是在都城，西庇阿的名字都挂在每个人的嘴上。即便不善赞人的加图，在他临死前的几个月内——他死于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末，终于未能看见自己摧毁迦太基城的愿望实现——还引用了荷马的一句诗，来描述这位年轻的军官和他无能的同僚：

只有他是个活人，其余都是游魂。[11]

上述事情发生的时候，年末到了，罗马军队换了新的指挥官。姗姗来迟的执政官卢修斯·庇索掌管陆军，而卢修斯·曼奇努斯统领海军。但是，如果说他们的前任攻城的战绩不佳，那么这两位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绩。庇索没有继续攻击迦太基城，也没有尽力消灭哈斯杜巴尔的军队，相反，他转而攻击腓尼基人沿海的小城邑，而且还大都没有成功。比如，克虏伯就把他打得大败而归，使其在戴尔图斯前白白浪费了整个夏天，而且还把他的攻城设备烧毁了两次，让他不得不忍辱退兵。不错，他确实拿下了那不勒斯，但是他违背誓言劫掠该城，对于罗马人武力征服迦太基并无太大帮助。迦太基人由此勇气大增。毕提亚斯，一名努曼迪亚的地主，带领八百骑兵投奔迦太基人，迦太基使者竟然想与努曼迪亚与毛里塔尼亚国王，甚至马其顿伪王谈判。由于守城的将军哈斯杜巴尔与马西尼萨有亲戚关系，与之同名的叛将哈斯杜巴尔挑拨他与元老院的关系，使之被杀。所以此后的事情并没有朝着更利于迦太基的方向发展，并非由于罗马人的能征善战，更有可能是因为它自身内部的争斗。

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

非洲的局势在罗马引起了极大不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罗马人采取了非常措施，他们把这场战争的领导权交给了唯一能从利比亚平原带回胜利消息的人，他本人的名字就是足以推荐他担任这场战争的统帅。西庇阿本来只是一个候补市政官，元老院并没有任命他为正式市政官，而是在法定日期之前任命他为执政官，而且不顾法律的相反规定，通过了一项特别法律委托他指挥非洲战事。他到达乌提卡时（罗马纪元607年即前147年）正值危急时刻。罗马海军统帅曼奇努斯受庇索之命继续攻城，但却有名无实。他占领了一个陡峭的悬崖，这个地方位于马格里亚郊区几乎无路可通的海边，离居住区相当遥远，几乎无人防守，然后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兵力全部聚集于此，希望能由此打入外城。事实上，敌军此时已到达城内，随营人员也一窝蜂冲了进来，意欲对其营地进行破坏。他们又被赶回了悬崖，既没有粮饷，又与外部几乎切断联系，处境十分危险。西庇阿所知道的情况就是如此。

他尚未到达，就立刻派出自己带来的部队和乌提卡的兵力沿海路向那个情况危机的地方进发，并成功救出卫兵，守住了悬崖。此次危机过后，将军又来到庇索的营地，交接军队的统帅权，接着把部队开往迦太基。哈斯杜巴尔和毕提亚斯趁他未到，立刻把营地移到靠近城市的地方，继续攻打马格里亚的悬崖，可是西庇阿率领主力军的先锋队及时赶到，进行救援。攻城重新开始，此次情况更加危急。首先，西庇阿清除了营地大量的随营人员和小摊小贩，并重新整顿松弛的纪律。不久，他就重新开始军事进攻。一次，夜里进攻郊区时，罗马人成功穿过一座位于城墙前面，与城墙一样高的塔楼，并由此来到碉堡，打开了一座小门，于是整支部队全部入内。迦太基人不得不放弃郊区及城门前面的营地，将高达三万人的城防军交给哈斯杜巴尔统帅。新统帅为了杀一儆百，首先下令把所有罗马俘虏带到碉堡，进行非人折磨后，又在围城部队的眼前将他们扔出城外。当城内人民有人对此事表示不满时，他也开始对市民采取恐怖政策。

与此同时，西庇阿把守军困在城内之后，就把精力完全放在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方面。他把营地驻扎在迦太基亚平宁半岛与大陆相连的一个地脊上，尽管迦太基人采取种种方法进行破坏，他还是设法建成了一个横跨地峡的巨大的营地，彻底断掉了这座城市和外界的陆上联系。载满给养的船只还是会进入海港，一部分是被高额利润诱惑的商人，一部分是毕提亚斯的船只，利用顺风的机会，从图纳斯湖最边缘的尼菲利斯运送货物入城，所以不管城内的人民遭受什么样的困苦，守城的士兵还有充足的给养。因此，西庇阿又修建了一个宽为九十六英尺的石坝，从湖水和海湾之间的舌形通道深入海湾，堵死了海港的入口。起初迦太基人还嘲笑他们，认为这件事不可能做成，可后来成功之后，很明显，这座城市就只能坐以待毙了，但是奇迹一件接连一件地发生：当罗马的劳工在修建石坝的两个月内，迦太基港内工人们也在夜以继日地进行劳作，即便是从城内出来的逃兵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干什么。突然有一天，就在罗马人完成了港口的堤坝时，五十艘迦太基三层战舰和很多小船从海港内驶出，开往海湾——就在敌人封闭通往南方的出口之时，迦太基人开通了一条运河通往东方，给自己开辟了一条新通道，而且那个地方的海水特别深，出口不可能再被封锁。

如果迦太基人不仅仅为了示威，而是立刻攻向盔甲半卸、毫无防备的罗马舰队，罗马舰队一定会全军覆没，可是第三天他们回来再向罗马人开战时，罗马人早已准备充分。战争结果不分胜负，但在归途中，迦太基军舰在入港之前相撞，由此引起很大损失，可以说是战败了。接着，西庇阿指挥大军对位于城墙外的外码头发动攻击，该码头只有一道新建的土垣在危急关头提供保护。攻墙设备在蛇形地带装好之后，很容易就打开了一道缺口，但是迦太基人却前所未有地英勇，涉过浅滩，攻击围城的设备，将罗马人打得四处逃窜。西庇阿不得不下令自己的随从阻止他们，并且破坏了攻城设备，这样，迦太基才争取时间补上缺口。然而，西庇阿又重新架起设备，火烧敌人的木质塔楼，用这种方法占领了码头以及外面的海港，然后，又在这里筑了一道与城墙同样高的墙壁：现在，这座城市终于从海陆两方面都被断了去路，因为内港必须通过外港才能出去。为了保证封锁严密，西庇阿命令盖乌斯·莱伊利乌斯去攻打位于尼菲利斯，由第欧根尼统率的营地。罗马人用巧计攻陷营地，所有人都被处以死刑或者成为俘虏。冬季到来了，西庇阿停止了进攻，让饥饿和疾病来完成他已经开始的工作。

迦太基城失陷

在此期间，哈斯杜巴尔继续自吹自擂、大吃大喝，这两件事对于全局起着怎样可怕的破坏作用，从罗马纪元608年即前146年春罗马部队开始进攻内城时就明白了。哈斯杜巴尔下令烧毁外海港，并预计罗马人必定进攻科松，于是他做好充分的迎敌准备，但是饥饿的守城兵没有抵抗多久，莱伊利乌斯就在更高的地方胜利攻下城墙，进入内港。城市失陷，但斗争远未停止。罗马军队占领了通往小港湾的市场，沿着三条通往子城的狭窄的街道缓慢前进——非常缓慢，因为路上一座挨一座的六层建筑必须一一拆毁。这种城堡式的建筑倒在大街上，兵士由房顶或屋梁上穿过，进入与之相连或相对的另一座建筑，逢人就杀。六天就这样过去了，对城里的居民来说是恐怖的六天，对于罗马人来说也是困难的、充满危险的六天，最后，他们终于来到子城所在的悬崖峭壁前，哈斯杜巴尔及其残余部队已退居于此。为了拓宽道路，西庇阿下令将占领的街道付之一炬，夷为平地，因此，无数不能作战，不得不藏匿于房中的老弱病残都悲惨地死于大火之中。终于，挤在子城的遗民不得不出来请求饶恕，他们都免于一死。来到战胜者面前时，所有人口只有三万男子，女子两万五千人，不及战前人口的十分之一。

此外，只有九百名罗马逃兵和哈斯杜巴尔以及他的一妻两子还躲在神庙避难。对于他们来讲——对于这些躲避自己职责的逃兵和杀害罗马俘虏的主谋来说——是没有条件可讲的，只有死路一条。后来，迫于饥饿的威胁，一些果敢的人放火焚庙，可是哈斯杜巴尔不愿死亡，他一个人跑到胜利者面前，双膝跪下，请求饶命。执政官同意了，但他的妻子及其余人都站在神庙之上，目睹他跪在西庇阿的脚下，她的骄傲深受打击，知道丈夫给自己濒于灭亡的、亲爱的祖国带来了耻辱，于是她以辛辣的语言告诉丈夫一个人好好活着，然后将两个儿子抛入大火，接着自己也纵身跃下，战争就此结束。是日，胜利者的营地和罗马城内的欢欣无限，只有最高贵的人才为自己占领这个国家而感到羞愧。俘虏们大部分卖为奴隶，还有一些人在狱中自行了断，而两个贵族哈斯杜巴尔和毕提亚斯，则作为罗马战犯被押往意大利内部，待遇还算可以。可动产除了金银和祭献品外，都任由士兵抢劫，至于神庙宝藏，迦太基人在盛世时期从西西里劫来的宝物也被一一归还外，比如法拉里的牛又还给了阿格里根廷人，其余的财产都属于罗马国家所有。

迦太基城的灭亡

整个城市的大部分依然存在，我们可以相信西庇阿确实希望保存这座城市，至少他就这个问题向元老院提出了特别申请。西庇阿·那西卡呼吁元老们的理智和荣誉感，但一切都是徒劳。元老院命令将军把迦太基城和马各里亚郊区夷为平地，不仅如此，迦太基人占领到最后的所有城池都不能放过，之后，还要用犁耙在迦太基原址上耕作一遍，在法律形式上彻底销毁这座城市，并诅咒这块土地永远不再出现房屋和耕地。这个命令被丝毫不差地执行了。迦太基城的废墟燃烧了十七个日夜。最近发掘迦太基城墙时，人们发现上面覆盖了一层深达四五英尺的灰烬，里面全是半焦的木材、铁片和投射武器。勤劳的腓尼基人在这块土地上耕耘劳作了五百年，如今却成了罗马奴隶为其远方的主人放牧牛马的地方。西庇阿，本质上是一个高尚的人，并不适合做一个刽子手，他凝视着自己的杰作，心里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而是满心疑惧，深恐自己的罪孽会得到报应。

阿非利加行省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这个地区将来如何组织。原本的打算是把征得的海外领土分给罗马的同盟国，但这个办法已不太符合现实情况了。米奇普撒和他的兄弟们仍然保有原来的疆界，包括最近从迦太基人那里夺来的巴哥拉达斯和恩波里亚地区，他们一直打算把迦太基城当成自己的都城，现在这种希望也破灭了。不过，元老院把迦太基的藏书都送给了他们。迦太基人直到末日一直拥有的疆土，也就是说，西西里对面非洲沿岸的狭窄地带从图斯卡河（在塔布拉卡附近）到塔恩那（在卡肯纳岛对面）之间的部分，全都变成了罗马的行省。在内部，由于马西尼萨经常侵犯，迦太基人的疆土日渐缩小，布拉、扎马以及阿伽地区早被该国王占领，现在它们也仍归努曼迪亚人所有。但是努曼迪亚王国三面包围罗马行省，所以罗马人对它们的疆界做了严格划分，这也表明，罗马人虽然纵容努曼迪亚人侵犯迦太基人，可他绝不容许努曼迪亚人侵犯自己的领土。这个新行省的名字——阿非利加（意为“非洲”）——也表明，罗马人认为现在划分的边界只是暂时的。该行省的领导权就归在一位罗马长官——乌提卡省长的名下。其边界并不需要经常防御，因为其盟国努曼迪亚在各个方向都把它和沙漠地区的居民隔绝开来。至于税收方面，罗马人还是仁慈为怀。那些从战争开始就倾向于罗马的地区，比如乌提卡、哈杜门图姆、小勒普提斯、塔普苏斯、阿库拉、乌萨利斯等沿海城市，还有特乌达利斯等内陆城市，都可以拥有自己原有的疆土，并成为自由城市。还有一些新建的逃兵社区也是如此。迦太基城的土地——除了送给乌提卡的一部分外——和其他一些被损毁的城邑都成了罗马人的土地，以供出租。其余的城邑也都被剥夺了拥有土地和市政自由的权利，但在眼下，它们的土地和法制还由自己掌握，静候罗马政府将来之命。同时，土地既为罗马所有，它们每年要向罗马缴纳定额费用，办法是向必须纳税的个人征收产业税。这个西方第一商业城市的覆灭，真正的受益者却是罗马的商人。他们在迦太基城化为灰烬之后，立刻就蜂拥而至乌提卡，并以此为根据地，把这个罗马行省，还有之前不允许他们进入的努曼迪亚和盖图里亚都拓展为他们的牟利之地。

马其顿的局势　伪菲利普在米图勒斯的胜利

马其顿大概和迦太基同时丧失了其国家的地位。智慧的罗马元老院把这个古老的王国分割成四个小联盟，而这些小联盟在内不能安居乐业，对外不能和平相处。这里的情况如何，从法库斯一个偶然记录下来的事件可见一斑。由于一位名叫达玛西普斯的人的煽动，其中一个联盟的全体官员均被杀死。无论是元老院派来的大使（罗马纪元590年即前164年），还是马其顿人按希腊方式邀请来的仲裁者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罗马纪元603年即前151年），都不能建立一种差强人意的秩序。这时，色雷斯出现了一位年轻人，由于酷似国王珀尔修斯，自称珀尔修斯之子的菲利普，是珀尔修斯国王和叙利亚公主劳迪斯的儿子。他青年时期在阿德罗麦甸的麦西亚城度过，自称他还保有尊贵出身的确凿证据。以此为资本，他在本国徒劳无功地折腾一阵之后，找到了叙利亚国王迪米特律斯，他母亲的哥哥。当时确实有人相信这个阿德罗麦甸人的话，或者佯为相信，并力劝国王助他恢复祖国，或者把叙利亚王位让与他，因此，迪米特律斯为了终止这种愚蠢的言论，就抓住这个冒牌货，送给罗马人。元老院根本不在意这个小角色，只把他拘禁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并且没有严加看管。于是他得以逃往米勒图斯，可是在那里又被当地官员抓住。官员请示该如何处置此人，罗马人建议放了他，他们照办了。然后，这人又来到色雷斯碰运气。奇怪的是，他不仅得到了色雷斯蛮族首领泰雷斯（其父妹妹的丈夫）和巴萨巴斯的认可和支持，就连谨慎的拜占庭人都表示支持。就这样，在色雷斯人的支持下，这位菲利普带军入侵马其顿，尽管他出师未捷，但很快就在斯台蒙河以外的奥德曼缇斯一带大败马其顿部队，接着又在河西取得一次胜利，从而占领整个马其顿。

真正的珀尔修斯之子菲利普十八岁就死于阿尔巴，这确实有据可查，而这位菲利普其实是阿德罗麦甸的一个漂洗工，绝不是马其顿王子，这确实有据可查，可是马其顿人已经完全习惯于国王的统治，不喜欢法治，所以立刻就同意恢复国王统治。色萨利使者抵达罗马，宣布伪王已攻入该国境内。罗马行政长官纳西卡还以为仅凭几句严正抗议的话语就可以结束对方的胡作非为，于是他在元老院的派遣下，不带一个官兵就抵达马其顿，可是他不得不征用亚加亚和波尔加蒙的军队抵抗敌人的优势兵力，以保护色萨利，直到尤文提乌斯带领军团及时到达。后者带领他的小小兵团进攻马其顿人，但他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本人也战败而死，色萨利大部都落入伪菲利普之手。菲利普在本国和马其顿的统治都相当残忍骄横。后来，昆图斯·盖西里乌斯·梅特路斯带领强兵良将抵达马其顿，同时波尔加蒙舰队也前来援助。在第一场骑兵战役中，马其顿部队占领优势，但他们很快发生分歧，四散逃窜，伪王也错误地分散兵力，将一支部队遣往色萨利，罗马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菲利普逃往色雷斯酋长拜齐那里，梅特路斯追踪而至，获得第二次大胜，伪王投降。

马其顿行省

马其顿的四个联盟并非自愿臣服伪王，只是暂时屈服于武力。按照一贯奉行的政策，罗马人不应剥夺马其顿在皮德纳战争之后残存的一点独立权，但是罗马元老院还是命令梅特路斯把这个亚历山大王国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这个例子说明罗马政府已经改变了做法，决定把附属关系变为臣属关系，所以马其顿四个联盟的灭亡，对于罗马的全体属国而言，无不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在以前的战争中，罗马胜利后，把伊庇鲁斯地区（包括爱奥尼亚群岛、阿波洛尼亚港口以及伊比丹奴斯）从马其顿王国脱离出来，而这一地区就一直在意大利人的掌管之下，现在，该地区又回归了马其顿，所以从这个时候起，马其顿版图的西北部就延伸到了思科德罗以外伊利里亚的边界。罗马声称对希腊本土具有保护权，现在，这保护权也随之转到了马其顿新政府的手中。由此，马其顿又恢复了统一，疆域也几乎达到其最强盛的时期盛况。只是它不再是一个王国，而是一个行省，仍然保有其整体组织甚至地区组织，只是受到意大利总督和财务官的管辖，他们的姓名以及国家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当地的钱币上。赋税的安排仍按照保卢斯规定的低廉赋即每年一百塔伦特（合二万四千英镑），按固定比例由几个民社分摊。可是当地人仍念念不忘昔日王朝的风光。在伪菲利普被镇压几年之后，又有另一个人冒充珀尔修斯的儿子亚历山大，在纳斯图斯地区（卡拉苏河流域）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六百人。财务官卢修斯·特拉梅利乌斯毫不费力就压制了这次反叛，将这些亡命之徒驱逐到了达尔达尼亚地区（罗马纪元612年即前142年）。二百年前，马其顿人在希腊和亚洲成就了如此辉煌的事业，如今，这是他们在民族自豪感的驱使下进行的最后一次运动。自此以后，关于马其顿人就乏善可陈了，只是，他们记录这不光彩岁月的日期就从王国转变成行省的那一天开始。

自此以后，马其顿北部和东部边界的边防，换句话说，希腊文明对于野蛮人的防御，也由罗马人来掌管了。罗马人对于这里的防务既没有使用充足的兵力，也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相反，他们为了军事目的而修筑了一条埃及大道，这条大道从波利比奥斯时代就从两个西部主要港口阿波洛尼亚和都拉斯，横穿赛萨洛尼卡腹地，之后还延伸至布鲁斯地区（马里特撒）[12]。这个新行省此后成了一个天然的军事基地，一方面可以对付达尔马西亚人的混乱，另一方面还可以远征位于希腊亚平宁半岛北部的伊利里亚人、凯尔特人和色雷斯部落，我们将在下文讲到他们的历史关系。

希腊

希腊人与马其顿人相比，有更多的理由庆贺自己得到了罗马的恩惠。罗马的亲希腊派可能会认为与珀尔修斯战争的灾难后果在逐渐消失，当地的情形正在好转。以前优势党中最激烈的煽动分子，体面的罗马人决不允许其进入家门，比如埃托利亚人里希斯库斯、皮奥夏人马西普斯、阿伽纳尼亚人科里梅塔斯以及臭名昭著的伊庇鲁斯人卡罗普斯，现在也都一个一个进入了坟墓。另一代人成长起来，旧的回忆、旧的恩仇都泯灭殆尽。罗马元老院认为是时候相互原谅，遗忘过去了，于是他们于罗马纪元604年即前150年释放了亚加亚爱国志士的幸存者，他们已被关押在意大利已有17年，同时亚加亚公会也从没停止过要求释放他们，但是他们错了。不管罗马人如何愿意安抚希腊人，但他们就是无法与希腊人的爱国精神达成一致，这一点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希腊人对于阿塔利王朝的态度。作为罗马人的朋友，欧迈尼斯二世在希腊遭到了切齿痛恨[13]，但是他和罗马人的关系刚刚有些降温，立刻就在希腊受到欢迎，希腊人希望帕伽姆斯人能解救他们免受外国奴役，就像以前的马其顿人一样。现在，希腊各小国之间社会混乱不断加剧，罗马人也只有听之任之了。这个国家的衰落并非由战争或者瘟疫引起的，而是由于国内的上等阶层生活腐化，对妻子不负责任，同时犯人和流浪者也主要集聚在希腊，等待征兵。整个社会债台高筑、经济能力很差、缺乏信用。一些城市，尤其是雅典和底比斯，在经济危机时就直接进行抢劫掠夺邻近的一些地区。同时，社区内部的纠纷也绝未平静，比如情愿加入亚加亚同盟和不情愿加入的成员之间就存在深刻的矛盾。即使罗马人愿意相信自己的想象，愿意相信眼下暂时的平静，他们也会很快发现，希腊的年轻一代并不比老一代更正直、更明智。事实也正是如此，希腊人很快就找到机会向罗马人挑衅。

亚加亚战争

为了掩盖一桩罪恶的交易，亚加亚同盟当时的主席迪亚厄斯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在公会发表声明：拉奇代蒙人作为亚加亚联盟的一个成员，联盟授予他们的权利——比如免受亚加亚刑事裁判权和单独派使者到罗马等——并没有得到罗马人的保证。这是无耻的谎言，但公会还是愿意相信自己希望为真的事情，同时亚加亚人还表示要用武力来证明此言为真，实力较弱的斯巴达人不得不暂时屈服，或者更准确说，亚加亚人要求交出的一些人士前往罗马元老院诉说他们的遭遇。元老院照例回答说要派遣使者前去调查，可是来到亚加亚和斯巴达的使者并没有传达元老院的意思，而是宣布说元老院已经做出有利于他们的判决。这样，亚加亚人更加觉得，既然他们是罗马人的同盟，则自己应与罗马人处于同等地位，又因为罗马人攻打伪菲利普时，亚加亚人曾施以援手，所以便自觉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提高，因此于罗马纪元606年即前148年派达摩克利图斯率军进攻拉科尼亚，罗马大使途经亚细亚，在梅特路斯的劝说下，警告他们要维持和平，等候元老院委员到来，却毫无用处。接着爆发了一场战役，近一千名斯巴达人死于其中，如果不是因为达摩克利图斯既无政治能力又无军事才干，斯巴达城必被攻陷。达摩克利图斯被免之后，他的继任人戴安乌斯正是挑起这场战争的主角儿，所以此时就狂热地继续战争。同时他还向那令人畏惧的马其顿司令官表示亚加亚对其同盟的绝对忠诚。

不久，盼望已久的罗马委员终于出现，由奥利里乌斯·俄瑞斯忒斯带领。战争暂时停止，亚加亚公会列队于科林斯，听取委员的指示，但这指示出乎意料，且令人深感不快。斯巴达并入亚加亚，本来就是强迫的，有悖常理，所以罗马人决定将它取消，并且将在一切事务上对亚加亚人采取强硬措施。几年前（罗马纪元591年即前163年），亚加亚人曾被迫放弃与埃托利亚城市普劳伦的同盟，现在又被命令放弃自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以来所获得的一切领土——这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科林斯、奥克美纳斯、阿格斯、斯巴达和欧伊特附近的赫拉克勒亚，他们的同盟缩小到汉尼拔战争结束时的规模。亚加亚人闻听此言，不待罗马使者说完，立刻奔到集市，向大家宣布罗马人的指示。无论官员还是百姓立刻异口同声表示，要立即抓捕目前还在科林斯的拉奇代蒙人，因为这些斯巴达人给他们带来了横祸。这场抓捕混乱之极，拥有拉哥尼亚的姓名或者穿双拉哥尼亚的鞋子都成为他们关押别人的理由，事实上，亚加亚人甚至闯入罗马使者的住所，把躲在那里避难的拉奇代蒙人抓走，还对罗马使者恶言相向，好在没有动手。

罗马使者愤而回国，向元老院哭诉其遭遇，并且难免言过其实，但是一向对希腊人采取温和手段的元老院，起初的方法仅限于劝告。他们言辞极其温和，对自己所受到的侮辱甚至没有提到赔偿，赛克斯图斯·尤利乌斯·凯撒只是在爱吉姆的公会里重申了罗马人的命令（罗马纪元607年即前147年春）。亚加亚的领袖们推举克利图劳斯为他们的统帅（从罗马纪元607年5月—608年5月即前147—146年），这些人都精通国家大事、熟悉政治策略，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罗马在迦太基和维里亚都地位不稳，于是就继续欺骗和冒犯罗马人。他们请求凯撒在泰耶阿组织一场各方代表会议，对上面的问题进行调停。凯撒照做了，但是，凯撒和拉奇代蒙的大使在那里白白等待亚加亚人很久，最后却只有克利图劳斯一个人到场，对他们宣布说，只有亚加亚大会才有权处理这个问题，此事只能在公会中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只有六个月后才能得到解决。于是凯撒返回了罗马。

在克利图劳斯的提议下，亚加亚人的下一次大会正式对斯巴达人宣战。即使现在梅特路斯仍然试图友好解决此次争端，派使者来到科林斯，但是市民议会的吵闹声（主要是这个富裕的商业和制造业城市百姓的声音），很快就把罗马使者的声音给淹没了，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克利图劳斯宣布说，希望罗马人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的敌人，这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公会成员想要干预，百姓却群起保护他们爱戴的这个人，当时人们讽刺说“富人背叛祖国”，“他们需要军事独裁”，并且还暗示说，有很多民族和国王都预备反对罗马等。此后的两个决议都表明了此次活动的动机：一个是所有俱乐部都应永久存在；另一个是一切债务诉讼都应搁置，直至恢复和平。

亚加亚人就这样发动了战争，他们甚至还拥有了底比斯人、皮奥夏人和哈尔基斯人的同盟。罗马纪元608年即前146年初，亚加亚人进军色萨利，迫使欧伊特附近的赫拉克勒亚屈服，因为该地区早前遵元老院之命，脱离了亚加亚同盟。元老院派遣执政官卢修斯·穆米乌斯前往希腊，尚未到达，于是梅特路斯就负责率领马其顿的军团来保护赫拉克勒亚。亚加亚-底比斯军队一听说罗马人到达的消息，立刻不再言作战之事，只想着如何才能退回安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军队急忙撤退，甚至塞莫皮莱的据点也放弃了，但是梅特路斯加紧追击，在斯加费亚附近的罗克里斯赶上并大败希腊军队。希腊人死伤无数，还有一部分被俘。此次战役以后，克利图劳斯从此销声匿迹。希腊残军七零八落，到处奔走，始终没有地方愿意收容。帕特莱部全军覆没于福基斯，阿卡迪亚军战败于契罗尼亚。希腊北部地区根本没有军队的踪影，只有一小撮亚加亚部队和底比斯的市民成群结队逃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梅特路斯用最温和的手段诱使希腊人放弃自己无谓的抵抗，比如，他下令所有底比斯人（除了一小部分外）都恢复自由，但是他的措施用意虽好，却遭到了拼死抵抗，这并非由于人民愿意抵抗，而是由于官员们忧虑自身的安全。

克利图劳斯死后，戴安乌斯重任军队统帅，他把所有能使用武器的男子都召集到峡谷地带，并命令一万二千名奴隶及希腊本地人编入军队。富人交租交税，爱好和平的人士如不愿贿赂统治者以免除兵役的，都遭到血腥迫害，人数骤减。战争由此继续下去，战况也一如从前。由四千名壮年男子组成的亚加亚先锋军在阿尔卡美尼斯的率领下驻扎在梅加拉，他们一见到罗马军队的身影，立刻四散逃窜。梅特路斯正要命令军队进攻峡谷地带的主力，这时，执政官卢修斯·穆米乌斯带领几名随从抵达罗马指挥部，接任统帅。同时，由于罗马哨兵的疏忽，亚加亚军队取得一次胜利，因此信心大增，竟在琉科波特主动向兵力两倍于己的罗马军队挑战。罗马人毫不犹豫，立刻应战。开始，亚加亚骑兵在约为自己六倍的罗马骑兵面前溃不成军，接着，顽强抵抗的希腊步兵也在敌人的侧翼攻击下乱成一团，战争就此结束。戴安乌斯逃回家中，杀死其妻，自己也服毒而死。所有城市都不战而降，就连传说中坚不可摧的科林斯——穆米乌斯害怕埋伏，犹豫三天不敢进城——最后也没有丝毫抵抗就被占领。

亚加亚行省

希腊事务的管理权现在都交由元老院的十名委员和执政官穆米乌斯，穆米乌斯在这个被征服的国家声名尚可，但是毫无疑问，由于自己在这里的赫赫战功，他自称“阿卡科斯”，并毕恭毕敬地为胜利者赫拉克勒斯建立了一座神庙，至少这一点做得并不聪明。由于他并不习惯贵族的奢侈腐化，基本上是一个“新人”，相对较为清贫，所以还算是一个正直、宽容的执政者。据说，除了戴安乌斯外，亚加亚没死一人；除了皮西亚斯外，皮奥夏也没死一人，这当然只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在卡尔基斯也有残暴的事情发生，但总体来讲，他在处罚犯罪时还是宽大为怀。穆米乌斯拒绝了推倒菲洛皮门（亚加亚爱国党领袖）雕像的建议，此外在当地征收的罚款也并非交给罗马国库，而是用于修建毁于战火的希腊城市，并且此后也大都得到豁免。家有父母妻子的叛变者，财产变卖后并未充公，而是交由家属使用。只有科林斯、特斯皮伊及其他城市的艺术品被运走，一部分树立在首都，一部分就放在意大利的乡村[14]，还有一些送给了峡谷地带的德尔菲神庙和奥林匹克神庙。在这个国家的组织结构上，他也同样采取了温和的措施。当然，在引入行省制度时这一点就不言而喻，那些特殊同盟，尤其是亚加亚同盟都将被解散，各民社都自行其是，同时还有一条命令阻止他们的相互交往，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同时拥有两个民社的土地。不仅如此，各民社的民主法律都被废除，各民社都由富人组成的议会进行管理，这些政策都在弗拉明努斯实施过[15]。此外，各民社都须向罗马缴纳固定的土地税，他们都处于马其顿省长的管辖之内，他是最高的军队统领，对当地的司法和行政实行监督，比如，他可以对更加重要的刑事诉讼进行判决。即便如此，希腊各民社仍然拥有一定的“自由”，他们拥有正式的主权（虽然罗马主权对其进行了一定限制），他们拥有土地所有权和一定程度的行政及司法权[16]。几年之后，旧的同盟又开始时断时续地存在，就连限制土地所有权的命令也废除了。

科林斯的毀灭

底比斯、卡尔基斯和科林斯等民社受到的待遇则相对严厉，其中前两个民社的居民都卸下了武器，拆除了城墙，变成了开放的村庄，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昔日繁华的科林斯——希腊第一个商业城市就这样无缘无故被拆毁，确实是罗马编年史上的一个黑点。元老院有令，科林斯公民全部被抓，没有杀掉的一概卖为奴隶，城市本身也被拆掉城墙和城堡——如果罗马人不打算永远驻守此地，这个办法在所难免——被夷为平地，而且罗马人还依照惯例诅咒此地永远不得重建。该地区的大部分领土归罗马所有，其中一部分土地被送给西锡安，条件是后者应代替科林斯支付海峡地带民族节日的费用。

希腊大地上最后一个珍贵的装饰品，“希腊的眼睛”，一个曾经如此富饶的城市，就这样消失了。但是，如果文明回顾一下整个灾难的过程，公正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该时期的希腊人自己也坦白承认——此次战争并非罗马人之错，相反，希腊人背信弃义，国势衰微却冒失鲁莽，罗马人不得不进行干涉。废除联盟虚伪的主权以及与此相关的有害梦想乃是此地的幸事。马其顿的罗马元帅掌管此地，虽然并不如人愿，但与昔日希腊联盟和罗马委员的混乱与暴政相比，已经好得多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也不再是雇佣兵的庇护所。有人断言，此地受到罗马人的直接统治后，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平静与繁荣，这点倒是可信。第米斯托克利曾说过“灭亡拯救了灭亡”，当时的希腊人就用这句话来说明希腊丧失独立的结果，其实不无道理。即使现在，罗马人对于希腊人仍然过分纵容，这一点与罗马人当时对待斯巴达人和腓尼基人的作法对比，就会更加明显。残暴对待野蛮民族似乎未尝不可，但这一时期的罗马人，也像后来的皇帝图拉真一样，认为“剥夺雅典和斯巴达人残存的一点自由，未免太过严厉，太过野蛮”。

对待亚加亚人的宽容态度和对待科林斯的残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马人对于科林斯的残忍，就是为毁掉努曼迪亚和迦太基城做辩解的人士也不以为然，即便按照罗马国际法，罗马使臣在科林斯街头遭到恶语相待也不是他们遭到如此惩罚的理由。这种残忍并非由于某个人的命令，更不是穆米乌斯的命令，而是罗马元老院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商人党造成的结果，这结论一点不错，因为商人党很早就开始干预贵族的政策，除掉科林斯就等于消灭了一个商业对手。如果罗马的大商人在希腊事务上有发言权，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单独科林斯城遭到这样悲惨的待遇，为什么罗马人不仅毁掉了这个城市，而且还禁止在这块适合商业发展的土地上进行任何重建工作。自此以后，众多罗马商人云集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哥斯就成了罗马商人的集聚地。然而对于罗马的批发商来说，提洛岛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即使早在罗马纪元586年即前168年，提洛岛就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港了，它吸引了罗德斯大部分的商业，现在也同样继承了科林斯的遗产。该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西方到东方货物的集散地[17]。第三个大洲距离遥远，罗马人的统治不如在非洲和马其顿-希腊各国那样顺利，因为这些地区与意大利之间只隔着一条狭窄的水域。

佩尔加盟王国

在小亚细亚，塞琉古王朝被驱逐之后，波尔加蒙王国就成了第一强国，阿塔利王朝不受亚历山大王朝传统的诱惑，而是明智地保持冷静，不去强求不可能的事情，努力维护国内的平静。他们既不愿扩张自己的领土，也决不在罗马的强权下屈服。他们只是在罗马人的允许之下，尽力促进帝国的繁荣与和平。可惜他们还是没能逃脱罗马人的嫉妒和怀疑。该国既拥有欧洲海岸普罗旁缇斯，西邻小亚细亚海岸，在内陆地区又远达卡帕多西亚和西亚边界，并且与叙利亚国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一个国王安条克·伊皮法尼（罗马纪元590年即前164年）曾在阿塔利王朝的帮助下登位——波尔加蒙国王欧迈尼斯二世势力日渐强大，马其顿和叙利亚王国的不断衰落，使其国家更为显赫，甚至引起了其创办人的忧虑。前面我们曾经讲过，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罗马元老院曾试图用不正当的外交手段来削弱这个盟国。在当时的情况下，波尔加蒙统治者对于国内自由或半自由的商业城市的相互关系，以及边境上那些野蛮邻国的关系，早觉得焦头烂额，现在其主国对本国表示不满，更是增添了事情的复杂性。由于罗马纪元565年即前189年的和平条约并没有清楚显示，潘菲利亚和皮西迪亚边界的陶鲁斯高地到底属于叙利亚还是波尔加蒙王国[18]，而那些英勇的塞尔吉人，好像名义上承认叙利亚对他们的统治，所以在那几乎无路可通的皮西迪亚山区，对国王欧迈尼斯二世和阿塔罗斯二世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激烈反抗。亚洲凯尔特人，在罗马人的授意下曾有一段时间臣服于波尔加蒙王国，现在也开始反抗欧迈尼斯，并与阿塔利王朝的世敌浦路西亚斯国王比提尼亚联合，突然于罗马纪元587年即前167年对欧迈尼斯发起战争。欧迈尼斯国王没有时间去雇佣军队，他的智勇又不足以阻止凯尔特人大败亚洲军队，阻止他们蹂躏他的国土。对于欧迈尼斯的请求，罗马人屈尊进行调停，方式却相当奇特，我们上文曾经讲过。不过，这位国王一旦有了时间，又有国库里充足的库存，他很快召集了一支部队，不久便收复失地，将敌人逐出边境。尽管加拉提亚仍未收复，而他在当地维持自己立足之地的努力也因为罗马的影响惨遭失败[19]，虽然邻国和罗马人对他施以明枪暗箭，然而，他死时留下的王国仍然势力未减。欧迈尼斯死时儿子尚未成年，本都王法那西斯试图夺取监护权，欧迈尼斯之弟阿塔利二世费拉德尔费亚在罗马人的帮助下驱逐了法那西斯，然后代替其侄摄政，就像安替柯·多森一样，终身为其监护人。此人非常聪明能干、能屈能伸，是个真正的阿塔利人，他竟能设法让元老院相信他们此前所怀有的疑心毫无根据。虽然国内的反罗马派指责他把土地出卖给罗马人，并且奴颜婢膝承受罗马人的侮辱和勒索，但是他有了罗马人的保护，竟然能够插手叙利亚、卡帕多西亚和比提尼亚的王位之争。即便在与比提尼亚的战争中，也是罗马人的干预挽救了他的性命。比提尼亚国王普鲁西亚斯二世外号为“猎手”，野蛮人和文明人的缺点他都兼而有之。阿塔利二世与比提尼亚的战争极为凶险，但罗马人直到最后关头——他被围困城中时才开始施以援手，而且普鲁西亚斯对于罗马人的第一次警告根本不予理睬，甚至还对此加以嘲笑。不过，当他监护下的阿塔利三世·费罗梅托继位之后，国王所实行的和平宽大政策就为亚洲苏丹式的暴政所代替。比如，他父亲的朋友经常对其进行忠告，很不方便，为了除掉这些人，他便把他们召集到宫中，命令卫兵将他们一一杀死，此后又除掉其妻子家人。除此之外，他还写些有关园艺的文章，种植有毒植物，制备蜡炬模型，最终猝然死亡。

亚细亚行省与亚利斯托尼库斯的战争

阿塔利二世死亡，阿塔利王朝随之消失。在此关头，根据罗马属国的宪法，末主有权利用遗嘱规定王国的继承权问题。他竟然在遗嘱中将王国留给了罗马人，很难断定他这么做究竟是由于痛恨臣民们对阿塔利末代君主的折磨，还是想进一步确认罗马对王国的实际统治。总之，遗嘱已经立下[20]，罗马人也接受了这份馈赠。阿塔利王朝的土地和财宝就像一个新鲜的苹果一样，成了罗马各政治党派争夺的焦点。在亚细亚，这份遗嘱还引起了一场战争。由于亚洲人痛恨外族人对他们的统治，欧迈尼斯的私生子亚利斯托尼库斯就利用这种心理，在士麦那和福西亚之间的一个小海港城市路加亚揭竿而起，要求继承王位。福西亚和其他一些城市都追随了他，但是艾菲希亚人在库麦附近的海上把他击败，因为他们发现，只有遵从罗马人的命令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亚利斯托尼库斯不得不逃往内地。大家都认为这场运动就此结束了，可是他突然又以“太阳城公民”[21]首领的名义出现在大家面前，换句话说，他率领着一群刚获自由的奴隶，占领了吕底亚的提亚提拉城和阿波罗尼斯城，甚至一部分阿塔利王朝的城市，并召集了一群色雷斯自由人加入他的队伍。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亚细亚没有罗马军队，而当地的自由城市以及比提尼亚、帕负拉哥尼亚、卡帕多西亚、本都、亚美尼亚等属国的军队都无法抵抗伪王的军队。他依靠强大的兵力一直攻入克罗峰、萨默斯和敏杜斯，罗马纪元623年即前131年底，罗马军队抵达亚细亚时，他几乎统治了他父亲的整个王国。

罗马军队的统帅，执政官兼大祭司长普布利乌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穆奇亚努斯，是当时罗马最富有也是最文雅的一个人，同时他还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和律师。统帅意欲把伪王围困在路加亚，可是正在准备期间，他因为过于轻敌，竟然被对手打得措手不及，本人也被一支色雷斯部队围困起来，这让他吃了一惊。他可不愿意让敌人得逞，自己一个堂堂的罗马统帅怎能成为他们的俘虏，于是他故意激怒了那些并不知道他身份的野蛮人，结果那些人把他处以死刑（罗马纪元624年即前130年初）。当人们认出他就是执政官时，他已成了一具尸体。卡帕多西亚国王阿里阿拉斯好像也是和他同时死去的。这次胜利不久，伪王就为克拉苏的继任人马库斯·波非那所败，他的军队四散逃窜，本人也被围困在斯特拉托尼西亚，成为战俘，不久在罗马被处决。

波非那猝死之后，征服最后一个进行抵抗的城市、对此地进行彻底管理的任务就落在了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的身上（罗马纪元625年即前129年）。其实行的政策跟在迦太基地区的政策一样。阿塔利王国的东部地区被划给了属国国王，这样，罗马人就不用防御其边界，军队也不必常驻亚细亚了。泰尔米苏斯划归利西亚同盟[22]，色雷斯在欧洲的部分归于马其顿行省；其他地区就组成了一个新的罗马行省，和迦太基一样，这个行省就以它所处的大陆命名（其中自有其深意）。当地昔日向波尔加蒙王国缴纳的税负全免，他们推行的政策也和希腊以及马其顿一样温和，由此，小亚细亚最大的一个国家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

西亚卡帕多西亚

西亚众多的其他小国和城市，比如比提尼亚、帕负拉哥尼亚、加里克王国、利西亚、帕姆菲利亚同盟等，还有自由城市基齐库斯和罗德等，他们的关系还一如从前。哈里斯河以外，在卡帕多西亚，阿里阿拉特五世费罗帕特在阿塔利王朝的支持下，与在叙利亚支持下的哥哥赫罗福尼斯争夺王位，并取得成功。此后，该国一直采取与波尔加蒙相似的政策，不仅绝对忠诚于罗马，而且还倾向于接受希腊文化。就是他把希腊文化引入了当时几近野蛮的卡帕多西亚，当然还有希腊文化的奢侈浪费，比如对酒神巴克斯的崇拜以及所谓“流浪艺人”的腐化生活。忠诚的阿里阿拉特五世费罗帕特参与了罗马与波尔加蒙伪王的战争，并因此死亡，为表达对这种忠心的赞赏，罗马人不仅驱逐了想要篡位的本都王，辅佐其幼子阿里阿拉特六世上台，而且把阿塔利王国东南部的利考尼亚及其东部原属西里西亚的地区划归卡帕多西亚。

本都国

在小亚细亚东北部遥远的地区，被称为“海上卡帕多西亚”或者简称“海国”的本都国范围渐渐扩大，势力也逐渐增强。马格尼西亚战役后不久，国王法那西斯一世就把其主权扩张到了哈里斯河以外、比提尼亚的边界第乌斯，尤其是占领了富饶的锡诺普地区，并将其由一个自由的希腊城市变成了本都国王的居所。毫无疑问，他的这种侵略危害了邻国的利益，于是，在国王欧迈尼斯二世的带领下，几国联合对其发起了进攻（罗马纪元571—575年即前183—前179年）。在罗马人的调停下，他同意从加拉提亚和帕负拉哥尼亚撤军，但是这一系列事件都表明，法那西斯以及他的继任人米特拉达特斯五世尤尔哥特斯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以及与亚利斯托尼库斯的战争中，都是罗马的忠实同盟，不仅拥有哈里斯河之外的地区，而且实际上还保有对帕负拉哥尼亚和伽拉太王国的保护权。阿塔利王国解体后，罗马人之所以愿意把大弗里吉亚划归米特拉达特斯，表面上因为其在与亚利斯托尼库斯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实际上则是因为向罗马将军缴纳了大量财物。这一点只有在上面假设的前提下，才能得以解释。另一方面，本都在高加索和幼发拉底河方向延伸到何种程度，我们不能准确断定，但它确实占有了亚美尼亚西部地区的恩迪尔斯和迪维利奇，这些地方也被称为小亚美尼亚。大亚美尼亚和索非尼地区则成立了独立的王国。

叙利亚和埃及

在亚平宁半岛的小亚细亚地区，罗马大体上就这样行使自己的统治权，虽然这些国家在很多事务上都不愿按照罗马的愿望，甚至与它的愿望相反，然而在土地分配上，基本还是由罗马来统治，不过在陶鲁斯和幼发拉底河上游，直到尼罗河谷地大体上还都享有自治权。所以在罗马纪元565年即前189年，管理东方事务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哈里斯河应成为罗马属国的东方边界，这一点，元老院并没有遵守，不过从其性质上看，也根本无法遵守。政治上的地平线和自然界的地平线一样只是一个幻觉，如果叙利亚所拥有的战舰和战象数目完全符合和平条约规定；如果叙利亚军队在罗马元老院的要求下，只取得一半胜利就从埃及撤军，那这些事情都表明他们明确承认罗马的霸权和自己的属国地位。同样，叙利亚和埃及的王位之争也要得到罗马的命令才能解决。

在叙利亚，自从安条克·伊皮法尼斯死后（罗马纪元590年即前164年），当时在罗马做人质的塞琉古四世之子艾皮法尼斯（后改名为索特），开始与先王安条克·伊皮法尼斯的幼子安条克·尤帕托争夺王位。在埃及，自从罗马纪元584年即前170年以来，一直由两兄弟共同执政，其中长兄托勒密·费罗米特（罗马纪元573—608年即前181—前146年）被弟弟托勒密二世（或叫胖托勒密）逐出本国（罗马纪元590年即前164年），因此亲自跑到罗马，希望能重新夺回王位。罗马元老院完全依靠外交手段解决了这两件事情，并以罗马的利益为准则。在叙利亚，德米特里厄斯更有资格继承王位，却被搁置一边，安条克·尤帕特继承王位。这个幼年国王的监护权则落到了罗马元老盖乌斯·奥克塔维乌斯的手中，不负罗马人的愿望，他的统治完全是为了罗马人的利益。他根据罗马纪元565年即前189年的协议，裁掉了海军和战象，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埃及，不但费罗米特成功复位，而且昔兰尼地区也被分割出去，成了尤尔哥特斯的属地，这部分是为了结束两兄弟之间的争端，部分也是为了削弱罗马依旧强大的力量。此后不久，一个犹太人写道：“有用的人，罗马人便立之为王；没用的人，便逐出国门，远离家乡和亲人。”不过这也是罗马元老院最后一次在东方事务上拥有如此的能力和精力，之前这种能力和精力在与菲利普、安条克和波修斯等人的合作中也表现出来过。

虽然政府内部的腐败在对外事的影响中反应比较滞后，不过最终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政府不稳定，整天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那他们对权力的把握就会松弛，几乎掌握不稳。叙利亚的摄政王被谋杀于劳迪西亚，而那个被迫放弃王位的迪米特里斯也逃出了罗马，假借元老院的名义，废掉幼小的国王，获得了祖国的统治权（罗马纪元592年即前162年）。不久，埃及和昔兰尼之间由于争夺塞浦路斯岛而爆发了一场战争。元老院先把塞浦路斯判归兄长，后判归弟弟，而现在塞浦路斯仍归埃及所有，这与罗马人最近的决定恰恰相反。与此同时，罗马政府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且国内外一派和平，却总遭到东方国家一些无能国王的嘲讽。这些人冒用他的名义，滥杀其监护人和使臣。七十年前，伊利里亚人胆敢以同样的方式攻击罗马使者，当时的元老院就在市场为受难者立了纪念碑，并立刻召集海陆部队进攻杀人者。同样，这时的元老院也按照惯例，要求为盖乌斯·奥克塔维乌斯树立纪念碑，但他们没有率领军队进攻叙利亚，而是确认了迪米特里斯的王位。罗马政府确实太强大了，毋庸为自己的荣誉而战。同样，埃及人不顾罗马的命令，仍然占有塞浦路斯，而且在费罗米特死后（罗马纪元608年即前146年），尤尔哥特斯继任其位，把分裂的国家重新合二为一，元老院也听之任之，并不反对。

印度和巴克特里亚

这些事件之后，罗马对这些国家的影响逐渐动摇，他们的活动不再需要罗马的帮助，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忽略近东甚至远东的历史。埃及四面隔绝，现状不容易改变，同时，在罗马统治暂时停止的一段时间里，亚洲的幼发拉底河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民族和国家都经历了根本的改变。在伊朗大沙漠以外，亚历山大统治后不久，印度地区就出现了钱德拉古朴塔领导的帕里姆波斯拉王国，上奥克斯地区出现了强大的大夏国，两国均受到当地元素与希腊文化最东分支的综合影响。

亚细亚王国的衰落

两国的西部便是亚细亚王国。这个国家在安条克国王的统治下，国势已经衰微，但其国土仍从达达尼尔海峡一直延伸到麦甸和波斯行省，包括整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国王也仍然插手沙漠之外的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地区，就是在他的领导之下一个偌大的国家才开始四分五裂。他不仅在与马格尼西亚的战争中丢掉了西亚细亚，而且两个卡帕多西亚省和两个亚美尼亚省——东北部的亚美尼亚本部和西南部的索非尼地区也都得到解放，由叙利亚的公国变成了独立的王国。在这些国家中，由阿塔柯西领导的大亚美尼亚很快就强大起来。他的继任人安条克·艾皮法尼斯（罗马纪元579—590年即前175—前164年）采取了愚蠢的统一政策，让帝国遭受到更大的灾难。尽管他的王国的确是由众多的小国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组成，并且公民国籍和宗教的不同也确实为政府的管理带来了很多障碍，但是在他的整个统治区都引进希腊-罗马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习惯，并将所有的民族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整齐划一，这确实不太明智。更重要的是，这个讽刺版的“约瑟夫二世”本人并不适合从事这么庞大的事业，他进行改革的方式非常糟糕，不仅大规模地拆掉寺庙，而且对异教徒进行了疯狂的压迫。

犹太人

这种政策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居住在埃及边界的犹太人，本是一个非常驯顺、非常谦卑的民族，而且非常活跃、非常勤劳，现在为这种大规模的迫害所逼，开始公开反抗（罗马纪元587年即前167年）。此事闹到了罗马元老院。当时的元老院正对迪米特里斯·索特深怀怨愤（他们这么做有正当的理由），同时还担心阿塔利王国和塞琉古王朝联合起来，此外，在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对于罗马都是有利的，所以罗马轻而易举就承认了发起叛乱的国家的独立和自治（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除了无须动用财力的事情外，罗马人没有为犹太人做任何事。尽管罗马和犹太人签订的条约规定，当犹太人遭受攻击时，罗马人必须出手相助，而且罗马人禁止叙利亚和埃及国王从犹地亚行军，但是，抵抗叙利亚国王的事情还得犹太人自己去做。英雄的马加比家族领导人民进行了英勇而谨慎的斗争，同时叙利亚王国内部也纷争四起，与强大罗马的同盟比起来这些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在叙利亚国王德里夫与德米特里斯·尼卡特的战争中，罗马人正式同意了犹太人的自治权，并豁免了他们的赋税（罗马纪元612年即前142年）。不久之后，马加比家族的掌门人马蒂提亚之子西蒙还被国家以及叙利亚国王正式任命为大祭司和以色列王子。[23]

帕提亚帝国

与此同时，在东部各省还出现了比以色列暴乱更加重要的事件，这些事件的起因与以色列暴乱的起因可能一样，因为安条克·艾皮法尼斯把那些地区的波斯神庙全部拆毁，就像拆掉耶路撒冷的寺庙一样，而且阿胡拉·马兹达和米特拉的信徒所得到的待遇并不比耶和华的信徒好多少。上述事件在此地引起的结果和在犹地亚一样，不过范围更广、规模更大，都是本地的习俗和本地宗教反对希腊风俗和希腊神灵。促进这场运动的是帕提亚人，而帕提亚帝国也产生于这场运动。安息人也称作帕提亚人，起初是波斯帝国无数民族中的一个，定居在呼罗珊到里海东南部地区，五百年后受到赛西亚人即图雷尼人的统治，是独立国家安息的一个高贵的种族，不过这个民族直到一百年后才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安息王朝第六代国王米特拉达梯一世是帕提亚强盛帝国的创立者，大夏帝国也臣服于它。其实大夏帝国本比它强大，但因为与从图兰来的赛西亚游牧部落为敌，并与印度各国发生战争，同时也可能因为内部混乱，竟至成为帕提亚帝国的属国。此外，米特拉达梯一世在沙漠西部各国还取得了同样的胜利。叙利亚当时正值混乱时期，部分由于安条克·艾皮法尼斯的希腊化措施失败，另一部分原因是其死亡后引发的继位纷争，其内部各省纷纷要求脱离安条克的统治。比如科马根，叙利亚最靠北的省份，其总督托勒玛乌斯宣布独立；幼发拉底河对岸，北美索不达米亚或奥斯若恩的艾德撒王子以及重要省份米提亚的总督提马克斯也同样宣布独立。实际上，后者的独立还得到了罗马元老院的确认，并获得了亚美尼亚的支持，其范围竟然远达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这个亚洲帝国的永恒特征就是混乱。在那些独立或半独立的省份里，总督不停进行叛乱，都城的人民也同样不守规矩，难以驯服，就跟罗马或亚历山大城一样。

其邻国国王——比如埃及、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波尔加蒙也都不断干涉叙利亚的事务，并在继位问题上挑起争端。所以在这些国家，内战不断发生，主权通常被几个伪王争得四分五裂，这些都是经常性的灾难。其主国罗马，不是进行挑拨，就是一个冷眼旁观的旁观者。除此之外，帕提亚帝国还依仗其财力优势、在语言和宗教上的优势以及军事和政治优势向东进攻其他的国家。不过对于这个死而复生的居鲁士帝国来说，这并不是值得大写特写的部分。尽管希腊文化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很大，但是帕提亚王国和塞琉古王国相比，本国的风俗与宗教足以与希腊文化抗衡，古老的伊朗语、僧侣阶级、对米特拉的崇拜、东方封地制度、沙漠骑兵还有弓箭都是从这里出现并与希腊文化对抗的。在这些东西面前，帝王的位置颇为可怜。塞琉古家族绝不像拉吉兹家族那样衰落，他们的成员中绝不乏勇敢能干之人，可是叛乱、篡夺王位者、爱好挑拨者实在太多，即便他们能降服一两个，无奈他们的政权缺乏坚固的基础，甚至无法暂时控制这种混乱的局面。所以这种局面无法避免。在叙利亚东部各省，总督们毫无防护，有的甚至起兵叛乱，它们逐渐都并入了帕提亚王国；波斯、巴比伦、米提亚则永久脱离了叙利亚帝国。帕提亚王国的新版图横跨沙漠，从奥克斯和兴都库什到底格里斯河和阿拉伯沙漠，就像波斯帝国和亚洲的其他大国一样，再次成为一个内陆政权，同时，在一边开始了和图兰人的永久争执，另一边和西方人的战争也连绵不绝，这一点也和波斯帝国一样。叙利亚王国除了沿海地区外，只占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地区，永远失去了其大国地位，主要由于其内部纷争不断而不是因为其版图缩小。如果说叙利亚没有完全被帕提亚征服（这种危险时刻存在），那绝不是因为塞琉古末代君主的顽强抵抗，也绝不是因为罗马的影响，相反，正是因为叙利亚国内过于纷乱，尤其是图雷尼人入侵其东部各省所致。

东方人对西方人的反应

亚洲腹地民族关系的变革是这块古老土地历史的转折点。自西渐东的民族运动风潮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是最后的高潮，此后就进入低谷。帕提亚国建立后，仍保留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文化渐渐灭亡，在西伊朗也是如此。这些风俗数百年来在伊朗已经废弃，但从未彻底清除。亚历山大政策的第一个重要结果罗马元老院没有重视，因此引起了倒退运动，甚至延伸到了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和君士坦丁堡的清真寺。只要从拉格和波斯波利斯地区到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国家仍臣服于安条克国王，罗马的势力就只能延伸到大沙漠边缘，帕提亚国永远无法成为罗马在地中海的属国，不仅因为其势力强大，而且因为它的中心在亚洲腹地，离海边很远。自亚历山大时期起，全世界就对西方人表示臣服，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就如以后美国和澳大利亚与欧洲的关系一样。自从米特拉达梯一世以后，东方人又重新开始了政治运动，世界上又有了两个主人。

海上关系海盗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时期的海上关系，不过除了那时没有一个海上强国之外，其余没什么可说的。迦太基灭亡了；根据条约，叙利亚的战舰也全部废除；埃及的海军曾经如此强大，可是在软弱的国王统治下也彻底衰落；其余一些小国，尤其是一些商业城市，毫无疑问都有自己的武装运输舰队，但是这些兵力根本就不足以驱逐海盗——这在地中海地区可是一件极难的事情。所以剿灭海盗的任务逐渐落到了罗马的身上，罗马成了地中海剿灭海盗的主要力量。一百多年前，罗马政府为此事做出英勇决定，为了取得其东方霸权，派遣海上警察积极进行剿匪工作，但到了这个时期，海上警察的工作几近废弛。这明显说明，罗马的贵族政府正以可怕的速度走向衰落。罗马甚至不再有自己的海军，只有在必要时，征用意大利、小亚细亚及其他地区沿海城市的海军。不用说，结果就是，这些地区的海盗逐渐联合起来，成立了统一的组织。在罗马势力到达的地区，比如在亚得里亚海和第勒尼海，对于剿匪也做了一部分工作，但那根本不够。本时期远征达尔马西亚和利古里亚沿海地区，主要也是为了剿灭意大利这两个地区的海盗。罗马纪元631年即前123年，罗马人占领巴利阿里群岛也是出于同样原因[24]。在毛里塔尼亚和希腊地区，沿海居民和水手们就只能自己想方设法对付海盗船了，因为罗马对于这些遥远地区的政策就是尽量不要麻烦自己。毋庸置疑，这里沿海地区混乱不堪且财力不济的国家自然就成了海盗船的聚居地，而亚洲尤其不缺乏这样的海盗船。

克里特岛

在这方面一个糟糕的代表当属克里特。克里特地理位置优越，由于东西方各国的软弱或纵容，它成了希腊土地上唯一一个独立的国家。不用说，罗马使者也在这里来来往往，可是他们无所作为，比在叙利亚和埃及的成就更小。可是，好像命运让克里特人保持独立只是为了让大家看看希腊人独立会有什么下场一样，那里的情形相当可怕。克里特法律那种多利安式的严苛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无法无天的民主，就像塔伦特姆城的情况一样，而当地居民那种英勇豪侠的精神也变成了对争吵和抢劫的疯狂热爱。一个令人尊敬的希腊人自己就说，在克里特，凡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即便信徒保罗也非常赞同克里特诗人的话：“克里特人一概都是骗子、懒骨头、肮脏的畜生。”

尽管罗马人一再想法调停，可是连绵不断的内战，还是把这座“百城之岛”上古老而繁华的城市一座座地变成废墟。这里的居民四处流浪，无论海滨还是内陆，随地抢劫。自从这种抢劫行为不见容于伯罗奔尼撒地区之后，克里特这座岛屿成了周围邻国招兵买马的基地，尤其是成了海盗的聚居地，比如这个时期的西弗诺斯岛就被克里特海盗洗劫一空。罗德岛失去的土地虽然一直未能夺回，其商业所受打击也无法恢复[25]，但还是觉得必须与克里特开战，以剿灭海盗（约罗马纪元600年即前154年）。罗马人虽然进行了调停，但根本缺乏诚意，而且很明显也没有取得成功。

西里西亚

与克里特一样，西里西亚很快就变成了这些海盗的第二个聚居地。由于叙利亚政府的无能，海盗们不仅占有了领地，而且还得到了篡位者迪奥多特·特里丰的支持。特里丰由奴隶摇身一变成为叙利亚的国王（罗马纪元608—615年即前146—前139年），他不遗余力地鼓励西里西亚地区的海盗行为，希望借助于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海盗既可以捕捉奴隶，又是奴隶的主要出售者，与他们交易非常有利，所以，海盗行为在亚历山大城、罗德岛和提洛岛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容忍，政府如若没有参与其中，至少也是视而不见，无所作为。这里的海盗非常猖獗，元老院不得不在罗马纪元611年即前143年派遣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来到亚历山大和叙利亚，以调查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罗马人的外交手段并不能让软弱的政府强大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这些地区组织自己的海军，可是罗马政府又缺乏这种精神与毅力，所以一切只能保持原样。海盗船只是地中海地区唯一强大的海上力量，贩卖人口是那里唯一繁荣的事业。对此，罗马政府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罗马商人作为奴隶市场的最佳顾客，却与海盗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是为当地、提洛岛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提供这种商品的重要批发商。

总体结果

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描述主要是沿着罗马与罗马-希腊世界的外部关系这条主线进行的，从皮德纳战争到格拉古时代，从塔霍河和巴哥拉达斯到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罗马人要管理罗马-希腊世界，这可是个庞大而艰巨的任务。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非完全有误，但他们确实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加图时代的思想认为，国家应限制在意大利范围内，意大利以外的地区以保护制度进行，但这种思想难以立足，后代的领导人物无疑都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意识到有必要以直接统治来代替这种保护制度，并且保护属国的自由，但是他们并没有坚决、快速、整齐划一地实行这些措施，而是受到小利益的诱惑或是偶然事件的驱使，为了自己的方便吞并了一些孤立的省份，而大部分属国则还保持着原来那种无可忍受的状况，甚至像叙利亚那样，彻底脱离了罗马。

同样，罗马政府也一步步衰弱，变得短见而自私。他们只是在拖延时日，每天只是逼不得已才处理事务，但对于弱者来说，他们仍然是严厉的主人。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要求卡利亚的麦拉撒城送来一根横梁以供制造重装机之用，可是横梁与要求不符，于是该城的长官就受到了鞭打之刑，而且克拉苏斯还算得上正直善良，远不是一个坏人呢。另一方面，该严厉的时候他们执法却非常宽松，比如在对待边境的野蛮人以及海盗的问题上。当中央政府宣布放弃对于行省事务的监督权和管理权时，它不仅放弃了人民的利益，而且放弃了国家的利益，把这些利益都留给了当时的省长。发生在西班牙的事情，虽然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在这方面却很有启发性。西班牙的政府与其他省份比较起来相对软弱，在很多事务上仅仅是个旁观者，罗马地方长官根本无视国际法，背信弃义，完全不可信赖，视协约为草芥，不仅唆使刺客谋杀敌方将军，而且大肆屠杀已经投降的群众，使罗马的荣誉受到很大损害。不仅如此，他还违背罗马最高长官的意思，私自宣布开战或者缔结和平条约。在对待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件上，比如对于努曼迪亚人的反抗，他就表现出了惊人的邪恶和愚蠢，让事件演变成了那个国家的灾难和危机。对于这些事情，罗马政府根本就无意加以惩罚。

在重要职位的补缺和重要政治事件的处理问题上，元老院内部不同集团的钩心斗角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即使这时，外国王朝的金钱在罗马元老院内部也找到了自己的门路。据说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伊皮法尼斯的大使是第一位意欲贿赂罗马元老院并取得成功的人。向权势极大的元老赠送礼物很快就变得非常普遍，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在努曼迪亚城下收到叙利亚国王的赠品，把它扔进军需库，这竟然成了一件怪事。古老的原则认为，“统治的报酬就是统治，这种统治既是一种权利，一种利益，同时也是一种义务，一种负担”。可是现在这种原则已经废弃不用了，并由此兴起了一种新的国家经济，不再专门向公民课税，反而认为属国人民是本国获取利润的财产，这一方面是为了公共利益，一方面把剥削属国人民的任务交给了公民。罗马商人肆无忌惮的贪婪不但受到行省官员非法的纵容，就连他们讨厌的商业对手也遭到罗马军队的驱逐，邻国一些富饶的城市也同样遭殃，但它们并未牺牲在对权势的贪欲中，而是牺牲在更为残酷的商业投机中。早期的军事组织确实给公民和国家带来了沉重负担，但是优越的兵力也确实是国家所依赖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军事组织的灭亡大大削弱了国家的抵抗力。海军已经彻底灭亡，陆军也衰落到了不可置信的地步。保卫亚洲和非洲边境的任务只能落到了属国人民的身上，而属国人民无法承担的任务，比如意大利、马其顿和西班牙等边境的防御工作，也都做得非常草率。上层阶级人士大都退出军队，政府甚至无法征到足够的军官前往西班牙军队。人们对去西班牙服役越来越厌恶，而征兵时长官们又徇私严重，所以到了罗马纪元602年即前152年，政府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做法，由军官对应服兵役的人自由忖度并征得必要数目的士兵，改为现在所有人参与抽签，这对于军队的团体精神可不是一件好事，也不利于每个分队的作战效率。长官们对于此事并不严格贯彻，而是把常人弄虚作假的做法搬到这个场合。只要有一个执政官恪尽职守为西班牙战场征兵，保民官就会利用他的宪法权利进行制止。据记载，西庇阿要求允许其征兵进行努曼迪亚战争就遭到了元老院的拒绝。围攻迦太基城或努曼迪亚的罗马军队让人想起叙利亚军队，他们军队里的面包师、厨师、演员及其他非战斗人员竟然超过士兵的四倍。罗马军官在毁灭军队方面本来就比迦太基军官差不了多少，而无论是非洲战争还是西班牙战争、马其顿战争还是亚洲战争，开初通常都会打败仗。格涅乌斯·奥克塔维厄斯的谋杀案现在也无人提起了，而维里亚都被谋杀则成了罗马外交史上的杰作，征服努曼迪亚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曼奇努斯很为自己的爱国精神骄傲，叫人在罗马树起了自己赤身被绑的雕像，这个讽刺事件表明，罗马人的民族精神和男子气概消失得如何彻底。无论讲到哪一方面，我们都会发现罗马的内部能力和外部势力都在快速衰落。历经多次战争所获取的土地，在和平时期并未扩大，甚至没能守住原来的地盘。统治全世界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要保持下去更难。

[1]亚平宁半岛是当时西班牙的一个文化之都。

[2]西庇阿肯定想把意大利伽建成意大利的论坛，后来高卢的阿奎·赛克斯提亚也是同样。迦太基和纳尔波只有在很久以后才形成了跨洋的公民社区，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西庇阿就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3]与维里亚都进行战争的时间不是很确切。有一点可以肯定，维里亚都出现在与维提里乌斯发生冲突之时，他死于罗马纪元615年。他统治的年限有人认为是八年，也有人认为是十年、十五年，也有人认为是二十年。不过第一种看法可能性较大，因为维里亚都的出现与科林斯的毁灭有关。对于跟维里亚都作战的罗马军官来说，有几个毫无疑问来自北省，因为尽管维里亚都活动范围主要在南方，但他并非只局限在南方，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名字来判断他统治的年限。

[4]此处指凯尔特战争。

[5]此次指迦太基与罗马的和平条约。

[6]报勒所记载的尺寸是用米及希腊尺计算的（1希腊尺=0.309米）。

[7]迪奥多罗斯记载的高度（可能包括象厩在内）为六十英尺，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十三到十六英尺（四五米）高。

[8]近代挖掘中发现了一些马蹄形的房间，深度为十四希腊尺，宽度为十一希腊尺，入口宽度不详。这些尺寸大小是否作为象厩，还需要更为精确的研究。

[9]现在的格尔塔堡垒就在此处。

[10]这个腓尼基单词表示挖掘出来的圆形物体，这在迪奥多罗斯的记载中有说朋，而且这个词在希腊语中表示“杯子”。这只能表示迦太基城的内港，阿庇安认为科松前面一个长方形的港口是内港的一部分，不是很精确。

[11]原文是“Oios pepnutai，toi de skiai aissousin-”。

[12]这条路被认为是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一条商道，直到现在也依然从杜拉佐开始，穿过奥奇里德湖畔的巴哥拉群山，经过蒙那斯特尔，最后抵达萨洛尼卡。

[13]他属于希腊国家党。

[14]在萨宾城、帕尔玛，甚至在西班牙的意大利伽，都发现了刻有穆米乌斯名字的三角墙，以前应该是放置礼物的，现在都成了废墟的一部分。

[15]这些都是在希腊实施的最终规定。

[16]希腊是否在罗马纪元608年即前146年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确实值得争议。整个希腊地区仍然保持一定自由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希腊是否被罗马“占有”这一点不确定。每一个希腊社区都要向罗马缴纳一定赋税，而罗马总督也统治着整个希腊，管理所有城市的行政，有时甚至掌管刑事审判权，跟元老院一样，而且，马其顿的某些行省制度在希腊也得到应用。罗马人对于希腊的占领主要局限于科林斯，可能还有尤伯亚的部分地区。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希腊社区与马其顿总督的关系，就会发现希腊也可以看作是马其顿的一部分，就像马西利亚是纳尔波的一部分一样。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看自由神奇的正式主权，就会发现从法律上看，希腊的地位并没有因为罗马纪元608年即前146年的事件而改变。在马其顿作为一个独立的罗马行省建立以后，罗马人就夺走了对希腊属国的控制权，所以希腊也可以不看作是马其顿“控制”的一部分。

[17]其中一个显著的证据就是希腊的铜器和铝制品在西塞罗时代都被称作“科林斯品”或者“达利安铝”，很朋显，这些名字不是来自于产地，而是来自于出口地，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科林斯和德洛斯也出产同样的产品。

[18]这里指波尔加蒙王国的边界。

[19]最近又发现了几封尤蒙斯二世和阿塔利二世给帕西努斯主教（通常被称为阿提斯主教）的信件，从信件中可以清晰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最早也就是唯一署有日期的一封信写于尤蒙斯二世继位34年，也就是罗马纪元590年即前164年，信中主动提出要给主教提供军事援助。其他信件也都表朋他与主教的联盟关系。另一方面看，阿塔利二世也向主教阿提斯承诺要提供军事援助，但后来国王又表示不事先咨询罗马的意见，他们不会采取任何措施。

[20]在遗嘱中，国王还宣布波尔佳木斯城自由，也就是可以实行“城市自治”。在遗嘱打开后，但是尚未得到罗马人的确认之前，法律规定居住在本国的士兵包括马其顿人，都享有公民权利，目的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和平相处。很朋显，公民是希望在罗马人没有正式统治他们之前先做好打算，不希望罗马人利用公民之间的权利差异夺走他们的城市自治权。

[21]据我的一位朋友分析，这个奇怪的称呼可能表示这些解放了的奴隶希望建立一座“太阳城”，这可能只是他们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就来自于叙利亚人所崇拜的太阳神。

[22]这表朋波尔加蒙王国版图大幅扩大。

[23]刻着“以色列王子”的硬币就是由他而来，还有另外一种类似的硬币上面刻有西蒙（以色列的一个王子），并非出于对他的纪念，而是为了纪念巴—科奇巴，哈德利时代一支军队的领袖。

[24]这里是指西班牙政治形式重组。

[25]这里指受到叙利亚-埃及战争的影响。

第二章　改革运动及提比略·格拉古

格拉古时代之前的罗马政府

皮德纳战役之后，罗马国家整整几十年都异常平静，偶尔一点小波澜也不会影响大局。其统治范围远达三大洲，势力不断扩大，声名远播重洋。意大利是所有人瞩目的地方，世界各地的人才和财富都源源不断流入罗马，似乎和平繁荣和享受生活的黄金时期只能从这里开始。这个时期的东方人中流传着关于西方伟大共和国的传说：“远近的王国全部臣服，听到这个名字的人都浑身战栗，但它诚心对待友邦和属国人民。没有人觊觎王冠，没有人身穿紫衣耀武扬威，他们对于自己选作最高长官的人毕恭毕敬，从未有过嫉妒之心或者有丝毫不协调的地方，这就是罗马的荣耀。”

颓势不断扩散

远看罗马的确如此，但就近细看，罗马却呈现出不同的面目。贵族政府正不遗余力地毁掉自己辛苦工作的成果。当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被征服者坎尼的子孙与胜利者扎马的子孙与各自的祖先完全不同，其实，变化如此显著的并不是元老院的元老，而是时代。由少数财力雄厚、政治显赫的古老家族掌管政府，在危难时刻，他们就会展现出无可比拟的韧性及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而在和平时期，他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玩忽职守——其实这二者本质上都来自于世袭制和同僚制。这种病态制度存在已久，但它还需要合适的条件才能生长。因此，加图的问题就具有很深的含义：“罗马在世上无所畏惧的时候，它的未来会怎么样呢？”现在就到了这个时候。它曾经害怕的邻居现在都灭亡了，而那些生长在旧制度下、经历过严酷的汉尼拔战争的人，只要一息尚存就依旧发出呼声的人，死神已经一个一个召去了，甚至最后一个人——老兵加图——的声音也永远不会在元老院或者讨论会上响起。年轻一代掌握了政权，可是对于那个爱国老将的问题，他们的政策给出的答案却让人遗憾。在他们的统治下，属国臣民和对外政策究竟如何，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在内部事务上，他们更是放任事态发展。如果我们认为内政不仅仅是处理眼下杂务，那就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罗马没有政府。政府官员主要的思想似乎就是维护他们篡夺来的特权，如果可能的话，再扩大这种特权。国家没有权利选择最合适最能干的人充任最高长官，但是那个圈子里所有的人天生就有担任最高长官的权利，而且同阶级的竞争和下层阶级的侵犯都不会影响这种权利。因此这个党派约定，对重新竞选执政官加以限制，并极力排除“新人”，这也是他们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事实上，他们确实于罗马纪元603年即前151年通过法律对前者加以限制[1]，使政府里充满了无能的贵族。毫无疑问，即使政府在对外关系上无所作为也与贵族排斥普通人、不信任本阶级成员的政策有关。平民要想成为贵族，成就功业是他们的途径，所以要想阻止平民进入贵族阶层，最有把握的办法就是不给他们机会建功立业。对于现存的无能政府来说，即使是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的人在这里也无法施展手脚。

不允许元老选举骑士百人团　对元老在刑事委员会中的永久权利的限制　尝试改革公共选举

当然，这个时期并非没有反抗，而且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成效。行政司法有所改善。对于行省长官的行政裁判权，通常由元老院自己行使，但在某些情况下，也由特别使臣团行使，但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行政裁判权都不太恰当。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在卢修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的提议下，成立了一个常任元老院使臣团，对公民控告罗马官员进行勒索的案件进行司法审理。这是一个创新，对罗马社会的公共生活具有重大影响。此外，人们还努力把公民大会从贵族的优势影响中解放出来。罗马民主政治的灵丹妙药就是在公民大会进行秘密投票，罗马纪元615年即前139年，因为官员选举，秘密投票在《加比尼法》中首次实行；罗马纪元617年即前137年因为民众法庭，秘密投票在《卡西安法》中实施，最后在罗马纪元623年即前131年为了对立法建议进行投票，秘密投票在《帕皮里法》中实施。同样，此后不久，一道人民法令命令元老在进入元老院时应交出公共马匹，放弃他们在选举骑士百人团中的特权[2]。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选举人，使之不受贵族统治阶级的支配，对于提出这些建议的人来说，这可算是国家再生的第一步。事实上，对于罗马社会法律制度缺乏自由的现象来说，这些措施没有带来一点改善，相反，它们只是让这种缺乏自由的现象更加明显，与此有关或者无关的人都能看见。同样无用但更加明显的是，元老院把公民聚会的场所从元老院下面的会场转移到弗洛广场，以此表明正式承认公民的独立和自治。人民这种形式上的自治与实际制度之间的冲突，大部分只是一种表象。各党派的口号四处流传，可是真正需要解决实际问题时，却不见这些党派的踪迹。在七世纪的整整一百年间，每年一度的民事官员选举，尤其是执政官和大法官的选举，是当时一个长期的问题，同时也是政治的焦点，但是只有在很少情况下，不同候选人才会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张。通常情况下，这个问题只是人的问题。赞成凯西利氏的人多还是赞成科尼利氏的人多，根本无关大局。罗马社会缺少那种超越所有党派生活并能补偿党派生活所有缺陷的活动，比如人民大众为争取某个有利目标而进行的自由而普遍的活动，罗马人民忍受所有这些缺陷，仅仅为了得到统治阶级各利益阶层权利游戏带来的一点好处。

罗马贵族很容易通过财务官或保民官等职务进入仕途，但要做到执政官或大法官一职，则需要多年的努力不可。做官的好处很多，可是真正值得拥有的则很少。正如一位罗马诗人所说，“竞争对手们就如在赛马场上，起初很宽，可是越到尽头越窄”。这些官职是一种荣耀，而那些具有军事、政治或法律才能的人就是争夺这顶花冠的竞赛者，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的贵族几乎已经同化，这就使竞争失去了意义，只留下许多的坏处。上层社会家庭的年轻人全都涌入政坛，很少有例外，他们草率且尚未成熟的政治抱负促使他们寻找别的办法去升官发财，比为公众谋福利更为有效。

谋取公共职位的首要条件如今变成了权贵亲属，因此，他们的仕途就开始于权势家族的前厅，不像以前的官员，仕途开始于军营。现在逐渐出现了一批有教养的门客，一大早就来到保护人的府上侍候，并公然伴随他出入公共场合，而这在以前都是由仆人或者随从所做的。人民大众也是一个尊贵的主人，需要得到相应的尊重。他们开始要求未来的执政官应当承认街头每一位衣衫褴褛的游民都是自己的主人，以表示尊重。每个候选人在巡回演讲时，都应招呼每一位选民的名字，并跟他们握手，而那些上流社会人士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不体面的要求。真正的候选人不仅在宫中进行阿谀奉承，在街上也是如此，得到公众认可的方式就是哗众取宠、纵容他们或者以雅俗共赏的方式跟他们客气。当然他们也利用煽动或鼓励群众进行改革的方式来获得公众的关注和赞成，但他们针对的不是事，而是人，而且攻击得越厉害，效果就越好。那些乳臭未干的年轻贵族通常就以加图自居，用自己幼稚的口才以及远未成熟的爱国热忱进入公共生活，或者宣称自己是国家的律师，如果可能的话，对那些地位很高但不受人欢迎的人进行攻击，这都成了当时的风俗。关于刑事司法和政治警察的严肃制度竟然成了这些人求官的工具，罗马人竟也听之任之。筹办公共娱乐活动，或者更糟糕的，承诺举办这样的活动早已成了就任执政官一职的先决条件，就如这是一条法律一样。选民的投票可以直接用金钱购买，这一点在罗马纪元595年即前159年的禁止令中有明确规定。

不过贵族统治阶级不断讨好人民大众导致的最恶劣的结果可能就是，这样的谄媚讨好与政府和被统治者所处的地位不相协调。政府因此由人民的福音变成了一种诅咒。在紧急时刻，他们不敢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去处理公民的财产和生命。他们给公民撇下一种危险的念头，就是他们从法律上免除了缴纳直接税的义务，即便是贷款式的直接税——自从与玻尔修斯的战争之后，这个国家就没有征收过贷款式的直接税。他们宁肯让军队日渐衰落，也不愿逼迫公民到海外服役。有一些军队长官试图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进行征兵，他们的结果如何，我们前面已经讲述[3]。

贵族党和平民党

这个时期的罗马，既有退化的寡头政治，又有尚未充分发展但已腐化不堪的民主政治，这两种祸害相互交织，孕育着可怕的后果。他们党派的名字在这个时期才始见于史书，根据名字可以知道，贵族党希望实现上流社会的愿望，平民党希望实现普通民众的愿望，但事实上在当时的罗马，既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也没有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民众。两党所争夺的无非是镜中花水中月，而且他们笼络的人才也只是些狂热分子和伪君子而已。两党同样政治腐败，同样毫无价值。他们都同样满足于现状，因为他们都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现状的政治理想，更不用说政治计划了，因此可以说，两党在步调上完全一致，手段和目的也全都相同，党派的改变只是改变了政治策略，而不是政治主张。如果贵族党真能引进世袭轮流制而不实行公民选举制，或者平民党真能建立一个人民做主的政府，这毫无疑问是国家的幸事，但七世纪初的贵族党和平民党相互依赖严重，他们不会做出两败俱伤的事情。他们不仅不能消灭对方，而且，即使能够，他们也不愿这么做。同时，整个国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也越来越腐败，正在逐步走向解体。

社会危机

罗马革命的危机不仅仅来自于无聊的党派之争，更多是来自于经济和社会关系。正如对其他事情一样，罗马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关系也同样放任自流，因此那些病态的因素久经发酵，此时就毫无障碍地以可怕的速度和力量走向成熟。从很早开始，罗马经济就建立在两个因素的基础上——小农阶级的农业和资产阶级的金钱，这两种因素相互需求且常有分歧。后者与大规模拥有土地紧密相联，向农民阶级开战已有几百年，看样子不消灭农民阶级，并最终消灭整个国家，战争绝不停止。可是由于罗马在战争中已取胜，获得了大量的国外土地，所以国内的战争未见胜负便告终。上面我们说过，在这个时期的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又尖锐起来，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两个阶级的财产严重不均，为资本家再次进攻农业做了充分准备。当然他们使用的方法与之前不同。之前，毁灭小农阶级的是贷款，贷款把他们实际上变成了债主的管家，现在摧毁他们的是海外竞争，尤其是奴隶生产的粮食与他们进行的竞争。资本家们学会了与时俱进。他们的资本在攻击劳动力或者是人的自由时，会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他们不再以不名誉的形式把自由人变成奴隶，而是付出一定的价钱去合法购买奴隶。根据时代要求，以前的高利贷者摇身一变成了辛勤的种植园主，但二者最终的结果完全相同——他们都造成了意大利农民阶级的消亡。大种植园起初在某些行省，后来在整个意大利都逐渐代替了小农阶级。当时流行的做法就是在意大利的种植园饲养牲畜、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最后，逐渐以奴隶劳作代替了自由劳工。同样，当时的显贵比一般贵族更危险，因为显贵不像一般贵族一样，由于制度变化就可能失去贵族身份，所以这种新资本势力比第四、第五世纪的资本势力更危险，因为即便法制有所变化也不会影响他们。

奴隶制及其后果

在我们讲述劳资双方的第二次重大冲突之前，必须先讲述一下奴隶制的性质和规模。我们现在所讲的不是那种旧的农村奴隶制，那种奴隶制基本上没什么害处，农民会与奴隶共同耕作，如果农民拥有土地过多，自己耕种不完，便让奴隶单独管理一份田产，这时，奴隶就是一个管家，或者就是一个租户，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不用说，这种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过，比如在帝国时期，这在科姆周围地区是一种流行作法，但只限于一些享有特权的地区或者人性化管理的地区。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大规模的奴隶制，就跟以前的迦太基一样，罗马的这种制度也起源于资本带来的优势。早期，从战争中抓到的俘虏和世袭的奴隶就足够奴隶的来源，但现在的奴隶制就跟美国的奴隶制一样，完全建立在有计划地捕捉奴隶的基础上，因为人们使用奴隶时根本不顾及他们的生命和繁殖，奴隶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即使能够带来新鲜奴隶的战争也不足以补充奴隶的数量。凡是有猎物可以捕捉的地方都无一幸免于难，即使在罗马，可怜的自由平民被当成奴隶使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当时的黑奴产地却在西亚[4]，克里特和西里西亚的海盗是专业捕捉和买卖奴隶的人，他们在叙利亚和希腊海岸进行抢劫。和他们一样，罗马的包税商也在这里的属国进行抢劫，并把劫来的人数充作奴隶。事情最终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约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比提尼亚国王宣称自己无法招到足够的兵员，因为所有的劳动力都被罗马的包税商抓到了国外。在提洛岛的奴隶市场上，小亚细亚的奴隶贩子把他们的货物兜售给意大利投机商，每天早上都有多达1万个奴隶上岸，不到傍晚就全部售空。这就说明当时奴隶交易的数目多么巨大，而且供不应求。不过这也不足为奇。我们在讲到罗马纪元6世纪的罗马经济时就已经说过，罗马经济也和当时的一切大事一样，都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5]。无论在哪个方面的投机事业都是如此，毫无例外就是把人当成牲畜来使用。各种行业大部分都由奴隶在做，利润却落到了奴隶主的手里。低级税务的征收也由社团租用的奴隶办理。此外，奴隶还要从事挖矿、制造沥青等其他工作。把大量奴隶送往西班牙矿场，这很早就是一种流行做法。那里的监工很乐意接受他们，并支付高额报酬。意大利庄园里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并非由庄园的人们自己劳作，而是承包给奴隶主。放牧牛羊的事情也都交给了奴隶。我们在上文就曾经提到意大利庄园里经常骑马的武装牧民奴隶[6]，不久，这种畜牧业也成了罗马投机商所喜欢的一种目标。比如达尔马提亚刚被征服，罗马资本家就按照意大利人的方式，在那里从事大规模的畜牧业。从各方面来讲，种植园里奴隶们的情况更加糟糕——奴隶们身背烙印、足戴镣铐，白天在监工的监督下劳作，晚上被锁在位于地下的牢房里。这种种植园制度从东方传到迦太基[7]，又由迦太基人传到西西里，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这种制度在西西里比罗马其他地方都发展得更早、更充分[8]。在莱昂蒂尼地区约有3万犹格耕地，检察官把它们当作罗马公地出租。格拉古时代后几十年间，土地只租给了不到八十四人，每人平均三百六十犹格，而这些人中只有一个是莱昂蒂尼人，剩余的全是外国人，大部分都是罗马的投机商。由此看出，罗马投机商正热心地沿着前人脚步，利用西西里人的牛马和西西里人的奴隶，在这个美丽的海岛上开设牧场和种植园，谋得大量利润。不过此时在意大利还没有这种残忍的奴隶制种植业。尽管伊特鲁里亚是意大利种植园制度产生最早的地方，而且此后在那里持续了至少四十年，现在虽然很可能存在着劳工监狱，然而这个时期的意大利农业还是主要由自由人进行耕作，至少是不戴枷锁的奴隶，而那些更大的工作则通常出租给承包商。有一件事清楚表明意大利和西西里奴隶制的不同之处：马默丁社区的奴隶是按照罗马人的方式生活的，在罗马纪元619—622年即前135—前132年的西西里奴隶暴乱中，马默丁地区的奴隶是唯一没有参与的。

奴隶是所有无产阶级中最悲惨的一群人，如果你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他们每时每刻都处于痛苦和悲惨生活的深渊中。与罗马奴隶遭受的苦难相比，所有黑人奴隶的痛苦加起来也只能算是沧海之一粟。不过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奴隶们遭受的痛苦，而是奴隶制给罗马国家带来的灾难以及政府面临这些灾难采取了什么措施。很明显，这种无产阶级不是政府造成的，也不是政府所能解决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采用比治病更糟糕的方法。奴隶无产阶级对国家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而政府的职责就是利用严格的警察制度，避免损害国家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应尽量采取措施限制无产阶级，提倡自由劳工。我们且看一下罗马贵族是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的。

奴隶暴乱　西西里第一项奴隶法

奴隶反抗和奴隶暴乱到处都有，这就可以看出各地警察的工作做得如何。在意大利，混乱的局面是汉尼拔战争可怕的后遗症之一[9]，现在似乎又卷土重来了。突然之间，罗马政府就不得不在都城抓捕一百五十名奴隶，在民图尔纳抓捕四百五十名，在西努斯甚至抓捕四千名。可以想象，各行省的情况更加糟糕。在提洛岛的奴隶市场和阿提卡的银矿，不得不用武力将同时爆发的奴隶暴乱镇压下去。小亚细亚发生的反对亚利斯托尼库斯及其“太阳城公民”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地主对反叛奴隶的镇压[10]，但情况更糟的当属西西里——种植园制度最早产生的地方。那里劫匪盛行，早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西西里内部，后来这种情况逐渐发展成为暴乱。恩那地区一个富裕的种植园主达摩费鲁斯，他在本国都城进行的商业投资，足以与意大利的投机商进行竞争。他遭到愤怒的农庄奴隶的攻击并被杀死。接着，这群野蛮人又冲进恩那城，进行更大规模的反抗。其他奴隶也群起响应，反抗自己的主人，把他们杀死或者把他们变成奴隶，并推举一位来自叙利亚阿帕米亚的江湖骗子为这支已经强大起来的军队的首领。这个江湖骗子会吐火，并能预知未来，之前是一个奴隶，名为尤努斯，现在成了军队的首领，号称“叙利亚国王安条克”。这有何不可呢？几年前，另一位叙利亚奴隶甚至还不会预言任何东西，就戴上了塞琉古王朝的王冠。希腊奴隶阿凯夫斯是新国王英勇的将军。军队横扫全岛，不仅远近的野蛮牧民蜂拥而至，加入他的队伍，就连那些素来对农场主并无好感的自由劳工也与这些奴隶叛军联合起来。在西西里·科里昂的另外一个地区，一个在本国就是一个亡命之徒的西里西亚奴隶，也在此影响下揭竿而起，占领了阿格里真托。后来这两个首领达成一致，在战斗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最后终于成功击败执政官卢修斯·希普塞乌斯率领的军队（其中大部分都是西西里的民兵），并占领他的营地。通过这种方式，全岛都落入了叛军之手。根据最低估计，其军队能参加战斗的人数也达到七万人。罗马人连续三年都不得不派遣执政官和军队到西西里，最后，经过几次胜负未定的战役甚至几次失败之后，执政官夺回了陶尔米纳和恩那地区，叛军失败。叛军中一些坚决的人退守恩那城，他们自知不可能得到解救或者原谅，想以这个牢不可破的城堡为据点顽抗到底。执政官卢修斯·卡尔普尼乌斯·皮索和普布利乌斯·卢皮里乌斯驻军于城下两年，最终收复城市，不过他们依靠的并不是武力，更多是因为饥荒。

罗马元老院及其在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官员所领导的警察制度对于秩序的维护，结果就是如此。要解决无产阶级带来的问题，仅靠政府的权力和智慧是不够的，相反，运用警察的力量进行镇压对任何一个大国都相对容易。如果无产大众对人民的威胁就像虎狼豺豹对人民的威胁一样，那将是国家的幸事，只有胆小如鼠之辈或者借群众无知的恐惧来牟利的人才会预言，公民秩序会在奴隶的反抗或无产阶级的叛乱中灭亡。即便是镇压奴隶叛乱这么容易的工作，罗马政府也力不从心。虽然现在国家太平，又享有无穷无尽的资源。这就是国家衰弱的表现，但表现出来的还不止衰落这一点。根据法律，罗马政府应保证公共道路的安全，抓住的盗贼如果是奴隶，就应处以绞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如果不进行恐怖统治，奴隶制就无法实行。在这一时期的西西里，道路很不太平时，政府会时不时进行一次远征，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为了讨好那些意大利庄园主，被抓住的强盗一般都交给他们的主人自己处置。那些庄园主都是些吝啬之徒，如果他们的牧民奴隶要衣服穿，回答就是一顿皮鞭，然后质问他们：“难道经过这里的游客都是光着身子的吗？”这样纵容的结果就是，镇压奴隶叛乱之后，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卢皮里乌斯下令将所有的俘虏——据说有两万人——全部钉在十字架上。庄园主想要节约也不可能。

意大利农民

政府出于对自由劳工的关心，对奴隶无产阶级进行限制，这都表明胜利成果更难得，也更丰富。不幸的是，在这方面，政府一件事都没有做。在第一次社会危机时，就有法律规定庄园主应雇用和奴隶数量一致的自由劳工[11]。现在在政府的建议下，一本关于农业的布匿专著被译成了拉丁语，毫无疑问这是以迦太基的方式对庄园体系进行指导的书籍[12]，以供意大利投机家使用。这也是罗马元老院鼓励文学创作的第一例，也是唯一一例。这样的趋势也同样表现在更为重要的事情中，或者更准确地说，表现在对罗马非常重要的问题——殖民地问题中。

无需特别的智慧，大家只需要回忆一下罗马第一次社会危机的情景就会发现，对于农业无产阶级的困境，唯一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广泛而严格的移民政策[13]，对此，罗马的对外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事实上，直到罗马纪元6世纪末，意大利小地产者都在不断减少，但是不断有新的农庄分配给地主，所以二者相互抵消。当然，政府对这些事情的处理并没有做到应该并且可以做到的程度，不仅私人世代占有的领地没有召回[14]，而且他们还可以占有更多从战败国新夺来的土地。对于其他重要的土地比如加普亚地区，并没有被某人占领，但是也没有进行分配，而是作为可享收益权的公地进行出租。然而分配田地还是让人民受益多多，不仅给缺田者带来福音，更是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希望。但是自从卢那城建立之后，除了罗马纪元597年即前157年奥克西姆的皮森尼殖民地外，很久都没有分地的事情发生。理由很简单：自从征服波伊和阿普安尼之后，除了贫瘠的利古里亚山谷外，意大利就没有得到什么新土地，所以除了租出去的或者被人占领的公地外，就没有什么土地可以分配了。可以想象，要动用这些土地，贵族们一定不会同意，跟三百年前的情况完全相同。要分配意大利境外获得的土地，政治上也不允许。意大利是主国，意大利和各行省之间的分界线不可打破。除非政府同意不去考虑那些高瞻远瞩的政策，或者放弃他们阶级的利益，否则的话，他们只能坐视意大利农民阶级日益灭亡，别无他法。于是这样的事情也确实发生了：资本家便继续从小地产者手里购买土地，如果对方不同意，那就不用购买，直接抢走。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不会很友好了。他们经常采用的办法就是趁小地产者在田间劳作时，把他的妻儿逐出家园，然后以“既成事实”的理论让他屈服。同时，庄园主继续雇佣奴隶而不用自由劳工，因为前者不会像自由劳工一样会被召去服兵役，结果，自由劳工的日子越来越凄惨，最终落到和奴隶一样的地步。此外，庄园主们还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西西里奴隶生产的粮食，试图把意大利粮食逐出都城市场，从而拉低整个半岛上粮食的价格。在伊特鲁里亚，本国贵族与罗马资本家相勾结，早在罗马纪元620年即前134年就把事情做到了这种地步——整个国家没有一个自由农民。在资本市场上你可以这样说，动物都有自己的巢穴，但是自由公民却只有空气和阳光，那些自称为世界主人的人，在整个世界上却没有一块土地是属于自己的。罗马市民的人口普查册对此提供了证明。从汉尼拔战争结束到罗马纪元595年即前159年，公民的数量稳步上升，原因就是不断补充相当数量的土地，但到了罗马纪元595年即前159年，人口普查表上只有三十二万八千名公民能够参军打仗，人口在不断下降，罗马纪元600年即前154年只有三十二万四千人；到了罗马纪元607年即前147年，则只有三十二万二千人，到了罗马纪元623年即前131年，就只有三十一万九千人能服兵役了。这个结果已经非常惊人了，因为这个时期国内外都没有发生战争。如果事情照着这个速度发展，公民团将会只包括庄园主与奴隶了，罗马最终也会像帕提亚一样，需要到奴隶市场上去购买兵丁。

改革思想　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

进入7世纪以后，罗马当时的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就是如此。目之所及，到处都是腐败和衰退。每一位心怀善意的明智之士都会不由自主想到一个问题：这种情况究竟有没有补救的可能？罗马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士，但是没有一个人比普布利乌斯·科尼里奥斯·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阿芙里坎努斯更致力于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这项宏大的工作。他是艾米里乌斯·保卢斯最喜欢的儿子，也是老西庇阿的干孙子。他光辉的姓氏阿芙里坎努斯不仅仅是继承来的，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种个人权利。和父亲一样，他是个性情温和的人，非常健康，从不生病，对于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事情从不犹豫。即使年轻时期，那些政治新手们耍弄的手段他也从不屑于参与，比如到某位显耀元老的家里侍奉，或者就某个法律问题进行滔滔雄辩。另一方面，他非常喜欢打猎。十七岁时，他跟随父亲出征对抗玻尔修斯，表现优异。作为回报，他要求可以随意在马其顿国王的鹿苑里打猎，当时鹿苑已经四年无人问津了。此外，他还喜欢在闲暇时候进行科学研究、阅读书籍。在父亲的教导下，他很早就接受真正希腊文化的熏陶，因此超脱于当时流行的半希腊式的无聊文化。他能恰到好处地辨别希腊文化的好坏，又有贵族的雍容举止，所以这位罗马人在东方的王宫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甚至连喜欢嘲笑罗马人的亚历山大人都对他刮目相看。他非常希腊化，说话时微妙的嘲讽口气和纯粹的拉丁口音都表明了这一点。尽管严格来说，他不算是一个作家，不过他也跟加图一样，经常会撰写一些政治演说稿。他的演说稿和他干姐姐——格拉古兄弟母亲的文字一样受到后世文学家的重视，被奉为散文精品。此外，他还喜欢和一些好的希腊及罗马文人一起相聚。和这些平民团体相聚无疑引起了很多元老院同僚的疑心，而这些同僚们唯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出身。这是个信仰坚定、值得信赖的人，对待无论敌友他都言而有信。他不大兴土木，不搞投机，生活非常简单。在金钱问题上他公正无私，令人尊敬，同时又仁慈慷慨，相对于当时人们的重商精神，他的行为颇显独特。他是个能干的士兵和军官，从非洲战场上载誉而归，而这种花环只授予那些无视自身安危从险境中救人性命的英雄。在这场战争中，开始时他只是一个小军官，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全军统帅了。他没有合适的机会，没有遇到真正困难的工作，去施展自己作为将军的才能。西庇阿和他父亲一样，不是什么天才，他对严肃的士兵和稳重的作家色诺芬有一种特别的偏好喜欢就证明了这一点。他非常诚恳真实，正是适合进行社会改革，遏制初期腐败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试图进行此种改革，诚然，在有机会又有能力时，他确实对于防止和纠正腐败做出了成就，并对司法工作的改善做了很大努力。主要在他的帮助下，卢修斯·卡西乌斯——很有能力的罗马人，严厉而正直——才能够不顾贵族党的坚决反对，将自己的投票法付诸实施。该法规定无记名投票来选举在刑事司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热门司法人员[15]。同样，虽然他并不愿参加对童子进行的弹劾，但在他成年时期，确实把几个罪行严重的贵族拉到法院受审。此外，在迦太基和努曼迪亚指挥战争时，是他把妇女和僧侣们逐出军营，并让那些乌合之众再次受到纪律的约束。罗马纪元612年即前142年做审查官时，他严肃批评了贵族子弟的纨绔习惯，并以诚恳的语言劝告这些年轻人学习祖先的好习惯。但是大家尤其是他自己都清楚知道：司法管理偶尔一次严格的干预，对于整个社会的弊病来说甚至算不上初步的治疗，因此对于这些痼疾，西庇阿没有动手。

盖乌斯·莱伊利乌斯，西庇阿的忘年交、政治导师和知心好友，打算提出一个建议，把意大利尚未分配、只是暂时被占有的公地分配出去，救济那些日渐衰落的意大利农民。他看到自己的提议会面临什么样的暴风骤雨，退缩了，因此被后世称为“明智”。西庇阿也认为如此。他很清楚当时社会的弊端根深蒂固，然而还是以一种令人尊敬的勇气无情攻击这种弊端，完全不徇私情，自己也冒着极大的危险。同时他也很清楚，这个国家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革除这些弊端，就像第四、第五世纪因为改革问题爆发的冲突一样，而且，无论对错，他认为这种治疗方法比病症更糟糕。就这样，他和为数不多的朋友们就成了贵族和平民党的中间派。贵族们因为他支持卡西乌斯法，永远都不能原谅他；平民党人对他永远都不满意，他也不愿取悦他们。他活着时孤立无援，死后却得到两党的赞美，有时是贵族的拥护者，有时又是改革的发起人。到他那时为止，监察官在卸任时，总是祈求神灵赐予国家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荣耀，而监察官西庇阿却祈祷神灵能保佑这个国家。他这句痛苦的祈祷表明了自己对国家深深的担心。

提比略·格拉古

这位曾经两次领导罗马军队由危机走向胜利的人都失望了，但是还有一位毫无建树的青年人胆敢声称自己是意大利的救世主。这位青年就是提比略·塞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罗马纪元591—621即前163—前133年）。他父亲与其同名（曾于罗马纪元577年即前177年，罗马纪元591年即前163年担任执政官，罗马纪元585年即前169年担任监察官），是一名罗马贵族的真正模范：他组织的市政官赛会富丽奢华，肯定是建立在属国的财力之上，元老院曾对此进行了严厉而正当的批评；西庇阿氏与其有仇，但他们不幸被控时，他又出面干涉，这表明他具有侠义心肠，当然也可能是出于对同阶级人的尊重；担任监察官期间，他对解放奴隶采取了很多积极行动，这足见他的保守性格；作为埃布罗省的省长，他的英勇尤其是他的正直为国家作出了永久的贡献，同时也赢得了属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他们心中立下了永久的丰碑。提比略的母亲柯妮丽娅是扎马征服者的女儿。由于那次宽宏大量的调停，他父亲被自己的前对手挑选为女婿。柯妮丽娅本人也非常高雅，远近闻名。她年老的丈夫死后，她拒绝了埃及国王的求婚，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以此纪念她的丈夫和父亲。提比略是两个儿子中大的一个，心地善良，品德高尚，性格温和，外表一点都不像是一个能够鼓动群众的演说家。从亲属关系和政治观点来看，他属于西庇阿一派，他与兄弟姐妹们全都通晓拉丁文化及本地文化。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既是他的表兄弟，也是他姐姐的丈夫。在他的带领下，提比略十八岁就参加了迦太基的战役，而且他的英勇也让自己脱颖而出，并获得了那位严厉的将军的称赞。他们那一派人流行的观点就是：官吏腐败严重，意大利农民的地位应当提高，而提比略作为一名精力充沛、态度严谨的能干年轻人，很自然地接纳了这些观点，并将它们发扬光大。莱利乌斯不敢实施自己的改革，不仅不明智，而且有些懦弱，这也不仅仅是年轻人的看法了。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曾于罗马纪元611年即前143年担任执政官、于罗马纪元618年即前136年担任监察官，是元老院最受尊重的人之一，他就以克劳狄乌斯家族所特有的激烈批评西庇阿一派人这么快就放弃了分配公地的计划，并且因为他在竞选监察官时曾与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发生过冲突，所以批评得更加猛烈。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穆奇安努斯，当时的大祭司长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无论作为普通人还是律师，他都得到了元老院及市民的普遍尊敬。即使他的哥哥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斯卡埃沃拉，罗马法理学的奠基人，好像也不反对这个改革计划，而且哥哥的话语更具权威性，因为他不屑参加那些党派之争。抱有同样观点的还有昆图斯·梅特路斯，他是马其顿战争和亚加亚战争的胜利者，但是辉煌战绩给他带来的尊敬还是其次，他在家庭生活及公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老一派贵族的严谨和风度更让人倾慕。提比略·格拉古和这些人联系非常紧密，尤其是后来成为他岳父的阿皮乌斯以及他弟弟的岳父穆奇安努斯。一旦自己拥有这种法律权力的职位，他非常希望亲自实施这个改革计划就不足为奇了，个人动机可能更加强了他的决心。罗马纪元617年即前137年曼奇努斯与努曼迪亚人签订的和平条约实质上全是格拉古兄弟的功劳。元老院又废除了这份条约，那位将军也因此被交给敌人，而格拉古兄弟与其他高级军官则因为受到公民的爱戴而逃脱了同样的命运，所以这件事肯定不会让这位正直、骄傲的年轻人对于掌权的贵族更有好感。他很喜欢与两位希腊雄辩家——米蒂利尼人迪奥菲尼斯和库麦人加伊乌斯·伯劳休斯谈论哲学和政治，这两个人让他所拥有的理想更加坚定。他的意图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知晓，很多人对此抱赞许态度，甚至很多公民张贴海报呼吁这位非洲英雄的孙子垂念穷人，拯救意大利。

保民官格拉古及其土地法

提比略·格拉古于罗马纪元620年即前134年12月10日被任命为人民保民官。官吏腐败的可怕后果，公民在政治、军事、经济及道德各方面的衰退，这时才清楚出现在大家眼中。在当年的两位执政官中，一位在西西里镇压反叛的奴隶却一无所获，另一位就是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几个月来一直致力于摧毁一座西班牙小城，而不是为了征服它。这种形势让每一位爱国志士心里都充满了难言的忧虑。如果格拉古还需要什么特殊指令才能将自己的愿望付诸实施，现在这种形势就是一种指令。他岳父承诺要给他提供建议及行动帮助。法学家斯卡埃沃拉不久前曾于罗马纪元621年即前123年当选为执政官，他也可能会支持格拉古。因此，格拉古上任不久就提议制定土地法，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只是对李锡尼-赛克斯法的翻版。这项法律规定：所有毫无报酬被占领的国家公地都应收归国家所有，但那些出租的土地，比如加普亚的土地不受该法影响。该规定有一个限制，每个占有者可保留五百犹格，每个儿子二百五十犹格（但总数不超过一千犹格），作为永久可靠的财产，或者有权得到相应的补偿。以前占有者所做的改进，比如建筑、农庄等，似乎都能得到补偿。收回的公地被分成若干份，每份三十犹格，然后部分分配给公民，部分送给意大利的盟国，不是作为他们的自主财产，而是作为不可转让但可遗传的租赁产业，它们必须被用作农业用地，并向国库缴纳微薄的租金。由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收回和分配土地的工作，他们是国家的常任长官，每年选举一次。这个委员会后来又增加了重要而困难的功能：依法区分公地和私人产业。这种分配土地的政策就这样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直到幅员广阔且难以调整的意大利公地被全部分配完毕。塞穆普罗尼乌斯土地法与李锡尼-赛克斯法相比，有如下新特征：第一，有利于遗传占有者的条款；第二，新分配的土地只能出租不得转让；第三，尤为重要的是永久性的管理机构，缺少这个管理机构是以前法律不能得到长期实际应用的原因。

针对大地产主的战争就这样打响了，而这些大地产者的喉舌，正如三百年前一样，仍然是元老院。经过多年沉默之后，又有一个长官挺身而出，激烈反对贵族政府。元老院应对此次冲突的方式，仍然是按照惯例，利用官员职位本身来限制他们越权[16]。格拉古的一个同僚马库斯·屋大维是一个非常坚决的人，他对这个公地法非常反感，当有关该法的提议付诸表决时，他投了反对票，因此该提议被搁置起来。格拉古反过来也暂停了国家事务及行政司法，用印章封闭了国库，政府对此也毫无办法——这的确很不方便，好在这一年就要结束了。格拉古在疑虑不安中，第二次将他的法律提议付诸表决，屋大维当然也再次投了反对票。他的同事及前好友请求他不要妨碍自己拯救意大利，他回答说，对于拯救祖国的方式他们有不同见解，但无论如何，他拥有宪法规定的否决权，这一点毫无疑义。元老院现在决定为格拉古寻一条退路，两位执政官要求他在元老院进一步讨论此事，这位保民官热烈赞成。他认为元老院此举就是基本上同意了他有关分地的提议，但事实上，元老院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他们也不打算在这件事上让步。讨论没有任何结果。法律手段至此已经用尽。之前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把这个提议搁置一年，以后每年提起一次，直到他们恳切的要求以及公众的意见能够战胜反对力量。不过今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格拉古认为事情已经到达了这样一步，要么彻底放弃改革，要么就进行革命。他选择了后者。于是他来到公众面前宣布说：屋大维和他必须有一人隐退，并向屋大维建议，由公民来投票表决谁应该隐退。屋大维本能地拒绝这样一个奇怪的挑战，他认为否决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同僚们对事情具有不同的意见。格拉古就不再与他的同僚辩论，而是向聚会的群众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民保民官却做出了反对人民的事情，是否应该剥夺其职位呢？聚会的群众早就习惯了赞成每一个提出的问题，而且他们大部分都由从农村来的农业无产阶级组成，对这个法律的制定很感兴趣，毫无疑问他们几乎全体一致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格拉古命令士兵把马库斯·屋大维的保民官座位搬了出去，然后，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土地法通过了，第一届分配委员会的人选也确定了。当选的人就是这项法律的制定者及其年仅二十岁的弟弟盖乌斯，还有其岳父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当选的全是一个家族的人，这更激起了贵族们的愤怒。当这些新任长官向元老院申请装备资金及日用经费时，他们发现装备资金根本没有，而日用经费也只有24阿司（相当于一先令）。这种不和愈演愈烈，而且手段也越来越狠毒，越来越带有私人攻击性质。要分清楚土地的性质并进行登记，然后分配，这项任务困难而复杂，几乎给每一个公民团体甚至意大利的盟国都带来了冲突。

格拉古的下一步计划

贵族们在法律上毫无办法，只好默许这位多管闲事的立法者的做法，但他们一定会对他进行报复，这一点毫不掩饰。昆图斯·庞培公开宣布：他一定会在格拉古卸任当天对他进行弹劾，不过这还远算不上最严重的危险。格拉古有理由相信，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每次到论坛广场都要带上三千到四千名随从，这种做法更遭到了元老院的尖刻批评，即使并不反对这场改革的梅特路斯对此也不甚满意。总之，如果格拉古曾经认为，通过《土地法》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他现在深刻明白，这才仅仅是个开始。“人民”应该对他心存感激，但是如果他除了人民的感激外没有别的保护措施，如果他不再是人民不可缺少的人，如果他不提出更全面的建议让人民对他产生新的兴趣，抱有新的希望，那么他必定不能自保。就在这时，根据佩尔加蒙末代国王的遗嘱，阿塔利王国的土地和财富都落入了罗马的手中。格拉古向人民建议，佩尔加蒙王朝的财富应分配给新的地产主，以置买必须的工具和牲畜，并以此证明（当然，这有违于常规），公民有权决定新省的事务。据说他还拟定了其他一些更受欢迎的措施，比如缩短兵役时间、扩大上诉权、废除元老单独作为陪审团的特权，甚至接纳罗马盟国人民为罗马公民等。他的计划实施到了什么程度无法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格拉古发现，唯一能保证他安全的就是让公民选举他第二年继续任职。这是违反法律的，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如果他第一次冒险是为了拯救祖国，现在他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做出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他恳求再次竞选保民官

各部落聚会以选举下年的保民官时，第一组投了格拉古，可是反对派很快占了优势对此进行否决，至少此次聚会是没有达到目标，他们决定推迟到第二天进行选举。为了这一天格拉古采取了所有手段，不管合不合法。他穿戴丧服出现在公众面前，向他们托孤。料想此次选举还会再次被否决，他预先采取措施，用武力把贵族的信徒从朱庇特神庙前面的聚会中驱逐出去。第二天的选举开始了，投票人数比前一天下降，否决派又占了上风，于是冲突爆发。公民被驱散，选举聚会就此结束，朱庇特神庙被关闭。城里不断有谣传说，提比略罢免了所有的保民官，决心不通过再次竞选继续就任其职。

格拉古之死

朱庇特神庙关闭后，元老院众人在忠诚神庙聚会。当他的死对头进行演讲时，在混乱之中，提比略手指额头，向群众表示他有生命危险，可是被人认为他在召集人们给他戴上王冠。贵族们要求执政官斯卡埃沃拉把这个卖国贼立刻处死，可是斯卡埃沃拉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且本身并不反对改革，就愤慨地拒绝了这个无理而野蛮的要求。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是一个严厉而暴躁的贵族，他把那些持有同样意见的贵族召集在一起，抄起武器，追赶提比略。当天几乎没有农村人进城选举，城里人看到这些世家子弟眼冒怒火，手持棍棒、椅子腿等冲向前去，都胆怯地放弃了。格拉古带着几名随从试图逃跑，可是在途中，他摔倒在卡庇托尔山上，被一个暴怒的追踪者一棒打在太阳穴上（普布利乌斯·撒图雷乌斯和卢修斯·鲁弗斯之后为了这个不义之名还争得不可开交），死在忠义神庙七王雕像的前面。此外还有三百人被杀，却没有一个为铁器所伤。晚上到来时，他们的尸体都被扔进了台伯河。盖乌斯请求归还哥哥的尸体进行埋葬，被拒绝了。罗马人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第一次社会危机中，党派之争持续了一百多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灾难，而第二次危机现在才刚刚开始。大部分贵族对此事都不寒而栗，但他们无法退缩。他们要么把忠诚的党羽交给愤怒的人民群众，要么就共同担负起谋杀的责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正式宣布说格拉古确实图谋窃取王位，并用阿哈拉的原始先例证明此次谋杀当属正义[17]。事实上，他们甚至组成了一个由普布利乌斯·波皮里乌斯领导的委员会，进一步调查格拉古的同犯，对一大批无足轻重的人士进行血腥迫害，目的是给谋杀格拉古的事件盖上一个合法的印章。群众宣称要向纳西卡复仇（他至少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作为并为自己辩护），贵族们编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把他派去了亚洲。在他出国不久，就任命他为大祭司。在这件事上，即使是温和派也没有背弃自己的同僚。盖乌斯·莱利乌斯甚至参与了对格拉古党羽的调查；曾试图阻止这次谋杀的普布利乌斯·斯卡埃沃拉，之后也在元老院为此事进行辩护；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从西班牙归来后，被当众询问他是否赞成自己的妹夫被杀，他的回答至少是模棱两可的：“如果提比略确实图谋王位，那他确实该杀。”

公地问题弊端出现

我们在此公平评价一下前面这些重大问题。成立一个正式委员会，利用国家所能支配的全部土地，分配给小地产主，阻止农民阶级日益减少这个危险现象的发生。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制度，不过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这是一种适宜的做法。公地的分配，并不是一个政治党派问题，即便是分到最后一块草场，也不会改变现有法律，不会动摇贵族对政府的控制。所以很难说触动了某些人的权利。从名义上讲，国家是公地的主人，一般来说暂时的占有者不能拥有真正的所有权，在例外情况下，他即使宣称自己有所有权，也要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违反法律。分配公地并不是废除财产权，而是行使财产权，所有法学家都认为这具有正式的合法性，但是要试图实施国家的合法权利，在政治上并不一定能保证既不违反法律，又不侵犯别人的权利。如果一个地产主突然开始坚决维护法律上属于他但实际上很久没有使用的权利，通常会引起人们的反对，同样格拉古的法律也遭到同样甚至更强烈的非难。不可否认，这些公地被贵族们世代占有，时间甚至长达三百余年，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从本质讲，比私人所有权更容易丧失。就这些土地而言，国家的所有权早已荡然无存，现在的所有者大都通过购买或其他合法途径获得，早已具有私人的性质。不管法学家怎么说，对于实干家来说，这种方式无非就是为了农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剥夺大地产者的土地所有权。加图时代的政治家如何对待他们时代的类似事件，清楚表明了他们具有同样的意见。罗马纪元543年即前211年，加普亚及附近地区的土地被化为公地，但在此后的连绵战火中，大部分都变成了私人财产。在第6世纪，由于不同的原因，尤其是由于加图的影响，政府管理严格，公民决定收回坎帕尼亚地区的土地，重新出租，以充实国库。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也是以占有为基础的，这种占有不是由于受到邀请，最多是得到了默许，而且这种占有一般都不超过一代人，但是市政官普布利乌斯·伦图鲁斯仍在元老院的命令下给他们支付了一笔赔偿费。新分土地为可以继承的租借性质，不可转让，这样的做法让人更容易接受，但仍不无危险。罗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关于自由买卖的原则非常宽容。现在他们严格限制农民以固定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一点田地，而且政府的分地还规定了取消权，并且与此相连还有一系列的限制措施，这都与罗马法律的精神完全相悖。

必须承认，对塞穆普罗尼乌斯土地法的反对不可轻视，但这没有任何决定意义。这样剥夺大地产者对土地的占有权当然是一种错误，但是意大利农民阶级的衰落却是一件更大的弊端，甚至会直接毁灭整个国家，而分配土地是唯一一项能抑制这种弊端的措施。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即使是保守党中最著名最爱国的人士，比如盖乌斯·莱利乌斯和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对于分地也表示赞成和同意。

公民所面临的公地问题

如果说罗马大部分明智之士都认为提比略·格拉古分地的目标有益而正当，可是另一方面，他采取的方法，却没有一个著名的爱国人士表示赞同。此时的罗马主要由元老院所控制，任何人采取的措施如果遭到元老院大多数的反对，那就无异于挑起一场革命。格拉古把公地问题交给人民解决，这本身就是一场违背宪法精神的革命：他以不合法的形式罢免了自己的同僚，还用不伦不类的诡辩为此事辩护，不仅在当时而且永远破坏了保民官的否决权，这一点又违反了法律条文，因为否决权是国家机器的矫正器，通过它元老院可以从本质上消除对其统治的干涉。格拉古的行为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错误还不在此。在历史上，叛国罪没有固定的标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鼓动一方势力反对另一方势力。他就是一个革命家，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格拉古革命的一个主要缺点就在于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当时公民大会的性质。斯普利乌斯土地法与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法内容及目标都大致相同，但是二人采取的方式完全不同，正如罗马公民团今昔的差别一样大。罗马昔日的公民团能与拉丁人和赫尔尼西人共享沃尔西人的战利品，现在的罗马人却把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变成自己的行省。前者是一个城市社区，他们能自由聚会共同行动，后者却是一个强国，要把所有属国都组织起来，参加一个统一的大会，并由该大会做出最后决定，那这个决定只能是又可怜又可笑。古代政治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从未从城市形式充分进化为国家的形式，也就是说，未从全体大会进化到议会制的形式，所以，在这里，这种恶果就表现出来了。如果英国的最高会议不是派代表参加，而是所有选民都聚集在国会——大家为各种利益各种情感驱使，乱糟糟一团，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结果，那么罗马的最高会议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最高会议根本不能纵观事情全局，不能形成自己的决定，而且一般情况下，在这种大会里，都有成百上千个市民被随便从街上拉过来代表公民进行投票表决。公民们一般都认为，他们在部落大会和百夫会里的代表与在区会里的三十名代表一样，都足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区会的法令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官吏召集代表们开会的命令，同样，部落大会和百夫会的法令实质上也只是一些官吏的法令，并得到了善于附和的人的认可。在这些选举大会里，公民大会对于资格问题远不够认真，大体上只要是公民就能参加。在更流行的人民大会里，只要具有人形的动物都可以参加并尽力呐喊，不管他们是埃及人还是犹太人，是流浪者还是奴隶。这样的聚会在法律上肯定没有什么意义，既不能投票也不能制定法令，但实际上，这种大会统治了全部街道，而当时的罗马，街上人民的意见也具有很强大的力量。所以，这群乌合之众对于你的演讲是报以沉默还是狂呼，他们是掌声雷动、欢欣鼓舞还是嘘声一片、赶你下台，对于一个演说家都具有一定意义。没有几个人敢于像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一样对公众端起架子，他对于妹夫的死亡有些言辞遭到了一片嘘声，这时他说：“如果意大利不是你的母亲，而是你的后母，那你们最好住口！”可是群众的愤怒更加强烈了，他又说道：“难道你们以为我会害怕那些奴隶解放出来吗？是我把他们用链子锁起来送到奴隶市场去的。”

公民大会这种腐败的机器居然被用于选举和立法，这本身就够糟糕的，而这些群众（主要是公民大会，还有人民大会的）又被允许干预行政，并且元老院防止他们进行干预的法律也被踩在脚下。所谓的公民团也被允许颁布法令处理公地及其他一些国库物品。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人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能够控制街道几个小时，那么他的力量就足够在人民的意志上盖上法律的印记。到了这时，罗马人就不是获得了完全自由，相反他们是马上就要失去完全自由，因为罗马面临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君主专制。因此，前一段时期，加图及那些和他观点相同的人士并没有在公民大会讨论这个问题，只是在元老院单独谈论过几次。也是因此，格拉古的同时代人，比如西庇阿一派的人都认为，罗马纪元522年即前232年的弗莱明土地法是踏入致命事业的第一步，也是罗马由强盛走入衰落的开始。还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同意杀死这个分配公地的始作俑者，并希望他的惨死能够阻止将来的效仿者，但同时他们仍然宣布耕地分配法有效并竭力实施，这充分说明罗马当时的情形有多么可悲——那些爱国志士被迫成了伪君子，一方面抛弃那个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保留其恶果。最后还是因为如此，格拉古的反对者声称其谋求专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算错，他自己可能并没有这样的念头，但这只能是一种新的指责，也并不能算是一种辩护。当时的贵族政府腐败至此，如果有公民能够取而代之，可能对这个国家更加有利。

结果

提比略·格拉古并非如此胆大妄为，他只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保守派爱国者，做事完全是为了国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坚信自己是在号召人民，结果却唤醒了一群乌合之众。他已手抓王冠，自己却一无所知，结果在无情的局势下，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鼓动家，一位无可奈何的暴君。他全家人出任这种职务，干预国家财政，在绝望的情况下，不得不继续进行“改革”。他出入有随从陪伴，在街上引发冲突，这都让这位可悲的人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自己的面目，直至最后，革命的劲头冲破约束，吞噬了这位无能为力的改革家。那桩臭名昭著的谋杀案，不仅造成了他的死亡，也造成了反对派贵族的没落。经常用来赞美提比略·格拉古的英雄殉道主义，其实并不准确。与他同时代的明智之士对此都有不同看法。当此次灾难传来时，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即引用了荷马的这句诗词：“任何人做出这样的事，最终必得这样的死。”

当提比略的弟弟还想继续他的事业时，他母亲写信说道：“我们家的疯狂就没有尽头了吗？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国家混乱至此，都是我们的错，我们不该惭愧吗？”这话并非出自一个忧虑的母亲，而是一位迦太基征服者的女儿。她经历过比死去儿子更加惨痛的不幸，深知其中的痛苦。

[1]罗马纪元537年即前217年，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限制执政官选举的法律被废止，一直到罗马纪元551年即前203年。罗马纪元546年即前208年马塞勒斯死后，执政官再次进行选举仅在罗马纪元547即前207年、罗马纪元554年即前200年、罗马纪元560即前194年、罗马纪元579年即前175年、罗马纪元585年即前169年、罗马纪元586年即前168年、罗马纪元591年即前163年、罗马纪元596年即前158年、罗马纪元599年即前155年、罗马纪元602即前152年等这些年份发生，并没有罗马纪元401—410年即前353—前344年间频繁。毫无疑问，马库斯·马塞勒斯于罗马纪元588即前166年和罗马纪元599年即前155年分别担任执政官，后来于罗马纪元602年即前152年再次当选，当时是什么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件事导致了禁止执政官再次参加竞选的法律产生。这个提议肯定是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提出的，而且得到了加图的支持。

[2]这些贵族同时还拥有骑士百人团的特权，此时必须放弃。

[3]我们前面在“全面影响”一章中讲过。

[4]据说那时候人们就认为当地的人们特别适合当奴隶，因为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韧性。

[5]农庄的奴隶需要生产橄榄油、酿酒、喂养牛羊，这是当时经济的基础。

[6]他们主要从事牧场上各种劳作。

[7]是指迦太基在非洲的领地上。

[8]“干苦力的地方”（ergastulum）这个词就是希腊和罗马语的混合词，这表朋这种管理方式是由使用希腊语的地方传到罗马的，而且当时希腊文化还没有充分发展。

[9]人口数量也大幅度减少。

[10]即反对亚利斯托尼库斯的战争。

[11]这里指李锡尼-赛克斯提亚法。

[12]书名为《资本及其在迦太基的力量》。

[13]这里是指罗马公地数量增多对壮大农民阶级的影响。

[14]这里指公地。

[15]这里指永久刑事委员会。

[16]这里指法律所规定的该职位的权利。

[17]这里指格拉古反对革命、建立君主制的企图。

第三章　改革及盖乌斯·格拉古

分配公地委员会

提比略·格拉古死了，但是他的两个工作——分地和革命——还在持续。在面对饥饿的农业无产阶级时，元老院可能采取谋杀，但他们无法还使用谋杀的方式去废除塞穆普罗尼乌斯土地法。在激烈的党派之争中，这项法律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根深蒂固。以昆图斯·梅特路斯（当时的审查官）和普布利乌斯·斯卡埃沃拉为首的、对改革持友好态度的贵族党派，与并不反对改革的埃米利亚努斯一派一起，逐渐在元老院占有优势。元老院明确命令三委员开始工作。根据塞穆普罗尼乌斯法，三委员应每年由公民推举，这条命令可能得到实行，不过由于他们工作的性质，每年当选的都是同样几个人，只有一个地方的委员死后，职位空缺，才会进行新的选举。因此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盖乌斯的岳父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穆奇安努斯被任命代替他的职位，罗马纪元624年即前130年穆奇安努斯阵亡[1]，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也死了，分配土地的任务就交由年轻的盖乌斯·格拉古以及行动党最活跃的两个成员马库斯·福尔维乌斯和盖乌斯·派皮里乌斯·卡波掌管。这两人的姓名就保证了公地的征收及分配工作进行得非常热烈，事实上，这方面的证据确实很多。

早在罗马纪元622年即前132年，当时的执政官也就是主持追查提比略·格拉古同党的普布利乌斯·波皮里乌斯就让人在一个公共纪念碑上刻下了如下句子，他“是第一个把羊群逐出耕地，让农民填充其内”的人，并且这种分地的做法还一直推广到整个意大利。结果，在原有的民社内，农庄的数目不断增多，这也正是塞穆普罗尼乌斯法的目的所在，即不需要建立新的民社，仅在原有民社的基础上，扩大农民阶级的数量。

罗马的量地方法有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格拉古分配土地时期，这也证明了当时分地的深远程度和综合效果。比如，界石安放在什么位置能够预防将来的错误，就首创于格拉古时代的分地和测量人员。不过最清晰的数据还是来自于公民户籍上的数目。罗马纪元622年即前132年进行、罗马纪元623年即前131年发布的人口普查表明，能服兵役的人数有三十一万九千人，六年后（罗马纪元629年即前125年）人数增加到三十五万九千[2]，也就是说，增加了四万人，而之前每年的人数都在下降。毫无疑问，这全部来自于分配委员为罗马人所做的功劳。意大利的农庄是否以同样的比例增加是个问题，但无论如何，他们所作的贡献已经为意大利人带来了有益的后果，虽然这种做法侵犯了不同阶层人们的利益和权利。分地委员都由最坚决的人士组成，绝对独断专行，做事不顾一切，甚至会引起骚乱。他们发出公告，要求每一位人士都尽其所能给出关于公地范围的信息。他们按照旧的土地登记册办事，毫不留情，占有公地者，不论新旧，一概收回，即使是真正的私有财产，如果占有人无法出具足够的证据，也一起没收。尽管人们怨声载道，而且大都确有根据，元老院还是坚持让分地委员们继续自己的工作。很明显，要彻底解决公地问题，不依靠这种方式根本无法进行。

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暂停分地工作

这种默许有一定的底限，意大利的公地并不全都掌握在罗马公民手中。根据公民及元老院的法令，还有一部分土地分给了一些特殊同盟民社，供其单独使用。此外，拉丁人民也占有一部分。不管有没有经过同意，最终，分配委员开始对这些土地动手。要收回非公民手中的土地无疑是法律允许的，即便是根据元老院或者公民法令分配给意大利民社的土地（因为分给他们土地并不意味着国家放弃权利），而且从各个方面看，分给民社的土地和分给私人的土地一样，都可以予以收回。这些同盟及属国人民抱怨说罗马不遵守现行条约。罗马人民的权益受到分地委员侵害时发出的抱怨政府可以置若罔闻，对于同盟的抱怨就不能同样对待了。

从法律上看，属国人民的抱怨并不比本国人民的抱怨更有理，但后者属于本国人民的私人利益，而有关拉丁人的土地，却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同盟国在军事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而且由于罗马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已经严重伤害了他们的物质利益，因而与罗马日渐疏离，现在又在土地方面得罪他们，这在政治上是否合适？这个问题取决于中间派的意见，因为这个党派在格拉古死后，与格拉古的追随者一起继续进行改革，反对寡头政府，现在也只有这个党派能与寡头政府联合对改革进行限制。拉丁人亲自拜见该党派的显要人物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请求他保护他们的权利。埃米利亚努斯答应了。由于他的影响，罗马纪元625年即前129年，出台了一条人民法令废除了分地委员的裁判权，把决定何为公地何为私有财产的决定权交给了执政官，法律规定由执政官来代替他们行使这种权利。其实，这只是用一种温和的方法终止了进一步的公地分配活动。执政官塔迪坦努斯根本不赞成格拉古的观念，也根本不愿意进行耕地划分这样困难的工作，趁着伊利里亚战争爆发的机会领军参战，没有完成交给他的分地任务。分地委员会此时还继续存在，但是公地分配的司法管制工作已陷于停顿，他们也被迫终止工作。

埃米利亚努斯遭到谋杀

改革党对此极为愤慨，即便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和昆图斯·梅特路斯也不赞成西庇阿干预此事，其他人的怒火仅靠语言表达远远不够。此后一天，西庇阿宣布要就与拉丁人的关系进行演讲，但是当天早上他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床上。他那时才仅仅五十六岁，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前一天还进行了公共演说，晚上回家时间比平时早了一点，预备第二天的演讲。毫无疑问，他是个政治暗杀的牺牲品。不久之前他还在公众面前提到了暗杀他的阴谋。什么人在夜里杀害了这位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永远没人找出真相。当时城中对此众说纷纭，当然重复这些说法并不是我们历史学家要做的事情，更不用说孩子气地猜测哪种说法更为可信了。目前的事实只有这么多：此事的煽动者必是格拉古党派，谋杀西庇阿其实就是对于贵族党派在忠义神庙所作所为的报复。法院对此没有干预。平民党当然害怕其领导人盖乌斯·格拉古、福拉库斯和卡波被这件事牵连（不管他们究竟是否有罪），都尽力反对对此事进行调查。西庇阿之死让贵族们失去了一个同盟，同时也失去了一个对手，所以他们也同意息事宁人。多数民众和温和派人士对此都深感震惊，尤其是曾经反对西庇阿干预改革的昆图斯·梅特路斯，但是他现在却背弃了自己的同盟，命令自己的四个儿子把这位伟大对手的灵柩送去火葬。葬礼举行得非常仓促。扎马征服者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被蒙着头，没有一个人被允许看到一眼这位已逝者的面容，柴堆的火焰就这样吞噬了这位优秀人物的遗体，一同带走的还有他的过错。

罗马历史上有很多人比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更有天分，但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比他更正直，政治上比他更无私，比他更热爱自己的国家，同时也没有人比他的结局更悲惨。尽管他用意纯正、极具才干，却不得不亲眼目睹自己的祖国走向衰落；他不得不勉强抑制拯救国家的热忱，因为他清楚看到这样只能使事情更糟；他不得不批准纳西卡那样的暴行，同时又要保护受害者的工作不受干扰。不过他可以自豪地说他没有白活。罗马公民的土地增加了八万多块，他的功劳至少和塞穆普罗尼乌斯法的制定者一样大；当土地分配已达到最大利益时，是他适时地终止了这种做法。不过土地分配该不该停止，当时心存正义的人士都争论不休，但是按照他哥哥的法律，一些应该收回但并未收回的公地，盖乌斯·格拉古并没有认真考虑，这一点说明西庇阿选择的时机是正确的。他采取的两次措施都是从各党派手里争取来的——第一次是从贵族手中，第二次则是从改革派手中——而且每次采取新的措施，其首倡者都失去了性命。无数次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结果安全归来，却死在谋杀者的手中，这可能就是西庇阿的宿命。不过，如果说他死在迦太基城下是为罗马而死，那么死在安静的卧室也是为了罗马。

卡波和福拉库斯领导下的民主运动

土地分配运动终于结束，革命还在继续。改革派以土地分配委员会为领导，即使在西庇阿活着的时候也经常与现存政府发生冲突。尤其是卡波，他是当时最出色的演说家，在罗马纪元623年即前131年出任保民官时给元老院带来了不少麻烦：他在公民大会里全部推行无记名投票，甚至还提出一个建议，使保民官可以在第二年作为候选人参加同一职位的竞选，从而在法律上废除掉提比略·格拉古之前所遇到的障碍。该提议当时受到西庇阿的反对而告终，但是几年之后，很明显西庇阿死后，该提议又重新提起，尽管还有一些限制条款[3]，但总算得到通过。这个党派的根本目的就是促使分地委员会已终止的活动重新开始。他们的领导人打算授予同盟国人民公民的地位，从而消除他们对土地分配制度的阻碍，并就这个问题做了认真讨论，同时他们的行动也主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为了阻止他们的这种活动，元老院命令平民保民官马库斯·朱尼乌斯·皮努斯提议把都城的非公民全部驱逐出去，尽管平民党人，尤其是盖乌斯·格拉古坚决反对，拉丁民社也因为这个可恶的提议发生动乱，但这个提议最终还是通过了。

马库斯·福尔维乌斯·福拉库斯第二年担任执政官，提出另一个建议以示报复，他鼓励盟国公民获取公民权，没有获得公民权的人在遭到刑事审判时也可以上诉至公民大会。不过他当时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卡波已改变颜色，成了一位热心的贵族党，盖乌斯·格拉古出任撒丁的财务官，不在罗马——所以，该提议不仅遭到元老院的反对，甚至公民们也不赞成，因为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特权扩及到更大的范围。福拉库斯于是离开罗马，担任凯尔特战争的最高统帅。他打算通过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胜利为将来的民主活动铺平道路，同时，他也避免了尴尬，不用拿起武器攻打那些由他鼓动起来的盟国人民。

弗雷格莱的毀灭

弗雷格莱位于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边境，在一块广阔而富饶的地区中间，是利里斯河的一个渡口，当时可能是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市，在与罗马人的谈判中，是拉丁殖民地的喉舌，由于福拉库斯的提议遭到失败而对罗马发动战争。在一百五十年来不断爆发的严重叛乱中，并非由外国力量引起，而是意大利人自己起来反对罗马霸权，这还是第一次。不过在这次叛乱中，战火还没有蔓延到其他盟国，便被成功扑灭。并不是由于罗马人武器先进，而是由于当地一位名叫昆图斯·努米图里乌斯·普鲁斯的人的叛变，罗马将军路奇乌斯·奥皮米乌斯很快就成了这个叛乱城市的长官。这个城市也失去了它的特权和城墙，变成了一个村庄，就像卡普亚一样。罗马纪元630年即前124年，罗马人在该地区建立了法布拉特利亚殖民地，其他地方和城市都被分给了周围的民社。这种快速而可怕的惩罚措施震惊了其他同盟，不仅弗雷格莱人，甚至罗马的很多平民党领袖都以叛国罪被控告，因为罗马的贵族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这次暴乱的支持者。这时盖乌斯·格拉古也回到了罗马。贵族党害怕格拉古。起初他们打算不派遣接替人，把格拉古留在撒丁，可是他不顾这一点，毅然回国，贵族党就控告他支持弗雷格莱叛乱，但是公民们宣布他无罪释放。于是现在他也决定宣战，参加了平民保民官的竞选，成为罗马纪元631年即前123年的保民官（当年选举与会人员非常之多）。战争就此开始。平民党人经常缺乏能干的领导，不得已终止活动九年，现在休战状态结束，这次的领导人比卡波正直，比福拉库斯有才，在各个方面都足以胜任领导职位。

盖乌斯·格拉古

盖乌斯·格拉古与大他九岁的哥哥差别甚大。与哥哥一样，他也不喜欢粗俗的享乐，只喜欢高雅的追求。他精通各种文化，英勇善战，在努曼迪亚（在姐夫的军队里）以及后来的撒丁都功勋卓著。在天分、性格，尤其是在对事物的热情方面，他都居于哥哥之上。之后在实际上执行他的法律时，他自然需要做很多工作，可是在压力之下，依然能够看事清楚，做事沉着，这都表明了他的政治天赋。朋友们对他忠心耿耿，至死不变，这一点也说明他品德高尚，本性可爱。他所经受的磨难以及过去九年间的韬光隐晦让他更加明白自己的目标，行动能力也更加增强。对于谋杀他哥哥、毁掉其祖国的党派他无比憎恨，这种恨意深深藏在心中，燃烧出强烈的火焰。由于这团郁积已久的火焰，他成了当时罗马最优秀的演说家。没有这种情感，我们可能就只能把他当作古往今来一流的政治家了。在他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演讲中，即使现在，我们也能感受到那种激动人心的力量[4]，而当时听到或者读到他演讲的人，如何被他滔滔的演讲所感染、所激发，这都可以理解了。不过这位演讲家虽然是位语言大师，但他也经常为自己的怒气所控制，演讲时时常会语无伦次或者支吾不清，这一点正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和遭受的痛苦。提比略性格多愁善感、有些短视且不分好坏、对人一概忠厚老实，妄想用眼泪和乞求去改变政治对手的意见，这些弱点盖乌斯完全没有。他以无比的坚定开始了自己的革命事业，决心实现自己复仇的目标。他母亲给他写信说：“能够向敌人复仇，是最光荣最伟大的事情，只要你不给祖国带来灾难。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让敌人继续下去吧，这总比毁灭我们的祖国要强一千倍。”柯妮丽娅了解自己的儿子，可是他的信念却恰恰相反。他要向这个腐败的政府复仇，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即使他自己和祖国一起灭亡也在所不惜。他预感到自己也会遭到和哥哥同样的命运，这只促使他赶快行动，就像一个受伤的人不顾一切扑向敌人一样。他母亲的想法更加高尚，但是被激怒的儿子的热情已被唤起，他那纯粹意大利的天性使他不能回头。后世人对于她这个儿子惋惜多于指责，而他们的看法并不谬误。

盖乌斯·格拉古更改法律　粮食分配　投票次序改革

提比略向公民提出的只是一项行政改革，而盖乌斯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无疑将是制定一套新的法律。新法律的基石就是之前通过的一项改革制度，就是说，人民保民官第二年可以重新参加选举。这项法律可以保证这位平民党领袖永居其位，从而保护自己。他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争夺实权，换句话说，就是让都城大多数人的利益与他们的领袖结合在一起——那些偶尔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根本不可靠，这一点已经证明。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他的都城开始分配粮食。国家通过什一税在各行省征收的粮食通常以名义价格分配给公民[5]。格拉古规定，每一位来到都城的公民每月都可以从国家仓库里分得一定份额的粮食，一般都是5莫迪（相当于4.546公斗），价格为每莫迪6.3阿司，还不到平均市价的一半[6]。为了这个目标，他又新建了塞穆普罗尼乌斯粮仓，以扩大公共仓库。分配粮食时，住在都城之外的公民都不包含在内，这就把众多的无产阶级公民都吸引到了罗马，他的目的就是让那些主要依靠贵族们的无产阶级公民转而依靠改革党的领袖，这样，既给国家新领袖带来了很多护卫，又在公民大会里找到了坚决的拥护者。不仅如此，为了巩固自己在公民大会的地位，之前公民大会里每个部落的公民都按照其财产多少分成五个等级，并依次投票，现在这种现存的投票方式也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将来公民大会的每位公民都按照抽签的先后顺序进行投票。这些政策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让国家新领导人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从而完全掌控都城甚至国家和公民大会，并在必要时来震慑元老院和各行政长官。与此同时，立法者也开始积极热情地解决现存的社会弊端。

土地法　加普亚殖民地海外地区的殖民化

意大利的公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得到了解决，提比略的土地法，甚至分地委员会在法律上依然有效，所以格拉古的土地法没有制定什么新的措施，只是又恢复了土地委员会被取消的审查权。采取这一步骤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持一种原则，而事实上，分地制度即使再次实行，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实行，罗马纪元629年即前125年和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完全相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很明显，盖乌斯并没有在此事上继续下去，因为罗马公民占有的公地实质上都已分配完毕，而拉丁人所占有的公地如果被收回，就涉及到有关罗马公民范围这个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采取了超越提比略土地法的一个重要步骤，提议在意大利建立殖民地——比如在塔伦图姆，尤其是在加普亚——那里的公地被国家出租，不包括在分地之列，现在那些土地也可以被分配了，只是要按照殖民地的政策，而不像以前，土地不能进行分配。

毫无疑问，建立这些殖民地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他们永远支持改革，因为他们的存在有赖于改革。盖乌斯·格拉古提出的更重要、更值得注意的一项措施，就是为海外地区的无产阶级谋取生路。他向迦太基故址派去了六千名殖民者，不仅包括罗马公民，还有来自意大利盟国的居民，并且向这个新城朱诺尼亚授予了罗马公民殖民地的权利。他所建造的新城非常重要，更加重要的是由此奠定的海外移民原则。这为意大利无产阶级找到了一个永远的出路，这种救济不仅是暂时的。可是这样一来，现存有效的国家法律都等于作废，这些法律的原则就是：意大利是统治者，而其他各行省则是被统治者。

修改刑法

除了针对无产阶级这个重大问题制定的措施外，格拉古还制定了其他一系列的措施。与现行法制的严苛相比，这些新制度的原则更加宽容，与时代精神更加一致，军制改革就属此列。关于兵役期限的问题，旧法中并未规定，只是说“年满十七岁、未满四十六岁的市民必须服兵役”。后来，由于占领西班牙，兵役似乎变成了永久性质，那时首次从法律上规定，“凡连续服兵役满六年的，可以有权退伍”，当然退伍并不等于以后不会再次被征入伍。后来，可能在本世纪初，又出现了一个新规定，“凡在步兵团服役二十年，或在骑兵队服役十年的，可以免除再次兵役”。“未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得被征入伍”这条规定似乎经常有人违反，所以格拉古对这个规定做了修改。同时，为了减少服兵役的人数，他还限制了战役的数目。不仅如此，士兵的军服费用之前一直在他们的军饷中扣除，此后，也都由国家无偿供应。此外，格拉古的法律还有一种趋势在很多场合都很明显：死刑即便没有废除，至少也比之前遭到严厉限制，这种趋势在军事司法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应用。共和国成立以来，官吏们没有得到公民大会同意就没有权利判处公民死刑，除了在军事法中[7]。在格拉古时代之后不久，公民的上诉权在军营中也可以实行，而且军官判处死刑的权利只能适用于盟国或属国公民，这种变化的来源可能就是盖乌斯·格拉古的上诉法。民社宣判死刑或坐实死刑的权利也间接受到限制，因为格拉古撤销了公民审理容易导致死刑的公共案件的权利——比如投毒案和谋杀案等，而把这种权利移交给永久法庭。这些法庭与公民法庭不同，不会由于保民官的干预而解散。他们的判决毋庸上诉至民社，同时也不会受到民社的取消，正如历史悠久的民事陪审团的判决一样。在公民法庭中，尤其是严肃的政治案件里，被审判人在审判期间仍然保持自由，只要交出公民权就至少能够活命或者获得自由。当然，即使逃亡的人，也仍然要遭到财产罚款或者民事审判。这种情况下，至少在预先羁押和完全执行这法律上还是可能的，有时候对于达官贵人也能够生效，比如，卢修斯·赫斯提里乌斯·图布鲁斯，罗马纪元612年即前142年的执政官，被控犯有十恶不赦的罪行，并且不准流放到外地，最终被逮捕处决。另一方面，这些司法委员都来自于民事诉讼，可能一开始就无权干涉公民的自由或者生命，最多只能宣判他们流放到外地。流放到外地一直都是对犯罪人员的一种减刑，现在第一次成为一种正式的处罚。不过这种被迫放逐和自愿出国一样，其财产在缴纳罚金进行赔偿之后若还有剩余，一律交由其本人处理。最后，在债务方面，盖乌斯·格拉古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但是可靠的记载认为，他至少给那些欠债者一些希望，可以降低或者减免债务。如果此说正确的话，这一做法也可以算作一项激进的利民法令。

骑士阶层的兴起

格拉古的新令让一部分民众的地位得到切实改善，另一部分还在期盼之中。格拉古就这样一方面依赖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同样努力促进贵族的消亡。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领导只靠无产阶级的支持会非常危险，所以他尽力去分化贵族阶级，把其中一部分引入自己的阵营。其实这样的分裂迹象早就存在了。富有的贵族在反对提比略·格拉古时团结一致，但他们其实由两个本质不同的团体组成，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的爵位贵族和城市贵族一样：其中一个集团主要包括统治集团的元老家族，他们不屑于进行直接投机，而是把自己的巨额资产一部分投入地产，一部分作为匿名合伙人投入大商号；第二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就是一些投机家，他们自己经营公司商号，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在罗马霸权的范围内进行商业与金钱交易。我们前面讲过，尤其是在第六世纪[8]，后面一个集团渐渐与元老规则并驾齐驱，由格拉古的先驱盖乌斯·柯拉米尼乌斯颁布的克劳迪安法令禁止元老们从事商业，在元老和商人及投机家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在本时期，商业贵族开始以“骑士阶级”的名义在政治事务上发挥决定性影响。这个称呼，起初专指服役的骑兵，后来渐渐用于（至少在称呼上如此）一切拥有至少价值四十万地产且有服兵役、做骑兵义务的人士，这就包含了罗马上层社会所有人士，无论元老还是非元老。在盖乌斯·格拉古之前不久，法律规定元老院的席位与骑兵之位不能兼而有之[9]，因此元老们就不能再称为“骑士”。骑士阶级与元老阶级相对应，就代表了整个投机贵族。虽然如此，元老家族成员没有进入元老院的，尤其是年轻成员，也照样服役成为骑兵，因此也被称作骑士。事实上，他们——也就是十八个百人团队——骑士公民的称呼恰如其分，因为他们是有监察官编制的，所以主要还是由年轻的元老家族成员组成。

骑士阶层——实质上就是富有商人——在很多方面都与统治阶级的元老们发生冲突。文雅的上流社会与依靠金钱买来地位的商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统治阶级的上层，尤其是一些优秀分子完全不屑于投机。同样，那些追求实际利益的商人对于政治上的钩心斗角也漠不关心。这两个阶层经常会产生尖锐的冲突尤其是在各行省内，因为，总体来说，虽然各省人民比罗马资本家更有理由抱怨罗马官吏执法不公，但是元老们并不像资本家所希望的那样，完全支持他们以属国人民为代价的、贪婪不公的行为。尽管他们在反对共同敌人（比如提比略·格拉古）时团结一致，但是上层贵族和商人贵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鸿沟，而盖乌斯比他的哥哥更加明智，他尽力扩大这种鸿沟，瓦解其联盟，将商人阶级拉入自己的队伍。

骑士阶层的标记

后来把骑士阶层与其他民众区分开来的外部特征——比如佩戴金戒指而不是普通的铁戒指或者铜戒指，并且在公民节日时占有单独且位置更佳的席位——最初是否由盖乌斯·格拉古授予骑士阶层并不确定，不过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无论如何，它们就出现在这个时期，而且，把迄今为止元老院专有的特权赐予骑士阶层，凸显他们的最贵地位，这也是格拉古的典型作风。所以格拉古的目标就是给骑士阶层盖上一个印章，使他们成为介于元老规则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不仅享有特权，而且很难进入。这种阶级标志虽然微不足道，而且许多有资格的骑士也并不使用，但它们比很多重要的法令更能达到格拉古的目标。这些看重实际利益的商人贵族虽然并不轻视这些荣誉，但是只有这些根本不可能收买他们。格拉古心里明白，这个阶层一定属于出价最高的人，所以他就把国家在亚洲的年收入和审判法庭都拱手送给他们。

亚细亚行省的税收

根据罗马的财物管理制度，间接税和公地收入都由中间商来征收，这样就给了罗马资本家最广泛的特权，当然那些需要缴纳赋税的民众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接税收在很多行省就是由民社缴纳固定数额的金钱，这样就防止了罗马资本家的介入，或者像西西里和撒丁那样，直接税就是指田地什一税。什一税的征收一般出租给省内人士，这样富裕的省份或属国就自己征收什一税，从而把危险的罗马中间商挡在门外。六年前，当亚细亚行省落入罗马之手时，元老院就按照第一种制度来管理这个地方[10]，盖乌斯·格拉古[11]利用一项人民法令废除了这种做法，向当地人征收大量的间接税和直接税，尤其是田地什一税，不仅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负担（迄今为止当地人几乎不用缴纳赋税），而且还规定全省的赋税必须在罗马进行公开拍卖。这样就排除了省内人员参与拍卖，并且他还把管理亚细亚省什一税、放牧税和关税的中间商组织成一个巨大的资本家团体。除此之外，格拉古为让资本家脱离元老院所做努力的重要标志就是颁布法令，规定元老院不能如以前一样随意免除规定租金的全部或一部分，而是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审判法庭

格拉古就这样为商人阶级开发了一座金矿，而资本家团体的成员财力逐渐壮大，形成了一个“商人元老院”，对政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时，他们又在审判法庭获得了参与公共活动的具体场所。进行刑事诉讼的权利依法应归公民所有，在罗马人中，它的范围从开始就非常狭窄，正如以前所说，盖乌斯·格拉古的改革让它更窄[12]。大部分诉讼过程，不管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都由单个的陪审员或者委员会进行（委员会一部分由永久委员，一部分由特殊委员组成）。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全部都从元老里面挑选人员。格拉古把陪审的任务转移到骑士阶层身上——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在永久或临时委员里——他命人按照骑士百人大会的方式，从有资格的骑士里每年制定出一个新的陪审团名单。这个名单直接把元老们排除在外，同时，由于名单有一定的年龄限制，来自元老家庭的年轻人也被排除在外。陪审人员条件的制定，使得当选的只能是那些在商人团体里具有领导地位的人士，尤其是在亚细亚和其他地区征收年赋的人，这未必不可能，因为是否出席法庭与这些人有切实的利害关系。如果陪审员名单与商人团体的名单在领导人员方面完全一致，我们就能更好理解建立这个反元老院团体的意义所在了。其影响显而易见，迄今为止在罗马只有两个权威机构：政府是行政和统治机构，公民大会是立法机构，法庭由二者共同掌握，现在这个商人贵族阶层不仅在坚实的物质利益基础上团结起来，成为了一个联系紧密的特权阶层，而且作为一支审判和统治力量参与国政，差不多与统治贵族并驾齐驱。商人阶级对于上层贵族的憎恶在陪审团对于案件的宣判中找到了实际的宣泄方式。尤为重要的是，当各行省长官接受审判时，有关其公民权利的决定，元老们必须听命于这些大商人和银行家，而不似往常听从自己同僚的命令。这些富裕贵族之间不仅产生分化，而且格拉古还刻意让这些分化不断加强，并且经常爆发冲突。

专制政府代替元老院

无产阶级和商人阶级作为格拉古进行斗争的武器已准备齐全，接下来他就开始其主要工作——颠覆整个贵族统治阶级了。不过，颠覆元老院一方面意味着要改变法律，剥夺其主要职能，另一方面要通过个人性质的短暂措施彻底摧毁贵族阶级。格拉古采取了两种措施尤其是行政职能，到目前为止都专属于元老院，格拉古把他们这项权利剥夺了，因为一方面他通过公民大会法律来解决最重要的行政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通过保民官的命令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他尽可能限制元老院参与目前事务，最后，他用一种复杂的方法把政务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第一类措施我们已经讲过，比如：国家新领导通过分配粮食，给国家财政增加了永恒的负担，没有申请元老院就动用国库资源；私自处理公地，没有通过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共同法令，而是仅通过公民大会法令就划分了殖民地；干预行省政务，利用公民大会法令废除了元老院在亚细亚行省实施的财政制度，并以另一个不同的制度来取代它。元老院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按照自己的意思选出两位执政官——还没有被剥夺，但是现在元老院被要求在选出执政官之前就先规定他们的权限，这样最高长官因此产生的间接压力就变小了。最后，盖乌斯以无与伦比的精力把政府最为复杂的政务都拢到自己身上。他亲自监督粮食分配、挑选陪审人员、建立殖民地，尽管法律规定他的职位就在罗马都城，他还是亲自视察修路工程、签订建筑合约、主持元老院的讨论、解决执政官选举问题，简而言之，他让人民相信，一个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一个人有力而多样的管理使得元老院同僚们松懈无能的统治相形见绌。

格拉古对于元老院司法权的干涉比对行政权的干涉更加猛烈。我们已经讲过，他剥夺了元老们陪审员的资格。此外，元老们作为最高行政委员，在特殊情况下具有裁判权，但这种裁判权也被剥夺了。格拉古在他恢复使用的上诉法中，还用严刑禁止元老院任命特殊委员会来惩治叛国罪，比如他哥哥被谋杀后，元老院任命来裁判其随从的委员会。这些措施的综合效果就是元老院彻底失去了其控制权，只保留了一些国家行政首脑应当持有的权利。仅有这些基本法令还远远不够，这时期的上层贵族也受到了直接的攻击。纳西卡就在这个时期死去，他死之后，普布利乌斯·波皮里乌斯成了平民党人最讨厌的贵族。格拉古完全是出于报复，命令上述法律具有追诉权，因此迫使普布利乌斯流浪海外。值得注意的是，该提议在部落大会中仅以十八比十七的票数通过，这表明，至少在有关个人利益时，贵族仍对大多数人具有影响。格拉古还提出了一条与此类似但有欠公允的命令，规定“任何一个由人民法令剥夺官职的人，都不能重新担任公职”，这条法令是专门针对马库斯·屋大维的。在母亲的要求下，盖乌斯撤回了这条法令。盖乌斯也因此避免了恶意违反宪法、玩弄正义、大肆报复正人君子的坏名声，因为马库斯·屋大维从未说过提比略一句坏话，只是按照宪法以及自己的职责行事。盖乌斯还有另外一个计划与这些措施完全不同，他打算向元老院再吸纳三百位元老（大概和现有元老同样的数量），并且新元老应由公民大会从骑士阶层进行选举。这种方式极端复杂，而且此举一定会使元老院完全依赖国家的首领。不过这个计划几乎没有得到执行，这倒是真的。

盖乌斯·格拉古新法律的特征

这些就是盖乌斯·格拉古所制定的法律，其基本部分都在其担任保民官的两年内实施，而且，我们看到，他的法律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抵抗，也不需要动用武力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由于流传的资料混乱，这些法律制定的顺序无法得知，而且有关它们的很多问题也都没有答案。可是虽然资料不全，很多重要的因素我们还是能够知道的，因为主要的事实，我们有可靠的资料。盖乌斯又完全不像他的哥哥，由于时事的变化，只好不断敦促法律的执行，他显然有一个全盘的综合计划，他的本意在一系列特别法律中完全体现出来。对于任何一个能够又愿意看见的人来说，塞穆普罗尼乌斯法都清楚表明，盖乌斯·格拉古根本无意将罗马共和国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跟古往今来一些心地忠厚的人士猜想的相反，他希望废除民主，代之以专制。用现代语言来说，他希望建立的不是一种封建专制，也不是神权专制，而是像拿破仑那样的绝对专制——执政长官能定期进行重新选举，从而终身在职，并对最高公民大会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成为一个权力无限的终身制人民保民官。事实上，如果格拉古志在推翻元老院政府，如同他演讲及作品中所说的那样，那么推翻了贵族政府之后，在这个无法使用公民大会而议会政治又尚未存在的大国，除了专制制度还有其他什么政治组织可能存在呢？其前任的一些梦想家、后世的骗子流氓可能对此不以为然，但是盖乌斯·格拉古是个政治家，虽然这位伟大人物内心有这种想法，但他从未正式表达出来。后人对他的做法也见解各异，不过毫无疑问他肯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具有篡夺专制权的意图，这点绝不会错，但是看清当时状况的人绝不会因此责备格拉古。

绝对的君主专制是一个国家的不幸，但这未必比绝对的寡头政治更糟糕，而历史也绝不会因为一个人让国家陷于小难、免于大难而责难他，尤其是像盖乌斯·格拉古这样满心爱国热忱、品行高尚的人。历史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在他的法律中有两个迥异的目标相互矛盾，这一点非常有害——一方面，这些法律是为了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它们有时又是为了个人目标，实际上是领导人为了公报私仇。格拉古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寻找解决社会弊端的方法，为了抑制贫困的蔓延，但同时，他又利用分粮的方式故意在都城培养了一批街头无产阶级，使粮食成了对这群懒惰而饥饿的乌合之众的奖励。格拉古用最尖刻的语言批评元老们收贿受贿的现象，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与小亚细亚行省所做的丑恶交易，然而就是因为这个人的作为，都城人民才不得不通过政府对属国的照顾，来换得属国人民对于他们的给养。格拉古强烈反对对各行省强取豪夺的行为，不仅在具体情况下严厉禁止这种做法，而且还废除了无能的元老院法庭。在那个法庭，即便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依靠其全部影响都无法对那些罪行确凿的人进行审判。与此同时，格拉古建立了由商人组成的法庭，把行省的物质利益拱手送给这些商人，使得这些商人比贵族阶级还要肆无忌惮。他在亚细亚行省实行了一种税制，与之相比，即使按照迦太基模式在西西里实行的税制也算得上温和、有人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他需要商人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又需要广泛的新资源来填补由于分粮及其他措施给财政带来的负担。毋庸赘言，格拉古希望行政管理有力，司法严格有序，这一点从其法律条款中可以看得出来，然而他的行政制度建立在一连串仅在法律上得到许可的篡权行为之上。每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即使不能把司法系统凌驾于政党之上，也会尽力使之脱离政党，而格拉古却故意把司法系统拉入改革的洪流之中。当然，盖乌斯·格拉古这种矛盾的做法大部分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所致，而不是因为他本人的观念使然。专制制度尚未开始之时，他就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面临着一种危险的窘境——他必须同时既是一个强盗首领，又是国家第一公民——伯里克利、凯撒和拿破仑都必须为这种窘境做出重大牺牲。这种情形还不能完全解释盖乌斯·格拉古的做法，除此之外，支配他的还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一种复仇的欲望。他自料必死，就预先把复仇之火投到仇人家里去。他自己曾经说过，有关陪审员及类似法令的目的就是分裂贵族，他把这些法令称作匕首。他把这些匕首投进敌人的广场，这样那些上流人士可以用它们相互残杀。他是一个政治纵火犯，不仅长达百年的革命始于他，只要是一个人的作为，肯定就是他的作为，而且那些可怕的城市无产阶级，受到上流社会的奉承和养育，格拉古也是这种做法的创始人。这些人聚集在都城（这当然是分粮的功劳），一方面道德沦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深知其强大的力量，他们的要求时而愚蠢，时而无赖，又时常谈论人民至尊这样的话题，这都使他们成为罗马共和国的负担长达五百年，直至最后与它一起灭亡。这个罪大恶极的政治罪人同时又是他祖国的拯救者。罗马的专制制度并没有一个结构性观念，这并不是起源于盖乌斯·格拉古。源于盖乌斯·格拉古的有一个原则：属国的一切土地都属于罗马的私人财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原则无疑来自于古代战争的传统精髓，但是这个原则在现代不断扩展并得到实际应用，这是古代所没有的。该原则的本意是为了表明，国家有权随意在属国征税或者征收土地（如在亚细亚），或者建立殖民地（如在非洲）。后来，这条原则成了帝国的一条基本原则。源自盖乌斯·格拉古的还有一些战略战术，经常被政治煽动家伙同暴君利用来获取物质利益，打败统治贵族，以一种严格而有效的行政来代替先前的无能政府，并最终将法制的改变合法化。君主专制一旦建立，罗马和各行省的关系必将得到和解，这最初的步骤尤其要归功于格拉古。此外，格拉古还打算重建被意大利毁灭的迦太基，并为意大利移民通往各行省打开一条道路，在一连串重要而有利的活动中，这是第一步。无论是对还是错，幸运抑或不幸，这些事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这位非凡人物和政治奇才身上，所以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不对他做出任何评价，这也是适合的，不过在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得非常少。

盟国问题

盖乌斯·格拉古基本上结束了对国家法律的调整之后，接着投身于第二个更加困难的工作。关于意大利同盟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平民党领导人对于此事的观点，上文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当然希望罗马特权能够扩大，这样，他们就能够将拉丁人占有的土地进行分配，而且那里大量的新公民还可以壮大他们的支持者队伍。此外，他们还可以通过扩大特权选举人的数量，将公民大会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彻底消除由于共和制度的衰落而失去其重要性的那种区别。他们遭到了本党派内部的反对，尤其是那群街头无产阶级，他们不管了不了解，以往通常都会对重要提议表示同意。原因很简单，罗马公民身份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种股东身份，可以给他们带来各种直接和非直接的利益，他们绝不愿意扩大股东的数量。罗马纪元629年即前125年福尔维乌斯法被否决，弗雷格莱人爆发叛乱，都是重要的证据，表明统治公民大会的那伙人有多么固执，而盟国人民又是多么迫不及待。在第二任护民官后期，格拉古可能觉得对盟国负有义务，受此督促，他进行了第二次尝试。

马库斯·福拉库斯是前执政官，但他为了再次提出前次没有成功的提议，再次出任人民保民官。格拉古与他一起提议授予拉丁人完全自治，而对于其他盟国人民则授予拉丁人之前的权利，但是该提议受到了元老院及都城乌合之众的一致反对。执政官盖乌斯·法尼乌斯对民众发表演讲，反对此次提议，偶然有些片段保留了下来，我们从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这种联合的性质和战略方式。那位贵族领导说道：“如果你们把公民权授予拉丁人，你们以为将来还能在公民大会、赛会和娱乐大会里找到位置吗，就像现在站在我面前一样？这些人会占领我们的每一个地方，难道你们不相信我吗？”第5世纪的公民曾经在一天内授予所有萨宾人公民权，如果在当时，这个演讲者肯定会收到嘘声一片；第7世纪的公民却觉得他的道理非常明显，格拉古给他们换回的成果是分配拉丁人的土地，可是这个结果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在进行最后投票的前一天，元老院准许把都城所有的非公民都逐出城去，这就预示着格拉古提议的命运如何。在投票之前，格拉古的同僚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否决了这项法律，人们对此次否决的态度让格拉古不敢再次提起此事，也不敢以对待马库斯·屋大维的方式去对待德鲁苏斯。

格拉古党派遭到倾覆

很明显，这次成功使得元老院胆气大增，敢于试图推翻这位冒险家的统治。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基本上与格拉古之前所使用的武器一样。格拉古的权力建立在商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基础上，尤其是后者，在这次没有军事对抗的冲突中扮演了军队的角色。很明显，元老院还没有足够力量废除商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新特权，任何攻击分粮法或者新陪审员制度的行为，都会导致街头冲突，形式可能粗暴也可能相对文明，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会让元老院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格拉古和这些商人或无产阶级也只是因为相互利益而联结在一起，看重物质利益的商人阶级也很乐意从别人手里接受同样的位置，而无产大众也很乐意从别人手里接受面包，正如从格拉古手里一样。格拉古的制度至少从目前来讲还是坚不可摧，只除了一个方面，就是他的元首资格。这个制度的弱点就在于：在格拉古的新体制下，首领和军队之间没有任何忠诚关系，虽然其拥有别的所有重要元素，但它缺少一样东西，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道德联系。没有它，任何国家都像建立在泥土之上，不堪一击。从否决授予拉丁人公民权的提议一事上可以清楚看出，民众从来没有为格拉古投过票，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由此，贵族阶级计划在这个分粮分地的始作俑者自己的地盘上向他开火。

元老院的敌对宣传李维乌斯法

不用说，元老院向无产阶级提供的特权，不仅和格拉古提供的粮食及其他东西一样多，还远远超过了这一点。在元老院的指派下，人民保民官马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提议，按照格拉古法律得到田地的人一律免除租金，并且宣布他们的田地可以自由支配，随便转让。不仅如此，为了养活这些无产阶级，他们不在海外，而是在意大利设立十二个殖民地，每地三千人。为了实施该计划，民众可以提议合适的人选。只是一点，德鲁苏斯拒绝参加这一光荣使命，这与格拉古的家族委员会完全不同。为该计划承担费用的很可能就是拉丁人，因为在目前的意大利，已经没有其他大片的被占公地可供分配。我们在文献中发现了德鲁苏斯一些零星的规定，比如，拉丁士兵应受鞭刑只能由拉丁军官实施，而不能由罗马军官实施，从各方面看，这好像是为了补偿拉丁人在其他方面所受的损失。这个计划并不十分精细，竞争的痕迹过于明显：他们联合起来压迫拉丁人，以加强贵族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纽带，这种努力也显而易见。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意大利大部分公地已分配完毕，即使拉丁人占有的土地全部收回，可是十二个新的公民社团，人口稠密、数量众多，又在亚平宁半岛的什么地方容身呢？最后，德鲁苏斯宣布说，他绝不会参与实施自己的法案，这话过于精明，简直就像是愚蠢。这个笨拙的圈套对于他那些愚蠢的猎物来说却非常合适。事情过于依赖格拉古的个人影响，这时又有一件决定性的事情发生：格拉古此时正在非洲建立迦太基殖民地，他在都城的代理人马库斯·福拉库斯做事愚笨而暴躁，给他的对手带来了可乘之机。民众毫不犹豫地支持李维乌斯法，就像以前支持塞穆普罗尼乌斯法一样。同时为了报答新恩人，就给了旧恩人一次温和的打击，在他第三次竞选保民官时拒绝了他，不过，也有人声称主持选举的保民官操作不公，因为他之前与格拉古不和。由此，格拉古的专制土崩瓦解。进行执政官选举时，又给了他第二次打击，选举的结果不仅不利于平民党，而且使卢修斯·奥比米乌斯成为国家元首。他于罗马纪元629年即前125年任将军时曾征服过弗雷格莱，是贵族党派中一个最坚决、最不顾一切的领导。他决心一有机会就趁早除掉这个最危险的反对派。

对于海外殖民地的攻击　格拉古的死亡

这样的机会很快来临。罗马纪元632年即前122年12月10日，格拉古卸去平民保民官一职，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1月1日，奥比米乌斯入驻他的办公室。对格拉古的第一次攻击当然就是他那个最有用然而也最不得人心的措施——重建迦太基。由于意大利人还有其他更大的诱惑，所以海外殖民地到目前为止只受到了间接的攻击，可是现在传说，当时的非洲鬣狗挖出了迦太基刚立下的界石，于是罗马祭祀就应人要求，宣称这样的征兆应是一种警示，不该在受神诅咒的土地上进行重建。元老院于是觉得受良心驱使，必须出台一条法律，禁止建立朱诺尼亚殖民地。格拉古与其他被指定建立殖民地的人正在挑选移民，在表决这条法律的当天来到召开公民大会的卡庇托尔神庙，意欲通过其追随者达到废除该法的目的。他不愿给敌人留下他们求之不得的借口，所以不愿动用武力，但他无法阻止自己的忠实信徒全副武装出现。他们还记得提比略的惨死，并且对贵族们的阴谋非常明了，因此在双方激愤之时，冲突就不可避免。执政官卢修斯·奥皮米乌斯照例在卡庇托尔神庙门口祭献，其中一个侍从昆图斯·安图里乌斯在一旁手持圣物，他傲慢地命令“坏公民”离开门厅，而且似乎要向盖乌斯动手。这时一个狂热的格拉古分子拔出剑，把他砍倒，由此引发了一场骚乱。格拉古试图向民众解释，自己与这位亵渎神灵的杀手无关，可是这只是徒劳，他只是给对手留下了正式起诉他的理由，因为在混乱中，他打断了保民官对人民的讲话自己却不知道。这种罪行，按照已经作废的古老法律（起源于阶级斗争之时），应受到严厉的惩罚。贵族故意宣称今天的事情是为了颠覆共和国，所以执政官卢修斯·奥皮米乌斯采取措施进行了武力镇压。他本人晚上就在广场的卡斯特神庙过夜，第二天一大早卡庇托尔神庙前就挤满了克里特弓箭手，同时政府党派人士也把元老院和论坛广场挤得严严实实，这包括元老和一部分支持他们的骑士阶层，在执政官的命令下他们都全副武装，而且每人都由两位全副武装的奴隶陪从。贵族们无一缺席，即便年老可敬的昆图斯·梅特路斯，虽然他一直倾向于改革，此时也带着刀剑到场。德西姆斯·布鲁图斯，一位能力超强、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经验丰富的将领负责指挥这支武装力量。

元老们在元老院门前集合，装有安图里乌斯尸体的棺材通过这里时，元老们好像吃了一惊，不约而同地挤过去瞻仰尸体，然后商量该如何处理此事。平民党的领袖们都从卡庇托尔神庙回到了家里。马库斯·福拉库斯一晚上都在为这次街头战争做准备，而格拉古则好像不屑于与命运抗争。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听说敌人在卡庇托尔和论坛广场严阵以待时，两人一同逃往阿文廷山，也就是昔日贵族与平民斗争时，平民党的堡垒。格拉古一言不发，并且没带武器。福拉库斯命令奴隶们全副武装，并在戴安娜神庙筑了一道壕沟以保护自己，并派遣幼子昆图斯到敌军阵营，可能的话，找出一个折中办法。昆图斯回来，宣布贵族们要求无条件投降，并要求格拉古和福拉库斯本人到达元老院，对自己挑衅人民保民官尊严的行为负责。格拉古打算遵守命令，但是福拉库斯阻止了他，再一次重复了这种软弱而错误的求和行为。于是昆图斯·福拉库斯再次单独来到元老院，执政官就认为两人拒绝到来是反抗政府的开端。他命令逮捕使者，开始进攻阿文廷山，并且下令，无论谁能提来格拉古或者福拉库斯的脑袋，都会得到和脑袋同样重量的黄金；同时那些在冲突爆发之前就离开阿文廷的人，将会得到重重补偿。如此一来，阿文廷山上的人员很快减少很多。胆大的贵族与克里特人和奴隶一起攻向那几乎无人防御的阿文廷山，见者无一活命，约死亡二百五十人，且全是下人。马库斯·福拉库斯与大儿子一起逃去了藏身之地，可是很快就被发现并杀死。格拉古在冲突开始之时就退入密涅瓦神庙，正欲提剑自杀，被朋友普布利乌斯·莱托里乌斯抓住胳膊，恳求他活下去以待日后。他们劝说格拉古逃到台伯河对岸，可是下山时过于匆忙，他跌倒扭伤了脚。为了让他有时间逃跑，他的两个属下转身与追捕者搏斗，拖延时间。马库斯·波姆普尼乌斯死在阿文廷山下的推介明门口，普布利乌斯·莱托里乌斯死在台伯河桥上，据说就是贺雷修斯·柯克雷斯单身匹马抵挡伊特鲁里亚军队的地方。这时的格拉古只有奴隶尤波鲁斯陪伴，来到了台伯河右岸的郊区。在弗利那的小树林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看样子这个奴隶先杀死了他的主人，随后自杀了。

两位平民党领导人的首级按照规定交给了贵族政府。贵族卢修斯·赛普图穆雷乌斯送去了格拉古的首级，得到了规定的奖赏甚至更多，可是杀死福拉库斯的人，由于地位低下，空手而回。死者的尸体都被扔进河里，领导人的府邸也任由群众洗劫一空。接下来，就大规模追究格拉古余党，至少三千人被杀死在监狱。十八岁的昆图斯·福拉库斯也惨死其中，他从未参加过这种政治冲突，很多人都为他年轻的生命和平易近人的性格感到惋惜。之前在恢复国内和平之后，卡米卢斯在卡庇托尔山麓的空旷处建立一座神坛，此后在类似的场合，人们又在这里为和谐之神建立了几座庙宇。现在这些庙宇都被拆毁，那些死亡或判罪的平民党领导们财产全被没收，即使妻室的嫁妆也难免于难。以这些财产为基础，执政官卢修斯·奥皮米乌斯在元老院的命令下建立了一个宏伟的新和谐神庙以及周围的一些附属建筑。现在，扎马征服者的三个子孙先后葬身于革命——先是提比略·格拉古，接着是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最后是最年轻也最能干的盖乌斯·格拉古，在他们的遗骸上铲除旧的遗迹，建立新的和谐神庙，这当然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对格拉古氏的纪念遭到官方明令禁止，柯妮丽娅甚至不能穿上丧服为儿子哀悼。高贵的格拉古兄弟，尤其是盖乌斯生前，很多人对他非常崇拜，现在他们死后，这种崇敬以一种近乎宗教的热情动人地表达出来。尽管警察处处防范，那些热情的追随者对于他们死亡的地点还是寄予深切的怀念。

[1]在抵抗亚利斯托尼库斯的战斗中死亡。

[2]其实这也正是土地改革的初衷之一。

[3]这个限制条款即只有在缺乏其他合格的候选人时，执政官才能继任。这条法律之前没有，是由格拉古首先提出的。

[4]以下就是他宣布新法改革时的话：“我虽出身贵族，但为了国民大众的缘故失去了亲爱的哥哥，从此之后普布利乌斯·阿福里加努斯和提比略·格拉古的后人就只有我和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我希望大家能允许我担当接下来的重任，使我们的家族能够苟延残喘下去。我想如果我请求大家的话，你们一定会同意的。”

[5]其实这也是海外谷物在市场上竞争的结果。

[6]这里指意大利的谷物价格。

[7]这里指他们具有上诉权，不可以随便被判处死刑。

[8]这里指有钱的新兴贵族。

[9]这至少把元老们从骑士百人团里驱逐出去了。

[10]这里指西亚细亚。

[11]这项法律是由他而不是提比略·格拉古颁布的，这在弗朗脱给维苏斯的信中可以证朋。

[12]格拉古对刑事法进行了改革。

第四章　复辟政府的统治　政府职位的空缺

盖乌斯所建立的新体制，在他死后立刻趋于土崩瓦解。诚然，他的死亡和他哥哥的一样，主要是出于政敌的一种报复行为，但在君主制尚未建立之时，君主就已死亡，这是恢复旧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当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为自从盖乌斯死后，奥皮米乌斯对其余党进行了彻底清除和血腥镇压，此时没有一个人，不管他与已故的国家领导有血缘关系还是具有出众的能力，都不敢试图占有那个空缺的位置。盖乌斯没有留下子嗣，而提比略的儿子尚未成年便夭折了，整个所谓的平民党没有一个人能担得起当领导的重任。整个格拉古体制就像没有指挥官的堡垒一样，虽然城墙和要塞都完好无损，可是没有将领指挥，没有人可以占有这个空位，除非是已被颠覆的政府。

复辟的贵族阶级

事情确实如此。盖乌斯·格拉古死后，元老院政府立刻就取而代之，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严格来讲，前任保民官从来没有正式废除过元老院，他的做法只是让元老院变得形同虚设。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国家机器只是重蹈覆辙，重复几百年前的老路，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复辟也是一种革命，但在这里，恢复的不是旧政府，而是旧的统治者。君主统治被推翻，寡头政治出现，而且还披上了君主政治的盔甲。元老院利用格拉古的武器打败了格拉古，又继续利用格拉古的制度在一些重要方面进行统治，不过他们确实有新想法，即使不完全废除格拉古的制度，至少要在合适的时候废除掉与贵族统治不相容的部分。

平民党被肃清

起初这种改变大抵以人为目标。针对普布利乌斯·波皮里乌斯的制度被取消（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普布利乌斯也从流放中被召回，然后又对格拉古的信徒进行了大规模的起诉，此外，平民党人在卢修斯·奥皮米乌斯离职后试图控告他叛国罪，却遭到政府党派驳回（罗马纪元634年即前120年）。贵族对于事务的见解渐趋公正，这显著表明复辟政府的特征。盖乌斯·卡尔波曾经是格拉古兄弟的同盟，不过早已改弦更张[1]，最近在为奥皮米乌斯辩护时还非常热心，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叛徒就是叛徒，平民党以和奥皮米乌斯一样的罪名把他起诉，而政府党又不愿干预，卡尔波见自己不容于两党，自杀而死。由此可见，进行反抗的全都是纯粹的贵族，但这种反抗并没有立刻涉及分粮政策、亚细亚行省的税收或者是格拉古对于陪审员和法庭的安排，相反，他们不仅保存了商人阶级和都城的无产阶级，而且继续强化对他们的尊重。正如李维乌斯法实施时一样，更有甚者，他们对于这些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宽容，远超格拉古兄弟。这不仅仅是因为格拉古兄弟改革的余波仍存在同时代人的头脑中，足以保护其成果，更是因为保存广大人民的利益与贵族们的个人利益并不矛盾，这样做的结果只不过是牺牲了公共福利而已。

复辟政府治下的公地问题

盖乌斯·格拉古为了提高公共福利所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非常好，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也正是他的法律中遭到反对最多的地方——都遭到了贵族们的抛弃。他所有计划中最高贵的一条就是试图取得罗马公民与意大利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然后再争取意大利与各行省的平等，这样，专门从事统治与消费的阶级与专门从事服务与工作的阶级之间的差别就得到消除；同时他还打算利用历史上最复杂、最系统的移民制度来解决社会问题，可是这个计划却很快就遭到贵族们攻击，并将其彻底废除。现在寡头政府既已复辟，他们就以一种老年人特有的乖戾执拗和顽固不化，决心践行以往时代的这种原则——意大利必须是主国，罗马必须是意大利的统治中心。即使在格拉古生前，意大利盟国的要求就已经被果断拒绝了，有关海外殖民地的伟大措施也遭到了严重攻击，这也是格拉古死亡的直接原因。他死之后，政府党不费吹灰之力就搁置了恢复迦太基的计划，不过已经分配的土地还是归个人所有。诚然，平民党派在另一个地方的相似殖民地获得了成功，而贵族们无法制止。马库斯·福拉库斯在征服阿尔卑斯山脉另一侧时，于罗马纪元636年即前118年建立了一个纳尔波殖民地，这也是罗马帝国最早的海外公民城市。尽管政府党多次攻击，尽管元老院下令直接废止这个殖民地，但由于商人阶级在此也享有一定利益，所以受到商人阶级的保护，这个殖民地永久地保留下来。这个殖民地地理位置孤立，且不甚重要，除此之外，政府在阻止土地分出意大利方面无一没有取得胜利。

意大利的公地问题也是以这种精神进行解决的。盖乌斯设立的意大利殖民地，特别是加普亚，都被取消。其中已经成立的也被解散，只有不太重要的塔伦图姆得以存在，并以新名纳普图尼亚与之前的希腊社区并立。非以殖民形式分配的土地仍然保留在得到土地的人手中。考虑到国家利益，格拉古对他们进行了一定限制——征收地租、禁止转让，如今这些限制也为马库斯·德鲁苏斯所废除。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由于占有权仍然为人所拥有的公地——除了拉丁人所占有的公地，大部分都是公地占有人根据格拉古的最高限额法所保留下来的——政府规定这部分土地归属它的一向拥有者，并杜绝其再次分配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德鲁苏斯所承诺的三万六千块被分配土地，这些土地应占据大多数，但是成千成万英亩的意大利公地到哪里去寻找，他们并不关心，并且心照不宣地把李维乌斯法搁置起来，反正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许还有一个小殖民地斯科拉西乌姆也是源自德鲁苏斯的法律。另一方面保民官斯普利乌斯在元老院的命令下制定了一项法律，根据该法，分地委员会于罗马纪元635年即前119年解散，并且土地所得者都要缴纳定额租金，其收入用于都城人民的福利，很明显其中一部分用作分配粮食的资金。此外，该法令还规定，将来的公地不应归任何个人占有，或者出租或者作为公共草场。关于公共草场，规定了一个最低限度：大牲口不得超过十头，小牲口不超过五十头，拥有牲口多的人不能排挤牲口数量少的人。虽然占地制度早已废止，但只有在这些明智的规定里，其危害终于得到正式承认，可惜的是，占地制度已经夺去了国家几乎所有的公地，政府才开始实施这些规定。有人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建议，要提高分配粮食的数量，但被明智的保民官盖乌斯·马里乌斯给驳回了。八年之后（罗马纪元643即前111年），他们采取了最后的步骤，根据一项人民法令[2]，被占有的公地直接变成了原占有者免租税的私人财产。罗马贵族就这样为自己谋取利益，并把自己手中的土地全部变成私有财产，与此同时，他们还不忘安抚意大利的那些盟国。当然，他们并没有把盟国人民尤其是盟国贵族所占有的拉丁公地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而是保持他们依法享有的有关公地的权利。反对党的地位非常不幸，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意大利人和都城反对党的利益正好相反。事实上，意大利人甚至与罗马政府结成联盟，寻求元老院的帮助，以反对那些罗马奸雄们狂妄大胆的计划。

复辟政府治下无产阶级与骑士阶级的状况

复辟政府这样处心积虑地清除格拉古体制中每一点进步的萌芽，但他们在面对被格拉古鼓动起来的敌对势力时却软弱无力。都城的无产阶级仍然享有公认的分得食物的权利；同时，对于商人阶级作为陪审团一事，高傲的上流贵族虽然厌恶，但是元老院却予以默认。虽然这种束缚有损于贵族的尊严，但他们却不认真采取措施去摆脱它。罗马纪元632年即前122年马库斯·埃米里乌斯·司考鲁斯至少对被解放奴隶的选举权做出了法律上的限制，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元老院为了控制那些暴民做出的唯一一次尝试，而且力度也完全不够。审判法庭成立十七年后，执政官昆图斯·凯皮欧提议把审判权重新交还元老院（罗马纪元648年即前106年），可是这提议没有通过[3]。这表明了政府的愿望，同时也表明，当问题不在于滥用公地，而是对一个影响力巨大的阶级实施限制时，政府的能力有多么微不足道。政府无法摆脱那与它共掌政权的可恶伙伴。统治贵族与商人阶级及无产阶级之间的一致本非真诚，现在这些措施更进一步破坏了这一点。商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很清楚，元老院做出这些让步只是出于害怕，并非情愿。这两个阶级听从元老院的统治也不是由于感激或者利益关系，如果别的主人愿意给他们同样或者更多的利益，他们也会对别的主人提供相似服务，而且如果机会合适，他们绝对不会不同意欺骗或者反对元老院。因此，复辟政府的统治既遵循正统贵族的愿望和感情，同时又沿用专制的制度和方法。不仅他们统治的基础与格拉古一样，而且和它具有同样的弊端，甚至更糟。它与大众联合起来推翻有用的制度时非常有力，但在面对街头的乌合之众或者商人阶级的利益时却非常软弱。他们高坐在空出来的宝座上却于心不安，希望也各不相同，对于国家制度怀有不满，但又不能有计划地进行破坏，在所有行动中都摇摆不定，除非受到自己物质利益的驱使。对自己人和反对党一概言而无信，内部矛盾纷呈、软弱无能却又极端自私——这完全就是一个难以超越的无能政府的典范。

复辟时代的贵族们

这也是大势所趋。整个国家的智力和道德水平都在降低，尤其是上层阶级。格拉古时代之前的贵族人才虽然不算多，元老院的椅子上也确实挤满了胆小而堕落的贵族，但毕竟还有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盖乌斯·莱利乌斯、昆图斯·梅特路斯、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普布利乌斯·斯卡埃沃拉等人，以及其他一些可敬而能干的人士。心怀善意的观察者可能认为，元老院虽然并不公平，但有一定节制，虽然治国无方，但还体面有余。贵族政府曾被颠覆，如今又重掌政权，因此难逃复辟的劣根。贵族政府无论好坏，已经统治了一百多年都没有遇到任何明显的反抗，可是它刚刚度过的这一劫却把原有的弊端全部暴露出来，就像黑暗中的闪电一样，使他们清楚看到脚下面张开大嘴的无底深渊。从此之后，贵族统治的特点就是家族恩仇和恐怖政策，这还有什么奇怪吗？统治者团结一致，对被统治者更加严厉、更加残暴，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吗？家族政策盛行，就如贵族政治盛行的最糟时候，这就更无足为怪了，比如，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四个儿子和两个侄子（也许），除一人外都是庸常之才，但其中几个受命为官就因为他们的愚蠢，他们在十五年之内，全都当上了执政官，除一人外也都从战场上凯旋，此外还不算他的女婿之类呢！贵族们对待异党越残暴、越凶狠，就越能得到尊重，只要是真正的贵族，无论怎样的残暴、怎样的恶行都能得到原谅，这也不足为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各方面都截然相反、剑拔弩张，只有一点相似，那就是他们都不遵守国际法，这也不足为奇。很不幸，有一点非常明显，如果以前的贵族用鱼竿去教训下人，那么复辟的贵族一定是用蝎子进行严惩。他们是重新掌有政权，但是他们统治得既不贤明，又不够好。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朝代像格拉古与奇南革命之间的复辟时期一样，既没有能干的政治家，又没有出色的军事人才。

马库斯·埃米里乌斯·司考鲁斯

足以证明上述说法的就是当时元老党的领袖马库斯·埃米里乌斯·司考鲁斯。他的父母均为高贵的贵族，但是不够富裕，所以他不得不充分利用自己不俗的才气，最后升至执政官和审查官。他很早就是元老院的领袖，是本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他既是一个不朽的演说家又是一个作家，同时还是本世纪几座主要公共建筑的发起人。如果我们细看，就会发现，他备受称赞的成就也就这么多。作为将军，他在阿尔卑斯山取得了几次廉价的胜利；作为政治家，他关于投票和奢侈的法律赢得了和对当时革命精神一样的胜利。他真正的天才就在于：虽然他和其他正直的元老一样贪污受贿，但他能看清楚什么时候危机到来，尤其是因为他的外表庄严稳重，所以他在公众面前总是表现得像法布里西乌斯一样。不用说，从军事观点看，当时的高等贵族里也有一些可敬的军事人才，但是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当贵族受命指挥军队时，就赶紧抓起几本希腊军事手册或者罗马年报看看，学到的知识只要足以谈话即可。到了战场上，就明智地把真正的指挥权委托给出身低下但能力超强且行事谨慎的军官。事实上，如果说几个世纪以前，元老院挤满了君王一样的人物，那么这些继承人是真正扮演了王子的角色。与这些贵族军事能力相当的，还有他们的政治无能和道德败坏。如果宗教（下文我们将提及）不能忠实反映这个时期贵族的荒淫腐败，如果外交史不能表明贵族的放荡堕落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那么罗马贵族圈里接连不断发生的罪恶事件，就足以表明那个时代的主要特点。

复辟政府的行政　意大利的社会状况

这样一个政府对内对外事务的处理及可想而知了。意大利堕落的社会风气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由于贵族依法能够购买小地产者的地产，所以他们很快就把小地产者赶了出去，农庄消失很快，就像水滴落进大海一样。经济上的寡头制度至少可以和政治上的寡头政治相提并论，卢修斯·马尔修斯·菲利普斯（他属于温和的平民党）曾经在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全体公民中，拥有大量财产的只有不到两千个家庭。奴隶暴动是对这种状况的一个实际注解，在辛布里战争的头几年，意大利每年都会爆发奴隶战争，比如努凯里亚、加普亚以及图里地区。最后一次暴动非常严重，执政官不得不带领一个军团前往镇压，但他们平定暴乱并非通过武力，而是依靠狡猾的欺诈。不过这件事有一点可疑，因为领导暴动的并不是奴隶，而是一个罗马骑士提图斯·维提乌斯，他的债务把他逼到了疯狂的地步，于是他解放了奴隶，宣布自己是他们的国王。罗马纪元611年即前143年之后，维克图穆拉的淘金业被罗马政府出租给一些富商，政府对此出台了一些预防政策：最初承租人雇佣的员工不得超过五千人，但后来奉元老院之令完全停止了这项工作，这足以证明政府多么害怕有大批奴隶聚集在意大利。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之下，他们完全有理由害怕阿尔卑斯山脉另一侧的军队入侵意大利，号召那些与他们同种的奴隶起来反抗（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各行省的状况　占领西里西亚

相对而言，各行省受害更大。如果英国的贵族与当时罗马的贵族相似，我们了解了东印度的状况，大致就可以明白西西里和亚细亚的状况如何了。法律规定商人阶级对行政官员进行监督，这就使得官员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商人狼狈为奸，对资本家在各行省的活动施以无限度的宽容，从而换取横征暴敛的自由和免受弹劾的保证。除了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强盗外，地中海地区还经常遭到抢劫犯和海盗的威胁。在亚洲一些水域，海盗尤其盛行，罗马政府不得不于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派遣一支海军出征西里西亚。这支海军由拥有总督权力的执政官马库斯·安托尼乌斯率领，主要由属国商业城市的船只组成。这支海军不仅捉住了一些海盗船，毁掉了几个要塞，罗马人还打算久驻此地。西里西亚西部崎岖险要的地区是海盗的主要据点，为了捣毁他们的巢穴，罗马人占据了那里的军事要地[4]，其实这也是建立西里西亚行省的第一步，从此以后，它就出现在罗马行省之列。这个目标值得赞许，计划也很完美，只是在亚细亚尤其是西里西亚的海面，海盗依然猖狂，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也表明，新的领地对海盗的打击力量远远不够。

奴隶叛乱

奴隶叛乱不断爆发似乎是与政府复辟同时开始的，而罗马各行省官员的无能和腐败在镇压奴隶无产阶级叛乱的问题上表露无遗。从罗马纪元620年即前134年起，这些奴隶叛乱逐渐扩大成为战争，这也正是格拉古革命的一个原因，或者可以说是最近的原因。现在奴隶叛乱又死灰复燃，并且千篇一律地一再重复。跟三十年前一样，罗马帝国的奴隶暴动遍布全国。上面已经讲过意大利的奴隶暴动，比如阿提克的银矿工人暴动，占领了苏尼乌姆海角，对周围国家进行抢劫，为时很长时间。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暴乱。

西西里第二次奴隶战争

可是这些可怕的混乱主要还是发生在西西里。这里拥有大量的种植园，而种植园的奴隶又大都来自于小亚细亚。政府试图对奴隶制这种邪恶行为进行限制，这竟然成了引发新暴动的诱因，由此，奴隶制的危害之大可见一斑。在西西里，自由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这从他们对第一次奴隶暴动的态度可以看出[5]。奴隶暴动被镇压之后，罗马的投机商对他们进行报复，把大量自由无产者都变成了奴隶。结果，元老院于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2年出台了一部法令严厉禁止这种作法。时任西西里总督的普布利乌斯·李锡尼乌斯·诺瓦在锡拉库扎设立了一个审判自由权的法庭。该法庭工作非常热心，短期内就审判了八百起案例，都做出了不利于奴隶主的判决，并且案子的数目还在与日俱增。吓坏了的庄园主急忙来到锡拉库扎，要求罗马总督停止这次史无前例的司法制度。懦弱的诺瓦感到恐惧，就以严厉的语言通知那些要求进行审判的非自由人，他们应当放弃自己追求正义和公平的、让人厌烦的请求，立即回到主人身边去。那些被赶走的人没有遵守他的命令，而是赶往深山，计划造反。总督没有做任何军事准备，即使岛上为数不多的民兵组织也很难一时到齐，于是他决定与岛上一位知名的海盗头子联合，答应只要他抓到叛乱的奴隶，把他们送交罗马人，就可以恕他无罪。用此方法，他控制了这群海盗，但是另一群逃跑的奴隶成功击破了恩那要塞，这给那些叛乱分子带来了武器和援兵——这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死去或逃亡敌人的盔甲也给他们的军事组织带来了一定基础，叛乱分子的数量很快激增到几千人。这些身居异地的叙利亚人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好像觉得自己不应受到国王领导，正如在家乡的同胞一样——他们戏弄家乡那位无能君主，甚至连名字都不放过——他们推举一位名为萨尔维乌斯的奴隶为首领，称之为特立峰王。他们就驻扎在恩那和莱昂蒂尼之间。当罗马总督带领匆忙召集而来的西西里和意大利军队来到莫甘提亚时，周围的乡村已都处于奴隶的掌握之下，莫甘提亚和其他一些城市也均被包围。他占领了无人防守的驻地，但奴隶们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却不肯撤退。在战斗中，本岛的民兵一交锋就立刻退缩，而且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叛军们就不加阻拦放走他们，所以他们立刻抓住这个机会逃走，几乎无一例外，罗马军队因此溃不成军。如果莫甘提亚城内的奴隶对门外同伴的呼吁做出响应，那么这座城市必失无疑，不过他们宁愿从主人那里得到法定的自由，并以自己的勇猛援助挽救了这座城市，可惜虽然奴隶主郑重承诺要还给奴隶自由，但后来罗马总督宣布该承诺无效，因为奴隶主遭到了非法胁迫。

阿泰尼翁

此次叛乱以惊人的速度在西西里岛内蔓延开来，同时在西部海岸也爆发了一次奴隶暴乱。这次暴乱由阿泰尼翁领导，就像克里昂一样，他之前在西里西亚也是一个可怕的匪帮头领，被人当成奴隶运往西西里。也正如他的前辈，他利用预言及其他一些有益的箴言吸引希腊人尤其是叙利亚人归附于他。他英勇善战且很有远见，不像其他领导人一样，把前来投诚的人全部武装起来，而是把能够参加战争的人组织起来，编成一支军队，同时命令其他人做和平事业。他纪律严明，因此军队里很少有军心不稳、不服从命令的现象，而且他对待平民百姓甚至俘虏都非常和善，因此很快就获得巨大成功。罗马人希望两支暴乱军队的首领不睦，但他们失望了，阿泰尼翁主动让位给远不及他能干的特立峰王，从而保持了军队的团结。叛乱奴隶很快就彻底统治了平原地区，自由无产者再次公开或者秘密地加入奴隶组织，罗马当局者实在无法抵抗，不得不匆忙调来西西里和非洲的民兵，退守城市，城市也因此陷入了可悲的困境。整个岛上的司法行政都陷入停顿，武力是唯一的法律。由于城内的农夫不敢长久呆在城门外，农村人也不敢贸然进程，可怕的饥饿悄然来临。岛上的城市人口之前养活意大利人，现在轮到罗马当局为他们送来食物供应。不仅如此，每一座城市都爆发了奴隶叛乱，城内的奴隶都蠢蠢欲动，打算里应外合，即使墨西拿城也差点被阿泰尼翁攻破。

阿基利乌斯

此时罗马正与辛布里人作战，很难派出第二支部队，不过政府还是设法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派出一支军队前往西西里，由执政官路奇乌斯·卢库鲁斯领导。该军队共有一万四千名罗马人和意大利人，还不包括海外的军事力量。奴隶叛军驻扎在夏卡上面的山中，答应了卢库鲁斯的挑战。罗马军队组织严明，取得了胜利，阿泰尼翁被认为死于战场，特立峰王不得不退守特里奥卡拉要塞。其实叛军这时也在认真思考是否要继续战斗下去，但是最后，决心要抵抗到最后一人的党派占了上风。阿泰尼翁竟然奇迹般生还，出现在自己的部队，鼓起他们低落的士气。卢库鲁斯粗心大意，没有采取措施乘胜追击。事实上，有人说他故意解散军队，烧毁辎重，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在军事上的无能，不希望在后继者面前相形见绌。无论此事是真是假，总之他的后继者盖乌斯·塞维利乌斯和他一样败北。这两位将军后来都受到弹劾，并以渎职罪受到处罚，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犯罪的可靠证据。阿泰尼翁在特立峰王死后独掌大权，带领这支大军，屡次取得胜利。罗马纪元653年即前101年，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作为执政官和总督指挥军队作战。阿基利乌斯曾在前一年在马吕斯的带领下与条顿人作战，功勋卓著。经过两年艰苦的战斗——据说阿基利乌斯曾与阿泰尼翁亲自作战，在决斗中将其杀死——这个罗马将军终于打败了奴隶们的顽强抵抗，并用断绝粮草的方法把藏身于堡垒的叛军制服。奴隶被禁止佩带武器，岛上又恢复太平，也就是说，最近的痛苦又被以前习惯的痛苦所代替。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众多活跃的强盗官员中，胜利者本人占据要职就有很长时间。第二次西西里奴隶战争历时五年，如果有人仍然想要了解复辟贵族政府的状况，完全可以了解一下战争的起因以及领导人。

属国的状况

在罗马政府治下的广大地区，目之所及，到处都会发现同样的原因、同样的结果。如果说西西里奴隶战争表明，政府远不能胜任控制无产阶级这样一个简单的任务，那么同一时期非洲发生的事情则表明罗马在管理属国的问题上也同样无能。大约就在西西里奴隶战争爆发之时，非洲发生了一出喜剧，让全世界都感到惊奇。一个曾一举摧毁了马其顿和亚细亚的强大共和国，竟然被一个无足轻重的属国王子篡夺权利、背叛了十四年，而且还不是通过武力，而是由于其统治者的卑鄙行径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努米底亚　朱古达

努米底亚王国位于摩罗恰特河与大锡尔迪斯湾之间[6]，一侧与毛里塔尼亚王国的丹吉斯（现代摩洛哥）交界，另一面与昔兰尼和埃及相邻，在其西、南和东面围绕着狭窄的海岸，也就是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除努米底亚首领的原有地产之外，这个王国还拥有迦太基强盛时期非洲领土的绝大部分，这包括原腓尼基几个重要的城市，比如西伯-雷介斯和大莱普提斯，这几乎是北非沿海地区最大最富饶的地区了。毫无疑问，努米底亚是罗马属国中除埃及外最大的一个。马西尼萨死后，西庇阿把其统治权平均分配给三个儿子：米奇普撒、古鲁撒和马斯坦纳巴尔，长子分得了都城和国库，次子负责战争权，三子取得了司法行政权。现在两个弟弟死后，马西尼萨的长子米奇普撒独自统治整个国家[7]。他年老体弱，爱好和平，喜欢希腊哲学甚于国家政务。由于其子尚未成年，政权实际上落入他一个侄子朱古达王子的手中。朱古达是个私生子，但他不愧为马西尼萨的孙子，非常英俊，又是个勇敢且高超的骑手和猎人。他被国人认为是一个精明睿智的长官，而且在西庇阿的领导下，做过努米底亚军队的指挥，并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在罗马政府中的朋友和战友甚多，因此很有影响，再加上他在国内的特殊地位，这都使国王米奇普撒觉得收他为义子是一件明智的事，并在遗嘱中规定，他的两个儿子阿德巴尔和西姆普撒应与义子朱古达一起继承并统治这个王国，就像他本人与两个兄弟一样。为了确保安全，此遗嘱还由罗马政府进行担保。

努米底亚王国继位问题引发的战争

不久，国王米奇普撒于罗马纪元636年即前118年去世，遗嘱生效，但是米奇普撒的两个儿子——性格暴躁的西姆普撒在此事上比他软弱的哥哥更激烈——很快就与他们的堂兄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他们一向认为堂兄侵犯了他们合法的继承权，而且认为三人联合执政的作法应当废止。他们试图分配遗产，但是争吵得不可开交的三人无法将土地和财宝的数额达成一致，而那个有权应对此事进行判决的保护者，又像往常一样，对此漠不关心，于是他们彻底决裂。阿德巴尔和西姆普撒宣称其父亲的遗嘱不够光明正大，坚决要撤销朱古达继承遗产的权利，而另一方面，朱古达却决心占有整个国家。分割财产的争议正在进行之时，西姆普撒被谋杀，于是阿德巴尔和朱古达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努米底亚所有人都参与进来。朱古达的军队人数虽少，但纪律严明，指挥得当，所以取得了最后胜利，将整个国家握于手中，并把其堂弟的所有追随者都残酷处决。阿德巴尔逃了出来，前往罗马申诉自己的冤情。朱古达料到此事，做好准备应付罗马人的干预。昔日在努米底亚的营地里，他从罗马人身上学到的不止是战术。这位努米底亚王子混进罗马贵族的圈子之后，同时也学会了罗马贵族的阴谋诡计，并从源头上了解罗马统治者会采取什么措施。即便当时，米奇普撒死前十六年，他已经就努米底亚的继位问题与一些罗马贵族朋友进行协商，西庇阿不得不严肃告诫他，外国王子必须与罗马政府搞好关系，而不能与罗马公民有过分私交。朱古达的使者也来到罗马，他们准备的东西可不止是语言控诉，他们选择的正是外交措施的正确手段，当然结果也表明如此。认为阿德巴尔拥有合法头衔的热心支持者一夜之间就改口，转而认为西姆普撒被属下杀死是因为他的残暴统治，而且，就挑起继位战争的并不是朱古达，而是阿德巴尔。即便元老院的领袖人物也对此次丑闻感到震惊，马库斯·司考鲁斯想要制止此事，结果却是徒劳。对于既成事实，元老院不再过问，只是命令两个现存的继承人平分国家政权，为了防止将来再次发生争吵，分家之事应由元老院的代表团负责。于是事情照此进行。由于平息革命而闻名遐迩的执政官卢修斯·奥皮米乌斯亲任代表团团长，希望趁此机会来获得他爱国的报酬。此次分家完全偏向朱古达，当然代表们也从中得了不少好处。不用说都城希尔塔（康斯坦丁）与其港口卢斯卡德归阿德巴尔所有，但是按照合同，留给他的东部地区几乎全都是寸草不生的沙漠，而朱古达却分得了富饶而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也就是后来的毛里塔尼亚、凯撒利亚和西迪非）。

围攻希尔塔

这就够糟了，不过事情很快变得更糟。为了夺得阿德巴尔的那部分土地，朱古达假装自我防卫，对阿德巴尔进行挑衅。那个软弱的人从经验学到了智慧，他任由朱古达的骑士践踏自己的领土，只是向罗马提出申诉，而朱古达此时已顾不得繁文缛节，没有任何借口，悍然发动战争。阿德巴尔在现代的菲利普维尔地区遭到惨败，逃回了附近的都城希尔塔。围城期间，朱古达的部队每天与居住在希尔塔的无数意大利人发生冲突，这些意大利人比阿非利加人更卖力地保卫这个城市。阿德巴尔第一次申诉时元老院就派来了代表团，可他们此时才到达。不用说，组成代表团的大都是年轻没有经验的人士。没有重大事务时，当时的政府通常都会这么做。作为阿德巴尔的保护人，代表们要求朱古达同意他们进入城市，而且他们要求朱古达立刻停止敌对行为，接受他们的调解。朱古达简洁地拒绝了这两个要求，于是代表团将匆忙返回罗马，就像小孩子一样（他们也确实是小孩子）向父亲报告这里的情况。父亲们听取完他们的报告，就撒手不管了，他们的同胞愿意抵抗多久就让他们抵抗吧。直到围城第五个月，阿德巴尔的一个信使才从敌人的保卫工事中突围出来，带着国王的迫切恳求来到元老院。元老院此时真感到了愤怒，他们还真的做出了决定——但并不像少数人要求的那样对朱古达宣战，而是派出了一个新的代表团——不过这个代表团的领头是马库斯·司考鲁斯，陶里斯克人和奴隶叛军的伟大征服者，贵族们仪表堂堂的英雄，只要他一出现就会改变这位难以驯服的国王的主意。确实，在他的命令下，朱古达来到乌提卡与司考鲁斯商议此事。他们进行了无休无止的辩论，最终会议结束时仍是一无所获。代表团回到罗马，仍然没有宣布开战，国王也再次开始围城。阿德巴尔对罗马人的援助彻底绝望，走投无路，不仅如此，罗马人对围城感到厌倦，并且以为罗马人的威名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所以力主投降。于是整个城市屈服了：朱古达将他的堂弟严刑至死，而城里所有的男性公民，无论是阿非利加人还是意大利人，都被用刀砍死（罗马纪元642年即前112年）。

罗马进行干预　罗马与努米底亚的条约

此事在意大利引起了公愤，元老院的少数派以及元老院之外的所有人士都无一例外指责政府，因为对政府来说，国家的荣誉和利益好像只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其中商人阶级的呼声最高，因为在希尔塔的罗马商人及意大利商人被杀，他们的利益受到直接伤害。元老院大多数人到现在还在做最后努力，这是真的，他们呼吁贵族中的利益阶层，并想出种种办法进行拖延，目的就是为了让眼下的和平再持续几天。第二年，盖乌斯·迈密乌斯，一个行动积极、口才雄辩的人，被任命为人民保民官。他公开提出此事，并威胁说要以保民官之力将罪大恶极之人绳之以法，元老院这才批准对朱古达开战。这个计划好像认真地实施了。朱古达的使臣没有得到晋见的机会，就被逐出罗马。新执政官卢修斯·卡尔谱尼乌斯·贝斯提亚以判断正确、行动敏捷著称，至少在本阶级里确实如此。他积极进行备战，马库斯·司考鲁斯亲任阿非利加军队指挥。不久罗马军队即到达非洲，继续沿着巴哥拉达河进发，进入努米底亚境内。那些离都城很远的城邑，比如大莱普提斯，都已经上书请降，甚至毛里塔尼亚的博库斯国王，尽管身为朱古达的岳父，还是向罗马人示好，并主动与之结盟。朱古达本人也勇气顿失，派使臣到罗马指挥部请求休战。战事似乎就要结束，比预计的要快。可是博库斯的结盟条约被驳回，因为他不了解罗马人的风俗，以为既然该条约于罗马有利，就不必再花费金钱，因此使臣没有带去与罗马结盟必需的市场价格。朱古达比他更了解罗马人，贡献了相当数目的金钱后，才提出了休战，可是他也受到了欺骗。最初的谈判之后，他发现在罗马军营，不但可以买到停战协议，就连和平都可以买到。此时的国库里，马西尼萨的金银财宝都在，所以条约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当然，为形式起见，朱古达须向军事会议提交条约，经过一系列简明扼要、不拘形式的讨论，条约终于得以签订。

朱古达无条件投降，但是战胜者非常大度，把完好无损的王国仍送还于他，只要他缴纳一小笔罚金，并交还罗马逃兵和战象即可。不过此后国王又通过与某罗马指挥官的交涉，把战象大部分赎回。签订条约的消息又让罗马沸腾起来，大家都知道和平是怎么得来的，即使司考鲁斯也公开受贿，只是价格高于常人而已。条约的法律效力在元老院受到激烈攻击。盖乌斯·迈密乌斯宣称，如果朱古达真的无条件投降，他不会拒绝亲自到罗马来。他提议立刻召见朱古达，通过合约双方的供词，查明事情的真实情况。元老院听从了建议，同时给朱古达签发了通行证，但这种做法并不合法，因为朱古达并非敌人，只是一个投降的手下败将。于是朱古达本人来到罗马，在聚会的人民面前听从审判。义愤填膺的人民要把这位杀害希尔塔意大利人的凶手当场撕成碎片，经过劝说之后，才出于对通行证的尊重，勉强控制了自己。可是盖乌斯·迈密乌斯刚问这个国王第一个问题，他的同僚就利用否决权阻止了他，命令朱古达闭嘴。即使在这里，非洲的黄金也比人民及其最高长官更有力量。同时，关于条约法律效力的问题也在元老院进行讨论，新执政官斯普利乌斯·帕斯图米乌斯·亚比努斯热烈赞成取消合约的建议，希望远征非洲的任务能落到自己身上。马西尼萨的一个孙子马西瓦当时正在罗马，他便来元老院申请，要弥补努米底亚国王的空缺。于是朱古达国王的一名亲信博米尔卡刺杀了国王的仇敌（毫无疑问是受到国王的指派），当他因此被起诉时，又在朱古达的帮助下逃离罗马。

取消条约　宣布战争　罗马的第二次和平协议

在罗马政府的眼皮下面发生这样的事情，让元老院终于取消和平协议，并将国王逐出罗马（罗马纪元643—644年即前111—前110年冬）。战争重新开始，执政官斯普利乌斯·阿尔比努斯如愿以偿担任指挥（罗马纪元644年即前110年）。不过在这种政治和军事督导下，非洲军队自上至下都极端混乱，部队纪律松懈，不仅在休战期间抢夺努米底亚城邑甚至罗马行省，甚至还有军官和士兵与他们的将军一样，与敌人签订秘密协议。不难想象，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不会有所作为。之后朱古达在法庭上被控贿赂罗马将军，使之按兵不动，如果这是真的，那他真是多此一举，斯普利乌斯·阿尔比努斯因此乐得什么事都不做。另一方面，他不在时由他弟弟——同样愚蠢而无能的奥卢斯·帕斯图米乌斯——暂时掌握指挥权。当年冬天，这位弟弟突发奇想要夺取国王的财宝，而财宝都藏在苏图尔城（后来的卡拉马，现在的盖尔玛），很难进入，更难攻克。军队开拔抵达城下，但是围城难以成功。朱古达带领军队驻守城下一段时间后，开始向沙漠进发，罗马军官则在后面追逐，这正中朱古达下怀。在一次夜袭中，由于地势险要，并且朱古达与一些罗马军官已经达成一致，努米底亚人占领罗马军营，把丢盔弃甲的罗马军队打得溃不成军。结果，罗马人投降，条件就是从牛轭下穿过，并即刻撤出努米底亚全境，恢复被元老院撤销的和平条约。这些都由朱古达指示，而罗马人全盘接受（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初）。

都城人民的不满

这种耻辱可太过分了。非洲人民欢欣鼓舞，他们一直认为摆脱外族统治不可能，可是现在突然有了希望，于是无数自由、半自由的部落都投入到这位得胜国王的麾下。意大利人民对这贻害无穷的腐败政府气愤无比，从而爆发了控诉热潮。同时愤怒的商人阶级又推波助澜，把一大批人从贵族圈里驱逐出去。在保民官盖乌斯·马米里乌斯·李密塔努斯的建议下，尽管元老院试图避免这些惩罚，但他们最终还是成立了一个特别陪审代表团，对有关努米底亚继位问题的叛国罪进行调查。此次审判判决两个前指挥官盖乌斯·贝斯提亚和斯普利乌斯·阿尔比努斯，以及第一批阿非利加代表团团长、杀死盖乌斯·格拉古的刽子手卢修斯·奥皮米乌斯，还有其他一些不太出名的政府党人士全部流放海外，不管他们是有罪还是无罪。由于没人敢于攻击行事谨慎且权势盖天的罪魁祸首司考鲁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政府只是牺牲了几个干系最大的人来安抚公众的情绪，尤其是商人阶级的愤怒，而且这其中完全没有迹象表明，有人敢对政府本身表示不满，尤其是对尊贵的贵族。与此相反，司考鲁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当选为审查官，并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被选为审判叛国罪特别代表团的团长。至于干涉政府的工作，更是没人敢去尝试，只有听任元老院用温和的方式去制止有关努米底亚事件的流言，因为这事的确刻不容缓，即使最高贵的贵族也发现了这一点。

第二个和平条约宣布无效　梅特路斯担任指挥官　战争重新开始

元老院首先取消了第二个和平条约——三十年前的惯常做法，就是把缔结条约的指挥官交给敌人，可是现在按照条约神圣的新观念，这样做就不必要了——决心重新开战。这一次他们可是认真的。非洲战事的最高指挥权自然一定要委任给一位贵族，不过从军事和道德方面看，当时的贵族能担当此任的并不多。他们选中的是昆图斯·梅特路斯。梅特路斯的家庭有权有势，他们家族的行事原则就是严酷而无耻，他也如是。作为官员，他当然认为为了国家利益而雇佣杀手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同时他可能还讥笑法布里西乌斯对待皮拉斯的行为，认为那只是不切实际的英勇豪侠，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不屈不挠的长官，勇气十足、不贪污腐败，同时还是个头脑精明、经验丰富的战士。他选择副将并不讲究门第高低，在这一点完全没有本阶级人士的偏见。他的副官普布利乌斯·路提里乌斯·鲁弗斯是个优秀的军官，操练认真，足为模范，而且还改良了练操法。另一个副官是勇敢的拉丁农夫之子盖乌斯·马里乌斯，出身行武。有了这些能干的军官相助，梅特路斯于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以执政官和总指挥官职务来到非洲军队。当时的军队一片混乱，迄今为止，将领们甚至不敢率领他们与敌军作战。除了不幸的罗马行省居民外，没有人会害怕他们。不过军队很快就得到严厉而快速的整顿[8]，罗马纪元646年即前108年春，军队在梅特路斯的率领下来到努米底亚前线。朱古达发现势头不对，自觉大势已去，战争尚未开始，就迫切请求和解，只要能保命，什么条件都答应。可是梅特路斯却很坚决（可能他得到了类似的命令）地表示，这位狂妄的属国国王如果不无条件投降，并遭到处决，他就不会终止战争。事实上，这也是唯一能让罗马人满意的结果。大败阿尔比努斯之后，朱古达被认为是利比亚人的救星，把利比亚人从可恨的外国统治者手中解放了出来。可是他寡廉鲜耻、诡计多端，而罗马政府又距此较远，即使缔结了和平条约，他也可以随时在本国发起战争，所以朱古达一日不死，和平便难以实现，非洲军队的威胁永难消除。表面上，梅特路斯对于国王的求和态度暧昧，暗地里却唆使使臣把他们的主人交给罗马人，不管是死是活，但是在暗杀方面，非洲人可是鼻祖，罗马将军绝不能抗衡。朱古达看穿了他的计划，而且因为别无他法，所以他只有决一死战。

穆图尔战役

罗马人进入内地的道路位于一片光秃秃的山区，穆图尔河与这片山脉平行。山脉与河流之间横亘着一片宽约十八公里的平原，除了靠近穆图尔河一带，平原上其他地方既没有河流也没有树木，只有一个山脊从上面穿过。山脊上丛生着低矮的灌木，朱古达的军队就在这个山脊上等候罗马人的到来。他的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包括步兵和战象，由博米尔卡领导，驻守在紧靠河流的山脊上；另一支由骑兵和步兵精锐部队组成，列队于通往山脉的较高处，以灌木为掩护。罗马人进入山口，就发现敌人占据的位置完全控制了他们的右翼，他们不能长久暴露在这不毛之地，必须抵达河流。所以他们必须解决一个难题：在敌人骑兵的阻挠下，通过宽达十八公里的开阔平原，而且他们自己的军队还没有骑兵。梅特路斯派鲁弗斯带领一支部队直达岸边，在那里安营扎寨，而主力部队则从山脉的峡谷中斜穿平原，开往山脊一带，目的是把敌人逐出此地。这样在开阔的平原上行军有可能会导致全军覆没，因为努米底亚步兵一待罗马人离开就立即占领了峡谷。罗马主攻纵队发现敌人骑兵从山脊上冲下来，从四面八方蜂拥进攻。成群结队的敌军阻止了罗马人的继续前进，战斗好像要分解成一群人一群人的混战，同时，博米尔卡及其部队也拖住了鲁弗斯的大军，使其不能匆忙赶去援救战事吃紧的主力部队。不过梅特路斯和马里乌斯所带领的几千战士最终还是胜利抵达山脚下，而山顶的努米底亚步兵，虽然人数众多，且位置优越，可是罗马军团一旦进行猛攻，他们立刻四散逃窜，几乎不加抵抗。抵御鲁弗斯的努米底亚步兵也同样糟糕，在罗马人第一次进攻之时就溃不成军，战象也被杀掉或者捕捉。晚上，两支获胜的罗马部队各自担心对方的安危，最终在战场中间相遇。这场战役既证明了朱古达非凡的军事天分，也表明了罗马步兵的坚不可摧，就是这一点扭转了战局，罗马人由败转胜。朱古达此战以后把大部分士兵都解散回家，开始进行游击战。他在游击战上也打得非常出色。

努米底亚被罗马人占领

两支罗马部队一支由梅特路斯领导，一支由马里乌斯带领。马里乌斯虽然出身和官职较低，自从穆图尔战役后却成了部队的一等军官。两支大军穿越努米底亚地区，占领了所有的城邑，一旦有哪座城市没有为他们敞开大门，之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会被处死。东方最大的内陆城市扎马却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朱古达当然尽全力支持，他甚至成功偷袭了罗马人的营地。后来，罗马人不得不放弃围城，开赴海边。为了能更容易给军队提供粮草，梅特路斯留兵戍守被攻克城市的要塞，把大军转移到罗马行省，并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进行谈判，打算以适当的条件与朱古达和解，朱古达立刻同意了。他答应一次偿付二十万磅银子，交出了战象和三百名人质甚至还有三千罗马逃兵。这些逃兵立刻就被处死。与此同时，国王朱古达最信任的心腹博米尔卡害怕如果和平到来，朱古达一定会因为刺杀马西瓦把他交给罗马法庭（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因此被梅特路斯说服，答应无论死活都把朱古达交到罗马人手里，而梅特路斯就会赦免他的谋杀罪并给予重赏。不过后来，不管官方磋商还是私下密谋都没有取得期待的结果。梅特路斯一提到要朱古达自动就范，束手就擒，后者立刻就终止谈判。博米尔卡与敌军私通也被发现，遭到逮捕并被处死。这些卑鄙的外交阴谋确实无可辩护，可是罗马人现在有很多理由一定要抓住这个对手。战争到了这种地步，无法继续又难以收兵。瓦加[9]——罗马人占领的最大城市——在罗马纪元646—647年即前108—前107年冬发生叛乱，这足以表明努米底亚人的民心所向。在这次暴乱中，罗马的要塞失守，除指挥官提图斯·特皮里乌斯·西拉努斯外，军官和士兵全部被杀死。西拉努斯后来被控通敌，被罗马军事法庭宣布并执行死刑（不知是对是错，我们很难说）。叛乱爆发第二天，梅特路斯就率军到达，整个城市受尽军法折磨，但是，如果巴哥拉达斯岸边交通便利且较为驯顺的城市尚且如此，那么内陆沙漠地区桀骜难驯的迁徙部落又当如何呢？朱古达是非洲人的偶像，是他们民族的解放者和复仇者，杀死两个弟弟的缺点也可以忽略不计。二十年后，一个努米底亚军团正在意大利为罗马人作战，可是当朱古达之子出现在敌军之列时，这支军队立刻就被派回非洲，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他对非洲人民的影响有多大。在这个地区，人民有其不同性情，地势又如此显要，而朱古达国王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可以在这里进行无休止的游击战争，甚至还休战了一段时间，以待在合适时刻重整旗鼓。在这样的地方，结束战争的希望有多大呢？

沙漠战争　毛里塔尼亚模棱两可的态度

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梅特路斯再次开战时，朱古达改变策略，不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进行抵抗。他忽而出现在一个地方，忽而出现在另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梅特路斯要捉住这些沙漠骑兵，比捉住雄狮更难。仗是打了，也获胜了，可是一次胜利能带来什么很难说，那个国王却消失不见了。在现代图尼斯辖区内，靠近沙漠边缘的地方，清泉孕育了一片绿洲，一座牢不可摧的城市塔拉就坐落在这里[10]。朱古达带着他的儿女、珍宝和精锐部队退驻此地，等待更好的时机。梅特路斯带领的部队用囊袋背水，行走四十五英里穿越沙漠，对国王紧追不舍。围城四十天后，塔拉城失陷，可是罗马逃兵自焚，不仅将城内建筑物和最珍贵的战利品一并烧毁，更重要的是，朱古达国王带领其子女和财宝突围逃跑。努米底亚实际上落于罗马人之手，但是罗马人并没有达到目的，战争的范围却越来越扩大了。在沙漠南方，自由的盖杜尔部落在朱古达的号召下，发起了反抗罗马人的民族战争。在西方，毛里塔尼亚的博库斯国王曾向罗马人示好，罗马人不屑一顾，但现在他非常有意与女婿一起反抗罗马人，不但把女婿迎入宫中，而且把朱古达的残兵与自己的众多骑兵联合在一起，带领他们来到希尔塔地区，也就是梅特路斯的冬营所在地。双方开始进行磋商。很明显，朱古达现在他的手里，他握有这次战争的真正战利品。他谈判的意图究竟何在，是要把女婿卖个高价呢，还是与女婿一起共同反抗罗马人呢？罗马人不知道，朱古达不知道，即使他自己也不清楚，而且他也不愿意匆忙放弃这种暧昧的态度。

总指挥马里乌斯

就在此时，梅特路斯在人民法令的指示下，不得不离开此地，将指挥权交给了自己之前的中尉、现在的执政官马里乌斯，于是接下来，罗马纪元648年即前106年发生的战役就由马里乌斯全权指挥。马里乌斯能够升任执政官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一次革命之功。由于他在战场上军功赫赫，而且受到一次预言的启发，他决定竞选执政官一职。此人非常能干，绝无反对政府之意，他竞选执政官不仅合法，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无不正当之处。如果贵族们对他参加竞选之事表示支持，就不会引起任何麻烦，只不过在做执政官登记表中增加了一个新家族而已。可是相反，这位非贵族出身的军官却遭到了全体贵族的辱骂，他们认为他是一个不安分的革新分子，跟以前的贵族对待平民候选人的态度一模一样，只是现在没有法律来支持他们。梅特路斯曾以尖刻的话语讽刺这位勇敢的军官，他说，马里乌斯可以在候选人的位子上一直等到自己乳臭未干的儿子长大与其同僚为官，而且直到最后一刻，他才不得不放马里乌斯前去都城参加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的执政官竞选。到了都城，马里乌斯得以一雪将军对他的羞辱。他在一群无业游民面前讲述了战争的局势，公开批评梅特路斯在非洲的行为。这些人本来就经常讨论贵族们骇人听闻的秘密阴谋，言之凿凿，现在他又告诉这些人梅特路斯故意拖延非洲的战事，好永久做总指挥官。对于这些整天无所事事在街头游荡的人们来讲，有一点非常清楚，很多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反对政府，尤其是愤愤不平的商人阶级，他们正想找个敏感的切入点来伤害贵族，这个机会再好不过了。因此，马里乌斯以多数票当选执政官，不仅如此，根据盖乌斯·格拉古的法律，执政官的权限应由元老院决定，元老院决定让梅特路斯保留原职，可是公民大会法令却任命马里乌斯指挥非洲战事。

没有结局的冲突

马里乌斯因此于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接任梅特路斯，并指挥第二年的战役。他虽然自信满满，保证不会像前任一样无能，一定会尽早把朱古达五花大绑送抵罗马，可是这诺言却不容易实现。马里乌斯与盖杜尔人进行了几场断断续续的战役，攻下了几座城池，还向东南边缘的卡普萨进行了一次远征（这次远征的困难程度不下于对塔拉的远征）。他通过投降协定取得该城，可是又不顾协议规定，杀死了城内所有的成年男子。很明显，这是防止这座偏远的沙漠城市再次反叛的唯一办法。此外，摩罗加特河地处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的交界处，河上傍山建着一处坚固的要塞，朱古达把他的财宝就存在这里。马里乌斯还对这个要塞进行了进攻，就在久攻不下打算撤退之时，幸而有几个勇敢的士兵爬上山去打开通道，进而攻下这个铜墙铁壁的城堡。

如果他的目的只是想通过这种狂妄的肆虐使兵士们更加冷酷，或者想通过征战更远的地方使梅特路斯的沙漠远征相形见绌，那他这种战术也无可非议。可是，在梅特路斯时期，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就是抓住朱古达，而在马里乌斯这里，这个目标被撇到了一边。梅特路斯进军塔拉是一次正确之举，马里乌斯远征卡普萨则根本就漫无目的，而到达摩罗加特河的远征如果没有经过毛里塔尼亚境内，至少经过它的边界，这就完全不明智了。现在，战事是以罗马的胜利结束还是无休止地拖延下去，权力完全握在博库斯国王手里。博库斯国王与朱古达达成协议，朱古达同意割让给他一部分土地，博库斯承诺积极支持女婿反抗罗马。从摩罗加特河返回途中，一天晚上，罗马军队发现自己被大批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骑兵团团包围，他们来不及列成合理的队形，也来不及进行合理指挥，只是利用地势仓促反抗，军队伤亡惨重，最后能够暂时退守到两座相距不远的山上过夜，已经觉得很幸运了。大意的非洲人沉浸在胜利之中，一时疏忽大意，结果反致失败。罗马军队在夜间稍作整饬，第二天黎明，趁非洲人尚在沉睡之中，对他们发起进攻，侥幸击败非洲人，因此得以继续返回，只是这次军容整齐、行军也更加小心。可是后来又四面八方同时遭到袭击，情况万分危急，幸亏骑兵军官卢修斯·科尼利乌斯·苏拉首先击破包围他的骑兵，并率兵追赶，当朱古达和博库斯在后方攻打罗马步兵时又迅速掉头援助。至此，此次偷袭又被成功击破。马里乌斯率军回到希尔塔，在营地驻扎过冬。

与博库斯谈判

起初罗马人虽然对博库斯国王的示好非常鄙视，后来也没有特别表示对其友善。不过在博库斯挑起战争之后，罗马人却开始热心争取他的友谊，这一点有些奇怪，不过我们现在不难理解了。这样做的好处之一是，毛里塔尼亚没有公开宣布开战。这时，博库斯国王的态度重新变得暧昧起来：一方面他没有销毁与朱古达的协议，也没有赶走朱古达；另一方面，他开始就结盟问题与罗马人进行协商。协议达成或者就要达成之时，这位国王要求：为了签订协议，接手囚犯，马里乌斯应派遣卢修斯·苏拉到毛里塔尼亚，因为苏拉曾作为元老院的大使到过毛里塔尼亚宫廷，而且毛里塔尼亚去罗马的大使曾经得到过苏拉的帮助，对苏拉大加赞赏，因此博库斯国王了解苏拉并对他颇为赞赏。马里乌斯此时非常矛盾。他若拒绝这个提议，和谈就会中断，可他若同意这么做，就意味着要把这个勇敢而高贵的军官送入敌人之手，而且这个敌人狡诈多变，他对罗马人和朱古达的两面手法众所周知，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把朱古达和苏拉当作双方的人质。不过要结束战争的欲望还是战胜一切，并且他一对苏拉提出此事，苏拉就不辞危险，同意担当此任。苏拉在博库斯儿子沃鲁克斯的带领下勇敢出发了，即使向导带领他通过朱古达的营地，他也没有退缩。随从们劝他逃跑，可是他拒绝了这种懦弱的提议，与国王的儿子一起，大踏步穿越敌人的阵营，结果毫发无损。在与苏丹进行谈判时，这位英勇的军官也表现得同样坚决，最终使苏丹痛下决心。

朱古达投降并被处決

朱古达就这样成了牺牲品。他的岳父借口说答应他所有的要求，从而把他引进了埋伏圈，随从们全部被杀，他本人被捕。就这样，这位叛国者由于亲属的背信弃义落入敌手。卢修斯·苏拉把这位焦躁不安的狡猾非洲人及其子女一起解往罗马总部，为期七年的战争正式结束。此次胜利基本上与马里乌斯的名字连在一起。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1月1日，朱古达国王被押到罗马，身穿皇袍，铁链加身，与两个儿子一起走在胜利者的凯旋战车前面。在马里乌斯的命令下，这位沙漠之子几天后死于城市监狱的地牢里。这地牢就是古代卡庇托尔山的井房，这位非洲人称之为“冰浴”，走进地牢之门就要被吊死或者冻饿致死。

不过有一点不能否认，在此次胜利中，马里乌斯的贡献最小。征服努米底亚一直到沙漠边缘地带是梅特路斯的功劳，抓捕朱古达是苏拉的功劳。处于这二者之间，颇有损于这位野心勃勃的暴发户的尊严。他的前任采用“努米底亚征服者”的称号，马里乌斯勉强容忍，但是后来，国王博库斯在卡庇托尔神庙前铸就一组金像，画面就是朱古达向苏拉投降的情景，马里乌斯一见勃然大怒。不过在公正的批评家眼里，这两人的功劳确实让马里乌斯黯然无色，尤其是苏拉在沙漠里的赫赫战功充分表现了他勇气非凡、沉着冷静、头脑灵敏和对士兵的控制能力，将军自己和所有士兵都看到了这一点。如果反对党没有选中马里乌斯做元老院的将军，如果政府党没有为了激怒马里乌斯，故意称赞梅特路斯，尤其苏拉是军事奇才，对他们格外偏爱，而不喜欢那有名无实的将军。如果没有这些，这些军事上的竞争本无足轻重，可是现在它与很多党派冲突混杂在一起，就要另当别论了。这些敌对情绪所引起的致命后果我们将在国内历史中进行讲述。

努米底亚改制

努米底亚属国的这场叛乱就此过去了，无论在整体政治关系上还是在阿非利加行省内部的政治关系上都没有引起任何值得注意的变化。罗马人这一时期在别处执行的政策竟然没有在努米底亚实施，没有把努米底亚变成一个行省，很明显是因为，在这里没有军队根本无法保护边防不受沙漠里野蛮人的侵袭，而罗马又绝不愿在这里留守一个常驻部队。因此他们把努米底亚最西部的一块地方（大约位于摩罗加特河到萨尔德港之间），也就是后来的毛里塔尼亚·凯撒利亚（阿尔及尔行省）与博库斯的王国合并在一起，努米底亚剩余的土地就交由马西尼萨现存的最后一位孙子高达掌管。高达是朱古达的同父异母弟弟，身体孱弱，头脑迟钝，他在马里乌斯的建议下，于罗马纪元646年即前108年在元老院提出了申请[11]。与此同时，非洲内陆的盖杜尔部落也成了罗马的自由同盟国，并入了与罗马签有条约的独立国家之列。

政治问题

朱古达战争或者朱古达叛乱的政治结果除了调整阿非利加属国关系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地方，尽管这些政治后果经常估计过高。当然，这时政府的所有弊端都暴露无遗，有一件事不仅臭名昭著，而且简直是法定的事实：在罗马的统治贵族中，什么东西都是可以买到的，从和平条约到仲裁权、从营地的防卫到士兵的生命。那位非洲人说的一点不假，他在离开罗马时曾经宣称：如果他有足够的黄金，一定能把这座城市买下来。这个时期无论对外对内事务上，政府都同样腐败无能。历史上对非洲战事的记载要比当代其他军事和政治事件都要详细，这种通过偶然事实揭露的社会真相，我们能看得更加真切。当代人从历史中看到的无非是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爱国志士都能用事实证明的事情。现在虽然增添了一些新鲜的、难以辩驳的证据，证明元老院复辟政府的腐败——其腐败程度大概只有其无能程度才可以超越，如果当时有政府不得不应付的反对党或反对声音存在，这种情形下也许能产生一定作用。这场战争不仅暴露了政府的腐败，同时也表明了反对党的无能。

罗马纪元637—645年即前117—前109年间，复辟政府的政治腐败无与伦比，而任何时期的元老院都没有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的元老院那么缺少防御措施，那么孤立无援。如果罗马有真正的反对党，也就是说，有一个党派愿意并促进法制的根本变革，这时是尝试推翻元老院的最佳时机。可事实上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政治问题也转变成了个人问题，比如更换指挥官，或者一两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遭到流放。结果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所谓的平民党既不能也不愿管理国家。在罗马只有两种政府形式可能存在：专制政体和寡头政体。只要没有一个知名人物（即使不甚重要）篡夺国家政权，那么这种政府最糟糕的结果也至多是危及到寡头政治的某个人，绝不会危及寡头政治本身。另一方面，一旦这种人物出现，要撼动贵族政府的政权轻而易举。从这方面说，马里乌斯的出现非常重要，因为此事本身就莫名其妙。如果在阿尔比努斯大败之后，公民们冲进元老院，这即便不算正当，至少可以理解。可是自从梅特路斯扭转努米底亚战局后，关于政府腐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更不用说对共和国的危害了，至少从这方面是如此。此时出现的第一个野心勃勃的军官就做出了之前老非洲英雄威胁要做的事情：他公然违背政府的明确命令[12]，把军事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公众舆论在所谓的平民党手里毫无用处，但到了罗马未来君主的手里，公众舆论就成了势不可挡的武器。我们不是说马里乌斯打算篡权，至少他向群众游说争取非洲军事权的时候应该没有这种打算，但是不管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总之，人民大会机构开始任命将军，或者军官能够以合法的形式自命为将军，这表明复辟的贵族政府真的到了末日。在初期的危机中，只出现了一个新元素，也就是说，在政治革命中出现了军人和武力因素。马里乌斯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是君主政治代替寡头政治的序幕呢，还是只是偶尔侵犯一下政府的特权，就没有进一步的结果了？这还难以断定。不过有一点可以看到：如果第二次君主政体的这些苗头继续发展，那么取得君主地位的不会是盖乌斯·格拉古这样的政治家，而应该是一位军人。马里乌斯改编部队向非洲进发时，他完全不顾法律要求的财产资格，规定即使是最穷的公民，只要他在其他方面拥有服役资格，就可以加入军团。他对军事系统进行的改革，可能只是出于军事需要，可是尽管如此，这种改制依然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前，军队的士兵都拥有大量财产，即便到了近代，士兵也都出自富裕家庭，可是自此以后，军队就成了穷人的队伍，除了自己的武装和将军赏赐的东西之外，自己一无所有。贵族在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的统治和罗马纪元620年即前134年一样，但是迫在眉睫的灾难日积月累，随时都会爆发，在政治天平线上，刀剑开始与王冠一同出现。

[1]在卡尔波和弗拉库斯的统治下曾发生过很多民主活动。

[2]这道人民法令已经流传三百多年，到现在其大部分依然存在，不过其被称作托尔派土地法，这显然是错误的。

[3]这是昆图斯维持和平的一次尝试。

[4]很多人认为只有在普布利乌斯·苏维里乌斯远征西里西亚以后，西里西亚行省才建立起来，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早在罗马纪元662年即前92年苏拉就担任了西里西亚总督，罗马纪元674、675年即前80、81年盖乌斯·多拉贝拉页担任了西里西亚总督，这说朋西里西亚行省应该是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建立的。与此同时，罗马人对于巴利阿里群岛、利古里亚、达尔马提亚等地海盗的远征也经常提到对当地沿海地区的占领，这也间接证朋了上述观点，因为罗马人没有常驻舰队，他们有效控制海盗行为的唯一方式就是占领当地的海岸。还应记住一点：建立行省并非指绝对占有当地的国家，而是指罗马在当地具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所以，罗马人在这个地势险峻的山区起初所拥有的只是他们的船只和部队，其他一无所有，这一点很有可能。西里西亚东部平原依然在与叙利亚帝国的提格拉尼斯人交战，陶鲁斯北部地区之前被认为属于西里西亚，所以被称为卡帕多西亚-西里西亚，而加陶尼亚则属于卡帕多西亚。前者与阿塔卢斯王国分裂之后就归属罗马，而后者可能从与安条克王国和平之时就归属罗马。

[5]很朋显，他们对奴隶暴动持支持态度。

[6]这都是努米底亚王国的一部分。

[7]下面就是努米底亚王子们的族谱：马西尼萨516—605即前238—前149年——米奇普撒、古鲁撒和马斯坦纳巴尔——阿德巴尔、西姆普撒一世、米奇普撒、马西瓦、高达、朱古达——西姆普撒二世、奥克西塔斯——朱巴一世——朱巴二世。

[8]在塞勒斯特编年史中，这段激动人心的战争完全被忽视了。本次战争于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夏季结束。如果马里乌斯从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作为执政官开始领导战争，他在那里总共指挥了三次战役，但是历史上只描述了两次战役，这也完全情有可原，因为米特卢斯早在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就来到非洲，而他到达比较晚，重组军队也需要花费时间，所以只能次年开始作战。同样，马里乌斯在意大利进行军事准备也耽搁了一段时间，到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冬才作为执政官或罗马纪元648即前106年作为地方总督就任总指挥，所以米特卢斯的两次战役就在罗马纪元646年即前108年和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发生，而马里乌斯的两次战役分别在罗马纪元648年即前106年和罗马纪元649年前105年，就是因此米特卢斯直到罗马纪元648年即前106年才能取胜。这与历史描述相符，穆图尔与扎马围城肯定就发生在罗马纪元646即前108年。塞勒斯特在这点上绝对不对，比如，他甚至认为马里乌斯是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的执政官。

[9]现在阿尔及利亚的贝雅。

[10]其具体位置现在也没有发现。以前人们认为该城市在普特地区，但没有一定根据，后来人们认为其在卡普萨东部的塔莱，也没有一定根据。

[11]塞勒斯特有关朱古达战争的政治漫画再现了朱古达失败的场面，以诗歌形式，而不是历史形式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在当时暗淡无光的历史上，这是唯一保存其原有色彩的作品，对于整个努米迪亚王国的历史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记录。塞勒斯特记载了高达继承朱古达王位的事情，一个迦太基人的记录也表朋了这一点，这位迦太基人被称之为国王，西姆普撒二世的父亲。在东部，努米迪亚以及阿非利加行省、昔兰尼的边界关系还一如从前，这由凯撒的历史以及行省的法律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博库斯的王国扩大许多，这就表朋，毛里塔尼亚起初只局限于丹吉斯地区，后来扩展至凯撒利亚及西提费斯地区（康斯坦丁行省的西部）。毛里塔尼亚由于罗马人的关系，疆界扩大两倍，第一次是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朱古达投降后，接着是罗马纪元708年即前46年努米迪亚王国分裂后。很可能凯撒利亚是第一次扩张时并入的，而西提费斯是第二次扩张时并入的。

[12]他干预了民社的财产分配。

第五章　北方的民族

罗马与北方的关系　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之间的国家　利古里亚人和萨拉西人的冲突

自从六世纪末，罗马就统治着北部大陆深入地中海的三大半岛，至少大致如此。然而就在这里——在西班牙的北部和西部，在利古里亚的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谷地，在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山区——自由或半自由的部落仍然奋起反抗罗马政府的松懈统治。

不仅如此，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意大利与马其顿之间的陆上交通非常稀少，而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和巴尔干半岛之外的广大地区，也就是罗纳河盆地、莱茵河盆地和多瑙河盆地，大半都在罗马人的政治势力之外。接下来我们将讲述罗马在这些区域是如何采取措施去巩固和完善它的统治的。在这连绵的大山背后，这里的人们总是到处迁徙。在这个时期，他们开始敲打北山的门户，毫不客气地警告罗马统治者：认为自己是地球的统治者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先看一下西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地区。马塞利亚是罗马一个最古老、最忠实也是最强大的一个同盟。罗马人早就通过马塞利亚把地中海沿海的这个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马塞利亚的海港，向西有阿加达（即阿哥德）和罗达（即罗萨斯），向东有陶伦提乌姆（即西约塔特）、奥尔比亚（即赫雅思）、安迪波利斯（即安迪比斯）和尼西亚（即尼斯）。这些海港巩固了自比利牛斯山到阿尔卑斯山的沿海航线和陆路交通。马塞利亚的商业和政治联系远及内地。罗马纪元600年即前154年，在马塞利亚人的请求下，同时也出于自身的利益，罗马人进行了一次远征，深入阿尔卑斯山区的尼斯和安迪比斯，讨伐利古里亚的奥克西比部落及德其特部落。经过几次激烈冲突（有几次战役双方都伤亡惨重），这个深山地区不得不经常向马塞利亚人遣送人质，并每年纳贡。据说大约自这个时期，该地区的人民开始仿照马塞利亚人的先例种植葡萄和橄榄，但为了意大利地产主和商人的利益，在阿尔卑斯山外侧、马赛利亚的属地，葡萄和橄榄的种植都被禁止，这种说法并非没有可能。此外罗马纪元611年即前143年由执政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带领的罗马军队对萨拉西发起进攻，这场战争也带有浓郁的经济投机色彩，其目的是为了维克图穆拉地区的金矿和淘金场。该地区位于德里-巴尔特山谷的维切里和巴德一带。这些淘金场范围很广，甚至占领了当地下游居民灌溉农田的水源，起先人们还试图对此进行调停，但很快就引来了罗马人的武力干预。虽然这次战争初期，罗马人遭到惨败（罗马人这个时期的战争总是如此），但最终他们还是打败了萨拉西人，把产金区划归罗马。几十年后（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罗马人这块土地上设立了埃波利迪亚殖民地，毫无疑问，其主要目的就是控制通往阿尔卑斯山的西部通道，正如建立阿奎莱亚是为了控制东部通道一样。

阿尔卑斯山外地区与罗马的关系　阿尔维尼人

到了罗马纪元629年即前125年，盖乌斯·格拉古的忠实同盟马尔克斯·福尔维乌斯·福拉库斯作为执政官掌管该地区最高指挥权之后，阿尔卑斯山区的战事才严重起来。他是第一个致力于征服阿尔卑斯山外地区的罗马将军。当时的凯尔特四分五裂，比图里吉斯也失去了其真正的霸权，仅徒有虚名。从比利牛斯山到莱茵河，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之间的大片土地中，最有实力的当属阿尔维尼人[1]。传说他们能参加战斗的人高达十八万人，此言并非夸大其词。埃杜维人曾与阿尔维尼人争夺霸权，但实力不敌。同时在高卢东北部，苏埃西翁（约在苏瓦松地区）国王统一了比利时部落同盟，疆土远达不列颠。关于阿尔维尼国王卢埃利乌斯华丽的宫殿，当时的希腊旅行家有很多记载：一大群衣着华丽的侍从跟随其后，猎手们手牵猎狗，游吟艺人载歌载舞。在他们的簇拥下，国王乘坐镶银的战车穿过王国的城镇，一路向民众抛洒黄金，闪耀的金雨“哗哗”落下，艺人们更是欢欣鼓舞，又唱又跳。此外，旅行者还描述了他宴请宾客的情景：宴席在一个宽约一千五百双步的广场进行，所有过路人都被邀请入内。此情此景真让我们想起卡马乔的结婚宴席。事实上，这个时期的阿尔维尼金币现存甚多，这也表明当时的阿尔维尼王国确实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其文明程度也相当之高。

与阿罗布洛吉人和阿尔维尼人的战争

福拉库斯首先进攻的并不是阿尔维尼人，而是该地区位于阿尔卑斯山和罗纳河之间的一个较小的部落。在这个地方，利古里亚原有的居民和之后迁来的凯尔特人混杂在一起，产生了凯尔特-利古里亚人，从这方面讲，他们和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相似。福拉库斯战胜了萨雷斯人和位于艾克斯地区和迪朗斯河之间的萨鲁维伊人，还有他们北部的邻居沃康蒂人（位于今天的沃克吕兹和德龙两省境内）。同样，他的继任人盖乌斯·赛克斯提乌斯·卡尔维努斯也战胜了阿罗布洛吉人。这是一个强大的凯尔特部落，位于伊泽尔富饶的山谷内。萨雷斯国王图图姆图鲁斯曾逃难至此，应他的请求，阿罗布洛吉人曾试图帮助他夺回土地，但在艾克斯地区被击败。阿罗布洛吉人拒绝交出塞雷斯国王，于是，卡尔维努斯的继任人纳乌斯·多米提乌斯·阿和诺巴布斯就带军攻入他们的领土。到了这个时期，凯尔特的主要部落都冷眼旁观自己的邻居被罗马人侵略；阿尔维尼国王贝退图斯是上面所说的卢埃利乌斯之子，可是也不愿因为和东部诸部落松散的同盟关系而卷入一场危险的战争。可是后来有迹象表明，罗马人要进攻阿罗布洛吉本土，他这时才提出调停，可是请求被拒绝，于是他调出全部兵力来援助阿罗布洛吉人，然而埃杜维却倒向罗马人一方。罗马人得知阿尔维尼人出兵的消息，他们派遣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的执政官昆图斯·法毕乌斯·马克西姆斯与阿和诺巴布斯联军作战。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8月8日，在阿罗布洛吉的南部边境，也就是伊泽尔河与罗纳河交汇处，发生了一场激战，最终决定了高卢南部的主权问题。国王贝退图斯见同盟部落不计其数的队伍跨越罗纳河浮桥向他驶来，而罗马军队仅有不及其三分之一的人数列队与之对抗，据说曾大声说：罗马人还不够喂饱我们凯尔特军队的狗呢。然而作为皮德纳胜利者的孙子，马克西姆斯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为逃兵众多，浮桥断裂，使得阿尔维尼军队的人数覆没大半。阿尔维尼国王向阿罗布洛吉人宣布不能再向他们提供更多援助，并建议他们向马克西姆斯求和，阿罗布洛吉人听从了他的建议。因此，马克西姆斯此后就被称为“攻克阿罗布洛吉的人”，他回到了意大利，把即将结束的战事交给阿和诺巴布斯处理。阿和诺巴布斯却因为贝退图斯国王劝说阿罗布洛吉人向马克西姆斯投降，而不是向他投降，因此对贝退图斯怀恨在心。他使用奸计捉住贝退图斯国王，把他押解到罗马。元老院虽然不赞成他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可是不仅留下了那个被抓的国王，还下令将其儿子康贡耐题库斯也押解到罗马。阿尔维尼战争本来已快结束，可是又突然猛烈爆发，这似乎就是它的原因。于是在索格河与罗纳河交汇处的闻达利乌姆地区又进行了一次决战，可是结果与前面的战役相同：这一次主要是因为非洲战象冲散了凯尔特部队。因此，阿尔维尼求和，凯尔特地区重新回到和平时期。

纳尔波行省

这些战争的结果就是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沿海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罗马行省。阿尔卑斯山和罗纳河之间的所有部落都归顺罗马。之前他们之中不向马塞利亚进贡的，现在必须向罗马纳贡。在罗纳河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阿尔维尼仍保有自由，且不用向罗马人纳贡，但是他们必须把国家最南端的地方割让给罗马。这块地方从赛文河南部直达地中海，从加隆河上游远抵达托洛萨。罗马人占有这块土地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陆上联系，因此他们很快下令沿海岸线修筑一条道路。因此，从阿尔卑斯山到罗纳河之间一条宽约1—1.75公里的沿海地带也划给了马塞利亚（虽然这个国家在沿海地区已经拥有很多海港），让他们负责养护公路。在罗纳河到比利牛斯山之间的地区，罗马人自己开辟了一条军事要道，以道路创始人阿和诺巴布斯的名字命名为“多米提亚”。

罗马人驻扎在罗纳河地区

按照惯例，修建堡垒总是与修建公路同时进行。在东部，罗马人选中了盖乌斯·赛克斯提乌斯大败凯尔特人的地方。这地方风景宜人，物产丰饶，泉水丰富，还有很多温泉，于是一座罗马城市在这里拔地而起，这就是“赛克斯提乌斯浴场”阿奎-赛克斯提亚。在罗纳河西部，罗马人驻扎在纳尔波，位于可通航河流阿塔克斯河上的一座凯尔特城市，离海洋很近。即使在罗马人占领之前，该地区的商业已经非常繁荣，不输马塞利亚，可以参与不列颠的锡矿贸易。阿奎没有取得城市权，仍然是一个常驻营地[2]，而纳尔波，尽管主要功能是防御凯尔特人的哨所，却成为“火星城市”，是罗马的市民殖民地，是阿尔卑斯山外的凯尔特新省，通常称为纳尔波行省。

复辟政府的政策遏制了罗马人的进一步扩张

格拉古一党主张在阿尔卑斯山外进行扩张，很明显其目的就是希望在此地开拓辽阔的疆土，以实施自己的殖民计划。这块土地与西西里和非洲一样有利可图，并且从土著人手中夺取这块土地，比从意大利资本家手中夺取西西里和利比亚更加容易。无疑，由于格拉古党人的覆灭，在这里开拓疆土的计划也遭到限制，尤其是建造城市的计划。不过即使这些计划没有得到充分实施，至少也没有完全被扼杀。他们征得的土地和纳尔波城市依然屹立在那里，等待着格拉古的未来继承者继续开发。元老院曾希望摧毁纳尔波殖民地，就像摧毁迦太基一样，结果这种努力却归于徒劳。很明显，是罗马商人阶级在保护这些地区免受贵族政府的摧毁，因为他们只有在纳尔波才能与马塞利亚人竞争高卢-不列颠的贸易。

伊利里亚-达尔马提亚　他们的臣服

意大利东北也有和西北一样的问题等待处理。同样，这里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被忽略，可是解决得比西北地区更有欠圆满。阿奎莱亚建好之后，伊斯特利亚半岛就完全归罗马人所有[3]。此外，罗马人也早就统治了伊庇鲁斯王国的部分地区和思科德拉君主的领土。可是罗马人的统治远没有深及内陆地区，甚至在伊斯特利亚和伊庇鲁斯王国之间荒凉的海岸上，他们的统治也只是徒有虚名。这里地处崇山峻岭之间，地势险恶，一层一层越升越高，既没有河谷也没有沿海平原横亘其间，海边岩石岛屿遍布，把意大利与希腊隔绝开来。在德尔米尼乌姆城（在临近提戈尔的赛缇娜）是德尔马提亚或达尔马提亚的中心，这里的民俗和周围的山脉一样粗野。尽管周围的民族文明程度很高，可是达尔马提亚还不认识钱币，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权。每隔八年，所有的土地就在成员之间重新分配一次。偷盗和抢劫是这里唯一的职业。之前，这些部落听从思科德拉君主的统治，但他们的关系相当松散，因此罗马人征伐条达女王[4]和法罗斯的德米特里厄斯时，这些部落也受到了惩戒。不过根特乌斯国王继位后，他们进行反叛，因此马其顿王国灭亡后，他们逃脱了南伊利里亚人的悲惨命运，永久依附于罗马人[5]，而罗马人也乐得让这块荒芜的地方自生自灭。

伊利里亚人尤其是住在达尔马提亚南部那伦特的道尔斯人，还有伊萨岛上的居民，都不断向罗马政府报告，因为他们在大陆的驻地特拉吉里乌姆和埃培提乌姆都遭到了当地人的严重破坏。因此，罗马政府不得不派大使前往土人处，可是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达尔马提亚人过去不劳罗马人费心，将来也同样如此。于是罗马纪元598年即前156年，执政官盖乌斯·马修斯·费古鲁斯率领军队前往征讨。大军长驱直入达尔马提亚，可是很快被逐回罗马境内，直到继任人普布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罗马纪元599年即前155年占领了防御牢固的城邑德尔米尼乌姆之后，这个地区才不得不屈服，表示归顺罗马人。此地过于贫瘠，虽然只是表明顺服，但不值得为此独设一省。于是罗马人就按照在伊庇鲁斯重要属地所实行的办法，将此地交给意大利人，让他们将其与阿尔卑斯山内的高卢一同管理。即使后来罗马纪元608年即前146年马其顿行省设立以后，该省的西北边界已达到了思科德拉的西北部[6]，可是上述管理办法依然存在，至少大致如此。

罗马人在马其顿和色雷斯的统治

马其顿转变成直属罗马的行省之后，罗马人与东北地区各民族的关系就更加重要。该地区东北边境与野蛮部落相邻之处，罗马人都有义务进行防御。同样，不久以后，罗马又征服了原属于阿塔利王国的色雷斯半岛（加利波利半岛），于是原由佩尔加蒙国王承担的、保护希腊人免受色雷斯人侵犯的义务也转交到了罗马人手中。波河流域和马其顿行省成为两个基地，为保护南方土地的安全，罗马人可以由此向东进入莱茵河的发源地，并继续向多瑙河进军，占据北方山区。

莱茵河上游及多瑙河沿岸部落　赫尔维蒂人、波伊人、陶里斯克人、西尔尼人、拉埃提人、优根耐人、维尼西亚人

在这些地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凯尔特。根据当地的说法，这个民族在这一时期，从西方沿海地区大规模潜入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波河流域以及阿尔卑斯山主脉以北的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一带[7]。在他们的众多部落中，赫尔维西亚部落强大而富裕，占领了莱茵河上游两岸地区。他们并没有立即与罗马人产生联系，而是与罗马人签订合约、和平共处。这时，他们的势力范围从日内瓦湖往外延伸，直达美因河，并占领了现代的瑞士、施瓦本弗兰肯等地区。与他们接壤的部落是波伊部，这个部落大约居住在现在的巴恩和波西米亚地区[8]。这两个部落的东南部是凯尔特的另一个部落，他们在斯泰利亚和卡利西亚地区被称作陶里斯克人，之后改名为诺里西人，在弗里乌里、卡尼奥拉和伊斯特利亚地区又称作卡尔尼。他们的城市诺利亚（在克拉根福北部，离圣·维伊特不远）非常繁荣，其铁矿远近闻名，那时已经有很多人热切投入当地的挖矿工作了。更重要的是，当地的黄金储量丰富，吸引了大批意大利人，后来这些人遭到当地人的排斥，把这个当时的“旧金山”收回到自己手中。按照他们的惯例，这些凯尔特人的游牧部落在阿尔卑斯山两侧只占领了一些较为平坦、干燥的山地，阿尔卑斯山本部及阿迪杰河和波河下游区域没有被占领，仍然留在更古老的土著人手中。这些土著人属于什么民族并不确定，但他们在东瑞士山中和提罗尔的名字叫拉埃提人，在帕多瓦附近的维尼西亚和威尼斯叫优根耐人，所以在最后这个地方，凯尔特人的两大支流相距很近，只有土著人居住的一个狭窄地带把布雷西亚地区的凯尔特-西诺马尼人和弗里乌里的凯尔特-卡尔尼人分割开来。优根耐人和维尼西亚人很早以前就是罗马的顺民，可是阿尔卑斯本部的民族不仅是自由人，还经常下山来袭击阿尔卑斯山和波河流域之间的平原地区。他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征收赋税，而且对于战争中占领的城邑人民非常残酷，类似把包括摇篮里的婴儿在内的男性公民全部杀掉的事情并不罕见。可以想象，这就是对罗马在该地区大肆侵略的一种实际报复。有一个事实可以表明拉埃提人有多么凶暴：罗马纪元660年即前94年，他们在一次劫掠中毁掉了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城邑——科姆城。

伊利里亚民族　加派德人　思科蒂斯人

在阿尔卑斯山外就有众多的凯尔特部落和非凯尔特部落混居在一起，那么很容易想象，在多瑙河下游山区就跟遥远的西部地区一样，没有崇山峻岭这种天然屏障把各部落分开，这里的民族混居现象会更加复杂。在原先的伊利里亚民族中，现代的阿尔巴尼亚人是唯一幸存的纯粹人种。至少在内陆地区，其他部落大都融入了凯尔特元素，凯尔特盔甲和凯尔特式战争在这个地区无孔不入。与陶里斯克人相邻的是加派德人，他们居住在现代克罗地亚境内的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直到阜姆港和曾格之间的地方。毫无疑问，这个部落原来是伊利里亚人，但多数与凯尔特人混杂在一起。在沿海地区，与这些部落接壤而居的是上面提到的达尔马提亚人，他们居住在崎岖高山之中，凯尔特的影响好像未能渗入。然而在内陆地区，凯尔特-思科蒂斯人消灭了强大的特里巴利部落，而且思科蒂斯人在凯尔特人远征特尔斐时起着重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萨瓦河下游一带直到现代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莫拉瓦地区，思科蒂斯部落都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这个部落的人们经常到很远的地方，比如默西亚、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去抢劫，有关他们野蛮残暴的传说广为流传。他们的主要堡垒是坚固的赛吉斯提卡，又名西斯西亚，位于库尔帕河与萨瓦河的交汇处。当时居住在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民族仍暂时在罗马人的视野之外。罗马人只在马其顿东部的罗德比山脉与色雷斯人有所接触。

阿尔卑斯山区的边境冲突

即使比当时罗马政府更有能力的政府，要在这辽阔的野蛮人聚居区建立一个有组织的防御系统也不是一件易事。在复辟政府的统治下，罗马对这件重要事情采取的措施甚至不能达到最低要求。罗马人看似也不断对阿尔卑斯山一带的居民进行讨伐：罗马纪元636年即前118年，罗马人战胜了居住在维罗纳上面高山中的斯托尼人；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执政官卢修斯·克拉苏斯派人征服了阿尔卑斯山远近的山谷，并将不轨居民处以死刑，然而他处理的人数还不足以让他举行一次乡村凯旋，使他战胜者的桂冠能比得上在演说上获得的名望。罗马人对这样的远征就感到相当满意，取得一些胜利就撤军，可这并不会使当地人安分下来，只是激起了他们的愤怒，所以波河以外的局势大体上仍跟以前一样。

色雷斯的状况

在色雷斯边境，罗马人似乎并不关心他们的邻居。据记载，在马其顿与色雷斯之间的山区，只有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罗马人与色雷斯发生冲突，罗马纪元657年即前97年与麦迪人发生冲突。

伊利里亚的局势

在伊利里亚地区发生了更严重的冲突。该地区的达尔马提亚人混乱不堪，其邻国以及亚得里亚海上的居民对他们怨声载道。马其顿的北部边境根本没有防守，根据一位罗马人的说法，沿着这条边界，只要在罗马人刀剑所到之处，他们与野蛮人的战争从未停止过。罗马纪元619年即前135年，罗马人进行了针对阿德亚爱（也叫瓦德爱）和普勒拉爱（也叫帕拉里）的远征。这是达尔马提亚的一个部落，居住在纳伦达河河口以北的沿海地带，他们经常在海上和对岸为非作歹。在罗马人的命令下，他们从沿海地区迁移到了内地，也就是现代的黑塞哥维那，并开始在这里耕种土地；可他们都不习惯这种新职业，因此在这块险恶的土地上逐渐衰落下去。与此同时，罗马军队又通过马其顿对斯科蒂斯奇部落发起进攻，大概是因为他们曾与沿海地区反抗罗马的部落联手。不久之后（罗马纪元625年即前129年），执政官图迪坦努斯与大败西班牙卡拉希部的德西姆斯·布鲁图斯携手征服加派德斯人，此后，经过最初的失败之后，罗马人终于攻入了达尔马提亚腹地，威名远达可卡河，离阿奎莱亚仅有115公里的距离。加派德人从此以后与罗马人和睦相处，但十年之后（罗马纪元635年即前119年），达尔马提亚人重新起兵反叛，这一次仍与思科蒂斯奇联手行动。执政官卢修斯·克塔带兵进攻思科蒂斯奇人，攻至赛吉斯提卡，同时他的同僚——努米底亚征服者的哥哥，后来被称为达尔马特库斯的卢修斯·梅特路斯，率领军队攻入达尔马提亚部，大败该部落，并驻扎在萨罗那过冬。这个城市因此成了罗马在该地区的主要据点。加比尼大道由萨罗那向东直达安德提乌姆，然后通往内陆地区，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期修建的。

罗马人穿越东阿尔卑斯山抵达多瑙河

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的执政官马库斯·埃米里乌斯·司考鲁斯率军远征陶里斯克人这一举动更带有征服者的色彩。他是第一个穿越东阿尔卑斯山的罗马人（该地区位于特里司特和雷巴赫之间的最低处），并与陶里斯克人结成了友好的关系。罗马人正式征服这个民族会使他们涉入阿尔卑斯北部民族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但这种契约关系不仅使他们免受牵连，还给他们带来了重要的商业联系。与思科蒂斯奇部落的冲突虽然人们已经遗忘殆尽，但是后来在赛萨洛尼卡附近出土的一块纪念碑上，却记载了罗马纪元636年即前118年的这段历史。据石碑记载，在这一年，马其顿总督赛克斯图斯·庞培在与凯尔特人的战争中亡于阿尔戈斯（在阿克西乌斯河上游，离斯托比不远）。此后，他手下的财务官马库斯·安尼乌斯接管军队，并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敌人，不过这个凯尔特部落不久又与密地国王提帕斯联合，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罗马人艰难地抵御着这些野蛮人的攻击。可是形势越来越严峻，罗马人不得不派遣执政官率领大军抵达马其顿[9]。几年之后，罗马纪元640年即前114年的执政官盖乌斯·波西乌斯·加图在塞尔维昂山区被思科蒂斯奇部落突袭，全军覆没，他本人带领几名随从灰溜溜逃走了，只剩下裁判官马库斯·迪迪乌斯率军保卫罗马边境。他的继任人盖乌斯·梅特乌斯·卡普拉里乌斯、马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和昆图斯·米怒休斯·鲁弗斯战绩较佳。其中马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是第一个到达多瑙河的罗马将军，而鲁弗斯则率军沿着摩拉瓦河前进，彻底击败思科蒂斯奇人。尽管如此，不久之后，思科蒂斯奇人还是与密地人、达达尼人一起进犯罗马人的领土，甚至对特尔斐的避难所进行了大规模抢劫。直到这时卢修斯·西庇阿才最终结束了与思科蒂斯奇人长达三十二年的战争，把其余人等都逐回了多瑙河左岸[10]。自此以后，达达尼人（在现代的塞尔维亚境内）取代了思科蒂斯奇人的地位，开始在马其顿北部边境和多瑙河之间的地区称雄。

辛布里人

可是这些胜利却带来了获胜者没有料到的结果。很久以来，在多瑙河两岸凯尔特人居住区的北部，一支居无定所的部落一直在那里游弋迁徙，他们自称辛布里人，意思就是“武士”，而敌人则把这个名字翻译为“强盗”。这个称呼，从各个方面来看，即在他们开始迁徙之前，就已经成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来自于北方，据记载，第一支与他们发生联系的凯尔特人叫做波伊人，可能在波西米亚境内。至于他们迁徙的原因和方向，当时人都没有确切记载，我们当然也不能冒昧揣测，因为当时波西米亚和美因河以北直到莱茵河下游东部之间的情况我们都无从知晓。罗马人起初认为辛布里人以及后来加入他们的条顿人都属于凯尔特人，但后来证明，他们都属于日耳曼人，这有两个确切的事实可以证明：第一，现在有两个小部落与他们同名，可能就是他们留在原址的遗民，一个是现代丹麦的辛布里人，一个是德国东北部临近波罗的海的条顿人。亚历山大大帝同时代的皮西亚斯在谈到琥珀贸易时曾提到他们。辛布里人和条顿人都位于日耳曼民族之列，与考契人一起同属于因格沃纳斯人。凯撒大帝第一个让罗马人了解了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的区别，他本人一定见过很多辛布里人，所以他把辛布里人归入日耳曼人之列。最后这两个民族的名字还有关于他们外表特征和风俗习惯的描述，虽然和北方大部分民族相似，不过还是最类似日耳曼人。另一方面，这样一个游牧部落已经迁徙很多年，经常在凯尔特人的附近活动，无疑非常欢迎每一位带有武器的人加入他们的部落，这肯定会带来凯尔特人的一些元素。所以辛布里竟然有首领使用凯尔特人的名字，或者罗马人竟然雇佣说凯尔特语的间谍去辛布里部窃取信息，就不足为奇了。辛布里人迁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运动，罗马人根本没有见过。这并不是全副武装的男人远征抢劫，也不是年轻人移居国外寻找乐土，这是牧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带着物品和财产去寻找一个安家的地方。车辆对于这些游牧民族来说，其重要性和希腊人及意大利人完全不同。凯尔特人在行军时也经常使用车辆，但车子对于辛布里人来说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车顶部用皮革制成，车内家具齐全，不仅牧民的妻子儿女能够住得下，就连看家狗都有容身之地。南方人看到这些人会非常惊讶：他们的男人身材都又高又瘦，面孔英俊，有着明亮的蓝眼睛；女人都很强壮，仪态庄严，身材和力量都不输于男性；孩子们都拥有男人的头发，那些意大利人就称这些孩子“北方的亚麻色头发小孩”。

他们的战术基本上和那个时期凯尔特人的战术一样。不像之前的意大利凯尔特人，光着头、用刀剑匕首进行战斗，他们使用的是装饰华丽的铜制头盔，还有一种特别的投射武器，称为“标枪”。大刀保留了下来，还有又窄又长的盾牌，打仗的时候可能还穿上盔甲。他们并不缺乏骑兵，但是罗马人在这方面的装备，要比他们精良。他们的阵列仍然是一种粗糙的方阵，横列和竖列的数目相等。在危急关头，第一排的兵士的金属腰带通常用绳索连在一起。他们民风粗犷，常吃生肉，国王通常是最勇敢也是身材最高大的。他们常常按照凯尔特人和野蛮人的方式，预先和敌人约定交战的时间和地点，有时甚至会在交战之前，派出单个人与敌人决斗。战争开始之前，他们总是先用下流的手势或者恼人的噪音来激怒敌人。男人发出战斗的呐喊声，女人和孩子敲打车辆上的皮质篷布以壮声势。辛布里人作战非常勇敢，他们认为一个自由人最光荣的死亡就是战死沙场。不过胜利之后，他们会用最野蛮的暴行来安慰自己，有时他们会预先承诺，把所有的战利品都奉献给战神。结果就是把敌人打得一败涂地，战败者的马匹被杀，俘虏被绞死或者用于祭祀。主持这种仪式的女祭司，通常都已头发花白，身穿白色亚麻长裙，光着脚。她们就像斯凯迪亚的伊芙吉尼亚一样奉献祭祀，并从战俘或罪犯流血的情况中预知未来。这些风俗中究竟有多少是北方野蛮人的普遍习惯，有多少是从凯尔特人那里学过来的，又有多少是日耳曼民族特有的，无法确定。但是军队由女祭司而不是男祭司随从并指导的风俗却毫无疑问是日耳曼人特有的。辛布里人就这样朝着未知的土地不断进发——他们由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以波罗的海的日耳曼移民为中心聚在一起——这与我们今天的大批移民相似，他们在跨越大洋时也同样背负重担、同样由各民族融合在一起，而且他们的目标也同样都不明确。长期颠簸流离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生活的技巧，他们就这样赶着笨重的马车，翻山越水，就像海浪和飓风一样给文明开化的国家带来种种灾难。他们喜怒无常难以理喻，一时极速前进，一时又突然停止、转变方向、突然后退。他们如闪电般突然到来，一阵激战之后，又迅速消失了。可惜的是，他们出现在一个比较无趣的年代，没有一个人认为这颗神奇的流星值得记载。这种移民运动，可算是日耳曼民族首次接触古老文明。等后来人开始追逐他们的踪迹时，有关此事直接而生动的记载早已荡然无存。

辛布里人的迁徙及与其他民族的冲突　卡尔波大败

这群居无定所的辛布里人向南迁移的脚步遭到了多瑙河畔凯尔特人的阻挡，尤其是被波伊人阻挡，但现在多瑙河畔的凯尔特人正与罗马人发生战争，所以辛布里人就冲破防线，长驱南下。这可能是因为凯尔特人请求自己的对手辛布里人进行援助，共同反抗罗马人，也可能是因为罗马人的进攻使凯尔特人无暇顾及自己的北方防线。总之，辛布里人穿过思科蒂斯奇人的地区，进入陶里斯克人的领土，并于罗马纪元641年即前113年抵达阿尔卑斯山的卡尼亚山口。为了保卫这个山口，执政官格涅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波驻扎在距阿奎利亚不远的高山上。在这里，七十年前，凯尔特部落曾试图定居在阿尔卑斯山以南，但在罗马人的命令下，他们不经抵抗就离开了自己已经占领的这个地方[11]。即使现在，阿尔卑斯山区居民一听到罗马人的威名就会感到恐惧。陶里斯克人与罗马人和平相处，所以卡尔波命令辛布里人离开这个地方。虽然罗马人与后者的协议并没有规定他们必须这么做，但辛布里人还是遵守了这个命令。卡尔波派向导护送他们离开边境地区，他们听从了向导的指挥。其实卡尔波命令向导把辛布里人引入埋伏圈，执政官率兵在此守候。于是在诺利亚（现代的卡林西亚）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场血战。在这场战役中，被欺骗的反而战胜了欺骗人的，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要不是一场暴雨及时终止了战争，罗马人一定会全军覆没。辛布里人本可以趁机直接进攻意大利，可是他们却转而往西去了。他们无须动用武力就与赫尔维西亚人和塞广尼人签订协议，穿过他们的领土抵达莱茵河左岸，并翻越侏罗山。在这里，大败卡尔波几年之后，他们又一次移居罗马附近，对罗马造成严重威胁。

西拉努斯大败

为了保护莱茵河边境和遭受威胁的阿罗波罗奇地区，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罗马人不得不派遣马库斯·朱尼乌斯·西拉努斯率军攻打南部高卢地区。辛布里人曾要求把那块土地分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不用说这种要求遭到拒绝。不仅没有同意，执政官还派兵对他们进行攻击，但他大败而归，阵营失守。结果罗马人不得不招募新兵，可是新兵的征集本已经非常困难，元老院不得不废除限制从军义务时间的法律[12]。这条法律可能是从盖乌斯·格拉古时代就有的。辛布里人并没有乘胜追击罗马人，而是派人到元老院重申分地的要求，同时还继续扫荡周围凯尔特人的地区。

赫尔维西亚人入侵南部高卢地区　朗基努斯大败

因为日耳曼人忙于与凯尔特人争斗，罗马行省和新罗马军队暂时得以免受他们的骚扰，可是高卢地区又出现了一个新敌人。赫尔维西亚人经常受到东北部邻居的侵略，在辛布里人的启发下，他们也决定在高卢西部寻找一块平静、富饶的土地。可能在辛布里通过它们领土之时，就为了这个目的，与辛布里结成了同盟。如今，在迪维科的领导下，图格尼和提格里尼两个部落攀越侏罗山，到达尼提布洛吉斯人居住地。罗马军队在执政官卢修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的率领下，与赫尔维西亚人的军队再次相遇。罗马人中计陷入埋伏，将军本人及其副官卢修斯·皮索，还有大部分士兵都身亡于此。临时总指挥盖乌斯·波皮里乌斯逃回营地。他们在交出了一半军队所带物资及人质之后，赫尔维西亚人允许他们从牛轭下穿过，撤军而回。罗马人的处境如此险峻，省内的一个重要城邑托洛萨也趁机反抗，将罗马卫兵都囚禁起来。此时辛布里人在他处征战，赫尔维西亚人也没再骚扰罗马行省，所以罗马总指挥昆图斯·塞维利乌斯·凯皮欧有足够的时间，用奸计把托洛萨城夺回，并在闲暇之余，将凯尔特阿波罗闻名四方的古老圣殿里储存的大量财物洗劫一空。对于空虚的国库，这是一笔求之不得的财富，可惜在从托洛萨回到马西利亚的归途中，由于守卫薄弱，金银财宝都被强盗劫去，全部不见了。据说，执政官本人和他的随从是这次行动的幕后策划人。同时，对于自己的主要敌人，罗马人只是进行严格防御，以三支部队来保护罗马行省，静候辛布里人重新发起进攻。

阿劳西奥大败

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辛布里人在国王波奥利克斯的率领下发动进攻，这一次他们是认真打算攻入意大利。在罗纳河右岸，地方总督凯皮欧进行顽强抵抗，左岸由执政官格涅乌斯·马里乌斯·马克西姆斯及其副官，前执政官马库斯·奥利里乌斯·司考鲁斯防守，司考鲁斯还带领另外一支部队。辛布里人首先对司考鲁斯发起进攻，司考鲁斯大败，本人被押解往敌军指挥部。在那里，这个被俘的罗马人还傲然警告辛布里人不要冒险攻入意大利，辛布里国王大怒，将其处以死刑。因此，马克西姆斯命令他的同僚率领部队来罗纳河支援，凯皮欧勉强从命，最终抵达河左岸的阿劳西奥。罗马军队的全部兵力在此与辛布里军队对抗，其人数众多，军容肃整。辛布里人于是打算谈判，但是罗马的两个高级军官意见严重不一。马克西姆斯是个庸常之才，且出身微贱，但身份比其同僚要高。凯皮欧出身高贵、因此趾高气昂，但同样是个无能之辈。凯皮欧不愿意与马克西姆斯同住一个军营，共拟作战计划，还像以前一样拥有独立的指挥权。元老院派人劝解，却是徒劳而返，军官们建议二人面谈，却让他们嫌隙更大。凯皮欧看到马克西姆斯与辛布里人进行谈判，他认为后者想独邀战功，于是匆忙带领自己的那支部队攻打敌人。可是他遭到大败，就连营地都落入敌人之手。接下来，第二支部队也几乎全军覆没。据说，八万罗马士兵和全军过半的随军人员几乎尽数丧命，只有十人逃生。不过有一点是可信的，两支军队中逃生的只有数人，因为罗马人是背水一战。这次灾难，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带给罗马人的影响的严重程度都远超坎尼战役。卡尔波、西拉努斯和朗基努斯大败都没在意大利人的心上留下永久的阴影，他们已经习惯了失败。罗马军队的软弱已成定局，他们也不必为这些感到烦心。可是阿劳西奥战役大败，战胜者辛布里人距离毫无防卫的阿尔卑斯山口如此之近，阿尔卑斯山外罗马地区的卢西塔尼亚人又重新发动叛乱，并且声势浩大，意大利又毫无防守，这都让罗马突然从梦中惊醒，心里充满恐惧。4世纪时凯尔特人入侵、阿里亚湖之战和火烧罗马之事虽然一直并未被人们遗忘，此时想起，记忆却更加鲜明。高卢人之祸是意大利人最古老的记忆，也是最新鲜的刺痛。整个西方的人们都知道罗马帝国此时正在衰落。坎尼之战以后，元老院颁发命令，缩短了悼念时间。由于再次招募新兵，人们都深感缺乏人丁之痛。凡是能拿起武器的意大利人都必须宣誓不得离开意大利，意大利港口的船长们也都接到通知，不允许正值服兵役年龄的意大利人上船。如果辛布里人在连着两次胜利之后，举兵穿过阿尔卑斯山口，进入意大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不过他们首先要通过阿尔维尼人的领地，而此时阿尔维尼人正在城堡中顽强抗敌。不久，辛布里人由于久攻不下而感到厌倦，他们转而向西进攻比利牛斯山区，放弃攻打意大利人。

罗马反对党　政治斗争

罗马历史上有很多好运之事，眼下就是一个。罗马的危险迫在眉睫，足以激起市民的所有能力及爱国热情，然而危险并不是突如其来，使他们措手不及，无暇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如果罗马趋于腐败的政府还能自己向有利的方向转变，这应该是一个良好的时机。不过四年前非洲战败后发生的事情，现在又重演了一遍。非洲和高卢的惨败其实大体相同。不过，在非洲战役中，该负责的是整个寡头政府，而这后者，该负责的则是个别官员。不过公共舆论首先看到的却是政府的腐败，他们首先败坏了罗马的荣誉，现在又危及到国家的生存。那时的人们和今人一样对于问题的症结看得非常清楚，可是他们也和今人一样，没有试图寻找合适的方法去根除这种弊端。他们很清楚这个制度是重要原因，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只拿几个人问罪。当然这第二次风潮对于寡头政府的冲击力更大，因为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的危机要比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的危机严重得多。公众本能地感觉到，除了专制政府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与寡头政府对抗，这次这种观点又有所抬头。所以每次有著名军官控制政府，以某种形式的专制来代替寡头政府，民众就欣然同意。

他们首先攻击的是昆图斯·凯皮欧，这很公平，因为他不服从军纪，导致了阿劳西奥战役的失败；此外他还被控贪污托洛萨城的战利品，但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不过反对派攻击他的主要一点还是，他在担当执政官期间，居然想剥夺资本家的陪审员职位。凯皮欧违反了那个值得尊重的古老原则——即便是无足轻重的人在职，那个职位也要受到尊重。人们对坎尼战败的始作俑者非常愤怒，可是他们的愤怒闷在心中，但是他们对阿劳西奥战败者的愤怒得到了释放。通过一道人民法令，凯皮欧被剥夺了总督一职，财产也收归国有。这也是君主制灭亡以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久之后，第二道市民法令又把他逐出了元老院。不过这还远远不够，人们要求更多的人受到惩罚，尤其要求对凯皮欧处以死刑。以卢修斯·阿普雷乌斯·撒图尼努斯和盖乌斯·诺班努斯为首的同情反对党的几个保民官，于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提议成立一个特殊审判机构，对高卢地区的受贿和叛国案件进行调查。尽管先拘禁后审讯的做法以及因政治罪而遭受死刑的事情均已作废，凯皮欧仍然被捕，并且被公然宣布死刑。政府党想用保民官的干涉来打消这个建议，可是实行干涉的保民官被逐出大会。在喧闹之时，元老院的领袖被石头击中，他们不能阻止侦查，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的检举运动也像六年前那样自由进行。凯皮欧本人和他的同僚最高统帅格涅乌斯·马里乌斯·马克西姆斯以及其他名人很多都被判有罪。一位平民保民官是凯皮欧的朋友，他费尽力气，牺牲了自己的公民权，才保全了主要被告的性命。

总指挥官马里乌斯

有一个问题比这个报复手段更为重要，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危险战争该如何继续，最重要的是，最高指挥权应该交给谁。如果对此事毫无偏见的话，要做出适当的选择应该不难。与早些年相比，毫无疑问，罗马的军事人才逊色很多，不过昆图斯·马克西姆斯指挥高卢战争就很出色，马尔库斯·埃米里乌斯·司考鲁斯和昆图斯·米努修斯在多瑙河地区也立下汗马功劳，昆图斯·梅特路斯、普布利乌斯·路提里乌斯·鲁弗斯和盖乌斯·马里乌斯在非洲也战功赫赫；再者，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打败一位名将皮鲁斯或者汉尼拔，而是要在北方野蛮人面前恢复罗马军事和策略的优势，实现这个目标不需要特殊的天分，只要是个严谨而能干的战士就行。可惜在这个时期，没有什么比公正地解决政治问题更难的了。此时政府在公众中早已威信扫地，朱古达战争也表明了这一点。只要有一个稍微知名的军官想在大众面前诽谤他，并以反对党候选人的资格当选为国家元首，很多功名卓著的将军就不得不在功成名就之时中途退出。无怪乎梅特路斯大捷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在格涅乌斯·马里乌斯和昆图斯·凯皮欧失败之后也重新上演。尽管法律禁止执政官连任，盖乌斯·马里乌斯还是再次出头，竞选最高行政长官，其间他还率军在非洲征战，就再次被任命为执政官，并且取得了高卢战争的最高指挥权。不仅如此，在此后五年之间，他连续当选执政官。贵族们之前曾愚蠢而短见地想方设法排斥这位将军，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这种行为好像是对贵族排斥的一种蓄意嘲笑，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史无前例，而且也完全不符合罗马的自由政治。在罗马军事制度中，公民参军变成了招募军人这一做法也始于非洲战争，马里乌斯在五年的最高指挥权中，继续完成了这一改革，因为他握有无限的权利，更因为时局危急，而跟任期长短没有多大关系。这是第一个平民党将军违法担任最高指挥官，这件事对后世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罗马的防御

新元帅盖乌斯·马里乌斯率领一众经验丰富的军官以及意大利及盟邦的多支队伍，于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抵达阿尔卑斯山外。在这些军官中有奋勇捉拿朱古达的卢修斯·苏拉，苏拉不久在战争中又立奇功。刚开始，马里乌斯没有找到奉命讨伐的敌人。这个行为怪异的民族早已战胜阿劳西奥，并在抢劫完罗纳河以西地区后（上面已经讲过），穿过比利牛斯山，正在西班牙与北部沿海及内地的英勇居民战得难解难分。好像这些日耳曼人初次出现在历史中，就展现出了他们不善长久占据一个地区的特性。所以马里乌斯就拥有足够的时间去降服反叛的特克土萨基人，使属下的高卢人和利古里亚人再表忠心，并获得罗马同盟或非同盟的支持和援助，比如马西利亚人、阿罗布洛吉人和赛夸诺人，他们都同样遭受辛布里人的危害。另一方面，马里乌斯还严格训练由他统率的军队，士兵无论出身贵贱，一律平等对待，并以长途行军和挖掘战壕使士兵对更严肃的战争做好准备。这些战壕中，最著名的是一条通往罗纳河的运河，以便来自意大利的军需品的运输。后来该运河交给了马西利亚人管理。马里乌斯对战争采取严格的防御措施，决不超越罗马行省的边界。

辛布里人、条顿人与赫尔维西亚人在高卢省決定联合进军意大利

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辛布里人在西班牙遭到当地部落，尤其是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英勇抵抗，只好无功而返，重新翻过比利牛斯山，沿大西洋北上。其所到之处，从比利牛斯山到塞纳河地区，各国都对这可怕的入侵者表示臣服，直到比力奇联盟边界，他们才遭到顽强的抵抗。不过就在那里，在沃罗卡西境内时（在鲁昂附近），仍有大批援军帮助。在这个时期，不仅赫尔维西亚的三个部落——包括曾于加伦河上与罗马人大战的提格里尼部和图格尼部——与辛布里人联合，就连条顿人也在国王条图伯德的带领下与这些部落会合。这些条顿人原居波罗的海，由于某种原因（史料没有记载）被迫迁居塞纳河岸。就是这些部落联合起来，也不能攻克比力奇人的英勇抵抗。这些盟军首领早就希望征服意大利，现在见军队人数骤增，就决定正式开始远征意大利。为了不受所掠财物的拖累，他们决定把财物留下，派六千人看守，经过多次辗转迁徙，这六千人最终在桑布尔河岸成立了阿都图西部落。不知是不是因为阿尔卑斯山路上难以取得供给的原因，这支部队又分成了两伙：一支包括辛布里人和提格里尼人，他们打算重渡莱茵河，经东阿尔卑斯山于罗马纪元641年即前113年探知的关口，入侵意大利；另一支由新加入的条顿人、图格尼部和安布伦部组成，将从罗马的高卢和西部关口入侵意大利。这是辛布里人的精锐部队，在阿劳西奥之战中已初露锋芒。这第二支部队在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夏天再次毫无阻拦地越过莱茵河，并于三年后，在莱茵河左岸重新与罗马人开战。马里乌斯在伊泽尔河与莱茵河的汇合处，选择了一个地势险要、军需丰富的地方等候着他们。当时抵达意大利的路只有两条，一是经过小圣·伯纳德山，一是经过海岸，而马里乌斯的驻地可以拦截这些野蛮人的任何一个通道。条顿人连续三天攻打潜藏在壕沟里的罗马人，可是罗马人优越的守城战术和将军的谨慎，竟然挫败了他们的英勇蛮干。几次失败之后，辛布里联军决定放弃进攻，绕过罗马军队驻地往意大利进发。他们连绵不断地经过此地连续六日，这说明他们的人数之多，更表明辎重之累。罗马将军允许他们通过，并未进行攻击。敌人高声询问罗马将士可有书信带给家里的妻子，可是将军不为这样的屈辱所动，其原因为何，我们不难了解。敌人就这样在他面前列队而过，他竟然不加进攻，这也表明他有多么不相信这群未经训练的士兵。

阿奎-赛克斯提亚之战

蛮族的军队经过之后，马里乌斯这才拔营，追踪敌人的脚步前进，并严守秩序，一夜一夜地小心巩固防御。条顿人希望能拿下沿海道路，因此沿着莱茵河向下游抵达阿奎-赛克斯提亚地区，罗马人紧随其后。罗马军队中的利古里亚轻骑兵在汲水时，与凯尔特人的后卫部队即安布伦人发生冲突，很快冲突蔓延开来。经过一场激战，罗马人胜利，把敌人追到他们的营寨。初战告捷，将士们情绪高涨，到了第三天，马里乌斯聚集部队在山上摆起阵势，要一决胜负，罗马人的营地就在此山山顶。条顿人早就急不可耐，此刻立即冲上山去，一场激战随即开始。这场战斗非常激烈，历时长久。直到中午，日耳曼人仍像铜墙铁壁一样巍然屹立，但是他们不习惯普罗文卡尔炙热的阳光，后来，埋伏在丛林里的罗马将士高呼着冲杀出来，使得这支本来有些松懈的部队完全乱了阵脚。他们全军溃败，由于身处国外，军士都被杀死或者成为俘虏。国王条图伯德也被俘。被杀的大部分都是妇女，因为她们很清楚成为奴隶等待她们的会是什么命运，因此在车上拼命抵抗；或者被俘后请求侍奉神灵或做维斯塔的侍女，可是请求不被允许，因此很多人选择自杀。

辛布里人在意大利

高卢的日耳曼人之患就此结束。这时，他们的武装联盟也已抵达阿尔卑斯山南端。辛布里人与赫尔维西亚人联合，毫无困难地越过塞纳河，来到莱茵河的河口地带，并从布伦诺山口穿过阿尔卑斯山脉，经过艾萨克河与阿迪杰河南下进入意大利平原。执政官昆图斯·路塔体乌斯·卡图鲁斯本应该守住关口，可是他不太熟悉地势，又害怕侧面受敌，不敢进入阿尔卑斯山内，只是驻扎在阿迪杰河左岸特伦特下面，并建造了一座桥，以保证危急情况下可以退到右岸。可是，当辛布里人蜂拥从山里冲出来时，罗马军队大吃一惊，步兵和骑兵一齐逃窜。骑兵直逃往都城，而步兵则向安全的高处地带逃去。卡图鲁斯好不容易才在敌人毁桥之前，把至少大部分部队带回了河对岸。这时敌人已占领了阿迪杰河上游，正往下游排放木条和横梁预备破坏桥梁，阻断罗马人的退路。可是这位罗马将军不得不把一个军团留到对岸，而领导这个军团的懦弱保民官已经决定要投敌，这时一个百夫长，阿提那的格涅乌斯·佩特雷乌斯将他打倒，在敌人中杀开一条血路，带领部队回到阿迪杰河右岸。因此，这支部队得救了，从某种程度上说，部队的名誉也保住了。可是关口失守和匆忙撤退的后果非常严重，卡图鲁斯不得不退守到波河右岸，而辛布里人因此占领了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平原地带，阿奎利亚地区只能经过海路通行。这次战役发生在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大概与条顿人和罗马人在阿奎-赛克斯提亚发生的那场战争同一时期。如果辛布里人并无停顿，继续进攻，罗马的局势将岌岌可危。不过此时辛布里人依然坚持冬季休兵的习惯，而且因为此地物产富饶，他们有房屋住，有热水浴，有新鲜而丰富的食物，乐于在此享受一阵子，因此罗马人才有充足时间把军队联合起来在意大利与之对抗。如果盖乌斯·格拉古仍在，他可能会继续征服高卢的事业，但是现在并不是继续这种事业的时候。马里乌斯拒绝为自己举行凯旋仪式的请求，答应到完全征服蛮族之后再举行。他在都城稍事休息之后，亲自带领那支得胜部队把战场由艾克斯转移到波河流域。

罗马纪元653年即前101年，执政官马里乌斯和续执政官卡图鲁斯带领5万人马重渡波河，进攻辛布里人。此时辛布里人已抵达河边，预备在这支河流的上游过河。

劳迪纳平原之战

两支军队在距离赛西亚河与波河交汇处不远的韦尔切里相遇。汉尼拔在意大利土地上的第一场战争就是在这里发生的。辛布里人请战，按照他们的风俗，向罗马人送信以确定时间和地点。马里乌斯同意了，并约定好于第二天——罗马纪元653即前101年6月30日在劳迪纳平原开战，这块平原宽阔平坦，方便罗马优秀的骑兵在这里活动。罗马人就在这里进攻等候已久的敌人，还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早晨的浓雾遮挡了一切，辛布里人没料到敌人会突然来袭，强大的罗马骑兵已至眼前，急忙撤退之时，正遇到列好阵势的罗马步兵。罗马人大获全胜，自己未遭受多少损失，辛布里人则全军覆没。那些幸存者后来也大多绝望自杀，或者在罗马的奴隶市场上被出售。他们的主人对于这些北方人也非常残忍，因为他们居然胆敢未到其时就觊觎美丽的南国。至少与他们相比，那些死在战场上的人，包括英勇的国王波奥里克斯还算幸运的。还在阿尔卑斯山关口后面的提格里尼人，本来打算追随辛布里人而来，此时一见大势不好，掉头逃回了本国。这伙人以雪山崩塌之势，十三年来一直侵扰从多瑙河到埃布罗河、从多瑙河到波河之间的所有国家，现在他们终于长眠于土地之下或者在奴隶制的枷锁下做苦役。这些日耳曼游民美好的幻想也就此破灭，无家可归的辛布里人和他们的同伙们也从此消失不见了。

胜利之后的党派之争

世界史上伟大篇章的第一页就此展开，可是罗马的政治党派仍然继续在死尸上面进行无聊的争吵，根本不在意这伟大的篇章，甚至没有想到罗马贵族党以及平民党在这一天同样尽到了职责。战争刚过，两位将军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不仅是政治对手，而且因为去年两场战争结果迥异，他们为军事上的成就也争吵不休。卡图鲁斯认为他率领的中间部队决定了战争胜利，这支部队夺得三十一面锦旗，马里乌斯只夺得两面锦旗，而且他的部队甚至带领帕尔玛城的代表走过死人堆，以此表明马里乌斯杀人无数，其实卡图鲁斯杀死的人数则是他的十倍。可是结果马里乌斯却被认为是辛布里人的征服者，不仅仅因为在胜利那天他是军队统帅，级别较高，军事才能和经验无疑也比卡图鲁斯丰富，且如果没有阿奎-塞克斯提亚的胜利，韦尔切利的胜利就不可能。不过当时，把罗马从辛布里人和条顿人手中解放出来的荣誉完全归于马里乌斯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军事天分，而是由于政党的关系。卡图鲁斯本人文雅而聪明，演讲优美动人，他的语言也流畅悦耳，此外，他还写传记，偶尔还吟诗，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可他绝不属于人民大众，他的胜利是贵族的胜利。另一方面，那位粗俗的农夫是由普通民众推选出来的，而且还带领民众去参加战争，如果他失败了，就不仅是辛布里战争和条顿战争的失败，同时也是政府的失败。人们对此次战争所抱有的希望不仅仅是能够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进行商业交易，或者在那里耕种田地。盖乌斯·格拉古血淋淋的尸体被投进台伯河里，距今二十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来，没有一天人们不在忍受和诅咒复辟政府的寡头统治，可是仍然没有第二位君主为格拉古复仇，继续他创建的大业。这次，这个阿庇努姆短工的儿子真的可以为他们复仇，实现他们的愿望吗？他们真的盼来了这个叫人畏惧又期盼已久的第二次革命了吗？对于这个念头，这个国家有很多人满怀仇恨或梦想，他们中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坏的人。

[1]在奥佛涅城。他们的都城尼门图姆（也叫尼莫苏斯）离克莱蒙特不远。

[2]李维说阿奎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常驻营地，意大利伽和其他城市也是同样。比如，温都尼萨在法律上从来就不是一个凯尔特村庄，而是一个坚固的罗马营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城镇。

[3]这是为了限制阿尔卑斯山高卢人的迁入的措施之一。

[4]针对斯科德拉人的远征。

[5]这是对所有希腊人的羞辱。

[6]德林河谷地属于马其顿行省，但经常侵扰邻近的伊利库姆地区。

[7]凯尔特人经常攻击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

[8]赫尔维蒂人居住在莱茵河与美因河之间的赫西尼森林地带，波伊人住在赫尔维蒂人之外。当波伊人赶走辛布里人之时，他们就住在阿尔卑斯山劳河与波莫瓦尔德之间的山区。说凯撒把他们迁到“莱茵河以外”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他可能指的是康丝坦斯湖东北部地区。

[9]如果罗马纪元638年即前116年的执政官昆图斯·法比乌斯去攻打马其顿，他肯定也遭遇了不幸失败，因为西塞罗在这段历史中只记载了三次胜利：罗马纪元643年即前111年米特卢斯大捷、罗马纪元644年即前110年德鲁苏斯大捷和罗马纪元648年即前106年的米纽修斯大捷。

[10]弗朗提努斯认为米纽修斯征服的部落是思科蒂斯奇，这肯定是一种错误。

[11]这也是限制阿尔卑斯山的高卢人移民的一种措施。

[12]这是刑事法的一种修订。

第六章　马略革命尝试与德鲁苏斯对马略改革之改革尝试

盖乌斯·马略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其父以做短工为生。马略于罗马纪元599年即前155年出生于一个叫做凯瑞太（Cereatae）的村庄，这个村庄之后归属于阿尔皮努姆（Arpinum），随后获得市自治权，更名为凯瑞太-马里亚奈（Cereatae Marianae），到现在仍被称为“马略故乡”（凯瑞太）。他成长于农耕之家，贫寒的出身对他而言似乎连谋取阿尔皮努姆的一官半职都是异想天开。他很早就学会了忍受饥饿困苦、严寒酷暑，也学会了风餐露宿，这些吃苦耐劳的品质即使是马略成为将军时也依然保持。长大后马略入伍，在西班牙战争的历练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军官。在西庇阿的努曼提亚（Numantine）战役中，二十三岁的马略因其坐骑干净、装备整洁、作战勇猛、为人正派，让一贯严厉苛刻的将军也对其刮目相看。他带着光荣的伤疤和勋章荣归故里，迫切地想在自己曾经荣耀过的战场中写下光辉的一笔，名留丹青，然而一个人如果没有财富没有背景，即使荣誉再高也不能得到能够在军队平步青云的政务官衔。这位年轻的军官通过侥幸的商业投机获得了财富，通过与古贵族尤利氏（Julii）联姻获得了背景，而后名利双收。于是在不断的努力与无数的挫折之后，他终于成功了，于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当上了罗马执政官。在此期间，他作为远西班牙省省长，再度将他的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与众多贵族的竞争中，他在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任职罗马执政官，在罗马纪元648年即106年和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任职罗马地方总督，结束了阿非利加战事；他在罗马大胜日耳曼人于阿劳西奥（Arausio），被任命为日耳曼战事的最高统帅；他于罗马纪元650—653年即前104—前101年连任执政官四年，开创了共和史之先例；在阿尔卑斯山南侧歼灭了辛布里人，又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高卢歼灭了条顿族——这些都是他杰出的军事才能的体现。作为军人，他一直勇敢正直、大公无私、清廉自律；他善于组织，让几近崩溃的罗马军事体系重新走上高效严明之轨道；他长于将兵，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却不乏味，待部下亲如伙伴，对敌人凛然正视；其部下与其议事应择机而行。众所周知，他不是一位军事天才，但他拥有的那些令人尊重的品质就足以在当时的环境下为其博得此等美誉，以此他可以在众多的执政官和“凯旋将军”之中获得至高的尊荣之位。但是他与那荣耀辉煌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的声音沙哑粗犷，容貌狂野凶猛，好像他面对的依然是利比亚人或辛布里人，而不是温文尔雅、出身良好的同僚。他的迷信不亚于一个为了钱财而参军的佣兵：他第一次竞选执政官并不是其军事才能所驱，而仅仅是由于一位伊特鲁里亚的一位占卜师的预言；在与条顿族作战时，他认为是叙利亚先知玛莎（Martha）借助神谕助其作战。这些在严格意义上说非贵族作风，正因为此，贵族社会与贫民社会才得以有交集，但是对政治文化的缺失却是不可原谅的。诚然，他有击退蛮夷的本领，但是身为一名执政官他却身穿甲胄出入元老院，如此无视礼节，又让人作何想法！在其他方面他也处处体现出粗鄙之风。在贵族眼中，他不仅是一个穷人，而且更糟的是，他还处处节俭，不能容忍任何贪污受贿之举。作为一名军人，他却贪杯嗜酒，晚年尤甚；他不懂得宴宾聚会，对自己的饮食也不甚考究。同样糟糕的是，他只懂拉丁语，以至于不得不谢绝所有用希腊语进行的对话。他认为希腊无聊乏味，这一点可以原谅，因为厌倦希腊的可能不只他一人，但是将对希腊的厌倦公布于众，就未免显得幼稚。所以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游离于贵族社会的乡下佬，厌倦其同僚的嘲讽和怜悯，而他虽能藐视其同僚却不能制止这些嘲讽和怜悯。

马略的政治地位

马略游离于党派之外，也游离于社会之外。他在罗马纪元635年即前119年做护民官时采取的措施——改进选票监管措施以杜绝当时蔓延的徇私舞弊之风，制止铺张浪费进而慷慨于大众——并没有体现任何党派的色彩，尤其是民主党，而仅仅表明他厌恶不公平和不合理。像他这样一个农民出身、志在军营的人怎么可能在一开始就是一个革命者呢？贵族的恶意中伤毋庸置疑地会把他逼到反对党的阵营，在这里，他骤然跻身为反对党的将军，而且可能之后还会有更高的地位。这远非是其个人之功，而是环境使然，反对党迫切需要一位首领：自从罗马纪元647—648年即前107—106年远赴阿非利加之后，他就没有在首都有过任何停留。直到罗马纪元653年即前101年下半年他才回到罗马，去庆祝对条顿人和辛布里人的双重胜利，这在罗马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当时他在政治上还只是一个新人。毫无疑问，马略拯救了罗马，而且他也是唯一能救罗马之人；很快他的名字被众口相传，他的功绩也得到了贵族的认可；民众对他的爱戴可谓空前绝后，无论是他那漠视贵族的优点还是粗野乡土的缺点，都深得民众的喜爱；他被民众叫做第三个罗穆卢斯（Romulus）[1]和第二个卡米卢斯（Camillus），把他当做神灵一样行祭酒礼。如此一来，这个农民的儿子在这荣光中有时变得飘飘然就不足为奇了：他将自己从阿非利加到高卢之征比作是酒神迪奥尼索斯（Dionysus）跨山越海的流浪，他还仿照酒神巴克斯，制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巨大酒杯。狂热的民众对他抱有希望也抱有感恩，而这会让人误入歧途，即使一个人再头脑冷静，深谙政治。对他的仰慕者来说，马略的使命远未结束。政府对人民的压榨甚于蛮族，而他，罗马第一人，深受群众爱戴之人，反对党的首领，被赋予了重振罗马的使命。诚然，对于一个半农夫半武夫的人而言，参与首都的政治纠葛不仅奇怪而且让人匪夷所思：他长于指挥却短于演讲，能直逼敌人刀剑而岿然不动，却不能面对群众的呼声喝彩而淡定自如，但是他的个人倾向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群众的期望约束着他。他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如此，所以他如若不想斩断那荣光的过去，不愿违背群众和国家的期盼，不想欺骗自己的内心，就不得不制止政务弊端，终止复辟政府。如果他已经拥有一个民众领袖的内在气质，那么他当然就无须再为如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领袖而煞费苦心。

新军事体制

在新编制的军队中，他手中握有大权。在他之前，塞尔维昂（Servian）体制下的一些基本原则——征兵对象完全局限于有财富的市民，而其兵种也完全由其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决定——在某些方面已经废弛。之前入伍最低财产额为一万一千阿司（四十三镑），被降低至四千阿司（十七镑）。此前罗马兵种依据财富等级被分为六等，现已减为三等。因为之前依照塞尔维昂体制，富有市民可以应征骑兵，贫穷市民则应征步兵；改革之后，他们从有能力服兵役的中产阶级中征兵，组成兵团，而兵种划分也不再依照财产而是根据其军役服务年限，分为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军三种。他们很早就开始在战场上引进意大利盟军，但他们也和罗马军一样，参军人员主要集中在富人阶层。在马略之前，罗马军事系统主要依赖于原始民兵制，但这已不再适应已经变化的时局。

上层社会日益脱离兵役，罗马和意大利的中产阶级也逐渐消失，而相当数量的意大利以外的盟国和民众可以提供兵源，且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如果运用得当也可以充当一定数量的兵力。从富人阶层挑选出的市民骑兵实则在马略之前就已逐渐脱离战场。据记载，他们最后一次作为一个军团出现是在罗马纪元614年即前140年的西班牙战场，当时他们因为傲慢无礼和纪律涣散令将军失望透顶，最后骑兵竟与将军交战，交战双方都无所不用其极。在朱古达战争中，他们仅仅是作为将军和外国君主的仪仗队出现。自此之后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如此看来，按照当时的常规体制，找到合适的服兵役的人选去补充罗马军团就有些困难；所以若要继续保留现行兵役体制就完全行不通，阿劳西奥（Arausio）之役正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在马略之前就有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之外的团体——色雷斯的重装骑兵，阿非利加轻骑兵，矫健的利古里亚轻步兵，巴利阿里（Baleares）的投石兵——就已经加入了罗马骑兵和步兵，甚至他们的数量超过了罗马本地的兵源；与此同时，由于对优秀民兵的需求较大，很多不符合条件的下层罗马市民都争相参军。事实上，罗马市民中有相当多的无业游民或游手好闲之徒，再加之罗马军队能提供相当丰厚的酬劳，所以招募志愿兵并非难事。因此兵制改革是国家政治和社会变革带来的必然结果，其军事管理应从征用本市民兵向使用外地兵源和征募本市志愿兵过渡；骑兵和轻步兵应大部分由外地兵源构成——例如在辛布里战役中，外地兵源征自比提尼亚；关于战斗步兵，原有旧制并未取消，但每一位自由市民都可以自愿参军，就像当年于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参军的马略一样。

此外，削减战斗步兵的举措，也是源于马略。罗马贵族等级划分的方法迄今也在罗马军团流行。罗马军团分为四部——轻步兵、枪兵、主力兵和后备兵——抑或叫做先锋、一线兵、二线兵、三线兵，在军队中都各有其职。四部依据其财产或年龄划分，各自装备也有所不同；各部在战斗中都各司其职，各守其土；各部也都有其特定的番号和旗帜。所有这些区分现全被废止。每位入伍罗马军团的士兵可以服务于各部，不再需要其他条件，由军官自行裁决士兵应服务于哪一军部。装备也不再分等级，所有士兵统一进行训练。当然，为了适应这一系列的兵制改革，马略也进行了装备和辎重运输方面的改革，这些变革都体现出了马略对战争细节的关注以及对士兵的体恤。此外，马略在阿非利加战争的同伴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弗斯（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的执行官）也推出了新型训练模式。饶有趣味的是，这种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士兵的军人素养，而这种方法基本上是基于当时流行于格斗学校的训练方式，后来应用于培养角斗士。军团的编制管理自此全部改观。

之前的重装步兵有三十个连（manipuli），每连有三队（centuriae），前两队每队六十人，后一队三十人，每一队为一个作战单位；改革后重装步兵分为十个军团（cohortes），每个军团都有自己的旗帜，每个团有五个或六个百人队。所以尽管通过缩减轻步兵减少了一千二百名士兵，军团的总人数却由之前的四千二百人上升到五千至六千人。三部作战的传统仍然保留，但是由于之前每部都有其独立军队，改革之后由各部将军将士兵在三部之间调遣。士兵番号由士兵序列号和其所属军部决定。军团中使用的旗帜——狼旗、人头牛身旗、马旗、野猪旗——也被废除，这些旗帜之前可能被骑兵或步兵三队使用来冲锋陷阵；代之而来的是新军旗——银鹰旗，马略命全军使用新军旗。在新军团中，之前的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区分已消失殆尽，士兵之间唯有军事方面的区别。数十年前，在罗马军团之外，已然出现了一支受到特殊优待的部队，那就是将领亲兵。

之前，将从盟国挑选的外地兵源组成将军的护卫兵。按照当时严格的军队纪律，将军不得将罗马雇佣兵或者志愿兵作为私用，但是在努曼提亚战争中滋生了一批空前绝后的士气败落的军队之后，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被命去整顿军纪。政府未同意他招募新兵，而是同意他组建了一个由罗马志愿兵组成的私人护卫队，此外他还可以调遣附属国和其他城市派来的相当数量的士兵。这支私人护卫队成员部分选自上层社会，部分选自将领家丁，因此也被叫做“友人营”或者“禁卫军”（praetoriani）。他们的职责是保护将领，而不必像其他士兵那样驻营挖壕，在军队中享有更高的待遇和声望。

马略军事改革的政治意义

此次罗马兵制的全面改革很明显看似是军事所需。从全局来看，这远非个人之意志使然，也不是哪位野心家处心积虑的结果，而是时局所迫。马略在国内推行的新兵制似乎在军事方面救国家于水火，正如数世纪后阿波伽斯特（Arbogast）和斯提里科（Stilicho）通过招募外籍兵源暂时挽救了民族危亡。马略的兵制改革却引起了政治革命，尽管现在仍未见端倪。共和体制的基本是基于全民皆兵，全兵皆民的理念，而士兵阶层一旦形成，这种形式便走向终结。新的训练体系借鉴了角斗士的训练方法，这势必会导致专业士兵的出现，服务于军营也逐渐变成了一种职业。此外允许无产阶级加入军营也迅速对军事系统产生了影响：由于此举符合罗马优良传统，所以将领们就可以依照共和制度犒赏士兵；将领们可以授士兵以军衔，士兵以此可以分土封疆。市民或农民则认为兵役只是一种对公有利、于己为害的负担，战争于己则是弊大于利；而对无产阶级来说，则不然。对他们而言，军役不仅是自己收入的来源，还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因为解除兵役之后他们就无家可归，他们希望留在麾下建功立业，为自己谋得市民地位。因此他们只能以军营为家，以战争为业，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将军身上——这将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劳底平原（Raudine plain）战役后，马略在战场当场将两个意大利盟国军团封为罗马市民，因其作战英勇果敢，但这并不符合当时法规。后来马略解释道，由于自己当时身在沙场，不能顾及法律。如果在其他大事上军队和将军的利益又与宪法相冲突，谁又能保证在刀光剑影之下还有谁能记得起法律呢？他们现在有了现役部队，有后备军，有护卫军，无论是在市政组织还是军事组织中，君主制都已初见雏形：万事俱备，唯缺君主。当有12只鹰围绕帕拉庭山（Palatine hill）飞过的时候，民众都对其行君臣之礼，马略授予军团的新鹰旗昭示着帝制即将来临。

马略的政治计划

毫无疑问，马略的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为其开辟了一道灿烂的坦途。这是一个混乱又艰难的时代，人们拥有和平但又享受不了和平的幸福。当初北方人第一次大举入侵罗马时，危机过后，罗马便迅速恢复活力，摆脱萧条，然而现在时局不是如此。每个人都认为尽管将军们仍然可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在寡头政治体系下，联邦也必然会走向衰落。民众又认为市民可以自救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只要盖乌斯·格拉古的位置继续空缺，情形就不会有所好转。自那两位开启革命大门的杰出少年去世之后，民众迫切需要有人去填补他们的空缺，所以任何能和他们有点关系的人就能被群众扶上位。曾经有一个人假冒是提比略·格拉古的儿子，尽管他已经被两位格拉古氏姐妹公开指正欺诈，仍然能在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被公众选为护民官，而这仅仅是因为他那盗取的格拉古之名——由此可见，当时的民众是如何幼稚！民众也因此热烈拥护盖乌斯·马略，怎么可能不呢？在那个时代，他似乎正是那个合适的人选，因为他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将军，其次是那个时代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勇敢正直，而且由于他超脱党争又被看作是民族英雄。在此情况下，无论是他还是民众，怎么可能不认为他就是民众所需的那个人呢？当时的民众无疑都倾向于反对党。罗马纪元609年即前145年，民众在公众议事会上提议主祭司的空缺之位由市民接任而不是其他祭司们，对此政府颇伤脑筋。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Gnaeus Domitius）未经元老院就同意了这项提议，最后竟也未遇多少阻挠——这充分证明了公众对反对党的倾向。总体来说，当时最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位首领，能够在反对党中一呼百应，让反对党万众一心，而这样的重担，落在了马略身上。

为了达成其目标，马略有两条路可以走：作为军队最高统帅推翻寡头政治，或通过宪制改革废除寡头政治。他的军事生涯使其倾向于前者，而依照格古拉的先例他应该选择后者。不难知晓，他为何没有采用第一种方案，或许他根本就未考虑过要采取。当时元老院已如此不堪一击，为人民唾弃，所以马略认为他不必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对付它。民众力量庞大万分，马略不想动摇其群众根基，而是希望在必要之时，在军队解散之际，能在退伍候赏的士兵中寻求帮助。可能当时马略认为格拉古的胜利轻而易举，而他的力量又远胜于格拉古，所以在他看来推翻当时的寡头政治真是易如反掌，尽管它已经存在了四百年之久而且和当时错综复杂的等级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人比马略看得更长远一些，就会发现尽管当时兵制已经从民兵制向雇佣兵制过渡，军队仍未能趋于完善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政变。如果试图用武力排除阻力将可能会助长其对手之力。所以在乱局中打乱兵力一则没有必要，二则显得过于冒险；他们的危局才初现端倪，而敌对势力仍未充分暴露其羽翼。

民主党

所以马略在胜利之后便依照当时制度解散军队，遵循盖乌斯·格拉古的先例担任合乎宪法的行政官，以便在日后谋得国家霸权地位。此时他发现自己需要民主党的支持，因为他这位常胜将军在市政管理方面缺乏天赋和经验，于是他开始在民主党领袖中寻求同盟。于是民主党派在长时间被忽视之后又突然重新取得了政治地位。它在从盖乌斯·格拉古到马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走下坡路。或许对元老院的不满不减当年，但是当年格拉古兄弟为其忠实追随者许下的那些愿景，已被证明是幻想，因此很多人心中都充满疑虑，所以此次效仿格拉古氏的叛变其实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满意而且不愿参与的。事实上，二十年的动荡骚乱之后，当初的如火热情、坚定信念和纯粹意志都几近消退，而革命也才刚刚开始。如果民主党不再像盖乌斯·格拉古在位时那般风光，那么当时把格拉古捧得越高，后来的执党领袖就被群众贬得越低。这是自然如此。直到出现一位像盖乌斯·格拉古这样有胆识的人去攫取国家至高权位，之前的那些执党领袖都只是权宜之计：他们要么是一些政坛新人，只是一时热血倒向反动党，而后成为受公众喜爱的激情四射的演说家，这一点或多或少的为他们日后步入政坛提供了便利；要么是一些失无可失的莽夫，甚至对个人荣誉也不屑一顾，一心想因一己之私破坏政府，或只为一时痛快制造混乱。例如盖乌斯·莫密乌斯（Gaius Memmius）和盛名一时的演说家卢西乌斯·克拉苏就属于前者，克拉苏凭借其在反对党摘取的演说家桂冠，一跃成为政府党的积极分子。

格劳奇亚·萨托宁

在那个时期最负盛名的民主党执政者都属于以上提到的第二种人。盖乌斯·塞尔维利乌斯·格劳奇亚（Gaius Servilius Glaucia），也就是西塞罗称之为罗马的海柏波拉斯（Hyperbolus），便属于此类。他原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粗野平民，一个巧舌如簧的无耻之徒，但他机智狠辣，让人生畏。他的另一位同伴，卢西乌斯·阿普莱乌斯·萨托宁（Lucius Appuleius Saturninus），德才比其更胜一筹，甚至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炽热如火、动人心弦的演说家，至少他并非利欲熏心之人。他在做财务官期间，本应属于他的粮食管理权被元老院收回，并非出于他渎职，而是由于元老院预先把这个当时深得民心的职位转交给政府党的一个执党者——马库斯·司考鲁斯，而不想将此职落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无势的年轻人手里。此举让这位敏感的有志青年不忍其辱，转而投入反对党门下。他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做护民官期间对其当年所受的屈辱加倍奉还。此后有关他的丑闻不断。他曾在市场上公开揭露国王米特拉达特斯的使臣行贿之事，让元老院颜面尽失，而萨托宁也几乎因此断送掉自己的护民官生涯。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萨托宁曾经掀起一场针对征服过努米底亚的检察官候选人昆图斯·梅特路斯（Quintus Metellus）的暴动，并将其困在城中，直到骑士用血的代价将其救回。梅特路斯发起报复，在修订元老院名册时，让萨托宁和格劳奇亚声名狼藉并被逐出元老院，但这一行动因梅特路斯的同伴的疏忽而宣告破产。萨托宁还不顾政府党的强烈反对，作为主判审判了卡皮欧及其同党；同样在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他也顶住压力强烈要求重新选举马略为执政官。萨托宁无疑是继盖乌斯·格拉古之后元老院最强大的对手，也是民主党最活跃最雄辩的领导人，但他的暴躁专横也是前无古人，他好像时刻都在准备冲向大街用拳头而非语言打败对手。

其他两位所谓的民主党的领导也是如此，其行为举止无异于常胜将军。他们如此表现也似乎是理所当然，他们的利益与目标是一致的，即使是在马略作为候选人时期，萨托宁也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他们达成一致，计划在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马略候选第六次保民官，萨托宁候选第二次护民官，格劳奇亚候选执政官。为了达成此目的，他们会在国家开展一场有蓄谋的革命。元老院勉强同意了危险度略低的格劳奇亚的提名，却以各种办法阻挠马略和萨托宁的竞选，而且还在格劳奇亚任执政官期间安插了他的死对头昆图斯·梅特路斯与之共事。两党之间明争暗斗不断，其手段也都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元老院却没有能力将混乱制止在萌芽状态。马略个人并不鄙视拉票，而且据说还会为了选票贿赂人心。实际上，在保民官选举中，当前面九个来自政府党的人选已敲定，最后的第十个名额也似乎非同样来自政府党的昆图斯·努尼乌斯（Quintus Nunnius）莫属的时候，昆图斯突然被一队暴民袭击致死，而这队暴民据说主要由马略的退伍军人组成。由此，虽然过程血腥暴力，叛乱者最终阴谋得逞。马略被选为执政官，萨托宁当选为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的护民官，获得第二领事职位的人并非是昆图斯·梅特路斯，而是一位小人物：当时的三人同盟计划实施他们的新计划，完成在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中止卢奇乌斯·瓦卢西乌斯·弗拉库斯的工作。

阿普莱乌斯律法

让我们回想一下盖乌斯·格拉古所要谋求的目标及其所用手段。他志在全面推翻寡头政治。一方面，他想让已经完全依附于元老院的行政官重获其权，重新走上霸主地位，让元老院从统治机关重新回归为评议机关；另一方面，贵族政治下社会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有统治权的市民、意大利盟邦、意大利属国，而这样的等级划分已不再适合非寡头政治的政府，所以他也欲图逐渐废除这样的等级划分。[2]这三人党在殖民法中纳入了这些思想，而萨托宁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做保民官期间也已经部分推行，在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又继续推行。早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曾经一度中断的迦太基领土分割又重新进行，主要是为马略的士兵——不仅仅包括市民兵，还包括意大利盟军——谋福利，这些老兵每人可以分得阿非利加省的一百犹格（jugera）土地，或者是五倍于普通意大利农民的土地。现在出于为罗马-意大利的移民考虑，他们要求支配各省土地，还包括阿尔卑斯山以外的依旧独立的凯尔特人的土地，此外，还借法律之名，认为既然他们征服了辛布里，那么辛布里所占得的一切土地都该为罗马所有。盖乌斯·马略被召来负责土地分配事宜，并负责分配后续诸事；之前被贵族私吞托洛萨庙中的财产——现已上交或正在上交——要分配给新的土地所有人作为补助。与此法律随之而来的，是盖乌斯·格拉古与弗拉库斯策划的向阿尔卑斯山以外以及海外最大限度的扩张和殖民的计划，而且允许意大利人和罗马人一起参加移民，此外还毋庸置疑地把所有新成立的社区都称为市民殖民地，都意味着意大利迈出了与罗马平起平坐的第一步：这虽艰难，但却是大势所趋。然而，如果此法顺利通过，马略奉命独立实施以上计划，他将会变成罗马实际上的君主——这个计划可能会被马略完成，或者也会因其长期性和艰巨性，耗费马略一生精力。我们也可以因此推断，马略想年年担任执政官，就像格拉古年年当选护民官一样。尽管格拉古与马略所处的政治地位相同，两者在其他方面却差异很大：一个是授田的保民官，一个是授田的执政官，前者志在谋取公民地位，而后者志在谋取军事地位。区别产生的原因部分是其生长环境，但也不全是，两者最终都成为国家首脑。马略及其党羽对其目标的定位便是如此，下一个问题便是他们如何打破来自政府党的阻力——政府党会奋力抵制也是意料之中。格拉古曾借资本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力为其斗争。那马略等人作为格拉古的效仿者也不会忽视这些力量。骑士阶级不仅拥有法庭，而且他们作为审判官的权力也与日俱增，一是因为出台了一项针对在各省勒索的地方执政官的常务委员会——这对商人尤为重要，格劳奇亚大概在本年已经实施；另一方面是在辛布里族作乱于高卢时，出现了一个针对私挪公款和其他贪污腐败行为的专门法院，这个法院无疑是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由萨托宁建议设立。此外，为了照顾首都的无产阶级，本来已经以低于成本价分发的粮食价格从之前的每牟底两阿司降为每牟底六分之五阿司，这实际是一种形同虚设的收费但是尽管他们并非耻于与首都的骑士阶级和无产阶级结盟，三人党靠他们并不能壮大自己，真正的力量来源于马略队伍中退伍的士兵，因此在殖民法中三人党尽可能地为这些人争取利益。这也表明了这场革命中的军事性，而这正是与格拉古革命的主要不同之处。

暴力推进投票

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粮食法和殖民法不出所料地遭遇了政府党的强烈反对。他们在元老院用耸人听闻的数据证明此法必然会使国库破产，而萨托宁却对此充耳不闻。他们充分利用保民官的否决权去顶住压力推行法律，萨托宁命令投票继续进行。他们告知负责投票的行政官说，他们听到阵阵雷鸣，而这按照旧时信仰，应该是神谕告知公众解散聚会；萨托宁告诉信使说，元老会如若保持缄默，则一切会风平浪静，反之雷电之后必有冰雹。最后市财务官，昆图斯·卡皮欧，带领他忠心的部下暴力解散了市民集会，他可能是三年前被降罪的将军的儿子，[3]和他的父亲一样是民主党的劲敌。马略的强劲部队在投票期间迅速集结于罗马，遣散市内群众，在投票场上重新扳回投票局面，至此阿普莱乌斯律法最终通过。法律通过后虽然非议不断，但是元老院成员必须在五日内宣誓遵守此法，否则就会被逐出，所以除宁愿选择被流放外国的昆图斯·梅特路斯，其他每位元老院成员都表示愿意宣誓效忠此法。梅特路斯是反对党中最有才干的将军，也是马略和萨托宁的劲敌，所以并未阻止他被流放外国。

革命党的衰落

他们的目标看似是达成了，但是在明眼人看来，这却是一场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个由将军和街头政客组成的蹩脚的联盟：前者不谙政治，后者有能力却又盲目冒险，只会意气用事而又无意于政治。如果只谈计划，他们能够达成一致。当开始实施计划时，马略这位骄傲的将军很快就会显露出政治上的无能，他所谓的雄图大略更类似一个农夫的抱负，只是志在与贵族打交道或在声望上超过贵族，这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抱负相差甚远，因为政治家内心是渴望管理的，他认为这是来自内心的驱使使然。每一次计划，只要是基于他的个人政治立场的，即使形势再好，最后也会坏在他手中。

全体贵族的反抗

他既不懂得将敌人收为己用，也不会让自己的手下对自己言听计从。反对他和他的同伴的力量本身就已经很强大，因为反对力量不仅包括政府党，也包括一定数量的市民，他们时刻在保住自己的特权不被意大利人抢走，而且随着时事进展，富人阶级也逐渐倒向政府党一边。贵族阶级有时也并不反对用暴力制约元老会，而萨托宁和格劳奇亚分别是来自无产阶级的主人和仆人，所以在贵族阶层并无稳定根基。早在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萨托宁做保民官时，他的武装部队就对骑士贵族发起了突袭，那一年他竞选期间遇到的强大阻力充分证明了他在贵族阶层多么不受欢迎。马略当时应该努力以中庸之道帮助这位处在险境的同盟者，并且让大众认为他们并非意在统治，而是想奉其为领导。他做的却恰恰相反，所以在民众看来他的目标不是将政府交给雄才大略的领导者，而是交到唯利是图、贪生怕死、在情急之下只会转向元老院寻求庇护的暴民手里。当年的盖乌斯·格拉古深知仅仅依靠无产阶级不可能推翻政府，所以他特别向有产阶级寻求帮助，而有产阶级急切希望帮助格拉古完成事业，所以在一开始就调和了贵族与中产阶级的矛盾。

马略与政客们的分歧

马略态度摇摆不定，这势必会造成三人党之间的纠纷，而这，较之敌党之间的联合，更能加速其事业破产。决定性的建议都是由他的同伴提出，由他的部下奋力推动实施，马略却采取完全被动的态度，在他看来好像作为政治领导人不必像军事领导人那样凡事得身先士卒，事必躬亲。此外，对自己惹下的麻烦，他不仅害怕，还加以逃避。他的同伴有时为达到目的而采用非君子之道，他会像其他那些毫无政德的人一样，不会加以阻止，但事后却不仅想摆脱其同党之名，还想以此坐收渔翁之利。曾有一个故事说，这位将军曾将萨托宁及其同党和寡头政府代表约到他家里的两个不同房间进行秘密谈判，他与前者商讨如何突袭元老院，与后者商讨如何平息叛乱；中间他会以为所商讨之事心烦意乱需要走出房间求取清净之名，在两个会议之间周旋——这就像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笔下的故事一样，真假难辨。在宣誓问题上，马略游离不定的态度让他名声尽失：首先，他认为阿普莱乌斯律法的通过不正规、不合法，所以拒绝宣誓效忠此法，但是之后却宣誓效忠，而前提是“只要此法真正有效力”，这样带有前提条件的宣誓没有任何效力，之后元老院成员也采取此等形式宣誓。这样的宣誓根本无法保证此法的效力，反而第一次真正成了问题。

此举愚蠢之至，很快就给这位有名望的将军惹下了麻烦。萨托宁和格劳奇亚参加革命，助马略获得国家霸权地位，绝非想听到他的否定或者为其做出牺牲。如果格劳奇亚，这个人民最喜爱的雄辩之才，曾经向马略抛洒过最热情的橄榄枝，但现在他抛向马略的绝非是芳香的玫瑰。这个联盟之间出现了裂痕，现在是两败俱伤：因为马略还不够强大，不能为自己尚且质疑的殖民法提供有力支撑；萨托宁和格劳奇亚也不能独当一面，竟马略未竟之事业。

萨托宁被孤立、攻击以及倒台

这两位政客曾一再妥协，却不想退出。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按照惯例，自卸官职，束手就擒，要么将霸权桂冠取而代之，尽管他们现在也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他们决定选择后者，萨托宁将会再一次竞选罗元纪元655年（即前99年）的护民官，而格劳奇亚，尽管现在是副执政官，而且两年之后才有资格担任行政官，却想现在就竞选行政官。实际上护民官竞选的结果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而马略阻止那位冒牌的提比略·格拉古当选护民官也只是想检验一下他在民众中的声望到底有多少价值：当年群众劫狱去救格拉古，欢呼雀跃地将他高高举起，在街上奔走相告，并以绝对多数通过他当选护民官。萨托宁和格劳奇亚在前一年就尝试通过控制更加重要的领事官选举这种权宜之计来扫除对手带来的障碍。来自政府党的竞选对手，盖乌斯·莫密乌斯（Gaius Memmius），突然被一群暴民袭击致死——而他在十一年前也同样袭击了他们。政府党当时就在一直等待暴力事件发生以便动用武力。元老院派领事官盖乌斯·马略去参与此事，马略声称他已经准备调动军队为保守党效力，这支军队是当年马略从民主党取得的，而且还应允此军队将为该党谋利。他迅速召集青年军，配以军械武装，并编排部队；元老院也武装上阵，在马库斯·司考鲁斯的带领下聚集在论坛广场。反对党无疑在街头暴乱方面占上风，但是对此类袭击却难以应对，现在只能奋力自保。他们打破狱门，释放奴隶，为其配备武器。他们称——至少听说如此——萨托宁为国王或将军，在新护民官上任当天，也就是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的12月10日，在大市场发生了罗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首都城内发生的战乱。此次事件在历史上是千真万确的。民主党战败，被逼到朱庇特神殿，断水断粮，最后被迫投降。这些人曾经是马略的同盟，现在却沦为其阶下囚，所以作为主帅的马略，并未杀掉他们，而是保全了其性命。萨托宁向民众宣称，他之前曾经的所有的提议都是和这个执政官马略一起提出的，马略今天的所作所为任何人听了都会不寒而栗。俘虏暂时被监禁在论坛广场的元老院，青年军未经命令就溜进元老院，掀开房顶瓦片，砸向俘虏。萨托宁和其他大部分有名望的俘虏就这样死于这瓦片碎石之下。格劳奇亚藏了起来，但最后被发现后也未能幸免于难。没有任何判决或审讯，这一天罗马就失去了四位官员——一个执政官、一个财务官、两个护民官——还有其他很多出身良好的名人。尽管这些首领们今日遭受的杀身之祸都是其咎由自取，我们还是为其感到惋惜：他们像孤军奋战的冲锋军，得不到主力军的支援，不得不在绝望中垂死挣扎，最后被淹没在无涯荒野。

马略的政治优势遭颠覆

12月10号这一事变，使得政府党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而反对党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这次事变的成功之处有三：其一，他们摆脱了一些麻烦制造者，但这只是微不足道，因为很快就会有新的麻烦制造者取而代之；其二，当时唯一能与政府为敌的人，已经在大庭广众之下彻底走向灭亡；其三，也是最成功之处，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此次事变之后完全分道扬镳。很明显，这次成功并非功在政府；这场效仿盖乌斯·格拉古的事业已经分崩离析：一部分是时局所致，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继承者无德无才也不善管理；从结果上看，无论是计谋还是运气促成了政府的成功，都已经不重要了。此次事变之后，没有谁还能比这位来自亚奎和韦尔切利的英雄更悲惨的了，因为人们还记得，就在几个月前，这位英雄还被荣誉的光环所笼罩。在填补行政官的空缺职位时，无论是贵族党还是民主党都不会再想起这位昔日的将军。这位曾任六任执政官的英雄甚至都没有能够竞选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8年的审查官。他动身去了东方，表面上看他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誓约，但实际上他是不想看到他的死对头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凯旋，也无人阻拦他的东去。从东方归来之后，他开门迎客，却只见门庭空冷。他一直期盼会有战事发生，如此人们便会需要他重返战场，奋勇杀敌；他企望在东方战场建功立业，因为罗马早已想好了诸多理由前去讨伐东方。这和他的其他幻想一样，都化为泡影，国内一直都是歌舞升平。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越强烈，失望也越大，最后受到的打击也越多。他又是一个迷信的人，一直对那道曾经预言他会担任七任执政官的神谕念念不忘，终日苦思冥想如何让这预言成真，自己又如何复仇，但事实是，每个人都认为他已经是一个不足为患的无名小卒——除了他自己。

骑士党

这次事件使危险人物得以排除，但是比这影响还要深远的是萨托宁暴动引起了各大利益派对民主党的仇恨。骑士法庭宣布处死任何拥护反对党的人，例如塞克思图斯·提提乌斯（Sextus Titius）被处死并不是因为他的土地法，而是因为他在家中供奉着萨托宁的雕像；盖乌斯·阿普莱乌斯·德奇亚努斯（Gaius Appuleius Decianus）被处死是因为他在做护民官期间认为对萨托宁的检举不合法。贵族甚至要求民主党对之前对其造成的损害加以赔偿，这样的要求现在在骑士法庭也不是不可能成功。因为八年前盖乌斯·诺尔巴努斯曾经和萨托宁一起放逐了领事官昆图斯·卡皮欧，而现在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卡皮欧被指控为叛国罪，陪审员思忖良久，最后决定对其无罪开释——他们并非纠结于被告是否有罪，而是在思考得罪萨托宁和得罪卡皮欧哪一个会更遭众怒。尽管人们对政府的好感并无增加，但是在发现他们可能会陷于真正的暴政时——尽管这担忧只是一瞬间——一切有些资产的民众都对当时的政府有了新的看法：尽管当时的政府误国害民，但是比起更加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无产阶级政府来说，当时的政府也显示出了一丝的价值。当时时局如此，以至于当一个保民官故意延误了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归程时，民众就将其碎尸万段，民主党开始和杀人犯以及投毒者勾结，寻求庇佑——例如曾尝试通过投毒除掉讨厌的梅特路斯——或者甚至与人民公敌联合，他们有些人还投奔到米特拉达特斯王帐下，尽管他当时已经在秘密策划进攻罗马。对外关系也貌似是有利于政府。自辛布里战争到同盟者战争期间，罗马军队很少出兵，但却载誉满满。唯一有严重冲突的是在西班牙，因为西班牙自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以来一直试图征服罗马，卢西塔尼亚人和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抗罗马。在罗马纪元656—661年即前98—前93年，北省的执政官提图斯·狄狄乌斯（Titus Didius）和南省执政官普布里乌斯·克拉苏因其勇猛外加运气重新奠定了罗马军队的优势地位，而且还荡平了不服政府管理的城镇，此外还在必要时将彪悍的山区人口转移至平原。与此同时，罗马政府再一次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曾经被忽略了数十年的东方，然后在昔兰尼、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精力，而这我们将会在下文陈述。自革命以来，复辟政府从未像现在这样稳固，深得民心。执政官制定的法律被保民官制定的法律所取代；限制自由的律法取代了促进进步的律法。取消萨托宁制定的法律也是在情理之中；马略的海外殖民地也渐渐只剩下科西嘉岛上的一块未开化的孤岛。当时的护民官赛克斯图斯·提提乌斯，是一个滑稽搞笑的阿尔斯比亚底斯人（Alcibiades），对政治一窍不通，却擅长跳舞和踢球，他最突出的才能也就是晚上在大街上亵渎神像。在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又重新提出和推行阿普莱乌斯土地法，元老院以宗教为借口取消该法，而当时竟无一人反对，而提提乌斯也被骑士法庭处置，这一点我们已在上文提到。次年，也就是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8年，两个执政官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一条法规在从提出到通过必须经过24天，而且规定性质不同的法令条文不得组合在一个提议里出现。这意味着盲目的不合理的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而政府也不会再被突如其来的新法弄得措手不及。这日益表明，当时的格拉古氏体制，虽然在其提出者灭亡之后仍能被保留，但现在也因民众与贵族的脱离开始动摇根基。因为当时的格拉古氏体制是基于贵族之间的分裂，而现在反对党之间开始有了纠纷，所以这必然会导致此法的衰落。那么现在，就到了完成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未竟的复辟大业的时候了，到了格拉古体制面临和暴政一样的命运的时刻了，到了寡头政治独当大权的时候了。

元老院与骑士阶级在省政管理上的分歧

一切都有赖于恢复陪审员提名。省政管理是元老院体制的主要基础，而现在已经严重依赖于审查院，特别是依赖于税制委员会，以至于省政管理的服务对象不再是元老院而是资本家和商人。当有不利于民主党的政策出台的时候，金钱贵族总是能够去迎合政府，但是当出台的政策限制了金钱贵族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奋力制止。他们已经采取过一些措施去反对政府；当政的贵族开始觉悟，其中最优秀的人认为他们有义务去反对市政管理上的一些弊病，至少是为了他们自己。其中最果敢的当属昆图斯·穆奇乌斯·斯凯弗拉——其父普布利乌斯是一位大祭司——他在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担任执政官，是当时最有名的审判官也是最卓越的人才之一。亚细亚是最富有也是职权滥用最严重的省，大约在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8年，他作为亚细亚的省执政官，同他的老朋友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一个著名的军官、法官、历史学家和领事官——共同作战，严厉打击整顿弊政。他全面受理一切诉讼，无论诉讼人是意大利人还是本省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一旦诉讼结果已定，他便迫使罗马商人和土地承包人对受害人进行全额金钱补偿，而且那些最出名也最肆无忌惮的代理人一旦被判罪当致死，他会不理会任何贿赂将其处以绞刑。元老院对他的行为极其认可，甚至在这之后命令亚细亚的所有官员应当视斯凯弗拉的管理为模范加以效仿。骑士阶级虽然不敢动那位势力强大的贵族政治家，却私下审讯他的同伙，最后竟在罗马纪元662年即前92年审讯他的同伙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副官普布里乌斯·鲁孚斯，审讯过程中无家属为其辩护，只有他那尽人皆知的美德和正直。他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亚细亚强行勒索苛捐杂税，而控告人是一个叫阿皮奇乌斯（Apicius），本身就已经臭名昭著的人，所以他对鲁孚斯的控告实属荒谬，也就不攻自破。资本家们也不想放弃任何一个羞辱鲁孚斯的机会，鲁孚斯傲然鄙视来自小人的花言巧语，也不要来自亲朋的痛哭流涕，对自己的辩护更简单扼要、直中要点，并且凛然拒绝了那高高在上的资本家梦寐以求的曲意逢迎。他最终还是被定了罪，仅有的财产也被充公，以坐实他那莫须有的罪名。他被发送到那个据说被他搜刮民财的省份，但在那里他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热情款待，并在人们的赞扬称颂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这样可耻的定罪可能是最耸人听闻的，但这样的例子绝非例外。元老院被激怒了，不仅是因为对无辜纯良的人滥用职法，更是因为最纯最高贵的血统竟也不能遮掩那可能的一丝污点。鲁孚斯刚被驱逐，七十岁高龄的马库斯·斯考卢斯也以滥收苛捐杂税之罪名被审讯。斯考卢斯是最尊贵的贵族之一，做了二十年的元老院首领，即使他真的有罪，在贵族看来，这场审讯也是亵渎神灵。此时卑鄙小人成了控告别人的专业户，一个人无论品格贵贱、爵位高低、年长年幼，都逃不过这些小人的恶意攻击。赋税审查委员会原本是人民的保障，现在却成了灾难的来源。最臭名昭著的盗贼只要能让陪审员尝到一点荤腥，加以贿赂，就可以免受惩罚、逍遥法外。看起来好像其目的是让罗马政府再一次处于法庭控制之下，就像当年在迦太基法官主持理事会一样。盖乌斯·格拉古之前曾经预言说，他的陪审员法之利剑将会被贵族社会所用，中伤他自己，这一预言在此得到了可怕的验证。

李维乌斯·德鲁苏斯

骑士法庭被攻击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党中但凡意识到民众统治不仅是关乎权利更关乎责任，但凡胸中仍怀有高贵、荣誉、抱负，无不起身反抗这场可耻的、压迫的政治控制，因为这种控制让任何正义的行政管理化为泡影。对鲁提利乌斯·鲁孚斯的诽谤定罪似乎成了一根号召人们立刻起义的导火线。马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是罗马纪元663年即前91年的护民官，在他看来，响应这个号召的人，非他莫属。德鲁苏斯的父亲与他同名，在三十年前因首先发起运动推翻了盖乌斯·格拉古，之后又因镇压了斯科底斯克（Scordisci）叛乱而出名。同其父一样，德鲁苏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保守党，这一点在萨托宁暴乱时已经充分显示。他出身于最上等的贵族之家，有着万贯家财；在性情上，他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贵族——高傲不驯，不屑于用荣誉的徽章为自己贴金镀银，但是在临终前却说世上将没有第二个市民能与他相提并论；高贵意味着责任，这一至理名言曾经是也将继续是他生活的准则。他刚正不阿，对轻浮草率和贪污受贿异常反感，而在当时的公众眼中轻浮和贪污却是贵族的代名词；他严于律己，可靠守信，受到民众的尊重和爱戴。尽管他很年轻，但凭着他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格已经在元老院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也绝非孤身一人。马库斯·司考鲁斯被判滥收苛捐杂税，他在为自己辩护时，公然呼吁德鲁苏斯开展一场审判管理上的改革；他和著名的演说家卢西乌斯·克拉苏是元老院中司考鲁斯最热诚的拥护者，或者两人还是司考鲁斯的同盟。当政的贵族大多都不是德鲁苏斯、司考鲁斯和克拉苏的支持者。元老院中资本家的忠实信徒比比皆是，其中最有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执政官卢西乌斯·马库斯·菲利普，无论是效力于骑士阶级还是民主党派，他都饱含热忱与审慎；另一个是有勇无谋的昆图斯·卡皮欧，他反对德鲁苏斯的改革主要是因为与德鲁苏斯、司考鲁斯的个人恩怨。比这些强有力的反对者更危险的是懦弱堕落的贵族群体，他们毋庸置疑想独霸省政职权，但是最后却又不介意与骑士阶级分赃，而且在他们看来，通过阿谀逢迎或者巨款行贿对付傲慢的资本家从而让自己远离麻烦比与资本家冒险斗争更加轻松有效。只看结果就知道与这些资本家同流合污更容易取得成功，没有他们就不会达成既定目标。

温和党的改革尝试

德鲁苏斯提议取消骑士阶级公民的陪审职位，将此职归还元老院，由此一来元老院职能扩大，所以又增加了三百名成员。元老院设了一个特殊的刑事委员会，对之前已经定案或者尚未定案的陪审员受贿事件进行审查。这样他们的直接目标就达成了；资本家的政治特权被剥夺，而且还应对司法不公负责任。德鲁苏斯的提议和计谋并非仅此而已，他的计划绝非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全面改革。他还提议增加粮食赠与，并通过永久发行一定比例的铜币和银币来填补增加的开支；然后意大利境内可供分配的耕地其包括坎帕尼亚的领地以及西西里岛最好的土地，都被分配给殖民地的市民。最后他又包揽了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义务，那就是为意大利盟邦获取罗马公民权。德鲁苏斯获得的权力支持以及他的改革思想与盖乌斯·格拉古如出一辙，在当时的贵族看来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有雷同也是纯属巧合。就像暴政君主制对抗寡头政治一样，寡头政治对抗金钱贵族也应该依靠受雇的有一定组织性的无产阶级。之前政府认为用公款雇佣无产阶级简直就是罪恶滔天，但是现在德鲁苏斯却想雇佣无产阶级去对抗金钱贵族，最起码眼下是这样。他认为之前大多数贵族都同意了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法，那么他们现在肯定也会同意此项改革的所有措施，因为此项改革旨在铲除国家弊病，而无意于动摇上层根基。诚然在移民和殖民问题上，他们不能像民主党那样深入，因为寡头政治的权力主要在于对各省的自由控制，一旦有永久的军事统治就会让其陷入危局。均衡意大利与各省势力的想法以及向阿尔卑斯山以外殖民的想法与保守派的想法背道而驰，但是元老院可能会牺牲拉丁地区甚至是坎帕尼亚以及西西里等地来提高意大利农民阶级的地位，同时又保留其政权。此外他们又要考虑，只有贵族亲自分配土地才能有效地避免将来的暴乱，就像德鲁苏斯所说：“将来的政治煽动家只有分配尘土和太阳光的份儿。”同样，对统治者来说——无论是君主还是王公贵族——是否半个意大利或整个意大利都拥有罗马公民特权实在是无足轻重，所以双方改革者都同意通过合理扩大公民特权给予范围这一明智之举来防止弗雷格莱（Fregellae）再次发生大规模暴乱，而且双方也都准备在人数众多、影响力广的意大利人之中寻找同盟。在国家领导权问题上双方分歧也很大，双方的有识之士在改革措施和改革趋势上却又英雄所见略同。就像西庇欧·埃米利亚努斯既是提比略·格拉古的敌手又是他改革的促进者一样，德鲁苏斯也既是盖乌斯的仇敌也是他的弟子和继承者。这两位出身高贵、智商超群的年轻改革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抛却政党偏见，两人的爱国热情也是难分伯仲的。

关于李维乌斯律法

德鲁苏斯的律法如何被通过是一个问题。就像当年盖乌斯·格拉古一样，德鲁苏斯首先提上日程的是陪审员法、土地分配法、粮食分配法等问题，而把授予意大利盟邦罗马公民特权这一棘手议题暂行搁置。资本家的反对最强烈，而且由于大多数贵族和公民议事会优柔寡断，如果陪审法也要由投票来决定是否通过，那么它也毫无疑问会遭到反对，所以德鲁苏斯将他的所有提议都包括在一项法律内。因为所有市民都同意粮食分配法和土地分配法，所以他们也不得不通过陪审法，他在这些公民和意大利人的帮助下通过了这项法律。意大利人大都坚定地站在德鲁苏斯这边，除了一些大地主，特别是翁布里亚和伊特鲁提亚的地主，因为如果此法通过，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就会受到威胁。此法一直不能得以实施，直到德鲁苏斯命令法警将当时一直反对此法的执政官菲吕帕（Philippus）逮捕入狱。人民将这位护民官视为恩人，在广场上将其高高举起为其鼓掌喝彩，但是投票结果不能决定此法能否实施，因为问题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原因是当时的反对党认为德鲁苏斯的律法与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8年的律法相冲突，所以被认为是无效的。

[1]罗穆卢斯，罗马神话中的一个形象。

[2]哪一个是萨托宁在第一次做保民官时创设的，哪一个是在第二次保民官期间创设的，已经无法分清；而且也因为两次立法他都遵循格拉古的方针，所以更加难以区分。根据《名人传》（De Viris ILL.，73.1）阿非利加土地法一定是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设立的；这个日期正好与不久之前刚结束的朱古达战争的日期相吻合。第二次土地法设立于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这个是证据确凿的。叛国罪法与粮食法的创设日期仅出于推测，前者创设于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后者约创设于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

[3]种种迹象都支持这个结论。老昆图斯·卡皮欧是罗马纪元648年即前106年的执政官，小昆图斯·卡皮欧是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或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的财务官，所以前者大概出生于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前后，后者出生于罗马纪元624年即前130年或罗马纪元627年即前127年前后。前者死后无子嗣也正好与这个见解相符合。因为小卡皮欧死于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而老卡皮欧被流放到士麦那，其后孤独终老，很有可能其子去世时他尚还在世。

第七章　意大利属国叛乱与苏尔皮基乌斯革命

罗马与意大利

大约200年前，皮拉斯（Pyrrhus）曾经发起过一场战争，这是意大利争取独立的最后一役，此后罗马就一直处于意大利的盟主地位，无论时局如何风云变化都未曾动摇过根基。无论是世代英烈的巴卡家族，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还是阿契美尼德王族的继承者都曾奋力号召意大利人与强大的罗马作斗争，但是结果都是徒劳。意大利人还是对罗马卑躬屈膝，帮助罗马在瓜达基维尔河（Guadalquivir）战场、梅热达河（Mejerdah）战场、坦配（Tempe）战场和西皮洛斯山（Mount Sipylus）战场奋勇杀敌，此外还牺牲了三位杰出的青年军官，帮助罗马征服了三个大陆。意大利的地位与此同时也在改变，却是在恶化而绝非在提高。诚然，从物质角度来看，他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尽管意大利的中小地主阶级由于罗马糟糕的粮食法利益受损，但是大地主以及商人和资本家却得以繁荣，因为罗马的政治职能向金融方面倾斜，意大利和罗马市民同享经济上的保护与特权，所以意大利在物质方面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罗马的政治优势。总体而言，意大利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并不主要取决于其政治区分。盟国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就像在翁布里亚和伊特鲁利亚自由农阶级几乎已经消失，但是在其他地区，例如阿布鲁齐（Abruzzi），这一阶级仍然存在或者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正如在不同的罗马市民之间也会有相似的差别一样。另一方面，意大利的政治从属地位也日益突显。当然意大利的权利没有公然被侵犯过，至少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从主权的角度来看，意大利享有公社自由，这一点已被纳入条约而且整体而言，罗马政府对此也是尊重的；罗马改革派曾经在土地暴动初期对罗马境内发起过攻击，以保证意大利民社能享有更高地位，此举不但受到罗马保守党和中产阶级的激烈反对，罗马反对派本身也很快摒弃了这一做法。

属地的不足和弊端

罗马作为领导者，拥有一些特权，而且有些特权——对战事的最高指挥权和行政上的最高指挥权是非罗马莫属。这些特权如果使用不当就会让盟邦产生错觉，认为它们已经完全变成毫无权利的附属。罗马军法向来严苛，在7世纪时几经修改，但是其修改大多是针对罗马市民，最重要的修改之一就是取消死刑：曾经在朱古达战争中，一位有声望的拉丁将军被罗马军事会议判处死刑，斩首示众；同样一位等级最低的罗马士兵却有权向罗马法院申诉免除死刑，这样的案例会让罗马的盟邦作何反应，我们不难想象。服军役的罗马人和盟邦人的比例并未在条约上体现：此前双方所出兵力几乎相等，但是之后双方人口比例有了倾向于罗马市民的改变，但是对盟邦的要求却不成比例地在增加。所以一方面盟邦要承担大部分的军事任务以及军费，另一方面每三个服军役之人，必有两个来自盟邦，一个来自罗马市民。同样罗马享有凌驾于意大利民社的最高民事监督权（最高行政管辖权也必然包括其中），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意大利几乎成了没有任何保障的地域，任罗马历任的地方行政官玩弄于股掌之中。在塔特姆-西迪奇努姆（Teanum Sidicinum），一个举足轻重的盟邦城，其最高行政官当众被施以棍刑，仅是因为一位执政官的夫人想在男浴室洗澡，但是市内官员并没有及时遣散在男浴室洗澡的人，而且这位妇人又认为浴室卫生欠佳。此类事件在费伦蒂诺（Ferentinum），一个在法律上同样享有最优特权的城市，也是屡见不鲜，而且在卡莱斯（Cales），一个历史悠久、地位重要的拉丁殖民地，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在维努西亚的一个拉丁殖民地，一个自由农被一个未在公职、只是路过的罗马外交官打翻在地并鞭笞致死，只是因为这位自由农无意间取笑了这位罗马外交官的坐轿。在弗莱杰雷叛乱期间，以上事件偶有提及，不难想象此类暴行肯定是频频发生，而且即便发生了受害者也无处获得公道——因为罗马市民可以凭借他们的申诉权多多少少地让自己免受刑罚。罗马先人曾明智地在拉丁民社与其他意大利民社之间制造嫌隙，但是如今罗马政府如此对待意大利，那么这嫌隙即无论如何也不会缩小。罗马的抑制壁垒以及由于这些抑制壁垒被迫屈服的地区同样都是岌岌可危：拉丁人对皮塞努姆人说他们同样都是屈服于罗马束棒之下的可怜虫，对独裁的痛恨又将昔日的管家与奴隶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现在意大利盟邦的地位已经从之前的尚可忍受的依赖关系变成了被压迫的奴役关系，同时又没有任何获得更多权益的希望。征服意大利之后，罗马就不再授予非罗马人公民权，授予整个民社公民权的做法被禁止，而且授予个人公民权也被限制。他们现在又变本加厉：在罗马纪元628—632年即前126—122年盖乌斯·格拉古改革要将罗马公民权普及整个意大利，此事引发了一场暴乱，与此同时迁移罗马的权利也受到限制。依照当时的民愿以及元老会意愿，所有居住在罗马的非罗马人，都被迫驱逐出境。简言之，之前罗马就像是监管意大利的兄长，对意大利更多的是保护而不是统治，而且意大利也不会永远居于弱小地位，就像是一个被宽容以待的奴隶，一直被给予被解放的希望，但是现在他们差不多全部都处在罗马的棍棒统治之下，陷入绝望之境，最多就像一个有些特权的奴隶，只会把来自罗马的欺压凌辱转移到更贫穷的省份。

弗莱雷杰战争的失败　叛乱带来的困境

最开始无论是出于民族团结还是因为惧怕危险，在这些不平等面前，他们都是谨小慎微、忍气吞声，但是后来统治者一直都是唯我独尊，被统治者都是只能逆来顺受，所以双方之间嫌隙扩大，最后双方便呈现出暴力关系。在罗马纪元629年即前125年弗莱杰雷叛乱，好像正式揭示了罗马政治统治的真面目，但是当时意大利暴乱并未真正带有革命色彩。盟邦要求平等权利的愿望最开始只是无声的期盼，后来渐渐演变成高声的诉求，而且这种诉求越被拒绝，呼声就越大。很快他们就意识到罗马不可能主动让步，想要强行索要他们想要的权利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当时罗马甚至都不允许他们有任何实现这些权利的念头。尽管当时取得罗马公民权与未取得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人的比例难以确切计算，但是确信的是当时罗马市民并非远远少于盟邦的意大利人。在当时能够服兵役的罗马市民大约有四十万，而盟邦人则有五十万或者六十万。[1]所以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人口比例，而且对内市民能够团结一致，对外没有值得一提的敌寇的话，意大利盟邦的人就无法联合起来对抗罗马，因为意大利盟邦人分散在城市的各个社区，又于公于私都与罗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其一，罗马市民团结一心；其二，各省能提供很大的资助；其三，各个民社之间相互制约。凭此三点，罗马政府只要稍加温和审慎，便可成功控制这些让人棘手的、义愤填膺的属国。

意大利和罗马各党派

意大利人在罗马被革命动摇根基之前一直采取守静不动之势，但是一旦革命爆发，他们就混杂在罗马各大政党中参与暴动，希望借助某个政党的势力获取平等权利。他们首先联合民主党，而后又联合元老党，但是都未能从中有所获益。他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两党领袖都承认了他们对平等权益的诉求，但是这些领袖，无论是来自贵族党还是民主党，都不能说服他们全党去承认这些诉求。他们还注意到，罗马最出色的政治家们，一旦为意大利人辩护，就会无人跟随，最终被推翻。罗马政府经历了三十年的荣辱兴衰，经历了革命与复辟，罗马的领导人也经历了新旧更迭，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掌舵的却永远都是一位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之辈。

意大利和寡头政治；卢西乌斯-慕奇乌斯律法

最重要的是，由最近的情形看，意大利指望罗马理会他们的要求简直是妄想。只要意大利的利益仍与革命党的利益有牵连，而且只要是意大利的希望被化为泡影只是因为民主党内的愚蠢大众，那么意大利就还是会认为寡头政治只是对发起提议的个人有敌意，而并非针对提议本身，那么他们仍然相信元老院的某些有识之士最终还是会接受一个既能有益于寡头政治，又能有利于国家的方案。近些年元老院再一次独占大权，罗马寡头政府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太小。罗马政府非但没有按照民愿采取改进措施，反而在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颁发了一个执政官法，严厉禁止非罗马公民获得公民权，违者重罚。此法让很多有志于平等权问题而且声望颇高的意大利人放弃已经获得的罗马公民权重回意大利籍，此外，此法虽然在法理上无可争议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却愚蠢至极，因为这和那个奠定北美独立根基的著名律法如出一辙。实际上，和那个律法一样，它已然成了内战的直接诱因。更糟糕的是，此法的提出者绝不是某个顽固的无可救药的贵族，而恰恰是两个有声望的人——一个是睿智聪慧、美名远扬的昆图斯·斯凯弗拉（Quintus Scaevola），和乔治·格伦威尔一样，都是天生的法学家，命中注定的政治家，正直清廉、让人钦佩，首先激起了元老院与骑士阶级之间的争端，而后又掀起了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仇恨；另一个就是雄辩家卢西乌斯·克拉苏，他是德鲁苏斯的朋友和同盟，同时也是最温和、最明智之人。

意大利人和德鲁苏斯

此法以及诸多由此引发的变革都在整个意大利激起了激烈的暴动，而此时马库斯·德鲁苏斯再一次让意大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一个保守党竟然赞同格拉古氏的改革观点，而且拥护意大利争取平等权利。这样的事情在以前一定会被认为是绝不可能的，但是现在竟然发生了：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居然会奋力解放从西西里海峡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连同其政府，而且还要把他全部的热情、忠诚，都毫无保留地、慷慨地奉献到改革中去。他是否真如传闻所言，是某个秘密组织的头目，还不得而知——据说这个秘密组织的势力遍布整个意大利，而且其成员都万众一心，发誓效忠[2]德鲁苏斯以及他们共同的事业。即使他并没有投身于如此危险的事业，而且也没有做一个罗马地方法官所不应做的事情，但是可以确信的是，他并非只是单纯在履行一个地方法官的职责，而且上面所提到的危险的事业是借他之名发起，尽管可能未经他同意而且违背他的本意。意大利人听闻德鲁苏斯已经发起了他的第一项提议，而且元老院大多数人已经通过，所以高兴万分；又听闻他们的护民官突发恶疾之后又复获安康，更加欣喜，意大利民社上上下下举杯相庆。可是当德鲁苏斯的计划一步步昭示天下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不敢退出他的主法，不得不推迟，不得不延期，很快他也将会隐退。据说元老院大多数人都开始动摇，担心自己会丧失领导地位。很快消息传至意大利，传言那个已经通过的法律已经作废，传言资本家的统治现在如日中天，传言他们的护民官已经落入一个刺客手中，甚至还传言德鲁苏斯已经在罗马纪元663年即前91年秋遇害。

准备起义罗马

意大利人借助条约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最后希望随着马库斯·德鲁苏斯的消失而破灭了。如果那个精力充沛的保守党人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都不能说服他的同党去采取他的提议，那么想用温和的手段通过这项提议就一定行不通。意大利人要么乖乖服从，要么奋起反抗，如果有可能的话，再一次联合起来重拾53年前之未竟事业——虽然这事业因弗莱杰雷的失手而中断——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通过暴力摧毁罗马政府或承其大业，或者至少可以迫使它赋予意大利平等权利。后一选择无疑是在自取灭亡。从时局来看，意大利各个民社孤立地对抗罗马的胜算还不如当年美洲殖民地对抗英帝国，很显然，罗马政府只要稍加留意、积极应对，就可以让这次起义重蹈当年的覆辙。如若意大利如此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不也是难逃灭亡的厄运吗？意大利各城中最重要的人物大部分都已经宣称或者将要宣称——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与德鲁苏斯达成协议，这一点可以说是保守党的胜利，但也可能被定为叛国罪。当意大利人回忆起罗马对其的所作所为时，面对上述情形，他们又会有何想法？所有已经加入过或有嫌疑可能加入过德鲁苏斯的秘密组织的人，要么奋起而起义，要么等待他们的只有刽子手的铡刀。

此外，当下的情形正好是意大利举国暴动的大好时机。罗马人对较大的意大利联邦实行分解政策，至于分解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信的是马西人、格尼人，或者还包括萨莫奈人和卢卡尼亚人，仍然由旧式的民社联盟联系在一起，尽管这联盟已经失去了其政治意义而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只在节日或祭祀时候才会出现的组织。如果现在起义的话，这些民社联盟仍然可以作为聚集点，但是谁又能保证罗马政府哪天不会废除这些联盟呢？那个据说是以德鲁苏斯为首的秘密组织，现在虽然已经群龙无首，但是仍然存在而且还是起义中重要的政治核心。其军事基础应该是各联邦的独立军备和常备兵。据说意大利现已骚动不安，盟邦的民社也联系密切，但是罗马政府却不号召人民武装备战，而是训勉各地方官像往常一样加强戒备，并派出间谍打探进一步的军情。据说首都罗马毫无戒备，一位果敢的马西人军官昆图斯·庞培迪乌斯·西洛（Quintus Pompaedius Silo）——一位德鲁苏斯的挚友——设计要带领一支可信的队伍潜入城内，暗藏刀剑匕首，袭击罗马，做好了叛变的准备，已拟定条约，也在暗中积极操练军队。最后，和大多数起义一样，本次暴乱因一次意外事故而提前浮出水面。

阿斯库伦城起义　马西人和萨贝利人　中部和南部意大利

一位罗马总督的执政官听他的间谍说阿布鲁齐的阿斯库伦城正往其他民社派遣人质，于是他就携罗马使节和一小队护卫来到那里，并对当时正聚集于剧场庆祝的民众发表了一番激烈、威胁的长篇大论。此番大论充满了血腥和恐吓，激起了民众心中积压了数百年的愤懑。罗马军官被民众当场碎尸万段，并且似乎是为了断绝和解的可能，当地官吏立刻让人关闭城门，并杀死所有城内的罗马人，掠夺其财产。马西人首先与罗马开始对抗，并联合阿布鲁奇小而精悍的联盟——帕里格尼人、马鲁奇尼人、弗伦塔尼人和韦思提尼人。上文提到的英勇睿智的昆图斯·西洛，就是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这是马西人第一次正式对抗罗马，所以此后这次战争被叫做马西战争。此后撒姆尼民社也效仿起义，而后从利里斯河（Liris）和阿布鲁奇一直到卡拉布利亚和阿普利亚的众多民社也都纷纷起义，后来整个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也都举起了反罗马的大旗。

意大利的亲罗马派

伊特鲁里亚人和翁布里亚人却依附罗马，因为他们已经站在骑士阶级一边对抗德鲁苏斯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区土地贵族和金钱贵族自古以来就占优势，中产阶级已毫无踪迹。在阿布鲁奇地区及其周围，农民阶级仍保留着其纯洁和活力，非意大利其他地区所能比。大体上革命都是从农民阶级发轫而蔓延至中产阶级，而市里的贵族阶级仍然与首都政府密切联系。这一点也说明，在叛乱的地区中有个别的民社，在叛乱的民社中也有个别的个人，是拥护罗马联盟的，例如维斯提奈的皮纳城，为了维护罗马受到了严重的攻击，而且在赫比奈（Hirpinian）境内有一支忠于罗马的队伍被组织起来，在埃克拉努姆的米那提乌斯·马奈乌斯的带领下辅助罗马在坎帕尼亚的战事。最后依附罗马的还有一些享有最优权利的联盟民社——例如坎布尼亚的诺拉和努凯里亚（Nuceria）以及希腊沿海的那不勒斯和利基翁，同样还有大部分的拉丁殖民地如阿尔巴和埃塞尼亚，就像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拉丁和希腊整体上都支持罗马而萨贝利人却反对罗马一般。罗马的现任通过对贵族进行等级划分来奠定统治意大利的政治基础，并且通过巧妙的控制，让享有最优权利的民社制约未享有最优权利的民社，让自治市的贵族控制各民社的市民。即使现在，寡头政府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个几百年前建立起的政治根基却仍然能够坚实无比地接受暴风雨的冲击。尽管当时面对第一波冲击时，享有较高权利的民社没有弃罗马于不顾，我们现在也不能保证他们在长时间的面对重创后，仍能誓死效忠罗马，就像当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一样，他们对罗马的忠心还需要经历风雨的考验。

罗马城内暴动印象　拒绝和解提议　叛国罪审理委员会

于是第一次流血事件发生了，意大利开始分为两大军事阵营。诚然，如大家所见，现在的暴乱还远远不会遍及整个意大利，但是暴乱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领导者本身的预期。叛乱者可能还自不量力地想着去和罗马政府达成和解。他们派使节出使罗马，说只要罗马政府同意他们获得公民权，就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但结果是徒劳的。罗马以狭窄的心胸固执地拒绝了其属国的请求，这一举动却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就好像罗马一直期待的公共团结精神突然又出现了。就像当年政府政策失利于阿非利加和高卢一样，意大利暴乱的直接影响就是它开启了一场公诉战争，以此贵族法官可以报复他们心中此次暴乱的始作俑者，不管他们的判断是否正确。护民官昆图斯·瓦列乌斯不顾来自贵族的阻挠和来自其他护民官的干扰，提议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叛国罪审理委员会，骑士阶级用暴力强制维护此项提议，所以其成员都由骑士阶级组成。此委员会的设立是用来调查那场据说由德鲁苏斯唆使、其势力已遍及罗马和意大利的叛乱。当几乎半个意大利都举兵起义时，在愤懑惊恐的市民眼中，这场暴动无疑是在叛国。此委员会的判决使元老院中的和解派人数骤减：德鲁苏斯的挚友、年轻有为的盖乌斯·科塔被放逐；年迈的马库斯·司考鲁斯费尽周折才逃脱厄运；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有名望的人也被牵连其中。元老院中所有支持德鲁苏斯改革的成员都有了很大嫌疑，很快领事官鲁帕斯（Lupus）就从军营传来消息称其军中有贵族与敌人有频繁书信往来，但是这种嫌疑很快就在马西人的间谍被捕之后被消除。之前米特拉达斯王说过，罗马派系之间的互相敌对对罗马的损害远远超过此次“同盟者战争”本身，从今日之情形来看，此判断未必是无稽之谈。

有力的律法

在暴动刚刚爆发时，叛国罪审理委员会的一系列行动引发了一阵阵恐慌，罗马确实给人了一种团结强势的假象。所有的党派纷争都暂且搁置，各大派系的大人物——例如民主党的盖乌斯·马略、贵族派的卢西乌斯·苏拉、德鲁苏斯的友人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拉弗斯——都蓄势待发，准备随时效命于政府。这时政府也通过民法强制削减了粮食分配，以便节约财政资源以备战争之需，而且由于米特拉达特斯王咄咄逼人，亚细亚省随时可能会落入敌手，所以罗马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也被切断，这样一来，缩减粮食分配就更加重要了。根据元老院的指示，除叛国罪审理委员会以外，其他所有司法机关全部暂时停止一切审理活动；所有商业活动暂停，全民的任务全部集中在征兵以及铸造兵器上。

叛乱者的政治组织——抗罗之都

大敌当前，大战将至，罗马正紧锣密鼓地聚全城之力备战，叛乱者也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战争时期的政治组织问题。帕里格尼正好处在马西、撒姆尼以及维斯提奈的中心，所以也正是叛乱的中心。此处有一个位于配斯卡拉（Pescara）河畔的一个美丽小城科菲尼乌姆（Corfinium），它地处平原，被选作是“抗罗之都”或者是“意大利人之都”，所有叛乱民社的公民都可以获得这座城市的公民权，又仿照罗马在此设立了广场和元老院。元老院有五百名成员负责设立宪法以及指挥战事。按照元老院的指示，市民从元老院成员中选举出两位执政官以及十二名副执政官，他们就像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以及六位副执政官一样，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年代都享有最高指挥权。拉丁语仍是马西人和皮森特人主要使用的官方语言，但是当时在意大利南部普遍使用的撒姆尼语也和拉丁语一样被当做官方语言使用，二者处于同等地位。新的意大利政府仿照罗马钱币的模式和规格开始制造自己的货币，以此来打破罗马两个世纪以来的铸币垄断，新钱币上交替刻有拉丁文和萨姆尼文。当然这很明显意大利现在并非旨在向罗马求得平等权利，而是意欲歼灭或征服之，然后自成新政府。很明显他们的体制只是对罗马的全盘复制，换言之，就是抄袭自古以来传承在意大利的制度，它的组织形式更适合城市而非国家。和罗马一样，它也有低效无用的公民议会，它的管理体制也和罗马元老院一样有着寡头政治的成分，其行政也是由诸多地位并列的最高行政官负责。意大利对罗马的模仿可谓是细化到每个细节：例如地方首脑之前叫执政官或副执政官，现在被更名为至尊统帅（Imperator）。所有都只是称谓上的变化。叛乱者的铸币上也有着与罗马钱币相同的神像，只是刻印的字由罗马变成了意大利。这个叛乱者仿照罗马新建的意大利与原来意大利的区别只是在于环境的不同：后者无论如何是按照一个城市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它的发展模式渐渐处于城市与国家之间，至少也是一种自然的过渡。这个新建的意大利却只是一个叛乱者聚集的地方，而且只是依靠虚无缥缈的法律硬把该半岛的居民改造成了首都市民，这对意大利的发展相当不利。值得注意的是，当多个孤立的行政区骤然融合在一起时，一般情况下他们会提议实行代议政体，但是眼下却无人提出此提议。恰恰相反，他们的公共组织形式比之前还要荒诞。[3]很明显，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自由宪制必须要最高统治者亲自出现在群众集会上才可能实现，或者自由宪制只能出现在城市中。宪政体制，也就是人民主权由代表大会保障的体制，是现代共和政体的基本思想，也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没有它，自由政体就完全是名不副实。即使现在的意大利有代议制参议院，但它的公民议事会的地位也在减弱，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一个自由政体，但是无论是罗马还是意大利都不敢真正跨过界限。

全面备战

所以在罗马纪元663—664年即前91—90年冬，德鲁苏斯去世数月后，撒贝利人就掀起了反抗罗马的战争，正如叛乱者的铸币上撒贝利公牛对抗罗马母狼一样。双方都做了充分准备：意大利的兵器、钱财等其他供给都已准备妥当；罗马也从各省特别是西西里收集了充足的军需，久弃不用的城墙也重新修整以抗外敌。双方势力旗鼓相当，不相上下。为了填补意大利支队的空缺，罗马开始从阿尔卑斯山南部的凯尔特地区的市民和居住民中增加征兵量——他们几乎都已经被罗马化了——仅在坎帕阶就征兵一万[4]；另一方面罗马还从努米底亚和其他海外地区调集队伍以填补所缺的意大利士兵；此外，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自由城市，他们还招募了一支舰队。[5]不算卫戍部队，双方各自派兵多达十万，无论是战斗力、战斗策略还是军事装备，罗马都绝不亚于意大利。[6]

双方军力的分散

无论是叛党还是罗马，都发现此战很难统一指挥，因为叛军所在地区蔓延甚广，而其中又星罗棋布地夹杂着亲罗马的要塞：一方面为了守住他们那绵延的疆土，叛军不得不联合起来做围攻战，虽然这不仅会耗费军力还对耗费时间；另一方面，由于叛军没有固定的中心，所以罗马也不得不同时在全部叛军地区布战。从军事角度来看，作战区分为南北两部：北部由皮切诺和阿鲁布奇延伸到坎帕尼亚南部，其中包括说拉丁语的地区，此战区的意方执政官是马西人昆图斯·西洛，罗方执政官是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帕斯；南部战区包括坎帕尼亚，撒姆尼，还包括讲萨贝利语的地区，由撒姆尼人盖乌斯·帕皮乌斯·马提乌斯担任叛军执政官，而卢西乌斯·尤利乌斯·凯撒担任罗马执政官。这两位总执政官又各配有副执政官，意方配有六人，而罗方配有五人，副执政官各自在指定区域内进攻和防守，而总执政官则比较自由，负责统筹全局。罗马最有名望的军官，例如盖乌斯·马略，昆图斯·加图路斯（Quintus Catulus）以及其他两位在西班牙战争中经验丰富的前执政官提图斯·狄狄乌斯和普布里乌斯·克拉苏，都随时准备为战区的两位执政官效命。意大利军方虽无如此威望的军官，但是从战事结果来看，他们的领袖绝不亚于罗马。

在这场战争中，战事非常零散，整体而言，罗马居上风，但是尽管如此，罗马也未有任何决定性的举动。奇怪的是，罗马并未趁势集中兵力对抗叛军，叛军也并未进攻拉丁姆，进而攻下首都。我们对双方情形了解甚少，所以根本无法解释他们如此表现意欲何为，我们也无法了解罗马政府的疏忽和各联邦民社的疏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战争的统一指挥。当然，任何战事都会有胜负，但是此战孰输孰赢，可能需要很久才能见分晓。当时的战役特别分散，又毫无头绪，各军队时而联合作战，时而又独立抗敌，所以很明显，仅凭我们现在知道的零散片段，很难清晰生动地重现当时战争的画面。

战争开始　凯撒在坎帕尼亚和萨姆尼建筑堡垒　叛军占领埃塞尼亚以及诺拉　坎帕尼亚大部落于罗马之手

当然，最先遭到攻击的就是叛乱区中依附于罗马的堡垒。堡中人民迅速关闭城门，并将所有能动的财产移至城中。西洛亲自去攻打坚城阿尔巴，这是专门为对付马西人而设的堡垒，马提乌斯亲自攻打萨尼姆中心的拉丁城埃塞尼亚，但是二者都受到顽强抵制。在罗马军队集结于叛区之前，北方费尔莫（Firmum）、阿特里亚、皮纳等地，南方利比里亚、贝内文图姆（Beneventum）、诺拉、帕埃斯图姆（Paestum）等地或许也经历了激战。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春，凯撒率领南路大军集结于几乎被罗马军占领的坎帕尼亚，而后又向加普亚——该地域对于罗马财政至关重要——和其他更重要的联邦城市提供卫戍部队，此后他欲采取攻势去援助在他之前被派到撒姆尼和卢卡尼亚，由马库斯·马赛勒斯（Marcus Marcellus）和普布里乌斯·克拉苏领导的分部队。萨莫奈人和马西人在普布里乌斯·维提乌斯·斯卡托的带领下击退并重创凯撒，而重镇维纳弗鲁姆（Venafrum）也落入叛军之手，其中的罗马卫戍兵也归入叛军。此城位于坎帕尼亚到撒姆尼的军事要道，所以此城投诚后，埃塞尼亚就处于孤立状态，现在只有指挥官马赛勒斯带领部下奋力抵抗。苏拉把之前远征时对付博胡斯（Bocchus）的手段又巧妙地用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这无疑让埃塞尼亚的窘境暂时得以缓解，但是经过负隅抵抗后，他们还是没有抵制住饥荒，最后在年末被迫投降。同样，在卢卡尼亚，经过奋力抵抗，普布里乌斯·克拉苏也兵败马库斯·兰潘纽斯（Marcus Lamponius），被迫退守格如门图姆，而此城也在不久后陷落。除上述几个小城外，罗马方面几乎已经完全放弃了阿普利亚和其他南部地区。叛乱呈现蔓延之势，当马提乌斯带领撒姆尼大军攻入坎帕尼亚时，诺拉的市民开城投降，并交出罗马卫戍兵，卫戍兵的将领被马提乌斯下令处死，而其部下被编入叛军。除努凯里亚外，所有坎帕尼亚地区和维苏威地区全部归降叛军；萨勒努姆（Salernum）、斯塔比亚（Stabiae）、庞培、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也都倒向叛军；马提乌斯率军进入维苏威北部，带领撒姆尼-卢卡利亚军围攻阿克莱（Acerrae）。凯撒部队中大部分是努米底亚人，他们开始集体投降马提乌斯或奥赞塔斯（Oxyntas）。奥赞塔斯是朱古达之子，在维努西亚投降以后落入萨莫奈人之手，现在又在萨莫奈军中担任要职，所以凯撒被迫将整个阿非利加部队遣送回家。马提乌斯甚至还冒险偷袭罗军大营，但是偷袭未遂被罗军击退。萨莫奈人在撤退途中被罗马骑兵袭击，途中死亡士兵六千余人。这是罗马在此次战争中取得的首次大胜，此战的将军被称为“至尊统帅”，罗马低沉的士气也开始高昂起来。该部队获胜不久就在渡河时被马里乌斯·埃格那提乌斯突袭而遭到重创，不得不撤退到塔特姆重新修整。罗军统帅治军有方，在冬天到来之前就将其部队调整到最佳状态，然后又在城墙的掩护下重新拿下阿克莱，而后马提乌斯又带领撒姆尼主力大军再度围攻。

与马西人的斗争　鲁帕斯战败与阵亡

与此同时，战事也蔓延到意大利中心，阿布鲁奇与富奇湖地区的叛乱使得首都岌岌可危。格奈乌斯·庞培·斯特拉博率领一支独立部队进入皮切诺，驻扎在费尔莫和法勒里奥，以便对阿斯库伦城起到威胁之势。罗马北作战区的主力军在鲁帕斯的带领下攻入拉丁和马西人领域边界，因为那里有两条大道——瓦勒良大道和萨拉利安大道——是敌军通往罗马的最便捷通道。图拉诺河在提布尔和阿尔巴之间穿过瓦勒良大道，在列蒂（Rieti）汇入韦利诺（Velino），将两军隔开。马略认为罗马部队还未完全适应战场，所以应该先进行小规模战斗以便练习，然而执政官鲁帕斯却毫无耐心，完全不理会这逆耳忠言。盖乌斯·波本那首战失利，损兵一万。总指挥官将波本那免职，将其残余部队重新编入马略军中，然而他并未因上述战败暂时停止攻势，而是兵分两路经由两座相近的桥渡过图拉诺河，一路由他亲自率领，一路由马略率领。普布里乌斯·斯卡托带领马西人迎战。他在马略渡河的附近扎营，但是在马略到来前又率兵撤退到河流上游的灌木丛中，只留下哨兵守营。在那里他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另一支鲁帕斯率领的正在渡河的部队，部分敌军被就地斩杀，部分被逼至河中。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6月11日，马略意识到斯卡托已战败，成功渡河，占据敌军大营并斩杀部分敌军，但这也不能对罗马的损失起到多大补偿。赛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将军战胜帕里格尼人，马西人被迫从防线上撤退，元老院又下令让马略接替鲁帕斯担任总指挥官，再加上马略成功渡河，这些都至少可以阻碍敌人取得进一步胜利。不久后昆图斯·卡皮欧也担任指挥官，与马略地位相当。他做指挥官被重用并非因为他的战功，而是因为他当时强烈反对德鲁苏斯被罗马当政的骑士阶级赏识。西洛谎称自己将要率部下投降，骗卡皮欧来到伏兵处，最后卡皮欧及其大部分部下被马西人和维斯提那人斩成碎片。卡皮欧死后，马略又成了唯一的总司令，他与敌军奋战，逐渐攻入马西人领地。他不战则已，战则惊人，很多劲敌都倒在他的战场，马鲁奇尼人的首领赫鲁乌斯·阿西尼乌斯（Herius Asinius）也不例外。在第二场会战中马略军队联合苏拉领导的南方部队再次重创马西人，杀敌六千。此次的胜利却属于年轻的军官苏拉，因为尽管马略发起并赢得了这场战役，中途截获敌军并将其歼灭的人却是苏拉。

皮切诺战争

富奇湖畔的战事打得难分难解、不分胜负，斯特拉博率领下的皮切诺军队也打得热火朝天。叛军首领包括阿斯库伦城的盖乌斯·尤达奇利乌斯（Gaius Iudacilius）、普布里乌斯·维提乌斯·斯卡托以及提提乌斯·拉弗伦尼乌斯，都联合抗敌，将敌军逼至费尔莫，拉弗伦尼乌斯包围斯特拉博，而尤达奇利乌斯移兵阿普利亚，引诱卡流苏门（Canusium）、维努西亚（Venusia）等其他仍依附罗马的城镇归降叛军。在罗马方面，赛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战胜帕里格尼，为他进军皮切诺铺平了道路，以此他就可以援助斯特拉博。拉弗伦尼乌斯被斯特拉博和苏尔皮基乌斯前后夹击，军营还着了火。他跌倒在地，其部下纷纷弃甲逃窜，涌入阿斯库伦城。在皮切诺，战局完全逆转，就像之前罗马被困于费尔莫一样，现在意大利也被困于阿斯库伦城，罗马再一次进入进攻阶段。

茵宝-伊特鲁里亚之争

最后，那一年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又发生了两场激烈的战役，在意大利北部第三次战役又接连发生。在战争的前几个月，战事对罗马非常不利，所以大部分翁布里亚人和一些伊特鲁里亚的个人或民社开始宣布归降叛军。罗马不得不派奥鲁斯·普洛提乌斯（Aulus Plotius）前去对付翁布里亚，而又派卢西乌斯·波尔奇乌斯·卡托去对付伊特鲁里亚。罗马此次却没有像之前对付马西人和萨姆尼人那样受到强烈的反击，这次罗马在战场上占据绝对优势。

第一年战事惨烈结束

第一年的战事就告一段落了，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双方都伤亡惨痛、前途难料。从军事角度看，无论是罗马军队、马西军队还是坎帕尼亚军队，都受到重创，实力大减：罗马的北方军被迫被派去守卫首都，那不勒斯的南方军在交通上受到严重威胁，因为叛军可以轻易从马西人或撒姆尼人的疆土冲杀进来，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驻营扎寨。无论从哪一点看，在库迈与罗马之间至少建立一个哨兵线还是很有必要的。从政治角度看，开战第一年，叛军一路旗开得胜；诺拉背叛，维努西亚的地广富庶的拉丁殖民地迅速投降，还有茵宝-伊特鲁里亚人的叛乱，这无一不给人一种错觉，认为罗马的统治地位变得风雨飘摇，甚至都不能逃过此劫。为赢得战争，罗马政府把所有能利用的资源都利用上了：为了在拉丁姆-坎帕尼亚沿岸建一个哨兵线，罗马政府至少将六千名自由民编入民兵团；仍然忠于罗马的盟邦也已经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举国上下气氛异常紧张，就像一条已经紧得不能再紧的琴弦。

罗马意气消沉

市民的情绪异常低迷。当罗马兵败托伦努斯（Tolenus），执政官和其他显贵市民的尸体被从附近的战场运回并埋葬于首都的时候；当地方行政官为了表达哀悼脱去了他们的官袍卸下桂冠的时候；当罗马政府下令让所有居住在罗马的市民都拿起武器奋战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已经开始感到绝望，失去了信心。当然当凯撒与斯特拉博分别在阿切拉（Acerrae）和皮切诺获胜的时候，民众的低迷士气有所缓解：当凯撒获胜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首都的女典狱官再一次换上了市民的衣服；斯特拉博获胜的消息传来时，举国上下的悲痛也暂且搁置一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战争中，罗马总体上受到重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支撑罗马元老院和市民的高昂士气现在已经销声匿迹。此次战争，他们像以往一样，带着傲慢自负开始，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同样优雅地结束，之前的坚韧顽强，现在只剩下怠慢怯懦。战争进行仅一年，他们的内外政策都已经骤然改变，倾向于和解。这无疑是目前他们能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并不是因为对方过于强大，他们无法取得任何优势，而是因为目前纷争的内容——罗马永远保持对意大利人的绝对政治优势——对联邦本身是有害无利的。对公众而言，有时候政府的一个错误决定会用另一个错误来弥补，今天罗马的妥协正好可以弥补当初他们因为固执犯下的错误。

政治方面的革命

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初，叛党提出的折中方案突然遭到激烈的反对，罗马方面开始了一场检举战，其中名为爱国实则自私的资本家对所有有嫌疑支持罗马与意大利和解或希望罗马做适当退步的人都开始了疯狂的攻击。另外，同年12月10号当选为护民官的马库斯·普老提乌斯·西尔瓦诺斯上任以后颁布一项法律，将叛国罪审理委员会的大权从资本家陪审团手中解除，交到部落自由选举出来的没有任何等级的陪审员手中。这个委员会从温和党主导变为激进党主导，并且后来还放逐了该委员会的创始人昆图斯·瓦列乌斯，因为公众认为他犯了罪大恶极的罪——毒害昆图斯·梅特路斯以及谋杀德鲁苏斯。

授予仍忠诚罗马的或已经投降的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权

比这场政治变革影响更大的，是罗马对意大利人政策的改变。罗马上一次被迫屈服以求和平距今正好已三百年，如今罗马再一次陷入困境，它不得不再次向它的对手妥协以求和平。很明显，那些已经起义反对罗马的民社与罗马之间的仇怨太深，罗马不可能说服自己与这些民社妥协，而且即使罗马妥协了，这些民社也未必能接受。如果罗马能够对那些依然忠诚于它的民社做出让步，答应之前意大利提出的要求，一方面可以给人一种罗马主动妥协的假象，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意大利各民社之间结成同盟，从而为日后铲平叛乱铺平道路；否则，意大利内部之间结成同盟则是必然。现在罗马那曾经紧闭的大门在刀光剑影之下又重新打开，但是这大门并未完全开放，所以即使是进来的人也会觉得勉强而且不安。执政官卢西乌斯·凯撒通过一项法律，[7]授予所有目前为止还未宣布反抗罗马的意大利民社以罗马公民权。护民官马库斯·普劳提乌斯·西尔瓦诺斯和盖乌斯·派皮里乌斯·卡波又建议一项法律，说所有在意大利有住宅的公民在两个月内都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只要他能亲自面见罗马地方官。这些新加入的罗马公民跟自由公民一样在选举权上有限制，因为在罗马的35个部落中，他们只能注册其中的8个，自由公民也只能注册4个，但是这种限制是只针对这些人，还是他们的后代也是如此，就很难判断了。

给意大利的凯尔特人赠与拉丁特权

起初这些政策只是针对意大利，但是后来又向北推广到安科纳和佛罗伦萨。阿尔卑斯山南部的高卢，在法律上看是属于异国，但是在行政管理和殖民角度上，它早已经纳入了意大利，所有的拉丁殖民地都被看成了意大利地区。在原来的凯尔特部落社区解散以后，波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并不是按市政体系组织管理，而是被当时聚居在市镇的罗马市民所有。按照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执政官斯特拉博提出的法律，波河以南的个别联邦镇特别是拉文那（Ravenna），还包括波河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整个地区，都是按意大利城镇体制管理的，所以未遵照此法的社区，特别是阿尔卑斯山谷的小镇，都被划分到某些市镇下作为其附属的或纳税的乡镇。这些新的乡镇民社不能获得罗马特权，依照法律，他们属于拉丁殖民地，所以他们也享有低级拉丁市镇所享有的那些权利。那时候意大利的边界到波河为止，而波河北岸的地区被视为其边远的属国。除了克雷莫纳（Cremona）、艾坡雷蒂亚（Eporedia）和阿奎莱亚（Aquileia）以外，在波河以北地区没有罗马公民或者拉丁殖民地，这里的土著部落也没有像波河以南的部落那样被驱逐出去。在这个物产富饶、位置重要的领域废除凯尔特地方体制而推行意大利市政体制，实际上是为其罗马化铺平了道路。高卢曾经奋力对抗过意大利，而以上措施却是让意大利与高卢化敌为友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尽管罗马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是一百五十年以来，罗马公民的特权就一直具有排他性，所以他们远远不会与叛军真正达成妥协，相反，他们的真实用意是一方面稳住那些动摇的想叛乱的民社，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多地吸引叛军归降。这些法律——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凯撒的法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实施，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们只能大概确定，法律公布时，叛乱的范围如何。无论如何，主要的问题是：以前的拉丁民社——不仅是旧拉丁联盟的幸存者，例如提布尔和普莱奈斯特，而且还特别包括拉丁殖民地（除了少数投归叛军的）——都被授予了罗马公民权。此外，此法还适用于伊特鲁利亚尤其是南部意大利仍效忠罗马的联邦市，例如努凯里亚和那不勒斯。那些已经享有特权的民社在是否接受罗马公民权问题上自然是有些犹豫的，例如那不勒斯，在放弃与罗马之前的合约时，就比较犹豫。此合约可以让其免交地税还可以让其保留希腊体制，此外或者还有一些土地方面的利益，而新加入的罗马公民在特权上就有些限制。可能是出于以上顾虑，那不勒斯、利基翁和一些其他意大利的希腊民社，即使是获得了罗马公民特权，还是保留其原有公共体制，希腊语也仍然是其官方语言。总之，这些法律带来的后果是：罗马公民团由于众多重要的分散在西西里海峡与波河之间的城市社区加入而无限扩大；而且凭借联邦最优待遇权，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地方以后也可能会有希望获得十足的罗马公民权。

战事第二年平定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

罗马对这些动摇不定的民社采取的妥协态度，极大地削弱了叛军的力量，于是罗马又重获力量，再度进攻叛区。为了对抗叛军，罗马已经最大限度地调整现有政治制度；所以至少目前叛区已不再扩大。特别是在伊特鲁里亚与翁布里亚，战端刚出现就被迅速扑灭，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凯撒法，而不是罗马军队的力量。在早期的拉丁殖民地以及人口密集的波河地区，资源丰富，援军充足，再加上市民自身的力量，他们很快就能剿灭孤立的叛军。两位前总司令返回罗马，凯撒被选举为检察官，66岁的马略因其战争指挥不利被指责优柔寡断、做事迟缓，从而被贴上了年老不中用的标签。这种指责极有可能是空穴来风：马略之前每日必到竞技场说明其身体相当健壮，即使是在做总指挥官时他至少也在最后一次战役中展示了其旧日风采，但是在其当年政坛失利之后，他便再也没有能够恢复过他当年的荣光，所以即使是这次战事获胜，对恢复他的公众形象而言，也是于事无补。马略在马西军队中的地位被今年的执政官卢西乌斯·波尔奇乌斯·卡托取代，因其在伊特鲁里亚战事中表现突出。凯撒在坎帕阶军队的地位被他的副官卢西乌斯·苏拉取代，因为凯撒在战争中的多次胜利都可以归功于他。现为执政官的格涅乌斯·斯特拉博依然掌有匹切诺领地的控制权，因其曾在此地立功颇丰。

皮切诺战争　围攻和攻下阿斯库伦城　征服撒贝利人和马西人

于是在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第二轮战役开始了。冬季还未结束，叛军就冒险尝试派遣一万五千余名马西士兵前去伊特鲁里亚去援助北部意大利的叛乱——这一点与当年萨姆尼战争类似。援军必须要经过斯特拉博的领地，于是中途援军被斯特拉博拦截并剿灭，只有少数残军得以回到营地。终于季节回暖，罗马军队得以反击，卡托进入马西人领地并发起进攻，最终大胜敌军，但是他在富奇湖附近袭击敌军大营时落难，所以他在意大利中部的指挥权落入斯特拉博之手。斯特拉博一方面继续围攻阿斯库伦城，一方面又去镇压马西人、萨贝利人和阿普利亚地区。为了拯救自己的家乡于水火，尤达奇利乌斯带领皮塞努姆的征兵来到阿斯库伦城围攻袭击军队，同时卫戍部队也冲出城外，对抗罗马。据说参加此次战役的有罗马军队七万五千人，意大利军队六万人。罗马依然占优势，但是尤达奇利乌斯成功带领一部分援军冲入城中。新一轮的围攻又开始了。此地易守难攻，[8]居民不愿看到自己城内血流成河，因而奋力抵抗，最后此城久攻不下。几个月的艰苦奋战之后，尤达奇利乌斯眼见投降的日子邻近了，就下令将亲罗马地区的首领们全部酷刑处死后自杀。于是城门被攻下，罗马的酷刑取代了意大利的酷刑：所有达官显要全被处死，平民被驱逐沦为乞丐，他们的全部财产都被充公，以效国家。围攻期间以及阿斯库伦城陷落之后，大量的罗马士兵去周边的叛乱地区到处游说，劝其归降。马鲁奇尼人被赛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大败于基耶蒂（Chieti），之后投降。执政官盖乌斯·科斯科尼乌斯打入阿普利亚内部，拿下萨拉比亚（Salapia）和坎尼，而后包围卡门流苏。此地区不善战术，马里乌斯·埃格那提乌斯带领一支撒姆尼部队来到此地，助其击退罗马军，但是罗马将领又在奥凡托河（Aufidus）将其打败，埃格那提乌斯战亡，其残军不得不退到卡门流苏城内寻求庇护。罗马军再一次攻到维努西亚和鲁比，统治整个阿普利亚。罗马又在富奇湖以及马耶拉山周围——叛乱区的主要中心据点——重新获得统治权。马西人屈服于斯特拉勃的副官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和盖乌斯·西纳，而维斯提那人（Vestinians）和帕埃利尼人（Paelignians）则在次年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屈服于斯特拉博本人。叛党的首都意大利又一次成为科菲尼乌姆的卑微小城——帕埃利尼。意大利元老院的残党逃往撒姆尼地区。

征服坎帕尼亚以及诺拉　苏拉在萨姆尼

与此同时，卢奇乌斯·苏拉率领南方罗马军保持攻势，深入到已被敌军占领的南部坎帕尼亚地区。在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4月30日，苏拉和提图斯·狄狄乌斯分别亲自拿下并摧毁了斯塔比亚和赫库兰尼姆，但是后者在6月11日攻城时不幸身亡。庞培抵抗时间较长。撒姆尼将领卢奇乌斯·科伦提乌斯（Lucius Cluentius）前来救援，但被苏拉击退，而后凯尔特部队前来支援科伦提乌斯，于是他又前去救援，但是这些援军犹疑不决、不能信赖，最后科伦提乌斯全军溃败，弃营而逃，他和他的大部分部下都在逃往诺拉的途中被斩杀。兴高采烈的罗马士兵给他们的将军戴上花冠——按照他们家乡的习惯，如果一个人凭一己之力拯救了他的众多伙伴，他才配戴此花冠。他们又乘胜围攻诺拉以及其他被萨莫奈人占领的坎帕尼亚城镇，苏拉迅速打入敌军内部，进入叛军的总大营。罗马军在埃克拉努姆势如破竹，并对叛军施以酷刑，恐惧迅速蔓延赫比奈境内，甚至在卢卡尼亚援军到来之前，它就已经投降。苏拉率军进入撒姆尼联邦，如入无人之境。马提乌斯率领萨姆尼民兵埋伏在碍口等待攻击罗马军，然而罗马军却改变路线，从后方袭击萨姆尼军队，并将其击败。萨姆尼民兵军营陷落，将领负伤逃往埃塞尼亚。苏拉进军萨姆尼首都波维亚努姆（Bovianum），并再次获得胜利，迫其投降。只因冬季即将到来，那里的战事才告一段落。

叛乱被大面积镇压

时局发生了全面逆转。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战局伊始，叛军来势凶猛、军力强大，但现在完全处于弱势，处处溃败，彻底绝望。罗马军也完全占领了中部意大利和阿布鲁奇。从阿普利亚到维努西亚，从坎帕尼亚到诺拉，也全部被罗马占领。罗军占领赫比奈，萨姆尼地区和卢卡诺-布鲁提亚地区之间的交通完全被切断，这两个地区是仅有的仍在反抗的地区。叛军就像一片即将熄灭的大火，目之所及之处全是灰烬、遗骸、残火；废墟之中偶有火花溅出，因为大势已去，所以也毫无威胁。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不能明确知道此次时局突变的确切原因。毫无疑问的是，斯特拉博加上苏拉的杰出领导、罗马方面集中军力效用作战，再加上政治方面的原因，这都极大加速了叛军的溃败；希尔瓦诺斯和卡波提出的法律可以让敌人在内部产生嫌隙，这一点好像也发挥了作用；加上近期叛军祸事不断，这也可以在军心溃散的叛军内部引起祸端。

萨莫奈人不屈不挠

马西人昆图斯·西洛从开始就是叛乱的灵魂人物，领导着萨莫奈人。自马西人投降以后，据说他逃往邻国成了逃兵，所以“意大利”陷落之后，萨莫奈人就又重新成立了一个仅限于他们地域的组织，以“萨菲尼人”（Safini）或萨莫奈人的名义继续斗争——这一点说明意大利内部必然经历过内讧，导致分裂。[9]强大的埃塞尼亚原是用来抵抗敌军的堡垒，现在成为了庇护萨莫奈人的据点：据说他们集合了三万步兵一千骑兵，并解放了两万奴隶，扩充部队。这些军队由五名将军率领，西洛第一，其次是马提乌斯。人们惊愕地看到，撒姆尼战争在熄火两百年之后又重新爆发，就像当年在5世纪，这个果敢的农业民族在意大利联邦土崩瓦解之后又重新背水一战，试图用一己之力逼迫罗马承认他们的国家独立。他们的果敢与勇气对整个局势而言却是于事无补，尽管在萨姆尼和卢卡尼亚的山地战仍需要一些时日，双方也都会做出一些牺牲，但是总体而言，叛军已是穷途末路。

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爆发

当然，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纠纷，来自亚洲的一些问题迫使罗马对本都（Pontus）的米特达拉特斯王宣战，他们在第二年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派一位执政官以及一位领事官率军前往小亚细亚。如果这场战争早一年发生，再加上当时半个意大利与多个省份的叛乱，罗马的形势必然会告危。亚洲战事发生在意大利叛乱被平定之后，这对罗马而言是一大幸事，尽管当时意大利的叛乱尚有一些星星之火，但毕竟是不足为患。此外，米特拉达特斯王刚愎自用，拒绝邀请意大利人对其施以援手，但此时的形势也相当棘手。罗马前不久刚在意大利和海外同时发起过战事，两年大战，国力大损，国库亏空，所以现在迅速形成一支新的部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罗马尽可能地寻找可利用的资源应对战事。自古以来无人占领的城塞及其周围的土地被卖给了需要建筑的人，卖得的九千磅黄金都被充军需。罗马并未再扩充新军，而是等南部意大利战端一结束，就派苏拉领导的坎帕尼亚的军队远赴亚洲作战。斯特拉博领导的军队在意大利北部进展神速，从此我们也可以推断，罗马军赴亚洲作战也为时不远。

第三轮战役：占领维努西亚　西洛失利

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第三轮战役开始，此次战事完全有利于罗马。斯特拉博扫平了存在于阿布鲁奇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在阿普利亚，科斯科尼乌斯的继承者、努米底亚的征服者之子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和他的父亲一样，凭着自己的谨慎果敢与军事才能，成功地攻下维努西亚，俘获三千余名士兵。在萨姆尼，西洛当然成功地重新夺回波维亚努姆（Bovianum），但是他在一次战争中与罗马将军玛莫库斯·埃米利乌斯（Mamercus Aemilius）交锋，结果罗马获胜，萨姆尼人弃六千余名战死士兵于沙场，更重要的是，西洛也是战死者之一。萨姆尼人占领的坎帕尼亚的一些小镇，被乌拉强行夺走，现在诺拉也已陷落。罗马将军奥卢斯·加比尼乌斯（Aulus Gabinius）也深入卢卡尼亚，同样获益颇丰，但是后来他在一次偷袭敌军大营时阵亡，叛军首领兰潘纽斯及其部下再一次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卢卡诺-布鲁提亚地区。潘纽斯甚至还试图攻占利基翁，但是被西西里省长盖乌斯·诺尔巴努斯击败。尽管罗马也偶有失利，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他们离成功几乎是指日可待。诺拉陷落，萨姆尼投降，为亚洲战事提供充足兵力也似乎并非难事，但是，此刻罗马城内却风起云涌，让几近熄灭的叛乱之火又重新死灰复燃。

罗马动乱　赠与罗马公民权及其局限性　马略政治改革的继发效应

罗马陷入一片混乱。德鲁苏斯袭击骑士法庭，继而又被骑士阶级拉下马，紧接着又出现了瓦里安检举战这样的双刃剑，这都无疑给贵族与资产阶级以及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埋下了嫌隙的种子。之前妥协派提议主动赠与罗马公民权，半数以上的罗马人也同意了，但是在做出让步的同时，罗马人也透露出与反对者一样的固执和短见的嫉妒。此时的时局完全证明，妥协派的方法行不通。他们非但没有给予所有的意大利民社以平等权，反而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对其的轻蔑。他们允许大部分的意大利人加入罗马公民团，但是又给他们戴上侮辱性的标签，新公民与老公民的关系就像自由人与被解放的奴隶的关系一样。通过与拉丁特权的妥协，他们与波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民社间的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激化了。最后他们拒绝给予后来重新投降的叛区罗马公民权，而这些叛区占据了意大利相当大的比例，且有很多不是末等公民。此外，之前由于叛乱作废的合约，他们也没有在法律上重新确立，而最多只是作为恩惠，给了名义上的恢复。[10]没有表决权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当时已经有公众议事会了，所以所谓的表决权在政治上看是荒谬的。政府所谓的关注选举者的公正无私在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看来都只是荒谬可笑，但是所有这些限制都是有危险的，因为它们会让煽动家抓住新公民与不能获得公民权的意大利人之间的嫌隙来兴风作浪，以牟私利。因此，头脑清醒的贵族也和那些新公民以及被禁止加入公民团的意大利人一样，认为罗马的妥协不仅带有偏见而且很勉强，而后他们也痛心于众多优秀的同伴被瓦里安叛国罪审理委员会驱逐出去，驱逐之后很难被召回，因为他们不是被人民而是被陪审团定罪的：如果是由人民作出的判决，即使是有司法性质的，也可以通过二次审判很轻易被撤销，但是如果让人民撤销陪审团作出的判决，大部分贵族还是觉得会很有风险的。所以无论是激进派还是妥协派都不满现在的意大利危机。在老将马略的心中却又隐藏着更大的怒火，他曾满腔热血投入到意大利战争，最后又无奈返回，虽屡立战功却又颇遭屈辱，最后敌人对他由惧怕变为轻视，所以他的心中充满了复仇之火，但最后他却又自食其果。确实，他的处境和那些新公民与被排除在罗马公民团之外的人一样，既无能为力又尴尬笨拙，但是在煽动家眼中，他的大名却仍然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军纪败落

政治上的动乱很快就让原本严明的军纪变得混乱。这混乱的根源在于军中无产阶级的加入，在平复叛乱期间，军中士气低落，所以混乱尤为严重。混乱很快引起了整个军部的松懈废弛。在围攻庞培时，苏拉军队的指挥官，盖利乌斯·帕斯图密乌斯·亚比努斯（Aulus Postumius Albinus）被其部下用乱石及棍棒打死，只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指挥官出卖了他们。当时的总指挥官苏拉却因为这些士兵作战骁勇无畏而对其大加赞赏，进而对以上事件置之不理。这事件的始作俑者居然是当时的海军陆战队，它一直以来都是最不被重视的部队。很快，一支主要有城市平民组成的部队也开始效仿。在盖乌斯·提提乌斯这一位市井英雄的教唆下，这支部队准备攻击执政官卡托。卡托有幸逃过此劫，提提乌斯被捕但并未受到惩罚。之后不久卡托在一次战役中阵亡，而他的部下特别是年轻的盖乌斯·马略，被指责为谋害他的凶手——不管这指证是否公正。

经济危机　阿瑟里乌（Asellio）被谋杀

伴随政治军事危机而来的是经济危机——或者比之更甚——由于同盟者战争与亚洲战争的影响，危机开始波及到资本家。债务人甚至到期的利息都付不出来，被债权人一再催债，所以他们一方面恳求相关司法机关负责人、市执政官阿瑟里乌，去争取时间处理已有资产还清债务；另一方面又再一次搬出久弃不用的旧的高利贷法——旧法规定，债主放的高利贷一旦违反法律，应该四倍赔偿债务人利息。阿瑟里乌修改现行法律以适应旧法，以满足债务人的利益，于是愤怒的债权人就在护民官卢西乌斯·卡西乌斯的带领下聚集在论坛广场，当这位执政官身穿祭祀长袍在康科德神庙（Temple of Concord）前放置祭品的时候，将其攻击并杀死——这样的暴怒行为在当时（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甚至都没有得到调查。另一方面，据说债务人认为只有一种所谓的“新账户”，也就是在法律上正式取消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关系，才能将其救出苦海。现在的时局成为阶级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再一次联合偏见颇深的贵族阶级打击、迫害受苦大众和主张修订严苛律法的中产阶级，罗马再一次陷入深渊，债权人也被深陷绝望的债务人拽入苦海。不过，从那时起，罗马这座曾经文明的农业城市已经演变成一个矛盾重重的万国之都，上至王室贵族，下至没落乞丐，无一不是道德沦丧，所有的矛盾冲突正在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同盟者战争进一步激化了市民之间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一场新的变革呼之欲出。一个小小的事件就可以成为其导火线。

苏尔皮基乌斯律法　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

护民官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向市民建议：每一位资产超过两千便士（82英镑）的参议员，其在参议院的席位都应该被撤销；被非公民陪审团定罪的公民应该被释放回家；将所有新加入的公民分散在各个部落中，同时给予所有部落的所有自由人以选举权这样的提议出自此人之口真是有些让人惊讶。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出生于罗马纪元630年即前124年，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不是得益于他的出身、背景或财富，而是他举世无双的口才，其雄辩才能在当时无人能及。他的声音宽厚洪亮，加上丰富的肢体语言使得他的演讲富有戏剧性的魅力，演讲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即使不能说服听众，也能打动其心。在党派立场上，他刚开始就站在参议院的一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就是在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弹劾被政府党深恶痛绝的诺尔巴努斯。在保守党中，他属于克拉苏和德鲁苏斯一派。当初他为何竞选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护民官，并因此失去了其贵族地位，我们不得而知。他和整个中产阶级一样，被保守党当做革命派而加以迫害，但这似乎根本无法断定他就是一个革命党，而且当时他也绝非想按照盖乌斯·格拉古的意愿推翻当时的体制。看起来，他想当护民官的原因更可能是：作为克拉苏与德鲁苏斯党派中唯一能逃过瓦里安检举战的有些声望的人，他认为他有义务去完成德鲁苏斯的未竟事业，去最终扫清新加入的罗马公民的现行障碍——因此他需要首先当选护民官。他在做护民官期间的所作所为也都没有任何蛊惑人的倾向。例如他的一个同事试图利用民法取消瓦里安法对陪审员的判决权，他就投票对此举加以否决；当前执政官盖乌斯·凯撒在继罗马执政官一职之后，为了掌控亚洲战事（事后也确实被委此重任），又违法竞选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的执政官，为此乌尔比基乌斯对凯撒的反对声超过任何人。遵循德鲁苏斯的精神，他无论于己还是于人，都自始至终遵守宪法。在协调各方矛盾方面，他与德鲁苏斯一样无能，他们也都不能以合乎法律的方式变革宪法。尽管这些改变本身是明智合理的，他们也都不能以友好温和的方式获得大多数旧公民的民心。他与尤利氏家族之间产生嫌隙——特别是其中的执政官尤利乌斯·凯撒，盖乌斯的兄弟，在参议院中特别有实力——此外，他又与依附于该家族的贵族决裂，这些都足以让这位易怒的人最后因为私人恩怨做出一些违背其初衷的事情。

该法律的倾向性

他提出的法律完全与他的个人特征与其政党倾向是一致的。他在法律中将新老公民的利益均衡化，这只是为了重申德鲁苏斯先前提出的有利于意大利人的提议。赦免被瓦里安陪审团定罪的人也无疑破坏了该陪审团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此事也由苏尔皮基乌斯亲自干预，但是在此事中最先受益的是提案人自己的政党——温和的保守派。我们也不难想象，这样一个鲁莽冲动的人在起初可能会表现得果敢坚决，但是在后来面对阻力挫折时，可能就会变得义愤填膺。那个禁止参议员负债的措施无疑就是由于统治阶级的经济窘境人尽皆知，才被提出的——统治阶级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财政危机是由上一次经济危机引起的。这固然让人痛心，但就其本身而言，有利于贵族阶级的利益，因为根据苏尔皮基乌斯的提议，所有不能从个人债务中抽身的参议员都应退出元老会，若非如此，元老院中就会存在相当多负债累累的议员，他们必然会依附于那些资产丰厚的同僚，那样元老院中就会兴起一阵贪赃枉法之风，从而动摇其根基。同时，我们也不想否认如果鲁弗斯没有和统治阶级之间产生嫌隙的话，他就不会大肆肃清整顿元老院。最后提案人提出这种有利于自由人的整顿，其初衷无疑是想控制市政，但是它本身却并不与贵族宪制相冲突，也并非是毫无依据。因为自由人已经开始服军役，那么他们要求选举权就无可厚非，因为选举权一直都是与军役息息相关。此外，公民议事会毫无用处，那么其在政治上再加一股浊流对这个泥潭也不会有太大影响。自由人无论是在人身还是在财政方面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治阶级，如果无限制地增加自由人，寡头政治管理公众议事会的难度是加大而绝非减小，如果使用得当，政府对选举权的控制可能比以前更加自如。就像其他无产阶级获得的政治优惠一样，此举也必然与倾向于改革的贵族的初衷相冲突，但是就像粮食法之于德鲁苏斯一样，此法于鲁弗斯也是一种拉拢无产阶级的措施。此外，如若鲁弗斯之后又提出的真正有益的改革措施遭到反对，那么他也可以借无产阶级之手将其打压。不难预见，他将要遇到的阻力将会很大：平定叛乱之后，心胸狭窄的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将会表现出叛乱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愚蠢的嫉妒；各党派中的大多数都将会秘密地或公然地将之前在面对危险时做出的部分妥协称之为不合时宜的屈服，而且也将会激烈地阻止进一步屈服。德鲁苏斯的例子充分说明仅仅依靠元老院的大多数去实施保守党的改革有什么后果。很明显，那些与他政见一致的朋友的明智之举应该是像煽动家那样尝试采取一些类似的改革以对抗大多数，因此鲁弗斯也没有费力以陪审团为诱饵去说服参议员。相反，他在自由民和武装随从人员中寻求支持，据其对手称，他的支持者中有三千余名雇佣军以及六百名来自上层社会的反元老院的年轻人——他们与鲁弗斯同时出现在街市以及论坛广场。

政府的阻挠　苏拉的地位动摇

他的提议遭到了元老院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起初，元老院为了赢得时间，说服两位反对煽动行为的执政官卢西乌斯·科尼利厄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和昆图斯·庞培·鲁弗斯，去策划一个盛大的宗教仪式，由此公民议事会就会暂停。苏尔皮基乌斯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引发一场猛烈的骚动，其中的受难者包括年轻的昆图斯·庞培，他是一位执政官的儿子，又是另一位执政官的女婿，两位执政官的生命也受到严重威胁——据说由于马略敞开大门营救苏拉才免此劫难。他们被迫屈服，苏拉同意撤销已经昭告天下的宗教仪式，苏尔皮基乌斯的提议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这远远不能就此决定其命运。尽管首都的贵族可能承认了他们的失败，但是自革命发轫以来，在意大利还有另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也就是总督斯特拉博与执政官苏拉领导的两支强劲的常胜部队。斯特拉博的政治立场可能有些模糊，但是苏拉虽然暂时不公开使用武力，却与元老院的大多数甚为亲密。不仅如此，他还在撤销宗教仪式之后立即动身去了坎帕尼亚加入自己的军队。用棍棒去恐吓没有武装的执政官或者是用军队的利剑去恐吓毫无防御的首都，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苏尔皮基乌斯认为他的对手将会以暴制暴，率其部下返回首都去推翻保守党的煽动家及其法律。或许他错了，苏拉对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渴望不亚于他对首都政治煽动家的厌恶。考虑到他起初的漠不关心与无与伦比的冷漠态度，他不大可能会像苏尔皮基乌斯想的那样武力夺权，现在他正在围攻诺拉，如果他收到命令，他会在攻下诺拉之后即刻前赴亚洲作战，一刻都不会逗留。

马略代替苏拉被提名为总指挥官

尽管如此，为了防止发生兵变，苏尔皮基乌斯剥夺了苏拉的最高指挥权。为此他联合仍然深受人民欢迎的马略，想将亚洲战事的总指挥权转移给他，而且一旦他和苏拉决裂，马略凭其军事地位和军事能力也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苏尔皮基乌斯大概也没有忽略在坎帕尼亚战争中重用马略这位既无能力又报复心与野心并存的老人的危险。此外，只凭着一道人民法令就将这么重要的军事指挥权委托给别人也是不合礼法，但是正是因为马略在政治上的无能才能保证他并不会对当时的体制造成威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正如苏尔皮基乌斯所料，苏拉想要叛乱的话，那么苏尔皮基乌斯个人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所以纵然有一些顾虑，他也是已经自顾不暇。况且，如若有谁任命这位昔日的英雄为佣军队长，他无不欣然领命；指挥亚洲战事是他多年来的心愿，而且也可能希望有机会与元老院的大多数了结旧日恩怨。根据苏尔皮基乌斯的提议，盖乌斯·马略被人民法院授予最高军事指挥权或者是总督一职，获得了坎帕尼亚军队的指挥权，同时也负责指挥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两位护民官被派遣至诺拉军营，去接管苏拉所统率的军队。

苏拉被召回

苏拉不是一位能听从此类召唤的人。如果有谁配做亚洲战事的总指挥，那么此人非苏拉莫属。数年前，他就在此战区指挥作战，战功颇丰；在平定意大利叛乱时，他的战功无人能够匹敌；在亚洲战事爆发那一年，他作为罗马执政官，按照惯例被授予此战区的指挥权，此事也经过了那位与他交好并有姻亲的同僚的完全赞同。如果我们真的期待他能够依照罗马的至尊公民法放弃他当时临危受命获得的军事指挥权，把它转交给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敌手，并且这位敌手将会用他的军队做出暴戾荒谬的行为，那么我们一定是多虑了。苏拉既不会处于好心去自愿服从这种命令，也不会为了趋炎附势去被迫而为之。他的部队仅仅是一群只会忠心于其领导的雇佣军，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这一部分是马略发起的军事体系改革的结果，另一部分原因是苏拉领导的部队只重视军纪严明，却忽略士兵道德管理。苏拉本身严峻、冷酷、理智，在他眼中，至高罗马公民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亚奎-绥克斯太（Aquae-Sextiae）的英雄也只是一个破产的骗子，罗马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驻防、城墙几为废墟的城市，所以要攻下它远比诺拉容易得多。

苏拉进军罗马

基于以上考虑，他开始动身进军罗马。他召集他的军队——大约有六个军团、三万五千名士兵——解释了来自罗马的要求更换指挥官的命令，并提示说新的总指挥官所率领到达亚洲的部队绝不会是现在的部队，而是另一支新组成的部队。级别高一点的军官，性质上更倾向于是市民而非士兵，他们对此保持冷漠态度，其中只有一位跟随苏拉去了首都，但是士兵们根据以往经验，认为亚洲战事相对轻松而且有无尽的战利品，所以他们听到此消息后，怒火中烧，来自罗马的两个护民官在顷刻间被撕成碎片，顿时呼声四起，要求将军带他们去往罗马。这位执政官即刻动身，途中与志向相投的同僚会合，齐头并进，奔赴罗马——完全不理会匆匆从罗马赶来的企图将其拿下的使者。突然间罗马人就看到苏拉的军队占据了台伯河桥、科林门以及埃斯奎林门，而后两个军团举起军旗，列阵行进，很快就经过了法律禁止发生战事的神圣围墙。这座城墙内部发生过更激烈的争吵，也经历过更重大的斗争，但是罗马军队都没有破坏过城市的神圣和平。现在此事却发生了，而其导火线居然是究竟让哪一位军官负责指挥东方战事。

攻下罗马

苏拉的军队一直攻到了埃斯奎林山，山上的炮弹和石块如雨点一般落下，士兵们开始退缩，苏拉亲自舞动燃烧的火炬为士兵加油助威。士兵们用火箭开道，并扬言要放火烧房屋，这才打开一条通道，退到埃斯奎林山的市场（距离圣玛利亚-马焦雷湖不远）。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匆忙召集军队在市场等候，他们凭借兵力优势成功击退了第一批敌军。增援部队从各大入口涌入，苏拉的另一支部队已经准备好在斯巴鲁的街上增加援军，所以敌人的增援部队也被击退。在忒勒斯神庙，也就是在埃斯奎林山向论坛广场倾斜的地方，马略尝试再一次进行抵抗，他恳请元老院、骑士阶级以及所有的市民都前去抵抗敌军。是他把他们从市民变为雇佣军的，现在他只能是自作自受：因为他们不会听从于政府而只服从于他们的将军。他们甚至还对奴隶们许下还其自由的诺言，劝说他们入伍，可是最后应召的只有三人。现在领导们除了匆忙逃往仍未被占领的关口之外，别无他法。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苏拉就完全控制了罗马。那天夜晚，整个罗马的市场都弥漫着苏拉军团的烽火。

第一次苏拉复辟　苏尔皮基乌斯之死　马略出逃

民事恩怨第一次遭到军事干涉，很明显，政治斗争已经到了非武力不能解决的地步，也说明恐吓在刀剑面前毫无作用。保守党首先使用武力，所以关于对最先使用武力的人的预言也在保守党得到验证。目前，保守党大获全胜，到处宣扬其胜利。自然，苏尔皮基乌斯律法在法律上也实属无效。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在洛兰图姆（Laurentum）被捕，而后被处死。他的头颅被送至苏拉处，苏拉下令将其悬挂于论坛广场示众，而且就悬挂在不久前其曾经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的地方。其余党派人士也被追杀，甚至还有刺客企图刺杀年迈的盖乌斯·马略。尽管在这位老将光辉荣耀的一生中有许多污点，但是他现在又一次成为了韦尔切利的胜利者，因为在人民眼中，他是一位正在逃命的拯救民族的英雄，所以整个意大利都密切关注着他那惊心动魄的逃亡。在奥斯蒂亚，他已经登上一艘客船准备前往阿非利加，但是由于逆风再加上缺少食物，他被迫停在奇尔切奥海岬（Circeian promontory），漫无目的地流浪。由于没有侍从，也不敢轻易相信他人，这位头发灰白的前执政官经常食不果腹，最后徒步跋涉到加里利诺河（Minturnae）河口，到了附近的一个罗马殖民地——民图奈（Minturnae）。当时追兵就在马略眼前，他历尽艰难才逃到岸边，一艘商船将他救起，远离了追兵，但是由于水手过于胆怯，又复将马略丢到岸上，马略只能沿岸悄悄潜行。他躲藏在民图奈的一块盐沼地中，虽然当时泥沼已经及腰且他的头也被芦苇覆盖，但是追兵还是发现了他，之后他被送至民图奈的市当局。他被投入监狱，当局派一个辛布里的奴隶前去将其处死，然而马略昔日曾征服过辛布里，这位日耳曼人刽子手面对这位昔日征服者犀利的目光时，不禁心惊胆战。马略高声叱问他如何胆敢杀马略将军，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手中的斧头也落在地上。当人们听说此事之后，民图奈的行政官很是愧疚，他认为马略征服过的奴隶都能对他有敬畏之心，那么被其解放的市民更应该对其有所敬畏，于是他们解开了他的枷锁，送他小船一艘、金银数两，把他送到了埃那里亚（伊斯基亚）。除了苏尔皮基乌斯之外，被降罪的人都在这一带海域相遇。他们在厄律克斯（Eryx）以及迦太基旧址登陆，但是西西里岛和阿非利加的罗马行政官又把他们赶走了。因此他们又逃往努米底亚，在那里废弃的沙丘上找到避难之所，并得以过冬。他们寄希望于耶姆普萨尔二世，但是他只是假装想与他们联合，护其安全，后来就又派人来捉拿他们。逃兵千辛万苦逃脱了他的装甲部队，最后在突尼斯海岸的一个叫凯尔基纳（Cercina）的小岛上得以短暂停歇。我们不知道苏拉后来是否会庆幸自己当初没有杀掉辛布里的英雄，但是我们知道民图奈的那位行政官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苏拉立法

为了铲除当下时弊，预防未来动乱，苏拉提议施行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对于处于窘境的负债人，没有新的政策提出，只是强制推行了最高利率法[11]，此外他还下令设立一些殖民地。经过长期的同盟者战争以及一系列的检举案，元老院元气大伤，所以新加入了三百名新议员。新加入的成员自然都是以贵族的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最后在选举模式以及立法权方面也有了重大变化：旧的塞尔维昂选举法规定，在百人议会选举中，拥有资产在十万赛斯特斯（sesterces）（也就是一千英镑）或以上的人为一等公民，他们几乎拥有将近一半的选票，后来罗马纪元513年（即前241年）通过新法削减了一等公民的选票优势，但是现在之前的塞尔维昂选举法又重新被启用。

实际上这是一种为了选举执政官、副执政官和监察官而设的选举制度，它将非富人阶级排除在选举体制之外。护民官的立法创制权被限制，自此之后，所有由他们提出的提案都应该先交由元老会，通过后才能向人民提出。

苏尔皮基乌斯提出的律法目标是针对执政官苏拉的，所以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但是苏拉后来又成了护宪派的坚强后盾。苏拉竟然完全没有征求市民或者陪审员的同意，擅自处死了12位重要人士，包括当政的地方行政官和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将军，并且公然宣布他们的罪行。这严重亵渎了法律的庄严与神圣，于是甚至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强烈谴责，例如昆图斯·斯凯沃拉（Quintus Scaevola）。他也贸然推翻已经延续一个半世纪的选举法，继而重新启用早已废弃的选举法。他实际上是剥夺了地方行政官以及公民议事会的立法权，并将其转移到另一机关。这一机关之前除了提供建议外，并未有过任何形式的立法权。从没有过任何一个民主党人像他这样以如此暴虐的形式行使过司法权，也没有人像他这样，作为一个保守派的改革者，如此莽撞大胆地扰乱并且改变宪法的根基。如果研究一下改革的内容而非形式的话，我们就会有迥然不同的结论。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些牺牲，在罗马更是如此，他们就会或多或少地借助司法的形式去弥补自己曾经战败的过失，就像他们的失败是一场罪过一样。回忆起当年格拉古兄弟和萨托宁失败以后，其战胜方掀起的层出不穷的检举案，那么在埃斯奎林山市场上的战胜者所表现出来的公正和相对温和更加让人称赞，原因有二：其一，他毫不避讳地说战争本该如此，并称战败者为法律不容的罪人；其二，他将受害者的人数降至最低，并且至少没有对次等人民发起过攻击。

同样，在政治上也表现得较为温和。所谓立法上的革新——这是最重要也是涉及范围最广的——实际上只是力求宪法文字与宪法精神的一致。按照罗马现行立法制度，任何执政官、副执政官或者护民官都可以向公民提出任何决议，然后无需讨论就可以付诸表决，这从一开始就是不合理的，而且随着公民议事会的日益无作为，这样的不合理日益更甚。这个制度之所以被使用是因为元老院早先就享有审议权而且还能够定期否决任何提议，如果有提议没有经过元老院审议，元老院便会用政治的或宗教的方式加以否决。革命打破了这些界限，所以那个荒谬的制度的弊端就开始显现出来：任何一个暴躁的流氓无赖都可以用合乎法律的方式把国家颠覆。元老院的立法权一直以来都是间接发生效力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比正式承认元老院的立法权更合理，更必要，更符合保守主义风格的呢？之前的宪制全部是基于此，甚至罗马纪元513年即前241年的改革也只是限制了富人阶级的特权。自那之后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财政革命，这也可能就是后来选民范围扩大的原因。于是新的财阀进一步修订了宪法，仅仅是为了忠于宪法的精神，但是同时他们又采用最温和的措施尝试阻止非法购买选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些其他可耻的勾当。最后，有利于债务人的法规以及恢复殖民地的方案明确证明了苏拉虽然不大赞成苏尔皮基乌斯激进的提议，然而他还是像苏尔皮基乌斯、德鲁苏斯以及所有有远见的贵族一样，是赞成实质性的改革。我们也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这些措施都是他在胜利之后推出的，而且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基于此种考虑，苏拉同意保留格拉古宪制的基本体制，既没有废除骑士法庭也没有降低粮食赠与额，我们可以推断苏拉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方案实质上是坚持维持盖乌斯·格拉古死后的现状的：一方面，他只是应时代要求，改变了一些现已对政府造成威胁的原有法规；另一方面，他也尝试凭一己之力修复时弊，但是前提是在不触动社会最深层次的弊病下。对形式主义的蔑视、对内在价值的珍视、清晰公正的认知、难能可贵的目标，都贯穿于这次立法改革的始终。它也有一些轻率和肤浅的弊端：他们天真地以为规定最高利息率就可以拯救混乱的借贷关系，还以为元老院的预先审议在预防未来的煽动之风上，会比他们拥有投票选和宗教特权要有用得多。

秦纳与斯特拉博面临新纠纷　苏拉动身去往亚洲

实际上保守党很快就愁云惨淡。亚洲的局势每况愈下。苏尔皮基乌斯革命导致罗马军队赴亚洲的日期延期，国家现在形势危急，所以现在军队赴亚洲的日期已经不能再做耽搁。同时，苏拉也希望做好保障工作，防止意大利的寡头政治受到新一轮的攻击，这保障一方面来自于按照新选举法推选出来的执政官，另一方面来自于当时为了镇压意大利叛军余党时所雇佣的军队。在选举执政官的公民会议中，被选出来的执政官并非是苏拉的理想人选，而是卢西乌斯·科尼利厄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一个最坚决的反对党人，和格涅乌斯·屋大维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贵族派人。我们可以推断，这一定是资产阶级在操控，因为他们想以此报复利率法的提出人。尽管这次选举的结果不尽人意，但是苏拉还是接受了，而且发言说很高兴市民们能够充分利用他们合乎宪法的自由选举权。两位执政官都宣誓会效忠于现有宪法，苏拉见此，也甚是欣慰。军队中最重要的是北方军，因为那里大部分的坎帕尼亚部队要去亚洲。苏拉让人民议会通过决议，将他对北方军的指挥权转移给他忠心的同僚昆图斯·鲁弗斯，又重新召回之前的将军格涅乌斯·斯特拉博，在召回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照顾到了斯特拉博的感情，因为斯特拉博属于骑士阶级，而他在苏尔皮基乌斯叛乱中的消极态度在贵族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鲁弗斯来到军中代替斯特拉博的位置成为总指挥官，但是不久之后他被士兵杀死，斯特拉博又重回军中，重新担任他几乎想放弃的总指挥职位。他被认为是刺杀鲁弗斯的幕后指使。诚然在此事上他是存在嫌疑，因为此事对他有利，而且众所周知他对行凶者只是采取了口头惩罚。鲁弗斯死后，斯特拉博又成为总指挥官，这对苏拉又是一个新的严重的威胁，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剥夺斯特拉博的指挥权。很快，他的执政官任期一到，他就发现自己身处窘境，一方面他的继任者秦纳催促他去往亚洲，尽管那里也确实需要他；另一方面，他又被新的护民官拉到人民法院去接受审问。即使最愚蠢的人也能看到，他和他的政党很快就面临一场新的攻击，而且他的对手都希望他离开。苏拉要么与秦纳或者斯特拉博决裂而后再一次进军罗马，要么远离意大利诸多争端，前往一个新的大陆。最后苏拉决定选择后者——无论是出于爱国还是出于冷漠，我们都不得而知。他将萨姆尼的军队交给了他信任且有经验的士兵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Quintus Metellus Pius），由他代替苏拉在南部意大利担任总司令之职，又把围攻诺拉的任务交给了地方长官阿比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

[1]这些数字来源于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和罗马纪元684年即前70年的调查数据。在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可以服兵役的人是三十九万四千三百三十六人，在罗马纪元684年即前70年，这个数据是九十一万（据弗雷贡说，科林顿及其同伴错误地认为这些是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的数据）。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和罗马纪元684年即前70年之间的数据我们知之甚少，原因是因为当时普查时全国正处在革命的危机之中——据埃罗尼姆斯的统计，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的调查数据为四十六万三千人。在罗马纪元639年—684年即前115—前70年，意大利的人口不可能会增加，甚至苏拉所分配的土地也只能填补战争带来的空缺，但是最后却多了整整五十万能服兵役的人，这肯定是因为这个时期罗马吸纳了很多盟邦的人成为罗马公民。在这战乱的日子中，意大利的人口可能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能服兵役的人口数量若少了十万，那也不算过分。在同盟者战争中，公民与非公民的比例是2:3。

[2]誓言的内容而今犹在，大致内容是：“我面向朱庇特神、维斯塔神、战神、太阳神、大地神以及罗马的神圣创建者以及后任伟人们，郑重发誓：德鲁苏斯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德鲁苏斯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将竭心尽力，为德鲁苏斯以及同发此誓的同仁谋福利，就算丢掉自己或家人的性命，都在所不惜。如我有幸能因德鲁苏斯的法律成为罗马公民，我必视罗马为母国，视德鲁苏斯为恩人。我将尽我所能，引领城内公民发下此誓，若我履行誓言，请赐予我福报，若背叛此誓，请降灾难于我。”我们引用这条誓言的时候，最好谨慎一些，因为这条誓言的出处不是在菲利普反对德鲁苏斯的演讲中，就是在后来出现的与此次罗马动乱相关的刑事诉讼档案中；甚至，如果后面一种假设成立，这条誓言到底是被告在遭遇审讯时供出来的，还是其他人用来诬陷他们的，尚未可知。

[3]现在我们手中仅有的资料大部分来自狄奥多罗斯（Diodorus）以及斯特拉博，但是即使现在资料如此稀缺，这种情形也相当朋显，例如斯特拉博朋确提议由公民团选举官吏。有人说意大利的元老院故意与罗马元老院在形式以及权力上有所不同，但是这并没有得到证实。当然，在组织的初期，人们必然希望各个叛乱的城市能有一个统一的代表，但未有资料记载，说元老院依然由各个民社授权。元老院负责拟定宪法，这样的使命与宪法由官吏公布、由人民大会核准的做法是相通的。

[4]从在阿斯库伦城发现的子弹来看，斯特拉博的军中也有很多的高卢人。

[5]罗马纪元676年即前78年5月22日，罗马元老院下令褒奖卡利斯托（Carystus）、克拉佐美纳伊（Clazomenae）以及米利都（Miletus）的三位希腊船长，因为他们自意大利战争开始（罗元纪元664年即前90年）以来就一直忠心耿耿。现在这道褒奖令仍在。根据门农（Memnon）的记载，事实也是如此。他说两艘三桨座战船奉命由黑海的赫拉克勒亚（Heraclea）出发赴往意大利战争，十一年后，满载战利品而归。

[6]由阿斯库伦城的子弹来看，尤其是子弹上面的第十五军团的字样，都可以说朋阿庇安（Appian）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

[7]朱利安法一定是在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末的最后一个月通过，因为在这一年的宜人季节凯撒尚在战场；按照护民官常规的建议，普劳提安（Plautian）法也大约在护民官上任以后即刻通过，大约是在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12月或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1月。

[8]在阿斯库伦城还发现一些子弹，上面刻有投放子弹的军团番号，有时是一些诅咒“逃跑的奴隶”的话（从这可以知道这子弹是罗马人投放的）或者是其他字样，如“打倒皮森特人”或“打倒庞培”——前一种是罗马人投放的子弹，后一种是意大利人投放的。

[9]刻有欧斯干（Oscan）文Safinim和G.mutil的钱币一定是属于这个时期的；因为只要叛党依然使用“意大利”字样，那么任何一个部落都不可能是主权国，从而不能按自己的名义铸造货币。

[10]按照罗马法律，“降人”（dediticii）指的是依附罗马但是未获允许可以结盟的人。他们不仅可以保住性命，拥有自由和财产，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宪法组织民社。“无公民权的人”（nullius certae civitatis cives）指的是按照法律虚文与“降人”居于同等地位的自由人。即使如此，按照罗马法律所有的投降的都应该是无条件的，这样一来，“降人”在罗马是没有权利的，一切给予或者默许他们的权利都是对他们的恩惠，而且可以随时撤回。所以现在或以后无论罗马对“降人”订立什么法律都不能说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只有等签订了同盟条约，他们的无权利状态才可以结束。因此“投降”与“联盟”在宪法上是相互对立的名词。按照谷宪法，除了一些在汉尼拔战争中丧失条约的几个民社之外，意大利没有“降人”。罗马纪元664—665年即前90—前89年的普劳提安法中所谓的“降人”仍包括全部意大利人。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获得公民权的“降人”按理是不仅局限于布鲁提亚人（Bruttii）人和皮森特人（Picentes），我们可以判定，一切放下武器而且没有依照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获得公民权的人，都可以享受“降人”的待遇。这条约也会因为他们的背叛而被取消，他们投降以后，也没有续订该条约。

[11]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执政官苏拉以及鲁弗斯的“十二分之一法”（lex unciaria）对此事是如何规定的，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不难根据罗马纪元397年即前357年的法律来推测，所以当时法律所允许的最高利率，在十个月为一年时是本金的十二分之一，在十二个月为一年时是本金的十分之一。

第八章　东方与米特拉达特斯王

长期无休止的动乱，令罗马政府一直处在警觉和备战状态，所以根本无暇他顾。特别是亚洲，不仅遥远而且长久以来甚无战事，所以罗马对它的关注远不如阿非利加、西班牙以及阿尔卑斯山北部的邻国。当时同盟者战争爆发时，罗马合并了阿塔罗斯（Attalus）王国，自此之后，就未见罗马真正插手过东方事务——除了在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建立西里西亚省的时候，罗马见此地海盗横行，才不得不插手。所谓的插手，也只是建立了一个永久的驻地，派了一支罗马军队和一支东方舰队在此守卫而已。直到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马略之死在某种程度上让复辟政府得以巩固，罗马当局才开始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东方。

昔兰尼罗马人

在罗马纪元637年即前117年，当时很多情形与三十年前基本无异。犹尔吉提斯二世（EuergetesⅡ）死后，埃及王国的两个附属国——昔兰尼与塞浦路斯——已经分崩离析，一半是在法律上，一半是在实际上。昔兰尼人又重新归于他们的庶子——托勒密·阿皮翁（Ptolemaeus Apion），自此永久脱离了埃及。前国王克娄巴特拉（Cleopatra）的遗孀与他的两个儿子索泰尔二世（Soter Ⅱ）拉代鲁斯（Lathyrus）（卒于罗马纪元673年即前81年）和亚历山大一世（卒于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争夺塞浦路斯的主权，这也导致塞浦路斯也很长一段时间内脱离了埃及。罗马人没有参与这些纠纷，实际上，在罗马纪元658年即前96年昔兰尼国王阿皮翁去世后，由于他死后无嗣，所以照其遗嘱，昔兰尼王国归入罗马。罗马当时并未拒绝，他们宣布昔兰尼、托勒密和贝勒奈西（Berenice）这些希腊城市为自由市，让其实行自我管理，甚至还给予它们皇室土地的使用权。由于距离遥远，所以当时阿非利加省长对此地的监督管理实际上是形同虚设，甚至比马其顿对希腊自由市的管理还要松散。这并非是真的是出于希望希腊独立，而是因为罗马政府当时软弱无力并且自顾不暇——其结果就是希腊也像罗马一样混乱不堪，内战不断，土地篡夺时有发生，所以在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当一个罗马官员突然出现于此地的时候，当地居民急切恳求他留下来处理他们的内部事务，并在当地建一个永久政府。

在此期间，叙利亚并未有太大改变，更无明显进展。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安条克·基利巴斯（Antiochus Grypus）（卒于罗马纪元658年即前96年）和安条克·基齐库斯（Antiochus of Cyzicus）（卒于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为了继承权斗争20余年，他们死后，其子又继续斗争。在几十年的争斗中，这王国几乎是名存实亡，因为当时的西里西亚国王、叙利亚的阿拉伯酋长、犹太的君王以及一些大城市的行政官，都比上述当政的两位国王更有发言权。同时，罗马人占据了西部西里西亚地区，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块重地最后也落入了帕提亚人之手。

帕提亚与亚美尼亚

由于突雷尼（Turanian）部落的入侵，安息（Arsacids）的君主制在格拉古时代经历过严重的危机。阿萨西斯王朝的第九位君王，米特拉达特斯二世，又叫米特拉达特斯大帝（罗马纪元630—667年即前124—前87年），使其国家在亚洲内部获得优势地位，击退了斯基泰人（Scythians），扩展其疆土至叙利亚和亚美尼亚，但在其晚年，他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新的挑战。当时王室贵族包括他的嫡亲兄弟奥罗德斯（Orodes）都起而反对他的统治，最后奥罗德斯推翻了他的统治并将其处死，所以当时不大重要的亚美尼亚也兴盛起来。这个国家自宣布独立以来就一分为二，有东南部的亚美尼亚分支即阿塔西亚德（Artaxiads）王国，还有西南部的索芬尼即扎利亚德里德（Zariadrids）王国。在阿塔西亚德国王提格拉涅斯（Tigranes）（罗马纪元660年即前94年即位）在位时，这两部分才最终得以统一：一方面这使得提格拉涅斯的权力倍增，而帕提亚的统治权被削弱，于是这位亚美尼亚的新国王不仅能够摆脱对帕提亚的依赖，将之前割让出去的省份重新夺回，而且还可以让亚美尼亚在亚洲拥有名义上的霸权地位。这霸权地位曾经经由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s）王朝传至塞琉古（Seleucids）王朝，又从塞琉古王朝传至安息王朝。

小亚细亚

在阿塔罗斯王国消亡之后，受罗马影响，小亚细亚的领土边界都大致保持不变。一些附属国——例如比提尼亚王国、卡帕多西亚王国、本都王国、帕弗拉格尼亚和加拉提亚的封邑国、众多的市联邦和自由城镇——在起初也都没有明显的改变。实际上，在这些地方，罗马统治都经历了实质性的改变。部分是由于暴虐专制的政府无疑都会有日甚一日的压迫，部分也是由于罗马革命的间接影响——例如盖乌斯·格拉古在亚洲没收土地所有权时，征税人又在此之外征收什一税和关税，并俘掠人口——罗马统治刚开始就很难被亚洲接受，但又强行在亚洲推行政策，所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所有财产都应被充公，好像每一粒粮食都是为罗马而生，而每一个自由农的子女也都生来是为了做罗马的奴隶。诚然，亚洲人忍辱负重，默然承受了这些磨难，但是能使他们悄然承受这些磨难的，并非是他们的宽容心和谨慎性，而是东方人所缺少的主动精神。在这些平静的土地上，在这些柔弱的国家里，一旦有一位伟大的人物能够发号施令，就可能会有惊心动魄的壮举发生。

米特拉达特斯六世

当时统治本都王国的是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号犹帕托（Eupator），约生于罗马纪元624年即前130年，卒于罗马纪元691年即前63年，从其父系，十六世祖是大流士王即希斯塔斯普（Hystaspes）之子，其八世祖是米特拉达特斯一世即本都王国的创建者，其母系是亚历山大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的后裔。其父米特拉达特斯·尤尔吉提斯（Mithradates Euergetes）英年早逝，在锡诺普（Sinope）死于一位刺客之手，所以他于罗马纪元634年即前120年登基，当时年仅十一岁。然而王权带给他的仅仅是困扰和麻烦。他的监护人都企图谋害这位幼王的性命，即使他的亲生母亲奉其父遗旨，也已插手政治。据说为了躲避其法定监护人的谋杀，他自愿选择了流浪，在七年间每晚都更换藏身之所，成了一个自己王国的逃亡者，过着像猎人一样无家可归的生活。最后这位小男孩成长为一个勇猛有力的男子汉。尽管我们对这位勇士的了解都来自同时代的记载，然而他的事迹却早在东方被迅速流传开来，这位英雄被赋予了参孙和鲁斯特姆（Rustems）的标签。正如云冠只属于最高的山峰，这样的个性也只属于像他这样的伟人：他的形象一直都是模糊的，充满传奇的色彩，永远没有经过任何改变。身穿盔甲的他，体形壮硕无比，让亚洲人和意大利人都愕然惊叹。论奔跑，他能赛过最快的鹿；论骑行，他能比过最壮的骏马，凭数匹骏马，他能够日行一百二十英里；作为战车的御者，他能够单手驾驭十六辆战车，并多次在比赛拔得头筹——很明显，在这样的比赛中抢了国王的风头，确实是至关危险的。骑行涉猎时，他每次都能够一箭中的，从未失手。他还在宴席上展开比赛，曾经他组织比赛，食量最大者获胜，结果他自己获得冠军。他在后宫也同样寻欢作乐，从他希腊情人潦草的手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他智力超群却又非常迷信——他花在解梦和希腊神秘宗教的时间非常多——此外，他还不加选择地吸收希腊文明。他喜欢希腊艺术和音乐，所以他热衷于收藏珍贵物品、名贵家具、古波斯和古希腊的奢侈品。他的指环收藏室举世闻名，还经常邀请希腊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诗人来到宫中。在他宫中受到奖赏的，不仅有最伟大的吃客，最滑稽的小丑，还有最优秀的歌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与后来的苏丹不分伯仲。在东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是一种自然的关系而不是靠道德法则来维系，统治者残忍而多疑。在这方面，米特拉达特斯无人能及。他以真实或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或永久囚禁他的母亲、兄弟、支持他的姐姐、他的三个儿子和众多女儿。更过分的是，后来在他的秘信中还发现他事先拟好的、将他最亲信的仆人处死的密令。之后，仅仅是为了从敌人那里得到战利品，他将他的两位希腊嫔妃、一个姐姐和后宫所有成员全部处死，而对于其妻室，他也让她们自行了断，这一点也像极了苏丹的风格。他致力于研究制毒和解毒，并将这当做是政务的重要一部分，并且亲自以身试毒。他很早就开始防范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最亲近的亲属，提防背叛和暗杀，所以其必然结果是——这在其传记中也得以验证——他所有的努力都由于被信任的人背叛而破产。同时我们无疑也能看到他身上公正无私的一面：在惩治叛徒时，如果该叛徒只是从犯，而其犯法只是为了效忠于主谋，那么他就会对此从犯网开一面，但是这样的仁慈并非是每一位暴虐的君主所具备的。真正让米特拉达特斯王区别于众多苏丹人的，是他无限的勤勉。

曾经他在一个美好的清晨离开王宫，自此消失整月，外界都传言他已经消失，但是等他归来，大家才知道他其实是去亚洲西部微服出巡了，已经全面探查了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总体而言，他不但善于言谈，而且还掌握多种语言，所以在他辖下的22个国家内，他都能交流自如，无需译者。在多种语言并存的东方，这种特长对一个君主来说非常重要。作为一个统治者，他所有的活动都带有这样的特点。目前据我们所知（很不幸我们掌握的资料中对他的内政管理也知之甚少），像每一位苏丹人一样，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收集珍宝、配备军械、扩展疆土上。在当时，至少是在他执政早期，冲锋陷阵的通常不是国王本身，而是一些希腊的雇佣兵。在其他方面如促进文明进步、渴望领导反抗民族压迫、特殊的天分等，米特拉达特斯并未见颇大建树，至少从我们掌握的材料看，确是如此。所以他并不能与奥斯曼帝国（Osmans）的英主相提并论，如穆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就像卡帕多西亚族与罗马甲胄格格不入一样，他尽管接受的是希腊文化，但是却有彻头彻尾的东方特质，粗野、世俗、迷信、残酷、肆无忌惮。他如此体格健壮、精力充沛，以至于他的目中无人和莽撞粗鲁很多时候更像是他的才能甚至是天分。就算是在共和国垂死挣扎时期，对抗罗马也比在西庇阿或图拉真（Trajan）时期容易，而且正是因为亚洲战事与意大利内乱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米特拉达特斯与罗马周旋的时间比朱古达的两倍还要久，不可否认的是在帕提亚战争之前，只有他才算得上是罗马在东方真正的麻烦，而他防范罗马就像狮子防范猎人一样。我们也不能据此推断，他的防范只是由于天性使然。无论我们对这位国王得出什么样的定论，他至关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是无法忽视的。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是希腊反抗罗马政治统治的最后一击，也开启了反抗罗马霸权的运动，敌对双方其实是亚洲对抗欧美。米特拉达特斯帝国，就像国王本身一样，属于东方：一夫多妻制和后宫制在王室和贵族中普遍流行，民间和王室的信仰都是国家的古信仰。那里的希腊文化与亚美尼亚国的娣格兰王朝、帕提亚帝国的安息朝并无二致。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可能会偶尔想到这位国王是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支柱。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目标与马格尼西亚战争和皮德纳战争的目标迥然相异。在长时间休战之后，东方和西方形成了一种新的局面，双方的斗争也在马拉松之战以后延续至今日也将会延至未来数千年。

小亚细亚的民族

尽管这位卡帕多西亚王的全部生活和行为都带有异域和非希腊的色彩，我们却很难清楚判断在他身上究竟哪一种民族特质占优势，也不能对他有一个全面的结论或者有一个清晰的看法。纵观整个古代文明史，没有哪一个地区像小亚细亚一样，多个民族并立或杂居，各民族之间迥然相异，所以在这里民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从叙利亚到塞浦路斯到西里西亚，以及卡利亚和吕底亚地区的西海岸都有古老的闪族人分布，但是西北部却是由比提尼亚人占据，他们属于欧洲的色雷斯人的后裔；在内陆和北部沿海，主要由印度-日耳曼人居住，他们主要是与伊朗族同宗。已经确认亚美尼亚语和佛里吉亚语与古代波斯语最为相似，卡帕多西亚语也很可能如此；关于米西亚人，他们混合使用吕底亚语和佛里吉亚语，所以他们可能是闪族人与伊朗人的混合民族，就像亚述人一样。至于西里西亚和卡里亚之间的地区，特别是吕底亚，尽管仍然保留有本国的语言和文字，却仍然缺乏确切史料，很有可能这些部落被看做是印度-日耳曼族而不是闪族。这些错综纷乱的民族如何在希腊军事和文化占优势的前提下被赋予了希腊商业化的气息以及希腊化精神，已经在上文做出了简要概述。

本都王朝

米特拉达特斯统治着的这些地区，特别是黑海的卡帕多西亚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本都国，实际上是位于小亚细亚的最东北，面向亚美尼亚并与之往来频繁，所以伊朗民族可能比小亚细亚其他民族更纯净一些，希腊文化甚至都没能深入该地区。除了一些希腊原住民居住的海域特别是一些商业重镇，如特拉比宗（Trapezus）、撒姆松（Amisus），尤其是锡诺普，米特拉达特斯出生和居住的地方，也是帝国最繁华的城市，这个国家仍然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并非是因为这些地区土地荒芜，相反，本都国是当时世界上物产最富饶的地区之一，土地肥沃，森林、果园应有尽有，即使是在米特拉达特斯时期都无疑是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地区。那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镇，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只是壁垒和要塞，这只能够为农民提供避难所，为国王保管国库税收。实际上，仅仅在小亚美尼亚，这种小型的皇家堡垒就有75座。我们没有发现米特拉达特斯王对促进他的帝国的市镇发展有何建树，实际上，这虽然不是他本意所为，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希腊主义的。

米特拉达特斯拓疆扩土，从科尔斯基到黑海

似乎他对全面拓疆扩土更感兴趣——这一点也很符合东方特质——尽管当时他的疆域也绝非狭小，据说是能绵延2300英里。他的陆军、海军和使臣频繁出没在黑海海域以及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周边。但是最能够让他大显身手的是黑海东部和北部，这一点我们决不能忽视，尽管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对此有真正清晰的了解。黑海东部——在米特拉达特斯率先探索以来，几乎是一片未知之地——西斯河沿岸的科尔斯基地区［即名格利亚地区（Mingrelia）以及依梅列季亚地区（Imeretia）］连同商业重镇狄奥斯库里亚（Dioscurias）也被米特拉达特斯从本地王公诸侯手中夺走，变成了本都王国的辖地。他的雄图大略更体现在北部地区。[1]那里草原广袤，一望无际，一直延伸到黑海、高加索和里海的北部地区。该地地理环境特殊，温度差异较大，斯德哥尔摩和马德拉群岛气候迥异，一个是常年干旱极少降雨，一个是雨季能持续二十二个月甚至更久，两者都不适合农耕或永久定居。尽管两百年前的气候比现在稍微好一些，但是总体而言，这里的情形几乎一直如此。[2]很多民族游牧至此，努力适应环境并带着成群的牛群或马群过着游牧生活，将财物放在马车上，不断变换住所和草场。他们的装备和作战方式也与这种生活方式相一致：这些草原上的牧民大多在马上作战，并且较为分散，装备有皮盔皮甲和皮盾，武器是刀剑和长矛，他们是现代哥萨克人的祖先。之前是斯基泰部落（Scythians）在那里定居，他们属于蒙古族，在生活习惯和外貌特征上很像当时的居民西伯利亚人，后来被由东向西攻进的萨尔马提亚部落（Sarmatian）——塞尔玛提亚人（Sauromatae）、罗克索拉尼人（Roxolani）和雅奇根人（Jazyges）——占领。占领者通常被称作是斯拉夫人，但是他们的名字与米底亚和波斯比较相近，所以我们也可以据此判断他们可能是属于波斯人。色雷斯部落由西向东侵入，特别是盖塔（Getae）人，他们甚至入侵到了德涅斯特河（Dniester）。在这两个部落之间的是凯尔特部落。他们可能是日耳曼大迁徙的支脉，其主体似乎未到达黑海。他们定居在地聂伯河，巴斯塔奈人也在此定居，皮欧西尼人（Peucini）则居住在多瑙河河口。此处并未形成国家，而是每个部落在王族或长老的领导下各自分立。

该地区的希腊精神

与这些蛮夷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腊居民，在当时强大的希腊商业精神的驱动下，特别是在沿海城市米力都（Miletus）的推动下，该区域沿海的城市都变成了贸易中心或者渔业甚至农业中转站，因为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黑海西北部沿海自古都不适宜农业，但是现在有些许好转。就像利比亚的腓尼基人一样，在这里希腊人也付费使用土地，向当地统治者交税费和地租。在这些殖民地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市克索涅索斯（Chersonesus）和潘吉卡裴（Panticapaeum）：前者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斯基泰人领地，该市虽然地理环境相当不利，但经济繁荣，体制完善，民心纯良。后者位于半岛对面，在黑海通向亚速海的海峡上，自罗马纪元457年即前297年就被世袭市长统治，之后被叫做博斯普鲁斯王国、阿凯那克提底王国（Archaeanactidae）、斯帕托奇底（Spartocidae）王国和裴利萨底（Paerisadae）王国。亚速海的农耕文化和渔业文明迅速让该城走向繁荣。在米特拉达特斯时代，它的疆域就包含克里米亚半岛的一小部分，包括西奥多西亚镇（Theodosia），此外它还包括了亚洲的法纳格里亚城（Phanagoria）和辛迪卡（Sindica）地区。曾经潘吉卡裴的贵族靠土地牵制着亚速海东海岸和库班河沿岸的人民，还派舰队占据了黑海海域，但是潘吉卡裴已经今非昔比。希腊民族的没落很可悲，而这些遥远边邑的没落最为可悲。雅典在其盛极一时之时，是唯一担当其领导职责的国家，而这很明显也是因为雅典当时需要本都国的粮食。在希腊失去阿提卡（Attic）的制海权之后，这些地区又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希腊的陆军力量从来没有真正干涉过这些地区，虽然亚历山大大帝之父菲利普和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曾经有所尝试。罗马人征服了马其顿和小亚细亚，所以他们有义务充当希腊文明的坚强后盾，然而他们却抛下利益以及荣誉，对这种义务置之不理。锡诺普战败，罗德岛陷落，使得希腊完全与北部黑海沿岸隔绝开来。他们的状况与流动的蛮夷无异，奥尔比亚（Olbia）用铭文对此有生动形象的记载（在奥克扎克夫附近，距离聂伯河口不远）。市民不仅每年要向蛮夷君主交纳贡物，而且在他在市镇扎营之前甚至是在他路过城镇时，也要向他交纳贡品。同样，他们还需要买通当地酋长甚至是整个部落，如果贡品太寒酸，他们就会遭殃。市库破产以后，他们不得不抢掠寺庙。同时，这些野蛮的部落也会蜂拥至城门，掠夺土地和劳动力。斯基泰人相对比较弱小，但们为了摆脱更野蛮的凯尔特人的压迫，也想把这片已经成为破壁残垣的城市据为己有，所以城中大批市民外逃，斯基泰人也几乎完全占领了此城。

米特拉达特斯控制博斯普鲁斯王国

这就是米特拉达特斯面临的局势，当时他的马其顿方队正穿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库班河谷和捷列克河河谷，同时他的舰队也出现在克里米亚半岛水域。所以无怪这里的希腊人都对这位本都国王热烈欢迎，而且把这位半希腊的卡帕多西亚人看做他们的救世主，就像当年在狄奥斯库里亚的情形一样。罗马人在这里疏忽了什么，变得显而易见。潘吉卡裴的统治者需要缴纳的贡赋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承受能力；克索涅索斯也被斯基泰国王斯奇路罗斯（Scilurus）及他的五十个儿子压榨得不堪重负；潘吉卡裴想放弃他们的世袭统治，克索涅索斯也欲放弃他们长久以来的自由，以挽救他们最后的财产——希腊文化。这是有成效的。米特拉达特斯手下的猛将丢番图（Diophantus）和尼奥普托列墨斯（Neoptolemus），再加上他训练有素的军队，轻而易举就拿下了草原上的民族。尼奥普托列墨斯在潘吉卡裴海峡将其歼灭，一部分被歼灭在水上，一部分被歼灭在冰上；克索涅索斯被占领，杜林人（Taurians）的据点被摧毁，半岛上的财产在一些精心设计的堡垒的保护下才得以保全。丢番图向前来援助杜林人的罗科索拉尼人（位于第聂伯河和坉河之间）进军，但罗克索拉尼人的五万雄兵还是败给了丢番图的五千步兵，本都国的军力所辖范围远及第聂伯河。[3]所以除了本都王国之外，米特拉达特斯王在此又有了另外一个王国，两者都是在若干希腊商业城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被叫做博斯普鲁斯王国包括今日的克里米亚半岛和对面的亚洲海岬，它每年都需要向王室缴纳二百塔伦特（约四万八千英镑）的金银以及27万蒲尔式的粮食。来自高加索山脉北坡以及多瑙河河口的这些草原部落至少大部分都依赖于本都王国或者与本都王国有协议，不管他们对本都王国是否有帮助，至少他们可以为该王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

小亚美尼亚联盟

北方已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所以国王此刻又向东西两方扩展疆土。他把小亚美尼亚从一个独立王国变成了本都王国的附属国，更重要的是他与大亚美尼亚国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不仅把自己的女儿克利欧佩特拉（Cleopatra）嫁给了提格拉涅斯，还帮助提格拉涅斯摆脱了安息王国的统治并取代了其在亚洲的地位。两者之间似乎达成了一致，提格拉涅斯应该着手占领叙利亚以及亚洲内部，米特拉达特斯应该占领小亚细亚以及黑海沿海，以求互惠互利。毫无疑问，发起这个协议的是较为活跃、较有才略的米特拉达特斯，目的是为了稳定后方、巩固同盟。

征服帕弗拉格尼亚与卡帕多西亚

终于，小亚细亚的国王把目光放至帕弗拉格尼亚——其沿海很长时间以来属于本都王国——以及卡帕多西亚。[4]本都认为，按照帕弗拉格尼亚的最后一位君主皮莱梅尼斯（Pylaemenids）的遗嘱，该王国已经被赠送给米特拉达特斯·尤尔吉提斯，然而，此观点遭到了该王国所有合法的以及非合法的争位者以及该国本身的反对。至于卡帕多西亚，本都国王统治者不会忘记内陆卡帕多西亚曾经与沿海卡帕多西亚联合，而现在也依然倾向于再度联合。米特拉达特斯王与比提尼亚的尼科梅德斯（Nicomedes）王一起占领帕弗拉格尼亚。当参议员对此提出异议时，米特拉达特斯表示让步，而尼科梅德斯封其一子为皮莱墨涅斯（Pylaemenes），并借这个名号继续占有帕弗拉格尼亚。两国联盟又给卡帕多西亚带来更大的祸事。阿里阿拉特六世死于戈尔狄俄斯之手，据说这是奉阿里阿拉特的妹夫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之命而行的，如果不是，至少也是与他的利益相关。其幼子阿里阿拉特只能借助其叔父别有用心的援助来抵抗比提尼亚王国的进攻。其叔父建议阿里阿特拉允许当年杀害其父亲并已在流亡中的戈尔狄俄斯回到卡帕多西亚，以此作为对其援助的回报。这导致了双方的决裂和战争，但是在双方对峙之际，这位叔父要求预先与侄子会谈并借此机会亲手将其杀掉。此后戈尔狄俄斯，杀害阿里阿拉特六世的凶手，按照米特拉达特斯的指示接管政府。尽管当时民众对此愤懑不平，并一致拥护先王幼子继承王位，不过幼主最终还是不能与米特拉达特斯的强权持久抗衡。人民拥立的幼主很快夭折，卡帕多西亚王朝也就此中断，这样本都国王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一位伪阿里阿拉特被拥立为名义上的统治者，就像当年帕弗拉格尼亚的情形一样，而戈尔狄俄斯则作为米特拉达特斯的代理人行使真正的统治权。

米特拉达特斯帝国

米特拉达特斯比历任本土的君主还要有魄力，他的统治势力到达黑海北部和南部沿海，甚至深入小亚细亚内部。无论是陆军作战还是海军作战，这位国王似乎都有着无限的资源可以利用。他征兵的范围包括多瑙河河口到高加索以及里海地区，色雷斯人、西塞亚人、塞尔玛提亚人、巴斯塔纳人、科尔斯基人、伊比利亚人（在今格鲁吉亚地区），都纷纷加入他的麾下。他的士兵大多都来自勇敢的巴斯塔纳人。科尔斯基的总督辖地为他的军队提供木材、麻布、大麻、树脂以及蜡烛，此外，又提供从高加索地区顺流而下运送而来的优质木材。据说，这位国王曾经率领六百辆镰刀战车、一万骑兵以及八万步兵进军卡帕多西亚，而此次战争根本未动用他的全部兵力。当时没有罗马军队以及其他重要的海上强国，本都王国的舰队凭借锡诺普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港口作为据点，对黑海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罗马和米特拉达特斯　元老院的介入

罗马元老院一直以来的总方针是压制其附属国，对待本都王国也是如此，这一点从他们在米特拉达特斯五世猝死、王国易主这一事的态度上，就可见一斑。因为米特拉达特斯五世参与了亚利斯托尼库斯的战争又或者因为广有钱财，罗马将大佛里吉亚赠与他，但是在其幼子继位以后又将其收回，这块土地立刻又归罗马所有了。[5]这位幼主成年之后，又开始了全面进攻之势，而元老院对此却完全被动，无从应对，这种阵势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罗马的这一个附属国——本都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拥有十万雄兵。本都的统治者与东方的一位新崛起的国王建立了亲密同盟，又帮助其在亚洲内部获取霸主地位；又借故吞并了亚洲的邻国和诸侯国，而这借口明显是对罗马这个消息闭塞的保护国的嘲笑；最后，他又立足于欧洲，统治克里米亚半岛，甚至又几乎成了马其顿-色雷斯边界的保护国。这确实困扰了罗马元老院一时。尼科梅德斯一手操办了一个伪皮莱墨涅斯来应对帕夫拉格尼亚继位一案，但是面对此事，元老院却不认为自己是被欺骗了，反而为此感到高兴，因为由此一来，元老院就可以不用干预此事。同时，抱怨也愈演愈烈。克里米亚-西塞亚的君主被米特拉达特斯赶出克里米亚，于是他转而向罗马寻求帮助。罗马元老院铭记罗马传统箴言。回想当年，虽然情况与此截然不同，安条克王横渡欧洲，占领色雷斯半岛，而这变成了亚洲战争的导火线。元老院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本都国王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令他们也不能再容忍了：卡帕多西亚王国重新走向统一，局势终于得到扭转。此外，比提尼亚的尼科梅德斯原本通过再立一个伪阿里阿拉特来拥有卡帕多西亚，但现在看到本都王国已立伪主，所以极力要求罗马政府干预此事。元老院决定米特拉达特斯应该让赛西亚王子复位，由于罗马政府长久以来采取忽略不管的态度，所以元老院的决议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效力了，他们没有支持希腊人对付蛮夷，而是支持斯基泰人对抗那些与他们半属同种的同胞。帕弗拉格尼亚宣布独立，尼科梅德斯的伪皮莱墨涅斯从该国撤离；同样，米特拉达特斯的伪阿里阿拉特也从卡帕多西亚卸任。因为该国的代表拒绝这样给予的自由，所以还需要通过自由选举的方式选举一位国王。

苏拉被派至卡帕多西亚

这些法令听起来足够有力，但是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派遣军队到这里，而是派了西里西亚的省长卢西乌斯·苏拉率领一小队兵力到此打击海匪和盗贼，来插手卡帕多西亚。幸运的是昔日罗马在东方的威力尚在，而现任政府又远不如昨，并且这位省长的威力以及能力都在元老院之上。米特拉达特斯畏于上前，便诱导亚美尼亚国王提格拉涅斯派军到卡帕多西亚，因为提格拉涅斯更能与罗马抗衡。苏拉迅速召集他的部队以及亚洲盟国的分遣队，穿过托鲁斯山脉，将省长戈尔狄俄斯及其亚美尼亚援兵一起逐出卡帕多西亚。米特拉达特斯全面屈服；戈尔狄俄斯不得不承担卡帕多西亚动乱的罪责，伪阿里阿拉特消失；本都政府力推戈尔狄俄斯作为君主，但是最后国王的宝座却落在了德高望重的卡帕多西亚人阿里奥·巴尔扎尼斯的身上。

罗马与帕提亚初次接触

苏拉执行远征到达幼发拉底河，河水中第一次倒映出罗马军队的旗帜，这意味着罗马第一次与帕提亚接触，帕提亚由于与提格拉涅斯的分歧才有机会接近罗马。在东西两大强国初次接触时，双方都认为自己处于世界霸权地位，但是苏拉比帕提亚的使者更为大胆，他在卡帕多西亚王与帕提亚使者的会议中一直自居上座。这次幼发拉底河会晤让苏拉名声大振，其威风程度甚至超越了当年他在东方取得的荣耀。帕提亚使者也因此遭到了国王的愤恨，最后命丧国王之手。从目前来看，此次东西方接触暂无更多进展。尼科梅德斯倚仗罗马的支持并未撤离帕弗拉格尼亚，但是元老院通过的反对米特拉达特斯的决议却被有效实施，至少他同意了赛西亚酋长复位，东方似乎又回到了原初的状态。（罗马纪元662年即前92年）

米特拉达特斯的新一轮入侵

对外宣称是如此，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一切都回到了原初的状态。苏拉一离开亚洲，大亚美尼亚的提格拉涅斯王就开始进攻并且驱逐卡帕多西亚新君阿里奥·巴尔扎尼斯，并且为一己之利让本都国的伪阿里阿拉特复位。在比提尼亚，尼科梅德斯二世去世之后（约罗马纪元663年即前91年），其子尼科梅德斯三世菲洛佩特（Philopator）就被人民和罗马元老院拥立为合法国王，但是其王弟苏格拉底却又起而称王，试图篡夺王位。很明显卡帕多西亚以及比提尼亚祸事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米特拉达特斯，虽然他从未公开参与过。显而易见，提格拉尼斯只是奉他的命令行事。苏格拉底也与本都部队一起进军到比提尼亚，尼科梅德斯三世的性命在米特拉达特斯派来的刺客面前也是岌岌可危。在克里米亚甚至在其邻国，本都国王都没有想过退兵，反而一再向前，穷兵黩武。

阿基利乌斯被派至亚洲

国王阿里奥·巴尔扎尼斯和尼科梅德斯亲自向罗马政府求救，罗马政府派曾指挥过辛布里战争以及西西里岛战争的领事官马尼乌斯·阿基利乌斯前往小亚细亚辅佐省长卢西乌斯·卡西乌斯。阿基利乌斯并非被派去作为部队将领，而是作为一位大使，并命令亚洲附属国特别是米特拉达特斯在必要时对其给予军事援助。这位罗马军官凭借亚细亚省长派遣的一小支队伍以及弗里吉亚和迦拉太的苛税完成了委派给他的任务。尼科梅德斯王和阿里奥·巴尔扎尼斯一次又一次巩固了自己的王权。米特拉达特斯王以各种借口推诿提供派遣队，但是并未明确拒绝罗马，相反他却又下令处死了比提尼亚的伪王苏格拉底。（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

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动摇

当时的形势异常复杂。米特拉达特斯十分确信他不能与罗马公然冲突，所以绝不允许事态发展到与他们公开决裂或者战争的局势。如若他没有那样的执念，那么现在就是开战的最好时机：正当阿基利乌斯进军比提尼亚和卡帕多西亚的时候，意大利叛乱正值其高点而这可能会激励弱小国家也去对抗罗马，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就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但是米特拉达特斯却并未抓住这次机会。不过他那时也全力以赴在小亚细亚扩展疆土。这样一方面努力维护和平，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开疆扩土的做法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这只能证明米特拉达特斯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既不能像菲利普国王那样善于备战，也不知道如何像阿塔罗斯王一样懂得屈服，而是永远在自大喜功与自我怀疑之间徘徊，这一点正是苏丹人的风格。当我们知道米特拉达特斯已经有二十余年与罗马接触的经验，而他也已经了解了罗马的政策时，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以上的表现了。他深知罗马绝不喜欢战事，因为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将军崛起就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先前辛布里战争和马略的例子仍历历在目，所以他们对战争的恐惧可能甚于他自己。他不惧怕罗马政府会宣战，但是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可能会让元老院宣战的公然的冲突。一旦事态变得严重，他就会后退，面对苏拉和面对阿基利乌斯都是如此。无疑，他是不希望与自己对抗的永远都是果敢的将军，也希望像朱古达那样遇到他的斯考卢斯或者亚比努斯。不得不说他的这种想法是有原因的，但是朱古达的例子也表明了通过贿赂将军和堕落军队的方法征服罗马人民是多么愚蠢的做法。

阿基利乌斯对战尼科梅德斯

现在局势是非和非战，而且似乎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阿基利乌斯本不想如此，因为他不能迫使其政府对米特拉达特斯宣战，于是他便利用尼科梅德斯来达到此目的。尼科梅德斯的身份在阿基利乌斯之下，又因巨额的战争经费成为了阿基利乌斯的债务人，所以他不得不答应阿基利乌斯对米特拉达特斯宣战的提议，于是比提尼亚宣战。即使尼科梅德斯的战船封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对抗本都，而且还进军到本都王国疆域，并将阿玛斯特里斯（Amastris）区域夷为平地，米特拉达特斯依然坚守他的主和政策。他非但没有将比提尼亚人赶出其疆土，反而向罗马使团请示是否该出面调解或者准许他奋起自卫，阿基利乌斯通知他说他应该尽全力避免与尼科梅德斯开战。很明显他们现在的策略跟当年对付迦太基时无异：他们让被害人被罗马鹰犬挑拨却又禁止他们自卫。米特拉达特斯预感到自己不会成功，就像当年的迦太基一样，但是当腓尼基人因绝望而被迫屈服时，锡诺普国王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开始召集军队和战船。据说他曾说过：“就算一个人最后终将失败，他不也应该奋力自卫吗？”其子阿里奥·巴尔扎尼斯奉他之命进军到卡帕多西亚，又遣人送信给罗马使者告诉他们现在自己已然采取的举措，并请求他们下最后通牒。通牒的内容果然不出所料。尽管罗马元老院、米特拉达特斯王和尼科梅德斯王都不愿意决裂，但是阿基利乌斯希望决裂，于是战事爆发了。（罗马纪元669年即前85年末）

米特拉达特斯的备战

米特拉达特斯被迫迎战，所以他也竭尽全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全面备战。首先他进一步巩固和亚美尼亚王提格拉尼斯的同盟关系，后者许诺为他提供一支援兵进军亚洲西部为米特拉达特斯占领疆土，为提格拉尼斯搜掠金银财宝。帕提亚国王被苏拉的傲慢所冒犯，所以他虽然不能算是罗马的敌人，也不能算作是同盟。对希腊人而言，国王在努力效仿菲利普和玻尔修斯，去保卫希腊民族对抗罗马的异族统治。本都派使者去觐见埃及国王并拜访自由希腊遗留的克里特岛城市联盟，去呼吁那些受罗马桎梏的城邦起义去挽救希腊民族，至少在克里特岛，众多的克里特岛人加入本都军队。他们希望弱小的受保护国——例如努米底亚、叙利亚、希腊共和国——能够相继造反，还希望一些省份能够起义特别是小亚细亚西部，因为这里受到的压迫是无限的。他们做了很多努力去鼓励色雷斯人起义，甚至还鼓动了马其顿人。海盗原本就很猖獗，现在更是无所畏惧，甚至被看做是最受欢迎的同盟，海盗船的数量猛增。他们自称是本都国的私掠船，充斥在地中海的广大地区。罗马市民暴乱不断，意大利叛乱虽被镇压，但又有蠢蠢欲动之势，这一切却让人民感到振奋欢呼。民怨与意大利叛乱并未有直接关系，仅仅在亚洲出现了一支按照罗马样式武装和组织的军队而已，其核心由罗马以及意大利难民组成。自波斯战争之后，亚洲就未见有像米特拉达特斯这样的军队。据说除亚美尼亚辅助军外，他还率领了二十五万步兵、四万骑兵，还有三百艘本都甲板战船和一百艘无甲板战船进行海上作战。对于像他这样一位能号令整个草原的好战的君王而言，这样的作战阵容并非夸张。他手下的将军，特别是尼奥普托列墨斯和阿奇劳斯兄弟，都是身经百战的希腊将领；国王的士兵也全部都是视死如归，斯基泰人与米提亚人的黄金铠甲和希腊士兵的钢铁战衣交相呼应。没有哪一种军事组织能够把这些纷繁复杂、党派繁多的民众聚合在一起。拙劣的军事组织经常是被优秀的军事组织所替代——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十年前的马格尼西亚——米特拉达特斯的军队也是如此。尽管如此，东方仍然在奋力武装对抗罗马，而西方也绝非太平。

罗马疲软回击

虽然罗马对米特拉达特斯宣战在政治上看是必然之势，但是此刻却并非宣战的最佳时期，所以很有可能马尼乌斯·阿基利乌斯会在这个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起罗马和米特拉达特斯之间的嫌隙。目前，除了卢西乌斯·卡西乌斯领导下的一小队罗马士兵以及西亚的民兵外，他们在亚洲并无其他可调配的军队，而且由于意大利叛乱给罗马造成了军事和财政压力，所以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之前，罗马不能派任何军队到亚洲，即使是在最顺利的情况下。现在这里的罗马行政官处境不利，但是他们希望保护这个罗马行政省并能够保持现有地位——尼科梅德斯王率领的比提尼亚军队的势力仍保留在上一年取得的范围内，即位于阿玛斯特里斯（Amastris）与锡诺普之间的帕弗拉格尼亚境内，卢西乌斯·卡西乌斯、马尼乌斯·阿基利乌斯和昆图斯·奥庇乌斯（Quintus Oppius）领导的军队势力范围在更远一些的比提尼亚、迦太基和卡帕多西亚地区，而比提尼亚-罗马舰队则继续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

米特拉达特斯占领小亚细亚及当地的反罗马运动

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米特拉达特斯展开攻势。在哈吕斯河（Halys）的支流亚美尼斯河（今特施-科普瑞附近），本都骑兵和轻装部队先锋与比提尼亚部队交锋，尽管后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却首战溃败，溃军四处逃散、军营失守，军资也落入敌手。此次胜利主要归功于尼奥普托列墨斯和阿奇劳斯。可怜的亚洲民兵在遇到敌军之前就节节败退，立刻投降；当米特拉达特斯的军旗一靠近，就消散殆尽。一支罗马军队在卡帕多西亚被击败。卡西乌斯力求在佛里吉亚与民兵继续作战，却在上战场之前解散部队，带着一小队自己的亲信部队往北逃到了迈安德（Maeander）地区，主要是在阿帕米亚。潘菲利亚也同样撤退了，退守在佛里吉亚的劳迪西亚；阿基利乌斯在比提尼亚地区的桑加瑞斯河（Sangarius）附近撤离时被追兵追上，最后完全溃败，军营失守，不得不在罗马省的帕加姆斯（Pergamus）处避难；帕加姆斯最后也失守，落入敌军之手，博斯普鲁斯海峡及其当地的战船也遭此厄运。每次胜利后，米特拉达特斯都会释放被俘虏的小亚细亚民兵，不惜一切代价获取民心，使其归顺于他。现在除了少数几个要塞外，举国上下直到迈安德地区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下。同时又有消息传来，称罗马又有新的革命爆发，执政官苏拉原本被派去与米特拉达特斯作战，现在却没有远赴亚洲而是转攻罗马。罗马最负盛名的几位将军正在相互攻击去决定到底谁才可以成为亚洲之战的总指挥官。罗马看似非常热衷于内讧，难怪即使现在各处的少数民族都依附于罗马，小亚细亚本地人却大都依附于本都。希腊人和亚洲人都热烈欢迎这位救世主，就像当年印度-亚洲人和希腊人称呼征服他们的圣君一样，这位救世主也按照惯例被人们称为新一代的狄奥尼索斯。他每到一处，都会有各大城市和岛屿国派出的使者谒见他，去迎接这位“救世主”。市民也穿上节日的盛装，云集门前去迎接他。在一些地方客居的罗马官员也被当地市民捆绑起来交给国王。于是劳迪西亚交出了市指挥官昆图斯·奥庇乌斯，莱斯博斯岛（Lesbos）的米蒂利尼（Mytilene）交出了指挥官马尼乌斯·阿基利乌斯。[6]昔日这个野蛮之徒面对阿基利乌斯会心惊胆战，但现在他把自己的全部愤怒都倾泻在这位可怜的战争发起者身上。这位老人有时被绑在一位有力地骑着马的巴斯塔纳人身上，有时被绑在一头驴子上并大呼自己的名字，就这样一直被放逐穿过整个小亚细亚。这可怜的一幕最后又出现在佩尔加蒙皇家广场，国王下令向其喉咙里灌注熔金——说是为了满足他的贪欲，而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战争——直到他被折磨至死。

以弗所传令大规模屠杀

单单他这种野蛮的杀人取乐的行为就足以让米特拉达特斯与英雄豪杰这一称谓失之交臂，但是他仍不满足。米特拉达特斯王从以弗所下令，命其手下的所有长官及其他麾下的城市在一天内将他们领土范围内的所有意大利人全部处死，无论奴隶还是自由人，无论男女老少。此外，所有帮助意大利人逃往的，也不问缘由，一律处以重罚：死者尸体全被抛出喂鸟，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一半给予屠杀者，一半留给国王。除少数地区如斯科岛等地，各地都严格执行了这项命令，于是八万（或如其他资料记载十五万）男女老少都被屠杀，一夜之间小亚细亚血流成河——这些被屠杀者即使不全都是无辜的，但至少都是手无寸铁的。这场可怕的屠杀，成为了一些人摆脱债务的良好时机，体现了亚洲人对统治者的卑躬屈膝，愿意为其做刽子手，也体现了一些相对高尚一些的复仇心理。从政治角度看，这场杀戮不仅毫无合理目标——因为经济目标可能不需要这种血腥法令也能实现，而且即使意识到这是最血腥的犯罪，小亚细亚人也不会被激发出好战的热情——而且甚至与国王的初衷相反，因为一方面它迫使罗马元老院尽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应对战事，另一方面它不单矛头指向罗马还有国王的天然同盟即非罗马血统的意大利人。这次以弗所大屠杀总体而言仅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盲目复仇，只因其苏丹特色过于明显所以给人造成了一种气势恢宏的假象。

被征服省份的组织管理

总体而言，国王的势力正迅速增长。他因绝望而发起战争，但是胜利出乎意料地来得轻而易举，他所恐惧的苏拉又没有到来，所以这让他又有了前所未有的希望。他把小亚细亚西部设为大本营。佩尔加蒙原本是罗马统治者的管辖地，现在又变成了他的新首都，古王国锡诺普被移交给其子阿里阿拉特作为一个辖区来管理，卡帕多西亚、佛里吉亚和比提尼亚也变成本都辖地。帝国要臣和国王亲信都得到重金或封地，所有社区不仅被免除了滞付的赋税，而且还被许诺五年之内不被征税。如果国王期待如此一来小亚细亚的臣民便能尽忠尽责，那么此举和罗马的大屠杀一样，都是一种错误。

毫无疑问，没收的意大利人的财产以及其他充公的财产都可以让国王的财富无限增加。例如米特拉达特斯仅在科斯没收的犹太人的财产就有八百塔伦特（约十九万五千英镑）。小亚细亚北部及其所属大多数岛屿都在国王的势力范围之内，除了帕弗拉格尼亚的几个小君主外，几乎没有任何地区还依附罗马，整个爱琴海都由他的舰队占领。只有西南部的卡利亚和利西亚城市联盟以及罗兹市反对他。在卡利亚，斯特拉托尼西亚（Stratonicea）无疑被武力荡平，但是西皮洛斯山的马格尼西亚成功地抵御了激烈的袭击，在对抗中米特拉达特斯的能将阿奇劳斯被击退并负伤。从亚洲逃脱之后，省长卢西乌斯·卡西乌斯带领罗马人到罗兹市寻求庇护，而罗兹市在水陆两方面都遭到了米特拉达特斯的猛烈攻击。他的水军，虽然在国王的监视下英勇作战，却完全是糟糕的新手，所以罗兹市的舰队击退了比他们强大四倍的本都舰队，并俘获大批战船，陆上围攻也未有进展。在战事失利以后，米特拉达特斯放弃进攻，重要岛屿及其对面的陆地仍然在罗马人手中。

本都入侵欧洲　色雷斯人遭抢掠　本都占领马其顿　本都舰队入驻爱琴海

由于苏尔皮基乌斯革命爆发得不合时宜，所以亚洲人几乎没有防卫就被米特拉达特斯占领。他甚至直接进攻欧洲。自罗马纪元662年即前92年起，马其顿北部和东部邻国便又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强烈入侵。在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和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时，色雷斯人遍布于马其顿和整个伊庇鲁斯，并抢掠了多多那神庙。更加惹人注意的是与此同时有一位叫做尤芬尼斯（Euphenes）的人又尝试篡夺马其顿王权。米特拉达特斯在克里米亚半岛与色雷斯人保持往来，所以对这些事件也颇有耳闻。执政官盖乌斯·森提乌斯（Gaius Sentius）在色雷斯人登特勒泰（Dentheletae）的帮助下奋力自保，但是不久便又有强敌来犯。米特拉达特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下决心效仿安条克王，将这场亚洲争取主权的战争转移到希腊，并将其海陆两军的核心部队转移到希腊。其子阿里阿拉特从色雷斯入侵防御薄弱的马其顿，沿途掠地，并将其划入本都王国的辖地。阿夫季拉（Abdera）和腓利比成为本都军队在欧洲的基地。本都舰队由米特拉达特斯最优秀的将军阿奇劳斯率领，进入爱琴海，而那里几乎不见任何罗马船只。提洛岛是罗马在这一带海面的商业中心，有住民两万人，大部分是意大利人，全部被屠杀；埃维厄岛（Euboea）也遭此厄运；马利安海岬（Malean）以东的全部岛屿也很快落入敌军之手。他们可能要进军大陆。本都舰队此次由埃维厄岛向重地德米特里阿斯（Demetrias）发起攻击，后被马其顿省长的副官布鲁提乌斯·苏拉（Bruttius Sura）带领一小支部队和几艘战船击退，这位骁将后又占领了斯奇亚苏斯岛（Sciathus），但是他也未能阻止敌军占领希腊。

本都进军希腊

米特拉达特斯不仅用武力征服希腊，而且还通过宣扬民族主义扩大影响。他对付雅典的主要工具是一名叫做亚里斯提安（Aristion）的人。这人是雅典奴隶出身，原来是一名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学派的讲师，现在是米特拉达特斯身边的宠臣。他极其善于说教，凭借其多年在宫廷中的经验，他清楚地知道如何妖言惑众。他郑重告知民众，扬言米特拉达特斯马上就会得到来自迦太基的援助，然而当时迦太基已经在60年前飞灰湮灭了。这位新伯里克利的演说如此精彩以至于大多数人几乎都没有了判断力，几乎没有人逃离雅典，民众以及一些被洗脑的文人正式宣布背弃罗马。所以这位昔日的哲学家变成了一位独裁者，由一批本都雇佣兵支持，开始了一场臭名昭著的血腥统治，比雷埃夫斯（Piraeeus）成为了一个本都港口。米特拉达特斯的军队一踏上希腊大陆，便有很多小国依附于它例如亚加亚人、拉科尼亚人、皮奥夏人，甚至包括塞萨利人。苏拉从马其顿获得一些支援部队，而后便进军维奥蒂亚去援助被包围的赛斯比（Thespiae），后来又在奇罗尼亚（Chaeronea）与阿奇劳斯和亚里斯提安大战三日，但并未决出胜负。当本都援军从伯罗奔尼撒前来的时候，苏拉被迫撤军。（大约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年末，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年初）当时米特拉达特斯占据绝对优势，特别是在海上，所以意大利叛军的大使邀请他尝试在意大利登陆，但那时，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因此本都王拒绝了这项邀请。

罗马的地位

罗马政府的地位开始变得岌岌可危。小亚细亚和希腊全部以及马其顿大部分都落在敌人手里，本都王国独占海上霸权。意大利叛乱，虽然总体而言几近平息，罗马仍然控制着意大利的广大地区，但刚刚平息的革命，随时有再卷土重来的危险，而且可能气势会更加汹涌。意大利内乱以及亚洲资产阶级的巨大损失带来了恐怖的经济危机和货币危机，此外，意大利也亟需可靠的军队去完全镇压意大利叛乱以及在亚洲开战的战争。政府需要三支军队，但现在他们只有一支军队，就是苏拉军。北部军队在格涅乌斯·斯特拉博的领导下，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苏拉必须在这三项任务中选择一个。他决定，正如我们所见，进行亚洲战争。在国家利益与他的政党利益相冲突时，他选择了前者，这绝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件饱含爱国主义的壮举。尽管苏拉离开意大利会危及他的政府以及政党，但是他还是在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春在伊庇鲁斯登岸。

苏拉登陆　希腊被占领

但是这次苏拉出现的情形与昔日罗马总指挥官一贯出现在东方的情形不同。他的军队只有五个兵团，最多三万人，这与一个普通的执政官部队相比没有强太多，而这还不是最大的不同。[7]昔日在东方战争中，罗马舰队永远都不缺战船，所以每一次都毫无例外会在海战中占主导地位，但是苏拉前来没有带一只战船，虽然他的任务是征服两个大陆以及爱琴海诸岛。之前的将军在来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充足的金银，会尽最大可能从罗马运输过来充足的物资，但是苏拉来时却两手空空——因为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为作战费尽心思征得的款项已经在意大利用完——所以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征收。昔日将领的目标仅仅局限于敌人的军营，但阶级斗争结束以来，各政党便毫无例外地联合起来一致对抗公敌。罗马名将都在米特拉达特斯的领导下进行作战，意大利多处都希望与他结成联盟，民主党是否会效仿苏拉，并在他起身对抗亚洲王期间便一直与他休战，这一点至少是值得怀疑的。这位勇猛的将军，在面临诸多棘手的问题前，正忙于应付自己眼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无暇理会其他不是亟须面对的危险。

他向本都国王提议停战，也就是让国家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一着陆便从伊庇鲁斯进军到维奥蒂亚，在提尔服西姆山（Mount Tilphossium）击败敌军将领阿奇劳斯和亚里斯提安。此战告捷之后他在希腊大陆除了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几个要塞外便能够长驱直入，因为阿奇劳斯和亚里斯提安在此两处驻扎。苏拉试图用奇招袭击，最终却失败了。一支由卢西乌斯·荷尔田西乌斯（Lucius Hortensius）率领的罗马部队占领了塞萨利，并入侵马其顿；另一支部队由穆纳提乌斯（Munatius）率领在卡尔基斯（Chalcis）驻扎，以防御在埃维厄岛的由尼奥普托列墨斯领导的敌军；苏拉也亲自在埃莱夫西斯（Eleusis）和迈加拉（Megara）扎营，在此处他指挥着希腊和伯罗奔尼撒的战事，并指挥军队包围雅典的城市和港口。希腊城市很长时间以来都是生活在恐惧之中，所以他们向罗马无条件投降，而且在得知只要自己提供供给、人力以及缴纳罚款便可以免于酷刑时，便乐不可支。

围攻雅典被成为持久战　比雷埃夫斯、雅典陷落

对阿提卡的围攻进展缓慢，苏拉觉得必须准备各种大型的围攻器具，所以他下令将阿卡德密（Academy）和吕克昂（Lyceum）的树木砍掉去提供木材。

阿奇劳斯审时度势、精力充沛，由他来组织防守。他将全体船员武装起来，由此一来，反击罗马的力量被增强，并取得了多次胜利突击。德洛弥开特斯（Dromichaetes）率领本都军队前来支援，但是在雅典城下激战之后被罗马打败。在此战役中苏拉的勇士使者卢西乌斯·利西尼·穆雷纳（Lucius Licinius Murena）功不可没，但是围攻并未因此而有快速进展。同时，卡帕多西亚人已经占领马其顿，所以他们不断收到从马其顿通过海陆运送过来的充足物资，而苏拉并不能够切断这条供给线。很明显雅典物资开始匮乏，但是由于两个要塞相距较近，所以阿奇劳斯能够给雅典运送大量粮食，每次尝试都鲜有失利。所以罗马纪元667—668年即前87—前86年的冬天就这样索然无味地度过了，双方僵持不下。春天刚到，苏拉就猛攻比雷埃夫斯（Piraeus）。他用飞弹和地雷在伯里克里斯（Pericles）的坚固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罗马人迅速冲上去进攻，但是很快又被击退。只见在倒塌的城墙后面有一个重建的新月形的堑壕，入侵者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三面受敌，遭到飞弹攻击，于是被迫撤退。苏拉停止围攻，封城自保。同时雅典的供给完全耗尽，卫戍部队尝试投降，但是苏拉遣回了这些能言善辩的使者。他暗示说，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学生，而是一位将军，他只接受无条件投降。当亚里斯提安明确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的时候，犹豫不决，罗马人便架梯攻上城墙，把这个几乎无人守卫的城市一举拿下。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3月1日，亚里斯提安退守雅典卫城，很快他就在那里投降了。苏拉让自己的士兵在被占领的城中烧杀抢掠，并将相当一部分叛军首领就地正法，但是这个城市本身又重新获得了自由和财富——即使是重要的提洛岛——于是雅典再一次被它的先贤所拯救。

苏拉地位岌岌可危，亟需一支舰队

那位伊壁鸠鲁派的大师被征服了，但是苏拉的地位仍然岌岌可危，甚至到了绝望的境地。有超过一整年的时间他都是停滞不前，并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用尽力气却未能攻下一个港口，可谓讽刺至极，亚洲完全又被放任自流。米特拉达特斯的副将又俘获了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征服了马其顿。日渐明显的是，面对敌军战船以及数量极多的海盗，没有一支舰队不仅使得通信和供给没有保障，甚至不能收复比雷埃夫斯，更不用说亚洲及其岛屿了，且现在如何能得到战船，还未可知。早在罗马纪元667—668年即前87—前86年冬，苏拉就已经派出他最优秀的将军，卢西乌斯·利西尼卢·库勒斯（Lucius Licinius Lucullus）前往东方海域，去那里尽可能地征集战船。卢西乌斯从罗德岛和其他小国借得六只无甲板船，在途中他被一批海盗所截，被掠走大多数船只。他偷偷换乘了另一只小船得以逃脱，经过克里特岛和昔兰尼到达亚历山大港。他向埃及朝廷请求支援战船，埃及却用礼貌却又决绝的话语拒绝了他的请求。昔日埃及王愿举全国海军之力帮助罗马，却被罗马拒绝，现在即使是亚历山大港的政客都能看出罗马已经颓败而拒绝帮助，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更能体现罗马政府的颓唐之势了。财务危机又使得局势雪上加霜，苏拉不得不将宙斯神、阿波罗神以及希腊神的供奉挪用一空，而后又将底比斯境内没收充公所得财产的一半供奉给诸神。比现在的军事和财政问题更棘手的是罗马政治革命后的影响。这场革命进行得迅速、彻底、猛烈，其后果颇令人担忧。革命党直接操控了首都政府，苏拉已被罢黜，他在亚洲的指挥权已经被转交到民主党执政官卢西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手中，而希腊可能早就盼望着他的到来了。毫无疑问，士兵们都拥护苏拉，因为苏拉爱兵如子，但是此刻金银物资匮乏，苏拉又被罢黜，他的接替者马上就要到来。此外，面对坐拥海上霸权的强敌，这场战争的结束又变得遥遥无期。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士兵们将会如何选择，谁又能预料呢？

本都军队进入希腊　撤离比雷埃夫斯

米特拉达特斯王试图将他的对手从险境中解救出来。很明显，他不同意他的将军给出的防御体系，并下令以最快的速度歼灭敌军。早在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其子阿里阿拉特就已经从马其顿出发去往希腊攻打苏拉，只是他在进军到塞萨利的提萨安（Tisaean）海岬时突然殒命，所以这次远征才被迫终止。他的后继者塔格西莱斯（Taxiles）现在出现在塞莫皮莱（Thermopylae），追赶进驻在塞萨利的罗马部队，据说此次出征带步兵十万，骑兵一万。德洛弥开特斯加入了他。阿奇劳斯被迫撤离，很明显不是迫于苏拉的军队，而是由于国王的命令。他先是部分撤离，后又全部撤退，而后在维奥蒂亚加入本都大军。苏拉下令摧毁比雷埃夫斯所有的防御工事，而后又追击本都军，希望在弗拉库斯到来之前能与本都来一场鏖战。阿奇劳斯建议他们应该避开那一战，应该继续占领那一带海域，拖延敌军，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拒绝。就像当年大流士和安条克统治时期一样，现在东方人就像陷在火海中的受惊的动物一样，慌乱盲目地投入战斗，而这一行为简直是愚蠢之至，因为亚洲人只需等待数月，就能看到苏拉和弗拉库斯自相残杀了。

奇罗尼亚之战

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3月，双方在距奇罗尼亚不远的基菲索斯河（Cephissus）平原交战。即使加上在塞萨利被击退的已与罗马主力大军顺利会师的部队以及希腊分遣队，罗马的军队实力也不及敌军的三分之一，况且敌军的骑兵优势很明显，这从当时的战场形势来看极其危险，所以苏拉开始挖战壕以保护部队两翼。在前方部队的第一行和第二行之间他设置了栅栏去防御敌军的战车。当战车挺近，战役开始之时，罗马军的第一排撤退到栅栏后面，战车碰到栅栏被迫撤退，在罗马投石兵和弓箭手的攻击下成为了惊弓之鸟，又撤回了自己的阵营，在马其顿方队和意大利亡命军团中造成了一阵恐慌。阿奇劳斯在慌乱中迅速调集自己的骑兵攻击敌军，希望为自己重整步兵赢得时间。骑兵来势汹涌，冲破了罗马方阵，但是罗马步兵迅速集成密集方阵，勇敢地还击四面八方而来的骑兵。同时苏拉从右翼率领骑兵攻击敌军侧翼，亚洲步兵还未正式交锋便已撤退，这在骑兵内部又引起了恐慌。由于敌方骑兵态度游离，所以罗马步兵得以有喘息之机，他们发起了总攻，这也决定了日后的胜利。阿奇劳斯命令关闭城门以检查逃兵情况，结果只是增加更多杀戮。当最后城门被打开之后，罗马和亚洲人同时攻入。据说阿奇劳斯只带了他十二分之一的兵力平安回到卡尔基斯，苏拉追击其至尤里普斯海峡（Euripus），最后阿奇蒂斯兵败于此。

苏拉和弗拉库斯胜利　影响微不足道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但是结果却微不足道，部分原因是因为缺乏一支舰队，部分原因是胜利者罗马没有乘胜追击敌军，而是不得不首先应对自己的同胞以求自保。本都舰队仍然独占海上霸权，现在甚至开始向西往马利安海岬方向扩张，在喀罗尼亚战役（Battle of Chaeronea）后阿奇劳斯甚至率部队登陆扎金索斯（Zacynthus），并试图将此地占领。卢西乌斯·弗拉库斯与此同时带领两个军团在伊庇鲁斯登陆，在途中由于风暴以及在亚得里亚海巡逻的敌军舰队的攻击，损失惨重。他的舰队已经到达塞萨利，而苏拉的部队不得不向此处转移。这两支罗马部队在俄特律斯（Othrys）山北坡的梅利台亚（Melitaea）相向扎营，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弗拉库斯深知苏拉的士兵绝对不会背叛他们的常胜将军而投靠一位毫不知名的民主党的统帅。相反，他自己的先锋已经开始倒向苏拉的阵营，以躲避冲突，因为一旦双方交战，弗拉库斯在任何方面都不是苏拉的对手，所以他开始向北出发，意图穿过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到达亚洲，在那里征服米特拉达特斯，以便为未来铺平道路。苏拉并未阻挠其弱敌撤离，也并未对其进行追击，而是返回雅典，并在那里度过了罗马纪元668—669年即前86—前85年的冬天，这从军事角度来看，煞是奇怪。我们可以设想他是出于政治动机才如此，他自愿放弃乘胜追击他的同胞实属无私和爱国，至少在他们仍然需要对付亚洲人时，需要让革命党的军队在亚洲，寡头政治的军队在欧洲，两方作战打击共同的敌人，这样才是最可行的应对现在这种困境的办法。

第二波本都军队被送至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的希腊战场

在罗马纪元669年即前85年春，欧洲又有新的战事。米特拉达特斯继续孜孜不倦地在小亚细亚准备战事，又派出了数量不少于曾殒命于奇罗尼亚的军队在多里劳斯（Dorylaus）的带领下奔赴埃维厄岛。此军在与阿奇劳斯的余部会合之后，便渡过尤里普斯海峡前往维奥蒂亚。本都王看到他的军队在比提尼亚和卡帕多西亚的胜利，便判定他的部队能力强大，所以不能明了欧洲现在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朝廷上下已传遍了阿奇劳斯叛国之事。他下发谕旨强制命令立刻率新军开始第二轮战斗，这一次决不能失败，势必要歼灭罗马军。国王的命令被执行，即使不能战胜敌人，也至少开始了战斗。罗马和亚洲人再一次相见于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附近的基菲索斯河平原。亚洲骑兵训练有素、兵力雄厚，对罗马步兵开展了激烈的攻击，后者开始动摇甚至撤退，形势万分危急。苏拉举起战旗，带领其副官和勤务兵向敌军冲去，并向士兵高呼：如果回到家乡，有人问起，他们的将军在哪里牺牲的，他们就可以回答——奥科美那斯。这样做是有成效的：军心大振，并摧毁了敌军的骑兵，之后又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敌军的步兵。在第二天，亚洲军营就遭到围攻，大多数人都跌倒或殒命于科帕（Copaic）沼泽，只有少部分人（包括阿奇劳斯）到达了埃维厄岛。皮奥夏各社区不得不因为他们再一次背叛罗马而付出严重的代价，有几个社区甚至遭到了灭顶之灾。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罗马进入马其顿和色雷斯；腓利比被占领，本都的卫戍部队自动撤出阿夫季拉，总体而言欧洲大陆的敌人已全被肃清。在战争第三年（罗马纪元669年即前85年），苏拉竟在冬季于塞萨利扎营，意欲在罗马纪元670年即前84年春开始亚洲战役，为此，他下令在塞萨利港口制造战船。

小亚细亚对抗米特拉达特斯

同时，小亚细亚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使米特拉达特斯王曾经站出来做希腊的拯救者，即使他曾经推出过支持城市独立、豁免赋税的法规，民众在短暂的狂喜之后还是又陷入了痛苦的失望之中。他很快就露出了真实面目，其独裁统治甚至更甚于罗马统治者，这种独裁甚至可以让小亚细亚最有耐心的人民起而造反。这位君主再一次采取了最激烈的手段，而这一切都是权宜之计。依照他的法规，凡是依附于他的市镇都可以获得独立，非公民（metoeci）也可以获得公民权，豁免债务人的所有债务，将土地分配给无土地之人，赋予奴隶以自由。几近一万五千名被解放的奴隶加入了阿奇劳斯的军队。最可怕的场景是这场高压独裁统治对现有秩序造成的破坏。相当多的商业城市，如士麦那、科勒丰（Cologhon）、以弗所、特拉勒斯（Tralles）、萨迪斯（Sardes）等，对本都王的官员都谢门不见或者将其处死，并且都宣布拥护罗马。[8]一方面，本都王的副官狄奥多罗斯（Diodorus）是一位像亚里斯提安一样有名的哲学家，他属于另一个学派，但同样精通阿谀奉承之道。他奉主人之命，将亚当密提（Adramyttium）的市议会委员全部处死。他怀疑开俄斯岛人（Chians）有倾向依附于罗马，便对其处以两千塔伦特（即四十八万英镑）的罚款。当发现钱数额不对，他们全被塞上板船，套上枷锁，被他们昔日的奴隶押送至科尔斯基海岸，而他们原来居住的岛屿则被本都殖民者占领。国王下令在小亚细亚的凯尔特人首领及其妻子应在一天内被处决，将加拉提亚变成本都辖地。这些血腥的法令都被执行，要么在米特拉达特斯的总指挥部，要么是在加拉提亚，但是有少数人得以逃脱。他们率领其强劲的部队将本都王的长官尤马库斯（Eumachus）驱逐出境。不难想象，像他这样的国王可能会被无数暗杀者追杀。在这场谋逆中有一千六百人被牵连，都被皇家法院判处死刑。

卢西乌斯和亚洲海岸舰队

本都王这种自杀式的暴政引得当时的臣民对他起而造反，同时罗马也在亚洲通过海陆两军向他施压。卢西乌斯尝试率领埃及舰队抵抗米特拉达特斯，结果失败，后又努力在叙利亚沿海市镇征集战船，效果颇丰。此后他在塞浦路斯、潘菲利亚和罗德岛的海军势力增强，最后得以有实力展开进攻。他巧妙地避免与强敌交战，却收获颇丰。他占领了奈达斯（Cnidian）半岛，袭击了萨摩斯岛，也从敌军手中抢回了科勒丰和希俄斯岛。

弗拉库斯到达亚洲　芬布里亚在密勒托波利斯的胜利

在米特拉达特斯的处境危机四伏时，弗拉库斯率领部队穿过马其顿和色雷斯到达拜占庭，而后穿过海峡，到达卡尔西登（Chalcedon）（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末）。在那里有一场反对将军的兵变，表面原因是因为这位将军贪污了士兵的奖品。实际上是因为军中一位叫盖乌斯·弗拉维厄斯·芬布里亚（Gaius Flavius Fimbria）的主将与弗拉库斯意见相左，于是将之前用于广场的蛊惑人心的手段用于军营，现在芬布里亚的名字已经成为罗马谚语中“妖言惑众”的代名词。弗拉库斯在军中被免职，随后在距离科尔西登不远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被处死。按照部队的决议，芬布里亚代替了他的职位。不出所料，他对自己的士兵完全放任自流。例如在基齐库斯（Cyzicus），市民被迫上缴他们所有财产给士兵，违者必斩。为了杀鸡吓猴，他们处决了两位有名望的市民。对军队而言，更换了统帅其实是利大于弊：芬布里亚比弗拉库斯有才干，而且更加精力充沛。在密勒托波利斯（在布鲁萨西部的林达库斯河）他夜袭打败了前来进攻的米特拉达特斯王子，也就是当时本都辖地的总督。此战胜利后，他就打开了前罗马省首府、现本都王首都——佩尔加蒙的大门，将本都王驱逐出境，迫使他逃往不远处的庇泰（Pitane）港且意欲在此处登船。就在此时，卢西乌斯及其舰队在此水域出现，芬布里亚请求他前来支援，以擒获本都王，但是对卢西乌斯而言，利益比爱国更重要。他不予理会继续前行，本都王逃往米提利尼。在罗马纪元669年即前85年末，欧洲失守，小亚细亚一部分人背弃于他，一部分被罗马军队占领，而他本人也受到近在咫尺的罗马军队的威胁。卢西乌斯率领罗马舰队在莱克顿（Lectum）海岬和忒涅多斯岛（Tenedos）的两次海战中取胜，所以一直保持了在特洛伊海域的主动权。他的军队奉苏拉之命与来到塞萨利的海军会合，凭借自己在达达尼尔海峡（Hellespont）的领导地位，便能让罗马元老院军队的统帅来年春天顺利安全地回到亚洲。[9]

议和

米特拉达特斯试图谈判。按理说这位以弗所屠杀案的主谋不可能希冀罗马能与其达成和平协议，但是现在时局有所变化，罗马社会现在内乱不断：政府已经宣布征讨米特拉达特斯的将军为谋逆，并疯狂迫害其同党；罗马的两位将军虽然相互对立，但又有共同的敌人。本都王不仅想要和平，而且还想要有益于自己的和平。他可以选择向苏拉或者芬布里亚议和，他向双方都派了人，但是看似他自始至终就希望与苏拉谋和，因为在本都王看来，苏拉更胜一筹。他命令将军阿奇劳斯请求苏拉放弃亚洲，让给本都王，作为回报，本都王可以帮助他对抗罗马民主党。苏拉依旧冷静客观，由于意大利局势他也迫切想结束亚洲战事，但是他衡量后认为与卡帕多西亚联盟对他在意大利战事的益处微乎其微，而且他认为作为一位罗马人做出这样的让步实在羞耻。

在德利姆达成初步条约

罗马纪元669—670年即前85—84年冬，双方在位于埃维厄岛对面的维奥蒂亚海岸的德利姆（Delium）开展会谈，苏拉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让出一寸土地，但是罗马自古以来有传统就是在战争胜利后不再增加战前达成的协议条款，所以他也不会再有其他新的要求。他要求本都王放弃所有他已经攻打但还未占领的土地——卡帕多西亚、帕弗拉格尼亚、加拉提亚、比提尼亚、小亚细亚及其岛屿，交出俘虏和逃兵，交出阿奇劳斯的八十艘战船来巩固现在仍然不够强大的罗马舰队；最后要求本都王为军队进行赔偿和提供供给，要求他交出三千塔伦特（即七十二万英镑）弥补军费开支。被押送到黑海的开俄斯人应被送回家乡，那些因亲罗马而被俘的马其顿人应该被释放，应将一批战船运送到罗马的同盟市。严格意义上说，这次和平会谈应该包括提格拉涅斯，但是双方都闭口不谈，因为缔约双方认为如果再让其参与其中，那么会谈将很难有进展。如此一来，本都王的领土仍然维持在战前水平，而且并未有任何名誉受损。[10]阿奇劳斯知道现在他们所得的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预期，而想要再增加条件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便按照这些条件签订了初步条约，从仍然被亚洲人占领的欧洲领土上撤兵。

苏拉给亚洲出的新难题

米特拉达特斯拒绝议和，要求罗马至少不应该迫使其交出战船，并要求罗马将帕弗拉格尼亚割让与他。苏拉不屑于与这位粗野之人共同谈判，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此外他自认已经做出了最大让步，于是终止和谈。他利用这个时间重整马其顿并严惩达尔达尼人（Dardani）、辛提人（Sinti）和米底人（Maedi），如此一来他就可以立刻为士兵提供战利品，并能接近亚洲。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那里，为了与芬布里亚决一死战。现在他立刻将驻扎在色雷斯的兵团以及舰队向达达尼尔海峡进军。最后阿奇劳斯终于成功迫使其主人同意和谈条约，因为此事他在朝廷受到诽谤，被当作是造成这种不利于己的所谓和平的元凶，甚至被控叛国，所以不久之后他就被驱逐出境，在罗马处寻求庇护。罗马人很乐意地接纳了他并用厚礼相迎。罗马士兵其实也有怨言，他们的怨言部分在于没有收到自己期待的亚洲战利品，更在于他们胸中有愤懑，认为这位残暴的君主，已经杀害了他们八万同胞，而且给亚洲和意大利带来的痛苦也是无以名状，怎么可以被允许携带着大半从亚洲掠来的财富回国，而不被处罚？苏拉自己可能也痛苦地认识到，他的任务从军事角度看很简单，但是从政治角度看却非常复杂，所以即使胜利了他也不得不被迫接受这样的和约。苏拉在整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自制和睿智在这次议和中又得到充分体现。米特拉达特斯几乎拥有整个黑海海安县，而且最后一次谈判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固执，所以与这位国君交战，即使是情况最为顺利时也需要数年，况且现在意大利情况如此，对苏拉而言，即使用其全部兵团反对执政党也是为时已晚。在这之前，很明显他必须要先推翻那位在亚洲的民主党军队的残暴首领，那样他才不可能在将来自亚洲而来援助意大利革命，因为苏拉现在计划从亚洲回国，而后铲平意大利革命。苏拉在斯河上的塞浦西拉（Cypsela）接到米特拉达特斯批准和约的消息，但是远征亚洲还在继续。据说本都王想亲自与那位罗马将军面谈，与其议和，但这貌似只是进军亚洲、消灭芬布里亚的一个借口而已。

达耳达诺斯（Dardanus）的和平　苏拉对战芬布里亚芬布里亚自刎

苏拉率领其兵团和阿奇劳斯，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在亚洲海岸的达耳达诺斯与米特拉达特斯会面后，达成口头协议之后，继续率军前行直到到达距离配尔加蒙不远的提亚提拉的芬布里亚的大营，并在其大营旁安营扎寨。苏拉的士兵在数量上与芬布里亚相比占绝对优势，此外，前者军纪严明、领导有序、战绩优良，而后者军纪废弛、士气低落，将领也是初出茅庐。越来越多的人从芬布里亚的部队逃离，当芬布里亚下令攻击时，士兵们拒绝攻击他们的同胞。他甚至让士兵们宣誓他们在战场上一定对彼此绝对忠诚，但也无果。他试图刺杀苏拉的计划破产后又进行会谈。芬布里亚要求苏拉前来，苏拉并未出面，而是派他的一名士官去见芬布里亚，向他提出逃跑的建议。芬布里亚生性粗野，但并非懦夫，他拒绝了苏拉给他提供的逃往蛮夷的小船，相反他去了佩尔加蒙，在艾斯库累普（Asklepios）神庙自刎。他军中的士兵有的投降于米特拉达特斯，有的投靠了海盗，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其余大部分士兵都转向苏拉麾下。

亚洲事务的管理

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苏拉有些不信任这两个兵团，所以他决意把他们留在一些城镇的战火刚刚平息的亚洲。他决定把这个兵团的指挥权和罗马统治下的亚洲的领导权都交给他最出色的将军卢西乌斯·利西尼·穆雷纳。米特拉达特斯的一些革命手段，诸如解放奴隶、取消债务等都被取消，这些措施在很多地方甚至只有动用武力才得以实施。东方疆域的一些市镇经历了综合性的整顿，把罗马纪元670年即前84年作为他们重组之年。他们又按照胜利者所谓的公道将公道付诸实现。米特拉达特斯最知名的追随者和意大利大屠杀的始作俑者都被处死。应缴纳赋税者必须立刻按照估价用现金缴纳五年内所拖欠的十一税和关税，此外，他们还须缴纳战争赔偿款两万塔伦特（即四百八十万英镑），由卢西乌斯·卢库勒斯留下收缴此款。这些政策苛刻得令人咂舌，但是只要我们想到此前以弗所的法令及其被执行的场景，我们就会认为这些政策只是一场相对温和的报复。其他方面的苛捐杂税也并非过于沉重，从战胜后所分发的战利品，其价值也仅在一百万英镑左右就可以看出来。另外，继续忠于苏拉的社区——特别是罗德岛、利西亚地区、迈安德的马格尼西亚州——都被重赏：罗德岛收复了部分在珀尔修斯（Perseus）战役中失去的土地。同样苏拉也尽其所能地通过特许状和特殊优待的方法弥补开俄斯岛人和伊利恩瑟人（Ilienses），因为前者饱受战乱之苦，后者因与苏拉举行谈判，所以受尽了芬布里亚非人的残暴折磨。苏拉已经带比提尼亚王和卡帕多西亚王在达耳达诺斯会见过本都王，并让其全部同意和平共处、世代交好。傲慢的米特拉达特斯拒绝让奥巴尔扎尼斯出席会议，因为他不是皇室血统，而是奴隶出身。盖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 Scribonius Curio）受米特拉达特斯之命负责监督两国恢复合法状态事宜。

苏拉奔赴意大利

于是目标被达成了。四年战争之后，本都王再一次受制于罗马，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都重建了一个独立稳定的政府。利益和荣誉都得到了满足，即使不是完全满足，也在条件许可范围内得到了最大满足。苏拉不仅出色地证明了自己是杰出的士兵和将军，也证明了他在重重困难面前既能做到不屈不挠也能做到审时度势。就像汉尼拔一样，他战斗了并且胜利了，他能够用第一次胜利给予的力量，为第二次胜利及其接下来的艰苦战争做准备。对于士兵们在小亚细亚西部的冬季军营中所经历过的困苦，他先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补偿，而后就在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派一千六百艘战船将其从以弗所派送到了比雷埃夫斯，然后又让其从陆路到达帕特雷（Patrae），又从那里转乘海路前往布隆迪西乌姆。他到之前先给元老院交了一份关于他在希腊和亚洲战事的报告，作报告的人似乎完全不知道他已被革职，这是即将到来的复辟运动的无声的宣言。

[1]在此把这些事归到一处来说，因为它们虽然有些处在对罗马第一战与第二战之间，但是又有一部分发生在第一战以前，所以不可能按照时间顺序对它们进行叙述。关于这些，我们在新发现的克森尼索（Chersonesos）法中并没有得到新的线索。依照这个法令，丢番图（Diophantos）两次奉命征讨西塞亚，但西塞亚第二次叛乱是否跟罗马元老院偏袒西塞亚君主的提案有关系，在文献中并未阐述，而且也没有很大的可能性。

[2]之前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森林能够稍微为沿海各地提供一些保护，使其不受东北干旱的风的影响，但是现在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中南部都异常干燥，这成为农业的主要问题，很大可能是因为森林的消失，使得天气异常干燥。

[3]最近发现的克森尼索至丢番图的法令，完全证朋旧说的真实性。从此法令我们可以看到此城正遭遇邻近地区的侵略——当时巴拉克拉法（Balaclava）港正在陶里的势力之下，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也在西塞亚人的统治之下——他们遭受的侵略一部分来自克里米亚南部的陶里，一部分来自西塞亚人，他们拥有整个半岛以及邻近的大陆。米特拉达特斯王也在竭力解救罗马，对抗陶里，并建立堡垒对其镇压，让分裂于东西半岛的希腊人取得联络，两次打败了斯奇鲁罗斯（Skiluros），往东打败了西塞亚人。希腊城市似乎还未正式成为本都的属国，米特拉达特斯也只是他们的盟友，帮助希腊战胜强大的敌人西塞亚人。它们与希腊城市的关系犹如雅典对罗马的关系。克里米亚的西塞亚人是米特拉达特斯的属国。

[4]以下事件的年代仅属猜测。米特拉达特斯·犹帕托在位的时间大约是在罗马纪元640年即前114年前后，苏拉干涉的时间是罗马纪元662年即前92年。据说米特拉达特斯战争历时三十年（罗马纪元662—691年即前92—前63年），前面的推断与之相符。在此期间，帕夫拉戈尼亚与卡帕多西亚有过继位之争，米特拉达特斯行贿罗马的事大约发生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那时萨托宁第一次做护民官。马略离开罗马的时间是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他并未在东方久留，因为他看到米特拉达特斯已经在卡帕多西亚，于是便对其进行干涉，那时阿里亚拉得六世（Ariarathes）已经被杀。

[5]不久前，人们在辛纳达（Synnada）南的阿里斯利（Aresli）发现了罗马纪元638年即前116年的一道法令，该法令承认此王生前的一切法令全部有效，也朋言，其父死后大弗里吉亚不仅不会被夺走，反而会立刻成为罗马的附属国。

[6]25年以后，米特拉达特斯去世，其子法纳科斯（Pharnakes）把当年处理阿基利乌斯的人交给罗马，他们最后都受到了惩罚与报复。

[7]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自同盟者战争以来，罗马兵团不再有意大利军团的协助，所以他们的人数最多也不及当年的一半。

[8]最近已经发现了以弗所公民关于此事的决议案。据说，他们害怕“卡帕多西亚”王米特拉达特斯的强大兵力，所以现在在他的控制之中，但是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为了争取所谓的“罗马统治权以及自由”而对他宣战。

[9]发生这些事情的年代都一直笼罩在黑暗之中。罗凯尼亚战役发生的时间如果不是在攻取雅典时，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也就是在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3月，这一点几乎可以确定。后来的色利亚战役以及第二次比奥提亚战役发生在罗马纪元668—669年即前86—前85年之间，又因为苏拉不可能在亚洲超过一年之久，所以这是极为可能的。李锡尼也认为苏拉在罗马纪元668—669年即前86—前85年冬天一直在雅典，然后又回到奥克尼诺斯的战争。所以苏拉远赴亚洲的事情不是发生在罗马纪元669年即前85年而是在罗马纪元670年即前84年。

[10]据说米特拉达特斯在合约中规定，凡是归附于他的城市都会免罪，但是这种说法似乎绝不可信，而且阿庇安和李锡尼（Licinianus）都不认同。他们当初没有把合约付诸纸端，这样的纰漏在日后也会引起种种麻烦。

第九章　秦纳与苏拉在意大利的动乱

当苏拉在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初动身去希腊时，意大利内部的动荡不安已初现端倪：叛乱尚未平息，大军将领的政治立场模糊不清，而且多半是靠篡权而上位；首都内部混乱不堪，到处都是尔虞我诈。寡头政治通过武力取得政权，尽管方式还算温和，但也引发了多方不满。资本家遭遇了罗马此前遭遇过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不满于政府推出了有关利率的法律，也对政府并未阻止意大利和亚洲战事而愤愤不平。叛军现已投降，他们没有像之前希冀的那样，获取和市民阶级一样的权利，而且之前有利于他们的条约也已作废，现在他们已经完全地沦为附属，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对此哀叹痛哭。阿尔卑斯山脉与波河之间的社区也同样对给予他们的让步表示不满，市民和自由民也对取消苏尔皮基乌斯法表示愤怒。城市的民众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发现棍棒宪法体制已经不再适合军刀政府。居住在首都的苏尔皮基乌斯革命遗留下的亡命徒——由于苏拉的温和政策，有相当数量的叛党得以继续留在罗马——坚决支持让流浪在外的叛党回归罗马，特别是一些贵妇为达此目的不惜牺牲钱财或精力。这些愤懑或怨气大都是漫无目的而且属于临时性的，所以都不能立即在党派间引起激烈冲突，但是它们都能引起公众不满，而且已经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刺杀苏鲁弗斯，进而又有人多次尝试刺杀苏拉。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执政官和护民官的选举中一定程度上形势对反对党更有利，也是与此有关。

秦纳　卡波　塞多留斯

这些愤懑的人推举卢西乌斯·科尼利厄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为国家元首，此人除了在同盟者战争中表现突出外，便很少为人熟知。在众多罗马革命党的首领中，我们对秦纳的为人和初衷都所知甚少。很明显，其原因是此人总体而言粗俗自私，从最开始就没有什么长远的目标。

据说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就将自己卖身给新公民和马略的同党，获得大笔横财，这条罪状看起来非常让人信服。即使这是伪造的，至少他也有这样做的嫌疑，而这些罪状从未用在萨托宁、苏尔皮基乌斯或苏拉身上。实际上他领导的运动，无论在动机还是目标上，都显得毫无意义。他领导的运动与其说是从政党角度出发不如说是为那些愤懑者服务的，它既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太多的支持，其主要目的是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召回那些流亡者。秦纳被加入这场阴谋似乎是因为护民官的权利有限，阴谋派需要一位执政官来帮助推行他们的计划。他们在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的执政官候选人中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于是推举秦纳作为执政官。这场运动的低一级的领袖中有一些人更有头脑，如护民官格涅乌斯·派皮里乌斯·卡波，是最有才干的罗马军官之一，而且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他自成为护民官候选人以来就一直是苏拉的敌人，也因此成为了人民愤恨的对象，实际上他本不该属于此类人。地方总督斯特拉博尽管与政府有过节，但并未卷入这场纷争之中。

秦纳革命爆发　政府取得胜利

只要苏拉在意大利，这些共谋者就有充分的理由保持安静。当这位恐怖的前执政官并未听从执政官秦纳的劝告而是匆匆奔赴东方处理那边的紧急事务时，秦纳就在大多数护民官的支持下立即提交了法律提案，对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苏拉复辟一事提出反对。就像之前苏尔皮基乌斯提出的，他们支持新市民和自由民的政治权利均衡化，而且要求把此前因为苏尔皮基乌斯革命而被放逐的人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新市民在首都云集，自由民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以强迫对手屈服，如有必要，他们也不惜使用武力。政府党也绝不会屈服，双方的执政官相互对立，格涅乌斯·屋大维对抗卢西乌斯·秦纳，双方护民官也激烈对抗。在投票当天，双方几乎全都武装上阵。元老院的护民官投了否决票，双方几乎刀刃相见，屋大维也采取武力应对武力。他的精锐部队不仅肃清了圣路（Via Sacra）和论坛广场，而且还不顾他们那温文尔雅的首领之命，对那些聚会大众实施了恐怖的暴行。这个“屋大维日”论坛广场血流成河、尸首遍野，实属前所未见，据说死者达一万人。秦纳号召奴隶们通过参加战斗获取自由，但是就像马略当年一样，这种方法实属无效，所以这次运动的首领们除了起而参战，别无他法。只要他们还在任期，宪法就没有办法追究叛军首领，但是一位忠贞有余而虔诚不足的预言家说只要放逐执政官秦纳和六位追随他的护民官，国家便可恢复和平和宁静。于是元老院不顾宪法，而是按照所谓的神谕，将秦纳革职放逐，并让卢西乌斯·科尼利厄斯·梅鲁拉（Lucius Cornelius Merula）代替他的职位，所有出逃的首领也都被宣布为非法逃犯。看起来好像只要再多加几个放逐在努米底亚的人，这场危机就能够被解除了。

秦纳在意大利　马略登陆

如果元老院不是和以前一样疏忽懈怠，没有把逃亡者迅速逐出意大利；如果逃亡者能为解放新市民而战，能在某种程度上以重燃意大利的叛乱之火为己任，那么毫无疑问，这场运动将不会再节外生枝。他们一路畅通无阻，出现在普莱奈斯特的提布尔以及拉丁姆和坎帕尼亚所有重要的新市民社区，到处征收钱财和人力，以共谋大业。他们所到之处，都是有求必应。在这样的援助下，他们出现在围攻诺拉的军队中。在他们看来，这个时期的军队倾向于民主党和革命党，而且将军并没用个人势力强迫士兵依附于自己。逃亡者的一些军官，特别是秦纳和塞多留，因为参加过几次最近的战役，所以他们的演讲给士兵的印象比较深刻。这些逃亡者告诉士兵，元老院违背宪法罢黜了曾经受欢迎的执政官，并且干涉了人民的权益，这位执政官或毋宁说是新公民的境遇也使得军官们清楚认识到宪法被破坏。坎帕尼亚军队把秦纳认作是执政官，并宣誓效忠于他，这里成为新公民甚至是同盟社区的核心。一支组成的大军，尽管大部分是新兵，很快由坎帕尼亚向首都进军。其他军队也从北方加入。在秦纳的邀请下，那些在前年被放逐的人也在伊特鲁里亚海岸的特拉蒙（Telamon）登陆。一共不超过500名武装士兵，大多数都是逃亡者的奴隶和在诺曼底征募的骑兵。就像马略当年能够屈尊与首都的乌合之众联合一样，他现在也命令士兵连夜打开当地地主用来囚禁田地劳工的牢房。他给这些劳工武器，让他们为自己的自由而战，劳工们欣然接受。马略的势力由于这些劳工以及新市民分遣队的加入而大大增强，再加上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流亡者，他的麾下迅速有了六千余人。他们配有四十艘战船，驻扎在台伯河河口，追击开往罗马的粮船。凭借这些队伍，他加入“执政官”秦纳麾下，受其调遣。坎帕尼亚军的首领犹豫了，那些更睿智一些的人，特别是塞多留，严肃地指出与马略这样的人接触过密有多危险，因为他日后必定会是运动的首领，而且众所周知他不能胜任任何政治活动，现在又一心复仇。秦纳现在完全不理会这些疑虑，还给予了马略在伊特鲁利亚以及海上的最高指挥权。

斯特拉博态度犹疑　秦纳军包围罗马

首都现在危机重重，政府不得不迅速召集军队，[1]但是梅特路斯的部队在萨姆尼和诺拉被意大利人所牵制，只有斯特拉博正在火速前往首都救援。他出现后在科林门扎营，以他那数量庞大、训练有素的大军，可以毫无悬念地把那支实力相对薄弱的叛军完全歼灭，但是这好像不是他的计划。相反，他眼看着叛军完全侵入罗马。秦纳和卡波的军队在雅尼库鲁姆（Janiculum）对面的台伯河右岸就位，塞多留在台伯河左岸、塞尔维昂城墙对面对抗庞培。马略的军队逐渐发展成三个军团，并拥有大量战船，在台伯河河岸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最后甚至连奥斯提亚也为奸人出卖，落入他之手。马略任凭士兵在这座城市烧杀抢掠，似乎在以此宣告着恐怖统治的到来。首都陷于危机之中，甚至交通也开始堵塞。元老院下令将城墙和城门全部处于防御状态，并且征募自由民前往雅尼库鲁姆。斯特拉博的不作为让所有人震惊和愤怒。他们自然会怀疑他正与秦纳私通，但是却没有依据。他曾与塞多留军激战，而且当马略在一个守军将领的帮助下攻入雅尼库鲁姆时，他又给了屋大维很大的援助，使叛军得以被击退并损伤惨重，这些都表明他没有与叛军勾结或者也没有与其勾结的计划。似乎他的目的是让现在噤若寒蝉的政府的市民都能深感到他在平定叛军之中的贡献，以此赢得明年的领事官一职，从而牢牢地掌握政府命脉。

各党派与意大利谈判　斯特拉博之死

然而元老院不想让自己为了逃避一位篡逆者而逃到另一位篡逆者麾下寻求庇护，于是向别处寻求帮助。按照元老院颁布的法规，所有参与到同盟者战争的意大利社区，只要已经投降，都可以重新得到罗马公民权。[2]看起来罗马在对抗意大利的斗争中，不惜一切代价所要争取的，不是什么宏伟的目标，而是他们的虚荣心：刚遇到片刻的窘境，只是为了给战场上增加一两千士兵，她就可以牺牲掉此前在同盟者战争中奋力求得的东西。实际上，有些军队就来自于这些重获公民权的社区，但是他们并没有带给罗马他们所期待的众多兵团，实际上来自这些社区的军队人数总共最多不超过一万人。更重要的应该是与萨莫奈人和诺兰人（Nolans）达成协议，这样便可以用完全信得过的梅特路斯的部队保卫首都。萨莫奈人的要求让人想起科迪安（Caudium）的牛轭——归还从萨莫奈人那里收缴的奖品，释放囚犯、召回逃亡者，放弃萨莫奈人从罗马掠得的战利品，将罗马公民权授予萨莫奈人以及归降他们的罗马人。即使是在现在这种和平告急的关头，罗马元老院也感觉这样的要求太羞耻，于是加以拒绝，但是命令梅特路斯留下一小支部队，亲自率领整个南部意大利所有能召集到的部队火速赶往罗马。梅特路斯听令行事，结果萨莫奈人却袭击并打败了梅特路斯留下的副将普洛提乌斯（Plautius）及其残余部队。诺拉的卫戍部队出征，放火烧掉了与罗马结盟的城市阿贝拉（Abella）。此外，秦纳和马略面对萨莫奈人的要求都无所不从——对他们而言罗马的尊严能算什么！——一支萨姆尼分遣队的加入又使得叛军的力量得以增强。在一场不利于政府的战斗结束后，阿里米努姆（Ariminum）被叛军占领，所以罗马和波河河谷之间重要的交通线被切断，以至于人力物力无法得到供应，这对罗马而言也是很重要的损失。于是匮乏和饥荒接踵而来。这个人口稠密、物资充盈的城市由军队驻守但却严重缺乏供给，特别是马略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费尽心思切断其供应。他已经用战船做成浮桥封锁了台伯河，现在又攻克了安提姆、拉努维乌姆、阿里西亚以及其他市镇，控制了陆上交通。同时除了那些已经背叛城市投靠于他的人之外，他把所有试图抵抗的人都处死，以此来暂时平息他的复仇之火。大批军队密集在首都周围，士兵们的生活极为窘迫，后又有瘟疫肆虐。据说此次瘟疫使得斯特拉博损兵一万余人，屋大维损兵六千余人。政府并未绝望，而斯特拉博的死对它而言也是幸事。他死于瘟疫，对他怀恨在心的群众对其开棺碎尸，并将其尸体曝露街头。其残余部队被收编到屋大维军营。

政府犹疑不決　罗马投降

由于梅特路斯的到来以及斯特拉博的身亡，政府军队再一次至少与其对手势均力敌，能够在奥尔本山与叛军展开决战。政府军的士兵大都军心未稳，当秦纳出现时他们仍然热烈欢迎，就像他仍然是他们的将军和执政官。梅特路斯认为此时不宜开战，而是应率军回营。贵族党本身也犹疑不决，彼此无法达成一致，但是由正直却固执并且目光短浅的屋大维领导的那一派却坚定地反对任何让步。更有经验且明智的梅特路斯也尝试和解，但是他与秦纳的会谈却激怒了双方：秦纳被马略称为胆小鬼，梅特路斯被屋大维称为叛徒。士兵们原本就已经惊魂未定，再加上屋大维缺乏经验，所以难免对其不信任，于是建议梅特路斯担任总指挥官。当梅特路斯拒绝时，士兵们集体弃盔卸甲，甚至投身敌营。市民们的情绪日益低落和沮丧。秦纳传令保证给予那些逃跑的奴隶自由，于是他们便成群结队地从首都涌向敌营。当有人建议元老院应该给予那些愿意参军的奴隶自由时，屋大维却坚决拒绝。政府不能掩盖其已经失败的事实，现在除了与敌军妥协外已经无计可施，就像被俘虏的旅人只能妥协于强盗头目一样。他们派使者去见秦纳，但是愚蠢的使者却不肯轻易承认秦纳为执政官。在争执期间，秦纳将其大营转移至城门附近，于是大量士兵前去投奔于他，以至于最后政府已经无法再与秦纳和谈。元老院无条件投降于这位国蠹执政官，只要求他免开杀戒。秦纳表示同意，但是拒绝立誓。在整个谈判期间，马略都站在秦纳这一边，并始终保持沉默。

马略的恐怖统治

首都的大门被打开。秦纳带领其兵团进入首都，但是马略冷笑，表示因有叛国法，所以自己拒绝进入首都，除非法律允许。于是市民又慌忙聚集在论坛广场，取消那道叛国法。他进驻首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恐怖统治。他决定不针对个人，而是将贵族党的政要全部处死，没收其财产。城门被关闭，屠杀持续了五天五夜，此后也不断有那些逃跑的或者被漏掉的人被处决，连续数月意大利都是血腥的迫害屠杀。执政官格涅乌斯·屋大维是第一个受害者。就像他一贯宣扬的原则一样，他宁愿被处死也不愿意对国贼做任何的让步，现在他甚至拒绝逃跑，而是穿上他的执政官官袍在雅尼库鲁姆等待即将到来的刺客。在被迫害者中，有卢西乌斯·凯撒（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的执政官），他因阿切拉（Acerrae）战役中的胜利而出名；有其弟盖乌斯，他那不合时宜的野心激起了乌尔皮基乌斯动乱，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和诗人，也是一位和蔼的人；有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他是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的执政官，他是继卢西乌斯·克拉苏之后最伟大的辩论家；有普布利乌斯·克拉苏（罗马纪元657年即前97年的执政官），他出色地指挥了西班牙战争和同盟者战争，而且在罗马被围攻期间也表现出色；还有很多政府党中的杰出人士，其中富人最被这些贪心的刽子手所垂涎。卢西乌斯·梅鲁拉（Lucius Merula）的死尤为悲惨，他是秦纳的继任者，这并非其所愿，但是现在他因此事被控告，被传讯到议事会。因为他曾经是尊神朱庇特的祭司，于是按照垂死的祭司的宗教仪式，他预先割破了自己的血管，在祭台前摘掉祭司帽箍，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更悲惨的是昆图斯·卡图鲁斯（Quintus Catulus）的死，他是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的执政官。昔日他与马略一道，见证了胜利和荣耀，但是现在面对这位曾经的战友家属的哀求，马略的回答只有一句，那就是“他必须死”。

马略最后的日子

所有这些暴行的始作俑者是盖乌斯·马略。他决定谁应该被处死，也决定由谁来执行——一些特殊情况除外，例如在处决梅鲁拉和卡图鲁斯时，他会顾及到法律；有时候向他问好的人的人向他瞥一眼或者简单的沉默都可能为自己招致立即执行的死刑，这也不是罕见的事情。

将人处死甚至也不能满足他的报复心理：他禁止让死者入土为安，令人——就像之前苏拉做过的一样——将被杀死的元老院的议员的尸体悬挂于论坛广场，还命人将一些人的尸体进行游街。由于凯撒生前曾弹劾过昆图斯·瓦列乌斯，于是马略就命人掘开凯撒的墓穴，将其尸体拖至瓦列乌斯的墓前，乱刺一番。他曾经想亲自搜捕安东尼，并亲手将其斩杀，后又经人劝阻，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天当他坐在宴席上有人向他奉上安东尼的头颅时，他高兴地当众拥抱此人。他的那些由奴隶组成的兵团，特别是阿代安（Ardyaeans）的军队，主要充当了他的刽子手。在他们沉浸在获得自由的狂欢中时，并未忘记去他们原来主人的家中抢劫，并侮辱且杀害途中遇到的所有人。在这场疯狂的杀戮中，他的同僚都深感绝望：塞多留恳求马略，愿意以任何代价让他停止，甚至连秦纳都被他震惊了。在那个时刻，疯狂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人为了防止自己眼花缭乱，也将自己投身于谷底深渊。遏制这个疯狂的老人和他的军队并非易事，至少秦纳没有胆量去制止，相反，他选择让马略做他在下一年执政官任期中的同僚。恐怖统治带给获胜方的温和派的恐慌远远甚于失败方。只有资本派是开心的，因为有另一股势力可以帮助他们彻底羞辱那曾经傲慢的寡头统治，与此同时因为大规模的没收和充公，战利品大都落在他们手里——在这场恐怖统治中，他们被人民称为是“囤户”。

马略之死

命运让这位恐怖统治的发起人——老盖乌斯·马略，实现了他的两大愿望：对那个曾在他得意时加以陷害，在他失意时落井下石的整个上流社会，他已经完成了复仇；他也用利剑回复了曾经收到的每一份冷嘲热讽。此外，他又一次取得了执政官的职位。那个曾经预言他会做七任领事的神谕，业已成真，为此他也奋斗了十三年之久。神灵已经使得他梦想成真，但是现在，就像古神话里的故事一样，神灵们也会通过助其梦想成真进而毁灭他。在他早期做执政官期间，人民称颂敬重，在其第六个任期里，他成为了同僚的笑柄，在第七个任期，他是人民的公敌，国家的克星。之前的那位正直、有才、英勇的人，现在成为了一个癫狂的乌合之众的领导人。他自己或许也对此有所感觉。他白天都处于癫狂状态，晚上又夜不能寐，只能借酒消愁。他内心有一团火在燃烧，最后卧床不起，连续七日，精神错乱，臆想着自己在小亚细亚的战场上厮杀，但其实这个战场上荣誉的桂冠已属于苏拉，最后在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1月13日，马略殒命。他死时，七十有余，手中紧握着他所谓的权力和荣耀。复仇女神变化多端，并非永远都是血债血偿。现在罗马和意大利收到他们昔日的救世主的死讯，竟然是如释重负，其欢快程度远远超过当年收到劳底平原战役的捷报之时，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复仇吗？

即使是在他死后，也有零星的暴力事件发生，让人回想起他当年的暴虐统治：例如盖乌斯·分布里亚，在马略血腥的屠杀中，他也参与了颇多。在马略的葬礼上，他还试图杀掉德高望重的大祭司长——昆图斯·斯凯弗拉（Quintus Scaevola），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的执政官，甚至连马略都敬其三分。当斯凯弗拉受伤康复之后，他又以冒犯罪控告大祭司，说大祭司不情愿自己被谋杀。无论如何，屠杀大势已去。塞多留以为其进行补偿为由，将马略的部下召集起来，而后又派一支自己的精锐部队将其包围，全部歼灭。据估计，被歼灭部队至少有四千余人。

秦纳政府

与恐怖统治随之而来的是霸权统治。秦纳不仅在其四年执政官的任期（罗马纪元667—670年即前87年—前84年）期间僭居国家首脑之位，而且还经常不顾人民的意愿提名自己及其同僚，仿佛这些平民党人士故意忽略了至高无上的人民集会。没有任何平民党的领袖能像秦纳那样，能在意大利以及其他大多数省份中如此长时间地拥有绝对权力而不受干扰，但是也没有谁的政府能像秦纳政府那样，如此毫无价值且漫无目的。由苏尔皮基乌斯提出而后秦纳复议的那条法律规定，新市民以及自由民享有和老市民一样的选举权，这条法律自然又重新被提上议程，罗马纪元670年即前84年元老院正式将其通过，使其在法律上生效。按照此法，全部意大利人应该被分配在35个公民区，所以他们在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提名检察官。菲利普在罗马纪元663年即前91年当选为执政官时，德鲁苏斯曾建议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但是菲利普对此表示反对。蹊跷的是，多年以后，由于缺乏检察官人选，当年的那位菲利普现在又被推选为检察官，参与登记公民簿。苏拉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建立的反动体制当然被废除。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恶措施来取悦无产阶级：例如，数年前限制粮食分配的制度，现在或许已被废除；盖乌斯·格拉古之前想在加普亚（Capua）建立殖民地的计划，现在已在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春，在护民官马库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Marcus Junius Brutus）的提议下得到实行；小卢西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提出了一项有关债务的法规，规定个人债务应削减到总额的四分之一，为债务人削减了四分之三的债务。这些便是秦纳政府做过的所有积极的举措，也无不例外全都是权宜之计。这些计划被制定的依据并非是前车之鉴，而且毫无政治规划可言——这很可能是整场灾祸中最骇人听闻的部分。他们在爱抚平民的同时，又由于忽视宪法规定的选举规则冒犯平民，而这种冒犯完全是毫无意义，且没有必要的。资产阶级可能会对其提供一些援助，但是又由于那项有关债务的法律被冒犯。政府真正的中流砥柱是新市民阶级，但他们又全然不合作。政府默许了他们的援助，萨莫奈人虽然现在名义上是罗马市民，但是明显把他们自己国家的独立作为其真正目标，并且全员处于备战状态来保卫自己国家，而秦纳政府对此却无动于衷。曾经辉煌的元老院议员被像对待疯狗一样杀戮，但是政府却并未重组元老院或者对此事的肇事者进行恐吓，所以政府并不能获得元老院的支持。盖乌斯·格拉古并未意识到寡头政治的失败就意味着新的君主可能在他自创的宝座上像一个傀儡一样行事。既然秦纳登上权力宝座并非凭个人意志，而是纯属意外，那么在革命风暴到来之时他停滞不前，直至另一场风暴把他冲走，就不足为奇了。

秦纳和苏拉　意大利和诸省支持政府

最软弱无能的人握有最强大的权力，这种情况也见于革命政府与寡头政治的斗争中——这场战争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在意大利，革命政府拥有绝对权力。旧公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支持民主党，还有一部分人保持沉默。他们不喜欢马略的残暴统治，但在寡头政治复辟中看到反对党的暴虐统治也即将发轫。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的暴行对整个国家而言，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它主要影响的是首都的贵族，而且随着接下来相对平静的政治统治，它的影响也逐渐被磨灭。

最后全部新公民——大约五分之三的意大利人——如果不拥护现在的政府，都会果断地反对寡头政治。

和意大利一样，大多数省份都拥护寡头政治——西西里岛、撒丁岛、南北高卢、南北西班牙。从屠杀中侥幸逃脱的昆图斯·梅特路斯试图将阿非利加交给贵族党。普布利乌斯死于马略大屠杀，他的小儿子马库斯·克拉苏从西班牙率军前来投靠梅特路斯，因此，梅特路斯的势力大增。他们彼此产生分歧，不得不屈服于盖乌斯·费比乌斯·哈德良（Gaius Fabius Hadrianus），一位革命政府指派的领导者。亚洲在米特拉达特斯的掌控之下，所以马其顿省只要被苏拉控制，便是流亡的寡头政治唯一的避难所，苏拉的妻室外历尽艰辛侥幸逃脱，相当一部分议员也在此处得以庇护，于是很快便以此处为总部形成了一个新的元老院。

对抗苏拉

政府也颁布法令对抗寡头政治。苏拉被公民议事会解除职务和其他荣誉，并被放逐，遭此厄运的还有梅特路斯、阿比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以及其他一些政要。他在罗马的房子被夷为平地，他的田庄也被荒废，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盖乌斯·马略未死，他肯定会亲自进攻苏拉，前往他死前在病榻上所神游的战场，他死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马略死后，小卢西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3]担任执政官职位统领东方（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但是他既不擅长率领士兵作战也不擅长指挥。辅助他的盖乌斯·芬布里亚并非无才，但却不忠。他们的军队在数量上甚至不及苏拉的三分之一。随后消息传来，称弗拉库斯为了不被苏拉碾杀，已经率队超过他进军亚洲（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芬布里亚已经将其废黜并取而代之（罗马纪元669年即前85年），苏拉也已与米特拉达特斯和解。对于首都内的霸权政治，苏拉一直都保持沉默。现在元老院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中他说战争已结束所以请求回到意大利。他声称自己会尊重授予新公民的权利，而且惩罚也不可避免。他们将不会对群众展开惩罚，而是针对闹剧的始作俑者。这封信将秦纳从消极迟钝中惊醒：此前除了在亚得里亚海进驻了一些武装士兵以及一些战船外，他从未采取过手段对抗苏拉，所以现在他决心火速前往希腊。

尝试和解　秦纳之死　卡波和新市民武装反抗苏拉

在当时的环境下，苏拉的这封信语气已经相当缓和了，他的这封信也给了中立派一个和解的希望。大多数元老院议员都在老弗拉库斯的提议下尝试和解，然后召集苏拉前来，并向其保证其在意大利的安全。他们还向执政官秦纳和卡波提议，他们应在收到苏拉的回复之前停止行动。苏拉并未完全拒绝这项提议。当然他并未亲自前来，而是送出消息称他只要那些被放逐的人回归到原来的状态，并且依法惩处那些犯罪之人，称他自己并不需要安全保证，并提议给予那些在国内的人以安全保证。他的使者发现现在意大利的局势已完全改变了。秦纳并未考虑元老院的法令，在元老院会议结束之后他就立刻赶往军队，督促部队登船。在总部安科纳（Ancona）的士兵本已有所不满，现在秦纳又命令他们在不适宜航海的季节登船，这立即在军中激起了兵变，秦纳在这场兵变中丧命（罗马纪元670年即前84年年初）。于是其同僚卡波被迫将已经登船的士兵带回，并且放弃了在希腊作战的计划，进驻在阿里米努姆的冬季营地。苏拉的提议也并未因此被采纳，元老院拒绝了他的提议甚至不让他的使者进入罗马，并命令苏拉立刻放下武器。持这种坚决反对态度的不是马略的余党。该党派现在势力正僭居高位，却在这样的紧要关头被迫放弃其职位，不得不再一次在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参与执政官的选举。这次选举，人们既没有推选前执政官卡波也没有推选任何其他当权的有才干的将军，例如昆图斯·塞多留或小盖乌斯·马略，而是推选了卢西乌斯·西庇阿和盖乌斯·诺尔巴努斯（Gaius Norbanus）。两者都是无能之辈，且都不善于作战，西庇欧甚至不知道如何演讲。前者被推选只是因为他的祖父征服了安条克，后者被推选是因为他是寡头政治的政敌。人民对马略党徒罪行的痛恨远不如对他们无能的鄙视。如果全国人民对此无计可施，那么他们对苏拉和寡头复辟更无计可施。人民只有奋力自保。苏拉穿越亚洲引诱芬布里亚的部队背叛于他，以至于其首领自杀，由此一来政府便有一年的时间充分准备战事。据说苏拉登陆时，前来对抗他的士兵有十万人，此后政府部队人数至少翻了一倍。

苏拉处境困难

苏拉只有五个兵团来对抗意大利军队，而这五个兵团，即使加上在马其顿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征来的部队也大概只有四万人。诚然这支部队在意大利、希腊和亚洲经历了七年的战争之后，已经远离了政治，并且绝对忠于将军——他能纵容士兵的放荡、残暴甚至叛变长官，除了要求士兵勇猛并且对他本人绝对忠诚之外，别无他求，并且向他们许诺，胜利之后一定会有丰厚的奖赏——这样的军事精神既有最高尚的忠心又有最卑劣的私心，就这样错综复杂地交互在士兵们的心中。按照罗马惯例，苏拉的士兵都宣誓彼此忠诚，并都自愿将私人财物贡献出来以备军用。尽管这支军队现在军心稳固、众志成城，但是相对于敌人的强大兵力来说还是比较弱小。苏拉深知，如果意大利也团结一致的话，他不可能仅用五个兵团便将其征服。消灭平民党及其无能的首领并非难事，但是那些不希望寡头政治复辟从而再实行恐怖统治的人——尤其是全部新公民——都和平民党联合起来反抗苏拉，这些人既包括那些被朱利安法所阻挠从而未参与叛乱的人，也包括那些数年前由于叛乱而几乎将罗马带入深渊的人。

苏拉的温和措施

苏拉纵观全局、审时度势，不再像他党派的大多数人一样盲目愤怒且顽固。当国家被战火包围，当其友人被谋杀、其房屋被摧毁、其家人被放逐，他仍然镇定自若，直到人民公敌被打败，罗马边疆得以保卫。他现在对意大利怀有饱满的爱国热情和理性的温和态度，并且尽其所能抚慰温和党和新市民，竭力防止旧罗马公民与意大利联邦出现新的矛盾，从而使内战激化。苏拉在给元老院的第一封信中明确表明除了公平正义外他别无所求，并明确表示放弃恐怖统治。为此，他提议无条件赦免那些现在还在背弃革命政府的人，并且命其士兵全部宣誓完全视意大利人为友人和同胞。这些极具约束力的宣言保证了新公民的既得政治权益，因此卡波希望意大利的每一个公民社区向他提供人质，但是这项提议由于公愤以及元老院的反对而失败。苏拉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由于当时背信弃义之风盛行，所以新公民对他缺乏信任，至少也会怀疑他是否能在战争胜利之后与其政党遵守诺言。

苏拉登陆意大利　游击队员与逃亡者加入而势力大增

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苏拉率兵团登陆布隆迪西乌姆（Brundisium）港。元老院接到消息后，宣布联邦告急，将全部大权交与执政官，但是这些领导却愚昧无能，苏拉此次登陆其实在数年前就可以预料，却把他们吓得措手不及。部队尚在阿里米努姆，港口也没有驻防，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整个东南沿海，并未见任何武装士兵。在布隆迪西乌姆，其结局可想而知，大量的新公民毫不犹豫立即打开城门欢迎这位寡头政治的首领，然后所有梅萨皮亚人和阿普利亚人纷纷效仿。苏拉的军队在这些地区进出无阻，但也时刻谨记严明军纪，不曾违抗。贵族党的残余部队从四面八方赶来加入苏拉的阵营。昆图斯·梅特路斯从阿非利加逃到利古利亚山山涧，现在他从山涧赶来，作为苏拉的同僚，重新获得他在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获得而后又被革命党削除的总督职位。马库斯·克拉苏同样也率领一小支部队从阿非利加赶来。大部分贵族党都骄傲自负，并且无心真正参加战斗，所以当苏拉抱怨这些贵族党都希望明哲保身，甚至都不肯将自己的奴隶武装起来参加战斗时，他们只能沉默静听。更重要的是这些逃亡者有的还曾经归降过平民党，例如备受尊重且颇有名望的卢西乌斯·菲利普，他是唯一一位与革命政府妥协并且接受了其授予的官衔的执政官。与他同样妥协的还有其他一两位臭名昭著、声名狼藉的人士。菲利普受到了苏拉的热情招待，并荣获要职，帮助苏拉把守撒丁岛。昆图斯·卢克莱修·欧费拉（Quintus Lucretius Ofella）和其他可以利用的官员也同样被苏拉接受并立即任用。即使是普布利乌斯·西第古斯（Publius Cethegus），一位在苏尔皮基乌斯革命中被苏拉放逐的元老院议员，也被苏拉谅解并在军中获职。

庞培

比这些个人势力的加入更加重要的是获得皮切诺地区，这其实是斯特拉博之子，小格涅乌斯·庞培之功。他和其父一样，早期并不支持寡头政治，而是拥护革命政府甚至还在秦纳军中任职，但是他并未忘记他的父亲曾经武装反抗过革命党。他现在四面受敌，并且还有人检举称其父曾在阿斯库仑城战役中贪污战利品，现在要求他上缴赃物，所以他也面临着破产的危险。执政官卡波因与其有私交，帮助他免于破产，此外，善于雄辩的执政官卢西乌斯·菲利普以及小昆图斯·荷尔顿西乌斯（Quintus Hortensius）对此事也颇有帮助。听闻苏拉登陆，庞培就前往皮切诺，因为在那里他不仅经费充足，而且还因为其父亲以及同盟者战争的关系，在那里人脉甚广。那儿居住的大多是旧公民，很快依附于他；那里的年轻人很多都曾在其父麾下服务，现在也都自愿依附于他。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勇敢的年轻领袖，不仅善于作战，也善于将兵，这些年轻人纷纷涌向他的军营，与他一起奋勇杀敌。皮切诺地区的志愿军很快成长为三个军团：克洛利乌斯（Quintus Cloelius）、盖乌斯·卡瑞里那斯（Gaius Carrinas）以及卢西乌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达马斯普斯（Lucius Junius Brutus Damasippus）[4]率领的部队从首都出发前去平定皮切诺叛乱。庞培这位将军善于随机应变，他巧妙利用了这三位将军之间的不和，将其击败，并顺利与苏拉大军在阿普利亚会合。苏拉奉其为“至尊统帅”，这意味着他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发号施令，不再处于从属地位。苏拉授予这位少年前所未有的殊荣，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治理他军中出现的消极懈怠之风。

苏拉在坎帕尼亚遭到诺尔巴努斯以及西庇阿的反对　苏拉在提法塔山大胜诺尔巴努斯　西庇阿军队叛变

苏拉和梅特路斯军力大增、士气大涨，于是开始从阿普利亚出发，穿过仍然叛军肆虐的撒姆尼地区，进军坎帕尼亚。敌军主力也向那里进军，看似双方只有在那里才能决出胜负。执政官盖乌斯·诺尔巴努斯的军队已经在加普亚，平民党刚刚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殖民地。第二波执政官部队也已经沿着阿庇安路进军，但是在它到达之前，苏拉已经赶在了诺尔巴努斯前面。苏拉试图为和解做最后一搏，但结果却使得自己的使者被捕。他那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对敌人满腔怒火，对其展开攻势。他们冲下提法塔山，第一次进攻就将敌人逼至平原地带。诺尔巴努斯率其残余部队进驻革命党的殖民地加普亚以及新市民聚集的城市那不勒斯，而后被封锁于此地。苏拉的部队此前由于敌众我寡，军心不稳，此次胜利大大鼓舞了军中士气。他们没有停下来攻击敌军残部，而是沿着阿庇安大路直击提阿努姆，也就是西庇阿驻扎之处。在战争开始之前，苏拉又重新提起了和平协议，很明显是出于认真的态度。西庇阿因为势单力薄，同意了休战协议，他们两位原为贵族同宗，同属有修养之人，并且互为同僚共事多年，于是在卡勒与提阿努姆之间会面。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探讨至深，和谈进展顺利，于是西庇阿派出信使前往加普亚，寻求其同僚的意见。同时，两个阵营的士兵也往来甚密，苏拉的士兵由于其将军慷慨所以钱囊丰厚，对他们而言在酒桌上说服那些不是特别渴望战争的雇佣兵，让彼此化敌为友，并非难事。塞多留提醒将军们让双方士兵停止往来，因为他认为这样非常危险，但是结果是徒劳的。双方马上就要达成协议，却最终失败。西庇阿宣布休战停止，但苏拉坚持认为现在宣布停止休战为时已晚。西庇阿的士兵认为他撕毁休战协议不妥，于是集体叛变投入敌营。结果两方士兵彼此拥抱，万分和气，对此革命党军队的指挥官除了袖手旁观也是别无他法。苏拉下令西庇阿辞职，他便辞职了，苏拉命骑兵护送西庇阿及其同党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但是西庇阿一获自由便又私自恢复官职，并又重新召集军队，但最终并未有所作为。苏拉和梅特路斯在坎帕尼亚扎营过冬，在第二次尝试与诺尔巴努斯和解失败以后，他们在冬季继续封锁加普亚。

双方的准备

苏拉第一年战事的结果是：收服了阿普利亚、皮切诺和卡帕尼亚，解散了一个执政官的军队，并且击败和封锁了另一支执政官的军队。意大利各民社不得不在这两个压迫他们的领导者中做选择，很多人已经与苏拉开始进行谈判，希望寡头政治的首领能用条约保证他们在敌党所取得的权利。苏拉信心满满，并向敌人炫耀，称他在下一次战役中一定能打败革命政府，从而再一次进军罗马。

似乎绝望能给予革命新的力量。执政官的职位落到了两位最坚决果断的人身上，他们分别是卡波和小盖乌斯·马略。前者已经是第三次担任此职，后者年仅二十，按照法律不能担此职位，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点都被人们所忽略。昆图斯·塞多留，经常对诸事加以批判，被嫌碍事，于是被命令前往伊特鲁里亚去征兵，然后前去他管辖下的近西班牙省。为了补充国库，元老院下令将首都所有寺庙内的金银物品全部熔化。几个月的战事之后，国库中仍能有金银将近六十万英镑（一万四千英镑黄金和六千英镑白银），他们搜刮金银的成果可见一斑。意大利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仍然自愿或被迫依附革命党，依然在积极备战状态。还有一部分新形成的势力来自新市民社区众多的伊特鲁里亚以及波河地区。马略的很多老兵也都纷纷应召投入其子麾下。在所有准备反抗苏拉的地区中，尤以叛区撒姆尼和卢卡尼亚地区最甚。很多来自欧斯干地区的分遣队前来为其助力，但这绝不是出于对罗马革命政府的忠心，而是因为他们知道，由苏拉领导的寡头政府绝不会承认这些地区法律意义上的独立，就像当年的秦纳政府一样，起初的萨贝利人与拉丁人之间的对抗在反抗苏拉的运动中又重新出现了。对撒姆尼和拉丁姆人而言，就像5世纪的那场战争一样，这场战争更多的是一场民族战争。他们所奋力争取的不是或多或少的政治利益，而是希望对敌人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所以就难怪这个地区的战争与别处不同，双方都不可能有所妥协，也都不会有任何让步，都是拼死挣扎，全力以赴。

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双方都扩增兵力，世仇愈来愈深。双方都破釜沉舟，拼死一战：卡波建议罗马公民议事会将所有见于苏拉军营的议员放逐。苏拉一言不发，或许认为他们这样做无疑是为自己宣判了。

苏拉进军拉丁姆对抗小马略　苏拉在萨克里波图斯（Sacriportus）大捷　罗马大屠杀

贵族党的军队分兵两路。执政官梅特路斯在皮切诺叛党的支持下前往上意大利，而苏拉则从坎帕尼亚进军直驱首都。卡波加入了梅特路斯大军，而马略将会在拉丁姆进攻敌军主力。苏拉沿拉蒂纳路（Via Latina）进军，途中在距离西格涅（Signia）不远处遭遇敌军。敌军撤退至所谓的“神圣港”。此处位于西格涅与马略军的要塞普莱奈斯特之间，小马略拥军四万，并且其残酷与勇猛不亚其父，但是他的军队却不像当年的马略军那样训练有素，且在作战方面，他经验缺乏，可能也不能像其父那样善于作战。他的军队很快就撤退了，战争期间他的一小支部队投降更加速了其溃败。马略军半数非死即降，残兵既不能继续作战也不能攻下台伯河，被迫去邻近的要塞寻求庇护。因为长时间忽视了首都的供给，首都的沦陷也无可挽回。于是马略命令首都的执政官卢西乌斯·布鲁特斯·达马斯普斯疏散首都民众，并在此之前处死所有反对党的名人政要。小马略的这道命令，其严苛不亚于其父的放逐令，同样被严格执行了。达马斯普斯以召集元老会为由，将所有反对党的名人召集起来。这些人要么在元老会中就地处死，要么在逃离元老院的路上被追杀。由于这次肃清运动进行得比较仓促，所以还是有几名无辜的名人政要被杀害，其中有前罗马市政官普布利乌斯·安提斯提乌斯，他是格涅乌斯·庞培的岳父；有前执政官盖乌斯·卡波，其父先是格拉古的挚友而后成为敌手——在众多辩论家死去之后，论坛广场日渐荒凉，他们两个是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最佳辩论家；有执政官卢西乌斯·多米提乌斯，还有受人敬重的大祭司长昆图斯·斯凯弗拉，他曾经侥幸逃脱了芬布里亚的利剑，现在却又在革命即将结束之际在他所掌管的维斯塔神庙门前喋血。恐怖统治下的最后一批牺牲者尸横遍野，尸体被拖拽过市，投入河中。人民惊骇至极，目瞪口呆。

围攻普莱奈斯特　攻下罗马

小马略余部撤退到邻近的新市民的坚城诺尔巴以及普莱奈斯特，马略率大半逃难者并携带大量财宝退至普莱奈斯特。就像去年围攻加普亚一样，苏拉这次也派良将昆图斯·欧费拉留下。他命令欧费拉不要花精力围攻这座城，而是将其封锁，直到里面的人弹尽粮绝而投降。他则派兵从四面前来围攻首都，却发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都为敌军所弃，便轻而易举将其占领。他甚至都没有太多时间安抚当地民众，只是匆匆发出致辞，做了最紧要的布置，便又匆忙赶往伊特鲁里亚，希望与梅特路斯联合，将敌人驱出北意大利。

梅特路斯在北意大利对抗卡波　卡波在伊特鲁里亚三面受敌

梅特路斯在埃西斯河（Aesis）即埃斯诺河（位于安科纳与西尼加利亚之间，并将皮切诺与高卢省分开），遇到了卡波的副将卡瑞里纳斯（Carrinas），并将其击败。后来卡波率精锐部队前来，梅特路斯被迫停止前进。当卡波听闻胜利港的战事之后，便担心其交通线或会受阻，于是退至弗莱米尼安路（Flaminian），意欲在此路的要地亚里米伦（Ariminum）设置指挥部，因为在此不仅可以守住通往亚平宁山脉的道路，还可以扼守波河河谷。在撤退过程中，卡波数支军队落入敌手，并且在塞纳-加利卡被猛攻，卡波的后备军在庞培强大骑兵团的攻击下崩溃。尽管如此，卡波还是达成了其目标。前执政官诺尔巴努斯掌控了波河河谷一带，卡波亲自进军伊特鲁里亚。在苏拉率其常胜兵团前往伊特鲁里亚后，时局全部改观。很快三支苏拉的军队从高卢、翁布里亚和罗马前来，对卡波形成围攻之势。梅特路斯率军队驶过亚里米伦前往拉文那，在法文提亚（Faventia）切断了亚里米伦与波河河谷的通道，并派马库斯·卢库勒斯率军沿着普拉森提亚大道（Placentia）前往此处。卢库勒斯是苏拉的财务官，并且是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海军上将的兄弟。年少的庞培以及与他同龄的竞争对手克拉苏经由山道皮切诺进入翁布里亚，并在斯波列提乌姆（Spoletium）攻下弗莱米尼安路，在那里打败了苏拉的副将卡瑞里那斯，并将其关入城中，但是他却在一个雨夜成功逃脱，并设法回到了卡波的军中。苏拉在罗马兵分两路前往伊特鲁里亚，一路沿着海岸线前进，在位于翁布罗内（Ombrone）河与阿伯格纳（Albegna）河之间的赛图尼亚（Saturnia）击败敌军；另一路由苏拉亲自率领在克拉尼斯（Clanis）河谷与卡波军队相遇，大胜其西班牙骑兵。卡波与苏拉在丘西（Chiusi）一带的激战，尽管尚未分出胜负，但是苏拉并未能成功乘胜追击，所以局势还是有利于卡波。

普莱奈斯特战役

在罗马周围的地区，局势似乎也开始有利于革命党，似乎革命也将会在这一带展开。寡头政府正集中精力于伊特鲁里亚，平民党则尽全力打破普莱奈斯特的封锁。甚至连西西里岛的省长马库斯·波本那也为此出动，但貌似他没有到达普莱奈斯特。卡波派马西乌斯率大部队前来打破普莱奈斯特的封锁，也未成功。这支部队在斯波列提乌姆（Spoletium）为敌军所袭，全军溃败、士气大跌、物资匮乏、叛乱不断，于是一部分士兵重回到卡波军中，一部分回到亚里米伦，其余的则分散于四处。另一方面，南意大利则诚心欲来援助。特雷西亚（Telesia）的庞提乌斯（Pontius）率领萨莫奈人，老将马库斯·兰潘纽斯率领卢卡尼亚人，也都前来援助，所向披靡，到达坎帕尼亚。加普亚起初由古塔（Gutta）率一支卫戍部队镇守，后来古塔率兵在坎帕尼亚与他们会合，一道前往普莱奈斯特，据说他们的部队加起来有七万人。于是苏拉留下一支部队对付卡波，然后亲自返回拉丁姆，在普莱奈斯特前的峡谷中占据有利位置，以阻拦敌方援军。[5]卫戍部队想冲破欧费拉的防线，但是未果。双方都在强守防线，岿然不动，即使卡波派达马斯普斯率两个兵团前来支援时，双方情形依然如此。

苏拉在上意大利大捷　苏拉占领伊特鲁里亚

当伊特鲁里亚与拉丁姆的战事处于停滞阶段时，波河河谷一带的战事到了决定性阶段。在这里平民党将领盖乌斯·诺尔巴努斯一直处于优势，他以绝对优势打败了梅特路斯的副将马库斯·卢库勒斯，并将其逼至普拉森提亚（Placentia），最后亲自对抗梅特路斯。他在法文提亚遇到了梅特路斯，尽管当时天色已晚，而且其军队已经远征疲惫，他还是执意向梅特路斯发起了进攻，结果全军溃败，军心涣散，最后只有一千余人得以回到伊特鲁里亚。卢库勒斯听闻，即刻从普拉森提亚起航，前往位于皮亚琴察（Piacenza）与帕尔马（Parma）之间的费登提亚（Fidentia），在那里击败了卡波留下的部队。阿比诺瓦努斯（Albinovanus）手下的卢卡利亚部队全部投敌。其头领邀请革命党的领导人前来赴宴而后派人将其杀死，以此补偿他当初的犹豫不决，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投降了。亚里米伦携其全部金银珠宝前来投降梅特路斯。诺尔巴努斯起身前往罗德岛。阿尔卑斯山脉与亚平宁山脉之间的广大地区现在都承认了贵族党的领导，之前用在这里的军队可以用于攻打伊特鲁里亚，这里是敌人奋力以保的最后一块土地。当卡波在克鲁西乌姆（Clusium）的大营听闻这个消息时，大惊失色。尽管他当时仍然有大量军队可以派遣，但是他仍然悄悄从大本营逃离，赴往阿非利加。他的手下一部分像他一样落荒而逃，返回家乡，一部分被庞培所灭。卡瑞里那斯集结余部返回拉丁姆，加入了普莱奈斯特的大军。与此同时，拉丁姆局势并未发生变化，最后的决战却已经临近了。卡瑞里那斯的军队在数量上并不能动摇苏拉的地位。寡头党以前用在伊特鲁里亚的先锋部队，现在由庞培率领，正日益逼近。很快，他们就会包围民主党和萨莫奈人的军队。

萨莫奈人和民主党袭击罗马　科林门战役　屠杀囚犯

于是革命党的将军决定离开普莱奈斯特全力以赴奔赴罗马，而罗马距他们只有一日的行程。如果这样做，从军事角度看，他们必然会失败；如果这样做，他们的退路拉丁路，就会落入苏拉手中。即使他们拿下了罗马，他们也必然会毁在那里，从而受到梅特路斯和苏拉军队的夹击，因为此城绝不适合防守。他们进军罗马考虑的已经不是安全的问题，而是为了报复，是狂热的革命者特别是已经走投无路的萨贝利人的愤怒的最后发泄。特雷西亚的庞提乌斯向他的部下喊道：要除掉那些剥夺了意大利自由的豺狼，必要摧毁他们所居的森林。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11月1日，庞提乌斯、兰潘纽斯、达马斯普斯沿拉丁路攻向罗马，他们在科林门一英里外扎营，此时罗马危在旦夕。罗马现在的危急程度不亚于罗马纪元365年即前389年7月20日和罗马纪元455年即前299年6月15日之时，当时罗马分别受到了凯尔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威胁。现在突袭罗马时机已到，袭击者在首都内也有联络。

贵族少年组成义勇军出城迎敌，但他们大都娇弱不堪，在强大敌军面前迅速溃败。唯一的希望落在了苏拉身上。苏拉刚听闻撒姆尼人已经朝罗马出发，便即刻起身前往首都营救。他的先锋部队由巴尔布斯（Balbus）率领在晨间到达，这大大地鼓舞了市民士气。正午时分，苏拉亲自率主力部队出现，即刻在科林门前（距离比亚门不远）的阿佛洛狄忒神庙处列兵布阵。他的副将认为由于路途奔波、人马俱疲，不建议即刻进攻敌军，但是苏拉认为敌军可能夜晚就突袭罗马，尽管当时天色已晚，还是坚持下令进攻。战争进行得相当惨烈。苏拉亲率其左翼部队，直退到城墙边，所以不得不关闭城门。散兵甚至报告欧费拉，称苏拉已战败，但是马库斯·克拉苏率领的右翼部队大败敌军，并追杀到安登奈（Antemnae），这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左翼部队的负担。于是日落一小时后，苏拉军开始占据上风。双方大战一整夜，并持续到第二天黎明，最后由于三千余人投敌并迅速攻打自己旧部，战争才告一段落。罗马城获救，叛党无处可退，全部被歼灭。战后第三天，苏拉命令将所有三四千名战俘——包括将军达马西普斯、卡瑞里那斯以及身负重伤的庞提乌斯——全部处死在马斯广场（Campus Martius）的下议院（Villa Publica）。当日苏拉正在附近的贝洛纳神庙召开元老会，对他而言，马斯广场的刀剑霍霍声与战俘的哀嚎声，声声入耳。这样的屠杀骇人听闻，无法原谅，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如果罗马城落入了被这些人处死的人手里，那么假以时日，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手段对首都烧杀抢掠，对市民屠杀蹂躏。

普莱奈斯特、诺尔巴和诺拉遭围攻

看到从罗马城墙抛下来的卡瑞里那斯以及其他军官的头颅，普莱奈斯特的守卫兵知道罗马已获胜利，于是缴械投降。他们的军官盖乌斯·马略以及庞提乌斯之子，在逃跑失败以后，相互挥剑而死。人民寄希望于胜利者对他们存有怜悯之心，西第古斯也认为如此，但是怜悯仁慈的时代已经终结了。在战争的最后一刻，苏拉毫无条件地赦免那些投奔他的人，但是对那些直到最后也未投降于他的军官和社区，他却表现出了出奇的冷酷。在普莱奈斯特的一万两千余名俘虏中，大部分罗马人、少部分普莱奈斯特人以及妇女和儿童都被释放，但是几乎所有的普莱奈斯特人以及全部萨莫奈人都被缴械并碎尸，这座富饶的城市被抢掠。当然，此事发生以后，那些尚未投降的新公民所在的城市就会奋力顽强抵抗。例如在诺尔巴的拉丁镇，当埃米利乌斯·雷必达（Aemilius Lepidus）叛国进入城中时，市民彼此相杀并纵火烧城，这样刽子手就不会杀害他们以泄愤，也不会在城中获取任何战利品。

下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已经被袭击，加普亚也似乎已经自愿投降，但是直到罗马纪元674年即前80年萨莫奈人才退出诺拉。盖乌斯·巴比乌斯·穆提卢斯（Gaius Papius Mutilus），曾是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叛军的执政官。他是意大利仅存的一位将军，乔装从诺拉逃跑，前往提阿努姆投奔妻子以求庇护，但是却被妻子拒之门外，于是他在自家门口挥剑自刎。这位独裁者声称，萨莫奈人存在一日，罗马便不得安宁，所以萨莫奈人应该从世界永远消失。就像之前他在罗马和普莱奈斯特屠杀囚犯一样，现在他也命士兵搜捕萨莫奈人，并占领埃塞尼亚（约在罗马纪元674年即前80年），将这片曾经富饶繁荣的地方变为直到如今依然荒凉的废墟。同样，翁布里亚的图德（Tuder）也遭到马库斯·克拉苏猛攻。伊特鲁里亚在波普隆尼乌姆（Populonium）特别是战无不胜的沃莱特拉（Volaterrae）的领导下抵抗较久，他们从败党中集结出四个军团，组成一个部队，坚持两年抵御敌军：先是抵御苏拉亲自率领的军队，后来抵御前执政官盖乌斯·卡波。他是民主党执政官的兄弟，最后在第三年科林门战役（罗马纪元675年即前79年）后，这批守军才被迫投降，前提是他们得以自由出城。在这个可怕的年代，没有人会尊重军法或军纪，士兵叫嚣着投降并把他们温和的将军用乱石砸死。当守军按投降协定撤退时，罗马政府却又派出一队人马将其截杀。胜军被分派进驻意大利全境，所有不稳定的市镇都有守军驻守。在苏拉军的铁骑之下，革命党和民族党反对的声音都会逐渐被淹没，最后趋于平静。

外省

外省还有事情亟待解决。卢西乌斯·菲利普从革命政府的省长昆图斯·安东尼厄斯手中夺得撒丁岛（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山外高卢地区（Transalpine Gaul）几乎没有抵抗，但是在西西里岛、西班牙以及阿非利加地区，意大利失利党看起来似乎仍未善罢甘休。西西里岛由值得信赖的省长马库斯·波本那把守。昆图斯·赛多留设法让近西班牙诸省依附于他，并且把安顿在那里的罗马人组织成一个不小的军队，之后就封锁了比利牛斯山的通道。他欲以此再一次证明不管在哪里他都能恪尽其职，而且只有他才是革命党中唯一能做实事的人。阿非利加的省长哈德良，由于此前革命进行得太过彻底，所以现在为了弥补，开始赋予奴隶自由。后来尤蒂卡（Utica）的商人怂恿下人作乱，在混乱中，哈德良在其宅邸中遭到突袭，他及其侍从全被烧死（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尽管如此，该省依然依附于革命政府，秦纳的女婿，奈乌斯·多米第乌斯·阿赫诺巴尔比，年轻有为，被授予了阿非利加的最高指挥权。这消息甚至被传到了属国努米底亚以及毛里塔尼亚等地，两国的君主分别是高达（Gauda）之子耶姆普萨尔（Hiempsal）二世与是博库斯（Bocchus）之子博古德（Bogud），他们都依附于苏拉。在秦纳的帮助下，前者被民主党篡位者西亚巴斯（Hiarbas）废黜，在毛里塔尼亚王国，此类争斗也依旧存在。执政官卡波从意大利出逃，但是在到达阿非利加与西西里岛之间的科斯里亚岛（Cossyra）时却犹疑不决，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逃向埃及还是该再次尝试在另一个忠心的省份继续战斗。

赛多留奔赴西班牙

苏拉派盖乌斯·安尼乌斯做远西班牙省长，派盖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做埃布罗河的省长。赛多留派往比利牛斯山的将军被其部下所杀，其部下四分五裂，所以安尼乌斯和弗拉库斯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开了该处隘口。赛多留兵力太弱，不能与敌人抗衡，于是他匆忙集结最近的部队在新迦太基登船逃离——究竟要逃往何处，他自己并不知晓，或许是去往阿非利加沿海，或者是去往加那利群岛——但是只要苏拉军找不到，他逃向哪里都可以。于是西班牙欣然向苏拉的部下投降（大约在罗马纪元673年即前81年），弗拉库斯成功战胜凯尔特人，并穿过凯尔特人地区，战胜了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罗马纪元674年即前80年）。

西西里岛

格涅乌斯·庞培被任命为副执政官前往西西里岛。当他率一百二十艘战船和六个兵团出现在西西里岛海域时，波本那未加抵抗就撤离出岛。庞培派出一支分遣队前往科斯里亚岛，抓获了暂居此地的马略手下的军官。马库斯·布鲁特斯及其其他军官即刻被处死，但是庞培下令将执政官卡波带至利利贝乌姆（Lilybaeum），而后全然不顾及当年卡波曾经救他于危难之中的情谊，竟亲手将他交至刽子手手中（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

阿非利加

庞培又受命前往阿非利加，庞培凭借其强大兵力击败了阿赫诺巴尔比以及西亚巴斯的部队，而后谢绝了“至尊统帅”的荣誉，进而即刻突袭敌营。他在一日之内荡平敌军，阿赫诺巴尔阵亡。在博古德王的帮助下，西亚巴斯被抓并在布拉（Bulla）被杀，耶姆普萨尔重新获得王位。他们又对沙漠住民进行大肆劫掠，其中很多之前被马略承认为自由的盖图利安（Gaetulian）部落现在也被迫臣服于耶姆普萨尔，罗马在阿非利加又重振威名。庞培进军阿非利加四十天后，一切都尘埃落定（罗马纪元674年即前80年）。元老院要求庞培解散军队，也就是暗示他不得举行凯旋礼，因为他是一个临时的官吏，所以照例无权要求凯旋礼。将军在暗地里抱怨，士兵们也为他鸣不平。有一段时间以来阿非利加似乎要对抗元老院，而苏拉也将不得不对其女婿宣战，但是最后苏拉妥协了，默许这位年轻人吹嘘自己是唯一一位还没有成为议员就成为了“至尊统帅”的人（罗马纪元675即前79年3月12日）。实际上这位年轻人的荣誉来得太过容易，但是苏拉面对他的吹嘘，不无嘲讽地祝贺他为“伟人”。

米特拉达特斯面临的新困难

苏拉在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春登陆亚洲之后，东方也自此是战事不断。在亚洲恢复原状和当年在意大利制服一两个城市一样，都需要付出鲜血做代价。特别是在对付自由市米蒂利尼时，卢西乌斯·卢库勒斯在用尽温和手段无果之后也不得不动用武力，即使当时罗马已经在战场取得绝对性胜利，这里的市民依然负隅抵抗。

同时罗马在亚洲的省长卢西乌斯·穆雷纳，与米特拉达特斯王陷入了新的纠葛。自和平以来，米特拉达特斯就忙于强化其统治，因为他的统治即使是在北部诸省也是摇摇欲坠。他任命他能干的王子前往科尔斯基任省长，以此来平复那里的动乱，而后又将该王子铲除，现在又准备前往他辖下的博斯普鲁斯王国远征。阿奇劳斯被迫前往穆雷纳避难，他说米特拉达特斯的这些准备一定是为了对抗罗马。穆雷纳听闻，便以米特拉达特斯仍然占据着卡帕多西亚的边境为由，派兵前往卡帕多西亚的科马纳，从而进犯本都边境（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米特拉达特斯仅仅向穆雷纳抗议，无果后，向罗马政府抗议。苏拉派人劝阻穆雷纳，但是他并未停止，相反，他率军跨过哈里斯河，进入了本都王国的境内，于是米特拉达特斯王被迫以武力反击。在本都王率优势兵力到来之前，他的部下戈尔狄俄斯负责牵制罗马军。穆雷纳大败，损失惨重，被迫从罗马边界撤退回到佛里吉亚，罗马守卫兵全部从卡帕多西亚被驱逐。之前穆雷纳厚颜无耻地宣称自己战胜了，并自封为“至尊统帅”（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但是这次失败加上苏拉给他的第二次警告，让他最后不得不停止吹嘘。罗马与米特拉达特斯再一次处于和平状态（罗马纪元673年即前81年）。

第二次和平　占领米蒂利亚

这场愚蠢的争斗使得进攻米蒂利亚的事情搁浅。比提尼亚在长时间的海陆围攻之中树有大功，此后穆雷纳的继任者才成功地通过暴力取下了米蒂利亚（罗马纪元675年即前79年）。

整体和平

东西部十年的动荡与叛乱终于结束了，国家再一次得以统一，国内外也得以和平。在最后几年的严重动荡时期，即使是这样的休整期也算是一种慰藉。现在的暂时和平是否真的是一种慰藉，这位成功荡平了民众公敌并且平息了革命的伟人是否能够成功恢复已经风雨飘摇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现在都不得而知。

[1]下文叙述均依据新发现的李锡尼书，该书记载了很多我们前所未知的内容，能使我们朋白这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

[2]根据西塞罗的Phil.Xii.II.27的记载，这件事并未取得人民大会的认可。元老院的办法似乎就是延长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的期限，实际上是把罗马公民权转让给一切意大利人，这也是他一贯的做法。

[3]纪年中所说的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的执政官卢西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并不是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的执政官，而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与他同名的人，或者是他的儿子。原因如下：第一，大约在罗马纪元603—673年即前151—81年禁止两次担任执政官的法律依然有效，所以当年发生在西庇阿以及马略身上的事，也一定会发生在弗拉库斯身上。第二，凡是提到弗拉库斯的地方都没有提到过他曾经两次担任执政官。第三，如果弗拉库斯在罗马纪元669年即前85年做元老院的领袖，那么他一定是在罗马活动的前执政官，所以他不可能是668年的执政官，因为那时候后者已经前往亚洲，而且可能死在了那里。西塞罗说，罗马纪元654年即前100年的执政官以及罗马纪元657年即前97年的监察官是一位在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身在罗马的前执政官：罗马纪元669年即前85年时，他大概是当时在世的最年长的监察官，所以比较适合做元老院的首领，而且他又是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的执政官以及骑兵将领。另一方面，在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死于尼克梅底的执政官是西塞罗为其辩护的卢西乌斯·弗拉库斯的父亲。

[4]我们只能说此人指的是布鲁特斯，因为马尔库斯·布鲁图斯是所谓“解放者”的父亲，并于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为护民官，所以不可能会出现在战场。

[5]据说苏拉驻扎在唯一一个通往普莱奈斯特的隘口，但是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罗马不仅对救兵开放也对他开放。毫无疑问，苏拉驻扎在瓦尔蒙托内与帕勒斯特里纳的交叉路口，萨莫奈人沿着拉丁路在此处转弯。于是苏拉率兵沿着普莱耐斯特路，敌人沿着拉丁路或拉比坎内申路，前往首都。

第十章　苏拉体制

苏拉政体的恢复

大约在罗马人与罗马人之间发生第一次激战时，位于卡皮托山上的罗马朱庇特神庙毁于一场大火。这座珍贵的神庙是在共和初年由国王所修建，历经了五百年的风吹雨打。这不是预兆，而是罗马政体现状的反映，它业已被摧毁，需要重建。毫无疑问，革命已经被镇压，但胜利并不意味着就要恢复旧的政体。现在，要犒赏胜利的大军，惩罚罪大恶极的革命分子，还有预防再次爆发类似的革命都需要执政官。广大的贵族想当然地以为，在两位大革命的执政官辞世后，只要按惯例交由元老院进行补选就行了。此时，因为胜仗让苏拉大权在握，而他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面的判断更为准确。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盛世时期，这些既懒惰又狭隘的罗马贵族也是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在这个乱世，怎么可能还期待这笨拙的同僚政体对国家进行有力而又广泛的彻底改革？此刻，几乎所有的元老院领导人物都在刚刚过去的危机中被扫除，很难拥有改革所需的活力和智力。苏拉确信这些拥有纯粹贵族血统的人是多么一无是处，这一点从他所选用的人员也可以看出来。除了和苏拉有姻亲关系的昆图斯·梅特路斯外，都是来自以前的中立派和平民，如卢西乌斯·弗拉库斯、卢西乌斯·菲利普、昆图斯·奥非拉、格涅乌斯·庞培等。苏拉和最激进的流亡贵族一样迫切地想要重建旧式的政体，但是，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多么认真地去工作。虽然苏拉可能并不是完全明白，可不管怎么说也比他的同党清楚，重建工作有多么的困难。他不免要对寡头政治做出全面的妥协让步，还要建立一个兼具镇压和防范效果的体制。他清楚地知道，元老院会拒绝或破坏每一次妥协，会利用议会来毁掉每一步的体制重建。既然苏拉在苏尔皮基乌斯革命后没有征询元老院的意见，就已经在各方面实施了他认为必要的措施，那么在目前更为严重和紧迫的环境下，他决定凭一己之力重建寡头统治。

苏拉执政罗马

不过，现在的苏拉不再是一位执政官，仅仅是一位行省总督——就是说他只有兵权。他需要在宪法范围内尽可能地获得权力，特别是对朋友和敌人都实施他的改革。苏拉致信给元老院，告诉他们应该将国家的管理交到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人手中，而他正是那个人。他认为自己能够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很多人对于这个提议都颇为不满，但在当时的情形下，这无异于一道命令。元老院的主席父老卢西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作为最高权力的临时拥有者，向公民提出建议：行省总督卢西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在过去担任执政官和行省总督所履行的所有公务均予以通过；未来他有权裁定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事务，不得上诉；能随意处置国土，自由划定罗马、意大利和城邦的疆界，取消或设立在意大利的城邦，处理各省和属国；代人民授予最高统治权，任命行省总督和裁判官，未来用新法律来管理国家；他何时完成任务，认为可以卸任这个特别的官职将由他自己决定；最后，在其任期内，常设的最高长官是同时存在还是暂时搁置，将由他决定。当然，这个建议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被毫无异议地通过。到目前为止，作为行省总督，苏拉都避免进入首都，现在，这位新的国王第一次踏入罗马城内。新官职的名称源自汉尼拔战争以来就已经实际上被废除的独裁，但是苏拉除了拥有武装的随从外，为他引路的执束杆侍从人数也是以前独裁者的两倍。这个新官职名为“制定法律和管理共和国的独裁”，事实上与以前的长官完全不同。此前的长官在有限的任职期内的权力受到限制，而且允许公民上诉，也没有废除常设官职。这个新官职更像是“负责制定法律的十人小组”（decemviri legibus scribundis），作为一个特殊的政府，替代了普通长官且拥有无限的权力，在实际中其任期也没有限制，或者，应该说这个新官职是一个基于人民法令的绝对权力，不受同僚的制约，就是一个旧式的君主制。实际上，旧式的君主制就是由公民自由约定，来服从一位专制国王的管理。甚至当代的人也极力为苏拉辩护，宣称国王好过一个坏的体制，很可能只有成为独裁者才能表明：以前的独裁意味着恢复一种受到诸多限制的王权，而新的独裁是全面的恢复王权。如此，说来也奇怪，苏拉和盖乌斯·格拉古的设想完全不同而过程却保持一致。在这方面，保守派也得向反对派借鉴，寡头体制的保护人自称为暴君，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霸权主义。寡头政治最后的胜利中包含着不小的失败。

死刑

重建工作困难重重而且费时费力，苏拉也不想自讨苦吃，但是这工作要么交给无能之辈要么由他亲自上阵，所以苏拉也别无选择，只有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来承担这个工作。首先就是定罪。苏拉个人倾向于赦免。他生性乐观，暴怒时定能看见他双眼放光，面红耳赤，但是他晚年对马略所怀有的深仇大恨，则在他平易的性情中非常少见。他本人不仅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革命后，表现得很宽容，甚至在第二次革命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并严重影响他本人的时候，也保持着心平气和的态度。当刽子手拖着他朋友的尸体穿过首都的大街小巷时，苏拉还企图挽救双手沾满鲜血的芬布里亚的性命。后来，芬布里亚自杀身亡，他命人将其体面地安葬。在意大利登陆时，苏拉诚挚地对一切展现出宽恕和遗忘，任何来向他求和的人都获得了他的接纳。甚至在第一次胜利后，他就秉持着这样的精神和卢西乌斯·西庇阿协商，但是革命党不仅中断了协商，而且在随后即将覆灭的时候，重新发动了更为恐怖的大屠杀，甚至与本国的宿敌勾结在一起共同毁灭罗马城，真是恶贯满盈。苏拉在取得摄政权后，立刻借助自己的新职权将他和西庇阿订约后（苏拉宣布订约合法），仍然积极参与革命的文武官员以及其他支持革命的公民宣布为国家公敌。杀死罪犯者，不仅能像死刑执行者一样免于处罚，还能因此获得一万二千第纳尔的报酬，任何帮助罪犯的国人甚至是至亲都将得到最严厉的处罚。被剥夺权利者其财产视同敌军的俘获物将被充公，他们的子孙将不得从政，但只要他们属于元老阶级，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负担。最后这条法令同样适用于为革命献身者的后代及其拥有的财产。这一惩罚甚至比最早的法律中对武装攻击祖国的人所给予的惩罚还要严苛。这套让人胆寒的体制最可怕的特点是分门别类含糊不清，元老院对此立即提出了抗议。苏拉本人随即设法补救，便张贴出“公敌名单”，规定罗马纪元673年即前81年6月1日为名单的最后结束日。

公敌名单

随着这张满是鲜血的名单日复一日的滚动，最终，名单人数达到了四千七百人[1]。虽然这张名单让群众陷入恐慌之中，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执行死刑者的肆意妄为，让很多的受害者不会牺牲在当政者个人的私怨下。苏拉痛恨的只是马略军团，他是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和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两次恐怖屠杀的始作俑者。他命人打开这位六水河战役胜利者的坟墓，将马略的尸骨丢入阿涅内河，推倒他战胜非洲人和日耳曼人而立的纪念碑。因为马略及其儿子已经过世，苏拉无法报复，便将视线转向了他收养的侄子马尔库斯·马略·格拉提狄亚努斯。此人曾两次担任执政官，深受罗马民众爱戴。他被带到马略军团所残害的人士中最叫人痛惜的卡图鲁斯的墓地，然后将其残忍折磨至死。苏拉其他最出名的对手都已丧身，唯有领导者盖乌斯·诺尔巴努斯还健在。当公民大会正讨论让他投降时，此人在罗德斯岛自杀身亡。无足轻重的卢西乌斯·西庇阿或受益于他出身贵族，获得赦免，允许他退休前往马赛利亚安度余生，而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则被流放到毛里塔尼亚沿岸一带。在尤加里乌斯街通往广场的塞尔维乌斯池堆积着被屠杀的元老首级，独裁者命令将其在此地示众。除此之外，他将为革命军提供服务和为革命军效力的人员一概列上了名单。有时，由于借钱给某个官员或用钱示好官员，尤其是某些资本家，他们曾审判元老院并参与过马略没收财产的投机活动，这些被称为“囤积者”的人员中有多达一千六百名[2]的骑士都被列上名单。同样，职业控告者是贵族最深恶痛绝的一类人，他们将元老阶级带上骑士法庭，现在也因此而受罚。后来一位律师问道：“怎么会这样，他们把法庭留给了我们，却杀死了原告和法官？”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整个意大利充斥着毫无节制、最为野蛮可耻的残暴行为。在首都，死刑主要由一支凯尔特人的队伍来执行，苏拉的士兵和部下也会到意大利各地区执行死刑。不过，死刑同样欢迎每个自告奋勇者，各色人都蜂拥前往，不仅可以赚取杀人奖金，还能让他们以政治检举为幌子来满足自己的复仇心或贪婪心。有时会出现先暗杀，然后才将名字列上公敌名单的情况。我们用一个例子体现死刑执行的方式。在支持马略的新公民城拉里努姆，有一个名叫斯坦提乌斯·阿尔比乌斯·奥皮尼库斯的人，为了躲避杀人罪逃到了苏拉的大本营。胜利后，此人以统治者官员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罢免了城镇的官员，由他和他的朋友占据此位。曾经威胁要控告他的人，连同其至亲朋友，都被宣判为违法之徒而被处死。无数的人甚至包括不少坚定支持寡头政治的人，都成了私人恩怨和个人财富的受害者。可怕的混乱和苏拉每次对亲近的人所难辞其咎的纵容，甚至让在骚乱中犯下罪恶的人都免受任何处罚。

财产充公

充公的财产也被以相同的方式处理。出于政治原因的考虑，苏拉试图吸引有身份有地位的公民来购买充公的财产。很多人都自告奋勇前来购买，尤其是年轻的马尔库斯·克拉苏最为积极。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充公财产大幅贬值在所难免。实际上，罗马采用整数现金的方式变卖充公的财产，势必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位统治者还没有忘掉他自己，尤其是他的妻子梅特拉和与他交往甚密的各色人物，当中甚至还有自由民和酒肉朋友。有时，这些人可以无须竞价就能购买到充公财产，甚至免付全部或部分购物款。据说，苏拉的一位自由民曾用二千塞斯特斯（sesterces）购买了价值六百万塞斯特斯的财产，他的一位部下用这种投机买卖获得了一处价值一千万塞斯特斯的房产。这引起了巨大的愤怒，甚至在苏拉执政期间，一位律师质问道，贵族之所以发起内战是否只是为了让他们的自由民和奴隶发财致富。虽然充公财产被降价出售，全部的实收款不足三亿五千万塞斯特斯，但大部分充公财产都落入了最富有的公民手中。总而言之，这是一次恐怖的惩罚。不再需要任何程序、没有宽恕，无声的恐怖就像千斤重担压在全国各地。首都和城镇的市场里，人们不再发表自由的言论，都保持静默。毫无疑问，寡头政治的恐怖统治与革命不同，马略沉溺于用敌人的鲜血来进行个人报复，而苏拉好像把恐怖行为抽象化，就是说，引入新独裁统治的必备事件大屠杀，是由自己还是由别人来实施都无所谓。当这次的恐怖统治由保守派实施，多少有些无情，显得更加让人心惊胆战。当两方的愤怒和罪恶不分上下时，共和国的损失更加无法挽救。

维持此前所授予的公民权利

虽然除了例行公事外，所有在革命期间的事务都被苏拉认为无效，但是在调整意大利及首都之间的关系上，苏拉坚持原则，即意大利城邦的每个公民都是罗马的公民；意大利同盟国公民之间的区别，拥有优越权的旧公民和受到更多权利限制的新公民之间的区别，都被废除且永远如此。至于投票权不受约束的自由民被再次剥夺权利，恢复以前的状态。对于贵族中的极端分子而言，这算是一次巨大的让步。苏拉认为必须从革命首领导者的手中夺取这些强大的控制权，而增加公民的数量并不会严重危害寡头政治的统治。

针对个别城邦的惩罚

原则上的让步与最严苛的审查相联系，由特派员和分布在意大利的驻军合作完成，涉及所有地区的各个城邦。有些获得奖赏，如布隆迪西乌姆是首先加入苏拉的城邦，现在这个港口获得了重要的免税权。更多的是遭到了惩罚，轻则罚钱，重则拆除城墙，夷平要塞。至于那些顽固抵抗的城邦，统治者没收了他们部分甚至是全部的领土，无论他们是被视为拿起武器反抗祖国的城邦公民，还是发动战争破坏永久和平条约的同盟国，在法律上他们的土地肯定都会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公民，都被剥夺了他们的市民权，同时还有罗马公民权，代之以最低等的拉丁权[3]。这样，苏拉就避免了给反对党提供一个拥有低等权利的附属城邦作为核心，被剥夺必需品的无家可归者很快便沦为无产阶级。在坎帕尼亚，不仅废除了民主殖民地卡普亚，可想而知土地也被收归国有，而且拿波里城邦的埃那利亚岛（即伊斯基亚岛）也被夺走。在拉丁姆，富饶的大城市普莱奈斯特的所有土地全部被没收。据推测，诺尔巴也是如此，翁布里亚的斯波勒提乌姆（Spoletium）同样如此，佩里格尼亚地区的苏尔摩甚至被夷为平地。统治者的铁腕特别重罚了两个地区——埃特鲁里亚和萨莫奈，这两个地区都是奋力抵抗到底，甚至在科林门战役后也没有投降。几个最大的市镇如佛罗伦萨、弗苏莱、阿雷提乌姆和沃拉特莱，都被全部征收。我们已经介绍了萨莫奈的命运，这里没有没收财产，但是土地沦为永恒的荒芜，繁荣的城镇甚至是昔日的拉丁殖民地埃塞尼亚都成了废墟，地位与布鲁提亚和卢卡尼亚地区相同。

派遣士兵

关于意大利土地的处置，一方面，曾经获得罗马领地使用权的同盟城邦，现在瓦解后将土地归还罗马政府；另一方面，受到惩罚的城邦，其领土被没收，统治者将其用来安置胜利军队中的士兵。新的定居点大部分位于埃特鲁里亚，如费苏莱和阿雷提乌姆，其他则位于拉丁姆和坎帕尼亚，这里的普莱奈斯特和庞贝成了苏拉的殖民地。如前所述，统治者不打算再向萨莫奈移民。大部分的土地分配沿袭了格拉古的模式，所以移民隶属于已经存在的城邦。据说，分配的土地数量为十二万，这充分体现了定居点的规模。不过，有些土地另作他用如交由提法塔山的戴安娜神庙使用的土地，沃拉特莱和阿雷提乌姆的部分土地一直未作分配，其他的依据旧法禁止滥用的土地现在被重新分配，由苏拉的宠臣按占有权获得。对于这些殖民地，苏拉的目的另有不同。首先，他履行了对战士们的承诺。其次，他在实施中所采纳的观点获得了改革派和温和保守党一致的同意。早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他就曾依次设立了一些殖民地——这个观点即政府通过打破较大的财产所有者，在意大利增加小型的农业经营者，而苏拉重新禁止废弃分配的土地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此事的重视。特别是最后一点，他看见这些驻军就像卫戍部队，在保护他的新政体时也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权。因此，在土地没有被全部没收的地方，例如庞贝，殖民地居民不能并入城邦，但是，在同一城墙内，旧公民和殖民地居民组成两个公民团。在其他方面，就像以往一样，这些殖民地无疑也是以人民法令为基础，但这只是间接基础，因为执政者以瓦勒里乌斯法来组建殖民地，事实上，这是源于统治者手握大权，让人想起了以前的王权随意处置国家财产的情况。至于士兵和公民之间的区别，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外派士兵或殖民者都已取消，但在苏拉的殖民地甚至是已建成的殖民地，这种区别却准备有效地保留下来，事实也确实如此。可以说，这些殖民地居民形成了元老院的驻军，与以前相比，他们所在的这些殖民地应被称为军事殖民地。

罗马城里释放的奴隶

统治者从被剥夺权利的奴隶中挑选出最为年轻力壮的人，将他们全部释放，数量多达一万人，这一措施类似于为元老院组建了一支特别的常备军。这些新释放的奴隶，他们公民权的存在与其保护人的法律效力有关，这一制度的设计是为寡头政治提供一种保护，帮助其控制城民。事实上，目前在首都缺少驻兵的情况下主要就是依靠他们。

废除格拉古制度

统治者的寡头政治主要就是依靠这些特殊的支持，虽然就连创建者都认为这些支持稍显薄弱且无法维持，但这确实是唯一可行的方法。除非在罗马设立正规的常备军或采取其他类似手段，但这些比起煽动家们的攻击来说，更会加速寡头政治的灭亡。元老院当然一直都是寡头政治普遍管理权的基础，但是不断增加的权力如此集中，让毫无组织的敌人每次袭击都占有优势。最后，实行了四十年的怀柔安抚政策寿终正寝。仍在使用的格拉古的宪法，苏拉曾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进行过第一次修改，现在则被完全废弃。可以说，自盖乌斯·格拉古时期开始，政府就承认了首都的无产阶级有起义权，然后通过给定居在这里的公民定期分发粮食来化解危机，现在苏拉将这些慷慨的赠予彻底废除[4]。盖乌斯·格拉古在罗马的亚细亚行省施行什一税和关税的包税法，巩固了资本家的地位。苏拉废除了中间人制度，将此前亚细亚行省的纳税方式转变为定额税，几个地区按照为征收拖欠税款而拟定的估值表来征税。盖乌斯·格拉古曾委任有骑士资格的人担任陪审员，让资本家可以间接参与国家管理和统治，其权威经常比官方的还要强大。苏拉将其废除并恢复元老法庭。盖乌斯·格拉古或至少在格拉古的时代，每逢盛行的节庆日都会给骑士阶级留一个特殊的位置，就像元老所长期享有的位置。苏拉取消了这个位置，将骑士降到平民座位[5]。盖乌斯·格拉古创造了骑士规则，现在苏拉将骑士阶级从政治中剔除。元老院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上享有最高的、无条件的、不可分的永久权威性，从外部彰显出它不仅享有特权，而且是唯一享有特权的阶级。

整顿元老院

为此，统治集团首先要能填补职位，让自己处于独立地位。最近的危机已经让元老的数目急剧减少。毫无疑问，现在苏拉将给予被骑士法庭放逐的人回国的自由，例如执政官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弗斯和德鲁苏斯的朋友盖乌斯·科塔，不过前者并未利用这种许可。即使如此，也只能稍微弥补由革命和反革命的恐怖统治所导致的元老阶级的巨大空虚。于是，根据苏拉的指示，元老院特别补充了大约三百名新的元老。这些人由部落大会从骑士名籍中提名，当选者一方面主要来自元老世家的年轻一代，另一方面来自苏拉的军官和在新近革命中成为达官显贵的人物。至于将来获准进入元老院的方式也重新制定，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按照法律一直所规定的，人们进入元老院要么是通过监察官的召唤这种普通方式，要么是通过担任三种高级官员之一的方式——执政官、法务官和市政官——自《奥维尼安法》（Ovinian law）通过以来，他们依法在元老院拥有一个席位和一个投票权。担任下级官员如保民官或财务官的，实际上也可以在元老院要求一个席位，尤其是监察官的选举倾向于担任过这类官职的人员，但在法律上这绝不是必然的。对于这两种进入元老院的方式，苏拉通过撤销监察官废除了前者——至少在实际中是如此，让财务官取代市政官进入元老院而改变了后者，同时将每年任命财务官的数量增至二十人[6]。迄今为止，监察官依法享有一项特权，即每五年修订一次元老院名册，陈述原因后可以将任何元老除名，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已经与原始意义不同，但未来同样被暂停实施。这样，最终由苏拉在法律上确立了元老们一直所享有的终身制。一直以来，元老总数大概不会超过三百名，通常甚至少于此数字。现在，元老数目大为增加，可能平均增加了一倍[7]，由于陪审员的职责转移给了元老院，让元老院的任务加大，这也让增加元老数目成为必需。此外，额外允许进入的元老和财务官都是由部落会议提名，元老的选举一直都是由人民间接选出，现在则直接以人民选举为基础，这与寡头政治和古代罗马的观念相比更接近于代议制。元老院渐渐从一个仅仅是给官员提供建议的机关转变成一个给官员下达命令的自治机关。当把官员任命和取缔元老的权力剥夺时，元老院和官员的权力有了相同的法律基础。监察官有权修订元老名册，随意删除或增加元老，这种特权事实上与一个有组织的寡头体制不符。因为现在利用财务官的选举足以作为普通补充元老的方式，便不再需要监察官来修订名册。这种职能被废除后，寡头政治最基本的原则即拥有席位和投票权的统治者具有不可罢免的终身制最终确立了下来。

关于人民的法规

至于立法，苏拉恢复了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制定的法规，保障了元老院的立法权。实际上，这一权力早属于元老院，现在通过颁布法律的形式让其可以对抗保民官。公民团仍然具有形式上的至高权威，但是对于公民大会，统治者似乎有意维持其形式，却更加注意防范它有任何实质上的活动。苏拉甚至用极为不屑的态度来对待公民权，轻易就承认了新城邦的公民权或者将其授予给大批的西班牙人和凯尔特人。事实上，要是想一想，如果政府仍然重视与公民名单有关的法律特权，在经历了如此激烈的革命后，公民名单继续重新修订，但是却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过，公民大会的立法权并未受到直接限制，事实上也无须限制。因为既然元老院的法案受到了更好的保障，人民就不愿再干涉政府在行政、财政或刑事审判上的事务，他们之间的立法协作实质上又回到了人民对宪法改革的赞成权。

恢复祭司的选举

更重要的是公民参加选举，这种参选不干扰或不想干扰苏拉表面的重建，好像都无法实施。乱党无法干涉祭司的选举。苏拉不仅废除了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将最高祭司选举改为民选的图密善法律（Domitian law），还取消了类似的关于最高祭司和祭司长的其他旧法，祭司团收回了最初绝对的自我完善的权利。关于官吏的选举，至今保留了原有的模式，除了关于军事指挥的新规定将立即对公民权进行重要限制，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把将军的任命权由公民转移给元老院。现在，苏拉似乎也不愿恢复此前试图重拾的苏维安投票法（Servian voting-arrangement），不知是他认为这种分级投票的特别模式无关紧要，还是他感觉这种旧法规会极大地危害到资本家。他只恢复了任职资格的规定，部分还有所提高；重新实施对担任官职的年龄限制；还规定执政官的候选人此前得担任过大法官，大法官的候选人此前得担任过财务官，而市政官则不需要。最近，很多人企图通过连续几年连任执政官的方式来建立僭主统治，对这种权力的滥用，苏拉施行了特别严苛的限制。他规定：担任过官职的人再次担任另外一个职位时，期间至少要间隔两年；担任同一官职时，期间至少要间隔十年。后一项规定是早前412年法令的重新恢复，这种做法取代了最近的极端寡头政治时期的流行观点，即严格禁止任何人重新当选为执政官。不过，大体看来，苏拉是让选举自由进行，只是用这种方式来束缚官吏的权力，让难以预测且反复无常的公民大会无论召唤谁，当选者上任后都无法反抗寡头政治。

削弱保民官的权力

事实上，此时国家的最高官职是平民保民官、执政官、法务官和监察官。苏拉恢复这些官职后，其权力都大为削弱，尤其是保民官。在统治者看来，保民官无疑是元老院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它既然是革命的产物，反过来也具有产生新革命的趋势，所以需要长期对保民官进行严厉地束缚。保民官的权力来自他可以行使否决权来废除官员的官方行为，并对任何反对者处以罚金和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现在，保民官仍然保有这个权力，只是滥用仲裁权时，要遭到重罚，甚至被取消其公民权。保民官还有随意和人民商讨的特权，部分是为了提起控告，尤其是在人民的面前质问前任行政长官；部分是为了对提出的法案进行表决，这是格拉古、萨托宁和苏尔皮基乌斯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这一特权也没有废除，但行使前需征得元老院的许可[8]。最后，还规定担任保民官的人未来将丧失担任高级官吏的资格。这条规定和苏拉复位后的其他很多事项一样，都是再次恢复了旧贵族的信条，就像将平民录用为官吏时宣称保民官和高级官吏之间相互抵触一样。寡头政治的立法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限制平民官的煽动行为，让所有具有野心和号召力的人远离保民官一职，但是将此职位留作元老院的工具，来调解元老院和市民之间的关系，如果环境需要，还能约束官吏。作为国王和后来共和国官吏管理市民的权力，表现得最为清晰的，是为众人所知的原则即只有他们有权召集人民，所以这是第一次通过立法确立元老院的至高地位，最明显的就是人民领袖每次与选民商讨事务必须征得元老院的意见。

苏拉之前的时期

虽然，相较于遭到质疑的保民官，执政官和法务官更受贵族改革者的青睐，但是也无法避免寡头政治对他们的怀疑。这种对自己工具的怀疑始终都是寡头政治的特色。从形式上来说，他们所受到的限制较为温和，但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苏拉先从划分职权开始。初期，职权安排如下所述：以前，最高行政长官的全部职能均交由两位执政官，所以法律还未设立专职官员的所有公务仍由他们负责。在首都，这些公务以前是由法官实施，按照不可侵犯的原则，执政官不得干涉。还有那时所设立的海外行省——西西里、撒丁和两个西班牙行省，执政官必然具有统治权，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因此，一般情况下，这六个特殊职务——首都的两位法官和四个海外行省，都分派给六位法务官，同时在首都的两位执政官总揽一切非司法事务和大陆属地的兵权。现在，权力由两人执掌，事实上其中一位执政官仍然在处理政务。因此，通常情况下八位任期一年的最高官员绰绰有余。此外，在特殊情况下，一方面仍然保留了权力可以与非军事职能联合，另一方面任职期满时可以把军权延长。通常会让同一个副执政官来管理两个司法机关，处理首都事务。这些事务一般情况下会交由执政官，由内事裁判官办理，不过要尽可能避免一个人手握多项指挥权。对此，在实际中，“兵权没有空置期”成为补救措施。所以，兵权虽然有法定期限，但是期满时仍然有效，直到出现继任者接受前任的权力。或者还有一个与此作用相同的办法即掌权的执政官或法务官在到期后，如果继任者还未产生，他们将继续履行职务，执政官或法务官的代替者也必须如此。元老院在划分职权方面的影响在于：它可以利用权力实行普通规则或依此规定一些变通做法。普通规则即将六个法务官指派到六个特殊部门，执政官管理大陆非司法事务，而变通做法是指派执政官担任当时特别重要的海外指挥官，或将非常重要的军事或司法职务——如指挥舰队或重要的刑事调查——包括到要分配的部门中，使延长任期成为必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元老院每次只是负责划分执政官和法务官各自的职责，并不指派特定的职位，后者由相关官员共同协商或抽签确定。早期，继任官员未到时，官员可以在实际中延长统帅任期，由公民利用城邦法令使其合法化，但这是法律精神而非一纸文书，所以很快公民便不再插手此事。7世纪时期，在六个已有职位的基础上又逐渐增加了六个特别职位，即马其顿、阿非利加、亚细亚、纳尔波和西里西亚的五个新总督和一个常设的治贪法庭庭长。此外，罗马政府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这就要求高级官员越来越频繁地承担特派的军事或司法任务。然而，每年最高官员的数量没有增加，于是每年任命的八位官员，不说别的，至少每年要担任十二个特别职位。当然，这种人数缺口并未通过设置新的法务官来一次性弥补所有缺陷，并非偶然。按照宪法规定，所有最高官员每年由公民提名；而按照新规或更准确点说不规范的做法是缺位，只要也用延长任期的方式来填补，通常由元老院将官员的一年法定任期再增加一年，但不能随意增加。这样国家最重要的肥差不再由公民任命，而由元老院从公民推选的名单中挑选竞争者任职。一直以来，这些职位中最有利可图的当属海外统帅，通常在海外统帅任职期满时，会委任那些法律上或至少是事实上在首都就职的官员担任即罗马城两位负责执法的法务官，经常还有执政官。这种做法并不违背延长任期的本质，因为在罗马行使职权的最高官员和各行省的最高官员虽然就任地点有所不同，但在性质上并没有严格的法律区别。

苏拉将政治权和军事权分开

这便是苏拉所面对的情形，是他制定新法的基础。新法的主要原则即将公民区的政治权和非公民区的军事权完全分开，最高官吏的任期统一由一年延长至两年，第一年致力于民政事务，第二年致力于军事事务。长久以来，章程就已经将本地的民事权力和军事权力明确地划分开，前者至罗马城的边界，后者由边界开始，但是最高政权和军权仍集中于一人手中。未来，执政官和法务官应对元老院和公民，行省总督和地方行政官来指挥军队，但是依法剥夺前者的所有军权、后者的所有政权。这首先导致了北意大利地区在政治上从意大利本身划分出去。毫无疑问，这两个地区的民族一直以来都处于敌对状态，因为北意大利主要居住着利古里亚人和凯尔特人，而中意大利和南意大利居住着意大利人。但从政治管理的角度来看，从海峡至阿尔卑斯山脉的整个罗马大陆地区包括伊利里亚地区，包括一切公民城邦、拉丁城邦和非意大利城邦，通常都属于罗马的最高官员管理。事实上罗马的殖民地遍及整个领土。按照苏拉的规定，严格意义上的意大利其北部边界从埃西斯（Aesis）移至卢比孔（Rubico）河，这个地区居住的全是罗马公民，一般隶属于罗马当局。通常情况下，这个地区没有驻军和统帅，这已成为罗马国家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在阿尔卑斯山脉南面的凯尔特人地区，由于受到阿尔卑斯部落持续不断的侵犯，所以必须指派军事统帅。因此，这里按照旧有的海外统帅的方式任命一位地区总督[9]。

因为每年所任命的法务官由六名增加到八名，新的职务安排如下：每年所任命的十位长官作为执政官和法务官在任职第一年将负责首都事务——两位执政官负责行政管理，两位法务官负责民法，其他六位法务官负责整顿刑事审判——在任职第二年，执政官或法务官可以担任十个行省之中的总督：西西里、撒丁、西班牙两省、马其顿、亚细亚、阿非利加、纳尔波、西里西亚和意大利高卢。前文所提到的苏拉增加财务官至二十人也与此有关。[10]

更好地安排事务来增大元老院的权力

首先，这个计划用一套明确的规则取代了一直以来所采用的非法公职分配方式，这种方式招致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其次，尽可能地避免了官员权力的滥用，最高统治机关的影响力大大增加。按照以前的规定，帝国只有一个法律区别即被围在墙内的城市和城址之外的地区。新法约定今后用新意大利代替城市，永保和平，可以脱离以往的统治[11]，而另一方面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海外领地，需要置于军事统治之下——这就是日后所谓的行省。按照以前的安排会频繁地出现同一个人在一个职位上连任两年的情况，经常还会超过两年。新规定将首都的官员和各地总督的任期限制为一年，还有一个特别法令即每个总督须在继任者到来后的三十日内离开行省，尤其是当我们把这项法令和此前所提及的禁止旧官员立即重任原职或其他公职的法令联合起来看，那么这些规定的意向如何就很清晰了。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说：限制官员的职权有利于民主政治，限制官员的任期有利于寡头政治，曾经元老院就是依此来让君主听命于己。按照以前的规定，盖乌斯·马略曾担任元老院的领袖和国家统帅，如果他曾埋怨自己的愚蠢，没有利用手中的双重权力来推翻寡头政治，那么现在人们好像已经顾虑到要防止一些聪明的成功人士来利用这种工具。按照以前的规定，人民可以直接任命官员担任军职，而苏拉将这些职位专门留给经元老院延长任期以认可其职权的官员。当然，现在这种延长任期的方法已经成为惯例，但就占卜官、名称和一般政体形式而言，这仍然是一种特殊的延长。这并非无关紧要，只有公民大会能废除执政官和法务官的职务，代执政官和代法务官的任命和罢免由元老院负责，所以最终一切都要依靠军权，这项法令至少让全部军权正式归属于元老院。

闲置的监察官

最后，我们已经注意到位于所有官员之上的监察官，虽然没有被正式废除，但也像昔日的独裁官一样被置之不用。实际上肯定无需这个职务，另有其他的方法来补充元老院。从意大利几乎免税和军队大体由征兵组建时起，赋税册和兵役册就失去了其主要意义。如果骑士名册和投票名册流于混乱，那可能就大为不利。这样只剩下当前的财政职责，通常没有选派监察官时，一直都是由执政官来履行职责，现在它成了执政官的日常职责。监察官的闲置让官员失去了最高荣耀，与这种实质性的利益相比，下面的事则无足轻重，完全没有妨害最高统治机关独掌大权，即现在为了满足元老院的野心，将增加元老人数——九名大祭司、占卜师和十名预言者都将增加至十五名，宴主从三名增加至七名。

财政管理

即使在旧政体下，财政事务也是由元老院决定，因此目前唯一要解决的就是重建一套有条不紊的管理体系。起初，苏拉在资金问题上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他从小亚细亚带来的钱财很快便花在了军费开支上。甚至在取得科林门之战的胜利后，由于国库已经迁往普莱奈斯特，元老院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他们将首都的多处建筑物和坎帕尼亚的几处土地公开出售，向属国国王和自由城邦和同盟城邦要求额外的贡赋，有时会征收他们的地产和关税，有时给予他们新特权来换取资金。不过普莱奈斯特投降时，国库剩下近六十万镑的资金，很快又进行了公开拍卖以及其他额外资金来源，这缓解了一时的资金窘境。为了未来制定的条款与其说是改革亚细亚的税收制度，不如说是收回了坎帕尼亚地区，现在还加入了埃那利亚，尤其是废除了粮食援助项目。自盖乌斯·格拉古时起，这个项目就像毒瘤一样吞噬了罗马的财政。改革亚细亚的税制主要是让纳税人得利，国库最多就是没有损失。

整顿司法体系

另一方面，司法制度也从本质上进行了彻底改革，这一部分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一部分是为了让此前非常不完善和不连贯的法律更加统一实用。按照规定，诉讼程序部分由公民决定，部分由陪审员决定。直到苏拉时期，官员的判决书上诉于全体公民的司法案件，首先交由保民官处理，其次是市政官。因为所有的案件——被委以官职或任务的人受到传讯，无论是涉及性命还是罚金，首先由保民官处理，所有其他最终由人民决定的案件，初审由贵族市政官或平民市政官裁决，二审由他们主持。即使苏拉没有直接废除保民官的追责程序，但他仍然像保民官的立法一样，需要先取得元老院的同意，市政官的刑事诉讼程序大概也受到一样的限制。另一方面，他扩大了陪审法庭的管辖权。当时存在两种陪审员程序：普通程序适用于我们所认为属于刑事和民事的所有案件，除了直接危及国家的犯罪行为。该程序由首都的两位法务官之一调查原因，并任命一位陪审员以他的调查为基础做出判决。特别陪审程序适用于特别重要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它依照特别法成立一个特别法庭，以取代单一的陪审员。这类特别法庭有为个案所设立的，有常设的专门法庭，如在7世纪有审理勒索、毒害或谋杀案件的法庭，可能还有审理贿选和其他罪行的法庭。最后，有两个处理自由诉讼的十人法庭和处理遗产诉讼的一百零五人法庭，或简称百人法庭。因为所有涉及财产的争论都有一杆枪，所以百人法庭又称长枪法庭（spear-court）。十人法庭（又名十人委员会）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机构，用来保护平民对抗他们的事主。长枪法庭出现的时间和情况则不清楚，基本情况大概近似于前面所提及的刑事委员会。关于这些不同法庭的主持人任命，在各自的法令中都有着不同的规定：勒索法庭由法务官主持，谋杀法庭从担任过市政官的人中特别推选一位主持，长枪法庭从前任财务官中挑选几位负责。按照格拉古的规定，在普通和特殊程序中，陪审员至少是由从骑士阶层中选取的非元老人员担任。一般而言，由负责法庭的官员挑选。他们一旦上任，就一次性宣布陪审员名单，此后每个案件由此名单选出，不能随意选择官员，而是通过抽签和公众斥责制。由人民选出的只有处理自由诉讼的十人法庭。

苏拉设立的法庭

苏拉所领导的改革有三重特点。第一，他大幅度增加了陪审法庭的数量。从此以后，以下各种罪行均设有单独的审判委员会：勒索、谋杀、纵火和做伪证、贿选、叛国罪和有损罗马名誉的行为、极恶劣的欺诈行为即伪造遗嘱和制作假币、通奸行为、最严重的损害名誉行为尤其是伤害他人和扰乱家庭和睦、可能还有侵吞公款、高利贷和其他罪行。至少，苏拉建立或创设了很多这样的法庭，针对罪行颁布了特别法令，设立了刑事诉讼程序。此外，政府应对特别罪行成立特别应急法庭的权力并未被剥夺。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普通法庭基本上不存在了，尤其是严重的叛国罪交由新设立的严重叛国委员会审理，普通的审判程序也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因为更恶劣的伪造和伤害行为不再由其审理。第二，关于法庭的主持，我们已经提过有六个法务官，现在可以用来监管不同的审判法庭，最常出现的是在处理谋杀案时还要增派几个指导人员。第三，元老们取代格拉古的骑士再次担任陪审员。

这些法令的政治目标一清二楚，即结束了骑士阶级的参政权，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不只是政治趋势，还让自斗争以来日益陷入混乱的罗马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法律首次得到了改善。自苏拉立法之日起所产生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之间的区别，就其意义而言与我们现在的表述相关连，在此之前的法律中基本没看见过这样的表述。自此之后，刑事案件交由法务官主持的陪审法庭，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是在法务官主持下由一个或多个陪审员负责。就法庭而言，苏拉的整个法令可谓是《十二铜表法》后的第一部罗马法典，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特别颁布的刑法，但从细节来看还是体现了值得称赞的开明精神。这位剥夺人权的首创者竟然废除了政治犯的死刑，听起来让人不可思议却千真万确。即使是苏拉也保持了罗马人的传统，即只有人民才能判处人死刑或监禁，陪审委员会不行，同时将严重叛国罪的审理程序由公民转移给常设法庭受理，相当于对此类罪行废除了死刑。另一方面，针对特殊的严重叛国罪而设立有害的特别法庭也受到限制，这也可视为一种进步，其中在同盟战争中的瓦里安法庭就是一个例子。整个改革具有非常持久的益处，它的制定者所表现出的稳健务实的政治家精神完全值得拥有一个永久的纪念碑，就像古代的十人委员会（decemvirs），作为最高调解者用法典协调各党派。

警察法

我们可以将警察法视为这些刑法的补充，苏拉用这些法律来代替监察官，再次加强了良好的纪律和严谨的作风，同时规定最高额来取代旧风陋习，以此来限制宴会、丧葬和其他活动中的铺张浪费。

罗马的自治制度

最后，就算独立的罗马自治制度不是苏拉首创，至少它也在苏拉时期得到了发展。将城邦作为一个附属的政治体有组织地并入较高的国家中，在古代这原本是个陌生的想法。东方的专制政体对于城邦共和国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一无所知，而在希腊—意大利世界，城市和国家这两个词在各地都出现必然的重合。就此而论，开始，无论在希腊还是在意大利都没有合适的自治制度。尤其是罗马的政体以其特有的固执拥护这个理念，维持着一致性。甚至在6世纪，意大利的附属城邦为了维持自治政体，要么组成形式上有主权的非公民国，要么已经取得罗马公民权，虽然可以组建属于自己的共同体但却被剥夺适当的自治权，所以一切公民殖民地和公民自治市，甚至连司法和建筑业都交由罗马法务官和监察官负责。罗马最多允许一位由罗马任命的代理法务官，把一些迫在眉睫的案件当场解决。各行省也是类似的处理方法，只是由总督取代了首都的当权者。自由市即形式上自主的城镇，在这里由自治官员按照当地的法令行使民事和刑事的司法权。除非受到特权的阻挠，每个罗马人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可以要求将他的案件交由意大利法官按照意大利法律来审判。对于普通的行省而言，罗马总督是唯一正规的司法权威，由他负责指导一切的司法程序。在西西里，如果被告是一位西西里人就是个大问题，总督将要受到行省法律的约束，需要委派一名当地的陪审员按照当地的习惯来做出裁决。在大多数行省，这种情况好像都取决于负责官员的个人喜好。

在7世纪，这种罗马城邦的公共生活集中于罗马的绝对集权化被抛弃，至少在意大利是如此。现在，意大利成了一个单独的城邦，领土从阿努斯和卢比孔至西西里海峡，需要在这个较大的团体内建设一些较小的城邦，所以意大利组建成了具有完全公民权的城邦，有时面积较大具有威胁性的地区，只要未曾被分割，就会被分割成几个小点的城区。这些具有完全公民权的新城邦，其地位介于迄今为止的同盟国和按照旧法属于罗马城邦一部分这两种情况之间。它们一般是以此前具有形式独立性的拉丁城邦的政体为基础，其政体的原则类似于罗马，是罗马贵族执政官城邦。只是要注意，相同的机构在自治市的名称要与首都即国家的名称不同，或使用次级名称。公民大会居于最高地位，具有颁布自治市法令和任命自治市官员的特权，自治市的百人会议相当于罗马的元老院。

司法职能由四名官员执行，两名常设法官相当于两名执政官，两名市场法官相当于高级市政官。监察官的职能像罗马一样，每五年重选一次，表面看来其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公共建筑，由城邦最高级官员担任，通常名为“两头统治”（duumviri），这样便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称号“拥有监察权或五年任职权”的两头统治。市政基金由两位财务官管理。宗教事务主要是由最早的拉丁体制中的两家学院负责，为市祭司和占卜师。

自治市与国家的关系

关于二级政治体与一级政治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前者和后者一样，拥有完全的政治特权，所以，市法令和市官员权力对市公民具有约束性，正如人民法令和执政官权力对罗马人具有约束性。总而言之，这让国家机关和市政机关协调合作实施权力。例如，二者均有定价和征税权，所以任何自治市都不会考虑罗马的定价和征税，反之亦然。公共建筑可以由罗马官员在意大利各地建设，也可以由自治市管理部门可以在本地区建设，其他亦然。遇到二者相抵触时，城邦当然服从国家，人民法令取代市政法令。可能正式的划分职能只出现于司法部门，这里如果实行纯粹的平行制会导致极大的混乱。所有死罪的刑事诉讼以及由主管官员独立受理的棘手的民事诉讼，都留给首都的法庭和陪审员负责，意大利的市法庭只受理不太复杂和不太紧急的小诉讼。

自治市的产生

关于意大利自治制度的起源并没有过记载。它的萌芽可能要追溯到6世纪末期所确立的大公民殖民地的特殊章程。公民殖民地和公民自治市本身区别不大，但至少几点形式上的区别显示了，实际上，在那时出现于拉丁的新公民殖民地在国家法律中的地位比更早出现的公民自治市要更优越，这种优势肯定只能是近似于拉丁的自治政体，诸如后来属于一切的公民殖民地和公民自治市。首次被明确考证的新组织出现在革命性的殖民地卡普亚。毫无疑问，同盟战争让一直以来拥有自主权的所有意大利城镇必须重组，首次推行公民城邦。至于首先做出详细规定的是尤利安法律还是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的监察官或苏拉所规定则无法确定：把监察官的职能移交给两位执政官似乎确实类似于用苏拉的法令代替监察官法令。无论如何，这种被引入隶属于国家的自治政体是苏拉时期和罗马国普通生活中最引人关注的重大事件。当然古代很难将城市嵌入国家，就像要发展一套属于自己的典型政府和其他现代国家生活的大原则，但是它将政治发展到了盈满则亏的限度，尤其是罗马，在各方面都站在了新旧精神世界的分割线上。在苏拉的政体里，一方面，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大会和城邦特色几乎沦为无意义的摆设，另一方面，维持国家的城邦已经完全发展成意大利的自治市。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名无疑反映了一半的事实，最后这个自由共和政体实施了代议制，国家的理念也是建立在自治市的基础之上。

各行省的市政系统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非自由市的市政当局除去特例外，仍然局限于行政和警察以及罗马当局不愿插手的司法。

苏拉整顿反对派官员

这就是卢西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赋予罗马共和国的政体。元老院和骑士团、公民和无产阶级、意大利人和外省人都按照统治者的指示接受了，即使难免有怨言，至少也没有反抗，而苏拉的部下则不然。罗马军队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在努曼提亚围城战中，他们毫无战斗力，但经过马略的改革后，他们当然变得更加厉兵秣马，更具军事化用途，但同时从一支公民军队转变成一群雇佣兵，根本不会效忠于国家，只会向博得他们好感的军官尽忠。军队精神层面的完全变革在内战中得到了可怕的证实：有六名将领死在了自己的士兵手中，他们是阿尔比乌斯、加图、鲁弗斯、弗拉库斯、秦纳和盖乌斯·卡波。迄今为止，只有苏拉能掌控住这群危险人物，事实上只因为他让这些人可以肆意妄为，而此前还未有罗马军官这样做过。如果我们因此而责备他破坏了古老的军纪，这种谴责不无道理可也有失公允。作为一位雇佣兵的领头人，他确实是第一位能够履行其军事和政治任务的罗马官员。他拥有军事独裁权并不是为了让国家服从于军队，而是为了迫使国家中的一切尤其是军队和军官，再次屈从于民权。当这事昭显出来时，他的部下里便出现了反对声。寡头党可以被其他市民们尊为僭主，而这些将领用他们的剑推翻了元老院，现在召唤他们去服从的正是元老院，这似乎让人无法忍受。反抗新秩序的正是苏拉最信任的两位军官。苏拉派遣格涅乌斯·庞培攻打西西里和非洲，并将他选为自己的女婿。任务完成后，元老院下令让庞培解散军队，他没有服从，差不多算是公开叛乱。

昆图斯·奥菲拉所坚守的普莱奈斯特，是最艰苦的战役，并带来了最后的胜利，而他也公然违反新颁布的法令，没有担任下级官员便成为执政官的候选人。对于庞培，他即使不是诚心实意的和解，至少也做出了妥协。苏拉非常了解这个人并不怕他，也没有憎恨庞培当着他的面直言人们更关注朝阳而非落日，还给予了这位自负的年轻人一心所向往的虚荣。如果在此苏拉表现出来他的宽宏大量，那么在另一处则显示出他不允许自己的下属利用他。当奥菲拉一担任非法候选人时，苏拉就在公共市场将他处死，随后便向聚集的公民解释此事是他的指令以及这样做的原因。如此一来，官员们明目张胆地反对新法令的行为肯定就暂时沉寂了，但反抗依然存在，并扬言这次的事苏拉不会再做一次。

重建政令

还有一件事，可能是所有事情中最难的：就是把异常事态带回到新旧法律所规定的道路上。因为苏拉一直都将这视为最终目标，所以进行起来很方便。虽然瓦勒里安法赋予了他绝对的权威，让他的每项法令都具有法律的强制性，然而他只在措施上利用了自己的特权。这些措施具有暂时的重要性，无法让元老院和公民妥协而参与进来，尤其是剥夺人权。

统治者苏拉辞职

通常，他今后所规定的法令就是他自己所遵守的。我们读到现存的关于财务官的法律，曾向人民进行咨询，其他法律如禁奢令（sumptuary law）和关于没收土地的法律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样，在更重要的行政事务上，他会事先向元老院咨询，如派遣和撤回非洲军队以及授予特许城镇。依此精神，苏拉甚至在罗马纪元673年即前81年通过选举产生执政官，这样至少可以避免摄政时期官方任命的恶习。然而摄政者仍然具有绝对的权威，他指导选举以便让次要人物当选，但在随后的罗马纪元674年即前80年，苏拉恢复普通法的全部效力，作为执政官与他的伙伴昆图斯·梅特路斯共同管理国家，保留摄政权但允许暂时停止。他深知继续实行军事独裁对他自己的体系多么危险。当新的事态好像站稳了脚跟，虽然很多事情尤其是殖民地事务仍然有待解决，但最大最重要的新安排已经完成。罗马纪元675年即前79年，苏拉实行自由选举，虽然执政官与他的法令不符但拒绝重选。不久，新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和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上任后，苏拉辞去了摄政职位。迄今为止，这个男人可以随意处置上百人的生命和财产，只要他点头，无数的人头都将落地。罗马的每条街道、意大利的每个城邦都住着他的死敌。他的旁边没有一个同行的伙伴，甚至没有一个固定党派的支持，却能将这个触犯千万人利益和想法的国家改组工作进行到底。当这个男人出现在首都的广场，自愿宣布放弃大权，解散他的军队，遣散他的扈从，向拥挤的人群宣布任何人想要找他算账都可以直说。这些甚至让最冷酷无情的人都为之感动，所有的人都沉默了。苏拉走下讲台，只是在朋友的陪伴下徒步走回居住地，他所穿过的人群正是八年前铲平他房屋的群众。

苏拉的性格

后世并未公正地评价苏拉本人及他整顿国家的工作，因为人们确实不会公正地评判反抗时代潮流的人物。事实上，苏拉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级人物。他是多血质的身心，蓝色的眼睛，白皙的皮肤，虽然这个英俊的人目光敏锐，但面色非常苍白而且一激动就会变得绯红。对于这个国家而言，他似乎并非注定要比他的先祖更重要，他的高曾祖父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鲁菲努斯（曾于罗马纪元464年即前290和罗马纪元477年即前277年担任执政官）就曾是最负盛名的将军，也是皮洛士时期最爱炫耀的人物。苏拉只是渴望平静地享受生活。在当时不甚富裕的家庭，也是在如此有教养的奢华中培养着举止文雅的人。在希腊的优雅和罗马的富有相结合的保证下，苏拉迅速拥有了一切给予人快感和智力的享受。在贵族的沙龙里，他是一位受人欢迎、让人愉快的朋友；在军营里，他是一个友好的同伴；他所相识的人，无论贵贱都认为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朋友，会在需要时伸出援手，给予陷入困境的朋友黄金比给予殷实的债主更快乐。他热衷饮酒更爱美色，甚至在晚年不摄政时，一天工作完毕后还会入座饮酒。他的所有本性都富有一种讽刺意味或者说是滑稽。甚至在他摄政时，在公开拍卖被剥夺者的财产时，有人交给他一份自己所写的令人生厌的颂词，苏拉令人从掠夺物中送给他一份，只要他承诺再也不对苏拉歌功颂德。当他向公民讲述处死奥菲拉的正当理由时，却向人们讲述《乡下人和虱子》的寓言。他喜欢有戏子陪伴左右，不但与昆图斯·罗斯库斯同桌饮酒——这位是罗马的达尔玛——而且还与比这人更低级的演员饮酒。其实，他自己就唱得不赖，甚至写了部闹剧在自己的宴会上表演，然而，流连于酒宴中他却并未丧失身体和精神的强健。晚年，在乡间休闲度日时，他仍然热爱打猎，并从战败国雅典带回书籍著作，这足以证明他对阅读拥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更反感罗马的风气特色。罗马的贵族喜欢在希腊人面前表现出傲慢自大，或者是狭隘的大人物的狂妄自大，而苏拉却不会这样。相反，他直率幽默，在希腊城便会穿着希腊服，而他的很多同胞却会耻于这样做，或者让他的贵族伙伴在比赛中亲自驾驭战车。他不是半爱国半自私的人，在那个自由政体的国家，每个有才华的青年都进入了政界，他也曾如此向往，但他徘徊于酩酊大醉和过度清醒中，幻想很快就消失了。在这个完全由偶然性主宰的世界里，一个人若要追求什么，他们努力的唯一目标只是一个机会而已，所以在苏拉看来，期望和努力可能都是愚蠢的。他也会随波逐流，沉迷于疑惑和迷信之中。他怪异的轻信不是像马略那种出钱请祭司来占卜然后由此决定行为的迷信，也不是对命运抱有消极信念的狂热教徒，而是一种荒谬的信念。一个人完全不相信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则时，这种信念就会出现在他的身上，这是幸运者的迷信，自认为被命运所青睐，每投必中。在实际问题中，苏拉清楚地知道如何用讽刺的方式满足宗教的要求。当他用尽希腊神庙的财宝时，一个人永远也不会失败，因为神会自行将他的金库装满。当神谕的祭司说他们不敢应他的要求将财宝交出，因为当他们触碰财宝时，神的竖琴发出清晰的声音。他回答道，现在他们更该乐意交出财宝，因为显然神已经同意了他的想法。他还是乐于将自己称为神所选定的宠儿，尤其是阿佛洛狄特神，直到晚年都是他最崇敬的神。在他的谈话和自传中，常常吹嘘自己在梦中和预兆中与不朽之神相互交流。他所拥有的成就让他比更多的人有权骄傲自满，然而他却没有，让他骄傲的是一直追随他的独一无二的幸运。他常说每次随心所欲的行为结果总是好于有条不紊的计划。他最奇怪的一个念头就是经常说战场上在他身边死去的人数为零，这只是幸运儿幼稚的说辞罢了。他已经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所有同时代的人都位居其下。他认为自己是幸运之神所选派的人物，并给自己冠以“幸运者苏拉”（Sulla Felix）的正式称号，并赐予自己孩子相应的称号。

苏拉的政治生涯

苏拉没有处心积虑的野心。他太过理智，不会像当时一般的贵族那样，把将名字载入执政官名册作为自己一生的目标。他太过冷漠、太过务实，不会主动地改革国家糟糕的结构。他出生于上流社会，便留在了这个抚育他的社交圈，按照惯常的仕途发展。他没有机会展示自己，把这种勤勉留给了政界中的工蜂。事实上，政界配备充足的就是这种工蜂。因此在罗马纪元647年即前107年，他担任财务官职务时，意外来到了非洲盖乌斯·马略所在的总部。这位来自首都毫无经验的时髦人物，并不被举止野蛮的将军和他身经百战的下属所接受。苏拉受到这种反应的激励，有胆识又有才干的他很快便让自己成了一个军事专家。在大胆远征毛里塔尼亚的过程中，他首次展现出智勇双全的独特才能，同辈人形容他是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的人，而狐狸般的他比狮子般的他更可怕。大家都公认是这位出身名门的优秀青年军官真正结束了麻烦的努米底亚战争，现在他的仕途一片光明。他还参加了辛布里战争，在提供物资供应这件艰巨任务上，他证明了自己拥有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不过，即使是现在，首都安逸的生活比起战争甚至是政治来说，对他更具吸引力。苏拉在一次候选失利后，于罗马纪元661年即前93年担任法务官。他所任职的是最无足轻重的行省，而他再一次获得机遇，首次击败了米特拉达特斯国王，首次与强大的阿萨息斯王朝（Arsacids）签订协议，这也是该国首次受辱。随之而来的是内战。第一次主要是依靠苏拉帮罗马平定了意大利叛乱，这让他依靠武力当上了执政官，此外还快速镇压了苏尔皮基乌斯叛乱。命运之神用这位更年轻有为的将领让老英雄马略黯淡无光。捉拿朱古达、击败米特拉达特斯国王都是马略求之而不得的事，却都由下属苏拉完成。同盟战争中，马略将军丧失了荣耀并被罢免，而苏拉却建立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声望，并升为执政官。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的革命，同时也是这两位将军之间的个人对决，最后以马略被宣告为非法并逃亡海外而告终。苏拉出乎预料地成了那时最著名的将领和寡头政治的保护者。随后出现了更可怕的新危机——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秦纳革命，苏拉总是福星高照。苏拉就像一位忙着向敌人开火而不去扑灭自己船上大火的船长，当意大利的革命风起云涌时，他仍然坚守在亚细亚直到敌人投降。所以，他一制服敌人，便摧毁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将首都从穷凶极恶的萨莫奈人和革命党人的叛乱中解救出来。对于苏拉而言，回家的那一刻让他悲喜交加，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正如他的回忆录里曾写道，在罗马度过的第一夜，他彻夜难眠，但他的任务还未完成，他的事业还将更进一步。苏拉是绝对的独裁者，不亚于任何国王。他控制了极端的反对党，废除了四十年来限制寡头政治的格拉古宪法，首次迫使资本家和城市无产者与少数党派对抗，最后当他那拥有军权的下属变得傲慢无礼时，他再次让他们服法，从而巩固了新法。他建立起比以前更为独立的寡头政治，将官员权力作为工具握于手中，负责立法、审判、最高军事和财政权，让解放的奴隶成为保卫者，在固定的军事殖民地组建成军队。最后，当工作完成，这位创始人让位于他人，这位绝对的独裁者自愿再次成为一个普通的元老。在他整个漫长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中，未曾打过败仗，未曾被迫让步，未曾被朋友或敌人引入歧途，让工作能按计划达到目标。他确实应该感谢他的幸运之星。反复无常的命运之神唯独对他始终如一，无论苏拉要求与否，都乐意将成功和荣耀赋予他，但历史对他应该比他对自己更公正，必须将他归在单纯的幸运儿之上。

苏拉和他的功绩

我们无意将苏拉的政体视为如格拉古和凯撒那样的政治天才之作，里面没有蕴含政治才能所创造的任何新想法，事实上其性质正是一种复辟。它最本质的特征如担任过财务官才能获准进入元老院、废除将元老逐出元老院的监察权、元老院有立法权、将保民官转变为元老院的工具来限制其统治权、最高官吏的任职期限延长至两年、兵权从人民选举的行政长官交给元老级的总督或官吏甚至是新制定的刑法或地方法规，这些都不是苏拉创制的，只是在此前寡头政治管理下发展出来的体系，苏拉仅仅是制定并确立了下来。甚至和苏拉复辟相联系的恐怖行为即剥夺人权和没收财产——与那西加、波皮利乌斯、奥皮米乌斯、卡皮欧等人的行为相比，这些不是寡头政治消灭反对派的习惯做法在法律上的体现还能是什么？关于这一时期的罗马寡头政治，除了不断地进行无情的谴责外，没有什么好评论的。就像与此相关的其他事情一样，苏拉的政体也要受到全面的谴责。如果我们碍于恶人的聪颖，而给予他们赞美，那么就是对神圣的历史犯罪。我们该记住，对于苏拉的复辟，苏拉本人所应负的责任远远不及罗马贵族政治本身。几个世纪以来，罗马贵族政治由一小团体统治，逐年衰退，遭人怨恨，如此的虚伪和邪恶，都源于贵族阶级。苏拉负责整顿国家，但他并不是一家之主，可以自行处理遭受重创的财产和家人，而只是一个临时的管理者，忠诚地履行着下达给他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若将主人的责任归咎于管理者，则是肤浅而又错误的做法。我们过高评价了苏拉的重要性，更准确地说，我们将这些可怕的杀害、放逐和恢复旧体制看得过于简单。当一个人意外成为一国领袖，我们将这些视为一个暴君的所作所为。这些以及可怕的复辟都是贵族的行为，用诗人的说法，苏拉只不过是刽子手的斧头，在有意识的思想指导下的无意识工具。苏拉非常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事实上是超出了人所能及的范围，但在设定的范围内，他的工作不但伟大甚至实用。从未有过任何贵族，像当时的罗马贵族那样，日渐腐败堕落。他们找到了一位像苏拉这样甘愿挥舞起刀剑和立法者的文笔，而不求权力的人来做他们的保护者。毫无疑问，一个因为公德心而拒绝王权的政客和一个因为厌倦而抛弃权力的政客，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就全无政治的私心而言——当然仅就此点而论——苏拉应该与华盛顿齐名。

苏拉政体的价值

苏拉给贵族阶级乃至整个国家所带来的恩惠，比子孙后代所愿意承认的还要多。确实是苏拉结束了意大利的革命。是以利用高权地方而废除低权地方的革命，他强迫自己和同党承认所有的意大利人在法律面前拥有平等的权利。他是整个意大利实现政治统一的真正的最终首创者——这一成果的获得并未遇到太多困难，没有出现血流成河的惨况。不过，苏拉的成就还不止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罗马的势力日渐衰弱，长期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因为元老院用格拉古宪法来管理国家就是种无政府行为，秦纳和卡波的管理比缺少一个掌权者还要糟糕（这种惨状最清晰的反映就是一反常态与萨莫奈结成联盟）。可想而知，所有的政治状况都完全陷入最动荡、最糟糕、最有害的状态——这其实就是国家灭亡的开端。我们认为，要不是苏拉插手亚洲和意大利拯救了罗马，那么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状态的罗马共和国必将土崩瓦解，这并非危言耸听。诚然，苏拉的政体和克伦威尔的一样缺乏持久性，不难看出他所建立的结构并不稳固。我们却不能忽视，若不是苏拉就连整个国家建筑的根基大概都会被洪流卷走，甚至于就连缺乏稳定性，我们也不能归咎于苏拉。政治家只能在他所指定的区域内建设国家。苏拉做了一位保守派所能做的去挽救这个政体，他自己也预见到当他想要建设一个要塞时，却不能派遣一支驻军，寡头执政者的无权无势让所有拯救寡头政治的愿望都徒劳无功。他的政体就像是置于惊涛骇浪之中的临时堤坝，如果在十多年后，这个与大自然抗衡的建筑被冲垮，甚至无法庇护它的城民，我们是无法指责修建者的。政治家那些受到高度称赞的孤立的改革如亚洲的税收制度和刑法，则无须被提及，他会立刻考虑到苏拉短暂的复辟。他会认为罗马共和国的整顿安排周详，基本是在困难重重之下实施的，他会将这位罗马的拯救者和意大利统一的完成者与克伦威尔相提并论。

苏拉复辟的不道德性和表面性

然而，并非只有政治家才能评判死者，苏拉自己或者他差使别人的所作所为永远都无法平息正义人民的愤怒情绪。苏拉不仅肆无忌惮地用武力建立了他的暴权，还愤世嫉俗般地直呼其名。这种做法彻底冒犯了大量的善良之士，他们更多的是反对这个名而不是这个行，但是，从他冷酷无情的罪行看来，显然他的道德判断比他情绪化的罪行更让人反感：无数次地剥夺权利、悬赏追杀、没收财产和对违抗命令的下属用私刑，仅仅用古代文明的政治道德对这些行为进行不温不火地责备；将罪犯的名字公布，将他们公开处死；土匪将他们杀死还能得到固定的赏金，这笔钱被登入公共账簿；没收的财产就像缴获敌人的战利品一样，被拿到公开市场拍卖；将军将违抗命令的军官立刻处死，并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此事。这种公然嘲笑人性的行为也是一种政治错误，后来的革命就是受到了很多这些行为遗毒的影响。因此，人们对这位剥夺人权的首创者的回忆，甚至到现在也活在其阴影之中。

此外，对于苏拉需要加以指责的是：他在处理所有重要事务时显示出坚持不懈的活力；而在处理次要事务，尤其是他的个人私事时则常常受制于多血质的情绪，按照个人好恶来处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要是真的恨之入骨，就会肆无忌惮地宣泄仇恨，就如对马略，甚至连无辜者也不放过。他自诩没人比他更懂得如何回报朋友和敌人。他不屑于利用手握大权的机会来积累巨额财富。他是罗马首位专制君主，他所颁布的关于通奸和奢侈的法律，即刻就证明了那句关于专制主义的格言“君主不受法律的约束”。对这个国家来说，他对自己党派的宽宏大量比起对自己的纵容更为有害。他的军纪懒散，虽然一部分是迫于政治处于紧急状态所制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想来是该如此，但危害远胜于他对同僚的放纵。有时，他的宽容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例如嚣张的卢西乌斯·穆雷纳违抗指令导致战败，不但免于处罚，甚至被允许参加凯旋大典；格涅乌斯·庞培行为更加恶劣，却仍然受到了苏拉更为盛大的礼遇。大范围的剥夺人权和没收财产，这种更为恶劣的暴行可能并不是出自于他的本意，而是一种人性的冷漠，但对于身处其位的他而言确实让人无法原谅。苏拉生来就精力充沛而又性格冷漠，无怪乎他有时宽容得让人难以置信，有时又苛刻得无人可以阻挠。人们无数次地重复，苏拉在当权之前是个温良之士，但执政后就成了一个残暴的君主，这种说法有些自相矛盾。如果他当政后就一反常态，与早先的温文尔雅判若两人，那么不如说是他在宽恕和惩罚时都是一如既往的冷漠。他的所有政治行动都充满着半讽刺性的轻率。这位胜利者好像总是认为胜利本身毫无价值，正像他喜欢将自己的胜利归因为好运；正像他有些预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既没有价值还会很快衰亡；正像他犹如一个管家一样，想要推翻重建，最后只是抹了层灰掩盖缺陷就心满意足了。

苏拉隐退之后

这样一位唐璜式的政客，他的整个生涯都证明了他生性平静，在最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他仍能处乱不惊。由于这样的性格，苏拉在非洲大获全胜后又再次回到首都悠闲度日，在完全拥有了专制权后他便来到库迈别墅休憩。“公务是个负担”，这话他并非说说而已，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抛开这些事务。隐退后，他还是一如既往，既没有牢骚满腹也没有故作姿态，而是很高兴能摆脱公务。不过偶尔需要时，他还是会插手公事。闲暇时，他便会去打猎、钓鱼和写传记。其间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毗邻的菩提奥利殖民地出现纷争，苏拉应该应公民的请求处理内部事务。就像昔日在首都一样，他很快就将事务妥善处理完毕。在他生病卧床期间，最后的活动就是募捐重建卡皮托利诺神庙，而他却无法亲眼见证神庙的落成了。

苏拉之死

苏拉隐退一年后便与世长辞，享年60岁。当时他身体强壮，精神矍铄，去世时前两天还在撰写自己的自传。罗马纪元676年即前78年，苏拉在卧床后不久因血管破裂而被死神带走[12]。即便在去世时，追随苏拉的好运也没有抛弃他。他肯定不愿再次卷入让人生厌的党派之争，不想再次率领他的老部下进行新的革命，但是如果他再多活些时日，就难逃此命。因为在他死时，西班牙和意大利正陷入这种状况。当有人提议在首都给苏拉举行公葬，以示对这位僭主最后的尊敬时，引起了众多反对的声音，这些人在苏拉活着时都默不作声。由于人们对他的记忆还如此清晰，对他老部下的畏惧还如此强烈，所以还是决定将他的尸体运回首都，在那里举行葬礼。

苏拉的葬礼

意大利还从未见证过比这更加隆重的葬礼。死者身着王室服装，前面是众人熟知的旌旗和束棒，所经之处的居民和他所有的老部下都加入到哀悼的队伍之中。这位英雄生时曾时常率兵打仗，所向披靡；死时，他的大军好像要重新集结在他周围。于是，这连绵不断的送葬队伍一直行至首都。这里法院放假，所有事务都被延期办理，两千顶金色的花冠静候死者，这是忠诚的军团和亲密的伙伴给予他的最后荣耀的礼物。苏拉想要遵循科尔涅利家族的惯例，实行土葬而非火葬，而其他人比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更加谨慎，杞人忧天。苏拉曾经将安放在墓中的马略骸骨掘动，而今元老院下令让他的尸骨灰飞烟灭。所有官员和整个元老院走在队列前面，男女祭祀身着法衣，一队贵族少年身穿骑士盔甲，这支队伍抵达了大市场。在这里，留下了他的丰功伟绩，几乎还能听到他让人胆寒的话语。在发表了对死者的祭文后，元老院的官员肩负着灵柩前往战神广场，那里堆放着用来火葬的柴堆。火焰熊熊燃烧，骑士和士兵们围绕着尸体致敬。这位执政官的骨灰被安放在战神广场上老国王的陵墓旁，罗马妇女为他服丧一年。

[1]这是瓦勒利乌斯·马克西姆斯所给出的总数。据阿庇安所说，苏拉处死了大约40名元老和1600名骑士，元老数目随后还有增加，按弗洛卢斯的说法是2000名元老和骑士。据普鲁塔克所说，在前三天有520人上了名单，按奥罗休斯的说法在最初几天是580人。这些说法并不矛盾，因为不只是元老和骑士被处死，名单在数月内还有变动。在另一段，阿庇安提到被苏拉处死或流放的人，执政官15人、元老90人、骑士2600人，这显示他把内战的受害者和苏拉的受害者混为一谈。15位执政官是昆图斯·卡图卢斯（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马尔库斯·安东尼（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5年）、普布利乌斯·克拉苏（罗马纪元657年即前97年）、昆图斯·斯恺弗拉（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卢西乌斯·多米提乌斯（罗马纪元660年即前94年）、卢西乌斯·凯撒（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昆图斯·鲁弗斯（罗马纪元666年即前88年）、卢西乌斯·秦纳（罗马纪元667—670年即前87—84年）、格涅乌斯·层大维（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卢西乌斯·梅鲁拉（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卢奇乌·弗拉库斯（罗马纪元668年即前86年）、盖乌斯·卡博（罗马纪元669即前85年，罗马纪元670即前84年，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盖乌斯·诺尔巴努斯（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卢西乌斯·西庇阿（罗马纪元671年即前83年）、盖乌斯·马略（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其中十四位被处死，卢西乌斯·西庇阿被流放。另一方面，李维在尤特罗庇乌斯和欧罗休斯认为，同盟战争和内战铲除了24位执政官、7位法务官、60位市政官和200位元老，这个统计一方面包括了在意大利战争中死去的人，如执政官奥鲁斯·阿尔比乌斯（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提图斯狄·狄乌斯（罗马纪元656年即前94年）、普布利乌斯·卢普斯（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卢西乌斯·加图（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还包括部分这一时期的受害者，执政官昆图斯·梅特路斯·努米底库斯、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盖乌斯·马略的父亲、格涅乌斯·斯特拉博，或者还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人。14位被杀的执政官中，三人（鲁弗斯、秦纳和弗拉库斯）死于军事叛乱，苏拉党的八位和马略党的三位执政官死于敌军手上。由上述数字比较而言，马略杀害了50名元老和1000名骑士，苏拉杀害了40名元老和1600名骑士，这可以作为一个衡量二者罪恶程度的标准，至少不会太过武断。

[2]西塞罗为普布利乌斯·昆克提乌斯（Publius Quinctius）辩护时，常常提到的一位就是塞克斯图斯·阿尔菲努姆（Sextus Alfenus）。

[3]第二卷第七章提及的拉丁权。对此要增加一种特例：在其他情况下，拥有拉丁权的人就像外邦人，是某个特定拉丁城邦或外国城邦的一员。在这里，正如后来放弃权利的拉丁自由人，他们没有任何城邦成员的权利。结果是这些拉丁人被剥夺了城邦法律所规定的特权，严格说来甚至不能履行遗嘱，因为除非按照他所在的城邦法律，任何人都不能履行遗嘱。不过，他们可以履行罗马人的遗嘱，在世者可以依照罗马法的方式，彼此之间或和罗马人及拉丁人相互交易。

[4]事实显示，苏拉所估算的向亚细亚征收的五年欠款和战争费用，形成了未来征收的标准。据说亚细亚分为四十个地区是苏拉所为，苏拉的分派成为了日后征收的基础。进一步说来，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造舰队的数额就是从所纳税款里扣除。最后，西塞罗直言“没有包税商，他们无法缴纳苏拉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税赋”。

[5]见第四卷第三章与骑士荣誉相关的内容。史书确实没有告诉我们是谁颁布了这项法律，罗马纪元687年即前67年的罗西安剧院法才需要重申先前的特权，但在这种情况下，无疑是苏拉创立了这项法案。

[6]迄今为止，每年选了多少财务官无从知晓。罗马纪元487年即前267年，该数字为八人，两位城市财务官、两位军事财务官、四位海军财务官，还要加上各行省的财务官。因为奥斯提亚和卡勒斯等地一直都有海军财务官，别的地方没有军事财务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担任统帅的执政官将没有财务官。现在，到苏拉时期有九个行省，此外派了两名财务官去西西里，他可能有十八位财务官。但这时的最高官员的数量远低于所设职位，遇到困难时便不断地延长任期和用其他方法来补救。一般而言，罗马政府倾向于尽可能地限制官员数量，财务官的职位也多于财务官的数量，当时甚至不会向西里西亚这样的小省派遣财务官。不过，在苏拉之前，财务官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八人。

[7]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固定元老的数量。虽然在苏拉之前，监察官每次会列出三百人的名单，但通常会把本次名单起草时到下次名单筹备期间，担任市政官的非元老人员加入名单之中。苏拉之后，元老数目与现存的财务官数目一样。我们或者可以假设，苏拉想把元老的数目增加至五百或六百人，如果假定每年加入二十位元老，平均年龄三十岁，并估计元老的平均任期为二十五至三十年，那么结果就是这个数字。西塞罗时期，出席元老院会议的人数是四百一十七人。

[8]撒路斯特的书中勒庇都斯所提到的populus Romanus excitus... iure agitandi就是指此事，塔西佗所说的statim turbidis Lepidi rogationibus neque multo post tribunis reddita licentia quoquo vellent populum agitandi即是暗指此事。西塞罗曾指出保民官并未完全丧失与人民议事的权力，德孟西布人民平民决议（plebiscitum de Thermensibus）写得更为清楚，不过这个决议在开篇自诩为“元老院的警言”（de senatus sententia）。另一方面，按照苏拉的规定，执政官在还未获得元老院的决议前，可以向人民提出建议。这不仅可以由当权者的默许表现出来，还可以用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和罗马纪元676年即前78年的革命印证，正因为如此这两次的革命都是由执政官而非保民官领导。据此，我们发现在这一时期行政上的次要问题，颁布了执政官法令，如罗马纪元681年即前73年的粮食法，如果在其他时期，肯定是平民会决议。

[9]除了意大利凯尔特地区在早期肯定不是一个行省外，这个假说并没有其他证据——这表示一个确定的地区每年都会更换总督来管理——而在凯尔时期它确实是一个行省。边界扩展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以前是埃西斯河将凯尔特地区和意大利分开，凯撒时期是卢比孔河，但并不清楚边界从何时发生了推移。事实上，从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卢库卢斯担任法务官时曾承担了埃西斯和卢比孔之间的边界校准工作，据此我们推测至少在卢库卢斯（Marcus Terentius Varro Lucullus）担任法务官之后的罗马纪元679年即前75年，这里肯定仍然是一个行省，因为法务官对意大利土地什么也不能做。只有在罗马城边界范围以内，每种延长的权力才能自行停止，而在意大利，甚至是在苏拉的规定之下，这种延长的权力虽然不是普遍存在，至少也是允许的。不管怎样，卢库卢斯所担任的职务是一个特例，但我们还是能够了解到卢库卢斯何时在此地及任职的情况如何：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苏拉整顿之前，他就以指挥官的身份在此地活动，可能就像庞培，由苏拉给予法务官的权力。据此他肯定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或罗马纪元673年即前81年就调整了边界。因此，根据这段描述我们无法推出北部意大利的法律地位，尤其是苏拉独裁后的情况。另外，苏拉扩展罗马城边界的说法有一个朋显的暗示：根据罗马国的法律，这种区别是一个人扩展了罗马城而非帝国的疆界即意大利的疆界。

[10]因为派往西西里的财务官为两人，其他各省均为一人，此外两名城邦财务官，两名随执政官作战的财务官，舰队财务官仍然有四名财务官，这个职位每年需要官员19名。二十名财务官的说法不可考。

[11]意大利同盟出现得更早，但它是城邦的联合，不像苏拉的意大利，是在罗马帝国之内作为一个部分而划分的领土。

[12]另一种说法认为他死于虱病，但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那种病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第十一章　罗马共和国及其经济

罗马国的内外崩塌

我们已经叙述了90年的罗马历史——50年的太平盛世，40年的连年战乱。这是罗马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段时期。诚然，罗马从东西两个方向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脉，并将触手伸到了西班牙半岛远至大西洋以及马其顿—希腊半岛远至多瑙河流域，但所获得的荣耀却平淡无奇。“臣服于罗马公民的意志、影响、统治或友谊下的外族”[1]范围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扩大。罗马人民沉醉于盛世的果实之中，日益将以前松散地附属于罗马的城邦将完全隶属于罗马，这就让他们心满意足了。隐藏在属省重归统一的美好帷幕后是罗马势力的明显衰弱。当罗马国越来越清晰地孕育出整个古代文明，并通过有效的形式呈现出来时，这让摒弃在文明之外的人同时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和幼发拉底河，开始由防御转为侵犯。在阿奎—塞克斯提亚和韦尔切利、喀罗尼亚和奥科梅诺斯的战场上，我们听见了暴雨来临时的第一声轰鸣，那是日耳曼部落和亚洲部族在意大利—希腊世界所发出的，直到今天我们似乎还能听见那最后的轰鸣声。此时，在罗马内部的发展中也具有相同的特性：旧机构土崩瓦解，无法恢复。以城邦制建立的罗马共和国，是通过自由公民来产生它的统治者和法律，明智的统治者像国王一样自由但受到法律的限制。罗马共和国周围是由意大利同盟和意大利外部的同盟国形成的双重圈，前者聚集着在本质上与罗马同类同族的自由城邦，后者聚集着希腊自由市、蛮族和公国，与其说它们是受到罗马的压制，不如说是受到罗马的监护。革命中，名义上的保守派和民主派协同合作，这场革命的最终后果是让开始时虽然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却依然屹立的国家结构，最后土崩瓦解。现在，最高统治权要么掌握在单独一个人手里，要么就是交由富人阶级形成的寡头政治。公民丧失了所有合理的国家管理权。官员在暂时掌权者的麾下，是不具有独立性的。罗马城邦由于反常地扩张而被瓦解。意大利同盟并入罗马城邦，而意大利同盟之外的地方正成为附属国。罗马共和国的整个组织类别都被破坏，只剩下些多少有些粗糙且互不相干的组织。

展望

事态恐怕将最终发展成完全的无政府状态，罗马国内外都出现瓦解。政治运动的趋势将彻底以专制统治为目标，仍存争议的是采用封闭的贵族阶级家族统治，还是资本家的元老院统治，或是君主独裁制。政治运动完全是沿着通往独裁的路径进行，自由共和国的基本原则即争夺权力者会相互制约实现间接的压制，在所有党派的眼中都已经变得越发无力。争夺权力的双方首先开始使用棍棒，很快便挥起了刀剑。革命结束时，双方最终都承认需要抛弃旧政体，新政治发展的目标和方法已经明确下来，但革命发展至今，对于整顿国家的问题只有临时性的解决方法，格拉古和苏拉的国家政体都没有成为最终的定局。在艰难的时刻最让人痛苦的是连明辨是非的爱国者也丧失了希望和努力。怀抱着无限祝福的自由的太阳正日趋没落，黄昏逐渐笼罩这依然绚烂的世界。这并非爱国者和智者能抵挡的偶然性灾难，而是古代社会的弊病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毁灭，这种弊病源于奴隶无产阶级毁灭了中产阶级。最有远见的政治家陷入了和医生一样的困境，无论是延长还是缩短垂死病人的病痛都同样让人痛苦。毫无疑问，专制君主越快越彻底地摒弃古代自由政体的所有残余，在专制主义允许的范围内，创建新的形式来采取促进人类繁荣的温和措施，对罗马越有益。这样做的本质优势主要是在特定环境下，专制统治积极有力地推倒旧制度、建成新制度，而这是联邦委员会永远也无法做到的。与任何寡头政治相比，它属于特定环境下的君主政体，但是，这种冷静的思考不会铸造历史，是激情而非理性创造了未来。罗马人只能等待，看这半死不活的共和国还能延续多久，或者它最终将迎来一位主人，可能是位雄才伟略的改革者，或者它将在痛苦和孱弱中崩塌。

国家财政

下面我们将关注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此前还未述及。

意大利的收入

从罗马共和国初期开始，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行省的税收。自皮德纳战役以来，意大利就没有征收过土地税，通常只是作为普通领地和其他收入的额外税款，以至于人们开始将完全免除土地税视为罗马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宪法特权。国家所掌握的特权——如盐的专卖权和铸币权，如果曾经是但至少现在不是国家收入的来源。新设置的继承税也被暂时停征或直接废除。因此，罗马的财政收入来源于意大利（包括阿尔卑斯山脉的南高卢地区）的只有公有土地收入（尤其是坎帕尼亚地区和凯尔特人地区的金矿）、释放奴隶的收入和由海路进入罗马城邦但不用于个人消费的货物。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可被视为奢侈税。随着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土地不断扩大，这些税收同时扩展到整个意大利，可能还包括阿尔卑斯山脉的南高卢地区，这样一来国家的财税收入肯定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行省收入

在行省，一方面通过整个地区的军事管制而被宣告无效的土地，另一方面罗马代替以前的土地所有者管理的土地，都直接被罗马宣布为私有财产。凭借此项权力，莱翁提尼、迦太基和科林斯地区，马其顿、波加蒙和昔兰尼国王的地产，西班牙和马其顿的矿产都被视为罗马的公地。同样，罗马监察官将卡普亚的土地出租给私人承包，以获取一定比例的收成或固定的金额。我们已经介绍过，盖乌斯·格拉古进一步宣称行省的全部土地均为公地，尤其是在亚细亚贯彻了这项方针。由此，他以罗马国对行省的土地、牧场和海岸所享有的财产权，依法对其征收什一税、牧税和关税，而不管此地以前是属于国王还是私人。

在这期间，并未出现国家剥夺任何王室的收益，禁止山外高卢地区种植葡萄和橄榄，也没有给国库带来收益。同时大范围地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罗马的属国如努米底亚和卡帕多西亚拥有完全的自治权，同盟国罗德斯、墨撒那、陶罗麦农、马赛利亚、加的斯依法免除赋税，仅在战时根据合约自费给罗马共和国提供固定数目的船只和士兵，当然若有需要还包括任何形式的特殊帮助。

税收

另一方面，其余行省地区甚至包括自由市全都需要承担税赋。只有享有特权的罗马城市如纳尔波以及被特别授予豁免权的城市（civitates immunes）如西西里的桑图里帕可以免除税赋。直接税一部分包括田禾和其他农作物如葡萄、橄榄的什一税[2]，如在西西里和撒丁，如果是牧场则有相应的公共牧场使用费（scriptura）；一部分包括各行省每年向罗马缴纳固定的金额（捐税和贡赋），如在马其顿、阿喀亚、昔兰尼、阿非利加的绝大部分地区、西班牙两地，还有依照苏拉协议的亚细亚地区。整个马其顿所缴纳的金额达到六十万第纳尔，靠近安德罗斯的伊亚罗斯小岛为一百五十第纳尔，显然税赋基本上不高，少于罗马统治之前的税赋。土地什一税和牧场税来自国家以缴纳固定的粮食数量或固定金额为条件承包给私人承包者；至于国家从各行省征收的后者税款，是按照罗马政府规定的一般原则，对债务人征收[3]。

关税

除去从道路、桥梁和隧道所征收的次要收入，间接税主要就是关税。在古罗马，用于销售的进出口货物，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主要是征收港口税，很少有边境税，由各城镇在其港口和领地自由决定征收。罗马人一般都赞成这个原则，他们最初的关税没有超过罗马管辖权范围，并且关税范围和帝国范围不一致，所以并未有一张通用的关税表。只有依靠国家条约，受到罗马国担保的城邦才能完全免除关税，这个条款至少在各种情况下有利于罗马公民。但那些没有和罗马结盟而是附属国的地方，不享有免税权，关税当然属于属国君主即属于罗马城邦。由于帝国的几大地区构成了独立的罗马关税区，地区中与罗马结盟或是享有免税特权的城邦从罗马关税中分割出来。因此，西西里地区甚至从迦太基时期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的关税区，边境上所有进出口的货物都将征收5%的税款；亚细亚的边境依照森普罗尼乌斯法（Sempronian law）征收21%的税款；像罗马的殖民地博纳省则组成了一个罗马关税区。这种安排除了财政目的外，还有一部分归因于其具有值得称道的目的，即通过统一规定边境税从而避免因多样化公共收费而引起的混乱。毫无例外的是关税也像什一税一样被租给了中间人来征收。

收税成本

罗马纳税人的普通税赋就限于这些税款，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敛税的花费巨大，纳税人所缴税款与罗马政府的税收额不成比例。这是因为，通过中间人尤其是承租人敛税的体制本身就是花费最大的方式。在罗马，由于租金没有被细分且和资本家联系起来，导致很难产生有效的竞争。

征用

不过，首先加注在人们身上的普通负担是征用。军费依法由罗马城邦支付。罗马给各行省的指挥官提供交通工具和其他必需品，并给各行省的罗马士兵发放军饷和供应补给品。行省只需要免费给官兵提供住处、木柴、干草和类似物品。事实上在通常情况下，冬季自由市甚至不会驻扎军队——还不知道有永久军营。所以，如果管理者需要粮食、船舶、配备奴隶、麻布、皮革、钱或其他任何东西，在战时（和平时期也无异），他绝对可以根据紧急状态下的自由裁量权，随意要求附属城邦或受君主保护的国家提供此类物品。这些供给物就像罗马土地税一样，被依法视为购买或赊账，由罗马国库立即或日后偿付。这些征用令即使没有国法上的理论依据，实际上也成了行省最重的负担，尤其是补偿金额通常由政府甚至是管理者单方面决定。我们确实看到有几项立法限制了罗马高级官吏具有危害性的征收权：如前所述，在西班牙不得向人民征收超过二十分之一的田禾，且价格需保证公平；管理者及其随从所需粮食的最大数量为固定数额；首都所需的粮食通常要求事先明确一个高昂的补偿率，至少取自西西里的粮食是如此。不过，虽然通过订立法规，确实让行省各城邦的经济和个人所受到的征收压力有所减轻，但却无法消除。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这种压力必将增加，通常变得毫无限制，事实上征收常被当作一种强加的惩罚方式或被当作自愿上缴来执行，这让补偿全部被扣留。如此一来，在罗马纪元670—671年即前84—前83年，小亚细亚行省曾严重触犯罗马，苏拉强迫他们给每位普通士兵支付四十倍的军饷（每日十六第纳尔），给每位百夫长七十倍的薪水，另外还提供衣物和饮食以及随意招待客人的权利。之后不久苏拉强迫受保护国和附属国捐献，当然都没有提及要偿还。

当地财政负担

再者，当地的公共负担也不能忽视。相对而言，这种负担必定很沉重[4]，因为行政费、公共建筑修理费以及普通的所有民政费都由地方财政承担，罗马政府只从国库中支付军事费用。甚至是军费预算如此庞大的项目也由罗马人酌情决定将其转嫁给城邦——如建设和维护意大利境外的军事道路的费用、意大利海外舰队的开支甚至军队的大部分花销。因为保护国和附属国的军队通常由所在行省的城邦来承担费用，现在军队开始日益频繁地超出此范围，如色雷斯人在阿非利加，阿非利加人在意大利等。如果只是行省而非意大利向政府缴纳直接税，那么只要意大利独立承担军事系统的负担和花销，即使政治上不公平，但财政上是公平的。自从废除这种体制后，行省的财政负担无疑都过于沉重。

强取豪夺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罗马官吏和包税商通过多种方式来增加行省税赋，造成巨大的不公。虽然总督所收取的每份馈赠在法律上都能被视为勒索，甚至他的购买权也受到法律的限制，但如果他有意实行不法行为，那么可以找到太多的托辞来执行公务。军队的住宿；官吏和元老院或骑士阶级的副官、文职人员、扈从、传令官、医生和祭司的免费住宿；国家信使必须免费传达消息；批准以实物偿付捐款并提供运输，尤其是强制出售和征收——所有这一切都让官吏有机会将丰厚的财富从行省搜刮走。这种劫掠日益普遍，政府的控制就显得愈发无力，事实上，资本家的法庭只会危害到正直的官吏。由于各行省经常发生官吏勒索的案件，于是在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设立了一个常设法庭来处理此类案件。随后，关于勒索的法律接踵而至，以此来加大处罚力度，这足以显示社会恶疾日趋增加，正如水位计显示水位的上涨。

在所有这些情形之下，即使在理论上是温和的课税，在实际操作中也会变得极端严苛，让人难以承受。毋庸置疑的是，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家对各行省所实施的金融压迫，可能是比滥收的税款还要沉重的负担。

聚集财政收入

总之，罗马从各行省所取得的收入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税收项目，而是大体上更类似于阿提卡的贡品，领导国可以用来支付维持军队系统的开支。这解释了为何总收入会和净收益一样稀少。据记载，罗马的收入至罗马纪元692年即前62年止，除去意大利的收入和承包什一税的包税人以实物上缴的粮食之外，金额不超过两亿塞斯特斯（两百万英镑），就是说只相当于埃及国王每年从国家所得收入的三分之二。乍一看这个比例好像很奇怪。作为大农场主的托勒密家族利用尼罗河，垄断了和东方世界的商业交往，牟取了巨额财富；罗马国库只不过是在罗马保护下各城邦的联合军需库，净收益可能比这个比值还要低。可能只有推行迦太基税制的西西里成为唯一一个获得可观盈余的行省，尤其在亚细亚地区，盖乌斯·格拉古为了缴纳谷物贡品，实施土地征用和土地税。很多证据显示，罗马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来自亚细亚的收入。据称，其他行省一般说来收支都大体相等，这种说法非常可信。事实上，需要大量驻军的地方如两个西班牙、山外高卢地区和马其顿，大概经常都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总之，罗马国库日常情况下肯定是有盈余，能够用来支付国家和城市建设的费用，积累储备金。如果把这数字和罗马所统治的辽阔疆土相比，则证实了罗马的税收净收益数额菲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敬而又睿智的旧原则——政治霸权不能视为获取利润的特权，仍然决定着各行省的财政，就像它决定着意大利的罗马一样。通常，罗马城邦从海外属地所征收的税款，又花在了海外财产的军事安全上。罗马所征收的税款远重于他们以前所缴纳的税款，但大部分都花在了海外。同时，用一个统治者和中央集权的军事管理来代替很多小的统治者和军队，也节省了很大一笔财政支出。不过，这个早前盛世的原则确实从一开始就被很多推行的例外违反和破坏。希罗和迦太基在西西里所征收的土地什一税远远高于每年的战争捐贡。此外，在西塞罗的书中写道，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义正言辞地说罗马公民团既是统治者又是国家收税者，这种做法有失公允。挪用税款与廉洁的霸权制无法共存，而且高昂的税率和严苛的征收模式无法缓和因此而引起的不公之感。这个时期早些时候，收税员这个名称在东方人民眼中成了流氓和强盗的同义词，甚至于连罗马人的名字也被东方所憎恶。当盖乌斯·格拉古和那些罗马自命为“人民党”的人居于领导地位时，直言不讳地说政治权让每个人有权分享若干粮食，领导权变成了直接的土地所有权。最完善的体系不仅将这种最极端的所有权引入，还厚颜无耻地用法律将其直接合法化地宣布出来。

在这方面命运最艰苦的恰恰是两个最不好战的行省——西西里和亚细亚，这绝非偶然。

财政和公共建设

关于这一时期罗马的财政状况并没有详实的记录，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公共建筑对此略知一二。在这一时期的最初几十年里，这里大兴土木，尤其是以史无前例的积极性进行道路的建设。在意大利，南部大道大概源于罗马纪元622年即前132年，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波皮利乌斯所修建的自卡普亚至西西里海峡的支线，它是阿皮亚大道（Appian road）的延长线，始于罗马经过卡普亚、贝内文托和维努西亚到达塔兰托和布隆迪乌姆港口。在东部沿海，至今只修建了自法努姆至阿里米努姆的一段路，是弗拉米尼大道的一部分，海岸路向南延伸至布隆迪西乌姆，向北经过波河直至阿奎莱亚，至少从阿里米努姆至哈特里亚的这段路是由波皮利乌斯所修建，时间如前所述。埃特鲁里亚两条大道——一条是罗马纪元631年即前123年建成的从罗马通往庇萨和卢那的沿海大道或称奥勒里路，一条是经过苏特里乌姆和克卢西乌姆通往阿雷提乌姆和佛罗伦提亚的卡西乌斯路，这条路似乎修建于罗马纪元583年即前171年之后。这两条路可能在这一时期才被视为罗马的公路。罗马城本身没有什么新的修建计划，但是米尔维亚桥（即摩尔桥）在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用石头城建，通过这座桥便能让弗拉米尼路跨过离罗马不远的台伯河。最后在北意大利，至今为止只修建了一条通往皮亚琴察的路弗拉米尼-埃米利亚。罗马纪元606年即前148年修建的波斯图姆大道始于热那亚经德托（该殖民地可能建于同一时间），向前经过普拉森提亚（在这里与弗拉米尼-埃米利亚路相连）、克雷莫纳和维罗纳到达第勒尼安和亚得里亚海。此外，还有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由马库斯·埃米里乌斯·司考鲁斯所修建，位于卢那和热那亚之间将波斯图姆和罗马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大道。盖乌斯·格拉古尽力用另一种方式来改善意大利的路况。在分配田地时，他指定田地所有人对田地沿线的道路具有世代的修缮义务。此外，设立里程碑以及用边界石确定地界的习惯都源于他。最后，为了发展农业，他提出必须具备良好的乡村道路，但更重要的是在各行省修建帝国大道无疑就是从此时开始。经过长期准备工作后，多密提安大道成了一条由意大利通往西班牙的安全之路，与设立阿奎-塞克斯提亚和纳尔波有着密切关系。伽比路和埃那提路从东部亚得里亚海沿岸通往内陆地区——前者自萨洛那起，后者自阿波罗尼亚和狄拉奇乌姆起。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自罗马纪元625年即前129年设立亚细亚行省开始，便从首都埃菲苏朝各个方向修建道路网通往边境地区。在这一时期残缺不全的记载中并未提及这些工程的缘由，但这必然与巩固罗马在高卢、达尔马提亚、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统治有关，对罗马实现中央集权和征服野蛮地区的文明化发展有重要作用。

至少在意大利，大量的排水工程与筑路工程同时进行。罗马纪元594年即前160年，大力开展庞廷沼泽的排水工程，至少暂时看来是成功的，此事对中意大利而言至关重要。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与修建北意大利大道相关的是对帕尔玛和普拉森提亚之间的洼地进行排水。此外，政府花费巨资大力修建罗马的水道，因为这关系到首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的舒适度。不仅在罗马纪元610年即前144年彻底翻修了两条水道——这两条是自罗马纪元442年即前312年和罗马纪元492年即前262年就已经建成的阿庇安水道和阿尼俄水道，还修建了两条新的水道。罗马纪元610年即前144年修建马尔西安水道，其良好的水质和丰富的水量日后都无法超越，十九年后被称为提普拉水道。罗马国库的实力在修建马尔西安水道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项大工程没有使用贷款而是支付现金，工程所需款项为一亿八千万塞斯特斯，在三年内就已筹齐以备使用。这让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国库储备的庞大，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初期，国库总额就达到大约八十六万镑，毫无疑问数额还在不断增加。

所有这些事实都能让我们断定当时罗马的财政状况整体良好。只是从财政的观点看来，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本时期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政府修建奢华庞大的建筑时，忘记了还有其他必需的支出。我们已经介绍过罗马军备是多么不足，要塞甚至是波河流域都遭到蛮族劫掠，成群的强盗甚至来到小亚细亚、西西里和意大利内陆地区大肆破坏。舰队完全被忽视，几乎连一支可以作战的罗马舰船都没有。罗马人让属国建造和维护的战船根本不够用，导致罗马不仅不能进行海战，甚至连海盗贸易也无法制止。罗马城内很多必须的城市改造都无人问津，尤为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河流建筑被置之不理。从台伯地区通往雅尼库鲁姆，首都仍然只有一座原始木桥横跨于台伯河上。每年都会出现台伯地区的街道被水淹没、房屋被毁的情形，事实上整个地区受灾也屡见不鲜，却没有见到采取任何加固堤岸的措施。虽然奥斯提亚的海外贸易发展得越来越好，它那天然不佳的停泊地却变得越发淤塞。一个政府在最风调雨顺的时候，在外部和平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却忽略了国内的这种责任，轻易地将税收暂时搁置，仍然能每年获得超过支出的盈余，积蓄大量的储备金。这种财政管理看似出色，其实是假象，绝不值得称颂，而在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像功绩一样，元老的统治在懈怠、缺乏统一管理和荒谬地谄媚人民方面受到了指责。

革命中的财政状况

当革命开始风起云涌时，罗马的财政状况当然会恶化。盖乌斯·格拉古要求按名义率向首都公民提供粮食，这种义务即使只从财政观点来看也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当然在初期有来自亚细亚行省的新财源与此相抵，然而自此之后，公共建筑的建设似乎都全部停滞不前。可以看见自皮德纳之战至盖乌斯·格拉古时期，实施了为数众多的公共工程建设，而在罗马纪元632年即前122年之后，除了罗马纪元645年即前109年马库斯·埃米里乌斯·司考鲁斯担任执政官时，组织了建设桥梁、道路和排水项目外，则鲜有记载。这种结果是捐粮导致的，还是增加储蓄导致的仍然悬而未决，或者后者的可能性更高，比如这正适合一个日益僵化的寡头政府，在罗马纪元663年即前91年罗马资金储备达到最大值也是证明。暴风骤雨般的叛乱和革命，加之小亚细亚有五年没有缴纳收入——这是汉尼拔战争后，罗马财政首次遭遇严重困境——让它无法承受。在汉尼拔战争时期，直到第十年，公民不堪税赋时才动用了国库储备，而同盟战争自开始时就动用了现有余额。当两年后国库空虚时，他们宁愿拍卖公共建筑，挪用神庙的财宝，也没有向公民征税。可能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清楚地体现时代的区别了，虽然这次的社会动荡如此严重，还是度过了。毫无疑问，苏拉让属国尤其是意大利的革命党做出了巨大的经济牺牲，恢复了财政秩序。他通过废除粮食捐贡减少亚细亚的税收，但还是能确保满足共和国的经济状况，至少让经常性支出远低于经常性收入。

私人农业经济

这一时期的私人经济并未出现任何新的特征，此前所叙述过的意大利社会环境中的利弊并没有改变，只是进一步发展得更为显著。在农业方面，我们已经看见不断壮大的罗马资本势力，逐渐吞并了意大利以及各行省的中小地产，就像太阳让雨点消失。政府不但坐视不理，甚至通过特别的措施助长这种有害的土地分割，尤其是为了意大利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禁止阿尔卑斯山之外的地区生产酒和油[5]。诚然，反对党和一部分抱有改革念头的保守党都极力反对这一弊病。格拉古兄弟将所有的公地几乎都分配了，让国家产生了八万新农民；苏拉在意大利安顿了十二万的殖民地居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由革命和他自己所造成的意大利自耕农的空缺。当水不断地流出让容器变空，那么弥补的措施不是倒入大量的水，而是建立一种不断注水的机制。这种补救措施被多次寄予厚望，但都未获成功。在各行省，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避免农民阶级被罗马投机者购买，各省人民真的仅仅是个人而非党派。结果，就连罗马之外的土地租金也越来越多地流入罗马。此外，大概在本时期中叶，种植园制度已经在意大利的个别地区具有支配地位，如埃特鲁里亚通过将积极的系统化管理和雄厚的财力相结合，达到了空前兴盛的状况。特别是意大利的酿酒，一方面通过强行开放部分行省市场，一方面通过禁止在意大利销售外国酒，如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的禁奢令，人为地提高销量，获得了很可观的成效：阿敏酒和费乐纳斯酒开始与达西酒、契儿酒齐名，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的欧皮曼酒和罗马十一葡萄酒在最后一瓶被饮尽后永留人们的记忆之中。

贸易

贸易和制造业则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在这方面意大利民族一直都无所作为，近乎处于野蛮状态。他们毁掉了科林斯工厂。这里留存着很多有价值的工业传统，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不是为了建设相似的工厂，而是用高昂的价格尽量买下保藏在这些希腊房屋中的科林斯陶瓶或铜罐以及类似的“古代器物”。仍然有些兴盛的贸易，如与建筑相关的行业，对共和国却鲜有效益，因为奴隶雇用制阻碍了每个大型工程：如在建设马尔库斯大渡槽时，政府同时与三千个工头签订了建筑和材料合约，然后每个工头再与一群奴隶签订工程履行协议。

货币经营和商业

罗马的私人经济最繁荣或者说唯一繁荣的就是货币经营和商业。首先，通过公地租赁和税收产生的巨额收入，或者说是罗马国大部分的收入都流入了罗马资本家的口袋。此外，罗马人垄断了罗马国的货币经营业务。共和国末期出版的著述中曾写到，在高卢地区流通的一分一毫都曾出入罗马商人的账簿，毫无疑问各地都是如此。为了每一个罗马富人的私人利益，他们利用未开化的经济条件，肆无忌惮地使用罗马的政治优势来普遍推行高利贷制度。例如罗马纪元670年即前84年苏拉对亚细亚省实施的战争税，罗马资本家便先行垫付，在十四年里已付的税额加上未付的利息高达原来数额的六倍。为了支付罗马债主的索赔，各城邦不得不变卖公共建筑、艺术品和珠宝，父母被迫卖掉成年的孩子。备受精神折磨的债主被直接送上刑架的事情屡见不鲜。除了这些收入来源外，还有批发贸易。意大利的进出口量很大，出口货物主要包括酒和油。因为当时的马赛利亚和图尔德塔尼地区只能生产少量的酒，所以意大利和希腊几乎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唯一的供货商。大量的意大利酒被销往巴勒利群岛和坎特伯雷，销往仅有谷物和牧场的非洲，销往纳尔波和高卢内陆地区。意大利的进口量更大。当时，意大利是所有奢侈品的聚集地，大部分用于奢侈消费的食物、饮品、服装、饰品、书籍、家具、艺术品都经由海路运到这里。尤其地中海地区的奴隶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由于罗马商人对奴隶的需求不断增加，也与海盗活动的猖獗密不可分。一切地区和所有民族都有提供奴隶的义务，但主要是从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内陆地区抓捕奴隶。

奥斯提亚和普泰奥利

在意大利，海外进口货物主要集中在第勒尼安海沿岸的两大商业中心：奥斯提亚和普泰奥利。运往首都的粮食会停靠在奥斯提亚，这里虽然不是一个良好的停泊地，但距离罗马最近，这类市场最适合价值低廉的商品。相反，罗马与东方的奢侈品贸易主要在普泰奥利，这里以优秀的港口闻名，适合停靠装载着昂贵货物的船舶。普泰奥利毗邻不亚于首都的巴叶地区，这里别墅日渐增多，为商人提供了市场。长久以来，后者的贸易是通过科林斯进行，在科林斯毁灭后便通过提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卢奇利乌斯称普泰奥利是意大利的“小提洛”（Little Delos）。提洛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被毁坏后便一蹶不振，普泰奥利便直接和叙利亚及亚历山大省进行商业往来，他们的城市便日益成为意大利最大的海外贸易地区。罗马将意大利进出口的大部分揽入囊中，他们还在纳尔波与马赛利亚人争夺凯尔特人的生意。总的说来，随处都流动或定居着罗马的商人，通过投机买卖获取最大的利益。

资本家的寡头政治

结合以上这些现象，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私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罗马资本家的寡头金融与寡头政治一样，二者相伴而行。他们手握几乎整个意大利地区和各行省地区最好的土地，收取租金，垄断了资本的高利贷收益和整个帝国的商业收入，最后，还有大部分的罗马财政收入来自于租赁收入的利润。财富增长的平均水平充分说明了资本日渐积累：现在一个中等水平的元老的财富是三百万塞斯特斯，一个像样的骑士的财富是二百万塞斯特斯；格拉古时代最富有的人是罗马纪元623年即前131年当权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据估计财富达到一亿塞斯特斯。资本家的命令在对外政策上获得压倒性的影响不足为奇。他们就像埃特鲁里亚人以前破坏阿拉利亚和叙拉古的凯雷一样，破坏了迦太基和科林斯。虽然有元老院，但他们还是支持殖民地纳尔波。寡头资本家在国内政治上常常与寡头贵族展开强有力的竞争不足为奇。不过，落魄的富人做起造反奴隶的首领，粗暴地提醒公众从纵情酒色的上流社会转入强盗们的巢穴是多么容易，也不足为奇了。更不足为奇的就是财政上的巴别塔，它的基础不只是还借助于罗马的政治权势的经济，每当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就摇摇欲坠，正像我们的货币结构一样。罗马纪元664年即前90年的意大利—亚细亚骚乱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家和个人相继破产，土地和股份整体贬值。我们无法了解其详情，但是，它的结果无疑确定了它的性质和重要性：一群债务人杀死了法务官，并企图将所有不免除债务的元老逐出元老院。苏拉重新规定了最大利率，将革命党债务的75%予以免除。这一制度的结果自然是让各行省普遍陷入贫困、人口减少，然而各地流动或暂住的意大利寄生人口却不断增加。在小亚细亚，据说一天之内有八万意大利血统的人死亡。提洛岛现存的一块墓碑上记载着，米特拉达斯特曾下令处死两万外国人，其中大多数为意大利商人，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提洛岛上的意大利人有多么众多。在非洲，意大利人也为数众多，甚至在锡尔塔的努米底亚城抵抗朱古达的战役中，就主要依靠他们。据说高卢地区也满是罗马商人，唯独在西班牙没有发现此类记载，这或许并非偶然。毫无疑问，在意大利本土，这一时期自由民的情况整体上出现了倒退。导致这一结果的肯定是内战，据一种不大可靠的通行说法声称，此役有十万至十五万罗马公民丧生，三十万意大利人丧生。中产阶级的经济破产和商人持续不断的移民，让一大批意大利青年人在海外虚度了他们人生中最有活力的岁月，这些都导致了更坏的结果。

在首都，则寄居着希腊东方式的自由人，他们充当着国王和城邦的外交官、医生、教师、祭司、仆人和食客，无数骗子被雇佣，或许是当商贩和海员，尤其是以在奥斯提亚、普泰奥利和布隆迪西乌姆最为常见。这些寄居人士来补充人口，其价值令人怀疑。更加危险的是半岛上奴隶人口的增加失衡。据罗马纪元684年即前70年的统计显示，意大利公民中能够服兵役的人数为九十一万。为了求得半岛上自由民的数量，我们还要加上统计中遗漏的人口、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和波河之间的拉丁人以及居住在意大利的外国人，同时减去居住在海外的罗马公民。所以，我们估计半岛上的自由民数量不大可能超过六七百万。如果当时的总人口数与今天相等，由此我们设想当时的奴隶人口多达一千三百万或一千四百万。不过，我们无须用如此不确定的计算来彰显紧张危险的事态，局部奴隶的暴动和自革命开始时，每次暴动结束，奴隶都会被号召，拿起武器对抗主人并用斗争获得自由，这些就足以证明。如果我们想象伦敦拥有它的贵族、乡绅和最重要的伦敦城，但是世袭地主和农民却变成了无产阶级，劳动者和水手变成了奴隶，我们便会对那时意大利半岛的人口有个大致的印象。

甚至今天，罗马的货币制度还清楚地反映出当时的经济关系。货币的使用显示出商人的远见。长久以来，金和银作为两种常用的支付手段而共同使用，然而为了实现普遍的现金平衡，依法给两种货币设定了一个固定的价值比。一般说来，支付货币时不能随意用一种货币替代另一种，而须依约支付金或银。这样就能避免出现大灾难，否则设立两种贵金属为货币必将出现危机。例如，大概在罗马纪元600年即前154年，因为陶利斯克金矿的发现，意大利金价与银价的比率立即暴跌33.3%，导致严重的黄金危机。不过危机至少不会直接影响银币的使用和零售贸易。黄金的属性意味着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黄金越发明显地从第二货币跃升为第一货币。这一情况，我们可以从国库余额登录和贸易情况记载中得到证实，但是政府却并未因此而铸造金币。在汉尼拔战争的紧要关头曾想要铸造金币，结果被长期搁置下来，而苏拉当政时所铸造的少量金币不过是作为凯旋时的礼品。银依然像以前一样，作为唯一适用的货币流通，而金只按重量交易，流通中使用的是金条，上面或者印有国外或国内造币厂的印号，不知道这是否也和以往一样。不过金和银同为交易媒介，降级黄金成色的欺骗行为如同发行伪造的银币一样，视为货币犯罪。这样，在最重要的支付媒介上，他们获得了极大的优势来阻止货币欺诈和假币的可能性。另外，具有标准成色的货币非常之多。汉尼拔战争时，银币的重量由一磅的七十二分之一降至一磅的八十四分之一，此后三个多世纪都维持着相同的重量和质量，没有降低成色。在本时期初期，铜币仅用于小额交易，退出了以前的大额贸易。因此，可能在7世纪初期后就不再铸造阿斯（as），铜币只用于低于或等于一个西密（semis）的较小价值，其无法用银币支付。钱币的种类按照一个简单的原则排列，以当时通常所发行的最小货币奎仑斯（quadrans）一直到可评估的价值极限。这种货币制度因其以明智原则为基础，并进行严苛的推行，让它在古代社会独树一帜，甚至在现代也少有能与其匹敌的制度。

不过，这种货币制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按照惯例，罗马政府在发行纯银货币第纳尔的同时还发行了一种镀银的铜币第纳尔，这种做法在整个古代都很普遍，尤其是在迦太基发展到了最顶峰。这种镀银铜币如同银币被人们接受，就像我们的纸币一样充当一种代用货币。因为国库不能拒收这种镀银铜币，所以在流通中被强制使用，向国库追索。我们所制造的纸币都不再有官方假币，因为一切都公开进行。罗马纪元663年即前91年，马尔库斯·德鲁苏斯为了筹措缴粮的款项，建议造币厂每发行七枚银币就发行一枚镀银的铜币。然而，这种方法不但导致了私造假币的风险，还故意让公众不知道收到的是银币还是代用货币，也不知道流通中的代用货币数量。在内战和金融危机的窘迫时期，他们似乎不该利用这种镀银铜币。当货币危机伴随财政危机出现时，假币和毫无价值的货币数量让交易变得极不安全。因此在秦纳执政时，由法务官和保民官通过了一项法令，主要由马尔库斯·马略·格拉提狄亚努斯负责，用银币兑换所有的代用货币，为此还设立了一个金属货币检验室。此次召回完成如何并未有史料记载，代用货币仍然存在。

至于各行省，按照摒弃金币的原则，各地甚至是附属国均不允许铸造金币。所以，这一时期只有在罗马没有话语权的地方才会铸造金币，尤其是塞文河以北的凯尔特人地区和反抗罗马的国家。例如，意大利人和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就铸造金币。政府试图想要逐渐掌握银币的铸造，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在非洲和撒丁，甚至在迦太基亡国后，迦太基人的金银币仍然在流通中使用，但是并未以迦太基或罗马本位来铸造贵金属。当然在罗马占领此地后，第纳尔很快就从意大利流入此地，并在两国的贸易中取得支配地位。西班牙和西西里归属罗马较早，二者都享有较温和的待遇，无疑能够按照罗马的规则铸造银币。事实上，是罗马人首先在西班牙按照罗马本位创造了银币铸造。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至少从7世纪初开始，就连这两个地区的省市铸造厂都只能发行小铜币。只有在山北高卢的马赛利亚城没有被剥夺铸造银币的权利，它是罗马的老同盟国并享有相当大的自由。伊比利亚的希腊城、阿波罗尼亚和迪拉奇乌姆大概也是如此。这些城邦的造币特权实际上受到了间接的限制，马赛利亚和伊利里亚可以依据罗马的管理法令制造四分之三的第纳尔，曾称为胜利女神像的银币（victoriatus）被纳入罗马货币体系。伊利里亚地区大概在7世纪中叶废除了这种货币。这导致的影响是马赛利亚和伊利里亚的货币被逐出上意大利，只在本地流通，除此之外可能在阿尔卑斯和多瑙河地区还有使用。在本时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发展，标准的第纳尔货币单独在罗马国的整个西部地区流通。因为意大利、西西里（对此在下时期初期明确证明了这里除了第纳尔没有其他银币流通）、撒丁和非洲只使用罗马银币，至少在西班牙仍然流通的行省银币和马赛利亚、伊利里亚的银币，都是按照第纳尔的标准铸造。

东方则另当别论。这里自古就有很多国家铸造货币，而且本地货币在流通中的数量也很多，虽然第纳尔可能被宣布为法定货币，但却不能被广泛接受。相反，它们或者是继续实行以前的货币本位制，如在仍为行省的马其顿，虽然部分货币在地名外增加了罗马官员的名字——铸造了古典时期的四德拉克马（tetradrachmae），但基本上没有其他货币；或者是在罗马权威下在相应的环境下设立一种特殊的货币本位，如在亚细亚行省的制度中，按照罗马政府规定铸造了一种新的斯塔德名为基斯托福鲁斯（cistophorus）的银币，此后在罗马的监督下由地区首府铸造。东西方货币体系的本质区别将在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采用罗马货币成了属地罗马化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而这时期我们所指的第纳尔地区日后成为拉丁帝国，德拉克马地区日后成为希腊帝国并非偶然。直到今天，前者大体代表了全部的罗马文化，而后者已经割断了和西方文化的联系。

在这种经济状况下，我们很容易想出经济关系的大致状况，但详细了解奢侈品的增加、物价的上涨后，过分讲究和轻佻浮躁就既不可喜也没有教益。在暴发户以及李锡尼和梅特路斯中，奢侈浪费和感官享受成了所有人的主要目标。它不是那种文明发展到巅峰时优雅的奢华，而是一种在小亚细亚和亚历山大地区逐渐衰落的希腊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奢侈。它将一切有意义的美好事物贬低成装饰之物，谨慎而又迂腐地研究享乐的学问，让有新思想和新感官的人将其等同于恶心之物。至于流行的节日，在加图时代被禁止的海外野兽进口，大约在本世纪中叶，由格涅乌斯·奥菲狄乌斯提议，人民法令重新允许进口。这让猎捕动物成了广受欢迎的活动，也是人民节日期间的特色活动。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几头狮子首次出现在罗马竞技场，大约在罗马纪元655年即前99年象群也第一次出现。罗马纪元661年即前93年，苏拉担任法务官时，展出了上百只狮子。角斗比赛也是如此。如果先祖曾公开展现大战的情形，那他们的子孙后代开始用角斗比赛做同样的事情，用这种方式让当时领袖或国家的表现成为他们子孙的笑柄。一般这些比赛和丧葬仪式的花费，我们可以从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的遗嘱中推测出来。他命令自己的孩子在他的丧事上花费不得超过一百万阿斯，因为真正的荣耀不在于无意义的丧事盛况空前，而在于个人和先辈的功绩被人所牢记。房屋和花园的建设也越来越奢华，演说家克拉苏豪华的住宅就以花园中的古树闻名。整个屋子加上古树价值六百万塞斯特斯，不算古树的话也值三百万塞斯特斯，而罗马一套普通住宅的价值估计约为六万塞斯特斯[6]。这些装饰豪华的房屋价值上涨得有多快，我们可以由格拉古的母亲科内涅利亚所买的密森别墅看出来。这座别墅花了七万五千塞斯特斯，罗马纪元680年即前74年，执政官卢西乌斯·卢库卢斯购买时，价格上涨了三十三倍。别墅以及乡间和海边奢侈的生活让巴亚和拿波里的海边成为了无所事事的贵族们理想的黄金圣地。掷骰子成了普遍流行的游戏，赌注也越来越大，虽然早在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监察官的法令就曾反对过这个游戏。女性甚至是男性都开始穿着能更好展示身形的纱料和丝制的衣服，来取代老式的棉布衣。反对在使用外国香料上过度浪费的禁奢法终究成了一纸空文，毫无作用。

不过，上流社会光彩夺目的生活真正的焦点是集中在了餐桌之上。聘请一位手艺精湛的厨师价格十分昂贵，高达十万塞斯特斯。建设房屋时会特别考虑餐饮问题，尤其是沿海别墅会配备有自己的海水池，随时都能给宴席提供新鲜的海鱼和牡蛎。如果一顿晚宴向客人提供的是整只家禽而非精挑细选的部分食材，那么就会被形容成寒酸：客人们想要品尝到的是几种菜肴，而非简单的吃它们。他们花重金购买外国菜肴和希腊美酒，每次体面的宴席上，至少要把酒传递一圈。尤其是在宴会上，罗马人会展示他们妖艳的奴隶、他们的乐队、他们的舞女、他们高雅的家具、他们闪着金光或优美刺绣的地毯、他们紫色的帷幔、他们的青铜古董，还有他们昂贵的银器。禁奢法主要就是反对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在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和罗马纪元673年即前81年，禁奢法颁布得更加频繁，规定得也更为详细。很多菜肴和美酒都被完全禁止，有些则规定了最大量和最高价；银器的数量也同样受到法律的限制，最后还规定了平日和节日宴席的平均最高额，例如，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规定平日为十塞斯特斯，节日为一百塞斯特斯；罗马纪元673年即前81年规定平日为三十塞斯特斯，节日为三百塞斯特斯。可惜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增加一句：罗马所有的贵族，据说遵守法律的不超过三个人——这三个人不包括立法者自己，至于这三个之所以削减花销，不是因为国法而是因为斯多葛派的规定。

在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下关于银器消费蔑视法律，日益奢侈的事情。在6世纪，餐桌上的银器除了传统的银质盐碟外，十分罕见。迦太基的使者受邀前往每家做客时，看到相同的银器都会被他们取笑一番。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所拥有的精致银器不超过三十二磅；他的侄子昆图斯·法比乌斯（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任执政官）首次拥有高达一千磅的银器；马尔库斯·德鲁苏斯（罗马纪元663年即前91年任保民官）的银器达到一万磅；在苏拉时期，罗马城已经有一百五十个、每个重一百磅的银盘，有几位这种银盘的拥有者被列上了放逐名单。要判断这些银器的花销总额，我们肯定记得这些手艺价格昂贵，例如盖乌斯·格拉古精选的银器是价格的十五倍；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的执政官卢西乌斯·卡拉苏斯付了银价的十八倍，购买了一对著名银匠制作的价值十万塞斯特斯的银杯。所以，各地均是如此。

格拉古土地法还呈现了结婚生子的情形，并首次对其给予奖励。以前在罗马，很少听说有人离婚，现在这种事每天都有发生。罗马最古老的婚姻是丈夫购买妻子，现在为了名副其实，他们建议采用雇佣婚姻，甚至梅特路斯·马凯多尼库斯这样的人物，在罗马纪元623年即前131年担任监察官强制公民履行婚姻生活的义务时，也曾把婚姻生活描述成沉重的公共责任，不过拥有责任感的爱国人士应该在所不辞。

当然也有例外。在乡下，尤其是那些大一点的土地主更忠实地遵循着拉丁民族古老正直的习俗。不过在首都，加图派的反对仅仅成了一种说辞，虽然个别稳固且有修养的团体如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知道将罗马风俗与希腊文化相融合的艺术，但新趋势具有最大的统治力。在大众看来，希腊文化就是智力与道德堕落的同义词。如果我们了解罗马革命，就肯定不会忽略这些社会恶习在政治生活上所引起的反应。罗马纪元662年即前92年，城邦两位最高的道德家，一位公开指责另外一位，为其引以为傲的鱼池中的海鳝死亡而落泪，后者则指责前者埋葬了三位妻子，却从未流过眼泪。这些可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还有一件让人在意的事情是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一位演说家在公开广场的运动中描述了一位元老院的民事陪审员，在问询时间还混迹在饮酒作乐的朋友中。“他们被情妇包围着，玩着掷骰子的游戏，酒香四溢。将近下午，他们才召唤仆人，吩咐他去公民大会场打探广场上发生了什么事，谁赞成或谁反对新法案，哪些部落投票赞成或哪些反对。最后，他们亲自前往审判厅，刚好避免事务缠身。路上，他们不会再留恋任何幽闭的小巷，因为他们已经酒足饭饱。勉强来到法庭后，他们听取了双方的陈述。相关人员提出了他们的理由。陪审员命令证人站出来，他自己却走开了。回来时，他声称自己已经听完了所有的陈述，然后索要文件。他看着笔录，因为酒劲双眼几乎无法睁开。随后，当他退堂考虑判决时，对酒友们说：‘这些烦人的家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不去喝杯调和了希腊酒的蜜酒，再配上一支肥硕的田鸫和上好的鱼，一条真正产自台伯河地区的梭子鱼？’那些听着演讲的人都笑了起来，这对于那些发笑者而言并不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1]这是对意大利附属国和保护国的官方称号，有别于意大利的“同盟和同族”。

[2]这里的什一税是国家向私人地产所征收，区别于土地主加在公地上的什一税。前者在西西里被出租，且固定后不再变动；后者尤其是在莱翁提尼地区，由罗马的监察官出租，应付产物的比例和其他条件由他们随意规定。

[3]显然实施的方式如下所述：罗马政府首先规定这种税赋的种类和金额。例如在亚细亚，按照苏拉和凯撒的规定征收十分之一的粮食。依照凯撒的法令，犹太人每两年上缴四分之一的种子，后来在西里西亚和叙利亚征收5%的地产税，在阿非利加显然也有征收类似的税赋——在此我们补充一点，地产好像是按照可以推定的信息来估价的，如占地面积、门廊数量以及儿童和奴隶数量。根据规定，每个城邦的负责征税的官员受罗马长官的领导，由其决定谁要缴税以及缴纳何物。如果有人没按时缴税，他的税赋会像在罗马一样被出售，即根据裁决将它转给承包人来收税。这些税款流入领导性城邦的金库——例如犹太人必须将粮食税交给西顿——然后再从这些金库向罗马输送固定金额。这些税也是间接征收，中间人或者根据情况为自己留存一部分税收，或者提前用自己的财产支付。这种征收方式与另外一种包税商征收不同，前者的中间人是纳税人的公共负责人，后者的中间人是罗马私人承包商。

[4]例如，犹太的约帕城向本地君王纳粮二万六千零七十五莫迪，其他犹太人则缴纳粮食的十分之一，还要加上神庙税和支付给西顿交给罗马的税赋。在西西里，除了罗马的什一税，还对财政征收了高额的地方税。

[5]第四卷第五章与利古里亚人的冲突。生活于加图之后、瓦罗之前的罗马农业家萨塞纳的话可能与此有关，他说葡萄和橄榄的种植不断向北部地区深入。元老院关于翻译马戈专著的命令也属于此类。

[6]苏拉年轻时租房付底层租金三千塞斯特斯，楼上的房客租金为二千塞斯特斯，按照通常资本利息的三分之二来计算，收益和上述金额差不多。这是一套便宜的住房。在罗马纪元629年即前125年，首都有一套房子租金为六千塞斯特斯，肯定是由于环境特殊。

第十二章　民族、宗教和拉丁语及希腊文化的教育

这一时期，在罗马帝国所发生的大范围民族竞争中，劣等民族似乎正在逐渐衰落或消亡。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腓尼基人，他们在迦太基的灭亡中遭到了致命一击，慢慢地流血致死。迄今为止，意大利的埃特鲁里亚和萨莫奈地区都保留着自己古老的语言和习俗，但苏拉保守的思想不仅让他们遭受到最重大的打击，而且为了在意大利实行政治平等化，他们还被迫使用拉丁语和习俗，从而导致当地的语言沦为大众方言，很快就走向衰落。在罗马全国再也没有任何民族有资格可以与罗马和希腊竞争。

拉丁语

另一方面，拉丁民族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最具决定性的支配地位。因为在同盟战争后，任何意大利人都可以对意大利土地的任何部分拥有完全的罗马所有权，任何意大利神庙中的神都可以接受罗马人的献祭。自此以后，整个意大利除了波河以北的地区之外，罗马法取代了所有的市民法和当地法，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此时从阿尔卑斯山脉到西西里海峡的整个半岛上，罗马语成了商业中的通用语言，很快也成了人际交流的通用语言，但是，罗马语言不再以自然疆界为限。意大利聚集了大量的资本、丰富的商品、聪明的农民、伶俐的商人，半岛变得过于狭小。这样的环境和公共服务让大量的意大利人前往各行省。居于特权地位的他们让罗马语言和罗马法也享有特权，并不仅限于罗马人进行商业交易的地方。意大利人在各地都紧密而有组织地聚集在一起，士兵组成军团，每个稍大的城镇里商人会组成特殊的企业，罗马公民定居或逗留的某个行省司法区称为“罗马公民司法区”（conventus civium Romanorum）。这些司法区有自己的陪审员名单，在一定限度内有自己的民社法。虽然各行省的罗马人早晚会返回意大利，不过他们还是逐渐在各行省奠定了常住人口的基础，其中部分是罗马人，部分是依附于罗马移民的混合人群。我们已经提及，罗马军队首次在西班牙设立了常备军，具有意大利体制的各行省城镇第一次组织起来——罗马纪元583年即前171年的迦太基、罗马纪元616年即前138年的瓦伦提亚、稍后的帕尔玛和波伦提亚。虽然内陆地区还远未开化，例如此后很久仍被提及的瓦恺人地区，就是文明的意大利人最厌恶的野蛮之地。不过据作者和碑文记载，证实早在7世纪中叶，新迦太基周围和沿海地区就已经普遍使用拉丁语。格拉古首先明确提出将意大利人移民罗马各行省的殖民化的想法，或称之为罗马化，并大力推行。虽然这个大胆的想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在推行之初他们便摧毁了大部分殖民地，阻止它继续实施。不过殖民地纳尔波保留了下来，重要的是它扩大了拉丁语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建设性的意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成为未来强大结构的奠基石。古代的高卢，事实上还有现代的法国，都源于殖民地，追根溯源，都是盖乌斯·格拉古创造的。拉丁民族并不仅限于意大利境内，他们开始向外扩张，这也需要更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我们发现拉丁民族正在创造一种古典文学和一种属于自己的更高级的教育。虽然与希腊的古典文学和希腊文化相比，我们感到这种意大利孱弱的温室产物价值甚微，但是就它的史学发展而言，拉丁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的特质与希腊并肩而立。就文学的观点来看，当时希腊人日趋衰落，在这里可以引用诗人的话：活着的苦力好过死去的阿喀琉斯。

希腊文化

不过，虽然拉丁语和拉丁民族迅速而又强有力地攻城略地，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事实上出现更早且更优越的希腊民族与其完全平等，二者在各处都更紧密地联合或混合在一起共同发展。意大利革命将半岛上所有的非拉丁民族都毁灭了，却没有打扰希腊城市塔兰托、利基翁、拿波里和洛克里。同样，马赛利亚目前虽然被罗马国土所包围，但仍是一座希腊城市，就这样和罗马稳固地联系在一起。意大利的完全拉丁化和希腊化不断加深，携手前行。在意大利的上层社会，希腊教育成了本土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曾于罗马纪元623年即前131年担任执政官的大祭司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当他担任亚细亚的官员时，会根据案件的需要，有时用普通的希腊语，有时用已成为书面语的四种方言来宣读判决，这甚至让当地的希腊人也颇感震惊。如果意大利的文学和艺术都久久凝视着东方，那么现在希腊文学和艺术开始转向西方。不仅意大利的希腊城继续和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保持着积极的文化交流，并授予希腊诗人和表演者应有的赞誉。在罗马，他们还效仿在罗马纪元608年即前146年摧毁科林斯者的凯旋礼，希腊的体育和美学的娱乐活动也在这里流行，如角力比赛以及音乐、演出、背诵和演讲[1]。甚至于希腊的文人早已在罗马的贵族社会尤其是西庇阿的圈子里扎根，其中最著名的希腊人士如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和哲学家帕奈提乌斯，他们都属于罗马的历史而非希腊的发展史。即使在其他不太出名的社交圈也有类似的事情出现，我们可以介绍另外一位与西庇阿同时代的哲学家克莱托马库斯，因为他的生活生动地呈现了当时各民族融合的场面。克莱托马库斯生于迦太基，他在雅典时师从卡涅阿德斯，后来继任了卡涅阿德斯的职位。他与雅典最有文化的意大利人来往，如历史学家奥卢斯·阿尔比努斯和诗人卢奇利乌斯。克莱托马库斯一面给围攻迦太基的罗马执政官卢西乌斯·森索里努斯献上自己的科研著作，一面给沦为意大利奴隶的同胞写了篇慰问性的哲学文。迄今为止，希腊著名的文人都会以出使、流亡或其他原因暂居于罗马，现在他们开始定居于此。例如前面已经提及的住在西庇阿家里的帕奈提乌斯，还有于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定居于罗马、来自安提俄克的阿尔基阿斯，他靠即兴创作关于罗马执政官的叙事诗体面地养活自己。盖乌斯·马略甚至连一行诗都不认识，完全不适合做一个文学艺术事业的慷慨资助者，但也不影响他资助诗人。这样，精神和文学生活将两个民族中即使不是全部也是较为有教养的部分彼此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奴隶成群结队地来到罗马，商人从希腊和半希腊的东方移居于此，带来了希腊文化中最粗鄙的一层——主要是与东方的融合及普遍的野蛮成分，并与意大利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给它也带来了一抹希腊色彩。西塞罗评论说，新词汇和新潮流首先出现在沿海城市，这可能主要是指具有半希腊属性的奥斯提亚、普泰奥利和布隆迪西乌姆。外国商品和外国风俗就是首先传入这些城市，然后才散播开来。

民族大融合

这种彻底的革命所立即产生的结果与民族的关系肯定无法让人满意。当罗马人涌入各行省时，希腊人、叙利亚人、腓尼基人、犹太人和埃及人都聚集在意大利。各地鲜明的民族性在彼此融合的过程中被明显地消磨掉，好像除了实用主义的印象外，一切都消失了。拉丁性在扩散的过程中丧失了新鲜性，尤其是在罗马本地，中产阶级几乎迅速地完全消失，只剩下贵族和乞丐，这二者似乎各地可见。西塞罗相信，大概在罗马纪元660年即前94年拉丁城镇的普遍文化修养要高于罗马，这可以从当时的文学中得到证实。那时最出色、最健全、最有特色的作品如国民喜剧和卢奇利乌斯的讽刺诗，与其说是罗马作品，不如说是拉丁作品。不言而喻的是，意大利底层阶级的希腊文化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令人生厌的世界主义，它同时沾染了奢侈风和肤浅地被掩藏起来的野蛮。即使是在西庇阿的社交圈，这些具有高级趣味的上流社会也没有留下任何永恒的标记。社会大众越发对希腊生活感兴趣，越发不会学习古典文化，而是学习希腊思想中最流行最无趣的产物。他们不是用希腊精神来陶冶罗马的性情，而是满足于借它来消遣，避免劳心劳力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演说家西塞罗的父亲阿努姆地主马尔库斯·西塞罗曾说，罗马人正如叙利亚奴隶一样，他们之中越是了解希腊，就越没有价值。

民族的瓦解

正如那整个时代一样，这种民族的瓦解让人不悦，但也像那个时代一样，具有着重大意义。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古代世界，它民族范围的发展是在罗马权威下形成外部统一，再到以希腊元素为基础的现代文化影响下形成内部统一。在此等民族的废墟之上，两个具有统治地位的国家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妥协，希腊民族和拉丁民族以和平共处而告终。希腊人放弃了希腊语在文化领域的权利，正如罗马人放弃了罗马语在政治领域的权利。在教育活动中，拉丁语和希腊语平起平坐——当然是受到限制和不完善的，另一方面苏拉首次允许外国使者在罗马元老院可以不用翻译员直接说希腊语。当罗马共和国成为一个双语国家，亚历山大大帝的思想和王位的真正继承人在西方出现时，这预示着此人既是一个罗马人也是一个希腊人。

对次等民族的压制和两个主要民族的相互渗透可以对民族关系有个大致了解，现在，我们将更详细地讲述宗教、国家教育、文学和艺术几个领域。

宗教

罗马宗教和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家庭紧密交织在一起——事实上是如此彻底、虔诚地反映了罗马公民社会，政治和社会革命必然也会推翻它的宗教结构。当古代意大利普遍流行的信仰土崩瓦解时，在这废墟之上出现了两种形式：一面是没有信仰、国教和希腊精神，另一面是迷信、宗派主义和东方宗教，这就如同在共和国政治的废墟之上所建立的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当然，这两方面的萌芽也如政治和社会革命的萌芽一样，可以追溯到前一时期。那时在上流社会，希腊文化甚至已经在悄然动摇着祖宗的信仰。恩尼乌斯将寓言化和史事化的希腊宗教引入意大利，征服了汉尼拔的元老院，不得不准许将对西布莉[2]的崇拜从小亚细亚带到罗马，而对其他仍具有危害的迷信尤其是酒神节的丑闻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因为在此前，革命一直在人们的意识里酝酿着，还未表现出来，所以宗教革命事实上只是格拉古和苏拉时代的事情。

希腊哲学

首先，让我们将希腊哲学与希腊文化联系起来追溯一下。希腊民族的繁荣和没落远远早于意大利人，他们早已经历过信仰的时期，然后进入沉思的领域。长久以来，这里已经没有宗教，只有哲学，但是，当希腊思想的哲学活动开始对罗马施加影响时，希腊的哲学活动早已跨过富有成效的冥想阶段，来到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没有新体系的开端，甚至连对更完善的旧体系的理解力也开始减弱，人们很快便沿袭着学术传统，将自己局限于背诵前人并不完善的教条。因此，在这个阶段，哲学无法让思想变得更深刻更自由，反而让它变得肤浅，套上了自己所锻造的最坏的枷锁。深陷冥想之中往往是件危险的事，当它变得浅薄陈腐之时就成了一种毒药。当时的希腊人就把这种平庸肤浅的冥想传给了罗马人。没有判断力的罗马人不知道是该拒绝，还是该摒弃当下的老师转而学习已故的大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不用说苏格拉底之前的圣贤之士，虽然他们的名字广为流传，他们那较易理解的著作也被翻译阅读，但他们对罗马的文化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罗马哲学只是糟糕的老师教出的坏学生而已。

新的哲学领导流派：伊壁鸠鲁和芝诺

除了历史理性主义宗教观外，对意大利来说有三种主要的哲学流派。历史理性主义宗教观又称为神话史实说（Euhemerism），它认为神话是生活在蒙昧时期的人类各种不同恩人的传记，迷信将这些恩人变成神。三种主要的哲学流派是伊壁鸠鲁和芝诺的两种教条派，还有阿塞西拉斯和卡涅阿德斯的怀疑派，或称为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后期学院派。最后这个学派以不可能存在确信无疑的知识为出发点，认为这可能只是满足实际需要的一个临时性观点。因为这一学派让每个确定的理念或哲学教条成为议题，所以它的活动以辩论为主。就此而言，这一学派和较早的诡辩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诡辩派争论更多的是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而阿塞西拉斯及其门更多的是与哲学同行争论。另一方面，伊壁鸠鲁和芝诺二者共同的目标就是合理解释事物的本性，他们用生理方法从物质的概念出发。他们的分歧在于：伊壁鸠鲁遵循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认为首要原则是事物的真实存在，由此仅通过机械的变化就能演变出多种多样的事物；芝诺则是遵循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的观点，甚至将动力的矛盾和上下起伏的运动引入他的物质本源。由此衍生出更深层次的区别：在伊壁鸠鲁的体系里神好像不存在，或者最多只是梦中之梦，而斯多葛派的神是世界永存的灵魂，是精神，是太阳，具有掌握身体、地球和自然的威力；伊壁鸠鲁不信上帝、不信灵魂不死，而芝诺则不然；伊壁鸠鲁认为人类所追求的合理目标是一种绝对的平静，不受身体欲望或精神冲突的打扰，而芝诺则认为是一种在身心的不断斗争中增长的人类活动，与自然在永恒的矛盾和永恒的平静中达到一种和谐。关于宗教这一点，所有这些学派都同意信仰本身是空洞的，需要用沉思来补充，但是否如学院派认为这种沉思毫无所获让人绝望，还是如伊壁鸠鲁反对民间信仰的概念，亦或如斯多葛派保留部分并说明原因，同时修改部分内容，则各有不同。

卡涅阿德斯在罗马

希腊哲学首次，与信仰坚定和反对空想的罗马民族相遇时，完全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必然结果。罗马宗教完全不屑于这些哲学体系的攻击，也不求获得它们的支持，它们都将消灭宗教的特征。当宗教遭到攻击时，罗马国本能地感觉到自己被攻击。它对待哲学家的态度就像是要塞面对来包围它的军队间谍，早在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希腊哲学家连同雄辩家就被赶出了罗马。事实上，哲学首次在罗马大范围的传播正是哲学对信仰和道德的一次正式宣战。这是由雅典人占领奥罗普斯所引起的，他们于罗马纪元599年即前155年派遣了三位最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在元老院面前辩护，其中包括现代诡辩学大师卡涅阿德斯。所挑选的人可谓相当合适，因为这件十分可耻的事情不能用任何常识来辩护。当卡涅阿德斯用正反论点来证明，引证出赞美不公正与赞美公正一样多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当他用最好的逻辑形式指出让希腊人交出奥罗普斯，罗马人同样应再次蜷居于帕拉廷山上古老的茅草屋，而这些都符合当时的形势时，大批精通希腊语的少年们被这件丑闻和这个名人铿锵有力的演说所吸引。不过这次加图可没有做错，他不仅直言不讳地将哲学家的辩护比作哭号的女人冗长乏味的挽歌，还坚持让元老院驱逐这个颠倒是非黑白的人，认为他的辩护事实上就是好言无耻且具有侮辱性地承认错误。这种蔑视毫无效果，尤其是无法阻止罗马青年在罗德斯和雅典聆听哲学家的演讲。人们开始习惯忍受哲学，认为它至少是一种必然的不幸。以前人们是向罗马宗教寻求支持，但却无法维持它的简单。这种外国哲学的支持无疑破坏了信仰，但无论如何允许有修养的人多少保持了大众教义的名字和形式。这种支持既不是神话即历史论也不是卡涅阿德斯或才学派。

神话史实说没有获得充足的支持

神话即历史论若直言神就是人，将会和大众信仰产生激烈的冲突，卡涅阿德斯甚至怀疑他们的存在，伊壁鸠鲁至少否定了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影响。这些知识体系与罗马宗教无法结合，它们被禁止且永远如此。甚至在西塞罗的著作里也声称公民有责任抵制神话即历史的论点，这种观点对宗教崇拜是有害的。如果在他的谈话中出现了阿卡德弥或伊壁鸠鲁，前者会借口说当他作为哲学家时，他是卡涅阿德斯的弟子；当他作为公民和大祭司时，他是卡匹托尔山的朱庇特正统的信徒。最后，伊壁鸠鲁甚至投降并转变信仰。这三个体系都不受欢迎。简单易懂的神话即历史的论点无疑对罗马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将老少皆宜的寓言融入历史，对罗马的传统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仍然无法对罗马宗教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罗马宗教从开始就用譬喻而非寓言，在罗马不会像在希腊写一本、两本、三本的宙斯传记。现代诡辩术只能在像雅典这样的地方成功，这里本来就健谈。此外，来来往往的一系列哲学体系累计了大量的智慧垃圾。最后，罗马人生性诚恳务实，是彻底的行动派，一切都和伊壁鸠鲁派的无为主义相抵触，然而，伊壁鸠鲁却受到了比神话即历史论和诡辩派更多的盲目拥护，或许就是因此警察才会与其做长久且最顽固的交战。这种罗马的伊壁鸠鲁学派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哲学面具。与其道德创始人的理念相违背，他们将自己伪装成好的社交团，沉浸于感官享受之中。例如这派最早的一个信徒提图斯·阿尔布契乌斯，他是卢奇利乌斯诗中的一个人物，是个被丑化的罗马希腊化人物的原型。

罗马斯多葛学派[3]

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在意大利的地位和影响则大不相同，它与这些学派形成鲜明对比。在科学所能容纳信仰的地方，斯多葛派与当地的宗教紧密联系起来。斯多葛派在原则上遵守民间信仰中的神及神谕，他在其中了解到一种本能性的知识，对此科学知识也要尊重它甚至是服从它。斯多葛派与人民所信仰的方式不同，而非对象差异：在他看来，真实而又至高无上的神无疑是世界的灵魂，但每个原始神灵都表现出神圣性，尤其是群星，还有地球、被众人奉为英雄的杰出人物的灵魂，实际上还有每个前人所逝去的灵魂。相较于这种哲学的产生地，它确实更适合罗马。虔诚的信仰者反对说，斯多葛派的神没有性别、没有年龄，而且无形，将一个人转换成了一个概念，这在希腊是有意义的，但在罗马毫无意义。时下神灵论具有粗俗寓言化和道德洁净化的特点，这损害了希腊神话的精髓，但是罗马人的可塑性，甚至在未开化的朴素时期，也只是产生了一层笼罩原始直觉和原始概念的面纱，缺乏神性——揭去这层面纱也不会造成特别的损害。当帕拉斯·雅典娜发现自己突然成了记忆里的概念，她可能会愤愤不平，而密涅瓦实际上一直都停留在记忆里。超自然的斯多葛派和寓言化的罗马在理论上其结果大体是一致的。虽然哲学家不得不指出个别祭司学说命题的可疑或错误之处——例如，斯多葛派反对神话论，认为赫拉克勒斯（Hercules）、卡斯托尔（Castor）和波卢克斯（Pollux）不过是名人的精神，他们不允许将神象视为神性的表现——但至少芝诺的信徒不常向这些错误的信条开战，不会推翻有误的神灵，相反，他们会在各处表现出对当地宗教甚至是缺陷的尊敬和敬畏。斯多葛派也倾向于一种解决疑难的道德观和专业科学的系统处理法，这符合罗马人的想法，尤其是此时的罗马人。他们不再像祖辈那样具有质朴无华的自律和美德，而是将祖辈淳朴的美德转变为一种问答式的允许和不允许的行为方式。此外，他们的语法和法律体系都急需一种系统的处理方法，而他们自己不具有产生这种方法的能力。

斯多葛学派的帕奈提乌斯的广泛影响

所以，这种哲学和罗马的国民经济彻底融合，毫无疑问就像一株从海外移来的植物适应了意大利的水土，我们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活动领域发现它的痕迹。当然，斯多葛学派最早出现的时间向前追溯，但它首次对罗马社会的上流阶级产生全面的影响，是依靠聚集在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周围的一群人。西庇阿及其所有亲密伙伴在斯多葛哲学方面的老师是罗德斯的帕奈提乌斯，他们不断跟随着他甚至在旅途中加入他的队伍。帕奈提乌斯知道如何让哲学体系迎合世间精明之人，如何将猜疑隐藏起来，如何改善枯燥的术语和道德问答的无趣，尤其是借助于哲学先贤，其中西庇阿自己最偏爱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自此以后，最有名望的政客和学者都承认斯多葛派哲学——其中有科学语言学的奠基者斯提罗和科学法学的奠基者昆图斯·斯凯沃拉。哲学体系的学习形式正是源于斯多葛学派，此后至少在形式上流行于这些专业学科，尤其是与此相连的一种奇怪的像猜字游戏的追溯语源的无趣方式。极为重要的是新的国家哲学和国家宗教源于斯多葛哲学和罗马宗教的融合。从一开始，思考对芝诺的体系就影响不大，当这个哲学体系被传入罗马后思考被进一步弱化。一个世纪以来，希腊教师将哲学盲目地灌输到孩子的头脑中，而丧失了它的精髓。思考元素在罗马则完全隐没，除了金融家没人会去思考，更多的是谈及神统治人类灵魂的理想化发展或神圣的世界法。斯多葛哲学家看见他们的哲学体系被提升为罗马半官方的国家哲学，这让他们意识到了有利可图的荣誉，可以想到他们将严格的原则变得更为顺从。他们关于神和国家的学说很快便与给予他们面包的实际组织相像。他们不再阐明哲学家世界性的国家观，而是转而冥想罗马官员的明智之举。当更为文雅的斯多葛派如帕奈提乌斯将神秘的天启当作可以想象而不能确定的事，断然拒绝占星术，而他的直接继任者为了神秘的天启而斗争，甚至对占星术做出了非哲学化的让步。明辨是非的义务论越来越成为这一体系的主要特色。这一时期的罗马人在与希腊人的交往中，在各种谦卑的环境中寻求收获，让自己来适应一种空洞的美德骄傲。这一体系正式成形来适应教条主义的道德观，就像一切受过良好教育的道德体系一样，总体看来很严苛，细节上确是最为礼貌的放纵。[4]正如我们所说，它实际的结果不过就是两三个贵族家庭，吃点粗茶淡饭来取悦斯多葛派。

国家宗教

与新的国家哲学紧密相连的亦或者截然不同的，是新的国家宗教。它的重要特性就是由于外部的便利性，普遍信奉的原则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而这些原则被认为有些荒谬。西庇阿麾下最著名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坦言：怪异而又沉闷的罗马宗教仪式是专为群众而发明的，因为理性无法控制他们，需要用神迹奇事来统治他们，当然智慧之士则不需要宗教。毫无疑问，波利比奥斯的罗马朋友们虽然并不反对如此全面彻底地将科学和宗教进行比较，但他们基本都认同这种情感。作为波利比奥斯主要考虑的占卜术，无论是莱利乌斯还是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都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制度。不过他们的民族精神如此强大，他们的礼仪端庄得体都不允许他们公开表达这种危险的言论。不过，下一任大祭司昆图斯·斯恺弗拉至少在口头讲述法律时，直言不讳地提出存在两种宗教——智者所用的哲学宗教和传统宗教。前者不适合做国教，因为它包含太多无用的东西，让人民知晓了甚至是有害无益。因此，传统的国教应该维持原貌。瓦罗认为罗马宗教自始至终都被视为一种政治制度，这一理论只是同一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而已。按照瓦罗的学说，他认为国家早于一国之神，正如画师早于图画，如果问题是创造新神，那最好是按照世界灵魂的部分遵循更适合、更理论化的方式来给他们命名，放弃只能引起错误观念的神的形象和错误的祭司制度。[5]因为这些习俗早已确立，每个良好公民都要承认和遵循它们，并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这样平民就会学着更加敬重而非蔑视神灵。

为了平民的利益，贵族舍弃了自己的判断，现在平民鄙视这种信念并往他地寻求良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日后还能看见。于是罗马的“高教会派”准备就绪，他们包括了一群道貌岸然的祭司和利未人以及多疑的人民。越是公开宣称宗教领域是政治制度，政党越是明显地将国教视为攻防的战地，尤其是占卜术和祭司团的选举越演越烈。自古以来，当雷雨来临时，公民大会自然便要解散，这在罗马占卜师手里发展成了一套多种天体预兆和与此相关的行为准则的繁杂系统。早些时候，甚至直接颁布埃利安和福菲乌斯法来规定：如果高级官吏看见天空出现雷雨的征兆，可以强行解散公民大会。此后，罗马寡头党派便能用敬神的诡计在任何人民的法令上加盖无效的印章，这狡猾的策略让他们骄傲不已。

祭司团

自古以来，四个主要的祭司团出现席位空缺时都由其自行填补，罗马反对党反对这一做法，要求像此前的大祭司长一样展开普选。当然，这样做与这些团体的精神相违背，但他们也无权抱怨。因为自从他们落入政府的手中，应其要求用生硬的托辞取消政治程序，他们便违背了自身的精神。此事成为各派争论的根源。罗马纪元609年即前145年，西庇阿派元老院击退了第一次的攻击，尤其是西庇阿派拒绝了这个提议，扭转了局势。另一方面，这个计划在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获得通过，为了谨慎起见，关于首长选举做了限制性规定，只有小于一半的部落可以参加选举。最后，苏拉恢复了全部的选举权。

宗教的实际用途

就保守党而言，这是为了纯粹的国家宗教，这当然引起了最高层人士的公开嘲笑。罗马祭司在实用方面体现为祭司菜肴，占卜宴和教皇宴成了一位罗马美食家的官方盛会，有几人的宴会甚至在美食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例如占卜师昆图斯霍尔腾西斯的就职宴就让烤孔雀成为流行菜肴。宗教还助长了人们对丑闻的热情。品德高尚的青年有一种喜欢的消遣，就是在夜里毁坏街上的神像。普通的风流韵事早已司空见惯，和已婚妇女私通开始变得不足为奇，而与某位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偷情就像《十日谈》里与修道院里的修女私通一样让人感到刺激。罗马纪元640年即前114年有一件众人皆知的丑闻，三位来自贵族家庭的维斯塔贞女以及她们那些同样来自上流社会的情夫，因为不贞的行为被带到最高祭司团前受审。他们曾想将此事隐瞒，但最终经由人民法令设立的特别法庭全部被处以死刑。庄重之人确实不会喜欢这类丑闻，但在家里他们认为真实的宗教荒谬之极却无人反对。当占卜师看见另外一位在履行职务时，他们会相视而笑，这对于虔诚地履行职责毫无损害。比起粗鄙无耻的罗马祭司和利未人，我们更喜欢这类人中显得谨慎虚伪的人士。官方宗教显然被视为一个空架子，现在只为玩弄政治的人服务，让它那无数的深巷和活动板门为任何党派服务。最重要的当然是在国家宗教尤其是占卜术中，寡头政治承认了它的守护神，但是，反对党也不排斥这个只剩下空架子的制度，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壁垒，可以从敌人手中获得。

意大利的东方宗教

与我们所描述的鬼怪宗教截然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所珍视和发展起来的外国崇拜，至少的确很有活力。在贵族男女和奴隶、将领和士兵、意大利和各行省中，外国宗教都随处可见，迷信已经发展到了何种高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当辛布里战争时期，一位叙利亚的女先知马大向元老院提供了征服日耳曼人的方法和手段，遭到了元老院的蔑视而不予理会。罗马妇女尤其是马略的妻子，将她送往马略的总部，这位将军欣然接受了她，并将她留在军中直到击败条顿族。内战时期，各派不同的领袖马略、屋大维、苏拉都相信预兆和神谕。内战期间，在战事焦灼的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甚至连元老院也同意按照一个疯癫女先知的想象做出指示。罗马希腊宗教的僵化以及受到更强大的宗教刺激后，人们的渴望越发强烈，这都具有重要意义。这让迷信就像巴库斯秘仪，它不再与国教相联，甚至抛下了埃特鲁斯坎的神秘主义，让在东方闷热潮湿地区成熟的崇拜在上流阶级传播。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很多来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元素进入到了人群中，一部分是奴隶的进口，一部分是意大利和东方的交往日渐增多。

在叙利亚奴隶的叛乱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叙利亚本土，这很清楚地显示出这些外国宗教的力量。攸努斯（Eunus）能喷火，阿泰尼奥（Athenion）能观星，奴隶在战争中所投掷的铅锤很多都以神命名，如周四和阿耳特弥斯，尤其是一位从克里特来到西西里的神秘娘娘，在这里受到狂热的崇拜。商业往来也产生了相同的效果，尤其是贝鲁特（Berytus）和亚历山大的货物直接运往意大利港口之后，奥斯提亚和普泰奥利不但成了叙利亚膏药和埃及麻木的大市场，还是东方信仰的传播地。在各地，宗教融合伴随着民族融合不断地深入。所有被允许的崇拜中最流行的就是佩西努斯众神之母的崇拜，它的独身主义、宴会、音乐、化缘队伍和所有感官上的盛况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挨家挨户的化缘已经成了一种经济负担。在辛布里战争最危险的时刻，佩西努斯的神为人们所熟知，佩西努斯的最高祭司巴塔斯出现在罗马的人群中，奉众神之母的特别命令向罗马人民演讲，并显现了各种神迹。这让明智之士感到愤慨，但却不能阻止妇女和广大群众为这位先知送行。前往东方朝圣的誓约不再是稀奇之事，例如马略自己就曾去佩西努斯朝圣。事实上，早在罗马纪元653年即前101年，罗马公民就已经投身于独身主义的祭司团中。

秘密崇拜

被禁止的秘密崇拜自然更为流行。早在加图时代，迦勒底懂得占星术的占卜人就开始和埃特鲁斯坎的肠卜僧、马尔西的鸟卜人竞争，很快观星术和占星术在意大利就像在他们充满玄幻的本土一样流行起来。罗马纪元615年即前139年，罗马的内事法务官让所有的迦勒底人在十日内撤离罗马和意大利。同时，犹太人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因为他们允许意大利改变信仰的人参加他们的安息日。同样，西庇阿也不得不肃清努曼提亚营帐中的占卜人和各种虔诚的冒充者。大约四十年后的罗马纪元657年即前97年，甚至需要禁止活人献祭。人们开始疯狂崇拜卡帕多西亚的女神和阴郁的埃及。罗马人称这位女神为贝罗娜，在他们节日游行时，祭司会放自己的血做献祭。苏拉梦见了卡帕多西亚的女神，随后在罗马所出现的伊希斯神（Isis）和奥西里斯神（Osiris），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苏拉时期。人们不仅对原来的信仰产生了困惑，对他们自己也感到不知所措。一场长达五十年的革命，这场可怕的危机让他们本能感到离内战结束还遥遥无期，焦虑日益增加，群众都陷入沮丧困惑之中。惊慌失措的想象力攀爬上每一个高度，看穿每一个深渊，它幻想着在死亡来临时，能够发现新的景象或新的光明，在与命运做殊死搏斗时，能够获得新的希望，或者得到的仅仅是新的恐惧。能够预测未来的神秘主义发现，在这让人心烦意乱的地方——政治、经济、道德、宗教，它的土壤适合自己生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神秘主义就像一棵大树，在一夜之间就破土而出，没人知道它来自哪里要去哪里。这惊人的快速生长引发了新的好奇，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像流行病一样擒住了所有人的思想。

教育

教育和文化领域正如宗教领域一样，在先前的时代所开始的革命现在业已完成。我们已经阐明，在6世纪期间，罗马体系的基本理念——人民平等，已经开始被逐渐破坏。甚至在皮克托和加图时代，希腊文化就已经在罗马广泛传播；这里还有一种罗马本土文化，但它们均未超过初期阶段。加图的百科全书基本展现了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用希腊语混合罗姆语的训练模式。它仅仅是把古罗马家长的知识具体化，和当时的希腊文化比起来，就显得非常贫乏。7世纪初期，罗马青年普遍的教育情况还停留在多么低等的阶段，从波利比乌斯的表述中就能推测出来。在这一点上，他明确地谴责与他的同胞公私两方面都注重教育相比，罗马的漠不关心就是种犯罪。没有一个希腊人甚至波利比乌斯自己都不能理解人民平等的深层含义是这种漠不关心的根源。

现在，情况改变了。正如幼稚的民间信仰被斯多葛派进步的超自然主义所取代。在教育领域，与简单的普通教育同时存在的是一种特殊训练，这种专门的人文主义教育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根除了古代社会的平等中所包含的最后残余物。我们不妨多看一下希腊和拉丁上层社会中所进行的新型少年教育。

希腊教育

奇怪的是同一个人——卢西乌斯·埃米利乌斯·鲍卢斯，在政治上他确实彻底击败了希腊，同时他也是首位或其中一位完全承认希腊文明就是古代世界的文明，而且自此以后这一观点变得毫无争议。诚然，当他伫立在菲迪亚斯所创造的宙斯神像之前，脑海里回荡着荷马史诗时，他已经步入老年，但是年轻的心足以让他把充满阳光的希腊美带回祖国，压抑不住他的灵魂对赫斯珀里得斯金苹果的渴望。于是，那时的诗人和艺术家拥有了一位比任何希腊智者还要热忱的外国信徒。他没有写出荷马或菲迪亚斯的警句，但是他把自己的孩子领入了智慧的殿堂。只要有国民教育，他就不会忽略。他像希腊人一样为了男孩的体格发展而作好准备，没有采用不被罗马人认可的体操，而是教他们狩猎，这在希腊人中几乎发展成了一门艺术。他提倡希腊语教学，这样语言的学习不再是为了说话，而是按照希腊的方式将一般高等教育的所有主题与语言联系起来，并由此获得发展——首先需要了解和希腊文学相关的神话和历史知识，然后是修辞学和哲学。马其顿的战利品中唯一被鲍卢斯据为己有的是国王玻耳修斯的藏书，这就是为了将书送给自己的儿子。在他的队伍中甚至有希腊的画家和雕刻家，由他们来完成鲍卢斯孩子的美学教育。甚至连加图也感到，人们对于希腊文化怀有排斥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上流阶级可能预感到比起完整的希腊文化，残缺而又扭曲的希腊文化对罗马性格中的高贵成分危害更大。于是，很多罗马和意大利的上流社会开始追随新的模式。罗马已经很久不需要希腊教师了，现在他们又蜂拥来到这块新开发的市场，靠出售智慧赚钱。总之，他们不仅教授语言还教授文学和文化。希腊的哲学导师和教师即使不是奴隶，也照例被视为仆人，现在他们成了罗马宫廷里永远的住户。[6]人们炒作这些人员，据记载曾有一个一流的希腊文学奴隶售价达到二十万塞斯特斯。早在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首都就已经有了几家训练希腊朗诵的特殊团体。几位著名人士的名字出现在罗马教师之中：曾提过的哲学家帕奈提乌斯、生活于西里西亚马鲁斯的语言学大师克拉特斯（Crates）以及和他同时代的竞争对手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都于罗马纪元585年即前169年在罗马宣讲朗诵、学习语言文字包括《荷马史诗》。这种新式的青年教育确实是一种反国家的大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政府的抵制。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政府当局对雄辩家和哲学家进行了严厉谴责，但就像所有相似的命令一样毫无成效（主要是由于罗马主要官员频繁更替）。在老加图去世后，毫无疑问还是常常会有和他一样的抱怨声，但都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此后，希腊文和希腊文化科学的教育依然被当作是意大利教育的基本部分。

公开朗诵古代作品的拉丁教育

又有一种高等拉丁教育和它同时发展起来。我们已经介绍了，在前一时期罗马的初级教育是如何提高它的特色，如何用拉丁文的《奥德赛》作为初级读物来取代十二铜表法。现在罗马的孩子用《奥德赛》的翻译本来学习母语的理解和交流，就如希腊人用原本一样。希腊语和文学大师如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恩尼乌斯（Ennius）和其他知名教师，都没有轻视用母语和希腊语同时教学。他们所教授的大概不该称为孩童，而应称为即将成熟的孩子和青年人。这些便是高等拉丁教育的第一步，但至今仍未形成一种属于罗马自己的教育。只要语言教育缺少文学内容，它就无法跨过初级阶段。直到不仅有拉丁教科书还有拉丁文学，而且这种文学已经在6世纪的古典作品中稍具规模时，本国的母语文学才真正进入高等文化元素的范围。现在，离脱离希腊语教师已为时不远。有教养的罗马人士受了克拉特斯朗诵《荷马史诗》的刺激，开始诵读自己的文学作品，如奈维乌斯（Naevius）的《布匿战争》、恩尼乌斯的编年史，后来还有卢西乌斯的诗歌。随后，有教养的文人定期在大众面前公开朗诵，有时还会效法先前的荷马语法学家，对作品进行评论。他们无偿进行的这些文学演讲，虽然不是青少年教育的正规部分，但却是让青少年理解和讨论古典拉丁文学的必要方法。

雄辩学

拉丁演讲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形成。罗马的贵族青年甚至在年少时就勇于在公开场合发表颂词和进行辩论，他们从不缺乏演讲训练。但只有在这个时期，由于新兴的独特文化，产生了雄辩学。马尔库斯·雷比达·鲍奇（曾于罗马纪元617年即前137年担任执行官）被认为是第一位能学术性地运用语言和内容的罗马律师。马略时代有两位著名的律师都已经完全成了雄辩家，一位是刚健有力的马尔库斯·安东尼（罗马纪元611—667年即前143—前87年），一位是优雅质朴的卢西乌斯·克拉苏（罗马纪元614—663年即前140—前91年）。青年人的演讲练习的范围和重要性自然都有所增加，但仍然像拉丁文学的练习一样，基本局限于初学者个人追随艺术大师，以便由他的榜样来教导训练。

大约在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拉努维乌姆的卢西乌斯·埃利乌斯·普雷科尼努斯首先开始正式教授拉丁文学和拉丁修辞学。此人号称“笔人”，是位著名的罗马骑士，思想极为保守，常和一群精挑细选的年轻人（包括瓦罗和西塞罗）一起阅读普劳图斯的书和类似作品。有时，他会和作者一起检查演讲稿的概要，或者把类似的概要交给朋友检查，这就是教学。“笔人”不是一个职业教师，他教授文学和修辞学，就如在罗马教授法律体系，他扮演的是激励青年人的长者朋友，而不是一个听命于他人的雇工。

文学和修辞学的课程

大约从“笔人”的时代开始，在拉丁也开始有学校式的高等教育，与初级的拉丁教育和希腊教育不同，是由收费的教师在特设的学校传授知识。这些教师一般都是被释放的奴隶。当然，这种教育的精神和方法完全借鉴于希腊文学和语言的练习。在这种学习中，学生也是由青年人而非孩童构成。这种拉丁教育很快就像希腊教学一样分成两种课程：科学和演讲。第一个主题是关于拉丁文学，随后是为颂词、公开演讲和辩论词做准备所进行的专门介绍。大约在“笔人”时期，马尔库斯·塞维乌斯·尼卡诺·波斯图姆斯创办了第一所罗马文学学校；大约在罗马纪元660年即前94年，卢西乌斯·普洛提乌斯·伽卢斯建立了第一所单独讲授拉丁修辞学的学校。不过，在拉丁文学学校一般也会讲授修辞学。这种新型的拉丁学校教育有着广泛的重要作用。这里所教授的拉丁文学和拉丁演讲与希腊人维持着一定的独立性，诸如这些以前是由居于高位的鉴赏家和专家教授。毫无疑问，语言评论家和演讲专家都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但没有完全受到希腊文法和修辞学的影响，尤其是后者，显然被人所厌恶。希腊人声称，用母语明了而生动地向同龄人陈述事务的能力，这种为雄辩家所能感知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学校规范来学习的。对此，拥有合理常识而又生性骄傲的罗马人表示反对。对于可靠而务实的律师来说，希腊雄辩家的过程完全脱离生活，对于初学者而言，比毫无准备更有害；对于博学成熟的世人来说，希腊雄辩术显得肤浅而让人生厌；对于非常保守的人来说，这种专门培养的花言巧语和煽动家密切相关。因此，西庇阿流派非常敌视雄辩家。对着收取学费的教师进行希腊演讲，毫无疑问主要是作为一种说希腊语的练习来忍受，希腊雄辩术并不会由此进入拉丁演讲或拉丁演讲教学中。在新兴的拉丁雄辩学校中，罗马青少年通过两人一组来讨论雄辩主题，他们被培养成公开演说家。在埃阿斯的尸体旁，人们发现了手持死者凶器的尤利西斯（Ulysses），他们指控他亲手杀死了同伴埃阿斯（Ajax）或者支持他是无辜的；他们控告俄瑞斯忒斯（Orestes）谋杀了自己的母亲或者替他辩护；或者他们会在事后替汉尼拔出主意，他是接受邀请前来罗马好，还是留在迦太基或者逃走好。加图派自然再一次反对这些言辞无礼和有害的舌战。罗马纪元662年即前92年，监察官警告老师和父母不要让年轻人整天把时间花在这种练习上，这些他们的先祖一无所知。发出这个警告的人正是当时一流的法庭演说家卢奇乌·斯李锡·尼克拉苏。当然，这位卡珊德拉是白费口舌。在拉丁，用希腊学校当下的主题进行雄辩家式的练习，成了罗马青年教育的一个永久内容，将这些家伙教育成了法庭和政治上的玩家，而将真正重要的雄辩术扼杀在萌芽中。

近代罗马教育的结果就是涌现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被称之为“人性”，它部分是由多少有点肤浅地挪用来的希腊美学文化构成，部分是由模仿或支离破碎地照搬希腊而形成的特权拉丁文化构成。正如其名所示，这种新人性不仅抛弃了罗马生活的特色，甚至与其相抵触，就像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普通文化”。它将全国性的世界主义和社交性的排外特色结合在一起：这里也有我们所要追溯的革命，即划分阶级和民族融合。

[1]认为罗马纪元608年即前146年之前罗马没有出现过“希腊竞赛”的说法不准确：早在罗马纪元568年即前186年就已经有了希腊艺术家和运动家，希腊长笛手、悲剧家和拳击手出现在587年。

[2]西布莉：弗里吉亚的自然女神，古代地中海地区崇奉的女神。对众神之母的崇拜起源于小亚细亚弗里吉亚一带，后来传到希腊，希腊人将其与瑞亚合而为一。公元前3世纪时转到罗马，成为罗马帝国时代最主要的崇拜体系。她在不同地区名称各异。西布莉被尊崇为众神、人类和动物之母。——译者注

[3]斯多葛学派（Stoa）：是在雅典的一座圆柱大厅里进行的（Stoa poikile），因而他和他的门徒也就立即为自己的学派取了名字：斯多葛学派（圆柱大厅派）。——译者注

[4]这是西塞罗《论义务》（de Officiis）中的一个可笑例子。

[5]瓦罗的讽刺作品《土著居民》中，他讽刺性地提出原始人不满于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神，而渴望木偶和雕像。

[6]西塞罗说，他对待自己博学的奴隶狄俄奥尼索斯比西庇阿对待帕奈提乌斯还要尊敬。

第十三章　文学和艺术反叛

6世纪可谓是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它见证了政治和文学的蓬勃发展。在政界涌现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奈维乌斯（Naevius）、恩尼乌斯（Ennius）、普劳图斯（Plautus）以及加图（Cato）。他们亦是个性鲜明的作家，兼备才情与热情，即便创造力不算拔尖，仍能写出令人振奋、鼓舞人心、基调激昂的戏剧、史诗和史书。当然，这些作品大部分都取材于布匿战争。激烈的打斗为作家们提供了灵感，但是，某些篇章中斧凿的痕迹较重，描写和渲染不够到位，某些艺术形式和语言的运用尚显稚嫩，而且，从希腊文学中汲取的一些题材内容并不能完全融入本土文学，因此，该时期的创作通常给人一种过于随意的感觉，缺乏完整性和独立性。之前，作家们和诗人们虽然势单力薄，但仍雄心勃勃，力争与希腊文学一较高下，毕竟，他们并非毫无胜算，仍有一线希望可言。到了本世纪，情况却急转而下，随着战事吃紧，人们仿佛被清晨的迷雾蒙蔽了双眼一般，失去了对事态的洞察力，碍于眼前的困难，束手束脚，蹉跎年华，对工作的热情也逐渐被懈怠消磨，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才能。不过，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罢了。毕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业已张开怀抱，汲取希腊诗歌及艺术中无与伦比的精华成分。他们心知肚明：本国人天资愚钝，缺乏艺术天赋。可以说，6世纪的罗马文学是在希腊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们充满创作热情，感觉敏锐，对于希腊文学也能取精去秽，不一概而论。到了7世纪，罗马人对希腊文化已了如指掌，于是，他们开始产生一种反叛心理，不再模仿希腊文学创作。实际上，简单模仿是值得提倡的，它在客观上能促进本土文学的发展，但是，这一反叛心理犹如严冬寒霜，将发展的萌芽扼杀在了襁褓之中。

西庇阿文艺圈

与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Scipio Aemilianus）关系密切的王公贵族大多都有这种反叛心理，比如说他的老朋友兼谋士盖乌斯·莱斯乌斯（Gaius Laelius）（罗元纪元614年即前140年任执政官）、后辈卢奇乌斯·福里乌斯·菲卢斯（Lucius Furius Philus）（罗元纪元618年，即前136年任执政官）和灭科林斯者的兄弟——斯普里乌斯·穆米乌斯（Spurius Mummius）。当中不乏本国文人以及希腊文人：剧作家特伦提乌斯（Terence）、讽刺作家卢奇利乌斯（Lucilius）、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和哲学家帕奈提乌斯（Panaetius）。毕竟，熟读《伊利亚特》、色诺芬（Xenophon）及梅南德（Menander）作品之后，即便是罗马的《荷马史诗》，在他们眼中也黯然失色，更别提恩尼乌斯和帕库维乌斯（Pacuvius）翻译的欧里庇得斯悲剧了。虽然，在爱国心作祟下，文人们对于本国作品的批评一般不会特别尖锐，但卢奇利乌斯却是个例外。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帕库维乌斯译作的不满：“那些人物未免太过可怜——帕库维乌斯的叙述过于复杂了。”6世纪末，他还为赫伦尼乌斯（Herennius）写了一部修辞学专著。书中尖刻地批评了恩尼乌斯、普劳乌斯和帕库维乌斯，称他们这些文人“似乎有说大话和无礼武断的特权”。虽然他的言词略显犀利，但却不无道理。菲勒蒙（Philemon）和狄菲鲁斯（Diphilus）的高雅喜剧，经由罗马文人一改写，便入乡随俗，变得通俗易懂。人们见之，往往耸肩以对。他们视之为“单调无聊的时代产物，火候未到，功力不足”，虽心存嘲讽，但也不无嫉妒。可西庇阿文艺圈中的人却不那么看。就好像一个成年人回顾他少年时期的拙作一般，他们并没有将着眼点放在散文和诗歌的创作技法上，而是注重从外国名著中获得心灵的启迪，虽然，引入的外国名著无异于移植的神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中获得享受。

该时期，非主流文学产量颇丰——如轻喜剧、杂诗、政治宣传文以及专业学术文献。文学创作的口号是“坚持作风上的正规性，特别要注意规范用语”，于是，社会人群被一分为二——少数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士与普通大众，拉丁语亦如是——贵族的优雅拉丁和平民的粗俗拉丁。特伦提乌斯所创作戏剧的序幕通常以“纯正拉丁语”撰写；卢奇利乌斯所创作的讽刺诗则以抨击语言讹误为主要内容。罗马人的希腊语写作之所以大不如前，与这种情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撇开此事不论，该时代也是有进步之处的——质量低下的拙作较少，质量上乘的佳作居多——可谓前无古人，后亦难有来者。在语言方面，西塞罗称莱利乌斯和西庇阿时代为“纯正拉丁语的黄金时代”。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文学写作也逐渐从一门手艺转变为一项艺术。在本世纪初，只有公开发表的、广泛传颂的诗歌，才能被视作是质量上乘之作，具备被改编为舞台剧剧本的资格。帕库维乌斯和特伦提乌斯均以此为生——将自己的诗作改编为剧本。撰写剧本成了一项职业，虽然收入并不算丰厚。到了苏拉时代，情况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演员们的报酬费都居高不下，更何况编剧？广受欢迎的编剧自然待遇不薄。待遇一提高，行业地位也便随之上升。于是，剧本写作成了高等艺术，就连那些上流社会的贵族，比如卢奇乌斯·恺撒（Lucius Caesar）（罗元纪元664年，即前90年任市政官，卒于罗元纪元667年即前87年），也为舞台剧创作剧本。他在罗马的“诗人俱乐部”与身为平民的阿奇乌斯（Accius）并肩而坐，不仅毫无怒意，而且还备感自豪。越来越多的人凭借艺术获得认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尊重艺术，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对人生的激情，也失去了对文学创作的那股热忱。正是无所畏惧的自信，才造就了诗人——普劳图斯（Plautu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在他之后，这样的诗人却是越来越少见。那些与汉尼拔（Hannibal）争斗的后生晚辈们的创作可谓中规中矩、毫无纰漏，但未免也太过波澜不惊，使人读之无味。

帕库维乌斯的悲剧创作

先看看罗马的戏剧创作和戏台吧。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专业悲剧作家——与前人不同，他们并不兼作喜剧和历史剧，一门心思专攻悲剧。虽然，读者和作者对于这门艺术的鉴赏力日益提高，但是，悲剧剧作的质量却仍止步于原地。恩尼乌斯的辉煌时代后，奈维乌斯创作、帕库维乌斯改编的本国悲剧《普莱特克斯塔》（Praetexta）得以大放异彩。模仿希腊悲剧创作的剧作家数不胜数，其中却只有两人借此获得声名，即马尔库斯·帕库维乌斯和卢奇乌斯·阿奇乌斯。

帕库维乌斯（罗元纪元535—625年，即前219—前129年）来自布隆迪西乌姆，早年居于罗马，以绘画谋生，之后年事渐长，遂转向悲剧创作。就其生活年代和创作风格来看，他更像是6世纪的文学家，但实际上，他却是在7世纪开始文学创作的。他的创作大致沿袭了恩尼乌斯的风格——恩尼乌斯不仅是他的同乡、叔父，而且还是他的老师。与前人相比，他在遣词造句上花了更多的心思。他也希望能在立意上推陈出新，后世中不乏欣赏其作品的艺术评论家，他们称他的作品颇具文艺之美，且风格丰富多样，然而，他的抨击者却也不少——西塞罗批评他的语言，卢奇利乌斯则指出他的品味糟糕。从他传至今日的残片断章中，我们不难找到证据：他的遣词造句似乎比前辈们更加佶屈聱牙，行文更为拘泥，作风也更为浮夸。[1]在某些方面，他与恩尼乌斯无异，同样重视哲学，轻视宗教，但他亦有与恩尼乌斯不同之处：他拒不接受戏剧创作新理念，不愿在戏剧中加入情色成分或新文化元素。所以，他别无二选，只能取材于索福克勒斯或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恩尼乌斯的咏志诗可谓近乎天才之作，帕库维乌斯这一代的年轻诗人恐难望其项背。

阿奇乌斯

阿奇乌斯（罗元纪元584—651年，即前170—前103年）为皮扫鲁姆的脱籍人之子，与帕库维乌斯同时代，但较他年轻许多。他模仿希腊悲剧创作的作品可读性强，颇有灵气。除帕库维乌斯外，7世纪可圈可点的悲剧剧作家，仅他一人而已。他亦活跃于文学史和文法领域。他殚精竭虑，以“纯正拉丁”创作悲剧，并不断完善作品风格，使得作品不同于前人的随意粗野，日臻严谨精巧，但此举却遭到了古板评论家的指责，比如卢奇利乌斯。他们称他的作品瑕瑜互见，有欠工稳。

特伦提乌斯的希腊式喜剧创作

与悲剧相比，喜剧领域的大事更多，对后世的影响也更为显著。本世纪伊始就出现了一场令人注目的反叛运动，专门针对那些脍炙人口的通俗喜剧。其代表人物特伦提乌斯（罗元纪元558—595年，即前196—前159年）可谓罗马文学史上最为有趣的奇才之一。

特伦提乌斯出生于腓尼基统领的非洲地区，弱冠时被携到罗马做奴。在罗马，他生平第一次领略到了希腊文化。新阿提卡喜剧经由奈维乌斯和普劳图斯等人之手后，变得通俗易懂，特别符合罗马观众的口味。这样一来，不免使之失却其“国际大都会”的特色。特伦提乌斯似乎自降生起，就肩负着使其恢复这种特色的使命。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就只有普劳图斯，但两人选择的范本可谓大相径庭。普劳图斯取材广泛，对各类剧作家一视同仁，就连比自己更为活跃、更受欢迎的剧作家，比如菲洛蒙，只要作品优秀，他也会欣然采用。特伦提乌斯却几乎只选用梅南德的作品。梅南德何许人也？他堪称“最优雅、最精致、最纯洁”的诗人。特伦提乌斯沿用前人之法，将多个希腊剧本合而为一。前人采用此法，实为无奈之举，但特伦提乌斯却巧用旧法，使之焕发出新生机。普劳图斯剧本中的对话似乎与原本相去甚远，而特伦提乌斯则可以自夸，因为他的拟作句句不离原作，但这可不是所谓的“逐字直译”。普劳图斯以希腊诗歌为基础，在此之上添加了不少优秀的罗马文化元素，虽然使得作品失却了原来的高雅，但往往能打动人心。特伦提乌斯则完全排除了罗马文化的干扰。在他的剧本中，没有一个暗示、一句谚语甚至一丁点迹象，能让读者想到罗马。[2]甚至连拉丁文的剧名都被他改成了希腊文。他俩选用的艺术手法也大不相同。（1）特伦提乌斯注重伶人的面具，布景更为仔细。普劳图斯不论大事小事，场景都只有一个——街市。（2）普劳图斯总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戏剧冲突，又漫不经心地解决，但他的情节却能令人发笑，而且往往出人意料。特伦提乌斯的情节就远不如他那般动人了。他处处顾虑合理性，所以他的故事往往并不那么惊心动魄。前人们常用的救场手法，例如插入富有寓意的梦境，纵使平淡无奇，他也极力反对排斥。（3）普劳图斯描写各个角色时，往往笔法粗略，依照现成的模型，而且总是采用远景视角及全知视角。特伦提乌斯通常以精细绝佳的肖像画法描写人物心理的变化。例如在《昆仲》（Adelphi）中有两个老人：一个是在城里享受安乐生活、轻松愉快的单身汉；一个是在乡间饱尝苦恼、粗俗无教养的地主。这二人巧妙地构成了对比。普劳图斯的创作灵感来自小酒馆，他也从中收集了不少素材，用于编写对话。特伦提乌斯的创作灵感却来源于良好公民的家庭生活。普劳图斯的作品少不了粗陋的酒馆、极不守规矩但却非常可爱的使女、舞刀弄剑的兵士以及必不可少的老板。奴隶世界在他的笔下变得十分诙谐——奴隶们的天堂是酒窖，他们的命运是鞭棰。在特伦提乌斯的戏剧里可见不到这些，就算有类似的场景，他也会结合现实，将其修正。读普劳图斯的作品，我们看见的大多都是实诚人，即便偶有娼寮主人遭劫，或是少年被带入娼寮，背后也必有隐情：或许是因为兄弟的友爱，或许是为了让少年警醒，使其从此再不敢涉足风月之地。普劳图斯的剧本往往落入俗套——酒馆与家庭势不两立，妻室处处遭到鄙夷——以使广大丈夫们获得心灵上的愉悦，将他们暂时从不和谐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在描写女性和伉俪生活方面，特伦提乌斯则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男女双方是否合适上，而非只着眼于世俗道德。一般来说，戏剧总会以一场美满的婚礼作结，如果必要的话，甚至会有两场婚礼——梅南德的成名之作大多如此。他每写一次诱奸，必在结尾时附上一场婚礼作为补救。梅南德常在作品中发表对独身生活的赞颂，而特伦提乌斯也只能腼腆地重述[3]。（4）《阉人》（Eunuchus）和《安德里亚的少女》（Andria）里痛苦的情人、产床旁温存体贴的丈夫、弥留之际陪伴在侧的亲爱姊妹都被描写得美妙动人。《岳母》（Hecyra）临近尾声时，居然出现了一位有德的妓女，她甚至还成了人们的救星——典型的梅南德角色，罗马观众们当然会报以嘘声。普劳图斯的剧本中，儿子通常只会嘲笑欺骗自己的父亲。特伦提乌斯则不然，他在《自扰》（Heauton Timorumenos）中写道：父亲的明智之举能使堕落的儿子弃恶从善。总之，父亲通常都擅于说教，亦能以正确的方式教育儿子。他的代表作之一——《昆仲》的主旨就是寻出最为恰当的教育方式，既不能像叔父那般宽松，也不能像父亲那般严厉。普劳图斯的剧本是为大众创作的，故只要舞台监督允许，即便是目无神灵和讥讽的言语，他也能脱口而出。特伦提乌斯则自称自己的创作目的在于使人欢欣，而且，同梅南德一样，他并无意冒犯任何人。普劳图斯喜用激烈的对话，使场景热闹喧嚣，故伶人演他的剧本时，必须做出活泼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但特伦提乌斯则喜欢让对话“静静地进行”。普劳图斯的戏剧向来不乏诙谐的转折与双关语、双声字、滑稽的新词、阿里斯托芬式的缀字、从希腊语中转借而来的戏谑语。这些花招技巧，特伦提乌斯一无所知。他的对话极为工整，亮眼之处在于其高雅精练的转折。不管是从原作诗歌的选取上，还是从诗中宣扬的道德观念上来看，特伦提乌斯的戏剧与普劳图斯的戏剧都势均力敌，不分高下，但二者均缺乏创新，特伦提乌斯在这方面可能还要略逊一筹。“摹拟之作与真作几无二致”，姑且不论这句赞誉是否属实，即便这位少年诗人能重现梅南德之风，但却难复刻梅南德之骨即剧作带给观众们的那股欢愉之情。普劳图斯模仿梅南德写出的戏剧如《斯替古》（Stichus）《小盒喜剧》（Cistellaria）和《巴琪》（Bacchides）却能更大程度地保留原作的那股魔力，将欢乐带给观众。纵使特伦提乌斯已称得上是“半截梅南德”（Dimidiatus Menander），也难以企及。虽然，艺术鉴赏家们并未承认，由粗野随意向索然无味的转变是个进步；伦理学家们亦未发觉，由普劳图斯的低俗淫秽、冷漠自私到特伦提乌斯的优雅高尚、圆滑世故是个进步，但是，特伦提乌斯在语言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却是有目共睹的。他以语言精致高雅著称，就因为他的语言华丽优美，同辈之人无一能及，故后世最为出众的艺术评论家们，如西塞罗、恺撒和昆体良等都将他推为罗马共和时期众诗人之魁。就此而言，我们亦可将特伦提乌斯所撰之剧视为罗马艺术家仿效希腊戏剧的首项成就，其作在罗马文学史上划出了一个新时代，毕竟，罗马文学的进步并不倚赖于诗歌的发展，拉丁语的演变完善才是关键。当时人们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文学论战，正是在那场论战中，喜剧脱颖而出，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罗马人已经习惯了普劳图斯的风格，故特伦提乌斯的作品刚问世时，他们纷纷表示抵触，认为其“语言无味”、“笔法无力”，不忍卒读。特伦提乌斯并没有听之任之，在《自扰》的序幕中[4]，这位看似多愁善感的诗人对世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的论辩攻守兼备，既然平民们已两次弃他而去，宁愿去看一群角斗士和走索者卖艺，也不愿去观赏他的新作《岳母》，他也只能放弃这些观众，转而寻求得到风度翩翩的上流阶层的支持。他声明自己只求能得到“善人”的赞赏，话中实含玄机，暗指并非所有巨著都能为世俗所识。据说曾有贵族与他一道讨论，甚至主动提及要资助他创作，而他不仅没有驳斥，反而还表示乐意之至。[5]不过，他的确能切实地贯彻自己的主张，即便是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在他的引领下，少数派逐渐占据了上风，上层阶级的艺术喜剧取代了平民阶级的通俗喜剧。罗马纪元620年（即前134年）前后，普劳图斯的戏剧已不在常演剧目之列。况且，特伦提乌斯早夭。他逝世之后，再无才能卓绝者活跃于此领域，而少数派却仍保持着优势地位，背后原因，值得深究。图尔皮利乌斯（Turpilius，卒于罗马纪元651年即前103年，享年甚高）和其他滥竽充数者的戏剧作品逐渐为世人所遗忘。到了本世纪末，几位评论家对新喜剧[6]发表了见解，认为其甚至比新造的次品钱币[7]更为恶劣。

阿夫拉尼乌斯与本国喜剧

我们之前提到，6世纪见证了希腊式罗马喜剧（palliata）的繁盛，也见证了本国喜剧（togata）的诞生。本国喜剧并没有将大量笔墨花在摹绘大城市纸醉金迷的生活上，而是着眼于乡土间的日常琐事。当然，没过多久，特伦提乌斯便悟到了其中的奥义所在，于是他活学活用，把直译与摹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希腊喜剧罗马化，并在其中贯彻“特伦提乌斯派”的精神。

卢奇乌斯·阿夫拉尼乌斯［Lucius Afranius，罗马纪元660年（前94年）为其巅峰时期］是特伦提乌斯派的杰出代表之一。虽然，他留存于世的剧作只剩残章断篇，我们无法仅凭于此，就妄下定论，但从中我们能得出一个大致印象——罗马艺术评论家们对他的评价并非毫无道理。他所著的喜剧数量众多，结构一概照搬希腊剧作，只不过篇幅较原作略短。从细节上来看，他的作品中既有模仿梅南德的成分，也有本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桥段，但他却未能取本国喜剧的开创者——提提尼乌斯（Titinius）之长，往作品中注入拉丁地方色彩。[8]阿夫拉尼乌斯作品的标题平淡无奇，也许他的剧作从本质上而言，仍是希腊戏剧的拟作，形式再怎么变，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精心安排的让步折中、巧夺天工的情节编排以及屡见不鲜的隐喻是“特伦提乌斯派”剧作的特色，他也秉承了这些优点。在世俗道德的影响下，他剧作的艺术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其作品当中并无任何与警律相触的思想内容，且运用的语言也是正统的拉丁文字。后世评论家们已明确表态：阿夫拉尼乌斯与梅南德、特伦提乌斯一脉相承。他甚至连穿外套都要模仿梅南德，仿佛把自己当成了意大利人。并且他自己也说过，在他看来，没有一位诗人能与特伦提乌斯相提并论。

阿特拉戏

在这一时期，滑稽剧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滑稽剧本身历史悠久，或许早在罗马兴盛之前，拉丁姆少年们就已在节日庆典时戴上面具，即席表演滑稽剧目了。虽然没有明言规定，但某种面具所代表的角色一般都是固定的，也算是约定俗成。阿特拉城（Atella）原隶属于奥斯坎（Oscan），在汉尼拔战争中被毁，此后便常被用作打趣。他们将阿特拉城选为拉丁的“愚人城”，以此为滑稽剧固定的地方背景，自此，滑稽剧便被冠以“奥斯坎戏”或“阿特拉戏”之名，[9]但此名与舞台本身无关，亦与文学无关。[10]票友们可以任选时间地点表演。此类戏剧并无成文的剧本，也可能有，但未能留存至今。直至本世纪，人们才把阿特拉戏交由专业伶人表演，[11]但用途多为助兴，例如希腊的人羊戏（Satyric drama），特在悲剧结束之后上演，以舒缓悲伤的情绪。此等变迁表明阿特拉戏的文学性有所增强，某些剧目甚至出现了文字游戏，但这种文字游戏究竟是完全独立发展而成的，还是受意大利等国与之相近的文字游戏推动形成的，[12]我们无法妄下定论，但那些剧目皆为原创，则确属实情。新式阿特拉戏出现在7世纪前期[13]，创始人为卢奇乌斯·庞波尼乌斯（Lucius Pomponius），来自拉丁殖民地博诺尼亚（Bononia）。他的剧本广受欢迎，不久之后，诗人诺维乌斯（Novius）的剧本也受到了人们的追捧。从仅存预示的残篇以及古代文学家的记录中，我们得出结论——此类剧目皆为短滑稽剧，而且通常仅有一幕。其动人之处并不在于荒诞散漫的情节，而在于用于描写某阶级或某情景的浓墨重彩。此类剧目通常喜欢将场景设置在节庆日，花大量篇幅展现民众行为，例如《婚礼》（Marriage）《三月一日》（First of March）《谁是滑稽的人》（Harlequin Candidate）等。当中也会写到外国人，例如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高卢人和叙利亚人。教堂的看守者、算命先生、以鸟占卜者、医生、包税商、画家、渔夫、面包师……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机会出现在阿特拉戏的舞台上。大凡当众痛哭者，定吃了不少苦，漂洗工亦是如此，历经生活沧桑，但在阿特拉戏的愚人世界中，他们的地位却与成衣匠无异。剧中不仅展现了城市居民丰富多样的生活，亦展现了乡村居民的喜怒哀乐。取材于乡村生活的戏剧题材丰富，名目亦五花八门：乳牛、驴子、小山羊、母猪、公猪、病猪、农夫、乡下人、滑稽的乡下人、牧牛奴、酿酒人、收无花果者、砍柴、剪枝、养鸡场……无所不有。大凡逗乐观众的角色，无非以下几类：愚蠢的奴隶、狡黠的仆人、好好先生、智者。蠢奴可是戏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可谓是阿特拉戏的“普尔奇内尔”（Pulcinell）。麻库斯（Maccus）就是蠢奴的典型代表。他贪食、面庞丑陋可憎、衣着肮脏不堪，却有一颗思娇之心，故常被人嘲弄捶打。戏剧临近尾声之时，他甚至还成了代人受过的替罪羔羊。以麻库斯为主角的戏剧不少，如：《士兵麻库斯》（Maccus Miles）《客店主人麻库斯》（Maccus Copo）《麻库斯与处女》（Maccus Virgo）《被流放的麻库斯》（Maccus Exul）《两个麻库斯》（Macci Gemini）等。不难看出，阿特拉戏花样繁多。从其书面写本上来看，阿特拉戏还是恪守文学创作的一般性原则的。在韵律上，其严格依照希腊戏剧。就对拉丁语和通俗化的坚守来看，相较之阿特拉戏，罗马本土喜剧也望尘莫及。在悲剧创作方面，譬如戏剧世界的架构[14]，阿特拉戏仍得从希腊戏剧中寻求帮助。自诺维乌斯之后，似乎鲜有来者向希腊戏剧拜师学艺。诺维乌斯所著的阿特拉戏虽未涉足奥林匹亚，但至少提及了最富人性的神灵——赫拉克勒斯。他有篇作品名为《拍卖人赫拉克勒斯》（Hercules Auctionator），虽然风格不甚高雅，当中不乏打情骂俏的暧昧言语、粗野的淫词秽语、鬼怪吓唬甚至吞吃孩童的情节以及指名道姓、大肆辱骂的情节，但瑕不掩瑜，生动的描写、奇妙的幻想、富有哲理的笑谈、简练的哲言警句比比皆是。于是，丑角戏的地位迅速提升，很快便在首都戏剧界以及文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戏剧业

最后，我们大致谈谈戏剧业的发展。普通民众对戏剧的兴趣与日俱增，故表演场次不断增加，舞台布景也变得越来越华丽。公众节庆日演戏俨然成了惯例，甚至在乡镇私宅，雇用戏班演戏也不再是难得一见。当时不少自治市都有石砌的剧院，但首都却连一家剧院都没有。罗马纪元599年（前155年），在首都建造剧院的合同明明已经订妥，却又在元老院的阻挠下被束之高阁。元老院听取了普布利乌斯·西庇阿·那西加的意见，认为应尊重先祖遗风，故不应建造一座永久的剧院。于是，舞台剧便应运而生，日益发展壮大。人们宁愿耗费巨款搭建木戏台，也不愿建造一座真正的剧院，这与当时假作虔诚的政治观念不谋而合，但舞台布景确实有了显而易见的改善。罗马纪元580年（前174年）之前，搭建戏台及维护设备的费用由国家承担，到了特伦提乌斯时代，所有布景装置及装饰的费用则由剧组筹备人员承担。[15]为卢奇乌斯·穆米乌斯攻占科林斯（Corinth）（罗马纪元609年即前145年）演出的戏剧则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大约从那时起，人们才有了这样的想法：要按照希腊的范式，建造一座既能传音又有足够的座位，能容纳许多人的剧院。当然，他们最看重的还是演出戏剧的质量。[16]相关史料常提及优胜奖品，不难推测，当时必有几部戏剧互相竞争。观众们参与度很高，有的喜爱主角，有的则不然。雇人喝彩及朋比为奸喝倒彩之事屡见不鲜。无论是戏台布置还是戏班运作机制，在此时期均有一定改善。罗马纪元655年（前99年），盖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Gaius Claudius Pulcher）当选市政官，巧妙绘制、可移动的戏台布景始为世人所见，剧场亦能听见阵阵“雷声”[17]传出。二十年后，卢奇乌斯·卢库卢斯（Lucius Lucullus）和马尔库斯·卢库卢斯兄弟（Marcus Lucullus）当选市政官，移动布景、改换点缀之法始为世人所闻。本世纪末叶则是昆图斯·罗斯奇乌斯（Quintus Roscius）的时代。他虽为脱籍人，却着实高寿（罗马纪元692年即前62年仙逝），可谓是罗马最伟大的伶人之一。罗马戏剧界历经数代之久，仍以他为荣，以他为傲。[18]他亦是苏拉的朋友，常同他一道把酒言欢。在后文中我们还会提到此人。

杂诗

论及在本世纪广泛传诵的诗歌，史诗可谓毫不足道，这着实令人诧异。毕竟在6世纪期间，史诗确占广为传诵文学之首，但到了7世纪，诚然，史诗代表诗人不少，但无一人大获成功，甚至连风靡一时者都极为罕见。本时期的史诗代表作就只有《荷马史诗》的几版译本以及恩尼乌斯编年史的续编版，例如霍斯提乌斯（Hostius）的《伊斯特里亚战史》（Istrian War）和奥卢斯·福里乌斯（Aulus Furius，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前后逝世）的《高卢战争年鉴》（Annals ofthe Gallic War）。他们都选择从恩尼乌斯绝笔之处——罗马纪元576—577年（前178—前177年）的伊斯特里亚战争——开始，继续记载，仿佛除此之外，史事无一可述。哲理诗和挽歌方面，亦不见才华横溢的诗人脱颖而出。在本时期大获成功的、为大众广泛传诵的多为杂诗（Satura）。这种艺术形式多样，可充当书札，也可印成小册，且内容丰富多样，所以并无固定特征，充分体现诗人的创作风格。从文学上来看，杂诗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十有八九不能称作是“真正的文学”，但却为大众喜闻乐见。西庇阿文艺圈中有位少年人，名为斯普里乌斯·穆米乌斯（Spurius Mummius），即灭科林斯者的兄弟。他在兵营中写了些诙谐的信件，并寄回了本国。一百年后，人民大众仍津津乐道，对那些信札爱不释手。这种原无意公开发表的戏谑诗歌或源于罗马上流阶级奢华的社会生活，或源于其丰富的精神生活，当时为数甚多。

盖乌斯·卢奇利乌斯

以写此类诗歌见长的诗人之中，盖乌斯·卢奇利乌斯（Gaius Lucilius）（罗马纪元606—651年，即前148—前103年）为个中翘楚。他出生于拉丁殖民地苏埃萨（Suessa）的一个体面之家，也是西庇阿文艺圈的成员之一。其诗如同面向大众而写的信札，至于内容，正如他的后继者所言，细致地描述了一位绅士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位绅士既有修养，为人又独立。此人能超然于事外，客观地看待各类政治事务，平等地与上流社会人士交谈，以感性研究文学、以理性研究科学，却不愿以诗人和学者自居。总而言之，此人将其所遭遇的一切善恶是非、其毕生的政治阅历与抱负、其文法见解及艺术批评、个人生活的全部，包括拜访出行、参加宴会、外出旅行以及道听途说的故事等，都写在了诗篇中。卢奇利乌斯的诗篇尖刻自傲，与众不同，虽为驳斥他人而著，却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道德、政治上，其诗均予人启示。诗中论及乡村反抗首都的章节比比皆是。这位苏埃萨公民自认为言语地道、行事公正，故而奋起，以孤身一人之力，对抗多种方言混杂、道德败坏的巴比伦城。西庇阿派极力追求作风正规，体现在语言文字上，就是作品用语必须地道纯正。在文学批评方面，卢奇利乌斯可谓博学多才，堪称他们当中的领军人物。他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献给罗马语言学的始祖——卢奇乌斯·斯提洛。此书的目标读者并非那些用语典雅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客居意大利的希腊人，如塔伦姆人、布鲁提亚人、西库尔人等。这些人的拉丁文大多不够地道，需要纠正。故其诗花极大篇幅，展现了拉丁文的缀字法和作诗法。同时，其诗也对普雷内斯特（Praenestine）、萨宾（Sabine）以及埃特鲁斯坎（Etruscan）的土语进行了抨击，并揭发了时行的文法谬误。除此之外，卢奇乌斯不忘讥讽伊索克拉底（Isocratean）简略无味的修辞炼句，[19]甚至还亦庄亦谐地指摘西庇阿，称其过分注重语言是否精致高雅。[20]这位诗人兼教士在公私生活上修德慎行，恪守清规戒律。对此，他十分坚持，程度甚至胜于其对纯正拉丁文的坚守。这也是他的地位使然。虽然，在世系、财产和修养方面，他与同时期的罗马贵族们不相上下，在首都也有一幢华丽的宅邸，但他并非罗马公民，不过是个拉丁人罢了。他少时曾为西庇阿部下，参加过努曼提亚战争（Numantine War），之后又常常出入于西庇阿府邸。西庇阿与拉丁人关系密切，常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充当他们的保护伞，[21]卢奇利乌斯与西庇阿交往甚密，或与此有关。即便如此，他仍不能走入宦途。他本人也不屑于迈入商界——他曾说自己才不愿为当个亚细亚的包办商而放弃卢奇利乌斯的身份。他可谓生不逢时，亲历格拉古变法（Gracchan Reform）和同盟战争（Social War）前的一连串骚乱，常出入于罗马贵族们的宅邸和别墅，却不愿做他们的门客；置身于政治党派斗争中，却没有加入当中的任何一党。他在政治以及诗歌上的地位让人不禁联想到贝朗热（Beranger）。他评论时事的口吻犹如讲述人尽皆知的常识，不过语中透着无尽欢愉以及左右逢源的诙谐：

但而今从早到晚，

无论是否休假日，

公民和元老终日，

徘徊市场不离去。

大家共做一件事，

钩心斗角相欺骗。

战胜争先用谎言，

善于谄媚和诈伪。

你陷我来我害你，

仿佛彼此是仇敌。[22]

这段文字令人回味无穷，其诗作之魅力，可见一斑。在其诗中，诗人对当代丑陋之事毫不容情地进行了抨击，不管是朋党制度，还是西班牙连绵不绝的战争。不管是友人，还是诗人自身，亦未能幸免，均遭到了一番口诛笔伐。在其讽刺诗的开头，奥林匹亚的诸神元老院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讨论会，讨论罗马是否仍配受天神的保佑。纵观全诗，团体名目、阶级名称比比皆是。作者亦不惧对批判对象直呼其名。政治题材诗虽为罗马舞台所排斥，却是卢奇利乌斯之诗的元气和真髓，有着最为尖刻、最振聋发聩的讽刺力——即便传至今日，其诗大多只剩残篇断章，字里行间透出的那股力量，仍令我们心醉神迷——其诗不啻于用白刃刺穿敌人的肺腑，彻底瓦解敌人的抵抗。日后，到了罗马诗歌的亚历山大时期，甚至有位高贵的维努西亚极力想要恢复卢奇利乌斯的讽刺诗，虽然他其实比这位前辈更加擅长处理格律，但因这位苏埃萨诗人道德高尚，傲然予人自由自信之感，故令晚辈折服，以发自内心的谦逊态度，承认卢奇利乌斯“在他之上”。从他仅存于世的作品之中，不难看出，他在拉丁文和希腊文上造指极高。相传卢奇利乌斯曾在一顿饭前后作六步诗二百句，但如此仓促挥就的诗句难免粗糙：无谓的冗赘、同一口吻反复出现，甚至是明显疏忽、重大失误，在其诗中都屡见不鲜。所以，无论拉丁诗，还是希腊诗，精华之处往往都在头句。其所著六步音诗亦是如此，虽然六步音诗对于格律的要求更高，但他依旧我行我素，如法炮制。某位模仿他作诗的智者如是言道：如果我们将卢奇利乌斯之诗的字句重新排列的话，那呈现在面前的恐怕就是一篇篇散文了。从动人心弦的角度来看，其诗只能与今日的打油诗相提并论。[23]从谋篇布局的用心程度来看，如果说特伦提乌斯的诗篇称得上是精心撰写的雅致之作的话，那卢奇利乌斯的诗篇只能算作仓促草成的信札。这苏埃萨的骑士天赋极高，亦有一颗不羁之心，岂可与那非洲的奴隶同日而语？所以，特伦提乌斯的成功之路走得十分艰苦，而且他的辉煌犹如昙花一现，不可持续。卢奇利乌斯的成功之路则十分顺畅，他成名迅速，顷刻之间便成了举国闻名之人，春风得意。如贝朗热一般，他自称“所有现存于世的诗篇中，只有他的作品家喻户晓，广为传诵”。卢奇利乌斯的诗篇脍炙人口，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此事可非同凡响，这意味着文学已经成为了一股势力。倘若当时的史料能完整地留存至今日，那我们当能瞥见文学影响留下的种种痕迹。后世之人亦沿袭了前辈们对卢奇利乌斯的评判。罗马的艺术批评家们反对亚历山大派诗人，唯独推崇卢奇利乌斯，称其为拉丁诗人之魁。若讽刺诗在文学中可自成体裁，其缔造者非卢奇利乌斯莫属。可以说，卢奇利乌斯创造了罗马人独有的且流芳后世的一种艺术。

本时期，亚历山大派诗人的作品在罗马销声匿迹，唯有移译或模仿亚历山大箴铭而作的小诗。这些小诗却值得一述，并非其本身文学价值颇高，而是其实为下一时期罗马文学的开路先锋。有些诗人不甚知名，且生卒年月不能确定，姑且不论。要论崭露头角之人，当属罗马纪元622年（前132年）执政官昆图斯·卡图卢斯（Quintus Catulus）和罗马纪元652年（前102年）开始写作的著名元老卢奇乌斯·曼利乌斯（Lucius Manlius）。当时，希腊流传着各种地理故事，例如提洛的拉托那传说（Latona）、欧罗巴（Europa）和凤凰（Phoenix）的寓言等。曼利乌斯则为第一人，将这些故事传入罗马。多多那（Dodona）之鼎也值得我们关注，鼎上刻有佩拉斯基人（Pelasgians）迁居西斯里人（Siceli）和土著人之地以前的事迹。根据罗马年史的记载，曼利乌斯在旅途中发现了此鼎，并摹拓了鼎上的文字。

波利比乌斯（Polybius）

史作方面，本时期有位颇负盛名的作家。虽然，从籍贯、学术著作及文学风格上来看，此人不属意大利之流，但举世作家之中，能清醒地认识到罗马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并加以叙述的，仅此一人而已。后世之人所知的罗马发展史，大多延其所作。其人谓何？波利比乌斯是也。

波利比乌斯（约罗马纪元546—627年，即前208—前127年）生于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的梅伽洛波利斯（Megalopolis），为阿喀亚（Achaea）政治家莱科塔斯（Lycortas）之子，似于罗马纪元565年（前189年）参加罗马远征小亚细亚的凯尔特人之役，之后便出席于各类场合，为罗马处理军事及外交事务。尤其是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the third Macedonian War）期间，他斡旋其中，于关键时刻发挥作用。那次战争造成了希腊的危机。此后，他便与阿喀亚其他人质一道，流放意大利。他以流亡之人的身份居意大利达十七年之久（罗马纪元587—604年，即前167—前150年），经鲍卢斯（Paullus）诸子的介绍，方得以与首都要人相往来。送还阿喀亚人质时，他也随之回到本国，自此之后，便一直斡旋于阿喀亚同盟与罗马人之间。他亲眼目睹了迦太基（Carthage）和科林斯（Corinth）的灭亡（罗马纪元608年，即前146年）。犹如受命运提点一般，他能准确地判断当时罗马所处的历史地位，其犀利的洞察，甚至在罗马人之上。身为希腊政治家和罗马阶下囚，他的希腊文造指比西庇阿·埃米利亚尼斯及罗马一般贵族要高，有时会引来他们的嫉妒。从他所处位置来看，地中海各国合而为一，共同造就了罗马的霸权和希腊的文化，有如长久分流的百川汇归入海。其实，有名望的希腊人能真心信服西庇阿的世界观，并且承认希腊在学术界占优势，但承认罗马在政治界占优势这一事实的，唯波利比乌斯一人而已。这些事实，历史已有定论，双方理应接受。秉承着“以史为实”的精神，他身体力行着政治家应为之事，亲笔撰写着他本人眼中的历史。少年时期，他曾崇拜过阿喀亚人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爱乡之情，虽然，他个人并无力效仿。迈入晚年之后，他既已预见不可避免的结果，便主张本城邦的政策应极为密切地依附罗马。这种政策极为高明，并且确系出于好意，绝非傲慢骄矜之人能想，但是，当时希腊的政治氛围较为虚荣，注重琐事，而波利比乌斯本人也未能摆脱这种习气。他刚脱离流放地，回到本国，就向元老院提议，建议其发放正式的公文，使被释者得以在本国恢复地位。为此加图（Cato）说过一句话，很是贴切。他说在他看来，这就好比是尤利西斯（Ulysses）再回到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的洞中，向巨人讨还他的帽子和腰带一样。他常常利用自己与罗马贵族的关系为本国人谋利益，但他顺从的神情以及自夸受上国保护的言语，则颇有奴颜婢膝之感。他的文学创作与其个人社会活动秉承着相同的精神。他一生的追求莫过于撰写一部历史，记载地中海各国如何在罗马的霸道征服之下归于统一。他的著作自第一次布匿战争（the first Punic War）始，至迦太基与科林斯的灭亡终，将一切文明国家——希腊、马其顿、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迦太基和意大利——的命运娓娓道来，并且用因果关系阐明，这些国家是如何一步步沦为罗马的保护国的。他表示，自己的目的在于证明：罗马的霸权是正当合理的。就对史料的处理方式来看，他所采取的方法与当代希腊的修史法大相径庭。就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当代罗马之史与其大作无法同日而语。在罗马，史书多为编年史。当中并非未涉及重要史料，但却缺乏深入的探讨。虽然加图在其个人的著作中简要介绍了某些重大史料，并进行了初步探讨，固然值得肯定，但仅限于此，程度明显不够——大部分史作近似童话故事或是通告合集。希腊人亦有历史研究及历史著作问世，但到了六将军（Diadochi）的战乱年代，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已经完全消失，以至于诸多史家中无一人能继承雅典大师的衣钵，秉承其精神，在史料真实性上精益求精。他们当中，亦无一人能以世界史的眼光处理当代史当中的世界史史料。他们的史书或纯是对事件表象的浅显记录，或满是雅典修辞学的赘语诡辩，或满纸尽是当时社会之中的贪污、卑鄙、谄媚和怨怼现象。罗马人亦如希腊人，只有城邦史和部落史，只见树木，不见树林。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波利比乌斯系伯罗奔尼撒人，故他在心智上较希腊人与罗马人超脱，能以超脱的客观视角看待问题，所以，他能超越界限，借用希腊相对成熟的评价体系处理罗马的史料，进而撰写出一部历史。虽然，这部历史亦称不上世界史，但其至少跳脱了地方主义的禁锢，转而综述那尚未成型的罗马—希腊国的发展史。能像波利比乌斯那样，具备探本求源者一切长处的历史学家，或许前所未有，唯其一人而已。他时刻铭记自己的职责所在，始终关注真实的历史经过。大批传说、故事、无用的纪年报告都被他无情地抛弃，而有关各地及各民族的介绍、对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叙述则在他的书中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在编年史撰写者看来，这些史料并不固定于某一特定年份，故无关紧要，可以省略，虽然实际并非如此。在对史料的选取上，波利比乌斯的谨慎小心与耐心细致，在其同代的史学家之中，恐无人能及。他广泛阅读各国的书籍与文献，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地位，从所接触到的各类人士中获取信息，收集素材。他也周游地中海各国，亦漂洋过海，横渡大西洋，去沿岸诸国取经[24]。求真务实是他的天性。在重大事件上，他的兴趣既不在于拥护一国，反对他国，亦不在于拥护一人，反对他人。他热衷于发现各类事件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寻找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用文字记录，不仅是史学家的头等要务，而且还是他们的专属任务，无人能代替他们完成。他的叙事完整、简洁又明了，堪称典范，但这一显著的优点却仍不足以使其跻身第一流的史学家之列。正如其努力开拓实际事业一般，波利比乌斯亦苦心钻研写作事业，殚精竭虑。纵观人类历史，其是否可称得上是一部斗争史？人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生存权利、追寻自由。这是一个伦理问题，但波利比乌斯却用机械的思维方式思考它。在自然界，他只关注整体，至于个体以及个别事件，无论有多不同寻常，在他看来，也只不过是一个单独的元素罢了。倘若把国家比作是人为造就的机器，那个体在他眼中，最多只能算作是机器上的小零件。就此而言，波利比乌斯比任何人都适合叙述罗马民族的历史。说来也奇，罗马未曾出现过天资卓著的政治家，仅凭它们那浅薄的根基，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起来，而且还解决了各种棘手的疑难问题，一举跻身于一流强国，地位举世无双，但自由这个伦理问题却一直影响着罗马各个民族的历史。波利比乌斯在罗马史里忽略了这个问题，必将自食其果。至于一切有关正义、荣誉和宗教的问题，他的看法不仅浅薄而且荒谬。该评价也可以运用到其他场合。波利比乌斯时而会机械推论，虽显不妥，但有时实属出于无奈。例如，他认为罗马的优良政体源于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各要素的适当混合，又将罗马的成功归结于罗马优良的政体——这一推论，根据不足，略显荒谬。他对于关系的解释也缺乏根基，很多时候仅凭自己想象，难以令人信服。他对待宗教事务那种轻蔑无礼的态度简直令人生厌。他在叙述中经常故意反对刻意雕琢的希腊式遣词造句，自认为自己的笔触妥帖明白，但事实上，他的词句平平无奇，不仅时常笔力不足，而且还动辄突兀地切换话题，不是离开原题，转入议论，就是转为滔滔不绝的“自传”，带着自满的情绪向读者们叙述自己的经历。纵览全书，我们不难发现，议论的口吻比比皆是。作者原预想为罗马人著书，但却发现他们之中极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他觉得自己在罗马人眼中始终是个外国人，在本国人眼里却又始终摆脱不了叛徒的身份，又自以为对世事有着极为高明的见解，他的时代不在当今，而在未来。因此，他内心不免常怀愤懑与私恨。当他攻击那些轻浮甚至贪贿的希腊史学家和毫无批判思维能力的罗马史学家时，那种愤恨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以至于令他从严谨的史学家一下降格为不负责任的时评家。波利比乌斯或许并不是个高明的作家，但他那求真务实的精神是旁人所无法企及的，任凭文笔多么华丽，描写多么生动，亦不能盖过他去。能够给予我们如此之多的真知灼见的，除他之外，我们根本无法举出第二人。他的著作犹如太阳，照耀着罗马史界。此书一开篇便穿破了依然笼罩在萨莫奈和皮罗斯战争（Samnite and Pyrrhic Wars）之上的迷雾，带我们迎接新一天的曙光，共同走向光明。

罗马编年史

上述所言，均是一位外邦之人对于罗马宏伟历史的论述，而当时罗马本土的史书则与之有着迥然之别。本世纪初，以希腊文书写的编年史仍方兴未艾，譬如奥卢斯·波斯图米乌斯（Aulus Postumius）（罗马纪元603年，即前151年任执政官）那充斥着恶劣官箴的著作以及盖乌斯·阿奇利乌斯（Gaius Acilius）晚年（约罗马纪元612年，即前142年）写成的著作。当时不少史作受到加图爱国主义以及西庇阿派高雅作风的影响，推崇拉丁文写作，故后出的历史著作少以希腊文写就[25]，而且，之前以希腊文撰写的编年史亦译成了拉丁文。大多数民众所读到的历史著作，似乎都是这种译本。可悲的是，本期的拉丁文编年史似乎一无是处，除了一点——用本国语言写成之外，难以再从其身上寻觅到任何亮点。这种史书居然还为数甚多，而且内容甚详——如卢奇乌斯·卡尔西乌斯·赫米那（Lucius Cassius Hemina）（约罗马纪元608年，即146年卒）、卢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Lucius Calpurnius Piso）（罗马纪元621年，即133年担任执政官）、盖乌斯·森普罗尼乌斯·图底塔努斯（Gaius Sempronius Tuditanus）（罗马纪元625年，即前129年担任执政官）、盖乌斯·范尼乌斯（罗马纪元632年，即前122年担任执政官）——上述尚属知名的人士都曾撰写过此类历史典籍。除此之外，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斯凯弗拉（Publius Mucius Scaevola）（罗马纪元621年，即前133年任执政官，亦为一位有名望的法学家）担任大祭司长时曾编撰过《罗马城官方年史节要》第八十卷，并公之于世。自其之后，城史便暂告一段落，专务史实记载者日益勤勉，大祭司们渐无用武之地。无论是个人著作也好，官方授权发布的史书也罢，均混杂着似是而非的史料。显而易见，这些著作之中的叙述越是详细，其原始资料的真实性越是可疑，故研究价值不高。一言以蔽之，编年历之中，真伪并存的叙述无处不在。若要以此指责奈维乌斯和皮克托，说他们无用，不能写出异于赫迦泰（Hecataeus）和文法家萨克索（Saxo）的史书，实为至愚之举。不过后世之人若想以此类史书为据，不啻于在云雾之上建造屋宇，纵使耐性再好，亦难经受得住考验。无论旧闻缺漏多少重要信息，他们都能轻而易举地随意杜撰，将其补充完整。不管是日蚀、人口、家谱还是凯旋礼，他们都能乱填年月，而且绝不迟疑——罗慕洛（Romulus）何时升天（罗马纪元183年，即前571年11月25日），塞尔维乌斯王是如何战胜埃特鲁斯坎人（Etruscans）的（罗马纪元187年即前567年5月25日），他又是如何再次战胜他们的——这些都明见于他们的记载。所以，罗马的船坞中陈列着埃涅阿斯（Aeneas）从伊里昂（Ilion）到拉丁姆（Latium）所乘的船只，甚至连埃涅阿斯的向导，那只母猪，也被用盐腌制好，供在了罗马的灶神庙里。这些编纂编年史的贵族们虽有诗人一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却又像圣坛司事那般吹毛求疵，招人厌烦。故他们的著作既没有诗歌的优美，也不具备史书应有的严谨，使人读去只感枯燥乏味。他们自始至终都以这种单调无味的笔触描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所以，我们会在皮索（Piso）的著作中读到：若是次日要出席会议，罗慕洛便不会恣意酣饮；达拜亚（Tarpeia）出于一片爱国之心，把朱庇特神庙献给萨宾人，以便于瓦解敌人的防御。无怪当代智者尖刻地批评了此类著作，称“它们不是在书写历史，而是在给孩子们讲故事”。不过当中也不乏相对优良之作，例如几部叙述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著作。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普布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阿塞利奥（Publius Sempronius Asellio）所著的《当代史》和年岁稍长的卢奇乌斯·凯利乌斯·安提帕特（Lucius Caelius Antipater）（约罗马纪元633年，即前121年卒）所著的《汉尼拔战争史》（The History ofthe Hannibalic War）。这两本书中都包含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以及作者求真务实的创作诚意。此外，安提帕特之作有雄浑之风，但略显粗野。可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以及眼见的事实来看，这些著作无论是在文笔的简练程度上，还是在内容的创新程度上，都无法与加图的《原史》（Origines）相提并论。遗憾的是，加图不仅未能在政界崭露头角，亦未能在文学界大展宏图——他并没有自成一家，引领史书创作。

回忆录和演说词

回忆录、信札和演说词在史书典籍中并不占主流。与史作相比，它们身上作者个人风格的烙印更为浓重，流行于世的时间也更为短暂。尽管如此，它们当中仍不乏优秀之作——毕竟数量不少。罗马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们，如马尔库斯·斯考鲁斯（Marcus Scaurus）（罗马纪元639年，即前115年任执政官）、普布利乌斯·鲁弗斯（Publius Rufus）（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任执政官）、昆图斯·卡图卢斯（Quintus Catulus）（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任执政官）以及摄政王苏拉，都曾亲自提笔，记录自己的经历。虽然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或许还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参考，但它们的文学性着实不强。科尔涅利娅（Cornelia）——格拉古（Gracchi）母亲的信札集值得我们注目，一方面是因为她的用语典雅地道，个人见解亦卓尔不群；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她之前，罗马从未有信札集公开发表，而且这也是罗马妇女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本期的演说词仍未失却从加图习得的特色。律师们的辩词却并未被视为文学作品，得以公开发表的，大多是政治宣传册。革命期间，这种政治宣传册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影响范围日益增大。大批昙花一现的作品中，亦有因作者地位重要性或因其本身重要性而名垂青史的，影响力可与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的“菲利普”和古利尔（Courier）的宣传册相比拟，譬如盖乌斯·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和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Scipio Aemilianus）的政治演说词，二者都以纯正拉丁文写成，堪称极富爱国主义的杰作。除此之外，盖乌斯·提提乌斯（Gaius Titius）的演说词也堪称一绝。他的演说词语言流畅，内容通常取材于本国的喜剧。他以多种视角描写当今时代罗马的社会风貌，言辞犀利——从上文所提及的对元老陪审员的描写中可见一斑。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的演说词则犹如一面明镜——他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位崇高人物真挚的情感、高尚的品格和可悲的命运。

科学著作

科学著作当中，马尔库斯·布鲁图斯（Marcus Brutus）的法学论丛值得我们关注。这部大作发表于罗马纪元600年，即前154年前后。马尔库斯想借此把希腊方法引入罗马，用对话论述专门题材。他以明言人物、时间和地点的会话为布景，故他的著作有着半戏剧式的艺术形态，但这种方法更适宜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并不适用于大多数科学著作。因此，无论是在一般科学还是专门科学中，继他之后的科学家，如语言学家斯提洛（Stilo）和法学家斯凯弗拉（Scaevola），都弃之不用。脱离形式上的拘束，表明科学本身的价值与日俱增，人们对于科学实用性的兴趣也愈发浓厚。一般采用自由教育方式的学科，譬如文法，或称语言学、修辞学和哲学，我们已在上文中详细论述过。由于这些学科已成为罗马通识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故它们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专门科学。

语言学著作

本时期，拉丁语言学得以发展壮大，这与语言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从希腊文学中寻找依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文已经提及，本世纪初期已有人对拉丁史诗的原文进行了改编和修正，不仅西庇阿派极力主张“工稳高于一切”，而且几个最为著名的诗人，例如阿奇乌斯和卢奇利乌斯也加入到了规定正字法和文法的工作当中。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有人想从史学角度出发，发展一种新的考古学，尽管较之史学家拙劣的论文，如赫米那（Hemina）的《论监察官》和图底塔乌斯（Tuditanu）的《论官吏》，他们著作的质量并没有质的提升。较有趣味的是盖乌斯·格拉古的朋友马尔库斯·尤尼乌斯（Marcus Junius）所著的《职官考》，这可是历史上的首次尝试，欲将考古学运用到政治研究上[26]。悲剧剧作家阿奇乌斯用诗体创作了《戏谱》（Didascaliae），叙述了拉丁戏剧史的发展，但以科研的眼光来看，上述著作只流于表面，并未深入到本质层面。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德国包德摩·克洛普士托（Bodmer Klopstock）时期的正字学著作。与之相较，我们若把本期罗马的考古研究置于其下，倒也不算不公。

斯提洛

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前后，罗马人卢奇乌斯·埃利乌斯·斯提洛继承了亚历山大派的精神，奠定了拉丁文研究的科学基础。他首先追溯到语言的起源，寻找其存在的痕迹，然后对萨利僧团和《十二铜表法》进行了一番评论。他尤其关注第6世纪的喜剧，并将他认为属于普劳图斯真迹的戏剧汇编成一册——在他之前，尚未有人这样做过。他想依照希腊方式，根据史实寻找出决定罗马生活和交际现象的根源所在，考究“创始者”为谁，并且将年表中提及的所有传说都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当时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和历史著作，即卢奇利乌斯的诗集和安提帕特的年史，都在首页题词，称“谨将此书献给斯提洛”，足以见其在时人之中的成功。这位语言学家对后世的学术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把自己对文字和其他事物的研究方法都传授给了弟子瓦罗（Varro）。

修辞学

我们不难想见，在拉丁修辞学的领域，著书立说并非学者们的头等要务。他们无所事事，只能参照赫马哥拉斯（Hermagoras）和他人的希腊文纲要，以此编撰课本和练习。学校教师们在虚名和实利的诱惑之下，通常会选用此类教材。此类修辞学教材之中，有一种得以流传至今。那书系苏拉独裁时期的一位无名氏所作。他按照时兴的方式，教授学生们拉丁文学和拉丁修辞学，并且在这两个学科上均有著书立说。其教材的价值不仅在于所论述题材的贴切、实际和明确，而且还在于其对希腊原著所持的态度——不盲从，能够批判思考。虽然，在编撰教材的方法上，这位罗马人完全照搬希腊人的方法，但他亦能断然甚至悍然地把“希腊人专为使此科更形而上、更难学而收集的无用材料”排除净尽。他痛斥那析入毫芒的辩证法，称其为“喋喋不休，完全是对口才的一种戕害”。精于此道的老手则唯恐出言暧昧，过于小心谨慎，以至于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敢道出。自始至终，他都刻意避免原封不动地引用希腊学校使用的名词，称作者不可过多地教诲读者，即便真心诚意，亦不可取。他认为教师应培养学生的自助力，并且发自内心地认同这样的观点：上学是次要之事，过好自己的人生才是首要之事。他别出心裁地选择例证，数十年前引起罗马律师界注意的辩护词，在他的例证中犹有余音。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他的教材体现了对过度照抄希腊之风的反抗。昔日，这种反抗曾对本国拉丁文雄辩术的兴起起到了一定的阻扰，而且，拉丁文雄辩术兴起之后，该反抗仍未销声匿迹。故罗马的雄辩术与当时希腊的雄辩术相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显得品格更高、实用性更强。

哲学

就著述方面而言，哲学并无值得一提的代表作。因为罗马人民并无让本国哲学发展壮大的内心需求，而且，外界情势亦未有利到可让拉丁文哲学著作应运而生。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本时期是否有哲学通俗纲要的拉丁文译本问世。因为研究哲学的学者们不仅阅读希腊文原著，而且还用希腊文进行学术讨论。

专业科学

在专业科学领域，相关著作似乎甚少。罗马人虽熟谙农耕法和算法，但却始终未能给予物理学和数学应有的重视。他们忽略理论，故医学和军事学一直得不到长足的发展。一切专业学科中，就只有法学尚属完备。我们无法将法学的内部发展精准地定位到某个特定的年份，只能大致地划分出几个阶段。从总体上来说，礼法制度（Ritual Law）在本时期是日渐衰微，到了本世纪末叶时，其地位几乎与今日的公教法无异。较为复杂的法律思想主张关注内心的行为动机，而非外表特点。故犯、误犯以及所有权应受保护等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些观念早在十二铜表法时期就已初现雏形，但直到西塞罗时期方才真正成型。从上文中，我们不难窥见，政治关系对于法律发展常起到一种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有时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例如：若设立百人法庭处理遗产案件的话，也就意味着此后产权法案件均需配备陪审法庭，此庭亦如刑事案件所配备的陪审法庭，无须运用法律，却自居于法律之上，以其个人所谓的公平去破坏合法的制度，后果之一便是带来不合理的原则：任何人若是在亲属的遗嘱中被略去，则可随意提请法庭判决遗嘱无效，遗产按照法院判决处理。

本时期，法学著述不断发展完善，地位亦日渐显著。在此之前，此类著述素来只限于对法律程式及法律名词进行解释，到了本期，则逐渐演变成一种发表个人见解的文学体裁（responsa），类似于今日的判例集。畅所欲言不再是祭司团的专利，普通民众亦有了发表见解的权利，不管是在家也好，身处公共场合也罢，只要受人询问，就能借此阐明自己的意见。他们既可以采取讨论形式，有理有据地向对方阐述自己的观点，能言善辩，娓娓道来；也可以像出庭辩论那样，激烈地为己方辩护。7世纪伊始，人们开始记录下这些意见，并汇编成册，使之流传于世。始为天下先的记录者当数小加图（卒于罗马纪元600年，即前154年前后）和马尔库斯·布鲁图斯（Marcus Brutus，约与小加图同时）。他们将材料按时间排序[27]。此后不久，大祭司昆图斯·穆奇乌斯·斯凯弗拉［（Quintus Mucius Scaevola）（罗马纪元659年，即前95年）任执政官，卒于罗马纪元672年，即前82年］便对民法进行了系统的叙述。一如大祭司之职，法学亦是他家族世袭之业。他著有十八卷《民法论》（Ius Civile），部分取材于之前的判例总集，部分取材于口述的传说。凡法学所应有的资料——法案、司法判例和根据——他都尽力收罗。此书不仅开创了完备的罗马法律体系，又为此类著作树立了典范。此外，他所著的《释义》（Oroi）一书，言简意赅，可谓是法律撮要的开山之作，亦是法规著作的典范。虽然，这种发展从整体上来看，并未过多地倚赖希腊文化，但人们既已熟悉希腊人那种半哲学半实际体系，必有所触动，故欲更为系统地叙述法学。据实而言，甚至连著作之名中都依稀可见希腊文化的影子。事实摆在眼前，罗马法学受到斯多亚派（Stoa）的影响。具体实例在上文中业已提及，故在此不再赘述。

与法学相比，美术领域境况稍差。虽然在建筑、雕刻和绘画方面，人们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本土艺术的发展却如逆水行舟，不进反退。罗马纪元670—671年（前84—前83年）冬，苏拉军在小亚细亚安营扎寨，并对当地的美术作品进行了一番评头论足，自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不仅他们如此，就连侨居希腊各地的罗马人，也有鉴赏美术作品的习惯。在意大利，人们的艺术鉴赏力亦有所提高。起初，人们只懂得如何鉴别欣赏银器和青铜器，但到了本世纪初，他们不仅开始关注希腊雕像，而且对希腊画作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阿里斯提德（Aristides）的《酒神巴克斯》（Bacchus）是第一幅公开在罗马展出的画作。拍卖科林斯战争的战利品时，卢奇乌斯·穆米乌斯（Lucius Mummius）不得不把这幅画从拍卖场上撤下，因为阿塔鲁斯王甚至愿为此画出价六千第纳尔。较之以往，本期的建筑风格更为壮丽，而且还从海外进口建材——譬如从希梅郡（Hymettian）进口云石，毕竟意大利本土的云石矿尚未开发。昆图斯·梅特路斯（Quintus Metellus）（罗马纪元611年，即前143年任执政官）攻克马其顿之后，在大校场上建造了一处宏伟的云石庙宇，令首都之人大开眼界。直到帝国时期，该庙的柱廊仍大受世人赞赏。不久之后，亦有同类建筑相继问世——西庇阿·那西卡（Scipio Nasica）（罗马纪元616年，即前138年任执政官）在卡庇托尔山上建造了一座云石庙，而格涅乌斯·屋大维（Gnaeus Octavius）（罗马纪元626年，即前128年任执政官）则在竞技场上建造了一座云石庙。演说家卢奇乌斯·克拉苏（Lucius Crassus）（卒于罗马纪元663年即前91年）建于帕拉丁山之上的云石宅邸，则是第一处以云石为材建造的私宅。毕竟，无论是巧取豪夺，亦或是一掷千金，都比自行建造省事，故鲜有人选择自建。直到本期，希腊式石柱方才被运用到罗马建筑中，例如苏拉所造的卡庇托尔神庙便照搬了雅典宙斯神庙的石柱样式，由此可见，罗马建筑是多么乏味可陈。

这一时期，罗马的建筑大多出于外国艺术家之手。得以留名青史的艺术家为数甚少，且均是客居意大利的希腊人，无一例外，如建筑师赫摩多罗（Hermodorus，居于塞浦路斯岛的萨拉米人）。他曾参与过罗马船坞的重修工作、为昆图斯·梅特路斯（Quintus Metellus，罗马纪元611年，即前143年任执政官）在会堂中建造朱庇特·斯塔托尔（Jupiter Stator）的神庙以及替德西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罗马纪元616年，即前138年任执政官）在弗拉米尼竞技场建造战神庙。除他之外，还有来自大希腊的雕塑家帕西提里（Pasiteles，卒于罗马纪元665年，即前89年），罗马神庙中的象牙神像大多出自他之手。画家兼哲学家梅特罗多罗（Metrodorus）亦为希腊人，来自雅典。他曾奉命以卢奇乌斯·鲍卢斯（Lucius Paullus）的凯旋（罗马纪元587年，即前167年）为题材作画。另外，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本时期钱币样式较多，但雕刻的印模却不及前期精致美观。

最后，音乐和舞蹈亦从希腊传入罗马，但用途似乎只在于为居于奢华宅邸之内的达官贵人们助兴。诚然，这种异域艺术在罗马并不算新奇，毕竟自古以来，罗马一直准许埃伊鲁斯坎（Etruscan）的吹笛人和舞者在节庆时出来表演。往日，罗马的脱籍人和居于社会底层之人通常以此谋生，但如今希腊式舞蹈和音乐竟成为了高等宴会必不可少的点缀，不可谓不新奇。另一新奇之处在于：罗马竟开设了一家舞蹈学校。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曾在某次演讲中愤慨地控诉，称五百多个男童女童——姑且不论卑贱之人与达官显贵的子女们混杂一处，所受待遇相同——居然要从一位舞者那儿学习那不入流的击板舞蹈、歌唱技巧以及尚属禁物的希腊弦乐器的演奏技巧，真是不成器。还有一件奇事：一位身兼执政官和大祭司二职的要人，如普布利乌斯·斯凯弗拉（罗马纪元621年，即前133年任执政官），竟然在竞技场上接球，而且技巧颇高，熟练程度不亚于其在家中解决极其繁难的法律问题——罗马贵族子弟居然在苏拉的嘉节赛会上表演骑师技术，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有时，政府也想抑制这种风气，例如罗马纪元639年（前118年），监察官明令禁止在罗马演奏任何乐器，只有拉丁姆（Latium）本地所产的笛子除外。罗马的政府远不及斯巴达严苛，故禁令并起不到预想的作用，倒不如宣扬此举可能招致的后果，或许效果更好。

总之，从恩尼乌斯与世长辞，直至西塞罗时代之初，我们纵观全局，不难发现：文艺作品的数量较之前期而言有所下降，且质量也不高。所谓的“高等文学”，如史诗、悲剧、历史著作等，不是停滞不前，就是日渐式微，走向衰落。所谓的“下等文学”，如喜剧的译作和拟作、滑稽戏、诗歌和散文册等，则日趋繁盛。在这一时期，散文册还受到了革命风潮的激荡——两位文学天赋最高的作家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和盖乌斯·卢奇利乌斯犹如鹤立鸡群。法国文学中亦有与之相类似的时期——库里耶（Courier）和贝朗热（Beranger）卓然而立，从一众狂妄无能之辈中脱颖而出。至于艺术造型和绘画，可以说，罗马人的创造力始终是薄弱的，而在这一时期则境况更糟，几近为零。这群不肖儿孙不仅在政治方面大肆挥霍着祖先们留下的遗产，在文艺方面亦是如此，只能充当看戏之人，但他们对文学和艺术的鉴赏力却有所提高。本期涌现了不少鉴赏家以及收藏家。学术研究方面，法学、语言学和考古学发展势头喜人，呈欣欣向荣之势，我们可推测，这几门科学当在本期创立。本期也出现了亚历山大派诗歌的拟作，这预示着亚历山大时代即将到来。本期作品无论是在语言的流畅度上，还是在谋篇布局上，都远胜于6世纪的作品。文学家们以及文艺工作相关者均对他们的前辈表示蔑视，认为他们的作品拙劣不堪，不过此说并非毫无道理。众多作家当中，天赋最高者或许已在心中默默承认：罗马的少壮时期已成过去。虽然，某些人的内心深处可能仍怀着这样的想法，想要重新走走年少时期选择的路，尽管那其实是条错路。

[1]在其创作的剧本《鲍卢斯》（Paulus）里，大抵是在叙述派唐（Pythium）隘口时，卢奇利乌斯写了这样一句话：Qua vix caprigeno generi gradilis gressio est.（贵族到了那儿，根本无路可走。）

另一剧本中则有这样的片段：

“四足缓行，生在田间，下贱粗野，

蛇颈短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

即便剜去它的肠胃，它亦是身死而声不死。”

听众们当然会怨声载道：那种事物，恐怕即便是智者受教，都不甚了然，你居然还用如此隐晦的字句向我们形容。你若不说朋白，我们怎么可能理解？

卢奇利乌斯只好承认，自己所指的是龟。除他之外，其他雅典悲剧剧作家也爱打这种哑谜，故他们常遭到“中喜剧派”的痛骂。

[2]唯一的例外或许是《安德里亚女郎》（Andria）里对于“所事如何”一问题的答复：

那么，

“尽我们所能吧（Sic Ut quimus），”此言甚善，“因为事不遂人愿（quando ut volumus non licet）。”

这话脱胎于恺奇利乌斯（Caecilius）的一行诗，这行诗又源于希腊的一句谚语：

事若不随你所愿，你须尽己之所能（Vivas ut possis，quando non quis ut velis）。

这喜剧是特伦提乌斯最早的作品，剧场方面是在恺奇利乌斯的推荐之下，才同意将其搬上舞台的。轻描淡写的一句道谢语，足显其意。

[3]特伦提乌斯曾嘲笑村夫被狗追逐而向少年人哭诉求救一事，普劳图斯那山羊与猿猴的拙劣寓言亦与此相似。探本求源地说，这些意义不大的寓言都来自于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4]《昆仲》（Adelphi）里的米奇奥（Micio）以一生佳运为傲，他特意提及，自己最走运之处在于从未娶妻，“这在那些希腊人看来，可是再幸运不过了”。

[5]在《自扰》的序幕里，他假检查员之口责备自己：

他忽然误入歧途，从事诗歌创作，

信赖朋友的才智，并非出于一时冲动；

在以后（罗马纪元594年即前160年）《昆仲》的序幕里，他又说：

如果有不怀好意的人说（Nam quod isti dicunt malevoli），

他每个剧本都有贵族帮忙合作，

他们本以为这是严厉的指摘，

作者却反倒以之为荣：

他得到了大众喜欢之人的欢心，

那些人在战时曾用议论和实事，

证明乐于助他，毫不骄傲。

早在西塞罗时代，大家就以为这里所指的是莱利乌斯和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据说被指定的剧目中，有几场正是他们所写。有几个故事提到这位穷诗人与他那贵族恩人往罗马附近的田庄去——那些贵族们竟然袖手旁观，完全没有要给他改善经济状况的意思。在世人看来，他们简直不可原谅，但人尽皆知，要论捏造故事的功力，文学史领域可是一枝独秀。即便是刻薄的罗马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上述之诗绝不适用于西庇阿，因为他那时才25岁；也不适用于他的朋友莱利乌斯，因为他的年纪比西庇阿大不了几岁。还有人比他们更有见解，甚至想到了贵族诗人昆图斯·拉比奥（Quintus Labeo）（罗马纪元571年，即前183年任执政官）、马尔库斯·波皮利乌斯（Marcus Popillius）（罗马纪元581年，即前173年任执政官）以及博学且热爱艺术和数学的卢奇尔斯·苏尔皮奇乌斯·迦卢斯（Lucius Sulpicius Gallus）（罗马纪元588年，即前166年任执政官）。虽然这些也只不过是猜测，然而特伦提乌斯与西庇阿派来往密切，这点毋庸置疑。有一事证据确凿：在卢奇乌斯·鲍卢斯的丧事上，他的二子西庇阿和法比乌斯搭台并请了戏班来演戏。《昆仲》的首演、《岳母》的二演都在该场合举行。

[6]指本土喜剧。

[7]指代用货币。

[8]这或受到外界情势的影响。同盟战争之后，意大利民社得到了罗马公民权，故此后喜剧便不得以公社为布景地，诗人不得不对情景进行一番叙述，或是在已亡之地和外国取景。这种情形已经对旧喜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现在看来，对新喜剧似乎亦是如此。

[9]自古以来，这些名目时常出错。根据希腊史学家的记载，这种滑稽剧在罗马上演，用的是奥斯坎语。当然，这种大错放到现在，一般少有人犯，但细想起来，要把这些取景于拉丁城乡生活的剧本与奥斯坎民族联系起来，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阿特拉戏”这个名目应当另行解释。拉丁滑稽剧有固定的角色以及常用的戏谑语，需要一个固定的布景，为愚人世界提供永久的居留地。当然，在罗马舞台监察之下，罗马民社或与罗马同盟的拉丁民社则无一可供此用，虽然本国喜剧实可移到这些地点。阿特拉虽在法律上与卡普亚（Capua）同亡于罗马纪元543年（前211年），实际上却依然存在，为罗马农人所居的村落。从一切方面来看，其皆适于此项用途。此揣测经过考证，已成定论。我们见这种滑稽剧有几出布景于拉丁语领域内别的民社，虽然这些民社都已不复存在，至少是在法律意义上不复存在——如庞波尼乌斯（Pomponius）的《卡帕尼》（Campani）布景于卡普亚（Capua），他的其他作品如《艾德菲》（Adelphi）和《智慧女神节》（Quinquatria）亦是如此。诺维乌斯的《米利特斯·波姆提尼瑟斯》（Milites Pometinenses）布景于苏埃萨-波美提亚（Suessa Pometia）——而尚存的民社则无一受此待遇。所以，这种戏剧真正意义上的发源地为拉丁姆，而舞台则是拉丁化的奥斯坎地，可以说，其与奥斯坎民族无关。有人说奈维乌斯（卒于罗马纪元550年，即前204年前后）有一部戏剧因缺乏合适的演员，故用阿特拉人出演，因此得名为“伶人戏（Personata）”，该说不无道理。“阿特拉伶人（Atellan players）”这个名目在此时尚未出现，从此处我们不难推测，他们以前被称为“面具伶人（masked players/personati）”。

此法亦可用于关于“菲斯克尼歌（lays of Fescennium）”之来源的解释。此为罗马人所写的诙谐诗，以南埃特鲁利亚的村落菲斯克尼乌姆为背景，但我们不必因此便把菲斯克尼歌归入埃特鲁斯坎（South Etruscan village of Fescennium）诗歌一类，正如我们不能把阿特拉戏归入奥斯坎诗歌。根据史料，菲尼克斯在该时期为村落，而非城市。诚然，我们不能直接证朋，但从作家谈到此地时的口吻以及此地不见于铭文这两点出发，我们不难推断，此事极有可能为实。

[10]据李维（Livy）之说，阿特拉戏（Atellan）、萨图拉戏（Satura）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戏剧有着密切的原始联系，但此说毫不足取。一如今日的职业伶人大异于以往赴面具舞会之人，在此之前的伶人与阿特拉伶人大相径庭。直至特伦提乌斯时代，伶人仍无面具，而阿特拉戏中的角色却大多戴面具上场。二者之间有一种不可抹煞的原始差别。戏剧源于吹笛剧，起初并无朗诵部分，只限于歌唱和跳舞，之后便有了萨图拉戏，最后才经安德罗尼库斯之手，从希腊舞台剧处学来了所谓的“脚本”（Libretto）。旧日的笛歌，此时已取代了希腊合唱的地位。由此可见，其在发展初期与票友们所识的滑稽剧并无半点交集。

[11]在帝国时期，阿特拉戏由职业伶人出演。他们自何时始从事于此业，未见记载，但应在西塞罗之前的时代，即阿特拉戏获许上台表演之时。该见解与下述之事不谋而合：在李维时代，阿特拉伶人与别种伶人不同，有权获得谢金，因有职业伶人始为获取薪金而出演阿特拉戏一说，但这并不意味着阿特拉戏没有义务出演、不收薪金的票友（例如在乡镇表演时）。

[12]希腊的滑稽剧不仅在意大利底层平民之间十分流行，而且还发展出了几种不同的剧本，例如索帕托（Sopater）的《扁豆粥》（Lentile Porridge）《巴奇斯的求婚者》（Wooers of Bacchis）《密斯塔古的仆人》（Valet of Mystakos）《书呆子》（Bookworms）和《心理学家》（Physiologist）等，这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些剧目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阿特拉戏。这种滑稽剧的历史可追溯到那不勒斯（Neapolis）及其四周的希腊人在说拉丁语的坎帕尼亚境内自成一区之时。因为当时的滑稽剧剧作家当中有位叫布莱苏斯（Blaesus）的用罗马笔名写了一部剧，名叫《萨图尔努斯》（Saturnus）。

[13]据犹塞比乌斯（Eusebius）的说法，庞波尼乌斯（Pomponius）生在罗马纪元644年，即前110年前后；维勒乌斯称他与卢奇乌斯·克拉苏（Lucius Crassus）（罗马纪元614—663年，即前140—前91年）以及马尔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罗马纪元611—667年，即前143—前87年）同个时代。前一说大约晚了三十余年；从维克托利提（Victoriati）的计算法可见，该法约于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作废，却仍见于他的《画家》（Pictores）一作中。约在本世纪末叶，阿特拉戏的舞台地位被丑角戏取代。

[14]此种戏剧的搞笑效果不错，例如诺维乌斯的《腓尼基妇女》（Phoenissae）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起来！带上武器！看我不用灯草棍打死你！”与梅南德作品中“假赫拉克勒斯的现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5]剧组的筹备人员素来需用拨给他的款项来装饰舞台、布置道具，偶尔也需要自己出钱布景，但一般不会在这方面花太多钱。在罗马纪元580年（前174年），监察官特别为建造副执事官和市政官的竞选舞台布置一事立了合同，交给专人承办。由此，舞台器具可以重复利用，促进了布景方面的发展。

[16]我们可以从《维特鲁》（Vitruv）v.5，8中推测出：罗马人注意于希腊人的收音装置。黎切尔（Ritschl）曾讨论座位问题，但似乎只有非无产阶级者才能有位置。此外，贺拉斯（Horace）所谓“被征服的希腊俘虏了战胜者”，原只是对穆米乌斯（Mummius）那开新纪元的戏剧比赛而言。

[17]普尔克（Pulcher）的布景应该是精心绘制的，相传鸟雀活灵活现，有栖在瓦上之势。雷声的玄机则在于装在铜罐里的钉子和石头。普尔克是第一个用滚石模拟雷声的，因此，这种雷声便被命名为“克劳底的雷声（Claudian thunder）”。

[18]至今尚存的本期小诗之中，有一首铭体诗，咏叹这位名伶：

最近，我站立着，朝拜初升的太阳。

看呵！我左边，罗斯奇乌斯（Roscius）忽然起身，

天神请莫怒，我心想什么说什么：

我见这凡人真似比天神美丽。

这诗具有希腊的情调，并且是有感于希腊人对于艺术的热情而作。作者非同小可，就是罗马纪元652年即前102年任执政官，战胜辛布里（Cimbri）部的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 Lutatius Catulus）。

[19]诶，这下贱的浮辞滥语！

一块一块地堆砌得这样整齐，

宛如五光十色嵌镶的礼拜堂。

[20]诗人忠告他：

你若想被称赞，想显得比别人更博学高雅，

就不要说pertaesum，而是说pertisum。

[21]即西庇阿为他们提供帮助。

[22]原文为：Nunc vero a mane ad noctem，festo atque profesto Toto itidem pariterque die populusque patresque Iactare indu foro se omnes，decedere nusquam.Uni se atque eidem studio omnes dedere et arti; Verba dare ut caute possint，pugnare dolose，Blanditia certare，bonum simulare virum se，Insidias facere ut si hostes sint omnibus omnes。

[23]下面这段较长的诗可以代表作风和格律的特色，但因其结构散漫，故不能译为德文六步诗：美德即能按各种事物在社会之中的状态，估定它们的正当价值。要理解美德，就要理解每种事物对于人类的影响。要理解美德，就要理解何为有用，何为正当；何为善良，何为邪恶；何为无用，何为危害。人能准确地划定赢利和勤劳的界限，定下财富的正当价值，即为美德。使各等人得其所应得，仇视恶人和恶习，爱护好人和美俗，这就是美德。对好人须怀尊重和敬畏的心，抱亲切和真诚的态度。要永远先顾祖国的幸福，而后为父母谋利益，最后才想到自己的利益。

[24]然而在本期希腊人之中，这种学术性的旅行却并非罕见之事。例如在普劳图斯的剧本里，一个常来往于地中海的人问道：

为何不走？

回家去吧，我又不想写一部历史。

[25]据我们所知，唯一的例外是格涅乌斯·奥菲狄乌斯（Gnaeus Aufidius）的希腊文史作。此人诞生时，西塞罗正当童年，即为罗马纪元660年，即前94年前后。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弗斯（罗马纪元649年，即前105年执政官）的希腊文回忆录不能视为例外，因为作者写他们时正被逐在士麦那（Smyrna）。

[26]例如有人在王政时期任命副执政官的是公民而非国王，当然此说不可能为真，因为它显然带有党派的色彩。

[27]加图的书或名为De iuris disciplina，布鲁图斯的或名为De Iure Civili；两书大体是意见的总集，可以西塞罗为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史．第五卷／（德）特奥多尔·蒙森著；严晓朦，李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8

ISBN 978-7-229-11681-1

Ⅰ．①罗…　Ⅱ．①特…②严…③李…　Ⅲ．①古罗马－历史　Ⅳ．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2309号

罗马史　第五卷

LUOMA SHI DI-WU JUAN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严晓朦　李娟　译

责任编辑：刘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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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681-1

定价：8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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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五卷　军人君主制的创立

第一章　马尔库斯·雷必达与昆图斯·塞多留

第二章　苏拉的复辟政治

第三章　寡头政治的覆灭和庞培主政

第四章　庞培和东方

第五章　庞培外出时期的党争

第六章　庞培的退隐与争权者的联合

第七章　平定西方

第八章　庞培和恺撒的共治

第九章　克拉苏之死与共同统治者之间的决裂

第十章　布隆迪西乌姆、伊莱尔达、法萨卢和塔普苏斯

第十一章　旧共和与新君政

第十二章　宗教、教育、文学和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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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军人君主制的创立

“他如此环视四周，

这事在他脑海里翻滚，

他该如何诉说这一切？

他该如何将涌现的事联系起来？

他该如何保持精力旺盛

笔耕不辍地撰写？”

——歌德

第一章　马尔库斯·雷必达与昆图斯·塞多留

反对派法学家对改革平民党持友好态度

苏拉逝于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当时他恢复的寡头政府完全掌控着整个罗马国家。但这个政府是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仍需诉诸武力才能在无数潜在或公开的敌人面前捍卫自己的地位。对抗它的并不是某个有明确目标并隶属于公认首领之下的单纯党派，而是成分极为庞杂的一群人。他们被通称为平民党，但实际上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立场和大相径庭的目的，来反对苏拉的共和组织。这其中包括拟订法律的法学家，他们既不参政，也丝毫不了解政治，但对苏拉独断专行地处置公民的生命及财产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即使苏拉在世时，所有的反对派都噤若寒蝉，这些严肃的法学家就已经揭竿而起，反对摄政。例如，剥夺了各意大利公社罗马公民权的科尔涅利乌斯法，在司法裁决中全部被视为无效。同样地，若一位公民在革命期间成为战俘而后被卖作奴隶，法庭也认为他并未丧失公民权。旧时元老院中的少数自由派仍有存在者，他们以前致力于与改革派和意大利人达成妥协，现在则秉承同样的精神对平民党作出让步，以改良苏拉那种强硬的寡头体制。更有甚者，在所谓的平民党中，那些真诚笃信而心胸狭窄的激进分子，他们曾为了如今的党纲口号而牺牲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在胜利之后，却悲痛地发现他们所奋斗以求的并不是事实，而是一句空话。他们的特殊目的是恢复保民官的权力。苏拉虽然没有废除他们的权力，但剥夺了其最重要的特权。由于这种制度没有显著的实际用途，且事实上只是一个虚幻的幽灵，因此保民官的权力对于民众更能发挥神秘的魔力——一千余年后，仅仅是保民官这一名目就能使罗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为重要的是，一些人数众多且位高权重的阶级对苏拉的复辟感到不满，他们的政治利益或个人利益遭到了直接损害。其中部分生活在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富庶区的人民属于反对派，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于罗马纪元665年（即公元前89年）授予的拉丁权只是所有罗马公民权的一部分，这样做容易引起骚乱。属于此类的还有自由民，他们人数众多，资产雄厚，且聚居于首都，因此尤为可畏。复辟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之前无实际作用的表决权地位，对此他们感到无法忍受。许多大资本家也处于相同的地位，他们谨慎小心，保持缄默，但仍似往常一样怀有满腔的怨恨，掌握着坚不可摧的势力。首都的民众意识到只有白送粮食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也感到不满。受到苏拉没收财产之害的公民更加义愤填膺——他们如庞培人一样，财产被苏拉的殖民者所剥削，并与后者同处一座城墙之内，双方陷入了无休止的纷争之中。抑或如阿雷提纳人（Arretines）和沃拉帖雷人（Volaterrans），虽实际保有其领土的所有权，但头顶似乎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被罗马人没收土地的危险。尤其如在伊特鲁里亚，留守故地的人沦为乞丐，逃入森林的人沦为盗贼。最终，那些平民党首领有的因复辟而丧命，有的流浪于毛里塔尼亚海岸，或旅居于米特拉达特斯的宫廷和军队中，饱受流亡异乡之苦，他们所有的亲属和自由民都开始躁动不安。由于紧密的家族联系主宰着当时的政治见解，因此那些留在国内的人为了维护脸面，[1]就必须设法使流亡在外的亲属获得回归国土的特权。如果亲属不幸客死他乡，他们至少也须尽力将那沾在其遗属及子孙身上的污点抹去，并将祖传的产业归还给其子孙。尤其是罪人的子女已被摄政者贬为法律上的贱民，他们实质上是受到法律的召唤，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现有的秩序。

破产之徒

反对派除以上各部外，还加上了全体的破产之徒。这些乌合之众不分贵贱，将其全部资产通通挥霍于或高雅或庸俗的酒色之中。其中有高官贵族，他们除债务外无以见其高贵；有苏拉的士兵，他们虽能依据摄政者颁布的法令成为地主，却无法成为农民，当挥霍掉罪人的第一批遗产后，他们还渴望得到第二批——这些人只顾等待那召集其共同反抗现有秩序的旗帜展开，至于旗帜上还写着什么，他们却毫不关心。基于相同的需要，所有雄心勃勃并寻求民之所向的才智之士都依附于反对派。不仅有那些被严格封闭的贵族圈拒之门外、或至少没有快速升迁机会的人，他们因此试图冲入那座阵营，凭借人民的支持打破独断专行且注重资历的法律，还有更为可畏的人，他们野心勃勃，其志向远不止于在同僚制的阴谋诡计中来决定世界的命运。唯一免于被苏拉封闭的合法反抗场所只有法学家的讲坛，尤其在这讲坛上，即使在摄政者在世时，这些壮志满怀的人就开始以正式法学和灵巧的雄辩术为武器，对复辟进行猛烈抨击。例如，出色的演说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他是地主阿尔皮努姆之子，出生于罗马纪元648年（即公元前106年）1月3日，凭借谨慎而又大胆的反对独裁行动骤然成名。如果反抗者想要的只不过是凭借自己的手段获得宝座，然后心满意足地稳坐其上，那这样的努力便无足轻重。毫无疑问，若此宝座无法满足一个深得民心的人，而且在盖乌斯·格拉古已经后继有人的前提下，一场生死较量便不可避免。但至少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人有如此崇高的志向。

反对派的势力

以上所说的就是苏拉设立的寡头政府必须要对抗的反对派。苏拉死后，该寡头政府便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这比苏拉预料的要早。这项任务本就不易，当时社会及政治上的弊端又使其更加困难——尤其是一方面要使各省的军事首领服从于最高民政当局，另一方面，不仅要应付聚居于首都的意大利人和非意大利籍人，又要应付首都那些实际上已获自由之身的奴隶，并且没有任何军队可供支配，实在是难上加难。元老院似乎处于一座毫无屏障、四面受敌的堡垒之中，严重的战事接连发生。但是苏拉所组建的抵抗力量却也强大持久，虽然大多数国民都对苏拉创建的政府表示不满，甚至对其心存敌意，但面对那迷乱纷纭、既没有一致的目标和手段、又缺乏领导者且分裂为数百个派别的反对派，该政府却能在堡垒中长久自保。元老院必须有维护其地位的决心，至少要拿出一点建造堡垒的精力来保卫它。因为如果连卫戍部队都不肯自卫，那么即使有最出色的设防能手来修建城池也是枉然。

朋党组织缺乏领袖

严格来说，双方都缺乏领袖，因此一切事情越有赖于双方领袖的品质，便越是不幸。那一时期，政界完全被最为恶劣的朋党制度所控制，这固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各个家庭与社团的紧密结合原本与贵族政体密不可分，且数百年来都盛行于罗马，但那时它们开始变得所向无敌，到了现在（始于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它们的影响力仍然不因法律禁令而有所减弱，却因这种禁令而更加有凭有据。

所有贵族，无论是倾向于平民党的还是真正的寡头党，都结成帮会。同样的，只要是经常参与政事的公民大众，也根据他们的选举区组成几乎与军事组织无异的紧密团体，将区长即区分配官作为他们的领袖和代表。所有东西都可以在这些政治团体中进行交易，尤其是选民的表决权，除此之外还有元老院议员和法官的表决权，以及引发街头暴动的打手和指挥暴动的头目。上流阶级团体与下流阶级团体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价目表的差异。帮会操纵选举，帮会进行弹劾，帮会还组织辩护。它不仅聘请了有名望的律师，而且与靠大规模买卖法官表决权而暴富的投机商人签订合约，以在必要时获得赦免。帮会凭借团结紧凑的群体控制着首都的街市，又因控制首都而主宰全国。这一切都按照某种规则进行，也可以说是公开进行着。在组织与管理方面，帮会制度要优于其他任何行政管理机构。虽然人们对于不法行为都会心照不宣地避免直接提及，但没有人会隐瞒包庇，有名望的律师也不会因公开表明自己与顾客所属帮会的关系而感到羞耻。如果一个人违背这样的原则却仍参与公众生活，那么这个人就如马尔库斯·加图一样，必定是个政界的堂·吉诃德。党派和党派斗争被社团及其相互之间的冲突所取代，政治被阴谋诡计所取代。有一个颇为可疑的人物，名叫普布利乌斯·克塞古斯（Publius Cethegus），他先前是一名最为积极的马略党，后来投奔苏拉，颇受重用，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他是狡猾的告密者，游走斡旋于元老院各派之间，掌握各党的秘密阴谋，有时根据情人普雷琪娅（Praecia）的一句话，他就能知道最重要将领的任职命令。只有当参政之人的才能极为平庸时，才会出现这样的困境，任何才能出众的人都会如扫蛛网一样扫荡这种朋党，但那时最为缺乏的正是具有政治或军事才能的人。

腓力普斯、梅特路斯、卡图卢斯和卢库勒斯

在内战中幸存下来的老一辈，颇具名望的只剩下精明老成而又口才过人的卢奇乌斯·腓力普斯（Lucius Philippus，于罗马纪元663年，即公元前91年任执政官）。他之前曾倾向于平民党，后来领导资本阶级对抗元老院，并与马略党关系密切，最后又转而投奔取胜的寡头党，博得感激和称赞，得以在两党之间保全性命。在下一代中，最著名的贵族领袖有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Quintus Metellus Pius，于罗马纪元674年，即公元前80年任执政官），他与苏拉并肩奋斗，同甘共苦；有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 Lutatius Catulus），于苏拉去世那年——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任执政官，是得胜将军维尔塞莱之子；还有两位年轻的军官，即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和马尔库斯·卢库勒斯两兄弟，前者在亚细亚，后者在意大利，同隶属于苏拉部下，战功赫赫。且不说像昆图斯·霍腾西乌斯（Quintus Hortensius，罗马纪元640—704年，即公元前114—前50年）这样的贵族，仅仅在辩护时才能发挥一点作用；更不用说于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任执政官的德奇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Decimus Junius Brutus）和马莫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李维亚努斯（Mamercus Aemilius Lepidus Livianus）等无能之辈了，他们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其贵族式的名字。

但即使是那四个人，也比不上当时平庸的贵族。卡图卢斯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位高雅正直的贵族，但资质平平，尤其不善用兵。梅特路斯不仅人品可敬，还是一位才能出众且经验丰富的军官。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在辞去执政官的职务后，他被派往西班牙，当时卢西塔尼亚人[2]与昆图斯·塞多留率领的罗马亡命徒正在西班牙再度起事。他之所以被派往该地，并不是因为他与摄政者的关系甚密，而是由于其公认的杰出才能。卢库勒斯两兄弟也是良将，尤其是哥哥，集军事才能和文化修养于一身，酷爱写作，为人也备受尊敬。但是，就从政而言，即使是这些较为优秀的贵族，其疏忽短视也不亚于当时的一般元老院议员。面对外敌，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无疑显示出了出色的才能和过人的胆量，但没有人想要或者想出办法来解决真正的政治问题，也没有人充当舵手，带领民族之船渡过那阴谋诡计与党派纷争的汹涌大海。他们的政治才能仅限于笃信寡头政治是救世的不二法门，痛恨煽风点火的恶劣行径和所有自谋解放的个人专权。他们没有很高的追求，一点琐事就能使其满足。据说梅特路斯在西班牙时，不仅喜欢西班牙应景诗人随意弹奏的不协调的七弦竖琴，而且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像供奉神一样，为他敬酒焚香。宴席上，胜利之神在假造的雷霆中降临，人们将胜利者的金冠戴在他的头上。这些事情与大多数历史逸事同样荒诞无稽，但这种传闻反映了后辈们堕落的野心。

即使这些较为优秀的人并未获得权势，只得到执政权、胜利和元老院的一个尊位，他们也感到十分满足。当他们壮志满怀，正要开始真正为自己的国家和党派作出贡献时，却退出了政治舞台，沉迷于皇室骄奢淫逸的生活之中。像梅特路斯和卢奇乌斯·卢库勒斯这样的人，即使在任将军之时，他们所关心的也不是如何通过征服新君主和新民族来扩大罗马的疆域，而是如何获得非洲和小亚细亚的新美味，以增加罗马烹饪法中野味、家禽和甜点的种类，他们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虚度在了这或多或少有些创意的无用之事上。祖传的天资和个人的克己是所有寡头政治的基础，在当时日趋没落且依靠人工恢复的罗马贵族中，这两种品质已经荡然无存了。人们普遍认为，党派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爱慕虚荣就是满怀抱负，目光短浅就是始终如一。假如维护苏拉政治体制的人曾出席罗马红衣主教团或威尼斯十人会议，那么反对派是否能如此迅速地动摇其政治体制，我们就无从得知了。有这样的维护者，每次攻击当然会造成严重的危机。

格涅乌斯·庞培

在那些对苏拉的政治体制既不绝对服从又不公然反抗的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年轻的格涅乌斯·庞培，苏拉去世时他年仅28岁（生于罗马纪元648年，即公元前106年9月29日）。此事对于景仰者和被景仰者来说都是不幸的，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庞培拥有强壮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非常擅长运动，即使在任高级军官时也与手下的士兵比赛跳远、跑步和举重。他还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骑手和击剑手，为义勇队的一名猛将。这个年轻人在还不能任官职和入元老院的年龄，就已成为了最高统帅和得胜将军，且在民意调查中获得了仅次于苏拉的地位。不仅如此，宽容的摄政者还半承认半讥讽地授予了他“大帝”的称号。遗憾的是，他的天资与这些史无前例的成功完全不符。他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一个无能之辈，而只是个十足的普通人，他天生是个优秀的军士，当时的形势使其成为了将军和政治家。但作为一名智勇双全、骁勇善战的军人，即使就军事才能而言，他也没有任何更高的天赋。在做将军或其他事情时，他的特点是谨小慎微，近于胆怯。如果可能，他只有在占据极大优势时才会给敌人断然一击。他的修养就代表着当时普通人的修养，虽然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但当他到达罗德岛时，却没有忘记向当地的雄辩家致以赞赏和馈赠。他的正直与那些谨慎管理巨大资产的富人如出一辙。他并不排斥按参议员的常规方法来赚钱，但是他太过冷静和富裕了，因此不会为了这种事冒特别的风险，也不会自取其辱。他之所以能获得公正无私的美名，并不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美德，而是因为同时代的人都恶习盛行。他的“诚实面貌”几乎尽人皆知，即使在他去世后，也被尊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实际上，他是个好邻居，从未参与当时贵族的阴谋，如强迫卑贱的邻居出售田地或采取更加恶劣的手段来扩充地界。在家庭生活中，他对妻儿的感情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当时还盛行一种野蛮的风气，即将俘虏的敌国君主和将军游街示众，然后将其处死，而庞培是废除这一陋习的第一人。

但这些并不妨碍他做以下事情：他奉君主苏拉之命忍痛与爱妻分离，只因为她是罪臣之女；他还依苏拉的指示，非常冷静地令人将那些曾跟他患难与共，甚至向他伸出过援手的人处死。他并非凶狠残暴，虽然人们都这样责备他。但他无论是对待善行还是恶举，一概都冷酷无情，这或许更加恶劣。在战争中，他面对敌人，毫不畏惧；在生活中，他害羞内敛，会因为一点小事而两颊泛红；当众发言时，他不免有些局促紧张，与人交际通常会稍显笨拙僵硬，无所适从。他固执傲慢，正如所有夸耀自身独立性的人一样，但在懂得如何运用他的人手里，尤其在那些他不怕受其支配的自由人和门客手里，他是一个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最不适合做的就是政治家。没有确定的目标，没有选择策略方法的能力，对待大小事务都目光短浅，束手无策；他习惯将自己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隐藏在冷酷的外表之下，当他耍手段时，自以为欺骗了别人，而实际上只是欺骗了自己。由于他军事地位较高且与各地联系密切，因此就算无所作为也能得到大群私党的拥护，有了他们的支持，他便可以大展宏图。但庞培在各方面都没有能力领导和团结一个党派，如果党派始终保持团结一致，那也不是他的功劳，而是时势使然。这件事情如同其他事情一样，使我想到了马略，但马略虽然生性粗暴，却不及这位招人厌恶又呆板固执的假伟人那样令人无法忍受。他的政治立场是完全错误的。他是苏拉的部下，理应有义务维护恢复的政治体制，然而他不仅再次反对苏拉个人，而且还反对整个元老院。庞培一族仅在最近六十年来才被载入执政者名录，但在贵族看来尚未获得足够的地位。庞培的父亲曾对元老院抱有可恨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他自己曾属于秦纳党（Cinnans），这些陈年旧事或许积压在人们心底，但尚未被遗忘。庞培在苏拉手下身居高位，因此他虽表面上与贵族来往，但内心却与他们不和。庞培头脑简单，又轻而易举地迅速登上了荣誉的巅峰，不免会感到头晕目眩。正如他将自己与最富诗意的英雄角色相比，以嘲笑自身的无趣与平凡一样，他开始将自己比作亚历山大大帝，并自诩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似乎不仅仅是罗马五百元老之一。

实际上，没有人比庞培更适合参与贵族政治。他外表庄严，举止得体，勇敢无畏且私生活检点。如果他早出生两百年，或许他那缺乏主动性的性格能使他获得尊贵的地位，与昆图斯·马克西姆斯（Quintus Maximus）和普布利乌斯·德西乌斯（Publius Decius）平起平坐。平庸之才是真正的贵族和罗马人的特点，庞培与公民大众和元老院之所以能够如此契合，大多得益于此。他生来就注定会成为元老院的将军，如果他以此为足，那么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也可以获得一个明确而备受尊敬的地位。但是他并不感到满足，于是陷入了一种致命的困境，想要去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他始终渴求能在国内占据一个特殊地位，可当这一地位出现时，他又无法断然将之占为己有。众人和法律若没有无条件服从于他，他就会愤愤不平，可是他又会视众人为其同列，而不仅是假装谦虚，并且只要一想到做任何违反宪法的事，他便心惊胆战。因此，这位始终与寡头党存在本质上的分歧，但同时又听命于寡头党的奴仆，内心一直饱受折磨：一方面怀有雄心壮志，一方面又害怕目标实现，于是便在内心永久的矛盾中无趣地度过了自己纷纭缭绕的一生。

马尔克斯·克拉苏

马尔克斯·克拉苏与庞培一样，不能算作是寡头党绝对的拥护者，他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比庞培年长几岁，与之相似，也属于罗马的高等贵族阶层，并接受了该阶层寻常的教育，而且也像庞培一样曾作为苏拉的部下，在意大利内战中立下战功。论天资、文学素养和军事才能，他远不及许多同辈，但凭借大量实战经验和力争掌控一切的毅力，他竟赶超了他们。最重要的是，他还投身商业。革命期间，他购买的房产奠定了其财富基础。但他不以任何牟利之事为耻，他非常谨慎地在首都经营着大规模的建筑业；与自由人在不同领域合营事业；在罗马城内外开设银行，或亲自料理或委人代办；贷款给元老院的同僚，若有需要还会替他们办事或贿赂法院，在牟利上他通常不择手段。苏拉在审讯时，证明克拉苏有伪造名单之罪，因此苏拉从此没有在国事上任用过他。众所周知，那份写有他名字的遗嘱是伪造的，但他却没有拒绝这份遗产。由于一个小农的田地与他的田地毗邻，他的管家便连赶带骗地将其逐出，克拉苏竟没有反对这一做法。无论如何，他都会避免公然犯法，过着平凡而简单的富人生活。这样，克拉苏在几年间从一个与普通元老院议员财富相当的人，变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富豪。他去世前不久，在支付了一笔巨大的额外开销以后，其资产仍达一亿七千万赛斯特斯（合一百七十万英镑）。他成为了罗马的首富，在政界也颇具影响力。

若照他的说法，不能以自己的收入养活一军的人，就不能自称为富人，那么如果有人能这样做，便不只是个公民了。实际上，克拉苏的目标远不止成为罗马的首富。他尽力扩展自己的人脉，首都的每一位公民，他都能叫得出名字并与他们寒暄。在法庭上，凡有求于他的，他都不会拒绝。上天固然没有赋予他杰出的演讲才能，他的演说枯燥无味，发言千篇一律，听力也严重受损。但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没有被厌倦所遏止，也没有被其他乐趣所分散，他最终克服了种种障碍。他时刻准备着，从不临阵磨枪，因此成为了一名深受人们信赖的辩护律师。毫不夸张地说，经过他手的案子很少出现太恶劣的后果，他懂得如何去说动法官，不仅仅靠其口才，还依靠其广阔的人脉，偶尔还会用金钱来达到他的目的。元老院中都有一些人欠他的钱，他习惯于借钱给“朋友”，不收利息，且随意收回借款，使一些颇有势力的人物依赖于他。他像个真正的生意人一样，不分党派，与各方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欣然将钱借给那些有能力偿还或有用之人。最大胆的政党领袖可以向各方发动猛烈的攻击，但他却不敢与克拉苏发生冲突。人们将他比作牛群中的一头公牛，别人不敢轻易激怒他。显而易见，这样的人处在这样的地位，其志向绝对非常远大。与庞培不同的是，克拉苏如一位银行家，深谙政治投机活动的目的和手段。自罗马起源以来，资本在这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身处这样的时代，似乎有了金和铁，做任何事情都能畅通无阻。在革命时期，贵族资本家或许想要推翻氏族寡头政体，像克拉苏这样的人，其着眼点或许高于凯旋将军的束棒和绣衣。那时他属于苏拉党，服从于元老院，但他更像一个金融家，不专属于某一个党派，也不追求个人利益以外的任何事物。克拉苏作为罗马最富有且最受欢迎的人，绝不是个吝啬的守财奴，而是个规模极大的投机者，那他为何不能在王位上进行投机呢？或许只凭他一人无法达到这一目的，但他已与人合伙干了许多大事。所以，关于此事，有一个合适的人出来与他合作也并非不可能。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普通的演说家及军人，一个活跃且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一个实际上除了万贯家财和经商才能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依靠万能的党派和阴谋诡计，居然自以为可以同当时最杰出的将军和政治家不相上下，而且竟敢与他们竞争那激起政治野心的最高战利品。

平民党领袖

在真正的反对党中，无论是自由的保守党还是平民党，革命的风暴已经造成了可怕的损害。在保守党中，幸存的名人只剩下盖乌斯·科塔（Gaius Cotta，罗马纪元630—681年，即公元前124—前73年）了，他是德鲁苏斯的朋友和同盟，因此于罗马纪元663年（即公元前91年）遭到流放，后来苏拉取胜后，才得以回国。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支持者，但无论就其党派还是其个人地位而言，他都只能占据受人尊敬的次要地位。在平民党的后起之秀中，时年24岁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生于罗马纪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7月12日[3]），引起了朋友和敌人的注意。他与马略和秦纳都有亲戚关系（他的姑母是马略的妻子，他自己娶了秦纳的女儿）。这个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独裁者命其与娇妻科妮莉亚（Cornelia）离婚，他断然拒绝，没有重蹈庞培的覆辙。马略授予他的祭司职也被苏拉卸掉了。在剥夺人权时期，他受到了威胁，被迫流亡在外，因其亲属帮忙求情才勉强逃过一劫。他在米蒂利尼[4]（Mytilene）和西里西亚英勇作战，没有人会料到这个娇生惯养，甚至有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竟然会如此勇敢。甚至连苏拉都警告别人要小心这个“穿着裙子的男孩”，藏在他心中的不止一个马略——以上这些，在平民党看来，正是他的可取之处。但是恺撒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等待那些靠资历和公共职位而有资格掌控政党和国家的人，不是死了，就是流亡在外。

雷必达

由于平民党缺乏真正有资格的人来担任领袖，因此凡是愿意奋力拥护受压迫民权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平民党的领袖。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便是这样成为了该党的领袖。他本属于苏拉党，后转而加入平民党的阵营，其动机非常可疑。他曾是一个热心的贵族，也是地产拍卖会中的大买家，后来成为了西西里的省长，但由于横征暴敛而面临弹劾的危险，于是他为了避免被弹劾，便加入了反对派。这是个未必有益的收获。毫无疑问，反对派因此得到了一个颇有名气的人，一位贵族，一位激情澎湃的演说家。但雷必达是个无足轻重、做事鲁莽轻率的人，无论在政坛还是在战场上，他都不配担任领袖。然而反对派却欣然接受了他，平民党的新领袖不仅成功阻止了控告者对其发动的攻击，而且还使他通过选举，于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成为了执政官。要补充说明的是，他之所以能达到以上目的，除了靠从西西里掠来的财物外，还有赖于庞培愚昧的企图，即试图向苏拉和纯苏拉派展示其才能。如今苏拉已经去世，反对派有了雷必达这个新领袖，而现在，他们的领袖又成为了国家的最高官员，首都爆发新一轮革命指日可待。

西班牙的移民

在首都的平民党采取行动之前，那些平民党移民就已在西班牙再次起事。这次运动的领袖是昆图斯·塞多留。这位杰出的人才出生于萨宾的努西亚（Nursia），他天性温和多情——从他对其母亲雷伊娅（Raia）近乎狂热的爱慕便可见一斑——同时又最具勇士气概，他在辛布里、西班牙和意大利各战场上所受的创痕可以为证。虽然他完全没有受过演说方面的训练，但他凭借自然流畅、明确中肯的演说，获得了博学之士的啧啧赞叹。尤其在革命战争中，平民党采取的战术愚蠢拙劣，于是他得以展现自己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并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一致认为，他是平民党军官中唯一一位懂得如何部署及指挥战争的人，也是平民党政治家中唯一一位能以政治家的魄力反对本党愚蠢鲁莽行为的人。他手下的西班牙士兵称他为新汉尼拔，这不仅是因为他像那位英雄一样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而是因为他那巧妙而有胆识的战术，他以战养战的杰出才能，吸引外国人为他效劳并帮助他达到目的，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一贯保持的谨慎态度，以及那能利用胜利、挽救失败的创造力，都让人不禁想起伟大的腓尼基人。就各项才能而言，古今罗马政治家中是否有人能与塞多留相媲美，还有待商榷。苏拉的将军强迫他离开西班牙后，他便在西班牙和非洲的沿岸地区过上了居无定所且充满冒险的生活，有时与侵扰该地的西里西亚海盗和利比亚游牧部落的酋长相互联合，有时与他们交战。得胜的罗马复辟政府甚至也追击到了这里。他围攻丁吉斯（Tingis，即丹吉尔）时，为了援助该城之君，帕琪古（Pacciaecus）由罗马属下的阿非利加率兵赶到，但塞多留还是大破帕琪古，攻陷了丁吉斯。罗马的流亡者获此战功的消息不胫而走，卢西塔尼亚人虽表面上臣服于罗马霸权，但实际上仍保持其独立地位，他们与远西班牙的长官连年交战，后派遣使者前往阿非利加与塞多留见面，邀请他加入他们的阵营，并委任他为民兵的统帅。

西班牙再次爆发叛乱

二十年前，塞多留曾在西班牙任职于蒂乌斯·狄第乌斯部下，因此比较了解该地的资源，于是他决定接受邀请，便留下一个分队驻守毛里塔尼亚海岸，登船前往西班牙（罗马纪元约674年，即公元前80年）。位于西班牙和非洲之间的海峡有科塔指挥的罗马舰队驻守，要暗渡海峡是不可能的，所以塞多留奋勇向前，冲破了他们的防线，成功抵达卢西塔尼亚人之地。服从他指挥的卢西塔尼亚民社不过二十个，至于“罗马人”，他只招募了2600人，其中大部分是帕琪古军的逃兵或按罗马方式武装的非洲人。塞多留明白一切都取决于一件事情，那就是要以具有罗马编制和纪律的军队作为散漫游击队的坚强核心。因此，他征募了4000名步兵和700名骑兵来壮大他的队伍，并率领这个兵团和大批西班牙义勇军向罗马人发动了进攻。远西班牙省的将军是卢奇乌斯·福菲狄乌斯（Lucius Fufidius），他绝对尽忠于苏拉（在剥夺人权时期便足以见其忠诚），因此由下级军官晋升为代理副执政官。他在贝狄河（Baetis）遭遇惨败，2000名罗马士兵横尸战场。使者火速召见邻省埃布罗的长官马尔库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Marcus Domitius Calvinus），以阻止塞多留的进一步攻击。不久（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苏拉派身经百战的将军昆图斯·梅特路斯前往南西班牙，协助无能的福菲狄乌斯，但他们仍然没有平定叛乱。在埃布罗省，不仅塞多留的副将——财务官卢奇乌斯·赫尔图勒乌斯（Lucius Hirtuleius）歼灭了卡尔维努斯的军队，并杀死了卡尔维努斯；而且外阿尔卑斯的高卢省长官卢奇乌斯·曼利乌斯（Lucius Manlius）率领三个兵团越过比利牛斯山增援同胞，也被这位勇将所击溃。曼利乌斯带着残余部队好不容易才逃到了伊莱尔达（Ilerda，即莱里达），再从那里回到他本省，途中遭到阿奎塔尼亚（Aquitanian）部落的突袭，丧失了全部辎重。在远西班牙，梅特路斯悄悄潜入卢西塔尼亚人境内，但在围攻郎果布利伽（Longobriga，位于塔霍河口附近）时，塞多留成功将阿奎努斯（Aquinus）率领的一个分队诱进了埋伏，因此梅特路斯只好停止围攻，撤出了卢西塔尼亚人之境。塞多留乘胜追击，紧随其后，在阿纳（Anas，即瓜迪亚纳）击败了托里乌斯（Thorius）的队伍，又以游击战术对这位将领所率领的军队发动攻击，给他们以重创。梅特路斯的这个对手坚持不肯决战，他阻断了罗马军队的物资供应和交通线，并时刻对其各方进行侵扰。梅特路斯是个办事有条有理但稍显笨拙的战术家，面对这个对手，他束手无策，陷入了绝望之中。

塞多留及其组织

塞多留在西班牙的两个省所取得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胜利不仅仅是靠武力取得的，也不仅仅属于军事性质。这些移民其实并不可怕，卢西塔尼亚人在这个或那个外国移民的指挥下偶尔取得的几次胜利也不值一提。但塞多留在政治和爱国方面都有随机应变之智，任何时候他都不会自称是反抗罗马的卢西塔尼亚人首领，而是以罗马将军和西班牙省长自居，实际上他确实是以这种资格被昔日的统治者派往那里的。他开始[5]将移民的首领组建成元老院，该元老院人数增至300人，其职责是按照罗马的方式处理政务，推举官吏。他视手下的军队为罗马军队，且毫不例外地命罗马人担任将领。于西班牙人而言，他是省长，凭借他的职权征募军队并获得其他援助。但他作为省长，并没有照例施行暴政，而是致力于拉拢臣民，使他们追随罗马和他自己。他的侠义性格令其很快便融入了西班牙的风俗习惯，并使西班牙贵族对这位与他们志趣相投的外国人产生了极大好感。西班牙人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一样都比较崇尚武力，按照这一风气，成千上万名西班牙贵族发誓要坚决拥护这位罗马将军，至死不渝。塞多留发现，在他们之中有比同胞和盟友更为可靠的人。他不齿于利用西班牙野蛮部落的迷信，使人们认为他的作战计划是黛安娜派白鹿送来的命令。

他自始至终都在施行公正宽容的政治。他的军队，至少在他目所能见和力所能及之处，必须保持最为严格的纪律。尽管他在处罚上比较仁慈，但只要是他的士兵在友邦犯了罪，他从来都不留情面。对于能永久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事情，他也比较上心。他削减贡额，命士兵自筑冬营，这样，不仅减轻了军队沉重的负担，而且从根源上防止了诸多的损害和麻烦。在奥斯卡（Osca，即韦斯卡），他为西班牙贵族的子女建了一所高等学校，让他们能接受罗马常有的高等教育，学会说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如何穿外罩——这一点很重要，西班牙的盟邦不可避免要送来质子，这个办法不仅是为了以尽可能客气的方式由各盟邦换取质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盖乌斯·格拉古和平民党曾有使外省逐渐罗马化的宏伟计划，这就是那个计划的延续和推进。不通过灭绝原住民然后以意大利移民取而代之来实现罗马化，而是使省内人民自身实现罗马化，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尝试。罗马的贵族嘲笑那些可怜的移民、意大利军队的逃兵和卡尔博匪军的残余部队，但此举使他们遭到了报应。他们调至前线以对抗塞多留的大军，包括西班牙征兵在内，共计步兵一万二千，弓箭手和投射手两千，骑兵六千。面对如此强大的兵力，塞多留不仅数战数捷，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而且还控制了西班牙大部分兵力。在远西班牙省，梅特路斯发现他的势力仅限于部下军队直接驻防的地区，各部落只要能够做到，都归附了塞多留。在近西班牙省，自从赫尔图勒乌斯获胜之后，罗马军队便不见踪影了。塞多留的使者遍布高卢全境，高卢各部落也开始蠢蠢欲动，成群结队的人开始侵扰阿尔卑斯山的关隘。最终海洋也归叛党和合法政府所共有，由于叛党与海盗联合了起来，因此在西班牙的海域，海盗的实力几乎与罗马战船相当。在黛安娜岬（位于瓦伦西亚和卡塔赫纳之间），塞多留为海盗船建了一个固定兵站，他们在那里等候那些将物资运往罗马沿海城市和军队的船只，一方面替叛党取货或运货，一方面形成了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的交通媒介。令人担忧的是，他们时刻准备将火星从火场带到所有地方去，尤其是在易燃物遍布罗马帝国各处之时。

苏拉之死及其影响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拉突然离世（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只要这个人还活着，一支训练有素且值得信赖的军队就会随时准备任他差遣。西班牙两省似乎必定会落入移民手中，国内也必定会推举反对党领袖为最高官吏，对此，寡头党或许会认为是暂时的不幸，并可能加以容忍。他们目光短浅，但并非完全毫无道理，他们或许相信反对党不会冒险公然开战，就算反对党敢冒这个险，苏拉既然曾两度拯救寡头党，那么第三次也一定会使他们复位。如今形势变了，首都平民党的激进派已受够了无止境的拖延，从西班牙传来的捷报也燃起了他们的斗志，于是他们迫切地想要发动攻击。当时雷必达掌握着决定权，他满怀背叛者的热忱，加之自身特有的轻率性格，于是赞成了这项提议。转瞬之间，那点燃统治者火葬柴堆的火炬，似乎也要点燃内战之火。但反对党考虑到庞培的势力和苏拉部下老兵的心情，便使苏拉的葬礼顺利进行，没有发起战端。

雷必达发动叛乱

然而从那以后，他们更加明目张胆地筹备新一轮革命。对“滑稽的罗慕路斯”及其刽子手的控诉，终日响彻首都的广场。甚至在那位伟大的统治者尚未暝目之时，雷必达及其党羽便已公然表明了他们的目标，即推翻苏拉宪法，重立分配粮食制度，恢复保民官的职位，召回那些因违法而被流放的人，归还被没收的土地。如今他们与被放逐的罪人建立了联系。在秦纳时代任西西里省长的马尔库斯·佩彭纳来到了首都，苏拉所谓的卖国贼之子，在复辟政府的法律下遭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现在他们与信奉圣母玛利亚的名人们均得以就职。不少人，如小卢奇乌斯·秦纳等都参加了这个运动。然而，其他人却效仿盖乌斯·恺撒，恺撒一得知苏拉的死讯和雷必达的计划，便离开亚洲回了国，可当他明确了解领袖和这一运动的性质之后，却退缩了。人们在首都的酒馆和妓院中畅饮嫖妓，全都记在雷必达的账上。最后，一个反对新秩序的阴谋终于在埃特鲁斯坎人的不满者中酝酿而成[6]。

政府亲眼目睹了以上种种事情。执政官卡图卢斯和较为明智的贵族党都主张立即进行干涉，将叛乱扼杀在摇篮中。可是松懈的多数派却无法做出发动斗争的决定，而是想通过妥协和退让的方法一直自欺下去。最初雷必达也赞成这种做法。有人建议归还所剥夺的保民官职权，但被雷必达及其同僚卡图卢斯驳回了。另一方面，格拉古的分配粮食制度却在有限范围内得以恢复。此次做法与森普罗尼乌斯法不同，按照这次的做法，受昔日格拉古所定恩典的——每月以六点五赛斯特的价格买粮五牟底——似乎不是全部而是定数的贫穷公民，约计四万人，这个规定使得国库每年所受的净损失至少达四万镑。[7]反对党得到了部分让步，胆子明显大了许多，也表示自己对此感到并不满意，于是在首都肆意妄为，尽显其粗野狂暴。伊特鲁里亚是意大利无产阶级所有暴动真正的中心地带，内战已经在此地爆发，被驱逐的菲苏兰人用武力夺回了失地的所有权，苏拉安置在那里的老兵有几个已死于战乱。元老院听闻此事，决定派遣两名执政官前往该地，以征兵平定叛乱。[8]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事了。元老院面对叛乱，表现出其优柔寡断和胆小懦弱的一面，恢复了粮食法。为了平息街市的暴乱，他们给臭名昭著的叛党领袖拨了一支军队。两名执政官作出了最为庄重的誓言，承诺彼此不用武力互相攻击，只有寡头党那种魔鬼般的顽固良心才会想到构建这样的堡垒来抵御即将发生的叛乱。当然，雷必达在伊特鲁里亚全副武装，其目的不是为了元老院，而是为了叛党，他以讽刺的口吻说，之前发的誓言只能在本年约束他。元老院动用神谕机构劝他回来，并委托他筹备即将到来的执政官选举。但雷必达避而不从，在使者为此事奔走之时，执政官的任期经调解建议已告届满，他的兵力蔚为一观。次年初（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元老院对雷必达下了最后通牒，命其尽快归来，不得延误。这位不可一世的执政官拒不从命，并要求恢复昔日保民官的职位，归还那些被驱逐者的公民权和财产，此外还要求重新选举他为本年的执政官，换句话说，就是建立合法的僭主政治。

战争爆发，雷必达战败

因此双方宣布开战。苏拉部下老兵的公民权受到雷必达的威胁，元老院除了他们之外，还能倚仗执政官卡图卢斯所召集的军队。于是，元老院听从了较明智者，尤其是腓力普斯的紧急警告，委托卡图卢斯保卫首都，抵御平民党驻扎在伊特鲁里亚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庞培奉命率领其他部队，从昔日受他保护的人手中夺取波河流域，当时守在波河流域的是雷必达的副将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庞培迅速完成了这一任务，将敌方将军围困在穆提那。雷必达这时来到了首都，要效仿昔日马略的方法为革命党攻克此城。台伯河右岸完全落入雷必达之手，他竟能渡河。决战发生于马斯广场，就在城墙不远处，但卡图卢斯获胜，雷必达不得不撤退至伊特鲁里亚，他的儿子西庇阿所率领的另外一支分队进入了阿尔巴的堡垒。战事大致告一段落。穆提那向庞培投降，布鲁图斯虽获准得到安全通行权，但庞培随后就将他处死了。经过长时间的围困，阿尔巴也粮尽投降了，这里的首领被处决。雷必达被卡图卢斯和庞培两面夹攻，为了取得退路，在伊特鲁里亚的海岸处再次与敌军交战，然后在科萨港登船前往撒丁。他希望能在那里截断首都的供应线，从而与西班牙叛党取得联系。但是该岛的长官奋力抵抗，雷必达登陆后不久便死于肺痨（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至此，撒丁的战事结束了。他部下的士兵有一部分已经溃散，副执政官马尔库斯·佩彭纳率领叛军的精锐部队，携带完备的军火向利古里亚进发，再从那儿前往西班牙，加入塞多留党。

庞培夺取西班牙领袖之职

因此，寡头党战胜了雷必达，但对塞多留的战事正处于非常危险的转折点，他们深感必须要作出违反苏拉宪法精神和文字的让步。他们绝对需要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位能干的将军前往西班牙。庞培非常直白地表明了自己的愿望，更确切地说是要求完成这一任务。他所提的这个要求十分大胆。罗马人在雷必达革命吃紧时，允许这个秘密敌人再次获得领袖之职，已经是非常不幸了，但更为危险的，是无视苏拉制定的所有等级制度，让一个从未做过文职的人担任最重要的寻常省长之职，完全将遵守一年法定任期的规定置之度外。所以，即使姑且不论对他们的将军梅特路斯应有的尊敬，对于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要永保其特殊地位的新企图，寡头党也有理由竭尽全力来加以阻止。但这并不容易。首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胜任西班牙将军这一颇具难度的职务，那年的两名执政官都表示不愿意做塞多留的对手。关于卢奇乌斯·腓力普斯在元老院全体大会中所说的话，我们必须承认都是真的——他说，所有有名望的元老没有一个有能力或愿意率兵进行一场恶战。可是他们或许可以不计较此事，而且按照寡头党的惯例，如果庞培只是要求做统帅而不是率领一军，那么当他们没有合适的候选人时，便会派人临时充数。卡图卢斯命他解散军队，但他对此充耳不闻。元老院的命令是否能为人接受，至少还不得而知，可是一旦违抗命令，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如果一位名将加入到了反对党，那么贵族党的势力便会剧增，所以多数派决意让步。按照宪法，将最高官吏的职权赋予在野的人时，应征求人民的意见，但庞培却不由人民而由元老院授予特任代执政官的权力和近西班牙元帅之职。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夏，在受命后四十天，庞培便越过了阿尔卑斯山。

起初，这位新将军任职于高卢，这里没有发生正式的叛变，但多处的治安受到了严重扰乱。因此，庞培取消了沃尔卡—阿瑞克米奇（Volcae-Arecomici）和赫尔维（Helvii）等邑的独立，并使它们处于马西利亚的统治之下。他还修了一条经过科蒂安阿尔卑斯山的新路，波河流域和高卢之间便建起了一条较短的交通线。那年最好的时节就在这个工作中消逝了，庞培直到晚秋才越过比利牛斯山。

庞培抵达西班牙

与此同时，塞多留并没有懈怠。他派赫图勒乌斯前往远西班牙省以牵制梅特路斯，他自己则在近西班牙省乘胜追击，并准备对付即将到来的庞培。在那里，仍附属于罗马的几个凯尔特伊比利亚城遭受攻击，并陆续被攻陷。最后，坚固的孔特比亚城（Contrebia，位于萨拉格萨东南方向）于仲冬时节也失守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城市再三传信给庞培，但都只是徒然，他惯于缓缓前进，任何恳求都无法使他加快步伐。沿海城市有罗马舰队防守，庞培越过比利牛斯山后，在西班牙东北隅占领的印第加登（Indigetes）和拉勒坦（Laletani）等地，全冬都有新兵在此安营驻守，这使得他们习于劳苦。罗马纪元677年底（即公元前77年底），除以上各地外，塞多留或以签订条约的方式，或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将整个近西班牙地区全数收入囊中。自此，埃布罗河上游和中游地区成了其势力最坚固的支柱。罗马生力军将军的威名令叛军心生恐惧，这种恐惧甚至激起了他们的斗志，对其产生了有益的效果。马尔库斯·佩彭纳与塞多留官阶相当，他此前一直宣称要独立统领他那由利古里亚带来的军队，但他的士兵一听说庞培即将抵达西班牙，便强迫他听命于更有能力的同僚。

在罗马纪元678年（即公元前76年）的战事中，塞多留再次派赫图勒乌斯的军团对抗梅特路斯，佩彭纳则率领一支强大部队沿埃布罗河下游驻守，如果不出他所料，庞培为了与梅特路斯会军，必定会向南进军，并且要获得军需物资，一定会沿海前进，那么他便可阻止庞培渡河。盖乌斯·赫伦尼乌斯（Gaius Herennius）的军团必是佩彭纳的头号援军。在埃布罗河上游，塞多留一方面亲自平定几个与罗马关系友好地区的叛乱，一方面准备依据形势尽快支援佩彭纳或赫图勒乌斯。他的目的依然是避免发动任何大战，而是用小冲突和阻断粮道的方法骚扰敌人。

庞培战败

然而，庞培却冲破佩彭纳的防守，强渡埃布罗河，并列阵于萨贡杜姆附近的帕兰提亚河（Pallantias）上，如上所述，塞多留党就是由此与意大利和东方保持联系。此时，塞多留须亲自出马，以其强盛的兵力和出色的才能与敌方的精兵一决高下。劳罗城（Lauro，在苏克罗河上，瓦伦西亚以南）已表明拥护庞培，因此遭到了塞多留的围攻，战事集中在此城四周，历时弥久。庞培竭尽全力解救此城，但他的几支分队被逐个击破，已经溃不成军。于是正当他以为自己包围了塞多留军，请守兵目睹他擒获围军之时，这位大将猛然发现自己完全落入了敌人的圈套。为了避免被围困，他只能作壁上观，眼看着这座同盟城市被攻陷和焚烧，其居民都转移到了卢西塔尼亚——此举致使西班牙中部及东部一些摇摆不定的城市重新归附于塞多留。

梅特路斯获胜

梅特路斯运气较佳。在意大利加（与塞维利亚相距不远），赫图勒乌斯不小心冒险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会战，双方将军近身肉搏，赫图勒乌斯负伤，梅特路斯打败了他，并将他赶出罗马本境，入守卢西塔尼亚。此次胜利使得梅特路斯得以与庞培会师。罗马纪元678—679年（即公元前76—前75年）冬，这两位将军都决定在比利牛斯山安营扎寨。至于下一场战役，他们打算联合攻击敌人在瓦伦提亚附近的阵地。可是在梅特路斯进军之时，庞培为了一雪劳罗之耻，可能的话，还想独享荣誉，于是便率先向敌军主力发起进攻。塞多留在梅特路斯到达之前，欣然迎战庞培。

苏克罗河之战

两军在苏克罗河相遇（Sucro，即Xucar）。经过一番激战，庞培在右翼落败，身受重伤，被带离战场。阿弗拉尼乌斯以左翼克敌，夺取了塞多留的营地，但在行动中突然遭到了塞多留的袭击，只好逃走。若次日塞多留还能开战，庞培的军队可能就被歼灭了，但此时梅特路斯已经抵达，并击败了佩彭纳的军队，夺取了其营地。现罗马两军已经会合，塞多留不可能再与他们交战。梅特路斯获胜，敌军会师，胜利之后的骤然停顿，都使塞多留党倍感恐慌。正如在西班牙军队中时常发生的一样，由于局势出现了这样的转变，塞多留部下的大部分军队都已支离破碎。但消沉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那在群众看来代表着将军战略的白鹿，很快变得比以前更受人爱戴了。不久，塞多留率领一支新军，在萨贡杜姆（今莫维多）南面平原上与罗马人对抗，而塞多留的私掠船又阻挠罗马的海上供给，罗马军营中已开始出现饥荒。在图里亚河（Turia，今瓜达拉维亚尔）的平原上，双方又打了一仗，这场战争持续了很久都没有分出胜负。庞培及其骑兵被塞多留所击败，他的姻兄弟，即财务官卢奇乌斯·莫密乌斯（Lucius Memmius）英勇战死。另一方面，梅特路斯打败了佩彭纳，成功击退了敌军主力向他发起的进攻，但在战争中负了伤。塞多留的军队再次落败。盖乌斯·赫伦尼乌斯为塞多留守卫的瓦伦提亚，被罗马军攻陷并夷为平地。罗马人或许一时还抱着希望，以为他们与其劲敌的战事已告结束。塞多留的军队已销声匿迹，罗马军深入内地，围攻位于杜罗河上游的克卢尼亚（Clunia）堡垒。但在他们徒劳地对这座坚如磐石的堡垒发起围攻之时，叛军的分遣队却在别处集合。塞多留偷偷溜出堡垒，在年终之前再次成为了军队的首领。

罗马将军又不得不入驻冬营，永远也做不完的苦工无可避免，他们因此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想要在瓦伦提亚安营扎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沟通意大利和东方，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此地已被同盟和敌人严重破坏。庞培先率领军队进入巴斯克人（Vascones）境内（仅比斯开），然后在瓦凯伊人之地（位于巴利亚多利德附近）度冬，梅特路斯甚至在高卢度过了冬天。

塞多留战事历时弥久，后果惨重

塞多留战事就这样持续了五年，而且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国家所受的战祸难以言表。意大利的少年精英都被无休止的战乱折磨得精疲力竭，直至死亡。国库不仅失去了西班牙的岁贡，而且每年还需支付巨款给西班牙，以维持西班牙军队庞大的支出，政府简直不知该如何筹措这笔巨款。西班牙荒凉而又贫困，罗马文明在那里有十分灿烂的发展，如今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叛党与政府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许多民社不幸完全覆灭，甚至那些依附罗马当权党的城市也在忍受着无尽的苦难。沿岸城市必须靠罗马船队提供必需品，内陆的忠诚民社几乎处于绝望之中。高卢所受的苦难也不亚于此，该地一方面要承担步兵和骑兵分遣队的支出，为其提供粮食金钱，一方面还肩负着冬营的重担，由于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歉收，这种负担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几乎所有的地方财政机构都不得不求助于罗马银行家，承担起极度沉重的债务。将军和士兵都消极参战。将军遇到了才智更胜一筹的敌人，进行了令人厌倦的顽强抵抗，经历了危机重重、胜算不大而又不甚光荣的战事。据说庞培曾设法让政府将其从西班牙召回，给他在别处找个更加合适的统帅之职。士兵们在此次战争中，不仅遭受重创，除了毫无价值的战利品外一无所获，而且他们的饷金也发放得极不规律。

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底，庞培向元老院报告称，军饷已经拖欠两年，将士们有自行解散之势。倘若罗马政府在西班牙战事上能够少一些疏忽怠慢，更不用说积极作战了，他们定能避免大部分的弊端。然而大致看来，像塞多留这样杰出的天才将领，无论对方在兵力和军事上占据多大优势，都能在一个完全有利于叛徒和海盗战争的地方年复一年地进行这种游击战，这既不能归咎于罗马政府，也不能归咎于政府的将军。战争的结果无法预见，塞多留发动的叛乱似乎与同时期的其他叛乱合而为一，因此其危险性大大增加。此时与罗马人交战的，在海上有海盗船队，在意大利有叛变的奴隶，在马其顿有多瑙河下游的部落；在东方，米特拉达特斯王在一定程度上受西班牙叛党获胜的影响，想再次试试他的武力。塞多留是否联络过在意大利和马其顿的罗马仇敌，没有明确的证据加以佐证，但是他的确经常与意大利的马略党往来。另一方面，他先前曾公然与海盗结盟。至于本都王，其朝中住有罗马移民，塞多留早就通过他们与本都王保持联系，现在双方已达成正式盟约——塞多留将小亚细亚各属国而非亚细亚省割让给本都王，承诺派一名合格的军官率领他的军队，并派遣若干士兵前往；本都王则承诺给他四十艘船和三千塔兰特（合七十二万英镑）。首都睿智的政治家们，想起了意大利受腓力和汉尼拔东西夹攻之时的情况，他们以为新汉尼拔正如他的前辈一样，征服西班牙后便能轻松率领西班牙的军队先于庞培到达意大利，以像之前的腓尼基人那样，号召埃特鲁斯坎人和萨谟奈人起兵反抗罗马。

塞多留倒台

但这种比较虽然十分独特，却有失准确性，塞多留的力量远不足以干出汉尼拔那样的伟大事业。他的成功有赖于西班牙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民，他若离开西班牙，便会一败涂地。即使在西班牙，他也日益被迫放弃攻势。作为领袖，他才能出众，但这无法改变他部下军队的本性。西班牙的民兵不改故态，其不可靠犹如海浪和风暴，忽而聚集成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忽而消散成寥寥数人。罗马移民也一如既往地桀骜不驯，固执傲慢。那些需要一队人长期团结一致的兵种，尤其像骑兵这样的军队，在他的队伍中当然非常缺乏。战争渐渐使他失去了最能干的军官和精锐的老兵，甚至最可靠的民社也厌倦了罗马人的侵扰和塞多留部下军官的虐待，开始显得不堪忍耐和游移不定。值得注意的是，塞多留在这方面也像汉尼拔一样，即使身处绝境也从不掩饰。他绝不会错过任何能达成妥协的机会，只要有安居祖国的保证，他便时刻准备卸下兵权。但政治的正统派对妥协与调解全然不知。塞多留不能撤退或退让，他所踏上的道路无论如何狭窄而险峻，他都必须坚持走下去。

由于米特拉达特斯在东方有所行动，庞培对罗马的抗议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产生了非常成功的效果。元老院拨给他所需的款项，并派两个新兵团前去增援。因此，两位将军于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春又开始行动，再次渡过埃布罗河。苏克罗和瓜达拉维亚尔两场战役使得塞多留失去了西班牙，自此，战事的中心转移到了埃布罗河的上游和中游地带，位于塞多留党主要据点的四周，即卡拉古里（Calagurris）、奥斯卡（Osca）和伊莱尔达（Ilerda）。梅特路斯在战争初期屡立战功，这次也获得了最重要的胜利。他的宿敌赫图勒乌斯再次与他对抗，结果遭遇惨败，与其弟弟一同阵亡——这是塞多留党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当塞多留对敌人发动进攻之时，噩耗便传来了，他杀死了使者以免影响士气。但此消息不能长期隐瞒下去，各城相继投降。梅特路斯占领了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城市塞哥布利迦（Segobriga，位于托莱多与昆卡之间）和毕尔毕里（Bilbilis，位于卡拉塔尤附近）。庞培围攻帕兰提亚（Pallantia，今帕兰西亚，位于巴里亚多利德上游），但塞多留成功突围，迫使庞培撤退至梅特路斯处。塞多留进入卡拉古里（今卡拉奥拉，位于埃布罗河上游），两位将军兵临该城，均遭受重大损失。然而，当他们入驻冬营——庞培前往高卢，梅特路斯回到本省——之时，他们已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战绩，大部分叛党已经投降或被武力征服。

次年（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战事的经过亦复如是。正是由于庞培顽强的抗争，叛党的疆土才日益减少。

塞多留党的内部矛盾

叛党节节败退，他们的军队士气锐减。塞多留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如汉尼拔的一样，必然会越来越微不足道。人们开始怀疑他的军事才能，据说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整日饮酒作乐，挥霍钱财与时间。背弃者和离叛的城市与日俱增。不久，有人向他报告称，罗马移民要谋害他的性命。这一消息听起来十分可信，特别是因为叛军中有许多将领，尤其佩彭纳当初臣服于塞多留并非出于自愿，而且罗马省长早已承诺会赦免和重赏杀他的人。塞多留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下令撤走罗马军，转而挑选西班牙人做他的卫兵。他对嫌犯执行极其严厉而又非常必要的程序，没有照例征求元老院的意见便判了许多人死刑。因此，对他心存不满的人称，他现在不仅加害敌人，更加害朋友。

塞多留被刺

第二个阴谋很快便被发现了，此次阴谋以他的部僚为主谋。任何被指控的人要么逃之夭夭，要么必死无疑。但他们没有全数背逃，残余的同谋者，尤其是佩彭纳因此事受到刺激而加快了行动。他们在奥斯卡的指挥部，佩彭纳派人报告将军，说他的军队大获全胜，然后安排了宴席以庆祝胜利。塞多留应邀出席，像往常一样带着他的西班牙卫兵。一反塞多留指挥部的惯例，宴会很快变成了狂欢。在座的宾客恶语相加，似乎有些人想寻衅滋事。塞多留靠在卧榻上，仿佛不愿听到这些争吵。然后，一只酒杯摔到了地板上，这是佩彭纳发出的行动信号。坐在塞多留旁边的马尔库斯·安东尼率先出击，塞多留转身试图站起来，刺客又冲向他将他按倒在地。其他的宾客都是同谋，他们群起而攻之，一齐扑上去抓住塞多留的双臂，刺死了这个毫无抵抗之力的将军（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他忠诚的卫兵们也都死了。在罗马迄今出现的各位伟人中，塞多留即使算不上最伟大者，也在最伟大者之列，若时运较好，他或许能复兴祖国，但不幸的是，他率领一批卑鄙的移民抵达本国，如今却这样死于这批人的阴谋。历史不喜欢这位“科里奥兰”（Coriolani），即使对其中最宽容、最多才、最可惜的一个也不例外。

佩彭纳继承塞多留的遗产

谋杀者想要继承被谋杀者的遗产。塞多留死后，佩彭纳成为了西班牙军队官职最高的罗马将领，拥有主要指挥权。军队虽听命于他，但他不得人心且饱受质疑。塞多留在世时，人们虽然对他颇有微词，可他的离世使他重获了英雄的荣誉。公布他的遗嘱时，佩彭纳的名字出现在了继承人之中，于是士兵们勃然大怒。一部分士兵，尤其是卢西塔尼亚人私自离开了队伍，剩下的士兵则预感塞多留一死，他们的精神和运气也随之消散了。

庞培成功平定叛乱

因此，叛党这支指挥欠佳、士气低沉的军队一与庞培交战，便被彻底击败了，佩彭纳和其他将领都被俘了。这个卑鄙小人想用塞多留的信札换自己一条命，这样做会连累意大利许多有身份的人。但庞培没有看这些信件，并命人将其通通烧毁，然后将佩彭纳和其他叛党领袖都送上了断头台。幸免于难的移民们四处逃窜，多数人都进入了毛里塔尼亚沙漠，或加入了海盗的队伍。不久之后，普洛提乌斯法盛行，尤其受到少年恺撒的热烈支持，此法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有机会回国。但那些参与刺杀塞多留的人，除一人以外，都遭遇横祸。奥斯卡和近西班牙仍依附于塞多留的城市，如今都主动对庞培敞开大门。只有乌卡萨马（Uxama，今奥斯马）、克卢尼亚（Clunia）和卡拉古里需以武力征服。两省重定法制。在远西班牙，梅特路斯增加了罪责最大的民社的岁贡；在近西班牙，庞培赏罚分明，例如卡拉古里失去了独立地位，归属于奥斯卡。塞多留部下的一队士兵聚集在比利牛斯山，庞培对其进行劝降，让他们居住在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卢古杜努姆（Lugudunum，今上加龙省的圣贝特朗）附近，成为“聚会民社”。罗马胜利的标志竖立在比利牛斯山隘口的顶峰。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底，梅特路斯和庞培率军穿过首都的街市，因战胜西班牙人一事向天父约维斯致以全国人民的谢意。苏拉死后，他的好运似乎仍伴随着他所创造的事业，这种好运要胜于那些受命来保卫它的无能而又懈怠的守护者。意大利反对派由于其领袖的无能和鲁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移民反对派则由于内部纷争不断而濒临瓦解。这些失败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乖张不睦，而非敌人的顽强抗争所造成，但都是寡头党的胜利。寡头党的宝座再次转危为安。

[1]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位名叫斯达伯·埃罗（Staberius Eros）的新自由民，他是个有名的文学教师，他允许罪人的孩子免费上课。

[2]即今葡萄牙境内的伊比利亚人，公元前2世纪曾抵御罗马入侵。——译者注

[3]人们常以罗马纪元654年（即公元前100年）作为恺撒降生之年，因为据苏埃托尼乌斯、普鲁塔克和阿庇安之说，他死时（罗马纪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3月15日）年五十六岁。有人说苏拉褫夺人权时（罗马纪元672年，即公元前82年），他年十八岁，也与上述说法大致吻合。但这种见解与下述事实绝对不合：恺撒在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担任市政官职，而按年龄法，任这些职位最早的年龄，依次序说，为三十七至三十八岁，四十至四十一岁，四十三至四十四岁。我们不能想象为什么恺撒在法定年龄两年之前就充任这种官职，更不能想象为什么此事不见于任何记载。这些事实无疑引起了一种猜度，就是他的生日即在7月12日，毫无可疑，那么他生于罗马纪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而非生于罗马纪元654年（即公元前100年），这样，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公元前82年），他正是二十至二十一岁。并且他死时不是五十六岁而是五十七岁零八个月。再者，我们可以举出事实为后说的佐证——说来奇怪，这种事实竟被引来做反证——恺撒差不多还是个童子的时候，便受马略和秦纳的任命，做朱庇特的点火僧。马略死于罗马纪元668年（即公元前86年）1月，按寻常的说法，恺撒那时不过十三岁零六个月，所以非如维莱乌斯所谓的“差不多”，而确实仍是个童子，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年龄绝不能担任这种祭司职。反之，如果他生于罗马纪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7月，则在马略死时，他十六岁。这与维莱乌斯之说以及一般法规吻合。按一般法规，未逾童年的人不能就公职。而且，只有后说能合于下列事实，即恺撒在内战将起时所造钱币都刻有数字LII，大概就代表他的年龄，因为内战开始时，按这种说法，恺撒的年龄稍逾五十二岁。以上四种说法很可能出自一个共同的渊源。它们没有令人深信的证据，因为较早时期在日时法案肇始之前，甚至关于最著名、最显要的罗马人的生年，例如庞培，也有极不相同的说法，令人诧异。拿破仑三世所作的《恺撒传》反对此说，一者，根据年龄法，恺撒的生年不在罗马纪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而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公元前103年）。再者，尤为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些其他不守年龄法的事。但第一层出于误会，因为如西塞罗的例子所示，年龄法所要求的只是就职的人须初届四十三岁，不是已满四十三岁。再者，所谓此种规则的例外一概不合实情。塔西佗说昔日授官时，不注意年龄，又说执政的独裁者都曾委托很年轻的人充任，他所指的，如一切注解家所公认，当然是较早时期，即公布年龄法之前——瓦列里乌斯·科尔弗斯二十三岁做执政官以及其他类似的事。相传卢库勒斯未到法定年龄就担任最高官职，此话不确。见于记载的只是根据一种我们所不详知的特殊条文——实际说来，他在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做市政官，大约在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做副执政官，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做执政官。不言而喻，庞培的情形与此完全不同，但甚至说到庞培，也有几次见于朋文，说元老院使他免受年龄的限制。庞培是个得胜的元帅，凯旋的将军，一军的领袖，他与克拉苏联合之后，又是一个强大党派的魁首，他请求担任执政官时有这种事，自在意料之中。但恺撒请求担任较小官职时，他不比其他初入仕途的人关系重要，如果此时也有这种事，那就太奇怪了。还有更为奇怪的，人们既然提到那个不言而喻的例外，却不说起这个太少有的离奇事，尤其关于奥克塔维娅努斯二十一岁为执政官的事。与所举的例证如出一辙的，是得自于例证的推论，即“关于出类拔萃的人，罗马人不尊重这种法律”。说到罗马和罗马人，没有比这句话更错误的了。罗马共和国及其伟大的将军和政治家之所以伟大，尤其与一件事有关，即法律不但对别人有效，对他们自己也有效。

[4]米蒂利尼，城市名，位于希腊爱琴海莱斯博斯岛东南岸，为该岛屿的首府，也是莱斯沃斯州的州府所在地。——译者注

[5]至少这些组织的纲领须归在罗马纪元674年（即公元前80年）、675年（即公元前79年）、676年（即公元前78年）等，可是实行属于以后的几年。

[6]以下的叙述大体根据李锡尼的记载，他的记载在这点上虽残缺不全，却仍把雷必达之乱的重要资料传达给我们。

[7]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执政官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卢库勒斯和盖乌斯·卡西乌斯·瓦鲁斯的法律，即西塞罗所说和萨路斯特所提及的法律，并非开始恢复五牟底的法律，而只是整理西西里粮食的收买以保障粮食的布施，在许多细节上或许也有所变更。森普罗尼乌斯法确许每个住在罗马的公民共享赠粮。但以后的分配范围却不如此，因为罗马公民的每月粮食共计不过三万三千梅丁（即十九万八千牟底），那么，当时只有约四万人领粮食，而住在首都的公民当然比这数目要多得多。这种重大的改革大约出自奥克塔维乌斯法，这法律不遵行森普罗尼乌斯浪费的布施，却创行“国家所能堪，平民所必需的一种有节制的布施”。从各方面来看，李锡尼所说的粮食法正是这种法律。雷必达容许这种调停的建议与他对恢复保民官职权所抱的态度相合。这也与一种情形相合，即平民党绝不满意由此而来的粮食分配法。损失的数目以粮食值至少加倍的价钱为基础，当海盗或其他原因提高粮价之时，必有较重大的损失。

[8]由李锡尼残缺的记述看来，元老院的法令显然不是说派遣尚未任满的执政官往他们治下的省份去做续任执政官，这样便毫无理由，而是说派遣他们到伊特鲁里亚去讨伐叛变的菲苏兰人，正如在卡底里那战争，执政官盖乌斯·安东尼被派往该地。萨路斯特书中记腓力普斯的话，说雷必达ob seditionem provinciam cum exercitu adeptus est，完全与此说相合，因为执政官在伊特鲁里亚的非常统帅之职，正与续任执政官在纳博高卢的平常统帅之职同为一种procincia。

第二章　苏拉的复辟政治

对外关系

当秦纳的革命元老院构成威胁时，复古的元老院政府则要再次投入必要的精力去维护帝国的内外安全。这时有许多事亟待解决，刻不容缓，否则必然损害最重要的利益，现在的不便必将演变为未来的祸患。除西班牙非常严重的战争风波外，盘查色雷斯（Thrace）和多瑙河地区的野蛮人是绝对必要的。苏拉的军队经过马其顿时，只能通过军事干涉进行表面的惩罚，管制希腊半岛北部边界的无序状态；彻底打压侵扰各海域的海盗团体，特别是东部海域的海盗；最后在小亚细亚半岛动荡地区建立稳定的秩序。罗马纪元670年（即公元前84年），苏拉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特斯（Mithradates）缔结和约，罗马纪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穆列纳（Murena）和他签订的条款不过是重申之前签订的和约，这和约完全带着临时商定的色彩，以应当下之急；罗马人实际上对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发动过战争，因此他们之间的僵硬关系在这个和平条约下仍未改变。提格兰当然以为这是默许他侵占罗马在亚洲的属地，如果罗马不打算放弃这些属地，那么就有必要通过友好协商或使用武力与亚洲这位新国王达成协议了。上一章，我们已经讨论了意大利和西班牙那些与平民党活动关联的运动，以及元老院政府荡平他们的情况，本章将探讨对外的政治，看苏拉所设立的政府是否能主持这事。

达尔马托-马其顿远征队

在苏拉摄政末期，元老院几乎同时对塞多留党、达尔马提亚人和色雷斯人以及西里西亚海盗采取了反抗措施，苏拉的有力手腕仍可见于此。远征希腊-伊利里亚半岛，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征服或至少驯服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全境范围内的野蛮部落，其中尤以贝斯人（在大巴尔干地区）为首。据当时的人们所说，他们是一群即使在强盗堆里都臭名昭著的强盗；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剿灭海盗基地的海盗，尤其是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海盗。像往常一样，罗马人在达尔马提亚和马其顿同时进攻，因此他们屯聚了五个军团。在达尔马提亚，前执政官盖乌斯·科斯科纽斯（Gaius Cosconius）任指挥官，从各个方向全面进军。经过两年的围攻，罗马人夺取了萨洛纳。在马其顿，总督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罗马纪元676—678年，即公元前78—前76年）起初试图沿着马其顿-色雷斯边境占领卡苏拉河左岸的山区。双方的交战野蛮残忍，色雷斯人摧毁了他们占领的乡镇，屠杀俘虏，而罗马人也采取了报复手段，但最终没有取得重大成果。艰辛的行军，与无数勇猛的山地居民交战无数，使得军队毫无进展。克劳狄乌斯将军后来患病而死，他的继任者盖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 Scribonius Curio，罗马纪元679—681年，即公元前75—前73年）遭受了各种挫折，特别是一次严重的军事背叛，使他放弃远征色雷斯人，而转向马其顿边界。在这里，他征服了实力较弱的达达尼人（在塞尔维亚），势力直抵多瑙河。马库斯·卢库勒斯（Marcus Lucullus）（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骁勇有将才，他是第一个再次向东方进军的人。他击败了贝斯人，占领了他们的首都乌斯库达玛（Uscudama，今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迫使他们服从罗马的至上权力。奥德里西亚人（Odrysians）的君主沙多拉（Sadala）和东海岸巴尔干南北一带的希腊城镇——伊斯特罗波利斯（Istropolis）、托米（Tomi）、卡拉提斯（Callatis）、奥德修斯（Odessus，在瓦尔纳［Varna］附近）和梅森布利亚（Mesembria）等地——均成为罗马人的藩属。迄今为止，罗马人一向所拥有的色雷斯，不过是阿塔卢斯王家在切尔松尼斯半岛（Chersonese）上的领土，现在色雷斯已经成为马其顿省的一部分，不过它不听从号令。

强盗

但由于色雷斯和达达尼只是帝国的一小部分，其祸国殃民的程度远不如蔓延日广、组织日盛的海盗，整个地中海的商业都被海盗所控制。意大利既不能出口本地产品，也不能从其他地方进口粮食；如果不能进口粮食，人们就要挨饿；如果不能出口产品，玉米田就会因没有销路而停止耕作。寄钱和旅行不再是安全的事；国库遭受极大的损失；许多罗马贵族被海盗所掳，被迫以重金自赎。如果海盗不乐意对个人执行死刑判决，那么海盗便将他们晒干，真是一种粗野的嘲弄！商人，甚至前往东方的罗马军队都开始把航行时间推迟到不适宜航行的季节。相比恶劣的冬季风暴，他们更惧怕海盗船，而即使在冬季，海盗船也不完全绝迹于海上。海上的封锁虽使人感到痛苦，但却不及希腊和小亚细亚岛屿和沿海地区遭受的侵略那样难堪。正如后来诺曼人时代的情形，一群海盗跑到沿海城市，迫使人们献巨金以免灾，或围困抢夺他们的财产。苏拉与米特拉达特斯结合后，海盗就在他眼皮底下劫掠萨莫色雷斯、克拉佐美纳伊、萨摩斯和伊索斯（罗马纪元670年，即公元前84年）。那么，那附近既无罗马陆军、又无罗马海军进行援助，此乃何种景象，我们可以想见。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的一切殷富古庙相继被劫；据说，仅萨摩色雷斯（Samothrace）一地就被掳去一千塔兰特（24万镑）的财宝。据当时一位罗马诗人的记载，阿波罗被海盗抢得身无分文，以至燕子飞到他身边时，他没法从自己的财宝中拿出一点分给它，甚至连一个金子也拿不出。四百多个村镇都遭到海盗的掠夺，包括尼多斯、萨摩斯、科洛丰等地都成了牺牲品。岛上或沿海有不少地方昔日繁盛，如今全部居民均迁往他处，以免为海盗所掳。甚至连内地都不再是安全地带，海盗有时还攻打距海岸一两日路程的地方。以后希腊东部所有城市遭受的可怕债务，大部分来源于这个不幸的时期。

海盗组织

海盗行为的性质已完全改变。这些海盗不再只是凶猛的流寇，在昔兰尼（Cyrene）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克里特海域——海盗所谓的“黄金海”——海盗向从意大利到东方载运奴隶和奢侈品的大型商船征收贡税；他们甚至不再只是武装猎取奴隶，还兼营“战争、贸易和海盗业”；他们现在成立了一个海盗国，有着特殊的团队精神，有坚固而受人尊敬的组织，有自己的领地和新生的霸主制度，当然还有明确的政治企图。这些海盗自称西里西亚人，其实他们的船只是各地亡命之徒和冒险家们的避难所。这些人是克里特募兵场退伍的佣兵，是意大利、西班牙和亚细亚被灭城镇的公民，是芬布里亚和塞多留部下的军官和士兵。总之，他们是各国潦倒的人，是所有失败政党中被追捕的逃难者。任何困苦而有胆识的人，在这个不幸的年代，怎会不感到痛苦和愤慨？这不再是一群聚在一起的盗贼，而是一个团结有序的国家。这里亡命徒和罪犯同病相怜，没有国籍之分；这里罪犯照例以最慷慨的公德心来自我赎罪。在一个恣意妄为的时代，卑怯和抗命盛行，一切社会秩序均已废弛，正统国家可能效仿这个在患难和暴力中产生的伪国；在这里，并肩同行的坚固信念、同伴的情谊、对誓言的尊重、对自己选择的首领的尊敬以及战斗的勇猛和机敏似乎得到追捧。文明社会曾正当或不正当地驱逐此国公民，如果此国国旗因此标有向文明社会报仇的字样，那么，这种计划是否更恶于意大利寡头政党和东方苏丹似将平分世界的计划，这是个问题。这些海盗至少觉得自己不低于任何正统国家；他们的贼傲气、贼浮华、贼幽默在许多荒淫作乐、侠肝义胆的盗匪故事中仍然可见：他们宣称要对全世界发动正义的战争，并以此为荣。他们不把这种战争中的所获称为贼赃，而美其名曰战利品；尽管被捕的海盗必然死于罗马海港的十字架，他们仍自称有权处决任何俘虏。

海盗的军事与政治权力

他们的军事政治组织甚为坚固，尤其是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之后。他们的船只大部分是“鼠艇”（myoparons），就是无顶的小快船，只有小部分是两层桨和三层桨的船，现在这些船常结成队伍由首领指挥在海上航行，首领的座船常常闪耀着金光和紫光。遇到身处险境的同伴，就算他完全是个陌生人，海盗船主也不会拒绝施救。任一海盗与人结约，全体均绝对承认；一个海盗受害，全体为他报仇。他们真正的家是从赫拉克勒斯的底柱到叙利亚和埃及的海域；毛里塔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海岸、克里特岛，尤其是小亚细亚的南岸，能随时为这些海盗和他们的船只提供藏身之处。那里有许多地岬和避难所，控制着当时海上贸易的主要通道，且几乎是无主之地，这里的利西亚（Lycia）城市联盟和潘菲利亚（Pamphylia）各民社的地位无足轻重。西里西亚自罗马纪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就有罗马兵站，但这兵站远不足以控制狭长的海岸。叙利亚对西里西亚的主权总是有名无实，最近又被亚美尼亚夺取。统治亚美尼亚的人，犹如一位真国王，毫不关心这片海洋，欣然把它舍给西里西亚人，让他们去劫掠。所以海盗在这里比在别处更加兴旺，这并不奇怪。他们不但占领了沿岸信号台和兵站的所有地方，而且深入内地——在利西亚、潘菲利亚和西里西亚险峻多山的腹地选择最幽僻之地建立山寨，他们出海时便将妻儿和钱财藏匿于此。毫无疑问，在危急时刻，这里也是他们的避难所。尤其在西里西亚的荒野地带，建有大量这种海盗城堡，那里的森林又给海盗们提供了绝佳的造船木材。因此，他们主要的造船厂和兵工厂都建于此处。这个有组织的军事国在希腊沿海城市中有着一批坚定的属国，这些城市多少有点被放任不管，自行其是：根据明确的条约，他们与海盗友好为邻，与其通商。罗马总督下令让它们出船进攻海盗，它们竟不从命。例如，潘菲利亚一座不小的城镇西第（Side）准许海盗在其码头上造船，在其市场上出卖俘获的自由人。这样一个海盗团体就等于一个政权，他们也以此自命；自叙利亚国王特立冯（Tryphon）首次把它当做一个政权借以支持他的王位以来，它便得到人们的认可。我们发现，海盗是本都王米特拉达特斯的同盟，也是罗马民主党流亡分子的同盟；我们发现，海盗向东部和西部水域的苏拉舰队发起攻击；我们发现，个别海盗王统治着相当大面积的沿海城镇。这个位于海面的国家的内政已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无从知晓，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个组织孕育着一个海上王国。这个海国已开始萌芽，若在有利的条件下，或可发展成为一个长久的国家。

罗马海警的无效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种情形表明罗马人是如何维持或扰乱“他们的海洋”秩序的。罗马对各省的保护主要依靠军事监护；各省向罗马纳税或进贡，以感谢罗马对其海陆的防护，这种防护为罗马一手抄办。但从来没有哪个守卫者像寡头政治罗马那样无耻，欺诈其受监护者。罗马没有为帝国设置一个总舰队，也没有集中其海上警备，元老院听任海上警备的统一指挥（没有它的统一指挥，在这里便不能有所作为）暂停职权，让每个总督和属国各随其意、各尽其力，以免遭海盗的侵害。罗马违反条约用它自己的人力、物力和形式上仍系自主的属国的人力财力来供养一支舰队，却让意大利的海军衰落而亡，凑合用几个商业城镇提供的船只维持着；或者更常见的是，到处设有海防队，而这所有的费用都得属国来承担。倘若罗马总督把为海岸防务征收来的钱财实实在在地用到正题上而不是中饱私囊，那人民便可引以为幸；倘若某罗马贵族被海盗掳走，总督破天荒地不让他们自己筹集赎金的话，他们也可引以为幸。起初判断明智的举动，如占领西里西亚（罗马纪元653年，即公元前101年），执行时必然遭到破坏。在这个时期，大多数罗马人都醉心于本国的伟大，如果有一人不为此念所惑，他必愿拆除佛罗场讲坛上的船首，至少免得他每见船首，便想起往昔盛世取得的海上胜利。

在小亚细亚南岸的远征中，罗马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Publius Servilius）战胜了伊苏里亚人（Isaurians），这极大地挫败了苏拉。苏拉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确实深知忽略海军所致的危险，于是采取各种措施，力矫此弊。他曾命令亚细亚的总督在沿海城镇建立一支舰队以防海盗，但却毫无效果，因为穆列纳宁愿与米特拉达特斯开战，而西里西亚总督格涅乌斯·多拉贝拉（Gnaeus Dolabella）却显然毫无能力。因此，到了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元老院决定委派一位执政官前往西里西亚，贤能的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Publius Servilius）中选。他在一番血战中击败海盗的舰队，然后捣毁小亚细亚南岸那些给海盗提供停泊和商贸的地方。海上霸王泽尼凯第斯（Zeniketes）的堡垒——东利西亚（Lycia）的奥林波斯（Olympos）、科赖果（Korykos）、法西里（Phaselis）和潘菲利亚的阿达莱亚（Attalia）——都被攻破，海王本人也死于奥林匹斯堡的烈焰中。其次是进攻伊苏里亚人（Isaurians），这些人生活在西里西亚的荒野地带（Rough Cilicia），陶鲁斯山的北面，所居之地崇山峻岭、岩石幽谷交互错综，漫山遍野都是繁茂的橡树林——即使在今天，这一带仍充斥着往古盗贼时代的遗迹。伊苏里亚（Isaurian）这些堡垒是盗贼们最后、也是最安全的退路。为荡平它们，塞尔维利乌斯（Servilius）率罗马第一军越过陶鲁斯山，攻破敌人在欧隆达（Oranda）的据点。更重要的是，攻破伊苏里亚——这是一座地理位置极佳的盗贼城，位于一条难以通行的山脊上，能完全俯瞰和控制广阔的伊康（Ikonion）平原。此战到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才平息，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因此替他自己和子孙后代赢得“伊苏里亚克斯”（Isanrikers）的别号，这几年的征战硕果累累；大批海盗和海盗船因此落到罗马人怀里，利西亚（Lycia）、潘菲利亚（Pamphylia）和西里西亚都受到重创。罗马人侵占被灭城镇的领土，从而大大拓宽了西里西亚的疆土。但海盗行为绝然未被这些手段所制服，反之，海盗只是迁往他处，尤其是迁往克里特（Crete）这个地中海海盗最古老的巢穴。只有大规模、统一的围剿计划——实际上，只有建立长久的海上警卫军，这事才有彻底解决的希望。

亚洲关系：提格兰和亚美尼亚新王国

小亚细亚大陆的局势与这次海上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罗马与本都王和亚美尼亚王的争执不减反增。一方面，亚美尼亚王提格兰毫无顾忌地进行侵略扩张。当时帕提亚（Parthians）国因内争而分裂，国势一落千丈，在长期的战争中逐渐被赶往越来越偏远的亚洲内地。在亚美尼亚（Armenia），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之间的各国，科杜内（Corduene，库尔德斯坦北部）和亚特罗帕的米底（Media Atropatene，今阿塞拜疆［Azerbijan］）原为帕提亚的封地，现在变为亚美尼亚的封地。尼尼微国（Ninive，今摩苏尔［Mosul］）也被迫至少暂时成为亚美尼亚的属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尼西比斯（Nisibis）及其四周，亚美尼亚奠定了其统治权；只有大部分为沙漠的南部，似乎还未成为新国王的固定属地，特别是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西亚（Seleucia）似乎并未服从其统治。亚美尼亚国王把一个阿拉伯游牧部落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迁往埃德萨国（Edessa，又名欧斯隆［Osrhoene］），意在使他们控制幼发拉底河的渡口和贸易大道。[1]

卡帕多奇亚与亚美尼亚

但提格兰的征服绝不限于幼发拉底河东岸，卡帕多奇亚尤其成为他的攻击目标。此地毫无防御措施，因此遭到这位强大邻国的毁灭性一击。提格兰夺去卡帕多奇亚东部的梅利泰内（Melitene）省，把它并入对岸亚美尼亚的索芬涅（Sophene）省。这样一来，他便能控制幼发拉底河的渡口和小亚细亚与亚美尼亚之间的贸易大道。苏拉死后，亚美尼亚人甚至攻入卡帕多奇亚本部，把首城马扎卡（Mazaka，以后的恺撒里亚［Caesarea］）和另外11个希腊城市的居民迁往亚美尼亚。

提格兰统治下的叙利亚

日益衰败的塞琉西（Seleucids）帝国也无法对这位新国王作出更强烈的抵抗。南部由埃及边境到斯特拉顿塔（Stratons Thrum，即恺撒里亚）为犹太军长亚历山大·詹尼亚斯（Alexander Jannaeus）所统治。他与邻近的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以及帝国各城交战，逐步扩大并巩固他的疆土。叙利亚较大的几个城市，如加沙（Gaza）、斯特拉顿塔、托勒密（Ptolemais）和贝罗亚（Beroea）企图以自己的力量自立，它们有时是自由的社区，有时则被所谓的僭主所统治，尤其是首都安提俄克（Antioch）实际上已经独立。大马士革（Damascus）和黎巴嫩（Lebanon）流域已归顺纳巴泰（Nabataean）君长、佩特拉国王阿雷塔斯（Aretas）。最后，海盗或罗马人统治西里西亚。而为了这顶支离破碎的王冠，塞琉西各王子竟互相争论不休，仿佛欲使王位弄成笑柄，让所有人生厌。不仅如此，这个王室家族就像拉伊俄斯（Laius）家族一样，永受纷争之祸。本国臣民起身反抗，该王族甚至由于亚历山大二世死后无子嗣继承而声称要继承埃及王位。因此，提格兰（Tigranes）国王开始肆虐侵占，毫不客气。东西里西亚（Cilicia）很快就沦陷了，索里（Soli）和其他城市的市民犹如卡帕多奇亚人，也被掳到亚美尼亚。同样，上叙利亚省除欧朗提斯河（Orontes）口英勇抵抗的塞琉西亚（Seleucia）城外，腓尼基大部分城镇被武力征服。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前后，托勒密也被亚美尼亚人占领，犹太国也受到他们的严重威胁。

安提俄克（Antioch）曾是塞琉西王族的故都，现在成为这位国王的寝宫。自罗马纪元671年（公元前83年），即苏拉与米特拉达特斯缔结和约的第二年，叙利亚编年史已称提格兰为国王。西里西亚和叙利亚似乎成了亚美尼亚的辖地，隶属于国王的陆军中尉马伽达底（Magadates）的统治之下。尼尼微（Nineveh）君王、沙尔马纳萨（Salmanezers）和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s）的时代往而复返，东方的专制政体沉重地压迫着叙利亚海岸的商人，一如昔日对推罗和西顿那样。内地的大国又对地中海各地发起猛攻，亚洲的大军，据说有50万战士，又现身于西里西亚和叙利亚沿海一带。正如沙尔马纳萨和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曾经把犹太人迁于巴比伦，现在提格兰也强迫新国一切边境地带——科杜内、阿迪亚波纳（Adiabene）、亚述、西里西亚和卡帕多奇亚——的居民，尤其是城市里的希腊人或半希腊人，带上各自的全部家产（留下的东西一律充公）迁居新都；新都是个硕大无朋的城市，只见人民的渺小，而不见君主的伟大。只要新的大苏丹下发指令对最高主权进行调整，这种城市就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如春笋般衍生出来。“新提格兰城”（Tigranocerta）建于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交界处，被定为亚美尼亚新近获得领土的首都，是个与尼尼微和巴比伦差不多的城市，城墙高三十多公尺，备有苏丹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宫殿、庄园和苑囿。在其他方面，这位国王也不辜负他的身份。在东方根深蒂固的幼稚念头中，他们对于头戴皇冠的国王从未脱去孩子气的观念。提格兰每次出席公众场合，总摆出一副大流士（Darius）和薛西斯（Xerxes）继承人的架势，身穿紫袍，内着半白半紫的衬衣，下拖多褶长裤，头戴长头巾和王冠，无论走到哪里，站在哪里，总有四个“小王”站在旁边，像奴隶似的侍奉他。

米特拉达特斯

米特拉达特斯国王行事较为谨慎。他避免侵犯小亚细亚，只满足于在条约规定范围内行事，以巩固他在黑海沿岸的领土。现在博斯普鲁斯（Bosporan）王国在他的王权下，由他的儿子马卡尔斯（Machares）统治，他逐渐使本国与本都国之间的区域界限更加明确。但他也竭尽全力操练他的舰队和军队，特别是效仿罗马的方式来武装和编制军队。很多来自罗马的流亡人士客居他的宫廷，为他帮了不少忙。东埃及罗马人已受东方事物的牵连，他们不愿继续受其牵连。这种态度在一个事件中展露无遗，即当时有着绝佳的机会可以通过和平手段使埃及受到罗马的直接统治，但元老院却嗤之以鼻。苏拉所立的埃及王托勒密·索特二世拉代罗（Ptolemaeus Soter II Lathyrus，即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一世之子）即位数日以后，便在首都的暴乱中被杀（罗马纪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于是托勒密·拉古斯（Ptolemaeus Lagus）不再有合法的后嗣。这个亚历山大国王曾在遗嘱[2]中指定罗马民众为其继任者，该文件的真实性无疑受到人们的争议，但元老院承认其真实性，因为遗嘱规定由推罗收回已故国王账上的存款。不过，该遗嘱却让两个臭名昭著的私生子——一个是拉代罗，托勒密十一世（Lathyrus，Ptolemaeus XI），绰号新狄厄尼索斯（Dionysos），或吹笛者（Auletes）；另一个是塞浦路斯人托勒密（Ptolemaeus the Cyprian）——分别占领埃及和塞浦路斯。元老院虽没明言承认他们，但也没有明确要求他们交出国土。元老院允许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存在，并且没有表态要绝对放弃埃及和塞浦路斯，毫无疑问是因为这两位国王在默许的情况下，为维持这种不确定状态而定期交付给罗马党魁的巨额年金。但是元老院放弃这诱人的利益，却另有预谋。埃及因其独特的地位和财政机构，使统治此地的每一位长官手握财政大权和海上势力，并且总揽政权，这与寡头政权的多疑和软弱绝对不符。从这点来看，放弃对尼罗河区域的直接占有是明智之举。

不干涉小亚细亚和叙利亚

元老院虽未直接干涉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地区的事务，但却不那么情有可原。罗马政府虽并未真正承认亚美尼亚征服者是卡帕多奇亚和叙利亚的国王，但也没有将他驱逐出去，虽迫于无奈于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对西里西亚的海盗开战，自然暗示要特别干涉叙利亚。实际上，罗马政府对卡帕多奇亚和叙利亚的失陷表示容忍而未为此宣战，不仅舍弃了那些受它保护的属地，而且放弃了自身强大实力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基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的希腊殖民地和国家是罗马领土的藩属，政府牺牲了它们，已属冒险；但当它允许亚洲人在其帝国的政治根基地中海地区建立政权时，这并不是说明它有多热爱和平，而是承认了一个事实，即苏拉复辟的寡头政府变得更加寡头，但却无疑没有更明智，也未更加充满活力。就罗马在世界上的实力而言，寡头政府是没落的开始。

另一方面，提格兰也没有开战的想法。罗马甚至在未开战的情况下将其所有盟邦弃予提格兰，提格兰自无愿战的理由。米特拉达特斯不只是个苏丹人，并且在胜败之中与敌友交手无数，他深知一旦对罗马再度开战，他很可能像第一次那样孤立无援，他最谨慎的做法莫过于守静不动，以巩固其国内势力。在与穆列纳会谈时，米特拉达特斯已充分表明对和平宣言的诚意，他仍避免一切会迫使罗马政府放弃其消极态度的行为。

罗马的疑虑

但由于第一次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是在双方不情愿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现在由于双方利益出现分歧而互生猜疑，从而引起双方均进行自卫准备。这种准备以其积重难返之势，最终导致双方关系公开破裂。罗马人总是不自信军备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应战，他们的政略久为这种疑虑所左右——其原因或在于缺乏常备军和那不足为训的同僚政治。因此，他们仿佛有个政治公理，即他们每次开战不仅要征服敌人，还要歼灭敌军。就此而言，罗马人从一开始就不满意与苏拉签订的和约，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就同意西庇阿给迦太基人的条款。眼见本都王的第二次攻势在即，又因今日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与十二年前的非常相似，他们的忧虑显而易见。危险的内战再次与米特拉达特斯的危险军备同时发生，色雷斯人又再次践踏马其顿王国，海盗舰队又成群结队横行于整个地中海；从前，使者来来去去往返于地中海和意大利之间，现在则往来于西班牙与锡诺普宫廷的罗马流亡人士之间。早在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初，就有人在元老院说，国王只是等待时机，意大利内战一起，便进攻罗马的亚细亚省。于是，罗马增强亚细亚省和西里西亚的军队，以防患于未然。

米特拉达特斯的忧虑

就米特拉达特斯而言，他越来越担心罗马政策的变动。他深信，软弱的元老院虽害怕战争，但从长远来看，罗马人和提格兰人之间的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也不能避免参战。他试图从罗马元老院获得和约的文献记录，但适逢雷必达革命之乱而作罢，至今仍无结果。米特拉达特斯发现，这些迹象表明战争将再次来袭。由于海盗是东方君主的同盟，罗马远征海盗与东方君主有着间接关系，这似乎是战争的开端。更令人怀疑的是罗马对埃及和塞浦路斯悬而未决的诉求：本都王把他的两个女儿米特拉达特蒂（Mithradatis）和奈萨（Nyssa）许配给两位托勒密王朝的人，而元老院对他们拒不承认。罗马的流亡人士力主开战，米特拉达特斯以相当的托辞派遣使者到庞培的司令部获取塞多留的情报，这时塞多留在西班牙的势力确实惊人，本都王展望前景，以为这次战争不至像第一次罗马战争那样同罗马两党同时作战，而是可以协同一党压制另一党。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毕竟主动宣战比被动迎战总是好些。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比提尼亚（Bithynia）国王尼科密底三世菲洛帕托（Nicomedes III Philopator）去世，他是王族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因为奈萨生的是儿子，或据说是私生子——便把他的王国传给罗马，这个王国与罗马边界接壤，罗马的官吏和商人早已充斥此地，所以罗马便毫无迟疑地接收此国。与此同时，于罗马纪元658年（即公元前96年）就被传给罗马的昔兰尼终于开始设立建省，罗马派遣一位长官到那里管辖（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

这些举动，加上几乎同时对小亚细亚南岸的海盗进行攻击的行动，必然引起本都王的忧虑；尤其是比提尼亚的兼并，使得罗马人成为本都国的近邻。大概此事成为转变局面的临界点，本都王果断决定在罗马纪元679—680年（即公元前75—前74年）冬季对罗马人宣战。

米特拉达特斯的准备工作

米特拉达特斯很高兴可以不必独自承担这件难事。他最亲近的天然盟友是提格兰，不过这位目光短浅的人拒绝了他岳父的提议，于是他只留下叛党和海盗。米特拉达特斯与这两方打交道时小心翼翼，派出强大的军队到西班牙和克里特岛。他与塞多留签订了一份正式协议，规定罗马把比提尼亚、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加拉提亚（Galatia）和卡帕多奇亚割让给他——当然，这些属地需要在战场决出胜负后方可真正获得。更重要的是，西班牙将军派遣罗马军官率领国王的陆军和舰队予以支持。流亡在东方的罗马人卢奇乌斯·马吉乌斯（Lucius Magius）和卢奇乌斯·法尼乌斯（Lucius Fannius）最为活跃，塞多留任命他们为他的代表，驻在锡诺普的宫廷。也有海盗给予的帮助，他们大批聚集在本都国，正是得力于他们的力量，国王才能建成一支数量庞大、质量精良的海军。他的主要支持仍归功于自己的军队，国王希望在罗马人到达亚洲以前，用这支军队占领他们在此处的属地：特别是由于苏拉战争在亚细亚省造成了财政困难，比提尼亚厌恶新立的罗马政府，此时西里西亚和潘菲利亚的焦土行动最近结束，成为这场极大破坏力的战争的导火索，这些都为本都王创造了有利的前景。

战备储量也不错。王室粮仓例存有两百万梅丁的粮食，而舰队和士兵数量庞大、训练有素，尤其是巴斯塔尼亚（Bastarnian）的佣兵，这是一支精锐部队，甚至能与意大利军团相抗衡。在此情形下，国王采取了攻势。狄奥凡图斯（Diophantus）率领一支军队攻入卡帕多奇亚，以便占据那里的堡垒，封锁罗马人进入本都国的要道。塞多留派出的将领马尔库斯·马略（Marcus Marius）与本都长官欧马库斯（Eumachus）共同前往弗里吉亚（Phrygia），意在煽动罗马行省和托鲁斯山一带人民的反抗；由塔格西莱斯（Taxiles）和赫莫克拉斯特（Hermocrates）率领、国王亲自监军的一支主力军拥有十多万士兵，其中骑兵一万六千，镰刀战车一百辆；阿里斯托尼库斯（Aristonicus）指挥的战舰400艘，他们共同沿着小亚细亚北岸行进，以占领帕夫拉戈尼亚和比提尼亚。

罗马备战

在罗马方面，他们选用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的执政官卢奇乌斯·卢库勒斯（Lucius Lucullus），令其指挥第一线战争。作为亚细亚和西里西亚的省长，卢库勒斯统领驻小亚细亚的四个兵团和由他从意大利带来的第五兵团，这支兵团共计步兵三万，骑兵一千六百，他奉命率领此军经弗里吉亚进入本都国境内。他的同僚马尔库斯·科塔（Marcus Cotta）率领舰队和另一支罗马兵团前往普罗彭提斯（Propontis），以掩护亚细亚省和比提尼亚。最后，罗马命沿海一带，特别是直接受到本都国舰队威胁的色雷斯海岸，一律补给武器装备，并下达非常的法令，将清除所有海面、沿海的海盗和本都党羽的责任委派给执政官马尔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他是三十年前首次惩治西里西亚海盗的英雄之子。此外，元老院拨款7200万塞斯特斯（古罗马货币）供卢库勒斯支配，以兴建舰队，然而，卢库勒斯拒绝了。所有这些行为表明，罗马政府承认祸根在于忽略了海军的发展。从他们所颁发的法令来看，至少表明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担忧。

战争爆发

于是在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战争全面爆发。米特拉达特斯很不幸，就在他宣战的关键时刻，塞多留的战争面临危机，因此，他主要的希望从一开始就成了泡影，也正因为如此，罗马政府可以集中全部力量用于海上和亚细亚的战争。另一方面，米特拉达特斯在小亚细亚获得了进攻的优势。小亚细亚的众多城市纷纷敞开大门欢迎掌管罗马行省的塞多留执政官，他们又像罗马纪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那样，屠杀侨居在他们中间的罗马家庭：皮西迪亚、伊苏里亚和西里西亚人起兵反抗罗马。当时的罗马在受到威胁时没有部队援助，个别热血青年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阻遏省民的叛乱，因此，在得知事件的详情后，当时正在罗德（Rhodes）留学的年轻的盖马斯·恺撒（Gaius Caesar）便离开那里，率领一支仓促集合的人马阻挡叛徒，但这些志愿军取得不了什么大成就。如果托列斯托波伊（Tolistobogii，居于培希努［Pessinus］附近的凯尔特人）的骁勇酋长德奥塔鲁斯（Deiotarus）不归附罗马人并战胜本都的将军，卢库勒斯将不得不付出代价从敌人手里重新夺回罗马在该省的腹地。但即便如此，他在平息省境和逐退敌人时也耗费了宝贵的时间，因此，他部下的骑兵取得的小胜远不足以补偿时间的损失。对罗马人而言，小亚细亚北岸的局势比弗里吉亚更为不利。这里，本都的大军和舰队已经完全占据了比提尼亚，迫使罗马执政官科塔率领他那为数不多的部队和船舰在卡尔西顿的城垣和港湾寻求庇护，米特拉达特斯把他们封锁在里面。

罗马在卡尔西顿战败

然而，此次封锁对于罗马人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如果科塔能把本都的军队牵制在卡尔西顿城下，而卢库勒斯也向此地进军，那么，罗马的全部武力便可以在卡尔西顿集聚，迫使敌军在此决战，而不必决战于路远难行的本都境内。卢库勒斯确实采取向卡尔西顿进军的路线，但是科塔欲在同僚到达之前自立大功，便命他的海军上将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努杜斯（Publius Rutilius Nudus）发起突袭，结果不但造成罗马人惨败，而且竟使得本都国的军队获得机会攻打港湾的突破口，破坏拦截港口的锁链，焚毁一切停在港口的罗马战船共约七十艘。卢库勒斯在桑加里斯河（Sangarius）收到罗马的败讯后，下令部队加速进军，这令部下将士大为不满。在他们看来，科塔无足轻重，并且他们更愿意掠夺一个毫无防备的地方而不愿带领同伴去血战。但卢库勒斯的到来弥补了罗马军队一定的挫败：国王撤出卡尔西顿，但没撤出本都国。他向南进入旧属罗马的省份，在那里沿普罗庞提斯和赫勒斯滂海峡展开攻势，一举占领兰普萨库斯（Lampsacus），开始围攻殷富的大城西济库姆。他只有利用距离来牵制罗马，才有成功的希望；现在他不这样做，却走入死胡同，陷在里面，日甚一日。

米特拉达特斯围困西济库姆

在西济库姆，古希腊人的灵巧和天分保存得如此纯粹，举世无双。这里的公民虽在卡尔西顿的两次战败中损失了大量的兵将和船只，却仍誓死抵抗。西济库姆位于大陆正对面的一座岛上，通过一座桥与大陆相连。攻方军队不但夺得大陆上一处延绵到桥边的高地和位于那里的城郊，还夺得了岛上著名的丁底孟（Dindymene）高地。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岛上，希腊的工程师们都用尽所有技术为攻城铺路。他们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不过到了夜间，守军又把缺口给堵住。王军作出的所有努力都徒劳无用，正如国王耸人听闻地恐吓西济库姆的公民，称若他们仍拒绝投降，他就要在城墙前把俘获的西济库姆人处死一样毫无用处。西济库姆人仍继续勇敢地守着城墙，未让敌人得逞。在被困期间，他们几乎要抓住本都王本人了。

本都军队的溃败

同时，卢库勒斯在本都军队的后方拥有非常坚固的阵地，这虽不能使他直接救援被困的城市，却能使他在陆地上切断敌人的一切救济物资。因此，米特拉达特斯率领的庞大军队，连随营者估计三十多万，既不能作战，又不能进军，牢牢地被钳制在无法攻下的城池和不可动摇的罗马军之间，一切只能依靠海上的物资。但幸运的是，本都舰队独自控制着这个海道。然而恶劣气候来临，一场暴风雪摧毁了大部分攻城设施。粮食不足，尤其是马的饲料供给不足，使得士兵们无法忍受。在大部分本都军队的护送下，他们遣走了驮重物和行李的驼兽，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偷渡或冲过去。但在西济库姆西边的林达库斯河（Rhyndacus）上，卢库勒斯追上了他们，把全军打得落花流水。梅特罗凡尼斯（Metrophanes）和卢奇乌斯·法尼乌斯率领的另一支骑兵在小亚细亚的西边久久徘徊，又被迫回到西济库姆前的营地。饥饿和疾病在本都军队中肆虐，使得军队人数大减。春季将近（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守军加倍努力，夺回了丁底孟上修建的壕沟；国王别无办法，只好撤围，凭借舰队的协助救出所有能救出的东西。他随着舰队行至赫勒斯滂，但由于在出发时遇到麻烦，又在行驶途中遇到风暴，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赫尔迈乌斯（Hermaeus）和马略率领的陆军也向那里进军，意欲借城垣的庇护，在兰普萨库斯（Lampsacus）上船。他们把辎重和伤残人士弃于途中，这些人后来都被愤恨的西济库姆人杀害。中途渡过埃塞浦斯河（Aesepus）和格拉尼库斯河（Granicus）时，他们遭到卢库勒斯的打击，损失惨重，但最终还是到达目的地。本都王的舰队只把大军的残部和兰普萨库斯的人民运往罗马人所不及之处。

海上之战：米特拉达特斯被赶回本都

卢库勒斯一鼓作气而又谨慎的作战方式不仅补救了同僚的错误，而且未经激战就摧毁了敌军的精锐部队——据说有二十万人。倘若他的军队没有在卡尔西顿港口被焚毁，他必能将敌军全部歼灭。事实既然如此，破坏的工作仍未结束。本都舰队虽遭到西济库姆的惨败，但仍驻在普罗庞提斯，封锁皮林塔斯（Perinthus）和拜占庭的欧洲海岸，还入侵普利亚波斯（Priapus）的亚洲海岸，国王又在比提尼亚的海港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建立大本营，这些事都令卢库勒斯不得不坐视不理。事实上，一支五十艘船的精锐中队载着一万精英部将，其中包括马尔库斯·马略和罗马流亡人士的精英，他们竟扬帆驶往爱琴海；据说，这支舰队将在意大利登陆，企图再次煽动意大利的内战。但在卡尔西顿战败之后，卢库勒斯就要求亚细亚各民社提供船只，现在船只已一一就位，一支舰队便开始追击那支驶入爱琴海的敌军舰队。卢库勒斯有指挥海军的丰富经验，于是自任统帅。敌军的13艘五层橹船在伊西多鲁斯（Isidorus）的指挥下驶向利姆诺斯岛，在亚该亚港口外的特洛伊沿岸和忒涅多斯岛（Tenedos）之间的海面上，这13艘船全部被击沉。在利姆诺斯和斯基罗斯（Scyros）之间的小岛尼亚（Neae）上，卢库勒斯发现，本都一支有着32艘船的小舰队，一字排在这座荒岛的岸边，于是立即向这些船只和散在岛上的船员发起进攻，最后夺得了全部舰队。马尔库斯·马略和骁勇能干的罗马流亡人士均死于这里，他们或死于当时的冲突，或随后死于刽子手的刀斧之下。敌军驶往爱琴海的整支舰队均为卢库勒斯歼灭。同时，科塔以及卢库勒斯的副将沃克尼乌斯（Voconius）、盖乌斯·瓦勒里乌斯·特里亚里乌斯（Gaius Valerius Triarius）和巴尔巴（Barba）继续开展比提尼亚的战争，陆军有来自意大利的增援，海军有由亚细亚征集的舰队。巴尔巴攻取内地奥林匹斯河上的普鲁西亚斯（Prusias）和尼西亚（Nicaea），特里亚里乌斯在沿海进攻阿帕米亚（Apamea，昔名迈尔里［Myrlea］）和海上的普鲁西亚斯（Prusias，昔名厄斯［Cius］），然后两人会合，联合攻击位于尼科米底亚（Nicomedia）的米特拉达特斯；但米特拉达特斯毫无应战的意思，他逃到自己的船上，驶回本国。他之所以能够逃走，只是因为负责封锁尼科米底亚港口的罗马海军上将沃克尼乌斯到得太迟。在航行途中，要地赫拉克里亚（Heraclea）固然被出卖给国王，为他所占，但这一带海域的风暴倾翻了其中的60多艘船，其余的船只也被吹得四处分散，国王几乎孤身一人来到锡诺普。这时，米特拉达特斯突然采取攻势，结果本都的海陆军被敌军完全击败，颜面尽失（至少对最高统帅来说是如此）。

卢库勒斯入侵本都

现在卢库勒斯反过来采取攻势侵略本都国。特里亚里乌斯接受了统帅舰队的任命，奉命先封锁赫勒斯滂海峡，等候从克里特和西班牙返航的本都船队；科塔负责围攻赫拉克里亚，提供物资的艰巨任务则交给忠实积极的加拉提亚王子和卡帕多奇亚国王阿里奥巴尔查尼斯（Ariobarzanes）。卢库勒斯自己则于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秋季踏入这片久无敌人涉足的本都宝地。此时，米特拉达特斯决定保持最严格的防御，放弃与敌军交战，从锡诺普撤退到阿弥索斯（Amisus），又从阿弥索斯退到伊里斯河（Iris）支流利库斯河（Lycus）上的卡比拉（Cabira，后被叫做新恺撒利亚［Neocaesarea］，今尼克塞尔［Niksar］）。他一心想把敌人引向越来越远的内地，阻断他们的接济物资和情报。卢库勒斯火速追击，越过锡诺普，渡过罗马势力范围曾经的边界哈里斯河，包围阿弥索斯、尤帕托里亚（Eupatoria，在伊里斯河上）等大城，直到冬天来临，才停止进军，但仍围攻城市。卢库勒斯不断向前进军，使得士兵们无暇享受胜利的成果，加之天气严寒，封锁工作繁重，于是士兵们怨声载道。但卢库勒斯不惯于听这种怨言：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的春季一到，他即刻进攻卡比拉，留下卢奇乌斯·穆列纳率两个军团围攻阿弥索斯。在冬季，本都王曾设法劝亚美尼亚国王参战，这次尝试与之前一样徒劳无果，或者说只得到一张空头支票。帕提亚人更不愿意插手这个不大可能成功的烂摊子。尽管如此，一支主要在赛西亚境内征兵招募的庞大部队再次归于狄奥凡图斯和塔格西莱斯麾下，在卡比拉集合。罗马军仍仅有三个兵团，在骑兵方面的确不及本都军，因此不得不尽量避开平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卡比拉附近的一条小路。两军在此城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对峙。两军争抢的主要是双方都稀缺的物资，因此，米特拉达特斯将狄奥凡图斯和塔格西莱斯率领的骑兵精英和一队精锐步兵编成一个别动队，命他们巡逻吕科斯河和哈里斯河之间的地带，捉拿来自卡帕多奇亚的罗马运饷队。但卢库勒斯的副将马尔库斯·法比乌斯·哈德良（Marcus Fabius Hadrianus）护送着运饷队，不但完全击败了潜伏在隘路准备袭击的队伍，而且得到军营的援兵后，竟打败了狄奥凡图斯和塔格西莱斯的军队，从而大获全胜。本都王将希望寄托在骑兵身上，而骑兵竟这样一败涂地，对他来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卡比拉的胜利

更值得注意的是，最早从战场逃亡到卡比拉的是战败的将军，本都王一从他们口中听到凶信，甚至在卢库勒斯收到胜利的消息前，便即刻决定再次撤退到更远的地方。但本都王下的决心如闪电般迅速传播到他左右的近臣，士兵们看到国王的亲信仓促收拾行李时，也纷纷陷入恐慌。他们没有一个人情愿自己是最后离开的一个，全国上下，无论尊卑，都像受惊的小鹿一般到处乱窜。没有人听从号令，甚至是本都王的号令，国王自己也在一片动乱中不知所措。卢库勒斯见到这种混乱，便采取进攻行动，本都军队任人屠戮，几乎毫无抵抗。如果罗马军队能够维持纪律，节制他们的掳掠欲望，本都军必无人能逃，国王本人也必然被擒。米特拉达特斯和少数侍从好不容易才穿过山地，逃往科马那（Comana，距托卡特［Tocat］和伊里斯河源头不远）；可是，马尔库斯·庞培（Marcus Pompeius）率领的一支罗马兵团突然到来，又吓得他从那里逃走，所剩骑兵不到二千名，在小亚美尼亚的塔劳拉（Talaura），他越过了本国边界。在亚美尼亚帝国里，他得到一个安身之所，别的一无所有（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底）。当然，提格兰命令以皇家之礼待见这位流亡的岳父，但不把他请到宫廷，而是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把他拘留在偏远的边境省份，那里正是本都王前来的地方。

本都被罗马军队围困

罗马军队横扫本都和小亚美尼亚全境，直至特拉佩佐斯（Trapezus），平原地区均归顺侵略者，毫无抵抗。金库的长官多少迟疑一番后也投降了，献出金库。本都王无法使后宫的妇女——他的姊妹，众多王后和妃嫔成功逃走，便命令一位宦官将她们处死在法那恺亚（Pharnacea，今克拉森特［Kerasunt］）。许多城镇依然在顽强抵抗。事实上，内陆城市现在固然还有几个——卡比拉，阿马西亚（Amasia），尤帕托里亚，但不久便被罗马攻占。但是较大的沿海城市，如阿弥索斯（萨姆松的旧称）和本都的锡诺普，帕夫拉戈尼亚的阿马斯特里斯（Amastris），比提尼亚的蒂乌斯（Tius）以及本都的赫拉克里亚，它们仍然负隅顽抗，这一部分原因是表明他们对国王及其保护的自由希腊宪法的忠心，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也害怕国王请来援助的海盗。锡诺普与赫拉克里亚甚至派出了军舰对抗罗马军队，其舰队还曾截获了一支从陶利半岛给卢库勒斯军队运送粮食的小型罗马舰队。但在长达两年的围攻后，赫拉克里亚与陶利半岛上希腊城邦的交通被截断，加之一场内乱，它们最终不得不向罗马投降。当阿弥索斯被逼上了绝境时，守军一把火烧了整个城邦，并在滚滚浓雾的掩护下，乘船离去。在锡诺普，骁勇的海盗头领塞琉古（Seleucus）与皇家宦官巴克奇德斯（Bacchides）并肩防御，守军在撤退前先掠夺了民居，并把不能带走的船只付之一炬。尽管大部分守军能够登上船，但据说还是有8000个海盗在那儿被卢库勒斯杀死。卡比拉一战（罗马纪元682—684年，即公元前72—前70年）后，对这些城市的围攻，整整维持了两年多，卢库勒斯大多差遣他的副将去完成围攻任务，自己则处理亚细亚省的事情，他要求对亚细亚省进行一次全面的改革。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本都的商业中心城市的负隅顽抗，虽然令人钦佩，但却是徒劳无用的，米特拉达特斯的大业也绝对不可能如愿以偿。国王显然没有一点儿打算帮他复国的意思，至少现在看来是如此。随着爱琴海舰队的毁灭，亚细亚的罗马流亡人士失去了最优秀的将士。尚存的人大多数向卢库勒斯妥协，比如当时的积极领袖卢奇乌斯·马吉乌斯和卢奇乌斯·法尼乌斯。而在卡比拉战争同年，随着塞多留的去世，流亡人士便失去了最后的希望。米特拉达特斯自己的势力也完全瓦解，残留的势力接连崩溃。他的70艘战舰的舰队从克里特和西班牙返回时，在忒涅多斯岛海外受特里亚里乌斯的攻击，全军覆没。甚至博斯普鲁斯国王的儿子马卡尔斯也背叛了他，以陶里切尔松尼斯独立君主的名义同罗马人缔结了友好和平条约（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而国王则在屈辱中一直反抗，最后被逼退到遥远的亚美尼亚的山寨，从此成为了流落在外的人，基本上算是他女婿的俘虏了。虽然成群的海盗仍然在克里特自保，由阿弥索斯和锡诺普逃出来的人沿着黑海的东海岸艰难前行，到达了散尼根（Sanigen）和拉岑（Lazi），但是由于卢库勒斯善于军事，明察事理，愿意安抚各城市叫苦不迭的群众，还肯任用归顺的流亡将领，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敌人手中解放小亚细亚，歼灭本都国，使其成为罗马帝国的一省。元老院渴望派遣一个委员团来，以便协同最高统帅制定新省的组织规划。

亚美尼亚战争的开始

但是罗马同亚美尼亚的关系还没有解决。上文已经提到过，罗马人对提格兰不仅有宣战的理由，也有宣战的需求。比起罗马的元老们，卢库勒斯能从更实际更高明的眼光来审视国家事务。他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将亚美尼亚赶到底格里斯河外，恢复其丧失的地中海霸权。在处理亚细亚的事务上，他不愧是其亦师亦友的苏拉的后继人。在他的时代，他是罗马人中最亲希腊人的，因此在接管了亚历山大的国家后，他深感自己身上的责任，希望罗马成为希腊在东方的盾牌与刀剑。从个人来看——他既希望在幼发拉底河大胜一场，但又惹怒了大帝，以致大帝在来信中省掉了对自己的尊称。这两件事毫无疑问对卢库勒斯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采取行动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责任，而非出于自己卑鄙自私的私心。但是罗马执政人员不仅懦弱，懒惰，还目光短浅，不善治理国家，国库长期亏空。在没有受到外军直接逼迫的情况下，让他们主动发起一场浩荡且昂贵的战争，是绝不可能的。罗马纪年682年（即公元前72年前后），塞琉西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别号亚细亚人的安条克及其兄弟，看到了本都战争中罗马的胜利，便启程去了罗马，希望罗马能干预叙利亚的事务，并且承认他们在埃及的合法继承权。如果不承认他们的合法性，那么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加合适的时机，来对提格兰发动这场早就应该发动的战争了。尽管元老院的确承认这两位王子才是叙利亚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但是他们犹豫不决，不敢下命进行武力干涉。如果要抓住这次绝佳的机会，严厉地打击亚美尼亚，那么卢库勒斯便只能绕过元老院，自冒风险开战。他发现自己就像苏拉，不管元老院同意与否，他都要为国家争取这显而易见的利益。罗马与亚美尼亚长期处在似战非战的不稳定关系中，这便给卢库勒斯的行动带来便利，一来可以稍微掩盖他独霸的行为，二来也为发动战争找到了一个正式的理由。卡帕多奇亚与叙利亚的局势大可成为战争的理由，况且在本都一战中，罗马军队已经侵犯了大帝的领土。但是，攻打米特拉达特斯才是卢库勒斯的任务，他想要在完成此次任务的同时，将亚美尼亚也攻下。因此，他更愿意派出他的手下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前往安条克城面见国王，要求他交出米特拉达特斯。当然国王不会同意，只会引发战争。

潜在的困难

这是一个危险的决策，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罗马军队的情况。在向亚美尼亚开战期间，还必须牢牢守住本都辽阔的疆土，否则驻扎在亚美尼亚的军队与本国的联络就会被切断。况且，不难预料，米特拉达特斯会想方设法卷土重来。卢库勒斯结束米特拉达特斯一战前夕，军队的人数约达三万人，而要完成这两个任务，这些人数显然不够。通常情况下，将军会向政府请求增援一支军队，政府也一定会增援。但是卢库勒斯绕过了自己的政府开战，这既是他所希望的，也是外部形势所迫，那么他就不得不放弃向政府请求增援这个计划。尽管他可以将从本都王军队中俘虏来的色雷斯佣兵收入囊中，但是这还不足两个兵团，最多一万五千人。以这样的情况渡过幼发拉底河去开战，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但是他们都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老兵，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人数上的不足。可士兵的情绪却是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因为卢库勒斯出身贵族，他极少关注到这点。卢库勒斯是个有才干的将领，从贵族的标准来衡量算是一位正直仁厚的男人，但却未受到将士的爱戴，这都是由于他坚决拥护寡头大国，坚决阻止罗马资本家在小亚细亚寻求暴利，给士兵指派劳苦的工作，并要求他们严守纪律，禁止他们抢掠希腊城市，然而却派人用大马车和骆驼为自己运送了大批东方宝物的结果。况且他高贵不近人情、傲慢，是典型的希腊人。只要有可能，他便沉迷于安乐，丝毫没有一点兴趣可以让他与将士们建立起感情。不但如此，大多数他手下的精兵良将因他们兵役期的无限延长而十分怨恨他。他手下最精良的两个兵团，正是弗拉库斯和芬布里亚在罗马纪年668年（即公元前86年）率领到东方的部队。他们已经服役13年，有退役的权利，并且在卡比拉一战后就得到退役的允诺，但是现在，却在卢库勒斯的率领下，远渡幼发拉底河，开启一场无法预料的新战争——似乎卡比拉一役中的胜者得到的待遇还远不如昔日坎尼的败者。就是率领着这样疲于战争、怀有怨气的士兵，卢库勒斯还颇为自负，准确来说，他是在违背宪法的情况下，去远征未知的土地，那里到处都是急流与冰雪覆盖的山脉，其地又广大无垠，冒进必然少不了危险。因此卢库勒斯的行为在罗马招致了许多的责难，而这些责难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在这些责难之中，一些事实不可忽略，即政府的荒谬是造成这位将军贸然行动的主要原因，即使这不足以为他的行为辩护，但也使他稍微情有可原。

卢库勒斯跨越幼发拉底河

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的任务不仅仅是为发动战争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外交借口，同样也是为了劝服叙利亚各君长，尤其是劝说各个城邦联手对抗国王。在罗马纪年685年（即公元前69年）春，攻打正式开始了。冬季时，卡帕多奇亚王已暗备船只；罗马人已经登船从梅利泰内横渡了幼发拉底河，再借道陶鲁斯，一路到了底格里斯河。卢库勒斯又从阿米达（Amida，迪亚巴克尔）跨过此河，沿着亚美尼亚南方边界新建的第二个首都提格兰城[3]与旧都城阿塔克萨塔（Artaxata）相连的大道行军。由于同罗马人的纷争，大帝暂时终止了征服地中海的计划，从叙利亚撤兵，驻扎在提格兰城。他计划着从西里西亚和利考尼亚（Lycaonia）入侵罗马的亚细亚城，并且在揣测罗马人是会马上撤出亚细亚还是会先下手为强——可能在埃弗索（Ephesus）对他开战。这时，一个信使来报卢库勒斯正继续进军，可能会切断他到阿尔塔沙特的道路。他很生气，下令将信使斩了。但是恼人的事实依旧如故，本来他准备离开提格兰城，向亚美尼亚的腹地前行，在那里召集军队对抗罗马——这件事到现在还没做。与此同时，密德罗巴赞（Mithrobarzanes）由手上实际的军队和仓促召集的贝都因部落，共同牵制着罗马军队。但是，密德罗巴赞派出的士兵被罗马的先锋击溃，阿拉伯人也被塞克斯提利乌斯（Sextilius）的一支分队击溃。卢库勒斯抢占了从提格兰城到阿尔塔沙特的大道。罗马的一支小分队沿着底格里斯河右岸北上追击大帝，卢库勒斯亲自渡河到左岸，朝提格兰城进军。

提格兰城之战

守军对罗马军队发起猛烈进攻，弓箭如暴风骤雨般袭来，他们又用石脑油焚毁其用来围困的装备，让罗马人开始意识到伊朗战事的新危险。勇猛的指挥官曼凯乌斯（Mancaeus）在城中坚守，直到王室的援军终于由帝国各部和容许亚美尼亚官吏征兵的邻国集合起来，穿过东北各隘口前往首都进行支援。领袖塔格西莱斯（Taxiles）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劝提格兰避免交战，并建议他用骑兵包围罗马的小部队，让他们饿死。但罗马将军已决定开战，国王见他们率领不到一万人的军队来对抗自己兵力强其二十倍的军队，并且罗马人还勇猛地渡过了分隔两军的河流。他看见一边是“为使团太多，为军队过少”的小队人马，另一边是他自己的庞大军队，这些来自黑海、里海的人与来自地中海、波斯湾的人在此聚集，仅仅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长矛铁骑也多于卢库勒斯的整支军队，其中甚至还不乏按罗马式武装的步兵。于是提格兰当机立断，决定如敌人所愿开战。但亚美尼亚军仍在排兵布阵，卢库勒斯眼光非常锐利，发现他们忘了把守一个能够俯瞰其全部骑兵阵地的高地。于是他连忙率领两个军团攻占高地，与此同时，他兵力薄弱的骑兵队从侧面发动进攻，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他一到达高地，便率领小分队进攻敌军骑兵的后方。敌军的骑兵全军覆没后，他又猛攻敌军尚未完全组建完成的步兵，致使亚美尼亚的步兵落荒而逃。战胜方的公告上说，十万亚美尼亚人和五名罗马人阵亡，国王扔掉了他的头巾和王冠，带着几个骑士疾驰逃走，没有人认出他来。这公告是卢库勒斯仿照其老师苏拉的手笔写的。罗马纪元685年（即公元前69年）10月6日这一天，罗马人在提格兰城下所赢得的这场胜利，仍然是罗马的光荣战争史中最为辉煌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辉煌，而且意义重大。

亚美尼亚人的战利品尽归罗马人所有

底格里斯河以南所有从帕提亚人和叙利亚人手中夺来的土地，在战略上都不再属于亚美尼亚人了，大部分都落入到战胜者之手。大多数希腊人被迫移居此处，如今他们奋起对抗守军，为罗马军队大开城门，士兵们进城后便大肆劫掠。亚美尼亚的总督马伽达底已经撤掉了西里西亚和叙利亚的队伍以增强提格兰城下援军的兵力。卢库勒斯向叙利亚最北部的科马吉尼进军，对其都城萨撒摩撒他（Samosata）发动猛攻。他没有到达叙利亚本部，但远至红海的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的统治者及民社都将罗马人奉为君主，并派遣使者前来表达敬意，甚至提格兰城以东的科杜内亲王也俯首称臣。然而，国王的兄弟古拉斯（Guras）在尼西比斯占地为王，占领着两河流域。卢库勒斯始终自诩为希腊人民的保护者，在科马吉尼，他将塞琉古家族的一个王子安条克（Antiochus）推上了王位。安条克—亚细亚人在亚美尼亚人撤退之后，便回到了安条克，卢库勒斯承认他为叙利亚王。他将被迫迁至提格兰城的居民送回到他们的家园。国王无尽的积蓄和宝藏——粮食多达三千万梅丁，单是提格兰城的钱财就有八千塔兰特——使卢库勒斯能够不开国库而支付战费。除了充裕的给养之外，士兵们每人还能得到八百第纳尔的奖金。

提格兰与米特拉达特斯

提格兰国王深感沮丧，他生性懦弱，处于顺境时便傲慢自大，处于逆境时便胆小怯懦。如果没有老米特拉达特斯，他或许能与卢库勒斯达成协议，国王有充分的理由作出巨大牺牲来换取这份协议，罗马将军也有在可接受范围内达成协议的理由。米特拉达特斯没有参与提格兰城周围的战事。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六、七月间，他在被软禁了二十个月后，由于国王与罗马人发生分歧才被释放。国王派他率领一万名亚美尼亚骑兵前往他的故国，威胁敌人的交通。国王召集全部兵力解救所建都城，但米特拉达特斯还未在那座都城有所作为便被召回，来到提格兰城下，遇到了正逃出战场的群众。上自国王，下至普通士兵，所有人都认为没有胜利的希望。但如果提格兰现在提出议和，不仅米特拉达特斯会失去复国的可能性，而且议和的第一个条件必定是把他交出来。提格兰无疑会用昔日博库斯对待朱古达的方法来对待他。因此，米特拉达特斯倾尽了全力来阻止这种转变，说服亚美尼亚朝廷继续作战，他在战争中已没有什么可失去了，却可能得到一切。尽管米特拉达特斯失去了王位，逃亡国外，但他在亚美尼亚朝廷里的势力却不容小觑。虽已年逾六十，他仍然精神抖擞，孔武有力，还能披着铠甲跃上马背，徒手格斗时寸步不让，不亚于最优秀的兵士。岁月和命运似乎磨砺了他的精神，早年时他通常派将军率兵出战，绝不亲自直接参战，到了晚年却亲自率兵在战场上搏斗。在他统治的五十年间，对于那些见证了多次史无前例变故的人来说，国王的事业绝不会因提格兰城之战的失败而告终。反之，卢库勒斯的境遇已经非常艰难，如果现在不议和，而是继续作战的话，他一定会陷入更为危险的境地。

战争再次爆发

这位饱经世事的老将与提格兰国王的关系如同父子一般，现在又用自己的个人魅力打动了国王，以他的魄力征服了那个懦夫，因此国王不仅决心继续作战，而且将战争的政治和军事指挥权委托给了米特拉达特斯。现在，战争由内阁竞赛转变成了全亚洲民族的战争。亚洲的君主和人民都应该为此事团结起来，以共同抵抗专横自大的西方人。人们竭尽全力调解帕提亚和亚美尼亚人的矛盾，说服他们团结一致对抗罗马。在米特拉达特斯的建议下，提格兰提出条件，把亚美尼亚人攻占的美索不达米亚、阿迪亚波纳和大峡谷，全部归还给阿萨息斯王家的神主弗拉特斯（Phraates，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即位），并与之建立友好的同盟关系。但是，由于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这一建议恐怕不会顺利地为人所接受。弗拉特斯更愿意与罗马人而非亚美尼亚人缔结条约，以巩固幼发拉底河的疆界。在可恶的邻国和恼人的异族纷争不断之时，他宁愿袖手旁观。米特拉达特斯对东方各族的号召，比他对各国君主的请求更见成效，这场战争可以被称为东方对西方的民族战争，因为它本就是如此。此战也可以视为宗教战争，他宣称卢库勒斯（Lucullus）军队的目标是波斯南尼亚神（Nanaea，又名阿奈提斯）在以莱美斯（Elymais，今卢里斯坦）的庙宇，这是整个幼发拉底河流域最著名、最殷富的神庙。[4]在两位国王的号召下，远近各处的亚洲人蜂拥而至，团结一心以反抗不虔诚的异族，保护东方及其神灵。但事实已经证明，不仅集合庞大的队伍毫无用处，而且真正有能力行军打仗的队伍在这支大军中也成为了无用之物，被卷入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米特拉达特斯首先致力于发展在西方人中最弱、而在亚洲人中最强的兵种——骑兵。在他新编的队伍中，一半都是骑兵。至于步兵，他从应征入伍的士兵和志愿军中精心挑选合适的人，命其本部的军官训练他们。一支庞大的军队很快就集合于国王的麾下，然而这支军队的用途并不是一到战场上就与罗马的老兵决一胜负，而是仅限于防守和小规模作战。米特拉达特斯在上次的战役中就采取了不断退让、避免交战的方法，这次他仍然采取相似的战术，将亚美尼亚本部作为战场——此地是提格兰的祖传疆土，尚未完全受到敌人的侵害，而且就其自然状态和居民的爱国精神而言，它非常适于这种战争。

首都和军中对卢库勒斯表示不满

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卢库勒斯陷入了困难重重且日益危险的境地。尽管他屡立战功，罗马城的人民却对他怨声载道。元老院认为他做事草率鲁莽，他得罪的资本阶级想尽一切阴谋诡计，并用行贿的手段将其罢免掉。公正和不公的控诉终日在罗马广场回荡，有人认为这位将军有勇无谋、贪婪叛逆，根本就不是罗马人；有人认为不应该赋予这样的人以无限的权力——两个平常省长的职务和一个重要的非常统帅之职。元老院采纳了后者的意见，竟然指派一名副执政官做亚细亚省长，执政官昆图斯·马尔库斯·雷克斯做西里西亚省长，并率领三个新兵团，使卢库勒斯只担任对抗米特拉达特斯和提格兰的统帅。

这些起于罗马的指控在伊里斯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军营中得到了危险的响应，更为危险的是，几个军官——包括将军的姻亲兄弟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Publius Clodius）在内——借此煽动士兵。上述诸人故意散播谣言，声称卢库勒斯现在想使远征帕提亚与本都—亚美尼亚战争联合进行，结果士兵们更加义愤填膺。

卢库勒斯进军亚美尼亚

然而，当政府和士兵们愤愤不平的情绪使得战胜的将军有被罢免和叛乱的危险时，他自己却像一个不顾一切的赌徒，继续加大赌注，增加风险。他的确没有进攻帕提亚，但提格兰既不表示和解，又不如卢库勒斯所愿，再度进行一场激战。卢库勒斯便决定从提格兰城进攻，穿过凡湖一带的险峻山地，进入东幼发拉底河（即阿萨尼亚斯［Arsanias］）流域，然后由此进入阿拉克斯河（Araxes）流域，亚美尼亚本部的首都阿尔塔沙特就位于阿拉拉特山的北坡，历代国王的城堡和后宫也坐落在这里。他希望能通过威胁国王所居住的城堡，以强迫他在途中或至少在阿尔塔沙特前方作战。当然，他必须得留下一支分队驻守在提格兰城。由于行军有可能再遭覆灭，所以只好削弱本都的兵力，再从那里集合部队进军提格兰城。可是最主要的困难是亚美尼亚的夏季很短，这非常不利于军事行动。亚美尼亚高原海拔五千英尺以上，埃尔泽鲁姆（Erzeroum）的小麦到六月初才发芽，九月收割的时候冬天就到来了。罗马军队必须最多在四个月内抵达阿尔塔沙特，并结束战争。

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仲夏，卢库勒斯从提格兰城出发，他要经过比特利斯山隘口，然后向西行至凡湖，到达穆什（Musch）高原，进入幼发拉底河流域。罗马军队一直在与敌军的骑兵，尤其是骑射兵进行非常恼人的小规模战斗，行军十分缓慢，但并未遭遇重大阻碍。亚美尼亚的骑兵在幼发拉底河的渡口严防死守，罗马军队冲破其防线，强渡过河。亚美尼亚的步兵也出现了，罗马军队想将他们卷入战斗之中，但没有成功。因此，罗马军队抵达了真正的亚美尼亚高原，并继续行军至不明之地。他们没有遭遇过真正的不幸，可单是险峻的地形和敌军的骑兵就不可避免地延缓了行军的速度，这是很大的不利。在他们距离阿尔塔沙特还有很长一段路程时，冬季便已经来临。意大利士兵眼见四周都是冰天雪地，严厉的军纪就如绷得太紧的弦一样，戛然而断了。

卢库勒斯撤退至美索不达米亚

正式的兵变迫使将军不得不下令撤退，他用一贯的技巧完成了此次撤退。卢库勒斯安全抵达美索不达米亚，该地的气候仍适于继续行军，他渡过底格里斯河，以大部兵力进攻尼西比斯（Nisibis），这是亚美尼亚属下的最后一城。国王汲取了提格兰城下的经验，因此较为明智地对尼西比斯置之不理。尽管该城有坚固的防御，最终还是在一个雨夜被攻破，卢库勒斯的军队不仅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还夺取了舒适的冬营，这冬营与去年提格兰城相比较也毫不逊色。

在本都和提格兰城的斗争

然而，与此同时，敌人倾其全部兵力攻击罗马驻守在本都和提格兰城的薄弱军队。提格兰国王强迫提格兰城的罗马指挥官卢奇乌斯·法尼乌斯——即以前塞多留和米特拉达特斯的中间人——入驻一座堡垒，并将他困在里面。米特拉达特斯率领四千亚美尼亚骑兵和四千自己的骑兵进入本都，作为解放者和复仇者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对抗公敌。举国上下都响应了他的号召。分散的罗马士兵通通被逮捕处死，本都的罗马将领哈德良率兵与其对抗，国王昔日的雇佣兵和许多随军为奴的本都人纷纷投靠敌军。这场兵力悬殊的战争持续了两天。只因本都王受了两处伤，不得不撤出战场，罗马指挥官才有机会结束这败局已定的战争，带着残余部队进入卡比拉（Cabira）。卢库勒斯另一名果敢的副将特利亚里乌斯（Triarius）碰巧来到这个地方，又收编了一些队伍，在与本都国王的斗争中取胜。但他的兵力不足以将国王再度逐出本都，因此只得眼看着国王在科马那驻扎冬营。

继续撤退至本都

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的春季随之来临。罗马军队聚集于尼西比斯，士兵们在冬营中无所事事，将军又经常不在军营，因此军队越来越不服从命令，不仅他们强烈要求撤退，而且出现了一种非常明显的情况——如果将军不率领他们回国，他们便自行解散。军中物资匮乏，卢奇乌斯·法尼乌斯和特利亚里乌斯身处困境，他们派人恳请将军支援。卢库勒斯怀着沉重的心情不得已让步，放弃了尼西比斯和提格兰城，也抛下了其远征亚美尼亚的美好愿景，回到了幼发拉底河右岸。卢奇乌斯·法尼乌斯获救，但在本都，救援已经为时过晚。特利亚里乌斯的兵力不足以与米特拉达特斯抗衡，他坚守在加佐拉（Gaziura，位于伊里斯河上的土耳克萨尔，在托卡拉以西），将辎重都留在了达达萨。但是，在米特拉达特斯围攻达达萨之时，罗马士兵因担心失去他们的财物，便强迫其统帅离开这个安全的地方，在加佐拉和齐拉（Ziela，即Zilleh）之间的斯科特斯高地上与国王交战。

本都的罗马军在齐拉战败

特利亚里乌斯所预料的果然发生了。尽管面临极其英勇的抵抗，国王亲自率领的一翼仍冲破罗马防线，将罗马步兵逼入了一条泥涧中。他们进退两难，遭到了残酷无情的屠戮。国王被一个罗马百夫长所伤，后者也因此牺牲了自己的性命。罗马军营被攻陷，步兵的精锐士兵与几乎全体中下级军官尸横遍野，尸体就这样遗弃在战场上，无人收埋。当卢库勒斯来到幼发拉底河右岸时，告知他战败消息的不是他自己的士兵，而是当地的居民。

士兵叛变

伴随着这次战败而来的是军事阴谋的发生。正在这时，从罗马传来一个消息，说人民大会已决定，准许依法服役期满的士兵，也就是芬布里亚旧部退伍，并任命本年的两位执政官为本都和比提尼亚的统帅。卢库勒斯的继任者、执政官曼尼乌斯·阿奇利乌斯·格拉波里奥（Manius Acilius Glabrio），早已在小亚细亚登陆。解散最勇猛最易暴动的兵团，召回统帅，再加上齐拉战败的影响，正在将军最需要权力约束之时，军中的权力约束已荡然无存。他在小亚美尼亚的塔劳拉附近遭遇本都的军队，本都军的统帅是提格兰的女婿——米底亚的米特拉达特斯，他已在一次骑兵之战中打败了罗马人，国王的主力部队正由亚美尼亚向此处进军。西里西亚的新省长昆图斯·马尔奇乌斯（Quintus Marcius）在率领三个兵团前往西里西亚赴任的途中，来到了利考尼亚，卢库勒斯派人向他求救，马尔奇乌斯声称他的士兵们不愿前往亚美尼亚，他派人请求格拉波里奥担任人民所委托的元帅一职。此事现在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且危险，因此格拉波里奥不愿接任。为了避免与亚美尼亚和本部的联军在塔劳拉交战，卢库勒斯不得不保留军队指挥权，并下令进攻前进的亚美尼亚人。

继续撤退至小亚细亚

士兵们奉命进军，但当他们来到一个分岔路口时，一条路通往亚美尼亚，另一条通往卡帕多奇亚。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后一条，前往亚细亚省。在那里，芬布里亚旧部要求即刻退伍，虽然统帅和其他队伍恳求他们放弃这一要求，但他们却仍然坚持：如果冬季到来时还没有敌军进犯，他们便解散。事实果真如此。米特拉达特斯不仅几乎再次占领了他的全部疆土，而且他的骑兵遍布整个卡帕多奇亚，远至比提尼亚。阿琉巴赞王求助于马尔奇乌斯，求助于卢库勒斯，求助于格拉波里奥，但都只是徒劳。一场指挥得如此精彩的战争竟然得到了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如果仅从军事成就来说，罗马将军中再没有人能像卢库勒斯那样以如此微小的物力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苏拉的才能与好运似乎转移到了其弟子身上。在那种情形之下，罗马军居然能安然无恙地从亚美尼亚回到小亚细亚，这可谓是军事上的一个奇迹。据我们的判断，这个奇迹远远超过色诺芬（Xenophon）的撤退。健全可靠的罗马兵制与低效无能的东方兵制无疑是此事的主要原因，但无论如何，此次远征统帅的英名应在第一流的良将之列。如果卢库勒斯的名字不列在此之列，那么其原因只在于他所参与的战争没有在军事上传颂至今，而且评判的标准是：在任何事尤其是战事上，除了最终的结果外一切都无足轻重，而这次的结果是完败。战局的最后转变，主要是士兵的叛变，导致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争最终一无所获。罗马纪元687—688年（即公元前67—前66年）冬季，罗马重新回到了罗马纪元679—680年（即公元前75—前74年）间所占的地位。

与海盗作战

对海盗发动的海战与陆战同时爆发，且与陆战紧密相关，其结果也并不好于陆战。如上文所说，元老院于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作出了明智的决策，将肃清海盗的任务交托给一个最高海军统帅，即执政官马尔库斯·安东尼。但他们一开始就在选择元帅一事上铸成了大错，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通过这种本属适宜的议案的人，没有考虑到元老院里所有个人问题都取决于西第古斯的势力和类似的党派。而且，他们还忽略了将这种重大任务所需的钱财和船只提供给他们所选的海军元帅，这就导致了他的大肆征发。他原本是援助各省人民的，但他大量搜刮民脂民膏，其行径与海盗无异。

安东尼战败

结果与此相当。在坎帕尼亚海域，安东尼率领的舰队截获了一些海盗船。克里特人曾与海盗交好并与之结盟，安东尼要求他们终止与海盗的联盟关系，但遭到克里特人的断然拒绝，于是双方开战。克里特军的将军拉斯特涅斯（Lasthenes）和潘那里斯（Panares）在其岛屿之外与罗马人进行了一番海战，当他们凯旋回到奇多尼亚（Cydonia）时，用安东尼船上准备捆海盗的铁链，将这位罗马将军及其他俘虏捆在了所截获的罗马船上。安东尼由于作战轻率，导致战争消耗巨大，却没有取得丝毫收获，他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死在了克里特。安东尼的远征收效甚微，且建造的舰队开销不菲，寡头党不愿意赋予地方官吏较为广泛的权力，因此在安东尼去世而这件事实际随之结束之后，他们没有再推举一个海军元帅，而是恢复旧制，让各省的省长处理本省的剿匪事宜。例如，卢库勒斯所组建的舰队，就在爱琴海致力于此项任务。

克里特之战

然而，就克里特人而言，唯有宣战才能一雪在奇多尼亚海外所受的耻辱，甚至当时那些堕落的罗马人也这样认为。可是克里特的使者在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曾来到罗马，请求带回俘虏，重建联盟关系，并几乎获得了一个有利的元老院法令。可是此时元老院通过一项正式决议，规定克里特使者向罗马银行家所借的债款不可起诉——除非元老院因贪污受贿而失去职能，否则这些债款便不可起诉——于是颁布了一道法令：克里特各民社若要避免战争，就不仅要交出罗马逃兵，还要交出奇多尼亚海外暴动的始作俑者——拉斯特涅斯和潘那里斯等领袖——给罗马人按罪处罚。他们还需交出所有四只桨以上的大小船只，配备四百名人质，并缴纳赔款四千塔兰特（合九十七万五千英镑）。使者们声称他们无权接受这些条款，政府便指派第二年一个执政官前往克里特，以在那里取得其所要求的东西或开战。

梅特路斯征服克里特

罗马纪元685年（即公元前69年），继任的执政官昆图斯·梅特路斯来到克里特海域。以较大城市哥提那（Gortyna）、克诺索斯（Cnossus）和奇多尼亚为首，岛上各民社，决定宁愿以武力自卫，也不接受那些过分的要求。克里特人是一个顽强不屈的民族，海盗业与其公私生活紧密相关，正如劫掠同埃托利亚人的关系一样。但论勇猛和其他方面，他们与埃托利亚人相似，因此希腊只有这两个民社在进行勇敢而光荣的斗争，以争取独立。梅特路斯率领三个兵团在奇多尼亚登陆，拉斯特涅斯和潘那里斯则率领二万四千名克里特军准备迎战。双方在旷野中交战，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斗，罗马人取得了胜利。尽管如此，各城守军却坚守城防以抵抗罗马将军。梅特路斯决定对这些城市依次发动围攻，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奇多尼亚，战败军的残余部队在此躲避。经过长时间的围攻，潘那里斯提出，若能准许他自由离城，便交出此城。拉斯特涅斯已逃出奇多尼亚，又被再次围困于克诺索斯。当这座堡垒也濒于陷落之时，他毁掉了城内的财宝，然后逃到了那些继续守卫的地方，如莱克托斯（Lyctus）、伊柳塞拉（Eleuthera）及其他地方。两年（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时间过去了，梅特路斯成为了全岛的统治者，至此，希腊自由国土的最后一块地盘也落入了罗马人之手。克里特各民社是希腊共和国中最早发展自由城邦政体和海权的，也是希腊昔日遍布地中海的海国中最后屈服于罗马陆权的。

地中海的海盗

举行另一个寻常凯旋礼的法定条件也已齐备。梅特路斯氏族除了“马其顿克星”、“努米底亚克星”、“达尔马提亚克星”和“巴利阿里克星”的称号之外，现在又以同等权利增加了一个新称号“克里特克星”，罗马又多了一个足以令其自豪的人。然而这几年间，罗马人在地中海的势力最为衰落，海盗的势力却最为强盛。据说海上的西里西亚人和克里特人当时有一千艘船，难怪他们会嘲笑战胜伊索里库斯和克里特的胜利是毫无意义的胜利。关于海盗如何干涉米特拉达特斯之战，海盗国如何尽力援助顽强抵抗的本都城市，上文已有叙述。但这个国家自营的事业，其规模也同样巨大。罗马纪元685年（即公元前69年），几乎就在卢库勒斯舰队的目睹下，海盗阿瑟诺多鲁斯（Athenodorus）对提洛岛发动攻击，破坏了该岛远近闻名的祠堂庙宇，并将全体居民掳走为奴。西西里附近的科帕拉岛每年都向海盗缴纳固定的年金，以免遭受这样的攻击。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整装待发于西西里的一支罗马舰队与另一个海盗首领赫拉克良（Heracleon）交战，最后这支舰队被赫拉克良所毁，如今海盗竟敢只带领四艘敞船驶入叙拉古的港口。两年后，他的同党波伽宁（Pyrganion）甚至也在这个港口登陆，并在此据守，派遣别动队进入该岛，直到罗马省长最终迫使他登船驶去。罗马人在所有省份都配备了舰队和海岸巡防队，至少因此而征税，人们最后对此也习以为常。然而海盗似乎还如往常一样劫掠各省，与罗马省长的行径无异。甚至圣地意大利也不再受到这些无耻之徒的尊重，他们从克罗顿将拉金的赫拉庙内的财宝洗劫一空。他们在布林迪西、米塞努姆、卡耶塔（Caieta）和伊特鲁里亚的港口登陆，甚至还登陆于奥斯提亚。他们俘虏了最杰出的罗马军官，其中包括西里西亚军的舰队司令、两个副执政官和全体随从，还劫持了那令人生畏的束棒和官爵标志。罗马海军统帅安东尼奉命歼灭海盗，海盗便将他的姊妹从米塞努姆的一座别墅中掳走了。奥斯提亚港口配备有攻打海盗的罗马舰队，由一位执政官指挥，海盗却将其毁灭了。拉丁人、阿皮安大道上的旅人、人间天堂贝亚的高贵浴客，他们的财产和生命时刻都面临着危险。所有贸易和交通都暂停了，最可怕的物资短缺盛行于意大利，尤其盛行于以海外粮食为生的首都。那个时代的人和历史对于这种无法忍受的困苦怨声载道，这里略加叙述也就够了。

奴隶叛乱

上文已经描述了苏拉所恢复的元老院如何保护马其顿的边境，惩戒小亚细亚属国的君主以及部署海上警卫，可没有一处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还有一件或许更加紧急的事，就是监视各省，尤其是意大利无产阶级，此事也没有获得较好的成效。奴隶无产阶级的疮毒腐蚀着所有上古国家的精髓，奴隶数量越多，势力越强盛，这种情形便愈甚。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国家的富强照例会导致奴隶数量的过度增加，此事对罗马造成的危害自然比其他上古国家更为严重。甚至在罗马纪元六世纪，逃亡的畜牧奴隶和种植奴隶结伙作乱，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意大利投机者推行的田庄制度越来越盛行，这大大增加了奴隶叛乱的危险。在格拉古昆仲和马略的政变时期，奴隶叛乱在罗马帝国的多个地方兴起，甚至在西西里演变成了两场血战（罗马纪元619—622年，即公元前135—前132年）。但在苏拉死后复辟政府执政的十年间，既是海盗们的黄金时代，也是陆上同类劫匪的黄金时代，在一向管理较佳的意大利半岛尤其如此。这里再无安宁可言，在首都和意大利人烟稀少的地区，每天都会发生劫掠案，谋杀也屡见不鲜。或许就在这时，政府颁布了一道特殊的法令，禁止绑架外籍奴隶和自由人，一项针对强取田产的特殊诉讼法也大约在此时颁布。这些罪行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虽然犯下这些罪行的通常是无产阶级，但上层阶级作为其精神上的发动者和利益的共享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脱不了干系。掳人和抢占田地通常由大田庄的管家提议，然后交由聚集在那里并配备有武器的奴隶去执行。献殷勤的奴隶管家就这样帮助主人获得东西，正如墨菲斯特（Mephistopheles）替浮士德（Faust）获得菲勒蒙（Philemon）的菩提树一样，对此，甚至是非常体面的主人也不以为耻。从加重对侵犯所有权的武装人群的惩罚一事，可见当时的情形如何。大约在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5]，贵族党的一个贤能之士马尔库斯·卢库勒斯负责首都的司法事务，创行了这项法律，并宣称其目的在于使奴隶主加强对奴隶的管束，以免目睹罪奴受到法律的严惩。该地奉贵族党的命令实行劫掠和谋杀，奴隶和无产阶级民众自然也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进行抵抗。一个火星就足以点燃这样的易燃物，将无产阶级转化为一支起义军。机会很快就来了。

战争在意大利的斯巴达克斯爆发

如今，在意大利的各项公众娱乐中，决斗戏居于首位，因此在意大利建立了许多训练所，卡普亚及其周围地区数量尤多。这些训练所一方面用于羁押，一方面训练那些为了取悦群众而注定要杀人或被杀的奴隶。这些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在战争中被俘的勇士，他们从未忘记自己曾与罗马人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种暴徒有些是从卡普亚一个训练所中逃出来（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躲避在维苏威（Vesuvius）山上。他们的首领是两个凯尔特人，大家都以其奴隶名字称呼他们，一个叫做克雷斯（Crixus），一个叫做俄诺玛俄斯（Oenomaus），还有一个色雷斯人，叫做斯巴达克斯（Spartacus）。斯巴达克斯或许是贵族斯帕尔多库斯氏（Spartocids）的后裔，在其故乡色雷斯和潘提卡彭（Panticapaeum），该族甚至曾享有王者之尊，斯巴达克斯曾服役于罗马军的色雷斯助战队，后逃往山中成为劫匪，最后又被抓来供决斗戏之用。

暴动初具规模

这一小股劫匪最初只有七十四人，但很快便集结了周围城市的人，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他们的劫掠不久便使坎帕尼亚这种富庶地区的居民大感困扰，他们曾试着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抵抗，但一切都是徒劳，后来便求助于罗马城。克洛狄乌斯·格拉伯（Clodius Glaber）率领仓促集结的三千名兵士赶来，驻守于维苏威山口，打算饿死那些奴隶。但这些劫匪尽管人数甚少，武器也不齐全，却勇敢地爬下悬崖峭壁，对罗马部队发动袭击。可怜的士兵们一看到这些攻其不备的小队暴徒，便四下逃散。这首次胜利使劫匪获得了更多的武器，队伍也更加壮大了。虽然即使是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能手执削尖的木棍。兵力更为强大的新民兵分队——由副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瓦里尼乌斯（Publius Varinius）率领的两个兵团——从罗马向坎帕尼亚进军，发现劫匪的军队已驻扎于平原，与正规军无异。瓦里尼乌斯身处困境，他的民兵分队被迫在敌军的对面安营扎寨，由于秋季气候潮湿，疾病大大削弱了其战斗力。比时疫更糟糕的是，一些胆小的士兵不服从命令，于是军队人数日渐减少。他部下一支队伍在一开始就全军覆没了，逃兵没有回到主力部队，而是径直回家了。后来当瓦里尼乌斯下令向敌人的堑壕进军并对其发动攻击时，军队中的多数士兵拒不从命。尽管如此，瓦里尼乌斯仍率领部队进攻劫匪，但劫匪早已不见踪影，他们已经悄然离去，转而南下，朝皮琴提亚（Picentia，即阿马尔菲［Amain］附近的维琴察［Vicenza］）进发，瓦里尼乌斯的确在此处赶上了他们，但无法阻止其退过西拉鲁斯河（Silarus），深入卢卡尼亚内地，那里是牧人和劫匪的乐土。瓦里尼乌斯也跟到了河对岸，受到轻视的敌军竟在那里布阵备战。战争的所有情形都不利于罗马军。士兵在不久之前虽强烈要求开战，但现在却处于劣势。瓦里尼乌斯彻底被击败，他的战马和官徽连同罗马军营都落入了敌人之手。南意大利的奴隶，尤其是勇猛的半野蛮牧人，成群结队地涌至这意外出现的拯救者旗帜之下。根据最保守的估计，武装反叛分子的人数骤增至四万。劫匪刚刚撤退出坎帕尼亚，该地很快便被再次占领。盖乌斯·托拉尼乌斯（Gaius Thoranius）是瓦里尼乌斯手下的财务官，此时他率领罗马军留守此地，但被叛军所歼灭。意大利整个南部和西南部的旷野地带均为获胜的劫匪首领所有，甚至像布鲁提区的康森提亚（Consentia），卢卡尼亚的图里和梅塔彭图姆，坎帕尼亚的诺拉和努塞里亚等大城，也都被他们所攻陷，饱受摧残。获胜的野蛮人强加于无保护的文明人的，脱了枷锁的奴隶能加于旧主人的，它们都经受过。不幸的是，这样的冲突完全一反常态，而且与其说它是一场战争，倒不如说是一次大屠杀。主人当然会把每位被俘的奴隶钉在十字架上，奴隶当然也会杀戮他们的俘虏，或对其施以更具嘲讽意味的报复，甚至强迫罗马俘虏进行决斗戏，自相残杀。例如后来在一个战死沙场的劫匪首领的葬礼上，有三百个俘虏被迫进行决斗。

斯巴达克斯的伟大胜利

在罗马城内，人们自然会担心这日益蔓延且极具破坏性的大火。次年（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他们决定派两名执政官前去对抗凶恶的劫匪首领。副执政官昆图斯·阿里乌斯（Quintus Arrius），是执政官卢奇乌斯·盖利乌斯（Lucius Gellius）的副将，他发现克雷斯率领的凯尔特人已从匪军的大部军队中分离出来了，并自行征收贡献，他竟然能在阿普里亚的加尔加努山（Garganus）成功将他们全数俘虏歼灭。但此时，斯巴达克斯在亚平宁山和北意大利取得了更为辉煌的胜利。首先是执政官格涅乌斯·伦图卢斯（Gnaeus Lentulus）试图在这里围捕劫匪而未能得逞，之后便是他的同僚盖利乌斯和最近获胜的副执政官阿里乌斯，以及最后在穆提那，阿尔卑斯南侧的高卢省长盖乌斯·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执政官）和副执政官格涅乌斯·曼利乌斯（Gnaeus Manlius），他们相继被斯巴达克斯击败。这样一群几乎没有武器的奴隶竟能令罗马军团生畏，一连串的战败使人不禁想起了汉尼拔战争的最初几年。

叛党的内部纷争

如果这些获胜队伍的首领不是逃亡的决斗奴隶，而是奥弗涅（Auvergne）山中或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君主，那么结果将会怎样，我们无法断言。此次奴隶运动虽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其性质仍和之前一样，是劫匪发动的暴动，它的最终失败并非由于敌人的势力过于强盛，而是由于内部不和，缺乏明确的计划。早年在西西里的奴隶战争中，团结一致对抗公敌的情形较为突出，但在此次的意大利奴隶战争中却没有出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西西里的奴隶有共同的叙利亚—希腊文化作为民族团结的核心，而意大利的奴隶却分为希腊蛮族和凯尔特—日耳曼人两个团体。凯尔特人克雷斯与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的决裂——俄诺玛俄斯已死于最早的一场战斗——以及其他类似的冲突，使他们无法利用所获得的战绩，由此而为罗马人赢得几次重要的胜利。但相比于凯尔特—日耳曼人的拒不从命，缺乏明确的计划和目标所造成的危害更大。对于斯巴达克斯，我们知之甚少，但据我们所了解的来看，这个不凡的人在这一方面绝对优于他的同辈。他不仅善战，而且还展示出了超乎寻常的组织能力，因此从一开始，他在管理队伍和分配战利品上的公正无私便已至少与其骁勇善战一样，赢得了民众的赞赏。为了补救骑兵和武器的极度缺乏，他试图用那些从下意大利掳来的马匹训练一支骑兵。他一得到图里港，便立即从那里获得铜铁，当然是以海盗作为媒介。但他基本上无法使他率领的野蛮部队向固定的目标前进。

没有一个意大利城市自愿与叛党联合，其主要原因是劫匪攻陷城市时通常为所欲为，残忍粗暴。斯巴达克斯非常乐于制止这种暴乱，但劫匪首领在作战时所享有的威望，随着胜利的来临而消逝了，他的抗议和请求均告无效。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奴隶军在亚平宁山获胜后，各方的道路都任由他们自由通行。据说，斯巴达克斯本人想要越过阿尔卑斯山，以便打开自己和部下回凯尔特或色雷斯故乡的道路。如果这一说法确有依据，那么我们便能看出这位常胜将军是如何不看重他的成就和势力。他部下的士兵不愿这么快就放弃意大利的财富，斯巴达克斯便决定前往罗马，据说计划封锁首都，然而，军队对这个冒险却计划周密的行动表示反对。他们的首领渴望做一个将军，但他们却强迫他仅仅只做一个劫匪首领，继续在意大利漫无目的地游走并伺机劫掠。事情发展成这样，罗马可能会引以为幸。但即便如此，罗马人也并无良策，他们缺乏训练有素的士兵和经验丰富的将军。昆图斯·梅特路斯和格涅乌斯·庞培任职于西班牙，马尔库斯·卢库勒斯任职于色雷斯，卢奇乌斯·卢库勒斯任职于小亚细亚，可供调遣的只有未受训练的民兵和实力平平的军官。副执政官马尔库斯·克拉苏被任命为意大利的特任元帅，他虽然不是威名远扬的将军，但曾在苏拉部下屡立战功，至少还有这个资格。八个军团都由他指挥，这支军队即使战斗力一般，至少数目惊人。这位新元帅刚刚走马上任便施行极为严苛的军法，惩治了遇到匪军便弃械逃跑的第一支部队，该部队每十人中就有一人被处以死刑。从此，各军团确实比以前更加勇猛了。斯巴达克斯在接下来的一次战役中被打败，设法经卢卡尼亚撤退至利基翁。

布鲁提之战

那时海盗不仅控制着西西里海域，而且还控制着叙拉古港。斯巴达克斯想借助他们的船只运一支部队进入西西里，西西里的奴隶只待一个鼓动，便会发动第三次叛变。进军利基翁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海盗或许是畏惧副执政官盖乌斯·维列斯（Gaius Verres）在西西里设立的海岸巡防队，或许是被罗马人所收买，从斯巴达克斯手中收取了约定的酬金，却不替他效劳。同时，克拉苏紧随叛军之后，几乎到了克拉蒂河（Crathis）的河口处。他知道士兵们不喜作战，便效仿西庇阿在努曼提亚城下的方法，命他们修筑一道长五十一公里的坚固城墙，隔绝布鲁提半岛与意大利其他各部，[6]拦截从利基翁返回的叛军，切断他们的粮道。然而，在一个冬夜，斯巴达克斯冲破了敌军的防线，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春季又来到了卢卡尼亚[7]。之前所做的辛苦工作都成了徒劳，克拉苏丧失了完成任务的信心，他要求元老院将马尔库斯·卢库勒斯部下驻扎在马其顿的军队和格涅乌斯·庞培部下驻扎在近西班牙的军队都召回意大利，以支援他的部队。

叛党決裂

然而并没有必要采取这样偏激的步骤，匪军的内部，分裂和嚣张傲慢的气焰，足以使其获得的成功化为乌有。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再次脱离了以色雷斯人为首领的劫匪联盟，以至于在他们本国人甘尼克斯（Gannicus）和卡斯图斯（Castus）的领导下，分别葬送在了罗马人的刀剑之下。有一次在卢卡尼亚的湖边，斯巴达克斯及时出现救了他们，于是他们便在他的营地附近驻扎。但克拉苏用骑兵牵制住了斯巴达克斯，同时还包围了凯尔特的部队，迫使他们单独应战，凯尔特全军——据说有一万二千三百名战士——全部战死沙场，他们胸前全都布满了伤痕。接着斯巴达克斯意欲率领部队进入佩特利亚（Petelia，位于迦拉布利亚附近的斯特龙戈利）周围的山区，此时罗马的先锋部队追了上来，但被他打败了。不过在此次战斗中，得胜军的损失比败军还要大。叛军沉浸在战胜的喜悦之中，不愿继续撤退，并强迫其首领率领他们穿过卢卡尼亚，进军阿普里亚，以进行最后的决战。在战争开始之前，斯巴达克斯首先刺死了他的战马。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对部下都保持绝对忠诚，如今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向部下表示，此战不管是对于他还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取得胜利，要么牺牲生命。在交战过程中，他如一头雄狮般奋勇搏斗，两名百夫长都死于他之手。即使受伤跪倒在地，他仍挥舞着长矛刺向逼近的敌人。

就这样，伟大的叛军首领和他最拔尖的同伴被自由人和光荣的罗马士兵所杀（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取得代价如此昂贵的胜利之后，获胜军队与战胜了塞多留党的庞培军队一同在阿普里亚和卢卡尼亚全境展开追捕，此次行动是空前绝后的，其目的是扑灭大火的最后一颗火星。即使在南部地区——如小城泰普萨（Tempsa）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被一群劫匪所占领——和饱受苏拉没收土地之苦的伊特鲁里亚，至今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安宁，然而官方却认为意大利已经恢复了和平，至少那些失去得很不光彩的鹰徽失而复得了——只在战胜了凯尔特人后才得到了五个鹰徽。从卡普亚到罗马，沿路有六千个十字架钉着被俘的奴隶，这证明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公认的权力再度树立。

复辟政府概述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苏拉复辟的十年间发生的大事。在此期间发生的所有运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包括雷必达的叛变，西班牙移民的起事，色雷斯、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战争，海盗和奴隶的暴动——都不是影响国家命脉的巨大危险。可是国家在所有斗争中都几乎是为了生存而战，原因就在于当这些问题还较容易解决的时候，全都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忽略了最简单的预防措施，从而导致了最可怕的危害和不幸，并将从属阶级和无能的君主转变成了对等的敌人。平民党和奴隶叛乱无疑已被镇压，但就此等胜利而言，胜者既没有因此而欢欣鼓舞，兵力也没有随之增强。政府中两位最具威名的将军，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胜少败多，并且没能制伏叛党首领塞多留及其西班牙游击队，只有他同僚的匕首才能使合法政府取得塞多留战争的有利结果。至于那些奴隶，战胜他们并不是光荣的事，而比这更为耻辱的则是与他们多年对等作战。汉尼拔战争过去了仅仅一百多年，当体面的罗马人回想起国家自那个伟大时代以后所经历的快速衰落，一定会觉得羞愧无比。那时意大利的奴隶像一堵坚固的城墙，抵抗着汉尼拔的老兵，而现在意大利的民兵一见到逃奴的棍棒便胆怯得像筛糠一样四下逃窜。那时每一位普通军官在必要时都会担任将军，虽然往往战败，但他们是为了荣誉而战，可如今在所有的高级军官中，连一个能力平常的领袖都很难找到。那时政府宁可让农民都放弃耕种，也不愿放弃征服西班牙和希腊，如今他们又要舍弃这两个获得已久的地区，仅仅是为了能在本国对抗叛变的奴隶。斯巴达克斯也像汉尼拔一样率军穿过意大利，从波河走到西西里海峡，打败了两位执政官，封锁了罗马城。对抗昔日的罗马，必须由古代最伟大的将军来指挥作战，而对抗如今的罗马，一个勇敢的劫匪首领便能胜任。那么，就不必奇怪没有新生力量从这种对劫匪首领和叛党的胜利中诞生了。

然而，对外战争的结果更不尽如人意。色雷斯—马其顿战争的结果虽然确实与人力和财力的消耗十分不对等，但还没有直接造成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小亚细亚之战和对海盗的战争中，政府显然一败涂地。前者的结局是失去了八年浴血奋战所获得的一切，后者的结局是罗马人被尽数逐出“他们自己的领海”。罗马曾充分意识到其在陆地上的势力无法抵御外来侵略，于是将优势转移到了海上。如今这个泱泱大国在海上毫无势力，似乎即将失去至少亚洲大陆的统治权。国家的种种实力——安全的边境，平安无阻的交通运输，法律的保护，管理得当的政府机构——都在罗马国所统一的各邦中荡然无存，赐福之神似乎降临在了奥林匹斯山，使这个可怜的世界任由官吏或个人所摆布，饱受劫掠和折磨。将国家的衰落视为公众之不幸的，或许不只是那些拥有政治权力和爱国精神的人。无产阶级发起的暴动和海盗劫匪的行径，令人想到了那不勒斯王费迪南德（Ferdinands）时代，它们将衰落之感传到了意大利最偏远的山谷和最穷困的茅屋，使每个从事商业贸易或甚至只是买一斗小麦的人，都觉得这是切身的灾难。

如果要追究这种可怕且史无前例的灾难因谁而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之归咎于许多人。眼里只有金钱的奴隶主，不服从命令的士兵，怯懦无能或鲁莽愚昧的将军，欺行霸市的奸商，全都难辞其咎，或者更确切地说，谁能逃脱罪责！人们本能地认为这种不幸、这种耻辱、这种骚乱太过于严重，绝非一人所为。罗马共和国的伟大功绩不是杰出的个人所建立的，而是组织健全的公民团的成果，因此这个庞大结构的衰落也不能归咎于个人的破坏力，而是由于普遍的瓦解。大多数公民都是平凡之辈，建筑物每块腐朽的石头都可能造成整体坍塌，所以整个民族所遭受的灾祸都是在自食其果。如果就因为政府是作出最终具体决策的国家机构，我们便认为它应该承担国家所有可治之症和不可治之症的责任，未免有失公正，但政府确实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例如，在亚洲战争中，当权贵族没有一个人遭受明显的失败，而且至少就军事而言，卢库勒斯不仅才能出众，而且备受称赞。因此非常明确的是，导致失败的罪责应归咎于制度和政府——起先是放弃了卡帕多奇亚和叙利亚，后又因优柔寡断使这位良将处于危险的境地。海上警备也是如此，元老院原本打算全面追捕海盗，此项计划在执行之时便遭到破坏，后来完全作废了，因此元老院又采取愚蠢的老办法，派军团与海盗交战。塞尔维利乌斯和马尔奇乌斯远征西里西亚，梅特路斯远征克里特，都是采取的此种方法，特利亚里乌斯也按这种方法修筑了一道环绕提洛岛的城墙以抵御海盗。这种保卫海洋主权的做法，令人不禁想起波斯大王曾用武力收复海权。因此，全国人民将这种失败大部分归咎于复辟政府是颇有道理的。在格拉古、马略和萨图宁覆败之后，此等管理失当的状态随寡头政府的复辟而出现，但寡头政府从未如此暴戾懈怠，也从未如此腐败凶恶。可是，当一个政府无法实行统治之时，便不再是个合法的政府，有能力推翻它的人便也有了推翻它的权利。毫无疑问，无能而残忍的政府可以长期践踏国家的幸福与光荣，这虽然非常不幸，但却是事实。后来有人有能力或愿意用政府自造的可怕武器来对抗它，并从贤人的义愤和大众的苦难中激起在此等情况下合法的革命。假如国家命运的博弈可以是一件乐事，或能长期进行下去而不受干扰，但这却是一个危险的博弈，赌徒可能会深陷其中。那么，如果有人用斧头将结出这种果实的树连根拔起，也没有人会去指责这把斧头。对于罗马寡头政府，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本都—亚美尼亚战争和海盗事件，成为了最可能导致推翻苏拉宪法和成立革命军事独裁制的因素。

[1]埃德萨国的开创，在其本国编年史中列在罗马纪元620年（即公元前134年），但开国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传到以后见于此地的阿拉伯王朝阿伯伽罗斯和曼诺斯。该王朝显然与提格兰大王将许多阿拉伯人迁至埃德萨、迦里罗、迦拉等地有关。关于此事，普鲁塔克也说提格兰转移了穹庐阿拉伯人的风俗，使他们迁至距其国较近的地方，以便借他们的力量取得商业利益。大概这句话的意义是，贝都因人惯于开辟穿过他们境内的路线，在路线上征收定额的过境税，他们为大王管理通行税，在幼发拉底河的渡口替他和他们自己征收通行税。普林尼称他们为“欧斯隆的西阿拉伯人”，他们必然就是阿夫拉尼乌斯所平定的阿蒙山的阿拉伯人。

[2]有一个争论的问题：这个假的或真的遗嘱究竟是出自亚历山大一世（死于罗马纪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还是出自亚历山大二世（死于罗马纪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人们常断定其出自前者，不过理由不够充足。因为西塞罗未言埃及于罗马纪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归于罗马，而言埃及在该年或之后归于罗马。亚历山大一世死在国外，亚历山大二世死在亚历山大城，有人由此推测，遗嘱所称留推罗的财宝必属于前者，他们却忘了亚历山大二世到埃及才十九天便被弑，那时他的财宝或许还在推罗。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二世是拉吉德王家最末的真后裔，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在罗马经同样情形获得波加蒙、昔兰尼和比提尼亚时，指定罗马为继承者的，永远是王家最末的子孙。古代的宪法，至少应用到罗马属国的宪法，似乎不绝对给在位君主最后支配其国的权利，只在缺乏有继承权的亲属时，他才有这种权力。遗嘱究竟是真是假，我们无从考证，并且不甚重要。我们没有认之为伪造的特殊理由。

[3]萨绍就地考察，已证朋提格兰城在尼西比以西约两日程的马丁，不过萨绍所确定的地点却还有可疑之处。反之，我们反对他分析卢库勒斯这次战役的说法，因为据他所假定的路线，实在谈不到渡过底格里斯河。

[4]西塞罗所指的不是别处，必是埃利迈省一个殷富庙宇，叙利亚和帕提亚国王的寇抄军照例以这里为目标，大概这是一个最驰名的庙，他所指的绝不是科马那庙或任何在本都国的神祠。

[5]旧法律把强盗包括在窃贼之中，这些法规开始造成以强盗为另一种罪的观念。

[6]这条线长五十一公里，大约不是由斯奎拉切到皮佐，而是再往北去，约在卡斯特罗维拉里和卡萨诺间横断半岛，半岛在此地按直线算，宽约四十三公里。

[7]克拉苏于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由“雪夜”可知，两军在布鲁提长城度过罗马纪元682—683年（即公元前72—前71年）的冬季。

第三章　寡头政治的覆灭和庞培主政

苏拉（Sulla）体制继续存在

苏拉体制仍旧岿然不动。雷必达（Lepidus）[1]和塞多留（Sertorius）[2]曾冒险予以攻击，但终以失败告终，好在并无多大损失。的确，政府没有秉承其开创者积极进取的精神完成未完成的伟业。对于苏拉指定用于分配但还未分配出去的土地，政府既不进行分配，也不直接放弃对它们的诉求，而是容许原先的土地主暂时拥有土地，但不规定他们的所有权，甚至允许个人根据旧有的占田制任意侵占许多未经分配的苏拉公地——无论是法律上还是实际上，该占田制都已为格拉古改革所废，这就是政府的特性。苏拉法规中，但凡于贵族党（Optimates）无关紧要或不甚方便的部分，他们都不予理睬或断然取缔，例如，剥夺整个公社公民权的判决，不许兼并新农场的禁令，以及苏拉授予某些公社的特权——当然，他们不会将为申请减免所缴纳的款项发还给这些公社。但是，政府颁布的这些条例违反了苏拉法令，动摇了苏拉体制的根基，森布罗尼法（Sempronian laws）基本作废，再无复兴之日。

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粮食法企图恢复保民官权

诚然，有人想重建格拉古体制，也有人计划通过政制改革逐步达到雷必达和塞多留企图借革命达到的目的。苏拉一死，政府就迫于雷必达煽动民心的压力，同意有限制地恢复粮食分发制度（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而且政府也竭尽所能满足首都无产阶级在重大问题上的要求。尽管有这些粮食分配制度，但海盗猖獗致使粮价高涨，罗马遭遇严重饥荒，因而导致了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的街头暴动，政府特别命人采购西西里的粮食，这才暂时渡过了极为严峻的危局。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众执政官又颁布粮食法，规定从今往后可采购西西里的粮食，这虽牺牲了当地人民的利益，但却使政府更有能力应付此类灾祸。然而，一些次要分歧点，即恢复保民官的旧有权限和废除元老审判厅，也不断成为鼓动民众的议题，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抵抗较为坚决。早在罗马纪元678年即公元前76年，雷必达一落败，保民官卢奇乌斯·西奇尼乌斯（Lucius Sicinius）就开始对这一职位提出异议，此人可能是四百多年前首次就任此职的同名人的后裔，但此举遭到现任执政官盖乌斯·库里奥（Gaius Curio）的反对，使其最终归于失败。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卢奇乌斯·昆克提乌斯（Lucius Quinctius）又开始煽动人心，但却受执政官卢奇乌斯·卢库勒斯（Lucius Lucullus）的权威所惑，放弃了他原先的计划。次年，盖乌斯·李奇尼乌斯·玛凯尔（Gaius Licinius Macer）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这项事业，他是那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将自身所学运用于公众活动，并劝公民仿照他在编年史中读过的方法拒绝应征入伍。

废除元老审判厅

元老陪审团司法处置不当，也引得民众怨声载道，而这些怨愤又颇有依据，如稍有势力的人就难以获罪。不仅同僚怜悯同僚在情理之中，已被控告或将被控告之人怜悯当下被控告的不幸罪人也不意外，而且陪审人员出售表决权也不再罕见。审判证明几位元老犯有此罪：人们指出其他同样有罪的人；最有名望的贵族党人如昆图斯·卡图卢斯（Quintus Catulus）在元老院公然承认这些怨言确有依据；有几次，如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个别突出案件使元老院不得不考虑采取措施制止陪审团受贿，当然，这仅仅只延续到最开始的叫嚣已经平息，而事情也得以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为止。这种万恶的司法结果在抢劫和凌虐外省人上尤其明显，相较而言，以前的暴行都似乎尚可忍受，也并无过分之处。偷窃和抢劫在一定程度上已趋于合法化；治贪所可视作这样一个机构，即向从各地归来的元老征税，以使留在国内的元老获益。一位受人尊敬的西西里人，因不愿助统治者作恶，便在毫不知情也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就被统治者判处死刑。甚至各省的罗马公民，若非骑士或元老，也不免身受罗马官吏的棍棒、斧头之苦，罗马民主最早的功绩——生命和人身安全——也开始被当权的寡头政治无情践踏。于是对各省官吏以及在道德上共担此罪责的不义法官，人们颇有微词，甚至罗马广场的民众也听信了这些言论。当然，反对党不忘在法庭上——这几乎是他们所剩的唯一场所——攻讦他们的对手。只要年纪许可，年轻的盖乌斯·恺撒（Gaius Caesar）也积极参与那恢复保民官权的运动，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他传讯苏拉一位最德高望重的党人——执政官格涅乌斯·多拉贝拉（Gnaeus Dolabella），又于次年传讯另一位苏拉军官——盖乌斯·安东尼（Gaius Antonius）；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马尔库斯·西塞罗（Marcus Cicero）查办盖乌斯·维列斯（Gaius Verres），此人是苏拉手下一个最卑鄙的奴才，对各省人民而言也是一头最恐怖的猛兽。黑暗时期人权泯灭的景象，各省人民遭受的可怖苦难，以及罗马刑事司法的可耻状态，都一次又一次以意大利式的华丽辞藻和辛辣讽刺呈现在集会民众面前。死去的头目及其未死的爪牙，也都遭到无情的怒骂和嘲笑。共和国的自由、强盛和繁荣似乎借着原始神圣的魔力与保民官权的持续紧紧相依。恢复保民官的全部权力，重建“稳固的”骑士法庭，再兴苏拉废除的审查制度，以便肃清最高统治机构的腐败和有害分子，这都是民众党拥护者每日高声疾呼的诉求。

民主运动并无结果

然而，事情至此却并无进展。流言和叫嚣不在少数，但正当和过分地批判政府，都无法获得真正的结果。只要没有军事干预，实权就仍掌握在首都公民的手里，而群集于罗马街道，在罗马广场选举官吏、制定法律的“公民”，实际毫不优于主政的元老院。无疑，政府必须要在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地方向他们妥协让步，森布罗尼粮食法之所以能够复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不过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民众会为一种观念甚至是一项明智的改革而认真起来。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形容雅典人的话，正好可以应用到这个时代的罗马人身上——人们立于讲台周围聆听改革议案时，都十分积极地采取行动，但只要他们一回到家，便没有人会再想到他们在广场听到的言论。无论这些平民党的鼓动者如何煽风点火，都是徒劳无功，因为压根没有燃料。政府对此了然于心，在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决不做出任何让步，最多只同意（约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赦免一部分与雷必达一同被逐的人。所有让步都出自温和贵族的试行调解，而非平民党的压迫。温和贵族党仅存的领袖盖乌斯·科塔（Gaius Cotta）在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任执政官时通过了两项法律：一项跟审判庭有关，次年就又被废除；另一项则撤销苏拉那条“曾任保民官之人不得再任其他官职”的法令，但并不取消其他限制。这种法律同一切折中之法一样，引起了双方的不满。科塔不久之后便死去（约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倾向于改革的保守党因科塔早逝而失去了他们最显要的领袖，又被夹在日益突出的两个极端问题中间，声势一天比一天衰弱。但说到这两个极端问题，政府党虽卑鄙懈怠，却遇上同样卑鄙懈怠的反对党，政府党必然占据上风。

政府与庞培将军之间的争端

但政府党人的期望却不止于获得元老院的尊位和贵族的别墅，一旦他们与政府党的分歧愈加明显，那有利于政府的局势便会发生改变。站在这些人最前面的是格涅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毋庸置疑，他是一个苏拉党人，但我们已经指出他在自己的党派中如何惴惴不安，他虽为官方认定的贵族护卫和战士，但他的血统、他的过往、他的希望又使他与贵族之间分离开来。在庞培将军远征西班牙期间（罗马纪元677—683年即公元前77—前71年），那已然明显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政府命他与他们真正的代表昆图斯·梅特路斯（Quintus Metellus）搭档共事，并非是出于自愿，实属无奈之举，他却反过来指责元老院——此举或许不是没有理由，说他们不是疏忽大意便是心怀鬼胎，置西班牙军队于不顾，致使军队战败，远征的前途也因此陷入危境。如今他回来了，率领一支惯于征战且完全效忠于他的军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凌驾于他公开和秘密的敌人之上，为他的士兵谋求田地，为他自己谋求凯旋礼和执政官之职。后面的要求是不合法的，庞培虽几次以非常手段夺取最高职权，但他至今未担任任何常规官职，甚至没有做过财务官吏，一直不是元老院的一员。按规定，未担任过低级官职的人不得任执政官，未掌握过常规的最高职权的人不得行凯旋礼。若他要竞选执政官，元老院依法有权命他先竞选财务官；若他要求凯旋礼，元老院也有权让他想想伟人西庇阿的所作所为，在同样的情况下，西庇阿放弃了征服西班牙的凯旋礼。关于许给他部下士兵的土地，庞培在宪法上同样要仰仗元老院的善意。然而，即便元老院——因为他们心怀怨恨的同时也是软弱的，这一点可以想象——就此妥协，许这位战胜将军以凯旋礼、执政官之职和分田，以作为他处死平民党领袖的报偿，但是寡头党能给这位三十六岁将军的最高荣耀，也不过是让他位于一长串元老院的和平“凯旋将军”之列，最终在闲散的元老生活中光荣湮灭。他心中真正渴求的是米特拉达特斯战争（Mithradatic war）的统帅之职，这是元老院绝不会自愿赠予他的东西。为了他们自己深知的利益，寡头党绝不能允许他在非洲和欧洲的战利品之外再加上第三洲的战利品。无论如何，东方易于大量采摘的桂枝，都要留给纯粹的贵族去攀折。但如果这位名将不能在当权的寡头政治中获益，那他除了与平民党合作外，别无他法，因为要以纯粹私人的身份公然实行王朝政策，时机尚不成熟，庞培的心性也不适宜。苏拉宪法没有个人利益来束缚他，在更民主的体制范围内，他即便不能更好地追求个人目标，起码也不会太差。另一方面，他在平民党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关于政治领导问题，这位英雄束手无策，甚至有几分木讷，平民党那些积极敏锐的领袖有意愿也有能力助他脱困，但他们太渺小，不能甚至不愿与这位名将争首位，尤其不能甚至不愿与他争最高军事统帅之职。甚至盖乌斯·恺撒这位最显要的领袖也只不过是个少年，为他赢得名望的绝非他那热情洋溢的民主雄辩术，而是他那大胆的行径和时髦的债务，倘若这位举世闻名的“凯旋将军”让他做政治助手，他必会感到无上光荣。像庞培这样虚荣自负又能力不济的人，通常很看重名望却又不愿承认这一点，这位少年将军既然使平民党那几乎无望的事业获得胜利，必然享有极高声望。如此一来，他替自己和部下士兵所要的胜利报偿必然不求自来。一般而言，如果寡头党被推翻，反对党又没有其他的重要领袖，那么庞培似乎就可以全靠自己来决定他将来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支军队才刚刚从西班牙战胜回国，仍稳固地驻扎于意大利，其将军若投归反对党，结果必会推翻现有的秩序。政府和反对党同样势单力薄，一旦反对党不再仅靠演说来斗争，而以一位战胜将军的刀剑为武器支持他们的要求，政府必然覆灭，甚至可能不战而败。

军事领袖的联合和民主政治

于是，庞培和平民党不得不联合。双方或许并不乏私人的嫌恶：战胜将军不可能喜欢街头演说家，街头演说家也不可能乐于将杀死卡尔博（Carbo）和布鲁图斯（Brutus）的凶手当作自己的领袖，但政治需要至少暂时高于一切的道德顾虑。

然而，结成这一联盟的并不只有平民党和庞培。马尔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3]的地位与庞培几近相同，尽管他与庞培同属于苏拉党，但他的政策却与庞培的无异，都是以个人政策为主，而且绝不是当权寡头党的政策。他现在也在意大利，统领着一支刚刚镇压了奴隶叛乱的得胜大军。究竟是联合寡头党来对抗该联盟，还是加入该联盟，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他选择后者，无疑，这是较为稳妥的办法。他既有巨额的财富，又有左右首都各帮会的影响力，因而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元老院只有他这支可用来对付庞培的军队，若这支军队加入自己的对立面，则是个极大的噩耗。况且平民党与那位过于强大的将军联合，心中或许有些不安，他们乐见马尔库斯·克拉苏与他共事，与他抗衡，或许未来还会是他的敌人。

于是，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夏，平民党与两位苏拉党将军格涅乌斯·庞培和马尔库斯·克拉苏达成了第一次联合，两位将军采纳了平民党的党纲；作为回报，他们可即刻获准成为次年的执政官，同时庞培也将获得凯旋礼，并如愿为他手下的士兵争得分田，而克拉苏作为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的征服者，至少应享有隆重入首都的荣耀。

这两支意大利军队，一支是大资本家，一支是平民党，为了推翻苏拉宪法而这样联合出面，大概除了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Quintus Metellus Pius）率领的西班牙第二军以外，元老院再无其他兵力可与他们相抗了。不过苏拉曾预言他做过的事不会再做，这话确实不假。梅特路斯绝不愿卷入内战的漩涡，一过阿尔卑斯山脉，他便立刻解散了手下的士兵，由此一来，寡头党别无他法，只得听天由命。元老院答应免除两位担任执政官和举行凯旋礼所需的某些义务，由此庞培和克拉苏毫无争议地被选为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同时他们的军队以等待凯旋礼为由，驻扎在都城前面。随即，庞培甚至尚未等到就职，就在保民官马尔库斯·罗利乌斯·帕利卡努斯（Marcus Lollius Palicanus）主持的人民大会上，公开正式表明自己拥护平民党的党纲。这样一来，宪法改革在原则上就通过了。

重建保民官权

他们现在要竭尽全力废除苏拉体制，首先，保民官恢复了其早期的职权。庞培作为执政官提出了一项法律，将保民官自古以来的特权归还给他们，尤其是立法权——这竟出自一个曾经最热衷于夺走公社传统特权的人之手，着实是一份特别的讽刺。

关于陪审团的新安排

至于陪审团的地位，按苏拉原先的法规，元老名录应用作陪审团名录，现在必定被废除，但这绝不意味着单纯恢复格拉古的骑士法庭。新出台的奥勒利亚法（Aurelian law）规定，将来陪审团当中要有三分之一的元老和三分之二的骑士，骑士中须有半数是曾任司库的人。最后这次改革是对平民党做出的又一次妥协，因为根据这一法令，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刑事陪审团成员将间接由部落选举而来。至于为何元老院没有完全被逐出法庭，大概一部分是因为克拉苏和元老院的关系，一部分是因为元老院中间党加入了联合党。有一事必定与此有所关联，即这项法律是由执政官卢奇乌斯·科塔（Lucius Cotta）提出的，他是中间党最近死去的领袖的弟弟。

亚细亚包税制的重建

更重要的是，取消苏拉为亚细亚省制定的赋税法大概也是始于当年。当时亚细亚省的省长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奉命重建盖乌斯·格拉古提出的包税制，于是，这个重要的金钱与势力之源又重归大资本家。

监察官制的复兴

最后，监察官制复兴。新执政官上任不久，就确定选举监察官，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的两位执政官格涅乌斯·伦图卢斯·克洛狄阿努斯（Gnaeus Lentulus Clodianus）和卢奇乌斯·盖利乌斯（Lucius Gellius）当选，他们都曾因在对斯巴达克斯的作战中行事乖张而被元老院革去统帅之职，如今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在嘲弄元老院。不难想象，他们自然会利用现在拥有的重要职位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来赞颂新上任的掌权者，来对付元老院。元老院因此至少有八分之一即六十四位元老被除名，这一数字是空前的，其中包括曾被盖乌斯·恺撒弹劾但却无疾而终的盖乌斯·安东尼，以及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执政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苏拉（Publius Lentulus Sura），另外还有不少最可憎的苏拉爪牙。

新式完法（Constitution）

因此，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罗马大体上又回到苏拉复辟之前的状态。首都民众又靠国库供养，也就是靠各省供养；保民官又给予每个煽动家合法特权，任他们推翻国家秩序；富豪又掌握包税权和对省长的司法监察权，像以往一样昂首骄恣地与政府并驾齐驱；元老院又因骑士阶层陪审团的裁决和监察官的责难而焦虑不安。苏拉体制以在政治上消灭商业贵族，和以群众煽动为贵族独掌政权的基础，因而被彻底推翻了。一些次要法规直到后来才被取消，如恢复神职院的自主补充权。苏拉的一般性法令中，只有两部分得以留存下来，一部分是他认为必须要向反对党做出的让步，如承认一切意大利人的罗马公民资格；另一部分是没有任何鲜明党派倾向的法规，即便是平民党也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如限制被释奴，规定官吏的职权范围，以及郑重改革刑法等。

比起这样一场政治革命所引发的个人问题，联合党对于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更能达成一致。可以预料的是，平民党并不满足于对他们党纲的普遍认可，但他们现在也要求符合自身意愿的复辟——恢复为同党死者所做的纪念仪式，惩罚害死他们的凶手，召回流亡国外的人，解除对其子女的政治歧视，归还苏拉曾没收的产业，以独裁者的后嗣及爪牙的财产赔偿他们的损失。诚然，这是平民党获得完全胜利后理所应当会产生的结果，但联合党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取得的胜利，则与此相去甚远。平民党为这次胜利所做的贡献就是他们的名号和党纲，但拿出实力完成此事的却是加入这场运动的军官，尤其是庞培，这些人绝不会赞成一场既动摇现存统治基础，又终将危害自身的复辟运动——庞培剑下曾流淌过谁的鲜血，克拉苏又是如何奠定了巨额财产的根基，时人对此还记忆犹新。因此，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联合党没有做丝毫努力去为平民党谋求复仇甚至是复权的机会，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同时也说明了平民党力量的薄弱。监察官伦图卢斯在一项特殊法律中规定，追收购买充公财产所欠的所有款项，甚至是苏拉已豁免的价款。如此一来，虽然不少苏拉党人为此大受损失，但这举措本身也基本实现了苏拉所实行的充公制度。

迫在眉睫的庞培军事独裁制度

苏拉的工作就这样遭到破坏；但未来的局势将会如何，这个问题因此次破坏而起，却不因此次破坏而得到解决。联合党之所以能够联合，只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即废除复辟工作，这个目标一旦达成，他们便会自行解散，即使名存，实际也消亡了。同时，优势首先将属于哪一方，这一问题似乎就要得到迅速的解决。庞培和克拉苏的军队仍驻守在城门前面，庞培的确曾承诺在凯旋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12月末）解散手下的士兵，但他没有兑现诺言，为的是用首都门前的西班牙军队威慑罗马城和元老院，让国内革命能够顺利完成——这样的借口也同样适用于克拉苏的军队。现在这种理由已不复存在，但军队仍旧迟迟不解散。局势发生转变，在与平民党联合的两位将军中，似乎有一人要夺取军事独裁地位，并把寡头党和平民党一同拴在链子上。这个人只能是庞培。从一开始，克拉苏在联合党里就居次要地位，他曾被迫自荐，甚至他当选执政官也主要是因为庞培从中游说。庞培之强大远非旁人所能及，显然，他主宰着大局。如果他能利用局势，那他似乎必能如民众现在所料想的那样，成为文明世界中最强国的绝对统治者，所有卑屈逢迎之人已簇拥到这位未来的君主身边。他那些实力较弱的对手已在寻求一个新的联合，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克拉苏对这位年纪较轻但实力却完全超过他的敌人满怀嫉妒，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是如此，他努力亲近元老院，并企图用前所未有的赏赐来笼络首都民众——克拉苏亲自帮忙摧毁的寡头党和永远不知感恩的民众——好像有能力给人任何保护，以抗击西班牙军队的老兵。一时间，庞培和克拉苏的军队似乎要开始在首都门前交战。

庞培引退

不过平民党以其机敏的品性避开了这场灾祸。为了他们的政党，也为了元老院和克拉苏，庞培都不应该夺取独裁地位，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但他们的领袖对自己的弱点和强敌的性格都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于是尝试怀柔政策。要攫取王冠，庞培唯一欠缺的条件也是首要条件就是——真正王者的胆量。我们已在上文描述过他的为人：他既想做忠实的共和派，又想做罗马的主人，摇摆不定，优柔寡断，表面上自诩独断专行，实则易于顺从。这是命运对他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然而他并没有经受得住。庞培以他不信任克拉苏因而不能主动遣散士兵为由，拒绝解散军队。平民党劝克拉苏对此事采取亲善策略，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其搭档讲和。他们公开或秘密地恳求克拉苏，在消灭敌人和调解政党的两项功绩之外，再加上第三项更大的功绩，即保卫祖国的内部和平，消除内战威胁所带来的极大恐慌。一切外交上的谄媚之术，一切渲染爱国热情的表演装置，但凡是能够影响到那位自负虚荣、呆板笨拙而又优柔寡断之人的，都为达成这一想要达成的目的而发动起来了。然而，最重要的是，由于克拉苏适时让步，事态竟演变成：庞培除公然做罗马的专制君主或隐退之外，别无他法。于是庞培终于退让了，同意解散军队。在他当选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时，无疑他想取得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指挥权，但现在他无法再有此期望，因为卢库勒斯似乎已用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的战绩实际结束了这场战争。元老院依据森布罗尼法将一个执政省分派给他，他觉得有失尊严，拒而不受，在这一点上克拉苏也以他为榜样。既已如此，庞培遣散手下的士兵，之后于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末辞去执政官一职，一时之间完全脱离国事，并声明自此以后只愿做一个普通的公民，过安逸的生活。他曾经所处的位置迫使他非取王冠不可，既然他不愿这样做了，那他便失去了一切，徒留一个虚名——弃权的王位候选人。

元老院，骑士阶级，平民党

在当时的局势下，庞培居于最高位，他一退出历史舞台，首先就使得各党派的地位与格拉古和马略时代（Marian epochs）相差无几。苏拉只是加强了元老政府，并没有创造它，因此，苏拉所建的壁垒倒塌以后，政府仍基本掌握在元老院手里，不过毫无疑问，元老院借以执政的体制主要是复旧的格拉古体制，其中渗透着一种与寡头党为敌的精神。平民党曾促成格拉古体制的重建，然而，没有出现一位新的格拉古，这体制就是一副无首的躯壳，无论是庞培还是克拉苏都无法长久任首脑，这一点非常明了，而由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则更加清晰了。所以，平民反对党因为缺乏一位能直接夺取政权的领袖，而不得不暂时止于步步阻挠和对政府的骚扰行为。但在寡头党和平民党之间，资本家一派东山再起，又受重用，在最近的危机中，他们曾与平民党联合，可如今寡头党却费心费力地拉拢他们，以图借此达到一个相对于平民党的均势。这样一来，财主们两边受惠，不免利用他们的优势地位，从中获利。现在（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又通过人民法令将他们唯一一项尚未收回的旧时特权——剧场里专为骑士阶层准备的十四个席位——归还给他们。总的来说，他们没有骤然与平民党决裂，却又越来越向政府靠拢。元老院与克拉苏及其党羽的关系正说明这一点，但元老院与有钱贵族之间之所以能进一步增强互信，似乎主要是因为这样一件事，即元老院最富才干的军官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得罪了那些资本家，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元老院竟应他们的请求，于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撤消了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对亚细亚省的管理权。

东方事件对罗马的影响

然而，就在首都各党派照常争论不休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之时，一系列厄运般的事件相继在东方发生，这已在上文叙述过，正是这些事使得首都拖沓迟缓的政治遭遇危机。在东方，无论陆战还是海战都出现了不利的转折。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初，罗马的本都军覆灭，亚美尼亚军（Armenian army）也在撤退时彻底溃散；他们占领的地方全都失去，海洋被那些海盗独霸，意大利的粮食价格也因此暴涨，以至于他们担心会真的闹饥荒。诚然，如我们所见，这些将领的过失，尤其是海军将领马尔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的昏庸无能，以及一向能干的卢奇乌斯·卢库勒斯的轻率蛮勇，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灾祸的发生，同时平民党的革命风潮也极大推动了亚美尼亚军队的解散。然而，这些灾祸不管是政府自己造成的，还是别人造成的，现在自然都要由政府负全责，愤怒的饥民只希望有机会和元老院算账。

庞培再现

这是一场决定性的危机。寡头党虽遭贬黜，失其武装，但却尚未被推翻，因为政事的管理权仍掌握在元老院手里。但如果反对党要将政事管理权尤其是军事指挥权占为己有的话，寡头党便会垮台，如今这不无可能。如果现在将用更好的管理方法指挥海陆战的议案提交公民大会（comitia），考虑到公民的情绪，元老院显然不能阻止议案的通过。公民干涉这些最高的行政问题，实际上就等于罢免元老院，转而将国政管理权移交给反对党领袖。这一连串事件，使庞培重新掌握了决定大权。两年多以来，这位名将就住在首都，做个无职的公民。无论是在元老院还是在集会场（Forum），人们都很少听到他的声音。在元老院，他不受欢迎，也没有关键的影响力。在集会场，他害怕看到各党派的狂暴行动。但只要他一露面，身边总会有众多或高贵或低贱的党羽追随左右，他那尽显庄严的隐忍缄默也博得了民众的好感。他仍是那个功勋卓著、荣誉加身的名将，若他此时自请去往东方，民众必然会满足他所有可能提出的要求，授予他全部的军事和政治权力。寡头党认为政治军事独裁制度必然会使他们灭亡，而且自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的联合以来，他们就视庞培为死敌，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平民党对此事也并无愉悦之感，虽然结束元老院的统治本身必合乎他们的心愿，但如果事情是以这种方式发生，那便绝非他们本党的胜利，而是他们实力过于强劲的盟友个人的胜利。后者很可能会成为平民党的敌人，其危险程度远非曾经的元老院所能及。数年前，平民党因西班牙军队解散和庞培隐退而幸免于难，若庞培此时被任命为东方军队的将领，则这种危险将会再次出现，且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元老院统治覆灭庞培重新主政

然而，这一次庞培却有所行动，或者至少让其他人替他行动。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庞培提出了两项法案，一项是：除应平民党很早以前就提出的要求下令遣散亚细亚军队中服役期满的士兵外，又下令召回军队主帅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并让当年的两位执政官中的其中一位——盖乌斯·皮索（Gaius Piso）或马尼乌斯·格拉布里奥（Manius Glabrio）补其空缺；第二项是：维持元老院七年前拟定的肃清海盗计划，并加以扩充。元老院从执政官中指定一位将军，命他在海上专管自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至本都和叙利亚沿岸的整个地中海区域，在陆上与各个罗马长官配合，一同担任向内陆五十英里的全部海滨地区的最高统帅，另有三年的任期保证。围绕在他身边的是罗马前所未有的一支军事参谋团，其中包括二十五名元老阶级的副官，全部佩有执政官官徽，手握执政官大权，另外还有两名行使财务官职权的副财务官，所有这些人全部凭主帅个人意愿选拔而来。他可以招募步兵十二万，骑兵五千，战舰五百，因此他对各省和属国都拥有绝对支配权。此外，现有的战舰和大批军队都即刻转交到他手里。国家在首都和各省的库藏以及属国的财产都由他全权掌控，即使财政极度困难，也会立马从国库调拨一百四十万英镑（即一亿四千四百万塞斯特斯）的款项给他。

法案的影响

很显然，因为以上两个法案，尤其是与远征海盗有关的法案，元老院的政府归于覆灭。毫无疑问，一般经公民推选的最高长官本身就是国家（commonwealth）的正当将军，至少根据狭义的法律，特任长官须经公民核准才能做将军，但公社在法律上并没有权力任命特定的统帅，只有应元老院的建议，或者至少是应一个可以自行行使将军职权的长官的建议，公民大会才会偶尔干预此事，规定这种特殊职能。在这方面，自从有罗马自由邦以来，决定性话语权实际上就掌握在元老院手里，经历过一定的时间后，这种特权才得到完全的认可。毋庸置疑，平民党已经动摇过这种特权，但即便是迄今为止发生过的最可疑的事情——罗马纪元647年即公元前107年将非洲主帅之职移交给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4]——也只是一位在法律上有权担任将军之职的长官依公民决议，奉命指挥一场特定的远征行动。

然而时至今日，公民不仅要把最高长官的非凡特权随意赐予任何一个平民，而且还要将他们明确规定的权限给他。元老院必须从众执政官中选出这个人，但这也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补救措施。之所以将选择权留给元老院，只因为实在别无选择，在群情激昂的民众面前，元老院不能把海上和海岸的主帅之职交给除庞培以外的其他任何人。但是比在原则上否定元老政权更危险的，是一旦建立起几乎无限制的军事和财政权力机关，元老政权实质上便如同废止。以前将军的任期为一年，职权范围限于指定的一个省份，所得的兵力和财力也受严格限制，而这个新设的特任官职，从一开始就有三年的任期保证，当然，不排除有进一步延长的可能性，其管辖区域占所有省份的大半，甚至昔日不属于军事管辖区的意大利也在其中，国家士兵、船只和钱财都听其调遣，几乎毫无限制。甚至我们刚刚提到过的罗马共和国法律中的早期基本原则，即没有公民协同参与便不能将最高军权和政权授予他人，也因顾及这位新任主帅的利益而遭到破坏。因为对于他将任命的这二十五位副官（adjutant），该项法律预先授予其执政官官职和执政官特权[5]，罗马共和国的最高官职反倒从属于一个新设官职。要为其寻得一个合适的名称，还需留待将来，但其实它现在就已经涉及到君主制了。这是现有秩序的一次彻底变革，该法案为此奠定了基础。

庞培和伽比尼乌斯法（Gabinian Laws）

一个人刚刚才显示出他十足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无能，但他所采取的举措却如此雷厉风行，这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不过庞培此次行事比他任执政官期间更加决断，其原因很好解释。现在的问题不是他即刻站出来做君主，而是他应该采取一项非常的军事措施，为实行君主制做准备。尽管这项举措具有革命性，但却仍然可以在现行的政制形式之下得以实施，并最先使得庞培达成他所期望的旧目标，即掌握远征米特拉达特斯和提格兰（Tigranes）的指挥权。

他也能以权宜之计为重要借口，为解除元老院兵权一事做辩护。庞培不会忘记，数年前依照相同原则制定的一项肃清海盗的计划，因元老院管理不善而归于失败；他也不会忘记，西班牙战争时，元老院罔顾军队生死，一味理财，致使战事陷入危局。他不会不知道，大多数贵族如何看待他这个苏拉党的叛徒，如果他同意去东方做一个仅拥有普通权力的政府将军，那他又会遭遇何种命运。因此，他表示，若要他担任这个统帅，首先必须赋予他独立于元老院的地位，这自是理所当然，公民也应该立即同意。再者，我们可以想象，两年前庞培隐退时他身边的人肯定非常愤懑，他这次行动之所以如此迅速，很可能也是受他们怂恿所致。召回卢库勒斯、征伐海盗的法案，是由保民官奥卢斯·伽比尼乌斯（Aulus Gabinius）[6]提出来的，此人财势衰颓、道德败坏，但却是个圆滑的谈判家、大胆的演说家、勇猛的战士。庞培说他根本无意担任海盗战争的主帅，他只想在家休息，这话虽然没有多大诚意，但其中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这位大胆而活跃的门客与庞培及其亲近的朋友来往甚密，完全看透时局、洞悉时人，在很大程度上他并不愿那目光短浅、毫无谋略的保护主干预他做这一决定。

与伽比尼乌斯法有关的政党

尽管平民党领袖私下里可能心存不满，但平民党却不能公然站出来反对这个法案。显然，平民党绝不可能阻止这项法案的实行，他们的反对会令平民党与庞培公然决裂，从而迫使庞培亲近寡头党，或者置两党于不顾，肆意推行他个人的政策。平民党人现在别无他法，只得继续坚持他们与庞培那有名无实的虚假联合，并把握当前的机会，至少切实推翻元老院，舍弃反对党地位，转而投入政府的怀抱，至于将来的事情，则留待将来庞培那众所周知的怯懦性情去解决。因此，他们的领袖——七年前致力于恢复保民官权的执政官卢奇乌斯·昆克提乌斯和前任财务官（quaestor）盖乌斯·恺撒——都支持伽比尼乌斯的提议。

然而，这个法案令特权阶级暴怒，不但贵族如此，而且豪商（mercantile aristocracy）也是如此，他们觉得这么彻底的政治革命危害到了他们的特权，便再一次将元老院视作他们真正的保护主。保民官伽比尼乌斯提出建议后便来到了元老院，罗马城的权贵恨不得亲手把他掐死，至于这种做法会给他们带来怎样不利的后果，正在气头上的他们根本无暇考虑。他来到集会场，号召民众去攻击元老院。恰在这时，元老院散会，执政官皮索是寡头党的拥护者，却偶然落入民众手中，显然，他要成为公愤的牺牲品。幸而伽比尼乌斯出现，为了他那确定无疑的成功不受不合时宜的暴力行动威胁，他解救了这位执政官。与此同时，民众的愤懑之情未有减缓，并因高涨的粮价和半真半假的诸多流言而愈演愈烈——例如，有传闻称，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将交到他手中的战费用于在罗马城发放利息，或企图利用这笔战费让执政官昆克提乌斯脱离平民党；元老院准备让素有“第二个罗慕路斯（Romulus）”之称的庞培遭受第一个罗慕路斯的命运[7]——这类传闻不绝于耳。

表決

于是投票表决的日子到了。民众摩肩接踵地站在集会场，一切能看见演讲台的建筑，甚至是屋顶上，都挤满了人。伽比尼乌斯的所有同僚已承诺把他们的否决权交给元老院，但在这汹涌的人潮面前，除卢奇乌斯·特雷贝利乌斯（Lucius Trebellius）一人以外，所有人全都默然。卢奇乌斯·特雷贝利乌斯曾对自己和元老院起誓，宁死不屈。元老院一执行他的否决权，伽比尼乌斯立即中止法案的表决，并向集会民众提议，应该仿照昔日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的建议处置奥克塔维厄斯（Octavius）的手段，来处置他这位倔强的同僚，也就是说，立刻将他免职。表决已然进行，开始宣读表决票。起初宣读的十七票都赞成这一提议，再有一个赞成票便可占得多数，而就在这时，特雷贝利乌斯却忘记了他的誓言，胆怯地撤消了否决票。之后保民官奥托（Otho）力谋至少保住同僚制，并且选举两位将军而非一个，但终归是徒劳。老迈的昆图斯·卡图卢斯是元老院最德高望重的人，他倾尽全力想使副将不由主帅任命而由人民选择，但最终也是白费心力。在民众的喧闹声中，奥托甚至都没有发言的机会。精于算计的伽比尼乌斯殷勤地为卡图卢斯争取到一个发言的机会，众人肃然静听这位老人的话，但这些话也基本没起什么作用。这些提议不仅原封不动地变成法律，而且庞培所提出的具体补充性请求也即刻全部得到认可。

庞培在东方的胜利

人们怀揣着高度紧张的期望，目送两位将军庞培和格拉布里奥动身去往目的地。伽比尼乌斯法一经通过，粮价立即跌至正常水平，可见人们对此次远征大军及其著名领袖寄予厚望。这些希望，我们之后还会涉及到，不仅得以实现，而且有所超越：三个月后，肃清海域的事宜便告完结。自汉尼拔战争以来，罗马政府从未在对外行动上显示出这样的魄力。与寡头党疲软无能的行政管理相比，平民党人组成的军事反对党已极为成功地证明自己拥有夺取和运用政权的能力。庞培计划肃清纳博高卢（Narbonese Gaul）的海盗，而执政官皮索却并无爱国之心，手段也不巧妙，他企图设置卑鄙的障碍加以阻挠，这只会加深公民对寡头党的怨恨，增加他们对庞培的热情。只因庞培个人从中调停，人民大会才没有直接将这位执政官免职。

同时，亚洲大陆上的情况相较之前更为混乱。格拉布里奥本应接替卢库勒斯的主帅之职，征讨米特拉达特斯和提格兰，但他却停在小亚细亚西部，虽以种种攻讦卢库勒斯的言论鼓动士兵，却不就任最高统帅一职，因而卢库勒斯不得不留任。因此，征讨米特拉达特斯毫无作为，本都骑兵在比提尼亚（Bithynia）和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8]肆意劫掠，无所忌惮，且不受惩罚。庞培因海盗战争率兵前往小亚细亚，他本人很久以前就想做本都—亚美尼亚战争的最高统领，如今命他就任此职，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平民党与他们将军的志愿不同，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会尽量避免首倡其议。平民党可能曾劝诫伽比尼乌斯，不要一开始就把米特拉达特斯战争和海盗战争都委托给庞培，而将米特拉达特斯战争委托给格拉布里奥。无论如何，这位将军已经过于强大，平民党决不愿继续提升他的地位，或是让他长居此位。庞培本人照常保持被动的态度，如果没有发生一件各党都始料未及的事，他在完成既受的使命后，可能就要真正回国了。

马尼利乌斯法

有一个完全无用且无关紧要的人名叫盖乌斯·马尼利乌斯（Gaius Manilius），他在任保民官时，提出过一些并不妥当的法案，因而失去了贵族党和平民党的欢心。人人都知道庞培热切渴望却不敢争取的是什么，若马尼利乌斯能为他夺得此物，必能在这位强将的羽翼之下寻求庇护。抱着这份希望，马尼利乌斯向公民提议，从比提尼亚和本都召回省长格拉布里奥，从西里西亚（Cilicia）召回马尔西乌斯·雷克斯（Marcius Rex），除庞培原来的职务以外，又把二人的职位和东方战事的指挥权全数交给这位海上和海岸的执政官（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初），这些都没有固定的期限，而且还拥有缔结和约以及结盟的自由权。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罗马的政治体制有多么混乱。至于立法权，其倡议权掌握在政客手中，无论他们多么卑微，而最终决定权则掌握在毫无能力的民众手中，同时该项权利还延伸至最重要的行政领域中。马尼利乌斯的提议虽不为任何政治党派所采纳，但它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遭到强烈抵制。平民党领袖曾因为一些缘故而被迫接受伽比尼乌斯法，如今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马尼利乌斯法，他们将不悦和忧虑埋藏于心，转而在大庭广众之下为平民党的将军发声。温和贵族党宣布他们支持马尼利乌斯的提议，因为在伽比尼乌斯法之后，反抗无论如何都是无效的。有远见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元老院的良策是尽可能与庞培靠近，庞培与平民党关系的破裂已经可以预见，一旦他们之间出现裂痕，元老院就要把他拉拢至自己这一方。时至今日，这些整顿者似乎已有了主意，并能断然出头而不致失宠于任何一方，他们为这一天感到由衷的欣喜——马尔库斯·西塞罗第一次出现在政治讲坛上，以讲演者的身份为马尼利乌斯的提议做辩护，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以昆图斯·卡图卢斯为首的严格贵族党至少还能表露他们的意愿，发言反对这个提议。当然，该提议经大多数人几乎一致的同意，变为法律。因此，除早期的诸多权力外，庞培又获得了小亚细亚最重要省份的行政管理权，以至于在罗马的广阔领域内，几乎没有一块土地不受他管辖。他还夺取了一场战争的指挥权，这场战争就如同亚历山大远征，人们能说出它于何时何地开始，却无法道明它在何时何地结束。自罗马有史以来，从未有一人独揽如此的权力。

平民党的军事改革

元老院与平民党之间的斗争始于六十七年前的森布罗尼法，终于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森布罗尼法首次将革命党定为政治上的反对党，而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首次使它从一个反对党转变为政府。现存政制因无视奥克塔维厄斯的否决而遭到初次破坏，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元老政治的最后一道壁垒因特雷贝利乌斯的退缩而轰然倒塌，这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双方都深有体会，甚至元老们懈怠的灵魂也因这垂死挣扎的心态而骤然惊起，但政制争端的结局却与其开端大不相同，而且其结束的方式也远比开端更为可惜。一位无比高贵的年轻人开始了这场革命，但它却终结于最为卑贱鲁莽的阴谋家和政客之手。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党一开始谨慎抗争，甚至连荒芜的前哨岗也认真看守，可在结束时他们却率先实行暴力政治，大言不惭地掩饰其软弱，卑鄙无耻地背信弃义。曾经好似镜花水月的东西，如今已悉数得到：元老院已不再掌握政权。但少数见过革命最初风潮、听过格拉古言论的老人抚今追昔，他们发现无论是乡人与市民，国法与军纪，还是生活与习俗，这期间所有的一切都已改变。那些将格拉古时代的理想与现实两相比较的人，都不免苦笑出声。然而，这种思考属于过去。对于目前或许也对于将来而言，贵族党的倾覆已是既定的事实。寡头党就像一支彻底解散的军队，他们的散兵可以增强任何队伍的实力，但却再也无法自守其地，也无法为自己冒险一战。但旧战争结束之日，就是新战争开始之时，之前为推翻贵族统治而联合的两派势力——一派是平民反对党的民间力量，一派是日益谋夺优势的军事力量——如今又起争端。庞培的特殊地位在伽比尼乌斯法之下已与共和政体不能相容，在马尼利乌斯法之下则更是如此。就在那时，他的敌人便已有理由说，伽比尼乌斯法不是任命他为海军将官，而是全国摄政王，而一个熟悉东方事务的希腊人称他为“王中之王”，这并不为过。如果他今后再一次从东方得胜归来，荣誉加身，将更甚从前。那时，他带着充盈的库藏，率着善战而又忠诚的部队，如果要伸手摘取王冠时，谁又能拦得住他呢？是执政官昆图斯·卡图卢斯能号召诸位元老来抵抗当时的第一将军和他久征沙场的军团？还是新受命的市政官盖乌斯·恺撒能号召刚刚因三百二十对角斗士及其银制武器而大饱眼福的民众来践行此事？卡图卢斯大声疾呼：不久之后，人们还要再一次逃到卡庇托尔（Capitol）的岩石上，以求保全自由。这场风暴不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来自东方，相反，命运之神竟完全应验了他所说的话，数年后从高卢带来了这场破坏性的风暴，这并非预言家的过错。

[1]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拉丁语：M.AEMILIVS.M.F.Q.N. LEPIDVS，约公元前89—前13年或前12年）古罗马贵族政治家，公元前43年开始统治罗马的后三头之一。——译者注

[2]昆图斯·塞多留（Quintus Sertorius公元前122—前72年）是罗马共和国后期的一位著名将领。他久经沙场，功勋卓著，在马略、苏拉党争中成为马略党的一员悍将。马略党瓦解后，他又来到罗马西部行省西班牙，率领当地民族对罗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译者注

[3]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拉丁文：M.LICINIVS.P.F.P.N. CRASSVS，约公元前115—前53年），罗马将军、政治家，在罗马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的过程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克拉苏出身在富有的上流阶级，后来又在上级（苏拉）的默许下迫害政敌、滥用职权，他也是一位成功的黑心奴隶商人，不择手段地敛财。所以他在一生中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所以后人认为他是罗马历史中最富裕的人，也是世界历史中最富裕的人之一。——译者注

[4]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157—前86年），出生于阿鲁匹，是古罗马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曾进行军事改革，实行募兵制，击败日耳曼人。——译者注

[5]按照罗马的政治法，特任官的职权（pro consule，pro praetore，pro quaestore）可源于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源于在罗马城以外办理公务所适用的原则，即官职延至法定期限为止，官权却须延至继任者到来为止，这是最早、最单纯而又最常见的办法。第二种方式源于正当的机构——特别是人民大会，以后元老或许也这样做——任命一个宪法上未规定的长官，此官在其他方面都与常任官一样，但为了表示官职的特殊性，仅自称为“代理副执政官”或“代理执政官”。还有几个官吏也属于这一类，就是先用一般方法任命财务官，然后特别赋予他们副执政官甚至执政官的职权（quaestores pro praetore 或pro consule）。例如，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马尔塞利努斯（Publius Lentulus Marcellinus）去往昔兰尼；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格涅乌斯·皮索去往近西班牙；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加图去往塞浦路斯，都是这种性质。第三种是特别官吏的职权基于最高官吏的委托权。如果最高官吏离开管辖区域或因其他原因不能行使他的职权，他可以命他身边的一个人做他的代理，人称legatus pro praetore；如果人选落在财务官身上，那么这财务官便名为quaestor pro praetore。同样，如果最高官吏手下没有财务官，那他可以让他的一名随员担任财务官一职，这随员便名为legatus pro quaestore，这个名称大概首见于罗马纪元665—667年即公元前89—前87年任马其顿省长副官的苏拉在马其顿造的四德拉克马银币上。不过最高官吏在行使职权上未遇阻碍，竟一就职便立即将最高权力赐予他手下的一个或几个人，这与代理的性质不符，因而为旧时的政治法所不容。就这一点来说，代理执政官庞培的代理副执政官（legati pro praetore）是一种创新，在种类上已与帝国时代占很重要地位的代理副执政官相似。

[6]奥卢斯·伽比尼乌斯（拉丁语：AVLVS CABINIVS；活动时期：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国务活动家，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重要政治人物，是格涅乌斯·庞培的支持者。——译者注

[7]据传说，罗慕路斯王被众元老肢解。

[8]位于土耳其中部的卡帕多奇亚，以其童话般的斑点岩层而闻名：奇特的岩石构造、岩洞和半隐居人群的历史遗迹令人神往。这里起初是基督教徒躲避罗马迫害的避难处，公元4世纪，一群僧侣建立了卡帕多奇亚的主要部分。——译者注

第四章　庞培和东方

庞培剿除海盗

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初，当庞培手握几乎无限的权力率兵攻打海盗时，罗马在东方的海陆状况有多么糟糕，我们在上文便可得见。他先把自己管辖的广阔领域划分为十三个区，每区任命一个副官（lieutenant），负责装备船只和兵士，搜查海岸，捕获盗船，或将盗船逐入同僚的陷阱。今年年初，他亲率现有的最优战舰——其中罗得（Rhodes）战舰在此次也立下卓著功绩——到海上去，一开始就扫荡西西里、非洲和撒丁的水域，尤其是重建自这几省到意大利的粮食供应体系。同时，他的副官负责肃清西班牙和高卢海岸。就在这时，庞培的使节（legate）马尔库斯·庞波尼乌斯（Marcus Pomponius）依伽比尼乌斯法在纳博省征兵，执政官盖乌斯·皮索企图从罗马加以阻挠——这是个不明智的举动，为了制止此事并让民众对执政官的正当怒气维持在合法的范围内，庞培暂时又来到了罗马。过了四十天以后，地中海西部的航海四处畅通，庞培便率领六十艘最精良的船舶去往东部海域，先到海盗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场所，即利西亚（Lycia）和西里西亚（Cilicia）水域。一听到罗马舰队逼近的消息，猖獗的海盗便从公海四散奔逃；不仅如此，甚至利西亚坚固的安底克拉古斯（Anticragus）和克拉古斯（Cragus）堡垒都没有过多反抗便宣告投降。庞培恰当合理的宽和态度，比恐怖手段更能打开难以接近的海上堡垒的大门。他的前任曾下令将每一个被擒的海盗都钉在十字架上，他却毫不犹豫地一律宽大处理，对待所掳盗船上的普通船夫尤其宽容。只有勇猛的西里西亚海王敢于武装抵抗罗马人，以图至少保住他们自己的海域。他们先把妻子儿女以及大量财物安置在托鲁斯（Taurus）的山寨中，而后在西里西亚的西部边界科拉凯西乌姆（Coracesium）近海等候罗马舰队。但庞培在此处的战舰船员众多，武器装备齐全，因而大获全胜。未受阻拦，他便靠岸登陆，并开始攻打和破坏海盗的山寨，同时庞培继续承诺：若他们投降，便饶他们一命，并归还其自由。不久，堡垒和山寨中的海盗中止了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同意投降。庞培到达东部海域后四十九天，西里西亚平定，战争走向终结。

迅速剿除海盗是一大宽慰，但并不是一项丰功伟绩。海盗无法抵挡罗马发动的大规模战争，一如大城市中的偷盗团体无法抵挡组织有序的警察。将这一侵略性的军事袭击当作胜利来加以颂扬实属无知之举，但与经久不息、范围巨大且日益严峻的祸端相比，可怕的海盗竟能如此迅速地得到铲除，难免会对大众造成强有力的冲击。再者，这是政权集中制的首次试验，各党都翘首以待，想看看此人是否比同僚团体更谙理政之道，故而给公众带来的冲击更为巨大。庞培缴获或海盗上交给他的大小船只有将近四百艘，其中包括九十艘真正意义上的战船。据说被毁的盗船共计约一千三百艘，除此之外，海盗充盈的军械厂和弹药库都遭焚毁，约有一万名海盗丧命，被胜利者生擒的也达两万人以上。同时，驻西里西亚的罗马海军将官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Publius Clodius）和其他众多被海盗掳走的人——其中有些人，本国人民以为他们早已死去——都因庞培而重获自由。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夏，即开战后的三个月，商贸活动重新步入正轨，往日的饥荒不再，意大利又是一派欣欣向荣。

庞培与梅特路斯关于克里特岛的分歧

然而，克里特岛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罗马军队所取得的这次骄人战绩稍有逊色。昆图斯·梅特路斯在克里特岛上任驻军统帅已至第二年，对于该岛的平定大业已基本告成，他正做着最后的收尾工作，这时，庞培来到了东方海域。二人的冲突在所难免，因为该岛虽然很长，但却没有一处能达到九十英里以上。根据伽比尼乌斯法，庞培应与梅特路斯共担全岛的统帅之职，但庞培却考虑得十分周到，不愿将此岛交予他手下的任何一名副官。然而，仍负隅抵抗的克里特各部落，一方面看见战败的同胞受到梅特路斯的严刑惩治，另一方面听说在小亚细亚南部，庞培对于向他投降的镇区一贯采取宽和处理的政策，因而他们宁愿向庞培提出联合投降。庞培当时在潘菲利亚（Pamphylia）[1]，他从他们的使者那里接受了此次投降，并派手下副官卢奇乌斯·奥克塔维厄斯（Lucius Octavius）随使者一同到梅特路斯处，通知他协约已经拟好，并接管各城。无疑，这一举动并不像是同僚会做出来的，但梅特路斯竟完全不顾各城与庞培签订的协约，继续视他们为敌。从形式上看，庞培完全正当，而梅特路斯的行为就显得大为不妥了。奥克塔维厄斯抗议无效，因为他未带兵前来，故而从亚该亚（Achaia）号召派驻此地的庞培副将卢奇乌斯·西塞纳（Lucius Sisenna）前来，却也是无效。梅特路斯不受奥克塔维厄斯或西塞纳牵制，仍然围攻埃琉特纳（Eleutherna），袭取拉帕（Lappa）。奥克塔维厄斯本人也在拉帕被俘，受辱后被释，而与他一同被擒的克里特人则全部被交给刽子手。于是，西塞纳的兵士与梅特路斯军队正式开战。西塞纳死后，奥克塔维厄斯接管其位。甚至当西塞纳的队伍受命回到亚该亚时，奥克塔维厄斯仍继续与克里特的阿里斯提昂（Aristion）协同作战，他们据守耶拉派特拉（Hierapytna），经过一番极顽强的抵抗，最终还是为梅特路斯所攻克。

这样一来，狂热的贵族党梅特路斯实际已独自与平民党的统帅正式开始内战。这些事情最终都只能导致两位将领心生不快，彼此形成诸多愤懑。两年以后，这两位将领又一次和平甚至“友好”地并肩坐在元老院里，罗马国政不可名状的混乱现象由此可见。

庞培夺取远征米特拉达特斯的最高统帅权

在上述事件进行之时，庞培一直留在西里西亚，表面上是在准备次年对克里特人或者说对梅特路斯作战，实际却是在等候召唤他的号令，以便干预小亚细亚大陆上完全混乱的局势。在遭受损失且芬布里亚（Fimbria）军团离去之后，卢库勒斯军队的余部仍逗留在本都边界上特罗克米（Trocmi）境内的哈里斯河（Halys）[2]上游，整日无所事事。卢库勒斯仍暂掌主帅之职，因为奉命继任此职的格拉布里奥还在小亚细亚西部游荡。昆图斯·马尔西乌斯·雷克斯（Quintus Marcius Rex）所统领的三支军团也驻扎在西里西亚，无所事事。本都领土又尽归米特拉达特斯王管辖，他以残忍的手段惩治那些归附罗马的个人和城邦，如耶夫帕托里亚市（Eupatoria），让他们为反叛付出代价。东方的国王不继续对罗马人实行攻势，要么是因为这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要么像有人声称的那样，是因为庞培在西里西亚登陆，使得米特拉达特斯和提格兰停止前进。马尼利乌斯法实现了庞培暗自怀抱的希望，这比他事先预料的更为迅速。格拉布里奥和雷克斯被召回，本都—比提尼亚和西里西亚省长之职与驻扎在那里的军队，以及本都—亚美尼亚战争的指挥权，连同对东方各君主宣战、议和与结盟的自由裁量权，现在都移交给庞培。展望着丰裕的荣誉和战利品，庞培竟将严惩脾气暴躁、谨守防地的贵族一事欣然忘怀，他放弃远征克里特和追击海盗，并计划攻击本都王和亚美尼亚王，并让他的舰队也来助攻。但在这次陆战之中，他决不会完全忽略那些不断兴风作浪的海盗。离开亚洲之前（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他让人在那里准备好对付海盗所必需的船只。次年，经他提议，决定在意大利采取相似的举措，其所需的款项由元老院负担。他们仍然用巡防骑兵和小舰队来保卫海岸，尽管从下文将提到的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对塞浦路斯和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对埃及的两次远征来看，海盗并没有完全被控制住，但庞培远征以后，在罗马所经历的所有沧桑变迁和政治危机中，海盗却再也不能像在腐朽寡头党的统治下那样抬头，也再不能像那样把罗马人完全逐出海面。

庞培与帕提亚人（Parthians）结盟和米特拉达特斯与提格兰之间的嫌隙

还有不足数月，小亚细亚的战争就要开始，新任主帅利用这段时间抓紧活动，做外交和军事上的准备。他派使者到米特拉达特斯进行勘察，而非真正试行调解。本都朝廷希望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Phraates）会因同盟军最近大胜罗马而决心加入本都—亚美尼亚同盟，为了防止此事，罗马使者前往泰西封（Ctesiphon）[3]朝廷。亚美尼亚王室的内部纠纷也成了罗马人的援助。提格兰大王有一个与他同名的儿子起兵叛父，这要么是因为他不愿等这老人逝世，要么是因为他的父亲生性多疑，已有几个兄弟因此丧命，他意识到自己唯有公然反叛才能求得生机。在被父亲彻底击败后，他与众多亚美尼亚贵族一起逃到安息王朝（Arsacid），并在那里谋害他的父亲。由于罗马使者的努力，弗拉特斯才愿意从罗马人手上接下对方为他提供的入盟报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Mesopotamia）的确切主权。他之前曾就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的边界问题与卢库勒斯（Lucullus）缔结一份协约，如今又与庞培重申此约，甚至还同意与罗马人合攻亚美尼亚。但小提格兰所造成的损害比他促进罗马与帕提亚结盟所带来的危害更大，因为他的反叛使得提格兰王与米特拉达特斯之间产生嫌隙。这位大王暗地里怀疑米特拉达特斯或许曾对孙子造反施以援手——小提格兰的母亲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是米特拉达特斯的女儿。由此，双方虽未公然决裂，但两位君主的政治互信，却在最为紧要的关头遭到破坏。

同时，庞培积极备战，他督促亚洲各同盟和附属公社依约出兵。另外，他还张贴公告，号召芬布里亚军团的退伍老兵重回麾下做志愿兵，由于奖励丰厚，再加上庞培名声在外，居然真的有大部分老兵应召前来。在庞培的指挥之下，除了备用兵之外，整个集合大军达到约四五万人。[4]

庞培和卢库勒斯

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春，庞培前往加拉太（Galatia），接任卢库勒斯军队的主帅之职，并率领他们进入本都境内，西里西亚军团奉命随后跟上。在特罗克米的塔纳拉（Danala），两位将领相会，但双方友人所期待的和解却未能达成。初见面时的礼貌不久就变成犀利的讨论，而后犀利的讨论又变成激烈的争吵，双方分手时的情绪比刚见面时更加恶劣。因为卢库勒斯依然如他在位时一般施惠分田，所以庞培宣布其前任在他到任后所做的一切行为均属无效。从形式上看，他才是正义的一方，人们不能期望他以惯常的手段对待一个有功但却备受屈辱的人。

本都遇袭及米特拉达特斯（Mithradates）撤退

只要时节允许，罗马军队便立刻越过本都边境。米特拉达特斯率三万步兵和三千骑兵在那里抵御他们，但他的盟友在危难之中弃他于不顾，加上罗马又增强兵力对他穷追猛打，于是他试图求和。但他不能接受庞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这场最不幸的战事还能给他带来更坏的结果吗？他的军队大多是弓箭手和骑兵，为使他们免受罗马作战步兵的强势攻击，他从敌人面前缓缓撤退，所行路线曲折多变，迫使罗马人紧随其后。同时，他一有机会，便用手下优势骑兵对付敌人的骑兵，阻断罗马人的粮道，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最后，庞培失去耐心，放弃追击本都军队，置国王于不顾，转而进攻本都国土。他行至幼发拉底河上游，渡河进入本都东部。但米特拉达特斯沿幼发拉底河左岸追来，一到阿奈特（Anaitic，又名阿奇利森），便在坚固多水的达斯泰拉（Dasteira）堡截断了罗马人的路线，并从这里开始用轻装部队控制平原。庞培仍未等到西里西亚军团前来支援，若没有他们，仅凭自身力量根本无法驻守阵地，因而他不得不退过幼发拉底河，到本都属下的亚美尼亚（Armenia），借着林木茂盛、岩壑纵横的广阔地域来寻求掩护，避开米特拉达特斯的骑兵和弓箭手。直到西里西亚军队到来，使得利用优势兵力恢复攻势成为可能，庞培这才再次前进，用大约十八英里长的一串哨兵包围米特拉达特斯国王的营垒，并将他完全封锁在这里。与此同时，罗马的分遣队占领了本都领土。本都军营陷入窘境，甚至须杀死拖拽重器用的牲畜来充饥。最终，在逗留了四十五天之后，国王命手下部队处死那些他不能救治但又不愿其落入敌手的病兵伤兵，然后于夜间悄无声息地拔营东去。庞培小心谨慎地追随其后，行经他并不了解的地域。军队现已行进到米特拉达特斯与提格兰的分界之处。罗马将军意识到米特拉达特斯不想在他自己的领域内进行决战，而想把紧随其后的敌人引到遥远的东部地区，于是他决定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尼科波利斯（Nicopolis）战役

两军扎营之处相距很近。在中午休息时，罗马军队趁敌军没有察觉，悄然出发，绕过敌后，夺取前方控制敌军必经隘道的高地，此高地位于吕库斯河（Lycus）南岸，距今恩德利斯（Enderes）不远，就是在后来建造尼科波利斯的地方。次日清晨，本都军队照常拔营，以为敌军仍在他们后面。一天的行程之后，他们在四周高地已被罗马人占领的山谷里扎营，士兵、随营人员、战车、马匹和骆驼都挤作一团。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他们周围响起了一片骇人的呐喊声，各种投射物瞄准这支亚洲军队，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虽是在暗中，但每一个投射物却都正中拥挤的人群，无一不造成重大杀伤。借着初升的月光，现在罗马人能够看见本都军队，当投射物用尽之时，他们便从高地俯冲而下，攻击本都军。这些本都人几乎毫无防备，只能任人宰割，没有死于敌军兵刃之下的，也都在马蹄和车轮恐怖的碾压中被践踏而亡。这是白发苍苍的国王与罗马人战斗的最后战场。他带着三个随从——两个骑兵，一个习惯于乔装成男子在他身边英勇作战的妃嫔——逃到希诺利亚（Sinoria）堡垒，一部分亲信前来与他会合。他将存放于此地的财物即六千塔兰特黄金（折合一百万英镑）分给他们，让他们随身携带毒药，自己也不例外，然后带着余下的一队人马火速赶往幼发拉底河上游，与其同盟亚美尼亚大王会合。

提格兰与米特拉达特斯決裂及米特拉达特斯渡过发西斯河（Phasis）

同样，这个希望也成了泡影。米特拉达特斯信赖联盟，取道前往亚美尼亚，但这一联盟如今已不复存在。在刚刚叙述的米特拉达特斯和庞培斗争期间，帕提亚国王听从罗马人尤其是流亡在外的亚美尼亚王子的劝告，武装入侵提格兰的国土，并把他逼退至难以接近的山区。侵略军甚至开始围攻都城阿塔克萨塔（Artaxata）。但是攻城旷日持久，国王弗拉特斯率大部队先行离去，于是提格兰打败了留在后面的帕提亚军队和王子所率领的亚美尼亚移民，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统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亚美尼亚国王当然不想同刚刚打完胜仗的罗马人交锋，更不想为米特拉达特斯牺牲自己。自从听说他的逆子想要去投靠其外祖父，他就更加不信任米特拉达特斯，因此他开始与罗马人商谈单独的和约，但他没有等到和约缔结成功，便断绝了与米特拉达特斯的同盟关系。米特拉达特斯一抵达亚美尼亚边境，便注定会知道提格兰大王已经悬赏一百塔兰特要他的脑袋，并且早已逮捕了他的使者，还把他们交给了罗马人。米特拉达特斯王眼见他的国土落入敌手，他的盟友也要与敌人和解，继续作战已无可能，他想沿着黑海东岸和北岸逃去，或许可以再次将他已经叛变并与罗马人勾结的儿子曼卡雷斯（Machares）逐出博斯普鲁斯（Bosporan kingdom），并在梅欧提斯（Maeotis）寻得一块新地以开展全新的计划。如果这些都得以实现的话，那他会觉得自己是个幸运之人，因此，他转而向北行去。当米特拉达特斯王逃过小亚细亚的旧时边界发西斯河，庞培便暂时停止了追击，但他没有回到幼发拉底河河源一带，而是由侧面转入阿拉克斯河（Araxes）流域，决定与提格兰决一胜负。

庞培在阿塔克萨塔与提格兰缔结和约

几乎未遇阻拦，庞培便抵达阿塔克萨塔地区（距埃里温［Erivan］不远），并在距此城十三英里处安营扎寨。提格兰大王的儿子前来面见庞培，他希望在他父亲死后能够从罗马人手里得到亚美尼亚的王权，因此用尽一切办法阻止他父亲与罗马人缔结和约。也正因为如此，提格兰大王才进一步下定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去求和。他骑在马背上，没有身穿紫色长袍，但仍戴有王者的冠冕，他出现在罗马的营门前，请人带他去面见罗马将军。他听从执法官吏的命令，按罗马军营的规定下马解刀，然后依照蛮族的礼节匍匐在这位执政官的脚下，并将冠冕拿在手上，表示无条件投降。庞培为轻易取胜而深感欢喜，他扶起这位卑躬屈膝的王中王，将象征他尊贵身份的勋章再次授予他，然后规定和约条件。除了向军库缴纳一百四十万英镑（即六千塔兰特）、犒赏士兵每人五十第纳里（［denarii］两英镑两先令）以外，他还必须割让庞培攻取的所有领地，不仅仅包括他在腓尼基、叙利亚、西里西亚和卡帕多奇亚的属地，还包括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右岸的索芬涅（Sophene）和科杜内（Corduene）。他所拥有的领土仅限于亚美尼亚本土，当然，他的大王之位也宣告终结。庞培在一场战事中完全征服了本都和亚美尼亚的两位霸王。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初，没有一位罗马士兵还在旧时罗马属地的边境之内，但到当年年底，米特拉达特斯王身为流亡之人，未带一支军队，游荡于高加索（Caucasus）的深谷中；提格兰王也不再是王中王，他虽坐在亚美尼亚的王座上，却只是罗马的一个封臣。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小亚细亚全境都无条件服从了罗马人，胜利之师在河流以东的亚美尼亚土地上扎营过冬，营地从幼发拉底河上游延伸至库尔（Kur）河，这是当时意大利人第一次在库尔河饮马。

高加索部落伊比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s）

然而，罗马人踏上新土地，却又引发了新的争端。高加索中部和东部地区的英勇民族，见遥远的西方人在他们的领地内安营扎寨，便心生愤怒。在今格鲁吉亚（Georgia）那片肥沃滋润的高地上，居住着伊比利亚民族（Iberians），这是一个勇敢而有组织的农业民族，其氏族领土在族长治理下，按共有制耕种土地，土地所有权不分属于耕种者个人。军队与人民是一体的，人民领袖一部分是掌权的氏族，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位通常任国王，主持整个伊比利亚的事务，稍微年轻一点的一般任法官和军队领袖。一部分是几个特殊的祭司家族，主要负责保存与其他民族所签订的条约以及监督条约的遵守。大批非自由民被视为国王的奴隶。他们的东部邻人是阿尔巴尼亚人，即阿兰人（Alans），这一民族居住在库尔河下游，远至里海（Caspian Sea），其文化程度要比伊比利亚人低得多。阿尔巴尼亚人主要以畜牧业为生，他们步行或骑马，在今希尔万（Sirvan）的丰美草场上放牧许多兽群，他们仅有的那么一点耕地，仍在用旧时没有铁铧的木犁耕作。他们不知道铸造货币，计数不超过一百。他们总共有二十六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领袖，说的也是自己独有的方言。阿尔巴尼亚人在人数上远胜于伊比利亚人，但却不及他们勇敢。两个民族的战术大致相同，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箭和轻标枪，通常仿效印第安人的方式藏身于林中，躲在树干后面向敌人射箭，或者从树顶向敌人投掷标枪。阿尔巴尼亚人也有很多骑兵，一部分仿效米底亚—亚美尼亚的方式，披重铁，戴胫甲。自古以来，两个民族就在他们的农田和草场上，过着完全独立的生活。自然在欧亚两洲之间立起高加索山脉，以作为抵御民族迁徙浪潮的堡垒，昔日居鲁士（Cyrus）和亚历山大的军队在此处就受到限制，如今戍守这堵隔墙的英勇的士兵，也准备保卫它以对抗罗马人。

庞培征服阿尔巴尼亚人与伊比利亚人

消息传来，说罗马的主帅想于次年春季翻山越岭到高加索山外去追击本都国王——因为他们听说米特拉达特斯正在黑海上的迪奥斯库里亚斯（Dioscurias，即苏琼卡莱［Suchum Kale］与阿纳克里亚［Anaklia］之间的伊斯库里亚［Iskuria］）过冬——阿尔巴尼亚人十分惊恐，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至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隆冬，他们在王子奥罗吉斯（Oroizes）的领导下首次渡过库尔河，攻打敌军。由于给养的缘故，罗马军被分为三大队，由昆图斯·梅特路斯·凯勒（Quintus Metellus Celer）、卢奇乌斯·弗拉库斯（Lucius Flaccus）和庞培分别亲自率领。首当其冲的凯勒英勇抵抗，庞培在摆脱一支敌人派来攻击他的分遣队之后，也四处追击战败的蛮族，远至库尔河。伊比利亚国王阿托科斯（Artoces）岿然不动，并且承诺和平友善，但庞培得知他正暗自备战，企图在罗马人行经高加索山隘口时袭击他们，于是便在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春季追击米特拉达特斯之前，攻击与伊比利亚彼此相距约两英里的两座堡垒，一座是哈莫奇卡（Harmozica，即霍鲁姆奇科［Horum Ziche］，又名阿玛奇［Armazi］），一座是塞萨莫拉（Seusamora，即特苏玛［Tsumar］），在今第比利斯（Tiflis）稍北之处，控制库尔河及其支流阿拉瓜（Aragua）河的两个山谷，借此也控制了自亚美尼亚至伊比利亚的唯一一条要道。在阿托科斯意识到这一点之前，他的地盘就已遭敌军突袭，他慌忙烧毁库尔河上的桥梁，一面同敌军交涉，一面退至内地。庞培占领了这两座堡垒，并跟随着伊比利亚人的步伐来到了库尔河对岸，想以此诱使他们立刻投降。但阿托科斯退到内地越来越远，最终停在皮鲁斯河（Pelorus）上，此举目的不在于投降而在于作战。然而，伊比利亚的弓箭手却片刻都不能抵挡住罗马军团的攻击，阿托科斯眼见罗马人也渡过皮鲁斯河，最终只得答应胜利者所提出的条件，将他的子女遣送过去当人质。

庞培前往科尔基斯（Colchis）

现在庞培依照他从前拟定的计划，从库尔河流域经萨拉帕纳（Sarapana）隘口到发西斯河流域，沿此河顺流而下至黑海，塞尔维利乌斯（Servilius）率领的舰队已在科尔基斯海岸等他。但陆军和舰队之所以来到这传说中的科尔基斯海岸，却是因为一个不确定的想法以及一个近乎虚幻的目标。罗马军队刚刚穿越大多为敌国所有的未知领土，完成一次艰苦的行军之旅，但与前方仍将面对的旅途相比，这并不算什么。如果他们真能成功率兵从发西斯河河口行至克里米亚（Crimea），经过贫穷好战的蛮族部落和陌生荒凉的水域，沿岸有些地方的山脉垂直没入海中，登船乃绝对必要之法——如果这种或许比亚历山大和汉尼拔的诸多战役更为困难的行军得以顺利完成——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由此得到何种利益才能对得起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和重重危险呢？毫无疑问，老国王一日不死，战争便一日不会结束。但若因此开始这场空前的追击战，谁又能保证他们真能抓住国王呢？这种追击战可预见的利益甚少而危险甚多，即使米特拉达特斯有可能再次点燃小亚细亚的战火，停止追击不也是上策吗？毋庸置疑，此时此刻许多军中将士以及更多首都民众都劝将军不惜任何代价继续追击，但这些声音一部分是出自有勇无谋的性急之人，一部分是出自那些背信弃义的朋友。后者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以使这位实力过于强劲的大将军远离首都，并用东方永无止境的事务牵绊住他。庞培是一个经验丰富且行事谨慎的军官，他绝不会以自己的声名和军队做赌注去坚持一场如此不明智的远征。阿尔巴尼亚人在军队后方起事，给了他一个停止继续追击国王并准备往回撤的借口。舰队奉命巡查黑海，保护小亚细亚北岸免受敌人入侵，严格封锁辛梅利亚（Cimmeria）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5]，以死罪威吓任何企图破坏封锁的商人。庞培饱经艰辛，率陆军穿过科尔奇斯（Colchia）和亚美尼亚领地，去到库尔河下游，然后渡河前进，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平原。

与阿尔巴尼亚人再起争端

数天以来，罗马军队都不得不在烈日之下走过这片缺水的黑土地，期间未遇敌人，只有到了阿巴斯河（Abas）左岸，由奥罗吉斯王之弟科西斯（Coses）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军队才整队列阵，对抗罗马人。据说包括从外高加索草原来的居民队伍在内，他们共有步兵六万人，骑兵一万两千人。然而，他们以为只需与罗马骑兵交锋，击败罗马骑兵便可获胜，于是便冒险进攻；但罗马骑兵只是被放在前列，他们一往后退，藏在后面的罗马步兵团便即刻现身。在短暂的交锋过后，蛮族军队就被逼入森林，庞培下令包围森林并将其焚毁。于是阿尔巴尼亚人只得同意媾和，居于库尔河和里海之间的所有部落，也都以这些更为强大的阿尔巴尼亚人为榜样，与罗马将军庞培缔结条约。这样一来，阿尔巴尼亚人、伊比利亚人以及定居于高加索山脉以南及山麓中的民族几乎都至少一时依附于罗马。另一方面，发西斯河与梅欧提斯之间的各民族——科尔奇斯人（Colchians）、索阿尼人（Soani）、赫纽克人（Heniochi）、济吉人（Zygi）、亚该亚人（Achaeans），甚至遥远的巴斯塔奈人（Bastarnae）——都成为庞培所征服的一长串民族清单，“征服”这一概念，在这里显然用得非常不准确。高加索再次证明了它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罗马所占领的地区，如波斯（Persia）和希腊，都在此处分界。

米特拉达特斯去往潘提卡彭（Panticapaeum）

于是，罗马人便放任米特拉达特斯王自由发展，一切听天由命。昔日他的祖先即本都国的创立者为躲避安提柯（Antigonus）的追杀，初次逃入他将来的王国，随行人员只有六名骑兵；如今米特拉达特斯也被迫再次逃出国界，离开他自己及其父辈所占领的土地。命运就像骰子，能掷出极高的收益，也能掷出极大的亏损，但却从未有人掷出的结果比锡诺普（Sinope）的老苏丹掷出的更为频繁、更为反复无常。在东方，人们的命运变化迅速且不可预测。如今米特拉达特斯已到晚年，他可以接受每一个新的变化，同时也认识到每一个新变化都只是在为一场新革命做准备，唯一不变的只有命运的变化不息。究其本质的核心而言，罗马统治是东方人所不能忍受的，无论是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来看，米特拉达特斯都是真正的东方君主。此时，罗马元老院对各省的治理有所懈怠，罗马城内的党派纷争也使得内战趋于成熟，若米特拉达特斯足够幸运，在此时伺机而动，那他必能第三次恢复其统治。就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在有生之年仍心存希望，有所筹谋——他一日不死，便一日是罗马人的心腹之患，昔日他率几十万将士想从罗马人手里夺取希腊和马其顿时便是如此，如今年老逃亡也是如此。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这位不甘安享晚年的老人从迪奥斯库里亚斯出发，经历各种不可言喻的艰苦，有时走陆路，有时走水路，最终抵达潘提卡彭，凭借自身名望和手下众多随从，他将逆子曼卡雷斯赶下王位，并逼其自杀。从这一点来讲，他再次企图与罗马人交涉，他恳求罗马将这祖传的国土归还于他，并声称愿意承认罗马的至尊地位，按封臣的方式纳贡。但庞培不肯给这位国王一个能让他再玩旧把戏的地位，坚持要他亲自来投降。

他为对付罗马所做的最后准备

然而，米特拉达特斯并不想向敌人投诚，而是正密谋更加放肆的新计划。他想利用他竭尽所有保存下来的财物和残余的国土资源，组建一支三万六千人的新军，其中一部分是他按罗马方式武装和操练的奴隶，另外还有一支战舰队。有传闻称：他计划向西进发，经过色雷斯（Thrace）、马其顿和潘诺尼亚（Pannonia），与萨尔马提亚（Sarmatia）草原的塞西亚人（Scythians）和多瑙河（Danube）上的凯尔特人结盟，并以其排山倒海之势攻击意大利。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本都国王的作战计划也被拿来与汉尼拔的行军策略作比较。但同样的计划，出自天才之手便是妙计，出自愚人之手便属荒谬。东方人妄想这样侵犯意大利，简直可笑，这只不过是绝望过后的幻想结果罢了。由于领袖的审慎冷静，罗马人才没有愚昧地追击愚昧的敌人，也才不用在遥远的克里米亚抵御敌人的攻势。如果这种攻势不自己毁灭于萌芽阶段，那便在阿尔卑斯山麓再行防御也还不迟。

反抗米特拉达特斯

实际上，庞培不再因这位无爪老虎的威吓而困扰，他自顾治理已夺取的疆域。此时，即使没有庞培的助力，对于这位老国王最终命运的预测也已在遥远的北方得到印证。他过度备战，拆毁博斯普鲁斯人（Bosporans）的房屋，从田地里把他们的耕牛拉来杀掉，用房梁和牛筋造战具，从而在博斯普鲁斯人中间引发了极为激烈的暴动。士兵们也不愿参加这毫无希望的意大利远征。米特拉达特斯无法唤起手下人的敬爱与效忠之心，经常身陷猜忌与叛乱中。早年他曾逼迫手下的杰出将领阿基劳斯（Archelaus）去罗马军营寻求庇护，在卢库勒斯战争期间，他最信任的军官狄奥克勒斯（Diodes）、菲尼克斯（Phoenix），甚至最显要的罗马移民也都投归敌方；如今，他的命星晦暗，除阉宦之外，没有人能接近这位年老体弱、满心苦闷的苏丹王。因此，跟随他的臣子相继叛逃，其叛逃速度一日甚于一日。法纳戈里亚（Phanagoria，在亚洲海岸与刻赤［Kertch］隔海相对）堡垒的统帅卡斯托耳（Castor）首举叛旗，他宣布此城自由，并将堡垒中米特拉达特斯的儿子们交到罗马人手里。叛乱席卷博斯普鲁斯各城，凯尔索涅索斯（Chersonesus，距塞巴斯托波尔［Sebastopol］不远）、特多西亚（Theudosia，即卡法［Kaffa］）和其他地方都响应法纳戈里亚人（Phanagorites）。而这时的国王米特拉达特斯放肆地发泄着他的猜忌和残暴。他听信卑鄙阉宦的谗言，将最为亲信之人钉在十字架上，而他自己的儿子们也性命堪忧。法纳西兹（Pharnaces）是米特拉达特斯最宠爱的儿子，估计要被立为继任人，但他却下定决心要带头叛变。米特拉达特斯派侍卫去逮捕他，又派军队去攻打他，但这些侍卫和兵士却都向他投诚。意大利逃兵和米特拉达特斯部下最为善战的武装力量，也因为不愿参加那对逃兵来说尤为危险的意大利远征行动，于是集体拥护王子，其他陆军军队和舰队也都纷纷效仿。

米特拉达特斯之死

在地方和军队都已背弃米特拉达特斯之后，首都潘提卡彭终于向叛军敞开了大门，并把受困于王宫中的老国王交给他们。老国王自城墙之上向他的儿子祈求至少饶他一命，不要双手沾满父亲的鲜血。但这种请求出自一个自己手上曾沾染过母亲鲜血，而最近又沾上无辜儿子齐法利（Xiphares）鲜血的人之口，似乎并不顺耳。法纳西兹的性格，甚至比他的父亲更加残暴不仁。所以苏丹自知必死，决定至少如在世时一般死去。他的王后、他的妃嫔、他的女儿以及埃及王和塞浦路斯（Cyprus）王的妙龄新人都须饮毒自尽，之后他自己也拿起毒药，因其见效太慢，所以他伸出脖子，让一位名叫贝退图斯（Betuitus）的凯尔特雇佣兵把他砍死。就这样，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米特拉达特斯·欧帕托尔（Mithradates Eupator）殒命，享年六十八岁，在位五十七年，自他初次上战场与罗马人交战到现在，共二十六年。法纳西兹把米特拉达特斯的尸首送给庞培，以显示他的功绩与忠诚，庞培命人将其葬在锡诺普的王墓里。

米特拉达特斯之死在罗马人看来无异于一场胜利：来向将军报告这一变故的使者出现在耶利哥（Jericho）城下的罗马军营，头顶王冠，好似捷报来传。他一死，就是一位伟大的敌人入墓，任何曾经在懈怠的东方抗击过罗马军队的人，都不及他伟大。民众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感想：昔日西庇阿认为战胜汉尼拔比战胜迦太基更为重要，所以如今罗马人一听到米特拉达特斯之死，便几乎忘了对众多东方部落和这位伟大国王本身的胜利；在庞培隆重进城时，吸引民众目光的不过是那些图画，他们从图中看到逃亡的米特拉达特斯自己牵着缰绳，与马同行，然后在他几个女儿的尸首中倒地而亡。不管人们对这位国王做出何种评判，他都是世界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不是天才，甚至可能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但他心怀仇恨的本领却相当高。出于这种仇恨，他将一场以弱敌强的战争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虽然没有成功，但也颇显光荣。相较于他的个性，他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进一步使他成为更重要的人物。作为东方对西方的民族反动先锋，他拉开了东方对西方新一轮斗争的序幕。无论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他们都感觉米特拉达特斯之死不是战争的终结，而是战争的开始。

庞培前往叙利亚

同时，在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对高加索各民族的战争结束之后，庞培就回到了本都国，并捣毁了那里最后仍坚持抵抗的堡垒。庞培下令铲平这些堡垒以防匪患，并将石块填入堡内，令其不可再用。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夏季，他由此地前往叙利亚，去整顿该地的事务。

叙利亚的情形

要把当时叙利亚各地的混乱情形清楚地描述出来，实在不易。诚然，由于卢库勒斯的攻击，亚美尼亚的统治者马伽达底（Magadates）已于罗马纪元685年即公元前69年撤离这些地区。托勒密氏（Ptolemies）虽愿继承先人的鸿志，将叙利亚海岸收为本国领土，但也担心一旦占领叙利亚，便会惹怒罗马政府。再加上罗马政府还未确定托勒密氏对埃及那尚且十分可疑的合法权利，而且叙利亚王族已数次恳求罗马，说拉基代王室已绝嗣，应承认他们为合法的继承人，因而托勒密氏更不敢占领叙利亚。然而，虽说当时所有大国都不干涉叙利亚事务，但由于王族、骑士和各城无休无止的盲目争斗，此地所遭受的危难更甚于大战之时。

阿拉伯各酋长

当时塞琉古（Seleucid）王国的实际主人是贝都因人（Bedouins）、犹太人和纳巴泰人（Nabataeans）。这片不宜居住、无泉无树的沙地自阿拉伯半岛（Arabianpeninsula）延伸并越过幼发拉底河，西抵叙利亚的山脉及其狭窄的海边，东至底格里斯河（Tigris）的肥沃低地和幼发拉底河下游，这片亚洲的撒哈拉是伊实玛利（Ishmael）子孙的原始家乡。自有传说以来，我们就发现“贝都因人”即“沙漠之子”在这里支起帐篷，放牧骆驼，或者骑上快马，时而追击部落仇敌，时而追赶行旅商人。昔日提格兰王利用他们来实行他那半商业半政治的计划，后来叙利亚完全无主，这个沙漠民族便乘机扩张至北叙利亚。有些部落与文明的叙利亚人为邻，获得安定生活的初步根基，因而提格兰在政治上几乎处于领导地位。阿拉伯当时最著名的首领有马达尼部（Mardani）酋长阿布加鲁斯（Abgarus），提格兰曾将此部安置于两河流域上游的埃德萨（Edessa）和卡雷（Carrhae）附近；然后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大马士革（Damascus）和安条克（Antioch）之间，有罕萨部（Hemesa，即霍姆斯［Homs］）酋长萨姆西科兰姆斯（Sampsiceramus），他也是坚固的阿瑞塞莎堡（Arethusa）的主人；有在上述区域游徙的另一部落首领亚兹素（Azizus）；有已与卢库勒斯建立联络的蓝贝部（Rhambaeans）酋长阿尔考敦（Alchaudonius）；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部落和酋长。

盗贼首领

除了这些贝都因酋长，还有四处涌现的一伙蛮人，在拦路抢劫这一高等行当上，他们的实力相比那些沙漠之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类的人物中就有托勒密，他或许是这些叙利亚盗贼首领中实力最强大的，也是当时的首富之一，他管辖黎巴嫩（Libanus）山谷和沿海的伊泰雷人（Ityraeans，今德鲁司［Druses］）的地域，以及马萨耶（Massyas）平原以北一带地区，还有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即巴尔贝克［Baalbec］）和哈尔基斯（Chalcis）等城，并以自己的私人财产训养了八千骑兵；另有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和希尼拉斯（Cinyras），他们是海滨城市特里波利斯（Tripolis，即特拉布鲁斯［Tarablus］）和拜布罗斯（Byblus，在特拉布鲁斯和黎巴嫩中间）的主人；还有在利西亚斯堡的犹太人塞拉斯（Silas），此堡距奥伦提斯河（Orontes）上的阿帕米亚（Apamea）不远。

犹太人

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南部，犹太民族似乎将在此时结成一个政权。叙利亚王实行标准的希腊化政策，破坏了犹太民族的原始宗教。通过虔诚且英勇地守护这种宗教，哈斯摩尼（Hasmonaeans，又名马迦比［Makkabi］）家族不仅获得世袭封邑，逐渐拥有王者尊荣，而且这些身份尊贵的大祭司也将其领地扩张至南、北、东三面。英勇的詹尼亚斯·亚历山大（Jannaeus Alexander）去世之时（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犹太王国的疆域向南含有非利士（Philistian）全境，远至埃及边境，东南至纳巴泰人的佩特拉（Petra）国，詹尼亚斯曾由此出发夺取约旦（Jordan）河和死海右岸的大片土地，北逾撒马利亚（Samaria）和德卡波利斯（Decaplolis）而至革尼撒勒湖（Gennesareth）。他已在这里设法占领多利买（Ptolemais，即亚柯［Acco］），并成功击退伊泰雷人的进攻。归犹太人统辖的沿海区域自骆驼山（Mount Carmel）远至利诺角城（Rhinocorura），包括重要的加沙（Gaza）——只有阿什凯隆（Ascalon）仍属自由。这样一来，曾经几乎与海洋隔绝的犹太人领土，如今也可列为海盗聚集之地。亚美尼亚侵略军刚要靠近犹太边境，就为卢库勒斯的干涉所阻，若这个战绩卓著的祭司国没有因内部分裂而扼杀其军事发展，哈斯摩尼王室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们或许能将其土地扩张至更远的地方。

法利赛派（Pharisees）[6]撒都该派（Sadducess）[7]

宗教独立精神与民族独立精神积极融合，产生了马加比（Maccabee）国，但很快又一分为二，甚至互相对立。犹太正统派即所谓的法利赛派，对宗教自由行使权深感满意，因为它是在对抗叙利亚君主时提出的。它的实际目的是根本不顾现世政府，以所有主权国家的正统派组建一个犹太公社——这一公社的统一性，可见于每个正直的犹太人都须向耶路撒冷（Jerusalem）的神堂捐税这一规定，也可见于宗教学校和宗教法庭。正统派脱离了政治生活，在神学的形式主义与繁文缛节中日益僵化，与之相对的是旧时大家族即所谓撒都该派的代表，他们是民族独立的守卫者，因战胜异族统治而士气大增，并想要进一步恢复犹太人的国家。他们的思想一部分以教条为依据，他们只承认圣经本身，至于“撰写者的遗赠”[8]，他们只视作权威，却并不奉为法典。一部分则是特别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上，他们不主张听天由命，倚靠齐保图领主（Lord of Zebaoth）的强大力量，而主张救国救民需寄希望于现世的武力，以及重建于马加比盛世的大卫王国内外实力的综合提升。正统派得到祭司阶级和民众的支持，他们否认哈斯摩尼氏担任高级祭司的合法性，通常用争夺人世财产的蛮横强硬态度攻击这种奸邪的异教徒。另一方面，国家派所倚靠的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智能、吸纳许多皮西迪亚（Pisidia）和西里西亚雇佣兵的军队以及更加贤能的君主，这些君主在此与教会权相抗争，和千年后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与教皇权（Papacy）相抗争如出一辙。詹尼亚斯曾用强硬手段打压祭司阶级，而在他的两个儿子任下（自罗马纪元685年即公元前69年起），发生了兄弟相残的内战，因为法利赛派反对励精图治的亚里斯多布鲁斯（Aristobulus），而想立他那性情温和、行事懈怠的弟弟许尔堪（Hyrcanus）为名义上的君主，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次分裂不仅使犹太的征战陷于停滞，而且也给了外国加以干涉的机会，从而取得了南叙利亚的统治地位。

纳巴泰人

纳巴泰人是首例。人们经常把这个非凡的民族与它的东邻即游徙的阿拉伯人混淆，但相较于伊实玛利的真正子孙，纳巴泰人与阿拉米（Aramaean）一支关系更为密切。在很早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贸易，阿拉米民族，或按西方人的称呼叙利亚民族，就自他们在巴比伦（Babylon）附近的最早殖民地派遣一个殖民团到阿拉伯湾北端，这就是西奈半岛（Sinaitic peninsula）上在苏伊士湾与埃拉之间的佩特拉地区（即瓦地姆沙［Wadi Mousa］）的纳巴泰人。在他们的港口，地中海的货物与印度的货物交换。自加沙通往幼发拉底河口和波斯湾的南方商队大道，经过纳巴泰人的首都佩特拉。此城现在仍有壮丽的石宫和石墓，比起那几近消散的传说，这些更能清楚地显示纳巴泰人的文明。法利赛派领袖仿效众祭司，在他们看来，以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换取本派胜利，代价并不算太高，于是他们请纳巴泰人的君主亚哩达（Aretas）助他们对抗亚里斯多布鲁斯。作为回报，他们承诺将詹尼亚斯从他手中夺来的所有领土归还于他。因此，亚哩达率着据说为数五万的兵力入侵犹太，又得到法利赛派拥护者的增援，他把国王亚里斯多布鲁斯围困在犹太都城。

叙利亚各城

暴力冲突的风气遍及叙利亚全境，在这种情况下，最遭殃的当然是那些较大的城市，如安条克、塞琉西亚（Seleucia）、大马士革（Damascus）等，这几个城市的公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农业、海上和驼队的贸易陷于瘫痪。伊泰雷人自山中和沿海的堡垒出动，闹得海陆都不得安宁，拜布罗斯和贝鲁图斯（Berytus，即黎巴嫩［Beyrout］）的公民，无法保护自己的田地和船舶不受他们的侵占。大马士革公民想投奔距离较远的纳巴泰王或犹太王，以抵御伊泰雷人和托勒密的攻击。在安条克，萨姆西科兰姆斯和亚兹素参与这些公民的内部斗争，当时希腊大城几乎已经成为阿拉伯酋长的驻地。这种情况让我们想起了德意志中世纪的无君时期，那时候纽伦堡（Nuremberg）和奥格斯堡（Augsburg）要想自保，所能倚靠的并非王法王权，而只能是他们自己的城墙。叙利亚的商人，迫不及待地希望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来替他们恢复和平和交通安全。

最后的塞琉古王朝

然而，叙利亚并非没有正统的国王，这种国王甚至有两三个。一位是来自塞琉古王室的安提阿古王子，他已受卢库勒斯任命，担任叙利亚最北部省份科马根（Commagene）的统治者。安提阿古·阿西阿提库斯想要叙利亚王位的诉求，已经得到元老院和卢库勒斯的一致承认，在亚美尼亚人撤退后，安提阿古·阿西阿提库斯即被迎入安条克，尊为国王。然而，第三位塞琉古王子菲利普（Philippus）即刻就地与他对抗，安条克人民众多，其易于激动和乐于反抗的特性与亚历山大城的人无异。这些人民和邻近的一两个阿拉伯酋长，都参与到这场王室斗争中，而塞琉古王室的统治现在似乎与这场斗争密不可分。如此一来，正统君主惹其臣民讥笑厌恶，所谓的合法国王，甚至还不如那些小王和盗匪首领重要，又有何奇怪呢？

叙利亚的吞并

要想在混乱中建立秩序，所需的既不是绝妙的构思，也不是强大的武力，而是对罗马及其属国利益的清醒认识，以及建立并保持必要制度的干劲与一致性。元老院的合法政策已足够没落，将军由反对党授权，他不受王朝考量指引，而仅仅只负责叙利亚王国将来不因篡权者的争斗，或者邻国的贪婪而退出罗马属国的地位。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只有一条路可走。实际上，政权很早就不受塞琉古王室的各君主控制，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自己的过失而非外敌的侵扰，罗马公社应派出一位总督，以强有力的手腕执掌政权，庞培就走了这一条路。亚细亚人安提阿古要求庞培承认自己为叙利亚的世袭统治者，但他所得到的答复是：庞培不会把主权归还给一个既不知道如何维持，也不知道如何管理国家的国王，即便他的臣民有所请求，庞培也绝不同意，何况这违背他们明确表达的意愿，他就更不会干了。有了罗马执政官的这封信，塞琉古家族便于在位两百五十年后被人从王位上赶了下来。安提阿古本受酋长萨姆西科兰姆斯的庇护，在安条克呼风唤雨，不久之后，他中了萨姆西科兰姆斯的奸计而丢了性命。此后，再也没有人提到这些伪王和他们的主张。

叙利亚的军事媾和

但是要想建立一个罗马人的新政府，使混乱的局势有较好的秩序，还必须用武力进入叙利亚，用罗马军团来威吓或荡平所有兴起于多年无政府时期的治安扰乱者。在本都国和高加索作战时，庞培就已经注意到叙利亚的事务，他命几个专员和支队在必要时加以干涉。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奥卢斯·伽比尼乌斯——昔日做保民官时派庞培到东方去的人——率兵沿底格里斯河前进，然后经过两河流域到叙利亚，以整顿犹太的复杂局面。同样，困境中的大马士革也已被罗利乌斯和梅特路斯占领。不久以后，庞培的另一个副官马尔库斯·斯考卢斯（Marcus Scaurus）抵达犹太，平息那里层出不穷的争端。庞培远征高加索时，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Lucius Afranius）任亚美尼亚的罗马军队统帅之职，他也从科杜内（在北库尔德斯坦［Kurdistan］）行进至两河流域上游，借助卡雷地区的希腊居民的同情帮助，成功穿过危险的沙漠，征服奥兹尔欧尼（Osrhoene）的阿拉伯人。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末，庞培亲至叙利亚，在那里一直待到次年夏天[9]，为了现在和将来考虑，他毅然干预并整顿叙利亚的事务。他想恢复此地在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的盛世景象，他废除所有篡夺的政权，命盗匪首领放弃其堡垒，再次将阿拉伯酋长限制在沙漠领地，并明确规定几个公社的事务。

严惩盗匪首领

为了让人服从这种严厉的命令，罗马军团扎营备战，特别是对那些强悍的盗匪首领，军团的干涉是必要的。利西亚斯的统治者塞拉斯，特里波利斯的统治者狄奥尼修斯，以及拜布罗斯的统治者希尼拉斯，都在他们的堡垒里沦为阶下囚，并被处死；伊泰雷人的山寨和沿海堡垒都被攻破，哈尔基斯的门尼厄斯之子托勒密被迫缴纳一千塔兰特（即24万英镑）以赎回他的自由和统治地位。而在其他地方，这位新主人的命令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服从，未遇抵抗。

与犹太人的磋商和冲突

只有犹太人犹豫不决。昔日庞培派伽比尼乌斯和斯考卢斯去调停许尔堪和亚里斯多布鲁斯兄弟俩的争斗，据说这二人都收受了巨额贿款，最终做出了有利于亚里斯多布鲁斯的判决。他们还诱使亚哩达王撤走耶路撒冷的围军，取道回国，并让其在撤退过程中败于亚里斯多布鲁斯之手。然而，庞培一抵达叙利亚，就取消了他属下的命令，让犹太人恢复元老院于罗马纪元593年即公元前161年前后承认的大祭司旧制，并宣布放弃哈斯摩尼各君长所征服的一切领土及世袭君主制。法利赛人派最负声望的两百人作为使团去面见这位罗马将军，得到的却是一个足以摧毁犹太国的结果。这虽不利于他们的国家，却无疑有利于罗马人。就此事的本质而言，罗马人自然不能恢复塞琉古王室的旧时特权，也不能容忍詹尼亚斯这样的征服势力存在于他们的帝国范围内。亚里斯多布鲁斯不确定何为善策，是耐心忍受这不可避免的命运？还是手执武器战死？有时他似乎要向庞培投诚，有时又似乎要号召犹太人中的爱国派与罗马人斗争。最后，罗马军团已兵临城下，他这才向敌人投降。然而军队中较为决断或较为狂热的一部分人，不肯听从一位失去自由的国王的命令，在首都投降后，狂热派抱着赴死的决心顽强据守神庙的危岩，历时三个月，直到最后趁守兵安息日休息，围军才终于攻入，占领圣殿。发起这场拼死抗争的人，但凡没有死于罗马人刀剑之下的，都被交给执法吏的砍头斧。这样一来，新并入罗马的各地所发起的最后抵抗便告终结。

罗马人在东方的新关系

庞培完成了卢库勒斯开始的事业——正式独立的国家比提尼亚、本都和叙利亚，都并入罗马版图。元老院一被推翻，格拉古党一掌握政权，一百多年来被看作是必要的事，即在较为重要的属地以直接主权取代那薄弱的保护制，这个目标终于得以实现，罗马在东方获得了新疆界、新邻国以及新的友好和敌对关系。现在加入罗马间接领土的有亚美尼亚王国、高加索的封邑，加上辛梅利亚人的博斯普鲁斯国和米特拉达特斯·欧帕托尔所征服的广阔领地中所剩余的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领土如今在他那弑父之子法纳西兹的治理下成了罗马的属邦，只有法纳戈里亚城，因其统帅卡斯托耳曾举叛旗而得到罗马人的承认，成为独立的自由城市。

与纳巴泰人的斗争

而对于与纳巴泰人的斗争，没有同样的成功可以拿来夸耀。诚然，亚哩达王已顺从罗马人的心意，撤离犹太，但大马士革仍在他手中，纳巴泰人的国土至今也没有受到任何罗马兵士的践踏。要征服这个地方，或至少要向在阿拉伯的新邻国表示——现在罗马的雄鹰已称霸于奥伦提斯河和约旦河上，而且叙利亚不再是任人蹂躏的无主之地——庞培于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开始远征佩特拉。但在远征期间，他被犹太人的叛变耽搁，由于纳巴泰人的首都远在沙漠之中，于是他欣然让他的继任者马尔库斯·斯考卢斯去做这件困难的事[10]。实际上，斯考卢斯不久也不得不回来，并没有完成他的目标。由此，庞培不得不仅在约旦河左岸的沙漠中倚靠犹太人的支持与纳巴泰人作战，但却只获得了微不足道的胜利。最后，来自以土买（Idumaea）的机敏的犹太领袖安提帕特（Antipater），劝亚哩达用一笔款项，从罗马省长手里买得对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一切领土所有权的担保，这就是斯考卢斯钱币上所纪念的和平。钱币显示，亚哩达王牵着骆驼，跪在地上，献橄榄枝给罗马人。

与帕提亚人的困境

以上是罗马人与亚美尼亚人、伊比利亚人、博斯普鲁斯人和纳巴泰人的新关系，远比这更重要的是，罗马人因占领叙利亚而与帕提亚国相邻。虽然在本都国与亚美尼亚国尚存之时，罗马对弗拉特斯实行友善外交，而且当时卢库勒斯和庞培也都愿意将幼发拉底河以外的地域让度与它，但现在这个新邻国却坚决地占据了安息王朝旁边的位置。如果王室忘其过失的伎俩还可追忆，那弗拉特斯现在必会想起米特拉达特斯的警告，如帕提亚人与西方人联合攻击同族国家，会使这些国家先亡而后自己也走向覆灭。罗马人与帕提亚人联合，已使得亚美尼亚一败涂地，亚美尼亚一覆灭，罗马便信奉其旧时政策，改变对外关系，损害强大盟友的利益而袒护微贱的敌人。老提格兰深受庞培的厚待，他的儿子是帕提亚王的盟友和女婿，两者互为对照，这已是此项政策的一部分；不久之后，庞培下令逮捕小提格兰及其家属，甚至弗拉特斯向这位友好的将军为女儿女婿求情，庞培也不肯放人，这是直接的冒犯。但庞培所为并不止于此，弗拉特斯和提格兰都对科杜内省提出要求，庞培命罗马军队替提格兰占领此地，把原来据守此地的帕提亚人驱逐出境，甚至追到阿迪亚波纳（Adiabene）的阿尔倍拉（Arbela），事先并未征询泰西封政府的意见（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然而最可疑的情况是，罗马人似乎根本不愿尊重依约规定的幼发拉底河界。罗马分遣队曾几次要从亚美尼亚前往叙利亚，横越两河流域；罗马以特别优厚的条件将奥兹尔欧尼的阿拉伯酋长阿布加鲁斯纳入保护；不仅如此，位于尼西比斯（Nisibis）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两河流域上游、在幼发拉底河的科马根渡口以东220英里的奥鲁洛斯（Oruros），也被指定为罗马疆域的东部边界——大概是他们间接疆域的东部边界，因为罗马人已把两河流域较大较肥沃的北半部分和科杜内一同分配给亚美尼亚帝国。这样一来，罗马人与帕提亚人之间的疆界就变成了叙利亚—两河流域的大沙漠而非幼发拉底河，这似乎也只是临时疆界。帕提亚派使者来坚持以幼发拉底河为界的条约——当然，这似乎只是口头协议，庞培模棱两可地回复道：罗马权利所及之处便是罗马的领地。罗马主帅与帕提亚下属米底亚地区总督甚至遥远的以利买省（Elymais，在苏锡安那［Susiana］、米底亚和波斯之间，地处今卢里斯坦［Luristan］）总督都交往甚密，值得注意，这似乎便是对此番言论的评注说明。[11]以利买是个荒远好战的山地民族，其总督常力求独立地位，脱离大王的掌控，庞培竟接受这位君主献上的效忠之心，这对帕提亚政府而言更是个侮辱和威胁。同样重要的是，罗马人素来在政府交际中称帕提亚王为“王中王”，如今他们突然改变称呼，仅称他为王。这不但失礼，甚至更是一种威胁。自从罗马人开始拥有塞琉古王室的继承权，他们似乎就想趁机恢复到昔日的状态，那时整个伊朗和图兰都受安条克统治，而且也还没有帕提亚帝国而只有帕提亚辖地。因此，泰西封的朝廷完全有理由与罗马开战。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帕提亚因边界问题对亚美尼亚宣战，这似乎是对罗马开战的前奏。但当这位令人畏惧的将军率强军驻扎于帕提亚帝国的边境时，弗拉特斯却不敢公然与罗马人决裂。庞培派专员和平解决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的争端，他们强制调停，将科杜内和两河流域北部都判给亚美尼亚人，弗拉特斯也默然接受。不久以后，他的女儿、外孙和女婿都成了这位罗马将军胜利的点缀。甚至帕提亚人在罗马的优势兵力面前也瑟瑟发抖，如果他们没有像本都和亚美尼亚人一样屈从于罗马的兵力，那么其原因似乎就只在于他们没有涉险作战。

各省的组织工作

现在庞培仍须负责整顿新得省份的内部关系，尽可能消除十三年前一场恶战所遗留的痕迹。小亚细亚的组织工作始于卢库勒斯和从旁协助的委员会，克里特的组织工作始于梅特路斯，二者皆因庞培而得以完成。亚细亚之前的省份包括米西亚（Mysia）、吕底亚（Lydia）、弗里吉亚（Phrygia）和卡里亚（Caria），现在由边境省份变为腹地。新设的省份有比提尼亚和本都，涵盖整个尼科美得斯（Nicomedes）故国和本都故国至哈里斯河及河外的西半部分；有西里西亚，虽成立较早，但现在才得以扩大，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省份，连同潘菲利亚和伊索里亚（Isauria）也包括在内；还有叙利亚和克里特。当然，以现代领土的意义来看，还难以将这些地方视作罗马疆域，政府形式和秩序还一如往昔，只不过罗马公社代替了以前的君主而已。这些亚细亚省份仍包括国有土地、实际上或法律上实行自治的城邦、君主和祭司的统治地以及诸王国，多样混杂。至于内政，所有这些地域或多或少都有点自主权，而在其他方面，他们又时宽松时严格地倚仗于罗马政府及其执政官，很像昔日听命于大王及其总督。

封王卡帕多奇亚、科马根、加拉太

在众多属国君主中，卡帕多奇亚王至少在等级上属第一位，卢库勒斯已将梅利泰内（Melitene，在马拉提亚［Malatia］附近）至幼发拉底河的地区封给他，扩大了他的领土，庞培又赐予他很多土地，在西部边界有自卡斯塔巴拉（Castabala）至依科尼雍（Iconium）附近的特庇（Derbe），和取自西里西亚的一些区域，在东部边界还有在幼发拉底河左岸与梅利泰内相对的索芬涅，这原本是想封给亚美尼亚王子提格兰的。这样一来，幼发拉底河最重要的渡口全都为卡帕多奇亚王掌控。而叙利亚和卡帕多奇亚之间的科马根小省及其都城撒摩撒他（Samosata，即萨姆萨特［Samsat］），都在上述塞琉古王室的安条克手中，成为其附属国[12]。他又受封获得重要的塞琉西亚堡垒（在比拉德吉克［Biradjik］附近），控制幼发拉底河更南端的渡口以及河左岸的临近地区。因此，罗马人刻意把幼发拉底河的两个主要渡口连同东岸的相应领土，一起交到两个完全附属于罗马的君主手里。除了卡帕多奇亚王和科马根王以外，还有一位新王德奥塔鲁斯（Deiotarus）执掌小亚细亚大权，他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两位。住在培希努（Pessinus）附近的凯尔特部落托列斯托波伊（Tolistobogii）的一个四分领主，与罗马属下的其他小藩主一起，受卢库勒斯和庞培的征召入伍从军。在这些战事中，德奥塔鲁斯与所有懒惰的东方人不同，他表现不凡，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可靠与激情，以至于除了加拉太的遗产和阿米苏斯（Amisus）与哈里斯河口之间的肥沃属地外，罗马将军又将本都故国的东半部分，连同法纳西亚（Pharnacia）和特拉佩佐斯（Trapezus），以及远至科尔基斯和大亚美尼亚边界的本都—亚美尼亚都赐予了他，这样就形成了小亚美尼亚王国。不久以后，德奥塔鲁斯又赶走凯尔特特罗克米部落的四分领主，夺其疆土，进一步扩大他那已然十分广阔的领地。于是，这样一个小封侯变成了小亚细亚最强大的君主，罗马人可以借他之力保卫帝国边境一段重要的部分。

君主和酋长

至于不那么重要的属国，有许多其他的加拉太领主，其中一个是特罗克米部的君主孛哥第亚塔鲁斯（Bogodiatarus），因为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表现英勇，庞培赐予他昔日的本都边城米特拉达提乌姆（Mithradatium）；又有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的君主阿塔罗斯（Attalus），其宗系可追溯到旧时的拜勒门（Pylaemenids）王室；又有科尔奇斯境内的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和其他小君长；又有达孔第牟托（Tarcondimotus）统治着东西里西亚的阿曼（Amanus）山谷；又有门尼厄斯之子托勒密继续统治黎巴嫩山上的哈尔基斯；又有纳巴泰王亚哩达任大马士革领主；最后还有幼发拉底河两岸各地的阿拉伯酋长，如奥兹尔欧尼的阿布加鲁斯，罗马人千方百计地劝他归顺，想让他在攻打帕提亚人时担任先锋；其他还有罕萨部的萨姆西科兰姆斯、蓝贝部的阿尔考敦和玻斯托拉（Bostra）的另一个酋长。

像神职人员的君主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教主。在东方，教主通常与世俗君主无异，统治着土地和人民，他们的权威已在那宗教狂热主义的发源地根深蒂固。罗马人很明智，不侵犯他们的权威，甚至也不劫掠他们神庙中的库藏。教主有培希努神母的大祭司；又有妈神的两个大祭司，一个在卡帕多奇亚的科马纳（Comana，在萨鲁斯［Sarus］上游），一个在本都的同名城（托卡特［Tocat］附近的古梅尼克［Gumenek］），他们俩在本国的权力都仅次于国王，甚至到很晚的时候，他们每人还拥有连带特殊审判权的广阔地产和近六千人的神庙奴隶——这位同名将军之子阿基劳斯自米特拉达特斯处投归罗马人，庞培封他为本都的大祭司——在卡帕多奇亚摩门（Morimene）地区的维那西宙斯（Venasian Zeus）的大祭司——其年收入共计3600英镑（15塔兰特）；又有西里西亚的“大祭司和君长”，其后代在艾杰克斯（Ajax）之子透克尔（Teucer）建造宙斯庙的地方凭借世袭权力担任此庙的主持；又有犹太人的“大祭司和君长”，庞培已铲平其都城的城墙和国内王室的库藏和堡垒，勒令他维护和平，不再攻城略地，然后便把犹太国的君位归还于他。

城邦

除了这些世俗君主和教主之外，还有城邦。一部分城邦形成较大的联盟，享受相当的独立，尤其像利西亚二十三城联盟，秩序井然，永不参加海盗的动乱。反之，许多独立的城邦就算有特许状保证他们的自治，实际上也全都附属于罗马各省长。

在亚细亚提倡城市生活

罗马人无法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既然要代表希腊文化，又要在东方保护和拓宽亚历山大的地域，那就有提倡城市体制的基本义务，因为城市处处都是文明的支柱。东方人和西方人之间的敌对在这样一种差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东方实行军事独裁的封建阶级制，而希腊和意大利则实行商业城市的共和制。卢库勒斯和庞培虽然在其他方面不愿将东方事务归于一个层面，庞培虽然也乐意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抨击和变更前任的做法，但在原则上他们二人是完全一致的，即尽可能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推行城市生活。在上一场战争中，库齐库斯（Cyzicus）奋力抵抗，打破了敌人最初的猛烈攻势，从卢库勒斯手里大大拓宽了自己的领土。本都的赫拉克利亚（Heraclea）曾力抗罗马人，恢复其领土和港口。科塔对这座不幸城市的残暴行径，遭到元老院的强烈谴责。卢库勒斯真正深以为憾的是，命运让他遭遇不幸，他无法救锡诺普和阿米苏斯逃离本都军队和他自己部下兵士的蹂躏，但他至少尽力使这两个城市恢复原貌，大大扩展其领土，再召唤人民前来居住——一部分是以前的居民，应他的邀请，成群回到他们所热爱的家乡；一部分则是希腊籍的新移民——并为重修那些被毁坏的建筑做准备。庞培也是本着相同的理念做事，且规模更大。肃清海盗后，庞培没有仿效前任之法把两万多名俘虏钉在十字架上，而是把他们一部分安置在西里西亚平原的荒城中，如马鲁斯（Mallus）、阿达纳（Adana）、埃皮法尼亚（Epiphaneia），尤其是安置在索里（Soli，之后改名为庞培城，即庞培波利斯［Pompeiupolis］），把另一部分安置在亚该亚的代美（Dyme），甚至安置在塔伦特姆（Tarentum）。这种以海盗手段实施的殖民化政策，遭到各方非议，[13]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在奖励犯罪。事实上从政治和道德层面看，这事很正当，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海盗不同于窃贼，他当然可以按军法处置这些俘虏。

新建城市

然而，庞培最为关注的，是在罗马的新省份提倡城市生活。我们已经注意到，本都帝国是多么稀缺城市，甚至一百年以后，卡帕多奇亚的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城市，而只有山寨供农民在战时避难之用。小亚细亚的整个东部，除了沿海零散的几处希腊殖民地外，当时也必是同样的状况。庞培在这些省份新建的城市，包括西里西亚的居民点在内，总数达39处，其中有几个城市已经发展到相当繁荣的地步。在本都故国，有最著名的尼科波利斯，即“胜利之城”，建在米特拉达特斯最后战败的地点，这是一位常胜将军最华美的纪念；又有得名于庞培别号的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建在卡帕多奇亚和小亚美尼亚的交界处，即以后的塞巴斯提亚（Sebasteia，今名锡瓦斯［Siwas］）；又有泽拉（Ziela），罗马人曾不幸战败于此，此城原兴起于阿奈提斯（Anaitis）神庙周围，素来属于大祭司，而如今庞培赋予它城市的形式和特权；又有狄奥波利斯（Diopolis），昔日名为伽比拉（Cabira），后名为新恺撒利亚（Neocaesarea，即尼克萨尔［Niksar］），也是上次战争的一个战场；又有马格诺波利斯（Magnopolis），又称庞培波利斯，原名耶夫帕托里亚，在吕库斯河和伊里斯河（Iris）合流处，最初为米特拉达特斯所建，后因此城叛归罗马，又遭他摧毁，现在被庞培重建起来；又有尼亚波利斯（Neapolis），原名法兹蒙（Phazemon），在阿马西亚（Amasia）和哈里斯河之间。这种城市的建立大多不是自远方迁来移民，而是荡平村落，让村民聚居于新的围墙之内。庞培将军中伤残人士和老兵安置在尼科波利斯，这些人宁愿在此地安家立业，也不愿之后在意大利定居。在其他地方，也是因为这位摄政者的指示，希腊文明的新中心才得以兴起。在帕夫拉戈尼亚，建有第三个庞培波利斯，纪念罗马纪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米特拉达特斯军队曾在这里大胜比提尼亚人。卡帕多奇亚或许是受战祸最为严重的地方，当地的王宫马石伽（Mazaca，即以后的恺撒里亚［Caesarea］，今开塞利［Kaisarieh］）和其他七个城市都是由庞培重建，并得享城市制度。在西里西亚和切肋叙利亚（Coelesyria），庞培所建城市共计20座。在犹太人割让的地区，德卡波利斯（Decapolis）的加大拉（Gadara）本已成为废墟，因庞培的命令又得以重建，是为塞琉基斯城（Seleucis）。在亚洲大陆上，受庞培支配的大部分领土必供他用作新聚居地，反之，庞培很少或根本不关心克里特岛，在那里，庞培的领地似乎仍然十分广阔。

庞培不仅致力于新建城市，还热衷于整顿和增加现有公社。他竭力肃清盛行的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之风，草拟详尽的公社章程，并谨慎规定各种自治权限，许多特大城市因此而获得了新特权。得到自治权的有奥伦提斯河上的安条克，它是罗马最重要的亚洲城市，其地位不亚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和古代的巴格达，即帕提亚帝国的塞琉西亚城；还有安条克邻邑，即皮埃里亚的塞琉西亚，它是因其奋勇抵抗而给提格兰的犒赏；还有加沙和所有从犹太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城市；还有小亚细亚西部的米蒂利尼（Mytilene）以及黑海上的法纳戈里亚。

结果

如此一来，罗马国在亚洲的格局最终形成，其中包括封建君主和藩臣、教主以及一连串自由和半自由城市，这使得我们想起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无论是从克服的困难还是从得到的结果来看，这都不足为奇。罗马上流社会对卢库勒斯大加赞赏，普通民众也对庞培不吝溢美之词，所有这些高调的言论也都无法使之成为罕见之事。特别是庞培认可别人的夸赞并且自夸，这样一来，人们几乎会认为他比真实的他要更加糊涂。米蒂利尼人视他为该城的救助者和创建人，也把他看作世界海陆战争的终结者，如果他们要为他建一座雕像，那对于一个肃清海盗、平定东方各国的伟人，这种敬礼似乎也并不为过。但是，罗马人这次却凌驾于希腊人之上。庞培的凯旋碑载明，他所征服的人民达一千两百万，所攻克的城市和堡垒共计一千五百三十八座——数量似乎会代替质量，他的胜利范围自麦奥提斯海（Maeotic Sea）延伸至里海，自里海延伸至红海，可是这三个海，他一个都没有亲眼见到过。不仅如此，即便他不明说，他也至少让民众以为兼并叙利亚（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丰功伟绩）就相当于把远至大夏（Bactria）和印度的整个东方都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据他所述，他在东方所征服领土的界限竟到了如此渺茫的荒远之地。平民党奴颜婢膝和一直与朝廷互为敌手，现在也欣然加入这枯燥的浮夸圈。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9月28和29日，即庞培“大帝”的四十六岁生辰，虚华的凯旋队伍穿过罗马街市，点缀品除了各类珠宝外，还有米特拉达特斯的王冠，和亚洲最强大的三个国王——米特拉达特斯、提格兰和弗拉特斯——的子女。然而平民党觉得还不够，于是又以王室尊荣来犒赏这位战胜二十二位国王的将军，并赐予他一顶金冠和一枚终身任执政官的徽章。为了显示对他的尊敬，他们造出一种钱币，式样为从三大洲带回国的三根桂枝绕成环托着地球，上面还挂着公民献给那位征服非洲、西班牙和亚洲的将军的金冠。既然有这样稚气的敬礼，也就无怪乎另一方发出反对的声音。在罗马贵族圈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平定东方的真正功绩应该属于卢库勒斯，又说庞培去东方不过是为了取代卢库勒斯，并将别人折下的桂枝编织起来戴在自己头上。这两种说法都大错特错。奉命去亚洲接替卢库勒斯的不是庞培，而是格拉布里奥，卢库勒斯虽然作战英勇，但庞培接任主帅时罗马人确实已失去了之前所有的战果，本都土地也未有一尺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首都居民的嘲笑更为中肯，他们用他所征服的大国之名来称呼这位驰骋世界沙场的将军，有时称他为“撒冷的征服者”，有时称他为“埃米尔”（emir）[14]，有时又称他为罗马的萨姆西科兰姆斯。

作为管理者的卢库勒斯和庞培

公正的评论家既不赞同那些夸张的言论，也不认可这种轻视之辞。在平定和整顿亚洲这件事上，卢库勒斯和庞培显然都不是英雄和建国者，而是睿智进取的军队领袖和统治者。作为将军，卢库勒斯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和近乎鲁莽的自信，而庞培则显示出军事决断力和罕有的自制力；任何拥有如此兵力又身处完全自由之位的将军，都很难做到像庞培一样在东方行事如此谨慎。可以说，最辉煌的事业全都从四面八方主动前来寻他：他可以自由前往辛梅利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红海，也有对帕提亚人宣战的机会；埃及的反动省请他来废黜不得罗马人认可的托勒密王，履行亚历山大的遗嘱。但庞培既不去潘提卡彭，也不去佩特拉，既不到泰西封，也不到亚历山大城，自始至终，他都只摘取主动落入他手中的果实。同样，无论海陆，他都一概用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作战。如果如庞培常说的，这种节制，源于严守指示，甚至是源于这样的认知，即罗马的扩张行动须有所限制，再拓展疆土，于国无益，那么这种节制就应该受到赞美，且应该比历史上赋予最具才干的将军的更高。不过就庞培而言，他的自制无疑只是他特别缺乏决断和首创性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比起他前任与之相反的长处，他的短处确实对国家更为有益——诚然，卢库勒斯和庞培都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卢库勒斯自食其果，他所有的胜利果实皆因其行事不慎而消散；庞培对帕提亚人的决策失当，让其继任者来担此恶果。如果他有这份胆量，他大可以对帕提亚人开战，或是维系与他们的和平，依约承认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但他却太过胆小而不敢采取前一种方法，又太过自负而不肯采取后一种方法，结果，泰西封的朝廷本愿意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并单方面付诸行动，庞培却愚蠢地背信弃义，对其进行无休止的侵略，致使亲邻政策化作泡影，他却允许敌人自己选择决裂和反击的时机。作为亚细亚的治理者，卢库勒斯获得多于王侯的财富，庞培也因治理亚细亚而从卡帕多奇亚王、富庶的安条克城以及其他君长和公社那里，收到大笔现款和数量更大的兑付券以作回报，但这种苛捐杂税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惯常税收。在比较重要的问题上，两位将军至少不会一味贪婪，如果可能，他们会让与罗马利益共存的那一方出钱。就时局来看，即便他们有此行径，我们也不得不说，这两位将军的治理确有相对可取之处，他们的行事皆以罗马利益为先，而后才考虑各省人民的利益。

将保护国变为属国，改善东部边境的治理工作，建立一个统一强固的政府，这是统治者之幸，也是被统治者之福。罗马的财政收入难以计数，除特许免税的几个公社外，所有君主、祭司和城市都要向罗马交纳产业税，这使得罗马的财政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半。亚洲确实损失惨重。庞培归入国库的财宝共计两百万英镑（即两亿塞斯特斯［sesterce］），分给部下和士兵的共计三百九十万英镑（即一万六千塔兰特），如果我们再加上卢库勒斯带回国的巨款、罗马军队的非正式苛索以及战争损失，亚洲的财政枯竭便可想而知。就其本身而言，罗马在亚洲的课税或许并不甚于昔日统治者的课税，但由于自此以后这些税收都流出本国，仅有小部分税收用于亚洲，于是课税就变成了更为沉重的负担。无论如何，不管是在旧省还是新省，课税都是基于对各省的计划性剥削，以使罗马从中获益。但这事的责任主要不在将军本人，而在于将军需要顾忌的国内各党派。卢库勒斯甚至竭力阻止罗马资本家在亚洲重利盘剥，这也是他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我们从这二人不受党派政策的束缚时所做的事，尤其是他们对小亚细亚各城的关注中，可以看出他们有多诚挚地希望恢复沦陷省份的繁荣。尽管数百年后，亚洲许多残破的村落会让人们想起大战的年代，但锡诺普大可以用卢库勒斯重建此城的日期来开启一个新的纪元，本都国几乎所有的内陆大城都可以敬奉庞培为它们的创建者。卢库勒斯和庞培在罗马所属亚洲地区的组织工作或有不可否认的缺陷，但总体上却可谓审慎合理、值得称道。再者，尽管它们仍有严重的弊端，但因其与那长久缺乏且令人们深感痛楚的内外和平同时造访，所以必会受到那些遭受过非常折磨的亚洲人欢迎。

庞培离开之后的东方

东方大体上保持和平状态。庞培性格胆怯，仅暗示要把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地区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后来罗马掌权的新三头政府竭力重提这个想法，但以失败告终。不久以后，东方各省和其他地方，全都被卷入内战的漩涡。在这期间，西里西亚省长必须长日与阿曼的山间部落作战，叙利亚省长必须长日与沙漠人群作战，尤其是在后者与贝都因人的战争中，许多罗马军队都覆没了。但这些行动的意义不过如此，更不寻常的是坚韧的犹太民族对征服者的顽强抵抗。奥卢斯·伽比尼乌斯任省长期间（罗马纪元697—700年即公元前57—前54年），被废黜的国王亚里斯多布鲁斯之子亚历山大，和一段时间以后成功越狱出逃的亚里斯多布鲁斯本人，对新统治者发起了三场不同的叛变，罗马所立大祭司许尔堪的政府每次都无能地向叛党屈服。迫使他们以卵击石的并非是政治信仰，而是东方人对这逆天统治权的无比厌恶。由于埃及陷入危机，叙利亚戍军撤退，最后也是最危险的叛变即刻乘机而起，他们首先杀害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罗马人。少数罗马人逃出生天，暂时藏身于基利心山（Mount Gerizim），叛党把他们围困在那里，贤能的省长颇费周折，才成功将他们解救出来，也才能在几次激烈的战争和持久的围攻过后镇压叛乱。因此，大祭司的君主政体被废，犹太人的领土如昔日的马其顿一般被分为五个独立区，由贵族组织的主政团体负责管理；撒马利亚和被犹太人铲平的其他城市都得以重建，与耶路撒冷形成均势；最后，罗马对犹太人课征的税收要高于叙利亚境内其他属地。

埃及国

我们还应该看一下埃及国以及美丽的塞浦路斯岛，拉基代王朝所征服的广阔土地现在只有这座岛屿还属于埃及。现在，埃及是东方的希腊诸国中唯一一个至少在名义上仍属独立的国家，正如以前波斯人占领地中海东部时，埃及是最晚被征服的国家一样，因此现在来自西方的强大侵略者也迟迟不吞并这块丰饶独特的国土。如上文所述，这既不是因为害怕埃及的反抗，也不是因为缺乏合适的时机。埃及差不多跟叙利亚一样无力，罗马纪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埃及在所有正当的法律形式上都归罗马公社所有。王室守卫管制亚历山大城的朝廷，他们任免大臣，有时废立国王，肆意夺取，如果国王不许他们加饷，他们便围困王宫，这种做法在国内或在都城内绝不受欢迎（因为国内的农奴不计入考量）。那里至少有一派人希望罗马兼并埃及，甚至设法促成此事。但埃及王越不能企图用武力对抗罗马，埃及金币就越竭力阻止罗马的统一计划。由于埃及财政实行特殊的专制集中制，再加上寡头党横加猜忌，不许任何人征服或治理埃及，亚历山大朝廷的财政收入甚至在庞培增加罗马的公共收入后，仍然差不多与其持平。所以埃及和塞浦路斯的实际君主竟能通过贿赂元老院的领袖，不但暂保他们倾覆在即的王位，甚至还使他们的王位更加稳固，并从元老院买得王位的保障书。即便如此，他们的目的却还是未达成。正式的国家法须经罗马公民的决议，在法令公布之前，托勒密家族仍须依附于每个平民党掌权者，仰其鼻息，因此他们不得不对罗马的另一党派也展开贿赂战，而这一党派较为强大，要价也更高。

被吞并的塞浦路斯

与埃及的结果不同，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平民党领袖下令吞并塞浦路斯，至于为什么现在做这件事，罗马给出的官方理由是，塞浦路斯人支持海盗业。马尔库斯·加图（Marcus Cato）受其对手委托执行这项法令，他不带军队便来到此岛，因他无需军队。国王服毒自尽，当地居民不做抵抗便臣服于这难逃的命运，并被安置在西里西亚省长的管辖范围内。充盈的府库贮存了近七千塔兰特（即一百七十万英镑），这位国王既贪婪又吝啬，不肯将这笔款项用于行贿以保其王冠，结果钱财和王冠一同落入罗马人之手，充实了他们那空虚的国库，这样正合其心意。

埃及的托勒密为其宗主国所承认却遭到驱逐

另一方面，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掌握埃及王权的兄长，用人民法令成功从罗马的新主人那里买得他的认可，据说购价达六千塔兰特（即一百四十六万英镑）。然而，公民对这位好笛师和坏君主积怨已久，如今塞浦路斯已然失守，又因与罗马人做交易，人们不堪重税，已被逼到绝境的埃及人（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因此逐他出国。似乎因为被逐出他所购买的产业，这位国王随即向卖主求助，卖主都很通情达理，认为他既然是诚实的商人，就有义务为托勒密拿回国土。但是，用武力夺取埃及的重任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利益应该属于谁，各党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当三头政府在卢卡（Luca）会议上讨论此问题时，托勒密同意再缴付一万塔兰特（即两百四十万英镑），这件事才得以解决。叙利亚省长奥卢斯·伽比尼乌斯奉当权者命令，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带国王回去。同时，亚历山大城的公民为被逐国王的长女贝瑞尼斯（Berenice）加冕，并将她许配给罗马亚洲属地的一个教主，名叫阿基劳斯。阿基劳斯原是科马纳的大祭司，胸怀大志，梦想登上拉基代王朝的宝座，为此不惜以他安稳体面的地位做赌注。他企图获得罗马主政者的赞助，但始终没有成功，不过，想到必须用武力保其新国甚至与罗马人对抗时，他却毫无畏惧。

伽比尼乌斯带回国王罗马戍兵守在亚历山大城

伽比尼乌斯表面上没有权力对埃及开战，但却受罗马主政者的指示，他借口说埃及人帮助海盗以及阿基劳斯组建舰队，便毅然朝埃及边境进发（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军队穿过加沙和培琉喜阿姆（Pelusium）之间的沙漠，以前许多进攻埃及的军队都在沙漠行军中覆灭，但这次的行军却得以顺利完成——这尤其要归功于敏捷灵巧的骑兵将领马尔库斯·安东尼。边境培琉喜阿姆堡垒的犹太守军不战而降，罗马人与埃及人在城前相遇，埃及人战败——安东尼这次又立下赫赫战功，罗马人抵达尼罗河，这是第一支打到尼罗河的罗马军队。埃及的舰队和陆军在此做最后决战，但罗马人再次得胜，阿基劳斯及其众多党羽都战死。此战过后，首都立刻投降，于是一切抵抗都宣告终结。这片不幸的国土被交到正统的暴君手里，要不是正义的安东尼从中干涉，托勒密在培琉喜阿姆时就想用绞刑和斩首之刑来庆祝合法政府的恢复。现在此举不受阻拦了，无辜的女儿最先被她父亲送上断头台。国王无力支付与罗马当权者约定的报酬，因为这里地贫人穷，即便他们榨干穷苦人民的钱财，也绝对不可能凑出所需的巨款。但罗马人注意到至少应该保持此国的平静，于是留罗马步兵以及凯尔特和日耳曼的骑兵驻守都城，以取代埃及的御卫队，而在其他方面，罗马军也可与他们一争高下。于是，昔日罗马对埃及的霸权统治变为直接的军事占领，本地君主制在名义上仍然存在，但这并不是赐予此国的特权，而是强加在它身上的双重负担。

[1]潘菲利亚（希腊语：，台湾、香港地区及和合本圣经一般译作庞非利亚），古代安纳托利亚南部的一个地区，位于今土耳其安塔利亚省境内，首府位于佩尔格。——译者注

[2]又叫克泽尔河，或者译为“克孜勒河”，古希腊语称哈里斯河（Halys River），意为“红河”。土耳其最长河流，也是土耳其第一大河。——译者注

[3]泰西封（Ctesiphon，Taysifun）是伊拉克著名古城遗迹，亦译“忒息丰”。位于首都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滨底格里斯河左岸，当迪亚拉河河口。此地初为希腊人抵御塞琉古王朝的驻军之地，后渐有城池，采取两河流域常见的城市建筑形制，城墙呈圆形。——译者注

[4]庞培分给部下将士的赠金共计三亿八千四百万塞斯特斯（即一万六千塔兰特），因为将领得到一亿塞斯特斯，士兵每人得到六千塞斯特斯。凯旋时，军队仍有约四万人。

[5]博斯普鲁斯海峡又称伊斯坦布尔海峡，是沟通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一条狭窄水道，与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一起组成土耳其海峡（又叫黑海海峡）。它是一条将土耳其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隔开的海峡（东经29度零分，北纬41度零分），全长30千米，北面入海口最宽处3.7千米，鲁梅利希萨勒和阿纳多卢费内里两城堡间最窄处750米，中流深度36.5—124米不等。海峡中央有一股由黑海流向马尔马拉海的急流，水面底下又有一股逆流把含盐的海水从马尔马拉海带到黑海。因鱼群季节性地通过海峡往返黑海，故渔业颇盛。海峡两岸树木葱郁，村庄、游览胜地、华丽的住所和别墅星罗棋布。——译者注

[6]法利赛派在第二世纪开始兴起，是重要的一个派别，他们主要用全部的精神和时间来教导人民。他们建立了犹太会堂的崇拜，也复兴许多古代的宗教风俗，如逾越节的家庭礼拜，将宗教带到家庭之中。——译者注

[7]撒都该派不如法利赛派人多，但是他却是代表古代祭司的贵族政治，他们是富有的人，并且富有特权，在君王的时代颇受王朝的支持，结果成为一个政治而非宗教的派别。他们和其他保有世袭权力的党派一样，富有保守性。他们受希腊的影响比其他的党派大，因此人民觉得他们不是一个爱国的党派。基督降生前的几世纪，永生的信仰已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撒都该人反对这种信仰，他们认为死便是一切都终止了。他们不信身体复活，不信灵魂不朽，不信天使魔鬼的存在，不承认口传的律法，只承认笔写的律法。——译者注

[8]于是，撒都该派排斥天使和幽灵等教义，不信死者复生。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的争论点大都与仪式、法律和教历等次要问题有关。胜利的法利赛派，把他们在某些争论中确占优势的日子，或将异端分子驱逐出最高会议的日子，全都加入到全国纪念日或节庆之列，这是一个典型的事实。

[9]罗马纪元689—690年即公元前65—前64年冬季，庞培仍在里海附近。到了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他才攻下本都国仍在抵抗的最后几座堡垒，然后一面徐徐南行，一面整顿各处的事务。叙利亚的组织工作确始于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叙利亚的地方纪元以此年为元年，西塞罗关于科马根的言论亦可为此事证朋。在罗马纪元690—691年即公元前64—前63年的冬季，庞培似乎在大马士革有了大本营。

[10]诚然，奥罗修斯和狄奥都追随李维，让庞培到达佩特拉并占领此城，甚至到达红海。但他率兵前往耶路撒冷时，半路收到米特拉达特斯的死讯，便从叙利亚折回本都。普鲁塔克记叙过这件事，并为弗洛鲁斯和约瑟夫斯所证实。如果亚哩达王在战报中位于庞培所征服的诸王之列，那么只要用庞培唆使他撤离耶路撒冷来解释就足够了。

[11]这种见解依赖于普鲁塔克的叙述，斯特拉波所述以利买省的位置又可为普鲁塔克的佐证。在庞培所征服国土和君主的名录中，竟有米底亚及其国王大流士，这是一种点缀；由此又捏造出庞培对米底亚的战争甚至他对埃克巴坦那的远征。这里还没有把此城与传说位于骆驼山上的埃克巴坦那混为一谈；只是那种不堪的夸张言辞——似乎源于庞培浮夸而故意闪烁其词的战报——把他劫掠盖图利亚人一事变为进兵非洲西岸，把他那远征纳巴泰人却无疾而终的事变为攻克佩特拉城，把他宣判亚美尼亚疆界一事变为定罗马帝国边界于尼西比斯之外。

[12]据说安条克曾与庞培作战，这与他和卢库勒斯所订的条约以及他不受干扰、仍居王位的现状不符。大概只因科马根的安条克也见于庞培所征服的众君主之列，所以才导致这种说法的形成。

[13]西塞罗的非难大概就是针对此事而言，特别因为海盗殖民地可能受庞培的恩赐，拥有免税权，而各省属于罗马的民社则普遍有纳税的义务。

[14]“埃米尔”是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此封号用于中东地区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突厥在历史上亦曾使用过这个封号。——译者注

第五章　庞培外出时期的党争

挫败的贵族阶级

伽比尼乌斯法一经通过，首都各党派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从选举产生的平民党将军掌握兵权之日起，凡该将军的党派被认定为是其同党的，都在首都占据了优势。毋庸置疑，贵族阶级仍然紧密团结在一起，由人民大会产生的执政官，根据平民党人的表述，无一不是在襁褓之中就被指定为执政官的人选。即使是当权者，也无法操控选举，亦不能在选举上打破旧家族的影响力。然而不幸的是，正当贵族几乎即将把“新人物”彻底排挤出执政官地位的时候，军事特权又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星，执政官这一职位因此黯然失色。贵族阶级虽然没有开诚布公地承认，但他们对此了然于胸，他们自以为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唯有昆图斯·卡图卢斯岿然不动，坚守着自己全然不尽人意的地位，成为失势党派的斗士，至死方休（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这令人肃然起敬。除此之外，最高级的贵族中再也找不出一个英勇无畏、坚定不移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例子，其中最负盛名、才能出众的人物，例如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和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实际上已经退位，只要能做到不失礼节，他们都愿意归隐山林，在庭园流芳之间，香榭书阁之中，鸟舍鱼塘之侧，将佛罗广场和元老院会堂抛诸脑后。贵族的后辈当然更是如此，他们不是完全沉湎于奢华和文学，便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

加图

年轻一代人中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生于罗马纪元659年即公元前95年）。此人志向远大，且极具奉献精神，然而在那个政治上丑态百出的时代，他的出现仍不失为一个不切实际、惹人悲悯的现象。加图为人正直且持之以恒，他目的明确、行为谨慎，大力拥护祖国和世袭政体，但天资驽钝，在感官和道德方面均缺乏热情，总之，他可以当个过得去的财务官。但不幸的是，加图早年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他一方面信奉斯多噶哲学的教条，这些教条已经成为孤立无援、了无生气的抽象概念，却流行于当时的上流社会；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曾祖父的例子，加图认为自己应该专门仿效曾祖，于是开始以模范公民和道德典范的身份行走于这座邪恶的都城，按照老加图的方式讥讽时势，行路徒步当车，借贷不取利息，当兵不求勋章，通过模仿罗慕路斯王不穿汗衫的例子，开启复古的事业。这完全是一幅描绘加图祖先的奇异讽刺画：他的祖先原来是位头发灰白的农夫，因怨世嫉俗、义愤填膺成为演说家，既善于舞刀弄枪，又善于扶犁事农桑，感官上偏狭但匠心独运、知识健全，言语往往一针见血。这位少不更事的腐儒，竟然口吐珠玑、一派学究风范，人们见他无时无刻不是手不释卷地坐着，这位哲人既不懂战术，也对其他任何艺术一无所知，只在抽象道德领域天马行空。由于他在道德方面建树极高，因而在政治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在世态炎凉、熟视无睹的年代，他的勇气和消极道德给人们极大的鼓舞，甚至形成一个学派，其中若干人等（当然人数不多）反倒争相效仿和把玩哲人的生活方式，其政治影响力也正是立足于此。因为在保守党的著名人士中，只有加图，即使才智粗浅，但至少一身正气、勇武不阿，只有他，不论有没有必要，都时刻准备孤注一掷地奉献自己。因此，虽然他在年龄、爵位、能力等方面资质不足，却在不久之后就成为贵族党公认的领袖。在一个刚毅果断的人凭借坚持就能决定成败的地方，加图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而且在细节问题上，尤其是关于财政性质的问题，他的干涉往往明智且审慎，因为每次元老院开会，他都必然出席。加图担任财务官时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他在世一日，便详细核查公共预算一日，因此不可避免地常与包税商产生纠纷。除此之外，他简直没有丝毫政治家的特质，他甚至不能领会政治的目的，无法观察政治关系，他所有的策略不过是坚决反对离经叛道，或者在他看来违背贵族阶级世袭政治道德教条的人，这样一来，加图的所作所为有时有利于他自己的党派，有时正中敌党下怀。他是贵族阶级的堂·吉诃德，从他的性格和行为来看，毫无疑问仍然是个贵族人士，但是贵族党的政策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平民党的攻击

持续与贵族党对峙已然不足为荣，但是平民党对已经败落的敌人的攻击却理所当然并未停息。犹如随军的勇士猛冲陷落的敌军军营，平民党成员猛烈攻击已然溃败的贵族，这种痛打落水狗的举动至少在政治表面上掀起了汹涌的波涛。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此事中来，尤其因为盖乌斯·恺撒为了讨他们的欢心，举行奢侈盛大的赛会（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赛会中所有设备，甚至野兽笼似乎都由纯度很高的银材打造——而且在平常也十分慷慨，这种慷慨又完全依赖于借债，因此更显得难能可贵。对贵族展开的攻击种类不厌其多，贵族政治的弊端提供了大量材料，自由主义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官吏和律师，比如盖乌斯·科尔涅利乌斯（Gaius Cornelius）、奥卢斯·伽比尼乌斯、马尔库斯·西塞罗等，他们不断地有条不紊地揭示贵族主政不尽人意、臭名昭著的方面，并提出对其加以制裁的法律。元老院被要求在规定日期接见外国使臣，如此一来，往常延迟接见的现象便可以避免。驻罗马外国大使募集钱款被宣告为不可起诉，只有这样才能严禁元老院习以为常的贪腐（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此外，元老院此前在某些特定案件中享有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现在也遭到了限制（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此外还存在一种弊端，即每一位在外拥有私人产业的罗马贵族，通常需要被赋予派往该地的罗马使者资格，这时也遭到了限制（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此外，对贿选和选举舞弊的处罚也加重了（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因为骇人听闻的选举舞弊方式层出不穷，因为有些人被驱逐出元老院之后，企图再次当选，重返元老院。

按照罗马的惯例，副执政官在就职时宣布标准法，之后处理司法问题时就必须遵照标准，这一向被认为合乎情理，此时才被明确定为法律（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

新自由民——波河以外人民

但平民党人尤其致力于完成平民党的复辟，以适应时势的形式，实现格拉古时代的核心思想。人民大会选举祭司的先例由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开创，之后被苏拉废止，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护民官蒂乌斯·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通过法律再次将其恢复。平民党人乐于指出，从当下的形势看来，彻底恢复森普罗尼乌斯谷物法，还缺乏哪些条件，与此同时却对时局变易——国家财政紧张，完全享有特权的罗马公民数量激增——避而不谈，因此复辟绝对行不通。在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区域，平民党人积极组织与意大利人争夺政治平等的运动。早在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盖乌斯·恺撒就已因此游历这一地区各地，到了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马尔库斯·克拉苏担任监察官，准备将此地居民直接登记在公民册上，只是由于其同僚从中作梗，最后才不了了之，之后继任的监察官似乎都经常产生这种想法。昔日格拉古和弗拉库斯曾是拉丁人的护卫者，因此现在平民党的领袖也是波河以外人民的护卫者，盖乌斯·皮索（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执政官）竟然敢侵犯恺撒和克拉苏的这些臣属，因此不得不让他痛改前非。另一方面，这些平民党领袖似乎无意维护新自由民的政治平等权利，护民官盖乌斯·马尼利乌斯在一个与会人员寥寥无几的大会上，通过复兴苏尔庇克乌斯关于新自由民选举权的法律（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12月31日），但随即遭到平民党领导人的否认，经他们提议，元老院在该法通过当天便将其废除。依照同一精神，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人民法令，要求将所有既无罗马公民权又无拉丁公民权的外国人都驱逐出首都。显然，格拉古政策的内在矛盾——既允许被排斥者通过努力进入特权阶级，又允许特权阶级努力维持手中的特权——已经传递到之后的继任者，恺撒及其同党一方面让波河流域外的人看到了获得公民权的希望，另一方面却不赞成新自由民拥有公民权，并首肯采用粗暴的方法，不允许勤勉奋进、富有商业头脑的希腊人和东方人在意大利同意大利人展开竞争。

对抗拉比里乌斯

平民党对待人民大会早期刑事裁判权的方式值得一提。苏拉并没有真正废除这种裁判权，但是实际上已被惩治反叛和谋杀的陪审法庭取而代之，旧有的程序在苏拉之前很久就已完全不适用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未曾想过要认真重新构建它。但是因为人民主权这一观念似乎要求他们至少在原则上承认公民的刑事裁判权，所以在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护民官蒂乌斯·拉比努斯将三十八年前杀死、或者据说杀死护民官卢奇乌斯·萨图宁的老人告上这个高等刑事法庭，如果年史记载属实，图卢斯（Tullus）就是在这个法庭上判定谋杀姐妹的霍拉提乌斯（Horatius）无罪。被指控者是一个名叫盖乌斯·拉比里乌斯（Gaius Rabirius）的人，此人即使并未杀害萨图宁，也至少在贵族的筵席上炫耀萨图宁被砍下的首级。此外，在阿普利亚地主中，拉比里乌斯向来以杀人越货、血腥屠戮为人所知，早已声名狼藉。此事的目的——即使不是原告的目的，也至少是那些支持他的聪明人的目的——绝对不是将这个恶贯满盈的恶棍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元老院首先从根本上改变控诉的形式，而后反对党假借某种托辞解散被召集起来给罪人宣判的人民大会，如此一来，整个诉讼案件就此作废，平民党也不愿看到这种情况。通过这个程序，罗马自由的两个保障，一个是公民的上诉权，一个是护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再次成为实际的权利，平民政治的法律基础再次得到承认。

个人袭击

在所有个人问题上，只要平民党反动派有能力有胆量去做，他们都表现出更大的热忱。当然，为谨慎起见，他们没有强烈要求将苏拉没收的财产物归原主，避免与友党发生纠纷，同时避免陷入与实利派的冲突，因为源于党内意图的政策鲜有能够与实利派抗衡的。流亡他乡者的召回与财产问题关系十分密切，似乎同样有失妥当。反之，他们致力于复辟被放逐者儿女被剥夺的政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元老派的领导人不断遭到个人袭击。因此，在668年即公元前86年，盖乌斯·梅米乌斯（Gaius Memmius）针对马尔库斯·卢库勒斯提出党见诉讼。他们让卢库勒斯声望较高的兄长在都城门前等候举行应得的凯旋礼，一等就是三年（罗马纪元688—691年即公元前66—前63年）。同样，昆图斯·列克斯和平定克里特的昆图斯·梅特路斯也遭到羞辱。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平民党的青年领袖盖乌斯·恺撒不仅胆敢与最有声望的贵族——昆图斯·卡图卢斯和平定伊绍拉的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竞选大祭司候选人资格，而且竟然在公民大会上一举夺得胜利。据说苏拉曾侵吞公款，他的后嗣，尤其是他的儿子福斯图斯（Faustus）无时无刻不担忧被控诉追还公款。他们甚至扬言要根据瓦列里乌斯法重新审理罗马纪元664年即公元前90年搁置的平民控告案。

我们不难想象，最应该受到法律追究的，是那些参与执行苏拉法令的人。财务官马尔库斯·加图以学究式的正派开端，认为他们杀人得到的奖赏是非法从国家剥离出去的财产，要求他们偿还（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难怪次年（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盖乌斯·恺撒担任刑事长官，随即认定苏拉法令中的一条——杀害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无罪——无效，导致苏拉最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卢奇乌斯·卡奇利那、卢奇乌斯·贝连努斯（Lucius Bellienus）、卢奇乌斯·卢斯奇乌斯（Lucius Luscius）被带到陪审员面前，判定他们一部分罪行。

萨图宁和马略的复兴

最后，他们毫不迟疑再次当众提起那些早已被遗忘的平民党英雄烈士的名字，尊重对他们的纪念。上文已经提及行凶者被起诉，萨图宁如何恢复名誉。昔日有人提及盖乌斯·马略的名字，所有人都心惊肉跳，这时却有了弦外之音，而且那个将意大利从北方蛮族解救下来的人，恰好就是当下平民党领袖的姑父。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盖乌斯·恺撒不顾禁令，竟然在马略寡妻的葬礼当日，于广场当众展示这位英雄的塑像，群众欢声雷动。但三年之后（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一个早晨，此前马略命人建造于卡皮托尔、后来被苏拉下令推倒的纪胜碑，突然在原址上闪现出黄金云石的光辉，参加过非洲和辛布里战役的老兵泪眼婆娑，簇拥在昔日他们敬爱的主帅的石像周围。这座纪胜碑也是同另一个胆大之人违法重建的，但是碍于群众群情欢腾，元老院不敢将其毁坏。

平民党的成就无足轻重

虽然这些举动和争执声势浩大，但从政治上看来，结果却无足轻重。寡头政治势力已然落败，平民党掌握了政权。各个等级的下属匆忙赶来，给这屈服的敌人补上几脚。平民党也有自己的法律基础和原则信仰，他们的纯理论家在平民的所有权利完全恢复之前，绝对不肯善罢甘休，因此不免像正统主义者习以为常的那样，有时看上去十分可笑，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而且无关紧要。总体看来，这种运动毫无目的，我们由此可知，运动发起者因找不到运动的目的而陷入困境，因为运动的发展几乎完全视情况而定，或者以次要事件为转移。

平民党与庞培面临冲突

这是别无选择、非如此不可的。在与贵族的斗争中，平民党一直处于上风。但是他们的胜利并非孤军奋战得来的，他们仍然面临重重考验——并不是与旧敌清算，而是与势力过度膨胀的盟友做个了结，在昔日与贵族的斗争中，胜利大体可以归功于这位盟友。现在，因为平民党不敢拒绝他，将空前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交到了他的手上，这位东方和海上将军仍然从事君主的废立。他做这件事要花多长时间？他什么时候宣布战事完结？除他本人之外，无人能断言。因为一如其他任何事情，他回到意大利的时间，或者换句话说，一决胜负的日子，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与此同时，罗马各党派在静观其变。当然，贵族党人期待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将军到来，内心相对平静，他们预见庞培和平民党的关系即将破裂，二者关系的破裂，对他们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与之相反，平民党人内心忐忑不安，痛感忧惧，企图趁庞培未归，他们还有回旋的时间，将计就计，应对即将到来的大爆炸。

施行平民党军事独裁的计划

在这项政策上，他们再次与克拉苏不谋而合。克拉苏想要对抗自己忌惮的敌人，除了与平民党再度联合，别无他法，而且这种联合较之从前更加紧密。在第一次联合中，恺撒和克拉苏都是相对弱势的，彼此不相上下，势均力敌。罗马最富裕的人与负债最多的人结成最紧密的联合，如今他们面对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威胁，也就更加精诚团结、万众一心了。大庭广众之下，平民党人声称这位在外的将军是其党派的领袖和光荣，似乎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贵族，暗中却着手准备对抗庞培。在历史上，平民党这些避免即将到来的军事独裁的尝试，与大多数混淆视听、甚嚣尘上的反贵族煽动相比，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毋庸置疑，当这一切还在黑暗中铺排之时，我们掌握的文献只能在黑暗中透露出一丝游光，因为不仅在当时有必要隐瞒此事，即使下一个时代亦复如此。但是通常说来，这些努力的过程和目的却十分明确。若想摧毁一个军事力量，就只能借助另一个军事力量。平民党的计划是仿照马略和秦纳的先例，将政权据为己有，随后委任他们的一位领袖平定埃及，或者担任西班牙总督，或者某个与此类似的常任或特任官职，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军事力量才能与庞培及其军队相抗衡。为此他们需要掀起一场革命，将矛头直指形同虚设的政府，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推翻当选君主的庞培，为了这场革命的顺利进行。自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通过至庞培归国（罗马纪元688—692年即公元前66—前62年），罗马一直笼罩在权谋之中，都城陷入一种不安的悬念，资本家意志消沉，支付活动暂停，破产随处可见，这都预示着一场酝酿已久的革命即将到来。同时这场革命似乎也要打造一个全新的政党格局，平民党的计划是越过元老院，以庞培为目标，这暗示着这位将军和元老院的地位相近。再者，平民党人企图以他们喜好人物的独裁抵制庞培的独裁，严格来说，他们也承认了军事政治，这实际上是抱薪救火，在他们手里，原则主义问题变成了个人问题。

平民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

因此按照平民党领袖拟定的计划，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先由平民党的共谋在罗马煽动暴乱，推翻当时的政府。首都最下等和最上等社会的道德状况，为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免令人叹惋。首都的自由无产阶级和奴隶无产阶级的性质，在此我们无须重述。一句意义深远的“只有穷人能代表穷人”早已广为传播，于是兴起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穷苦大众可以效仿独裁者，自成一个独立势力，不但可以不受凌辱，而且可以自己担任专制君主的角色。这甚至在年轻的贵族中也引起了同样的反响。喧嚷挥金如土的都市生活不仅让人倾家荡产，而且令人身心俱损。在那个盛行芳香卷发、时髦髭须和褶边袖口的上流社会中，虽有歌舞升平、畅饮达旦的欢乐，但也蕴藏着一道惊人的深渊。在那里，经济崩溃，道德沦丧，那里有仔细包装的绝望和大白天下的恐慌，也有疯狂或邪恶的决定。以上各界人士毫无保留地祈望重返秦纳时代，剥夺公权，财产充公并废除旧账，这种人为数众多，还包括不少门第不低、才能出众的人物在内，只等着有人一声令下，便像一伙强盗一般，对文明社会发动攻击，将他们挥霍掉的钱财抢回来。人只要聚集在一处，领袖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因此，这些盗匪很快就找到了适合当匪首的人。

卡塔利纳

已故的副执政官卢奇乌斯·卡塔利纳和财政官格涅乌斯·皮索，之所以在同代人中声名显赫，不单是因为他们出身贵族和位高权重。他们已经斩断了所有退路，他们荒淫无度却富有才干，令同党满怀敬畏。在那个恶贯满盈的年代，卡塔利纳尤其臭名昭著。他的恶行都记载在罪犯录上面，不属于历史，但是他的外貌——面容苍白，目露凶光，步法忽缓忽急——透露出了他黯淡的过去。卡塔利纳身上富有担任这种匪首需要具备的素质——享尽世间福，吃遍世间苦的能力、勇气、军事才能、知人善任与罪犯的魄力，以及能使弱者堕落、教堕落者犯罪的骇人听闻的教授方法。

对于财力雄厚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来说，将这些势力组合成一个意在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乱党，并不算是难事。任何有望剥夺人权、废除旧账的计划，卡塔利纳、皮索及其党羽无不欣然赞同。再者，卡塔利纳尤其仇视贵族阶级，因为贵族阶级曾反对声名狼藉、阴险狡诈的卡塔利纳候选执政官。昔日他曾做过苏拉麾下的刽子手，率领一队凯尔特人搜捕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并亲手杀死自己年迈的岳父和另外许多人，而他现在又欣然同意为反苏拉派做同样的事情。一个秘密联合会悄然形成，据说入会人数在四百以上，意大利各城邦和区域均有分会。当然，除此之外，一个以合乎时宜的纲领——“消灭债务”——标榜的暴动一旦爆发，各个阶层的浪荡青年必定不请自来，成群归附。

同盟首个计划失利

据说在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12月，联合会领袖认为起事的时机已经到来。当选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执政官的普布利乌斯·科尼利厄斯·苏拉（Publius Cornelius Sulla）和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帕伊图斯（Publius Autronius Paetus），此时经法庭证实均犯有贿选之罪，因此按照法律规定撤销了两人担任最高级官职的资格，于是两人便加入联合会。叛乱者决定为此二人武力夺取执政官职位，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获得国家的最高权。在新执政官照例就职的当日——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1月1日——他们要发动武装攻打元老院会堂的行动，杀死新执政官和其他指定的人，在取消排斥苏拉和帕伊图斯的法庭判决之后，宣布此二人为执政官。然后苏拉成为独裁者，恺撒担任骑兵统帅，毫无疑问，他们是想趁庞培远离首都任职高加索之际，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将领和士兵都已招募，指令已经下达，在约定的日子，恺撒一得到克拉苏的暗示，就会向卡塔利纳发信号，卡塔利纳将如约在元老院会堂附近等待信号。但他什么也没有等来，卡塔利纳并未出席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元老院会议，因而这次筹划的暴动流产了。之后他们又筹措了一个相似但规模更大的刺杀计划，于2月5日实施。但是由于卡塔利纳发号施令过早，约定的匪党还未到齐，这个计划也泡汤了。于是秘密泄露了。当然，政府当局没有胆量公开进攻叛党，但他们给受到直接威胁的执政官配备了一队卫兵，并以政府征用的队伍对抗谋反派队伍。为了调离皮索，有人建议派遣皮索以副执政之职担任近西班牙财务官，克拉苏应允，他希望以此为叛党争取到这个重要省份的资源。但进一步的建议受到护民官的阻扰。

以上都是文献记载的信息，所表述的显然是流行于政界的说法，细节上的可信度无从查证，只能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至于主要情节——恺撒和克拉苏的参与，政敌的表述必然不能当作充足证据。但他们在这一时期举世皆知的行动，显然与该报告描述的秘密行动相吻合。克拉苏是这一年的监察官，他想以监察官的名义将波河以外的人民登记在公民名录上，这一举动本身已经带有革命性质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克拉苏这次还企图将埃及和塞浦路斯登记在罗马疆域图表上，大概在同一时间（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或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恺撒也得到护民官向公民大会发出的提议，建议派遣他去埃及，拥护被亚历山大人驱逐的托勒密王复位。这些阴谋大致上与敌人提出的罪状相符合。确切情形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很有可能克拉苏和恺撒原本筹划要在庞培外出时，建立军事独裁，也可能是因为埃及被选为平民党的军事力量基地。总之，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暴乱计划，可能就是要实现这个目的，这样一来，卡塔利纳和皮索都只是克拉苏和恺撒手中的棋子。

反叛派的重新布局

一时之间，反叛派尽皆蛰伏。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的执政官选举，克拉苏和恺撒都没有意图谋取执政官职位，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平民党领袖的兄弟卢奇乌斯·恺撒（Lucius Caesar）——一个经常沦为亲人利用工具、意志软弱的人——成为了这次的执政官候选人。但亚洲传来消息催促他们加快行动步伐，因为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的事务已经处理完毕。平民党的战略家指出，只有俘虏国王，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才算结束，所以必须绕过黑海对其穷追不舍，而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进入叙利亚。但无论他们说得如何清楚，庞培都对这类言论漠不关心，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春季，他由亚美尼亚出发，进军叙利亚。如果埃及真的被选定为平民党的大本营，现在机不可失，否则庞培很可能比恺撒先到埃及。由于禁令太过松懈，且畏手畏脚，以至于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的叛党并未解散，随着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选举即将到来，他们又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人物或许大致相同，计划也变更甚少，运动的领袖依然藏身幕后。这次他们推举卡塔利纳和盖乌斯·安东尼为执政官候选人，安东尼是演说家安东尼的小儿子，那位因兵败克里特岛而声名俱损的将军的弟弟。他们信任卡塔利纳，安东尼和卡塔利纳一样都曾经拜在苏拉门下，数年前也因此被平民党传讯并逐出元老院——而且安东尼生性怠惰，地位无足轻重，完全没有当领袖的资质，又已是身无分文——他贪图执政官及其带来的利益，因此情愿献身做平民党的工具。反叛派意图通过这两位执政官夺取政权，而后逮捕庞培留在都城的子女作为人质，在意大利和各省整顿武装对抗庞培。一听到首都起事的消息，总督格涅乌斯·皮索按计划在近西班牙举起叛党的旗帜。由于庞培掌控着海域，反叛党不能和他进行海上联络。为此，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平民党昔日的追随者波河流域外居民的身上——当时这些人中发生了激烈的骚动，他们理所当然地立即获得了公民权——此外，凯尔特人各部族也承载着期望。这种联合的线索一直延伸到毛里塔尼亚，反叛派中有一位来自努凯里亚、名为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Publius Sittius）的罗马批发商，他因财务纠纷被迫离开意大利，在毛里塔尼亚和西班牙纠集了一群武装亡命之徒，以佣兵首领的身份率领他们，往来于昔日与他有商业联系的西非。

执政官选举——西塞罗取代卡塔利纳胜选

平民党使出浑身解数全力备战选举。克拉苏和恺撒豪掷千金以为赌注——自己的或借来的——发挥自己的人脉作用为卡塔利纳和安东尼当选执政官保驾护航。卡塔利纳的同仁也尽心竭力拥护他当政，他承诺会给予他们政党所拥有的高官厚禄，执掌神坛和宫室田产，尤其是免去他们的债务。他们也清楚，卡塔利纳不会信守承诺。贵族阶级的处境十分困窘，主要原因是他们连与平民党竞争的候选人都推选不出。推选出来的候选人有掉脑袋的危险，这一点显而易见，公民热衷铤而走险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甚至是野心家，也选择在危机面前缄默。因此贵族阶级也止步于心猿意马，尝试通过颁布关于禁止贿选的新法规，以打击竞选活动的密谋——然而该法规却遭到一名护民官的否决——他们又将选票投给一位虽然差强人意，但却无伤大雅的候选人。此人便是马尔库斯·西塞罗，一个声名狼藉的骑墙政客，惯于一时倒向平民党，一时又倒向庞培，有时又向更远处的贵族阶级伸出橄榄枝。一切被控诉的权势者，不论何人不论何党（甚至连卡塔利纳也在其委托人之列），他都为他们辩护。他本来不属于任何党派，或者说——其实没有任何分别——属于实利派，这一派在法院（朝廷）占据优势，他们喜欢这位能言善辩的说客、谦恭诙谐的伙伴。西塞罗在首都和其他城镇都有关系，足以与平民党推举的候选人一较高低。由于这些因素，贵族虽然不情愿，但终究还是选了他，庞培派也选他，西塞罗最终以获得绝大多数票当选。平民党的两位候选人得票几乎相等，但安东尼的家族声誉较之另一位候选人更高，因而得票略高。这个偶然事件使卡塔利纳落选，也使罗马免于另一个秦纳的祸害。稍早，皮索已经在西班牙被其当地护卫杀害，据说是受到他的政敌兼仇人庞培唆使。结果只有安东尼一人选上了执政官，反叛派无所作为，甚至在两位执政官尚未就职之时，西塞罗就断绝了自己与反叛派结交的松散联系，同时放弃以抽签决定执政省份的法定权力，将马其顿总督这个有利可图的美差让给其债台高筑的同僚。因此，该计划的主要预备条件也不复存在了。

反叛党的新计划

与此同时，东方局势的发展给平民党带来的威胁日甚一日。叙利亚的整顿进展迅速，埃及已经有人请求庞培率军前来，为罗马占据该地，平民党人心情沉重地担忧着下一刻会听到庞培亲自攫取尼罗河流域的消息。大概正是出于这种恐惧，恺撒试图立即派遣人员去往埃及援助国王抵抗叛臣，但这一企图明显落了空，原因似乎是不论尊卑贵贱之人，都不愿意做任何有违庞培之事。庞培的回国以及因此可能发生的变故愈来愈接近，弓弦虽然已经屡次绷断，但是依旧还有再次尝试拉弓的必要。罗马城沉浸在一片阴沉的骚动之中，而政治运动领袖活跃的集会又表明某个运动正在酝酿。

塞维土地法

新任护民官就职之际（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12月10日），这个问题变得豁然开朗，一位名为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鲁卢斯（Publius Servilius Rullus）的护民官随即提议一项土地法，其意旨在于为平民党领袖争取获得一项类似于庞培通过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案获得的地位。土地法名义上的目的是在意大利设立殖民地，然而设立殖民地的土地却并不是通过夺取个人财产得来的，相反，一切现存的个人权利都受到保护，甚至那些最近非法占用的土地也都变成了正式产业。因此，只有坎帕尼亚的出租公地要分割出来当作殖民地，在其他地方，政府要按照一般收购的方式获得被指定分配的土地。为了筹措收购款项，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公地，尤其是所有意大利以外的公地应该陆续被变卖。所谓的意大利以外公地，包括马其顿、色雷斯半岛、比提尼亚、蓬塔斯、塞利尼等地区的昔日王家食邑，还包括按照战争法获得正式产权的西班牙、非洲、西西里、希腊以及西里西亚地区的领土。罗马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之后获得的不动产，以及凡是此前没有处置的，也要一律变卖，这一措施主要针对埃及和塞浦路斯。出于同一个目的，除了享有拉丁权利的城市以及其他自由城市外，所有藩属公社都要负担十分高额的捐税和十一税。最后还包括自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起各省新增捐税收入，以及所有还未依法处理的战利品的收益，该措施也适用于庞培在东方开创的新税源以及庞培和苏拉后裔手中掌握的公款。为了这一措施的顺利执行，需要选出拥有司法权和兵权的十人院，这十个人要求在职五年，同时从骑士阶层选出200名副官伴其左右。但在选举这十人的时候，只有亲自报到的候选人才有机会当选，而且与祭司选举相同，先从三十五个部族中抽签确定十七个部族，只有这十七个部族可以进行选举。人们无需才思敏捷，便可以看出十人院制度是想仿效庞培政权的例子创造新的政权，只不过这个政权的军事色彩较淡，而民主色彩更加浓厚。平民党人尤其需要掌握司法权，从而便于解决埃及问题，他们也特别需要掌握兵权，以便整顿军队对抗庞培。禁止选举不到场者，这一条就是把庞培排除在外，减少有资格投票的部族数量，操纵各部族的投票，目的都在于使选举按照平民党的想法进行。

但是这种企图彻底落空了。人们发觉让人在罗马庇荫下从公仓把粮食称量给他们，比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耕种要舒适得多，他们对这个提议本身的态度是漠不关心的。随即他们也感觉，庞培绝对不会允许这样一个全方面对他进行攻讦的提案，而且一个政党竟然在深感恐慌之时，屈尊俯就，提出如此没有分寸的提议，境况想来早已不妙。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难否决这种提议。新任执政官西塞罗借机卖弄自己顺水推舟的本领，甚至在护民官准备投票否决之前，提议者就将提案撤回了（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1月1日）。平民党一无所获，反倒汲取了一个不快意的教训，即人民大众或因爱戴，或因畏惧，仍然依附庞培，任何被公众认为是反对庞培的提议都必定无果而终。

无政府主义者在伊特鲁里亚的筹备

厌倦了这种毫无成效的运动和无果而终的谋划，卡塔利纳决心为此事画上圆满的句号。在夏季，他开始筹划发动内战。破落户和反叛者群集于伊特鲁里亚，这里有一座固若金汤的强城费苏里，该城是十五年前雷必达起事的中心，这次又被选择为反叛派的大本营。汇款寄到这里，由都城里那些与叛党有牵连的贵妇人供给款项，武器和士兵也在此聚集，还有一位苏拉麾下的老将，名唤盖乌斯·曼利乌斯（Gaius Manlius），其骁勇和肆无忌惮无异于佣兵，也在这里暂时担任主帅。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但规模更小的战争准备。波河以外的民众喜形于色，似乎只等一声令下便发动攻击。在布鲁提区、意大利东岸、卡普亚——在任何有大量奴隶聚集的地方——与斯巴达克斯的叛乱相似的再一次奴隶叛乱似乎就要爆发了。甚至首都也酝酿着不为人知的事情，人们看到被传讯的债务人桀骜不驯地出现在市政官面前，情不自禁地联想起阿塞琉被杀害之前的情景。资本家焦急之状不可言表，似乎有必要严禁金银的出口，并且在主要港口设置警备。卡塔利纳再次声明竞选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的执政官，反叛派的计划是在选举之际即刻杀死主持选举的执政官以及碍手碍脚的竞选者，不计代价争取卡塔利纳当选，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调度费苏里和其他集结地点的武装队伍前来攻打首都，动用武力镇压反抗。

选举卡塔利纳为执政官的计划再次挫败

西塞罗通过手下男间谍女间谍的侦察，总能很快知晓反叛派的动向，在选定的选举当天（10月20日），在元老院大会上，他当着反叛派主要领袖的面痛斥反叛派。卡塔利纳不屑于否认此事，他大言不惭地说，如果执政官人选落到他的身上，这个群龙无首的大政党必然不会缺少领袖，以抵抗宵小之徒领导下的小党派。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这一阴谋的具体证据，元老院畏首畏尾无计可施，只能按照惯例预先许可官吏因时制宜，采取非常措施（10月21日）。如此一来，选举大战慢慢接近了——这次与其说是选举，不如说是战争，因为西塞罗也亲自从青年人，尤其是商人阶层的青年人中，挑选编制成一个武装卫队。元老院将选举延期至10月28日，当天保卫和控制大校场的就是西塞罗的武装队伍。反叛派既不能杀死主持选举的执政官，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愿操控选举。

叛乱在伊特鲁里亚爆发，政府的镇压手段

但与之同时内战已经打响。10月27日，盖乌斯·曼利乌斯在费苏里竖起号召叛军的鹰徽——这是辛布里亚战争中马略的鹰徽之一——他已经号召山中盗匪和乡民前来依附于他。按照平民党的旧例，他的宣言要求解除沉重的债务负担，修改债务诉讼的程序，当然，如果债务数额的确超过了资产，仍然可以依法剥夺债务人的自由。首都的下层民众似乎自命为昔日平民农夫的合法继承人，自以为是在辛布里亚战争的光荣鹰徽之下作战，仿佛他们不仅想抹黑罗马的现在，还想抹黑罗马的过去。然而这次暴动始终孤立无援，在其他集结地点，反叛派的举动不外乎收集武器和举行秘密会议，因为杀伐决断的领袖无处可寻。这对于政府来说是值得庆幸的事情，虽然很早就公开宣布内战即将爆发，但是由于政府瞻前顾后、陈腐不堪的管理机制运转不灵，所以没有能够做任何军事筹备。到了此时，政府才开始招募民兵，下令高级军官前往意大利各个地区，准备镇压有可能在各自防区内发生的暴动。与此同时，奴隶角斗士被逐出首都，巡逻队奉命巡哨。

罗马的叛乱者

卡塔利纳此时进退维谷。按照他的计划，首都和伊特鲁里亚应该在选举执政官之日同时起事，首都的运动失利，伊特鲁里亚运动的爆发，这种形势不但危及他个人，也对其整个计划的顺利进行带来威胁。此时卡塔利纳的同党已经在费苏里起兵对抗政府，因此他不能继续留在首都了。但是，一方面一切都取决于诱导首都的反叛派迅速发动攻击，另一方面这必须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完成——因为他深知其同伙的为人，不敢将此事托付给他们。反叛派中较有声望的，有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苏拉，在那之后他被逐出元老院，此时为了重返元老院，再次担任副执政而蠢蠢欲动；此外还有两位前任副执政，即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Publius Autronius）和卢奇乌斯·卡西乌斯（Lucius Cassius），但这三人皆是无能之辈。伦图卢斯是个平庸的贵族，此人口若悬河，自命不凡，但心思迟缓，行事犹豫；奥特洛尼乌斯除了声音洪亮之外，别无长处；至于卢奇乌斯·卡西乌斯，此人体态臃肿，头脑简单，竟然能够落草反叛派，令人匪夷所思。但是同党中较有才干的人，比如年轻的元老盖乌斯·西提古斯（Gaius Cethegus），及卢奇乌斯·斯塔提利乌斯（Lucius Statilius）和普布利乌斯·盖比尼乌斯·卡皮托（Publius Gabinius Capito）两位骑士，卡塔利纳又不敢冒险让他们担任这场运动的领袖。因为在反叛党中间，传统的等级制度仍然占据优势，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如果没有一位前执政或者至少一位前副执政担任领袖，他们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尽管叛军急切盼望领袖人物回来运筹帷幄，尽管领袖人物在暴动发动之后依然留任政府十分危险，卡塔利纳却仍然决定在罗马继续逗留一些时日。卡塔利纳习惯了盛气凌人地震慑怯懦的敌人，他公然现身罗马广场和元老院会堂，在这些地方有人发言威吓他，他回敬道不要逼他走向极端，如果他们胆敢纵火烧他的住宅，那么他仍将在废墟中止熄余烬。实际上，无论是私人还是官吏，都不敢动手抓捕这个危险人物，如当一位年轻贵族在法院控告卡塔利纳动用暴力，但这个控告毫无作用，因为这个案子本身无足轻重，早在诉讼程序完结之前，这个问题就放到其他地方解决了。但是卡塔利纳的计划还是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特工潜入反叛党内部，将计划的一举一动纤毫毕现地透露给政府。比如反叛党希望采用突袭战术攻下普拉内斯特这座重要堡垒，他们于11月1日现身城下，发现该城守军已经有所戒备，而且兵力增强。因此，一切都付诸东流了。卡塔利纳虽然生性鲁莽，但如今也察觉应该在近期择日离去，可是在此之前，在他的极力鼓动之下，11月6日至7日夜间反叛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他们决定领导人离开之前，刺杀敌方主要领导人物——时任执政官的西塞罗。为了预防内部奸细泄密，他们即刻施行决议案。因此，在11月7日清晨，反叛党选派的刺客敲开执政官的宅门，但发现卫队增防，只好落荒而逃——这次仍然是政府的间谍比反叛派更胜一筹。

卡塔利纳往赴伊特鲁里亚

次日（即11月8日），西塞罗召集元老院会议。甚至到了此时此刻，卡塔利纳还敢现身，而且执政官当面揭穿最近几日事件的原委，义正词严地攻讦他之时，他还试图为自己辩护，但是人们不再相信卡塔利纳，他落座的长凳周边空无一人。卡塔利纳离开席位，按照预先的约定前往伊特鲁里亚。毋庸置疑，即使没有发生这件事，他还是会这样做。在伊特鲁里亚，卡塔利纳自称执政官，他翘首以待，准备在得到首都反叛派起事消息的第一时间，发动军队进攻首都。政府宣布剥夺罪魁祸首卡塔利纳和曼利乌斯的法律保护，二者麾下党羽若不在指定日缴械投降，将落得同样的下场。与此同时，罗马政府还征发了一支新的民兵队伍。然而这支以讨伐卡塔利纳使命建立起来的军队，其统帅却是执政官盖乌斯·安东尼，此人与反叛派素有瓜葛，这一点人尽皆知。从安东尼的品性来看，他究竟是率军讨伐卡塔利纳，还是会临阵倒戈，完全视情况而定。他们的直接目的似乎是拉拢安东尼，使之步入雷必达的后尘。至于那些仍然滞留首都的反叛派领袖，罗马政府并未采取任何举措，虽然这些人受千夫所指，而且反叛派并没有放弃在首都发动叛乱的计划——恰恰相反，卡塔利纳离开罗马之前，已经亲自做出了实施该暴动计划的决定。

按照计划，应该先由一位护民官以召集人民大会为由，以此作为叛乱爆发的信号，而后由西提古斯于次日夜间铲除执政官西塞罗，伽比尼乌斯和斯塔提利乌斯在城中十二处同时放火，与此同时，卡塔利纳率领军队进发首都，城中同谋应尽快与之取得联系。卡塔利纳离开罗马之后，伦图卢斯成为反叛派的领袖，如果西提古斯的恳切言词卓有成效，伦图卢斯也决定迅速发动攻击，反叛派的计划到此时仍然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叛党无能且怯弱，一如他们的敌人，数周时间转瞬即逝，然而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定罪并抓捕首都的叛党分子

最后，反叛派将这场对抗推向了终结。伦图卢斯行事好高骛远，易忽视急切而必要的事情，却思谋宏伟高远的计策，以此掩饰自己的粗心大意；此时凯尔特的阿洛布罗吉人（Allobroges）[1]的代表正在罗马城内，伦图卢斯与他们取得了联系。这些代表的身后，是一个已经彻底解体的共同体，他们自己也是债台高筑，伦图卢斯意图策反他们加入反叛派阵营，在代表们离开罗马之际，他将需要传递给自己心腹的讯息和密信托付给他们代为转交。阿洛布罗吉人启程离开罗马，但是在12月23日夜间，他们在城门附近被罗马当局逮捕，他们携带的文件也被悉数缴获。显然，阿洛布罗吉人的代表早已沦为罗马政府的奸细，他们之所以与伦图卢斯进行会谈，不过是想以此为罗马政府拿到求之不得的反叛党首领的罪证。次日清晨，西塞罗秘密下令逮捕这场阴谋中最具威胁性的领导人物，并且成功捕获伦图卢斯、西提古斯、伽比尼乌斯和斯塔提利乌斯，其余众人逃之夭夭。被捕者以及逃脱者的罪状显而易见，此前截获的信件上有被捕者不得不承认的印章和字迹，实施抓捕之后，这些信件即刻被呈至元老院，被捕者和证人都受到审讯。此外还有更加确凿的证据，例如反叛党成员藏匿于家中的武器，他们发出的威吓性话语，不久也都水落石出了。阴谋确实存在，事实清清楚楚，有理有据，在西塞罗的提议下，那些至关重要的文件即刻以传单的形式被公布出来。

反叛党的阴谋，引起广泛的声讨和愤恨。寡头党本来可以欣然利用这次揭发的时机报复平民党，尤其是报复恺撒，但是寡头党早已彻底土崩瓦解，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无法以昔日谋害格拉古兄弟和萨图宁的手段加诸恺撒之身。从这个方面来看，结果只能是力不从心。首都的群众对反叛党的纵火计划尤为忿恨。商人和实利派自然而然认为债务人对抗债权人的斗争，是一场决定他们生死存亡的斗争，他们的青年人群情激奋，手持刀剑纠集于元老院会堂周围，对卡塔利纳或明或暗的党羽拔刀相向。一时之间，反叛党确实受到了控制，虽然幕后的最终主使可能仍然逍遥法外，但是阴谋的执行人员或被逮捕，或已逃亡，如果没有首都的暴动支撑，集合在费苏里的人群不可能有任何大的进展。

元老院关于被捕者处決问题的讨论

在一个相对秩序井然的国家，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在政治上理应落下帷幕，军队和法庭才可以接手未尽事宜。但是在罗马，情况已经发展到了政府无法安然拘捕两个贵族的地步。伦图卢斯以及其他被捕者下属的奴隶和新自由人蠢蠢欲动，他们被囚禁在私宅中，据说有人设计动用武力将他们解救出来。由于近年来暴乱风起云涌，在罗马收取一定费用，以制造骚乱和暴动的乱党头目不乏其人。总而言之，卡塔利纳已经闻悉此事，而且身在罗马附近，足以利用麾下匪众发动袭击。这些传言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我们无法断言，但是这些传言带来的恐慌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按照宪法规定，首都政府既无军队，甚至也没有一支具备威慑力量的警察队伍，确实免不了遭受各种匪徒的袭击。有人提议，通过即刻处决囚犯的方式，便可斩断一切解救囚犯的企图。但是从宪法上来说，此举不可行。

依据古代神圣的申诉权，能够宣判罗马公民死刑的只有全体公民，而非其他任何机构。此外，自从公民法庭废除以后，便不再宣判死刑刑罚。西塞罗欣然否决了这个冒险的提议，虽然在律师看来，法律问题本身无足轻重，但律师享有“豁达”之名裨益良多，他对此了然于胸，而且他不希望因为流血事件，从此与平民党分道扬镳。可是他身边的人，尤其是其出身贵族的妻子，力劝他勇敢迈出这一步，为国家鞠躬尽瘁；这位执政官与其他任何怯懦者无异，既渴望掩饰自己胆怯的形迹，在巨大的责任面前又战战兢兢，左右为难，于是召集元老院开会，将四个囚犯的生死交给元老院定夺。毫无疑问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宪法上元老院与执政官相比更不具备决断生死的权力，一切责任依法仍由执政官承担，但是怯懦之人又怎么会雷厉风行呢？恺撒竭尽全力营救囚犯，他的演讲处处暗含平民党必定会血债血偿的恐吓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所有前任执政官以及大多数元老院成员都已赞成执行死刑，但是到了现在，以西塞罗为首的大多数人又似乎愿意遵循法律的裁决。可是加图诡计多端，致使主张温和的人有参与这场阴谋的嫌疑，他援引那些准备以街头暴动解救囚犯者的言论，成功地让没有主见的人再次陷入恐慌，使大多数人赞成立即将罪人正法。

处決卡塔利纳党人

执政官发起对卡塔利纳党人处以死刑的法令，执行该法令的责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执政官的身上。12月5日深夜，囚犯被带离此前关押的牢房，经过依然人群熙攘的集市，押解至以往监禁死囚的牢中。这是卡皮托尔山麓一个十二英尺深的山洞，此前被用作井房。执政官亲自负责带领伦图卢斯，副执政带领其余囚犯，都有装备精良的护卫队跟随，但是并未出现人们预料中的有人前来解救。没有人知道，这些囚犯究竟是被送往更加守卫森严的监牢，还是被押送刑场。走到牢房门前，他们被交给执行死刑的三个人，而后在地下墓穴的炬光中被绞死。执政官在门前等候，直至行刑完毕，然后在罗马广场上，他以人们熟悉的洪亮声音，向静候的群众宣布：“他们死了。”人们潮水般涌过街头，向执政官欢呼致敬，他们认为自己的房宅财产不受侵犯，都是执政官的功劳。元老院下令举行公共感恩节，贵族阶级领导人物马尔库斯·加图和昆图斯·卡图卢斯奉拟定死刑判决书的人“国父”尊号——该尊号在此之前闻所未闻。

此举令人深感惊骇，而且似乎所有人都将处决卡塔利纳党人当作值得赞誉的丰功伟绩，更是令人深感惶恐至极。从法律上来说，这些政治犯诚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只是因为人们担心牢房不够坚固，警力不足，恐怕有劫狱的危险，罗马政府中大多数人便无情地通过了尽快处决的议案，公众舆论也对此亮起一片绿灯。也许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宣告破产能像罗马这般令人叹惋，这种野蛮行径只能由最摇摆不定、怯懦无能的罗马政客来完成，“首位平民党执政官”赢得选举，却摧毁了罗马共和政体长久以来自由的保护符——申诉权——这是历史悲剧中屡见不鲜的一抹诙谐。

平息伊特鲁里亚暴动

如此一来，反叛党尚未在首都起事，便已被赶尽杀绝，在此之后，伊特鲁里亚的叛乱尚待平息。卡塔利纳抵达伊特鲁里亚时，当地的兵力约有两千人，之后大量新兵蜂拥而至，兵力几乎增加五倍，已经编成差不多满额的两个兵团，但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队伍装备齐全。卡塔利纳已经率领自己的部队在山中安营扎寨，避免与安东尼的军队正面交锋，为完成麾下党羽的组织留下回旋空间，等待首都叛乱的爆发。然而反叛党首都起事失败的消息不胫而走，叛军闻讯后溃不成军，于是那些不想受到牵连的人都弃甲归田。其余意志坚决，或者说是走投无路的残部试图杀出一条路来，经亚平宁山脉进入高卢，可是这一小队人马到达皮斯托里亚（Pistoria，即皮斯托亚，Pistoja）附近的亚平宁山麓的时候，被两支军队钳制其中。前方是从阿文纳和阿里米努姆赶来的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军团，占据亚平宁山的北坡；后方是安东尼的部队，安东尼在部下将领的极力劝说下，最终同意进行冬季作战。卡塔利纳腹背受敌，补给物资耗费殆尽，只能破釜沉舟，与距离最近的敌人安东尼背水一战。

在岩石环绕的峡谷中，叛军和安东尼的部队一触即发，安东尼为了至少不必亲自手刃他以前的盟友，已经假借托辞委任久经沙场的猛将马尔库斯·彼德利乌斯（Marcus Petreius）指挥当日的战斗。由于战场地域狭小，政府军虽然实力上占优势，但却无法施展开来。卡塔利纳和彼德利乌斯都将各自最精锐的兵力安排在最前方，没有人施恩散德，也没有人跪地求饶。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双方勇士前赴后继，伤亡惨重。在战争开始之前，卡塔利纳将自己和所有军官的马匹尽皆遣返，从开战之日的情形来看，他的宿命注定不凡，他既有运筹帷幄的谋略，又有冲锋陷阵的英勇。最后彼德利乌斯率领卫队攻破敌人的中军，将其挫败后，从内部向两翼发起攻击。如此一来，胜负已决。卡塔利纳军队的三千阵亡士兵的遗体，仿佛排成行列，横七竖八地躺在他们厮杀过的战场上，卡塔利纳和军官们见大势已去，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杀过去，他们只求一死，最后也如愿以偿（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初）。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元老院加封安东尼“常胜将军”的尊号，并举行新感恩节，这表明政府和人民开始慢慢对内战习以为常了。

克拉苏和恺撒对乱党的态度

这样一来，无论是首都还是意大利，乱党的阴谋都被血腥镇压，人们对这场阴谋仅存的忌惮，是伊特鲁里亚各乡镇以及首都正在走刑事程序剪除败党的羽翼，以及意大利的匪党剧增——例如有一股来自斯巴达克斯和卡塔利纳的散兵游勇，于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在图里（Thurii）被政府军队歼灭。然而我们务必铭记于心，遭受灭顶之灾的不仅是意图在首都纵火和在皮斯托里亚作战的真正的乱党，整个平民党都深受其害。有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在法律上并非证据确凿，但在历史上无可争辩——平民党，尤其是克拉苏和恺撒，曾经牵涉到这场阴谋，一如其涉足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的那场阴谋。毋庸讳言，卡图卢斯和元老派的其他领导人谴责平民党魁和乱党合谋反叛，寡头党意图借助法律的力量对其赶尽杀绝的时候，平民党魁又以元老院资格发言和投票反对，上述种种不无党派诡辩的事情被引证为他和卡塔利纳同谋的确凿证据。但其他一系列事件似乎更具有说服力，根据明确、无可否认的证据，克拉苏和恺撒曾大力支持卡塔利纳竞选候选执政官。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恺撒在惩凶所传讯苏拉的刽子手时，他判定其他人有罪，却判定罪责最为深重、臭名昭著的卡塔利纳无罪释放。12月3日阴谋揭发之时，西塞罗的确没有把这两位大人物的名字列在他所听闻的谋反者的名单里，不过告密者供出的，不仅有随后受到调查的人，还包括执政官西塞罗认为应该从名单上除名的“许多无辜者”，这一点却是众所周知。之后再也找不到掩盖事实的理由，他才坦言恺撒也属于同谋者之列。还有一件事隐含着间接而明白易懂的控告，即12月3日被捕的四人中，斯塔提利乌斯和伽比尼乌斯二人危险性最小，他们被移交元老恺撒和克拉苏监管，这毫无疑问会使他们受到牵连：如果他们让罪人逃脱，公众舆论必然会认定他们为从犯；如果他们真将罪人拘禁起来，他们的同谋将视他们为叛徒。

以下情景发生在元老院，这足以表明当时的局势。伦图卢斯及其同党一被逮捕，首都叛党派往卡塔利纳处的使者立即被政府的侦探抓获，为了保证他不受责罚，人们要求他在元老院全体会议上详细招供。但是每当他供认到关键之处，尤其是指名道姓说是受克拉苏差遣，元老就打断他的话，并且由西塞罗提议，决定不再追究，将所有供词一笔勾销。虽然此人有免罪担保，但元老们对此置若罔闻，决定将他拘禁起来，直到他同意不承认之前的供状，同时供出指使他做这种伪证的幕后主使才善罢甘休。在这里形势昭然若揭，此人不仅洞明时势，被要求攻击克拉苏之时，他回复道自己不愿意触犯人中豪杰，而且西塞罗领导的大多数元老也一致认为，不应该让揭发超出某种界限。然而公众却不这样点到为止，青年们武装起来防卫纵火者，他们最痛恨的人是恺撒。12月5日恺撒离开元老院时，他们拔剑直抵他的胸口，当时他险些命丧在十七年后被刺死的同一个地方，此后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再进元老院会堂。任何人只要公正地考察叛乱的经过，必然不禁产生怀疑，在此期间，卡塔利纳必然自始至终都有更强硬的人做后盾。这些人倚仗法律上缺乏确凿的证据，而大多数元老对内幕只是略知一二的现实，都抱着漠不关心、退避三舍的态度，渴望抓住任何可以不作为的借口，所以他们能够阻挠当局对反叛派的严正干涉，设法使乱党首领成功逃脱，甚至操纵对乱党宣战和派兵，这几乎无异于向乱党派遣援兵了。因此从事件过程本身来看，可以证明卡塔利纳反叛的线索牵涉甚广，远不止于伦图卢斯和卡塔利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恺撒成为国家领袖，他和卡塔利纳党仅存的一个人——毛里塔尼亚义勇队首领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关系密切；恺撒修改债务法，却完全遵循曼利乌斯宣言的精神。

上述种种皆是无可置疑的证据，即使并非如此，自从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生效以来，军事权威与平民党并驾齐驱，较之以前更是步步紧逼，平民党对此无可奈何，那么按照常理，平民党将密谋和联合乱党作为最后的出路几乎是势所必然了。当时的形势和秦纳时代的形势非常相似。庞培在东方的地位和那时苏拉的地位相差无几，所以克拉苏和恺撒意图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类似于昔日秦纳和马略具有的势力来反抗他，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可以比他们更加合理地运用这种势力。要达到这种目的，只能再次利用恐怖政策和混乱局势，卡塔利纳当之无愧是开辟该条路线的最佳人选。平民党中那些更有威望的领袖们理所当然地尽量隐身幕后，把不甚光彩的任务交给已然千夫所指的同党，希望今后能够在政治上硕果累累。计划失败以后，地位较高的同谋更是自然而然不遗余力地掩盖自己与闻其事。到了后来，这位此前的阴谋家自己成为政治阴谋的对象时，这位伟人人生中的暗淡岁月也正因此被更加严密地掩盖起来，甚至有人本着这种思想，专门为他书写辩解。

平民党的彻底瓦解

五年以来，庞培一直在东方统率陆军和舰队作战；五年以来，平民党一直在国内想方设法推翻他。但是结果不尽人意，虽然他们付出了无法估量的努力，但是一无所获，而且不论在精神还是物质上都蒙受了巨大损失。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的联合，在纯粹的平民党人看来，无疑是耻辱，可是彼时平民党只是和反对党两位声名卓越的人联合，而且让他们接受平民党政纲的约束。

但到了现在，平民党竟然与一帮行凶者和破产者沆瀣一气，这些人几乎都是从贵族阶级阵营里被扫地出门的人，至少他们都暂时接受了平民党的政治纲领，换句话说，就是接受了秦纳的恐怖政策。实利派是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联合的主要成员，因此与平民党失和，被迫选择首先归附贵族派或任何有能力有意愿保护他们不受乱党侵害的势力。首都的群众虽然不反对街头暴动，但是也不容许他人纵火焚烧自己的屋宇，也有点惊慌失措。值得一提的是，同年（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森普罗尼乌斯授粮法彻底恢复，当然，这是元老院按照加图的提议实行的。平民党领袖与乱党的联合显然造成了平民党和罗马市民的分裂，寡头党希望进一步扩大二者之间的裂痕，将民众拉拢入他们的阵营，他们至少短时间内不无成果。总而言之，格涅乌斯·庞培知晓这些阴谋之后，盛怒之下，心中亦有所戒惧。既然一切都已经发生，而平民党几乎已经自断与庞培之间的联系，那么平民党就不能再名正言顺地要求——在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还有些许合理性——庞培不能剑拔弩张，亲自摧毁由他扶植起来并成就了他的平民势力。

如此一来，平民党颜面扫地，势力衰退，但最荒诞可笑的，是平民党毫无保留地暴露自身的困窘和弊病。在讥讽风雨飘摇的政府以及诸如此类的琐事上，平民党可谓顶天立地、势不可当，然而每当其试图在政治上取得名副其实的成就时，其结果都是必败无疑。平民党和庞培的关系充斥着虚情假意，令人唏嘘。他们给予庞培无限的褒奖和赞誉，同时一次又一次炮制阴谋对抗他，这些阴谋如肥皂泡沫一般，一次又一次自行炸裂。这位东方和海上统帅，不但没有奋起反抗，而且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对平民党的胜利，正如赫拉克勒斯取得对俾格米人（Pygmies）的胜利一样，似乎自己对一切并不知情。煽动内战的企图以惨败告终，如果说乱党至少表现出些许魄力，那么正统平民党，虽然对如何拉拢乱党了然于胸，但却不知如何领导他们、如何拯救他们，也不知如何与他们共存共亡。甚至老态龙钟的寡头党都获得了从平民党回归的群众的支持，尤其凭借——在此事上昭然若揭——他们和庞培有着一致的利益，竟然顺利镇压了这次革命企图，而最终的胜利成果还是花落平民党。与此同时，米特拉达特斯王驾鹤西去，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整顿已然就绪，庞培可能随时返回意大利。结局不再遥远，但将军回来了，而且比之前名望更大，势力更强，平民党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已然大厦将倾，二者之间是否还有谈判解决的余地呢？克拉苏准备用船载着家人和黄金去东方的某个地方避难，甚至像恺撒那样圆滑世故、精力充沛的人似乎都放弃了这种毫无意义的争夺。这一年（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克拉苏竞选大祭司长一职，选举当天早晨，他离家时放言，如果竞选失败，绝不再踏出家门半步。

[1]阿洛布罗吉人（古希腊语：）是古代高卢人的一支，生活在罗讷河和日内瓦湖之间的地区。他们的城市建造在现代的安纳西、尚贝里、格勒诺布尔、伊泽尔省和瑞士一带，首都在今天的维也纳。——译者注

第六章　庞培的退隐与争权者的联合

庞培在东方

庞培完成了自己所背负的使命，得以将视线投回国内，再一次发现他加冕称王已是众望所归了。罗马共和国经过长期的发展，这种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如果废除贵族统治，君主政治必然会取而代之，对此任何心无偏私的观察者都有目共睹，也被千千万万遍地谈论。元老院经过提倡公民自由的反对派和军事势力的倾轧，现在已然被倾覆，唯一还值得考虑的问题，是解决新体制的人事安排、名称和组织形式，而且这些已经在平民党和军队革命中表现得十分明确，最近五年来各种各样的事件似乎为共和国的转型埋下了伏笔。在亚洲新设立的行政省，人们把这位处理亚洲事务的人物看作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加之以王者的尊荣，甚至将与他交好的被解放者奉为座上宾，庞培在这里奠定了其统治基础，获得了成为罗马政权未来君主必不可少的财富、军队和荣耀。再者，首都乱党的阴谋策划，以及因之而起的内战，任何信奉政治利益，甚或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人都认清了这一点：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权威，不掌握军事实力，正如元老院政府，只会使国家蒙受奸诈政客既荒谬又令人生畏的暴政统治。因此要想维护社会秩序，就必须改革政体，使政府牢牢掌握军事权力。如此一来，君主在东方崛起，王位在意大利设立，根据我们的理解，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是共和末年，君政元年。

未来君主的政敌

当然，政制改革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帆风顺。共和政体已经延续了五百年，在共和政体下，昔日台伯河畔一座无足轻重的城市，发展成为繁荣昌盛、光辉灿烂的大都市，这种政体本身已植根于这片土地，非人力可究其深度。推翻这种政体，究竟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动摇，完全无法估量。在改革政制的竞争中，已经有若干对手被庞培甩在了后面，但他们并未完全被淘汰。所有的力量联合起来推翻新的当权者，庞培发现，昆图斯·卡图卢斯和马尔库斯·加图、马尔库斯·克拉苏、盖乌斯·恺撒和蒂乌斯·拉比努斯相互联合起来反抗他，其实并不是完全意料之外的事。然而现在的局势，无疑最有利于发动这样一场无法避免、声势浩大的争斗。很可能，卡塔利纳叛乱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政府向人们承诺保证社会的安全有序，即使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也能得到全体中间派的服从。所谓中间派，包括对物质利益趋之若鹜的商人，以及大部分贵族。贵族阶级已然分崩离析，在政治上陷入绝望的境地，不得不乘机寻求与君主达成妥协，以期至少维护其财富、地位和势力；甚至近来遭受惨痛打击的平民党，也许也有一部分人愿意委曲求全，希望通过他们推举的军事领袖，实现他们的一部分诉求。

但是无论党派关系如何发展，至少最初，在庞培及其得胜之师面前，意大利各党派无足轻重。二十年前，苏拉和米特拉达特斯签订临时和约之后，便能够以其五个兵团抗衡长期大规模备战的全体自由派（上迄贵族温和派和自由主义商人，下至乱党），发动一场倒行逆施的复辟运动。庞培要做的远没有那么困难，他回来了，已经尽心尽责圆满完成了海上陆上的各项使命。他也许期望除了极端派的反抗外，不会遇到其他的激烈对抗，而极端派之间相互孤立，不能有所作为，即使他们联合起来，也不过是一个依然相互敌视、内部意见纷呈的松散联盟。没有任何武装力量，不具备军事实力，也没有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在意大利没有组织，在各省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基础，尤其是没有能统兵作战的将领。在极端派成员中，甚至没有一个声名显赫的武士——更不必说出类拔萃的军官——敢号召公民前来与庞培决一雌雄。

还值得进一步考虑的，是革命的火山至今已熊熊燃烧了七十年，自耗其热，久而久之其火势渐渐衰微，即将自生自灭。此时为了党派的利益，把意大利人武装起来，能否像秦纳和卡尔博那样一举成功，令人生疑。在罗马共和的有机发展中，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政治革命的蓝图，如果庞培孤注一掷，他为何不发动一场政治革命呢？

涅波斯受命入罗马

庞培抓住时机，担负东征的使命，他似乎很希望能统军作战。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秋，昆图斯·梅特路斯·涅波斯（Quintus Metellus Nepos）离开庞培军营来到首都，作为护民官的候选人现身，他坦言其目的是利用护民官一职，促成庞培顺利当选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执政官，并且首先要得到特殊的人民法令，为庞培争取到攻打卡塔利纳战事的指挥权。罗马城内群情激昂。毋庸置疑，涅波斯的这一举动必然直接或间接受到庞培的命令，庞培意欲以将军的身份率领其亚洲兵团返回意大利，而后掌握意大利的最高军权和最高政权，这被看作是其进一步靠近君主宝座的举措，涅波斯的使命是以半官方形式宣告君主政体的诞生。

庞培与各党派的关系

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两大政党对这种表示的态度，他们未来的地位以及国家的前途都以此为转移。但涅波斯受欢迎与否，又视当时各党派与庞培的关系而定，这种关系十分奇特。庞培是以平民党将军的身份远赴东方，他有足够理由不满恺撒及其党羽，但并未公然与之决裂。庞培远在东方，终日诸事缠身，而且完全没有敏锐的政治头脑，至少当时并未识破平民党筹划反对他的阴谋，阴谋波及的范围及其相互关系他也一无所知，或许是因为他生性高傲、目光短浅，庞培甚至不屑于理会这些阴谋活动。除此之外，庞培这类人所重视的，是平民党表面上自始至终都对这位伟人充满敬意，即使到了此时此刻（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不等他明言，平民党就做到令其称心如意的地步，他们通过一个特殊的人民法令，授予庞培前所未有的荣誉和勋章。但即使没有上述种种礼遇，庞培也非常清楚，为自身利益考虑，他也应该至少在表面上继续依附平民党，平民政治和君主政治的关系十分紧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庞培必须一如既往地标榜自己为人民权利的守卫者。所以不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以个人和政治的原因，共同导致庞培和平民党领袖都不计前嫌，仍然照常保持联络，但敌对党却没有作任何努力，以弥补庞培投归平民党之后与苏拉派之间产生的嫌隙。庞培与梅特路斯和卡图卢斯的私人恩怨转变成为双方党派的势力角逐。庞培担任将军，元老院一直心谤腹非，但这在器量狭小的人看来，正因其微不足道，所以更加可恨。元老院没有按其功劳尊崇他这位非凡人物，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以非凡的方式尊崇他，庞培对此怀恨在心。最后，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此时的贵族阶级因取得新的胜利欢欣鼓舞，平民党却深受挫败，贵族阶级的领袖是迂执痴拙的加图，平民党的领袖是八面玲珑、诡计多端的恺撒。

庞培与贵族阶级关系破裂

在这种情况下，庞培派遣的使者来到罗马。使者公布有利于庞培的提议，贵族阶级不仅将其视为对现行政制的宣战，而且公然以对待宣战的态度对待这些提议，毫不掩饰其惊慌和愤慨。马尔库斯·加图对此明言驳斥，并且让人选举他和涅波斯共同担任护民官，庞培企图私下与他交好，也被他严辞拒绝。自然而然地，在此之后，涅波斯认为不必再顾忌贵族阶级，倒是与平民党交集更加频繁，因为平民党一如既往地善于审时度势，他们宁愿选择将意大利元帅和执政官职位主动让给庞培，也不愿意被后者以武力夺取。这种亲善的谅解很快就表现出来。平民党认为最近元老院多数成员决议处死叛党分子属于违法冤杀，涅波斯公然声援平民党（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12月），西塞罗撰文连篇累牍地辩解此事，并将其寄给庞培，庞培饶有意味地不作回应，由此可见涅波斯的主公与平民党的见解一致。另一方面，据说昆图斯·卡图卢斯侵吞了重修卡皮托尔神庙的款项，恺撒担任副执政官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办卡图卢斯，并将该庙的建造移交给庞培管理。此举甚妙。卡图卢斯在建造卡皮托尔神庙前前后后历时十五年，似乎愿意终其一生监管卡皮托尔的修建工作；攻击这种假公济私——只因为受任者是声名显赫的贵族，其徇私舞弊的形迹得以掩饰——实属证据确凿、大快人心之举。但如此一来，庞培就有望在世界第一城罗马的权力巅峰上取代卡图卢斯，这既能给他带来梦寐以求的虚无的荣耀，又不损害平民党的利益。与此同时，贵族阶级绝对不允许他们最优秀的卡图卢斯地位不保，故而与庞培的矛盾迅速激化。

同时，涅波斯向公民提出其关于庞培的建议。投票选举当天，加图及其同党同仁昆图斯·米努奇乌斯（Quintus Minucius）介入，投票否决庞培担任执政。但涅波斯对此置之不理，继续宣读提案，双方随即爆发正面冲突。加图和米努奇乌斯冲向涅波斯，逼迫他停止宣读，一伙武装人员为其解围，并将贵族派逐出罗马广场，可是之后加图和米努奇乌斯又折返回来，这时他们也有武装人员跟随，最终为政府守住了战场。元老们见他们的武装人员取得了对敌党武装人员的胜利，信心倍增，宣布停止涅波斯的护民官之职，由于副执政恺撒曾经大力支持涅波斯提出的法案，亦将其停职。元老院有人提议将二人免职，遭到加图的劝阻，因为此举既不合理，更不合乎法律。恺撒对元老院的法令不予理会，依然如故地行使职权，直到元老院迫使他停职。涅波斯被强制停职的消息一经流传，人们蜂拥至其府邸前，听其调遣。到这时，是否发动巷战，或者至少是否在此提出梅特路斯提议，庞培梦寐以求的意大利统帅之职是否要为其争取，完全取决于涅波斯。然而上述种种，与恺撒的利益秋毫无涉，所以他劝告众人散去，于是元老院撤回了其停职法令。涅波斯被停职之后，即刻离城登船返回亚洲，向庞培报告其出使的结果。

庞培的退隐

对于变幻莫测的时局，庞培应该心满意足。事已至此，庞培别无选择，只能发动内战夺取王位，正因为加图不屈不挠的坚守，他才有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卡塔利纳的党羽被非法治罪，护民官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暴力对待，庞培既可以作为罗马人民自由的两种护身符——申诉权和护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权——的守卫者对贵族开战，也可以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向卡塔利纳的叛党发起进攻。庞培似乎不可能无视这个机会，然而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他因为解散军队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没有伽比尼乌斯法，他无法脱离困境，所以似乎不可能明知故犯、重蹈覆辙，这个前车之鉴让他犹豫不定。可白冠加额的机会似乎唾手可得，庞培的灵魂里满是渴望，可是一旦到了需要付诸行动之际，他又心生惶惑、方寸尽乱，最后只能无疾而终。

庞培生性自命不凡，除此之外别无长处，只要不触及法律的底线，他必定怡然自得于不受法律的束缚。而正是由于他长久逗留亚洲，人们越发产生这样的怀疑。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在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1月率领其舰队和陆军抵达布隆迪西乌姆港口，在那里迎接涅波斯归来。但是他在亚洲耽搁了罗马纪元691—692年即公元前63—前62年的整个冬季，导致局面对他十分不利，贵族党意料之中地加快了征战卡塔利纳的步伐，此时已经歼灭其部众，如此一来，庞培的亚洲兵团成群屯驻意大利的无可争辩的理由便不复存在了。庞培这一类人，对自己缺乏信心，同时不敢寄望于命运的垂青，故此在公众场面谨小慎微，不越雷池半步，对于他而言，口实和动机几乎同等重要，而上述情形带来的影响十分深刻。再者，他也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使将麾下部队遣散，也不会让其完全脱离自己的掌控，必要时他仍然可以比其他任何党派的首领更迅速组织起一支具备作战能力的军队；平民党对他俯首帖耳，只等一声号令，即使没有军队他也足以应对元老院。诸如此类的思虑，其蕴含的事实足以令自欺欺人者更加坚信自己的思虑具有合理性。

庞培特殊的脾性再次扭转了时局。他属于那种敢于破除成规，藐视法纪，却做不到屈尊俯就，任人差遣，无论是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来说，庞培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军人。大人物尊重法律，是尊重道德上的必要；常人尊重法律，是尊重传统的日常规范。法律被冠以习惯的形式，在军纪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军纪之所以能如同魔咒一般，束缚任何意志不甚坚定的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一幕：即使士兵坚持不服从长官，若长官下令命其归队，他仍会不由自主地服从命令。拉菲特（Lafayette）和迪穆里埃（Dumouriez）在背弃前志的最后一刻犹豫不决，并最终前功尽弃，正是由于这种情愫使然。而庞培的落败，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

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秋，庞培乘船抵达意大利。正当首都的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准备迎接新君主之时，消息传来，庞培刚在布隆迪西乌姆登陆，便将麾下兵团尽皆遣散，只带领小队护卫兵赶赴首都。如果一帆风顺登上王位应归功于幸运，那么庞培必然是有神明护佑，但是对于生性怯懦之人，上天的一切恩典和赏赐只能是枉费了。

庞培势孤

各党派终于得到喘息的空间。庞培再一次急流勇退，他曾经的手下败将们死灰复燃，再次展开角逐——最令人费解的，当属庞培竟然又一次加入这场新的角逐。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1月，庞培抵达罗马。他的处境十分困窘，在两个党派之间游移不定，人们戏谑地称他为格涅乌斯·西塞罗（Gnaeus Cicero）[1]，可是他实际上已然丧失了所有人的支持。乱党视之为对手，平民党视之为反复无常的同党，马尔库斯·克拉苏将其视为政敌，富人阶级认为他是不值得依赖的护卫者，权贵阶级将其视为仇敌。毋庸置疑，庞培仍然是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人，因为其军界追随者遍布意大利，他在各省尤其是东方的权势，他在军界的威望，以及其富可敌国的财力，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但是庞培并没有受到预期的热烈欢迎，反而遭到意料之外的冷遇，他提出的要求更是被视而不见。按照他让涅波斯公布的意见，他自请再次担任执政官，当然也要求承认他在东方的种种举措，履行自己此前给部下士兵分配土地的承诺。对于这些要求，元老院掀起一场有计划的反对，其中主要反对意见来自卢库勒斯和克里特平定者梅特路斯的私仇、克拉苏的旧怨以及加图的顽执愚妄。他们都迅速作出回应，直言不讳，拒绝庞培再次担任执政官的要求。这位归国将军向元老院提出的第一个请求，就是将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的执政官选举推迟到他返回首都之后，但也未被采纳，更不用说得到元老院的许可，以便不受到苏拉关于重新参加选举的法律限制。至于他在东方省份所作的安排规定，庞培自然也请求元老院全部批准；卢库勒斯提议对每一条法令逐一进行讨论和表决，如此一来，便给庞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挫败。

庞培授予亚洲军士土地的承诺虽然的确得到了元老院的完全批准，同时又将之推广到梅特路斯的克里特兵团。然而糟糕的是，由于国库空虚，元老院并不想为此动用公地，导致此事最终并未得到施行。庞培遭到元老院如此顽强而恶毒的反对，没有制胜的希望，只好向公民求助。不过对于公民，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平民党的领袖虽然没有公然反对他，但是绝无与其休戚与共的理由，所以对庞培袖手旁观。庞培的爪牙——比如凭借庞培的势力及其部分财力得以当选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执政官的马尔库斯·普皮乌斯·皮索（Marcus Pupius Piso），以及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的执政官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Lucius Afranius）——显然都是无能等闲之辈。最后护民官卢奇乌斯·弗拉尼乌斯（Lucius Flavius）以普通土地法的形式，向公民大会提出给庞培旧属分配土地，不仅没有得到平民党的支持，还受到贵族的公然抨击，只有少数人赞成（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初）。这位尊贵的将军如今几乎要卑微地请求群众的支持，例如梅特路斯·涅波斯提出一个取消意大利关税的法案，正是由他授意（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但他担任民众领袖既无技巧，亦无成效，庞培因此声誉受损，期望却无法如愿以偿。他完全是作茧自缚。一位庞培的政敌如是概述其昔日的政治地位：他极力“以缄默保全其凯旋战衣”。平心而论，他别无选择，唯有自寻烦恼。

恺撒崛起

随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联合。昔日的当权者退位之后，政治局势一度风平浪静，平民党领袖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庞培从亚洲归来之时，恺撒与昔日的卡塔利纳无异，只不过是一个势力衰颓成阴谋派的政党的领袖，而且早已债台高筑。然而在此之后，他先是获任副执政官一职（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而后受命担任远西班牙总督，所以他一方面有能力偿还债务，一方面为自己建立军事威望奠定了基础。克拉苏是恺撒昔日的盟友，因皮索殒命而失去了对抗庞培的后盾，现在希望得到恺撒的支持，所以甚至在恺撒动身前往西班牙之前，就为他解决了一部分最沉重的债务。恺撒也充分利用了自己任职西班牙的短暂时间。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恺撒从西班牙满载而归，以得胜将军的身份要求举行凯旋仪式，并于次年成为执政官候选人。由于元老院不允许他身在外时就宣称参加执政官选举，为了顺利参加选举，恺撒毫不迟疑放弃了凯旋荣典。

多年以来，平民党竭力促成其某一位成员掌握最高官职，以此为手段获取军事力量。各个阵营的政治家都早已心知肚明，民政的纷争无法平息党争，只有依靠军事力量才能扫清内斗；但是，平民党昔日曾与强大的军事领袖联合，并因此终结了元老院的统治，这无情地昭示了这种联合的结果，必然是民政势力屈从于军事势力。如果平民党果真想要执政，就必须避免与非党内、甚至敌视平民党的将军联合，必须推举自己的领袖担任将帅。为此平民党试图选举卡塔利纳担任执政官，取得西班牙或埃及的军事后盾，然而却无功而返；现在还有一种可能，平民党可以依循法律常规，为其最重要的人物争取执政官职位和执政省份，并且建立（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一支平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摆脱立场暧昧、充满危险的盟友庞培。

庞培、克拉苏与恺撒再度联合

平民党要取得真正的胜利，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条道路带给他们的未必是最光明的希望，却是唯一的希望，他们愈是寄望于此，便愈加肯定他们的政敌会顽强抵抗。一切都取决于谁会在此事上反对平民党。贵族阶级已经被孤立，不足为惧，然而刚过去的卡塔利纳事件表明，贵族依然或多或少有实力派和庞培党徒公开予以的支持，所以仍具有一定的势力。贵族曾屡次阻扰卡塔利纳候选执政官，毋庸置疑，他们必然也会尝试挫败恺撒候任执政官。即使恺撒有可能见招拆招，顺利当选，但这并不足以建立起武装力量。恺撒需要至少数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境外心无旁骛地为国效力，方能取得稳固的军事地位，而且在这准备期间，贵族阶级必然会千方百计阻扰其计划施行。有人自然而然萌生出这样的想法：能否效法罗马纪元683—684年即公元前71—前70年那样，再次促使贵族陷入孤立的处境？平民党能否一方面与其同盟克拉苏、另一方面与庞培和大资本家建立以共同利益为稳固基础的联合？对于庞培来说，这种联合无疑是一场政治自杀。庞培在政坛向来举足轻重，因为他同时是唯一一位能够调遣兵团的党派领袖，虽然现在兵团已经遣散，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服从他的支配。平民党的计划正是要剥夺他的这种优势，让平民党领袖与之并驾齐驱，在军事上一较高下。庞培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且恺撒仅仅是一位政治家的时候就已经令他头痛不已，最近又在西班牙大放异彩，证明自己的军事能力，所以庞培更不可能去亲自帮扶这样一个人取得最高统帅的职位。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元老院无端的反对，以及群众对庞培及其诉求的漠然，他的地位，尤其是在昔日士兵中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和屈辱，人们也许会根据他的性格，期望以解救他脱离窘境为代价，让庞培加入这种联合。至于所谓的骑士党，向来是趋炎附势，如果庞培果真再次与平民党联合起来，骑士党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与此同时，由于加图——在其他地方广受赞誉——对待包税商的态度十分严苛，大资本家再次与元老院爆发激烈冲突。

恺撒的地位转变

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夏，第二次联合成功缔结。恺撒获任次年执政官，并成为同期统治者；庞培在东方制定的法规以及给亚洲军士分配土地的承诺得到准许；恺撒还允诺通过公民大会，为骑士阶级争取元老院拒绝赋予的权利；最后，虽然克拉苏至少被允许加入这个联合，但他既不能拒绝加入，也无法因为加入而得到任何明确的允诺。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秋季和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夏季两度出现联合，联合的势力组成依然如故，甚至缔结联合的人员都完全相同，然而各个党派的势力已今非昔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彼时平民党不过是一个政党，其同盟却都是统军作战的常胜将军；如今平民党的领袖就是一位战功显赫、运筹帷幄的凯旋将军，其盟友却成了不掌兵权、卸甲归田的将军。彼时平民党在路线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为了酬谢这个胜利，平民党人将国家最高官职让给两位盟友，现在平民党更加实际，将最高政权和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仅在相对次要的问题上对同盟作出让步。值得一提的是，庞培之前提出再次担任执政官的要求竟然无人理会。彼时平民党为了盟友牺牲自己的利益，现在同盟却要委身于平民党。

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平民党的性质。毋庸置疑，自从诞生以来，平民党的本质中就包含着君主制的成分。然而一种政体的理想形式，以其或多或少明确的架构浮现在平民党最杰出的有识之士的脑海中的，却始终是民政共和政体，也就是伯里克利（Periclean）式的国家组织形式，在这种国家组织形式中，君王的权力来源于他全心全意代表公民的利益，公民中最高尚最杰出者也认可其君王是他们完全信赖的人。恺撒也秉持这种观点，但是观点仅仅是观点而已，或许会给现实带来些许影响，却并不会直接成为现实。纯粹地掌握政权，如盖乌斯·格拉古，或者仅仅掌握平民党武装，如秦纳作出的不甚充分的尝试，均无法在罗马共和国长期占据优势。不为某个党派而是为了某位将军作战的军事机构，佣兵军团的野蛮力量——因为筹措复辟而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不久便显现出政党无可比拟的优势。恺撒在实际的政党事务中，必然对此深以为然，所以深思熟虑之后做出重大决议，即让这种军事机构本身唯命是从，借助佣兵军团的力量建立一个合乎其意愿的共和国政权。抱着这样的意图，恺撒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与反对党的将军缔结盟约。虽然后者同意接受平民党的政治纲领，这次联盟却几乎将平民党和恺撒推到了覆灭的边缘。十一年之后，恺撒竟依然带着这样的希冀，亲自担任雇佣兵统帅。两次联合或多或少都带有不成熟的意味——恺撒坚信，即使不能假借他人的力量，无论如何也可以自己兵戈铁马开创一个自由共和国。显而易见，恺撒的这种信念实属荒谬。人一旦动用邪恶的力量，最终都会成为邪恶力量的奴隶，可是最伟大的人往往不是犯错最少的人。如果历经数千年，恺撒的志向和事迹依然令我们肃然起敬，不是因为他立志成为君王，并且如愿以偿成为一代君王（其实这与王位相比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他从未抛弃建立一个君王统治自由共和国的政体的宏伟理想，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荣登王位之后，恺撒未落入世俗君王的窠臼。

恺撒执政

各个党派联合起来，顺利选举恺撒为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执政官。贵族通过贿选——由整个贵族阶级共同集资，在那个贪腐成风的时代也不免令人惊异——选举一个名为马尔库斯·毕布路斯（Marcus Bibulus）的人充当恺撒的同僚。在政界，毕布路斯的偏狭和固执被认为是保守力量，如果贵族为国仗义疏财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至少不应该归咎于毕布路斯的好意。

恺撒土地法

担任执政官之后，恺撒首先提出讨论其盟友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给亚洲军队的老兵分配土地。总体而言，恺撒为此草拟的土地法，坚持了前一年庞培建议提出却未能通过的法案中所罗列的原则。确定用来实施分配的土地只是意大利的公地，换言之主要是卡普亚地区，如果卡普亚地区的土地不够分配，应该以东方新立省份的税收，按照监察官册籍记载的税额估价，购买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土地，所有现有产权和世袭领土因此不受影响。土地分配细化，土地分配的对象应为贫苦公民，或至少抚养三个儿女的父亲；“服兵役者享有土地产权”的原则并未见诸恺撒土地法，不过亦倡议土地分配人员特别顾及老兵和被驱逐的短期佃户，一直都合乎情理。这一法案的执行权被委托给一个由二十人组成的委员会，恺撒坦言自己不愿入选该委员会。

贵族阶级的反对

反对党对这个提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不可否认，本都和叙利亚各省设立之后，国家财政应该有能力放弃坎帕尼亚的租金。坎帕尼亚是意大利最富饶的地区之一，特别适宜发展精细化种植，因此禁止私人经营更是毫无缘由。最后，既然公民权已经推广到了整个意大利境内，如果依然不赋予卡普亚市政权利，不但荒诞不经，而且有失公允。整个提案温和有度、开诚布公且博采众长，另外还明显带有平民党的特征，因为总体上而言，提案相当于重新建立马略时代创立、又遭苏拉废除的卡普亚殖民地。在形式上，恺撒也尽量考虑周详。他首先向元老院提出讨论土地分配法案，建议完全批准庞培在东方颁布的法规，以及请求免除包税商三分之一的税款，并且声明若有修改意见，他愿意接受意见并积极探讨对策。元老院此前对这些建议置若罔闻，导致庞培和骑士阶级加入敌方阵营，如今的形势倒给了他们一个自惭形秽的契机。或许正是这种不可言传的意味，致使达官显贵们激烈反对，这与恺撒的气定神闲形成鲜明的对比。元老院直截了当，甚至未经商议，便否决了该土地法提案。关于庞培在亚洲各项措施的法令，也未受到元老们的青睐。关于包税商的建议，加图按照罗马议会制度的陋习，企图通过长篇累牍的演说，拖延到法定的闭会时间，让这个提议胎死腹中。对此，恺撒勃然大怒，威胁说加图冥顽不灵，要将其逮捕入狱。最终这一提议也未获通过。

法案提交公民大会

按照既定程序，现在所有的提议都要提交公民大会。恺撒未添油加醋，如实向群众宣告，他毕恭毕敬地向元老院呈递这份合情合理、又必不可少的提案，仅因该提案由平民党的执政官提出，竟然遭到傲慢的拒绝。恺撒补充说明了贵族合谋驳回提案，并请求公民，尤其是庞培本人及其昔日旧属帮助他共同抵御阴谋和强权。这番言论并非全然无的放矢。以刚愎自用却羸弱不堪的毕路布斯和固执己见、天资驽钝的加图为首的贵族阶级，意图激化矛盾，引发暴力冲突。庞培受到恺撒怂恿，声明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立场，并且一反常态，开诚布公地宣称：如若谁人胆敢剑拔弩张，他必然也会拔刀相向，到了那时，他必然毫不保留、全力以赴；克拉苏也如是表态。庞培的旧属奉命在投票当天——这次投票实际上牵动着他们的切身利益——身藏武器，蜂拥至投票场所。

然而贵族阶级仍不遗余力地阻挠恺撒的提议顺利通过。每天，恺撒现身人民大会时，他的同僚毕路布斯便以观测政治星象为由，中止一切政务。恺撒对所谓天命不可违毫不在意，继续进行尘世俗务。护民官投票否决，恺撒仍我行我素、置之不理。毕路布斯和加图登上演讲台慷慨陈词，鼓吹暴动。恺撒命令侍卫将他们带离罗马广场，并下令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只要这场政治闹剧不演变成悲剧，对恺撒不无裨益。

贵族阶级消极抵制土地法案

尽管贵族阶级诡计多端且气势汹汹，土地法案、批准亚洲法规以及减免包税商税收的要求都通过了公民大会的审议，庞培和克拉苏为首的二十人委员会终告成立，委员会成员身居公职。贵族阶级不懈的努力都付之一炬，其无的放矢、心狠手辣的抵抗，反倒使联合派众志成城，贵族在这些完全无关紧要的琐事上煞费苦心，致使在即将到来的需要严阵以待的事情上心余力绌。他们相互称道各自表现出来的英勇，毕路布斯宣称自己宁死不屈，加图被捕入狱时仍然慷慨陈词，这都是他们的爱国壮举，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只能听天由命。这一年接下来的日子里，执政官毕路布斯闭门不出，同时又以公告的形式宣称，诚心希望在年内任何适于召开公民大会的日子里观测天象。毕路布斯的同僚钦佩这位伟人，正如恩尼乌斯称道法比乌斯“因循救国”一样，并且纷纷效仿，其中包括加图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再出席元老院会议，即使没有政治天文学的指导，世界依然照常运转，他们只能在家中牢骚满腹。在公众看来，毕路布斯以及大多数贵族的消极态度似乎就相当于退出政治舞台，而在联合派看来，贵族阶级对自己的进一步举措听之任之，自然是称心如意。

恺撒成为北意大利和高卢统治者

联合派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确定恺撒将来的地位。按照宪法规定，元老院应该在执政官选举开始之前，确定次年执政官就任的权限。因此，恺撒当选胜利在望之时，元老院为其指定两个省份，这两个省份在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除了修建道路和其他公共工程之外，再也无事可做。当然，联合派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决定通过人民法令，效法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为恺撒争取到一个非常任统帅之职。然而恺撒已经公开声明自己不会提出为自己谋利的议案，因此护民官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Publius Vatinius）直接向公民大会提议，公民自然是毫无条件地赞成。恺撒因此成为阿尔卑斯南侧高卢的总督，并统率三个驻扎当地、由卢奇乌斯·阿弗拉乌斯带领、长期在边境作战的兵团，恺撒的副将和昔日庞培的副将一样，身居副执政官品级。此外，恺撒的任期确定为五年——此前有任职期限的将军从未如此长久。多年以来，波河以外的人们一直期望获得公民权，他们投身平民党，尤其是恺撒的麾下，成为其统治的中坚力量。恺撒的管辖范围南抵阿努斯河与卢比孔河，包括卢卡和拉文纳。纳博省以及当地驻扎的一个兵团随后也被追加到恺撒的管辖范围内——元老院听取庞培的建议通过该提案，从这一点至少可以看出，恺撒的统帅之职并不是因为持有特殊人民法令。

如此一来，联合派如愿以偿。根据法律，意大利本土禁止驻军，所以此后五年时间内，北意大利和高卢的统帅可以同时控制意大利和罗马城，而掌控意大利和罗马城五年的人，便能终身掌控意大利和罗马。执政官恺撒现身说法。毋庸置疑，新当权者都会以各种盛会和娱乐讨取人们的欢心，并抓住时机充盈府库，例如，联合派以高价卖给埃及国王一道人民法令，承认其为合法君主，诸多其他君主和公社也以同样方式获得特许状和特权。

联合派巩固胜利果实的措施

这种处理方式的永久性似乎也有充分的保障。执政官官职，至少次年的执政官官职，毫无疑问掌握在联合派手中。人们本以为执政官之职必然由庞培或者克拉苏担任，然而这两位执掌政权者更倾向于在各自的党派中选出次要而可靠的两位助手——一位是庞培麾下出类拔萃的副将奥卢斯·伽比尼乌斯，另一位则是相对名不见经传、却是恺撒岳父的卢奇乌斯·皮索——担任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执政官。庞培亲自留守意大利，并在此担任二十人委员会的会长，监管土地法的执行，将卡普亚地区的土地分给将近20000名公民，其中大部分是昔日庞培麾下的士兵。恺撒的北意大利兵团成为他抵御首都反对党的后盾。至少目前来看，当权者内部不可能关系破裂。恺撒担任执政官时颁布的法律，庞培至少和恺撒投入相同的精力予以维持，而这能保证庞培和贵族阶级的关系一直处于破裂状态——因为贵族阶级的领袖，尤其是加图，仍然不承认这些法律的有效性——而这能够保证联合的继续存在。此外，联合派领袖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恺撒对其盟友开诚布公、无所隐瞒，他信守诺言，应许之事既不拖泥带水，也不打折扣，尤其是对于土地法。土地法的提出是出于庞培的利益，而恺撒克己奉公，运筹帷幄，不遗余力地将其落到实处。

庞培并非领会不到义举和诚意，三年以来他奔走相求、处境艰难，恺撒一举帮助他脱离窘境，他自然对恺撒心怀感激。庞培与平易近人的恺撒频繁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利益联合转化为友谊的联合。这份友谊的保证和结晶——同时无疑也是一份公告，宣布成立新的联合统治——就是庞培迎娶恺撒芳龄二十三岁的独女尤丽娅（Julia）为妻。尤丽娅承袭了其父的优雅温贤，与年龄几乎比她大一倍的丈夫相亲相爱，家庭生活和谐融洽。人们久经纷扰和变乱，渴望天下太平，以休养生息，将这场婚姻视为未来和平繁荣的保证。

贵族阶级的处境

庞培和恺撒的联合越紧密，贵族阶级绝地反击的希望就越渺茫。贵族们感觉头顶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并且心知肚明，必要时，恺撒会毫不迟疑挥刀相向。一位贵族如是写道：“我们已然一败涂地，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流放他乡的担心，让我们放弃了‘自由’，举世嗟叹，却杜口木舌、不敢言表。”联合派期望的不过如此。虽然大多数贵族都选择委曲求全、息事宁人，但仍不乏性情刚烈之人。恺撒一卸任执政官之职，贵族激进分子如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Lucius Domitius）和盖乌斯·梅米乌斯就在元老院全体会议中提议废除朱利安法。此举可谓愚蠢至极，反倒让联合派受益颇多，因为现在恺撒坚持认为元老院应该考察朱利安法的有效性，元老院别无选择，只能正式承认该法的有效性。不过由此可见，当权者发现有必要通过惩戒部分风头最盛、恣意妄为的敌人，以儆效尤，从而确保其余的人继续徒呼奈何，却无所作为。

按照旧例，土地法的条款需要全体元老以放弃政治权利为条件，宣誓承认新法，联合派本来希望以此迫使元老院中反对声最为强烈的人拒绝宣誓，效仿努米底亚征服者梅特路斯，自请外放。然而这些人最后的选择出人意料，甚至连刚正不阿的加图也委曲求全，服从宣誓，他的众多“桑丘”[2]（Sanchos）们追随其后。此外，联合派企图通过散布贵族阶级密谋杀害庞培的流言，以刑事诉讼逼迫贵族阶级领袖逃亡他国，可是联合派用人不当，奸计未遂。他们指定的造谣者名唤维提乌斯，此人口若悬河，自相矛盾，而护民官瓦提乌斯是奸计筹划者，人尽皆知他与维提乌斯是同谋，所以似乎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将维提乌斯勒死狱中，一切作罢。然而贵族阶级的土崩瓦解、达官贵人们的惊慌失措，由此显露无遗，甚至地位尊贵的卢奇乌斯·卢库勒斯都亲自跪拜在恺撒的脚下，当众声明自己年事已高，请求告老还乡，退出政坛。

流放加图和西塞罗

最终，联合派只能止步于清除少数狂傲不群的贵族。加图开诚布公，坚持认为朱利安法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加图向来言必行、行必果，因此联合派当务之急是将其放逐。马尔库斯·西塞罗则不然，联合派不会对他心存畏惧。但是平民党曾理直气壮地指责西塞罗主导下的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12月5日的冤杀案，如今他们在联合派中居领导地位，不可能胜利后还让罪人逍遥法外。如果平民党人想严惩此案的始作俑者，他们不应该将矛头指向庸弱不堪的执政官西塞罗，而应该是假借西塞罗之手杀人的贵族阶级。然而按照成文法规定，应负责任的毫无疑问不是西塞罗的顾问，而是他本人，此外，仅问责执政官西塞罗而丝毫不牵连全体元老，也算是仁至义尽。因此，在西塞罗的罪状中，他下令行刑所依据的元老院法令，直接被称为是伪造的法令。甚至对西塞罗，当权者也不想大费周章、引人注意，可是西塞罗本人却不能自制，既不向当权者提出保证，也不抓住多次为他提供的机会顺级而下，自请外放，离开罗马，甚至不保持缄默。西塞罗竭力避免触怒当权者，他步步为营，然而却没有明哲保身的自制力，有时一句无礼的戏谑，他会心生不悦，有时又因达官贵人的溢美之词而忘乎所以，他依然缅怀平民律师时期的慷慨陈词，情不自禁言辞激切。

克洛狄乌斯

处置加图和西塞罗的举措由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执行。克洛狄乌斯为人荒淫放荡，却有勇有谋，与西塞罗积怨经年。为了报仇雪恨，他成为人民领袖，在恺撒执政期间，他骤然变节，由贵族变成平民，之后被选举担任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护民官。殖民地总督恺撒作为克洛狄乌斯的后盾，为此留在首都附近，直到加图和西塞罗获罪才翩然而去。遵照恺撒的指示，克洛狄乌斯向公民大会提议，委任加图处理拜占庭市政纠纷以及兼并塞浦路斯王国。亚历山大二世一纸遗诏，致使塞浦路斯和埃及并入罗马，不过埃及国王选择纳币以免被吞并，而塞浦路斯国王既未纳贿，昔日还曾冒犯克洛狄乌斯本人。至于西塞罗，克洛狄乌斯提出一个法案，该法案规定，不经审讯和判决便对公民执行死刑的行为，触犯者应受流放他地的惩罚。

如此一来，加图奉命光荣地离开首都，西塞罗却可能至少要受到不轻的惩罚，然而，法案上并未出现西塞罗的名字。平民党人不免喜形于色，一方面，西塞罗的怯弱为世人所知，属于政治上的骑墙派，所以平民党便惩治他此前对平民党表现出的刚毅；另一方面，加图曾激烈反对公民干涉政治，也不承认任何非常规统帅职衔，所以平民党便颁布人民法令加封他为统帅；他们以同样诙谐的态度，利用加图德高望重的特点，认定他特别擅长应对棘手的任务——没收塞浦路斯王室的巨额财产，而不中饱私囊。

处置加图和西塞罗的两个法案明显带有敬重和冷嘲的色彩，恺撒对元老院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带有这种特点。两个法案都顺利通过。元老院处置卡塔利纳事件下达的法令受到嘲笑和指责，大多数元老都公然穿上丧服以示抗议，然而这毫无疑问无济于事。至此，西塞罗后悔莫及，他跪伏在地，向庞培求饶，自然而然也是徒劳无功。甚至，禁止西塞罗留居罗马的法令尚未通过，他就不得不自行出国（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4月）。加图也不敢再言语，恐招致更深重的处置，便只好接受任命，登船东去。当所有这些紧急事务都已处理妥当，恺撒便离开意大利，投身到更加重要的工作中去。

[1]庞培的全文为格涅乌斯·庞培，此处的外号“格涅乌斯·西塞罗”，冠之以西塞罗的姓，说朋庞培的反复无常、背信弃义。——译者注

[2]桑丘·潘沙，西班牙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重要人物，堂·吉诃德的忠实侍从。——译者注

第七章　平定西方

征服西部及西部罗马化

原本政治上的利己主义只会不断带来灾难，在元老院和首都各个街道引发战争骚乱。现在我们抛开罗马首任君主是格涅乌斯、盖乌斯还是马尔库斯的问题，转而关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一件在当下仍能左右世界命运的大事。回到此事发端之际，让我们放眼四周，就罗马征服今法国所在地及其最初与德意志和大不列颠居民交往之事，从它们与世界史关系的角度加以理解。

已壮大为一个国家的民族不断吸纳政治尚未成熟的邻族，而文明开化的民族又不断影响心智尚未成熟的邻族。这其中遵循的定律同引力定律一样普遍适用，一样符合自然规律。作为古时候唯一融合了较高政治自主和较高文明的民族（尽管文明化程度不高并且尚未内化），意大利人有权征服东方摇摇欲坠的古希腊城邦，利用移民驱逐西方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如利比亚人、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之所以英格兰能在亚洲征服一个地位相当却十分软弱的文明古国，一直以来将其国民性加于美国及澳大利亚广大蛮族甚至发展他们的文明，也正是如此。

至于意大利的统一大业，罗马贵族只是完成了它的前提条件，却未能解决问题本身。一直以来，他们认为意大利的对外扩张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或根本上是一种对外的财产占有行为。罗马的民主制度和君主制度并无多大区别，其不朽的光荣在于正确理解并努力完成它的最高使命。迫于形势，元老院不得不违背本意，为将来统治东西两方奠定一系列基础。之后罗马人民出于本能移民各省，这固然是一场大规模灾难，但无论如何他们仍是西方文明的先行者。而盖乌斯·格拉古作为罗马民主的缔造者，凭借其政治家般的洞察力和决心，抓住了机遇并着手实施。

新政主要包含两个观点，一是在罗马势力范围内统一原本属于希腊人的领土，二是在原本不属于希腊人的领土开拓殖民地。格拉古在其统治时期十分认可这两个观点，相继统一阿塔鲁斯王国，并征服阿尔卑斯山北边的弗拉库斯，但后来遭到势力强大的反对派阻挠，陷入停滞。因此，罗马依旧是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既未完全统一，其领土也无确切的界限。罗马在西班牙和希腊及亚细亚一带的领地与母国都相距遥远，而在两地相隔的广阔地带中，仅有沿海区域为罗马人所有；在非洲北海岸，仅迦太基和昔兰尼两地为罗马人所有，就像沙漠中的两处绿洲；甚至领地中的大片区域，尤其是西班牙，也只是在名义上属罗马人管辖。对此，政府方面毫无作为，并未将领地的统治权集中起来，加以完善，而舰队战斗力下降，最终使罗马与远方领地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系消亡殆尽。

毫无疑问，一旦民主势力再次抬头，必然会依照格拉古的精神拟定对外政策，马里乌斯尤其赞赏这类观点。但因民主势力久未掌权，一切计划终究未能实现。直到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苏拉的独裁统治遭到推翻，民主派才实际掌握政权，自此在政治领域开始了一场巨大变革。首先，罗马恢复了其在地中海地区的统治主权，对罗马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第二，罗马吞并了东方的叙利亚两地，保卫了其在幼发拉底河的边界地带。但在阿尔卑斯山北边仍有未完成的任务，一是明确罗马疆域在北边和西边的界限，二是为古希腊文明和尚未遭受打击的意大利民族，从尚未开发的土地中汲取力量。

恺撒征服的历史意义

而这一伟大使命成就了恺撒。若将高卢视为一个练兵场，供恺撒自我操练和训练兵团以备迫在眉睫的内战所需，这不单单是个误解，更是触犯了一直以来主宰历史的神圣精神。虽然对恺撒而言，征服西方只是取得成功的一种手段，他也因阿尔卑斯北边一战奠定了自己今后的威望，但身为一位天才般的政治家，其独特优势在于，他的手段能转变为他的成功。毋庸置疑，恺撒需要军事力量支持自身所在派别，但又未以该身份征服高卢。这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罗马始终面临着被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胁，一开始便将日耳曼人挡于阿尔卑斯山以外，同时它又必须修建壁垒以保卫罗马世界的和平。

但即便是这一重要因素，也并非恺撒征服高卢的根本原因。过去的国土面积对罗马公民而言太过狭小，随时面临衰落的危险，而元老院征服意大利的政策正好挽救了他们的灭亡。

如今他们又嫌意大利面积太小，整个社会再次爆发同样的危机，波及范围更广。于是恺撒萌生出一个绝妙的想法，满怀希望地跨过阿尔卑斯山，深信自己能为同胞不断开拓领土，让整个民族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发展壮大。

恺撒出征西班牙

在某种意义上，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恺撒出征远西班牙一战，亦可称作旨在征服西方的一项事业。虽西班牙一直以来受罗马统治，但即便在德西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征服加利西亚（Callaeci）之后，西岸的大部分地区仍不属于他们，北岸甚至寻不到他们的足迹。各个属地不断受这两处侵掠，西班牙的文明化及罗马化进程也因此遭到极大破坏。为抵御他们，恺撒派远征军前往西海岸一带。他越过塔古斯河北边的赫米尼西亚山脉（Herminian mountains，即埃斯德雷亚山脉［Sierra de Estrella］），首先攻下这一地区，之后把当地一部分居民迁至平原地带，接着平定杜罗河两岸直到半岛的东北角。最终在由加的斯所率舰队的帮助下，他得以占领该地的布里干提姆（Brigantium，即科伦纳［Coruna］）。由此，大西洋岸的卢西塔尼亚人和加莱西亚人被迫承认罗马霸权，同时罗马相应削减纳贡数额，整顿各民族的财务，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

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伟大人物，无论担任将军还是政治家，都展现出其今后身为领导的那种天赋和理念。即便如此，由于他管理伊比利亚半岛的时间过短，实在难以取得深刻成效。何况该地区地势特殊，民风独特，只有长期不断作为才能产生永久影响。

施政理念

这位文武兼备的伟人初次用兵和为政，便显出他以后在较大场面中所表现出的本领和宗旨，虽然如此，他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施为却嫌太短促，不能深著成效；况且此地地势和民性特殊，只有长期继续不断地活动始能发生永久影响。

高卢

在罗马的西方开拓史上，有一片区域的发展更为重要，它介于比利牛斯山脉（the Pyrenees）和莱茵河（the Rhine）以及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它一直有个独特的名字——高卢，意为“凯尔特人的土地”。但严格说来，凯尔特人的土地一方面并没这么大，另一方面又广阔得多，而这个所谓的城市从未实现民族的统一，在奥古斯都之前也未能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因此，恺撒于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来到此处时，他所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也就不言自喻了。

罗马诸省战争及叛乱

所谓地中海沿岸区域大概包括罗纳河西边的朗格多克（Languedoc）以及东边的多菲内和普罗旺斯，过去六十年间一直是罗马的一个行省，经辛布里族侵掠扫荡之后，此地再无安宁。罗马纪元664年即公元前90年，盖乌斯·凯利乌斯在阿克瓦埃赛克斯提埃（Aquae Sextiae）与萨尔耶斯族（Salyes）交战，罗马纪元674年即公元前80年，盖乌斯·弗拉库斯征战西班牙时又与其他凯尔特部落进行交战。塞多留一战，战况紧急，省长卢奇乌斯·曼利乌斯不得不急忙越过比利牛斯山支援同伴，于伊列达城战败，归国途中又败于该省西边相邻的阿奎塔尼部落（the Aquitani，约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似乎从这个时候开始，比利牛斯山和罗纳河乃至罗纳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各省便陷入了叛乱之中。庞培若想穿过高卢前往西班牙，必须用武力开辟一条道路，为惩处这些叛乱者，他将沃尔卡-阿雷哥米契部（Volcae-Arecomici）和赫尔维蒂部（Helvii，今加尔省和阿尔代什省）的土地划给了马西利亚人；省长曼尼乌斯·弗隆提乌斯（Manius Fonteius，于罗马纪元678—680年即公元前76—前74年任职）着手实施，镇压沃康蒂（Vocontier，在今德龙省）当地的叛乱，保卫马西利亚以免受叛党所害，解放被围困的罗马省会纳博（Narbo），从而恢复了此省的安宁。高卢各省一方面忍受西班牙战争带来的灾难，一方面需向罗马缴纳各种苛捐杂税，面对这一情形，人民内心绝望不已，生活困苦不堪，再也不得安宁。尤其阿洛布罗基虽距纳博最远，但骚动不断，因此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盖乌斯·皮索不得不去那里主持“绥靖工作”，此外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乱党谋反时，阿洛布罗基使者曾到罗马谈判。此后不久（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该族人民公然背叛。卡图基纳图斯（Catugnatus）率阿洛布罗基人殊死搏斗，一开始便战无不胜。而在索洛尼姆（Solonium）一战中，他们虽然负隅顽抗，最终还是败于省长盖乌斯·庞普提努斯（Gaius Pomptinus）之手。

与罗马之间的边境关系

经历了这些战争，罗马的疆域并未得到大幅扩张。在庞培将塞多留军队的残部迁往卢古杜努姆部落（Lugudunum Convenarum）之后，此地和托洛萨（Tolosa）维也纳以及日内瓦依旧是罗马西北部最边远的据点。而同时，这些高卢领地对罗马的发展日益重要。高卢南部气候与意大利类似，非常适宜居住，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与不列颠直通商道，十分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此地因与罗马水陆交通便利，所以对意大利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西班牙作为历史更为悠久的属地，历经百年，其地位仍不及高卢。这一时期罗马人政治失利后，开始四处寻求避难所，一时大批人涌入马西利亚，人们在那里再次目睹了意大利的文化和奢华，于是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渡过罗纳河或加伦河，自愿迁居马西利亚。在恺撒来此的十年前，曾有人这样记录道：“高卢省到处都是商人，随处可见罗马公民。在高卢人的每一笔交易中，一定有罗马人担任中介；高卢买卖中流通的每一分钱，一定能从罗马公民的账簿中找到记录。”而从另一段描述中，我们还发现除纳博的殖民地居民外，还有大批罗马农人和牧人也住在高卢。至于这些人，我们不能忽视一点，那就是罗马人在各省所拥有的大部分土地同英国人早期在美洲占领的土地一样，只有意大利的高等贵族才可拥有，而这些贵族的仆人大多是上述的农人和牧人，即奴隶或自由民。

罗马化的初级阶段

既然如此，文明化和罗马化进程能够在当地迅速发展便不难理解了。凯尔特人不喜欢农耕，但迫于新主人的要求，他们不得不放下刀剑，换上耒耜。我们坚信，阿洛布罗基人之所以愤怒抵抗，一定程度上是这类命令所致。早期，这些地区都或多或少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一个高等文明的形成，离不开对马西利亚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人们开始种植葡萄和橄榄、使用文字[1]以及铸造钱币，也都受到了马西利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并未弃用希腊文化，马西利亚从希腊文化中汲取的精华，远多过它自身剔除的那部分，即便是在罗马统治时期，高卢省依然公开雇佣希腊医生和修辞学家。但正如人们所想，高卢南部的希腊文化和意大利当地一致，随着罗马人的活动都汲取了同一特性，于是独特的希腊文明被一种拉丁—希腊混合的文化取代，而后者很快便吸引了一大批支持者。人们称南高卢人为“穿马裤的高卢人”，以区别意大利北部“穿托加袍的高卢人”，因为前者虽不像后者那般已完全实现罗马化，但在当时已明显不同于北部仍未被征服的“长发高卢人”。他们越来越适应这种杂糅的文化，嘲笑从中找到的大量用词粗俗的拉丁语，一旦任何人有凯尔特人血统的嫌疑，人们定会认为他“与穿马裤的人有关联”。即便这种拉丁语有诸多缺点，遥远的阿洛布罗基人也能用它与罗马当局进行商贸往来，甚至无需翻译人员在罗马法庭上作证。

而这些地区的凯尔特人和利古里亚人正逐渐丧失民族性，同时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日渐衰弱，他们无法忍受这些，继而绝望地起义。随着当时意大利高等文明的传入，本土居民的人数逐渐减少。阿克瓦埃赛克斯提埃面积已算广大，纳博更甚，两座城市甚至可与贝尼温图姆（Beneventum）和卡普阿相提并论。在所有依附罗马的希腊城市中，马西利亚的管理最为有序、环境最为自由、自卫能力最强、势力最为强大。它全面实行贵族政治，这在罗马守旧派看来可谓是优秀城邦政治制度的一大范例。同时，马西利亚占有了罗马人曾大幅扩张的一块重要领土，进一步扩大了贸易规模，正如意大利的利基翁（Rhegium）和那不勒斯与贝尼温图姆和卡普阿并肩发展那般，马西利亚和那些拉丁城市之间也是如此。

自由高卢

一旦越过罗马边界，眼前便是另一幅景象了。因大批意大利移民涌入，生活在南部地区的凯尔特民族已经开始瓦解，而自始至终，塞文山脉以北的凯尔特人都享受着自由带给他们的欢乐。在前文中我们已多次提及这个民族：意大利人与凯尔特民族军队的分支和先头部队曾在台伯河和波河沿岸、卡斯提尔（Castile）和卡林西亚（Carinthia）的山上乃至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中心地带多次交战。但直到塞文山一战，意大利军队才第一次攻击到凯尔特民族的核心势力。自凯尔特民族定居中欧之后，人们分散居住在今法国土壤肥沃的河谷地带和气候宜人的丘陵地带，包括德意志的西部和瑞士。自此，不仅是英格兰南部，甚至大不列颠和爱尔兰[2]全部都成为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在此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别处的聚居地，面积广阔，地理上高度统一。

在这样广阔的领域内，语言和风俗上的差异自然是存在的，但在罗纳河和加龙河（Garonne）及莱茵河和泰晤士河（Thames）一带，各部落间往来密切，人们内心都有一种强烈的团体意识，并能团结一致。然而，尽管这些部落在一定程度上与西班牙和今奥地利境内的某些凯尔特人有联系，但由于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两大山脉形成的强有力阻隔，以及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对此地的入侵，这种同种族间的交流和精神联系遭到破坏，这种后果远比欧洲大陆与不列颠两地凯尔特人交往遭狭长海峡阻隔要严重。遗憾的是，通过手头上现有的恺撒时期史料，我们只知道这一伟大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发展概况，而无法逐步深入了解它在这些重要区域的内部发展史。

农业人口和牲畜饲养

据历史记载，高卢人口相当稠密。透过某些叙述，我们推测，比利时族各区域平均每一平方英里人口数大约为200人[3]，赫尔维蒂部各区域平均每一平方英里人口数约为245人，其人口密度与今威尔士和利沃尼亚（Livonia）两地相当。而在较比利时文明程度更高及较赫尔维蒂地势更为平坦的地区，如比图里吉（Bituriges）、阿维尔尼（Arverni）和埃杜维（Haedui）等部，人口密度可能更大。农业在高卢取得过一定发展，即便在恺撒时期，人们也不由得惊叹莱茵河流域的泥灰岩施肥法[4]，并且凯尔特人早期用大麦酿造啤酒，可见人们早期便开始广泛种植谷物。但农业并未受到重视，即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南部地区，人们依旧认为凯尔特释放奴不应手握犁具耕作。在凯尔特人看来，畜牧业的地位远高于农业，这一时期的罗马地主十分偏好拥有凯尔特血统的牲畜和奴隶，因为这类奴隶刚烈果敢、擅长骑射并熟知饲养牲畜事宜[5]。

尤其是在凯尔特北部地区，畜牧业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以至于在恺撒时期，布列塔尼一直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东北部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一路绵延至阿登高地的中心地带，连接了日耳曼海（German Ocean，又称北海）至莱茵河两地间的广阔区域。而在佛兰德斯（Flanders）和洛林（Lorraine）那片如今看来十分肥沃的平原上，明纳普（Menapian）和特雷维里（Treverian）的牧民整日隐匿在橡树林中，饲养自家半野生的猪。在另一旁的波河河谷，不同于过去凯尔特人用橡果喂猪，罗马人转而生产羊毛并种植谷物，因此在斯海尔德河（Scheldt）和马斯河（Maas）的河岸平原上，我们也能找到他们农耕养羊的踪迹。与此相反，不列颠当地很少给谷物脱粒，甚至在北部几乎不发展农业，只知用土地饲养牲畜。马西利亚人通过种植橄榄和葡萄获利颇丰，但在恺撒时期，除塞文山区以外并无人从事此业。

城镇生活

一直以来，高卢人喜好群居，因而不设城墙的村庄随处可见。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时，仅赫尔维蒂部就有四百个这样的村庄，以及众多独立的农庄。但这里也不乏建有城墙的城镇，城墙皆由木材和石块交错堆砌而成，适用性强，结构精美，罗马人见了无不惊叹。而反观阿洛布罗基的城镇，房屋则全由木材筑造，这类城镇在赫尔维蒂和苏威西翁内斯（Suessiones）各有十二处。再放眼内尔维这类更北部的部落，当地虽有城镇，但人们一到战时不逃往城内避难，而是逃往沼泽和丛林地带。在泰晤士河以外区域，木栅栏作为原始防御工事充当了城镇的作用，是古时战争爆发时人们和牲畜唯一的避难所。

交通

城镇生活之所以能取得相对长足的发展，与便利的水陆交通密切相关。在罗马，道路和桥梁随处可见，河运发达，由于罗讷河、加伦河、卢瓦尔河（Loire）、塞纳河等河流本身就利于航行，因而河运规模极大，利润可观。而与凯尔特人的海上航运相比，后者更引人注目。总的来看，凯尔特人不仅是首个在大西洋定期通航的民族，而且我们发现，它的造船和行船技术取得了惊人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地中海海域行船都以划桨为主，从他们所经过的水道特性可知，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一直以来都用桨船作战舰，桨船上的帆偶尔充当船桨的辅助。只有在所谓古代文明发达时期，帆船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船[6]。另一方面，在恺撒时期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高卢人在航海中采用了一种可携带的皮艇，其中大多为常见的桨船。但在高卢的西海岸各地，如圣东尼、皮克通和威尼西亚（Venetia），当地人都选择乘坐笨重的大船航行，其中以威尼西亚人最甚。这种船上配有皮帆和铁制锚链，无需划桨便可前行，因而被大规模应用于与不列颠之间的商贸活动及海战当中。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接触远洋航行，同时我们发现，帆船自此以后完全替代了桨船。这无疑是种进步，但在各项活动衰微的古时，人们不知如何利用它，随着我们这一时期文明的复兴，人们才开始逐渐收获这一进步所带来的硕果。

商业生产

由于不列颠与高卢海岸定期进行海上贸易，海峡两岸人民政治关系十分密切，同时迎来了海外贸易和渔业的迅猛发展。其中尤为称道的是，布列塔尼当地的凯尔特人从英格兰康沃尔（Cornwall）矿场买下锡，经高卢河道和陆路运至纳博和马西利亚。据说在恺撒时期，莱茵河口有一些部落以鱼类和鸟蛋为食，可见捕捞海鱼和捡海鸟蛋这类事件在当地十分普遍。现存有关凯尔特商贸和交通的史料相互孤立，内容残缺，若我们能综合考虑，填补其中的空白，便不难理解为何河港海港关税在埃杜维和威尼西亚等部落财政预算中占有很大比重，以及为何民族主神被奉为道路和商业的保护神和制造业的开创者了。因此，凯尔特民族工业并非毫无发展，事实上他们技巧娴熟，特别擅长仿造并且工艺一流，颇受恺撒称赞。然而在大多数部落中，他们的手工制品似乎未能超过一般水平，最终在罗马人的努力下，亚麻和羊毛制品随后才在高卢中部和北部广受追捧。相比之下，金属工艺的发展可谓例外，据我们所知也是唯一的例外。随着高卢古墓被人们发掘，墓中的铜器得以重见天日，因工艺精湛至今仍保留着良好的可塑性，此外阿维尔尼人铸造的金币大小轻重更是丝毫不差，这些至今都足以证明凯尔特金匠和铜匠的高超技艺。相关史料也印证了这一推断，据说罗马人曾向比图里吉人学习镀锡工艺，向阿勒西人（Alesini）学习镀银工艺，锡的发明与其贸易情形相符，并且这两种技术都起源于凯尔特自由发展时期。

采矿业

金属开采技术与金属加工的熟练程度密切相关，特别在卢瓦尔河岸的铁矿场里，这种技术发展成熟，因而采矿工在攻城时扮演重要角色。这一时期罗马人普遍认为，高卢是世界上盛产黄金的地区之一。但从当地土壤特质和凯尔特古墓中物件品类来看，这种说法显然不成立，不仅墓中黄金数量极少，而且并不像真正黄金产地那般经常出土黄金制品。之所以存在这种观念，一定是源于希腊游客和罗马士兵的描述，在描述国王的财富和托洛萨神庙里的金银财宝时，他们难免夸大其辞。但他们的话也并非纯属虚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发源自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河流流域内外，淘金和寻金如以当今的劳工价格来看虽无利可图，但在文明发展程度较低时期，却能凭借奴隶制度大规模赚取大量利润。此外，对文明开化民族而言，其贸易状况往往有利于储存贵金属，高卢也不例外。

艺术与科学

设计工艺水平本就不高，与日益成熟的金属加工技术相比，其劣势更加凸显。由于缺乏一定的审美触觉，他们喜好色彩纷杂、颜色鲜艳的装饰品。对此，另一个令人叹息的佐证当属高卢钱币，钱币上的图案有的过于简单，有的稀奇古怪，但设计幼稚，表面雕刻工艺十分粗糙，几乎无一例外。此地铸币业历经几个世纪之久，技术工艺日益成熟，但本质上仍局限于对两至三种希腊钱币进行仿造，在此基础上日益变化，这在历史上大概是一特例。另一方面，诗歌艺术不仅在凯尔特颇受重视，并且与民族宗教文化乃至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我们看来，宗教诗歌、宫廷诗以及乞丐的诗都曾历经繁荣。尽管自然科学和哲学受制于神学的形式和约束，但在凯尔特民族中仍不乏一定关注。无论身处何地，无论是何种形式，一旦遇到希腊人文主义，他们都会敞开怀抱欣然接受，至少祭司通常都会写作。到了恺撒时期，解放后的高卢大部分人都使用希腊文字，赫尔维蒂人便是其一。而在南部边境地带，人们与罗马化的凯尔特人交往频繁，因此拉丁文日益成为主流文字，如这一时期阿维尔尼钱币上便刻有拉丁文字。

政治组织部落体系

凯尔特民族的政治发展历程可谓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国家政治组织以氏族部落为基础建立，与任何地区无异，设有君主、元老理事会以及由可携带武器的自由民组成的社会团体。但其特别之处在于，它始终建立在部落体系之上。在希腊以及罗马，城镇早期便取代部落，成为政治单位的基础；若两个部落同处一座城镇内，便合为一个城邦；若某一公民团体派遣一部分成员迁居新的城镇，通常会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而新民族与旧团体之间的联系只有虔敬，至多不过是下属关系。另一方面，在凯尔特人看来，公民团体永远都是氏族，君主和元老会只能领导部落，而非任何城镇，而部落大会拥有整个民族的最高审判权。与东部世界一致，城镇的重要性体现在商业和战略手段，而非政治。因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高卢城镇只不过是一处处的村落，即便是设有城墙、面积广阔的维也纳和日内瓦也无一例外。在恺撒时期，凯尔特人居住的岛屿上和大陆北部，各部落间依然存在原始的氏族组织，基本上与过去毫无变化；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威；在重大问题上，君主受公民大会法令约束；委员会成员数量众多，其中某些部落成员多达六百人，但就其影响力而言，似乎并未超过罗马王政时期下的元老院。而在六七十年前，末代君主的孩子仍活在世上，在阿维尔尼、埃杜维、塞卡尼、赫尔维蒂等动荡的高卢南部地区，曾爆发一场大革命，推翻了王政，最终政权落入贵族之手。

骑士阶层打破旧部落组织的发展历程

如上所述，凯尔特城镇间未曾形成一个联邦，与之相反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另一极端现象，即骑士制度，它在凯尔特的部落体系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在凯尔特，贵族阶级只对高等贵族开放，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王室成员或昔日王室成员。因此，有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统一部落互相敌对的两个派别领导人竟常常是一家人。这些大家族同时握有财政、战备和政治特权，垄断了国家一切土地的承租权。普通自由民被迫承受繁重的赋税，不得不向贵族借钱，最终被迫放弃自由，沦为事实上的债务人，即法律上的奴隶。贵族设立了一套家兵制度，因而他们有权雇佣一大批会骑马的家仆（又称ambacti）[7]，从而形成各自的割据势力。同时，贵族凭借自己培养的部队公然违抗法律，扰乱一般税收，几乎割裂整个国家。若在一个部落中，可作战人数达到八万人，一个贵族可携一万家兵参与日常活动，尚且不计奴隶和债务人人数，那么它必然是一位独立君主，而非部落中的普通公民。此外，不同部落的大家族之间来往密切，通过联姻和一些特别条款团结成一个十分紧密的联盟，面对这样一个联盟，任何单一部落都无力对抗。因此，各城邦无力维持公共安全，人们不得不遵守这一强大势力所奉行的规矩。奴隶只能向主人寻求庇护，而主人迫于职责和利益，不得不为奴隶的损失寻求赔偿。国家丧失了保护自由民的权力，最终使得大量自由民沦为一些强权人士的奴仆。

君主政治遭到废除

公民大会在政治上失去价值。在凯尔特和拉丁姆两地，君主的权力本应用于制裁贵族的侵占行为，却遭到反噬。于是，大法官（Vergobretus）[8]一职应运而生，取代了以往的君主，与罗马执政官相仿，任期也仅一年。若部落内部依旧团结，则一切事务交由共同理事会主导，事实上，理事会中贵族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显然在这种情形之下，各个部落必然出现骚乱，昔日拉丁姆国王被逐后整个民族陷入长达几个世纪的动荡，大概也是如此。尽管各个部落贵族之间另行组建了一个反抗部落领导的同盟，民众却并未放弃恢复王政的夙愿。这时，通常会出现一位像昔日罗马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那般颇有声望的贵族，依靠部落民众的支持削弱其他贵族的势力，企图恢复王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民族统一的进程

随着个别部落因此日渐衰落，无法挽回，整个民族这时萌生出一种强烈的团结意识，通过种种方式寻求确立与发展。不同于单个部落联盟，凯尔特全体贵族团结起来虽打乱了现有秩序，却也唤醒并助长了一种民族团结统一观念。该民族常年陷于外患，在与邻国的交战中疆土日益缩减，从另一方面也激发了民族统一观念。就像昔日希腊人出征波斯以及意大利人与凯尔特人的交战，阿尔卑斯山北边的高卢人也是在与罗马的交战中才感受到民族的团结以及它所带来的力量。在部落间的纷争和封建势力的交恶当中，我们仍然能听到这样一些声音，他们主张牺牲某些部落的独立，甚至是骑士阶层的领主特权以换取整个民族的独立。在恺撒一战中，我们看到了全体人民对外族入侵的深恶痛绝，凯尔特爱国派人士对恺撒的态度，与之后德意志爱国派人士对拿破仑的态度完全相同。此外，各地区之间信息传递迅速，如电报一般，可见反抗外族入侵的运动规模庞大、组织有序。

国家宗教统一的基础——祭司

虽然凯尔特民族在政治上早已分崩离析，但对于宗教神学却有着极为一致的信仰。若非如此，我们便无法理解凯尔特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强大的意志。凯尔特的祭司团即当地所谓的德鲁伊（Druids）教会，作为人与宗教之间常见的一种纽带，将大不列颠全岛及整个高卢、乃至其他凯尔特人所在地区联系起来。教会设一人专门管理，由各祭司推举产生；祭司分为几类，每类祭司队伍中流传着各式各样的传说；祭司拥有特权，特别是免交赋税及免服兵役的权利；教会每年定期在沙特尔（Chartres，即凯尔特领土的中心）附近举办理事会；最重要的是，坚定的信徒对祭司盲听盲信，一味遵从，完全不亚于现代爱尔兰人。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祭司团体的目的就是推翻尘世间的政权，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君主任期一年的地区，当君位虚悬时，由祭司团主持选举。此外，祭司团主张成员有权将个人甚至整个团体逐出教会，乃至最终逐出文明社会，竟大获成功。它用尽一切办法，务必将最重要的民事案件纳入管辖范围，尤指那些关乎疆界和遗产继承的案件。鉴于他们有权将他人逐出团体，同时大概考虑到凯尔特民族常杀人祭神，并且这一习俗长期以来多用罪犯作牺牲品，因此祭司团授予各位祭司广泛的刑事管辖权，以钳制国王和大法官的刑事裁定权。此外，祭司团甚至要求有宣战求和的决定权。高卢民族大体上依旧与教会团并无二致，设有教皇和教士理事会，教士有权免交赋税、免服兵役，有权停止某人参加圣事活动或出入宗教场所。不过，不同于近代的教会国家，它并未脱离民族，相反颇具民族特色。

部落联盟缺乏政治集权

当同胞情谊在凯尔特各部落间兴起，该民族却仍旧无法实现中央集权统治。就中央集权的核心而言，希腊有马其顿国王，日耳曼有弗兰克王，凯尔特民族什么也没有。凯尔特祭司团和贵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这个民族，维系着整个民族的团结。但一方面，他们代表着各自阶级的利益，因而不能统一全民族；另一方面，他们势力强大，不允许任何君主和部落完成统一大业。人们为统一大业做出过多种努力，但正如部落组织体系那般，这些举措促使局面往另一端发展——霸权体系。强大的部落将势力弱小的部落纳为属地，在对外交往中一切行为皆代表属地，并代替属地订立国际条约，而附属部落承担服兵役的义务，有时还需纳贡。如此一来，一大批独立的联盟诞生。但对整个高卢而言，无论内部多么团结，都没有一个强大的部落能够形成某种纽带团结整个民族。

比利时联盟—沿海部落—高卢中部联盟

上文已述，罗马人远征阿尔卑斯山以北时，初期在北部发现了一支由苏埃西翁人领导的不列颠-比利时联盟，同时在高卢中部和南部发现了阿维尔尼联盟，该联盟之后与属国较少的埃杜维展开了一系列对抗。到了恺撒时期，我们发现在高卢东北部、介于塞纳河与莱茵河之间的比利时依旧是这样一个联盟，但显然不再包括不列颠。而在两河沿岸即今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区域，出现了由众多沿海部落组成的阿尔摩利加（Aremorican）联盟。在高卢中部即严格意义上的高卢地区，仍有两派像过去那样争夺霸权，一派以埃杜维部落为首，一派由阿维尔尼人领导，但该部落因与罗马交战势力遭到削弱，因而丧失了霸权，改由塞卡尼人领导。这些联盟势力相当，各自独立存在，而高卢中部联盟的领国势力却似乎从未到达高卢东北部，严格说来，甚至也从未到达过高卢西北部。

各联盟的特征

毫无疑问，部落联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整个民族对自由的渴望，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单单这点都远远不够。联盟组织十分松散，在联盟体系和霸权体系间不断徘徊。在和平时期，整个联盟的一切行为由联邦议会代表，而在战时则由将军代表[9]，代表本身势力最弱。只有比利时联盟似乎由于内部团结而更为强大，出于爱国情怀，他们成功击退了辛布里人，事实证明这种精神鼓舞是有益的。霸权之争导致各联盟产生分裂，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分裂愈演愈烈。因为无论哪一方获胜，另一方仍旧能保留部分政治残余，尽管沦为属地，它们日后也可再度争夺霸权。在势力强大的部落中，争斗不仅会破坏内部秩序，而且会波及每个附属部落乃至每座村落，通常家家户户皆不能幸免，而个人所持立场取决于各自的人际关系。我们认为，雅典的灭亡并非出于与斯巴达一派的争斗，而是每一个附属部落甚至雅典城内雅典派和斯巴达派的内讧。因此，阿维尔尼部落与埃杜维部落一再爆发小规模纷争，最终也导致了凯尔特民族的毁灭。

凯尔特骑兵部队

而这些政治和社会关系反过来影响这个民族的军事实力。凯尔特民族武装力量以骑兵为主，此外在贝尔格部族附近乃至不列颠群岛，古代富有民族特色的战车已趋于完备。这些规模庞大的骑兵部队和战车部队都由贵族和他们的部下组成。就贵族而言，他们极具骑士天赋，喜爱犬马，不惜花费重金购买外国品种的骏马。这样一支队伍有独特的精神信仰和战斗模式，征兵时，凡是能骑马的，无论老少都能入伍；面对不大重视的敌人，开战时人人定要宣誓，称至少要冲破敌军防线两次，否则他们誓不回家。雇佣兵大多自由散漫、意志消沉，对自己和他人的性命漠不关心。对此，有几个流传下来的故事可以为证，且大多带点奇闻色彩。例如，凯尔特民族在宴会开始时通常以打斗热场，有时还会为生死而战。此外凯尔特当地还盛行一种习俗，比罗马的武士决斗更甚，即卖身以换取一定钱财或若干桶酒，并自愿在众目睽睽之下卧于盾上受刑至死。

凯尔特步兵

相比于骑兵，步兵装备落后。罗马军队曾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地与凯尔特部队交战，总的看来，这里的凯尔特部队多指步兵。在步兵中，大型盾牌仍是主要的防守武器。而另一方面，长矛取代刀剑成为使用率最高的攻击武器。一旦多个部落联合发动战争，通常以部落为单位安营扎寨并执行作战计划。至于各个部落征兵是否设有专门的军事组织或是否存在规模更小的常备战略分支，并无史料记载。整个凯尔特部队一直沿用一长列运货马车拖运行李物资。不同于罗马军队每晚挖壕沟扎营，凯尔特军队只能用运货马车设置路障。而在特定部落中，如内尔维部，步兵战斗素养极高，颇引人注目，并且这些部落并未配备骑兵，甚至算不上一个凯尔特部落，更像是一个由日耳曼移民组成的部落。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凯尔特步兵虽规模庞大，但似乎并不好战，特别是在南部各地，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大多数战士也失去了上阵杀敌的斗志。正如恺撒所言，凯尔特人不敢与日耳曼人在战场上正面交锋。而恺撒对该支军队的抨击还不止于此，他还说道，在第一场战役见识到凯尔特步兵之后，绝不允许罗马步兵与他们联合作战。

凯尔特文明的发展阶段

若我们依据恺撒在阿尔卑斯北部地区的所见所闻来考察凯尔特的整个面貌，那么相比于一个半世纪前波河流域的文明程度，凯尔特民族的文明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那一时期民兵组织表现优异，是所有军队的主力，而如今却被骑兵取代。那一时期凯尔特人住在不设围墙的村落，而如今他们居住的城镇外早已竖立起坚固的城墙。在伦巴蒂区古墓出土的器物中，以铜器和玻璃器皿为例，其制作工艺远不及北高卢。就文明进化程度而言，最具衡量价值的大概莫过于全民族团结统一的信念。当凯尔特人在今巴伦蒂的这片土地上作战时，这种民族认同感表现尚不显著，直到与恺撒一战，才迎来了爆发的高峰。从各方面来看，凯尔特民族与恺撒相遇之时，其文明程度已达到峰值，正由盛转衰。而对我们这些并不完全了解情况的人而言，恺撒时期阿尔卑斯山北边的凯尔特文明在某些方面令人肃然起敬，但更多表现出一种趣味性。就某些方面而言，相较于以帆船、骑士制度以及教会组织为代表、并曾大胆尝试以部落乃至更高层次的民族而非城镇作为立国之本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这种文明和近代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但正因为我们接触凯尔特民族时，它的文明已发展到某一高度，因而才愈发暴露出道德素质的低下，或者说文化实力的衰弱。

他们无法运用自身资源创造出一种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也无法创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能做的只不过是创立一种全民性的宗教神学，并特设了一种新的贵族阶级，原本那种纯粹的勇敢不复存在，军人的勇气建立在较高的道德水平和更合理的制度之上，而后两者以文明进步为前提，因此这种勇气只能以尚未成熟的状态出现在骑士阶层中。固然真正的野蛮之风已然消逝，过去在高卢宴会上，肥美的腰腿肉通常要赏给最勇敢的人，但同桌宾客一旦认为此举有冒犯之嫌，便可随意以此为由向受奖者发出挑战。此外，死去的部队首领需用他最信赖的侍从陪葬，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过杀人祭神的习俗依然得以保留，并且法律规定一切刑罚不可施于男性自由民，却可施于女性自由民和奴隶。由此可见，女性地位在凯尔特文明时期十分低下。而原始各民族混战时期所取得的特权在凯尔特人手中毁于一旦，至于文明与一个民族完全交融所带来的益处，凯尔特人从未体会过。

凯尔特人与伊比利亚人

以上便是凯尔特民族的内部情况，而它们与邻族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挖掘。在这一时期各劲敌之间战争不断，你争我夺，相比于取得胜利，寻求自保都举步维艰，而人们对此所持态度也有待我们进一步阐明。沿比利牛斯山一带，各民族长久以来和平共处，反观过去，随着凯尔特人入侵，伊比利亚土著（后又称巴斯克人，Basque）逐渐被排挤同化，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在恺撒时期，比利牛斯山的河谷地带、贝亚恩（Bearn）和加斯科尼（Gascony）两地的高山以及加伦河以南的沿岸平原，无疑都归阿奎塔尼人所有。阿奎塔尼族由许多伊比利亚后代所在的小部落构成，彼此很少接触，几乎与外界隔绝。在这片土地上，只有加伦河口和重要港口布迪格拉（即波尔多，Bordeaux）属于凯尔特民族的一个部落，该部落名为比图里吉-维维西（Bituriges-Vivisci）。

凯尔特人和罗马人和解后高卢与罗马间商贸发展

与之相比，我们需更加重视凯尔特民族与罗马人及日耳曼人之间的关系。上文已提及的事实，在此我们无需重述，如罗马人通过自身逐步发展逼退凯尔特人，最终占领了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之间的海岸地带，从而完全截断了凯尔特人通往意大利、西班牙和地中海的通道。回想几百年前，罗马人曾在罗讷河口筑起一座希腊城堡，大概从那时起就为这场风暴埋下了伏笔。我们只需强调一点，那就是凯尔特人所受到的压迫不仅来自罗马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样来自罗马的先进文化，而高卢作为古希腊灿烂文明的发源地，也有助于罗马文化的传播。尽管战争频发，商贸活动却从未停止，并常常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凯尔特人并未抛弃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爱喝烈酒，并且喝的烈酒通常不加水稀释，以求一醉方休，这与塞西亚人（Scythian）十分相似。但性情温和并节制的南方人对此十分厌恶，不过作为商人，他们不得不与这类顾客交易，别无选择。很快，这类生意颇受意大利商人欢迎，成为他们眼中的“金矿”，用一坛酒换一个奴隶的买卖在高卢已算不上稀奇事了。至于其他奢侈品，如意大利的马匹在高卢地区颇为畅销。据史料记载，这时罗马公民购置地产已不局限于罗马本土区域，并效仿意大利运作模式赚取利润，如早在大约罗马纪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位于塞古西亚维部落的罗马田庄运营模式便是如此。而上文提及在解放后的高卢，尤指阿维尔尼人之间，人们在被罗马征服前已通晓罗马语言，无疑也是出于这一原因。但掌握这一知识的人大概仍占少数，绝大多数人与埃杜维联合部落中的官员交谈还需译者协助。这些烈酒商贩和擅自占用他人房宅的地主不仅打开了占领北方之路，同时吸引了日后征服高卢的勇士，并为其扫清了障碍。而对此最生动的描述莫过于高卢最强大的部落——内尔维部所签署的一份禁令，与某些日耳曼部落相似，上面明确写道禁止与罗马人交易。

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

相较于地中海区域对罗马来势汹汹的入侵，日耳曼人由波罗的海和北海往南的攻势更为猛烈。作为东方民族大摇篮里的一支新鲜力量，日耳曼人凭借年轻人的活力，当然还有年轻人的粗野，在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当中获得一席之位。尽管该民族定居在莱茵河畔的部落，如乌斯佩特部（Usipetes）、滕克特里部（Tencteri）、苏刚布里部（Sugambri）和乌比部（Ubii）已踏上文明的进程，人们也不愿迁居。但所有历史记载都表明，在距离较远的内陆地区农业不受重视，许多部落几乎找不到定居之所。在这一点上，这一时期西边邻族很难通过部落名称来命名日耳曼境内的任一民族，只知道他们统称苏维汇人（Suebi，意为漂泊不定的人或流浪者）或马科曼尼人（Marcomani，意为守边武士）[10]。在恺撒时期，各部落都不能以这些名称命名，虽然在罗马人看来也是如此，但它们之后还是变成了一个个部落名。

凯尔特人失去莱茵河右岸土地

这个强大的民族向凯尔特人发动了最猛烈的一次攻击。在争夺莱茵河以东地区的战事上，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也许曾大动干戈，但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的只是大约在罗马第七世纪末，凯尔特人失去了通往莱茵河的所有土地。过去，波伊（Boii）部落曾在巴伐利亚（Bavaria）和波西米亚（Bohemia）定居，如今却沦落到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甚至以前曾属于赫尔维蒂部的黑森林地区（Black Forest，今德国西南部森林地带），若非被附近的日耳曼部落占领，必然会成为边境地区大民族竞相争夺的一块荒蛮之地，这大概也很符合人们之后对它的称呼——赫尔维蒂沙漠。日耳曼人行为野蛮，善于谋划，他们大肆运用野蛮手段，放任邻近区域化成一片片荒漠，从而抵御外敌入侵。

莱茵河左岸的日耳曼部落

然而，日耳曼人却并未在莱茵河定居。辛布里部和条顿部（Teutonic）的军队单就主力而言，都由日耳曼部落成员构成。五十年前，他们大举进攻，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横扫潘诺尼亚（Pannonia）、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但日后看来这似乎只是为进行一番大规模侦察。彼时，日耳曼各部落早已在莱茵西岸，特别是下游地带建立了永久居住地。定居者以征服者的姿态闯入，不断向邻近的高卢居民索要人质，每年征收贡物，仿佛高卢人受他们支配一般。在这些日耳曼部落中，阿杜亚都契（Aduatuci）原本只是辛布里部的一支残余力量，现已壮大成一个大部落。此外，位于列日（Liege）的马斯河的一些部落之后都改用“通格里部”（Tungri）这一统称。甚至该地区两个规模最大、势力最强的部落——特维希（Treveri，在今特瑞维附近）和内尔维（位于埃诺特），在颇有威望的权威人士看来也全由日耳曼人组成。而这些传言是否完全可信，我们仍未可知，因为据塔西佗所言，此后在最后提到的这两个部落中，人们会为拥有日耳曼人血统，而非备受轻视的凯尔特人血统而感到自豪。

不过斯海尔德河（Scheldt）、马斯河和摩泽尔河（Moselle）一带的人大多与日耳曼人往来密切，或多或少受到日耳曼人的影响。日耳曼殖民地或许本身规模不大，却举足轻重，以此为窗口我们看到了莱茵河右岸各部落在这一时期经历的跌宕起伏，同时成功预见规模较大的日耳曼部落，不久后将跟随这些先行者的足迹，横渡莱茵河。人们遭受着两方面的外来入侵威胁，民族内部也分崩离析，他们当然不奢望整个陷入灾难的凯尔特民族依靠自我努力振作起来，挽救颓势。分裂以及由此引发的衰败构成了整个民族的历史，对于这个民族而言，它在历史上再也无法列出一场战役与马拉松战和萨拉米斯战乃至阿里西亚（Aricia）战和洛丁平原之战（Raudine）媲美，即便在兴盛时期也无法团结一致打败马西利亚，如今步入迟暮之年的它，如何能抵御如此强大的敌人？

有关日耳曼侵略的罗马政策

凯尔特人若单靠自身力量，必然不是日耳曼人的对手，而愈是如此，罗马人则愈应该小心关注两民族间纠纷的事态发展。虽然由此引发的运动并未直接影响到人民，但却关系到他们最切身的利益，他们自然挂心。由此我们不难知晓，凯尔特民族的对外关系可迅速对其内部情形产生永久的影响。正如希腊斯巴达一派联合波斯人进攻雅典那般，罗马人自初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北边，就一直在埃杜维部落的帮助下与阿维尔尼部落争夺霸权，后者在当时的凯尔特南部占据统治地位。而正是因为这些“罗马民族新哥们”的鼎力相助，罗马人不仅攻下阿洛布罗基，占领了阿维尔尼部落的大片散落领土，并且在高卢还未被殖民之时，凭借自身的势力将阿维尔尼部落的霸主地位交到埃杜维部落手中。但希腊民族所遭受的威胁只来自一方，凯尔特人则需要同时面对大量仇敌来犯。当然，他们可以联合其中一方对抗另一方，并且如果凯尔特中的某一派依附于罗马人，他们的对手必然会联合日耳曼人形成对抗之势。

而这对于贝尔格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了。他们与横渡莱茵河而来的日耳曼人为邻，彼此在许多方面来往日益密切。此外，或许由于文明程度较低，这让他们觉得本民族与外来民族苏维汇人的关系，就像文明程度较高的阿洛布罗基人与赫尔维蒂人那般亲近。如上所述，凯尔特南部的塞夸尼部落可谓规模庞大，是反罗马一派势力的领袖，面对罗马人赤裸裸的威胁，他们完全有理由号召所有日耳曼人来对抗罗马人。元老院无所作为，一切迹象都表明一场新的革命蓄势待发，凯尔特人目睹着这一切，认为这个时候正是铲除罗马势力的最佳时机，尤其有利于打击依附于罗马的埃杜维部。埃杜维部与塞夸尼部以索恩河（Saone）为界，两部落曾因渡河税问题发生决裂，大约在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日耳曼君主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以塞夸尼雇佣兵队长的身份，率领约一万五千名武装人员横渡莱茵河。

阿里奥维斯图斯来到莱茵河中游地区

这场战争持续了许多年，双方各有胜负。总的看来，结局对埃杜维部不利，他们的领袖埃波雷多里克斯（Eporedorix）在最后关头动员所有属下，率领一大队精兵向日耳曼人发起猛攻。但日耳曼人拒不迎战，藏身于沼泽地与森林一带。时间久了，各部落疲于等待，逐渐解散，这时日耳曼人才回到空旷地带，于是阿里奥维斯图斯在阿德玛格托布力甲（Admagetobriga）发起强攻，结果埃杜维部骑兵中的精锐全部战死。由于战败，埃杜维人不得不服从战胜方提出的条款媾和，被迫放弃霸权，并承诺连同所有属下一起归于塞夸尼部落；同时，他们需向塞夸尼部（更准确地说是阿里奥维斯图斯本人）交纳贡物，并交出最高贵族的孩子作为人质；最后，他们需立誓永不索还人质，并永不向罗马人寻求介入帮助。

罗马人的不作为

大约到了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11]，两部落之间才恢复和平。而基于本民族的荣誉和利益，罗马人当然不愿看到这一点。埃杜维一位贵族狄维提亚库斯（Divitiacus），作为该部落亲罗马派的领袖遭到族人驱逐，因此他亲赴罗马央求罗马人介入。此外。有一事更需大家提高警惕，那便是在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阿洛布罗基部发动了一场叛乱。阿洛布罗基部与塞夸尼部为邻，它的叛变无疑与上述事件有关。事实上，罗马人曾派遣高卢省长的职员赴埃杜维部，一同商议派执政官和随行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但这类事务的决定权仍在于元老院，元老院对此最终还是空话多于实干。罗马人最终用武力平定了阿洛布罗基部的叛乱，但就埃杜维部而言，罗马人不仅毫无作为，甚至在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将阿里奥维斯图斯列入亲罗马一派君主的名录中[12]。

日耳曼帝国在高卢建成

如此，这位日耳曼军事领袖自然认为罗马人意图放弃其所占的凯尔特土地，于是打算在此定居，日后在高卢土地上建立一个日耳曼公国。他所率部下本就不少，之后应他的号召从家乡陆续赶来了更多的人，截至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渡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约计十二万人。这一场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有如江河之水，一旦水闸打开便向美丽的西部奔泻而去。而阿里奥维斯图斯的目的，便是带领这一大群人定居此地，为日后统治高卢奠定基础。至于他在莱茵河左岸创立的日耳曼定居地规模如何，我们无法定论，但那必然是一片广阔的区域，以支撑他那更为宏远的计划。在他看来，凯尔特民族完全没有自主权，各部落间毫无差异可言。原本他作为塞夸尼部雇佣的将军渡过莱茵河，如今即便是塞夸尼部也如他手下败将一般，不得不割让三分之一的领土给他，供其与部下长期居住，而这块土地大概就是后来特利波契人（Triboci）居住的阿尔萨斯（Alsace）北部地区。不过这仿佛还不够，随后哈鲁德部（Harudes）赶来，阿里奥维斯图斯又替他们向塞夸尼部索要了三分之一领土。如此看来，他立志像马其顿的菲利普国王那般统治高卢，所有亲日耳曼和依附于日耳曼人的凯尔特人，都必须臣服于他。

赫尔维蒂部入侵高卢腹地

这位野心勃勃的日耳曼君主带着危险一步步逼近，罗马人本就担忧不已，又因他背后势力庞大，愈发显得来势汹汹。乌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原本住在莱茵河右岸，专横独断的苏维汇人不断侵犯他们的领土，他们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于是赶在恺撒到达高卢（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之前便离开了旧居，去往莱茵河口附近另觅新居。他们已从门奈比人（Menapii）手中夺回了右岸本属于自己的领土，可以预见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占领左岸。此外，苏维汇部派出的军队集结在科隆（Cologne）和美因兹（Mainz）两地之间，威胁要突袭对岸的特雷维里部。再者，位于凯尔特最东部的赫尔维蒂部尽管兵力充足，骁勇善战，却日益遭受日耳曼人的侵扰。除此之外，由于他们从丢掉的领土重回莱茵河北岸定居，可能会引发人口过剩问题。又因阿里奥维斯图斯移居塞夸尼部落领域内，赫尔维蒂部面临着与同胞完全隔绝的危险。于是，他们孤注一掷，自愿撤离自己的领土将它送给日耳曼人，转而在侏罗山（Jura）西面寻找面积更广阔、土壤更肥沃的新居所，若有可能，一并夺取高卢腹地的霸权。昔日辛布里部入侵时，赫尔维蒂的几个部落已构思出这种计划，只是在等候机会实施。同样，劳拉契人（Rauraci）的领土（巴塞尔和南阿尔萨斯）也受到了威胁，并且波伊部落残余早期便由于日耳曼人的缘故背井离乡，如今居无定所，到处流浪。于是这两个部落以及其他一些小部落也加入到赫尔维蒂部的计划中来。早在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他们的快速部队便越过侏罗山，千里迢迢来到罗马省。无需多久，整支军队就会发起攻势。在康斯坦茨湖（Constance）和日内瓦湖之间有一片重要区域，而当地防守军早已逃之夭夭，于是日耳曼军浩浩荡荡入驻此地。从莱茵河到大西洋，日耳曼部落从未停下前进的步伐，使得莱茵河全线区域无不感受危险逼近。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联想到，之后恺撒帝国在一片风雨飘摇中应付阿勒曼尼和法兰克两部落联合攻势的场景。而就在当时，他们似乎就像用五百年后有效抵御罗马人的策略来对付凯尔特人。

恺撒去往高卢组建军队

面对这样的局面，新任省长盖乌斯·恺撒在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春天来到高卢统治的纳博地区。原本恺撒的统治区域只包括高卢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南部、伊斯特利亚半岛（Istria）和达尔马提亚地区（Dalmatia），后经元老院颁布的法令新增了纳博地区。一开始，他的任期仅有五年（至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之后在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确认延任五年（至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他有权任命十名与省长同级的副职官员，且可以任意招募管辖范围内公民以扩充军团规模或组建新的军团，其中尤以高卢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南部人口居多。而在这两省所招募的士兵中，单就常备步兵而言，包含四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军团，即第七、八、九和十号兵团，人数总计将近24000人，此外通常属国还会加派军队支援。骑兵和轻武装部队也颇有特色，不仅有来自西班牙的骑兵，还有来自努米底亚（Numidian）、克里特岛（Cretan）和巴里亚利群岛（Balearic）的弓箭手和投石兵。恺撒的部下都是首都民主一派中的精英，其中不乏年轻的纨绔贵族和精明能干的官员，如恺撒政界老盟友的幼子普布利乌斯·克拉苏（Publius Crassus）以及跟随民主派领袖从古罗马广场辗转到战场的忠实副官提图斯·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恺撒并未接受到任何确切的指令，作为一位眼光锐利、富有胆识的军事家，眼下的情形就是他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人们必须设法挽回元老院因疏忽所犯下的过错，而阻止日耳曼移民狂潮则是其中的首要之举。

赫尔维蒂部撤退

就在此时，赫尔维蒂部入侵。此举与日耳曼人脱不了干系，并且蓄谋已久。一方面，他们不愿将身后的旧居拱手让与日耳曼人，一方面也是为了阻断自己的退路，赫尔维蒂部烧毁了所有城镇村庄。长串的马车载着妇女、儿童以及最值钱的家当，从四面八方赶到日内瓦附近的莱蒙湖（Leman lake），和盟友约定这一年3月28日[13]在此地汇合。依据他们估算，这波人马共计368000人，其中能上战场的约占四分之一。由于侏罗山脉位于莱茵河与罗纳河之间，蜿蜒数百公里，几乎对赫尔维蒂部的领土形成包围之势，仅留下西部一个缺口，山中小径适于设防，却不利于上述这类车队通行，所以诸位首领决定先向南绕道，而后在侏罗山西南最高点与萨沃伊山脉之间（今埃克吕斯堡附近）找到罗纳河的峡口，在那里开辟一条往西的道路。但在罗纳河左岸，山体距河流太近，只剩一条狭窄的山路并且随时都有落石堵塞的危险，而该片区域恰好属塞夸尼部管辖，他们必然不会轻易放行。于是赫尔维蒂部宁愿从罗纳河峡口上游渡河，绕到阿洛布罗基侧左岸，计划沿罗纳河下游走到平原地带再回到右岸，而后整装前往高卢西部的平原地区，这片区域上有一个名叫圣东尼的部落（即圣东日，位于夏朗特河河谷），濒临大西洋且土壤肥沃，于是流浪者们纷纷选择在此定居。整支队伍在经过罗纳河左岸时，必然要穿过罗马领土，而恺撒并不愿默许赫尔维蒂部在高卢西部定居，因而坚决阻止他们通行。

不过恺撒手下虽握有四个兵团，但其中三个都远远驻扎在阿奎莱亚（Aquileia）。罗纳河自日内瓦的莱蒙湖至峡口全长超过十四英里，即便他急忙召集阿尔卑斯以北省份的民兵，仅靠这么一点民兵也很难阻挡渡河的数万凯尔特大军。而赫尔维蒂部十分乐意通过和平手段渡河，并借道于阿洛布罗基领土。在与赫尔维蒂一番谈判而没有任何结果后，恺撒需在十五天内拆毁日内瓦的罗纳河桥，并修筑一条长约十九英里的战壕阻止敌人进犯罗纳河南岸。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人们第一次用城墙和壕沟将一个个堡垒串联起来，从而形成保卫帝国边疆的一道屏障，之后就被罗马人大规模应用于战事。赫尔维蒂部企图从不同地方乘船或涉水到达罗纳河彼岸，却不想每条线路都遭到罗马人阻挠，于是他们不得不放弃渡河。

赫尔维蒂部向高卢挺进

另一方面，高卢的反罗马一派希望得到赫尔维蒂部的强力支持，特别是埃杜维部狄维提亚库斯的弟弟杜姆诺里克斯（Dumnorix），前者是部落民族党的领袖，后者是该部落罗马党的领袖，在他们二人的帮助下赫尔维蒂部才得以穿过侏罗山关隘和塞夸尼部领土。罗马人想要阻止，却苦于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而赫尔维蒂部此次远征虽无关罗马领土形式上的完整，但危及到他们的许多重大利益。只有当恺撒不像以往所有元老院任命的省长甚至马略（Marius）那般，不局限于镇守边疆的分内之事，而是率领一支大军跨越既定的疆界，才能保障这些利益。恺撒深知自己不属于元老院，而属于整个民族，因此他毫不犹豫。他迅速亲自从日内瓦赶往意大利，凭借自身极高的处事效率，将驻扎在那里的三个兵团和新增的两个扩充兵团带回。

赫尔维蒂战役

他将这些兵团与驻扎在日内瓦的兵团进行整编，而后率领所有军队渡过罗纳河。他在埃杜维领土上的意外露面，让当地罗马党立马恢复了政权，这对日后保障充足的战备物资意义十分重大。他观察到赫尔维蒂人远渡索恩河，经塞夸尼部领土进入埃杜维，而仍留在索恩河左岸的那部分人，尤其是蒂戈林（Tigorini）兵团，都被快速行进的罗马人抓获歼灭了。但这时远征军的主力已成功抵达罗纳河右岸，恺撒只得拼命追赶，赫尔维蒂庞大的主力军队二十天都未能完成的渡河任务，恺撒仅用了二十四小时便成功了。罗马军队既已渡河，赫尔维蒂部便无法继续往西行进，只能转而向北。他们必然认为恺撒不敢深入高卢腹地继续追赶，同时构思出一个新的计划，就是若恺撒放弃追赶，他们便再绕回原定目的地。在之后的十五天里，罗马军队一直偷偷追随其后，时刻保持约四英里的距离，希望待时机成熟且胜率较大时袭击赫尔维蒂部，并一举歼灭。但这一时机迟迟没有到来，虽然赫尔维蒂车队行进缓慢，但其首领深谙如何应对偷袭，不仅粮食供应充足，而且通过暗中观察将罗马军营内部事务调查得一清二楚。

相反，罗马军队一开始就面临战备物资短缺问题，尤其是在赫尔维蒂部撤离索恩河、一切河道运输线路被斩断之后。埃杜维部曾许诺的物资供应迟迟不来，这才造成了这一困难局面，而两方军队仍在各自领土四处走动，则更引起罗马人的怀疑。此外，罗马这支约四千骑的骑兵大队极不可靠，因整支队伍几乎都是凯尔特骑兵，尤以罗马众所周知的仇敌——杜姆诺里克斯所率的埃杜维私家骑兵居多，而对收留他们的恺撒而言，与其说他们是士兵，更不如说是人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之所以败给实力薄弱的赫尔维蒂骑兵，皆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因为罗马阵营中的一切信息都是他们传达给敌军的。恺撒的地位岌岌可危，他面临的困难不言自明，埃杜维部不仅与罗马曾公开结盟，甚至还出于某种特殊利益支持罗马，凯尔特爱国人士对此能有何作为？若罗马军队不惧怕一步步深入这片骚动不断的土地，日益远离与外界的联系，又会产生何种后果？军队恰巧刚刚经过埃杜维部首都比布拉克特（Bibracte，又称欧坦［Autun］），还未走远，这时恺撒决定先用武力攻下这块重地，再继续进军内地。由此可见，他的实际意图很可能是完全放弃追赶，改而占领比布拉克特。不过当他放弃追赶而转攻比布拉克特时，赫尔维蒂部便以为这是罗马人准备逃窜之举，于是立马发动攻势。

比布拉克特战役

此举正中恺撒下怀。双方军队沿两条平行山脉排兵布阵，凯尔特人率先发动攻势，力挫进入平原地带的罗马骑兵，猛冲向驻守在山坡上的罗马兵团。不过在那里，他们遭到恺撒老兵的顽强抵抗，只得撤退。于是罗马军队乘胜而下来到平原，凯尔特军队再次进攻，同时预留了一小支部队从侧面进攻，形成夹击之势。而罗马军队也派出预备军从侧面迎战这一小支凯尔特军，迫使他们脱离主力部队逃到行李和车队营地，并一举歼灭之。最终，赫尔维蒂军的主力部队节节败退，不得不向东撤退——这恰恰与远征军前行的方向完全相反。经此一战，赫尔维蒂部在大西洋沿岸建立新定居地的计划成为泡影，只能听凭战胜方处置。

对战胜方而言，这同样是场恶战。恺撒当然不能完全信任他的下属官员。战争一开始，他便将所有官员的马匹送走，以便明确他们坚守阵地的职责。事实上，若罗马军队战败，他们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原本罗马士兵早已疲惫不堪，无法全力追赶逃兵，但由于恺撒宣称一切帮助赫尔维蒂部的人都将被视为罗马的仇敌，并将以对付赫尔维蒂人的手段对付他们。因而逃兵所到之处，尤其是林贡斯人（Lingones）所在部落（在朗格勒附近），无人愿意伸出援手。赫尔维蒂人没了粮食和行李，又带着大批不能作战的随营人员，走投无路，最终只得向罗马将军投降。

赫尔维蒂人被遣送回原居住地

相较而言，战败者尚算得到宽待。埃杜维部奉命让无家可归的波伊人住在他们境内，在那几个势力强大的凯尔特部落中，战败敌人所在的居住地其地位与罗马殖民地无异。战后赫尔维蒂部和劳拉契部的幸存者约占参战人数的三分之一，自然被遣送回原来的部落据点。之后，这些据点被并入罗马行省，罗马一方提出丰厚的条件希望与当地居民结盟。如此一来，他们便能代罗马人保卫莱茵河上游一带，抵御日耳曼人的入侵。在所有赫尔维蒂部落中，仅西南角上的一个部落属于罗马的直属领土，之后在美丽的莱蒙河河岸，古老的凯尔特城镇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今尼永［Nyon］）变成罗马边境上的一座堡垒，又称“恺撒的骑士殖民地”（Julian equestrian colony）[14]。

恺撒与阿里奥维斯图斯谈判

因此，莱茵河上游所面临的日耳曼族入侵威胁得以消除，同时凯尔特人中反罗马一派势力也遭到压制。在莱茵河中游一带，日耳曼一族早在多年前就已在此渡河，阿里奥维斯图斯和罗马两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每天都在高卢上演。随着阿里奥维斯图斯势力不断壮大，罗马人也要加快扩充势力，双方关系很快就会走向破裂。对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凯尔特人而言，相较于阿里奥维斯图斯强加于他们的奴隶身份以及未来可能失去自由的风险，服从罗马权威似乎更为稳妥。而至于少数凯尔特人，他们虽对罗马人依旧怀恨在心，却也不得不保持缄默。在高卢中部，众多凯尔特部落效仿罗马举行例会，以凯尔特民族的名义邀罗马将军一同对抗日耳曼人。恺撒同意了。埃杜维部接受了他的建议，不再履行条约向阿里奥维斯图斯缴纳贡物，并要求对方交还人质。而阿里奥维斯图斯以埃杜维违约为由，大举进攻罗马属地，恺撒因而能趁机与他直接进行交涉，除要求交还人质并承诺与埃杜维部维持和平外，特别要求阿里奥维斯图斯保证不再放任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这位日耳曼将军充分相信双方所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所以在回复罗马将军时称，依据战果，高卢北部便为他所有，高卢南部归罗马人所有，他既不妨碍罗马人向阿洛布罗基人征收贡物，那么罗马人也不应阻止他在属地征税。在他之后的秘密提议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未来的国王对罗马境况了如指掌。他提到自己收到罗马城内发出的邀请，请他除掉恺撒，此外他提议若恺撒将高卢北部留赠给他，他将助恺撒夺取意大利政权作为报答。既然凯尔特民族内的党派之争已为他打开了进入高卢的大门，他似乎还期望意大利的党派之争能够巩固他在当地的政权。数百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民族完全意识到权利的平等，而是像这位日耳曼核心部落首领一样，粗鲁傲慢地向罗马人宣告其独立。当那位罗马将军要求他依照属国王子的惯例亲自拜访时，他立刻拒绝了。

阿里奥维斯图斯遇袭战败

这样一来，恺撒势必不再犹豫，立刻发兵进攻阿里奥维斯图斯。当他手下的军队，特别是下属军官，得知即将与在外征战十四年之久的日耳曼军队一决高下时，不禁陷入一片恐慌。大概受到罗马的影响，恺撒军营中士兵道德素质低下，枉顾军纪，不断有人叛逃或发动暴乱。而这位将军声称，如有必要，他将单独率领第十军团向敌军进攻，他不仅知道如何用荣誉说服他们听命于自己，同样知道如何通过军事竞赛让其他军团归于麾下，并以自我斗志激励部下。他并未给他们留下时间深思，而是加快了行军的步伐。所幸的是，他赶在阿里奥维斯图斯之前赶到了塞夸尼部的首都维桑提奥（Vesontio，今贝桑松）。应阿里奥维斯图斯的邀约，两位将军面对面进行了一次协商，不过阿里奥维斯图斯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掩盖他想取恺撒性命的真实动机。

对这两位来自高卢的残暴统治者来说，武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当下的和平只是暂时的。在阿尔塞斯南部的穆尔豪森（Muhlhausen）[15]，由于该地距莱茵河仅五英里，所以两军都在此驻扎且相隔不远。之后阿里奥维斯图斯率手下强兵成功避开罗马军队的耳目，绕到其背后切断了他们与总部的联系以及战备物资运输通道。恺撒希望通过一战解决当前困局，但阿里奥维斯图斯并不应战。身为罗马将军，他别无他法，无奈手头兵力薄弱，他只能效仿日耳曼军之举，派出两支军团绕过正面在日耳曼军营另一侧扎营，以恢复与外界联系，同时预留四支军团驻守旧营。阿里奥维斯图斯眼见罗马人兵力分散，便试图袭击兵力较少的那一处营地，但被罗马军队击退。这场胜仗令恺撒备受鼓舞，他随即率领所有士兵主动进攻，日耳曼军队也排成一列纵队应战，以一部落为一单位，载着行李和妇女的马车紧随队列之后，这进一步加大了逃亡的难度。恺撒亲率罗马右翼军队向敌军发起猛攻，逼得他们四处逃窜，而日耳曼右翼军队也以同样的方式取得胜利。双方各自一胜一败，但从以往与蛮族的战争来看，其胜利都是由后备军力量决定的。这次也不例外，罗马军队凭借后备军的战术，最终战胜了日耳曼后备军。此外，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派出的第三线军队及时赶来支援，恢复了左线战斗力，最终决定了胜局。日耳曼军一路逃窜，罗马军队一直追到莱茵河畔，只有少数人（包括阿里奥维斯图斯在内）成功逃到了彼岸（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

日耳曼人在莱茵河左岸定居

而这场胜利骄傲地向众人宣告，这条意大利战士来此见到的第一条大河，从此将归罗马管辖。莱茵河左岸日耳曼各殖民地的命运落入恺撒之手，作为胜利者他可以摧毁它们，但他没有。邻近的凯尔特部落，如塞夸尼部、李乌契部（Leuci）和梅狄奥马特里契部（Mediomatrici）既不能自卫，也不值得信赖。迁居而来的日耳曼人承诺不仅会成为边境地带勇敢的守卫者，同样会成为罗马更为优秀的属民。由于自身的民族性，他们与凯尔特人互不往来，又因保护新赢得的居住地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便不再与莱茵河对岸的同胞联系。因此，势单力薄的他们只得依附于中央政权。相较于无法信赖的朋友，恺撒处处更善待战败的敌人，在这里也是如此。阿里奥维斯图斯带领日耳曼一族（包括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特利波契人、斯佩尔附近的讷美特斯人以及沃尔姆斯附近的汪基纳内斯人）在莱茵河左岸一带安下家来，恺撒让大家拥有了新的居所，并委托他们保卫莱茵河边境，抵御他们的同胞来犯[16]。过去，莱茵河中游上的特雷维里领土一直饱受苏维汇人威胁，阿里奥维斯图斯战败的消息一传来，苏维汇人便立马向日耳曼的内陆地区撤退，途中遭附近部落袭击，损失惨重。

以莱茵河为界

历经数个世纪，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场战役带来的众多影响。罗马帝国以莱茵河为界，禁止日耳曼人越过半步。高卢丧失了自主权，罗马人一直以来统治着莱茵河南岸地区，而不久前日耳曼人又试图占领该河以北区域。鉴于近来这些事件，高卢不仅将丧失部分主权，甚至要完全沦为罗马帝国的附庸，莱茵河这条天然屏障也将变成一条政治分界线。元老院在其强盛时期尚未停止运作，直至将罗马统治疆域扩张至意大利的疆界——由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形成的天然屏障——以及附近的一些岛屿。而在此基础上，帝国又须不断进行势力扩张，划定新的疆界。政府当局将此事交由命运，他们追求的不过是无须直接驻守疆界，而不是无疆界可以驻守。人们意识到，如今罗马的命运已由一种新的精神和新的势力掌控。

高卢贝尔格军远征

未来大厦的根基已经打下，但若要完成这项大业并让高卢人完全服从罗马的统治，以及让日耳曼人承认莱茵河这一分界线，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固然，从罗马疆界至以北的沙特尔和特瑞维累的高卢中部全境都表示服从新的政权，并且莱茵河上游及中游地带暂时无需担心日耳曼一族来犯，不过高卢中部遭到攻击时，北部各省——无论是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阿尔摩利加部落，还是实力更强的贝尔格联盟，都未受到影响，人们无需向战胜者阿里奥维斯图斯屈服。此外，上文提到贝尔格部与莱茵河畔的日耳曼人来往密切，而位于莱茵河口的日耳曼部落也正准备渡河。因此，在罗那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春，恺撒率军（当时已增至八个军团）攻打贝尔格各部落。贝尔格联盟尚记得五十年前他们同仇敌忾，一同在领土边界英勇抵抗辛布里部并大获全胜的故事，又受到从高卢中部逃亡而来的众多爱国人士的激励，于是派出手下所有强兵，即苏埃西翁国王加尔巴领导的三十万武装兵前往南部边界迎战恺撒。面对外族入侵，唯有强大的雷默部（Remer，位于兰斯［Rheims］附近）认为这是个摆脱邻国苏埃西翁统治的机会，计划像埃杜维部在高卢中部所扮演的角色那般，在北部大干一番。而几乎同一时间，罗马军队和贝尔格军队也来到他们的境内。

埃纳河畔争端　西部部落投降

面对实力是自身六倍的勇猛敌军，恺撒不敢贸然进攻。在埃纳河北端距今蓬塔韦尔（Pontavert，位于兰斯与拉昂［Laon］之间）不远处，他选了一处高原安营扎寨，四面不是河流沼泽地便是城壕堡垒。鉴于地势易守难攻，他主张利用防守策略阻挠贝尔格部渡埃纳河，以切断他们的战备给养。他推测在此重压之下，该联盟会很快土崩瓦解，事实证明他所料不差。加尔巴国王为人正直，处处受人敬仰，但若要在敌军境内掌管三十万大军，他着实无法胜任。眼看着一切毫无进展，粮草即将告罄，引得联盟大军营内将士们纷纷不满，纠纷不断。其中贝洛瓦奇（Bellovaci）部尤为不满，它与苏埃西翁实力相当，本已不满联盟军最高领导权落入他人之手，又听前方传来罗马同盟埃杜维部正准备入侵贝洛瓦奇领土的消息，决意不再耽搁，立即回师。

他们决定退出联盟回家。为了维护各自的名誉，所有部落同一时间订约，大家一同前去支援最先遭袭的部落，但这种不切实际的条约只是以一种蹩脚的方式掩饰联盟的不幸瓦解罢了。这场变故让我们想起罗马纪元792年即公元前38年，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另一件事。正如香巴尼（Champagne）的那场战役，正因为不战而败才愈发体现战况的惨烈。因此，当队伍撤退时，由于指挥失误，导致罗马将军一路像追赶败兵一样穷追不舍，并将最后存留下来的一支小分队歼灭。但这只是那场胜利带来的结果之一。恺撒入侵贝尔格西部时，各部落相继缴械投降，几乎毫无抵抗。不仅实力强劲的苏埃西翁部（位于苏瓦松［Soissons］附近）如此，他们的对手贝洛瓦奇部（位于博韦［Beauvais］附近）和安比亚尼部（Ambiani，在亚眠［Amiens］附近）更是如此。一见到那奇怪的攻城器械，逼近城墙的塔楼，各城镇便纷纷打开城门，而不愿投诚于外来统治者的人们只能逃往海外，去不列颠避难。

与内尔维部争端

但在东部各部落间，人们因此燃起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维洛曼杜伊部（Viromandui，位于阿拉斯［Arras］附近）、阿特雷巴特部（Atrebates，位于圣康坦［St.Quentin］附近）、日耳曼的阿杜亚都契部（位于那慕尔［Namur］附近），尤其是内尔维部（位于埃诺特［Hainault］境内）附属城邦力量强大，其规模不亚于苏埃西翁部和贝洛瓦奇部，更远比他们勇猛，对本民族的情感也更为浓烈。如今，这群人另组建了一个联盟，内部关系更加紧密，将所有的部队都集结在桑布尔河（Sambre）上游地带。由于凯尔特奸细将罗马军队的一切行动一一准确透露给他们，他们对本土情形十分了解。此外这些地区处处都用树围成了高高的路障以抵御大批经常来犯的马贼，所以联军能够轻易掩盖自己的军事行动，在多数情况下避免被罗马军队发现。当罗马人来到距巴维（Bavay）不远的桑布尔河时，军团正忙着在左岸山顶上安营扎寨，而骑兵和轻步兵则在侦察对岸高地。忽然之间，这支哨兵便遭到敌军全力袭击，从山上一路逃到河里。

一刹那间，敌军也过了河，全然不顾死活向左岸高地发起猛攻。正在挖壕沟的军团将士根本来不及将手头上的锄头换成武器，许多战士还未戴上头盔，站在原地就投入了战斗，毫无阵形，毫无计划，毫无章法，陷入一片混战。由于对方攻势太过突然，地面上路障分布错乱，各部队分支之间都失去了联系。而这并未发展成一场正式的战役，反倒引发了一系列毫无关联的争端。拉比努斯率左翼军击败了阿特雷巴特部，并一路追逐将他们赶到对岸。罗马中线分支则把维洛曼杜伊部赶下山坡，将士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撤离了侧面阵地。于是将军本人所在的右翼军，便暴露在敌方的攻击波前，侧翼则遭到兵力更强的内尔维部围攻，甚至搭了一半的营帐也被内尔维军抢占。这两个军团各自将阵形往中间收缩，以对抗敌军在正面和左右两侧的夹击，折损了大半将领和精兵，看似溃不成军，要被敌军撕得粉碎一般。眼见罗马随营人员和盟军已四处逃窜，凯尔特骑兵效仿特里维里部的备用军，全速疾驰而去，以便早日从战场回到家中宣告战胜的喜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将军拿起盾牌亲自上阵，跑到最前线杀敌。他所树立的榜样，他那即便放到现在也能激发斗志的呐喊声，稳住了早已动摇的军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自寻出路，刚刚恢复这一侧两支军团之间的联系，援兵就赶来了。一部分援兵来自罗马的后卫军，彼时已拖着行李到达河岸边的山顶上，这时跑下山来；另一部分援兵来自河对岸，拉比努斯冲向对岸占领敌营后，此时才发现右翼正遭遇危险，于是立刻派出才打了胜仗的第十兵团前来支援。反观内尔维军，不仅与联盟断了联系，又遭到四面夹击。当战争局势转变，罗马人如同胜券在握一般，表现出强烈的英雄气概。身旁同胞纷纷战死，尸体堆积如山，活着的战士踩着同胞的尸体战到了最后一刻。据他们战后统计，这一天参战的六百位元老最后仅三人幸存。

征服贝尔格部

经历了这场战役，内尔维部、阿特雷巴特部和维洛曼杜伊部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服从罗马帝国的统治。阿杜亚都契部的军队姗姗来迟，来不及参加桑布尔河上的战事，却仍想坚守军事重镇（位于马斯河附近的法利兹山［Mount Falhize］上，距于伊［Huy］不远）的这片土地，但没坚持多久便投降了。投降之后，他们竟敢趁夜突袭该城镇前的罗马军营，不过并未成功。而他们的背信弃义，也遭到了罗马人的残忍报复。阿杜亚都契部原本的附属城邦，有位于马斯河和莱茵河之间的艾普龙（Eburon）和附近一些规模较小的部落，如今罗马宣告这些城邦独立，同时将所有被俘的阿杜亚都契人进行拍卖，所得钱财均用来扩充国库。而对于其他投诚的部落，恺撒则要求全面裁军并遣送人质。自然，雷米成为贝尔格的领导部落，就如同埃杜维在高卢中部的地位那般。甚至在高卢中部有一些部落由于与埃杜维部不和，宁愿成为雷米部的藩属。只有远在海边的莫里尼部（位于阿图瓦地区［Artois］）和门奈比部（位于佛兰德斯［Flanders］和布拉班特［Brabant］附近），以及斯海尔德河和莱茵河之间日耳曼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此时还未遭到罗马军入侵，享受着自古以来的宝贵自由。

讨代沿海部落　威尼蒂战争

如今依次轮到阿雷摩利加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秋，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奉命率一支罗马军到达对岸。鉴于威尼蒂人当时不仅拥有如今的莫尔比昂海港，还组建了一支豪华舰队，其航海业和商业在凯尔特众部落中都居于首位，于是克拉苏劝诱该部落以及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所有的沿海区域人民向罗马政权屈服，上交人质。但没过多久他们便反悔了。次年冬天（罗马纪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罗马官员来这一带征收粮食，威尼蒂人竟以抵偿人质为由将他们扣留。很快，不仅是阿雷摩利加部落，还有仍保持独立的贝尔格各沿海部落都纷纷效仿这一做法。而在共同理事会拒不加入叛乱的地方，如诺曼底的某些部落，人们会处死叛乱者，并以加倍的热情投身民族事业。自卢瓦尔河至莱茵河口的整条海岸都奋起反抗罗马军，来自各个凯尔特部落的最坚定的爱国人士迅速赶到那里参加解放大业。无论是整个贝尔格联盟的叛乱、不列颠军队的支援还是渡莱茵河赶来的日耳曼军，一切都在罗马人的预料之中。

恺撒派拉比努斯率领所有骑兵去往莱茵河，目的是制止贝尔格省的骚乱，若有必要，可以阻止日耳曼军渡河。而他的另一位副将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宾努斯，则率三个军团来到诺曼底，因为叛军的主力就在这里。不过叛党的真正中心当属实力强劲又颇具智慧的威尼蒂人，同时他们也是水陆两路攻势的主要目标。德奇姆斯·布鲁图斯也是恺撒的副将，他的任务是率领罗马舰队进攻，该舰队一部分是凯尔特部落的战船，一部分是在卢瓦尔河上仓促造成的罗马战船，由纳博省的桨手驾驶。恺撒本人则率步兵精锐进入威尼蒂领土境内。但当地人早有防备，他们不仅熟悉布列塔尼地形，而且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一切情形对他们都十分有利，他们十分巧妙地坚决利用了这一点。该地区山势复杂，粮食产量少，城镇大多坐落在悬崖和峡谷地带，若想从大陆来到此地必须经过浅滩，而浅滩又难以跨越。由陆路而来的军队面临粮食运输和攻城两大困难，而凯尔特人通过船只能轻易往城镇内运输一切必需品，对他们而言，最糟糕的情形不过是弃城而逃。罗马军团费尽时间和精力围攻威尼蒂的各个城镇，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胜利的灿烂果实最终被敌军的船只运走。

罗马与威尼蒂的海战　沿海部落投降

之后罗马舰队遇到风暴，在卢瓦尔河口滞留了许久，才终于来到布列塔尼沿海岸，决意用一场海战来决定此战的胜负。凯尔特人深知其在海上占有优势，派出舰队对抗布鲁图斯所率的罗马舰队。凯尔特舰队共计二百二十艘船，远多于罗马舰队的船只数量，并且他们的帆船船身高、吨位重，比船身低、吨位轻、龙骨锋利的罗马桨船更能应对大西洋的汹涌波涛。罗马军的投射器和登船搭桥够不到敌军舰队的高甲板，船头铁喙撞击到坚硬的橡木板，无力地弹了回来。凯尔特舰队的船桁与桅杆之间皆有绳索固定，一旦罗马船员将镰刀系在长竹竿的一头切断了绳索，船桁和船帆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正因为凯尔特船员不知如何尽快修补船的破口，这船便像折了桅杆一般，已是废船。罗马众多小船联合攻击，轻易便能夺取敌军一艘残破的大船。当高卢人识破这一诡计的时候，还在海岸与罗马军交战的他们立即动身试图驶回大海中央，以便摆脱罗马舰队追击。

不幸的是，恰逢海上无风，这支配备了沿海部落所有兵力装备的大型舰队来不及逃脱，几乎遭到罗马军全歼。据记载，这是大西洋海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海战，它与二百年前的米莱（Mylae）海战颇为相似，尽管两次都面临极其不利的环境，罗马军都能在危急时刻依靠一次创举幸运地夺取胜利。随着布鲁图斯取胜，威尼蒂部和整个布列塔尼投降。恺撒曾屡次宽待凯尔特战败者，如今却用最残忍的手段对待这些顽强抵抗的人，旨在让凯尔特民族有所畏惧，而不再违背条约和拘捕罗马官吏。他下令处死共同理事会的所有人员，并将威尼蒂部落一人不剩全卖作奴隶。

正因为这悲惨的命运，以及他们表现出的智慧和民族情谊，威尼蒂人比其他任何凯尔特部族都更应该得到后世的同情。同时，沿海各部落将征兵在英吉利海峡（the Channel）附近集结，想到恺撒去年在埃纳河上征服了贝尔格的征兵，萨宾努斯决定沿用他的战术。他一开始便摆出防守型姿态，直到敌军失去耐心、粮饷供应不足，这时他设计迷惑敌军，使对方相信罗马方军心不稳、兵力不足，充分利用敌军的急躁心态引他们贸然攻打罗马军营，从而将其击败。如此一来，招募来的民兵自行解散，远至塞纳河畔的大片国土都归顺了罗马。

远征莫里尼部与门奈比部

此时，仅剩莫里尼部和门奈比部拒不服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为强迫他们屈服，恺撒来到了这两部落的边境。而鉴于本国同胞以往的经验，恺撒并未在他们的边境地带迎战，而是明智地退入到从阿登高地到日耳曼海绵延数千里的丛林之中。罗马人企图用斧头开辟一条道路穿过丛林，用砍下的林木排列在两旁，作为抵御敌军进攻的路障。但即便是如此勇猛的恺撒，艰难行军数日后也建议下令退兵，尤其当时已濒临冬季。尽管他已降服了小部分莫里尼人，但对于强大的门奈比部，却还未能造成任何影响。次年（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恺撒驻守在不列颠时，再次派出大批军队攻打这些部落，但这次远征大体又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经历了以往的这些战役，高卢几乎完全接受了罗马的统治。既然高卢中部已放弃抵抗承认罗马的权威，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以及次年的两场战役中，贝尔格部和沿海各部落在武力的胁迫下，也依次承认了罗马的统治权。凯尔特的爱国志士抱着热切的希望发动战争，眼看着希望一个个破灭，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却都未赶来支援。但在贝尔格，一旦拉比努斯出现，就足以阻止去年的那场战役再度上演。

瓦莱部与意大利之间开辟新的道路

恺撒用武力统一罗马西部的同时，也不忘为新征服的土地开辟交通，一面连接意大利本土，一面连接西班牙各省，实际意在填补意大利与西班牙领土之间的大片空缺。无疑，正因为庞培在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修建了一条跨热内夫尔山（Mont Genevre）的军用道路，高卢与意大利两地的交通才大为改善。但自整个高卢被罗马征服之后，便需有一条道路由波河流域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山脊，相比于以往向西的行军路线，这条道路能大大缩短意大利到高卢中部的距离。已有的那条越过大圣伯纳山口（Great St.Bernard）、进入瓦莱、沿日内瓦湖的道路，长久以来一直为商人服务，恺撒为了控制它，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秋便命令塞尔维乌斯·加尔巴占领了奥克托杜鲁姆（Octodurum，又称马蒂尼［Martigny］），并征服瓦莱的居民。当然，无论山民如何英勇抵抗都改变不了这一结果，至多只能推迟它的产生。

开辟通往西班牙的道路

此外，为了与西班牙取得联系，恺撒于次年（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派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前往阿奎塔尼亚，强迫居住在那里的各伊比利亚部落承认罗马的统治权。此番任务可谓困难重重。伊比利亚人比凯尔特人更为团结，同时比他们更懂得向敌人学习。比利牛斯山外的部落，尤其是骁勇善战的坎塔布里部都派兵前来支援身处危险中的同胞。此外，一批在塞多留领导下受过罗马式训练的军官也来到此地，当时阿奎塔尼亚的征兵在数量上已十分可观，并且个个英勇无畏，军官的职责便是尽可能向他们传授罗马战术，尤其是扎营技术。不过在恺撒的指导下，士兵们克服了一切困难。在取得几次毫无争议的胜利后，自加伦河至比利牛斯山附近的人民相继臣服于这位新主人。

日耳曼人再次越过莱茵河边界　乌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

恺撒原定的目标之一便是平定高卢，除去几乎可忽略不计的几点外，他运用武力手段大体实现了这一点。但他的另一职责离圆满完成还相距甚远，到此时为止，日耳曼人虽然被迫但仍未能全面承认以莱茵河为界。甚至在当时，即罗马纪元698—699年即公元前56—前55年的冬天，日耳曼人趁罗马人还未抵达该河下游地带，便在此处再次越界。上文已述，日耳曼的乌斯佩特和滕克特里两部落曾企图跨越门奈比部境内的莱茵河段，最终以假装撤退瞒过敌人的戒备，乘门奈比的船只成功渡河。据说这次渡河人数众多，两部落中绝大多数人都参与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共计四十三万人。表面上，他们仍待在奈梅亨（Nimeguen）和克利夫斯（Cleves）地区，但据说应凯尔特爱国派的邀请，他们意图进入高卢内陆地区，并且他们的骑兵队已完成对特雷维里边境的侦察，可见传闻不虚。

但当恺撒率军来到对岸时，这些饱尝艰辛的移民似乎不愿再起冲突，相反宁愿接受罗马人给予的土地，在他们的统治下安心耕作。当双方就此事协商时，这位罗马将军心中生疑，担心日耳曼人只是在争取时间等待派出的骑兵队归来。至于这种怀疑是否确有根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敌军不顾双方停战的实际情况攻打罗马的先头部队，这让恺撒确信了自己的怀疑，又因损失惨重而暴怒，因而他自信有权无视一切国际法律。次日早晨，日耳曼君王和元老来到罗马军营致歉，称对此次进攻毫不知情，不料却被罗马人控制。日耳曼民众并未预见此次争端，又失去了自己的领袖，就在这时突然遭到罗马军的袭击。与其说这是一场战争，更不如说是一场搜捕。可怜的日耳曼人即便逃过了罗马士兵手中的刀剑，也都淹死在莱茵河中，只有突袭时恰好被派出去执行任务的小分队逃过了这场大屠杀，并横渡莱茵河而归。于是，河畔的苏刚布里人（Sugambri）在本部领土中为他们提供了容身之所，似乎就在利珀河上。而恺撒对日耳曼移民的所作所为引来元老们一致强烈谴责，但无论此举如何不可原谅，面对恺撒的威慑，日耳曼一族已是断然不敢再逾越半步了。

恺撒来到莱茵河右岸

然而恺撒认为应当再进一步，率军团跨过莱茵河，并与该河以外的地区一直保持联系。这一时期，日耳曼一族虽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却未形成一个民族该有的团结。同时出于一些别的原因，日耳曼内部产生了政治纠纷，其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凯尔特部族。作为日耳曼文明程度最高的部落，乌比部（生活在锡格河［Sieg］和兰河［Lahn］流域）近来被迫向内陆强大的苏维汇部屈服，并向其纳贡，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他们便派出使节请求恺撒还他们自由，希望能像高卢人那般摆脱苏维汇的统治。这一请求显然会给恺撒带来一系列麻烦，他并不想许下任何承诺，但若要阻止日耳曼军再次出现在莱茵河，他似乎应当率领军队到河的对岸，至少展示一下战斗实力。这样一来，苏刚布里部也有正当理由保护逃亡的乌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于是，恺撒就在科布伦茨与安德纳赫（Andernach）之间的这片区域，在莱茵河上架起了一座桩桥，率兵团穿过特雷维里领土来到乌比部境内。

恺撒大军所到之处，一些规模较小的部落立刻投降。而苏刚布里部作为恺撒此次远征的主要攻击目标，在与罗马军正面交锋前，便与接受他们庇护的乌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一同退回到内陆地区。同样，强大的苏维汇部（大概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卡蒂部［Chatti］）原本欺压乌比人，如今也立刻撤离乌比部的邻近区域，将没有战斗力的民众安置到安全区域，同时命令一切能参与战斗的男子到部落中心地带集合。面对这一挑战，恺撒既没有理由接受，也不愿接受。他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侦察，一方面是等待时机，借这次越过莱茵河远征和威慑日耳曼人，或至少可以威慑凯尔特人和其在国内的同胞，现在这两个目的已基本实现。在莱茵河右岸停留了十八天之后，恺撒率部再次回到高卢，并拆毁了身后的那座桥（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

远征不列颠

不列颠岛上的凯尔特人仍未离开那里。鉴于他们与大陆凯尔特人尤其与沿海各部落关系密切，我们可以设想，他们至少对民族中的抵抗力量抱有同情。若他们不向爱国派提供武力援助，无论如何都会在这四面环海的岛上，为所有逃离故土的人提供一个避难所。这其中当然暗藏着某种危险，即便当时人们无法察觉，未来的某一天也会暴露出来。若罗马军放弃征服这座岛，也要以攻为守，通过登岸让岛上居民知道，他们曾跨过英吉利海峡。作为最早进入布列塔尼的罗马将领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便跨海来到了位于英格兰西南端的“锡岛”（今锡利群岛［Scilly islands］）。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夏，恺撒亲率两支军团从英吉利海峡的最狭窄处穿过[17]。眼见海岸上有大量敌军把守，他便带领船队继续前进。但不列颠战车在陆地上行进与罗马战船在海上航行一样迅速，于是罗马军在每艘战船上安排机器和士兵向海滩投掷炮弹，战士们以此作为掩护，有的乘船，有的蹚水，费尽了全力才得以迎着敌军登岸。当警报声初次响起，最近的一些村落纷纷投降。但岛民很快便意识到，敌军可谓不堪一击，并且不敢远离海岸，于是原本逃往内地的居民又纷纷回来威胁罗马军团。又因暴风雨突如其来，停留在开阔地带的舰队遭受巨大损害。可罗马军竟能击退蛮族的攻击，再将战船稍加修理，赶在恶劣气候来临之前乘船回到高卢海岸，不得不说十分幸运。

此次远征缺乏规划，作战手段不当，恺撒本人对结果十分不满，所以立刻（罗马纪元699—700年即公元前55—前54年冬季）命人组建一支由八百艘战舰组成的运输舰队，于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春再次前往肯特（Kentish）海岸，此番随行的有五个兵团、两千骑兵。这一次，不列颠军队依然在海岸集结迎战，见对方舰队规模如此庞大，他们不战而退。恺撒立刻率兵攻向内地，经历几次胜仗后跨过了斯陶尔河（Stour）。此时，停留在开阔海域的罗马舰队再次遭遇暴风雨，折损一半，即便恺撒内心十分不愿意，这时也只能停止进攻。等到他们将战舰拉上海滩并做好大范围修船的准备时，已经丧失了进攻的最佳时机，这时凯尔特人十分巧妙地抓住了机会。

卡西维拉努斯

卡西维拉努斯君主英勇无畏，小心谨慎，统治着今米德塞斯（Middlesex）及周边地区。过去，他一直是生活在泰晤士河以南那群凯尔特人的心头之患，如今却成为整个凯尔特民族的守护者和拥护者，保卫领土的领袖。他很快发现，单凭凯尔特骑兵难以抵抗罗马军的攻势，而招募来的大批民兵又会给粮食供应造成极大困难，并且难以管理，对阵地防御弊大于利。因此，卡西维拉努斯解散民兵，仅保留战车。他一共召集了四千辆战车，车上的士兵经过训练能够熟练跳下战车并徒步作战，好似罗马最古老的公民骑兵，可应用于两种作战模式。待恺撒再次前来之时，虽然一路畅通无阻，但由于不列颠战车一直行驶在罗马军队的前边和旁边，引得居民全部撤离（由于当地不存在城镇，所以撤离过程十分顺利），罗马军也无法派出支队，粮食供应也遭遇威胁。

行至金斯敦（Kingston）和伦敦北边的布伦特福德（Brentford）之间，罗马军跨过了泰晤士河。他们继续前进，却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将军未打胜仗，战士得不到战利品，唯一取得的成绩便是今埃塞克斯境内的特里诺班特部（Trinobante）归降。但该部之所以选择投降，并非因为畏惧罗马军队，而是他们对卡西维拉努斯抱有深深的敌意。每前进一步，罗马军队面临的危险就增加一分。同时，肯特的诸位君主奉卡西维拉努斯的命令攻打罗马海军军营，尽管未能成功，但意味着一种紧急警告，提醒他们早日回头。在罗马军的猛攻下，不列颠的一座大型木栅轰然倒塌，罗马人趁机劫走了大批牲畜，这才稍稍满足，结束了漫无目的的行军之旅，也为拔军回营找了一个普遍能接受的借口。卡西维拉努斯洞悉一切，并未将敌军逼到绝境，并且答应了恺撒的要求，承诺不再侵扰特里诺班特部，并交纳贡物、交出人质。至于是否交出武器或留下一支驻军，资料并未提及，可见那些所谓的承诺当中，一切与未来相关的部分，双方都未表现出诚意。接到人质后，恺撒回到海军军营，从那里动身返回高卢。看起来他的确想借此机会征服不列颠，但是，一方面由于卡西维拉努斯制定了英明的防守战略，一方面意大利桨船不适用于北海的汹涌波涛，最终这一计划只能搁浅，约定的贡物确实一直没有缴纳。但恺撒的直接目的——使岛民抛弃过去的傲慢心态，居安思危，让他们出于个人利益考虑阻止大陆移民登岛——似乎已然达成，至少我们再也听不到保护大陆移民之类的抱怨。

爱国派的阴谋

抵御日耳曼族入侵和征服大陆凯尔特人这两项任务已经完成，但通常看来，相比于令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永远服从，征服一个自由的民族要容易得多。与其说罗马的侵略，不如说霸权之争导致了凯尔特民族的灭亡，由于胜利后征服者将霸权据为己有，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争霸一事。在同样的压迫下，大家暂时抛开各自的利益，重新燃起了一种民族之情。在拥有自由和民族身份的时候，他们毫不在意，用一场豪赌葬送了它们，而如今一无所有时，他们才充分意识到它们的无限价值，只剩下无尽的懊悔。但是否真的太晚呢？尽管又羞又恼，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拥有超过百万英勇战士的民族，一个自古以来享有好战美名的民族，最终竟屈服于不到五万人的罗马统治。高卢中部联盟未发动攻击便选择投降，贝尔格联盟不过表示一下迎战想法也随之归降。相反，内尔维部和威尼蒂部英勇抗击却走向灭亡，莫里尼部和卡西维拉努斯领导下的不列颠人则凭借智慧成功击退了罗马军团。所有的一切，无论做过的或未做的，失败的或成功的，都激励爱国人士再做出新的尝试，若有可能，他们将寻求更为团结更为成功的做法。

特别是在凯尔特贵族阶层中，处处骚动不安，这种骚动似乎时刻都要喷涌而出，引发一场暴动。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春第二次远征不列颠以前，恺撒认为必须亲自前往特雷维里部，因为该部落自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的内尔维战争中自愿和解以来，便不再出席常规会议，并与莱茵河以外的日耳曼人保持着一种十分可疑的关系。在那个时候，恺撒主张将爱国派中最具声望的男子，如鹰狄马鲁司纳入特雷维里骑兵队带回不列颠，极力无视他们的阴谋，以免采取极端措施激化矛盾，引发暴动。当时埃杜维的杜姆诺里克斯也在去往不列颠的队伍中，名义上他是一位骑兵将领，实质上是一名人质，可他断然拒绝登船反而骑马往家中奔去，恺撒只能将他视为逃兵命人追赶。很快追击分队将其抓获，他拒不配合，死于刀下（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对凯尔特民族而言，杜姆诺里克斯是本族势力最强且最不仰仗罗马的部落中最受尊敬的骑士，竟然被罗马人杀害，这对所有凯尔特贵族都犹如当头一棒。和他们有着类似情感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从这场灾难中预见了各自将来的命运。

叛乱

若凯尔特贵族出于爱国情怀和上述这种绝望的情绪谋反，如今反叛者必会迫于恐慌和自卫而发起攻击。罗马纪元700—701年即公元前54—前53年冬，除驻扎在布列塔尼的一个兵团以及驻扎在动荡的卡尔努特部（位于沙特尔附近）的另一兵团外，整支罗马军队的六个兵团都驻扎于贝尔格境内。由于粮饷不足，恺撒分别在贝洛瓦奇部、安比亚尼部、莫里尼部、内尔维部、雷米部和厄勃隆尼斯部各建了一个营地，较之于以往，各营地间距离更远。其中最东边的固定营地位于厄勃隆尼斯部境内，距阿杜亚图卡（Aduatuca，今通厄伦［Tongern］）不远，并拥有恺撒手下最出色将领——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宾努斯所率的一个兵团，以及猛将卢奇乌斯·奥卢库勒乌斯·科塔（Lucius Aurunculeius Cotta）[18]所率的多个小分队共计半个兵团，可谓是兵力最强的营地。可是却在忽然之间，厄勃隆尼斯部君主安比奥里克斯和卡图沃尔库斯（Catuvolcus）率一大批民兵包围了这座营地。

这次袭击来得太过突然，离开营地的士兵不能及时召回，因而被敌军歼灭。除此之外，罗马人因为粮库充足，当前面临的危险尚不足为虑，并且厄勃隆尼斯部的军队面对罗马堡垒无能为力，只能撤退。这时安比奥里克斯告知罗马军指挥官：所有驻扎在高卢的罗马军营在同一天也遭到了这类袭击，若各军团不立即出发会师，罗马必走向毁灭。同时日耳曼族也从莱茵河外发兵来攻，萨宾努斯更应加快速度。由于安比奥里克斯本人与罗马人历来交好，故承诺放罗马军撤回距离最近的营地（仅两日便可到达），并未派兵追赶。尽管这些史料看似不算虚构，但厄勃隆尼斯只是一个小小的部落，甚至过去还受过罗马人的恩惠，如今却反咬一口实在令人难以信服；且考虑到各军营距离遥远，联络困难，叛党倾尽所有兵力试图对罗马人各个击破，这其中困难不容小觑。尽管如此，出于荣誉和慎重考虑，他们也必然会拒绝敌军提出的条件，坚守上次分配的据点。

在军事会议上，尽管有许多人，甚至包括卢奇乌斯·奥卢库勒乌斯·科塔这样的重要人物在内都赞同这一观点，指挥官却依然决定接受安比奥里克斯的提议，于是罗马军队于次日早晨安全离开。但当他们行至距营地两英里的峡谷处时，突然遭到厄勃隆尼斯人的包围，每一个出口都被封锁了。罗马士兵试图通过武力杀出一条血路，但厄勃隆尼斯人无意近身肉搏，只是不断从各个难攻的据点向大批罗马人发射武器。萨宾努斯不知所措，似乎只有向叛党求和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于是请求与安比奥里克斯商议。安比奥里克斯同意了他的请求，却在见到萨宾努斯和他的随行官员后先卸下他们的武器，然后将其杀害。罗马统帅一死，士兵无不疲惫绝望，于是厄勃隆尼斯的叛军立刻从四面八方攻向罗马阵地，破坏了他们的阵形。大多数罗马士兵，包括之前受伤的科塔都死于这场战役，一小支成功回到过去军营的分队，也在次日夜里自刎而死。最终，这一整支罗马军团全军覆没。

西塞罗遇袭

这场胜利来得太过突然，所有反叛者几乎都不敢想象。凯尔特爱国派因而愈发骚动，罗马人不再信赖除埃杜维部和雷米部以外的任何部落，反叛者却在寻求多地作乱。首先，厄勃隆尼斯乘胜进攻。阿杜亚都契部十分愿意借此机会报复恺撒对他们造成的损失，门奈比部兵力强盛且尚未被征服，于是两部的民兵纷纷加入，大大加强了厄勃隆尼斯部的兵力，所以他们一进入内尔维部境内，内尔维部即刻投降。如此一来，这支军队迅速壮大至六万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内尔维境内的罗马军营前。昆图斯·西塞罗作为当地的统帅，手下兵力不足，处境艰难，特别叛军向罗马人学习了如何建造罗马式城墙和战壕[19]，以及如何铸造龟甲形大盾和活动塔楼。火球和燃烧的长矛如骤雨般落在罗马军营的草顶营房上，被围困的将士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恺撒，后者当时正带着三个兵团在不远处的亚眠境内驻营过冬。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萨宾努斯的死讯，还是西塞罗所面临的困境，恺撒都一无所知，至于高卢当时盛行一种怎样的情绪，这大概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恺撒前去解围　叛乱遭到控制

最终，一名凯尔特骑士潜出西塞罗军营，成功避过敌军的耳目找到恺撒。听说这一惊人消息，恺撒立即出发，随行的两个相对薄弱的兵团共计七千人，另有四百骑兵。按说恺撒领兵逼近的消息，本来足以让叛军停止围攻。可是，叛军面对的现实是，此时西塞罗军营中未受伤的将士已不足十分之一。叛军因此转而攻击恺撒，后者像以往取胜那样故技重施，让敌军再次误判了他的兵力。面对最不利的情况，他们都敢攻打罗马军营，正是凭着这样的勇气，他们因此吃了败仗。由于这场败仗，或者说由于恺撒亲临战场，这场起初夺得先机、传播甚远的叛变遗憾地以停战告终，这实属罕见，也颇具凯尔特民族的特点。内尔维人、门奈比人、阿杜亚都契人和厄勃隆尼斯人只得各自回家。各沿海部落的军队原本已准备攻打驻扎在布列塔尼的罗马军团，这时也各自解散回家。厄勃隆尼斯部作为其强势邻部的附属城邦，多半受到特雷维里部领袖鹰狄马鲁司的引诱才实现了如此成功的一击，于是特雷维里部一听说阿杜亚图卡的败讯，便立即率兵进入雷米部境内，意图进攻由拉比努斯领导驻扎在那里的军团，如今他们也放弃了战斗。恺撒并非不愿将进一步讨伐叛军之事延至来年春天，眼见手下士兵已饱受高卢冬日的严寒之苦，他也不想再让他们外出受罪而放弃。而为了重回战场，他已下令公开招募三十队新兵，以填补那在战争中覆没的十五队之缺。

尽管战争暂时告一段落，这期间叛乱却从未停止。叛军在高卢中部共有两处主要据点，一处覆盖了凯尔尼特部落及相邻的塞龙部落的各个区域，并且后者曾将恺撒任命的部落首领驱逐出境；另一处便是特雷维里部，他们号召所有凯尔特移民和莱茵河以外的日耳曼人参与这场即将爆发的民族战争，并召集全部武力，待春天到来再次率兵进入雷米部领地，消灭拉比努斯的军队，并设法与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上的叛党取得联络。恺撒在高卢中部公开召开会议，这三个部落的代表均未出席，由此便像某些贝尔格部落攻击萨宾努斯和西塞罗营地那般，等于向罗马公开宣战。

叛乱遭到镇压

冬季渐入尾声，见兵力已大幅加强，恺撒率兵出征讨伐叛党。特雷维里部企图集中作乱，却未能成功。罗马军队所到之地，一切骚乱都遭到镇压，公然的叛乱被一个个击破。首先，恺撒亲自上阵将内尔维部击溃，随后塞农部和卡尔努特部也遭遇大败。门奈比作为仅有的一个未被罗马征服的部落，在罗马军队三面合围的攻势下，被迫放弃长久以来享有的自由。同时，拉比努斯也正在为特雷维里部设计同样的命运。一方面由于相邻的日耳曼部落拒绝向他们提供雇佣兵，一方面由于整个计划的灵魂鹰狄马鲁司在与拉比努斯所率骑兵的交锋中阵亡，因而特雷维里人的第一次进攻显得软弱无力。但他们并未就此放弃，而是率领所有征兵站在拉比努斯面前，等候那些随后赶来的日耳曼部队，因为他们此前虽在莱茵河岸征兵受挫，却在日耳曼内陆许多好战的部落中颇受欢迎，尤其招募了许多卡蒂人入伍。

但眼看拉比努斯似要避开他们仓皇而逃，特雷维里人等不及日耳曼部队赶来，即便占据最不利的据点，仍攻击罗马军团不已，结果导致自己完败。待日耳曼军队赶到，战场已打扫完毕，日耳曼人只得折返，特雷维里部除了投降已别无选择，该部落政权因而落入罗马党领袖辛格托里克斯（Cingetorix），即鹰狄马鲁司女婿之手。在恺撒远征门奈比部以及拉比努斯远征特雷维里部之后，罗马全军在特雷维里境内再次会合。为杜绝日耳曼人再次来犯，恺撒再渡莱茵河，以便等待时机痛击这些惹麻烦的邻居。但由于卡蒂人笃信他们曾尝试过的策略，放弃西部边境而选择遥远的腹地——哈茨山脉附近驻守疆土，恺撒见此立刻调头，仅留一支驻军把守莱茵河渡口。

厄勃隆尼斯人遭到打击报复

如此，以上便是一切参与叛乱的部落的相关历史记载，其中厄勃隆尼斯部被略去了，但那段记忆我们一直铭记。恺撒自经历阿杜亚图卡的不幸以来，一直身着丧服。他认为阿杜亚图卡并非光荣战死，而是遭人背叛谋杀，他誓要替他的战士复仇，才脱下丧服。厄勃隆尼斯人孤立无援，悲观消极，坐在营房内眼看着邻近部落纷纷投降，直到特雷维里境内的罗马骑兵途径阿登，进入他们的领土。他们对这种攻势几乎毫无防备，罗马骑兵直接冲进安比奥里克斯家中，差点将他生擒。他费了很大劲，才在随从的舍命掩护下逃入附近的丛林。罗马的十个军团闻讯相继赶来，同一时间周围部落各自收到命令，需协同罗马士兵追捕外逃的厄勃隆尼斯人并洗劫他们的领土。一时间一呼百应，连莱茵河彼岸苏甘布雷的一支骑兵也冒险赶来，对他们而言罗马人与厄勃隆尼斯人无异，昔日阿杜亚图卡一役，他们也曾冒险突袭罗马军营，差一点得手。

厄勃隆尼斯人从而迎来了自己的厄运。尽管他们可藏身于森林与沼泽中，等来的猎人人数却远多过他们这些猎物。许多人不堪忍受而自杀，如白发君主卡图沃尔库斯，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并保留自由身份，而罗马军苦苦追捕的安比奥里克斯恰恰就在其中，他仅带了四名骑兵逃过莱茵河。在惩处了这一侵扰各处的部落之后，其他地方开始针对个人叛国罪进行惩治。宽待罪犯的时节已成为过去，奉罗马总督的命令，罗马执法吏（lictors）将卡尔努特一位德高望重的骑士亚柯（Acco）斩首示众（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自此法西斯式统治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反对党沉寂了，对此不敢言语。同年（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年末，恺撒如往常一般向南越过阿尔卑斯山，以便冬天一过便能就近观察首都日益纷乱的局面。

二次叛乱

然而这次他的如意算盘可就打错了，好比火势得到控制，却未完全熄灭。亚柯的头颅一落，整个凯尔特贵族阶层都震惊不已。此刻，正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机。去年冬天的叛乱之所以失败，显然只是恺撒亲临战场所致，如今他距离甚远，因内战即将爆发而滞留在波河流域，而高卢军队在塞纳河上游集结，与他们令人生畏的领袖分隔两地。若现在高卢中部整体作乱，即便意大利的各种纠纷无法阻止恺撒对高卢的进一步关注，在他重新回到阿尔卑斯山北以前，罗马军团也会被包围，几乎未设防的罗马旧省也将全部沦陷。

卡尔努特部落　阿维尔尼人

高卢中部来自各个部落的反叛者聚集在一起，卡尔努特部因深受亚柯一死的直接影响，自愿作出表率。罗马纪元701—702年即公元前53—前52年冬季的某一天，卡尔努特骑士古特鲁亚图斯（Gutruatus）和康空涅托杜姆努斯（Conconnetodumnus）在凯纳布姆（Cenabum，今奥尔良［Orleans］）发出起义信号，将恰好在那里的罗马人统统处死。一时之间，凯尔特全境民愤难平，骚乱频发，爱国志士纷纷振作起来。而对整个民族影响最深的当属阿维尔尼部的起义，该部落过去在其君主的领导下成立了高卢南部第一个政府，直到因对罗马一战失利而君权没落后，依旧是整个高卢最富裕、文明程度最高、兵力最强的部落之一，政府一贯依附罗马，不可侵犯。即便是现在，爱国派在执政的共同理事会中仍仅占少数席位，他们试图劝诱共同理事会成员加入起义，结果徒劳。因此，爱国派的进攻目标是共同理事会以及现存政治制度，而阿维尔尼部更是在罗马取胜后改革政体，用共同理事会取代君主权威，大概也是受到这类影响。

韦辛格托里克斯

阿维尔尼部爱国派领袖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与其他凯尔特贵族无异，在本部落内外有着近乎君王的声望，且他气宇不凡、智勇双全，乡间居民本就对专政的寡头集团像对罗马人一般仇视，于是他在这时离开首都，号召他们立即恢复阿维尔尼君主政治并向罗马开战。群众争先恐后加入，随着卢埃里乌斯（Luerius）和贝图伊图斯（Betuitus）重回王位，对罗马的民族战争从此打响。该民族过去多次试图摆脱异族的侵扰，都因缺少势力中心而失败，如今这位自命的阿维尔尼王便成为了势力中心。陆地上的凯尔特人敬仰韦辛格托里克斯，就如同岛上的凯尔特人敬仰卡西维拉努斯那般。大家心中坚信，除他之外，无人能拯救这个民族。

叛乱局势蔓延　恺撒现身

叛乱很快蔓延至西部加伦河口至塞纳河口一带，这片区域的所有部落都将韦辛格托里克斯视为最高统帅。若共同理事会从中作梗，群众便逼其加入叛乱，只有少数部落，如比图里吉部，在遭到逼迫后才加入叛乱，不过他们的加入大概只是为了装点门面罢了。叛乱发展至卢瓦尔河上游的东部地区，遇到了阻碍，这里一切都属于埃杜维部，然而该部落的立场却摇摆不定。爱国派在埃杜维拥有非常大的势力，但这种影响无法打消该部落对阿维尔尼部的旧怨。这种情形对叛党极为不利，因为若要拉拢东部各部落势力，如塞夸尼部和赫尔维蒂部，就必须先说服埃杜维部加入，并且通常来说，高卢这部分地区的决定权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叛党为此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他们要劝诱那些仍在犹豫的部落，尤其是埃杜维部加入，另一方面要占领纳博。这时，纳博一位骁勇的罗马领袖卢克特里乌斯（Lucterius）来到这一旧省内的塔恩河畔。这位罗马最高统帅突然在深冬时节来到阿尔卑斯山的这边，让盟友和敌人都始料未及。他迅速作出安排，严守纳博省，此外派出一支军队越过积雪覆盖的塞文山进入阿尔维尼境内。但他不能在纳博久留，因他的军队驻扎在桑斯（Sens）和朗格勒（Langres）两地，若埃杜维部加入高卢联盟，随时可以截断他去往军营的道路。于是，他极其隐蔽地赶赴维也纳，再从那里出发，仅带了少量骑兵穿过埃杜维领土回到军营。叛党决意起义时所抱有的希望已成泡影，意大利依旧平静，恺撒重回军队领兵。

高卢的作战计划

但叛军的下一步计划呢？面对如此情形，用武力决一胜负实属愚笨，因为武力较量胜负已定，无法改变。他们可能会派出凯尔特军队向阿尔卑斯山投石，以求打击罗马兵团，但这必然会牺牲大批士兵的性命，甚至导致多个部落的毁灭。于是，韦辛格托里克斯放弃了这一念头，而是效仿卡西维拉努斯拯救岛上凯尔特人所用的策略。既然罗马步兵坚不可摧，但恺撒手下的骑兵几乎全部来自凯尔特贵族的后备军，随着各地叛乱爆发，骑兵早已解散。叛军大多由贵族组建，他们或许可以发展这一优势，劫掠远近各地，烧毁城镇村落，摧毁仓库，破坏敌军的粮食供应及交通，而敌军对此却无能为力。

因此，韦辛格托里克斯倾尽全力扩充骑兵和步兵中的弓箭手，在当时的作战策略中，这两个兵种通常协同作战。新招募的民兵数量庞大，反而不利于实施作战计划，他并未将他们遣送回家，但也不允许他们上阵杀敌，而是逐渐教授他们修筑壕沟、行军转移以及攻防转换，让他们了解士兵的任务不局限于近身对抗。罗马兵团之所以在战术上占据优势，全赖于其营地的独特设计，使得每支罗马军队都能同时具备攻防优势。因此，韦辛格托里克斯在向敌军学习时，着重研习了罗马式筑营法。

诚然，不列颠城镇稀少，人民粗野果敢，但总的来说十分团结，可对于那样一片土地完全适用的策略，却不能照搬用于卢瓦尔河畔那些富庶地区及其即将面临政治分裂的懒散居民。尽管如此，韦辛格托里克斯至少做到了以下几点：过去他们每城必守，最终一城都未能守住，如今他们更换策略，他们一致赞成赶在敌军来袭之前，将未设防的城镇摧毁，而倾尽全力坚守一些坚固的堡垒。同时，阿维尔尼王竭尽所能让所有人民参与到国家保卫战中，对畏缩不前的给予严厉惩罚，对犹豫不决的耐心劝导，对贪财之人施以黄金，对态度坚决的对手使用武力。至于所有下等人民，他都一视同仁，或强逼或利诱，最终都让他们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争斗之始

波伊人可谓是罗马最可靠的同盟，此前被恺撒安置在埃杜维境内。因此，韦辛格托里克斯在冬季尚未结束之时，便向他们发起了进攻，想要在恺撒赶来前将其同盟彻底消灭。得知这一消息后，恺撒当即决定将行李和两个兵团留在阿格丁库姆（Agedincum，今桑斯［Sens］），向叛党发起进攻。情势危急，他不敢怠慢。由于骑兵和轻步兵兵力不足，他陆续招募了日耳曼佣兵作为备用军，后者所用之马并不是看起来孱弱矮小的品种，而是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马种。因为卡尔努特人曾经公然叛乱，因此恺撒下令劫掠其都城塞纳布姆（Cenabum），并将其烧毁，然后渡过卢瓦尔河来到比图里吉境内。这样一来，韦辛格托里克斯被迫放弃对波伊人的围攻，赶来支援比图里吉。新战术正是在此处得到了第一次试验。在韦辛格托里克斯的命令下，比图里吉城中有二十多处地方付之一炬，恺撒将所到之处的建筑一一摧毁。

恺撒出征阿瓦里库姆

按照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想法，比图里吉繁盛的都城阿瓦里库姆（Avaricum，今布尔日［Bourges］）也应遭到毁坏以坚壁清野。但比图里吉的君长苦苦跪求，军事会议中大多数人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韦辛格托里克斯决定拼尽全力守住此城。因此，战事首先在阿瓦里库姆附近展开。韦辛格托里克斯安排步兵驻扎在附近的沼泽中，敌军难以靠近，因此即使没有骑兵助力，也无需担心罗马人的进攻。凯尔特骑兵截断了一切道路，阻断敌人的联系。城中有重兵压阵，可以同城下的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恺撒处境艰难，诱使凯尔特人步兵作战的计划也没能奏效，后者处于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以逸待劳。尽管罗马士兵努力修建营垒并攻城，但城中之敌同样毫不逊色，总能焚毁对手的攻城器具。同时，要在一片广阔荒芜的区域，冒着对方骑兵不断巡逻的危险，为将近六万士兵提供粮饷也是一个难度极大的任务。波伊人有限的存粮很快消耗一空，埃杜维人许下的补给还没送达，谷物吃光后，士兵只能每日靠定量肉类充饥。但无论守城将士如何拼命抵抗，这座城池不久仍将沦陷。若在敌人占领之前，趁着黑夜悄悄撤兵，然后毁掉该城，还有一线生机。韦辛格托里克斯正是如此打算，但由于撤退时把妇孺安排在队伍后面，其哭喊声引起了罗马人的注意，导致撤退失败。

征服阿瓦里库姆　恺撒分兵

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罗马人攻上城墙，因为痛恨守城士兵的顽强抵抗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他们对于里面的老弱妇孺毫不留情。凯尔特人曾经在这里存放了大量的粮食，正好供罗马士兵充饥。夺下阿瓦里库姆后（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春天），恺撒取得了对叛党的首次胜利。按照以往的经验，他确信叛党势力终会瓦解，之后只需将这些部落逐个击破就大功告成。因此，他立即亲率军队出征埃杜维部，靠着得胜的威势，暂时平息了当地爱国派引发的骚乱，接着再派拉比努斯返回阿格丁库姆，同留守的君主会合。这一次，面对卡尔努特部和塞农部带头叛乱，拉比努斯可以先带四个兵团平定两部落境内的反叛势力，恺撒本人则带着余下的六个兵团南下，前往韦辛格托里克斯的老家阿维尔尼山作战。

拉比努斯出征鲁特西亚

拉比努斯从阿格丁库姆沿着塞纳河左岸前进，意欲夺取鲁特西亚（Lutertia，今巴黎），以此处为据点向别处进攻，后者正是塞纳河上巴黎人（Parisier）所筑之城，处于叛乱的中心。但当他离开梅洛杜努姆（Melodunum，今默伦［Melun］）之后，便发现年迈的卡姆洛格努斯（Camulogenus）已经带着全部的叛军守在沼泽之中，既挡住了他的去路，又无法近身一搏。拉比努斯果断后退，在梅洛杜努姆渡过塞纳河，沿着右岸向上进攻鲁特西亚，中途畅通无阻。卡姆洛格努斯命令部下焚毁此城，拆除通往左岸的桥梁，在拉比努斯对面排兵布阵。这样一来，后者既不能让对方交战，也无法顶着他们的威胁渡河。

恺撒出征日尔戈维亚　围攻战术一无所获

另一方面，罗马军主力沿阿列河（Allier）而下，进入阿维尔尼部落。韦辛格托里克斯想要阻止罗马人到达阿列河左岸，但恺撒成功避开，数日之后便来到阿维尔尼的都城日尔戈维亚（Gergovia）[20]城门前。但是早在韦辛格托里克斯前往阿列河阻击恺撒之前，就已经命人在日尔戈维亚囤积了充足的粮食，又在城墙前方地势陡峭的小山上新修了一座营垒，四面都是坚固的石壁。且因为他行动较早，所以比恺撒先抵达日尔戈维亚，守着坚固的城池静待敌人的攻击。恺撒手头兵力有限，既不能大肆围攻，也无法完全封锁，只能同敌方呈对峙之势，在韦辛格托里克斯占领的山头之下扎营。恺撒一时之间陷入僵局，被迫在塞纳河与阿列河附近停留，这几乎算是叛党的胜利。从最终结果来看，这次停留对恺撒而言也无异于一场败仗。

游移不定的埃杜维人

之前犹豫不决的埃杜维人如今下定决心加入爱国党。恺撒曾调动一队埃杜维士兵前往日尔戈维亚，结果他们中途在将领的指示下，投靠了叛党。同时，埃杜维人开始在本部落内残忍杀害罗马人。恺撒立即带着三分之二的围攻部队应对叛变的部队，结果因为他的突然到来，已叛变的士兵只能表面佯装听从，但这种关系实质脆弱不堪。而为了维持这种关系，之前留守在日尔戈维亚城前的两支部队遭受大难，这代价未免太大。

韦辛格托里克斯果断抓住恺撒离去的机会，趁机攻打驻扎在城前的罗马军，取胜的同时甚至差点攻陷罗马营垒。好在恺撒反应迅速，才避免阿杜亚图卡式惨祸再次发生。埃杜维人虽再次向恺撒投诚，但毫无疑问，只要围攻没有进展，他们肯定会再次叛变，因此恺撒只得放弃围城。若是他们真的叛逃，恺撒和拉比努斯的联系必定遭到截断，后者更会陷入孤立境地，遭到巨大的危险。恺撒定然不会让事态如此发展，虽然既痛心又面临危险，但又非做不可，于是只能中途从日尔戈维亚撤退。撤退后，恺撒必然立即出发攻入埃杜维部，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后者的大规模叛变。

恺撒进攻日尔戈维亚遭遇战败

依照恺撒活泼乐观的天性，他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撤退，所以在此之前，他还想最后一搏，计划用一场精彩的胜利摆脱当下的困境。此时，日尔戈维亚的大部分守军都在修筑防御工事，以为这些地方必然是敌方的必攻之地，而对方却瞅准了这一时机，向另一面较为偏僻且兵力不足的缺口发起进攻。虽然攻城的罗马士兵翻过了城墙，占领了部分城寨，但也因此惊动了不远处的守军，于是恺撒决定停止进攻。他下令退兵，而冲在最前方的士兵由于尝到了胜利的甜头，一味急躁进攻，或忽略或无视了将军的命令，继续向敌军发起冲击，有些人甚至冲入城中。城中守军早已组织大量的士兵进行反击，最前方的罗马士兵很快阵亡，攻城队也被迫停止冲击，百夫长和士兵英勇作战，慷慨就义。罗马军队伤亡惨重，一路败退到山下，好在恺撒驻扎在平原的部队及时支援，才未造成进一步伤亡。他们抱着攻下日尔戈维亚的愿望，结果却遭到迎头痛击，死伤惨重，战士死伤高达700人，其中包括46名百夫长，而相比于整场战役的损失，这点几乎不值一提。

埃杜维部再次爆发叛乱　贝尔格人起义

恺撒依靠战场上的胜利在高卢赢得了令人敬畏的地位，但如今，这胜利光环有些黯然失色。阿瓦利库姆周围的激战，恺撒并不奏效的激将策略，城池的坚壁死守和意外的陷落，都不同于凯尔特民族初期所经历的战争，这种差异也让凯尔特人对于自己领袖的信心有增无减。而且，同鲁特西亚一样，在堡垒之下依靠设防的兵营对抗强敌，这一新战术在日尔戈维亚大获成功。此外，这是恺撒本人在凯尔特人手中吃的第一次败仗，也是凯尔特民族胜利的巅峰，更是第二次叛乱爆发的信号。当下，埃杜维部正式同恺撒分道扬镳，与韦辛格托里克斯结盟。由于之前埃杜维派来的增援部队还在恺撒军中，他们不仅叛逃，而且伺机抢劫了驻扎在卢瓦尔河畔的诺维奥杜努姆军营，劫走了营中所有军需品，包括黄金、武器、大量备用马匹以及人质。与此同时，原本独善其身的贝尔格部如今也开始蠢蠢欲动，实力强大的贝洛瓦奇部也悄然行动，意图趁拉比努斯军队同高卢部落的民兵对峙之时，截断其退路。当时的形势可谓千钧一发，甚至最为果敢、最受优待的凯尔特罗马党人，也纷纷感受到爱国情怀极其强大的感召力，如阿特雷巴特部的首领康米乌斯（Commius），曾因为尽忠职守而受到罗马人的器重，为其部落争取到重要特权，并被授予监管莫里尼部的重权。叛军甚至联络罗马的旧省，期望能够诱使阿洛布罗基部起兵背叛罗马，这也不是毫不可行。许多部落纷纷响应，而只有身处漩涡中心的雷米部及其控制下的苏埃西翁部、李乌契部（Leuci）和林贡斯部保持沉默，远离喧嚣。除此之外，从比利牛斯山至莱茵河的整个凯尔特民族，如今都已经响应号召，捍卫个人与国家的自由。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之前反抗最为积极的日耳曼人如今却毫无动静，甚至特雷维里部也因为同日耳曼人的争斗而缺席了此次自由之战，门奈比部似乎同样如此。

恺撒的作战计划——与拉比努斯结盟

先是在日尔戈维亚败退，又失去了诺维奥杜努姆，如今的罗马人显然正处在生死关头。于是，他们在恺撒的大本营中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对策略。大部分人支持翻越塞文山退往罗马旧省，由于此举面临叛军正面的冲击，所以需要罗马军团的保护。但是如此软弱的应对态度并不合时宜，还可能招致政府的训斥，因此恺撒并未采纳。他下令停止从这些地方征兵，要求他们全力保卫边境。另一方面，他亲自带兵反向行军赶往阿格丁库姆，命令拉比努斯也退往此地。凯尔特人当然不打算让两支军队汇合。拉比努斯曾把其后备兵和辎重留在阿格丁库姆，因而他可以沿塞纳河右岸下行直抵目的地，但他不想此行被凯尔特军发现。于是，他佯装要渡马恩河，最后在敌军的目送下渡过塞纳河，在其左岸同敌军交战，最后得胜，消灭了大量凯尔特士兵，其中就包括统帅老卡姆洛格努斯（Camulogenus）。叛军想将恺撒困在卢瓦尔河上，但未能如愿。恺撒并不打算等待叛军与大部队会合，抓住机会击溃了仅有的埃杜维民兵。由此，罗马两支军队顺利会师。

阿莱西亚的叛党立场

与此同时，叛军也在埃杜维都城比布拉克特商讨下一步的作战策略，会议仍由韦辛格托里克斯主持。由于日尔戈维亚一战的胜利，他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诚然，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有些部落仍旧不甘落寞，在事关民族存亡的斗争中，埃杜维部仍觊觎霸权，想要以部落内另一位领袖取代韦辛格托里克斯的位置。但这一提议遭到全体与会成员否决，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最高统帅地位得以确立，其作战计划继续实施，该计划同他在阿瓦利库姆和日尔戈维亚所采用的策略大同小异。他选择曼杜比伊部的城市阿莱西亚（位于科多尔省［Cote d'Or］的瑟米尔［Semur］附近，今名为阿利兹-圣莱纳［Alise-Sainte Reine］）[21]作为新阵地的中心，又在其城下建了一所设防的兵营。他们在此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和其他补给品，又令日尔戈维亚的军队赶到此处，同时将骑兵扩充至一万五千人。

在阿格丁库姆成功会师后，恺撒立即率全军开赴贝桑松（Besancon），因为叛军的队伍已经抵达塞文山南坡的赫尔维境，威胁罗马行省，为了保护此地免遭侵犯，恺撒也只能如此。此时，向着阿莱西亚进军的部队仍在行军路上，唯一可供韦辛格托里克斯调动的军队便是骑兵。维尔特骑兵在中途伏击了恺撒，但日耳曼新骑兵队又以罗马步兵为后盾，反攻得胜，这结果确实让人大吃一惊。

恺撒来到阿莱西亚　阿莱西亚攻城战

因此，韦辛格托里克斯更是加快了入守阿莱西亚的进程。恺撒的兵力相较之下非常薄弱，而凯尔特军队则驻守在一座防御牢固、粮饷充足的堡垒之下，手握大量身经百战的骑兵。如果恺撒不肯放弃攻势，便只能顶着危险，在一年内第三次以寡敌众。但此前，凯尔特人都是同小部分罗马军团交战，而当下，他们面对的将是恺撒率全军压境。在阿瓦利库姆和日尔戈维亚，韦辛格托里克斯将步兵置于堡垒的保护下，同时充分利用了骑兵的机动性，截断了敌人的交通，而如今这一策略却不起作用。凯尔特骑兵如今败于自己曾经蔑视的敌人，锐气尽失，现在一遇到恺撒的日耳曼骑兵就溃不成军。攻方战线长达约十五公里，覆盖全城以及附近的堡垒。韦辛格托里克斯原本打算在城下交战，但却没料到在阿莱西亚被围，因而补给虽多，却远不够供给八万步兵和一万五千骑兵以及众多城内居民。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设定的战略这次反而害了自己，除非有人前来营救，否则他这次是彻底完了。罗马人包围时，剩余粮食仅够支撑一个多月，到了最后，韦辛格托里克斯决定发挥骑兵的作用，遣散之后命他们传令给各地的领袖人物，请他们召集军队前来支援阿莱西亚。至于自己，他决定为自己的错误决策负责，与城内的居民和部下同生死共命运。但恺撒做了两手准备，一边放任包围，一边绕开敌军主力，在营造包围圈的同时布置外部防御，并囤积了大量粮食。日子一天天过去，城内补给消耗殆尽，他们不得不把城内的居民驱赶出去，这些人在两军之间挣扎，最终惨死。

阿莱西亚解围战

到了最后时刻，恺撒阵线外围终于出现了凯尔特援军的身影，据说共有二十五万步兵和八千骑兵。从英吉利海峡到塞文山，各个叛变部落为了营救民族精英和受人尊敬的将军精锐竭尽全力，只有贝洛瓦奇部以不愿在境外作战为由，拒绝了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求援。第一次战斗发生在三者之间，被困之人和外部援兵商量好双面夹击，结果仍被击退；但休整一天后，凯尔特军队卷土重来，竟然突破了包围圈，冒着敌军的猛烈进攻攻破了对方的防线。于是，恺撒立即派拉比努斯召集附近的队伍，带着四个兵团对敌人发起猛攻。在最危急的关头，恺撒亲临战场鼓舞士气，双方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援军被迫回撤，恺撒的骑兵随之发起追击，大败援军。

阿莱西亚投降

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胜利，它决定了阿莱西亚乃至是整个凯尔特民族的命运，此战过后再无挽回的可能。凯尔特军队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最终当即解散回归。到了此时，韦辛格托里克斯仍有逃脱的机会，至少也能以自由人的身份自救。但他不屑为之，在军事会议上，他曾发誓为了民族的存亡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他绝不会逃离，谁知这话真的成了他的结局。凯尔特人将他献给民族的仇敌恺撒，美其名曰让其受到应有的处分。阿维尔尼王骑着战马，身着全副铠甲，来到罗马执政官的面前，绕其座椅一周后，当面交出了自己的马匹和武器，默默坐到了恺撒脚下的台阶上（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

韦辛格托里克斯被处死

五年后，有人洋洋得意地牵着韦辛格托里克斯走过意大利首都的街市。当胜利者在卡皮托尔山顶向满天神祇祈祷时，韦辛格托里克斯却被人以背叛罗马的罪名斩首于山下。正如一天的阴沉晦暗后，夕阳穿透云层映出晚霞，苍天也在各国灭亡时指引出最后的伟人。所以，腓尼基接近灭亡时期成就了汉尼拔，凯尔特历史的最后，韦辛格托里克斯载入史册。两人都无力拯救自己的国家而免于异族统治之下，却也使国家免于最后的耻辱——无声无息地文明毁灭！当国家堕落腐化时，常常会诞生一批愤世嫉俗的利己主义者和胆战心惊的懦夫。正如那位迦太基人，韦辛格托里克斯不仅要对抗外敌，更要排除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内鬼。他之所以在历史上取得非凡地位，不仅在于能攻善守的军事才能，更是因为其独特的个人魅力，毕竟在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里，能够集中全国力量反抗外侮绝非易事。生活在腓尼基商业城市中的那位市民，冷静而沉着地致力于实现一个宏大的目标，五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而凯尔特的这位受人尊敬、为国捐躯的统帅却没能坚持过一个短短的夏季，这大概就是世上最遥远的差距了吧。无论是内心修养，抑或是外表仪容，大概整个远古时期都无法找到第二位如此典型的侠客。但一个人不应当只是个侠客，政治家更应如此。无论是他不屑从阿莱西亚出逃，还是他捐躯赴国难，都是侠客而非英雄的行为，毕竟他是承载着整个国家希望的勇士。这种牺牲不过是当全民族遭到外族的侮辱时，把本应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生死斗争贬低为反抗暴君的罪行。相同情境下，汉尼拔截然不同的行为堪称明智。同这位充溢着豪侠之气的阿维尔尼王告别，我们不得不感慨于历史和人道的些许人情味，但凯尔特民族的特色在于，其最伟大的人物说到底也只是个豪侠而已。

最后一次讨代比图里吉部和卡尔努特部

阿莱西亚城沦陷，城内军队投降，凯尔特叛军蒙受了巨大损失，整个国家更是惨遭重创，根本无法再起战事。最糟糕的是，他们损失了一员大将——韦辛格托里克斯。国家正是因为他的努力才能统一，没了他，统一似乎也就成了无土之木。叛党之间不再商量联合防御和再度任命元帅之事，爱国党的同盟自行解散，每个部落都有决定同罗马人是战是和的权利。当然，求和的呼声无处不在。恺撒也想尽快结束战事，他那十年的省长任期已过七年，最近已引起首都政敌的疑心，他自认为最多还能掌权两年。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荣誉，他必须尽力掌控最近攻下的地区，方便以后移交权力。但要想完成这一任务，时间似乎太过紧迫。此时，胜方尤其需要施恩于战败方，而幸运的是，凯尔特人忙于内斗，无暇深思，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属于亲罗马一派的部落为数众多，如高卢中部规模最大的两个部落埃杜维部和阿维尔尼部，它们在阿莱西亚陷落之后就立即同罗马恢复了往日的关系，之前被囚禁的两万俘虏无需缴纳赎金便得以释放，其他部落的俘虏却沦为战胜者的苦役奴隶。高卢各地情形基本同两大部落相似，各部落也放弃了反抗，听天由命，等待着惩罚降临。但是，或因愚忠轻率或因垂死挣扎，仍然有些部落坚持着已无希望的反抗大业，直到罗马军队前来讨伐。而早在罗马纪元702—703年即公元前52—前51年冬季，罗马人就曾对比图里吉和卡尔努特部进行过这类征伐。

贝洛瓦奇部

贝洛瓦奇部去年并未支援阿莱西亚，但现在却做着殊死抵抗，似乎他们是想证明自己缺席那场决战不是出于怯懦或厌恶自由。阿特雷巴特部、安比亚尼部、卡莱特部（Caletes）及其他贝尔格部落都参与了这一斗争。阿特雷巴特部君主康米乌斯，目睹了日耳曼骑兵在去年战斗中神勇的表现，便带着五百名骑兵前去支援贝洛瓦奇部。对他胆敢投靠叛党一事，罗马人无法容忍，近日拉比努斯甚至想用奸计刺杀他。贝洛瓦奇部的科雷（Correus）行事果决，才干出众，一直统管战事，依照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战略作战，战绩斐然。恺撒虽分批调来了大量军队，却无法逼贝洛瓦奇的步兵出战，也无法阻止对方占据其他阵地以便防御罗马大规模冲击。而且，在多次与敌方骑兵尤其是康米乌斯率领的骑兵交手中，罗马骑兵尤其是投诚的凯尔特军队损伤惨重。不幸的是，科雷在一次同罗马截粮队的遭遇战中遇害，此后这里的抵抗也随之瓦解。鉴于罗马人提出的条件尚可接受，贝洛瓦奇部也随之投诚。随后，拉比努斯又征服了特雷维里部，接着对偏远的厄勃隆尼斯部大肆劫掠。因此，贝尔格同盟最后的抵抗也彻底崩溃。

卢瓦尔河沿岸

沿海各部落仍抱着同卢瓦尔河邻邦共抗罗马统治的幻想，叛军队伍从安甸（Andian）、卡尔努特和周边地区出发，在卢瓦尔河下游集合，将皮克顿部支持罗马的君主困在了莱蒙努姆（Lemonum，今即普瓦捷［Poitiers］）。但不久后，便有大军前来攻伐。叛党立即退兵，想要渡过卢瓦尔河限制敌军，不料却在半途中遭遇罗马军队阻击，溃不成军。这样一来，卡尔努特部以及其他反叛的部落和沿海部落都相继投降。

乌克塞洛顿诺境内

除几个头目带着散兵游勇在各处继续抵抗外，其他反抗势力基本消弭。卢瓦尔河上的联军溃败后，骁勇善战的德拉佩斯（Drappes）和韦辛格托里克斯的忠实战友卢克特里乌斯（Lucterius），聚集了一批反抗意愿最为坚决的士兵，据守在洛特河（Lot）[22]上坚固的山城乌克塞洛顿诺（Uxellodunum）之中。尽管经历了伤亡惨重的激战，他们仍保持充足的粮食供应。随后，德拉佩斯被俘，卢克特里乌斯困在城外，但守城士兵仍全力抵抗罗马人的进攻。直到恺撒亲自前来督战，令人开凿暗渠断了守军的供水通道，这一惨烈的攻守大战才宣告结束。为了向这些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勇士致敬，恺撒饶了他们的性命，割下每一士兵的手以示惩戒，之后将他们遣返回家。恺撒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平定高卢全境的公开反抗行动；康米乌斯仍在阿拉斯一带同罗马军队展开游击战，直到罗马纪元702—703即公元前52—前51年冬季，恺撒才同意讲和。即使这个愤怒且疑心重重的首领断然拒绝前往罗马营地的请求，恺撒也并未在意。对于高卢西北部和东北部那些偏远地带，恺撒对叛党的要求也不过是名义上归顺，甚至暂时休战而已[23]。

平定高卢

这样一来，经过长达八年的战争（罗马纪元696—703即公元前58—前51年），位于莱茵河以西、比利牛斯山以北的高卢区域从此成为了罗马的属地。平定此地尚不满一年，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罗马军队便因为意大利内部出现战乱而向南跨过阿尔卑斯山撤回本国，只在高卢留下了几支新兵队伍。然而，凯尔特人并未趁机再次掀起反抗运动，即便其他行省都对恺撒公开宣战，他们仍旧坚持听命于其征服者。因此在罗马事关成败的几年中，日耳曼人也不再侵略这块莱茵河左岸的土地。在之后的数次危机中，虽然这样的机会反复出现，高卢再未发生全民族的叛变或者日耳曼族入侵事件。即使有些地方发生叛乱，例如罗马纪元708年即公元前46年贝洛瓦奇部起兵叛乱，但因其规模较小且同意大利纠纷毫无关联，因而罗马省长能够轻易地将其平定。当然，正如西班牙几百年的平静，这种平静也有相应的代价，即对于那些距离最远、民族意识最强的地方，如布列塔尼、斯海尔德河一带和比利牛斯山区域，只能暂时容忍它们以各种方式脱离罗马的统治。恺撒当时因为更加紧急的事情无暇顾及，因此处理凯尔特问题时显得有些草草了事，并不全面。但单就驱逐日耳曼军队和平定凯尔特叛党而言，他的安排显然经受住了考验。

罗马税收政策

在行政管理方面，纳博省长仍将最近征得的区域划在纳博省内，直到恺撒于罗马纪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离职，这些地方才划分为两个省，一为高卢，二为贝尔格。因已被罗马人征服，各个部落都丧失了政治独立性，需定期向罗马纳贡。但跟贵族和富豪用以牟利的纳贡制度不同，他们仿照西班牙的制度，给每一部落指定固定贡额，具体征收方式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一来，高卢每年有四千万赛斯特资金流入到罗马国库，而罗马政府则主动承担了莱茵河畔的防御费用。此外，战争中储存在神庙和暗室的大批黄金也相继涌入罗马，恺撒将这些黄金慷慨地播撒在罗马全境，又再一次性地大量抛入金融市场，导致黄金对白银的比率猛跌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由此可见，高卢因这次战争遭受了巨大损失。

沿用现行制度

征服过后，昔日的部落组织、世袭君长或封建寡头等政治团体仍旧存在，即使是小部落依附大部落的藩属制度也未废除，但既然其政治独立性已丧，所有制度也就失去了实际效力。恺撒的目的正是利用封建制度和霸权的冲突争端，借此支持那些拥护异族统治的人当权，以此进一步加强罗马的统治。恺撒欲倾尽全力在高卢成立一个罗马党派，为此他向投奔来的手下奖励大量金钱和田产，甚至凭借他个人的影响，为他们在元老院或各自部落的一级办事处谋得一官半职。那些具有强大可靠罗马党的部落，例如雷米部、林贡斯部和埃杜维部等都备受优待，组成了自由的民社组织，即所谓的同盟制度。并且由于霸权调整，他们因此占据了优势地位。至于凯尔特宗教及其祭司，恺撒从一开始就非常宽容，后来罗马当局对德鲁伊教（Druidical）采取的极端措施在当时根本毫无踪迹。除此之外，大概还有一事与此相关，即往后的不列颠战争往往带着宗教战争的色彩，而高卢战争却非如此。

国家引进罗马化进程

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恺撒做了尽可能的体谅，无论是民族、政治还是宗教制度，只要不同罗马的属国地位相冲突，恺撒都予以保留。这样的做法并不是放弃了高卢的罗马化，而是要以宽大的方式将其实现，毕竟前者是他征服此地的基本计划。此前的一些形势已使大部分高卢南部实现了罗马化，但若想在北部同样实现有些不太现实。凭着熟练老道的政治手腕，他自上而下地促进这一进程的自然发展，尽可能地缩短招致痛苦的过渡时期。他曾帮助数名凯尔特贵族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甚至将数人推上了罗马元老的席位，除此之外，他还制定了以下措施：一是规定在高卢部落里以拉丁语取代土著语为官话，同时增加了某些限制；二是以罗马币制取代本地币制，而罗马当局保留金币和第纳尔币的铸造权，至于小额货币的铸造权则交给各部落，但后者的流通仅限于部落境内，其标准也要遵守罗马规定。从此以后，卢瓦尔河同塞纳河两岸的居民都照令使用一种杂乱不堪的拉丁语[24]。这种不伦不类的语言尽管惹人发笑，相较于纯正的拉丁语却有着更好的发展前景。日后高卢的部落组织若类似于意大利的城邦组织，其部落首领和部落会议的地位又高于凯尔特原有组织的话，那么这种转变可能就是恺撒的功劳了。从军事和政治角度来看，罗马人应该在阿尔卑斯山外建立一系列殖民地，充当新政权的支撑点和新文明的出发点，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似乎只有这位继承了盖乌斯·格拉古和马略遗慧的政治家了。如果恺撒只是将自己手中凯尔特或日耳曼的骑兵安置在诺维奥杜努姆，将波伊人安置在埃杜维境内——在对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战争中，埃杜维已经尽了其作为罗马殖民地的义务——那么可能的原因只是按照日后的计划，他不能让手下的兵团就此解散。有关此事，下文将就他以后数年对旧罗马省的作为展开叙述。他无法将这些制度在最近平定的区域内施行，其原因大概就是因为缺少时间吧。

凯尔特民族的灾难　凯尔特人和爱尔兰人的民族特性

凯尔特民族大势已去，恺撒一手葬送了其政治文明，整个民族也正走向灭亡。对于有发展潜力的民族，命运有时尚会施以无妄之灾，但对凯尔特人而言，却是自作孽不可活，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仅仅从最近战争的经过来看，不论是通观全局还是观察细节，都已经不言而喻。罗马人即将建立统治地位时，只有寥寥地方势力奋起反抗，而且这些地方大都属于日耳曼人或混血日耳曼人的领地。罗马人统治之后，他们也曾尝试摆脱，但其行动不是太过鲁莽，就是过分依靠少数有名的贵族，所以诸如杜提奥马尔乌斯、卡姆罗格努斯、韦辛格托里克斯或科雷之类的人物一旦阵亡或被俘，起事便宣告失败。其他地域的民族战争都会在攻城战和游击战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个民族的道德力，而在凯尔特人的反抗中，此类战斗却少得可怜。罗马人中少有并不蔑视所谓野蛮民族的人，其中一人说道：凯尔特人靠着蛮勇挑逗未来的危险，可危险一旦来临时，他们却退缩了。这句话虽有些刻薄，但凯尔特人史书上的每一页都在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一点。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漩涡里，一切缺乏钢铁般坚韧品质的民族都会遭到无情的毁灭，凯尔特人这种民族断然不可能继续存在。凯尔特人同罗马人的关系，正如他们的同族爱尔兰人同萨克逊人的关系——它们注定被更为先进的政治文明所吞并，并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催化剂。在我们同这个民族告别之前，有一件事情需要注意，我们今天在爱尔兰人身上看到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特性，在古人所述的卢瓦尔河与塞纳河上的凯尔特人身上同样可见。所有的特点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懒于耕种、酷爱酗酒闹事和张扬荒诞——我们仍然记得日尔戈维亚之战胜利后，挂在阿维尔尼圣林的刀，据说是恺撒之物，他在圣地参观之后莞尔一笑，下令禁止触动神圣产业；他们在言谈中全都是比喻和夸张，带着暗讽和离奇的口吻；他们有让人大笑的诙谐——其中有个绝妙的例子，即一人当众演说时，若另外一个人插嘴，那么依照凯尔特法令，应该将这个扰乱治安者的衣服割开一个醒目的大洞；他们喜爱歌功颂德，具备演说家和诗人的天赋；他们满怀好奇心——商贩若是不先将自己已知或未知的新闻在大街上公开讲述一番，便不能顺利通过——和愚蠢轻信，众人依这种传说行事，徒增混乱，于是秩序较好的部落严禁旅客将未经证实的消息告知官吏以外的人；他们有着幼稚的虔诚，以祭祀为父，一切都要事先请教；他们有着诚挚的民族荣誉感，一国之内密切团结，能像一家人般对抗外族；他们倾向于在一时雄起的首领带头下起事造反，却不能将胜不骄败不馁的真勇气保持到最后，辨不出何时静候何时发难的正确时机，无论是任何组织、军事或政治上的纪律都无法遵守，甚至是无法容忍。无论何时何地，凯尔特民族总是懒惰却富有诗意，怯懦却又热烈，好奇轻信，和蔼聪明，但从政治观点来看，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无用民族”，因此它无论如何也逃不出灭亡的宿命。

罗马发展的开端

但这次战争最重要的结果并不是一个大的民族亡于恺撒的武力之下，其积极的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毋庸置疑，如果元老院政治能再坚持几代之久，所谓的民族大迁徙必能提早四百年，在意大利文明尚未移植到高卢、多瑙河或非洲和西班牙之时，就展开其进程。恺撒，这位诞生于罗马的伟人可谓文武兼备，依靠雄谋大略断言日耳曼各部落必将是罗马、希腊世界的大敌。于是，他以强硬的手腕制定了以攻为守的新东方战略，凭借河流和人造城墙堡垒保卫帝国的边境，又在边境一带最近的野蛮部落开展殖民活动，以期防御更远的部落。他从敌国招募士兵补充罗马的兵力，这一切都为罗马和希腊文化争取了一段必要的时间，使得教化西方同之前教化东方一样变成了可能。

常人能够立即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天才人士所播的种子却会慢慢地发芽生长。几个世纪之后，人们才知道亚历山大不仅在东方建了一个昙花一现的国家，而且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了亚细亚；又过了几个世纪，世人才晓得恺撒不仅为罗马人攻克了一个新省，而且更为西方各地的罗马化奠定了基础。从军事上来看，远征英吉利和日耳曼的行为看起来相当鲁莽，并且一无所获，但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意识到其深远的意义。无数民族的存在和状况已经不为人知，只能依赖于水手和商人真假参半的传闻，才得以在希腊罗马世界传播。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5月，一个罗马人写道：“每一天信件和消息接连从高卢传来，报告我们素来不合的民族、部落和区域的名称。”历史的范围因为恺撒远征外阿尔卑斯山而扩大，这在世界史上同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重要。除地中海狭窄地带之外，我们又发现了中欧和北欧的民族，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的居民；在旧世界外，我们又增添了新的世界，两者从此相互影响。后来哥特人狄奥多里克（Theodoric）成功达成的事情，阿里奥维斯图斯也早已达成。如果那样，我们的文明与罗马、希腊文明的关系，定不会比印度和亚述（Assyrian）文明的关系更为密切。希腊、罗马过去的光荣，之所以能过渡为近代史上更成熟壮丽的结构，西欧能够实现罗马化，日耳曼能够实现古典化，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西庇阿等人能带来不同于阿苏卡（Asoka）和萨尔玛纳撒（Salmanassar）的声音，荷马和索福克勒斯不仅能像吠陀（Vedas）和迦梨陀娑（Kalidasa）那般受到文学家的青睐，而且写就了家喻户晓的作品，这一切都是恺撒的功劳。他的伟大前辈亚历山大在东方创立的基业，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风波后，差不多毁于一旦；而恺撒的功业，虽历经千年考验而犹存，尽管人类的宗教和组织大变，甚至是文明的中心也发生了转移，但他的功绩却称得上是永存于世。

多瑙河畔的国家

要详细叙述当时罗马与北方民族的关系，我们还要看一看意大利和希腊两个半岛以北从莱茵河源头到黑海一带的地方。当然，历史或许从未记载到当时那里曾发生的各族大乱，即使时而提及这个区域，也只能说是漆黑中闪出的一线微光，只会让人更加疑惑。但指出各国史籍资料的残缺不足，是历史学家的义务，他们不能在赞扬恺撒宏伟防御计划的同时，又避讳元老院所派将军为保护边境而在此做出的拙劣布置。

阿尔卑斯山上的民族

意大利东北部仍然受到阿尔卑斯山上部落侵犯的威胁。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罗马在阿奎莱亚布下重兵，而阿尔卑斯南侧的高卢省长卢奇乌斯·阿弗拉涅乌斯举行了凯旋庆祝仪式，由此看见，这段时间内肯定发生过远征阿尔卑斯的行动；不久之后，罗马人同诺里库姆族（Noricans）一位君长的联系更加密切，或许正是因为此事。但到了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阿尔卑斯北边的叛变导致恺撒不得不调动所有驻扎在上意大利的军队，这也导致阿尔卑斯蛮族突袭了繁盛的城市特吉斯德（Tergeste）。由此可见，日后意大利在这一区域也将面临大患。

伊利里亚

那些占据伊利里亚沿海区域的骚乱民族，不厌其烦地骚扰其罗马主人。达尔马提亚人早已发展为此处最大的民族，如今又有邻族加入，实力大增，其市镇也由二十个猛增到八十个。他们从利本尼亚人（Liburnians）手中夺取了波莫纳城（距离凯卡河［Kerka］不远），反复交涉后不肯交还，恺撒便在法尔萨莉亚（Pharsalia）一战以后派兵对其发起进攻。但此后罗马兵败，因此，达尔马提亚一时成为了反恺撒党的大本营，其居民同庞培党和海盗联合起来，在水陆两方面对抗恺撒的一众将领。

马其顿王国

最后，马其顿、伊庇鲁斯（Epirus）和希腊荒凉破败的程度，比罗马帝国其他部分更加严重。迪尔拉奇乌姆（Dyrrhachium）、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ca）和拜占庭（Byzantium）虽仍有些许商业往来，雅典的名气和哲学学派仍吸引着旅行家和各路学子，但综合而言，希腊昔日人口众多的城市和人山人海的港口，现在都如同墓地般死寂。即便希腊人能够保持克制，马其顿崎岖山地中的居民仍旧不断地劫掠和争斗，例如大约在罗马纪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阿格雷人（Agraeans）和多罗皮人（Dolopians）侵袭埃托利亚城，到了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住在德林（Drin）河谷的庇鲁斯人（Pirustae）洗劫了伊利里亚南部。一时之间，四面邻居争相起而效之。在罗马纪元676—683年即公元前78—前71年的八年战争中，虽然北面的达尔达尼人（Dardani）和东面的色雷斯人早已被罗马人击败，但色雷斯最强大的君主科提斯（Cotys）还是进入了罗马藩属君长的行列，开始统治过去的奥德里西亚王国（Odrysian）。然而，这一区域仍旧受到来自北面和东面的侵扰。省长盖乌斯·安东尼曾进攻达尔达尼族以及住在今名为多布鲁恰（Dobrudscha）的多个部落，皆遭到激烈反抗，后者在多瑙河左岸巴斯塔奈人（Bastarnae）的帮助下，于伊斯特罗波利斯（Istropolis，今伊斯特［Istere］，距库斯坦基［Kustendji］不远）打败罗马人（罗马纪元692—693年即公元前62—前61年），只有盖乌斯·奥克塔维乌斯（Gaius Octavius，又称屋大维）在对培西人（Bessi）和色雷斯人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反之，马库斯·皮索掌权时（罗马纪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他不论对敌对友，一切皆向钱看齐。所以，在他担任省长时，色雷斯的登底勒特部（Dentheletae，在斯特律蒙河［Strymon］畔）在马其顿大肆横行抢掠，甚至将自己的哨兵安排在从迪尔拉奇乌姆到塞萨洛尼卡的罗马军事大道上。见本省的罗马军队似乎只是在那里坐山观虎斗，任由这群劫匪荼毒罗马人友好和平的藩属，塞萨洛尼卡的人民遂准备自行抵抗他们的围攻。

新达契亚王国

这种攻势当然无法危害罗马的统治，并且后者对于接连发生的耻辱早已麻木。但正是这一时期前后，有个民族开始在多瑙河外达契亚（Dacian）大草原上实现了政治的统一，其未来的历史地位与培西人和登底勒特人不同。达契亚人又称为盖塔人（Getae），其族中有一个名为扎尔默克西斯（Zalmoxis）的圣人同君主共理政务。此人远游异域，考察各种神祇的道行和灵迹，熟悉埃及祭祀和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知识和智慧，之后回到族中，一生隐居在“圣山”一个壁室中虔诚修道。平时，他只同国王和大臣相见，在处理重大事务时，他会向国王传达神谕，然后由国王下达给人民。最初，族内的人视他为联络神灵的祭司，直至后来将其归为摩西（Moses）和亚伦（Aaron）一类的神。人们认为天主让亚伦为先知上师，摩西为先知神，由此诞生了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国王必须有这样一个神灵在旁，由他之口传达命令。这种特殊制度，以神治辅助那看似毫无限制的王权，因此，盖塔国王同臣民的关系，大概跟哈里发（caliphs）与阿拉伯人的关系相近。大约同一时期，盖塔国王布雷比斯塔斯（Burebistas）和神德铿（Dekaeneos）在宗教和政治上完成了惊人的改革，正是上述制度的结果。该民族原本十分嗜酒，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相当堕落腐化，如今在提倡节酒和尚武的新福音下，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新生；军队有了清教徒般的严明纪律，并且士气高涨，布雷比斯塔斯很快借此在数年内便建设出一个强大的国家，占领了多瑙河两岸，往南深入色雷斯、伊利里亚和诺里库姆（Noricum）。该国同罗马人并没有直接接触，这个同早期伊斯兰教颇为相似的国家将会走向何方，无人知晓；但是那些没有先知能力却妄然预言的人，就像安东尼和皮索这类执政官一样，不配同众神争锋。

[1]例如在沃克努斯部的维松（Vaison），发现一个用普通希腊字母撰写的凯尔特铭文，其中最后一个字意谓“神圣”。

[2]泰晤士河两岸的英伦部落均借用贝尔格部落的名称，可见贝尔格当地的凯尔特人迁居不列颠一事，前后持续时间颇久。例如阿特雷巴特部、贝尔格部，甚至不列颠部（Britanner），“不列颠”一词的由来，大概最初是将住在亚眠下游索姆河（Somme）上的不列顿部（Britonen）名称移用到某一个英伦部落，而后推广到全岛得来。英伦的金币也源自贝尔格部，并且最初与贝尔格金币一模一样。

[3]贝尔格各部落若不包括雷莫部在内，即塞纳河与斯海尔德河之间，东至雷穆和安德纳赫（Andernach）的地方，共约十一万至十二万平方公里，约计第一期征兵可出三十万；因此，如果我们把贝洛瓦奇部第一征兵与全体能战男子的已知比率认为处处可用，则贝尔格部能战的人数必达五十万，因而全部人口至少达二百万。在迁徙以前，赫尔维蒂部及其属下各族共计三十三万六千人，若我们假定他们当时已被逐出莱茵河右岸，他们的领土面积约计一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由于不了解凯尔特的奴隶制度，所以农奴是否计算在内，我们无法断定。依据恺撒叙述奥格托里克斯（Orgetorix）的奴隶、门客和债务人的言论，他们似乎已被纳入其中。再者，远古时期的历史特别缺乏具体的统计数据，这种用推测补其缺漏的办法，我们自当慎重筛选，聪朋的读者应当不被它们误导，也不因此而不予考虑。

[4]瓦罗书中曾记录下斯克法（Scorfa）所言：“在阿尔卑斯山北边莱茵河畔的内陆地带，我还任统帅时，走过一些地方，既不见葡萄树，也不见橄榄树，又不见果树，他们用掘出的白垩土给土地施肥，他们既无岩盐，也无海盐，只把某种木料烧成碱灰，用以代盐。”这话所描写的大概是恺撒以前旧省东境阿洛布罗基领土的情形，之后普林尼又详细记录了高卢的不列颠人是如何用泥灰石增加土壤肥力的。

[5]“高卢的牛在意大利十分出名，它们特别擅长田间耕作，而利古里亚的牛则毫无用处。”（瓦罗）固然，这里所谓的高卢仅指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地区，但该地的畜牧业必然起源于凯尔特时代，由普劳图斯所说的“高卢马”（Gallici canterii）可知。“不是每一种族都擅长放牧，如巴斯图尔人（Bastuler，生活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en］）和特杜尔人（Turduler，也生活在安达卢西亚）则均不擅长此事。凯尔特人最长于此，尤指可骑的牲口和负重的牲口（iumenta）。”（瓦罗）

[6]我们所以得此结论，是因此商船名为“圆”船，以别于名为“长”船的战船，同样还有划桨船与商船之别，又因为商船船员不多，至多不过二百人，而一只普通的三层桨船所用的桨手有一百七十人。

[7]早在罗马纪元第六世纪，波河流域的凯尔特人便开始使用这一词语，因此恩尼乌斯已知此词。在那样早的时候，此词只能由该处传给意大利人，然而此词不只是凯尔特文，而且是德文，为德文Amt一词的语根；甚至家兵制本身，也是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所共有。为考证此词，我们需考证该制度究竟由日耳曼人传到凯尔特人，还是由凯尔特人传到日耳曼人，这是史学上的重要事情。若我们如往常所想，此词本系德文，原来的意义是作战时立在主人背后（and等于“对”，bak等于“背”）的奴仆，便与此词极早为凯尔特所知并不完全矛盾。由一切类似的现象看来，养家兵之权不可能一开始便属于凯尔特贵族，而是从古时君主制和自由民的平等对抗中渐渐发展而来。若这样看来，凯尔特家兵制并非诞生于本土，也并非由来已久，而是较晚的制度。那么，鉴于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几百年来已有的关系（详见下文），凯尔特人在意大利不可能像在高卢那般大量雇用日耳曼人作武装奴仆。若其成立，则所谓“瑞士亲兵”（Schweizer）必早于人们想法几千年。罗马人或许仿凯尔特人称日耳曼民族为Germani，如果Germani一词真是源于凯尔特语，这显然符合上述说法。当然，如果ambacti一词能由凯尔特语根得到满意的解释，以上那些假定便值得怀疑；即如崔斯（Zeuss）探求此词的来源，以为ambi等于“周围”，ag等于agere，意指“周围行动的人”或“左右听差的人”，所以判定该词指的就是下人、奴仆，不过他还不敢确定。至于此词同时是一个凯尔特人名，或许与坎布尔语（cambrisch）中的amaeth（小农人、苦力）也有某种联系，但这些都不能用来决定以上两种说法的是非。

[8]源于凯尔特语的guerg（工作者）和breth（裁判）。

[9]由维钦拖利被控叛逆罪一事，可见这种联军元帅对军队方面所处的地位。

[10]恺撒所谓的“斯维比人”大概就指卡蒂人；但此名确属于恺撒时代，甚至很久以后，此名也属于日耳曼任何其他堪称为经常游徙的部族。所以梅拉（Mela）和普林尼书中的“斯维比王”虽一定是指阿里奥维斯图斯，我们却绝不能因此断定阿里奥维斯图斯是卡蒂人，马科曼尼人自为一族，在马波德（Marbod）以前无从考证；很可能到当时为止，Marcomanen一字也不过是其字源上的意义，即国防军或边防军。恺撒把马科曼尼人列在参加阿里奥维斯图斯军队的民族中，又曾在“斯维比人”一字上误解了一个普通名词，在这里或许也是如此。

[11]据恺撒所说，阿里奥维斯图斯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来到高卢；而据恺撒和西塞罗之说，阿德玛格托布力甲（Admagetobriga，此地的真名，现在根据一个假铭文常称为Magetobriga）之战发生于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

[12]在信札中，像西塞罗那样著名的元老竟用轻薄口吻谈论阿尔卑斯山北边的大事，我们若能好好体会那种口吻，便不至于认为此事为不足信，或许能够在不朋政治和苟且偷安以外加以更深刻的解读。

[13]这日期系按未修正的历法。通用的更正日期在这里没有充分可靠的资料为根据，但按这种修正，此日相当于儒略历（Julianische Kalender）的四月十六日。

[14]Julia Equestris，后面的称号可视为与恺撒其他殖民地的称号，与Sextanorum，Decimanorum等同类。恺撒部下的凯尔特或者日耳曼骑兵既能得到罗马或至少拉丁的公民权，同时还能分得土地。

[15]格雷（Goler）以为这次战场在距穆尔豪森不远的塞尔奈（Cernay），这与拿破仑所称的贝尔福特（Belfort）战场大致相符。这臆说虽非定论，却适合当时的情势。由贝桑松到那里路程不远，恺撒竟用了七天才走到，他自己解释道，是为避开山路绕道了七十五公里；又这次的追击直到莱茵河才停止，并且显然结束在交战的那天而非经过数日。据这段叙述，鉴于古书对这事不置可否，我们断然赞成战场距莱茵河五罗马里而非五十罗马里的意见。吕斯图（Rustow）误解了此事，因此提议把战场改在萨尔河（Saar）上游。恺撒所望的塞昆部、洛伊克部和林贡斯部的粮食，并非要在进攻阿里奥维斯图斯的路上送到罗马军中，而是要在他们出发以前送到贝桑松，而后由军队自己携带；试看恺撒一面指着这些粮饷给部队看，一面又以途中可收得粮食安慰他们，这种情形便十分朋白。恺撒通过贝桑松控制朗格和埃皮纳勒（Epinal）一带，其所处地区已无力再供粮饷，我们可以预见，他宁愿就地征发军需，而不愿取之于他所来的地方。

[16]关于日耳曼的这些居留地，这似乎是最简单的臆说，阿里奥维斯图斯把这些民族安置在莱茵河中游河畔，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突然加入了他的军队作战，以前从未出现过；恺撒保留了他们的居留地，这也是可能的，因为他向阿里奥维斯图斯声朋愿容忍那已居高卢的日耳曼人，而之后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他们生活的踪迹。至于有关日耳曼人的这些居留地在战后有何规定，恺撒未曾提及，因为他有意地对他在高卢所做的组织事宜一概不谈。

[17]恺撒到不列颠的行程系由加来（Calais）与布洛涅（Boulogne）之间的沿海港埠渡到肯特（Kent）的海岸，有这事的性质和恺撒的朋言为证。人们常想把地点决定得更为精密，但无成效。一切见于记载的只是：第一次航行时，步兵在一个港埠登船，骑兵在其东相距八罗马里的港埠登船；第二次航行时，恺撒于上述两埠中择一最方便的为登船之所，这就是以后不再提起的伊提港（Portus Itias），此处距不列颠海岸三十或四十罗马里。恺撒说他选择一条“最短的渡海路线”，我们由这句话，固然可以断定他渡过的不是英吉利海峡而是加来海峡，但他渡加来海峡是否循着数学上最短的路线，却不能断定。要用这些论据——其中最后也因为各家数据不同而基本不用——来决定地点，非本地绝对熟悉环境的地理学家不能完成；但众多可能性中最可取的或是下列意见：伊提港在格里诺角（Cap Gris Nez）以西昂布勒特斯（Ambleteuse）附近，骑兵登船处在同一地岬以东埃加勒（Ecale即维桑［Wissant］）附近，登陆之处在多维（Dover）以东沃尔默堡（Walmercastle）附近。

[18]由于萨宾努斯早年的功绩，历史上对两人的记载总是萨宾努斯更占优势，而从此次败仗的叙述，我们可以推知科塔虽与萨宾努斯同为军使而非副将，却是一位年纪较轻、威望较小的将领，大概曾奉命遇有意见不合时须对萨宾努斯让步。再者，我们绝不能设想恺撒会命两个权力相当的将官共同主持一座兵营的工作，却完全不预防两人意见的不合。与莱茵河桥的那十二队兵马相似，这五队兵马不属于同一兵团，似乎是由全军的机动部队组成，被调来增援这座距日耳曼最近的营垒。

[19]当然，只有在攻击武器的用途只以劈刺为主的时代，这才可行。拿破仑说得好，在现代战事里，这种方法已不适用，因为我们的武器既由远处奏效，展开的阵势自然更优于密集的阵势，在恺撒时，情形正与此相反。

[20]人们常在阿维尔尼首都尼米图姆（Nemetum即克莱蒙Clermont）以南一小时路程至今仍名日尔戈（Gergoie）的一片高地上寻求此地；在这里不仅挖掘到除了粗陋寨垣的遗址，还找到了与这地名相关的源自罗马第十世纪的文献，足见这地点选择得很正确，毋庸置疑。再者，这地点既符合恺撒别的叙述，又表朋他在指定日尔戈维亚为阿维尔尼部首都时的深谋远虑。因此我们假定，阿维尔尼人兵败以后，不得不由日尔戈维亚迁都至坚不可摧强固的邻城尼米图姆。

[21]近来有个讨论不休的问题，即阿莱西亚是否与阿莱斯（Alaise，在杜省［Doubs］贝桑松以南二十五公里）是同一个地方，而所有朋智的学者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一点很正确。

[22]人们常常以为此地在距菲雅克（Figeac）不远的卡普德纳克（Capdenac），格勒最近宣称，过去有人提出它在卡奥尔（Cahors）以西的吕泽什（Luzech），他对此表示赞成。

[23]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这事恺撒虽未自行记载，但萨路斯特以恺撒同党的身份著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不难理解的暗示。此外，钱币又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条线索。

[24]在勒梭维部（Lexovier，今利雪［Lisieux］）所在地，即卡尔瓦多斯的维戈布雷特（Vergobret），发现了一段印制在一枚半钱币上的铭文。虽然这些钱币的字迹往往难以辨认，印模质量十分恶劣，但依稀可见其与当时的拉丁语极为吻合。

第八章　庞培和恺撒的共治

庞培与恺撒地位并列

自恺撒任执政官获官方认可以来，民主派的领袖似乎获得了公开承认，换言之，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共同统治者，形成“三头执政（triumvirs）”之势。而根据民众意见来看，位居首位的无疑是庞培。贵族派称他“个人独裁者”，西塞罗跪地向他哀求也无济于事；毕布路斯（Bibulus）墙上张贴着对其尖刻的讽刺；反对派谈及他也投以最恶毒的咒骂。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据史料记载，庞培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第一位将军，而恺撒则是个精明的政党领袖和政治演说家，其虽有不容置疑的才略，但生性不好战，甚至在人们眼中毫无男子气概。这类看法早已根深蒂固，我们不可能指望那些贵族关注事实真相，更别指望他们听到塔古斯河上的英雄鲜为人知的种种壮举后，便放弃既定的陈腐思想。显然，恺撒虽在同盟中仅担任副将，但弗拉维乌斯、阿弗拉涅乌斯及其能力不足的手下未能做成之事，恺撒都能替首领达成。即使他担任省长，也丝毫不会改变这一状态。虽然近来阿弗拉涅乌斯的地位与省长相似，却未能因此得到半点重视。多年来，他几次兼任多个省的省长，手下领导的军队兵力远远超过四个兵团。由于阿尔卑斯山外的局势重归平静，罗马人又将阿里奥维斯图斯王视为友邻，所以那里再次发生重大战乱的概率很小。尽管庞培依靠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Gabinio-Manilian law）取得的地位，可与恺撒依靠瓦提尼乌斯法（Vatinian law）取得的地位相提并论，但究其结果，显然恺撒不占优势。庞培几乎统治着整个罗马帝国的疆域，帝国的军队和国库差不多全由他一手掌控，而恺撒只管辖区区两个省，加上分拨给他的款项和两万四千人的军队；庞培可以任意规定自己的任期，恺撒虽能长期担任其职位，但到底仍设有期限；最后，庞培被委派掌管海陆最重要的几项任务，恺撒则被派往北部，从意大利北部监视首都的一切动态，确保庞培的统治不受侵扰。

庞培与陷入混乱的首都

虽说庞培接受任命管理首都，但其能力根本无法胜任这一职位。他对于“管理”概念的理解仅限于下达命令，别无其他。过去和将来的变革，一同激起了首都境内的骚动浪潮，从各个方面来看，这座城市都极像十九世纪的巴黎。手上无兵统治首都这座城市本就遇到不少困难，再加上这位态度强硬的好战勇士，一切问题就更难解决了。不久，无论是盟友还是敌人，都对其表示不满，但庞培个人却不以为然，任他们为所欲为。恺撒离开罗马之后，执政联盟依旧掌控着帝国的命运，却控制不了首都的街市。元老院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政权，元老们放任城内的一切事务自然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部分元老受联合派的控制，未接到统治者的命令；一方面是愤怒的反对派或冷眼旁观，或悲观消极，全然置身事外。更重要的是整个贵族阶层如果无法理解他们的无能，至少得开始有所觉察。所以一时之间，罗马城中各方执政势力毫无反抗能力，也不存在真正的权威。贵族政治已经消亡，而军人政治尚未兴起，人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权力真空期中。若较之古往今来的其他国家，罗马共和国中一切迥然不同的政治职能都过于单一，机构过于有名无实，那么从另一方面也清晰暴露出政治上的混乱——无政府状态，让人难堪。

无巧不成书，就在恺撒于阿尔卑斯山外建功立业的几年里，罗马城却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荒诞无比的政治闹剧。罗马共和国的新任领袖不问政事，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愠怒不语。同样，半免职状态的前政府成员也撒手不管，唉声叹气，有时在别墅里的私密会议上悄声叹息，有时则在元老院齐声叹气。那些内心依然坚守自由和秩序的自由民们，厌恶这种混乱执政，但最终由于没有领头人和解决办法，也只能保持消极态度。他们不仅拒绝参与一切政治活动，而且尽可能避开这座政治上的罪恶之城。

无政府主义者

另一方面，各路下层人民也没过上好日子，从未找到快活的方式。小市民数量极多，煽动群众成为了一项事业，因此也形成了其独特的行业标志：破烂的外套、蓬乱的胡须、冗长的头发以及深沉压低的声音。靠这行业捞到大钱的人不在少数，为了这些浩大的游行呐喊，戏剧演出者用的那些特效润喉药的需求量突增[1]。希腊人、犹太人，以及自由民和奴隶最积极参与公众集会，他们嗓门最大。即使在正式投票场合，票民中通常只有少数人是合法享有投票权的公民。当时有封信里写着如下一句话：“下一次，要让我们的伙计在释奴税投票中取胜。”那时团结的武装群体便意味着拥有真正的权利，于是贵族们将手下所有参与决斗的奴隶和流浪汉们集结起来，组成一支混战队。拥有这样一支队伍的人多数从一开始就属于平民党，而只有恺撒熟知管理平民党的策略，只有他懂得如何驾驭这帮人。恺撒离开罗马后，一切制度分崩离析，民众们各自为政。毫无疑问，即使到现在，这些人也依然乐意高举自由之旗互相斗争。但严格说来，他们对民主派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见风使舵，一时以人民之名，一时又假借元老院或者政党领袖的名义，如克洛狄乌斯，他就曾先后支持或自称支持当政的民主派、元老院和克拉苏。只有当这些人无情迫害自己的仇人，如克洛狄乌斯迫害西塞罗或米洛迫害克洛狄乌斯时，他们才会跟党派合作，利用党内人士的地位作为争斗的筹码。我们若将这段混乱的政治历史记录下来，那么一定得同时配上一段喧闹声来完成这段乐章。而对于城内一切凶杀案件、住宅围攻、恶意纵火等强盗事迹，嘘声和叫骂声如何演变成互相唾骂和践踏，再又演变到互扔石头和剑拔弩张的地步，也不必再反复赘述了。

克洛狄乌斯

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便是这场卑劣政治剧的主角，而当权者如何利用他对付加图和西塞罗，正如上所述。就其个人而言，他富有影响力，满腹才华且充满活力，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堪称模范党人。在其出任保民官期间（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他推行了极端的民主政策：给公民发放粮食；禁止检察官检举不良公民；禁止从政者以宗教礼节名义阻碍公民会议举行；取消不久前（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为限制公民聚众闹事而设的限制下层阶级的结社权；恢复当时已废去的“街市俱乐部（collegia compitalicia）”，即城内所有自由民和无产阶级的正式组织，按照所属街区进行划分，并且具备类似于军队的编制。除此之外，在克洛狄乌斯任副执政官期间（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他拟定并提出了一项法案，即提倡把生而自由者的权利赋予事实上有自由的自由民和奴隶，若此项提议成功，那么这位致力于改革的政治家才可谓功德圆满。在帕拉蒂尼山上那些被焚烧的旧址中，他挑选了其中一处修建了一座自由神庙，以实现自由平等的努马二世自居，邀请城内那些可爱的民众来庙中看他举行祭祀，共庆民主时代的来临。当然，这些倡导民主自由的活动并不同于贩卖公民法令。克洛狄乌斯作为恺撒的跟随者，实质与恺撒一样，为了同僚的利益售卖省长一职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官位，为了附属君主和城镇的利益出卖国家主权。

庞培与克洛狄乌斯意见不合

对于所有的这一切，庞培一概不予过问。这样一来，他的威望大减，若他还未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还可以自我安慰，但他的对手意识到了。在遣返亚美尼亚被俘王子这一问题上，克洛狄乌斯与罗马执政者产生了巨大分歧，并且很快演变成一场正式的对决，这件事情将庞培的无为暴露无遗。国家首脑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党人，只会笨拙地动用武力，而使用武力又远不及对手巧妙。若他在亚美尼亚王子的问题上遭到克洛狄乌斯糊弄，他会予以反击，让克洛狄乌斯的仇人西塞罗免于放逐，由此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即把他的反对者变成宿敌。若克洛狄乌斯聚集他的手下，扰乱街道治安，相应地常胜将军将集齐他的奴隶和拳击手与之对抗。两边交战，将军自然斗不过这种煽动者，大败于街市，于是盖乌斯·加图几乎永远都受制于克洛狄乌斯和其党羽之下。执政者和煽动者在这场争斗中，抢着讨好垮台的政府：一方面庞培为了讨元老院欢心，批准召回西塞罗；另一方面克洛狄乌斯宣布朱利安法典（Julian law）无效，并邀请马库斯·毕布路斯公开证明其通过法案是违法行为，而所有这些甚至根本算不上这场奇观中的惊奇之处。

自然而然，这种混乱激昂的情绪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其主要特点就在于漫无目的，实在可笑。即使是拥有恺撒那种天分的人，也能从经验中明白，民主运动已经摇摇欲坠，即使拥有王位也无法再依靠煽动者。虽然恺撒早已将预言家那套斗篷和手杖丢弃在一边，如若在当今共和国与君主制交替之际，那些异想天开的蠢货又给自己换上了那套行装，所模仿的盖乌斯·格拉古的崇高理想失去了本来的面目，那么这也只是历史上的权宜之计罢了。事实上，挑起这些民主运动的所谓的“党派”根本算不上是党派，因此在后来的决战阶段，其根本没有分派到什么任务。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我们甚至都无法断言，无心政事的人们内心里是否有过强烈的愿望，渴望拥有一个依靠武力的强硬政府。这些政治中立的人们大多都居住在罗马城外，因而未直接受到城内骚乱的影响，而通常受到影响的人往往鉴于过往经验，特别是喀提林（Catilinarian）的阴谋依附于官僚主义。然而，真正为时局感到恐慌的人，恐惧的是国体一旦推翻，则整个时局将彻底改变，城内的混乱仅仅只是表象，虽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还不足为惧。从历史观点来说，其唯一值得我们注意的结果是，庞培由于克洛狄乌斯的攻击而陷入痛苦境地，而这种痛苦境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下一步行动。

恺撒高卢之战取胜对庞培的影响

庞培虽然不喜欢也不懂得采取主动，但这次迫于自己对克洛狄乌斯和恺撒两人立场的改变，一改之前的消极态度。克洛狄乌斯已将他置于可耻可恼的境地，即便他懒惰成性，最终也被激得暴怒。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与恺撒的关系转变。对于这两位联合执政者来说，庞培可谓彻底失职，而恺撒却懂得利用其职权，面对一切算计和危险都能全身而退。恺撒并未征得同意，便在其管辖的南部地区（多半为罗马公民）内将自己军队扩充了一倍兵力；他没有一直留守在意大利北部监视首都，而是率兵穿越阿尔卑斯山，将辛布里部的再次入侵扼杀在摇篮中，两年时间内（罗马纪元696—697年即公元前58年—前57年），其军事力量已扩张到莱茵河至英吉利海峡一带。这些现实情况摆在眼前，贵族们即便持无视或轻视的态度，也吓得不敢掉以轻心。如今，昔日被嘲笑为懦夫的恺撒成为军队的偶像，成为扬名立万的大英雄，他头上新鲜的胜利者桂冠也让庞培那株枯枝黯然失色。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元老院便授予恺撒胜利英雄应有的一切荣誉，甚至比庞培所得的还要多。庞培对他这位昔日副将所持的态度，就如同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案（Gabinio-Manilian laws）颁布后恺撒对他所持的态度。如今，恺撒不仅是罗马的英雄，还是最强军队的主帅，而庞培只是个卸任的夕阳将军。当然，在丈人和女婿没有发生冲突之前，依然可以维持现有表面的和谐关系，但一旦出现政治联合，参政者势力范围发生变化，内部难免解体。

对庞培而言，与克洛狄乌斯的冲突只是让他感到烦恼头疼，而恺撒地位的变化才是真正令他伤神之事。同以往恺撒与其党羽寻求军事力量抗衡他一样，现在他也要寻求军事后盾与之抗衡。他现在必须放下之前清高的架子，出面担任特任官职，有了这一职位，他就能拥有与两高卢的省长同样乃至更大的权力。庞培采取的策略一如他的立场，完全照搬之前恺撒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Mithridatic war）时期的谋略。为了得到同等的统帅职务，从而与远方占优势的对手形成抗衡之势，庞培首先需要政府官方机构的支持。一年半以前，这个官方机构完全受他支配。执政者的统治，一方面依靠对其绝对服从如同街市主人一般的公民大会，另一方面则是对恺撒惕然敬畏的元老院。庞培作为罗马城内的联盟代表和联盟首领，毫无疑问，他完全可以凭借公民大会和元老院通过他想颁布的法案，甚至是对恺撒不利的法案。不过，由于与克洛狄乌斯发生了争执，庞培失去了控制街市的力量，也就不能寄希望于公民大会通过他的提议了。至于元老院那边，虽不至于这般对他不利，但由于他一直以来态度放任消极，因而能否紧紧操控多数元老通过其所需的提案，也尚不可知。

公众中拥护共和政体的反对派

现今元老院（不如说是一般贵族）的地位已经不复从前，因其已经在地位极低的公民中吸纳了新成员。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的大联合时期，许多事情尚未等到时机成熟便提前泄露了。加图和西塞罗被放逐时，执政者虽不动声色，甚至摆出一副觉得惋惜的姿态，但公众却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推测出了幕后真正的主使人，加上恺撒和庞培又结成姻亲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政时期的放逐令和家族联合，顿觉不悦。许多公民虽远离政治事件，但也都注意到未来王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家开始意识到，恺撒的目的不在改革共和政体，而当下最紧要的问题是共和制的存亡。从这一刻起，那些以共和派自居并尊恺撒为领袖的有识之士们，势必将归附反对党。于是，统治贵族的客厅和村舍里不再有人谈论起“三位君主”或“三头怪物”。人们虽蜂拥着去听恺撒就任执政官发表的演讲，但却无人喝彩；这位平民出身的执政者走进剧院时，无一人鼓掌。而当他的任何一位手下在公众面前现身时，底下便嘘声四起；当某演员说出一句反君主制的台词或反庞培的隐喻，即使是那些古板的人听了也鼓起掌来。西塞罗将被放逐之际，许多公民（多数来自中产阶级，据说有两万余人）都模仿元老们穿起了丧服。当时一封信里如是说：“现在最流行的事情就是痛恨平民党。”

执政官的应对措施

执政官放出暗示，即这种对抗可能会导致骑士阶级失去他们在剧院中的特殊席位，公民们失去制作面包的谷物。于是，公民们虽然内心依然厌恶如旧，但在表达自己对抗情绪的时候变得十分谨慎。显然，这种利用物质利益来平衡关系的策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于是在他任期内，黄金不断往外输送。表面富有而实际破产的男人们，富有势力却囊中羞涩的女士们，债台高筑的青年贵族们，困窘中的商人和银行家们，这些人不是去高卢寻求资金，便是向恺撒驻罗马城的代理点求助。无论求助于哪一方，除一些穷途末路的流氓外，极少有人遭拒。此外，恺撒曾着人在罗马城内兴建大型建筑以及大量公共娱乐设施，因而上到领事官员下到平民百姓，许多人都发现了赚钱的大好机会。庞培也是如此，只不过有所收敛，首都因此有了第一座石头搭建的戏剧院，他为此举行了一场空前盛大的典礼揭幕。显然，这种行为会令一些支持反对党的人，尤其是身处首都的反对党人对新局势的态度有所缓和，但这种行贿手段并不能触及反对党的核心。至于现行政体对人民的影响如何根深蒂固，生活在距直接政党冲突较远的地区，特别是乡镇的居民如何反对王政，甚至不甘屈服，其答案日益清晰。

元老院日益扮演重要角色

若罗马存在某种代议制，那么公民便能在选举中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从而收集各方意见。但在当下情形之下，支持这一制度的人也别无他法，只能听从元老院的安排，后者虽正在走向衰落，却依旧是典型共和制的代表和捍卫者。在元老院被推翻之后，人们忽然发现有这样一支军队听它支配，并且势力强大、忠诚可信，无论其势力还是创下的辉煌，都远胜于元老院推翻格拉古王朝并依仗苏拉的武力庇护重振国威之时。贵族见此，开始重新振作起来。而就在此时，马库斯·西塞罗因承诺听从元老院的领导，即不进行任何反抗并竭力支持执政官的工作，而得以回国。就此事而言，庞培并无意向寡头政治妥协，只是一方面想借此捉弄克洛狄乌斯，另一方面想让这位仕途顺利的上任执政官在饱经挫折后臣服于他，但正如西塞罗被逐是对元老院的示威，那么拥护共和制的一派也将利用他的回归进行一番示威。为了以示郑重，两位执政官安排蒂乌斯·安尼乌斯·米洛（Titus Annius Milo），手下保护一切反对克洛狄乌斯的公民，并下达了一项元老院的决议，向公民提交议案，请他们准许前任执政官西塞罗回国；此外，元老院号召一切支持共和制的公民在投票时不要缺席。到了投票那天（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8月4日），大批知名人士聚集到了罗马城，其中许多更是来自乡镇，数量空前之多。于是，这位前任执政官从布隆迪西乌姆（Brundisium）到罗马城的这段旅途再次引发了一轮民意表达，场面十分精彩。而这一次元老院与共和派新的联合正如世人所了解的那般，共和派经受住了考验，取得了极其有利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重振了贵族们早已丧失的斗志。

庞培的无助

庞培面对这些明目张胆的示威行为，无助至极。加上克洛狄乌斯的原因，他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地位，甚至到了令众人嘲笑的地步，因此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盟友，都再无信誉可言。元老院中那些依附于执政者的人，因庞培执政不力而沮丧不已，但又碍于事情都得自理而手足无措。这一时期（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要是政权掌握在英勇干练的人手中，也不至于希望渺茫。如今该党拥有一百年来最广泛的公民支持，若它选择相信公民和自己，或许还能在最短时间以最光荣的方式达到目的。为什么不公然抨击执政者呢？为什么元老院没有一个果敢英明的人站出来，撤销那不合乎法律的特权、号召意大利所有共和党人一起对抗暴君及其党羽呢？也许这样一来，元老院能再次夺回统治权。当然，共和党这样做无疑是在冒险，但或许在这样的情况下，最果敢的决定同时可能也是最为明智的决定，事实通常如此。然而，那一时期懒惰成性的贵族们并不敢因此冒险。

不过有个方法倒是相对稳妥一些，至少符合这些共和派的特点和本性，即尽力挑拨两位执政者的关系，通过离间他们而最终自己获取执政权。两位执政者之间的关系原本已经发生缓和，但如今恺撒占得了比庞培更为有利的地位，而庞培需要通过游说去重拾权威。若庞培得权，他和恺撒势必会关系破裂，甚至交战；若庞培孤立无援，那么必败无疑。在这场混乱结束后，共和派便会发现自己仍然处于被统治的境地，只是统治者由两位变成了一位。不过，若贵族们再次效仿恺撒过去取胜的策略，与势力较弱的一方结成联盟，那么一旦有庞培这样的将军和共和派那样的军队，势必能够获胜。鉴于庞培之前在政治上无作为的姿态，获胜后找他结算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庞培计划从元老院获得谷物供应的管控权

时局的变化，使得庞培和共和党之间自然而然达成了谅解。双方能否接近彼此，两位执政者与贵族之间谜一般的混乱关系该如何调整，最后也该有个决断了。于是，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秋，庞培向元老院提议，希望获得一项特别职权。他重提了十一年前自己得以掌权的理由，即面包事件，那时伽比尼乌斯法案还并未颁布，罗马城内的面包价格前所未有的高昂。克洛狄乌斯将这件事情时而归咎于庞培，时而怪罪于西塞罗，认为这是他们的个人阴谋造成的，而西塞罗和庞培反过来也归咎于克洛狄乌斯，至于事实究竟如何，无法断定。

海盗不断入侵，国库持续空虚，政府不作为导致谷物供应陷入混乱，即便没有政治上的粮食垄断，在这座几乎完全依赖于海外进口的城市，上述几件事也很容易造成粮荒。庞培计划让元老院将整个罗马帝国的谷物供应管控权交给自己，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一方面需要获得对罗马国库的无限支配权，另一方面需要配备军队和舰队，以及在整个帝国内通行且高于其他各个省省长的统帅权。总的来说，庞培希望打造出一项改良后的伽比尼乌斯法案。于是，一如之前为清剿海盗而获得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指挥权那般，当时尚未决断的埃及战争指挥权再次落到庞培手中。尽管这些年元老院一直反对新任执政官，但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9月商议此事时，大多数元老依旧受制于恺撒带来的恐惧中。大体上他们谄媚地接受了庞培的计划，这也是西塞罗建议的结果，在放逐过程中他学会了迎合，公民们也希望他能率先有所表现，他果然没令大家失望。然而，保民官盖乌斯·美西乌斯（Gaius Messius）虽提议了这些方案，但在设定实施方案时略去了至关重要的部分。最终，庞培未能获得对国库的自由控制权，也没能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舰队，更没有所谓的高于各省省长的权力。为了让庞培能够管理首都的粮食事务，那些人只给他提供了高额款项和十五名副官，并许诺他未来五年在罗马城内拥有执政官的同等权力，并在公民大会通过了这一决定。原本的计划经过这些变动，几乎可以说是遭到否决。造成这一结果有多方因素，如大家对恺撒有所忌惮，若让他的对手与他平起平坐甚至权高于他，那即使是最懦弱的人也会对这些事揣摩不止；克拉苏作为庞培的宿敌，表面上勉强与其结成联合，暗中却从中作梗，就连庞培个人也将计划失败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这位宿敌；元老院共和派从中阻挠，对他们而言，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实际上的，所有扩大政治权势的行为都统统拒绝；当然最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庞培自己无能，他在非采取行动不可的关键时候，依旧畏畏缩缩，不敢坦陈自己的意图，只是照旧把真实想法假借他人之口传达出来，还一如既往地装出一副谦逊的姿态，声明哪怕再少点都不介怀，这样也难怪那些人会将计就计，少准给他一些东西。

去往埃及

尽管如此，庞培依旧觉得满足，认为至少找到了一件正经差事，还能有个正当理由离开首都。此外，他成功以便宜的价格向首都供应了大量谷物粮食，当然这也让其他省市深受其害。然而，庞培的真正目的尚未达到，他如今在各省市都拥有执政官的同等称号，但要是手上没有自己的军队供他调遣，那也只是徒有虚名。于是，不久后庞培便向元老院提议，请元老院授权他护送被逐的埃及国王回国，如有必要还需大量武力协助。但是，他越表现得殷勤，元老院对他的态度就越冷淡。元老们很快便在《西卜林神谕集》（Sibylline oracles）里找到一句话，提到派罗马军队去埃及意味着罔顾神灵，他们一向虔诚，于是一致决定不能在埃及事件中动用武力。庞培已经习惯了受挫，就算没有军队武力，他依然决定要去执行此事。他一如既往地保持其沉默态度，也由着自己的党羽去声讨，还主张投票增派一位元老同往埃及。这一提议涉及到罗马城一位元老的宝贵性命，元老们当然强烈反对。最终经过一系列讨论商议，最终得出的决议是绝不插手埃及一事（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1月）。

庞培试图利用贵族复辟抨击恺撒法案

庞培在元老院多次受挫，更糟糕的是，他竟对此不予理会，也不去争辩。无论这些挫折是由何方造成，公民们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意味着共和党的胜利和执政者的失败，因此共和派的抗争愈演愈烈，事态一步步恶化。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的那次选举，两位执政者对选举结果都不满意。恺撒的两位副执政官候选人——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Publius Vatinius）和盖乌斯·阿菲乌斯（Gaius Alfius）皆以落选告终，而两位依附垮台政府的人——格涅乌斯·伦图卢斯·马西利努斯（Gnaeus Lentulus Marcellinus）和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Gnaeus Domitius Calvinus），却分别当选执政官和副执政官。到了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选举，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竟然也来竞选执政官，他在罗马城势力很大，极具财势，要阻止他当选颇为困难。大家心里也明白，他必定会不甘于落选而暗中作梗。

于是，公民大会叛变闹事，元老院出面解决，并特地邀请了一些公认为智者的埃特鲁斯坎人，请他们就一些预兆和怪异事件发表看法，并郑重其事地加以讨论。他们认为，根据天象来看，上流阶级之间不睦，所有的兵权和财权都将被一位统治者掌控，国家将丧失民主。如此看来，神灵的意思似乎就是在暗指美西乌斯的提议，共和派不久将得到上天的授意。他们认为，恺撒任执政官时所颁布的卡普阿（意大利南部古城）领地法和其他法律，此后统统永久失效。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12月，元老院就有人表态，认为这些法案不合程序，必须予以取消。到了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4月6日，前任执政官西塞罗再次在元老院会议中提出，应针对坎帕尼亚的土地分配进行讨论，并列入5月15日的议事日程。此举便是正式宣战，更何况提出者还是一个在自以为安全的情况下方才袒露真实想法的人，这更值得我们思索。显然，贵族们以为开战时机已到，此次对战并非针对恺撒或对付庞培，而是抵制霸权统治，至于结果如何不难料想。多米提乌斯坦言道，他想以执政官身份，建议公民们立即将恺撒从高卢召回。一场贵族复辟正在酝酿，贵族们攻击卡普阿殖民地，就是对执政官的挑战。

执政者在卢卡召开会议

尽管恺撒断断续续地得知了首都城内的详细事宜，并且只要军队情况允许，便可在离南部省份最近的地方观察城内情况，按照恺撒的习惯，他一向不干涉罗马城内事务，至少不会明显干涉。不过现在，贵族们已经向他和他的党羽宣战了，且处处针对他，所以他必须采取行动了。当时他正好在罗马城附近，立刻开始了行动。贵族们也都认为应立即行动，不用待恺撒回到阿尔卑斯山外才开始动手。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4月初，克拉苏离开罗马去找势力较强的盟友进行协商，在拉文纳遇到了恺撒。两人从拉文纳赶往卢卡，与庞培在此会合。原来，就在4月11日克拉苏离开后不久，庞培也谎称要去撒丁岛（Sardinia）和非洲购买粮食，借故离开了罗马城。执政官手下最著名的追随者，如近西班牙（Hither Spain）的省长梅特路斯·尼波斯（Metellus Nepos）、撒丁岛的省长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以及许多同僚都相继赶来卢卡。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120名执法吏，200多位元老，这也体现出君主制的元老院与共和制的元老院的不同之处。就每一观点而言，其决定权都握在恺撒手中。他在平分政权的基础上，利用决定权将已有的合法制度进行了重建，使其更为牢靠。军事上，他将两个至关重要的省长职位（仅次于高卢）留给了自己的党羽，由庞培管理西班牙，克拉苏管理叙利亚。依据公民法令规定，这两个职位任期均为五年（罗马纪元700—704年即公元前54—前50年），且在军事和财政方面都会获得相应支持。此外，恺撒将自己本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期满的统帅职位延至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年底，并将自己的军队规模扩充至十个兵团，在任意招募士兵的同时又能令国库支付军饷。他许诺庞培和克拉苏，称他俩可在次年（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重新担任执政官，之后再任省长。恺撒也为自己留了退路，待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他省长任期一满，无需依法在十年之后继任，而是可以即刻担任执政官一职。而庞培和克拉苏共同管理罗马城事务需要武力作为后盾，原本用于护城的军队已被调走，如今又无法从阿尔卑斯山外的高卢撤离，因此他们得征募新的兵团，分别组建一支西班牙军队和一支叙利亚军队，等到时机成熟再将它们各自派往目的地。如此一来，最核心的问题得到解决，至于对罗马城中反对派采取何种战略、如何监管次年的选举活动等诸多次要事情，并不会耽搁太久时间。同往常一样，恺撒用轻松的调解方式，平息了那些阻碍协商的私人恩怨，说服顽固的对立者互相合作。于是，庞培和克拉苏之间互相谅解了对方，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与其党羽也恢复了平静，不再让庞培忧心。恺撒这位伟大魔法师的奇迹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恺撒在此次协商中的计划

一切未处理问题全部尘埃落定且得到解决，这并非平等竞争的执政者之间妥协的结果，从当时的情形来看，那仅仅是恺撒的好心所致。庞培来卢卡时，处境十分艰难，无权无势，从罗马城逃出来求助于自己的对手。恺撒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对其不予理会，宣布解散他们的联盟；要么收留他，保留联盟的存在。无论恺撒采用何种方法，都不至于让庞培在政治上毁灭。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若庞培不与恺撒决裂，他就能得到联盟的庇护，成为其名下一位门客。相反，若是决裂（这不太可能会发生），庞培将会与贵族结盟，而这种互为敌对的双方在最后迫于利益的结盟并不足为惧，恺撒也不会因此而做出任何退让。

若说克拉苏与恺撒决裂，也完全不可能。在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他们结成联盟时，恺撒不让其对手庞培再任执政官并掌控兵权，之后庞培和克拉苏力图武装自己，用尽各种手段，甚至是不惜违抗恺撒命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都只是徒劳。现在，恺撒无故放弃其优越地位，还主动让克拉苏和庞培掌握军权和执政权，实在很难揣摩其真实动机。当然，恺撒不只让庞培一人领兵，庞培的宿敌、恺撒的多年盟友克拉苏也获得了相应兵权，如此做法，毫无疑问是为了限制庞培的权力。尽管如此，恺撒仍割舍了很多权力，因为其对手原本都无权无势，如今却都成为重要的统帅。也许在恺撒看来，自己还无法完全掌控部下，所以不敢直接率领他们去对抗国家正统，他必须留守高卢以免发生内战，但是话说回来，是否发动内战与庞培关系甚微，主要还是取决于罗马城的贵族。这一理由最多只能说明恺撒不与庞培公开决裂的原因，即防止贵族们趁机壮胆发动内战，而依旧无法解释恺撒为何会对庞培作出如此让步。造成这个结果或许也有些私人原因，也许是恺撒回想起曾经他也面临着庞培的同样困境，后来因为庞培退休（不是出于慷慨而是懦弱）才得以幸免于难；又可能是恺撒的爱女对庞培极为钟情，恺撒不愿伤害爱女，毕竟在他心里除了政治还有许多其他事情令他牵挂。不过，恺撒顾及高卢这一点原因我们可以确定。不同于那些给恺撒撰写传记的学者，恺撒个人认为，平定高卢并不是为助他获得王位的附带事业，而是维护本国内外安定的大业，总而言之就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宏图伟业。为了寻求安定的环境完成这项伟业，而不是立即采取行动去处理罗马城的内乱，恺撒毅然舍弃了他对政敌的优势，给予庞培充分的权力，让其去对抗元老院及其党羽。若恺撒的目的只是尽快登上王位，那么做出上述让步便是犯了政治上的大错，但这位非同寻常的伟人，他的目标不仅是一个王冠这么粗俗。恺撒非常自信能够同时完成两件大业，即解决罗马城的内乱，并为国家文明争取一块全新的土地。当然，这两件事互相牵制，在恺撒通往王位的过程中，收复高卢对他来说只是阻碍，而非帮助。恺撒将本在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就应解决的意大利革命，推延到了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结果对他造成不利。不过，恺撒不管是做政治家还是将军，他都像一个极为大胆的赌徒，恃才轻敌，总是给对手极大的，有时甚至是过多的胜算。

贵族臣服

那么，现在轮到贵族们来履行他们的“豪言壮语”了，他们当初既然敢于宣战，也应坚决果断作战。然而，最令人遗憾惋惜的是，懦弱的人不幸地做出了大胆的决断。贵族们丝毫没有考虑到未来，似乎无人考虑恺撒会自我防卫，也没想到庞培和克拉苏会重新和恺撒结成联盟，甚至比之前联合得更为紧密。看起来这些都令人难以相信，但若反观元老院那些反对君主制的领袖们，事情便不难理解了。加图依旧没有露面[2]，当时元老院最有影响力的是马库斯·毕布路斯，他是消极抵抗的英雄，也是历任执政官中最顽固、最愚蠢的一位。即使他们手持武器，只要对手拿起刀反抗，他们便会立刻放下武器。仅仅只是听到卢卡会议的消息，便足以打消他们脑海中反抗的念头，让元老院大多数不安守本分的懦夫，重新恢复以往那般温顺服从。贵族们未再组织讨论朱利安法的有效性，经元老院商议决定，恺撒军队的招募费用由国库承担。有人建议在调整省份执政权时，收回恺撒辖下两个高卢省份或至少其中一省的管理权，结果被多数否决了（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5月底）。为此，贵族们公开进行忏悔。他们被自己的冲动莽撞吓得要命，背地里纷纷跑来求和，并发誓绝对服从，其中最先求和的就是马库斯·西塞罗，他为自己的背叛忏悔，并给自己那段时间的行为找了很多似乎很合理的名头，但一切还是太晚了。当然，执政者们愿意息事宁人，宽恕了所有人，不想再添麻烦。卢卡会议的决议一经公布，贵族们立即改变了态度。也就在不久前，西塞罗发布了一本小册子，可与他的忏悔录相提并论，而忏悔录的问世就是要公开表明他自己的悔意和好意[3]。

新君主制的确立

这样一来，执政者们得以随意整顿罗马城的事务，而且较之以前更为全面彻底。尽管未有统一的武器装备，好歹意大利和首都都有了真正的驻军，并由执政者任统帅。至于克拉苏和庞培之前招募的叙利亚和西班牙军队，早已出发前往东方；而庞培则令其副将管理两西班牙省，派兵驻守，同时还假意解散去往西班牙的新军队，同他们一起留守意大利。

执政者们努力废除旧的政体，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手段令君主制适应国家现状。毫无疑问，这一举措导致公众的反对意见愈演愈烈，因为他们对此事了解愈发清晰。但是，他们还是屈服了，因为除了屈服别无他法。首先，一切重要事宜，尤其是与军事要务和外事关系相关的事务，都不再经元老院商议便直接实施，有时借助公民法令，有时只听从统治者的意愿。在卢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高卢统帅一职的相关问题直接由克拉苏和庞培在公民大会上提出，而西班牙和叙利亚的事宜则由保民官盖乌斯·特雷波尼乌斯（Gaius Trebonius）在公民大会上提出。除此之外，比较重要的省长职位通常也是依靠公民法令决议。恺撒的行为也表示，执政者们无需征得当局者的同意，便可随意扩充自己的军队，他们之间还可毫不迟疑地互相借兵，如恺撒在高卢战争中得到了庞培的援助，克拉苏在帕提亚战争中也得到了恺撒的帮助。根据现行法令，波河彼岸的人只拥有拉丁人的权利，而在恺撒的统治下，他们都是完完全全的罗马公民[4]。过去，新征服的领地都要经元老院组织管理，但恺撒却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在高卢攻克的大片领地管理起来，理直气壮地设立公民殖民地，最著名的当属那块拥有五千移民的诺乌姆·科姆殖民地（Novum-Comum，位于今科莫）。皮索指挥色雷斯（Thracian）战役，盖比尼乌斯指挥帕提亚战争，这些都没有同元老院商议，甚至未照例知会元老院；同样，举办庆祝凯旋盛典和其他象征荣誉的活动，也无人同元老院的人商量。显然，这绝不仅仅只是对于形式的忽略。正因为元老院的人极有可能不会否决这些事项，这种忽略才愈发令人费解。而恰恰相反，这是执政者们深谋远虑的一项计划，他们打算把元老院的权限从军事要务和高级政事中排挤出去，使他们只能参与财政和内政事务。元老院的人对此心知肚明，尽可能利用元老院决议案和刑事诉讼进行反抗。尽管多数执政者对元老院都持排斥态度，但他们还是稍稍利用了一番公民大会，使得国家的主人不用再受街头霸王的刁难。不过，他们也经常脱掉公民大会这层空洞的遮蔽物，直接袒露地采用专制手段。

君主派西塞罗和多数党下的元老院

无论元老是否愿意臣服，他们都必须服从。西塞罗继续领导着逆来顺受的多数党，他拥有律师才华，可以为一切事情找到理由，至少给出一番说辞，因此大有作为。贵族们曾利用西塞罗向执政者们挑衅，如今执政者又利用他来充当奴隶的喉舌，如此体现了一种高明的恺撒式讽刺。于是，执政者原谅了西塞罗偶尔欲以卵击石的欲望，同时也确保了他将完全归顺自己的决心。他的弟弟因此被迫任职高卢军官，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充当了人质角色。庞培还强制命令西塞罗担任自己的副官，以便在任何时候找到政治放逐他的把柄。克洛狄乌斯无疑得到了命令，暂时保持休战状态，不过恺撒既未因西塞罗抛下克洛狄乌斯，也没有因克洛狄乌斯而抛下西塞罗。克洛狄乌斯这位伟大的救国主和自由英雄，深入萨马罗布里瓦（Samarobriva）总部，只是可惜，未有一位阿里斯托芬那样伟大的诗人进行一番恰当描述。

然而，当初那根悬在西塞罗头上、给过他重击的棍子如今依然悬在那里，甚至现在还加上了金锁链。在西塞罗囊中羞涩的时候，恺撒免息贷款给他，巨额资本因此流入罗马城内，因而他很乐意充当建筑监工的角色。考虑到恺撒的代理人或许会在事后递上一张账单，西塞罗将许多为元老准备的不朽演说都扼杀在了萌芽阶段。他发誓“将来不再追求权力和荣誉，而要尽力争取得到执政者的欢心”、“要成为护耳罩一样灵活多变的人”。执政者们利用西塞罗的这一才华，让他为自己辩护。身居其位，西塞罗只得根据上级命令，替其最痛恨的对手辩护，尤其是在元老院中他几乎是统治者的发声人，将一切“别人可能同意，但自己却不赞同”的观点提交商议。事实上，作为臣服者中多数人公认的领袖，西塞罗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高。至于政府中的其他人员，凡是能用恐吓、奉承或者金钱动摇的，他们都以对待西塞罗的方式来应付，成功让他们大体臣服。

加图和少数派

当然，仍然有小部分的人固执己见，既不怕恐吓，也不接受利诱。执政者们坚信，对待加图和西塞罗的手段对自己有害无利，而容忍一个麻烦的共和党对手，比起将对手变成为共和党殉职的烈士来说，危害性更小。于是，他们准许加图回国（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底）。从那以后，加图经常在元老院和罗马广场内，冒着生命危险不停对抗执政者们，这点无疑值得尊敬，但可惜的是也落下许多笑柄。特雷波尼乌斯提出提案时，加图将事情闹到罗马广场乃至互相争斗，然后向元老院提议，鉴于恺撒之前对乌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做出过违背信义的事，理应将他交给那些蛮族，对此执政者们都随他去了。元老院决议通过承担恺撒的军饷费用之后，加图的门徒马库斯·法沃尼乌斯突然出现在元老院的门前，向公众呐喊国家有难；当这个无耻下流之人一见到恺撒受伤的腿上绑着纱布，便无礼称道白色纱布是放错位置的王冠；前任执政官伦图卢斯·马西利努斯面对公众鼓掌声时，曾向大会鼓吹趁在拥有建议权时好好珍惜，多多进言；在克拉苏启程去往叙利亚时，保民官盖乌斯·阿泰乌斯·卡皮托（Gaius Ateius Capito）利用当时的各种宗教仪式，将邪恶的意愿强扣到克拉苏头上；对于以上种种，执政者们都十分耐心。

总的来说，这些都只是少数顽固派的无效示威行为，不过他们所代表的派别却很重要。这个派别一方面扶持那些暗中骚动的反对共和党分子，给他们暗语，另一方面激发元老院那些对执政者抱有同样情绪的多数派，让他们商议通过反对执政者的法案。即使是多数派，他们也觉得有时候至少要在次要的事上，发泄自己心中的积怨，而且根据拒绝充当奴隶的常情，也要把对强大敌人的不满发泄到较弱敌人的身上。只要遇到相关的事情，他们便向执政者的手下使坏。因此，伽比尼乌斯申请举办感恩节遭到拒绝（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皮索被所管辖的省份召回，保民官加图制止了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选举，直至共和派执政官马尔凯利乌斯卸任。西塞罗尽管之前在执政者面前假意奉承，也发行了一本恶毒的无聊小册子抨击恺撒的岳父。然而，元老院多数派的反抗意愿倾向，以及少数派那些无效的抗议行为，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权力已经由元老院转移到执政者手中，正如之前权力由公民转移到元老院手上一样，元老院实际上成为执政者用来吸收反君主分子的政治会议了。下台政府的党羽抱怨道：“除那三个人以外，任何人都没有价值。执政者们无所不能，他们务必让所有人明白这一点。整个元老院全都变了，人人对执政者惟命是从。我们这代人临死前是见不到时局改变了。”事实上，他们身处的时代早已是君主制，而非共和制了。

选举中的持续对立

但若是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执政者的绝对支配，也依旧有另外一个易守难攻的政治领域，它同政府有所区别——那就是日常官职的任免和陪审法庭。显而易见的是，陪审法庭并不直属于政治，却也处处受到主宰国政精神的制约，在罗马城尤其如此。当然，官员的选举应属于国政本身，但在这一时期内，国家的实际治理者往往是特任官员或者无爵位之人，再加上如果职位最高的日常官员属于反君主阵营，那么他们都无法影响国家的机构，所以也就逐渐沦为傀儡——即便是其中最有反抗精神的人也无奈地自称废物，这也是事实。因此，所谓的选举也就成了纯粹的示威。就这样，尽管反对党失去了原来的战略位置，却仍然能在选举和诉讼上继续反抗。执政者为了取胜，自然也是竭尽全力。在选举方面，他们已经在卢卡商定了次年官员的候选名单，又想方设法地让这些人成功当选，大部分金钱也花在了策划选举这一项上。为了去罗马城投票，恺撒和庞培的军队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士兵请假。为亲自指导和监视选举，恺撒就经常到上意大利最靠近首都的地方。然而，效果却并不如人意。虽然，庞培和克拉苏按照卢卡协定成功当选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执政官，反对党的候选人也只有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挺到了最后，且最后出局，但这也是公然动武后的结果，其造成的不利影响很多，加图受伤只是其一。待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再次选举执政官时，无论执政者们花费多大的努力，仍然没能阻止多米提乌斯当选，而且加图也成功当选副执政官。去年这个时候，恺撒的手下瓦提尼乌斯挤掉了加图当选该职，一度震惊国人。到了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官员选举时，反对党将执政者手下蝇营狗苟的选举活动揭示得明明白白，导致后者招致国人的批评，无奈之下只得放弃。追究执政者在选举中惨败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陈旧腐败的机构难以管理，投票过程常有意外发生，中等阶级也心有不满，众人常怀各自的私心，导致党派之间发生奇怪的冲突，但这些并不是主要原因。贵族阶级分为许多群体，当时的选举也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他们将贿赂制度搞得规模宏大，组织严密。因此，在元老院中有支持者的贵族也就控制了选举；但尽管他们在元老院中勉强退让，暗地里却毫无顾忌地搞各种针对执政者的活动。因此，当克拉苏在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当选执政官时，建议公民大会核准一项严惩群体私下操纵选举的活动，但贵族在这方面的势力并未因此受损，以后几年的选举就是明证。

陪审法庭中的争斗

陪审法庭同样也使得执政者大为头痛。按照当时的组织，虽然元老院的贵族在其中也有势力，但是决定权却为中等阶级所把持。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庞培建议施行一项新的法令，即提高陪审人的财产资格。由此可见，中等阶级正是反抗执政者的主要力量，大资本家则更加温驯，在陪审法庭同样如此。然而，共和党尚未失去在此处的影响，他们不厌其烦地提出各种政治弹劾案，对象虽然不是执政者本人，却也是其手下重要的人物。起诉任务依然属于元老院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比同阶级的老年人更加热衷于共和事业，更有才能，也敢于以大胆地攻击他人为乐，因此这种诉讼场面相当活跃。当然，法庭并不自由；如果执政者较起真儿来，法庭也得跟元老院一样，不得不做出让步。恺撒的心腹之中，最勇猛最放肆的就数瓦提尼乌斯了，反对党口中谩骂不休的最痛恨之仇敌也正是他，可他的主人恺撒一下令，他便能安然无恙地逃脱一切指控。但是诸如盖乌斯·利奇尼乌斯·卡尔乌斯（Gaius Licinius Calvus）和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之类的人物，他们知道如何借助睿智的雄辩和尖刻的讽刺攻击对手，即便他们弹劾失败，也能让对手碰一头灰。当然，他们也有成功的时候，不过对手往往是低级人物罢了。但是也有例外，前执政官伽比尼乌斯作为当权者手下的地位最高、最招人恨的党羽，就是这样被人推翻的。对于伽比尼乌斯就海盗战事指挥权提出的法案，以及他在叙利亚任省长时对元老院的藐视，对贵族党而言完全不可饶恕。同时，他又在任内为了保护省民的利益而公然反抗资本家，到任后移交权力给克拉苏时又处处作梗，所以贵族群体和大资本家对其可谓是深恶痛绝，甚至连同克拉苏也一起恨上了。对于这些敌人，他唯一的靠山就是庞培，后者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最忠实最有胆有才的部下，但是他并不懂得像恺撒那样运用权力维护自己的手下。所以，到了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陪审人员将伽比尼乌斯以贪污罪驱逐出境。

因此，总的来看，在人民选举和陪审法庭范围内，执政者全面受挫。控制这些地方的势力难以捉摸，同其他政治机关相比，也就更加难以威胁和买通。在人民选举中，对于那些秘密结成团伙的利益集团，掌权者即便是通过各种手段夺取他们的政权，也难以将其消灭；他们活动时隐藏得越深，也就越难以加以控制。在陪审法庭上，掌权者又遇到了中等阶级对于专权君政的憎恶，而且根本没有办法加以消弭。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遭遇了连续的失败。虽然反对党的选举胜利只能起到示威的作用，毕竟执政者能利用各种方法撤掉那些反对自己的官员，但反对党能够利用刑事判决剪除他们的得力羽翼。在当时的情形下，执政者既不能废除人民选举和陪审法庭，也不能将其控制在手中。因此，反对党虽然感到束手束脚却也能够保留一定的阵地。

反对派文学

然而，反对党越是被排挤在直接政治活动以外，他们就越是想要转向另外的战场，但在那里对抗执政者显然更加困难。那个战场就是文学。司法的反抗也早已是文学的反抗，因其演说词同样要作为政治宣传的册子公之于众。人们以诗歌为箭，更加迅猛准确地射中目标。名门贵族的活泼少年以小册子和短歌积极响应，意大利各乡镇中受过教育的中等阶级正是热衷于此，他们取得了胜利。其中，有元老的贵子盖乌斯·利奇尼乌斯·卡尔乌斯（罗马纪元672—706年即公元前82—前48年），他是个演说家和宣传册子作家，又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还有克雷米纳（Cremona）的市民马库斯·福利乌斯·毕巴库罗斯（Marcus Furius Bibaculus）（罗马纪元652—691年即公元前102—前63年）、维罗纳（Verona）的市民昆图斯·瓦勒里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 Valerius Catullus）（罗马纪元667—700年即公元前87—前54年）。他们的短诗措辞优雅而讽刺辛辣，以离弦之箭的速度飞遍整个意大利，命中率毋庸置疑。这三人联合作战，让数年中的文学界都弥漫着反抗的氛围。作品中充斥着怒骂，对象就是“伟大的恺撒”和“无敌的将军”，也是彼此勾结的翁婿，他们扫荡了全世界，让卑鄙宠臣得以嚣张，拿着从长发凯尔特人那里掠夺的赃物在罗马街头炫耀，拿那些从西方最远岛屿抢来的物品大开宴席，挥金如土般地追求女子，夺取本国真诚少年们的情人。在卡图卢斯[5]的诗歌和其他文学片段中，有写得绝妙的私仇和公恨，有共和党流露在肆意狂笑或残酷绝望中的无奈与苦闷。这些内容在阿里斯托芬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作品中更是随处可见。

三位执政者中至少有一个最精明的人深知，对于反对党，既不能轻视也不能强势压制。于是乎，恺撒私下里竭尽所能地拉拢当时稍有名气的作家。西塞罗深受恺撒的敬重是因为他早有名气，因为高卢省长曾在维罗纳结识了卡图卢斯的父亲，所以想要用这层关系同卡图卢斯达成和解。因此，尽管这位少年诗人对于大将军极尽挖苦讽刺之能，而恺撒却仍然待之以礼。恺撒的文学天才足以同对手叫板，为了间接地弱化四面八方来的攻击，他发表了一篇有关高卢战争的详细战报，天真地向公众陈述自己军事活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但是只有自由才是诗意和创造力的源泉，自由，且只有自由，即便沦为最可怜的怪象，即便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仍能再度激起文学的热情。文学的一切要素注定要反对君主专政，如果恺撒能够进入这一领域而全身而退，其原因也只能是他仍然抱着自由之国的伟大梦想。但可惜的是，他并不能将其传递给自己的敌人和自己的党羽。实际政治并没有受到执政者的绝对控制，正如文学没有受到共和派的完全操纵[6]。

制定特殊措施

反对党虽然相当疲弱，却变得越发讨厌和无礼，有严加干涉的必要。伽比尼乌斯的定罪貌似改变了局势（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底）。执政者一致赞成独裁制，不过是暂时的独裁，主要是为了落实有关选举和陪审法庭的新强制法。庞培既然负责罗马城和意大利政治，自然担负起决议案的实施工作。因此这件事情的处理也带着他拙于决断和行动的特色，透露出他少见的缺点。即便他愿意且能够发号施令时，仍然不能说出清楚坦白的话。

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底，元老院就已经制定好独裁制一案的计划，但他们多方暗示，就是为了等待庞培本人亲自提出来。其表面理由是首都的群体团伙制和乱党制仍然存在，依靠行贿和武力威胁的方式不仅危害了选举和陪审法庭的正当性，还加重了骚乱。毋庸置疑，有了这些理由，执政者很容易证明其方法的正当性。不过这样一来，未来独裁者不敢公然要求的东西，奴颜婢膝的多数派也不敢提供。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选举执政官时，空前的骚扰带来了极其恼人的情况，导致选举后延了足足一年之久。经过七个月的空缺期，到了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7月才得以举行。见此局势，庞培认为时机已到，再次向元老院说明独裁制的优势，即便不能解决纠纷，也可以迅速解决混乱局面。不过，他并未断然下令。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选举执政官时，作为执政者候选人的昆图斯·梅特路斯·西庇阿（Quintus Metellus Scipio）和普布利乌斯·普劳蒂乌斯·希普塞乌斯（Publius Plautius Hypsaeus），两个人都同庞培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并且为其效忠，共和反对党中最勇猛的党员提乌斯·安尼乌斯·米洛竟然公然与其对抗，同样竞争该职位。若不是这件事，庞培的命令不知何时才能发出去。

米洛是个勇武之人，有些耍阴谋和欠债的本事，带着与生俱来且又后天加强的自信心，在当时的政客中早有声望，并且名气仅次于克洛狄乌斯这类名人。因此，两者是相互竞争的仇敌。在执政官的指示下，克洛狄乌斯扮演过激的平民党，而米洛则变成贵族。如果当下有卡提利纳（Catilina）向他们毛遂自荐，共和反对党也会与其结盟，那么在暴动中他们自然会选择米洛做他们的庇护者。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在这场争斗中取得的少数胜利，都要归功于米洛及其训练精良的角斗队。所以，加图与其同党为了投桃报李，便支持米洛成为候选人，即便是西塞罗也不得不举荐其敌人的敌人和其自身的保护者。同时为了成功当选，米洛本人也是大把撒钱，大肆使用暴力，似乎胜券在握。对执政者而言，这件事不仅会是个让人痛心的败局，也会是个真正的危险。毫无疑问，这位勇猛的竞选者一旦当选，肯定不会像多米提乌斯和其他老老实实的反对党人一样，他绝对不允许别人把他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凑巧的是，克洛狄乌斯和米洛在距离首都不远的阿庇安大道（Appian Way）撞面，双方的部下打作一团，克洛狄乌斯本人被砍伤了肩膀，只好躲到临近人家。虽然不是米洛指示，但事已至此，一场风波就要降临。在米洛看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以绝后患。于是他命令手下把克洛狄乌斯从藏身之处拉出来，将他杀死（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1月13日）。

罗马之乱

执政官一派的街市首领——保民官蒂乌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Titus Munatius Plancus）、昆图斯·庞培·鲁弗斯（Quintus Pompeius Rufus）和盖乌斯·萨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看到当下形势，认为时机已到，应该为其主人着想了，应破坏米洛的选举。克洛狄乌斯死后，其下层民众，尤其是新自由民和奴隶，也就失去了恩主和将来的靠山，骚乱由此而起。鲜血淋淋的尸体陈列在佛罗场的演说台上，向众人展示。造势演说一结束，暴动就爆发了。众人把尸体抬到元老院，将其建筑烧了个干净，原本贵族聚会之处就这样成了大解放家的火葬场。随后，人们又围堵在米洛的住宅前方，直到其部下的一通乱射才把围攻者赶走。然后，这些人又赶到庞培及其执政官候选人的住处，推前者为独裁者，推后者为执政官。接着又前往马库斯·雷比达（Marcus Lepidus）家中，因为他是负责执政官选举之人。激愤的群众要求他即刻准备选举，结果他坚决反对，拒绝屈服，于是被围困在家中长达五日之久。

庞培独裁

这些骚动事件的背后指使人做得太过，虽然其主人决定利用这一偶然事件做文章，不仅可以借机铲除米洛，也可以拿下独裁地位；但他希望借元老院达成自己目的，而不是一群暴徒的要求。整个都城一片混乱，让人难以忍受，庞培只得调动军队将其平息。同时，他一改原来的请求姿态，命令元老院采取行动。不过后者耍了个无用的计策：在加图和毕布路斯的建议下，允许执政官庞培保留原职，另任“无同僚的执政官”，这显然不是独裁（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1月13日）[7]——只是为了避免单纯的事实，而采用了一个带有双重矛盾[8]的名义，这样的做法让我们想到昔日贵族将亡时的一项精明议案，虽不让平民有机会成为执政官，却给予他们执政官的权力。

执政官和陪审法庭的新变化

就这样，庞培依法取得全部权力，开始对那些在群体势力和陪审法庭中占据要位的共和党人发起诉讼。为了重申和厉行当下的选举法规，他制定了一项特别法令和另一种惩治运作操纵选举的法令。对于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以来的犯罪行为，后者具有追溯的效力，同时还要加重处罚。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法规，就是在从政生涯中，省长一职原本是不错的美差，执政官、副执政官卸任时，政府应该在五年后再授予其省长官职。这一办法要生效也是在四年后了，因此以后数年内的省长补缺之事都受制于这项法令，实际上也就是由元老院的实际掌控者决定。陪审法庭虽然继续存在，但反诉权受到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法庭除了言论自由，辩护人的数量和每个人发言的时间都受到定额限制。另外，当时盛行一种恶习，即除了事实证人外，还有所谓的品行证人或“赞颂者”，以便袒护被告，这些也遭到废除。

接着，百依百顺的元老院又按照庞培的指示下令：阿庇安大道上的争斗已把国家推入了危局，因此，依照特殊法律，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审理有关此案的相关人员，并且所有委员受庞培直接指派。人们想要恢复监察官职的重要地位，借其力量清理混乱不堪的公民团，改变其鱼龙混杂的现状。

这一切措施，都在武力保障下得以顺利实施。在元老院宣布国家有难的情况下，庞培借机发动全意大利的男子入伍，确保他们对自己绝对服从。他还在卡皮托尔山上驻扎了一队坚实可靠的士兵，只要反对党一有活动，便用武力加以威慑干涉。克洛狄乌斯案件审判过程中，他违背惯例，派了一队士兵驻守在审判所附近。

共和党人的羞辱

恢复监察官制度的计划遭到抛弃，因为在元老院那些奴性十足的多数派中，没有一个人有充分的高尚品德和权威，所以此事自然作罢。另一方面，陪审法庭判了米洛有罪（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4月8日），取消了加图参选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执政官的资格。盛行一时的演说和小册子也遭到新诉讼法的打击，湮没无闻；因此，曾经让人畏惧的法庭雄辩为政治领域所排斥，且受到君主制度的制约。当然，全国大多数人心中仍有反抗之心，其并未在公众生活中消失——要达到这种程度，不仅要限制人民选举、陪审法庭和文学创作，还要将它们全部消灭。在这些事情上，庞培尽管实现了独裁，仍因自己的笨拙和刚愎自用为共和党所利用，后者也借此取得了数次胜利。

执政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官方自然将其掩饰为维持公共秩序和安全的法令，声称每一个品行端正的公民都会赞同这些措施。但是这种显而易见的骗局却在手中滥用，因此那些进入特别委员会的人，并不是可靠的手下，而是各个党派最有名望之人，甚至连加图也囊括在内。而且法庭中的士兵应该想着维持秩序，结果不论敌友都不能制造有利于己方的骚乱。执政者的中立态度也常见于特别法庭的判决。陪审人员不敢释放米洛，但共和党中的被告大都被释，遭到判罪的却是克洛狄乌斯方面最多。换句话说，被捕之人中有恺撒和庞培的亲近朋友，甚至是庞培的执政官候选人希普赛乌斯，连他借以利用的保民官普兰库斯和鲁孚斯也没能逃脱。庞培为了展示自己的大公无私，竟然没有为他们洗脱罪名，这真是愚蠢。同时，他却又在不值一提的事上袒护自己的朋友，破坏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在普兰库斯受审时，他亲自出庭做品行证人，而且另外几个同他有特殊关系的人，例如梅特路斯·西庇阿，也是因他袒护而得以逃脱判罚。他的行事往往自相矛盾，想要同时承担起两种义务，既要做公正的执政者，又要当正当的领袖，结果只是一场空。舆论自然认为他是专横的执政者，同党也视他为不大乐意保护自己一方的党魁。

但共和党人仍在活跃，甚至因为庞培的失误而取得了几场胜利，可是执政者确定独裁制的目的几近达到，加强了集权，共和党因此大大受挫。新君主制度得以巩固，人民的生活也相对安定下来。

不久，庞培身患重病。待他痊愈时，意大利全国都遵照君主制下的礼制庆祝他康复，执政者对此相当满意。到了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8月1日，庞培辞去独裁职位，同其部下梅特路斯·西庇阿共任执政官。

[1]这就是cantorum convitio contiones celebrare 的意义（cic. sest. 55. 118）。

[2]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3月11日，西塞罗发表演说拥护塞思提乌斯（Sestius），元老院因听到卢卡会议的决议案，讨论恺撒兵团问题，这时加图还不在罗马；到了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初，我们始见他又在活动，并且他既然在冬季旅行，必到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底才能回到罗马。所以，如果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一书是妄加推测，那么，加图则不能在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2月为米洛辩护。

[3]这悔过书便是那份指定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执政省份的演说辞，至今仍可查阅。该演说发表于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5月底，与它成对比的有拥塞思提乌斯反对瓦提尼乌斯的演说辞，又有论埃特鲁斯坎人意见的演说辞，分别作于3月和4月。他竭力赞美贵族政治，尤其用很傲慢的口吻对待恺撒。西塞罗自己承认说，甚至将那篇表示他又复归顺的文件传给他的亲密朋友，他都深感耻辱，这话诚然有理。

[4]此说不见于文献。不过若说恺撒完全不从拉丁民族征兵，就是说，完全不从他所辖省份里更为广大的一部分征兵，这本身就不可信。并且有一事可将其驳斥，即反对党用轻蔑的态度把恺撒招募的军队叫作“大部是波河外殖民地的土人”；因为这里所指的显然是斯特拉波所说的拉丁殖民地，然而恺撒的高卢军队里却没有拉丁士兵的痕迹。反之，据他自己所言，他从阿尔卑斯南部招募的新兵都被编成新的兵团而分配在各个旧兵团之中。恺撒可能将招募军队和授予公民权两者相结合，但更可能的是他在这事上固守他那一党的见解，不求替波河外的人取得罗马公民权，却认为罗马公民权依法应当属于他们。只有这样，才会有人传言恺撒擅自推行罗马城邦制于波河外的部落。这个假定也可以说朋希尔提乌斯（Hirtius）为何称波河外的城邑为“罗马公民的殖民地”，恺撒为何把他所创立的科莫殖民地当作公民殖民地看待，而贵族的温和派则只准它的权利与波河外其他殖民地的相同，即拉丁民权。过激派甚至宣布移民所得的公民权完全无效，因而不准科莫人拥有担任拉丁城邦官吏所有的特权。

[5]流传到今日的诗集里满是有关罗马纪元699—700年即公元前55—前54年的诗歌，无疑一定是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问世的。它所提到的事，最晚的是瓦提尼乌斯讼案（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8月），而若希罗尼穆斯称卡图卢斯死于罗马纪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时间偏差尚不算大。由瓦提尼乌斯“任执政官时发假誓”一事来推测，人误以为这诗集发表于瓦提尼乌斯为执政官以后（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由此可知的只是该诗集出版时，瓦提尼乌斯或许已算定做某年的执政官，早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他已势在必行，因为他的姓名确已列在卢卡会议商妥的候选名单里。

[6]下面是卡图卢斯的诗（第二十九篇）作于罗马纪元699—700年即公元前55—前54年，在恺撒出征不列颠以后而在朱利安（Julia）死以前：

原先属于长发凯尔特人和不列颠的，

现在被马穆罗据为己有，

人若不是浪子，不是赌徒，不是饕餮，

这事谁能旁观，谁忍得看下去！

你这软弱的罗慕洛，你见了就准许吗？

他就应该这样无礼，浓抹着香膏，

像个芬芳的大肚汉，现在做个阿多尼，

到这里走进我们处女的闺阁吗？

你这软弱的罗慕洛，你见了就准许吗？

你就是个浪子，是个赌徒，是个饕餮呵！

所以你，无双的将军，因此渡过海去，

到西方那个最远的岛屿，

就为的是把二三百万钱拿到这里，

浪费在你那陈旧无用的娱乐吗？

这若不是谬误的博施，还有什么是的？

难道他还不够倾家荡产的吗？

先是他祖遗的产业给他挥霍了，

然后是本都战利品，以后又是伊比利亚战利品，

这是塔古斯河冲着金沙的波浪看见的。

你们这些不列颠人，怕他吧！凯尔特人，怕他吧！

就是一份肥大的遗产，这无赖汉也能

把它吃光用光，你们为他保存什么？

所以，你们这相亲相爱的两翁婿呵，

你们就为这个毁灭全世界吗？”

福米亚的马穆罗（Mamurra aus Formiae）是恺撒的宠臣，在高卢战争期间曾为他部下的军官，大概在这诗写作以前不久，他回到首都，那时他似乎从事建造他那在凯林山上的云石宫，这座宫殿多为人所称道，装潢穷极壮丽。伊比利亚战利品与恺撒做远西班牙省长有关，并且马穆罗那时已在他的总部里，与以后确在高卢一样；本都战利品大概指那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事而言，因为据这诗人的暗示，使马穆罗发财的不只是恺撒一人。

这首诗一片痛骂，使恺撒十分难堪，另一首用词较为温和，几乎是作者在同一时期的作品（第十一首）。这首诗也可以引在这里，因为它以其悲剧感的笔调引出绝无可悲的差使把新摄政的属僚很巧妙地嘲笑一番——如伽比尼乌斯·安东尼等由最下流地方骤升到总部的一般人。我们须切记，作这诗时，恺撒正在莱茵河和泰晤士河上作战，克拉苏出征帕提亚以及伽比尼乌斯出征埃及都在准备当中。这位诗人仿佛也希望执政官之一给他一个空缺的职位，在他手下人要动身的时候，向其中二人最后吩咐道：

福里和奥雷里亚，副将们

卡图卢斯对你们说，无论他要往印度极边，

到那途远的东洋，波涛汹涌

澎澎湃湃冲打海岸的地方，

或往赫迦尼和阿拉伯，

到欢喜弓箭的帕提亚和萨克，

或到七股尼罗河使如镜的海面交色之处；

或者他要沿路越过阿尔卑斯山

到伟人恺撒立界碑的地方，

到莱茵河流域，野蛮不列颠人所居的天涯——

你们，请准备与卡图卢斯共享这一切，

共事神意定给他的命运，

请把这短短的噩耗带给我的爱人吧！

不管她与她一伙情人行走坐卧，

她一次能拥抱三百个男子，

对人人都不贞，但随时能使人人满意。

她不像从前那样追寻我的爱情，

她把我的爱情随便摧残了，像犁铧

把散在田边的蝴蝶花翻起来一样。”

[7]本年一月有二十九天，二月有二十三天，随后有个二十八天的闰月，然后才是三月。

[8]Consul（执政官）一词即是“同僚”的意思，一位Consul同时又是Proconsul，就等于一位正执政官同时又是代执政官。

第九章　克拉苏之死与共同统治者之间的决裂

克拉苏前往叙利亚

多年来，马尔库斯·克拉苏一直被认为是“三头怪物”的首领之一，却有名无实。他只是作为一个充数的人，调整真正统治者庞培和恺撒之间的平衡，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站在恺撒这边对抗庞培。这个角色并没有太多荣誉，但是任何荣誉感都无法阻止他追求自己的利益。他是个商人，会公开与人做生意。他所获得的并不多，但当没有更多可以获得时，他也会接受，并试图在他所积累的金山中忘却让他烦躁的野心，忘却那近似有权力却又无权力的地位带给他的苦恼。但是，卢卡会议也让他的形势发生了转变，为了在做出巨大让步后仍然能保持对庞培的优势，恺撒给了自己的老盟友克拉苏一个机会，让他通过帕提亚战争，在叙利亚取得和自己通过高卢战争在高卢获得的地位一样。我们很难说清这些新的机会是对他的贪财欲更具有吸引力，还是对他的野心更具有吸引力。现年六十岁的他，贪财欲已经位居次席，每次新获得的百万财富只会让他变得更加贪婪，而这位老人胸中长期压抑着的野心已经越来越难以抑制，现在开始燃烧起躁动的火焰。早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初，他就抵达了叙利亚，甚至不等执政官任期届满就出发了。他充满着迫不及待的热情，渴望挽回他所失去的每一分钟，渴望搜刮除西方财富之外的东方财富，渴望像恺撒一样迅速获得权力和荣耀，或像庞培一样不劳而获。

出征帕提亚

克拉苏发现帕提亚战争已经开始。我们曾经介绍过，庞培不遵守约定的界限幼发拉底河，为了亚美尼亚的利益，强夺了帕提亚帝国的几个行省，这种行为是对帕提亚人的背信弃义。现在，亚美尼亚成了罗马的一个属国。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曾屈服于此，但后来他被自己的两个儿子米特拉达斯和奥罗德斯所杀，新任国王米特拉达斯立刻向亚美尼亚国王即已逝的提格兰[1]之子阿尔塔瓦斯德斯（Artavasdes）宣战。这同时也等同是向罗马宣战，所以叙利亚英勇能干的总督盖比尼乌斯（Gabinius）刚平定了犹太人的叛乱，就率军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不过，与此同时，帕提亚帝国却发生了革命，贵族们在年轻有为的维齐尔的英勇领导下，推翻了米特拉达斯国王并拥立他的弟弟奥罗德斯为王。因此，米特拉达斯国王与罗马人联手，他还亲赴盖比尼乌斯的军营求助。一切都预示着罗马总督的野心将获得最好的结果，不料此时，他却接到命令用武力护送埃及国王返回亚历山大城。盖比尼乌斯必须服从军令，但预料自己很快就能回来，所以，当被废黜的帕提亚国王向他求助时，他说服国王先行开战。米特拉达斯依计而行，还获得了塞疏西亚和巴比伦的拥护，但是维齐尔攻陷了塞疏西亚，亲自登上城垛。在巴比伦，米特拉达斯因为弹尽粮绝而被迫投降，他的弟弟下令将其处死。显然，他的死是罗马人的损失，但这并未结束帕提亚帝国的动乱，而亚美尼亚的战争也将继续。埃及战役结束后，盖比尼乌斯正准备借此良机，继续对帕提亚的战斗，而此时，克拉苏来到叙利亚并接手了前任的作战计划。克拉苏满怀不切实际的妄想，轻视了行军的困难，也低估了敌军的抵抗力。他不仅满怀信心地要征服帕提亚，而且已经开始想象在此之后攻下大夏古国和印度。

作战计划

不过，这位新亚历山大倒是不慌不忙。在他实行这些宏伟计划之前，还抽空进行着枯燥乏味但利润丰厚的交易。他下令掠夺位于班比昔的海拉波里斯的德尔克托神庙、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神庙和叙利亚行省其他富有神殿的财宝，向所有属国征招分遣队，或更准确地说是以出资代替出兵。克拉苏第一个夏天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仅限于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广泛侦察。罗马人渡过幼发拉底河，在伊克那厄（Ichnae，位于拉卡北面的比勒卡河）打败了帕提亚总督，并占领了邻近的城镇，其中包括尼科福留姆城（Nicephorium，即拉卡）的一个重镇。随后，罗马人留下守兵后返回了叙利亚。一直以来，罗马人都在前往帕提亚的路线上犹豫不定，是绕行亚美尼亚更明智，还是直接穿过美索不达米亚沙漠更可取？罗马人值得信赖的盟友控制着第一条路线所通过的山区，更为安全可靠，而且阿尔塔瓦斯德斯国王还亲自来到罗马司令部提议采取这个作战计划。但侦察结果则支持通过美索不达米亚。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线，有很多繁荣的希腊和半希腊城镇，尤其是重要的塞疏西亚城，而这些城镇都不愿接受帕提亚的统治。现在，所有这些希腊城镇都和罗马有所往来，就像早先卡莱城的市民一样，他们几乎都无法忍受异族的统治，准备摆脱束缚，迎接罗马拯救者，几乎将其视为同胞。阿拉伯王子阿布加鲁斯（Abgarus）亲自来到罗马军营表忠心。这位王子控制了埃德萨和卡莱的沙漠地区，因此也就控制了通常由幼发拉底河到底格里斯河的道路。看起来，帕提亚人毫无防备。

渡过幼发拉底河

于是在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罗马人渡过了幼发拉底河（比拉德吉克附近）。从此地到达底格里斯河有两条路线：要么军队沿着底格里斯河向下行至塞疏西亚，在这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仅相距几英里；要么他们在渡河后，立刻走捷径穿越广袤的美索不达米亚沙漠抵达底格里斯河。前一条路线将直达帕提亚首都泰西封，它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与塞疏西亚相对。在罗马人的军事会议上，有几个重要人物支持这条路线，尤其是财务官盖乌斯·卡西乌斯指出，沙漠行军困难重重，而且据罗马守兵传来的可疑消息称，幼发拉底河左岸的帕提亚人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但与此相反，阿拉伯王子阿布加鲁斯声称，帕提亚人正忙于从西部行省撤离，他们已经携带财宝向赫卡尼亚人和塞西亚人的地区逃去，只有快马加鞭走近路才能赶上他们。但这样行军，罗马人至少有可能歼灭西拉凯和维齐尔的殿后部队，成功缴获大量战利品。友好的贝都因人所提供的情报决定了行军方向。由七个军团、四千名骑兵、四千名投石兵和弓箭兵组成的罗马军队，离开幼发拉底河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不毛之地。

沙漠行军

目之所及的地区看不见一个敌人，只有饥饿和干渴，还有那好似把守着东方大门的无垠沙漠。最后，在经历了多日的辛苦跋涉后，罗马军队在必须渡过的第一条河流巴利梭河附近，首次遇见了敌人的骑兵。阿布加鲁斯和他的阿拉伯人前去侦察，帕提亚骑兵撤退并渡过河，然后消失在远方，阿布加鲁斯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后追赶。罗马人焦急地等待着阿布加鲁斯带回更确切的消息。罗马统帅希望在此处能最终追上不断撤退的敌人，他那年轻勇猛的儿子普布利乌斯追随恺撒，在高卢作战时立下赫赫战功，恺撒派他率领一队凯尔特骑兵参加帕提亚战争，渴望参战的炙热火焰在他的胸中燃烧着。还未收到消息时，罗马人便决定冒险前进。出发的命令下达了，军队渡过巴利梭河，晌午时分未作充分休整便立即快步前行。忽然之间，四周响起帕提亚人的战鼓声，到处都挥舞着他们绣金战旗。在中午炎热的太阳下，他们那身铁盔铠甲闪闪发光，而维齐尔的身边站着的，正是阿拉伯王子阿布加鲁斯和他的贝都因人。

罗马和帕提亚之战

罗马人发现中了圈套时，已经为时已晚。维齐尔准确地看出了罗马军所面临的危险，并找到了应对之策。东方步兵无法对抗罗马步兵，所以他摒弃了步兵，将主战场毫无用武之地的大量步兵交由国王奥罗德斯率领，前往攻打亚美尼亚。他阻止国王阿布加鲁斯向克拉苏提供允诺的一万名重骑兵参加战斗，这是克拉苏目前所急需的援军。另一方面，维齐尔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战术体系来应对难以超越的罗马战术。他的军队全由骑兵组成，持长枪的重骑兵排成一行，人和马用金属铠甲和皮衣或类似胫甲保护着，军队大部分是弓骑兵。相较而言，罗马军队在数量和水准上都完全处于劣势。他们的步兵在近身搏斗时非常出色，无论是短距离的重标枪搏斗还是刀刃下的短兵相接，但他们不能强迫自己同一支仅由骑兵构成的军队交战。即使两军进行肉搏，他们认为这些身穿铁甲的枪骑兵就算不强于他们，也和他们势均力敌。与一支像帕提亚这样的军队相比，罗马军队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因为骑兵控制了交通；在战术上没有优势，因为在近距离作战中所使用的武器必败于远距离作战所使用的武器，除非是一对一的肉搏。所有罗马军队的战术都是以密集阵为基础，当遇到这样的攻击时就使危险增加。罗马的队列越密集，它出击的威力肯定越大，但是被武器射中的概率也就越大。通常情况下，城镇的防御需要考虑地势的险峻，永远也无法完全采用这种只用骑兵迎战步兵的战术。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沙漠，军队犹如海中行驶的船舶，在数日的行军中，既遇不到任何障碍物，也看不见一处战略要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可以充分发挥这种战术的威力，让其所向披靡。所有这一切汇聚起来，让外国步兵在与本地骑兵的对抗中处于下风。负重步行的罗马士兵拖着疲惫的身躯穿过沙漠和草原，在人迹罕至、远离水源的地区，人们很难找到饮用水，有些士兵死于饥饿，更多的则死于干渴。帕提亚的骑兵自幼就习惯骑马或骆驼，甚至是骑在鞍上过生活，他们早已熟知如何减轻或忍受沙漠行军的艰苦，从而轻松地穿越沙漠。沙漠之地没有雨水，酷热让人无法忍受，敌方弓箭手和投石者的弓弦和皮条却变得松弛。很多地方都是厚厚的沙地，驻扎营地时简直无法修建普通的壕沟和壁垒。人们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形下，战争中的一方占尽了优势，而另一方完全处于劣势。

这种新型战术首次让国家军队系统，在合适的地形下优于罗马军队。对于这种源于帕提亚人的战术，是产生于何种情况之下，则无从考究，只能靠推测。长枪手和弓骑兵在东方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并盛行于居鲁士和大流士。但至今为止，这种武器只作为辅助，主要用来掩护一无是处的东方步兵。毫无疑问，帕提亚军队在这方面和其他东方军队如出一辙，据说军队中步兵人数占了六分之五。另一方面，在这一次同克拉苏的战斗中，骑兵首次独立出战，这种武器获得了全新的使用，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这让世界各地的罗马敌人，在遇到近距离作战具有绝对优势的罗马步兵时，都会采用骑兵和远程武器来应对，同时都取得了相似的胜利。在不列颠，卡西维劳努斯取得了完胜，维辛格托里克斯在高卢有过一些胜利记录，甚至是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也曾尝试过这种战术，而奥罗德斯的维齐尔不仅使用的范围更广，而且也更为彻底。对于这种战术，维齐尔具有特殊的优势，因为他采用让重骑兵排成一列的方法。弓箭在东方是一种国民性的武器，使用起来相当熟练，这为他在波斯地区进行远距离作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武器；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独特性也让他可以自如地实现自己完美的想法。在此地，罗马的近距离武器和罗马的密集阵，首次败给了远距离武器和展开阵；在此地，开创了军事革命，直到枪炮输入时才始告终结。

卡莱战役

在这种情形下，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沙漠之中进行了第一次战役，战场位于卡莱城（即哈兰）以南三十英里处，伊克那厄北面不远的地方，卡莱城驻扎着一支罗马守军。罗马的弓箭手首先发力，但面对数量占绝对优势，而且灵活性和射程都远强于自己的帕提亚弓箭，他们很快就退了回来。虽然深谋远虑的军官建议要尽可能展开队形来迎战敌人，但罗马军团还是采用每面十二阵的密集方阵，很快就被从侧翼攻来的骑兵包围起来，遭到弓箭的猛烈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敌人的射击没有特定目标，罗马士兵也无力反击。罗马人希望敌人的弓箭终有用尽的时候，但看见源源不断的骆驼驮着弓箭前来时，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帕提亚人仍然在延长他们的战线。为了让侧翼包围最终不会演变为被团团围住，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提议由他率领一支精锐的骑兵、弓箭手和步兵组成的罗马军团出战。事实上，敌人已经放弃了完全包围的意图，并不断撤退，这位鲁莽的罗马将领却穷追不舍。但是，当普布利乌斯所率领的军团完全脱离大部队时，却遭到重骑兵的抵抗，帕提亚大军从四面快速涌来，像一张网似的将罗马军团包围。普布利乌斯眼看着自己的军队在弓骑兵的箭下纷纷倒下，枉送了性命，绝望的他率领一支凯尔特骑兵，没有穿任何防护性的铠甲，便冲向了敌人的铁甲枪骑兵。但是，勇猛的凯尔特人虽然视死如归，手持长枪跳下马来，与敌人兵刃相接，却还是无力回天。剩余的军队和手臂受伤的将领被逼到了一座小山丘，沦为敌人弓箭手更易射击的目标。美索不达米亚的希腊人对这里了如指掌，他们恳求克拉苏与其一起逃命，但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要与那些被他的鲁莽所害死的勇士们同生共死，便命令自己的持盾卫士将他刺死。很多还活着的军官都纷纷效仿他自杀。大约六千壮士的整支军队，被俘虏的不足五百人，其余的无一人生还。同时，罗马军团的主力部队所遭到的攻击有所缓和，军队重获休整。由于派出的军队一直杳无音讯，终于让他们从佯装的镇静中惊醒过来，为了解队伍的状况，他们便向附近的战场移动。克拉苏这才看见自己儿子的头颅被挂在杆子上，而敌人再次向主力部队发起恐怖的杀戮，凶猛的攻势丝毫没有减弱的态势。克拉苏的队伍既不能冲破长枪阵，又无法靠近弓箭手，只是因为夜晚降临，敌人才鸣金收兵，停止杀戮。如果帕提亚人在战场上安营扎寨，那么罗马兵恐怕无人生还。但是，他们习惯于在马上作战，因此害怕遭到偷袭，所以绝不会在靠近敌人的地方安营扎寨。他们用嘲笑的口吻向罗马人喊道，他们将给遭受丧子之痛的罗马将领一个晚上来为儿子恸哭，明早再来取他们的性命。

退往卡莱

罗马人当然无法等到天明。克拉苏已经完全失去了决断力，副将卡西乌斯和屋大维命令仍能行动的士兵，尽量悄悄地立即出发，以便前往卡莱城寻求保护。所有的伤兵和落队者被留下，据说总数达到四千人。事实上，当帕提亚人在次日返回时，首先就是寻找和屠杀这些留下的罗马散兵，而卡莱城的守军和居民早已从逃兵那里得知惨败的消息，匆忙赶来迎接败军，这才让这群残兵败将免于全军覆没。

撤离卡莱　辛纳卡的意外

帕提亚的骑兵并未想过要围困卡莱。但是，罗马人很快就离开了，或者是迫于缺乏粮食，或者是由于统帅意志消沉的缘故。士兵们本想拥护卡西乌斯来取代克拉苏的帅位，但并未成功。罗马军队向亚美尼亚山区行进。屋大维率领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日伏夜行抵达辛纳卡要塞，这里距离可以作为庇护所的高地只有一天的行程。一个向导将罗马军统帅引入歧途，将他交给了敌人，屋大维冒着生命危险将统帅救出。随后，维齐尔以国王的名义，骑至罗马军营前，提出与罗马人讲和，并建议双方的统帅进行一次私人会谈。士气低落的罗马军恳求，事实上是强迫他们的统帅接受和谈。维齐尔照例款待了这位执政官和他的随行人员，并重新提出缔结一个友好协议。只是，当他想起卢库勒斯和庞培关于幼发拉底河边界所订立的协议，便愤怒不已，所以要求即刻立字为据。帕提亚人牵来一匹盛装打扮的骏马，将它作为国王送给罗马统帅的礼物，维齐尔的侍从簇拥着将克拉苏扶上马鞍。罗马军官看到这儿，以为他们要擒拿统帅，手无寸铁的屋大维拔出一位帕提亚人的佩刀，将它刺向马夫。在随后的混乱之中，罗马军官全部丧命。这位白发苍苍的罗马统帅也像他的叔祖父一样，不愿被敌人当作战利品活捉，而以死了却残生。留守军营的大军群龙无首，有些被俘，有些逃散。卡莱开战的日子和辛纳卡结束的日子，这两天都可以和阿里亚、坎尼和阿劳西奥战役的日子相提并论。幼发拉底河再也没有罗马军队，只有从卡莱撤退时，与大部队走散的一支由盖乌斯·卡西乌斯率领的军队，还有其他一些走散的士兵和个别逃兵，成功躲过了帕提亚人和贝都因人而返回叙利亚。大约四万人的罗马军团渡过幼发拉底河，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士兵返回，近一半人牺牲，又有约一万罗马士兵被俘。胜利者将俘虏们发配到该国最远的东部地区（即梅尔夫绿洲），作为奴隶按照帕提亚的模式被迫服兵役。这是自罗马军团使用鹰旗以来，首次在同一年两次成为外族的战利品，几乎是同时在西方败给日耳曼部落，在东方败给帕提亚人。不幸的是关于罗马人战败对东方的影响，我们没有获得详实的史料信息，但肯定是深远而持久的。当维齐尔的捷报传来时，国王奥罗德斯正在庆祝儿子帕科鲁的婚礼。按照东方的惯例，一同送来的还有克拉苏的首级，而国王儿子所娶的正是新盟友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瓦斯德斯的妹妹。喜宴已经撤下，一支来自小亚细亚的巡游戏班，正在给观众表演欧里庇得斯的《巴克赫》（Bacchae）。那时有很多这样的戏班将希腊诗歌和希腊戏剧传播到远东地区。扮演阿伽夫的演员正在酒神的狂欢节中肢解她的儿子，从西塞隆回来的她用神杖挂着儿子的头，这里他们用克拉苏儿子血淋淋的头颅来代替。她开始唱起那首众所周知的歌曲，让半希腊化的野蛮人陷入无限的欢愉：

我们由山中拿来，

带到我们家里去。

这个顶好的礼物，

这个带血的野味。

这是自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s）时代以来，东方世界首次对西方世界取得重大的胜利。事实上，它具有深远的意义。为了庆祝这场胜利，西方世界最优美的产物——希腊悲剧——被堕落的代表拙劣地模仿成极其丑陋的滑稽戏。罗马的市民精神和希腊的天才，同时开始让自己去迎合苏丹主义的枷锁。

战败的结果

这本身就是一场惨败，结果看起来同样也很严重，它动摇了罗马在东方的势力基础。现在，至少帕提亚人对幼发拉底河对岸拥有了绝对统治权；脱离罗马盟友的亚美尼亚，甚至早在克拉苏惨败之前就已经完全依附于帕提亚；帕提亚新任命的卡莱之主对忠诚于西方的城民施以重罚，而这位名为安德罗马库斯的城主，就是曾经背叛罗马人的向导之一。现在，轮到帕提亚人认真准备，打算渡过幼发拉底河联手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将罗马人逐出叙利亚。犹太人和其他各类居住在西部的人群，都等待着从罗马统治中解放出来，这种急切的心情，并不亚于幼发拉底河对岸的古希腊人想要摆脱帕提亚的统治。而罗马内战迫在眉睫，在此时此地遭到攻打真是一场严重的危机。对罗马而言，幸运的是双方都更换了统帅。苏丹·奥罗德斯非常感激这位英勇的贵族维齐尔，是他第一次让自己戴上王冠，肃清敌人，但如此功高震主，所以不得不赶紧让刽子手将他铲除。叙利亚侵略军统帅的位置由国王的儿子帕科鲁（Pacorus）担任，由于年轻的王子经验不足，便让贵族奥萨克斯（Osaces）来辅佐他，担任军事顾问。另一方面，克拉苏的位置由稳重果敢的财务官盖乌斯·卡西乌斯接替，担任叙利亚的临时总督。

帕提亚人被击退

帕提亚人就像此前的克拉苏一样，并不急于进攻，只是在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至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之间，派出了一支不强的闪电行动军渡过幼发拉底河，轻易就被罗马人击退了，这让卡西乌斯因此获得了些许时间重整军队。克拉苏曾用武力掠夺神殿，这让犹太人心怀怨恨，有赖于罗马人忠诚的追随者希罗多·安提帕特的帮助，才迫使犹太人臣服。罗马统治者本有充裕的时间，派遣新军前往受到威胁的边境进行防御，但在社会动荡的革命初期无暇顾及此事。最后，在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当入侵的帕提亚大军出现在幼发拉底河时，卡西乌斯除了两支由克拉苏的残军所组成的薄弱军队外，仍然没有援军。这样，他当然无法阻止帕提亚人渡过幼发拉底河，也无法守卫叙利亚行省。叙利亚遭到了帕提亚人的蹂躏，这让整个西亚为之颤抖。但帕提亚人不懂围城之术，卡西乌斯率领军队进入安提俄克，帕提亚人不但被击退，没有达成目的，还在撤退到奥龙特斯河附近时，被卡西乌斯的骑兵诱入埋伏中，遭到罗马步兵的屠杀，奥萨克斯王子也惨被杀害。于是，敌人和朋友都意识到，在普通地形由普通统帅所领导的帕提亚军队，并不比西方军队更善战。不过，帕提亚人并未放弃进攻，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至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冬天，帕科鲁仍然在幼发拉底河岸边的齐赫斯提卡（Cyrrhestica）安营扎寨。叙利亚的新任总督是马尔库斯·毕布路斯，这位无能的政客也是位昏庸的将领，除了关城躲避外毫无作为。一般人都认为战争会在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重燃战火，但是，帕科鲁没有将自己的武器对准罗马人，转而攻击起自己的父亲，甚至因此而和罗马总督达成共识。因此，污点并没有从罗马人荣誉的盾牌上抹去，也没有恢复罗马在东方的声望，但是帕提亚人结束了对西亚的入侵，幼发拉底河的边界暂时安静了下来。

卡莱战败对罗马的影响

同时，罗马的革命就像一座定时火山，翻滚着浓烟。罗马人开始不再用一兵一卒、一分一毫去对付国家共同的敌人，不再考虑民族的命运。克拉苏死后的两个月，某党派领导人克洛狄乌斯被杀死。那时的政客们所想所谈的，更多的是此事所引起的阿庇亚大道上的动乱，而不是巨大的国家灾难卡莱和辛纳卡战事，这是最严重的时事征兆。人们早就感到这两位统治者之间的决裂不可避免，且常常认为即将发生，而现在这一事态的形成已经变得不可遏止。正如古希腊船上的水手故事，现在，罗马共和国这艘大船发现自己正位于两块浮动的礁石之间。海浪不断上涨，船上的人时刻担心会发生碰撞，忍受着一种无名痛苦的折磨；每一次微小的晃动都会引起众多人的注目，不敢左顾右盼。

理解执政者

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4月的卢卡会晤后，恺撒同意向庞培做出巨大让步，这让两位统治者大致上势均力敌。王权本身是不能分割的，就这种分割式的王权而言，如果外部条件不能持久不变，那么他们的关系根本无法维持。至少在当下，两位统治者是否决定联合，毫无保留地承认彼此间的平等地位，则是不同的问题。如前所述，恺撒就是这种情形，他以和庞培势力均衡为代价，来获得征服高卢所需的时间，但庞培对于这一计划甚至连暂时的诚意都没有。他生性狭隘卑鄙，对其施以宽宏大量是危险的行为。他那狭隘的心灵是第一次有机会谨慎地取代他所勉强承认的竞争对手，他那卑鄙的灵魂渴望报复恺撒的放纵所带给他的耻辱。但是，按照庞培愚钝懒散的性格，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完全同意让恺撒与自己平起平坐，然而，他只能逐渐考虑破坏盟约的计划。无论如何，公众对于庞培的想法和意图，比他自己看得更清楚。他们能想到，至少美丽的尤丽娅之死，会让她的父亲和她的丈夫的私人关系破裂。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秋天，尤丽娅在风华正茂的时候逝去，不久她唯一的孩子也随她一起死去。亲戚关系的纽带被命运所割断，恺撒试图想要重建这种关系。他请求迎娶庞培唯一的女儿，并且让自己目前最近的亲属，他姐姐的女儿奥克塔维亚（Octavia）嫁给庞培。但是，庞培让他的女儿嫁给了她现在的丈夫即执政者的儿子福斯图斯·苏拉，而他自己则娶了昆图斯·梅特路斯·西庇阿的女儿。这时庞培收回了手，让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开始出现破裂。人们预料紧随其后的就是政治破裂，但这一次大家错了，在公开事务上，同僚之间的相互谅解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原因在于，恺撒在完成征服高卢的事务前，不想公开解除这种关系，而庞培在被授予独裁者从而完全掌控政府和意大利之前，也不想解除这种关系。这事有些反常，但也不难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之间需要相互支持。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冬天，在阿杜亚图卡惨败之后，庞培把自己解散休假的意大利军团借给恺撒，另一方面，恺撒同意并在道义上支持庞培其后镇压顽固的共和反对派的措施。

庞培独裁　庞培隐秘地攻击恺撒

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初，庞培用这种方法让自己成为了唯一的执政者，并且在首都的影响力也完全超过了恺撒。终于，意大利所有能入伍者都以他的名义，向他许下军人的誓言。直到此时，庞培才下定决心尽早与恺撒正式决裂，这一意图也变得日渐显露。阿庇安大道上的动乱发生后，法院恰恰只对拥护恺撒的老平民党提起诉讼，这种做法或者只是让人感觉不适。此外，针对竞选舞弊所制定的新法，其所具有的追溯效力直到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这让恺撒竞选执政官时的可疑行为也包括在内。虽然很多恺撒的追随者都意识到这是庞培想要决裂的明显信号，但也觉得暂时无碍。但是，当庞培没有顺应时势的要求挑选自己的前岳父恺撒作为共同执政者，而是联合了他的新岳父西庇阿时，人们就算再不愿承认决裂的事实也无法视而不见，因为西庇阿就是一个完全依附于庞培的傀儡。同时，庞培将自己西班牙两省的总督任期延长五年直至罗马纪元709年即公元前45年，并从国库中支取了一大笔款项用来支付他的军饷，而他不仅没有延长恺撒的任期，也没有拨付相同的军饷，甚至还在此时颁布关于总督任期的新规来提前召回恺撒，这一切让决裂的事实再清晰不过。显然，这些侵犯行为，是计划先动摇恺撒的地位，最后再推翻他。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卢卡会议上，恺撒之所以对庞培做出让步，只是因为万一与庞培翻脸，克拉苏和他的军队将会加入恺撒的阵营，因为自苏拉时期开始，克拉苏就和庞培誓不两立。一直以来，克拉苏在政治和私人方面都和恺撒联合在一起。总之，恺撒一直都认为，就克拉苏的个性而言，如果他自己不能成为罗马国王，他也乐意成为新晋国王的金主。恺撒根本就不用担心克拉苏会联合自己的敌人来对付自己。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6月的惨败，让统帅克拉苏和他的军队全军覆没，这对恺撒而言是个沉重的打击。几个月后，就在高卢地区的暴动看似即将被完全镇压时，这里爆发了比以前更为猛烈的民族叛乱，恺撒第一次在这里遇见了和自己水平相当的对手，即阿维尔尼部落（Arvernian）的首领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命运又一次帮助了庞培。克拉苏死了，整个高卢地区正在叛乱，庞培实际上是罗马的独裁者，元老院的主人。如果他现在立刻迫使公民大会或元老院马上从高卢地区召回恺撒，而不是在这么遥远的地方暗算恺撒，事态将会如何发展？

但是，庞培永远也不知道如何利用机遇。他已经明确表示会违背约定，在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他的行为也让人确信无疑。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的春天，他公开表示将和恺撒决裂。但是，他却没有和恺撒决裂，让几个月的时间白白流逝，毫无作为。

党派和觊觎者

但是，不管庞培怎样拖延，受形势所迫，危机不断地促成二人之间的决裂。即将发生的战争可能不是共和制和君主制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在几年前解决了，而是庞培和恺撒争夺罗马王权。但是，两位王权的觊觎者都没有坦白真实的理由，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的市民想要维持共和制并相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这样做会把他们直接驱入对手的阵营。被格拉古和德鲁苏斯、秦纳和苏拉所高举的老口号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但对于争夺唯一统治权的两位统帅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目前，庞培和恺撒都正式将自己归为所谓的平民党派，但毋庸置疑的是，恺撒宣称的是平民和民主的进步，庞培宣称的是贵族和正统的政体。

平民党派和恺撒

恺撒别无选择，他自始就是一位非常忠诚的平民党。他所了解的君主制与格拉古的平民统治之间，其表面差别比实际差别更大。作为一位品德高尚且学识渊博的政治家，恺撒会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只为自己而战。无疑，这个战斗口号并不能立刻给他带来优势，主要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可以缓和他直接称王所带来的不利。这种让人厌恶的说法会让那些冷漠的市民和恺撒的追随者感到惊恐，平民党的旗帜很难产生更积极的效应，因为格拉古的理念已经被克洛狄乌斯弄得臭名昭著和荒唐可笑。现在，或者除了波河北岸的人之外，哪还有什么重要的阶级会响应平民党的口号来参加战斗？

贵族党派和庞培

这种情形决定了庞培在即将到来的争夺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事态还不明朗，他只能以合法共和制的统帅身份参与进来。如果有人天生就是贵族，那么这个人就是庞培，只是出于很自私的动机，让他意外地脱离了贵族派而加入平民派的阵营。现在，他要重返苏拉的传统，不仅符合当前的情形，而且从各方面看，都大有益处。既然平民党的口号已经失去了活力，那么保守党的口号如果由合适的人喊出来，反而更具影响力。大部分的市民，至少其中的精英人员还是属于宪政派，在两位觊觎者即将爆发的战争中，他们的人数和道德力量将介入其中，发挥强有力或是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所需的只是一个领袖而已。马尔库斯·加图是他们现在的领导人，他依其所知履行职责，在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可能没有成功的希望。他忠于职守的品格值得尊敬，只是作为敢死队的最后一员，若是一个战士则值得嘉奖，若是一个统帅则并非如此。为了被推翻的政府，一支后备军应运而生，加图既没有能力组织军队，也没有能力在适宜的时候发动战争。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将取决于军队，而他却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成为军事统帅。此人既不懂如何担任党魁，也不懂如何担任统帅，如果取代他的是庞培这种政治和军事上的标志性人物，就能举起当前政体的大旗。意大利各城镇会聚集到庞培麾下，助其抗战，就算不是为了庞培夺得王权，至少也是反对恺撒称王。

此外，至少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庞培的特点是，即使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但还是不能将其付诸实施。他或许知道如何指挥作战，却不清楚如何宣战，而加图派虽然不懂得作战，却很擅长也很乐意为反对建立君主制的战争提供理由。按照庞培的意图，他将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置身事外，有时说要立刻动身前往西班牙属省，有时说要准备接任幼发拉底河的统帅之职。合法的统治机构即元老院将和恺撒决裂，向他宣战，并将这项任务委托给庞培。随后，庞培服从大众的意愿，作为宪法的保护者，反抗蛊惑君主制的阴谋者，作为正直的人和现有秩序的捍卫者，反抗放纵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元老院正式任命的统帅，反抗坊间的皇帝，再一次拯救这个国家。于是，庞培和保守党联合，获得了除自己的追随者外的第二支军队。当然，和自己有原则性冲突的党派结合，提出一个合适的宣战口号，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结合包含很多弊端，当时只有一个弊端暴露出来，但也已经非常严重了，那就是庞培放弃了由他来决定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宣战的权力，这个决定性的权力，完全听命于贵族集团的偶然想法和反复无常。

共和派

多年以来，反对党共和派只能被迫作壁上观，鲜有谏言的机会。现在，两位掌权者之间即将决裂，这让他们再一次重返政治舞台。他们主要是以聚集在加图周围的一群人为主——这些共和主义者决心为了共和国而战，无论如何都要反对君主制，而且越快越好。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他们曾尝试反抗，但以惨败收场。这让他们明白，仅凭一己之力不仅无法指挥战斗，甚至无法号召人民。众所周知，在元老院，除了少数之外都是反对君主制的人，但大部分元老只想在毫无危险的情况下恢复寡头统治。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静候时机。加图派不惜一切代价要获得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和平。一方面是掌权者，另一方面是散漫的大众，他们不愿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尤其是与其中一位掌权者彻底决裂。所以，加图派想要恢复旧秩序，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与危害最小的统治者结盟。如果庞培承认寡头政体，与恺撒作战，那么反对党共和派将会也必须承认他是统帅，联合庞培迫使怯懦的群众向恺撒宣战。确实，所有人都知道庞培并不是真心实意的忠诚于宪法，但是他对一切事情都犹豫不定。他决不像恺撒一样拥有明确而又坚定的信仰，知道确立新的君主制，首要的事情就是坚决彻底地铲除寡头政治的拖累。无论如何，战争将训练出一支真正的共和派军队和共和派将领，战胜恺撒之后，他们不仅能顺利地将其中一位君主铲除，还能消灭正在形成的君主制本身。虽然寡头政治让人失望，但是庞培提出结为盟友，还是最可行的建议。

共和派与庞培结盟

庞培和加图派的结盟可谓一拍即合。早在庞培独掌大权时，双方就已开始向彼此靠拢。在米罗危机中，庞培的全部行径都说明了这一点：他断然拒绝民众让他独裁的请求，明确表示只会从元老院接任这个职位；他严惩扰乱和平的滋事者，尤其是极端的平民党；他对加图及其同党的殷勤行径让人惊讶；显然这些行为都是意图讨好守秩序的人，攻击恺撒为首的平民派。另一方面，加图及其拥护者没有像往常一样，猛烈地抨击让庞培独裁统治的建议，还将它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想法。庞培从布鲁图斯和加图的手中接过了唯一执政官的大权。所以，早在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初，加图派和庞培之间就已经心照不宣，达成了共识。在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选举中，双方才正式结盟。虽然，当选的并非加图本人，却是他的一位坚定的拥护者，也是元老院多数派中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马塞卢斯不是一个政治的狂热者，也不是一个天才，但却是一个坚定而又严肃的贵族派。如果要对恺撒宣战，他正好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按照当时的情形，这次选举之前对反对者共和派实施了镇压，没有罗马执政者的同意或默许，选举很难进行。庞培向来行动迟缓愚笨，但这次他坚定不移地向着决裂的方向前进。

恺撒的积极反抗

另一方面，恺撒并不想在此时与庞培产生争执。他确实不想永远都和任何同僚共同分享统治权，更不用说和庞培这样稍逊自己的人物。毫无疑问，他早已决定征服高卢后就独揽大权，需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武力。不过，像恺撒这样完全隶属于政客的军官，他不可能不知道，用武力来管理政治机构的结果，就是让它深陷长久的混乱之中。所以，他不得不尽可能地采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至少不要发动内战。但即使内战不可避免，他也不想在此时参战。因为反对恺撒的庞培和当政者掌控着意大利，而在罗马纪元701—702年（即公元前53—前52年）的冬天至罗马纪元702—703年（即公元前52—前51年）的冬季，维辛格托里克斯在高卢重新挑起战事，让恺撒忙于应对，无暇顾及国内事务。因此，他试图维持与庞培的关系，不破坏和平，如果可能，用和平的方式成为执政官，这是在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的卢卡会议上就曾承诺他的事情。如果他最后解决了高卢战事，就会顺理成章地当上国家领袖。显然，与军事才能相比，恺撒作为政治家的才能更是让庞培望尘莫及，他能充分运用智谋，轻而易举地在元老院和古罗马广场击败庞培。或者能给这位笨拙、优柔寡断而又狂妄自大的对手安排一个有头有脸的职位，让他可以碌碌无为地安享晚年。恺撒一直试图与庞培保持姻亲关系，就是要谋划解决之道，通过与两位竞争者有血缘关系的后代成功继承事业，来最终解决持续已久的争执。但是，反对者共和派还是群龙无首，或者因此才会相安无事，维持着和平的状态。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当然有可能最终需要通过武力解决，那时恺撒将会以罗马执政官的身份对付绝大部分顺从的元老。他能够阻碍或者挫败庞培和共和派的联合，比起现在他以高卢总督的身份下令向元老院和统帅进军，将会更合适更有利。当然，这个计划的成功取决于庞培是否会和气地按照卢卡会议的保证，仍然让恺撒成为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但即使是失败了，对于已经多次做出最大限度忍让的恺撒而言，通常也是有利的局面。一方面，这将为恺撒在高卢达成目标获得时间，另一方面，首先破坏关系并导致内战的憎恶将落在对手身上，这对于恺撒和元老院多数派与实利派，尤其是和自己士兵的关系，都非常重要。

恺撒便按照这个想法行事。他当然要武装自己，到了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至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的冬天，通过招募新兵，他的军团数量达到了十一个，其中包括从庞培那里借调过来的士兵。但同时，他公开赞赏了庞培在执政期间的工作和首都秩序重建的效果，拒绝听取好管闲事的朋友所提出的警告，把这当作诽谤，认为把灾难推迟一天就能获得一份利益，忽视他所能忽视的，忍受他所能忍受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坚决要求当他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高卢总督任期结束时，按照共和国法律和他的同僚能依照的约定，允许他在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第二次担任执政官。

准备攻击恺撒

正是这个要求现在演变成了外交战争的战场。如果恺撒被迫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12月的最后一天辞去总督职务，或者延迟到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1月1日之后才前往首都任职，那么在总督和执政官之间，他将有一段时间没有担任公职，因此可能遭到刑事诉讼。按照罗马的法律，只能对无公职人员提起诉讼，公众有理由相信他将遭遇和米洛一样的命运，因为加图早就准备对他提起控诉，庞培很可能就是那个可以的保护者。

阻止恺撒担任执政官

现在，恺撒的对手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来达到目的。按照现行选举法，参加执政官选举的每位候选人，有义务在选举前即就职前半年，亲自向负责官员报名，登记在官方候选人名单上。这项纯属形式上的义务通常可以被免除，在卢卡会议上，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恺撒可以免于履行此义务。但是，相关法令并未颁布，现在立法机构由庞培掌控，所以关于此事，恺撒全得依赖竞争对手庞培的好意。让人费解的是，庞培放弃了这个确保他稳赢的方法。在他专政期间（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经其同意，通过保民官法令免除了恺撒亲自报名的义务。然而，很快新的选举法颁布，用一般条款重申了候选人必须亲自报名的义务，对于此前由人民决议所免除该义务的人员，并未附加相应的例外条款。严格说来，这部后颁布的通法废除了给予恺撒的特权。恺撒抗议道，这个随后附加的条文未经特殊人民法令的批准，所以仅仅是在已颁布的法律中插入的条文，在法律上只能视为无效。因此，庞培本来只要依法办事就行，他却先要主动让步，然后又反悔，最后用背信弃义的方式来为反悔找借口。

缩短恺撒的总督任期

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间接缩短恺撒的总督任期，同时颁布的关于总督的法规，是要直接达到这个目的。最后，根据庞培和克拉苏所提议的法律，恺撒的任期确定为十年，按照通常的方式计算，即从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3月1日，至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2月末。然而，按照以前的惯例，执政官和法务官在任职期结束后，可以立即担任行省总督和地方行政官员，所以恺撒的继任者不能从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而只能从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的官员中任命，因此不能在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1月1日前就职。所以，恺撒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的最后十个月还拥有军权，不是基于庞培—李锡尼法律的规定，而是按照旧例，即定期的统帅在任职期满后，仍然拥有军权直至继任者到来。但现在，自从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新法颁布之后，不得任命在外的执政官和大法官为总督，但已经在外五年或五年以上者则可以担任总督。因此，以前首都官员可以立即担任统帅，而现在规定首都官员和担任统帅之间要有一定的间隔。那么，每一个总督依法出现空缺时，很容易直接从别处找人来填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高卢行省的统帅更换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1月1日，而不是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1月1日。显而易见，在这些规章制度中，庞培极度的虚伪和拖延伎俩，与共和派狡猾的形式主义和法律学识结合了起来。多年前，当国家法律武器还不能运用之前，他们就已经在按部就班地准备着，一方面迫使恺撒在庞培向他允诺的任期届满时辞去统帅职务，即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3月1日，并安排继任者，另一方面，将选举中把他选为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执政官的投票视为无效。恺撒无法阻止这些活动，只能保持沉默，顺其自然。

商讨召回恺撒

因此，一切依照宪法的程序逐渐缓慢地发展。按照习惯，元老院必须讨论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的总督人选，对于前执政官，在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初讨论，对于前大法官，在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初讨论。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初，元老院首次讨论关于任命两高卢地区的新任总督问题，这让由庞培推动的宪政派和元老院里恺撒的支持者，第一次公开发生冲突。执政官马尔库斯·马塞卢斯提议，让自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3月1日起一直担任行省总督的盖乌斯·恺撒，将他的两个行省交给那一年即将担任总督的两位执政官。水闸一旦打开，长久压抑在胸中的愤怒立刻喷涌而出，在这次讨论中，加图派将把恺撒的想法全部和盘托出。他们认为特别法律所赋予的总督恺撒不用亲自前来报名参选执政官的权利，已经被随后所颁布的人民法令取消，那么人民法令中所写的保留项就是无效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征服高卢的事务现在已经结束，元老院应该让恺撒立即解散服役期满的士兵。他们宣称恺撒在上意大利所授予的公民权和建立的殖民地是违法的和无效的。下面这件事可以更清楚地说明此问题：一位受人尊敬的元老来自恺撒的殖民地科莫，即使那里没有公民权只有拉丁权，但此人有权要求罗马公民权，执政官马尼利乌斯命人对他施以鞭刑，而这只允许用于非公民。

当时，恺撒的支持者中要属盖乌斯·维利乌斯·潘撒（Gaius Vibius Pansa）最为出名。他的父亲曾被苏拉剥夺公权，而他还能进入政坛，曾担任恺撒军团的军官，此时为保民官。支持者们在元老院宣称，从高卢的现状和公正的角度考虑，都不能提前召回恺撒，而应该允许他兼任统帅和执政官。他们还明确指出，几年前，庞培就是这样同时兼任西班牙总督和执政官，甚至在当下，他除了担任首都粮食供给的监管要职外，还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最高统帅。事实上，所有适龄的参军人员都向他宣誓，而且还未解除誓约。

一切开始走上正轨，但它的进程却没有因此而加快。元老院中的多数派看见破裂在即，几个月也不召开一次颁布法令的会议，另外几个月就消磨在庞培一本正经的拖延之中。最后，庞培终于打破沉默，用他一贯的冷漠和犹豫，但非常明确地站在宪政派一方反对他曾经的盟友。他立刻坚决地拒绝了恺撒党让他们的领袖兼任执政官和行省总督的要求，并直接粗鲁地指出，在他看来这个要求就好像让儿子鞭打自己的父亲。就庞培不允许恺撒直接兼任执政官和行省总督而言，他在原则上同意了马尼利乌斯的提议。虽然没有做出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声明，但他暗示，或者可以允许恺撒无需亲自前来报名参选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并且可以留任总督最长至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11月13日。但同时，恺撒的代表请求推迟任命继任者直到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2月的最后一天。这可能是依据庞培—李锡尼法律的条款，即禁止在恺撒任总督的最后一年之前，在元老院讨论任命继任者的事宜。这位积习难改的拖延者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因此，元老院据此颁布了法令（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7月25日）。高卢总督的填补问题被安排在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3月1日，但是他们甚至从现在就开始企图解散恺撒的军队——正如以前通过人民法令解散卢库勒斯的军队一样，他们劝说恺撒的老兵向元老院申请退伍。实际上，恺撒的支持者尽其所能，利用保民官的否决权来取消这些法令，不过庞培非常明确地宣称，官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元老院，说情或类似的陈旧陋习都无法改变这一结果。现在，庞培让自己成了寡头党的喉舌，他们的意图显露无遗，就是一旦获胜，就要按照他们的意思修改宪法，甚至一切稍微涉及的人民自由也要被废除。毫无疑问，他们攻击恺撒时，完全不利用公民大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庞培和宪政党正式宣布联合。显然，已经通过了对恺撒的判决，只是把颁布日期推迟了。次年的执政官选举也证明完全对恺撒不利。

恺撒的安排

当他的对手利用党派策略进行备战时，恺撒已经成功扑灭了高卢的叛乱，恢复了整个被征服地区的和平。早在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夏天，恺撒就以边界的防御为借口，将其中一个军团调往北意大利，而事实显然是如今高卢开始不再需要驻军了。如果先前他没有注意到，现在无论如何都注意到了，就是他的刀必须对准自己的同胞。然而，因为刚刚平定了高卢，他很想把军团留在这里一段时间，甚至尽量拖延下去。他知道元老中大多数人都非常爱好和平，尽管宣战的压力来自于庞培，但他仍然不想放弃制止他们宣战的希望。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做出巨大牺牲，只要能避免和最高管理层公然对抗的局面。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春天，元老院应庞培的建议，要求庞培和恺撒分别提供一支军团参与即将开始的帕提亚战争。当双方同意这个建议时，庞培要求恺撒归还几年前借给恺撒的军团，以便将其派往叙利亚。恺撒遵从要求，提供了双倍的兵力，因为不管是元老院法令的适宜性还是庞培要求的公正性，它们本身都没有争议，而且对恺撒而言，遵守法律和行为忠诚比几千个士兵更重要。两个军团没有延迟，立即交由政府指挥，但是他们没有将军团派往幼发拉底河，却将士兵们留在卡普亚，准备为庞培所用。这让公众再一次有机会，将恺撒为避免决裂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他的对手背信弃义的备战行为进行对比。

库里奥

为了和元老院论战，恺撒不仅成功收买了当年两位执政官之一的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鲍卢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收买了保民官盖乌斯·库里奥。库里奥可能是当时众多放荡不羁者中最为声名显赫的人士，优雅的风度，流利机敏的辩才，诡计多端、精力充沛但堕落的性格，更加刺激他在懒散的生活中变得强大，但是他的生活非常放荡，喜欢借贷，而且道德和政治上缺少原则，据估计，他的债务高达六千万塞斯特斯。他以前曾向恺撒毛遂自荐但被回绝，后来他的才华打动了恺撒，最终让恺撒将他收入帐下，虽然价格昂贵，但物有所值。

关于召回恺撒和庞培的争论

在库里奥担任保民官的第一个月，他装作独立的共和派人士，怒斥了恺撒和庞培的行为。他利用手段让自己表面上看来是个中立人士，在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3月，当关于高卢总督填补的提议再次提交元老院讨论时，他完全同意这项法令，只是要求该法令应该同时适用于庞培和他的特别统帅。他的理由是只有废除一切特殊职位，才能让国家事务符合宪法，庞培仅仅是由元老院任命为行省总督，和恺撒一样不能违抗命令，如果只免除两位统帅中一人的职位，只能是增加宪法的危险。他的理由让肤浅的政客和广大群众深信不疑。库里奥声称，他将行使法律赋予他的投票权来阻止任何针对恺撒的单方面行动，这得到了元老院内外人士的广泛认同。恺撒立刻宣布他同意库里奥的建议，只要庞培同意，他将随时响应元老院的召唤辞去总督和统帅之职。他这样做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只要庞培失去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兵权就不足为惧了。庞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法拒绝，他回复说，恺撒必须先辞职，他才会迅速效法。但这个答复并不令人满意，因为他没有明确自己离任的具体时间。当这个决议又推出了数月后，因为庞培和加图派注意到元老院中大多数人员都有疑虑，所以不敢贸然投票表决库里奥的提议。恺撒利用夏季恢复了他所征服地区的安定，在斯凯尔特河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在途经完全效忠于他的北意大利行省时，举行了凯旋式。秋天，他来到了拉文纳，这里是他所管辖行省的南部边陲。

召回恺撒和庞培

库里奥的提议不能再拖延了，最后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显示庞培党和加图派彻底失败。元老院以370票对20票，决定要求西班牙和高卢的行省总督同时辞职，善良的罗马市民们听到库里奥大功告成的喜讯时都欢声雷动。因此，庞培将和恺撒一起被召回，然而恺撒准备服从命令，而庞培却断然拒绝。主执政官盖乌斯·马尔凯卢斯（Gaius Marcellus）是马尔库斯·马塞卢斯的表兄，他和后者一样同属于加图派。他向奴颜婢膝的多数派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指责，在自己的阵营里被一群懦夫击败肯定让人恼羞成怒。但是，一个领袖不能简单明确地命令元老们，而是在年老时，再次借助雄辩师的指示，用重新改进的口才来迎战青年才俊库里奥，在这样的领袖领导下，胜利从哪里来？

宣战

联合派在元老院遭遇失败，处境被动。加图派曾让元老院追随于他们，推动决裂的发生，现在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大船，用最棘手的方式搁浅在这片大多数人都无所作为的沙滩上。在会议上，庞培言辞激烈地指责他们的领袖，他用整个司法体系强调假和平的危险性。虽然，只能依靠庞培来快刀斩乱麻，但他的同伴清楚地知道永远也不要指望他了。是他们自己违背了诺言，让事态变成危机。在宪法和元老统治的捍卫者宣布公民和保民官的合法权利是无意义的形式后，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必须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元老院本身的合法决议，合法政府既然不让人未经它同意来拯救它，他们就只能违背它的意愿来拯救它，这种做法既不新鲜也不偶然。苏拉和卢库勒斯就曾经被迫为了政府的真正利益，而强硬实施他们所想出的每项有用决策，这正如加图和他的朋友现在所打算做的一样。事实上，宪法的机构已经完全衰落，现在元老院就如几个世纪以来的公民大会一样，不过是一个脱轨的破车而已。

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10月，有传言说恺撒已经从山外高卢地区调集了四个军团到山南高卢地区，驻扎在普拉森提亚。军队调动本来就是行省总督的特权，此外，库里奥也在元老院明确澄清了这次谣言属于无稽之谈，所以当执政官盖乌斯·马尔凯卢斯下令庞培攻打恺撒时，遭到了元老院大多数人员的反对。然而，前面提及的这位执政官，与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选出的两位执政官一起投奔了庞培，这两位执政官也属于加图党。这三位人物利用自己的权力，要求这位统帅率领驻守在卡普亚的两个军团，并且可以自行决定征召意大利所有的适龄男性公民入伍。我们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随意的方式来授权发动内战，但是人们无暇顾及这些次要的事情。庞培接受了命令。军队准备作战，开始征召士兵，为了亲自率兵出征，庞培在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12月离开了首都。

恺撒的最后通牒

恺撒已经完全达到了目的，将发动内战转移给了对手。虽然他自己遵纪守法，却迫使庞培公开宣战，不是代表合法的当权者，而是代表元老院中的少数派，作为革命者的将军，他们公然威胁元老院中的多数派。事实上，战争所涉及到的不只是正式的法律问题，还有其他事情，虽然此刻大众凭借着直觉不可能也不会被这些所欺骗，但这样的结果还是有重要意义。现在，当战争已经宣布开始，恺撒的兴趣转移到了尽快发动攻击上。他的对手正开始着手准备，甚至连首都还没有派兵驻守。十到十二天之内，他们就能在罗马集结一支军队，兵力是恺撒北意大利人数的三倍。但是，恺撒仍然不能偷袭这座没有守军的城市，甚至无法在冬季迅速控制整个意大利，或者切断对手最好的资源补给。精明强干的库里奥在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12月9日辞去保民官之职后，就立即前往拉文纳投奔恺撒，他向自己的领袖详细汇报了首都事态。不过，就算没有这些汇报，恺撒也相信现在要是再拖延就只能带来危害。但是，为了不给对手留下控诉他的机会，迄今为止他一直没有把军队调到拉文纳。目前他只能命令全军迅速出发，而他必须等到驻守北意大利的军队至少有一支到达拉文纳。同时，他向罗马发出了最后通牒。这份通牒就算没有其他任何作用，在公众看来，恺撒仍然是用一种极端的顺从向对手做出进一步的让步，甚至因为他本身可能看起来有些犹豫不决，所以让对手攻打他的备战出现懈怠。在这份最后通牒中，恺撒放弃了所有先前针对庞培的要求，自愿按照元老院确定的日期辞去山外高卢总督之职，并解散十支军团中的八支队伍。他声称，如果元老院可以让他保留山外高卢及伊利里亚总督之职和一支军团，或者仅保留山外高卢总督之职和两支军团，而且他可以不必留任到就职执政官，只要到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执政官的选举完毕时，他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在开始讨论时，元老派甚至庞培自己都宣布对和解协议满意，那么恺撒也同意这些和解协议，并表示自己准备从当选执政官到就职时都没有公职。我们不能断定，恺撒是否真的愿意做出这样难以置信的让步，是他相信自己就算做出巨大的让步也能顺利战胜庞培，还是他认为对方不可能接受和解协议？这只是证明恺撒认为和解本身不会成功。可能恺撒所犯的更严重的错误是行事过于大胆，而不是他不准备履行自己的承诺，如果他的建议被意外接受，他应该会说到做到。

元老院的最后一次辩论

库里奥将再次代表他的主人亲自前往元老院，他用三天的时间，从拉文纳来到了罗马。当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1月1日，新任执政官卢奇乌斯·伦图卢斯（Lucius Lentulus）和小盖乌斯·马尔凯卢斯[2]首次召开元老院会议时，库里奥在全体会议上递交了恺撒写给元老院的信件。保民官马尔库斯·安东尼因一系列丑闻而被人熟知，库里奥是他的密友也曾参与其中，但同时他还是埃及和高卢战役中出名的骑兵官员。现在，他和庞培的前财务官昆图斯·卡西乌斯两人都替库里奥在罗马为恺撒办事，他们坚持要求立即宣读恺撒的信件。恺撒用严肃明确的言辞陈述了战争的迫在眉睫、他希望和平的总愿望、庞培的骄傲自大、他自己屈服让步的立场和所有一切不可抗拒的实情。他所提出的缓和形势的妥协建议，毫无疑问让他自己的支持者都感到惊讶。他所发布的确切声明，是他最后一次伸出寻求和平的手，这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虽然庞培的很多士兵涌入了首都，让大家心生恐惧，但大众的情绪不言而喻，执政官也不敢让他们发表看法。关于恺撒重申责令两位统帅同时解除兵权的建议，关于他在信中所提议的一切妥协计划，关于马尔库斯·科利乌斯·鲁弗斯和马尔库斯·卡利狄乌斯所提议的，应该立即催促庞培前往西班牙。作为主持会议的执政官有权发起投票表决，但他们却拒绝实施。甚至他们中一位最坚定的支持者马尔库斯·马尔凯卢斯，此人不像他的同党一样对军事情况不知所措，他建议将决议推迟至意大利的征兵都入伍，能够保护元老院再做决定，而这也不允许进行投票表决。庞培照旧通过他的喉舌昆图斯和西庇阿宣布，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承担元老院的事务，如果他们再拖延，他就撒手不管了。执政官伦图卢斯直言不讳地说，甚至元老院的法令都已经不再重要，如果他们不改奴性，他将独自和有权势的朋友采取必要的步骤。因此，多数派被吓坏了，他们依照命令颁布法令：恺撒应该在距今不远的确定日期，把山外高卢交给卢奇乌斯·多阿埃诺·巴尔布斯·米提乌斯，把山南高卢交给马尔库斯·塞尔维里乌斯·诺尼亚努斯，否则将被视为叛变。当恺撒派的保民官利用否决权反对这个决定时说，他们不仅在元老院遭到庞培士兵的持刀威胁，为了保住性命，被迫穿着奴隶服逃出首都，而且现在受到巨大惊吓的元老们竟将他们正式合法的干预视为革命企图，宣布国家有难，照例号召所有公民入伍，所有忠于宪法的官员率兵响应（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1月7日）。

恺撒进入意大利

现在，时机成熟了。当恺撒从逃到他的军营里寻求保护的保民官口中，得知首都如何对待他的提议，他便召集当时从特格斯特驻地来的拉文纳的第十三军团的全部士兵，向他们说明事态。这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深谙人心的天才，在他自己和世事的命运变迁中，把他出色的口才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位慷慨的统帅和常胜的将军，向受他征召入伍、八年来追随着他的旗帜、热情不断高涨的士兵发表的演说。这位精力充沛、始终如一的政治家，二十九年来，不论时势的好坏，他都捍卫着自由。他曾为了自由勇敢面对刺客的匕首、贵族的刽子手、日耳曼人的刀剑和未知海洋的风浪，永不退缩或动摇。他曾撕碎苏拉的法律，推翻元老院的统治，通过阿尔卑斯山外的战斗，为没有保护、没有武装的平民党提供保护和武装。他的话不是说给克洛狄乌斯派听的，因为他们的共和热情早已熄灭成灰烬，他是说给来自北意大利城乡的年轻人听的。他们仍然受到公民自由的强大影响，感觉到它的新鲜和纯粹，仍然能为理想而战，为理想而死。他们曾以革命的方式，从恺撒那里获得了政府拒绝赋予他们的公民权，若恺撒倒下了，他们必将再次受到政府的摆布，寡头党打算无情地用这些年轻的躯体来对付波河外的人民已经从事实上证明了这一切。这样的一位演说者，对这样的听众陈述事实：贵族准备发给平定高卢的统帅和士兵的犒赏；公民大会轻蔑地驳回；元老院受到惊吓；五百年前，他们的先辈曾手执武器从贵族手中夺回保民官职位，他们拥有保护它的神圣义务，他们的先辈曾代表自己和子孙后代誓言人人都将誓死保卫保民官，他们也有遵守古老誓言的神圣义务。随后，这位平民党的领袖和统帅号召人民的士兵说，现在和解的方法已经用尽，让步已经达到了极点，最后请他们跟随自己前去，和那些可恨又可鄙、无信又无能、荒唐可笑而又不可救药的贵族阶级，进行不可避免的、决定性的战斗。

当时，没有一个军官或士兵表现出犹豫。出征的命令下达了，恺撒率领着他的先锋部队渡过一条狭窄的河，这条河将他所管辖的行省和意大利分隔开，是法律明令禁止高卢总督渡过的河。离别九年后，他再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同时也踏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事已至此，木已成舟。

[1]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2月，提格兰仍然健在，另一方面，阿尔塔瓦斯特斯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以前就已经在位。

[2]此人与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具有相同名字的执政官不同；马尔库斯·马塞卢斯是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的执政官是他的堂兄弟，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的执政官是他的亲兄弟。

第十章　布隆迪西乌姆、伊莱尔达、法萨卢和塔普苏斯

双方的实力

因此，一直以来共同统治罗马的两个人物，现在将用武力来决定谁将成为首位独裁者。让我们来看看，在即将发生的战争中恺撒和庞培的实力对比。

恺撒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恺撒的权力主要基于他在本党内所拥有的完全无约束的权力。如果平民派和君主派的想法一致，也不会是意外联合又意外决裂的结果；相反，平民派的本质是没有代议机构，平民制和君主制都在恺撒身上得到了终极体现。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决定权，由始至终都掌握在恺撒的手中。然而，对于任何能为他所用的人，恺撒都很尊重，不过也只是视为一个工具而已。恺撒在自己的党派里没有盟友，只有军事和政治上的辅助者。通常，这些人都出自军队，作为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们做事从来不问原因和目的，只是无条件服从。尤其是基于这个原因，当内战开始的决定性时刻，所有恺撒的军官和士兵，只有一个人拒绝服从他。那个人恰恰是所有人中最重要的一位，这种情况仅仅是证明了恺撒和他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

拉比努斯

蒂乌斯·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与恺撒一起经历过喀提林时期的艰苦岁月，共同享受过高卢胜利时期的所有荣耀，他经常独自率领半支军队，是恺撒副将中资格最老、能力最强和最值得信赖的一员。毫无疑问，他也是地位最高、最受人尊重的副将。直到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恺撒委任他为山南高卢地区的最高统帅，一方面是为了把这个要职交给可靠的助手，一方面是为他竞选执政官拉拢拉比努斯。但是，拉比努斯正是在身居此职时，开始与敌党建立了联系。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内战开始时，他背叛恺撒而转投庞培的大本营，在整个内战时期都与自己的老朋友和统帅进行艰苦鏖战。关于拉比努斯的性格和他在特殊环境下转投敌营的事情，我们都所知有限，但总的说来，此事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相比起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军队首领更该信赖的是军官。从一切迹象来看，拉比努斯就是那种拥有军事才能的完全无能的政治家，结果，如果他们不幸或被迫参与政治，就会产生一阵晕眩，拿破仑的那些上将的历史就是例子。他可能将自己视为和恺撒平起平坐的第二统帅，这个要求被拒绝后，他便转投敌营。他的事件让整个体系的严重弊端首次暴露出来，那就是恺撒将他的军官视为没有独立性的助手，让他麾下崛起的人员不能单独指挥，同时很容易预见到，当即将到来的战事不断在整个帝国各行省蔓延时，他所急需的正是这种人。但是，这个缺陷和最高领导权的统一比起来微不足道。最高领导权的统一是一切成功的首要条件，也是值得付出这种代价唯一的条件。

恺撒的军队

统一的领导权通过有效的手段获得所有权力。首先来看军队，军队仍然有九个军团，最多五万人，不过所有人都曾与敌人对抗，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曾参加过与凯尔特人的战争。骑兵是由日耳曼人和诺里克人的雇佣兵组成，他们在与维辛格托里克斯的战争中已经被证明是有用而且可靠的士兵。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凯尔特人肯定次于意大利人，但他们具有英勇顽强的品质。在与凯尔特民族的八年战争中，充满了各种变数，这让恺撒有机会按照只有他知晓的方式来组织军队。士兵的全部效用以体格健壮为前提，恺撒在征兵时，相较于应征人员的财产和道德，他更注重他们的强壮和灵活。一支有用的军队就像其他任何一架机器一样，全部依赖于它移动的便捷迅速。恺撒的士兵在随时出发和行军迅速两个方面已经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可能永远都无法被超越。当然，勇气的价值高于一切。恺撒精通激励的措施，实施物质奖励和讲求团队精神，所以，在评价个别士兵和队伍的荣耀时，甚至按照他们勇猛的等级来评定。他常在无关紧要的时候，让他的士兵全然不知即将到来的战争，让他们突然遭遇敌人的攻击，从而变得无所畏惧。恺撒要求他的士兵不问原因和目的，只需按要求行事即可。盲目服从往往是件难事，他让士兵承受很多毫无目的的疲惫，只是要训练他们盲目服从。他的军队纪律严格却不苛刻，当士兵和敌人对峙时，要绝对遵守纪律；而在其他时间，尤其是胜利之后，就放松束缚。如果一位能干的士兵迷恋香水或是用高雅的纹章和饰品装饰自己，甚至是犯下暴行或严重的违法行为，只要和军纪没有直接关系，这种愚蠢行为和犯罪行为就会被忽视。对于当地人的抱怨，统帅也会充耳不闻。但是，叛乱则另当别论，不但是煽动者，甚至连犯罪的队伍永远都不会被饶恕。

但真正的士兵应该不仅能干、勇敢和服从，而且还要完全出于自愿和自主。这种天赋的特权能以榜样、希望，尤其是知人善用的方式，让有生命的机器乐于为他服务。一个军官，若要让他的军队勇往直前，他自己必须与士兵们一起直面危险。恺撒甚至在做将领时都会挥剑御敌，且剑术优秀。此外，在军事行动和军中杂役方面，他对自己的要求一直都比士兵更严苛。当然，胜利主要是让将领受益，而恺撒将胜利与士兵的个人希望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说过，他知道如何让士兵对平民事业满怀热忱，就是在乏味的时代也能产生热情，将意大利波河以北的政治平等作为奋斗的目标——很多士兵都是当地人。当然，同时还有物质报酬，不但有对卓越功绩的特殊奖励，还有对每位尽职士兵的普通奖励。军官有赏赐，士兵有奖励，最丰厚的礼物是凯旋时的犒赏。

最重要的是，恺撒作为一位真正的领袖，知道如何去唤醒这个庞大机器上每个单一的、或大或小的零件，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普通人注定是为人服务的，如果有一位大师来操作，他便不会反对当一个工具。统帅随时随地都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整支军队，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实施赏罚，将每个人的行动导向对全体有益的方向，所以，就连最卑微的血汗也不会被忽视和怠慢。但正是这个原因，统帅可以要求士兵无条件奉献甚至牺牲。恺撒不允许每个人都洞悉行动的全部动机，却允许他们领悟政治和军事的联系，从而确保士兵将他视为一个政治家和统帅，这也许有些理想化。自始至终，他都没把士兵视为平等的人，而是有权要求并且能够要求忠诚的人，他们必须相信统帅的承诺和保证，没有迟疑，不听信流言。他把士兵视为作战和取胜的伙伴，几乎知道每个人的姓名，在如此多的战役中，他们和统帅或多或少都建立了私人感情。他把士兵视为好友，可以与他快乐地谈心。他把士兵视为受保护的人，并报答他们的服务，把替他们的不公和死亡报仇视为自己神圣的义务。或者从未有过一支军队如此完美，在它主人的手里，这支军队成了一台机器，能够且乐意向着目标前进，主人将自己的灵活性赋予它。恺撒的士兵自诩为能够以一敌十，对此我们不能忽视，罗马的战术在赤膊战术尤其是刀剑战中，让罗马士兵比新手更强大，这种优势比在现代环境下还要明显[1]。但是，比勇猛更让恺撒的敌人胆寒的是，他的士兵对统帅坚定不移、让人动容的忠诚。当这位统帅号召他的士兵随他参与内战时，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拉比努斯外，没有一位罗马军官和罗马士兵弃他而去，这在历史上可能都无人能及。无耻的对手本想像瓦解卢库勒斯的军队一样，让恺撒的军队出现大面积的叛逃，结果失败了。拉比努斯自己投奔庞培阵营时，带去了一队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骑兵，却没有一名罗马军团的士兵。每位士兵好像都把这场关乎统帅的战争当作自己的事。恺撒允诺在内战爆发时给予他们双倍的报酬，他们充分信任统帅，相信到内战结束时恺撒会支付给他们。同时战友之间相互扶持，每个副官还用自己的钱购置战马。

恺撒的势力范围　上意大利

然而，恺撒还有一件事情，即需要获得无限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以及一支能战斗的可信赖的军队。相对而言，他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基本集中在上意大利的行省地区。这片区域并不是意大利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但这里支持平民派事业。这种情感在来自奥皮特乌姆的新兵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内战爆发后不久，他们被敌人的战船围困在伊利里亚水域的木筏上，敌人全天都在不断地向他们射击，直到傍晚，却没有一人投降，躲过飞弹的士兵也在夜晚自杀身亡。可想而知，这样的人民将有所作为。他们已经让恺撒的军队增大了两倍，内战爆发后，立刻大面积征兵，使大量的新兵应征入伍。

意大利

但是，在意大利本土，恺撒的影响力则无法与他的对手匹敌。虽然他利用妙计让加图派陷入不义的境地，并对所有具有良知的人大肆宣扬自己的正直，这些人或者是仍然保持中立，如元老院的多数派，或者是追随他的士兵和波河以北的人民。但是，大多数市民不会轻而易举地被这些事所误导，当高卢统帅举兵攻打罗马时，他们不顾所有法律的正规解释，都认为加图和庞培是合法的共和国捍卫者，而平民派恺撒是篡位者。此外，从马略的侄子、秦纳的女婿到喀提林的同党，一般民众都猜测马略和秦纳的暴政将再次上演，出现喀提林所计划的暴动。虽然恺撒确实因为这些猜测而获得了盟友，亡命的政客立即委身于他，潦倒的人士视他为救星，但是最底层的人民听见他进发的消息都陷入骚乱之中，这些朋友比敌人更危险。

行省

在行省和属国，恺撒的影响力甚至比在意大利还要小。山外高卢直到莱茵河和海峡地区确实都听命于他，纳博的殖民地定居者和居住在高卢的罗马市民都效忠于他，但是纳博省本身还有很多护宪派的拥护者，甚至刚刚征服的地区在内战进行时，对他来说，更是一个负担，弊大于利。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些理由，他在战争中才没有使用凯尔特步兵，并谨慎使用凯尔特骑兵。在其他行省和半独立或独立的邻国，恺撒则试图为自己取得支持，向王公贵族们慷慨地馈赠昂贵的礼物，在各城镇修建雄伟的建筑，给予他们所需的财政和军事援助。总而言之，这些方法收效不大，对他来说，可能只有与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的日耳曼和凯尔特的王公贵族们的关系更加重要，尤其是与诺里克国王弗奇奥（Voccio）的关系，对于招募骑兵至关重要。

联合

因此，恺撒仅仅是作为高卢统帅参战，没有其他必要的资源，只有能干的副将、可靠的军队和忠心的行省，庞培则作为罗马共和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完全控制了所有属于罗马帝国合法政府管理的资源。但是，从政治和军事的观点看，庞培的地位并不是非常重要，而且也不明确和牢固。恺撒的地位必然导致也需要领导权的统一，而这种领导权的统一却与联合派的本质相悖。虽然庞培想要在联合派中推行领导权的统一，让元老院任命自己为海陆领域唯一享有绝对权的统帅，但却不能撤销元老院，也不能妨碍元老院在政治和管理上的压倒性影响，因此他们偶然对军事的干涉，都会产生双重损害。无论何种情况，他们之间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互蔑视。庞培和宪政派应该还记得这二十年来彼此之间一直用恶毒的武器进行交战，双方都强烈地感到却一直努力地隐瞒着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胜利后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胜者之间的决裂。不论哪种情况，贵族阶级中受人尊敬、颇具影响的人物太多，几乎一切参加的人都智商不高、道德败坏，这一切导致恺撒的对手彼此间的合作有些牵强而且难以驾驭，这和另一方和睦而又紧密的行动形成最为糟糕的对比。

联合派的势力范围　努米底亚王尤巴

虽然恺撒的对手感到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让具有世仇的势力联合起来会产生很多不利因素，但这种联合确实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实力。它拥有了海上的绝对霸权，所有的港口、所有的战舰和所有战舰上配备的物资全部由它支配。两西班牙地区是庞培势力的根基，就像两高卢地区是恺撒的大本营一样，该地区是庞培的忠实拥护者，同时也掌握在值得信赖、有才能的官员手中。

近些年来，除了两高卢地区外的其他行省，在庞培和元老院少数派的影响之下，其总督和统帅之职都由可靠的人员担任。属国自始至终都坚定地支持庞培，反对恺撒。由于庞培的多方活动，最重要的君王和城市都和他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例如，在反对马略的战役中，他曾是努米底亚国王和毛里塔尼亚国王并肩作战的战友，并帮助努米底亚国重建家园；在米特拉达特斯战役中，除去一些小的或临时性的王国，他曾重建了博斯普鲁斯、亚美尼亚和卡帕多奇亚国，在加拉提亚创建了德奥塔鲁斯国；主要是受了他的唆使，发生了埃及战争，由于他的副将，拉吉德王朝再次巩固了统治秩序。甚至是恺撒自己行省里的马西利亚市，虽然很感激恺撒的各种善行，但在塞多留战役中，庞培让其极大地扩张了领土，因此也对庞培心怀感激。除此之外，马西利亚的寡头统治者，与罗马的寡头派有着天然的联系，并因为各种相互关系而加深联系。但是，这些个人和相关问题的考虑，以及胜者的荣耀所照射的三大洲，在这远离帝国的地方，这荣耀远远胜过高卢的征服者。在这些地区，这些或者对恺撒的伤害不大，伤害更大的是关于盖乌斯·格拉古的继任者的想法和意图，即将属国合并的必要性和行省殖民化的有用性。属国的君王中，要属努米底亚国的尤巴王深感危险迫在眉睫。不仅多年前，他的父亲希姆普萨在世时曾与恺撒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而且最近，正是现在恺撒的首要副将库里奥曾向罗马市民提议吞并努米底亚国。最后，如果事情发展到让独立的邻国来干涉罗马内战，唯一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就是帕提亚，实际上这个国家已经因为帕克鲁斯和毕布路斯的联系而和贵族派结盟。恺撒是个典型的罗马人，不会因为党派的利益，而与战胜自己朋友克拉苏的人联手。

意大利反对恺撒

如前所述，意大利绝大部分公民都反对恺撒，尤其是整个贵族阶级及其大量的追随者。而且，大资本家也不会乐意恺撒获胜，一旦共和国进行彻底改革，他们就休想保留住对其偏私的法庭和横征暴敛的垄断权。小资本家、地主和所有会产生损失的阶层都反对平民派，不过通常情况下，比起其他事务，他们更关心下一期的播种和收割。

庞培的军队

庞培所能调遣的军队主要由西班牙军队组成，七个能应战而且在各方面都值得信赖的军团，再加上驻守在叙利亚、亚细亚、马其顿、阿非利加、西西里和其他地区的军队，不过这些军队实力不强，分布散乱。在意大利，最初可以参战的只有两个军团，还是恺撒在近期交出的军队，其人数不超过七千人。这些士兵征召自山南高卢地区，是曾与恺撒并肩作战的老战友。由于受奸计暗算，他们被迫调换了阵营，这让他们心怀怨恨。在他们离开时，宽宏大量的统帅将此前允诺给他们的凯旋奖发给了他们，这些事自然会让他们怀念曾经的统帅，因此，对庞培的忠诚度让人心存疑虑。不过，除了在春季通过高卢经陆路或海路来到意大利的西班牙军队外，还有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征召的剩余的三个军团，以及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征召的宣布效忠的意大利军团可以从休假中召回。算上这些军队，庞培所能调遣的军队总数，就算不包括散布在其他行省的七个西班牙军团，仅仅意大利就有十个军团[2]，大约六万人。所以庞培声称只要他一跺脚，遍地都是能打仗的士兵并不是夸大其词。确实，让这些士兵进入应战状态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并不长，而且这些准备工作，与元老院由于内战爆发而开始下令征召新兵的计划都在有序进行中。元老院于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1月7日颁布明确的法令后，贵族中的名人志士纷纷前往各地督促征兵和准备武器。他们还缺少骑兵，这类兵种通常完全依赖于行省，尤其是凯尔特地区。至少在开始时，他们从卡普亚的训练场带来了三百名属于恺撒的角斗士，让他们骑马。不过，这个方法遭到了大众的反对，庞培只好再次解散军队，从阿普利亚骑马的放牧奴隶中征召了三百人代替他们。国库的减少，让他们急忙用地方国库甚至是自治市神庙里的财宝来弥补资金不足。

恺撒先发制人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于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1月初爆发。恺撒所能出动的军队不过一个军团，包括步兵5000人，骑兵300人，驻扎在拉文纳，经公路距离罗马大约240英里。庞培在卢塞西亚有两个薄弱的军团，由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指挥，包括步兵7000人和一个小型骑兵队，经公路到达首都的距离大体相同。恺撒其他的军队，不考虑正在编队的新兵外，一半驻扎在索恩河和卢瓦尔河旁，一半驻扎在比利其。早在恺撒位于山外高卢的第一支援军抵达意大利之前，庞培在意大利的后备军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这让恺撒不得不准备迎战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一支兵力和喀提林军队一样的队伍，而且此时没有任何可用的后备军，来攻击一支由出色的统帅率领且人数不断壮大的优秀军队，看起来有些愚蠢，但这是一种具有汉尼拔精神的愚蠢。如果开战的时间推迟到春天，那么庞培的西班牙军队将承担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攻击任务，其在阿尔卑斯山以南、高卢和庞培自己的队伍，在战术上可以与恺撒相抗衡，而且经验更加丰富，在这种正规进行的战事中，他将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庞培习惯缓慢而又稳健地指挥一支庞大的队伍，现在他可能害怕遭遇到突然袭击。恺撒的第十三军团经历过高卢人一系列的突袭，还有一月在贝洛瓦契的战争，这种突袭战和在冬季作战的艰苦都无法干扰他们，而庞培的军队是由老兵或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和仍在训练的新兵组成，这样就会陷入混乱。

恺撒出征

于是，恺撒进入意大利[3]。那时，由罗马涅（Romagna）南下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埃米尔—卡西道，从博洛尼亚越过亚平宁山脉到达阿雷提乌姆和罗马；另一条是波庇尔—弗拉米尼亚道，从拉文纳沿亚得里亚海岸到达法农，在此分成两路，一路向西经佛尔洛到达罗马，一路向南至安科纳，然后前往阿普利亚。马尔库斯·安东尼由第一条路进入阿雷提乌姆，恺撒自己则由第二条路向前进军。他们一路未遇抵抗，负责招兵买马的官员不懂军事训练，新兵也不算真正的士兵，城镇里的居民们担心的只是遭到围攻。当库里奥率领1500人向伊古维乌姆（Iguvium）进发时，这里集结了2000名来自翁布里亚的新兵，由法务官昆图斯·米努奇乌斯·特尔穆斯（Quintus Minucius Thermus）负责指挥。当这些将士们听说库里奥率军前来的消息时，都吓得四散而逃，随后在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小规模逃散。

撤离罗马

恺撒必须做出选择，是攻打罗马，还是攻打驻扎在卢塞西亚的军团。恺撒的一支骑兵已经抵达了距离罗马仅二百公里的阿雷提乌姆。他选择了后者，这让敌人感到惊慌失措。庞培在罗马收到了恺撒出兵的消息，他本想保卫首都，但是当恺撒已经进入皮塞努姆，并取得初步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决定放弃罗马，下令撤离。而恺撒的骑兵已经出现在城门前的假消息，让恐慌在贵族社会里进一步蔓延。元老们被告知，所有留在首都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徒，是恺撒的同谋，于是，大家纷纷逃出罗马城。

执政官们完全丧失了理智，甚至连国库也不要了。因为时间充裕，庞培叫他们去取国库，他们回复说，如果恺撒首先攻占皮塞努姆，那么国库就是安全的。所有的一切都陷入混乱。因此，庞培在特阿努姆—西底奇努姆召开了一次大型的军事会议（1月23日），出席的有庞培、拉比努斯和两位执政官。首先是恺撒再一次递交的调解建议，甚至到现在，他还宣称只要庞培离开前往西班牙，意大利解除武装，他愿意立刻解散军队，将他的行省交给被任命的继任者，并按照程序竞选执政官。特阿努姆会议的答复是，如果恺撒立即返回他的行省，他们将在首都通过颁布正式的元老院法令，解除意大利武装，并让庞培离开。或许这个答复并不是一种骗人的伎俩，而是一种接受建议的妥协，然而效果却适得其反。庞培已经失去了宪政派的信任，所以他不得不拒绝恺撒想要与他举行私人会晤的愿望。这看起来好像他将与恺撒建立新的联盟，这就引起宪政派更大的猜疑。

关于作战，特阿努姆会议同意：由庞培担任驻守在卢塞西亚的军队统帅，虽然他们无法获得人们的信赖，却寄托着人们所有的希望。庞培应该前往他和拉比努斯的故乡皮塞努姆，像三十五年前一样，亲自号召大家参战，率领忠诚的皮塞努姆步兵和以前恺撒的老兵，阻止敌人前进。

皮塞努姆战役

一切都取决于皮塞努姆是否能支撑到庞培前来协助抵抗。恺撒已经重新集合他的军队，顺着沿海公路经安科纳进入皮塞努姆。这里也在全力备战。位于皮塞努姆最北边的城镇奥克西姆，普布利乌斯·阿提乌斯·瓦鲁斯集结了一大队新兵。但由于自治市的恳求，恺撒还未到来，瓦鲁斯就撤离了。他们在距离奥克西姆不远的地方遭到恺撒少数士兵的突袭，交锋不久，就被彻底击溃，这就是双方的第一次交战。不久之后，盖乌斯·卢奇乌斯·希鲁斯（Gaius Lucilius Hirrus）同样带领3000人撤离卡麦里努姆，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斯宾特（Publius Lentulus Spinther）带领5000人撤离阿斯库鲁姆。士兵们都对庞培忠心耿耿，大部分人都自愿追随统帅背井离乡。但是当庞培派来暂时处理防御任务的军官卢奇乌斯·维布利乌斯·鲁孚斯（Lucius Vibullius Rufus）——他不是一位文雅的元老，而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人——到来时，这地方已经失守。他只能从无能的征兵官手中接过六七千人的新兵，把他们带往最近的集合地点。

科菲尼乌姆被围

这个集合点就是科菲尼乌姆（Corfinium），是阿尔巴、马尔西和帕埃利尼地区征兵的集合地。这里集结了15000名新兵，都是由意大利最好战和最可靠的地区征召而来，是宪政派正在组编军队的核心。当维布利乌斯（Vibullius）来到这里时，恺撒距离此地还有几天的行程。他立刻按照庞培的指示，把从皮塞努姆逃出的新兵，在科菲尼乌姆进行整编后带往阿普利亚，和大部队汇合。但是，科菲尼乌姆的统帅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此人被任命为恺撒的继任者，担任山外高卢行省的总督。他是一位非常狭隘固执的罗马贵族，不仅拒绝履行庞培的命令，还阻止维布利乌斯带领皮塞努姆的新兵前往阿普利亚。他坚信庞培只是由于固执己见才有所迟延，一定会前来救援，所以他根本不做任何被围困的准备，甚至没有将周边城镇的新兵集合到科菲尼乌姆。

然而，庞培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没有前来援救。因为，他或者可以派两支靠不住的军队来做皮塞努姆的后盾，却不能单独迎战恺撒。几天之后，庞培没有来，恺撒却来了。在皮塞努姆，第十二军团加入到恺撒的军队，来到科菲尼乌姆之前，阿尔卑斯山外的第八军团也赶来了，除此之外，还有新成立的三个军团，一部分是庞培的人，他们要么是被俘，要么是自愿加入；一部分是当时在各地征召的新兵。所以，恺撒抵达科菲尼乌姆之前，已经有约四万人的兵力，其中一半的人曾参加过战斗。多米提乌斯盼望着庞培的到来，坚守着城池。最后，庞培的来信才让他彻底醒悟，决定不再坚守被遗弃的据点——这本来是对本党最大的效忠机会，他当然不会投降，而是对普通士兵说援军就快到了，自己却和军官们准备明晚逃跑。不过，他甚至连实施这么完美的计划的决断力都没有。他混乱的行径出卖了他。一些士兵开始兵变，而马尔西的新兵认为他们的将领不可能做出这种丑事，愿意攻打叛军，但他们还是不得不相信所指控的罪状确凿无误。于是，全体守军抓住了军官，将他们和这座城交给恺撒，自己也转投恺撒阵营（2月20日）。于是，当恺撒的骑兵队一到，阿尔巴的3000名士兵和集合在特腊契纳的1500名新兵就放下了武器，而此前驻守在苏尔莫的第三支军队共计3500人也已经被迫投降。

庞培抵达布隆迪西乌姆，登船前往希腊

恺撒一占领皮塞努姆，就意味着庞培失去了意大利。为了尽量保全兵力，他只想尽可能地推迟登船，因此，他缓慢地向最近的港口布隆迪西乌姆行进。卢塞西亚的两个军团，庞培在被遗弃的阿普利亚仓促之间征召的新兵，还有执政官和其他委员所招募的队伍，都匆忙赶往布隆迪西乌姆。一些逃亡的政客，其中包括最受人尊敬的元老们，都携带家眷前往那里。他们开始登船，但是由于全体人员达到25000人，停泊的船舶不能一次性完成运输任务，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分批运输军队。大部队首先于3月4日出发，庞培和小部队共计约10000人在布隆迪西乌姆等待舰船返程。

虽然占据布隆迪西乌姆可能会最终重夺意大利，但是他们不敢长期占据此地来抵抗恺撒。此时，恺撒来到布隆迪西乌姆并开始围攻。恺撒首先想用防波堤和浮桥来封锁港口，把返程的舰船阻拦在港口外，但庞培让人将港口里的商船连起来，阻止港口被完全封锁直到返航的舰船出现。虽然围攻者警戒森严，当地居民也心怀仇恨，但庞培还是很巧妙地将所有人完好无损地转运出城，军队成功躲过恺撒并前往希腊（3月17日）。就像围攻一样，恺撒由于缺少一支船队，也无法继续追击。

一场历时两个月的战斗，没有进行一场重大的交战，恺撒就击溃了一支拥有十个军团的军队，只有不到一半的敌人在混战中艰难渡海逃亡，整个意大利半岛，包括首都以及国库和所有存货全部落入胜者手中。难怪战败者会哀叹：这个“怪物”速度惊人、精明能干、精力充沛。

夺取意大利后的军事和经济结果

但是，征服了意大利，对恺撒而言是受益还是损失尚属疑问。在军事方面，现在确实不仅让他的对手失去了强大的资源，为己所用，而且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春天，由于各地进行征兵，他的军队除了九个老军团外，又有了数量庞大的新军团。但在另一方面，现在他不仅需要在后方意大利留下一支庞大的守军，而且他的对手控制了海域，想要封锁海上交通，让首都免于饥荒，这也让他疲于应付。这样一来，恺撒本来就已经很繁重的军事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在经济方面，恺撒幸运地获得了首都的库款，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尤其是来自东方的收入掌握在敌人手中，而且还有军队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和为首都饥民提供粮食的新义务，都让庞大的资金迅速化为乌有。恺撒很快便发现自己不得不求助于私人贷款，看来这似乎不是长久之计，人们普遍预料只有大范围没收财产才会成为权宜之计。

政治结果　贵族的恐惧

恺撒发现征服意大利后，让他身陷更加困难的政治关系中。资产阶级担心会发生大范围的无政府革命，朋友和敌人将恺撒视为第二个喀提林，庞培则认为或是假装认为恺撒发动内战只是因为无力偿还债务。当然，这些都是荒谬的，但事实上恺撒以前的行为让人无法安心，而且现在围绕在他周围的随行人员更无法让人放心。身败名裂者、臭名昭著者如昆图斯·霍腾西乌斯、盖乌斯·库里奥、马尔库斯·安东尼都是他身边最重要的角色，其中安东尼就是西塞罗下令处死的喀提林派人士伦图卢斯的继子。最受信任的职位委任给长期借债甚至完全靠债务度日的人，人们还看见恺撒手下的官员不仅包养舞女——其他人也是如此，还和她们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无怪乎就连严肃而又无私的政党人物也预料，恺撒将大赦所有流亡的罪犯、取消债主的权利、大范围没收财产、剥夺权利和杀人，甚至还会有高卢士兵劫掠罗马。

恺撒消除疑虑

不过，恺撒辜负了他的敌人和朋友在这方面的期望，甚至当恺撒占领第一座意大利城镇阿里米努姆时，他就禁止所有的普通士兵携带武器进城。无论这些城镇对他是善意的还是怀有敌意的，所有城镇都一视同仁受到保护，免于遭到破坏。当科菲尼乌姆的守军发生兵变，在深夜向他投降时，他不顾所有军事上的考虑，推迟到第二天清晨才占领该城，只是不想任由愤怒的士兵在夜间侵扰市民。关于俘虏问题，大概因为普通士兵对政治漠不关心，所以他们被并入恺撒自己的军队，而军官不仅被赦免，而且一视同仁全被释放，也不强求他们做出任何承诺。对于他们要求的所有私人财产，恺撒都直接交给他们，甚至没有要求他们提供证明，进行任何严格的审查。他就是这样对待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甚至让人将拉比努斯留下的钱和行李送到敌人的军营。在陷入最严重的财政窘境时，不管他的对手在或不在，他们庞大的财产都没有遭到破坏。事实上，恺撒宁愿向朋友借款，也没有强行征收土地税，这种方式形式上合法但实际上已经废除，将会激起财产所有者反抗他。这位胜利者认为胜仗只是解决了一半的任务，还有更困难的另一半任务。按照他自己的表述，他认为只有无条件地赦免战败者，才能保住胜利。因此，在他从拉文纳到布隆迪西乌姆的整个过程中，都在不断地努力想要和庞培举行私人会晤，达成可以接受的和解协议。

流亡者的威胁　恺撒获得大众的默认

但是，如果此前贵族曾拒绝听取任何和解建议，那么经历过有些让人丢脸的意外流亡后，更是激起他们的愤怒乃至疯狂，这种因战败而产生的疯狂的仇恨和胜利者的宽厚仁慈形成奇怪的对比。在流亡者从军营写给逗留在意大利的朋友的信里，常常充满着没收财产和剥夺人权的方案，还有肃清元老院和国家的计划，苏拉的王朝复辟和这些比起来简直就是儿戏，甚至连他们自己党派里的温和派听了都觉得毛骨悚然。无能者的狂怒和贤者的温和都收到了各自的效果，所有更重视物质利益而非政治利益的群众，都投入到恺撒的怀抱。这些城镇将这位“正直、宽容、精明”的胜利者当作偶像来崇拜，就连对手都承认他们的尊敬源自真心实意。宪政派遭遇重大失败后，大资本家、包税商和陪审员不想再相信这些领航员，资本再次出现，“富商重新开始他们每日的记账任务”。很多元老院的议员，至少以人数而论——里面不乏尊贵有影响力的元老，他们不顾庞培和执政官的命令继续留在意大利，甚至有些人留在首都，他们都默许了恺撒的统治。即使表面看来恺撒显得过于宽容，但他还是达到了目的：对于即将到来的混乱状态，资产阶级的焦虑情绪多少得到了一些缓解。这对未来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利好。防止混乱和防止同样危险的混乱恐慌，是未来整顿共和国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恺撒　意大利的共和派

但在此时，恺撒的宽容比重演秦纳和喀提林的暴怒更危险，它没有化敌为友，反而化友为敌。追随恺撒的喀提林派人士，因为没有实行杀人和劫掠而变得愤愤不平，这些大胆的亡命之徒中有些是聪明能干的人员，想必性情就会倔强乖戾。另一方面，征服者的宽厚仁慈并没让各色共和派人士转变想法或平息愤怒。按照加图派的信仰，为了履行他们对所谓祖国的义务，可以不顾一切，甚至对于给予他们自由和生命的恺撒，他们仍然有权利和义务拿起武器反抗他，至少密谋伤害他。当然，宪政派中有所动摇的人士愿意接受和平与新君主的保护，然而他们还是会在心里默默地诅咒君主政体和这位君主。政体的改变越清晰明显，就越能唤起广大市民对共和派的情感——包括政治热情更敏感的首都市民和精力更充沛的乡镇市民。就此而言，宪政派留在罗马的朋友给他们逃亡中的同党报告说，祖国的一切阶级和人民都更支持庞培确属实情。这些更为坚决更为著名的人物作为流亡者，从他们的立场把这些观点告诉更为卑微更为温和的大众，这种道德压力让所有圈子的人们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正直的人因为留在意大利而受到良心的谴责，有些贵族认为如果自己没有随多米提乌斯和梅特路斯一起逃亡，即使让他坐在恺撒的元老院里，也是属于平民阶层。胜利者特别的仁慈使沉默的反对派在政治上变得更加重要，由于恺撒没有实施恐怖政策，这似乎让暗地里的对手可以毫无危险地反抗他的统治。

元老院对恺撒的消极抵抗

很快，元老院对待恺撒的态度，便让他在此事上印象深刻。恺撒发动战争也是要将受恫吓的元老院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任务完成了，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能获得元老院的认可，给予他继续作战的全部权力。三月底，当恺撒出现在首都城外时，其党派的保民官便召集元老们开会（4月1日）。到会人数众多，但一些仍然留在意大利很有名望的元老们却并未出席，甚至包括以前领袖性的人物马尔库斯·西塞罗和恺撒的岳父卢奇乌斯·皮索。更糟糕的是，出席者都不愿按恺撒的建议行事。当恺撒提出让他拥有继续作战的全部权力时，出席的其中一位执政官塞尔维里乌斯·苏尔庇奇乌斯·鲁孚斯，一个只求能寿终正寝的懦夫，认为恺撒如果可以放弃前往希腊和西班牙作战的想法，就是有功于国家的行为。恺撒便请求这些元老们至少能充当中间人，把自己的和平建议交给庞培。他们确实不反对这个办法，但是逃亡者对中立派所发出的恐吓言辞，早已让他们吓得心惊胆战，没人敢承担这个和平信使的责任。因为贵族不愿帮助这位君主建立王位，也是因为这尊贵的委员会懒惰迟钝，不久前恺撒还利用此让庞培想要依法被任命为内战统帅的想法落空，现在他自己提出同样的请求时，也受到了阻挠，而且，还遭遇到了其他的阻碍。为了调整他的职位，恺撒想要被任命为独裁者，但这个想法没有实现，因为按照法律，只有两位执政官中的一位有权任命这个职位；恺撒又想收买执政官伦图卢斯，因为他的经济状况混乱不堪，很有希望成功，然而他失败了。此外，保民官卢奇乌斯·梅特路斯对这位总督的所有行动都提出抗议。当恺撒的人员想要掏空国库时，他显示出要用自己的身体保卫国库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恺撒不得不让人尽可能轻地把这位不可侵犯的人物推开，在通常情况下，他绝不会使用任何暴力行为。他向元老院声明，正如此前宪政派所做的，他当然愿意在最高权力者的帮助下依法管理事务，但如果他们拒绝提供帮助，他将自行管理。

首都和行省事务的暂时安排

恺撒不再理会元老院和繁文缛节，将首都事务暂时交给法务官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管理，并对服从他的行省也做出了必要的管理安排以及部署继续作战的计划。甚至在这喧嚣的大战之中，首都的广大居民听着恺撒用迷人的声音许下豪言壮语，在自由罗马第一次看见最高统治者利用君权，让士兵强行撬开国库的大门，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由群众的印象和感觉来决定事态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由军团来决定，或多或少痛苦的感觉已经不再重要。

庞培在西班牙的势力

恺撒迅速继续作战。恺撒的胜利向来归功于主动出击，他意图继续保持攻势。敌人的处境则变得异常奇妙。庞培原来的计划是准备同时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向两高卢地区发起攻击，现在由于恺撒的进攻而流产，庞培打算前往西班牙。在这里，他拥有非常强大的势力，总共有七个军团，很多庞培的老部下都在里面服役。多年在卢西塔尼亚山的作战经验让这些士兵和军官变得强悍有力。将领中，马尔库斯·瓦罗虽然只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和忠实的党徒，但并不缺乏像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这样曾在东方和阿尔卑斯山脉立下战功的人物的能力，还有战胜了喀提林的马尔库斯·裴特雷，也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官。在远西班牙省，虽然恺撒还有很多自他担任总督以来就追随他的信徒，但更加重要的行省埃布罗，则满怀崇敬和感恩之心依附于名将庞培。二十年前，他曾在塞多留战争中，担任此地的统帅，并于战争结束后，对这里进行重整。显然，意大利失势后，庞培最佳的原则是率领他的残余部队前往西班牙，然后全力阻击恺撒。但不幸的是，他还想拯救科菲尼乌姆的军队，因而滞留在了阿普利亚，但最后还是被迫放弃了坎帕尼亚港，而选择较近的布隆迪西乌姆港登船。庞培作为海上和西西里的主人，他为什么之后没有重提原来的计划，我们不清楚。是否因为贵族目光短浅、心存疑虑，不想将自己委托给西班牙军队和西班牙人民？可以说庞培留在东方，恺撒将选择是先攻打庞培亲自率领的正在希腊整编的军队，还是先攻打由庞培的副将率领的在西班牙准备应战的军队。他决定进攻后者。意大利的战事一结束，他便将九个精英军团集结于罗纳河下游，还有六千人的骑兵和一些伊比利亚和利古里亚的弓箭手，其中一部分骑兵是由恺撒从凯尔特地区单独挑选出来的，一部分骑兵是日耳曼的雇佣兵。

马西利亚反抗恺撒

但是此时，恺撒的对手也在积极活动。由元老院任命的山外高卢地区恺撒的继任者、总督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刚被恺撒释放，就和他的追随者以及庞培的心腹卢奇乌斯·维布利乌斯·鲁孚斯一起，从科菲尼乌姆前往马西利亚。实际上，他们说服了马西利亚拥护庞培，甚至拒绝恺撒的军队通过此城。两个最不可靠的西班牙军团被留在远西班牙行省，由瓦罗率领。五个精英军团加上四万西班牙步兵和五千西班牙骑兵，由阿弗拉尼乌斯和裴特雷率领，其中四万步兵中一部分是凯尔特伊比利亚的步兵，一部分是卢西塔尼亚人和其他轻步兵，他们按照维布利乌斯所传达的庞培指令，已经出发前去封锁比利牛斯山，以抵抗敌军。

恺撒占领伊莱尔达的据点比利牛斯山

同时，恺撒亲自来到高卢，由于要开始围困马西利亚，让他无法脱身，便立即派遣在罗纳河集结的大军——六个军团和骑兵团，沿着大道经纳博前往罗德（Rhode，即罗萨斯），以期先于敌人抵达比利牛斯山。

这次行动取得了成功。当阿弗拉尼乌斯和裴特雷来到山口时，发现恺撒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此地，比利牛斯山一线宣告失守。于是，他们占领了比利牛斯山和埃布罗河之间的伊莱尔达（Ilerda，即莱里达）为据点。这座城镇位于埃布罗河以北二十英里，坐落于它的支流西克里斯河（Sicoris，即塞格雷河）右岸，唯一一条能够过河的坚固的桥梁紧靠着伊莱尔达。伊莱尔达南面的高山，毗邻埃布罗河右岸，非常靠近城镇；伊莱尔达北面的西克里斯河两岸都是平地，这座城镇就建在山上。对于受到围攻的军队来说，这里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但是，在无法占领比利牛斯山后，西班牙的防御只能退守埃布罗河。因为伊莱尔达和埃布罗河之间没有建立安全的交通路线，埃布罗河上也没有一座桥梁，所以，从暂时的防御点到真正的防线之间没有获得充分的保障。

恺撒军驻扎在伊莱尔达上游，位于西克里斯河与辛伽河形成的三角洲地带，两条河流在伊莱尔达下游相会。但是，直到恺撒到达军营后（6月23日），才真正开始发动进攻。两军在城墙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激烈战斗，双方常常是互有胜负。恺撒军本来想占据庞培军营和城镇之间的地区，从而夺取石桥，但却没能达到目的。结果，他们只能继续依靠在西克里斯河上仓促修建的两座桥梁同高卢地区往来，实际上，由于河流到达伊莱尔达时非常宽，桥梁架在上游十八到二十英里的地方。

被隔绝的恺撒

恺撒军队临时修建的桥梁，很快被融化的雪水冲垮。因为他们没有船只通过高涨的河水，在当时的情况下，暂时也不想修建桥梁，这让恺撒的军队被困于辛伽河与西克里斯河之间的狭窄地带。当时，西克里斯河左岸的道路是恺撒军队与高卢和意大利联系的要道，完全暴露于庞培军队的攻击之下，几乎没有防御。

庞培军一部分由城镇的桥梁通过，一部分用卢西塔尼亚的皮筏游过去。当时正是粮食收获之前的短缺期，旧粮已经用完，新粮还未收割，两条河流之间的狭窄地带，粮食很快就吃完了。恺撒军营里饥荒蔓延，恶疾爆发，小麦需要五十第纳尔。然而，在河的左岸，堆积着粮食和各种物资还有所有军队，有来自高卢的援军骑兵和弓箭手，有休假归来的军官和士兵，还有返回的搜寻队。总共六千人的大军遭到了庞培优势兵力的攻击，损失惨重，被赶入山里，右岸的恺撒只能被迫旁观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军队的交通线掌握在庞培大军手里，意大利突然收不到来自西班牙的消息，于是流言四起，与真相相去甚远。如果庞培军队能利用优势继续发起攻击，那么这些聚集在西克里斯河左岸无力抵抗的军队，就能被庞培军击溃，至少也能将他们赶回高卢，然后完全占领河岸，无人能够通过。但是这两点都被庞培忽视了，恺撒的这些军队无疑都遭受了损失，但他们既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被击退，阻止渡河的因素，基本上只受到河流本身的阻碍。

恺撒重建交通

于是，恺撒拟定了作战计划。他命人在军营里，按照不列颠人和后来撒克逊人在海峡中所用的船只样式，用轻木做骨架，编上柳条和皮革，做成便于携带的船只，用车运往桥梁所在的地方。他们乘坐这种脆弱的树皮船抵达对岸，这里无人把守，一座新桥顺利地重新搭建完成，交通很快就恢复了，急需的物资被陆续运抵军营。恺撒的妙计将陷于绝境的军队拯救出来。随后，恺撒依靠着比敌人还要强大的骑兵队，再一次开始扫荡西克里斯河左岸地区，比利牛斯山和埃布罗河之间最庞大的西班牙城邦奥斯卡、塔克拉、德尔托萨等，甚至包括几个埃布罗河南岸的城邦都转投了恺撒。

庞培的军队从伊莱尔达撤退

现在，由于恺撒的搜寻队和邻近城邦的变节，让庞培军队的物资供应出现匮乏。最终，他们决定退守埃布罗河，急忙在西克里斯河口的下游搭建横跨埃布罗河的浮桥。恺撒想要切断敌人渡过埃布罗河的退路，将他们困在伊莱尔达，但是，只要敌人控制着伊莱尔达的桥梁，他就无法控制那里的浅滩或桥梁，无法将军队派往河两岸，也无法包围伊莱尔达。所以，他让士兵夜以继日地挖渠排水，降低水深，以便让步兵能够涉水过河。但是，庞培的军队已经完成了渡过埃布罗河的准备工作，而恺撒还未安排好包围伊莱尔达的任务。当庞培的军队建好浮桥，开始沿着西克里斯河左岸渡过埃布罗河时，恺撒的步兵还无法涉水过河，他只好命令骑兵渡河追击敌人的后部，至少还能拖延和阻挠敌人。

恺撒追击

但是，天刚蒙蒙亮，恺撒的军团就看见敌军自午夜起就不断撤离的部队。凭借着老兵准确的直觉，他们觉察到这次撤离在战略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将迫使恺撒军团跟随敌人走入偏远地区，陷入敌军四伏的危险境地。他们恳求统帅率领步兵冒险渡河。此时虽然河水齐肩，但全军安全抵达对岸。进攻的时候到了。环绕着埃布罗河有一片狭窄的平原，它将伊莱尔达城和山区分隔开，如果庞培的军队穿过平原进入山区，他们就能一路退守至埃布罗河。虽然庞培的军队遭到了恺撒的骑兵队不断的攻击，大大延缓了前进的步伐，但现在距离山区也只有五英里远。自午夜起的行军，让庞培的军团苦不堪言，筋疲力尽，于是他们放弃了原定于当天穿越整个平原的计划，决定安营扎寨。于是，恺撒的军队在这里赶上了他们，并于夜晚在对面驻扎下来。夜里，庞培的军队本想趁夜行军，但因为害怕遭到恺撒骑兵队的夜袭只好做罢。次日，两军都驻足不动，只是进行地形勘察。

封锁通往埃布罗河的路线

第三天清晨，恺撒的步兵团便出发了，他们翻过道路旁人迹罕至的山丘，绕过敌人的阵地，拦住了他们前往埃布罗河的通道。这次奇怪的行军，起初看起来好像是要返回伊莱尔达的营地，所以庞培大军的将领并没有立刻觉察到他们的意图。当他们觉察到时，只能牺牲营地和辎重，沿大路加速前进，以便在恺撒军之前占领山顶地区。但为时已晚，当他们抵达时，大道上已经密密麻麻地驻扎着敌人的军营。最后，孤注一掷的庞培军队企图通过陡峭的山路，寻找另一条前往埃布罗河的路线。但派出去执行任务的卢西塔尼亚军队，被恺撒的骑兵队包围，溃不成军，让这一企图宣告破灭。现在，庞培的军队后面是敌人的骑兵，前面是敌人的步兵，全军士气低落。如果此时，恺撒的军队与庞培的军队打起仗来，结果不言而喻，而且这种作战机会出现了多次。但是，恺撒没有挑起战争，他极力压制住对胜利胸有成竹、急欲作战的士兵。无论如何，庞培的军队在战略上已经输了，恺撒也避免了用无谓的流血牺牲削弱兵力和加剧长期的不和。就在恺撒成功切断庞培军到达埃布罗河的路线后，两军的士兵开始友好往来，商谈投降事宜。事实上，当裴特雷率领由奴隶和西班牙人组成的护卫找到谈判代表，并将抓到的恺撒军人员处死时，恺撒已经同意了庞培军所提出的条款，尤其是赦免他们的军官。然而，恺撒最终却选择了将庞培军人员完好无损地送回，并一直力求和平解决。

伊莱尔达仍然有一支庞培的驻军和一个大仓库，现在，庞培的军团试图前往该据点。但是，前面有敌军，西克里斯河又横在他们和要塞之间，所以他们的行军无法进一步接近目标。他们的骑兵感到越来越恐惧，步兵便让他们居于中间，军团殿后。由于水和草料越来越难以获得，他们无法再喂养负重的牲畜，只能将它们宰杀。最后，走散的军队陷入了被围困的境地，后面是西克里斯河，前面是敌军的壁垒和壕沟。他们本想渡河，但恺撒的日耳曼骑兵和轻步兵先发制人，占领了对岸。

庞培大军投降

勇气和忠诚都无法改变投降的结局（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8月2日）。恺撒饶恕了官兵们的性命，给予他们自由，不仅让他们保有自己的财物，还将缴获的物品归还。由此而产生的损失将由他个人来全数补偿给本方士兵。不仅如此，在意大利，恺撒曾强制要求俘获的新兵加入他的军队，而在这里，他尊重庞培旧将的意愿，允诺所有人可以自愿选择加入恺撒军队。他只要求每个人交出武器，返回家园。因此，庞培军队中大约三分之一的西班牙本土士兵就地解散，意大利籍的士兵则在山外高卢和山南高卢的边境退伍。

征服远西班牙地区

瓦解了这支军队以后，近西班牙地区就落入胜利者的掌控之中。远西班牙地区，由马库斯·瓦罗代替庞培担任总指挥。当他得知伊莱尔达失守后，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将大量的财富带往海岛上的加的斯城，包括他从庙宇中搜刮得来的财富和没收恺撒派名人绅士的财产，一同前往的还有他所组建的一支小型舰队和他的两个军团。但仅仅是恺撒将要到来的传言，就已经让行省中几大长期依附于恺撒的著名城镇宣布拥护恺撒，将庞培的守兵要么驱逐，要么说服一起叛变，例如科杜巴、卡尔莫以及加的斯。还有一个军团离开自己的守城，前往希斯帕利斯城，与他们一起投奔恺撒。最后，甚至连意大利迦（Italica）都将瓦罗拒之于城门外，瓦罗便决定投降。

围困马西利亚

大概在同一时间，马西利亚也投降了。马西利亚凭借着一己之力，不仅抵御着围攻，还在海上与恺撒抗衡。海上是他们天然的活动场所，而庞培对海洋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他们很希望能获得庞培军队强有力的支持。但恺撒的副将，德奇姆斯·布鲁图斯精明能干，就是他率领海军在大西洋上首次击败维内提人。布鲁图斯迅速组建起一支舰队。敌人的士兵一部分是马西利亚人所雇的阿尔比奥克的雇佣兵，一部分是多米提乌斯的牧奴。尽管遭到了他们的顽强抵抗，但布鲁图斯依靠着从强大的马西利亚军团中所挑选的勇士，击败了敌人，敌人的船只要么被击沉，要么被捕获。随后，卢奇乌斯·纳西迪乌斯率领庞培的一支小型舰队从东面沿西西里和撒丁抵达马西利亚。马西利亚人又重整海军战备，与纳西迪乌斯的舰队一起攻打布鲁图斯。双方交战于陶罗伊（Tauroeis，即马西利亚东面的拉奇奥塔特）。那一天，如果纳西迪乌斯的舰队能像马西利亚人一样奋勇杀敌，那么结局可能不同。但是，纳西迪乌斯的舰队临阵脱逃，让布鲁图斯取得了胜利，剩余的庞培舰队逃往了西班牙。被围困的马西利亚人完全被驱逐出海洋。

在陆路方面，盖乌斯·特雷博尼乌斯实施围攻，仍然遭遇到了最为坚决的抵抗。虽然阿尔比奥克的雇佣兵屡次出击，并且巧妙地运用堆积在城里的投掷物，但围攻者的工具最终还是架上了城墙，这座城镇失守了。

马西利亚人宣称，他们将放弃抵抗，但想向恺撒本人投降，恳求罗马将领暂停围攻直到恺撒到来。恺撒曾命令特雷博尼乌斯尽量不要损坏这座城镇，所以他同意了停战的请求。但是，马西利亚人利用这个机会实施突围，他们把毫无防备的罗马工具烧毁了近一半，于是，围攻战又重新开始，并且更加猛烈。罗马这位精力充沛的指挥官，用惊人的速度迅速修好了被毁的城楼和护堤，很快又再次把马西利亚人完全包围。

马西利亚投降

当恺撒征服西班牙后，来到马西利亚城前，他发现这里由于受到战争、饥荒和瘟疫的影响，已经陷入绝境。马西利亚准备再次提出投降，这一次他们是无条件投降，很有诚意。只有多米提乌斯还记得自己曾多么无耻地辜负了胜利者的宽容，他登上船，悄悄绕过罗马人的舰队，带着满腔仇恨去寻找第三战场。

对于这座背信弃义的城市，恺撒的士兵发誓要将利剑刺向所有的男人，强烈要求统帅发出掠夺的号令。但是，恺撒还记得他要在西方建立希腊—意大利文化的伟大任务，不准备强行制造一起毁灭科林斯的续篇。马西利亚属于古老的航海国爱奥尼亚，是距离母国最远的城市，几乎也是最后一个还完好保留着纯粹希腊式航海生活的城市，事实上，也是最后一个进行海战的希腊城市。马西利亚不得不将自己的武器库和海上补给品交给胜利者，但仍然保有了民族的自由。虽然从物质方面看，它的实力有所削弱，而在当时具有新的历史意义的远凯尔特地区，它依然是希腊文化的精神中心。

恺撒远征产粮大省

经过几次决定性的变迁后，西部行省最终决定支持恺撒，西班牙和马西利亚也被征服，敌军的主力部队全被俘获。恺撒认为在征服意大利后，有必要立即乘胜追击，开启第二战场。

占领撒丁岛　占领西西里

如前所述，庞培意图迫使意大利陷入饥荒，并且他有能力这样做。他们完全控制了海域，积极地在各地扩充舰队，尤其是在东方，还有加的斯、乌提卡、梅萨那。此外，他们还控制了所有给首都输送补给物资的行省。撒丁岛和科西嘉由马尔库斯·科塔占据，西西里由马尔库斯·加图占据，阿非利加则由自称为统帅的蒂乌斯·阿提乌斯·瓦鲁斯和他的盟友努米底亚国王尤巴占据。恺撒的当务之急是阻止敌人的计划，夺取产粮大省。昆图斯·瓦勒里乌斯率领一个军团前往撒丁岛，迫使庞培派系的总督离开此岛。恺撒将更为重要的夺取西西里和阿非利加任务委托给年轻的盖乌斯·库里奥，并且由能力出众且作战经验丰富的盖乌斯·卡尼尼乌斯·雷比鲁斯辅佐。库里奥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西西里；而加图既没有一支真正的军队，也不懂军事，他直言不讳地告诫西西里人说，不要做有损自己的无畏抵抗，随后就撤离了这座岛。

库里奥登陆阿非利加

西西里岛对首都罗马至关重要，所以库里奥留下一半兵力保护该岛，率领另外一半即两个军团和500名骑兵登船前往阿非利加。他可能预料到了在这里将遭遇到更为顽固的抵抗，除了当时强大的尤巴大军外，总督瓦罗还整编了两个军团，士兵为居住在阿非利加的罗马人构成，并配备了一个有十艘船只的小型舰队。在哈德鲁米图姆，瓦罗驻扎了一个军团和战船，而在乌提卡，由瓦罗亲自率领另外一个军团驻守。不过，库里奥凭借着出色的舰队，顺利地在哈德鲁米图姆和乌提卡之间登陆。库里奥转而攻击瓦罗，在距离乌提卡不远处扎营，这里正好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冬季老加图在阿非利加安营扎寨的地方。恺撒必须把最好的军队集合起来应对西班牙战争，所以出征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军团，其大部分士兵不得不由敌军转投而来的人员组成，尤其是来自科菲尼乌姆的战俘。而在阿非利加庞培的军队中，有一些官员正是曾在科菲尼乌姆征战的人员，现在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让以前的老部下重回故主。不过，恺撒没有选错他的副将。库里奥不仅知道如何调遣军队和舰队，还知道如何利用个人的魅力影响士兵，他们物资充沛，战无不胜。

库里奥攻克乌提卡

瓦罗以为库里奥的军队会找机会转投自己这边，便决定发动战争给他们提供机会，结果却事与愿违。库里奥的骑兵团受到年轻统帅慷慨激昂的言辞激励，将敌人的骑兵打得落荒而逃，并将同骑兵一起来的轻步兵悉数派上阵。他们以库里奥为榜样，乘胜追击，向两条战线间凶险的沟壑挺进。不过，庞培军团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羞愧地逃回营地，甚至连夜弃营而逃。大胜之后，库里奥立刻决定围攻乌提卡。不过，新的消息传来，说尤巴国王正率领他的全部兵力赶来救援，库里奥决定取消围攻西庇阿以前的营地，等待来自西西里的援军，这就像当年西庇阿等待塞法克斯的到来。随后不久又传来新的消息，说由于受到邻国的攻击，尤巴国王已经率领大部队返回，只派萨布拉率领一支队伍前来解围。精力充沛的库里奥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休息，现在他又立刻再次出发，想要赶在萨布拉和乌提卡的守军取得联系之前攻打他。

库里奥在巴格拉达河败给尤巴　库里奥之死

库里奥的骑兵在夜间前进，成功地在巴格拉达河夜袭萨布拉的军队，让他们遭到重创。收到捷报后，库里奥便率领步兵全速前进，企图将敌军一举消灭。很快，他们在巴格拉达河高处最后一个斜坡上，看见萨布拉的军队正在和罗马骑兵交锋，库里奥的军团就赶来帮助自己的骑兵将敌军全部赶到平原地区。

但在这里，战势发生了逆转。让他们意外的是，萨布拉并非孤军作战，在五英里之外，是努米底亚的主力部队。努米底亚的精锐步兵以及两千名高卢和西班牙骑兵已经赶到战场支援萨布拉，尤巴国王亲自率领的大部队和十六头大象也在向这里靠拢。经历了夜间行军和激烈的战斗后，此时罗马的骑兵总数不足两百人，这些骑兵和步兵因为疲劳和作战而变得精疲力竭，他们被敌军引诱到广袤的平原上，不断增加的敌军数量将他们团团围住。利比亚的骑兵采用惯用的战术，罗马军前进，他们就后退，罗马军一转身，他们就追击。库里奥本来想重新占领高地，但却无功而返，敌人的马匹已经占领和封锁了那里。一切都完了。步兵全军覆没，骑兵只有少数几人成功杀出重围。库里奥本来也可以保全性命，但是统帅交给他的军队已经不复存在，让他无法面对统帅，便挥刀自尽。甚至聚集在乌提卡前方军营里的士兵，以及本来能轻松逃离西西里岛的舰船卫兵，都被如此快速的惨败吓到，于第二天向瓦罗投降（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8月或9月）。

恺撒所布置的远征西西里和阿非利加之战结束了。远征的目的达到了，因为通过占领和撒丁有关的西西里，至少缓解了首都最迫切的需求。至于征服阿非利加的失败和损失了两个不值得信赖的军团则是可以接受的代价，而且胜利者并不能从阿非利加获得太多实质性的收益，只有库里奥的英年早逝，才是恺撒和罗马真正无法弥补的损失。

恺撒将最重要的独立指挥官的职位委任给库里奥并非没有缘由，虽然他没有军事经验，放荡的生活早已让他声名狼藉，但这位激情四射的青年身上有一点恺撒的精神。他很像恺撒，因为他也曾尽情享乐；因为他也不是身为军官而成为政客，而是由于政治活动使他手握兵权；因为他的口才也不是油嘴滑舌而是深思熟虑；因为他的作战模式也是用简单的方式速战速决；因为他也是生性轻率，时常变得有些轻浮，同时乐观坦率，活在当下。正如他的统帅评价他时说的那样，如果年轻气盛、心高气傲让他行事鲁莽，如果过于自负让他甘愿死亡，那么他不会因为一次可以饶恕的错误而接受被宽恕。在恺撒的人生历程中，他的性格也曾表现出类似的轻率和傲慢。遗憾的是这个热情洋溢的人没能改掉他放荡的性格，为了可怜的下一代人保护好自己，随之而来的平庸之才可怕的统治，很快就使恺撒的施政受到了困扰。

庞培的作战计划

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的战事，对庞培整个作战计划有多大的影响，尤其是意大利失守后，原计划指派给西方重兵的任务，我们都只能靠猜测来判断。关于庞培原本打算经阿非利加和毛里塔尼亚前往西班牙援助他的军队作战的说法，是伊莱尔达军营里流传的谣言，是纯属夸张的无稽之谈。更为可能的是，甚至在失去意大利后，他还是按照先前的计划从阿尔卑斯山北面和山南高卢两个方向进攻恺撒，考虑立刻从西班牙和马其顿发起联合进攻。我们可以推测，西班牙军队是想继续留在比利牛斯山进行抵抗，直到马其顿的军队整编完毕，两者再同时出发，根据情况在莱茵河或波河汇合。据猜测，舰队也是打算在此时重新征服意大利本部。显然按照这种猜测，恺撒最初是准备亲自在意大利迎战。他最得力的将领是保民官马尔库斯·安东尼，行使代大法官的权力掌管此地。东南沿海的港口西普斯、布隆迪西乌姆和塔伦特姆，预计都将是首先尝试登陆的地点，派驻了三个军团在这里驻守。除此之外，那位著名演说者的逆子昆图斯·霍腾西乌斯在蒂勒尼安海集合了一支舰队，普布利乌斯·多拉贝拉在亚得里亚海集合了第二支舰队。他们的任务一部分是帮助进行防御，一部分是为远征希腊进行运输。如果庞培打算从陆路进入意大利，恺撒旧同僚的长子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将指挥山南高卢的防御事务，马尔库斯·安东尼的弟弟盖乌斯将负责伊利里亚地区的安全。

恺撒的舰船和军队在伊利里库姆被摧毀

但是，预料之中的进攻迟迟才发生。直到盛夏，战火才在伊利里亚燃起。恺撒的副将盖乌斯·安东尼率领两个军团驻扎在库利克塔岛（Curicta，即夸尼罗湾的维格里亚），还有恺撒的海军将领普布利乌斯·多拉贝拉指挥的四十艘船停泊在这座岛屿和大陆之间的海峡中。庞培在亚得里亚海的海军将领马尔库斯·屋大维率领希腊舰队，卢奇乌斯·斯里鲍尼乌斯·利波率领伊利里亚舰队，对多拉贝拉的队伍发起攻击，摧毁了他的所有船只，并将安东尼拦截在岛上。巴西鲁斯和萨路斯特率领军队从意大利，霍腾西乌斯率领军队从蒂勒尼安海赶来营救他，但是在面对敌人强大的舰队时，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无功而返。他们只能让安东尼的军团听天由命。弹尽粮绝时，恺撒的军队开始变得躁动，出现了兵变。除了少数队伍乘坐木筏成功抵达了大陆，还有十五营的士兵放下了武器，被押上利波的船送往马其顿并入庞培的军队。现在，伊利里亚沿岸已经没有军队，屋大维留下来继续完成征服任务。此时，在这些地区最强大的部族达尔马提亚和重要的岛城伊萨以及其他城镇都投靠了庞培党，但恺撒的支持者仍然坚守着萨龙（Salonae，即斯帕拉托）和利苏斯（Lissus，即阿莱西奥）。在萨龙，他们不仅英勇地抵抗着围攻，而且在陷入绝境时，还进行了有力的出击，导致屋大维解除包围，驶往都拉基乌姆过冬。

概括战争的结局

庞培的舰队在伊利里库姆取得了胜利，虽然其本身规模不小，但就整个战事而言，影响甚微。当我们考虑到，在整个战事频繁的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在最高统帅庞培的领导下，陆军和海军仅仅取得了这一个功绩；而且，作为恺撒的对手，其统帅、元老院、第二大军、舰队主力、庞大的军事和无限的财力都汇集在东方，当西方进行决定性的战事需要援助时，他们完全是袖手旁观，那么这场胜仗就显得更加微不足道。在帝国的东部地区，庞培军兵力分散，除非具有人数优势，否则统帅绝不会出战，还有他笨拙单一的军队调遣以及联合派的意见分歧，这些就算不是理由，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释陆军不作为的原因。但是在地中海上所向无敌的舰队，却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影响战局，它既没有援助西班牙，也没有帮助忠诚的马西利亚，更没有保卫撒丁、西西里和阿非利加，就算它不能重夺意大利，至少也该阻止敌军的物资供给。这让我们不难想到，庞培军营中充斥着混乱和乖戾。

这次战役的总战果也与此相一致。恺撒所进行的双线进攻即攻打西班牙和攻打西西里和阿非利加，都取得了成功，前者获得完胜，后者至少也取得了部分胜利。而庞培意图让意大利陷入饥荒的计划，大体来说因为恺撒夺取了西西里而失败，他的整个作战计划也因为西班牙军队的溃败而彻底泡汤。恺撒在意大利的防御部署只有一小部分得到了用武之地。尽管恺撒在阿非利加和伊利里亚损失惨重，但经过第一年的战争，他成了目标明确、行事果断的胜者。

流亡人士在马其顿的管理

如果他们从东方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来阻止恺撒征服西方，那么他们至少要利用这段用耻辱获得的时间，来努力巩固在东方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恺撒对手重要的集合地点是马其顿。庞培自己和来自布隆迪西乌姆的大部分流亡人员都已前往那里，其他来自西方的逃难者也都去往那里：来自西西里的马尔库斯·加图，来自马西利亚的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尤其是很多精兵强将均来自西班牙已经解散的军队，他们由将领阿弗拉尼乌斯和瓦罗率领。在意大利的贵族中，流亡渐渐地不但是种荣誉问题，而且简直成了一种时尚。当恺撒的军队抵达伊莱尔达门前的不利消息传来时，又成了流亡新的推动力。很多热心的党徒和见风使舵的政客都逐渐开始考虑此事，甚至马尔库斯·加图最后也说服自己，仅仅写一篇和睦论并不足以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在德萨洛尼迦，流亡的元老数量将近两百人，包括很多德高望重的老人和几乎所有的执政官，罗马政府确定这里为临时驻地。但他们还真不愧是流亡者。这个罗马的科布伦茨（Coblentz）呈现出一幅可怜的景象，罗马上流社会高度的虚荣做作和无足轻重的行为，他们不合时宜的怀旧和更为不合时宜的相互指责，还有他们政治上的任性和财务上的窘境。旧建筑已经倒塌，他们还非常仔细地审视这个体制上每一个装饰物和每一点锈迹。相对而言这还是小事，这些斯文的贵族还会顾虑元老院在神圣的罗马土地之外所召开会议的称法，于是他们谨慎地将它命名为“三百人会”[4]；他们还进行冗长乏味的调查，来探讨在罗马城之外，如何合法地制定元老院法律。以上这些简直荒谬。

温和派

更糟糕的是温和派的漠不关心和激进派的固执狭隘。你无法让前者行动起来，甚至不能让他们保持缄默。如果让他们用某种确定的方式来为大众的福利努力，具有弱者反复无常特征的他们，便认为这个建议具有恶意，更会连累他们，所以他们要么完全不听命行事，要么敷衍了事。当然，与此同时，他们总是事后诸葛亮和不切实际地过度聪明，这让他们成为做事者永远的阻碍。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批评、嘲笑和惋惜每件大大小小的事情，用他们的懒惰和绝望让大众变得心灰意冷。

激进派

当弱者显得精疲力竭时，激进派却显得行为过激。他们直言不讳地说，要进行任何和平谈判，须先取来恺撒的人头。甚至到了现在，恺撒仍然屡次表达想要和平的意图，但他的建议每次看都没看就被扔到了一边，或者只是被用来掩盖谋害对方使者性命的阴谋。对于共同和单独表态支持恺撒的人员，被处死和没收财产，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几乎算是中立的人员也没有得到好下场。科菲尼乌姆战役中的英雄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在军事会议上郑重提议，由曾在庞培军队中征战的元老们投票并按他们个人的意愿，决定仍然保持中立的人员或已经流亡但没有参军的人员，是宣告无罪还是处以罚金，甚至处死和没收财产。因为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在西班牙防御中犯了错误，另外一位激进派人士就正式向庞培提出他贪污受贿和背叛祖国的指控。这些顽固不化的共和派人士，简直就具有宗教信仰忏悔的特征，因此他们憎恨更为温和的党徒和庞培及其个人的追随者。如果可能，他们对这些人的恨甚至多过对公开对手的恨，这是典型的正统神学家所常有的愚蠢固执的仇恨。流亡军队和流亡元老之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激烈争吵，主要都该归罪于他们。但是，他们不仅限于言语，马尔库斯·毕布路斯·蒂乌斯·拉比努斯和其他小团伙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们将落在手里的所有恺撒的将领和士兵全部处死，可想而知，这并不能让恺撒军胆怯。如果当恺撒不在意大利时，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宪政党的友人并没有响应他们爆发革命，据恺撒具有洞察力的对手说，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普遍担心王朝复辟之后，共和派中的激进分子实施毫无节制的暴行。庞培军营中较为友好的人士都对这种行为感到灰心绝望。庞培本人是位英勇的战士，他会尽可能饶恕俘虏，但是他太过怯懦并且处境困难，不能按照统帅的行为去阻止甚至惩罚所有的暴行。只有马尔库斯·加图在战争中至少维持自己一贯的道德准则，努力阻止这种行为。他促使流亡元老们颁布一项特殊法令，禁止劫掠属国城市和在战争之外杀戮市民。精明能干的马尔库斯·马尔凯乌斯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事实上，没有人比加图和马尔凯乌斯更清楚，如果有必要，激进派会无视所有元老院的法令，实施被约束的行为。但是，如果连现在他们都不能谨慎考虑，驯服激进派的狂暴，那么胜利之后，人们将遭受连马略和苏拉都不忍直面的恐怖统治。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加图自己承认，对本党胜利的担忧更甚于失利。

备战

马其顿军营的备战管理工作由统帅庞培负责。他身居此位，经常陷入苦恼之中，在经历了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一系列不幸事件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他的同党看来，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都是他的责任。从各方面来说，这种评判都有失公允。他们所遭遇的大部分灾祸都是由于副将任意妄为、不服从命令造成的，尤其是执政官伦图卢斯和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自从庞培担任军队最高领袖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本领和勇气，至少将大军挽救于危难之中。他无法和天才恺撒相匹敌，现在得到大家公认的是，就此事责备他并不公平。但是，只有结果才能决定人们的评判。宪政党因为信任庞培，才与恺撒决裂，这种决裂的恶果却报应在统帅庞培的身上。虽然由于其他所有的领袖在军事上都是声名狼藉的无能之辈，他们并不打算更换最高统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丧失了对统帅的信任。除了战败的惨痛结果之外，还有流亡的不利影响。

来到这里的流亡人士中当然有一些精兵强将，尤其是以前属于西班牙军队的人员。但是，从军打仗的人只是少数，而与庞培具有相同头衔、自诩为总督和统帅的贵族将领，和一些勉强才来参军的贵族人数则数量惊人。这些人把首都生活的方式带到军营里，对军队毫无益处。这类大人物的帐篷就是优雅的凉亭，地面上铺着精致的新草皮，墙上覆盖着常春藤，桌上摆着银器，这里甚至在大白天也经常是觥筹交错的场所。这些时髦的武士与恺撒这种莽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会吃粗面包而前者则望而却步，当没有粗面包时，前者甚至会吞咽树根来充饥，并发誓宁愿嚼树皮也不会放过敌人。此外，庞培还必须考虑和一个不喜欢他的团体的权威如何相处，这让他的行动受到了阻碍。当流亡的元老院几乎就在他的指挥部驻扎下来时，现在流亡者所有的恶毒都在元老院开会期间发泄出来，这让庞培的境地更加难堪。最后，没有一个名人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反抗所有这些荒谬的行为，庞培自己也太过愚笨、太过犹豫、笨拙和拘谨。马尔库斯·加图至少具有所需的道德权威，也不乏想要帮助庞培的好意，但是庞培没有找他帮忙，还带着怀疑和嫉妒之心让他居于不重要的位置，例如，他宁可把重要的舰队统帅之职交给各方面都无能的马尔库斯·毕布路斯，而不愿交给加图。

庞培的军团

当庞培任性地处理工作中的政治事务时，却让事情越变越糟，而在另一方面，他用值得称道的热情履行自己的军事责任，管理本党庞大而又分散的军队。庞培军的核心是由他从意大利带来的军队组成，除此之外增加了由伊利里亚的战俘和定居在希腊的罗马人所组成的五个军团。另外三个军团来自东方，其中两个叙利亚的军团由克拉苏的剩余兵力组成，另一个是由一直驻守在西利西亚的两个薄弱军团组成。这些驻军之所以撤离，一方面是因为庞培党和帕提亚人达成了谅解协议，如果不是庞培愤然拒绝割让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行省，他们之间甚至能够结成同盟；另一方面是因为庞培计划派遣两个军团前往叙利亚，借助阿里斯托布鲁斯王子被囚禁在罗马，来鼓动犹太人再次起兵作乱，结果因为其他的原因和阿里斯托布鲁斯王子逝世而宣告失败。此外，还组建了两支新的军团——一支是由定居在克里特和马其顿的老兵组成，一支是由来自小亚细亚的罗马人组成。而且还加入了两千名志愿兵，他们是来自西班牙的精英部队和其他类似的兵源。最后，就是属国的分遣队。庞培和恺撒一样，不屑于征用属国的步兵，只是征召了伊庇鲁斯、埃托利亚和色雷斯的民兵驻守海岸，还有来自希腊和小亚细亚的三千名弓箭手和一千二百名投掷者加入轻步兵。

庞培的骑兵

另外，庞培的骑兵仅仅是由罗马属国和保护国的小分队组成，其中不包括贵族护卫队，他们是由罗马的贵族少年和庞培增加的阿普利亚的放牧奴隶组成，他们更多的是种身份的象征而非军事重要性。骑兵的核心是由凯尔特人构成，他们一部分是来自亚历山大城的驻军，一部分是来自德奥塔鲁斯国王和其他加拉提亚君王的分遣队。德奥塔鲁斯国王虽然年事已高，但还是亲自率军前来。与他们联合作战的有色雷斯出色的骑兵，一些是随他们的亲王沙多拉和拉斯库波里斯而来，一些是庞培在马其顿行省招募的；还有卡帕多奇亚的骑兵；康马革纳国王安条克派来的骑射弓箭手；亚美尼亚的分遣队，其中来自幼发拉底河西岸的是塔格西莱斯的属下，来自东岸的是麦伽巴特的属下；最后是尤巴王派来的努米底亚军队——全部骑兵共计七千人。

庞培的舰队

最后，庞培有一支非常庞大的舰队。其中一部分是从布隆迪西乌姆带来的或随后建造的运输船，一部分是埃及国王、科尔基斯亲王、西利西亚君主塔孔迪牟、推罗、罗斯、雅典、科西拉等城市的战船，一般而言，包括所有亚洲和希腊沿海的国家，总数将近五百艘，罗马船只占了五分之一。在都拉基乌姆，粮食和军需物品堆满了仓库。因为庞培党控制了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有来自属国亲王、著名元老和包税商的资金支持，总之，所有罗马和非罗马人民的资金都为他们所用，所以军费充足。在阿非利加、埃及、马其顿、希腊、西亚和叙利亚，他们运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保护罗马共和制，包括运用合法政府的名望，以及庞培与国王和民族之间有名的保护关系。在意大利流传着这样一个传闻，说庞培正在武装盖塔人、科尔基人和亚美尼亚人来对抗罗马，人们在军营里都称庞培为“王中王”，这个传闻并非夸大其词。

总的说来，庞培指挥着一支七千人的骑兵队和十一个军团，当然其中久经沙场的最多就五个军团，还有五百艘舰船。庞培很注重军队的补给和军饷，如果获得胜利，还承诺有丰厚的赏赐。虽然这些条件让士兵情绪高昂，尤其是几个骁勇善战的队伍更是斗志昂扬，但是，这支军队绝大部分是由新招募的士兵构成，训练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形成战力还需要时间。整支军队声势浩大，但又有些鱼龙混杂。

庞培军在伊庇鲁斯沿岸汇合

按照统帅的计划，到了罗马纪元705—706年即公元前49—前48年的冬天，军队和舰队将在伊庇鲁斯水域和沿岸全面会合。海军将领毕布路斯已经到达新的总部科西拉，舰船还未抵达。另一方面，陆军还未抵达，夏季时他们曾以哈亚克孟河的柏罗亚为总部，大部队正从德萨洛尼克出发，沿着大道朝西岸缓慢行进，去往未来的总部都拉基乌姆。梅特路斯·西庇阿从叙利亚带来的两个军团还留在亚洲的波加蒙过冬，预计要到春季才能抵达欧洲。事实上，这些军队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此时，保卫伊庇鲁斯沿岸的除舰船外，只有民兵和附近地区招募来的士兵。

恺撒攻打庞培

这样，虽然受到西班牙战争的干扰，恺撒仍然可能在马其顿发起攻击，至少他不会放慢脚步。他早已命令战船和运输船在布隆迪西乌姆会合，在西班牙军队投降和马西利亚落败后，他又将那里的精英部队调遣到目的地。毫无疑问，恺撒要求士兵竭尽全力地做事，但是战斗减员还是困扰着恺撒，在经过普拉森提亚时，最老的四个军团之一，即第九军团竟然发生了兵变，这显然是关于军中情绪的一个危险信号。但是，恺撒凭借着自己的镇定和个人威望镇压住了兵变，并没有因此而妨碍登船。但是，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3月追击庞培时就已经暴露出来的船只缺乏问题，现在也威胁到了这次的远征行动。恺撒已经命人在高卢、西西里和意大利港口建造船舶，但还没有完工。他在亚得里亚海的舰船，去年在库里克塔被摧毁，布隆迪西乌姆只有不到十二艘舰船，总共十二个军团和一万名骑兵，当前只能运输不足三分之一的兵力前往希腊。敌人庞大的舰队在亚得里亚海拥有绝对的霸权，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陆和岛屿上的一切港口。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恺撒为什么舍弃经伊利里亚的陆路而选择走海路？走陆路可以免于受到舰队的威胁，而且他的队伍大部分来自高卢，走陆路比走布隆迪西乌姆的海路更快捷。确实，伊利里亚地区的贫瘠和崎岖让军队行军困难重重，但是，不久之后另一支军队就通过了这里，所以这个阻碍对高卢的征服者来说，并非无法克服。或者，恺撒认为，当他艰难跋涉着穿过伊利里亚时，庞培将调遣自己的全部兵力驶过亚得里亚海，于是，他们两人的位置将会立刻转换——恺撒在马其顿而庞培在意大利，虽然能够预料到行动迟缓的对手，不太可能做出如此迅速的转变。或者，恺撒之所以决定走海路，是因为他认为那时他的舰队将能控制海域，然而，当他从西班牙返回后，才意识到亚得里亚海的实际情况，不过要改变作战计划已经太迟。或者，恺撒的急性子经常让他仓促做出决定，我们甚至可以说很有可能是，此刻他还没有占领伊庇鲁斯港，敌人却可以在几天之内占领，所以无法抵抗住再次大胆出击而挫败敌人整个计划的诱惑。

恺撒首次成功登陆伊庇鲁斯

然而，可能是在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1月4日，恺撒率领着因为辛苦和疾病而人数锐减的六个军团和六百名骑兵，从布隆迪西乌姆出发前往伊庇鲁斯海岸。这次出征类似于有勇无谋的不列颠远征，但至少第一步很顺利。他们抵达阿克罗科劳尼（Acroceraunian，即奇马拉）峭壁的中间，在人迹罕至的帕莱萨（Paleassa，即帕尔贾萨）登陆。庞培在奥里克港（Oricum）停泊的十八艘船和敌军舰队总部科西拉（Corcyra）的人员，都看到了这次恺撒的士兵运输。但是，其中一处的人员认为自己势单力薄，而另一处的人员还没有准备好出航，所以，这一次的士兵运输没有受到任何阻挠，顺利登陆。船舶立刻返回运输第二批士兵，当晚恺撒就登上了阿克罗斯伦安山。他的首次成功和带给敌人的震惊一样巨大。在伊庇鲁斯的民兵，没有一处进行抵抗，恺撒夺取了重要的沿海城镇奥里克和阿波罗尼亚连同一些较小的城镇。都拉基乌姆是庞培所选择的仓库主要驻扎地，这里存放着各种物资，但驻兵薄弱，这时也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之中。

恺撒与意大利的联系被切断

但是，随着战事的深入，恺撒并没有取得开始时的辉煌战绩。随后，深感内疚的毕布路斯加倍努力来弥补自己因疏忽所犯下的过错。他不仅捕获了近三十艘返回罗马的运输船，还将船上的一切付之一炬。他对恺撒所占据的整个海岸线，即从萨松岛至科西拉港进行严防把守。不过，由于当时正值一年中气候最恶劣的季节，而且守卫船上所需要的一切物资甚至包括木柴和水都需要从科西拉运送，所以任务非常艰苦，毕布路斯很快就因劳累过度而逝世。事实上，他的继任者利波，有一段时间甚至将整个布隆迪西乌姆港全面封锁。他驻扎在港口前的一个小岛上，直到缺少淡水时才撤离。恺撒的军官无法将第二批士兵运送给统帅，恺撒仅凭一己之力也无法夺取都拉基乌姆。庞培从恺撒的和平使节那里得知，恺撒准备渡到伊庇鲁斯沿岸。于是，庞培加速前进，及时占领了那里的军械库。恺撒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虽然他势单力薄，还是尽一切可能扩大在伊庇鲁斯沿岸的势力范围，但军队的供给还是很困难，处境危险。反观敌人却控制着海域，拥有都拉基乌姆的储备，物资供应充足。恺撒军队的人数不过两万人，而庞培军队的人数至少是他的两倍，所以恺撒不敢挑起战事。不过幸运的是，庞培并不急于进攻，他正在阿普索河的右岸，即都拉基乌姆和阿波罗尼亚之间有序地搭建冬季的营房，以便等到春季波加蒙的军团到来后，以绝对的优势歼灭敌人。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如果好的时节到来，敌人兵力增加并且舰队可以自由航行，而恺撒还滞留在原地，那么他薄弱的军队将被夹在伊庇鲁斯的峭壁间，一面是海上强大的舰队，一面是陆路上三倍于己的敌军，那么他将全军覆没。现在，冬季正在慢慢结束，他唯一的希望仍然寄托在运输船，因为偷渡或冲破防线的希望都不大，但在经过第一次大胆的蛮干后，只有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进行第二次冒险。我们可以从恺撒的决定看出他当时的处境多么危险——当舰船还未来到时，他决定独自乘坐一条渔船，渡过亚得里亚海前往布隆迪西乌姆去接应士兵，而现实中找不到一条船来承担这次冒险的航海任务，最终他只能放弃。

安东尼驶向伊庇鲁斯港

但是，无需他亲自出马，他在意大利有一位忠心的军官马尔库斯·安东尼，会用尽全力来救援自己的主人。运输船装载了四个军团和八百名骑兵再次从布隆迪西乌姆港出发，幸运的是一阵南风让他们成功避过了利波的船队。但这阵南风虽然救了运输船，却让它无法在指定的阿波罗尼亚港登陆，迫使它驶过恺撒和庞培的营地，驶向都拉基乌姆北边的利苏斯，所幸的是这个城镇也是依附于恺撒的。当运输船驶过都拉基乌姆港时，罗德斯的船队便出动进行追击，安东尼的船刚驶入利苏斯港，敌军舰船就出现在了港口前。可就在此时，风向突然改变，将舰船刮向外海，船体的一部分撞上了沿岸的岩石峭壁。这次不可思议的幸运，让第二批运输的士兵也成功登陆。

恺撒军队汇合

安东尼和恺撒之间隔着都拉基乌姆和全部敌军，确实还有几天的行程，但是安东尼通过格拉巴—巴尔干山口，绕过都拉基乌姆，幸运地完成了这次凶险的行军。恺撒来到阿普索河右岸迎接他。

庞培本想阻止两支敌军的汇合，迫使安东尼孤军奋战，现在这个想法落空了，他便在格努萨河的阿斯帕拉吉姆占领了一个新的据点。格努萨河位于阿普索河与都拉基乌姆城之间，与阿普索河平行。庞培来到新的据点后再次按兵不动。现在，恺撒感到兵力充足，想要与庞培一决高下，但后者拒绝出战。另一方面，恺撒成功地欺骗了敌人，用自己更善于行军的部队切入敌人军营和作为基地的都拉基乌姆之间，给敌人来了个措手不及。

格拉巴—巴尔干山脉自东向西延伸，直至亚得里亚海在都拉基乌姆的狭窄岬角，并且在都拉基乌姆以东十四英里的地方向西南延伸出一个侧面，这个侧面朝向海洋形成新月形，山峦主脉和侧面之间包围着一个小平原，平原向外延伸，围绕着海岸上的一个悬崖。现在，庞培扎下营地，虽然恺撒对他实施了封锁，并控制了通往都拉基乌姆的陆上路线，但他依靠舰队的帮助，依然可以继续和城镇保持联系，可以轻松地补足一切必需品。反观恺撒的军队，虽然派遣了一支强大的分遣队去往内陆，虽然统帅尽力组织了一条运输系统，保证日常供给，但还是出现供给短缺，他们常常用肉、燕麦甚至根茎来代替习惯食用的小麦。

恺撒包围庞培的军营

因为恺撒的对手沉着冷静，一直按兵不动，他便占据了围绕着庞培所控制的沿岸平原的高地。这样至少能阻止敌人优势兵力和骑兵的活动，还能更自由地攻击都拉基乌姆，如果可能，还能迫使对手出战或登船。恺撒有近一半的兵力被派往内陆，用余下的兵力来包围大概比自己多两倍且人员集中、依靠着大海和舰船的敌军，这看起来有些异想天开。然而，恺撒的老兵们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围绕着庞培的军营修建了一条长约十六英里的包围线，随后又像此前在阿莱西亚一样，在这条线之外又修建了一条包围线，用于防御来自都拉基乌姆的进攻，还可以防止敌人利用舰队轻松实施的迂回战术。庞培不止一次地想要攻破这条防线，但他并不打算用战争的方式来突破包围，他宁愿在自己的军营周围也修建多处战壕，将它们连成一条防线。双方都努力把战壕尽量向前推进，在不断的冲突中，工程进展缓慢。同时，在恺撒军营的另一边，他们与都拉基乌姆的守军不断有小规模战斗，恺撒希望借助城内的居民来控制这座要塞，但遭到了敌军舰船的阻挠。各个据点都不断有小型冲突发生，最激烈的时候，一天有六处据点同时交战，通常都是英勇善战的恺撒军占据上风。例如有一次，恺撒的一支步兵在战壕中连续几个小时抵抗四个军团的进攻，直到援兵到来。两边都没有取得明显的胜利，不过，包围逐渐让庞培军感到无法忍受。从高地流向平原的小溪被截流后，迫使他们只能依靠稀缺而又水质糟糕的井水。更让人感到糟糕的是，缺少驮兽和马匹的饲料，舰船不能及时补充，让它们成群地死去，虽然马匹被舰船运往都拉基乌姆，但还是收效甚微，因为他们同样找不到充足的饲料。

恺撒的防线被攻破　恺撒再尝败仗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庞培不能再拖延了，他要向敌人发起进攻。从两位凯尔特人的逃兵那里，他得知敌人在两条防线之间忽视了对海岸地区的防御，两道防御墙之间相隔六百英尺。据此，庞培想出了他的作战计划。他让军营里的军团攻击恺撒的内圈防线，让船上的轻步兵登陆后攻击敌人的外围防线，再派第三支队伍前往敌人两条防线的空虚处，从后面攻击防御完备的敌人。庞培军夺取了沿海的战壕，驻守的士兵都落荒而逃。旁边的战壕在指挥官马尔库斯·安东尼的率领下，艰难守住了阵地，暂时阻止了庞培军的前进。但是，暂且不说恺撒军队损失的惨重，其沿海最外围的防线仍然被庞培军控制，现在防线也被攻破了。

恺撒急于想要反攻庞培的军团，很快机会出现了。庞培的军团不慎陷入孤军作战，他就率领大量步兵发起攻击。但是，这次进攻遭到了顽强的抵抗。由于交战地曾多次作为大大小小队伍的营地，所以山坡和壕沟纵横交错，让恺撒的右翼部队和骑兵完全迷了路，落入一条从旧营地通往河流的沟渠里，无法支援左翼部队攻击庞培的军团。所以，庞培急忙率领五个军团赶来援助他的队伍，他发现敌人的两翼分离，其中一支已经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恺撒军看见他进攻时，都变得惊慌失措，四处逃散。如果战事的结果是恺撒军损失了一千名精兵，没有遭受一场完败，那只是因为庞培在这坑洼不平的路面无法自由发挥军力，进一步来说是他担心中计，首先鸣金收兵。

恺撒失利的后果

但即使如此，这些日子也让恺撒损失惨重。他不仅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四个月花费巨大人力所修建的战壕一下就垮了，而且由于近期的交战，让他又重回原点，恺撒被驱赶到距离海洋更远的地方。由于庞培的长子格涅乌斯的大胆进攻，让恺撒停留在奥里克港的几艘船，不是被烧毁就是被抢走。随后，他们又放火烧毁了停留在利苏斯的运输船，这让恺撒再也无法通过海路从布隆迪西乌姆运送增援部队。现在，庞培数量众多的骑兵可以畅通无阻地涌入附近地区，这严重威胁到了恺撒军队的补给。恺撒军队的补给本来就已经困难重重，现在完全无法维系。没有舰船的恺撒胆大妄为地向坐拥海洋和舰船的敌人发起攻击，结果彻底失败。迄今为止，在战区内，他遭遇到了坚不可摧的防御阵地，无法给都拉基乌姆或敌军以致命一击。另一方面，现在完全由庞培一人决定，是否在最有利的形势下，继续进攻补给已经严重匮乏的对手。战争进入到危急关头。迄今为止，庞培在作战中显然没有制订特别的计划，只是根据每次迫在眉睫的进攻调整他的防御。这样做无可厚非，因为随着战事的延长，让他有机会训练士兵作战、调来后备军、更充分地发挥舰队在亚得里亚海上的巨大优势。恺撒被击败，不仅有战术问题，还有战略问题。确实，都拉基乌姆恺撒的战败没有达到庞培预料的结果，恺撒的老兵拥有着卓越的军人气质，他们不会因为饥饿和叛乱而立刻完全瓦解。不过，这结果似乎还是取决于他的对手，明智的乘胜追击，将会收获全部的胜果。

庞培的战争前景　西庇阿和卡尔维努斯

攻击的主动权掌握在庞培手中，他也决定发起进攻。他有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取得胜利果实。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就是继续攻击败军，如果他们逃，他就追。第二种是庞培将恺撒和他的精锐部队留在希腊，而他亲自率领主力部队返回意大利，这也是他长久以来准备采取的行动。毫无疑问，意大利的人民是反对君主制的。恺撒把最好的军队和英勇可靠的将领派往希腊后，此刻正是后方空虚的时候。最后一种是胜利者转战内陆，与梅特路斯·西庇阿的军团会合，一起俘获恺撒驻守在内陆的军队。确实，在恺撒的第二批援军到达意大利后，他一方面立即派遣一支强大的分遣队，前往埃托利亚和色萨利为军队收粮；另一方面命令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率领两个军团，沿伊格纳提亚大道前往马其顿，以便拦截从德萨罗尼卡出发，沿同一条路行进的西庇阿的军队，有可能的话将它逐个击破。当卡尔维努斯和西庇阿之间相距只有几英里时，西庇阿突然调转方向南下，留下马尔库斯·法沃尼乌斯率领辎重部队，而自己迅速渡过哈里亚克蒙河，进入色萨利，用优势兵力进攻由卢奇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所率领的恺撒新兵团。但是，朗基努斯翻过山向安布拉西亚方向撤退，想要和格涅乌斯·卡尔维西乌斯·萨比努斯所率领的分遣队会合，这支队伍是由恺撒派往埃托利亚的。西庇阿只能派遣色雷斯的骑兵去追击，因为卡尔维努斯威胁到了他留在哈里亚克蒙河上的法沃尼乌斯所率领的后备队，正如他自己想要攻击朗基努斯一样。所以，卡尔维努斯和西庇阿再次在哈里亚克蒙河相遇，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对峙多日。

恺撒从都拉基乌姆向色萨利撤退

庞培可以从这些计划中进行选择，恺撒却别无选择。在那次惨烈的战役之后，他开始向阿波罗尼亚撤退。对于一支被敌军追击的败军而言，从都拉基乌姆向阿波罗尼亚撤退的行动并不容易，沿途道路崎岖，需要蹚过几条河流。但是，凭借着统帅的机智聪明和战士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迫使庞培在追击四天后，因为徒劳无功而放弃。现在，庞培的决定是出征意大利还是转战内陆。虽然前者好像都更明智更具吸引力，还得到了很多声音的支持，但他不想抛弃西庇阿的队伍，更想乘此机会拿下卡尔维努斯的队伍。此时，卡尔维努斯正位于赫拉克莱亚—林塞斯蒂斯（Heraclea—Lyncestis）的伊格那提亚大道上，介于庞培和西庇阿之间。在恺撒向阿波罗尼亚撤退后，他的军队距离恺撒的军队比距离庞培的军队还要远，而且对于都拉基乌姆的战事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因为在都拉基乌姆取胜后，整个地区都倾向于庞培，恺撒的信使在各地都遭到了逮捕。直到敌军主力部队距离他只有几小时路程时，卡尔维努斯才从敌人的先遣队那里得知事情的实情。最后时刻，他向南方的色萨利快速前进，才避免了这场即将到来的杀戮，庞培只得满足于替深陷困境的西庇阿解围。

此时，恺撒已经顺利抵达阿波罗尼亚。都拉基乌姆惨败后，他立即决定将战场由沿海转入内陆，让敌人的舰船鞭长莫及，这是他此前战败的根本原因。恺撒的库房在阿波罗尼亚，所以向这里行进只是要把伤兵安顿到安全的地方，并给士兵发放军饷。他一处理完这些事务，就立即向色萨利出发，让驻军留守阿波罗尼亚、奥里克和利苏斯。卡尔维努斯的队伍也在朝色萨利的方向前进。两支由昆图斯·科尼菲乌斯所率领的军团从意大利出发，由陆路经伊利里亚前来。相较于伊庇鲁斯，恺撒在色萨利与援军会合更容易。他沿着崎岖的小路攀登埃乌河谷，越过将伊庇鲁斯和色萨利分隔开的山脉，抵达佩涅奥斯河（Peneius）。卡尔维努斯也奉命来到这里，于是两军经过路程最短，也最不容易受到敌人攻击的线路成功完成会师。会师的地点位于距离佩涅奥斯河源头不远的埃吉尼乌姆（Aeginium）。现在，会合后的大军来到第一座色萨利城镇贡菲（Gomphi），他们将城门紧闭，拒绝其他人入内。大军通过迅速的猛攻，对这座城镇进行劫掠，这让其他色萨利的城镇魂飞魄散。随后，只要恺撒军团出现在城墙前，他们就立刻投降。伴随着不断的行军和冲突，依靠着佩涅奥斯河流域所提供的并不充裕的补给，他们所经历过的灾难性事件和记忆都逐渐消散。

都拉基乌姆的胜利并未给胜利者带来太多立竿见影的效果。庞培和他笨拙的军队、众多的骑兵无法跟随灵活的敌人进入山地。恺撒就像卡尔维努斯一样躲避了追兵，两人都安全地抵达色萨利会合。现在，如果庞培毫不迟疑地率领主力部队登船前往意大利，必将在那里取得胜利，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案。但此时，只有一支舰船前往西西里和意大利。在联合作战的营地，人们认为经过都拉基乌姆一役，与恺撒的争斗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只剩下收获胜利果实了，换句话说就是搜捕败军。他们先前的过度谨慎，在缺乏审时度势的情况下被自大所蒙蔽，忽视了以下事实：严格说来，他们的追击已经失败，他们得准备在色萨利迎接一支彻底重整旗鼓后的军队，那里远离海洋，失去了舰船的支持，跟着对手来到由他所选择的战场，这些都是不小的风险。他们只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和恺撒作战，尽可能快地用最便捷的方式抓住他。加图负责管理都拉基乌姆和科西拉，在前者留下了十八支步兵中的一支驻守，在后者留有三百艘战船。庞培和西庇阿向佩涅奥斯河下游前进，显然前者是沿着伊格纳提亚路至佩拉后转入向南的大道，后者从哈里亚克蒙河穿过奥林匹斯山口，二人在拉里萨（Larisa）相遇。

驻扎在法萨卢的军队

恺撒的营地位于拉里萨以南的平原上，这是库诺斯克法莱丘陵（Cynoscephalae）和俄特律斯山（Othrysand）的延伸，佩涅奥斯河的支流埃尼佩乌斯河（Enipeus）穿境而过。恺撒的军队就驻扎在埃尼佩乌斯河的左岸靠近法萨卢城（Pharsalus）的地方，庞培的军队则在他的对面安营扎寨，即埃尼佩乌斯河的右岸沿库诺斯克法莱高地的斜坡处[5]。庞培的全部兵力都集合在这里，而恺撒还在期盼着此前派往埃托利亚和色萨利、现在由昆图斯·福菲乌斯·卡勒努斯（Quintus Fufius Calenus）率领的位于希腊的两个军团，以及跟随恺撒经由陆路从意大利出发，已经到达伊利里亚的科菲尼菲奇乌斯的两个军团。庞培有七个军团近四万七千名士兵和七千名骑兵，步兵人数是恺撒的两倍多，骑兵人数是他的七倍。连续不断的疲劳应战让恺撒的军队兵力大减，八个军团能参战的人数不足两万两千名士兵，所以人数只是正常情况下的一半。取胜的庞培军有骑兵无数，还有上好的仓库让物资供应充足，而恺撒军则在困境中勉强维持生计，只能寄希望于从即将到来的粮食收割中获得更多的供给。庞培的士兵状态正佳，他们从最后一次的战役中学会了如何打仗，也更加信任统帅。

在庞培这一边，所有的军事专家都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现在他们和恺撒在色萨利对峙，决战不能再拖延。毫无疑问，在军事会议上还有一个比这个更有分量的理由，那就是众多体面的军官和其他随军人员难以忍受流亡生活。自都拉基乌姆之战以来，这些贵族就将本党的胜利视为必然的事实，已经就恺撒大祭司的填补事宜产生激烈的争论，他们向罗马下达命令，在广场租赁房屋以供下次选举使用。

两军被一条河流隔开，对于渡河作战一事，庞培一直举棋不定，而兵力较弱的恺撒也不敢冒险过河，这引起人们的愤慨。据说，庞培之所以拖延战事，只是想更久地统治这些前执政官和前副执政官，占据统帅之职。庞培还是屈服了。恺撒给人以不想开战的感觉，却计划绕过敌军，向斯科图萨出发。当他看见庞培的军队在岸边准备作战时，他也安排军团准备出战。

战役

于是，法萨卢战役在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8月9日爆发，战场差不多就是一百五十年前罗马人奠定其在东方统治权的地方。庞培的右翼位于佩涅奥斯河，恺撒在他的对面，将左翼布置在佩涅奥斯河前崎岖不平的山地上，另外两翼则驻扎在平原上，双方均用骑兵和轻步兵掩护。庞培的意图是用步兵防守，而用骑兵冲垮他所面对的按照日耳曼式由轻步兵混合而成的薄弱骑兵，然后从后部攻击恺撒右翼。恺撒那英勇的步兵抵抗住了敌人的第一波进攻，战役就此停滞。同样，英勇的拉比努斯经过短暂的抵抗，驱散了敌人的骑兵，为了绕过步兵，他将兵力向左翼展开。但是，恺撒已经预见到自己的骑兵会败下阵来，所以将他最精锐的两千人军团布置在骑兵的后方。当敌人的骑兵追逐恺撒的骑兵而沿着线路飞驰过来时，这批精锐士兵突然冲出来，顽强勇猛地攻击他们。敌人的骑兵在遭到这批特殊步兵的意想不到的攻击时[6]，立刻陷入混乱，全速冲出了战场。现在，获胜的军团转而攻击失去保护的敌军弓弩手，然后冲向敌人的左翼，开始攻击。同时，恺撒一直保留的第三队也沿整条战线开始进攻。庞培最好军团的意外战败，让对手士气大振，而本方士兵，尤其是统帅都备受打击。庞培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自己的步兵，当他看见骑兵逃跑后，甚至还没等恺撒下达统帅攻击的命令，就立刻骑马从战场飞奔回营。他的军团开始军心动摇，很快就从河流处向营地撤退，期间损失惨重。

庞培出逃

那天就这样战败了，很多骁勇善战的士兵都牺牲了，但军队基本保全了下来，庞培的处境也远不及恺撒在都拉基乌姆战败时所面对的危机。但是，恺撒在命运的变迁中懂得，即使是对待幸运女神最宠爱的人，她有时也会抽身离去，只为让自己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再次将她带回身边。而庞培一直以来都受到幸运女神的垂青，当她离他而去时，让他感到绝望不已。恺撒拥有强大的心性，绝望只会让他释放出更巨大的能量，而庞培庸俗的灵魂，在面对同样压力时，则陷入悲观失望的无尽深渊之中。正如昔日他与塞多留（Sertorius）作战时一样，当面对强大的对手时，他曾差点临阵脱逃。当他看见自己的军团从河边撤退时，他扔掉统帅的围巾，从最近的路线逃往海边，准备登船。他的军队群龙无首，灰心丧气。虽然西庇阿拥有庞培一样的最高命令权，但只是名义上的统帅，他想在壁垒后防御，但恺撒不允许他休息。军营中罗马人和色雷斯守兵的顽强抵抗很快就被攻破了，大量的士兵落荒而逃，被迫退往克兰农（Crannon）和斯科图萨（Scotussa）高地。庞培的军营就驻扎在这片高地之下。他们企图沿着山路前进返回拉里萨，但恺撒的军队将战利品和疲劳抛诸脑后，通过平原上更顺畅的小路前进，拦截了逃亡者的路线。事实上，到了深夜庞培军停止行军时，追兵甚至已经建起了一条防线，阻止逃兵前往附近唯一一条小河。

法萨卢之战就这样结束了。敌军不仅战败，还被彻底歼灭，战场上的敌军死伤人数为一万五千人，而恺撒仅损失了两百人。战后的清晨，有近两万人放下了武器，举手投降。只有个别队伍，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军官逃往山上避难，庞培军的十一面鹰旗有九面都交给了恺撒。就在战役打响的那天，恺撒还提醒自己的士兵，不要忘记敌人是自己的同胞，不要像毕布路斯和拉比努斯那样对待战俘。不过，现在他也认为有严惩战俘的必要。普通士兵都被收编入恺撒的军队，地位较高者则被处以罚金或没收财产，而被俘获的元老和骑士则被处死，鲜有例外。仁慈的时期已经过去，内战持续时间越长，也就变得越发残酷，越难和解。

法萨卢战役的政治效果　东部投降

随着时间的流逝，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8月9日的战争后果才逐渐显现出来。毫无疑问，此前那些因为庞培更强大而依附于他的人们，在法萨卢战败后，全都转投恺撒一方。庞培的战败具有决定意义，让所有不愿或不必替失利者而战的人都和胜利者联合起来。所有的国王、市民、庞培的保护国现在都召回了他们的海军和陆军，并拒绝向战败者提供避难场所，包括埃及、普兰尼、叙利亚各城邦、腓尼基、西利西亚、小亚细亚、罗德斯和雅典等所有东部地区。事实上，一直装腔作势的博斯普鲁斯国王法纳塞斯，听到法萨卢战役的消息后，不仅占领了几年前庞培宣告为自由市的法纳歌利亚和经他批准的科尔基斯王子的领土，甚至还将庞培授予德奥塔卢斯王的小亚美尼亚据为己有。在这普遍的归顺中，仅有的例外是小城梅伽拉被恺撒包围并遭到猛攻，还有一个是努米底亚王尤巴。他早就预料到恺撒要吞并他的王国，在他战胜库里奥后就更确信无疑了，所以不论好坏，他都必须忍受战败的党派。

法萨卢战役后的贵族

宪政党的跟随者即所有不是诚心加入党派的人士，或者像马尔库斯·西塞罗之流，他们就像围绕着布罗肯山的女巫一样在贵族周围活动。正如属国向法萨卢的胜者投降一样，他们也和新君主讲和，因此，新君主满怀轻蔑之心客气地与请愿人和解。但是，战败党派中的中坚分子却不妥协。虽然贵族阶级大势已去，可是，贵族却永远也不会转投君主政体。人类最高的启示已经被摧毁，曾经信仰的真理成了谎言，昔日赐福的政体成了诅咒，但是，即使是那逝去的福音也仍然拥有信徒，如果这种信仰不能像人间信仰的真理那样撼动高山，它仍然相信自己直到最后，直到它拖住最后一位祭司和最后一位信徒，直到新一代人不再笼罩在过去和死亡的阴影之下，统治一个重建的新世界，它才离开人间。罗马正是如此。无论贵族统治堕落到何种深渊，它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制度，曾经依靠着它神圣的火焰，征服意大利并战胜汉尼拔，虽然这火焰已经黯淡无光，但只要罗马贵族存在，它就将继续在贵族中燃烧，这些旧政体中的人不会和新君主达成友好的谅解。大部分宪政派至少在表面上认输了，承认了这位君主，甚至接受了恺撒的赦免，尽可能地选择退休回归个人生活。不过，通常这种做法内心都有所保留，那就是寻求自保等待未来改朝换代。这种做法主要是一些不太出名的党派人士，但是精明能干的马尔库斯·马尔凯乌斯也在这些谨慎者之中，自愿流放到勒斯博斯，正是他造成了和恺撒的决裂。不过，大多数真正的贵族，他们的热情都比冷静的思考更强烈，毫无疑问，他们仍然用还有可能成功来自我欺骗的同时，还担忧必然会遭到胜利者的报复，两种思想以各种方式交织在一起。

加图

或者没有人像马尔库斯·加图一样，对事态的判断如此痛彻和分明，不受自己的恐惧或希望所影响。在伊莱尔达和法萨卢之战后，他就完全相信君主制不可避免，强烈的道德感让他承认这个事实并按照它来行事，所以对于宪政党是否应该继续作战，他曾犹豫不决，继续作战必然会让许多不知道为何而战的人为这项必败的事业牺牲自己。当他决定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一个即将灭亡的荣耀而与君主制作战时，对于那些不愿与共和制共存亡而要和君主制和解的人，他都尽可能不让他牵涉入战争之中。他认为，当共和制仅仅是受到威胁时，人们有权力和义务强迫冷漠和恶劣的人员加入战斗，但是现在，还强迫个人与必败的共和制同归于尽则是毫无意义的暴行。他不但释放了每个愿意返回意大利的人员，而且当狂热的党派人士中最疯狂的小格涅乌斯·庞培，坚持要把这些人尤其是西塞罗处死时，也只有加图凭借着自己的道德权威阻止了这种行为。

庞培

庞培也不想和解。如果这个职位就该属于他，我们想他一定知道，一个渴望王冠的人不可能再回到普通生活中，因此世界上没有失败者的容身之地。但是，庞培不是因为太过高尚而没有请求原谅，他若请求，宽宏大量的胜利者或许不会拒绝他，相反，他是太过卑鄙而没有请求原谅。无论是他无法下定决心依靠恺撒也好，优柔寡断也罢，在法萨卢的不幸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消失后，他又开始怀抱希望。庞培决定继续和恺撒对抗，在法萨卢之后，他将去寻找另一个战场。

战役的军事影响　逃散的将领

因此，无论恺撒多么努力想用宽容审慎的态度去平息对手的愤怒，减少他们的数目，然而战争没有改变多少，依然继续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参加了法萨卢战役，除了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亨巴布斯在战斗中被杀，其他的都逃了出来，不过他们散布在各地，不能继续讨论一个共同的作战计划。他们大部分都来到科泽拉即马尔库斯·加图率领后备部队留守的地方，一些人是经由马其顿和伊利里亚的荒山来到这里，一些人是搭乘舰船来到这里。在加图的主持下，他们在这里召开了战争会议，到会的有梅特路斯·西庇阿、蒂乌斯·拉比努斯、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小格涅乌斯·庞培等，但是统帅的缺席，让大家对他的生死未卜感到痛心。党内意见产生了分歧，让他们无法达成任何共同的协议，最终，他们采取各自认为对自己和共同事业最合适的方式行动。事实上，我们很难说出在他们可能抓住的众多稻草中，哪一根会在水上漂浮最久。

马其顿和希腊、意大利、埃及、西班牙、阿非利加

法萨卢之战让马其顿和希腊失守。加图听到战败的消息后，立刻撤离了都拉基乌姆。的确，在此期间，他仍然为宪政党把守着科西拉，卢提利乌斯·卢普斯把守着伯罗奔尼撒。那一刻，看起来好像庞培将在伯罗奔尼撒的帕特雷进行抵抗，但卡列努斯进军的消息足以把他们从这片地区吓跑。他们也不打算再坚守科西拉。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沿岸，庞培在都拉基乌姆胜利后将舰队派往那里，攻打布隆迪西乌姆、梅萨那和维勃港口，并取得了重要的胜利。尤其是在梅萨那，他们烧毁了正在为恺撒准备的所有舰船。但是，作战的船舶大多来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由于法萨卢战役而被他们的城邦召回，所以这次远征无疾而终。此时，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都没有双方的军队，除了有一支法纳塞斯的博斯普鲁斯军队，表面上是为了恺撒占领了属于对手的多个地区。

在埃及，实际上还有一支庞大的罗马军队，由伽比尼乌斯留下的队伍，及随后招募的意大利流浪汉和叙利亚或西西里的土匪组成。但是显而易见，亚历山大的朝廷绝不想被战败党紧紧地控制或由他们调遣自己的兵力，这一点从不久之后他们召回了埃及的舰船便得到了证实。

对于战败者而言，西方的形势稍微有利一些。在西班牙，人民对庞培怀有强烈的同情心，因此恺撒不得不放弃想要从这里攻打阿非利加的念头。所以，一旦这个半岛来一位著名的领袖，叛乱似乎就不可避免。

此外在阿非利加，联合派更准确地说是这里真正的统治者努米底亚王尤巴，自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秋天，就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进行备战。联合派因为法萨卢战役失去了整个东方，但他们可能以一种荣耀的方式继续在西班牙作战。当然还有阿非利加，因为努米底亚王早已臣服于罗马，请求他帮忙对付革命同胞，无疑会让罗马人感到痛心耻辱，但这绝不是叛国行为。在这场让人失望的战争中，有些人会不再顾虑正义或荣誉，宣称自己置身法外，发动强盗式的战争行为；或者，他们将和独立的邻国联合起来，把公敌引入内部冲突；或者，最后他们将口头承认君主制，却继续用刺客的匕首恢复正统的共和制。

强盗和海盗的战争

至少战败者应该撤退并退出新的君主政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关于他们所处绝境最真实的表述。自人类有记录以来，山林尤其是海洋永远都是罪犯的避难所，也是无法忍受痛苦和压迫者的安身所。庞培党和共和派自然会在山林和海上发起对恺撒君主政体的反击战，直至他们被驱逐出去，尤其是他们会发动大规模的海上劫掠，而且组织更牢固，目标更明确。即使是来自东方的舰队被召回以后，他们仍然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庞大舰队，而到目前为止，恺撒几乎没有战船。达尔马提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起兵反抗恺撒，庞培党与他们联手，控制了最为重要的海域和港口，这对海战尤其是小规模的战役非常有利。以前，苏拉追捕平民派最终导致了塞多留的叛乱，这场战争最初是由海盗发起，然后是强盗，最后演变成一场非常严重的战事。如果加图派的贵族和庞培的追随者中有马略平民派那样的意志和激情，如果在他们中间有一位真正的海上国王，那么也许会在还未被征服的海上，兴起一个独立于恺撒君主制并能与其匹敌的国家。

盟国帕提亚

由于想把独立的邻国拖入罗马的内战，借助它的财力反击革命，这从各方面看都应受到更为强烈的反对。法律和良心将叛国视为比强盗更为严重的罪行，一伙胜利的强盗比依靠公敌返回国家的流亡者，更容易回归到一个自由而且秩序良好的国家。而且，战败的党派几乎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实现复辟。他们唯一能够寻求帮助的国家就是帕提亚，至于它是否会将他们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则让人怀疑，也不太可能为了此事与恺撒斗争到底。共和派密谋的时机还未到来。

恺撒追击庞培至埃及

因此，战败党的残余势力只能无奈地听从命运的驱使，甚至那些决定继续战斗的人士也不知道该如何做、从哪儿做起。向来当机立断、行动迅速的恺撒，抛开一切事务追击庞培——他的敌人中只有此人是让他肃然起敬的官员，抓住庞培就等于让一半的敌人束手就擒，而且可能是最危险的那一部分。恺撒带了一些士兵随他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他的孤舟遇到了正驶往黑海的敌军舰船。敌舰中全体船员被法萨卢之战的消息吓得魂不附体，因而被恺撒全部俘获。当最必需的准备工作一完成，恺撒赶紧前往东方追击庞培。后者已经从法萨卢战场逃往勒博博斯，从这里带上他的妻子和次子塞克斯图斯，绕过小亚细亚驶往西西里，然后去塞浦路斯。庞培原本可以在科西拉或阿非利加和他的党徒汇合，但是，他憎恨贵族同盟，想到法萨卢之战尤其是他可耻地逃跑后，在那里等待他的待遇，似乎这才导致他采取自己的路线，宁可向帕提亚王寻求保护也不去找加图。当他在塞浦路斯向罗马包税商和商人敛财和召集奴隶，并武装了一支两千人的奴隶队伍时，他收到消息说安条克已经拥护恺撒，这样前往帕提亚的道路就无法通行了。所以，他改变计划，启航前往埃及，那里有很多他的老兵在军队里服役，而且这个国家的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可以给他时间和机会来重整旗鼓。

在埃及，托勒密·奥勒特斯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他的孩子十六岁的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和十岁的托勒密·狄俄尼索斯（Ptolemaeus Dionysus）结为夫妻共同继承王位。但不久之后，其弟弟更准确地说是他的监护者波提努斯，将姐姐赶出王国，迫使她前往叙利亚避难，她准备由此返回祖国。为了保护东部边界，托勒密和波提努斯将埃及的全部兵力布防在佩鲁修姆，正是在此时，庞培在卡西角抛锚，请求国王允许他登陆。埃及王室早就得知了法萨卢战役的惨败，准备拒绝庞培的请求，但是国王的导师狄奥多图斯（Theodotus）指出，那样的话，庞培就可能利用自己在埃及军队的关系煽动叛乱。他认为对于庞培，如果他们能借此机会除掉他，才是较为安全的策略。在希腊世界的政客中，这种政治推理容易且行之有效。

庞培之死

王室军队的将领阿契拉斯和几名庞培的旧将乘船前往庞培的帆船，他们邀请前去会见国王。由于海水太浅，他们请庞培登上他们的驳船。当庞培上岸时，军事保民官卢奇乌斯·塞普提乌斯从后面刺杀了他。庞培的妻儿在帆船的甲板上目睹了这次谋杀，却无法施救或报复（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9月28日）。

三十年前的同一天，庞培在战胜米特拉达特斯后，在进入首都时享受了凯旋式，就是这个被一代人称为伟人的人物多年来统治着罗马，现在死在了他的旧将手下，死在了卡西海滩的荒凉沙地上。他是一位好官，但在情商和智商方面的天赋平庸。三十年来，命运坚定不移地让他轻松顺利地完成所有任务，让他采摘到别人栽种培育的桂冠，让他拥有获得最高权力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只是为了让他亲自展示一个史无前例的虚假的伟人形象。最可怜的莫过于庞培名不副实，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幸即是君主制的宿命，因为在一千年里，人民中几乎不可能再出现一位名副其实的国王。如果从未有人像庞培一样，其虚假的外表与真实的内在间的不相称体现得如此突兀，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他开启了一系列罗马君王的事实，这真是发人深省。

恺撒抵达埃及

当恺撒追随庞培的足迹来到亚历山大城的停泊处时，一切已经结束。当凶手将庞培的头颅献到恺撒的船上时，他深感不安地将头转了过去。就是这个人，他的女婿，多年来和他共同统治罗马，为了生擒他而让自己来到了埃及。恺撒将如何处置被俘的庞培？鲁莽刺客的匕首让这个问题无法解答。但是，野心和同情心共存于恺撒伟大的灵魂中，他将下令饶恕曾经的朋友，而利害关系又将要求他用刽子手之外的方法铲除庞培。二十年来，庞培是罗马公认的统治者，这种根深蒂固的统治权不会因为统治者的死亡而消灭。庞培的离世不会让庞培党分崩离析，反而让他们换掉了这位年老无能的领袖，交由他的儿子格涅乌斯和塞克斯图斯担任。这两个年轻人办事积极，而且后者确实具有决断力。世袭性的王位觊觎者立刻像寄生虫一样附着在新成立的世袭君主政体上，这种人员的变化对于恺撒来说是否利大于弊，非常值得怀疑。

恺撒管理埃及

现在，恺撒在埃及已经无事可做了，罗马人和埃及人都认为他将立即启航去征服阿非利加，胜利之后还有繁重的组织任务等待着他。但是恺撒还是按照惯例，无论他走到庞大帝国的哪个地方，最后都会立刻亲自处理事务，他坚信罗马守兵和埃及王室都不会有所反对，此外这里还遭遇到了紧迫的经济困境。恺撒率领两支混合军团在亚历山大城登陆，共有3200名步兵和800名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骑兵，并在皇宫安营扎寨，着手征收必要的款项和处理埃及王室的继承问题。他并未理会波提努斯的无礼谩骂，恺撒不会为这种琐事耽误自己的要事。他对待埃及人秉持着正直的原则，甚至有些纵容。虽然埃及人曾给庞培提供帮助，完全有理由对他们征收战争费用，但恺撒还是免除了对这片贫瘠土地的收费。而在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规定的欠款，自那时起埃及只偿还了一半，现在恺撒将它全部免除，只用支付一千万第纳尔。他让交战的姐弟立即停止战争，将他们的争端交由仲裁人调查和裁决。姐弟俩都屈服了，由于弟弟已经住在皇宫，克利奥帕特拉也搬了进来。恺撒按照奥勒特斯的遗嘱，将埃及王国判给这两位已经结为夫妻的姐弟，即克利奥帕特拉和托勒密。他更是未经请求，取消了早前的塞浦路斯合并法案，将塞浦路斯国作为埃及王次子的封地，分给了奥勒特斯的幼女阿尔西诺埃（Arsinoe）和幼子小托勒密。

亚历山大城的叛乱

但是一场暴风雨正在悄悄地酝酿着。亚历山大城和罗马一样也是一座国际性的都市，它的居民人数并不亚于意大利的首都，而商业精神的觉醒、手工艺技术、科学和艺术品位则远高于意大利。这里的公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即使缺乏政治意识，至少有一种躁动的精神，这导致他们像如今的巴黎人民一样，经常会热衷于上街发动暴乱。当他们看见罗马的统帅支配着拉吉德王宫，他们的国王接受仲裁人的判决，这种感受可想而知。波提努斯和年轻的国王都非常不满这样专横地追讨旧债，还干涉王位的争夺，这样做只能让克利奥帕特拉受益。为了满足罗马人的需要，他们将神庙里的珍品和用来炫耀的国王金器都扔进了熔炉。埃及人向来敬畏神灵，甚至有些迷信，他们为拥有这座世界闻名的华丽皇宫而欢喜，就好像属于自己的一样，现在看到神庙里四壁空荡，国王的餐桌上摆着木制餐具，这让他们越发愤怒。长久以来，罗马的驻军一直居住在埃及，很多士兵与埃及妇女结婚，基本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国民性，而且大批士兵都是庞培的旧将，还有意大利的逃犯和奴隶。他们也痛恨恺撒，痛恨他麾下一些傲慢的军团士兵，正是由于他的命令，才不得不停止在叙利亚边界的行动。甚至在登陆时，当群众看见罗马战斧进入古老的皇宫时，就已经引起了一次骚乱，还有很多进城的士兵在城内被刺杀。这些都让恺撒意识到，以他弱小的兵力面对如此愤怒的群众，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但此时正值一年中西北风盛行的季节，很难返航，而且意图登船很容易变成发动叛乱的信号，此外事情没有完成就离开也不是恺撒的性格。因此，他立刻命令亚细亚的援军过来支援，同时在援军到来之前，他尽力表现出泰然处之的样子。他在军营里的生活从没有比在亚历山大休息时更快乐的时光了。聪明美丽的克利奥帕特拉对一般人尤其是对她的仲裁人，施展着自己的魅力，恺撒似乎在他所有的胜利中也最珍视赢得美人的芳心。这是一出严肃剧目的欢快序幕，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阿契拉斯按照国王和监护人的密令，率领驻守在埃及的罗马军突然出现在亚历山大。人民一看见军队来攻打恺撒，他们就立刻与士兵联合起来。

恺撒在亚历山大城

恺撒用才智多少弥补了先前的鲁莽，他赶紧召集各地人员，逮捕了国王和他的大臣，并用壕沟围住了王宫和邻近的剧院。因为他的战舰停泊在剧院前的重要港口，来不及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就下令将其烧毁。而对于指挥港口的灯塔，他用船占据了灯塔所在的法洛斯岛（Pharos），这样，至少可以控制住一个防御阵地，保住一条运送物资和援军的道路。同时，他命令小亚细亚的将领和最近的属国，包括叙利亚人、纳巴泰人、克里特人和罗德斯人，立即派援军和船只赶来埃及。叛乱由公主阿尔西诺埃和她的密友宦官伽尼墨德斯率领，此时已经掌握了整个埃及和首都大部分地区。首都的大街上每天都有战事发生，但是两边都没有获得胜利。恺撒无法夺取更大的活动区域，无法前往城后玛雷亚湖饮用干净的水源，那里可以为他提供水源和草料。而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人无法战胜被围困者，就切断他们的饮用水，因为在恺撒所在的城区，尼罗河的水由于引入了海水而无法饮用，但恺撒在海滩上意外挖掘出了有饮用水的水井。

围攻者无法通过陆路击败恺撒，便直接毁掉他的舰船，让他无法通过海路获得补给物资。灯塔所在的岛和把此岛与大陆连起来的防波堤，将港口分成东西两部分，海水通过防波堤上的两个拱形洞口流通。恺撒控制着灯塔所在的岛和东港，亚历山大人则控制着防波堤和西港，因为亚历山大的舰船被烧毁了，所以恺撒的船舶可以随意进出港口。从小亚细亚调来的军团登上了一艘运输船，当恺撒的舰船拖着这艘运输船驶来时，亚历山大人本想让着火的船从西港驶入东港，却没有成功，他们便将库中的剩余物资装上一艘小舰船，想用它来封堵恺撒舰船的去路。但是，恺撒军中出色的罗德斯水手战胜了敌人。然而不久之后，亚历山大人夺取了灯塔岛[7]，由此彻底封锁了用于停靠大型船舶的狭窄而多礁的东部港口。所以，恺撒的舰船被迫只能停靠在东部港口前的开敞锚地，他的海上交通线变得很狭小。在这个锚地，恺撒的舰船多次遭到敌人强大海军的攻击。他们既无法回避这种敌众我寡的战争，同时因为灯塔岛的失守完全封锁了内港，他们也无法撤退，又因为失去了停泊港口，让恺撒完全无法驶入大海。虽然英勇的罗马军团有娴熟的罗德斯水手的支持，常常让罗马人获胜，但是亚历山大人坚持不懈地补充和增加他们的海军兵力。每当围攻者要开战，被围者就不得不应战，一旦被围者有一次彻底失败，恺撒就将被完全包围，最终导致战败。

所以，必须想方设法夺回灯塔岛。恺撒军从两路发起进攻，一路乘船由港口进攻，一路驾驶战舰由海岸进攻。事实上，他们不仅夺回了灯塔岛，还控制了防波堤的下端。只是到了防波堤的第二个拱洞，恺撒下令停止进攻，用横切墙堵住防波堤朝向城市的一面。但是，激烈的战事在修墙者的周围爆发，罗马军纷纷逃离与灯塔岛相连的防波堤的下端。不料，一支埃及军在此登陆，他们从后面攻击聚集在防波堤横切墙上的罗马步兵和海军，让全军慌不择路地跳入海中。一部分人被罗马船舶救起，而大部分人都溺水身亡。在这一天，大约有四百名士兵和很多战舰上的士兵都牺牲了。统帅本人也遭遇到了相同的命运，不得不登船避难，但是当船舶因为人员超载下沉时，他只能游到另一条船上求生。恺撒虽然损失惨重，但是收复了灯塔岛，已经足以弥补其损失。此时灯塔岛连同远至第一个拱门的防波堤，都仍然掌握在恺撒的手中。

小亚细亚的援军

最后，渴望已久的援军终于到来了。波加蒙的米特拉达特斯，是米特拉达特斯·攸帕托一派骁勇善战的武士，号称是他的私生子。他通过陆路从叙利亚带来了一支混合军队，包括黎巴嫩亲王的伊泰里亚人、散西科蓝之子詹布里克的贝都因人、大臣安提帕托领导的犹太人以及西西里、叙利亚和小酋长的分遣队。幸好米特拉达特斯在抵达佩鲁修姆时，占领了此地，由此沿大路前往孟菲斯，可以避免三角洲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区，然后在尼罗河分支前渡河。在埃及这片土地上，居住了特别多的犹太农民，他的军队前进期间获得了很多来自他们的帮助。恺撒释放了年轻的国王托勒密，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缓解这里的动乱，结果毫无用处。埃及人民在托勒密的领导下派遣了一支军队前往尼罗河，想要将米特拉达特斯阻止在更远的河岸。这支军队竟然和敌军相遇在孟菲斯之外一个号称“犹太军营”的地方，位于翁尼（Onion）和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之间。然而，受过罗马式军队的调遣和安营扎寨训练的米特拉达特斯，在冲突中获胜，抵达了对岸的孟菲斯。另一方面，恺撒一得知援军抵达的消息，就用船将一部分军队运往亚历山大以西玛雷亚湖的尾部，绕过湖水顺着尼罗河而下，迎接沿河而来的米特拉达特斯。

尼罗河战役

两队人马没有遇到敌人的阻拦顺利会师。恺撒随后来到国王退守的三角洲地区，虽然敌人的先头部队在前方挖了一道深渠，恺撒还是在第一次出击时就将他们击败，然后立刻猛攻埃及的军营。这座军营设在高地的山脚下，位于尼罗河和难以穿行的沼泽地之间，与尼罗河仅隔一条小路。恺撒命令军队同时从三个方向攻打埃及军营，一支队伍从前方进攻，一支队伍沿尼罗河的小路从侧翼进攻，与此同时第三支分遣队悄悄登上军营后方的高地。恺撒的军队攻下了军营，取得完胜。埃及人不是死在敌人的刀下，就是在逃往尼罗河上的舰船时溺水身亡。年轻的国王由于他所乘坐的船只负荷过重而沉没，他也落入祖国的河水中。

平定亚历山大城

尼罗河战役后，恺撒立即率领他的骑兵从陆路进入被埃及人占领的首都城区。敌人身穿丧服，手持神像前来恭迎恺撒并祈求和平。恺撒的军队看见他从出发时的反方向胜利凯旋，都欢欣鼓舞地迎接他。这座城市曾斗胆想要阻挠世界之主的计划，险些让他丧命，现在它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里。但是恺撒是一位太过感性的统治者，他就像对待马西利亚人一样对待亚历山大人。恺撒规劝这里的市民，在未来的日子里认真培养和平的艺术，治愈他们加注在自己身上的创伤。他指出，这座城市饱受创伤，粮仓枯竭，世界闻名的图书馆和一些重要的公共建筑都在烧毁舰船的过程中被毁灭了。此外，他满怀诚意地赋予亚历山大城中的犹太人与希腊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并在亚历山大城派驻了一支正规罗马守军，此前驻守这里的罗马守军至少在名义上服从埃及国王的命令。这支守军其中两支队伍来自围攻这里的军团，第三支队伍是随后来自叙利亚的军团，守军的将领由他亲自任命。对于这个职位，他特意挑选了一位值得信赖的人——鲁菲奥（Rufio）。他的出身让他不会滥用权力，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士兵，但却是被释放的奴隶的儿子。克利奥帕特拉和她的弟弟托勒密在罗马的霸权下取得共同统治埃及的权力。公主阿尔西诺埃被押往意大利，这样埃及人不能再用她来作为发动叛乱的借口。因为遵循东方风气的埃及人非常忠于他们的王朝，却不关心具体的统治者，塞浦路斯再一次成为罗马西利西亚行省的一部分。

恺撒在亚历山大时的罗马事务

亚历山大城的叛乱本身无足轻重，与同时发生在罗马国内的一系列重要的事件联系甚微，然而却对它们产生了重大影响。它迫使这位大权在握者，这位无他则事务无法分派、事情无法解决的人，在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10月至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3月，将他的正事放在一边，而和犹太人、贝都因人一起攻打这座城市的一群乌合之众。这也让他们亲身感受到了一人专政的后果：他们有君主，但君主的缺失，就会让各地陷入混乱之中。此时，恺撒派就像庞培派一样，无人管理，各地事务尤其是意外事件，全凭官员的个人能力来处理。

法萨卢投降

在恺撒出发前往埃及时，小亚细亚并没有可以同他抗衡的敌人。但是，恺撒命令副将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Gnaeus Domitius Calvinus），将法萨卢国王擅自从庞培的同盟国夺走的土地收回来。法萨卢国王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顽固不化、狂妄自大的暴君，他断然拒绝从小亚美尼亚撤离，这让恺撒军除了讨伐之外别无选择。卡尔维努斯有三个军团，其中有两个军团不得不被派往埃及，剩下一个军团是由法萨卢战役中的战俘组成。为了弥补空缺，他急忙用定居在本都行省的罗马人整编了一个军团，再加上来自德奥塔鲁斯麾下按照罗马方式训练的两个军团，一起出征小亚美尼亚。但博斯普鲁斯（Bosporan）的军队曾多次与黑海的居民交战，显然比卡尔维努斯的军队更加骁勇善战。

卡尔维努斯在尼科波利斯战败　恺撒在泽拉取胜

在尼科波利斯的交战中，卡尔维努斯在本都行省所征召的军团被击溃，加拉提亚的军团逃走了，只有一支罗马的老兵军团杀出重围，损失不大。卡尔维努斯非但没能占领小亚美尼亚，甚至无法阻止法萨卢重新夺回“世代相传”的本都地区。法萨卢国王将君主可怕的任性全部发泄到当地的居民身上，尤其是不幸的阿弥索斯人（罗马纪元706—707年即公元前48—前47年）。当恺撒亲自来到小亚美尼亚时，他让人通知国王：虽然法萨卢没有给予庞培援助，也不能饶恕他给帝国造成的损害，在进行任何协商之前，他必须撤离本都行省并返还掠夺的财产。国王当然宣称他准备投降，不过他深知恺撒要赶回西方，所以并没有真的准备撤离。他不知道恺撒无论做什么，都会把手头的事情做完。恺撒不再进行谈判，率领从亚历山大城带来的一个军团，同卡尔维努斯和德奥塔鲁斯的军队一起，直接进攻法萨卢在泽拉的军营。当博斯普鲁斯人看见恺撒攻来时，勇敢地越过掩护在他们前方的沟壑，冲上山攻打罗马人。恺撒的士兵正在安营扎寨，队伍一时间陷入了混乱，但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迅速集结起来，以身作则发起总攻，并取得了完胜（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8月2日）。五天之内战争就结束了——在时间宝贵的时候，此时取得的胜利真是无比幸运的事情。

小亚细亚的管理

法萨卢国王经西诺逃回国，恺撒派国王同父异母的弟弟去追赶他。为了奖励这位波加蒙英勇的米特拉达特斯在埃及立下的战功，恺撒让他取代法萨卢成为博斯普鲁斯的国王。在其他方面，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事务均已得到和平解决，恺撒自己的盟友都获得了丰厚的奖赏，而那些庞培的盟友通常在缴纳罚金或被训斥后释放。只有庞培属国中最强大的德奥塔鲁斯，再次局限于自己世袭的狭小领地托利斯托伯吉，卡帕多奇亚的阿里奥巴赞国王取代他拥有了小亚美尼亚，德奥塔鲁斯所篡夺的特罗克弥的四帝共治的职位授予博斯普鲁斯的新国王。这位国王的母亲来自伽拉廷的王室，父亲来自本都地区。

伊利里亚的海陆之战　伽比尼乌斯战败　陶里斯的海战胜利

当恺撒在埃及时，伊利里亚也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几个世纪以来，达尔马提亚沿岸一直都是罗马统治的痛处。自都拉基乌姆战役以来，这里的居民就开始公开与恺撒作对，而且自色萨利战争开始，分散的庞培党就涌入了内陆地区。然而，罗马军团随昆图斯·科尔尼菲西乌斯从意大利来到这里，镇压了当地人和流亡者，同时还能在这贫瘠的地区解决军队补给的难题。甚至当库里克塔战役的胜利者、悍将马尔库斯·屋大维率领庞培的舰队来到这片海域，从海陆两个方向对恺撒军发起攻击时，科尔尼菲西乌斯依靠船舶和耶德斯丁（Iadestini，即扎拉）港口的支援，不仅知道如何坚守阵地，还能与敌人的舰船战斗，并在海战中取得几次胜利。但是，恺撒将流亡中的奥卢斯·伽比尼乌斯召回，任命他为新的伊利里亚总督。当罗马纪元706—707年即公元前48—前47年的冬季，这位新总督率领十五个步兵队和三千名骑兵由陆路来到伊利里亚时，战局发生了转变。他不像前任总督将战事局限在小范围之内，这个积极勇猛的人不顾天气严寒，立刻率领全军向山区进军。但是，不利的气候条件、补给的困难和达尔马提亚人的英勇抵抗，摧毁了他的军队。伽比尼乌斯不得不开始撤退，在中途又遭到了达尔马提亚人的攻击，一败涂地。他率领着这支优秀军队的残兵败将艰难地抵达萨隆，不久他就死在了此地。于是，很多伊利里亚沿岸的城镇都向屋大维的舰队投降，那些依附于恺撒的城镇如萨隆和伊庇道鲁斯（Epidaurus，在拉古萨—维齐亚之间），在海上遭到舰队的逼迫，在陆上又遭到蛮族的逼迫，看起来被围困在萨隆的残兵败将不久也将缴械投降。当时，布隆迪西乌姆据点的指挥官是充满魄力的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由于没有战船，他便让人将战舰舰首突出的铁嘴安装在普通船只上，用医院离职的士兵充当船员。他用这种临时修建的战船与屋大维强大的战舰在陶里斯岛（Tauris，即勒西纳和库尔佐拉之间的托尔科拉）交战。同许多案例一样，在一场战争中，骁勇善战的将领和海军可以弥补战舰的不足，恺撒军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马尔库斯·屋大维离开了这片水域前往阿非利加（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春）。当然，达尔马提亚人继续进行了多年顽强抵抗，但都只限于局部的山区战争。当恺撒从埃及返回时，这位果断的副将已经平息了伊利里亚即将发生的危险。

联合派整顿阿非利加

阿非利加的形势越发严峻。自内战开始以来，宪政党就不断地在阿非利加扩大势力范围，获得绝对统治权。或者说直到法萨卢战役，国王尤巴都统治着这里，是他战胜了库里奥，他那飞奔的骑兵和无数弓箭手成了军队的主力。庞培的总督瓦罗成了国王旁边的下属，甚至要将库里奥的士兵交给他，不得不目睹他们被处死或押往努米底亚的内陆地区。法萨卢战役后，一切发生了转变。除庞培本人外，战败党中没有一位名人想要投奔帕提亚人。他们也没想过联合起来控制海域，马尔库斯·屋大维在伊利里亚海域所发动的战争只是个别行为，没有取得持久的胜利。很多共和派和庞培党都逃往阿非利加，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继续对篡位者发起荣誉之战。法萨卢逃散的残兵，驻守都拉基乌姆、科西拉和伯罗奔尼撒的军队，还有伊利里亚舰船的剩余力量都逐渐聚集在一起。第二统帅梅特路斯·西庇阿、庞培的两个儿子格涅乌斯和塞克斯图斯、共和派的政治领袖马尔库斯·加图、精明能干的军官拉比努斯、阿弗拉尼乌斯、裴特雷、屋大维等，都在这里碰面。如果说流亡者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他们甚至可能变得更加狂热。他们不仅继续杀害俘虏，甚至还杀害已经休战的恺撒军官，而且国王尤巴兼有支持者的愤怒和阿非利加半开化人的狂暴，立下规定说，任何城邦的公民，要是怀疑有同情敌人的倾向，就将被斩草除根，将城镇烧毁。他甚至对一些城镇实施了这项政策，例如哈德鲁米图姆旁边不幸的瓦加城。事实上，只是由于加图的大力干预，该行省繁荣的首都乌提卡——一座像曾经的迦太基一样的城市，才没有遭到尤巴同样的毒手。他们仅仅对该城的市民采取防范措施，说这些市民倾向于恺撒并非虚言。

无论恺撒本人还是他的任何副将，都没有对阿非利加采取行动，这让联合派有充足的时间整顿政治和军事。首先，庞培死后，需要选出新任统帅弥补空缺。国王尤巴不想维持法萨卢战役前，他在阿非利加所处的地位。事实上，他不再像是罗马的被保护者，而像是与罗马平起平坐的同盟者，甚至是保护者。例如，他将自己的名字和纹章刻在罗马银币上，不仅如此，他甚至提出在军营里只有他能身穿紫袍，提议让罗马将领脱掉他们的紫色官服。另外，梅特路斯·西庇阿要求担任最高统帅，因为在色萨利战役中，庞培从女婿的角度而非军事的角度考虑，曾承认他享有平等的地位。瓦鲁斯自命为阿非利加的总督，也提出相同的要求，因为战争将在他的行省爆发。最后，军队希望由前执政官马尔库斯·加图来领导。对于这个困难重重的职位，只有加图拥有所需的奉献精神、活力和权威。如果他不是军人，那么任命一个听信忠言让属下做事的非军人为统帅，比任命一个像瓦鲁斯那样能力未经考验的军官，或像梅特路斯·西庇阿那样经检验毫无能力的人为统帅要好得多。但是，最后还是决定由西庇阿担任，这个决议主要也是由加图本人做出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也不是因为他的虚荣心认为婉拒比接受更合理，更不是因为他喜爱或敬重西庇阿。相反，他们之间存在分歧，西庇阿的无能众人皆知，他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仅仅是因为他是庞培的岳父。加图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固守法律的形式，宁愿选择让共和制由于法律的原因灭亡，也不要用违规的方式拯救它。

法萨卢战役后，加图和马尔库斯·西塞罗在科西拉相遇。自西塞罗管理西利西亚以来，他仍然拥有将军的军衔，依照法律是比加图职位还要高的官员，因此加图将科西拉的指挥权交给了西塞罗。他的这个意愿几乎让不幸的支持者感到绝望，现在他们无数次诅咒来自阿玛诺斯的荣誉，这连稍微有点眼光的人都感到惊讶。现在，当遇到风险更大的事情时，他采用了同样的原则。加图衡量关于统帅位置由谁担任的问题，就像考虑关于图斯库鲁姆的一块地的问题，他将其判给了西庇阿。这个判决让他和瓦鲁斯的候选人资格一同被撤销。但是，理直气壮地面对尤巴王要求的人也是他，也只有他。这让尤巴王感觉罗马贵族来到这里与到帕提亚大王那里不同，他们并不是作为一个恳求者来向保护者寻求援助，而是命令属国提供帮助。就目前罗马在阿非利加的兵力状况而言，尤巴王不免会降低一些要求，但他仍然坚持让懦弱的西庇阿用罗马国库支付他的军饷，并向他保证，获胜后将阿非利加行省割让给他。

三百人的元老院也伴随着新任统帅再次成立了。元老院设在乌提卡，为了填补席位，允许骑士阶层中最受尊重和最富有的人加入。

战事准备正全力向前推进，这主要得益于加图的热心。每一个能入伍的人员，甚至是释放奴隶和利比亚人，都被召入军团。这导致很多人员脱离农业，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但所产生的结果确实惊人。重步兵数量达到十四个军团，其中两个军团是由瓦鲁斯成立，另外八个军团是由流亡人员和行省招募的人员组成，还有四个军团是由国王尤巴按照罗马方式配备。重骑兵除了尤巴按照罗马方式配备的外，是由随拉比努斯一起来到阿非利加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以及其他各类人员组成，共有一千六百人。轻骑兵是由无数没有缰绳仅持有标枪的努米底亚人、一些骑马的弓箭手和一大队步行的弓箭手组成。此外还有尤巴的一百二十头大象，普布利乌斯·瓦鲁斯和马尔库斯·屋大维所指挥的五十五艘战舰。由于急需金钱，元老院采用自动征税的方式来补救，因此他们让阿非利加最富有的资本家进入元老院，让资金更为充足。没有恺撒，没有他那让人苦恼的军团，而西班牙和意大利又不断发生动乱，法萨卢战败的记忆开始被胜利的新希望所取代。

恺撒在埃及所浪费的时间，让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如果他在庞培死后立即前往阿非利加，将会遇见一支实力薄弱、纪律散漫、胆小怯懦的军队，而且组织混乱不堪。然而现在的阿非利加，尤其是经过加图的努力，在名帅的领导下，受到严格的管理，军队人数和法萨卢战败时不相上下。

西班牙的运动

这次恺撒远征阿非利加，好像受到了特殊灾星的主宰。甚至在他登船前往埃及之前，他已经做好了出征阿非利加的各种初步准备，但所有这些只是酿成了祸患。按照恺撒的安排，南部行省的总督昆图斯·卡西乌斯·郎吉努斯将率领四个军团自西班牙前往阿非利加，在这里与西毛里塔尼亚的国王博古德会合[8]，然后一起进军努米底亚和阿非利加。但前往阿非利加的军队里，包括很多本地西班牙人和两支以前隶属于庞培的军团。然而这支军队以及该行省弥漫着对庞培的同情，同时，听命于恺撒的总督笨拙而又粗暴的行为，也无法安抚他们的情绪。一场正式的叛乱爆发了。军队和城市既有支持总督的，也有反对总督的。那些已经揭竿而起反对恺撒副将的人们，甚至公然亮出庞培的军旗。庞培的长子格涅乌斯已经从阿非利加登船前往西班牙，想要借此机会扭转局面。但是，最受尊敬的恺撒党人亲自否认了这位总督，同时还加上北方行省统帅的干预，才及时镇压了叛乱。格涅乌斯·庞培本想在毛里塔尼亚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却无功而返，但这次事件却让他耽误了时间，来迟了。恺撒从东方返回后，派遣盖乌斯·特雷博尼乌斯前去接替卡西乌斯（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秋天），各地都对特雷博尼乌斯惟命是从。但在铸成大错的过程中，共和派在阿非利加的组织完全没有受到来自西班牙的干扰，而郎吉努斯事件同时还导致拥护恺撒的西毛里塔尼亚的国王博古德，将军队调回西班牙，没法阻止国王尤巴的扩张。

坎帕尼亚的军事叛乱

恺撒让军队前往南意大利集合，以便和他一起登船前往阿非利加，就是在这些军队中发生了尤为严重的事件。他们大多都是老兵，为恺撒奠定了高卢、西班牙和色萨利的王权。这些军队的精神面貌没有因为胜利而提升，反而因为在南意大利长时间的休息而变得涣散。将领对他们所提出的非人要求，结果只让他们惊恐地发现人数在不断减少，甚至在这些铁汉心中悄悄滋生出怨恨，只要有时间让他们安静下来，他们便会变得心烦意乱。唯一能够影响他们的人，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不见踪迹、杳无音信。比起士兵对军官的畏惧，军官更加畏惧士兵，他们忽视了这些征服世界者在营地所犯下的所有暴行，也忽视了他们违反军纪的所有行为。当登船前往西西里的命令下达时，士兵们将要离开坎帕尼亚安逸的生活，而去参加第三次战役，这次战役的辛苦程度肯定不亚于西班牙和色萨利的战役。长时间松弛下来的缰绳突然被拉紧，很快就扯断了。军团拒绝服从命令直到允诺的赏赐发放为止，他们轻蔑地回绝了恺撒派来的军官，甚至向他们投掷石头。军官们试图提高允诺的军饷来平复刚刚萌发的叛意，结果不仅没有成功，士兵们还成群结队地前往首都，强迫统帅履行承诺。在途中，几位军官试图阻住叛乱，却被士兵们杀害。这是一次棘手的危机。

恺撒命令城里的几名士兵把守城门，至少抵挡住第一波进攻的劫掠，然后他突然出现在愤怒的人群中，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高呼：“退伍。”这个要求立即就被恺撒批准了。恺撒补充道，关于他曾允诺给士兵的凯旋赏，还有他尚未言明但已决定给他们的土地，他们可以在他和其他士兵胜利凯旋时申请，因为已经提前退伍，所以他们不能参加凯旋礼。士兵们对于这种转变毫无准备，他们确信，恺撒没有他们无法进行阿非利加的战争，他们之所以要求退伍，只是为了一旦被拒绝，他们能为服役附加自己的条件。他们有些担忧关于自己不可或缺的想法，重新回归他们的目标又太棘手，很难将走错方向的谈判带回正轨。作为男人，他们感到惭愧，因为统帅对于已经忘掉忠诚的士兵还尽责地遵守自己的诺言，甚至现在还要慷慨地给予他们比承诺更多的东西。作为士兵，他们深受触动，因为统帅说他们将来仅能作为市民旁观战友的凯旋仪式，当他不再称他们为“战友”而是“市民”时，听他说出来是如此陌生，正是用这种形式的说辞好像一下子就将他们过去的从军生涯全部毁灭。除此之外，这个男人的个人风采让人着迷，具有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士兵们站在那里沉思了半晌，直到四周传来喊声，请求统帅再次开恩，允许他们被称为恺撒的士兵。恺撒等他们恳求到自己心满意足后才同意，但是兵变的罪魁祸首被剥夺了三分之一的凯旋赏。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理战杰作，没有比这更成功的。

恺撒前往阿非利加　鲁斯皮那的冲突

这次兵变对出征阿非利加造成了不利影响，至少严重拖延了出征时间。当恺撒到达利利巴厄姆港准备登船时，预计前往阿非利加的十个军团还没有在此地集合，身经百战的军队更是远远落在后面。然而六个军团中差不多有五个是新兵队，他们刚抵达，战船和运输船就来了，恺撒便和他们一起离港出海（按未修正的历法是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12月25日，按儒略历大约是8月8日）。因为秋风盛行，敌人的舰船停靠在迦太基海湾前埃吉穆岛的沙滩上，没有阻碍航道。但还是这阵秋风，将恺撒的舰队吹得七零八落，当他借机在哈德鲁米图姆（Hadrumetum，即苏萨）不远处登陆时，随他一起上岸的只有不足三千的步兵，而且其中大部分为新兵，还有一百五十人的骑兵。恺撒本来打算占领哈德鲁米图姆，可是这里被敌人重兵把守，只能宣告放弃。不过，他控制了两处相距不远的海港，鲁斯皮那（Ruspina，即苏萨附近的莫尔斯提尔）和小勒普蒂。在这里，他用壕沟围住自己，但这个据点并不安全，所以他让骑兵守在船上，船上备有淡水做好出航的准备。一旦他遭到了强敌的进攻，随时都能登船出港。不过无需如此，因为正在此时，偏离航道的舰船也相继抵达（罗马纪元708年即公元前46年1月3日）。由于庞培的部署，恺撒军出现了粮食匮乏。恺撒率领三个军团于次日开始进入内陆地区，但是行进到距离鲁斯皮那不远的地区时，遭到了拉比努斯的攻击，他们是为了把恺撒逐出阿非利加而从沿岸赶来的军队。因为拉比努斯只有骑兵和弓箭手，而恺撒只有步兵，所以恺撒军团很快就被团团围住，遭到敌人的射击，毫无还手之力，也无法进攻取胜。毫无疑问，整条战线的展开再次解救了侧翼，恺撒英勇地冲锋陷阵保住了他的军队的荣誉，但是撤退不可避免。如果鲁斯皮那远一些，摩尔人的标枪，或许能取得与帕提亚人的弓箭在卡莱一样的战果。

恺撒在鲁斯皮那的据点

这次的战役让恺撒深深地知道了即将到来的战争有多困难，他不再让这些缺乏经验、对新战术感到气馁的士兵遭到攻击，而是等待老兵团的到来。敌人的武器在远距离作战中具有绝对优势，恺撒只是利用间隙稍作抵抗。他将舰船上适合作战的士兵合并到陆军里，充当轻骑兵或弓箭手，但收效甚微。相反，恺撒所实行的牵制战倒是更见成效。盖图利亚（Gaetulian）是一支在大阿拉特斯山南麓朝向撒哈拉沙漠地区的游牧部落，恺撒成功地让这支部落拿起武器和尤巴作战，原来因为马略和苏拉时期的战争也曾波及到了他们。庞培那时让他们臣服于努米底亚王，而伟大的马略所进行的朱古达战争至今还让他们记忆犹新，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更倾向于马略的继承人。毛里塔尼亚的国王即丁吉斯的博古德和约尔的博古斯，他们和尤巴生来就是对手，长久以来都和恺撒保持着联盟关系。此外，最后一位喀提林派人士即努凯里亚的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Publius Sittius），仍然游荡于尤巴和博古斯两国之间。十八年前，这个人由意大利的破产商人变成了一位毛里塔尼亚的游击队领袖。从此以后，他在利比亚的冲突中，名声鹊起，还有一队追随他的忠仆。博古斯和西提乌斯联合起来攻入努米底亚，占领了重要的城镇锡尔塔。他们的攻势以及连同盖图利亚人的攻击，迫使尤巴王将一部分军队调往南部和西部边界。

不过，恺撒的处境仍然不是很乐观。他的军队全都挤在一块六平方英里的区域里，虽然有舰船运送粮食，恺撒的骑兵还是和此前在都拉基乌姆的庞培士兵一样，草料供给匮乏。虽然恺撒尽力了，但是敌人的轻骑兵还是具有极大的优势，看起来好像利用老兵将进攻引入内陆地区几乎不可能。如果西庇阿撤退，放弃沿海城镇，他或者可以像奥罗德斯的维齐尔战胜克拉苏、尤巴战胜库里奥一样获胜，至少也能把战事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就能想到这个作战计划，甚至连加图，虽然他完全不是一位军事家，也建议采用此战术，同时自告奋勇随军队前往意大利，号召共和党起兵反抗——该地区正陷入混乱之中，兵变很容易成功。但加图只能建议，不能下达命令。

作为统帅的西庇阿决定让战事在沿海地区展开，这就犯下了一个大错，不仅放弃了有胜算的作战计划，而且将战场转移到了正处于危险的动乱之地，他们用来抵抗恺撒的大部分军队都心怀怨气。他们进行可怕严苛的征兵、夺取物资、摧毁较小的乡镇，一般人感到，他们从一开始就在为与自己无关而且已经失败的事情做牺牲，这让本地人民对罗马共和党在阿非利加的土地上做最后一搏而感到愤怒。而且，罗马共和党还对所有疑似参战不积极的城镇施行恐怖政策，这更让愤怒情绪高涨，发展成深深的憎恨。只要有勇气，各地的阿非利加城镇都宣布拥护恺撒，大量在轻骑兵甚至是军团中服役的盖图利亚人和利比亚人都纷纷逃亡。但是，西庇阿用蠢人所特有的固执坚持执行他的计划，率领全军从乌提卡来到恺撒所占领的鲁斯皮那和小勒普蒂城下，用重兵驻守哈德鲁米图姆以北和塔普苏斯以南。尤巴王也率领不用镇守边疆的全部军队来到鲁斯皮那，他和西庇阿一起屡次向敌人索战。不过，恺撒决定耐心等待他的老兵团。随着老兵陆续抵达战场，西庇阿和尤巴又不想冒险进行阵地战，因为他们的轻骑兵具有绝对优势，所以恺撒也不打算迫使他们出战。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都消磨在行军和鲁斯皮那及塔普苏斯附近的小规模战役中，主要目的是寻找当地常见的隐蔽式粮仓和扩大岗哨。敌人的骑兵迫使恺撒不得不尽量占据高地，甚至用壕沟来掩护自己的侧翼，不过艰苦和无尽的战事，逐渐让他的士兵习惯这种陌生的作战方式。朋友和敌人几乎认不出这位急性子的将领，用谨慎的辩论家的态度细心训练自己的士兵，常常还会亲自上阵。他娴熟地展现出拖延时的沉稳和行动时的迅捷，让他们困惑不解。

塔普苏斯战役

最后，恺撒和最后一批援兵汇合后向塔普苏斯的侧面移动。如前所述，西庇阿在这里部署了重兵把守，这样他就犯下了一个大错，给他的对手提供了一个易于夺取的攻击目标。很快，他又犯下了第二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为了营救塔普苏斯进行地面作战，将决定权交到了步兵手里，而这正如恺撒所愿，却一直为西庇阿明确拒绝。西庇阿和尤巴的军团立即沿着海岸，出现在恺撒军营的对面，前面的士兵准备作战，后面的士兵挖掘壕沟围住军营，同时，塔普苏斯的守军也准备反击，而恺撒军营里的卫兵就足以击退后者。身经百战的恺撒军团已经准确地判断出，敌军缺乏明确的队形而且行列混乱，虽然壕沟正在向前挖掘，但他们不等统帅发布命令，就让号兵吹响进攻的号角。当恺撒看见自己的士兵不等命令就进攻，他赶忙疾驰到前方，率领全军向前进发，攻击敌军。右翼部队位于其他队伍的前方，他们发射利箭，把敌阵的战象吓得调转方向，朝自己的队伍冲去，这也是最后一次在大战中使用大象。掩护的队伍被歼灭，敌军左翼被击破，于是西庇阿的军队全线溃败。由于败军的新军营还未建好，旧军营又相距甚远，所以导致其损失惨重，两个军营几乎毫无抵抗就被相继占领。众多战败的士兵都放下武器请求手下留情，但是恺撒的士兵已经不是伊莱尔达城下甘愿停战、法萨卢战役中饶恕放弃抵抗者的人。长久的内战和兵变所留下的仇恨，让他们执意要用权威以一种恐怖的方式在塔普苏斯战场上发泄出来。如果和他们交战的九头蛇总是长出新头，如果军队一直匆忙地从意大利到西班牙、从西班牙到马其顿、从马其顿到阿非利加，如果渴望的休憩永远都无法到来，那么士兵们所寻找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统帅的不当仁慈，这也并非毫无理由。他们发誓要补救统帅的疏忽，对于缴械投降的同胞们的恳求以及恺撒和高级军官的命令，一概置若罔闻。五万具尸体横尸于塔普苏斯战场，其中还有几位恺撒的军官，被他们自己的人借机杀害，这些军官被认为是秘密反对新君主制的人。这昭示了士兵们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获得休憩。另一方面，胜利的军队中阵亡人数不超过五十人（罗马纪元708年即公元前46年4月6日）。

加图在乌提卡　加图之死

塔普苏斯之战后，阿非利加的战斗已经无法持续下去，正如一年半以前法萨卢战败后，在东方的战事一样。加图作为乌提卡的统帅召集元老院开会，陈述了实施防御的方法，并让集会者决定是投降还是抵抗到最后，只是要求他们不要单独决定和采取行动，而要统一行动。有几个人支持采取较为勇敢的想法，他们建议为了国家应该释放能够作战的奴隶，不过遭到了加图的否决，因为他认为这侵犯了私人财产权，并提出一个替代做法，即呼吁奴隶主爱国。但是，很快这个决议就被终止了，因为聚会者主要是由阿非利加的大商人组成，他们都同意投降。随后，当执政官苏拉的儿子福斯图斯·苏拉和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从战场上率领强大的骑兵队抵达乌提卡时，加图仍然想要依靠他们保住这座城。不过，他们要求首先要处死乌提卡不忠心的市民，加图愤然拒绝，他宁愿选择让这最后的堡垒落入君主手中，也不想让这种屠杀玷污了共和国最后的时刻。他利用自己的权威和慷慨的馈赠，极力压制住士兵对不幸的乌提卡人的愤怒。他尽其所能，为不愿委身于恺撒的仁慈者提供出逃的资金，为留下的人提供最好条件下的投降机会，这种关怀让人感动。他在无法给任何人提供帮助后才心满意足，卸任统帅职务，回到自己的卧室，用剑刺入胸膛。

共和派领导人被处死

至于其他逃亡的领导者，只有少数能幸免于难。从塔普苏斯逃走的骑兵遇到了西提乌斯的队伍，都被杀死或俘获，他们的领导者阿弗拉尼乌斯和福斯图斯被交给恺撒。当恺撒没有下令将他们立即处死时，他们却在骚乱中被老兵杀害。统帅西庇阿和战败者的舰船落入到西提乌斯巡航舰队的势力范围，当他们准备要攻击他时，西庇阿用剑刺向了自己。尤巴王对此也有所准备，他决定假如一定要死去的话，他要用一种符合国王身份的方式去死。他让人在扎玛的集市上堆积起一个巨大的火葬堆，想要把他所有财富和全体扎玛市民的尸体随他的躯体一起烧毁。但是，这座城镇的居民不想让自己成为这位阿非利加的萨尔丹纳帕鲁斯葬礼的装饰品，当马尔库斯·裴特雷陪同尤巴王从战场逃到城门前时，他们紧闭城门。有些人在放纵的享乐生活中，变得性情残暴，甚至将他们自己的死亡准备成一场醉人的宴会，尤巴王就是这样的人。他和自己的同伴一起前往他的别墅，让人准备好盛宴，宴会结束后，便向裴特雷发起挑战，进行一对一的死亡决斗。这位喀提林的战胜者死在了国王的手里，然后国王让一位奴隶刺死自己。少数逃走的名人如拉比努斯和塞克斯图斯·庞培，都跟随后者的兄长逃往西班牙，就像从前的塞多留一样，在这片仍然是半独立的土地上，在它的山山水水中寻找强盗和海盗最后的避难所。

阿非利加的管理

恺撒可以毫无阻碍地管理阿非利加的事务。按照库里奥曾经的建议，马西尼萨国被分割。最东部的西提非（Sitifis）地区并入东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库斯的国土，忠心的丁吉斯的国王博古德也受到重赏。一直以来，尤巴王在锡尔塔及其周边地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亲王马西尼萨和他的儿子阿拉比奥占据着，现在被授予雇佣兵队长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他可以用来安置自己那支半罗马化的队伍[9]。但同时，这个地区以及前努米底亚国最宽广最肥沃的土地都被并入老阿非利加行省，命名为“新阿非利加”。共和国曾将该地沿海地区对沙漠游牧部落的防御，委托给属国负责，新君主将此任务交由帝国自己承担。

君主制的胜利

庞培和共和派与恺撒的君主制之间的战争，在历时四年后结束了，以新君主的完胜而告终。毫无疑问，君主制不是在法萨卢和塔普苏斯的战场中首先建立，而是始于庞培和恺撒推翻以前的贵族政体，建立联合统治时。然而，只有经过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8月9日和罗马纪元708年即公元前46年4月6日的流血洗礼，才废除了与绝对统治权相对立的共和管理，才让新君主获得稳固的地位和正式的认可。觊觎王位者和共和派的密谋者，可能相继发动新的骚乱甚至新的革命和复辟，但是连续五百年没有间断的自由共和制被打破，合法性已成既定事实的君主制，在罗马帝国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起来。

罗马共和国结束

体制的斗争结束了，当马尔库斯·加图在乌提卡用剑刺向自己时就已经宣告了结束。多年来，在正统的共和派与压迫者的斗争中，他都是前沿斗士；在早已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时，他仍然继续战斗。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战斗了，马尔库斯·布鲁图斯所建立的共和国灭亡了，永远不会复活，共和派现在还能做什么？财富被夺走，哨兵被解除，如果离开，谁又能指责他们？加图的死是他一生中最高尚，也是最明智的事件。加图并不是一个伟人，尽管他缺乏远见、刚愎自用、枯燥乏味，还有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但对于他自己和永世而言，他作为轻率的共和主义的典范，以及嗜好共和主义者最喜爱的人，他却是唯一一位在最后的战斗中，仍在英勇捍卫这注定毁灭的伟大制度的一人。正是因为最精明的谎言遇到最简单的事实便自惭形秽，因为人性的高尚和荣耀最终不是依赖于精明而是诚实，所以，加图在历史上的地位高于很多智力远胜于他的人。他这个傻子只是让自己的死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事实上正因为堂·吉诃德是个傻子，才成为一位悲剧性的人物。让人深受感触的是，在这个活跃着众多伟人智者的舞台上，这个傻子注定成了最后一幕的上演者。

他的死不是毫无意义。共和派非常明确地反对君主制，当第一位君主上任时，最后一位共和派人士离去了。恺撒赋予他的君主制以合法性，然而抗议就像撕碎蜘蛛丝似的撕掉了所谓的合法性，揭露了所有虚伪的谎言，即宣称它能调和所有党派的关系，但结果却是，在其庇护下发展起独裁制。

几个世纪以来，正统的共和派幽灵，自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至特拉赛亚和塔西佗，甚至更晚的时候，他们持续不断地向恺撒的君主制发动战事——一场阴谋战和文学战，这就是加图临死时留给敌人的遗产。这些共和派反对者从加图那里获得了全部的态度——庄严、超验的虚夸言辞、自命不凡的刻板、消极的绝望、至死不渝的忠诚。这个一生被当作笑柄和丑行的人，在死后甚至立即被奉为圣人。但是，恺撒无意间向他致以了最大的敬意。恺撒向来对于自己的反对者，如庞培和其他共和派人士，都给予轻蔑的宽容，唯独对加图例外，甚至在加图死后，仍然对他怀有强烈的怨恨。对于反对他们的敌人，务实的政客通常所感到的仇恨，是认为既危险又束手无策。

[1]一位恺撒第十军团的百夫长被俘后，向敌军统帅宣称：他准备用自己的十个人去击败敌人的精英步兵（500人）。拿破仑一世评论道：“在古代的战斗方式中，一场战斗就是由简单的决斗构成，这话只有百夫长说来是正确的，由现代士兵说出来则只是夸大其词。”在恺撒的回忆录中，补充了两份关于阿非利加战争和第二次西班牙战争的报告，前者是由一位二等军官所写，后者从各方面看都是出自一位下级军官的军营日记，里面记录了恺撒军队中所盛行的尚武精神，这就是生动的证据。

[2]这个数字是由庞培自己列出的，并且与事实相符，他在意大利大概损失了六十营约三万人，带了两万五千人前往希腊。

[3]元老院法令是1月7日通过的，到了18日，罗马已经知道恺撒越界几天了，报信者从罗马到拉文纳至少需要三天。据此，恺撒出发的时间大概在1月12日，对应儒略历的704年即公元前50年11月24日。

[4]毫无疑问，按照正式的法律，“合法的议会”正如“合法的法庭”一样，只能在罗马城或城郊内举行，在阿非利加军队组织的元老院称自己为“三百人会”，并不是因为由三百名元老组成，而是因为这是自古以来元老的常规数目。很可能这次会议用有名望的骑士来补充数目，但普鲁塔克认为，三百人是意大利的批发商则是误读典籍。德萨洛尼迦的伪元老院一定也是类似的组织。

[5]很难准确地确定战场。阿庇安朋确地将它定位于“新”法萨卢（今费萨拉）和埃尼佩乌斯河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两条河流具有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就是古老的阿皮丹诺斯河（Apidanus）和埃尼佩乌斯河，即索法第提科河（Sofadhitiko）和费萨里提河（Fersaliti）。前者发源于陶马克山（Thaumaci）和多洛皮高地（Dolopian），后者发源于奥斯里斯山（Othrys），只有费萨里提河流经法萨卢。现在，按照斯特拉波所说，埃尼佩乌斯河发源于奥斯里斯山，流经法萨卢，那么莱亚克所宣称的费萨里提河就是埃尼佩乌斯河，随后格雷假定费萨里提河就是阿皮丹诺斯河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古人关于这两条河的其他所有说法都与此相符。我们必须和莱亚克一同假定，费洛科河是由费萨里提河和索法第提科河汇聚而成，流入佩涅奥斯河，古人称之为阿皮丹诺斯河，又名索法提第科河。可能因为索法提第科河常年水流不息，而费萨里提河则不然，所以自然这样称呼。这场战争取名为旧法萨卢肯定是因为地点位于费萨拉和费萨里提河之间。因此，战争在费萨里提河左岸打响，这样庞培军面对法萨卢，将右翼依靠着此河。不过，庞培的军营不能驻扎在这里，只能在埃尼佩乌斯河右岸狗头山的斜坡上，一部分是因为他们阻挡住恺撒前往斯科图萨的路，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撤退路线显然是翻过营地上面的山前往拉里萨。按照莱亚克的假设，如果他们驻扎在埃尼佩乌斯河左岸法萨卢的东面，那么他们不可能渡过河朝北前进，因为此处河床很深，庞培必将逃往拉弥亚而非拉里萨。所以，庞培可能在费萨里提河右岸安营扎寨，他们为了过河作战，也为了战后返回营地，由此处登上克兰农山和斯科图萨山的斜坡，斜坡位于斯科图萨之巅，在狗头山上，这是有可能的。莱亚克发现，埃尼佩乌斯河是一条水流缓慢的窄溪，在11月水深两英尺，炎热的季节经常会干涸，这场战役就发生在盛夏。此外，战争前两军相距3.5英里，所以庞培军能够做好充足的准备，也能用桥确保与营地的交通安全。如果战争最终完败，他们肯定不会退到河边或渡河，庞培无疑是因为这个原因只能勉强同意在此作战。庞培的左翼感觉距离撤退的基地最远，但至少中路和右翼在特定的情形下，可以从容撤退，不至于无法施行。恺撒和他的抄写员都没有提及渡河的事情，因为从整个叙述中，庞培军渴望作战已经描写得非常朋显了，他们也没有提及有利的撤退条件。

[6]与此相关的是恺撒所下达的著名指示，即让士兵袭击敌人骑兵的脸。军刀无法打到骑兵，在这里，步兵采取了非常规的方式来进攻骑兵。他们没有投掷短矛，而是使用长矛攻击骑兵，刺向他们的脸，也能更好地进行防御。这个指示变成一件趣闻轶事，即庞培的骑兵因为害怕脸上留下疤痕所以逃跑了，他们“将手挡在眼前”骑马飞驰而去，这个说法不攻自破。因为这个观点只有假设庞培的骑兵主要是由罗马年轻的贵族组成，是“优雅的舞者”，事实并非如此。这很可能是军营中风趣的人士将这个非常荒谬但确实滑稽的事情赋予这个简单朋智的军事命令。

[7]灯塔岛现在是个峡谷，这里肯定曾经失陷过，因为这座岛最初是由恺撒控制。防波堤肯定一直由敌人控制着，因为恺撒只用船和此岛往来。

[8]在此期间，西北非洲各国还未界限分朋。朱古达战争之后，西部海域至萨尔底港即现在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由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库斯统治；丁吉斯（即丹吉尔）的君王可能从开始就与毛里塔尼亚统治者不同，他们甚至出现得更早。我们推测，萨路斯特提到的勒普塔斯塔、西塞罗提到的马斯塔尼索苏斯，就属于丁吉斯君王。他们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享有独立性，或者受封于毛里塔尼亚王，就像徐法克斯已经统治了很多部落的酋长，而且大约在此时，马西尼萨王子占有了邻国努米底亚的锡尔塔，很可能是在尤巴统治时期。大约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公元前82年，我们发现国王不是博库斯（Bocchus），而是一个名为博库特（Bocut）或博古德（Bogud）的人，他是博库斯的儿子。自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王国一分为二，博古德国王占据西部，博库斯王国占据东部，毛里塔尼亚后来分为丁吉斯国和博库斯国（即约尔国）就是源于此。

[9]在该地区的碑文中，还保存着大量关于殖民地的遗迹。西提乌斯这个名字在那里很罕见，非洲的小镇弥勒夫，罗马名为萨尔努斯殖民地，显然是来自努凯利亚的河神萨尔努斯。

第十一章　旧共和与新君政

恺撒大帝

罗马新君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生于罗马纪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7月12日？），是整个罗马—希腊文明领域的第一位统治者。他在56岁那年，通过塔普苏斯会战，完成了一系列重大胜利的最后一击，将世界未来的走向把握在自己手里。很少有人能像恺撒一样久经考验仍百折不挠，他是罗马时期举世无双的创造天才，也是古代世界最后一位旷世奇才，古代世界遵循他设定的轨道运行直至消亡。

恺撒出身于拉丁姆（Latium）古老的贵族家庭，其家族血统可追溯至伊利亚特的英雄人物，他实际上是希腊与罗马两族人民共同信奉的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的后裔。童年和少年时期，他一直过着贵族青年惯有的生活，也正是那段日子，让他饱尝上流社会的甘与苦。他曾吟咏朗诵，闲暇时习作文学和创作诗歌，也曾卖弄风情，探索风靡一时的剃须、卷发和褶边等化妆方式的奥秘之处，还曾钻研赊账的神秘色彩。虽长期身处纸醉金迷、闲散轻浮的生活之中，但得益于柔韧如钢的天性，他始终能够明哲保身。不仅保存了身体活力，恺撒的理智与心灵的弹性也不曾受外界侵染。他极为擅长剑术和骑术，在军中无人能敌。游泳技术也十分了得，曾因此在亚历山大死里逃生。为赢取更多的宝贵时间，他常以惊人的速度带兵连夜行军——与庞培游行似的缓慢行军恰恰相反，他这样的做法令众人惊愕不已，但这也往往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除了强健的体魄，他还拥有强大的心智。恺撒有着超乎常人的洞察力，他在战场上布局精确，战术安排合理，甚至在他没有亲临的地方仍能准确发号施令。此外，他还有无与伦比的记忆力，可以在谈笑风生之间兼顾诸事。他虽是绅士、才子、君主，但也是性情中人。父亲早逝，有生之年，他一直对母亲奥瑞莉亚（Aurelia）毕恭毕敬、关怀备至。他对妻子和孩子怜爱有加，尤其宠爱女儿尤利娅，即使婚姻中掺杂了某些政治因素，也丝毫没有影响他与妻儿的感情。他与当时的各界精英（无论地位尊卑），建立了互信互助的忠诚关系。他绝不是庞培那种胆小怕事、无情寡义之人，更不会像庞培（Pompeius）那样舍弃自己的同党。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他都对朋友不离不弃，与他们同甘共苦，甚至在他离世后，他的朋友，如奥卢斯·希尔提乌斯（Aulus Hirtius）和盖乌斯·马提乌斯（Gaius Matius），仍然对他十分忠诚。

如果说他刚柔并济的性情中，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就是他拒绝一切空谈的理论和虚幻的事物。恺撒是一位充满激情之人，当然，没有激情，何来天才。但他从未被激情冲昏头脑而无法自控。他也曾在青春岁月中，沉迷欢歌、恋爱和酒精，但这些都没有令他迷失心性。他长期热衷文学，亚历山大因忧虑荷马阿基里斯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时，恺撒却沉浸在冥思拉丁名词和动词的曲折变化中。吟诗作赋甚为流行时，他也曾跟风作了几首，但他的诗着实少了些许诗情画意；相反，他对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相关领域的问题却颇感兴趣。亚历山大终日借酒消愁时，这位张弛有度的罗马人却在历经少年疯狂后痛改前非，彻底戒了酒。那些曾在年少时爱慕美色、拜倒在女性爱的石榴裙下的人们，虽历经沧桑，仍有女性爱之余光摇曳在他们内心深处，经久不灭，恺撒亦复如是。甚至晚年时，他仍旧追求爱情，也如愿抱得美人归。他的外表依然透露着几分花花公子的性情，或者不如说，焕发着独具魅力的男性美。他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脱发的事实，晚年时，每当外出公共场合，他都会戴上桂冠以掩其秃头。如果能重回少年意气风发时，他宁愿放弃几次胜仗。成为一代君王后，他虽仍喜女色，却仅限于同她们玩耍取乐，绝不受她们迷惑。甚至连他与克娄巴特拉王后那惹人非议的关系，也只是掩饰他政治地位弱点的一个幌子。

恺撒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个有理智有头脑之人。他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清醒冷静，这一点在他平日的所作所为中深有体现。也正因如此，他坚持活在当下，不为回忆和期望所扰。他能时刻专心于所操行之事，甚至在最琐碎枝节的事情上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他能以八斗之才领略心智所能理解的一切，主宰意志所能控制的全部。他能镇定自若地边舞文弄墨，边筹划军备，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保持“超乎想象的平静”。他能时刻独立自主，不受包括爱好、女宠、朋友在内的任何人的挟制。鉴于此，恺撒拥有足够的理智，所以从不幻想掌握命运的力量和人类无限的才能。揭开那层诱人的面纱时，他深知自己才短力绌。他时刻谨记，无论如何精妙绝伦、思虑周全的筹划，都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或者说阻止意外的来临。或许他对命运孤注一掷、屡次挺身犯险的劲头儿，也与此有关。实际上，睿智的人偶尔也会迷信于运气之说，所以恺撒的理性主义，或多或少也与神秘主义有相连之处。

政治家恺撒

拥有如此聪颖天资之人，必会成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从深层意义上讲，恺撒年轻时就已然是一名政治家了。他为自己设定了人类所能树立的最高目标，即从政治、军事、智慧、道德各个方面，来实现堕落的本民族以及更为堕落的姊妹民族——希腊的伟大复兴。三十年的饱经沧桑，让他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另有见解。但无论是身处绝望屈辱之中，还是大权在握之时，无论身陷民魁乱党的暗中算计之间，还是成为最高权力共有者而后再成为君主之时，抑或是于众目睽睽下执行任务之际，他的目标始终如一。他在不同时期所做的长久策略，都在其建设大计中各有所用。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恺撒的成就不能割裂开来，他做的一切都有其内在联系。他拥有雄辩之才，虽不屑于采用律师那套方法，却仍旧如明艳照人的火焰，既使人明智，又激发热情，因此人们对演说家恺撒赞不绝口也不无道理。他的文章简洁有序，语言纯粹优美，旁人无法与其比拟，所以人们赞赏作家恺撒也自有其缘由。他特立独行，从不墨守成规，总能找出特定情境下击破敌军的妥当战法；他犹如占卜大师一般胸有成竹，总能寻得达成目的之良策；他在战败后，仍能像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一样重新振作，积极备战，每次战事均大胜而归；他拥有超群的作战才能，具有军事天才之所以异于凡庸武将的本领，即行军迅速，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兵多将广，而在于行军敏捷的程度，不在于长期备战，而在于速战猛攻，即使兵力不足仍能以寡敌众，因此古今最伟大的战略家非常推崇军事家恺撒也十分在理。但这些都是次要的，毋庸置疑，恺撒是伟大的演说家、作家和军事家，但他之所以能在这三方面都有所建树，主要因为他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政治家。

军事才能是他身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从事政治活动时往往从政治煽动者而非武将的思维角度出发，这也是令他不同于亚历山大（Alexander）、汉尼拔（Hannibal）和拿破仑（Napoleon）的主要特点。按照原本的计划，他期望能像伯里克利（Pericles）和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那样，不费一兵一卒便能达到政治目的。十八年来，他一直以平民党领袖的身份活跃于政治策略和政治阴谋中，直到四十岁时，才勉强认同军事力量的必要性，继而接任一军之首。但自那以后，他仍视自己为政治家而非军人，就像克伦威尔（Cromwell）一样。克伦威尔由反对党领袖摇身一变成了军事首脑和共和国护国主，那位清教君主虽不似这位放浪形骸的罗马人，但从他的发展、目标和成就上来看，他是一众政治家中与恺撒最为接近的人。从作战方式，也能看出他是临时受命的将军。拿破仑远征埃及和侵略英国之举，深刻反映出他是凭战功劳绩一步步提升为炮军中尉统帅的；相反，恺撒攻打埃及与英国之举，却恰恰能展现他是从政治煽动家一路攀升为将军的。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军官，必然不会如恺撒一般，屡次三番地为一些不甚紧急的政务舍弃大好军机，伊庇鲁斯（Epirus）登陆事件便是其中典型案例之一。从军事角度来看，他的几次行动都颇可非议。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作为将军来讲，他确实一次次贻误了大好战机；但作为政治家来讲，他却是十足的胜者。本质上讲，政治家的职责存在普遍类似性，恺撒便拥有这样的政治天赋。即使他所做的诸事都相差甚远甚至截然不同，但它们无一例外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他多年来始终如一、满含真诚甘愿献身的伟大目标。他的伟大行动中涉及诸多方面，包含不同方向，但他对待每一桩事件都不偏不倚。他虽为战术大家，却因政治理由竭力避免内战。然而战争四起时，他也定会不遗余力地尽量减少杀戮，使自己的桂冠不沾染血迹。他虽开创了军事君主政体，却以史无前例的魄力不许有元帅集团或政府卫队擅权之事发生。如果说他对国家的任何一种服务形式有所偏好的话，那就是科学与和平的艺术而绝非战术。

他的政治工作中，最逸群绝伦之处便是“完美和谐”。事实上，恺撒身上融合了一切足以成就人类最具挑战事业的条件。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绝不允许既往的印象和所谓的传统干扰自己。在政治活动中，他看重的往往是活在当下和理性之法，正如在文法上，他舍弃了历史和古文物研究，仅仅承认现存的习用语法、认同对称法则。他是天生的统治者，统治人心犹如风逐浮云，令形形色色的各界人士，无论是市井臣民还是粗鄙军官，是罗马贵妇还是埃及和毛里塔尼亚的美貌公主，抑或是出色的骑兵军官和牟利的银行家，无一不甘愿臣服于他。他拥有卓越非凡的组织才能，没有哪位政治家能如恺撒对联合党一般，令大家甘愿加盟而后同舟共济；也没有哪位将军能像恺撒收拢他的兵团一般，令桀骜不驯的分子入伍而后精诚团结；更没有哪位统治者能似恺撒一般知人善用，为每个人提供适合其才能的职位。

他是位高权重的君主，却从不摆君主的架子。甚至当年作罗马专制君主时，他仍不失一党首领的风度。他为人十分温柔和顺，谈话舒适悦人，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他别无所求，仿佛一切都只为了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恺撒完美地避免了那些与他地位等同的人们经常犯的错误——把军事命令的格调应用到政治上。虽然他与元老院的元老在诸多方面政见不同，但却从未采取暴力手段来解决争议，比如法国共和时期2月16日当天发生的“雾月政变”（Achtzehnten Brumaire）。恺撒是万人之上的帝王，但他绝不似暴君一般昏庸无能。世界众多伟人中，或许也只有他能够事无巨细，按照统治者的义务严格执行，从不任性妄为。回顾平生，他会因曾经的失策而惋惜，却从不会因过往的感情失足而悔恨。据史书记载，恺撒的伟大前辈在东方时曾因诗意与情欲肆虐，杀害了克莱多（Kleitos），焚烧了玻塞波利斯（Persepolis），而恺撒一生中的任何一件事，即使是小规模事件[1]，都不曾似前辈般做出如此荒唐之事。伟人中或许也只有恺撒一人，能够时刻保持政治家对事物发生可能性的敏锐辨别力，直至晚年而不失。对天赋异禀的伟人而言，人生最难之事莫过于在功成名就之时勇于承认成功的局限性，而恺撒或许也是唯一一个成功做到此点之人。凡世间可能之事，他都去做了。他从不会为了那些看似美好却不切实际的事情，放弃眼前可实现的好事，也从不耻于用缓和剂减轻不治之症的病痛。但每当命运做出安排时，他都无不听命。亚历山大在希帕尼斯河（Hypanis）上以及拿破仑在莫斯科时，曾为形势所迫班师回朝，为此他们痛恨命运的安排，痛恨命运只允许其宠儿获得有限的成功。而恺撒当年在泰晤士河和莱茵河上征战时，却甘愿主动撤退，就连曾经深入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际，他也未曾有过征服世界的野心，仅仅是按计划对边界进行调整而已。

他就是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人，一个看似可以轻而易举地去描述，实际上又很难用言语去形容的人物。他的全部性情都如水般清澈澄明，代代相传的关于他的遗闻轶事，比古代世界中任何同辈人都更为丰富生动。人们虽对恺撒的认识或深或浅，但严格讲绝不会有异。对于每个没有全然堕落的研究者而言，恺撒的伟人形象都会显露出其本质特征，然而后世再无人能如他一般，其中奥秘源于他的完美无瑕。从人性角度和历史地位来看，恺撒屹立于人世矛盾显现与抵消的平衡点上。他拥有无上的创造力，尖锐的辨别力，虽不复少年，但也算不上老迈；他有极顽强的意志力，又有极高效的执行力；他虽满怀共和梦，却生来就注定将成为君主。他虽骨子里是个彻底的罗马人，却又背负着外界和自身调和罗马与希腊文化使其合二为一的历史使命——恺撒是个十足的完人。因此，在我们看来，相对其他历史人物而言，恺撒身上少了些许所谓的特点，而实际上，这种特点不过是对人类自然发展进程的背离而已。粗浅看来可视为恺撒的特点，经精心考究后，才发现其实并非他个人所有，而是当时文化或民族的特色。比如他年少轻狂喜欢冒险，而与他地位相当又极富天资的同辈人也都有这样的特点，他那缺乏诗意却逻辑严谨的性格，也是罗马人所共有的特性之一。他完整人性的形成，也极大程度得益于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因为世上并无抽象的人格，任何人都无法独立于民族和文化潮流而存在。恺撒之所以堪称完人，是因为他能更坦然地将自己置身于时代潮流中，他身上散发着更鲜明的罗马民族特色，即身为公民的本职，当然这也源于他身上特有的与意大利民族性紧密融合的希腊精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几乎不可能把恺撒描写得惟妙惟肖。正如艺术家的双手能勾勒世间万物，却无法绘出无瑕的美，史学家亦复如此，遇到千载难逢的完人时，其语言也黯然失色。模范固可言传，但其传递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无缺点”的反面概念；模范与个性的结合，才是自然的奥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们别无他法，只能祝贺那些曾有幸目睹如恺撒这般完人的人们，而后再从这位伟人所创造的不朽光辉中参悟一点关于“完人”模糊的概念。

确实，这些光辉业绩也带有时代特色。这位罗马英雄不仅能与自己年少时所崇拜的希腊前辈相提并论，而且一跃而起凌驾于先辈之上；但与此同时，世界也在慢慢变老，逐渐失去其年轻的光彩。恺撒的行为，不似亚历山大那般满心欢喜地追寻着遥远而虚无的目标，他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只求在自己那宽广有限的一方土地上安稳有序地建功立业。也正因如此，来自各民族的杰出诗人早已将这位毫无诗意的罗马人置之度外，却把诗歌的光辉与荣耀寄托在菲利普（Philip）之子身上。数千年间，各民族的政治生活周而复始地循着恺撒制定的轨道运转着。时至今日，掌握世界命运的人们仍以恺撒之名代表无上的君主，这其中饱含了一个意味深长而又可耻不幸的警告。

废除旧党派

若要废除堕落破败的旧制度，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保证国家的安稳平静，对近期事变以来造成的满目疮痍之地进行清扫。针对此事，恺撒以和解各党派之争为原则，或者准确地说，如果敌对状态无法化解，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和解，贵族与民众应化干戈为玉帛，两党也应就新君主制达成一致。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抛开旧共和时期的争执，永不再提。首都的暴民听闻法萨卢（Pharsalus）的战讯时，集众人之力推倒了苏拉雕像，如今恺撒命人重新竖起雕像，也因此承认了只有历史才有权评判伟人的功过。此外，他还祛除了苏拉特殊法律的遗毒，召回了秦纳和塞多留（Sertorian）之乱中被放逐的流犯，恢复人们曾被苏拉剥夺的被选举权。同样，在祸乱萌芽期，因监察官或政治程序的审判（尤其是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的特殊法提出的弹劾制）而丧失元老院职位或公民权的人们，如今也都已官复原职。那些为了金钱利益而杀害流犯的刽子手，虽合乎礼法，但仍备受谴责，当然元老党最凶猛善战的雇佣兵米洛（Milo）也不在大赦之列。

平民党的不满

诸如此类的问题已属陈年旧事，不难解决，更棘手的问题是恰当处理对立党——恺撒的平民党与被推翻的贵族党——间的矛盾斗争。夺取胜利后，恺撒要求放弃本党旧立场等一系列行为，可想而知，都令平民党比贵族党更为不满。毋庸置疑，恺撒心中所愿与盖乌斯·格拉古图谋之事相吻合，但时过境迁，恺撒党的计划已不再是格拉古党曾经的筹谋。罗马平民党无奈之下，一步步由改良转为革命，又由革命转为作乱，最后由作乱变至所有权之战。他们自发地庆祝纪念恐怖政治，从前用鲜花和花环装扮格拉古昆仲之墓，如今却用来粉饰喀提林（Catilina）的墓碑。他们曾甘愿臣服于恺撒，为的是希望恺撒能实现喀提林未竟之事。但随着事态逐渐明朗，他们发现恺撒无意施行喀提林遗愿，负债者唯一可寄希望于恺撒的，最多只是债务缓解和诉讼程序调整。此时，愤怒的人们哗然发问：平民党战胜，难道不是为了人民吗？此类乌合之众，无论身份贵贱，只因恼恨政治经济神农节（Saturnalia）的失利，转而向庞培党献媚取宠，甚至在恺撒离开意大利的近两年期间（罗马纪元706年1月至罗马纪元707年秋即公元前48年1月至公元前47年秋），鼓动内战中的二次内战。

凯利乌斯和米洛

副执行官马尔库斯·科利乌斯·鲁孚斯（Marcus Caelius Rufus）出身贵族，不爱还债，小有天赋，知书达理，是元老院里慷慨激昂的演说家，更是佛罗场（Forum）里最热心拥护恺撒之人。但他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向民众推行法律——此法准予欠债者无息还款六年，随即遭到反对，但仍不死心，又提出一种法律，此法竟声称要取消一切借款和现行房租债权，无奈之下恺撒党元老院只得将其免职。此时正值萨卢斯之战前夕，庞培党似乎占据了大战的有利局势。鲁孚斯勾结元老党旧队长米洛，两人打着共和制的旗号，还扬言要取消债权、解放奴隶，实际却在合谋策划革命。米洛逃离流亡地马塞利亚后，召集了图里区的庞培党和牧民奴隶，跟他一起起兵造反。鲁孚斯计划借武装奴隶之力夺取卡普亚城（Capua），但其计划尚未执行，就被卡普亚民兵组织扼杀在摇篮中。昆图斯·佩狄乌斯（Quintus Pedius）率领军团进入图里境内，一举击溃驻扎当地的乱党。两位领袖的阵亡，也宣告此次祸乱告一段落（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

多拉贝拉

尽管此次祸乱被成功镇压，但次年（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又有一位愚不可及之人，即保民官普布利乌斯·多拉贝拉（Publius Dolabella），再度提出鲁孚斯的关于债权和房租的法律，他与鲁孚斯一样无力还债，但其才能也远在鲁孚斯之下。他与同僚卢奇乌斯·特雷贝里乌斯（Lucius Trebellius）再次借此发动暴乱，这也是最后一次煽动性战争。双方武装力量进行了激烈交战，街市上也爆发多起暴动，随后意大利统帅马尔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命军队对其加以镇压，不久后，恺撒自东方返回，才彻底结束了这次暴乱。恺撒并未对恢复喀提林计划的这类蠢事予以重视，以致在意大利时对多拉贝拉多方容忍，甚至一段时日后，竟再次对其加以恩宠。这种暴民从不关心政治问题，他们在乎的只是反对所有权之战，简直与匪徒无异，只有强大的政府才足以对其加以管制，一些杞人忧天的意大利人十分忌惮当时的共和党派，恺撒太过伟大缜密，对此却不以为意，也不曾趁机为其君主政权去博得那份虚假的人民爱戴。

反抗庞培党和平民党的举措

如此一来，旧平民党的瓦解几乎已成大势所趋，恺撒可以且已经任由其分裂。另一面，旧贵族党仍拥有长久强大的活力，恺撒对它兼施以镇压和安慰，目的并非为促成其瓦解——只有时间能做到如此——而是为其铺路、引其融入。拿其中一件小事来说，恺撒出于天然的礼仪感，避免以无畏的讽刺触怒失败的党派。他不会因战胜同国人而举行凯旋礼。每每提及庞培时，他都满含敬意，元老院会堂的庞培雕像战时曾被民众推倒，修复会堂时，他又命人重新将其竖立在先前显赫的位置处。

战胜后，恺撒把政治检举范围缩减到最小。宪政党曾与有名无实的恺撒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恺撒既往不咎。法萨卢和塔普苏斯的敌军总部堆积了众多文件，恺撒未曾过目就直接将其焚烧了，以防自己和国家对叛国罪嫌犯提起政治诉讼。此外，曾追随罗马将领或地方军官对抗恺撒的普通士兵，一律免罪放行。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曾在努米底亚（Numidia）王尤巴（Juba）军中谋事的罗马公民，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以惩罚其叛逆罪。到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西班牙战争结束时，恺撒甚至赦免了战败党的军官。不过后来，他开始觉得这样做太过仁慈，当初至少应铲除战败党的首领。此后，恺撒制定了新规则，凡在伊莱尔达投降后任职于敌军或曾在敌军元老院有一席之位的人，如果他们战后得以保命，则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政治权，终身流放意大利境外；如果在战争中殒命的，则将其财产充公；但那些曾经获得恺撒恩赦而后再次加入敌军的人，则要被处以死刑。但实际执行中，这些规定的力度却大大减轻。众多弃明投暗的人中，也只有少数被处以死刑。没收死者财产时，不仅清偿了依附财产的债务和遗孀要求的嫁妆，还允许留一部分父产给儿女。最后那些按律应当流放和没收财产的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当场赦免，或像被拉入乌提卡（Utica）元老院的非洲资本家那样被处以罚金了事。其余人只要甘愿低头向恺撒请求，也无一例外地重获自由和财产。当然其中也有少数几个人，比如前执政官马尔库斯·马塞卢斯虽不愿向恺撒请求，却也得到了恩赦。罗马纪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恺撒颁布了一道大赦令，赦免了所有尚未召还之人。

大赦

共和的反对党愿接受恩赦，但却未达成和解。他们普遍不满于新局势，十分痛恨这位不同寻常的统治者。但公然举行政治反抗却已绝无可能。涉及称号问题的讨论时，反对党几位保民官公开加以干涉，竟荣获共和党烈士称号，此事姑且不论。共和党竟断然流露出反对的声音，还暗中进行煽动和密谋。皇帝驾临时，公众竟无一人鼓掌欢迎。街头布告和讽刺诗一时风靡全国，言语中满是对新君政刻薄生动的通俗嘲讽。喜剧演员冒险将共和主义暗示融入表演时，竟获掌声如潮。专写小册子的反对党人士，常以歌颂加图（Cato）为时髦题目，他们的著作之所以颇得民众喜爱，只因文学也失去了其自由。恺撒无奈也采取了共和党之法来攻击共和党，他与才华横溢的心腹用“反加图文学”来回应加图文学。共和党与恺撒党的写手竟因已逝的乌提卡英雄而针锋相对，一如当年特洛伊人和希腊人为了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的尸骸而争斗不休。但不言而喻，这次争斗，民众完全偏向共和党，最终以恺撒党的失败告终。万般无奈，他们只能出此下策——恐吓作家。因此在一众流放之人中，那些在文学方面闻名遐迩却又极具危险性的人物，如普布利乌斯·尼吉狄乌斯·菲格拉斯（Publius Nigidius Figulus）和奥卢斯·凯奇那（Aulus Caecina），相对其他人而言，更难获取返回意大利的许可；而与此同时，反对党的作家虽被容许暂居意大利，但必须接受实际审查，然而可畏的处罚竟完全是随意的，所以这种束缚也愈加显得无关痛痒。[2]失败党因反对新君政而暗地谋划的阴谋诡计，也会在后文相关内容中加以叙述，此处姑且先说说这几件事：在罗马全境，伪装者和共和党的起事风起云涌；内战的硝烟时而由庞培党煽动，时而由共和党谋划。在首都，刺杀新君的阴谋时有发生。但恺撒丝毫未被这些密谋吓到，也并未要求亲兵时刻守护在侧，通常只用公告宣布侦破的阴谋，仅此而已。

恺撒对各党派的容忍

这些愤愤不平之人不但威胁恺撒，竟还威胁他的创作，恺撒虽毫不在意一切关乎自身安全的事，却也不得不时常面对此等十分危险之事。尽管如此，他却一意孤行，全然不顾朋友的警告和劝说，明知自己的怜悯无法化敌为友，却仍旧泰然自若地对绝大多数敌人施以恩赦。他执意如此，并非源于骄傲之士的慷慨侠义，也不是懦弱之人的多情与仁慈，而是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在他看来，相对剥夺失败党人士的人权或将其流放境外而言，让他们逐渐融入国家，能更快速有效地解决双方矛盾，且造成的公众伤害也更少。恺撒若想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宪政党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实际上，宪政党不仅包括贵族阶级，还囊括了意大利市民内部一切含有自由精神和民族正义的元素。若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必然少不了宪政党中一批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之士、世袭名门之子以及自得声望之众的鼎力相助。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他可以视赦免敌人一事为胜利的最佳奖励。因此，他虽铲除了失败党的最高领袖，却毫不介怀地对二、三等人物尤其年轻人予以恩赦。恺撒不许他们心怀怨气地进行消极抵抗，却刚柔并济地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新政府建设，并授予荣耀和官职。恺撒与亨利四世、威廉·奥兰治一样都面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的战后难题。血的经验教训让每一场革命的战胜者懂得了同一个道理，即打败对手后，他们不甘愿像苏拉和秦纳（Cinna）那般只做一党之首，而更欲如亨利四世和威廉·奥兰治那样，以国民福利代替片面的一党之纲。如此一来，各党各派，无论是本党抑或是失败党，都会团结一致反对新领袖。宪政党之友和庞培党，虽然口头上表示服从恺撒，但心中多少对新君政怀有怨恨，至少对新朝廷恶意满满。堕落的臣民发现恺撒的目的与本党目的不一致时，也开始公然反抗他。甚至在恺撒的拥护者中也是一片怨声载道，只因他们发现其领袖非但没有建立佣兵之国，反倒建起了人人平等的君主国，并且理应分得的利益也因失败党人的加入而减少。任何党派都不赞成这种治国理政之法，故只能在党内臣民与敌人中间一律采取强制措施。恺撒目前的处境比胜利前更危险了，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牺牲个人利益却成就了国家兴盛。

恺撒虽消灭党派、处置党内人士，却也不计政治前嫌，任用一切有才之士与名门望族之后，也正因如此，他的宏伟大业在国内有了良好的人力基础。不仅如此，无论是出于自愿也好，还是被迫也罢，各党各派人士都投身于国家建设中，国家也在不知不觉中走上正轨。恺撒心知肚明，各党只是表面上和解，他们步调一致之处不在亲附新局势上，而在对恺撒共同的憎恨上。恺撒深知敌对势力一旦形成表面联合之势，就会失去其敏锐性。但作为政治家，他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抢占先机，把一切留给时间去评说，时间可以淡化一切，也会让老一辈人永远安息，令矛盾冲突得以解决、永不复发。他从不过问都有谁恨他、谁企图刺杀他。与每位真正的政治家无异，他为人民服务，从不求回报，甚至不为博得人民爱戴，他牺牲同辈人的支持以求得后代幸福，祈求世人许他拯救和复兴自己的国家。

恺撒的事业

若想详细论说旧局势过渡到新局势的模式，我们首先要清楚恺撒不是来开创新世界格局的，而是来完成历史使命的。盖乌斯·格拉古早已制定了适应时代的新政体，多年来，他的追随者和继承人矢志不渝地固守着这个政体，虽成就有多有少，却从未发生动摇。根据世袭制，恺撒生来就是平民党领袖，三十年来他一直高举平民党的伟大旗帜，从未改变或隐藏过自己的党性。高居君主之位时，他仍保持平民党身份。他毫无保留地接受本党的一切传统，当然喀提林和克洛狄乌斯的荒谬计划除外；他毫不畏惧地展现出自己对贵族阶级以及纯贵族激烈的愤恨。他的君主政体基本继承保留了平民党思想，如缓解债务人压力，建立海外殖民，逐渐缩小国内各级人士的权利差异，令行政权脱离元老院管控等等，他借君主政体完成并实现了平民党的期望。他的君主政体不属于东方的神权专制独裁，而是盖乌斯·格拉古所欲创立、伯里克利和克伦威尔成功创立的政体，即由国民委以高度信任之人来代表国家。由此可见，恺撒治国理政的思路，并非他首创，但重点在于是他让这一思路成为了现实。当初那位天才设计者若能目睹恺撒的丰功伟绩，定会对此惊讶不已。现在抑或将来，处于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人们，倘若有幸在现实或历史中目睹此等伟绩，加之对伟人和历史大事的理解力，必定会流露深深的感动和敬佩之情。

谈及此处，我们完全可以参透史学家心照不宣的假定，抗议愚蠢和背信弃义之人共有的习惯，正是这种习惯令历史的褒贬脱离了既定的结果。就当前的事例而言，就是把我们对恺撒的批评误解为对所谓的恺撒政体（Caesarism）的批评。历史固然可以指导现实，但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够通过翻阅古籍而得知当今局势，再由此搜集证据对政治加以判别，或寻找对症下药的锦囊妙计。历史的指导作用，在于通过对历史文化的观察和解读，揭示文明的一般发展规律——文明的基本推动力亘古不变，只是其组合方式有所差异，也可借此引导鼓励人们要敢于独立创造而非一味地模仿。从这种意义上讲，恺撒和罗马帝国所创造的历史，虽有贤能之士的倾囊相助和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不能否认其对专制政治进行了空前尖锐的批评责难。根据自然法则，最小的有机体远远好过最灵巧的机器，任何政体即使存在一定缺陷，但只要能给予公众自由选择的权利，都远胜那最精彩人道的专制制度。前者持续发展，因此得以延续；后者自甘现状，故而走向消亡。此自然法则在罗马军事专制的君主政体中得以证实。在创造者的天才推动和良好的外交环境下，这一政体的发展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纯粹自然，再次完美证实了这一自然法则。

吉本（Gibbon）早年间也曾指出，自恺撒时代起，罗马体制仅存有表面团结和机械扩张，而其内部早已消亡殆尽，名存实亡。如果在专制体制初期或恺撒心中，留有一丝把人民自由发展与专制政治合二为一的希望，那么尤里乌斯家族一位天赋异禀的皇帝，不久后就会以血的教训告诉臣民水火不相容的道理。恺撒所行之事之所以必要且有益，并非因为它已经或有可能造福人类，而是因为远古国家体制，以奴隶制为基础，对共和与宪法代表制完全陌生，同时正统城邦政体历经五百年的发展演化已成长为寡头专制主义，故而军事专制的君主政体顺理成章地成为时代之巅，也是危害最小的政体。弗吉尼亚（Virginia）和卡罗莱纳（Carolinas）的蓄奴贵族一旦达到苏拉时代罗马的同质地步，则从历史精神角度来看，恺撒政体也终将成为合法政体。但倘若这种政体[3]出现于其他发展条件下，则会成为一种滑稽的讽刺，或成为篡权僭位之事。历史的评判虽会导致愚人误解恺撒之过，也可能会给流氓之徒以弄虚作假的机会，但却不会因此削减真正的恺撒应得的荣耀。历史亦是《圣经》，如若她无法似《圣经》一般防止愚人误解、魔鬼缠身，她会选择容忍并回报它们。

独裁政体

形式上，国家新元首的地位看似是独裁专制，至少最初如此。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恺撒自西班牙返回后首次接任国家元首之位，但几天后又将其废弃。于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他以执政官身份指挥了一决胜负的重大战役——执政官任命问题正是引发内战的导火线。然而，当年秋季法萨卢之战结束后，恺撒重登独裁之位，刚开始时任期无限，709年即公元前45年1月起改任期为一年，罗马纪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2月[4]又改为终身任命，故最终言明废除曾保留之职，正式宣布以“终身独裁”的新称号任期终身。

这一独裁职位，不管是开始暂时性的独裁，还是后来永久性的独裁，都已不是旧制的独裁，只是与它同名——苏拉法令设定的最高特别职位。其职权取决于人民特殊法令，而非最高个人官员的合法章程，也就是说，高居此位之人在拟定法律和治理国政时，其职权不受法律限制，且打破了共和的分权制。根据特殊法案，秉政者无需过问元老院和人民，即有权决策是战是和，有权独立支配军队和国库，有权任命省长，而这不过是一般权力应用于特例的体现。因此，恺撒兼掌了行政职权甚至最高当局权以外的特权[5]。他放弃代人民大会推举官员之权，仅要求在部分执政官和低级官员的任命上保留自己的建议权，又使人民特殊法令授予他贵族创立权——惯例绝不允许之事，这两件事似乎表明了他的让步。

其他官吏与归属

其他的职位都没有同独裁并立的余地。他虽不曾担任监察官职务，[6]却无时无刻不在行使监察官的权力，尤其在至关重要的元老院议员任命上。除位居独裁之位外，他还屡次兼任执政官，甚至某次兼任时竟然无同僚共事，但他从不长居此职，且对那些要求他连任五年甚至十年之久的提议不予理睬。如今，恺撒已是大祭司长，无需借托他人委任其管理祭神之事。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占兆院成员，且享有许多或旧或新的名誉权，如“国父”的称号和沿用至今的以“尤里乌斯”（Julius）代指他的诞辰，此外，起初的宫廷风气最后演化成彻底的个人崇拜。其中只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恺撒自称与保民官同等，尤其在人身不可侵犯的特权上；第二，“皇帝”的称号永生与他共存，且并列于他曾担任过的其他官衔。

智者无需任何证据就知晓，恺撒欲将其至高权铸入国家政体，不是像当年苏拉摄政期间短短几十年或无限的任期，而是致力于使其成为国家基本且永恒的机关，换言之，成为一种世袭制。恺撒为新制度选择了简洁合适的名称，因创造无实质内容的名称属政治错误，设定有实质内容而无名称的全权同样不对。我们很难断定恺撒期望中的具体形式，一方面由于处于过渡期的暂时或永久的体制制度尚未明确分离，再者因为热心的属下揣度他的想法后，未经示意便擅自收揽了一批信任案和荣典法——毋庸置疑，他必会对此厌恶不已——交予他审理。新君政绝不可依附于执政官之手，因为执政官与同僚制密不可分。

显而易见，恺撒煞费苦心欲将曾经至高无上的官职降为虚名，后来他接任此职时，任期未满便将其交付给二等人物。实际上，独裁之职是恺撒担任过的最长久稳定的职务，但可能只是因为他希望按照古往今来宪法机制中独裁的意义——抵御危难的非凡领袖——来运用它。但若以独裁作为新君政支柱，着实不可取，这一职位本身带有一定的例外性，不为民众所喜，又因为独裁制乃反对党出类拔萃的拥护者为实现其个人利益所创，平民党代表竟出乎意料地选择独裁制为其永恒体制。

由于“皇帝”一称史无前例[7]，且选用该名也无明确外因，故而该称号于方方面面都十分适用于新君政。新酒不应装于旧瓶中，新事物的涌现必然伴有新名称，这一新名称意义深远地概括了平民党在伽比尼乌斯法律中已阐述——虽不够精确——的政党领袖职权，即把政权（imperium）永久集中在独立于元老院的人民领袖手中。尤其在恺撒晚年的钱币上，赫然可见“皇帝”并列于“独裁”字样。在恺撒颁布的政治犯惩处法中，也以“皇帝”代指君主。直到后世（虽并非下一世），君主政治仍沿用“皇帝”一称。为赋予新职平民和宗教的神圣性，恺撒欲将它与保民官之权和大祭司长之职永久合为一体。毫无疑问，新体制绝不局限于创立者一人的一生。恺撒未能成功解决棘手的皇位继承难题，我们也无法断定他究竟是想建立一种原始王政已存在的选举制，还是建立后来他养子提倡的皇帝终身制和皇权世袭制。[8]但也有可能他有意结合皇帝终身制和皇权世袭制，效仿后来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做法来拟定继承人，如此一来，皇帝应传位于子嗣，若无子嗣或子嗣无德无才，则可自由收纳养子以继大统。

根据政治法，“皇帝”一职基于执政官或地方总督在城界以外的地位而立，故兵权、最高司法权和行政权均归皇帝一人所有。[9]从性质上讲，皇权之所以高于执政官和地方总督之权，是因为皇权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可终身执掌并有权在首都发号施令；[10]执政官需接受同僚弹劾，皇帝则不用；历来享有最高职权之人都在多方面受限，尤其在必须接受他人上诉、尊重元老院建议等方面，但皇帝却不会受限于此。总而言之，皇帝俨然是原始王位再现，执政官之所以有别于国王，正是由于执政官的职权受限于时间空间以及同僚共治，且特定情形下必须与元老院和民社保持合作。

王权的重建

新君政与古君政在属性上完全吻合：集最高军事权、司法权、行政权于君主一人之手；身兼一国大祭司之职；有权发布法规以约束民众；削减元老院职能，成立议政会；复兴贵族和市政官。除此之外，恺撒的君主政体竟与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君主政体有着更为惊人的内在相似。如果这些大权在握的古罗马君主负责掌管自由民社、抵抗贵族和保护平民的话，那么恺撒也是为实现自由而绝非摧毁它，最初也是为了打破忍无可忍的贵族制。不足为奇，恺撒虽不是古政治研究者，却千方百计地重读五百年前的历史，为稳固新国家探寻值得借鉴的良策。罗马最高王位一直以来饱受多方限制，王位观念本身也未曾作废。不同历史时期，不管是十人政治和苏拉摄政时，还是恺撒独裁时，都曾有过在共和体制下复兴王政的事发生。从逻辑必然性上看，只要世人需要特权，那么有限政权的对立面，即无限政权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而无限政权便是皇权。

最后，外因也会导致王权重现。人类在创新上举步维艰，故唯有将已有的体制善加珍惜。因此，恺撒将自己与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联系在一起，实乃明智之举，正如后世查理大帝（Charlemagne）把自己同恺撒联系在一起，拿破仑至少也曾试图与查理大帝建立联系。恺撒行事与其后嗣一样力图光明磊落，从未偷偷摸摸或拐弯抹角。恺撒希望借助这种联系，为新君政寻得一个为民众所接受的清晰表述。七尊国王雕像自古屹立于卡匹托尔山上，他们的生平事迹被载入历代史书。恺撒命人将自己的雕像与他们并排而立，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八位屹立于此的伟人像。恺撒面见公众时，常身着古阿尔巴王服装。恺撒新拟定的政治犯惩治法，与苏拉法律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皇帝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地位与民社平等。在政治誓言套语中，除了原有的约维斯和罗马家神，又新增了皇帝神灵。据上古流传，印刻在钱币上的君主像是其重要外在象征。罗马纪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恺撒像开始出现于罗马钱币上。

恺撒向民众清楚地展现了他对自己地位的见解，从未让民众蒙在鼓里，至少在这一点上，民众是毫无怨言的。他行得端走得正，是罗马君主，亦是罗马王。据说恺撒有意不用新名“皇帝”而直接以旧称“国王”代指其职权，虽实际上未必如此，但也不无可能，不过总的来说这都是次要的。[11]恺撒在世时，许多敌人和朋友都以为他有意托人推举自己为罗马王。实际上，几个尤为热衷的追随者曾通过种种方式屡次劝他加冕为王，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马尔库斯·安东尼做执政官时，曾当着万民的面向恺撒贡献王冠（罗马纪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2月15日），但这些提议无一例外地都被恺撒拒绝了。如果他对借此事挑起事端，鼓动对共和党反抗之人加以惩戒，我们有理由断定，他乃诚心拒绝。也有人曾设想，恺撒特意安排属下对加冕一事进言劝告，意在令民众对罗马王权复兴之举有心理准备。此说法着实低估了恺撒处理反对意见的能力，若恺撒本人公开认可反对意见，虽无法借此令民众更加顺服，却也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或许此事实乃恺撒的忠实信徒过于热心而为之，也或许是恺撒曾允许或暗示过安东尼上演这一幕，意在于万民瞩目之下光明正大地谢绝王号，借此杜绝闲言碎语。恺撒甚至命人把此事载入国家史册，不得改动删减。恺撒深知惯用名称的价值，也明白民众反感的是名称本身而非其所代表事物的本质，加之王号为古老的诅咒所缠，而当代罗马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他们熟知王号乃东方专制君主之称，却不知本国的先人和塞尔维乌斯也曾选用此名，故最终决定冠皇帝之名行王权之事。

新法庭　新贵族

不管民众对新君的名称意见如何，既然有君主在位主政，朝廷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了，尽显其应有的浮华、平淡与空虚。恺撒面见臣民时身着一件上古流传的彰显君王风范的紫袍，却不穿紫条镶边的执政官制服，他危坐于黄金王位上接受元老院百官朝拜，且无需起身相迎。日历中陆续出现了各种节日来庆祝恺撒的诞辰、胜利、誓约等。恺撒驾临首都时，重要臣仆会步行远迎接驾，护送恺撒进城。与他相关的一切事物都变得极为重要，以致他所在城区的房租高涨。请求谒见之人络绎不绝，见他一面尤为困难，因此恺撒不得不常以书信方式与亲信来往，即使地位显赫之人也需在接待室等候多时。

人们虽不愿接受，但仍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与人民渐行渐远。君主政治的贵族制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种半新半旧的贵族制，其兴起是希望以王室贵族代替以往的寡头贵族，以新贵族代替旧贵族。贵族团体虽无既定的特权，却仍以一种封闭贵族公会的形式存在着。因贵族团体不许其他氏族加入，历经几百年的时间，其人数与规模都在不断减小，直到恺撒当政时，只有十五六个贵族氏家尚存于世。恺撒也出身贵族，他借人民法令授予皇帝创设新贵族氏家之权，于是建立起不同于共和贵族的新贵族，俗称新贵族氏家。新贵族氏家拥有以政府为依托、延续古贵族传统、存在毫无意义等君主政体贵族所需的一切特点。新君权在方方面面都已显露出来。因君主之权不受任何限制，宪法失去了其发挥的空间，更不用说延续至今的以公民大会、元老院和各执政官依法合作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了。恺撒已将罗马完全恢复至王权时代的风貌：公民大会仍旧是昔日王权时代的公民大会，与国王并列共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元老院也恢复了原有职能，以应君主要求、为君主出谋献策为己任；最后，君主重新集大权于一身，居万人之上，国内再无其他官吏能与其匹敌，正如昔日无人能与古代国王并列。

立法　法令

对于立法，这位平民党君主继承了罗马政治法的原始准则，即只有人民大会与召开此会的国王有权治理国家，国王制定的法令定期受人民大会核准。古代战士大会可支持或否定自由力量和道德政治权威，但恺撒时代的公民大会绝不许此事发生。旧体制中，公民大会在立法合作上的权利虽十分有限，但却是货真价实存在的，而新体制中却似水月镜花无任何实权，因此无需制定特殊法规来限制公民大会。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个政府，无论是寡头政府还是君主政府，都能与这种形式的君主和平相处。在恺撒时期，公民大会是恺撒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间接意义的重要性，其职能是，原则上保障人民主权，同时力行抗议苏丹政治。

但同时还有一事是显而易见且证据确凿的，即恺撒本人而非其继承者恢复了最古老的政治法的另一准则。该准则规定，最高或者说唯一官员所下的命令，在其在位期间都绝对有效。毋庸置疑，立法权虽为国王与市民共有，但国王发布的诏令，至少在其离位前都与法律同效。

元老院——君主政体议会

这位平民党国王虽在形式上将部分主权让予人民团体，但绝无意与至今仍秉持国政的元老院分掌政权。恺撒的元老院俗称最高议会，与后世奥古斯都的元老院大不相同，恺撒借助最高议会预先商定法律法规，通过此会或至少以它的名义发布重要行政法规——元老院的法令发布后，参与拟定该法令的元老们竟无一人知晓此事。元老院乃议事机关，虽合法，但实际上却被视为越权之举，若要令元老院恢复原位，形式上讲绝非难事，但在这种情形下，恺撒需对此加以防备，因为罗马元老院是反恺撒党的大本营，一如当年雅典战神法庭（Areopagus）是反伯里克利党的大本营。大概也是因为这种缘故，元老院正常情形下，人数曾多达六百人，受近期战乱影响而人数锐减，但目前经人员非常补充后，已增至九百人之多。同时，为维持这一水准，每年推选的财务官名额，即每年新增入元老院的名额，由原来的二十人增至四十人。[12]只有君主一人有权办理元老院的非常人员补充。至于寻常的人员补充，选举团受法律束缚，[13]需在持有君主推荐信的候选财务官中投前二十名的票，恺撒借此来保证权势的永恒性。此外，君主有权任意将财务官或任何高官的名誉权（特别是元老院议席）破例赐给没有资格的人。所以当选非常补充的人员，自然是依附新秩序之人，因此体面的骑士连同可疑与卑微之人都能加入这个崇高的团体，比如曾被审查官或司法判决除名的元老，来自西班牙和高卢（Gaul）的外国人（需在元老院学习拉丁文），曾经的下级军官（至今连骑士都算不上），低贱的从商人士之子，以及其他诸如此类之人。贵族中的排外者自然最痛恨元老院的这一人事变动，他们认为这一举动是故意贬低元老院的职能价值。恺撒不能施行这种自我毁灭的政策，他虽决心不令自己受议会管制，却也深知议会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他们有明辨之能，便可一眼看穿，君主此举的目的在于剔除元老院独立代表寡头贵族的旧性质，让其重回王政时期的状态，即以各个阶层的最聪明睿智之人，包括寒门子弟和异国他邦人士，来代表所有阶级的国民。正如最古老的国王把非公民引进元老院，恺撒也把非意大利人引入了自己的元老院。

恺撒的个人政府

如此一来，旧贵族政体得以废除，其生存空间也相应遭到破坏，新式元老院只是君主的工具，同时专制政体在国家的行政管理和统治方面，也是极为严格的。国家行政大权都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首先，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由皇帝亲自决定。恺撒能以一种常人所无法想象的程度贯彻个人专政，这不仅因为他工作迅速高效、处事精确果敢，还有更普遍的原因。如果我们认为恺撒、苏拉、盖乌斯·格拉古和罗马一般政治家所为之事，超越了我们观念中所认为的人类工作能力，原因不在于自那时起人性发生了转变，而在于自那时起家庭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改变。罗马家庭如同一个机构，奴隶和自由民的智慧都可为其主人所用，如果主人懂得如何有效管理其奴仆，他便仿佛拥有了千百倍于他人的智慧来工作。这属于典型且完美的官僚集权制，如今我们的运营制度致力于对此加以效仿，却仍旧相去甚远，正如今日的资本主义政治依然逊色于古代奴隶制。但恺撒懂得如何有效利用这种优势，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原则上他会在任何需要特别信任的岗位上任用他的奴隶、脱籍人和出身寒微的门客。从他的整体工作看，像恺撒这样出色的组织天才，知人善用，一定能够创造一番伟业。但若问他究竟是如何实现这些非凡的成就，我们却没有充分的答案来解答。官僚制宛如一个工厂，其产品代表的是整个工厂而非单个生产工人。不言而喻，在恺撒的大业中，绝没有任何一个助手能对其施加个人影响，同样更没有任何助手得知整个计划。恺撒是唯一的建造师，他的事业只任用普通劳工，而不与其他合伙人共事。

财政事务

对于重要政治事务，恺撒自然会尽量避免托人代理。迫不得已时，例如他每次离开罗马之际，他会设立高级机关，选定的人员并非君主的法定代表——市政府，而是未经官方认可的亲信，经常是恺撒的银行家，即狡猾顺从的腓尼基（Phoenician）商人卢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巴尔布斯（Lucius Cornelius Balbus）。

行政上，王朝颠覆后，元老院曾将国库钥匙据为己有，借此把持朝政，如今恺撒收回了国库钥匙，并将其交付给忠心耿耿的奴仆。财政上，君主的私有财产当然仍与国家财产严格分开，但恺撒把国家整个财政与币制的管理权紧紧握在自己手里，与一般罗马贵族完全一样，以管理私人财产的方式来经营。大致上说，未来各省赋税的征收和币制的管理，都会委托给皇帝的奴隶和脱籍人来办理，元老阶级人员不得参与——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举措，为后来重要代理人阶级和“皇室”的衍生发展奠定了基础。

统帅权

另一方面，各省省长以前属军事统帅性质，现今更是如此，已按规定把财政事务权移交给了皇家收税官，其中只有埃及的统帅职移交给了君主的私人亲信。尼罗河流域的情形复杂特殊，它在地理上孤立，政治上集权，比其他地方更适合在一位有能力的领袖带领下永久脱离中央政府。在近期变乱中，意大利身陷危难的党魁屡次企图盘踞此地，便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恺撒之所以没有正式宣布埃及为罗马的一省，而选择容忍无害的拉吉德王家族，大概正是此故。驻埃及的兵团之所以没有托付于一位元老即前政府之人，统帅一职之所以如收税官一般被视为奴才之职，也是因为此故。但一般看来，恺撒尤为重视的，还是罗马将士不能像东方皇家军队那样被奴隶统领。按常规，曾任执政官之人可委以重要省份的长官，曾任副执政官之人则可委以次要省份的长官。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的法律规定，京官任省长须有五年间隔，如今却又恢复了古时的旧制，京官任期一结束似乎即可就任省长之职。此外，关于合格候补人员的省份分配问题，以往常由人民或元老院决议，或由官吏内部商定以及抽签的办法来解决，如今也已经移交君主决策。由于执政官常在任期未满一年时就被劝退，让位于当选的补任执政官，又因每年提名的副执政官名额由八人增至十六人，且其中一半人数又由皇帝钦定（如财务官的一半人员也是由皇帝提名），最后还因即使皇帝不保留名义执政官的推举权，至少也会保留名义副执政官和财务官的推举权，故而恺撒可保证拥有足够数量令自己满意的候补人员来担任各省长官。当然，这些人员的召回与任命都要由君主裁决，一般规定前执政官不得留在省内逾两年，前副执政官不得留在省内逾一年。

首都的行政管理

最后，对于皇帝居住的首都的行政管理，显然恺撒也一度打算委托他任命的官吏来负责。他恢复了古代王政时期的市政官职，并屡次在离京期间，把首都的行政交付给一个或几个市政官，而市政官完全由他个人选定，并未征询人民的意见。市政官一职，任期无限，兼掌一切行政官职权，甚至有权用自己的姓名而非肖像造币。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和罗马纪元709年即公元前45年的前九个月，既没有副执政官，也没有官职显要的市政官，更没有财务官；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的执政官也是在年末之际才得以选定，罗马纪元709年即公元前45年恺撒任执政官时竟无同僚共事。从全局上看，恺撒似乎欲借新君的平民资历，在罗马城内彻底恢复昔日的王权，换言之，除国王以外的官职，只允许国王离京时的市政官、为保障人民自由而任命的保民官和平民市政官存在，废除执政官、监察官、副执政官、牙座市政官和财务官。[14]但后来，恺撒却背离了这一设想，他既不接受王号，也没取消与共和的光辉历史相互交织的庄严名号。执政官、副执政官、市政官、保民官和财务官仍拥有曾经的职权，但地位却完全改变了。共和的基本政治观点即为：罗马城等同于代表了整个罗马帝国，因此势必会视首都市政官为帝国官员。在恺撒的君主制中，这一政制及可能导致的结果都已化为乌有。从此以后，罗马城的官员仅位居罗马帝国众多自治市首位，尤其是执政官一职已名存实亡，它之所以仍保留了某种实际重要性，只为凭借此职为将来可连带享有高等省长的职权。罗马民社惯于为被征服者设定的命运，如今却降临到自己头上，昔日拥有的罗马帝国统治权，现今却变为罗马国内的有限市自治权。此外，如前文所述，副执政官和财务官的人员已增加了一倍，平民市政官也是如此，新增了两位粮食市政官（aediles Ceriales）负责督办首都的供应事宜。这些官员的任命权仍由民社掌管，且执政官、保民官和平民市政官的任命权不受限制。如上所述，每年按例应推举的副执政官、牙座市政官（curule aediles）和财务官中，皇帝保留半数人员的提名权，选举人不得违犯。总的来说，关乎人民自由的古老而神圣的守护符尚未受到侵害，当然，这无法阻止实际已废黜或除名的元老对个别顽强保民官加以干涉。

普遍和重大问题由皇帝亲自决策，同时任用臣仆管理财政、将领节制军队，共和旧有的国家官吏再次变为罗马城的市政官，据此，专制政体便充分建立起来了。

国教组织

此外，至于宗教机构，恺撒虽颁布了相关国政的详细法规，但并未进行重大改革，只是允许君主身兼大祭司或高等僧院之职。与此相关的还有，在三个最高僧院中，各设立一个新职位，同时在第四个僧院即餐主院中设立三个新职位。如果罗马国教组织迄今仍担当专政寡头的后盾，那么它对新君来说也有同等作用。元老院昔日宗教的保守政策如今也移交罗马新王，大约与此同时，严格守旧派瓦罗（Varro）发表了被誉为罗马国定神学总籍的《神物古迹》（Antiquities of Divine Things），并将其献给了大祭司恺撒。人们对约维斯的崇拜，仍能发出微弱的余光，洒在新建的宝座上，最终，旧国教也成了恺撒教皇制的工具，然而这种教皇制自开始便充满了空虚和脆弱。

王室司法权

在司法事务上，首先，昔日的王室司法裁判权已重建。既然国王原本为刑事和民事裁判官，刑事上依法不受人民赦罪机构约束，民事上依法无需将争端交付陪审法庭判决，因此恺撒宣称，他的法庭有权对死刑与司法案件进行唯一和最终的审判，他若在首都，便亲自处理，离开时则交由市政官处理。实际上，我们发现恺撒基本效仿了古代国王的方式，时而端坐于首都公堂上公开审判被指控谋逆叛国的罗马公民，时而在住宅处开庭审理属国君主亲王的叛国案。因此相比其他臣民，罗马公民唯一的特权似乎只在于审判手续的公开。虽然恺撒公平谨慎地恪尽职守，但这种重生的国王最高审判权，也只能在例外事件中得到实际应用。

昔日司法管理的保留

在刑事和民事的正规手续上，现今大体沿用了之前共和时的司法形式。刑事案件仍归有权处理各类罪案的陪审法庭负责，民事案件部分由遗产法庭即所谓的百人法庭审理，部分交由个别陪审员。首都的司法程序由副执政官监督，而各省的司法程序则由省长监督。即使在君主政体下，政治罪也交由陪审法庭来审判。为此恺撒颁布了新法规，以宏扬排除一切迫害异见的自由精神，清楚详细地列举了依法应受惩办的行为，新法规以放逐代替死刑作为处罚。至于陪审人员的选择，元老党希望专从元老院中选派，狭义的格拉古党希望专从骑士阶级中产生，恺撒则坚持党派调节原则，按科塔“绥靖法案”处理此事，但该法案略有修正——大概由罗马纪元669年即公元前85年庞培法开始，废除下级人民的“国库使”（tribuni aerarii），故规定陪审员至少属四十万塞斯特斯级。长期以来，陪审职务都是元老和骑士间的争端，现在由双方分别担任。

向君主申诉

大体而言，国王裁判权和共和裁判权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任何案件既可由国王法庭审理，也可由共和法庭审理，如二者发生冲突，共和法庭理应退让。此外，如二者之一已经宣判，则案件终结。即使新君也无权推翻一位合格陪审员的民事或刑事判决，除非在特殊情形下，如陪审贪污或采用暴力手段时，按共和法律应取消陪审的判决。另外，因官员法令而受害的人，均可以向宣判法官的上级申诉，如今这条原则似乎得到了扩展，后来皇帝的受理上诉权便源于此。大抵全部有裁判权的官员，至少所有省份的省长都被视为君主的属官，因此对于他们执行的任何法令，人民都有权向君主提出申诉。

司法制度的衰退

上诉的普遍化虽是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却不能算作绝对的改进，因此这些改革根本无法彻底治愈罗马司法的病症。任何奴隶制国家都没有健全的刑事诉讼，因为奴隶主虽在法律上无权惩办奴隶，但至少实际上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可以想象，罗马奴隶主惩治奴隶罪行时，根本不当作犯罪来处置，而只是因为奴隶犯罪后便对他不再使用或为其所厌恶。他打发犯罪的奴隶时，俨然像是在打发一头伤人的牛，只是后者被卖给屠户，前者卖给决斗场。甚至对自由人的刑事诉讼——大部分永远都是政治诉讼，也在最近几代人于战乱中，从严肃的诉讼演化成用私情、金钱和暴力来维持的党派战。参与其中的所有人，包括官员、陪审团、党派和围观群众都难辞其咎，但正义最难治之症源在于辩护士的行动。罗马法庭的雄辩如寄生植物一般昌茂繁荣，一切正义观念却烟消云散了。意见与证据的差异不易为公众所理解，故而实际应用中被罗马刑事程序摒弃了。当时一位经验丰富的罗马辩护士曾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使单纯老实的被告，也可以被人任意控告，不管他是否犯罪都会被判刑。”许多由当时保留至今的刑事辩护词中，却难见一个认真审问、查明证据或反证的犯罪案件。[15]自不待言，当时民事诉讼的各个方面都不健全，民事诉讼也受到掺和一切的党派政治影响，例如伴随秦纳或苏拉在罗马的得势，普布利乌斯·昆克提乌斯（Publius Quinctius）一案（罗马纪元671—673年即公元前83—前81年），竟得到十分矛盾的判决。常常是非法学家出身的辩护士，也在这里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众多纠纷。当然，政党在此处的掺和只是例外，辩护士的巧舌如簧也不会快速或深刻地破坏正义的观念。因此，那个世纪的全部民事辩护辞，虽按严格观念讲算不上绝佳的辩护文章，但就内容而言，却远比同时期的刑事辩词少了几分诽谤而多了一些法学意味。继庞培钳制辩护士的雄辩后，如果恺撒延续庞培的做法，甚至进一步加大对辩护士的约束，至少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损害。如果对官员和陪审员的任命经过更加完善的遴选和监督，同时杜绝贪腐和恐吓法庭之事的发生，那么这一方法也是十分有益的。但在人们心中，神圣的正义感和对法律的敬畏心虽难以毁灭，却也难以再生。这位立法家虽然消除了许多弊病，却始终无法根治病症。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可治之症，但在这件事上，时间是否还能有效治愈，仍是一个未知数。

罗马军事体制的衰退

当时罗马的军事组织与汉尼拔时代迦太基的军事组织可谓是如出一辙。只有军官能够充当统治阶级，国人、平民和省民则组成军队。将军在财政和军事上几乎不倚仗中央，幸与不幸他都只能依靠自己和所辖省份的资力。军队中，城邦精神、民族精神都已泯灭，仅剩团体精神作为内部团结的维系。军队不再是国家的工具，从政治上讲，军队失去了自己的意志，而只听从主帅的意志；从军事上讲，军队如在凡庸之辈的率领下即是一帮无用的乌合之众，但在出类拔萃的将军麾下，却能达到国民军远不能及的完美地步。尤其是军官阶级，堕落极深，上层阶级的元老和骑士，都日益不喜从军习武。从前，人们对军官之位的争夺十分激烈，如今任何骑士阶级只要愿意从军，一律可授予兵团长官一职，其中很多此类职位空缺，只得由身份低微之人来担任。贵族阶级若还有从军之人，至少都要求在西西里（Sicilia）或其他确保无敌军来犯之处以消磨军旅时光。有寻常勇气和才能的军官，便会被誉为旷世奇才，尤其像被同代人敬若神明的庞培，其实从任何角度考虑，这种崇拜都只会害了他。通常由军官发布命令，决定脱逃或叛乱。统帅虽十分放任与宽容部下，每天仍有革职高级军官的提议出现。我们至今仍保存着恺撒亲手绘制的一幅极具讽刺意义的画作，画中描写了恺撒大本营中奉命进攻阿里奥维斯特时的景象，画面充斥着咒骂和哭泣，有的人在写遗嘱，甚至还有人在请假。士兵中，已不再有上层阶级的痕迹可循。按律，普通服兵役义务依然存在，征兵外加招募后，程序便没有按规矩办。许多有义务服兵役的人被忽略，但已入伍人员则须留在军中三十年或更久。如今，罗马国民骑兵仅仅以一种骑马的贵族侍卫队形式存于世间，浑身散发着香水味的骑士和精挑细选的骏马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在首都节庆日时亮相表演。所谓的国民步兵，不过是从最底层公民阶级征召的佣兵队。由属国人专供的骑兵和轻兵，如今在步兵队中也日渐变得普遍化。就当时的作战方式而言，队伍效能大都寄托于百夫长。按国家军制，士兵曾须经真刀实枪的军功战绩累积，才能一步步晋升至百夫长的位置，如今却一律凭私情来授予，把此职位卖给出价最高者之事竟然屡见不鲜。政府的理财不当和大部分官吏的纳贿、行骗，导致士兵军饷短缺，无法定期发放。

此事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罗马军队任意掠夺各省民众之财，起兵反抗军队长官，遇敌军就落荒而逃。竟有大队人马，如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皮索的马其顿（Macedonia）军，没被敌军击败，反倒因为此类事件处理不善而全军覆没。反之，精明能干的领袖如庞培、恺撒、伽比尼乌斯（Gabinius）等人，善于利用现有的材料打造骁勇善战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模范的军队，不过这种军队与其说属于国家，不如说属于某个将军个人。自始至终，罗马海军都十分不得民心，而且从未完全本国化，随之而来的是，海军更加腐败衰落。可以说，在这里一切能被破坏的事物，都在寡头政治下破坏了。

恺撒重新整顿军事制度

在之前松懈无能的上级管理下，纪律约束已基本废弛，为此恺撒对罗马军制进行了整顿，以加紧和增强纪律约束力。在他看来，罗马军事制度似乎不必也无法彻底改革，他接受军队应有的属性和成分，正如汉尼拔曾经接受他们一样。恺撒市政法规定：未满三十岁者，如果希望担任市政官之职或市参议会议员，前提必须要服骑兵役（即军官）三年或服步兵役六年，此举固然证明他希望吸引上层阶级从军，但同样也明显表明了民族不尚武的精神日益增长。恺撒自己也认为今时不同往日，不能再像之前那样把高官显爵无条件地与服役期满联系在一起，这也恰恰阐释了恺撒为何无意重建罗马国民骑兵。征兵事务得到了妥善安排，服役期间也调整并缩短了，除此以外的事宜都照旧办理。列阵步兵仍主要从低层罗马公民中征募，骑兵和轻兵依旧从属国人民中征召。出乎意料的是，舰队竟没有进行任何整改。

外国佣兵　兵团副将

由于属国所供给的骑兵不可靠，恺撒不得不对此进行革新，毋庸置疑，他自己都觉得此次革新有些冒险。他首次违背绝不用佣兵打仗的古罗马制度，把雇佣的外国人尤其是日耳曼人编入骑兵队伍。此外，兵团副将（legati legionis）的设立则是另一革新。迄今为止，兵团长官一部分由公民推选，一部分由有关省长推荐，他们统领兵团的方式，为六名兵团长官负责一个兵团，轮流执掌兵权。将军从中任命一人为兵团司令，用于临时和非常时期的措置。久而久之，这种兵团长或副将逐渐成为组织上的永久性制度，并且直接由罗马城的最高统帅而非他们所服从的将军来任命。这两种改革，似乎都源于恺撒与伽比尼乌斯法相关的安排。军事组织中增添了这一重要中级官阶，究其原因，部分是源于加强兵权集中的需要，部分是由于具备才能的高级军官的缺乏，主要是希望借皇帝任命的一个或多个高级军官，与省长共理政事，来平衡省长的权力。

新最高统帅之职

军事制度上，最重要的改革是规定皇帝为永久军事领袖，皇帝代替了曾经非军事且一无是处的统治团体，总揽军事大权，也因此把原来那大都有名无实的指导，转变成为真实有力的最高统帅权。至于最高统帅对各省素来全能的分统帅而言处于怎样的地位，我们无据可寻。一般而言，副执政官与执政官的关系以及执政官与独裁官的关系，似乎可作为类推的依据，故而省长虽拥有本省的最高统帅权，但皇帝却可以随时将其统帅权归为己有或交付给自己的代理人，此外省长之权仅限于其本省，皇帝之权却与君权、昔日执政官之权无异，遍布整个帝国。再者，如今军官的任命权，包括兵团长官和百夫长在内，凡之前归省长负责的，[16]一概直接移交皇帝掌管。同样，征兵安排、假期批准和较重要的刑事案件，或许也早已交由最高统帅裁夺。省长权力得到了有效限制，皇帝也拥有了管制监控之权，将来再无需担心军队会完全紊乱，也不必惧怕军队成为个别军官的私人部属。

恺撒的军事计划　抵御边界

虽然时局必然趋向于军事君主制，虽然恺撒无疑独揽了最高统帅权，但他绝不愿意借军队建立权威，也不愿意把权威建立在军队上。他固然认为国家有必要建立常备军，但这仅仅是基于地理上的考虑，认为国家有必要广泛调整边界，同时建立永久边防军。在早期和近期的内战中，恺撒一直致力于稳定西班牙局势，沿大沙漠一带设立强固据点以守卫阿非利加边境，同时在莱茵河沿岸设据点以守卫帝国西北边境。他以同样的方式，在幼发拉底河和多瑙河沿岸国家设立防御。他迫切希望远征帕提亚（Parthia），以报莱茵一战之仇。他曾以三年为战期，决心谨慎彻底地与这班劲敌进行最后清算。随着盖塔王布雷比斯塔斯（Burebistas）在多瑙河两岸势力的日益增长，恺撒也曾采取类似的计划来攻打布雷比斯塔斯，同时效仿他之前在高卢创立的边区的形式来保卫意大利东北部。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恺撒希望像亚历山大一样，乘胜追击无限扩大疆域。当然，也有人曾言，恺撒欲由帕提亚向里海，由里海至黑海，而后再沿黑海北岸到多瑙河，把西徐亚和日耳曼远至北海的全部领土——按当时的观念北海距离地中海并不遥远——都划为帝国疆域，然后经高卢返回。但权威典籍无一能证实这种荒唐计划的存在，像恺撒统治的罗马那样的国家，已有大批难以管制的蛮族分子存在，想要同化他们恐怕还需要未来几百年的努力，就算在军事上可以征服，也终将成为比亚历山大远征印度那样更璀璨却也更严重的错误。从恺撒在不列颠和日耳曼的行动以及他政治思想的继承者的行动来判断，恺撒很可能与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Scipio Aemilianus）极为相似。他祈祷神灵助他保全帝国而非扩张疆土，他的作战策略仅限于调整疆界——当然以他定义的庞大规模为标准——既要保证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安定，又要在多瑙河建立边界，代替曾经波动不已且于军事上一无所用的帝国东北界限来防守外敌。

恺撒避免军事独裁的尝试

但“不应将恺撒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混为一谈而称他们为世界征服者”的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他确实无意于令新君主制主要以军队为依托，也不希望把军事凌驾于文治之上，而是欲将文武融为一体，尽可能使军事隶属于文治。军事国家堪称无价之宝的支柱，以及闻名遐迩的高卢老兵团，都被恭而有礼地解散了，他们光辉的名字被刻在新立的城邦城墙上，永垂不朽，究其解散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团体精神与文治国家水火不容。苏拉的士兵仍旧如军队一般聚居在自己的殖民地，但解散时接受恺撒分配田地的士兵则不然，他们（尤其是住在意大利的人）大都离群独居，人员散布于整个半岛。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因坎帕尼亚仍有一部分土地由恺撒支配，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有老兵聚居此地。为解决维持常备军士兵不超越公民生活范围的难题，恺撒一方面保留老办法——规定兵役年限但不确定长期服役，即不得遣散任何正在服役的士兵，另一方面采取上文提到的缩短兵役年限之法。因此军队组成人员的变动逐步加快，一方面让服役期满的士兵落户务农，另一方面令军队远离意大利。一般而言，将士兵调遣至君王认为的只适于士兵聚居的地方，即调至边界基地抵御外敌。

禁卫军的缺乏

军事国家的真正标志是发展和优待禁卫军，但恺撒却没有按例行事。虽然现役军队中为将军特设亲兵的制度由来已久，但恺撒率兵时却彻底废弃了这一制度，他的卫队似乎基本都是由传令官或非军人侍从构成，因此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特选队，也从未成为行伍军队的嫉妒对象。恺撒身为将军时就已经废除卫队，登上王位后更不许禁卫军相伴左右。恺撒虽深知刺客无时无刻不潜伏于身旁，却仍旧拒绝了元老院提出设立贵族卫队的建议。局势略显平静时，他便解散了原先在首都所用的西班牙卫队，只是按照罗马高级官员延续下来的惯例，以仪仗队为随从。

理想的无法实现

虽然在与现实作斗争时，恺撒迫不得已放弃本党和少时的理想——在罗马创造一个不依靠武力而全凭国家信任的伯里克利式政府，可就在今日，他仍以史无前例的魄力，坚持着那不成立军事君主制的基本主张。当然，这一主张只能是一种幻想，根本无法实现，只是此时这位精明的君主对这种伯里克利式政府的渴望，已经远远胜过自己清晰的理智。一个政府，如恺撒心中所想，本质上具有个人性，因此难免会伴随开创者的离世而消亡，一如当年伯里克利和后来克伦威尔类似的事业已随着他二人之死湮灭了。在国家陷入大乱的情势下，罗马第八代国王在世时，都未必能像七代先王那样只凭借法律和正义来统治国民，更何况如今常备军已在近期内战中，知晓自身的强大力量而变得有恃无恐，再企图将军事与文治相结合，使之成为社会建设的有效力量，这一点已几无可能。任何人都无法静下心思考，法律约束在由低到高各个社会阶层中消失到了何种程度，曾经的期望也成了南柯一梦。如果采用马略（Marian）的兵制改革，士兵基本不再是公民，那么，坎帕尼亚（Campanian）兵变和塔普苏斯战场已用惨痛的代价，清晰地展现了如今的军队是以何种形式来支持法律的。甚至这位平民党的伟大领袖也只能勉强控制他所解放的军力，成千上万的刀剑仍听他的号令出鞘，却不再按他的号令入鞘。命运的力量胜过了天才之能，恺撒本欲做一位文治国的复兴者，最后却成为他所厌恶的军事君主制的创始人。他推翻了国内贵族和资本家的专政，结果却建立了军阀专政，于是国家仍处于少数特权阶级的欺压和剥削下。绝世之才的特权之一，就是犯这种创造性错误。为实现理想，伟人做了伟大的尝试，即使无法达到目的，也是人类瑰宝。罗马军事国之所以在几百年后才成为警察之国，罗马代代皇帝可以在其他方面与开国伟人不同，却唯独保持一致的是，兵刃只挥向敌人而绝不剑指公民，视人民和军队同等重要，绝不让军队监管人民，这一切都是恺撒的功劳。

财政管理

至于财政管理方面，由于帝国非常庞大且排斥贷款制，加之财政基础稳固，因此财政困难较少。如果国家长年处于财政危机中，其原因绝不在于财政收入不足，实际上近几年来财政收入已大幅提高。以往的年总收入约计两亿塞斯特斯，比提尼亚—本都（Bithynia—Pontus）和叙利亚（Syria）两省设立后，又增加了八千五百万塞斯特斯的财政收入，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其他新开拓或扩增的财源，特别是日益增长的奢侈税收益，远超过了坎帕尼亚地租的损失。此外，大量额外款项经卢库勒斯（Lucullus）、梅特路斯（Metellus）、庞培、加图等人之手，不断流入国库。财政困难一部分源于日常和额外支出的增多，一部分源于事务处理的混乱。前者主要指首都群众配粮所需经费过多。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因加图扩大配给，导致每年支出费用高达三千万塞斯特斯，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废除延续至今的偿付后，竟耗费了国家年收入总额的五分之一。除西班牙、马其顿和其他省份的原有兵力外，又增加了西利西亚（Cilicia）、叙利亚和高卢的兵力，故而军事预算也相应地增长了。在额外支出费用中，必须首先说明装配舰队的巨额花费，例如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大侵略后的第五个年头，竟一次性支出三千四百万塞斯特斯。此外，还要加上战事和备战所需的巨款，如仅仅为配备马其顿军，就一次性支付了皮索一千八百万塞斯特斯，甚至每年还需付给庞培两千四百万塞斯特斯作为西班牙军的给养和军饷，同时支付恺撒相当数额供高卢军用。这些巨额支出，对罗马国库的要求虽然很大，但倘若当初曾堪称模范的国库管理没有被遍及一时的懈怠和欺诈所侵染，或许仍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因国库忽视了对积累欠款的追索，导致停止支付的状况频发。国库的主管官员是两个每年一换的年轻财务官，他们整日满足于无所作为。昔日的文书和其他职员都以诚实廉政而广受敬仰，如今他们中间（尤其自从此类职位可以用金钱买卖以来）却盛行起各类胡作非为。

恺撒的财政改革　废除直接税租赁

自从罗马的财政权力不似从前一般集中在元老院手中，而改由恺撒的内阁掌管，财政这个堪称伟大机器的转轮和发条都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新的生气、严格的秩序和紧密的联系。盖乌斯·格拉古曾制定的两种制度——出租直接税和粮食分配制——似痈疽一般腐蚀着罗马财政，故而只能对其进行部分改造、部分取消。恺撒不愿像先辈那样借富豪和首都群众来约束贵族，而是更倾向于废除贵族，保障国家免受一切寄生虫祸害，所以在这两个重大问题上，他更愿意追随寡头党苏拉的脚步而非盖乌斯·格拉古。间接税仍施行租赁制，这种制度由来已久且不可或缺，罗马财务管理中原有一条准则，曾规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证收税的简便和易于管理。当然，恺撒也谨遵这一准则，没有打破其规定。但自此以后，直接税，如阿非利加（African）和撒丁（Sardinian）缴纳的粮食和油类，被视为保证国家供给的实物贡献，而如小亚细亚（Asia Minor）缴纳的赋税，则转化为定额税金，由税区负责征收各类款项。

粮食分配改革

罗马民社居统治地位，按例应受属国供养，因此首都的粮食配给一向被看作罗马民社的有利特权。恺撒废弃了这种无耻的原则，但也不可忽视仍有大批一贫如洗的公民全仰仗这点施舍才免于挨饿，这样一来，恺撒又不得不延续此原则。根据加图更新的森布罗尼法（Sempronian ordinance），罗马城的每位居民都依法有权要求免费粮食，领粮的人员名单最后增至三十二万人。如今恺撒从名单中剔除了所有的富人和有其他谋生之法的人，把名单上的人数降到了十五万人，且永久设定此数额为免费领取粮食者的上限。同时，恺撒又命人每年修正一次名单，以便有人迁居或死亡时再由最贫困的申请者及时填补空缺。如此，政治特权摇身一变成了济贫事业，一个在历史和道德上都引人注目的原则便初次应运而生了，文明社会缓缓地一步步地走到利益休戚相关的境地。古代初期，国家无疑应保护人民免受公敌和杀人犯的侵害，却没有义务为无助的人们提供生存必需品以抵抗更险恶的敌人和贫困。雅典文明在梭伦和他之后的立法中，首次设立了一种原则，规定民社有义务赡养残疾者和一般贫民，但在雅典狭窄的生活圈中，这种义务始终是城邦之事，直到恺撒时期才把它发展为有组织的国家制度，把这种曾被视作国家的累赘和耻辱的安排，改造成如今无数造福人类机构组织的先驱，人类无限的同情心和痛苦便在这里交互争斗。

收入预算

除了这些基本改革外，收支事务也进行了彻底修正。正常收入来源都加以规整和修正。为数不少的民社甚至整个区域的免税权，或是间接由罗马和拉丁公民权授予，或是直接由特别优待授予。例如，西西里的全部民社[17]的免税权都是由罗马和拉丁公民权授予，伊利翁（Ilion）城则凭借特别优待获得了免税权。还有更多民社的贡额得到削减，例如恺撒在远西班牙（Further Spain）任省长后，他的提议经元老院批准，规定可削减各民社贡额。最受压迫的亚细亚（Asia）省现在不但在征收直接税上拥有便利，而且免去了三分之一的直接税。新增税收，如伊利里亚（Illyria）被征服民社的税，尤其是高卢各民社的税——后者每年共缴四千万塞斯特斯——一概从低估算。此外，有些个别城市，如阿非利加的小勒普蒂（Little Leptis），撒丁（Sardinia）的苏尔奇（Sulci）以及几个西班牙民社，为惩戒它们在最近战争中的行为，其贡额有所提升。意大利港口税的收入颇丰，在近期无政府阶段曾被取消，但由于这种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从东方进口的奢侈品，因此十分有必要恢复。除这些新开发或恢复的经常财源外，另增添了内战中获胜所得的非常财源，包括在高卢搜集的战利品，首都库存的现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寺庙收取的财宝，属国的民社和君主以强行借贷、馈赠或赔款等方式筹集的款项，还有同样借法庭判决或直接送付款令等方式施加在罗马富人身上的罚金，但最主要还是变卖失败敌人财产获得的收益。我们可以从一个事实来推断这些财源究竟有多么丰富，单阿非利加曾加入反对党元老院的资本家的处罚金，就高达一亿塞斯特斯，而庞培财产的买主付价，也达七千万塞斯特斯。确实有必要实施这一举措，因为失败贵族的势力主要基于其巨额财富，只有强迫他们支付战争费用，才能有效打破其势力。恺撒把变卖财产所得的款项用于有利国家的事务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没收财产招致的怨恨。苏拉往往对侵吞公款的宠臣予以饶恕，但恺撒则不然，即使对最忠实的党徒例如马尔库斯·安东尼，他也会严追购物款项。

支出预算

首先因配粮大受限制，支出得以削减。仍旧延续首都贫民的配粮制，此外恺撒新创立了罗马浴堂供油制，配粮和供油至少大部分都基于撒丁尤其是阿非利加的实物征收，因而全部或大部分由财政划拨。此外，由于常备军增多，加之兵团士卒的年俸由四百八十塞斯特斯增至九百塞斯特斯，因此军务日常开支相应增加了，但恺撒坦言这两项举措都是必不可少的。罗马十分缺乏真正的边界防卫军，而扩充军队是加强边防的必要先决条件。恺撒采取加倍发放军饷的措施，希望借此收拢人心，令士兵誓死效忠于他，但这一举措并非作为永久性改革。远古时期规定每日饷金为一又三分之一塞斯特斯，彼时的货币价值与恺撒时代罗马城的货币价值大相径庭，现今首都的普通短工平均每月可通过手工劳作挣得三塞斯特斯。那时的饷金数额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只因当时的士兵从军不为饷金，却主要为了赚取兵役中大都不合法的外快。切实做到军务的真正改良，铲除各省人民的负担——士兵非法所得，第一要务便是要适应时势地提高固定军饷。恺撒现在改军饷为两个半塞斯特斯，理应视为公平之举。也正因如此，国库必须承此重担，其带来的结果也必然是有益的。

恺撒必须或自愿负担的额外支出实难想象。战争本身消耗了大量财力，加上恺撒在内战期间逼不得已做出了一些承诺，而履行诺言所需的金额也不是个小数目。普通士兵因参与内战而获得两万塞斯特斯的赏金，首都群众也因不参与内战，除粮食供给外，还额外获得三百塞斯特斯的赏金，这个欠佳的事例却不幸被后世铭记。但鉴于时局施加的压力，恺撒没有降低赏金，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王者风范。此外，索要荣誉奖赏的人不计其数，恺撒也都一一答应了。共和晚年，国家遭遇财政危机，建筑行业被严重忽视，为此恺撒将大量资金流放市场以发展建筑业，他在首都的建筑物，部分建于高卢战役期间，部分建于高卢战役之后，花费共计一亿六千万塞斯特斯。

恺撒在财政管理方面取得的总成就表现在以下方面：凭借明智有力的改革以及节约与慷慨的结合，恺撒妥善处理了一切公平合理的要求，到罗马纪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3月时，国库存款已达七亿塞斯特斯，他的个人存款也有一亿塞斯特斯，总额是共和鼎盛时期现金数目的十倍。

国家的社会条件

虽然解散旧政党并为新国家建立一个适当的政体、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和一种秩序井然的财政实属不易，但于恺撒而言，这些却不是他工作中最难的部分。如果意大利民族希望得到真正的复兴，那么则需要对这个庞大帝国的每一部分（罗马、意大利和所有省份）进行改造重组。

首都

罗马城中的拉丁民族世家早已绝迹。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首都失去其城市甚至民族特色的速度，必然远远大于其他任何附属民社。为在全国而非一城中觅得安家之所，上层阶级快速脱离了城市公共生活。在这里，难免聚集着外籍侨民，或多或少的为娱乐或生意而来的游客，以及大群由于无业、懒惰、犯罪、道德败坏、身无分文等原因而四海为家的流浪者。显然，这一切与罗马城的现状相得益彰。殷富的罗马人常把城中住宅看作一个寄宿之处。当罗马市政推选出帝国官员时，当罗马城执事人员集会成为帝国公民大会时，当首都不再容忍任何市区的自治小团体及其他协会存在时，罗马的一切城邦生活便就此告一段落。帝国各地的民众蜂拥而至地涌向罗马城，为的是投机、荒淫、阴谋、学习犯罪甚至躲避法律监控。

民众

以上这些弊病一定程度上由首都的本质衍生，同时相伴而衍生出来其他许多意外的或更为严重的弊病。自古以来或许没有哪个大城市像罗马一样全部靠赡养而生，进口和家庭奴隶工业导致这里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生产。古代一般国度的根本弊病即奴隶制，在首都的危害程度要远大于其他地方。从未有任何地方像大家族和暴发户的宅邸一样，聚集着大批奴隶。也从未有任何地方像首都这样混杂着来自三大洲各个民族——叙利亚人（Syrians）、弗里吉亚人（Phrygians）和其他半希腊人（half-Hellenes）与利比亚人（Libyans）、摩尔人（Moors）相混杂，及盖塔人（Getae）、伊比利亚人（Iberians）和与日俱增的凯尔特人（Celts）、日耳曼人（Germans）相混杂——的奴隶。与自由缺失密不可分的道德败坏，形式正义和道德正义的对立冲突，在这半开化或全开化——仿佛化身儒雅贵族——的城市奴隶中如此昭著，这绝非是那些像束缚的牛一样戴着镣铐耕田的农奴所能比拟的。比奴隶群体更坏的是那些在法律上或仅事实上获得解放的奴隶，其中混杂着乞讨的流氓和腰缠万贯的暴发户，他们虽不再是奴隶，但也还算不上真正的公民，在经济甚至法律上仍依赖主人，却自命为是自由人。这些脱籍人十分向往有着种种利益可得的首都，零售业和手工业几乎完全操控在他们手中。他们在选举上的势力已有目共睹，此外，民魁常借售卖场作为宣布街市暴动的惯用信号，也明显说明他们在街头暴动中居于领导地位。

寡头政治与民众的关系

更过分的是，政府不但不对首都人民的腐化加以抵制，反倒为方便他们的利己政策而鼓励这种腐化。法律条文中明令禁止严重犯罪者留居首都，但玩忽职守的警察并未认真执行。虽然迫切需要警察对流氓团体加以监督，但起初此事被人们所忽略，后来竟被定义为一种阻碍人民自由的枷锁而受到处罚。因允许民间自由开展庆祝节日，导致节庆日剧增，单是七个寻常节庆——罗马节、平民节、神母节、谷神节、阿波罗节、花神节和胜利节——就共计持续六十二天之久，此外还有角斗赛会和很多其他额外娱乐。既然有完全无余粮的无产阶级存在，那么低价供粮在所难免，但人们却以肆无忌惮的轻浮态度来处理它，以致粮价涨落离奇怪诞、难于预估[18]。最后，配粮制实际形成了一种官方邀请，即邀请那些无食物果腹又不愿意工作的无产公民迁居首都。

首都无政府状态

播的是恶种，收的自然也是恶果。政界的帮会和团队组织、宗教界对伊西斯（Isis）的崇拜和类似的虔诚狂，都源于此。人们无时无刻不为明日之餐忧虑，也无时无刻不身处无尽的饥荒中。生活在首都，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身安全都更难以保障。匪徒以杀人为业，这是首都唯一特有的职业。引诱受害者来首都，是实施暗杀的第一步，如果没有武装扈从贴身保护，无人敢冒险孤身前往首都城郊。首都外面的状况与内部的混乱状态不相上下，似乎是对贵族政府的尖锐讽刺。政府在台伯河的治理上碌碌无为，只是命人用石料把还在勉强使用的唯一桥梁建造起来[19]，至少延伸到台伯河的沙洲。罗马城矗立在“七山”（Seven Hills）上，关于夷平城区之事，除了堆积的垃圾有所改善外，他们毫无作为。街道狭窄曲折，随山丘盘旋上下，极少修理，人行道十分狭小，且路面坑洼不平。普通住宅由砖瓦草草筑成，高得令人眩晕，大都是投机建筑师为小本产业者建造，也因此让建筑师变成巨富，小本产业者却沦为乞丐。富人金碧辉煌的宫殿像一座座孤岛出现在破败的建筑海洋中，它们压缩城市房屋的空间，恰如它们的主人压缩市井小民在国家的公民权。在那些云石立柱和希腊雕像旁，破败的寺庙及大部分由木雕制成的神像却显得十分凄凉。城市中，几乎未曾听闻有任何街市警察、河岸警察、消防警察和建筑警察。政府若对连年发生的水灾、火灾和房屋坍塌事件有所困惑，只能诉诸于神学国师，聆听他们对这种征兆和怪异之事所象征的意义进行剖析和建议。如果我们设想，伦敦有新奥尔良（New Orleans）奴隶人口、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警察和今日罗马城的非工业者，按照1848年巴黎时局后的政治动荡，我们便略知彼时的共和荣耀——西塞罗（Cicero）及其同党在愤懑的书信中所哀悼的没落的共和光荣。

恺撒在首都的事务处理

恺撒从不悲悼谴责，但只要还有补救的余地，他都会设法补救。当然，罗马城仍旧是昔日的那个世界之城，再强加给它意大利的特殊性质，不仅行不通，也违背恺撒的计划。正如亚历山大当年以希腊的、犹太的、埃及的甚至世界的亚历山大城作为希腊和东方帝国的适宜首都，那么这座新罗马和希腊的世界帝国之都，位于东西方交接处，也就不应该仅仅成为意大利的民社，而应成为去民族化的万国之都。因此，恺撒容许人们崇拜约维斯天父之外的新晋埃及神，甚至允许犹太人在帝国首府自由演练他们那奇怪的外国仪式。无论罗马城内鱼龙混杂的寄生人口，尤其是希腊—东方人口，有多么粗暴无礼，他都绝不对其额外施加阻碍。有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值得一提：在恺撒为首都举行的人民节庆中，他下令表演戏剧时，不仅要使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还要使用其他语言（大概有腓尼基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或西班牙语等）。

无产阶级人数的减少

恺撒虽充分地有意识地接受了他所目睹的首都的本质，却也致力于改良罗马城盛行的可悲可耻之状。但不幸，根本的祸患是最不可能被铲除的。恺撒无法废除奴隶制，当然也无法消除随之而来的国家灾难。他是否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对首都的奴隶人口加以限制，与他在另一领域所采取的措施一样，我们永远没有答案。恺撒虽不可能用魔法变出首都的自由产业，但庞大的建筑业却能对那里的贫乏略施援救，为无产者开辟了一个微小却体面的收入来源。此外，恺撒也致力于减少自由无产阶级的数量。配粮制吸引人们络绎不绝地涌向罗马，为此恺撒改配粮为限额济贫制，这一改良虽不能完全阻止人们涌向罗马，但至少起到了较大的限制作用。一方面，由于法庭奉命不留情面地严惩流氓之徒，另一方面由于广泛开辟海外殖民地，现今无产者的人数也相应减少了。在执政的几年时间里，恺撒向海外殖民地输送的人数共计八万，其中大部分人员来自首都下层阶级，例如科林斯的移民大半都是脱籍人。最初规定脱籍人不可从事城市的任何体面职业，恺撒却背离了这一原则，在殖民地开放元老院的大门欢迎他们加入，当然这样做无疑是为了获得地位尊贵之人对移民制度的支持。然而，这种移民制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临时政策，恺撒说服每个理智之人，希望他们相信管理良好的殖民体系，是真正解救无产者使其摆脱穷苦的唯一良策。面对帝国国情，要想实现殖民地的无限扩张，必须制定永久可持续的规划程序，如此一来，便有了一种长期措施来缓解这种无限再生的弊病。首都市场最重要的生存必需品一直存在严重的价格波动问题，为对此加以限制，恺撒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新组织和自由管理的国家财政为此事提供资金，此外还配备了两位新任官员即粮食市政官，专门负责监管承办商和首都市场。

帮会体系的限制

政体变更有效抑制了帮会风气，达到了禁律所不能及的效果。随着共和与共和选举、法院和选举团的腐败施暴的终结，暴民的喧哗胡闹也随之结束了。再者，由克洛狄乌斯法（Clodian law）创立的结合体也瓦解了，而后将协会的全部事宜交由政府当局监管。古代公会和协会、犹太的宗教团体以及其他特殊类别的团体，在知会元老院后即可创立。此外，若是定期召集拥有固定资金的团体召开集会，则需事先得到君主批准，后经元老院特许，才可成立。

道路警察

此外，应加强更为严厉的刑事司法制度和强有力的警政制度。法律（尤其有关暴力犯罪的法律）应比以前更严苛。共和法中不合理的规定，如已定罪的犯人仍有权自动离境以逃脱惩罚，则势必会被废除。恺撒颁布的有关首都警政的详细章程，大部分至今尚存。有意者自行考证便可得知，皇帝注重奉劝户主修理街道并以粗凿的石头铺设整个人行道，同时还发布了关于抬轿和赶车的合理规定，鉴于街道的性质，车轿只许在夜间自由行驶于首都。地方警政的监督主要由四名市政官负责，即使之前此事不归他们管，但至少现在他们奉命分别视察首都各个划分明确的警区。

首都的建筑

最后，恺撒既热爱罗马式建筑，又是一位善于组织谋划之人，因此首都的建筑业和与之相关的公益机关，都经恺撒之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现象不仅是对近期无政府状态下管理不善的讽刺和羞辱，而且超越了罗马贵族鼎盛时期所行之事，正如恺撒的天赋远胜于马尔奇氏和埃米利氏。恺撒超越前人之处，不仅在建筑本身的规模和拨给建筑业的巨款上，更在于恺撒身上一种真正政治家的公益感，这也是恺撒为罗马公共机关所做之事不同于其他同类事业的本因。恺撒不像他的继承者那样去建造庙宇和其他宏伟壮丽的建筑，而是致力于缓解罗马城的市场用地——当时罗马的公民大会、最高法庭、交易所以及日常的业务和消遣场所都拥堵在此地，恺撒至少把公民大会和最高法庭迁移到了别处，为此他专门为公民大会建造了一座新会场——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上的尤利亚神庙（Saepta Julia），同时为最高法庭建了新的司法所——皮卡托尔（Capitol）和帕拉廷（Palatine）中间的尤利亚广场（Forum Julium）。出于一种同样的情怀，他创立了浴堂供油制——每年提供三百万磅油（多数出自阿非利加）给首都浴堂使用，因此浴堂可为浴客免费提供涂抹身体的油，此法源自上古时期人们以沐浴和涂油为基本保养的习惯，也是保持清洁和卫生的明智之策。

但这些宏大安排不过是彻底改造罗马的初步策略，他的各方面计划均已制定妥当：建造一所元老院新会堂，一座壮观的新商场，一家与庞培剧院相匹敌的新剧院，一个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公共图书馆——效仿亚历山大城近期被毁的图书馆，来打造罗马首个此类图书馆，最后还有一座玛斯（Mars）庙——其富丽堂皇要超过迄今为止所有的庙宇。恺撒还有一个精妙绝伦的想法，首先经彭甸沼地（Pomptine marshes）建造运河，水流排放至特腊契纳（Tarracina）；其次改造台伯河的下游河道，使其自当时的莫列桥（Ponte Molle）起，中途不流经梵蒂冈场（Campus Vaticanus）与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之间，而是绕过梵蒂冈场和雅尼库鲁山（Janiculum），引流至奥斯提亚港（Ostia）——把该地的不良停泊状况改造为适当的人工港。倘若这一宏伟蓝图能够实现，那么一方面首都的劲敌——附近的空气污染——将会得到治理，另一方面人工港从梵蒂冈场转移至台伯河左岸代替战神广场后，战神广场的宽阔土地便可供公共和私人建筑使用，故而首都极其有限的建筑空间将会空前扩大。这样一来，一直以来首都深感缺乏的安全海港也有了着落。这样看来，这位皇帝意欲转山易河，冒险与大自然抗衡。

然而，罗马城虽在这种新秩序下获得了更多的舒适和壮丽，但如上文所述，它却因为这一变动永远失去了政治上的至尊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罗马国与罗马城合二为一的想法逐渐被人们视作悖理的妄言，但这条准则早已与罗马共和的本质密不可分，只要共和不灭，这条准则也不会消亡。也只有在恺撒的新帝国里，除一些法律拟制外，这条准则的其他内容全部被废除了，且法律上首都民社与其他自治市地位同等。实际上恺撒在这里与在他处无异，照样尽心竭力地进行整顿，而且冠以正式恰当的名称。此外，他还发布了意大利自治市法，并将其应用于首都和其他城市民社，毋庸置疑，此举乃恺撒有意为之。此处补充一点，正因为罗马作为首都而言缺乏生活的共性，所以大体说来，帝国时代罗马城的地位甚至低于其他自治市。共和时期的罗马城乃匪徒聚集之地，但也是一国之都。君政时期的罗马城虽以三大洲的辉煌为荣，在满目的黄金和云石中闪耀，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国家内部不过是一座与贫民窟相连的皇室宫殿，换言之，就是个难以避免的邪物。

意大利　意大利农业

目前在首都，唯一的目标就是借警察和律令大规模铲除明显的恶弊，但挽救深度混乱的意大利经济仍然任重而道远。根本的祸患（上文已详述）便是农业人口的消失和商业人口的非正常增长以及随之带来的无尽的祸患。想必读者不会忘记意大利的农业状况，尽管曾殷切地尝试查明小地产的消亡原因，但除了亚平宁山和阿布鲁奇山的谷地之外，在意大利的任何区域，农业经济都已不再是当地的主流经济模式。田庄经营管理方面，曾经谈及的加图系统和瓦罗描述的系统并无差异，只是后者把罗马时代城市生活中优劣参半的发展轨迹展示了出来。瓦罗说：“昔日田庄的谷仓大于庄主住宅，现今却截然相反了。”图斯库鲁姆（Tusculum）和提布尔（Tibur）以及特腊契纳和贝亚（Baiae）沿海区域，昔日都是拉丁和意大利农民播种收获的地方，而今罗马贵族一幢幢富丽堂皇的别墅却在此处拔地而起，其中部分别墅连同其围地和引水渠，保护饲养河海鱼类的淡水池和咸水池，蜗牛和蛞蝓的培养所，野兔、家兔、牧鹿、牝鹿和野猪的兽圈，以及足以容纳仙鹤、孔雀的鸟屋等用地，几乎占据了一座中等城镇。但大城市的奢侈却能令众多勤勉的工人致富，这远比慈善事业提供的救济更有效。当然，普遍认为贵族的鸟屋和鱼池确实是一种奢靡的嗜好，但这种经营模式已经得到了广泛和深度的发展，比如一座鸽棚里的现货，据估计价值达十万塞斯特斯。当时已经涌现了系统的施肥法，因此鸟屋的肥料成为了农业的重要需求品。一位鸟商可一次性供应五千只田鸫——当然他们懂得如何饲养这种鸟，每只卖价三第纳尔，一位养鱼户也能一次提供两千尾海鳗，卢奇乌斯·卢库勒斯留下的鱼类也卖了四万塞斯特斯。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形下，谁若能勤劳明智地抓住机遇从事这种职业，谁就能以小投资换取大收益。当时的一位小型蜜蜂养殖者，每年平均卖出至少一万塞斯特斯的蜂蜜，而这些蜂蜜竟产自法勒里（Falerii）附近不过一英亩的花园。果树种植者间的竞争更为激烈，以至于在高雅的别墅里，镶嵌云石的水果室常常同时布置为餐厅，有时还把买来的优质水果陈列起来作为自家产物。也正是在此期间，小亚细亚的樱桃树和其他外国果树首次在意大利果园种植。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菜园、玫瑰和紫罗兰花坛产量丰富，神圣路的“美味市场”（forum cupedinis）常摆着水果、蜂蜜和花冠来售卖，这些都在首都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般而言，庄园经营其实是种植园式的经营，在经济上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列蒂谷地（valley of Rieti）、福奇诺湖（Fucine lake）周围区域、利里斯河（Liris）和沃尔图诺河（Volturnus）各区域以及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农业发展已经极为繁荣。甚至工业中某些适宜与奴隶制田庄经营合办的分支领域，都被智慧的田主兼办起来，在有利形势下，田庄内还建造了旅馆、织布厂和砖瓦厂。特别是意大利酒和油的生产商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海外。当时一本纪实的专著曾把意大利形象地比作一个大果园。还有一位诗人描绘了自己家乡的美丽景象：这里有水量充沛的草地、生长茂盛的玉米地、橄榄树围起的景色怡人的葡萄山，田野里的“装饰”一笑百媚生，把俊俏可爱的花园拥入怀中，周围长满了花环似的果树——这种描写显然是每天展现在诗人眼前的真实场景，令我们有幸徜徉在托斯卡纳（Tuscany）和特拉·底·拉沃罗（Terra di Lavoro）的繁荣景象中，恍如身临其境。由于前文提及的原因，畜牧业在逐步向意大利南部和东南部扩展，从各方面看，这都是一种退步，但却也一定程度上追随了农业的总体进步。例如在改良育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种驴可以卖到六万或十万塞斯特斯，甚至有的竟卖到四十万塞斯特斯。在此期间，意大利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类智慧的普遍发展以及资金的丰富充盈，令农业产量愈加丰富，其欣慰可喜的结果迥非昔日小农经济所能及。这种农业经营模式已远播海外，意大利农业家开始转向利用省内的大片土地，广泛饲养牛畜，种植谷类。

金融业

田庄经济的非正常繁荣是如何建立在牺牲小型农业者基础上的呢？与其并行的金融业达到了何种规模？与犹太人竞争的意大利商人是如何进驻帝国各省和属国的呢？全部资金又是如何最终流入罗马的呢？这些问题还须加以说明。我们在此指出一个事实：当时首都金融市场中的正规利率为百分之六，表明这里的货币比古代其他地方货币的平均价值还要低一倍。

社会不均衡

这种经济制度在农业和商业上都以资金累积和投机事业为基础，导致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衡。这句惯用、滥用的习语“由百万富翁和乞丐组成的国家”，用来描绘共和末期的罗马再贴切不过了。或许没有任何地方能如罗马一般，将奴隶国度的本质诠释得如此淋漓尽致，即公私交际的基本原则[20]是：靠奴隶劳动获益的富人受众人尊敬，而靠自己的双手劳作的穷人却受人鄙夷。这里没有所谓的真正意义的中等阶级，因为这个阶级确实无法存在于发达的奴隶制国家。有些看似或某种程度上是中等阶级的人，实际却是富有的实业家和地主，其中不乏素质低下或修养高尚之人，却个个都知足常乐，满足于自己的活动范围，远离公众生活。

实业家中有大量脱籍人和部分暴发户，他们经常浑浑噩噩、佯装贵族，真正的智者并不多见。他们中的模范人物蒂乌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常见于当时的记载中。他通过意大利和伊庇鲁斯经营的大型田庄农业，以及分支遍布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金融业，获得了大量收益。但同时他依旧是位单纯的实业家，抵制诱惑未曾去谋取一官半职或与国家合作金融业务。他不贪不吝，也没有沾染当时挥霍奢侈的习气，比如他每天的膳食费仅一百塞斯特斯。他满足于自己舒适的生活，沉浸于城市和乡村多姿多彩的生活中，享受着罗马和希腊上流社会的交际乐趣，醉心于文学和艺术带来的快乐。

意大利的旧式地主数目众多，基础雄厚。曾有一位名为赛克斯图斯·洛奇乌斯（Sextus Roscius）的人，在罗马纪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放逐期间被杀害，当时的文学作品还曾描写过他，给世人留下一个这样的乡村贵族（pater familias rusticanus）形象：他持有约计六百万塞斯特斯的资产，基本投在了他的十三处田庄上。在田庄经营上，他都是亲力亲为、热情饱满，把田庄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很少或者可以说从不去首都，但有朝一日倘若他确实去了首都，那么他的村野风度势必会与世故圆滑的元老形成鲜明对比，正如他那数不尽的粗笨的农奴与首都彬彬有礼的家奴有着天壤之别。比起深受世界主义熏陶的贵族界和四海为家、居无定所的商人阶级，这些地主和基本由他们主宰的“乡村市镇”（municipia rusticana），不但保存了祖先纯朴高尚的语言，还延续了前辈的纪律和习俗。地主阶级被视作民族的未来，投机者挣得家产后，希望能跻身国内名人之列，于是便买一处田庄，即使自己无法成为乡绅，也会把儿子按乡绅的标准来培养。我们可以在政治民族运动和文学萌芽时期发现地主阶级的痕迹，拥有反抗新君政最大力量的爱国反对党，正是源于地主阶级，瓦罗、卢克莱修（Lucretius）、卡图卢斯（Catullus）也都来自地主阶级。没有任何著作能如西塞罗《论法律》（De Legibus）第二卷典雅的阿尔皮努姆引言一般，把地主生活的激情与活力描写得如此鲜明——在这位作者空虚而冗长的著作中，这段引言犹如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穷人

有修养的商人阶级和充满活力的地主阶级，不幸被淹没在乞丐和贵族界这两个可以改变社会风气的阶级中。我们没有统计数据来精确地展现当时贫富人群的相对数量，但我们可以借用五十年前的一位罗马政治家的言论——罗马公民中拥有稳定财富的人数不及两千。自此以后，公民团体已大不同以往，但贫富差距与以往持平。大批民众蜂拥去领取配粮或从军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贫困人口的剧增。当代一位作家证实了相应的财富增长，谈及马略时期的情形时，他称价值两百万塞斯特斯的田产为“时下的财富”，我们所发现的有关个人财富的言论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富甲一方的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亨巴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曾允诺从他的个人财产中为两千名士兵人均分配四尤格土地。庞培的田产共计价值七千万塞斯特斯，演员埃索普（Aesopus）的田产价值两千万塞斯特斯，首富马尔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起家时就已经持有七百万塞斯特斯，离世时，他把大量财产捐给人民后，竟还有一亿七千万塞斯特斯。

贫富间的剧烈差距源自经济和道德中质同行异的混乱与败坏。如果普通民众仅依赖政府救济才能免于饿死，那么沉溺于乞丐的懒惰和享乐中的人们，所要承受的乞丐之困苦也是一种必然结果，当然两者间也是互相影响的。罗马平民宁可在剧院发呆也懒得工作，酒馆和妓院却门庭若市，生意红火，以致民魁为了一己私利，特意去拉拢这些行业的老板归附他们。角斗比赛深刻揭露且助长了古代世界最不堪的道德败坏，但在当时角斗赛却达到了鼎盛状态，连卖节目单都成为了厚利的行业。但当时人们采用一种可怕的新方式，即战败者的生死不取决于角斗规则和战胜者的意志，而取决于观众的臆想，战胜者根据观众指示饶恕或杀死对手。随着角斗业的市值骤增，自由的价值却大幅下降了，当时战场上极缺乏的无惧无畏和勇于斗争的精神，竟普遍存在于角斗场队伍中，且被视为角斗的必要规则，每一位角斗士都能做到一声不吭地忍受刀剑穿身，毫不退缩，连自由人也常为了糊口和工钱把自己卖给承办者做角斗奴隶。罗马纪元五世纪的平民也曾忍饥挨饿，但他们却未曾出卖自由。那时的法学专家更不屑于借粗暴的法律秘诀，把角斗奴隶这种伤风败俗、违反法律的合同——“如果承办方的角斗规则需要，就允许自己毫无抵抗地被锁住、鞭打、烧伤、杀害”——视为合法且可控告的合同。

奢靡浪费

虽然贵族界尚未出现类似的事，但本质上讲，贵族也没什么两样，更谈不上良好。但贵族却与无产者争相不作为，如果无产者在街道上逍遥自在，贵族便舒服地躺在床上直到日上三竿。

这里盛行着无限度又没雅趣的奢靡浪费。政治和剧院中都存在大肆浪费的现象，当然他们也会因此而贪腐堕落。人们用惊人的高价购买执政官职——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夏季，单是初次的投票表决就须支付一千万塞斯特斯，愚妄而奢侈的装饰毁了雅致之人看戏的雅致。罗马城的房租竟比乡镇城市平均高出四倍之多，城内的一所住宅曾卖到一亿五千万塞斯特斯的天价。苏拉离世之际，马尔库斯·雷必达（Marcus Lepidus）（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的执政官）的住宅堪称罗马之最，但在短短三十年后，竟连罗马宫殿的前一百名都排不上号。前文已经提及在别墅上的铺张浪费，曾有人花四百万买一套别墅，鱼池是其主要价值所在。现在真正的贵族至少都有两套别墅，一套在首都附近的萨宾山或阿尔巴山，另一套位于坎帕尼亚浴场附近，可能的话，还有一个紧靠罗马城门外的花园。比别墅宫殿更荒唐的是陵墓建筑，此类陵墓至今仍有几座尚存于世，这也证明罗马富人为彰显其地位不知用了多少砌石来垒成建筑。嗜好养狗驯马之人也不在少数，一匹骏马卖价两万四千塞斯特斯也是常有的事。他们讲究木料优质的家具——一张非洲柏木桌就卖价一百万塞斯特斯。他们喜欢紫色或透明纱料的衣服，常常在镜子前把衣服褶皱处整理得美观得体，据说演说家霍腾西乌斯（Hortensius）曾因同僚在人群中挤皱了他的衣服而以伤害罪起诉这位同僚。他们醉心宝石和珍珠，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珠宝开始代替昔日更为美丽雅致的金饰。庞培战胜米特拉达特斯（Mithradates）之际，出现了全由珍珠制作的胜利者塑像，餐厅的沙发和家具都镶嵌了银边，连厨房的器皿都是银造的，这一切都变得完全野蛮化了。与此类似，当代的收藏家竟从旧银杯上取下精致的奖牌，再将其镶嵌于金器上。旅行中也不乏奢侈浪费之状，西塞罗曾告诉我们有关西西里一位省长之事，他说：“省长旅行时都是选择初春时节，绝非寒冬腊月，此处的春并非日历上所载之春，而是玫瑰盛开的季节。按照比提尼亚王的惯例，他出行时可乘坐八抬大轿，头戴花环，颈佩花圈，坐在玫瑰花叶装饰的马尔达纱软垫上，时不时闻闻那芝麻点细布缝制的玫瑰花香囊，有时甚至会让轿夫直接把自己抬至寝室。”

饮食奢侈

但奢侈之风最为兴盛之处当属饮食奢侈，整栋别墅的布局和生活终归都与饮食相关。冬季和夏季各配有不同的餐厅，不仅如此，而且画廊、果室、鸟屋以及鹿园、月台等处均可摆设宴席，预定好的“俄尔浦斯”（Orpheus）宴席戏服盛装出场，随着他的喇叭声响起，训练有素的牝鹿和野猪便应声赶来。他们虽用心掩饰这一切，却也不忘现实。不仅厨师学过烹饪法，连主人自己也厨艺了得，常常指导厨师做饭。相比海鱼和牡蛎，烤肉略有几分黯然失色，如今的意大利河鱼基本上不了盛宴的台面，佳肴与美酒竟也被视作下等品。现在就连在人民节庆中，除了意大利法勒里酒以外，还供应三种外国酒——西西里酒、勒斯博斯（Lesbian）酒和开俄斯（Chian）酒，而三十年前，即使在盛宴中也只是将希腊酒分予在座之人便足够了，演说家霍腾西乌斯家中酒窖竟存有一万瓶外国酒。难怪意大利的葡萄种植者开始抱怨产自希腊岛的葡萄酒的竞争力。博物学家虽热心于在海、陆上搜集新的动植物，但其热情度远不及搜罗当日烹饪新品的美食家[21]。宴会后，宾客服一剂催吐药，以避免眼前品类繁多的美食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所有荒淫之事逐步恶化、系统化，因而有了专门的教师开始教习贵家子弟罪恶的理论和实践。

债务

我们无须再细说这种复杂而单调的混乱景象，更不必细说其实罗马人在这方面并非首创，他们只是在愚蠢地夸大模仿希腊—亚细亚的奢靡之状。布卢托（Plutos）和克罗诺斯（Kronos）理所当然地吞噬着他们的儿女，贵族为满足欲望，竞相争夺这些大都毫无价值的物品，必然导致物价上涨，随波逐流的人们手中握有的巨额财产不久也随之烟消云散了，甚至有人迫于声望利益而去做不得已之事，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继承的稳固财产被快速地消耗殆尽。例如，执政官的选举运动便是名门望族走向败落的常路，可以说，赛会、宏伟建筑以及其他一切追求愉快却昂贵之事都是他们通向败落的路径。当时虽拥有堪比王侯的财产，他们却也背负了高于其财产的巨额债务。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前后，恺撒的债务在减去其资产前提下，竟高达两千五百万塞斯特斯；马尔库斯·安东尼二十四岁时就已经欠债六百万塞斯特斯，十四年后，竟达到了四亿塞斯特斯；库里奥也欠债六千万塞斯特斯，米洛尔欠七千万塞斯特斯。

罗马贵族界的大肆浪费如何彻头彻尾地依赖贷款，有事实为证：一次由于竞选执政官人员的陆续借贷，罗马当时的借贷月息竟由百分之四涨到了百分之八。无力还债者常常想尽一切办法拖欠债款，很少有人在期限内参与债主商会或清理债务。他们非但不会变卖财产，尤其是田产，反而会继续借债佯装富豪，最终加速破产。清理结果与米洛的相似，债主所得只有他们清算数额前的百分之四。在这种由殷富到破产的急速转变和系统化的骗局中，获利最多者当属冷静的银行家，他们懂得什么时候应予以放贷、什么时候该拒绝贷款。如此一来，债务人和债主的关系基本又回到了罗马纪元五世纪期间社会危机最严重时的样子。有名无实的地主仿佛成了债主的衣食之主，欠债人的地位犹如债主的仆人，卑贱得像脱籍人一样跟随在债主的侍从队伍中，其中更有元老院的位高权重之人，竟也按照债主吩咐进行发言和投票。也有人打算向财产宣战，不是以恐吓手段恫吓债主，就是借作乱和内战铲除债主。克拉苏的势力形成与这些关系有关，他们中的秦纳，当然还有喀提林、科利乌斯（Coelius）、多拉贝拉等人曾带头发起暴动，此类暴动都打着“清账”的旗号，与百年前震惊希腊的有产者与无产者的战争十分相像。这种腐败经济的本质下，任何财政或政治危机都有可能引发极其可怕的战乱，更不用提一些常见现象，如资金流失、地产急剧贬值、无数人破产、普遍无力还债等——这些现象出现于内战期间，一如曾经的同盟战争和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期间的状况。

道德败坏

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形下，道德和家庭生活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不再是主流思潮，贫穷竟成了唯一的一种奇耻大辱、罪大恶极。为了钱，政客可以出卖祖国，公民放弃自由；为了钱，官位和陪审员的投票权都可以拿来卖；为了钱，贵妇甘愿卖身为妓。伪造文件、背信弃义之事时有发生，当代的一位诗人曾称誓言为“债务的石膏”。人们忘记了诚信为何物，拒收贿赂者竟被视作私人仇敌而非正直之人。奥卢斯·克伦提乌斯（Aulus Cluentius）一案向我们展现了一幅骇人的画面，即意大利某个城市和乡镇最具名望之家，呈现出骇人听闻、伤天害理的罪恶嘴脸——古往今来各国的犯罪统计罕有其匹。

友谊

这种污秽在民族生活的最低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积累起来，其毒害性日益加重，也愈加根深蒂固，但表面上却光鲜亮丽地掩盖上一层文雅和友好之气。罗马世界，互相拜访蔚然成风，因此贵族住宅每日接待之人，需依主人或仆役排定的顺序入内，稍有名望之人由主人单独接见，其余人则分组接见，或直接在最后一轮一次性接见——据说盖乌斯·格拉古首创了这种接见之法，也因此为新君政奠定了基础。互通书信也似拜访之礼一般，彼此既非私交也无商务往来的人之间的“友谊”之信，却飞驰于海陆两地，反之，真实正式的商业信件却用于寄给某个团体。同样，请客赴宴、惯常的新年贺礼、家庭节庆都失去了原来的性质，几乎成了公众的典礼，连死亡也无法令罗马人从无数“亲人”的殷勤中解脱。为了留存死者的颜面，他必须为每人准备至少一件纪念品。正如当今商界的某些圈子，纯真诚挚的家庭关系和家庭友爱已经完全从罗马人当时的生活中绝迹了，导致一切商业往来和知己挚交都以毫无意义的形式和花言巧语来维系，因而真正的友谊逐渐为虚情假意所替代，而这也正是这个剥削人权、内战四起的时代中，各种邪恶精神泛滥的最与众不同之处。

妇女

在这个时期的衰落中，妇女的解放与友谊的变质有着类似的特点。妇女早已经济独立，且当时已有专门为妇女办事的律师，他们殷勤地帮单身贵妇管理财产和诉讼，希望凭借自身的商业和法律知识博取她们的青睐，进而比跑交易所之人获得更丰厚的酒钱和遗产。妇女们觉得自己脱离了父亲或丈夫的经济监护，各色各样风流韵事也持续不断。舞女（mimae）的业务繁多、技巧纯熟，完全能与当今舞女相提并论，她们的歌星、饰演的爱神（Cytheris）等甚至玷污了历史的篇章。但她们的行业仿佛获得了特许，反倒是贵族界妇女的自由艺术竟成了一种危害。上等门楣的通奸案屡见不鲜，因此只有极其罕见的丑闻才能令奸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对象，如今法庭干涉也成了荒谬可笑之举。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Publius Clodius）在大祭司家中的妇女节庆日中，做了一件闻所未闻的丑事，甚至比五十年前那件牵连甚广导致一连串死刑的事态严重千倍，最后此事竟未经调查也未行处罚便不了了之了。四月的浴场季来临之际，人们会暂停政务，贵族界聚集在贝亚和普特奥利（Puteoli）。之所以有如此魅力，主要源于合法和非法关系都在这里上演，加之船上和岸边处处歌舞升平，到处美味佳肴，让大家的游船航行兴致勃勃。在那里，妇女有绝对的操控权，但她们从不满足于自己所属的领域，于是装作政客出席党派集会，通过金钱和阴谋参与当时放荡的帮会活动。人们若目睹这些在西庇阿（Scipio）和加图舞台上演戏的女政客以及站在她们身边的美少年——他们下巴干净、柔声细语、步伐细碎、头戴发饰、颈戴围巾、身着长袍、脚穿女鞋，尽力模仿着放荡的娼妓——一定会为这个男女性别似乎有些颠倒的反常世界所惊骇。贵族界如何看待离婚一事，可通过他们中品行最为端正的佼佼者马尔库斯·加图（Marcus Cato）的行为得知：一位朋友请求迎娶他的妻子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朋友离世后，他又再次毫不迟疑地娶回了这位妻室。独身和绝嗣日益普遍化了，尤其是在上流阶层。在这些人中，结婚早已被视作一种累赘，人们最多为了公众利益才会选择结婚，现在我们从加图和他的朋友身上也验证了百年前波利比乌斯（Polybius）视为希腊衰亡之源的准则，即公民有义务保护大额财产不分散，因此不能生育太多儿女。“普罗大众”（Proletarius）这一称呼昔日曾是罗马人的荣耀，如今已一去不复返！

意大利人口萎缩

这样的社会情形导致意大利的拉丁人口锐减，意大利的大好河山如今却是部分遍布着寄生的移民、部分成了纯粹的荒地，大批意大利本国居民却移居海外。整个地中海领域的意大利官员和卫戍部队所需的人才和劳动力，已经超过这座半岛的供应能力，尤其因为那些派往外国的人们，大都成了民族的永久损失。随着罗马逐渐变成包罗各个民族的帝国，贵族统治者也逐渐失去了意大利作为自己唯一家乡的意义。至于应征入伍或应募从军的士兵，他们大部分死于连绵不绝的战事，尤其是内战，还有一部分则因长期甚至长达一生的服役而与家乡完全脱离关系。与公众事业类似，投机事业导致部分地主和几乎全部商人长期或终生留居国外，特别是道德败坏的巡行贸易，令商人日益疏远了祖国人民的生活和约束较多的家庭。为弥补人口流失，意大利一方面致力于吸收身为奴隶和脱籍人的无产者，另一方面还吸收了大批从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迁来的手工艺者和商贩，这些人主要迁往首都，还有更多人迁往奥斯提亚、普特奥利和布隆迪西乌姆（Brundisium）等港口城镇。然而，在意大利占地最广、最为重要的地区，甚至都没有这种以其他人口代替本地居民的情况，因此人口数量仍在不断减少中。这种状况在牧民地区尤为严重，例如养牛业福地阿普利亚（Apulia），据当时的人们所言，此地是意大利最荒凉之地。同样，这种现象在罗马周边地区也十分明显，在逐渐退步的农业和日益恶劣的空气的交互作用下，坎帕尼亚也变得一年比一年荒凉。拉比奇（Labici）、伽比（Gabii）和包维莱（Bovillae）之前都是欣欣向荣的小镇，如今也衰落至此，竟连一位拉丁节庆日的代表都很难找到。虽然图斯库鲁姆依然是拉丁姆最大的民社之一，但它的人员构成却主要来自一些上流社会的家族，这些人虽长居首都但却保留了图斯库鲁姆的本地公民权，若以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人数来计算，它竟远不及意大利内地的一些小民社。这个地区有能力当兵的男人们曾经是保卫罗马的兵力基础，如今这种现象已完全绝迹了，因此，人们在年史上读到埃奎（Aequian）战役和沃尔西（Volscian）战役时，都显得十分震惊或许还有几分恐惧。当然也不是处处都如此狼藉，尤其在意大利中部的其他地区和坎帕尼亚地区，就不似这般不堪，然而正如瓦罗所抱怨的，一般说来：“意大利昔日里那些人口大城如今都萧条衰落了。”

寡头政治下的意大利

这是一幅骇人的景象——也是寡头政党统治下的意大利景象。这种存在于乞丐界与富人界之间的残酷对立，既无法调解，也无法缓和。这种对立的差距在双方间逐渐变得清晰明朗，同时也愈加惨痛。财富加速累积的同时，贫穷的深渊也逐渐加深，在这种投机与赌博横行的多变世界里，有些人被捧到天上又狠狠摔倒在地。这两种世界的鸿沟表面看似越来越深远，但在某些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比如他们都摒弃了被视为全民族未来和核心的家庭生活，同样都懒惰且奢靡，都拥有薄弱的经济基础，都有着类似的懦弱依赖性，都存在着形式不同的腐败，都拥有罪恶的道德品质，也一样都渴望对财富开战。殷富与贫穷合力将意大利人逐出境内，令这座半岛部分充斥着奴隶人群，部分又满是可怕的荒芜。这是一种可怕的景象，但却也不是意大利独有。在任何地方，只要奴隶制的资产阶级政治得到充分发展，就势必会把上帝赠与人类的美丽家园化为荒无人烟的沙漠。正如江河可以映射出绚丽多彩的颜色，阴暗的沟壑却处处弥漫着相同的臭气，因此，西塞罗时代的意大利与波利比乌斯的希腊大体相似，却也更像汉尼拔时代的迦太基，那时资产阶级的全能专政以全然类似的方式消灭了中产阶级，令商业和田庄农业达到繁荣鼎盛之状，最终导致整个国家处于一种虚伪伪装下的道德和政治腐化。当今资产阶级对民族和文明所犯下的所有罪过，都远不及古代资产阶级国家所做的恶，正如自由人再怎么贫穷，都好过奴隶，等到北美埋下的恶种成熟时，世界也会收到同样的恶果。

恺撒的改革

从根本上讲，这些压倒意大利民族经济的症候是无可救药的，其尚可挽救之处基本上也要依赖人民和时间来不断改善。最明智的政府犹如技术纯熟的医生，无法令有机体的腐败血脉化成新鲜的血液，对于一些根深蒂固的症结，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尽力防止意外发生，以免影响自然界自治功能的顺利运行。新政府的和平力量本身就是一种预防剂，在这种力量牵引下，那些最严重的症瘤（例如用人力供养无产阶级、犯罪却不受惩罚、买卖官职等）也会逐渐消失。但政府能做的远不止如此。有些人自恃聪明，拒绝修筑堤坝，因为没有哪种堤坝可以抵抗突然上涨的潮水，但恺撒却不属于这类人。如果一个民族以及经济能够自发地循着自然界规定的路径发展，结果会更好，但实际上它们早已超越了原本的路径，恺撒采取特殊干预措施，尽心竭力地把民族恢复成家乡、家庭生活原本的样子，并借助法律、法令改良民族经济。

避免意大利人离境措施　重视家庭地位措施

为阻止意大利人持续脱离意大利，也为能让贵族和商人在家乡安居，恺撒缩短了士兵服役期限，禁止元老阶级人士留居境外，除非因公出国。同时规定已达结婚年龄（二十四岁至四十岁）的意大利人，不得连续三年不在意大利生活。出于同样的考虑，恺撒在最初担任执政官、创立卡普亚殖民地时，便已经特殊优待子女众多的家长，如今荣登王位后，他再次提议额外奖赏人口较多的家长，同时他以全国最高裁判官的资格，采取罗马人认为最为严苛的方式来处理离婚案和奸淫案。

反奢侈法

恺撒甚至颁布了反对奢侈的详细法律，削减了建筑中最不合理的墓碑奢侈做法，他也从未认为此举有失他的个人体面。规定只有特定的时期、年龄和阶级才有权使用紫衣和珍珠，同时禁止任何成年人使用。为筵席花费设定上限，直接禁用部分奢侈菜肴。当然，此类法律也并非首创，但规定“道德监察官”（master of morals）须严格遵守法令，聘请管理员有偿监督食品市场，命令下属检查贵族筵席并没收宴席上违禁菜肴等措施却是前所未有的。君主的警察们用理论和实践教导贵族何为俭约，但最终所能达到的效果，只不过是令奢侈在表面上有所缓解。如果伪善是恶习对美德的包装，那么，在当时的情形下，借警察之力建立起的表面监督，也不失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进步。

债务危机

为更好地规约意大利金融业和农业，恺撒发布了力度更强的相关法规，有望取得较好的成效。该暂行法规的首要问题，便涉及资金短缺和债务危机。人们对收藏资金一事的怨声载道，催生了相关法律，该法规定：“每人手中不得存有超过六万塞斯特斯的现金、现银”，颁布该法的主要目的是为缓和公众盲目地迁怒于放贷者，公布的方式以重新启用曾经遗忘的旧法为由，可见恺撒把此法的颁布视为一种耻辱，因此未必会实际执行它。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久悬未决的债权案。自称为恺撒党的人士要求恺撒对其债务予以全免，上文已提到，对于此类要求，他一概不予允准，但他早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就已经对欠债作出了两项重要让步：第一，积欠的利息一笔勾销[22]，已付的利息从本金内扣除；第二，债主被迫接受欠债人代为支付的动产和不动产，按内战前尚未跌价的价格来对这些财产进行估算。第二点让步是公平合理的，如果债主被视为欠债人财产的所有者，当然此处的财产以欠债人应付的金额为准，那么债主理应负担这部分财产的常规跌价。另一方面，平民党强烈要求取消由贷款带来的债权，加之如今也取消了已付或未付的利息，这就意味着债主除利息本身外还将承受平均损失，该法公布时他们有权提出当作本金的数额的百分之二十五的要求，这无疑只是对民众叫嚣的部分让步。无论放贷者的行为如何恶劣，都不能以此为由来辩护这种借追溯以往方式来无差别取消全部利息的要求。

为基本了解这种行为，我们必须对当初平民党看待利息问题的立场加以回顾。旧平民党在罗马纪元412年即公元前342年逼迫国家颁布了禁止收取利息法案，当然，这种法案势必会被凭借副执政官职来操控民事诉讼的贵族阶级搁置弃用，但形式上该法案仍合法有效。罗马纪元七世纪的平民党始终自命为这种阶级社会旧运动的传承者，一直坚持视纳息为违法行为，而且这一主张曾在马略时代的混乱时期短暂实施过。如果说恺撒认同平民党的浅见，实在不可信。他阐述清理债务一事时，曾提到欠债人需上交财产代为付款的规定，却只字不言取缔利息一事，或许也是一种自我谴责。但恺撒与其他政党领袖一样，也要依赖于自己的政党，所以不能在利息问题上直接否认平民党的传统主义，况且在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时，他尚未前往伊庇鲁斯，也还不是法萨卢的全能常胜将军。但或许他只是允许这件违犯法纪和财产规则之事，却并不是此事的发起者，因此，拒绝取消一切由贷款带来的债权一事，确实是他的功劳。此外，还有一事可以视为恺撒为个人荣辱所做的辩解：从欠债者角度出发，他们对恺撒所做的让步极为不满，为此他们甚至比受害的债主更为愤慨，而且在凯利乌斯（Caelius）和多贝拉手下做了一些愚蠢（如前所述）又被迅速摧毁的尝试，想要借暴动和内战强制取得恺撒没有给予他们的东西。

关于破产的新条令

但恺撒没有局限于对负债者的暂时帮扶，而尽到一个立法者所能做的一切，永久压制资本那可怕而无限的力量。首先，他宣布了法律上的一大原则，即自由不能与财产相提并论为个人所有物，而是永恒的人权，国家虽有权剥夺犯罪人员的人权，但无权干涉负债者人权。对于这一点，恺撒或许受更为人道的埃及和希腊立法（尤其是梭伦立法）的影响[23]，因此把与早期债务法规截然相反的原则加入了习惯法，自此以后，这条原则便无任何异议地延续了下来。按照罗马法，负债者若无法偿还债款，就会成为债主的奴隶。毋庸置疑，如果负债者只因暂时的经济困难而非真正负债累累，无法如期还债，那么，波埃特利法则允许他转让财产以保全自由。然而对于真正负债累累之人，该原则虽在次要部分有所修改，但主要部分却历五百年未变，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即当负债者已过世或失去公民权或不知所踪时，才会直接以负债者财产来清理债务。恺撒史无前例地给予破产者向债主正式割让财产的权利（现今的破产法恰恰是在这一规定上建立起来的），无需过问债主是否满意，如此一来，虽然负债者的荣誉权和政治权有所削减，却能借此永保自由，进而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的财务生活，如果他届时能够偿付债款而不至再次陷入经济破产，便只会因以前清算中未得到满足的要求被起诉。

高利贷法

因此，荣光属于这位平民党伟人，他在原则上将个人自由从资本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另外，他还试图通过警政体系来执行高利贷法，以便管辖限制资本所拥有的过剩权力。他也没有故意否认平民党对于利息约束的反感。在意大利货币交易方面，对于个人资本家来说，法律规定了有息放贷的最大额度，这似乎与各资本家拥有的意大利土地资产形成一定比例，其贷款数额最高可能达到其资产价值的一半。在共和国高利贷法所规定的程序通过后，凡是违反该准则的行为都被视为刑事犯罪，并且会将触犯者移交特别陪审委员会审理。如果这些规定顺利实施，那么意大利的商人必将同时成为意大利地主，而仅依靠利益而存在的资本家阶层将在意大利消失殆尽。间接看来，那些无力还贷，实际上只为债主管理房地产的破产土地所有者，也会间接大幅受限，因为放债者如果想要继续从事贷款业务，他们就强制要求自己买进地产。这一事实清晰地表明，恺撒绝对不是简单地翻新那些旧平民党所制定的已有政策，不只是单纯地禁止利息，相反，他颁布的高利贷法允许在一定限度内收取利息。很可能他不仅想将这个只适用于意大利的法律，局限在规定最高限额的借款上，而且还规定了利息本身的最高利率，特别是对于各省而言。法案规定每月收取的利益不得超过百分之一，不得收取拖欠利息的利息，不得以法律手段要求大于本金的利息，该法案也许是在模仿希腊—埃及模式[24]，最初由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引入罗马帝国，专门适用于小亚细亚，并由后来更好的继任者保留使用。不久之后，这些法案通过省长（总督）的布告流传到其他省份，最终至少有一部分内容凭借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罗马元老院的法令，在各个省份被赋予了法律效力。事实上，卢库勒斯法令随后全盘作为帝国法律出现，因此在利息法规制定上成为罗马甚至现代立法的基础，这也许可以追溯到恺撒的一个法令。

重视农业地位

除却抑制资本崛起的努力，还有一些农业方面的并行措施，让农业回归到对国家最有利的地位。要达到上述目的，完善司法体制和改良警政系统尤为重要。但在此之前，意大利无人可以确保生命及财产安全，无论是动产抑或不动产。比如罗马的雇佣军首领，除了协助管理首都治安外，在其余时间还带领帮派在埃特鲁里亚（Etruria）森林掠夺抢劫，抑或为其领主抢掠土地，增加领地范畴。此类暴力统治到此为止，各阶层的农业人口一定对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实惠深有体会。恺撒在公共事业上的伟大计划绝不只限于在首都，他有意为此地带来改变，例如，为振兴意大利的内陆交通，修筑了从罗马经由亚平宁山区通往亚得里亚海的方便高速公路，同时降低福奇诺湖的湖面高度，使马尔西亚（Marsian）的农民受益。但同时，恺撒也探索并采取更多的直接措施来影响意大利的农牧业。他勒令意大利的牧场主至少雇佣三分之一的自由民作为牧人，如此一来，不仅减少了抢劫，也为自由的无产者提供了收入来源。

土地分配

恺撒在初次担任领事官时，就管理规划过土地问题。恺撒比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更加明智，他没有试图不计代价地恢复小农经济，没有将针对私产的革命性条款放诸法律之中；正如其他真正的政治家一样，在他看来，首要且最不可侵犯的政治准则是保证财产，抑或任何被公众视为财产之物的安全。他只在此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力行鼓励意大利小资产的发展，在他看来，这也是关系家国生存的重大问题。即便如此，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须由他去做。每种私人权利，无论是被称为财产还是继承财产，无论追溯到格拉古还是苏拉，一概得到恺撒无条件的尊重。另一方面，恺撒掀起一场紧缩式的经济作风，不容许任何浪费和疏忽，随后他恢复了“二十”委员会（commission of Twenty），以便检验意大利产权情况。这样一来，意大利实际统治的土地，包括相当大一部分法律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掌控在宗教行会手中的不动产，均按照格拉古的方式分配。当然，到目前为止，这种方式仅适用于农业发展，阿普利亚夏季牧地和萨姆尼特（Samnite）冬季牧场仍然由国家控制。如果这些公地不够，恺撒至少还有备用计划，即以公共基金来购买意大利地产，从而获得额外的土地。在选择新农民时，自然会优先考虑退伍的士兵，实际上，恺撒尽可能地把国家征兵给无产者所带来的负担转化为一种利民优惠，无产者因征募为兵背井离乡，还乡时还能回家做个农民。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荒凉的拉丁民社，比如维爱（Veii）和卡佩纳（Capena），似乎颇受优待，获得了新殖民地。恺撒规定，这些新主人只有在二十年后才有权将土地转让，这一规定，是开放土地转让以及禁止土地交易二者之间圆满的折中手段。如果将土地转让权完全赋予地主，大部分被分配的土地将会迅速重回大资本家手中。那种永久限制土地的自由买卖可谓徒劳，提比略·格拉古及苏拉也都曾执行过类似规定，同样一无所获。

改善市政制度

最后，政府因此积极采取措施消除自身弊端，并巩固自身长处。与此同时，在同盟战争的混乱之中，新制定的市政制度从国有经济中浮现出来，并与国有经济共同发展，旨在为新君主专政制提供与之相适应的民社生活，并加快传播公共生活中萧条迟钝但难能可贵的要素。恺撒先后发布了两个市政法令，第一个法令于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在内阿尔卑斯高卢（Cisalpine Gaul）地区发行，此后在罗马纪元709年即公元前45年，恺撒在意大利颁布第二个法令[25]，该法令则已然成为后世的基本法。这两个市政法令有以下显著特点：首先，法令规定，严格肃清市政机构的一切不道德成分，但其中没有任何迹象提及政治警察；其次，法令要求，尽量限制中央集权，给予民众最大化的行动自由。直至今日，该地区仍保留了选举官吏的权力和有限的民事、刑事审判权。当然，一般的警察法令，例如对结社权的限制，同样适用于该地区。以上便是恺撒尝试改革意大利国民经济而颁布的法令，当然，这些法令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之处，法律条例之中仍有诸多弊病。显然，这些法令因对交易自由施加限制（其中一些非常严苛），而引发了多方危害。当然，意大利国民经济所存在的弊病无可救药的事实，也很容易证明这一点。但尽管如此，注重实践的政治家也会赞赏这些努力以及为之努力的人。像苏拉这样的人，不寄希望于补救，只提出形式上的改造来自我安慰，如若能够找到这些弊病的根源所在并加以改进，已算不小成就。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恺撒借助改革，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达到一位政治家和罗马人所能做的一切。他无法也不曾期望，这些改革能令意大利复兴，相反，他希望通过其他与此迥然不同的方式来实现意大利复兴，为正确理解这一方式，我们首先应着眼于恺撒当时所面临的各省现状。

省份

恺撒时期统治的省份共计十四个，七个省份位于欧洲：远西班牙省、近西班牙省（Hither Spain）、外阿尔卑斯高卢省（Transalpine Gaul），包括伊利里库姆（Illyricum）在内的意大利高卢省，包括希腊在内的马其顿省、西西里省，包括科西嘉（Corsica）在内的撒丁省；五个省份在亚洲：亚细亚省、比提尼亚和本都省、包括塞浦路斯（Cyprus）在内的西里西亚省（Cilicia）、叙利亚省、克里特省（Crete）；还有两个省份坐落于非洲：昔兰尼加省（Cyrene）和阿非利加省。此外，恺撒还增加了三个新省份。他为卢格顿高卢省（Lugdunese Gaul）以及比利其省（Belgica）设立了两位新省长，并且分设伊利里库姆为单独省份[26]。

寡头政府对省份的管理

在这些省份的管理中，寡头的恶劣施政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点。尽管在寡头政治方面，后世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至少在西方，没有第二个政府能达到如此境地，据我们所了解，这种状况似乎也无法被超越。当然，如此境况不能只怪罪在罗马人身上，在此之前，希腊、腓尼基人或亚洲人的统治中，就早已将美好盛世所拥有的崇高精神、正义感、自由感驱逐殆尽了。毋庸置疑，当时的情况十分糟糕，省内居民一旦被指控、问讯，均有义务亲自前往罗马为自己辩护，罗马总督竟可随心所欲地干涉其附属民社的司法和行政，有权宣判死刑，取消市议会已通过的决议。战事爆发时，总督有权任意指挥民兵，而其指挥方式往往臭名昭著，比如，科塔（Cotta）围攻海上的赫拉克里亚（Heraclea）时，他为保全意大利部下，竟将全部危险岗位指派给民兵，又因战事不利和围攻不顺，下令砍下工兵的头颅摆在他脚下。当时的境况无疑是极其糟糕的，罗马行政管理及其随从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和刑法管制，各个省份每天都上演着法律形式之内和之外的暴力犯罪、强奸和谋杀。但至少，诸如此类事件也并非新鲜事，长期以来，各地民众似乎都习惯了被视为奴隶。长远来看，地方统治者，无论是迦太基的监督者、叙利亚总督抑或是罗马执政官，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各省民众唯一关心的便是物质福利，以上提到的种种暴行很少令他们不安，即使大部分暴君都横行肆虐，但也只会影响到一些独立个体。与之相比，真正困扰他们的是压迫在每个人身上的财政剥削，其剥削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

如今，罗马人在此领域，仍展现出昔日在金融业上的强大优势。在上文中，我们已力求以一种公正中立的态度，叙述了罗马各省寡头政府压迫制度的背景、发展及其愈演愈烈的腐败。谈及普通税的征收，除却高昂的税款剥削，人们更要遭受分配不均的纳税比率以及荒谬的征税制度带来的剧烈压迫。此外，驻扎部队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罗马政治家也曾表示，罗马军在城市中驻营度冬所带来的危害，几乎等同于敌军的攻城略地。虽然征收赋税的本意是为了换取罗马政府为当地提供军事保护，因此缴纳税费的民社享有免服兵役之权，但如今很多地方，正如撒丁岛现况一样，地方卫戍兵役大部分都由省内民众组成，甚至在普通军队中，除其他义务外，骑兵部队的组建重担也要依靠省内民众。此外，政府还要求民众提供各类频繁沉重又无法预计的额外捐助，如收取少许补偿或无偿缴纳粮食以供首都无产者的配粮，屡次升级花费昂贵的海军及海岸防御部队的装备以抵御海盗入侵，进贡艺术作品、野兽或他物以满足罗马剧院和猎场穷奢极欲的要求，以及战事爆发时的军事需求等。随便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剥削的剧烈程度。在盖乌斯·维列斯（Gaius Verres）统治西西里的三年中，莱翁蒂尼（Leontini）的地主数量从八十四减少到三十二；莫图卡（Motuca）原有一百八十七名地主，后来降至八十六名；赫比塔（Herbita）的地主人数从二百五十二名下降到一百二十名；阿吉里翁（Agyrium）的地主也从二百五十人锐减到八十人。因此，在西西里土壤最肥沃的四个地区，百分之五十九的地主宁愿让土地荒废，也不愿意在政府盘剥之下继续耕种。由此处统计的地主人数来看，几乎明确表明了这些人绝不是小农人，而是有声望的农场主，并且很多是罗马公民！

保护国

在罗马的保护国中，税收形式与各省有所不同，但负担本身可能会更加严重，因为除了要满足罗马的苛求之外，民众还要承担本国宫廷的开支。在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和埃及，由于农民无法满足本国收税官吏的要求，而国王也无法向罗马债权人交代，因此农民和国王一起破产了。这些勒索——称之为勒索再合适不过了——不只来自于省长本人，他的“朋友”也如此行事，他们人人都臆想着自己仿佛有一张随时向省长取钱的支票，并以此名目在省里搜刮民脂民膏，然后衣锦还乡。这样看来，罗马的寡头政党俨然一群匪徒，以内行且有条不紊的方式侵吞抢掠省内民众之财，其中抢掠的手法没有丝毫的友善，实际上他们要与律师和陪审员共分赃物，而且他们抢掠的越多，行事就会更顺利安全。盗贼的虚荣和自尊心也逐渐成型，大盗鄙夷小偷，小偷蔑视不偷，若有谁奇迹般地被判罪，那人便会以掠取的高额钱款自吹自擂。曾经，罗马各省省长都秉持廉洁之风，在任期间广受民众的感激和认可，从不谋取私利，而如今，他们的继任者竟放肆至此。

罗马各省的资本家

屋漏偏逢连夜雨，各省可怜的民众还要时刻遭受意大利商人所施加的毫无节制的重压。各地利润最大的地产业、商业以及货币业务都集中在他们手中。意大利显贵的海外房产，由管家全权打理，主人却从未露面。主人偶尔会现身猎场，猎场最早出现于外阿尔卑斯高卢地区，其面积约达二十平方公里。高利贷行业也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盛况。瓦罗时期，伊利里库姆、亚细亚以及埃及的小地主，实际上大都以罗马或非罗马债主的债奴的身份来管理产业，他们间的关系就像往日平民和贵族庄主之间的关系一样。在首都，甚至出现对城邦贷款的月息达百分之四的情况。有权势的商人，为经营便利，或求元老院授予特使名义[27]，或向总督求取军官身份，可能的话还会组建卫兵充势，这些做法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有人曾举出一个有据可循的例证，当时的一位可尊可敬的银行家，为向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Salamis）城索债，将市政议会的成员封锁在市政厅，最后竟活活饿死了五个人。

抢劫和战乱之灾

抢劫和战乱的双重压迫，任意一重都让民众难以承受，但两者却常常互相勾结，日益交相为用，从而在常压之下，加剧了灾难。当然，罗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至少间接地对此负有责任。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不论是敌方的野蛮人，还是己方的罗马军队，都从国家带走了大量财物，同时消耗、摧毁掉了大量资本。由于罗马陆军和海军的无能，匪帮和海盗在各地蜂拥四起，啸聚成群。在撒丁和小亚细亚的内陆地区，盗贼猖獗竟成了地方特色。在阿非利加和远西班牙，建立城墙和碉堡用以加强城市防御成了必要之举。海盗的种种可恨可恶之处，已在其他相关内容中做了论述。这种情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便是钱荒或粮贵，为缓解此状况，各省省长常颁布禁令来实施干涉，禁止从本省输出黄金或谷物，但在如今这种状况下，即使采用这种堪称灵丹妙药的方法也无济于事了。除了一般的灾害，民社局势无处不受到地方混乱和公职人员舞弊的扰害。

各省通况

压迫和怨怒并不是暂时的，民众难以挣脱这些年以继年、长期存在、日益严重的剥削。经营良好的私人经济无奈只能在压力之下苟延残喘，从塔古斯（Tagus）河畔蔓延至幼发拉底河流域，所有的国家都深陷在无法言说的苦难之中。早在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已有一篇文章曾提到：“所有民社被摧毁了。”在一些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地方，比如西班牙和纳博高卢（Narbonese Gaul），据记载其情况亦复如此。在小亚细亚地区，像萨摩（Samos）和哈里迦纳索（Halicarnassus）这样的小城镇，也是一片萧索，几乎空无一人。在这里，跟饱受折磨的自由民比起来，合法的奴隶身份似乎为人们提供了避难天堂，根据罗马政治家的描述，甚至最隐忍的亚细亚人也处处民不聊生。将这个时期的犯罪记录收集在一起，就可以发现，人类可以在犯罪深渊中极限堕落，而同时面临这些暴虐无边的压迫，人们会用同等残暴的方式反抗并寻求正义。在这些记录中，罗马贵族的肆虐暴行，和希腊人、叙利亚人和腓尼基人承受的苦难一览无余。即便是罗马自己的政治家也公然不讳地坦承，在希腊和亚细亚全境，罗马这个词儿代表着恶贯满盈，人们对其极度厌恶。甚至有一次，海上赫拉克里亚地区的人们竟将罗马派来的税吏全部杀死，唯一遗憾的是，这种事并不常见。

恺撒和各省

新君主亲自逐个巡视他的“农场”，这一举动却招来罗马贵族的无情嘲笑。实际上，就各省状况而言，目前迫切需要这样一位奇才的全部热心和智慧，正是有了这样的奇才，王者之名才不会被各民族视为尽显人类缺陷的典例。现存的问题和弊病需要时间来处理和恢复，恺撒关心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尽可能不再带来新的伤害。

恺撒时期的官吏

恺撒时期，对政府的行政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造。苏拉时代，各省代执政官和代副执政官实际掌握着一省的主权，且不受任何管制；恺撒时期的代执政官和代副执政官，则如同纪律严明的仆人，其主权完全掌握在严厉的主人手中。主人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直至终生，因此与那些年年更换的众多小暴君比起来，臣民与他的关系也更加自然从容，更易被接受。各省省长人选无疑仍然出自于每年退休的两位代执政官以及十六位代副执政官之中，但由于皇帝直接举荐了八名代副执政官，因此，各省省长的任命和分配完全由他操控，也就是说，实际上是皇帝确定各省省长人选。如此一来，省长的职权实际上也受到了限制。他们仍然掌握司法监督和民社行政管理的权力，但他们的统帅权却被罗马政府新任的最高统帅以及与省长共事的副将牵制，显得疲软无力。在当时，各省的税收事务几乎全部移交罗马派遣的专员处理，自此以后，省长身边常伴有罗马帝国派遣的各类助理官员，而这些官员或受军纪军法的严格控制，或受更为严苛的国内法纪约束，绝对服从于皇帝。在以前，省长和财务官似乎是被派遣而来征捐募税的匪徒，而如今恺撒派出的监察官员，来到当地的使命是保护弱者不受强者威胁，他们代替了昔日的无能骑士团以及元老院派出的庸碌的监察陪审团，如今他们必须在公正严明的君主面前交出满意的答卷。恺撒第一次做执政官时，就针对勒索颁布了极为严格的法律来约束省内的高级将领，该法令执行的严格程度甚至超过了条文的字面描述。如果税吏确实做了不公正的事情，则须接受极其沉重的惩罚，正如当时奴隶和脱籍人违抗主人而遭受的残酷家法一般。

规范公共负担

反常的公共负担，被削减至正当且可满足实际需求的比率，日常负担也大大减轻。上文已经提及对于税收的综合规范管理，拓宽免税范围，普遍下调直接税税率，什一税制只限用于阿非利加和撒丁两地。彻底废除直接税征收时的中间人制度等举措，是有利于各省民众的改革的。此前，平民党最伟大的前辈塞多留（Sertorius），为让属国臣民免去承担驻兵开销的负担，而坚持让士兵自建城市式的固定营地。我们固然无法证明恺撒是否想效仿塞尔托乌斯，但他至少在变僭主为国王之后，没有把臣民扔给士兵，他的这种政策和精神为后人所继承，也因此创立了如今的军营，再逐步把军营发展为城市，使其成为意大利文明在边疆蛮夷之地的集中代表。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

除了遏制各省官员的徇私舞弊，恺撒要完成更棘手的任务，就是将各省民众从罗马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若不采取比邪恶本身更危险的手段，就无法直接打破资本的力量。政府暂时只能消除某种孤立的弊病，比如恺撒禁止国家特使利用职位之便谋取经济利益，并且严格执行通用刑事法律和推广适用至各省的高利贷法律，来约束处理公然的暴行和明目张胆的高利贷行为。但只有推行了更完善的行政管理制度，各省才可能重振昔日繁荣，最终根治社会积病。不久前，为了缓解某些省份的破产状态，恺撒曾发布了几次暂行规定。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恺撒任远西班牙省省长时曾规定，负债者收入的三分之二需交付债主，以这种举措来偿付债务。同样，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在担任小亚细亚省长时，也曾直接取消了部分极度膨胀的拖欠利息，同时，负债人土地收益的四分之一以及他们从房租或奴隶劳动中所得利益的适当比例，都要拿来还付剩余利息。虽然并无明确资料记载，内战后恺撒在各省是否施行过类似的债务普遍清偿举措，但通过上文所述内容和在意大利所采取的措施来看，我们不能质疑恺撒也为此目标做出过努力，至少这是他伟大计划中的一部分。

恺撒尽人力之所为，努力让各省民众摆脱罗马官吏和资本家的压迫，也可以肯定，他建立的新政府充满活力，因此可以吓走边境的野蛮民族，新政府如冉冉升起的太阳驱散了薄雾一般，驱逐着海上及陆地的盗匪。无论曾经的伤还如何作痛，恺撒的出现，让历经磨难的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宽容时代的曙光，见证了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开明而人道的政府，一个通过自身的强健而不是一味软弱退缩来追求和平的政府。也正因如此，在这位伟大的解放者的葬礼上，属国臣民与大多数罗马人一起齐声哀悼。

希腊—意大利国家的兴起

但是，恺撒改革省政的要务并不是废除现有弊端。按照贵族党和平民党的观点，在罗马共和国，各省一直只能被当作“罗马人的外乡地产”，并且它们的功能和效用也照此安排管理。但现在，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了。为了给复兴崛起的希腊—意大利国家创造足够的空间以建立新家乡，以上那样的省份已经在逐渐消失，家乡的几个组成部分没有哪一个是专为了另一个而存在的，而是各部分间互相依赖，共同组成整体。在这个恢复青春的家乡出现了新的事物，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更新鲜、更宽广、更宏伟的民族生活，新生活本身已能够战胜旧意大利无可救药的痛苦和不平。

众所周知，这些想法并非首创。几个世纪以来，从意大利往行省迁徙的移民行为，不断地发生着，尽管移民本身并非有意识地扩大领土，但该行为无疑为意大利的扩张开了先路。罗马平民党君主制的创始人盖乌斯·格拉古，是外阿尔卑斯之战的发起人，他开创性地将迦太基以及纳博（Narbo）征服为殖民地，也因此成为第一个系统性地指导意大利人向境外移民的人。之后，罗马平民党出现了第二位天才政治家昆图斯·塞多留（Quintus Sertorius），他首次把拉丁文明引入野蛮的西方人中，他为西班牙省的贵族青年提供罗马礼服，力劝他们讲拉丁语，并敦促他们前往他在奥斯卡（Osca）创立的学府，深入学习意大利文化。恺撒最初从政时，各省和保护国中已有大批意大利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其数量不稳定、分布不集中。且不说西班牙省和南高卢正规的意大利城镇，我们只需回顾赛尔托里乌斯和庞培在西班牙，恺撒在高卢，尤巴在努米底亚，宪政党在阿非利加、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和克里特，罗马人征募了众多公民队伍，此事便可一目了然。更不要说，早在赛尔托里乌斯战争时期，科杜巴（Corduba）的城邦诗人，就已经开始用拉丁七弦竖琴弹唱起赞美罗马将军的颂歌，虽说其曲调不合；恺撒逝世不久，当时意大利境外最著名的诗人，外阿尔卑斯奥德（Aude）的普布利乌斯·特伦提乌斯·瓦罗（Publius Terentius Varro），就发表了希腊诗歌的译本，并以其优美的文字而闻名遐迩。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自罗马诞生以来，拉丁和希腊特性就开始相互渗透。在意大利统一时，作为征服者的拉丁民族已经同化了所有被征服民族，但唯独希腊文化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并入本国，从表面上看，并未被同化融合。无论罗马军团士兵开赴何方，希腊的教师都会紧随其后，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希腊教师也可称得上是征服者。我们发现在很早以前，教授希腊语的著名教师就已经定居在瓜达尔基维尔河沿岸，在奥斯卡的学府中，希腊语和拉丁语同时作为授课内容。罗马的高雅文化，本身其实就是用意大利语来传播希腊文学和艺术的伟大福音。看似温和谦虚，实则掠夺成性的征服者，用西方蛮族自己的语言来宣传希腊文化，对此希腊民族至少无法大声反抗。希腊每个地方的人民，都认为罗马是希腊文化的剑盾，其中感受最深的，应该是那些居住在边界地区的希腊人。在那里民族性遭受野蛮民族威胁，同时民族感情也最强烈、最纯粹，比如在马西利亚（Massilia）、黑海（Black Sea）北岸、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事实上，亚历山大所做的工作，为几百年后庞培在远东地区创建城镇奠定了基础，在此意义上，后者可谓是前者的复兴。

一个具有两种语言、单一民族性的意大利—希腊帝国的构想并非首次提出，否则就只不过是一场失误，但这一想法是逐步形成的，从浮动的构想进而发展成为坚定的理念，从分散的初步努力到建立坚实的基础，这是罗马平民党第三位也是最伟大的政治家的成就。

统治民族　犹太人

若要保持罗马帝国在政治和民族层面的平等，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维护和扩大两个共同统治民族的地位，同时尽快吸收那些野蛮的种族或者那些他们认为野蛮的一切。

某种意义上，在罗马民族和希腊民族之外，我们无疑还能列举出与之并驾齐驱的第三个民族，该民族存在于当时世界各地，并注定在恺撒的新政府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所说的正是犹太民族。这个卓越的民族，柔软却又坚韧，正如在当今世界一样。在古代，犹太人也是四海为家却又无立足之地，其势磅礴却又微如蝼蚁。大卫和所罗门的后代，对于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来说，其意义相当于当今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为了宗教和精神的统一，这个民族诚然在小小的耶路撒冷王国建立了有形的聚居地，但是该民族本身不但包括哈斯摩尼（Hasmonaeans）的臣民，也包括遍布整个帕提亚帝国和整个罗马帝国的无数犹太人。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城和昔兰尼城，犹太人在当地建立了行政自治，甚至还建立了地界分明的“犹太民社”，与如今的“犹太区”基本无异，但当时的“犹太民社”更自主，而且由“人主”担任最高审判员和行政官，监督管理民社。

在恺撒时代之前，犹太人口在罗马城已然数目众多，而且当时的犹太人以共同民族的身份认同而紧密相连。这一时期某位作者曾表示，一旦各省省长在行省里冒犯了犹太人，其处境就相当危险，因为他必定会料到自己回国时，会被首都民众嘘声不止。即使在当时，犹太人也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犹太商人与攻城略地的罗马商人并驾齐驱，正如在之后时期中，犹太商人追随热那亚人（Genoese）和威尼斯人一样，如此一来，四处涌来的资本不是流入罗马商人手中，便是进入犹太人的口袋。

我们也发现，在这个时期，西方人对这个绝对的东方民族以及他们奇怪的观念和习俗，怀有独特的反感。当时，各民族之间交杂融合的情景绝无可喜之处，当然犹太教虽不是其中最为可喜的特色，但却是事物自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个历史因素，因此政治家既不能忽视其存在，也不能压制其发展。恺撒正如他的前人亚历山大一样，对情势做出正确的了解和判断后，反而尽可能地促成这一要素。亚历山大奠定了亚历山大城犹太教的基础，其尽心之举带给犹太民族的贡献，可比拟犹太人大卫在耶路撒冷建立神庙，恺撒也通过特殊的恩惠和特权，提升了亚历山大城和罗马城中犹太人的利益，特别是对他们的特殊宗教崇拜给予保护，免受罗马以及希腊地方祭司的干扰。当然，这两个伟人并没有考虑将犹太民族放在与希腊或意大利—希腊民族同等的地位上。但是，犹太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接受潘多拉的礼物，或者更明确地说，犹太人并不欢迎政治组织，并且本质上对国家状态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谁也不愿意放弃犹太民族特性的核心，随时随地、随心随性地准备对冠以任何某种民族的名义加以掩饰，并愿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其他民族的习惯，正因为如此，犹太人仿佛注定为某种国家而存在，这种国家应该建立在现存的成百上千个政治废墟之上，其民族性略显抽象且从一开始就不甚明确。即使在古代，犹太教也是世界主义和分解国家的活跃因素。从这个角度上看，犹太民族在恺撒国中属于特权成员。恺撒国的政体不过是世界公民制，其民族性不过是人性。

希腊主义

但是新公民国中，绝无仅有的积极元素仍然是拉丁民族和希腊民族。如此，具有特殊意义的意大利共和国便不存在了。但也有传言称，恺撒故意破坏意大利和罗马城，并有意将帝国中心转移到具有希腊风的东方，计划将伊利翁或者亚历山大城定为帝国首都，但显而易见，这不过是贵族一怒之下散布的愚蠢谣言。恰恰相反，在恺撒的组织建构内，拉丁民族一直保持着优越地位，而下列事实也能证明这一点，他制定的所有法律条文都由拉丁文发布，尽管那些针对希腊语国家的条文同时也用希腊语发行。总体来说，他在自己君主国中，对这两个伟大民族关系的处理，正如他的共和前辈在统一的意大利中对两者关系的处理。凡有希腊民族的地方，其民族性均受到保护，且在情势允许的前提下，允许意大利的民族性延伸，各个被吞并民族的遗产也都归意大利人所有。此举十分有必要。在这个国家，如果希腊成分和拉丁成分完全居于平等地位，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带来灾难性后果，就像几百年后拜占庭主义招致的灾祸一般，因为希腊元素不仅在各种艺术思想方面优于罗马，且希腊元素在数量上也处于上风。

在意大利境内，大量被迫或者自愿移民前来的希腊人或者具有一半希腊血统的人，都是传播追随希腊文化的使徒。表面看来，他们微不足道，但其影响力不可低估，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说明：希腊裔仆人对罗马君主的控制，自有君主制以来就存在了。在这份冗长且又令人厌恶的名单中，列在第一位的就是庞培的亲信仆人米蒂利尼的提奥法尼斯（Theophanes of Mytilene），凭借对软弱主人的掌控，他在庞培和恺撒战争爆发中的贡献可能超过任何一个人。他死后，被自己的同胞敬若神明，并非全无缘由。他似乎开创了帝国时代的奴仆政治，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希腊人对罗马人的统治。因此，政府有理由不鼓励传播希腊风气，至少在西方，官方不会推广希腊文化。如果西西里不但摆脱了什一税的负担，而且民社还都被赋予与拉丁民族同等的权利，这大概意味着在适当的时候，西西里与意大利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恺撒的计划只可能是，在他的构想里，这个美丽的岛屿，虽然当时十分荒芜且实权大半都被意大利人掌控，但它注定不会是意大利的一个邻国，而是意大利国内最好的省份，应该完全合并进意大利。但除此之外，希腊风气无论存在于何处，都得到维持和保护。虽然政治危机可能导致恺撒有意摧毁希腊文明在西方和埃及的势力，但在马西利亚和亚历山大城，希腊文明没有被毁坏，希腊民族性也没有被剥夺。

拉丁化

另一方面，在帝国各个角落，政府通过殖民化和拉丁化，不遗余力地推行罗马文化。政府奉行如下原则：各省的所有土地，只要未经政府法令许可让渡给民社或者私人，就都属于国家财产，这些土地的持有人只拥有临时获准的、可能随时被撤回的可继承的所有权。这一原则毫无疑问是形式法律和暴力联合之下的产物，但是为了自由处理那些被吞并民族的事务，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必要之举。平民党提出的这一理论也由此被恺撒升华为君主法的基本原则。

内阿尔卑斯高卢

当然，要扩张罗马的民族性，首要解决的就是高卢问题。长期以来，罗马平民党一直认为波河彼岸的各民社加入罗马公民团之事早已完成，但实际上该任务直到如今（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才由恺撒彻底完成，由此一来，内阿尔卑斯高卢才彻底获得了与罗马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即使大部分居民长期以来已经享有了该项权利。实际上，在内阿尔卑斯高卢省被赋予拉丁权的四十年间，该省已经完全拉丁化了。那些出自恺撒军团、为其开疆辟土、以其军功赢得罗马佛罗场甚至罗马元老院席位的排外派，可能会嘲笑凯尔特拉丁人浓重的口音和喉音，嫌弃茵苏伯利亚人（Insubrian）和威尼斯人缺乏“难以捉摸的首都优雅风度”。然而，拥有密集农业人口的内阿尔卑斯高卢甚至在恺撒时代之前，就是意大利的属国，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意大利风俗和意大利文化真正的庇护所。事实上，拉丁文学教师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享受到在首都所受到的高度鼓舞和赞许。

纳博省

如此一来，内阿尔卑斯高卢已基本被意大利合并，它昔日的地位，则由外阿尔卑斯高卢来代替。恺撒将外阿尔卑斯高卢由边境省变为内陆省，由于其地理位置便利、气候适宜，相比其他区域更适合逐步发展为意大利领土。根据罗马平民党海外移民的旧目标，该地是意大利移民的主要流向。一方面，新移民的加入再次加强了政府对古老的罗马殖民地纳博的统治，另一方面，罗马政府还在距离纳博不远的贝特雷（Baeterrae，又称贝继耶［Beziers］），罗纳河（Rhone）畔的阿雷拉特（Arelate，又称阿尔勒［Aries］）和阿劳西奥（Arausio，又称奥兰治［Orange］），以及新海港佛罗尤利（Forum Julii，又称弗雷瑞斯［Frejus］）建立了四个新的公民殖民地，同时这些殖民地的命名也是为了纪念那些出征北高卢（Northern Gaul），为帝国而战的英勇军团[28]。政府会将拉丁市权赋予大部分没有殖民团的乡镇，并引导这些乡镇逐渐实现罗马化，此举与曾经在波河彼岸高卢地区实施的举措一样。尤其是尼茂苏斯（Nemausus，亦称尼姆［Nimes］），该地是马西利亚人在反叛恺撒的战争失败后，被罗马夺取的领土中的重镇。尼茂苏斯从马西利亚的一个乡村变成了拉丁的城市民社，被赋予了大片的领土，甚至享有造币权[29]。内阿尔卑斯高卢因此从预备阶段进而发展到与意大利完全平等的地位，与此同时，纳博省也进入预备阶段，正如之前的内阿尔卑斯高卢一样，这里最重要的民社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其余的民社也具备拉丁权。

北高卢

在帝国其他非希腊非拉丁地区，由于过于偏远，意大利的同化进程对其影响甚微，恺撒也只是有节制地仿效当初在高卢地区设立纳博的先例，建立了几个意大利文明中心，以便凭借它们的力量，为实现未来的完全平等做好准备。在帝国所有省份都可以找出此类的初步努力，除了最贫穷、最不重要的撒丁。恺撒在北高卢如何行事，上文已经提及，拉丁语虽然尚未被用于所有公共事务，但已经获得官方认可。而拥有意大利体制的最北城市，便兴起于莱曼湖上的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亦称尼永［Nyon］）殖民地。

西班牙

当时的西班牙大概是罗马帝国中人口最密集之地。在这里，恺撒的殖民团和原著居民都聚居在希腊—伊比利亚的重要港埠恩波利（Emporiae）。但近期发现的史料显示，大批首都无产者组成的殖民团，也曾被安顿在距离安达卢西亚腹地塞维利亚（Seville）不远的乌尔索（Urso，即奥苏纳［Osuna］）小镇和该省的其他乡镇。恺撒在古老富庶的商业城市加的斯（Gades）担任副执政官时，就对该城的市政自治制度进行了适当改造，如今加的斯也已从皇帝手中获得了完全的意大利城市自治权（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一如当年图斯库鲁姆在意大利的情形。加的斯是第一个在意大利境外，非罗马所建立却又加入罗马公民团的城市。几年后（罗马纪元709即公元前45年），西班牙其他民社也被赋予同样的权利，另外还有一些民社也获得了拉丁权。

迦太基

在阿非利加，此前盖乌斯·格拉古没被允许的计划，而今却开始执行了。在罗马的世仇盘踞之地，入驻了三千多名意大利人组成的殖民团和大量来自迦太基的租客或投靠者。凭借非常有利的地势，这座新维奴殖民地（Venus-colony）——罗马迦太基，迅速腾飞繁荣。乌提卡（Utica）本无法与迦太基匹敌，但为复兴迦太基，政府预先将拉丁权赋予了乌提卡，在一定程度上算作补偿，迄今乌提卡已发展为省内首府和首要商业重镇。在帝国新领土努米底亚附近，曾被分配给罗马佣兵团首领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Publius Sittius）及其部队的重要领地——锡尔塔（Cirta）和其他民社，如今已成为合法的罗马殖民地。该省中繁华壮丽的城市，曾被怒火中烧的朱巴以及宪法党溃军破坏，重启复兴之路毕竟不像付之一炬那般简单迅速，多年之后，许多残破的遗址总让人回想起那个绝望的时期。但两个新维奴殖民地，迦太基和锡尔塔却成为并长久以来一直保持为阿非利加—罗马文明中心。

科林斯　东方

在荒凉的希腊土地上，恺撒除了着手其他计划，如在布特罗顿（Buthrotum，今科孚岛［Corfu］对面）建立罗马殖民地外，还尤其热衷于重振科林斯。他不仅将一个规模庞大的殖民团调来此地，还专门拟定了一个凿通地峡的计划，以避免绕航伯罗奔尼撒半岛途中遭遇危险，同时令科林斯—萨罗尼湾成为意大利和亚细亚之间交通的必经之路。最后，这位君主竟然在遥远的希腊东部，也建立了意大利人定居点。例如在黑海沿岸，意大利殖民团和恩波利（Emporiae）的情况一样，都是与原住居民一起居住在赫拉克里亚和锡诺普（Sinope）；在叙利亚沿海，重要港口贝鲁图斯（Berytus）与锡诺普一样获得了意大利体制；甚至还有一个罗马殖民站设立于埃及俯瞰亚历山大港的灯塔岛上。

意大利市政体制在各省的延伸

意大利市政自治制度通过这些法令，以一种较以前而言更为全面的方式被引入各省。完全的公民社，包括内阿尔卑斯高卢省的所有城镇，以及一些分散在外阿尔卑斯高卢或其他省份的公民殖民地和公民自治市，在某些方面享有与意大利的平等地位，比如它们行政上基本自治，并且还可以行使有限的司法裁决权。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诉讼则需交由罗马当局派来的官员——通常是各省省长处理[30]。正式自治的拉丁民社和其他被解放的民社，如今也包括西西里和纳博高卢两省内的全部非公民民社，当然还有大批其他省份的民社，均享有行政自治权，而且还可能会享受不受限制的司法审判权。因此在这些地方，各省省长只能采用较为武断的行政监察权来干涉。虽然早些时候在各省省长所辖制的省份，也存在完全的公民民社，如阿奎莱亚（Aquileia）和纳博，也有像内阿尔卑斯省一样，整个省份都是意大利体制的民社。但现在来看，有一个省份同意大利一样，全部都是罗马公民[31]，其他省份也有希望变成这样，如此景象即使在法律层面不算新鲜，但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可算作创举。

意大利和各省间差别减少

如此一来，首先意大利与各省之间存在的实质差别消失了；再者，军队通常驻扎在各省而非意大利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现在，军队只驻扎在边境地区以保卫疆土，而在没有驻军的各省如纳博和西西里，统帅不过是个虚名军官。意大利与各省的差异一直存在而且会继续存在，而这种差异又是由其他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如今也绝对不会消除，因为意大利是民事司法裁决体系下的执政官、副执政官监管制，而各省却是军事司法裁决体系下的省长、特派官员监管制。但长期以来，根据民事和按照军法而进行的诉讼程序实际上已经趋于一致，不管皇帝如何更迭，官员的头衔如何更换，其实质并无太大改变。

在各式各样的城市基础和相关法令中，蕴藏着一个确定的体系，即使无法确认这些是否全部由恺撒执行，至少相关构想可以追溯至恺撒。意大利原来是各个附属民社的女主人，摇身一变竟成了意大利—希腊民族的母亲。那么，完全与母国平等的内阿尔卑斯高卢省就代表着一种承诺和保证：正如罗马共和国强盛时期一般，恺撒的君主国中每个拉丁化的地区，都有希望取得跟姐姐甚至跟母亲一样的平等地位。其他邻近区域，如希腊风格的西西里以及高卢南部地区，已经处于快速拉丁化中，迈入预备阶段，随时可以实现与意大利在民族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帝国的其他省份还处于距平等更远的预备阶段，如同曾经纳博是南高卢的罗马殖民地一样。沿海大城市如恩波利、加的斯、迦太基、科林斯、本都的赫拉克里亚、锡诺普、贝里图斯以及亚历山大，现在都已成为意大利或希腊—意大利民社，甚至成为希腊东方的意大利文明中心，成为这些地区在未来与帝国在民族和政治上平等化的柱石。罗马城邦对地中海沿岸城市的统治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出现的地中海国家，该国推行的首要举措，就是补偿本城邦针对文明所做的最大的两件暴行。罗马统治地区两个最大商业集市遭受破坏一事成为罗马城邦暴政的转折点，标志着罗马民社的保护制开始转变为主国对属国的政治肆虐和财务剥削。迦太基和科林斯两座城市快速振兴、恢复繁荣，标志着这个伟大的新国家的创立，新国家引导地中海地区的所有属国，让其在民族和政治上达到平等，并相互团结为一体。也难怪，除保留科林斯的旧名字外，恺撒还赐予其新的名称：“朱利之荣”（Lavs Jvli）。

新帝国的组织架构

统一的新帝国由此具备了一种民族性，该民族性必然缺乏个性，不是自然的鲜活产物，而是人为的无生命产物。此外，帝国需要统一反映各民族总体生活的行政机构和组织体系，统一宗教、司法、货币和度量衡。当然，多样化的地方差异与总体上的本质统一可以并存。在这些方面，我们只能谈论其初步进程，因为恺撒君主国的统一大业在未来才能实现，他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以后几个世纪的国家建设奠定基础。但是，这位伟人在这些领域描绘的蓝图，仍有一些依稀可以辨认，这远比研究他如何复兴各民族的废墟更令人愉悦。

帝国的民情调查

在组织体系和行政机构方面，前文已阐述了新统一最重要的因素，即统治权从罗马市参议会手中转移到地中海君主国皇帝手中，市参议会被转变为代表意大利和各省的帝国最高参议会，且帝国现在开始将罗马或者说普遍的意大利民社组织形式引入各省民社。我们所说的另一种转变方式——先将拉丁权，而后将罗马权赋予那些业已成熟且可以加入统一国家的民社，这样也就逐渐实现了统一的民社秩序。但在此过程中，有一点人们不能等太久。新帝国迫切需要一个机构，将行政的基础信息，即各个民社所占人口和财产的比例，呈现给政府，换言之，帝国需要一个改良版的民情调查。为此，恺撒首先改革了意大利的民情调查。按照恺撒的法令[32]，实际上可能因为内战，只执行了法令中某些在原则上采纳的管理方式，根据这些条例，未来在罗马民社进行民情普查时，每个意大利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必须同时登记每一个城市公民及其父亲或其解放者的姓名、地区、年龄和财产信息。这些名单需要尽早提供给罗马监察官，以便他能够在适当的时间完成罗马公民和罗马财产总册的编写。恺撒有意把此类机构也引进各省，这一点从两方面可以证明：首先，他命人丈量和调查整个帝国的土地，并登记造册；其次，他所做的这类安排本身有着特殊意义，因为这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通用的范本，便于在国内的意大利以及非意大利民社中完成帝国所需的调查。显然恺撒有意借此重温早期共和时代的遗风，并重新引入早期共和国所实行的帝国普查。昔日的帝国普查与恺撒推行的意大利调查大致相仿，通过类似的延伸，将罗马城民情调查制的规定和其他基本规则应用于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所有附属民社。废除民情调查是麻痹的贵族任其衰落的鲜明表现，此举令最高行政当局无法了解一切人力和税收资源概况，并且失去了所有可能的有效管制。现存的迹象以及事物之间微妙的联系，都明确地显示出，恺撒准备恢复荒废了几个世纪的民情总调查。

帝国的宗教

可想而知，在宗教和司法上绝对不会存在彻底的平等，尽管帝国对于地方信仰和市政法规持有宽容态度，但是仍需要一个与意大利—希腊民族性相通的共同崇拜，也需要一部高于市政法规的通用法典。帝国需要它们，事实上这两者都已存在。在宗教领域，人们几百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过外部借鉴和内部调整各自神灵概念，将意大利和希腊崇拜融合在一起。而且由于意大利神灵柔弱无形，所以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罗马神朱庇特化为希腊神宙斯、罗马神维纳斯化为希腊神阿芙罗狄忒、拉丁信仰的每一个基本观念化为其希腊对应概念。意大利—希腊宗教在现存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在这个方面，人们如何意识到他们已经超越了特定的罗马民族性，进而迈入意大利—希腊的准民族性，可见上文中提及的瓦罗的神学。他曾对罗马人和希腊人所认可的“共通”神，以及罗马民社的特殊神加以区分。

帝国的法律

在刑法和警察法方面，政府则实行直接干涉，在明智的立法基本上可以满足案件的合法需求。为了帝国的统一大业，立法层面必须要达成一致，鉴于上述情况，此事并不困难。反之，在民法中，创议权属于商业交易，立法者只能掌握法条字句形式的拟定。统一帝国的法典早已在商业贸易中自发形成，绝非立法者创造而来。罗马城市法律的制定仍旧以十二铜表（Twelve Tables）中所载的拉丁国法条文为基础。后期法律必然会在细节上进行适当改进，以适应时代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修改可能就是：废除诉讼中以原告、被告固定声明形式开始的不便模式，改为由主诉官下发给单个陪审员书面指示（formula）的方式开始。但大致看来，民众立法只能堆积在古老国法基础上，又堆砌上大批与英国成文法相仿的、陈腐且无人问津的特殊法条，因而造成无尽的混乱。显然，尝试将这些法律以科学的形式和体系进行整合，的确为民法改革的曲折道路带来一丝曙光，但其根本缺陷仍然存在。试想一部四百多年前的城市法典，附加各种繁复混乱的修正案，而今却要作为一个大国的通用法，对此任何罗马布拉科斯顿（Blackstone）都无计可施。

新城市法律及法令

商业贸易为自身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补救。在罗马城内，罗马人和非罗马人之间繁盛的贸易交往，早已发展出一种国际私法（ius gentium），也就是说，当时已经出现了一批专门与商业交易相关的规则。当一个案件不能只根据罗马人自己或任何其他民族的法律进行判决时，罗马法官不得不撇开罗马的、希腊的、腓尼基的抑或其他法律的所有特殊性，转而回归到所有交易存在的普遍性——为交易奠定基础的共同正义感，继而对案件进行处理。

首先，作为罗马公民间合法交易的准绳，新的法规实质上作为新城市法取代了以往弃用的旧城市法。新城市法的主要基础实际上是两种法律的折中产物，是本国十二铜表法以及国家法或即民族法二者的妥协。虽然当时进行了一些相应修改，但涉及婚姻、家庭以及继承权的法律，基本上遵循十二铜表法，而所有涉及财产包括所有权和合同的条例，则依照国际法。在这些事务上，人们甚至还从当地的省级法律中借鉴了许多重要规定，例如高利贷法和抵押制度（hypotheca）。究竟是何人何时何地开始这种全面革新，是突如其来还是逐渐发展的，是一个人抑或是几个人开创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这种改革自然地由罗马城的法院开启先例。最初该法律有明文规定，每年由城市副执政官上任时发布，告知众人在即将开始的司法年度中，最重要的最高法律原则（edictum annuum 或perpetuum praetoris urbani de iuris dictione）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参考。尽管早些时候在革新上可能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直到如今改革才得以完成。新法典是理论的、抽象的，因为罗马的法律在此褪去了先前形成的鲜明民族特性，但同时新法典也是实际的、确凿的，因为它绝不会消失在一般朦胧晦暗的普遍公平之中，亦不会消失于纯粹虚空的所谓自然法则之中，而是被确定的官员根据固定规则应用于确定的具体案件上。这一点不仅能够体现在城市法中，而且从根本上变成了城市法律中的明文规定。此外，该法典也适应当时的需求，因为它所提供的新的法律形式，更加便于人们处理诉讼，也更方便购置财产和缔结契约。

最后，该法典已在罗马帝国全境成为附属法律。即便各式各样的地方法律被保留下来，以处理那些并不直接涉及商业的法律关系，同时也会处理同一法律管辖范围内的地方事务，但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各省，一旦要处理不同法律区域的财产纠纷，虽然从法理上来讲并不能直接运用城市法，但需要城市法作为范本来指导。因此，城市法令在当时的地位，完全可以比拟罗马法在我们政治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当然只要这样的对立组合起来，就会变得既抽象又具体。相比之前的法律准则，这种法律的优势在于其交易方式较为灵活，所以，它与地方法令一道成为通用的辅助法律。不过，罗马的法律发展同我们相比，具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即无民族特性的立法，似乎并没有像我们这样通过人为手段来促进其诞生，而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出现。

恺撒编制新法典

以上便是恺撒所面对的法律状况。如果他计划编制一部新法典，不难看出他的意图何在。当时的法律只囊括了罗马公民的法律，之所以能成为帝国的通用法律，只是因为帝国适应时势的法典本身就能成为帝国全境内通用的附属法律。

在刑法方面，如果该计划竟然包括刑法，那么只需修正和编纂苏拉的法令。在民法方面，对于一个民族性即人性的国家来说，必要而且唯一可能的民法制定方式，就是以固定和准确的成文法形式，来修饰已经自发地从合法商业中发展出来的城市法令。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的科尔涅利乌斯法，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该法令规定，法官必须遵守他在最初就职时所设立的原则，不能任意武断地引用其他法律。这条法规，可媲美十二铜表法，这一法规对于后来修订城市法的意义，相当于十二铜表法在修改此前城市法中发挥的作用。但是，尽管在科尔涅利乌斯人民决议法案之后，法令不再隶属于法官，但法官依法受法令的约束。虽然新法规实际上在法律管理和司法指导中，剥夺了旧城市法的功用，但是每个城市法官在他入职时，仍然可以自由地、任意地更改法令。因此十二铜表法及附加条例，其重要性仍然超过正式的城市法令，所以每每遇到相关冲突，要想破除陈旧的规则，必然会出现裁判官的武断干涉，因此，严格来说，只有破坏正式法律才能带来改变。

在罗马外事法庭和各省法律体系中，城市法是否要发挥辅助作用，完全、武断地取决于主审法官的喜好。显然，旧城市法只要尚未被转移到新城市法，确实需要被废除，至于新城市法，每个城市法官对它的任意改变需要被限制，同时，其作为地方成文法的辅助法律功能，也应该被规范。当恺撒拟定编制新法典计划时，其目的如上，也必须如此。但该计划并未被执行，因此，罗马法学的过渡状态长期存在，直到六个世纪后，恺撒的后人查士丁尼皇帝（Justinian）才着手进行这一必要的改革，但仍留下许多缺憾。

最后，在货币和度量衡方面，拉丁制和希腊制的大致一体化实际上早已开始。自古以来，重量定义、容积和长度测定的统一，是商业和交易往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币制统一始于银币的引入。但是这些较为古老的统一是不够的，因为仅在希腊世界之内，就有多种度量制和币制并存。因此，在新的统一帝国中，任何尚未完成币制、度量衡统一的地方，十分有必要引入罗马货币制度和度量衡标准，这也是恺撒计划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官方交易则只能使用统一的计量方式，非罗马制只限应用于地方通货上，或者规定其与罗马制之间的固定换算比率[33]。然而，我们只能在币制和历法这两个重要领域，指明恺撒所采取的行动。

金币作为帝国货币

罗马货币体系以两种贵重金属为依托，这两种金属之间相互依赖，有着固定换算比率。黄金按照重量[34]、白银按照钱币形式赋值，但实际上，由于大量的海外贸易，黄金远比白银占优势。我们无法断言，帝国早期阶段是否强制使用罗马货币，但无论如何，非货币的黄金基本上在整个罗马境内代替了帝国钱币的地位。又因罗马人禁止所有省份和保护国用黄金铸造货币，罗马便士（denarius）除意大利外，还在内阿尔卑斯高卢、西西里、西班牙等各个地方尤其是在西方使用，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已成为当地货币，所以黄金基本成了帝国钱币的替代品。

帝国钱币始于恺撒。正如亚历山大一样，他也用一个创举标志了一个拥抱文明世界的新帝国的开始，那就是将在全世界通用的唯一金属媒介，作为制币原料的首选。立即投入铸造的恺撒新金币规模大到何种程度，有一事实可作为证据，在恺撒逝世七年后埋藏的一个库藏中，出土了多达八万枚的这种金币。确实，财政投机可能也对此产生了一些影响。[35]

至于银币，罗马便士几乎居于垄断统治地位，独霸西方。之前此事已经拥有良好基础，恺撒时期终于圆满完成。当时，唯一能与罗马制银币抗衡的西方马西利亚造币厂，被恺撒强制关闭。当然，在一些西方民社中，仍允许铸造银制辅币或铜制辅币，南高卢几个拉丁民社仍可以打造四分之三便士（three quarter denarii），北高卢几个地区仍可以打造半便士（half denarii），甚至在恺撒时代之后，西方的一些民社仍在铸造不同面额的铜制辅币，但是这种小额的货币完全遵循罗马制定的造币标准，而其流通也几乎被限制在当地。

与此前的政府一样，恺撒也并无打算规范东方币制，东方流通着大量粗银货币，其中大部分都容易贬值且磨损也很严重，甚至在一些地方，比如埃及流通着类似于我们纸币的铜币。而叙利亚各商业城市中，严重缺乏与美索不达米亚通货相当的本国旧币。而后，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后续规范，罗马便士成为法定货币，也是官方记账的唯一媒介[36]，但当地硬币在一定范围内仍享有合法地位，而且要按照一定比率折合成便士，这样一来，显然当地货币处于不利地位。[37]这种规定并非一次性推行的，或许在恺撒之前就已经引入了部分规范，但无论如何，恺撒的安排是对帝国币制必不可少的补充，他特意按照重量几乎相等的亚历山大货币模型铸造新金币，必定有意使之成为东方的流通货币。

历法改革

历法改革与币制改革的性质类似。说来也奇怪，罗马共和国竟还在使用旧历法，即十人专政时期默冬（Meton）之前的八年三闰法（octaeteristhat）的改良版本，所以仍存在诸多缺陷。糟糕的数学计算和混乱的行政管理，导致按照历法计算的时间比真实的时间晚了整整六十七天，比如花神节本应在4月28日，但按历法计算，该节日竟延迟至7月11日。恺撒废除了这一旧历，在希腊数学家索西吉斯（Sosigenes）的帮助下，将欧多克索斯（Eudoxus）的埃及历法引入意大利农民纪年法中，并将这一历法与合理的置闰法相结合，开始应用于宗教和官方的活动。而与此同时，恺撒还废除了旧历法中以3月1日作为新年开始的规定，改原官方规定政府高官换届的固定日期1月1日（长期以来已成为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日期）为新年开端。这两种改革都在罗马纪元709年即公元前45年的1月1日生效，该历法与以创始人命名的朱利安历法一道，在恺撒帝国瓦解很久之后，仍然是文明世界的规范性标准，并且大致看来至今仍在沿用。为了更好地解释说明，恺撒还在诏令中添加了一份由埃及天文观测而来的恒星历法，并不甚高明地将其转移到意大利恒星历法中，根据日历日期确定恒星的起落情况[38]。在这个领域里，罗马世界和希腊世界也归于一致。

恺撒及其成就

这些就是恺撒地中海君主国的建立基础。在罗马，社会问题再度出现危机，对抗一旦出现就很难解决，一旦表现出来就无法调解。此前出现的危机得以化解，是因为意大利并入罗马而罗马也并入了意大利，在这个扩大和改造后的新国度里，旧矛盾并没有得到和解，只是被暂时搁置。如今罗马再次因地中海地区各个国家的并入或准备并入而得以存活。在旧意大利，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战争只能以某一民族的灭亡而结束，而今在地跨三大洲的新意大利，战争失去了意义，因此也不再有战场。罗马纪元五世纪时，贫富差距几乎要吞噬罗马民社，但建立拉丁殖民地的举措适时地消除了这一隐患。罗马纪元七世纪时所出现的更深刻的裂痕，也借助盖乌斯·格拉古和恺撒在外阿尔卑斯以及海外建立殖民地化解了。

单就罗马而言，历史不仅创造了奇迹，亦重演了奇迹，两度通过再造国家的办法，解决了该民族本身无法化解的内部危机。在这种再生国家中无疑也存在诸多破坏，意大利的统一建立于萨莫奈和埃特鲁斯坎等民族的废墟上，所以地中海君主国其实也建立在无数曾经活泼健旺的国家和部落废墟上。但这种破坏，带来了新生，带来了一株新鲜的、如今仍保持活力的根苗。为了新体制而被推翻的，只是那些次要的民族政权，它们注定要消失在文明的洪流之中。恺撒所做的毁灭，只是执行历史发展所宣告的预兆，而不论何方的文明火种，无论是自己民族的抑或是姐妹民族希腊的，恺撒都加以保护。他拯救并复苏了罗马文明，他不但保全了希腊要素，也通过自己重振了罗马的天才之智，复苏了希腊民族，继续了亚历山大大帝未竟的事业。我们可以相信亚历山大的风采，永远都存在于恺撒的灵魂中。恺撒并非分别解决了两个伟大的任务，而是找到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办法。人性的两大根本要素，即一般和个体的发展，或者说国家与文化发展，在距地中海岛屿和海岸遥远的、古老的以畜牧为生、原始质朴的希腊—意大利民族，曾经出现过统一的雏形，而后该民族被分解为意大利民族和希腊民族，并且在此之后几个世纪中一直保持分离状态。现在，特洛伊王子和拉丁公主的后裔，创造出一个没有固有文化、汇聚世界文明的国家，一个全新的整体，国家和文化再次在人类生存的繁荣盛世、在充满幸福的时代团圆会聚，适时而又圆满。

上文所述的便是恺撒事业的整个轮廓。他按照这一轮廓开展工作，几个世纪以来后人也都循着他预设的路线前进。即便后人不曾拥有如他一般的胆识和魄力，却也大致沿着他的志向努力推动历史发展，其中完成的很少，大部分处于进行中。他的计划是否完备，且留给那些同样抱有雄心壮志的冒险者来评说。在我们看来，他的计划中没有实质缺陷，这座建筑中的每一块石头都足以让一个人名垂青史，况且作为一个整体又是如此和谐。恺撒统治罗马的时间仅有五年半，在位时间还不及亚历山大的一半，况且在此期间，他出征七次，因此他在帝国首都总共停留的时间不超过十五个月[39]。他不仅改变了当前世界，还决定了世界的未来，上自建立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限，下到修整首都街头的雨水坑。此外，他竟还有充足的时间和兴致注意到剧院的剧本竞赛，还撰写即兴的经文赠予胜利者。他的计划执行得快速而精确，这也证明该计划经过深思熟虑，深入推敲到每个细节才制定出来。但即使如此，各个部分的精彩程度却不亚于整个计划。有了治国大纲，新国家的未来也明朗了，有无限的未来承担整个架构的完成。就此而言，恺撒可能会说他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但这也不过是道听途说，很可能是他表达自己“死而无憾”的说辞。正是因为这座建筑需要无休无止地修筑，所以他在有生之年总是一次次地堆石砌瓦，永远以同样的灵敏、保持同样的弹性，殚精竭虑地坚持工作，从未有迟疑或耽搁，对他来说，仿佛只有今日没有未来。他就这样日以继日地工作着、创造着，他的成就可谓空前绝后。作为执行者和创造者，两千年后他仍存在于各民族的记忆之中，是人们心中独一无二的恺撒大帝。

[1]如果著名序言中恺撒与拉贝利乌斯（Laberius）之事，被引用为恺撒任意肆虐的例证，那么，人们一定完全误解了情况的离奇和诗人的反讽，姑且不论有人甚至天真地把欣然揣起酬金的诗人看作了烈士。

[2]任何人若想对作家如今和曾经遭受的苦难进行对比，均可以从凯奇那的书信中找到相关资料。

[3]1857年我写这句话时，人们还无法预知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规模战斗和最光荣的胜利是如何迅速使美国免于这种可怕的考验，确保了未来绝对的自治自由不受任何地方恺撒主义限制。

[4]罗马纪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1月26日，恺撒仍为第四任独裁者；但在同年2月18日，他已改为终身独裁者。

[5]规定独裁的条文似乎一并提出“道德改良”，但恺撒未曾担任此类官职。

[6]恺撒用imperator称号时通常不加次数表示世代，一般都是直接把它放于名字之后的第一位。

[7]共和时期，imperator一称代表凯旋的将军，战争结束后，便废除了这一称呼，似乎自恺撒开始，把它作为一种永久称号。

[8]据称恺撒在世时，曾制定了一项正式的立法手续，以便让他的男系后嗣——亲生或收养的，继承他的号令权和大祭司职位，他的儿子恺撒即可以此为其统治权的合法依据。由于这也只是传言，所以我们对于此法的存在，或者说元老院是否通过此决议，都必须持有决然否认的态度，但是无疑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恺撒打算发布类似法令。

[9]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称，帝国的皇帝只不过是终身帝国元帅职，但这一观点不论是从其字面意思还是从古代记载的见解来看，都毫无根据。Imperium的意思是号令权，imperator即此权的拥有者。在希腊语中，与二词相对应的是kratos，autokrator，这些词蕴含极少的特殊军事意味，而恰恰相反，它们包含着罗马官方权力的特征。罗马官权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清楚地、完全地呈现在战争与诉讼之中，也就是说，官权掌握了军事和民政的支配力。狄奥说得相当正确：皇帝们使用“imperator”的称号，目的在于“代替国王和独裁者的称号，展示他们的全权（pros deilosin teis autotelous sphon exousias，anti teis basileos tou te diktatoros epikleiseos），至于这些旧名号，虽然名义上消失了，但实际上，“imperator”的称号同样享有特权（“de de ergon auton tei tou autokratoros proseigoria bebaiountai”），例如征兵权、征税权、宣战权以及求和权，对首都内外的公民行使至尊权，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行使刑罚权，总体来说，享有一切与最高权力相连的特权。“Imperator”只不过是“rex”（君主）的别名，正如“imperare”（管理）的意思就是“regere”（整治）一样。

[10]当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principate），恢复恺撒式的号令权，他此番行事有如下限制：元首制受制于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要在时间上有所限制；皇帝作为最高执政机关的权力，也就是所谓的“imperium”号令权，并不适用于罗马城和意大利。在这个要素上，恺撒的号令权与奥古斯都元首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另一方面，两种制度真正的相似之处在于，这些限制都只存在于原则上，实际中完全没能实现。

[11]关于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恺撒打算以“imperator”的身份来统治罗马人，但是要以“rex”之名来管理非罗马人，这个假设必须被直接排除。此话只源于一个故事：在恺撒被暗杀的元老院，人们在举行会议之时，一位负责神谕的祭司卢奇乌斯·科塔（Lucius Cotta）提出一句西比利的断语，称帕提亚人只能败于“王者”（king）之手，因此，元老院便通过一项决议，赋予恺撒王者之权来统治各省。恺撒死后，这个故事肯定立即流传开来。但是，这个故事不仅没有任何间接的证据来证实，而且在当时就被西塞罗（Cicero）朋确地宣告为子虚乌有，此外，后来的历史学家，特别是苏维托尼乌斯和狄奥都表朋，该说法只是一个谣言，他们绝不担保其真实性。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塔克和阿庇安也都依照旧例来描述这件事情，前者是通过轶事形式，后者则借因果来解释。但是，这个故事仍然未经证实，而且本质上也不可能发生。鉴于恺撒的睿智以及其精朋的政治手段，他绝不会将国家重要的决定通过寡头党的方式，用神谕机制来传达，即使不考虑这一因素，恺撒也绝对不想从形式上和法律上来分裂国家，因为他所希望的正是减少分裂，加强统一。

[12]按往日假定的约数估算，这将平均产生一千至一千两百名元老。

[13]这确实只与罗马纪元711年即公元前43年和罗马纪元712年即公元前42年的选举有关，但这种制度无疑是永久性的。

[14]因此恺撒的法律提到这些官员时均用谨慎的语气：cum censor aliusve quis magistratus Romae populi censum aget; praetor isve quei Romae iure deicundo praerit; quaestor urbanus queive aerario praerit.

[15]西塞罗在他的《论演说》（De Oratore）一书中，涉及刑事审判的内容时曾说道：“经常起决定作用的是爱、憎、偏好、愤怒、忧、喜、希望、恐惧、幻想，或一般说来，以人民的判断为证据、规矩、律条、诉讼指示和法律。”然后他又以此为基础，对初出茅庐的律师加以提示。

[16]关于公民选举部分兵团长官一事，身为平民党的恺撒未曾干涉。

[17]在西塞罗去世后，瓦罗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证实了西西里人什一税的废除。文中，他列出为罗马人供粮的省份——只提到阿非利加和撒丁岛，不再有西西里。因此，毫无疑问，西西里获得的拉丁权中，必然包括免税权。

[18]在产粮省份西西里，几年之内，一罗马斗的粮食可能会卖到两赛斯特斯，也可能是二十赛斯特斯。罗马供粮依赖海外，同时这里又是投机者的老巢，仅从上面提到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猜测，罗马的价格波动是何等剧烈。

[19]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个时代稍晚又颇有见解的政论作家，以萨路斯特为名上书恺撒。这位作者建议恺撒，把京城的粮食分配制度移用到其他的自治市。这一劝戒很有意义，因为在图拉真时代，类似的想法确实主宰着自治市养育孤儿的义举。

[20]以下是西塞罗论文《论义务》（De Officiis）中的论述，可以说朋当时的特色：一般看来，何种职业和行业可以算作体面，何种可以算作下贱，由下面各种观念统治着。首先被咒骂的是人们为了它而招公众怨恨的职业，例如征税官、放贷者的行业。那些通过体力劳动，劳力而不费心地获得酬劳的职业也并非体面，而是下贱的，因为他们就为了这些工钱把自己放到了奴役的地位上。那些从商人手里批发，然后立即零售出去的货贩，也是低俗的职业，因为他们若不漫天撒谎就不会发财。手艺人这一行业是下贱的，因为在作坊里不可能是君子。最不体面的是那些双手沾满污秽的手艺人，比如，引用特伦提乌斯的话“制香肠者、厨子、卖飞禽者、渔民”之外，还有调香者、跳舞的技师以及整个赌博摊上的所有人。但有些行业，从业者需要先接受较高的教育，如此一来，或能赚取不少利益，比如教授医术、高等学科的人，相对来说这些是比较体面的职业。商业，如果是零售业，它被认为是粗俗的，但是，如果大商贾从四面八方运来大批货物，并童叟无欺地销售给公众，当然就不会被贬低。事实上，如果他已经不在乎盈利，或者说，他觉得获得的盈利已经足够，从前常常从海上走到港口，而后又从港口涉足地产，那么，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来赞美他。但在一切行业里，没有什么比地产业更好、更有利、更令人满意的，对自由人来说也更体面。据此，严格地来讲，可敬的人必须是一名土地所有者，作为一个商人从事交易活动，只是为了达成这个最终目标的手段。学艺作为一种职业，只适合于希腊人和不属于统治阶级的罗马人，这些人通过这种方式，凭借他们的学问能在上流社会中跻身，寻得自己一席之地。当时那些完全发展了的庄园贵族式的文化，带着商业投机的浓厚色彩，也轻微地映射在通俗文化上。

[21]我们仍然可以窥得一场宴会的花销情况。在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以前，穆西阿斯·伦图卢斯（Mucius Lentulus）就任大祭司之时举办了这场宴会，僧侣——连同恺撒在内，包括维斯塔贞女，以及其他别种祭司及他们的近亲女眷，都前来参加。宴会的菜单如下：餐前的小食，包括海胆、鲜牡蛎（任宾客敞开来吃），大个的贻贝、海菊、芦笋田鸫以及肥鸡，牡蛎和贻贝馅饼、黑的白的海橡果。随后，又会提供海菊、甘蛎、刺螫水母、小候鸟肉、鹿排骨、野猪排骨以及烘煎的鸟类，接着又是小候鸟肉和两种紫贝。宴会的正餐包括猪乳房、野猪头、鱼馅饼、猪肉馅饼、鸭子、炖小水鸭、兔肉、烤鸟、小粉糕、本都糕。这类的僧院宴会，据瓦罗说，他们使得所有美味佳肴的价格飞涨。在瓦罗一篇讽刺诗中，他列举如下著名的外国奇馐珍肴：萨摩的孔雀、弗里吉亚的松鸡、米洛斯的鹤、安布拉基亚的山羊羔、喀尔西顿的金枪鱼、加的斯海峡的鳃鳗、培希努的翘嘴鲌（鱼肝油）、塔伦特姆的牡蛎和扇贝、罗得岛的鲟鱼、西利西亚的斯克鲁鱼、萨索斯的坚果、埃及的枣椰、西班牙的橡子。

[22]典籍中并未说朋这一点，但是如若用现金或者转让方式来支付利息是违法的，那么遵从法律将必然导致利息要从本金中扣除。

[23]埃及王法和梭伦法在契约签订上规定，欠债人即便无力还债，处罚代价也不能是其人身自由；至少欠债人遇有破产情况，其所受处分也不过是转让全部财产。

[24]至少后一种规则曾存在于埃及王法中。另一方面，梭伦法在利息上没有任何限制，但相反，朋确规定利息多少可随意制定。

[25]这两个法律中相当部分的内容，至今依然流传。

[26]根据恺撒的法令，每年十六名副执政官和两名执政官将分任省长职位，执政官任期为两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恺撒打算把省份的数量增加至二十个。然而，也许恺撒故意设立了职位和候选人间的差额，因此结论也并非板上钉钉。

[27]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使团”（libera legatio），即没有任何真正公务的使团。

[28]纳博被称为德奇曼尼（Decimani，第十兵团）殖民地，贝特雷被称为塞普提曼尼（Septimani，第九兵团）殖民地，而佛罗尤利被称为奥克塔瓦尼（Octavani，第八兵团）殖民地，阿雷拉特成为塞克斯塔尼（Sextani，第六兵团）殖民地，同时阿劳西奥成为塞昆达尼（Secundani，第二兵团）殖民地。第九兵团实属有所欠缺，因为它曾发生过普拉肯提亚兵变，也因此辱没了这一番号。有人说，这些殖民地属于那些命名它们的兵团，但这一说法未见朋确记载，也并不可靠。那些退伍军人，至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被安置在意大利。西塞罗的怨言称恺撒“一下子把好些省份和地区都没收了”，这些话与斥责战胜马西利亚人的凯旋紧密连接在一起，所指责的无疑应是为了建立这些殖民地恺撒在纳博省没收土地一事，尤其指的是马西利亚境内的领土损失。

[29]史籍中并没有朋确告知，本区域的非拉丁城市，特别是尼茂苏斯被谁赋予拉丁权。但是，根据恺撒本人曾经表示，尼茂苏斯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之前，一直是马西利亚境内的一个村庄。根据蒂乌斯·李维乌斯的说法，这部分领土正是由恺撒从马西利亚夺来的。最后，甚至在奥古斯丁时期之前的硬币，以及在斯特拉波的记载中，这个镇似乎已是一个拥有拉丁权的民社，那么其拉丁权只可能是被恺撒赋予的。至于纳博高卢的鲁西诺（Ruscino，即Roussillon near Perpignan）以及纳博高卢地区其他早期获取拉丁城市体制的民社，我们只能推测，它们与尼茂苏斯在同一时期获取拉丁权。

[30]已经证实，任何完全的公民民社，的确只拥有有限的裁判权。但是实际上，从恺撒在内阿尔卑斯高卢颁布的市政法令来看，情况却恰恰相反。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该省，自治市权限不能覆盖的诉讼，并非经由省长，而是由罗马副执政官审判。其他省的情况则是，总督在省内，不但代表管理公民间司法事务的副执政官，也代表在公民和非公民之间进行审判的副执政官，他们有权判决一切诉讼。无疑，这一奇事是苏拉之前的制度遗留，根据该制度安排，在整个大陆领土直至阿尔卑斯山区，只有首都治安官才有裁判权。因此，这里的一切诉讼，只要超出自治市的管辖范围，都必须通过罗马的副执政官来审判。反之，在纳博、加的斯、迦太基、科林斯，遇到这种情况，诉讼当然由省长来审理。的确，出于实际考虑，将这些讼案送往罗马审判，并非朋智之举。

[31]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按通常想法来看，赋予一个省份的罗马公民权，但同时允许省级政府继续存在，二者之间水火不容难以调和。此外，大家都知道，内阿尔卑斯高卢于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3月11日罗斯奇人民决议案而获取到公民权，同时，在恺撒时期它只是一个行省。恺撒去世之后，内阿尔卑斯高卢才同意大利合并，一直到罗马纪元711年即公元前43年该省都有朋确的总督任职。恺撒市政法令从来没有把这个地区称为意大利，而是将其定义为内阿尔卑斯高卢，这足以让人们得到正确的观点。

[32]自治市民情调查机构的继续存在，证实了这一观点，即由于内战（同盟战争），意大利的地方民情调查已然开始，但是该制度的实施可能是恺撒所为。

[33]最近在庞贝出土的衡器，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在帝制时代初期，除却罗马磅之外，也通用阿提卡的迈纳（mina，与罗马磅的换算比例大概为3:4），这是帝国的第二种衡量单位。

[34]尽管苏拉和同时期的庞贝让人打造的金币数量很少，并不能打破这一原则，因为它们可能只是论重量来使用，正如恺撒时代仍然流通的腓力金币一样。当然，这些金币也相当重要，因为它们是恺撒帝国金币的原型，正如苏拉的专政是新君制的先驱一般。

[35]当然在早期，国债的持有者如果坚持收取白银，那么显然政府不能违反其意志，不能按照黄金与白银的合法比例换算，用黄金来偿还国债。反之，从恺撒时代来看，毫无疑问金币成为不能被拒绝的法定支付方式，其价值相当于一百赛斯特斯。更重要的是，由于恺撒在民间流通中大量投放黄金，一时之间，金币在商业通货中的换算价值低于法定比率百分之二十五。

[36]大概在帝国时期的铭文中，在涉及到金额的时候，只用罗马硬币结算记录。

[37]因此，雅典的德拉克马（drachma）——虽然在重量上朋显比“第纳尔”要大，但其价值仍然相当；安条克的四德拉克马（tetradrachmon）硬币的平均重量为15克，但换算为罗马货币却只相当于三个罗马第纳尔（denarii），其重量约为12克；按照银价换算，小亚细亚的吉斯托弗鲁（cistophorus）相当于三个多罗马第纳尔，但根据法定换算比率，等价为两个半罗马第纳尔；罗德斯的半德拉克马（drachma）根据银价，能换算四分之三个罗马第纳尔，但按法定换算比率，只相当于八分之五个罗马第纳尔。

[38]这或许是由马尔库斯·弗拉维乌斯起草的诏令，其与相传为恺撒所作的论文《论恒星》（De Stellis）实为一物，这可以从西塞罗曾讲过的笑话中看出，他曾戏称现在天琴座要按照诏令升起。此外，我们还可以说，即使在恺撒之前，太阳年就是颇长的365天6小时了，这是埃及历法的根本，而恺撒也将其作为自己历法的基础。古代世界中所使用的最精确的一年时长，当属希帕恰斯计算的365天5小时52分。

[39]恺撒住在罗马的时间为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4月和12月，每次时间都不长；还有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9月到12月；罗马纪元708年即公元前46年约四个月；罗马纪元709年即公元前45年10月至罗马纪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3月。

第十二章　宗教、教育、文学和美术

国教

在宗教和哲学的发展上，这一时期没有出现新的因素。罗马—希腊的国教和与之相连且不可分割的斯多葛国家哲学，对每种政府——寡头制、民主制或君主制——来说，不仅是一种便捷工具，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要缔造一个完全没有宗教成分的国教实属不可能，而发现一个适合取代旧宗教的新国教也不可能。因此，革命的扫帚有时确实非常粗鲁地清扫了占卜鸟独具眼光的蛛网，不过这腐朽的机器每一次结合都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却能在那次葬送共和本身的地震中存留下来，并将它的死板和骄恣完好无损地传到新的君主国。无疑，它越来越被一切保有自由判断力的人所厌恶。确实，舆论对国教大体保持一种淡漠的态度。从各方面来说，人们都把它看作一种政治便捷机制，除了政治文人和古文物学者以外，没有人会特别关心它。但对于同它休戚与共的哲学，在毫无偏见的公众中逐渐产生一种敌对态度，这种态度是虚无而又背信弃义的空头支票势必要激起的。斯多葛派（Stoa）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用，我们可以从它想用多种方法吸收一些新精神可以看出这一点。阿什凯隆的安条克（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在世）承认曾把斯多葛体系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体系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竟真的成功地使他那畸形的学说成为当时保守派的时髦哲学，罗马贵族中的文雅之士和学者都本着良心加以研究。凡是聪明睿智、饶有气势的人都反对斯多葛派或对其置若罔闻。在这期间，主要由于罗马那些夸张烦人的法利赛派惹人厌恶，当然再加上人们日益倾向脱离实际而在懒散的淡漠和虚无的嘲讽中寻求托身之所，所以伊壁鸠鲁（Epicurus）体系传播更广，第欧根尼（Diogenes）的犬儒哲学也在罗马实现了归依。

无论伊壁鸠鲁体系在思想上如何苍白空洞，一种哲学若不改变传统名词以寻求智慧之路，而止于使用现有的名词，并且彻头彻尾地只承认感知是真实的，那便永远要优于名词盈耳但却概念虚空的斯多葛哲学。犬儒哲学在当时所有的哲学体系中是最好的，因为它的体系仅限于绝无体系并讥笑一切体系和体系制定者。在两个领域内，对斯多葛派的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且取得了胜利：对于庄重的人士来说，伊壁鸠鲁派的卢克莱修（Lucretius），以充满着诚挚信念和神圣热情的语调攻击斯多葛派对神和命运的信仰以及斯多葛派灵魂不死的学说，而对于容易发笑的大众，犬儒瓦罗以他那如飞镖一般、为人所广泛传诵的讽刺诗更加尖锐地刺向目标。这样一来，老一辈的能人攻讦斯多葛派，与此同时，与它毫无内在联系的年轻一辈如卡图卢斯（Catullus）也完全对其不予理会，对它进行更为严厉的责难。

东方宗教

但是，如果一种不再为人信仰的宗教出于政治方便而继续留存于世，那么人们就会在其他方面寻求充足的补偿。在当时的罗马世界，不信与迷信，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信仰，也都并行不悖。两者兼备而与伊壁鸠鲁派一同否认神祇，却在所有神祠前祷告献祭的人并不是没有。当然，只有来自东方的神祇正在兴起，而且因为人们继续从希腊流入罗马，所以东方的神也越来越多地迁入西方。弗里吉亚崇拜（Phrygian cultus）在当时罗马的重要性，可从瓦罗和卢克莱修等老人的论战中看出来，也可从时髦人物卡图卢斯的赞颂诗中看出来，此诗以一个独特的请求作结，即神可屈尊而仅仅扰乱其他人的头脑，却不扰乱这位诗人的神志。

密特拉（Mithra）崇拜

新加入的是波斯崇拜，据称这种崇拜最初是以自东方而来、在地中海相遇的海盗为媒介传到西方的，听说利西亚的奥林匹斯山是这种崇拜在西方最早的圣地。东方的崇拜传到西方，它们所蕴含的理论上和道德上的高级要素便会大体流失掉，这一点已得到明证：在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纯正学说中，至高无上的神是阿胡拉玛兹达（Ahuramazda），但在西方却几乎始终无人知晓，西方人特别崇拜的是在波斯旧国教里占首位、但却被查拉图斯特拉移至第二位的神，即太阳神密特拉。

伊西斯（Isis）崇拜

然而，在较为光明较为温和的波斯教天神抵达之前，埃及一大群乏味、神秘而奇形怪状的神灵就已来到罗马——自然之母伊西斯及其全部随员，其中有总是死而复生的奥西里斯（Osiris），凄惨的萨拉皮斯（Sarapis），沉默严肃的哈伯克拉底（Harpocrates），以及狗头的阿努比斯（Anubis）。当克洛狄乌斯解放各社团和秘密集会（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时，无疑又解放了平民，这批社团和秘密集会甚至准备进入位于卡庇托尔山的罗马朱庇特（Jupiter）古堡，人们历经艰辛才阻挡住它的入侵，把不可避免的神庙至少驱逐到罗马城郊。然而，在首都的下级民众中，没有哪一种崇拜像它这样受到欢迎。元老院下令拆毁城内的伊西斯神庙，没有一个工人敢先动手，执政官卢奇乌斯·保卢斯（Lucius Paullus）只得亲自拿斧头先砍第一斧（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我们可以打赌，一个女人越是浪荡，对伊西斯的崇拜便越是虔诚。抽签、圆梦和相似的人文科学，养活以此为业的人是理所当然之事。占星术已经是一门科学的研究，费尔蒙（Firmum）的卢奇乌斯·塔鲁提乌斯（Lucius Tarutius）是个受人尊敬且学识渊博的人，他是瓦罗和西塞罗的朋友，一本正经地计算罗慕路斯王和努马（Numa）王以及罗马城的生辰八字，而为了教化双方的信徒，他利用他对迦勒底和埃及的了解，证实了罗马年史上的记载。

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尼吉底乌斯·菲古鲁斯（Nigidius Figulus）

但在这个领域，我们最需要注意的现象，是首次尝试将粗俗的信仰和推测性思想杂糅在一起，即我们习惯称之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倾向首次出现在罗马世界。这里最老的信徒是普布利乌斯·尼吉底乌斯·菲古鲁斯，他是个罗马贵族，属于贵族中最严格的层级，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他担任执政官，罗马纪元709年即公元前45年，他身为被放逐的政治犯死于意大利境外。他以惊人的渊博学识以及更为惊人的信仰之力，在最为矛盾的元素中创造出一个哲学—宗教体系，至于这种体系的特殊轮廓，他在口头宣讲中所提及的，大概要比在他那些神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中描写的多。在哲学上，他想摆脱时下流行体系和抽象概念的骨架，重溯被人们忽视的前苏格拉底哲学之源，那种哲学思想还仍然生动感人地出现在古圣人的心中。

自然科学研究得到合理对待，甚至现在能为玄妙的骗术和假借神灵的把戏提供一个很好的应对方法。上古时代，人们对物理定律缺乏了解，便更容易注意到这种事物，我们可以感知到，它在这种情况下占据着重要地位。菲古鲁斯的神学大体基于这种离奇的混杂，与他志同道合的希腊人，已将俄耳普斯和其他或新或旧的本土学识，与波斯、迦勒底和埃及的神秘学说混合在一起，菲古鲁斯又将托斯卡纳研究的虚无结果与本地传统鸟飞学的虚无结果结合起来，以至于产生了更加协调的混乱状态。

整个体系在政治上、宗教上和民族上的神圣化都源自毕达哥拉斯的名字。这位极端守旧政治家的最高准则是“促进秩序、防止混乱”，他有着神奇的事迹，也能招神驱鬼。他生于意大利，甚至与罗马的传闻交织在一起，是远古时期的圣人，罗马佛罗场上还有他的雕像。因为生与死互相关联，所以看起来毕达哥拉斯不仅作为英明君主努马的朋友和智慧之母埃格里娅（Egeria）的同事立于共和摇篮之侧，而且作为神圣鸟学的最后一位守护者立于共和坟墓之侧。然而，这个新体系不但神奇，它更能成就奇迹。菲古鲁斯在后来做皇帝的奥古斯都（Augustus）诞生之日，就告诉他的父亲：此子日后必成大器。不仅如此，这些先知竟唤起了信徒的灵魂，更重要的是，他们向这些信徒告知金子丢失的地点。这种又新又旧的学识深深触动了当时的人，属于不同党派的最高贵、最博学、最能干之人——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的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博学的马尔库斯·瓦罗（Marcus Varro）和勇将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Publius Vatinius）都参加灵魂召唤仪式，甚至还动用警察来干涉这些社团的活动。这些想保全罗马神学的最后企图，与加图在政治学领域所做的类似努力一样，给人们留下既可笑又可悲的印象。我们可以对教义和传教人一笑置之，但能干之人竟开始自甘堕落，这仍是件严重的事。

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教育和普通文理教育

青少年教育事业，理应遵照前一时期所划定的双语人文范畴。罗马世界的普通文化，也应更加符合希腊人为此目的所设立的形式。甚至体育也从球戏、赛跑和比武，进步到更加具有艺术发展性的希腊体育竞赛，虽然还未有任何公立的体育机构，但在贵族宅邸中，已可见建于浴室旁的体育场。

在罗马世界，普通教育的范围于一百年间的演变形式，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加图的百科全书和瓦罗相似性质的著作《论学校的学科》中看出。作为非专门教育的组成部分，加图所列的有雄辩术、农学、法学、军事学和医学；根据大致推测，瓦罗所列的是文法、逻辑学或辩证法、修辞学、几何学、算术、天文学、音乐、医学和建筑学。所以在罗马纪元七世纪中叶，军事学、法学和农学，已从普通学科变为专门学科。另一方面，瓦罗的著作中已经完备地记述了希腊的青少年教育。除文法、修辞学和哲学等课程早已传入意大利外，现在又有属于特殊希腊课程的几何学、算术、天文学和音乐。特别是天文学在星宿命名方面，迎合了当时无思想而又好博学的罗马人的业余嗜好，在与占星术的关系方面，又迎合了当时盛行的宗教诈骗，因而受到意大利青少年的热情追捧。这一点也可以用其他方法证明：在亚历山大城的所有文学作品中，阿拉托斯（Aratus）的天文启示诗，最早为罗马青少年教育所采用。除了这个希腊课程以外，还有罗马旧时教育留下来的医学，最后是建筑学。对于当时不种田而建房屋造豪宅的罗马贵族来说，建筑学也是必不可少的。

希腊教学亚历山大主义

与前一时期相比，希腊和拉丁教育，在范围和学习严谨性上都有所进步，但在纯粹性和精美性上却也有所退步。人们日益热心于追求希腊学识，这赋予了教学本身一种博学性。荷马或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毕竟不能算作艺术，对教师和学者而言，亚历山大城的诗歌较为有利，此外从精神层面看，比起纯粹的希腊民族诗歌，这些诗歌更适合当时的罗马世界，即使它们不像《伊利亚特》那样珍贵，至少在年代上也足以让教师们奉它们为经典。欧福里翁（Euphorion）的情诗，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的“因缘”和“朱鹭”，吕哥弗隆（Lycophron）晦涩滑稽的“亚历山德拉（Alexandra）”，都包含着大量适于摘录和解释的罕见词（glossae），及编撰和分析都很费力的语句和冗长离题、堆砌得莫名其妙的过时神话，一般来说，它们都包含着各种复杂的学问。教学需要越来越困难的练习，这些作品大都是教师的模范著作，非常适合做模范学生的学习材料。因此，亚历山大城的诗歌，在意大利的学校教育中占据着永久性地位，尤其经常用作考题，它们确实促进了知识的传承，尽管是以牺牲鉴赏力和辨别力为代价。再者，这种不健康的求知欲，驱使罗马青少年尽可能从源头学习希腊文化。希腊教师在罗马教授的课程只够入门之用，但凡想要用希腊语会话的，就到雅典去听希腊哲学讲学，到罗得去听希腊修辞学讲学，并穿过小亚细亚，经历一场文学艺术之旅，在这里，希腊人大部分旧时的艺术珍宝都还留在原地。他们的美术培养虽有些机械化，但却能连续不断，反之，较远的亚历山大城因其严谨科学更负盛名，却很少作为求学少年的旅行目的地。

拉丁文教学

拉丁文教学的发展与希腊文教学相似。这一部分仅源于希腊教学的反作用，因为拉丁文教学的方法和动机，实际上基本是借鉴希腊文教学。而且，政治局势和平民党的活动都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群前往佛罗场讲坛，极大促进了演讲练习的传播和强化。西塞罗有云：“不论人的目光投向何处，处处都是修辞家。”此外，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的著作越退回到更遥远的过去，便越开始被人们毅然视作拉丁文学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因而基本以它们为中心的教学便取得更大的优势。最后，蛮族分子从各方迁入并扩张，凯尔特和西班牙的广阔地区开始拉丁化，自然就使得拉丁文法和拉丁教学，比昔日只有拉丁姆人说拉丁语时更加重要。自此，拉丁文学教师在科姆（Comum）和纳博的地位，开始与他们在普莱内斯特（Praeneste）和阿尔代亚（Ardea）的截然不同。

整体来看，文化教育在退步而非进步。意大利各城乡遭到毁坏，外来分子成群涌入，国家政治、经济和道德都在衰退，尤其是混乱的内战对拉丁语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非世界上所有教师所能修补。罗马青少年与当时的希腊文化联系更加密切，再加上受多言善辩的雅典智识以及罗得和小亚细亚的修辞学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他们所汲取的恰好都是希腊文化中最为有害的部分。

拉丁姆在凯尔特人、伊比利亚人和利比亚人中间担负的宣传使命——尽管这个任务值得骄傲——只会给拉丁语带来如东方希腊化给希腊语带来的相同结果。这个时期的罗马民众，为演说家层次分明、音韵铿锵的话语鼓掌，而对伶人语法上或韵律上的错误加以抨击，这无疑表明，母语作为学校教育的反映，对于它的洞察力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特质。但同时，有判断力的同时代人却在抱怨说：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前后，意大利的希腊文化水平远低于三十多年以前，人们很少有机会能听到纯正的拉丁语，只有从受过教育的老妇人嘴里才能听到。真正的文化传统，旧时美妙的拉丁母语，卢西利亚的优雅，西庇阿时代文明的读者圈，都在逐渐消逝。至于“温文尔雅（urbanitas）”这个名词和观念，即优雅的民族素养，也起于这个时期，这并不说明它很流行，而是说明它正在没落，说明人们深感这种“温文尔雅”在语言中、在拉丁化的蛮族或蛮族化的拉丁人的风俗中并不存在。在仍可听见文雅谈吐的地方，正如在瓦罗的讽刺诗和西塞罗的信札里，它就是在列阿特（Reate）和阿尔皮努姆（Arpinum）没有像罗马那样作废的古道遗风。

国立学府的萌芽

这样，以前的青少年教育大体保持不变，不过这主要是由于它本身的腐败而非由于民族的整体衰落，比起前一时期，这种教育带来的利更少而弊更多。恺撒也在这个领域发起了一场革命。对于文化教育，罗马元老院最开始持抵抗态度，而后仅仅是多加容忍，新意大利—希腊帝国政府的本质是人文主义，只能效仿希腊模式自上而下地推进文化教育。如果恺撒把罗马特权赠与首都所有的人文科学教师和医师，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之后国家设立学府以供帝国青少年学习双语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也是新的人文主义国家最有意义的体现。如果恺撒又决定在首都建一座希腊和拉丁的公立图书馆，并任命当时最博学的罗马人马尔库斯·瓦罗为馆长，其中意图分明就是要把世界君主国和世界文学联合起来。

语言　小亚细亚的俗语

这个时期语言的发展，取决于文明社会的古典拉丁语和公共生活的俗语之间的区别。前者本身是特殊意大利文化的产物，甚至在西庇阿的阶层中，“纯粹拉丁语”已经成为口号，人们说母语不再是出于完全单纯的心态，而是有意识地与大众语言保持距离。本时期伊始，针对迄今为止盛行于高等交际语因而也盛行于文学领域的古典主义，发起了一场异常的反动，这场反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希腊同种性质的语言反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在大约这个时候，马格尼西亚（Magnesia）的修辞学家和浪漫主义作家赫格西亚斯（Hegesias），以及依附于他的许多小亚细亚修辞学家和文学家，开始反抗正统的雅典主义。他们要求完全认可生活的语言，一视同仁，不管字词是源于阿提卡还是源于卡里亚和弗里吉亚。他们自己发言写作，不是为了学术派系的品味，而是为了大众的喜好。他们不能对这一原则持有异议，只是结果确实不会优于当时小亚细亚的民众，这些民众已完全丧失对作品简洁性和纯粹性的鉴赏力，只会追求哗众取宠的东西。姑且不论由此趋势衍生出来的各种虚假艺术——尤其是浪漫小说和浪漫小说体的历史，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亚洲人的风格是生硬的，没有抑扬顿挫的音节，装腔作势，孱弱无力，满是藻饰和夸张，彻头彻尾地庸俗和做作。西塞罗说：“谁知道赫格西亚斯，谁就知道何为愚蠢。”

罗马俗语赫滕希乌斯（Hortensius）反动罗得学校

然而，这种新风气也传入拉丁世界。希腊时兴的修辞学，在前一时期末就已侵入拉丁的青少年教育中，然后从本时期伊始便迈出了最后一步，苏拉时代最著名的律师昆图斯·赫滕希乌斯（罗马纪元640—704年，即公元前114—前50年）也踏上了罗马的讲坛，这时修辞学甚至在拉丁习语上也固守差劲的希腊审美。罗马民众接受的已不再是西庇阿时代纯粹严谨的文化教育，自然热情赞赏这位知道如何给俗语披上一层艺术外衣的革新者。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在希腊，语言斗争总是先发生在修辞学家的学府里，因此在罗马，法庭演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文学更能树立作风典范，于是，律师界的领导权似乎理所当然地与发言和写作的时兴模式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赫滕希乌斯的亚洲俗语，将古典主义逐出罗马讲坛，一部分也逐出文学领域。但是，不久希腊和罗马的风尚又发生了转变。在希腊，罗得修辞学家的学校不恢复阿提卡的纯粹严谨之风，而是试图在它和现代时尚之间开辟一条折中之道。如果罗得的教师不太考究他们思想言谈的正确性，那也至少要坚持使用纯正的语言和风格，审慎选择字词和节奏分明的句法。

西塞罗主义

在意大利，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罗马纪元648—711年，即公元前106—前43年）少年效仿赫滕希乌斯的作风，然后听了罗得教师的讲学，他自己的鉴赏力也更加成熟，因而归于善道，自此以后，他致力于严谨纯正的语言和彻底圆满而富有韵律的演说辞。在这一方面，他所效仿的语言模范主要是源于罗马上流社会中那些少受或完全未受俗语侵害的人，而且如上所述，这些人虽然正逐渐消失，但却仍有遗存者。无论优美的希腊文学对他演说辞的节奏有何重大影响，在这件事情上，古拉丁语和优美的希腊文学也只占据着次要地位。语言净化绝不是书本语言对交际语言的反动，而是真正受教育者的语言对未受教育者或半受教育者的俗语的挑战。

在语言领域内，恺撒也是冠绝当时的大师，他表达了罗马古典主义的基本概念，下令发言和写作时应避免使用任何外来词，一如船员应避开礁石。人们应摒弃古文学里的诗意词、废词以及取自公共俗语的乡间措辞，尤其要摒弃希腊字词和习语，就这一时期的信札来看，这种字词和习语已大规模渗入到交际语言当中。尽管如此，西塞罗时代这种学究式的人造古典主义，相对于西庇阿时代的古典主义，就如同忏悔相对于无罪，或如同拿破仑时代的古典派法语，相对于莫里哀（Moliere）和布瓦洛（Boileau）的模范法语。西塞罗时代的古典主义源自鲜活饱满的生活，而西庇阿时代的古典主义，就像是在恰当的时间抓住了一个即将灭亡且不可复生的民族的最后一口气。既然如此，这种古典主义当然迅速地传播出去。律师界的领导权以及语言和鉴赏的独裁权，都一并从赫滕希乌斯移交到西塞罗手上。西塞罗所著作品丰富多样，因而这个古典主义有了前所未有的长篇散文。于是，西塞罗成为新古典拉丁散文的开创者，罗马的古典主义始终与文体家西塞罗完全联系在一起。古典主义最有才华的代表如恺撒和卡图卢斯，都对他不吝赞美之词，这些赞词虽有些过分，但却不完全是空话，他们所赞美的并不是作家西塞罗，更不是政治家西塞罗，而是文体家西塞罗。

罗马新式诗歌

不久之后，他们又有所进展。临近本时期末，罗马新派诗人，将西塞罗在散文方面所做的成就贯彻到诗歌中去，这些诗人以希腊盛行的诗歌为范本，其中最大的才子就是卡图卢斯。在这里，高等交际语言将过去在此领域也很流行的古文驱逐出去。正如拉丁散文臣服于阿提卡的韵律，所以拉丁诗歌也逐渐遵守亚历山大诗体那严谨或称苛刻的诗律，例如自卡图卢斯时代开始，不再允许用单音词或者不是特别有力的双音词同时做一行诗的开头，又作始于前一行诗的句子的结尾。

语法科学

最后，科学也介入其中，确定语法，发展规则，这规则不再取决于经验，而是拥有决定经验之权。过去实词的词尾变化一部分是不定的，而今则完全一成不变，例如所谓第四种词形变化里，一向并行不悖的所有格和与格形式（senatuis和senatus，senatui和senatu），恺撒认为只有缩略形式（-us和-u）才属有效。各种书法改革使得书面语和口头语更趋于一致，例如，依恺撒前例，i代替maxumus一类词中间的u; k和g这两个字母已属多余，前者已被废除，而对于后者，至少也已有人提议将其废除。语言即便还未固化，也已经在固化的路上，它的确还未在不知不觉间被规则支配，但却已经感受到规则的影响。

在拉丁文法领域，此举从希腊大体汲取了它的精神和方法，不仅如此，拉丁语也依照希腊先例直接接受修正。这一点有事实为证，例如，词尾的s原来任由人们随意使用，有时做辅音，有时又不是，但新式诗人却按照希腊用法将它当作辅音语尾。这种语言的规整就是罗马古典主义的恰当领域。古典主义的领袖西塞罗、恺撒以极不相同的方式——也正因此更有意义——甚至在卡图卢斯的诗作中反复灌输语言规则，斥责违反规则的行为，反之，老一辈人极力反对语言界的改革，就如同他们反对政治改革一样。但当新古典主义，也就是受规则支配且尽可能与标准希腊语处于平等地位的标准拉丁语，源于对闯入上流社会甚至文学领域的俗语的有意挑战，即便它取得稳固的文学地位，且具有系统化的形态，俗语也绝不撤离阵地。我们不仅发现有人天真地将俗语用到偶然进入作家之列的次要人物的作品中，如恺撒第二次征伐西班牙的记载，而且在真正的文学、在哑剧、在半浪漫主义小说、在瓦罗的美学著作中，我们也或多或少会看到俗语的痕迹。还有一种显著的情形，那就是俗语恰好处在最富民族性的文学领域，能够自保，而像瓦罗这样真正的守旧之士也将它纳入保护。古典主义基于意大利语的消亡，一如君主政体基于意大利民族的没落，共和的遗老们竟继续将共和的权利赋予正在使用中的语言，为了它的相对活力和民族性，竟容忍它的美学缺陷，这是完全一致的。这样一来，本时期的语言见解和趋势处处不同，卢克莱修的旧式诗歌旁边出现了卡图卢斯彻底的新式诗歌，西塞罗富有韵律的文句旁边立着瓦罗那有意不再划分的长句。语言领域同样也能反映出时代的分裂。

文学作品在罗马的希腊文人中

在本时期的文学领域，首先让我们吃惊的，是与前期相比，罗马文学的发展极为显著。希腊人文学活动的繁盛发展早已不在公民独立的自由空气中，而只在大城市尤其是宫廷的学术机关里。希腊的文人只得寻求大人物的照拂和庇护，又因为帕加马（罗马纪元621年即公元前133年）、昔兰尼（罗马纪元658年即公元前96年）、比提尼亚（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和叙利亚（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等国的王朝相继灭亡，拉基代王朝光辉日减，他们被人从先前的缪斯之位赶下来，再加上自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以来，他们必然散居各地，至少在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中间，和在拉丁人中间同为异乡之客，于是这些希腊文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罗马。除了厨师、娈童和弄臣外，还有追随在当时的罗马贵族身边的一群希腊侍从，其中哲学家、诗人和传记家也居于显赫地位。

居于这种地位的著名文人我们已有了解，例如，伊壁鸠鲁派的菲洛泽穆斯（Philodemus），受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的执政官卢奇乌斯·皮索之命担任首席哲学家，并偶尔以他庇护者粗鲁不文的享乐主义为主题，创作美妙的讽刺短诗来教诲新人。当时罗马的文学成就比任何地方都要丰足，越来越多极负盛名的希腊艺术代表和科学代表迁入罗马。在这些迁居罗马的人当中，有医师阿斯克雷庇阿德（Asclepiades），国王米特拉达特斯试图诱他离开罗马转而来侍奉自己，但却是徒劳；有米利都（Miletus）全知全能者亚历山大，又名波里希斯托（Polyhistor）；有来自比提尼亚国尼西亚的诗人帕耳忒尼俄斯（Parthenius）；还有叙利亚国阿帕米亚的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他在旅行、教学和写作方面样样闻名，在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已达高龄之时从罗得移居罗马；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像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家那样的府邸是希腊文化所在，也是希腊文人聚集之地，就跟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差不多。在这些充满财富和科学的厅堂里，罗马财力和希腊鉴赏力，将古今大师无与伦比的雕刻和绘画作品，与一座选址慎重、装潢华丽的图书馆合而为一，每一个有学问的人，尤其是希腊人在这里都受到欢迎——人们经常看见府邸主人在精美的柱廊里走来走去，亲自与一位博学宾客谈论语言学和哲学。当然，这些希腊人不仅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宝藏，同时也把他们的荒谬和奴性带到了意大利，例如，一位博学的游历之士，“谄媚术”的作者，尼萨（Nysa）的阿里斯托德穆斯（Aristodemus），竟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前后，声称荷马生于罗马，以取悦他的主人。

罗马人的文学追求

希腊文人的事业在罗马兴旺到什么程度，罗马人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兴趣就发展到什么程度。甚至在西庇阿时代被完全排斥的希腊文章现在也得以复兴。希腊语现在普遍流行，一篇希腊文章自有与拉丁文章截然不同的读者群，所以罗马贵族如卢奇乌斯·卢库勒斯、马尔库斯·西塞罗、蒂乌斯·阿提库斯（Titus Atticus）、昆图斯·斯凯沃拉（Quintus Scaevola，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的保民官）与亚美尼亚和毛热达尼亚（Mauretania）的国王一样，也偶尔发表希腊散文甚至希腊诗歌。但是罗马本地人用拉丁文写作一直都是次要手段，几乎只是个消遣。意大利的文学派别和政治党派全都固守他们的意大利民族性，只是或多或少沾染了一些希腊文化而已。在拉丁文写作领域，人们至少也不能抱怨它缺乏活力。

在罗马，各种各样的书籍和小册子，尤其是诗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诗人蜂拥而至，只有塔尔苏斯（Tarsus）或亚历山大才有这种景象。发表诗歌已成为生性活泼之人年少时常犯的过错，甚至一个人年少时所作的诗被慈悲的人忘记，因而得以免受批评，这在当时也算是幸事。任何懂艺术之人都可一口气写出五百行六韵步诗，教师无可非议，读者也无可赞美。妇人也积极参与这些文学活动，她们不限于舞蹈和音乐，而是凭借聪明才智掌握会话主动权，并且非常善于谈论希腊和拉丁文学。当诗歌灵感涌上心头，被围攻的堡垒用优美诗作订约投降的例子也不在少数。韵律越来越成为成年男女的时髦玩物，书信体诗文、共同作诗练习、好友间的竞赛都是稀松平常之事，到本时期末，首都已开设了供羽翼未丰的拉丁诗人缴费学习作诗的机构。

由于书籍畅销，复制生产技术大体完善，发表工作相对迅速且便宜。卖书成为一个体面且赚钱的行当，书店也成为文化人日常的聚会场所。读书成为一种时尚，甚至一种狂热。宴会时，较为粗俗的消遣还未出场，阅读便已先行；旅行时，人们也几乎不会忘记带上途中阅读的书籍。人们看见高级军官在营帐里读希腊的淫秽小说，元老院的政治家则手拿哲学论著。相应地，罗马国内的情形，无异于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公民“从门口读到厕所”的情形。帕提亚的维齐尔（Vizier）把在克拉苏营中找到的浪漫小说指给塞琉西亚的公民看，并问他们是否依然视这种书籍的读者为可怕的敌人，此举不无道理。

古典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

这个时代的文学倾向是多样的，也不得不多样，因为这个时代本身就有新旧风气的区别。在政治领域互相冲突的倾向，保守派的本国—意大利倾向，新君主制的希腊—意大利倾向或曰世界主义的倾向，也在文学领域进行着它们的斗争。前者依附于旧拉丁文学，这种文学在剧院、学校和学术研究领域都日益具有古典性质。鉴赏力不如西庇阿时代，党派倾向却比那时更强，于是恩尼乌斯（Ennius）、巴库维乌斯（Pacuvius）尤其是普劳图斯（Plautus），现在都被抬举得跟天一样高。西比尔（Sibyl）的书页越少，价钱便越高。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的诗人民族性相对较强，成果较为丰硕，人们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这完全成熟的模仿主义，文学上的模仿主义如政治上的模仿主义一般，坚定地望着汉尼拔手下众勇士所处的那个世纪，不幸的是，这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无疑，在这种对旧古典作品的崇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代的守旧主义者所特有的空洞和虚伪。这里也不乏立场不坚定之人，例如西塞罗虽然在散文界是新倾向的主要代表，但是对于旧的民族性诗歌，他却几乎显示出对贵族政体和占卜课程的同等敬意。我们听见他说：“爱国主义要求我们宁可读臭名昭著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译本，也不读原著。”这样一来，甚至在恩尼乌斯的正统崇拜者中间，那与平民党君主制同根同源的新文学倾向，也能数出许多秘密党羽，与此同时，也不乏较为大胆的批判家，他们对本地文学与元老院政治一样不留情面。他们不但恢复西庇阿时代严厉的批判主义，重视特伦斯（Terence），只为了谴责恩尼乌斯甚至声讨恩尼乌斯派。而更为年轻也更为大胆的人大步向前，虽说目前还只是异端对文学正统的反叛，但却已经敢称普劳图斯为粗俗弄臣，称卢西利厄斯（Lucilius）为坏诗匠。这种新倾向不依附于本地文学，而依附于希腊的新文学，即所谓的亚历山大主义。

希腊的亚历山大主义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对希腊语言和艺术的这种奇异再生现象多加叙述，以供人们了解这个时期乃至以后的罗马文学。

亚历山大文学是以纯粹希腊语的没落为基础，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希腊语就被一种下等俗语所取代，这种俗语是由马其顿方言与各种希腊部落和蛮族部落的语言相互接触衍生而来，或者更准确地说，亚历山大文学大体起于希腊民族的灭亡，就其民族个性而言，是为了建立亚历山大世界帝国和希腊文化帝国，这个民族必须灭亡，而最终也确实灭亡了。如果亚历山大的世界帝国继续存在，那么之前的民族流行文学便会被一种仅在名称上属于希腊的世界文学取代，这种文学基本没有民族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贵族提倡而来，但它确实能主宰世界。然而，由于亚历山大去世，他的国家也随之解体，与之对应的文学萌芽也迅速湮灭。不过，希腊民族及其所拥有的一切——它的民族性，它的语言，它的艺术——都属于过去。它只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圈子，这不是文化人的圈子，因为严格来说，这种人已不存在，但这是学者的圈子。希腊文学即便在消亡后依然受人珍视，它留下的丰富遗产被人们记录下来，或悲戚，或喜悦，或苦心钻研、不厌其烦，鲜活的怜悯之心或湮灭的学识也可能被蒙上一层生产力的外衣。这种死后的生产力，构成所谓的亚历山大主义。亚历山大主义在本质上类似于一种学究文学，这种文学脱离了鲜活的罗马民族性及其俗语，作为已逝的人为再生品，它于罗马纪元十五、十六世纪在一群世界性的哲学家中间发展壮大。无疑，狄阿多西（Diadochi）时代古典希腊语和庸俗希腊语之间的差别并不是非常明显，但严格说来，的确与马努提乌斯（Manutius）的拉丁语和马基亚维利（Macchiavelli）的意大利语之间的差别相似。

罗马的亚历山大主义

过去，意大利对亚历山大主义基本敬而远之，它的相对兴盛期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后不久。然而，在一切体裁的诗歌作品中——甚至说教诗也不例外，奈维乌斯（Naevius）、恩尼乌斯、巴库维乌斯以及下至瓦罗和卢克莱修的全体罗马作家，都不依附于同时代或者不久之前的希腊人，而无一例外地依附于荷马、欧里庇得斯、米南德（Menander）和其他有生气、有民族性的希腊文学大师。罗马文学从来就不是新鲜的、有民族性的，但只要存在一个罗马民族，作家们便会本能地寻求有生气、有民族性的范本，然后加以模仿，即便这不是出于最好的目的，他们也不是最好的作家，但起码看起来像是原创。到了西塞罗和恺撒时代，才有人开始模仿起源于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文学，因为马略时代的小小开端不能计算在内。

现在罗马的亚历山大主义传播得非常迅速，这种结果一部分是源于外部因素。罗马人与希腊人联系增多，特别是罗马人经常到希腊各地旅行，希腊文人聚集在罗马，这自然就使得希腊的时兴文学以及当时盛行于希腊的史诗、挽歌、短歌和米利都轶事在意大利人中间拥有一个读者群。再者，如上文所述，亚历山大诗歌已在意大利青少年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又因为后者本质上一直依赖于希腊化的学校教育，所以亚历山大诗歌对拉丁文学更有反作用。在这方面，我们甚至发现新罗马文学和新希腊文学的直接联系。上文所提到的帕耳忒尼俄斯是个比较出名的亚历山大挽歌作家，似乎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前后，他在罗马开办了一个教文学和诗歌的学府。按照著名的亚历山大范式，他把带有情色和神话色彩的拉丁挽歌材料交给一个贵族学生，这份材料中的一些节选至今仍在。但成就罗马亚历山大主义的，绝不仅仅是这种偶然的原因，相反，它是罗马政治发展和民族发展的产物，也许并不讨人喜欢，但却完全不可避免。一方面，正如希腊分解出希腊精神，拉丁姆现在也分解出罗马精神。意大利民族发展过于迅猛，现在并入恺撒的地中海帝国之中，一如希腊的发展并入亚历山大的东方帝国之中。另一方面，希腊民族性和拉丁民族性两条大河，在平行河床分流已有数百年，如今终于汇合到一处，新帝国以这一事实为依据，因而意大利文学不仅要在希腊寻求一般性的根基，而且必须要使自己与现时的希腊文学，也就是与亚历山大主义保持平等地位。有了学院式的拉丁文，有了定额的古典著作，有了专门的文人古典作品阅读圈，民族性的拉丁文学便见陨落，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变质、人工培育的帝国文学。这种文学不依赖于任何定性的民族性，但却用两种语言来宣扬人类的普遍福音，在精神上彻底而有意识地依赖古希腊文学，在语言上一部分依赖古希腊文学，一部分依赖古罗马的通俗文学。这并不是个进步，恺撒的地中海君主国，固然是个伟大的更是个必要的创造，但它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因此是个更加年轻、更多限制也更加自然的国家，而罗马纪元第六世纪时意大利国家仍能体现出的精力充沛的民众生活和四溢的民族活力，在此却无迹可循。意大利民族性的消亡在恺撒的创造中得以完成，掐断了文学发展的希望。谁感受到艺术与民族性之间的亲密关系，谁就要永远背弃西塞罗和贺拉斯（Horace），转而依附加图和卢克莱修。只有在这方面获得认可的、教师式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才能称始于新君制的文艺时代为黄金时代。然而，人们必定认为恺撒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希腊的亚历山大主义劣于那总不完美的古民族文学，而另一方面，这种亚历山大主义却绝对要优于狄阿多西时代的亚历山大主义，一如恺撒的耐久体系要优于亚历山大的短暂创作。我们之后还会指出，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学，与狄阿多西时代的同类文学相比，其语言学的性质远远少于后者，而其帝国文学的性质却远远多过后者，因此它在上流社会中的影响力，远比希腊的亚历山大主义深远。

戏剧文学悲喜剧的消逝

没有哪个领域的发展比戏剧文学更加凄惨。在本时期之前，悲剧和喜剧已消失在罗马的民族文学中，新剧本不再上演。在苏拉时代，观众仍希望看新剧本，这一点可以从本时期重演普劳图斯的喜剧但改换其剧名和人名看出来，对此有人说得好：“看好的旧剧本胜过看坏的新剧本。”自此，便已快到戏剧完全让位于死去诗人的地步，这一点可见于西塞罗时代，亚历山大主义对此并不做反驳。它在该领域的高产量比零产量更糟糕，亚历山大文学从不了解真正的编剧，它只能把那些原本用于阅读而非表演的伪剧本引入意大利，于是不久之后，这些抑扬格诗剧在罗马和在亚历山大同样流行，尤其是悲剧写作开始显露出惯常的青年病态。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件事对这些作品的性质得出颇为准确的观点，即昆图斯·西塞罗用顺势疗法消除身处高卢冬营的疲劳，在十六天内创作了四部悲剧。

拉贝里乌斯滑稽戏

只有在“生活画”，即滑稽戏中，罗马民族文学最后的、依然蓬勃发展的阿特兰滑稽戏，开始与希腊喜剧的分支相生相长。与和诗歌的其他流派相比，希腊喜剧的分支更多地受到亚历山大主义诗歌意蕴的滋养，发展成果也更加显著。滑稽戏起源于早已家喻户晓的笛子伴奏化装舞，这种舞蹈主要在剧院两场戏剧的间歇上演，有时也会上演于其他某些场合，例如宴请宾客的筵席中。不难想象，在这些舞蹈中，很早就采用语言工具的辅助，只要加入相对条理清晰的情节以及常规的对话，便可称其为小喜剧，这种喜剧与此前的喜剧乃至滑稽戏，仍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舞蹈以及与舞蹈密不可分的色情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滑稽戏本来并非用于舞台表演，而是剧场，故而无需考虑任何理想化的布景，例如面具和戏鞋，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女性角色可以由女人扮演。这种新型滑稽戏似乎是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公元前82年前后开始登上首都的舞台，随即迅速吞并罗马民族丑角戏，但在关键处也与之十分契合，依旧被用作幕间节目，尤其是与其他戏剧表演共同当作助兴节目[1]。当然，这种新型滑稽戏较之丑角戏，情节更加松散，内容更放荡且更荒诞，只要足够五彩缤纷，就能引起观众情不自禁地发笑，他们也不会诘责作者为何情节荒诞。

支离破碎，而不是解开结扣

新滑稽戏的主题以情爱为主，大多数属于放纵淫乱之流，例如，诗人和观众毫无例外地抨击为人丈夫的一类人，其所谓扬善惩恶不过是对美德的讽刺。其艺术魅力，恰如阿特兰滑稽戏，完全依靠对普通和下层民众生活方式的描写，它抛开乡村景象，转而展开对首都生活和事件以及罗马群众的描绘——正如同类希腊剧本对亚历山大群众的生活等进行发掘——并要求他们向自己熟悉的画面鼓掌喝彩。许多主题都取材于手艺人的生活，其中有戏剧中的“漂布匠”，还有“制绳匠”、“染匠”、“盐工”、“女织工”和“狗童”。此外有些剧本也刻画人物，比如“善忘者”、“吹嘘者”和“腰缠十万赛斯特斯之人[2]”；或描写异地的景象，例如“伊特鲁里亚妇人”、“高卢人”、“克里特人”和“亚历山大城”；或描写人们欢庆的节日场面，例如“户神节”（Compitalia）、“农神节”[3]（Saturnalia）、“安娜·贝伦那”（Anna Perenna）和“热水浴”；或模仿神话，如“地心游记”和“阿尔维尼湖”（Arvernian Lake）。恰当的口头禅和简短易懂的熟语都受到欢迎，不过每一句浅白的话语都具有某种意义。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人们向酒神巴克斯求水，向泉神祈酒。甚至罗马剧场昔日严厉禁止的讽喻时政的话语，在这些滑稽戏中也屡见不鲜[4]。

关于韵律的形式，这些诗人如是表述：“不桎梏于诗歌韵律。”甚至即将发表的剧本，其语言也充斥着通俗表达和低俗的新生词汇。显而易见，滑稽戏在本质上与之前的闹剧如出一辙，不过化装面具、阿特兰滑稽戏的固定布景以及乡村特色不复存在，被首都高度自由、狂放糜烂的生活取而代之，登上舞台。大多数这类剧本都是偶然编成，无意在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然而拉贝里乌斯（Laberius）滑稽戏中满是尖锐的人物刻画，语言和韵律的处理方面亦有精彩之处，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史学家必然感慨万千：罗马共和制濒临瓦解之际的戏剧，已经无法再与伟大的阿提卡戏剧相提并论。

戏剧布景

随着戏剧文学发展每况愈下，舞台布景和奢华风气与日俱增。戏剧表演不仅在首都的公众生活中占据正统地位，而且在乡镇也是如此。现在罗马已经通过庞培获得了一座永久的剧场（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旧日里戏剧表演都是露天进行，此时坎帕尼亚的习俗，即演出时在剧场搭起帆布，为演员和观众提供容身之所，也传入罗马（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与此同时，希腊的布景方式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活跃于戏剧舞台上的，不是亚历山大戏剧家们不局限于黯淡的七巨头的创作，而是古典戏剧，尤其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所以在西塞罗时代的罗马，恩尼乌斯、帕库维乌斯和阿奇乌斯的悲剧以及普劳图斯的喜剧备受推崇。在前一时期，普劳图斯在喜剧领域的地位被特伦斯取代，特伦斯的喜剧趣味横生，然而其喜剧功底与普劳图斯相差甚远。现在罗斯奇乌斯与瓦罗合作，也就是舞台和语言的结合，特伦斯的喜剧，恰如莎士比亚戏剧得益于伽里克（Garrick）和约翰逊（Johnson）的联袂而脱胎换骨。但是观众受到简短粗糙的闹剧带来的影响，情感僵化，心绪急躁，甚至普劳图斯也深受其害，所以剧院经理自觉地有必要为普劳图斯喜剧进行长度辩解，甚至不得不进行删减和修改。现成的剧本越有限，剧院经理、演员和观众就越在意剧本布景的表现。

在罗马，一流演员和舞女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行当。如上文所述，悲剧演员伊索普富比王侯，较之伊索普更为出名的同代人罗斯奇乌斯，年收入达六十万赛斯特斯[5]，舞女狄奥尼西亚（Dionysia）年收入估值二十万赛斯特斯（折合2000英镑）。与此同时，装饰和服装上的花费数额巨大，有时六百匹带鞍的骡子一行一行地走过舞台，特洛伊的剧场被用来向观众表演庞培在亚洲征服各民族的生动场面。剧中合唱时伴奏的音乐同样更加气势恢宏，且更具独立的重要性。瓦罗如是说：“如风牵起涟漪，技艺娴熟的吹笛人抑扬顿挫的曲调，让听众内心泛起波澜。”笛子的曲调往往节拍急促，导致演员不得不更加卖力地表演。

音乐和戏剧鉴赏随之发展起来，剧院常客能由第一个音拍识别任何曲调，而且对剧本烂熟于心，音乐和朗诵上的每一个失误都会引起观众的严厉指责。西塞罗时代罗马戏剧的盛况堪比如今的法国戏剧界。罗马的滑稽戏与当下戏剧中的荒淫场面相当，对于二者而言，事无优劣之分，故而能同时容纳传统古典悲剧和喜剧，受教育者有义务对此进行褒扬或至少鼓掌。人们在滑稽戏中观摩自己的生活，在戏剧中惊羡装饰之华丽，从而获得理想世界的总体印象，便心满意足。意趣高雅的人士在剧场中并不关心剧本，而只在乎其艺术表现。罗马的戏剧艺术在不同阶层之间周旋动荡，恰如法国的戏剧艺术在村舍和殿堂之间流转。罗马的舞女在谢幕之前，往往会脱去上衣，穿着内衣为观众献舞，但是根据罗马的塔尔玛（Talma），其艺术的最高法则不是自然的真理，而是和谐。

诗体编年史

在朗诵诗中，似乎不乏以恩尼乌斯模式为蓝本的诗体编年史，然而，或许是因为卡图卢斯所吟咏的女子的慈悲誓愿——只要神圣的维纳斯能够让她的爱人放弃卑劣的咏政诗，重回她的怀抱，她愿意烧最坏的史诗向他献祭——这些诗体编年史受到猛烈抨击。

卢克莱修

这一时期，在整个朗诵诗领域，代表罗马民族倾向的，只有一部名著，然而这部名著却是罗马文学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之一，这就是蒂乌斯·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罗马纪元655—699年即公元前99—前55年）的《物性论》。

作者本人出身罗马最上流的社会阶层，可是不知道是因为体弱多病，抑或是不醉心于此，他从未参与公众生活，并且在内战爆发前不久撒手人寰，当时还正值壮年。作为诗人，卢克莱修坚决依附恩尼乌斯，故而依附希腊的古典文学。他愤然脱离当时“虚空的希腊主义”，全心全意地自称是“正统希腊人”的学者，在罗马诗歌最负盛名的段落中，甚至连修昔底德的神圣热诚亦不无令人称道地回响。由于恩尼乌斯从道于埃庇卡摩斯（Epicharmus）和欧赫迈罗斯（Euhemerus），所以卢克莱修也从具有“得天独厚的西西里岛最瑰丽的珍宝”之称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形成自己的表现形式。至于题材，卢克莱修“搜集伊壁鸠鲁作品中的金玉良言”，“伊壁鸠鲁的光辉让其他人黯然失色，如太阳当空，众星皆黯淡”。和恩尼乌斯一样，卢克莱修也蔑视亚历山大主义将神学知识强加给诗歌的要求，他只要求读者知晓普遍流行的传说[6]。

虽然当时流行的语言纯洁主义拒绝将外来词融入诗歌，但是卢克莱修效仿恩尼乌斯，宁可使用含义丰富的希腊词语代替生硬晦涩的拉丁词语。罗马旧有的双声格，诗行和句子的划分不相符合，一般的旧式表达和行文方式，在卢克莱修的诗歌作品中仍然屡见不鲜，虽然他的诗句较之恩尼乌斯的更加朗朗上口，但是他的六音步诗却庄重迟缓，如同滞缓流动的金液，不像新派诗如溪流碧波荡漾般的优美生动。在哲学上，卢克莱修完全倚重恩尼乌斯，实际上也是如此，他在诗中赞美的本国诗人只有恩尼乌斯。鲁第亚（Rudiae）歌者信奉这样的宗教信条：天神自然是存在的，我说过了还要说下去，但在我看来，天神并不会理会人类的命运。这种信条完全彰显出了卢克莱修的宗教观点，所以他称自己的诗几乎就是恩尼乌斯诗的续篇，这不无缘由：

恩尼乌斯向我们歌唱，他首先从赫利孔

怡人的丛林里带来了不朽的挂冠，

使它照耀意大利的人民，光辉灿烂。

罗马纪元第六世纪所有诗人的傲骨和诗意的热忱，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卢克莱修的诗中引起共鸣，卢克莱修非凡的想象力，在可怕的迦太基人和壮美的西庇亚德交相辉映的罗马纪元第六世纪如鱼得水，却在他自己所处的堕落的时代里一无是处[7]。对于卢克莱修而言，他自己的诗歌是“情感丰沛的真挚流露”，与普通诗歌相比，“有如天鹅放歌比之野鹤鸣叫”。就他自己来说，听了自己创作的曼妙曲调，心中洋溢着崇高和光荣的希冀，正如恩尼乌斯禁止那些“从内心深处提前领略火热诗歌”的人们到他——一位不朽的诗人——墓前悼念那样。

但不幸的是，这位超凡脱俗的才子——其诗歌创作才能若不说远远超过同时期诗人，至少远胜大多数人——却生不逢时，曲高和寡，因此他在题材选取上犯了十分罕见的错误。伊壁鸠鲁体系将宇宙归结为原子的漩涡，并企图通过纯粹机械的方式，说明世界的起源和终结以及关于自然和人生的所有问题，其痴愚之极，几乎可以和将神话认定为历史，如欧希米鲁斯以及之后的恩尼乌斯所作的尝试等量齐观，但伊壁鸠鲁的体系并非锐意创新的产物，用诗歌来展现这种机械的宇宙观，在这种题材上，诗人只不过白白耗费生命和艺术而已。阅毕卢克莱修的说教诗，哲人批评它遗漏了伊壁鸠鲁体系的可圈可点之处，而且十分肤浅地提出辩论，组织存在诸多欠缺，时常循环反复。对此，诗人理直气壮地指责道，由于将数学韵律化，导致诗的绝大部分完全不可读。天资驽钝之人若犯了诸如此类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必然会身败名裂，然而卢克莱修却洋洋自得，声称自己从诗歌的原野中摘取了缪斯尚未授予任何人的崭新桂冠，他之所以能得到这顶桂冠，绝不是因为那些恰当的比喻，也不是因为附加了雄伟的自然景象描写和强烈的感情描写。卢克莱修人生观和诗歌上所特有的天赋，来源于他的不信奉神灵，正是因为不信奉神灵，卢克莱修满怀着真理的力量，因此也满怀着诗歌的力量，抵抗大行其道的虚伪和迷信。

当一位希腊人在地上见人生在世，

可悲地被对神灵的畏惧束缚着，

神从天空露出面庞，

狰狞的样子威吓下界的凡人，

卢克莱修竟敢率先投以凡人的眼睛，

抬头审视着它，站出来反抗它；

于是思想的英勇力量胜利了，

他大步流星地迈过宇宙的炎炎界限，

朋智的心跨过了无边的整体。

所以卢克莱修热衷于推翻众神，如昔日布鲁图斯矢志于推翻君主，“把自然从其严苛的主人那里解放出来”。不过这番激烈的言辞，并非指向早已坍塌的约维斯王座。和恩尼乌斯一样，卢克莱修所抨击的，实际上是荒淫的外国信仰和大众的迷信，例如对圣母的崇拜以及伊特鲁里亚人幼稚愚昧的闪电学。

卢克莱修生活在一个令人生畏的世界里，并为之创作，他上面这首诗，正是由这个世界恐怖和谎言横行激发而生的。这首诗问世的时候，正处于寡头政治已经被推翻、恺撒的统治尚未确立的过渡时期，形势陷入绝境。在那些岁月里，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焦急而紧张地等待内战的到来。如果我们自认为可以从这首诗参差而焦躁的措辞中，体会到诗人无时不刻都在预想着，内战的爆发究竟会给他以及他的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那么我们谈到他对人对事的见解，必须考虑到他的这些见解缘从何人、因何而起。在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流行着社会上层深有感触的一句话：最好从未降生于世，其次是杀身弃世。在与之相似的恺撒时代，慈悲而富于诗意的心灵所能触及到的最为高尚、最能使人向上的，是人们认为摆脱对灵魂不朽的执迷，就像恐惧侵袭暗室里的孩童，对神灵和死亡的畏惧也不断侵扰人们。正如夜间的睡眠比白日里更能让人恢复精力，故而死亡——脱离所有希望和恐惧，堕入永恒的睡眠——胜于生存，实际上诗人所信奉的神不过是永恒而幸福的安宁，除此之外别无他求。人受到地狱的惩罚并非在死后，而是活着的时候，跳动的心充斥着狂野、永不止息的欲望，人们要做的就是追寻内心的宁静，视紫衣罗裳无异于家常素服，甘愿留在被统治阶级阵营，不争先恐后挤进统治阶级的队伍；宁愿仰卧绿茵草地、溪流之侧，也不愿意在达官显贵富丽堂皇的宫殿尽享玉盘珍馐。这种既富含哲理又实际的理念，是卢克莱修诗歌真正的思想核心，一切粗浅的表现或许会将这个核心遮蔽，却不可能将其消除。这种理念的相对智慧和真实，或许正是以此为基础。

在本世纪里，卢克莱修对伟大先辈的崇敬和热情无与伦比，他以这种崇敬和热情宣扬自己的理念，用艺术的笔触加以点缀，可谓是个好公民，同时也是个伟大的诗人。这篇关于《物性论》的说教诗，无论引起多少诘难，在星辰寥落的罗马文学中，都不失为一颗璀璨的明星，这也难怪德意志最伟大的语言学家重新编订卢克莱修的诗歌，使之能够诵读，成为卢克莱修流传于世的最杰出的作品。

希腊的流行诗歌

虽然卢克莱修的诗歌才华和艺术才能为同时代的名人雅士所称赞，但他是晚成的诗人，所以成了没有学生的大师。与此相反，希腊的流行诗歌却不乏努力赶超亚历山大的大师们的学生。亚历山大诗人天资过人，以其高超的领悟能力，避免长篇累牍地创作纯粹诗体形式，例如戏剧、史诗和抒情诗等，和新兴拉丁诗人一样，他们最得意、最成功的是“短小精悍”的作品，尤其是与纯粹艺术形式接壤领域的，以及属于叙事诗和歌曲之间广泛领域的作品。他们创作了各式各样的说教诗。他们的半英雄半情爱的短篇叙事诗受到热烈追捧，尤其是一种博采众长的情歌，这是发展成熟的希腊诗歌所独有的，也是其语言学渊源赋予的特征。在情歌里面，诗人或多或少有些牵强附会地将自己的情感，主要是对爱情的描写，与从希腊传说获得的残缺不全的史诗穿插起来。欢宴诗歌的创作煞费苦心，且艺术水平很高，一般来说，由于缺乏自发的诗歌创作，应景诗十分盛行，尤其是短诗，成为亚历山大诗人最为成功之作。创作题材的贫乏，以及语言和韵律缺乏新意，是每一种非民族文学不可避免的弊病，人们试图竭力以奇特的题目、牵强附会的成语、罕见的措辞和矫揉造作的诗歌韵律掩盖这两种缺陷，总之，将其掩藏在语言和博闻强识以及技艺娴熟的整套体制之下。

这是本时期希腊诗歌向罗马童子宣扬的福音，他们蜂拥而至，前来听讲和练习。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前后，欧福里翁的情诗以及同类的亚历山大诗歌，已经成为有文化的青年人的日常读物和朗诵材料[8]。文学革命应运而生，但这场革命起初的成果无一例外早熟或不成熟。“新式诗人”人数众多，可是有名的诗歌作品却寥如晨星，阿波罗不得不按照众人蜂拥至帕纳斯山（Parnassus）的常例，创作篇幅很短的作品。长诗从来都是一文不值的，短诗的价值也很少得到认可。甚至在这个文学时期，时尚的诗歌也成为众矢之的。有时，一个人的朋友出于玩笑，从书店买来一堆废诗，当作礼物送到他家，诗的价值，从其华美的装订和光滑的扉页来看，已然付诸东流。民族文学有读者大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马的亚历山大派和希腊的亚历山大派一样，都不具备真正的读者大众。罗马新诗仅仅在一个小圈子或者说几个小圈子流行，圈子里的人紧密团结，对外来入侵者严惩不贷，他们在内部诵读和批评新诗，有时也仿亚历山大的方式创作新诗来庆贺成功的作品，不断相互吹捧，追求虚假而转瞬即逝的声名。

瓦莱里乌斯·加图（Valerius Cato）是拉丁文学界的名师，他也开始顺应诗歌新潮流进行创作，似乎成为以学术泰斗的身份统摄罗马新诗界最有名的人士，并对这些诗的相对价值有最终的裁决权。与希腊的流行诗歌相比，这些罗马诗人始终表现出不自由的、有时像学童一样的依赖性，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仍只是尚在学习过程中，还未有成熟的诗歌学习的结果。因为在语言和韵律上远比本民族的拉丁诗更契合希腊诗歌，罗马新诗在语言和韵律上确实发展到了更加正确、更加协调的地步，但是这个结果的代价是牺牲民族语言的灵活性和丰富性。关于题材，由于受到女性化模式以及道德沦丧的时代风气的共同影响，情爱主题获得对诗歌毫无裨益的惊人优势，可是希腊人偏好的诗体，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翻译过来的，例如西塞罗所译阿拉托斯（Aratus）的天文学著作，本时期末或者可能是下个时期之初，奥德（Aude）的普布利乌斯·瓦罗（Publius Varro）翻译埃拉托斯特尼斯（Eratosthenes）的地理指南，以及埃米利乌斯·马克尔（Aemilius Macer）翻译尼坎德（Nicander）的医药手册。

不足为奇，也不值得惋惜，在浩如星辰的诗人中，流传至今的名字寥寥无几，甚至这几个也多半被当作古董或者前代伟人见诸称述，例如演说家昆图斯·赫腾希乌斯（Quintus Hortensius）及其“五十万行”令人生厌的淫诗，更频繁受人称道的莱维乌斯（Laevius），他的“爱情笑话”（Erotopaegnia）仅仅由于韵律杂乱以及措辞矫揉造作受到一定的关注。甚至于盖乌斯·赫尔维乌斯·秦纳（Gaius Helvius Cinna，大约逝世于罗马纪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的短篇叙事诗“士麦那”（Smyrna），虽受到世界的广泛褒誉，但是其中父女乱伦的题材，而且花费九年时间创作完成，刻上了那个时期最腐朽的印记。

卡图卢斯

在新派诗人中，只有几个具有独创性、令人欣喜的例外，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将新诗形式的简洁灵活，与共和生活，尤其是城乡生活中依然保留的重要民族元素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拉贝里乌斯和瓦罗，这种表述特别适用于前文所提及的共和反对派阵营的三位诗人，即马尔库斯·福利乌斯·毕巴库罗斯（Marcus Furius Bibaculus，罗马纪元625—691年即公元前129—前63年）、盖乌斯·李锡尼·卡尔乌斯（Gaius Licinius Calvus，罗马纪元672—706年即公元前82—前48年）以及昆图斯·瓦勒里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 Valerius Catullus，罗马纪元667—700年即公元前87—前54年前后）。前二者的著作均已散佚，我们实际上只能推测他们的作品确乎如此，而关于卡图卢斯的诗歌作品，我们尚且能够做出评判。同样地，卡图卢斯在题材和形式方面也遵循亚历山大主义。在他的作品集里，我们可以找到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诗歌作品的译文，这些被翻译的诗篇并非最佳的，却是最难的。在卡图卢斯创作的诗歌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精雕细琢的流行诗，例如歌颂弗里吉亚圣母的近乎矫情的双抑双扬诗（Galliambics，由两个抑扬格音步组成的诗句），甚至在其他方面堪称完美的忒提斯（Thetis）成婚诗，也因为按照地道的亚历山大风格，在诗的主体部分插入阿里亚德涅（Ariadne）的怨诉，艺术性大打折扣。

除了上述对希腊诗歌模仿学习的新诗，卡图卢斯的作品中还有哀怨沉郁的挽歌、完全立足于个人和戏剧技巧的宴会诗，更重要的是对上流社会进行的形象生动的描绘，赏心悦目、毫不保留的爱情传奇（吸引人的多半是其中关于爱情之神秘讨论和歌颂），年轻人身无分文却纵情畅饮的欢快生活，旅行和诗歌带来的欢娱，罗马的、尤其是维罗纳（Veronese）城中的奇闻轶事以及朋友圈子里的滑稽戏谑。可是他不仅像诗人轻抚里拉琴弦[9]，而且弯弓射箭，对令人生厌的诗人和破坏语言规则的乡下人乱矢相向、冷嘲热讽，不过最频繁受到严厉抨击的是威胁人民自由的强权者。卡图卢斯的诗篇幅短小、节奏轻快，且频繁使用叠句以加强语势，毫无疑问是尽善尽美的艺术品，同时没有长篇累牍带来的令人反感的圆滑和雕琢。这些诗交替着引领我们进入尼罗河流域和波河流域，不过诗人对后一处更加偏好。

卡图卢斯的诗虽然立足于亚历山大艺术，但同时也植根于公民尤其是城乡公民的自觉，维罗纳与罗马的对立，以及自治市与时常虐待其出身卑微的同仁的元老院贵族的对立，因为在卡图卢斯的家乡，在繁荣且相对富有活力的阿尔卑斯高卢，人们大概对这种对立感受最为深刻。

卡图卢斯最优美的诗歌，描绘了加尔达湖（Lago di Garda）的美景，他那情深意切的悼亡兄诗，妙笔生花、真挚素朴的祝贺曼利乌斯（Manlius）和奥伦库雷娅（Aurunculeia）新婚的婚庆诗，在当时的首都可谓一览众山小，无人能及。

卡图卢斯虽尊崇亚历山大城的诗人为老师，并且处于当时新诗和社区诗之间，但是在诸多资质平庸、不学无术的学生中，他算是个出色的学生，而且卡图卢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自己的老师，正如意大利自由公社的公民胜过希腊的世界主义文人。当然，我们或许在他身上找不到卓越的创造力和崇高的诗意，卡图卢斯是一位富于天资的高雅诗人，却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像他自己所说的，不过是“戏谑和痴语”罢了。然而我们认识到卡图卢斯无心创作的诗歌，不仅给同时代的人带来巨大震撼，而且奥古斯都时代的文艺批评家也把他和卢克莱修同称为本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所以卡图卢斯同代人和后人对他的评价实属不谬。卡图卢斯将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高度完美地结合起来，拉丁民族诗人中再无第二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卡图卢斯的诗集无疑是拉丁诗歌呈现的最完善的作品。

散文小说中的诗歌

最后，这一时期散文诗开始形成。此前纯粹、素朴的自觉艺术，遵循一个一成不变的法则，即诗歌的题材和韵律的设置应该相辅相成，可是现在这个法则不复存在了，艺术的种类繁多，形式各异，且相互交织、界限模糊，这是本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当然，关于浪漫小说，本时期值得一提的，只有最负盛名的史学家西塞纳（Sisenna），他煞有介事地将阿里斯蒂德斯（Aristides）风靡一时的米利都（Milesian）故事集——愚不可及的流行淫秽小说——译为拉丁文。

瓦罗的美文

在诗歌和散文之间界限模糊的地带，产生了一个十分新奇、令人欢欣鼓舞的现象——瓦罗的美文。瓦罗是拉丁语言学以及历史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著作颇丰、饶有趣味的美文作家。

雷亚特的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罗马纪元638—727年即公元前116—前27年）出身于一个平民氏族，该氏族原先定居萨宾，但近二百年来属于罗马元老院，受过严格的古训古礼教育[10]，在本时期之初已经长大成人。瓦罗在政治上理所当然属于宪政派，而且竭诚尽力，与宪政派同患难、共进退。他支持宪政派，一方面通过文学，例如创作小册子抨击第一次的联合政府，称之为“三头怪物”；另一方面通过更为严酷的战争，我们发现他曾在庞培麾下担任远西班牙的将军。共和大势已去的时候，瓦罗被征服者选任为首都即将建立的图书馆的馆长。随后乱象繁生，瓦罗再次被卷入漩涡，直到恺撒离世十七年之后，历经沧桑、劳碌一生的瓦罗才等来死神轻叩门扉，时年八十九岁高龄。

瓦罗的创作模式

瓦罗之所以名声大噪，凭借的是他的美文，这些美文是小品文，有些是简单的散文，内容相对庄重，还有些诙谐的描写，在散文的基础上，穿插入各种诗体。前者被称为“哲学—历史论述”（logistorici），后者被称为“梅尼普斯式讽刺文”。二者都不遵循拉丁文学模式，尤其是瓦罗的“萨图拉”，完全脱离了卢奇利乌斯的范式。其实总体看来，罗马的“萨图拉”并不是一种确定的艺术，而仅仅是消极地表示“这种五花八门的诗”不属于任何一种公认的艺术形式，所以对每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而言，“萨图拉”诗歌具有迥然不同的特殊性质。

我们倒不如这样说，瓦罗庄重的论述和清丽的美文，都遵循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哲学。庄重的论述仿效黑海之上的赫拉克利亚（Heraclea）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des，去世于罗马纪元450年即公元前304年前后）所作的对话集，讽刺文则效法叙利亚加达拉（Gadara）的梅尼普斯（Menippus，活跃于罗马纪元475年即公元前279年前后）。这种选择意味深长。赫拉克利特作为一位作家，受到柏拉图哲学对话的鼓舞，醉心于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却完全无视其科学的内容，且本末倒置，将寓言诗的形式当作重中之重，所以他是一位备受推崇、读者广泛的作家，但绝不是一位哲学家。同样地，梅尼普斯也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哲学派系最真诚的文学代表，该派哲学的智慧，在于否认哲学，嘲讽哲学家，这也是第欧根尼犬儒学派的智慧。梅尼普斯是庄严智慧的滑稽导师，他用实例和玩笑证明，除了正直的生活，天上地下的一切都是无用的，而且最无用的莫过于所谓圣人的辩争。这正是瓦罗的创作模式，他的身上饱含着旧时罗马人对世风日下的时代的愤慨，充满了昔日罗马人的诙谐，也绝不缺乏可塑造才能，可是一见到任何不类似的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是观念甚至体系的东西，便彻底茫然失措，在缺乏哲学意识的罗马人中，他或许是最缺乏哲学意识的[11]。不过瓦罗并不是一个奴颜婢膝的学生，他由赫拉克利特和梅尼普斯处获取创作的动力，同时取得创作的形式，不过他本性独特，具有显著的罗马特色。所以他的模仿创作，大体上依然不失其独立性和民族性。

瓦罗的哲学—历史散文

瓦罗的庄重论述文，议论道德格言，抑或是其他有普遍兴趣的主题。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他不屑于像赫拉克利特那样援引米利都小说，也不屑于向读者讲述例如阿巴里斯（Abaris）和死亡七日后复活的少女等幼稚的小故事。他只是间或采用更为崇高的希腊神话的形式，例如“俄瑞斯忒斯论疯狂”一文。历史，尤其是瓦罗祖国的现代史，通常为他论述的主题提供更加合适的框架，所以这些小品文同时也被称为颂词（laudationes），就是对罗马贵族尤其是对宪政派科里菲氏（Coryphaei）的歌颂。所以“论和平”一文，同时也纪念处于元老院长胜将军光荣行列里最末位的梅特路斯·西庇阿；“论神灵信奉”一文，同时有意怀缅备受尊崇的贵族和大祭司盖乌斯·库里奥（Gaius Curio）；“论命运”一文涉及到马略；“论历史创作”一文，与当时有第一史家之称的西塞纳相关联；“论罗马剧场的起源”一文，与导演戏剧无数、有王者风度的斯考鲁斯相联系；“论数字”一文，则涉及到高雅的罗马银行家阿提库斯（Atticus）。西塞罗创作的“莱利乌斯友谊论”和“加图老年论”两篇文章，都以瓦罗的哲学—历史论述为范本，我们大概可以由此稍微知晓瓦罗处理这些主题时，所采用的半说教、半叙事形式。

瓦罗的梅尼普斯式讽刺

同样地，瓦罗也将新奇的内容和形式运用于梅尼普斯式的讽刺文，他大胆地把散文和诗歌结合起来，这是希腊原始作品所不具备的特点，而且瓦罗的作品完全浸染着罗马人的特质，或者可以说浸染着萨宾的乡土气息。瓦罗的讽刺文和上述论文相似，也论述了一些道德或者大众喜闻乐见的主题，以下标题可以作为例证：“赫拉克利斯柱与论荣誉”、“壶与盖，论丈夫的义务”、“酒壶的容量与论酒席”、“天花乱坠与论赞颂”。创作风格塑造的外在形式同样不可或缺，不过自然而然很少像“塞拉努斯与论选举”一样，从他本国历史中选取素材。反之，第欧根尼的犬儒世界在其中理所当然占据很大的比重，在瓦罗的作品中，犬儒学者、犬儒修辞家、骑士与狗、狗与饮水者、狗问答等意象此起彼伏。

此外，神话也成为诙谐幽默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草做的阿伊亚”、“苏格拉底派的赫拉克勒斯”和“一个半奥德修斯”，其中的奥德修斯在漫游中耗费的时间不是十年，而是十五年。在几篇残缺不全的文章里，例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六旬老者”、“早起的人”，戏剧和传奇的框架轮廓依然可见。瓦罗似乎通常将故事当作自己的经验来讲述，例如在“早起的人”中，故事中的人物登门拜访瓦罗，与他交谈，“因为他们知道瓦罗是一位作家”。至于上文提到的创作风格塑造的外在形式，其诗歌价值不容我们作任何确切的评判，在断章残简中仍有些许充满智慧和灵动的令人为之倾倒的表述，例如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里，主人公解脱枷锁之后，开了一个造人场，在造人场，富人金履（Chrysosandalos）用牛乳和米利都蜂采集百花酿成的上等花蜡，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少女，这少女无骨无筋，无皮无发，纯洁而细腻，身材苗条，冰肌玉体，温柔而魅惑。

这种诗歌的生命在于论辩——不是卢奇利乌斯和卡图卢斯所进行的那种政治党争，而是一般性的道德上的斗争，例如庄重严肃的老者对恣意妄为的年轻人，寄居古典的学者对放荡鄙陋或者总是倾向于堕落的新诗[12]，循规蹈矩的旧式好好公民对新罗马的斗争。用瓦罗的话来说，新罗马如同猪圈，如果努马（Numa）回过头来看这座城市，再也无法寻觅到他昔日制定的、饱蘸智慧的法律遗轨。在宪政的斗争中，瓦罗履行了他认为公民所应尽的义务，不过他无心于党争——他曾经如是抱怨：“你们为何要把我从清净的生活中召唤出来，拖入你们元老院的污浊中去呢？”瓦罗属于话锋急切、言辞激烈的美好的旧日时光，不过他的心智是健全的。

纯粹罗马精神的宿敌是希腊哲学家，瓦罗对希腊哲学家的论战只是对新时代精神的传统反抗的一个方面，但是犬儒哲学的本质以及瓦罗的性情，导致梅尼普斯针锋相对地鞭挞哲学家，引起哲学家们的无尽恐慌——当他们把新出的论集寄送给这位“苛刻的人”的时候，不免心有余悸。哲学论述当然不是艺术。若要主人训练奴隶成为面包师，或许需要花费十分气力，而训练他自己成为哲学家，可能只需一分气力，当然，如果面包师和哲学家一同被带至拍卖场，糕饼技工的卖价必然百倍于圣人。这些哲学家何其怪哉！一位哲学家命人在自己死后将自己的尸体葬于蜂蜜之中——幸好人们未按其遗命行事，否则哪还有剩下的蜜酒？另一位哲学家认为人像水芹一样，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的。还有一位哲学家声称发明了一个世界钻机（Kosmotorounei），未来终有一天世界会被这个钻机摧毁。

实际上，患病者所梦呓的荒唐，哲学家都曾述讲。

看起来十分可笑，一个长胡子——指的是一位讲词源学的斯多葛派人物——在称量金子的天平上小心翼翼地称每一个词，不过什么也比不上真正的哲学家的论战——斯多葛派的拳赛远远胜过任何力士的角斗。在讽刺文“马尔克城，论政权”中，马尔库斯按照自己的设想打造一座云中布谷之家，就像阿提卡在喜剧中让农民受益颇多，哲学家却备受磨难，斯多葛派成员安提帕特的儿子塞勒尔（Celer）用一端证（di'-enos-leimmatos-logos），以鹤嘴锄击碎敌人的头颅，显然是对哲学的两端论法（Dilemma）而言的。

瓦罗既有这种道德上的辩论倾向，又有尖刻而生动地将这种倾向表现出来的论述才能，这种论述才能，正如瓦罗在其八十高龄时创作的“论农业书”的对话形式中所表现的，到他极其苍老之际仍未丧失。而且瓦罗十分侥幸，同时对本国的风俗和语言知识了然于胸，这以随感的形式见之于他老年的语言学著作，不过在这些讽刺文中，其丰富性和新颖性表现得直截了当。瓦罗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何为乡土学者，通过多年亲身观察研究，瓦罗知晓罗马民族昔日的异质和与世隔绝，也了解它近代的变迁和瓦解，并且渊博地考证历史和文学文献，补充和深化自己对民族风俗和民族语言的直接认知。若他在我们所谓的理解力和学问上有任何欠缺之处，瓦罗的真知灼见、满腹诗书也足以补其缺漏。他既不拘泥典籍，也不寻求生僻的古词或者充满诗意的字眼[13]，可瓦罗是一位传统的老者，也几乎可以算是个乡下人，他钟爱于自己熟悉的民族古典文学，所以怎能不在他的著作中细述自己心之所向、了然于胸的先祖风俗？他的表述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格言式的希腊成语和拉丁成语，以及昔日萨宾口语中的妙语及恩尼乌斯、卢奇利乌斯尤其是普劳图斯的记忆。

我们不应该凭借瓦罗老年论述语言学、发表时或许尚未完成的作品，进而评判其早期美文的创作风格，在这些作品中，从句理所当然地以关系句为主线，如同一条线上的诸多夜鸫。如上文所述，瓦罗不无原则地排斥力求严谨的创作风格和阿提卡式的整齐划一，而且他的美文虽然没有落俗到粗鄙和浮夸，但欠缺古雅之风，甚至有些不修边幅，句子组织不合常规，衔接十分生硬。与之相反，文中穿插的诗句不仅表明作者能够创作各种形式的节奏韵律，其工巧不亚于任何时下的诗人，而且有权身居“用诗歌和神圣的诗歌艺术排遣心中忧愁”[14]的行列。瓦罗的小品文，和卢克莱修的说教诗一样，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除了一以贯之的原因之外，还因为这些作品带有纯粹个人的特点，这种特点与作者本人的高龄、田园气息，尤其是博学多知不可分离。

在瓦罗的作品中，梅尼普斯式的讽刺文的数量和地位似乎远远超过庄重的文章，当时以及后世喜好独创风格、具有民族精神的人士，无不为其优美别致和幽默诙谐所倾倒，虽然如今我们已然无法赏阅这些文章，但依旧可以或多或少从尚存的断句残篇中知晓作者“欢笑和戏谑都不无分寸”。作为旧公民时代高尚精神最后的余息，作为罗马民族拉丁诗歌最晚期的萌芽，瓦罗的讽刺文值得诗人写在自己的遗嘱诗中，把这些梅尼普斯式的作品介绍给每一个关心罗马和拉丁姆繁荣的人。因此，无论是在意大利人民文学，还是在他们的历史中，这些讽刺文章都地位尊显[15]。

西塞纳的历史创作

批判地进行历史创作，如古典时期的阿提卡作家之书写本民族历史，以及后来波利比乌斯之书写世界史，罗马人却从未真正做到。甚至在最适宜进行批判历史写作的场合——叙述当代和最近历史事件的时候——总体看来，罗马作家也只有或多或少的尝试。特别是从苏拉到恺撒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成就，甚至比不上前代的安蒂帕特和阿塞利乌斯著作表现出来的不甚重要的贡献。本时期唯一的批判历史著作，是卢奇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塞纳（Lucius Cornelius Sisenna，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副执政）的《同盟战争和内战史》。读过这部书的人都声明此书既形象生动又流畅易懂，远胜于此前枯燥无味的编年史，不过此书的风格有失纯正，甚至落俗到幼稚，而且从所剩无几的断简残章看来，我们能见到的无非是对恐怖事物卑劣而琐碎的描写[16]，以及些许新造的或取自于俗语的词汇。再者，西塞纳的模范，或者说他唯一熟悉的希腊历史学家，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传》的作者克里塔库斯（Clitarchus），这本传记徘徊于史书和小说之间，仿照署名为库尔提乌斯（Curtius）的野史，如是，我们便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西塞纳的历史著作并非纯粹历史批评和史学艺术的产物，而是罗马人在希腊人热衷的、将历史和野史混合的初次尝试，这种混合作品本来意图利用虚构的详细情节，使历史事实演绎得更加生动形象，但是结果反而使其意味索然，真相佚失。所以西塞纳翻译希腊的时新小说，也不足为怪。

罗马城编年史

当然，对于一般的罗马城史，甚至世界史而言，凄婉景象远甚于此。考古研究日益活跃，人们期望可以通过利用文献和其他可靠的史料，纠正时下流行的表述，不过这种希冀并未成为现实。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明显地察觉到创作一部批判的罗马史书意义深远。研究和表述的困难已经很大，不过最大的阻碍并非来自学术层面。传统的罗马早期历史，为人传述和相信已有三百余年之久，与罗马民族的日常生活深刻交织，在任何深入而忠实的研究中，早期历史的详细情节须多处更改，与法兰克人关于法拉蒙王（Pharamund）以及不列颠人关于亚瑟王（Arthur）的古史一样，整个叙述体系都需要推倒重来。守旧主义的研究者，例如瓦罗，绝不会有意愿着手这种工作，如果一位自由思想家着手此事，所有良好公民必然会一同声讨这些极其败坏、甚至企图夺走宪政派的过去的革命党。所以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妨碍了历史创作的进展，而非指导历史创作。瓦罗和开明之士显然认为编年史无可救药，弃之不顾，或者至多像蒂乌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那样，将官方和氏族的人名录列成简单的表格形式——这使希腊—罗马的比较年代学最终确立，并流传后世。

不过罗马城历史的创作理所当然从未停止，诗歌和散文不断融入那些无聊人给无聊人写的大部头里，同时著书立说者已有一部分是获释奴隶，他们完全不关心所谓的研究。这些作品如今均已散佚，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作品不仅毫无价值可言，而且大多数甚至充满了偏狭和虚伪。当然，昆图斯·克劳狄乌斯·夸德里伽利乌斯（Quintus Claudius Quadrigarius，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前后）的编年史依然仿照旧式传统，不过创作风格优良，至少在神话时代的叙述上，力求简洁，实属可嘉。盖乌斯·李锡尼·马克尔（Gaius Licinius Macer，前副执政，逝世于罗马纪元688即公元前66年）是诗人卡尔乌斯的父亲，也是一位热心的平民党人，与其他史家不同，马克尔自称致力于文献的研究和批评，可是他的《床布书》（libri lintei）及其独特的其他作品令人十分困惑，而且为了平民党的利益篡改了所有的编年史——篡改的规模很大，一部分流传到后世的史家——这些都可以追溯到马克尔。

瓦勒里乌斯·安提亚斯

最后，瓦勒里乌斯·安提亚斯（Valerius Antias）创作的烦冗以及天真的叙述超越了前人。伪造数字大行其道，甚至连当代史都不能幸免。罗马上古历史本就意趣索然，重编之后依旧索然无味，例如圣君努马尊奉仙人伊吉里亚的指示，用酒抓住福努斯（Faunus）和庇库斯（Picus）二神的叙述，以及此后努马和朱庇特神进行的美妙交谈，作者们十分迫切地向所谓罗马传说历史的信奉者推介，希望他们相信，或者至少大体上相信这些事件的存在。如果本时期的希腊小说家让这种仿佛为他们量身定制的素材逃出手心，那就不免怪哉了。实际上，当时也不乏把罗马历史写成野史的希腊文人，例如上文提到的侨居罗马的希腊文人亚历山大·波利希斯特所创作的五卷本《论罗马》，该书把陈腐的历史传说与倾向于色情的琐碎的杜撰杂糅在一起，令人心生反感。根据我们的推断，波利希斯特或许是一事的始作俑者，即从特洛伊灭亡到罗马兴起的这段时间，按照二者的野史推算应该有五百年，时间上才可能联系起来，所以波利希斯特用一种埃及和希腊史家习以为常的无所作为的君主名录补其缺漏，因为综合看来，是波利希斯特塑造了阿文提努斯王（Aventinus）、第伯里努斯（Tiberinus）以及阿尔巴的西尔维氏（Silvii），所以后世若有其事地分别给他们附上姓名、在位年代，而且为了更加明确，给他们附上一幅画像。

如此一来，希腊的历史小说全方位融入罗马的历史创作中，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称之为罗马上古时期遗闻的，可能很多取自与高卢的阿马迪斯（Amadis）和福克（Fouque）的侠士小说相似的史料——对于那些通晓历史的诙谐幽默，并且能够领会公元十九世纪某些人对努马王依旧心怀虔诚和崇敬的滑稽，这是个启发心智的思想。

涅波斯与世界史

在这一时期内，罗马文学里出现了与本民族编年史并立的世界史，或者更准确地说，罗马史和希腊史的结合。提西努姆的科尔涅利乌斯·涅波斯（Cornelius Nepos，罗马纪元约650—约725年即公元前104—前29年）首先编纂了一部世界编年史（发表于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以前）以及一部普通传记集，把罗马和希腊政界和文学界的名人、对两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按照一定的分类整理排列。这些作品与长期以来的希腊世界史同宗同源。希腊的世界史，例如加拉廷王德奥塔鲁斯的女婿卡斯托（Kastor）的著作，本来以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为时间终结点，现在又开始将此前忽略的罗马史收录在内。与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一样，罗马的这些世界史著作也企图以地中海世界史代替相对地方性的历史，然而在波利比乌斯作品中某些来源于明达晓畅的概念、深邃历史洞见的内容，在这些编年史中却成为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必不可少的产物。这种世界史、学校教育的课本或提供参考的手册，以及一切与之相关、以后在拉丁语言里亦十分丰富的书籍作品，都不能归于具有艺术性的史学之列，尤其是涅波斯本人，他只是一个既没有独特的思想精神，又不具备系统协调布局的编辑家。

本时期的史学成绩斐然，且独具一格，但是和那个时代一样，远不足以令人心生快感。希腊和罗马文学错综复杂地交织在历史领域的最为显著者，正是在这个领域内，两种文字在内容和形式上首先合二为一。从前，希腊—罗马历史统一的概念曾经使波利比乌斯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如今这种统一概念，希腊和罗马的童子在学堂中就已习得。不过这个地中海国家在自觉存在以前，就已经有史家存在了，如今这种感觉已经落地生根，遗憾的是希腊和罗马却没有能够将其正确表现出来的人。西塞罗如是说：“罗马不具备历史著作之法。”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此言非虚。做研究的无心于历史创作，进行历史创作的人无心于研究，故而史书只能徘徊于课本和野史之间。一切纯粹的艺术——史诗、戏剧、抒情诗、历史——在这虚无的世界里终属虚无，但在其他艺术形式中，西塞罗时代的智力衰落，远远不及在史学上表现得这般明晰和可怕。

恺撒的军事报告——历史附属文献

另一方面，本时期的小史书籍，除了诸多微不足道、已被世人淡忘的作品之外，出类拔萃的一流著作，当属恺撒的备忘录，或者说是这位民主将领给向其授命的人民提交的一份军事报告。该报告已经完成的部分由作者自行发表，叙述从凯尔特战役到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为止的这一段历史，其目的显然是向大众极力辩护恺撒形式上不合法纪的行为，即没有当局授命，就攻陷一个大国，并为此不断扩充自己的军队。该报告写成并发表于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当时罗马反对恺撒的声音风起云涌，恺撒被要求解散军队，听候查办[17]。这份申辩书的作者如是表述，自己完全以军官的身份进行书写，并小心谨慎避免将军事报告扩展到政治组织和管理的危险领域。恺撒以军事报告体裁偶然创作的党派文章，和拿破仑的战报一样，本身就是历史作品，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却不是、也不应该是历史作品，因为这篇叙述的客观形式不是历史的，而是公文形式。不过在这种质朴的文章中，这是一篇尽善尽美的杰作，非罗马文学的其他作品所能及。其叙述简洁而无遗漏，素朴而不随意，透彻生动而不矫揉造作。语言全无古词和俗语，是新式优雅文气的典范。在这部叙述内战的书中，我们似乎可以觉察到作者曾试图避免战争却不能如愿以偿，或许也能感觉到在恺撒的心灵深处，和其他人一样，怀着希望的时候洋溢着清新和纯洁，实现的时候却不复如是。不过这部叙述高卢战史的作品洋溢着光明、安宁和简单的美妙，这在文学上独一无二，正如恺撒在历史上独一无二。

书信集

与上述相似的，还有本时期政治家和文人们的书信集，到了一个时期以后才有人把它们搜集起来，予以发表，恺撒本人和西塞罗、卡尔乌斯等人的书信集就在此列。这些书信集更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却是史学和其他研究领域的宝贵文库。而且在这个时期，过去诸多可贵的劳绩、思想精神和聪明才智都耗费在琐事上，这些书信集就是本时期最真实的写照。

新闻报纸

罗马从未形成今日所谓的新闻文学，文学论战依然局限于小册子和当时普遍流行的习俗，即用铅笔或墨笔把要通知公众的告示写在公共场所。另一方面，身份高贵者不在首都时，通常差使手下记录每日的事件和首都的新闻。为了能够即时宣布元老院会议录的梗概，恺撒早在第一次担任执政官的时候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由罗马穷酸文人的私人记载和官方的时事报告，兴起了一种首都新闻报纸（acta diurna），这种新闻报纸记载公众面前和元老院里讨论的事项纲要，以及出生、死亡及诸如此类的事宜。这些也成为十分重要的史料，不过在政治和文学上依然无关紧要。

政治演说辞写作的衰落

演说辞的写作也应当属于历史文学的材料补充。无论是否书写在纸张上，演说辞都带有临时性，不属于文学的范畴，但是与报告和书信一样，而且较之二者更加容易，由于发表的时间意义深刻以及演说人超强的感染力，可屹立于民族文学的永久宝藏之列。故而在罗马，在公民或陪审员面前发表的政治演讲记录，早已在公众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尤其是盖乌斯·格拉古的演说辞，应该归于罗马古典作品之列。不过在这一时期，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特殊的变化。政治演说辞的写作与政治演说本身一样，每况愈下，其道式微。和上古国家的情形一样，罗马的政治演说也以公民大会上的讨论为高潮，因为在这里，演说家不像在元老院里那般顾忌同僚和繁文缛节，束手束脚，也不受在法庭为控诉和辩护上与政治本身无关的利益所束缚，只有在公民大会上，面对以他的唇齿为转移的整个强大的罗马公社，胸中方能汹涌起澎湃的豪气。但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演说家似乎不缺乏，面向公众发表的演说辞似乎也并不缺乏，恰恰相反，政治写作开始丰富起来，宴会中开始经常出现一种怨言，埋汰主人向宾客诵读最近的演说辞，令他们心生懊恼。

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命人将他对公众的演说制作成小册子发布，盖乌斯·格拉古也曾采用这样的办法。不过二人做了同样的事，结果却大不相同。这样一来，甚至连反对派的重要领袖，尤其是恺撒，也不经常向公民发表演讲，而且也不再公布他们的演说辞。实际上，他们一方面也在传统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但在演说辞（contiones）体裁之外，另寻一种临时的政治写作体裁，在这些写作体裁中，赞美和毁谤加图的文章尤其值得注意。这一点不难解释，盖乌斯·格拉古过去向公民发表演说，现在公民向平民发表演说，有什么样的听众，就会有什么样的演说辞。难怪声名显赫的争论作家，都避免用这种仿佛向聚集于罗马广场的群众致辞的文体。

西塞罗辩护文学的兴起

所以就其以往在政治和文学上的价值而言，演说辞的写作与一切发源于国民生活的文学分支都走向了衰落，与此同时，一种奇特的非政治的辩护文学却开始形成。

罗马人从来不知晓，律师的演说辞不仅是为法官和官司双方所作，而且具有以文字启发当代和后世的作用。律师不会把自己的辩护辞令写下来发表，除非这些辩护同时具备些许政治演说辞的性质，以便适于用作党派文章进行流传，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甚至这一时期初最著名的罗马律师昆图斯·赫滕希乌斯（Quintus Hortensius，罗马纪元640—704年即公元前114—前50年），也仅公布了少许演说辞，而且他所公布的似乎都是政治性或半政治性的东西。

继昆图斯之后的罗马律师界领袖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罗马纪元648—711年即公元前106—前43年），此人从一开始就兼为作家和法庭演说家。他时常公布自己的辩护辞，甚至是与政治毫无关系或者仅存在些微关系的辩护辞。这不是进步，而是异常和倒退。在雅典，非政治的辩护辞成为一种新的问题，也是一种病态的征候，而在罗马更是如此，因为雅典过分讲究修辞学，似乎不可避免会产生这种畸形的东西，罗马则不然，罗马文学离经叛道，违背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任意从国外引进这种畸形产物。然而这种新的文学体裁迅速流行，一方面是因为它与之前的政治演说辞写作有诸多吻合和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是因为罗马作家毫无诗意、因循守旧，且喜用修辞，为新文体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即使在今日，律师的演说辞，甚至某种诉讼文学，依然在意大利占有一席之地。

西塞罗其人

如是，西塞罗之后，脱离政治的演说辞写作便开始进入罗马文学界。在上文，我们已经屡次提及这位多才多艺的人。西塞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目光短浅、心无主见且胸无大志，先后沦为平民党、贵族和君主的工具，自始至终都是个毫无远见的利己主义者。在他似乎有所作为之处，所涉及到的问题无不尚待解决，所以在维尔列斯（Verres）一案中，元老院的法庭已经撤销的时候，西塞罗才站出来发表反对意见；他在伽比尼乌斯法的讨论中默不作声，却为曼利尼斯法而奔走呼告；卡塔利纳已经决定离开罗马的时候，西塞罗才对此人大发雷霆，诸如此类的事一再发生。西塞罗勇猛抵抗糖衣炮弹的攻击，轰然打倒许多纸糊的墙，但无论是与非，没有任何一件大事是他解决的，尤其是卡塔利纳党羽被杀一事，是由于他的默许，绝非因为他的主使。

关于文学，我们已经有所提及，西塞罗是新拉丁散文的开山之人，他之所以举足轻重，是因为熟谙文体，只有作为文体学家，他才能胸有成竹，反之，西塞罗作为作家和政治家的身份都无足轻重。他曾经尝试过各种类型的创作，用长篇累牍的六步诗歌咏马略的丰功伟绩，赞美自己微不足道的成就，用言辞疾厉的演说在战场上击退德摩斯梯尼，以哲学对话败退柏拉图，只是因为时间不足，未能打败修昔底德。实际上，西塞罗自始至终都只是广泛涉猎，却又浅尝辄止，所以不管在任何一个领域，他带来的影响都微乎其微。西塞罗是一位极其糟糕的新闻记者，他曾坦言自己言辞过多，思想却不可思议地贫乏。在任何文学领域，他都能够借助少量书籍，翻译或编撰一篇可读的文章。

西塞罗遗留下来的书信最真切地反映出他的性格。人们常常称赞这些书信读来趣味横生、耐人寻味，真实反映了贵族的城市或别墅生活。不过在作者被迫自力更生的时候，比如在被放逐的途中，在西利西亚以及法萨卢之战以后，他的书信变得索然无味且虚无空泛。只有当一位通俗文艺栏的作家被驱逐出自己熟悉的圈子，他的心灵才会受到如此重创。西塞罗作为政治家和文学家，作为一个寻常之人，除了稍加浮饰的浅薄和冷酷无情，没有任何突出的表现，无需赘述。

我们还需要继续描述这位演说家吗？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尤其是作为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信念或激情从内心深处汹涌而出，有如一条澄澈奔腾的河流，非其他众多有名无实的演说家所能比肩。西塞罗既无信念亦无激情，他只是一位律师，还是一位并不高明的律师。他知晓如何通过奇闻轶事把案情叙述得深刻动人，知道即使听众不能领会其意也会激起情感上的共鸣，懂得如何用大部分对个人的戏谑和妙语连珠，排遣司法事务的枯燥。西塞罗相对优美的演说辞，虽然远不及同类的绝佳著作自然优雅和深中肯綮，例如包玛榭[18]备忘录（Memoirs of Beaumarchais），但却是晓畅易懂的读物。不过在严谨的批评家看来，上述的优点未必是难能可贵的优点，任何阅读西塞罗演说辞的读者，在关于宪政问题的演讲中绝不会有政治的认识，法庭演说绝无法学上的推断，将义务的利己主义抛之脑后，永远只关注律师本人，却对诉讼案不予理睬，其中思想枯燥贫乏，令人心生不悦。

西塞罗主义

如果说有任何惊异之处，其实并非西塞罗的演说辞，而是演说辞引发的赞赏。对于西塞罗其人，任何心无偏私的人都很快知根知底，不过西塞罗主义却委实令人费解，我们只能将其归结为人性的深邃奥秘，即语言及其给人心灵带来的震撼。备受推崇的拉丁语，作为民族语言即将凋亡之际，仿佛再次被这位炉火纯青的文体学家从死亡线上攫住，应用于自己丰富的著作中，语言所激发的力量，唤起的虔诚，为这些著作倾注了些许活力。罗马没有伟大的拉丁散文作家，因为恺撒和拿破仑一样，成为作家纯属偶然。因为罗马缺少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人们便把西塞罗这位伟大的文体学家当作拉丁语言的大师，也难怪西塞罗的读者和西塞罗一样，从不过问写作的内容，而仅仅在意写作的方式，之后语言力量发轫的，习俗和教师就能够完成。

反西塞罗主义：卡尔乌斯及其追随者

不难想象，西塞罗同时代的人绝不会像后人那般陷入所谓的偶像崇拜。虽然西塞罗风格影响了罗马律师界整整一代人，正如臭名昭著的赫滕希乌斯风格带来的极其恶劣的影响。不过最为举足轻重之人，如恺撒，却永远不会沾染这种风气，而且在后辈中，年轻活跃的有识之士无不斩钉截铁地反抗这种鱼龙混杂、孱弱无力的演说方式。他们认为西塞罗的语言既不简洁，又不严谨，诙谐有失生动，布局不够明白晓畅，没有明确的组织，尤其是他的雄辩之才完全缺乏演说家具备的激情。人们开始舍弃罗德斯的折中主义，回归真正的阿提卡人，特别是回溯到吕西亚斯（Lysias）和德摩斯梯尼，意图将一种更加铿锵有力、气魄雄健的辩论术引入罗马。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严肃而呆板的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罗马纪元669—712年即公元前85—前42年），宪政党的马尔库斯·科利乌斯·鲁弗斯（Marcus Caelius Rufus，罗马纪元672—706年即公元前82—前48年）和盖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 Scribonius Curio，逝世于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后面二人都是慷慨激昂、朝气蓬勃的演说家，以诗人身份广为人知的卡尔乌斯成为这些青年演说家的领导人物，还有严正守义的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罗马纪元678—757年即公元前76—公元3年）。

不可否认，这种后期的演说文学更加趣味横生、精神昂扬，即使把赫滕希乌斯和西塞罗的演说词联合起来，也不能与之平分秋色。可是革命风潮突起，在这群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中，除波利奥外，其余的很快都不复存在，我们无法知晓，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本可以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取得了何种程度的发展。他们历经的时间太过短暂，新的君主制一开始就打击言论自由，随即彻底禁止政治演说。自此以后，虽然属于次要类别的纯粹律师辩护辞仍留存在文学之中，但是更为高雅的、完全依附于政治活动的演说艺术和辩论文学，必然会和政治活动同归于永寂。

西塞罗将虚拟对话应用于专门科学题材

最后，在这一时期的美文中，兴起了一种按照艺术方式处理专门学术题材的对话体文章，这在希腊广为流传，罗马亦早有些许迹象。尤其是西塞罗，他曾屡次尝试采用这种对话体裁论述修辞学和哲学主题，让专业丛书读来简明易懂。他的主要著作有《论演说家》（De Oratore，作于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罗马辩论史》（论《布鲁图斯》的对话，作于罗马纪元708年即公元前46年）以及其他关于修辞学的小品文；另有《论共和国》（De Republica，作于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该书联合了以柏拉图著作为蓝本的《论法律》（De Legibus，约作于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这些都不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但毋庸置疑，它们是使作者长处得到最大展现，而短处得以最好隐藏的作品。

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较之献给赫伦尼乌斯的修辞学，其说教之精辟、思想之深刻方面，都远不能相提并论，不过这些著作却收录了许多叙述轻快而有趣的法庭经验和法庭轶事，而且确实解决了寓教于乐的问题。《论共和国》以一种异常复杂的历史和哲学混合的结构，论述了一个根本思想：罗马现有的政体大致就是哲学家们所追求的理想政体。当然这种思想既非哲学又非历史，甚至并非作者本人所特有的观念，但我们可以想见，这会成为流行不衰的观念。

西塞罗的这些修辞学和政论作品，其科学基础自然完全来自于希腊，而且其中许多细节，例如《论共和国》宏伟壮丽的结尾、西庇阿的梦境，直接取自希腊作品，不过在论述当中极力表现罗马的民族色彩。如此说来，这些作品可谓具有相当的创造性，而且在政治上的优越感，对希腊人而言，诚然是罗马人无可厚非的权利，所以西塞罗甚至以某种独立的姿态对抗希腊的作品。毫无疑问，西塞罗的对话形式既不是大多数希腊虚拟对话的纯粹问题辩证，也不是狄德罗或莱辛（Lessing）的那种真正的对话，然而聚集在克拉苏和安东尼周围的众多律师、西庇阿派的政治家们可谓少长咸集，为西塞罗提供了灵活高效的架构，和引用史实和奇闻轶事的适当渠道，以及方便进行学术探讨的立足点。其风格之精巧优美，堪比最出类拔萃的演说辞，所以更加令人心旷神怡，作者本人对此也很少无故的感慨。

如果说西塞罗的这些带有哲学色彩的修辞学和政论作品不无可取之处，那么与此相反的，他晚年被迫赋闲（罗马纪元709—710年即公元前45—前44年），投身于哲学研究，匆忙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编撰了一部丛书，却是绝对的失败。原因十分简单，亚里士多德的通俗著作主要采用对话形式叙述和批评各种旧有的学说，西塞罗大胆地加以模仿，将讨论同一问题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派以及综合学派的著作，只要是他接触到的，都相互联系起来，编成一篇所谓的对话录。西塞罗要做的，不过就是从现存给将来著作使用的大量引言中，任意挑选一篇作为新书的序言。注入某种通俗化的特质，把罗马的事件和典故穿插其中，并不时旁征博引一些毫无关联、作者和读者却熟悉的事物，例如在《论伦理》（De Officiis）中，提及演说家的行为举止，揭露某种拙劣。一位文人未能企及哲学思想的高度，甚至不具备哲学知识，便急切而果断地投入写作，意图模仿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大错在所难免。当然，通过这种方法，诸多大部头作品很快批量制造出来。作者的友人惊叹其著述颇丰，作者写信回答道：“这些作品都是毫不费力抄下来的，因为我只需倾之以字句，而字句俯拾皆是。”对此我们无需赘述，不过若有人意图通过这种抄抄写写造就经久不衰的作品，我们必然要劝其在文学上尽量保持体面的缄默。

瓦罗与拉丁民族语言学

科学中唯一表现出勃勃生机的便是语言学。西洛（Silo）已经拟定了拉丁民族范围内的语言和文物研究计划，尤其是其学生瓦罗，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该计划。随即出现了语言总库的综合论述，尤其是菲格拉斯（Figulus）的文法广注和瓦罗的长篇著作《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在文法和语言史的专著方面，有瓦罗《论拉丁语惯用法》《论同义词》《论字母的产生时间》《论拉丁语起源》等文章。古典文学的注解方面，有普劳图斯作品的注解，还有关于文学史著作、诗人传记，以及关于古代戏剧、普劳图斯喜剧的分幕、普劳图斯喜剧真伪等的研究。

拉丁考古学以全部古史以及除实用法律以外的礼法制度为研究范围，研究成果网罗于瓦罗的《论古代的人事和神道》一书中，该书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发表于罗马纪元687—709年即公元前67—前45年之间）。该书的前半部分“论人事”叙述了罗马的原始时期，城乡的划分，年月日的知识，最后叙述境内和战时的国事；后半部分“论神道”，对国家的神学理念、专家院、圣地、宗教节日、供献和献祭以及神灵本身的性质和意义都有简明的解释。此外，除了一些专著——例如论罗马民族的起源、论出自特洛伊的罗马氏族、论部族——之外，还有一个规模更大、更加独立的补编，即“论罗马人民的生活”，这是罗马风格历史著作值得一提的尝试。该书简略叙述了王政时期、共和初期、汉尼拔时期以及最近时期罗马的家庭、经济和文化的状况。瓦罗这些著作的基础是关于罗马及其邻近希腊的经验知识，他的这些知识与其他罗马人——不论前人还是后来者——相比，都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刻，他对事物的积极观察和文学的研究都给这些知识裨益甚多。同代人对他的赞誉可谓实至名归，他们称颂瓦罗让那些在自己世界里毫无存在感的国民知晓了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教导罗马人认知自己的身份以及立足的这块土地。但如若人们欲从中寻求批判和组织，则必然将无果而终。

瓦罗对希腊的认知来源似乎些许混乱，有迹象表明，甚至关于罗马的知识见解，作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历史小说的影响。毫无疑问，瓦罗只是将这些信息材料堆砌在一个恰如其分的框架上，却并未进行分类和梳理，使其井然有序、条理清晰。尽管瓦罗极力促使传说和亲身阅历协调一致，但他的科学著作依然带有盲目信仰传说和不切实际的经院哲学的弊病[19]。所谓以希腊语言学为依托，不过是模仿其缺点，却对其优点置若罔闻。例如瓦罗和当时其他的语言学家都把谐音当作字源学的依据，如此一来，他们必然陷入纯粹的猜想，继而无法避免地直入谬误的深渊[20]。无论就其经验的准确和丰富，还是其经验的缺乏与方法的不足而言，瓦罗派的语言学和英国民族语言学十分相似，而且前者与后者一样，都以古戏剧为研究中心。我们在上文提到，君政时期的文学，发展出和语言经验主义背道而驰的语言规则。饶有兴味的是，新文法家的领导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恺撒，他首先在“论类比”一文中论述迫使自由语言服从于规则的权威。

其他专门科学领域

与语言学领域的风生水起相比，其他学术领域并没有多少声息，实在令人诧异。哲学领域稍许重要的东西——例如卢克莱修采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的襁褓诗体，论述伊壁鸠鲁和西塞罗较为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带来影响，获得读者的青睐，并非因为其哲学内涵，而是因为跨越了这些哲学内涵，纯粹因为其形式之华丽。伊壁鸠鲁的文章和毕达哥拉斯的著作都有许多译本，如瓦罗的鸿篇巨著《论数的要素》，以及菲古鲁斯更加宏篇巨制的《论神灵》，毋庸置疑，既无学术价值，又无形式上的意义。

甚至专门科学也鲜有人问津。瓦罗用对话体创作的《农业论丛》，无疑比加图和萨赛尔纳的著作更加条理清晰，所以瓦罗时常对二位前辈进行斥责和抨击。不过总体看来，瓦罗的著作是埋头研究、伏案书写的成果，而不像较早期的作品源自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关于瓦罗和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鲁孚斯（Servius Sulpicius Rufus，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执政官）的法律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它们为罗马法学贡献了一些辩证法和哲学的点缀。此外，除了盖乌斯·马提乌斯（Gaius Matius）论烹饪、腌制和贮藏的三本书之外，无需赘述——据我们所知，这是罗马最早的关于烹饪的作品，而且因为是出自贵族之手，所以无疑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君主政制日益倾向于希腊化和实利主义，促进了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由于数学和物理学在少儿教育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以及二者在各方面的实际应用来看，此事显而易见。在实用方面，除了改良历法，可付诸笔墨的还有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地理挂图、造船和乐器的技术进步。设计和建筑方面，有瓦罗所描述的鸟房、恺撒部下工兵在莱茵河搭起的板桥，甚至还有两个半圆形的预备拼接在一起的木架——使用的时候先分成两个戏场，而后合成一个半圆形的戏场。

举行人民节庆的时候，经常会公开展览外国的天然奇物，恺撒在其战报中夹叙的稀奇罕见的动物。如此看来，如果亚里士多德再世，定能再次遇到将其奉为上宾的君主。不过在这个领域里，见于表述的著作大多以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为依据，例如菲古库斯对希腊和蛮族（即埃及）天文观测的比较研究，以及他论述动物、风和生殖器的著作。希腊的物理学研究已然偏离正轨，从亚里士多德的在万物中求法则的努力，日益转入依靠经验、不加批评地对自然界的外在和奇特现象的观察，一旦自然科学作为自然神秘哲学而存在，它带来的不是启迪和激励，而只能是愚昧和麻痹。面对这种研究，人们不如满足于西塞罗奉苏格拉底名言的陈词滥调——自然研究所追寻的不是无人能认知的事物，就是无人需要认知的事物。

建筑艺术

最后，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回到艺术，这一时期的艺术依然一片惨淡，精神生活遍布乌云。共和末年，由于财政困难，国家的建筑事业几乎完全陷入停滞状态。罗马贵族建筑之奢华，我们在上文已提及，由此建筑师学会了在云石上大费周章——数种有色大理石，如努米底亚的黄云石（Giallo antico）等，都在这一时期成为时尚，卢那（Luna，即卡拉拉）的云石矿也在这一时期被开采——他们开始在房间的地面上镶嵌花饰，把云石板砌在墙上，或者把隔间的墙壁绘成云石的形状——这是之后壁画的雏形。然而这种奢华对艺术毫无裨益。

造型艺术

在造型艺术上，鉴赏和收藏水平与日俱增。一位鉴赏家在他人面前提起某件“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的艺术作品，他们若还像加图那样毫不知晓，那便是纯粹的装模作样。人人都去旅行和考察，艺术导游，即当时所谓的exegetae，成为不错的职业。人们开始郑重其事地搜寻古代的艺术品——当然，他们很少搜寻雕像和绘画作品，却十分热衷于各种精巧的器具以及室内装饰品和餐桌装饰物。在那个时候，卡普亚和科林斯的希腊古墓就已被人发掘，侵盗其中殉葬的青铜器和陶器。一个小铜像卖价四万塞斯特斯（折合400英镑），一对价值不菲的地毯卖价二十万塞斯特斯（折合2000英镑），一架精美的铜质烹饪机，价值竟然高于一份田产。

在这种狂热追求艺术的氛围中，多金的艺术爱好者必不可免地时常受到报信人的欺骗；不过小亚细亚拥有丰富的艺术品，特别是因为这个地方经济遭受重创，许多真正古老而珍稀的装饰品和艺术品辗转于市场，所以从雅典、叙拉古、希俄斯、波加梦、开俄斯、萨摩以及其他古代艺术的发源地，所有出卖品甚至许多非卖品，都流入罗马贵族的府邸和庄园。例如我们在上文叙述的，卢库勒斯的家中藏有诸多此类的艺术珍品。卢库勒斯确实遭到指控，或许是不无缘由的指控，原因是他曾为了满足对美术的追求，玩忽职守，弃将军的责任于不顾。美术爱好者们成群结队赶赴卢库勒斯的府邸，一如现在人们蜂拥而至鲍格才庄园（Villa Borghese）。彼时，他们就开始抱怨这些宝物都被收藏于显贵人物的府邸和庄园，他们必须大费周折，争取到主人的许可，方能一睹珍品。与之相反，罗马的公共建筑并没有大量出现希腊建筑大师的著名作品，而且首都很多神庙里依然只立着昔日木雕的神像。至于艺术的应用，几乎没有值得表述的内容。这一时期罗马的雕刻家或画家，除了一位名唤阿雷利乌斯（Arellius）的，无人见于记载。阿雷利乌斯的画作之所以畅销，不是因为其艺术价值高，而是因为这个狡猾的酒色之徒，将女神像画成他当时恋人的模样。

音乐和舞蹈

在公众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音乐和舞蹈的地位日趋重要。在这一时期戏剧的发展中，舞台音乐和舞蹈剧已经取得独立地位，我们在上文已有叙述。可以补充一点，现在的罗马，希腊音乐家、舞蹈家和演说家已经频繁登上舞台公开表演，正如在小亚细亚，总而言之，这在希腊和希腊化的世界里已然成为惯例[21]。此外，音乐家和舞女在宴会或者其他地方奉命表演，贵族自己家中有管弦乐器并蓄养乐队，都已经不足为奇。不过从音乐被收录为公认的教育课程来看，贵族界本身也对奏乐和歌唱十分热衷。至于舞蹈，暂且不说女子，前执政官都因此受到斥责，人们控诉他们在小型集会里表演舞蹈。

君主政制的早期影响

然而这一时期末，随着君主政制的开始，艺术的繁荣时期也开始初见端倪。由于恺撒的倡导，首都的建筑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整个罗马帝国的建筑事业极大繁荣，这在上文已有表述。甚至铸制钱币的模具雕刻，也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前后得到显著变化，此前铸制的钱币大都粗糙且不拘小节，此后则更加精致和仔细。

尾声

至此，我们已然抵达罗马共和的尽头。我们已经见证了它五百年来统治着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国；见证了它并非受到外力的侵扰，而是由于内部的腐朽，在政治和道德，宗教和文学上陷入毁灭，被恺撒的新君主制度取而代之。

恺撒所承袭的这个世界，有诸多过去历史的丰厚遗产，有无限璀璨的壮丽和光荣，但精神陷入疲乏，风雅颓丧殆尽，生活中纯粹的喜悦也不复存在。这个世界已然垂垂老矣，甚至满腔爱国之心的恺撒，亦不能使其再次焕发青春和生机。

黑夜完全侵入之后，黎明方能复归。因为有恺撒的存在，地中海上历经风雨的人们，才能在闷热的午后享受到一个舒适的夜晚；漫漫历史长夜之后，新的一天再次在人们面前绽放曙光，各新兴民族在自发的活动中，开始自由地向更高的新目标进发。其中诸多民族带着恺撒播下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因受到恺撒的影响而获得其民族性。

[1]根据西塞罗的说法，与他同时期的滑稽戏已经取代了阿特兰戏，表演滑稽戏的男女演员在苏拉时代开始出现，这两点不谋而合。可是“mimus”一词有时被误用以形容一般喜剧演员。因此罗马纪元542—543年即公元前212—前211年现身于阿波罗的所谓滑稽戏演员，显然只是平常的喜剧演员，因为当时罗马剧场的发展还未给后世所谓的滑稽戏留下相应的空间。

[2]塞斯特斯（古代罗马的货币名），十万塞斯特斯是第一级选举人需要具备的资格，其继承受到沃克努斯法的约束，财产数额达到十万塞斯特斯，下等人和上等人之间的界限就不复存在了。

[3]于12月举行为期一周的农神节（Saturnalia），期间学校放假，奴隶可和主人同席进食，大家交换礼物，并举办市集，很像现在的圣诞节。——译者注

[4]在拉贝里乌斯的“地心游记”中，知晓奇闻异事的人抛头露面，邻人对一夫二妻的现象表示，这比最近占卜算卦者梦见有六位市政官还要糟。根据当时的流言，恺撒的确有意在罗马实行一夫多妻制，而他推举的市政官的确是六位，而非四位，由此可见拉贝里乌斯对操纵弄臣的特权了然于胸，恺撒也纵容弄臣。

[5]他每演一天戏，可以从国家领取一千第纳尔，此外戏班子也有工资。到了晚年，他辞谢了自己应得的酬金。

[6]香料产地潘凯亚（Panchaea）似乎是例外，因为卢克莱修的这番表述或许已经通过欧赫迈罗斯的游记小说进入恩尼乌斯的诗歌中，至少已经进入卢奇乌斯·曼利乌斯的诗中，所以卢克莱修的读者对此了如指掌。

[7]这种情形在战争描写中展露无遗，其中有写横扫千军的狂风，有践踏自己军队的战象队，这些都是布匿战争的场景，可是却宛如浮现在眼前。

[8]西塞罗提到恩尼乌斯时说：“诚然，这位光荣的诗人为今日朗诵欧福里翁诗歌的人们所鄙视。”他写信给阿蒂古说：“顺风将我们从伊特鲁里亚漂洋过海吹将过来，我已经平安抵达。这些诗句，你若愿意，可以当作你自己的卖给新式诗人。”

[9]里拉琴（Lyre），古希腊时期的一种弦乐器，琴身为U字形。——译者注

[10]瓦罗曾在某处如是说：“童年时期，一件单薄粗糙的袄和一件单衬衣，有鞋无袜子，有马无鞍，已然满足；没有条件每天洗热水澡，也很少在河里洗澡。”在抗击海盗的战役中，他率领一支舰队，由于他英勇奋进，被授予海军挂冠。

[11]世界上没有比瓦罗的“哲学要览”更幼稚可笑的，他首先简略地声朋，一切不以造福人类为终极目标的哲学都是不存在的，而后基于这一假设，统计哲学共计二百八十种。瓦罗才华出众，不肯承认自己不能也不愿意成为哲学家，所以作为一位哲学家，他终生在斯多葛派、毕达哥拉斯派和第欧根尼派之间周旋动荡。

[12]瓦罗曾经如是写道：“你是否愿意，比如去掉克洛狄乌斯的辞藻和诗句，放声疾呼命运啊命运！”在另一处，他又如是说道：“昆图斯的家奴克洛狄乌斯胸无点墨，却创作了如此多的喜剧作品，我不应该借用恩尼乌斯的话，‘制造’一本小书吗？”在其他地方，名不见经传的克洛狄乌斯必然是一位拙劣的特伦提乌斯的模仿者，因为那些带有讽刺意味的“命运啊命运”，见之于特伦提乌斯的喜剧。

下面是瓦罗“对驴吹笛”里一位诗人的自白：

“人们说我是帕库维的弟子，帕库维是恩尼的学生，恩尼是缪斯的门徒，我自称为庞庇利。”

这种很可能是模仿卢克莱修的序言，因为瓦罗既然与伊壁鸠鲁公开为敌，便不可能对卢克莱修有好感，便不可能援引他的话。

[13]瓦罗曾经如是表述，他不是很喜欢古词，但是经常使用古词，他很喜欢诗意的词汇，不过几乎不用诗意的词汇。

[14]以下是“马尔库斯家奴”中摘录的描写：

“忽然之间，大概时已半夜，

远处天空纹织闪烁的火焰，

我们看见空中群星载歌载舞，

天宫金阙笼罩着一层薄纱，飘渺的云彩携来清爽的雨露，

大雨瓢泼倾洒于凡人之身，

狂风挣脱冰雪封冻的北极，

呼啸着向大熊星狂暴吹袭，

将层瓦树枝和尘土一同刮起。

但我们的行船已漏，

如同群鹤的翅膀在双股叉的点火上烧焦，

我们摔将出来，一头栽倒在地，黯然神伤。”

在“人类之城”中有如下几句：

“金玉满堂不能使你敞开胸膛，

对于凡人而言，波斯的金山亦不足以消遣

心灵的忧愁和恐惧，

甚至富人克拉苏的客所亦是如此。”

但是瓦罗也善于表达轻快的情调。在“酒壶有其容量”中可见如下雅

致的酒赞词：

“酒仍是老少咸宜的饮品，

它是使病人复原的妙药，

它是滋生欢乐的好田地，

它是团结朋友的黏合剂。”

在“世界钻机”里，还家的游子如此结束与船夫的对话：

“让缰辔被轻风拂去，

直到狂风护送，

送我们回温馨的家。”

[15]瓦罗的小品文在历史上，甚至在诗歌史上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但是因为时至今日相关记载残缺不全，知情者甚少，难以解读，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提供其中几篇的纲要，为了便于阅读，同时增加一些不可或缺的修改。

讽刺文“先驱者”（Manius）中，叙述乡间治家的方法：太阳一出，曼尼乌斯就叫人起来，亲自带领手下前往工作地点。少年劳动后铺整自认为柔软的床榻，并自备水壶和灯盏。他们饮清冽的泉水，食面包，吃葱头。层宅和天地一派兴旺景象。层宅不是美术的建筑物，不过有一位建筑家也观摩学习其协调规整。人们照料土地，使其不至于荒芜，或因疏忽而致毁坏。谷神大悦，不使灾害侵袭，禾束高高堆起，农人喜上眉梢。这里仍然不忘款待宾客，每个生而为人者都受到欢迎。面包房、酒桶、梁上的香肠库和房间钥匙都供旅客使用，美味佳肴任由享用，客人馨享美食，心满意足，无需瞻前顾后，在厨房炉灶边打盹。温暖的双毛羊皮铺就卧榻。在这里，人们以良好公民的规约要求自己，服从正当合理的法律，既不心生妒怨、伤及无辜，也不徇私饶恕有罪之人。在这里，人们不中伤毁谤邻人。在这里，人们不会将腿伸到神圣的炉灶边，他们虔诚献祭、致敬神灵，将小块肉投到家中供奉神灵的固定的小碟子里。一家之主亡故时，他们以其父亲和祖父出殡时所用的祈祷伴送他的灵车。

在另一篇讽刺文中，讲述了一位“老人之师”：这沉沦的时代需要他，较之对少年之师更为迫切，他解释“从前罗马万事都纯粹而虔诚”，如今一切都变了。“我的眼睛出毛病了，还是我果真看到奴隶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主人呢？以前不主动应征入伍的人都要被卖到外国去当奴隶，如今监察官任由懦夫和其他人逍遥法外，却被贵族称为伟大的公民，而且因为他不会叨扰国人、沽名钓誉，竟然博得赞美。从前罗马的农人每星期找人剃须一次，现在田间的奴隶剃须，还嫌不够考究。从前，田庄的谷仓可以容纳十次丰收的产量，宽敞的地窖里放着酒桶和配套的榨酒机器，现在主人在这些地方养起了几群孔雀，并命人用非洲柏木装点他的门面。从前主妇需用手转动纺锤，同时照料火炉上的锅，以免烧煳饭菜，现在已然另一幅景象。”另一篇讽刺文中如此表述：“女儿请求父亲给她一磅重的宝石，妻子请求丈夫给她一斛珍珠。从前丈夫在新婚之夜总是表现腼腆，如今为人妻者委身于捷足先登的车夫。从前儿女的幸福是母亲最大的慰藉，现在若丈夫想要小孩，妻子便回道：‘你不知道恩尼的话吗——我宁愿在战场上三度拼命，也不愿被生下一次。’从前如果丈夫让妻子每年一两次乘坐没有垫子的车子旅行，她也十分满意，现在，丈夫可以说下去，如果丈夫去到乡间的田庄而不带着妻子，妻子必然噘起嘴来，旅行的太太们常常带着一群时髦的希腊奴仆和音乐队去别墅。”在一篇比较严肃的文章“加图与论儿童训练”里，瓦罗不仅按照古代风俗、为了孩童的安康应该供奉的神灵，来指教那些为此前来问道之人，而且论及波斯人较为朋智的育儿方式和自己年少时期遭受的苦难，他告诫大家不可饱腹耽眠，不可食用甜味面包和名品佳肴——这位老者认为当时喂养小狗的方式比喂养小孩的方法更为朋智——也不可在抱病之时照旧请巫师作法和祈祷而不延医诊治。他奉劝人们务必让女孩学会刺绣，目的是让她们今后能够正确分辨绣制品和纺织品。他劝人不要过早脱下儿童的服装，不可带着孩子去观看角斗戏，避免他们的心肠过早变得坚硬和残忍。在“六旬老者”中，瓦罗扮演一个名为埃庇米尼德斯（Epimenides）的罗马人，他十岁时入眠，五十年后才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的头已经从剃光的童子头变成老人的秃头，嘴角长上了杂乱的硬毛，如同一只刺猬，心中惶惑，但他见到罗马的变化之后，更是大吃一惊。

卢克里的牡蛎从前是婚庆宴席上的菜肴，现在出现在寻常百姓的饭桌上，破产的老饕们不声不响地准备放火的火把。从前父亲对儿子具有绝对的权威，现在本末倒置，儿子毒死自己的父亲。大会场成为交易场所，刑事审判成为陪审员牟取暴利的手段。除了“无所受就无所授”这个定则之外，人们不再服从任何形式的法律。所有美德都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亵渎神灵、背信弃义和纲常丧乱。“唉，你太惨了，马尔库斯，如此坠入睡眠又这般苏醒过来！”这篇文章所描写的似乎是卡塔利纳时代，应该成文于此后不久（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前后），结尾近乎牢骚的口吻隐含着这样一段实情：“因为马尔库斯不合时宜地谩骂、沉迷于过往不能自拔，他被当作无用的老人拉到桥上，投在台伯河里。”这种戏谑的笔触写出了一种罗马原始的规范。毋庸置疑，这种人在罗马不再有容身之所。

[16]在一篇演讲词中有这样的表述：“破晓时分，你在高高耸立的河岸边，拉去手脚颤抖的无辜者（你令他们被宰杀）。”这里的若干表达可以轻易插入一本通俗小说里。

[17]人们对这部《高卢战记》是全书一次发表的猜测由来已久，事实证朋，第一卷就已经有波伊部与埃杜伊部平等的表述，但在第七卷里，波伊部仍然以埃杜伊部纳贡附属国的资格出现，显然只是由于在对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战争中的表现，波伊部才开始获得与旧日宗主国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任何细心研究本时期历史的人，都能在米洛之乱的叙述中找到这篇文章确乎发表于内战爆发以前的证据，并不是因为其中有赞美庞培的表述，而是因为恺撒赞成了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的特殊法律。彼时恺撒力求与庞培达成和平协议，此举他是有能力的而且还不得不为之，但在协议破裂之后则不然，一些以对他有害的法律为基础的判决被他悉数推翻。所以这部作品的发表时间被推算在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部著作对每一场战争行为都加以辩解，并不时加上——最朋显的或许是征讨阿奎塔尼亚部——牵强附会的辩解，所谓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自卫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洞见这部书的用意。恺撒的仇敌尤其指责他无故攻击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此事人尽皆知。

[18]法国剧作家，擅写戏剧，著名剧本有《费加洛的婚礼》（Mariage de Figaro）。——译者注

[19]有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在论农业一文中，有一段畜牧通论，将畜牧理论分为九九八十一节，叙述“难以置信的事实”的奥利西波（Olisipo，即里斯本）的牧马因风受孕。总而言之，把哲学历史和农业知识相互混合，令人心生奇异之感。

[20]所以瓦罗认为facere源于facies，因为人无论造什么，总想突出某种重视。根据西洛的说法，volpes（狐）源于volare pedibus 即“飞足”的意思，当时的法律哲学家盖乌斯·特雷巴提乌斯（Gaius Trebatius）说，sacellum源于sacra cella，菲古库斯说frater源于fere alter，依此类推。这种风气并非个别的事例，而是这一时期语言学著作的主要成分，类似于不久之前，语言有机体的认识还未禁止经验派的行为，这是比较语言学所用的研究方法。

[21]这些“希腊戏”不仅时常在意大利的希腊城市上演，尤其是在拿波利，而且当时也经常在罗马上演。十四岁的李锡尼·欧加里斯（Licinia Eucharis）的著名墓志铭大约是在这一时期末端，它如是表述道：“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在艺术上受过缪斯亲自指点的女孩子”，以舞女的身份在贵族的私下表演中崭露头角，首次公开现身希腊舞台。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说她是第一个现身罗马公开舞台的希腊女子。当然，一般来说，到了这个时期，女人才开始能够在罗马公开表演。罗马的这种希腊戏剧似乎并不是真正的舞台剧，而是属于纷繁杂陈的以音乐和演说为主的类别，这种戏以后在希腊也屡见不鲜。这种见解的证据是：在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吹笛开始出现；苏埃托尼乌斯叙述恺撒举行的赛会中，有小亚细亚的武装舞蹈，舞蹈的重要性也更加朋确，在欧加里斯的墓志铭中，舞蹈的地位尊显；筝杆（citharoedus）的描写必然也是源自于这种希腊戏。在罗马，还有把这些表演与希腊的勇士比武合并举行的，这也很重要。戏文朗诵并未被排斥在这种杂戏之外，因为在罗马纪元585年即公元前169年，应卢奇乌斯·阿尼奇乌斯（Lucius Anicius）之召前来罗马的伶人当中，朋确有悲剧家的存在。不过狭义的表演剧并不存在，只有单个艺人朗诵或者伴随笛声歌唱的整个戏剧，更加常见的是单个艺人朗诵或者歌唱其中的几段。那么，在罗马必然也是这样。然而由于综合来看，对于罗马观众，这些希腊戏的主要成分是音乐和舞蹈，大概戏文对他们的意义，正如意大利歌舞剧对如今伦敦人和巴黎人的意义。这种杂戏及其纷繁复杂的音乐，与希腊的真正舞台剧相比，更加适合罗马的观众，尤其适合非公开的表演。还有人以为罗马也有希腊语的真正舞台剧，对于这个见解，我们不能驳斥，亦无法证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