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豆瓣8.8高分评价！中国近代史扛鼎之作：史学大家杨国强积数十年之功，贯通庚申之变（火烧圆
Author: 杨国强
Date: 2021-03-15
Publisher: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增订版序

初版序

上编　从庚申到甲午：古今中西之间的冲击与回应
智勇俱困之秋

“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中的审视与省思
经世之学的延伸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起点
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
19世纪后期中国兵工业的起始及其内在困境

华洋杂处：夷夏之防崩溃后的中国与西方
借法自强和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条约制度：西方世界与晚清中国之间的改造与被改造

中西交冲：晚清中国的传教与教案
中外贸易和中国经济被牵入世界市场
分解和重组：自然经济的变迁与变迁中的失路

衰世社会相

19世纪后期中国的绅士与绅权
捐纳、保举和晚清的吏治失范
“丁戊奇荒”：衰世里的天灾与赈济

强邻迫视与边患四起
海国变比邻：“马嘉理”案的始末因果

日本侵台湾，灭琉球
中国、日本与朝鲜：从“壬午事变”到“甲申事变”
内乱外患与西北边疆危机

中法战争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越南与法国
士议激越和中法之间的交涉与冲突
越北、台湾、马江：从宗藩义务到中法民族战争
力战艰难之后的“仓卒而成和议”

西法入华和中国社会的节节变迁
天朝体制之后：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中国派遣驻外公使

借法自强催生的第一批留美学生
回应与冲击（一）：新疆建省与台湾建省
回应与冲击（二）：北洋舰队

移接的富强：国家权力与近代企业的相互依傍和彼此扞格

以和洋士务大为夫中在心古的今三中十西年之历间史的分化

中日战争：“大野招魂哭国殇”

朝日变起：日本用战争把中国拖入战争
平壤溃师，黄海重挫
兵火延及辽东、威海和一败再败之后的马关议和
战争留下的震荡：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

下编　旧道理与新思想之间
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

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
历史中的儒学
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
附录：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与政治

增订版序

《衰世与西法》初版于2014年。这一版增补了若干内容，并在编辑上把全书分成两部分：“上编”对庚申到甲午的历史作了较为贯通的叙述；“下编”各按题目论说，相对而言，则论域之间的跨度较大。

本书得以新版，要感谢徐锋先生的一手提调、辑定。他本性是个学人，以学人做出版，对于作者来说，便容易相知相近。

是为序。

初版序

18世纪的中国，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递相承接，构成了秦汉以来二千多年历史里的最后一个盛世。而相隔不过数十年，人间的景象已在翻然大变中走入内忧外患交相困逼之间，遂使19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用“智勇俱困之秋”为修辞，以表述他们面对的“亘古未有之变局”。之后是六十年代的“变局”演为九十年代的“危局”；九十年代的“危局”演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残局”。然则与“残局”和“危局”互相对映的，无疑是中国人更深一层的“智勇俱困”。在这种世局推移里，19世纪的数十年改变了18世纪的一百年，并因改变了一百年而实际上改变了二千多年。

18世纪过去之后，成书于道光初年的《皇朝经世文编》曾以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为要目，选录辑集了此前一百八十多年里的文书、奏议、论说、信札，其范围所及，便是那个时候中国人视野中的时艰之所在和时务之所在。由于盛世的18世纪同时又与文祸连绵相伴随，而后是忌禁之下的史学不振和当代史尤其不振便成为清代士林守之已久的共趋。因此《皇朝经世文编》引一百八十多年里的因果说眼前的时务，显然是以当代史在长期不振之后的一朝重振，反映了盛世已经过去之日的中国人举目四顾，正由世路里的弊象感知国运之由盛转衰的式微。弊象和式微都出自中国社会本身的起落变动之中，所以由前此一百八十多年说因果，便是从中国社会本身寻因果。之后沿此以为先路和体例，至光绪朝后期，又有同以《经世文编》为名目的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以及“新编续集”、“新增时务洋务续编”等等先后蓬蓬然继起，以19世纪中叶以来数十年之间的论说写照数十年之间的时艰和时务。这些继起的《经世文编》全神贯注的仍然是世路里的弊象，但其间的论域已在不停地伸到旧时熟见的范围之外，随国运的颠沛起伏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急地移及“富强当求本原论”、“万国公政说”、“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说”、“议院得失论”、“新议说贴”、“通商八策”、“弭教祸说”、“利国宜广制造论”、“西学包罗六经说”、“泰西世爵中国科目优劣问答”、“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类题目里。

若由19世纪后期返视19世纪前期，显然是道光初年经世之学所直面的问题都发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里，与之相比，则后起的数十年之间，中国人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显然都不是出自中国社会的内里和中国社会本身，而是冲击之下的自外入内和由外变内，因此除了中国人的论说，后来的《经世文编》里还常常收有来华西人的论说。随后是前一面犹在眼前而后一面已来到身边，历史留给19世纪中国人的问题和外力引入19世纪中国社会的问题，便醒目地共存于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并以其相互缠绕和彼此牵拽，使衰世中国长在古今中西的深度交困之中。

《皇朝经世文编新编续集》的序言称汇辑于其中的文字皆“明达之士忧时之作”。“明达”所指是判断事理的程度，“忧时”所指是关怀世务的程度。两者都因其切近社会而显示了一种观照社会的品格。因此，以19世纪后期的《经世文编》比19世纪前期的《经世文编》，显见得与这种“忧时”而“明达”的读书人笔下的题目之于古无征直接对应的，其实都是数十年之间西潮灌入的了无止境，以及中国社会在回应西潮灌入的同时身不由己的一变再变。在这个过程里，以“抚夷局”为前身蜕变而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先筦接中西，又最久地主持与“外国事务”折冲往来的全局，遂以其四十一年回应西潮的漫长生涯为实例，成了这种身不由己而又一变再变里的典型和代表。从“抚夷局”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名目的前后不同，既说明了英法联军之役以后中国人在冲击之下的前后不同，也说明了这种不同既生于被迫又生于仓促。被迫和仓促都不会计及长远。因此，当其初立之日，创置了这个机构的中国人期望的却是这个机构的暂时和短命，于是而有奏折里“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以“符旧制”的预先筹算。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一面是“外国事务”前后相接，源源不绝而来；一面是中国人既以“借（西）法”图“自强”为怀抱，则不得不与之一面相拒一面相迎。而后是西方人的锲入和中国人的引入都成了外国物事的移入。总理衙门居两面之间并以应对提调为职司，其应对提调的范围之所及，便一定会随这个过程的由浅入深和由表及里而节节伸展，延及四面八方。至戊戌年间，时人条陈时务，已经以总理衙门为牵汇万端之所在：

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而事较繁于六部者也。夫铨叙之政，吏部主之，今则出洋大臣期满，专由该衙门请旨，海关道记名，专保该衙门章京，而吏部仅司注册而已。出纳之令，户部掌之，今则指拨海关税项，存储出洋公费，悉由该衙门主持，而户部仅司销核而已。互市以来，各国公使联翩驻京，租界约章之议，燕劳赉赐之繁，皆该衙门任之，而礼部主客之仪如虚设矣。海防事起，力求振作，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专之，而兵部武库、车驾之制可裁并矣。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国公使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词讼之曲直，悉凭律师以为断，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护，畸轻畸重，皆由该衙门理论，而刑部初未与闻也。制造本隶于工部，自各国船坚械利，耀武海滨，势不得不修船政、铁政，以资防御，迄今开办铁路，工作益繁，该衙门已设有铁路、矿务总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顾也。是则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实兼综乎六部矣。

以19世纪前期《皇朝经世文编》列为要目的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作对比，显然是时至此日，六者俱因这种“兼综乎六部”正变得非常不同于往昔，其间既有起于锲入的变化，也有起于引入的变化。而“实兼综乎六部”的总理衙门又被目为“策我国之富强”的“总汇之地”，则说明数十年之间，锲入和引入所造就的变化已层层累积，并越来越深地盘踞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重心之内。因此，辛丑之后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从先倡此议的西人一面看去，是有了一个与他们的制度相等类的机构；但就中国人一面来说，则是以外务部的有限职掌，其实远不足以把总理衙门在四十一年里“总汇”的种种变迁承接过来。于是而有随后而来的十年新政里增设商部、学部、巡警部、财政处、练兵处、税务处，以及由此更进一程而厘定官制，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改户部为度支部；改兵部为陆军部；改刑部为法部；改商部为农工商部，并增邮传部，稍后又再增海军部。就其各自的内容而言，由此形成的“次第更张”之所改和所增，大半都是从“总汇之地”分派和分蘖出来的。这种以总理衙门为源头的前后相承，正具体地显示了四十多年新陈代谢里锲入和引入的东西，已在一路移接的过程之中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内在之物。然而由此日的规模对比总理衙门筹立之初，中国人以“裁撤”为期盼的愿想，则又俱见这个过程之起于被动，以及这个过程本性上的缺乏自主，与之相伴相随的便是这个过程常常只能变陌生为夹生。因此，已经转化为中国社会内在之物的东西，便仍然会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完全消化的东西。

这种因锲入和引入汇成的移入，是在回应西潮的冲击里实现的。但回应西潮的中国人同时又身在千年历史留下的积久积重之间，因此，以回应对冲击，中国人的拒和迎都不能不背着自己的历史，并不能不沿历史的旧径为脚下的熟路而蹀躞前行。19世纪的后六十年间，中国曾一次一次地卷入民族战争，而比之四十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和五十年代的英法联军之役，则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因法国侵越南而起；九十年代的中日战争因日本侵朝鲜而起，就直接的因果来说，都是被形成于数百年历史之中的宗藩关系所牵，一步一步拖入弥天战火里的。宗藩关系在西方人笔下称作“朝贡制度”，后来的东方人效西方人，又常常引现代国际关系的种种法则与之作对比，以见其别成一类和非常落后。然而在西方人东来之前，产生和形成于东亚各国历史往来与历史联结里的这种宗藩关系，却曾为东亚世界真实地提供了不能为现代国际关系所诠释，而又使彼此能够长久相安于咫尺之间的秩序。维持于宗和藩之间的“以小事大”与“以大字小”显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但时至清代晚期，前者以定期而来的贡使、贡物和表文为惯态，是“事大”的本相已大半演为一种礼仪。而同时的西人拓张牵动中国周边列邦的国计、民生、邦交，致东亚搅动于深度不宁之中，则使后者的“字小”之义正在变为一种沉重的责任。于是而有越南“乞援中朝”而中国出兵越南；朝鲜“乞援我国”而中国出兵朝鲜。在宗藩关系里，“字”之本义训为保和育，因此以礼“事大”的一方遂对等地有了一种要求上国为之纾难济急的权利。而对于被“事”的一方来说，保和育便是有“乞”则不得不“援”。

身历中法战争的唐景崧曾追说越南自同治年间以来的因内乱而乞援和因外患而乞援，综贯始末而统括言之曰：“国家为藩服用兵二十年糜帑千余万。”显见得在礼仪中被宗奉的中国因吁请而出兵，实际上不仅要付出兵力，而且要付出财力。这种单面的付出说明：“以大字小”之对应于“以小事大”，不仅与贯连两者的利益相牵结，而且与贯连两者的文化相牵结，尤其与贯连两者的文化同时又成为一种守则和担当相牵结。这些牵结形成于西人东来之前，但在19世纪后期，因西人东来的逼入和翻搅所造成的东亚震荡里，却使中国人不得不力掮着这种积久而成的东西，与法国和日本对峙于后起的条约外交之间，并因之而无可选择地一步一步卷入深深的漩涡之中，又在力不从心之后致宗和藩都创巨痛深。在这个过程里，无可选择正是过去的历史对于此时此地的制约。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后来评说中法战争的结果，曾直言法国人用来替代“宗藩”的“保护”，其实是在以“一个压制者”替代“一个无权之王”，对于越南人来说，这个过程无异是灾难。而以日本之于朝鲜比法国之于越南，其用来替代宗藩的东西，显然又更加等而下之。但与历史学家的事后评判相比，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则是暴力促成的此消彼长使中国因此而大变，东亚也因此大变。而中国大变和东亚大变都深度地影响了当日的世局和后来的历史。

与这种历史制约下的因冲突而变迁相比，历史留给后来的影响里，也有过曾经助成了晚清中国的古今之变和新旧之变的东西。自《海国图志》举“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说“英吉利”之政体；举二十七部酋“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以及“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恶恶之”说“弥利坚”之政体，中国人已经看到了西方世界里的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虽然当日中国犹在以夷夏辨中西的界限板结之中，而以“制夷”为抱负的魏源却被西方世界里的这一面所吸引，流露出一种明显的推许赞赏之心，并径直称之为“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与他同时的梁廷相作《海国四说》，于西人立国的这一面也言之津津，并且尤为详备细密。详备细密显然也出自心中的推许赞赏。后来使节出洋例有闻见之述，以记录闻见之知，其中也常常要说到议会政治，而大半都引为可圈可点可观可想。即使是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被归于守旧一类的刘锡鸿，出使英国之日描写彼邦“议政院”开会，印象深刻的同样是其间的“辩论之久”而“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以及“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叹为“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

在19世纪的中国，比之西方人带来的种种物事大半都曾经是被排拒的东西，这种身处君权之下而以王纲为大的士大夫前后相接，从一开始便普遍地亲近西方代议制度的现象，便显然成了一种不能用常理相诠释的一派奇异。然而就当日具体的历史过程而言，“巴厘满”或者“议政院”的这种吸引力一并不在于其自身的本义和道理，而是起于中国的历史和历史留给中国人的问题。自秦汉改封建为郡县，之后郡县之下的吏治便在二千多年里常常出毛病，常常要纠弊，又常常旧弊未除而引出新弊，“盖自郡县之制以来，户丁混淆，县治为极，积重难返矣”。与之相对映的，则是吏治常常成为时论中的大题目，至明清之交，则“梨洲之《方镇篇》，船山之《噩梦》，亭林之《郡县论》”，以及近代“冯桂芬之《校邠庐抗议》”都已在层层深论中追究到郡县制度本身，而以“津津道自治”为救病之方。州县官临民，因此以“县治为极”说郡县之“积重难返”，着眼的都是官与民相否隔的由来已久。“县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广，驭千百万户之众，其能家至户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饱饥甘苦哉？”因此否隔之下的吏治很容易“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而由此催生的“复宗法”、“复乡职”、“折衷周、汉之法”以及设“世官”以纠积弊之想则都是意在从古有的制度里翻寻出民间“自治”之义，以消解苦之已久的官与民之间的悬隔。与这种因郡县之弊而作古之思相伴随的，便是身在这个过程里的士大夫对于儒学典籍里所记述的君民因相近而相亲，遂能“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的三代之治的怀念。

若以这种梨洲、船山、亭林以来的思想路径为背景和反衬，则通观前后释读历史，便不难明了，魏源以及魏源之后的士人对彼邦代议制度的称道，其实大半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和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怀念，经此牵动而憬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虽说对于西方代议制度的本来涵义而言，这种出自中国历史的投射和反照都只能算是别解，但在中国一面，由这种别解所推衍而来的却曾是一种真实的思想历史。因此沿此一脉不绝，直到20世纪初年的时论里，犹有言之侃侃而以“议院虽行于秦西，而实仿于中土。试观三代之议礼明堂，郑人之议政乡校，即议院之由来”为理所当然者。而西方政治制度中本与君权中国相隔辽远而不易沟通的东西，则在中国历史的投射和反照之下，成了士大夫眼中似曾相识而可以亲近的东西。有此数千年里的似曾相识和可以亲近，而后才可能有甲午后一年康有为领公车上书皇帝，由“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起讲，力请民举“议郎”共议“大政”而行“三占从二”；并“上驳诏书，下达民词”。他相信由此可以“合天下之心志”，致“君民同体”以共图“富强”而“耀我威按”。之后，清末新政筹备立宪，当日大臣的奏议说西国政体“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原”；朝廷的诏书说“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其间的理路，与康有为以大言发为策沦的那些道理显然不仅相似，而且相同。

这种由庙堂之外进入庙堂之内的相似和相同，都反映了清末最后一段时日里言论的渲染已演为取向的共趋。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立议会制度为政治主干便成了大势之所归。在这个过程里，历史留下的余响助成中国人接纳了一种西方的政治制度。然而就西方之自有自己的历史而言，则西国的议会本起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又实现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论争、妥协和合作中，其源头既不同于中国的三代，其旨归也不同于中国的富强。由此形成的学理出自彼邦的历史过程，大半都在中国人的理路之外，并因之而为多数正在效仿这种制度的中国人尚未熟识真知。随后是革命虽然已经移接了议会制度，但身在议场之中的中国人知识上和精神上仍然在代议政治之外，两者之间的深度矛盾曾一路翻出层层波澜，最终使议场之内的各是其是由纷争走向厮斗，由厮斗走向逐利，与之相对称的，便是议员先被目为“暴徒”，后被称作“猪崽”。而已经移接过来的东西，遂在这个过程中因不断的试错而成了面目全非的东西和千疮百孔的东西，同时是中国社会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时人笔下的两头不到岸。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曾经很早就亲近“巴厘满”和“议政院”的中国人，则不得不从头去认知代议制度和民主政体，以期识得其间的本义之所在和限度之所在，并识得中西之间的相同和不相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因移接而造成的两头不能到岸，同时又在以非常典型的方式具体地说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锲入、引入汇为移入的重重曲折里发生的社会变迁，常常是从脱榫开始，并与脱榫相伴随的。

西人从海上来华，以时序而论，是先由口岸进入东南。而同治后期曾国藩说“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指述的则是内战之后，中国人以“自强”回应西人的事业同样先起于东南。两面交集之下，是中国的财赋出自于东南，外国的资本积聚于东南，中外贸易的重心在东南，西学东渐的灌入在东南，中外之间的冲突和缠结深化于东南，遂使变法起于东南，革命也起于东南。在这种被清末志士称作“欧风美雨驰而东”的激荡起伏里，东南沿海先为“欧风美雨”所罩，遂随之而先被牵入西人主导之下的经济过程、公法秩序、文化观念之中，既由此一变再变，也由此走向世界。然而积数十年之间的一变再变而成丕然巨变，则走向世界的东南沿海，已不能不因其被动的西方化和主动的西方化而别成一类，与西北社会和内地社会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像，越来越互相隔膜而陌然相向。与之相因果的，便不能不是同属一个中国的东南与西北脱节和沿海与内地脱节。这个过程以一种直观可见的方式显示了古今中西之变，以及古今中西之变所带来的深度离析。19世纪中叶西方人用暴力打碎了中国人的夷夏之辨，而后中国人因中西之争而知古今之争，并在时势的推挽之下沿此一路深掘，由古今之争而入新旧之争。以其间的始末而论，是中西之争起于外来的冲击，但由中西之争而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则是在回应冲击的跌扑起伏里，越来越自觉和越来越执着于移西法重造旧邦，以期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重造旧邦发端于回应西人的冲击而演化为改变中国本身，因此，由古今之争而新旧之争，其理路和取径实际上已是从锋芒朝外转变为锋芒向内了。于是而有除旧布新的变法，于是而有革故鼎新的革命，于是而有由此开启而发生于中国社会之中的漫长的交争和冲突。变法和革命都是在外患的逼迫下促成的，而一经开始，又会循自身的逻辑越走越远和越走越快。至民国初年，这种起于新旧之争的过程以其生生不息的前后相接和彼此相克，已成为时人眼中的“内变之烈”甚于“外患之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天演进化、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君民共主、君主立宪、开明专制、民主共和等等接踵而至，沤浪相逐，并催生出“世局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的时潮鼓荡，既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国体和政体。

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显然的急变和剧变。但古老的中国同时也是广土众民盘根错节于传统厚蓄之中的中国。因此，由急变而剧变，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的路程，而起于社会上层的这种思想观念之日新月异和政治制度的天翻地覆，其变化所及和震荡所及，大半又只能以社会上层为止境。与之成为反衬和对比的，则是筑成了中国社会的生存基础，从而为极大多数人口所托命的小农经济依然如旧。以民国初年比道咸同光，其整体的结构其实并没有显然的大变。然则急变与剧变的此起彼落和前后相接之间，便不能不是中国社会上层与底层的脱节，从而不能不是中国社会的思想状态、政治状态与经济状态的脱节。而以“世局原随士议迁”写照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说明的是时人眼中的变法和革命，都是以知识人为主体，并以思想改造社会为导向的。然而就占人口多数的大众既漠漠然视变法，也漠漠然视革命的事实作推比，显然又说明知识人着力于用思想之急变造人世之剧变，心中常抱一腔救世的愿望，但他们引来醒世的种种道理则大半以东西洋的思想为渊源，并因之而与当日的大众社会太过遥远，持此外来的道理以说明中国社会的世相，遂既不能为大众所明了，也不能为大众所消受。同旧日的士与农之间密迩相接作对比，由此引发的历史走向便不能不导致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脱节。

与这种变化相类似的，还有同一个过程所造成的社会重心移于城市而致城市和乡村的日趋日远。因此辛亥革命后三十年，许地山作《民国一世》寄托阅世多年的感慨，其中特别举“都市底商店记得西洋的时节如复活节、耶稣诞等，比记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冬至等更清楚”，以及与之对称的外国节日里买卖两旺说市闾众生相，以刻画上个世纪以来“都市”与“乡间”积久而成的彼此隔塞和“互相脱节”，其笔下之讥讽所流露的显然是一种格格不入。而比之市闾众生相，三十年代之时论所说的“农村破产”，则反照了城乡脱节所造成的更加痛苦的一面。这一类脱榫接二连三而且由此及彼地发生于中国社会的深处，构成了后人理解历史与说明历史的脉络和关节点。但对身在其间的中国人来说，则脱榫便是旧的整体性已经碎裂，而新的整体性却始终立不起来，随之是利益的冲突，主张的冲突，理想的冲突都会成为长久的社会动荡。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从衰世走向乱世的曲折多难，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曲折多难。在真实的历史里，两者常常同处于一种因果之中，因此两者常常很难剥离开来。

收录于本书的文字是我近年读史留下的一点思想痕迹。就晚清中国处西法与衰世之间的旧邦新造和社会脱榫而言，这些文字所涉及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与历史本身的无边无际相比，治史和论史其实始终只能是一种以有涯随无涯。自司马迁以来，史学所追求的境界皆在通古今之变，但王安石曾作诗咏史，说“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又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用“精神”和“意态”比历史之内在的一面和人物之内在的一面，则俱言以人写人之难和以今通古之难。多年来我常常会想到前人说史的这些深思远想，以提醒自己在历史面前的局限和渺小，以及深入历史的阻隔和困难，从而使自己多一点敬慎，少一点独断。

最后，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顾青先生自始至终的关心和欧阳红女士的用心用力。

上编

从庚申到甲午：古今中西之间的冲击与回应

智勇俱困之秋

“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中的审视与省思

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先后在张家湾、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瑞麟、胜保所部各营。瑞麟逃，胜保中枪坠马，被朝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则自劾“海口转战至今，迭经挫败，误国殃民，死有余辜”[1]。其中既有不肯甘心的愤懑，也有力竭之后的气沮。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队自北塘登陆开始，到中国人的马队和步兵在八里桥溃散，是一个西方人用枪炮表达意志并用枪炮分出了胜负的过程。因此八里桥之战后一日，咸丰帝已惊惧交集而慌张失措，遂以出逃为无计之计，“举朝不知，竟携宫眷北幸热河，而人心因之解散”[2]。他留下了一个没有皇帝的京畿和滚滚烟尘中的四面仓皇。在时人的记述里，四面仓皇是与枪炮声、哭喊声、詈骂声，以及抢掠、逃难、物价腾涌连为一体的。由此形成的蜩螗沸羹，把京师里的每一个人都拖入了中西冲突的困苦和动荡之中。

二十一天之后，得胜的英法联军由安定门入北京城，并纷纷登城升旗列炮。炮口南指，正对着中国人的皇家宫阙。[3]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然而主导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还意犹未足，又在圆明园里放了一把大火。在放火之前和放火之后，英国和法国的军官士兵都在这个汇聚了皇家珍宝的地方肆行抢劫和反复抢劫，由此获得的赃物，一部分还归到了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和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Ⅲ）的名下。这种在战场之外放火和抢劫已是军人的盗匪化了，然而在当日西人的心目中，放火却是在表达意志和表达道理。所以，全权代表英国的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Earl of Elginand Kincaidine）和统兵的格兰特将军（Grant，Sir James Hope，General）曾挟着战胜者的傲慢和褊狭向战败的一方作追讨，举“被囚”的英国人所受“野蛮之待遇”与基督教世界里的法则相比较，以指责和衬托“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的可恶，并自信其下令放火，把“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是在“警醒其迷梦”，因此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4]这种显然的自以为是很容易使这些人错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表亲，并催生出可以一手裁断人间公理的自负。他们痛责政府里的中国人“野蛮”和“残酷”，但他们用来“警醒其迷梦”的放手焚烧既出于冷静的思考和推理，又出于故意和刻意，所以，在放手焚烧的烈火和烟雾里，其实已经包含着更多的“野蛮”、“残酷”和“不顾国际公法”。其中发生的宫中人“因惊溘逝”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入福海殉难”，[5]都是由此而致中国人的死命，比之格兰特引为不平的因“野蛮之待遇”而致英国人的死命，显然是在等类之间，因此，放火的西方人以出自基督教世界的文明为荣耀，但他们造成的一地废墟残垣却使基督教世界深深地蒙羞和长久地蒙羞。

“海淀之焚也，京师震动，驻守城内外之王大臣等，相顾愕眙。”西人的横暴都化为中国人身受的冲击。[6]当英国军人在圆明园里放火的时候，被咸丰帝留下来办夷务的恭亲王奕“登高瞭望”，眼睁睁地看着“西北一带”从“烟焰忽炽”到烟焰弥天。与那片烟色与火光相对映的，是一种“痛心惨目”的家国之哀。他向北狩的皇帝作奏报，自述“痛哭无以自容”。读奏折的咸丰帝虽然远在热河，而其切身之痛则犹如近在咫尺之间。因此，在他用硃批写出来的“览奏曷胜愤怒”[7]里，与“痛哭无以自容”相呼应的悲怆忿恨同样出自深深的家国之哀。

在宫廷之外，更多的中国人目睹了“夷人枪炮横空飞坠”之后，又目睹了抢劫圆明园和火烧圆明园。一个士人记述了延烧累日的“烟焰迷天，红光半壁”里，“数百载之精华，亿万金之积贮，以及宗器、裳衣、书画、珍宝、玩好等物，有用者载入夷营，不要者变为瓦砾，更被土匪搜劫一空，万间宫殿，荡为墟矣”。在漫长岁月中累积起来的种种物化了的文明就此变作满地灰烬和断砖碎瓦，无法复原，无法重建。“至历代圣容，皆为碎裂，尤不忍闻矣。”[8]以彼时中国人的社会观念相衡量，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践踏。因此在他笔底的感慨悲恻里，最难化解的也是因为西方人的强暴而产生的身世家国之哀。在身历此劫的那代人留下来的文字记述中，这是一个共同的主题。由此触发千古之痛，便多见“欷歔”、“泣下”、“国事至此，唯相对一哭”、“堂堂天朝，竟任夷队纵横，为之大哭”的伤心一恸，其间的极端，是忧愤催逼下的“须发尽白”。[9]

当京畿板荡之日，同一个时间里的中国南方，湘军正与太平天国的老兄弟和新兄弟们苦苦厮杀于长江流域，其间一片愁雾。督师皖南的曾国藩从咨文中次第获知“銮舆已出巡热河”和“京城业被逆夷阑入，淀园亦被焚”。随之而来的相隔千山万水的震荡和撼动都成为一种直接的冲击，使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使之“伤痛之至”。[10]他曾长久地身历兵凶战危，并于危难中屡见屡闻“炮震肉飞，血瀑石壁”[11]，应当不是一个容易被吓倒的人，但“不知所以为计”的“悲泣”和“伤痛”都明白地表现了冲击下的四顾茫然和胆战心惊。京畿的炮声和火光之所以慑人心魄而震动南北，是西方人逼入了北京，因此西方人真正地来到了中国人的面前。在二十年回避之后，这是一种无可回避。

“曷胜愤怒”、“相对一哭”与“不知所以为计”都是对于这种一时剧变的突然意识和最初反应。其中与深深的惊痛连在一起的则是深深的惊愕。咸丰十年（1860）岁在庚申，这一场颠蹶和震荡在中国人的记述中便被称作“庚申之变”。[12]鸦片战争之后记述其间史事的著作曾以《道光洋艘征抚记》为名，相比而言，此日以“庚申之变”作统括之词显然更直白地表达了中国人的精神震撼。但变起于庚申，而惊痛与惊愕相连，其间之因果则以道光后期以来的历史为来路。

庚申之前二十年，起于广东的中英鸦片战争曾波及四省，历时两年，致士兵死事，上将殉国，生民涂炭，并牵连成群达官在剿与抚的反复中纷纷跌倒。然而以地域而论，这场战争开始于沿海，也结束于沿海。在当日的中国，傍海的地方便是边沿的地方和陆地的尽头，多数人从腹地和内陆看沿海，都当作岛夷骚动海疆。太过漫长的距离滤掉了具体性和真实性，因此，发生在那里的中西之间由相遇而相斗虽以民族战争为形式，但局中人的困厄和炮火里的真相经层层的转述附会，对于京师社会和内陆社会而言，则大半成了容易失真的传闻之词。传闻之词不能入人之心，是以中西之间相遇和相斗之后，多数中国人依旧不能识西方人。魏源曾作《都中吟》，于此穷尽刻画而深致感叹：

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或云廓尔喀印度可窥乌斯藏；或云弥夷佛夷鄂夷辈，思效回纥之助唐；或云诸国狼狈叵测可不防，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臧。呜呼！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13]

在“茫茫昧昧”里，已经进入五口和正在进入五口的西方人自都中看去仍然模糊且遥远。都中荟萃了那个时候中国士大夫的智慧和人才，所以都中可以写照天下。由于模糊和遥远，当日的君臣从庙堂里想将来，都相信随鸦片战争炮火的停息，将是中西之间的一个了局。因此，“息止肇衅”的《江宁条约》在朝廷和士人的意中曾是“万年和约”[14]，是一种固结了的物事。后来道光帝的遗诏里有一段话追叙中英之战，而统归为“捐小忿成大信，绥疆柔远，于今十载，卒使毒焰自消，民夷各安生理”[15]，显然是把西方人看成了已受羁縻的群类。都中的见识以“茫茫昧昧”为主流，说明了发生在沿海的这一场战争并没有重创中国人从千年历史中获得的知识和观念，所以当时人测度来自欧西的远人，用以推理和判断的，还是从历史中获得的知识和观念。这是一种同过去的经验事实连在一起的东西，因此是一种万人共有的东西，比之炮火下被摧毁的壁垒和长墙，也是一种更不容易折断和打碎的东西。

然而与这种“毒焰自消”的一厢情愿相反的，是进取不息的西方人从来没有把鸦片战争的终局当成中西之间的了局。发源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催涨了波起涛涌的自由贸易主义，同时主义化为磅礴潮流，由商业利益促成的空间拓展成为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19世纪的欧洲一面在不停地制造产品，一面在不停地制造扩张。其时英国正在充当欧洲和世界的“引擎”，在被这个过程送到中国来的西方人里，英国人也最多由沿海伸入内地的欲望和急迫。《江宁条约》签订后七年，五口通商的场面还没有完全铺开，广州英商会就已在向国内的商界和政府作诉求，要把买卖的范围“扩展到我们现在受局限的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去”。其间的共同利益唤出共同的意愿，使曼彻斯特的商人亟亟乎起而呼应。[16]贸易牵动工商，工商牵动国策，随后是经济转化为政治和外交，成为英国政府以“修约”为名义，筹划“广泛进入中华帝国的整个内地”[17]的由来和导因。因此，“修约”正是打破中国人意中的“万年和约”。

稍后，法国、美国和俄国各挟一己之怀抱与英国人合谋其利，由此形成的列国连横之势，使咸丰一朝从一开始便面对着一个结为一体而日逼日亟的西方世界。比之道光年间中英之间的冲突，这种列国连横之势无疑更坚鸷而且更陌生。然而在历史留下来的知识和观念还没有因重创而碎裂之前，这些知识和观念便依然是人心中可靠的准则和不移的准则。因此，那一代帝王和士人非常自然地只能用历史经验之内的东西来辨识和类比历史经验以外的东西，于是在同一种观念下咸丰朝一步一步地重复了道光朝。而一个正在逼来的西方世界则在中国人夷其人夷其事的类比和推断里完全走了样。

咸丰帝君临天下的时候还不足19岁，同他父亲相比，十年前的中英之战以及发生在那个过程里的议剿、议抚、议款全都在他个人阅历之知的范围之外。他没有承当过战败的压力，所以他精神上的夷夏之见更完整，也更本色、更固执。与之类同而且匹配的，是咸丰初年起以钦差大臣主持夷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他自道光中叶入仕途，而海疆骚动之日则正在不通海路的江西和云南做地方官，也是一个没有亲眼见过西方人脸相中狰狞毕露那一面的人。因此，两广总督驻节广州，虽然在空间上与彼族相距甚近，而其视为当然的则是执夷夏之界以分中西，在心理上和视野里都与他们相距极远。一则记载说他“素性沉毅刚强，待外人不好挑衅，亦少恩抚”；一则记载说他“性木强”，办理夷务之日，“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18]“刚强”和“木强”，都说明身当中西交冲之际的不善应变和不肯应变。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两个人是直接应付夷人夷务和最终应付夷人夷务的人。所以，力谋修约的西方人一意要抉破《江宁条约》的范围以求四面扩张，但他们在中国最先要面对和始终要面对的人物，却比签订了《江宁条约》的上一辈人更执着于夷夏之防并更不肯向后退让。由此形成的无疑是一种既不可沟通又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后，从咸丰四年（1854）开始，一面是西方国家的使节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中国，以修约为名目一次次北上南下。他们因深愤叶名琛的“蓄矜气”[19]以相傲睨而从广州北上，想要另辟蹊径；又在到达天津之后仍被朝廷打发南返广州“听候查办”[20]，回到了天朝体制里的叶名琛那里。其间多见的是重重的遏阻和严词回驳，而作为对比，则是西人一程接着一程的咄咄逼人和不折不挠。对于久已把“万年和约”当成了局的中国君臣来说，西方人的修约以打破了局为主张而再谋进取，显然是既出意料之外，也出容忍之外。于是由夷性反复，“于五口之外，别生窥伺侵占之意”[21]所促生的疑惧和恼怒，便会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过程，化作种种猜想和推度。而时当内战搅动天下致东南遍地兵燹，朝廷和疆吏面对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之教”本已切齿而熟视之，并都在直接地把这些异样的物事等类于西人带来的基督教。由此追溯，则常常要归结到五口失其遮拦而中华遂多祸乱。所以叶名琛作奏折说：“要知当日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初何料及贻害靡限，流毒无穷一至于此。”在他的情绪里和判断里，“各省会匪、教匪、捻匪”与“广西上帝会”都一样，“观其党异类分，似未尝尽由于此。殊不知祸种乱阶，究未尝不实由于此也”。[22]

咸丰一朝的君臣久为绵延不绝的内战所苦，而同时是绵延不断的内战又为咸丰朝的君臣提供了一种道光朝所没有的经历与体验，带着这种经历与体验去看北上南下的西方人，因修约促生的疑惧和恼怒便会非常容易地使他们转向旧日的深闭固拒。因此，咸丰帝读叶名琛的奏折曾引出心头强烈的共鸣，并意不能平而浮想联翩，作硃批说：“卿其永励斯志，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23]这些话表现的是因忿成戾。比之道光末期的诏书以“民夷各安生理”为“绥疆柔远”的愿想，咸丰一朝的君臣正明显地因反激而横生出一种对于西人的敌忾。在这种被激发的敌忾里既有着自固藩篱的意识，也有着以夏制夷的意识，两者交织缠绕于同一个过程之中，不可切断，也不可分剥。

以自固藩篱为折冲中西的自觉意识，表达的是中国人在迫来的西方世界面前对冲击作抵挡，其间的道义正当性和历史合理性都是非常明白的。然而忿戾内含于敌忾之中，则自固藩篱的意识又很容易表现为中西对峙中的意气。当日曾有“吏部尚书臣周祖培、刑部尚部臣赵光、工部尚书臣许乃普、兵部左侍郎臣王茂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臣宋晋、巡视中城御史臣英喜、巡视中城御史臣陆秉枢、帮办中城给事中臣毛昶熙、署巡视东城御史臣毓禄、巡视东城御史臣贺寿慈、帮办东城御史臣陈庆松、帮办东城御史臣吴焯、巡视南城给事中臣英汇、（假）巡视南城给事中臣吴惠元、帮办南城给事中臣李鹤年、帮办南城御史臣陈濬、巡视西城御史臣奎斌、巡视西城御史臣刘子城、帮办西城给事中臣方濬颐、帮办西城御史臣刘成忠、巡视北城御史臣富稼、巡视北城御史臣尹耕云、帮办北城御史臣何兆瀛、帮办北城御史臣何璟”联衔会奏一折，都深信“该夷猖獗有年，恶贯满盈，神人共愤，沿海各省，无不欲食其肉”，[24]其感染人心的地方全在于血脉贲张。但与之相因果的，是意气弥漫的地方常常会淹没思想和认知。而后，在当日都中和外省普遍的“茫昧”里，驭夷的中国人大半都不会想到要去正视和审视西方人。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身在旋涡之内的先觉者已在开眼看世界，并由此中的见所未见和闻所未闻引出种种议论和思考。以此作对比，50年代的叶名琛虽属后起却显然更多鹘突否塞。他有心“雪大耻，尊国体”，以此自任，也以此自负。但在西方人已经由五口进入并来到他的眼前之后，其“雪大耻，尊国体”的抱负则因太多意气而始终直立于以回避为抑遏，“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25]。因此，在他手里，“雪大耻，尊国体”常常会演为用“驭外骄倨之态”折辱西人的轻侮。[26]不肯正视西方人和审视西方人的叶名琛面对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对手，同时又把“驭外骄倨之态”当作可以常用和惯用的东西，正说明他在两眼不甚分明之中是错把虎豹熊罴当成了狐鼠犬豕。与这种因失真而导致的盲目相比，是观察中国既深且久的西方人在回避、抑遏和轻侮面前屡被“摧阻”而不能作表达，其进取不息之心遂化为“愤懑愈积愈深”。[27]而后被抵拒的修约与被抵拒的广州入城经西方人前后贯串而连为一类，在英国公使的报告中都归于“这种怠慢轻侮的缄默，其本身就是属于一种不能容忍性质的伤害”。在这种脱跳的思维逻辑里，踏海而来逐利不止的西方人在自己的意念中便成了被“伤害”者。由此层层推导，则“扩大和改进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兵船是绝对必要的”。[28]

外交官呼唤“兵船”，是在以推崇暴力的态度引来暴力。所以英国人最先从动口转向动手，咸丰六年（1856）借“水师拿获划艇匪犯一节”广作牵连，把中国人意中官匪之间的事转变为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事，[29]而后以此启衅炮轰广州城。次年法国人与之联手，用两百多门大炮攻陷广州而据有全城。随之是没有还手之力而又不肯低头屈服的叶名琛成了英法联军的俘虏。当时身历其境的华廷杰后来作《触藩始末》追记旧事，其中一为描述了咸丰六年间总督府里的一个场面，使人印象深刻：

二十九日，敌船桅上，及珠海炮台上，均飞炮入城，督署尤多。叶相危坐二堂上，绝无惧色。予在大佛寺军需总局任，司道命往白一事，入督署，则材官、门役逃匿一空，仅一文巡捕引入，谒于二堂东偏厅事，炮屡及席前，夷然不动。[30]

在炮火注击之下作危坐，须看破生死而后能不惧。所以，叶名琛显然不是一个没有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撑的人。但身在绾接中西之间，他与西人周旋多年而始终不能识西人的由来和面目，因此，从“雪大耻，尊国体”到最终以“辱身以辱国”为结局，他一直都没有弄明白此中的因果，被囚于印度之日，还在以诗赋志，自比苏武。[31]他以一种个人的悲哀写照了中西交逢之初中国士大夫在历史与时代之间无所适从的群体悲哀。而西方人捕捉叶名琛而囚禁之，则无异于是在以一种非常峭刻的方式告诉驭夷的中国人，用回避、抑遏和轻侮的办法来对付外国人其实是靠不住的。他们演示了一个实例，但真能懂得和通悟此中之事理，其实需要对比和反思。而当广州的消息传到北京之日，一时触发的却都是痛恨。咸丰帝痛恨西人“称兵犯顺”，痛恨叶名琛“辱国殃民”，[32]然在一片痛恨里最不缺乏的是情感和臆想，最缺乏的却是对比和反思。

随后的中西之间，一面是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而北京的朝廷还想用驭夷的天朝体制把西方使节阻挡在广州；一面是战胜的西方人始终执修约为宗旨，他们最不能容忍并正在推倒的恰恰是这种立意于防堵和回避的天朝体制。于是不肯被驭和不受阻挡的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在咸丰八年（1858）先后北上，载着英法联军的兵船也随之北上，从广州开始的战争遂被带到了天津，带到了离朝廷很近的地方。当“逆夷开炮，攻击炮台”并“闯入内河”之后，直隶总督谭延襄在奏告中叹为“军威尚壮，不期一战而溃，殊出意外”，而后知道在“夷炮迅捷”面前，“津郡形势断难战守”。[33]紫禁城里的君主和臣子因此而被震动，并因此而不得不屈服。随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是连为一体的西方世界用勒逼实现修约的意志，得到了他们四年以来孜孜以求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34]。十六年前耆英签订《江宁条约》，曾以“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理之是非”为写照之词，以后事比前事，显然是太过相像。在这个过程里，西方人其实已经用他们的观念和法度一层一层地打碎了中国人以夷夏比中西的历史成见。但在彼时办夷务的中国人那里，历史成见又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和历史的制束，身在惯性和制束之中构想中西，则不仅西方人的路数出中国人的意料之外，而且中国人的路数也出西方人的意料之外。

当日桂良、花沙纳奉命与西人在天津立和约，奏疏报告艰难搓磨而不能回西人之意，然后说“此时𠸄、咈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35]。他们为“𠸄、咈两国”的勒逼所深深窘苦，但把条约看成“数纸”并可以化为“废纸”，显然是以自己的不守章法来推想对手的没有章法。用这种推想判断西方世界，则他们所知和所识的西方世界仍然是一种夷性的世界。因此，当西国的使节和兵船踌躇满志地扬帆南去之后，已经列入条约而深触咸丰帝心头之大忌的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和赔缴兵费赎还广州，都重新被他放到了以夷夏之间的规矩范围中西之间的关系里考校权衡，并重新成为使人扼腕灼心的东西和“必须极力挽回”[36]的东西。因此，在随后的上海会议通商税则中，中国一方屡次想“消弭”条约中的已成之局，又屡次在英国人“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37]的坚执面前碰壁而回。而作为一种反应，则是“夷情”因之益多“愚惑”猜度，“自天津议和以来，其心将信将疑，防我之念，几已无微不至”[38]。

这种立约之后的倒腾、翻局和以疑虑对疑虑，说明了《天津条约》并没有消解中西之间因修约而衍生的危机和兵氛。而后是咸丰九年（1859）扬武的英法兵船与守候的中国军队一触即发，使进京换约变成了大沽口的一场炮战。铩羽而归的英法联军第二年重新北上，犷悍凌厉地从海口一路打到北京。与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人相比，二十年后的英法联军同样“以火器制胜”。然而后者突出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止乎以暴力拓展利益，而且刻意要借“火器制胜”之势从精神上摧折中国人夷视西人的回避、抑遏和轻侮。所以中英《天津条约》已特为列出第“五十一款”，以“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39]来约束和限制中国人。至洋兵入京城之日于此尤耿耿。一则记载说：“崇文门外三转桥地方，有一傻子，立于门前，见夷人经过，拍手大笑曰‘鬼子来也’。夷众立将此傻子毒殴，伤重垂毙。复入其家，举室尽被殴伤，毁坏什物。”[40]在这个例子里，西方人的毒打群殴显得非常霸蛮残酷，而推究原本，他们用拳脚所要征服和对付的其实是中国人得自历史和传统的一种观念。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西之间的冲突和中西之间的交往都实现于深深的隔膜和歧义之中，所以，正在以急迫之心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便始终要面对这种观念，并因这种观念而被当成受俯视的异类。这个过程使他们十分明白地懂得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夷”，也使他们在战胜之后十分凶暴地以“毒殴”一为渲泄。

与这一类“夷众”打平民的事相比，在当日的记述里，“夷酉”更着意和刻意的是恣肆地践踏天朝体制。庚申前一年各国公使将进京换约，咸丰帝曾明示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们应“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41]。这里的“例”当然是指夷夏之间的旧例，其间以限制作区别，显然是要表现一种族类上的不平等。而一年后英法联军据北京，英国公使额尔金赴礼部会恭亲王奕，则已“公然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且轿前轿后有“马步队约万余人之众”。是不仅“坐轿”，而且“摆队”。在清代的舆服制度里，这种“金顶黄绊”的轿式本应为皇家所独有和独用，是以一个亲眼目睹了这个场面的中国人既愤且讶，非常不甘心地说：“伊在英国，只一伯爵耳，乃敢僭越狂妄至此！”[42]他不知道额尔金之所以要“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并不是看中皇家排场的华丽与体面，而是有意在用这种力为标张的“僭越狂妄”来震荡人心，以显示中国人的夷夏之见、夷夏之辨、夷夏之界和夷夏之防一触即碎而罩不住西方人。

曾经受俯视而不能自如地向中国作表达的西方世界积久之后一抒怨毒，用这种方式非常出格地表达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一种用枪炮论证道理的方式，因此是一种无须说服的方式。于是以夷夏之见、夷夏之辨、夷夏之界和夷夏之防为前提的中西关系不能不走向分崩离析。西方人用自己的意志使驭夷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难题，与之相因果的，是中国人用来驭夷的理路和观念在震荡下开始坼裂。当时人身历“庚申之变”，曾眼看着英法联军带来的“白夷”、“黑夷”、旗帜、火炮、鼓乐、烟尘由远而近，来到面前。在由此触生的百感交集里，一面是“城下之盟，古人所耻”的类比，一面是“海国作乱，自古无闻”的不可类比：“从未有无因而至，若英逆无道之甚者”，且“既已讲和，相安十余年，何以又起争端，此其无厌及我，殊出情理之外，古无与比也”。[43]这些议论既以西人之“无因而至”为大愤，尤以西人之“无因而至”为大异，其间所表述的应当不是一种认识，而是弥思弥困的深深的疑问。

然而从没有疑问到深深的疑问，已显然地表现了思想的前后变迁。庚申前两年，士大夫论说发生在广州的中西战事，犹以“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为当然，而极信“英夷土固不广”，是“恃虚声以慑我上国”。[44]由彼时的当然和极信变作庚申年间的不可类比和深度疑问，正说明了曾经惯用而且稔熟的判断和推理已经碰到了阻格。这种由疑问开始的观念的坼裂产生于圆明园里那片烟焰的映照之中，但与火烧圆明园相比，“庚申之变”里的这一面更深地牵动了中国人的社会和历史，牵动了中国人心中深信不疑的东西和自以为是的东西。由此造成的精神重创是二十年前的海疆骚动所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精神重创一经造成，则又会追溯二十年前，将两次民族战争的失败连为一体，而后惊痛和惊诧才会化作感知的深度和思想的深度，才会有中国士大夫对于自己的反思和对西方世界的正视。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兵船到大沽口。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曾在奏报中描述“𠸄咭唎夷船式样”，举篷桅、舱层、炮位、机轴、炮数、风轮、火池、风斗、吃水、窗扇都细为摹写而毕见船坚炮利，其具体程度是当日少有的。[45]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在遣戍途中致书友朋，追说西人大炮“远及十里”，遂使“内地将弁兵丁”常在“不见面而接仗”的异常窘迫之中，其间之悬殊皆“未之前闻”。[46]道光二十三年（1843），两广总督耆英专门“购得洋枪”献呈皇帝，并进“仿造”之说。道光帝赞洋枪为“绝顶奇妙之品”，而以“仿造二字”为“望洋之叹”。[47]以此比照《清史稿·宣宗本纪》所说嘉庆十八年（1813）“教匪林清党犯阙之变作”，其间曾“入内右门，至养心殿南，欲北窜”。后来的道光帝当时还是皇子，已能“御枪毙二贼”，而使“余贼溃散，乱始平”。由此显出来的是一手娴熟的枪法。他用过的那把枪也因此而被嘉庆帝命名为“威烈”。[48]可见他是一个懂枪的皇帝，但情愿“望洋”而止。琦善、林则徐、耆英曾先后卷入中英鸦片战争，在一个举世茫昧的时代里，这些人的描述、感慨、进呈都体现了一种对于西人的正视。然而以海疆骚动都中不惊为背景，他们的见识又是一种得不到应和与回响的东西。因此，在当日的中国，他们的声音只能个别地出现，又个别地寂灭。在多数人的心里，西人依然是犬羊。

与这种个别地出现而又个别地寂灭相比，在“庚申之变”造成的撼动和冲击里，因撼动和冲击而获得最多憬悚与憬悟的大半都是从经世之学里走出来，并在内战中以军功崛起而互为呼应的士大夫。因此，在“庚申之变”以后他们能够成为最先与西人相对视，并最自觉地对西方世界作回应的人。就其来路、志度和自为更张的腕力而言，这群人已经显然地不同于道光中叶的疆吏了。

注释

[1]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2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

[2]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84页。

[3]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13页。

[4]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93—394页。

[5]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93—394、148页。

[6]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75页。

[7]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73页，中华书局1979年。

[8]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73页，第53—54页。

[9]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89、99、63、41、330页。

[10]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34、539页，岳麓书社1987年。

[11]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9页，岳麓书社1986年。

[12] 《洋务运动》一，第121页；二，第32、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13] 《魏源集》下册，第676—677页，中华书局1976年。

[1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0页，三联书店1957年。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第122页，中华书局1987年（取“江宁条约”而不取“南京条约”系以《中外旧约章汇编》为准）。

[15] 《道光朝东华录》，卷六十。

[16] [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等译），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17]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译）第一卷，第46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18]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164、228页。

[19]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229页。

[20] 《第二次鸦片战争》三，第64页。

[21] 《第二次鸦片战争》三，第52页。

[22] 《第二次鸦片战争》三，第73页。

[23] 《第二次鸦片战争》三，第74页。

[24]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452页。

[25]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228页。

[26]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243页。

[27]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228、164页。

[2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84—785页。

[29] 《第二次鸦片战争》三，第115页。

[30]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166页。

[31]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220页；[澳]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区鉷译），第156页，中华书局1984年。

[3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37—638页。

[33] 《第二次鸦片战争》三，第331、332页。

[34] 《第二次鸦片战争》三，第337页。

[3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966页。

[36]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196页。

[37]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173、1184页。

[38]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192页。

[39]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02页。

[40]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20页。

[41] 《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37页。

[42]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19页。《清史稿》第十一册，第3022页，中华书局1977年。

[43]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89、25页。

[4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622页，岳麓书社1990年。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80—381页，中华书局1964年。

[46]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二，第568—569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

[47] 《鸦片战争》三，第472页。

[48] 《清史稿》，第617—618页。

经世之学的延伸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起点

一

康雍乾百年盛世过去之后，生当嘉道两朝的龚自珍曾以“四海变秋气”[1]发舒感怀，以一个诗人的笔意写照了19世纪中国的世相。与这种触发于时势与时务的感怀相对称的，是世路之盛衰变，士林中风气也变，在长久的饾饤琐碎之后，经世之学蓬蓬然起于嘉道之间，把吏治、民生、漕运、河工、盐法、度支、兵政、饷事里的百弊丛生引入那个时候说时务的议论之中。而后是究心利病和讥切时政都与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事功意识内相贯连，并以儒学本有的精神唤出儒学中人济时的意识和抱负。道光十五年（1835）翰林院编修张集馨奉旨召对，问答既毕之后，皇帝特为吩咐的是，“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亦当检点”[2]。皇帝以“经世”相训诫，既说明了世风与士风皆变之时，从深宫里看天下已是心事重重，也说明了经世之学在当日与时势之间的对应和感应。

但经世之学起于嘉道之间，其锋芒所指的时病和时弊，常常是一种同国家权力相缠绕的东西；而作为一种应时之学，其自身大半都出自那个时候的时论和策论之中，从而大半都存在于国家权力结构的外面。由此形成的矛盾，使时论和策论很少能在自我实现中转化为一世之事功。[3]因此嘉道之间的经世之学既显现于议论之风发，也局囿于议论之风发，其感染和感召都以思想的表达为常态。然而自道咸之交太平天国起广西，挟排山倒海之势把内战引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其偏师北征又沿河南、山西、河北打到天津，兵锋直迫都门。这个过程以官兵的一溃再溃造成了朝廷接连的丧师失地。与之相对当的，是清代法度以“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有守土之责者，城破则死之。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4]而后作为一种可见的结果，则是领兵的将官和守土的地方官一个一个地在战争中失败，又一个一个地因战败而被戕、自杀、逮问、治罪。他们以这种死亡和跌落的方式纷纷退出了官场，也带走了层积于官场中的衰颓颟顸。在他们消失的地方，留下来的是国家权力结构里的空缺。而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则是搅动天下的农民战争又在以战争本身作激荡和动员，使久为经世之学所浸染而不在国家权力结构之中的儒学中人四顾天下板荡，慨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并由此而成群地走向内战。他们以济时之心与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之教”苦相撑拒，百战艰难于生死存亡之间；又一路放手杀戮，由血战成军功，因军功得高官，先后沿着前面人留下的官场空缺进入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于是，在内战造成的地动山摇里，嘉道以来的经世之学前所未有地成了与国家权力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经世之学移入内战，则纸面上的议论可以转化为现实，随后产生的是一种显著的社会变动。在长久的文字讥切时政之后，战场上的一溃再溃是用成败为实例，以指抉和论证天下之积弊与积弊之所在。战争比文字更权威，因此战争比文字更有说服力。正是借助于战争的权威和战争的说服力，在旧制和旧法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方，绕出旧制和旧法才可能成为内战中救时的起点。咸丰初年，曾国藩在湖南募勇成军，雷以諴在扬州抽厘助饷，以当日的法度而论，都是成规之外的自立章程而别开一局。但前者“赤地新立”，是兵不能战而后募勇；后者白手起家，是饷源已竭而后抽厘。其自下而作的补苴罅漏与自下而作的“改弦更张”[5]皆出自经世之学的一脉渊源。

兵事和饷事居战争之重心，时当屡败之日，其间的种种捉襟见肘便会最先被撕破并直接转化为生死危迫。因此，兵事和饷事也最先开始起变化，并因变化而出旧格，由募勇成军演为湘军制度，由抽厘助饷演为厘金制度，重心都在地方。比之二百多年来绿营制度里的兵与户部指拨的饷皆由朝廷一手调度，两者的产生和张大都体现了兵事和饷事在战争中的大幅度蝉蜕和不得不蝉蜕。与这种蝉蜕相对应的，是后起的湘军在战场上打破绿营积久的疲颓，一步一步重造出坚韧强悍和凌厉杀气，以此支撑了内战中的王朝，也以此使太平天国在一蹙再蹙之后折入低落，从进攻的一方变成了被剿洗的一方。

这个过程用万千头颅造出了累累军功和一世之勋名，与军功和勋名一同被造出来的，还有后来的历史叙述称作肇启“中兴”的时势。所以，本由救时而产生的自立章程和别开一局遂能够在内战中节节伸展，从一个地方走向四面八方，因普遍化而常态化，因常态化而常规化，成为将帅和疆吏的政令所出与政令所托，从而成为朝廷必须要倚重并且越来越倚重的东西。而此长彼消之间，绕出旧制和旧法的过程便不能不变作淘汰旧制和旧法的过程。

兵事和饷事从制度上发生的蝉蜕，在农民战争的兵锋面前挽救了深重的王朝危机。然而作为一种自下而作并且牵动了天下的淘汰与更张，兵事和饷事从制度上发生的蝉蜕，又是在改变国家权力的结构和挪移国家权力的重心中实现的。用募勇代额兵，是因为绿营制度里的将与兵不相识，卒与卒不相习正在一遍一遍地演变为战场上“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离散与溃散。[6]所以湘军纠弊，尤重一层挑拣一层，以成其“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7]的层层凝聚与层层制断。湘军因之而得能战之名，但凝聚和制断皆“各护其长”，则凝聚和制断只能以个人为中心，由此形成的当然是一种将帅驭军的不可替代性。而其间的“上下相维”又一本乎湘军自立的名分，统领、营官以次与国家职官等序中的品秩尊卑全不对称，而后是“只论事寄轻重，不论品秩尊卑”的勇营体制里，“往往记名提、镇，降充末弁，候补千、把，骤膺统将，官职悬殊，至斯已极”。

以二百多年来的兵制作对比，这样的全不对称显然是兵部行之已久的“三载甄别，五年军政，叙功覆过，以待赏罚黜陟”的老规矩所对付不了的。[8]在这个制度的最底层，是招募而来的勇丁不入国家的兵籍之中。绿营“尺籍伍符，按户可稽”[9]，所以额兵虽散布于十多个行省，却长在京师的薄册里和管束下。但募勇由营官所招，依附和督责都系结于个人和个人之间，则其往来聚散便不能不全以营官一人的生死去留为转移。他们没有“籍”和“符”，因此他们不可按薄册相“稽”。于是，湘军在内战中破壁而起的过程，又同时成为湘军制度改造了国家的兵源、营制和治军之归属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各地仿效而扩大，又在继起的淮军中延伸。当朝廷与军队越来越远之后，天下兵政的重心遂不可逆转地从朝廷移到了将帅手里。而后是将帅接二连三地成为封疆大吏，兵政的重心也会随之而去，移为督抚手里的东西。所以咸丰末年胡林翼已说：“凡事以谦为美德，惟兵事不可谦，谦则为败德。且手中腹中无兵无将，即一步不行。”[10]显然是以此为事之必然和理所当有。

兵事中的旧结构在脱散，饷事中的旧结构也在脱散。户部管天下财政，因此军需本由户部调度。但从内战开始，户部指为收入的地丁、盐课、关税、捐输都在一路减少之中，而战场上讨饷需的催请则日增一日。这种矛盾把国家财政一步一步牴入了死角。随后是朝廷为兵氛所逼，不得不把饷事的主权让给了主持地方军务的将帅。当时谓之“饷无可请，惟有自筹”[11]。由于“自筹”，则地方各自为战，饷事一定会引出四面八方的争利。所以，当日户部指拨的协饷，常常会在一个省解运到另一个省的中途被“截留”，而以事后的奏报作了结。在这些伸手自取的场合里，地方越位半路拦截各以“防剿”为理由。但一截再截之后，国家的度支却因之而被弄得七颠八倒，全无规矩可言。

与这种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争利相比，更醒目的是地方与朝廷争利，此起彼伏地用拖欠和挪用的办法把京饷就地消化掉。京饷久称天庾正供，本是没有人敢于轻慢的东西，而借军务为题目，则“奏请留支，或解军营，径行划拨”都成了那个时候屡见的事。拖欠和挪用曾引出朝旨向地方追欠，然而追欠之后地方还会截留。[12]时当兵火连结，战场在地方便是道理在地方，所以最后让步的总是在朝廷。由此形成的也是一种七颠八倒和全无规矩。以因果而论，显然是饷事由户部调度变为地方自筹的过程带来了一个饷法大乱的过程。其间不在地丁、盐课、关税、捐输范围之内的厘金是一种由地方自己掘出来的利源，因此是一种户部旧章所够不到的东西。然而作为一种地方税，本属野生的厘金却常常要与关税、盐课在有限的商业活动空间中狭路相逢，并以牺牲正帑来成全自己。

在这种矛盾里，厘金的利益归向地方，所以厘务的动力也在地方。与之相表里的则是为天下管度支的旧法日趋萎缩。同治初年曾国藩已说：“我朝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13]他所叙述的，正是支配财赋的国家权力在饷法大乱中从朝廷向地方移去。后来国家“岁入之项，转以洋税、厘金为大宗”[14]，这种被掘出来的利源越过旧有的“丁、漕”而后来居上，则由此所促成的，一定会是递增而递进的“疆吏之权日重”。

兵政和财政的重心都落于地方和朝廷之不能不倚重于地方，都说明这种因绕出了旧制旧法而淘汰了旧制旧法的过程，同是国家权力下移的过程。因此，同19世纪50年代之前相比，这场漫长的内战已经使疆吏获得了更多表达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力量。而以人物作比较，则这一代从军功中立起来的督抚更显然地共有一种肯以一身承当世运的自觉意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作团练大臣，胡林翼以贵州知府任黔楚防堵，左宗棠以举人佐湖南兵事，李鸿章以翰林从军皖北，当日皆不在朝廷的重寄之内。而与之声气相应并聚为一类的沈葆桢、江忠源、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刘长佑、曾国荃、蒋益澧、丁宝桢、郭嵩焘、彭玉麟、杨昌濬、刘典、刘蓉、杨岳斌、刘坤一、刘秉璋、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周盛波等等，则一大半都是起于仕路之外而身入兵间的秀才和举人，从而一大半都出自士人社会中的下层。这些人在乱世里甘心冒锋镝而入战场，是儒学长久的涵育化作一时之感召。所以，“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15]，成为一种担当。他们因之而能够在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中踏出一条血路，也因之而显示了这个群类突出于当日中国士大夫之间的强毅和亢厉。而后是千里东南翻搅于“骨岳血渊”[16]和连天兵火之中。

承当世运的自觉意识在内战中表现为凌厉的杀气和触目的残酷。然而就其本来的涵义和深层的涵义而言，这种意识以及体现了这种意识的人物群体都是从乾嘉以来的经世之学里走过来，并以孔孟塑造的儒学理想为最终源头的，因此承当世运，其对应的范围应在天下。时当19世纪的中国的衰世和乱世，由经世济时而承当世运，在这个群体的心目中始终是一种“澄清天下之志”[17]。他们以此相呼应，也以此相类聚。然则天下俱入眼底，便是一世之盛衰与利病俱入眼底，这些人虽以杀气成军功，而抱负则原本在于“谈经济，究韬略，明习国家掌故”[18]，以真知古今大政和深识民间疾苦为责分[19]。由此形成的阅历感受和认识程度，使他们成为当日中国士大夫中最熟悉和了解中国社会，并因之而最能融入时务和最肯识时务的人。熟悉和了解中国社会的过程，是比别人更切实地识得衰世真相，并比别人更多地体会“积不能平”的过程。所以，由肯识时务而致心致力于匡济世务，他们又非常自然地成为当日中国士大夫中有心一为伸展，“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20]的人。

后人评论这个群类，说是“晚近吏治稍刓，大吏以迁调频仍，莅事日浅，不能获指臂相使之效。时艰益棘，牵制愈多，号令不行，浸至覆败相随属。自曾文正、胡文忠诸公乘时踔起，剗去文法，不主故常，渐为风气。各省自司道以下，罔不惟督抚令是听，于是政权复归于一，而事乃无不济，治道蒸蒸日上矣”[21]，其着力刻画的都是他们用手中的权力做出了与别人不同的事。这些人带着久蓄于心的“积不能平”入战场，因此，当战争中下移的国家权力成为他们手中掌管而且可以运用的东西之后，“剗去文法，不主故常”便非常明白地表现为用国家权力改造国家权力的更法和变法。与内战中的杀气相比，这种由权力实现的意志同样体现了用世济时的强毅和亢厉。而以“不主故常”为起点，并以“不主故常”与权力相连结，则他们又历史地成了当时中国能够为天下开风气的人。在清代的历史中，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群体品格和人物气象。

二

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正在改变国家的权力结构，并使中国士大夫中的出类拔萃之辈步步艰难地崛起于东南。于是，当西方人在庚申之变以后挟着《天津条约》沿长江西上的时候，两者便直面相逢于长江的中游和下游。他们带来了一种与内战不同的凌厉冲击，于是内战尚未止息，经世之学已不能不在延伸中越出旧界而走入中西交冲。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五十岁，胡林翼四十九岁，左宗棠四十九岁，李鸿章三十八岁，都已久入世路盘陀而年复一年地究心时务。然而在他们的思想视野里，西方世界一直在远处，因此西方世界始终没有成为时务中的一个题目。当日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而身在湖南的曾国藩作书信议论粤东时事，犹以轻烟淡雾视之，说是“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海，亦震诧之。鄙意彼蹈骄兵、贪兵二忌，恐不能久”[22]。他不能相信徐继畬的书和郭嵩焘的话，显然是用二十四史里的论述相衡量，他们的“张大”和“震诧”都与他心目中的“英夷”不相符合。而其下笔论断言之不疑，又说明写信人和读信人都心同此理而无须申论。然则以曾国藩的懵懂比叶名琛的骄倨，两者之相近和相似曾在伯仲之间。因此，对于这些从来没有把夷人夷事认真列入世务的士大夫来说，庚申之变的沉重一击，其着力处正是使臆想中的轻烟淡雾全部消散。随之而产生的，是对西方那个世界深深的畏惧和忧惧。当年冬天，曾国藩在祁门接到“新刻英吉利、法朗西、米利坚三国和约条款”，他在日记中自述“阅之，不觉呜咽”，并由此而直接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23]

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而与此一路伴随的是西人由海上入沿海，又由沿海入内地。这个过程的强暴性和陌生性使这个过程在中国人的眼里显得不可知和不可测。而以用世济时为抱负，则不得不在远想来日中知其不可知，测其不可测。所以，比出自情感的“呜咽”更深一层，是“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24]。显然，“忧悸”里更多一点知性和思考。经世之学造就了这一群人，而时当中西交逢之初，经世之学的造就又使这群人比别人先有危惧之心，先入危惧之苦。一个湘军老兵后来说，楚军围安庆之日，胡林翼曾往视师，迨策马至江边，则眼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遂“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身在危惧之中，“鼓轮西上”的洋船便是一种逼来之势，而作为反应，则“惟其虑之深者，故其视之益难”，[25]其间的“中途呕血”和“几至坠马”都出自心惊。西方人的到来，使当日中国最强毅的这群人先后因“无以为计”而绕室彷徨。他们肯识时务，因此他们能够审量彼己，而由此所得，正是逼来之势下的流泪与吐血。在这一段历史里，曾国藩的“忧悸”和胡林翼的惊心皆以其各见悲怆而引人注目。然而“忧悸”和惊心又正是用一种惶迫悲怆的方式承认了中国人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历史差距。在咸同之交的士人社会里，它们以直面真实表现了不同于强拗和意气的理性清明。

庚申之变以沉重一击致创巨痛深。所以，“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26]。与二十年前比中英鸦片战争为“海疆骚动”，这是一种明显的不同。士大夫群起言自强，一面反照了西方人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世界，一面表达了中国人回应西方人的理路和心路，理路和心路都此中耿耿。而其间能够主导当时，并由观念转化为实事实功的过程，则正是从这种审量彼己的比较开始的，是从东南的将帅和疆吏手里开始的。咸丰十年十一月（1860年12月），曾国藩犹在“呜咽”未止之中，而奏疏论时事，已以“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为题目，力申“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过了八个月，他在奏议里再说船炮：

凡持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27]

西方人用轮船和大炮两次打败了中国，所以中国人张目看西方，着眼处都在“轮船之速”和“洋炮之远”。时势造就眼界，时势也设定眼界。在中西之间以战争为大规模交往方式的时代里，则对比中西而审量彼己一定会用船炮做准尺来测度两者之间相差的距离。而后，这些使中华“震于所罕见”的东西便成了当日士大夫心中千钧所系的东西，成了倡说自强和营造自强的用心所在和功夫所在。

《北京条约》签订后，中西之间的战事随之而止息，但漫长的国内战争仍在延续之中。而后是外夷渗入内战，洋枪洋炮都在源源不断地被移到东南战场里来。于是，以自强为本义求索船炮的过程，在内忧外患交相舛结的时势中却非常奇异地要从内战中的认知船炮和使用船炮开始。对于那一代还没有走出庚申之变阴影的士大夫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悖异。由于外夷渗入内战以上海为源头，因此，那个时候上海及其周边便成为多见洋枪洋炮而且熟识洋枪洋炮的地方。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领淮军入苏南，从长江中游走向长江下游，同时是在从内地走向洋人丛集的沿海和口岸。与一年以前胡林翼被“鼓轮西上”的洋船逼得吐血相比，淮军由江路援吴，借的是英国人的轮船。起家翰林的李鸿章因此而置身于以蒸汽作动力的运输机器之中，与锅炉、机轴、烟焰、水汽一路相伴，他称作“舍陆登舟，用夷变夏”[28]。由此获得的感知显然要更深一层。当他进入上海之后，曾自比是“以孤军与方外杂处”[29]。在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中“方外”犹是化外，以明示其不在王道范围之内。以此比西方人，亦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尚未全脱旧日懵懂。然而正是这种空间上的切近“方外”，使他能够在东南群帅中最先直接触到洋枪洋炮，并常常目睹“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的场面，为之心动色动，惊叹交集，而尤其瞩目于“落地开花炸弹”，比之为“神技”。[30]因此，在他当日的文字里，这些都成为一遍一遍地被叙述和描写的东西，叙述和描写都归结于“洋人火器攻城夺垒及船上开用实为无敌”。[31]

在上海及其周边，西人“助顺”，洋枪洋炮打的都是太平天国。所以对李鸿章和淮军来说，这些场面是一种示范。然而太平军久踞苏南，地近口岸，于西人之长技多年习知熏染之后，已是中国人中先得风气的一方。他们不仅接受了一个外国人的上帝，而且正在把外国人制造的火器引入军中，并拿来就用。在这个过程中，曾有一群一群的西方人乐为太平天国所雇用，站在天父天兄之教一面用洋枪打官兵；同时则是逐利的“牛芒鬼子”（外国生意人）成了战争里的商业中介，用整船整船的军火换一堆一堆的银子。而后，李秀成麾下的太平军便成为内战中大规模使用洋枪洋炮的领先者。初到上海的淮军与之相逢于战场，迎头扑来的不是刀矛与弓箭，而是洋枪连排和弹雨密集。当时李鸿章与曾国荃言苏南兵事，其文字描述感触，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贼中专用洋枪”，出手凌厉，“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32]这些话所表达的也是心动色动和惊叹交集。因此，对于李鸿章和淮军来说，太平天国手中的洋枪连排和弹雨密集同样是一种示范。

淮军从安徽到上海，大半出自皖北的乡团。这些人在当地惯于筑土围子打烂仗，用熟了的都是老兵器和旧兵器。一旦置于洋枪炸炮之间，便不能不相形见拙而窳陋毕现。然则西人的示范和太平天国的示范都说明，与湘军久战的长江中游比，苏南战场已显然不同地正在变成一个以利器制断人力和人功的地方。由于外夷渗入内战，内战的过程便成了以生死成败为具体事例以演绎西法催锄土法的过程。由此显示的原因与结果使人看得明明白白。于是“孤军入沪”的李鸿章在抵达上海四个月之后便开始了“以湘淮纪律参用西洋火器”的变法。[33]这个过程接纳的洋枪洋炮现成地移来了内战中的优势和强势，使原本品类不能入上乘的淮军骎骎乎后来居上，“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34]。比之当日湘军的一路厮杀，一路苦战，淮军在“进规苏浙”中获得的累累军功多半是借西洋巨炮作成的。这是一种独得的阅历，因此曾国藩在奏折里论轮船洋炮的那些道理，李鸿章已更多一层切己的亲知。阅历和亲知融入道理，遂使他成为那个时候中国最热心于洋枪洋炮的人。

李鸿章从上海开始真识洋枪洋炮。但咸同之交的上海又正在成为西方人的群聚之地。生意人、外交官、传教士、军将、佣兵、流氓等等都在这里角智角力，弄出一派五光十色。所以他曾自谓“鸿章到沪以来，竟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盪”[35]。这种借史事作比喻不仅说出了深深的陌生感，而且说出了深深的异己感。援吴的淮军从上海开始走进内战，但援吴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与“中外会防”相交错，因此，这个过程同时也在牵着李鸿章走入洋场里的那个西方人的群落中，“千手千眼”和“十摩十盪”都由此而起。是以先知洋枪洋炮之外，李鸿章又成了东南群帅中最先与西人觌面相识的人。当日管带“常胜军”的华尔（Ward，Frederick Townsend）、白齐文（Burgevine，Henry Andrea）、戈登（Gordon，Charles George），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Hope，Admiral Sir James）、[英国水师总兵]古柏（Corbett，John，Captain），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Staveley，Charles William Dunbar）、[英国陆路提督]伯郎（Brown，Major-General），法国驻华海军司令[法国水师提督]卜罗德（Protet，Auguste Lēopold，Admiral），英国驻沪领事夏福礼（Harvey，Frederick B.E.）、[副领事]马安（Markhan，John）、巴夏礼（Parkes，Sir Harry Smith），法国驻沪领事穆布孙（Mauboussin）、葛笃（Godeaux，Ernest Napoleon Marie）、白来尼（Brenier de Montmorand，Vicomte），美国驻沪领事西华（Seward，George Frederick），以及总税务司李泰国（Lay，Horatio Nelson）、赫德（Hart，Sir Robert）等等都曾与李鸿章以公事作过从往复。而李鸿章感受最深和感叹最多的，则是“与彼族共事，动辄吓诈”而且“骄怯多疑”[36]。

由于这种过从往复和过从往复里的一面折冲一面争执，在内战的同时，他又一直处于对西方那个世界里的人和事累积的认识之中，并因之而一直处于对庚申之变以后中西关系累积的认识之中。在当日的中国，这也是一种独得的阅历，所以由此获得的直接性、真实性、具体性、细节性同样是更多一层切己的亲知。然而知之深则思之深，思之深则忧之深，累积的认识常常又是累积的逼迫、累积的忿郁和累积的紧张。同治元年（1862），他在一封信里说：“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惟所欲为”，而“今日新闻纸有云上海各国人众，设有事故，何人管束？不如将上海地界全归外国管理，与华官无涉，方才周妥”。[37]又在另一封信里说：“上海虽隶版图，官民久已归心洋人，若不知中国之人尚能办事，中国之兵尚能打仗者。”[38]前一段话说明：在中国人的夷夏之防已经碎裂之后，与之递连而来的，却是正在进入中国社会的西方人理所当然地把单面的意志当成了支配的意志。这种“惟所欲为”的冲动以及由之促成的啃噬和侵食随彼族而来，与彼族俱存，以此发为“新闻纸”的议论，便成为中国人面对的胁迫。后一段话则说明了在西人物力所到的地方，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失范与失衡。

李鸿章从安庆到上海，一开始就夹处于这种胁迫与失范失衡之间，并因之而以“鄙人不幸，适乘其敝”[39]为一身之苦恼。而由苏南举目四顾，则“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40]，由沿江遥望更远的地方，是西人挟利器强兵“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41]。在这种不宁的景象里，中西之间的战火虽已止息，但西人以船坚炮利为长技笼罩四面八方，犹在咄咄逼来，进取不息之中，笼罩和逼来都是中国人的困蹙。由此催生的“后患不可思议”[42]则是一种忧世运和忧国运的苦恼。在西洋火器“实为无敌”的反衬之下，又是一种不可去怀的苦恼。因此，时当湘军、淮军与太平天国仍在东南酣战不息之际，李鸿章以“后患”比当下，已非常明白“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43]用利害之轻重相权衡，显然是后者比前者更可怕。同一个意思，曾国藩曾称作“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44]。

由于“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因此，从内战中开始的认知枪炮和使用枪炮的过程，同时又会是一个在深处里不断指目外夷的过程，一个寄托了中华颉颃西洋之想的过程。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太仓一战洋炮破坚之利说起，而主题则在中国的自强：

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45]

一个月之后，又在另一封信里说：

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46]

其时他进入苏南刚刚一年，正处在用洋枪洋炮剿杀太平天国的日顺一日之中。而由此获得的视野和经验却都是被用来比类西人和对付西人的。那一代人身当内忧外患交相缠迫，在这种无地回旋的历史矛盾里，内战因外夷的渗入而成为接纳洋枪洋炮的实际起点，而后，产生于思想之中，并作为一个观念而以思想为存在方式的“自强”才能层层展布，沿着这个起点转化为一种直观可见的历史事实和陂陀起伏的历史过程。

咸丰十一年（1861）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以“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47]为职志。因此，“内军械所”显然是承接了一年以前他所作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奏议而来。然而当日“师夷智”而“不假西人”[48]，主持其事的徐寿和华衡芳一个被《清史稿》列入《艺术传》，一个被《清史稿》列入《畴人传》，皆本自“专研博物格致之学”，由“苦心研索”和“以意求之”渐窥西学原委，靠的都是无师自通。[49]其间不会没有初学的窒滞和生涩。而与这种窒滞和生涩相对映的，是西人制器用的是“制器之器”，但“内军械所”没有制器之器。所以“师夷智”而“不假西人”，既见其程功之切，也常常见其“程功之难”。[50]

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出北门看华衡芳所作炸弹，放十余炮，皆无所见。”次年正月又说：“看丁道杰演炸炮，大小五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51]与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相比，“皆无所见”和“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显然都不能算是已经成功。“炸炮”之外，还有“全用汉人，未雇洋匠”造成的一艘“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52]比之西洋汽船之“迅如奔马”，也是尚在“师夷智”的半途之中。内军械所的“造炮”和“制船”，并没有在实用的意义上收获初想中的船和炮；但由“皆无所见”与“不得甚法”，却可以收获一种深入了一层的亲知和真知，使无师自通的中国人同“夷智”更趋近一步。

于是，“皆无所见”和“不甚得法”之后，容闳奉派出洋采办机器，去寻求万里之外的制器之器。与曾国藩在安庆观看炸炮前后相近，驻上海的李鸿章已开始“雇募英、法弁兵通习军器者仿照制办”西人之军器，同时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由此形成的制作机构以出产“开花炮弹、自来火”为大宗，因此在当时的叙述里被称作“西洋炮局”，而在后来的叙述里被称作“上海洋炮局”。[53]由于李鸿章直接雇用了“通习军器”的外国人，从这里造出来的东西便无须经过内军械所那一段“以意求之”的暗中摸索，而自能合乎西洋之器的程式，并能径直用入攻城破垒之中。所以，比之内军械所日后的不见传承，上海洋炮局则随李鸿章迁苏州而一变为苏州洋炮局，又随李鸿章迁南京而再变为金陵制造局，一路蜕变而且一路扩大。在安庆和上海之外，左宗棠领兵由江西入浙江，一步一步地从浙西打到浙东，遂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洋军”相遇于宁波。随后，同李鸿章一样，他也成了东南将帅中最早从战场上亲炙西洋火器的人物之一。由此触发的同一种抱负，又使他沿着同一种理路去“考求西国机器制造”，并在同治三年（1864）曾“觅匠仿造小轮船，行模初具，试之西湖”。[54]这种“行模初具”的轮船显然也没有越出“不甚得法”的范围，然而由因果说历史，则三年之后开始鸠工兴造的福州船政局正是以此为源头的。

这些人以各不相同的个人风格各自寻路径，各自立范式，而由此串连而成的却是一种群体共有的意愿和群体共有的旨义。当容闳采办的机器由海路运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太平天国被扑灭的一年之后了，而“专办制造”的丁日昌其时刚刚购进虹口的“洋人机器铁厂一座”。而后，运来的机器并入铁厂的机器，在黄浦江边合为规模可观的江南制造局，原本以安庆为渊源的那一脉也随之而汇入了上海。时当同治初年，安庆、上海、杭州以及稍后的福州都在谋中国人的船炮以回应西方人的船炮。于是，在庚申之变后，东南便成为以自强为中心的这一段历史发轫的地方，并因之而成为当日洋务的深度所在和重荷所在。

三

曾国藩设内军械所，李鸿章办西洋炮局，左宗棠在西湖里造轮船，以及容闳采办的西洋机器和丁日昌收购外国人的铁厂，都不是奉旨而作，而是事后奏报。其间的立意和主导始终在于疆吏的自行其是。容闳后来说，他在安庆谒曾国藩而后受命“购买机器”，此行所用的六万八千两银子凭的是“公文”两件，“半领于上海道，半领于广东藩司”，[55]显然都出于曾国藩的一手指拨。而据李鸿章的叙述，其时他在上海办西洋炮局，经费来自“军需节省项下”；购买机器铁厂所用的官帑二万两，则由上海道“筹借之款项”给发，皆无关于管度支的户部。虽说他笔下的“节省”和“筹借”因不立章程而显得非常含糊，但造船炮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每一步都要用银子作铺垫并且都在用银子作铺垫，然则以当日的实事作对照，显见得疆吏能够自行其是，本在于疆吏已经具有支配地方财政的足够权力。因此“节省”、“筹借”都不可用字面意义作释读，而曾国藩的指拨不仅能够调度管属之下的上海道，而且能够越境伸入广东，是因为广东的厘金正在协济湘军，有此一重空间上的跨度，其臂力又比李鸿章更大了一点。

清代治国惯于用“例”，胡林翼称之为“天下之督、抚、藩、臬，一差一缺，无一不照例而行”[56]。然而内军械所、西洋炮局和江南制造局以“师夷智”为开端而别立洋务之名，做的都是于古无徴的事。因此，与守“例”的户部相比，在洋务初起之日，这种不守例的疆吏调度地方财政的权力更能成全和成就于古无征。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奏报“同治三年七月起截至四年五月底”的“苏沪军需案”，开列的名目分别是“洋枪炮队教练、各营中外弁勇教习辛工口粮”，“轮船中外水手人等工食”，“购买外洋各项军火”，以及“制造西洋炮火各局工匠物料、并京营弁兵薪粮”。[57]这些名目都已越出了清代度支本来的范围，已成其自始即在成“例”以外而不可用旧例相稽核，是以数十万银子在用完之后能够以奏疏里的几行文字作了结，其间的来龙去脉都不由朝廷主宰，而由疆吏主宰。因此，在东南开先例的这种具体的历史过程之中，晚清大半的洋务事业从一开始便明显地不仅发端于地方，而且依附于地方。

洋务依附于地方，还因为这些在自强的意愿下催生出来的机构，最初常常是由疆吏的幕府助产，并常常是与疆吏的幕府连在一起的。曾国藩设内军械所，就“师夷智”而言已是前所未有，但在当日军中，新起的内军械所与分属粮台的“军械所”一样，都是幕府里的一个部门。因此徐寿、华衡芳管制造，皆以幕客受曾国藩“檄委”。李鸿章办西洋炮局，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是以远在广东的丁日昌被“催调”到上海，以“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的职衔为淮军督办造军火的事，一身承当的正是幕府里的差使。与他同时还有英国军医马格里（MaCartney，Sir Samuel Halliday）改行入洋炮局，由此变身份，遂成了最早进入淮军幕府的西方人。稍后左宗棠“引洋将德克碑、日意格”讲求军器和自造轮船，其间的人和事应当也在幕府范围之中。由于这些以“所”和“局”立名的机构与疆吏的幕府连在一起，所以李鸿章才能够把他创置的洋炮局带着到苏州，带着到南京。而这个过程留下的历史渊源则会化作一种长久的影响和控驭。直到李鸿章北上任直隶总督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宁局仍然是他伸手可及的东西，主局事的马格里因之而须得“同时应付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后来马格里监造的洋炮出了毛病，其“督管金陵制造局”一职也是由远在华北的李鸿章撤掉的。[58]管局务的人物与李鸿章之间的这种关系，显然是从内战中的幕府里沿袭下来的。

庚申之变以后，中国人不得不造船炮，而后是造船炮不得不立机构。就自强的本义而言，这种机构应当是国家的，但在19世纪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官制和地方政府的官制都固结已久，没有一点缝隙可以蘖生出这种别开生面和别创一格的东西。所以，正是疆吏从内战中获得的权力和幕府制度从内战中获得的张力，在国家官制以外提供了一个空间，使这种别开生面和别创一格的东西能够产生并且与中国社会缝接起来。在这个过程里，权力和张力都构成了那一代疆吏引人注目的历史主动性。然而这个过程又实现于疆吏的各自为政之中，因此由这个过程催生出来的机构虽以官局为存在形态，却始终与既有的国家体制和官制隔了一层，它们不是从那里生出来的，所以它们在那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种不相对称曾使后来修《清史稿·职官志》的一班人因为没有办法把官局嵌入官制之中，只好让它们不明不白地淹掉了。与之相匹配的，是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多年里，涉入于造船造炮之间的大半是一群一群候补的道、府、州、县。因为不入官制，所以洋务中的官局不是缺分而是差使，其间的去就便无须由朝旨调派，而只须由疆吏札委并惯于由疆吏札委。在朝廷支配不到的地方，疆吏的就近支配遂成了一种能够延续不断的东西。是以左宗棠作两江总督管江南制造局，曾以“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59]为理所当然。

于是，与疆吏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性同时存在而且正相对应的，是疆吏用管幕府的办法管洋务机构成了三十多年里的常态。丁宝桢作川督之日曾设“机器局”，以铸枪为当时的要务。但继任的刘秉璋另立一种尺度，他用自己的尺度作考较，则期期然以为用“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遂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60]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张之洞以两广总督开府广州，一手“筹设”了粤省“枪炮厂”。迨奉旨迁湖广总督，即“请移设枪炮厂于鄂省”。[61]彼时虽然已在光绪朝中叶，但就张之洞喜欢把东西带了走而且可以带了走而言，其行事的路数与同治初年的李鸿章正是一样的。前一个例子说的是不同的疆吏可以使同一个官局今昔殊异；后一个例子说的是同一个疆吏可以以一身之来去改变两个地方的洋务格局。这些事实都说明，疆吏用管幕府的办法管造船造炮，便不能不是疆吏用个人意志和个人识断以左右造船造炮。在晚清中国由洋务营造自强的漫长岁月里，这种个人性以及个人性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是贯串于其间的一个历史特点。同治初年王韬作《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已说：

我中国幅员万里，地非不广也；生聚三亿，民非不众也；采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奋发，何求不济？然而有其志无其机，弗能为也；有其机无其权，亦弗能为也；有其权无其人，并弗能为也。今此三者皆举而集之阁下之一身，天亦若迟回审顾，至今日而始委之阁下。[62]

他由“志”说到“机”，由“机”说到“权”，而最后归结于“人”。既反照了内战中国家权力下移的走向，又说明了在他心目中崛起于内战的这代人与前人的不一样。至同治末年李鸿章致书沈葆桢，则直言“近世非疆吏不能治军办事，惟所欲为，弟虽为畿省贫瘠所困，仍日盼我公兼圻东南，宏斯远谟，一振颓纲”。[63]与王韬信里所表达的意思一样，指的也是疆吏可以有为和未必每个疆吏都真能有为。两者说的都是这种由疆吏的权力造成的洋务中的个人性，而从后来追溯初始，则洋务中的个人性与洋务中的历史主动性一样，都是庚申之变以后由先造枪炮的东南将帅在既定的时势和环境中自我作古，一手开出这种新义来的。两者在他们手里分不开来，因此身当同样的时势和环境之中，两者在后起者的手里也分不开来。

从内战中崛起的这一群士大夫以其造船造炮的事功开一世风气，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是当日中国最先自觉地回答和回应西方冲击的人物。在这种自觉的回答和回应里，本源古老的经世之学成为一种津筏，使中国人能够由此入彼，从熟悉的时务走进了不熟悉的洋务。而后，以暴力开始的中西交往才可能演化为曲折而坎坷的文化与文化的交往。因此他们的心路、理路和回答、回应，都记录了中西交逢的漫漫长途里中国人艰难越过的一个历史环节。从中英鸦片战争算起，这是一个用了二十多年才得以越过的环节。二十多年之间历经三朝，士大夫纷纷前仆后蹶于西方人带来的冲击之下。然而在两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站起来回应西人的这个群体仍然出自中国士大夫之中，出自传统和文化留给士人的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和事功意识之中。当一个民族对外来的侵逼作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文化一定会成为一种支撑精神的力量，而后创巨痛深才可能化为强毅力行。

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在奏议里说：“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64]他所表达的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四个月之后，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陈说中西之间“练兵制器相去太远”而发心“苦做下学功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其归结之词则以“吾师弟在位一日，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65]为天经地义之理。他所表达的也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在那个时候以军功起于东南的人物群里，这是一种心同理同。因此，左宗棠创福州船政局之日，曾在奏折里言之直白地说过：始造轮船“其事较雇买为难，其费较雇买为巨”，且“事属创举，成否未可预知”。是以“此局之定，爱臣者多以异时咎责为臣虑，局外阻挠为臣疑”，以利害相权衡实非私计之得。然而舍一己之私而言自强之旨，显见得设局造船“事在必行，万无中止之理”。以理之所在为义无可辞，则不能不“尽心经画，共观厥成”，而身任其事，“如有差缪，当自请朝廷严加议处而已”。[66]随后继左宗棠经营船政的是沈葆桢，他在受命之际已洞见种种艰难窒苦，牵出忧思百结，而终究不肯引身远避。其心中的那一点淋漓元气全在于“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67]显然也是在屈身负重。这些人以此为群体意识，并以此度量世间之是非情理。所以后来张之洞办洋务以用钱多而受讥议，刘坤一心中不平，言之慨然曰：“近来官场多自了汉，只图和平养禄，安知经国远猷？香帅之才足以振举一世，其所办煤铁独具手眼，实为时务所急需。若因其稍有糜费而合力挠之、挤之，使其功亏一篑，以快外国人之心，谓我无能为役，沮中国人之气，以后不敢担当，似非计之得也”。[68]其间的着重处无疑是以“自了”比“担当”。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各自的议论发抒都说明，在这些人身上始终有着一种中国文化铸就的人文品格，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自愿。当自强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排难发轫之日，这些都成了内在的催运和力量。在二千年儒学的思想灌溉之后，以天下为己任本来久已成为中国士人心目中至上的观念之一。但18世纪绵延的文字狱里，这种观念却又曾被君权当作有意摧锄的东西之一。[69]而后是文祸悬迫下的清儒长久地远离了这个题目。以此为反衬，则这些人身在时世艰难之中而各以“卧薪尝胆”期“百世利赖”为一己之任，正反照了儒学精神里“士不可以不弘毅”[70]的这一面抑而后伸，在内忧外患的召唤之下重回世间，并节节发皇于内忧外患的交迫之中。

因此，19世纪60年代以船炮为起点寻求自强的过程里，冲击来自西方，而回应则出自中国人的文化和社会。与此相对称的，是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士大夫历史地成了这个过程中的主体。

注释

[1] 《龚自珍全集》，第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1页，中华书局1981年。

[3] 其间陶澍以两江总督整顿淮盐，备极艰难而后除弊兴利，为天下所瞩目。但这一类事不多。

[4]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866页，岳麓书社1987年。

[5]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41页。

[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223页。

[7] 王闿运：《湘军志》，第163页，岳麓书社1983年。

[8] 《左宗棠全集·奏稿》五，《吴士迈擅杀游击朱德树案由折》（同治十年五月初十日），第54—55页，岳麓书社2009年。《清史稿》第十二册，第3390、3286页。

[9] 《沈文肃公政书》卷一，《请整顿额兵折》。

[10] 《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五，《致左季高京卿》。

[11] 《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四，《复军机蒋叔起》。

[12] 《穆宗圣训》卷三〇。《郭嵩焘奏稿》第120页，岳麓书社1983年。

[13] 《曾国藩全集·奏稿》七，第3997页。

[14]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七，《进呈解办年例汇奏会计黄册疏》。

[15]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8—259页。

[16] 《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19页。

[17]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4页，岳麓书社1989年。

[18] 王安定：《湘军记》，第1页，岳麓书社1983年。

[19] 《湘军人物年谱》（一），第201页，岳麓书社1987年。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19页，岳麓书社1986年。

[20]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431页。

[21] 《薛福成选集》，第248—2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622页。

[23]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57页。

[24]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69页。

[25] 薛福成：《庸盦笔记》第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胡林翼频死呕血，“血尽咳剧”。

[26] 《清代七百名人传》上册，第392页，中国书店1984年。

[27]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272页。《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1603页。

[28]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复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

[29]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复曾沅帅》（同治元年十月十七日）。

[30]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

[31]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32]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复曾沅帅》（同治元年九月初七日），《复曾沅帅》（同治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后来左宗棠信中说：“上年陈炳文赴鲍军门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缴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并擒获同贼投出之洋人七名”（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02页）。

[3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六，《上海机器局报销折》（光绪元年十月十九日）。

[3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页下。

[35]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复曾沅浦方伯》（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

[36]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复胡小遽枢密》（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五月初二日）。

[37]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七月十九日）。

[38]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复左季高中丞》（同治元年七月初九日）。

[39]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复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40]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复罗椒生尚书》（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41]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复陈筱舫侍御》（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

[42]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复罗椒生尚书》（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43]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四，《复徐寿衡侍郎》（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44]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55页。

[45]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

[46]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同治二年四月初四日）

[47] 《曾国藩年谱》，第142页。

[48] 《清史稿》第四十六册，第13929—13930页。

[49] 同上。

[50]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52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51]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42、847页。

[52]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6091页。

[5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催调丁日昌来沪专办制造片》（同治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71、253页。

[54]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10页，岳麓书社1983年；《左文襄公奏疏》卷十八，《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

[55] 容闳：《西学东渐》，第113页，岳麓书社1985年。

[56] 《湘军人物年谱》（一），第254页。

[57] 《户部档案抄本》。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62—263页。

[58] [英]鲍尔吉：《马格里传》。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25—326页。

[59] 《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答上海制造局李勉林观察》，第711页，岳麓书社2009年。

[60] 《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一辑上册，第493—494页。

[61]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6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62] 《洋务运动》（一），第507页。

[63]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复沈幼丹船政》（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八日）。

[64]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032页。

[65]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

[66] 《洋务运动》（五），第24—25页。

[67] 《洋务运动》（五），第51页。

[68] 《洋务运动》（七），第307页。

[69] 参见《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清代文字狱档》下册，第597页，上海书店1986年。

[70] 《论语集释》二，第527页，中华书局1990年。

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

一

二千年历史留给中国人种种经验，因此，中英鸦片战争和鸦片战争后二十年的英法联军之役，中国人都曾惯性地用自己的历史经验来对付西方人。这个过程当中西交逢和冲突之初，其间由已知推断未知，历史提供的经验遂成为一种现成的尺度和惟一的尺度。然而在西方人打破了历史经验构筑起来的夷夏之防以后，中国人便不得不面对西方人带来的那个世界。这是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又是一个正在咄咄逼入的世界。而后开始的，是中国人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漫漫长路。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2月），刚刚做了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日记里以“英吉利豕突定海”叙述正发生于东南沿海的中英战争，并直捷地比为“逆夷性同犬羊”。[1]与之相类，咸丰十年九月（1860年10月），奉旨议和的奕一面与西人折冲周旋，一面在奏议中称入京的英法联军是“腥羶已满都城”，并“譬诸犬羊，时吠时驯”。[2]两者相隔19年，而被他们引入笔底的“豕”、“犬羊”和“腥羶”，显然都是用族类之辨的蔑视来表达对于西人的愤怒和愤恨。在这种族类之辨的深深蔑视里内含着中国历史因久经西北边患而累积起来的经验和成见，因此以之施诸当日的西人，是不可证明而又无须证明，人人能懂而且人人都信。夷夏之异是一种礼和义之界。孟子曾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3]他所指为“几希”的那一点东西便是由人性中的善端存养而成的礼和义。儒学以人禽之分相譬喻，意在作提撕而劝进德，但由此引申，在中国人的成见里，则被看作缺乏礼义的夷狄常常会比作犬羊而归于人性中的异类。其影响所及，以至于日后朝鲜的大院君对日本使臣说的也是“西夷乃是禽兽”。[4]曾国藩称西人为犬羊和奕称西人为犬羊，都是沿着这个理路，以礼义傲视没有礼义为理所当然。然而此日的西人已非旧时之夷族，他们在船坚炮利之外还能够显示自己的义法和规矩，并以此冲击中国人的思维惯性。《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奕目睹英国人和法国人“退回天津，纷纷南驶”，奏报说“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比之“论者引历代夷患”作推衍的陈陈相因，显见得是“该夷”的路数“与前代之事稍异”。[5]这些话里有一种惊讶。在奕之后，曾国藩看西人也有过同样的惊讶。同治元年（1862）他在一封信里说：“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然后慨乎言之曰“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6]

这两段话所举的“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和交还“代收海关之税”都说明，使奕和曾国藩惊讶的是西方人同他们心目中的汉唐之匈奴回纥大不一样。他们用历史经验比照当日的中西交往与冲突，而后因直观所见的此时不同彼时，而知道旧有的观念已经罩不住眼前的西方人了，本来被归入犬羊的西方人正是这样与“信义”和“君子之行”联结起来的。在见惯和用惯了的尺度里，这是一种显然的不合尺度，而后惊讶才能够转化为思考。与他们相比，在内战中避地上海，之后又出入乎中外会防之局的苏南绅士冯桂芬，因先入上海洋场而能更早地直观西人面目，也更早地知道西人别成一个世界而不在中国人的成见和经验之内，他说：“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国群起而攻之，箝制之，使不得不信也。”[7]比之奕和曾国藩各以具体性为事例，他所做的已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概括。虽说这种“动辄称理”未必真有道理和总有道理，但由此展示的却是西方那个世界里的礼和义。

对于久居历史成见之中而惯以犬羊视西人的中国士大夫来说，西人在船坚炮利之外显现出来的这一面如同船坚炮利一样，也是一种深深的摇动和冲击。身在冲击之中，而后是成见不得不变。因此，从他们开始，中国士大夫指述西人西事遂越来越少地借用犬羊和夷狄作比类。在同治朝和光绪朝里，夷夏之辨淡退的地方，起而代之的便是华洋对举与华洋对峙，以观念而论，这是一种显著的变化。当日中英《天津条约》以各式公文“不得提书夷字”为西人对中国的制束，与这种变化相比，则显见得制束始终是认识过程之外的一种东西，中国士大夫中的先识时务者能够一步一步走出历史经验之外，其观念的新旧变迁其实是一种自我变迁，并因之而是一种具体地形成和实现于那一代人真实的认识过程之中的变迁。

由于这种观念的变迁实现于真实的认识过程之中，因此观念的改变会促成中国人自己改变自己，并促成中国人用历史经验之外的方式来应付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同治六年（1867）朝旨令“滨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将军、督抚、大臣”群议“预筹修约事宜”。其中的要目之一是外国使节入觐皇帝。在中西之间交通往来的历史里，这已经是一个老题目了。从18世纪以来，西方人在这个题目之下要的是一方与另一方的往来，中国人在这个题目之下要的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叩头（跪拜），后者惯于俯视，而前者却不肯仰视。两者各有自己的理由，而两种理由之间则不可兼容。由此形成的死结曾不止一次地牵出过中西之间的冲撞，而士大夫作章奏论其间之事理，则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轻议这一套“列圣召见外人”留下的“仪制”和“典章”。但当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对西方世界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后，“仪制”和“典章”便成了可议和应议的东西。

左宗棠说，就中国一面而言，“自古帝王不能胥外国而臣之，于是有均敌之国。既许其均敌矣，自不必以中国礼法苛之，强其从我”。而就“泰西诸国”一面言之，其“君臣之礼本极简略。尝于无意中询知，岛人见其国主，实无拜跪之事”。因此，“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使臣行拜跪礼”，则将致“使臣未必遵依”而中国“于义无取”。[8]在以觐见为主题的庙堂议论里，他第一次把外国人的道理认真地当成了一种道理。遂使“仪制”和“典章”在另一种道理的比照之下都失掉了统括中外的笼罩力。稍后曾国藩复奏“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其间有一段专门说到入觐，以为“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昭坦白而示优容”，[9]就事论理之间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在当日将军、督抚、大臣的群议里，左宗棠和曾国藩的意见并不占多数；但与刚刚过去的历史相比，他们的意见又已醒目地显示了一种正在到来的变化。

七年之前，当英法联军次第退出北京之后，主持议和的奕曾“会同留京王大臣等合词吁请”走逃热河的咸丰帝“回銮”。然而咸丰帝“览奏具见悃忱”而不肯为“吁请”所动。他怕的是与西方人见面：“然退兵后，而各国夷酋尚有驻京者，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诸事既未妥协，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10]彼时和约已经签订而洋兵已经远走，然则咸丰帝之深畏“亲递国书”为“挟制”，使他疑惧的正是西人不肯遵中国的“仪制”和“典章”。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已没有力量用中国礼法控驭西方人，但作为从祖宗手中承接了“天朝体制”的中国皇帝，又不甘心承受不入中国礼法控驭的西方人，中国虽然战败，而帝王仍在俯视西方。于是以此为阻格，在中国皇帝与西方使节之间，从而在热河与北京之间形成了一个和议已成而断裂依旧的僵局。一年之后，这个僵局最终因咸丰帝的身死而被打破，但从热河回到北京的却已是一口灵柩了。他始终在固守先人留下来的观念，因此，其生与死之间，比帝王意志更有力量的其实是历史留下来的回声。

若以咸丰十年（1860）的这一段庙堂里的历史为典型，则同治六年（1867）的章奏议论显然是在别开一种思维和理路。在这种思维和理路里，“均敌”和“敌国”所表达的都是对等和平等。有此对等和平等，当日士大夫中以自强为抱负而绾接中西的人们遂能够沿之以脱出天朝体制，不再用俯视之态看西人。同治元年（1862）赫德过安庆，曾国藩受奕之嘱，亲自答拜“以示稍优”。彼时李鸿章初入上海，曾专门致书论此事，龂龂剖分“交接外人”的“礼节”之尊卑，而以“过于谦退”为谏。虽说赫德彼时已是中国政府的雇员，而李鸿章以中外分，则首先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彼族。其间的思维路向非常明白地还没有全脱旧日轨迹。曾国藩回信说：“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他不能忘创巨痛深，因此不能忘“求胜于洋”，而其着眼之处，则已比“体制”深了一层。在中国官场与外国远人之间，“体制之崇卑”曾经是一种反映中外之崇卑的东西，但当“体制尊卑”已不能反映中外之崇卑之后，曾国藩宁可自己卸下架子。与李鸿章说“礼节”的那些道理相比，他的话无疑更切近于正在丕变的世务。因此，李鸿章便成了受教的一方。[11]

在这个过程里，曾经以犬羊说夷夏而又以夷夏比中西的中国人，正在从实证中获得过去所没有的感知和认知，并一节一节地改变了历史留下来的成见。而后是久有的茫昧和懵懂随着成见的改变而日渐消退。在晚清的思想史里，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新陈代谢。然而，当中国人开始不再以俯视西人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与之逆向而来并成为对比的，是曾经用暴力向中国勒取平等和对等的西方人，却在源源不绝地带入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渺视与俯视。在中西交往的历史过程里，这一面同样引人注目。

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刚刚开始谋“修约”，外相巴麦尊（Palmerston Lord）已把中国归于“半开化”里，在当日西方世界的标准里，便是人的下等和文化的下等。[12]后来英法联军北上，一路随行而且参与了《天津条约》谈判的美国人卫三畏（Williams，Samuel Wells）在当时的日记里说中国，所用的指称是“这个蒙昧民族”。[13]在他之后，还有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径直把自己的雇主叫做“亚洲的野蛮人”。[14]至60年代末，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劳文罗斯（Browne，J.Ross）以主张“强硬”得一时之名，而其立论的主题则全在于对中国的鄙薄：“事实上，中国与其他文明国家根本不是相等的国家；并且在优越者对待低劣者的关系上，必须是使用武力来使这个国家开放。”[15]他引“武力”来为渺视助阵，遂使其渺视之中又多了一重暴戾之气。在这些把独断作为判断的推论里，西方人笔下的“半开化”、“蒙昧”、“野蛮”，以及不入文明和非常“低劣”，都是在用西方人的尺度为惟一的尺度以丈量中国的长短和肥瘦，而后用西方人的尺度为惟一的尺度以深深地睨视中国和整体上丑诋中国。

在那个时候，最喜欢对中国作通盘论断的大半都是传教士和外交官，但就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历史文化犹在门外的认知程度而言，则由此表达出来的既是一种自觉的傲慢，又是一种无端的傲慢，而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明则因之而被置入了异类和化外。其间作主导的，显然也是虚骄、懵懂和偏见。若就其同为虚骄、懵懂和偏见而言，它们与中国人用来比西洋的夷夏之辨和夷夏之见无疑同属一类而正在相似和相近之间。因此，后来的历史评说常常把这一类东西称作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以明示其不能归入真理和真知的范围之内。但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里，它们却曾经非常真实地成为一种外来的意志和群体的意志，并且非常真实地影响着当日的中国人和西方人。

70年代初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曾在一则报告里说：“在中国居留的洋人中间，占上风的倾向是在万国的天平上把中国人贬到很低的地位，说他们的智能低得可怜，谴责他们的道德标准，宣称他们死气沉沉，缺乏精力。”[16]他写实地叙述了这种渺视与俯视在西方人中所据有的多数性。而与多数相呼应的，便是西人对于中国人作渺视与俯视的评说和论断常常要从官方文件、往来信函和私人日记中移到各色报纸里，变成彼时公开的起伏鼓荡。时当60年代与70年代之交，英国的《标准报》曾说：“英国的优越性使它有权利和责任去管理较低的民族”，所以“千百万中国人民，急需女王政府给他们照亮通往进步的道路”。而香港的《孖剌新闻》则沿着同一种逻辑发问说：“中国在什么时候才接受外国统治呢？这好像是目前最大的问题，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是时间问题。”隔了几年之后，上海的西报带着更大的急迫再发问说：“把中国当作文明国家来对待这件事，我们还要忍耐多久呢？”[17]这些议论众声喧哗，而其间的过度优越感皆不仅与臆想相表里，而且与贪欲相表里，显然都是以缺乏理性中正和真实知识为前提的自说自话。

但当由此渲泄的意识成为四处流布的东西之后，西人的自负文明又常常会引出不可用常理相测度的轻薄和刻薄。70年代中期美国的《纽约时报》曾引“《伦敦时报》北京通讯员文章”评议中国的读书人，其中有一节描述会试场所，说是“看上去有点像个巨大的养猪场”。[18]以猪圈譬文场，虽说描画的是建筑，而反照的则是与这种建筑对应的人，尤特指中国的读书人。因此，其修辞之际的有心施辱是一目了然的。比这种以文字相轻侮更极端的，还有面对面的轻侮。同光之间任九江道的沈保靖常与西国商人、外交官打交道，后来言之切齿地告诉别人：“西人侮辱中国官吏，无所不至，面与伊言：九江道头上所顶者，乃是乌龟。”[19]与《纽约时报》里的“养猪场”相比较，把“乌龟”用作垢辱之词，其恶意自然又更深了一层。而在与西方人直接打交道的地方官中，当日有过这种经历的人肯定不会只止一个。[20]

丑诋和垢辱，都是西方人在用自己的轻薄来表达自己对于中国人的刻薄。虽说他们自以为文明可以傲视野蛮并自以为正在用文明傲视野蛮，但他们不知中国贡院之由来和意义，而以猪圈为譬，又徒中国之顶戴不同于西国的章绶而以乌龟为比，这种依不知不识为凭借而推衍出来的恶意推比，与中国人在中西交逢之初眼见彼族以船为巢而揣想其“两腿僵直，跳走不灵”，在圆颅方趾之外别成种类的自为演绎和直接推断，都属缺乏知性的既悖且惑。而此日之西人已居强势，遂使其既悖且惑之中又多了一重悍气。比之文明以循理为要件，从这种没有理路的轻薄和刻薄里，常人所见到的便只能是一种与文明不相对称的粗陋和粗暴，一种见不到大智大慧的小智小慧。

在已经过去的漫长历史里，中国曾多次为外患所困。但与这种暴力造成的窘困显然不同的是，直到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人的文明和文化却从来没有遇到过另一种文明和文化的冲击、蔑视和压迫。因此，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是无可匹敌的。然而“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向内”[21]。在这种“骎骎向内”的“夷势”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带着越来越多西方的文明和文化络绎而至。而后，在他们所到的地方，曾经无可匹敌的中华文明便第一次遇到了另一种逼入的强势文明。本在模糊混沌之中的“英咭唎”、“法朗西”、“花旗”、“红毛”等等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宗教以及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推到了中国人眼前和中国人中间，非常清晰地显示了他们不同于四裔的面目。他们拥有的是一种内含着博大和深厚的文明，并因此而是一种伟大的文明，但在西方人以野蛮和文明分中西之异的无端傲慢与自觉傲慢面前，中国人由这种文明所得到的最初感受和直接感受大半都来自逼入里的冲击、蔑视、压迫，以及起源于另一个世界的自以为无可匹敌，所以中国人不得不以此为具体的历史起点和真实的历史起点，从被冲击、被蔑视和被压迫中开始认识和判断这种文明。

这是一个认识走样、文明也走样的过程；在那个时候，中西文明之间最需要的本应是审知和真知，但在那个时候，中西文明之间最难产生的也是审知和真知。而后是两种文明不得不在重重扞格中开始交往，而由此引发的精神震荡，比船坚炮利会更深一层。于是，从历史经验之内看历史经验之外，一种自信无可匹敌的文明与另一种自信无可匹敌的文明之间，从而一种惯性的优越感和另一种逼入的优越感之间由对峙而角牴，由角牴而冲突，便曾在19世纪后半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社会多见的现象。从同治年间到光绪年间，曾有过张树声深忿“异类侮谩”，奕鄙薄“彼族之浇风”，即使是热衷于枪炮的李鸿章也作过“中国文物制度”与“外洋榛狉之俗”的区分。[22]其共有的内涵都出于文化对文化的相激相抗。至士人社会的下层则更易亢激和更多亢激，自西人看去，是士绅“向不与洋人来往，惟时时欲行刻待恨恶而轻藐之。[23]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士绅的轻藐是一种多数的轻藐。在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自觉地卸下天朝体制那一套旧架子的时候，这种以文化为内涵的对峙、角牴和冲突的同时存在和长久存在，正非常具体地显示了晚清中国这一段历史里特有的歧义性和复杂性，以及由此形成的重重舛错。但比之道咸年间源头长远而古色古香的夷夏之辨，这个时候中西之间的角牴和冲突已广涉价值、观念、宗教、器物和习俗，中国人对逼入的物力冲击和观念冲击作排拒，而其题目已大半都来自历史经验之外。然则以时代内容而论，这种角牴和冲突又同样处在西方人促成的新陈代谢和节节变迁之中，并因之而今时不同往昔。

二

与这种文化扞格同时发生而同样不可用历史经验作比方的，是源源而来的西方人以及他们伸手攫取的不止不息，正以其无边无际而使昔日的“内中国而外夷狄”变成内外交杂混沌而无可分界。当奕在北京城里眼看着英法联军退回天津，纷纷南驶，并由此对比前代而发生感想的时候，冯桂芬在洋人坌集的上海已见得更多，因此也想得更深。其时庙堂议论筹划夷务，犹以“杜其窥伺之渐”[24]为愿想，而自冯桂芬看去，则西方人正在带来的那个世界是中国人摆脱不了的。他曾思之透辟而且言之透辟地说：

贼可灭，夷不可灭也。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若。[25]

他说的是一国会有盛衰，而由“百夷”汇成的西方世界则始终长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与这些不可摆脱的“百夷”连在一起的，一定会是一种不可摆脱并因之而了无止境的“窥伺”，从而是一种既无从堵，又无从“杜”的“窥伺”。

这个道理不久之后便以沿海沿江华洋交涉里的种种“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26]为实例，使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弄明白了。咸丰年间的那一场中外战争英法结成联军而来。英国和法国之所以能够结成联军，是前者以扩大通商为要务，后者为传播西教作护法。通商与传教成为战争中的意志，因此英法联军战胜之后，通商与传教都随之扬厉恢张而“恣意横行”[27]，在“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的同时，又以其水银泻地一样的无孔不入明了地显示了西方世界的不可摆脱和西人“窥伺”的不可摆脱。当日署理法国公使的伯洛内（Bellonnet，Clande Henri Marie）曾言之侃侃地说：“所有外国人到中国来有何可贪？亦不过通商、传教二件。”[28]他以西方世界为常态以说明通商传教的惯行之而熟见之。但在此日中国通商传教皆属漫无边际，由此牵引出来的动荡便成为一种漚浪相逐，此起彼伏的东西，层层不息地起于东西南北之间，其中的人情物理都别成一路而不能用中国人的老办法相对付，与“边患相寻”的“前代之事”作比较，尤见其全不相侔。西人由外入内，以通商传教为主要方式，而后是通商传教都成了当日中国的艰难竭蹶。

通商传教成为艰难竭蹶，是因为两者始终都以具体的中国人和普通的中国人为对象。作为一个过程，通商和传教只能实现于这种和一个一个的个体交往之中。因此它们进入中国，便一定会不停地进入内地，进入社会，进入人群，走到中国人的生活空间里面。咸丰末年张集馨署闽藩，已历数“花奇、佛兰、合众、吕宋、红毛、大西洋英吉利等国，来往贸易”于福州的人多势众。其间因商业上的往来所造成的“夷人与粤人相熟悉”，曾致彼族屡屡涉入闽人与粤人的争斗之中，演为“广商拖欠厘金，偷漏税课，官若绳之以法，夷人则出而左袒”，而“广人与漳、泉人争竞”，则“夷人又袒护广人，而漳、泉人不能心服，寻衅争竞，互有殴杀”。其中醒目例子，是“夷人借炮与广人，助其凶斗”。[29]然后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一片血腥。

在这个例子里，西人因通商而入中国，又随贸易利益而卷到地方社会的恩怨之中。而一旦身入其间，逐利的远人便常常成了造祸患的人。自中国人言之，则相比于打破锁国的门户和藩篱，这种洋人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空间所造出来的显然是一种更深的搅动。庚申之变以后，通商口岸愈多，西人入华愈多，华洋杂处也愈多。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奏议里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而西人之随处麕集游走，皆“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30]其言次愤懑迫切，正出于审视既久之后洞见利害而无可措手的焦灼。

后一年薛福成“应诏陈言”，说的也是这个题目：“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31]他用“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说事状，比李鸿章的“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更逼真，而且更切入地写出了这个过程里的轇轕纠结和无从控驭。在汉唐以来二千多年的“犹有中外界限”之后，是此日中国的没有了“中外界限”。通商传教因之而不可阻拦。而时当19世纪中期，通商传教的西方人走进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之中，其直接的意义与深层的意义，显然都在于一种远来的异态和无序走进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常态和有序之中。商人到中国来逐取物利，教士到中国来重造信仰，对于中国社会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因此是中国人既有的和自有的经济结构与精神结构而言，则两者都是在用异态来改变常态，从而都是在用无序冲击有序。而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的没有限度，又会非常容易地使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演为“恃其诈力，要挟多端”，随之是通商传教都变成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逼扼与窒迫。

因此，在西方人一路走来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常常是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的排拒和堵截。由于通商传教都以具体的中国人和普通的中国人为对象，是以逼入触发的排拒大半起于民间。然而其本性上的异态改变常态和无序冲击有序却又始终在越出民间，注定要与守护常态与有序的地方权力相撞，并因其冲击而激出地方官的堵截。比之民间社会的骚动，其中又会更多一重士大夫的自觉意识。排拒与堵截产生于同一个源头，所以在当日的历史场景里两者往往声息相通而漫漶莫辨。夏燮作《中西纪事》，其中的一节曾以其亲身经历，记述同治初年士民打南昌教堂，赣抚沈葆桢引为大快，称道之曰：“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籍手以报也。”然后以“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32]为一身之担当。其心念中的道理显然与打教堂的士民是一样的。

一年以后法国传教士由水路到南昌，途中遭遇“聚有多人，抛石迎击，且声言定要害命”，遂不得不掉头“折回九江”。在法国人的这一场来而复去里，一方的驱逐和另一方的被驱逐都实现于群聚一哄之中。但法国公使柏尔德密（Berthemy，Jules Francois Gustave）照会总理衙门，则由“当时南昌地方官概不设法弹压”入手，直指“滋事众人内实有该省巡抚沈（葆桢）所辖兵役等人，其为奉行巡抚之命可知”。[33]以照会所提供的具体情节与夏燮记述的具体情节作比对，显见得当日发生在南昌的地方反教，其群聚一哄的过程中和身背后一直有着地方官鲜明的个人意向。因此后来江西士人称颂沈葆桢，这一段历史便成为常被渲染的故事。[34]

在沈葆桢以后，抚闽的丁日昌也卷入过这种排拒与堵截声息相通而漫漶莫辨的场面。光绪初年，福州乌石山英国教堂因“圈占公地”并“伤碍全省风水”而被当地人“焚毁”。福建的疆吏事后奏报朝廷说缘由，尤以“前抚臣丁日昌于交卸回籍时，拟以城外电线局空屋基地与之对换，议有头绪”，而洋人反复，又在山上“添造楼屋”为士民激怒之因果。但知悉内情的李鸿章彼时曾致书总署，说是当初丁日昌既与英国领事议“互换”，又特为“访出”当地举人之能够掀动一方者，“令具公呈陈诉妨碍”以期别成声势而用作挟迫。“原系多方设谋，不料事未办成，丁已去任”，而英国之领事“借词延宕”，英国之教士“更添盖洋楼”，遂使找来“具公呈”的人变作领头烧教堂的人。原本的一场筹划也因之走入了“初欲借绅禀以胁制洋人，继且贻口实以激成众怒”[35]的局面。比之疆吏的奏报，李鸿章的信函显然在更深的程度上说明了这个过程的始末和本相。虽然这个过程里的后半段不在“多方设谋”的预想之中，但这个过程里官与民的指臂相连而动则是非常明白而且非常典型的。沈葆桢和丁日昌都是能识洋务而先脱否塞的人物。就这一面而言，他们与庚申之变以前中国人由单面看西方，并因其思维的单面而成其思维的简捷相比，已在越来越不相类似之中。因此“多方设谋”和“胁制洋人”，正是在并无旧日范例可用的时势里别出心裁而自成手段。其间的曲折显然多于简捷。

然而这类别出心裁的自成手段又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并因此会随个人而转移的智略和权略，从而是一种全无法则可循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用这种东西对付西方人，说明了他们心目中的西方人仍然不够十足的清晰。在这些场面里，全无法则是与不太清晰正相对应的。然则以沈葆桢和丁日昌为实例，可以看到，时当“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而致西方人不停地进入内地，进入社会，进入人群，走入中国人的生活空间和生存空间之际，正在辨识西方世界的那一代士大夫与之相迎于狭路，遂不得不在辨识尚未深入的同时，又要着力堵截西方人的“纷至沓来”和“盛气凌轹”，而后是应接之际便多仓猝而起的各出手段。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矛盾，因之而是一种不可选择的矛盾，而那个时候的中西交通和中西交冲却只能具体地实现于这种矛盾之中。因此，在南昌和福州之外，当日西国公使指为“地方官多方留难阻滞”、“地方官不准停留”，以及地方官“唆使士民”、“唆使百姓”[36]与阑入的外国人作节节相抵的事便常见于南北之间。其中最厉害的，是同治初年贵州巡抚田兴恕“屡次带兵攻击贵阳等处天主堂”。[37]他以武人作地方长官，不甚留意于别出心裁而自成手段，举止遂多了一重兵气。在这些事实里，不会没有作为起因和主体的民间的排拒，但与民间排拒的直起直落与倏聚倏散相比，则地方官的堵截更集中地表达了那一段历史里中西之间的重重纠结与深深窒碍，而由此形成的绵延不绝和此起彼伏都记录了西方人所到之处的地方不能太平。

然而由地方应对西人，则排拒和堵截大半是从一地一事而起，也以一地一事为止。绵延不绝和此起彼伏的外观之下，其实都是一个一个不相连接的历史场景。而这种不相连接造成的时间上的有限性和空间上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中西交通和中西交冲里的局部、个别、一隅、片段，并因之而无从伸张和扩展。但在西方人带来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可摆脱之日，排拒和堵截虽起于一地一事，而面对的却是那个整体性的世界。随之而来的，是这种不相对称的颉颃里局部、个别、一隅、片段都会引出那个世界中的“猖狓”和“鸱张”，并由此演为中西之间的“衅端”。若其间枝蔓旁生，由此及彼，还会导致“一国生事，诸国构煽”[38]的合纵连横。

“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之所以成为大病，说的正是这种由排拒与堵截演为“衅端”的可怕。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后来追叙19世纪60年代末期中英之间的错综关系，曾枚举“短期内发生”的“三椿事件”，以论述当日英国领事对付中国人的排拒堵截，多半喜欢用“炮舰政策”来表达利益和主张。其中一则说：

在台湾的台湾港继一系列仇恨教会的攻击和当地道台没收了爱利士洋行的一船樟脑之后，吉必勋领事在女王陛下的舰船“阿尔吉琳号”和“巴斯塔得号”保护下，于1868年11月21日占领了当地的港口。这次占领即刻产生了效果，吉必勋不仅取得了损失的赔偿，而且还废除了樟脑的专利权。[39]

这个过程写出了19世纪英国人在中国的径情直遂和顾盼自雄。而其时闽浙总督奏告朝廷，则从“台湾樟脑向归官售”说起，以陈明当地贸易的原本有序；次及“怡记英商遣洋人必麒麟在不通商之梧栖港口岸勾通奸民，设栈收买樟脑，私运出口，致被截留，遭风漂没”的来龙去脉，以胪列西人逐利的伸手出界和因此造成的骚然无序；再及“英国领事兼法国副领事吉必勋”依必麒麟指唆，“牵及教堂未结各案，饰禀公使，请调兵船，要挟索赔，任意刁难”，一路里放手强逼而肆无忌惮，用的全是劫法。其层层叙述之中更多了一点细节，因此也更多了一点可以用来判断是非曲直的具体性。

然而当“女王陛下的舰船”应英国人的商业利益召唤而到来之后，本地的中国人眼看着“英船在港开炮七次”而不能还手。[40]最后是没有炮船可用的中国政府在外国炮船的裁断下不仅付出了赔款，而且失掉了利权。英法联军之役以后，中西之间已经不在战争状态之中，但这一类因通商传教起衅端而把炮船开来开去的事却常常在发生。在吉必勋（Gibson，John）之前，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麦华陀（Medhurst，Sir Walter Henry）已经因扬州的民教冲突动用过“兵舰四支”；在吉必勋之后，还有英国驻福州的领事辛克莱（Sinclair，Charles A.）“在‘杰娜斯号’舰队司令凯帕尔的有力协助下”，用武力“慑服”当地小岛村民的做法。[41]领事以外交为职分，其理想的形象应是文质彬彬一类，但在这些场合里，到中国做领事的英国人则显然更多地热衷于以尚武为事功。除了英国人之外，在相近的时间里，法国公使罗淑亚（Rochechouart，Louis Jules Emilien，Cemtede）也曾以示威为用意，带着“四艘兵船”从上海到南京，稍后又“带大小兵船三只”再到九江。[42]公使比领事承担着更多的外交责任，但罗淑亚也喜好将兵器引入交际以助成事功。西方人用这种把炮船开来开去的办法为自己造出了长在的优势和强势。在彼时的中西之间，这是一种能够从精神上弥漫而且扩张的优势和强势。

而作为与之相对的另外一头，则是中国人的每一次排拒和堵截皆以局部、个别、一隅、片段为限，遂不得不因此而都被置入逼仄与局迫之中。于是台湾以赔款为了局。而和台湾以赔款为了局同属一类并同归一途的，是排拒和堵截之后的南昌赔款、贵阳赔款、福州“追赔”教士[43]等等。局部、个别、一隅、片段在“牵一发而全神俱动”的逼仄局迫里常常都是这样以中国人的单面吃亏和不断吃亏作平息的。而平息之后，西人的“另生枝节，滋扰地方”[44]已又在催生新的排拒和堵截。当日朝廷屡困于洋人借“衅端”发为咆哮煎逼，曾言之无奈地称作“挑衅之不难，收局之匪易”[45]，瞻前顾后之际，显然是既憎之且畏之。显见得19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里，是中西之间已在交往日深之中，而以这种畸型的方式相交往，则西人不能不依然成为多数中国人眼中和心中的外患。

然而视西人为外患，其间的异态在于外患本被称作边患从而发生于边隅，这个时候却正在变成发生于并且存在于中国疆域之内和社会深处的东西。时人身当其间，以眼见身受比往昔之夷人夷患，当日的景状便都是出乎寻常和匪夷所思。曾国藩因之而有“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46]之叹，以明言西人的不可方比与中国之苦于应付。而排拒堵截和咆哮煎逼以强弱之对比为此屈彼伸，与之相因果的则是中国政府不得不在自己的疆域和社会里面一步一步朝后退。西方人造就了这种畸型的交往方式，他们使中国人与之交往而无可选择，也使与之交往的中国人因苦于应付，而对“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47]的一面识之益深而感之益切。随后奏议描述洋人面目，便常见“论势不论理”、“桀骜缪戾”、“坚忍嗜利”、“恫喝百端”、“反复靡常”，以及“贪纵”、“胁制”、“骄慢”、“缪妄”等等。这些判断出自归纳，而描述的则都是西人对于中国的劫持。与奕䜣当初所说的西人“犹可以信义笼络”和曾国藩当初所说的“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相对比，这些判断和描述无疑显得非常不一样与非常不对称。但作为那个时候士大夫论洋务的一种共知共喻，这些对于西人鸱张悍悖所作的判断和描述之中，一部分同样出自奕䜣和曾国藩。

两种不一样与不对称的辨识推度都来源于同一群人对当日事实的亲历亲知，因此两者都应当内含着可靠性与真实性。而其间的不相对称和不能一致，又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具体地反照了西方世界内在的，并因之而是本来的多面性和多重性。因此不相对称和不能一致，正是19世纪后期的中国人对陌生作认知的逐层深入和逐渐扩大。中国人由此而切入了西方世界的多面性和多重性，也由此而在认识上日益趋近了一个真实的西方世界。这是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因此是一个还没有被完全弄明白的世界。然而在外来的侵逼勒迫层出不穷而起，并随西人的深入正在由边界之外移到中国人的疆域之内和社会深处之日，则这个世界不仅是严酷的，而且是无法用排拒和堵截的办法把它同自己切割开来的。

三

同治末年，李鸿章说：“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而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48]奕䜣说，“从古驭外之道，非扫穴犁庭，我诚有以制彼，即闭关却敌，使彼无以乘我”，而在庚申之变以后的中国，是两者皆已无法做到。[49]他们说的都是西人的浸灌之不可杜塞和西人的缠绕之不可脱解。其意思正与冯桂芬说夷务的识断非常接近。但比之冯桂芬的旁观环视，则这些话出自他们累积的个人体验，又多了一层局中人备尝磨难之后的甘苦和苍凉。由于中国人不能用排拒堵截的办法立界限，把自己同西方人和他们带来的那个世界从空间上分隔开来，于是中国人便不能不在自己的土地上行步蹙促，与西方人的“纵横出入”[50]艰难地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

这种被李鸿章称作“同居而异心”的状态是西方人用两次战争锻造出来的，所以“同居而异心”的背后始终蹲伏着战争的阴影。然而就其历史内容而论，则是“同居而异心”比直接的，并因之而是有限度的战争更富广度与深度。这种广度和深度所展现的是一个没有间歇也没有尽头的过程；一个从内里影响和限制中国的过程；一个在侵蚀和抵拒的纷争中颠簸地延续的过程；从而是一个西方人拖着中国一步一步卷入世路动荡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些历史内容都在使中国脱出常轨，因此这些历史内容都是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所不能容纳的。但与西人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这些历史内容却又已不可逆转地与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连在一起了。对于那一代被强推硬拽着进入了这个过程的中国人来说，由此形成的局蹐是一种真正的困境和深深的困境。

随后，在越过了蔑视、愤怒、畏惧、痛恶和惊讶之后，是那一代人在深深的困境中产生和形成的深深的困境意识。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由“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对举作起讲，以筹议“目前当务之急”与“国家久远之图”。[51]他笔下的“变局”一词显然是从困境意识里派生出来的。次年奕譞作奏论，说“夷务为中原千古变局”；世铎作奏论，说“庚申以来”是“千古未有之变局”。[52]这两个人彼时尚不在深究洋务之列，而瞻顾于中西之间，则同李鸿章一样，用来作写照的也是这个词。此后王先谦论时务，以西国合纵“构难中土”为“千古未有之刱局”，又以“千古未有之刱局”为中国人的“智勇俱困之秋”。[53]就其辞意所指，“刱局”一词本义应当是与“变局”同归一类之内的。在这些人以外发议论而与之成为共鸣和群鸣的，还有李宗羲说的“千古未有之创局”[54]，罗应旒说的“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55]，曾纪泽说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56]，薛福成说的“亘古未有之奇局”[57]，等等。而郭嵩焘使西归来之后因事赋诗，则曾用“万国梯航成创局”[58]作咏叹，以表达中西交往和交冲所造成的奇异。相比于他的同一辈人，其咏叹之中当然已多了一种个人的阅历。

李鸿章、奕譞、世铎、王先谦、李宗羲、罗应旒、曾纪泽、薛福成和郭嵩焘分属亲王、疆吏、京官、候补道与出使大臣，其各自的见识和取向原本不尽一样，然而他们用来指称世相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倶困之秋”说的却是同一个意思。以“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为背景，其间的每一个词汇所映照的都是从未有过而正在发生的巨变和剧变。这是一种由西方人主宰而为中国人不识的巨变和剧变，因此，与之倶来而最为显目的便是那代人在困境里的周章和徊徨。薛福成曾有一段文字非常典型地写出了这种周章和徊徨笼罩下的心头潮动：

盖事变如此之棘，时局如此之难，皆肇端于此数十年内。自开辟以来，神圣之所缔造，文物之所弥纶，莫如中国。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厌；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之，则异地而俗有所隔。[59]

这一段文字之所以典型，是因为这一段文字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那代人心目中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倶困之秋”，从而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当日困境意识的涵义所在和紧张所在。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此数十年内”，士大夫与彼族作往还，已历经了战争与议和，会剿与折冲，排拒堵截与排拒堵截之后的“收局匪易”，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有过挫顿和窘迫，同时是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获得了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都出于彼己之比，因此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的重心都在中西之比。然而以“巢、燧、羲、轩”和“尧、舜、周、孔”为典范与西人“环逼”下的中国相对比而说异同，则显然是中西之比的重心已移到了古今之比一面。这种从横看变为竖看的移易说明，在晚清中国的思想历史里，中国人的认识过程和认识逻辑是先作中西之比，后识古今之比。

由中西而古今，是一个观念变为另一个观念。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显示的是差异，而后者显示的是嬗递，就认识的程度和向度而言，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嬗递所内含的是历史的时序，因此，当“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来描述当时人心目中的巨变和剧变的时候，郁结于他们困境意识的深处，并通过这种困境意识而表现出来的，其实已是他们在屡经扞格之后获得的时代意识了。虽说当时初生的时代意识里还有许多矇胧和悬想，但由此提供的理路，却能够使中国人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比里内涵着的古今之比，并因之而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争的真义和要害皆在古今之异。而后，中国人不得不学着用古今之异来理解和应接中西之争，时人谓之“风会所趋，虽造化之奇，亦若听命于智巧之数，其不能不相随转移者，时也，势也”。[60]然则以“相随转移”说世局，则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才得以惨淡经营而周延铺展；也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为古今之比所牵引，其追求自强的一路起伏同时又非常艰难地成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但时代意识与困境意识相表里，又十分明白地写照了这种逼扼下出现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一种在张皇里移来的近代化。逼扼和移来都决定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由近代化促成的中国社会新旧嬗递的漫漫长路将不仅会是多难的和崎岖的，并且会是扭曲的和变形的。而贯穿于其间的则始终是延续于人心中的周章与徊徨。

注释

[1]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0页。

[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55、2497页。

[3] 《孟子正义》下，第567页，中华书局1987年。

[4]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第371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2674页。

[6]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第2521页。

[7] 《校邠庐抗议》，第5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一，第19—20页。

[9]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786页。

[10]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583—2584页。

[11]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上曾相》（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全集·书信》五，第3396页。

[12] 《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50页。转引自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22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第17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4]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41页。

[15]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81页。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五册，第50—51页，中华书局2000年。

[17]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78、111、152页。

[18] 《帝国的回忆》，第93页，三联书店2001年。

[19] 《萇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下，第587页，中华书局1998年。

[20] 《萇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下，第588页。

[21] 《洋务运动》（一），第42、371页。

[22] 《洋务运动》（二），第130、254页；（四），第14页。

[23]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56页。

[24] 《洋务运动》（一），第16页。

[25] 《校邠庐抗议》，第52页。

[26]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27] 《洋务运动》（一），第118页。

[28]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53页。

[29] 《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98页。

[3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31] 《薛福成选集》，第76页。

[32] 《中西纪事》，第261页，岳麓书社1988年。

[33]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380页。

[34] 欧阳昱：《见闻琐录》，第181—182页，岳麓书社1986年。

[35]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189、199页。

[36]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12、263、404、990页。

[37]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230页。

[38]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39]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71页。

[40]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29—631页。

[41]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249—251页；《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71页。

[42]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第531页；《清末教案》第一册，第742页。

[43]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246页。

[44]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758页。

[45]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265页。

[46] 《曾国藩全集·批牍》，第395页。

[47]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6997页。

[48]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49] 《洋务运动》（一），第104页。

[50]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53页。

[5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52] 《洋务运动》（一），第116、118页。

[53] 《洋务运动》（一），第185页。

[54] 《洋务运动》（一），第76页。

[55] 《洋务运动》（一），第170页。

[56] 《曾纪泽遗集》，第135页，岳麓书社1983年。

[57] 《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58] 《郭嵩焘诗文集》，第693页，岳麓书社1984年。

[59] 《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60] 《洋务运动》（一），第71页。

19世纪后期中国兵工业的起始及其内在困境

一

以“自强”回应西人的逼迫，本义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1]。“师”与“夺”相对举，说的是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不得不取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此谓之“借法”。因此自觉的回应一定会首先成为一种自觉的移入和移接。这种移接由战争催生，并因之而始终以兵事为中心，但由此演为“制器”，其直接引来和持续引来的，却是中国社会里从未有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

同治二年（1863），容闳在安庆对曾国藩说：“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2]这些话讲得很恢宏阔大，而真能打动曾国藩的，则是他写入了日记之中的“制器之器”。[3]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在一封信中对奕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4]随后奕作奏折申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皆循之以为理路。[5]其间的目力所注，都是西方世界里的机器。

与这些立论和判断相关联的，无疑是安庆内军械所与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正在开始的事业。然而，西方世界里的机器以及由机器支配的生产方式本与产业革命相为因果，同这些东西连在一起的，是一种发生于欧西的具体历史过程。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这种历史过程，所以，西人的“制器之器”始终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相隔遥远而不在勾连之中，它们属于另一种经济形态。然则以中西之间的历史差异为反衬，容闳、曾国藩、李鸿章、奕之急于搬入“制器之器”，显然是用一种逸出常规的方式别开门洞，接纳了中国社会旧有的经济形态原本容纳不了的东西。而后，创办于同治四年（1865）的江南制造局才可能以机器为中心作成自身的构架，并随机器的扩增而步步延展，远远地超过了白手起家的安庆内军械所和规模简陋的上海洋炮局。与之相类似，同一年里苏州洋炮局北移之后变为金陵制造局，也是藉“制器之器”而一时恢张，开出了一派别成样式的场面。

从这个时候开始到甲午战争前后，由西方搬入的机器在中国导引了一个历史过程。当日继起于沪局和宁局之后的，还有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同治六年（1867）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创办的西安机器局，同治八年（1869）英桂创办的福建机器局，同治十年（187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行营制造局，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局，同治十三年（1874）瑞麟创办的广州机器局，光绪元年（1875）丁宝桢创办的山东机器局，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创办的四川机器局，光绪七年（1881）吴大澂创办的吉林机器局，光绪九年（1883）奕譞创办的神机营机器局，光绪九年（1883）刘秉璋创办的浙江机器局，光绪十年（1884）岑毓英创办的云南机器局，光绪十一年（1885）刘铭传创办的台湾机器局，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等。一个一个的机器局在三十多年之间连成了前后相接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里，艰难地产生和形成了中国人最早的机器工业。

而身列于这个过程之中，并因此而直接作成了这个过程的各立局面者，则除了奕譞分属天潢贵胄和吴大澂是奉旨“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的钦使之外，都是那个时候的总督和巡抚，从而都是那个时候国家权力结构里可以以臂使指的人。这种疆吏接引机器的主导性和制宰性由湘淮军功人物开先河，而三十多年之间其前后相继而且一脉相承地用政治促生经济，又在非常明白地说明，中国人最早的机器工业是由国家权力造出来的。若以欧西的样式为范本，这当然是一种明显的异态。但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与欧西制器已有的自然历史过程相对应的，是冲击之下的回应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出于历史。当时人称为“卧薪尝胆”，称为“忍辱含垢”，称为“旦夕图之犹恐其不急也”，称为“无止境亦无尽境”。[6]说的都是一面在急着走，一面被拖着走。因此，西方世界里本应属于经济的东西，那个时候的中国却不得不用政治急迫地催生出来。而对于欧西来说是一种异态的东西，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种既定和限定之下的别无选择和不得不然。于是沿用过去已有的官办手工业的成法，由国家权力营造机器工业便成了那代人办洋务的当然取径和直接取径。

由于机器是随枪炮轮船引入中国的，所以这一类疆吏创置的机器工业只能是以枪炮轮船为目的，同时以枪炮轮船为范围的兵工业。李鸿章曾直白地概括而言之曰：“心摹手追，固专注于军火制造。”[7]在“心摹手追”的深处，则含结着冯桂芬所说的“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怀抱和寄托。[8]在彼时身入局中的士大夫里，这是一种与“军火制造”内相系结的期望和愿想，并且是一种不折不断的期望和愿想。从东南开始的“心摹手追”因之而能够沿着这种期望和愿想伸入华北、西北、东北、华南和华中，分蘖出一个个相类似的机器制造机构，并累积地汇为时务中的要目。

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由此派生和组织的生产过程曾以五千多万两白银的开支和万余雇佣工人的劳动，[9]为拙于旧兵器和苦于旧兵器的中国军队提供了成千上万仿制的来福枪、林明敦枪、黎意枪、快利新枪、马梯尼枪、毛瑟枪和田鸡炮、乌理治炮、阿姆斯脱郎炮。与枪和炮一同归于“军火制造”的，还有以防海为预想的木壳明轮船、木壳暗轮船、木胁兵船、铁胁兵船、钢胁快船、铁甲兵舰、鱼雷舰、浅水舰，等等。众多的机器局用自己产出的这些东西直接地牵动兵事，从整体上助成了中国军队器物一面的新陈代谢。同时是这种由机器主导的兵工业又在以自己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殊异，并由此而成为中国经济里先起变化的部分和别成一路的部分。其间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都曾各据一方，自成典型，以各自的兴作不息而成当日规模之大。从同治中期到光绪中期，以三十年为约数，它们既在这段历史中产生，又以自己的存在和活动富有代表性地写照了这段历史。

盛宣怀后来概述晚清兵工业的先后始末，说是“金陵、天津、福州、广州、汉阳诸厂次第兴举，实师上海之成规”。[10]上海能够为“诸厂”立“成规”，本在于晚清兵工业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最先是由江南制造局实现的。同治初年李鸿章办上海洋炮局先学制器，而其用心与用力则常在因陋就简的局限之中。[11]一年后丁日昌主持收购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同时“原厂所用之洋匠，计留八人，其匠目科而一名，技艺甚属精到，所有轮船、枪炮、机器，俱能如法制造”，科而（T.J.Falls）以外，还有能作设计的史蒂芬生（Stephenson），以理推度，后者的本领应当更大一些。[12]然则卖出和买入之间，中国人不仅获得了机器，而且获得了经验、技术和机器生产的程式。而后，除了已经被马格里带到苏州去的人与器之外，上海洋炮局里其余的部分便在李鸿章的提调之下和“铁厂”合为一体，于同治四年（1865）立江南制造总局。迨容闳购买的一百多台机器运回上海归入其中，使之尺寸又大了一截。于是在当日的中国，江南制造局自其发轫之初已能先成规模。随后因“中外错处，诸多不便”和“机器日增，厂地狭窄”，[13]而致局址南移高昌庙镇（高昌乡），则开始了一个不断经营建造的漫长过程。

魏允恭曾作《江南制造局论》，非常具体地列举出同治六年（1867）筑成的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船坞、库房、煤栈，以及公务厅、文案处、报销处、支应处、议价处和“中外工匠住居之室”，等等。继之而起的，还有更多因层层扩展而节节延伸的构筑：

七年，设翻译馆。八年，增汽锤厂，另建枪厂；移城内广方言馆于局。十三年，立操炮学堂；又在龙华寺镇购地设黑药厂。光绪元年，改汽炉厂为铁船厂，继又改为锅炉厂；是年设枪子厂于龙华镇。二年，建火药库于松江城内。四年，改汽锤厂为炮厂。五年，复于炮厂对面购地设炮弹厂。七年，改操炮学堂为炮队营；又创设水雷厂。十六年，设炼钢厂。十八、十九两年，添栗色无烟火药两厂。[14]

至甲午中日战争前夕，这些累积的铺设构筑已汇聚为十多家规模可观的工厂。与之相匹配的，是各色厂房里数以千计的机器以及被机器组织起来的两千几百名工人。[15]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这既是庞大的机器群，也是庞大的人口群，同两者连在一起而相对称的还有庞大的生产场面。因此，江南制造局久被视为兵工业里的巨擘。

然而，由国家权力营造机器工业，则兵工业始终要以投入作支撑。当日奏议公牍里称作“用款”、“经费”、“开支”一类的东西指的都是投入。相比于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能从军饷里的“节省项下”为名目作挹彼注兹之用，显见得江南制造局已是场面太大而今时不同往日。场面大则“开支”大，以“节省项下”为手段便全然不能了事。但李鸿章初创江南制造局之日，沿用的还是这一套用惯了的办法。其间的工薪、物料、房租以及购地起屋，用款皆出自“军需项下”的“通融筹拨”。“通融筹拨”，其实都是东扯西凑而未曾有自立的名目，无异于常在暂作将就之中。以此为实例，正可以看到其时疆吏办洋务，大半都用心于先顾眼前，只要眼前做得下去，后来的事便留给后来。至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奉旨入华北剿捻，继之管江南制造局的曾国藩一面在枪炮之外尤着意于轮船，一面又深苦“通计饷需款目，一年入数较之出数甚巨”，显然是李鸿章用惯了的办法在他手里已不能再用，从而李鸿章做得下去的事他已做不下去。有此遏阻困顿，而后地方不得不伸手截取国帑。

同一年曾国藩作《奏请酌留解部之江海关洋税二成以济要需片》，“仰恳天恩俯准将洋税解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济要需”，他所打算的正是从本归户部的“江海关洋税”里取来一半。虽说其中“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以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16]但江南制造局的“用款”、“经费”和“开支”之能够有专门的来源与名目却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两年后马新贻总督两江，再奏请“江海关洋税酌留二成统归机器局用”。[17]从一成到二成，比之曾国藩所得的数目已是又进一步。在这种部款变为局用的过程里，主张和主动一直出自地方。此后这二成洋税便成为江南制造局固定的和主要的生产用费，加上不固定的专款和外省拨还的军火价款，大体上构成了一种逐年投入。但“二成”以洋税为比例，是“关税赢则二成亦从而赢”，同样地，是“关税绌则二成亦从而绌”。[18]因此这类投入常常会处在起落之中而不能有一个定数，其间赢与绌的差异曾有过六十多万两与三十多万两的悬殊。由此显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不稳定性。然而总计而论，则从同治六年（1867）到光绪二十年（1894），二成洋税提供的投入已累积地达到了一千五百多万两以上，[19]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无论横比还是竖比都不能算是小数目。

与这种投入相对应，并最终作为这种投入的目的之所在的，是江南制造局里的产出。同治年间以船坚炮利图自强，而李鸿章的感知多来自枪炮，关注也多在于枪炮，所以由李鸿章作主要创置人的江南制造局投入化为产出，自始即以枪炮和弹药居大宗。这个过程从学造英国的兵枪、马枪开始，而后学造美国枪、奥国枪、德国枪，皆自成样式与名目。若统括而总计之，这一段时间里生产的种种枪械已有五万一千二百多枝。与这些洋枪一同产出的，还有二百七十四门口径各异因此大小各异的洋炮（以及三百十一门旧式劈山炮）。在稍后的记述里，时人曾撮叙其事，标举“九磅子、四十磅子前膛快炮”、“新式全钢后膛快炮”，以及“五十二吨、四十八吨大炮”等等引为卓卓可观。其中五十二吨重的大炮用的是八百磅重的炮弹，一旦施放，则“于相去一千码远近，可击穿十九寸厚之铁甲；弹力所到，可击三十余里”。以此作摧坚及远，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无出其右。枪炮之外而又与枪炮匹配地连在一起的，还有同一个过程里不断制造和大量制造的子（枪）弹、炮弹、火药以及水雷和铜引。[20]这些东西由机器工业生产出来而最终归入军队，它们在那里应当会转化为一种作战能力。

然而以自强为意愿本于船坚炮利相对举，同李鸿章比，曾国藩督管江南制造局之日更相信“制造轮船，实为救时要策”。其意中的理路是“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21]所以，从朝廷手中取来的洋税便先被用来造船。而后遂有同治七年（1868）名为“恬吉”的“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22]虽然当年岁末曾国藩奉旨移督直隶，由南而北渐行渐远，但以“恬吉”一船为作始之基，则他在江南制造局留下的造船事业已获得了一种能够延续而且正在延续的起点。因此“恬吉”之后，自同治八年（1869）到光绪十一年（1885），从这里造出来的还有“操江”、“测海”、“威靖”、“海安”、“驭远”、“金瓯”、“保民”七艘轮船。这些不同的轮船在十七年之间由明轮而暗轮，由木壳而铁甲，并且载重由六百吨而二千八百吨、马力由三百九十多匹而一千九百匹，缓慢地构成了自身的进化之迹。[23]对于江南制造局而言，这种造船的过程同造枪和造炮一样，都直接地实现了兵工业的产出。然而十七年的时间最终又成为一种限度，至光绪十一年（1885）之后局中停造轮船，本与造船相关的人力和物力便转到修船一路。若以造枪造炮之不止不息为反衬，则造船的事业显然只能算是半途而止。

比江南制造局更集中并且更长久地造轮船的，是福州船政局。在那个时候的湘淮军功人物群里，左宗棠以其执着于“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24]的抱负而与曾国藩最相近。因此当他总督闽浙之日尤肯用心用力，化抱负为急切，同时化抱负为事功，于同治五年（1866）立福州船政局。这个过程以疆吏立船局为起原，但次年于守制之中奉诏起复，在左宗棠之后管船局的沈葆桢已以“总理船政大臣”为名目，按职分而论，已是钦差。在当日众多办洋务的机器局里，这是一种体制独异。福州船政局于“马尾山后设厂”，同江南制造局“购地七十余亩”作营造相比，“马尾山后”之筹买“民田三百二十八亩”显然是阔大了许多。[25]以此为方圆，遂得次第而起船坞、船台、锤铁厂、拉铁厂、水缸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钟表厂、打铁厂、木模厂、转锯厂、储藏所、煤栈，以及办事公所、外国匠房、英国学堂、法国学堂，等等。其时驻福州的美国领事曾称之为“最坚实和具有永久性”。后来丁日昌接手作船政大臣增铁胁厂，裴荫森接手作船政大臣增石船坞、鱼雷厂，[26]都是一路而来的延续。当局中正在建厂之日，同时局中又正在动手造船。因此，土木工程的兴作还没有收场，被名为“万年清”的第一艘轮船已于同治八年（1869）从这里下水了。此后至同治十三年（1874），络绎从这里下水的兵船和商船还有十四艘。

六年产出十五艘轮船，其间的制作曾用法国人日意格（Giquel，Prosper Marie）和德克碑（D’Aiguebelle，Paul Alexandre Neveue）为“监工”，并由三十余名洋匠做头目，显然是在西人的主导之下。然而这个过程也助成了中国人获得知识和技术。福州船政局当初立章程，已设定“洋员及师匠人等”以五年为限，“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27]是其着眼于西洋之器，而用意尤在培育出能与“洋员及师匠人等”相埒的中国人。左宗棠执着于此，沈葆桢也执着于此。有此执着，在19世纪后期的兵工业里，闽局遂能以更多的自觉化为更多的力行，作育出学生、艺徒和工匠里成群的造船人和驾船人。[28]因此，同治十三年（1874）西洋师匠“五年期满”而止，从光绪元年（1875）开始已是中国人自己造船了。此后二十年里，福州船政局造船十九艘。除了其中的一艘商船和四艘木胁兵轮之外，都是用铁胁、铁甲和钢胁作成的军舰，比之前期产出的十五艘轮船全以木质为船身，显见得是驾而上之。若由此论及动力、长度、载重、速率，则后二十年里所造之船多力追欧西制式，其时的奏报说是“由立机而卧机、而康邦，其马力且由七百五十匹推而大至二千四百匹也”。[29]以此返视前期造船之无过二百五十匹马力，同样是后来居上。[30]

这些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兵船出厂之后大半移守南北海口，至光绪十三年（1887）已次第布列于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台湾，[31]加上巡弋于福建洋面者，遂一时广及沿海七省。当初左宗棠议洋务，以“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为沉痛之辞。[32]然则此日产出于闽局的“火轮兵船”布列沿海七省，同时也在示人以海岸和洋面之今时不同往昔。而其间所反照的，正是兵工业为中国海防带来的可以目睹的变化。

福州船政局以轮船为产出，与之对应的另一头，是同沪局相类似，维持这种产出的费用也以海关洋税为主要来源。比之造枪造炮，造船用钱更多，而用钱造船之后，还要用钱养船。因此闽局自始即指闽海关“按月解银五万两”为常款，通计年入六十万两，当日已是一大堆银子。后来因“经费支绌”，又以“闽省茶税项下提拔”为名义，由福建厘税局每月再提解银二万两以供养船之用。[33]按年而计，则是二十四万两。合两项总而计之，其帐面上的数目已经多过了江南制造局。然而帐面上的数目其实是一种靠不住的东西。从同治末年和光绪初年开始，闽海关的银子已常常要在时间上作拖延和数量上作减削。当日船政大臣的报销折里屡见有“欠解四个月”、“欠解十一个月”、“欠解二十一个月”、“欠解六十二个月”一类的叙述，[34]说的都是本应归于局中的经费在不断地化为乌有。洋税短缺，厘税也短缺，以致“养船项下”的核算时时会有“薪粮等款共支发银二十六万两”，而“税厘局先后仅解银一十五万余两”那样的入不敷出。而后是一任一任的船政大臣都拮据窘迫于“积欠甚巨”。[35]但与投入之减削成反比的，是作为产出的轮船在后来居上，因此产出的费用也在后来居上，这个过程本身需要越来越多的银子。由此形成的矛盾是福州船政局所不可化解的，然而这种矛盾又长久地存在于福州船政局的生产和经营之中。于是“船政常年用数，视闽海关解款为衡。解款足则工程紧而用数多，解款不足则工程缓而用数少。量入为出，不能预定情形”。[36]其间最难做到的便是规划长远。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先起于东南。稍后，是同治六年（1867）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置“机器军火总局”。[37]彼时总署作奏议说其事，曾先举“苏省开设炸弹三局”以为先例，[38]无疑是华北自觉地取法东南。然而与立沪局的曾国藩、李鸿章和立闽局的左宗棠、沈葆桢比，从另一种阅历里走过来的崇厚并不能算真知兵事和兵器，其见闻见识和强毅劲悍都少得太多。因此，崇厚办机器局是就近取便，把外国的生意人当成兵器专家，始终仰仗兼做丹麦领事的英商密妥士（Meadows，John Armstrong Taylor）。在他管局事的年份里，曾先在“城南海光寺”建铸造厂，称西局；又在“城东十八里贾家沽道地方”建火药厂，称东局。[39]其间西局的机器购自上海、香港的洋行，而以“修造枪炮并仿制炸子、开花炮”为主旨；东局的机器从外国买来，皆用作“造火药”和“铜帽”。[40]按当时所设想，津局“机器军火”的重心应是在东局。[41]但时至同治九年（1870）“局务一律告成”，除了西局造过的十几尊铜炮之外，东局的火药还在尚未出产之中，而西局“支用”掉的银子累计已有四十八万三千九百多两。比之福州船政局用于购机器、筑船坞、造厂房、支薪工的四十七万两，[42]显然不相对称。

同一年李鸿章调直隶总督兼作钦差大臣筦洋务海防，遂在崇厚之后接办天津机器局。他比崇厚要内行，而且多了一重疆吏的色彩和湘淮军功人物的色彩。原本崇厚委为“总办其事”的密妥士经李鸿章换了一种眼光去看，便具见“于机器未甚精核”而终致“因病撤差”。[43]与此同时，是天津机器局已在“局务一律告成”之后再作更张兴作而成其节节伸展，一路里新建“铸铁、熟铁、锯木等厂”，并“添购西洋药碾三分”和“各式机器十余具”，至同治十三年（1874），在崇厚留下的一座“碾药厂”之外，又多造了三座同样的工厂。与之相匹配，还有“新机器房”和三座“洋式”火药库。[44]此后继起的“洋枪厂”、“枪子厂”、“电气水雷局”、“提磺厂”、“淋硝新厂”、“炼钢厂”以及“水雷、水师、电报各学堂”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都在使天津机器局的门面越来越大。[45]作为对应，是耗费的银子和拨入的银子也越来越多。崇厚办津局之日，本由津海关和东海关划来四成洋税为“专款”，到李鸿章接手后这四成洋税已不够用，而后是先增两关所收招商局局税四成；再增边防饷下月济银一万两；又增“海军衙门拨给沪关洋药厘金”，另外还有“添造栗药钢弹经费”、“添购栗药机器经费”以及时有时无的“各省划还军火等价银”等等不属常款之内的解入。依年而计，大半都在三十五万两以上，最多的一年曾到过六十七万两。[46]

当日李鸿章称天津机器局为“北洋水陆各军取给之源”[47]，在同时的各色机器局里，津局便有了一种独得的地域优势，随后是这种地域优势很容易转化为比别人更得便利的财政优势。北洋的水陆各军把天津机器局当成“取给之源”，但与沪局注重制械、闽局专门造船比，津局的产出则始终是弹药居大宗。李鸿章作《机器局奏销折》，曾具体列举光绪八年（1882）局中“制成军火”之数，其大要为火药六十八万零九百多磅、铜帽二千八百多万颗、枪子三百六十六万五千颗、炮弹九千多个、铜引八千三百多个，等等。除了个别年份造过不多的枪支，其他年份造过数十计和数百计的水雷之外，天津机器局常年的产品种类和产量数目都与此相差并不太多。[48]若就机器工业所内含的技术程度而言，显然是津局不逮沪局和闽局。但在19世纪后期，津局的产出又在年复一年地维持着北方大片土地上的中国军队：“除供本省（直隶）淮练各军、轮炮各船外，如吉林、奉天、热河、察哈尔及江南分防水陆淮军，皆按时拨济；其河南等省需用火药、铜帽，亦向津局取给。”[49]这些地方要的是源源不断，而天津机器局正承担和提供了源源不断。

二

沪局、闽局、津局以及同时产生和随后产生的一个一个机器局都以兵器为起点和归宿。当兵器已是工业产品之后，则这种起点和归宿都应当实现并存在于经济过程之中。然而国家权力构造了机器工业，与之相因果的是作为产品的兵器从来不入市场，有此一层隔绝，遂使这个经济过程的末端只能以有产出而无商品为结局。因此，与兵工业连在一起的经济过程是一种没有利润的经济过程。而局中产出的枪炮轮船用“拨济”的方式移入南北军队，其供与求之间的不作核算偿付，又决定了这种没有利润的经济过程同时是一种收不回成本的经济过程。[50]没有利润和收不回成本，则其间既无可积累又无以循环，而后是兵工业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不能不一次一次地从经济过程之外的投入开始，并因其没有止境而致官帑化为投入了无穷期。在这种没有止境和了无穷期里，海关洋税、地方厘金、军需项下的移用和借用、藩库库款、粮道库库款，以及“茶引加票项下”、“善后总局筹支”等等，都曾一次一次地提出银子来作生产和再生产。后来张之洞办兵工业，他在奏报中表述官帑用作投入，已是说“惟有就鄂省财用，自行筹划腾挪”。[51]这些杂多的名目长久地附着于机器生产之中，反衬出这个经济过程生来的不完整性。于是，由制器求自强的事业便始终是一种要用白银来不断填充的事业。

然而晚清中国又久以财用不足为度支之窘苦，其间并没有许多可以拿出来作不断填充的白银。同治末年李宗羲因议海防而说到经费，曾举“军兴以后，劝捐、抽厘、津贴，无法不备，民力竭矣”[52]为感叹。至光绪十一年（1885）奕譞作奏议，则以今昔对比为实例非常具体地指述了国计之穷：

查道光年前，各省岁入地丁税课等银约共有五千余万两，各省岁出存留拨用银三千余万两，尚有存胜银二千万两，皆应于春秋报拨解部，并随时由户部指拨，而部库一年新款合计不过共用银一千数十万两，以入抵出，实有盈余。自咸丰三年，因各省春秋报拨并无存款，户部始改为按年定数指拨解部。近年各省岁应解户部饷银只八百万两，此外虽仍有应解部之固本饷银、漕折银、加平减平银、杂款银及边防经费银、四成洋税银、常捐银款，然各省年年均有截留借动及解不足数，通计各项实解到部一年亦仅有银一千一二百万两。而部库近年应放之官饷、兵饷、米折、马银、库银、工程奏拨、内务府奏拨、内廷传用、神机营经费、部垫部放各处军饷、防饷、各衙门一切杂支，岁实需银一千四五百万两不等，已成入不敷出之势。[53]

民力竭和国计穷都描画了世景疲蔽。若以岁入的总量作今昔之比，其实是“各关之洋税，各省之厘金，京外之捐输，皆向来所无，为数甚巨”，并因此而致同光朝的所入能够“较从前增至三分之一”。但在另一头，是由岁需所用而支出的数目增加得更多。两者都与前代之事不同，而后是“度支浩繁，帑项支绌”和“以入抵出，尤有不敷”。[54]是以赫德作《局外旁观论》，一意劝中国人学“水陆舟车、工巧器具、寄信电机、银钱样式、军火兵法”，而以其身为总税务司之深悉国家财政情状，同时亦知“内所应行，其难办首在无财”。[55]

这是一个国库穷匮的时代，然而以兵事为中心的机器工业又正产生和发展于这个时代之中，并以“大宗巨款”和“不竭饷源”[56]为题中应有之义。由此形成的扞格是一种内在的困境。内在的东西是绕不过去的东西，所以次第而起的众多机器局便一个一个地被罩在了困境里。同治八年（1869）马新贻作《机器局费绌请将济饷之洋税留用折》，说是“款项之已经透支者，虚悬无着；工料之急当兴办者，进退两难”。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作《海防机局款难分拨折》，列述“津海、东海两关四成洋税，近年收数短绌”，已使“局用日形竭蹶”。光绪五年（1879）吴赞诚作《经费支绌请旨分饬赶解片》，切论“近来税厘短绌，部拨增多，以至解不应时，积欠甚巨”，而局中之用料转不得不“暂向洋行赊取”。光绪十一年（1885）曾国荃作《扩充机器局疏》，深忧宁局（金陵制造局）每年“经费银仅十一万两，而两洋之军火资于是，各省之军火亦资于是，所操者约，而所施者博，固无怪该局之左右支绌，竭蹶日甚”。[57]在这些奏议里被列为主体的沪局、闽局、津局、宁局都是当时规模可观的庞然大物，但与它们连在一起的“短绌”和“竭蹶”则都是长久盘结的困境。这些奏折写出了一种普遍性，因此同在普遍性之中，若顺次而数，其小焉者将更等而下之。

由于兵工业不能实现利润和不能收回成本，因此投入的“短绌”和“局用”的“竭蹶”都会直接地限制生产和再生产。光绪二十年（1894）刘坤一做两江总督，曾言之直白地叙述此中之因果：“近因经费支绌，各局制造军火，均已分别减停。”然后又引“兵事一兴，深恐后难为继”为叹息，正见其“减停”之深深的无可奈何。中国的兵工业以自强为旨义，也以自强为名义。但这里的例子说明，作为一种观念，自强只能表达义理，而制器的过程在形而下的范围之内，依靠的只能是财力和物力。由于两头的不相对称是那个时候的常态，所以，在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里，自强常常是受制约的。

与刘坤一所说的“减停”相比，当日财力制约自强而致制器“左支右绌”，其更深一层的困境尤在于“制造外洋军火，日新月异，耗费尤多”。[58]中国人的自强从“师夷智”开始，因此制造不能不以西法为样式。然而西法又是一种长在推陈出新之中的东西，“其制胜之术，屡变益精。舟车则变而火轮矣，音信则变而电传矣，枪炮则变而后膛矣，战舰则变而铁甲矣，水雷则变而鱼雷矣，火药则变而无烟矣，窥敌则变而用气球矣，照夜则变而用电灯矣”，时论谓之“新艺迭出，殆无穷期”。[59]西方人因之而能久踞炎炎之势，但对效西法的中国人来说，这种“新艺迭出”又使寻求自强的过程往往会在一路尾追之中一路脱节，尾追和脱节相交错，便常见“迨我能仿之，而彼之法又变矣。前日之器已不如今日之精，后日之器又过于今日之利”[60]的挫折和紧张。西人以枪炮轮船为“制胜之术”，则其新出的兵器一旦产生，不仅一定会胜过已有的兵器，而且一定会遏制已有的兵器。由此形成的“今日之所谓巧，即日后之所谓拙”便是淘汰。[61]因此“迨我能仿之，而彼之法又变矣”，就制器的兵工业而言正是新器既出，同时旧器不得不归于无用。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曾在一封信里说枪械，而以江南制造局的出品为不能合时宜：“各国皆有新式后膛枪，林明登已为中下之品。沪局能造，而各营多不愿领”。[62]这种局中已造而军中不肯领用的抵牾，最终使上万枝洋枪成了库中的积存物。[63]若以时价作折算，将会是许多银子，而此后开始的另造新枪则须重新再拨一堆银子。

与沪局造枪之尾追不及相类似的还有闽局的造船。同治末年日本兴“兵船”来“攻（台湾）生番”，管船政的沈葆桢奉旨以巡阅为名“带轮船兵弁”前往“察看”。随后的两者相逢，便成为日本船和中国船之间的比较。他在当日的奏报里审视而判断之曰：“其已抵台南各船，均非中国新船之敌。而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壁，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64]同治末年的闽局已经造了十五艘轮船，而在万顷波涛之间中国人的“寻常轮船”遇到日本人后起的铁甲船，却只能以退而敛手为了局。然则以兵舰之所以为兵舰而论，闽局以数年之力造出来的木壳轮船其实正在归于无用。而后是铁甲船成了中国人防海的大题目。但这一类此长彼消都要牵动经费，从度支一面看去则不能不是“徒费帑金”，白白耗掉了太多的银子。[65]

沪局和闽局留下的实例非常典型地说明，由于中国人的兵工业以踵西法而效之为路径，所以西法“屡变”而“日新月异”，中国人的兵工业也不得不跟着“屡变”于“日新月异”。然而跟着的“屡变”又是一种被动的“屡变”。西法的每一次“日新月异”都实现于欧西已有的工业结构之中。所以由此产出的更新的枪炮轮船总是内含了更多的技术，同时又内含了更多的成本和价值。中国人踵西法而效之，是移接过来的兵工业，其实本属截而取之，除了一手一足之外，其四周既没有可以连接的重工业，也没有可以连接的原料工业。“说者谓西国厂多物备，人世其业，凡筒管拉火之属，巨细零整，一切所需，各有制造专家，荟萃而成，是以价廉而工省。中国风气初开，袭其皮貌，未能通其奥妙，终觉逊人一筹。”[66]

于是仿西洋技术的中国人以“屡变”追蹑“屡变”，便常常要用更多的成本摹造同一种技术，以致“工费甚巨，较购自外洋者价几逾倍”。[67]比之同治初年淮军在“庙宇”里设洋炮局，用“锤子”、“锉刀”以及粘土做成的“镕化器”造出“炮弹”、“药引”、“自来火”[68]的陋而且俭，这种被动的“屡变”正一面在使已成的旧器因归于无用而变作折耗，一面又在使仿造的新器因“愈出愈精”而牵出愈来愈多的开支。由此形成的“逐渐增多，势非得已”[69]显然是当初以自强为愿景的预想所没有计及的。而当晚清贫弱的“国计自有常经”[70]无法应对这些增多的折耗和开支之后，财力的制约便成为一种难以逾越的制约，而后是谋自强的愿想不得不在心长力绌中节节收缩。作为一个实例，曾有过光绪二年（1876）起李鸿章“即经停止”天津机器局“自制后门枪”，转为“各军所用枪炮，专向西洋定购”。其间的取舍便一以成本价格为尺度。[71]

李鸿章是中国最早力行制器的人物之一，若引六年以前他在《筹议天津机器局片》里所说的“凡仿制洋器，每年所用工料银，较之每年所出之货，必比采买之价稍贵。即稍贵亦系值得，不为虚糜”[72]的道理作比较，则由“自制”变为“专向西洋定购”显然是朝后退了一步。而立成本价格为尺度，比造枪更经不起核算和计量的还有造船。当日庙堂筹议海防，曾举“沪局造成轮船六号”为例，说是“费银数百万有奇，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由此作推论，便显见得“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73]后来李鸿章主持北洋海防，用的正是这一种向“外国定造”的路数。而与之为因果而相牵连的，却是沪局停造船，闽局少造船。以其时的世局而论，这个过程仍然表现了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踵而效之，但追蹑洋器之“日新月异”由仿造变为购买，则这种追蹑的过程里已不复再有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74]的深意与远虑。而失掉了“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的深意和远虑，自强的本义便不能不随之而变，成为一种走样了的东西和残缺了的东西。

三

财力制约了图自强的过程，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国家权力的下移也在制约图自强的过程。“庚申之变”后东南疆吏以自强回应西人的逼迫，亟亟乎为中国先开制器的兵工业，他们之所以能够用自己的意志为洋务造时势，凭借的是手中握有的内战中下移了的国家权力。然而下移的国家权力依地域分界限，从而以地域为范围。因此，在这种由疆吏推动的事业里，自强一词所内含的民族意识和整体意识又常常要与疆吏所体现的地方性和局部性共生并且厮守。而后是以自强回应西人的历史过程不能不常态地表现为地方化和分散化。先起于其间的江南制造局初创之日即在两江总督的范围之内，所以浙江虽然和上海相邻，而当时沪局之投入和产出皆无与也。稍后天津立机器局，其初旨也以地方为范围而着眼于“现在直隶既欲练兵，自应在就近地方添设总局，外洋军火机器成式实力讲求，以期多方利用”。[75]后来丁宝桢筹设山东机器局，则引“天津、上海各处向系归地方专办”为范式，以为“设立机器制造一局，系地方应办之事”。[76]

当先起者成为范式之后，后来者便获得了一种通则。因此，除了神机营的那个机器局之外，六十年代以来次第出现的十数个机器局都是各自以地域为范围，并彼此以地域为界限。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历史里，这种地方化和分散化曾促成了兵工业的从无到有和从少到多。然而当兵工业已经产生之后，这种地方化和分散化所设定的范围与界限又一定会变成重重的阻格，使“师夷智”的事业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难以伸展扩张。

由于“地方专办”，因此每个机器局都在疆吏的自主之中，[77]而以“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78]的理路作当时共有的认识和主张，则由单个机器局自主地汇成的其实是一种合流和共趋。所以同治年间沪局造枪炮弹药，宁局造枪炮弹药，津局也发轫于制造枪炮弹药。而后是光绪年间继起的山东机器局先造“子药”又造“洋枪”，湖南机器局“仿造后门枪及开花炮子等项”，四川机器局造“各种洋枪”和“洋火药”，广东机器局“仿照外洋新式，制造枪炮军火”，等等。[79]虽然其间各立界限和范围，但不同的范围里所做的却都是同样的事。由枪炮弹药说到轮船，可以互比的是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和广东机器局，以及天津机器局也造过船。[80]此局与彼局产出的船只当然不会一样，而以类别分洋器，则大船小船显然都应当归入同一种东西之中。在这种疆吏各自立局而又南北汇为共趋的局面里，以兵事为中心的机器工业不能不既是分散的，又是重复的。其间的投入产出便没有章法地成了分散状态下不停重复和互相重复的过程。以欧西为样式，是机器生产本以分工为要义，但彼时的中国人正以重复为当然，而不停的重复和互相的重复化为扼制，被直接淹掉的正是机器生产里应有的内部分工和外部分工。

而后，就一面而言，是没有分工的兵工业始终缺乏专业化，从而始终是没有效率的兵工业。就另一面而言，是没有分工的兵工业同时是无法连结的兵工业。因此机器局与机器局之间始终不会形成内在的承接与不可断裂的勾连，从而在南北汇成的共趋里，每个机器局对于别的机器局都是可有可无的；每个机器局对于别的机器局又是自起自落的。光绪十年（1884），刘铭传说，“中国制局虽开，枪炮不闻精利”。[81]他举当时之“制局”统括而言之，深致不满的大半都在效率。而在他之前曾经有过言路议论时事，以“军兴以来，各省多设军械局，而今之军械仅有存者，一旦设防，又纷纷制造，多设机器局，而今之机器鲜有用者”为大病，[82]则所指都是多见于这个过程之中的可有可无和自起自落。

兵工业里的重复不能产生分工，同时是兵工业里的重复也不能形成一致。虽说地方先后立局皆以西洋兵器为共识和共趋，但时当西洋列国各以枪炮雄视一世而又其技百变之际，西法的名目、程式和流派便都成了多样的东西。随后是中国人效西法，移来的兵工业里也在移来的不同流派。当初李鸿章用马格里，已先为英国人的程式所圈定，而同时的左宗棠用日意格和德克碑，显然是意中更近法国一路。在他们之后，丁宝桢办山东机器局，其“应用机器工料各项”皆由徐建寅“与其素识英国精于机器现办洋厂之蒲恩公司妥商定购”。[83]而刘秉璋办浙江机器局，则“雇德国洋匠”并“一切悉按德国厂图”造作。[84]其间之各是其是和彼此不能相一致是非常醒目的。更多的机器局从“上海各处洋行”买机器，遂使中国人的自强在各有来路的洋行之间变成了西方人的生意。由此造成的混沌将更多自相舛错。

于是，在这种分散化派生出来的多样化里，地方各自办局和地方各自造器常常会是一面在产出兵器，一面在产出兵器的“形制参差”和“用法不一”。[85]然则以三十年作累计，晚清中国的兵工业为军队提供的是各色各样的枪、各式各样的炮、各式各样的子弹。张之洞后来说“西国军制”皆“择定一式”，[86]以此比照各是其是而莫衷一是的机器局里各循流派的产出，显见得枪炮和子弹的各式各样只能是一种不可用来聚一国之兵的杂多。一个19世纪后期久居中国的西方人曾作书叙述见闻，在他的笔下，当时“中国所用的来福枪就有十四个不同的种类，从最新型的起，到古老的粗抬枪为止”，[87]其结果便是兵队与兵队之间的不能协同作战。以彼时兵工业的产量比军队的数量，则这些不同种类的枪式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应当是“采买”来的东西。但除去这个部分之后，剩余的杂多依然引人注目，而足够用为实证，非常明白地显示出，以兵事为中心的机器工业在中国的无法归聚。在这种共奉一个宗旨而又彼此无法归聚的矛盾里，是下移的国家权力自主地促成了中国人寻求自强的历史过程；也是下移的国家权力自发地分解了总体和全局，使中国人寻求自强的历史过程长久地成了一个没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过程。

晚清的兵工业因地方化和分散化而无法归聚。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财赋的重心随国家权力的下移而倾斜到地方。于是，以地域为范围的界限一定会自然地重合于以利益为范围的界限。随后，在一个度支窘绌的时代里，这种利益的界限，以及由利益界限引发的守拒和纷争常会因事而起，使无法归聚的兵工业往往要困于彼此之间的扞格和局中与局外的扞格。同治初年左宗棠身任闽浙总督而筹议福州船政局，是自信疆吏可以调度物力。但从沈葆桢开始以船政大臣的名义督管局事，则闽局也随之一变而成了兵工业中少有的不归疆吏统辖的东西。不归疆吏统辖，同时便不在地方利益的范围之内。所以闽海关和闽省税厘局里应当拨解的经费常常会成为不能到手的欠款。其间的极端，是同治十三年（1874）福州将军文煜因“台防要需，六成洋税入不敷出”而径停闽海关应解船局的常款，遂致沈葆桢抗疏力争，把船局经费和海关洋税之间的种种彼此纷争和新怨旧恨都弄到了高高在上的庙堂里，又在财赋窘迫之日不了了之。[88]

在这段历史情节中，文煜用“台防”淹没了船局，其轻重之分无疑是出自地域范围和利益范围。这是一种长在的东西，从而是一种难以改变的东西。因此后来的船政大臣名位多逊于沈葆桢，后来的欠款也日甚一日。相比于同属制器的宁局在常款之外还可以由两江总督屡用“各关局库分别凑拨”[89]作调剂，显见得闽局之久为缺费所苦，大半在于船政大臣的臂力太过悬空，而不能及疆吏的伸手便可罩定一方。然而当天下皆以地方利益分范围和界限之日，已是人在其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此，曾经为闽局龂龂争经费的沈葆桢一旦由船政大臣移调两江总督，则界限变，理路亦变。光绪五年（1879）闽局财用“支绌”而新船又在待造之中，管船政的吴赞诚为“闽海关旧欠既悬，新欠又积”所困，曾先后向兼作南洋大臣的沈葆桢通融“南北洋海防经费”，以谋“拨补欠解”和“筹拨”开办之资。而沈葆桢初应之以“借款划补之举，恐各省纷纷请留，掣动全局，是船政之所得者甚少，南北洋之所损者实多”，再应之以“本省自固藩篱且力不从心，更何能推之弥广？”[90]其间太过明了的分界显然地表达了一种疏离和漠然。他是一个为闽局付出过大量心血的人，不会不留下一点对于闽局的牵记和关怀，但以地方利益为畛域，闽局又已在空间上同他隔得很远了。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悲哀。

晚清兵工业生于界域之中，长于界域之中，牵动界域的事便一定会是引出纠葛的事。后来张之洞总督两广筹办枪炮厂，用粤省“文武官绅暨盐埠各商分年捐资”为名目集款，以供其购买机器和建造厂房。[91]而在这些名目里被称作“官捐”的东西本是“武营罚款捐出四成为报效”；被称“盐捐”的东西本是“仓盐盈余，化私为官”。[92]虽说其来路出格而且名实不符，但无疑都属于疆吏支配地方之物利。他预想以三年为“捐资”之期，然而刚刚过了半年已奉旨迁湖广总督。随后，一面是张之洞力谋移广东枪炮厂为湖北枪炮厂；一面是继任粤督的李瀚章推翻了前任粤督“由绅商三年捐助”的成案，不肯再为订购的机器付钱，并以“续付半价，无可再垫”为理由，“请由户部指款拨付”。[93]

换了一个疆吏，则换了一种支配地方之物利的权力和意志。而对于夹在其中的枪炮厂而言，则意志和权力的更换都意味着不能站稳的摇来晃去。虽说申诉“无可再垫”的广东最终还是为湖北的枪炮厂付了钱，但那已是在朝旨的直接干预之后了。而更多的场合里得不到朝旨的直接干预，要一个地方为另一个地方付钱便难乎其难。事关财赋，即使像李鸿章这样手臂很长的人也常常越不过地域的限度。中法战争后，他曾为天津机器局请得“海军章程内奏明应另拨银八万两”，以用作添增的经费。但这笔钱出自地方协济，一定不会为各地所喜闻乐见。因此，当地方以“各省关解难足额”相回应之后，奏明的东西遂只能以“未能如数匀拨”为了局。由此所得，其实为数极少。[94]在这些各立界限的守拒、纷争和纠葛里，原本贫弱的国家财政不能不因分割而趋于破碎化。疆吏都在谋自强，而同时造成的分割和破碎，却使晚清财政始终要与无序相伴随，并始终不能以聚拢的方式支撑起一种持续发展的大规模机器生产。

四

三十多年之间，移接的兵工业在中国社会里生长，又被中国社会里既有的政治结构和变动中的经济失衡所制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与之相关联的另外一面还在于这三十多年间外患一起再起而前后相继，使中国社会长在冲击和胁逼之中，也使中国人的兵工业长在冲击和胁逼之中。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后来叙述这段历史中的中法冲突、中日冲突、中俄冲突，概括而言之曰：“中国被敌国纠缠住了。”[95]冲击或者纠缠，都曾化作直接的影响和间接的影响，非常具体地牵掣了那个时候的造轮船和造枪炮。

同治十年（1871），内阁学士宋晋奏议停造轮船，说是“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此时闽局造船方四年，沪局造船方三年。在师夷智的理路里船与炮相并举，从一开始便以兵事为中心，而宋晋笔下说轮船则一归于“创制新奇示斗智角胜之用”，并以此中之“糜费太重”比彼时“直隶大灾赈需及京城部中用款”，统归于“其缓急实有天渊之判”。他的关怀在民生和国用一面，当时和后来都不能算错。然而以“早经议和”和无须“猜嫌”为道理来分轻重与“缓急”，显见得七年之前“庚申之变”留下的伤痛在其心中已是渐去渐远了。他在奏疏里举“历任督臣吴棠、英桂、文煜亦多不以为然”引为同调和共鸣，[96]而李鸿章与之意见相左，但在私信里论此折，亦知其“采中外众论而出之”。[97]显然是与宋晋相类似的正在伤痛消褪之中的人物，当日并不是一个小数。就这一点而言，外患之迭连迫来同时是在残酷地纠错，稍后的日军侵台便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展示暴力，打破了“早经议和”的错判时务和无须“猜嫌”的一厢情愿。随之是庙堂内外的议论由“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作题目，以反思之心重新回到了咸丰十年（1860）的经历和伤痛：

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98]

在这个过程里，外患的冲击已经转化为对于自强的重作提撕，而后，与自强直接相连的“简器”便再一次地成了奏议里的高调，使“闽省船厂”和“天津、上海各机器局”都被置于更多的关注之中与更大的期望之中。[99]台事之后，光绪一朝的前二十年里，英国、俄国、日本、法国曾四面起衅，以其一再进取和同时进取相侵逼，构成了中国人此起彼落的边疆危局和海疆危局。作为一种关联和对应，则是中国人制器的机器局一大半都产生于这二十年之间。若以宋晋的言论作反衬，这种相关联和相对应的事实正非常明白地说明：在外患冲击下开始的造船造炮，又是在外患的冲击里延续下去的。其间刘坤一说闽局，曾慨乎言之曰：“各省每遇防务吃紧，则争来索船，惟恐不得；迨至事过，便视为不急之物，而望望然去之。”[100]他感叹的是世间人多数不能真怀远想，所以多数不能有恒。而晚清兵工业之能够延续于多数人的不能有恒之中，与之一路相伴相随的便是外患的冲击一次一次地转化为提撕。

然而在外患的冲击转化为提撕的过程里，这种冲击首先是而且直接是对于制器的压抑和摧折。光绪九年（1883），奕说：

近年外患日亟，防倭、防俄以及防法，一方有警，辄以虚声扰动天下。受协省分以催解经费请，拨饷省分又以截留经费请，疆吏望洋而叹，部臣仰屋而嗟，坐令臣衙门患寡患贫，傍徨无措。[101]

从“庚申之变”以后到光绪九年（1883）为止，中外之间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但中外之间又常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之下。中俄伊犁交涉期间，俄国以兵船南驶中国近海为胁迫，致中国“山海关、烟台、营口等处大军云集，征调频仍”，以及“东三省、察哈尔、库伦等处支拨军火孔殷”，[102]一时兵气弥漫。出现在光绪六年（1880）的这场震动和紧张最后由条约作了结，从而提供了一个“以虚声扰动天下”的实例。但“虚声”里的“大军云集，征调频繁”和“支拨军火孔殷”则都需要用真金白银来付账。后来有一道奏折议水师，曾追叙“往年日本窥伺台湾，浙江一省防费近四十万，合之沿海各省支销应不下二三百万”。[103]以当日度支而论，已属伤筋动骨。而时当“外患日亟”，这种“以虚声扰动天下”的事便是没有一个了期的事。19世纪后期西方人观察中国，印像深刻的地方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几乎全部军事开支都用在海岸线及扬子江下游流域的防卫事业上去”了。[104]由此写照的，正是一次一次外患的冲击已把中国人长久地罩在了战争的可能性和防卫的必然性之下。而与“全部军事开支”连在一起的“患寡患贫，傍徨无措”也因之而成为一种长久的困境。

光绪十一年（1885）薛允升曾说，自咸丰初年“始为招勇”之后，“各省视为成规，一有警防，舍招勇别无良策”。至“上年法人构衅，增添尤不一足”。他以国家度支立尺度，引为大弊的是，“勇日增而制兵仍旧，兵饷外又加勇饷，是兵之耗财有定，勇之耗财转无定”，并因深忧耗财而主张裁减募勇。[105]然而做督抚并领淮军的张树声召对时说到募勇，则以安危利害为直言：“各省疆吏身受国恩，岂不思共体时艰，力图节省？而未敢轻议裁撤者，诚以外人逼处卧榻，虎视眈眈，寻衅要挟，几无虚岁，未雨绸缪，不可一日忘备。”[106]他所说的是募勇日增于外患日增之世，不是一种可以“节省”的东西。两者各有一套道理，而以外人之“寻衅要挟，几无虚岁”为背景，显然是张树声的道理更能摄动人心。因此，兵费便成了光绪一朝伊于胡底的漏卮。中法战争之后奕譞作统计说，各省兵勇两项已不下百余万人，岁需饷项五千余万两。再加以京外旗兵三十余万人，岁又需额饷一千余万两。而就现时赋税额入连例外征收之厘金、洋税等项合计，一岁约共应收银七、八千万两，其中各项每年仍约有欠完银六、七百万两不等。“是竭天下十分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107]虽说被统算于其间的制兵和旗兵都是祖宗留下来的物事，但“竭天下十分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的局面却是在外来暴力的压迫之下造成的，从而是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光绪年间说兵事，犹以“今之饷源，更窘于咸同用兵之际”为叹。[108]

若以奕譞的数字为可信，则每年用六千余万两的银子养兵口，显见得大大小小的机器局以数万、十数万、数十万为岁款，[109]只能算是国计里一点不多的零余。在“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命题里，图自强便是求制器。然而数万、十数万、数十万与六千余万之比，又非常明白地说明，当自强已经成为庙堂内外之共趋的时候，由国家权力所助成的兵工业却始终没有办法移到国家财政的重心之中。这种矛盾显示了兵与财相克而致制器作为一种新事业难以恢张的事实。但兵与财皆久在“一方有警，辄以虚声扰动天下”之日，则中国既始终处在居守势的一方，便始终成了被牵动和被调度的一方。所以就其本源和深层而言，这种矛盾正反映了外患的冲击对于中国兵工业的压抑，以及压抑下的兵工业之难振和不振。

光绪初年江苏“筹防”，由于钱不够用，遂以挪移为办法作“陆续接济”。其间的一部分银子便是从“江海关制造项下”[110]截取过来的。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筹款练兵”，江南制造局因之“奉饬裁减局用”。[111]在这些历史记录里，已经成为时务之重心而并未能移入国家财政之重心的制器又成了一种可以被割取的东西。制器本以兵事为中心，而“筹防”和“练兵”之操刀一割，又都在用兵事为理由以挹彼往此。这种悖反写照了兵工业原本有限的空间又在日趋逼仄之中。若以同治年间沪局之一增局用和再增局用作比较，则光绪后期的“裁减局用”已是显然的衰落。

而当“虚声扰动天下”一旦变为兵祸连结，在战场范围之内的兵工业便会由间接的压抑变为直接地摧折。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舰队攻马尾，击毁了中国人的兵船和炮台。其中的一仗曾“以四船排炮力攻”福州船政局，目睹了这个场面的张佩纶当时奏报说：“彼以巨炮环击，船厂间毁。”[112]福州船政局本由法国人为监工造厂造船，并因此自成一种渊源，而此日则被法国舰队立为炮轰的目标，在“环击”之下成了身受重创的东西。其前后之间的对照，便显得分外残酷。比这种受创更进了一层的，还有十年之后规模巨大的旅顺船坞连同周边工厂被战胜的日军占据，以及十六年之后天津机器局因八国联军打入中国而毁废。[113]同时的沪局尽管没有受过炮火的注击，而战事一起，便不能不常在风声鹤唳之中。“中外臣工鉴于福州、旅顺之事，屡经论列”，于是而有过光绪后期的筹议迁厂。[114]这些具体的历史情节说明的是，虽然晚清兵工业以枪炮轮船为产出，但它们自身却不能预期和获得维持生产所需要的长久安全与稳定。因此，在外国人施加的暴力之下，一路里历经辛苦而惨淡经营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事业便很容易被一个一个地打断。

“庚申之变”后的三十多年里，为回应西人而移入的兵工业始终寄托着中国人自强的愿想，并因之而始终以制器为目的之所在和价值之所在。但机器工业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就其为生产方式而言，这种从欧西截取过来的东西原本自有一套法则，然而它们在中国则一开始就被置于政府的督管和经营之中，从而一开始就被置入了另一套法则，并因此而与晚清的社会历史相牵连于种种掣肘之中。而后，以兵事为中心的机器生产便成为一个不完整的经济过程，一个无法归聚的经济过程，一个为外力所压抑的经济过程。

注释

[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2]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11页，岳麓书社1985年。

[3]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944页。

[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0页。

[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页。

[6] 《洋务运动》（五），第11页；《洋务运动》（二），第130页；《洋务运动》（四），第481页。

[7] 《海防档机器局》，第14页。转引自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48页，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专刊（九）。

[8] 《校邠庐抗议》，第50页。

[9] 参见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46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作者原注因资料不全，两个数字皆偏小。

[10]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七，页25。

[11]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53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12]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24页。

[13]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6092页。

[14] 《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80页。

[15] 《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79页。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607—5608页。当日“酌济淮军”，大半用于造枪造炮，是另一成实际上仍归江南制造局支配。

[1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3页。

[18]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8页。

[1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1页。这里所列数字，洋税之外还包括专款。而其中主要部分应是出自洋税。

[20] 《署南洋通商大臣何璟文，附江南制造局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101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七，《上海机器局请奖折》（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六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93、292页；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第798页，岳麓书社1985年。

[21]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607页；《曾国藩全集·书信》七，第5464页。

[22]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542页。此船初名“恬吉”后改“惠吉”。

[23]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86页。除上列八艘轮船外，当日沪局所造还有七艘“小型船只”。

[24] 《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第10563页，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

[2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80页，第380页；《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59页。

[26]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89页，第395—397页，第389页，第399页，第417页；转引自[美]庞百腾著，陈俱译：《沈葆祯评传》第2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87页。

[28] 《沈葆祯评传》，第281页。

[2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18页。

[30]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65页。

[31] 《洋务运动》（五），第374页。

[32] 《左宗棠全集》第四册，第2844页。

[33]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35页，第425页。另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53—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34]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27—430页。

[3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36页，第418页。

[36]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38页。

[37] 《洋务运动》（四），第235页。

[38]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45页。

[39] 《洋务运动》（四），第237页，第241页。

[40] 《洋务运动》（四），第237页。西局的机器一部分委托丁日昌在上海购买。

[41] 参见《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55—56页所引密妥士报告；《洋务运动》（四）第241页。

[42] 《洋务运动》（四），第241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25页。

[43] 《洋务运动》（四）第241页，第246页。

[44]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54—355页。

[4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55页，第356页，第357页，第359页，第361页，第365页。

[46]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70—373页，第367页；《洋务运动》（四），第284—285页。

[4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十三，《机器局报销折》（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48]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九，《机器局奏销折》（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并参见《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89页。

[49]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二，《机器局请奖折》（光绪七年八月初二日）。

[50] “拨济”范围之外的供求，有所谓“划还筹价银”之说，但实际上真能做到的并不多。

[51] 《洋务运动》（四），第457页。

[52] 《洋务运动》（一），第73页。

[53] 《洋务运动》（三），第542—543页。

[54] 《洋务运动》（一），第73页；第40页；第223页。

[55] 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第186—187页，三联书店1998年。

[56] 《洋务运动》（一），第29页。

[5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7页；第370页；第438页；第339页。

[58] 《洋务运动》（四），第190页。

[59] 《薛福成选集》第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60] 《洋务运动》（一），第369页。

[61] 《洋务运动》（一），第71页。

[62]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复黎召民廉访》（光绪七年二月初二日）。

[63] 转引自《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二卷，第1260页。

[6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三，第37页；第42页；卷九十四，第4页。

[65] 《洋务运动》（五）第106页。

[66] 《洋务运动》（三），第545页。

[6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八，《妥筹朝鲜武备折》（光绪六年九月初四日）。

[68]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53页。

[69] 《洋务运动》（五），第120页。

[70] 《洋务运动》（三），第335页。

[7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八，《妥筹朝鲜武备折》（光绪六年九月初四日）。

[72]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七，《筹议天津机器局片》（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7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74]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

[7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四，第十七页。

[76] 《洋务运动》（四），第297页。

[77] 造船的闽局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由具体的历史因果而成特例。

[78] 《洋务运动》（四），第14页。

[79] 《洋务运动》（四），第297—298页；第333页；第352页；第375页。

[80]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59页

[81] 《洋务运动》（一），第228页。

[82]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第（总）1050页，中华书局1958年。

[83] 《洋务运动》（四），第298页。

[84] 《洋务运动》（四），第423页、第431页。

[85] 《洋务运动》（四），第472页。

[86] 《洋务运动》（四），第384页。

[87] 《洋务运动》（八），第466页。

[88] 《洋务运动》（五），第169页。

[89] 《洋务运动》（四），第199页。

[90] 《洋务运动》（五）第215—216页。

[91] 《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67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92] 《张之洞全集》第七册，第5429—5430页。

[93]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523页。

[94] 《洋务运动》（四）第283页。另参见《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91页。

[95] 《美国人在东亚》，第400页。

[96] 《洋务运动》（五）第105—106页。

[97]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十二卷，《复曾相》（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98] 《洋务运动》（一）第26页。

[99] 《洋务运动》（一）第29页。

[100] 《洋务运动》（五），第492页。

[101] 《洋务运动》（三），第526页。

[102]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机器局经费报销折》（光绪九年二月十六日）

[103] 《洋务运动》（二），第429页。

[104] 《洋务运动》（八），第467页。

[105] 《洋务运动》（三），第540页。

[106] 《洋务运动》（三），第608页。

[107] 《洋务运动》（三），第541页。

[108] 《洋务运动》（二），第455页。

[109] 当时沪局、闽局、津局皆议定数十万，宁局常年以十数万为开支，其他机器局多在数万之列。

[110] 《洋务运动》（二），第363页。

[111] 《洋务运动》（四），第147页。

[112] 《涧于集·奏议》卷四，《会奏闽省接仗情形折》（光绪十年七月十三日）。

[113]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61页。

[114] 《洋务运动》（四），第90页。

华洋杂处：夷夏之防崩溃后的中国与西方

借法自强和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一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列国的公使入驻北京，领事各居口岸，以其纵向勾连和横向勾连自成规制章法。他们都是来自西方那个世界的国家代表，他们的责分都在于同中国人的政府作直接的交涉和执着的纠结。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不能用前代的“贡使”与“藩属”相比类的中外交往，又是一种中国人在久拒之后不得不接受的中外交往。而后，作为被交涉和交往的一方，晚清中国的政府体制之中不得不先后蘖生出种种古所未有的机构与职司，以此与西人的规制和章法一面相对应一面相对等。

在这个被动的过程里，原本名目不清的“抚局”[1]蝉蜕而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是道光朝已有的“五口通商大臣”演变的咸同之际的“南洋大臣”，以及咸丰十年（1860）设立的“三口通商大臣”演变为同治九年（1870）的“北洋大臣”。在口岸所在的地方，则由海关道身当中西折冲，以“通省交涉洋务事件，统归关道管理”为职分。[2]这一类新出现的机构和职司以“办理各外国事务”[3]为要旨，在传统政治的吏治民生之外已别成一路。它们因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产生，又因外国人进入中国而越来越膨胀地凸出于当日的时政之中。

在同光两朝里，逸出口岸的洋人纷纷走向内地，随后是远离海岸的地方也须得“办理外国事务”。彼时安徽巡抚裕禄“于安庆省城设立洋务总局”，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太原先后自立“教案局”、“洋务局”，皆同属此类，都是在用全副精神应对“各国使命所历，几徧天下”的无远弗届。[4]于是，在两次民族战争之后，中外之间的呼应和交往遂日积日久地成了洋务中的要目。

当中国人初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日，西方人已经从刚刚缔结的条约里获得了种种谋之既久的利权，就当时西国的孜孜以求而言，其间的重心所系大半都是商业利益。然而条约权益仅仅是一种纸面上的东西，就贸易的本义而言，这种纸面上的权益要转化为实际的商业利益和长远的商业利益，是一个只能在中国实现，并只能借助于中国政府的合作而实现的过程。是以早在英法联军北上的前夕，英国政府已作成“对华政策的备忘录”，思之透彻地说过：

交通的阻隔、财富的减少、工业的摧残，以及一切限制生产和消费力量的灾害是不会不和中华帝国的瓦解和各省的离携偕以俱来的。无论就我国对中国的出口而言，或就我国的茶叶进口而言，这种后果对英国都最为有害，因为一者为收入的渊源，一者为生活必需品。[5]

当日的英国军队已经在中国大打出手并且还在准备大打出手，而以利益计，则英国政府又非常理性地知道，在自己与对手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能用好恶作转移的依存。

比之其他国家，英国所占对华贸易的比重最大，也于此最自觉。因此八年之后，西人正戮力于实现自己的条约权益，而其时的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Alcock，Sir Rutherford）论述中英关系，贯穿于轻重主次之间的仍然是同一个理路：“把中国弄得混乱一团，也许是合乎法国利益的”，因为“它在中国没有现行的或预期中的重大贸易”。然而英国人以通商为大利之所在，期待的不是一个无序的乱世。所以，“对于英国来说，保全中华帝国使其不致瓦解才是最合乎自己利益的。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合乎英国长远利益的”。用这种利益化为道理来作推断，则“要想作到这一点，惟一可行的是宽容政策以及逐渐的改革”。[6]

在相近的时间里，美国政府训令来华使节，说的是“我们到那里去从事于贸易”。[7]以此为明示之辞，其关怀所在和主旨所在也是生意。由此引申，他们同样是在利益化为道理之中。因此，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Seward）在那个时候主张对华“协商和合作”，[8]与英国人阿礼国意中的“宽容政策”显然是同出一个源头。这种“协商”和“宽容”曾被称作“合作政策”，而后来的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则非常准确地视之为“对中国贸易利害关系最切的两个大国，完全从本国自私的立场”推论出来的东西。[9]在19世纪中期的中外交往里，英国是西方世界中的举足轻重者。他们的意愿与美国人合为共鸣，并一度得到了俄国和法国驻华使节的应和，[10]而后，在19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创深痛巨的中国政府和武力致胜的西方政府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各有怀抱的和平与合作。

这种合作开始于内战之中。后期主持太平天国军务的李秀成兵败被俘之后作“自述”，其中多处追叙在苏南与“鬼兵”打仗而一挫再挫的经历，言之极愤。他所说的“鬼兵”便是在上海附近与淮军协同作战的西人兵队。除了这种介入了内战的“鬼兵”之外，同一个时段里还有开始于上海的中外共管海关和西人代收洋税。由此延伸，便产生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里的第十款，其中的要义所在，是“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11]而后，外籍税务司制度遂长久地存在于晚清中国的海关之中而成了不可移易的东西。

与二十多年之前相比，中西都在变化。在这个过程里，西方人称作“合作政策”的含义，中国人的奏折是用“中外相安”来表达的。然而就中国一面而言，“中外相安”始终是与“卧薪尝胆”连在一起的。[12]曾国藩曾非常典型地把这种意思概括为“仇不可忘，志不可懈，衅端不可轻开”。[13]因此在当日的中外交往里，中国人更多的是着眼于“外洋有独擅之利器，而不思自秘其长”的事实。[14]而从这里引出“幸而商贾往来，交际方洽，彼既恃其所长取我之利，我亦即可取其所长以为利于我”[15]之想，则非常明白地说明了中西之间的各有怀抱。在借法与自强连为一体的时代里，中外交往首先会被谋求自强的中国人当作取法和借法的路径。而取法和借法都以法由人传为起点，所以其时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群来自西方的技师、工匠、兵头、文员为中国政府所雇用，进入了中国人正在开始的以自强为意愿的种种新事业之中，从而进入了由这个过程所催生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变迁之中。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奏报江南制造局情形，曾用一段文字特为列述“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16]意存一番赞赏。同他相比，李鸿章督管制造和兵械的时间更久而且所涉更广，因此在他的奏疏里和批牍里，便会更多地见到“洋匠未士科”、“洋匠施德林”、“洋教习英国人施爵尔”、“德国克虏伯厂派来中华照料炮械总兵福合尔”、“电报教习丹国人克纶西”、“管驾利运轮船英国人摩顿”、“德国教习沙尔富”[17]一类异色的名目与来路各不相同的西方人。在这些外国名字的后面，显然还有着许多见不到名字的外国人。与之相类似的，又有先后出现在历任船政大臣章奏之中的“监工贝锦达”、“匠首布爱德”、“洋教习嘉乐尔”、“帮办洋员斯恭塞格”、以及“拉铜洋匠曰赫莫拉”、“洋铁匠曰墨士勃日”、“洋员匠古都阿、苏法热、嘉部勒、克勒涅、河贝顺”[18]等等，他们代表了一群为中国造轮船并且在中国造轮船的西方人。虽说彼时的中外交往里工匠一类都属身在底层与边沿，但在中国人造船造炮的过程中，他们却都是最直接的参预者和最具体的参预者。他们在产出的同时还留下了技艺。因此在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里，这种具体和直接都是不容易被湮灭的东西。

制器之外，同治初年开始于天津，并推广到“南省”的仿西法挑练兵丁，曾经在“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9]的名义下延续多年。为这个过程开先河的天津以洋人作教头，演西式兵操，学洋枪洋炮，主其事的崇厚专门借用“英国总兵斯得弗力”、“英国统教官副将海格”、“总教官葛奈白格里克”[20]以次的各式兵官为提调，由此立为一时样式。随后广东、福建、湖北、山东等地皆先后效法，各聘英国、法国、德国之武弁兵目为军中之教习，[21]引入了许多西方人。其中的异乎寻常，是本在汉口做生意的“英商麦士尼为能”先被请到四川兵营教枪炮，后来随军“援黔”，又在贵州“教习开花洋炮”，并因此而致两地大吏交章请奖，[22]成了同一类人中的阅历丰富者。以后来的历史作比较，这种用西法教练旗兵和营兵的功夫其实并没有达到初时的预想。然而由此形成的一段独特的中外交往，以及众多的中国人在这段交往里变其传闻之知为切近之知的经历，却曾经是当日真实地存在过的历史。练兵发生在战场之外，而在练兵的同时，同治年间的苏南战场上已经有西方人以个体身份直接“投效”淮军，并且一路随营作战。[23]比之借西人的兵头充当教官，显然已是另成一种中外之间的交往方式。在这些场合里，来到中国人中间的大半都是西方的军人。

但其时中国人求自强的事业并不仅止于制器与练兵，因此军人之外还会有文人。北京城里的同文馆以“外国语言文字”为起点，而后深入一层，由“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而推及“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24]在这些道理的引导之下，同光两朝先后共有四十多个外国人成了同文馆里的洋教习。[25]他们中的不少人出自传教士，而传授的则是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天文、医学、兵法、翻译、格物、化学等等，题目都不在教义之内。其中最著名的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不单做过教习和总教习，而且为中国人译出了可以致用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在那个时候，北京同文馆之外，还有广东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后来又有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北洋医治学堂以及台湾西学馆、湖北自强学堂等等，[26]都是沿着“以西士为先导”的宗旨而自期于为中国作育人才的场所。其间用洋人作教习的数目应当会更多。随后，是这一类以文化与知识为本业的西方人日多一日地进入了中外交往之中，与之俱来的，则是他们带入的文化与知识，在逐层累积的过程里，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眼界、思想和社会。

当同文馆开始引进洋教习的时候，更早地雇用了洋员的中国海关，正在被一步步地移到洋员的管理之下。相比于制器、练兵和同文馆、广方言馆延请来的工匠、兵头与教习之各处客位，海关雇用的洋员则从一开始就身在中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之内，并由此而成了可以直接运用国家权力的外国人—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外交往里，他们也由此而成了非常独特的外国人。由于洋员的管理是一种西式管理，所以曾导致了中国海关制度脱胎换骨的变化。时人论之曰：“及赫德为总税务司，将任用税务司之权归于总税务司，监督不能去取。各口监督又因随时换任，情形不熟，多有将税务事宜专委之于税务司者，因而各口税务司之权日重。洋商但知有税务司，而不知有监督矣。”[27]这些话从海关监督与税务司之间的此消彼长着眼，以雇来的西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坐大为异样，其不能受用是非常明白的。但在同一个过程里，脱胎换骨的变化又筑成了一种富有效率的海关制度，并因之而能够以其增长的关税，年复一年地为中国政府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而使国家“岁入之项，转以洋税、厘金为大宗”。[28]比之由文字作表达的非议，用银子计量的洋税化为岁入显然会更有说服力。所以，这种西式的海关制度最终融入了晚清国家制度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且随着一个一个增设的新关从沿海沿江一路直入，被带到了内地和边城。

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受雇用的洋人在数量上不断地增多。在这个过程里，作为个人的海关洋员会与中国人相互往还于洋务和时务之中，由相识而相熟，其中还会有沿着这种往还更深一层地进入中国人的世界者。例如，本是浙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日意格后来随左宗棠入闽，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筹建人和船政局里的“监督”。在他之后，还有供职于总税务司的美国人马士（Morse，Hosea Ballou）受李鸿章指派入轮船招商局，在两年时间里“协助总、会办处理外务，包括该局的外籍雇员和与该局有联系的洋行”。[29]同海关税务相比，福州船政局和轮船招商局里的事，都更直接地连结着中国人意中的自强和富强。因此，在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眼里，日意格与马士显然都是可以另眼相看的外国人。然而，就日意格和马士而言，他们之能够与中国人的洋务由远而近地深入其中，却是以海关为源头而一脉衍生过来的。在海关之外，当日还有美国驻天津的副领事毕德格（Pethick，William N.）受聘作李鸿章的翻译和顾问。[30]从领事馆一步走到北洋大臣的幕府，其间越过的距离无疑比日意格和马士又要更大一些。

因为有了这些和平地走入了中国事务之中的西方人，以及他们为中国人所做的示范，咸同之间士大夫笔下被称作“夷智”和“西法”的那种模糊而缺乏确定性的东西，才会一点一点地变得具体，并因其具体而成为可以区分和把握的东西。所以，这些外国人虽然非我族类，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则是被委用者和被器重者，其中的一部分人还被中国士人称作“西儒”，器重之外，又多了一层敬重的意思。当这种被委用和被器重移入了疆吏的奏议和朝旨的褒奖之后，便产生了成批拥有中国官衔和顶戴的西洋人。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奏请“将英国人马格里赏给三品顶戴”，说是该兵官“仿造西洋火器”能致远而摧坚，“厥功甚伟”。二年之后，又因其“制造益精”，再请“将三品顶戴马格里赏加道员虚衔”。[31]有此一赏再赏，马格里遂最早地成了由制器一途获得功名的西方人。而同治七年（1868），鄂抚郭伯荫请旨“奖叙”在湖北“教练先锋营及汉阳协营洋枪炮队”的法国人“马定”、“巴尔伯”等“十一员”，分别赏给“参将衔”、“都司衔”、“守备衔”，也是事属同类。他们获得功名是因为“在楚教练辛勤”。[32]至光绪年间奕劻“保奏”同文馆里的洋教习，身任总教习的丁韪良遂以“资格最深，馆课亦能勤慎”而得“三品衔”。[33]在三十多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与洋务相关涉的西人多，因洋务得顶戴的西人也多。于是“正一品衔闽厂监督日意格”、“总监工达士博著赏加三品衔”、[34]“四品衔英弁葛雷森”、[35]“德国副将哈孙克赖乏”、[36]四品衔“同文馆化学教习毕利干”、[37]“副监督德克碑著赏戴花翎”[38]等等，便成了那个时候常常可以看到的指述和指称。其间还有过“四品花翎德商福克”这样不能归类的名目，由商人而得顶戴，则显然是出自当日中西之间的军火生意。[39]

曾经多次为闽局里的外国人请奖叙的沈葆桢奏论曰：“西人虽惟利是视，然皆以得天朝锡命为荣。”[40]所以，三品衔、四品衔和蓝翎、花翎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左宗棠在一封信里也曾说过同样的意思，而引用的则是真人真事：“布国嗲哩屺前奉恩旨赏给四品蓝翎，奉到行知时，大张贺筵”，而后是一个人的兴奋化为许多人的兴奋，“各国官商均来道贺，计数十席”。[41]自西方人一面而言，能使许多人兴奋的东西总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19世纪中叶以后，外国人在中国得到的那些官衔顶戴便成了一种富有历史内容的物事，在三品衔、四品衔和蓝翎、花翎的五光十色之间，折射出来的正是彼时中外交往里曾经有过的种种情态和联结。

二

众多的西方人因被雇用而与中国的人和事发生了联结，但作为具体的个人，他们之间又常常显得非常不同。沈葆桢作船政大臣之日，已熟知闽局的洋员里“负气凌人”者与“实心实力”者各成一类。[42]后来张荫桓记叙在天津做教习的德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纵酒任性，至于讹赖”，然后以“徒采虚声之无益”为叹。[43]“凌人”、“任性”、“讹赖”当然都不会讨人喜欢。而其中最出格的，要算英国人李泰国。他以总税务司的身份受总理衙门之托到欧洲购买船炮，结果是船炮之外，一同从欧洲带回来的还有不容易调度和节制的“英国总兵阿思本”，以及以他为“总统”的六百余名操船操炮的“弁兵”。其间，李泰国以一己之独断“代中国与阿思本立有合同十三条”，皆以李泰国指挥阿思本为要旨。[44]这些不在料想之中的东西造成了一种被奕比作“太阿倒持”的局面。于是，中国人所要的船遂成了当时人笔下的“李泰国霸踞之船”。[45]此事最后由中国一方的破财以“撤退轮船”为了结，而李泰国也因其“狂妄”、“桀骜”、“刁诈”和“野性难驯”而换来中国人意在“驱逐”的“革退”，[46]并就此退出了中外之间的交往。

在当日与中国人共事的西方人里，李泰国的出格和独断都是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居高临下和傲兀自用。他“一味过分地依仗英国公使，动不动就用公使不高兴来吓唬他们（总署官员）。他对他们说，他丝毫也不相信他们，而同时又要求他们完全信任他—毫不置疑地信任他”。[47]他接受了中国的职事和俸禄，但在精神上又始终与中国人的世界相隔窎远而不屑沟通。两者之间的不相榫合，使他最终不能不成了一个失败者。但李泰国之外，在三十多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还有过被中国人称作“勤劳懋著”[48]的西方人。以中国文化作背景，则“勤劳懋著”不仅评估了这些洋员的技艺，而且评估了这些洋员的德性。他们不同于李泰国的地方，在于用心和敬业，以及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其中的一部分人并由此而深度地卷入了中国人的利害和中国人的事务之中。同治六年（1867），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Anson）为接受中国政府的委用而向美国政府辞职，成了奉旨出使“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49]正是这样一种自愿的卷入。在此后的二年多时间里，他领着使团先到美国、后到英国，再到法国、德国、北欧诸国和俄国，一路远行，一路演说，用热切而且浪漫的乐观主义对北美和欧洲的听众宣述“这个伟大民族”正在发生的进步，并向整个西方世界呼唤对于中国的“公平合理”。[50]这些描述中国的演说未必都有细节上十足的准确性，但由此表达的热情和善意则是明白可见的。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来说，后者能够消融另一个世界里的人远看中国不知不识而造成的偏狭，无疑是一种更难得的东西。在这段历聘欧美的过程里，蒲安臣曾代表中国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51]并与英国政府达成了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谅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奏告里曾总括而谓之“与中外一切交涉事件，颇为有益”。[52]

在中国人累受重创的经验里，蒲安臣做到了一个使臣不容易做到的事，因此当他最后染肺炎病故于彼得堡之时，朝旨举其“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引为“殊堪悯恻”。[53]虽说帝王的褒扬本来各依程式，但这些话里应当不会没有一点感动。蒲安臣是一个美国人，因此当他“为我国（美国）和文明的利益计”[54]而向美国政府请辞公使之职的时候，其心中用来作判断的价值观念之中，显然地有着一种深远的美国意识和自觉的美国意识。但他又以“遇有各国不平之事”自“必十分出力”[55]立心愿而为中国出使，并以其“不辞劳瘁”表现了一时共睹的诚意和努力。他身在两者之间而以沟通两者为职志和事业，并面对一个缺乏公平合理的世界而执着于以“公平合理”为中西交往的理想。所以，虽然这一场历聘欧美之行并没有改变中西之间已有的格局，但作为一个致力于传播沟通的人物，在美国人的眼里，蒲安臣是一个杰出的人；[56]在中国人的眼里，蒲安臣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人。

以蒲安臣比李泰国，则显见得西方文化生成的个人各有面相而品类悬殊，由此反照出来的正是西方那个世界里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六年后，马格里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由造炮一行改做公使馆里的参赞，也成了从事“中外交涉事务”的外国人。在郭嵩焘的记述里，他是一个常常跟在身后走来走去的人。跟了走说明有用，所以此后三十年里他一直在伦敦做中国使馆的参赞。直到20世纪初年，汪大燮出使英国之日追叙在他之前历任中英交涉之职者，犹以为“英馆数十年来之使者”，大率皆“专靠洋员马格里一人”，并举“马去春病时，尚须派人就马枕边请其口述之，而后能行文”为例，以说明马格里虽是“洋员”，实一身常系馆事之重。[57]

继马格里之后，还有美国人麦嘉缔（McCartee，Divie Bethune）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的参赞，法国人雷乐石（Rocher，Louis）出任中国驻英、法公使馆的参赞，美国人科士达（Foster，John Watson）出任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的谘议，挪威人佘德（Schjǒth，Fredrik）出任中国驻挪威的总领事，以及俄国人柯乐德（Grot，Victor von）和美国人杜德维（Drew，Edward Bangs）分别以参赞和随员的身份随李鸿章出使，[58]等等。这些人大半都不能算作各有声光，但作为身入出使之列的外国人，在当日的中外交往里，他们已不仅是受中国的雇用，而且在做中国的代表。就这个意义而言，相比于技师、工匠、兵头、教习之各以器物和知识为专业范围，他们一定会更直接而且更深入地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之中。

与这些做了中国政府雇员的西方人相比，法国人毕乃尔自同治初年投效淮军之后，由教练枪炮而管带洋炮营，五年之间以军功自见，次第得花翎、“法什尚阿巴图鲁”名号和记名总兵。而后“愿隶版图”，不再做法国人而改做中国人，“庶冀世世子孙长为圣朝赤子”。李鸿章奏报朝廷为之请命，历叙毕乃尔“仓猝遇合，投袂从戎”的始末，称其“向慕华风，实出至诚不贰”，力主应其所请，以“坚其毕生效命之忱”。遂使一个来自西国的彼族落籍于安徽合肥而得“归依圣朝”。[59]这种事不会多见，但作为真实的故事，这种事又为当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曾经有过的具体情节。

三

然而，西方人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同时是一种外来人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比之清代早期历史中钦天监里的汤若望和行走于内廷作供奉的郎世宁之畴，这个时候聘来的西人则全不相侔而另成一类。他们在被雇用的同时，又会自觉地用自己的眼界、意见、推理和判断一节一节地影响雇用者，并由此造成一种累积的变化。其中像赫德那样一身掌管中国的海关税务四十多年的人物，便在四十多年里常常要与枢府中的大佬和疆吏里的强人相往还，并以种种事关军国的题目作进讲而引出庙堂议论的群鸣和回响。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他曾因此而被称作中国政府“几乎不可或缺的顾问”。[60]

作为一个英国人，赫德之能够长久地影响当权的中国人，是因为他用独裁的办法管海关税务，具体地因之而醒目地演示了，洋税的年收入总额在他手里由8556476库平两增加到34968046库平两的过程。[61]这些数目字与赫德连在一起，而与这些数目字连在一起的，则是数十年里持久地用洋税来支撑的“边防经费”、“筹备饷需”、“海防经费”、“造船经费”、“军备制造经费”、“各省协饷”、“淮军协饷”，以及“还神机营怡和借款”、“还郑工借款”、“解拨皇室经费”、“解拨内务府经费”、“解拨陵工经费”、“解拨江南织造经费”等等“国用”。[62]在一个财政窘迫的时代里，洋税为朝廷维持了从国防、兵工到内廷与河工的庞大开支，从而为朝廷维持了一种可以延续的国家治理。所以，洋税的可靠便非常自然地会在总署的意中转化为赫德的可靠。而后是海关的总税务司与当权的中国人越走越近。

用文字作实录，在赫德的日记里便多见“今日去总理衙门”；“整个下午均在总理衙门”；“去总理衙门，见到亲王也在该处”；“昨日在总理衙门进早餐”；“一点钟时被召去总理衙门”，[63]还有“文祥今日午间叫我去”；“应文祥召往，中午董恂来访”；“宝鋆和徐继畬日前来访”[64]等等，记述的都是与总署里的达官互相对话和一起共事的情节。在这种越走越近的往来里，本以海关税务为职业范围的赫德便常常要越界，用自己的见识与主张为中国人办洋务，并因之而广泛地牵动和影响同光两朝的财政、外债、海防、外交、海军、邮政、教育、铁路、币制，以及器械的采购和洋员的引入。当时人谓之“阴持朝议，显绾邦交”，“阴”和“显”说的都是一种由越界而获得的牵动力和影响力。[65]但作为一个出自基督教世界的外来人，为中国人办洋务而致一身广涉多端，牵动八方的过程，同时又会是一个缠绕于种种矛盾之中的过程。光绪二年（1876）初，翁同龢在日记里评说十个外国人，而以“威妥吗最况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66]为总结之辞。虽然其时赫德做的是中国官，但以种族分彼己，在翁同龢心里仍然是和英国公使归为一类的。与恭亲王和文祥之借重赫德比，翁同龢表达的是一种猜度和疑虑。同一年，郭嵩焘奉旨出使，在临行之前的觐见中与西太后作问答，也有一段话专门说到这个题目：“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67]其评说与翁同龢的不谋而合的，都是把赫德等同于英国，并以此猜度和疑虑他在中英之间的损此益彼和心不可测。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是一种容易引发共鸣的推论，所以，前后数十年之间，赫德的主张曾不时地受到身为疆吏的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的排抵。[68]除了是个“彼族”之外，还因为赫德的主张常常以弱枝强干和内重外轻为立场，从而常常想要改变十多年内战所造成的国家权力下移的既成之局。他卷入得太深，所以疆吏大半都不喜欢他。

对于赫德来说，身在中西各立界限之日而由此及彼，这种中国人的不喜欢仅是重重扞格里的一面，与之同时存在并且相互对映的，还有西方人的不喜欢。六十年代末期的《北华捷报》曾以“非常带有贬意”的用心评论赫德，深信“他的感情已完全是中国式的，和中国人一模一样了”。这一类报章文字代表的是“通商口岸商人们的尖锐批评”。[69]而文字之外还有诉讼，曾使他作为一个中国官员与英国人交涉争执，至少三次当过英国法庭里的被告和原告。[70]而比这种因商人和商务而起的官司更深一层的扞格，则是“马嘉理案”引发中英外交冲突之际，赫德曾受托协助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议约于烟台，而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利益化作不同的是非之界和激烈的口舌之辨，直接地导致了英国人赫德和英国公使威妥玛之间私人关系的恶化，于是英国公使也不喜欢赫德。[71]而排比年份时序，则威妥玛恼怒赫德之日，也正是郭嵩焘非议赫德之日。这种中国人的不喜欢和西方人的不喜欢交集于一人一身，构成了一个外来人为中国办洋务特有的复杂和矛盾。

然而，这一类矛盾犹属被动的和外在的，与之同样真实的，还有发生于为中国办洋务的外来人精神世界里的扞格—这种扞格是内在的，因此常常要自己面对自己。作为英国人，赫德在四十多年的总税务司生涯里一直清醒地把自己看成“身受俸禄”的“中国政府的臣仆”，[72]而且用心于从中国人身上“学会如何按中国的方式行事和参与中国的公事议论”。这个过程使他能够比同时的其他西方人更切入地理解中国文明，并从中文频频出现而西人普遍憎恶的“体制”一词中读出“国家的尊严“的含义，并常常自我归类为“站在中国一方”。[73]由此形成的精神联系里既有理性，也有情感，因此，当他在同治五年（1866）请假回国之际，日记中写的是：“全部行李装上马车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回家去，我喉哽眼湿，一时觉得难以再见到（同文馆里的）学生，同他们告别了。”[74]后来的历史学家把赫德身上的这一面称作“中国化”。[75]

但“中国化”了的赫德又始终维系着一种守护英国利益的自觉。他在为中国政府作“臣仆”的时候，曾自述“我现在执行的，只是1861年英国外交部付托给我的任务”，其要义所归的“使中国强起来足以保卫自己”，[76]正直接地联结着“合作政策”下的英国利益。英国利益是一种狭隘的利益，因此，身任总税务司的赫德常常要在中国人的地域里和事务中，提防“反英”的俄国和法国，[77]提防后起的“德国势力和权益”，以及“为了她（英国）的资本，她的子孙，为了威望，为了稳住自己，防备所有的外来者”。[78]总括而言之，是“我们主持的工作，虽然叫做海关，但其范围很广，目的是尽可能在各方面为中国做些有益的工作；它确是改革各地海关管理制度以及改革中国一切生产事业的一个适当的核心组织，而最关重要的是它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里”。[79]然则“为中国做些有益的工作”，其程度和限度又都以英国的利益为尺度。在赫德为中国人办洋务的过程里，这些都会成为他用来影响和导引中国人的取向。是以李鸿章晚年使俄而赫德引为深忧，他所担心的是“中国将要在各方面经常跟着俄国走”。[80]与他身上的“中国化”相比，这些显然都是另外一面。

四十多年之间，赫德身上的这两面构成了他精神世界里的中国意识和英国意识。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四十多年之间赫德又在年复一年地带着这两种东西劳劳碌碌，自以为在致力于“同时保护中国和英国的利益”，[81]并因之而跌宕起伏。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光绪二十三年（1898），他与翁同龢对话论时局，曾言之苍凉地说：

四十余年食毛践土，极思助中国自强，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大约疑我不实不公耳。今中国危矣，虽欲言，无可言矣。即如日本偿款，当时我献策，将海关洋税全扣，每年二千万，十年可了，而张大人驳我。我又献策，我可借银子五千万磅，除还日本外尚余一千……百磅，中国可办他事，而俄法出而担借以挠我。试观今日还债两倍于本，较吾策孰失孰得耶？

又说：

我再作旁观末论呈阅，我亦知中国万不能行，特尽我心耳。

他的话里仍然有着对于法国和俄国的排拒。但他总论“四十余年”里自己“极思助中国自强”的往事与心路，则因其真实性而具有感染力。遂能使多年之前以“狡桀”称赫德的翁同龢为之枨触，把这些话都写入当天的日记之中，并特为注明其“语极沉痛”。[82]这是一个外国人为中国而沉痛，所以赫德打动了翁同龢。

赫德流露的苍凉和沉痛以及他一身所系的复杂和矛盾，具体而且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外来人在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的过程里变成了局中人。赫德之外，还有在同文馆里做了二十五年总教习的丁韪良，为江南制造局和海关译书三百九十余部的林乐知（Allen，Young John），既办学又译书的傅兰雅（Fryer，John），以及虽然不在雇用之列，而以赈济、编报、办学、游说与士大夫相交往的李提摩太（Richard，Timothy）等等。他们同赫德一样，一生中的四十多年或五十多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也同赫德一样，大半都有过各自的苍凉、沉痛与复杂、矛盾。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外交往里，这些人促成了中国的改变，同时其自身也在为中国所改变。因此，他们的个人历史便成了近代中国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中的一部分。

注释

[1]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二〇。

[2] 《钦定大清会典》卷一百，第四页，光绪戊申十一月，商务印书馆印。

[3] 《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346页。

[4] 《洋务运动》（一），第323页；《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71页；《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总）2274页。

[5] 《英国使馆来文》卷34，1857年4月3日（国务院），转引自《美国人在东亚》第195—196页。

[6] “外交部档案原稿”，第17组，第572卷，阿礼国致史丹雷1868年1月1日之密件。转引自《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57页。

[7] 《美国人在东亚》，第251页。

[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25页。

[9] 《美国人在东亚》，第196页。

[10] 参见芮玛丽《同治中兴》，第4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25页。

[1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18页。

[12] 《洋务运动》，五，第11页。

[13] 《洋务运动》，三，第609页。

[14] 《洋务运动》，一，第96页。

[15]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4页。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6093页。

[17] 《洋务运动》，四，第128、141、265、278—279、283页。

[18] 《洋务运动》，五，第68、181、205、208、212页。

[19] 《洋务运动》，三，第441页。

[20] 《洋务运动》，三，第446、458页。

[21] 《洋务运动》，三，第464—465、478、482、492、507页。

[22] 《洋务运动》，三，第498、500、516页。

[23] 与之相似的，是西方人和太平军之间也发生过同样的事。

[24] 《洋务运动》，二，第7、23—24页。

[25] 《洋务运动》，二，第94—98页。

[26]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236、274、372、485、490、304、317页。

[2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一，第22页。

[28]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六，《进呈解办年例汇奏会计出入黄册疏》。

[29] 《马士致李鸿章》，1886年12月1日。转引自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第1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30] 《美国人在东亚》，第473页；《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3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3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马格里请赏三品顶戴片》（同治三年九月初三日）；卷十《马格里请加道衔片》（同治五年八月二十日）。

[32] 《洋务运动》，三，第494—495页。

[33] 《洋务运动》，二，第65页。

[34] 《洋务运动》，五，第187、71页。

[35] 《洋务运动》，二，第461页。

[36] 《洋务运动》，三，第37页。

[37] 《洋务运动》，二，第65页。

[38] 《洋务运动》，五，第71页。

[39] 《洋务运动》，二，第542页。

[40] 《洋务运动》，五，第69页。

[41] 《洋务运动》，三，第605页。

[42] 《洋务运动》，五，第68页。

[43] 《张荫桓日记》，第40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44] 《洋务运动》，二，第255页；《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一），第158—159页，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收李泰国面递李阿合同。

[45] 《洋务运动》，二，第254、269页。

[46] 《洋务运动》，二，第258、271、257页。

[47] 《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第363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

[48] 《洋务运动》，三，第495页。

[49]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211页。

[50]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212—213页；《美国人在东亚》，第329页。

[51] 《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八款》。见《美国人在东亚》，第313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214页。

[5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九，第14—15页；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称之为“可谓平等条约”。（上册，第1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5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二，第十页。

[54] 《美国人在东亚》，第313页。

[5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第八页。

[56] 《美国人在东亚》，第313、329页。

[57]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8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58]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298、414、150、427、182、116页。

[59]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毕乃尔隶籍合肥片》（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60] 《赫德日记—步入清廷仕途》，第416页。

[61] 汤象龙编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第69、74页，中华书局1992年。前一个数字取自赫德接任总税务司的1863年，后一个数字取自赫德实际上离开了中国海关的1906年。

[62] 《中国的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目录2—3页。

[63] 《赫德日记—步入清廷仕途》，第410页。

[64] 《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390、431、441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

[65] 《陈炽集》，第96页，中华书局1997年。

[66]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182页，中华书局1993年。威妥吗即威妥玛，原文如此。

[67]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68] 《洋务运动》，一，第17页；《《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论海防》（光绪五年八月十八日）；《总税务司在北京》，第1432页，转引自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308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69] 《赫德日记—步入清廷仕途》，第420页。

[70]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56页；《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215页。

[71] 《中国海关密档》，第一卷，第434页，中华书局1990年。

[7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484页。

[73] 《赫德日记—步入清廷仕途》，第419、322、419—420页。

[74] 《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474页。

[75] 《赫德日记—步入清廷仕途》，第419页。

[76] 《总税务司在北京》，第1414页，转引自《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308页。

[77]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七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208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78] 《总税务司在北京》，第551、179页分别转引自《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290、292—293页。

[79] 1885年8月26日赫德致英外相信，见《中国海关关于总税务司起源、发展及活动文件集》卷6，第543页。转引自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第14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80] 《总税务司在北京》，第1067页，转引自《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275页。

[81] 《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11—212页，转引自《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188页。

[82]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3082页，中华书局1998年。

条约制度：西方世界与晚清中国之间的改造与被改造

一

当西方的政府与使节以“协商和合作”为方式同中国人交往的时候，“协商”和“合作”都是以条约为前提的。由西方看中国，其全神贯注皆在于“要求（中国）中央政府有责任履行各项条约”。[1]而由此带来的，正是一个比战争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过程。

咸丰十年（1860）岁末，英法联军之役初息，奕已作奏议专门论说“办理外国事务”[2]—他以这种新立的名词表述了刚刚萌生的外交意识。但作为一种既有的事实，存在于中国人初生的外交意识四周，并已经为初生的外交意识预设了历史起点的，则是两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已经留下的一连串条约。它们都与“外国事务”连结在一起，因此“办理外国事务”便不能不从一开始就直面西方人全神贯注的“履行条约”。

然而，对于中国人初生的外交意识来说，这些既存的条约又是一种榫接起来的桎梏和编连而成的网罩。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精刻的英国人藉“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为由头，从懵懂的中国人手里取得了“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3]一款，之后，是法国、美国以及瑞典、挪威踵而效之，遂使一国之所得同时化为各国之共有成了中外关系里无须论证的法则。薛福成后来说：“西人始来不过一二国，中国不知其牵率而至者，如是其众也。”[4]这显然是一种以后来说从前的扼腕追叹。

自咸同之交开始，这种“一体均沾”已构成了西方列国对华利益的深度一致。虽说欧西的国家和国家之间惯于因利而分因利而合，并久以纵横捭阖为能事，但对华利益的这种深度一致，却使正在纵横捭阖里角智角力的国家与国家，可以在远离欧西的地方联起手来，以其互相呼应和互相牵连纠结为一个共同对付中国人的整体。同治九年（1870），天津发生教案，美国公使镂斐迪（Low，Frederick Ferdinand）致函国务卿，主张“联合行动，要求其他外国代表一齐给法国代办一臂之助，这将使优柔寡断的软弱的中国政府对其臣民采取断然的方针”。[5]这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一种共同对付中国的自觉。因此，后来的历史记述评论“一体均沾”之下中西对比的悬殊，曾把条约关系里的中国看作“独力周旋，来和列国全体联合的阵容相争衡，只要它的最无所忌惮的敌方一计得逞，则所有各国便同沾其利”。[6]显见得条约关系里的优势始终是单面的，所以条约关系里的重心也始终是单面的。道咸两朝的历史留下了一种单面的定势，于是，后来的中国人在“办理外国事务”中“履行条约”，便只能从这里开始，又只能沿这里走下去。

从这种“列国全体联合的阵容”朝下看，则是成千上万由此派生而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西方人。他们更可怕。当外国人从中国人手里取得了“一体均沾”的时候，他们同时也以“中西律法迥殊”为理由[7]，从中国人手里取得了“被控犯罪的外国人应当由他们本国的官员用他们的本国法律来审判”的权利。[8]对于当日的大清律来说，这种被称作领事裁判权的东西是一道用作隔离的屏障，因此，后来美国国务卿叭嘎（T.F.Bayard）说，“在华美国人的权利，靠的是条约的特殊规定的保障，而不是该国的通行法律”。[9]然而，受条约“保障”的外国人常常会在中国横冲直撞，做出种种需要管束和制裁的事来。五十年代的美国外交官马沙利（Marshall，Humphrey）曾在报告中说：“目前在这个口岸（上海），岸上至少有一百五十名水手，其中各国人都有，他们不分昼夜，跑进中国县城去喝酒，滋事，闹得鸡犬不宁”，并且非常嚣张地“胆敢玩视一切法律”。[10]他说的是上岸的水手，这些人在西欧和北美也是以粗野悍暴为特征的群类，在中国这样用条约隔开了法律的地方，遂更多了作恶的自由和自在。与这种原本不惯守法的群类比，稍后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则在报告中叙述了生意人的无法无天：

许多成群结伙而又不受任何有效制裁的各种国籍的外国人的下流品质，实在是一种公共的祸患。他们和比较诚实的人们争夺商业地盘，并且把往来通商的特权变成为作弊逞凶的手段。在这肆行无忌的勾当上，既不因怀惧他们的本国政府而有所敛迹，又在很大的程度上讬庇于条约而不受地方当局的管辖，中国人固然是首当其冲、受害最大的人，然而决不是惟一的受害者，没有一个欧洲大家庭中的政府或国家在声名上不受玷辱。[11]

像这一类生意人在中国的“作弊逞凶”，大半应当不是他们在自己国家里的本相，而是治外法权“保障”下脱出了法度和规矩的结果。条约权利提供了一种环境，使逐利的西方人在中国更容易显出人性中的恶。因此，至六十年代，美国公使蒲安臣致书国务卿西华德，已直言“我们的国旗曾经被用来掩护所有在中国的流氓”。[12]在他的笔下，“流氓”一词显然是不分职业地总括了各类具有“下流品质”的美国人。这些文字都出自当日西方来华的外交官之手，其间流露的恼怒，一面表现了权利之争以外尚存的个人良心，一面又非常明白地说明了治外法权实际上治不了来华的外国人。更多握有裁判权的领事则不会把个人的良心牵到条约权利中来，并且身在异国，“出自领事法庭的判决，则几乎无法予以强制执行”。[13]所以，西人因“托庇于条约”而能跳出中西两种法网的事，便成为那个时候的常态。

咸丰末年，王韬居上海，其日记中已有西人“纠众斗殴”致“戕人命者”，而领事“含糊了事，地方官文移往还，置之不理”的记述。[14]至光绪中期薛福成于此熟视既久之后，曾举命案为例概论之曰：“今即以人命论，华人犯法，必议抵偿，议抚恤，无有能幸免者；洋人犯法，从无抵偿之事，洋官又必多方庇护，纵之回国，是不特轻法所未施，而直无法以治之矣。”[15]在这些中国的法网和西方的法网都罩不住的外国人里，便一定会一茬一茬地产生出顾盛（Cushing，Caleb）所说的“肆其卑鄙的贪婪之心和强横破坏一切人、神法律为能事”[16]者。随后是与商业活动相牵连的走私、抗税、欺诈、贩运人口、海上劫掠、私开口岸，以及窜入内地武装挖矿等等，都曾是种种离不开霸蛮和暴力的生意。[17]而同他们相遇的中国人却常常会因此而陷入匪夷所思的横劫和祸殃。一则记载说，同治六年（1867）“美商运货来沪，遭风滞于沙，不能动”，乃雇民船为转运，并“言定每人日给银两圆”。此后，船民一路辛苦，往返十余日始竣事。“迨向索工资，则尽缚其十六人送沪道，谓系海贼抢劫者。”这件事最后由于丁日昌的干预而得到昭雪，但十六人中的一人已死于缧绁之下了。[18]中国人以人情物理对“美商”，而“美商”对中国人，则用意和手段皆出人情物理之外。这一类越出了人情物理之外的丧心狂病，正是对于“强横破坏一切人、神法律”的一种具体诠释。

治外法权使中国人的法律不得不在中国的地域里为西方人让出一片空间，但在同一个时间里，是领事握有的裁判权又在把西方的法律带到了中国的地域里。而后出现的两种司法权的并存，便使外国人的法律和法权畸态地变成了中国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后来的西方人评论中西关系的历史，曾说“领事裁判权在某种程度上，一如巴麦尊勋爵在一八三九年似乎承认过的那样，乃是领土永久占有的一个替代物”。[19]而条约中的治外法权，虽是一种用文字规定了范围的权力，但在西人的手里却是实际上可以被滥用，并且在不断被滥用的东西。

咸丰年间宁波的地方官已习见“凡作夷馆通司与服役夷馆之奸民，靡不藉夷势以挟制衙门；而本地无赖，又每每勾引若辈以鱼肉平民”之事，并常常会因拘治这些犯了法的“通司”、“无赖”之类而引出领事官的直接干预和当面叱咤。其间因极端而出格的例子，是把中国人划到了外国人里，然后责问说：“我国通司，县中敢管押乎？”[20]“通司”与西人相联结，因此“通司”也为西人的条约权利所庇护。在这种场面里和逻辑里，治外法权已成了没有界限，而意之所至大小由之的东西。所以，彼时与西人往来联结的还有买办，于是买办也可以借用西人的条约权利。同治末年的一个来华的外国人曾记述说，买办若是因债务受中国商人之控告，他们的“洋东家就跑到领事那里求他写信给当地政府”。有此强为撑持，遂使买办“越发无法无天”，以至于“即使把他们传到官吏面前，他们也不折服”。[21]与此同时是不在西人庇护之下，另一方中国人便没有地方可以讲道理了。这些事实的一见再见，一定会冲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使善恶无序；冲击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使是非无序。而通司和买办之外，牵涉更广，从而冲击更深的，则是传教的西方人引条约权利把教民从中国人里圈出来。光绪十七年（1891），驻北京的“各外国代表”联合照会总理衙门，指责中国口岸和内地纷纷排外，其重心之一便是，“按照条约，每一个中国人可以自由信奉、学习或传播基督教”而不得“加以干扰凌虐”。[22]这些文字出自“各外国代表”，而代表的却是归依了西教的中国人，其主客之间和中外之间的不相对称是非常明白的。在这种不相对称里，曾被宁波“夷馆”中的领事用于“通司”的那种逻辑，便一定会远伸到四面八方，使治外法权因滥用而模糊，在外延上包进了所有信教的中国人。而后是外交官和传教士一次一次演示了引条约权利抗中国法律的实例，致信教的中国人以“奉教人不怕官管”[23]为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与之相映的是奏议里说的，教民“或因讼事上堂，立而不跪，即有理曲之处，地方官不敢加刑”。[24]显然是地方官也弄不清教民是不是还能用王法来治理。

这种“通司”、买办和信教的中国人都可以借治外法权而别成一类的局面，说明了西方人已把中国人的一部分划入了自己保护的范围之内。然则，中国的法律不仅管制不了外国人，而且也管制不了全部的中国人。但以“和约所载，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25]作对照，则西方人在条约名义下的行事和主张显见得是以不受条约束缚为前提的。他们始终在用条约表达和实现单面的意志，就条约的本义而言，单面的意志恰恰是一种悖逆了条约精神的意志，而中国政府本有的司法权却因此而不得不蜷缩，由一种完整的权力变成了不完整的权力，由一种普遍的权力变成了局限的权力。

当治外法权被西人在滥用的时候，由条约规定的子口税也在西方人手里变作可以滥用的东西。与中国商人相比，当日的外国商人“在口岸完纳了固定而又较轻的子口半税后把货品运至目的地，就可以免纳较重的内地税”。[26]这种逼出来的条约特权，时论称为“格外通融之法，体恤洋商，已无微不至”。[27]然而子口税和“内地税”既已形成差额，则对于无须交内地税的外国商人和必须交内地税的中国商人来说，差额都成了物利之所在。而后是子口税单在“日见滥用”中变作“中外商人之间的一项交易品”。同治中叶宁波海关的报告说：“外商每月为几千件棉花请领子口单，每件棉花取费5角，华商尚求之不得，因为他们能够藉以逃避许多地方税课。”同时的上海、福州、九江、宜昌、汉口，中外商人之间都在从事这样的交易。旁观的西人说：“那些靠说谎为生，靠作伪谋利的人们，以货物所有者名义为华商申请子口税单，从而得到一笔小款作为报酬。”但小款之累积自能变成厚利，所以这样的生意才一直做得下去。后来的记述，已是说“彼领事衙门及洋行，转可收费每张四五元不等”，[28]显然是税单越来越值钱了。因此光绪前期英国驻汉口领事报告商务，曾总计说，当地专门以出售子口税单为业的洋行就有六家，以规模而论也算是一种大生意了。[29]而在中国人一面则是，“华商之巧者，不免与洋商狼狈相倚，诪张为幻”，终致“华商之守分者不能获利，多依附洋人而变为奸商”。[30]

在这种以欺诈为生意的过程里，原来被看作“格外通融之法”的子口税经洋人的滥用和操弄而面目全非，已经从数量有限的东西变成了大量制作的东西。当这种买来的子口税单带着大批假洋货绕过了地方税之后，地方的财政收入便应声而落。光绪元年（1875），两江总督刘坤一说：“自有洋票以来，中国奸商，辄借此为护符，厘金已因之减色。”[31]十多年之后，浙江巡抚刘秉璋说：“近岁洋单盛行，商人趋利若鹜”，多用之以“免内地之厘金”，直接造成“常税短绌，无从挽回”。同时的湖广总督卞宝第说：“光绪初年，洋单盛行，富商大贾均愿呈缴子口税银”，近则“小贩亦借洋票避厘趋税”。[32]在原本没有窟窿的地方，洋票挖开了一个窟窿，而后税利不停地在漏掉。若以中外商人之间不相平等的利权为背景以说事理，则被称作“奸商”的中国生意人热衷于借用子口税单，也算是在自谋一种别样的公平。但洋商之倒卖税单，用意不是在公平而是在逐利。而他们在逐利的过程里没有限度地渡让的条约权利，又是一种可以颉颃国家权力的物事。因此，从购买中获得了子口税单的中国人，便能够因其所握有的买来的条约权利而等同于高鼻深目之属，使管地方的国家权力不得不让出一条路来。作为对比，则是刘坤一、刘秉璋、卞宝第虽然身为总督巡抚，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奸商”以及“小贩”用“洋票”侵蚀常税，一面言之痛恶，一面无可奈何。

子口税产生和存在于对外贸易之中，其终点和止境也在对外贸易之中。产生、存在、终点、止境都是为了把外国人和中国人分开来。但经洋商的刻意滥用与反复滥用之后，这种设定于国内贸易之外的东西已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国内贸易，从而进入了中国社会经济过程的里面。而由此形成的“华商之巧者”乐与“洋商狼狈相倚”，以及华商常常“依附洋人而变为奸商”，则不仅写照了西人冲击之下世路里的道德敌不过物利，而且写照了西人借助于条约权利的扩张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主导性。比之漏掉的厘金，西人的主导性内含着更富深度的历史变迁，也因此而更逼人。这是一种由外凿入的主导性，然而，它们一经凿入便会盘结于中国人的社会经济之中而不可剥离，在世人眼中，是“流弊遂不可究诘”。[33]在当日的中国，除了被滥用的子口税，像这种西人凿入中国社会的经济过程而致“流弊遂不可究诘”的事，还有沿海贸易、长江航运等等。这些古老的行业曾经与滨海之区和东南社会的生产和生计久相依连，而当西人的轮船进入了这些古老的行业之后，其犁浪而过的地方，获取条约利益的过程，便成为一种放手“垄断罔利”的过程和留下一地残破的过程。时人说是“胥见天下之利柄，尽归于该夷”[34]，然则“利柄”之所归，说的也是条约权利催化出来的主宰性和主导性。

二

由于纸上的条约权利最终都是在一个一个地方转化为现实利益的，因此，地方官便成为那个时候最直接地面对条约，从而最直接地面对“流弊遂不可究诘”的中国人。他们目睹西人以行使条约权利和滥用条约权利掀动地方，常常要岌岌乎起而回应，然而就地方官的多数而言，他们在面对条约的时候，是既缺乏条约意识，也缺乏条约知识的。咸丰末年，英国人在厦门“执据照会”索地造屋，而福建布政使张集馨归之于“遇事寻衅”一类，并以“夷性犬羊，非情理所能劝谕”为叹。[35]至同治初年，则有“贵阳府知府多文声称，和约文件乃恭亲王愚弄外洋之举”。他以这些话回绝西人执条约以索取利权，但这些话被西人所引述，一路告到总理衙门，又一路牵出重重波澜。在相近的时间里，管北方三口的崇厚也说：“每遇中外交涉案件，该地方官或有意延搁，或含混了事，甚有任意妄断，因小事而激生他事。推原其故，皆因不明条约，且有未经目见者。”[36]

二千多年里中国的吏治从来不关中外交涉，与彼族之来往本非题中应有之义。然则自多文这样的地方官看去，条约实在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东西。在晚清中国，这种陌生是常态，不仅普通，而且经久。因此，张之洞督两广之日“札司道讲求洋务”，切责司、道、府、县“约章全不究心，成案直未寓目”，以致“引约章则多舛，援成案则多歧”，视为骇异。[37]而十多年之后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其奏议里还要说到这个题目：“特各直省州县，能知条约者无几。前数年山东德国教案，教士持条约求保护，该县怒掷于地，以足踏之，德使臣因而来臣衙门诉说。”[38]若由地方官而及大众，则更多的中国人对条约更陌生。久居中国的赫德在晚年曾说过，“很少有中国人懂得条约为何物，懂得条约威力的人就更少了”[39]，正是熟视之后的写实。

然而与中国地方官缺乏条约意识的“怒掷”之和“足踏之”相对比并且相对峙的，则是西方使节坚执不移的条约意识。光绪中叶，驻华美国公使田贝（Denby，Charles）曾说：

指引着外国代表的航行图是条约。他只问条约的规定是否得到遵守。如果那些规定对中国造成损害，他是无能为力的。中国必须寻找她自己解决的办法。[40]

他不是不知道条约里包含着不合理和不公平，但他并不把这一面列入“航行图”里。于是，不合理和不公平既已化为条约，便成了中国人不得不付出的东西。这些话表达了西方世界共有的立场和主张，因此，这些话也富有代表性地说明了，西方使节坚执不移的条约意识同时又是一种冷酷无情的条约意识。由是，当西方人以其坚执冷酷的条约意识与滥用条约的肆无忌惮相舛杂，同缺乏条约意识和条约知识的中国人直面相迎于口岸和内地，而致地方利益与条约利权冲撞纠结的时候，中西之间的矛盾便首先会在地方激化，并且持续地在地方激化。其间，通商、传教、游历都曾引出暴力对抗，对抗的极端则是杀人放火。同治八年（1869），曾有英国人到潮州乡间打鸟，引来小儿聚观嬉笑。由于“彼此言语不通，洋人疑其有意揶揄，因而生怒”。作为洋人之怒的呼应，而后“有乡民抛砖掷石者”，导致洋人捉人和乡民夺救，遂演为“互相击斗，乡人伤毙十名，重伤十余名，洋人受伤四名”。以死伤的人数作对比，当日乡民显然已是吃了大亏的一方，然而用其意中的条约利权作“航行图”，则英国的“领事官”和“带兵官”还意犹未足。九天之后，又有“水师提督统带兵船多只，水陆各兵六百余名”拥入同一个地方，“开炮放枪，四面攻击”，实施了一场军队对付平民的屠戮。当其终了的时候，已“杀毙乡人六十五人”，“因伤续毙四名”，而且“烧毁民房四百四十五间”，并“掳获男妇及受伤者甚多”。[41]在这种“开枪放炮”血火交映的过程中，英国人用血与火残酷地向中国人灌输了条约意识和条约知识，而缺乏条约意识和条约知识的中国人则因“抛砖掷石”而付出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但与这种西人的残暴与霸道相对应的另外一头，是身在缺乏条约意识和条约知识之中，中国人挟着一腔怨愤打洋人的事也常常发生。光绪八年（1882），美国公使何天爵（Holcombe，Chester）照会奕，说是“天津苏领事及本馆德翻译”至山东查案，在德州遭“民人”的“欺凌”，以至“一点半钟时内，被人打骂，从城南直到城北”。使他尤为不平的是，被打的美国人“面请州官拿办”，而“该州官仍弗礼貌”。[42]德州的民人显然没有把“苏领事”看成一个国家的代表，所以追打了一个半小时；德州的州官显然也没有把“苏领事”看成一个国家的代表，所以“仍弗礼貌”，以不了了之。与此相近似的，还有此后四年重庆民教冲突里的英国领事班德瑞（Bourne，Frederick Samuel Augustus），他所遇到的中国人积忿更深，因此，不仅财产被“捣毁”，而且“轿子被砸烂，人们向他扔石头，要不是知县伸出双臂将他抱住，恐怕已经一命呜呼了”。[43]比起德州的民人来，重庆的老百姓无疑下手要更重一些。这种打领事的场面虽然典型，却不会到处有和经常有。在当日中西之间的公文往来里，多见的大半是武昌士子打洋人致“骨破”、“齿落”，[44]延平民众打洋人致鼻青眼肿[45]一类。而这些地方的地方官则多数不愿立在“遵睦谊”以“礼待洋人”一面，[46]自洋人看去，使成了无动于衷的漠漠然视之。而后是洋人诉于领事，领事禀告公使，公使照会总署。

作为一种对于西人的群体回应和自发回应，中国的民众和士子由动口到动手虽有各不相同的情节，但在其各不相同的情节深处，则都含结着西人进入各地所造成的震荡和窒抑，以及中西之间的不合理与不公平造成的多难和悲怆。他们都置身于历史的因果之中，又在以各自的方式表现这种历史因果。然而，当中国政府在炮口的逼迫下接受了条约之日，同时是中国政府已经进入了条约之内，而民众和士人表达愤怒的种种情节却始终还在条约的限度之外。因此，中西之间的矛盾虽然激化于地方，而激化了的矛盾经一路呈诉，最终都会成为各国公使用连结起来的条约罩住总理衙门的罗网。赫德曾正告总署，“民间立有合同，即国中立有条约。民间如违背合同，可以告官准理，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兵费，约外加保方止”，并举“中国初次与外国定约，并未以条约为重，不过聊作退敌之策”的旧事，以证明“未知违约之害”。[47]因此，在罗网的后面，是当日深忧的“设令愤愤而去，即兵端所自起”，[48]然则已在罗网之下的中国政府便不能不“以守约为主，以践言为先”。[49]于是，德州、重庆、武昌、延平那一类地方的人物和事端，都要被放到条约尺度的面前作衡量和裁断。其间，西人所痛恨的尤其是不知条约和不怕条约的地方官，并因之而执着地以这些人为对象，一路呈诉，一路嘶咬。而后是发生过中西冲突的地方，地方官总是先被列入西国公使的照会之中，而为他们始终揪住而不肯放过。

举同光两朝的事实而言之，则先后有过法国公使哥士耆（Kleczkowski，Michel Alexandre Comte）指湖南“衡永道冯昆情性乖张”，以“一人起意酿祸”而成“湖南毒扰之由”；[50]伯洛内（Bellonnet，Claude Henri Marie）指河南“鹿邑县郑令居然拿办在县居住之传教士”，于“天津和约之第十三款显然违背”；[51]指“直隶赵州宁晋县”县令收贿枉法。[52]英国公使阿礼国指浙江萧山知县“开言辱骂”并强迫迁徙“外国人”；[53]指江苏扬州“秀才等唆使匪民肆扰（洋人），地方官不行禁止，明系有意纵容”；[54]指福建“台湾府打鼓地方”地方官“毫无禁戒”，致“匪民等竟将礼拜堂糟踏”。[55]威妥玛（Wade，Sir Thomas Francis）指江西九江“刘道明系违拗宪令”；[56]法国公使热福哩（Geofroy，Francois Louis Henride）指四川“黔江知县桂衢亨主谋戕教”；[57]英国公使傅磊斯（Fraser，Hugh）指洋人被“群殴”，而武昌“地方官员袖手旁观”；[58]巴夏礼（Parkes，Sir Harry Smith）指福建龙岩州“毁辱洋人”之“揭帖”一时“肆行广布”而“岩龙州牧”视若罔闻，“初未置办”；[59]美国公使何天爵指山东济南教士房屋被拆损，而地方官复“无礼欺辱”；[60]杨约翰（Young，John Russell）指广东大埔“县官”不准境内店主“留寓洋人”，[61]等等，都是在着力于将地方官当作罪人牵到朝廷里受审。其中罗织更广的，则州、县、府、道之外还要攀连总督、巡抚。因此，江西巡抚沈葆桢、贵州巡抚韩超、云贵总督藩铎、贵州巡抚张亮基、署两江总督李鸿章、四川总督骆秉璋、河南巡抚李鹤年以及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先后都曾被西人看成需要用条约作校正的人物。其中，法国公使伯洛内特别不喜欢李鸿章，指其以排外“误国”，并“有跋扈之势，欲于南方自雄焉”。[62]对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说，由此形成的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和长久的紧张。

在这些被照会所列举的人与事之中，一部分与真相相去不算太远，一部分与真相相去实在太远。然而，时当西国公使以一州一县的中西冲突为起因而不肯放手地苦苦追究条约责任，则管州县的地方官不得不一身为尤愆所丛集，成了无所逃于罗网之间的人。同治初年，湖南的湘潭、衡阳、清泉三个地方的知县已因“不能禁止乌合之众”而同时“摘去顶戴”。[63]稍后又有贵州提督“革职拿问”、贵阳知府革职“永不叙用”，[64]两者都是名籍列入了西国照会的人物。此后，洋人一群一群进入内地的州县，在他们往来游走的过程中和空间里，像这样因条约责任而被朝廷处分的地方官，便随之而分布愈广并且数量更多。其间，四川的酉阳知州、大足知县、永宁知州、绥阳知县、独山知县、黔江知县、巴县知县、川东道；[65]贵州的贵定知县；[66]直隶的天津知府、天津知县、朝阳知县、建昌知县、平泉知州；[67]安徽的建平知县、宣城知县；[68]山东的德州知州、巨野知县、寿张知县、曹州知府、曹济道；[69]云南的浪穹知县；[70]陕西的候补道；[71]江苏的阳湖知县、无锡知县、江阴知县、金匮知县、如皋知县[72]，等等，都曾经因所管地方的洋人受伤害而致“撤任”、“革职”、“摘去顶戴”、“严加议处”、“勒令致休”以及“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风波更大一点的，还要一路远走去充军。

这些人做朝廷的命官而祸起于远来的洋人，其仕途里的猝然跌仆大半都在寻常的前因后果之外，往往以“未能立时弹压，咎亦难辞”或“未能防范保护，咎无可辞”[73]为来由。而事涉华洋之间，引“未能立时弹压”和“未能防范保护”立尺度来推导是非和致人以罪，则用的显然都是条约里的单面理路。这是一种西方人的理路，但在条约责任的累年穷究之后，已日深一日地印入了庙堂里和官场中，并非常畸态地正在成为中国人的理路。所以，即使像刘秉璋那样以军功起家而位至方面的大吏，一旦卷入漩涡而为西人指名问罪，也会一头栽倒，被上谕指斥为“督率无方，厥咎甚重”，由四川总督而落入“革职，永不叙用”一类，[74]没有一点可以申辩的余地。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撤任、革职、摘去顶戴和严加议处等，都是个人的灾难和痛楚，因此是非常具体的灾难和痛楚。惟其如此，这种不在意料之内的遭遇，又会非常直接而且非常深入地影响与改变当事人和旁观者，使原本不知条约和不怕条约的中国人一遍一遍地“受教”，在自己的灾难与痛楚里以及别人的灾难与痛楚里感知条约，而后懂得了这类东西的极端可怕和不可渺视。所以，光绪元年（1875）曾因马嘉理案闯过祸的云南巡抚岑毓英此后一路蜕变，至光绪九年（1883）署云贵总署之日遇到事涉中外民教的浪穹一案已切知利害，遂能够不俟朝命而用全副精神出手压平民间的骚动，随后以“妥速了事，俾免枝节横生”为宗旨，使大事化小而西人“乐从”，[75]为自己和总理衙门省掉了不少麻烦。以后来比从前，显然是多了一重条约意识。

在这种洋人施教而中国人受教的过程里，是朝廷被西人压出了条约意识，而地方官被朝廷压出了条约意识。是以光绪三年（1877）的一道上谕里曾专门说到，“地方官务将条约详研熟悉，融会贯通，以期深明窽要遇事办理妥协”。[76]从公使勒迫总署到朝廷处分地方官，西方人始终是执条约以范围和究诘中国人的一方，而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中国人正视条约的意识与畏惧洋人的意识便成了同时产生并分剥不开的东西。而相比于约章款目以“本极细密”为辨读之苦，[77]由洋人之喜怒揣摩中西之事理似乎更加容易一点。因此，当日的地方官一旦由旧时的不识条约和不怕条约回头转身，则畏惧洋人的意识，又常常会比正视条约的意识更先地显露出来和更多地显露出来。同治初年在贵州做巡抚的张亮基曾经久作疆吏而惯见世路风波，本非惫驽一流，但治黔之日一面困于法国主教无休无止的齮龁，一面困于朝旨“维持大局”的督责，弄得动辄得咎，手足无措，不知章法之所在。而后是一腔伉直化作“投鼠忌器”之小心翼翼，自谓与驻黔的天主教头目“酬酢往来，事事致敬尽礼，凡其请托之件，臣亦未尝不降心以从”。其文字叙述之中尽见身心俱疲。然则“投鼠忌器”正是一种畏惧。而当他不肯甘心久在贵州坐看洋人的脸色，抚黔四年之后奏请“召还京师赏给闲散差使”，朝旨又斥之为“更复成何事体”。[78]

对于张亮基来说，这种不知章法之所在的畏惧无疑是与痛苦和无奈连在一起的。而在缺少了这样一层痛苦和无奈的地方官里，畏惧便会非常容易地变成畏葸。同治八年（1869），曾有福建管洋务的盐法道因“曲事洋人，极意卑顺”被弹劾。比较而论，在他那里显然是没有那么多的痛苦和无奈，因此“正月间邀请领事筵宴，传戏至四班之多”，至二月间又“忽请省中教士筵宴”，功夫所在，都是一厢情愿的巴结。而尤其不能为当日士论所容忍的，是“往拜领事，用小字衔名，如部属之见堂官帖式”。[79]其时外国领事与中国道员相敌体，本以对等为中西之间的礼数，但畏葸使人糊涂，遂致其不知不觉中已是把外国人当成了上司。这种因“曲事洋人，极意卑顺”而被弹劾的实例，说明了以本源而论，世间的人心和士林之清议不喜欢地方官的畏葸。由此划出来的是一种德性之界。

然而德性之外，与地方官的“曲事”和“卑顺”更直接地连在一起的，还有一重一重的形格势禁，以及形格势禁之下的祸福之念常常淹没德性之知。时人曾概括其间之层层曲折，而总论之曰：“且夫地方官非畏夷人也，畏督抚之制压耳；督抚亦非畏夷人也，畏通商衙门之诘责耳；通商衙门亦非畏夷人也，恐一旦失和，肇启兵端，而己将蒙首祸之罪耳。”[80]在条约构成的中外关系里，西人的压力已内在地转化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一层一层的压力。这是一种在累积里日趋固化的东西，从而是一种弹劾所改变不了的东西。因此，弹劾之后还会有不断出现于压力下的曲屈和变形。光绪中叶四川反洋教，成都将军奏报说：“各该地方官将洋人迎入衙署，外虑不逞之徒乘间伺隙，昼夜提防；内慰洋人之心，曲意供给，积受磨折，其情亦不无可悯。”[81]与这种抱畏惧之心徊徨于中西之间的“可悯”相比，则三年后川东道办江北教案已是手法出格而不在“可悯”之列，时论指为“挟私偏执，一意取媚美国领事”。他用“锐意株连”以“见好洋人”而成为中西之间的一面倒，最终把原本不大的事情弄得不可收拾。[82]比之同治年间福建的盐法道，其“曲事”和“卑顺”的程度显然随时势之走向更深了一层。以三十多年之前的地方官为原本，则这样的人都应当是异类。因此，当这样的人物出现和多见于南北的州、县、府、道之中时，他们同时又以自己的存在，具体地写照了三十多年之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节节嬗蜕。

三

从不知条约和不怕条约到“曲事洋人”和“见好洋人”，是西方人用他们那个世界里的条约规则来改造中国的结果。这个过程的本质，用英国人戈登的话来说，便是“我们所做的是强加给他们一种生活方式，并强迫他们为这种生活方式付出很高的代价”。[83]在这种“强加”和“强迫”的历史里，条约既是捆绑的绳索，也是牵引的绳索。

晚清中国的中外约章肇端于中国在战争中被打败，并且以中国人的不识条约为起点。所以李鸿章后来说，“从前中国与英法两国立约，皆先兵戎而后玉帛，被其迫胁，兼受朦蔽，所定条款吃亏过巨，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84]而同时的奕以总理各国事务为职分，久与西国公使折冲角牴于约章之间，“吃亏”的滋味尤熟知之而备尝之，曾直言其间种种情状“皆非所愿，恨不得一齐斥绝，无奈条约先已订定”。[85]然则中国人的“被其胁迫，兼受蒙蔽”，以及由此激生的“恨不得一起斥绝”都说明，中西之间的约章，是以西方人的利益为利益、西方人的意志为意志、西方人的是非为是非的。其中的一个实例，是美国在《天津条约》里为本国的商人向中国索取商业赔偿，而直接导致了美国人的商业损失的，则是咸丰六年（1856）英军进攻广州的那场战争。因此，立条约的美国公使列卫廉（Reed，William Bradford）回国之后对商界作演讲，说是：

我们所要为你们索取的损害赔偿，大部分是出诸最近的事故，是在中国人捍卫他们本国领土时（美国）商馆中的财产损失，而对于这种损失，中国人只有依照英、美公法上那项永远由受害方给付损害赔偿的非基督教原则，才会担负责任的。[86]

由一个基督教世界里的外交官承认自己所代表的一方出手便是“非基督教原则”，已明言美国向中国勒取的这些赔偿，既不合上帝的道理，也不合人间的道理。然而不合道理的赔偿能够列入约章，正说明中西之间由议约而立约的苦逼和研磨里，上帝的道理和人间的道理都被已经分出来的强弱踏在了脚下。随后是西方人的准则化作条约的准则，中国人则同时成了“受害”的一方和“担负责任”的一方。

美国人沿着这种“非基督教原则”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作为一个典型事实，其间所贯穿的单面制宰，又非常明白地显示了西方世界对待中国共有的和共用的通则。因此，西国的政府和公使以勒迫之心追究中国人的条约责任，便一定会成为一个西方人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是非立法则，来制约中国、摆布中国和改变中国的过程。西方人的利益、西方人的意志与西方人的是非本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和异己的东西，但时当管总署的中国人力竭于“洋人性情执拗，拒之愈坚，则持之愈力”[87]，而管地方的中国人被压得曲屈变形，由不识条约和不怕条约变为“曲事洋人”和“见好洋人”之日，则这种原本外在的东西便已经填入和正在填入中国社会的构架之中，从而是异己的东西已经化为和正在化为内在的东西。

而后，西方人从条约中获取的利权，以及这种利权在运用中的扩张遂沛然莫之能御，成了与中国社会原有的权力结构同时存在并常相扞格的另外一种支配力量。这是一种由外交官来代表，并且由外交官所掌握的力量。与个体的洋人之搅动民间相比，外交官手里的这种力量常常会导致他们在交涉之外还要直接干预中国的内政。干预之不同于交涉，盖在于后者立在中国政府的对面，而前者则立在中国政府的上面。在这个过程里，是领事更恣肆而公使更深鸷。薛福成曾说“彼之领事在中国者，统辖商民，权与守土官相埒”，“守土官”即管理民政的地方官，以公法引此比彼，实为不可思议。[88]这种不可思议的权力本在外交官的正常职责之外，从而自始便没有对应的章法来管制和约束。因此，西国的领事官多了一重不受管制和约束的权力，大半都有一派汹汹气势。

同治八年（1869），奕奏报西人在地方“肆行无忌”，说是“各口洋人滋事之案，多系英国兵船，亦多起于英国领事官”。[89]这种“起于”领事的“滋事”直接带给地方以灾殃，用意当然不是在交往而是在压倒。其间因不知分寸而弄过了头，便会成为“对于暴力的热爱和倾向”，一路横行，走得比英国政府还要远。[90]一年后，法国领事在天津向地方官和“人群开枪”[91]，也是意在压倒而做得太像强人模样。至光绪年间福建发生牵涉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古田闹事案件”，随后中外之间交涉曾有过一个领事和其他外国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主其事的西方人同样惯于把条约权利化为强霸，因此以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可以支配中国一方：“英美两领事均认为，调查委员会作出的裁决应视为最后的定论，总督不得加以更改。”[92]在事关中国人的“裁决”里，由“英美两领事”作主，一言否决掉中国总督的合法权力，则其间的压倒遂已变成了西人的至上。而就“调查委员会”的“裁决”是在以中国的法律为涉事的中国人量刑而言，则已无异于接管了中国政府的司法权。

比之用治外法权庇护一部分与他们利益相粘连的中国人，这种西方人在中国直接行使司法权的事，显然是更深地伤到了中国人彼时称作“国体”的东西。“领事职分甚卑”，[93]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像这一类领事引用条约权利和引申条约权利的兴风作浪，却常常能把官场中的人逼到旮旯里去。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有几个外国人在湘西的水路里遭围抢，当地知县“亲自下到江面来，说是只要答应不将事情提交领事去处理，他愿意答应”这些外国人“想要提出的任何数额的赔款”。[94]显然是西国的领事越来越像“守土官”，遂使中国的地方官越来越难做守土官了。

同领事相比，公使与总署相交涉，便是以朝廷为对手。咸丰年间英法俄美向中国人争修约，曾以外国使节驻京为要目而成为中西之间由冲突走向战争的导因之一，亦可见其于此一节的全力以争和不获不止。在西方人的意中，是公使久驻北京，便可以就近行其劫法，用条约罩住中国政府，从而通过“北京政府所施加的压力来强制各地方官遵守条约”，使在华的外国人“能行使自己的特权”。[95]然而，北京政府之不得不施加“压力”，总是北京政府先受重压的结果。驻京的公使虽不是守土官，但其间更多因相互呼应合为炎炎声势，由此形成的特点在于共鸣和群哄。同治初年，法国公使因贵州教案向总署作叱喝，其照会中引为胁迫的是，“本大臣争执此事，非只保护本国，并保护欧罗巴诸国各人在此交涉之道”。之后英国公使至总署“言及此事，谓此即中国背约薄待外国之证，并明言各国现已联为一气”。英国公使以自己的胁迫证明了法国公使的胁迫，而后是西人的胁迫化成了中国人的紧张。受了逼迫的奕在奏报里说，“观其忿激情形，直欲假公义之名，以逞其藉端启衅之意”。[96]被奕称作“公义”的东西在西方人一面称作条约的“神圣性”。[97]比之地方官场的困厄以具体性为特征，总理衙门所常常要面对的这种场面，已是西人在“公义”或“神圣性”的名义下形成的一种合围；与此相对称的，则是条约的制约力和管束力也随之而节节膨胀，成了一种被成倍地放大了的东西。因此，在西人的条约勒逼面前，是地方受到冲击更直接而总署受到的压力更沉重。

西人以“北京政府”压迫地方政府为谋想中的理路，其预设的前提是，“它的权力非常集中，能够强制各省执行它的命令”。[98]但在19世纪的中国，朝廷其实并不拥有这种“非常集中”的权力，西人的预设是已经“跑到中国现行行政制度前面去了”。[99]熟知中国社会情状的赫德曾在20世纪初年告诉西方世界，中国是一个“既脆弱至极而又强硬至极的帝国”。它“有二十来个省，每个省本身就是一个王国，有自己的预算和税收制度”，因此，每个省都有“省里的实情和需求”。[100]这是一种由既定的社会构造派生出来的不统一性；而咸同两朝十多年内战里形成的国家权力下移，又在使庙堂管制地方的臂力非常明显地处于累积的弱化之中。后来的历史学家说，就西方人“所加给中国的义务来说，无异是在省自治权、内地税征收以及军队调配等这类重大问题上，要求帝国整个改组，而帝国的这种改组，在清廷如此懦弱无能的时候，却是绝对不可能的”。[101]因此事关中西交涉，在这种已有的格局里便不可能产生出朝廷对地方普遍的“强制”。

同治五年（1866），奕因“法国来照情词叵测”而作奏报，申说“臣等窃思自立约以来，办理各国事件，一经该使知照，无不立予查办。但事之办结与否，全在各省大吏督同地方官权衡妥办”。而“今该使照会所列各条”，事涉“直隶总督刘长佑、署两江总督李鸿章、四川总督骆秉章、成都将军崇实、河南巡抚李鹤年、陕西巡抚刘蓉”，皆已“业经臣衙门屡次奏催、咨催各省迅速办理”。屡催而未“办结”，显然是无法实现自上而下的“强制”。[102]至同治九年（1870），总署为西人所追逼，又专折奏请“饬下各省督抚将军及南北洋通商大臣等，切饬所属，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务即认真查办，持平迅结”。[103]申说的仍然是同一个题目。后来的岁月里，一面是地方官的撤任、革职、摘去顶戴，一面是既定的社会构造和已经下移的国家权力仍然不能造出一种可以行使“强制”的统一性，于是，这个题目还会在庙堂里被一说再说，三说四说。

而介入了这个过程的西方人眼看总署“咨行各省，并未见一处立即遵办完结”，推想“总是为各省大吏延搁，自作主张”，[104]遂常常要以疑忌之心猜度疆吏，并常常要越出折冲交涉应有的界度，以自己的好恶为尺度伸手干预朝廷对于疆吏的任用。同治二年（1863），劳崇光由两广移云贵总督，李慈铭在日记中录邸抄，然后作注说：“闻此从𠸄人之请。又闻署黔抚韩超罢任，以张亮基兼署黔抚，而不见明谕，亦出𠸄人意也。”[105]他所说的“𠸄人之请”犹属以阴柔行威逼一路。相比而言，则同治五年（1866）法国公使伯洛内照会总署，一意要“将骆秉章及相帮同谋之官均移开川境”，又直指“李鸿章在江苏主事，中外必不能有安然相好之日”，并以“本大臣定然竭力不欲其在江苏任事”为意志和主张，其手法全然都是在以暴烈作威逼。所以奕奏告之际遂比之为“狂吠”。[106]

这一类公使以督管疆吏为己任的事实说明，当“北京政府所施加的压力”达不到西方世界预想中的程度时，代表西方世界的外交官便会用干预的办法自己来施加压力。然而外交官调度疆吏，是西方人的意向和权力，不仅进入了中国人的地域空间，而且进入了中国人的国家内政。这种干预已经越出了中西之间已有的条约内容，从而已经越出了中西之间的条约界限，但这种干预又是西人在其实现条约利权的过程里一路延伸出来的。因此，自西方人的理路而言，以条约的名义越出条约界限，便成了此中的势有必至和理所当然；而自中国一面言之，则是“泰西各国竞尚兵力，其于中国情势亦然。力所不能胜，而欲以条例口舌争胜焉，难矣”。[107]当日另一个法国公使哥士耆曾经沿着同一个理路走得更远，其“悍悖”在于专门照会总署，一手包办地代“两湖总督官（文）、湖南巡抚毛（鸿宾）、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西巡抚沈（葆桢）”拟定“晓谕”士民的“告示”，主旨皆在痛责“内地民人”之“不顾背违和约，欺侮远人”，并儆以“倘敢惑众肇衅，再蹈前辙，本部堂、部院定即严拿惩办，坐以倡始背约之罪”。[108]这种由西方人作成的“告示”显然都是在表达独断之辞，但外国公使自以为是地代疆吏作告示，与其独断之辞连在一起，并引为起源和根据的“不顾背违和约”和“倡始背约之罪”，则非常明白地显示了彼时外交化为内政，西人用来丝丝入扣的东西都是条约。而比之外交官在条约的名义下以督管疆吏为己任，哥士耆的做法已是在条约的名义下督管“民人”，则又具见条约制度下外交化为内政的了无止境。

当西方人持条约为理由干涉中国内政成为惯态和常态之后，与之相对应的一面，便是中国人本有的治民成法和治吏成法，在侵蚀和啃噬之下的日趋缺失破裂而无复旧日模样了。同治八年（1870），山西巡抚李宗羲奏报“教民控案已会勘讯结”，其中一段叙述事由，说是“嗣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称，据法国使臣送来教民认种地段清单一纸，令即转饬丰镇厅，将教民所种地段依照清单量定亩数，核准税额盖印，给与执照，迅速妥办等因”。[109]其间的来龙去脉，是“咨”、“送”、“令”、“饬”都因“法国使臣”而起，并向“法国使臣”交代，然则当日的“法国使臣”，已几乎像是另一个中国政府了。以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作比照，这显然是一种深度异化。后一年天津发生教案，“法使照会”着力追究知府和知县，同时“大俄国署理全权大臣布、大布钦差大臣代管北德意志公会事务李、大美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镂、大英署理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威”联衔照会以为呼应和声援。而后是天津的地方官虽然并无大罪，却在西人沉重的压力下成了被送交刑部发落的罪人。然而，这种压出来的罪名与中国人的律例没有办法对得拢来。其时刑部的奏议说：“臣部例内，只有刁民滋事，地方文职不能弹压抚恤革职之语，此外遍查律例，并无另有作何治罪明文。”但时当朝廷与地方都在重压之下，律例里的“革职”显然不够用来息西人之怒，于是，刑部的“公同酌议”不能不绕出“例内”既有的成法而别作引申，“于革职罪上请旨发往军台效力赎罪”。[110]

就事理而论，这种绕出了成法的别作引申，无异于中国人的律例为西方人的喜怒而改变，其结果便是管司法的刑部身不由己地成了枉法的地方，而原本被当作公器的法律则因之而丧失了尊严和权威。以同治比顺雍康乾，则刑部的枉法与法律的丧失权威，也是清代二百多年以来的深度异化。在这一类事实里，中国人的行政、吏治和法律都已因西人的干预而日积日异地今时不同往昔。今时不同往昔，其间的历史内容正是西人的利益、西人的意志和西人的是非之直接支配中国，又在支配中国的过程里一层一层地造成中国社会的脱胎换骨。而在西人的眼中，这些都是拖着中国在向西方世界靠拢。所以同治九年（1870）美国公使镂斐迪致书国务卿，由崇厚出使法国起讲，欣欣然言之曰，“这看来是沿着正确方向走出的一步。这表明（中国）有意按照西方国家的方式和惯例来处理他们的邦交”[111]。他所说的“西方国家的方式和惯例”都是构成西方世界本来面目的东西，因此镂斐迪之所以欣欣然，正在于这种“西方国家的方式和惯例”搬移到中国社会的过程，同时是西方世界在按自己的面目为中国重造一副面目的过程。而李提摩太自述光绪初年在山东传教赈灾，曾遇到“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112]这种请洋人领着造反的故事，则折射了西人的支配力成为一种可见的事实之后下层社会的出格想象。李提摩太提供了一个历史细节，却写实地说明了改造朝廷的东西也在改造社会。

四

然而，西人在条约的名义下越出了条约范围的制宰和干预，又是一种逆来而不能顺受的苦向煎逼。当日奕奏议各国事务，叙事之际常用“不胜发指”、“桀骜愈甚”、“讹诈之风大起”、“倍难理喻”，以及“舌敝唇焦，智尽能索”、“实出公法情理之外”等等[113]来摹写情状，说的都是西国公使的干预和总理衙门的不肯甘心被干预。光绪朝曾在军机处行走的徐用仪当日口碑不算太好，而一则记载说他作“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与外人交涉，遇有事理不平者，必反复辩论无少屈，甚或拍案相争”。然后作注曰：“公与余历述数事，深致愤慨，乃知局外者动谓译署之人，一味逊顺，真耳食之谈也。”[114]这些都说明，虽然“以条例口舌争胜焉，难矣”，而在那个时候的总理衙门里，与西人以口舌相抗争依然是一种不得不做和不能不做的事。

总理衙门以办理“外国事务”为职分，本是由《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延伸而来的，从而是被彼族的强势逼出来的。这种历史因果决定了当日办理“外国事务”，中国人自始即处于退守和被动的一方。然而，由办理“外国事务”而置身于“外国事务”之间，则总理衙门中主事的人物也因此而比别人更先地识得：当中西之间以战争为形式的交往转变为条约交往之后，已经签订的条约不仅是西方人用来制束中国的东西，而且是处于退守和被动一方的中国人据以自卫的仅有的界线。奕说，洋人之“各国连和，所以必重条约者，盖以条约为挟持之具”，凡事一旦入条约，已“字字皆成铁案，稍有出入，即挟持条约，纠缠不已”。[115]但被“纠缠”的中国人也由此而直接弄懂了“必重条约”中内含的理路，然后取而效之，是条约既成“铁案”，则西方人可以用“铁案”来挟持中国人，中国人也可以用“铁案”来抵挡西方人。所以西国的公使以总署为对手，总署也以西国的公使为对手，奕称之为“臣衙门总理一切交涉机宜，无非驾驭各该住京使臣，令其约束在外洋人，不得无故生衅”。[116]他所说的“约束”洋人之“无故生衅”，正表达了以“必重条约”来对付“必重条约”的主观意愿。

对于缺乏条约传统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种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这种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的过程志在把彼族拦在界线的里面，当日奏章叙述此中曲折，谓之“令其就我范围”，[117]然则以“范围”为要义之所归，则条约本身始终不是目的之所在。但是，移用西方人独擅的理路与西方人龂龂相争于条约交往之中，而以“必重条约”对付“必重条约”，中西之间已有的约章便不能不成为共有的前提和惟一的前提，前一种意义里的“条约”和后一种意义里的“条约”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因此，中国人虽然深深地痛恶条约，而这种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的过程却不得不以“恪遵”条约为自己的起点，[118]盖“条约所已载者，彼既照约而请，则信义所在，我更不可故违。此中之隐忍含容，皆出于万不得已”。[119]中国人以“隐忍含容”显示“信义之所在”，同时是在向西方人对等地索取他们的“信义之所在”。同治四年（1865），罗马教皇驻川东代表范若瑟（Dèsfleches，Eugène Jean Claude）由法国公使陪同赴总署，指责川事“办理失权”而“伊不甘心”，之后以“将来恐不免衅起干戈”为辞作要胁。当日总署用来抵御要胁的只有这种维系彼己的“信义”。事后奕作奏告叙述往来折冲说，“该教士始犹倔强，继经臣等严词申斥”，追溯川事由来，列指地方之衅端皆“自彼而开”。以条约为共有的前提和惟一的前提，是衅端之所归便成为条约责任之所归，由此相诘责，遂使“该教士理屈情亏，气焰顿减，该公使柏尔德密在旁亦知其无理，不为作主”。[120]这个实例说明，起源于欧西的条约法则为中国人所遵行和移用之后，也能够造出使西人一时意沮的场面。

因此，当日总署与西国公使往还交涉，便常常会见到“坚词拒绝”、[121]“驳回法国照会”[122]以及照会英国公使，责以“竟视条约为具文、置和好于不顾，殊出情理之外”[123]等以条约法则力守中外界限的具体情节。稍后，绾洋务的南北洋大臣和众多疆吏也先后学会了这一套路数，渐知“抱定约章”可以驳阻西人。张之洞总督湖广之日曾奏报，“湖北利川县教堂买地一案，法领事悻悻来见，词气暴横，经臣接引指出，法国条约法文并无准其买地之语，明白揭破，严词驳斥，该领事竟无词以对，气焰立沮，默然而去”。[124]西人持之以诈吓中国多年的东西，一经中国人弄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之后，则诈吓不复再能借用条约名义以成其沛然莫禦。由“词气暴横”到“默然而去”，是逼来的西人又被条约法则逼了回去。在这个过程里，中西之间的条约交往，又一路联带地引入了被时人当作“筹边之一助”[125]的《万国公法》。比之一个一个的条约，公法在更高的层次上包纳了更大的范围。中国人接受“万国公法”，是“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尤喜“其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法”[126]，其最初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办理“外国事务”，从而都在于引公法为手段。然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董恂为《万国公法》的中译本作序文，则感叹“今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127]他所注目而视的，其实已是与公法相对应的那个世界秩序了。这是一种由西方人建立的世界秩序，但中国人引公法为手段，同时是中国人也在进入这种与公法相对应的世界秩序之中。同治三年（1864），曾有“布（路斯）[128]国（公使）坐来兵船，在大沽拦江沙外，将丹（麦）国商船扣留三只”。彼时“布国”与“丹国”为仇，但这种此夷和彼夷之间的事发生在“中国洋面”而且“惊中国地方”，因此，此夷与彼夷之间的事便成了与中国有关系的事和不得不管的事。当时总署与“布国使臣”交涉，即用“外国持论”作理据，以区分“海洋距岸十数里外，凡系枪炮之所不及，即为各国公共之地”与“此次扣（丹国）船处所，乃中国专辖之内洋”的不同，从“万国律例”里引出“我国家定夺”之权，而后责其“任意妄为”和“首先违约”，并“饬令释放”被扣的丹麦船。这件事屡经照会往来相辩驳，最后以“布国使臣”敛手后退为了结；[129]而中国人“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的同时，也由此知道了二千多年来一直被看成混沌一片的浩瀚洋面，已被“万国律例”分成了“公共之地”和“专辖之内洋”。总理衙门既执之以为理据，则此后中国沿海七省所面对的水域便一定会随之而立领海和公海之界，并一定会沿着这种界限深入，从“万国公法”中寻找自己在这个海洋世界里的位置、责任和事权。总署印行《万国公法》之日，奕在奏疏里称之为“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130]，显见得不能算是真心喜欢而又不能不“采”来补苴罅漏。然则像这样的依样而变未必都是自愿的，却不会不是自觉的。后数年李鸿章说，彼族“要求之事，无非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盖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若使内地百姓不能自养，中国财赋不能自理，岂惟非与国和好之义，抑实背‘万国公法’之例”。[131]他在“万国公法”里寻找一种更普遍的法意，用来抵拒西方人的“侵”与“夺”。比之“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的持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一段论说把中国人的“利权”和“生计”托付给“万国公法”，是已信公法之理可以与中国的利益对接，从而相信公法能够主持公道。

然而，以“万国公法”为轨辙“与众国往来”的过程，同时又是“皆默认诸国往来之通例”的过程。[132]这种“通例”所写照的都是形成于欧西历史之中，并已在向中国移来的那种规则、法度、条理、典制。当中国的利益与公法之理相对接的时候，则中国人已不能不把这些原来陌生的规则、法度、条理、典制与自己接起来。这是一种不可逆转而又逐层深入的趋跄与走势。相对于此前总署与“布国使臣”以海权作争持，并因之而引“专辖之内洋”为名目与大沽口的海域相匹配，则此日李鸿章所说的“利权”和“生计”已代表了一个牵涉更广大的范围，在这个范围里与公法之理作对接，显然要用更多的规则、法度、条理、典制来匹配对应，并且循名责实地随这种“原不尽合”的东西而今时不同往昔。之后是古老的中国在抵御侵逼的过程里，一步一步地走入了由这些东西构筑起来的世界秩序之中。

以“必重条约”对付“必重条约”，并因中西之间的条约交往而自觉地接纳了“万国公法”，反照出与西人直接相折冲的一部分中国人在办理“外国事务”中所发生的变化。奕曾概言之曰，“第办外国事，与办中国事不同”。[133]这种“办外国事”的“不同”，使身在局中的人们能够在中国人的秩序与法则之外，又识得了西方人的秩序与法则，并因之而最先从缺乏条约意识和缺乏条约知识的状态里走出来，而后是以条约法则与公法之理为主导的中西交涉一层一层嬗蜕，在由古而今的变化里越来越多地取得了一种近代外交的形态。接受了条约法则和公法之理的中国人，仍然是在为自己这个民族守护边界与利益的中国人，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同当时缺乏条约意识和条约知识的瞋目排拒在精神上相去并不太远。但在近代外交的形态里为自己这个民族守护边界与利益，已是“昔日允之为条约，今日行之为章程”[134]。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非常明显地处身于另一种不同的观念、逻辑和场景之中，并不能不随这种不同的观念、逻辑和场景一路转移，从一种法理进入另一种法理。

在这个过程中，“窥知中国情事”的西方人，一面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是非立条约以囿制和范围中国，一面又“协以谋我”，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是非不断打破条约，“与之以利而不知感，商之以情而不即应，绳之以约而不尽遵”，[135]遂使中国人一面苦于条约，一面苦于不断地打破条约。然而，与西方人交涉于这种既苦于条约，又苦于不断打破条约的困境之中，困境本身便会成为一种独特的启蒙，促成中国人从自己的磨难里具体而又切入地领会西洋法系中的“主权”意识。随后，由同治朝而光绪朝，是“自主之权”、“固有之权”、[136]“一国之私权”[137]等等命题先后进入照会和策论，化作立说的谛义。在天朝体制和夷夏之辨分崩离析之后，中国人同世界相交往，不得不由“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的不识条约而变为“坚守条约”。[138]其间与“隐忍”、“含容”、“信义”、“辨论”、“申斥”、“驳回”相表里的，是西方人越来越懂“大清律例”而中国人越来越懂“万国律例”。[139]主权成为自觉的意识正是沿着这个过程而来，并且在这个过程的累积之中形成的。然而，与“隐忍”、“含容”、“信义”、“辨论”、“申斥”、“驳回”之牵萝补屋和就事论事相比，“自主之权”、“固有之权”和“一国之私权”的本色在于拥有旨理和阐述旨理，旨理是一种普遍性，因此它们能够概括和贯通多样性、具体性和个别性，并以“万国”共奉的道理和道义立根本，为久处于被动和退守的中国人构筑起面对西人而足以自立的精神骨架。

于是，在天朝体制分崩离析之后，主权观念所提供的这种旨理，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一种可以替代天朝体制的东西，引此以入中外交涉，便成为“凡有国者自主之权”，即“不应听命他人”和中国自有法度，“非外国所应干预”[140]的不可渡让与不肯渡让。光绪中叶之后，关税权成为一个大题目，正是直接由主权之说衍申出来的，于是，在西方人以单面的道理主张修约之后，又有了中国人以自己的道理主张修约。后来的岁月里，同一种东西又会催生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夷夏之辨支离破碎之后，民族主义的产生，则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一种可以替代夷夏之辨而用以动员社会的力量。由此形成的变迁说明，庚申之变后的三十多年里，西方人在中国用条约连接条约和条约派生条约构成了异样的制度，又以这种制度改变了中国和改造了中国。而当古老的中国为条约所牵，一步一步走入西方人主宰的那个世界秩序之中的时候，与中国人的窒迫困苦相表里的，是中国人从西方世界获得的种种旨理又在促成古老中国的新旧嬗递。

注释

[1] “外交部档案原稿”，第17组，第500卷，1868年10月12日哈蒙德的备忘录。转引自《中国通与外交部》，第68页。

[2] 《洋务运动》（一），第9页。

[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6页。

[4] 《薛福成选集》，第528页。

[5]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31页，中华书局2000年。

[6] 《美国人在东亚》，第96—97页。

[7] 《薛福成选集》，第5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52页。

[9]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176页。

[10] 《美国人在东亚》，第165页。

[11] 《美国人在东亚》，第270—271页。

[1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41页。

[13] 《美国人在东亚》，第164页。

[14] 《王韬日记》，第112页，中华书局1987年。

[15] 《薛福成选集》，第528—529页。

[16] 《美国人在东亚》，第91页。

[17] 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115—12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1854—1863）》，第67页。

[18] 《春冰室野乘》，第178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19] 《美国人在东亚》，第146页。

[20] 《镜湖自撰年谱》，第64—66页，中华书局1960年。

[21]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758页。

[22]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270页。

[23]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81页，中华书局1998年。

[24]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83页。

[25]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096页，岳麓书社1994年。

[26]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823页。

[27] 《薛福成选集》，第549页。

[28]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838—842页。

[29] 转引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30]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840—841页。

[31] 《刘坤一遗集》第一册，第367页，中华书局1959年。

[3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833、836页。

[33]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842页。

[34]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三册，第1118页。

[35] 《道咸宦海见闻录》，第300页，中华书局1981年。

[36]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232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一，第29页。

[37] 《洋务运动》（一），第325页。

[38]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662页。

[39] 《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第12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40]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250页。

[41]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68页。

[42]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41页。

[43]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160页。

[44]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180页。

[45]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257页。

[46]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261页。

[4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7页。

[48]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96页。

[49]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42页。

[50]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263页。

[51]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485页。

[52]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23页。

[53]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87页。

[54]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13页。

[55]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17页。

[56]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945页。

[57]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5页。

[58]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157页。

[59]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91页。

[60]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32页。

[61]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68页。

[62]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55页。

[63]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243页。

[64]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372、416页。

[65]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462、561、968页；《清末教案》，第二册，第64、451页。

[66]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483页。

[67]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61页；《清末教案》，第二册，第542页。

[68]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143页。

[69]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52、672、731页。

[70]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73页。

[71]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557页。

[72]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561页。

[73]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63、672页。

[74]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605页。

[75]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72、385页。

[76] 《洋务运动》（一），第325页。

[77] 《洋务运动》（一），第325页。

[78]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485、510、482、522页。

[79]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64页。

[80]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84页。

[81]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608页。

[82]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779、783页。

[83] 戈登1864年6月19日信件。转引自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二卷，第74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84] 《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册，卷二十四，第440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8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三，第5页。

[86] 《美国人在东亚》，第281—282页。

[8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十五，第36页。

[88] 《薛福成选集》，第414页。

[89]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65页。

[90] 《中国通和英国外交部》，第71页。

[91]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6页。

[92]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433、436页。

[93]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上册，第97页，中华书局1998年。

[94]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523页。

[95]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37页。

[96]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303、370页。

[97] 《费正清集》，第26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98] 《美国人在东亚》，第169页。

[99]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50页。

[100] 《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第42、52、4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101] 《美国人在东亚》，第323页。

[102]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46—548页。

[103]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760页。

[104]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48页。

[105] 《越缦堂日记》，第四册，第2336页，广陵书社2004年。

[106]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50、555、547页。

[107] 《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册，第214页。

[108] 《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册，第261、264页。

[109]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739—740页。

[110]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886、922、931—932页。

[111]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14页。

[112]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8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3]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47、760、765、407；《清末教案》，第二册，第405页。

[114] 《旧典备征安乐康平室随笔》，第222页，中华书局1982年。

[11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九，第6页。

[116]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759页。

[117]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42页。

[11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五，第6页。

[11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三，第5页。

[120]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430页。

[121]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54、681页。

[122]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714页。

[123]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69页。

[124] 《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册，第1366页；《清末教案》，第二册，第595页。

[125] 《万国公法》，《万国公法序》，第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七，第26页。

[127] 《万国公法》，《万国公法序》，第5页。

[128] 普鲁士。

[12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六，第29—30页；33页。

[13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七，第26页。

[13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第9页。

[132] 《万国公法》，第17页。

[133]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760页。

[13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第25页。

[135] 《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册，第1491页。

[136] 《薛福成选集》，第549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第20页。

[137] 《陈炽集》，第251页，中华书局1997年。

[138]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270页；《曾国藩全集·书信》第八册，第5675页。

[139]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64页。

[140] 《陈炽集》，第251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一，第37页。

中西交冲：晚清中国的传教与教案

一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国与美国立《五口贸易章程》，准予“合众国民人”在口岸设“礼拜堂”；同一年中国与法国立《五口贸易章程》，准予“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1]于是，自康熙一朝开始的一百三十多年禁教之后，这两个后来分别被称作《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的章程使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稍后，主持夷务的耆英引“咈囒哂夷使”之“哓哓辩诉”入奏议，“请将学习天主教之人稍宽禁令，以示羁縻”。[2]“稍宽禁令”和“以示羁縻”说的是西方人的基督教不仅可以在教堂之内存在，而且可以在教堂之外传播。当道光帝被这套道理说服之后，传教和习教也成了一件合法的事。继起的咸丰朝因英法联军之役的一败再败而先后与俄、美、英、法立《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间共有的“内地传教”[3]一款已是明白地把基督教从口岸里面放出来，使之可以自由地进入一个没有范围的空间之中。而中法《北京条约》尤多添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4]一段文字，为基督教入华，挣得了一种富有侵略性的利权。由于这种多添出自私添，因此基督教虽以欺诈为教义中的大戒，而其进入中国的过程，则一开始便在用欺诈引路。然则比之《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之尚有界限，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之后，入华的基督教已伸展自如而漫无边际。

但就当日实际的历史过程说先后情节，则传教士的脚头其实比条约走得更快。他们在《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之前已经来到了中国，并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之前已经进入了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安徽、河南、陕西、贵州、四川、蒙古、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口岸之外的地方。[5]用世间的规矩来度量，这些人潜入中国，做的都是不合法的事。然而，他们是一种“只听从上帝不听从人”的群类，其说服自己和说服别人的道理都是从天国里来的：

基督教传教士奉天主赐予的任务：“你们往普天下去传布福音给万民听。”（《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基督教传教士在这一神圣的使命之下，必须以忠实和仰慕的心把这一使命像传送到世界上每一个天涯海角一样传送到中国内地去。[6]

对于这些自以为是在“传布福音”的人来说，世间的规矩和法度都是视野之外和意念之外的东西。但一入世间，则规矩和法度都依然存在并始终存在，因此不合法地“传布福音”，召来的常常是一种险阻。一则记载说咸丰初年法国传教士凯里克（Krick）和鲍利(Boury)借道印度入西藏，中途双双死于非命。另一则记载说咸丰中期法国传教士罗启桢（Reano，Charles René Alexis）由四川入藏，半路上被官兵截获转手遣回广东，而一挫之后犹不回头，又从云南入藏，并终于到达藏边定居传教。[7]在这些外国传教士的身上，为上帝传播福音的使命意识都已化作了一意孤行的不折不挠。更极端一点的，则极信“殉教是传播基督教的种子”，并视之为“神谕”和感召。“殉教”可以成为“种子”，则赴死已同超凡入圣。因此这种感召造就了这一代入华教士品格中多见的愍不畏死。[8]而后才会有《传信年鉴》里“一路上屡遭抢劫，并多次遭受死亡的威胁”那一类引为光荣的传教历程和心路历程。[9]这种由宗教精神灌溉出来的不折不挠和愍不畏死说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福音的过程，从一开始便与传教士群体和个人一往无前的执拗、持续不绝的强入和没有止境的进取在互相支撑中连成了一体。而作为“只听从上帝不听从人”的事业，又决定了这个过程一定会是不可劝退的和常常会是没有理性的。因此，比之中外通商以买和卖的可以讨价还价为常态，基督教带来的上帝的福音显然更少一点商量的余地。然则当《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前所未有地为基督教提供了一种用暴力取得的特权之后，其间原本已有的执拗、坚韧、持续不断地强入和没有止境的进取与之深相缠结，都非常容易催生出肆其恣睢和强横独断，变作中国人眼里的悍悖和鸱张，悍悖和鸱张都是撼动与冲撞，为上帝传布福音的过程便因之而成了先在人间造怨恨的过程。由此促成的震荡和紧张不能不逼出中国社会激烈的回应与长久的排抵。于是随传教的条约利权而来的，是西方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常常会演化为中西之间的一次接着一次的冲突。

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起，久在禁止之中的基督教借中西约章而脱出了禁网，但不过三年多一点，脱出了禁网的基督教便因民教“争殴”而触发了青浦教案。[10]随后，次第而起的还有道光三十年（1850）的福州教案，咸丰二年（1852）的定海教案，咸丰六年（1856）的西林教案，咸丰十一年（1861）的贵阳教案、海门教案，同治元年（1862）的南昌教案、湘潭教案、衡州教案，同治二年（1863）的平山教案、重庆教案、福安教案，同治三年（1864）的酆都教案，同治四年（1865）的酉阳教案，同治五年（1866）的贵溪教案、凤山教案，同治七年（1868）的秀山教案、扬州教案、彭水教案，同治八年（1869）的庐陵教案、遵义教案、罗源教案、安庆教案、天门教案等。[11]而一年以后，则在距离北京很近的地方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天津教案。这个过程描绘了因教案条约而起的路迹，若以六十年代比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显见得《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为入华的基督教撞开了一个更大的门洞，因此《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之后教案一路剧增。就其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之间的各有因果和自起自落而言，这种由传教士带来的冲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曾是有限的。但同治九年（1870）发生于天津的聚众反洋教却越出了地方范围而牵动朝野，使一场教案演变为中国人与西方世界之间笼罩全局的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

天津教案起于疑虑弥漫而积之已久的“民情汹汹”，随后因事而起一触即发，便成了群相感染和此呼彼应的闾阎骚动。当日身在场景之中且周旋于中外之间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事后奏报，说是“天津一带自入夏以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民间谣传甚多，有谓用药迷拐幼孩者，有谓义塚内有幼孩尸骨暴露者，有谓暴露之尸均系教堂所弃者，遂有谓天主教挖眼剖心者”。之后地方官“拿获迷拐幼孩之匪徒”，又于民人“拿送”的“迷拐”人犯身上“讯出”了“牵涉”教堂的人物和情节。在当日的天津，这些人物和情节都与法国人的传教事业直接相关联，于是而有官府同法国领事的交涉和官府到法国教堂的查询。但事情还没有弄得十分明白，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Fontanier Henri Victor）已“神气凶悍”地寻到崇厚的官署，并“一见即口出不逊”，骂了之后又“取洋枪当面施放”，复进屋“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他在最需要说理的时候不肯说理而更喜欢动枪，其没有理路的暴怒已经先为这场风波做了示范。而与这种没有理路的暴怒相对峙的，则是已经在“街市”上聚集起来的“数千人”之众，以及同时聚集起来的“民情汹涌”。就彼时的天津而言，“民情汹涌”也是一种暴怒。因此，当“盛气”出门的丰大业路遇天津知县，而“盛气”化作杀气，“又向其放枪”并致后者的跟班被伤之后，西人的暴力触发了中国人的暴力，“民情汹涌”便立时成为一种倾泻而出的渲泄，“众百姓瞥见，忿怒已极，遂将丰大业殴毙命”。[12]同时被打死的，还有持刀跟随丰大业的秘书西蒙（Simon，M）。这种致人于死的群殴都是对丰大业开枪射击的回应，从而是丰大业开枪射击的结果。但同法国领事的暴怒相比，“众百姓”的“忿怒”是一种多数的暴怒。暴怒而汇为群集，则一旦产生便会成为一种随情绪而走的席卷之势，同时又会由其自发性而成其无序性。而后，因“忿怒”而汇聚的人群又在“忿怒”的导引下一路拆毁并焚烧了法国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以及英国人的教堂和美国人的教堂。这是一种连类而及。其间“忿怒”演为收束不住的暴力，与拆毁和焚烧连在一起而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个一个的外国教士、修女、翻译官、商人被殴杀，若加上丰大业和西蒙，合而计之，则由此致死的外国人已达二十个，这也是一种连类而及，在西人的笔下，便是“空前的大屠杀”。[13]而就国籍论，这二十个人分属法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14]其间既有天主教，又有耶稣教，还有东正教。于是天津教案虽以中国人与天主教的冲突和中国人与法国人的冲突为起因，由此惊动和波及的却是当日那个已经进入了中国的西方世界。

三天后，德国公使李福斯（Rehfues，Guido von）、美国公使镂斐迪、比利时公使金德(T’Kint de Roodenbeke，Auguste)、西班牙公使巴周德(Paxot，Adolfo)、法国公使罗淑亚（Rochechouart，Louis Jules Emilien，Comte de）、俄国公使布策(Butzow，Eugeně de)和英国公使威妥玛(Wade，Sir Thomas Francis)以七个国家的名义联衔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迫使“中国政府对其臣民采取断然的方针”。而在公使联衔照会的背后，还有“各口岸的大多数洋人”和他们所办报纸的纷纷然群起鼓噪，以至于“形形色色的报复措施都提出来了，各种建议的最低要求是使用武力迫使整个中华帝国开放对外交往，从要求较高的将所有中国官吏一律斩首，推翻现政府，乃至将全国置于外国保护之下等等，应有尽有”。[15]就其所表达的意愿来说，西人所要的报复，落脚点仍在利权的扩张，因此一派鼓噪之中，大半都是血腥气与贪欲心的交杂。而与这种纸上的鼓噪同时发生的，则是由英国和法国的“炮舰”、“护卫舰”、“旗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已至天津附近，德国和俄国的军舰正在移向烟台，与之连横的美国公使心同此理，也在调度兵船进入“华北水域”。[16]从四十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算起，这是西方人的舰队第三次屯集于天津和华北的海面了。西方人选定这个地点炫武，以切近地震动朝廷和压迫朝廷，是积三十年中西交冲之阅历和两次民族战争的经验。而比之道光年间的英国舰队和咸丰年间的英法联军舰队，此日的炮船屯集显然是更多的西方国家在用聚拢起来的肃杀兵气向中国人显示自己共有的意志。而对于经历过十年之前“庚申之变”的那一代中国人来说，这些兵舰都会在旧日记忆的反照之下直捷地被看成逼近的“边衅”而“尤为可虞”。[17]他们已经知道了中西之间的强弱之比，但对西方那个世界里既合而谋利，又各谋其利的种种情事，以及其间正在发生的彼此忿争则犹在半通不通之际，于是，突发而起于天津的这一场民教冲突遂成了“关系重大，非寻常各省教案办法所能了”的事了。[18]

由于天津教案“变起仓猝”而法国首当其冲，因此，在西方使节的联衔照会和外国海军的“庞大舰队”筑成的情景里，法国公使始终是一个中心人物。自中国人看去，便是夷人群里“志在寻衅”的“狡悍异常”者。[19]以三十年中西交冲为具体的背景和前因后果，则天津教案应当是一个产生于历史因果之中的事件。但西人截去半段，立论都归结于“中国暴民”和“流氓”的“骚乱”以及地方官对“暴民”和“流氓”的怂恿。[20]以事理而论，无异是把这一场发生于天津的民教冲突当成了没有原因的结果和没有因果的狂暴。由于截去半段而不讲因果，法国公使罗淑亚不仅向中国人要赔偿，要惩凶，尤一意要打破中国人的情理国法，把远离现场的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和已经赋闲的提督陈国瑞同“暴民”圈在一起“即行抵命”。[21]把这些并不在场的人拖到漩涡里来，不是因为他们与教案中的“民情汹涌”有直接的勾连，而是因为他们身属官界，在西人心目中，便是管制力之所在，从而不能不先作穷究并执着地穷究。而罪与罚之是否相当和应否相当，则已是次一等的问题了。与之相对而且相持的，则是朝野清议的勃勃然起于一时，从天津教案追溯中西交冲，皆归结于“传教之说”的“包藏祸心”和“败坏风俗”，以及它们在中国的“十年之久，流毒天下”。由此说因果，则是“和议既成，各夷馆分设中国，到处激变居民，近而淮扬，远而黔蜀”，之后遂有“津民护官毙夷一案”。以是非而论，这个过程曲在洋人，因此“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同时是“地方官勿轻更动，以洽民望”。[22]

这一类议论出自士大夫的多数，所以这一类议论代表了那个时候的普遍性。于是，当曾国藩拖着病躯奉旨办理天津教案的时候，他便成了一个身在西国公使与中国士大夫当中而夹处于两头冲击之间的人物，并因之而既没有办法对西方人说中国人的道理，也没有办法对中国人说西方人的道理。作为一个做过圣贤功夫的士大夫，曾国藩并不喜欢天主教，并深知其既“滥”且“横”而“屡滋事端”，已久使“百姓积不能平”；[23]但作为当日中国政府的代表，他又在事理之曲直以外，还直面着西方人不以事理论曲直的“边衅”和“兵端”，并成了这一场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的直接承担者。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深深的历史矛盾和个人困境。以两面相权衡，他引为深忧的尤其在于“中国目前之力”不能逮“外国之穷年累世专讲战事者”，而致身在弱势之中，“断难遽起兵端”。在他的深忧里，“兵端”无疑是与去此不远的“车驾北狩”之祸连在一起的。一场起于反洋教的民间骚动召来了多国兵船，而当召来的兵船已经环泊于海口之日，这个过程里的起因、曲折、是非、情理，虽构成了这个过程的真相并导致了这个过程的结果，却为中西之间“力”的不可匹比所遮没，成了不可沟通和无须沟通的东西。而后是这种“力”的不可匹比成了中西交涉的实际主导，事理之曲直不得不屈于“边衅”和“兵端”，而中国政府办理天津教案便只剩下“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24]

自中国人而言，显见得“委曲求全”是与委屈不平相表里的，所以不肯委屈的清议垢詈四起。然而，自西方外交官看去，则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始终“情重刑轻”，远不合乎他们心中的“持平之理”。[25]力主“将府、县并陈国瑞正法”的法国公使罗淑亚尤深恨曾国藩之坚执不从，并曾因之而专门以“天津滋事论”为题目撰文字散发中外，直指曾国藩放纵地方官和“护庇”地方官。[26]然则“委曲求全”虽是忍让，而西人之指责又反照了其身在局中犹不能甘心于一味忍让。所以，与“委曲求全”相伴随的，是连绵不断的“眼蒙”、“脾泻”、“眩晕”和“寸心如负大疚”。[27]对于一个学孔孟的士大夫来说，其中的困苦犹过于内战中屡战屡败的“绕室彷徨”。当天津教案最终了结的时候，三个月的时间已经在这种艰难搓磨里过去了。法国、俄国、英国和美国的教堂与教士分别得到了赔偿和抚恤；随后是中国政府派崇厚为特使赴法国，以“代达衷曲”并“昭久远和好之美意”；[28]而“本无大过”的天津地方官则先被革职，之后“发往军台效力”；[29]其间最直接地震动了津郡人心的，是在已经缉捕而指为“凶犯”的中国人里“正法者”16名，“军徒者”29名[30]，曾国藩称为“办理不为不重”。[31]中国政府以自己的“办理不为不重”，化解了这一场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然而，内含于反洋教过程里的起因、曲折、是非、情理虽被置之度外，但作为中西之间和民教之间的真实存在，这些东西并没有因此而化解，从而促成了中西冲突和民教冲突的矛盾也不会因此而化解，它们依然固结于人心之中。当日代理法国驻津领事的英国人李蔚海（Lay，William Hyde）曾专门报告“十六名罪犯行刑经过”，提供了一种非常具体的记述：

在前往刑场的途中，尽管是凌晨，群众早已云集。犯人们向一批批群众高声叫喊，问：“我们面可改色？”大伙立刻齐声回答：“没有！没有！”他们控诉当官的把他们的头出卖给洋人，叫人们用“好汉”的称呼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人们当即同声高呼。被判死刑的这些人的亲友一路跟随前进，放声恸哭，泪流如注。到达西门外刑场时，罪犯们开始拉长了噪音高唱，听到这歌唱声，执法官协台下令将他们斩首。

以他身在现场的直接观感而言，在这个场面里“云集”的群众显然是在送行。由于“高声叫喊”和“齐声回答”之间的呼和应，“这些被置于死地的人，无疑在民众眼中被视为烈士”，而与之相对称，洋人得到的则将是更多的仇恨和“敌对情绪”。[32]西人以兵船为高压了此一局，但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赴死者和送行者，以及他们之间悲怆的呼应却说明，西人的高压同时又更深地激出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怒潮。

因此，当这一场因教案引发的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过去之后，后起的二十多年里仍然是四面八方的教案绵连不绝。其中光绪二年（1876）的涪州教案，光绪十二年（1886）的重庆教案，光绪十七年（1891）的芜湖教案、热河教案，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成都教案，光绪二十二年的（1896）的曹州教案，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大足教案、冠县梨园屯教案，等等，都曾一时群起，聚众至数千人和上万人；而且迁延多日，比之半天之间倏起倏落的天津教案，其声势已愈见浩大。传教了无止境，反洋教也了无止境。而后是这个过程一面累积一面漫延，并在累积和漫延中最终导致了19世纪末年华北义和团打洋教的掀动京畿而天下震荡。

二

中国人与基督教的普遍对抗和激烈冲突贯穿于数十年漫长岁月之中，与之深深纠结而不可脱解的是中西之间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以及由此牵动的习俗、迷信、历史传统、宗族关系、社会秩序、群类利益、地方权力，在一次一次的人聚人散和潮起潮落里，它们都曾是绾连于聚散和起落之间的东西。。

同治末年王闿运作《陈夷务疏》，说过一段非常有代表性的话：

夫中外之防，自古所严，一道同风，然后能治。假令法国布尧舜之政，读周孔之书，分置师儒，佐我仁政，则诸臣将束手坐观，望风赞叹，以为真圣人之国乎？祆教之行，教堂之立，但当问其可行不可行，不当问其教善不善。为法国谋者，若使中土赍六艺之文，陈先圣之书，入其国都，宣我木铎，彼之忠臣智士，必宜守桀犬吠尧之义，明国无异政之礼，守死勿听，以为其主耳。

在其意中，上帝是个西洋人，从而是个不能知其来路的人。而比这种陌生更加不能消受的，则是“祆教妖异，《约书》鄙陋”，[33]与中国人久有并熟识的“尧舜”和“周孔”传下来的道理作对比，这些外来的东西不仅异样而且诡谲。因此，虽然就教义而言，西教亦劝人为善，但就文化而言，则西教与中国人各成一路。王闿运之排拒西教，着眼处在道、学、政之应当一体和必须一体，而西教的东来，则不能不以其另属一路的文化别立一种道和学，从而致本无“异政”的中国为“异政”所乱。以此通观斯世斯时，则当日士大夫最不能容忍的，全在于这些东西源源而入，别立教旨駸駸乎坏了中国人的“一道同风”。沈葆桢说“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说横行，神人共愤”，[34]表达的正是这种意思。他以通商传教相比较而言之，更痛恶的还是西教。在其一腔痛恶的深处，显然有着一种与王闿运一脉相连的文化自觉。当基督教被当作另一种文化的时候，这种自觉曾是中国士大夫共有的意识。因此，夏燮推崇康熙年间反天主教“廓然辞而辟之”的杨光先，引为二百年前的同道；[35]乔松年巡抚安徽之日亟言西教“悖理败伦”而“为世道风俗之害”，[36]至薛福成论传教则言之益深，说是“中国（民教）之衅，何时而弭？虽然多事，犹中国之幸也。何也？以民之未尽变于夷也。窃恐数十年后，耳目濡染，渐不之怪，则附之者日益多”，而致彼洋人“率中国之民，启中国之变”。[37]他不怕中国人与西教起衅，而怕中国人“尽变于夷也”。以知识而论，当年的杨光先并不是正确的一方。但自二百年后的夏燮看去，则他以“廓然辞而辟之”的立场，在外来的天主教和中国名教之间划出界限和守定界限那一面，显然更能得事理之根本和世务之根本，所以更值得怀念。而乔松年所说的“世道风俗之害”和薛福成所说的“率中国之民，启中国之变”，则在同样关注事理和世务之际，又由此引申，更多地表达了士之深思熟虑者生当中西交冲，在船坚炮利之外不得不另有一重深深的警觉。怀念和警觉都是中国文化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回应。因此，在西教冲击下形成的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常常用中土之学与西教比义理，而后蔑乎视之。魏源谓之“尚不及天方教之条理”；[38]冯桂芬谓之“率猥鄙无足道”；[39]杨廷熙谓之“怪诞不经”；[40]李鸿章谓之“较释老尤卑陋”。[41]

这些评断虽是贬抑，而犹自从容平静，并没有太多的愤激。然而时当疑惧交集之日，这种文化自觉与基督教正面相逢于地方社会，则其具体、切近和迫来更容易应之以愤激。同治初年湖南士绅既作“公檄”又作“公呈”，以整体的名义讨伐天主教，称其“肇自岛夷，情同禽兽”，比之为“虺”，比之为“蛇”，呼喊“防维殴除”，“挟而绝之”。[42]湖南之外，这一类被称作“檄”、“呈”、“启”、“揭帖”的文字还次第起于江西、福建、江苏、广东、湖北、河南、直隶、贵州、山东、四川、广西、安徽等等，并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断地产生出来和重复地产生出来。这些以愤激为本色的文字大半已不再用义理作尺度，而后是起源于文化自觉的攻乎异端便转而集注于追究西教的“采生折割”、“剜目剖心”以及“奸淫妇女，锢蔽幼童”一类传闻和推想。[43]虽说传闻和推想多半不能实证，但时当中国人看西教皆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日，则不能实证的东西却常常是更容易远播深信的东西。因此，同治九年（1870）天津士民深疑天主教之“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剖心”，而相隔二十一年之后，在芜湖和宜昌民间流传的仍然是天主教“熬煮”幼孩，以“调制药品”等等。[44]显见得这种题目一入人心便韧而又韧且常说常新，不是可以轻易折断得了的。

“采生折割”之类本是中国人历史传统中的教门法术。因其太过邪恶，在西教入华之后便会非常自然地与世人眼中同样邪恶的西教连结到一起，唤出万千人的惊惧和敌意。这是一种存在于深深隔阂之中的惊惧和敌意。与立足于义理的士大夫以“光舜”和“周民”与西教对敌相比，教门法术之演为一种历史传统，则大半是既在民间社会里生存，又在民间社会里传承的。就其在中国影响了数千年和影响了万千人而言，这些东西已同样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就其以蒙昧为本色而言，这些东西所代表的又是中国文化中的非理性一面。而作为对于震荡和冲击的回应，则西教既会唤出中国文化中的理性，也会唤出中国文化中的非理性。因此，像这样从历史传统中移用来阐释西教之恶的东西，还有人人都信的风水之说。光绪四年（1878）梧州士民聚众焚“洋楼”（教堂），起因，便是洋楼高耸“伤碍全省风水”，而致“人心怨愤已非一朝”。[45]后来重庆教案大打出手，起因也是西人于“扼要”之地“大兴石工”营造“天主堂”。其间“川东三十六属绅粮”作禀文说道理，尤不能忍“鹅项颈险隘既属渝城咽喉，尤关三十六属风水”，而洋人“凿石断梁”已“大伤地脉”，[46]表达的同样是由推想而产生的深深的怨愤。类似的事实还有，因杭州的洋楼破了藩司衙门的风水而起风波，[47]因传教士在济南租民屋“有碍风水”而起风波，[48]以及延平拆旧屋造教堂“有碍方向”而起风波[49]等等。据一种统计，在19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四十年里，由这个题目触发的教案至少有过三十起。[50]然则当万千人都相信风水的时候，风水便成了一种能够牵连和动员万千人的东西。在风水之外，与之相近似的是民间观念里的灾异。这是由数千年漫长岁月里的天灾人祸，及其所引发的恐惧猜度移入人心之中的物事，因此是根深蒂固的物事。而入华的西教一路喧嚣，其理路和模样皆出常度之外，自中国人眼中看去遂常常成了灾异的对应物。崇厚奏报天津教案由“亢旱异常”说到“人心不定”，又由“人心不定”说到“谣传甚多”，而后引出教堂里的“挖眼剖心”，正具体地描述了千人共愤背后的一种灾异推理。后一年，福建古田有“小虫密浮水面”，当地人最先想到的便是“教堂所放”以“下药毒人”，并由此聚众，“引动多人”拥入教堂，致官府不得不出手弹压。[51]显然，把水面上的小虫与教堂连起来的是一种同样的灾异推理。在相近的时间里，直隶永年府曾久旱不雨，乡人为不雨所苦，而群相猜疑，都把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认作引来天怒的异物。之后一哄而起的毁十字架打教堂，便成了一场典型的民教冲突。[52]

梧州、重庆、杭州、济南、延平和天津、古田、永年的故事里各有情节，而其间的共性都在于这种群起一哄的没有组织和无须组织。驱个体汇入群体是传闻，使传闻动人之心的是深信和盲信。这一类事情多见于当日的中国，以至后来长江流域反洋教，民间传播的一种揭帖文字指西教“触怒天地，开罪三光”，然后统括而言之曰：“连年水旱瘟蝗，皆由教匪招下灾殃。”[53]这种直捷的推断不仅流布于中原。同治十二年（1873），入藏的天主教传教士致书教廷传信部，说是“藏族人驱逐了我们，因为根据传说认为，我们是1870年的可怕地震、四季不正的原因，同时也是田鼠大量繁殖、水旱灾害频繁以及其他多种自然灾害的祸根”。[54]然则随西教之所至，藏区同样在把西教当成到处作祟的东西。而西国传教士信中所说的“根据传统认为”，又尤其明白地说明，藏区与中原虽有种种不一样，但地方社会之各有传承则汉藏都是一样的，从而民间之反洋教，所取的路数也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自起之而自落之的过程，但这个过程里也有过常态之外的异事。光绪初年，山东大旱，地方官入庙求雨，是自己戴着一身锁链以状如罪囚来示诚敬的。就彼时的官场体制来说，其诚敬已是异乎寻常。中国人到庙里求雨，而正在山东传教并因之而目睹了官与民祈雨场面的李提摩太则自信彼可取而代也，遂沿用中土反西教以揭帖作传播的办法一路游走，一路游说，一路张贴“海报”，叫祈雨的中国人“抛弃死的偶像”，而“向上帝祷告”。据说以此为契机，还收到过一批信徒。[55]在李提摩太提供的实例里，显然是常常助成反西教的盲信和迷信，有时候也可以变作被西教利用和借取的东西。这种事情的出现，说明了历史变迁的过程里不可一言以蔽之的稀奇古怪和多色多样，以及因果之间的不可思议。但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李提摩太叙述的那种事一定不会是常态的多见的。市井中的人和乡村里的人愿意相信和能够相信的，大半还是西教的邪不可测。因此，风水和灾异之外，又有传教士“收买虱子蘸上毒药”放出来害人，传教士“在鸡蛋里下了毒药”，传教士作法术剪人辫发等说起来离奇而听起来明白的各色传言。与传言相伴随的，则是由此引出来的一次一次敌忾和对打。[56]

风水、灾异以及“采生折割”之类都以民间的信仰世界和礼俗世界为源头，西教进入中国，便在搅攘这个世界。而信仰和礼俗之能够调度万千人，本在于其根脉都结穴于万千中国人的心中之共有。所以，它们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长久地成为教案中的题目，并且前伏后起地同见于南北之间，既显示了时间上的绵延不绝，也显示了空间上的绵延不绝。与这种绵延不绝相对应的，是身在民间社会之中的地方士人守护本土精神的自觉自愿和执着执拗。赫德后来说，“地方性质的惯例、成见、迷信”是中国的“不成文法”。因此，“正如当地人更受这些不成文法的约束一样，反过来，谁冒犯了就更能激起当地人的恶感”。[57]他是英国人，于“不成文法”尤有体会和尤肯认知，并能举此以描述中国，然则就其共通的一面而言，他所说的“不成文法”其实是与中国人的信仰世界和礼俗世界等义的。彼时流布于各地的“檄”、“呈”、“启”、“揭帖”之类多半以“汴省绅民”、“江西阖省士民”、“湖南阖省文童”，以及“南阳府绅民”、“邹邑绅民”、“重庆府十四属廪生、教习、职员及文武童生”、“宁乡等州举人、副榜、贡生”等等为号召一方的名义，说明了在“不成文法”被“冒犯”的地方，最先感到愤怒和最先表达“恶感”的总是地方社会中的读书人。因此，比之由义理发为论说的京城士大夫和远离乡间的上层士大夫，这些人直接被“冒犯”，因此这些人注定会卷入更深。由于卷入更深，在累次教案留下的历史记述里，便常见“生童云集，众说哗然”、“文武生员会议”驱逐教士、“各属考童及[所]在居民纷纷不愿传教，匿名揭帖已满城市”，[58]以及武生锯掉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考生打教负伤、秀才先与教民冲突后遭教堂殴打、士绅立“平夷灭番局”、“局绅”聚团民打教堂[59]一类血脉贲张的情节和场面。

在那个时候，惊动远近的教案大半以倏起倏落和此起彼落为惯态，但这些出自记录的人物和事件都说明，地方社会里的士人显然是贯穿于起落之间的一个常数。所以，当日英国公使阿礼国报告扬州教案，曾直白地把“那批文人和绅士”称作“我们的最活跃的敌人”，并以“科举出身及文人为首的疯狂暴徒”[60]这样刻意的修辞来概括民教冲突里的中国一方；同时的一个法国传教士则指“绅士（显要人物）和一些权威人士”为遵义教案中的祸首；另一个法国传教士更多忿恨，把重庆“生童会考”的主持者看成“西洋人和基督教徒们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他写过“一封鼓动所有官吏迫害基督教徒的书简”。[61]秀才、童生、文人之外，曾被西人归入这个群类之中的，还有致仕回藉的两广总督晏端书和致仕回藉的河南巡抚李庆翱，[62]以品级而论，都是退休的达官。这些出自西方外交官和传教士的判断因其一致性而具有典型性，说明他们既注目于士人，又集矢于士人。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士人之共性在于更多地据有历史文化和更能够代表历史文化。因此，西人为传教与教案的因果连环所困，而倒推因果之际，则于万千人反洋教的场面里独取士人，又切齿于士人，正明白地显示了其理路之中同样内含着自觉的文化意识。由于西方人的理路出自熟视已久，所以其注目和集矢又从另一面写照了地方士人卷入反洋教，常常是在以其自身的存在，为这些没有组织的群起一哄提供一种主动性和主导性。中国社会以四民分等序而置士人于前列，以这些事实为比照，显然是聚而打教的四民中，士人依然是位在前列的一群。

在已经已过去的漫长历史里，中国社会并非没有接纳过外来的宗教。当时人曾以“佛教之来二千年”为实例概说之曰：“儒士间有诵言以辟之者，而民间与僧侣则始终相安，焚香膜拜，且遍天下。”[63]这段文字里的“间有”，显见得不会是一种集群的冲突和没完没了的冲突。而迟来的基督教虽然别成一种文化，但开始的时候却并不是骚动天下的东西。同治初年，成都将军崇实奉旨查办教案，其奏折里有一节从民教之冲突追说教务的变迁：

伏查和约未定以前，各省传教士不乏其人。即以四川而论，传教者来此已数十年，入教者已数千户，何以相安无事？彼时教人皆深自敛戢，与齐民为伍，故渐习而相忘。迨至弛禁以来，彼教之士，未免夸张，辄自尊大，而奸民入教者，亦凭藉其势，得以招摇。

而后是“教人激成众怒”和“祸患触机而发”。[64]他叙述了几十年之间的因果转移，而这种因果转移则说明，存在于文化冲突的周围和背后，并且直接地促成和激化了文化冲突的，是西教由“深自敛戢”变成了一种不断地造成冲击和累积地造成冲击的外来之“势”。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后来说，自基督教被载入条约之后，它们便是作为“西方入侵的一部分”[65]而在中国布道和活动的。由此形成的历史联结，便使自负神圣的传教士常常会表现出自觉的进攻性。

英法联军之役，美国传教士卫三畏随军北上，他在一封信里说：“四国使节带着舰队聚集在北京附近，在我看来这也是我们伟大的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又在另一封信里说：“异教已经使中国人变得如此胆小、自私和残酷，要想让他们作出理智的决定，就必须以武力为后盾。”[66]他相信上帝，同时又相信上帝来到中国不能不带着“舰队”和“武力”。因此，他在西方人的侵华战争和自己的心目中的上帝之间不仅建立起一种联系，而且建立起一种逻辑。就当日来华的传教士而言，卫三畏不能算是非常悍黠的一流，但其笔下的宗教意识显然已有着太多同福音不相对称的煞气和戾气。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开始，而后是以此为渊源。19世纪的后半期里，这种对于“武力”的认同和亲近，曾引人注目地附着于基督教的行迹之中，一路派生出传教士中领袖人物持久不息的“好斗精神”和“报复心理”。[67]然而，以基督教的教旨作尺度，“好斗”和“报复”都在使其失去本义，因此随后的传教过程便常常会变为洒向人间都是怨的过程。作为“西方入侵的一部分”，多数中国人自始便把西教当成异端，与之相对等的，则是多数传教士自始把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看作一种没有亮光的“异教”世界、罪恶世界和野蛮世界。当日传教士从广州进入中国，眼中看到的便是“触犯上帝尊严的种种令人厌恶的行为”，以及“异教徒的迟钝和麻木是一直生活在基督教土地上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因为中国文化在基督教之外，所以在他们眼中中国人首先是一种异教徒，并因之而不仅是“迟钝”、“麻木”的，并且是“令人厌恶”的。他们不能接受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从而他们不肯理解这个世界的多样性。所以在他们向西方世界的报告里，还有“汉语是一种贫乏、讨厌的语言”那样未入门径而信口开河的独断论。这一类评说里既没有尊重，也没有善意，因此19世纪的中国和中国人，便成了一个“黑暗王国”和一个“无知的民族”。[68]其间的“愚昧、迷信、骄傲”和“半开化”都是为上帝“传送福音”[69]的使徒所不能容忍的。

与之相表里的，是基督教自身内含的独尊性，以及由这种独尊性衍生的武断性和排他性都会使入华的“传送福音”者非常容易地把教义立为绳尺，以放开手脚而了无忌惮地来改造一个异教的世界和这个世界里的异教徒。同治中期，一群在北京的传教士曾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说：

异教徒之错误就在于他们不谙对神权的责任，不理解“人必须首先服从上帝”的原则。正是异教徒这种愚昧无知构成了所以要遣派传道会的原因。人必须接受教育而后才知道世界上有神权的存在。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必须向神权负责。[70]

他们所要表达的正是被他们引为当然的独尊、武断和排他。然而，用这种办法送到中国来的西教“神权”太过霸道，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和观念里，它们首先成了从精神上摧锄万千人安身立命之地的东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继天立极，万世之圣人也。乃彼教妄作妖书，丑诋唾骂。”二千多年以来，“万世之圣人”一直在中国人的心中代表着这个世界里的至上性。正是有了这种至上性，而后才可能有维系中国社会的伦常、纲纪、法则、价值、责任，从而才可能有人际之间的秩序和人心之中的秩序。而西教以“服从上帝”为“原则”，则“丑诋唾骂”都是在打倒这种至上性而重造另一种至上性，从而“丑诋唾骂”都在践踏中国人赖以个体自立和彼此相处的伦常、纲纪、法则、价值、责任，并因之而使中国人的世路和心路面对地动天摇。这种起于深处的矛盾决定了两者不可能共存于同一个空间之中，于是传教的过程便成了挑动愤怒的过程。

“无圣”之外，在这种以排他为独尊的过程里，“传送福音”的西教还在摧折中国人的祖宗。当时人言之耿耿的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开辟以来，岂违斯义。”而彼教所到之处，“凡入教者，必先斧其祖先木主及五祀神位，而后收之”。并且逆乎天理人情，“称父为老兄，称母为老姐，败灭伦常，颠倒纲常”。[71]中国人立“祖先木主及五祀神位”，是一种把过去和现在连结起来的“报本追远”。由此以“孚民之德，而成其化”，最终的指归不在彼岸的灵魂而在于人间的伦理。传教的外国人不能识这一套道理，遂以不拜偶像为理由，要把祖宗从中国人的生活里和心灵中驱逐出去，而自中国人的观念看去，其“灭子孙敬爱之心”便是“不如豺獭”，[72]便是“只敬天主不祀祖祇祖考，则礼义亡”。[73]西教容不得中国人的祖宗，遂使西教在中国人的眼里不仅可憎，而且凶险。与风水、灾异和“采生折割”一类附会相比，基督教在中国锲而不舍地诋毁圣人和灭绝祖宗，都已深度地伤及了中国社会赖以维系的根本观念和心脉，伤及了中国人的传统和文化里最不可触犯的东西。与之相近似的，还有西教奉“耶稣为之主张”以行天下，“一切神道，皆为毁弃”的横暴。然而，在“神道默助至教”[74]的中国，则西教毁弃神道，同时也毁弃了众生世界里由神道设教作支撑的善恶之辩和善恶之序，毁弃了在教化不能及的地方为匹夫匹妇立人性之界限的敬和畏。与之俱来的，便不能不是前所未有的动荡。这个过程跌宕起伏于19世纪后期的四十年里，排他的基督教绵延不息地摧折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使中国人的日行起居不复再能成为日行起居。同时是“传送福音”的西方人种瓜得瓜，不得不在他们所到的地方面对着“大部分人却是发自内心地憎恶我们”。[75]事涉中国人的文化，便事涉五千年来的历史和传统。西教搅动既深且烈，中国人的回应也既激且久。

三

当基督教借助于中西之间的条约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的时候，基督教在政教分离的西方世界里已经退出了世俗权力。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分离，曾经体现了欧西历史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变迁和进化，但在中国，传教士与条约特权交相缠绕，则这种外来的宗教从一开始便已经是一种锲入了世俗之中的权力。显见得入华的基督教更像是中世纪的基督教。而后，正在为中国人的精神秩序带来震荡的西教，又会在同一个过程里为中国人的现世秩序带来剧烈的震荡。同治二年（1863），四川地方官奏告说：“窃思官吏仪卫各有等差，名位所关，不宜僭越。而近来外国教士所到各省，无论有无官爵，辄与大吏抗衡。且乘坐绿舆，仪从喧耀，愚民寡识，积不能平。”传教士既不在中国的官制之内，又不在外国的官制之内，但“辄与大吏抗衡”则是这些人共有的一种普遍意识。“与大吏抗衡”，实际上是在与大吏比权力。“绿舆”、“仪从”之一用再用，是因为当日中国的官场体制里，“绿舆”、“仪从”一类都属权力的外观。因此“绿舆”之外还有过察哈尔的教士坐轿“插有黄旗”，贵州的主教“乘紫呢大轿，侍从多人，游行街市”而致“众情骇然，几有不能相容之势”[76]，以及河南的主教“用黄帽赭袍乘坐绿轿，前列旗牌，随从多骑，出城放炮，一切服饰仪从骇人耳目”[77]那样纷纷然各有流派的种种出格。在这些场面里，传教的西方人都在以自己有意的“僭越”，向守土的朝廷命官显示了一种与他们同在一个地方而不为他们所管制的权力。比之驻口岸的领事，西教弥漫更广，这种随西教而至的权力也弥漫更广；比之地方官的权力不能脱国家法度的约束，西教的权力出自野生而无可约束。两者都不是从其教义里内生出来的东西，因此，两者都决定了拥有世俗权力的基督教已不再仅仅是原来意义上的一种宗教了。

天津教案之后，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西华曾在一封信里说教务，亦知天主教中领袖人物的“宫殿”、“轿子”以及出行的“排场像王侯一般的豪华”不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而以“传送福音”为名义，则尤其越出了常度的，是“天主教神父们要求以平等地位同地方官员文移往来；他们串通教民使地方政府的政令无法贯彻；他们还为教民要求各种不寻常的令人反感的豁免特权”。因此，“事实上，他们正在一国的统治领土内建立一种危及这一国家的统治”。[78]与西国的传教士相比，西国外交官同样拥有勒取得来的权力。但这一段文字由西国外交官批评西国传教士，又说明两者手中的这种权力其实并不完全一样。外交官的权力虽然也是中国人眼中的灾殃和祸端，但其运用则由彼邦之政府作调度，并因之而常在彼邦法度的衔勒之下而无从个人化。但传教士的身后没有一个政府的督管，从而没有一种可以施以衔勒的力量。因此，传教士运用这种权力便更多个体的自由和自主，而后是更多的恣睢、更多的随意和更多的没有章法。所以自章法之内的外交官看去，便不能不算是无法无天。而与此相近的时间里，总署照会各国使节，是把这种西教造成的局面比作“犹之一国之中，有无数敌国而自专自立者”[79]，其间的辞旨，同西华所表达的意思无疑是一样的。前者和后者说的都是入华的基督教在改变中国地方社会本来的治理程序和治理结构。

西教涉入世俗权力，多半以干预讼事，“曲庇教民”为大端。[80]同治间法国人范若瑟（Dèsfleches，Eugène Jean Claude）作川东主教，便以其“出入衙署”操弄官司，动辄“箝制官民”为能事，使地方官既苦且恨，“亦几技穷力竭矣”。[81]同时的黔省主教胡缚理（Faurie，Louis）则力臂更长，竟能挟“欲广其教”之心伸手入地方军务，与当权的疆吏议剿议抚和争剿争抚，并移用官府程式出谕示，令各属教民办团练。[82]以中国成法相衡量，已是匪夷所思。其间，还有过“一位洋牧师出于过度的热忱”为教民向官方作申辩，“恨未得到如期的帮助，就资助信徒武器”。[83]教士运来武器，又说明了西教涉入世俗权力是很容易引出暴力的。至光绪后期广西奏报永安教案，曾列述“法国主教安宁带领教民六人”出永安州，“途见壁书不宜从教说帖，遂自拿人”[84]的种种情节。相比于“箝制官民”，这种直接由自己动手自作主张的做法显然是愈趋而愈益强横。因此，后来又有过外国传教士在川滇交界一带“处斩”村民并割人耳鼻的事。[85]这些故事里的要角都是传教士，而情节都是传教士的广用权力和滥用权力。然而，以川省比滇省，以滇省比粤西，以粤西比川滇交界，再加上过度热忱的“洋教师”，则俱见其皆能肆无忌惮，而每一个地方的风格和流派又各不相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各有创意的肆无忌惮显然是更难测度，也更难提防。因此，在这些人物和事件出现的地方，西教的声势总是同防不胜防的骚乱和不宁连在一起的。一波接着一波的骚乱和不宁，又一定会使西教在多数中国人心中成为不祥的东西。

光绪十七年（1891），西人曾致书总署，枚举西教之悲天悯人和在中国的济时利世曰：

自从1877—1878年的大饥荒以来，不论在中华帝国什么地方发生什么天灾，所有教派的教士无不挺身而出，给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难民提供了可观的救济与援助。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捐助了几十万两银子，在欧美则为数更多。捐款均曾极其细致地被分配到难民手中，从来不问他们是不是基督徒。

同时还有“几万名儿童由于被教会孤儿院所收容而得到拯救”，数以万计的病人在教会医院里“免费或交纳微不足道的费用，得到医疗而保全了性命”，以及“数以千计的男女学生在教会所办的学校里受教育”。使西人深致不平的，是对于“这一切好事”，中国政府“从未说过一句赞许或领情的话”。[86]这些言之愤然的话以大体的数字叙述了基督教在晚清中国从事的赈灾、施医、办学和收养孤儿，比对当日史实，不能算是向壁虚构，然而同样成为一种史实的是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一切好事”大半都显然地得不到政府和民间的“领情”。中国人的不能“领情”，本在于“这一切好事”始终与基督教在晚清中国独特的存在方式剥离不开，与多数中国人视基督教为不祥之物剥离不开。当日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Alcock，Sir Rutherford）曾在扬州教案引发的中外交涉里强硬地为“基督教新教”争利权。但同一个时间里，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他又认真比较过西教与佛教和回教的不同，十分锐利地指述了前者在中国之“招人厌恶或猜忌”，是因为他们“想凌驾于法律之上”；是因为他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并“明显地寻衅滋事，造成严重的政治纠纷”，企图“建立外籍势力以颠复当地的主权”；是因为“某些自命不凡的传教士想要取代民政权力”。[87]他和美国外交官西华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上帝以灵魂救赎为西教立旨义，但这些“自命不凡的传教士”要的是在中国另立一个由他们来行使君权的宗教王国，其路数显然已完全走到了上帝的意愿之外。作为一个久居中国的外交官，他的话出自阅历之知，因此是一种真实之知。而身在“厌恶和猜忌”之中，博爱和诚意便不能不成为隔膜的东西和不容易感受的东西。然则在西教深深地涉入了世俗权力的过程中，同时是西教也在以这种异乎其本来面目的存在方式自己淹掉了自己经营的“一切好事”。

于是，作为一种事实，西教在这个过程中一面拳打脚踢，一面“救济与援助”，最终所获得的只能是一种无关乎“传送福音”之本来含义的人间权势，而权势之所在，既是利害之所在，也是争斗之所在，与之相对称的，便是存在于中国社会里的种种矛盾随着这种权势不停地移向西教。同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唤起的精神对峙不一样，权势所召聚和牵动的都是缠结莫解的利益冲突，其中既有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冲突，也有中国人与中国人的冲突。而后，随着早期的文化冲突越来越多地衍化为后来的利益冲突，西教在19世纪后期中国的民间与地方便成了怨府和乱源。

在19世纪的中国，由于西教缺乏感召力，所以权势便成了一种替代感召的吸引力。咸丰末法国公使致书总署，说是山西教民有“租种荒地”者，因不愿业主加租，遂“自定交纳钱粮数目，请为代求总理衙门行文山西巡抚转饬照办”。山西之“教民”想用直接同国家赋税发生关系的办法劫夺业主的所有权，但又不肯按额承担赋税而想自定一个“钱粮数目”以糊弄了事，在中国人的国家法度和民间规矩里，这种身属编户齐民而开口想要调度朝廷的念头实在是太过异想天开。因此总署奏告说：“各省地丁钱粮自有定额”，而“该教民”竟然“辄敢悬定，显系持教妄为”。[88]教民因“教”而“妄”，但教民之能够“持教妄为”，反照的正是西教的权势比西教的教义更容易为世俗世界里的利害祸福中人所借用。这个例子具体而富有代表性的地说明，在当日的中国，西教之营造功利在此，西教之引动人心也在此，而教义之入人之耳和入人之心尚在范围之外。是以光绪初年言路奏议教务，曾统括而言之曰：“彼固谓教民为善”，乃“愚民无知，相率入教，而不相率于为善，反借教以故为不善。推其意非乐于入教，乐于（入）教之可以肆行无忌也”。[89]与之相匹配的，则是当时人描述从教的群类，比比而见“习此教者，虽亦以修善为名，而良民实少”；教中“率皆作奸犯科之徒，从教之后，亦不闻改邪而归正”；凡民教相争，“从中簸弄怂恿生事者，大抵皆系入教之奸民，而从教之愚民，又从而附和之”，以及“教民半属中国无赖，凭藉名目，罔所不为，以图自利”[90]等等。“奸民”、“愚民”、“无赖”和“作奸犯科之徒”都是意在特写其品类和德性的下等，因此教民归附上帝的过程里很少能看到上帝影响了中国人灵魂的一面。以情理而论，教民中不会没有好人，但在民教冲突绵延了四十年的晚清中国，更乐于跳踉，从而更引人注目的一定会是这些被称作“奸民”和“无赖”的人。作为一种旁观和旁白，同时的英国外交官以自己的审视既久概论中国教民，曾触目地以“耀武扬威”、“横行霸道”为刻画之词，并统称之为“不满现状”和“难以制约的中国人”。[91]“不满现状”和“难以制约”，说的都是他们与多数中国人的不一样，其笔下特写的也是这群人的不肯安分与缺乏宗教气象。

这些人原本都出自中国社会，然而当这些人因从教而聚合为一个特殊群类之后，他们与中国社会里的多数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非常显目的分界。其中尤其颠仆伦常而造成民间社会撕裂的，是因为西教不祀祖宗，从教的中国人遂不能不成为家庭和家族中的异类。同治十一年（1872），一个法国教士在信里说，“中国人非常执着于其习俗”、“孝道”和“家族”，以至信徒归化，“最常见的就是掀起整整一场反对自己的风暴，掀起持久的仇恨。双亲、夫妇、儿童，甚至有时还是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一事件”。在这种出家族而入教门的风暴里，几乎每个教徒都要经历亲情化为仇恨的人世剧变，随之而来的是家庭和家族因西教锲入而断为两截。[92]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西教不奉偶像，导致从教的中国人纷纷退出久已深入了日常生活的民间宗教，并因之而不能不成为地方社会里的异类。而后是普遍地存在于南北农村之中的“乡社春秋报赛演戏”、“酬神演戏”、“补修文庙”以及供奉“文昌庙香灯”一类公共事务，原本皆取资于“一律摊派”，而以祈地方之福祉为旨义，但自有教堂，则身在地方之中的教民多以不出钱为理所当然。[93]摊派和祈福虽各有仪式和名目，其内含的公共性却正是能把地方社会中的一切人年复一年地连系起的东西，由此所维持和延续的是一种公共传统和地方传统。因此教民不肯出钱，其实际的结果便是截断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这种连系，变成了身在地方社会之中同时又自外于地方社会的人。而这种自外于地方社会的过程，又一定会伴随着这些人与守护地方社会一方的不断争斗和对打，由此累计的怨愤在久蓄之后走向激烈，便往往有平民“作戏酬神”，教民聚而“入庙，将神坛经像全行打坏”，[94]以及教民集众打“炎帝庙”，引发士民集众打教堂、医馆那样以暴力相抗的场面。其间更犯众怒的，还有“入教之人”被串诱，“屡将乡间各庄寺庙庵院献入教堂”。[95]地方社会的“寺庙庵院”，多半与地方社会里大众的精神归依相系，因此，教民把“寺庙庵院”献给教堂，不仅会使自己成为众怒之所集，而且是在把众怒带给教堂。与之相因果的，便一定会是骚动一方的教案。在这种由因造果和由果造因里，从教的中国人自外于地方社会，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抗与冲突不断地发生又不断地积累发酵，随之而来的遂不能不是地方社会因西教的锲入而分裂。同治年间地方官办理“中外交涉事件”，已概而言之，比为“一入教中，即成化外”。[9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日语汇中的“教民”一词，便以其特指而成了专门用来把一部分中国人从“齐民”里分出来的东西了。

与地方社会发生的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同一个过程里西教以教堂为中心在不停地召拢和团聚归化者。庚申之变后三年，贵州的一个传教士报告说：“我们在原有的一些基督徒（男人、女人、年轻人和老翁）中，动员了我们所能找到的所有人，并且把所有的人都培养成传道员”，而“在他们劳动期间，抚养他们家族的任务就须由我们来承担”。然则西教传布福音，同时又是在组织人际之间的联结。相隔七年之后，四川一个教区的传教士报告教务，罗举了那里“50多名司铎”中“有30多个是土著人”，还有“136座儿童或望教者的学校”在“向1500多人施行基督教教育，其中绝大部分都从我们这里获得了生活必需品”。说的也是组织和联结。在他们的叙述里，从教的中国人被组织起来，便成为一个一个的“教徒中心”，[97]而自中国人看去，则这种由教堂和“会口”组织起来的人群，是在中国的地方社会里另立一种不入中国文化的别样社会，由此带来的淆乱和搅动实为前所未有。因此，乔松年巡抚安徽之日曾在奏议里言之憎恶地说：

彼僧人道士，亦属异端而不为盛世所辟者，以其自为一类，不在四民之内，所谓游于方外也。今习天主教者，或为民，或为士，乃悖理败伦，悯然不顾，悍然自得，其为世道风俗之害，诚非细故。[98]

显然，教民之不能合于中国人固有的社会秩序，正在于他们既在齐民之中而又不能归入于齐民之内，尤在于不能归入齐民而又与齐民对峙交争于同一个空间之中。

西教在中国社会里造就了这些因从教而自成一群的归化者。然而维持这些人的自成一群，则常常要依靠西教劫来的物利。光绪后期曾有洋兵攻打热河大屯致地方残破，而当地“教堂以从前被攻教民无处栖止，令该屯民全数搬出，让与教民”，于是，“大屯难民数千人”咸逃往他处寄居。[99]显见得在“教堂”的眼里，没有归化的中国人便是可以践踏的中国人，因此他们在中国孜孜矻矻，而倾力从事的和可以计算结果的，其实不是“传布福音”而是召收附从。这一类事实的经常发生，不会使从教的中国人在精神上与上帝更近，却很容易使他们与外国人更近，从而与外国人的权势更近。在当时人眼中，便多见“中国无赖一充教民，性情顿改，其视教外之人，反若非我族类”。[100]这种为权势所改的“性情”很容易使人错乱，其间的一时极端，是光绪初年川西一个刚刚归化的教徒为衙役所拘捕，而自称“是外国人”。[101]比之中西交逢之初中国人以夷夏之界分中西之间的理所当然，这种弄错了族类的事正明白地昭示了，西教浸润之下人心中正在发生的变乱和变化。因此，乙未年割台湾，中国军民尚苦苦守基隆，迨“台省教民起”，遂“瓦解”。[102]在这段历史里，是“教民”以其宁入化外而不肯自居于子民，显然地而且自觉地不同于四民了。由于变乱和变化，教民因入教而借来了西人的权势，遂在数十年延续不断的过程中常常成为地方社会里不受管束的强势。同治四年（1865），贵州一个教民作恶于乡里而有恃无恐，说是“身已入教，告官亦不怕”。[103]而相隔十八年之后，云南教民群聚犯王法，引为护身灵符的也是“奉教人不怕官管”。[104]比他们走得远的，还有直隶的教民身背黄包袱骑马直入知州衙门，口称接旨，“大肆咆哮，语多不逊”，[105]以及吉林的教民持鞭殴打城守尉那样不知世间尚有国法的人和事。

每次教案，中国政府都以退让一步来了结中国人与西方之间的角牴。然而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不可了结的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角牴越激而越烈。遵义教案之后地方奏报说：“据城乡绅耆呈称，设堂行教两事，业已不敢抗违。惟从前入教匪人，恃教为符，抗官藐法，甚至串同蠹役劣团，遇事把持搕诈，以致良民重足屏息。”官府管得了反洋教的人而管不了入洋教的人，遂使已经歇手的前者还要面对不肯歇手的后者，而犹在没有宁日之中，其困殆皆在乎此。[106]这一类事实存在于当日的中西交涉之中，使西方世界里更多一点理性的人不能不看到：“不少基督教信徒抱有这样一个目的，认为信仰了耶稣，就不必再臣服于当地政府，而改向洋人效忠”，并且只要“信奉欧洲列强的教旨，就可得到他们庇护的权利”。[107]这些话出自基督教世界里的西方人，而表达的显然是对于身为中国人的“不少基教信徒”的鄙薄。而对于忧心时务的中国士大夫来说，由此形成的种种鸱张便是“一入其教，则人心但知有教主，不知有国法矣”[108]，便是西教在与中国争夺百姓。后来的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叙述这一段历史，则准确地把“无论天主教形式或耶稣教形式”的基督教都归结为“大清帝国内部”的“一种离心力量”。[109]然而，当这种离心力量吸引和聚纳了越来越多从教而信教，以及从教而并不真能信教的中国人之后，连同这些人一道进入西教，并因之而在西教中沉积下来的，还有他们所在的那个世俗世界里的矛盾、恩怨、利害和忿争。对于多数不能深通教义的归化者来说，世俗世界里的东西显然是更实在的东西。因此，世俗世界里的东西是他们不愿放手的东西。随之而来并不断发生的，便常常是教民“挟教以修其私怨”，而“众心不服，往往起而争斗”。[110]于是，入华的基督教还没有来得及感化世俗世界，却已深深地卷入世俗世界里的纷纷然的攘夺之中了。

同治五年（1866），黔抚张亮基奏告说：“（永宁州）新寨一带夷民奉教者居多，素与邻案（寨？）烈山村地方之汉民积不相能。”上年地方骚乱，“从教夷民借势焚掳，将烈山村汉民杀毙一百余人”，而后“各村汉民激于公忿”，纠众杀毙“夷民三人”。[111]原本夷汉之间的民族冲突便在这种掠杀里转化为新起的民教冲突。光绪二年（1877），两江总督沈葆桢奏报皖省教务，追说“皖南自兵燹后，遗黎十不存一”，而致“垦荒者多外籍，客与土不和，客与客又不和，因不和而树党，故人稀土旷，而教堂独多”。与之相因果的是“民教寻仇”亦多。[112]在那里，是土客之间旧有的冲突变成了事涉华洋的民教冲突。此外，还有民间的宿仇和旧恨转化而来的民教冲突；[113]乡村的豪强霸占田产转化而来的民教冲突；[114]以及乡民杀人之后“旋即投入天主教内”；已革知县犯法之后投入俄国教会，使本来的刑案一变而为民教冲突，[115]等等。这个过程在连续不断地把中国社会里久已有之的种种矛盾引向基督教，而后是中国人之间的矛盾一个一个地都变成了中国人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因此，发生在民间的纠葛争斗常常有起因久远而十数年、数十年之间连绵不绝者，而一入西教之门，便动辄演化为教案，使世人习见已久的世仇和旧恨都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外观。

民间争斗之演为民教冲突各有来路和起因，而一旦牵入教案，便合成了一种共性。丁宝桢总督四川之日曾总括而言之曰：“大约教案滋事之初，多由教民恃教欺压平民，积渐既深，平民不胜其忿，遂群聚而仇杀，教民寻仇愈甚，则结怨愈深。”其间的对比，是平民不敌教民之横而教民不敌平民之多。[116]由于教案同地方利益相虬结，因此，固有的地方利益决定了教案常常会一起再起；而共有的地方利益又决定了教案常常会向周边漫延。然而在权势归于西教的时代里，这种“不胜其忿”的结果又总是权势逼迫下的“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民间作“俗谚”，说是“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117]于是，“无辜负屈”的平民找不到一个可以讲公道的地方，其中的一部分在一屈再屈之后也会“相率而入教”，由西教之外走入西教之内。就其为了抵挡教民的权势而不得不踵而效之，同样到教堂里去借用权势而言，他们都是被逼而成的教民。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民教之间的冲突在那些地方便变成了西教之间的冲突。光绪中期广东潮州已有”法美两教互控而皆为华民”[118]这样两种无法无天的外国权势同以上帝之名在中国衙门里对撞的事，后来又有过“南昌荏港”的“福音教民与天主教民因口角细故斗殴，杀毙福音教民六人，互相抢劫”，[119]广东花县法国教堂的教民打德国教堂的教民，江西南昌的“天主教民”打“耶稣教民”，直隶定州的“耶稣教民”打“天主教民”[120]等等，各有归附的教民能够互相对打并打了又打，皆在于其背后各有不在官府管辖之内的权势。而这种此教与彼教之间的打斗，又使西国的不同教派不得不跟着卷到种种与教义无涉的宗教战争中来。其中最可注目的，是浙江黄岩的一个地方“甲董”，打了天主教之后又“旋投托耶稣教以冀其庇阴”。[121]而接下来的麻烦，便一定会是天主教与耶稣教之间的怒目而视。比之当初中国人不能分西教之流派而以“洋教士”为总名的一体痛恨之，这个时候的多样性已是可见的历史变迁。然而，由此形成的不同归属的教民，又在天主与耶稣的名义下把人世间弄得一派纷乱而又一派混沌。刘坤一曾举江西为实例，说彼时“从教华人租屋设堂，假传教为名，广收徒众，敛费抢揽。本地土棍刁民，遂随声附和，相率入教，倚作护符。甚至此入耶稣，彼投天主，寻仇构衅，滋事生端”。[122]这些情节之中见不到一点神性的肃穆。然则西教在中国地方社会里传播，同时又在被中国地方社会所同化，就其各立门户的“寻仇”和“斗殴”而言，显见得入华教会的末路景象，其实已经是很像当日中国各自以开山堂、立码头为存在方式的帮会了。在19世纪后期绵延了数十年之久的民众反洋教历史里，这种西教与西教之间的放手对打成了一种不容易归类的现象。然而作为当日屡见的民间骚乱，它们又以独特的样式反照了西教入华所带来的同一种社会动荡、社会困顿和社会变迁。

入华的基督教既因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而触发教案，又因其大幅度地搅动了地方社会而触发教案。而作为“西方入侵的一部分”，传教士的特色在于锲入民间的既深且广，并因此而比同属“西方入侵”的外交官和商人，更切近并且更持久地把自己放到了中国人的视野之中，成为地方社会里可见的外国人和独有的外国人。于是，在一个外力的压迫源源不断和层层累进的时代里，怨愤也源源不断地层层累进，他们便非常容易被苦于压迫和逼拶的中国人直观地当作外力的代表。而后，“西方入侵的一部分”在众恶之所归的过程里会在市井与乡村的人心中被放大，便常常要从整体上承当“西方入侵”激生的愤怒。中法战争之际，贵州桐梓“因教堂门首张帖钦奉上谕告示，众人聚观，读至法人背盟肇衅一节，各怀义愤，人声嘈杂”，随后教堂门内的“司铎”与教堂门外的“众人”便打了起来。[123]在此时此地起主导作用的“义愤”里含有明显的政治意识，显然既不仅仅是文化性的，也不仅仅是地方性的。贵州之外，同一个时间里的广东、浙江、广西、福建都发生过这一类因民族战争的失败而促成的人心激越和聚众打教。[124]被打的教堂虽然远离战场，但对久受凭陵而久积愤痛的中国人来说，它们正是一种近在眼前的象征和非常具体的象征。稍后重庆发生教案，巴县令在呈文中说：“而《申报》内又载有华民在美国受其凌辱抢杀，该国置之不议。凡此情形，皆为百姓所忍痛。”[125]而当“忍痛”引入教案之后，重庆的教堂便直接与远处“凌辱抢杀”华民的美国人连在了一起。

与这些由暴力催发的“义愤”和“忍痛”大半随中西冲突的具体事件而起落相比，西方人通商化为冲突所导致的中国经济的分解和重组，则相伴着万千人长久的生计窒苦。光绪十八年（1892），湖广总督张之洞说：“自发逆扫平后，地方乂安，而散勇惰民，思欲借端为乱，辄假西人传教为言”煽惑一方，“甚或酿成巨案”。[126]其间被称作“散勇惰民”的人口，在刘坤一的奏报里被称作“游勇会匪”，当日的两江地面里，这些人也在“潜谋构煽”并“焚抢教堂”。[127]在他们之前，川督丁宝桢居长江上游，已说是“嘓匪、会匪、枭匪无处无之，而游勇散练又复时虞勾结。且地方贫民极多，失业之人遍地皆是，名为无事，实则可忧”。[128]张之洞用“散”作指称，刘坤一用“游”作指称，说的都是这些人以流动为常态而不同于地方社会里的编户齐民。而丁宝桢以“勇”、“匪”与“失业之人”并举，则说明了三者可以相互转化，从而说明了“散勇惰民”和“游勇会匪”，其实都是在经济变动中被抛出了生产过程而不能归田和归业的人口。所以，朝旨总归而言之曰：“游手之徒相率附和。”[129]在当日的长江流域，这些人曾一群一群的卷入打洋教。虽说疆吏的奏报多渲染其“抢劫”和“焚烧”，但以财利而计，则教堂终究不是店铺和银库，他们之一再以教堂为目标作“抢劫”和“焚烧”，本在于教堂其实也是一种象征，“掠”和“烧”，深处都会内含着他们在生计失路之后群体渲泄的怨恨。因此，七十年代反洋教的告白里以“殚我民财，鸦片恣其流毒”为讨伐之辞，至九十年代，反洋教的告白已直言西人的“海船通商”以“夺小民农桑之生计”[130]为滔天罪恶。其前后的变化是随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外力牵引下的节节变迁而来的。光绪中叶美国公使田贝报告长江流域的教案，曾以“很难找到这类闹事爆发的任何真正原因”为诧异。[131]显见得因生计摧折而造成的困苦，以及由这种困苦发为“散勇”、“会匪”、“惰民”一群一群地打洋教，已经超出了西教中具体的教派、具体的教堂和一个个具体的洋教士。西人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正说明了此中的原因体现了更深一层的普遍性。在19世纪后期中国人反洋教的历史过程里，这是一种后起的趋势，而身在外力的久扼之下，这种趋势又会日趋而日益显著。

九十年代初期英国人宓克（Michie，Alexander）作《支那教案论》(Missionaries in China)，曾言之明切地说：

以武力强迫中国弛禁基督教，使基督教徒与佛回二种外来宗教的信徒，立于不同的基础上。因为佛回二教之所以不受迫害，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基督教的流布，则与中国的国耻相连系，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创痛仍深。[132]

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立场反思了基督教借武力入华，又在中国人的创痛里流布的事实。这个过程使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地方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剧烈动荡不停地冲撞交缠，于是在晚清中国，传教的历史同时便成了教案的历史。

注释

[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54、62页。

[2]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2页。

[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88、95、97、107页。

[4]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47页。

[5] 参见李思危：《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5—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6] 《清末教案》第六册，第174、197页。

[7] 转引自李思危：《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6页。这一类事当日甚多，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二册，第616页。

[8] 《清末教案》第四册，第97页。

[9] 《清末教案》第四册，第36页。

[1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六册，第3131—3132页。

[11] 参见《清末教案》第六册，附录四，第707—714页。

[12]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776—778页。

[13] 《清末教案》第六册，第89页。

[14] 转引自吕实强：《扬州教案与天津教案》，《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259页。

[15]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31页。

[16]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14页。

[17]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6982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二，第30页。

[1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二，第28页。

[1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三，第34页。

[20]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12—13、21、20页。

[2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三，第26页；《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077—7080页。

[2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三，第21、17页；卷七十二，第35页。

[23]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096页。

[2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三，第47—49页。

[25]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40页。

[26]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078、7080页。

[27]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377、1378、1380页。

[28]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954、955页。

[29]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919、932页。

[30]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918页；《扬州教案与天津教案》，《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267页。

[31]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934页。

[32]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43页。

[33] 《湘绮楼诗文集》文集卷二，第43页，岳麓书社1996年。

[3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三，第7页。

[35] 《中西纪事》，第22页。

[3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十九，第28页。

[37] 《薛福成选集》，第43页。

[38] 《海国图志》中，第838页，中华书局，1998年。

[39] 《校邠庐抗议》，第55页。

[4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九，第21页。

[4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第16页。

[42] 转引自《同治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67页。

[4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二，第34页。《辟邪实录·湖南逐异类公呈》。

[44] 转引自《扬州教案与天津教案》，《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257页。《清末教案》第六册，第528页。

[45]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189页。

[46] 转引自《重庆教案》，《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329页。

[47]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104页。

[48]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191页。

[49]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67页。

[50] 陈银崑：《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第10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

[51]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980页。

[52] 转引自《同治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76页。

[53] 转引自《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义理的辟斥》，《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114页。

[54] 《清末教案》第四册，第337页。

[55]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79页。

[56]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305页；第四册，第382页。

[57] 《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第104—105页。

[58]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217、611、719页。

[59]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76、78、178、216、326页。

[60] 《清末教案》第六册，第51、41页。

[61] 《清末教案》第四册，第220、462页。

[62] 《清末教案》第六册，第13页；第五册，第154页。

[63] 《粤督陶复李提摩太书》，《教务纪略》卷四下，第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6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一，第25页。

[65] 《费正清集》，第21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66]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第170、17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67] 《费正清集》，第230页。

[68]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第23、34、150、29页。

[69] 《清末教案》第六册，第174、171、197页。

[70] 《清末教案》第六册，第170页。

[71] 《辟邪实录·湖南逐异类公呈》。

[72]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六，第11页，《上协揆倭艮峰中堂书》。

[73] 《教务档·河南教务》，同治六年七月初八日总署收河南巡抚李鹤年函附南阳府邑绅公呈。

[74]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六，第10页，《上协揆倭艮峰中堂书》。

[75] 《清末教案》第四册，第354页；第六册，第151页。

[76]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337、191、310页。

[77]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55页。

[78]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54—55页。

[79]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二，第1页，《总署致各西国大臣书·附商办传教章程》。

[80] 《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客坐偶谈》卷三，第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81] 《教务档·四川教务》同治四年十月二十日总署收成都将军崇实文。

[82]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442—446页。

[83] 《清末教案》第六册，第187页。

[84]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741页。

[85] 《清末教案》第三册，第801页。

[86]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276页。

[87] 《清末教案》第六册，第143、173、141页。

[88]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203—204页。

[89]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129页。

[90]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07、684、761页；《洋务运动》（一），第286页。

[91] 《清末教案》第六册，第187—188页。

[92] 《清末教案》第四册，第295、508页。

[93] 《清末教案》第三册，第229页；第一册，第591—593页。

[94]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87页。

[95]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172页；《清末教案》第一册，第186页。

[96] 《清季教案史料》第一册，同治九年八月廿八日江西景兵备道复九江英领事照会。

[97] 《清末教案》第四册，第139、294、157页。

[98]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08页。

[99] 《清末教案》第三册，第172页。

[100]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472页。

[101] 《清末教案》第四册，第399页。

[102]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08页。

[103]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483页。

[104]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81页。

[105] 《约章分类辑要》卷六下，第25页。

[106]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232页；第一册，第940页。

[107] 《清末教案》第六册，第187、147页。

[108] 《毋自欺室文集》卷六，第12页，《上协揆倭艮峰中堂书》。

[109] 《美国人在东亚》，第478页。

[110]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637页。

[111]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524页。

[112]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139—140页。

[113]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155页；第五册，第449页。

[114]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704页。

[115]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483页；第三册，第785页。

[116]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150页。

[117] 《清末教案》第一册，第920、910—911页。

[118]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658页。

[119]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三十九，《盛宗丞转江督刘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三日）。

[120] 《清末教案》第三册，第249—250、494、701页。

[121]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858页。

[122] 《清末教案》第三册，第147页。

[123]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414—415页。

[124] 《清末教案》第四册，第448、455、459页；《中国教案史》，第456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210页。

[125]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336—337页。

[126]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840页。

[127]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524页。

[128] 《丁文诚公奏稿》卷二十三，第18页。

[129]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480页。

[130] 《清季教案史料》第二册，第158页；《重修大足县志》（民国）卷五，余栋臣传。

[131]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259页。

[132] 译文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90页。

中外贸易和中国经济被牵入世界市场

19世纪的西方世界把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当成“通商”战争，[1]又在咸丰年间的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对《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作极意引申，着力于“把整个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通商口岸来开放”。[2]在他们的眼里和心中，战争与条约显然是由商业和市场来释意义与立指归的。因此，随后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多年历史里，被称作“通商”的中外贸易便由五口而十四口，由十四口而十九口，由十九口而二十三口，由二十三口而二十五口，[3]沿着条约拓开的空间一路远伸，一路蔓延，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卷入了这种原本被阻隔在他们生业和知识之外的经济过程。

一

中外贸易的本义在于商品的输入和输出，以及由此而实现的交换。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输入的商品和输出的商品都是一头连着一种经济形态，一头连着另一种经济形态，而两者之间的不可比类和不相对等，则使据有强势的西人对中国的贸易过程，同时又会是改组和重组传统的中国市场的过程。在五口通商的十多年里，中外贸易的重心由广州向北移到了上海。比之曾经久被外国商人痛恶的广州“公行的垄断制度”，[4]上海已经以其华洋之间的自由贸易而别成一种典型。王韬说是“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5]在这种觌面相接的市场里，与个体的西方商人作交易的应当都是个体的中国商人。西人以自由贸易为神圣，然而当公行制度变为自由贸易之后，“则所谓自由或直接贸易者，其间亦确有种种根本上之困难”。[6]当日一个在华做生意的外国人曾说，“在两年或者最多三年之内，我希望赚一笔钱，然后走开。以后，上海被水淹了，被火烧了，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7]这些话有代表性地说出了商人以逐利为至上的本相。而逐利的短时性和短视性，又决定了这些人多半不会具有传教士那样为“中华归主”而孜孜学习中国语言、方言和文字的热忱，因此他们同中国人往来贸易，其间的多数却始终听不懂中国人说的话。而后是“言语之不通，即为困难之第一端”。[8]在这种“第一端”之外，使西方的生意人为之目眩而不能对付的，还有用作交易的度量衡常常是一个地方不同于另一个地方，被当作货币的银子大半是这一块的成色不同于另一块，以及信用不一的金融票据，各有脉路的地方市场，素不相识的交易对手，等等。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头，则是中国人“与各夷语言不通，气味各异，向不与夷商对手交易”。这些都是土生的物事以自己的天然模样化成了通商的窒碍。而身在这些土生和自生的窒碍之中作自由贸易，曾经使得远渡重洋到中国来的买茶叶的外国商人找不到“谁是茶叶的所有者”。[9]与已被摧毁的公行制度相比，这是个更加分散，更加多样，更加复杂，从而更加陌生而难以确定的市场世界。

因此，公行制度变为自由贸易，结果是摧毁了公行制度的西方人不得不自己去寻找和借用出自本土的商业中介人。王韬笔下的“惟凭通事一言”，说的正是这种愿意帮外国商人做生意的中国人，把他们与外国人联系起来的是佣金。由于这些人常常要寻觅买主与货源，为西人出货和进货，所以在时人的记述中“通事”又多被称作“掮客”。其间为洋行长久雇用，并能代东家经营生意的人物，则总名之曰“买办”。在西人的眼中，买办已是可以“寄以腹心，视同臂指”的局内人，凡“与中国市场有关涉者，即得总揽其处理之权”。[10]然则通事、掮客、买办虽名目各异，而依其渊源与来路分属性，显然都应统归于中外贸易的过程里派生出来的同一个社会群类，因之而是一种新的社会群类。他们是王化之内的中国人，但作为一个社会群类，其产生和存在，从而其归趋、职业和利益却始终系结在外国人那一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别样面目，因此时当中西交逢之初，这样的人常常被中国社会里的多数看成异类，而尤其为士林中人所不喜欢。李鸿章初入苏南之际，曾在奏章里蔑乎视之地论说这个群类曰：

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逋逃薮；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学，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11]

以当日从事中外贸易的各色人等作比照，他所说的“通事”其实已一并统括了买办。[12]李鸿章用许多文字刻画这些人“资性蠢愚，心术卑鄙”，其显然的轻而贱之，既反照了这些人物在彼时的群体模样多不安分和不中看，也反照了彼时士大夫惯以德性之见的眼光作观察，尤见其异色异样。

但这些人既随西人之所到而生，又随中外间交易而长，就历史因果而言，他们的蘖生和增长都是由通商促成并在通商中实现的。在这个过程里，被称作“通事”、“掮客”、“买办”的职业群类成了最先与西方人合作，并因之而最先附着于另一种经济形态的中国人。然而，这又是一个发生在个人的“资性”和“心术”之外，从而不能用“资性”和“心术”作解释的过程。因此，比他们的德性之疵更深地体现了历史嬗蜕的，应当是他们“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的前所未有。二千多年来中国人久以四民分人口，从而人口都在各自的归类之中，以此反照这些人的不可用四民作类比，则其陌路歧出的种种样态，正显示了他们是戳破了传统经济结构而从窟窿里伸出来的。所以这些人的成群出现和不断出现，已非常具体地说明，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西通商不仅是一种输入和输出的交易，而且是一种外来经济关系对于本土经济关系的撕裂。通商成为撕裂，则土生物事的天然模样及其原本的相互关系便不能不变，而后是“通事”、“掮客”、“买办”之外，传统经济结构里与中外贸易相关联的部分也不得不跟着走。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贸易牵连金融，钱庄因卷入其中而节节变迁。

与“通事”、“掮客”、“买办”之因西人而“别成一业”的派生和附生相比较，钱庄是在中国人的历史中形成并按中国人的方式形成的东西。自18世纪以来，因其娴于操作商业资本的流通而致“百货交易，惟凭汇划钱庄票”，[13]其时已被看作“阛阓挹注，裒益所由出，百业之据杖也”[14]。所以，当带着洋货的西方人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便一定会面对这种为生意往来作资金流通的“百业之据杖”，而不能不与之发生联系。就一面而言之，19世纪的中国市场是一个以信用相维系的市场，其间的“百货交易，惟凭汇划钱庄票”，说的正是钱庄能够在不相熟识的交易双方之间提供足够的商业信用，并且以自己的信用为庄票持有人的信用作担保，是以“若票非汇划庄所出，生客买货竟难作用也”[15]。虽说初入中土的外国商人“与中国钱庄银号或中国商人打交道”之日，曾把这种交易方式称作“西方人完全不明了的办法”，[16]但时当陌生的西方人应对陌生的中国人之际，却只有庄票才能向西方人证明中国人的信用，又只有庄票才能向中国人证明西方人的信用。这种由市场本身所做的一遍一遍的示范，会使“不明了”的东西很快地变作可以明了的东西，随后是外国商人出货时收受庄票和进货时支付庄票都成了中外贸易里的常态。同治初年，一家洋行在《北华捷报》上作广告，说是愿意接受“任何一家本地钱庄的庄票，或任何其他合格票据”[17]，显然是本来由中国人使用的庄票已经为外国人所惯用和乐用。在这种接受和被接受的过程里，形成于历史中的钱庄与正在发生的中外贸易便被紧紧地牵结在一起了。

由于两者相牵结，洋行里的买办便很容易沿着他们熟知的路径纷纷走入原本自成一路的“钱业”之中，一个一个地成为兼营商业资本操作的人。其间，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先后合股于敦茂钱庄、协记钱庄、崇德钱庄，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则以其一次“投资于三家钱庄”驾而上之，另一个叫严兰卿的敦信洋行买办在上海、苏州、木渎、常熟开钱庄七八家，以数目论多寡，是又胜了一筹。[18]而汉口开埠之后不过数年，当时的西报已在感叹“洋行买办在本地银号中”所拥有的“广泛的权益”，[19]其统而论之所涵盖的，显然不止是个体。若由这些人朝前追溯，应当还有宁波买办杨坊开设的泰记钱庄。在当日的中国，这些都是引人注目的趋向，而作为直接的对应，是同时的钱庄中人也在岌岌乎入行于中外贸易的买进和卖出之中。世营钱业的镇海方家五口通商之前已在上海开设钱庄，后来以钱业中人兼作华洋贸易，一面收购土丝、绿茶“卖与百利洋行交换进口花色洋布”，一面将洋布“自用夹板船运至汉口出售”。[20]以此相度，进出之间的规模都不会太小。比镇海方家气象更阔大并因之而更富有典型性的，是同光年间手眼通天并且长袖善舞的胡光镛。当时的记载说他“藉官款周转”起家经营钱业，名下有“上海阜康银号、阜康雪记钱庄，杭州阜康银号、泰来钱庄，宁波通裕银号、通泉钱庄，福州裕成银号，汉口乾裕银号，北京阜康福记银号”，等等，已在这一行里独步一时。之后涉入对外贸易，又“以丝业为巨擘，专营出口”，风云开阖之日，一时顾盼自雄。[21]其操纵丝业的一派声势背后，当然有着钱庄和银号提供的财力。

这一类买办办钱庄和钱庄做贸易的事虽各成一端，而其一见再见于那个时候的中国，则都是在促使中国市场的商业资本顺着西方人的卖出和买入作流动。然则对于洋货的销售和土货的收购而言，钱庄都成了一种可资借用的传统网路。因此，19世纪后期钱庄在空间上的延展便多半是以中外贸易的路径为路径，从一个口岸伸向另一个口岸，[22]而在西方人的眼里，便是买卖所到之处，“一切交易都是通过这些钱庄的媒介作用而进行的”。[23]他们所说的“媒介作用”，显然是要用足够的商业资本来作支撑的。但就另一面而言之，产生于传统市场关系里的钱庄常以短期信用作周转，手里并不握有太多的商业资本。光绪年间上海《申报》曾估算钱庄自有的本金，说是“至多无过五万，少则二万余”。[24]显见得钱业虽然为百业所仰仗，若以单个的钱庄作比较则不能算是财力厚富。然而时当中外贸易节节扩张之日，市场的流通速度和流通数量都在发生变化。时人以丝业和茶业为例说：“华商之业丝茶者，有资本一万，断不肯仅作万金之贸易，往往挪移庄款，甘认拆息，为长袖善舞之计，有借至数倍者，有借至十倍者，全赖市面流通支持贸易”。这一类“以万金之本，而负数万之息”[25]的经营方式既是“全赖市面流通支持贸易”，则“借至数倍者”和“借至十倍者”都会成为钱庄的生意。而后是本金有限的钱庄随之而越出旧日范围，常常“招揽往来户头百十，所放之帐辄盈数十万”，出手更大一点的，竟可“多至数百万”。[26]

在大笔放帐的同时，是放帐与收款之间的周期在延长，[27]比之短期信用，延长了的周期当然要用更多的银子来作维持。在这种商业资本的流来流去之中，单个的钱庄能够以“至多不过五万”的财力来调度“数十万”和“数百万”出款，靠的是同业拆借，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资本市场里，则主要靠外国银行的拆借。后人叙述19世纪中国的金融史，曾概言之曰：

拆票即外商银行对钱庄之信用放款，盛行于清季。英文称Choploan，通常2日一结，银行有需要时，随时可以要求归还。利息按银拆计算，拆进钱庄只须出一庄票存于拆款银行作为担保，不必另交押品。当时钱庄流动资本，大部取给于外商银行之拆票，外商银行之剩余资金，亦常以此为尾闾。[28]

外商办的银行自道光年间已随中外贸易而进入了中国，但用“拆票”方式给钱庄“放款”则在二十多年之后。[29]就银行之权子母以操奇赢而言，存款用作贷放应是本义和本业，然而外国人在中国办银行，是存款日多一日同时又苦于不能深知本土商界和商人的底细。而比之一个一个个体之信用难于猜度，钱庄是一种已立信用且可以近观辨察的机构，因此“拆票”便自然地成了他们在中国用作贷放的独特样式。据《申报》的记述说，彼时银行对于钱庄的拆借，在七十年代大约是三百万两，到九十年代初已至七八百万两，[30]当日都是足以支配市场的“巨数”。这个过程里的商人、钱庄和银行都在随中外贸易的扩张而各自孜孜逐利，其间一个环节与一个环节的连接并不能算作预设的结果。但由此形成的“推动国内贸易，以利洋货之畅销”，却一定会同时导致外商银行在其大量的放贷化作独面的优势和强势，而“使钱庄为其附庸”。[31]专门从事“阛阓挹注”的钱庄在“拆票”构成的主从关系里降作银行的“附庸”，而后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因外来银行的资金流入而不能不变得今时不同往昔。光绪四年（1878）的《申报》曾总论“今年银根紧于常年”，已说是“因外商银行收缩放款200万两巨数之故”，迨“银根”紧于“常年”，遂致“各银庄为坏帐所累”。[32]在这种收缩里，中国人最抵挡不住的是外商银行“平日放出在外押款借款共有300余万，而在数日之间必要一齐收起，以致贸易场中实难措手”。[33]于是，金融随外商银行的伸缩而动荡，贸易也随外商银行的伸缩而动荡。

至光绪八年末（1883初）上海发生“倒帐风潮”，一个月之内便弄得“二十余家”商号“先后倒闭”，半数钱庄“停业清理”。然后一路席卷一路牵连，“巨家如胡雪岩、刘云记、金蕴青，皆相继坏事，其余号商店铺接踵倾倒不知凡几”。身历此劫的徐润曾因地产生意而一人连累二十二家钱庄，事后追叙，叹为“非常之祸”，[34]其间的动荡显然更剧烈。若就前后的事由作推论，彼时“中法构兵”对市面造成的震动无疑是一种直接的导因。[35]但由此引发钱庄拖倒百业，百业拖倒钱庄，并且从上海远远地波及到其他口岸和城市，以至万水千山之外的北京也跟着“九城钱铺闲歇者不下百家，街市萧条”[36]，却是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事。所以次年《字林沪报》追论此中因果，已能深入一层：“上海钱业之盛，盛于票号，银行放银于庄，而不知衰病实中于是。”其着眼处在于变化中的金融关系已如同编织罗网。由“放银”得来的资金在钱庄手里会顺次化为“放帐”，而后是“号商店铺”之类都不能不因之而被串入上下左右的层层勾连之中。这个过程能使资金从近处流向远处而“市面为之大廓”[37]，同时也在使银子流到的地方又成为牵连所到的地方。报章议论之指为“衰病实中于是”，说的正是这种一时催长的市面“大廓”太过依赖“放银于庄”，而经不起一点摇撼。因此，当日“中法构兵”致“警报轰传，人心摇动”[38]，票号“将放出市面之银百数十万一齐收回，闭不再放”，同时是“借放钱庄”的“外国资本”回身“撤出”，带走了市场里的“二百万两”。以数目作比较，显然是后者抽掉的资金更多。[39]而当放出来的银子被收回去了之后，借助于这些银子建立起来的勾连和牵连却依然存在。

于是，在突然缺钱的市场里，一种行业与另一种行业之间，以及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之间的“相继坏事”和“接踵倾倒”，便成了人力所没有办法阻断的灾难。这种弥漫八方的动荡在事后的历史记述中被称作“金融危机”，但对19世纪后期钱业和百业里的中国人来说，则是惊愕和恐慌，是因“外国资本”的介入而带进来的一种不能识得的东西。而动荡之能够弥漫八方和钱庄之一路传导动荡，同时又醒目地反映了“外国资本”与钱庄间的连结已在不可解脱和不可截断之中。后来的岁月里，过度倚重官款的票号由于时移势迁而日趋式微，外商银行放出的大量贷款便以其提供的流通和造成的动荡拥有了更多的支配力。而一头已经介入了中国市场的外商银行始终在另一头连接着西方世界的经济市场。而后是庄票、支票、汇票、钞票、洋厘、日拆以及股票、公债、外汇牌价等等旧名目和新名目构成的种种金融往来和金融关系里，产出于本土经济结构之内的钱庄不能不因之而无复本来面目，变得与过去越来越不相同。晚清中国人叙述其间的变化，曾极端言之，譬为“相率入牢笼之内”。[40]“牢笼”所指，应当是身在支配之下的不得不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二

与流通资本的钱庄相比，中外贸易的纠葛更多地发生在流通商品的过程里。五口通商之初，西方人进入中国的口岸市场，同时是进入了一种既有的和久有的商业秩序之中。当日管夷务的耆英说各处“码头”皆“一货有一货之公所”，行商坐贾自为经纪，[41]正是指这种以行业分类别又以行业相聚合的井井有条。由此形成的种种行会“畛域各自分明”而彼此相邻相安，而后是每个地方的贸易都以“皆有定规”为维持长远的通则和常态。[42]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这些既有的东西和久有的东西本是应有的东西和必有的东西，但“畛域”与“定规”都立足于限定以成其各有范围，并因之而与自由贸易不能同归于一路之内，所以用西方人的规矩衡量中国人的秩序，便常常会感到已被摧除的广州公行制度依然延续于行会的特性和精神之中。[43]而后是中西商人在这种各有规矩而不相一致里的交易往来，曾演为不同规矩的相互扞格和颉颃。

其间的典型，是光绪九年（1883）发生在汉口的中外商人因衡器起争执，致“外国茶商”一时“停止购茶”，又因外国茶商停止购茶而致当地的“茶叶行会”禁止与外国商界交易—茶叶入市，不允许任何茶商将茶叶售予异国商人。两面各以自己的规矩为规矩，而颉颃的结果，是“所有的茶叶交易中止了”。[44]在这个故事里，中国人的茶叶行会是用一种极端的办法作手段来守护自己的行业利益。但时当中西通商而洋人能够“出没纵横”，则极端的办法又是一种时间上不可持久和空间上非常有限的办法。左宗棠总督闽浙之日曾以福建茶业为题目作奏论，已说是“闽省产茶”，行销“又以外洋商贩为大宗”。而“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故闽茶专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茶”。[45]至曾国荃总督两江，又举安徽茶业为题目，由“皖茶独销外洋”说到“种种受制洋人，以致十商九困”，[46]言次咨嗟。这两段话前后相隔了19年，沿海的“闽省”和沿江的“皖省”又因其分属不同的地域而在空间上隔成两头，但与西人作贸易，显然都是同在受摆布的境地之中。与汉口比，“闽省”和“皖省”更大。因此，“闽茶专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茶”，以及“皖茶独销外洋”与“种种受制洋人”之相为因果，应当更能写照当日中外贸易里的普遍性。在这种普遍性面前，以地方市场为范围的同业行会只能算是一隅里的东西，其间之不相对称是灼然可见的。

由于不相对称，彼时洋人常用“雇人分赴产茶各省地方”的方式作收买“採办”，遂以其臂力远伸，一越而过行会中的“畛域”和“定规”，于是立范围以作限制的“畛域”和“定规”都成了限制不住洋商的东西。茶叶之外，同属一个路数的还有“外国的购货商”自行向“生产者购买大豆和豆饼”、“外国商人派遣中国代理人”到内地收买“骆驼皮、山羊皮”和“草辫”、上海洋行收丝的“外籍代表”带了“买办和帐房”深入产地“收买和监督煮茧烘茧”，以及“外国的售货商”与“内地商贩发生直接接触”，[47]等等。比之借助于中间商的“採办”，后一种场合则已经是外国人更直接地走入了中国市场的内里和深处了。这一类生意既已越过了行会，便一定不会以行会的旧法为范本，但这一类生意又能引动“商贩争趋”，[48]并因之而在那个时候的贸易中别开一种反客为主的局面。西人指述这个过程，统括之曰“主动必须在我们这方面”。作为对比，是中国人指述这个过程，称之为“仰洋商之鼻息”。[49]然则两相映衬，正说明中外贸易的实际过程注定会在外国商人的催动下导致中国市场结构的变化，从而注定会打破由行会构筑起来的商业秩序。光绪年间口岸城市的行会曾有“任命一个外国律师”的“特别的规定”，用来对付“外国商人无视商律，狡猾地曲解商律以适合他们自己的意图”。[50]在这个事实里，与“无视商律”相对应的，正是原本的井然有序正在变得没有法度。因此，虽说“特别的规定”仍然意在颉颃，但用“外国律师”对付“外国商人”，则显见得行会自身也已在变化之中而不能继续沿用老规矩来守门户了，以程度而论，其间的变化应当更具深刻性。后来人论述行会的这段历史，归结为“当新资本制度之下”，亦不得不“渐缩其能力矣”。[51]而在“渐缩”所到的范围里，旧日的商业关系、商业法则、商业样式，从而商业秩序都会推陈出新。

中西贸易改变了中国人从历史中延续下来的商业秩序；然而，这种既有的商业秩序又总是同既有的贸易网路和贸易渠道串结在一起的。有网路和渠道，而后有真实的经济连系和商品流通。所以，外国商人虽因自由贸易而不喜欢一货有一货之公所和一业有一业之公所，但他们的生意由口岸进入产地和内地，却不能不借用一货和一业在长久经营中已经形成的空间路径和人际路径。同治年间夏燮作《中西纪事》，曾概述庚申之变以后的外国生意人和中国生意人，说是“一自通商畅行，出入自便。此后夷人入内地，即藉华商为导虎之伥”。[52]他所说的“华商”应当不仅仅指“通事”而为“买办”者。而比“夷人”为“虎”，“华商”为“伥”，显然是身在此情此景之中的意不能平。然而，他所说的远来之“夷人”须由识途的“华商”“导”而后入，则一面直观地写出了西人通商，从一开始便在寻找市场之间已经形成的商路；一面又直观地写出了这个过程里的华洋合作和共同趋利。在当日的中外贸易里，前一面与后一面是一种相为表里。时人说咸同之交，已有西人由“华商导之”径往“安徽之屯溪、江西之河口、义宁州等处”。[53]同时的湖南岳阳，则有“茶贩多系大商，现又多领洋人本钱”。[54]在产丝的浙江南浔，是“庚申以来，洋商丝市甚盛，众商贪利争趋之”。[55]以这种“洋商”和“众商”的趋近往来为起点，日后湖州的丝商杨涵斋遂能既执上海丝业公所的牛耳，又“同时被两家洋行聘为买办”。[56]他以自己的一人一身串连于华洋之间，提供了一个行会里的大佬为西人作奔走的具体实例。若以其身背后正在发生的“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57]作反衬，则他两面游走的自由和自如，无疑要比“华商导之”和“茶贩”之“多领洋人本钱”牵连更广，并因之而更富典型性地说明了西人介入本土贸易网路与贸易渠道的深度。

但西人之介入本土的贸易网路和贸易渠道，同时又在把自己的物事和自己的影响沿着这些现成的路径送得很远，随后是所到之处的次第变异。一则记载叙述“长沙苏广业”说：

初，该业营业范围甚广，所经营者不过北京江苏广东上海之各种土产。嗣以五口通商，洋货输入，西洋广竞占于该业市场矣。故该业店铺之称呼，初为京广杂货铺，嗣称为广货铺，复曰洋货号。[58]

由“京广杂货铺”变作“洋货号”，是一个旧有的行业在这个过程里发生了蜕变。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上海的“京货店”和“广货店”。洋布初入沪地，于百业之中无可附着，最先是与“京货”与“广货”放在一起，跟着它们行之已久的熟门熟路在市场中作流通的。是以彼时广货店卖“棉织洋布”，所用的“包装招牌纸”上无不印有“粤庄督造”字样，循名责实，自然不可思议。但也正是借助于“京货”与“广货”的提挈，这种原本不为人深知的东西才能够进入中国人的日常消费之中，并且由近致远。迨其销路日广而后自己立门户，则昔日的“京货店”和“广货店”里便派生出了用“清洋布店”为名目的另一种生意。[59]依中国人的“百业”相衡量，这种以洋布为来源和出路的生意显然在“百业”之外。然而当其由派生而自立，这种以附着为起点的生意又在积久中积大，为本土的市场新添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的棉（洋）布行业。由此所生成的“洋布公所”协和同业而调度一行，显然是与“百业”里的行会相匹配的东西。[60]在后来的历史里，洋布使土布“相形见绌”，众多的土布店虽然自有渊源，而久苦窘迫之后，也不得不从而效之，“摈弃土布改业洋布”。[61]以事论事，是新行业淹掉了旧行业。与“长沙苏广业”之内里的蜕变相比，上海“京货店”和“广货店”的这种一行派生出另一行应当算是另成一类。但推其因果，则两者都出自同一个源头：它们被通商的西方人当作网路和渠道借用，又在借用的过程里被进出的洋货改变了本来的模样，随后是旧行业的嬗递和新行业的产生。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五金、西药、染料、“洋纸”、“火水（煤油）”等等之各成一业，以及海关报告里所描述的“洋货店的数目正在一年年地增加”，[62]显示的全是同一种趋势。这种“一年年地增加”从一个地方伸展到另一个地方，累进地形成了时人眼中见到的“通都大邑洋货之店，固已鳞次栉比；即在乡僻之区，亦必有零星数家，销售杂用之物”[63]的四通八达。显见得“大邑”和“乡僻”之间由洋货贯穿起来的脉络都是以口岸为中心的。

与洋货之流入互相对映的，是“泰西诸国互市上海，湖丝出口益伙”，“洋商续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64]以及“四川、河南、湖北、山西和其他内地省份”产出的牛皮“经水道运至广州”，蒙古产出的驼毛“经过张家口和通州”运到天津，四川、陕西、河南、贵州、湖南产出的烟叶运到汉口，“华北输出豆类”运到牛庄，等等。[65]土货顺着同样的渠道在向外流出去。而其所到之处，大地方和小地方之间由丝、茶、皮毛、烟叶、豆类贯穿起来的脉络，显见得也都是以口岸为中心的。这种洋货流入与土货流出的商业脉络出自沿用和移用，大半是藉中国市场既有的空间路径和人际路径编织而成的。但当其一经自成格局而别开生面，则既有的空间路径和人际路径便已被牵进通商口岸的笼罩和支配之中，成了随之转移起落的东西。中外贸易的过程抉破了产生和延续于本土市场的商业秩序，同时是中外贸易的过程又在把通商口岸造成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的集散地，集散之所在，正是物利之所归。由于每一个口岸的集和散都以周边的地域为来路和去路，所以口岸是辐射周边的东西。在辐射与被辐射之间产生的绾接和制约，与西人独有的条约利权粘连在一起，历史地构成了当日贸易中的另外一种秩序。其间的上海、广州、天津、烟台、牛庄、汉口都曾是以一口牵动四边的引人注目者。而后，口岸的数目随条约的增加而越来越多，同时是洋行的数目随口岸的增加而越来越多，这种后起的秩序便会在空间上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扩张到另一个地方。丛集口岸的西方商人因之而久据于贸易中的上风，并常得控驭远近之势，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本在一种秩序里的中国商人置身于另一种秩序，不能不因时而变，日渐失落其原有的自立和自主。由此形成的轻重不等而致单面倾陂遂成了19世纪后期中外贸易里的惯性和常态。

三

从事贸易的中国人因通商而与西方人相遇，又在这种单面的倾陂里与西方人合作于生意之中。而时当“夷势日横”，[66]合作便很容易变成一方对于另一方的附从，因此夏燮比引路的“华商”为“导虎之伥”，而与之相前后，巡抚广东的郭嵩焘奏疏论厘务，也在同一个主旨下亟言“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67]他所说的“行户”都是广东商人。而行户之“倚附夷人”，显然是由一种倾陂派生出来的另一种倾陂。当这些人已以“屯聚”连为一类，则数目一定不会太少。至光绪七年（1881）驻汉口的英国领事作商务报告，曾特举“悬挂英国国旗”而“航行口岸的帆船”为一节，说是“除去几个例外，出面登记为船主才能得到核准航行的那些洋人，实际上与那些船只并无任何真正的关系，因为这些船只几乎全部为华人所有”。[68]华人的船只“悬挂英国国旗”，便成了条约权利保护之下的东西，以属性而言，正是由夏变夷。然则同贸易相关的沿江运输里，中国生意人之“倚附夷人”又在广东“行户”之外另成一种样式。而与之相互消长的，则是另一个西方人所描述的，“在长江航行的大号帆船的数目”正变得“逐渐减少”。这些不挂洋旗的中国船只本来的衣食为“外国轮船”和“外国的帆船”所夺，其数目的减少正是一点一点被逼出了航路的结果。[69]若就“外国的帆船”一项作对比和推断，则其中的大半应是挂洋旗而“为华人所有者”。在这种出乎寻常规度的历史场景里，“悬挂英国国旗”和把香港当作“屯聚”之地的中国商人，是意在“便其私计”而未必真会有心想做英国人。但他们都在用“倚附”为办法作“私计”，却无异于以其逐利的共趋反照当日的中外通商，俱见利益之所归和重心之所归多在西人一面。

19世纪后期的忧时之士说商务，曾以这种利益和重心的失衡为题目罗举而言之曰：

西商正税，值百抽五，华商完厘，则有例内之追求，有例外之苛索。西人日用物皆得不税，华人仿造后乃从而征之；华船挂洋旗，则过关卡无敢过问，华店用西商标号，则虽越禁逾制，无所妨碍；华商托西人报关，则无羁滞之苦，反是，留难讹索，将不可言状。延请西士，不惜重金礼聘，华人则才技与相齐等，亦必薄其廪饩，异其礼貌。购物于西商，惟所取求，不敢谐价，入华人之肆，则百端吹求，必欲抑价短值而后快。[70]

这些情节刻画了华洋之间的强弱之悬殊和苦乐之悬殊，与种种悬殊相表里的，是“西商”从条约中获得的协定关税、免税制度、子口税、沿海航行权、内河航行权，以及沿海的转运贸易权等等。它们都说明，当中国人由一种商业秩序进入另一种商业秩序之日，同时又是在以自己不完整的权利与西方人过度肆张的权利交往和共处于同一个市场空间之中。而后是利益之所归和重心之所归都会成为裹挟与导引。由此演为商界社会相，在时人的眼中便是“今商务中人号称能事者，莫不串通洋商资其庇护”。其间比水路上挂洋旗的帆船更多见的，还有“通商口岸洋行林立，其中真正洋商东家，十中不过一二，而挂洋行牌子，则比比皆是”。[71]就中被称作“真正洋商东家”的外国人里，又有“本系不名一钱”的痞棍一类，“其洋行之资本，全数取给于买办之保证金。而中流以下之华人，又多视买办为十分肥美之缺，一旦有以此相浼者，其投袂而起，解囊以献，自在意计之中。洋人稔知其情，遂不惜以华商为鱼肉，而姑于营业场中，求万一之徼幸”。[72]此中之曲折显然都不能算是做生意的正路。在这些用文字录叙的“串通”之中，前一段话里说的“挂洋行牌子”，和后一段话里说的一方之“解囊以献”与另一方之“以华商为鱼肉”，都记实地提供了具体的样式，使人可以明白地看到：中国人手中的银钱是怎么样移步变形而脱胎换骨，化为中外贸易里的外国资本的。虽说“不名一钱”的洋商在那个时候的西人当中不会非常多，但像这一类本土资本化作外国资本的事实，却曾在晚清中国由中外之间的贸易肇端，而后一路蔓延，又从贸易扩展到同贸易相关联的轮船航运、银行、保险，以及码头堆栈等等外国人经营的各色行业之中。在后来的岁月里，其范围还曾延及铁路和制造。由此生成的，应当是近代经济历史中的一种长久的现象。当日疆吏作奏议，统称作“附洋行股分”，而指为通商之大弊。[73]

出自中国人的资本虽然被称作“附”，但就单项之比例和累积的总量而言，其数目都足以举足轻重。咸同之交旗昌洋行初办航运，“三十万元”的资本中一大半都取之于“中国的老朋友”。同治年间宝裕洋行经理保险业，到光绪初期，华商已是其中的“主要投资人”了。在这两处外国人的生意里，中国人都应当算作出钱的大户。与之相类似地获得过“中国朋友”一笔一笔资本的，还有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沙逊洋行、琼记洋行，以及丽如银行、法兰西银行等。[74]它们以自己的杂然并存形成了华商与洋商之间的一种利益连结，致此后的数十年里，中国人笔下的“华商集款附入西人公司股份”和西方人笔下的“狂热的中国人也广泛地参加投资”，曾屡见于不同的行业之中并一次次地为人所指目。[75]中国人“附洋行股分”，是在用中国人的钱供外国人做中国的生意，因此刘坤一和张之洞后来把这种用“股分”连结起来的关系比作华商“为洋商之役”，[76]说的是本为交易对手的这两种人已因其不相对等的连结而变成了一主一从。在卷入其间的中国人里，多见的是与西人合作的买办，同西人做生意的丝商、茶商、洋布商，以及与西人往来的钱庄银号中人，此外还有通商口岸中先得风气的官僚和士绅等等。这些人大半靠中外贸易致富而多金，并因此集中地握有中国社会中巨量的可供流通的银钱。而时当西方人用条约编成罗网以罩定中国之日，“为洋商之役”，则竭此盈彼之际，中国人的银钱一经转化为外国资本而归西人调度经营，已是当然地与不平等的条约利权连在一起，从而当然地具有经济上的侵蚀性。与之相对应的另一面，正是时人意中“吸中国之膏血”[77]的程度越益深而且越益烈。显见得从前者变为后者，是从一种东西蜕变为性质和类别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了。西人因其独得的优势而能够化中国资本为外国资本，又因中国资本化为外国资本而获得了更多的优势。于是，附从的过程便成了异化的过程。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这种异化曾久被称作“买办化”，以言其中国气味的减少。[78]而当日处在这种连结另外一头的西方生意人虽然称与之合作的中国人为“朋友”，但心中则多半不信这些人会“对洋人有什么真实的信任”。他们更相信的，是自己与中国人相比的“优越”和已经在中国取得的优势。[79]然则发生于中外通商里的这一类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的汇融，本义上是一种没有信任的以利指交。它们以自己的存在作反照，说明了用不完整的利权应对过度肆张的利权，前者会成为不断地累积的东西，后者也会成为不断地累积的东西，而后是已有的倾陂派生出后来的倾陂和一种倾陂派生出另一种倾陂。

四

在商业秩序因中外贸易而促成的节节变迁里，利益之所归和重心之所归都在向西方人那一面移去。这个过程与一个一个增添的中外条约连在一起而“靡所底止”。[80]但在一个一个的条约之外，这个过程同时又牵连着欧西的政治、经济、技术以及以欧西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并因其牵连而使得发生在彼邦的种种变动一路灌入中土，并在西人手里直接化作另一种单面地影响中国市场的力量。同治八年（1869），远离中国的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后两年，由欧洲连接上海的海底电缆建成。前者是工程，后者是技术，而一经为经济活动所引用，便都成了“使全世界的贸易方式改变了面貌”[81]的东西。这是一种卷地而来的变化，于是在五口通商二十多年之后，中外贸易随之而变，中国的市场也随之而变。曾在中国海关管事而熟悉各色数目的班思德（T.R.Banister）后来作著述，举茶叶出口为例说历史沿革曰：

苏彝士运河的开放和由上海至伦敦电报线的完成，急剧地变更了茶叶市场的情况。在早年，茶叶的价格是受中国情况支配的，如茶叶收成的数量与质量，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的供求关系等。在以后的年代中，一般地说，茶叶价格转受伦敦市场的情况支配了—这就是说，受伦敦存货量、英国和欧陆的销路以及人们对将来需求的估计等所支配。[82]

与之相类似地为西人营造了更多主动权和主导权的，还有当日被运河和电报所改变的“生丝市场”：

交通尚未便利之时，洋商由华运丝出口，必俟货抵外洋，始可向人推销，货物未销之前，资金不能运用，盈亏亦难预卜，故此项贸易，实系一种冒险行为。

迨“运河通航暨中英水电完成”之后，则洋商之“营业方法”已“根本改变”：

彼等辄将所购华丝，先用电讯，售诸伦敦，预约货到领款，一俟交易成立，便向银行告贷，俾可相机继续进货，如是办理，不惟风险绝少，抑且便利异常。[83]

茶和丝曾长久地成为中国出口的大宗，与之呼吸相关的是中国社会的国计与民生。而一旦为伦敦的指掌所罩，这种中国出产的东西便成了不能由中国人说了算数的东西。光绪年间，两江总督曾国荃说皖南茶价“定于洋商，彼方故意勒掯”，致“十商九困”；湖南巡抚吴大澂说“湘茶开市，英商故意为难，仍以抑价为得计”；湖广总督张之洞说“汉口茶务”虽为洋商“压镑、退盘、割价，多方刁难”，而“别无销路，以致甘受抑勒”。说的都是“自有之货，不能定价，转听命于外人”[84]的心不能甘而无可奈何。同疆吏的奏议相比，海关所作的贸易报告更具体。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关册叙述当年茶叶交易，估计中国茶商“在红茶方面的损失达3000000两，在绿茶方面的损失达1000000两”。但自获利的“外商洋行”一方而论，显见得“交易是令人满意的”。同时的九江关册说“外国茶商得到了可观的利润”，与之相为因果的则是“生产者和中国茶商”在经营惨淡之中一筹莫展，“估计损失足有1000000两”。而汉口的关册判断“中国商人经营茶叶贸易损失极重”，并且预言“还要继续遭到损失”。[85]奏议和关册各涉不同的地域，而所见具是中国一面的一派困窘。

在已经过去的漫长岁月里，中外之间以贸易相往来，是“曩者中国茶利独专，关税虽重，欧人不得不购之”。[86]因此，道光年间的中国人曾推想彼族“惟茶叶是急”而“不能离此”，[87]显然不会有“抑价”之忧。即使是“咸同年间，申汉两处所售红绿洋茶”犹能“日销日广”，而致“售价逐高”。[88]在中外通商的这一段历史里，由中国市场决定的茶叶价格反映了茶叶在中国生产的成本和利润，因此由中国市场决定的茶叶价格便成了供和求之间惟一的价格。以此为常理，则运河和电报被引入世界贸易之后，中国生产的茶叶仍然有一个和应当有一个决定于中国市场的价格。但在“世界贸易方式改变了面貌”的过程中，伦敦市场已能够为中国茶叶决定另一个价格，并且用以制宰买卖，使中国的产品在中外贸易里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市场价格，并因之而脱离了生产的成本和利润，而后是“十商九困”和因迫之下的不得不“甘受抑勒”。

在茶叶的价格脱离了中国市场的同时，生丝的价格也在脱离中国市场。光绪二年（1876）年的广州海关贸易报告说：“今夏此间丝市簸动，据云为过去从来所未有。首先这当然是由于欧洲丝市有类似的簸动的反响。当欧洲生丝的大致产量可略作估计时，簸动便发生了；同时这种簸动又因白银市场的波动而加剧。这两个因素混在一起，引起了广泛的投机，致使外商几年来头一次大获其利。另一方面，华商所获利润则比平时少得多。”[89]在后来的岁月里，这种“簸动”还会不断地发生，造成不断的“折阅”，由此带来的一路不断的颠蹶，最终导致中国一方“每岁受亏，动数百万”。[90]时人记述的这个数目，大体上应是中国市场的价格被伦敦市场的价格减掉的结果。然则就贸易而论，按照伦敦市场的价格所实现的交换，显然是一种不等价交换。当此“十商九困”之日，中国人中也有过不肯在伦敦市场价格之下“甘受抑勒”的起而一抗者。《异辞录》说：“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而起家钱业的胡光镛曾“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这种“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说明了伦敦市场的价格曾被阻挡于中国市场之外。但在“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的时代里，“以一人之力”作“垄断居奇”不会是一种能够久占上风的办法。光绪九年（1883），世界市场丝价大跌，“光镛虽多智”而“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与善用电报的“夷商”相比已属后知后觉。因此，当世界市场的价格一路倒灌而入的时候，其手中的生丝“财货山积”而不耐“腐朽”，便全都成了“不得已而贱售”的东西。[91]于是，“市值之涨落”最终仍然归外国人一手“操纵”。这场颉颃以胡光镛个人的完全失败为结局，非常明白地使人看到：时至此日，在伦敦市场决定的价格面前，中国市场决定的价格是无法站稳的。胡光镛留下了一个不可仿效的例子，而后，中外贸易的过程里遂再也没有出现过像胡光镛那样的人物。与之相对应，则是中国市场不得不日甚一日地变为以伦敦为中心的欧西市场的附属。

而当中国人苦于“自有之货，不能定价，转听命于外人”的时候，由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和海底电报的使用而引起的“世界贸易方式改变”，又在持久地而且深入地影响洋货对中国的输入。当日西人作报告说商务走势，曾专门评论“英国制造品”同中国的“交易”在这个过程里发生的变化，笔下是一种明显的乐观主义：

轮船经由运河的迅速航程大大缩短了冒险的时间，而电报可能已将损失的危险降至最低限度。这些条件吸引着许多过去因缺乏资本或信用而被排斥于商业之外的竞争者参加了贸易，因而刺激了贸易的发展。因为现在一笔周转迅速的小额资本就能经营过去比较大得多的资本尚感不足的[贸易]。[92]

由于苏伊士运河通航，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路航程比过去缩短了28%，[93]加上“许多从前用帆船运输的货物现在都用容量很大的轮船载运”，已使航行时间从“旧航线的航程需120日”减少到“通过运河的航程则仅需55至60日”。[94]随之减少的，不仅是“冒险的时间”，还有大笔用作运输费用的资金；而同时的电报引入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其直接的结果是中国市场的供求状况对于欧洲一方来说便成了即时可知的东西。而后，原本因供求不能知情和不能对路而常常造成的滞销和积存遂越来越少，与此相关连的，则是可以用于“周转迅速”的资金变得越来越多。与五口通商的时代相比，显见得运河和电报都在化作西人的臂力，使他们向中国人推销“制造品”的规模能够做得更大。所以，自苏伊士运河通航的同治八年（1869）到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的光绪二十年（1894），进口洋货的货值曾由最初的67108533两到后来的162102911两，二十五年之间长在不断上升之中，依类别作区分，增量多的大半都是“制造品”。[95]以一个数目比另一个数目，其间的因果当然不止一面，但这种“世界贸易方式改变”为西人所提供的臂力远伸无疑始终在因果之中。

由于伦敦市场决定着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此后中国输出的产品，其离岸的价格虽间有上下浮动，而以七十年代初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时段作统计，则显然地处在长期下降和总体下降之中。举当日居输出之大宗的红茶和生丝为实例作比较，是前者的出口价格指数在二十五年之间由91.18降到76.07，最低的一年是61.50；后者的出口价格指数在二十五年之间降到65.42，最低的一年是50.27。[96]同一个时间段里，从欧西输入中国的产品价格也在下降。但对西方人来说，这种变化是他们那个世界中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以其日复一日的推陈出新，一层一层地导致生产成本不断减缩和劳动力不断提高的结果。因此，在他们手中，产品价格的下降首先是国内市场里的下降。以九十年代前半期（1890—1894）比六十年代后半期（1865—1869），英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平均下降了68.6%，美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平均下降了46.7%，德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平均下降了84.8%，法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平均下降了71.9%。[97]按其比例来说，都不能不算是大幅度。但当他们向中国人推销这些“机制品”的时候，他们同时又始终居于为这些“机制品”决定价格的一方。由此造成的实际结果便常常是欧西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卖得更贵。[98]举其大端而言之，从七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本色市布的进口价由每匹1.7两减到1.36两，下降了20%；美国粗布的进口价由每匹3.54两减到2.90两，下降了18%；洋漂布的进口价由每匹1.36两减到1.16两，下降了14%；英国棉纱的进口价由每担30两减到22.78两，下降了24%。而同期钉条铁的进口价由每担1.9两涨到2.06两；锡锭块的进口价由每担23.46两涨到26.15两；精糖的进口价由每担5两涨到6.47两。而这些都不在生产力提高所促成的产品价格下降之列。若用这些数字与以上所列欧西各国同一个时期里批发物价指数的平均下降程度作比较，显然是在不相对等和不相对称之中。即使加上运输和仓储一类的费用，两个市场之间不同的价格仍然差得太远。[99]这种差异说明，同中国的产品不得不按伦敦市场决定的价格实现交换一样，西人以他们决定的价格向中国市场输入他们的“制造品”，也是在非常明白地实现一种不等价的交换。而后，与进口和出口两头都存在的不等价交换相互依傍而连在一起的，是同一个时期里的中外贸易，中国一方由出超变为入超并且长久地困处于入超之中。以七十年代初作起算，除了开头六年之外，后二十年间中国的进口货值比出口货值，每年都以超出数百万两至数千万两为常态。最多的一年到过四千万两。[100]由此形成的定势，后来一直延续到下一个世纪。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和深处，则常常是发生于经济交往里的勒剥和被勒剥。

五口通商以来，单面的条约利权和单面的“世界贸易方式改变”，使西方人始终单面地主导着中外贸易，并因其主导而能够在中外贸易的过程里一步一步地用自己的规则改变中国人的商业组织、商业群类、商业秩序以及市场供求和市场价格。而后是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从商业开始发生变化，并在这种变化里沿着中外贸易被拽入了世界经济的勾连和波动之中。对于当日的中国人来说，勾连和波动都是种种身不由自己。班思德（T.R.Banister）后来论中国对外贸易的百年起落，于此一段历史嬗蜕尤能言之明切：

总之，中国自《天津条约》订立后，渐与全球之经济组织发生连带关系，故南北美之争，伦敦金融之恐慌，及普法之战，虽其产业之地域均离华甚远，然中国之对外贸易，则已受有影响，是则中国已不克遗世独立闭关自守。[101]

除了美国内战、伦敦金融危机和普法战争之外，对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留下过长久影响的，还有七十年代开始的“欧洲白银对黄金的交换价值，突然大大的低落。”[102]变化起于欧洲，而中国白银的对外汇率，中国对外贸易的价格和数量，白银和黄金在中国的流入和流出，以及中国人手中银两与制钱的比价和中国市场上的物价都不得不随之作起伏涨落。当这种“渐与全球之经济组织发生连带关系”的局面形成之后，其间的勾连和波动又会派生出各种与之纠结的无端搅动和市面震荡，例如后来的“橡皮股票风潮”。然而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为着眼点，则更深刻的影响还在于中外通商所造成的这种“连带关系”对自然经济的层层冲击。

注释

[1] 《澳门月报》，1840年5月号；卜舫济：《中国史纲要》，第134页。分别参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84页注③；第286页注①。

[2]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2页。

[3]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735—736页。

[4]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98页。

[5] 《瀛壖杂志》，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6]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05页。

[7] 转引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22页。

[8]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05页。

[9] 转引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368—369页。

[10]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06页。

[1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12] 参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374页所引同治二年、同治九年《上海新报》的报导。

[13] 《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15] 《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27页。

[16]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956页。

[17] 转引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15页。

[18]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13、21页。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第716页。

[19] 《北华捷报》，1865年9月16日，第146页。转引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387页。

[20] 《上海钱庄史料》，第730页。

[21] 《上海钱庄史料》，第47—48页。

[22] 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709—713页。

[23]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569页。

[24] 《申报》，1884年1月23日。

[2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563页。

[26] 《申报》，1884年1月23日；《字林沪报》1884年2月9日。

[27] 《申报》，1873年12月25日。

[28] 《上海钱庄史料》，第29—30页。

[29] 《上海钱庄史料》，第29—30页。

[30] 《申报》，1878年8月28日；1897年1月30日。

[31] 《上海钱庄史料》，第30页。

[32] 《申报》1878年12月10日。

[33] 《申报》1878年8月28日。

[34] 《上海钱庄史料》，第45—46页。

[35] 《上海钱庄史料》，第46、52—53页。

[36]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1790—1791页。

[37] 《上海钱庄史料》，第51页。

[38] 《上海钱庄史料》，第52页。

[39] 转引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072页。

[40]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563页。

[4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第2779页。

[42] 汤肇熙《出山草谱》卷二《札饬详复讯断杨连陛等控案禀》，转引自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导论第31页，中华书局1995年。

[43] 《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第32、35、72页。

[44] 《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第33页。

[45]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73页，三联书店1957年。

[46]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53页。

[47]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968—971页。

[48]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969页。

[49]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970、972页。

[50] 《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第20页。

[51] 《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第119页

[52] 《中西纪事》，第204页。

[53] 《中西纪事》，第204页。

[54]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82页。

[55]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76页。

[56] 转引《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249—250页。

[57]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81页。

[58]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73页。

[59]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上海市棉布商业》，第9页，中华书局1979年。

[60] 《上海市棉布商业》，第11页。

[61] 《上海市棉布商业》，第45页。

[62] 《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第167页。《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93页。

[63]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106页。

[64]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77、483页。

[6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125、1117、1131、1132、1135页。

[66] 《中西纪事》，第204页。

[67] 《郭嵩焘奏稿》，第13页，岳麓书社1983年。

[68]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557页。

[69]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406—1407页。

[70]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558—1559页。

[71]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842页。

[7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07页。

[73]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559页。

[74] 转引自《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484—507页。

[75] 《郊观应集》上册，第212页；《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562页；《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494页。

[76] 《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二〇，第7页，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559页。

[77]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407页。

[78]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483—537页。

[79]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557页。

[80]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816页。

[81]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952页。

[8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951页。

[83]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40页。

[84]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974、976、977页。

[8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975页。

[86]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45页。

[87] 中国近代史丛刊：《鸦片战争》（一），第516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

[88]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45页。

[89]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220—1221页。

[90]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977页。

[91] 刘体智：《异辞录》，第86页，中华书局1988年。

[9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949页。

[93] 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312页。

[94]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955、949页。

[9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591、1502—1506页。其中有三年低于1869年。

[96]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641、1648—1649页。

[97] 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001页。

[98]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第86页。

[99]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650—1653页。

[100]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591页。关于进出口比值之计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第82—83页有一个说明。

[101]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35页。

[10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250页。

分解和重组：自然经济的变迁与变迁中的失路

一

二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立基于一种绵长而古老的农业经济，构成其间之主体和骨架的始终是满坑满谷而又离披分散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里，每个个体小农都以各色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为存在方式和延续方式，而后是遍天下的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之中。元代以后植棉渐广，纺织遂成生计中的大端，明季《天工开物》遂有“织机十室必有”之说。至19世纪前期，由此产出的东西虽部分已入市场，而大半依然在用于自给。因此，当时人和后来人概括言之，多称作“男耕女织”，以描述其根脉仍在自然经济范围之内的本来面目。而用织事总括家庭手工业，则纺与织在19世纪中国家庭手工业里的独重也因之显然可见。然而五口通商之后西人携棉纺织品为洋货之大宗滔滔而来。于是以手工对机制，在中外贸易的过程中中国人的纺和织便不得不先受冲击而先起变化。

产业革命开始于英国，英国的产业革命又以棉纺织业中的机器生产为起端和重心。由此获得的是一种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因此，英国人与中国通商之初，最为乐观和最用心思的都是在把自己的纺织品运入中国市场。其间以西方人的尺度推断中国人的需求，曾有过“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它（中国）一省的衣料”[1]那样漫无边际的乐观和一厢情愿的遐想。然而，彼时真实的中国市场其实远在他们的遐想之外。在漫长的岁月和一代承接一代之后，对于万千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说，耕与织之不可分剥地连在一起已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生存状态。与西方人的尺度比，这种生产方式和生存状态里自有另外一种尺度。同治八年（1869）宁波的《海关贸易报告》说：“农民自己种棉花，或以自己田地里的生产物交换棉花，自己做成简单的织布机，梳棉、纺纱全都自己动手，除了家庭成员的帮助之外，不要其他帮助，就把棉花织成布。”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后，其“剩余”部分则“以较棉花略高的价格”卖给“邻近城镇的工匠和店主”。在当日的西文记述里，江苏、福建、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和东北都与之相类似。至光绪七年（1881），英国驻九江领事的《商务报告》说的更具体一点：“一个普通农民的生产工具不过是一头水牛、一具木犁、一把耙和几把鹤嘴锄和锄”，他们“用这些东西耕种着一英亩或半英亩的土地”，并“靠这些东西过生活”而常苦匮乏，“几乎没有见过银元”。与农业经济中的这一面相依连的，是农民“自己栽种棉花，家庭里的妇女们把棉花纺织成布。他们的衣服要穿到破烂为止，而这种家织的布又非常耐穿：一件衣服，经过补缀，可以穿上三、四年”。[2]前一段文字说的是由“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使“农民用他们粗糙的手工织布机能够生产出比西方用一切机器生产的都更便宜更耐用的布疋”。[3]后一段文字说的是中国农民因其普遍的贫困而导致普遍地缺乏购买力。对于当时的中外贸易来说，两者都会成为“中国人得以不依赖外国的供给的主要原因”。[4]因此，在英国商人用兰开厦出产的棉布预想中国市场盛况的三十多年之后，英国驻华领事官报告各个口岸的商务，却常常在申说“中国对英国洋布的消费不能达到”英国人“预期的程度”，并有称之为“值得注意的悲惨事实”者。[5]这种用机器制造出来的英国“洋布”摆在中国市场里卖得不好，说明了中国人口中的极大多数仍然在穿手织的土布。对于前者来说，后者是一种抵拒，而在土布抵拒洋布的背后，则是历时千年而由万千人组成的小农经济在冲击之下直接显现的韧性与固结。

小农经济的韧性与固性，使西方人的商品在中国人耕与织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面前一时滞阻。然而一时滞阻之后，中西之间的通商仍然在带来西洋商品不停的冲击和深入的冲击。它们始终是进取和主动的一方，而它们持以进取和主动的优势则常常在价格一面。而卖出与买入之间，价格的冲击是一种真正的冲击，因此，在这种周而复始，了无穷期的漫长过程里，滞阻了洋布的家庭纺织业同时也不能不在冲击之下发生变化，一步一步地成为一种不得不应时而变的东西。同治间《番禺县志》说：“邑中女红以纺织为业，近洋纱自外国至，质松价贱，末俗趋利，以充土纱，遂多失业矣。”[6]这段文字记述了当日织事的变化先起于纺纱的事实，而其间的因果则是以“价贱”对应“趋利”，促成变化的正是价格。随后，是织事与农耕尚未分离，而家庭纺织手工业里自身旧有的结构已在逐渐分解之中。

西人的机制棉纺织品运入中国之前，在中国人的手工纺织业中，由棉成纱和由纱成布虽然分作两段，却都同在一个过程之中而以前后连接为常态。[7]这种在历史中沿续下来的纺与织的合一，显然是自然经济的本有之义。但以中国地域之广袤和出产之不同，其经济地理一直有植棉区和非植棉区之分。前一种地方的农户纺纱，用的是自己种出来的棉花；后一种地方的农户纺纱，则须先买远处贩运过来的棉花为原料。就家庭纺织业之由棉成纱这一段而言，其自然经济的程度已是不能完全相同。这种不同的自然经济程度构成手工纺织不同的投入和产出，会使原本买了棉花来纺纱的那些地方更容易接受外国运入的洋纱。光绪中期宜昌口岸的记载说：“川省购办洋棉纱者，异常踊跃。计由汉镇装轮来宜者，去岁（1889年）仅六千七百余担，今岁（1890年）多至六万九千七百余担。货值计银一百四十三万九千四百余两。”若加上“用民船装赴”者，则“川省所销之数，尚不止此”。这些数目字描画了一种可观的规模，而由这些数目字反映出来的，正是可以用利益计算列示的经济因果：

至该货畅销之故，因川省土棉向取给于沿江各省，贩运至该地后，每斤零售价亦与洋棉纱相同。然洋棉纱不待再纺即可织布，土棉则须纺而后织，人工既费，成本亦增。

经济因果是一种普遍的因果，因此，四川之外，与之相类似的，还有见之于当日记述的“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棉纱自织”；“棉纱由轮船从香港到汕头，复经过潮州府城，往兴宁地方销售，并该处织布所用”，以及“本省（云南）购用洋纱织布者，年多一年矣”；“（贵州）安顺对洋纱的需要甚大而且在不断增长”和“厦门洋纱交易很大”等等。[8]在晚清中国，内陆的川、滇、黔、桂和沿海的闽、粤都是不产棉花或产棉不足的地区。因此，当洋纱已是一种相对比而更便宜的东西之后，便宜便会成为非常实在的吸引力，使这些地方的家庭纺织业在价格的支配下舍此就彼，用买“土棉”的钱去买“洋棉纱”。同治中后期，外国人的洋布正在为它们在中国所遇到的“销路扩张的巨大障碍”[9]所阻，而洋纱却已在持续地进入华南的纺织之家了。据当日海关的贸易统计，由其间各个口岸输入的洋纱每年已在53844担左右。[10]之后，由华南而华中、华北、东北，一路扩展，至光绪前期和中期，其进口的年均总量遂增加到数十万担，又由数十万担增加到一百多万担。[11]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种供求牵动下的变化。其时西人综述商务，说是四川进口的洋纱曾直接“驱逐着遂宁平原的棉花种植”，使之“收成减少了一半”；而贵州进口的洋纱则“完全排斥了汉口和广西的棉花”。[12]这种此消彼长出自洋纱带来的利益，因此这种此消彼长虽从缺棉的地方开始，而以利益作引导，在光绪中期之后洋纱已在次第进入原本产棉的地方。例如光绪十九年（1893）的一则记载说（江苏）通州“有一种新出之布，系用印纱与土纱并织，其坚致温暖，虽稍逊土布，然颇动目，甚为合用”。[13]比之全用洋纱的地方，“并织”只能算是半用，但由此开端，所造就的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同通州相类似的，是与江苏相邻的山东本属“产棉甚富”之区，而这个时候省内的济宁、兖州、沂州都已在转道镇江源源输入洋纱。[14]对于山东来说，这些进来的洋纱无疑也在造就一种同样趋势。通州和济宁、兖州、沂州都可以写照一时，与非产棉地区里的变化相比，这种产棉地区开始发生的变化显然是程度更深的变化，并因之而更能测量出洋纱进入中国人生产和生活的程度。而西方人以自己的眼光作估量，已称之为“棉纱的大量消费正扩及全（中）国”。[15]这个过程累积而累进，到中日甲午战争这一年，从各口输入的一百十多万担洋纱，加上本土出产的三十多万担机制纱，其规模已占当日土布生产用纱总量的23.42%。[16]与之相对称的，应当是等量的土纱被挤出了家庭纺织业的生产过程之中。因此在时人笔下，这一类由统计而得的数目字，便非常具体地表现为当日华北出现的因“棉纱进口的增加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纺纱业”，[17]华南出现的“土纱工业的停歇，几乎终止了棉花的贸易”，[18]以及西南的一部分地区“自印度棉纱输入后”，本地“原来种棉花的土地都改种了烟草、靛青、小米和红薯”。[19]即使是“有田六千八百五十二顷，棉田居其七”的上海，也同处于此起彼伏之中而致“手纺纱出数渐减”。[20]而与这些“影响”、“停歇”、“终止”、“改种”和“渐减”同时出现，并见之于纺织过程中另外一段的，则是“北省妇女用此（洋）纱纺织，年胜一年，更臻纯熟”；厦门“用印度棉纱，所织之土布，于台湾甚为畅销”；洋纱“细匀洁净，颇合川民之用”；“近日洋纱内灌，通海乡人，利其匀细，转相购买”，以及“内地各处织工，亦复愿购印度棉线”，等等。[21]前一面记述的是土纱退出家庭手工纺织业的步步衰竭和苍皇，后一面记述的是洋纱进入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层层浸润与滋蔓。衰竭、苍皇、浸润、滋蔓都写照了万千人口被中外贸易所拖拽，不同程度地在改变自己旧有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状态。发生于其间的则一路都是经济的改组。而彼时对中国作觇测的西方人向欧西市场报告这种随通商而来的洋纱排挤土纱，引为兴奋的则是贸易的结果已经转化为并且在不断地转化为一种直接的原因，“在织布业中”造成了“一个变革”。[22]

在中国人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里，纺纱与织布连为一体曾是其内在的结构和固化了的结构。以这种结构为长久的支撑，才会有纺纱的自给提供了织布的自给。因此耕织结合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然经济，本是耕织结合中同时包含了纺织结合，而且耕织结合只能实现于纺织结合。而当后起的洋纱在逐年累积的过程里达到土布生产用纱总量的23.44%之后，则这种纺和织本来连为一体的结构实际上已被摧折了将近四分之一，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土纱退出了生产的地方，纺和织两者遂不能不变成各自分离的东西。然则由纺织结合到纺织分离，随同这种内在的结构和固化了的结构被步步摧折，正是中国人的自然经济从这里开始发生分解并且不断地发生分解。而自西人看去，分解便是“一个变革”。

小农经济里的家庭手工纺织业因洋纱的侵入而发生分解，但接受了洋纱的中国人同时又依然身背着小农经济的韧性和固结。由此形成的矛盾，一定会使自然经济的分解与小农经济的韧性和固结交缠于同一个历史过程之中，而后是晚清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变革”的剧烈性又常常要与其不平衡性、有限性和曲折性一同存在和出现于这个过程里。一则记载说八十年代因“大量的洋纱进口”文昌，而致当地的“土纱的纺织已经几乎停止”。然后又说“文昌的女工发觉失去了纺纱职业以后，便转入了织布”，后来之所得且“较前些年增加一倍”。[23]另一则记载说九十年代的南通、海门之间“乡人穷极思变，购用洋纱，参织大小布匹线带”。[24]而当日叙述四川纺织业的历史记载里，一段文字说达县“自棉纱输入，而纺棉业微”；一段文字说“川省迤北一带，比户人家妇女，莫不置有布机”。[25]达县地居四川之北而偏于东，以“迤北”为说，则两段文字所指同在一个地理范围之内，应当可以构成一种直接的对比。这一类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事实各取一面之世相，写出来的却是变迁中的家庭手工纺织业里普遍有过的共相。而其间一脉贯串的正是小农经济的韧性和固结。文昌的纺纱女在旧业衰歇之后转入织布，四川“纺棉业微”的同时又以比户“莫不置有织机”为盛，都说明这些地方一面是土纱已经被洋纱淘汰，一面是土布依旧在不停地生产。至南通、海门之“乡人穷极思变，购用洋纱”，其逼迫下的迎而取之则更典型地表现了借助洋纱之利以守护和成就土布之利的意愿。洋纱取代土纱的过程撕裂了中国人的自然经济，然而在土纱消失的地方，被织进了土布里的洋纱又在非常真实地融入到中国人的小农经济之中。于是此落彼起之间，截断了纺织结合的东西同时成了中国人用来重组耕织结合的东西。而与文昌、南通、海门和“川省迤北一带”之本以纺织为固有的家庭手工业相比，云南原来并不是一个出布的地方。但至九十年代，在时人笔下却已是“织布业很庞大”了。一个实地观察的西方人曾作过多方询问，说是“这种增长完全由于四川移民和廉价的印度棉纱几乎是同时来到云南所致”。移民带来了技术，洋纱提供了原料，而后“大量的布匹”在“老百姓家中”织成。[26]像这样在“老百姓家中”织成的“布匹”应当是一种耕织结合的东西。然则以云南为实例，显见得灌入的洋纱曾在一个几乎没有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地方，促成了家庭手工纺织业的产生和扩展，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其间所发生的从无到有和从少到多无异于延伸了耕织的结合。

这种延伸出现于自然经济已经开始分解的历史变迁之中，当然不会具有普遍性。但它们与文昌、南通、海门和“川省迤北一带”的耕织重组连在一起，以自己的存在为事实，具体地显示了19世纪后期洋纱冲击下家庭手工纺织业随之演化的各类样式，从而具体地显示了这个过程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多样和复杂所映照的，则一面是万千小农对自己已经破裂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状态作不停的修补；一面是这种自我修补里自然经济分解的缓慢和长期。

二

从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期，由于输入的洋纱最终都织成了土布，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在用洋纱生产的土布维持消费的农村挡住了洋布的去路。光绪十八年（1892）一个英国领事说：“在洋纱的增多与洋布的减少之间似乎很可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另一个英国领事则言之尤为断然：

上次报告中所提到的土布的纺织业现在仍继续繁荣，由洋纱（从孟买运来的）进口增至四倍的事实可以看出。这自然是对于正在萎缩的曼彻斯特洋布贸易的又一打击。[27]

他们都在“洋纱的增多”和“洋布的减少”之间看出了一种因果联系。而以一头的“增多”比一头的“减少”，不啻是一种洋货帮助中国人排拒了另一种洋货。对于既在向中国推销洋纱，也在向中国推销洋布的外国人来说，这种因果联系显然是他们对中国市场最初的构想和推断里没有料到过的。

然而在远离农村的口岸，不生产土布的城市人口大半都不在这种因果联系之内。与农村市场相比，城市已是另一种市场。因此在洋纱进入农村的同时，不容易进入农村的洋布往往能够先入中国人的城市生活之中。五十年代初期西方人一面抱怨洋布卖得不好，一面又在认真地记录中国人的穿着在洋布影响下发生的变化，说是“我们的上等棉布”已“为沿海城市中较富有的人们用来做成家内的便服”，而且“商店里的帐房先生和站柜台的店员服用洋布者也相当普遍”。[28]这种最先接受洋布的人们显然是城市社会里的一个有限群类。但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因“洋布售价的低落”，像九江这样不算很大的码头也在销量见长，遂致“开埠以来从未着用洋布的人们开始着用洋布”了。在稍后的宁波，同样是“价格低廉”成为直接的原因，促成当地的“中国人广泛地用漂白市布做内衣”，以至彼时的《贸易报告》说“过去中下阶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29]虽说这种判断因太过简单而缺乏深度，但以此反照当日的世相，则具见接受了洋布的中国人正在不断增多之中。这个过程所形成的是一种延续的趋势，与之相对应，是洋布的进口量从六十年代后期的四百二十多万匹上升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的一千三百七十多万匹。[30]这个数目加上国内产出的少量机制布，大致占当时中国棉布消费总量的14.15%。[31]若以洋纱所占的23.44%作比较，洋布显然是不逮远甚。但合成银子计算，则甲午年间进口的洋纱总值在二千一百三十多万两，而同一年进口的洋布已达三千零七十多万两，以此量彼，是后者更多了一大截。[32]

这些都是流出去的白银，因此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曾深论之曰：“人谓鸦片为中国之漏卮，岂知洋布之为漏卮更大。”[33]用“漏卮”比洋布，他所着眼的是当日的国计。而以洋布冲击下的社会经济变迁而言，则14.15%的比例已量化地写照了土布被淘汰的程度。在这个数目里，一方面，土布被淘汰总是等量的土布生产被淘汰，因此14.15%的比例同时又写照了小农经济里耕与织的结合累积地被截断的程度。比之洋纱替代土纱而致纺与织的脱节，洋布淘汰土布所促成的自然经济分解无疑更彻底。另一方面，对于晚清中国满坑满谷的家庭手工纺织业来说，以14.15%的比例为程度的变化只能算是一种局部的变化和有限的变化。但这种局部的变化和有限的变化在地域上又集中地分布于沿海和口岸附近，以及一部分与商路相连的城镇之中。因此，自一端而言之，彼时的西方人虽然已经在把洋布卖给“城市居民、商人以及其他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为美观而牺牲经济的人们”，而以中国人口的数量计生意，则始终不肯松懈的仍然是，“就广大群众的衣着而论，可以说我们几乎还不曾开始供应中国的市场”。在中西通商数十年之后，西人入内地，往往是“城乡遇见的人，十分之八完全穿的本地织的土布”。[34]他们眼中的中国依旧是太多正在产出的土布和太多穿着土布的人。但自另一端言之，当日洋布行销的地方，土布生产已经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节节后退。一则记载叙述光绪六年（1880）的嘉定纺织业，说是“往者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计其所赢，仅得往日之半耳”。另一则记载叙述光绪九年（1883）的松江纺织业，说是“近自通商以来，洋布充斥，而女红之利减矣”。[35]嘉定和松江都与上海比邻并随上海而变迁。同它们相类似的，还有与宁波连在一起的鄞县，“至光绪十年后，外人益谙吾国民嗜好，乃有各种膏布输入”，遂使本为“民间家庭工艺之最普泛者”的土布因之而在“打击”之下无地可逃。[36]这些叙述说明洋布先入沿海和口岸，随之，是口岸附近的家庭手工纺织业在八十年代已显然可见地处在由盛趋衰之中。而后的九十年代里，湖南巴陵“自外洋贸内地，彼布盛行，（本地）都布亦因之滞销”，致“利源日就于涸矣”。广西贵县“洋布输入”之后，“土制纱布，相形见绌，纺织之业，遂一落千丈”。[37]华南的番禺“布业在昔亦甚发达”，而此日已叹“洋布遂称霸矣”。[38]华北的“深冀诸州，布利甚饶，纺织皆女工。近来外国布来”，遂“尽夺吾国布利”。[39]十多年之间，洋布行销的路径不断远伸，而所到之处，则是旧日的“纺织之业”纷纷然为之穷蹙。时论统括而言之曰“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40]显然，以“束手坐困”为“彼布盛行”作比衬，说的是中国人的愁告和怨恨都出自于太多的洋布。然则以一端对另一端，是西方人眼中太多的土布和中国人眼中太多的洋布已构成了一种记叙和判断的矛盾。矛盾的两头各自据有一面的真实，因此这种矛盾能够非常真实地反照出当日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城镇和乡村、商路所到的地方和商路不到的地方随洋布冲击的不一样和不对称，以及它们之间在洋布冲击下发生变化的不一样和不对称。而近代中国小农经济里耕与织的脱节正是在这种不一样和不对称里开始和实现的。

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纱替代土纱发端于原本不产棉花的区域，洋布淘汰土布先起于城市人口的消费之中。在前一种变迁里，是作为商品的洋纱排挤了作为商品的棉花；在后一种变迁里，是作为商品的洋布淘汰了作为商品的土布。因此，最先与西方人推销的商品相衔接的，正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已有的那部分比重不大的商品经济。这种本来附着于自然经济的东西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入口，而后是出自商品经济同时又在不停地传导商品经济的洋纱与洋布随中外贸易而来，沿着这个入口延伸并且累积于小农经济的生产和消费之中。[41]洋纱洋布的延伸和累积同义于商品经济的延伸和累积，与之相因果的，则是小农经济自给的程度不能不随之而不断地萎缩。于是，本由自给所支撑的自然经济便在这种外来经济力量的侵蚀下守不住旧日界度，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一个分解的过程。与九十年代之前相比，九十年代之后这个过程还会更快。

三

洋纱和洋布都出自机器生产。而当耕与织的结合因洋纱和洋布的冲击开始脱榫之际，中外通商过程里运来的其他各色机器制造出来的“洋货”，同时又在冲击中国人传统的手工业产品，从而冲击中国人传统的手工业。就晚清经济的历史嬗蜕而言，这是另一种引人注目的变化。五口通商之后的三十年之间，被称作洋货的进口商品曾长久地以鸦片和棉纺织品为大端。两项合计，常占进口洋货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42]但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外国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市场都在发生变化，自一面言之，是进口货值的总数由六千七百多万两大幅度地增加到一亿六千二百多万两；自另一面言之，是鸦片与棉制品的比值在这个过程里逐渐降落，而其他工业产品和矿产品的种类与数量不断扩张并且迅速扩张，至甲午年间，这些后起的东西已据有洋货总量的一半以上。[43]与之对应的是外来物事的五光十色。其时郑观应在一段文字里曾以“杂货”为总称，枚举其间的各种名目曰：

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伙。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纽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伙。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44]

这段文字之外，散见于当时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记述之中的同一类东西，还有“洋烛”、“洋袜”、“橡皮鞋”、“炼乳”、“手套”、“缝纫机”、“沙拉油”、“瓶盎”、“牛肉精”、“肉汁”、“窗玻璃”、“罐头牛奶”、“陶器”，以及“扶手椅”、“沙发”、“弹簧床”等等。[45]二十年里，这些本来的异样之物正在变成中国社会中的熟见之物。当时人说是“洋货率始贵而后贱，市商易于射利，喜为贩运。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46]这些东西品类杂多，并且还在越来越多之中。而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则是被替代的中国手工业产品不得不失去了原本属于它们的市场，随后是一个一个制作行业的衰落。光绪中叶，赣抚奏报“近来洋糖洋油，盛行内地，致[江西]糖油各行，诸多亏本歇业”；粤督奏报广东“土产之货”本以“花生油花生枯为大宗”，而自“火油盛行，相形见绌”，使“榨制”之“消路愈滞”。他们说的都是外国货所到的地方手工业随之而今昔大异。这一类因“洋糖”太盛而致土糖“折阅”的事当日曾广及“东南各省”，而因“洋油”流行造成榨油业难以为继的事则东南之外还遍及西南、中原、华北。此外，“进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遂致相关行业“渐歇”；“洋煤洋铁阑入内地”，遂致浙江、湖南、广东、山西、安徽的旧式铁业皆先后“退缩”而“渐就消灭”；还有“洋面盛行”致“土面营业日微”，以及“佛山针行向称大宗”，自有洋针，“而离散殆尽矣”，等等。[47]在这些衰落的制造行业里，是触目可见的“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48]但当洋货冲击导致了被替代的手工业产品及其行业节节后退，再而衰三而竭之日，不曾被洋货所替代，或不能被洋货完全替代的那一部分手工业产品及其行业，则始终立于这种冲击所能直接摧折的范围之外，并因此而可以长期地和洋货一起存在于晚清的经济之中。时人说纸业曰：“国人写字向用毛笔，非此不称挥洒，赖以行销耳。”且“印刷事业发达”之后，“（土产）纸之用度最繁者，首推报纸及包皮纸”。因此四川、安徽、福建、广西、江西等地出产的多种纸品皆能长久远销。[49]在同一个时间里，各邑之“铁器作铺”，则多取“外洋船厂拆下之车盘锅炉”以及“轮车马蹄等废铁”为原料，以“改造家用器物”和“锻制犁锄锹铲”之类而延续旧业。[50]同它们相类似的，还有四川的制扇业，湘西和湖南的爆竹业，山东的粉丝业，武进、琼州和梧州的雨伞业，武进和宁波的锡器业，福州的篦梳业和剪刀业，北京的玉器业，山西的制毛业，天津的制盐业，景德镇的瓷业，江西、浙江、福建、安徽的锡箔业，四川和云南的制盐业，以及各成流派的制墨业、中药业、陶器业、刺绣业，[51]等等，都在洋货之外依然自成其无异于往日的生产和销售。即使是洋糖盛行的日子里，洋糖所不能替代的冰糖和红糖也仍然在继续产出于粤、闽、川、湘之间。[52]时至19世纪后期，中国人既有的种种手工业大半都已历时长远而各成渊源。它们与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民间风俗、地方习惯和历史传统已长久地处在胶连之中和依存之中。由此形成的供和求各有各的范围，显然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洋货可以一时笼罩和一手笼罩的。因此这些行业里的经营者和从业者多半还在旧时模样之中。在洋货造成的市路搅动里，这种旧时模样为冲击下的手工业维持了一种不随冲击而动的稳定。

与这种旧时模样不同的，是手工制作中的另一部分行业因中外通商而有过异乎常规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农产品出口相关的加工业。光绪十三年（1887），一则海关报告说：“早年两湖之茶，均由造茶之人发给女工携回家中，拣去茶梗茶苞及黄叶片，缴茶时验视最严。近今数年，皆在栈房雇佣女工入拣”，而后出现了一种过去所没有的“作工人众”的场面。其中湖北的羊楼峒一地，“山西茶商每年常设立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大都推销于俄国及亚洲市场”。显见得“栈房”里的茶叶多半是要运到外国去的，而由此派生的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两湖之外，这一类“造茶”的“工厂”和“栈房”还集中地存在于浙江、江西、安徽和福建，总计而论，至光绪中期大体上常在“三四百家以上”。[53]这些东西都曾牵动彼时的民生，所以连横作《台湾通史》，于此概叙之曰：“厦汕商人之来（台）者，设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至冬返。贫家妇女拣茶为生，日得二三百钱，台北市况为之一振。”[54]制茶之外，像这样因农产品出口而茁兴于一时的加工业还有缫丝，以及需要更多技术的织丝。一种历史记述说：“洪杨乱后，丝业出口贸易正盛之时，即湖州蚕桑农村极端繁荣之日。”其间的“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每部小车每日出经十两”。这种由丝成经的过程本因出口贸易而生，[55]“当辑里大经蜚声欧美之时”，从这个过程里出来的产品曾“每年出口达一千余万元之谱”。[56]就一个地方而言，已是规模相当可观了。而那个时候与丝业相关的手工制作并不仅止一个地方。按照当日留下的统计数字，同时的绍兴常有织丝和捻丝的“机”与“车”1805台；杭州更多，常有4500台。而在江苏产丝的区域里，则专门“制作捻丝的场所估计共有七万五千个以上”。在四川的成都、嘉定（乐山）、重庆、顺庆，被归入“缫丝”一行的手工业“有二千家以上”。在贵州的遵义、正安，福建的漳州，以及湖北、广东、山东、奉天等等，都曾有过像这样因出口而致生丝加工制作既“畅”又“盛”的事。[57]与之相连的便是以此谋食的万千人口。但茶与丝的加工虽然随对外贸易的增长而增长，而就其来路而言，其实本是旧日里固有和久有的行业。与此不一样的，是19世纪后期的中外贸易还曾催生出种种原先所没有的手工制造行业。当日因猪鬃出口而有猪鬃加工业、因鸡蛋出口而有鸡蛋加工业、因麦杆辫出口而有草辫业、因棉花出口而有轧花业、因“花边一物”为“西国妇女服装”所喜用而有花边业等等，后来皆各自成一行。[58]而作为对外贸易的另一头，自进口一面而言之，则其时因洋布的输入而促长了的汕头、镇江、宁波、烟台、淡水的布匹染色业，正是后来的历史叙述在解说彼时经济变迁的时候常常枚举的实例之一。[59]在晚清中国，与旧日的手工业制作中受洋货排挤而趋于衰落的那部分行业相比，这些因中外通商而茁生茁长的手工业可谓得天独厚者。然而由此产生的依附也使它们不得不随通商之伸缩作伸缩，并一定会因之而成为当日中国手工业中起伏最剧烈的行业。光绪年间的海关报告记述宁波草帽业的出口，常常是这一年“增加了一倍”，另一年便转为“下降”。而后又“突然增加”，再从增加“突然跌到一个很低的数字”。[60]显然是一点也由不得自己。草帽业之外，茶叶和生丝的加工业也同属一类，常在这种颠簸之中而不能得长久的稳定。就这一面而言，与手工业中因洋货冲击而次第归于衰败的经营者和从业者一样，这些随中外通商而茁生茁长的行业，以及它们随中外通商的起伏颠簸，都写照了晚清手工业在外力影响下的同一种变迁。

四

在自然经济逐步分解的历史过程里，与手工业的变迁同时发生并比手工业的变迁影响和牵连了更多人口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显著加深和日趋加深。

五口通商之后，中国经济中原来已有的商品性农产品便前所未有地面对着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外市场。其间茶叶一项本自从广州出口西欧北美和陆路出口俄国，是西方人食而知味的东西和非常想要的东西。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出口的茶叶遂因国外市场的牵引而大幅上升，由年均45万担增加到甲午年间的193.9万担，其中最多的一年曾到过241万担。[61]在这种巨量增幅的背后，则是茶叶种植在面积上的一层一层越来越大。光绪间卞宝第总督闽浙，曾总述福建茶业而言其“种植不已”，说是“自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慕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苍崖铲为赤壤，清溪汎为黄流”。[62]由于“种植不已”，还常常致“各处之人来开茶山者甚众”。当日建瓯一县，便有“汀州人”、“永春泉州人”和“江西广东人”的由外而入，以及他们营造出来的“茶山遍地，不知凡几矣”。同一种“争相效慕”，在出产红茶的安徽祁门则促成过“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的大规模和大场面。这种“种植不已”的事与对外贸易相连接，在彼时的湘、鄂、赣、粤所在多有。那些没有荒山可辟的地方，例如湖南平江，便多见“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七十年代的一份英国领事报告记述台湾淡水的“中国人拔掉他们的甘薯，在有些地方甚至拔掉价值较少的蓝靛，改种茶树”。比之平江，犹且过之。[63]数十年之间，出口茶叶在数量上累积地增加了的部分，都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其结果便是茶叶在农产品中所占比重的变大。

茶叶以次，国外市场要的是生丝，出口增长快的也是生丝。在广州通商制度尚未被英国人用暴力打破之日，生丝输出的年平均数常在9000担上下，时至九十年代中期，则积久积多之后已经到了83204担。比较而言，后一个数字在前一个数字的九倍以上。[64]而这种不断地在中外通商里进入贸易的生丝，其本身只能产出于种桑养蚕，取茧作丝的过程之中。在小农经济的中国，种桑养蚕都实现于农民的双手劳作，由此所得的蚕茧便是一种农产品。当日江浙久有产丝的历史，同时是农家更多地“向赖蚕桑之利”。自“夷人通商”之后，则生丝盛，蚕桑亦盛。因此苏南和浙北的各种地方志叙述这一段历史里的农事，便比比而见“桑园桑田遂遍境内”，“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由是饲蚕者日多一日”，“桑阴遍野，丝亦渐纯”，“家皆饲蚕，桑独茂”，“湖俗之桑，利厚于农”，等等。[65]生于苏南的王韬曾概括而言之，称蚕桑为“东南生民衣食之源”。[66]比江苏和浙江更有典型意义地表现了农事因通商之牵引而起变化的，是那些原本不谙种桑养蚕的地方也成了“蚕桑之利渐广”的地方。例如安徽滁州“向无蚕事”，江西瑞州“向无蚕桑之利”，至光绪中期，前者已“每年可出茧四千觔”，而后者以蚕茧产生丝，致一年能得“二万金”，一时目为“利源骤增”。这些实例表现了当时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普遍性走向，因此，在同一个时期里，常常可以见到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山东、以及山西、陕西、河南的许多地方在“数万株”、“十数万株”、“数百万株”、“一千数百万株”地栽种桑树，时人叙其事而笔下盛赞之，说是“蚕桑大起”。[67]而就农产品的构成而言，则“蚕桑大起”多数并不用来自给，所以由此折射出来的正是过去未曾有的一种商品化程度。

同样被当作商品生产出来的，还有罂粟。中国人种罂粟，是西方人运入的鸦片作催发和诱导的结果。因此种植罂粟之成为商品性农业，也是在中外通商的牵引下发生的。然而比之茶叶、生丝大半卖给国外市场，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却主要流进了国内市场。中国土产的鸦片随西人运入的鸦片而产生，但在19世纪后期的历史里，是土产的鸦片越来越多，并最终在数量上不断超过和大大超过了运入的外国烟土。至甲午这一年，进口鸦片的货值为3429万两，而中国自产的鸦片市价总值已在8450万两以上，两者之比显然非常悬殊。若计及彼时土烟的价格比洋烟便宜得多，则中国自产的鸦片在实际数量上所占的比重还会更大。[68]而与这些数量巨大的烟土相对应的正是种植和产出于农田里的罂粟。光绪三年（1877）郭嵩焘作奏议，追溯外来的鸦片“浸寻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展转传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鶑粟，岁益浸广”。[69]他概述了咸同以来罂粟种植在西南和西北的一路蔓延。而丁日昌抚吴之日，其公牍中有《饬宿迁等县严禁栽种罂粟》和《饬砀山严禁栽种罂粟》，都以“该县种植之区，已十居其一”为儆戒之词。但利之所在，儆戒并不足以限之，至光绪中叶，长江南岸的丹徒、句容也在“从而效尤”，纷纷然移栽这种植物了，《益闻录》谓之“田亩之间，满目皆是”。此外，浙江的台州、安徽的全椒、“福建沿北半省”，以及山东的“兖、沂、曹、济四属”和河南、东三省的许多地方都因鸦片“利多于禾”而“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70]与这种罂粟种植渐广渐多的过程同时产生并且始终相伴随的，则始终是当时的“有心世道者”视之为“五谷之害”、“农亩之害”和世风人心之害的殷殷深忧。[71]就这一面而言，罂粟之成为商品与茶叶和蚕丝的深度商品化显然是性质各异，不能同归于一类之中。

与这些东西一同产出于那个时候的农田之中的，还有大宗贸易里的棉花。由于中外通商带来了另外一个市场，中国人的农业产品便同时要面对着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半个多世纪里，作为商品的棉花曾比其他东西更明显地变化于两个市场之间。19世纪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之交，广州一口进口的棉花约在50万担左右。显见得当时中国自给之外的商品性棉花并不够用。而“咸同以来，增开五口，互市通商，西人又购我华棉”。[72]则中国人在买入棉花的同时又已在卖出棉花。其间的六十年代前期至中期，中国棉花的出口数量曾一时剧增。但这种一时剧增起于美国内战造成的棉花减产而致世界市场的原棉短缺，因此，当美国内战止息之后，中国输出的棉花遂随之一路下跌，以这种一路下跌的出口与同时的进口棉花作对冲，入超犹在30万担以上。这种进口大于出口的局面持续了二十年，到八十年代末期，棉花的出口数量才再度上升，由此累积而递增，至甲午年间，这个数目已达到71.2万担。[73]相比于四十年代初始时的中国一方单面进口洋棉，这个数目粗略地描画了五十多年里棉花作为一种商品在数量上增长的大体轮廓。但若计及同一个时期里大量输入的洋纱洋布，并把这些纱和布折合成原棉而核算其应有的市场占有量，则五十多年里棉花作为一种商品，其对应的国内市场始终是不完整的。对于商品性农业来说，这种国内市场的不完整性最终都会转化为数量和规模的限制。因此，在中西通商所形成的具体的历史环境里，棉花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既曾因之而长，也曾为之所抑，其间的复杂，显然远过于茶叶、蚕丝之类。由此旁及，在那个时候与贸易相关的农事里，被当作商品而生产出来的还有烟草、甘蔗、花生、芝麻、蓝靛等等。而这个过程里通商口岸的出现和延伸，已在使商业城市和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同时是商品性农业在区域上的节节扩大又会使能够维持粮食自给的农村人口随之减少。这些变化前所未有，与之相因果的，便是数十年间粮食生产中提供市场的部分在数量上不断地增长。

与欧西相比，发生于晚清中国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显著加深和日趋加深显然全不相侔。这个过程并不是随国内工业化的产生和发展出现的，而是直接或间接地由对外贸易促成的。但当各色出自中国农田的东西进入世界市场之后，促成了这个过程的对外贸易又常常会使这个过程在盛衰无常里弄得七颠八倒。从五口通商开始到19世纪七十年代，三十年间中国的茶叶曾经在世界市场无可匹比地独步一时，并因其独步一时而占到中国出口总值的52.7%。[74]在这个数目的背后，应当是大片大片的“茶山”、“茶田”、“茶庄”、“茶圃”。但时至七十年代，先后有印度产红茶，锡兰产红茶，日本产绿茶，当这些禹域之外的茶叶次第进入了世界市场之后，中国的红茶和绿茶，以及中国人生产和销售茶叶的过程都成了被人匹比的东西。而后是曾经独步一时的中国人显得处处经不起比。九十年代初驻汉口的英国领事在报告里说：“印度和锡兰的种茶人，所具备的优于中国种茶人的有利条件，可以列举如下：第一，可资运用的资本较大；第二，有低利借款的便利条件；第三，没有厘金、入市税和出口税；第四，有更好和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第五，具有化学和农业知识；第六，对购买者的嗜好和要求了解得更彻底；第七，有便利的运输工具；第八，大大接近购买的国家；第九，有无数公共工程，旱季便于灌溉，雨季避免淹没；第十，茶园面积庞大；第十一，有优良的机器。”在相近的时间里，驻厦门的英国领事则作报告专门比较十年以来的日本茶业与中国茶业，说是“日本茶税比中国茶税低到一半以上。而且更正确地说，日茶在栽培方面的特别细心，以及在制茶方面乐于采用最新式、最优良的设备，这对日茶贸易发展的作用，甚至比减轻茶税更大”。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国人都做不到。[75]印度、锡兰、日本与中国之间在茶叶生产的历史传统、经营方式、制作过程与税收制度上的差异是一种时代差异。但同处于当日的世界市场之中，则这些差异一定会直接地表现为产品的差异，并因之而最终地归结为效率的差异。于是占有优势的印度红茶、锡兰红茶和日本绿茶便成了后来居上者。而此长彼消之下，从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红茶的卖出价二十年里下降了12.4%，中国绿茶的卖出价二十年里下降了33.5%。七十年代之前的英国市场曾占据中国红茶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而一经印度茶和锡兰茶的大规模进入，中国人的茶叶遂不得不在挤压之下一减再减，不断地从这个市场里退出来。若以年平均数量作前后比较，则时至九十年代，进入英国市场的中国茶叶在一减再减之后已仅占七十年代初期的36.9%。[76]由于英国人曾是嗜好中国茶叶的知味者和购买中国茶叶的大户，所以英国市场的变化便提供了一种直观可见的典型性，深度地反照了中国茶业在世界市场里的盛衰起落。

而与这些数字连在一起并随之而盛衰起落的，则是中国人为这个市场栽种起来的那些漫山遍野的茶树。自五口通商以来的三十年之间，这个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一直在化作不断增长的刺激，已使中国茶叶的种植增加了四倍。[77]在后来的二十年里，这些增加了的茶叶便成了不断贬值的东西。光绪十七年（1891）《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举当年茶叶交易里的“价值百两”而“蚀至四十两之多”者为事实说茶业之不振，而后统括说：“闽茶市价，除中等茶品之外，无论他项茶叶，莫不随日递减。”随后是茶市化为险途“贩运者畏缩不敢前来”。[78]光绪十四年（1888）曾国荃奏论皖省茶务，亟言“西商皆争购洋茶，以致华商连年折阅”，而“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79]这两段文字各自在说福建和安徽，但写照的却正是彼时产茶区域中普遍的困顿而无以复苏。而当茶叶的价格“随日递减”到难以为继的程度之后，漫山遍野的茶树就成了数量太多的东西和不能换来衣食的东西了。于是在种茶为业而“屡年折本，倾家荡产”的地方，原本的茶农遂先后穷途折返，不复“以茶为正项生理。有田者归耕，无田者以砍柴为活”，而留下来的茶山则“现今十荒其八”。抛荒之外，还有过往日的“茶圃变为谷田或罂粟园”的事，后来又有“茶业失败，山人往往将地售作坟墓”者。[80]在这些地方，当初被人种下去的茶树显然是很容易地又会被人砍掉。

中国茶业之由不得自己地起伏波动，是中国茶业牵结于世界市场的结果。那是一个中国人非常陌生的地方，是一个常常会碰到对手四伏的地方，是一个不可知和不可测的地方。所以，在农产品纷纷随着中外贸易远走的时代里，因由不得自己而常常要受播弄的不会仅仅只有买卖茶叶的人和种植茶叶的人。同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蚕丝与茶叶一样曾藉出口而得长久地“获利甚厚”，但自八十年代之后则时移势易，一变而今时不同往昔。时人撮叙此中之变迁曰：“丝则有意大利、法兰西、日本加意剔选，缫丝极精，已骎骎乎效中国之长，夺中国之利。核之海关总册，销数虽不致大减，而商家岁岁亏耗，人人折阅，几有一蹶不振之势。”这种销数不减而商家亏耗的局面说明了中国的生丝正在越来越不值钱。而作为一种比较，是同治八年（1869）出口“洋丝”仅“只七十三万斤”的日本，至光绪十四年（1880）已“骤增至四百六十八万”。当日本丝成了“商业日隆，利益颇厚”的一方之后，“中国丝业”便成了被“倾挤”的一方。[81]像这样八十年代之后一路走衰的出口农产品还有甘蔗做成的糖。这种东西曾是华南用做对外贸易而进入了欧美市场和澳洲市场的重要商品，但当马尼拉和爪哇生产的蔗糖进入了同一个市场，加上欧洲政府用补贴的办法造成他们那个大陆“甜菜糖的大量生产”，并由大量生产而致“过剩”的时候，中国人的“汕头糖对欧美已经毫无交易”，“台湾糖运往欧美已无利可图”，而“厦门赤糖可能比台湾糖还坏”。[82]与卖不出去的“汕头糖”、“台湾糖”和“厦门糖”连在一起的，则是一直为糖业提供原料的华南农户。

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趋深化的地方，商品化了的农产品同时是在用分解的方式改变自然经济和自然经济下的农村社会。然而以茶叶、蚕丝、蔗糖在贸易中由不得自己的盛衰起落为实例，显见得西人为晚清中国带来的中外通商之局里，被牵入了那一条商路里的中国人又常常会在半途中遇到商路不通。因此，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趋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布满了盲目性的过程，一个始终缺失主动的过程，从而是一个内含着失路和痛苦的过程。这些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与之相伴的，便是农村社会与农业人口的生计在经济变迁里的动荡和不宁。

注释

[1]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

[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37、1338页。

[3] 《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42—1343页。

[4]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37页。

[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43页。

[6]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07页，中华书局1963年。

[7] 咸同之前，部分地区已见农户“纺纱买钱”，但数量很少。据估计占棉纱消费总量的10%（参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第268—269页）。就当日的多数和常态而言，可置而不论。

[8]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09、208、210、214、206页。

[9]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38页。

[10]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97页。

[11]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97页。

[12]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13、214页。

[13]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10页。

[14]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26页。

[1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49页。

[16]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278页。

[17]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63页。

[18]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07页。

[19]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66页。

[20]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9页；《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05页。

[21]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09、212、211页；《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10页。

[2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67页。

[23]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65页。

[24]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11页。

[25]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06、513页。

[26]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51页。

[27]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49页。

[28]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50页。

[29]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20—221页。

[30]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68页。

[31] 参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282页。

[3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68页。

[33]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95页。

[34]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55页，《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48页。

[35]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22页。

[36]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04页。

[37]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60—1361页。

[38]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24页。

[39]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08页。

[40]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32页。

[41] 洋布在城市中的体面人口里流行之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上海、重庆的英国领事报告和宁波海关的贸易报告，都记录了因洋布价格降低而有“中国农民”、“贫苦的中国人”购买这种“并不耐久”的东西。（《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52页）

[42] 至七十年代前期，两者分别占进口洋货总量的37.7%和31.1%，见《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48页。

[43]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591页；《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49页。

[44] 《郑观应集》上册，第586—587页。

[4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94—1105页。

[46]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102页。

[47]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65—178页。

[48] 《郑观应集》上册，第715页。

[49]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三，实业六，考11306。转引自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2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17—119页。

[50]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92—293页。

[51]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60—61页，第121—129页。

[52]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14—117页。

[53]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01—110页；“三四百家以上”这个数字取自《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235页。

[54]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07页。

[55] 《南浔志》说：“其初出洋，有丝而无经。”见《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80页。

[56]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82—83页。

[57]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86页，第73页，第91页，第93页，第94页，第95页，第97页。

[58]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394、399、403、410页。

[59] 《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75页。

[60]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448—1449页。

[61] 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286页。

[62]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46页。原书把这段材料断为同治朝。据《清季职官年表》改。

[63]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47、450、451、449页。

[64] 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291—292页。

[65]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26—428页。

[66]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28页。

[67]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29—433页。

[68] 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02页。

[69]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394页，中华书局1958年。

[70]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59—464页。

[7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58—459页。

[72]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9页。

[73] 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297页。

[74] 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78页。

[75]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215页；第1217—1218页。

[76] 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80页。

[77] 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82页。

[78]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196页。原文光绪十七年（1890）改为1891年。

[79]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50—451页。

[80]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47、448、452页。

[8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30页；《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224页。

[8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236—1237页。

衰世社会相

19世纪后期中国的绅士与绅权

一

明代绅权盛于地方，江南尤甚。至清初则一窒再窒而备受重创，缙绅之祸也先起于江南，而尤先起于三吴。

《哭庙纪略》说，顺治十七年（1660）“吴令任惟初到任，比征钱粮甚急”，责打追欠至鲜血淋漓，又复典守自盗。“当是时也，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地方社会与地方官之间的矛盾。次年顺治帝死，“哀诏至吴”，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于是相从而至者至于千余人，号呼而来，皆欲逐任知县者也”。清代以轻赋的祖宗家法，但此日犹在家法未立之际。而江南承前代钱粮积重之后，沿用成法，便不得不当新朝之重征。之后，官与绅之间的冲突遂由比征而起。而以绅抗官，这种由秀才领头，反苛敛的做法，显然是前朝绅权留下的一种惯性。然而此日之新朝已非前朝，因此迎头而来的是大吏捕治，“搒掠诸生万状”；且“承郑延平兵入沿江列郡之后”，地方官引这种自海路而来浸及江南的反清余波为由头任情荼毒，借端牵连“傅会逆案”，一口气杀掉了苏州士子18人。当祸之初起，地方奏告朝廷，尤以“县令虽微，亦系命官”和“身列青衿”竟“辄敢纠聚群凶”为哭庙一案里的要害，[1]其命意之所托皆在于摧残绅权而立官府之威。所以后来人看这段历史，曾归结为：“明代江南乡官势力最为横桀，而士子结纳干预，肆行无惮亦最甚。顺、康间哭庙案发，大受惩创，其锋渐敛。”[2]这些话立论显然不喜绅权，但所说绅权经“哭庙案”辣手重挫之后归于衰落，则言之明切而因果厘然。

当明清易代之后，朝廷和地方都立意摧残绅权，因此一路拳打脚踢而不肯收手，继“哭庙案”而起的，还有“奏销案”。《三冈识略》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且“役外之征”与“杂派”又累累相积，致“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迨顺治十八年（1661），遂起“奏销之祸”：

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抚朱国治强愎自用，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

其间昆山人叶方蔼顺治十六年（1659）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彼时正在做编修，而以“所欠一厘”革职。当日谓之“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同时的董含则顺治十八年中进士，顺治十八年遭斥革。“于是两江士绅得全者无几……有乡试中式而生员已革，且有中进士而举人已革。”而后是“仕籍、学校为之一空”。[3]斥革之外，因罪名更重而“被逮”和被“提解”的士人则被成群押解行走于众目睽睽之下，“皆锒铛手梏拲，徒步赤日黄尘中”，使旁观的人看了心中“惊悸”不已。[4]这一场大狱虽以“奏销”为名，而由此致“衣冠扫地”于“鞭扑纷纷”之中，则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朝廷和疆吏始终在有意与绅衿和绅权为难的用心。时当易代之际，像这样一时凸起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绅衿之间的紧张虽各有人物情节，但种种被称作“案”和“祸”的风波既已一见再见，并牵动疆吏和发为朝旨，则其间之因果所反照的，便是一种治天下的既定走势和普遍走势。因此，摧折绅权虽先起于江南，而一定不会仅止于江南。一则后来的墓志追记当日时事，曾列述：“蒙城、怀远、天长、盱眙四县子矜逋赋者各百余人，令咸速之狱，狱隘，诸生无置足地。”这四个地方都不在清代苏抚的辖境之内。而《景船斋杂记》则记载说：“顺治辛丑八月，遂起奏销之祸，罪及孔氏。”孔家在曲阜，然则这里的“奏销之祸”应当对应于山东。此外，卷进了那个漩涡之中而有姓名可以考稽的还有浙江的士人。[5]所以历史学家孟森后来总论之曰：“是时盖各省皆厉行此事，特苏抚为最酷耳。”[6]

“各省皆厉行此事”，其中当然有着一种庙堂里的意志。因此，与这一类兴大狱作摧残的办法相匹配的，还有顺治八年（1651）礼部题准“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因而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7]顺治九年（1652）朝廷立卧碑于各省学宫，明示“生员不可干求官长，结交势要”，“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以及“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等等。[8]至顺治十七年（1660），朝旨又以天下士人为对象而重申“妄立社名，纠众盟会”之禁。[9]这些在国家权力的名义下推行的制度化管制，都是意在把地方士绅与地方公务隔离开来，并使个体的绅士不能成为群体的绅士。随后，在将近二百年的漫长岁月里，是“承平久，官益尊”，[10]而作为地方社会里的一种既存的力量，不同于编户齐民的缙绅先生们则在前朝的“横桀”之后丧失了足以干预公事的心力和臂力。他们在二百多年里大半都活得非常安静。

二

作为国家权力和国家意志，朝廷和地方官在本性上都不喜欢绅权。然而，当19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起广西，并以其席卷之势演为旷日持久的一场内战之后，天下的“承平”便被漫延的兵祸节节打碎。随之而来的乱世动荡无序，已使“官益尊”难以为继。于是，当烽火连天之际，治天下的法度又一变而为“练兵筹饷，日不暇给，疆臣节帅，握吐求贤”，官与绅之间的距离因官员向绅士的俯趋而变得越来越近。而后，“缙绅先生咸出而相助为理。向所谓仰望林泉者，亦复手版脚靴，随班听鼓”。[11]在二百年压抑绅权之后，此日已是地方官在兵事和饷事交相困扰之下心长力绌而无以为计，并因无以为计而不得不借助于地方社会里为民间所熟识，并因之而得民间之信从的绅士。然而借助总是借重，这个过程同时又在把这些本被隔离于地方公事之外的人引入到地方公事里来。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久在湖南的朱克敬曾说张亮基、骆秉章先后抚湘，“练兵、转饷、防寇，多参用士人，事皆办，由是湖南名闻天下”。[12]他所说的“士人”应当都是未入仕路的“绅衿”。另一个本籍常熟的士人记叙内战初息之后的江南吏治，说是“常令王庆元年登耄耋，素不风烈，昭令梁蒲桂初任，物色民情，毫不省察，一切词讼，悉由局董作主”。他所说的“局董”都是帮着地方官在办“善后”的绅士。因此其时又有“克复江阴”之后，“局中遣绅士”多人“清理城邑”的记载。[13]在那代人留下来的著作里还有一种记述，说钱塘人丁松生于“杭垣克复”之后，“一切抚恤善后事宜“一身”主之，大吏倚如左右手”。布政使蒋益澧至尊称为“大秀才”。[14]比之江南的一县一邑，他所参与的地方公事，其局面显然是愈见恢宏。这个过程绵延多年，使官和绅都变得日益不同，与顺治朝的地方官在摧折绅权里汇成一种可见的普遍性一样，咸丰朝和同治朝的地方官普遍地借助与借重于邑绅，从而都在将植根于地方的绅权重新扶了起来。他们汇成了另一种普遍性，以至巡抚一省而久经内战兵火的胡林翼总谓之曰：“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15]然则地方官扶植了绅权，在其背后和深处，正是内战扶植了绅权。

与这种内战扶植了绅权的过程相伴随的，是内战又在造出数目更多的绅衿。同治初曾国藩作《徽宁池三属捐助军饷续请广额折》，以“皖南数属，仍岁构兵”，而“该绅民等蒿目时艰，捐资助饷。徽、宁、池三府甲于通省，徽州一府尤甲于皖南”为充足理由，“吁恳天恩敕部查议，加广文武乡试中额、文武学额”，以“作士气而资激劝”。[16]在清代的国家制度里，各省的“乡试中额”和府、州、县的“学额”是一地有一地之数，并且每个地方的额度都是一个既定之数和固定之数，既定和固定都是数量上的限度。前一种“额”关乎举人，后一种“额”关乎生员，因此“广额”是在用抉破旧章限制的办法制造出更多的举人和秀才。而以“作士气”和“资激劝”为此中之道理，则说明了更多的举人和秀才始终是同更多的“捐资助饷”连在一起的，从而使同内战在时间上的长度和空间上的广度连在一起的。所以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再作奏折，陈述粤省厘金“两年以来专济三江之饷”，以解军中困乏而“为利甚厚”，为广东请加“文武乡试永远定额各四名”。[17]与这种因地方和民间的“捐资助饷”而得到的“广额”比，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作《湖广水师欠饷请广学额折》，则由历年以来“湖广督标水师两营”应得而未得的“积久饷银，各哨勇情殷报效”，请“加广长沙县学额”[18]已是另属一种因由。在李鸿章代“湖广督标水师”所作的陈述里，是出自湘军一系的“各哨勇”成了吁恳的主体。他们情愿放弃朝廷欠他们的银子，为自己籍贯所在的地方换来几个额外的秀才。以当日的社会观念相衡量，这是一种造福乡邦和嘉惠士林的功德。因此久战之后军中既多积欠，又难讨积欠，淮军里的将帅也在“皆以欠饷报效，各加广本县学额文武各数名不等”[19]，期能以这些应当得到而到不了手的银子向朝廷换回一点本乡本土读书人的功名。除了这种出自军营的奏疏之外，当时的记述里又有“同治时军兴，马多乏食，江南府县绅民，有请输马草捐以广学额者，鲍花潭学使奏其事，朝旨嘉允焉。然繇是江南秀才骤增十之一”[20]的故事。这个故事里广学额的主动一方出自“绅民”，而“马草捐”也因之成了一种自觉的交易。“捐输”出自地方，“报效”出自军营，而由此形成的则是一个“广额”复“广额”的不断层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直接促成的正是中国人口中获得功名的数目长在不断地增多之中。据后来的一种大约估计，与内战之前的数目相比，时至光绪一朝，仅生员一类已增加了23%。[21]与之相对应而形成的人群，已不能不算是济济多士。

但在晚清中国，像这样因“广额”而增加的功名不仅仅是一种多出来的数量，随同数量而来的还有种种不在预想之内的时弊与时病。同治年间论时务的奏议已说因“捐输”而“加广中额、学额”，是“施恩”太过“浩荡”：

窃思一省之大，人才之多，三年一试，中额犹无虑滥竽也。至一州一县文风本有不齐，三年两试，学臣照额进取，敷衍充数，势所必至。夫秀才为多士出身之始，乃以文理浅陋者滥厕其间，人才固不足观，人品尤不可问。[22]

这些话非议“广额”，担忧的是数量过多之后，则所取之士很容易变得士不像士，而其所说犹统而言之。作为一个可以匹配的实例，俞樾在自己的笔记里曾记叙“戊辰之春”亲见于潜令谒知府，面陈“本县止童生二人，其一甫学作起讲，未成篇；其一在乡间开酒店，农事尚早，饮酒人多，不克分身”，请将原本定于二月的县试移到“三四月间”。于潜一县童生之少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于潜一县童生之少，又说明了长久内战之后读书人的数量已远非昔日之比，因此县试虽属国家功令，也不得不由主试一方延迟试期以迁就被试一方。而后是“是岁，此二人者皆入学”。他慨乎言之曰：“举此一端，学校之失之太易，亦可见矣”。[23]战争使读书的人更少，而“广额”使进学的人更多，然则“人才固不足观”正是这样形成的。至光绪朝张之洞作湖北学政，所见已是“近年楚省加广学额，往往一学进额两倍原数”，以至“一州县所取动至六十之多”。这些文字见之奏疏，便具体地提供了一个地域性的士人社会因“广额”而造成的异乎寻常的规模失度。后来他作四川学政，以其见所见和闻所闻，又沿着同一个题目讲下去，由“川省近年诸生太多”并且“愈多愈贫”说到“川省人心浮动，狱讼繁多”，而“大凡户业公局唆讼诈财之案，必有文生在内；烧香结盟，纠众滋事之案，必有武生在内”。[24]在这些场面里，士风之坏和世风之坏是牵连在一起的，而士风之坏和世风之坏又是和“川省近年诸生太多”牵连在一起的。因数量扩张而放进秀才群里的人物大半没有读书人的静气，然则“广额”之下的“人品尤不可问”亦因此而历历可见。十多年的内战之中和内战过去之后，“加广”的学额都在化为府学、州学、县学中累积而递增的人数。但乡试中额的“加广”已相比而极少，进士及第的数目则从来不在“加广”之列。于是生员益多，进取益难，而后是这些在“文风日薄，士习日嚣”[25]中获得了功名的士人不能沿仕路远走，便大半都会就地生根化入地方社会的缙绅群里。随后常常可以见到“甫博一衿”已在“长揖县衙，夤缘公事”[26]的急迫相。他们以躁动为自己的存在方式，因此，在旁观的眼里，他们显然不会带来地方的安静。而就19世纪后期的历史变迁而言，当原本蛰伏的绅权在内战中被扶植而得以伸张的时候，这些随“广额”而增多的缙绅产出于同一个过程里，便从一开始已经编入了绅权之中。而同时被一起编入绅权之中的，一定还会有这种“人才固不足观”和“人品尤不可问”。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不仅会成为绅权中增多的数量，而且会成为绅权中增多的力量。

由于晚清绅权是由地方官扶植起来的，因此绅士介入地方事务，是以绅士与官府的协同和契合为常态的。后来做了达官的吴大澂同治四年（1865）还是苏州的一个举人。他在《自订年谱》中叙述当年“江北清水潭决口，被灾难民纷纷渡江，苏郡绅富无倡留养之议者”，地方随之不宁。“余因邀集郡绅，创议劝捐，设厂留养”，并以此一番劳累救济了“一千八百余人”，自谓是在以“寒士”肩“巨任”。其间曾因捐数不够而“谋诸长洲县蒯子范大令德模，商请方伯借拨银二千两”，并得“蒯公力任其事”而“幸免掣肘”。[27]吴大澂和“郡绅”在赈济难民的过程里为地方社会维持了安宁和秩序，他们守护了地方利益，同时又做到了地方官想做和应做的事。因此管地方的“大令”能够自愿地“力任其事”，用“借拨”来的银子帮助绅权主持下的“设厂留养”办下去。虽说这种赈法“留养”已不同于内战中的团练和筹饷，而对官与绅来说，前者以地方为责任，后者以地方为利益则是一样的。因此，在当时的东南，像这样官与绅之间由责任和利益串联起来的和衷共济是常见的。这种和衷共济显示了绅权的主动性，也显示了绅权的合作性。至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作奏疏请奖，说是“上年法人开衅，畿防戒严，叠奉谕旨饬属举办团练。经臣督饬天津司道率同公正绅士高凌霄等妥细劝办，就津郡挑选精壮万余人，筹给军械，按期轮班操练”。并“另抽练千人分立两营”，派“津绅”为“管带”。而用来维持这种场面的“经费”则取资于“叠经官绅剀切劝谕陆续凑捐”。[28]这种借助于绅士“办团练”和用劝捐的办法筹集“经费”，应当是从内战中沿袭而来的做法。但在内战过去多年之后朝廷仍然用诏书召唤团练，说明了地方社会的团练和依存于团练中的绅权正在制度化和常态化，并因之而成为晚清中国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而比之苏州“郡绅”办理地方事务的自倡之而自为之，则“津郡”绅士涉入的“畿防戒严”，显见得已不仅是地方事务而且是官家的公务了。因此，在后一种场合里，官绅之间的合作便常常会使两者的界限在实际上变得漫漶莫辨，而缙绅之出而任事者亦因之而获得了更多本来并不属于他们的权力。在内战之后的数十年历史里，由于官绅之间的合作，从来属于地方社会的绅士还会在空间上越出自己所在的地域，走到另一个地方社会里去。

光绪四年（1878）直隶“荒旱”，光绪五年（1879）直隶“水灾”，皆“赖南省绅富士商出赀出力，竭诚济助”。其间分属“江、浙、闽、广”的“承办各绅”不但为华北带来了赈灾的银子，而且“连年分赴海沭及直东豫境，查办赈务，遍历灾村，抚问疾苦，处处认真”，以绅士的本分相度量，这种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越境之作为已是异乎寻常。疆吏当日奏报叙其事，说是“隔省绅士而行救灾恤邻之事，亦向来所罕有”，并且推崇备至，称作是“著实为穷黎全活性命，为国家宣布恩德”。[29]但绅士本非朝廷命官，“救灾恤邻”也非奉旨而作，因此由“南省”的绅士到北地去“为国家宣布恩德”，则后者对于前者实在是一顶太大的帽子。两者之间的不相对称，便成了一种更加明显的异乎寻常。而这一类异乎寻常所显示的，正是19世纪后期的绅士已在变得与二百五十多年来的旧模样越来越不相同。“南省”绅士因“义赈”而出省，并在另一个地方社会里建立起他们与官府之间的连属和呼应，而后，“助办直赈之浙江绅士”还曾由赈务延伸到河工，在华北“挑挖大清河下游并另开滹沱减河，修浚北运减河”各工里做过“督办”，而“尤属异常奋勉”。[30]与赈灾相比较，像这样“隔省绅士”督办河工显然是涉入他省事务更加深入，在彼时的中国同样算是一种“亦向来所罕有”。就数目而论，这种“由南省”到北地作空间上跨跃的缙绅应当不会很多，但他们以自身作为实例，却具体地说明了绅士在内战之后的社会生活中可以达到和已经达到的活跃程度。而绅士的活跃，正说明时至此日，官家的许多公事已经绕不过他们了，因此，同一时间里，在南北疆吏报告地方政务的奏章当中已经越来越多地述及和不能不述及“官绅”、“绅董”、“员绅”、“该绅”、“绅商”、“员董”、“绅耆”、“大绅”、“官绅商富”和“端正绅士”等等名色，以及与这些名色相对应的那个群体在地方社会里种种奉公的劳绩。而后是这个群体常常沿奏章而入廷议。官与绅共处于一个动荡的时势之中，当缙绅为官家出力的时候，缙绅群类的种种太过忙碌同时又都在反照出官家权力在许多地方的力有未逮。内战造成的旧制紊乱，西人冲击的前所未有，以及国家财政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下的长久困窘，最终都会成为朝廷管天下和督抚道府州县管地方的力不从心。而此消彼长，与之相为表里的，则不能不是二百年久抑之后晚清绅权的大幅伸张和不断伸张。

三

地方官代表的是国家权力，因此，晚清社会里这种由地方官扶植起来的绅权从一开始就历史地附着于国家权力。然而就其本性而言，绅权又是一种出自地方而且生于地方，并因之而与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紧相系结的东西，所以就这一方面而言，绅权其实天然地不同于国家权力。两者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常常不能完全叠合，并因之而决定了能够与地方官合作的绅权，同时还会有地方官的手掌罩不住的一面，从而还会有不能与地方官合作的一面。光绪三年（1877）广西“西林县绅士具一信函，呈交西林县知县，知县亲身递与教士。函内言县主与教士所商拟各条，我等不能允准，以后永不许在本县境内传习天主教”，并明言“若有人奉习天主教，全家诛灭”。[31]在这段文字中，能够与教士“商拟各条”的“县主”应当是指西林的地方官。而“我等不能允准”，则显见得是出自绅权的一种不肯合作。在“县主”的头上，是朝廷与外国的约章，在“西林县绅士”的背后，是地方社会里的利益所在和地方社会里的人心所趋。当这两面合不拢来的时候，绅权便只能代表地方社会，同时是绅权和国家权力分成了两段。这一类扞格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间不会常见于地方官办公事的过程之中，但随绅权在内战之后的步步伸张，绅士的声音已能自成一路，并常常会起于地方而惊动远近，并因此而成为一种朝廷管天下之际不可漠漠然视之的东西。

光绪十五年（1889）“奏准开办芦沟桥汉口铁路”，当时的诏旨中曾专门列入一段话，申说“创始之际，难免群疑。著直隶、湖北、河南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绅民，毋得阻挠滋事”。[32]铁路穿过的区域都是地方社会之所在，除了管地方的国家权力，那里还有能够影响“绅”与“民”并使之呼应汇聚以示迎拒的绅权。在“绅民”这个总称里，具有自主性和主动性的总是不同于编户齐民的绅士，而“群疑”一经产生，绅士便天然地会成为煽扬者和表达者。诏旨于此特为关注，正说明了朝廷对于地方绅士这种另成一路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已是深知之而熟视之，所以铁路犹未开办已先作提撕，预防风波因此而起。铁路容易致“群疑”，与铁路相类似的，还有电线（电报）、矿务等等同样属于在洋务的名义下引进中国，并伸入了地方社会的东西，伸入的东西总是异常的东西，所以它们也常常会在那里碰到民间的“群疑”，以及为“群疑”所依托的正在伸张的绅权。同治十二年（1873）“上海奸商于直隶李伯相处禀请在句容、丹徒两县官开煤矿”，直接导致了地方绅士作“公致两江制府书”以倾力抵制。在这场局部性的冲突里，被称作“奸商”的那一方因为李鸿章的撑持而得到了一种官家权力，并因之而能够以“官开”为预想中的煤矿立名目。但代表了地方社会的一方则援引“宁、镇两府士子聚试于此，闻此消息，讹言日起，人心惶惶”以叙述四下之不宁，并举“深恐别滋事端”为更深一层的忧思和危惧。随后由“某等谊关桑梓”起讲，标示绅士涉入地方事务的天经地义和不肯多让，亟言“开江南之山”的“十不可”。在“十不可”里列出来的是许多道理，然而比道理更有说服力的其实还是绅士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当日李宗羲作两江总督，正是被敬称作“制府”的那个人，他在致李鸿章的信里说：“江南绅民僉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并无采煤之事，不免少见多怪”。然则“两江制府”以“少见多怪”总评“江南绅民”所作的“公致两江制府书”，正说明以其籍隶四川开县而有着见过“本省业此者甚多”的阅历，李宗羲不会真信挖煤会造成地方的大患。但“现在宁、镇考生云集，闻有此举，无不骇诧”则不能不当真，这种来自士子的“骇诧”表现了地方的惊动，若惊动不止而变为嚣动，则使他所直面相对的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称之为“居是邦者，固不可为浮议所摇，而舆情似不能不顾”，因此本来见惯挖煤的李宗羲不得不以“区区之意，尚拟与公酌之”的方式对“直隶李伯相处”表达异议。[33]地方社会的“舆情”归绅士所有，而斯时又正在化作风波。身为两江总督，他与这种东西的距离比远在直隶的李鸿章更近，对于由此将会引出的“别滋事端”也不能不更多忧心，所以他宁愿与李鸿章商量，非常婉转地请求后者高抬贵手，放过江南的这一点矿利。忧心“事端”便是忧心绅权，而后是地方的绅权制止了外来人的“官开煤矿”。作为一种对比，是光绪十七年（1891）湖南澧州立电线杆引来“州民”聚众殴打焚烧，而彼时地方的绅权已站在洋务一面，因此在那一场骚乱里，“城乡绅士”曾出面维持，帮着官府作“明白晓谕”，群聚的“州民”遂在“旋即解散”[34]之后遂风平浪静，兴不起一点余波。同治年间的江苏和光绪年间的湖南表现了外来的物事进入地方社会的两种场面和两种结局。而调度于其间的则是同一群人物的不同向背。官府虽据有国家权力，但两种场面和两种结局都说明，事涉地方和事涉大众，国家权力的伸张程度又常常要以绅权为转移。然则以内战之后的这些具体事实比内战之前的旧日缙绅，可以明白地看到，被扶植起来的绅权同时又是在一种自我廓展之中的绅权。这个过程造成了地方权力结构中的消长和倾斜，所以这个过程一定会影响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历史。

由于绅权张于一个“文风日薄”而“士习日嚣”的时代里，与此相因果的，则是绅权的伸张很容易促成绅衿的肆张。之后，本以地方利益为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绅权，便常常会因为绅界中人的不守规矩而带来地方社会的紧张。同治初年，苏南各地次第设“善后局”以重造地方秩序，而“挨挤入局办公”的绅士已多见“唬诈”和“婪诈”，并因之而被民间称作“刁绅恶衿”。[35]就苏南而言，在太平天国长久的军事管制之后，此日的绅权还刚刚被官家扶起来，然而以“刁绅恶衿”与“唬诈”和“婪诈”相对待来刻划其面目，则刚刚被扶起来的绅士和绅权之各自逐利显然都不能算是为地方在造福。迨绅权自我廓展既久，这种出自绅衿的肆张逐利还会带来更多的紧张。光绪四年（1878），湖广总督李瀚章奏报“武昌县廪生郭瑞麟、候选训导胡书田、大冶县武举皮周福、黄冈县生员刘玉田，于本年春夏间竟敢违禁逞强，纠众敛费，在于樊口地方筑坝，将河堵塞，并私立埠头，抽收船厘，把持勒索，扰累商民”，其拦路强劫于光天化日之下，行迹已是类同土匪。在十多年的内战里，湖北的绅权比苏南的绅权更早地被地方官借助和借重，日久之后也会蓄积起更多的悍气。因此一旦出格便弄得无法无天，最后不得不由疆吏“调派炮船营勇”毁坝捉人为了局。武昌、大冶、黄冈的这群绅衿敢于“违禁逞强”而无法无天，正是在以其“违禁逞强”和无法无天作反衬，使人可以直观地看到绅权伸张的过程里，地方社会中的绅士在这个过程的积久之后已经达到的恣纵程度。这些人在一个水系密集的区域间用筑坝的办法收获利益，但由此改变了上游江水的流向，则同时又是在给周边造成“溃冒冲突”之害。[36]这些人各有功名，因此其逐利的行径自始即借助于绅权。然而，这种借助于绅权的行径又自始便以其反大众而最终不能不成为反地方。他们损害了地方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他们在地方社会里丧失了合理性。而后是无法无天的事成为不能持久的事。疆吏之所以能够“调派炮船营勇”来对付这些绅衿，是因为他们失掉了与地方社会相连的那种合理性之后，疆吏可以轻易地剥夺掉他们曾经拥有的绅权，遂使他们在官家的法度里成了无所依傍而可以单个惩处的匪类。在这两个例子里，苏南绅衿的“婪诈”和湖北绅衿的筑坝堵河“把持勒索”，都说明绅权的伸张，同时又在使依附于绅权的个体绅士获得了可以伸手攫取的凭藉。这是一种编户齐民所没有的东西，又是一种与编户齐民相纠结的东西。绅与民之间的这种剥离不开的关系比官与民更切入。所以身在这种关系之中，绅士的逐利和贪婪便很容易在绅权所在的地方成为民间的“扰累”。时当绅权一路伸张之日，这一类“扰累”曾是尘世间的寻常故事。因此，苏南和湖北之外，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私人记述中的“甘省五泉，水烟消路最广，省城设有公局，抽收公用，皆地方刁生劣监侵渔”[37]，以及被牵入了奏折和诏书的“广东在籍主事吕元勋，身列搢绅，胆敢庇匪在家，开设花会总厂，诱赌渔利，实属不知自爱”[38]等等众生相。这些人物和事实以其自身的起落与始末，说明了“刁绅恶衿”与“刁生劣监”的逐利和贪婪大半都是个体地实现和个别地实现的，并因之而各有各的面目。他们虽然以绅权为凭借并引出种种民怨与骚动，却不能算是有意颉颃地方官的权力和伸入地方官的公务；当他们太过出界的时候便会为官家所制。

然而，与这一类在官家权力制约下的起落消长相比，作为内战之后晚清中国的一种显著的社会变化，伸张的绅权同时又以其整体的存在和整体的躁动，在官府之外造成了另外一种重心和力量。随后是官绅两者共处于同一个地方社会有限的地域空间之中，这个原本有限的空间遂不能不因之而变得局促。所以，后起的绅权在放开手脚的时候，便常常要伸到本属官府的范围里去。而这个形成的彼此交错则一定会颉颃地方官的权力并侵入地方官的公务。光绪十六年（1890）的一道上谕说：“各省在籍官绅，理宜敦品励行，为乡里矜式，乃近来绅士往往不安本分，动辄干预地方公事，甚至藉端挟制官长，以遂其假公济私之计。”[39]正是不能容忍绅权因太过伸张而大幅度越轨，而以“各省在籍官绅”为对象总括而通论之，其意中所应对的，正是由绅权的整体存在和整体躁动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和惯性。与苏南、湖北、甘肃、广东的那些绅士但作“婪诈”、“渔利”而不问公门里的是非相比，“干预”和“挟制”，都是以绅权为主动一方和进取一方所造成的官与绅之间的紧张。而上谕通天下而论之，又说明了这种紧张在当日的地方社会里正在成为持久的现象和漫延的现象。当地方官在困境里扶植绅权之日，为的是找来这些功名得自朝廷而根脉系于地方的人作帮手。他们多半不会想到，作为一个社会群类，这些人因功名得自朝廷而自异于编户齐民，又因根脉系于地方而自异于受命于朝廷的官府，原本自成一套路数，所以，一旦有足够的臂力在地方思伸展，他们便很容易变为地方官的立异者和对手。同治间四川酆都知县因“于江水进城之际并未救护灾黎，辄先登舟出避”，经总督奏劾而“革职，永不叙用”。至光绪初年川督已经两度换人，而“该革员”还在“遣抱以被参情节均系邑绅徐昌绪挟嫌呈控，并串通总督衙门幕友徐巽斋舞文陷害等词”赴都察院“呈诉”。革掉了官职的一方事隔多年犹在哓哓抱控，是心中的一腔委屈咽不下去，而一经抱控“呈诉”，则事情的曲直亦因之而变得非常迷离，当日的朝旨称作“绅幕交通”。[40]在这些涉事的人物里，被劾的知县显见得不能算是一个全无可议的循吏。然而，同他作对的“邑绅”用“绅幕交通”为手段，行事也在阴诡而不上台面一路，其间的“挟嫌”无疑不是一种能够放到光天化日之下的东西。朝廷眼中的绅权常常被归为“以遂其假公济私之计”，所指大约正是这一类情状。因此，酆都的官绅角力最终以“邑绅”去掉知县为结果，不会是一种单凭是非和道理分出来的胜负。知县虽然因劾落职，而这个过程里绅士的“呈控”能够变成疆吏的弹章，是“邑绅”以“灾黎”为题目，则绅与官之间的个体恩怨已化作地方社会里的众生与玩视民瘼的地方官之间的恩怨。而后是其个人“舞文陷害”的背后和深处已直立着咸同两朝正在累积的绅权，以及这种起于地方和代表地方的绅权对于疆吏管地方的制约。一个地方的绅士可以自如地“绅幕交通”和“舞文陷害”，本身便反照了这个地方的绅界所既有的声势和气焰，而且绅界以民瘼民生讨伐县官，其下手之处既合于儒学的道理，又切中清代的官常。因此知县虽是职官，但手里没有对等的题目作抵挡，遂不能不成了这场争斗里的出局者。比之顺治末年吴中“哭庙案”里那些同知县过不去的“诸生”最终因“县令虽微，亦系命官”被杀头，这段历史里的官绅关系显然已经变得非常不同了。

当绅权伸张之日，绅权与地方官相颉颃常常公私轇轕，并因之而常常各利其利。但作为一种地方社会里的力量，绅权的伸张应当不是只肯做和只会做“挟嫌呈控”一类事。成书于光绪年间的《鹂砭轩质言》曾以记实的笔法写“同年友顾兰陔比部”事。其中的一则，说的是顾君“为诸生时”通州有胥吏孙成侮读书人，“顾大怒，邀同学人三五，告之牧”，并由此为起端而导致了官与绅之间的公开对峙：

时署是篆者，为满洲依勒通阿，正与吾乡徐清惠公宗幹对席饮，辞不见。顾以为庇成，坚请依，坐堂皇，对阍者辞甚厉。依惧，丐徐为调停。徐令仆挽顾出，顾愈怒，诃之曰：“尔主为乡里望，今士子为胥吏辱，不平极矣，尔主不扶公，乃反阻扶公者乎？”众轰然和，声振一堂。依见事不能已，惴惴出。顾挟之登坐，厉声曰：“孙成倚官势，侮正人，当系之来”。依唯唯，如木偶，手标票，笔几堕。

而后是侮辱士子的胥吏被杖和被革。[41]发生在通州的这一场官绅颉颃，缙绅一方是在为读书人讨公道，与酆都那样的“绅幕交通”和“舞文陷害”相比，是非善恶已是判然不同。然而自国家法度看去，这种事起于胥吏而致诸生“大怒”，又因诸生大怒而纠众起衅以围逼地方官场面，显然要归在“动辄干预地方公事”和“藉端挟制官长”之类的“不安本分”里。这个过程一哄而起，三五成群，无须先作筹划而自能尽情直遂，适见得这一类事在通州并非绝无仅有，并因之而不足以惊世骇俗。而其间的“辞甚厉”、“厉声曰”和“众轰然和，声振一堂”起落于州官的衙门之中，用当日的尺度作衡量，无疑都是在咆哮公堂。作为对照，是通州的州牧由“辞不见”而“惴惴出”，由“惴惴出”而唯唯否否，显见得是在既惊且惧里一步步朝后退而越来越中气不足。以此比彼，是诸生太多高亢而州官太过猥琐。像这样两者都显得太过的事当然不能当作通例，用来申论天下官与绅之间的常态。但由此提供的因果和情节却比酆都的故事更清晰而且完整，使人可以具体地看到一种以绅制官的历史场景。

在绅权伸张的历史过程里，县官和州官与地方社会的空间距离最近，因此在多数时间里和多数事端中，他们同缙绅的冲撞和纠葛也最多。然而当缙绅“干预”的“地方公事”若因其牵动太广而在范围上越出了州县的界域之后，则冲撞和纠葛也会随之而走，使巍巍然赫赫然的疆吏也会被牵进这种官绅之间的牴牾角斗里。光绪三年（1877），陕西旱灾，言路方在议“妥筹捐赈”以纾民困，都察院已奏告“陕西绅士联名呈诉该省荒旱，抚藩厌闻灾歉等情”，将陕西的大吏悉数告到了皇帝面前。当日一报“灾歉”便不能不减赋，因此而少掉的则是地方岁收，所以大吏多“厌闻灾歉”。但这种“厌闻灾歉”一旦被“呈诉”移到了庙堂之中，已是迹近厉政虐民，以清代官箴相衡量，不能算是小罪。加上“呈诉”之外还有言官引此发议以作深文周纳的追劾，遂使彼时巡抚陕西的谭钟麟被弄得恼怒异常而且狼狈异常。[42]而总论始末，则不能不算是疆吏为绅士所困。与之相类，后来还有“吉林将军长顺与绅士台湾藩司于荫霖互相参揭”而惊动一时的事。虽然其间的曲折是意气多而事实少，但由于交争的两造官大绅也大，最后朝廷只能派吏部和工部的两个侍郎作钦使，去为这种大官和大绅的交争做个了断。[43]“陕西绅士”的“联名呈诉”导致上谕儆饬巡抚；吉林官绅的“相互参揭”召来了钦差大臣。两者都说明，最初被地方官扶植起来的绅权节节廓展，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常常惊动朝廷，并因之而成了朝廷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东西了。

原本立足于地方社会的绅士借助于“呈诉”而进入了廷议。但在内战之后的中国，把绅士与京城连接起来的其实不仅只有“呈诉”，比“呈诉”更有持久性从而更有影响力的还有籍隶本地的京官。张之洞总督两广之日，曾指述顺德“庠生何祖康”兄弟在乡里“横恣”，声势都来自一个做京官的叔父。以至“赴臬司控辨，并不遵例遣抱具呈，公然以何太史（带）[第]函封投，并夹入伊胞叔何崇光新升给事中红报单一纸”，显然是气焰太盛。与此同样“横恣”并相互呼应的，则是远在京城而“身列谏垣”的何崇光“掩匿己私，饰词妄渎”，以其一面之辞在庙堂里“条陈本省事件”而曲为之说。[44]臬司管一省刑名，是地方上的大衙门。而“遣抱具呈”则是二百五十多年来朝廷勒石学宫，以“凡有官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已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为生员立定的规矩。彼时绅权虽张而规矩犹在，所以酆都被革的知县喊冤枉，仍然要用“遣抱”的办法呈诉。以此相比较，则“庠生何祖康”由顺德到省城，又径直“赴臬司”，已是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而当朝旨引何崇光的“条陈”向地方作追问的时候，这种“饰词妄渎”便成了移到疆吏头上的压力。然则绅权与京官相属连，对于地方官来说，便成了尤其可畏的东西。在顺德何家的例子里，京官与乡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家族联系。而同时发生在东莞的“绅士创立明伦堂名目，筑围收租”，经营沙田，则是“假一县学校之名目，以挟制官长”，其人数和范围都已比何家大了许多。当“明伦堂”里的绅士们与地方官各持一端互相扞格之日，曾有“该绅抵县，语言切实，竟敢昌言于众”，说是“绅等必入京设法属人”，将涉入扞格的知县“参劾”，以“藉图报复”。其要义正在于借道京城里的“言官把持地方政务”。[45]这些“绅等”的威胁之辞讲得熟门熟路，说明了其时在空间上隔开的京官和乡绅已很容易被牵到一路里来。与之相对应，便是京官论说本省本地的话头也会越来多，以至于光绪中期曾有上谕专门要就此申论，以规诫京官在这一方面表现出来的太过热心：

至在京官员，遇有本籍事件实系有关利弊者，原准据实陈奏。惟往往有逞意立言，迨经饬查，或窒碍难行，或全无影响，殊非朝廷实事求是之意。官员妄行条奏，例有处分，至本省事件，耳目甚近，尤应核实，何得以无据之词率行哓渎？嗣后京官如有条陈本省事件失察者，应如何严定处分，着吏部妥议其奏。[46]

京官与“本省”相距千里万里，虽然上谕说的是“耳目甚近”，实际上身在远处，“耳目”多半只能来自同属士人群类的本地缙绅。因此，“在京官员”立于庙堂之中作“陈奏”和“立言”，常常是在为地方社会中的绅界传声。而人君眼中的“逞意立言”和“率行哓渎”，又说明京官的太过热心往往同京官的太多偏锋相表里，所以热心和偏锋都不为帝王所喜欢。然而这种京官为地方传声的过程，又在使绅界的意志和主张越出地方而由下朝上地升到了高处。就这个意义而言，由此显示的是一种更富深度的绅权伸张。所以这个过程虽然引发过帝王的愠怒，但由后来的历史作比照，是帝王的愠怒并没有中止这个与绅权的绅张连在一起的过程。而以传统中国的政治法则和权力构造为规矩，则相比于绅权在地方社会里的自我廓展，京官与绅衿的相互呼应要算是一种别样的声势。出现于这个过程之中而曾经震动一时的，是光绪初年余杭杨乃武与葛毕氏一案屡次京控，历时两年，以其情节曲折而最终掀天揭地。情节曲折和掀天揭地都醒人眼目地折射了这种别样声势。一则记载说：“县令逮杨及毕氏至”，诬以合谋杀毕氏夫，并“胁以严刑，五毒备施”，致不胜捶楚，“皆引服”。而“浙之士大夫则起而大愤”，谓“县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锄之耳。乃合词控诸都察院”。[47]这里所说的“浙之士大夫”显见得都是浙江的绅士，而“大愤”则是形容其集体的亢激，但由“县令疾其把持公事”作推度，则同样显见得身为举人的杨乃武之平日惯于好事，而喜欢持绅权与官府为难，不能算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另一则记载说狱既成，“其（杨乃武）同年友”春试入都，群“谒乡人刑部侍郎夏子松少寇同善，诉乃武冤”[48]。于是夏同善“密闻于上”[49]遂使发生在浙江的狱事传到了帝王的身边。还有一则记载说：“当是时，浙人官京师者，无不知杨生冤。又案悬两载有余，同乡书函往复，及京官乡试之自浙来者，互相察覈”而且互相影响。因此，同一个时间里的京控，复审，再京控，再复审，其间始终伴随着“浙人大哗”。[50]这些叙述说的都是浙江的京官和本籍的绅士因杨乃武一案而往还交通的情状。而“浙人大哗”，其愤怒所指的都是浙省地方官。因此“大哗”之中，伸张公道的意识与守护地方利权的意识是交融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在官绅的呼应中形成了庙堂里的舆论，而后是浙江的案子在朝旨的干预下移到刑部，并经“提案求证，逐类详鞫”而一朝翻了过来。这种翻局的直接结果，是朝廷向浙江官场追究“枉坐重罪”和“玩视人命”的责任，随之而来的便是被追究的一方纷纷跌倒：原审的余杭知县革职并“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而且“不准收赎”；两年间先后涉入了这个案子的杭州知府、宁波知府、嘉兴知县，以及两个当差的候补知县全被革职而一网打尽；一同被革职的，还有浙江巡抚杨昌濬、奉旨“审办”的侍郎胡瑞澜，[51]他们因为官价太高，当日尤为天下注目。若以“浙之士大夫则起而大愤”对照发生在浙江官场里的这种从上到下的连串跌仆，显然是杨乃武一案的悲欢起落始终与浙江的绅权相感应而且相牵结，当浙江的绅权借助于京官而延绅到北京之后，遂成了一种连巡抚也挡不住的东西了。因此，当日以朝旨惩办失职的地方官为快，而由因果说始末，则朝旨惩办地方官，实无异是绅权打倒了官府。然则同广东的顺德与东莞相比较，起自浙江的这一段历史无疑更正面地显示了绅权能够为官府纠错的事实；从而更正面地显示了绅权的意志中所包含和表达的公共意识与公共意见。

浙江的实例与广东的实例、陕西的实例、直隶的实例、四川的实例、甘肃的实例、湖北的实例以及江苏的实例各成一端，而由此汇为一体共造当日绅界的社会变迁，正以其各有情态和各成是非，构成了内战之后的绅权在其伸张过程中的多面、多端和多义。多面、多端和多义都说明了这种权力的复杂和这个过程的复杂，其间的善恶良莠皆不可一言以蔽之。但历经二百年久抑之后，廓展的绅权又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种蓬蓬然茁长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并起伏翻腾于那个时候的四面八方，为衰世的中国增添了种种小的动荡和大的动荡。就其二百多年久抑之后重新伸张而言，绅权本是中国社会里非常古老的东西。然而时当中西交冲带来的历史剧变演为新旧嬗递之日，古老的绅权为时势所裹挟，又会卷入这个天地玄黄的过程之中，与传统之外的种种物事相遇于清代后期的最后数十年岁月里，并因之而与时俱迁，在主动和被动的交杂之中改变了自已的古老。戊戌年间，一个士人在日记中说绅权曰：

凡各省、府、县，其地多绅士，则地方官不敢肆然为非，而民得少安。试观江、浙与滇、蜀，其官吏之仁暴，盖相悬焉。何也？吴、越公卿不绝于朝，而滇、蜀通显者盖罕，是故其民之望吴、越如天人，宜也。绅士之多寡，皆视举人进士之多寡，故中额宜增，亦所以潜扶民权，而为今日救弊之权法也。[52]

把绅权与“潜扶民权”连结在一起，显然是由中西交冲而派生出来的观念上的新陈代谢。随之是古已有之的绅权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义。后数年预备立宪成为时潮，而后因预备立宪而倡地方自治，因地方自治而立谘议局；同时是各省绅界以主权为名义向外人争矿权，以地方为名义向朝廷争路权，并由此一路搅动天下而别开生面。在这个过程里，羼入到绅权里去的新义已经愈来愈多。于是，在同光两朝因国家权力的下降而造成疆吏久居天下之重以后，此日的中国已是绅界骎骎乎后来居上，它们既在向疆吏争权，又在向朝廷争权。然而由历史说因果，则这种后来居上正是从内战中地方官扶植绅权为起点，并在数十年绅权累积地伸张中造成的。

注释

[1]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第503—504页，中华书局，2000年；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434、448页，中华书局，1959年。

[2] 《杶庐所闻录故都闻见录》，第3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3] 转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6—437页；《柳南随笔续笔》，第171，中华书局，1983年；《思益堂日札》，第76页，岳麓书社，1985年。

[4] 转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9页。

[5] 转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47、451、449页。

[6] 转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37页。

[7]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三，《礼部：学校：劝惩优劣》，顺治八年下。

[8]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七三，第3页。

[9] 《清通考》卷六九《学校考七；直隶乡党之学》，顺治十七年下。

[10] 《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第116页，岳麓书社，1983年。

[11] 《眉庐丛话》，第2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12] 《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第116页。

[13] 《漏网喁鱼集》，第93、140页，中华书局，1959年。

[14] 《清人说荟》二编，《墨花吟馆感旧怀人诗·怀人诗》，第19页。

[15] 《胡林翼集》二，第1012页，岳麓书社，1999年。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五，第2616—2617页。

[17] 《曾国藩全集·奏稿》七，第4269—4270页。

[18]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三，《湖广水师欠饷请广学额折》（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19] 《苌楚斋随笔续笔二笔三笔四笔五笔》下，第752页。

[20] 《清稗类钞》第二册，第539页。

[21] 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600页。

[22]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一，第40页。

[23] 《春在堂随笔》，第5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

[24] 《张文襄公年谱》，第13、18页。

[25] 《春在堂随笔》，第55页。

[26] 《听雨丛谈》，第237页，中华书局，1984年。

[27] 《近代稗海》，第十三辑，第6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28]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十四，《举办团练叙奖片》（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八日）。

[29]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南绅会办工抚片》（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卷四十二，《表扬义赈人员片》（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3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一，《大清滹沱各工完竣折》（光绪七年六月初九日）。

[31]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152页。

[32] 《洋务运动》（六），第274页。

[33] 《洋务运动》（七），第415—416、419、432页。

[34] 《洋务运动》（六），第424—426页。

[35] 《漏网喁鱼集》，第93页。

[36]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524页。

[37] 《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13页。

[38]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753页。

[39]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2720—2721页。

[40]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622页。

[41] 《清说七种》，《鹂砭轩质言》，第5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42]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491、500页。

[43] 《春明梦录客座偶谈》，《春明梦录》下，第13页。

[44]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211—2215页。

[45]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672—2674页。

[46]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2721页。

[47] 《春冰室野乘》，第114页。

[48] 《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136页。

[49] 《余杭大狱记》，转引自《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59页。

[50] 《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59页。

[51] 《光绪政要》，转引自《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80、382页。

[52] 《忘山庐日记》上册，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捐纳、保举和晚清的吏治失范

一

同治后期，福建巡抚王凯泰奏疏论“时事”，曾以“肃吏治”为要目而切言“近年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闻部、寺各署额外司员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衙门以内，司署为之拥挤，内城以外，租宅为之昂贵，实则补缺无期”。而在京城之外，“各省候补人员更较京中倍蓗”，道员以及府、厅、州、县和佐杂，常以数十计、数百计、千数计，致“每逢衙参之日，官厅几不能容”。他用“近年”作时间界限分出过去和现在，以说明此日之官场与顺、康、雍、乾不一样，与嘉、道也不一样。清代二百多年以来皆以科举入仕为常轨，而“捐纳”和被他称作“军功”的保举都只能算是异途。但时至此日，由异途所造成的仕路里的“人满为患”，已使京内京外的大衙门和小衙门同在一团淤塞之中了。[1]对于各立责分的官僚制度来说，这些数目太多的官僚以候补为存在状态，不能不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挤压而使吏治、官常失其界度，从而不能不乱了行之既久的章法。

捐纳起于朝廷以卖官衔为办法“集赀”，用来济一时之急需。就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说渊源和沿革，则其事最先创行于康熙一朝平定三藩“因军饷浩烦”而“度支不继”的过程里。[2]当时朝廷行卖官筹款，意在事竣即止，并不打算立为制度，为仕路另开一途。然而农业经济之下，国赋之所得大体上是一个常数，岁入与支出之间多半只能维持一种脆弱的的平衡。清代以“永不加赋”为祖宗家法，是因为明代由重征而致河溃鱼烂，天命转移的事实留下了太过直接的教训。然而轻赋同时又限定了国计，于是一旦有兵事、河工、灾荒这一类不在常度之内而又不得不大笔用钱的事，一定会造成这种脆弱的平衡轻易地被打破，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库支绌和计臣束手。而后，在“永不加赋”的家法之外别开一途作罗掘，则这种已经创行的捐纳便成了常被援用的成例。所以雍正、乾隆、嘉庆三朝都曾踵而效之，因事开捐。然则卖官虽是秽政，其初意犹在国斗匮乏而不敢以加赋虐民。且因事开捐，是其意中亦知秽政不能没有限度。迨“道光辛丑、壬寅间，海疆用兵，始大开捐例”之后，“至咸丰初，粤匪继起，蔓延十五六省，军饷浩繁，例遂久开不闭”。[3]由因事开捐到“大开捐例”和“例遂久开不闭”，是原本被当作“暂行事例”的捐纳在兵事长久的压迫之下从有限度转化为没有限度了。在这个过程里，是道光朝一变，而咸丰朝大变。

当捐纳仍在限度之中的时候，卖官和收钱都由朝廷一手主持和包揽。但一经失其限度，则各省都可以纷纷立捐局，藩司、粮台、军营都在用“空白部照”办理捐事。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歉”，沿用咸同以来行之已久的成例，晋抚曾专折奏请部颁“虚衔实职空白实收执照二千张”，用来“资接济”。[4]以光绪年间一个省的数目推度咸同年间南北之间的数目，则这种发端于乱世里的做法八方并起，无疑从一开始便是在大量地产出朝廷的名器。由于大量产出名器，“虚衔”和“实职”都会跌价，随之而来的是“捐例久开不闭”同时又与“捐例屡次减成”相伴于数十年之间，造成名器多而名器贱。[5]一则记载说咸丰六年（1856）江苏“报捐监生，京庄收兑者不过廿六、七元，后贱到廿二、三元”，[6]以此对比雍正时代以“捐纳俊秀监生正项杂费需银将三百金”[7]为常例，显见得“屡次减成”之后已太过便宜而几乎不成模样。至同治三年（1864），阎敬铭总论“各省减成章程”并“合以筹饷例”，说是“折收”所得“居七成之一”者有之，“居十成之二”者有之，而“无过三成者”。是以当日“由俊秀捐纳知县，至指省分发不过千金”[8]即可了事。他说的是捐纳实职，以折扣之后的数目作计算，则咸同之后官职之便宜和得官之容易皆为从来所未有。开捐而行之以“减成”，本意在于多销之后可多得入款以助饷事。但捐例既已久开，则用“减成”之相招引，便不能不实现于一减再减和减了又减之中，便宜和容易都因此而来。而与这种便宜和容易相因果的，便是本在官场之外的各色人等纷纷取径于捐纳进入了官场之内，时论谓之“自军兴筹饷以来，流品之杂已极矣”。[9]

咸丰十年（1860）署福建布政使的一个出自科举的士大夫身在流品已杂之中，曾记述过彼时闽省官场里的这种各有来路的各色人等：“候补道陈淮汉，乃广帮茶伙，其弟候补知府陈翀汉，在粤树旗械斗为首，地方查拿，逃闽报捐候补；直隶州王于宗，乃省城布铺小伙，市肆无赖者莫不相识。”[10]按当日的眼光衡量，其间没有一个人是体面的。由此形成的面目各异已是非常离奇，其中粤省的逃犯能够借助于捐纳一变而为闽省的候补知府尤属匪夷所思。而流品已杂之后还会有更匪夷所思的事。光绪间时人叙官场社会相，有一节说：“官之岁入，县令尤巨”，山阴人“蒋渊如涎其利久矣，而苦于捐资之巨也，乃与其友唐文卿、陈栢生、王平斋、吕少川谋之，醵资上捐，得最新花样最优班次之候选知县”，之后“彼此约定，蒋为令、唐为刑幕、陈为钱幕、王为钱漕、吕为门稿，以免利之外溢”。[11]朝廷开捐卖官，已是把买卖之道引入官场，这些人用“醵资”牟利，又彼此“约定”而分利，正是在以买卖之道应之。比之咸丰朝的闽省人物，这种“醵资上捐”的事又以其持筹握算的精刻和精细，显然又更深一层地反映了捐纳入仕中多数人的理路和心路。这两段文字说的都是地方官场，在“流品之杂”的背后是人数之多。而另一段文字说，“自癸丑粤逆踞金陵后，江浙人士皆虑故乡非乐土，适捐例减成，遂纷纷就京曹为避地计，且得籍印结费以自给”，则说的是兵火连天之日捐纳转化为逃难，使江浙两省原本要落入难民群里的人们一个一个地变作了都中的京官。据一个自署“桐溪达叟”的士人估计，像这样在内战中避地“捐京职”的人，“两省殆不下千数百”。[12]就京城官界的有限容量而言已是庞庞然一群，而存在于庞庞然一群里的也是品类不齐的各色人等。

道光帝晚年与甘肃布政使对话，曾直言，“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然后自问：“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而终以“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为叹息。[13]他并不喜欢捐班，在他之前，康熙帝已在诏书中直言，“捐纳之人，岂尽殷实，大约称贷者多，不朘削百姓，则逋负何由而尝？”显见得也不喜欢捐班。[14]在他之后，光绪帝亲眼见到过旗人捐赀得官而不甚识字，为之极怒，由此宣泄的，同样是不喜欢捐班。[15]然而，从康熙到光绪的二个世纪又数十年岁月里，这种不为帝王喜欢的捐班却始终一茬一茬地不断长出于官场之中，并在19世纪中期之后数目愈来愈多。据后来的一种推算，经咸同而至光绪，拥有“虚衔”和“实职”的中国人里有66%是用捐纳的办法得来的。[16]与这种比例相对应的，则是数十年里以朝廷之名行于天下的“筹饷事例”、“台防经费事例”、“海防事例”、“郑工事例”、“新海防事例”、“江南筹办防务事例”、“江宁筹饷事例”、“秦晋实官捐”、“顺直善后实官捐”[17]等等为捐纳昭示理由和原因的名目。与前代相比，这些名目折射的是后来数十年里更多的内忧外患交相困逼。于是，前代的一时用费之缺遂已成了后来的时时用费之缺。随之是“捐输减成漫无限制，劝捐者惟务以减价为招徕，报捐者遂相率以一官为贸易”，[18]捐例更多，捐班也更多。在清代的制度里，科举考试归礼部掌管，职官铨选归吏部掌管，于是而有仕途之章程和常态。然而开捐因“经费无所出”而起，则主张大半出自户部，而一旦开捐成为常例，便不能不是仕途法则随度支而转移。而后是度支已经支配了入仕和铨选之日，帝王的意愿也不能不成为一种受限制的东西。

咸同间长期绵延的国内战争造成了捐例的“久开不闭”，同一个过程还促成了战争所到的地方，在军功的名义下因保举而得官的人越来越多。由此造成的是另一种科举之外入仕的途径。后来，以疆吏开府一方的刘长佑、曾国荃、李续宾、李续宜、杨岳斌、刘坤一、蒋益澧、刘蓉、杨昌濬、张树声，以及官居兵部尚书的彭玉麟等等分别起自优贡、拔贡、廪生、附生、文童、行伍，都是在内战中由军功而累积地致身通显的。在绿营一溃再溃而东南遍地兵燹之日，由百战艰难而得军功和由军功而得保举，都是从战争中产生，并因之而从战争过程中取得合理性的。然而十多年之间，从东南的太平天国到华北的捻军，再到西北的回民起事，漫长的内战在不断打仗的过程里不断地造出军功，而后又在不断的保举里转化为大大小小的官职和官价，由此形成的则是官界在数量上的膨胀。同治二年（1863）岁末，翁同龢曾在日记中说：“曾国藩以肃清皖北保举各员文武约千人，为自来所未睹。”[19]他所说的“自来所未睹”，是在极言当日因军功而得保举的人数之多。然而，在军中的那个世界里，规模犹不止乎此。与他这里引为异常的“约千人”相比，上一年曾国藩作《官军迭复江岸各城隘出力员弁六案请奖折》，一口气保举的“各员文武”已近三千人，[20]显见得是人数更多。因此，翁同龢以“自来所未睹”为惊诧，只能算是都中人远看军营眼界太小的结果。从咸丰初年以来，领兵的曾国藩已经屡次“请奖”。而曾国藩之外，群帅各自领兵打仗，同样在各自制造军功，并同样在各自交章“请奖”和屡次“请奖”。保举可以使白丁成职官，使小官成大官。因此，从这些奏章里放出来的“各员文武”便会一路汇积，成为越来越大的数目。一个经历过道咸同光四朝的士人说：“湘淮军兴，削平发、捻、回诸大乱，各路军功所保记名提督，部册所载近八千人，总兵则近二万人，副将以下汗牛充栋矣。”[21]提督一品，总兵二品，都是红顶大员，合两者总计之已是成千上万。以当日水陆提督共二十三员和水陆总兵共八十三员的实际缺分相比，显然是多得无边无际。且提督之中的五缺还是专属巡抚兼任而不在将官范围之内的东西。若除去这一部分，则两头之间的悬殊更甚。这段话说的是武职，在武职之外，得了保举的文员则沿着“遇缺即选”、“尽先补用”[22]等等名目一群一群地流向地方官场，而后是“得保之员”已“遍于各省”。[23]

在这个过程里，与保举之多连在一起的常常会是保举之名实相歧。同治三年（1864），陕西按察使奉旨会筹甘肃军务，曾直言陕甘总督熙麟“保举打仗之员甚多，而接仗之地人皆不知”。他用皮里阳秋的笔法说出了彼时奏报中所铺叙的接仗和军功之可疑。[24]而在“保案层迭”之日，像这样不可求证的事显然不止甘肃一个地方才会有。后来的日子里言路论保举，则很容易追问“夫从军以摧锋敢死为上，而叙劳乃属文员”。[25]这种追问所指责的，是“叙劳”里常常容易见到的徇情和营私。徇情营私与不可求证的军功羼杂于保案之中，因此内战促成了保举的层出不穷，而与之相伴随的却始终是时论以“军兴以来保举渐滥”[26]为长久不息的訾议。“军兴以来保举渐滥”，说明这个过程是由内战开始的。由国家铨叙的章法立论，保举因事而起，事停即止，本非官场世界里的常态。但在19世纪后期的官场世界里，一面是内战过去很久之后军功仍然成为保举的题目，[27]一面是军功之外，河工、赈灾、洋务等等此起彼伏，源源不断地以叙劳为题目保举官职和官价。之后是晚清数十年之间保案的五花八门和没完没了，而其间往往更容易操弄，从而更加不真实，因此后来者比先起者往往更滥。光绪二十年（1894），御史张仲炘说：

臣闻山东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推原其故，由于吏部曾定以每决口门一处准得保异常寻常者六员，以为虽甚盛涨，至多不过十余处耳。孰意所报缺口之多寡，概以所保之人数为衡，如拟保六百人则称决口一百处。甫决之时，并无呈报，既筑之后，更无考查，甚或一二十里内竟至百处有余。臣不知此六七百人何所讬足，其冒滥可知矣。[28]

河工保的是劳绩，御史举“五六百人”为辞，则是说其中大半都不会有劳绩。这一类话题在当日的言路里一再被提出来引为究诘，正写照了这个由内战开始的过程一路留下的乱象。比之户部助成捐纳，保举则大半出自管地方的疆吏。而保举之多和保举之滥，最终都会化为仕路里数目不断增长的人群。

二

捐纳在年复一年地孵出大量的做官人，保举也在年复一年地孵出大量的做官人。相比于科举制度下求功名的有如攀梯登天，则径由捐纳、保举得官无疑要快捷得多。但清代国家官制中的缺分则始终是一个既定的数目和有限的数目，这个数目没有办法随世路的变迁而上下浮动，因此，这种快捷孵出和大量孵出的做官人从一开始便成了官场容纳不了的人。张之洞抚晋之日曾说，山西地瘠官贫，“候补向无多员。同治年间，道府州县，尚不足百人，同通佐杂，不足二百人，似较之东南各大省为少，然已苦无差可委”。至光绪前期，则分发而来的做官人已一时“骤增”，以今时比往昔，“盖多于旧日者，十之七矣”。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没有办法消化的局面：“计晋省同通共八缺，候补者四十二员；佐杂共一百六十六缺，候补者四百一十二员；河东盐务共九缺，候补者八十七员。”在“员”和“缺”之间的差额里，都是阗塞于官场的多余人口，而“每月缴照到省者，尚复杂遝而来”，他们还在不停地为山西官场增加多余的人。张之洞深深地苦于无处置放这些“闲冗之官”，[29]而在山西之外，被他称作“东南各大省”的沿海地方和沿江地方曾是久战之地，又是洋务重心之所在，因此保举、劳绩、捐纳皆行之更早而时间更长，这种在“员”和“缺”之间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做官人也因此还会更多。直到宣统年间，江宁还有“候补道三百余员，府、直隶州三百余员，州、县一千四百员，其他佐贰杂职约二千余员”，而“宁、苏两属，仅辖道缺七，府缺八，直隶州三，厅三，县六十七，若专以江宁而论，合道、府、厅、州、县计之，不满五十缺也”。[30]显见得同提督、总兵一类武职一样，这一头与那一头之比极其悬殊。因此当日说时务的公议和私议里，便屡见“官吏愈多，得缺愈难”[31]的实录和“补署无期”，“皆苦淹滞”[32]的感叹。两者都写照了一种身在官场而不能做官的困境。当时的记述说，其间由捐班分发到省的候补，至“有数十年，十数年未得一差委，未得一署事者”；[33]另一则记述说：“近日各部候补司官，多者数百，少亦不下百数十员，加以保举捐输，插补插选，以致正途到部者，求补一缺动需一二十年”。[34]显见得由咸同到光绪的数十年之中，先是保举和捐班长久地候补，后是由科目进身的正途中人为候补所堵，也不得不跟着成了仕路中的候补者。而以“十数年”、“数十年”、“动需一二十年”为常数计量时间，则其等候之漫长便不会不和人心之麻木和人性之失常相表里。两者都会使官之为官的旨义异化。半个世纪里，这种猬集拥挤和铨选壅塞以其日积月累的长久性与普遍性同每个做官人相关联，并因此而构成了19世纪后期晚清官界不同于前代人的生存状态。与之相因果的，则是“国家事事从权”，[35]“从权”便是将就，随之是种种老规矩都失掉了约束力而罩不住彼时的官场世界。

由于“员”太多而“缺”太少，督管地方的疆吏遂不能不长在“一差而数十人争之，一缺而数百人俟之”的填咽之中而无可疏泄，而后是以太少对太多“势不得不分班委署”。[36]当时人说：“其初漫无章程，先至省者，不得署缺委差；后至者或反得之，人颇不服。于是定轮委之法，委署委差，于先后班次轮去。”[37]而后是，在朝廷的铨选之法以外，“轮委”又别立了一种通行于南北各地的章法。其间用作专门词汇的“委署”，本义应是一时暂代，而移用这种办法疏通壅塞，则变为原本应当由一个人做的官，在时间上切成一段一段之后分给几个人来做。而由此导致的“一省之中，州县署事者竟十居其六七”，[38]则说明“轮委之法”通行之后，中国的地方官大半做的都是代理官。但朝廷的铨法是以实缺为常态的，地方官大半成为代理官，常常是疆吏有意调度实缺官，为众多的官场候补者让出路来的结果。候补官既已分发到省，则以手版听鼓为常课。因此，疆吏便成了与满坑满谷的候补官相距最近的人。而熟视久之，满坑满谷都会成为压力，是以疆吏调度于实缺官与候补官之间，未必没有心中的迫不得已。咸同之交，闽浙总督庆瑞已在一手摆布福建省里的朝廷命官，“简放知府，部送知县，多不令其到任”，腾出来的空间便被用作“调剂署员”。[39]但用这种办法另开一路，又使疆吏获得了一种铨法所没有的好恶由心和上下其手的自由，从旁观看去，则调度者和被调度者之间，便常常会见到任人唯亲。此后十多年，彭玉麟论天下吏治，尤以“各省风气，往往因候补人员拥挤，轮署州县，而实缺转少”为大病，[40]说的正是这一类实缺被化为轮署的事已经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不能入眼。这种实缺被化为轮署的做法，是地方以自己立的规矩坏了朝廷行之既久的规矩，因此彭玉麟不喜欢，朝廷也不喜欢。光绪十二年（1886），有一道上谕专门以此为题目说：“各省实缺人员，到省后例应饬赴本任，乃近来各该督抚，往往将特旨简放及由部选补各员奏请留省，或令暂署别缺，并不饬赴本任”，然后追问这些总督和巡抚，“何得因调剂本省人员，致特旨简放及部选之人转不得及时自效？”并以“殊属非是”和“殊非所以遵朝命”为切责之辞。[41]疆吏苦的是仕路中的太过拥挤，朝廷要的是官场里的等序和秩序，然而时当候补的做官人已经太多而且仍在增多之日，朝旨虽然高高在上，而其间的那番道理一经移入“各该督抚”治吏的范围之内，却很容易在拥挤和壅塞中成了被淹没掉的东西。在当时的地方政务中，是“军兴以来，率多通融，例案概置不管”，[42]这一套不循成法的路数行之既久之后已经改变了很多东西，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它们比诏书中的道理更强韧。因此，后来的岁月里，“轮署”依然是候补的出路，与之相对称的，是“天子许为即用”而为“大吏故靳之”的“殊非所以遵朝命”，依然长在南北官场之间，成为人人熟见的惯态。[43]然而，当“轮署”日多而实缺日少成为一种普遍的景象之后，随之而来并且与之因果相随的，则是晚清吏治普遍的淆乱和失范。由于州县官最多，所以“轮署”底下州县之吏治的淆乱和失范也最显目。

清代官制，“州县向有六年俸满之例”，而“分班委署，往往以一年更换为期”。[44]在这种任期的大幅度缩短里，一个一个候补官因“轮署”而来，又因“更换”而去，来去匆匆之间，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人治理过的地方仍然是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在由此引起的变化里，最显著，因之最易见的，是被称作“亲民之官”[45]的知州和知县在构成上便先起变化，其间的人物从科举制度下的甲科和乙科越来越多地换成了捐纳和保举一路。据后来的历史学家估算，19世纪六十年代之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到七品的地方官”，已“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46]然则与保举相比，捐纳在人数上又更多，所以当日说冗员之来路，取样多出自捐纳。光绪年间的一个士人追想咸丰朝因整肃科场舞弊而兴大狱的往事，然后对照彼时官僚群里科举之外的五花八门，曾感慨系之地说，出仕一途，“并不必区区甲乙科矣”。[47]科场舞弊及整肃科场舞弊，是因为科举在国家功令中和民间心目中的地位俱重。而三十年之间，出仕之途变，科举之轻重亦变，以前视后，遂恍若隔世。这种观察和感慨虽出自个人，而记录的则是这个时候的科目因异途挤压而走入式微的事实。因此，科举制度虽在二十世纪初期被一朝停废，但追溯历史，则此前的数十年之间，显然是其旧时声光已在逐渐剥落之中了。科举入仕和捐纳、保举入仕，从而正途入仕和异途入仕，曾被用来为官界分等。因此，出身同文馆的张德彝虽累迁为出使大臣，而自谓“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一生始终中气不足。但就数十年里的官场社会相而言，则正途和异途两者既同在候补之中，又同在“轮署”之中，期间的界限其实越到后来已越益模糊。

在这种科目和捐纳此消彼长的过程里，众多的捐纳由候补而“轮署”和后来的“甲乙科”由候补而“轮署”，总是在长久的等待之后才能到官。然而长久的等待要靠长久的开销来维持。大约而言之：“候补道府寓所合房租、爨食、仆从、舆马等费，每月须一百三四十金，州县则须百金，佐贰亦须数十金，应酬之多寡在外。”[48]候补没有俸禄，而每一天的衣食住行则都在耗费银子。因此，在等待“委署”的日子里，候补官大半都要举债。由此还会派生出债权对于债务的种种超越了经济关系的牵系和束制：

于是有放官债者，谓之赌子，言以此为赌也。赌子探知其名次在前，三五年可署事，然后放之。非是则不放。其在富翁，则放银三四五六百两，议署事时，为帐房师爷。息银二分，或二分零，俸银二百两，百六十两，百二十两不等。帐房出息，或平分，或三七分，或全归师爷。彼时急于得银，惟命是听。预先立一关书，所议一一载明，交赌子为凭。其在仆人，则名目甚多，有放银三四百两，议为稿案门上，管一县狱讼者；议为钱漕门上，管一县征税者。其次放银一二百两，议为签押门上，管一县案卷者；议为办差门上，管一县杂役者，亦书议字，别立借票。[49]

可见得大半都要举债的候补官大半都是没有自由的。当这些人历经久苦淹滞之后一旦临民为地方官，他们在淹滞岁月里“一切日用应酬所费积累日深”的债务便会一路跟着，被带到了地方。随后是，“虽自好者亦不免以屡空之后取偿于民，而不肖者不待问矣”。“屡空”之下人穷志短，已难以用道德定力分人品之高低了。而“轮署”之期以年为度，与候补时日的漫漫无期相比显然是太过短促，所以在这段有限的时间中，除了以前的“屡空”要“取偿”之外，还有“以后之日用”要“取资”。[50]这些都注定了，由候补而“委署”的州县官虽是“俨然为数万生灵托命之官”，而其目光所注，则常常会“只计及州县之有钱粮，未必计及地方之有百姓”。之后是“以催科为能事，以抚字为迂图”。[51]依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论，州县官本应与百姓离得最近，并因之而为天下太平之所托。但在铨法既乱之后，晚清的州县官既以“轮署”为常态，又以“取尝”为算计，则很容易变成精神上与百姓离得最远的做官人了。在这种为生计作盘算的筹划里，“取偿”和“取资”所着意的犹是家口之衣食，比这种筹生计的怀抱更可怕的，是其间的“一旦握篆，遂以为商之法为官”。[52]这种“为商之法为官”虽然合官与商为一体，其实已既不能算是商，又不能算是官了。因此，其用来放手逐利的并不是商道，而是劫法。光绪二十年（1894），言路弹劾捐班出身而委署棲霞知县的陈洵“不理民事，专以苛敛为能”，其中的一段说他“近复设法严逼税契以网罗财利”，至勒迫地保而“按社苛派”到户。“向例由藩司颁发契报，每张交银一钱，该知县加至四钱，复从其契内地价，每两再索四分以饱私囊。”与这种强制的敛剥公行相对应的，是其手段的霸蛮和酷烈，以至于当地百姓中的“未税者每日敲捕追呼，锁禁累累”。[53]在这个例子里，棲霞的知县以其放手“网罗财利”的肆无忌惮，实证地说明了捐班中人出钱买来权力，着眼点正是这种权力可以直接地用来收获数目更大的钱财。在棲霞之外，当日更普遍而且更多见的，还有取径捐纳出任州县的地方官“钱粮所入，略一侵吞，已逾原捐之数”[54]的那种伸手占取。与“税契”之剥民相比，“钱粮”已直接侵蚀到国赋了。当时人总论这种官场里的贸易法则，以为由捐官“所纳之数”为比，则“得缺后”有“十倍、百倍之利”。然而就其来路而言，“十倍、百倍之利”不是取自民间便是取自公帑，从而不是病民便是病国。

当日的庙堂议论深忧天下之吏治，说是“委署”之不同于实缺，是“官员之署事，譬之住屋之租赁。自家住宅，稍有破坏，急急补治，责无旁贷故也。若借屋暂居，明知非我之屋，不特不加修葺，甚至任意糟蹋，拆屋作薪。久之辗转租赁，势必栋折榱崩而后已。今之委署人员，大率类是”。地方官的职分上以对朝廷，下以对百姓，因此“任意糟蹋”之下的“栋折榱崩”不能不既涉病民又涉病国。这些议论引入庙堂之中而且一讲再讲，三讲四讲，说明“委署”人员之不易为善和不能为善已在共见和共识之中。而后是“委署”所到之处的“官常愈坏”和“百姓之受祸愈酷”。[55]比之贸易法则下的“十倍之利”和“百倍之利”，这种“坏”和“祸”相对应的范围显然更大。

因此，由州县官的“六年俸满”到“轮署”以一年为期，地方官“更换”的频繁和任期的短促给地方带来的，一定会是次数更多而且下手更急的“取偿”、“取资”和“苛敛”。与之相表里的，又一定会是病民和病国年复一年地延续于前一任官员和后一任官员的“更换”之中，使之成为晚清地方官场里的一种长久性和弥漫性。而原本立在老百姓和做官人眼前的种种吏治规范，则随着这个过程的节节伸展而脱节断裂，变得七零八落。而后是人心中的观念随之而变；官与民的关系随之而变；维持社会常态的风气亦随之而变。刘锡鸿说：“买官之赀本不足以开一店肆，于是编氓视官为不足贵，而官亦不敢自贵以临之，则国威难振矣。乡里庸劣子弟皆得滥邀位秩，即不复知齿德之足尊，顽者侮良，幼者陵长，则民风滋悖矣。农商工贾忽居仕宦之列，仆从交游饮食服御费必增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则民财日匮矣。候补人员太众，无以为生，百姓易于攀缘，讼狱之事辄可贿托以求胜，则民冤倍甚矣。”叙述的都是七零八落里的变迁。其中的许多方面影响既深且远，不仅动摇了尘世间的秩序，而且动摇了人心中的秩序。而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另一方面，是州县官的频繁“更换”和任期缩短，不能不使每个管地方的州县官始终只能是所管地方的过客和路人。时论常常比为“五日京兆”。[56]而与地方官的来去匆匆相比，土生土长，而又附着在行政权力上的胥吏，则长久地盘结于地方衙门之中，并不会随职官之来去作移动。在既有的中国政治结构里，州县行吏治，以刑名钱粮为大端，其间的繁钜苛细都使地方官不能不借助于胥吏。沿用既久之后，至道咸间已是“官不亲事，事不在官”，而后“催科问胥吏，刑狱问胥吏，盗贼问胥吏，今且仓监驿递皆问胥吏”。[57]显见得在州县管地方的过程里，胥吏已经进入了吏治。但当胥吏进入吏治之中的时候，同时是胥吏在本性上又很容易成为一种吏治之害，并在实际上始终成为一种吏治之害。一个做过知县的士人说：“至若书差本皆无禄之人，亦有家室之累，其供奔走而甘鞭扑者，皆以利来。以家口待哺之身，处本无利禄之地，受不齿辱贱之刑，而其甘如荠者，固明明以弊为活矣。”[58]这种“以弊为活”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地方衙门里的胥吏常常会与枉法、勒索、侵渔、贪赃连在一起，弄出种种丧心病狂。[59]“以弊为活”，在本义上便是以世相的黑暗为活和人性的黑暗为活。所以在诏书里，胥吏还被称作“蠹胥”。[60]因此不得不用胥吏的州县官又不能不全神贯注地督管胥吏。由此形成的是一种被列入《吏部则例》，并因之而被制度化了的定规和制约。[61]然而19世纪中叶之后，当州县官的任期短到犹如过客和路人，则这种制度化了定规和制约在过客与过客的交替之间越来越疏阔脱略，不能不日趋跅弛，成为一种丧失了制约力的东西。游百川作御史之日，曾比百姓为赤子，而历数当日胥吏“视民如鱼肉”的“凌侮之、剥削之、逼勒之、颠倒拨弄，率以财之有无多寡为事之曲直是非”，并且统括而称之为“政之蠹，民之蟊贼也”。他以“外省胥吏之害”已“不可胜言”为忧患，而引“害政者吏也，而足以治吏者官也”入奏议，则推论源流，又尤其以“地方官”的“宽纵”为忧患。[62]但以彼时州县的“轮署”作反衬，显然是这段话所深信的“足以治吏者官也”正在变得全不可靠。在他所说的“宽纵”里，官之容忍吏和信用吏，犹出自官员识见缺失和德性缺失的个体意愿。但由“轮署”造成地方官任期太短，并因任期太短而管不住胥吏，则更多的应是出自官员的心不能及和力有未逮。因此，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被称作“政之蠹”和“民之蟊贼”的胥吏会越来越多地脱出制约，在迎来送往里不移不动，在职官的频繁流动里成了权力的稳定性之所在。而地方的吏治则越来越像是一种胥吏之治。若以论者所谓“自京畿以及各直省，有不营私之官，而鲜有不营私之吏”[63]作判断，胥吏之治无疑更坏。

三

晚清的地方吏治在州县的“轮署”和“委署”之中变得无复旧日模样。然而以缺分之有定为限度，更多候补的做官人犹在“轮署”之外久俟而不可得。这些没有俸禄的职官既已分发到省，便成了疆吏所管和应管的人。于是，从南到北，“各省候补人太多，浇裹无出，势须给以差使”。[64]“差使”不同于缺分，就候补的本义是候缺来说，这是在别开路径。与缺分之有定相比，“差使”数目无定，是一种可以由疆吏自为兴作而直接支配和随意支配的东西。咸同两朝十多年的内战造成了疆吏管地方的集权之势和种种改作，这个过程催生出各色以“局”、“所”立名而不在官制之内的机构。而后是缺分系于官制，差使则系于这种不在官制之内的机构里。因此，在州县的“轮署”和“委署”之外，还有“每局每卡多者辄百数十人，少亦数十人”的奉大吏之札委当差者。局卡里的“数百人”和“数十人”能够各奉札委，是其各有功名，从而都是候补官。[65]19世纪后期的中国，这一类因权力的变动而产生的机构一经在内战中出现，又会在后来的时势变迁里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则是附生于这些机构里的候补官也在不断增多。光绪十年（1884），户部曾列举说：

查各省散置各局，已报部者，于军需则有善后总局、善后分局、军需总局、报销总局、筹防总局、防营支应总局、军装制办总局、制造药铅总局、收发军械火药局、防军支应局、查办销算局、军械转运局、练饷局、团防局、支发局、收放局、转运局、采运局、军械局、军火局、军装局、军器所、军需局等名目；于洋务则有洋务局、机器局、机器制造局、电报局、电线局、轮船支应局、轮船操练局等项名目；于地方则有清查藩库局、营田局、招垦局、官荒局、交代局、清源局、发审局、候审所、清讼局、课吏局、保甲局、收养幼孩公局、普济堂、广仁堂、铁绢局、戒烟局、刊刻刷印书局、采访所、采访忠节局、采访忠义局等名目；其盐务则有各处盐局、运局、督销局；其厘卡除牙厘局外，则有百货厘金局、洋药厘捐局，暨两项各处分局更不胜枚举。其未经报部者尚不知凡几。

朝廷管不到这些机构，所以代表朝廷的户部称之为“各局林立，限制毫无”，而尤其不满于其间的“事应责成司道厅州县者，亦必另设一局，以为安置闲员地步”。[66]户部以地方立局“安置闲员”为非，然而其间的矛盾在于“闲员”由冗官而来，冗官则大半由捐纳而来，溯其源头，“闲员”之多，本出自户部助成捐纳而来。因此，户部批评地方虽言之侃侃，而手里的道理其实只有半截。

但用“安置”一词来表述正在这些机构里当差的众多候补官，则又真实地说明了那个时候的“差使”常常是不立规矩而伸缩自如的，从而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一则记载说由捐职而候补，“道员到省后，督抚以其官大本大，无论何人均有一差，每月薪水银百两，或五十两，由厘金项下支取。知府二三年中，亦必有差遣”。[67]在这一类按捐官的资本分等类的场合里，“差遣”或“差使”大半成了别具样式的周济。当日的一个京官心中不平，则直白地称之为“赡养”。[68]显见得借助于“各局林立”，大批本属游离的候补官才能够找到托身的地方，从而在清代官制原本有限的空间之外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世纪后期出现于地方行政系统里的种种新立的机构，与19世纪后期汇积于官场之中的成群候补官之间自始即共处于历史造成的连接之中，而在其内里，则这种历史造成的连接之中同时又有着历史造成的因果。在咸同之际的内忧外患之中，被接纳到“各局”里来的一群一群候补官，其初本是一起营造了这些以“局”立名的种种机构的人。时当内战搅动天下之日，国家调度兵事和财政的权力一节一节移入军中的营务处、地方的粮台和督抚的幕府之日，出入于这个过程之间而垒砌起新的权力结构的多半皆属可以由疆吏札委的候补官；时当西人的逼迫促成了中国人的自强意识之日，自强促成了效西法买船买炮、造船造炮，出入于这个过程之间而为洋务别开一重门径的多半也是可以由疆吏札委的候补官。比之朝廷里的六部堂官，疆吏更容易表现一点善待候补官的意愿，其间的渊源，大半起端于此日的同舟共济。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推重久在湘省做候补官的黄冕，说是“湖南设立厘金盐茶各局”，多系其“创定规模”并一手提调，而后能得“筹饷之力”，以成累年之“供亿浩繁”。[69]当内战漫延之际，像这样的人和事在湖南以外的地方都应有并且都会有。而以后来国家度支之法的大幅变动作比照，则黄冕一班人此日“创定”的“各局”，正是在另立一套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衙门，把朝廷下移的财政权力绑定在地方。一旦绑定，这种权力便成了朝廷再也收不回去的东西了。在当时的中国，这一类事脱出了祖宗家法而不在成例之内，显然是只有不在缺分之内，从而无须恪守成例的候补官才能够放手做和做得好。而日后疆吏渐居天下之重，其面对老问题和新问题，旧权力和新权力，于别开生面之中犹能行之井井有条，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的“创定”和提调才得以实现的。于是，这些本应被算作冗官的人们，便在身逢其时里深度介入了晚清中国权力结构的变迁，从而深度介入了晚清中国的历史变迁。与湖南的“厘金盐茶各局”比，淮军初入苏南之日，要的是立局“专办制造事宜”。这种事比“厚金盐茶”更难下手，从广东被调到上海的“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丁日昌”遂以其善能效法“西人秘巧”而一时见长，成了李鸿章非常倚重的人。[70]后来“设局制造”的场面从小到大，从少变多，并且由制造派生出航运、电报、矿业、铁路，而继丁日昌之后督管这一类局务，并因之而姓名经常被列入奏章的人物，以功名而论，则一个一个都身属“江苏补用道”、“江苏候补道”、“分发补用道”、“三品衔候选道”、“直隶候补道”、“选用知府”、“补用知县”之列，仍然是一群有官职而没有缺分的人。

像这样以制造为专业以及由制造推衍出来的各色洋务衙门，从一开始就出自野生，并因其出自野生而与彼时既有的官制全然不可对应，于是，不在缺分之内从而游离于官制之外的候补官，便以其群体地存在而现成地成了洋务机构里的主事人和办事人。所以，以历史过程论人物之走势，则时当西潮浸灌催生出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之际，这些人曾比官僚群体里的其他人更早地进入和更深地进入新陈代谢的曲折和起伏之中。同治末年，李鸿章深憾科举不能出洋务人才，曾主张“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71]然而，就其主持洋务三十年之间所委用、调度和识拨的众多候补官而言，显然是“考试功令”未必真能阻格洋务。在科目还没有到达能够“变通”的时候，一群一群现成的候补官其实已经汇成了一种别样的另开“进取一格”。比之二十世纪初期废科举、开学堂产出的游学生和新学生多用心于鼓荡思潮，这些人留下的事功虽大半在形而下一面，但直观而见，已不能算少，因此，就历史事实而论，正是冗官之宽为李鸿章弥补了科举之狭，而后能成其制器、练兵、防海、交邻、兴矿务、建舰队、筑铁路、营船坞、修台垒、立电报、办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以及各色军事学堂等等规模宏大而广涉多端的洋务事业。然则以“厘金盐茶各局”和“设局制造”为实例说19世纪后期的历史变迁和新陈代谢，则彼时大量产出的候补官里，是常常有人在做实缺官做不了的事。此谓之“天下有事，功名多途”。[72]在一个尚事功的时代里，军功保举虽人品各异，但以办事和做事而言，则往往更能应时。作为一种对称，当时人已说大吏“喜用军功捐纳”。[73]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官制史上非常奇特的现象。户部在奏议里列举的“各局林立”虽然五光十色，其实大半都是从这个源头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当满坑满谷的候补官为一世所指而久被訾议的同时，“局”中的“总办”、“会办”和“委员”依然是进进出出的候补官。这一类事实的存在和延续，说明了周济与“赡养”之外，被看作官场多余人的候补官有时候会被卷到历史过程的深处，并以自己的施展手脚与其间的成败得失相为因果。而这种留在了历史中的迹痕与周济和“赡养”共存于19世纪后期的中国，又写照了晚清候补官之各色各样和互相之间的不可匹比。

咸同之交后的数十年之间，捐纳和保举造出了清代二百多年里从未有过的冗官群。他们中许多人的光阴大半都是在等候“轮署”和“差委”中消磨掉的。而其间“候补人众事少，非钻刺夤缘，请托求乞，不足以合上官之意而动其怜”，且“又困于挤排，以故工巧之术，软美之态百出其途，以求迎合。为大僚者，又无术以救正之，因而相习成风，中材之质尽入下流”。由因造果，显见得与光阴一起被消磨掉了，还有立身的品节和仕路的“官箴”。[74]后来官界在时人笔下被当成龌龊地方而穷尽描写，以至小说有“官场现形”之名，就其递相传承的一路演化而言，则正是品节和“官箴”不立之后“钻刺夤缘”和“请托求乞”太多，致“中才之质尽入下流”的结果。然而“以求迎合”虽“相习成风”，其实“求者”太多和应者太少成为常态之日，“求”与应之间常常是不能合得拢来的。赵尔巽作御史之日曾说：“各省候补中司紧要公事与地方官一律差委者诚不乏人，而终身不得一差者所在多有。”其间大批“由于称贷困守一官”而久久“不得一差”者，便成了“始则因贫而仕，继则因仕愈贫”的人。[75]这种“终身不得一差者”既是年复一年苦苦候补的人，也是到死都没有得到一点结果的人。而“所在多有”，则说的是他们在南北官场的屡见和普遍。这些人选择了官场，但官场始终不肯选择他们。因此他们在漫长守候之中实际上的生活状态，只能算是世间的贫民。因此，与“未得则汲汲钻营，既得则孜孜为利”[76]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数十年间候补官里普遍可见的穷与愁。同光间一个久在湖北官场的士人曾记录过鄂省巡检中有“候补数年，无一差，贫苦甚，命其十一岁小女乞食”的真人真事，以及久候差遣不可得，致冬日“衣单无棉”而“妻一子四女一，三日内皆食红薯七文而已”的真人真事。[77]他们虽然已经列入了官界，但其一身一家则犹在饥寒交迫之中而不能脱苦海无边。另一个士人也记录过同一类真人真事，说的是候补官中的“饥饿而死”者：“予在沈方伯署中，某日，有人禀某候补县死，方伯委员往验因何而死，回禀曰：某员到省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实冻馁而死。其身上惟留一破衣破裤，床上惟眠一破席，被帐俱无”。由记述人作客幕府的行迹作推度，这件事应当发生在福建。在同一段文字里，他还记录了四川一个“饥寒不堪，吞烟自尽”的“候补知县”和江苏一个“典质俱尽，遂自经而死”的“即用知县”。[78]这些人各自候补到死而不得善终，说明了候补的路不容易走得通；而其各自以一死了事，则又说明一旦身入候补一途，已是既难回头，又难脱身。与这些人相比，他们中不肯以一死了事的人同样身在困顿之中而又耐不得长久等候，便很容易因人穷志短而出格求活于法度之外。出自那个时候的一种笔记和一种判牍，都曾叙述过作贼于市井之中的候补官，而叙述既毕，叹为“嗟乎”。[79]这种由官到贼的变化虽是极端的例子，却真实而且具体地写照了冗官的落魄以及身处落魄之中德性、纲纪和法度的不足恃。

保举、捐纳、轮署、差委一点一点地改变了清代的官界法则，这个过程与历史嬗蜕相交缠并留下了许多悲欢故事。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官场世界里一节一节的失范和失范之后日深一日的无序。

注释

[1]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一，第36—38页。

[2] 《清史列传》第二册，第480页；《花随人圣庵摭忆》，第1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 《墨余录》，第2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4]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454页。

[5]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1161页。

[6] 《漏网喁鱼集》，第24页，中华书局，1959年。

[7] 《永宪录》，第333页，中华书局，1959年。

[8]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三，《道府州县四项毋庸减成疏》。

[9]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1161页。

[10] 《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75—276页。

[11] 《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358—1359页，中华书局，1984年。

[12] 《清人说荟》二编，《墨花吟馆感旧怀人诗·怀人诗》，第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13] 《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19—120页。

[14] 参见许大龄：《明清史论集》，第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5] 《春冰室野乘》，第11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16]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6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7] 许大龄：《明清史论集》，第69页。

[18]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二，第16页。

[19] 《翁同龢日记》第一册，第305页。

[20]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2259—2329页。

[21] 《近代稗海》第十辑，第25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22]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2259—2329页。

[23]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二，第16页。

[24] 《道咸宦海见闻录》，第350页。

[25]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474页。

[26]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二，第16页。

[27]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3266页。

[28]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3425页。

[29] 《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136—137页。

[30]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1299、2004页；《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360—1361页。

[31]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295页。

[32]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004页；第三册，总2528页。

[33] 《见闻琐录》，第47页，岳麓书社，1986年。

[34]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507页。

[35] 《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上，第514页，中华书局1998年。

[36] 《洋务运动》（一），第340、456页。

[37] 《见闻琐录》，第67页。

[38] 《洋务运动》（一），第456页。

[39] 《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93页。

[40]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77页。

[41]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195页。

[42] 《道咸宦海见闻录》，第308页。

[43] 《凌霄一士随笔》（一），第84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

[44] 《洋务运动》（一），第456页。

[45]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77页。

[46] 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第600页。

[47]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第10页，中华书局，1984年。

[48] 《洋务运动》（一），第285页。

[49] 《见闻琐录》，第47—48页。

[50] 《洋务运动》（一），第340页。

[51]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二，第22页；《洋务运动》（一），第456页。

[52]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二，第7页。

[53]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3476页。

[54]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3912页。

[55]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77页。

[56] 《洋务运动》（一），第285、456页。

[57] 《通甫类稿》卷一，第15页。

[58] 《不自慊斋漫存》卷五，第123页。

[59] 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三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法律出版社2003年。

[60]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十一，第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九册，第502页。

[61] 《清代地方政府》，第90页注147。

[62]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八，第14—15页。

[63]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八，第14页。

[64] 《洋务运动》（一），第285页。

[65] 《洋务运动》（一），第285页。

[66]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879页。

[67] 《见闻琐录》，第47页。

[68] 《洋务运动》（一），第286页。

[69] 《曾国藩全集·奏稿》六，第3316页。

[7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催调丁日薄西山昌来沪专办制造片》，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

[7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72] 《吴汝纶尺牍》，第14页，黄山书社，1990年。

[73]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916页。

[74] 《洋务运动》（一），第340页。

[75]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742页。

[76]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336页。

[77] 《柳弧》，第204页，中华书局，2002年。

[78] 《见闻琐录》，第49页，并《清代职官年表》第三册，第1944页，光绪十年福建布政使沈保靖，中华书局，1980年。

[79] 《右台仙馆笔记》，第76—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清人谈荟》二编，《吴中判牍》，第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丁戊奇荒”：衰世里的天灾与赈济

一

在19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年里，“雨泽愆期”、“山水陡发”、“蝗蝻成灾”、河道“漫口”，以及“台风”、“海潮”、“被雹”、“被雪”频频见于南北之间，使农业中国深深地为天灾所困。其中发生于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并连及甘肃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四川北部的大面积干旱和连年干旱尤多苦多难。后来的记述概括言之曰：“光绪丙子、丁丑岁大旱，戊寅尤甚。自畿辅西迄秦晋，赤地数千里”。[1]因此，以干支纪事，这一场华北的旱灾便被称为“丁戊奇荒”。而就丙子、丁丑、戊寅而言，山西与河南又属五省之中的“被旱极重”并“灾区袤广”[2]者，于是以山西与河南相标举，“丁戊奇荒”在当日也曾被称作“晋豫奇荒”和“晋豫大饥”。“奇荒”和“大饥”之外，用以指述同一场天灾的还有“苦旱”、“亢旱”、“大旱”，以及“巨祲”、“奇劫”和“非常之灾”，说的都是旱魃为虐的异乎寻常。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那一大片土地上“国朝二百余年未有”[3]过的饥饿的酷烈和惨厉。

华北的旱情自光绪初元已经出现，《清史纪事本末》说当年“夏四月，京师大旱”。[4]而后，由“畿辅旱，日色赤”，[5]而“直（隶）、（山）东久旱”，[6]“河南旱势更甚于直隶”，[7]“晋省亢旱”，[8]“陕（西）、甘（肃）亦复苦旱”[9]，以及皖北“被旱成灾”，[10]“川之北亦旱”，[11]等等，这种四面具旱形成的是一个时间上的持续的过程和空间上蔓延的过程。在地貌多样的区域里，被旱的同时还会有“被水”、“被雹”、“被潮”、“被霜”、“被风”，[12]而它们一经出现，都在使华北的“奇荒”规模变得更大。按照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五年（1879）地方奏报的数目，在这段历史里，直隶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63个，山东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82个，河南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88个，山西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84个，[13]陕西受灾的州县最高的一年达到86个。[14]在这些数目字的背后，是19世纪中国由天时主宰农业生产，从而由天时主宰万千人生计的事实。因此，与数目字相对映的，始终是这些地方粮食的极度匮乏和日益匮乏。当日的一则记载说“山西报灾八十二州县，民数五百万”。[15]这里的“民数”无疑都是饥饿中的人口。另一则记载说豫省“欠收者五十余州县，全荒者二十八州县，约计河南饥民有数百余万”，[16]着眼的也是饥饿中的人口。而以记实为笔法叙述其间的情状，则描划所到往往无复人世景象。陕西同州的地方志曾记录光绪三年（1877）当地的灾情和民生，说是“六月以来，民间葱、蒜、莱菔、黄花根皆以作饭；枣、柿甫结子即食屑，榆不弃粗皮，或造粉饼持卖；桃、杏、桑干叶、油渣、棉子、酸枣、麦、谷、草亦磨为面；槐实、马兰根、干瓜皮即为佳品；苜蓿多冻干且死，乃掘其根并棉花干叶与蓬蒿诸草子及遗根杂煮以食。近山有食石面者，多致死，严禁乃止。牛马多杀，食鸡、猪、猫、犬殆尽；捕鸠鹊、掘鼠兔；取断烂皮绳、鞋底、废皮浸煮醯糟麴尘，和为粥；或弃瓜蒂菜须尘土中，亦取以啖；绳头、破布、灰炭皆强吞嚼”。[17]这一段文字具体地枚举了灾区中的男女老少用来充腹延命的东西。而从可以食用的“葱、蒜、莱菔”吃到不可食用的“石面”、“皮绳、鞋底”以及“绳头、破布、灰炭”，又非常切实地写照了久旱笼罩之下充腹延命的一天难于一天和今日不知明日。

同一年，阎敬铭奉旨稽查山西赈务，并因之而跋涉于乡村社会的底层，他在奏报里说：

臣敬铭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能以御寒，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18]

比之地方志里所记的那些被人取食的植物、动物和矿物，阎敬铭笔下所写的都是人，是一个一个的人和一群一群的人，是苟延残喘的人和已经饿死的人。他们构成的灾区众生相更具体，所以由此显示的深重苦难可以直观而见，并因其直观可见而直接地冲击人心。“目睹惨状”而“夙夜忧惶”，正说明了对于官员的良心而言，这种“周历”无异折磨。其间叙之沉痛的“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是直言天灾面前的人命危浅，有如朝露。而由“统计一省”，推演到丁戊奇荒里的华北五省，则当日留下的历史记述中一见再见的，“饿殍遍地”、“死亡遍野”、“日有路毙”、“涂莩相枕藉”，以及“全家饿死”、“饿死者一半”、“因饥寒而死者指不胜屈”[19]等等，说的都是因饥饿而消失的人命，其触目惊心之处尤在于死亡的密集程度。这种密集的死亡随天灾而延续，因此这种密集的死亡是一个在数量上不断累积的过程。后来美国人马士（Morse，Hosea Ballou）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曾估计这一场旱荒已“毁灭”了“山西省的一半居民”，并使“陕西和河南两省好几百万人沦为饿莩”，因此，在这一片区域里，“直接由于饥荒和感染斑疹伤寒的原因而丧失的生命，总数总不会少于一千万人”。[20]丁丑、戊寅之间马士先后在天津海关和北京的总税务司署里供职，是一个大量阅读过出自中国的统计数字，并以此为职分的人。所以他所估算的这个数目不会没有一点来历。在咸同两朝发生于东南的十多年内战里，直接和间接地死于兵燹的人口曾累计地达到过二千万。[21]若以此对照丁戊奇荒在二、三年时间中抹掉了的华北的那么多人口，则就其夺命的猛烈和残酷程度而言，光绪初期的天灾显然要比咸同年间的战争更厉害。

因饿致死本是人间之至哀，然而彼时太多的死亡已使同处饿境之中的“灾黎”往往越出常情之外，在熟视以后变得人心一片麻木。当时人曾作《丁丑奇荒记》，由“山西无处不旱”而及天灾下的人性失常。其中一节说：

小孩弃于道，或父母亲提而掷之沟中者，死则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臠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竟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22]

同时的河南也多这种因其“惨酷”而“骇人听闻”的事，其间之极端麻木，“甚至割煮亲长之尸，并有生啖者”。[23]山西、湖南之外，“人食人肉”还见之于丁戊年间陕西的历史记载之中。[24]在一个久以尚人伦重教化为传统的国度里，这一类事实的一再出现和人所共见，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天崩地坼。戊寅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里说：“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大变哉？”以儒学的道理衡量，他所说的“大变”正是精神世界里的天崩地坼。因此同一年他致书两广总督刘坤一，说是“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于地狱之变相”。[25]比之用“菜色”和“鹄面鸠形”说其形相，“地狱之变相”应当更多地反照了久旱里的灾民在饥饿逼迫下发生的人性异常。时当五伦笼罩天下之日，目睹人间变为地狱而身在这个过程之中，不能不是一种惊心动魄的事。

当灾区“草根木蘖俱尽”之后，在万千人“饿毙”的同时，又会有万千人“鬻妻卖子”和“转徙”于“颠沛流离”之途。[26]因此，在华北的地方志里，对于丁戊奇荒的历史记忆常常是以“壮者逃，老者死，妇女孩提非鬻之于人，即委之于地”[27]为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其间的“鬻”和“逃”都与“死”连在一起而同属于一个过程之中，“鬻妻卖子”说的是灾年里的人口已大批量地沦为卖出和买入的东西，以至于当日被灾的地方曾有过“各镇立卖人市”[28]的场面。发生在那里的每一笔交易一定会伴随着亲情断裂和骨肉离析。其时记载用“鬻妻卖子”总称这种人口买卖，是一般地以“妇女”与“孩提”相并举而言之，但在更具体一点的历史叙述里，则尤其多见“民鬻妇女”、“避荒鬻妇女者无数”，“变买妇女，暂资糊口，沿途经过，触目皆然”，以及“奸民贩卖妇女者尤众”[29]，等等。一个西国传教士因参与直隶南部的“放赈”而得以近观当地的人口买卖，使其印象深刻的地方，也在于“特别是女子，被带到南方去”。[30]作为一种对应，则是同时的南方善士曾专门立章程，以“收恤灾区妇女”和“代赎灾民已卖妇女”，由此所折射的，是这些被“恤”和被“赎”的对象那个时候正在接二连三地绎络南来，并已经汇为引人注目的规模和数量。“南方”之外，见之于当日奏议的还有“贩卖妇女出洋”，[31]其路程又更加遥远。然则就这一类历史叙述所提供的事实而言，在彼时人口的卖出和买入之中被“鬻”的多半应当都是妇女。光绪四年（1878），出自西人的一个“饥荒报告”，引用当地“衙门”保存的“登记薄”，计算出“单独在灵邱县，就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孩童被出卖了。”[32]这是一个大致的数目，然而却是一个有根据的数目。若由灵邱县推及华北五省的旱荒之区，则丁戊之间由“被出卖”而被“贩运”的女性人口显见得不会是一个小数。而在大量的妇女卷入饥荒年代的人口交易之日，活人便成了非常不值钱的东西。时人说“卖妇女有一二百钱者，有一二饼易之者”；[33]又说买妇女“有以粟一斗易人一口者”。[34]身处于这种斗粟百钱的买入和卖出里，人口犹不如牲口。一旦进入“鬻”来“鬻”去的过程，人是不会被当成人看待的。因此，在“非常巨祲”笼罩之下的华北，苍生苦，妇女尤苦。

当灾区的这部分饥民因被“贩运”而被迁移的时候，同时又有更多的饥民在一群一群地为觅食而离乡背井，并因之而从饥民变成了流民。由此造成的是一种人口的自发移动、不断移动和盲目移动。在当日的奏报里，这种移动常常被称作是“逃亡”和“流亡”。“逃亡”和“流亡”，着眼的都是饥民变成流民而长在无地容身与没有归宿之中。光绪三年（1877）袁保恒奉旨帮办河南赈务，而后由京师一路入豫。他在呈报到职的奏文里列述沿途所见所闻，其中一节说的便是迎面而来的“豫境”之流民：

其逃者十百为群，冲犯朔风，相属于道，时有僵踣，问之多半素封。盖历秋及冬，不惟次贫者已成极贫，即不贫者亦成极贫矣。询其逃将何之？亦不能对。劝其各归本籍，又不肯。[35]

这些文字所表达的大半都是哀矜。后一年他再次以流民为题目作奏告，而议论的重心则已移到了“逃者”的前后相继和源源不绝：

被灾之初，不过贫穷下户，本乏盖藏，无以自给，或变卖衣物器具，或拆售房屋瓦木。迨至搜括罄净，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乃未几而中户之家，日食不继，亦复如此矣。又未几而小康殷实之家，坐食山空，皆复如此矣。[36]

从“贫穷下户”、“中户”到“小康殷实之家”和“素封”，本自各成等类而各分界限。但在短短几个季节的时间里，太过酷烈的天灾待万物如刍狗，在其所到的地方一步一步地夷平了人间的贫富之分和贫富之界。当“下户”、“中户”、“殷实”、“素封”先后“踉跄载道”之际，这种一步一步地夷平了贫富的过程，同时又在一茬一茬地造出灾区的流民。因此，由饥荒促成的人口无序移动便一定会日复一日而且越来越多。袁保恒说的是河南，而在河南之外，同一个时段里的直隶也正处于这样的过程之中，时论说是“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37]死在路边和途中的，当然都是背井离乡的人。与河南接壤的陕西和与陕西接壤的甘肃，则是一路上“流民络绎于途，投奔宁、灵一带”。[38]这些人同样在饥饿的驱迫之下离开本乡本土，但和“豫境”里的“逃者”不知道“逃将何之”相比，他们脚下的路却已算是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而夹处于直隶、陕西与河南之间的山西当日亢旱一时独重，并由亢旱而致“屋无门，树无皮，草根木蘖俱尽，民皆四散逃荒”。[39]因此，光绪三年（1877）曾国荃刚刚到任，便在一封信里总括而谓之“涂有饿莩，道皆流亡”；[40]至光绪四年（1878）作奏议，又引“人民逃亡过多，地方元气大伤”[41]为深忧。说的都是三晋之地饥民变为流民的景象。与这些文字叙述相对映的，应当是一个数量和规模很大的人口群。同山西比，丁戊之间山东被灾稍轻。而其时《申报》的一则消息举益都、临朐西地的9个村庄为实例说灾情与人事，屡屡见“逃出十家”、“逃出二十家”、“逃出十五家”、“逃去五十家”[42]的报道。若以这9个村庄作比照而说其时的县、州、府，则山东一省因灾而逃的人和户也已在成群结队之中。然则合华北五省而言之，显见得彼时的“赤地千里”之间，流民正滔滔然四顾皆是。

这种在饥民变成流民的过程里汇集起来的人口为求食而一路移动，又在一路移动的同时脱出了旧日的管辖，从社会秩序的里面走到了社会秩序的外面。光绪三年（1877），曾国荃作奏报，由晋省赈务说到“外来饥民，千百成群，遣之出境则穷而无所归，编之入户则悬而无所寄。且夕散朝聚，彼往此来，约束既难，稽核不易，惟有于城关市镇就其人数丛杂之处，设厂煮粥以安集之”。[43]两年之后山东巡抚文格奏报德州“地方被灾既重”，也特举其近邻直隶“有外来之民嗷嗷待哺。计自三年冬间放粥起，至四年秋间停止，就食灾黎每日多至二万余人”。又说“省城为五方杂处，分设粥厂，合计人数亦在二万上下”。[44]两者说的都是从本省境外移入的难民。其时山西与山东皆在旱荒之中，则“外来饥民”之“越界而入”，无异是在从一个灾区逃到另一个灾区。若由此连带而及转徙于一省之内的饥民，他们之由一地到另一地，逃来逃去，大半也同样是在从一个灾区到另一个灾区。然而就曾国荃奏报里指“城关市镇”为“其人数丛杂”之地而论，这种从一个灾区逃到另一个灾区的流动，其实应是人口从农村在向城市流动。与之相类，文格奏报“省城为五方杂处”而致就食极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无疑也是从农村涌过来的饥民，同样的事，还有“河南、山西被灾甚重，饥民转徙流离至近畿一带觅食”。[45]“近畿”之可以寄“觅食”之期望，是因为“近畿”多城镇。除了这些从一个灾区到另一个灾区的逃难人，彼时还有一群一群走出了灾区的逃难人。他们一路迁移，一路求食，寻找的也是城关市镇。其间的路程往往会在空间上延伸得很远。光绪三年（1877）春夏之交，《申报》已说“苏城六门外所有沿城空地及荒废之基，半为山东、江北等处人搭盖草棚居住”。以此对比文格的奏报，显然是直隶的饥民进入山东之日，山东的饥民同时正在进入苏南。而南移既成一种路向，则在这些人的后面，还会有更多的人尾随而来。因此，至当年秋冬之交，《申报》又说“浒墅关沿塘一带，近有饥民自北而南，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推小车，或撑小舟，或称山东人氏，或为江北口音，纷纷者不一”。[46]鲁南与江苏相邻，是以华北五省之中“山东人氏”先到。次年，江督奏报，“豫省饥民纷纷南下，径抵徐州一带”，[47]于是河南的“逃者”也在集群南来。在相近的时间里，与这种南来相对待的还有北往。一则记载说：“山东各处亢旱已久”之日，渡海赴牛庄“避荒”之人“纷至沓来”。其间曾有过一天之内到“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马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的人潮涌动。[48]胶东与辽东隔海相望，这里所说的“避荒”之人大半应当来自那个地方。然则与鲁南相比，显见得同属一省的饥民在迁徙的时候常常会有不同的路径。

发生在光绪初年的这种饥民变成流民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脱出了旧日的社会秩序的过程，因此，流民所到的“城关市镇”同时又会成为无序冲击有序的地方。于是而有屡见于记述之中的流民与当地居民、商户的纷争[49]，以及“外来饥民交讧，人心汹汹”[50]的一境不宁。当日南北皆以设厂施粥为办法，以求就地留养而“安集流亡”。但在设厂施粥以“收养饥民”的空间里，则是饥民“就食苦于日集，且厂内人多气秽”，往往致“时疫”漫延，“死亡相继”。而或“蓬席遭焚”则“数千灾黎，熸于一炬”。[51]以常态社会论，这也是一种无序。而一旦“粥少人多”引发灾民争抢，弄到“司事者”能够“阻止”的范围以外，这种“收养饥民”的粥厂便成了一个“拥挤毙命，日必数十”的场所和一个不得不“派兵弹压”的场所了。类似的场面南北俱见，[52]正说明在流民向四方移动的时候，由天灾造成的社会震荡也会随之一路迁徙，从灾区传递到四方。

当日用“收养”的办法截留这种盲目流动的人群和人潮，犹是地方官各自努力，在已经脱出了社会秩序的人口中重建社会秩序。与这种流动的饥民相比，更难对付的还是那些在脱出了秩序的过程中走向啸聚的饥民。丁戊之际的华北戾气弥漫，在万千人饿毙的地方，则极度的饥饿不仅导致死亡，而且一定会催生个体的暴力和群体的暴力。随后是“饥民聚为盗贼”的“肆行抢劫”和“明火拒捕”[53]成为灾区里比比而见的乱世社会相。一则记载说“强梁者白昼劫夺，聚散无常”。与之相类的还有“饥民乘夜肆掠”和“饥民四起劫掠”。[54]这些情节说的都是那个时候啸聚行劫的临时性和散漫性。饥民的暴力用来作饿中求活，因此其一时啸聚的“劫”和“掠”，大半都会以旋起旋落为个别发生的方式和普遍延续的方式。然而在一个劫掠屡发的时期中和劫掠群发的地域里，劫掠便会自为汇集。光绪三年（1877）秋，言路陈说陕西“大荔、蒲城等处抢粮伤人之案递出”，而“韩城之白马川，聚人数千，游勇土匪，互相煽乱，并有军械旗帜”。[55]这种“聚人数千”的场面当然是汇集而来的。稍后曾国荃奏报说“晋省既苦旱荒，秦、豫又皆灾歉，邻封会匪、刀客、教匪与饥民勾结滋事之案，动辄数百人、千余人不等”。[56]在这些因“勾结滋事”而聚为一群的人里，显然是既分不清晋省、秦省和豫省，也分不清“会匪”、“刀客”和饥民。把他们串结起来的都是饥饿。在巨祲所罩的地方，这是一种共性，因此同时的直隶也有群聚呼啸而劫掠于六七个县之间的“砍刀会匪千余名”，[57]以常理推度，其中不少应是被席卷和裹挟的饥民。而当无告的饥民次第变成了奏报与诏书中的“贼”与“匪”的时候，则本来的天灾已在一个一个的地域里转化为兵戈对兵戈的民变了。于是当日的华北灾区，丁戊奇荒又同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内在地连在了一起。

二

农业经济的中国常常要面对天灾，并因之而常常为天灾所困。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救灾的荒政成为朝廷治天下的一种要务和士大夫济时的一种学问。成书于乾隆中叶的《赈略》说：“兹逄[逢]圣天子恫瘝民瘼，每遇偏灾，发仓赈济，借粜蠲粮，动辄数十百万，历稽史册，亘古未有。”[58]这段话说的是君权重荒政；而“发仓赈济，借粜蠲粮”之从容和裕如，又反照了18世纪中国的仓储和物力之足以济用。但时至19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两次失败了的民族战争和一场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之后，仓储和物力都已在长久兵火之后消耗殆尽。光绪三年（1877）曾国荃刚刚巡抚山西便直面巨荒，曾于四面拮据之际追说“军兴以来，晋省奉拨协济各路及各省饷项，无不竭力筹解，先后核计不下二千万两”，而留下的则是“地方之凋弊，司库之空虚”。当日的地方虽各分畛域，但既在同一个历史因果之中，彼此之间相去便不会太远。因此在相近的时间里，山东巡抚丁宝桢说“各属仓储，从前兵燹灾歉，早已动用无存；库款经年来指拨过多，又复万分支绌。”[59]而处在山西和山东之间的河南则扼于“被灾至广”而又“储积皆空”；[60]直隶则扼于“连年赈抚”之后已经“四尽三空”。[61]这些地方同时遭逢了“二百年未有”之大祲，但每个地方在久苦支绌之后既缺乏可以用来御灾荒的存粮，也缺乏可以用来御灾荒的财力。因此与18世纪的荒政之各有条理相比，此日中国受命赈抚，在苦旱里救饥的地方官则各自“竭蹶不遑”，[62]从一开始便立于无可措手之中。曾国荃说：“国荃抵任五旬，祷雨已四十日，靡神不举，无术苏息”；[63]阎敬铭说：“目睹惨状，夙夜忧惶，寝不成眠，食不甘味”；[64]李鸿章则作奏章，“以身膺重寄，补救无方”而“深自咎责”并“请严谴”；[65]袁保恒则“自为文告”，发心愿“以身代民殃”。[66]这些人都在为万千灾黎司命，但由“祷雨”、“忧惶”、“自咎”和“以身代民殃”所表达出来的却大半都是穷匮之中的心长力拙。两者之间的矛盾，显示了彼时官的悲哀和民的悲哀。

与官和民相比，紫禁城里的深宫与人间的饥荒更远一些。然而当此旱魃为虐之日，“道馑相望”则“民情无定”，由此很容易引出“为患不可胜言”的惴想。[67]于是赤地千里和哀鸣遍野都进入了帝王“实深廑系”[68]的关念之中。而后疆吏“祷雨”，九五之尊也祷雨：“曾经迭次亲诣大高殿拈香，并派惇亲王奕誴等分诣时应宫等处拈香，虔申祈祷”，等等。其间还有过7岁的皇帝下诏罪己，因天时久旱而对自己作层层的道德追问。[69]这些情节未必一字一句都能以考信之法阅读，但“虔申祈祷”和下诏罪己于大祲蔓延与饥饿蔓延之日，则由此表现出来的紧张和惶迫无疑是真实可信的。在帝王的紧张和惶迫里，应当同样有着“方今筹款匪可易言，而济赈之需，非巨款不能普被”[70]的心长力拙。与地方相比，朝廷以有限的物力挹注于八面呼求之间，因此朝廷更多一层挪东移西，顾得头顾不了尾的捉襟见肘。

光绪三年（1877）秋，山西的地方官正以“司库一空如洗”对“四境啼饥号寒”，[71]深为手中无钱愁苦，而主持西征的左宗棠已严辞弹劾晋省“应解西征军饷不遵奏定饷章”，并挟兵事为重势指索“筹解迟延”的西饷。之后是管事的山西藩司以“溺职”致罪而被朝旨革职。[72]这种灾年“追呼”逼债的事实，说明了那个时候的中国八方交困地同时面对着种种不能不做的事，并因之而在救灾之日还要支付“赈抚”以外的大笔开支。其间的始末，便以荒政为兵事让路为结果。然而当此“数百万哀鸿环泣哀求”之日，则“救荒以办赈为第一要务”[73]又是道理之所在和利害之所在，由此形成的压力不会比兵事更轻。所以，同时又有朝旨举晋省“赈抚势难稍缓”为理由，令李鸿章“酌量借拨”，从他一手提调的“海防经费”里挪出一部分供“曾国荃派员领解回晋，核实散放”。穷迫之中的山西遂因此而得到了十万两救急的银子。[74]

彼时海防是牵动朝野的大题目，而以山西为实例，显见得又是海防在为救灾让路。但像这种荒政为兵事让路和海防为救灾让路的一时权宜，又以其挖此填彼拆东补西的全无章法，说明了丁戊之际的国家度支已经很少再有能够通盘筹划的余地。其间朝廷曾因“山西、河南两省被灾极重”而“迭经截漕发帑赈恤穷黎”。[75]然而，曾国荃说晋省“灾处太广，即择其必不可缓者加以赈施，约计非三四百万金不能济事”；[76]袁保恒说豫省“灾广民众”且日困一日，“非二三百万巨款，不能救垂毙之命”。[77]他们日在大祲之中救饥，见到的都是真相，但若以他们推算的数目为准尺，则其时“截漕发帑”所能提供的物力实在差得太多，而“不敷之数甚巨，尚须呼吁沥陈”。[78]于是，当漕无可截和帑无可发之后，朝廷之“廑系”遂化为天下分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山东、四川、广东，皆奉旨“每省协济山西、河南两省银各数万两，俾资赈需”。[79]这种被称作“协济”的分摊，沿用的是国家调度天下财政的成法。但在内战之后的中国，已经此日不比从前，协济之法所代表的全局性非常容易被现实中的畛域和疆吏观念中的畛域所消解，使奉旨指拨的种种物事常常会在延宕中被不明不白地拖掉和淹掉。因此，协济虽然出于圣旨，而时当“各省多不宽裕”之日，“各省”大半都不能以济物利人为心甘情愿。之后是圣旨之外，受济的灾区尚须“备函谆恳各省”，用“赧颜求助”之法化私谊为公义，以冀一得“垂怜”。[80]当日曾国荃致书两广总督刘坤一，说是“尚祈俯鉴愚衷，悯其苦况，设法援救。垂手云天，晋民固膜拜焚香，感颂仁慈之广被”；致书署两广总督吴元炳，说是“阁下公忠体国，赒恤为怀，定能上纾乾枢宵旰之勤，下解晋民倒悬之急”，务祈“将请借、协诸款俯赐筹解，以救残黎”；致书浙江巡抚梅启照，说是“大君子惠济为怀，定能关垂始终，则感颂鸿施，固不独三晋士民已也”；致书山东巡抚文格，说是“冒昧奉渎，务求迅赐解济，以救残黎，感荷生成，益无既极”，[81]等等。其辞卑而气弱已如同沿门托钵。曾国荃为晋省求告，同时的袁保恒也在用沿门托钵的办法为豫省求告，时人说其手书纷纷，“与各省乞贷信函，不啻声泪俱下”[82]，比之“赧颜求助”犹且更过一层。“声泪”和“赧颜”皆意在以文字作感化。然而事关物利之盈绌得失，则“声泪”和“赧颜”的感化力其实都是有限的。曾国荃写了那么多言之“谆恳”的信，后来盘点说，南洋经费虽“奏明以五成之半解晋”，而“半载以来”，真能到手的“合计不及万金”。至“其余各处，屡经函促，嗣接回书，均难实靠”，[83]显见得多数都要落空。协济之“均难实靠”，说明了畛域之不易抉破，而其背后则是贯穿于种种畛域之间的“财赋之绌，几乎天下同然”[84]的一时共性。

这种接二连三的截漕、发帑、协济，具见朝廷在赈灾中付出的心力，而截漕、发帑、协济之接二连三的难以奏功，又具见这一套自上而下挹彼注此的办法已经远不够用。因此，在截漕、发帑、协济的同时，还有“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吏科掌印给事中郭从矩先后奏请，收捐花翎、蓝翎及道府州县京外各实职官阶、虚街、封典等项”，以及山西巡抚曾国荃会同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仿照黔捐章程收捐”，以移来填补豫晋两省“赈款不敷”的窟窿。[85]比之自上而下的挹彼注此，这种放手开捐的办法则出自自下而上吁请，而后奉旨“照准”，其起因和理由全在于山穷水尽之日“计惟劝办捐输，尚可以补官力之不足”。[86]在那个时候，言路以道理论是非，正痛詈“捐输之害”，并主张“亟行停止”；[87]而地方官为“赈费不敷接济”所扼，则不能不着眼于“果能多收一分捐输，即可多救一分民命”[88]的两相权衡之间。自军兴之后借开捐“济饷需”已历时二十多年，朝廷不是不知道开捐一途里“种种弊窦不一而足”，尤于“澄清吏治之道”多所“窒碍”。因此，光绪四年（1878）曾有过“自应及时停止，以肃政体”[89]的上谕。但此时丁戊奇荒所过之处留下的满目灾象尚在无可收拾之中，其间的山西累年苦旱之后“钱粮停征，本省一无进款”，救饥赈灾“之借以支持者，实恃捐输为一大宗”[90]，在华北五省之中尤其拮据异常。是以朝廷意欲停捐而疆吏苦求“展捐”：

至于善后事宜，如招垦荒地，采办耕牛，筹给籽种，及买还仓谷，兴废继绝诸大端，在在需费甚巨，本省旗、绿兵饷，州县驿站马干，及各项留支坐支，平时专取之于地丁一项，自赈务既兴，入款悉成画饼，每遇紧急之时，不得不于捐输项下通融挹注。今捐输已停，外援绝矣。

而“侧闻部库空虚，既不忍屡作发棠之请；遥念邻封支绌，复不敢长为竭泽之求。再四筹思，舍展捐实无他策”。[91]据当日地方奏报里的数字作总计，自“办理捐输”之后，山西一省由此而得的银子累积已达上千万两。[92]虽说这些东西一手进来一手出去，进和出之间并没有剩下来的留余，但就帐面上的数目作估算，已经比截漕、发帑与协济的总和还要多出不少。这种“官力”不逮开捐的事实以其量化了的对比提供了醒目的说服力，使得久被垢病的捐纳因灾年赈济的“实无他策”而获得了一种合理性。于是“自应及时停止”的东西便成了可以再议的东西。[93]

丁戊之际帝王和疆吏的“祷雨”、“忧惶”、“自咎”、“竭蹶”和截漕、发帑、协济、开捐都说明：在荒政被当作国家大政的政治传统里，朝廷和地方虽然时时以物力支绌为苦，而意中则皆以官家承当赈济和主持赈灾为法之应有和理之应有。与之相对称的，是身在这个过程之中的大小官员一个个卷入颠沛之中，成为责任所在的人和劳瘁交集的人。其间可以目睹的极端情状，则是大量的地方官员死于责任所在和劳瘁交集。光绪四年曾国荃奏报“在任候补知府绛州直隶州知州陈世纶、同知衔升用直隶州知州赵城县知县刘祥瀚”办理赈务“积劳病故”，并追述说：

该故员等自上年亢旱以来，朝夕祈祷雨泽，地方既已成灾，周历乡村，逐亩履勘，清查户口，劝捐筹赈。凡属可以救民之事，莫不竭力尽心，茹苦忍饥，冲风冒雪，精神因之消耗。今年疫气流行，该员等不避艰难，驰逐郊关，因而染病，卧床不起。

而临命之时犹“亲作手书，请拨赈粮，乞员瓜代，并称自知万无生理，但一日不死，即当一日为地方拯救生灵。其言极为沉痛”。在二千年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的长久灌溉之后，这些殁于“不避艰难”的地方官做到了死而后已，并因之而在一个变迁剧烈的时代里折射了儒学民本主义和民生意识的最后一点余辉。当时的山西，像这样的州县官不止一个两个。因此，曾国荃由此引申，言之慨然地说，办赈以来，“凡属贤能慈祥之吏”常常“无暇计及一身”而“不辞劳瘁，积日既久，或猝故于中途，或溘逝于差次。自初至今，计候补及在任正佐各员物故者，已近八十员”。且“率皆身后萧条，棺殓一无所资”。[94]

就一省而言，这个数目已不能不算是官员的大批死亡。过了两个月，他在一封信里述及同一个题目，说是晋省“统府、厅、州、县各班，本仅二百余人”，而先后身故的“正佐教职已逾百二十余员，多半殁于差次，率皆无以为殓”。[95]奏折和书信里所说的“中途”与“差次”，指的都是赈灾救饥的过程之中，然则这个过程里的“故”、“逝”、“殁”应当皆属以身殉职。若以奏折中的“近八十员”比书信中的“已逾百二十余员”，显然是两个月里又死了四十多个官员，其密度和速度在清代的历史上已属没有前例。而山西的曾国荃之外，同时是直隶的李鸿章也在奏报“保定城乡粥厂、粥会在事官绅纷纷病故，天津等处亦有办赈疾殁之员”。显见得同在一场灾荒之中，便同在一种因果之中。因此，同罹此劫的陕西亦多见地方官死于事，其间榆林一地至“前后三令皆死于疫，道继之”。在河南，则不仅地方官死，而且奉旨帮办赈务的钦差也死。这种“在事各员疲于奔命”而致“死丧之酷，人人寒心”[96]的场面，以那个时候的真人真事说明了旱魃为虐之日，曾有过一面是灾民因饥饿而毙，一面是职官因“劳瘁”而毙的事实，当日称作“官民皆同辙涸之鱼”。[97]就人口的总数而言，后一面所占的比例当然不会太多，但他们出自国家权力并代表了国家权力，因此他们的“劳瘁”，正显示了当日的国家权力仍然循行于18世纪荒政旧有的路径之中，虽常常“力不从心”而“罔知所措”，却始终在一个饥荒社会里艰难地维持着“以拯灾黎”[98]的过程和全局。王闿运于光绪五年（1879）四月廿十日的日记里曾有一节说：“翰仙又云曾沅公祈雨下降，藏火药，炷香其上，密誓自焚，与司道期天明始集，沅公四更往，香及半寸，澍雨暴至，应时霑足”。王闿运之外，其时的若干笔记也收录了这个故事，文辞间有出入，而大旨皆以推崇之心描述丁戊之际曾国荃为民请命，而能以一己之至诚上感天心。作为一种传闻，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非常可疑的，然而这种传闻能够辗转流播，又能够在辗转流播中化为各色私家记述，正说明当时人相信丁戌年间的山西会出现这种场面，也说明当时人相信曾国荃会做出这样的事。因此，王闿运在叙录既毕之后说：“假令传闻失实，而晋民以此归美，尤见其信孚于民也”。[99]他也知道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他相信这个未必真实的故事却能够真实地反照出救灾的曾国荃在“晋民”心中的形象。这是一种由儒学理想化育出来的形象。

然而官场世界本自面目各异，品类亦各异，因此，在同一时间里，与这种“在事各员疲于奔命”而“猝故”于“差次”的人和事成对比的，还有同属“在事”而“巧立名色，任意克扣”的地方官；“借罚赈款为名”以“侵渔入己”的地方官；灾年“经征钱粮收多报少”的地方官，[100]以及不肯“劳瘁”而“玩视赈务”的地方官，[101]等等，以前一类人作反衬，洵属全无心肝。若就同光年间的官场而言，“克扣”、“侵渔”和“玩视”虽然不合法度，却由来已久而并不足以惊动上下。但在丁戊之际的中国，这些原本见惯了的东西都在救灾的题目下被一次一次地列入弹章，成了朝廷不能容忍和不肯容忍的东西。其间曾为一时注目的，是言路劾河南布政使“利令智昏”，于“极应蠲缓地方照常征收批解”，致其“着即革职”而去；之后庙堂犹余怒未息，推连所及，又把河南巡抚牵入“亦属疎忽”里，一同“降三级调用”，[102]布政使和巡抚都是当日的大员，与之相比，则屡屡见于奏折和诏书的知府、知州、知县因赈务出了毛病而被“革职”、被“严查”、被“审办”只能算是等而下之。但光绪三年（1877）岁末山西的署荣河县知县因“借端渔利”获罪，朝旨令疆吏“审讯明确，即行奏请正法”；[103]光绪四年（1878）年初山西的吉州知州因扣留赈银获罪，朝旨令“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显然已是引动了杀机。[104]就清代的律例而论，皆异乎寻常而下手极重。然而以丁戊奇荒中的哀鸿遍野为具体的背景和视野，则这种异乎寻常和下手极重都是从赈灾的过程里派生出来的，因此这种异乎寻常的下手极重同样反映了当日国家权力维持全局的紧张和艰难。

三

国家权力在大祲之年里维持了赈济的全局，以及这个过程之中所贯穿的百端支绌，既显示了荒政作为一种传统的延续，又显示了这种延续里“官力”的步步竭蹶。然而与18世纪相比，在丁戊之际的中国，灾荒和赈灾所牵动的已不仅仅是“官力”。当华北的大旱沿自下而上的奏报惊动朝廷的时候，发刊于东南的《申报》以及西国教会的通讯和报告，已经在奏折和诏书之外自成一种播送的路径，将“迩来天灾迭见，秦燕晋豫饥馑相仍”[105]的种种景象非常具体地传到远离华北的地方。由于这种传播与丁戊奇荒相始终，因此，在传播所到的地方，灾区和饥民便始终处于万千人瞩目之中，并以其苦难唤出人心中的“怦怦不能自己者”。[106]于是传播的过程又很容易转化为社会动员的过程。与这种文字影响人心同时发生而且相互牵结的，是当日被称作“南中”的江浙一带“义捐”和“义赈”应声而起，在“官力”之外别立样式，并沿“官力”之外的途径源源不绝地介入了对于华北灾区和饥民的救济。

“南中”的地方社会推重“藉众力以周众贫”，本自久有施济的传统。但传统的施济大半都由士人作主导，而以各自的乡土为各自的范围，[107]至丁戊前后，则筹办义赈的多出自商界中人。被李鸿章称作“首倡义赈”的常州人李金镛曾说：光绪二年（1876）“江北旱灾”，难民纷纷南下。“仆既备寒衣赈给之，复念少壮者可来就食，老弱必至坐毙，因赴沪上谋于江君云泉、胡君雪岩、周君味六、顾君容斋，具有同心，各输巨款，特苦无人往办。仆与金君少愚慨然身任，并邀袁子鹏、秦暐斋、庄小山、杨殿臣、朱寿崖、严敏斋诸君星速就道。时适唐君景星亦有此议，倩瞿君星五同往”。[108]他因叙述当日的赈事而列举了一连串姓名，其间之有力者，皆出自江南社会由商而绅的那个群类之中。这里的“江北”是指地属江苏的“徐海一带”，与江南社会相距不算太远。但由此形成的商界人物因赈济而集聚，以及他们在“官赈”之外自筹之而自赈之的样式则是一种可久可远的东西。因此，在随后而来的“（光绪）三年四年直东晋豫大饥”里，其时被统称作“南绅”的人们便移用前一年的做法，沿着这种自立的样式八方集款并“分道往赈”，[109]越过关山阻隔而走得很远，在华北诸省与江南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连系。与光绪二年（1877）“江北旱灾”之日比，丁戊年间的义赈所对应的地域范围和时间跨度都大了许多。显见得依靠私人之间的交谊来维持这种长时间和大范围的义赈已经不足应付，而后是商绅群集的上海先后出现“公济同人会”、“协赈公所”那样专办赈务的机构。这一类机构提供了一种维系群体的章法，同时其面向社会的自觉也使原本发起于个人的赈济事业获得了更多的公共性质。管理这种机构的经元善遂因之而成了丁戊年间上海义赈的主持人。

商界中人倡义赈，其说服自己和说服别人的道理都取自于中国人的传统和文化。郑观应作《上海筹赈公所劝募河南、山西义赈公启》，即引“孟子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为天经地义，又以“大富贵必从阴骘中来”[110]动人之心，经元善作《急劝四省赈捐启》，而通篇之中的理路全在“救人之荒必可免己之荒”和“善恶报应，一定之理”。[111]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些道理已传承千年而人人都懂并人人都信，因也只有这些道理才能够入人之耳并且入人之心。与之相对称的，是江南社会中旧有的“果育”堂一类以慈善济世的民间组织因其理路相通而可以自为榫接，遂从一开始便成为义赈依托的起点并且始终成为义赈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就这一面而言，江南社会所发起的义赈里显然内含着一种历史的延续。但作为长时间而且大范围的施济，与长时间和大范围相表里的，是丁戊年的义赈不能不随饥荒之所在而远走，既“不择地”，又“不择人”。比之乡土界域中的以远近辨亲疏，这种不分等差已是越出了前代行周济的常轨。而隔着遥远的距离向华北诸省施济的江南社会，其实主要是江南的城市社会。其间上海的商界中人立“协赈公所”之后，苏州、杭州、镇江的商界中人次第从而效之，各立同类机构“欲纠沪上合志联镳”。[112]“合”和“联”都在把事情做大，而由此派生与蔓延，先后因赈事而同上海相串连的还有松江、金陵、绍兴、宁波、嘉兴、钱塘、慈溪、福州、九江、安庆、汉口、烟台，[113]等等，大半都属当日中国的大城市和小城市。以规模而论，已是史无前例。据后来的一则记载大略概括，这场义赈前后累计共集“百十万之银”。[114]就彼时灾区进和出的总量而言，以“百十万之银”分赈数省，本不能算是一个支配全局的数目，但作为大规模的社会活动，这个过程自始便由商界中人作主导，并以工商所在的城市为义赈的中心，则非常明白地说明：与士而绅者比，商而绅者握有和筹集的物力都更多。因此，时至19世纪后期，本在农业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藉众力以周众贫”之事，其重心已在移向初起的工商社会一面。这种变化先起于丁戊之际的江南，后来的岁月里则会逐渐扩大。

江南社会的义赈显示了从历史中延续而来的传统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变化。同一个时间里，还有远来的西方人直接进入华北施赈济，“确实访察，酌量给予，以救民生”[115]。他们的活动既不在朝廷和地方的“官力”之内，又不在民间社会的“合志联镳”之内。这种做法另辟一路，无疑显示了发生在丁戊年间救荒过程里的更多的变化。西人介入中国的赈灾，主体是传教士介入中国的赈灾。这些人越出口岸之外穿走于中国社会的下层和深处，遂非常自然地而成为西方人里最早而且最切近地目睹天灾、饥饿和死亡的人。彼时正在山东传教的李提摩太身处饥民四围之中，曾经以上帝的名义在青州散发过“救济金”，之后便一路走入赈灾的局中。他后来追叙自己在丁丑前一年的夏天写信给“上海联合教会的詹姆斯·托马斯（James Thomas）牧师，描述了山东令人丧气的灾荒情景，建议他在上海的外文报纸上发表我的报告”。这种报告是入华的西方人写给入华的西方人看的，于是华北的天灾和饥饿经由西国文字的“描述”而不断传入了口岸的西人社会。在那时候的中国，这样的报告不会仅仅出自一人和出自一处。随这些报告而来的，是“不同的港口都成立了救灾委员会”，[116]以从事于在口岸社会的西人中和远隔重洋的西方世界里筹集捐款。其间上海的救灾委员会最初以山东赈灾委员会为名称，应当同李提摩太的报告更多一点因果和关联，所以次年这个委员会集款赈济山西，借重的便是这个在山东获得了阅历和经验的牧师。[117]而后是以传教为事业的李提摩太因其奔走救饥的风尘劳苦而成了“西国助赈”的典型和代表。

当日中国人叙述这一段情节，印象深刻的也是传教士。一则记载说：

光绪二年，直东荒旱，民不聊生，惟东省尤甚。英国郝牧师、花牧师于本年九月间，往山东等处宣讲福音，亲乐陵、阳信各处。居民困颠，连日不举火者半，日食一餐者半，且树叶、树皮民悉食尽。牧师目睹时艰，焦灼五内，因函致北京、上洋各处西友，凡牧师之知己靡不达知。西友皆慨然相助，以恤华黎。

另一则记载说：

光绪四年，各省荒旱，惟普[晋]、豫二省其苦异常，饿殍之人，不止过半。虽各处筹捐，赈款不为不巨，无奈广地广人稠，按口分给，实杯水车薪。幸赖西国教牧将此情函致通商各口，已得数万金，前赴晋、豫二省助赈。[118]

这些记载说明：丁戊奇荒改变了华北的生存状态，从而改变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这个独特空间里的人际往来与人际关系。“目睹时艰，焦灼五内”，说的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同情与仁心，而这八个字出自中国人的笔下，又表达了对西方人的一种认知和理解。李提摩太后来说：“在英国国内和中国沿海各商埠筹集的款项一共有二十万两”。其中的十二万两由他主持在山西发放，剩余的分作两部分，分别由天津关道盛宣怀、“海关的布德（Budd）”以及“直隶的新教传教士和华北的天主教传教士”发放。[119]比之他在山东分发的那些碎银子，“二十万两”已属“西国助赈”中的大头。然而以此为幅度计总数，则西人筹集的赈款显然既不能及朝廷截漕、发帑、协济、开捐提供的上千万两，复不能及江南义赈所得的“百十万”两。但这些来自欧西和口岸的赈款却不仅是一堆银子，而且是一种关联。这种关联显示的，是19世纪后期发生于中国社会里的不宁和动荡已为中国之外的世界引入观照之内，并正在直接引出那个世界里的反应。而这些银子经由西国传教士散入饥民群中的过程，又是西国传教士在众目睽睽之下劳心劳力的过程。其间时疫由天灾而起，则因救灾而触时疫的事便常常发生。西人有一段记述为当日写实，曾说“那种病已经带走了天津的好几位优秀传教士”，又说美国长老会的阿尔伯特·瓦尔廷（Albert Whiting）赴山西施赈济，“刚到太原”便染疾而死，“成了热病的牺牲品”。[120]这些人虽是彼族，而以民间社会的眼光判断，则与身当赈务“劳瘁”而死的地方官可以同归一类。因此，在长江流域群起的反洋教正此落彼起之日，同时的华北却出现过山东的灾民给美国传教士送万民伞；山西的灾民要把英国传教士的相片供到庙里的事。[121]南北之间的这种差异，以其各自不同的历史内容表现了中西交冲里的曲折、复杂和多面。而《申报》表彰“西国助赈”，常常会引西人之法则比官界的颟顸，[122]由此引出来的议论和思考又属更深一层的历史内容了。

注释

[1] 《清碑传合集》三，第2518页，上海书店1988年。

[2] 《清德宗实录》卷七十八；《录副档》光绪五年三月初三日李鹤年、涂宗瀛片，转引自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92、39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3]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371页，岳麓书社2006年。

[4] 《清史纪事本末》第39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5]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451页。

[6]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98页，中华书局1960年。

[7] 《郭蒿焘日记》第三卷，第40页，岳麓书社1981年。

[8]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194页。

[9]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3页。

[10]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56页。

[11]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85页。

[12]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54页。

[13]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34页。

[14]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4—375页。

[15]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328页。

[16]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1页。

[17] 饶应祺：《同州府续志》卷十六，《事征录》，光绪七年。

[18]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514页，

[19]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68、371、373页。

[20]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41页。

[21] 《中国总论》下，第10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2] 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六，第119—120页，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41页。

[23] 严辰等：《桐乡县志》，卷七，积谷，第6页，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45页。

[24] 参见赵晓华：《“丁戊奇荒”中的社会秩序—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5]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313页；第三册，第560页。

[26]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0页，俞家骥：《临晋县志》卷十四，《旧闻记》。

[27] 张道芷：《续修醴泉县志》卷十四，《杂志》。

[28] 王秀文：《许昌县志》卷十九，《杂述》上，《祥异》。

[29] 郑康：《淮阴县志》卷八，《杂志》，徐家璘：《商水县志》卷四，《杂事志》；陈伯嘉：《重修汝南县志》，《大事记》；方廷汉：《重修信阳县志》，《大事记》，《灾变》。

[30]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40页注③。

[31] 《郑观应集》下册，第1081、1083、1085页；《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86页。

[3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40页注③。

[33] 《同州府续志》卷十六，《事征录》。

[34] 《郑观应集》下册，第1085页；

[35] 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44页。

[36] 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45页。

[37] 《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26页。

[38]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3页。

[39] 《清碑传合集》四，第3284页。

[40]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492页。

[41]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337页。

[42]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40页。

[43]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272页。

[44]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84页。

[45]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第489页。

[46] 《申报》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日；十月十一日。

[47] 《申报》光绪四年三月初七日。

[48]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35页。

[49] 《申报》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50] 余修凤：《定远县志》卷二四，《祥异》。

[51]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400、376页。

[52] 《申报》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89页；张道芷：《续修醴泉县志稿》卷十四，《杂志》。

[53] 《清史列传》第十六册，第5022页。

[54] 徐嘉清：《解县志》卷十七，《旧闻考》；徐贯之等：《虞乡县新志》，卷十，《旧闻考》；胡宗虞：《临县志》卷三，《大事》。

[55]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3页。

[56]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235页。

[57] 《清史列传》第十六册，第5022页。

[58] 《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第66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

[59]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275页；《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288页。

[60]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1、372页。

[61]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03页。

[62]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214页

[63]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490页

[64]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514页。

[65]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573页。

[66]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636页。

[67]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453页。

[68]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304页。

[69]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294、1347页；《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478页。

[70]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453页。

[71]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508—509页。

[72]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204、207页；第三册，第496页。

[73]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507、490页。

[74]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454页；《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494页。

[75]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516页。

[76]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496页。

[77]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557页。

[78]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500页。

[79]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572页。

[80]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627页。

[81]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561、572、573、574页。

[82]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636页。

[83]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585页。

[84]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585页。

[85]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325页。

[86]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495页。

[87]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第295、60页。

[88]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201、280页。

[89]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第680—681页。

[90]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493、440页。

[91]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497页。

[92]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339、347、452、464、472、482、484、488、490、492、503、534、536、538页；《山西通志》，荒政记。

[93]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440页。

[94]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322—323页。

[95]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582页。

[96] 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89页；《清碑传合集》第四册，第3312页；《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636页；《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372页。

[97]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492页。

[98] 《曾国荃全集》第三册，第490、583页。

[99] 《湘绮楼日记》第二卷，第791页，岳麓书社1997年。

[100]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425、427、441页。

[101]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635页。

[102]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500页。

[103] 《曾国荃全集》第一册，第427页。

[104]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700页。

[105] 《申报》光绪四年六月十六日。

[106] 《申报》光绪四年六月十二日。

[107] 参见[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111、78—79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

[108] 《申报》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109]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十九，《李金镛请恤折》（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110] 《郑观应集》下册，第1071页。

[111] 《经元善集》，前言第3—4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112] 《经元善集》，第326页。

[113] 《经元善集》，第3页。

[114] 《申报》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115] 《津门杂记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第40—4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

[116]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82、89—90、98页。

[117]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05页。

[118] 《津门杂记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第40页，文中“地”前衍一“广”字。

[119]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20页。

[120]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17页。

[121]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21—122页。

[122] 《申报》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强邻迫视与边患四起

海国变比邻：“马嘉理”案的始末因果

光绪元年（1875），英国领事官马嘉理（Margary，Augustus Raymond）被杀于云南。当年二月，英国公使七天之内十多次照会总署，[1]并在此后的一年多里屡次追迫威慑，遂使滇案成为中英之间的巨案。在这种追迫威慑之中，命案从一开始便被用来深作引申，致马嘉理之死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其一人一身的本来范围，而不可解脱地与英国人谋之既久的商业利益相牵连，并因之而成为英国人商业扩张的一个题目。

咸丰八年（1858）的中英《天津条约》列有“税则并通商”各项俟“十年再行更改”[2]一款。而后的中英通商，常常是逐利与纠纷相虬结，从条约中获得了利权的商人又深恨条约空间之太过逼仄，因此，十年期满之日，各个口岸皆群起喧哗。九江的英商要求“外国汽船有权在扬子江和鄱阳湖上航行”；烟台的英商要求修筑通到济南的铁路，以及“获得开采这一地区煤矿的特权”；镇江的英商要求“赋与女王的领事们更大的权力”以对付“中国的官僚”；上海的英商要求“在内地居住和设立栈房的权利”；福州的英商要求“整个中国海岸都对外国贸易和船只开放”；厦门的英商要求口岸外围“免交厘金税”，又要求“关税减半”；天津的英商要求“整个中国都对‘基督教和商业’开放”并“建筑铁路和电报线”，等等。[3]这些主张虽各立名目，但其共有的不肯囿于约章的扩张之势则代表了在华英国商人的普遍意向。因此，同治七年（1868）英国公使阿礼国先后三次向总理衙门送“修约节略”，其中开列的概免厘金，删改税则，内河准行轮船，长江与沿海增开口岸，海关设立官栈，退还洋货厘金，洋盐进口，开采煤矿，以及由此“牵及”的“铜钱（电报）、铁路”，[4]都是这种商人的普遍意向化作了英国使节的外交立场。但在中国人的眼中，西人的扩张已是伸展太过而逼迫太甚。

英国人索要的东西，既涉国家财赋又涉民间生理，因此，当日朝廷和疆吏最不能顺受的是这些东西涌入中国之后的伤“国政”和害“民生”。所以，随后八个多月里的中英折冲以“婉商”、“恫喝”、“严辩”、“驳复”相交错为常态，往往“此既舌敝唇焦，彼亦词穷语竭”。然而“其愿未偿，其心未已”，[5]则交涉终无了期。于是，次年折冲再起。最后议定的新约，是中国一方让出了比过去更多的利权；而这些让出的东西在英国一方却是“远不能满足商人的要求”。由此引出的在华英商“对于条约一切细节的反对”和伦敦商界“抗议批准条约”，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奏请女王中止批准”这个同阿礼国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新约。[6]显然，商界之阻止新约，表现的是其扩张意向在积久之后不能自抑的炽盛。而新约之能够被阻止，又一定会使其扩张的意向在后来的岁月里愈益炽盛。在后来的岁月里，这种既存于中英之间而没有借修约获得满足的“要求”，便不能不持续地影响和制约英国的驻华公使，并因之而不能不持续地为历史造因果。阿礼国之后，面对商界并且代表商界的是继任的威妥玛。而他一定会比阿礼国走得更远。

若着眼于一个更大的范围，则与厘金、税则、航运、采矿之类相比，英国人的商业扩张还在于久谋以云南为入口的“中国帝国西南边陲的那条路”，以期由此取径，“可以在那个国家的内地胜利地作一切将来的竞争”。[7]自19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英国人在两次侵缅战争之后已经据有下缅甸。对于中国人来说，英国人在地理空间上的这种移动，是本来的“岛夷”和“海国”最终已变作此日的近邻和强邻。于是，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之想便顺次而起，成为英国商界和政府议了又议的题目。与这些群起的议论相匹配的：是六十年代后期接连有过两次由英国政府和印度当局组织的探路，其中的一次已到达中国境内的腾越（腾冲），[8]可谓眼到脚到，节节远伸。而与英国人的节节远伸相仿佛，是相近的时间里法国人用同样的手段占据了越南的南部，并因之而同样由“海国”变成了中国的强邻。之后，当英国人从缅甸向东面的云南探路之日，法国人也在从越南向北面的云南探路。总署在奏报里统谓之“蚕食之谋，匪伊朝夕”。至七十年代中期，滇边所面临的已是法人“窃据越南各省十之六、七，欲由越南溯九龙、澜沧、黑惠、漾濞各江，并沿江各陆路自南而来”；英人“与缅甸立约通商，即由缅境历猛卯、腊撤各土司界，自西南而来”。[9]两者都在为中国造大患。但就英国人而言，一心溯江而上并“在极力和英国竞争”的法国人又是一个使人不能安心的直接的对手。[10]就这个意义而言，法国人在滇边的存在和躁动如同是对英国人的一种催促。除了这一面之外，七十年代中期英国的对华贸易已在“销沉和停滞”之中。随这种变化而来的，是商界为“产品寻找新的市场”[11]的强烈冲动又在使这个议了又议的题目变得日趋急切。因此，同治十三年（1874），在伦敦的提调之下，印度当局再度指定陆军上校柏郎（Browne，Horace Albert Colonel）领队探路，以勘测滇缅之间的陆路交通，同时要求其驻华公使派译员作引导。刚刚调入上海领事馆的马嘉理遂奉命入滇缅，并于次年一月在八莫与柏郎会合。之后马嘉理由缅境返回中国，行至蛮允附近被杀。已在东进途中的柏郎一行也半路受阻，就此折回八莫。在当日的奏议和后来的叙述里，这一段史事便被称作“滇案”或“马嘉理案”。

马嘉理之南行，是由中国政府发给“执照”的。发“执照”的总理衙门同时又曾“函致该省督抚，饬属于该翻译官到境量为照料”。[12]前一面是条约义务，后一面则是不在条约之内的格外当心和格外提防。但彼时云南的回民起事以及牵连弥广的长久动荡甫得平息，滇西犹在不宁之中。对于太过遥远的京城来说，便是当心和提防都只能鞭长不及马腹。因此总署虽已“函致该督抚”，而当马嘉理被戕杀19天之后英国公使威妥玛的照会送到了面前，地方文报还没有说起过这件事。于是在由此开头的中英交涉里，总署便成了后知后觉的一方。

对于英国人来说，马嘉理之死直接打断了他们预想中的探路。但当时英国外相德比（15th Earl of Derby）对威妥玛作训示，特别提醒的还是与中国政府交涉之际，要“牢记印度政府派柏郎上校率领探测队去云南的目的”。[13]显见得探路虽然一时中断，而促成了探路的那种商业扩张的意向却仍然支配着英国一方。在同一个时间里，还有过美国的一个外交官站在局外对总署作旁白，说是“英国上下议院绅耆率多巨商，久欲开通云南一路，兹闻马嘉理被戕，群情愤忿，即议请印度总督派兵进滇，藉端用强夺取”。[14]这段话以其同属西方世界的闻见之知为根据，具体地描述了这种扩张之势移入滇案的情节和过程，则意思又进了一层。因此，作为身在这些背景之中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同总署交涉滇案，从一开始便不肯作就事论事之想。光绪元年（1875）二月，他在送递总理衙门的“备忘录”里开列的是：一、中国政府派员调查，并应有英国官员全程介入；二、准由印度当局再次派队探路；三、赔银十五万两；四、作为《天津条约》给予英国使节的权利，实现“适当的和满意的觐见”；五、“确保”英商免除正税和半税以外的一切征课；六、“立即予以满足”历年累积的“各口未结等案”。[15]其中与马嘉理之死直接相关的有两条，而英国官员介入调查和预先勒取十五万两两节，以当日的万国公法而论，已皆属离奇。[16]余下的四条则同马嘉理个人全无关系，其命意所在大半是英国人的生意，都是《天津条约》之后英国人向中国屡索而不能得的东西。以滇案的本义和范围相衡量，显然太过牵连无度而枝杈旁生，然而按英国人的理路，“备忘录”所开列的六条还意犹未足。

因此，当年夏秋之交威妥玛过天津，同奉命羁縻的李鸿章“叠次”面谈滇案，于六条之外又立“七条”名目。其大端为中国政府须派大员赴英国道歉，以及朝廷明发上谕切责云贵总督岑毓英等等，而其侃侃而谈中所力持的裁撤厘卡、多开口岸和“上谕内所称‘英国’字样必要抬写”以示敬意之类尚不在七条之内。[17]然而滇案没有了结，则七条犹不是止境。至光绪二年（1876）五月，英国公使与总署“累经往返议论”而动辄“忿激异常”之后，又有过七条变为六条，六条再变为八条的波澜兴作。由此添加出来的，是“中国人有伤害英国人案件，准英国派员观审”；会商“滇省边界商务”；英国派员驻大理（或云南他处）”及重庆，并列“奉天大孤山、湖南岳州、湖北宜昌、安徽安庆、芜湖、江西南昌、浙江温州、广东水东、北海等处”为口岸。而赔银之数，又因加上“派兵护送”和“多调兵船”之费，须由英国另作核定。[18]其深作开掘，显然用心都在滇案之外。

这个过程历时一年又数个月，与这种越来越多的指索相匹配的，是代表英国的威妥玛在同中国作交涉的时候始终不懈地施以凌厉激亢。总署当日作奏报，遂于叙事之中不能不累举其“词意极为激切”、“愤激不平之气，狂妄无理之言，殊堪诧异”、“咆哮急迫”的种种脸相狰狞。[19]后来的一个法国历史学家论中英之间这一段史事，用为刻画的也威妥玛“最为好战的意图”。[20]因此，威妥玛的职份虽在交涉，而更喜欢用的则是胁迫。他对总署说的是，“若弗照行，从此绝交”，使馆“各员全行出京”；[21]他对李鸿章说的是，若再拖延，“我只好出京，把云南事交与印度大臣办理，各口通商事交与水师提督办理，英商税饷概不准完纳”，并预言，“那时兵端必开，再议新章断不止此数条”。[22]

在这一类语言胁迫之外并作为这一类语言胁迫的一种实证，英国政府应威妥玛之请，曾于光绪二年（1876）春专门从印度调来四艘军舰进入中国海面，以期用炮口助声势。昭示这种用来打仗的东西，是意在告诉中国人，语言的胁迫并不仅仅止是以口舌作风波，其直露的一派躁急是自额尔金以来所没有过的。[23]但中英滇案交涉的不断延续，以及威妥玛在这个过程里的一再“愤激”和一再胁迫，又说明了英国一方的六条、七条和八条都没有被中国人全部收受。光绪元年（1875）总署概论滇案交涉，曾言之明切地说：“自庚申定约以来迄今十有余年，各使臣觊觎中国，屡欲扩充，均经臣等力持而止。”是以此日英国公使“所求通商等事”皆“蓄谋已非一日而特于滇案发之”。然则“就洋情而论，则所求各节为本图，而滇案其藉端也”。[24]这些话说明了英国人的利害所在和中国人的利害所在。于是英国人要把这些东西同滇案混起来，而中国人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同滇案分开来，统归之为“一切拉杂之词”，并“叠与相持”而“痛加驳斥”。[25]交涉的过程遂因之而成为一个不断冲突的过程和屡次中断交涉的过程。

然而中英滇案交涉之际，又是中国政府侷促于四面交困当中的时候。一方面，由日本侵台引发的衅端虽然甫得平息，而日本之咄咄逼来则刚刚开始。另一方面，西征在军事上的一路推进已经使中国军队与占据了伊犁的俄国人越来越近，从而与中俄之间的危机和交涉越来越近。而同一个时间里，法国在越南不息的掠取又正日趋日近地化为对于中国持续的冲击和强烈的冲击。这些起于中日、中俄和中法的事端都发生于滇案之外，但由此引发的紧张和忧患悬在头上，则不会不具体地而且直接地制约中国人在滇案中的交涉。因此同“叠与相持”和“痛加驳斥”相交错的，常常还有主事的中国人由四面交困下的一旦“决裂”，而引出“值此饷绌兵单，大局尤可危虑”的涉想和担心。[26]而后，中外关系里的这一面便不会不导致交涉中的“深知事势紧要”而“曲予通融”，[27]从而导致中国一方在这种交涉，冲突，再交涉，再冲突的过程里一边为守护利权作撑持，一边为“力保和局”[28]向后退。所以每次由交涉而中断交涉到再起交涉，英国人都能更进一步。

至光绪二年（1876）七月，发生在土耳其的“大乱”已从远处牵制了英国。之后，是英国外交部“非常希望云南问题从速解决”[29]的训令又实在地牵制了已经“无所借口”，但还“觉得不满足”的威妥玛。[30]而在中国一面，则是出现于华北的旱灾正以其空间上的不断的延展而形成越来越大的规模和范围，使本在四面交困里的中国更深一层地进入了内忧与外患的交困之中。这种内忧与外患交困形成的内外互相牵动，不能不使中国人在交涉中的余地更少。原本的单面制约已演为两面各有各的牵制，因此，在经历了17个月的折冲之后，代表中国政府的李鸿章同英国公使威妥玛在烟台面议约章，以了结滇案。这个过程又费时二十多天。最后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以“昭雪滇案”为总目，大端在遣使谢罪，赔偿白银20万两，商订滇缅通商章程。第二部分以“优待往来”为总目，大端在协定中国官员同各国外交官往来的礼节，以及各口岸事涉中外的“承审章程”。第三部分以“通商事务”为总目，大端在各口租界免收洋货厘金，新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俟轮船上驶之后再议重庆，辟沿江六处地方停泊轮船并上下客货，进口洋药（鸦片）一并在海关完税纳厘。此外还有“另议专条”名目，主旨在准许英国派员入藏探路。[31]

在这些列入了约章的条目里，英国人不仅可以沿长江一路从下游而至中游，从中游而向上游自如地伸展；而且可以沿滇缅通商一路从西南锲入并且远伸，以经营中国的边地和内陆。由此拓出来的广袤空间，已是大幅度地实现了他们“蓄谋已非一日”的扩张意向。而同时的“承审章程”又别立一种法权结构，使之能够侵入中国政府的司法审判；至英人进西藏一条，则以后来藏地的不宁为中国人带来了历时久远的祸患。这些都说明：《烟台条约》已使英国人获得了影响后来的种种利权。但当时的英国商界经十多年期待悬想之后已所望太奢而不能知足。由此不能知足所催生的鼓噪，尤不满于《烟台条约》的“通商事务”一端。加上法国、德国、俄国、美国和西班牙联合起来，以备忘录方式反对英国“片面行动”，[32]遂使英国政府批准这个条约在时间上比中国政府迟了9年。

滇案由马嘉理之死而起，因此在交涉滇案的过程里，中国一方始终以“彻底确查”当日之真相为杜绝彼族“多方逞志”的要义。[33]光绪元年（1875）四月朝旨已令署云贵总督岑毓英“彻查根究”；一个月之后又特派湖广总督李瀚章为钦差大臣“赴滇查办”。[34]朝廷前后相继地驱动一个总督和另一个总督，皆意在先得真相，以势位与责任比，又以后者为重。因此，自当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李瀚章六次奏报“英员马嘉理在滇被戕情形”都被总署引入交涉之中，一以“不法匪徒”与“野人”之“伺隙乘机劫杀”[35]为滇事的因由所在和来龙去脉。“伺隙乘机劫杀”是一种一哄而起和四散而逃，以此立论，显然是李瀚章的查办并没有把云南的官府拖入漩涡之中。但郭嵩焘并不相信云南的官府不在漩涡之中，并在当时就滇案之起因曾另立一说：

臣在闽臬任内屡接云南信报，多云云南抚臣岑毓英探知英官柏郎带有缅兵入境，檄饬腾越厅、镇防备；腾越厅、镇又檄饬南甸一带土兵、练勇防备。辗转相承，浮言滋起，以致无故杀毙译官马嘉理一员，贸焉构难。

继之再劾其事后“意存掩护，又不查明肆杀情由据实奏报，而一诿其罪于野人”，并请“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处交部严加议处”。[36]比之“查办”所得，这些情节说明了疆吏的识度、判断、意志和权力在当日滇边所造成的骚动和盲动，以及这种骚动和盲动与滇案的因果关系。然则深究始末，从“匪徒”和“野人”很容易推导到官府。但那个时候相信郭嵩焘的人并不多。奉旨“查办”的李瀚章且对郭嵩焘的奏议作逐层指驳，而以“拿获各犯供认抢劫不讳，委非归罪于野人也”为总结之词。[37]迨滇案了结而云贵总督换了刘长佑，则“各犯供认”全变。彼时刚刚与英国人缔结了《烟台条约》的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里已说是“烟台定议条款，势迫于不可中止。旋接荫渠、琴轩来函，以岑中丞去滇后，犯供全翻，与威使访查情节一一吻合，足见彦卿手眼神通能障蔽家兄等耳目，而几贻国家之大祸，可不惧哉”。[38]显见得刘长佑和潘鼎新的信所证明的，是岑毓英介入滇案的程度其实比郭嵩焘推断的还要深。

这种迟来的翻供说明的是，在一年又六个月的中英交涉里，总署对于滇案的真相始终没有弄得十分明白。而作为对比，是英国一方曾不断地追究岑毓英的责任，并执意要将岑毓英“提京审讯”。[39]由此造成的压力，成为总署在交涉过程中备极窘迫和苦恼的题目之一。若以刘长佑、潘鼎新信中所说的“与威使访查情节一一吻合”为可信，则英国一方的这种追逼不会全是虚声恫喝。但烟台议约一经开局，威妥玛即收手不再追逼，至中英双方以《烟台条约》议结滇案之后，威妥玛且为“官犯”与“野匪”代求恩典，“以为责其既往，莫若保其将来，请将案内各犯宽免”。[40]其间的直起直落，正说明了同已得的种种权益相比，在英国公使心中，其实“马翻译被戕之事亦算不得什么”。[41]于是中英交涉的最终结果留给这一段历史的，仍然是种种细节上的模糊。

注释

[1]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2]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99页。

[3]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46、49—50页。

[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六十三卷，第2—3页。

[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六十三卷，第3—4、6—7页。

[6]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91、93、107—108页。

[7]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39页。

[8]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44—145、151页。

[9]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5页。

[10]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50页。

[11]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39、147页。

[12]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5页。

[13] 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241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

[14]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6—27页。

[15]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20页；《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6页。

[16] 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第100页。

[17]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三，《请酌允威使一二事》（光绪元年七月十三日）；卷四，《偕丁中丞与英国威使晤谈节略》（光绪元年七月三十日），《偕丁中丞与英国梅正使晤谈节略》（光绪元年八月初七日）。

[18]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11页。

[19]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6、56、82页。

[20] 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27页。

[21]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6页。

[22]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三，《与英国威使晤谈节略》（光绪元年八月初九日）；卷四，《偕丁中丞与英国威使晤谈节略》。

[23]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247页。参见《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54页。

[24]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73页。

[25]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6页。

[26]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三，《论滇案》（光绪元年七月初四日）；又见卷五，《论海防饷匮》（光绪二年六月初二日）。

[27]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13页。

[28]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四，《议酌允威使各节》（光绪元年八月初一日）。

[29]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250页。

[30]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28页。

[3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47—350页。

[32]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56页。

[33]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7页。

[34]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9、31页。

[35]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7页。

[36]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74页。

[37]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02页。

[38]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复沈幼丹制军》（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荫渠为刘长佑字；彦卿为岑毓英字。

[39]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10页。

[40]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38—139页。

[41]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三，《与英国威使节略》（光绪元年七月初三日）。

日本侵台湾，灭琉球

同治九年（1870），日本使节柳原前光以议约为名义到中国，在天津先晤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已经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和刚刚接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并在得到总署的答复后留下约稿16条返棹回国。第二年，日本政府再派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至中国“会议章程”，以“明定条约”。[1]于是在欧西列国之后，日本也尾随而来，进入了这种由欧西列国带给中国的条约关系和条约体系之中。

与欧西相比，与中国同属东亚的日本本自和中国有过长久的交往历史。但七十年代之初其叩门而索“明定条约”，则已是今时不同往昔而胸中别有怀抱。若由史事之先后说其来龙去脉，当日直接促成柳原前光与伊达宗城接踵而至的，是日本“王政复古”之后朝鲜屡次不纳使节，拒绝同日本重建邦交。经此一挫再挫，原本已经茁长于政府上层人物中间的“征韩论”因之而越益高涨。但时当各藩刚刚奉还版藉，其间的政事动荡和社会动荡又常常成为武事的制约。而同时正在发生的俄国步步深入库页岛、千岛，一路移来，有如舔糠及米，自日本人看去，其骎骎乎将及朝鲜之势带给日本的是来日的“永世大患”。[2]身在这种俄国已经蹲踞于朝鲜的后面而征韩犹在力有未逮之日，意图先入朝鲜的日本便不能不由交涉入手。而后是面对不肯交涉的朝鲜，日本取策于转身先找中国：

因朝鲜服从中国，奉其正朔，受其节度。故先派遣使节至中国商订条约，于归途压迫朝鲜王京，告以皇国（指日本）已和中国取得比肩平等地位，朝鲜当然要使用头等的礼节相待，殆无疑义。[3]

这一段出自日本外务省的策论说明，在一挫再挫之后，日本对付朝鲜，只能引朝鲜同中国久有的宗藩关系为下手之处。若以其间应有的逻辑作推导，则由此下手而能够站稳，便不能不以东亚的朝贡制度为立脚点并以这种朝贡制度为理所当然。然而与这一面同时存在并且相互依存的，还有用“商订条约”的方式从中国取得“平等地位”的另外一面。其中的尺度和规则都以起源于欧西的近代外交法则为范本，同朝贡制度及与之同义的宗藩关系比，正是各成一类而且彼此扞格的两种东西。然则把这两种东西一同引入外交方策之中，无异是在把矛盾和纠葛引入实际的外交过程之中。因此，日本的近代外交虽以尾随欧西为起点，而当它与同属东亚的国家相交往的时候，常常会使对手为之所牵，不得不更多地面对一重不可用欧西作方比的困窒。

当日本使节前后相继地来同中国“商订条约”的时候，中国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已经同英、法、美、俄、德、意、荷兰、丹麦、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签订了六十多个条约。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些都在为后来者作前导。因此日本所要的中日之约，是一种“与万国相同之条约”，[4]而尤其中意签订于咸丰十一年（1861）而能汇集种种西国利权的中德“通商条约”，并直捷地引为中日议约的蓝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后来说，其间的处心积虑，是“想从清帝国方面得到与欧美列强同等到特权”。[5]比之由日韩关系而移及中国，这种处心积虑应当是日本对华交涉中更见深鸷的东西。但正在为条约所苦的中国则不会喜欢订约，就其本愿，特别不会喜欢与同属东亚而援引西人样式前来叩门的日本订约。不喜欢订约又不得不议约，是总署怵于“西洋各小国来华定约，均由英法为介绍，即以英法为护符”的成例，然后由此推论日本：

此时坚拒所请，异日该国复挽英法为介绍，彼时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在彼转声势相联，在我反牢笼失策。

是以“与其将来必允，不如此时即明示允意”。[6]显见得中西之间的条约交往已成事实之后，则“明示允意”本自“无例可以拒阻”，[7]是一种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作为这个过程的另外一面并与之相表里的，是中国人的“明示允意”又一定会唤出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提防之心。彼时李鸿章既是赞成议约的人，又是主持议约的人，而其赞成与主持，脚跟都始终立于中日之约不可比照英法俄已立的法式，在“必欲准照西约成例，隐有挟制之意”的日本一方看去，便是“专欲特异于西例”。[8]积三十年与西国条约交往的经验而熟见其“已形之弊”[9]以后，总署和疆吏深所痛恶的是西约之前后相接，并沿例而请的“一体均沾”和“内地通商”，李鸿章曾直指前者为“虽一款可抵十款矣”，指后者为“洋人必争之利而实我内地受病之源”。因此与日本议约之日，最不肯让渡给日本的也是中国人苦之久矣的“一体均沾”和“内地通商”。由此形成的中国“专欲特异于西例”和日本“必欲准照西例”之间的相持，使所求甚奢的日本一方起落于“翘然自负”与“徘徊旬日”里[10]，屡申其说而最终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这两种东西。而后产生的条约以彼此不侵所属邦土和相互通商、各派使节为要目。虽说其间涉及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但两者都以相互承认为双方对等。因此，与三十年来众多的中西约章相对比，这个被称作中日“修好条规”的新约体现了一种大体上的平等。

然而日本意犹未足则不肯歇手，所以仅仅隔了6个月，又派柳原前光为使节来中国大幅“议改”成约。这种事后翻局的余波后来以无功而止，但其随随便便的倏来倏去，却说明了日本虽然一心想藉西方世界的条约样式获得“欧美列强同等的特权”，而其固有的意识则与西方世界里引为通则的条约观念和条约精神还差得很远。被看成可以事后翻局的条约是没约束力的条约，因此中日“修好条规”换文一年之后日本便以出兵侵入台湾打破了条约。

同治十年（1871），有琉球船只遇风飘流至台湾，致水手54人为土著所戕，同时另有12人被官民收救并自福州送回。事后，福建地方官循例奏报朝廷，之后又由使华日本人从次年的京报中获悉再传到彼邦的外务省。[11]在这个隔了一年的过程里，日本既是后来知道的，也是间接知道的。后来与间接，都说明琉球和台湾之间民人的事端本自与日本无涉。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却马上把这种得自中国的闻知之事接过手去并据为己有。他们正在图谋改变琉球的归属，而由此牵动历史和现状，则琉民遇害一事便成了可以向中国藉端发难的题目。琉球群岛地处中国和日本之间，从明初开始琉球王已向中国称臣朝贡，自居属邦；至同光之交犹谨奉中国正朔，以时间而论，前后已有5个世纪。但在地理空间上琉球又与日本更近，因此15世纪之后琉球又曾为日本所胁制，并在后来被列作萨摩藩的“附庸”。[12]这种出自于历史过程之中的舛错构成了琉球对中国和日本的双属，但同治十一年（1872）的日本已在用“册封”的办法收琉球的版籍，其诏书说是：“朕膺上天之景命，绍万世一系之帝祚，奄有四海，君临八荒。”而“琉球近在南服”且“世世为萨摩之附庸”，已是任在“藩屏”。这种以一面之辞相部勒，把琉球圈入日本界内的做法，显见得是一心要颠翻双属的历史和旧局。[13]因此，被害的琉民便被认作了日本人，同时是台湾土著则被置于“生蕃”的名目之下，成了可以由日本政府用武力剿杀的对象。当日外务卿副岛种臣作奏章，把这种越界动武称作“伐蕃”，并明言“伐蕃”虽以琉民遇害为理由，而着意的则尤其在于“使清人甘让生蕃之域”，以期“辟土地、得民心”。[14]于是，日本的指掌便沿着琉球而伸到台湾。

在这种日本人谋划越海侵台的过程里，美国驻日公使德朗（C.E De Long）曾“予日本以额外的同情与帮助”，为的是“离间日本和中国”，并“把台湾和朝鲜的庄严领土放在一个同情西方列强的国家的旗帜之下”。这种别有用心而异常热切的一边倒卷入太深，已经超出了一个外交官的本分。因此，“当华盛顿方面得知德朗活动详细情形的时候，他立即被召回国”。[15]但在这个过程里被引入外务省作客卿的前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Legendre，Charles William），却在日本人的一面之想里流连忘返，不仅卷入太深，而且兴风作浪。前此数年有美国船只在台湾海面失事，李仙得曾随彼邦兵队从南部入岛，并多方留意其间的人情物理，路径地势，自以为尽得真知。此日一旦为日本作帮手，遂以其一孔之见作指点，说是中国对琉民遇害的那片区域并没有行使主权，“可任任何一国管辖”。而“在亚洲国家中，属日本管辖最合适”。[16]同时，又自许可以为日本租美国船只募美国军人相助。[17]这些话虽然出自个人，代表的却是一种西人看待东亚的观念。显然，作为日本人雇用的策士，本属西方世界的李仙得是在着力地为日本“伐蕃”侵台引来西方世界的呼应和支撑。但李仙得既是一个见识浅薄的人，又是一个不肯安份的人，见识浅薄而不肯安份引入中日之间，大半只能化为纵横捭阖的多事和好事。因此，同治十二年（1873）副岛种臣“藉换约为名”来华争“伐蕃之由”，[18]李仙得便成了顾问的随员，一路跟着重入中国。

日本人向中国争“伐番之由”，前提是把琉民圈进了日本人里，但自中国一面而言则从来没有承认过琉民是日本人。其间日本副使柳原前光曾至总署，专以琉民与台民之前的事端致诘问，正在总理衙门当差的毛昶熙、董恂与之对话，明切地回应说：“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以事论理，这些话申论主权所归，并无一点可以游移的余地。之后，日使又以“不惩台蕃”为大咎向中国作追问，总署则引“日本之虾夷”和“美国之红蕃”的“不服王化”为成例，把戕琉民的土著归为“化外”之民，而以“未便穷治”为当然。[19]这里说的“王化”与“化外”，本是沿用儒学传统既有的和久有的观念来表述群类与群类之间文野的差别，从而分辨群类和群类之间治理的差别。由此显出来的当然是一种深深的歧视，但就其本义作释读，则显见得“化内”“化外”都与近代外交关系中的主权观念了不相涉。日本地处东亚而久与儒学相熟，出使的日本人和柄国的日本人不会不知道“化外”自有确诂。而时当“伐蕃”已经定为国策之日，他们要的却是用西来的观念刻意地对儒学观念别为诠释，由“化外”一词强作推导，把“台湾土蕃部落”所在归为“无主（权）之地”。[20]中日虽在交涉之中，但其时的日本从来没有把交涉的过程当作消弭冲突从而消弭兵事的过程。因此，副岛种臣使华后一年，日本即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发兵三千渡海侵台，并在当年五月由琅峤登陆。随后是登陆的日军分途深入，一路烧杀。

日本出兵侵台对中国是一种意外，[21]因此是一种震动。当日朝廷和地方由“该国转藉他国积年旧案，越境兴兵”作推度，都深信“其妄生觊觎，自不待问”。[22]日本“觊觎”的东西是中国不能出让的东西，所以久受倚重的沈葆桢因之而再被倚重，奉旨“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23]随后是驻在徐州的淮军洋枪队六千五百余人陆续航海赴台湾。[24]同时沿海各省戒严。于是，侵入台湾的日本军队和移守台湾的中国军队相逢于同一个空间之中，形成了一种武力的对峙。但在同治十三年（1874）的台湾，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之间的这种对峙还只能算是一种静止的对峙。就一面而言，侵台的日军用枪炮对付被他们称作“生番”的土著，虽然屡遭抵抗，而其据有的优势则最终足以压平土著居住的那一片区域。然而作战既已了结，随之而来的疟疾流行对于日军却构成了真正的从而是致命的杀伤，以至于当时日本兵弁之死于战事者不过12人，死于疾病者则多达561人。[25]置身于这种疾病流行而死亡相接的时间和地点里，日军与中国军队相遇，打仗便成了力不从心的事。而就另一面而言，在意外和震动之中走向与日本对峙的中国，同时又是在以自己的仓促回应与日本的蓄谋已久相对峙。其时朝旨令沿海各省议海防，而疆吏复奏大半由“兵力既单，饷项尤绌”，轮船枪械皆“不足于用”说到“防务实无把握”，纷纷然引为扼腕之叹。[26]地方奏报“防务实无把握”正是因台湾起衅而筹度沿海各口，直言打仗没有把握。是以淮军虽已移守台湾，朝廷犹不能放手挞伐而志在必战。然则中日之间武力的对峙之所以成为静止的对峙，其中的内涵便是这种日本人的力不从心与中国人的“实无把握”的对峙和相持。因此，当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对峙于台湾之日，同一个时间里的中国一方和日本一方又始终在交涉之中。与对峙相比，这个过程则旨在息兵。其间既有沈葆桢的副手潘霨同日本统兵官西乡从道的交涉，又有总理衙门同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的交涉，而当日的一道上谕说交涉，曾总谓之曰：“日本兴兵，显背条约，固属理曲辞穷，若能就我范围，敛兵回国，自可消弭衅端。”[27]

中国人作交涉，期望在于说理。但“理曲辞穷”的日本人并不讲理所以并不怕理。因此侵台日军虽已在力不从心之中，而柳原前光奉到的“谈判要领”却包含了更多的进攻性和进取心：一方面要从中国获得赔款作为补偿以换取从台湾撤兵，并借此否定中国对琉球的宗主权。另一方面要通过谈判“打开朝鲜自新（自身革新）之门”。[28]比之“伐蕃”，显然是所求愈奢。而后是当年夏季总署同日本公使之间的交涉不能不成为一方的“语多恣肆”和一方的“逐层折辩”，并不能不最终成为“彼此持论，毫无归束”，各自表达而南辕北辙。[29]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过程。因此，秋间又有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以全权大臣名义使华，继柳原之后与中国交涉。大久保官阶比柳原高，而理路却无所改于柳原，且尤以索赔款偿兵费“二百万两”为急。于是交涉依旧在南辕北辙之间。

但从春季以来，日本出兵台湾已经搅动了西人眼中的东亚秩序，从而搅动了与这种秩序相连的西方人的利益。是以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称这种黩武为“没有合理的借口”，并因之而“相当反对日本的海盗式行为”。[30]而在德朗之后接任美国驻日公使的平安（J.A.Bingham）立论已与前任判然不同，当侵台日军出动之日，曾直接以抗议的方式，向日本政府索回已被日军雇用的美国军人和船只。然则好事和多事的李仙得虽以纵横捭阖为能事，却一旦放手搅动而并没有本事收场。遂使身在事中的日人一时有“追悔为西人所卖”之愤。[31]以彼时的东亚而论，西人是势之所在，当道的日本人虽然不怕理却不敢不怕势，面对西人的这种不肯认同，遂不能不知所顾忌。而由此返顾国内，则所见已是其出兵侵台造成的政府“费尽财力”，正弄得日趋困窘。[32]这些都决定了大久保虽好用威胁为交涉手段，其实威胁的背后同时是心中无数。因此，从德朗、李仙得到巴夏礼和平安，在中日的对峙和交涉里始终有着西人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当旁观的西人以其商业利益为取向，不能久耐中日之间以武力相对峙的局面之后，驻华的美国代理公使卫三畏和英国公使威妥玛曾先后出面兼作调停和干预，而威妥玛涉入尤深。他们向日本政府主张中国对于台湾的主权，并促其从台湾撤兵，[33]又向中国政府“初示关切，继为恫喝之词”，而“关切”和“恫喝”都落脚于代日本一方索兵费。[34]随后是接受了调停的双方在同治十三年（1874）深秋签订中日《北京条约》，了结了六个多月来的对峙。中国一方不甘心地付出了五十万银子；日本一方则不仅借此脱出了一种“进退两难”[35]的境地，而且因“专条”所列“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36]一款而得以自为嫁接引申，径直否定了中国对琉球的宗主权。当日随同大久保来华的法国顾问巴桑纳（Boissonade，G.E.）说是中日之间的这个约章“最幸运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37]表达的正是日本的利益和日本的立场。若从这一面衡量，显然是日本自以为已经达到了目的。

随后，在中日台事交涉的下一年，日本已“特派第六军营熊本镇台分遣队”入驻“举国无兵”的琉球。并禁断琉球对中国的朝贡和使节往来，同时在琉球境内废中国正朔而立明治年号；[38]次年，又派内务省官员驻扎琉球，这些人代表的当然是一种来自东京的监伺督察。积此步步勒逼，至光绪五年（1879）日本政府遂明令废琉球藩，置冲绳县。琉球因之灭国。

日本吞并了琉球。而在数百年琉球对中国“世列外藩，岁修职贡”之后，这个过程便不能不由琉球而连及中国。光绪三年（1877）春，深苦日本扼迫而没有抵挡之力的琉王遣使渡海入闽作“委曲陈情”，[39]之后又有琉球使者夜谒中国驻日公使，“伏地痛哭”，诉说“今日阻贡，行且废藩，终必亡国”。[40]直到琉球灭国之后，还有使臣赴天津见李鸿章；赴北京叩礼部，吁求救其“倾复之危”。[41]这种陈情、诉说和吁求，都是沿着朝贡制度留下的历史路径在向中国讨援助。日本对琉球的勒逼颠翻了琉球与中国之间的历史和现状，于是，琉球的归属和存废都成了中国不得不管的事。

斯时首任驻日中国公使何如璋刚刚到达彼邦，遂自始即卷入“办理日本阻贡一案”之中，而为之汲汲皇皇。在此后两年时间里，他曾迭次同日本外务卿“辩诘”，为琉球争“贡事”；同日本内务卿“辩诘”为琉球争存废，备述琉球“臣事朝贡，为我藩属”而“至为恭顺”。其典礼“载于大清会典、礼部则例，历朝封册以及册使著述《中山传信录》等”，且“琉球人著作如《中山史略》、《球阳志》并贵国人近著《琉球志》亦有明记。琉球国于咸丰年间与美、法、英诸国缔约，其所用皆为吾国年号历朔，故欧美诸国无不知琉球为我属国者”。[42]其间因言辞之“锋芒稍重”，又曾同已经回国的日本驻华公使起冲撞。迨日本一方“废琉球为郡县”，力尽于“辩诘”相争的何如璋又致书总署，力主中国“宜假兵威，以示必争”。[43]作为一种对比，是彼时闽省疆吏深怕地方“波及”，遂倡“勿轻发端”之说，而“极言恐开边衅，欲罢此事”。[44]两相对照，显然是由翰林院侍讲出为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更多一点任事的果敢和担当。然而自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一面看去，其主张犹是“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45]当时总署在奏告里曾申论之曰：

琉球久隶藩服，意本无他。日本欲以威权，强为迫胁，实属情理两亏。惟何如璋等欲假兵力以示声威一节，揣度中国现在局势，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若徒张声势而鲜实际，设或为彼觑破，转难了局。

因此“再四熟商，自应仍以依据情理辩论为正办”。[46]总署不会不知道引“情理”入交涉其实对付不了日本人，但他们更怕引没有“实际”的“声势”入交涉而“转难了局”。而后是何如璋退到了旁边，中日交涉一变而为总理衙门同日本驻华公使和外务省反复的照会往来。

在这种文字形成的交涉里，“力有不逮”的中国只能以“无端灭人之国，绝人之祀”为责问之词，与正在放手“迫胁”而且志在必得的日本作义理之辩和口舌之辩。[47]于是交涉的过程便成了一个无从伸张和没有结果的过程。因此当年春季美国前任总统格兰忒（Grant，Ulysses Simpson）来华，管总署的奕和管北洋的李鸿章先后以“日本灭琉球，不但与中国启衅，直将搅乱华美通商大局”为辞，嘱请居间“调停”。[48]之后格兰忒东渡日本，提议三分琉球，以北岛归日本，中岛还琉球，南岛归中国。在格兰忒来东亚之前，已有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谴责日本占琉球为全凭武力而没有理据，并因之而为中国鸣不平。同时的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Brandt，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也指日本外交为“邪门歪道”，对华“行迹近乎欺凌”，已“使各国政府感到不快”。[49]这些评断无疑都会化作对于日本的压力。因此日本以接过格兰忒的提议为让步，但又截掉了中岛还琉球一层，而以南岛归中国，同时再添加修改中日约章，另增内地通商各款，使日本得享西国所有特权为主张。当日朝廷既不愿无故轻改旧约，尤不能接受日本灭琉球之祀，然而时逢中俄交涉正亟之日，又深恐因中国拒日太过而致日本转身联俄。由此形成的交困使总署在左右支绌里游移，又在游移之后退了一步，主张南岛还琉王，以延其一线之祀，并允中日修约议商务。其理路显然犹重在兴灭国，继绝世以承当朝贡制度里上国的义务。随后的交涉曾在光绪六年（1880）形成过一个条约草案，而廷议因之起，纷纷然多不认可。其间李鸿章应朝旨询问作复奏，力主不能“将琉事与约章混作一案”而轻许日本内地通商，“利益均沾”。以此为前提，则“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两相权衡“惟有用延宕之一法”，至“俄事既结，再理球案，则力专而势自张”。[50]他曾经绾中日交往并议中日条约，所以他的主张能够左右全局，而总署与日本公使的条约草案遂因此而废。

然而后来的岁月里外患此起彼落，了无尽时而且日逼日急，“延宕之一法”始终没有为中国人等来“再理球案”的一天。于是本属中日之间悬案的日本灭琉球一事，便在“延宕”之中成了一种没有法理但已固化了的事实。

注释

[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一，第26页。

[2] [日]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29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3] 《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卷，第89号文件，第145页，转引自吴文星：《中日修好条约初探》，载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五编，清季对外交涉（二）俄、日，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4] 《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卷，第109号文件，第191页，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五编，第21页。

[5]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37页。

[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八，第24页。

[7]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六，《致应敏斋观察》（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8]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八，《日本议约情形折》（同治十年七月初六日）；《日本副使柳原前光等来函》（同治十年六月十八日）。

[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第11页；卷八十二，第31页；《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议日本换约》（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二，第1、29页。

[11] 梁嘉彬：《琉球亡国中日争持考实》，《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五编：《清季对外交涉》（二），第87页。

[12] 王芸生：《六十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0页，三联书店2005年。

[13]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五编：《清季对外交涉》，第85页。

[14]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五编：《清季对外交涉》，第88页。

[15] 参见《美国人在东亚》，第374—375页；《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06页。

[16] 参见《美国人在东亚》，第375页；《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07页。

[17]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五编：《清季对外交涉》（二），第88页。

[18]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五编：《清季对外交涉》（二），第88页。

[19] 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5页。

[20] 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5页。

[2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三，第29—30页。

[2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四，第6页。

[2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三，第39页。

[2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七，第1页。

[25]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52页。

[2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四，第4页；卷九十六，第11、2页。

[2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四，第10页。

[28]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七卷，第157页，转引自《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53页。

[2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六，第30、31页

[30] [英]斯坦利·莱恩·普尔等著，金莹译：《巴夏礼在中国》，第332、33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1]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234页注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四，第22页；卷九十八，第13页。

[3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第12页。

[33] 见《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234页注①，《美国人在东亚》，第377页。

[3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第14页

[35]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298页。

[36]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43页。

[37] 转引自《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54页。

[38]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五编：《清季对外交涉》（二），第96页。

[39]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90页。

[40]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五编：《清季对外交涉》（二），第114页。

[41]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九，《琉球国紫中官向德宏初次禀稿》（光绪五年五月十四日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70页。

[42]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五编：《清季对外交涉》（二），第120—121页。

[43]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4—166页；《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86页。

[44]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八，《密议日本争琉球事》（光绪四年五月初九日），《何子峨来函》（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副附）。

[45]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九，《密论何子峨》（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46]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5页。

[47]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五编：《清季对外交涉》（二），第128页。

[48]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八，《与美国格前总统晤谈节略》（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附）。

[49] 转引自《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82页。

[5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九，《妥筹琉球案折》（光绪六年十月初九日）。

中国、日本与朝鲜：从“壬午事变”到“甲申事变”

中日台事之后日本既已着手灭琉球，同时又在岌岌乎谋朝鲜。因此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向朝鲜再派使节再被拒绝之后，次年的春天、夏天和秋天遂有日本军舰直入朝鲜近海并径入釜山港，接着又以示威为目的测量朝鲜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其中的云扬号且驶近韩京汉城附近的江华岛，因之而遭戍兵炮击，随后日舰还击，毁其炮台并登陆烧杀。日本的示威演为日韩炮战。而由此造成的时势，又拽着中国卷入了其间的冲突和纠葛。

同治九年（1870）日本遣使与中国议“修好条规”，其动因之一便是借此进入朝鲜。然而此后数年日本的使节依然进不了朝鲜。彼时韩王生父李昰应以大院君名义执国政，由于其先人之墓曾遭教民引来寻金宝的西洋兵挖掘，而致心中留有一段切骨的痛史，因此大院君极恨天主教而深恶西洋人，以至于执政十年，已杀教民二十万。当日本变法效西洋之后，又因之而憎日本，曾布告八道与之绝交。对于日本来说，则其屡次叩门面对这种一意绝交，遂不能不一挫再挫。江华岛炮战之时大院君刚刚罢政，而日本一方在遣使的同时动用军舰，正是屡挫之后引武力作震慑，以期在亲政未久的韩王手里压出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局面。[1]

21年之前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柏利（Perry，M.C）强制日本开国，用的也是领四艘军舰入江户湾内作示威性测量的办法。当初日本屈服于武力，遂使此后的日本极相信武力。因此江华岛的示威变为炮战之后三个月，日本已指派陆军中将黑田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专程赴朝鲜，并由三舰军舰和三艘轮船组成舰队一路随行。在“全权办理”这个名目之下，日本向朝鲜追究江华岛炮击的责任，是同日韩之间的“修好谈判”连为一体的，然则借助于这个题目，“修好”也因之而能够与强制连为了一体。当时美国驻日公使平安以《柏利提督日本远征记》一书赠黑田一行，[2]显见得是取21年前的旧事作类比，而启其效法之心。当黑田动身之前，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曾奉命向总署递节略，又与李鸿章作长谈，皆以一面之词陈述江华岛炮击，而旨在说动中国出面“令高丽接待日本使臣”。[3]但自总署言之，则“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这是一种由明代继承下来的旧轨，至清代又执守了二百三十多年。因此，此日“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4]在东亚的历史秩序和文化秩序里，“外藩”不同于“内属”的区别便在于“政教禁令”的“自行专主”。就这个意义说，总署表达的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事实和当下仍然在延续的事实。然而日使引“中国曾无干预内政”为词，而截去其形成于历史过程之中的来路和含义，之后悬空论断，说是“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并径直由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推演到中国、朝鲜与日本之间：“因此，凡事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上无所关系”。[5]

这些话虽出自对于总署的一时回应，而以日本政界和军界中翻腾起伏并经久不息的征韩论为背景，则显然是蓄积多时之后的一为显露。由此曾引发总署与之照会往来作相互论辩，但牛头不对马嘴，最终都成了一种不能沟通的对话。而日本公使与中国人的争执尚未了结，“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和他所统带的舰队已经起航，并很快地到达了朝鲜的釜山。

彼时的朝鲜因韩王亲政而致闵妃干政，又因闵妃与大院君为敌而尽反旧政。是以当此日本军舰停泊海岸之际，已不能久持往日的执着排外与深闭固拒。随后，自日本军舰到达釜山算起，不过一个月的功夫，朝鲜便与日本立《江华条约》（“修好条规”）12款。日本借助于这个条约获得了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以及使节驻留朝鲜京城等等利权。在那个时候的日本和朝鲜之间，这些利权只能是单方面的，因此这个条约只能是不平等的。而同这些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东西相比，则12款中首列“朝鲜国自主之邦”[6]一节尤其旨深意远，其着力处全在于用条约的方式切断朝鲜与中国之间久有的宗藩关系。虽说这一节文字以朝鲜与日本共认“自主”和互认“自主”为直观的表象，但引森有礼与总署围绕同一个题目的争执为《江华条约》作衬映，则显见得两者前后穿连而一以贯之，其旨深意远皆出自日本一方筹划东亚大陆的国策。对于日本来说，这是积久之后得以一逞，而由此搅动中国和东亚，却使本来以朝贡制度和宗藩关系相维持的国家之间的古老秩序因之而承受深度冲击，并在朝鲜被戳开了一个窟窿。随之是戮开的窟窿便会成为一种样式。6年后美国继日本与朝鲜立约通商，虽然这个过程始终都是在中国政府的主持下实现的，而议约的美国使节薛斐尔（Shufeldt，Robert Wilson，Commodore）却力拒将“朝鲜为中国属邦”一款列入条约。[7]同年，英国和德国依美国样式与朝鲜立约，后数年间意大利与俄国又先后继之。而朝鲜同中国的关系则都成了被各国约议置之度外的东西。因此，每一个条约都像是在同日本作呼应。曾经深闭固拒的朝鲜沿着这些条约开始与列国交往，而后进入了朝鲜的外国人又会直接和间接地牵动这个国度里的内政。

朝日《江华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对于朝鲜仍然以“政教禁令”一任其“自行专主”为立场。而日本则一旦进入便步步伸展，数年之间已能影响宫廷，在用事的大臣中形成一群亲日派。而后有派遣学生留学日本，聘请日本军官训练新军等等以日本法度变朝鲜“政教禁令”的事。但更多的朝鲜人历经大院君十年排外之后犹在历史惯性之中，他们并不喜欢日本法度。同时是亲近日本的大臣大半因用事而贪渎，因贪渎而聚怨。所以当这些人亲近日本的时候，又在把聚集于他们身上的怨恨带到日本一面。于是日本伸展影响的过程一定又会成为伸展矛盾的过程，而影响和矛盾都始终同朝鲜的社会动荡纠结在一起。至壬午年（1882），军队因长期积欠军饷已久蓄不满，又因别立新军并厚此薄彼激生普遍的愤怒。这种自下而上的不满和愤怒经罢政的大院君作自上而下的撺煽动员，遂使驻京城的旧军一触即发而群起兵变，从守军变成了叛军。之后，乱兵攻入王宫，袭击日本使馆，杀执政大臣并杀新军里的日本教官、日本翻译等等，驻朝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仓惶出逃，仅以身免。另一个易服潜逃的是大院君痛恶的闵妃。

论其因果属连，显然是这一场兵变在放手犯上作乱的同时，又在以凌厉的排拒回应锲入的日本。但已经锲入的日本是不肯接受排拒的，因此“壬午事变”发生之后，日本立即遣兵会同花房重入汉城与朝鲜政府交涉，并在国内下达召集令以准备战争。迨中国得报，朝旨以日本动兵为“其情尚难测度”，令署直隶总督张树声筹划提调，“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8]随后丁汝昌统带的三艘军舰和吴长庆督率的6营淮军奉命以平乱为名义到达朝鲜，并在很短的时间里逮捕大院君而且镇压了变乱。同一个时间里，已经开始的朝日交涉也在兵变平息之后以《济物浦条约》和朝日《修好条规续约》作了结。其要目是朝鲜惩凶、赔款、道歉、允日本驻兵保卫使馆等等。于是在日本的使节进入朝鲜之后，日本的武装也进入了朝鲜。

“壬午事变”从开始至结束不到两个月，但中国因日本出兵而深深地卷入了其间，这个过程不待韩王吁请，因此这个过程从一开始也打破了“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主，中国从不与闻”的旧轨。就其起因和来路而言，这是中国人对日本搅动东亚的一种被动回应，然而旧轨一经打破便已另成一派格局，中国变，朝鲜亦变，遂使中国和朝鲜都无法再回到以“事大字小”维持长久相安的那种传统的宗藩关系里了。因此，在朝鲜与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之后两个月，中国同朝鲜立“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以明定朝鲜“久列藩封”，并定中国派总办朝鲜各口商务委员[9]等等。这一“章程”为维护宗藩关系而不得不把近代条约关系引入了原本的朝贡制度之中，与此相表里的，则是中国由“曾无干预内政”变作不得不干预内政。这个过程曾使平乱的三千淮军为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济物浦条约》所牵，就此长驻朝鲜，意在以自己的存在来平衡和制约已经进入了汉城的日本军队；并在同一个目的下拨赠枪炮，由主持淮军营务的袁世凯为朝鲜练兵，随后是日本化的新军之外又出现了数量更多的中国化的新军。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北洋大臣为朝鲜指聘曾在中国海关作雇员，并曾任德国驻天津副领事的穆麟德（Mollendorff，Paul Geory von）管理海关，兼办外交。彼虽西人，但以渊源而论则显然属于中国一面。在朝鲜“久列藩封”的历史里，像这样由中国人直接地深入到其军政和内政之中的事是从来没有过的。而时当日本已在朝鲜着力经营之日，中国人的这种为堵挡日本而作的直接深入，又注定会同日本的伸展之势正面相撞于壬午之后的朝鲜。当“征韩论”初起之际，日本军界和政界的意中已是把朝鲜当成了“防备强俄之屏藩”。[10]然则日本经营朝鲜，要的是朝鲜的日本化。但时逢中国的直接深入成为一种直接的堵挡，遂使其不能不为营造日本的“屏藩”而先断中国的“藩封”，从而使力倡“征韩”的日本奇异地成了向韩人鼓煽“独立”的出格热心者。这个过程曾使受鼓煽的韩人自成一群，立“开化党”为名目；并因得到日本政府的财力接济而富有活力。[11]于是原本形成于中日之间的颉颃，因之而引入了这些进出宫廷的朝鲜官员。而后是“独立”和亲日在那个时候的朝鲜成了难分难解的东西，同时是“独立”和亲日在那个时候的朝鲜都成了与中国对立的东西。

至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起，而亚洲局势为之一变。中国苦于为战争所牵制，日本则在鼓煽多时之后等来了一个可以动手的机会。其时位居参议的伊藤博文，以及继花房义质之后任驻朝鲜公使的竹添进一郎尤着意于“煽动亲日派发动内乱”，并发纵指使，调度韩人中的“开化党”趁时举事。[12]由于这种来自日本官界的强力推动，并有“日本打手和（朝鲜）留日学生为骨干”，[13]从日本贩入的“独立”和“开化”遂横决而出，演为当年冬季借朝鲜政府庆祝开办邮政的宴会而突起放火杀人的一场政变，随后导致两天之内京城中和宫廷里的天翻地覆。其间的高潮，是身为公使的竹添进一郎领日军占据王宫而控驭韩王，助成了朝鲜政府中的亲日派肆无忌惮地屠戮本属同僚的亲华一派。这种由日本人主导的“独立”太过名实相悖，在其所到的地方不见“开化”只见血污。而后暴力召来暴力。作为直接的回应和回击，是中国驻军应朝鲜大臣的请求进宫靖难，并在袁世凯的指挥下把日军逼出了宫门。随后，由血腥激生的愤怒化为民间骚乱，致日使出逃，使馆被焚。三天之内，卷入其中的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皆既死且伤。这一场动荡距壬午两年，以干支系史事，遂称作“甲申事变”。

日本公使主导了朝鲜的政变，从而主导了牵动东亚三国的祸乱。在这个过程里，中国、朝鲜和日本已是重重纠结而相互缠绕。但随后日本政府收拾这场祸乱留下的一摊残局，却立意要把中国排除在外。因此，当外务卿井上馨自任主持交涉的全权大臣，在竹添公使出逃之后十五天到达朝鲜的时候，便以“无全权字样”为理由，拒绝同奉旨赴韩查办的中国大臣吴大澂“商议”，致使不肯“坐视不问”的吴大澂无从置问。[14]由于把中国排除在外，井上馨与朝鲜的交涉便能够“于此事原委概置不论”，而径行“要约三端”：“令遣使赴日谢过”，并索“被害商民恤款”和“使馆修筑费”。[15]不论“原委”，要害在于不论因果，不论因果，要害在于不论责任。于是“要约”下签订的朝日《汉城条约》遂成了无分曲直而专门以强弱定是非的东西。而当《汉城条约》使本为祸首的日本在“概置不论”中抹掉了责任之后，从长远着眼和根本着眼，曾被有心排除在外的中国便成了交涉的对象。因此，次年年初伊藤博文以全权大臣名义来中国，在天津与李鸿章接连会谈六次。伊藤要的是惩治中国统将，抚恤日本难民，以及中国撤回驻韩军队。虽说前两项因其涉及“甲申事变”里的是非之辨而致双方龂龂相争，并为李鸿章一拒再拒。但日本意中的重心所归则尤其在撤兵，[16]而对于中国一方来说，“撤兵一节”既是“两国同撤”，比之惩治统将和抚恤日民于理犹少窒碍。[17]且淮军戍韩三年，已致“将士苦累嗟怨”，加上“朝城各国官商毕集，口舌繁多，日人又从中播弄，统将刚柔操纵，难尽合宜”，这个环境太过复杂，要找胜任的带兵官已“得人实属不易”。[18]以事实而论，中国之孤军远驻本非得已。在由此形成的判断里，显然是日军若能“尽撤”，则防日的戍军自可同时撤返。日本要求撤兵，而中国本来意不在长驻久戍。因此，折冲十五天之后产生的中日《天津会议专约》明定：一、两国“尽数撤回”驻扎朝鲜之兵；二、两国“均无派员”教练朝鲜军队；三、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两国如须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事定撤回。[19]

当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议撤兵的时候，已明白地看到了其间内伏的远忧：

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预。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久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韩，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倭人嗾朝叛华，或朝人内乱，或俄邻有侵夺土地之事，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思审处者也。

因此，磋磨约章之际，他曾力为护持由宗藩关系派生的中国对朝鲜“过问”兵事的义务和权力，主张“于第二条内添注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例”。而伊藤峻拒之，并以中日对等的立场“亦另拟一条云：中日两国如经朝鲜请平内乱，各有派兵赴朝之权，惟彼此均应请示”。而李鸿章峻拒之。[20]双方都不肯退让，随后相持遂成僵持。三天后朝旨到天津，说是“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若“万不得已”可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语”。[21]朝廷为了保留中国的出兵权同时也给予了日本出兵权，从而给了日本李鸿章所不肯给的东西。由此约定的“互相知照”，其实已使中国保留的出兵权成了一种受限制的权力和不完整的权力。而原本为中国人所固守的中韩关系不同于日韩关系的界线，则因之而被中国政府自己用条约的形式打破了。这些都会成为来日的后患。

注释

[1]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57页。

[2]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58—159页。

[3]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四，《论日本派使入朝鲜》（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使臣森有礼署使郑永宁来署晤谈节略》（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4]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84页。

[5]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4页，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26页。

[6] 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36页。

[7]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三，《论美使议朝约不认中国属邦》（光绪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后来以“画押后由朝鲜另备照会美国外部，声明朝鲜久为中国藩属”为折衷办法。而于条约本身固不相涉。

[8]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524页。

[9]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04—405页。

[10]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98页。

[11]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98—199页。

[12]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01页。

[13]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02—203页。

[14]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927页。

[15]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927页。

[16]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05页。

[17]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述日使议办各节》（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18]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请与日使议撤朝鲜戍兵》（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19]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65页。

[20]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018页；《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与日使伊藤问答节略》（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21]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述日使定议》》（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内乱外患与西北边疆危机

一　阿古柏为祸与左宗棠西征

同治元年（1862），陕西同州等处回汉互斗。由此旁及，蔓延到渭河南北，继之引发陕、甘多处回民起事，并一路席卷关陇而且声势越来越大。两年后，与甘肃相近的新疆东部先受震荡感染，而致积之既久的种种社会矛盾一时溃决，化为以回民为主体的群起暴动和各自为战。之后，这种当日被称作“回乱”的过程自东向西地在空间上不断扩展，由库车而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喀什噶尔（旧城）以及稍后的伊犁等等。两年之间已遍及天山南北的大部分地方。由于陕甘久在战乱之中，陕甘的战乱便成为一种地理上的区隔，使朝廷的手掌难于越关陇而入新疆。因此，群起暴动和各自为战遂很容易地演变为强占一方的武力割据，与这种割据相匹配，其乌合之众的头目已在用自立的“土耳其斯坦王”、“清真回王”等等各色名目相标张，以自相雄长和彼此颉颃。南疆与北疆因之而四分五裂，于是南疆与北疆都陷入了以攻掠为常态的大乱之中。这种以攻掠为常态的大乱不仅为生民造灾难，而且为历史造后患。

同治三年（1864），控有喀什噶尔一带的头目金相印久攻官兵驻守的汉城不能克，转而向境外的浩罕乞师助攻。至同治五年（1866），浩罕国主遣其部将阿古柏（Yakoob，Mahomed，Beg）入南疆。而从南疆进入中国之后的阿古柏反手先打败了曾经乞师的金相印，其指向已不在预设之中；继之攻陷苦守了十四个月的喀什噶尔汉城，又在屡战之后灭掉已经盘踞库车、叶尔羌、和阗等地数年的各路头目而收拢南疆，并径自立国称汗；稍后，复一战而败北疆南下之兵，并趁势北上取吐鲁番、昌吉地区。到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遂奄有伊犁之外的天山南北。然则五、六年之间，武力割据促成不停的变乱，竟畸异地导致了一个外国人另立一国于中国的疆域之内。

当阿古柏在新疆立国称汗之日，俄国人正挟其咄咄逼来之势掠地于中亚。对于前者来说，后者无疑是一种日趋切近的压迫和不得不着意应对的压迫。由于身属共奉伊斯兰教的中亚世界，阿古柏此前已同俄国人打过仗，并长久地保留着对于俄国的敌意。但在拥有了一个没有根基的政权之后，阿古柏又曾以示好强俄为自觉和自利的策略，冀能换取一点俄国回馈的好意。因此时当中亚各国与俄国兵戎相见之日，出自中亚的阿古柏始终不肯卷入漩涡。而且在同治五年（1866）又曾与俄国约定双方互不干预对方所作所为，并各自为对方提供越境追捕逃人的权利。但以俄国之强悍且又霸蛮，其深入中亚要的不是示好，而是臣服。所以初时阿古柏曾一厢情愿地派代表至彼得堡，期能得俄国那一面认其立国称汗，而作为回应，是阿古柏的代表只被当成是“一个普通旅行者”；在那几年里，俄国政府不想做“任何事情表示他们承认阿古柏伯克为喀什噶里亚的统治者”。[1]与这种漠漠然视之相表里的，是同一段时间里俄国一直在谋划从军事上和贸易上进入喀什噶尔，并因之而在他们和阿古柏政权之间造成累积的紧张。[2]于是曾经向俄国示好的阿古柏不能甘心，往往要在种种事关利益的场合里站到同俄国对抗的一面。

在那个时候，这种同俄国的对抗曾实际地促成了阿古柏和英国人的亲善。当日的中亚和南亚，由于英国据有印度，因此英国人始终深深地提防着俄国人的势力经克什米尔向南扩张；同时由于“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人烟稠密地区对于曼彻斯特的商品和印度的货物”所具有的“很诱人的前途”，[3]因此英国人又非常想进入新疆。就前一面而言，喀什噶尔是屏障，就后一面而言，喀什噶尔是市场。两者都决定了英国人为了拉拢阿古柏而乐于善待阿古柏。在这种各谋其利的过程里，双方的使节曾不断往来于新疆与印度之间。岌岌乎示友好的阿古柏不仅写信给印度总督，而且写信给英国女王；英国人则一面筹设对喀什噶尔的贸易公司，一面操弄政治，在阿古柏身上寄托“奥克苏斯以北挑起大规模的反俄的穆罕默德运动”的期望。[4]由于这些交往以及这些交往所内含的针对性，在阿古柏与英国人越走越近的同时，俄国人对阿古柏的猜疑和戒备也会越来越深。所以同治十年（1871），俄国从北面进入新疆，直接出兵侵占了伊犁。俄国占据了伊犁，俄国便对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构成了制约。新疆的局面因此变，中亚的局面也因此变。

当俄国“袭取”伊犁之后，他们对中国政府陈说这种越界侵犯，称之为“代为克复”。[5]但同一个时候，署伊犁将军荣全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后与俄国驻军当局和俄国驻京公使作交涉，要从他们手里收回“代为克复”的地方，而俄国人则一拒再拒，不肯把中国的地方还给中国。其据为理由的是：“本国动兵以及克据伊犁者”，皆因回疆大乱造成“边界滋事变乱及断绝通商等故”。[6]若乱事不靖，则交回之后又会失掉。是以自俄国的利害计，须俟中国收辑“天山南北路”，并将“各处全行平定”之后始可把“伊犁地面”归还中国。[7]对于当日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难题，而出难题的俄国人要的其实是久假不归。由于久假不归，占据便很容易演变为侵蚀。时至同治十三年（1874），总署奏报俄事已以此为大忧：

伊城久为俄国占据，附近伊犁地面本有俄国分扎营垒。其塔尔巴哈一带，处处与俄边接壤，久为俄国所垂涎，代收伊犁时，曾有塔城系伊犁兼辖地，也是俄国暂管地方之语。前年又有俄兵往三士河湾西湖等处屯扎，及不令我兵前往俄兵所占地界之事，早欲骎骎东犯。现竟设言塔、库两城大路迤南及极西地方均归本国以兵力办理。

显见得三年之间，俄国人“兵力”所到的地方已越来越大而且还在越来越大。这些事实都说明，俄国人想的和做的无不出于“蓄谋侵占”。[8]而以此为其利益之所在和用心之所在，则俄国人不会希望中国真能收辑“天山南北路”而将“各处全行平定”。因此，俄国既占伊犁之后，次年便同本被漠漠然视之的阿古柏立通商条约，并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国首领”。[9]对于阿古柏来说，这是一种认同和助长；而对于俄国来说，则这种办法可以维持天山南北的混沌乱世，从而使中国人的收辑和平定一天比一天更遥远。稍后，为了“抵销考尔巴尔斯男爵条约（俄国与阿古柏之间的商约）的不利后果”，英国特别派遣了一个十多人组成的使团带着“女王陛下的亲笔信”入喀什噶尔。“女王陛下的亲笔信”是对阿古柏政权的正式承认，而使团同阿古柏所立通商条约则使英国获得了比俄国更多的利权。[10]虽说英国人的遣使立约大半都是旨在同俄国人抗衡，但由此形成的中亚局势，却使阿古柏为患中国获得了一种可以四面游走的空间和来自直接间接的支撑。

当阿古柏在新疆为患之日，奉旨西征的左宗棠正督军转战于关陇之间，连年与“陕回”和“甘回”接火打仗。迨同治十二年（1873）官军克肃州，而后“陕、甘悉靖”；随之，是“塞外平回，朝廷尤矜宠焉”。在“既平关陇”[11]之后，玉门关以西的阿古柏和“哲德沙尔国”便成了挟战胜之势的左宗棠俯视之下的物事了。次年，西征之军的前锋已经出关，但随后发生的日本侵入台湾惊动中国沿海，“各省以台湾急，停解西征协饷”。[12]而由此牵出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则众声喧哗，使得西征的进止因之而被置于歧议之中。

“海防”因日本而起，“塞防”以俄国为忧。由此衍发，遂致“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13]两者各成一群，而分别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为强有力者，形成了一种相互扞格。同光之交的中国正在东南与西北的俱困和交困之中。是以分而言之，重“海防”和重“塞防”都各自有确凿的实据并因之而能出之以剀切的理由。当日谓之“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14]而这种“谋国之忠”触发的争论却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分出轻重和缓急。其时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筹海防，苦的是饷需不足，所以论轻重缓急多从财用着眼。同治十三年（1874）岁末他作《筹议海防折》，而笔下连带论到塞防，由“新疆各城”之“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二百余万”起讲，以论说长久之“漏巵”，随后直言关陇久战已致“师危财匮”，以“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15]左宗棠远征陕甘累年，而累年用款皆出自东南协济，此外还曾两次向上海洋商借债三百四十万两。若历年汇积而总计之，无疑已经是一个使国家度支失去了平衡的数目。而此日自甘肃出塞外经营西域已是更进一层，此中之艰难又倍于陕甘。当其出师之初，朝旨为西征供款，命各省每年协济五百万两，随后西征愈行愈远，又陆续借洋款一千二百五十万两。但时当西北与东南交困之际，塞防用钱，海防也要用钱。而以彼时中国有限的财力而论，却已是顾得了这一头而顾不了那一头。因此李鸿章在同一个折子里说：“此时开办海防，约计购船、练兵、简器三项，至少先需经费一千余万两。”而“本年八月间，户部奏复文祥宽筹饷需折内”径言“海防用项仍无可筹”。[16]显见得“海防用项仍无可筹”同西征之供亿浩繁既构成一种对比，也构成一种矛盾。着力于筹措海防的李鸿章既在对比之中，也在矛盾之中。然则其越界轻议塞防并请“停撤”西征，本意正是想用这种办法来为“开办海防”争此“一千余万两”。若以这种财力制束下的国策之争反照“人臣谋国之忠”，正可以见那一代人在历史困境中深深的无可奈何。

然而李鸿章辨饷需之轻重缓急于海防与塞防之间，以“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17]为说，其立足于一面的过度推断无疑已不仅极端，而且短视。西征耗巨饷，但就维持西征的实际用度而言，朝廷提供的这些银子其实并不足以支撑开销。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应诏议塞防，曾追论经营陕甘之窘苦，说是：“合计入关度陇每年牵算所获，实饷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不下八百余万两。协饷到营，一散即尽，陈欠相因，旋成巨款”。以至“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18]此中滋味已多困坷磨难。以陕甘为既有的经历和经验作推度，则出关之后的一路远征将更多困坷磨难。然而熟计困坷磨难犹不肯歇手，执意要提久战之师作万里西行，其心中耿耿，全在于“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日久“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为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若此时知难而止，“以后日蹙百里，何以为国？”[19]就塞防一面而言，左宗棠显然看得更远，也因之而更能打动正在以“关外一撤藩篱”，中国“虽欲闭关自守”而“势有未能”[20]为忧虑的朝廷。于是“海防”和“塞防”之争以后，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指挥千军万马出师塞外，倾力于为国家“规还”旧有之地。他在当日的奏议里曾言之沉郁地说：

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21]

这段文字显露了直面“边荒艰巨”而不愿作走避之计的赤忱与倔强，在他所说的“万不容于己”里，不仅表达了自觉，而且表达了自愿。

同关内作战相比，出师塞外尤以“粮、运两事”为“用兵要着”。[22]远征西域由甘肃起程，但甘肃并不盛产粮食。而“出关人马一万数千，嘉峪以西不但无可采买，且须筹赈”。其中由肃州七站到安西，再十一站到哈密，“道经戈壁，无水草，无居民，无牲畜”，[23]千里跋涉，皆在风沙冰雪之间。之后“一万数千”人马曾增加到七万，则兵食之关乎征战愈重。因此左宗棠用兵西陲，从一开始便不能不以筹粮为要务。但以西北有限的出产支撑出关的万千重兵，其采买又不得不广及河西、归化、包头、宁夏，并向西延伸到新疆东部的巴里坤、古城子、南山、济木萨等等。更曲折一点的，还要通过俄国商人经手采买。在采买之外，同时的哈密驻军实行屯田也被当成是一种筹兵食的办法。在“粮、运两事”里，比之筹粮更难的是运粮。其间取自河西的粮食由凉州到肃州，由肃州到安西，由安西到古城子，全程在千五百里以上，一路上穿过茫茫沙漠，而后还要翻越天山，靠的是一程接一程的“节节短运”。然则由此拢集和支配的民夫、牲畜、车辆以及由此形成的漫长移动过程，已经在战事之外耗掉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古人以“千里馈粮”为用兵之戒，[24]而出塞西征却只能以“千里馈粮”为起点。以时间而论，是筹粮和运粮比打仗更久。

光绪二年（1876），中国为平定新疆已在西北聚集了以湘军为主干的一百四十余营兵力。湘军之外，还有甘军、蜀军、豫军、皖军等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左宗棠筹之多日的成算在心。当年六月官军由济木萨西进，七天之内占黄田、克古牧地、攻取乌鲁木齐。之后又打下了围困已久的玛纳斯南城，同一个时间里，守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北城的阿古柏部众皆弃城而逃。至九月下旬，西征的中国军队已经收复了新疆北部。而经此重挫的阿古柏则纠众收溃卒守天山南麓，布兵于达板、吐鲁番、托克逊以作阻遏抵拒。次年四月，北路官军翻越天山南下，一战而拨达板城，并趁势进取，六天之后已进入托克逊城。在相近的时间里，东路官军长途西趋吐鲁番城，以其三面合攻的兵锋致“寇骇愕狂奔”而且开门迎降。[25]三城既破，南疆已经没有可作堵挡的门户了。由此形成的破竹之势，左宗棠称作是“实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26]

然而，发生在新疆的这场战争当日曾直接引出伦敦的回响。由于阿古柏亲英国，所以当重兵压境之日，一蹙再蹙的阿古柏于光绪三年（1877）春夏之交已遣使至英国。遣使的目的在于乞“庇援”。[27]而对英国人来说，则阿古柏“踞回部以屏蔽印度”是其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所系。而后他们的利益会促成他们在远离新疆的地方涉入这场战争，用战争之外的方式“数设意阻官军深入”。[28]总署后来奏告说：光绪二年（1876）中国动兵，“英国使臣威妥玛”已“为窃踞喀什噶尔之安集延回酋阿古伯居间说降，向臣衙门及李鸿章言之甚切，均经严拒”。[29]其要旨是阿古柏“称为喀王，请俾作属国，免朝贡”[30]，皆不能为中国人喜闻乐见。彼时阿古柏的使节还没有到伦敦，然事关利害，英国人常常比阿古柏更急。是以继之又有光绪三年（1877）“英外部丞相德尔比屡遣威妥玛”向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道意”，并送“照会章程三条”，对阿古柏“护持尤力”，[31]且举用兵日久为中国说种种不利。其辞耸动而且强聒，弄得郭嵩焘都为之游移而一时心动。

但与这种远离战场的交涉相比，战场上发生的变化更快。在吐鲁番易手五天之后，西征的中国军队尚未南下，阿古柏已经猝然身死。随后发生的内哄又在使阿古柏留下的局面趋于脱散。因此左宗棠作奏疏论“英之代为乞降”，直指阿古柏政权“为我必讨之贼”，而“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蒇事久暂，固难预料，亦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32]于是当年秋天英国人犹岌岌乎为阿古柏作调处，而刘锦棠指挥的湘军已在磅礴入南疆。之后南下的湘军一路横扫，次第取喀喇沙尔、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稍后，甘军于同年十一月克和阗。这些地方当日被统名为西四城和东四城，迨八城皆下，则南疆已经敉平。时至此日，除伊犁之外的新疆阖境在“沦陷十有余年”以后全部收复，诏书褒奖，称作是“将士用命”而“孚薄海臣民之望”。[33]

当官军攻克喀什噶尔的时候，被左宗棠指为“巨憝”的白彦虎等等头目各自仓皇走逃边境，皆为俄国人所收纳，中国屡索而屡不可得。英、俄对于阿古柏及其群类本自各有怀抱和各有算计，但自中国人看去，是英国人的庇援之后还有俄国人的庇援。而收纳了“巨憝”的俄国人同时又在怂恿“巨憝”。因此彼时的奏报里常常要提到“此次（俄国）又藉贸易给与逆首白彦虎等路票，致诸贼深入为寇”，以及“阿里达什为中国漏网要逆，既遁匿俄境，俄官不肯交出，又任其告假潜出，纠众寇边”[34]一类事实，以说明“似此纷纷窜扰，防不胜防，守边将士将无解甲晏眠之日”。[35]其间为“诸贼”和“要逆”作主导的显然都是占据了伊犁的俄国人。光绪五年（1879）春左宗棠曾作奏议，贯穿前后而总论伊犁与俄事曰：当年“俄人伺衅而动”占中国之要区，“亦知所为本冒不韪，佯言俟官军克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即交还伊犁”，而其用心则既贪且诈，在在以欺人为能事：

迨天戈西指，迅克乌鲁木齐、玛纳斯，而俄踞伊犁自若也；官军逾岭而南，拨吐鲁番，连下八城，安集延逆酋既伏其罪，逆竖与陕甘败残逆贼渠目白彦虎等窜入俄境，俄官纳之，屡索不与，而踞伊犁自若；冬春之交，窜俄诸逆领取俄边贸易路票三次窥边，为官军搜获，俄官诿为不知，而踞伊犁自若。[36]

占据了伊犁的俄国人不仅负约而且鸱张，因此，在新疆已经规复之后，向俄国人索回作犁便成了中国人重建塞防的第一要务。

二　伊犁：中俄对峙与交涉

自俄国人入踞伊犁以来，中俄之间便在不断交涉，但先后驻华的俄国公使倭良嘎哩（Vlangaly，A.G.）和布策(Butzow，Eugéne，de)皆善用拖延为手段，使交涉无从深入。于是不断的交涉遂成了不断的没有结果。至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红旗报捷新疆南路一律肃清”，[37]而次年春季布策忽回俄国。由于总署没有了对手，则中俄交涉已不能在中国进行，而后中国政府不得不派崇厚为使节，带着这个题目前往俄国“便宜行事”。[38]

从同治十年（1871）到崇厚出使之日，俄国人对伊犁已经管制了八年。而在长久的拖延以后，时至此日已经无可拖延。但伊犁犹在俄国人的手中，则对于俄国人来说，伊犁便是一种可以向中国勒取“补偿”[39]的东西。因此崇厚到俄国之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思（Giers，Michail Nikolajevith de）与之议伊犁，从一开始就以“本国所请各事有三端”为名义，列商务、分界、偿款为交涉的中心和要旨。[40]于是原本以伊犁为范围的交涉一变而为中俄之间的大范围交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变化显然不在预料之内。当日朝旨派崇厚作钦差，称其“向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41]但究其实际，他既不是一个熟悉新疆情势的人，也不是一个熟悉俄国情势的人，由此造成的是一种两眼不甚分明的颟顸。之后，曾被朝廷寄以期望的崇厚便常常会在中俄交涉的过程里看不清利害之所在和得失之所在，成了被俄国人牵着鼻子走的一方，并最终使他身为中国使节而一头跌入俄国人设定的局中，在里瓦机亚签订了中俄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

这是一个重重地朘削中国，从而一边倒地把太多的利权移归到俄国人手里的条约。其大端在于：一、伊犁西境的大片土地和南境的险要地区皆划入俄国，遂使中国收回的伊犁“三面临敌”，[42]不仅不完整，而且不能守；二、中国“允还俄国收守伊犁各费卢布银五百万元”；三、俄国得在嘉峪关等七处新设领事；四、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全不纳税，并新开自嘉峪关至西安、汉口的商路和自张家口至通州、天津的商路；五、俄人可在松花江行船、贸易等等。[43]

俄国人交出了一个残缺不全的伊犁，想要获得的却是足以影响当时和后来的领土、偿款、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遂使条约架构中的双方恍如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不相对等。时论谓之“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厌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因此，这个由中国钦差签订的条约便成了触发中国朝议大哗的东西。而签约的崇厚则返国之后就被朝廷以“奉命出使，并不听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的罪名“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翻手之间已由钦差变成了钦犯。[44]

当时廷臣和疆臣交章论俄约，纷纷然既愤且骇，而着眼点都在“界务”和“商务”的后患无穷。李鸿章说：“夫中国所以必收伊犁者，以其踞高临下，足以控制南八城”，然而自“分界图说”核之，则“伊犁西界割去一条长数百里”，又“南界割去一条亦数百里”，已经阻隔“八城往来要道”，具见其“扼我咽喉，使新疆南北声气中梗，心殊叵测”。而通商各款，皆“夺华商之生计，侵官茶之引地，在彼获益不少，在我耗损已多”。[45]左宗棠说：“此次崇厚所议”界务，“是划伊犁西南之地归俄也。自此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官军接收堕其圈内，固不能一朝居耳。虽得必失，庸有倖乎？”而其“广设领事”，则“欲因商务蔓及地方，化中为俄”，尤“断不可许”。[46]张之洞说：俄人“名还伊犁，而三面山岭内卡伦以外盘踞如故，据高临下，险要失矣。割霍尔果斯河以西，格得满岛以北，屯垦无区，畜牧无所，地利尽失。金顶寺久为俄人市廛，既与约定俄人产业不更交还，是伊犁一线东来之道必穿俄巢，出路绝矣。寥寥遗黎，彼又尽迁以往，人民空矣”。然后追问：“掷二百八十万有用之财，当一无险要无地利无出路无人民之地，将安用之？”[47]他们所凝神注目而不肯接受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在他们之外，沈葆桢、黄体芳、世铎、丁宝桢、刘坤一等等皆各自奏议而汇为群鸣，共指俄约为“万不可行”。而后，朝议的这种既愤且骇遂因多数而成力量，直接促成了光绪六年（1880）初的《大清国大皇帝致俄国声明崇厚所议条约违训越权窒碍难行国书》，以此拒绝了里瓦机亚条约，并以另简使节改议条约为自己的主张。中国政府明明白白地推翻了中国钦差签订的条约，自中西条约交往以来数十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而异乎寻常的事。[48]而已经“拿问”的崇厚则在国书送出的十三天之后被朝旨“定为斩监候”，[49]以律法而言，便成了待决的死囚。

中国一方否定了里瓦机亚条约以及由自己派出的签署了里瓦机亚条约的外交代表。作为对手的俄国人起而回应，最先向中国人争的却是崇厚的命运。当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甫回中国的崇厚刚刚奉旨“严加议处”，俄国公使凯阳德（Koyander，A.）已直入总署责询“交议谕旨是何用意”，并由议处崇厚推论“中国有藐视俄国之心”，遂使崇厚的处置变成了中俄关系里的一个要目。[50]而尤其出乎朝廷和朝议意料之外的，是俄国公使责询和“抗议”的后面，还站着西方世界的一群公使。这些人当日曾因崇厚而专门聚集共议，在他们的判定里，“加于崇厚的罪名系排外派所激成者”。虽说这种判定太过简化而且泛化，却代表了那个时候西方世界里的一致性。所以在俄国公使的抗议之后，先后又有法国公使、英国公使、美国公使和德国公使的照会送入总署，以表达他们共有的对于“交议谕旨”的不满。[51]颟顸的崇厚因之而舛错地成了西方世界眼中的被同情者和被关注者。然而中国人身在里瓦机亚条约的震动之中，从而身在丧权辱国的痛楚之中，是以中国人不能不追究崇厚的责任。其间由“革职拿问”到“斩监候”，与之相呼应的始终是“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52]的士论激昂。因此法、英、美、德的这些照会对朝廷和朝议都不能起作用。

但西国公使的照会既然出自他们共同的主张，便不会是一种甘心敛手而知乎所止的东西。所以后来的几个月里，意大利公使卢嘉德（Luca，Ferdinando de）和奥地利公使何福礼（Hoffer von Hoffenfels，Maximilian Ritter）接法、英、美、德之踵而起，继续送来照会，说的依然是同一个意思。而且照会之外，还有游说。[53]由此形成的是一个前后延续的过程。而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中俄之间正各作戒备，已在变得一天比一天紧张。当中国政府以“窒碍难行”拒绝俄约的时候，同时已特简曾纪泽为钦使赴俄国交涉，以重议条约。然而在交涉之外，多数中国人又从一开始就并不真信中俄之间的问题可以全凭口舌了结。光绪五年（1879）岁末的一道上谕说：“俄人所求不遂，启衅自在意中”。一个月又十二天之后，另一道上谕说：“俄人挟制多端，心怀叵测，此时虽事机未定，不可不亟筹防务，预备不虞”。[54]稍后又有“旨寄左宗棠”、“旨寄李鸿章”、“旨寄刘坤一”、“旨寄曾国荃”、“旨寄涂宗瀛”、“旨寄乌里雅苏将军吉顺”并何璟、张树声、吴元炳、谭钟麟、裕宽、勒方琦、谭钧培、彭玉麟、李成谋等等，令沿海沿江沿边的疆臣和大吏各自“先事防范，用折狡谋”。[55]立意都在准备打仗。

崇厚以条约方式擅许给俄国的东西，在俄国人一头视为已经得到的东西，而在中国人一头则是“断难允准”的东西。[56]与寻常议约之往来折冲相比，这是一种对于已成之局的完全倾覆和倾覆之后再造一局。李鸿章称作是“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并因此而深忧俄人之“促迫不已”。[57]由此形成的矛盾，以其一时突起和格外尖锐使拒绝俄约的中国人不能不深作推想，并预备交涉不成之后，俄国人会动手强取这些被他们看成是已经得到了的东西。朝旨所谓“启衅自在意中”正是这个意思。在同一个时间里，张之洞说：“无备则不能战，无备则并不能讲”。盖“我苟无备，俄人知我虚实，肆其恫喝，虽有辩士，将不得言”。[58]左宗棠说：“以目前边事言之，论理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此日与俄人周旋，当“先之口舌，继以兵戎”，事在和与战之间，“主战固以自强为急，即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59]皆与朝旨相共鸣。而奕譞所说的“自去岁俄事初起，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人心如此，实为可恃”，[60]则尤其高亢，骎骎乎不仅备战，而且求战，由此反映出来的，是当日士议中更倔强，从而更激烈的一派情绪。

在这种人心潮动里，与伊犁最近的左宗棠同时又与俄国军队最近。因此，对于左宗棠来说，“先之以口舌，继之以兵戎”不仅是一种纸上议论，而且是一种“身在事中”的一肩担当。于是在新疆战事结束已经一年之后，他重新集结关内与关外的兵力，并调度伊犁将军和西北地区一个一个久经战阵的提督、总兵，在很短的时间里布列三路以“径趋伊犁”。[61]西征之师平定新疆之日，左宗棠是驻在肃州指挥的。而时至光绪六年（1880）四月，则“亟筹防务”于中俄之间的左宗棠已在六十九岁之年西出玉门关，“亲率驻肃亲军，增调马步各队，出屯哈密”。[62]在那个时候，他所统领的这种“径趋伊犁”的千军万马，曾使左宗棠成为俄国政府最忌惮的人。[63]然而中国备战，俄国也在备战。据当日总署奏报“探访俄国情形意在启衅”，其陆路一面已于“西悉毕尔添兵一万五千，东悉毕尔添兵三万”。[64]另一则出自西方人的记载则估计，俄国增兵中亚的累计之数曾达到“九万人以上”。[65]而且陆路之外，又有其“海部尚书勒专乌斯基带兵船廿三只”东驶，扬言“封辽海”。[66]这些“兵船”与伊犁了不相涉，因此这些“兵船”表达了更多刻意的战争威胁。于是，当身为钦使的曾纪泽已经一路兼程地赶往彼得堡去作中俄交涉之际，同一个时间里的中俄之间又正在形成相互之间的武力对峙。

中俄对峙因伊犁而起。但这种对峙一经产生和形成则一定会牵动西方世界在远东的利益、格局和关系。所以欧西各国虽然本来不在局中，却大半不肯置身事外而安心袖手旁观。其间据有印度，并且在中国拥有最多商业利益的英国尤其担心中俄之间一旦打仗，便会就近地牵连到与之相关的这两个方面，也因之而格外着力地游说中国维持和局。光绪六年（1880）春夏之间，李鸿章作函牍致总署，曾多次提及“英国威使来署，屏人密谈俄事”；[67]威使“专函径呈总署，请由鄙处转递”；[68]威使“本日申刻来署密谈”；[69]威使“于二十四日下午来署，屏人密谈”，[70]等等。同时又有“美国西使过晤密谈”俄事，与威妥玛相呼应；以及“法国新来公使宝海过谒”，与“马道建忠”谈俄事，所述皆略同于“威使等意见”。[71]过了两个月，又有“德国巴使”来署“详论俄人近日情事”，并“欲为两国解和”，[72]等等。他们的见解、主张和态度都经总署奏报而传入朝廷，并进入了论俄事的朝议之中。英、法、德、美四国公使都不乐见中俄起衅。因此他们的各自调停虽各有盘算，实际上却形成了当日西方世界的一种共有的意愿。而除了这种公使同北洋大臣之间的对话以外，尤其不同寻常而引人注目的，还有英国女王电令威妥玛请总署转陈，希望“大皇帝宽免崇厚之罪”。[73]她所着眼的当然不是崇厚这个人，而是同崇厚相关的中俄关系。

西方列国一个一个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由此形成的整体性力量遂不可漠漠然置之，并因不可漠漠然置之而不能不涉入于中俄之间，最终不能不影响总署，从而影响朝廷。是以自光绪六年（1880）的五月到七月，朝旨后退一步，“将崇厚暂免斩罪”，继之再退一步，又“加恩开释”了被清议指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崇厚。这些都是“徇外使之请”而做给外国人看的，因此都带有非常明显的被迫性。同一个时间里曾有上谕由俄事而论及海防，说是“此次宽崇厚之罪，实因海疆防务毫不足恃，是以曲从其请，言念及此，殊堪痛恨”。[74]显然，依其本愿，君权并不想轻轻放过崇厚。由于“俄国以治崇厚斩罪为辱”，[75]遂使中国的一个罪官变成了中俄交涉里的一种象征和指标。所以“殊堪痛恨”而“曲从其请”，正非常明白地说明，已在关外集结军队的中国始终旨在备战，并非独面亢激以一意求战。而由俄事牵及“海疆防务毫不足恃”，则所指在于东来的俄国兵船碇泊长崎，同时盛传俄日勾结，致朝议纷纷，“初未料及俄人煽惑日本等国助彼为患”。之后，对于正在同日本交涉琉球归属的中国来说，被当时的奏议指为“终为我患，令人每饭不忘”[76]的日本便成了自己对付俄国的掣肘。督办军务的左宗棠曾以“衅端之开，不先自我”[77]为其布列于西北的千军万马预立界限，这是中国人为自己立定的和与战之间的界限。而当日本的掣肘牵入俄事之后，则顾此失彼之际，中国人在和与战之间的选择余地不能不变得更小。

与之相关联的，还有同年六月英国人戈登的来华之行。由于当年戈登统带过“常胜军”，所以主持总署的奕和主持北洋的李鸿章都与他是旧知和旧识。而由此积留的往时情谊，则使得出自彼族的戈登少见地成了一个能够被他们共同信任的人，以至于中俄对峙渐次形成之日，奕曾认真地想过，“英人戈登能否尚为我用”。[78]因此戈登来华，先到天津同李鸿章长谈，后到北京同奕长谈，主题都是俄事。作为一个同情中国的人，英国军官戈登甫到天津即向英国政府发电报，明言“若中国有事，我不能弃之而走”，并为了这个缘故而辞去了他在军中的“职任”。[79]然而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又直白地告诉总署：北京离海岸太近，若与俄国交战，很容易因海岸失守而被攻破。要想避免这种结果，只有迁都并准备长期战争。[80]虽说戈登的判断未必真能全部测准还没有发生的走势，但对总署而言，这些话出自一个同情中国的人之口，无疑要比列国公使的各色说辞更可信。而更可信的东西总是更能产生影响的东西。其时李鸿章致函总署，由“戈登所上条陈多中窾要”起讲，而以“俄事宜和”为归宿，[81]正实际地演示了这种由戈登带来的影响。中国政府做不到迁都和久战，因此时处中俄对峙和交涉之际，戈登的判断一定会促成朝廷的重心移向后一面。

而当中国人在和战之间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的时候，俄国人在和战之间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小。中俄交涉伊犁之日，俄国人刚刚同土耳其打了一仗，虽说由此产生的《圣斯提反诺条约》是俄国占了便宜，但因战争造成的财政上的元气大伤，已使它很难再维持另一场长距离的战争。而随后英、法、奥、意、土、俄在柏林会议，则是各国威胁废除《圣斯提反诺条约》，逼迫俄国人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不少。这种颉颃的直接后果，便是俄国在西方世界的孤立。显然，对于俄国人来说，若在和战之间作取舍，其自身的孤立不能不成为一种制约。因此，中国一方“加恩开释”崇厚并了结边界积案之后，俄国一方也随之转圜。已到彼得堡的曾纪泽在日记中说：“俄皇因闻崇星使之开释，边界各案之奏结，词色甚悦”。比之十九天之前初至俄国“外部”而备尝其外交大臣吉尔斯（Giers）意在排拒的“面冷词横”和“诘难良久”，显见得已是不可同日而语。[82]之后，中俄交涉才可能形成折冲与对话。

在崇厚与俄人立约之后重开中俄交涉，是一个身入困难重重之中收拾残局的过程。受命作钦使的曾纪泽是为崇厚纠错而赴俄国的，比之崇厚“平时略无考览”，一旦“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曾纪泽更肯下功夫于“《大清会典》舆地图”、“鄂（俄）刻舆图”及“西人中亚细亚图”，熟识而比对之，[83]并因此而对崇厚留给他的难题，以及中俄交涉里的应争、必争和可争都心中了然。由交涉而收拾残局，其间的中俄之争皆虬结于分界、通商和偿款。曾纪泽在奏议里分说之曰：“奉命使俄后，通盘筹画，必以界务为重”，而“通商稍予推广”，至偿款一项，则意同总署“斟酌许之”之旨。[84]与这种“通盘筹画”相对应的，是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白，这个由他主持的过程无异于“探虎口而索巳投之食”。[85]因此自光绪六年（1880）七月起，曾纪泽与俄人交涉，便长在“争辩虽繁，漫无实际，朝允商改，夕复游移”的困顿之中而备尝其“阴柔狡狠”，往往“理喻情动操术两穷”。半年之间彼此照会往来作“宾主诘难”，曾累计达“数十万言”，但“数十万言”全无结果，“都是虚掷景光，枉劳唇舌”。所以他把这一段经历称作“磨难”。[86]

俄国人的“漫无实际”和翻覆多变，反映的是俄国人既无法用战争的办法据有伊犁，也无法用说理的办法据有伊犁之后，其交涉其实已没有中心和定则可言。当日与中国人相“诘难”的俄国人亦自知“不过改约多端，俄国一无所得，面子太不光彩，假此自慰耳”。然则日复一日的“争辩虽繁”与“纯尚谲诈”[87]用意都在多得“补偿”。因此当年十二月俄皇以“不欲以戋戋之故，骤隳两国数百年之交好”为门面话头，责成吉尔斯“和平了结”，[88]随后是这场漫长而没有结果的交涉便在很短的时间内以“稍稍就我范围”[89]而结束了，于是而有次年在彼得堡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在这个条约里，中国收回了伊犁以南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的大片领土；俄商在西路的贩运至嘉峪关而止；俄国新设领事由原议的七处减为两处；中国偿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兵费”[90]九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五百万两。而中俄在伊犁的对峙和交涉遂因之而获得了一个了局。

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后来总计其间的得失，称中俄折冲的这个结果为“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同时又说：“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帝国已经准备好有效地去使用武力”。[91]这些话既是对曾纪泽的推重，也是对左宗棠的推重。但对俄国人来说，这个条约远非其蚕食与伸展的止境。所以十年后中俄之间又因帕米尔的归属起冲突和交涉。其间因果相连，便是西北边疆的再度不宁。

而对中国来说，时当八十年代之初，则是中俄伊犁之争刚刚了结，经营越南的法国人在中越边界造成的紧张和对抗已骎骎乎继之而起。由此造成的西南边疆危机同西北的边疆危机直面对映，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演变为近代中国的第三次民族战争。

注释

[1] [英]包罗杰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阿古柏伯克传》，第15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

[2] 《阿古柏伯克传》，第145—151页。

[3] 《阿古柏伯克传》，第175页。

[4] 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第257页。

[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第6页。

[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第17页。

[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第14—16页。

[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第35页。

[9]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229页。

[10] 《阿古柏伯克传》，第179—189页。

[11]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第12031页，中华书局1977页。

[12] 罗正钧著：《左宗棠年谱》，第266页，兵麓书社1982年。

[13]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224页，上海书店1986年。

[14]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224页

[15]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16]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1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18]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227页。

[19]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第12031—12032页；《左宗棠年谱》，第313页。

[20]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234—7235页。

[21]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477页。

[22] 《左宗棠全集》第八册，第6743页。

[23] 《左宗棠全集》第十三册，第11603页。

[24] 《左宗棠全集》第十三册，第11603页。

[25] 《左宗棠年谱》，第327页。

[26] 《左宗棠全集》第十四册，第12349页。

[27]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99页。

[28] 《左宗棠年谱》，第323页。

[29]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99页。

[30] 《左宗棠年谱》，第323页。

[31]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01页。

[32] 《左宗棠年谱》，第323—324页。

[33] 《左宗棠年谱》，第339页。

[34] 《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8373、8423页。

[35] 《左宗棠年谱》，第345页。

[36] 《左宗棠年谱》，第357页。

[37]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43页。

[38]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50页。

[39]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册，第262页。

[40]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01页。

[41]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50页。

[42]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筹议交收伊犁事宜折》（光绪五年十月初二日）。

[43]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10页。

[44]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29、338页。

[45]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筹议交收伊犁事宜折》（光绪五年十月初二日）。

[46]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29—330页。

[47] 《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3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五百万卢布约当白银二百八十万两。

[48]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47页。

[49]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51页。

[50]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32—333页。

[51] 参见吴其玉：《清季收回伊犁交涉始末》，载包遵彭等编纂《中国近代史论》第一辑第十册，第56—57页，正中书局1956年。

[52] 《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34页。

[53]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86页。

[54]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31、377—378页。

[55]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49—351页。

[56]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49—351页。

[5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筹议交收伊犁事宜折》（光绪五年十月初二日）。

[58] 《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36、41页。

[59] 《左宗棠年谱》，第371、387页。

[60]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90页。

[61] 《左宗棠年谱》，第374页。

[62] 《左宗棠年谱》，第370页。

[63] 曾纪泽：《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左宗棠逸事汇编》，第88—90页，岳麓书社1986年。

[64]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400页。

[65]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66页。

[66]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册，第399页；《左宗棠年谱》，第386页。

[67]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十一卷，《请宽减崇厚罪名以固邦交》（光绪六年四月十一日）。

[68]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十一卷，《请总署奏减崇厚罪名》（光绪六年四月十五日）。

[69]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十一卷，《复述威使婉达》（光绪六年四月十九日）。

[70]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十一卷，《述英法二使议论》（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71]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十一卷，《请总署奏减崇厚罪名》（光绪六年四月十五日）、《述英法二使议论》（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72]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十一卷，《呈巴使问答节略》（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述巴使调停中俄之意》（光绪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73]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87页。

[74]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93、405页。

[75]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91页。

[76]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87、389、378页。

[77] 《左宗棠年谱》，第371页。

[78]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十一卷，《论戈登恐难效用》（光绪六年四月十一日）。

[79]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十一卷，《戈登致英国家电报》（光绪六年六月十五日附）。

[80]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册，第369页。

[81]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十一卷，《论俄事宜和》（光绪六年六月三十日）。

[82] 《曾纪泽日记》中册，第1008、1004页，岳麓书社1998年。

[83]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380页；《曾纪泽日记》中册，第966、1019页。

[84] 《曾纪泽遗集》，第42、31、45页，岳麓书社1983年。

[85] 《曾纪泽遗集》，第170页。

[86]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前言第21页，岳麓书社1985年；《曾纪泽遗集》，第186页。

[87] 《曾纪泽遗集》，第45、186页。

[88] 《曾纪泽遗集》，第186页

[89] 《曾纪泽遗集》，第187页。

[90]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85页。

[91]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册，第373页。

中法战争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越南与法国

越南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并因这种空间上的相邻而在二千多年的岁月里长久地认同和汇融于中国文化。19世纪中叶之前的五百来年之中，越南始终奉中国为“上国”，而自居于“备列屏藩”和“豫立职方”。[1]其一代一代的国君前后相继，在纳贡进表的漫长岁月里维持了同中国之间漫长的宗藩关系。

自16世纪后期开始，传教的葡萄牙人由柬埔寨进入越南，在他们后面跟着而来的是传教的法国人和通商的法国人。至17世纪中期以后，则法国传教士与葡萄牙传教士之间的对比已在此长彼消之中。其间越南的官方和民间虽然几度排教，却拗不断已经锲入的西教和随同西教一起进来的法国人。迨18世纪七十年代越南大乱，据有河内的黎氏王室和据有顺化的阮氏王室交斗，传教的法国人曾被其中的一方借重而卷进这场动荡，并由此而成了當日越南政局中的介入者。与此相近的时间里，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商业活动为英国人所扼，并因之导致了公司的解散。当时的舆论说是“今日幸免于英吉利之觊觎者，仅印度支那耳。然孰敢信英吉利人之终不蓄意此地，若英人之下决心先于法人，则法人惟有永远被排斥而已”。[2]所以，英国人的势力还没有到达的越南便成为法国人退出印度之后着力进取，以期与英国相颉颃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里，传教士、商人、航行远东的船长以及卷入过越南内战和内政的法国人都曾比他们的政府更主动和更急切。[3]至19世纪前期和中期，越南的三朝国君先后相承数十年，皆放手排外杀传教士。而作为一种直接的对比，则是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经营殖民地的意愿，以及法国政府在东方为天主教护法的意愿都已越来越炽盛。随之而来的，是前者的大规模排外一定会面对后者的大规模暴力。因此时当中国的咸丰一朝，法国政府在六年之间三度对越南动武（其中一次与西班牙联手），其远来的军舰、步兵、炮兵一路攻城略地，使南圻六省大半都在兵火笼罩之下。到同治元年（1862），越南政府在屡战屡败之后已不得不向法国乞和，并不得不按战胜者的意志立条约，割南圻三省归法国所有；允开北圻港口以及湄公河通航，等等。之后越南曾借助于策动地方骚乱以谋收回失地，而法国一方则在敉平骚乱的过程里乘胜拓展，积五年之久，遂尽有南圻六省。

法国尽有南圻，而其贸易利益却寄托于沿湄公河上溯中国西南的商路。但同治五年（1866）至同治七年（1868）法人实地探路二十多个月，而后知道从柬埔寨流到南圻的湄公河，上游原本并不利于航行；更容易和更直接地接入“中国中境”，而能得其“土产饶腴”[4]的水路，其实是穿越北圻的红河。于是已得南圻的法国便不会以南圻为知足，而最先越出条约范围，用红河为商路往来于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则是惯以逐利之心抉破法度的商人。这种取道红河的生意先起于军火和铜锡，随后因云南盐价高过越南，又孜孜谋运越南之盐入云南。然而当日越南以盐税为官家之大利，并因之而不得不倾力守护。由此引起的冲突成为法越之间的事端，正在向北窥望而不肯以南圻为知足的法国人遂在同治十二年（1873）趁时而动，借事端为题目从南圻出兵北圻，先后攻取河内、海阳、宁平、南定，并同当年源出于广西天地会，而此日已在久踞桂越边境的过程中土匪化了的黄旗军勾连呼应，“谋占全越”，[5]致一时兵火四起。

同一个时间里，为兵火所困的越南政府则岌岌乎招用驻屯于滇越边境的黑旗军。就其历史渊源而言，黑旗军与黄旗军一样同属广西天地会的余脉，但移入越南之后，其统领刘永福便已自成一路。时人概而论之，说其“据保胜，收税养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畔；越南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而刘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6]他在越南自觉地居于一种客位，以守境为自足和自立。保胜地沿红河，法国人通航兴兵以来所造成的地方骚乱都发生在刘永福的近旁和四周，震荡所及，遂不能不引发其深深的痛恶，而彼时为法国人所用的黄旗头目尤与刘永福久相仇雠。是以时当法越交战，黑旗军受召即起，助越抗法，从保胜翻山越岭疾趋河内。随后在河内城外大败法军，并杀其扩张之心最炽烈的主将安邺（Garnier，Marie Joseph Francois），恣睢多时的法国人遂因之受重创。当日法越交战，而枪炮之外，同时双方又在各自派代表与对方在桌面上互争长短，维持了一种未曾中断的交涉。[7]

迨法国一方既受重挫，北圻的局面因安邺之死而大变。之后，对于普法战争刚刚过去三年的政府来说，用增兵的办法在远东维持一场战争显然不是上选。因此河内一战之后，这种未曾中断过的交涉便成了法国人为交战作了局，并沿着与交战同样的目的，向已被兵火烧得焦头烂额的越南索利权的手段。时至同治十三年（1874）法国退出河内，而后在同一年的法越交涉里形成了被简称为《西贡（柴棍）条约》的《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其要目为：一、法国承认越南“对一切他国之完全独立”；二、法国代为越南敉平内乱外患；三、越南在外交政策上与法国一致；四、越南对法国开放红河航行并开河内等口岸。[8]

用这些条款作构架套住越南，法国人的预想显然在于割断越南与中国之间久有的关系和既定的关系，同时按西方的观念和样式把越南当成自己的保护国。在后一层意思里，又有着对于正在经营缅甸的英国人的提防。而由这种构架延伸，则是从越南向北扩张，沿红河“上驶至华界内该河所经各地”。[9]因此，次年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作照会，以法越《西贡条约》通知总署，并力请开云南一口通商。当日总署正困于中英滇案，腾不出手来应付法国人在越南的另造构架和步步进逼，但其回复法国公使的照会则断然拒绝在滇境开口岸通商；同时申明越南“自昔为中国藩属”。[10]就文字达意而言，已是说得明明白白。然而彼时法国使馆的译人太过鄙陋懵懂，以至于将总署照会里“自昔为中国藩属”一语经转译之后一变而为“昔之外藩”，对应的法文，遂由“elle est depuis longtemps”变作了“elle a été tributaire de la Chine”。信以为真的罗淑亚据之报告巴黎，说是“恭亲王仅陈述过去情境中之藩属关系，此无异默认新创之情况”，[11]显见得全属自说自话。这种自说自话虽然出自译人下笔的懵懂，然而一经形成，便一定会影响法国人后来的思维、推理和判断。

中国自始即不肯认可法越《西贡条约》；在随后的几年里，与法国签约的越南也并没有把这个条约真当成一种套住自己的东西，而更愿意仍以旧时轨辙为熟路。当日北圻多聚众割据的武装，其中最大的一股绵延起落十来年，至同治末期已据有二百多州邑。[12]由此形成的无疑已是一种长久的祸患和难以扑灭的祸患。当越南政府对付不了这种祸患之日，便常常要吁请上国出兵相助，而后是越南的事便变成了中国的事。

《东华录》记述光绪元年（1875）史事，曾撮叙之曰：

先是越南逆匪黄崇英纠众倡乱，势甚猖獗。越南国王阮福时乞援中朝，法人亦有愿与越南会剿之议。上以藩封多事，虑扰边疆，叠谕云贵总督刘长佑等相机剿抚，是年四月间，粤西右路防军由越南保乐州进剿，攻克县府各城，会军进图黄逆。

“法人亦有愿与越南会剿之议”是从《西贡条约》里引申出来的。但越王之“乞援中朝”则说明，在越南人的心目中，是中国比法国更靠得住。这个过程里越南的“乞援”与中国帝王督责边臣“相机剿抚”都在沿用历史成例，并因之而都被当作是理所当然。其间的呼和应正反照了宗藩关系笼罩之下下国的权利和上国的义务。因此进入越南的中国军队一路剿洗，破其“各寨”和“贼巢”，而“巢内炮械铅药概交（越）南官领收，所存米粮，除酌发各营充赏外，余俱分给该国兵练及附近苗民”。等到“荡除数股巨寇并将首要各逆次第斩擒”之后，出关的军队随即“次第入关”，回到了广西境内。[13]显见得中国之出兵和班师都无涉于利权。

后来中法交战，唐景崧曾慨而言之曰：“国家为藩服（指越南）用兵二十年糜帑千余万”。[14]由光绪十年（1884）倒推，他所说的二十年应当起自同治中叶。然则以得失相计较，显然是这种中国因吁请而出战，不仅在付出兵力，而且在付出财力。而宗藩关系之能够长久维持而各自相安，则大半都得力于这些地方。由于下国有权利而上国有义务，所以，当光绪四年（1878）又有李扬才乱越南，越王再“冒达远情”，乞请上国“大加经理一番”。说是“小国之恃大国，以其能救患恤灾，而人情劳苦倦极，莫不呼天反本”，可谓依附甚切而情迫词苦。[15]于是广西提督冯子材奉诏出关进剿。这些具体的事实说明，虽然来自西方世界的法国已经进入了越南，并以《西贡条约》在法越之间，从而在中越之间另立构架，但19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国人仍然在努力地承担宗藩关系中的“字小”之义。

与之对应而见的，则是同一个时间里的越南也在自觉地承担宗藩关系中的“事大”之义。同治十三年（1874），中国皇帝死，“越南国王因奉到穆宗毅皇帝遗诏”，即由广西疆吏转奏，请“遣使恭进香礼又齎进表文方物庆贺登极”。以藩封的尺度衡量，便是“虔修职贡”而“具见悃忱”。[16]至光绪二年（1876）时届“贡期”，越王一遵旧例，纳“丁丑岁贡品仪”，比为“下国得遂尊亲之悃”。其表文自谓“念臣炎邦，世兹藩服，久沾同文之化，夙敦述职之诚”。[17]这种纳贡的仪式和表文的程式显然都属沿用已久而了无新意。但正是因其沿用已久和了无新意，却明晰地表达了当日的越南仍然在把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看成是数百年延续下来的关系，他们习惯和熟知的这种关系已经成为他们接受和认同了的关系。因此到了光绪六年（1880），依“酌定贡例，四年一次”，越南再行纳贡进表。其时法国人曾明示恼怒，而越南人则以不变应万变。[18]显见得这个过程里历史的惯性和自主的意愿是兼而有之的。

法国人把《西贡条约》当作规矩和法则，但年复一年，越南人都在自置于这种西人所立的规矩和法则之外。因此《西贡条约》立约之后五年，法国驻西贡总督致函巴黎政府论时事，申说“法国此时在越之地位，较诸1873年，实际上毫无进步”。他所说的1873年，正是法越议定《西贡条约》的前一年，[19]其不耐久候之心是非常明显的。彼时法国已从普法战争的重创里回过气来，而中国则正在同俄国对峙和交涉之中。两者都会成为助力，促成久欲再进一步的巴黎政府把条约文字化为武力来改造越南，以“成立一极确定之保护国”。其预想中的要旨尤在“越廷外交问题”须“绝对明白受法约束，由法代行。凡与越南遣使贡华，西班牙派公使驻顺化等类似之事，当极力设法阻止，勿使将来再发生”。[20]

与这种主张相呼应的，是光绪六年（1880）法国海军殖民部长倡议出兵占领红河流域；光绪七年（1881）法国国民议会议决拨款二百四十多万法郎，专为用兵越南的开支。[21]同时法国驻西贡总督受命调海军入河内、海防和红河沿岸。[22]这种兵锋北移的态势已在使法国的武力同中国边境的距离越来越近。之后，进入北圻的法军在光绪八年（1882）四月攻陷河内，并接连占踞海阳、南定。他们的身后，还有陆续增援而来的法军。在《西贡条约》以前和自《西贡条约》以来，中国对法国在越南吞并南圻和图谋北圻都没有做出过主动的反应和强烈的反应。即使是送到总署面前的法越《西贡条约》，也止于以照会答复照会。但时至此日，则“法郎西狡焉思启，欲灭越南以自广”的种种施为正在演为“震邻切肤之灾”。对于中国人来说，咄咄逼来而不止不息的法国人已是“越南无事则不致启衅，越南有事则不待启衅”。[23]因此，作为越南的邻国和“上国”，中国不能不起而回应法国。

注释

[1] 转引自吕士朋：《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清季对外交涉（一）英美法德，第85、8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2] 转引自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3] 参见《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20—23页。

[4]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32页。

[5]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册，第1192页，中国书店1984年。

[6] 《请缨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二），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7]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46页。

[8]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58—59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第2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259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9]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66页。

[10] 转引自上书，第65页。

[11] 转引自上书，第65—66页。

[12] 《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第36页。

[13]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136、138、141页。

[14]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50页。

[15] 转引自《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第41—42页。

[16]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98页。

[17] 同上书，（总）第304页。

[18]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304、1014页；《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75页。

[19]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75页。

[20] 转引自上书，第79页。

[2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一册，第475页。

[22] 参见《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80页。

[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89页。

士议激越和中法之间的交涉与冲突

虽说法国侵越发生在中国的近傍，而最先对法国作出回应的则是身在欧洲的曾纪泽。自其光绪四年（1878）奉旨出使英法，曾纪泽遂成了先识法越情事并先知“法以丢尼斯视安南，而以土耳其视吾华”[1]的中国人，并因此而不得不在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光绪六年（1880）五月、六月、十月、十二月、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光绪八年（1882）三月、四月累次地和连续地以诘问、对话、照会的方式与法国外交部交涉论争中国、法国和越南之间的往来、纠葛与冲突。其立论的重心和起点都在于“越南受封中朝，久列属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2]他执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为事实和理由，但法国人久欲铲除和正在铲除的恰恰是这种东亚不同于欧西的宗藩关系。同中国相比，他们的重心和起点全在于“《柴棍（西贡）条约》将越南置于法国保护之下”，所以“越南以及其附属之北圻，除法国外，与任何他国全无瓜葛。法国在越南之保护权，不但加法国以其权利，且予法国以无可诿之义务”。进而言之，则在这种条约权利的笼罩之下，“越南对他国之藩属行为，与他国对越南之以宗主自居，皆直接与法冲突”。[3]由此形成的便不能不是中法之间深深的对立。中国人与越南的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法国人与越南的关系是由战争逼迫下的条约造成的。三十多年之后马士叙述这一段历史，曾直言被后者用来替代“宗藩”的“保护”，其实是在以“一个压制者”替代“一个无权之王”，[4]对于越南人来说这个过程无异是灾殃和劫难。但时当19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起源于欧西的近代外交以条约外交为通则，并在其自西向东的扩张里造出了一种强势。遂使法国人借助于这种条约与历史的对立，从而欧西与东亚的对立获得了一种宗藩秩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强横之势。因此，曾纪泽以法国人为对象的诘问、对话和照会，最终都成了不能同法国人以说理相沟通的东西。

当曾纪泽同法国人往来于这种没有结果的交涉时，守土的疆吏也已先后在奏疏论时事，由法越起衅说到中越和中法。云南居红河上游，时逢法人力谋开红河航路之际尤“密迩外寇”而不能安宁，因此，光绪七年（1881）云贵总督刘长佑说边情，着眼的是“越南与滇粤为唇齿”，而“法人志在必得越南”，要害全在由此及彼，以成其进“窥滇粤之郊而通楚蜀之路”。[5]次年，同样与越南相邻的广西巡抚庆裕说：“法垂涎云南铜矿煤炭之利已非一日”，是“其用兵越南，实注意滇疆”。[6]稍后刚刚由两广总督调署直隶总督的张树声说：“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欲闭关自守而不能及者”，[7]等等。与曾纪泽同法国人力争宗藩关系相比，这些出自疆吏的论说都着重于抉发与提防法人侵越的意在中国和为祸中国。

由于法国“用兵越南，实注意滇疆”，而“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时人由此引申，说是“法夷驶入中华，势必远涉重洋。如窃据越南，则陆路由谅山直达广西镇南关，由洮江直达云南蒙自县，海道由海东府直达广东钦州，朝发夕至，患难猝防，设有不虞，滇、粤震动，楚、淮岂能独安？”[8]这些文字虽是推论，与之相伴的则是富有感染力的心悸。所以法国人之“终在必得越南”，同时已在把越南的存亡同中国的利害以前所未有的切近程度连到了一起。而后越南的危迫便不能不成为中国的危迫。若就本义而论，这是一种因法人的侵逼而在中西交冲的现实过程里形成的联系和关系，从而是一种不同于宗藩秩序那样沿着历史延续而来的联系和关系。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旧有的历史和新来的震荡在观念里与事实中都是交缠在一起而分剥不开的。于是中国人不能不背负着旧有的历史以因应新来的震荡，当时人总括而言之，称作“非庇属国无以为固我圉之计”。[9]至“法越兵端已起”而各省奉旨“通盘筹画”边备[10]之日，则驻外公使和地方疆吏之外又引出一时朝议群起。其间雄踞言路而以激浊扬清相互呼应的士大夫们曾接踵论事，当日尤为朝野注目。

光绪八年（1882）四月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张佩纶联衔奏议“存越固边”，之后河南道监察御史刘恩溥、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浙江道监察御史丁振铎以及正在江苏学政任上的黄体芳和刚刚外放山西，已经作了巡抚的张之洞等等，皆各自上疏和屡次上疏，纷纷然陈说“筹兵遣使”之策，[11]其中笔底凌厉的张佩纶一论再论至“章十数上”。[12]这些人与驻外公使和地方疆吏一样，不得不在中法和中越之间背负着旧有的历史以因应新来的震荡，但他们由“法之谋越，亦已视若釜中之鱼，几上之肉矣”，推断“彼既定越南”，便一定会“挟新胜之威，以与我争隙地，责逃人，廓商岸，求取无厌”终至“衅端必作”，其立论则尤其重在指陈法人的“衅端”之“作”，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是一种“非笔争舌战所能止兵，亦非含垢匿瑕所能无事”的东西了。而以此申论，他们的理路和主张已不能不归于“知法志在蚕食，和约断不可凭；知越境逼犬牙，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户庭，不如急起图攻而制之于边徼”。所以，这些人虽自知“书生不习戎事”，而议及法越，则大半都会比驻外公使和地方疆吏更直接而且更高亢地言兵言战：“然则为国家久长之计，疆宇远大之谋，正不如奇，守不如战。何则？战而逞志于法，天之灵也，国之福也；即或不然，知我创痛之所在，则上下卧薪尝胆，易辙改弦，或犹未晚耳”。[13]显见得是一派激切而言之侃侃。这种激切因中法越事而起，但时当琉球刚刚被日本吞并之后，越事便不能不引出中国人的连类相比。因此朝议常常要由“越南世守藩服，今听其自存自亡而不一援手”说起，深论由此开头而致“陵夷日甚”，则“不特琉球不可恢复，即高丽、蒙古亦未必能相维相系”的“可惧”与危殆。

中国的“外藩解体”，[14]同时是中国四周皆为敌国。在这种深深的紧张和焦虑里，由中法越事所促发的激切其实已超出越事，牵连并包含了更富广度的历史内容和时代内容。而当中俄既立《伊犁条约》，曾纪泽取回了被崇厚丢失掉的那一片疆土，这种深深的紧张和焦虑又已与“吾华自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日增”[15]的自信和自负相交汇，化为奏议里“中土本非小弱，朝政近益清明，皇上以神武之姿缵中兴之业，上有圣母，辅以亲贤；下有虎臣，资以才俊，此实周宣伐玁狁、汉宣朝呼韩之会，夫岂孱王耎国所可比方”[16]的矜张。“周宣”和“汉宣”都代表了以夏制夷的历史故事，然则矜张交汇于激切，同一个过程又很容易地会在19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法冲突里演为以古论今，从已经过去的历史中唤来遥远的回声和比附。于是高亢、激切、紧张、焦虑和矜张都与言兵言战编织到了一起。而光绪一朝的前期时逢言路发舒，在这一类论说此起彼伏和前后相继的呼应里，高亢、激切、紧张、焦虑和矜张便俱成当日朝议中的呼应和群鸣。

公使的交涉、疆吏的奏议和言路的主张都把法越之间正在发生的事看成是中国人的切己之事。由此形成的是那个时候的多数和主流，而多数和主流都会成为真实的影响力。因此光绪八年（1882）四月，在法人攻陷河南之后，朝旨令署两广总督裕宽派兵轮“驶往越南洋面游弋”；令广西巡抚倪文蔚“调关内防军出关”，以助先期出关并正在“逼迫越南东京”的另一路官军；令云贵总督刘长佑“增军备边”，所有“筹防各军即当选派将领，统带进发，扼要分布”，而“毋仅作闭关自守之计”。[17]于是从五月到八月，滇军和桂军先后进入越南，与刘永福部互为“声援”[18]；粤军则屯兵驻钦州，水师巡游北海洋面。在这种朝旨的调度里，出自广东、广西和云南的中国军队已构成了一种“三省合规北圻”之势。[19]而在中国人的对面，则是不断增援而来的法国军队。但当“合规”的中国军队和增援的法国军队各自聚集于北圻的时候，法国驻华公使宝海（Bourée，Frédéric-Albert）又奉命在与总署面议越事。而原本发生在曾纪泽与法国外交部之间的中法交涉，也大半随之从巴黎迁到了北京。之后，宝海与李鸿章在天津“议商”，其时交涉的重心又跟着移到了天津。当日中国最不能容忍的是法国吞并越南，而法国最忌惮的是中国用武力干预。而与之纠结在一起，并被立为各自的前提的，则是中国的宗主权和法国的保护权。而后是宗主权和保护权成了中法交涉之中的死结。

就当日的人物作比较而言，在法国一方，宝海是一个期望用外交办法来了事的人；在中国一方，李鸿章也是一个期望用外交办法来了事的人。因此前者主张“先将中国属邦置之勿论”，同时说明“中法互相保护划定界限，则越南为中国属邦之义不言而喻矣”。[20]这种“置之勿论”与“不言而喻”的相互对等，以一种后者可以接受的方式绕开了宗主权和保护权的角牴，而后法国公使“所议越南事宜三条”，才能够经李鸿章大体认可之后转呈总署，其要端为一、中国撤回北圻之兵，法国不占越南土地，不侵越南治权；二、立保胜为口岸，滇越通商；三、在滇、桂境外与红河之间“划定界限”，北归中国“保护”，南归法国“保护”。[21]由此描划出来的，像是一种中法共管越南的局面。然则在“合规”的中国军队和增援的法国军队之外，“越南事宜三条”的用意本在另辟一路。但宝海虽是法国公使并受法国外交部调度指纵，其实说了并不能算数。至光绪九年（1883）一月，法国政局变动，内阁总理换了人，外交部长也换了人。随后是相隔不过三个月，本由法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越南事宜三条”，便因“未完全顾及法在越南之利益”[22]而为法国政府推翻。被召回的宝海经此猝来之逆挫，一时既急且愤。[23]而在中国一面，则直接承担边备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和广西巡抚倪文蔚先后奏议，同样不信这种被称作“法使保越通滇之议”的东西：“中国官军退扎一条，法兵是否退扎，并未议及，可见其居心叵测”；而“欲于红江中间分界保护”，已是“意存蚕食，显而易见”。因此事涉法越，当“务期久远之图，不堕奸诡之计”。[24]随后朝旨重申“择要扼守”和“不可稍有退扎”，并令曾与宝海“议商”的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25]于是中法之间的这一段交涉遂悄然而起又悄然而止，对中国和法国都没有产生一点影响。

在法国政府推翻宝海所拟“越南事宜三条”的同时，其武力正不停地横行于北圻。同年二月，法军出河内，一路连败越军，至四月，已截断富春（顺化）粮道，兵锋直逼北宁而且窥伺山西。自其一年之前攻占河内以来，法军已经打得越南的官军一筹莫展。因此，“统督北圻军务”的越南大学士黄佐炎当越王“愤极决战”之日，曾六次檄调身为越南三宣副提督的刘永福来助，[26]由此显示的当然是一种深深的倚重。但刘永福同时又有“游击衔捐二品封典”的中国功名，并与滇省的地方官往来更多。[27]在当日的上谕和滇督、桂抚的奏议里，他与他的黑旗军都常被提及并多予关注，往往以“永福不为所并”，则“越南势可稍延”相期待。[28]由此显示的无疑也是一种深深的倚重。时至光绪九年（1883），刘永福已“踞山西、兴化、宣光十余年”，[29]因此法军进逼北宁和窥伺山西，是直接打到了刘永福的面前。比之越南的官兵，法国人更恨曾经“一战而斩安邺”[30]，并长久阻遏了通滇之路的刘永福。而不为法国人所容的刘永福同样以有战无和为久蓄之怀抱。于是当年四月刘永福领兵趋河内，与法军激战于城西二里的纸桥，并在苦苦厮杀之后“大破之”。当时身在谅江的吏部主事唐景崧记述此役，枚举其“阵斩创谋吞越之五画（上校）李威利，斩四画至一画兵头三十余人”[31]为津津乐道。而同时的法国人报告这场苦战，则直言“我们的部队如同走进屠场一样”，由此致伤致死，已占“参战人数的1∕5”。[32]其间被唐景崧称作“五画”的海军上校李威利（Riviére）时为法军主将，是一年以来领兵在北圻掠地的实际规划者和主持者，其“吞越”的创谋“常常要比法国政府更急”。在彼时的法越之间，他无疑是一个要角。因此李威利被戕仅过八天，法国的“海军及殖民地部长”已电告驻交趾支那的总督，说是“法国将为其光荣健儿复仇”，[33]俱见其心头之痛和一派煞气。

对于法国一面而言，虽然纸桥之战发生在越南，但其事后追叙，则尤其强调“战士们一致认为，他们对付的都是中国人、黑旗军”。[34]显见得刘永福虽然拥有越南的官衔，而自法国视之，固中国人也。同一个时间里，越南国王则在向北洋大臣、两广总督、广西巡抚作呼求，由“近日法兵在下国北岸（圻）肆暴情形”说到“下国猥以藩属”而“实惟上国之赖”，恳祈“即委文武干员乘兵轮船三四艘，炮械精足，先（抵）顺安汛镇压，俾他（法国）有所慑而不敢肆，下国亦有所恃”。[35]这些话说明：自越南一面而言，沿用“下国”与“上国”的旧章和成法说法越之事，是他们抗不住法国之后，便理当由中国人来对付法国了。而已经进入了越南北部的滇军和桂军，虽然奉旨“严密堵守”，同时又“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36]其实身历其境，这种界限是不容易守得住的。

纸桥之战后一个月，有三艘法国兵船上驶，“直薄山西省辖之丹凤口，人心惊慌”，致纷纷“挈家迁避”。而“右军都司田福志管带奋勇一营适至山西城下，立即会同滇军悉去号衣，另树黑帜，伪作刘团勇练，列阵江干，放枪争击”。[37]在这一段情节里，显然是滇军和桂军借用黑旗军的旗号已卷入了战争。事后广西布政使奏报“关外法越军情”，曾专门夹入一节文字，叙述了这场自发而起的截击。然则时至此日，在法国人的眼里、越南人的心里和中国的实际举措里，中国一方都在越来越深地切入和缠结于法越交战的过程之中。

纸桥一战之后刘永福曾有进规河内之想。但在法国国内，李威利的阵亡以其太过强烈的震动，已促成了议会全体通过增兵越南的军费案。之后，波滑（Bouet）和孤拔（Courbet，Amédée Anatole Prosper，Vice-Admiral）分别被任命为“东京驻军最高司令”和“东京分舰队总司令”。其时德国的报纸说，由此形成的，是“用几百万法郎”武装起来的“一支强大的远征军”。[38]而这种远来增援的武力次第到达越南之后，立即便会化为凌厉的攻势。当年七月，法国海军已封锁水路，并从西贡用军舰运送士兵北上。同时的法国陆军则连续数日炮击越南朝廷所在的顺化，致后者没有一点还手之力。而后，半年之前曾专文“咨呈”北京礼部，向中国政府陈说“下国之逼于法”而求“天朝覆帱之恩”[39]的越南朝廷，在防无可防的境地里不得不敛手求和，同法国代表何罗杧（F.J.Harmand）订立了接受其“保护权”的“顺化和约”。而彼时他们送出的“咨呈”经长途转递之后正刚刚到达北京。显然，以“咨呈”里的“天朝覆帱”比“和约”里的“保护权”，显现的是一种用暴力营造的制宰以及暴力制宰下的丕变。而由此牵动远近，则中国、越南、法国之间的关系都不能不因此而变得更加错杂。当日从顺化停战到法越“和约”成立，仅仅用了四天。但“和约”一旦成立，在越南继续用枪炮与法军相抗持而不肯伏地归降的主要力量，就只剩下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了。

于是此后的黑旗军便在法国人的重兵利械面前成了一种孤军。从七月到八月，原本常用出击和袭击制敌之法的刘永福，已在集聚的法军一攻再攻之下力战不支，并被逼着从怀德退丹凤，从丹凤退山西。而怀德、丹凤皆失之后，山西其实已经没有了可以固守的屏障。曾以敢战和耐战得名的黑旗军因力不能支而一败再败，又在一败再败里一程一程地后撤。而在他们的后面，正是中越边界所在的地方和出关的中国军队驻扎的地方。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恝然坐视的局面。因此当年九月粤督、桂抚各自奏告“边情”，已力言法人“绝不为中国稍留余地，是而可忍，何以谢越人，是而不争，何以示各国”，并请明白宣谕：“以越南本我藩属，北圻即我疆宇，尺寸不可以让人”。与这种疆吏的激昂相对应的，是同一个月里朝旨挟一股怒气追究此前“遽行退扎”的滇军，并峻词“申饬”滇省疆吏，令重行“扼要进扎”，不许“稍涉疏虞”。十天之后朝廷再度传旨，明申“北宁为我军驻防之所”，若法人来犯，则“惟有开仗”。[40]在当日的君权与官僚之间，这些都属严旨。于是本已深度切入了法越之事的中国，被宗藩关系里的“字小”之义和西南日逼日亟的边疆危局所牵引，不得不由此再进一步，为堵截越来越近的法军而直接地成了武装冲突中的一方。

同年十月，桂军两次攻海阳，而为法国“火船”的“环城轰击”所阻。[41]十一月，“法兵轮十二艘，民船四十艘，载一月粮，陆兵三千余人，弹药车五百辆，进薄山西”。在这一路的“三千余人”之外，同时还有另成一路的二千六百多人。合而计之，则汹汹而来者已近六千人。[42]守山西的“滇、粤七营及刘团所部”与之“血战数昼夜，卒以城塌内应，因之不支”。[43]此役法人以船炮为优势，致“血战”的中国人不仅失地，并且死伤极重。而后朝廷震动，忧及“山西既为法踞，则与我军驻扎之地相接，倘再得步进步，滇粤边疆俱形吃重”。[44]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自此北宁三面受敌，桂、滇两军之通路因之中断；而已经据优势的法国人，则再派米乐（Millot）来作统帅，援兵犹在不绝而至。

迨光绪十年（1884）二月，坌集北圻的法军总数已达到一万六千人，[45]随后法军全力攻北宁。在当时的北圻，由桂军扼守的北宁是中国军队重兵屯聚的地方。但与山西之战的“血战数昼夜”之后力竭而溃相比，北宁之战则是一种见不到节节抵抗的一触而溃：十一日，法军逼扶良，守军“营盘被炮轰破，登即败退”；十五日，法军“由扶良上犯涌球”并陷炮台，御敌的兵队不能挡，遂“各营败退”，北宁因之失守，其间所储积的军械粮食也随同城池尽为法军所有。至十六日，“广西提督黄桂兰正在督队，防营互相惊溃，旋即败走，绕道渡江，至黄云社、屯牙一路；道员赵沃带病出战，不知退至何处”。[46]于是原本守北宁的中国军队便在“惊溃”和“败走”中分崩离析，与北宁越来越远。而奉命“驰往应援”的滇军其时犹在途中。因此滇督事后奏报，以“北宁防军共计四十余营，不为不多，经营防备不为不久，乃因敌势猖獗”，而致“不能固守待援”为“殊非意料所及”。[47]以桂军之一触即溃比朝廷的尤重北宁，上谕谓之“曷胜愤懑”，于是刚刚做了五个月广西巡抚的徐延旭和领兵的黄桂兰、赵沃因“调度乖方”、“迁延不进”和“不能实力堵御”，都成了“革职拿问”的罪人。而由北宁失守追咎山西失守，又使云南巡抚唐炯也连带一同被圈入了这种异乎寻常的“革职拿问”之中。[48]但在山西之战和北宁之战以后，朝廷的“曷胜愤懑”已阻不住北圻战场上一蹶而不可复振的颓势。北宁失，溃军退太原，然而仅仅过了十多天，“太原又为法人攻取”；[49]此后一个月，守兴化的滇军以“粮米军火件件缺乏”对气焰方长的法军，又岌岌乎不俟朝命“全师撤回”。[50]然则时至此日，光绪九年（1883）秋季以来的“扼要进扎”之局已因桂军溃和滇军撤的前后相继而荡然无存。在中法之间直接对抗的军事冲突里，中国军队正在变为既不能攻又不能守的一方。与之相为交叉的，则是在同时的天津中法之间交涉又起。

北宁失守之后，由曾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Detring，Gustav von）充当中间人，法国海军舰长福禄诺（Fournier，Francois Ernest，Captain）向李鸿章转交密函，“欲为从中讲解”。他所说的“讲解”，是中法之间在战争以外的折冲周旋。由于涉入其中的德璀琳和福禄诺都是李鸿章的旧识，所以这种发端于法国人的“讲解”之说能够直接“抄呈”总署。而“抄呈”的李鸿章在那个时候常常会比朝廷更早地获得北圻战场的讯报，由此形成的判断，又很容易使他在战场与“讲解”之间更看重后者。并在“抄呈”的同时一并兼及此意。[51]时当桂军滇军接踵后退，而朝廷正苦“任事诸臣一再延误，挽救已迟”之日，[52]法国人的“讲解”之说遂成了一种能动朝廷之心的东西。

因此“抄呈”的李鸿章回过头来又奉旨“通盘筹画”，办理交涉事件，[53]在天津同代表法国的福禄诺“面与剖论”和“反复辩驳”。而后形成的“议定五条”由总理衙门“呈览”，自朝廷一面看去，注目处和关怀处全在“不索兵费，不入滇境，其余各条约与国体无伤”之“事可允行”。[54]而自法国人一面看去，则尤其着意的是中国军队驻北圻“各防营”之限时“调回边界”。[55]当日的“议定五条”其实还是一个草约和简约，但中国人注目的地方和法国人着意的地方各不相同，正说明两者都已在把纸面上的条文当成了可以约束对方的东西。各不相同反照了各作设想，然则“议定五条”的背后和深处，犹是中法之间实际上的没有议定。

注释

[1] 转引自《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第60页。

[2]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499页。

[3] 转引自《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第54、53页。

[4]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81页。

[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一册，第87、88页。

[6]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504页。

[7] 同上书，第506页。

[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89页。

[9] 同上书，第116页。

[10]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504页。

[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105、113页；《涧于集》奏议二，第18页。

[12]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455页。

[1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107、105、106、109页。

[14] 同上书，第89页。

[15] 转引自《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第60页。

[1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109页。

[17]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505页。

[18] 同上书第534页。

[19] 《清史稿》第四十八册第14651页

[20]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三，《论法越边事》（光绪八年十月十八日）

[2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132—133页。

[22]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96页。

[23] 转引自上书，第96、98页。

[2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134、135、138页。

[25]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575、589页。

[2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二册，第68、70、71页。

[27] 同上书，第71、72、73页。

[2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129页。

[29] 同上书，第129页。

[3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二册，第71页

[31] 同上书，第77页。

[3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四册，第408、409页，中华书局2002年。

[33] 同上书，第412页。

[3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四册，第409页。

[3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一册，第435—436页，中华书局1996年。

[3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170页。

[37] 同上书，第175页。

[3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四册，第468、465页。

[39] 转引自《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第84页。

[4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227、230、119—120、223页。

[4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260页。

[4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二册，第102页；《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38页。

[4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274页。

[4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252页。

[45]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40页。

[4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299页。

[4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02、303页。

[48] 同上书，第283、301、287、294页。

[49] 同上书，第287页。

[50] 同上书，第312—313页；《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47页。

[51]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五，《述德璀琳条陈》（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5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05页。

[53] 同上书，第305页。

[54]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五，《与福禄诺议定五条》（光绪十年四月十三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55页。

[55]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五，《论边兵退守》（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越北、台湾、马江：从宗藩义务到中法民族战争

一

由于“议定五条”的背后和深处犹是中法之间的没有议定，因此李鸿章和福禄诺立此“五条”之后一个月，福禄诺仍在追问中国防军撤离北圻的时间和地点，并申明法军不日将进到桂军所在的谅山和滇军所在的保胜。李鸿章以中国的权利相争，并劝法军不必深入“致启嫌疑”，[1]而福禄诺事后报告巴黎，则深信其追问和申明已为李鸿章知悉和默许。[2]两头之间显见得已是脱节。之后法军一意北进，于五月下旬抵北黎（观音桥），并挟其一派骄横颐指气使，限驻扎的中国军队三天之内交出谅山，“语毕即放炮”。[3]但守谅山的桂军彼时正因中法“讲解”而奉旨“扼扎原处，进止机宜”听候调度，[4]没有收到过撤兵的命令。于是法国人的炮击引出了中国人的回击，导致中法军队在互相对峙中两天之内打了两仗。[5]

这种夹用口舌和枪炮的战争一时猝起，既不在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内，也不在法国政府的预想之内。而先动手的法国在动手之后又成了先责问的一方。北黎之战相隔三天，署法国公使谢满禄（Semallé，Marie Joseph Claude Edouard Robert Vicomte de）已照会总署，说是法军按约“收取谅山”，而被“华兵攻打”，继之龂龂追究责任并引为大愤。[6]总署作回复，则由简约既未议定“界务商务”，又未议定“中国调回防营”日期为事实说因果和理据，而后指法军“先放枪炮”，应任起衅之责。[7]十三天之后谢满禄再度照会总署，以“北圻戍兵火速退出”和“赔银至少二百五十兆法郎”为最后通牒，“限七日内复明照办”。[8]中国允撤兵，但不能赔款，态度仍在说理之中。

而同一个时间里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Paten Ôtre，Jules）已经到达上海，法国海军的舰队也已经到福州附近的海面，两者之间构成一种非常醒目的对衬和呼应。稍后赫德受命代表中国政府与巴德诺在上海议北圻撤兵日程，又经赫德传话，朝旨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于六月上旬同巴德诺“议办详细条约”。但中国人旨在“议约”，法国人旨在“议费”，巴德诺要的是“索赔”，且其“志甚坚”；而曾国荃奉旨“所索兵费卹款万不能允”，以此为界限，则责分本在拒绝法国人所要的东西。因此，当日的交涉便成了一面的胁迫和另一面的抵挡。其间中国曾请美国调处，而为法国所拒绝。[9]当焦头烂额的曾国荃身在一筹莫展之际，曾沿用李鸿章“或至万不得已时，无论曲直，求恩赏数十万，以恤伤亡将士，似尚无伤国体”[10]之说，后退一步而自作主张，允诺以抚恤名义付法国五十万两（合三百五十万法郎）。但朝廷不肯认可，随后严旨申饬，斥为“实属不知大体”；而法国一头则以其“为数过少”，直视为“近于戏弄”，并在六月中旬照会总署，明言“本国自此即为所欲为，火速从事”。[11]

于是这一段中法之间的交涉便在历时五天之后以破裂为了结。彼时巴德诺虽是驻华公使，而甫至中国，便先与指挥海军舰队的孤拔在上海会面，其意中显然更重兵舰。由于这两个人都不相信用会商谈判的办法可以了结中法越南之事，所以他们的会面遂成了私下里共议武力北犯之计的筹划。[12]显见得由不信会商谈判的巴德诺与曾国荃作交涉，从一开始便不能不是一种意不在此的交涉。因此交涉破裂之后，仅仅过了三天，等候在海上的军舰已开始炮击基隆。随之战场由边界之外的越南移到了中国的境内。

自中国一面而言，则中法交涉和冲突的过程始终与士议激扬一路交缠，并因之而致当事的大臣备受指责，被一劾再劾。迨山西失，北宁又失，言路弹章前后相继。其间“徐延旭、唐炯坐失地逮问，盛昱言‘逮问疆臣而不明降谕旨，二百年来无此政体’。并劾枢臣怠职”。[13]由此激成深宫之怒，导致军机处里的亲王、大臣全体都被逐退，而朝局为之一变。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对法人的敌忾成为当日的一时之共趋和议论之强音。因此，当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讲解”之日，同时的士大夫已群起奏论“和局断不可恃”以及“夷情叵测”，请“力筹守御”；[14]而曾国荃与巴德诺在上海交涉之日，同时的廷议正推想“彼不得逞，势必指挥孤拔肆扰”，并测度“开仗以后”的种种情状。[15]与法国既作“讲解”又作交涉，说明了“朝廷始终不愿失和”。[16]但在“讲解”的同时“筹守御”和交涉的同时想“开仗”，又说明了中国一方处和战之间的不肯一退再退。

时当19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法越之事是与四围的外来侵逼与边疆危机连为一体的。因此中国人虽居战事失利和“兵疲饷绌”之际而不肯一退再退，正在于中国面对法国侵逼的时候，同时是中国又不止面对法国的侵逼：“彼既胁我以和，肆意要求，何所不至？”若“俯首曲从”，则“英、俄各国揆吾怯弱，易于要求，必将环伺而起”，随后“群相效尤”，而“祸将继起”。[17]与四十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和五十年代开始的英法联军之役相比，这种列国的四围“环伺”显然是一变再变之后的一种更深更重的灾祸。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人的不肯一退再退，是身后已经没有再退的余地。所以，在中法之间的冲突与交涉里，士议的不甘顺受“胁我以和”，便常常会影响和制约朝廷的“始终不愿失和”。其间之典型，是光绪十年（1884）四月朝廷大幅度调度人事，以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以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以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并皆“准其专折奏事”。[18]当日曾耸动朝野而颇为一时注目：

是时，大澂等好谈兵事，佩纶、宝琛尤以弹劾大臣著风节，与张之洞、宝廷、邓承修、刘恩溥好论时政，陈得失，一时有清流之目；孝钦后亦纾怀听从。以海疆多故，同时有会办之命。[19]

这些人以其“好谈兵事”和标著“风节”而特出一时，成为士议激扬中的健者。士议激扬，归旨在于主战，因此，在李鸿章的“讲解”之后和曾国荃的交涉之前，这些人在同一天里奉旨“会办”海防，正说明“始终不愿失和”的朝廷，同时又在用主战的人物与主张为和局立限度。十四天之后张之洞奉旨由山西巡抚调署两广总督，从远离战场的华北走到了华南的军务之中，推度其间的命意，显然是同属一个理路。而后，原本在局外作议论并因之而各自见风采的吴大澂、张佩纶、陈宝琛和张之洞，便被朝旨送到了中法对抗的局中。两个月之后和局破裂，他们又成了身负重责的人和身入旋涡的人。

当日把战争引到中国境内的法国舰队，主旨在于“踞地为质，挟中国议约”。[20]而几经筹度，最能合其心意的则是一岛孤悬于闽海之外的台湾，[21]于是产煤的基隆便先被攻击。其时刘铭传领淮军守台湾，来犯的法国军舰虽以利炮为优势，于一日之内尽毁基隆炮台，而登陆的数百名法军在上岸之后都不能敌接战的中国军队，不到半天功夫便被打得退回到船上。事后刘铭传奏报说：“伏念基隆炮台不固，炮位无多，彼族久经窃议，今突以五船相犯，实瞰我军船炮俱无，睥睨乘危，妄思窃踞。今幸仰荷天威，将士用命，有此血战，稍挫凶锋，实足以抒激愤”。[22]而对于轻估台防的法国人来说，这样的结果显然不在预算之中。之后，“稍挫凶锋”的法国舰队留下一艘兵船停泊于基隆洋面，同岸上的中国军队作对峙状，余舰悉数向北驶往福州，并在六月下旬进入闽江。在法国公使巴德诺的筹想里，攻台的目的是取地方作抵押；攻闽的目的则是摧毁中国人的船厂和船队以逞其受挫之后的“报复”，[23]随后是“凶锋”直指马江。而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并兼署船政大臣的张佩纶便成了首当其冲者。

张佩纶于四月下旬受命，到任已是闰五月的中旬了。其奏疏举“闽疆”为“南部雄镇，濒海奥区”，而张目四顾，则“地惬饷涸，沿海之防，不克未雨绸缪，早完牗户”，两面之间显然不相对称。当他在京城作议论的时候，多半不会想到此日“事急而求”，闽疆已是“利器难得，将才难得，无米之炊，殆将束手”。而以“利器难得”和“将才难得”的“地惬饷涸”直面“法衅又开”，其一腔贲张“止能就本省新募之兵、杂储之器，原派之文武将领，旧式之炮台、兵船，以备折冲御侮”。[24]比之刘铭传麾下守台湾的四十营将官兵丁，张佩纶接手的这种“沿海之防”显然不逮远甚。但法人意在摧毁中国人的船厂和船队，则不能不由海口进马江，比之炮击基隆，福州遇到的是“彼深入，非战外海”。[25]而就地势言之，这一段水路两岸多山峦亦多险阻，若凭险拦截，法国人的军舰便很难绕得过去。

手中没有强兵利器的张佩纶自到闽之后目睹其“兵轮入口，瞬息即至”，曾有“胜负呼吸，争先下手”之想。[26]而时当“中法和战定局与否，未经总署示知”，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犹在“拘手挛足”之中，“阻之则先起衅端，听之则坐失重险，实属左右为难”。与之成为对比的是法国人在大打出手之前，已能够从容措手，其军舰纷纷上驶，已越过了原本很难绕得过去的地方：

省城以壶江南茭为第一重门户，长门、金牌为第二重门户。敌船既越各炮台而至马尾，深入已百余里。若止一二轮船，彼虽足制船局之命脉，而身在围中，谅亦未敢轻发。如连䑸而至，一旦决裂，我电未至，彼信先闻，出我不意，登岸扰犯，则炮台之军不及入援，南台之军亦难径渡，船局势殊岌岌。

张佩纶到闽之后六天法舰已至福建海面，而闽江的“门户”始终无法关拢。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便一面是“迭据电传，法人欲取福州为质”；一面是眼看着法国人的军舰“乘议约未定之时，借游历为名，陆续驶入闽口”。[27]至六月上旬，已是法舰大集。福州将军穆图善呈报军机处，说是“防务日紧，法酋日肆，意揣必至决裂。闽失势在不能先封口，又不能先发”。然后枚举而历数之曰：

法铁舰守口一艘，兵船入长门十艘，环马江者六，内鱼雷船二。又有大号兵船七号在近省之长乐县海口，拟筑炮台，多方要挟，迫我开衅。[28]

由此形成的场面，正是张佩纶笔下的“连䑸而至”。中国人“不能先封口”以堵其来路，而法国人一开始便以“铁舰守口”，关闭了中国人的进路和退路。以兵事而论，是时至此日，可谓先机尽失。

在这个过程里，福建曾屡次致电枢垣，“促南北洋以船入口”相援助，以期“勿失机养患”，[29]而皆苦苦盼望而不可得。主其事的张佩纶期望落空之后化作一腔愤懑，曾向朝廷忿忿然痛责南洋大臣曾国荃：“甚矣曾之膜视闽也。沪仅法船一，华船则六；南洋十五船无可分，欲闽三船敌法耶”？[30]但彼时海疆震动，南洋与北洋各筹防务；疆吏责在守土，都不能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因此，虽然朝廷应福建的呼求先后令南洋和北洋调船援闽，[31]但北洋防畿辅，南洋防长江，皆能各自申说以动朝廷之意。而后是朝廷“旨寄张佩纶等，拨船于闽无济，着妥商筹办”和“旨寄张佩纶等，着就现有兵勇实力固守”。[32]

苦盼和忿怒都没有为福建引来一点可资依傍的物力和人力。在这种南洋、北洋和“福建海疆”的相互抵牾之中，可以见到的正是南洋、北洋和“福建海疆”都太过局促，以至中国南北绵延的漫长海岸线捉襟见肘，在法国人移动的舰队面前顾此失彼，首尾无法照应的事实。由于顾此失彼和首尾无法照应，当日被法国选中的闽疆便成了以弱者当强敌的一方。而曾以士议激昂为朝野注目的张佩纶，其时用来对付法国人的仍然只能靠激昂。他在六月里的一道电文中说：“急募，无器械，何能？小挫再振，将与士习，又操饷权者能之”，这些东西他都没有，能够做的，遂只剩下“惟忠愤鼓舞耳”。[33]后来又说，当法舰麕集之日，“臣知不敌，顾求援无门，退后无路，惟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而已”。[34]

但战争是暴力的较量，从而以暴力的比较为结果，“忠愤”和“忠义”的影响都有限。自基隆一战之后法舰群驶福州，至七月初汇聚于闽江下游的作战船只总数已达十二艘，且皆属彼时的新型战舰，其中两艘是铁甲舰，合计共一万四千五百十一吨。与之相匹配的是七十七门大口径重炮和一千七百九十名作战人员。而在同一个水域里与法国舰队相持的中国水师虽然有船十一艘，但其中的九艘都是由木质构成的，且十一艘船总共只有六千五百吨，而赖以制敌的四十五门火炮大半都因口径不够而不能算作重炮。若举人数作对照，则其一千零四十名作战的官兵，总量亦少于法国一面。[35]显见得以此比彼，两者之间实在是优劣太过悬殊。

七月初一，法使谢满禄下旗离开北京，同时中国驻法国公使李凤苞也从巴黎移到柏林。中法关系随之破裂。已经为自己营造了足够优势的法国舰队遂于两天之后“乘雨后潮急，彼船得势，违例猝发”，[36]猛烈炮击中国兵船。张佩纶在奏报里说“我船本约以各轮萃攻其上游各船，而以艇船、商船火攻牵制其下游各船。”但“法大船入，则以六船截‘振威’、‘飞云’、‘济安’于下，而以五大船、一鱼雷船合攻‘扬武’”。法国人的大炮一开始就打破了他的筹想。其直接的结果是‘扬武’先“为敌鱼雷所碎”。之后，“福星”发炮攻敌，而因“大小过悬，众寡不敌”沉毁；“伏波”、“艺新”则刚刚接战，已先后“中炮上驶”，遂使“上游之船已没。其下游之船，法以乌波铁船为最大，‘振威’为其所挤立断为两”。而“飞云”、“济安”两船“还炮之声犹相应答”，转瞬之间“旋即带火流下”。此后“法人乘胜轰击，迫近厂河之商船亦焚”。于是“七兵船、两商船及哨艇各船”一时“俱烬”。[37]若总计而言，在他所列举的这些兵船之外，同时被伤和被毁的其实还有“福胜”、“建胜”和“琛航”、“永保”。[38]作为对比，在这场水上交战中法国人被击沉的只有一艘鱼雷艇。

当天和次日，摧毁了福建水师的法国人复连番炮轰福州船政局，致使十多年前在法国工匠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船厂，此日又在法国军舰的炮火轰击下被打得“千创百孔”。[39]这个过程里中国军人“死者灰烬，存者焦伤”，[40]在“灰烬”和“焦伤”之中不会没有“忠愤”和“忠义”，但“忠愤”和“忠义”都没有挡住法国人用坚船利炮作成的暴力致胜。而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张佩纶在历经颠蹶之后引咎自劾，其曾经的激昂大半都化作了感慨唏嘘和言之沉痛：

伏念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以治军，妄思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万变，臣既制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误于陆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实属咎无可辞。

而后自请“拿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愧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41]在年复一年的造船造炮之后，马江之战用法国人的船和炮比较了中国人的船和炮。因此张佩纶的唏嘘与沉痛虽由书生领兵的一败塗地而起，而其对应和反照的则不能不是二十年洋务效西法以图自强的重挫。法国人打掉了中国的兵船和船厂，之后，出港的法国舰队又一路开炮，一个一个地轰毁了沿岸炮台。这是一种胜负已分之后的打了又打。但在他们的筹算里，要的是“踞地为质”。因此马江之战虽以暴力致胜并且打了又打，而犹非其意中的了局。至八月中旬，法国舰队移师台湾攻陷基隆。稍后又攻沪尾，并一度登陆而为守军力战击退。自九月初开始，孤拔用炮船从海上封锁台湾，“禁止各国船只来往出入”，[42]以期用截断外来济助的办法为困逼之计。迨次年一月，踞于基隆的法军又由基隆西犯，欲进逼台北，经四天激战为守军所堵挡，而一个月之后，纵横于海上的法军已占领了澎湖。在这个攻与守苦苦相持的过程里，一面是朝旨以“台防关系东南大局”督责南北洋援台，而法国封锁之下南北洋援台的船只并不足以“当铁舰之巨炮”；一面是守土的中国军队“军士眚疫日有死亡，能战者不足三千”，且“洋药已缺，食盐不来，饷路亦阻”，由此形成的只能是一种日处困境而力为撑持。[43]两相对比，愈见得法国人据有海上的优势，遂使法国人长在主动之中。

二

当法国舰队横行东南，在闽、台海疆恣肆黩武的时候，与西南边界相依连的北圻正息兵之后战火又起。作为对于“法兵已在马尾先期攻击”的回应，相隔三天朝廷已下诏，痛责“该国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同时令“应行进兵”的陆路各军“即迅速前进”，并以刘永福为“记名提督”，正式编入了中国的官军之中。[44]由于“关外各军奉闰五月二十二日上谕”已“尽行撤入”关内，[45]是以此日之“迅速前进”便是重新出关。

同原本的驻扎已久相比，重新出关是一种人员的空间移动和器械的空间移动。而朝旨严催，仓促成行，其间消耗的饷力和人力都无从呼应自如。因此，广西的桂军和云南的滇军一路“前进”，一路禀告“瘴盛粮乏，欠饷两月”和“拨饷三十万，已逾四月，饷乏兵弱”的种种困窘。[46]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终日置身于这种被称作“瘴”的东西里，出关的军队还在赴战的途中因“瘴”减员。桂抚潘鼎新说是“兵力甚单，余俱病亡，不能成军”，且“旋补旋病旋死，不解其故”。[47]滇督岑毓英说是“目下关外烟瘴正大”，致“所部滇勇，因瘴故颇多，均求缓进”。[48]这些都说明，与朝旨之“迅速前进”相对应的，是军中的跋涉艰难。而后经此一路跋涉的重重艰难，从七月上旬到八月初，出关的桂军已到达谅山而重据旧垒，并分东西两路进兵，先后驻扎于谅山以南的船头和北宁以北的郎甲。同时的滇军也已出关东趋，以期一战而下宣光。同中国人相对比，斯时法国虽以孤拔的舰队搅动东南而扼制闽、台，而其兵事的重心则仍在中越边界。七月间，法人已聚士卒一万七千五百余名，将校四百三十多名，用以截断中国军队深入越南的通路。[49]而“十月以来，法屡添新兵来华，大率赴越者三之二，赴台者三之一”，[50]显见得是立意要同中国人在北圻大打。因此，当先入越南的桂军推进到船头和郎甲之后，已经备战就绪的法国军队便岌岌乎迎头赶来，与之一触即发。

八月十八日，北宁法军一千余人沿水道攻船头。两军对峙之际，法人专用船上的火炮轰击，致中国一方死伤相尋。但守船头的苏元春起家湘军而素有能战之名，此日排阵接仗于炮火之下，犹督桂军久战力阻，“毙法酋一人”，[51]并使登陆的法军屡扑而不能敌，在无力再举之后不得不退，而与守军相持于战场的两头。当日桂抚奏报，称船头一战为“以孤军当劲敌”，[52]循名责实，不能算是无度夸张。稍后河内法军二千人北进，于二十日猛攻郎甲。守郎甲的桂军仓促被围，“自辰至未鏖战四时”，参将、都司战死，提督、总兵被伤，“哨弁勇丁同时阵亡者三百余名”。而“彼此厮战之际，枪毙落马法目数名”，并重伤法军主将尼格里（de Négrier）。[53]中国人的领兵官既死且伤，法国人的领兵官也既死且伤，由此显示的，应当是“鏖战四时”的激烈程度。

然而在这种激烈的背后，又是一种强与弱之间的悬殊：与盘踞北圻而筹措有序的法人相比，船头的桂军是孤军，郎甲的桂军也是孤军；而与守船头的桂军相比，守郎甲的桂军四围之敌且已多出一倍。身在这种对比之中，曾经“鏖战”的郎甲守军最终力竭，随后是一路败退，弃郎甲而走。而法军既得郎甲，又转身分兵往援船头。于是，继郎甲的守军力竭而退之后，船头的守军与合兵扑来的法人激战两天，也力竭而退。在中国一面的成算里，入据船头和郎甲，本是为桂军深入越南拓通道。而滇军同时另辟一路，由西面东下径取宣光，则重在与桂军“并进”，以图“两军合力进规北圻”。[54]但桂军一挫于郎甲、再挫于船头，后退之间已是打破了成算。而在与之牵连的西面一路，是本应剋期赴敌的滇军东下途中为关山所阻，陆路“皆崎岖窎远，夫马难行，水路船只又少，敌轮不时邀截”以至“粮饷军火，輓运为艰”。[55]当他们在八月下旬到达宣光的时候，桂军已两路皆败。以“合力”与“并进”相度量，显见得也是打破了成算。之后滇军围攻宣光，历时三个多月而累战不能克。其间城内的法军冲出来而被城外的滇军打回去；城外的滇军挖地道猛攻而城内的法军力守益坚。“敌势虽穷而水路犹通，尚不能制其死命”，遂使旨在东进“取太原”[56]的滇军就此顿兵坚城之下，而“北圻产米之区多被法人、教匪收运一空”，致“各营口粮”常常不继，且“水毒瘴深，患病颇多”，往往是“带一万兵，仅得五千之用”。[57]然则滇军虽在围城攻敌，而饥与病交迫，其情状正类乎进退失据。

当滇军被阻于宣光而不能东下之日，桂军“迭接各电”已知法人“一意攻逐桂军，再攻滇军”，[58]遂于十一月中旬以王德榜一军反攻船头法军，意在先“夺其魄”。[59]而接仗两天，便“折损甚多”大败而退。李鸿章电告枢垣这一段消息的时候，评而论之曰：“王军无后门枪，平时贪刻骇忮，有取败之道”，[60]既说了器，也说了人。王德榜一军本居那阳，为谅山守后路，是以一战之胜负导致其大败而退，则一战之胜负已不能不牵动全局，使守谅山的“各军后路”一时皆在“甚危险”之中。[61]于是以反攻谋制敌之想自此而息。而与桂军的一败之后没有后援相比，同一个时间里的法国政府正明令驻越法军攻谅山，与之相随而来的，是法国国内的援兵正从海防登陆进入北圻。至十二月中旬，法军集一万余众大举犯谅山，[62]其意图正是先攻桂军，再攻滇军。与之对垒的中国军队虽以桂军为统称，而来路和渊源其实各自不同。当日潘鼎新领一部，苏元春领一部，王德榜领一部，杨玉科领一部，皆以谅山为中心而各守一路。以态势而论，已是易分而难合。迨法军来扑，先攻王德榜营，“半途折向谷松攻苏元春营”，之后是被攻的苏元春“三昼夜苦战，伤亡太多，撤回屯谅山”。[63]主持谅山防务的广西巡抚潘鼎新后来奏报说：“无如贼众我寡，日日进逼”，“自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又“血战六昼夜”，以至四顾之间，“枪炮互击，血肉交飞，断脰缺肢，狼藉山谷”。在这个过程里，苏元春所领的苏军打了九昼夜，潘鼎新所领的淮军打了六昼夜。等到“淮、苏两部之数千疲卒”已“精锐损折，粮药俱尽”，无力撑持的潘鼎新和苏元春遂于当月二十九日从谅山败走。[64]退驻镇南关。而后“龙州大震”。[65]这是一种连日苦战之后的一败塗地，而在时人评说之中，与一败涂地相表里的则是彼时“主客各军不能共缓急，图奋取，督师又意气自用，且迹近偏袒苏军，故谷松一败，众军袖手，坐视颠复而不救”。[66]其间的“督师”指的是官阶最高的潘鼎新，而“坐视颠覆而不救”尤以王德榜“战丰谷，败，苏元春不往援，德榜衔之，以故元春败于谷松，亦不往救”[67]为典型。然则主客各军虽共守谅山，而咫尺之间已难化畛域，弄得既不能用号令相调度，又不能以往来成呼应。就谅山之战而言，这些都是为胜负造因果的东西。

法国一面既以先打桂军，后打滇军为其排定的顺序，则谅山之战后五天，法军已拨三千人拔队往援宣光。彼时滇军久围宣光，正在猛烈攻城屡冲缺口之际，以至于围城之中的法国人用“玻璃瓶”送“求救书”，说是“本处被华兵围困，其数甚众，日夜攻击，势在垂危。四围九百码之外皆华兵所驻，密迩相逼，我军不得不弃外垒而退守内城。”且华军挖掘地道，“工程甚速，不日将陷我城”。[68]其间攻城的前锋曾扑入城内，而后续不继，旋又“为贼所截，战殁城中”。在这种围城之战里，每一次奏报“毙贼甚众”，同时都会引出“伤亡精锐太多”的沉重叹息，然则累计百日之久，滇军虽“血战无数”，其实已成疲军。而与之相始终的，还有累计百日之久的“粮运艰远，将士不饱”。[69]所以，以此攻城，虽然出手猛烈，其气力已在再而衰，三而竭的不可持续之中。迨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中旬“援寇大队而至”，遂使攻城数月的滇军反过来成了被攻的一方。而最先受“援寇”冲击的，便是久与法军为宿敌的刘永福部。

据当日参预滇军军务的唐景崧说：“刘永福血战一日，用地雷歼敌百余，击毙百余”。同时“寇袭吴凤典营”，致“各营抄击被隔，永福不支，遂败”。随后是“教匪乘机扰三江口粮道”，致“我军疮痍之余，腹背受敌”。[70]当时刘永福一军当“援寇”之进路，无异于为围宣光的滇军作屏障。因此当等不到援兵的刘永福“不支”而败退之后，“零布城下”又已历经久战的滇军便直面来援的法军，一战而败，成了力竭师老“不能御生敌”的弱军。且战局一变牵动八方，“龙州、牧马后路”正“岌岌可危”，则时至此日，“实有不得不退之势矣”。[71]随之是久围宣光的滇军累战之后废然掉头，先后撤离了宣光。当时张之洞致滇军电文，有“天不殄夷，夫复何言”之叹。[72]事后刘永福追咎隔河守同章的黄守忠部事急不来赴援，黄守忠因之被劾革职。[73]其间的曲折，亦与桂军之各有畛域在伯仲之间。而在宣光的东面，已经占据了谅山的法军又在同一个时间里一路围追退到镇南关的桂军，并于正月上旬“紏（纠）大股”先扑南关，与守军“接仗相持三时之久”。之后督军守南关的提督杨玉科中炮阵亡，由此导致的南关守军因丧失其元首而“军心不固”，使攻关的法军得以“乘夜拦入”，一天之内即攻破了镇南关。[74]

攻破了镇南关，是法国军队已经进入中国境内，随之“商民惊徙，游勇肆掠，逃军、难民蔽江而下”，远近动荡而“广西全省大震”。[75]但法国人之所以一步连着一步，在前后十天之内既破谅山，又破镇南关，本意大半是在用其武力向中国人示强和示威，因此入关之后焚掠一日留下满目疮痍，又转头向南退回谅山。临走大书于关上曰：“欲捍边境，无用石城，须行条约”。[76]这种用文字显示的傲兀，其主旨就是“挟中国以议约”。然则在法国人的眼里，自光绪十年（1884）八月北圻战火重起，到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军攻破镇南关，是中法之间的陆路交战不仅已经分出了强弱，并且已经分出了胜负。他们显然以为强弱、胜负一经分出便成定局。

注释

[1]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五，《论边兵退守》（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2]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65—166页。

[3]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742页。

[4] 同上书，第735页。

[5]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69—170页。

[6]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743页。

[7] 同上书，第743页。

[8] 同上书，第755页。

[9] 同上书，第758、769、759、776页

[10]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三，《寄江督曾宫保》（光绪十年六月初二日巳刻）。

[11]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770、777—778页。

[12]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87页。

[13]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454页。

[1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29—331，332—333页。

[15] 同上书，第445—446页。

[16] 同上书，第340页。

[1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333、344、357页。

[18] 同上书，第349页。

[1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一册，第10页。

[2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一册，第13页。

[21] 参见《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197页。

[22] 《刘铭传文集》第95页，黄山书社1997年。

[23]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201—202页。

[2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430页。

[2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433页。

[26] 同上书，第473、439页；《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册，第751页。

[2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489页。

[28]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769页。

[29] 同上书，第763、769页。

[30] 同上书，第764页。

[31] 同上书，第764、773页。

[32] 同上书，第802、799页。

[3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433页。

[3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523页。

[35]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202页。

[3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524页。

[37] 同上书，第524页。

[38]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203页。

[3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526页。

[40] 同上书，第525页。

[41] 同上书，第525页。

[42]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872页。

[43] 同上书，第869、871页。

[44] 同上书，第820页。

[45] 《彭玉麟集》上册，第410页，岳麓书社2003年。

[46]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三，《寄译署》（光绪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未刻）

[47] 同上书同卷，《寄译署》（光绪十年七月初八日亥刻）

[48]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858页。

[49]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210页。

[50] 《彭玉麟集》上册，第435页。

[5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一册，第20页。

[52]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885页。

[53]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873、885页；《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212页。

[5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548、558页。

[55] 同上书，第553页。

[5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六册，第129、80页。

[57] 同上书，第81、150页。

[58]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922页。

[59] 同上书，同上页。

[60]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923页。

[61] 同上书，同上页。

[62]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219页。

[6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六册，第283页。

[64] 同上书，第343页。

[6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二册，第173页。

[6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二册，第178页。

[67] 《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699页。

[6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二册，第204页。

[6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六册，第350、351页。

[70] 同上书，第350页。

[7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二册，第179页。

[7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二册，第180页。

[7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二册，第179页；第六册，第375页。

[74]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998页。

[75] 《彭玉麟集》上册，第448页。

[76]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223页。

力战艰难之后的“仓卒而成和议”

在中国一面，法人既破镇南关，已是广西震动，朝廷亦震动。二月上旬，廷议追究“广西关外军务屡次失利”，桂抚潘鼎新和提督王德榜皆奉旨革职。[1]与这种灰头土脸相对比，则“办理广东防务”的钦差大臣彭玉麟、两广总督张之洞会奏“广军援桂规越”正以此力求别开生面，由他们调度的冯子材部和王孝褀部已在到达龙州之后闻警而动，急赴镇南关。被彭玉麟和张之洞称作“老成宿将”的冯子材原任广西提督，后来因病开缺，在本籍办团练。而“久官粤西，曾征越匪，威望在人”，且“罢兵未久，旧部尚众”。因此彼时虽用“广军”名义入镇南关，而以其素“为桂、越人心所向”，则一经“还入关”，已能使“人心稍定”，一时成为主、客各军中最有影响的人物。[2]之后，彭玉麟和张之洞再作会奏，详叙冯子材领“广军”既到镇南关，着力于先督所部于关前隘“筑长墙三里余”为扼敌之壁垒。并“谓桂军宜稍养锐”而甘心身当艰巨，“自任以所部萃军守之，营于岭半。令王孝褀勤军屯于其后半里许为犄角”。同时苏元春、陈嘉领军屯幕府，“在关前隘之后五里”；蒋宗汉、方友升领军屯凭祥，“在幕府后三十里”；潘鼎新领军屯海村，“在幕府后六十里”。此外魏钢一军“在关西百里”；王德榜一军“在关东三十里”。以此七军的位置作比照，显见得“广军”虽然后到，但以兵势之布列而论，则“独广军两枝当中路前敌”。[3]

在同一个时间里，焚掠之后退出了镇南关的法国人眼看着中国军队重新集结于镇南关，以成其壁垒一新，已知中法之间在北圻的战事其实并没有了结。至二月初，守关的中国军队且“出关袭敌”并“毙贼甚众”，[4]骎骎乎渐取攻势。法国人用武力同中国人在北圻周旋多日，最容易想到而又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这种渐取攻势的后面，集结的中国军队再度南下“规越”。镇南关是中国人南下的门户，因此二月上旬法军聚众第二次攻镇南关，一路“直扑关前隘长墙”，志在排闼而入，封掉中国人的门户。于是守“长墙”的“广军”起而迎击，同法国人最先接战。随后的场面，在当日的奏报和后来的记叙里，都是血脉贲张和血色苍茫：

法悉众分三路入，子材语将士曰：“法军再入关，何颜见粤民？必死拒之！”士气皆奋。法军攻长墙亟，次黑兵，次教匪，炮声震山谷，枪弹积阵前厚寸许。与诸军痛击，敌稍却。越日复涌至，子材居中，元春为承，孝祺将右，陈嘉、蒋宗汉将左。子材指麾诸将使屹立，遇后退者刃之。自开壁持矛大呼，率二子相荣、相华跃出搏战。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阵，皆感奋，殊死斗。关外游勇客民亦助战，斩法将数十人，追至关外二十里而还。[5]

在这场激战里，“法（军）以开花炮队”居高“轰击”为能事，两日间“炮声震天，远闻七八十里外，山谷皆鸣”。中国人在炮火下作“仰攻”，靠的是“短兵、火器杂进”的“合力死斗”和前仆后继，其间“争东岭三垒”至“七上七下”，总兵陈嘉“受四伤不退”。而“冯子材、王孝祺身畔屡有开花炮子坠落未炸”，其生死亦仅间于一发。中国人以自己的死伤累累与法国人优势的火炮相抵拒，将弁和士卒都显示了醒目的英雄主义。直到法军“鏖战两日，弹码已尽，而后队军火被截，惶惧无措，顷刻间炮声顿息，遂大溃”。[6]自船头、郎甲之战以来，桂军一败再败又一退再退，经此一番“合力死斗”而成乾坤倒转，使长居“攻逐”一面的法国人成了奔逃的一方。

张之洞后来总论之曰：当法军“二次犯关”之日，“非有生力大军，难遽言战。非冯子材创筑长墙，与王孝祺合军死守，则诸军无所依倚，更无战守之法。当初六、七广军苦战两日之后，非苏元春军往援，陈嘉、蒋宗汉力拒东岭，则冯军亦将不支。非王孝祺军叠次肉搏陷阵横冲敌坚，则冯、苏诸军亦不能取胜。非王德榜截其后路，断其军火，关内外夹攻，则亦不能如此大溃”。[7]在这个过程里，显见得是同仇敌忾的血性和血诚淹没了军中的畛域。因此醒目的英雄主义应当是一种群体的英雄主义。之后二天，“冯子材亲率十营出关，攻文渊州，法匪望风溃遁”。继而“诸军三路攻谅”，力战重伤曾经屡败桂军的法国统帅尼格里，并在次日克复谅山。随后是“桂军、楚军追中路，广军追西路”，沿着中国军队熟识的旧径脚不停步地放手“进剿”，先后攻下谷松、屯梅。与之相对比，则是法军从谅山退到谷松、屯梅；又从谷松、屯梅退到船头、郎甲，由“贼势仍悍”一步一步变作颠蹶之后不能复振，而脚跟尚未立稳，追来的中国人又已在“进军拉木，逼攻郎甲”了。于是自“初十日至十五日”，五天之内“广军会合诸军”，以其一战再战和累累伤亡变“死拒”为“追剿”，在一路攻打里“尽复去年官军所驻边界”。[8]与此相近的时间里，还有另一路法军在西面“上犯临洮”而受滇军“夹攻”，被打得“大溃”而退。岑毓英在电文里作呈报，说是法人“入越以来未受此巨创”。[9]然则法国人在几个月里用重兵火炮积成的进取之势，及其辛苦转战攻城掠地之所得，至此已丧失殆尽。因此，统帅北圻法军的波里也（Brière de L’Isle）左支右绌于此既败且蹇之日，不得不向巴黎张皇报急，以东面一路之“众寡远不敌”和西面一路之“华军亦日增”为理由，“请政府急增援”。[10]然而在法国国内，彼时已是“谅山失败的新闻，传遍巴黎，引起无限的冲动”和“报馆热烈地批评”，以致于主持内阁的茹费理（Jules Ferry）“被认为是国家的蟊贼”。之后众议院痛詈政府，内阁因之倒台。[11]与波里也的报急相比，巴黎的政潮起伏和政局动荡，显然是以一种更强烈的震动回应了中法谅山之战的冲击。而此日的越南北圻，则身在前线的中国军人们虽然并不知道法国巴黎的政潮起伏和政局动荡，但从镇南关一路打到郎甲，他们对战场上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胜负之数却应当能够看得明明白白。因此中国人还在力谋进剿：“令莫善喜一军，由钦州袭广安，时唐景崧一军，亦由牧马进规太原，冯子材已定二十五日亲率全军进规北宁”，动手更早的“前军冯绍珠、麦凤标等”则其时正全力扑攻郎甲。与之相呼应的，还有“久苦法虐”的越人在法国占据的北圻等待中国军队到来的“欣若望岁”。[12]

显然，法国军队屡溃之后，对于身在前线的中国军人来说“进规”和“追剿”便不仅仅是理之所至，而且成了势之所至。但身在前线的中国军人同时又身在王命的制宰之下，还没有等到冯子材预定的日期，朝廷已下诏议和罢战，并令“滇粤各军”定期撤回边境。[13]于是中法议和截断了“进规”和“追剿”，使中国军队声势恢宏的反攻戛然而止。久战北圻的诸军为之扼腕，主持军务的疆吏也为之扼腕。[14]

自法国海军炮击基隆、闽江以后，中法之间便已进入了国家与国家的战争状态。然而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中法之间的往还因德国、美国、英国的居间调停而始终延于一线，并没有完全断绝。其间且有过中国驻德公使李凤苞与法使在欧洲作各自陈说的当面对话，以及李鸿章与法国领事在天津作各自陈说的当面对话。虽说这种调停和对话都因两头无法接榫而没有留下结果，但它们之存在于一线不绝之中，却为交战中的中国和法国维持了一种战争以外的关系。之后，因中国海关的一艘巡逻艇在台湾海岸被法国海军所劫，受雇于中国海关的英国人金登干（Campbell，James Duncan）奉命向法国交涉，并在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下旬到达巴黎。由于赫德的训令，他此行同时又责在以赫德的名义向法国政府传达促成中法和平的意愿，而一旦同茹费理面议，由越南说到中法，则他所带来的后一个题目遂成了重心之所在。于是远在北京的赫德便借助于金登干作传话人，沿着这种一线不绝的关系进入了与法国人的往来折冲之中。作为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出面当然代表了总署；但此前英国调停中法，赫德已曾涉入其间，因此自英国人看去，赫德又是在把他们没有做完的事继续做下去；而赫德与金登干之间通信，却是把他们的工作比作同时在“对付法国的三项要求”和“中国的两个条件”。[15]在中外交涉的历史里，这显然不是一种常态的做法。

当法国人由炮轰基隆开始，把战火移到中国境内的时候，其要旨尤其在于向中国人勒索“至少二百五十兆法郎”的“赔银”。而数月之间一面打仗，一面接谈，其尺寸亦随时而变，至十月下旬，法国以“一索全允津约，二议久据台北”[16]回应英国人的居间调停；十一月下旬又因中国一方的不能顺受而拒绝了英国人的调停。[17]法人所要的“津约”，是指上一年春天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签立的“议定五条”；而“久据台北”，则重在“基隆、沪尾之海关、矿产”。[18]当赫德由金登干作传话人，开始同法国一方交涉的时候，面对的便是这种法国政府已经开列而中国政府已经拒绝的“索”和“议”。彼时法军在北圻正集重兵大举进攻，打得桂军两路皆败，仓皇退出谅山。比之此前一个月之前的调停不成，显见得以中法对比而论，是法人又大进了一截。而在相近的时间里，统帅海军的孤拔已“知照各国商轮禁运漕米”，法国军舰且由闽、台向北入浙江洋面，“见我船出口遂迎头来击”。[19]这种阻截海路以切断南粮北运的办法，意在用南方的战争扼制朝廷所在的华北。由此引起的紧张，又比谅山失陷更加牵动政府之心。[20]

然而目力所及，那个时候的忧患犹不止此。当西南疆吏调度战事，忙于在北圻对付法国人之际，朝鲜的“甲申政变”已经把中国军队拖入同日本军队的冲突和对峙里，之后是管北洋的疆吏不得贯注全力以对付日本人。这种来自北面的借端起衅与西南的战火不息相对应，使夹处于两头之间中国人不能不以“日法沟通”[21]为危棘。于是在中法交战与交涉的过程中，远处的日本便成了一种常在眼前而不得不防的凶险。因此，原本以“津约可择允不可全允”[22]拒绝法国人“全允津约”之迫的中国政府，至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中旬已由赫德和金登干转告法国一方，“允许批准一八八四年五月的《天津条约》”，同时要法国“立即解除台湾的封锁”，并授金登干以“中国特派专使的资格”与法国议“协定”。[23]

对中国而言，这是相持多日之后退了一步。而法国虽然海陆两路皆兵势盛极一时，但在同中国打了半年仗之后已经越来越明白“中国资源，离涸竭之时尚远”，因此不得不担忧他们应付不起的中国人的长久“支持战争”。[24]同时法国海军封销台湾之后，英国人已在中立的名义下对法国舰只关闭香港，“使它不能作为输送燃煤和修理船只之用”。[25]而后法国海军阻截海路以切断南粮北运，则直接拦住了这条海路上大半都挂着英国旗和美国旗在承运粮米的轮船。由此引出英国政府以抗议为回应，并曾针锋相对地表示，英船所载货物若遭夺取，必以武力迎击。[26]这种因商业利益的牵动而触发的排抵出现在法国海军面前，使得一心想要封锁海上通路的法国人不能不进退两难。而海路不断，则华南的战争始终不足以摆布朝廷所在的华北，俄国外交官比之为“蜂螫象背”[27]而无能为也。因此，在中国人后退一步的同时，“驻德法使”也在“介人请询”中国驻德公使，以传递“中国倘肯议和，另有和平办法”的意思，并“语气微露肯退基隆、不押关、不索费”。[28]对于法国人来说，这同样算是退了一步。自中法之间因越事引发战争以来，冲突和争执的焦点便是《天津条约》和占地（担保）、赔款（索费）。因此此日各后退一步，由中国政府接受《天津条约》而使法国人得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由法国政府放弃占地、索费而消解了中国人最不能接受的东西，而后金登干同法国政府代表毕乐便能够以此为起点，在巴黎进入一种已经没有太多波澜的条约谈判。

但在远离巴黎的东亚，彼时正据有战场优势的法国人犹不肯歇手。在金登干和毕乐开始交涉的同一个月里，统帅北圻法军的波里也曾电告指挥作战的法国兵头，说是“部长通知我，正与中国进行谈判，这次谈判似乎是严肃有诚意的。他认为若能对龙川有所动作，派北非骑兵前去，将大有裨益”，并非常期待“明天的行动能给中国军以新的教训”。[29]在法国人的意中，是想当然地以其一胜再胜立预设，有心用战争为谈判助声势。而作为对手的中国政府则不得不跟着一面谈判一面打仗。但法国军队的这种“行动”一旦开始，几天之内就变成了战场上的一败涂地，并因之而丧尽累战所得的优势。战胜的中国人在北圻打破了法国人的预想，然而巴黎的中法交涉已在同一时间里完成了条约谈判。于是桂军从镇南关一路打到谅山，之后止于“罢战诏下”。[30]当日朝旨“分谕各督抚、统将”，言之谆谆：

现在桂甫复谅（山），法即据澎（湖），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恐孤军深入，战事一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所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战和两难，更将何以为计？

因此“此时得胜”，何可“不图收束”。[31]这段话以“桂甫复谅，法即据澎”相对举，说明了在朝廷的推断里，北圻的胜利并不足以了结中法之间的战事，从而并不足以了结法国人已经造成和正在造成的祸患。以此为理路权衡于一面打仗一面谈判之间，则桂军意在反攻，“得胜”之后图“追剿”，而朝廷意在止兵，“得胜”之后“图收束”。于是中国军队克复谅山刚刚过了五天，虽然巴黎正在政局动荡之中，而金登干和毕乐已匆匆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32]之后，法军解除台湾封锁，桂军和滇军从越南撤回中国。时论说是“仓卒而成和议，虽关外大捷，而仍失越南，灰士心而长敌焰”。[33]两个月后，李鸿章以全权大臣名义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越南条款”。[34]其大端为：中国军队不入越南北圻，法国军队不侵中国界域；会勘边界，开通商务；中国日后“创造”铁路，应向法国人“商办”；法军退出台湾、澎湖，等等。然则法国不仅占据了越南全境，可以实现“他们原来想从对东京行使保护权的计划中得到的一切利益”；[35]而且获得了谋之已久的从西南进入中国的商路。中国则接受了原本不肯接受的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并因之而全失屏障，从此无以堵挡法国人的势力由越南直接伸入滇、桂。

当中国与法国围绕越事由交涉走向冲突和战争之日，已经据有下缅甸而久与法国竞逐于亚洲东南部的英国人，同时在以亟迫之心图上缅甸。因此法国人刚刚息兵，英国人已于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中旬动兵攻入缅甸京城，并俘缅王，随后将上缅甸并入英属印度之中。其图谋和进取与法国人大同小异，其手段与路数也与法国人大同小异。当日缅甸以十年一贡通好中国，受册封，列藩属。是以缅事不能不牵及中国而中国不能不过问缅事。但时当中法战争打得精疲力竭之后，中国一方既不甘心英人“灭吾朝贡之国”，[36]又没有足够的“人才财力”阻挡英人吞并缅甸。因此朝廷之主旨但以“缅祀不绝，朝贡如故，于中国便无失体”为“第一义”，而且事逢争执，常常取“延宕”为应对之道。[37]但英国人既不肯存“缅祀”，用“延宕”办交涉，也不能真当作可以一用再用的方法。稍后中英之间因英人入西藏起纠葛，有此牵动，则缅事已无可延宕。所以次年六月中国与英国在北京立“缅甸条款”。中国政府以“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一切政权，均听其便”为让步，对应地换得了“英国允即停止”派员入藏。[38]于是“缅祀”绝，中缅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也绝。

比之法国屡战之后灭越南，显见得英国灭缅甸要轻易得多。而“缅甸条款”虽以英国停止入藏为议定之约文，但溯其始末，则英人由印度窥西藏已久，其间旧属西藏的哲孟雄（锡金）最先被侵蚀，并积渐而入英人的管制和经营之中。因此虽有“缅甸条款”，这些地方显然不会算在停止入藏的范围之内。而作为一种沿历史而来的事实，藏民向以哲孟雄为游牧之地，始终不能接受英国人的管制和经营，由此导致的冲突便成为常事。至光绪十三年（1887）藏兵入哲孟雄，据隆吐山设卡阻路；次年英军攻藏兵，并乘胜北向，连陷西藏境内要隘。迨藏兵既撤，驻藏大臣升泰与英国人议退洋兵，而英人“所望甚奢，并且词多反覆”，[39]致屡议而屡沮。之后朝廷遣税务司赫政（Hart，James Henry）由海道入印度襄助交涉，并经历时多日的折冲，于光绪十六年（1890）立中英《藏印条约》，共认“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护”。[40]三年后沿《藏印条约》又立中英“藏印条款”，许英人通商“藏内亚东”。[41]然则相隔七年，“缅甸条款”中的停止“派员入藏”已被“藏印条款”推翻。随后是内陆的西藏也置身于西人源源不绝的冲击之下。

十多年之间，法国人由越南而及滇、桂；英国人则由缅甸通云南，由印度通西藏，他们用战争拓商路，因此，在其商路所到的地方，便是西南长久的边患。

注释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六册，第359页。

[2] 《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266、283页。

[3] 《彭玉麟集》上册，第449页。

[4] 同上书，第450页。

[5] 《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690页。

[6] 《彭玉麟集》上册，第450—451页。

[7] 《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286—287页。

[8] 《彭玉麟集》上册，第452页。

[9]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009页。

[10]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227页。

[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七册，第389—390页。

[12] 《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286页。

[13]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003页。

[14] 同上书，第1006页。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海关密档》第四卷，第13—14、24页，中华书局1992年。

[16]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890页。

[17]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241页。

[18] 同上书，第237页。

[19]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961，954页。

[20] 同上书，第961、970、973页。

[21] 同上书，第973页。

[22] 同上书，第890页。

[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七册，第293页。

[24] 同上书，第287页。

[25]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99页。

[26]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400页。

[27]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10页。

[28]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五，《寄译署》（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三日申刻），《驻德许使致译署》（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亥刻到）。

[2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三册，第434，435页。

[30] 《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691页。

[31]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912页。

[32]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63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一册，第27页。

[33] 罗悙触《中法兵事本末》，胡寄尘编《清代野史》，岳麓书社1985年，第214页。

[34]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66页。

[35]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19页。

[36]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176页。

[37] 转引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17页，商务印书馆；《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128页。

[3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85页。

[39]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418页。

[40]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552页。

[41] 同上书第567页。

西法入华和中国社会的节节变迁

天朝体制之后：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中国派遣驻外公使

一

咸丰八年（1858），中英《天津条约》立公使驻京一款，并由公使驻京牵及觐见，由觐见牵及礼仪，专门用一节文字特别列明：“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1]这里所举的“有碍于国体之礼”，便是外国公使对中国皇帝叩头。对于英国人来说，拒绝叩头曾直接导致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马戛尔尼（MaCartney，George MaCartney，Earl）使华受挫，而后又直接导致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亚美士德（Amherst，Lord William Pitt）使华再挫。在半个多世纪里的这种一挫再挫之后，英国人不能不成为西方世界中于此尤耿耿者。因此此日引之以入条约，其立意所在，自是代表西方世界为中国另立一种规范。

然而当日中国人在逼迫下立条约，并非真能甘心以西人之规范为规范。之后，咸丰九年（1859）因换约起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再度沿海路北上，从天津登陆，以“长驱直入”之势进迫北京。[2]当官军连战连败而致开仗已“毫无把握”之日，怡亲王载垣曾与英军代表巴夏礼在通州面议“抚局”。[3]其间“凡英夷所请各条，均蒙圣恩允准”，但最终因为“该夷”执意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为“关系国体，万难允许”，而使有心谋抚局的皇帝一手推翻了将成的抚局，并把巴夏礼当作俘虏抓了起来。[4]中国人不接受英国人的“亲呈”御览，是久知英国人不肯按中国规矩叩头。因此，这一段历史情节非常典型地写照了英国人把叩头看成是“有碍于国体”和中国人把不叩头看成是“关系国体，万难允许”的相互角牴，以及这种角牴之难以消融。咸丰帝因兵败“出狩”和身死热河而回避了西人的“亲呈”与觐见，但由于这种角牴难以消融，在继起的同治朝里，公使的觐见和觐见的礼仪，仍然是中西之间一个绕不过去而又窒碍深重的难题。

自中国一面而言，当西人入华之前，中外之使节交往大半以周边与东亚为常态和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单面朝贡，其内里所含的深层蕴义是须先有外邦向慕中华，而后才能够与中华往来。向慕与被向慕，既反映了周边与中国之间国力的不相对等，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周边的感召与感染。威妥玛后来说：“东国之间，中华实属尊崇，自古以来，四面邻邦，无非向化，间或不服军威，亦无不共服文教，三千余年皆属如此”，[5]叙述的正是这种情状。而就其本义言之，感召和感染，则主体与对象自始已是不相对等。因此朝贡之中只有一方的优越，没有彼此的平等。于是当朝贡成为一种交往方式之后，叩头便成了致敬的礼仪。这种方式和礼仪虽起自东亚，但在固化之后，却成了用来统括并笼罩来华远人的制度和通则；成了中国人心目中应有的和已有的世界秩序。而与之相映衬的，则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期的一百数十年里，来自俄罗斯、葡萄牙和荷兰的西方使节曾先后十多次觐见中国皇帝，十多次行的都是这种以叩头示敬意的礼仪。[6]然则在这一百数十年的时间里，西方世界的使节与中国来往，大半都在以朝贡制度里的法则为法则；从而中国人看到的西洋人都是可以纳入朝贡制度之中的人。由此形成的判断在久积之后很容易化眼前之已然为古今之必然。因此，时当19世纪中叶，曾被纳入朝贡制度之中的西洋人已经不能再被纳到朝贡制度里面，对于惯见并且深信朝贡之外别无交往方式，以及贡使之外别无交往使节的中国人来说，其觐见皇帝的别样礼仪便不能不引来倾覆和冲击，并因之而引来深深的紧张和疑惧。

与前头的咸丰一朝相比，后起的同治一朝之不同，在于已经驻京的外国公使与紫禁城离得很近，从而使紫禁城与这种倾覆和冲击离得很近。虽说皇帝太过年幼以及太后垂帘听政曾被朝廷引为理由，从时间上推迟了西人一索再索的觐见，但推迟不是消弭，因此此后十年，这个题目连同它所带来的冲击始终悬在朝廷和疆吏的头上，一经牵及，便引出议论。同治四年（1865），总税务司赫德作《局外旁观论》呈总署，大要都在为中国说变法。之后朝旨令沿江沿海的大吏各自“悉心妥议”以为应对。[7]而地方应诏作奏议的陈说虽然各色各样，其间之想得远一点的人则已在思虑“召见各国使臣一节，尤为各国所必欲祈求之事”，并由此推论，以“议定朝见之礼”[8]为至要。与咸丰年间的力为排拒相比，这种知其不可回避而有心直面相对的理路和态度，非常具体地反照了西人之理和西人之势的压迫下中国人正在发生的变化。次年，因西国预立的修约期限已经临近，朝旨再令“滨海沿江”管“通商口岸”的十六个“将军督抚”，外加筹办船政的左宗棠和主持船政的沈葆桢用心筹议，以“先事图维，为未雨绸缪之计”。[9]其中由总理衙门开列的“条说”，第一个要目便是“请觐”：

咸丰十年，与各国换约，英法皆请呈递国书，照会数次，竟以仪节未定，事不果行。今以皇上冲龄，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因之停罢，彼即以阻其入觐为不以客礼相待，时来饶舌，言多激愤。虽曾以如欲请觐，必须行跪拜礼为说，彼即坚称并非属国，不能改从中华礼节，而终不可谓觐不可行。

西国使节的“时来饶舌”和“言多激愤”，说明了皇帝“冲龄”和太后“垂帘”都不能久阻彼族执入觐为“客礼”的不折不挠。而后觐见与“仪节”相缠绕，管交涉的总署便承当了一种他们承当不了的重负：“今夷并未自进于中国，而必以中国之礼绳之，其势有所不能。若权其适中者而用之，未卜彼之能否听从，而本衙门亦不敢主持独创此议，第不许入觐，我实无辞”。[10]

由于总署管交涉，因此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总署既比别人更清醒地知道“无辞”可阻西人入觐；也比别人更清醒地知道此日已经没有办法再用“中国之礼”绳西人。然而以二千年历史文化为背景，以五百年朝贡制度为比较，以咸丰末年皇帝为规避西人而仓皇出狩的往事为追忆，则“仪节”之移易虽以肢体动作为表象，而由此所改变的内中之蕴义，又一定会在牵拽历史、牵拽朝贡制度、牵拽前朝往事的过程里搅动中国人的精神守则，并因其太过广袤和太过沉重而成为办洋务的衙门所“不敢主持”的事。总署不敢主持，而事关千秋万世，当日的君权其实也不敢主持。因此朝旨令疆臣群议，正是指望用一代士大夫的识力和肩力来共同担当这种广袤和沉重。而后奉旨筹议的十多个达官在同治十六年（1867）七月到十二月所作的奏论，以及他们在奏论之后附呈的候补道、训导、举人、生员的“条说”便成了那一代士大夫的思想代表。这些人既因曾经涉洋务和正在涉洋务而被选定，所以大半都知道“和议既定”，则西人入觐“亦西国通好常事”，但对“彼既不行中国之礼”，[11]又大半都寻不到对应的章法。其间之极端仍想用无跪拜即无觐见罩住西人，[12]而多数奏议已知旧章罩不住西人，却未知新章应当用什么东西筑起来。是以多数奏议犹立足于借延捱之法“婉言却之”以展时日，“俟下届换约时，我皇上亲政，万机决于圣心”。[13]于是朝廷等着疆吏作解答的问题便依旧回到了朝廷的手里。与固拒相比，延捱之不同，在于这些人更多地识得一点时务，并因之而更明白地看出了旧日“仪节”之不能不变。但就个人而言，他们又没有足够的通达和气力“独创此义”。所以合此两面，遂不能不逡巡趑趄。若以这些人的逡巡趑趄为反衬，则当日从入觐议及“仪节”，而以明切之辞言之侃侃的，是正在甘肃督师的左宗棠随奏议呈入的一道说帖。其立论由“自古帝王不能胥外国而臣之，于是有均敌之国”，而“既许其均敌矣，自不必以中国礼法苛之”起讲，之后深论中西“仪节”的本自不同：

愚以为泰西诸国，君臣之礼本极简略。尝于无意中，询知岛人见其国主，实无跪拜之事。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使臣行跪拜礼，使臣未必遵依，即能如来谕酌中定制，似亦于义无取。窃思彼以见其国主之礼入觐，在彼所争者，中外均敌，不甘以属国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请。[14]

他着眼的是中西之间已有和应有的国家与国家的对等，而用这种对等相比照，则“中国礼法”惯以一方优越而没有彼此平等为天经地义，显然于理于势都不是一种能够应对泰西“不甘以属国自居”的东西。因此西人入觐，宜以西人之礼法为礼法。在彼时奉旨筹议的文字里，这些话都因其说理明切而引人注目。左宗棠之外，持论与之相同的还有两江总督曾国藩。他下笔说“仪节”，引为要旨的也是对等和敌体：

圣朝修德柔远，本不欲胥七万里之外洋，而悉臣服之也。拟请俟皇上亲政之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昭坦白而示优容。[15]

同左宗棠一样，他以今昔之不同解脱了旧日“仪节”中太过沉重的历史文化内容，而后世局变，仪节亦变。因此，以中国人论中国之礼，左宗棠表达了以变应变的自觉，曾国藩也表达了以变应变的自觉。而在他们之后湖广总督李鸿章奏疏论“仪节”，则尤其以西人手里已经握有的条约权利为一种既定的限制：

按英国条约第三款，内载代国秉权大臣觐大清皇上，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等语，是其不肯拜跪，早有成议。

因此以条约为尺度，其实是中国之礼法从一开始便对西人没有丝毫约束力。用这种被西方人抵拒的东西去规范西方人，犹如以牛头对马嘴，两者之扞格，将不仅触及口舌纠纷，而且触发条约纠纷。所以他直言老办法已经不能再用，“不得已权其适中”，可许西人“不拜不跪”而以“内不失己，外不失人”为度。[16]这种主张与左宗棠和曾国藩大体相近。但与左宗棠和曾国藩思之透彻的明达相比，李鸿章之说无疑更直接地出自于条约制束下的审量与权衡。其间的异同，正说明身在艰难转折之中的那一代士大夫心路之多式多样。

由于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曾在刚刚过去的十多年内战里以累累军功造累累勋名，同时是时当中西交冲，他们又都曾先入洋务而多识彼族情态，因此，在当日被指定筹议修约“先事图维”的十多个大吏中，他们的声望和影响都属无出其右。由于这种声望和影响，他们所提供的论说和判断便会在桴鼓相应之中越出一己之见的范围，自然地而且当然地成了朝廷所期待的识力和肩力。虽说后来交涉修约之际西国使节让了一步，将觐见移到皇帝亲政之后，但这一场筹议里所表达的见解别立新义，已经富有代表性地显示了庚申之变以后切近时务的中国人对于同一个题目不同于庚申之变以前的思考。在一个剧变和应变的时代里，这些见解一经表达便会导引后来。因此六年之后同治帝亲政，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两次联合照会总署，以各国使节“面庆”[17]为名义重提觐见旧事，而后中西交涉，自当年的二月中旬至四月中旬，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便议定“简明节略”，以一种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能够接受的方式立仪节，了结了这个因窒碍重重而由咸丰朝拖到了同治朝的难题。[18]其间也曾朝议纷纷，而最终被总署引为依傍的，则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奉旨“妥议具奏”的一折。与六年之前相比，他沿用的仍是旧日旨义，但笔下说理往往更具深度：

礼与时为变通。我朝向有待属国一定之礼，而无待与国一定之礼。现在十余国通商之约，分住京师与各省口岸，实为数千年一大变局，不但列祖列宗无此定制，即载籍以来昔圣昔贤亦未豫定此礼经，一切交接仪文，无可援据。

是以当此别开生面之日，不能不知乎“各国习俗素殊”，而以“宽其小节，示以大度”[19]为相待之道理。当这些见诸奏议的陈说被总署用为理路之后，外国公使和中国皇帝才能够一同走出原本用观念营造以来的那个太过狭隘的空间，并在另一种观念构成的空间里成为可以见面的双方。于是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中旬朝廷颁旨准予入觐，并在六月初开紫光阁，由同治皇帝同时面见“五国使臣”。[20]

作为一种历史结果，觐见中国皇帝是在西方公使一争再争之后实现的。但彼时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以大使身份来中国换约，因适逢其会遂请予入觐，并由名位分等序，以大使尊于公使为理由，既要头班入觐，又要单独入觐。他引用西方世界的法度把自己放到了西方世界的前头，从而使自己后来居上，成为入觐之日第一个见到了中国皇帝的外国人和第一个以“站着三揖”之礼面对中国皇帝的外国人。后来日本的历史记述称“副岛此举，提高了日本的国家地位”。这种“提高”，大半正是用分先后的办法争来的。[21]在副岛种臣之后轮到的西方世界代表，是俄国公使倭良嘎里、美国公使镂裴迪、英国公使威妥玛、法国公使热福理、荷兰公使费果荪（Ferguson，Jan Helenus）。他们以到北京的先后为序，一个一个次第入紫光阁，并一同以鞠躬，致辞，逞递国书完成了觐见的程式，而后施施然退出。除了先事等候的时间之外，整个过程不过晷刻之间。若溯其始末，以此日之晷刻反观当初，则自咸丰末期以来中西两面为这个难题所苦，在进逼、抵斥、愤激、紧张中一起走过的十多年岁月委实太过漫长。

二

在19世纪以来的中西交往里，西人觐见经历了太过漫长的时间，与之相类似，中国遣使也经历了太过漫长的时间。自中英《天津条约》以“交派”使节，“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22]专门立一款之后，中国便面对着这个由西方人提出来的题目了。在西方人一面，是中国遣使驻外本由外国勒迫公使驻京而来，前者其实是后者的一种派生物。而作为条约权利而言，则“交派”和“分诣”所表达的已是外观的对等和平等，其间并非全是西人的利益。因此同治五年（1866）威妥玛作《新议论略》，特为言之愤愤地拈出“即如派委代国大臣驻扎各国京都一节，英国渎告非止一次，或问外国有何裨益？实无其益”。然后举外国公使驻京以来中外交际已非比从前的实例，言之滔滔地说：

设若某国大臣所定，中国之意不同，中国既无大臣驻扎伊国，只由该大臣自向本国辩驳，何人在彼能代设辨？然则中国肯派大臣驻于外国，此于外国驻华大臣更有何益？此中国全得其益可证。[23]

这些道理都不能算错。而与这些道理相对应的，则是已经在把欧西和远东连接起来的近代外交，其存在和扩展都只能借助于国家使节的往来才得以实现的事实。以此相度量，则由单面的使节作交往，始终只会是一种残缺的交往，而残缺的交往常常是扞格的交往。因此西方人要把中国拖入近代外交体系之中，便不能不于此着力下功夫和经常下功夫。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之“渎告非止一次”显见得并不全是在为中国着想。

西人以遣使驻外为当然。但是在中西交冲之初，自中国人看去，则遣使驻外既不是一种所知的事，也不是一种所愿的事。同治六年（1867），管总署的奕䜣曾追溯咸丰朝末期以来的中外交涉，说是西国使臣已叠次“来请奏派（使节）前往”，而“本衙门以各国至中华，通商传教，有事可办，故当遣使。我中国并无赴各国应办之事，无须遣使驳之”。[24]以当日的事理而论，这些都是实话。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西交往里，中国从一开始便居于被动的一方和回应的一方。因此中国人从一开始便不仅“无赴各国应办之事”，而且没有想到过会有“赴各国应办之事”。总署用“驳之”为词表达其应对西人的态度，反映的正是一种有意的远避和排拒。而远避和排拒的背后，则显然是被动的中国人因其被动而生成的种种猜度和提防。在西人入华之前，清代中国并非没有遣使的事，但当初的遣使大半都是授印封、颁正朔的聘使，其往与返，职分都在礼仪一面。就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而言，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东西和知之稔熟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江苏巡抚李瀚章曾用中国人旧有的聘使比类西方人意中的遣使，说是“考春秋尝有王臣下聘诸候之礼，或酌定年限，轮流遣使，赴泰西各国聘问一次”。[25]他在比类之中把西方世界里的东西中国化了。其持论与总署的“驳之”稍异，而离近代外交中遣使驻外的本义则愈远。这些都说明，由西方人一头提出的题目，在中国人一头直接引出的曾是一种深深的疑虑和明显的隔膜。

但中西交往的过程虽然磨难重重，而阅历和见识也自磨难中获得并在磨难中累积。在中国人当中，最先以“驳之”回应西人遣使之请的总署官员，日后更事既久，又成了中国人当中最早意识到遣使之可行和应行的先识利害者。因此筹议修约之日，奕重提遣使这个老题目，其比较彼已而言之，已是意在效而用之：“十余年来，彼于我之虚实，无不洞悉，我于彼之情伪，一概茫然。且遇有该国使臣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处，惟有正言折之，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此尤隔阂之大者”。[26]其中的一部分道理同威妥玛讲的话显然非常相似，但同样显然的是，奕所阐述的道理不会是彼族说服的结果，只会是“十余年来”身在中西交冲之间闻所未闻和见所未见的结果。比之西人的说帖，这种闻见之知无疑更能深入人心和改变人心。所以此前一年，“乞假回国”的赫德建言随带“同文馆学生一二名”到英国，以一览“风土人情”，总署已引为由头并扩而广之，以“游历一番”为名义，特派曾任知县的斌椿及其儿子带了同文馆的三个学生跟着赫德到欧洲，寄意于用此“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藉资筹计”。[27]虽说朝廷之初心以“礼节”为“尤难置议”，并因此而立意要使这种“游历一番”不涉“张皇”，同“特派使臣赴各国通问体制有间”，[28]但作为官派的中国人，斌椿一行在欧洲受到的却是“正式的礼遇”，以至于“外国公使仍然未曾获得（中国）皇帝允准觐见”，他们已经“领受”了“欧洲君主尊敬的接见”。[29]然则中国人的“游历”在西国已变成一种“通问”，对于重礼仪并且担忧礼仪的中国人来说，彼邦“风土人情”中的这一面一定会化解掉许多预想中的阻隔。由此形成的是因交往而获得的融通，因此斌椿之后，又有原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被朝廷用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带着同样被称作“交涉事务大臣”的志刚与孙家谷出使美国和欧洲。两者相隔不过一年，而与斌椿之“游历一番”相比，蒲安臣已是责在“交涉”和“办事”。[30]就通使的本义而言，后者当然更多一点名实之间的相符。比之当初并无“应办之事”的说法，显见在此日主持洋务的中国人心里，遣使一事正在变作切近之事和切已之事。然而借用蒲安臣为“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出使，又说明了这种切近之事和切已之事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是一种困难的事。于此思之最久的奕曾举其大端概括而言之曰“其难有二”：一则是“远涉重洋，人多畏阻，水陆跋涉，寓馆用途，费尤不赀，且分驻既多，筹款亦属不易”。若以彼时国家财政之拮据和官界中人之不习波涛相衡量，他所说的自是实在情形。但比较而言，更困难的还在于不容易找到一旦奉命出使真能够做到不辱使命的人：

一则语言文字，尚未通晓，仍须倚翻译，未免为难；况为守兼优，才堪专对者，本难其选。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侮，转足贻羞域外，误我事机；甚或勉强派遣，至如中行说之为患于汉，尤不可以不虑。[31]

与往昔聘使之行走于熟路之中相比，这个时候的遣使一入彼邦，便已身在近代外交的体系和规则之中，从而身在西方人熟悉而中国人不熟悉的体系和规则之中。在这种显然的不相对称里，出使的中国人无所凭借，应对与折冲之际，遂很容易变成被牵着走的人。随后的“贻羞域外”和“误我事机”都关乎朝廷之荣辱与国家的得失。在这种权衡里，显然是“贸然前往”和“勉强派遣”比无使更可怕。于是，因为总署眼中看不到合乎尺寸的人，所以朝廷宁肯借用一个知西法的美国人来为中国“交涉事务”；也因为总署眼中看不到合乎尺寸的人，所以在蒲安臣之后，遣使之于朝廷仍然是一种能想而不能做的事。两年之间，斌椿以“游历”奉旨出国门，蒲安臣以客卿奉旨作使节。用常规和成例相对照，都不能算作章法厘然而筹度有序。但作为走向近代外交的最初一步，其起意和成行却都出自于中国人的自愿。与之相比，同治九年（1870）崇厚“亲赍国书”前往法国，“用昭永远和好之美意”，[32]则是以天津教案为起因而在逼迫之下的出使赔罪。[33]虽说就其时间之前后相接而言，崇厚是在继踵蒲安臣，但这种因逼迫而出使里没有中国一方的自愿，所以两者之间的理路和内容其实并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崇厚到法国去“用昭永远和好之美意”，又写照了中国人走向近代外交的最初一步，同时还有被拖着徒跣而趋的一面。而对于那个时候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总理衙门来说，则自愿和逼迫都会成为认识、镜鉴与经验。

光绪二年（1876），中英因滇案而立《烟台条约》。其中的一节专门以“俟此案结时，奉有中国朝廷惋惜滇案玺书，应即由钦派出使大臣尅期起程，前往英国”[34]为英国人的条约权利和中国人的条约责任。同六年前的法国人一样，英国人指索钦使到彼邦表示“惋惜”，要的也是赔罪。而总署作奏议，则意在借此日之出使为开端，以成其思之已久的遣使驻外之局：“查出使各国一事，本属中国应行举办，现在威妥玛既以马嘉理被戕一案，力求中国派员到彼国修好起见”，而“臣等公同商酌”，应“请旨简派出使英国正使一员，此外尚须副使一员”。所以，当日在“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名目之外，已又有“派驻英国公使”名目。[35]与总署的主张相呼应的，还有出自地方疆吏而与之同属一类的主张。[36]于是遣使驻外便成了朝廷应做和必做的事。而开缺居家多年之后刚刚在福建当按察使的郭嵩焘，则因此而被朝旨从福建召到北京，成了被选定的第一个驻外使节。作为一种比较，在他之前领衔“游历”和出使的斌椿、志刚和崇厚都是文名不显的旗人，因此郭嵩焘虽然后入此道，却在更加完全的意义上被当时和后来看作是士大夫中的先入异域者和先居异域者。光绪初年的中国，士林中的多数仍然远看海国不甚分明而惯于以夷夏辨中西。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异域犹是化外。于是郭嵩焘所做的事不能不使他在多数人的眼中近乎异类。其时正在湖南乡居的王闿运曾作日记说，客来言时事，“传骂筠仙一联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然后说“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并以“众好众恶，圣人不能违”[37]为归结之辞。“时事”大半指的是京城里的事，而这些话从京城一路传到湖南，说的人和听的人表达的显然都是异视和鄙薄。记述和发议的王闿运本是郭嵩焘的朋友，但以“众好众恶”论是非，则说明事关夷夏和人鬼，他更愿意站在多数一边。由此形成的士议滔滔，是一种斌椿、志则和崇厚都没有经受过的压力。郭嵩焘身在四面指目之中，自谓有如“悬的以资弹射”，而诟谤之来，则“惟其所见愈狭，而所持之论乃愈坚”。[38]他不是一个怕诟谤的人，但时至光绪二年（1876）其宦心已经非常淡薄，因此被召入京之后，日记中叙心事，多见的是“旦夕求归”、“方谋引退”、“申述所以求退之旨”，以及“欲仕不能，欲归不得，蹇运在躬”，等等。[39]显见得就本意而言，他其实并没有持节远行之想。在这种意兴阑珊的境地里，最终使他收起乞病乞退之心的，是当年七月召对，西太后以“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和“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立主旨的一段话。君权用“国家”作题目相召唤，催出了身为儒学士大夫的郭嵩焘心底里“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的回应。所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说：“在家安排面辞之言，竟是不能说，惟能感激懔遵而已”。[40]三个月之后，郭嵩焘在訾议纷纷里从上海放洋，踏四万里波涛去“为国家任此艰苦”。在其“十洲天外一帆驰”[41]的航程里，就前一面而言，与他一路相伴的是孤独；就后一面而言，与他一路相伴的是沉重。于是遥远的伦敦遂有了一个代表中国的公使馆。而举英国人咸丰十一年（1861）已在北京立使馆的事实作对比，则在同一件事上，中国人已迟了十五年。

当日朝廷称“遣派公使”为“创行之典”，[42]因此同过去相比，出使的人多，名目也多。在郭嵩焘之后列名于朝旨之内的，还有以候补五品京堂充驻英副使的刘锡鸿、以布政使衔贵州候补道充二等参赞的张自牧、以江苏候补知州充三等参赞的黎庶昌、以兵部候补员外郎作三等翻译官的德明、以户部候补员外郎作三等翻译官的邬凤仪，以及名为随员而实充文案的刑部主事汪树堂、候补通判张斯栒、广东候补知县李荆门、候选县丞罗世琨。[43]除了驻英副使之称别成一格，其余使职之立名都与西国外交官相对等，而自中国言之，则皆属别立新义，古所未有。副使、参赞、翻译官和随员之外，还另有不在朝旨之内的“英人马格玛（理）及曾恒忠、舒文标、张咏清、罗照沧”等被“咨调”而来的“各员”。[44]这些人经旨派和调用而汇集在一起，随郭嵩焘万里西行，他们组成了中国最早的一个驻外国公使馆，同时他们也成了中国最早的职业外交官。

在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交往的历史过程里，由列国公使驻京到中国公使驻外，是中国人积多年困厄、挫折和认知之后的丕变和转折；是中国人在长久被动之后正在萌生的一种主动。因此，自光绪二年（1876）既立驻英公使馆，郭嵩焘便成了一个起点。而后，光绪三年（1877）刘锡鸿奉旨出使德国，何如璋奉旨出使日本；光绪四年（1878）郭嵩焘奉旨兼使法国，陈兰彬奉旨出使美国，崇厚奉旨出使俄国，前后三年之内，由于这些远行长驻的使节，中国同久为交涉对手的欧西列国，以及正在效法西人咄咄逼来的日本都已筑成了一种与过去判然不同的外交关系。在中国人一步一步融入近代外交的漫漫长路里，这是一段艰难涉过的历程。

注释

[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96页。

[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册，第2307页。

[3]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册，第2308页。

[4] 同上书，第2314、2317、2319页。

[5]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244页。

[6] 参见王曾才：《中国对西方外交制度的反应》，《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七编，自强运动（二）、外交，第10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页。

[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一，第28页。

[9] 同上书，卷五十，第28、30页。

[1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第31页。

[11] 同上书，卷五十二，第26页。

[1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六，第10页。

[13] 同上书，卷五十二，第26、32页。

[14] 同上书，卷五十一卷，第19—20页。

[1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四，第3页。

[16] 同上书，卷五十五，第11—12页。

[1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九，第27页。

[18] 同上书，卷九十，第23页。

[19] 同上书，卷九十，第4—5页。

[20] 同上书，卷九十，第23、24页。

[21]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45页。

[22]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96页。

[23]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246页。

[2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第32页。

[2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二，第33页。

[26] 同上书，卷五十，第32页。

[27] 同上书，卷三十九，第1—2页。

[28] 同上书，同上卷，同上页。

[29] 《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453、455页。

[30] 《东华录·东华续录》第十三册，第5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三，第10页。

[3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第32页。

[3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八，第7页。

[33] 同上书，卷七十二，第30页。

[34]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47页。

[35] 《清季外交史资料》一，第61页。

[36]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44页。

[37] 《湘绮楼日记》第一卷，第460页，岳麓书社1997年。

[38] 《郭嵩焘诗文集》第195、197页。

[39]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21、22、2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40]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9、38、50页。

[41] 《郭嵩焘诗文集》第693页，岳麓书社1984年。

[42]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298页。

[43] 同上书，总299页。

[44] 《郭嵩焘日记》第三册，第60页。

借法自强催生的第一批留美学生

中国人的自强以船炮为起点，在这种设定的路向中，借取西法本自从技术开始，之后又不能不沿着技术深入。时至同治后期，由此引入的“制器之器”和雇用的西国工匠，已为中国促成和维持了一种用移来的技术仿造洋器的过程，但前者的技术是物化的，后者的技术是没有源头的。就其本源而论，这种物化的技术和没有源头的技术显然都不是西法的止境。因此，在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逻辑里，借取西法的过程一定会要求朝前走得更远。而久怀“西学东渐”之想的容闳，正以他所倡说的“出洋留学”的“教育计划”[1]提供了一种可以对应的路径，历史地助成了洋务事业在深度上的再进一程。

籍隶香山的容闳自幼入教会学校，19岁随传教士到美国，8年后从耶鲁大学毕业。在19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其独有的文化结构和人生履历都决定了他既是一个明显地不属于士大夫群类的人；又是一个少见的熟悉和了解西方世界的人。若以常态而论，他同士人社会之间原本会有一种深深的疏离。但时当效西法以图自强成了经世之学里的一个大题目之日，主持洋务而正在努力辨识西人西事的士大夫却能够和他走得很近。同治二年（1863），本在经商的容闳到安庆见曾国藩，与有心造船造炮的曾国藩从西国的机器厂说到中国的机器厂，洋洋乎既入其耳又入其心，并由此而改变了自己的人世路轨，从局外走入了以洋务为中心的那一段历史过程之中，容闳虽以机器说曾国藩而得赏识，但作为一个深入地见识过西方世界的人，他真正的志度和抱负其实不在机器而在教育，尤其在于留学：“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自谓这是一种曾使他全力以赴，“专心致志以为之”的事业。[2]因此，当他以能识机器和能办机器而受到另眼相看，并因之而同主持洋务的官员越走越近之后，这种“专心致志以为之”的事便会越过机器和制器，成为他意中最大的事和向当道力为陈说的事。而后，刚刚由布政使迁江苏巡抚的丁日昌遂成了最先倾听陈说，并且最早“大赞许”容闳“选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之想的人。由于“大赞许”，他曾将容闳的条陈专门转呈能够影响朝廷的文祥，以期促成这种没有先例可以比附的事。但时逢文祥丁忧开缺并随后身死，人亡则事息，遂使容闳的倡说和丁日昌的“赞许”刚刚起头便突然而止。

后来的三年里，不肯歇手的容闳仍在不停地陈说以重新起头，“偶因公事谒丁抚，必强聒不已”。[3]但事属前无古人，丁日昌的臂力终究有限。直到同治九年（1870），丁日昌奉旨协同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容闳随丁日昌一同北上，这种“专心致志以为之”的事也被一同带着北上，送到了曾国藩的面前。于是继丁日昌的“大赞许”之后，容闳的主张又获得了曾国藩的大赞许，并在当年九月经曾国藩的“附奏在案”而被直接送到了朝廷的面前。从时间上作推算，自丁日昌一行抵天津，到曾国藩立意出奏，相隔不过两个月的功夫。可见容闳看重的事，曾国藩也看重。而立意出奏，正说明后者已经把这件事接过手来，当成了自己的事。因此过了四个月，曾国藩曾再度“附奏在案”；之后，又在同治十年（1871）七月与李鸿章联衔会奏，专疏论述“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容闳的主张能得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的热切回应，反照了从制器开始的洋务，其物化了的技术和没有源头的技术，已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成了一种有限的东西和局限的东西。而后的“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主旨正在于探其本源，其间的实质，便是由物化了的技术和没有源头的技术追溯到支撑和派生了技术的知识：

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密，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

因此开此一途而“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申，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以“触类引申”和“扩充于无穷”为理路作论说，则相比于已有的“设局制造”和“开馆教习”，这种“远适肄业”能够做前者做不到的事，“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这个过程显示了，主持洋务的士大夫正致力于把容闳的陈说一步一步地转化为事实，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容闳是同道者。但在容闳的初想里，“选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着眼的是“西方之学术”和“文明”，他所向往的无疑是一种恢宏廓大的全面性和整体性。而曾国藩与李鸿章作奏议，则选出来的“聪颖子弟”入“泰西各国书院学习”，重心和范围都在“军政、船政、步算、制器”。其说服朝廷的理由尤以泰西各国之“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造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为振振有辞。[4]他们仍然在沿用技术为尺度以选择知识和求取知识，而技术与知识最终又都以兵事为指归。同容闳恢宏廓大而无边无际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相比，这种以兵事为指归的技术和知识显然只能圈定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就这一点而言，在曾国藩、李鸿章与容闳之间，从一开始便已取向各自不同。然而以同治年间的中国为具体的历史环境，则能够进入那一代忧时之士视野之内的西法，总是同时务中的要目相榫接的西法，并因之而总是具体的西法和有限的西法。洋务本以兵事为起因，并由兵事作主导，所以由主持洋务的士大夫主持留学，他们为出洋的“聪颖子弟”择学业，便一定会选取“与用兵相表里”的“军政、船政、步算、制造”。他们是一群造时势的人，同时他们又是一群被时势四面制约的人。

由于容闳是美国留学生，与彼邦学界人物相熟识，也由于“美国新立和约第七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5]因此，借用既有的条约便利，中国人从一开始便为自已最早的留学生选定美国作为落脚的地方。在曾国藩的预想里，这种远走彼邦的万里求学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然则其意中的“聪颖子弟”以年龄而论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少年，本属识字读书犹未全通一类。因此这些人被“带赴外国”，须“悉归委员管束”，于西国课艺“务求学术精到”之外，又应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6]他希望出洋的“幼童”虽远走万里，而依旧能在中国人的管和教之下，庶几获得西方知识的同时，不致于失掉中国的德性。从这种知识与德性分属两端的虑远之想里，可以看到的是一个用力促成了留学西洋的士大夫，其期望所在的地方，常常又会是其用心深而且用心苦的地方。因此，被他选中用作“委员”以“携带幼童前往外国者”，除了先倡此议的美国留学生容闳之外，还有出身翰林的“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而后者的“实心孤诣，智深勇沉”和“精悍坚卓，不避险艰”[7]尤能得其器重。

曾国藩在奏折里说：“臣精力日衰，自度难策后效”，而犹“思稍立基绪”，以待将来“渐次拓充”。[8]这些话里兼有一个年已迟暮的儒学士大夫身当衰世的心事和心愿。就其一生而言，这是他所做的最后一件影响了历史的事。会奏之后七个月，曾因藩死于南京，又过了五个月，第一批留美的三十名“幼童”已从上海启程出洋。

从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到光绪元年（1875）九月，中国分四批先后送出了一百二十名留美的学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会奏里，原拟“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童”，[9]而总署奉旨议奏，则引同文馆旧例，改此一节为“如有愿往泰西之人，不分满汉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者一律送往，以广人材”。[10]就地域而论，是范围更大了。然而最终被一批一批送出去的学生里，有八十二个人出自广东，而“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11]以总数一百二十人作计算，显然是一省独占了极大多数，可谓全出总署的初想之外。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这种太过悬殊的比例非常明白地说明：在走向世界的过程里，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有着一种地域上的不平衡。而当这些学生到达美国以后，便“分处于新英国省（新英格兰地区）之各人家，每家二三人”，因此在他们接受新知识之前其实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家庭和美国的社会。显见得这样一种居处方式也不在总署的初想和当日预立的章程之内。而后，由于这些接受了中国学生的家庭都属彼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因此中国学生所看到时美国便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美国；由于这些接受了中国学生的美国家庭表现出来的善意和善待，因此中国学生“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遂“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对于留美的学生来说，由此发生的变化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曾属一百二十人之一的温秉忠多年以后追述这段历史，说是“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这些对他们终生影响至大”，并直言当日的幼童已是“‘美化’（Americanized）了”。相隔了五十来年，其追述之中仍不无怀念。

容闳是一个过来人，从而是一个深知其中之乐趣的人，但对于带着幼童西行，而本职在于管和教的朝廷命官来说，这种变化无疑都不会被当作是乐闻乐见的事。因此守职的委员陈兰彬与放任的委员容闳便先起“龃龉”。[12]在后来的回忆里，容闳余忿未息，常常要痛诋陈兰彬之“顽固”和“揎拳掳袖，准备破坏新政，以阻中国前途之进步”。然而与陈兰彬相比，同容闳“龃龉”更深的，还要算是另一个起家翰林的委员吴子登。所以在容闳笔下，对他的痛诋又深一层，至称其为“留学界之大敌”，称其“性情怪僻”，称其“本为反对党之一派”，所以“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前与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于曾、丁二公所制之事业，尤思破坏，不遗余力”。[13]其实吴子登到美国管留学生之前，已做过广州同文馆的教习，也曾随使出洋，到过外国，且是当日士大夫中少有的能识英文的人，[14]显见得不能算是完全没有见过世面。但与领着幼童刚刚初到美国的陈兰彬不同的是，他在光绪五年（1879）接手管理留美学童委员一职的时候，上距第一批学童到达美国已经过去七年，距第四批学童到达美国也已过去四年。在岁月造成的大幅变化里，他所见到的这些已经“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并正在“美化”之中的幼童，从外观的形象到内里的意识都不会再是旧日模样。因此作为一个既管且教的监督人，其反应一定会比陈兰彬更强烈。但作为一个官僚，他所用来为学生纠偏的东西又只有官场里的权威和权力。一则记载说：“斯人甚好示威，一如往日之学司。而其妆模作样，则有过之无不及。故当接任之后，即招各生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而“各生谒见时，均不行跪拜礼”。之后是用“鞭笞”衔勒“泛驾”之马，致“弱者呼謈痛，强者反唇稽”，[15]这些当然都会牵及容闳，于是往日尚是“龃龉”至此已成冲突。其时李鸿章在致总署的一封里论留学事务，而言及其间的“抵牾已久”，说是：

迩年以来，颇有议莼甫（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往岁荔秋（陈立彬）出洋，曾与面商，请其照料局务，荔秋亦慨然允许。而前年子登到局后，叠函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宜裁撤。

然后评论说：

鸿章平心察之，学生大半粤产，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枘，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16]

比较而言，李鸿章的话像是更近实一点。时当19世纪七十年代，留学生容闳和翰林陈兰彬、吴子登，背后各自有着一种借以依托的价值。由于两者共同管理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所以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变化一定会牵动两者。而由此引发的“龃龉”和冲突里，比人品之优劣更富力度的其实是不同价值派生的分异。因此一个人的“龃龉”之后继踵而起的还有另一个人的“龃龉”，而且发生在美国的“龃龉”还会延及国内，致言路上奏，指“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帮办翻译黄姓，暗诱学生进教，总办区姓，十数日不到局，学生等毫无管束”，而后朝旨远达美国，令彻查并“从严参处”和“严加管束”。[17]曾经带了幼童一同出洋的陈兰彬，此日已是驻美公使，他在回复朝廷的奏折里由言路的指责再作引申，而走得更远，主张“将各学生撤回内地”。当初曾国藩期望他能够实现自己心中的“远大之效”，但他的眼识和胸襟太过狭隘，不是那种能够在回应西潮的过程里负重致远的人。所以多年之后已认识不了和驾驭不住这种由他一起助成的事业，并最终掉头而去，与这种事业断为两截。

在这个过程里，从一开始便和曾国藩一同联衔会奏，为中国开此一局的李鸿章面对委员、公使、言路、朝旨的众声喧哗，已是时与势皆属今昔殊异。他比这些人更深地了解中西交冲里内含的时代内容，从而比这些人更深地了解留学西洋对中国的益处，因此曾引“美前总统格兰德及驻京公使安吉来信”，并“美国各书院总教习等公函”为助，既以“无端全撤，美廷必滋疑骇”立说，又以“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立说。然而身在众声喧哗之中便是身在逼仄局促之中，因此在陈兰彬的奏折之后，他有心要为留美一局延一点生机，只能指望用“半撤之法”以抵消“全撤之议”。[18]但总署比他更经不起众声喧哗和朝旨之诘问，于光绪七年（1881）五月已奏请了此一局，说是“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以致旁骛斜走，“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然后统括言之曰：“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19]于是从同治十一年（1872）以来，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过程在维持了九年之后便就此而止。随后，除掉奏议里说的“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二十六名”之外，这些留美学生中其余的九十四人都同西来之日一样分批东返，被遣回了中国，而其中的六十多人在一路辛苦之后已进入了美国的大学，彼时正在学习“外洋之长技”的日起有功之中。

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作“肄习西学请奖折”，列叙这九十四名留美学生在回国之后融入和承当各色洋务事业的过程：头批“二十一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有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二十三名，其余五十名经臣扎饬津海关道周馥会同机器、电报各局递加考验，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迄今又逾四年”。然后说：

选募学生出洋肄习西学、培养人材，实为中国自强根本，惟事属创办，风气初开。该学生等童年应募，远涉重洋，学成回华，分派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

并举“西洋教习及泰西各国水师兵官，咸谓该学生等造诣有得，足供任使”以申其论。[20]与四年之前的众声喧哗相比，这些话更真实地评述了作为一个历史群体的留美学生。而举“出洋肄业西学”为“中国自强根本”，则又说明：自同治十年（1871）与曾国藩联衔会奏以来，他始终此心未改。与之相呼应的，则是那一代主持洋务的士大夫以此为共有的识见。因此，在留美之后，继之而起的还有福州船政局和北洋大臣经营的留学欧洲。在这种前后相继的过程里产生过影响了后来历史的人物。其中之最著名者，便是以“天演”译述进化，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历史带来了进化论时代的严复。

注释

[1]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21、122页，岳麓书社1985年。

[2]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62页。

[3] 同上书，第121—123页。

[4]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331—7332页。

[5]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331页。

[6] 同上书，第7332—7333页。

[7] 同上书，第7331、7133页。

[8]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134页。

[9] 同上书，7334页。

[1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三，第1页。

[11] 钱钢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57页，文汇出版社2004年；《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28页。

[12]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29、137、271—272、136页。

[13] 同上书，第136页。

[14] 《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125页。

[15]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05、3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6]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二，《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留》（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

[17] 《清实录》第53册，第56500页，中华书局1986年。

[18]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78—179页。

[19] 同上书，第166页。

[2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三，《肄业西学请奖折》（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回应与冲击（一）：新疆建省与台湾建省

一

光绪三年（1877）七月，官军敉平北疆之后，朝旨以“关外军情顺利，吐鲁番等处收复后，南八城门户洞开，自当乘胜底定回疆”为成算，并由此虑其长远，尤重“计贵出于万全，事必要诸可久”，令督师的左宗棠“通盘筹画”。而后左宗棠作“统筹全局折”，其一千三百多个字的篇幅之中不涉当日的千军万马和百废待兴，独以新疆“设行省，改郡县”为“事有不容已者”。[1]以其下笔立言而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则此日见诸奏疏的陈述应当是思之已久的结果。于是以左宗棠的一折为起点，这个曾经被前人议及过的题目便真正进入了庙堂，并在后来时世和边情的起伏动荡里变得越来越大。

自乾隆帝出兵平定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变乱”，继之再出兵平定南疆“大小和卓木”之“负恩肆逆”[2]的叛乱之后，原本被泛称作西域的地区遂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统一。与之相对称的，是乾隆二十三年（1762）朝廷设“总管伊黎等处将军”，[3]以统领分扎于各处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并管辖乌鲁木齐各都统。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治理上的前所未有的统一。但在清代的体制里，将军、都统连同与之相辅翼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都属驻防官员，而被统称为“军府”。其职分全在管制驻守在这个区域里的旗营和绿营，以及与此关联的事务。同这种军政之有序相比，则民政一面的“因俗施治”全都是另一副模样。管地方的官员虽各立品级，有“札萨克”、“图撒拉克齐”、“伯克”、“阿奇木”等等各类名色，[4]而大半都是就地方大小头目而委任之。由于“因俗施治”，所以是“俗”不同“治”也不同。其间与世爵相表里的“札萨克”制度和“咨送”委任的“伯克”制度已各成一种流派，但与两者同时存在于这一地区而更不相同的，还有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一带的州县制度。显见得其间并没有一种可以当作通则的规范。因此，乾隆朝之后以驻防官员为主干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治理上的统一，其实又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统一。其结果是在这一片广大的区域里，军政所到的地方只能算是一个一个的点，而“札萨克”和“伯克”所在的地方则相对比已成了面。一旦点制束不了面，则身为地方头目的“札萨克”和“伯克”便很容易同朝廷脱榫，散为四分五裂，而成国家之祸患和苍生之祸患。在刚刚过去的十多年里，由民变开始的动荡和动乱一变而为各自割据和相互攻伐，再变而为外国人阿古柏在中国的疆域之内另立一国，正是沿着这种地方脱榫于朝廷而致朝廷罩不住地方的过程一路推演而来的。左宗棠先入关陇后入西陲，并最终以连番征战剿灭了曾经称雄南疆控驭北疆的阿古柏。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同这个过程在空间上靠得很近，并因之而熟视久之。由此获得的感触和认知自然会比其他人更深一层。于是推其因果始末而“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5]遂不得不议“设行省，改郡县”。

由于新疆是中国的西陲，因此，在艰难规复新疆之后提出“设行省，改郡县”这个题目，其旨义尤在更深层地从一地论及一国，而后由新疆的动与静和治与乱说到朝廷的“西顾之忧”：“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而“我朝定鼎燕都，蒙古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宴然”。溯其缘故，皆“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所贻也”。所以，其间之因果犁然，其间之利害亦犁然：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而以地理言“形势”之外，时处“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之世，为“祖宗朝”所未见的还有正在一路扩张而不知厌足的强邻：

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6]

这种对于俄国人的深度提防，显然同样是来自于西征途中的践履之知。而随后中俄伊犁交涉的艰难曲折，则以实例作佐证，一定会为左宗棠的这一段文字提供更多的说服力。于是在当日筹划军府之治转为郡县之治的朝旨与奏议背后，便始终悬着“万一强邻窥伺，暗煽拼飞，后患方兴，前功尽弃”[7]的促迫和忧惧，并因这种促迫忧惧而助成了君权与地方之间的一时共趋。随之是“改行省郡县”之议既成为左宗棠长思久想不能去怀的题目，也成为朝廷用心关注，一问再问的题目。[8]

自“统筹全局折”之后，朝旨与奏议之间一次一次关乎“设行省，改郡县”的问与答犹未了结，而战乱之后重建新疆社会经济的过程已经开始。十多年绵延的战乱，对地方而言便是十多年绵延的祸殃。在兵火所过的地方，触目可见的是“户口凋耗”、“颠沛流离”、“子黎仅存”，[9]而与这种民生之憔悴直接相对应的，则是原本之“旧制”已“荡然无存”而“万难再图规复”。[10]其时所指的“旧制”，应当既包括了往日的军府制度，也包括了往日的“札萨克”制度和“伯克”制度。因此重建的过程一开始便已在“旧制”之外。光绪四年（1878）初，官军平定南疆，当年秋冬之交左宗棠奏报“新疆情形”，已备述“北路迪化等处自克复以来，招徕开垦，户口日增；南八城地方富庶，见办开渠、丈地、铸银、征厘诸事，具有端绪”。[11]以职分而论，这些事皆属民政，在内地本应归管地方的州县官所主持，但在战后的报疆，旧制“荡然无存”之后已没有地方官可以寻找。是以当日从招徕开垦到丈地、征厘，都是在左宗棠一手调度之下，用“善后局”立名义，札委随军的各色候补官作一方之主持。[12]而其间移来用作章程的则不能不是内地行之已久的州县管地方的法则。因此，重建新疆社会经济的过程，同时又非常有效地在为新疆的郡县之治立构架。光绪八年（1882），左宗棠虽然已经离开了新疆，而论事的奏议犹在接着说下去：“臣入都以后，南北在事各臣率作兴事，遵旧布新。时阅三年，较前自更有起色”，并以“诚得亲民之官，实力任事，引绪而伸之，触类而长之”[13]为期盼。显然是这种为郡县之治立构架的事历时多年而正在做得越来越好。在他所说的“南北在事各臣”里，继他之后主导了这个过程的，便是继他之后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然则这个过程虽因辑抚地方而起，但就其实际而言，则已经在把纸面上筹议的东西一点一点地移到新疆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之中了。因此当日朝旨称之后“先实后名。俟诸事办有眉目，然后设官分职，改设郡县，自可收一劳永逸之效”。[14]

与这种施之于各个地方的“先实后名”在日积月累里渐行渐广相比，“设行省”一事虽更直接地关乎“全局”并属“事有不容已者”，却因俄国人久踞伊犁而被一梗再梗，难于措手。迨光绪八年（1882）伊犁归还中国，已经移督两江的左宗棠自谓“身居江表，心系西陲”，并由“他族逼处，故土新归”起讲，再陈“新疆行省急宜议设”，[15]显见得历经五年之后已愈多急迫。由于当时陕甘总督节制新疆，遂使左宗棠之后接任陕甘总督的谭钟麟不能不把这个题目一同接过手来。所以相近的时间里谭钟麟也作奏议论说新疆事务。之后，“设行省”一事才成了可以具体规划并开始被具体规划的事，然而歧义亦因之而生。在左宗棠的筹想里，“新疆形势所在，北路则乌鲁木齐，南路则阿克苏，以其能控制全疆，地居天山南北之脊，居高临下，左右伸缩，足以有为也”。因此拟“乌鲁木齐为新疆总督治所，阿克苏为新疆巡抚治所”，以成南北之间的“彼此声势联络，互相表里”。[16]比之数十年之前龚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主张总督驻伊犁，巡抚驻乌鲁木齐，已是各自不同，而以总督、巡抚收揽一省之纲目则两者佥同；以新疆立行省应先简督抚也两者佥同。[17]但中途接手这个题目的谭钟麟则不喜欢手笔太过开阔，主张从地方“办起”，在原本不设州县的南疆就“先实后名”之所成而稍进一步，“酌度七城广狡（狭）繁简设立丞倅牧令一员，更于喀什噶尔、阿克苏两处各设巡道一员”。[18]然后俟“地方日增富庶”，再“递设督抚以统辖之”。[19]在这种理路里，显见得简督抚俟诸日后，则立行省也俟诸日后。其说遂因之而异乎左宗棠之说。就其各自的视野而论，左宗棠注目于战乱甫定之后的边地安危，谭钟麟着眼的则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区域里吏治之绩效。自光绪三年（1877）以来朝廷与左宗棠多次问答，问与答皆以新疆设行省为中国之要务。谭钟麟的主张既已与此不侔，便属不能不议。是以朝旨令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就谭钟麟之说“体察情形，会商该督妥议具奏”。[20]于是“自曩岁出关办贼，洎于今已历七载”的刘锦棠应诏陈述，也成了一个立论的人。

由于当日刘锦棠曾亲身率湘军从北疆打到南疆，所以他在新疆走过数千里路；又由于后来以钦差大臣身份经营新疆事务，所以他能够以其阅历之知而“熟度关外情形”。而由此形成的见解在左宗棠和谭钟麟之外又成一说。作为一个随左宗棠西征并得左宗棠识拔的人，他当然知道由“左宗棠实始发之”的“改设行省之议”，用心全在“新疆本秦、陇之屏障，燕、晋之藩离，亟宜经营尽善，以固吾圉”。但他比左宗棠更深一层地感知“新疆之与甘肃，形同唇齿”。当初左宗棠以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筹兵筹饷和千里转运“皆以关内为根本，其势顺，故其事易举”。而刘锦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已与陕甘总督分为两截，而比此两截为“形同唇齿”，便是其主持新疆事务以来，不能不靠继任的陕甘总督“谊笃公忠，力顾全局”，设若“甘省大吏稍存轸域之见，则边事已不堪问”。然则在左宗棠的预想里，新疆既立总督，又立巡抚，已是设行省的新疆自成一局，同甘肃完全分了开来，但一路仰仗“甘省大吏”之“谊笃公忠”的刘锦棠则不能不忧“关内关外划为两省”，将会导致“三十余州县孤悬绝域，其势难以自存”。因此说其“愚虑所及”，便“不能尽同”新疆脱开甘肃而“另为一省”。但他又不能附和谭钟麟所议，将北路已有的州县与南路拟设的州县归并为一，“皆归钦差大臣统辖”。盖州县专管民玫，“钱粮刑名升迁调补”皆各有一套事例与法度，而钦差大臣“本非国家常设之官”，其职责与权力都在另外一路规矩里。因此用钦差管州县，既太不对称，又太过权宜而不可长久。太不对称和太过权宜，则新疆之改郡县最终便不能不能成为一种没有着落和没有归束的东西。彼时他正在新疆做钦差大臣，于此中利弊既知之已久，遂言之剀切。而后其“妥议具奏”异乎左宗棠和谭钟麟之说，主张将北路与南路已设和议设的道、厅、州、县俱并归甘肃，而“仿照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驻扎乌鲁木齐”以管此“南北两路”，并设布政使、按察使各司其事。新疆并归甘肃又另设巡抚、两司，正说明刘锦棠亦知“甘督遥制”是力不从心而“鞭长莫及”。[21]然则以事势而论，另设巡抚、两司，其实已经在为新疆立行省规模。因此光绪十年（1884）朝旨命刘锦棠作“甘肃新疆巡抚”，同时即以此开新疆建省之局。[22]自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作“统筹全局折”以来已经历时七年。然而朝廷在新疆立行，而行省之名目仍与甘肃相系连，与他省相比较已不能不算是一种奇异。推度因果，显见得其间之命意既取自左宗棠的主张，又取自刘锦棠的主张。而两种主张的背后则兼有着西北的时事、西北的地理和西北的历史。

二

与新疆比，台湾设行省之议在时间上曾更早地进入19世纪后期的朝议之中。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藉琉球渔民遇害为由头出兵侵台湾，导致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台湾对峙多日。于是沿海震动，朝廷也震动。而后诏旨令“南、北洋大臣”和“滨海沿江各督抚、将军”群议“海防”。[23]当日奉旨“渡台巡视”的沈葆桢曾在岛上筹防八个月，并因之而成了这场对峙中与日本人相距最近的大吏。这种对峙的过程动心忍性，会使他对日本认知益深，也会使他对台湾与海防之间的关系认知益深。所以当年十二月奏疏论防务，他着力申说的大半都是八个月里的筹防之所得：“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孤悬海外，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就此而言，是外患造成的今昔异势，已使此日的台湾居南洋之重心，而以其一地之安危关系东南之安危。但“孤悬海外”的台湾同时“向称饶沃”，则时当洋务日趋密集而且偏重于东南之世，又会使台湾成为“久为异族所垂涎”的地方。自这一面而言，是处此周遭多事，“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耽耽虎视”。因此“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筹防计”，皆须以“台地”为重地，而预作“未雨绸缪”。时当同光之交，台湾一岛虽“南北相距七百余里，东西近者二百余里，远或三、四百里”，且“崇山大岭，钩连高下”，而建置不过一府。沈葆桢巡台八个月，曾筹度其人口与地理，并以当日可以编籍管理的幅员统计之，核其规模，已是“可建郡者三，可建县者有十数，固非一府所能辖”，而“欲别建一省”，则“又苦器局之未成”。在清代的政制里，与地方之轻重对应的，是地方官之轻重。作为一个“别建一省”而器局未成的地方和一个正在筦七省门户的地方，两者在台湾本属无可对应。而沈葆桢“再四思维”之后，力主“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作“主持大局者”。[24]然则以轻重而论，移驻便是一种无可对应的对应。

沈葆桢的这道奏折之富有深度意义，是因为其间的忧患明白地反映了曾被看作“弹丸之地”[25]的台湾在时人心中的急速放大。他最先表达了这种变化，与之相匹配的，是入台湾的八个月里，他在“修城垣，筑炮台，练营勇，备器械”之外，同时又在为“台地”谋长远，一面注力于“缒幽凿险”，以开山中“南北诸路”而辑抚彼时被称作“番”的山居土著，并奏请尽驰不准“内地民人偷渡”入台的旧禁，“以广招徕”；一面增设郡县，“设台北府、县以固北路，又将同知移治卑南以顾后山”，使“全台官制，粗有规模”。比这些吏治范围之内的兴作走得更远一点的，还有勘查矿产以期“开煤炼铁”，以及置轮船通航于闽、台之间，等等。当他“台事粗定，乃内渡”以后，“移福建巡抚驻台”之议虽得朝廷“悉如其请”，[26]而最终并没有成为定章。但经营台地和台事则已成为闽省疆吏之大事。光绪元年（1875）正月，福建巡抚王凯泰已渡海赴台湾，以时间计，与沈葆桢返棹内渡之日相隔犹不到半年。而“维时炎曦，毒雾酷暑郁蒸”，一路辛苦之后，七月“已得痰湿痞满之疾”，至八月“病日臻，尚拟往巡南路”，因“飓风作不果”。十月，“以整顿台地并巡抚兼顾省、台大局事宜入告”，然后内渡，至省城仅“十有三日”便疾作而逝。[27]揆其因果，不能不算是为台地台事而死。在他之后继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曾累年渡台，引土著入农耕，而“广设义学”施行教化，以期在土著和客民共处的台湾建立起一种可以经久的社会秩序。“又罢台属渔户税，拟筑铁路，开矿产，移关税厘榷造船械”，并奏“台中硫磺、煤油、樟脑、茶叶等项应扩充开办”。而时处彼族觊觎，尤用心审度于“固台防必先练兵，欲练兵必先筹饷”之间，创为“以开垦之众资兵卫，以开垦之利助军需”，具见其权量当时和维持长远的深意与苦心。在旧史的记述里，至光绪三年（1877）丁日昌“还闽，移疾去”，已是“台民渐喁喁望治矣”。[28]这种记述所反照的，应当是台湾在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一种可见的变化。而“还闽，移疾去”，亦足见用心用力的劳累和困顿。由于台湾成为时务中的要目，逐使台湾也成了朝议中的要目。因此光绪三年（1876），当丁日昌犹在台湾经营之日，刑部侍郎袁保恒上疏论台事，其说已经更进了一步：“福建之台湾，僻处海澨，物产丰饶，民、番逼处。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孚以威信，举民风、吏治、营制、乡团，事事实力整顿，未易成功。若以福建巡抚每岁半载驻台，恐闽中全省之政务，道路悬隔，而转就抛荒。台湾甫定之规模，去住无常，而终为具文”。之后熟计利弊，“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驻台湾，而以总督办福建全省事，各专责成”。[29]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这是最早以明切之辞倡台湾别立一省的议论。但彼时上距沈葆桢所说的台湾“器局之未成”止有两年，而闽、台之间在历史中形成的联系实在比他从远处看到的要深得多。因此沈葆桢以次，巡抚福建的王凯泰、丁日昌虽力赴台事，既苦其心态又劳其筋骨，而皆不能轻创此议，把立省当作可以马上做到的事。稍后，比袁保恒更深知东南情状的李鸿章作“筹议台湾事宜折”，其中的一段同样用明切之辞与之立异：“袁保恒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虽事有专属，而台地兵事饷源实与省城呼应一气，分而为二，则缓急难恃，台防必将坐困，亦非计之得者”。[30]他所着眼的，是闽、台之间以物力往来作相互维系的事实。时当光绪初年，台湾并没有足够自生之而自成之的力量别开一局，所以一旦分省自立，袁保恒意中的“各责专成”，在李鸿章的意中便成了“缓急难持”。比之新疆立行省之义，显见得事涉台湾，自始即关注多，论说多，歧见也多。由此形成的是一面经营台湾，一面筹议台湾，而究其路向，则两者的指归都在海防。

丁日昌是福建巡抚中致力台事最久，并因之而吃苦最多的人。但致力和吃苦，同时又使他切知以巡抚一身绾两头，实“省、台远隔重洋难以兼顾”。所以当光绪四年（1878）他因病呈请开缺之日，犹为后来者作计，专门作奏疏论“兼顾”之难乎为继：

巡抚为（一省）刑钱总汇之区，旧卷山积，已不能全数携至台湾，而每办一事，必赴省吊查一卷，往复需时，吏胥因之舞弊，贻害胡可胜言！且轮船赴台，若遇顺风不过数日可到，倘遇逆风或逢发雾，动至累日经旬。

随之而来的便不能不是政事之淹滞。而政事淹滞之外还有体制的扞格：

台事从前本系督臣主政，沈葆桢因与前督臣意见不合，又恐请设督办大员于地方呼应不灵，故请改归巡抚兼办，本亦煞费经营。然而王凯泰渡台之后，欲咨调将弁数员赴台差遣，终未能谐，其呼应不灵，固如故也。台湾事事俱属创始，断非仅住半年即能办有头绪。且沈葆桢原议巡抚定于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又安能保夏秋之间生番不蠢动乎？外人不侵凌乎？[31]

他所列举的这些窒碍都得自亲身经历，无疑具有明显的可信性。因此，同年朝廷“停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之例”[32]，于是福建疆吏管台湾便退回到督抚轮驻的办法。但两年之后李鸿章“密陈台防事宜”，已指陈“自丁日昌病去，而台事渐少讲求。自改为督抚轮驻，而两年以来未闻有渡台之举”。并由此深忧“东洋有事，台、澎实当要冲”，似此“绸缪未豫，何以弭外患而伐敌谋”。而后为台地谋人事，请将其心目中“知兵有威望”的贵州巡抚岑毓英“量移福建”，以“督办台湾防务，仍循春夏驻省，秋冬驻台之例”。[33]就“仍循”巡抚驻台之例而言，其主张显见得又与丁日昌不同。六年之间，沈葆桢先创福建巡抚半年驻省，半年驻台之议；之后力行此议的丁日昌因深苦于扞格窒碍而请停此例；但时隔两年，李鸿章的主张已再度回到了沈葆桢的原议。这种创议，否定，又创议的过程一路起落，非常具体地反映了当日的朝廷和地方虽各费心思，却始终没有找到一种能够与台地之特殊性相对应的管理办法。因此，后来岑毓英虽然“量移福建”，而台湾的“绸缪”则并没有显出李鸿章预想中的起色。其间由沈葆桢创始，并被丁日昌当作要务着力经营的“开山抚番”和“兴办煤矿”都已经无复往日气象。前者且因“腾出饷需以作海防之用”而在光绪六年（1880）奉旨“酌行停止”；[34]后者则日久之后兴利不成而“积成漏卮”。[35]这种高低之间的起伏之迹说明：在制度未立的台湾，与事因人兴相为表里的，往往是人去事息。

时至光绪十年（1884），中国和法国在越南的冲突演为中法之间的民族战争，而后法国海军攻台湾，“绸缪未豫”的台湾便成了以“兵单器乏”迎战“敌炮猛攻不息”的战场。[36]奉旨“督办台防”的刘铭传苦守累月，其呈报军情的奏折里屡见“难支敌炮”、“情危势迫”、“台疆千里，在在堪虞，忧急既深，不知所措”，以及“敌势猖獗，饷尽援绝，土寇纷乘，臣竭蹶万分，已无生望”等等，[37]说的都是台防之脆弱。而由此牵动沿海，同时的南洋与北洋也随之震动而不得不全力筹防，戒备重重。这个过程以战争中的危迫困殆为事实，显示了台防之弱与台湾之重的不相对称，使当时的朝廷和大吏共知台事已不可迁延。当法国海军搅动东南海疆之日，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左宗棠曾与守台湾的军队隔海相望并甘苦相通。迨“款议垂成”，其心中耿耿发为奏议，遂重提九年之前“袁保恒所请”，以台湾“孤注大洋”而“关系全局”，再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38]一个月之后左宗棠逝于福州。台湾建省之议便成了这个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士大夫留给多难时世的最后遗言。之后，廷臣与疆吏群议而经总署出奏，佥以为“台湾为南洋要区，延袤千余里”自通商以后“今昔情形迥异”，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以专责成”应事属“相宜”。[39]九年之前袁保恒的主张得不到呼应，而同一个主张此日已经被多数人所接受。在这种今昔之比里，显见得中法战争的冲击，正直接地转化为中国人对台事认知的更深一层，认知之外，与之相匹配的，则是历经九年逐层累积之后，台湾的物力已远非旧日之比。[40]因此光绪十一年（1885）秋，朝廷以西太后名义下诏“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41]随后是正在“督办台防”的刘铭传成了第一任台湾巡抚。然而如同新疆立行省之日刘锦棠不愿意把新疆同甘肃分割开来一样，刚刚做了台湾巡抚的刘铭传也不愿意把台湾同福建分割开来，并因之而专门奏告“台湾暂难改省”。他所担心的同样是立省之后的饷需不继：“台湾所出财赋，较之贵州、新疆则有余。惟沿海八县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重洋远隔，依傍一空。猝有难端，全恃闽疆为根本，声气联络，痛痒相关，以助孤危之境”。因此“若改设台湾巡抚”而“与闽省划界分疆”，则旧日之局一变，“即督臣顾全大局，一视同人，司道以下，畛域分明，势必不相关顾”。[42]在朝旨既颁之后，刘铭传的这些议论已不会改变台湾立省的走向。但有此一番议论，而后是朝旨追申“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连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所以已立行省的台湾亦被称作“福建台湾”，[43]同“甘肃新疆”之称正相仿佛。

与光绪十年（1884）设行省的新疆比，台湾建省迟了一年。但随后几年里，在刘铭传主持下的台湾建省过程，同时成了大幅度地自觉移接当日效西法以图自强的种种事业的过程。因此新造之区的台湾曾在许多地方都明显地领先于内地。而追本溯源，沈葆桢、王凯泰、丁日昌、刘铭传留下的事功都融入了这个过程而痕迹不灭。

注释

[1]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893、7898页。

[2] 转引自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44、72页，中华书局1987年。

[3] 《清史稿》第三册，第461页。

[4] 《清史稿》第十二册，第3402—3406页。

[5]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898页。

[6] 《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7894—7896页。

[7] 同上书，第十一册，第9251页。

[8] 同上书，第九册，第7902页；第十册，第8358页。

[9] 《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8345、8451页。

[10] 《刘襄勤公奏稿》卷三，第44页。

[11] 《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8358页。

[12] 同上书，第8345—8350页。

[13] 同上书，第十一册，第9249页。

[14] 《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8358页。

[15] 同上书，第十一册，第9245、9248、9255页。

[16] 《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8831页。

[17] 《龚自珍全集》第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8]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311页。

[19]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百十五，第10页。

[20]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311页。

[21]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1378—1380页。

[22] 同上书，总1838、1840页；《清史稿》第九册，第2372页。

[2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第21页。

[24] 《清史列传》第十四册，第4222—4224页；《清史稿》第九册，第2263—2264页。

[25] 张伟仁：《明清档案》第71册，A91（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87年，转引自邓孔昭：《试论刘铭传的台湾建省方案》，《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第52页。

[26] 《清史列传》第十四册，第4221—4224页；《清史稿》第九册，第2264页。

[27] 《清碑传合集》三，第2284、2285页。上海书店1988年。

[28]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514页；《清碑传合集》五，第4111页。

[29] 《清史稿》第四十册，第12116页。

[3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九，《筹议台湾事宜折》（光绪三年正月十六日）。

[31] 《丁日昌集》上册，第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32]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第645页，中华书局1987年。

[33] 《李鸿章全集》第九册，第2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34] 《清实录》第五十三册，第56309页。

[35] 《刘铭传文集》第294页。

[36] 同上书，第94—96页。

[37] 同上书，第98、99、106、109页。

[38] 《左宗棠年谱》第403页；左宗棠《台防紧要请移驻巡抚折》，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试论刘铭传与台湾建省方案》，《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第53页。

[39] 《清末海军史料》（上），第59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

[40] 彼时台湾一地的关税，已多于广西、贵州。

[41]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009页。

[42] 《刘铭传文集》第80页。

[43]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046、2022页。

回应与冲击（二）：北洋舰队

一

中国人一开始便以“船坚炮利”称西人之长技，因此枪炮之外，中国人一开始便为了造兵船而着手造轮船。但当中国人着手造轮船的时候，对于轮船之用为兵船其实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和清晰的成算。先倡造船的曾国藩说：“造船一事，鄙意本在设局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而“风气渐开，即中国振兴之象也”。[1]同样先倡造船的左宗棠说：“我无火轮之船，致彼族得居为奇货”，遂使“中国自强之策”不得不立于“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2]这两段话以其显然的相近与相似，说明了中西交冲之初中国人看轮船都是从大处着眼和只能从大处着眼。由于从大处着眼，所以“夺彼族之所恃”之后，轮船用于防海的实际过程犹是一种没有细节性和具体性的预想。

此前十多年魏源作《海国图志》其中的《筹海篇》有一节文字曾专门推论轮船之用于防海：

风潮不顺时，我舰可藏于内港，贼不能攻，一俟风潮皆顺，我即出攻，贼不能避，我可乘贼，贼不能乘我，是主之胜客者一。无战舰，则不能断贼接济，今有战舰，则贼之接济路穷，而我以饱待饥，是主之胜客者二。无战舰，则贼敢登岸，无人攻其后，若有战舰则贼登岸之后，船上人少，我兵得袭其虚，与陆兵夹击，是主之胜客者三。无战舰，则贼得以数舟分封数省之港，得以旬日遍扰各省之地。有战舰则贼舟敢聚不敢散，我兵所至，可与邻省之舰夹攻，是主之胜客者四。[3]

这些推论言之井井有条，而表达的却是没有轮船的中国人涉想轮船防海的纸上谈兵。魏源以主客设比方说“海战”，而牵及“内港”、“接济”、“夹攻”和“得袭其虚”，显见得其意中之防海全以守海岸和守海口为根本之所在。是以“战舰”虽属利器，其位置则不能不附着于海岸和海口。在那个时候，用这种守海岸和守海口的办法来对付海上之警曾是历史留传下来的成法，从而是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办法。因此魏源之后，中国人虽已开始效西法造轮船，而以守海岸和守海口为立脚点，轮船之用于防海的路数则与西人西法并不相同。

同治七年（1868），管闽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以轮船产出渐多，“不能不分布各口”，而“平日各不相闻，临时各不相习”为大不便，奏请“简派轮船统领”，并“附片密保”一员。[4]而后闽局制造的轮船便自成一路，在“统领”提调之下组成了不同于旧式水师的福建舰队。稍后曾国藩由闽厂调员到江南，以“综理轮船操练事宜”。[5]于是沪局制造的轮船组成了另外一支不同于旧式水师的舰队。在更南面一点的地方，相近的时间里还有“粤省先后购置轮船共有大小七号，历年分道出洋巡辑”而“甚属得力”[6]的以实事程实功。广东的轮船虽是用钱买来的，但以属性归类，显然也是一种不同于旧式水师的舰队。福建、江苏、广东前后相接地在做同样的事，具体地显示了那个时候新式舰队与旧式水师的嬗递，以及这种嬗递实现于一个一个省份之中的由来和路迹。同造船造炮一样，这个过程也起自于地方的历史主动性。然而又同造船造炮一样，从这个过程里产生的新式舰队也是归地方调度并且以地方为界限的。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海口虽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而守海岸和守海口则是此省与彼省各自成一段。刘坤一总督两广之日奏报“简练水军”，说是“粤东洋面，延袤数千里，筹办防务，非轮船似不为功”，所以粤省“轮船日见其增”。[7]显见得他的眼界在“粤东洋面”，同时是轮船日增，巡游时范围也在“粤东洋面”。而何璟总督闽浙之日，则曾以“闽省海防紧要，兵轮未能悉数调操”为辞，拒绝福建舰队北上参加“合操”。[8]与刘坤一相比，可谓理路同属一类而言之越益明切。粤省和闽省的舰队各守一段，江苏的舰队也自守一段。是以其巡游洋面，“活动范围总不乎外吴淞口以外至浙江舟山群岛之间”。[9]以地域而论，是用心用力都在于长江口，并因此连带而及浙江洋面的一部分。在这种各省办各省的舰队所形成的局面里，当日的山东巡抚丁宝桢也曾以“东省海道绵亘三千余里”为理由作奏议，申论“轮船出洋梭织，巡哨防范”之不可少，并请“分拨”闽局产出的“大号安澜轮船”。[10]其意中自是在为“东省”立舰队作筹想。而引“东省海道绵亘三千余里”作概括之辞，则说明其目力之所及同样是以一省的范围为限度的。这些实例演示了出自西法的轮船当日编入中国海防的过程。而就一省与一省之间太过分明的界域而论，显然是新式舰队与旧日水师嬗递之际，后者的部分样式和内容同时又被前者承接和保留下来了。在“粤东洋面”、“闽省海防”和“东省海道”的种种指称里，水面的界域自始至终都是由海岸的界域和海口的界域派生的，因此巡游洋面的轮船自始至终都不会与海岸与海口离得太远。与魏源当日论“筹海”而以轮船附着于海岸和海口的设想相比，这些最先出现于东南海面的舰队可谓理路佥同，布局也佥同。显见得时当同治后期，中国人虽然已经在用西法造轮船，而于用船一途其实还没有汲取太多的西法。

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出兵侵台湾，致南北海疆一时俱警，时人谓之“琅峤一役，合沿海七省因台事而设防，耗饷何止千余万”。[11]由此形成的既是冲击，也是刺激。而事后深思，这种“合沿海七省因台事而设防”的事实，已非常明白地说明了海上有警之日，绵延的海岸和海口是没有办法分成一段一段的，从而说明了往日的筹想并不足用和并不合用。因此冲击和刺激都会改变中国人防海的观念。同一年总理衙门奏疏论海防，遂别开思路，力言“各海口固须设防，然非有海洋屹然重兵可迎堵，可截剿，可尾击，则防务难于得力”，并由此推演而倡“另立海军”。[12]与粤海、闽海和江苏的舰队相比，这种被称作“海军”的“海洋屹然重兵”既被用作“迎堵”、“截剿”、“尾击”无疑已不再附着于一段一段的海岸和海口。在当日的中国，从各有界域的附着到向往中的“屹然”，是一种观念的大变。王先谦曾申论之曰：

夫目下筹经费备船械，原以先固海防，非遽轻言海战。然通南北九千里之洋面，必在在筹防，毫无渗漏。我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竭力以御之，虽愚者亦知守之不可尽恃也。故必能战而后能防。[13]

守海岸和海口重心都在防堵。但“在在筹防”与“毫无渗漏”，说的都是单面防堵之下的防不胜防而致防不能防。事至“守之不可尽恃”，而后“坐待敌人来攻”的防堵便不能不变为“出洋”力拒，以行“迎堵”。由于“琅峤一役”以其震动而成震惊，这些道理都容易成为当日身在局中的中国人和关注时务的中国人共同的感受，并正被岌岌乎引来规划眼前和后来。因此，丁日昌巡抚江苏之日为七省海疆筹度的“海洋水师章程”虽然当日知音无多，这个时候则因“筹办海防”，而被重新提起，由朝旨送到“南北洋通商大臣”和“临江沿海各将军督抚”面前，成了必须“妥筹复奏”的东西。作于几年之前的“海洋水师章程”之能够在此日应时，是因为其重心贯注于“外海”，尤以“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而“沿海要害，互有关涉”为着眼点，先倡海上之兵船应整体贯连“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所以与海洋本身的“联为一气”相对称，则不得不抉破地方界域，另设“北、东、南三洋提督”，统绾“洋面南北五千余里”。[14]这些筹度虽是出自旧作，但在“琅峤一役”之后，却为总署奏议里的“海洋屹然重兵”提供了一种可以延展的具体构想，从而使疆吏纷纷然的“妥筹复奏”有了一个共议和归拢的中心。

在丁日昌议“海洋水师”的“章程”里，被当作“第一利器”的是“大兵轮船”。而经历了“琅峤一役”的中国人则尤其畏惧“铁甲船”，并因之而尤其看重“铁甲船”。其时文祥追论台事，曾言之愤然地说：“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以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15]他的话陈述了朝廷和疆吏共知的事实，所以他的话能够代表彼时共有的感受。日本人初试“西洋兵法”，便用铁甲船逼得中国人难于动弹，这种太过深刻的印象直接而且对应地促成了中国人的心里的铁甲船情结。因此疆吏群议“海洋水师”，其“妥筹复奏”大半都要牵及“购办铁甲一节”。[16]而在主事的中国人意中，则同铁甲船连在一起的，自始便是最先把铁甲船引来同中国人相对峙的日本。由于“倭人习惯食言”，所以其“后患”不可测度；由于“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所以“明季之倭患”便很容易成为一种历史比附而致远望来日的“岌岌堪虞”。于是中国人筹办海洋水师，遂不能不“惟防日本为尤亟”。[17]对于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而言，这是一种明显的变化。当日“沿江沿海”的疆吏曾围绕这些题目共议半年之久，其间的各自立说虽牵汇多端且异同杂陈，但筹海防的观念则因之而获得了一种更新、推广和深入。之后，朝廷于光绪元年（1875）下诏“通盘筹画”，以图“自强之计”，并为七省海疆的战和守划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轮廓：

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著悉心经理。如应需帮办大员，即由李鸿章、沈葆桢保奏，候旨简用。各该省督抚当事事和衷共济，不得稍分畛域……至铁甲船需费过巨，购买甚难，著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海防用度浩繁，如何提拨应用，即著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18]

“北洋海防事宜”和“南洋海防事宜”，都已越出了“粤东洋面”、“闽省海防”和“东省海道”那种以省立界的地域范围，就这一点来说，已是有取于丁日昌的“海洋水师章程”。而丁日昌倡始的“三洋提督”经疆吏的群议和共议之后成了朝旨中的“北洋”与“南洋”，则其意向显然更近于李鸿章“筹议海防”一折里所申说的：“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而后不能不“分别缓急”：

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19]

以当日有限的人材和物力对应数千里漫长的海岸线，李鸿章的这些话出自就其所有而作量度盘算，无疑比丁日昌以“大小四十八号轮船”立三洋水师的规划更切实一点，也因之而更能打动其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朝廷。与之相关联的是，他所分列的“最要”和“次要”虽然不在诏书颁布之内，而作为一种定见，却已预示了北洋和南洋的“海防事宜”在此后之轻重不相对等。

以七省海疆划为北洋南洋，是中分黄海，将山东、直隶、奉天归入前者名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归入后者名下。虽说七省之外，广西南部也有一段海岸，而其所临水面则在粤海范围之内，历来归广东兼管。然则当朝旨初下之日，南洋范围之内的江苏、福建、广东已各有一支舰队，虽说规模与章法都远不能称具足，而比之北洋海面见不到成队兵轮的空空荡荡，犹是一路领先。但就朝旨意中被当作整体的“南洋海防事宜”而言，这种领先所造成的既是一种已成的局面，又是一种因其已成而难于聚拢的局面。沈葆桢以两江总督奉旨“督办南洋海防事宜”，而在其直接管辖的江苏以外，同处于“南洋海防”之中的浙江、福建和广东都各有总督、巡抚，从而各有与沈葆桢平行和相等的权力，而被称作“海防事宜”的种种物事又无不在这种权力的笼罩和管制之下。而后是两江总督虽然例兼南洋大臣，而督办海防常常会困于疆吏对疆吏的权力颉颃和门户分立里。朝廷不是不知道这种既有的权力结构和门户意识积之已久，于“海防事宜”易成重重窒碍，因此诏旨部署筹办海防，曾特意提撕，以“各该督抚当事事和衷共济，不得稍分畛域”为言之谆谆。然而以事实论事理，则此省与彼省之间本自各立界限，疆吏守土，其权力以此分，其责任也以此分。而咸同两朝里十多年内战所引发的国家权力下移，又已使这种界限更多地与不同地方的不同利益相牵结。与之相比，诏旨之言之谆谆显见得太过悬空而不会有实际上的约束力。因此，光绪五年（1879）朝廷令地方“筹集巨款”供南北洋“购买铁舰等物”，而两广总督刘坤一以“臣等承乏广东，职守所关，自不得不先为广东悉心筹画”为回应，并指陈粤省之种种艰难困窘，然后吁请说：“南北洋办理海防多年，诸事应有头绪，可否准由广东截留粤海关原解南北洋四成洋税，改解本省司局？”[20]这段话同朝旨的命意全然相悖，而其引为说辞的道理，则都是广东之“竭蹶异常”，[21]从而是广东之自有畛域。同一年沈葆桢以“兵少贵合”和“不分畛域，共巩海疆”为旨义，并以“洋面辽阔，能容多船”的吴淞口为“适中之地”，请调各省兵轮“两月一赴”按期“联䑸操演”，冀能“号令归一”而“运掉皆灵”。[22]就那个时候的“海防事宜”来说，这些都是题目中的应有之义。但拥有兵轮而且自成一队的粤省和闽省皆漠漠然视之而不肯起而应和。曾作浙江巡抚，并因之而当日身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梅启照后来奏疏论海防，又由此而论及其间的曲折，说是“上年松江提督李朝斌，统领轮船会操于上海，浙省允之，而闽省驳之。盖以上海为总汇，似乎以提督节制提督，非所愿也”。[23]这种“非所愿也”，着重说的是福建地方长官的私意。但在更多的时候，畛域往往并不全然关乎私意。因此，前此三年江苏曾向福建调用闽厂新造之“登瀛洲兵轮一号”，而四个月之后时任闽抚的丁日昌已以“日斯巴尼亚有窥伺台湾之意”为理由，“奏请将登瀛洲调回”。江督沈葆桢随后也作一折，向朝廷陈说“台湾有警，长江即应一律设防，上海轮船无多，以扼吴淞口门户尚虞不足，长江原非一船所能济事，若登瀛洲拨还闽厂，并此一船而无之，设外警猝来，凭何调遣？”并不得不“函恳”丁日昌，“如长江有警，请迅饬杨威等船联䑸北来，以壮声威而资指臂”。[24]在当日的中国，丁日昌和沈葆桢都是力倡海防并同心同德的人，而一旦分属江苏、福建，则不能不因身在畛域之中在外患迫来之际而各顾一头，分为两段。

这些实例都说明，沈葆桢虽然奉旨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并且有心力图自强，而其调度兵船的臂力其实很难越出两江范围之外。因此“会操”之后，他只能由大处着眼改为小处着眼，以“此后闽船未必来，他处更可想”，而“江、浙两省，总可按期不误”，作为预期中能够靠得住的规模和范围，其筹划之重心遂退而移为“船愈少，练愈宜精”，指望“但得八船俱臻纯熟，亦得尺得寸之效也”。[25]与原本的“联䑸操演”之想作对比，不能不说是心长力绌而四顾落寞。然而“得尺得寸之效”犹在期待之中，当年岁末沈葆桢已死于两江总督任上，计算时日，与轮船会操之期相隔不过六个月。就其怀抱而言，可谓赍志以殁。从同治中期以来，沈葆桢多年主持闽局而且先创舰队，在当日的士大夫中，他是最早对近代海战和海军抱有自觉意识与明晰构想，并引为责任而甘心为之辛苦经营的人物之一；也是为清议所许，兼有个人勋名与一世物望的人物之一，合两者为一体，便成了难以替代。因此，沈葆桢之后继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于海防一节便不得不相形见绌。作为一个由军功起家的疆吏，刘坤一当然算得上是兵事里的内行，但说到海上的兵事，则自谓“身任海疆，际此多故，而于兵轮一道，诸事茫然，可笑已极”。[26]其间的局限和无奈都是非常明白的。因此以抱负和识度而论，他比沈葆桢更不足以控驭“南洋海防事宜”。于是，在那个时候被统称为南洋的范围里，当初以地方为依托各自产生的舰队仍然以地方为空间各自谋伸展。而后是曾经一路领先的南洋又因其作始之日的既成格局而年复一年地脱不出分散的轨路，迨北洋崛起，天下之物力与海防的重心随之节节北移，分散的南洋遂始终无法形成朝廷向往中的“海洋屹然重兵”。

同南洋相比，同光之交的北洋犹是“三口洋面辽阔”，而“向未专设巡洋水师，亦无捕盗轮船”。用为稍壮声威的，仅仅是从沪局和闽局分别调来，以“轮替出洋驻泊”的两只轮船。[27]因此李鸿章奉旨“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之日，曾自比为“无钱无人”而“空拳独张”。[28]以视彼时的粤海、闽海和吴淞海面不能不说是瞠乎其后。然而，北洋筹海防于“琅峤一役”之后，日本的冲击和刺激同时又在使日本的海军成为一种具体的样式和直接的对照。比之福建、江苏和广东之各就已经制造的船只和陆续购买的船先后成队，则日本的样式和对照从一开始便已为北洋的舰队提供了一种既定的规模。是以初筹防海而于此还不太内行的李鸿章在光绪元年（1875）曾向沈葆桢作信请教，说是“总署原单所称先创水师一军”，以北洋而论，“究竟一军应设兵轮若干只，何人堪为统领，敬求酌示”，并祈“所有一切机宜，幸随时教督其不逮”。[29]稍后沈葆桢以其积年阅历作估量而应答之曰：“鄙意得铁甲船两号，若扬武兵船者六号，若镇海兵船者十号，亦可以成一军”；其统领则“必由学堂出身而历试于西洋、洋人推重者”。[30]这些话应当是认真思考的结果，而对于切近地见识过日本“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31]的沈葆桢来说，日本舰队的规模便不能不在他认真思考的过程里影响中国舰队的规模，随后是北洋“一军”的筹与立从一开始便已不同于南洋的样式。而其构想之宏大出自“督办南洋海防事宜”的沈葆桢，则又可信地说明了当日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这种用日本作比照的人心同此理背后，同时是朝议以“惟防日本为尤亟”的忧思也从一开始便已移入其中，化作了北洋“一军”把日本当成对手的自觉意识。所以李鸿章注力于操办兵轮铁船之日，曾列举“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而后统论之曰：“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32]日本人初学西法便以巨舰“逼视我中国”，[33]对于同样在效西法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巨舰和“逼视”都成了一种直接的影响和深入的影响。

当日军侵台致朝廷和地方大议海防之日，总署主张购铁甲船，文祥主张购铁甲船，沈葆桢主张购铁甲船，李鸿章主张购铁甲船。[34]其间的呼应和共鸣都意在用中国人的铁甲船反制日本人的铁甲船。彼时总署和疆吏都相信英国产出的洋器靠得住，于是在“阿思本舰队”买船和退船的风波过去十二年之后，中国一方再请英国驻华公使作中介，“属其转咨本国管理衙门查照办理”。然而“威（妥玛）使复文，该国铁甲官船碍难办买，并据面称，英商现无制成铁甲轮船者”，[35]英国人并不想把铁甲船卖给中国。而同时赫德则在向得不到铁甲船的中国人力荐“英国新造破铁甲船之巨炮”，以及装载这种“巨炮”的“铁炮船”。[36]对于眈眈注视着日本铁甲船的总署和李鸿章而言，当彼有我无之际，可以用来“破铁甲船”的东西便不能不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因此光绪元年（1875）中国人经赫德之手向英国购买了四艘这种被称作“水炮台”和“蚊子船”的炮船。船到之日，“验收”的李鸿章“亲加演试”，并在奏报中罗举细节，称之为“实系近时新式，堪为海口战守利器”。[37]有此赞辞，后来中国又分两次向英国购买了七艘同样的炮船。而这十一艘用一百四十五万余两银子买来的“战守”之“利器”中有六艘都归到了北洋，计算比例，已占一半以上。但被期望用来破铁甲船的“水炮台”其实炮大船小，是一种构造不相对称的东西。因其不相对称，遂至“炮笨船脆，受敌则不固，运驶则不灵”。[38]至光绪六年（1880年），刘坤一在一封信里说他路过天津之际，与李鸿章“论及蚊船一事，合肥闭目摇头，似有悔意”。[39]显然是此日之李鸿章已经深知“水炮台”的局限。这种事后的“悔意”既说明了买兵船的急岌，也说明了对兵船的外行。而中国人筹海军的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正是在这样试错之后又纠错的七颠八倒中走过来的。而在中国人的认知发生变化和深化的过程里，曾经出兵侵台的日本沿其越境扩张之势，又横暴地灭掉了琉球。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再度扑来的冲击和刺激。并直接促成李鸿章切论时势并重申铁甲船：“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国，耀武海滨，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彼既挟所有以相陵侮，我亦当觅所无以求自强”。而尤以“能与铁甲船敌者，惟铁甲船”[40]为警策之辞。其中显然有着买错了“铁炮船”之后的益信“铁甲船”。他以时势说海防，因此能够动朝廷之心。而就事权而论，则“沈葆桢卒后，海军之规画遂专属于李鸿章”。[41]于是自光绪六年（1881）开始的五、六年之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中国人先后从英国购入四艘巡洋舰；从德国购入两艘铁甲船和三艘巡洋舰，与这些高吨位的兵船一同购入的，还有出自英国和德国的多艘鱼雷艇。[42]这些巡洋舰、铁甲船和鱼雷艇都尽属北洋海军，若加上之前购置的炮船以及从沪局和闽局调用的轮船，则同曾经领先却又始终分散的南洋舰队相比，北洋海军的规模已是驾乎上之。而与这种“海洋屹然重兵”相匹配的，还有正在修筑之中的一时“巨工”旅顺军港，以及大沽船坞和塘沽炮台。中法战争以后，又有北洋调度之下兴筑的大连湾炮台群和威海卫炮台群。这个过程不能不算引人注目，但这个过程里的每一步又都是用一堆一堆成色十足的纹银铺出来的。

二

同光之交议海防，已由“简器而及度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尤力请宽筹饷需，停不急之费用，谋至急之海防”。[43]而后朝廷指拨南北七处海关的四成洋税，江海关四成洋税中的二成，以及苏、浙、赣、闽、鄂、粤六省厘金项下划出的不等数目，集成总数四百万两的饷款按年分解南洋、北洋，以供“筹办海防事宜”。彼时北洋犹在一事无成而赤地新立之际，所以管南洋的沈葆桢由全局着眼谋防海，自愿先让北洋。其辞曰：

总署所筹巨款，本有分解南北洋之说。窃思此举为创立外海水师而起，分之则为数愈少，必两无所成，不如肇基于北洋，将来得有续款，固不难于推广，万一有急，一日千里，亦召而立至。[44]

后人论沈葆桢，称其“清操绝俗，思虑深长”，[45]以这一段文字论心怀，不能算是虚词。但时当国家度支四面破漏之日，这笔钱虽出自朝旨指拨，其实并不牢靠。后来华北大旱“晋省告讥，朝士议提海军款以济之”，沈葆桢因之“大戚”，并“贻书李鸿章争之，谓‘葆桢老病不及见，必为我公异日之悔’，遂奏请将前项协款仍以分解南北洋”。[46]南洋的让出和收回，都以海防为本位而一以贯之。于是在“统解北洋”两年之后，“自三年七月起”，被目为“巨款”的海防经费便“分解南北洋各半”，[47]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海军衙门成立为止。以时间计，前后总共八年。若就账面作核算，则十年之间北洋应得之数已有二千四百万两。但在国计大绌的时代里，事涉银钱，户部没有章法，地方也没有章法，因此账面上的数目大半都不是实际上能够得到的数目。与此相对应，则是指拨常常需要一遍一遍地申诉和催讨。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曾作“请拨海防经费折”，追说多年以来“北洋海防经费”之“短解日多”，以其言之既憾且愤为这个过程里的紧张和纠葛提供了种种具体的细节：

议拨以后未几，而抽分洋税一半，抵还西征借款矣；未几而另立招商局轮船货税名目，改解部库矣；又未几而议准广东厘金截留本省，福建税厘留抵台防矣。在部臣屡改已拨之款，若以北洋切近畿辅，防务尤要，则议改一款必须议增一款，以符初议。乃止议抽拨，未议添拨，至使外省视海防为无足轻重，解款日少一日。臣于光绪三年八月间，曾将北洋饷需披沥上陈，而报解仍未有起色。如广东、江苏、福建三省厘金奉拨以来，未解分毫；浙海关洋税自另立招商局税名目后，亦未解分毫。其浙江、江西、湖北三省厘金，及各海关四成税，实解北洋者，分年匀计每年不过三十余万两，视原拨每年二百万之数，尚不及十成之二。[48]

以实得的“三十余万两”比应得的“二百万之数”，相差委实太多。其笔下抒愤懑，虽一一罗举粤、苏、闽、浙、赣、鄂，而辞锋所及，尤重在管户部的“部臣”。

然而海防经费的这种缺口同其时“海内困穷已极”[49]相表里，“部臣屡改已拨之款”和地方之“未解分毫”大都出自罗拙俱穷之后的各顾门前和各顾眼前。因此以因果而论，在一个长久“困穷”和普遍“困穷”的时代里，海防经费里的缺口便不是一种能够用调度的办法填补得了的物事。是以筹办北洋海军的过程不能不同时是一个争款和催款的过程。在“请拨海防经费折”之后，李鸿章又有过“请催海防经费折”、“请催粤海关欠解海防经费折”等等，其言辞激越处，至引海防“事机之紧急”为大道理，向“督抚、司道、监督”追问“天良”。[50]这种一遍一遍的申诉和催讨，既反照了“未解”和“欠解”之久成常态，也反照了申诉和催讨之不易见功。而久成常态和不易见功都决定了帐面上的东西只是纸面上的东西。所以，后人以光绪一朝的前十年为时段作总计，估算北洋在海防经费名目下实际得到的协饷，加上协饷之外的杂项所入，总计不足一千万两，与指拨的二千三百万两相比犹未能到半数，[51]就这一头而言，由此带来的应是一种年复一年的拮据。然而由另外一头作总计，则北洋海防在同一个历史时段里实际支出的总额已达二千余万两。[52]出入之间的不相对等能够在累积之中达到这种程度，说明了为“未解”和“欠解”所苦的李鸿章，又常常能四面伸手而自为拓展。

光绪六年（1880）曾有一道上谕专门为“拟购”两艘“铁甲兵船”指款。其中的一艘“以前拨部库银三十万两，并何璟等奏明筹备三十余万元约银二十五万两，又前谕何璟等筹解银六十余万两”为着落，用的大半都是福建的银子。还有一艘则将“南洋备购碰快船之款六十五万两”移来“抵用”，用的大半都是江苏的银子。[53]而溯其源头，朝廷把钱拨来拨去，其实都本自李鸿章的主张。[54]这两艘“铁甲兵船”买来之后都归北洋所有，于是后来结帐，出自南洋的银子便被移到了北洋海防的开支之中。但就当日而论，其间的拨来拨去，却是一种太过明显的厚此薄彼，所以刘坤一因购船发议论，直谓之“东南巨款，悉数收罗以掷外洋”，并说“合肥平日尽天下之财力，此时仅以津沽一路责之，大属便宜”。[55]显见得是此中耿耿，意气难平。这段历史情节提供了一个实例，说明北洋海防收与支之间的不能对等是如何形成的。而由北洋实际支出的数目作推想，像这样伸手拓展，以移他人之所有为己有的事一定不会很少，然而以刘坤一此时的意气难平比李鸿章催讨协款之日的既憾且愤，可以见到的正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筹办近代海军的过程里国家财政的不可预期和不可规划。而与之相为因果的，则是筹办海军这个过程本身的不可预期和不可规划。而以七省海疆为范围，与北洋相比，则同一个时间里南洋所得各省、各关解到的经费常“不及十分之一”，并因此而以“收不敷支”为惯见的常态，[56]致一任一任的南洋大臣都因“报解寥寥”而久与“坐困之势”相伴，其支绌困顿无疑更深更苦。到曾国荃总督两江的时候，为支付前任定购的“快碰船”，竟不得不“在江海关库存出使经费项下借动银六十万两”，并借用地方的“盐务厘税”，[57]在当日的制度里，已是无可挪移的挪移。然则比之于李鸿章的伸手拓展和长袖善舞，这种一筹莫展又以其等而下之，明白地显示了同在不可预期和不可规划之中的因人而异和因地而异。之后是南洋和北洋各自竭蹶，然而南洋和北洋又在此消彼长之中。

三

同陆军中已经在使用的快枪火炮相比，则炮船、鱼雷艇和巡洋舰、铁甲兵船等等无异是一座座浮于水上的大大小小的机器。其构成的复杂决定了操纵的复杂，而操纵的复杂又决定了人与器之间关系的复杂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因此，其时立“海洋屹然重兵”，随船而来的，是与船相匹配的人不能不用新法造就，并在陆地弁兵之外别成一类，而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中国来说这是古所未有的一类。

在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里，最早以自觉意识致力于此的是主持闽局的沈葆桢。造船的闽局因之而先创日后被称作“福建船政学堂”的“求是堂艺局”，聘西人作教习聚生徒学制造和驾驶。之后梯而上之，自光绪初期开始的十来年里，由船政学堂开先路并且以船政学堂作主干，中国曾先后派出三批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以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58]其间赴英国取法“驾驶”和“练兵制造之方”的三十多个人，学的都是指挥兵舰作战于波涛之间的功夫，从而都是能够与船相匹配的人。虽说继船政学堂之后北洋曾次第立天津水师学堂、昆明湖水师掌堂、威海水师学堂，以及水雷学堂和鱼雷学堂等等，但以时日而言，则闽局产出的学生各自成材之日，正当中国“整顿水师，研精船域，规模日扩，百事需才”[59]之时。“规模日扩”和“百事需才”都是为器在寻人，北洋舰队后来居上，遂使北洋舰队于此尤切，因此在后来居上的北洋舰队里，轮船大半购自外国，而提调轮船的管带则大半取自出身于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当日李鸿章言之直白地称作是“借材于闽省”。[60]就这一面而言，是本属南洋的闽局为后起的北洋海军预备了主要的官佐。南北洋之间此长彼消的嬗递之中因此而有了一种历史的关联。

然而从人与船之能够匹配到人与船之真正匹配是一个过程，其间的尺度和指归全在得其“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61]对于近代海军来说，这个过程只能实现于反复的训练和不间断的训练之中；对于初立的中国海军来说，这个过程又只能实现于借助西法的主导和西人的主持之中。所以在北洋舰队力谋成军的时日里，不能不一面购械选材，一面“募洋员教练”。[62]由此产生的“总教习洋员”、“教习洋员”、“营务洋员”、“炝台洋员”、“练船洋员”、“鱼雷教习洋员”、“帆缆教习洋员”、“总管轮洋员”、“管轮洋员”以及“水师候差洋员”[63]等等，以其名目之多非常具体地说明了西人在北洋舰队里存在的广度，以及他们同北洋舰队彼此缠结的深度。其间地位最高并曾从总体上影响和规范了北洋舰队的，则是出自英国海军的琅威理（Lang，William M，Captain）。由于同治年间曾有过随阿思本舰队作来华之行的经历，琅威理要算是英国海军军官里最早同中国发生关系的人物之一。之后，为护送中国定购的炮船，他又在光绪初年两度来华，并以其“勤干明练，船学颇精”而被正“欲延洋将教练兵船”[64]的李鸿章一眼看中和着力招揽，于光绪八年（1882）受聘入北洋海军，以“总查”之名督管全军的教和练。而未久中法起衅，英国以中立为本位，随后是这种出自国家的意志使琅威理于光绪十年（1884）辞“总查”，复于中法之间已经息兵的光绪十一年（1885）再任“总查”。显见得去和来，既说明了中国延“洋将”作客卿的不能自主，也说明了延来作客卿的“洋将”之不能自主。而同时的驻华英国外交官曾热心于在中国人与琅威理之间作穿针引线，为的是与“德国的影响力”相竞逐，以期“中国海军的组织和发展即可操之于英国人手里”。[65]于是琅威理的一身便与各种盘算相系结而有了一种复杂的背景。

然而作为一个个体的英国军人，则琅威理既任“总查”，对于北洋海军而言不能不算是克尽厥职。当其因中法战争辞职离开舰队之日，彼时统领北洋水师的丁汝昌曾总论之曰：

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葛雷森次之。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舢板操章，阅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66]

用“与英国一例”的办法来训练北洋海军，显示了琅威理的志度和抱负，也显示了琅威理的尽心尽力。而原本没有根基和法度可以沿用的北洋海军则因之而能聚为一体，被置于英国海军章法的笼罩之下和管束之下。笼罩和管束都是一种依样铸造，而后是琅威理的尽心和尽力都会化作对于北洋舰队的治军之严。与丁汝昌说他“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相为映照的是，还有一则记载说他“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睱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67]皆言其念兹在兹的力行不息。作为结果，则同他这种“曾无睱晷”相对称的，不能不是北洋海军的官和兵无人不在“曾无睱晷”之中。而以因果论之，则正是由于这种持久的紧张和高度的紧张，“订定”的“章程”才可能灌入人心，固化为军中的纪律。琅威理后来自叙其督管北洋海军训练之日，“曾于深夜，与其中军官猝呜警号以试之”，而“诸将闻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镇静无哗”。[68]他用来评判的尺度当然取自英国海军的标准，而“从容不迫”和“镇静无哗”，都说明此日的北洋海军曾有过经得起评判的军规与纪律，以及借助于纪律而连接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有序和人与器之间的有序。“实司训练”的琅威理主持了这个过程，因此后来池仲佑作《海军大事记》，曾概括人与事而言之，说是“琅颇勤事，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中外称之，一时军容顿为整肃”。[69]

而由近观移为远看，以十年之前“海洋屹然重兵”的初想作度量，则其间同旧日相比而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训练中的北洋舰队常能远离七省海岸而游弋于大洋之中，其方位曾北至海参崴，东至朝鲜和日本，南至香港、新加坡和南洋群岛。[70]当中国人的船和炮在这些远离海岸的航道里犁浪而过之际，中国人效西法以图自强的努力便成了一种人所共睹和可以测量的东西。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出使美国的崔国因在日记里录“纽约《新报》云”，说是“今天下各国之水师，当以英为首，法第二，义第三，德第四，俄第五。美之新造一万顿厚甲者三艘；一千顿厚甲巡海者一艘，此四艘者造成，然后可居第六。日斯巴尼亚第七，中国第八”。[71]然则以西人的这一段评说为眼光，就亚州为范围论次第，此日的中国已是居于前位。而就中国海军之重心在北洋而言，则由此反照的，大半应当是北洋舰队曾经达到的一时声光。

琅威理为北洋舰队带来了英国海军的纪律，以及一种以纪律衔勒为常态的军中秩序，而后是日复一日的操练才能够成为一个由外在到内里的过程，使买来的技术一步一步地化作中国人据有的技术。然而以纪律相衔勒和用纪律作造就都是与权力相表里的，因此“实司训练”的琅威理始终具有明切的权力意识，并把中国政府所给的“提督衔”看得非常认真，当成了可以同提督海军的丁汝昌相匹比的东西。而在中国一面，却从来都是“提督衔”并非实缺，从而从来都是“提督衔”不能真被当作提督。这种认真和不能当真的两歧，导致了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的一场冲突。一则记述概说其间的曲折曰：

时值各舰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离船，在法，宜下提督旗而升总兵旗，刘步瞻照办，而琅威理争之，以为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镇旗？不决，则以电就质北洋，北洋复电以刘为是。由是琅拂然告去，然至终不悟争执之理由，归而怀愤，向人辄谓受我侮辱。[72]

争执因下旗和升旗而起，最终的结果是琅威理在北洋海军经营多年之后辞职而去。虽说这一段文字撮叙其事而归结于外国人的“不悟争执之理由”，以侧写琅威理太过骄横的性气和不够宽裕的度量，但时人牵连前后而论之，常更信“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瞻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73]与其“军官多闽人”相呼应的，显然是来自衔勒之下不得安逸的劳苦和怨苦。然则在下旗和升旗的背后和深处，还有一种积久而来的军官对于纪律的的群恶“綦严”。这种群恶“綦严”与琅威理太过炽热的权力之争相交织，遂使“计逐”与辞职在当时和后来都不容易分割清楚。但对北洋海军而言，这一场冲突之影响后来，是军中的格局和军中的气象皆因此而变。

在琅威理消失的地方，“綦严”也成了随之消失而不可重建的东西，而后是“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练尽驰。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群淫赌于香港、上海”。[74]原本用“曾无睱晷”的督管和训练聚为一体的北洋海军一旦“操练尽驰”，则持久的紧张和高度的紧张便非常容易地变作了安逸和放恣。而由此及彼，聚为一体的人与人和人与器遂不能不在安逸和放恣里日渐脱散。其间常常被人提到的，是当日同琅威理相争持的刘步瞻，于是刘步瞻便成了那个时候的一种典型。一则记载说他“明敏而轻躁”；[75]一则记载说他“通西学”，且“华人明海战术，步瞻为先”，而身居军中则又“喜引用乡人，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76]作为一个英国留学生，他显然不缺西学；但他在英国数年却没有学到的，是近代海军所内含的高度技术，决定了其整体的作用只能借助于细密的分工才得以实现，而细密的分工又始终是在上下联结，左右联结和前后联结之中的分工。因此在一个机器构成的世界里，高度的技术需要高度的纪律。由此作比照，当他以总兵“蔑如”提督之日，已是上下之纲纪无存，军中之管束也无存。而究其“喜用乡人”，以及“轻躁”、“蔑如”之能够行于北洋海军而日复一日，遂不能不问到以北洋大臣管北洋海军的李鸿章。自同治朝到光绪朝，李鸿章由淮军起家又以淮军发皇，而比之曾国藩当初“用诸生讨训山农”[77]立湘军，并“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至“苦口滴杜鹃之血”，[78]则淮军本自由聚于皖北“各不相下”的“官团”和“民团”而来，其未成气候之日，彼此之来住已惯于“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79]所以这些人后来虽然借洋枪洋炮崛起于内战之中，而军中始终不尚纪律。李鸿章一身长在由团勇到淮军的渊源之间，沿用这种不尚纪律的办法领兵既久且惯，一旦营造海军，其意中显然不会以纪律为举足轻重。周馥当日在北洋幕府综理营务处，并因之而能作就近的观察。他后来追叙，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余订《海军章程》，赏罚各有条例，而将官多不遵行”。与之相对等的，是“相国阅操亦示宽大，谓此（辈）武夫，难拘绳墨”。[80]军中的“绳墨”便是规矩，然则以“难拘绳墨”为有心“宽大”，已无异于自上而下的坏了规矩。可以引为实证的一段历史，是光绪十二年（1886）北洋舰队四艘兵船由丁汝昌统带入长崎进坞修理，其间中国水兵曾同日本警察因“口角”触发互斗，致既死且伤，还有“失踪”，[81]弄出一场外交纠纷。而李鸿章致书驻日公使徐承祖，纯用大而化之为办法，说是“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谓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82]身列营伍，“狭邪游生事”和“约束不严”都不能不算是重大过失。但“弁兵”既在“恒情”之中，“统将”亦无“不可当之重咎”，则显然是过失已由应当被追究的东西变成了可以作辩解的东西。而这种辨解出自管“弁兵”和“统将”的李鸿章，同时是辩解之趋向又在反照风气之趋向和导引风气之趋向，因果相寻之间，其“宽大”之所施，给予“弁兵”和“统将”的，便不能不是一种难于制束的散漫。因此，“琅威理去，操练尽驰”，由他在移来的仿西法的“綦严”衰飒之后，这种自有渊源的宽大和散漫一定会四面浮起，使不遵章法成为那个时候的常态。而后是当日在北舰队当差的军人惯见和熟见“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以至水师打靶，多“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而纲纪不立，则“一令既出，亦多催至再三，方能应命”。迨上下皆为“渐放渐松”所化而失其敬惮之心，已是海军不像海军，“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83]这个过程虽然各有情节，但就实质而言之，这个过程所导向的最终归宿，是中国人无法按近代海军内含的高度技术组织起来，从而是买来的技术始终没有真正成为中国人手中的技术。做过多年驻华外交官的英国人威妥玛曾引“吾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之言”，说是“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然后由此引申曰：“有西国之利器，而无西国之良法，不亦成无用之物乎？”[84]与之相类似，同样在华多年且专门以外交为生涯的美国人何天爵，后来以其长久的观察总论“中国的海陆军”，而归旨则结穴于“一个对于近代武器尤其是重要的事实”：

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切愿把武器供给他。但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上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他们应该由中国自己的人民中培养、教育、征募。[85]

虽说“整个文明世界”有没有这种“切愿”是一个可议的问题，但作为旁观的评断，他和威妥玛都看出了中国由器开始图自强，而大病在于器与人之间的不能接拢。这种器与人之间的不能接拢，说明了与以人为对象的“训练”和“纪律”相比，李鸿章更看重的是“西国之利器”，并因其目力之太过专注而身在偏斜之中犹未知偏斜之可虑。

四

人与器的不相对接是一种深度矛盾，但对成军之中的北洋舰队来说却不是仅有的矛盾。

中法战争后一年，朝廷追述和反思“上年法人寻畔，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并痛定思痛而“惩前毖后”，立意“以大治水师为主”。[86]自十一年前因日军侵台致群议海防之后，此日之再论“水师”已是更进一层。而后，同年九月诏旨令“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遗”；并令奕劻、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其关注所在尤着重于“著李鸿章专司其事”而“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87]在当日的北京城里，由这些人组成的海军衙门，是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后的另一个朝局里的重镇。自光绪初年以来形成的由南北洋大臣分别“督办海防事宜”的格局遂因之而变。由于中法战争期间水师病在不能“互相应援”，因此这里的“悉归节制调遣”，用意应在使原本各成一局的“沿海水师”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统一。而诏旨预设先练北洋一支“以为之倡”，则由此形成的独重一头，又注定了“悉归节制调遣”之难以造就真正的统一。但两面之间虽然并不尽相贴合，若就其初旨而言，却各自都出于对中国海军日起有功的期待和愿想。因此从没有海军衙门到设立海军衙门不能不算是十多年经营海防之后的眼界一变和局面一变。然而对当日的七省海疆来说，海军衙门又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由于高高在上，海军衙门所拥有的集中权力犹未在军务上施及“所有沿海水师”，便已先及光绪初年以来指拨的南北洋“海防常年经费”。随后是自光绪十一年（1885）开始，这笔原本分解南洋和北洋的协款，便由户部拨到了海军衙门。

以“总理海军事务”的本义而论，这种支配经费的权力由小衙门收到大衙门应当不算越出常理之外。但彼时在海军衙门主事的人和当差的人大半于海军和海防不甚了然，并因此而常在不识缓急和层层隔膜之中。光绪十二年（1886），两江总督曾国荃曾因南洋海防缺钱太多，“咨请海军衙门指拨的款”。而自春至夏，自夏至秋，“中间迭经转辗”，公文往来于海署、户部、浙江巡抚和两江总督之间，皆漫无着落而始终不能得应得之饷，遂不得不“披沥具陈，上达宸听”，向皇帝“仰恳天恩”。[88]显见得海防经费归入海军衙门之后，海疆之用款是更多了一重阻隔和窒碍。同南洋相比较，北洋虽属“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而用款更多，则阻隔和窒碍亦容易更多。因此，在曾国荃由“咨请”弄到“仰恳”的时候，李鸿章同样一腔愁苦而无可诉说。他在一封私信里说：“今协饷全提海署，较往岁更形拮据。前在英、德订造四舰，乃上年神机营所借洋债余款，顷核计船价尚短百余万，正在设法搜罗”[89]比之此前各省协济北洋，其间的“欠解”和“短解”犹可申诉和催讨，这种出自海军衙门的“更形拮据”因其出自另外一种章法而无疑更难对付。但就海军衙门那一头而言之，则出入之间，又常苦前缺后空。光绪十四年（1888）奕譞奏告说：海署之“常年经费虽有四百万两之数”，而除去折扣和往往而有的“解不足数”，实际“岁入不过二百九十余万两左右”。同时的“岁出之项”，是“北洋用款一百二三十万，南洋用款七八十万。现在樽节度支，北洋仅拨银九十余万两，南洋仅拨银五十余万两，并三舰薪粮十八万两，四快船薪粮二十二万余两，煤油修费二十余万两”，此外与海军无涉的支出还有“东三省练饷一百万两”。以这些数目相累计，已“需款三百三十余万两”。然则“就刻下用款而论”，显然是在“入不抵出”之中。他用一串数字信而有徵地描画了一种难以为继的“告竭之势”，然后向朝廷讨钱，“请旨饬下户部，无论如何为难，务将臣衙门前请筹拨洋药税厘银一百万两全数指拨”解来，“以济目前急需”。[90]可见南北洋拮据，海军衙门也拮据。而这些数字之尤其引人注目者，是海署分配的常年经费里，北洋之所得远过于南洋之所得。同原本所立“分解南北洋各半”的定章相比，已是改了规矩。比这种常年经费的不相对等更进了一步的，还有奏折中所列的“三舰薪粮”、“四快船薪粮”，以及“煤油修费”等等。由此支出的数十万两银子虽另立若干名目，但“舰”和“船”其实都属北洋舰队，之后钱随事走，这部分“用款”便也成了北洋舰队之所得。若合两者而总计之，则南北洋之间的不相对等将更加悬殊。“总理海军事务”的奕譞虽然对于海军的了解远不及对于神机营的了解，而主事之日则颇知佑护北洋。其理路由“海军为自强要政”径直归到“创办从北洋始”，以“一军练成，方能次第兴办”为期望之所在。同时又在一个度支窘迫的时代里费心谋饷，把“全赖经费充裕”当成了他“经理海军”的要务[91]，其奏折里的数目和道理正是这样来的。就个人而言，这些都不能不算是意在扶持。因此曾以“更形拮据”为怨叹的李鸿章四年之后总论奕譞，已是一说其“夙蒙眷待，迥异寻常”，再说其“渥被深知，七年如一日”[92]，由此表达的心存感激显然大半是出自这一段历史因果。

然而个人的扶持又是一种靠不住的东西。光绪十六年（1890）冬奕譞死，继之主持海军衙门的奕劻既不能有奕譞的身份和臂力，也不常有奕譞的怀抱和用意，于是“眷待”和“深知”都随奕譞而去。而后，次年四月户部“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为理由，“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藉资弥补”。[93]这个过程旨在将办海军的钱挪到户部。由于北洋被列为“创办”并且正在先练一军之中，所以户部的做法虽以“南北洋”统称为对象，而实际上牵制和限制的主要是北洋。在刚刚失掉醇王的“眷待”之后便遇到了户部的抑勒，已是太大的落差，与之相对比而尤其无措的，则是“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94]因此职在海军的李鸿章无端受扼而言之愤愤，说是“朝廷慎重海防，方期日有起色，而农部遽有停购船械，裁减防勇，是岂诏书整饬海军、精益求精之意耶”。[95]对于一个着力于效西法以图自强的人来说，其心中的不平和无奈都是非常明显的。户部管度支，所以穷迫之际“司农仰屋”只能从樽节下手。以情势而论，此中也是一段无奈。然而由此造成的“停购船械”，却使“照外国海军例”仍未成队的北洋舰队一时失路于半途之中，怅怅然于多年追蹑之后戛然而止，停在了世界海上作战技术的那个日日新，又日新的过程之外。户部以“部库空虚”与“海疆无事”相对举而言节饷之应行与可行，正是看不到技术变迁之下“海疆无事”背后的海上竞逐，以及“无事”之日犹不得不步步竞逐的身不由已。

中国海军作始于日军挟巨舰侵台湾，因此中国海军作始之初便以日本为意中的对手，而与户部眼里的“海疆无事”成为一种直接对比的，是此日“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96]而后，“停购”和“增置”便在实上演化为两者之间盛衰消长的过程。至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李鸿章“出洋会阅海军”之后作奏报，其中一段陈说的便是中外之间可直观而见的明显差距：“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坚致，而英尤胜”。随后特别比较中日说：“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而“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舰，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97]其远望来日的心不能宁里既有忧惧交集，也有力拙于此的惘然和怅然。时当东亚多事之秋，使他忧虑的大半不是中西之间的不可匹比，而中日之间一方的“岁添巨舰”和另一方的“未添一船”。四十年之后，历史学家论述这种由“停购”和“添购”促成的变化，已于其间的盛衰消长看得更加具体和更加清楚，所以也更多言之扼腕：

甲午战时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艘，其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国诸船定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据说尚未精造至此。致远、靖远二船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因后行用日久，仅十五海里，此外各船则愈旧愈缓。[98]

从“定购在先”到“愈旧愈缓”，是一个曾经据有优势到最终失掉优势的过程。当这个过程深度地影响了北洋舰队的时候，这个过程也在深度地影响和引导后起而正在到来的历史。

户部因缺饷而奏明“停购船械”。并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北洋舰队远望西国船式的“日新月异”而力不能及。但自光绪十一年（1885）开始的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前后相接，又常常因修造皇家园林而蚀及海军经费。其时管户部的翁同龢曾在日记里记述说：“庆邸晤朴庵，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99]其笔下所涉的“邸”是奕劻之爵称，“朴庵”为“醇王之别号”，[100]“昆明”以一湖概指颐和园，而“苦衷”则显然以西太后的意愿和意志为来源。然则在由此发生的经营“园工”的“奉宸苑”和海军衙门之间既借用，又移用的银钱往来里，管海署的奕譞、奕劻和管户部的翁同龢分别曾是经手的人和与闻的人。而原本与海军了不相涉的“园工”遂因之而成了同海军常相纠结的东西。光绪十七年（1891）奕劻作奏疏论“暂垫”工程用款，曾列举“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二百六十万两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以说明“要工”之未曾“延宕”。之后又“伏查臣衙门就岁入之款而论，每年拨南北洋、东三省及各项杂支”，则用意在于侧写其“无事之秋尚虞不敷，况海军初创，布置一切，用度实繁”的窘迫，以说明“腾挪”的银子之理应“分别归款”用作填补。[101]两种说明之间，要求的是有借有还。此前五年奕譞曾奉旨“借拨奉宸苑修工银三十万两”，也是一面“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先行匀借”发交“以济急需”，一面申说“海军衙门现虽存有解捐各款”，而“通盘筹算，实属入不抵出”，并“札行”为园工供款的粤海关“迅即照数筹拨，解赴本衙门归款”。[102]申说与“札行”，主旨也在“匀借”之后的照数“归款”。这种年复一年身在“尚虞不敷”和“入不抵出”里的“腾挪”和“匀借”，为局中人的“苦衷”作了非常具体的诠释。而年复一年的“腾挪”和“匀借”，借用的一方又大半以旧欠未清新债又起为常态。[103]至其中时或而有的“余平、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104]一类收交，则是海军名下的入款从一开始便成了不归海军而归园工的东西。在这种错综复杂的银钱纠结里，本应以“大治水师”为宗旨的海军衙门，不得不一路拖着修造中的皇家园林蹇步而行。常苦支绌的海军经费遂因“匀借”、“腾挪”和“另款存储”的移用和侵蚀而愈少可以支配的余地。这个过程历时多年，而致涉入其间者“苦衷”多年，由此形成的不能不是一种牵绊和拖累。因此，以园工反衬海军，后人论述北洋舰队的这一段历史，便一定会追究其曾经据有优势到最终失掉优势的起落，从而一定会追究到“昆明易勃海”里的情节、人物和来由去踪。

注释

[1]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第7563页。

[2] 《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第10723、10721页。

[3] 《海国图志》上，第32页，岳麓书社1998年。

[4]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78、279页。

[5]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117页。

[6]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08页。

[7] 《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14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

[8] 《清实录》第五十三册，第56149页。

[9] 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8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10]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12—313页。

[11]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49页。

[12] 《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7页。

[13] 转引自王家俭：《清季海防论》，《中国近代史论集》第八编，自强运动（三）军事，第41页。

[14]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30、33、32页。

[15]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34页。

[16] 同上书，第56—57页。

[17]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34页。

[18] 同上书，第154页。

[19]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20]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407—411页。

[21] 同上书，第412页。

[22] 同上书，第386—387页。

[23] 同上书，第493页。

[24]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62页。

[25] 《沈文肃公牍》第784、78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26]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333页。

[2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镇海轮船留京折》（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28]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复潘琴轩方伯》（光绪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复丁稚璜宫保》（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29] 同上书，同上卷，《复沈幼丹制军》（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30] 《沈文肃公牍》，第245页。

[3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37页。

[32]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九，《议复梅启照条陈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33] 同上书，卷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3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8、34、47页；《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论台湾兵事》（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35]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论购枪弹船炮》（同治十三年九月初九日）。

[36]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论购办西洋枪弹船炮》（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3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验收英国购到船炮片》（光绪二年十月二十日）。

[38] 《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317页。

[3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335页。

[4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六，《议购铁甲船折》（光绪六年二月十九日）。

[4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484页。

[42] 参见《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140页表5—2。

[43] 《筹办夷务始末》第八册，第535页。

[44] 《沈文肃公牍》，第245页。

[45]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官吏》，第29页，中国书店1988年。

[4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483页。

[4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请催海防经费片》（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48]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六，《请拨海防经费折》（光绪六年三月初一日）。

[49]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七，《复阎丹初侍郎》（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5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七，《请催海防经费折》（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51]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382—383页，表9—1；第409页，表9—7。

[52] 同上书，第417页，表9—11。

[53]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18页。

[54]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六，《议购铁甲船折》（光绪六年二月十九日）。

[5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336页。

[5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463页。

[57] 同上书，第553页。

[58] 《清末海军史料》（上），第378页。

[59] 转引自《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214页。

[6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461页。

[6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62]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七，《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三年八月十五日）。

[6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十八，《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卷六十一，《海防军费报销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64]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复曾劼刚星使》（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致曾劼刚星使》（光绪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65] 转引自王家俭《琅威理之借聘来华及其辞职风波》，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八编，自强运动（三），第615页。

[66] 转引自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第300页，三联书店2002年。

[67] 转引自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第300页，三联书店2002年。

[6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18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

[6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485页。

[70] 参见《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307—308页。

[71] 《出使美日秘日记》，黄山书社第186—187页，1988年

[7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490页。

[7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3页；《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八编，自强运动（三），第129页。

[7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3页。

[75]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复李丹崖星使》（光绪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76] 《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712—12713页。

[77] 王定安《湘军记》，叙言第1页，岳麓书社1983年。

[78]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208页。

[79] 《异辞录》，第26、27页。

[80] 《周悫慎公全集·自订年谱》，转引自《龙旗飘扬的舰队》第296页。

[8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489页。

[82]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四册，第177页。

[83]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第398、399、4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8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22页。

[8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470页。

[8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560页。

[87]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009页。

[88]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133—2134页。

[89]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复吴薇隐观察》（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9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60页。

[91]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30—631页。

[92]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五册，第149、157页。

[9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77页。

[94] 《周悫慎公全集·自订年谱》，转引自《龙旗飘扬的舰队》，第308页。

[95]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五册，第209页。

[96] 转引自张荫麟《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张荫麟全集》下卷，第14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9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校阅海军峻事折》。

[98] 张荫麟《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张荫麟全集》下卷，第140页。

[99]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2060页。

[100] 《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41页，上海书店1983年。

[101]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85页。

[102]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82页。

[10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117—118页。

[104]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41页。

移接的富强：国家权力与近代企业的相互依傍和彼此扞格

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从造船造炮开始，由此派生的“制器”当日与“练兵”并称，虽分属经济活动，而其经营则既为兵事所推动又为兵事所范围，并不以利润核算为应有之义。但时至同治后期，先入“制器”并且力行多年的李鸿章，已深忧造船造炮于“国家经费支绌”之日，不能不“妥筹善后经久之方”。“善后”和“经久”都着眼于这个过程的持继不断。而以中国人图“自强”的扼于物力和难乎为继对比泰西之“所以雄强”者，原本倾力于船和炮的自强之想，其涵义亦在仿而效之里跟着拓宽延伸，在船炮之外，又兼及“借用洋器洋法”营造“日用必需之物”，期能以“销路”开“利源”。由船炮旁接“日用必需之物”，不能不算是眼光和理路的一种转变。但这种转变出自自强之想的延生和派生，因此，其归旨则在“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1]显见得其理路仍然未能全脱兵事之笼罩。然而与同治初年的一意图强和单面图强相比，此日的“强兵”又已在效西法的过程里同“富国”自觉地连在了一起，而后“富强”之说以其“富”与“强”的联为一体立旨义，骎骎乎成为一时之强音。然而“富国”之命题既由图强引入当日的时务，则“富”与“强”之间作主宰的便始终是后者。光绪年间薛福成论矿务，说是“不失中国饶富之权，不启彼族觊觎之渐，似亦筹饷之一助也”，其立论的旨义与李鸿章同出一路；王先谦论“洋人入中国”而无“制胜之方”，一归于“度支匮乏”。并沿此申说“经费之亟筹”，既议“开矿”又议“仿制织造机器”，[2]其立论的旨义也与李鸿章同出一路。这一类议论的相继而起，说明了以兵工业为起点的近代经济活动困于饷事，遂使以兵工业为范围的这种近代经济活动不得不变。因此，从19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曾经注力于造船造炮的一代人在“制器”的同时，又次第别创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津沪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湖北织布官局、华盛纺织总厂等等与“日用必需之物”相关涉的民用企业，而由西方世界移接过来的经济关系也因之而获得了一种更加扩大的样式，并进入了更多的行业和更大的空间之中。

在这些各有名目而各成一局的企业里，最早出现并且为后来立一时之典型的，是始创于同冶十一年（1872）的轮船招商局。航运成为起点，发端于西人对中国航运的冲击。当日的奏议说是“各国通商以来，火轮夹板日益增多，行驶又极迅速，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3]西人占尽“中国内江外海之利”，直白地说明了用轮船从事航运的获利之易和获利之厚。与之相因果的，则是中国人旧有的航运业在轮船逼扼之下“连年生意亏折，歇业居多，以致沙船日见其少”。由于沙船承运漕粮，因此这种整个行业的衰退又直接连及官府，使彼时江浙的漕运困于“沙卫船之缺乏”常苦“不敷周转”[4]而难以调度。对于朝廷和地方来说，航运便成了一种不能置之度外而熟视无睹的事。而当此“内江外海”的水路里中国人的船运和西方人的船运此消彼长之日，朝廷正因京官言事指责闽局“糜费”起群议，牵动各路章奏杂陈，纷纷然为造船和船政谋长远之计。由此引出的“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5]之说，当日曾被总署和南北洋大臣共认作能够为沪局和闽局助饷的好办法。而先创此议的李鸿章尤能把这个题目同漕运连接起来，并于同一年里“设局招商”，以期用“南北合力筹办华商轮船”，为那个时候的水路别开生面，“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6]李鸿章所说的“南北合力”显然都是指国家权力。而其间奉李鸿章札委先后主持局务的朱其昂和唐廷枢、徐润，则分别是世业沙船，“办海运已十余年”[7]的富商和起家买办，熟悉轮船航运的富商。他们又各自牵连着当日中国商界里的资金和人脉。并在把这些东西引到国家权力催生出来的“华商轮船”里来。与自使即以“简器”为目的制造局比，后起的招商局经此组合，便多了一重官与商之间同轨与共栖的关系。李鸿章谓之“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并总括而名之为“官督商办”。[8]然则当国家权力促成了这种官商关系的时候，国家权力同时也界定了这种官商关系。

在近代意义上的民用企业初起之日，用“官督商办”为官与商立法则，官商之间便筑成了一种具体的结构和特定的结构。借助于这种结构，国家权力能够直接地进入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之中；而原本分散的资本和“向俱依附洋商名下”[9]的资本则得以藉此汇集，聚为可观的规模。数十年之间，官与商同在中西交冲的重重漩涡之中，两者都为西方人搅攘下中国经济的动荡，分化和重组所催动，又都以介入和回应这种动荡、分化和重组为意愿。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种官与商共有的趋势，从而是一种使“由官总其大纲”和“悦服众商”能够从观念上串结起来的东西。所以官督商办虽自轮船招商局开始，而在兵工制造转向近代企业的过程里却常被沿用，并因常被沿用而成了这个过程里普遍和多数的常态。

以时序而论，当航运业进入主持洋务的那代人眼界之中的时候，采矿业同时也在进入他们的眼界之中。其中的煤矿之产出同机器和轮船的的燃料直接相关联，在“沪宁各制造局”多年“向洋行内购办”[10]洋煤而屡见供求无常之后，此日已深知“洋煤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11]显见得制造既立之后谋制造之能够自立，则不得不由制造而延及采矿。于是而有同治十三年（1874）朝廷大议海防，“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开采煤铁以济军需”，并奉旨于“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12]直隶磁州“试办”的是煤矿，福建台湾在基隆“试办”的也是煤矿。由此开先，加上随后次第继起于南北之间的煤井和煤窑，二十年之间直隶、湖北、台湾、安徽、山东、广西、江苏、奉天曾先后开出了16处用新法采掘的大小煤矿。对于一个原本不尚矿业的国家来说，已是一种显然的变化。其中官办的台湾基隆煤矿和官督商办的直隶开平煤矿都曾以规模居上，而比之前者常在惨淡经营之中，后者曾被当日的西报称作“情况很好”和“日益成功”，[13]这些评述说的既是经营也是出产，在那个时候不能不算是出乎其类而且引人注目。因此李鸿章奏报矿务，比之为一时范式，说是“开平局务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兴起，似于大局关系非浅”。在其意中，这种范式已经以一种可见的方式既提供了敌洋煤以塞漏卮的可能，也提供了“利源日旺，关税亦必日有起色”的可能。[14]后一种可能，其期望和意义显然都在“助饷”。煤矿之外，当日同属矿业而能善用西法致“利源日旺”的，还有筹办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漠河金矿。在时人的记述里，由于“漠河一区，界连俄人边境，号称金穴”，而“狡焉思启，防不胜防”，已是地利之所在，又关乎边境之安危。因此，疆臣以开矿为“重在防边”，朝旨以开矿为“杜外人觊觎”。[15]重防边和杜觊觎，表达的是国家一方涉入矿务的初心和本愿。但地利之所在又是一种能够聚引商力的东西。所以其间自“招集商股”开始的一路兴作，“至光绪十七年，有工人二千人。至二十二年产金大旺，矿局获净利银三十万两”，同时因矿务之日起有功而致“绝域穷荒”的“屯牧并兴”和“商贾繁兴”，[16]应当都是辛苦经营于投入产出之间的结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漠河金矿以一个企业的影响和牵动，改变了漠河地区的人口、交通、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个过程中的许多东西显然都已越出了疆臣和朝廷预想的范围。

当漠河金矿开厂于东北之日，西南的贵州同时正在筹办青溪铁矿。同光之交制器骎骎乎延及矿务，主其事者奏论利害和谋划长远，佥以煤铁并举为势有必至和理所当然。但与取煤相比，则取铁不仅要挖掘，而且要提炼，事涉西法，财用与技术都力有未逮而不能呼之即来。以此为原因，遂致开铁比开煤迟了十多年，也以此为原因，最先开铁的青溪铁矿一路困难重重而艰于伸展，并在上海来黔的知局务者身死之后无能替补，遂致人事一旦变，局务亦随之变，不到三年已难乎为继，“再三思维”，不得不“暂行停工”，[17]最终成了一个有始无终而没有了局的故事。然而以富国强兵为憧憬，则制器练兵皆不能无铁。因此光绪十六年（1890）青溪铁矿“暂行停工”，并由暂行停工而长久停工，而同一年里刚刚从广州迁到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已立铁政局，倾力于在大别山下造汉阳铁厂，以见个体矿业虽兴衰无常，而产铁一途一旦开始则自能前后相继而不会中断。然而比之青溪之先“逐层勘明”矿质，后“购办机器”设厂炼铁，[18]张之洞更信“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因此当他向英国“定购炼钢厂机炉”的时候“煤在何处，铁在何处”犹“未遑计及也”。[19]若与之前办青溪铁矿的贵州巡抚藩蔚相比较，显然是后起的张之洞眼更大，心更大，胆更大，臂力也更大。而与之相为对应的，则是提调于知识与技术之间的以意为之和大而化之。其本意固在于急急乎图快和亟亟乎图强，但就制铁之自有次第和始末而言，已是前后倒置。汉阳铁厂旨在为筹议中的芦汉铁路供道轨，但由此导致的先购入机炉与后选定铁矿的不对路子和不相匹配，则使铁厂开工之后虽“居然炼成钢轨，而各处铁路洋员化验，谓汉厂钢轨万不能用，盖因含燐太多，易脆裂也”。[20]中国的铁矿多磷而买来的机炉不重脱磷，于是汉阳铁厂产出的东西便成了不能用的东西。而在铁矿之外又与铁矿相类似的，是他所勘定的萍乡煤矿也不对路子和不相匹配，这种不能炼铁的煤进入了生产过程，曾使铁厂开工因焦炭“不合用”而“暂停化炼生铁”。[21]对于效西法的企业来说，这一类不循章法的提调都是大病。因此官办的汉阳铁厂虽然规模宏大，而开炉出铁一年之后已“亏折甚巨”而“无从筹措”。之后“奉旨招商承办”，[22]由张之洞手里移到了盛宣怀手里。其间的起落之迹，同样说明了财用和技术的力有未逮，以及洋务过程里常常见到的先试错而后纠错。而比之官督商办的青溪铁矿，汉阳铁厂在更大的程度上与国家权力相关联，因此，其起与落也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同国家权力相关联。20世纪初年，后来人追叙这一段历史，说是“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23]张之洞的“功罪”都以国家权力为凭藉，然则沿张之洞的“功罪之难言也”深入一层，正是当日国家权力伸入经济过程的“功罪之难言也”。在19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初兴的矿务和矿业里，漠河金矿、青溪铁矿、汉阳铁厂和开平煤矿一样，各自成一种典型。在它们之外，应归入金属采矿业的还有过5家金矿、4家银矿、3家铅矿和8家铜矿，以及银铅矿1家、铜铅厂1家，大半都自生之而自灭之。这些用新法开地利而自生之又自灭之的企业汇入了当日的过程之中，但其自身则在生和灭之间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痕迹。[24]

航运和矿务都是中国旧日已有的物事，引西法经营促成的是新陈代谢。与之相比，八十年代被当作企业来经营的电报则是一种古所未有的东西，并因之而曾是中国人不愿接受的东西。同治六年（1867）疆吏群议赫德所作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所作的《新政略论》，皆以“铜线”（电报）为中国之大害。但七年之后日军侵台，会筹台湾防务的沈葆桢因亲历其间而多得见识，已渐知“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25]由此开始而认知变，判断变，取舍亦变。至光绪六年（1880），遂有李鸿章“请设南北洋电报”的奏议。其中引“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实例，以比照“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然后进一步引申，推论到“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而以“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为不得不然。[26]同十三年之前他所说的“铜线铁路”两事皆“大有利于彼”而“大有害于我”相对照，显见得今昔之间已是截然不同。而促成了那一代人对电报的认知和判断发生大变的则都是兵事。相比于航运和矿务被寄托以税利助饷的愿想，电报是一种更直接地为兵事带来利害的东西，从而在更直接的意义上是一种自强之要政。因此“请设南北洋电报”一折之后，出奏的李鸿章当年已奉旨开始架设天津到上海的线路，并立电报总局于天津以司其事，于是引兵事作论证的电报，便成了一种用官督商办来经营的事业。后来的十年里，在电报总局主持下，这种作始于“南北洋”而意在“以通气脉”[27]的东西又节节扩展，次第增设苏浙粤线、长江汉口线、川鄂云贵线，以及粤赣线和陕甘线。这个过程用电报贯通和勾连了一个辽阔的空间范围，李鸿章谓之“风气渐开，推行日广，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二十二行省，并及朝鲜外藩，殊方万里，呼吸可通”。[28]而“原为洋务军务而设”的电报，也在这个过程里越来越多地延伸而入经济过程之中，并以“必先利商务，方可行远而持久”为其间应有的自觉。[29]电报“先利商务”，同时是电报因商务而获利。以光绪八年（1882）电报总局最初收入的六万一千余两为起点作总计，则其光绪二十一年（1895）所入的一百一十五万五千余两不能不算是一路累进而增幅极大。[30]增幅大说明了利源厚，获利的电报总局遂因之而站得起来，能够在彼时众多效西法的企业里以经营特出一时。

与电报相类同的还有铁路。当主持洋务的那一代中国人从不接受电报转变为接受电报的时候，他们也正从不接受铁路转变为接受铁路。是以李鸿章奏请开设电报之日，奉召入京的刘铭传同时在亟论铁路“于兵用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31]并由此引出奏议纷呈。而与这种奏章议论相对映的，则是同一年里开平矿务局已在着手从唐山筑铁路到胥各庄。这条用来运煤的铁路虽总长止有十五里，却具体却说明了中国人最早的铁路是从矿务中派生出来的。这种由此及彼的牵连而来，常常是西法进入中国的实际路径。迨四年之后中法交战，奕譞的反思之一便在铁路。他说：“窃查铁路之议，历有年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臣奕譞向亦习闻陈言，尝持偏论。自经前岁战事，复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济，判然两途。”遂为“调兵运城，贵在便捷”所说服，由排拒铁路而变为接受铁路。作为一个影响朝政的亲王，其前后不同的转变不仅有代表性，而且有支配力。由刘铭传开先的论说因之而进入廷议并首先说服了国家权力所在的朝廷。[32]而后是刘铭传主政的台湾自光绪十三年（1887）开始从基隆向南筑铁路，这个过程从官督商办开始而以官办收场。同时的华北则由绾北洋的李鸿章和绾海署的奕譞合议，借已成的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到阎庄，继之由海军衙门续筑阎庄到大沽一段铁路，而后从大沽再连接天津。理由皆在用铁路于防务，“数百里间，驰骋应援”，万人之军“不啻数万人之用”[33]至光绪十四年（1888）铁路已修到天津，海军衙门还想沿用这种一段接一段的办法把天津的铁路引到通州，而事涉多端致朝议纷争。之后张之洞以芦（沟桥）汉（口）铁路为主张别立一说并为朝旨所许，津通之议遂因之而止。但芦汉铁路刚刚开始筹备，俄国已在密迩中国的西伯利亚筑铁路并“催工以争先”，[34]由此形成的逼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先造关东铁路以应之。于是，自光绪十八年（1892）起，移用本为芦汉铁路筹拨的银子作专款，由滦州开始鸠工施作，向东北延伸。至光绪二十年（1894）已在山海关外筑路六十四公里，而随后爆发的中日战争使之不得不止。同电报相比，这一段历史里铁路兴作显然是既少通盘的成算，也少一以贯之的章法。与此相对应的，便是能够影响社会和经济的铁路在这一段历史里仍未深度地融入中国人的社会和经济之中。然而，以前后说因果，这段历史已经为后来没有铁路的中国开了头，从而完成了最难完成的事，则后来的历史沿此延伸则会容易很多。

与航运、矿业、铁路相比较，与民生更近的是纺织。自19世纪中叶以来，出自西方世界的棉纺织品已成为猛烈冲击中国经济的东西和持续冲击中国经济的东西。但对于效西法以从事“日用必需之物”的筹想来说，则冲击之所来同时又是范式之所在，因此李鸿章初办矿务之日，已同时开始谋划在上海用官督商办经营机器织布局。然而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主局事者一换再换，以至十一年里先后有过八个人入局复又出局。而其间的局事，初则久困于招商不足，再则重挫于挪用股本的投机失败，长在一重一重的困顿之中。等到光绪十六年（1890）织布局开工生产，已是九十年代之初了。但开工不过三年，一场大火起于生产过程当中，致厂房、机器、原料皆焚烧殆尽，同时是十一年累积的辛苦亦焚烧殆尽。之后的“规复旧局”虽然延续了这个被火灾打断了的纺纱织布的过程，[35]而前后蝉蜕，原本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则已易名为华盛纺织总厂了。在更南面的地方，当上海机器织布局犹在等建之中的时候，总督两广的张之洞也在注目于机器织布，视为“大利所在”和“漏卮宜防”，[36]并一面尚在论说一面已向英国订购大批布机。迨其由粤迁楚，这些布机便随他一同移到了武昌，于是而有光绪十九年（1896）开工生产的湖北官织布官局。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相比，湖北的织布局是一种官办的企业。就这一点而言。更类同于同为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厂。在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湖北虽属后起，而事涉官家意志，则往往更能见其腕力往往不弱。

从同治后期以来次第出现于航运、矿务、电报、铁路和纺织中的这些企业二十年间自成一类和自成一群，以其用西人的机器和仿西法的经营显然地区别于旧式的生产和生意，又以其同市场的关联显然地区别于不入市场的兵工业。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来说，这些企业出现和存在的地方，便是新陈代谢出现和存在的地方。但由历史因果说来龙去脉，则这种经济变迁始终是自强派生富强，从而是政治干预经济的结果。派生和干预都源自国家权力，所以这种经济变迁之最初发生和后来的延续，都同国家权力的促成、扶植、主导和提调、控扼、勒索一路相连。与之匹配的，便是官督商办在二十年里成了组织中国经济变迁的一种主要形式。

从轮船招商局开始，开平煤矿、漠河金矿、青溪铁矿、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缫丝局、云南铜矿局、天津铁路公司等等皆以奏请和奏定为起端，而后能从无到有和从小到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奏定便是催生。而当日以商利图富强，奏请和奏定无不出自疆吏，因此伸入经济的国家权力和官督商办中的官家意志，大半都应当是疆吏的权力和疆吏的意志，从而为企业催生和助长的大半都是那个时候的疆吏。虽说在李鸿章的预想里，用西法兴工商可以“榷其余利”；在张之洞的预想里，行官督商办之法是意在“招商助官”，[37]算计的都是由此获益，但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筹备之时”，是“借领直隶练饷公帑”制钱二十万串以作“官本”的。[38]张之洞办湖北缫丝局，是“先酌借公款试办”的，而后是从“机器厂屋”到“蚕本”，皆来自这种“酌借”的“公款”。[39]前一个例子里，李鸿章调来的银子占招商局开办资本的一半以上；[40]后一个例子里，张之洞调来的银子占缫丝局本金的百分之八十。对于那个时候官督商办的企业来说，这曾是一种普遍性。因此航运与缫丝之外，漠河金矿和青溪铁矿开局之日，其资金中官款占百分之五十；天津铁路公司开局之日，其资金中官款占百分之六十四，等等，[41]都不能不算比重极大。显然是没有疆吏从公帑中挪出来的这些钱作支撑并且相维持，则本以经济活动为存在方式的一个一个企业，多数都将无以构成最初的骨架。而在官督商办之间，这种公帑的支撑和维持当然便是官督的支撑和维持。若由招商局以承运漕粮为“独擅之利”，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十年专利为特权作观照，则官督的支撑和维持犹远不仅止于资本的垫借和协济。

时当19世纪后期，中国人办近代企业，是在西人的冲击已经搅动了中国经济的旧序之后，并因之而一开始就以弱势对强势，同已经进入中国而志在“垄断独登，专攘中国之利”[42]的西人相持于各个行业之中。所以国家权力伸入经济过程，从而国家权力演为官督的支撑和维持，曾是中国人“厚集其势，以为富强之本”，以及“分洋商利权”以“固华商心志”[43]的不可不做和不得不做。而国家权力直接地和主要地表现为疆吏的意志和权力，又常常会化作以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庇护这种被官督的企业。其间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而“应领”的“水脚”则多年高于沙船，开平煤矿规定交纳的出口税是每吨六钱七分二厘，而吁请之后可以减少到一钱，[44]都是借助于疆吏之力一手罩定的。在前一个场合里，是官家多出了钱，在后一个场合里，是官家少收了钱，与之对称的则是企业的获益。若以这一类例子比较十多年之后刚毅到南方“搜款”，收括于招商局和电报局，而李鸿章的手臂已经远伸不及和庇护不到，则显见得当工商没有相应的律法之日，这种疆吏的权力和疆吏的意志都曾是个体的企业能够仰仗的东西和必须仰仗的东西。当官督商办合为一体之日，国家权力之维持和庇护都会成为直接的商业利益和间接的商业利益。因此做过官督商办局中人的郑观应曾以“开矿”为题目作评说，称官督商办为“上下相维”。[45]他站在私人资本的一方用“相维”二字作概括，是承认了当日官督之不可缺少。与此相比而更进了一步的，是他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时候，曾在一年里面两次禀告李鸿章，既请“嗣后上海一隅无论何人有志织务者，只准附入本局合办，不准另立一局显分畛域”；又请“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46]不准“另立一局”和不得“另自纺织”都是旨在排他，而且由“上海一隅”变为“通商各口”，范围已见越来越大。其中扼制西人的意识与垄断行业利润的意识是很难分割开来的。当这种不准和不得经李鸿章奏请并奏定之后，出自商人一方的利益诉求和利益独占便成了官家的主张。这个过程显示了经济转化为政治和政治转化为经济的路径。因此，作为一种具体的事实，这个例子又说明了：官督商办之间，国家权力是可以被商人一方引导和借用的。聚集于口岸的买办资本以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资本之能够为官督商办所吸引，其原因大半也在这里。

国家权力与私人资本同处一个分化、重组和动荡不宁的经济过程里，并因之而可以共栖于官督商办之中。然而由自强而富强，则国家权力伸入经济，其理路和着眼点一定不会和志在逐利的私人资本完全重合。因此官督商办又常常会与官商之间的扞格相表里。李鸿章为官督商办释义，以“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47]为两得其平，又以“由官总其大纲”为定然和当然。然则官之力为维持，自始便是同官之总其大纲合为一体的。张之洞后来说：“盖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者权”，[48]则言之尤为明切。所以这些企业虽在仿用西法与西人作市场竞逐，而其体制犹等同于内战以来疆吏调度兵事、饷事和地方事务的种种以“局”立名的机构，大半沿用“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49]为办事的常态。由此形成的权力结构，便使出资的商人一方往往成了由不得自己的一方。其间被李鸿章称作“用心能专，办事尚勇，久居沪上，商情亦熟”[50]的经元善曾入上海机器织布局办商务，而常为办官务的戴恒、龚寿图制肘齮齕，不到一年便“退舍”而去。[51]而才地与物望不能如经元善者，则往往等而下之，境遇更窘。当时人曾举其大要而通论之曰：

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虽年终议事亦仿泰西之例，而股商与总办分隔云泥，亦第君所曰可据亦曰可，君所曰否据亦曰否耳。[52]

这段话里的“总办”以及与之相类似的“督办”，显见得都不能为“入股”的“商民”当做可以托付的同道。作为一种因果，则是单面的权力很容易变成不受制束的权力。一则记载说：“盛宣怀系北洋所派管理（招商局）之人”，而其大手笔则在于“排挤徐润出局，借使股票跌价，彼即乘机买进，盛股独多，即由此起”。[53]盛宣怀以官僚身份进入招商局，而后由“管理之人”变成了占股“独多”的大股东，这个过程里引人注目的地方不在于他的长袖善舞，而在于代表国家权力的官督一方之易于把抽象的国家权力化为具体的私权力，从而易于以此营一己之私和一己之利。

单面的权力之不受制束是一种内在于结构之中的毛病，因此官僚盛宣怀营私谋利，由买办而入官督商办之局的唐延枢、徐润也营私谋利。光绪十一年（1885）马相伯奉派调查轮船招商局，之后报告说其间之“公私混乱，挪欠自如”：

唐总办欠六七万，徐欠二万余，各司董所欠不等，殊与初定章程“凡有挪欠者立即撤退”之意相左。此特其净欠者耳，更有以烂贱股票押取局银至三十余万之多者。徐道名下押有十五万，其实并无抵物可以赎回，以致局无现银，去年九月几乎倒闭，蒙拨公项，赖以周转。当时限定，凡动局款，自万金以上须公议，乃唐道于年底回沪，辄以局中地基押于怡和，借银二十五万，二十万归局用，五万则擅抵私欠。[54]

彼时唐廷枢是招商局的“总办”，徐润是招商局的“会办”。虽说他们都起自商界，但“总办”管局务，“会办”襄助“总办”管局务，勾当的都是官家公事。所以马相伯称他们为“唐道”和“徐道”，用的全是官衔。正是这种因勾当官家公事而分得的国家权力，既使他们区别于“商民虽经入股”而“皆不得过问”的多数，也使他们同盛宣怀一样可以先谋一已之利。这些都是因权力入手而发生的变化。因此，以源头而论，唐廷枢和徐润虽然应属商股的同类和同道，但当他们各自“挪欠自如”以至“局无现款”并“几乎倒闭”之日，受其直接损害的则都是商股的利益。在唐廷枢和徐润之后，同样起自商界的郑观应曾受札委作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总办”。而筹办局务的同时又“借款众商资本，便一己之私图”，用“擅挪公款”的办法“受押股票，利则归已，害则归公”，致织布局“并未开办，先已亏折”。[55]这一类人物和事实的出现与存在，都说明了在官督商办的结构里，“官为维持”[56]的权力其实是一种很容易异化的权力。不论是官僚出身的总办还是买办出身的总办，一旦进入其间往往都会引为凭藉而自成一方，同私人资本的利益冲撞抵牾，外观上取自西方的股份制度遂因之变得全失原意。而本是官僚的盛宣怀在这个过程中拥有越来越多的积资和投资；以及本以带来和招来的资本入局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一个一个地以唐道、徐道和郑道的官衔充“总办”和“会办”，并沿着这一路而切近和切入了当日的官场，以至于能够名列奏折而闻知于庙堂，则又说明官督商办虽然两截分明，而个体的官和商之间原本的界限却在这个过程里变得日见漫漶模糊。随后，从这些人开始，19世纪后期的官和商都一点一点不复再是旧日模样。于是国家权力导引下的经济变化又促成了那个时候社会群类的变迁。

官督商办立为章程的是“官总其大纲”，然而国家权力既已伸入经济并意在助饷，则一定会以筹饷为大而越出“总其大纲”的范围，索取之外兼用勒取。而后是官督商办的企业便常常要在“报效”、“赈济”和报充军饷等等名目下，把经营所得的银子和用作公积金的银子缴给官家。[57]由这种利益出入积累起来的都是怨怼。因此曾把官督商办比作“上下相维”，并在其中有过一时风光的郑观应，晚年从官督商办的局中退了出来，之后遥作评估，便说是“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58]其论说虽然多变，而于多变之中亦自能各见彼时的一段世相。

在这种官办和官督商办的企业之外，与之同时开始出现于19世纪七十年代的，还有一家一家由私人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二十多年里，缫丝业中的继昌隆、公和永，轧棉业中的通久、棉利，机器业中发昌、建昌，面粉业中的贻来牟、裕泰恒，印刷业中的同文书局、拜石山房，造纸业中的伦章、宏远堂，火柴业中的巧明、燮昌、天津自来火公司等等工厂，以及采矿业、纺织业、航运业、木材加工业中的同类企业，都曾是效西人的生产方式而接受资本主义关系的力行者。由于西人的冲击先入东南，因此中国私人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也先起于东南，并集中于东南。总计而言，至九十年代中期，其数目已有过一百多家。

与国家权力促生的企业相比，这种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以自发为主流，因此其行业范围便更广更大。但在另一方面，与国家权力促生的企业相比，这种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又非常明显地以资金少和规模小为共相。在后来的统计里，其间之半数用作初始资本的资金都曾不足万元。由此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后果，便是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大半只能分布于资金需求不高的轻工业之中。就整体的产业结构来说，这种偏于一面遂从一开始就已经失去了平衡，积久之后，起端的不平衡又会化作既定之势，影响和支配继起的经济变迁。而由此造成的另一个直接的后果，则是以这种不足的资金争逐于当日潮起潮落的市场之中，二十多年里，便不能不常常见到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在潮起潮落之间倏起之和倏落之的生灭无常。因此，当日的海关报告一面在记述次第出现于口岸城市的新企业，一面又在记述厦门自来火局“力量薄弱”，经“小规模尝试，不久即停业”；上海机器造纸厂因“原料昂贵与日本纸的竞争”而“濒于停业”，以及福州的“制糖厂完全失败”[59]那一类出现之后又在消失的企业。这种次第出现和出现之后的消失存在于同一段历史之中，既写照了其间的艰难曲折，也写照了其间不绝的生命力。所以从七十年代开始经八十年代的发展，九十年代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已不仅数量益多，范围益广，而且资本达数十万两者亦往往而见。[60]以九十年代比七十年代，则二十多年的嬗递虽然一路蹒跚，而由此积累起来的人力和物力，却为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提供了一种显然可见的基础和既定的走势，使之可以用作凭藉，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顺次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

注释

[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59、192、196页。

[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五，《轮船招商请奖折》（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7页。

[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105、128页。

[6]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8]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论试办轮船招商》（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9]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第15页。

[1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12] 《清史稿》第十三册，第3667页。

[13]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55—656页。

[14]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直境开办矿务折》（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请减出口煤税片》（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1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719、721页。

[16] 同上书，第731、734、737页。

[1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第184页。

[18]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76页。

[1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526页。

[2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527页。

[21]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1030页。

[22]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822、823页。

[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528页。

[24] 参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610—1614页。

[2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325页。

[26]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八，《请设南北洋电报片》（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

[2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八，《请设南北洋电报片》（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

[2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446页。

[29] 同上书，第490页。

[30]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近代企业》第2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3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38页。

[3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86页。

[33] 同上书，第187页。

[34]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二，《复醇邸》（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八日巳刻）。

[35]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七，《重整上海织布局片》（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36] 《张之洞全集》第七册，第5308页。

[37]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941页。

[38]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785—7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52—953页。

[40]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45页。

[41]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445页。

[42]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七，《论维持招商局》（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三，《试办织布局折》（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

[4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2页；《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奏稿》卷七，《论维持招商局》（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44]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六，《商局官帑分年抵还折》（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卷四十，《请减出口煤税片》（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45] 《郑观应集》上册，第704页。

[4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第483—485页。

[4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整顿招商局事宜折》（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8] 《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1755页。

[49]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888页。

[5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第480页。

[51] 《经元善集》，第286—287页。

[52] 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451页。

[53]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882页。

[5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26—127页。

[5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057页。

[5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24页。

[57] 《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494—1496页。

[58] 《郑观应集》下册，第1370页。

[5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92、1002、1015页。

[60]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459页。

以和洋士务大为夫中在心古的今三中十西年之历间史的分化

一

从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借西法图自强促成了三十多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而与此一路伴随的，则是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借西法的过程又直接地触发了那一代士大夫的相互论争和辩驳，并在论争和辩驳的延续里形成了另一种历史过程。其间起于同治中期的同文馆之争曾发为先声而为一世所注目。

同治五年（1866）总署奏请“于同文馆内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并“正途出身之五品下京外各官”，聘“西人在馆教习”天文、算学。次年又议这个题目，而“招取”的范围已延伸到“进士”和翰林院里的“庶吉士、编修、检讨”。[1]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些主张都属不守旧格，遂使言路随后起而拦击，并且在几经辩难之后界限分明，变为讲理学的大学士倭仁与管总署的亲王奕䜣之间的对诘。

同文馆初立于同治元年（1861），本以“语言文字”为授受之专业，而“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来学。以成例相比较，大体类同于旧日已有的“俄罗斯文馆”。[2]然则五年之后的奏请既改变了施教的内容，也改变了受学的对象，两者都已越出了祖宗留下来的范围，从而都已越出了朝议守定的思想范围，于是前后之间的不同便成了一种迥然不同。因此初立之际的同文馆不会起争论，而五年之后的同文馆一定会起争论。言路反对总署，其立论的要旨是：“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设同文馆”，错在“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皆“重名利而轻气节”，然后追问说“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3]这些道理曾在二千多年里与中国人的社会秩序和精神世界相依存，所以引入朝议，便能够成其言之厘然和言之凿凿。而奕䜣作陈说，则由“庚申之变”的“兵临城下，烽火烛天”起讲，深论西人以“轮船、火器”为“制胜之道”，及其“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之后申述“请开设天文算学馆，以为制造轮船、各机器张本”之“苦心孤诣”和“无非欲图自强”。[4]这些道理以民族战争失败之后的创深痛巨和中西之间的对峙对比为实证，所以一为发抒，同样能够言之厘然和言之凿凿。而后，以总署的言之厘然对言路的言之厘然，在那个时候的庙堂里，两者之各自立说最终便不能不成为一种彼此激辩而不能用同一种道理判是非高低的争论，从而是没有结果的争论。其间不肯认同总署把“忠信礼义”当做“空言”而不能敌“制胜自强”之“实政”[5]的倭仁，曾被朝廷特意派到总署去当差，令其“会同该管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并以“毋蹈处士虚声，有负朝廷恩遇”[6]为申诫之词。君权用这种近乎恶作剧的方式回应了倭仁的不识时务和不知时宜，也表达了自己更相信天文算学比“明体达用”更能对付西人。遂使当日兼作皇帝师傅的倭仁“授书时有感于中，潸然出涕”。[7]其间自有许多委屈不平和感慨忧郁。然而在庙堂之外，士议的呼应却大半都在倭仁一边。于是而有“京语（师）口语藉藉”的“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以及“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等被称做“对子”而流布一时的东西。[8]与奏议之重在说理相比，这一类文字都是以嘲讽为宣泄。但宣泄而能汇为“口语藉藉”，则由此发露的，无疑是那个时候人心中普遍的感受和普遍的好恶。他们是一种朝旨所不能左右的力量，又是一种富有感染力的力量，之后是因“天文算学招考正途人员”而致士林群起波动：

数月于兹，众论纷争，日甚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夫明知为众论所排，而负气而来，其来者既不恤人言，而攻者愈不留余地，入馆与不入馆，显分两途，已成水火。互相攻击之不已，因而互相倾覆，异日之势所必至也。[9]

这种没有结果的争论里内含着古所未有的时代内容，因此这种没有结果的争论又以其不可勾连和不可调和，醒目地显示了中国士大夫为自强而借法，又因借法而致各自立异和彼此分歧的历史舛错和历史矛盾。六十年代的同文馆之争最先起于这个过程之中，而其间出现的“显分两途”和“已成水火”，则以这种斯文一脉的相争相抗，明白地预示了一种后来将会一路延续的趋势和走向。

当咸丰十年岁末曾国藩先倡“师夷智以造船制炮”[10]的时候，“师夷智”的本意是用西方人的办法对付西方人。因此借法自强以取彼之长，移新卫旧为愿想。在这种愿想里，借来的东西是一种被限定和被配置的东西，而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1]才能够成为预立的旨义，并经简约化而概括出“中体西用”的命题。然而这种预立的旨义与借法以图自强的实际过程常常会不相榫合。一方面，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体与用是连在一起的。由几千年岁月累积起来的历史、文化、观念和政治、经济、习俗，都是体之所在即用之所在。这个社会显然没有留出一个可以渡让的空间，用来接纳借入的西法。因此，借入的西法移接到中国只能是锲入。当时人比为“异端”而以“光怪陆离”[12]视之，正反映了锲入的东西总是夹生的东西。另一方面，中国人取西法出自选择，所以西法自始即被预想为一个一个的。然而按其本性和本相，则因直观所见而被分为一个一个的西法，其实是以因果交织和相互联结为存在状态的。由此构成的是欧西那个世界里的本末和体用。于是从选择开始的取西法，必然会变为一种西法带来另一种西法的过程。因此，就前一面而言，西法的锲入无异于强入，在它所到的地方不能不要求中国社会原有的物事让路；就后一面而言，西法的锲入无异于扩张，其间的派生和递进既会从广度上突破本来的限定，也会从深度上突破本来的限定，并以此次第舒展，由预想之内的东西牵到预想之外的东西。这两个方面都说明：中国人为自强而借来的西法，首先造成的是对中国人自身的冲击。而后，借西法的中国人遂因冲击而催生出自己改变自己的意识。先入洋务的李鸿章曾以“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3]为中西之比，而等到借法稍久习染渐深，则议论一变而为“内须变法”、“及早变法”、“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14]其意向所指，显然已是以“文武制度”为“须变”的大端。同他相比，醇亲王奕環素以痛恶夷人夷事为本来面目，而受命主管海军之后，却一变旧日尺度，转过头来追问：“议者动云祖宗时所无，独不思方今天下局势，岂开辟以来所有哉？”[15]其意思正是变祖宗之法为势之必至和理所应有。他们各成这段历史中的一类代表，而他们的议论则都在助成借法的过程以“诸国富强之术”变化“中体”，而由彼时多数人的眼光来衡量，则不能不归于“用夷变夏”。

因为西法是锲入的，又是扩张的，所以“内须变法”之由浅入深，总是在理路上一段一段地否定中国人的旧法。30年之间，“时文帖括”、“章句弓马”、“言官制度”、“兵制”、“文法”、“陈法”、“成格”、“旧规”、“法度”、“官制”等等都曾被办洋务的士大夫拿出来指指戳戳，因其不合时而证其不合理。但中国人的“成法”是从中国人的历史和社会里产生的。在两千多年的兴废、沿革、变迁、承接之后能够长久地留得下来而被统名为“成法”的东西都有过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因之而根须深入，在当日的中国已是一面与传统相表里，一面与士大夫相因依。就这个意义而言，成法都是与人交缠在一起的。所以由洋务而议法，则议法的过程一定又是议人的过程，从而会是一部分士大夫批判另一部分士大夫的过程。李鸿章说：“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又说：“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而中国虚弱至此，士大夫习为章句帖括，辄嚣嚣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尊主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误訾理财之道为朘利，妄拟治兵之人皆怙势，颠倒是非，混淆名实。论事则务从苛刻，任事则竞趋巧伪，一有警变，张皇失措。俗儒之流弊，人才之败坏因之，此最可忧。”[16]这些非议和痛责都是从整体上把士大夫作为对象的。郭嵩焘当日以洋务与李鸿章相呼应，由西国事理说到中土人情，则持论往往更激：“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至“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而“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两相比较，则“不知其何心也”。[17]这种深度撞击也是从整体上把士大夫作为对象的。李鸿章和郭嵩焘常常因为办洋务和论洋务而受窘于士人的群议和清议，“庸妄”、“俗儒”和“不知其何心也”都是慨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同他们相比，身为名父之子的曾纪泽以外交见长才，是一个办洋务而很少为清议所窘迫的人物，然而其内心则深深地痛恶清议。光绪四年他奉旨使西，日记里有过一段直截而且锐利的议论。通论“今世所谓清议者流”，而归于“泥古者流”；归于“自附于腐儒之科”而“博持正之者”者流；归于“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者流。[18]他虽然把清议分作三种次第而归纳之，但就心中之好恶而言，则每一种归纳的结论都是否定的。比起当年曾国潘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作刻责的既敬且畏，曾纪泽对于清议的刻薄排揎已纯然是表达一种蔑乎视之。这种父子之间的不同正反映了在洋务的累进中造成的时代变迁之深。因此后来奕環痛恨台谏，至譬为“外敌之窥伺易防，局外之浮嚣难靖”，深愤“言路至近年庞杂已极，辩给者深文曲笔恣意所为，庸暗者随波逐流联衔沽誉”，而“借题发挥，又有倒峡燎原之势。”[19]其痛恨和深愤里显然也包含着对于清议的极度蔑视。

在另一头，与这些主持和参予洋务的人物相对蹠而扞格不休的，是代表清议而被当日的朝野称做“清流”的士大夫群类。清代曾长久地言路不振，至光绪初年则庙堂议论一变而节节发煌，汇为翰詹科道里的讲官和言路里的谏官前后相接，彼此呼应，一个一个以“好论时政”、“纠弹大臣”[20]自标风格。这个过程同时在把士人的清议引入谏议和朝议，由渊源而论，他们大半都与同治朝由倭仁所代表的那一脉理路前后相连。所以由此形成的“戆直激切”，[21]便常常会在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22]的争持里演为清流同洋务的直接对峙和激烈对峙。而后，由同文馆之争启端的士大夫之好恶不同和取向各异，遂因其不断延续而不断深化，日甚一日地成为人以类聚和人以群分。

洋务中人从整体上批判中国的士大夫，并因之而集矢于清流和清议，其主要的理据在于一方的识时务和另一方的不识时务。其实，身在中西交冲之世而多见彼族之以力相扼的不止不息，清流人物不会全然不肯识时务。一则记载说：“当中法未战之前，陈弢老正在提倡清流，于洋务极意研究。曾借译署历年档案，而属余分手抄之，余遂得习知故事”。[23]而宝廷光绪八年（1882）主持福建乡试，事后奏报特举“生员杨仰曾者，留心时务，颇知兵法，兼明算学”，而后深惜其“未经中式”，是以专门保荐，“拟乞天恩，将生员杨仰曾发交北洋大臣李鸿章差遣”，期能“量才器使”。[24]被称作“陈弢老”的陈宝琛和宝廷都是彼时的清流巨擘，而前一个例子说的是用心，后一个例子说的是破格，两者的主题都是洋务。另一个清流巨擘张佩纶自负宏通，论海防论船炮的折子更多。可见其时的清流群里不是没有人可以与洋务人物共论一个题目。然而与洋务中人比，清流之论时务，其共有的重心则在攘夷。他们因此而与传统连接起来，也因此而与洋务区别开来。光绪八年，张佩纶因中日和中法冲突说事理曰：

臣所鳃鳃过计者，恐谋国者自居贫弱，而视敌为富强，颇有苟安之心，惮为远大之举。是故言和则唯，言战则否，言偿款则有，言军饷则无，言调兵分防则勉为补苴，言增兵大举则相顾色骇。充此数弊，事机坐失，劳费转增。窃恐各国环伺，且继日本、法兰西而起。琉球不顾，必及朝鲜；越南不顾，必亡缅甸，诚可危也。

是以“终非出于一战，不足以息岛夷之焰，而使中国百年无事”。[25]以攘夷为立场，其极端则不能不言战。张之洞有一段话由攘夷说到言战，于胜败之际思之烂熟：“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制胜之方。”[26]这种思之烂熟而后理路明晰，正说明清流之攘夷是一种自内而生的东西，因而是一种不可移易的东西。所以，其时陈宝琛统论“咸丰季年”以来内外臣工各筹洋务，深憾于“若津、若滇、若黔、若台湾诸大案”皆以和局了事，“无非张敌焰而损国威”。[27]他手里的尺度显然也是来自这种不可移易的东西。于是当洋务中人以识时务和不识时务为士大夫分界的时候，清流和清议同时在以攘夷和“苟安”为士大夫分界。这两种分界都曾牵引出种种题目，几经推演，几经衍发，使得这一段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不能不与众声喧哗一路相伴。

二

清流和清议以攘夷为自觉意识。但作为一种已定的观念，攘夷又是从儒学传统中延续而来的。所以，当日的攘夷虽是19世纪的中国人对于外来逼迫的直接回应，而其旨义和理由则是历史里的中国人所旧有和固有的。然而西人张其焰以作成中国“千古未有之变局”，显示的是19世纪的困厄于古无徵，所以中西之折冲迎拒总是不得不与新知连在一起。与此成为对比的是，攘夷由儒学传统延续而来，守的都是义理。对于清流和清议的多数而言，这正是本来就熟悉的东西，而熟悉的东西总是用起来更顺手的东西。因此由多数形成的人群大半不能入新知。张佩纶说：“论事必贵探源，果中朝士大夫有留心洋务者，条奏可考而知，条约可购而得。如今日之九列科道，一二清流外，半皆衰庸鄙猥，即令平议，不过署干木纸尾耳。”[28]他下笔论人久以傲兀为惯态，然而这段话概论当日“九列科道”之多数不识新知，却于意态傲兀之中同时写照了真实。张佩纶以“衰庸鄙猥”称之，意在把自己所属的“一二清流”与这些人分开来，以说明前者与后者的不一样。但就宗旨和主张而言，这些人始终都与张佩纶所自我认归的“一二清流”站在一起而且同归一类。他们与庙堂之外更多不识新知的士人相应和，并以其群鸣和回声共作支撑，有此声势，而后攘夷才能够与“苟安”相对待而成为那个时候清流和清议的群体意识。这是一个由多数形成和支配的过程，而在多数人那里，这个过程又很容易演变为持义理以应对新知。义理能够安身立命，但义理的范围在价值。以中国人的价值直接应对西来的新知识，义理便常常会变成用错了地方的东西。用错地方则容易变成南辕不对北辙，随之而来的是清流和清议的长处便不能不变成了短处。当日“以骂洋务为清流”，[29]多见的都是这种长处变成短处之后的否塞。光绪初年，丁日昌奏议购买“水炮台”以防海，王家壁起而驳之，说是“击铁甲船，亦不外环击烟筒之一法。盖煤火所以运动轮机，烟筒为煤火热气所烘，金受火制，其坚易摧，非船身铁甲可比，环攻必能得手。舍烟筒不攻而欲以水炮台专攻铁甲，亦拙于制敌矣”。[30]他在京师里作大理寺少卿，不是一个亲眼看见过“水炮台”和“铁甲船”的人，因此，这一套水战的道理都是想当然的。以想当然而能言之侃侃，正是义理化作成见，而后把未知的东西当成已知的东西，其推论之不能合乎真相是理所当然的。后来余联沅听说“直隶总督李鸿章代沈保靖、周馥进奉火轮车七辆”供皇家御用，上奏切言其害，先以“皇上崇实黜华，久为臣民所钦仰，必不贵异物而贱用物”立论，而后描述“火轮车”之可怕，则半是道听途说，半是猜度冥想：“抑臣又闻之，外洋火轮车行走剽疾，电发飙驰，其中机器之蹶张，火焰之猛烈，非人力所能施，并有非人意所及料者。万一有震惊属车之虞，此又臣子之心所不忍出者也。”[31]其立论出自义理，而描述不得不涉新知，由此产生的判断，便大半不能中肯綮。在“水炮台”和“火轮车”一类涉物的议论之外，还有以人论人。其时洋务骂清议，着眼的是士大夫整体；清议骂洋务，则多以“用夷变夏”划范围来圈定佞人与小人，着眼的常常是个体。光绪十五年（1889）丁立钧作奏折，曾按照这个标准枚举并点评了一群洋务人物：

同治年间，朝士懵于洋务，偶有谈效法外洋之便者，群相訾笑。自前巡抚郭嵩焘、丁日昌等创建邪议，专以用夷变夏破坏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治法，而议者乃竞以为然。至于近年，总督李鸿章、侍郎曾纪泽率皆迁就依违，未能力排邪议。如洋人屡次请开银行，经部奏驳，而李鸿章以为可从，率与私议草约，事几欲行。假如此议一行，则国家利权寄之洋人，其害有甚于开铁路者。李鸿章读书明理，而惑于邪说，遂至蒙昧如此，然其心犹公而非私也。至于按察使周馥，道员盛宣怀、杨宗濂、唐廷枢、马建忠辈，其人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多为创设，阴便私图。[32]

这些人本自品类不齐，但在丁立钧笔下，却因为洋务而被圈到了一起。“其人屡被讥弹”说明，他为这些人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手中所执的都是清流和清议的共用尺度。但共用尺度又是一种预设的尺度。以此比量人事而不作比对稽核，则其间的出入往往可以弄得很大。与丁立钧相识的张祖翼后来说：

甲午之年，予于冬初到京，但闻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折奏参，谓马遁至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予逢人为眉叔表白，人尚未信。予曰：“眉叔现在上海，一电即来，何妨试之。”及言于丁叔衡太史立钧，始遍告其同馆同年诸人。即黄仲弢太史绍箕亦闻予言始知眉叔之为人，然犹不深信也。[33]

这些话记录的是经历而不是传闻，留下来的应当是一个可信的故事。“甲午之年”即光绪二十年。“丁叔衡太史立钧”是在这一年才刚刚把马建忠和马星联分开来，并因张祖翼的介绍而对马建忠有了一点具体的了解。然而五年以前他作奏折，已富有自信地把马建忠与杨宗濂那样的人物并举，一同踹入“阴便私图”里。以五年之后比五年之前，当初的自信显然是一种没有根基的自信。

事涉洋务，清流与清议多数都是局外旁观的一群。旁观见不到细节和情节。而后以预先设定的尺度作评断，便很容易与事实相脱节。在当日的中国，由士大夫的分化已经造成了士大夫的隔膜，但人在隔膜之中又大半不能自觉其隔膜。所以清议论说洋务，评断与事实相脱节是常常会发生的事。其间李鸿章与洋务相始终，三十年里久被视为这个过程的中心人物，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他因洋务受时论之非议也独多。于是而有“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34]的自叹。以“谣诼”称非议，正说明非议多，则非议之出错也多。其中错得离奇，因之而能够反照出清议与洋务之不相沟通而裂为两群的，以甲午战争之后安维峻劾李鸿章的奏折为一时之典型：

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今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

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乃倭逆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之计。[35]

与当日的历史作对读，这些事都是假的，然而安维峻本非惯于信口开河的人。甲午年二月，正做小京官的孙宝暄在日记里提到“安晓峰近日劾甘肃巡抚袒庇冒籍一折”，赞为“明白晓畅，用笔如刀”。然后说：“晓峰，甘肃人，先君庚午门下士。平日讷然如不能出诸口，不论其立朝侃侃之节，有如此气慨，可佩可佩。”其笔下所流露的，无疑有一种人品上的敬重感。但十个月之后再说安维峻，已是疾首蹙额：“昨见安御史奏稿于书肆中，其所言仍劾合肥，语多市井无稽之谈，肤浅已极，文亦夹杂，不堪入目。”[36]这些话所评说的正是安维峻在甲午战争之后作的这一折。从二月到十二月，不过换了一个题目，“明白晓畅”就变成了悖晦和“无稽”。孙宝暄在这里用“市井”两个字说安维峻，显然是特指其奏折中的子虚乌有类同于小说和戏文里的忠奸故事。一个不是信口开河的人说了许多子虚乌有的汗漫之词，其中的大半应当是得自传闻。然而以传闻入奏折须先作辨识，以此作度量，则其判断力的程度本与忠奸故事相去并不太远。就这个意义而言，安维峻之能够作典型，正在于他用自身的矛盾提供了一个实例，使人可以看到，以攘夷为立场是如何转化为被攘夷所制限的。立场一经转化为制限，而后是中国人的义理节节内缩，与中外之间因冲击和回应而发生的实际过程越来越远，也与这个过程里的因果、成败、曲折、内省越来越远。于是清流和清议批判洋务便常常会走入一个雾气朦胧的论域，并在义理的板结和识断的懵懂中失掉儒学本有的理性清明。“市井无稽之谈”正是这样化为士大夫议论的。然而，作为中国人的文化中塑造过精神和品性的东西，清议与“市井无稽之谈”合流于斯时的中国，又内含着深深的历史悲哀。二千年来曾经为士大夫立范式的清议不能识西人带来的“千古之变局”，而太过沉重的“千古之变局”则正在一步接一步地逼出清议的亢激。王家壁、余联沅、丁立钧、安维峻都是这样产生的。但他们的同时出现也在说明：当一个又一个的亢激都在表达义理板结和识断懵懂的时候，亢激大半都成了虚热和虚声。

二

千年清议出自士人而又规范士人，靠的是引义理为至上。其裁断、评判、褒贬、界分都是义理之外无是非和义理之外无理由。这种狭而且深决定了清议只能是一种不讲利害只论是非的东西。就前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固性；就后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刚性。儒学中的固性不尚应时而变，所以，在一个以利害造世变的时代里，不会讲利害的清议不能不变作虚热和虚声。然而与洋务相比较，亢激的清议仍然是剧变之世里代表并伸张儒学刚性的东西。从这一面出发，则清议之不合于洋务，又包含着为中国社会守护是非和价值的意义。而由此最先抉发的，是民本与富强的矛盾。

三十年办洋务起伏跌宕，局中人一直在催动中国的变迁以回应外来的变局。但逼扼下的变迁又是一个不能从容并因之而常常要颠倒和偏斜的过程。当日说借法以图自强，对手和榜样始终都在彼族：“泰西各国，昔日惟英以求水师称雄，今则德、俄皆练水师与英抗衡。日本之船炮军械师法西人，亦骎骎有争霸海上之意。”以此反照中国，则“争之而兵端起，让之而得步进步，兵端亦起”。[37]因此，“言王道者羞称富强，但时势使然，不得不尔”。[38]其间的理路，正说明了中国困于彼族之富强，遂不能不以中国的富强为指归。

而后形成的以今日比往昔，是儒学讲王道，以民本为天下之要义。梁启超后来概述“《春秋》以天统君”的道理说：

天也者非能谆谆然命之者乎，于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于是无形之天，忽然变为有形之天。他国所谓天帝化身者君王也，而吾中国所谓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则所谓天之秩序命讨者，实无异民之秩序命讨也。[39]

民为邦本，则君王不能不重民生。而以有限的物力为前提，与民生相对的一面便是不能不抑国家和君权。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说：“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矣”。《大学》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孔孟警戒君王，《大学》限制国家，说的都是国计以民生为根本。与后来二千多年里世间的众生相作对比，这些道理当然不可用来写实。但这些道理出自儒学的本源和经典，并因之而始终悬在每一代君与臣的头上，时时都在为他们立一种人所共见的法则。康熙帝留下过不少诗，其中一首的题目是“康熙四十二年夏秋间恒雨为灾，山左尤甚。朕夙夜靡宁，宵旰焦劳，减膳撤乐，坐不安席，自冬至夏，自夏至秋，未尝晷刻少安。虽设法拯救，几乎难保。幸四十三年，二麦大熟，秋成颇佳，饥者未转沟壑，穷者皆得衣食。实非朕之凉德所感，赖上天之所鉴祐也。故喜而不寐，作长歌以示”。[40]其间既有民本，也有民生，还有民本和民生面前的战战兢兢。相比于诏书，帝王的诗赋叙写的是个人的心怀，因此，以诗作表达，正可以见其头上悬着这一套法则，心中便会不宁。身在儒学构成的精神世界里，没有人会自外于王道，所以，没有人敢把民本和民生当作可以轻而贱之的东西。

但洋务追逐富强，而富强的主体和本位都是国家。所以马建忠以《富民说》为题目作策论，而开头两句则是说“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41]虽然起讲不算切题，但却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富与强以国家为重心，也以国家为名义的本来面目。王道为民生抑国家的传统因此而被自强和富强所打破。打破同时也是驱动，虽然彼时的国家依然与君权连在一起而不可剥离，还没有成为一种新的观念，然而得此驱动已能自我伸张并节节扩展。这个过程从历史中产生又从历史中获得合理性，但以国家的富强为全神贯注之所在，则这种伸张和扩展从一开始就不会有余暇和余地把民生收入自己的视野之内。所以李鸿章办洋务三十年，而当中日战争之后“历聘欧美”，西人曾迎而评论之曰：“中堂之面目心思，但见其为中国谋得财，未尝显其为华人谋生利也。”又说：“我辈西人久知中堂于富国养民之学，素未究心，故只能计及目前，不愿谋诸永久。”[42]这些话说的虽是李鸿章，而其眼光所到，已能触及三十年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富强与民生相背离的过程。李鸿章以士大夫作洋务人物，与儒学相距尚在不太遥远之间，其实亦知“今之熟习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阂”[43]的事实。“隔阂”一词用为评估，说的当然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置身于借法的内在逻辑之中，他又是最自觉地把经济引入洋务的人。在他由经济作推演以规划将来的理路里，凭据是西方的，收入则是国家的：“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44]以“岁入财赋”为着眼点和下手处，则旧日的政治论说里连为一体的国计民生便只能取其半截。与此对应，当日以“商务”为总称而次第出现的轮船航运、铁路、矿业与机器织布等等，遂不能不成为既由国家权力促生，又由国家权力督管的东西。与最初远离民间的效西法造船制炮相比，航运、铁路之类本属另外一类物事。它们一经产生，便会更切近地直接伸入下层社会的生活和生计之中，并在它们所到的地方引发种种从来所没有过的变化和变迁。以原本的境况为常态，这些都是搅动。而民生一旦因富强而被搅动，则搅动了民生的东西，同时也搅动了两千多年儒学留下的民本主义。

光绪六年（1880），朝廷有“借洋款开铁路”之议。当日倡说的要旨，一是“遇警则朝发夕至，屯一路之兵能抵数路之用”，二是“商人运货最便，可收取洋商运货之资”。[45]两者都在富强的范围之内，而以常理相度，则“遇警”之日少而“运货”之日多，其启动因出于兵事，而其实效则大半应归于富国。以洋务为要政，则其间之因果昭然，所以其间之逻辑昭然。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由洋务所引入的铁路又会同洋务之外的万千民间社会中人及其资生之具发生关联，并因之而有另一种因果和另一种逻辑。清流和清议更重后者，所以当海军衙门请修津通铁路之日，盛昱说：

铁路之利在重物能引之使出，道远能促之使近，今津通本为往来大路，商贾经行并无难运之物，而车户、船户以及肩挑背负之人资以为生者，当以数万计。铁路一开，大众失业，虽曰上货、下货以及停顿之地，失业之人皆可就谋生计，然京津游手本多，万不容各安本业之愚民来兹托足。是所利者奸黠之游手，而所害者数万有业之愚民，利者自利，害者自害，不相通也。朝廷矜恤为怀，常欲一夫不失其所，何忍令失业之民动逾数万乎？[46]

他的立足点是“天矜下民”。这种意识本为士大夫所共有，因此，清流和清议都不喜欢铁路之淹掉众生苦乐和匹夫匹妇。周德润说“恐捷径一开”，则“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刘锡鸿说“西洋之政，如教艺课工、矜孤济贫、禁匪捕盗、恤刑狱、严军令、饬官守、达民情等类，与我中国政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何以悉屏置弗道而惟火车铁路是务哉”；奎润说“夫此舟车失业之穷民，皆我国家安分守法善良之赤子也”，朱琛说“议者谓铁路之举将以有利于国也。臣愚以为国之有利与否尚不可知，而民先已受其害。夫病民利国犹且不可，况病民而未必有利于国乎”。[47]同时抗疏相呼应的还有徐致祥、翁同龢、游百川、屠仁守等等。他们的深忧所结，都在于富国与恤民之间的分裂和对立。铁路引出群议不息，是因为轮船航运在经营多年之后已经提供了一种可以直观的事实。可以直观的事实便成为可以类比的事实。湖北巡抚奎斌说：

以湖北一省而论，臣道光年间随任湘南，曾经路过，自汉口以抵襄樊，由长江而达瓜镇，数千余里，市廛栉比，樯帆络绎，允称繁庶之区。及臣奉命抚鄂，重到此邦，顿讶其民物萧条，迥非前比。初尚以屡遭兵燹，元气或未能骤复，及至广加采访，据绅耆佥称受困之由，实因轮船畅行，民间衣食之途，尽为攘夺，江河船只顿减十之六七，失业之人不可胜计。而襄樊一带行店关闭，车户歇业，瘠苦情状，尤不堪寓目。

这个从“繁庶”到“萧条”的过程发生在他的眼前，由此推测铁路，便不能不想到“一有火车，则水陆皆归垄断，舟车两业及肩挑负贩之众，游手成群，何以度日”。[48]这些话引实例作推论，很容易转化为说服力。奎斌是一个疆吏，但因之而与民生更近。所以以民生为题目，当日之疆吏往往能够与清议共鸣。而借法带来的轮船和铁路则在这种共鸣里成了清流与洋务立歧义的东西。

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表彰招商局，曾说“迄今长江生意，华商已占十分之六”。他引为兴奋的是中国的轮船航运超过西洋的轮船航运而据有的商业优势。而同一年里，总督两江的刘坤一作奏论议及招商局，说的却是“将来日益扩充，能否广收外洋之利，尚无把握；就目前而论，招商局名为分洋商之利，其实所少者系国家课厘，所夺者系穷民生计”。[49]使他深致不满的是“华商”生意里的实际内容。合此两面而观之，则以李鸿章所说的“十分之六”为比例，奎斌笔下长江沿岸的“民间衣食之途”，多半应是被招商局的轮船所“攘夺”的。刘坤一和李鸿章因逐利与生计的矛盾相抵牾，清议和洋务因富国与恤民的矛盾相辩驳，这种抵牾和辩驳翻掘出来的正是中国近代历史过程中内含的深刻矛盾：洋务为富强而借西法，其初心本在与彼族相竞逐。然而借来的西法以侵食为本性，从一开始便不能不在撕破旧经济的过程中实现自己，又在实现自己的过程里形成一种新的经济样式。而后是中国人用借来的西法与彼族步步艰难地相竞逐，与之同时发生而不可分离的，则是新的经济样式挟不可逆转之势节节摧折旧经济。在旧经济被摧折而趋于分崩离析的地方，附着于旧经济的万千人口便成了失其本业的落难者。当时人说：“自长江轮船畅行，平时江船生意大半为其所夺。而臣往来江上，屡乘招商轮船，所用水手，大抵皆广东、宁波、上海之人，而非湖广、江、皖平日操舟之人。”[50]以此为事实，可见新的经济样式在摧折旧经济的过程中制造出来的多余人口，大半都不能为自己所吸纳。于是这些多余的人口既已失掉了可以托身的旧业，又难以进入另图生计的新业，与他们相伴的便只有饥寒困顿和失路之后的怨愤。就19世纪后期的历史变迁而言，新的经济样式为中国社会提供了近代化的内容。以此为界说，则被摧折的旧经济当然是一种落后的东西。然而彼时中国人的多数都与旧经济连在一起，从而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都与落后相因依。在这种社会构造里，摧折落后常常会演为摧折“大众”的生业，摧折“穷民”的衣食。然则民本主义由此而起，由此而激，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已经越出了这种富强之说预设的范围，而为这种不及民生的富强之说所无法回应。清议依傍儒学而不识历史变迁，所以清议始终执民本以哀民生。但在万千中国人身处经济分解，并为经济分解所窒苦的时代里，这个天下不能没有苍生意识和普遍关怀。因此，不识历史变迁的清议倾力伸张恤民之旨义，又正是以其不识历史变迁的古老和陈旧，真实而具体地体现了这一段历史变迁中应有的矜愍和良心。以此作映衬，则洋务所主导的种种更张天然地是一个与民本和民生重重隔膜的过程。这个过程用国家的名义营造富强，而后国家权力自成一种本位和主体，并因致富致强而层层扩张。力倡铁路的刘铭传曾说：

不谓言者又疑为扰民也。非特室庐、邱墓呈诉者只有一二起，固不足介意；即果有二三百起之多，而事关军国，亦当权衡轻重，岂能以小不忍而乱大谋？

兵家筹备于平时，无异决胜于临阵。王者克敌致果，初不闻以伤残物命为嫌。尚以筹备为扰民，犹之两国交绥，斤斤于不重伤，不擒二毛之说也。[51]

而周盛传论开矿，则主张“请朝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凡产煤铁之山，不准本地绅民藉风水之说阻挠大计，违者以违制论”。[52]两者都在引军法和刑法以对付民间的异议，两者都与中国文化里的教化相对峙。其渺视民人的轻而贱之，醒目地表现了国家权力藉洋务而脱出儒学规范的恣肆和霸道；也醒目地说明了国家权力的伸张和民本的萎缩是互为因果的。这是一种由近代化助成的国家之名义和国家之权力在观念上的独亢。然则与民本萎缩为因果的富强，又将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富强。郭嵩焘说：“富强者，秦汉以来所称太平之盛轨也，行之固有本矣，渐而积之固有基矣。振厉朝纲，勤求吏治，其本也。和辑人民，需以岁月，汲汲求得贤人用之，其基也。未闻处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强者。”[53]他推崇富强，却不相信麻木不仁可以致富强，在当日喜欢说洋务的人物中是个异数。这种深度的个性思考使他奇异地相近于清流和清议。但异数只能反照时趋而不能改变时趋。在那个时候，淹没了民本的国家观念和麻木不仁的富强意识，都是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带给中国社会的，而且它们一经出现，便会在中西交冲的推波助澜中日甚一日地成为中国社会里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光绪末期，湖北为西太后庆万寿，“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身在听歌之列的辜鸿铭言之苍凉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者，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54]其时已在20世纪初年，而比之19世纪后期清流与洋务的亢争，国与民之间的分为两截已是更进了一程。

三

西人用物力打败了中国，因此洋务效西法，初则惊心，继则动心，后则用心，正视和注视的始终都是物力造成的炎炎之势：“舟车则变而火轮矣，音信则变而电传矣，枪炮则变而后膛矣，战舰则变而铁甲矣，水雷则变而鱼雷矣，火药则变而无烟矣。”[55]物力以实事实功为准尺，因此李鸿章半生办洋务，自为引重的是“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56]其间的“只知”是一种自设的高度和限度。然而以实事实功为限度，则从洋务中自生而茁长的只能是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实利和功利的自负。是以彼时的奏折曾有以洋务为理由者追问说：“士大夫袭故蹈常，置有用之书于不求，将何以上慰宵旰？”[57]显然，视“有用”为惟一，是把“有用”本身当成了洋务的价值所在和价值判断。于是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在远离民本和民生的同时，也远离了原本为这个社会提供价值的义理和道德。孔夫子讲人伦，立意在于教人怎么做人。而当日洋务之用心全在做器与做事，以此比拟孔夫子，则“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58]是圣人和人伦都已不能算作有用。而后实利和功利都成了单面的东西。洋务不倡道德，但在当日的中国，洋务又是天下之利源和利薮。造船造炮和买船买炮动辄以万千白银作计量，万千白银全是从国库里流出去的。后起的航运、电报、矿业等等，虽然多数有商办之名，而其中进进出出的本和利，很大的一部分也是与公帑相牵缠的。这些当然都属有用之事，与这些事同起于一个源头的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其本义所指无疑应是国家之利。然而在这种不倡道德的利源和利薮里，一面是郭嵩焘说的“以西法为名，一切务为泰侈”，一面是惇亲王奕琮说的人“不洁已”，[59]国家之利遂非常容易转化为私人之利。而后“侵渔”、“中饱”、“浮冒”、“贪污”、“侵蚀”、“罔利”、“肥私”等等非法逐利的名目，便在三十多年里常常要与洋务中的人和事相挂连，激出清流和清议一遍一遍地持道德以批判不讲道德。在这个过程里，儒学的刚性作成的是19世纪中国最后的义利之辩。

光绪初年刘锡鸿说：“士习不端，经管支销银数最难得人。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粤东仿制三火小洋枪，民间购买每杆银洋二圆半，而官中报价则每杆六两，前十数年盖如此，各省恐亦不免。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虽言之太过，实属有因。”[60]他所说的是由制造而肥私。十二年后朱一新奏论“购炮买船近多浮冒”，举“从前董梦兰、蔡钧等之朋谋诬罔”，连类以及“此外购办枪炮之员，以贱为贵，以旧为新，欺饰侵吞，弊可胜道”，而后以“李凤苞承办定远等三艘，人言藉藉”为可忧。[61]他所说的是由购买而肥私。刘锡鸿在叙述里上溯“前十数年”，朱一新的叙述又在刘锡鸿之后十数年，因此，以时间作估算，两者所共指的“浮冒”是洋务里富有长久生命力的东西。而在这种漫长的时间跨度里，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广东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电报局以及后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都曾有主其事的人物因营私而被劾被议。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工部的奏报还在说“外省开销，尤以涉于洋务者为独巨”，而其间“奏称核实请销于前，而承办人员复以侵冒被劾于后”，[62]帐目多成具文。由此连成的一片广度，又说明了“浮冒”是洋务里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事实的普遍产生和长久存在，都显示出实事实功与道德哀颓在洋务里的深深胶结和难分难解。

然而个体的“浮冒”、“侵渔”、“中饱”、“罔利”、“贪污”在那个时候不仅是无廉耻的，而且是不合法的。无廉耻和不合法，则不能不以掩藏为常态。与之相比更肆无忌惮从而更加触目的，还是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在没有限度中走向极端，别立名义公然逐利，并因之而以其别立的名义作践士大夫的廉耻和志节。光绪中期屠仁守作《奏请停止海军报效疏》，痛责海军衙门为筹款而开“报效”之门，逐使“佥壬干进”纷纷以“报效”为“捷径”：

革员杨宗濂，谕旨所谓声名平常，不应调办要差者也，以万金而录用；革员姚宝勋，以置房赁作妓寮被参，谕旨所斥为卑鄙无耻者也，以万金而开复；故入人罪如马永修，弊混公帑如陈本，系不准捐复者也，皆以报效湔洗之。

以这些人为样式，显然是无廉耻的事和不合法的事因“报效”之别为护佑，都可以立于光天化日之下。无廉耻和不合法而可以立于光天化日之下，然则士大夫的德行自砺和德性自尊便成了不必有和不足道的东西，由此形成的不能不是一种善恶模糊。人在模糊之中，便是身在不知所适之中。因此，海军衙门因“报效”而得到了实利，但受重创的却是两千多年儒学在人心中构筑起来的道德界线。所以屠仁守劾“报效”，叙事之后还要论义和利：

国所以立者，纪纲法度而已。流品淆，官方何由澄叙？名器滥，典则何由昭垂？劝惩倒置，又何以厉世而磨钝？理财而财失，任人而人欺，以二百余年未有之弊政，一旦行之不疑，既亏定制，又拂群情，使天下疑朝廷惟利是视而不顾义之安，惟功是图而不念道之悖。纪纲法度，悉堕于冥冥之中，虽欲振之，其将莫及。[63]

他说的都是老生常谈的道理。然而在没有限度的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四处漫溢之日，“惟利是视而不顾义之安，惟功是图而不念道之悖”所表达的道理，却是那个时候惟一能够与之相抗而且相遏的道理。“义”与“利”对举；“道”与“功”对举，都说明实利和功利并不是人世间惟一靠得住的东西，所以实利和功利都应当有限度。等到后来“练兵处祖袭海军故智，仍用报效之法罔利鬻官，辇金求进者自十万以至数十万不止，监司部郎上下不甚贵重，动以京堂相答谢”。[64]此时已在20世纪，其市面比海军衙门又大了许多，而“虽欲振之，其将莫及”也已不远了。以后来比当时，既可以看到清流和清议的义利之辩言之而中，又可以看到利孔大开之日的义之不能敌利。言之而中说明老生常谭而能谭得下去，其中自有真知透辟；义之不能敌利则说明时趋已成之后，真知其实是走不远的。

实事实功与道德哀败在洋务中的深相胶结，反照出效西法的过程里做事和做人的脱节。辜鸿铭曾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在其只知有政，“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用人行政，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65]“教”的着眼点是人，“不知有所谓教者”正是说洋务不重做人。由于不重做人，聚合于洋务里的各色人等逐积久之后自成一种品类。姚永概致书吴汝纶，说是“才杰不谈洋务，谈者皆势利小人，临时张皇，一无足恃”。梁启超叙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举洋务中人而总称之曰“一世鄙夫”。在他们之前，张佩纶形容李鸿章驭人，用的是“使贪使诈”。[66]这些人守旧开新各不相同，而以洋务分人品之等类则所见佥同。其间的一致性正反映了当日人眼中的普遍性。因此，清流与清议作义利之辨，一定会延伸到洋务中的人物品类。

洋务因变局而生，所以洋务以尚才为先。薛福成说：“时方无事，则以黼黻隆平为贵”，而“论致用于今日，则必求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67]以“致用”为前提作推论，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其间分出来的先后也已内含了一种轻重等序。薛福成阐说的是所贵者才也，而其心仪之和理想化了的“英才”、“通才”、“译才”，李鸿章统名之“解事人”和“办事人”。当日马建忠曾为李鸿章不满，所受的斥责便是“办事一味空阔”；而盛宣怀得李鸿章器使，被赏识处即在“大才素精会计”。[68]显见得更进一步，是人因事贵。然则在效西法的等序中，又以事为最大。所以三十年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里，多见的是可以历数而枚举之的实事实功，与此同时，为一世所共见的，则是“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材能，不论人品”一经由实事实功派生，便能自为光焰，别成三千世界里的一种吸引力，使少气节和少人品者乐于归趋而自成一群。但纷纷然的少气节和少人品，又正见其以事为最大，由此召来的人物在旁观的眼中遂多半不能入流。

光绪中叶，王韬说：

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噫嘻，是何一变至是也。[69]

他是最早倡议办洋务的士人之一。而二十多年之后评说“洋务人员”，则诧异和睥睨交集于“噫嘻”一哂，显然是不愿与之认同类而叙亲缘。两千年岁月积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典则都重人，并因重人而尊君子人格。因此，与效西法移来的洋枪洋炮、轮船机器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传统、典则更不能接受的是效西法的过程因重事而尚才，因尚才而轻德，在节节滋蔓里生造出一个没有君子人格的世界。中法战争之后，黄体芳说：

用兵之道，器械形势，千变万殊，而将才必俟忠勇廉朴，不爱钱、不惜命之人，则千古不易。法虏犯顺，我军凿船自沉者不一而足，其间卓著战功而为外夷所畏服者，惟冯子材、孙开华、刘永福三人，此三人者，素未尝讲习洋务也。

他推重这些人以“忠勇廉朴”致事功，为的是对比李鸿章所“最赏识信任者”之没有“忠勇廉朴”。把两者分开来的东西便是品类。而身在两者的此长彼消之间，黄体芳始终不肯相信事之大小可以盖没人之品类：

夫李鸿章亦岂真丑正好邪，有心误国哉？彼直以为如李凤苞诸人者，真今日能识时务、能办大事之人才，而不知其贪诈卑污毫无天性，凡忠勇廉朴，不爱钱、不惜命之人所引避若浼而羞于为伍者也。[70]

义利之辩延伸到洋务中的人物品类，薛福成笔下的“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联络中外之译才”与“侵渔”、“中饱”、“浮冒”、“贪污”、“侵蚀”、“罔利”、“肥私”的缘之而生便成为一种启人深思的反比。这种反比说明，洋务为办事而不得不求才，因而“事”和“才”都不肯受清议的管束。但由于不立人品，应召而来者却很容易重一身一家之利更甚于重国家之事。因此，办事的过程常常要显出人心越过德性制约之后的各见“卑污”。在黄体芳的这一段议论之前和之后，张佩纶痛骂许钤身、盛昱訾议唐廷枢、王先谦弹劾盛宣怀，以及翁同龢因召对而切言“李凤苞、徐承祖皆不（可）恃”，[71]等等，都是一种品类里的人对另一种品类里的人表达出来的异视和鄙视。三十多年之间，洋务由异端而成为朝廷的要政，又由朝廷的要政而成为仕路里的捷径。其间利禄牵动人身，入洋务者既多，依附于洋务者更多。而后，因不立人品而“毫无天性”便随之铺展，在这个过程里由个人之质地染为一世之风气。中日战争之后，张佩纶对喜欢讲变法的李鸿章说：“各省未变法，北洋水陆各军何尝不参用西法？”而“临危无助”，相率溃散，毛病都出在人身上：

可知变法尤在变人。若仍用时相私人以为才，仍取泰西唾余以为法，徒使千圣百王所留之礼义廉耻扫地无余，卒之人心不古，徒法不行，国仍不保。[72]

此日他已退出官场而以“废锢”之身成为李家的女婿，但清流本色始终与洋务不同。因此中日一战之后，以事与人相权重，其深恶“小人之有才者”，持论仍与十多年前黄体芳之说一样；而以“礼义廉耻扫地无余”比当日之“引避若浼而羞于为伍”，则当日的“引避若浼而羞于为伍”已变为他所面对的骎骎乎将起的一世颓波，其愤郁又尤过之。在这种地方，儒学的刚性总是同士大夫远望来日的深重忧患连在一起的。19世纪后期，借助于洋务牵动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才获得了发生和发展的起点。然而义利之辩与之相颉顽，不能容忍的是古所未有的实事实功与古所未有贪欲公行一路共生而相互夹杂。而后在儒学的德性意识和君子人格投射和映照之下，中国近代化的早期历史便非常明白地显出了其本相中的污秽一面。污秽因道德批判而见，但时处变局无尽之中，事因时而起便是事与势相系，“解事人”和“办事人”虽大半被一时清议目为猥鄙，而作为一个群类，却不会轻易地被道德批判逼得退场。时人说盛宣怀曰：

李鸿章以覆师罢北洋。言官争弹（盛）宣怀，谓如严嵩之赵文华。朝旨令王文韶、张之洞按之。文韶已入其贿，而之洞不能赇，乃乞瞿廷韶解之曰：“苟宽宣怀，愿出资弥汉冶铁厂、纺纱织布局各亏耗。”之洞喜，遂复称其才大心细，堪备缓急，竟以一开缺道员擢四品京堂，令筹芦汉铁路。[73]

张之洞曾作清流而且一生与科目中人相亲近，他不是不知道“近年习气，凡稍知洋务者，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74]因此，就其本性而言，张之洞不会喜欢盛宣怀而以同道视之，但一涉办洋务而效西法，则又不得不借重本属另一个品类的盛宣怀。这个例子以一种既富代表性又富调侃性的方式说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因时势逼拶而倾斜失衡，又在倾斜失衡里漠漠然碾过清议的道德忧愤。实事实功一次一次地碾过义理和道德，两千年的清议和光绪朝的清流便不能不再而衰三而竭。

注释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3、27页。

[2] 同上书，第7、8页。

[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9页。

[4] 同上书，第32页。

[5] 同上书，第34页。

[6] 同上书，第51—52页。

[7] 《翁同龢日记》第一册，第529页。

[8] 《翁同龢日记》第一册，第521、519页。

[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9页。

[10]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272页。

[11] 《校邠庐抗议》，第57页。

[1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70页。

[1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第9页。

[14]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卷十《复丁雨生中丞》（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卷五《复陈筱舫侍郎》（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

[1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232页。

[16]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六《复朱九香学使》（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复奏殷兆镛等条陈江苏厘捐折》（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

[17] 《郭嵩焘诗文集》，第189—190页。

[18] 《曾纪泽日记》中册，第798页。

[1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231—232页。

[20]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455页。

[21]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783页。

[22]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460页。

[23] 《春明梦录·客座偶谈》，《春明梦录》上，第33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

[2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03页。

[25] 《涧于集·奏议》卷二，第9—10页，《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

[26] 《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第10152页。

[27] 陈宝琛：《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沧趣楼诗文集》下册，第8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8] 《涧于集》卷三，《复顾皞民观察》。

[29] 《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70页。

[3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33页。

[3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201页。

[3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55—256页。

[33] 《近代稗海》第十辑，第19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34] 《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三，《详陈修建铁路本末》（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35] 《光绪东华录》第三册，总3515—3516页。

[36] 《忘山庐日记》上册，第48、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88页。

[38] 同上书，第491页。

[39]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七，第7页，（《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华书局1989年版。

[40] 《康熙诗词集注》，第50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403页。

[42]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64、170—17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4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48页。

[44] 《李文忠公文书·朋僚函稿》，卷十六，《复丁稚璜宫保》（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45] 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87页。

[46] 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200页。

[47] 同上书，第152、165、212、218页。

[48] 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237—238页。

[49] 同上书，第59、65页。

[50] 同上书，第241页。

[51] 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248页。

[5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375页。

[53] 《郭嵩焘诗文集》，第221页。

[54] 《清人说荟》，《张文襄幕府记闻》，第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5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58页。

[56] 《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三，《详陈修建铁路本末》（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5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08页。

[58] 《李文忠公文书·朋僚函稿》卷十五，《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

[59] 《郭嵩焘诗文集》，第240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15页。

[6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89页。

[6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31页。

[62] 《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5491页。

[6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67页。

[64] 《近代稗海》第一辑，第240页。

[65] 《清人说荟》，《张文襄幕府记闻》（上），第4页。

[66] 《吴汝纶尺牍》，第64页；《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专集》之三，第33页；《洋务运动》（三），第413页。

[6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68] 《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三，《详陈修建铁路本末》（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第459、110页。

[69] 《韬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7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18页。

[71] 《涧于集》卷二，《致李肃毅师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76页、38页；《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2256页。

[72] 《涧于集》卷六，《致李肃毅师相》。

[73] 《近代名人小传》，《官吏》，第144页，中国书店1988年。

[74] 《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2077页。

中日战争：“大野招魂哭国殇”

朝日变起：日本用战争把中国拖入战争

在八十年代前期的“壬午事变”与“甲申事变”之后，由于日本逼入朝鲜，遂使中国不得不进入朝鲜。对于以“征韩”为指向的日本来说，中国便成了一种拦路的堵挡。

至九十年代初，刚刚做了首相的山县有朋已挟其念念不忘之心，既作《军事意见书》，再作《外交政略论》，在疆域所在的“主权线”之外，又为日本另立“利益线”名目，用以指称“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其要旨全在把朝鲜圈作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并申张“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1]因此，在他对议会所作的施政演讲里，这种与“国家独立之道”连为一体的“主权线”和“利益线”能够被引来当作理由，使政府调度国计无须傍顾地置兵事于至上，以成其“有关陆海军的经费占预算岁出额的大部分”[2]之计算。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当国的日本人立意“在大陆进行近代战争”，并为之征召兵员、扩充常备军、大幅度取法德国改革军制和建立生产武器的军事工业以来，[3]此日的《军事意见》、《外交政略论》以及国家预算以“陆海军”为重心而一头独大，都以其显然的亟迫，说明了日本的国策正在走向直接准备战争。因此三年之后天皇下诏，仍然循着山县有朋那一套道理在提撕军人，说是“国防之事，苟缓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并由自身开始先立榜样，在国家度支之外再进一步，“朕兹省内廷之费，六年期间每年拨下三十万日元”，又“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况者外，在同一期间纳其薪俸十分之一”，以助海军之“造舰费”。这种节樽“内廷之费”和勒取官僚“薪俸”以移来营造兵船的做法，不能不算是一种异乎寻常尚兵尚武。而“造舰”的经费谋及“内廷”和“官僚”，又说明了其时国内作为财政来源的税收已经在异乎寻常的重征之中而已无更作开掘的余地了。由此所反照的，正是政府支配的人力和物力大半都在化作准备打仗的武力。同一个时间里，从原本的国家权力机构里又派生出“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海军的“军令部”，以及旨在“计划帝国陆海军之大规模作战”的敕立“战时大本营条例”，等等。[4]同正在移入陆军和海军的人力与物力相比，这些接二连三地新生出来的机构则都是用来组织和指挥人力物力以实施战争的东西，因此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东西被统称为“战争体制”。

日本倾力准备战争，依其从“征韩论”到“利益线”的理路，最初的目标和直接的目标都在朝鲜。但由于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宗藩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已经导致了日本之锲入朝鲜的屡被阻格，则在其规划中的战争里，中国便不能不成为预想中的敌国。光绪十五年（1889），朝鲜因饥荒而发“防谷令”，禁米粮出口。日本政府以日商由此遭受损失为缘由向朝鲜政府交涉赔偿，其间曾颇用恫吓。而后李鸿章电告伊藤博文，说是“不能默视日本（对朝鲜）的镇压”，遂使伊藤不由自主地想到当日算是庞然大物的北洋舰队。[5]虽说日本因之后退了一步，然而比照其以“日清战争”为目标的海军扩张随后之日急一日，[6]则显见得这类一时的忌惮最终会积为以武力与中国相竞逐的躁急和炽热。在这个过程里，中国、朝鲜、和日本构成了一种历史因果。但在日本军方“计划帝国陆海军之大规模作战”的设想里，则其意中并不仅止这一种因果，在历史构成的因果之外，他们还在以自己的谋划另造因果。八十年代后期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曾作《清国征讨策案》规划对华战争，并描述战后东亚大陆的派分，其立旨皆非用常理可以作度量：

清国虽已困弊衰败，但仍为亚细亚之大国，东洋运命关系于清国之兴亡者甚多。若彼万一为他国所蚕食，本邦运命亦无可为计。毋宁在欧洲诸国侵入之先，确定统辖彼国之术略，始为上策。在达成战争目的缔结条约之场合，应将自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及第三项列记之地区划属本邦之版图。清朝可分得东三省及兴安岭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独立于满洲。而中国本部则迎立明朝末裔，割与扬子江以南之地，使建立王国而归我之保护，以镇抚民心。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可更立一王国而使属于我。西藏、青海、天山南路可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可选立酋长或其人杰，使各长其部，而归我之监视。

与其中所举应划入日本“版图”的“第三项列记之地”相对应的，是“盛京盖州以南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和“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7]在这个被称作“策案”的构想里，日本“征讨”中国、肢解中国和吞并中国不仅无须理由，而且无须藉口。比之由朝鲜而及中国，这种构想是起手便把中国当成了操刀而割的对象。其异乎寻常的强霸和横悖，既打破了东亚世界的传统秩序，也打破了西方世界的公法秩序。

然而这种既打破东亚传统，又打破了西方公法的东西能够堂皇地产出于参谋本部，足以见日本军界在准备大陆战争的过程里，“清国征讨”及其旨义已常在人心并积之既久。因此，在小川又次之后数年，山县有朋又说：“东洋祸机之爆发，不出今后十年。”而中国中心地区皆将不免于瓜分。日本“应作好准备，一有可乘之机，即应主动采取行动，收取利益”。[8]其着眼点和用心处也是先下手对中国操刀而割，显见得前后之间正是一脉相承。而同小川相比，彼时身为元老的山县无疑又更典型地代表了军界的风会所趋。小川作“策案”，曾列“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而作准备，乘时机之到来而加以攻击”为时间表。与之相比照而成为呼应的，是随后的九十年代初期，日本在三年时间里两次组织了由数万名兵员和数千匹军马为场面的大规模作战演习。其中的一次并有二十多艘军舰和运输船一同投入，而且立登陆作战为其中专门的要目。[9]这种大规模的演习处处以中国为设定的对手，而后，对于万千正在准备战争的士卒来说，战争便因之而变得非常具体。与大规模演习以其烟尘滚滚见其兵锋所向和处心积虑相比，同样显示了日本军方“征讨”中国之处心积虑的，还有参谋本部行之已久的派人进出“大陆各地去收集作战资料”。这一面虽然不起烟尘，却更多用心深鸷，从而更多步步急迫。迨明治二十六年（1893）遂更进一层，以至于当日以参谋本部次长主持陆军军务的川上操六竟亲身出行，用三个月的时间对中国和朝鲜作周巡观察。[10]其一路行程录入日记，大半都是作战地形、中国军备，以及士兵训练情形和军器制造样式，等等。[11]他已经把朝鲜和中国当成了战场，所以目光所及，皆属能够用来部署战争的东西。这些事实昭示了日本军方日亟一日的一意用武和力谋用武，于是准备战争的过程便不能不成为走向战争的过程。

与军界由准备战争而走向战争的过程相对映，九十年代的日本引人注目的是政潮起伏。从明治二十三年（1890）到明治二十七年（1894），议会与政府常积不相能而争持颉颃，遂致四年之间换了三个首相，同时又有三次政府解散议会。当伊藤博文接替辞职的松方正义作首相之日，曾在一封信里说心中之深忧曰：“以目前形势推论之，不出两三年，政权将崩溃而不可收拾，在小生看来，此已洞若观火。”[12]指的都是议会与政府的不肯合作，以及由此而来震荡朝野的政治危机。与此相近的时间里，一名有影响的众议院议员则以其言之侃侃而表达了一种攻伐政府的不止不息：

盖我等自由党所属众议院议员乃依据宪法所赋予之权利，欲达到维新大改革之目的，并取得作为第二次维新之立宪政体之美好结果也，乃在预算方面展开革新弊政之战。第一次议会如此，第二次议会又如此，激起巨大抗议，发生解散议会之情况，转而成为追究干涉选举之决议案，松方内阁因此倒台，第四次议会召开，今又出现休会五天之大抗议。余历经引诱、解散、休会、离间、收买等危险陷阱，于今三年，从弊政之根本上，坚决进行大革新之至诚，始终如一，此余敢于断言者也。[13]

在当日的议会一面，这些话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政府与议会之间的这种对抗，反照了明治时代日本社会矛盾的虬结，以及其时社会矛盾的虬结正演为政治秩序的摇来晃去。

而后，是当国的日本人因“彼等既扬言政府不容民意，议会对政府亦寸步不让”[14]而技穷，又因技穷于“国内形势日趋紧张”而有心别开生面，以期“作出某种使人心为之一震之事业”，用来“镇定喧嚣之人心”。[15]作为一种共有的见识，是同时的言论界也在着眼于此和着力于此。其间《时事新报》曾非常明白地进言“政府改变其方向，大力推行东洋政略，使国内之人心转而向外”，并断定“此乃目前最为妥当之政策”。“转而向外”能够被当成“最为妥当之政策”，本在于当日的日本已是“伪勤王、假爱国、保守、武断之精神弥漫全国”而甚嚣尘上，在议会同政府因“革新弊政”而相对抗而形成的政潮之外，又另成一种时潮，而其趋势则一路归向排外。[16]与之相匹配，彼时的党派议论中便往往有“把对内激愤之人心所向引之对外”，而致日本成为“亚洲革新的领导者”之说；有“使日韩两国合为一邦”之说；以及“吾指点将来，乃日本扩张之时代”，并预祝“扩张之冲突”成为“日胜清败之冲突史”等等向往搅动东亚和“兼六合而掩八紘”的鼓噪和鼓动。[17]这一类东西之“弥漫全国”，正写照了彼时日本社会的群体意识在盲目与迷狂中的异常亢张。而后是明治二十七年（1894）久居日本的朝鲜逃人金玉钧被暗杀，便很容易地引为事端而与亢张相感应，成了朝野注目而掀动一时的事。由于金玉均在“甲申事变”之日曾是和日本人合谋杀人放火的要角，又于事变失败之后“挟赀逃日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中，他是同道，而在朝鲜人眼中，他是逆贼。迨十年之后，金玉钧为朝鲜“义士”诱杀于上海，中国归其尸于朝鲜。随后，由于朝鲜以逆贼视之，所以“戮玉均尸，而以盐渍其首”用作示众；由于日本以同道视之，所以大哗而且大恚，“乃为玉均发丧假葬，执绋者数百人”。[18]由此形成对抗直接促成了“日朝如水火”。然而朝鲜一面以曝尸为了结，与之相比，日本一面则因之而群聚坌集，由福泽谕吉那样因鼓荡思想而成一时大佬的人物出头，聚众结为“金氏友人会”，又以这种有组织的方式借端引申而四播愤激，指“清帝国和朝鲜的举动是无视日本国威和国权的蛮横无礼的行动，于是维护国权的呼声急剧高涨”。其间曾有过玄洋社的头领力促政府开战；同时又有过参谋本部的主官以“只要一着火，灭火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就要主动执行自己的任务”为“暗示”，敦促有志于此的玄洋社人物着手“放火”。[19]而正在寻找某种“使人心为之一震”之事业的政府官僚，则因此而获得了一种可以取径于东亚以引导“喧嚣之人心”的路向。[20]于是，日本社会重重矛盾中原本虬结纷争的各方，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彼此之间的相互趋近。在日本军方多年准备战争之后，此日的趋近既以“国威”和“国权”既相呼唤又相呼应，则不能不成为簇拥战争和推动战争的力量。而后，发生在朝鲜的动乱遂被日本人引来直接当作了动武的题目。

光绪二十七年（1894）春，朝鲜因“赋重刑苛，民多怨”而有“东学党变起”于全罗道，之后“由全罗犯忠清两道，兵皆溃，遂陷全州会城，枪炮子药均为所得，榜全州城以匡君救民为名，传言即日进公州、洪州，直捣王京，朝鲜大震”，并向中国乞师求援。[21]如同十多年前越南因内乱而向中国作吁求一样，朝鲜在其官兵一败再败之日乞请中国“酌遣数队，速来代剿”[22]，本是沿用宗藩关系里行之已久的“事大字小”之旧义和旧例在行事。但自“甲申事变”之后，日本已从中日《天津条约》里凿壁而入，获得了与中国相等同的“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23]之日的出兵权利，从而获得了一种制约朝鲜和牵制中国的权利。因此朝鲜的动乱和朝鲜向中国请兵虽与日本了不相涉，而日本政府甫得讯息即已决议出兵朝鲜。随后是中国与朝鲜两国之间的旧义和旧例变成了牵连三国的缠绕和纠戾。日本急于派遣军队渡海，起议于中国出兵，“将使已经不平衡的日清两国在朝鲜的权力关系更为不平衡”。所以其内阁不俟朝鲜之请而出兵，自始便意在对付中国政府应朝鲜之请而出兵。其间主持军务的川上操六和主持外交的陆奥宗光尤其用心深险而且阴鸷悍犷，在内阁决议出兵的“当天夜里”，已迫不及待地合谋策划由此更进一步，要“利用出兵之机导致日清两国开战”。一则出自参预其事者的记载说：

陆奥氏与川上氏均立即同意出兵。而且，为了挽回在明治十五年（1882年壬午兵变）、十七年（1884年甲申政变）的落后，此次务必取胜。牙山清兵估计五千人左右。由于彼方习于前几年之胜利，闻知我出兵，彼必迎击。彼时，若期必胜，我军需有六、七千。故先派一混成旅团已足。若彼在京城或京城附近一战而败，必将求和。我将轻易获胜而善后。他若不求和而再派兵，也将不敢以船只靠近仁川等地，必自满洲进军。如此则我再派一个师团，在平壤一带再予痛击，彼必求和矣。故决定，应先派遣一个旅团，并作好派出一个师团之准备。此时所交谈者，并非讨论如何以和平了事，而是应如何发动战争，如何获取胜利。[24]

主持军务和主持外交都是能够影响全局和支配全局的权力，因此在军务和外交的导引下，“如何发动战争”便成了日本介入韩事的起点和指向。与之相契合的，是其出兵之前已按“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参谋本部内先设大本营。然则中国犹全无知觉，日本已进入了“战时”，是以当日本最初派出的海军和陆军次第到达朝鲜的时候，其实际拥有的八千余名兵员所面对的，仅是先入朝鲜而侷处于牙山的两千余名中国淮军。[25]而由此构成的比例，正是川上预设中所要的明显的优势和绝对的优势。日本不俟朝鲜之请而出兵，本以“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26]为名义。然而自中国军队驻泊牙山之后，“东学党人闻之，已弃全州道。朝兵收会城”，[27]又“分头捕剿”，并因其一路得手而视造反的东学党“孑孑余孽”为“指日可平”。[28]在这种攻守之势的此消彼长而一时倒转之后，是曾经震荡一时的动乱正在走向平息之中。有此倒转，对于应朝鲜之请出兵的中国以及用“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为名义出兵的日本来说，便是之前引为出兵的理由在此日的朝鲜都已不再存在。中国一方本以应来请而承当“助剿”为“上国保护属邦”之“老例”，也以“事竣华兵即回”为“老例”。[29]因此管韩事的李鸿章以“老例”为常理，令在韩淮军“整饬归装，订期内渡”；同时令长驻汉城而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委员”为职分的袁世凯“催日本同时撤兵”。[30]这些都是守条约的中国人在按条约办事。但日本出兵，其本意从一开始便不在东学党。所以即使朝鲜的乱事已了，日本政府仍断然拒绝其驻韩公使电请本国停止派遣后续部队之说。[31]

日本驻韩公使电请停止派遣后续部队，是因为当日没有身预其间，一同谋划借端发难。因此其“电请”犹是循常理和常度在行事，也因此而其“电请”不能不被不循常理常度的日本当道所驳。外相陆奥宗光且更进一层，明白训令“即使外交上稍有纷议，亦须使大岛少将所率领的本队（即混成旅团）全部进驻汉城；并应向朝鲜政府建议，劝其速借我方兵力弭平内乱，是为上策。”他后来说彼时朝鲜的内乱已趋平息而日本仍在引“弭平内乱”作借口的做法，是有意以“外交上虽然居于被动”来换取“军事上却要先发制人”。[32]日本军队用这种非常强横的方式进入了朝鲜，然而对于日本政府来说，由此而不能不面对的则是“如今既已派出大军”，若“毫无所获便撤回军队”，作为可以预计的回应和绕不过去的究诘，“国内论调必将掀起不平，炮制种种谴责”。[33]在议会和内阁纷争已久之日，这是一种难以抵挡的局面。但四顾彼时的朝鲜，见所见和闻所闻，具是“乱民业已平定，中国军队传说要回国”，就“军事上”的“先发制人”而言，“已无任何可资利用之借口”。[34]当日自称身处“骑虎之势”的日本政府在没有借口之后便别开路径另造一个借口，并以此知会中国驻日公使，说是“东学党乱既定，极应代整朝鲜内政。拟两国各简大臣前往朝鲜稽查各弊，同心整顿”。[35]日本预设了一条遍地荆棘的狭路，又力谋把中国拖入这条设定的狭路之中。其险谲之处在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中国政府十之八九不能同意我国提案”。而他们要的正是“中国政府拒绝我国提案”，则“不问其理由如何，我政府皆不能漠视，并由此可以断定中日两国的冲突终将不可避免，不得不实行最后之决心。这个决心，帝国政府在最初向朝鲜出兵时业已决定，事到今日就更无丝毫犹豫之理”。[36]其用来对付中国的纯是这种兼有阴谲气味和贼匪手段的东西，从而是常态世界匪夷所思的东西。

日本人的意图在其知照的字面之外，然而中国人的答复只能就其知照作回应，申论“朝鲜之乱，今已平定，本国既无庸暴师于外，至内治作何整顿之处，应任朝鲜王自为之，即我中国亦不愿干预；且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岂能预其内政？此意不辩自明”。之后又举“光绪十一年中东和约早已订有专条”为依据，重申“彼此撤退戍兵”。[37]就法理人情而言，不能不算是义正而辞辩。但日本既已立意“不问其理由如何”，则义正辞辩皆视之蔑如也。所以其照会回复之日，已视同“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并因之而明示“我政府之不肯轻容撤兵之议”为针锋相对，有意用强硬“促其彻底决裂”。[38]而中国还没有来得及“决裂”，四天之后，“日本兵已劫朝鲜”。彼时在日本作领事的姚锡光后来作《东方兵事纪略》说始末曰：“其驻高（丽）使臣大鸟圭介首责朝鲜独立自主，勿认为我国藩属”，并“要以五事”。稍后“朝鲜照会日使先撤兵徐议改政，日本不许，复责以谢绝为我藩属，并同力袭我牙山兵，朝鲜以久事中国，不欲弃前盟对”。越六日，日使即“率兵入，杀王宫卫兵，遂虏朝王，令大院君主国事”。经此一劫，“凡朝臣不便日本者皆逐之，政令无巨细皆入倭人筦钥”。[39]而后是相隔不过四天，由日本扶植起来的大院君已“对他的宗主国宣布战争，并邀请日本将中国军队逐出朝鲜”。[40]于是中国、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因日本武力的介入而一时全变。

自中国应朝鲜之吁请出兵以来，主其事的李鸿章始终以守条约而循旧例为办事之定章，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日本则一开始便是一个以既不守东亚之礼义交往，也不守欧西之条约交往为自觉意识的对手。其用心全在翻天覆地搅动东亚而谋步步扩张。其长技便不能不是无端起衅和不止不息地起衅，如同市井的痞棍和无赖。由于期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先期入朝鲜的两千多名淮军留牙山，驻扎的是一个偏港。比之后到的日本派遣军甫一登陆便源源不断地进入朝鲜的王城及其周边，显然是无端起衅的一方出手便扼制了朝鲜的君权，从而出手便控驭了全局的重心。彼时久驻朝鲜的袁世凯和带兵入朝鲜的叶志超因近观日人之汹汹然而先识利害，曾屡电李鸿章“请济师，不报；求归，不许，且戒勿近王京，撄日人锋”。[41]其间李鸿章复叶志超的一道电文尤其言之明切，说是：“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42]在这段历史里，李鸿章的太信“万国公例”面对着日本人的践踏“万国公例”，从而是李鸿章的生怕打起来面对着日本人的生怕打不起来，而当前者对付不了后者之日，由于太信“万国公例”，便常常会指望借欧西列国的干涉和调停来维持公道。因此那个时候李鸿章的电稿中多见“俄使力劝日有实信否”？“法外部拟如何调停法，愿闻其详”，“英使调停，语似含混”，以及“昨奥使以私意来劝，谓中日失和，适资俄利”，“美代办前询应否电外部，鸿允行”[43]等等记录了种种询问、推度与往来的文字。但这些曾不同程度地涉入了中日之间的西方国家皆各有各的利益，从而皆各有各的盘算。所以其干涉和调停因利益而起，也以利益而止，由此演为虎头蛇尾和游移两端，对一意起衅和扩张、并且目中全无“万国公例”的日本一方制约与掣肘都非常有限。其中英国的调停失败之后，日本特照会总署而视之为“第二次绝交书”，指中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和“非好事而何乎？”并以“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相胁迫。[44]

在中日对峙之势已经形成之后，这个过程犹在着力于寻求战争之外的办法来了结中日之间的争端。守条约的李鸿章因太过相信中日之间的条约而辛苦周旋于这个过程之中，然而这个过程最终的没有结果和不了了之，又不能不使太过相信条约和“公例”的一方因先机尽失而成了没有准备的一方。迨日军入据皇宫而尽变朝鲜旧政，以其肆无忌惮的暴戾逼成“和议决裂”，则时至此日，条约和“公例”都一无可恃，李鸿章始“电牙令山速备战守”，并调兵赴援。而面对日人“浸淫酝酿以启戎心，祸患以来，非一日之积也”，这些反应显见得都已太过被动迟缓。[45]之后是中国人刚刚开始调兵赴援，日本人已经耐不得久等而大打出手。其间奉命渡海的两营淮军遂因此中途遭遇袭击，成了最先死事的中国军人。当时的记述说：“盖鸿章以议和不成，始租（高升）轮载北塘防兵渡援”，同时“令济远等兵船翼之进”。而“倭人间谍时在津”，已“贿我电报学生某，得我师期”。于是商轮和兵船便与急急赶来的日本舰队相逢于海上：

（六月）二十三日寅刻，济远、广丙（乙）自牙山出口，辰刻出仁川，驶抵丰岛西北，望见倭兵轮吉野、浪速、秋津州渡海来，互相轰击，历一时许，广乙已受重伤敧侧，弁兵死者三十余人，伤者四十余人，乃驶往东北逃避。济远甲坚，未受殊伤，而受弹已多，船之望台前炮台皆中炮，大副都司沈寿昌、二副守备柯建章、学生守备黄承勋、军功王锡三、管旗刘鹍死焉，弁兵死者数十人，乃驶向西北逃避。

“驶往东北逃避”的广乙最后触礁而毁。“驶向西北逃避”的济远则被日人的“新式快船”吉野一路尾追。至“势将及，管带方伯谦乃树白旗，继又树日本旗”，而“倭追如故”。当此危迫与耻辱交集，“有水手王姓者甚怒”，在另一个水手的帮助下，“乃将十五生特尾炮速发四出”，而三弹皆中敌船，致其“船头立时低俯”，旋退返。奔逃中的济远因之而得以驶回威海。当广乙东北逃、济远西北逃之际，中国的“操江运船并雇英国高升商轮适至”。与它们相迎的都是刚刚得胜的日本兵船。之后，“其秋津洲乃截获我操江”，并虏之而去；浪速则“逼我在高升船之两营兵降。我将士抵死拒，倭遂以炮击高升船，并以水雷沉之，我两营歼焉”。[46]当时同在船上后来泅水逃生的德国军官汉纳根（Hanneken，Constantin von）事后追叙其间的场面，尤其对中国军人身处日人炮口威逼之下的“甘死而不甘降”印象深刻并“心始敬之”。[47]在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里，“抵死拒”和“不甘降”都是舍生取义。

丰岛一战变起猝然，为中国运兵的高升号虽是挂英国国旗的轮船，但英国政府却轻轻放过了击沉高升号的日本。在其时的东亚，无疑是一种怂恿。于是经多年准备战争之后，日本如愿地把中国拖入了战争。因此当日西国的舆论称作是“为避免本国的一次祸乱，它（日本）得意洋洋地举步前去招惹国外的一次大破坏”。而马士十多年之后论述这一段历史，则言之慨然地说：“中国的要求仅在于维持现状；可是为了维持现状，却事与愿违地被迫作战”。[48]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历过多次被迫的对外战争。相比较而言，这一场战争所面对的对手无疑更多黩武的意欲、谋算的阴邪和没有限度的暴戾。

注释

[1] 转引自《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36—237页。

[2] 转引自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3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3] 同上书，第159—161、178页。

[4] 转引自《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58、259页。

[5] 转引自《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51页。

[6] 转引自梁嘉彬：《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第341页。

[7] 转引自《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第339—340页。

[8] 转引自《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52—253页。

[9] 转引自《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第340—341页。

[10]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52页。

[11] 《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第342页。

[12] 转引自《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52页。

[13] 转引自《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54页。

[14] 转引自《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55页。

[15] 转引自《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57页。

[16] 转引自《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56页。

[17] 转引自《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60—261；273—274页。

[1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2页。

[19]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57—258页。

[20] 《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75页。

[2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2页。

[22] 同上书，第二册，第547页。

[2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65页。

[24] 转引自《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76—277页。

[2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4页；《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77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23页。

[2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49页。

[27] 同上书，第一册，第13页。

[28] 同上书，第二册，第556页。

[29] 同上书，第549页。

[30]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五，《朝鲜汉城速寄叶军门》（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申刻）。

[31] 《日本外交史》上册，262页。

[32] 《蹇蹇录》，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32、33页。

[33] 转引自《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62页。

[34] 转引自《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84页。

[3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3页。

[36] 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34—35页。

[3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3—14页。

[38] 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38—39页。

[3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4—15页。

[40]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26页。

[4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4页。

[42]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六，《复叶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八日巳刻）。

[43] 同上书，卷十五，《复日本汪使》（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酉刻）；《复巴黎龚使》（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三日申刻）；《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亥刻）；《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四日巳刻）；《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辰刻）。

[44] 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54页。

[4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15页。

[4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18、64—65页。

[47] 同上书，第七册，第538页。

[4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30页。

平壤溃师，黄海重挫

当日本的海军在丰岛洋面向中国人不宣而战的时候，日本的陆军同一天里也在向中国人驻守的牙山进逼，其用意同样是不宣而战。

淮军泊牙山，初意在“不入汉城”，从而不惊韩人畿辅；继之则有心“不至与日本兵相遇启衅”。[1]其间的筹算自始便没有计及战守之形胜与利弊。时至此日，则“倭人大队已逼振威，去成欢四十里”而丰岛一战致“海道已梗，援军难飞渡”，然后是中国一面遂成了以“牙山之兵孤露无援”处“牙山绝地不可守”之中。于是没有计及守战的中国人不得不在仓皇中进入守战。丰岛之战后三天的二十六日夜，“倭前锋至”，与淮军守兵战于安城渡，“其后队且至，复猛进”。至次日黎明，“倭兵已踞成欢西北面山坡”。守成欢的聂士成“督队与相持甚猛，而我军左侧之东北面山坡又突为倭人抢踞，以炮直击我东西诸垒”。日军“分两道来犯”，而守军只能堵遏一路。由此形成的不相对等使力竭的中国军队“势不支，遂败”。守成欢的聂士成一战而败，同一个时间里，在成欢东南守公州的叶志超又尚未接仗“已弃公州”。之后败而退者与逃而退者“乃合军北走”，一路绕道避日军，“途行匝月”始渡大同江，到达了陆路入朝鲜的援军已经屯集的平壤。

其时牙山“残军饥疫，死者相属”。[2]然而叶志超逃奔甫定，却已在放手捏造情节，铺叙战功，其笔下牙山的败而逃和此后的退而逃，遂一变而为“六月二十七日成欢之战日兵死亡确有七百余人，我军仅伤亡三百余人。此次途中复击退清州、忠州、金化所遇日兵，且战且走，几及一月，周行千数百里，炎天烈日，艰苦万状”[3]的功劳和苦劳。而后朝旨“嘉奖，并赏军士银二万两”，[4]未几又令叶志超“节制调遣平壤前敌诸军”。[5]于是一个逃军之将便成了指挥中国入韩各军的统帅。比之一战而败和屡战屡败，像这样出于战场的谎报和来自朝廷的轻信显然要可怕得多。而以叶志超的谎报比丰岛海战里挂白旗的方伯谦“既庆生归威海，遂称击毙倭海军总统以捷闻”[6]的事属同例，则俱见这一类凭空虚造而没有真相的禀报在当日军中的比比皆是。而后是朝廷远看战场，常常要两眼一片朦胧。

由于日军在丰岛、牙山先后不宣而战，中日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至七月初一，中国和日本同一天下诏宣战，循名责实，已是事后为枪炮在作回声。中国向日本宣战，由朝鲜内乱起讲，叙述“该国王请兵援剿”和中国“拨兵赴援”之原由，以对比“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的“种种要挟”和“不合情理”。之后举其“乘我不备”突然“开炮轰击”的“变诈”阴狙，切责“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皆指陈事实以说明“倭人”的“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和中国之不得不战，“以拯朝民于涂炭”。其间近代外交的准则与宗藩关系的历史非常醒目地交缠在一起，显示了中国人身上更多一层的重负。日本向中国宣战，则通篇以朝鲜为着眼点和目的地，用种种凿空之论指“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而“损害（日本）帝国之权利利益”。其要旨在“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并不在事实与是非。[7]这些文字说明：中国一方的下诏宣战和日本一方的下诏宣战，都指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以朝鲜为起因，所以，久被日本觊觎的朝鲜遂先成中日战争的战场。

自日本军队进入朝鲜之后，“踞王宫，扼险阻”，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布置已定”。而当道的中国人既泥于“公例”和调停，又困于“彼则着着占先，我又面面受制”，[8]至“兵形已兆”始发四路援军，“自辽东分起前进，渡鸭绿江，入朝鲜”。其陆续东行遂“兵机既钝，且道迂远不即达”，于是前一段迟缓又造成了后一段迟缓。当中日各自宣战之日，中国军队“驻朝境者为芦防六营、盛军十三营、奉军六营、奉天之盛军六营、毅军四营，共三十五营”约一万四千余人，由卫汝贵、左宝贵、马玉昆、丰伸阿统属，相互聚拢而“尽屯平壤”。就数目而言，已不能算少。但这些分属三十五营的兵弁虽然身在军中，却大半不能以纪律相部勒。时人记述说：“方四大军之入朝鲜境也，朝民以王师至，欢呼夹道，为时盛暑，争献茶浆饷我军士。而军士残掠，毁器皿，攫财物，役丁壮，渔妇女，汝贵军尤甚，朝民大失望。”[9]前此十年，中国军队既曾入越南与法军屡战；又曾入朝鲜平甲申之变，其一路行迹，虽不能以王道相比类，而来去之间犹自能归束于军法统摄之中。于是而有当年中国军队回师之日“越人”的“啼泣遮道”[10]和此日朝民的“争献茶浆”。举前后为比照，则像这样公然抢掠的场面不能不算触目惊心。众多的兵弁还没有打仗已先施抢掠，在“朝民大失望”的同时，又以其群起的乱象预示了这些兵弁所属的军队难以在战场久耐厮杀和屡仆屡起。而与这种兵弁的乱象相对映而且非常对称的，是“分起前进”到达朝鲜之后的诸军屯聚一地，与“麕聚王京”，因“新倭未集”而“迟回未发”的日军遥向对望；既“不即直趋王京，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以绝觊觎”，而以“万四千余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稍后叶志超由牙山逃奔而来又奉命总统诸军，于战守之事则“弥庸懦，无布置”。[11]当日身在军中的人概叙其间之种种情状，引为感慨叹息的是诸大帅“自七月中会齐后，未与倭奴接仗，惟出哨之队偶遇互击，时或死伤一二十名”。至“八月三日，淮军与毅军黑夜出哨，中途相值，误传口号，彼此自相蹂躏，遂坚壁不出者五六日”。[12]显见得诸军共聚而各自为政，此军与彼军之间便往往以无序为常态。当此一万四千多人屯集平壤之日，叶志超曾以规划中的“三路同进”之势呈报李鸿章。而后申说“现在平壤兵数实不敷分布”，不能不顿兵以待“新募各队”之来。且“现农人正在收获，若进兵交战，农民失收获之望，我军就地筹粮，更形难办”。是以“再三筹度，必俟兵齐秋收后，始能协力前进”。读呈报的李鸿章称作是“自系老成之见”。[13]

然而，同时的日本则正在按照既定的成算增兵朝鲜。自中日交战以来，其国内的言论因亢奋而喧嚣，已把这场战争比作开国“五十年来所郁集之磅礴活力的发泄”，并深作渲染，呼唤日本“光芒赫赫的伸权扩张史”。由此翻动人心，遂使官界、军界与大众在共趋好战的归向里汇为彼时日本的“国民舆论”。[14]而好战成为“国民舆论”，又会派生出更多的喧哗和聒噪，从而更富广度地翻动人心。与这种四面鼓荡相对应，主导战争的大本营七月间已训令日军“把清军驱出朝鲜，不可使清军在朝鲜留一兵一卒”。之后中国军队屯聚的平壤便依次而成了日军倾力攻扑的枪炮之所向。[15]他们不会让中国人等到“兵齐秋收后”。因此当其来朝之兵先后由仁川、元山登陆之后，自七月下旬开始，日军的第五师团便在司令官野津道贯的指挥下大举北犯，分趋平壤。中国人事后追叙，说是“倭人之来攻平壤也，多取远势，分兵四大枝，以包平壤：一枝由王京西北出，循开城、金川、瑞兴、凤山、黄州东北，折历中和，而抵平壤东南，此倭人由大道来之兵”；同时，“一枝亦由王京西北出，至黄州，遂渡大同江，分道至江西甑山，以袭平壤西南面；一枝由王京东北出，至朔宁、经新溪、遂安、祥原至江东县，渡大同江，以袭平壤北面；一枝由其国来新兵，自元山登岸西行，历文川、阳德、成川，趋顺安，以截平壤西北大道我军归路者也。”[16]然而此日身在平壤的各路统将“方墨守城垣，附郭而屯”，意中皆“惟知大道倭兵之来，而莫虞倭自西北分道议我后也”。[17]于是日军分四路扑来，中国军队则始终在只知其一不知其三的懵懂混沌之中。然则防和守之间犹未接仗便已全然不相对称。“及倭兵既逼，诸将分画守界：城之北面，乃左宝贵所部奉军、丰伸阿之盛军、江自康之仁字两营守之；城之西面，乃叶志超芦榆防军守之；城之南面，迆西南隅，乃卫汝贵之盛军守之；城之东面，大同江东岸，乃马玉昆之毅军守之；复以左宝贵部分统聂桂林策应东南两面”。[18]

至八月十三日，“倭人前锋兵已到大同江东岸”，而其时叶志超电告李鸿章，则说的都是四顾彷徨：

超力疾从公，久邀洞察。惟倭情愈逼愈紧，筹饷办粮，运械换钱，办理交涉事件，必须数大员措置，方能裕如。现超一人兼之，且出险到平，甫经半月，百事创始，心力交瘁，病又日重，饮食亦不能进。

而尤以军情危迫与饷事不继为蹶竭难支：

军粮数船，由咸从运至大同江外，均被倭人截去。现五大军止存军粮数日，天寒兵冷，夜间守营均无棉衣，后路转运至今未到。倭现以三四万人分四面扑攻，炮队由平路进，步队由山林间道潜进。

度量彼己而筹措防守，遂不能不“请奏催后路续调之兵，星夜兼程，刻日前进，方敷分布”，[19]其惶恐急迫俱情见乎词。但屯驻平壤的中国军队并没有等到“后路续调之兵”。十四日，“倭大队至”；十五日，“互放枪炮”，而“北面倭兵两枝”已“进踞城北山顶数座”，奉军屡争之而不能胜，诸将思虑后路将绝。曾经逃奔的叶志超又将“冒围北归”再作逃奔，左宝贵力拒不从，至翻脸相向，调派“亲兵守之”，以阻其“遁去”。越日迟明“城北倭兵分两道来扑”，而后城北遂成激战之地：

敌之来攻也，宝贵自至城上指挥，我军力御之，倭人死伤无数，仍猛进，辰刻竟破我外层东垒，而我外层之中一垒犹固守。未几，倭人移一大炮至相近山巅，逼我轰击，于是中垒不守，而外层之西一垒，内层之西一垒相继而溃，城北倭兵乃萃于牡丹台。牡丹台据全城形胜，我军以全力持之，而倭人炮队继至，专注我牡丹台垒排轰，其步队乘势蚁附上，遂陷。[20]

日本人记述此战，以“不断地发射榴霰弹”和“雨点般的榴霰弹”为炫耀之词。[21]作为对手，则是守城的中国人为炮火所罩，遂不得不在“力御”之后一垒接一垒地后退。迨牡丹台为日军所陷，城北之守军已退无可退：

宝贵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乃服黄马褂顶戴登城指挥，遂连中炮，受伤堕地，犹能言，下城始殒；部将死者数人，我军夺气。

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左宝贵死得其所。而“我军夺气”则说明了一个没有主将的战场在精神上的无所依傍。之后“倭卒十余人”借“绳梯猱升”登城而“守军惊散”，遂入城“斲死我守门兵”，大开元武门。身在城中的叶志超不能“志必死”，用来回应日军进逼的，遂只有遍插白旗于城上“乞缓兵”。在同一天里，当城北守军在炮火之下苦相撑拒的时候，马玉昆“方与东路倭兵相持于大同江东”，并“击退倭人，获大捷”。同时从西路扑来的日军在城外西南隅“与卫汝贵遇，汝贵邀之，相持至午刻，倭不得逞，亦退去”。然则攻守接仗，东西两面的中国军队犹能以力相搏而阻敌于战阵之前。迨“北路大挫”致元武门失守，“志超有诸军速撤之令”，于是本来各守一面以拱卫平壤的马玉昆和卫汝贵先后退。而后是当夜叶志超“率诸将弁兵卒弃平壤北走。倭人要于山隘，枪炮排轰，我溃兵回旋不得出，以避弹故，团集愈紧，死亡愈众”。[22]在日本一面的记载里，这场屠戮里的一派血腥曾被当作言之津津的东西，其绘声绘色之间，便尤能见其地其时异乎寻常的惨酷：

佐藤大佐的部队迅速在后方的狭窄道路两侧展开，集中射击蜂拥而至的敌军。如此，撤退的敌兵，一群又一群，从傍晚至拂晓，仍未停止。次日巡视，箕子庙后面二、三百米以内，尸积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为之变成红色。其密集处，五十米以内，有一百二十具伏尸与三十头毙马。

在师团主力方向，也彻夜射击撤退的敌兵。至拂晓，被击毙的敌兵约数百名。如此，在两条道路上，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此夜敌军死亡人数约达一千五百余名。

在中国人的记载中，是“死者至二千余人”。[23]若以这些记载中的数目比算全员之名额，显见得中国进入朝鲜而屯聚于平壤的军队里，每十个人中便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是死在了这天夜里溃逃的路上。而总计其渡过鸭绿江之后的时日，则以四路统将汇成的一万数千人之众与日军列阵而战，不到一天即分崩离析并惊惶逃奔，在当时人的评论里和后来人的评论里都属“辱莫大焉”。[24]尤其是兵弁死者山积同时又“将领死者盖鲜”的事实，以两者之间的对比非常直观地写照了兵的怯懦和将的更加怯懦。而在其一路逃奔的后面，则是积储于平壤城里的大小炮十四尊，快枪并毛瑟枪万数十杆，金币十四箱，金沙十四箱，饷银十万两，以及军资、器具、公文、密电等等，“尽委之而去”。深而论之，被逃军所丢掉的还有造就和维持了向背的人心。“是时，朝鲜君臣民庶制于倭人兵力，望我军捷音有若望岁，其王京自大院君以下，时密输倭人消息于我，日盼我军进趋汉城；而我诸将一蹶不振，自是朝藩遂绝”。在中日之间，随着守平壤的溃军踉跄地退回到鸭绿江的西岸，是朝鲜境内“无我军矣”。作为对比，则战胜一方“倭焰益张，骎骎有内犯之志”。[25]这些都说明：平壤一战的结果，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由历史维系的关系。就这个意义而言，平壤一战虽然不算规模很大，实际上却无异于中日之间的一场决战。

平壤之战后两天，中日海军又在黄海相遇并再作决战。“自济远丰岛之败，倭兵轮纵横辽海”，且“每值我海军出口巡弋，倭舰恒来窥威海。”[26]显然是海上的进取之势已常在日本一面。至八月十六日，因其第五师团进攻平壤，日本海军驶入“大同江口海面”以作接应，“防备敌海军之可能来援”；并连日游弋海域“暗中侦察敌情”，又“到处搜寻敌舰，欲痛痛快快地打一仗”。[27]同一个时间里，北洋舰队奉命翼护“铭军十二营”渡海至鸭绿江口以济平壤守军，于十七日到达大东沟，继之“彻夜渡兵登岸”。登岸的“铭军十二营”和护送的北洋舰队都不知道此时平壤已经落入了日本人手里。十八日午前，载兵来此的运输船队刚刚返棹归去，而舰队犹停泊于大东沟外，测望水天之间，已遥见“西南来黑烟一簇”。时至“向午，船来愈近”，凡十二艘，皆升“倭旗”。于是提督丁汝昌“令起椗，水手站炮位”，并将十舰分而为五：“镇远、定远两铁甲为第一队；致远、靖远为第二队；经远、来远为第三队；济远、广甲为第四队；超勇、扬威为第五队。”[28]在其对面的海路上，则是“日本舰吉野、松岛、桥立、严岛、秋津洲、浪速、扶桑、高千穗、赤城、比睿、清田，及别有商船改制者曰西京丸计十二艘”，列成“双鱼贯阵”急急迫来。[29]“时汝昌自坐定远为督船”，见日舰“作一字竖阵来扑”，意其“直攻中坚也”，遂大变阵式，由“镇远、定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以成“犄角雁行”之势。然而当日行驶于波涛之中的“诸舰”速度都不一样，并因“速率各殊”而致“改阵”之际一时失序，尤以其间的“超勇、扬威船皆弱小，居右翼末，不足自固”[30]为引人注目。而这种失序的阵式还没有来得及重新排列好，日本舰队已逼近而中国舰队已发炮。随后，船和炮之间的竞逐厮杀遂“火弹怒飞”而“海波为沸矣”。[31]在日本一面，由于“畏我镇、定两铁甲，故于驶近时，改道飞驶，左行绕攻我军右翼”之“船后”，先对“炮略小而甲略薄”的超勇、扬威下手，作围而环轰，致两舰“相继中弹火起，超勇未几沉没，军士烬焉”。而同一个时间里，“倭船之拂我右翼而过也”，其“小船比睿、扶桑、赤城不及从，而转出我左翼之侧”。遂为“我定远与经远、来远夹攻”于“炮火迷茫”之中，其间扶桑中弹，比睿、赤城，连同为比睿、赤城召唤而来援助的西京丸则在中国人的炮火猛击之下“中弹甚酷”，[32]俱被重创。之后迟来的平远舰、广丙舰以及左一、福龙两艘鱼雷艇亦先后到达并进入海战。而“倭舰复分两枝，以快船四艘为一枝，兵轮五大艘为一枝，左右环裹而攻”，遂使“致远、经远、济远三舰皆被挖出圈外”从而“两面受敌”，于是“我阵乱”。[33]致远累战，“鸣炮如鸣镝”，而“船身叠受重伤，偏右斜敧”。当其“势将及溺”之际适与日舰吉野相值，管带邓世昌“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避，而致远中其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皆殉”。[34]与之相近的经远曾中弹起火，犹“激水以救火”同时“发炮以攻敌”。迨“遥见一日舰已受伤少侧，鼓轮进之，欲击使沉，乃猝为敌舰所环攻，船身碎裂”，管带林永升以下“二百七十人俱殉焉”。[35]而与致远、经远一同“亦被日船划出圈外”的济远彼时已“中炮甚多”致“炮身不能旋转”，其管带方伯谦遂于牙山一逃之后此日再逃，径直驶回旅顺。“同时效方伯谦者，厥有广甲一舰”。[36]稍后来远“受炮累百，船尾发火，烈焰飞腾”，靖远“中弹数十处，前后三次火起”，皆“不能支而驶出阵地逃避”。[37]

在这场杀气弥天的海战里，“日本之畏定、镇两船甚于虎豹，故恒远至六里之外以避重弹；而其所欲得而甘心者，亦惟定、镇二船，药弹狂飞，不离左右”。于是“方诸舰之逃也，倭兵轮五艘萃于我镇远、定远两艘，鏖战一时许”。对于日本海军来说，这是谋之已久的力为搏杀和志在必杀。当日身与此役的美国人麦吉芬（McGiffin，Philo N.）曾估计他所在的镇远“受日弹四百颗”；另一则记载说“日人自言，炮弹击中定远者几二千颗”。若加上未能取准而没有中的的那些炮弹，显然是“一时许”之间，“倭兵轮五艘”布下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弹雨。遂致弹雨之下定远中炮断桅，连同“桅顶铁瞭楼”里的七个人俱“堕海底”，之后“遍船皆火”；镇远“舱面之所有”皆“被日弹悉数扫去”，同时“日弹所至，火势东奔西窜”。然而“受弹”的中国人虽死伤相继，而身处烟焰之中犹始终在以炮击回应炮击。其间镇远“放出六寸口径之开花弹百有四十八颗”，至“罢战”歇手之际仅余“大弹二十个”，而“小炮之弹业已垂尽”。在这些数目构成的火力催锄里，是日本人成了受弹的一方。而比镇远更能有准头从而更能见功的，是定远炮击日军的旗舰松岛，并使之同样“舱面之物扫荡无存”而且重创之后“几沉”。在日人的记述里，这个过程被称作是“凶狠地进逼我旗舰松岛号”，直至“松岛舰因损伤而退出战列”。[38]日本人以五艘军舰围攻中国人的两艘军舰，其“所欲得而甘心者”最终造成的是一种持久的相持和苦苦相持。迨“时已日夕，暮色苍茫”，围攻的一方在历经了“异乎寻常的苦战”之后，已深懼“敌鱼雷艇”与“定远舰、镇远舰”会合将带来的“夜战十分危险”，遂“解而南去”，[39]这一场历时五个小时的海战也因此而得以止息。之后由靖远代旗舰升旗，召集尚在这一海域之中的其他军舰聚拢，与定远和镇远一同收队西归，驶回旅顺。

时人总括论之曰：“是战，我军凡失船五，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丙也；其存者惟镇远、定远、来远、靖远、济远，合平远、广甲共七艘”，而“诸舰”皆“各创甚”，实际“已不能军”。[40]比之日本一面松岛的“受伤尤剧”，比睿、赤城、西京丸的“备受荼毒”，以及余舰“无一瓦全”，[41]中国人在这场“近世未曾有之激战”[42]里显然不能算是一败涂地。然而这个过程以北洋舰队的主力和精锐出战开始，以北洋舰队的主力和精锐折损结局，当其经此一战“已不能军”之后，本由北洋舰队巡航守护的辽海洋面，便不能不因后无来者而海路洞开。“盖自鸭绿江（大东沟）之战，我海军将士胆愈慑，且余舰七艘亦实不堪驰逐海上，故虽屡奉巡海截倭之令，而终不遇敌”。作为直接的对比，则是“倭舰益纵横海上无所顾忌”。而后“辽海海权，尽畀诸敌”，[43]隔海的日本陆军遂得沿此洞开的海路源源西来，直入朝鲜，直入辽东。然则黄海一战已使中国的海军不复再能屏障中国的海洋，因此由前事连后事推论甲午年间的因果，黄海一战便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日战争继起的走势，从而牵动和支配了中日战争的全局和结局。

从八月十六日到八月十八日，相隔不过两天，中国人陆路溃师于平壤，继之海军重挫于黄海。随后内廷震动，言路激亢。朝旨切责主持韩事的李鸿章“日久无功，殊负委任”，令“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44]其时距李鸿章奉旨“赏戴三眼花翎”才刚刚过了几个月。[45]同时的弹章纷起，则常常沿“日久无功”而广作追究和深作追究，并在相互呼应里汇为一时群鸣。内廷震动和言路激亢，都说明日本的冲击已越出了中国人看日本旧有的思想视野和惯用的推度判断。

当日本出兵朝鲜并对中国步步相逼的时候，太后、皇帝、枢臣、言路对这种横逆而来的无端起衅多以力拒与对抗为直接反应。其时翁同龢以户部尚书作军机大臣，日记中便常有事涉当日禁中密勿的种种情节：

（六月十四日）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不准借洋债。

（六月十五日）上至书房，臣入奏昨日事，大致添（撤）兵仍准讲解。上曰撤兵可讲，不撤不讲，又曰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

（六月十八日）上以翰林院代递曾广钧令阅，所陈七条，大旨灭日本，语殊豪纵。

又有“志锐折”、“余联沅折”、“安维峻片”、“庞鸿书折”等等，皆以“宣战事”、“规东京”、“参军机、总署”为题目。[46]其间曾有过一次旨派“翁同龢、李鸿章与军机大臣、总理大臣会同详议”韩事，并由翁同龢领衔复奏，通论当时的兵事、外交、理势、利弊，而全篇之收束，则归结于日人“倘仍要求必不可行之事，或竟哓逞凶锋，则大张挞伐，声罪致讨，师直为壮，各国当亦晓然而喻矣”。[47]这些被记入了历史的“上意”、“懿旨”、“会同详议”以及“折”和“片”，皆因日本的鸱张而发，由此汇成的显然是一种多数的主战和普遍的主战。因此，受命办理“倭韩”之事的李鸿章从一开始便以其力谋和局的行事与主张不合于普遍和多数，并不为普遍和多数所喜欢。翁同龢记述的深宫对话里曾有皇帝六月间以“欲议处北洋”之说。[48]而同时由军机处“电寄”李鸿章的上谕，则明白地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为训诫之词和警告之词。[49]

迨平壤溃师与黄海大挫前后相继地发生于中国人的眼前，同言路的弥激亢而弥凌厉相比，内廷震动之后“懿旨”已先起变化。八月二十八日，翁同龢日记中有一段文字说其时深宫召对的情状曰：

皇太后、皇上同坐，首言倭事。臣等即言平壤既弃，义州已危，鸭绿一水不过里许，江西无险，若长驱平进，北距兴京六百余里，永陵在焉，虽南面有山，恐兵少难扼。次及淮军不振，并粮械无继种种贻误状。皇太后曰：“有一事，翁某可往天津面告李某，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臣问“何事？”曰：“俄人喀希尼前有三条同保朝鲜语，今喀使将回津，李某能设法否？”[50]

此前一个多月，李鸿章曾电告总署，说是“俄喀使遣巴参赞持其国家训条”来，大意谓“朝鲜之事，俄国有激而起，毫无自利之心”，愿以“此意密向中国政府声明”并谋洽商韩事，[51]朝廷久未回应。至此日召对“首言倭事”，而太后尤切切于俄使“同保朝鲜语”，显见得已是兵败之后的心中意移。因此翁同龢直接地把这趟差事当作入和局，并直言身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之后“叩头辞者再”而不得，遂急急乎作天津之行，向李鸿章传西太后的话，又把李鸿章的话带回来传到朝廷里。其要义都在一厢情愿地期待俄国的“出为讲说”。[52]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西太后的问话和传话都已明白表达了出自君权的思虑和倾向。而同一个时间里，为一己之利益而关注韩事的俄国人到天津会晤李鸿章；同样为一己之利益而关注韩事的英国人也到天津会晤李鸿章。这种寻上门来的对话当然意在影响中国政府。九月中旬李鸿章致函管总署的奕，转述英国公使欧格纳（O’Conor，Sir Nicholas Roderick）以“允赔兵费”作“早日议和”的“解劝”；俄国公使喀希尼（Cassini，Arthur Pavlovitch，Count）以“朝鲜尚未定局”，俄国“未便搀越”为理由的陈说，以及“中日战争不已，损伤必多，终必议和。不若乘此敌未入境之先速商停战之法”[53]的借箸代筹。比较而言，俄国既已不能“出为讲说”，则就“议和停战”为“解劝”而言，俄国其实已经无异于英国。稍后英使欧格纳至总署，以各国共同保护朝鲜和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为中日止战之主张，“限即日议定”。与议的翁同龢曾记述当时在西太后面前的廷议纷争，“论款事语极长”。然后说“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作为不赞成议款的一方，他曾自谓“归而愤憾，求死不得”。[54]中国政府接受了英国人的主张，但日本政府则以“事态之进展尚不足以保证在谈判上取得满意之结果”为答复，事实上拒绝了英国人的主张。自平壤一战和黄海一战之后，此日的日本已所望愈奢，在其外相刚刚预立的“方案”里，向中国勒取的不止赔款，还要割地。尤其以“旅顺和大连湾”以及“台湾”为中意的地方和圈定的地方。因此后来的日本历史学家叙述这一段史事，曾比较前后而论之曰：“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已经大大超越了开战前川上操六所主张的、平壤战役胜利后即及早讲和的论点。”[55]在军人的险诈和霸取之后继之以文官更深了一层的险诈与霸取。然则这种不断“超越”所反照的，正是弥漫于其间的不可约束的贪欲之没有止境。由于日本一面的贪欲与战争相表里，并以战争为实现的手段，因此其利益之所系不在于停止战争，而在于扩大战争。于是有心“解劝”的英国人便劝得了中国而劝不了日本。而日本之不受“解劝”，则是在非常直白地向西人说明：他们发动了这场战争，他们也主导着这场战争。因此，与“解劝”成为一种对比，是战争为其单面意志所引导而节节远伸和步步扩大。

九月二十六日，在日本外相答复英国公使之后一天，其第一军已由朝鲜西渡鸭绿江侵入中国；同日，第二军经海路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由韩事引发的兵火便随日本军队的到来而烧到了中国的山河土地上。而在日本政府的意中，辽东之后犹有华北，“势必要采取大举进攻天津之策”。[56]与之相衬映的，都是血色与戾气。

注释

[1] 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79页。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19页。

[3]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650页。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9页。

[5]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661页。

[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5页。

[7]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83—85页。

[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页；《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626页。

[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9页。

[10] 《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691页。

[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9—20页。

[12] 同上书，第175—176页。

[1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第80页。

[14] 转引自《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87、288、289页。

[15] 中国近代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八册，第28页，中华书局1994年。

[1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21页。

[17] 同上书。

[18] 同上书，第20页。

[1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第94—95页。

[2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20、22页。

[2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八册，第54、55页。

[2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22、23页。

[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八册，第59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23页。

[24] 《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731页。

[2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23页；《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731页。

[2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5页。

[2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八册，第65、67、71页。

[2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6页。

[2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六册，第6页。

[3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7页。

[31] 同上书，第167页。

[32] 同上书，第67、167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六册，第8页。

[3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7、167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六册，第6页。

[3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67、67页。

[3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68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六册，第6—7页。

[3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68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六册，第8页。

[3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六册，第7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8页。

[3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69、68、174、172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六册，第7—8页；第八册，第68页。

[3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8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八册，第70、73页。

[4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8页。

[41] 同上书，第171—172页。

[4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八册，第71页。

[4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8、69、34页。

[44] 《清实录》第五十六册，第59371页。

[45]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12019页。

[46]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09、2710页。

[47] 《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册，第1624、1629页。

[48]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08页。

[4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二册，第620页。

[50]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33页。

[51] 《李鸿章全集》第二十四册，电报四，第231页。

[52]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33、2734页。

[53]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十，《述商议和停战》（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四日）。

[54]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71页；《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38—2739页。

[55]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71—272页。

[56]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73页。

兵火延及辽东、威海和一败再败之后的马关议和

一

由于日本把“旅顺和大连湾”已经圈定为割取的地方，因此从花园口登陆的第二军自始即旨在用武力先占据这片地域，登陆之后，其前锋即直扑金州以窥旅顺。这些军人的身后，是当时的日本“全国上下无不认定他们必将取得惊人的功名”。[1]

旅顺与威海相望，因其地居“畿疆门户”而“形胜之险为海疆最”，自光绪六年（1880）起已“经营军港，建炮台”，并“置重兵守焉”。但平壤接战之日“朝廷忧诸将悬入无继”，遂移此援彼，命旅顺守将宋庆，大连湾守将刘盛休领所部“赴防九连城”。而用来为这一头填补空缺的，则是“提督姜桂题、程允和募新兵守旅顺，总兵徐邦道以马炮队协守，铭军分统赵怀益募新兵守大连湾”。与昔日相比，显见得这种占了大半的新募之兵都已不能算是“重兵”了。当日日军下船登陆，军马大炮皆过浮桥上岸，前后“凡十二日”始了事，而“我海陆军无过问者”。及其前锋抵貔子窝以望金州，旅顺始闻警。“徐邦道谓金州失则旅顺不可守，请速分兵往逆之，顾旅顺后路。时驻旅顺凡六统领，新旧三十余营，莫之应。邦道自率所部行”。[2]这种在日军的进逼面前的“无过问者”和“莫之应”，既反映了众多统领应敌的麻木，也反映了众多统领性气的荏弱。其间大连湾守军有请往御敌者，主将赵怀益不许，说是“我奉中堂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貔）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然则麻木、荏弱之外，又见其以一隅为范围的各不相统和各不相顾。之后日军攻金州，徐邦道“会驻金州之练兵一营”以炮垒拒守“少却”之。[3]迨十月初九日“日军大集”，[4]守军“兵单不能支”，遂“死伤枕藉”而溃，“残卒走旅顺，金州陷”。

金州与大连湾密迩，而金州犹在战守之际，赵怀益已于“大连湾码头自督勇丁运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计”。比之金州的一战而溃，此间无异是未战先溃。因此后一日“倭兵分三路攻大连湾”，而守炮台的铭军诸营前一日“多逃亡”。随后的接战，便只能是“余兵遥放数排枪，怀益遽奔旅顺”。在当日中国的“海疆炮台”里，“大连湾式最新，炮亦最利”。然而“经营布置，凡历六载”之后一朝不得不用，则由于人靠不住，遂使器也靠不住。这些原本用来阻敌的东西大半在日军面前都成了静物。而同一个地方，与“式最新，炮亦最利”相匹配的，还有大批的积存，“我金州大连湾储备军械自勇丁配执兵枪之外，有海岸行营两种炮凡一百二十余尊，大小炮弹二百四十六万数千颗，而自沪局运至行营快炮封尚未启，华厂自制枪并德国枪六百数十杆，枪弹三千三百八十一万数千颗，及马匹行帐诸式军储所蓄甚厚”。以这种“严城巨防”作反衬，则一营一营的守军“两日间竟委去之”，不能不以其太过贪生怕死引发当时和后来的愤懑扼腕。之后，日军既占大连湾“海军码头”，这些积储的军资便得“转输前敌，而辽东之祸愈烈矣”。

大连湾本为“旅顺口后路扃钥”，[5]因此大连湾失，旅顺口已经罩在日军的炮口之下了：

日军驻大连湾十日，始向旅顺。旅顺诸将皆仓皇备逃计，惩大连军储之资敌，乃先辇粮饷还烟台，不复作守备矣。营务处道员龚照玙闻金州陷，陆路绝，大惧，渡烟台至天津，鸿章斥之，乃还旅顺。自照玙之逃，军民皇扰，船坞工匠，夺库款大掠而行，军中弗问也。旅顺六统领不相辖，乃共推姜桂题主之。桂题暗于调度，相顾无措。[6]

在当日的等序里，“营务处道员”代表北洋大臣“尽护诸将，实即隐帅旅顺”。[7]因此龚照玙之先逃，已无异于自上而下地造成了法度和军律的崩溃。而由“不相辖”到“相顾无措”，则显示了诸将大半已俱在气短与意沮之中而不可自振：

徐邦道率残卒归旅顺，愤痛思自效，请增兵，不许，请械，许之。乃率所部拒战于土城子，大挫日军。及大队继至，邦道军饥疲无援，乃退兵。照玙先一日乘鱼雷艇遁于烟台，黄仕林、赵怀益、卫汝成先后遁，其部卒肆掠，夺民船而渡。日本未至，而旅顺墟矣。徐邦道孤军再拒战，伤残几尽。日舰已纵横海面，其陆军分踞炮台，守兵皆逃，徐邦道、张光前、姜桂题、程允和四将杂乱军中而奔，旅顺遂陷焉。[8]

而后，是占领了旅顺的日军放手屠杀中国人。一则出自西人的记述说：“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甚为惨伤。又有中（国）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另一则出自西人的记述说：经此血腥屠杀而最后剩留下来的，“全市中仅三十六人耳”。而这些人之能够得以不死，不过是杀人者要用他们来“埋葬其同胞之死尸”。作为大约的统计，无地可逃，因而无端死于“戕戮”的中国人，数目是在二万以上。[9]这种“非理杀伐”发生于战争止息之后，并且不间断地延续了四天。然则日军在旅顺不止是屠杀，而且是灭绝。身在其间的日本人，曾“自言此心按捺不住，遂至于此”，从而直白地表达了其集群而见的人性中的恶，因此“西报责之”，非常准确地“目为不知教化之生番”。[10]

在日本的第二军从金州一路打到旅顺的时候，其第一军同样在一面作战一面自东向西地节节深入中国。

自平壤一战之后，从朝鲜撤回来的军队和奉命赴援的军队会集于鸭绿江西岸，朝旨罢叶志超职，以宋庆总统诸军。而时论以为“宋庆武人，能战，无调度，非大将材”，且“诸将骤禀节度，多不悦”。因此其时合“新旧约七十余营”为规模，虽不能不算“兵力甚厚”，然而“毕集”的“诸军”则仍在“散漫无纪”之中，并因“散漫无纪”而各自坐守待，“罔及时布置”。[11]至九月二十六日，“倭人枝队出东路鸭绿（江）上游”徒步而渡，守东路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弃防走东北奔宽甸”。[12]当夜中路日军测水造浮桥，次日列炮对岸“隔江击我”，护其军数千人渡江。防江岸的铭军不能御而先溃；守虎山的聂士成拒战移时，力不支，亦退而西走。虎山失，则无险塞可依，于是宋庆从九连城退据凤凰城。而日军既破九连城，复分兵“夹江下”，驻西路的丰伸阿、聂桂林仓促莫敌，领所部盛军“弃安东奔岫岩州”。数日之间一败再败，布列于鸭绿江边以堵截日军的防线遂一时全溃。之后，退据凤凰城的宋庆再退到大高岭；退据宽甸的依克唐阿再退到赛马集；退据岫岩州的丰伸阿、聂桂林再退到析木城。旋宋庆奉诏援旅顺，大高岭之防遂归聂士成接统。与之相对应，是“倭兵分为两大枝，一以凤凰城为老巢，日与我大高岭防兵崎岖角战，一谋从安东、岫岩西犯”。十一月十五日，其西向之兵扑析木城，丰伸阿、聂桂林败退，“夜奔海城”。越二日“倭人踵至海城”，刚刚到海城的丰伸阿和聂桂林又“甫交绥，复委海城而去”。随后日军占领海城，致“辽西大警，营口、牛庄皆戒严，而自榆关出锦州以赴奉天之路将随之断绝，警报日达枢府”。与西路的这种震荡相比，东面的聂士成一军和依克唐阿一军同凤凰城里的日军犹能迭相攻战并往往致胜。于是而有时人纪事中所说的“倭骇遁”、“倭不得逞”和“倭人前后受敌，几不支”。至十二月初，因辽西危棘，“诏依克唐阿援辽阳”。次年正月，因“畿疆危逼”，诏聂士成“入关卫畿辅”。[13]经此移动，“而凤凰城以北遂鲜战事矣”。[14]在依克唐阿和聂士成相继西调之前，占据了旅顺的日军已于十二月北向陷盖平，并因之得“与海城倭相倚”，使其第一军和第二军互为声援并兵势连接，“而辽东兵事愈来愈棘矣”。之后诸帅屡攻海城又屡败于海城：

依克唐阿、长顺屯海城北，宋庆屯营口东，几四万人，益以驻奉天之提督唐仁廉并奉天联军不下万六千人。我军凡五攻海城，一攻于宋庆，四攻于依克唐阿、长顺，皆不能拔。至乙未春，倭人驻海城者七旬有五日，皆作守局，盖以缀我兵力，待其第二群兵之至。方盖平之陷，其声援已壮，犄角已成，而仍迟回不遽进者，则谋分兵扰我山东也。[15]

与这个过程相关联的，是朝廷自淮军大败于平壤，转而“思用湘军，故湘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等，皆令募军北援。召两江总督刘坤一至，授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湖南巡抚吴大澂及宋庆副之”。[16]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吴大澂督湘军来援，则“环海城而军者”，已有两将军、一巡抚、一提督、一藩司，合而计之，“共百余营，六万余人”。比之此前，兵与弁益多，将与官亦益多。然而诸军犹未环攻海城，“盖平、海城、岫岩之倭”已“分道北犯”，而后攻守之势全变。二月初四日，日军逼辽阳，“依克唐阿乃讬援辽东走，长顺随之”。二月初八日，日军败魏光焘于牛庄，“我军肝脑涂地，惨死万状”。迨“牛庄既失，吴大澂自田庄台夜奔石山站”，一路张皇无计。其时宋庆戍营口，方与日军争太平山，“而田庄台为营口后路，军资咸在”。因此吴大澂逃奔，宋庆惶迫，遂“夜挈全军回田庄台”，留蒋希夷守营口。二月十一日，日军攻营口，“希夷贪怯不任战”，弃而走，营口陷。后此两天，“海城、牛庄、营口诸倭皆会”，又联手攻田庄台，而“我海、盖间历战所失行营大小炮无虑百尊”，已“尽为倭人攻具”。于是本属中国人的炮便成了被日本人转手用来打中国人的东西，“弹火雨下，死伤枕藉”；日军踏冰渡辽河，“我兵大溃西奔”，[17]从初四日至十三日，前后相隔不过九天，为守土而集结的诸军已次第兵败，并因兵败而丧师失地。而后辽河以东遂“尽为日有矣”。[18]

当日军在辽东既陷海城又陷盖平之际，其第二师团和第六师团已于十二月十五日由广岛渡海集大连湾。继之又“合金、旅踞倭数枝队，几二万人，以兵轮二十五艘卫之”，南向侵山东，并在十天之后从成山登陆而据有荣成。[19]日本侵山东，注目的是威海。其意中念念不忘的还是中国的海军：

旅顺和威海卫是渤海湾湾口的两大重镇，是敌国之金城铁壁。旅顺已被我军占领，但威海卫仍在苟延残喘中。因威海卫有敌舰潜伏，我运输船尚不能横行无阻地出入渤海，何况敌军还有十四艘鱼雷艇。

因此要大幅度地对中国作战，便不能不“进攻威海卫”。并且一动手就出以猛力，“一面由陆地进攻威海卫，一面从海上进攻威海卫”。[20]日本人一意用猛力扑杀中国海军，而就中国一面而言之，则自“旅顺陷，船坞沦于倭，海军根本拔”，[21]已不能不忧及威海。因此十一月初，李鸿章曾发长电“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切切而言之曰：

旅失威益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若保台破敌，定请破格奖赏。闻日酋向西船主言，甚畏“定”、“镇”两舰及威台大炮利害。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

然后四顾其一手提调而分布于各个战场的淮军，既愧且愤而感慨系之，说是：“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去，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22]这些话以军法为威慑而又情理兼备，要的是“汝等”死守威海。而其间吩咐“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吩咐“戴道”应“固守大小炮台”而勿用率队“迎剿”，显见得是以日军从海上攻威海为推度和料想，从而都是以防守海面为关注之所在。

然而，一个多月之后，日本人用陆军攻成山而先取荣成，则一出手已在李鸿章的料想之外。日军先取荣成，是意在从远处登陆，再由侧后迂回绕行以拊其背。与三个月之前他们从花园口打到旅顺的那种专攻后尾的兵法相比，正是同属一种路数。因此日军既据荣成，便岌岌乎趋威海，并直扑聚数十门重炮俯视海面的南帮炮台群。其间山东巡抚李秉衡曾派兵作拦截，又在相持数日之后败退，于是西向入威海的“藩篱尽撤”。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初五日，日军集重兵攻南帮炮台，“我西路守南虎口选锋七百人伤亡略尽，东路守长墙兵死亦众”。随后“陆路小炮台”陷、“鹿角嘴台”陷、“龙庙嘴台”陷，“灶北嘴台亦继陷”。短短一天之内，经营多年的南帮炮台群便为日军全部攻取。[23]前此数日，当李鸿章得知“倭兵二万五千”由陆路“猛扑威海”之际，已极忧炮台之难以撑持。并特为发电报嘱丁汝昌亲自察看守军情状，“若彼不支，密令台上各炮拔去横闩，弃入海旁”。[24]他担心炮台失守，更担心用来御敌的巨炮落到“倭兵”手里，将会在反手之间变作制中国军队死命的杀伤力。丁汝昌身在威海军港，比李鸿章更怕“炮台不能守，将祸我兵舰”，所以当“倭兵之逼也”，已“卸南帮巨炮机件以归”。而炮台守将争之，又“复为配置”。但“争之”的“守将”最终并没有守住炮台，于是攻取了南帮炮台的日军，便一并获得了这些中国人用大笔海防经费买来守土的“德国克鹿卜”大炮。同日守北帮炮台的“绥军前敌两营见南帮之覆”，以及守南帮炮台的“巩军死亡甚惨”，竟未战而“同时逃溃”。隔天“绥军守台三营亦溃，无一留者”。比之南帮炮台守军的死伤相继而溃，则北帮炮台守军的望风而逃已是一种心防先溃的兵败如山倒。当守炮的兵弁弃炮四散之后，丁汝昌登北帮炮台，“卸各大炮机要诸物，并焚子药库，毁炮台”。初八日日军入城并占北帮炮台，从而“尽踞威海陆地”，与此同时则是侷处于刘公岛的中国“海军道绝”。

之后日本兵船层层封锁港口，以构成对北洋舰队残部的重围。初九日，“倭舰合南帮炮台踞倭攻我”，致“刘公岛炮台兵弁伤亡甚众”；当夜“倭雷艇复从东口袭我”，致定远“中雷伤甚”而不能久浮。在后来的几天里，这种水陆两面的炮攻和鱼雷艇的集群“来袭”又“毁我日岛药库并地井炮”，并击沉来远、威远两舰和“宝筏差船”。在这种中国人屡受重创而没有还手之力的过程里，重创中国一方的杀伤力和摧锄力，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来自于南帮炮台中那些为日军所占据的中国大炮。而后与重创相伴随的便是人心解体。至十三日，遂有“管带鱼雷艇王登瀛等率雷艇十二艘从西口驶逃”。这是一种私逃，随后“倭舰追之，尽虏以去”。同一天还有兵勇水手“纠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匄生路”。与此相应和而起的，是围困中的“刘岛居民惶懼”和“兵轮管带不欲战者”的“裹煽”。若以鱼雷艇的私逃作比衬，则这种“鸣枪过市”强讨“生路”已事同兵变。而在兵勇水手“纠党噪出”的背后，又有“方充海军副统带官”的“英水师兵官马格禄”与“我兵轮管带数人并洋员浩威”之间“密有成议”，图谋联手“以众劫汝昌”。然则其时的一派骚乱里，洋员兵官皆身在其间且群聚以作操弄。有此操弄，“纠党噪出”便成了一种被导引的东西。因此十五日“倭水陆复以炮攻我”，击沉靖远舰，右翼总兵刘步蟾自戕死。十六日弁勇、水手合围丁汝昌，“众喧噪不可解”；营务处道员并各舰管带“相对泣”；洋员以“兵心已变”，进“徒手降敌”之说。由此形成的“众劫”，显示了此日之北洋舰队的以下克上。于是军队已不复成为军队。之后被“众劫”的丁汝昌令“同时沉船”，而“诸将不应。盖恐沉船徒降，取怒倭人也”。十七日，日军再以炮击作猛攻，同时山东巡抚脱身走而“援兵绝”的信报已到威海。当此山穷水尽之际，丁汝昌“召海军诸将议”，犹冀激其敌忾之气，以其能“鼓力碰敌船突围出，或幸存数艘，得抵烟台，愈于尽覆于敌”。而“诸将不允”，尽“散去”。随后“勇丁、水手露刃慑汝昌”。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势已去。作为一个指挥不了海军的海军提督，丁汝昌用“仰药”自杀的办法为自己作了了断，在他之后统带陆军的张文宣效而“继之”，次日拂晓两人“相继死”。[25]若加上同样以自戕取死的南、北帮炮台守军主将戴宗骞和水师总兵刘步蟾、林泰曾，则自杀于威海的领兵作大将者已不能不算是多得异乎寻常。这些人以一死谢天下，同时是在以一死明志节，其间不会没有死不瞑目的遗恨。然而比之慷慨赴敌苦战而死者的悲壮，他们留在身后的却大半都属心与力俱绌的悲哀和悲怆。迨丁汝昌既死，当天黎明广甲管带程璧光已“乘镇边艇，悬白旗，诣倭军乞降”。于是“舰队十一艘及刘岛各炮台军资、器械尽纳于倭，我海军遂扫地尽矣”。[26]十一年之前，福建水师毁于马江一役。但那一仗里中国人的九艘兵船都是一艘一艘被打沉的，而与击沉的兵船对映而见的“死者灰烬，存者焦伤”，正直观地写照了多数中国军人在法国舰队炮火轰击之下的生死力战。持此相比照，则北洋海军以白旗乞降为结局的扫地而尽，已不仅是力屈之后的战败，而且是精神支撑断裂之后的全盘崩溃。

二

从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日军渡鸭绿江、登辽东半岛，到次年正月威海陷落、北洋舰队覆灭，四个月之间日本军队不断地增兵，不断地进攻；中国军队不断地调兵，不断地败退。这种一路西移的战火已使“京师殆危”和身在“殆危”之中的朝臣“痛哭流涕”。而廷议论兵事，又多见“卒无所发明”、“此时实无办法”和“奏对甚多，不甚扼要”[27]的一片混沌。其间曾在北洋海军任职的汉纳根和正在海关任职德璀琳（Detring Gustav von）“史无前例”地被朝廷召到北京，并“常常被邀和枢臣们会议”。与地方的奏报和言路的愤激相比，他们能够以外国人的眼光和外国人的判断“坦率”地为“枢臣们”提供彼时的“事实真象”。[28]以当日的势态而论，其中一定会有许多严酷。与之相因依，则是正在同日本人交战的中国政府同时又在继续寻求调停以谋止战。当日恭亲王刚刚重出管总署，与十年之前相比较，已是既病且衰而不能久耐繁剧。因此，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恭亲王已既“向美国政府呼吁”出手“斡旋”，又与美英法德俄公使“磋商”请“各国政府会同干涉”。[29]之后美国居间曾调停，但日本一方傲兀自负于“交战以来，帝国军队到处获胜”的势如破竹，遂以“中国政府尚未直接向帝国政府乞和以前，帝国政府尚不能认为”战争已经达到其预设“限度”[30]为辞，明白地回绝了美国的调停。在相近的时间里，总署大臣张萌桓奉命至天津，与李鸿章密商和议事。继之又依李鸿章之议，遣德璀琳“赍鸿章致日相伊藤博文公文一、私函一”，乘船往日本，以期“得彼中情伪”而作“相机转圜”。然而日本“内阁谓鸿章牍非国书也，德璀琳西人非中国大员也，苟非中国著望大员，且钦派来东，不与议也，斥璀琳归”。斯可谓交战既一败再败，议款又一挫再挫。

及旅顺陷落之后，“诸将久无功，议款益急”。经美国公使在中日之间作传话，朝廷遂命“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使日本会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初四日抵长崎，初六日到广岛。[31]但其时日本国民的“一般情绪”正在“满怀壮志，尽情狂欢，流于骄横傲慢”之中，并因其“对未来之欲望与日俱增”而不知厌足，“除了要求进军之声外，其他皆不入耳”。与之相对称的，则是政府中人急急乎“得早一日就早一日，得远一步就远一步，尽力将日清战局向前推进”[32]的成算在心。这种上下之间的交相黩武，决定了打得恣肆而且称心的日本不会甘心敛手。他们要的不是停战，而是不断地扩大战争的规模和扩展战争的范围，以营造收局之日更多的勒取和更多的割取。因此在中国使节到达广岛之前，其首相伊藤已对外相陆奥明言“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并与陆奥商定了用作推拒的借口。[33]而后是奉旨出使的张荫桓和邵友濂甫呈敕书，便被日本一方判断为“全权不足，非列国议款通例”，并“以书告绝”，不肯认作议和的对手。[34]被“告绝”的中国使节同时又被告知：“故诚信求和，委其使臣以确实全权，选择有名望，官爵足以担保实行条约之人员，当此大任，则我帝国当不拒绝再开谈判”。[35]然则在日本人的眼界里，张荫桓和邵友濂不仅“全权不足”，而且资格不够。就彼时日本的“骄横傲慢”言之，后一面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显然更重。而对此日的中国人来说，则易知日本人设定的“有名望，官爵足以担保实行条约之人员”，是其“意盖专指（李）鸿章”。于是时当“威海卫、刘公岛相继陷，海军尽覆”而“款局益急”，朝旨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出使日本“商订和约”。[36]已经因一败再败而灰头土脸的李鸿章自谓是“猥以残年，遘兹时难，衔命使虏”。[37]与这种叹谓相伴的，则是言路中的弹章四起和“议者交咎”。[38]

自中日因韩事而冲突以来，李鸿章是不肯轻易言战的人。而中日开战之后，李鸿章又是主持对日作战，并承担直接的责任，被天下“责胜败之效”于一身的人。[39]若以“北洋练兵有年”的事实为反照，则因前一面而致“一味迁延，希图转圜了事”[40]和由后一面造成的屡战屡败，丧师失地，都理所当然地使李鸿章为清议集矢，成了千夫所指的人和垢詈丛集的人。清议之外，还有西太后斥李鸿章“贻误”，[41]荣禄指李鸿章“甘为小人”。[42]然而甲午年间的李鸿章由不肯轻易言战到独任战事，“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前一面和后一面，又都有着一种为时事所牵的力不从心。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倭人起倾国之兵进围，平壤危急万分”，他曾因“陈奏军情”而列述时势，深言处倭人“凶焰日张”之日国家的困顿及其个人的困顿：

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而臣久历患难，略知时务，夙夜焦思，实虑兵连祸结，一发难收。盖稔知倭之蓄谋与中国为难已非一日，审度彼此利钝，尤不敢掉以轻心。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持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一意治兵，专师西法，倾其国帑购制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能撒手举办，遂觉稍形见绌。[43]

“倭之蓄谋与中国为难”，正是日本蓄意要把中国拖入战争。与“中外论者”相比，他对日本的认识无疑更深一层。所以“中外论者”申张理之是非，并以意气激昂汇为群鸣；李鸿章则度量事之利害，并因之而盘算对比物力。由此形成的“尤不敢掉以轻心”，使他身处国人“争起言战”之日而不能与国人一路同趋，总想在战争以外找出一种办法“设谋解纷难”。[44]而当战争最终无可避免的时候，这种一次一次的“设谋解纷难”便都成了空作臆想和智术短浅。而后是西人所说的“中国以完全无准备状态而卷入战争”落于其一身，[45]实际上成了李鸿章以完全无准备的状态卷入了战争。

丰岛一战之后他曾致书在籍养病的刘铭传，有心以旧日情谊相召唤，而笔下则是一派衰年图穷言之怅惘：

前日征书，正当事机紧迫之时，以三十余年患难与同，不深揣度，辄欲牵挽，亦自知其不情也。现前敌各军相继并进，苦于有将无帅。兄年逾七十，愧不能为药师渡海之行。朝廷以台麾不出，特召毅斋中丞，闻所患与执事相同，未知能强起否。默数海内人物，勋望相埒者，亦更无第三人。回忆甲申法、越之争，宿将起自田间，南北相望，俯仰十年，顿有文武欲尽之感，可为太息。

然后自谓“职司所在，敢忘齐桓江黄之责，奋日暮之行，扣囊底之智，力与相搏”，而远望前途，“正不知如何结束耳”。[46]他在信中提到的“毅斋中丞”，指的是同样在籍养病的刘锦棠，而依时日推算，在李鸿章作信以“强起”为期盼的同一天里，刘锦棠刚刚病故，次年刘铭传“以旧病固结”继之死。[47]这些见之于私信的感叹以十年之前的中法战争对比正在到来的中日战争，使他最为慨然而且茫然的正是四顾天下的“文武欲尽”。在这种茫然里显然有着一种精神上的深深孤独。然而从甲午到乙未，他又不能不以一人一身“奋日暮之行，扣囊底之智”于这种“文武欲尽”的局面之中。随后，同陆战和海战的一挫再挫相对应的，是战场上的只见“诸将”不见上将。其间李鸿章曾怒斥丁汝昌“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危之”；怒斥卫汝贵“兵勇不服”，以至“连夕自乱，互相践踏”，并警告说“敌氛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能保”。[48]而与之成为对比的，是怒斥的李鸿章又在“平壤之败”后“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在“旅顺失守”后“愤不欲生”。[49]这种怒斥和“痛哭”的交错，写照了李鸿章此日心力俱穷的困蹙和前所未遇的困蹙。因此他后来说：“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50]然而以淮军之后湘军继起，继起的湘军同样战而溃，溃而逃的事实作比照，则时当绌于物力和“文武欲尽”之日，李鸿章的困蹙其实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和中国军队整体的困蹙。

从丰岛之战到威海陷落前后半年，在这个不算太长的过程里，李鸿章因提调战事而成为日本的主要对手，同时又因提调战事而被日军的步步进逼弄得前颠后踬，身败名裂。然则对于李鸿章而言，在威海陷落之后奉旨出使，向战胜的日本作觍面求和，无异是一辱而又再辱。翁同龢记甲午乙未之交的深宫惊惧和廷议无措，说“臣等奏辽沈紧急情形”，西太后“怫郁”而且“沾襟”；说光绪帝“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臣汗流战栗，罔知所措”；说自己曾进言“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其间还有一段专门写李鸿章已经奉旨而犹未出使之际“枢臣集传心殿议事”的场面：

李欲要余同往议和，予曰：“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合肥云：“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语甚坚决。而孙（毓汶）、徐（用仪）怵以危语，意在撮合，群公默默。[51]

西太后的“沾襟”和光绪帝的“声泪并发”，说明了时至此日君权意中已不得不议和；“群公默默”，说明了当轴的“枢臣”都知道，与“乘胜骄恣，其奢望不可亿计”的“倭奴”[52]在兵锋逼迫之下谋议和是难事；翁同龢坚辞“同往议和”，则说明了彼时士议所指，共知议和为一世之污名。因此李鸿章在一辱之后再辱，正是以其一辱再辱在为朝廷承担难事和污名。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到马关，并自此日开始同日本一方的“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会议”两国“停争”。中国人在“海陆交乘，畿疆危逼”[53]之日遣使议和，要的是息兵止战。但中国人想要的东西正是日本人不想要的东西，其军中且正在组织澎湖列岛的战事并制定直隶作战计划。[54]因此“会议”之日，伊藤对中国使节的节略作回复，极其苛刻地以中国“让出尚未被占领的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并解除该地区清军武装，作为停战的条件”。[55]他知道这些“条件”都是中国做不到的，但立做不到的事情为“条件”，并明示其不可改动和不可商议，用意正在于让中国人明白停战是做不到的。而后是这种“要挟过甚”成为“万难允许”，使中国一方不得不“将停战搁起”[56]而会商议和。于是五天之间，中国的使节已在日本与伊藤和陆奥议款议和，日本的军队却依旧在中国攻城略地。

至二月二十八日，李鸿章议事之后回行馆，“途次中倭刺客枪弹，伤颧创甚”，一时“血洒袍服殆遍”而“几不省人事”。众医请割创“取枪子”，被李鸿章拒绝。因为从他住处的窗口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正在源源出征的日本船队。两相权衡，后者更可怕从而更可忧：“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57]而在日本一面，则枪手一击之后已“警问播欧亚，议甚沸”。[58]伊藤和陆奥当此大悖“万国通例”的“事变”，最怕的是“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归国”，并以其遭受的枪击对日本“痛加非难”而“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若由此“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则“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59]是以衡量利弊，不能不稍缓逼扼以示挽回。之后，“三月初三日，倭听停战，不索质，限期议和款”；三月初五日中日“订停战约，惟奉天、直隶、山东暂止战，以二十五日为限”。[60]原本的不停战议和因之而变成了停战议和。但同时的澎湖一带则在“倭兵”的猛扑之下攻守方急和战火益炽；若加上二十五日的期限，对于议和的中国使节来说，这种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有限度的停战便依然是悬在头上的勒逼与促迫。停战之后两天，日本一方向李鸿章送交和约草案“凡十款，限四日议复”。[61]其中之“最要者”为“一、朝鲜自立；二、奉天南边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尽让与日本；三、赔兵费库平银三百兆两”。虽说中国人对日本的“奢望不可亿计”已先有预料，但这些列入条款的贪欲之大和苛酷之烈一旦放到眼前，仍然出乎中国人的预料。李鸿章当日电告总署，明切言之曰：

日本所索兵费过奢，无论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62]

而后，一面是廷议纷争，光绪帝“意总在速成（和局）”，翁同龢“力陈台不可弃”，孙毓汶固执“战字不能再提”，其间诸公“大龃齬”，而恭亲王“疾甚”，论事“亦无所可否”，继而又“恭闻懿旨，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63]显见得各是其是而莫衷一是。与之同时的另一面，是取廷议为进止的李鸿章不能得要领，又不能不在时限之内对日本作回复，于是其“送交伊藤”的“驳复说帖”便取用论事理和论道理为办法，以说明“让地一节”、“赔费一节”与“通商权利一节”之“万办不到”。[64]读说帖的陆奥宗光称之为“笔意精到，仔细周详”。但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一方遂明定以不同中国讲道理为立场。[65]“越日，伊藤博文复函，谓中国自家为难之处，非彼国所与闻，而要鸿章以按所交和约底稿逐条陈明允驳，或更改之处，勿延缓”。[66]与这种以不讲道理为长技的交涉相匹配的，是伊藤博文在“复函”之外，又藉会谈力施恫喝：

尚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前者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日之时期乎？[67]

以半年多来中日交战的结果为既有的事实，则这种恫喝正是在以非常冷酷的方式提醒中国人，议和不是说理而是较力。因此其恫喝便成了中国人不能默然置之的东西。之后李鸿章与总署在“期限已迫，断难再展”下文电往来，共议“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费以一万万外（内）为止”，“澎湖既被占据，亦暂允让”，以此形成对日本和约草案的“更改”案。这些让出在中国已是大痛。而与日本一方所列的“各款”相比仍然差得很远。所以李鸿章电告总署说：“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允添，乞预密示。否则只有罢议而归。停战展期已绝望，请饬各将帅及时整备为要”。[68]这些话为当时“一直偷听并破译了李鸿章的全部密码电报”的日本所截获。中国人因战败的逼迫而议和，又在议和的逼迫下准备“罢议而归”。在日本人的历史记述里，由此牵动对手，“得知李要回国而惊慌的正是伊藤全权代表”。他怕刚刚被刺的李鸿章被迫回国会引动世界舆论的鼓荡，遂“决心让步以达成和议”。同时的日本天皇也担忧“万一谈判决裂”而战事重开之后，结局也“难免要受外国之干涉，最后割据领土也将成为泡影”。并因之而认同了伊藤的主张。[69]

而后是作为对于中国一方“更改”案的回应，十六日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会议，面交被称作“尽头约稿”的改定条款节略。“视其初送约稿，大端于割地款内减去宽甸县地；而赔款减至库平银二万万两，分六期，以七年归偿，未偿以先，给息五厘；质地减奉天省城”，等等。显见得前后相比，其“决心让步”实在非常有限。日本一方称这个节略为“尽头约稿”，是明指无可更改，因此伊藤留给中国的选择只有“但允不允，两言而决，无多费时日”。[70]但李鸿章以“相逼太甚”而不得不争，[71]之后是“是日，反覆互辩，越日，复函辩”。[72]争和辩，中国一方着力的都是“割地赔款二节”，[73]日本一方坚执的也是“割地赔款二节”。在这个以“互辩”为研磨过程里，与伊藤作“互辩”和“函辩”的李鸿章，同时又在连续请旨，向总署电告日本限定四日之内须对其“尽头办法”作“切实回复”；电告伊藤为时限作诠释，说是“将来无所底止，到那时再行议和，断不能如此便宜”，其“决绝”已无异“哀的美敦书”；电告“台湾日兵未到，即欲相让，无理已极，断难轻允”；至十九日，又电告“驳论”、“磋磨”、“辩论”，而“实恐难望转圜”；电告“近日日人举动，已遣运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电告伊藤传话，“若再商改条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办法”，等等。显示的都是中国人以口舌争和日本人以兵力争的不相对等与不相对称。当末了一道电文到达北京之后，次日总署接连两次传旨：“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并力为催促而言之亟迫：“二十日午刻电发，想夜间必可接到，希即遵旨办理，以免延误”。[74]迨李鸿章收到朝旨、电文已是二十一日，以时间计，正是四天期限的最后一日。于是中国的全权大臣与日本的全权大臣当日会晤当日“定约”，继之又在二十三日“画押”，[75]签订了中外交涉五十多年以来极度丧权辱国，从而极度创深痛巨的《马关条约》。其大端为：一、中国承认朝鲜自主；二、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三、赔款二万万两；四、中国允日人在各口岸从事制造，机器只纳进口税，产品免纳捐税；五、开沙市、重庆、杭州、苏州为口岸，日船得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六、另订商约，等等。同时，由于《马关条约》废止了中日之间前此已有的约章，日本遂比同西国，获得了其索之已久的领事裁判权和“一体均沾”的权利。中国在勒逼之下失掉了太多的东西，时人指为“倭虏贪狠万状”而“令人痛愤发指”。[76]于是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便成为当日的国之大丧。出使的李鸿章“画押”之后作奏疏，叙其一争再争和一挫再挫，然后言之沉痛地说：

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地，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77]

对于身历此劫的中国人来说，刚刚终结了甲午中日战争的《马关条约》，同时已经预伏着来日更大的灾祸和更深的忧患。

三

在中国和日本之外，由于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用暴力改变了东亚的疆界和秩序，战争和条约便同时已直接地牵动和触动了西方各国在东亚已经得到的利益和正在筹谋的利益。与之相因果，则是西方各国不能不起而反应和回应。所以中日交战之日英国曾出面调停，美国也曾出面调停。而与担当调停的英国与美国相比，彼时没有公开涉入中日之间的俄国其实对中日之战关注尤切。其廷议以“勃海湾系俄国之势力范围，不容日本在该港湾巩固其势力”为理所当然，并由此作推论而深深担忧“旅顺口及威海卫一旦落入日军之手，则俄国远东之利益将被破坏”。在俄国之外，同时的德国正急切地“在亚洲需要一个据点”，尤想“在中国海岸线上取得德国舰队与商业根据地之土地”。[78]因此德国人也始终注目于中日战争。

等到马关议和之日，日本的和约草案一经公布，便以其出乎意想的既贪且酷掀动一时，不仅使中国人“发指”，而且使西方人震惊。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Baron von Marshall）先立异议说，直言如果日本“把旅顺变成第二直布罗陀，会使日本控制直隶海湾，因此事实上降中国地位为日本的保护国”，由此“足以危害欧洲的和平”。并令德国驻俄使节同俄国外交大臣“坦白地详细讨论这问题”。稍后俄国政府聚而群议，其间占上风的主张是：“假使我们现在让日人进入满洲”，则“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及西伯利亚铁道，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及大大增强我们的海军，因为迟早我们一定会与日人发生冲突”。所以着眼于长远，“应坚决声明，我们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假使不履行我们的要求，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果“有战争的必要，我们就坚决行动”。[79]比之德国，已是更见决心强硬和急不可待。在同一个时间里，法国的政府和舆论皆以“绝不任日本占华土地，与俄见解相合，故俄若有举动，法必携手同行”[80]为主流。他们选择了与俄国人合作。因此，当中国的使节困处马关，与日本的全权大臣苦相磋磨之际，俄国、德国和法国正在联为一体以共谋对付搅动东亚而牵连欧西的日本。为助声势，俄国的舰队和德国的舰队且先后奉命东驶，在崇尚武力的日本人面前展示了一种可资比较的武力。而后，与《马关条约》签订之日相隔不过六天，俄国、德国和法国的驻日公使已同赴日本外务省，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劝告”日本政府“放弃其确然占领辽东半岛一事”。其中德国公使还特别提醒：“对三国开战，归根到底对日本国是无有希望之事”。[81]则其共有的“劝告”显然是以战争威胁来表达的。因此，对于一战而胜中国，并因之沉迷于骄横恣睢之中的日本来说，这种出自三国联手的“劝告”实无异于迎头一掴。伊藤博文当时曾叙述其经此一掴而进退失据之情状曰：

于是迄今醉于战胜而狂欢无度之国民，矜夸发扬国威国权之功，而洋洋得意之政府当局，遇此青天霹雳，突然失色，几乎不知所措。此际若拒绝三国之忠言，必须有和彼等见诸炮火间之决心，而以我国战后疲劳之实力，绝不可能应付彼等。然而若唯唯诺诺接受其要求，则战胜之光荣将突然消逝，对外则贻笑列国，对内则将引起国民之公愤。[82]

由于“实力”已经“疲劳”而又不肯甘心于“唯唯诺诺接受其要求”，此后的十多天里，日本倾力于用外交办法作纵横捭阖以求脱此困境，一面分别与俄国、德国、法国作交涉；一面又向英国、美国作倾述。前者意在分化，后者意在乞援。然而三国虽各有盘算，而对付日本则利害相同，道理相同，从而态度也相同。英国同俄国虽然积不相能，但不会因此而喜欢日本占据辽东，是以三国干涉还辽之日始终坐观其间的风起云涌而漠漠然视之。于是美国对日本所表现的一点好意遂因太过单薄也都成了空话。与这种纵横捭阖于欧西列国而分化、乞援皆不能见功相比，是出头干涉的俄国已在向中俄边境集结兵力，并“实行临战地区戒严令”。[83]不肯甘心的日本至此技穷，在三国“劝告”的十二天之后已不能不“忍胸中无量之苦痛”作答复，以“约定不永久占领奉天半岛之土地”为辞令，接受了“俄、法、德三国政府之友好忠告”。但日本对三国“不能不完全让步”，同时对中国则立意“一步不让”。[84]因此接受忠告之日便“索我赎费库银一万万两，徐减及五千万两”，又在“三国公断”之下再减为“三千万两赎辽东”。之后，同年九月中国“输赎辽费”，十月日军退出辽东。然而在还辽造成的历史因果里，这个过程并没有至此而止，其余波倒灌而又牵此连彼，使中国在实际上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大于三千万两：

辽东之归，俄、法、德三国方责报于我，于是俄西伯利亚铁道经我黑龙江而达海参崴，法安南铁道踰我镇南关而达广西之龙州，德因展租界于我通商各埠，而我云南边地以让界于法，遂让界于英，且开广东西江通商埠直达广西之梧州。

在中西交冲以来的五十年变局迁延之后，时人说当日之时局，已称之为“膏血竭于内，边防堕于外，岌岌不可终日”。[85]

在三国干涉还辽的时日里，朝廷由辽东连及台湾，曾想借助于三国之力一同收回。除了驻俄国和德国的公使许景澄、驻法国的参赞庆常，以及聘问欧洲的专使王之春各自衔命致力以外，其间还有过庆王奕劻和总署大臣孙毓汶、荣禄六天之内五次面见三国公使，以台事为题目吁请相助的惶急交迫。[86]与之相对映的，是岛上的“台民死守”和深宫里的光绪帝“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的愤痛。[87]但三国之度量台湾，其利益本自不相一致，其关注也自不相一致。作为一个事实，这种不能一致决定了他们之间难以在这个题目上彼此联络，从而不会因这个题目合群地向中国援手。因此，四月十七日，法使面告总署，本国“不便出而干预”；四月二十二日，俄国外交大臣又面告中国公使，“俄国不及顾台”，并告德国亦“不能保护”。[88]于是中国使节在欧洲的努力和总署大臣在北京的努力最终都先后落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时当《马关条约》刚刚换约，而俄国、德国和法国对台事又各自“复绝”，[89]已是身在外援全然无望而独对日本的持约以作催逼交割。之后，四月二十五日李经方奉旨“前往台湾与日本派出大臣”会议“商交台湾”。旨下之日，李鸿章曾以“怔忡日剧，神智不清”和“情形隔膜，资浅望轻”为理由，替李经方恳辞和力辞这种将被一世唾骂的差使。度其私意，显然是已经一身污名的李鸿章不愿意让儿子不明不白地再弄得一身污名。然而诏旨严词斥之，“怔忡日剧”和“神智不清”都不足以脱解。[90]在李经方奉旨交割台湾的同时，朝廷已令台湾巡抚唐景崧“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着饬令陆续内渡”。[91]而自民间看朝廷，便是“卒弃台湾”。[92]

同已经被日军占据而最终归还的辽东相比，依和约而被割让的台湾当日并不在日本的占领之下。因此议约和割台的过程里，台民尤多“血泪”而国人尤多“流涕”。[93]万千人的此心耿耿便演为朝廷“卒弃台湾”而台民不肯弃中国。于是而有四月下旬以“全台绅民同泣叩”为名义请张之洞转达的电报：

台湾属倭，万姓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惟须有人统率，众议坚留唐抚，暂仍理台事，并留刘镇永福镇守台南；一面恳请各国查明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公剖断，台湾应作何处置，再送唐抚入京，刘镇回任。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情形万紧，伏乞代奏。[94]

与此同时，是四顾仓惶之中的台湾绅民仓猝“立民主，开议院，制国旗”，奉“总统印章”于巡抚唐景崧。[95]遂使这种原本同台民隔得非常遥远的政体，此日异乎寻常地成了台民借来拒日的名目。所以唐景崧电告朝廷“全台不服倭，因愿为圣朝之民，今之自主，为拒倭计”。并说“臣为民劫留”已“惶悚万状”，而“一息尚存，不敢稍逾臣节”。[96]对于一个奉旨内召的疆吏来说，这种选择显然不能算是为仕途作计；而义之所在，则广西人唐景崧又不能不在台民的推戴面前“北面受任，大哭而入”。[97]身处此时此地，官与民之间的系连和感染都是一种深深的家国之哀。

五月六日，日军从澳底登陆自北面攻台湾。而当日任北面的守军大半都是年初刚刚从粤东招募来的广勇。时人谓其“喧扰无纪律，不可统驭”，又“皆称统领，无所系属”。广勇之外，还有招募于当地的“土勇”，而“广勇、土勇积不相能”。[98]在“拒倭”的过程里，这种“不可统驭”、“无所系属”和“积不相能”都不能不造成中国一方匆促群集而又各自为战的无从提调和没有章法。因此，日军登陆之后一路西向，初八日占三貂岭，破“基隆东道藩篱”；初九日占九芬；二十一日占瑞芳，“前敌各军皆溃”，遂陷基隆。五天之内，拒守的广勇、土勇和团勇与日军接仗，战而死、战而伤、战而溃，兵力和火力皆常在弱势之中，而又争功内讧、“索饟大哗”间相交杂，终至“前敌兵事益不可为”。迨基隆陷落，唐景崧在兵败和兵变里束手无策，怆然内渡。十五日，日军不战而占台北。[99]之后战争由台湾的北部渐次南移。与不能算是知兵的唐景崧相比，守台南的刘永福以累战和苦战崛起于甲申年间的中法战争，是一个熟知交兵打仗而且不惮对抗强敌的人；沿十年之前的心路和经历立身于此日之“天下莫不同愤”，[100]又非常自然地成了割台以后不肯弃守台湾的人。因此唐景崧既已内渡而去，不甘心“属倭”的台湾“绅民相率”至南路“迎永福”。于是本属官兵的新楚军、福军、武毅军、台南防军、镇海军，便与起而抗倭的“新竹义民各营”、“十八堡义民军”、“台南团练营”、“五段团练”等等民间的“义兵”汇成了一体，在守土力战里生死相依。同广勇和土勇不满十天已一败涂地的窳弱和杂乱相比，台北沦陷之后新楚军北上“拒倭于新竹”，自五月至闰五月历经“大小二十余战”，与日军“相持月许”而败，主将杨紫云战殁。而后福军继之北上“据大甲溪为守”，六月“攻新竹倭垒获胜”；同时义民军出战于“路险箐深”之间，败日兵于大甲溪。在随后的“屡战”里，既有过“日军马炮队列横阵”猛击，致“我大队千人当其冲，死伤枕藉，大败退”的场面；也有过官兵“伏路侧”以“猛轰”截日军，继而义兵“伏林际”半途再截日军，致“倭大奔”，随后又“倭张皇急遁”的场面。七月初“倭大队猛攻大甲溪”，守军迎头堵击，方倾力拒战并打得“倭已少却”之际，“忽闻后路大营陷，各军震骇，遂哗退”。其间不肯退的营官袁锦清曾“率健卒五十人冲入倭队”，皆战而死，“无一还者。倭遂据大甲溪”。之后“各军择彰化境内大溪扼守”，寻又移守八卦山。至初九日昧明，“倭大队攻我，以快枪、快炮环叠而进”。守军与之苦苦相持于弹雨纷纷和硝烟弥漫之中，义民首领吴汤兴“中炮死”、右队主将林鸿贵继之“亦殉”。攻与守之间自“丑刻”打到“辰刻”，时间已近初午。而“倭炮雨下”越益猛烈，各军久战不能支，“遂大溃”。统领吴彭年愤极，立山顶不去，死于炮火之下。迨占领并越过了八卦山的日军进入彰化，左队主将李仕高和义民首领沈仲安又在节节抵抗里“俱巷战死”。于是“彰化陷”。次日“倭连陷云林、苗栗二县，十一日进踞大莆林，十二日薄嘉义县，锋锐甚”。而同一个时间里镇海军、武毅右军以及吉林炮队已在急急北上，并于十一日星夜进攻大莆林，“义民数千助战”。其间被扑的日军作反扑，曾“炮声震山谷”，继而败，继而“大溃”，官兵义民联手猛攻，又联手追杀，“毙倭数百”，遂“复大莆林”。而统领杨泗洪“中炮死”，营官朱乃昌“身受殊伤，裹创血战”，亦“中炮死”。越日福军前敌各营接踵而来，与义兵会聚“进图恢复”。之后，十三日一战复云林，十四日再战复苗栗，而节节厮杀，一战“阵亡”辄“千数百人”。几天之内，彰化云林之间攻守易位而且进退易位。当云林、苗栗次第规复，抗倭之兵已是“逼彰化而军”。

但作为一种与战事相伴随的困厄和日久日深的困厄，则是其时的台南饷与械俱匮。[101]自立省以来，台湾的饷和械都以海峡对岸的接济为源头，但割台之后海路断，接济也断。五月四日，张之洞电告总署说：“前奉旨接济台饷五十万及军火各节，已拨三十万。现改自为民主之国以后，饷、械等项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102]从这个时候开始，台湾的官军和义民其实已成孤军。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战和久战，主持军务的刘永福一面要面对“前敌自开战以来，屡电求饟械，迫切待命；且以伤亡多，请增兵接应”的吁求，一面又苦于“台南军储早罄，器械亦空”的一筹莫展而“忧惶无措”。在这个艰难困苦的过程里，他曾几度遣使渡厦门“电求沿海督抚拯台民，辞甚哀痛”，又皆因“迫于盟约，不得丝毫助台南”。至七月下旬，曾受刘坤一之命往返于台湾和内地之间的易顺鼎“自江南赍至南中助饟三千两”，而同时带来的还有“内地不能接济”的种种无奈和情状。于是兵疲粮绝之际“人心益涣散”。[103]时人谓之“南军苦守过中秋，械尽粮虚似楚囚”。[104]但前敌抗倭日在攻守之中，因此逼彰化的各军“请饟械”，任游击的义兵也“请饟械”，身在饥危交迫之际作乞讨，皆“语悲痛”。而刘永福“旁皇莫能应”，四顾无策，叹为“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对于一个自觉自愿地困守劣境以抗强敌的人来说，这些话同样是一种“语悲痛”。之后，“屯彰化诸军饥困愈甚”，以“相持”为“非久计”，遂与义民合军攻城。但三天之间一扑再扑继之三扑，皆“扼于城外炮台不得进”，而义军首领黄荣邦已力战“中炮死”。在这种三扑三挫里，可以见到的正是彼时饷械匮乏的饥兵力竭。后数日，“倭兵大举来攻”，而且以其接二连三的聚集冲击演为九天之内的攻势不绝。遂使布列于彰化与云林之间的官兵和义民心长力绌，在这种以强弱分胜负的过程里，守土一方由“受创甚”而“陷重围”，复又“诸军大败，将士丧二千余人”。至八月二十二日，义军首领徐骧“为军锋奋战”倾力搏杀，“诸军继之，倭颇却”而“骧旋中炮死，诸军夺气，大溃。云林、苗栗复陷”。日军既占云林，又南进逼嘉义，二十四日“以车炮攻城”，破之，诸将大半战死。而后“倭舰攻旗后炮台”，陆路日军同时攻凤山。守炮台的“台兵持两日，死伤枕藉，饥不能战”；守凤山的“义民拒战大败”。[105]于是周遭皆陷，二十九日，日军攻台南，与之遥为呼应的，还有“海面倭船十余只往来冲突，炮声震耳”。刘永福“日夕督战”，而“城中无食，饥军悉溃”。九月初二，部将拥刘永福“登舟去”，一则记载说他临行之际自问“吾何以报朝廷，何以对台民！”并“仰天椎胸，呼号恸哭”。仰天椎胸和呼号恸哭都是悲愤交集而意不能平。

从初夏到仲秋，台兵与义民孤军守土，死伤累累同时又死伤相继。在这种没有后援而又战而伤和战而死的过程里，疲兵和饥兵皆成哀兵。与之相为因果并且相互对照的，则是攻台日军的师团长能久亲王中将死，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死，士卒伤亡数千人。对于守土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酷烈，对于入侵的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一种酷烈。因此当刘永福西向内渡的时候，在他身后留下的这五个月，是甲午中日战争里最后一段悲壮而且炫目的历史，一段不会被岁月磨洗掉的历史。

注释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八册，第88页。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37页；《中日兵事本末》，《清季野史》第21页，岳麓书社1985年。

[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37—38页。

[4] 《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720页。

[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39页。

[6] 《中日兵事本末》，《清季野史》第22页。

[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36页。

[8] 《中日兵事本末》，《清季野史》，第22页。

[9] 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140—141页。

[1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9页。

[11] 同上书，第24页。

[1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25页；《中日兵事本末》，《清季野史》第20页。

[13]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25、26、27、28、29、31、32页。

[14] 《中日兵事本末》，《清季野史》，第21页。

[1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42、46、47页。

[16] 《中日兵事本末》，《清季野史》第23页。

[1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47、48、49、50页。

[18] 《中日兵事本末》，《清季野史》第23页。

[1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55—56页。

[2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八册，第166页。

[2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9页。“海军根本拔”，原文作“根本拨”，现据文意及《东方兵事纪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5页改为“拔”。

[22] 《李鸿章全集》第二十五册，第203页。

[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58页。

[24] 《李鸿章全集》第二十五册，第341页。

[2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58、70、71页。

[2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72页。

[27] 《翁同龢日记》第2745页。

[2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38页。

[29]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38—39页。

[3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199—200页。

[3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79、80页。

[32] 转引自《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74、275页。

[33]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09页。

[3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81页。

[35] 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45页。

[3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82页。

[37]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六册，第78页。

[38]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第12020页。

[39] 《近代稗海》第一辑，第1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4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第41页。

[41]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55页。

[42] 转引自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第50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

[43]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据实陈奏军情折》（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日）。

[44] 《清史稿》三十九册，第12020页。

[45] 转引自《李鸿章年谱》第498页。

[46]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六册，第42页。

[47] 《刘铭传文集》第571页。

[48]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六，《寄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六日巳刻）；卷十七，《寄平壤卫统领》（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三日辰刻）。

[49] 《吴汝纶全集》第三册，第104页，黄山书社2002年。

[50] 《庚子西狩丛谈》第120页，中华书局2009年。

[51]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61、2777、2769、2781页。

[52]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九，《军机处王大臣庆邸等公奏折》（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七日附）。

[5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50页。

[54]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78—279页。

[55]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79页。

[56]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午刻到）；《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酉刻）。

[5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84页；第五册，第381页。

[5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84页。

[5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45、246页。

[6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84页。

[6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84—85页。

[62]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酉刻）。

[63]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91—2792页。

[64]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申刻）。

[65]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69页。

[6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86页。

[67]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78页。

[68]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酉刻）。

[69] 转引自《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81页。

[7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86页。

[71]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85页。

[7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86页。

[73]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96页。

[74]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戌刻）；《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巳刻）；《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酉刻）；《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辰刻到）；《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午刻到）。

[75] 同上书，《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亥刻）

[7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五册，第101页。

[77] 《李鸿章全集》第十六册，第56页。

[78] 转引自李守孔：《三国干涉还辽之交涉》，《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第757、759、761页。

[7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十册，第341、315—316页。

[80]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战争，第766—767页。

[8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七册，第125、127页。

[82]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战争，第777页。

[83] 转引自孙克多：《三国干涉还辽与国际交际》，《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第16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8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十册，第172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七册，第177、179页。

[8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89页。

[86]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战争，第783页。

[87]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97页。

[88] 《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册，第1897、1901页。

[89]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04页。

[9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四册，第123—124、127页。

[91] 同上书，第127页。

[9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93页。

[93]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95、2804页。

[9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四册，第118页。

[9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93页。

[9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四册，第142页。

[97] 《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735页。

[9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91、95、97页。

[99] 同上书，第94—98页。

[100] 《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738页。

[10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98—105页。

[102] 《清季外交史料》第二册，第1911页。

[10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00、105页。

[10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十二册，第149页。

[10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06—107页。

战争留下的震荡：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

一

自甲午年夏季日军在海路猝然动手击沉高陞号轮船，到乙未年仲春中日议定《马关条约》，短短九个月工夫，中国与日本已由暴力作比量分出了胜负高低。而后是割地赔款与朝野震愕相对映，化为中国人“大野招魂哭国殇”[1]的愤痛和哀痛。三十五年前，时人曾用“庚申之变”写照英法联军带来的沉重冲击，与之相比较，则此日以“国殇”为词说中日战争，对应的无疑是一种更深更重和更多亟迫的精神冲击。因此，当台湾守军与义民前仆后继，节节苦战于没有退路的绝境之日，庙堂之内的言路和庙堂之外的士议已在韩事催发的一路高亢之中共趋激越，化为桴鼓相应的万窍怒号和滔滔大波。其间枢府、总署忿争论事；翰詹科道交章论事；总督巡抚电奏论事；部曹京官呈文论事；各省举人上书论事，往往“激切惶惧”而“涕泗横集”，而所争都在“罢和议”与拒和约。[2]三十五年以前，“庚申之变”直接震动了北京的朝廷和东南的疆吏，以此对照三十五年以后庙堂之内和庙堂之外的桴鼓相应，显见得中日战争的结果已在极短的时间里不仅搅动了上层士大夫，而且搅动了下层士人。出现于这个过程中的台谏、翰林五十七人“合词吁请特起重臣以维国脉”；翰林院中三十七人“联衔密陈”乾纲独断“速定戎机”；“译署章京五十六（人）连衔说帖”争和议；以及“湖南举人一百二十人合词请改和约”，江西举人一百二十人“合词呈诉”和约“误国病民”，江南省举人五十四人“公呈”和约之“必不可行”和十八省公车上书吁请“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等等，[3]都在各申主张而前后相继，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蓬蓬然起于国难之中，非常明白地显示了清代二百五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士人由个体而聚群，又集群以议国事的声势。在刚刚战败的中国，这种朝野喧腾所到之处，都在使这场失败了的战争及其始末因果成为一世之横议层层追究的东西。

当“日朝变起”之初，“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4]以此比照后来的屡战屡溃和屡战屡溃之后的备受刲割，显然是“国人”大半都没有想到过这场战争会如此仓猝地输得一败涂地。作为一种对比，甲午后三年日本兵头神尾光臣至汉口游说，其间与中国人追论“朝鲜一役”，曾直言“不意贵国竟不能一战”，以至“挫衂不可收拾”。[5]他用“不意”二字为辞，则说的是日本一方也没有想到过被当作对手的中国人会如此仓猝地输得一败涂地。因此以日本人的“不意”反衬中国人的不意，则曾经被“国人”和“廷议”当作的“信可恃”的东西一定会变为“国人”和“廷议”最先讨问的起点。之后是一身承当了战争与议和两种责任的李鸿章遂为千夫所指，理所当然地成了众怒之所归和众恶之所归。当日的弹章纷纷然列举其“恶战主和”，“行私罔上”，“甘心叛逆”，“潜勾倭主”而“敢于犯天下之不韪”，共以“普天率土咸切齿于李鸿章之卖国”为一世之定评。更激烈一点的，还主张“枭李鸿章之首传示各省”。[6]与这种一腔恚怒化作肆口痛詈的意气之词相比，其时翰林院修撰张謇的一折由倒叙光绪八年以来中、日、韩之间的一路纠葛入手，翻出种种旧事旧怨，然后牵引人物情节深作推论，并因深作推论而下笔尤见峻刻：

李鸿章既自负善和，必且幸中国之败，以实其所言之中；必且冀中国之败，而仍须由其主和，以暴其所挟之尊。即京朝官之尾附李鸿章者，亦必以李鸿章为老成谋国，展转相师；而李鸿章之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无一人焉以发其覆。[7]

用“幸中国之败”和“冀中国之败”刻划李鸿章，不能算是平情之论和平实之论，但时当“普天率土咸切齿于李鸿章”之际，却曾以其深文周纳的理路写照举世滔滔的心路，典型地表达了士议对于“善和”与“主和”的愤切。

在相近的时间里，还有陈三立致电张之洞，“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8]他也想杀李鸿章，然而多年之后他为尊人陈宝箴作行状而及此一段史事，追述其父子之愤李鸿章，则此中因果又别成一派理路：

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邪？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9]

这段话痛责李鸿章，但大约言之，“世所蔽罪”，是以“恶战主和”与“自负善和”为李鸿章之罪；而陈宝箴父子意中，却是李鸿章的罪无可恕并“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10]这种同起责难而又互相歧义共存于那个时候的士林横议之中，说明了战败触发的人心愤痛虽一时指目，都以李鸿章为集矢之的，而其间的各怒其怒，则又会非常不同。他们提出了种种问题，而其彼此扞格，又使李鸿章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当李鸿章议和归来到京师请安之日，光绪帝“先慰问受伤愈否”，之后久郁一泄而言之激忿，“诘责以身为重，凡二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骏厉。鸿章亦引咎唯唯”。[11]帝王以这种“词甚骏厉”的“诘责”面对面地追讨赔款、割地的责任，说明了深宫之怒同样指向李鸿章。但若以李鸿章在日本议和之日，张之洞曾经“使张佩纶电责合肥，比之崇厚，令其引咎，且急图补救之道。合肥复电曰，吾事事奉旨而行，与崇厚迥不相同”为回应[12]的一段情节相对比，则李鸿章虽“引咎唯唯”于殿陛之前，对于光绪帝的“诘责”其实同样回答不了。而“唯唯”犹未终了，同一天又有“翰林院代递六十八人连衔折劾李鸿章”。[13]

这个过程贯穿于甲午、乙未之间，使李鸿章在朝野共诟里尤愆丛集，成了这场民族战争失败的因果之所在和否结之所在。而处尤愆丛集之中的李鸿章其时致书陶模别论因果，则言多屈郁：

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兄抚膺衰疾，蒿目艰虞，独居深念，仰屋窃叹，亦思竭囊底之智，以助局外之谈，然覙缕指陈，亦何以易群贤之所云耶。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縻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14]

作为一个刚刚从战争与议和里踉跄走来的人，他由甲午战争之前朝局和政事的病像着眼，来追溯甲午战争的始末，未必没有种种可见的真实性；比之归胜败于一人之心术德性，又未必没有切近事理的深刻性。然而在他所追述的“十年以来”里，其自身又始终是久在朝局与政事之中的经营提调者和重心所归者，从而其自身又与各色病象长在内相依连而外相缠绕之中。旧史为他立传，说是：“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15]然则与之对等并且对应，便不能不是“万马渡辽河”与“千营溃一惊”[16]成为对比之日对他的穷究深诘：

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17]

被李鸿章称为“谤书”的弹章和士议里有种种推度之论、臆想之论、片面之论和独断之论，因此其叙事和评说时或不能全合真相。然而在情节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背后，这种以其“二十年之久”的力臂远伸追问他在甲午乙未之间的“一旦有事”而“曾无一端”，则着眼于更富广度和深度的历史事实，为各自立论的弹章和士议提供了一种共认和共有的理据。它们比情节和细节更能说服人心和代表人心，因此，经历了九个月战争与议和的李鸿章就此连同一溃再溃的淮军一起跌落，被朝廷剥掉了“筹三省之海防”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也被朝廷剥掉了三十年来“中外系望”的居重之势。他后来奉旨“入阁办事”而不能管部[18]，与旧时进京“东朝独对，北门集议，南苑阅兵，西郊警路”，而“冠盖酬酢，岁岁如恒”的“万端纷拥”[19]相比，已近乎闲差。对于曾经“拼命做官”[20]的李鸿章来说，这是一种“无从展布”。其间的落漠，使他在稍后奉旨“历聘欧美”的途中已有过“复命之日，即抗疏乞休”[21]之想。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促成了李鸿章的仕路颠蹶，而在其一身之盛衰的背后和深处，则是由他所代表的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困顿支绌，在战争的震荡下走到了止境。

在那个时候的朝野之论里，与李鸿章同被士议痛詈的，还有深度卷入了战争和议和的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一道弹章说“外间之言，谓割地赔费各款，朝廷虽踌躇斟酌，而孙毓汶、李鸿章已画有一定不移之局，勿论如何亏损，期于无不曲从”，而“置皇上之天下于不顾”。[22]另一道弹章说“徐用仪比附”孙毓汶，以与李鸿章相“表里”，尤属“无耻之甚”。[23]由此形成的众声喧哗起于庙堂内外，遂致十一天之间孙毓汶致休，徐用仪奉旨退出军机处、总署。当时人总括而言之，称作“合肥解权，孙、徐罢政”。[24]之后的朝局，是半年以前刚刚重回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虽为中外所寄望，其实已“善病”而无复往昔之劲气，议政之际便常以“无所可否”和“语游移”[25]为和光同尘；礼亲王世铎性惯附从；[26]刚毅、钱应溥俱属新进，对比之下，则同在政府的翁同龢、李鸿藻为士议所共推而一时“人望所归”[27]。其中翁同龢与光绪帝更近，又比衰病的李鸿藻更多影响君权的腕力。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进京面见李鸿章作深谈，在他记录的对话“要点”里，第一节便是“帝听信师傅翁同龢之话”。而李鸿章的“美籍秘书”白梯克（Pethick）以一个外国人的观察与李提摩太论中国政事，则直言“军机大臣翁同龢乃中国之实际皇帝”。[28]这些话虽然出自外国人的转述，而以翁同龢日记中所录“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29]作对照，显然并非游词无根。他所说的“眷倚”，自世人目之便是左右君权。因此，稍后张之洞与属员私议“都中事”，着眼处也在“常熟可谓有权，然其老谋深算，吾未能测也。”[30]他所说的“有权”，应当是指孙毓汶和徐用仪相继出局之后枢府中的重心转移。甲申年（1884）盛昱一折致政潮翻动，孙毓汶由此而入军机处，之后又在其中长久“主政”且权势灼人，[31]因此甲午乙未之间的这种此消彼长便非常明显地成了十年以来的朝局大变。而本属儒臣的翁同龢遂为时势推挽，走到了权力的高处。李鸿章和张之洞的评论说明：由于他们同朝局的关系更密切，因此他们更关注朝局并先知甲午乙未之际政府重心之变迁。

与正在权势减杀之中的李鸿章相比，对翁同龢作皮里阳秋之论的张之洞其实甲午乙未之后也在向高处走去。自同治末年曾国藩辞世，久作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二十年来一直是疆臣领袖。在国家权力下移的年代里，这是一种由事功、物望和声光累积起来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而此日李鸿章既已不再回任，则张之洞居长江中游而为士林注目归心，岸岸然有继之而起之势。乙未年谭嗣同叙述士人群聚都下，已概言之曰“主之者内有常熟，外有南皮，名士会者千计”。[32]俱见其既有影响力，又有支配力。后来沈曾植致书汪康年论时局，说是“熟思世事，自非壶帅入都，殆于更无他法”。[33]同时又有张元济致书沈曾植，称“南皮为今之伟人”；[34]徐世昌致书杨锐，力言“自中日战后，合肥坐困，日本伊藤来京师，颇瞰中国无人。此时欲求抵御之策，非得南皮入政府不可”。[35]这些议论所期望的“壶帅入都”和“南皮入政府”虽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事实，而以其间的各自期许而共相推崇作度量，则显见得甲午之后的张之洞已一时声望四播，远出侪辈，与李鸿章曾经有过的“声出政府上”相去并不太远了。

翁同龢和张之洞都出自清流，并因之而亲近清流，佑护清流和引重清流。因此，与甲申年的政潮起伏最终以政府摧折清流为了局相反，此日翁同龢在朝局里执政，张之洞蔚为疆吏中的大佬，与之俱来并与之因依的，一定会是清流一脉在零落十年之后的磅礴重起。然而世移势迁之后，已今时不同往昔。相比于甲申以前的清流多以个体立言为各标风采，则这个时候清流之重起于甲午乙未，自一开始便以合众群鸣为特色和本色。与之对应，遂屡见其时议战议和慷慨愤厉，而产出的弹章和奏疏又大半以联衔为常态，往往一纸风雷，动辄可聚十数人、数十人。这种联衔会奏之一见再见和三见四见，说明了战争与议和牵动士人社会的人心，所以战争与议和便成了动员士人社会的题目，而后是朝士各依人脉分别集群，又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里相互合群。就其本义言之，集群和合群其实都是个体士人在时势震荡里的走向彼此认同和相互结伙。比之甲申之前的清流行状，这种局面已是别样境界，但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走向和局面，然后才可能有甲午之后清议的连绵不绝，以及清议连绵不绝中“京邸大僚之议论、翰林御史之条陈、外省督抚学政之文告奏章”的跟着走。因此，自士林中人看去，当日的言论之所起和言论之所聚已成“京中清流之局”。[36]

这个过程起于翰林、科道、部曹里品秩不高的京官，同时又一路引动和吸聚了京城之外的清流中人。而其中之能够号召当时而富有活力，并被一时目为“名流”者，则大半都各有渊源且各有归属。张謇后来说，时当风起云涌之日，他自己和汪鸣銮、文廷式、志锐曾一同被目为“翁门六子”。[37]以名责实，正所以见归属之亲疏容易演为宗派和门户。在“六子”之外，当日共指为名隶翁同龢门下的，至少还有“博雅”而“有远识”的沈曾植和他的兄弟沈曾桐，以及常常作弹章的丁立钧，等等。[38]而同属“名流”的黄绍箕、梁鼎芬、汪康年、陈衍、郑孝胥，以及邹代钧、吴樵、钱恂之畴，则以长江中游和下游为往来空间，大半都依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归属。而后是都中与京外虽各奉宗主，但两者同起于时势危迫之日，并因之而彼此皆能以同怀视之。是以当时都中与京外信函来去，常常见“芸阁”（文廷式）、“叔衡”（丁立钧）、“子培”（沈曾植）、“叔桥”（杨锐）、“节庵”（梁鼎芬）之间的声息相通和互相牵结。[39]由此形成的人际勾连，因其身后的各有渊源已能上连庙堂和君侧，而在他们的四周，借助于过从交往的物以类聚和人以群分，又会汇集起更多士大夫中的一时胜流。[40]于是一方面，由于他们各有渊源从而各有归属，所以，政局中的有力者翁同龢与张之洞会影响和导引他们，并因之而影响和导引那个时候的士林，他们也会影响和导引翁同龢与张之洞，并因之而影响和导引那个时候的政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能够上连庙堂和君侧，所以，他们在群谋国是的过程里筑成的人际勾连遂成了一种现成的路径，使士人中原本不在渊源之内和归属之内的急急乎进取者得以引为通途，借助于这种人际勾连而快步走近权力的高处。其间的典型便是自光绪十四年（1888）起上书皇帝、上书徐桐、上书曾纪泽，并曾谒翁同龢，“意欲一见”[41]的康有为，一路叩门，一路碰壁。出都之日，遂愤愤然以“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42]写照一腔积郁。至七年之后的乙未九月，“康有为往金陵谒南皮制府”，据当日在场的黄遵宪说，为之“力为周旋”的便是归属于张之洞门下的梁鼎芬。盖梁鼎芬“与康至交，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43]然则“力为周旋”，说的正是有心要把康有为引到张之洞的身边和眼前。而此前一年言路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京中清流已群起施援手，“沈子培、盛伯熙、黄仲弢、文芸阁有电与徐学使琪营救，张季直走请于常熟，曾重伯亦奔走焉”。[44]这些人大半出自翁同龢门下，其群起援手，说明了康有为已经被他们认作一路同道的人，而“张季直走请于常熟”，则又说明了这种人际勾连能够把康有为送到翁同龢的身边和眼前。有此汲引托举，而后是曾经一路叩门，一路碰壁的康有为才得以拾级而上，层层登高，终至叫开“帝阍”而一展怀抱，“扶摇九天”。[45]在这种历史曲折和历史情节里，清流造就了本在清流渊源之外的康有为。而当梁鼎芬、沈曾植、盛昱、黄绍箕、文廷式、张謇先后与志在“尽涤旧习”以图“气象维新”[46]的康有为互相趋近，并且一时同路之日，则曾经久被目为士人典范的清流群类显然已不再全是旧日模样和全守旧日范围了。就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而言，比之一人一身的叫开“帝阍”，这种典型的变化和群体的变化无疑更内在，并因之而更深刻。

甲午、乙未之间，清流因议战议和而重聚重起，又因其领袖清议而主导了一时之评判、褒贬、追究、讨问，从而主导了天下之人心向背。其间愤怒化为激越，而指向所在，则与甲申之前的清流前后相接，共以尊王攘夷为一脉传承。然而评判、褒贬、追究、讨问虽以身当战争与议和之责者为特定的对象，但这个过程的牵连所及和层层切入，又一定会撕剥出中国社会的旧弊和时病。因此议和刚刚了结，翰林院里的奏折已在引“倭人变法未久，谂我不备，一朝入犯，自去岁六月至今三月，防剿诸军几于无战不败”为事实和反照，切论中国之“积为所弱”。[47]稍后文廷式说“海内言治者，皆知中国积弊极深”；[48]黄绍箕说“今海宇多故，时事孔艰，视康熙之治，固已远矣”；李岳瑞说“二百年来，官守成法，士耽俗学，习熟见闻，以为当然，塞聪蔽明，冥冥长夜，胥十八行省四百兆人而成为不仁之疾”，[49]所指都是这种由“积”而“弱”。辛丑年李鸿章曾追论甲午中日战争，说是“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50]则以此比彼，显见得奏议里所说的“积为所弱”和李鸿章所说的“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指的都是旧蔽和时病缠结之下的千疮百孔。两者之间的这种一致，说明了一场一败涂地的战争同时又以其一败涂地打穿后壁，使群聚于朝野之间痛詈李鸿章的清流中人也看到了李鸿章比他们更先看到的东西。比之以战争和议和的局中人为对手而穷究忠奸，这种由纵看“二百年来”为当日的中国诊病象，并持此为因果追索这场战争的胜败，其理路无疑已在层层深入之中。而时当战败之后，因战败的反照而为一世注目的种种旧弊与时病，同时又因战败带来的结局而陷入日本的苦苦勒逼之中，并因此而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百端交困。张之洞说：“此次日本之和，与西洋各国迥异。台湾资敌矣，威海驻兵矣，南洋之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门庭，狡谋一动，朝发夕至，有意之挑衅，无理之决裂，无从豫防，无从亿料。”是以“以前例后，则此次之和，犹未和也”。[51]

三十五年以前，英法联军之役后办理抚局的奕当日曾在奏报里说：“自换约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并因此而初知西人之东来“似与前代之事稍异”。[52]曾经以“前代”比附西人的中国人知道了西人与“前代”之不同，反映了其时由历史经验到时代意识的转变。所以此后三十多年的中西交冲里，中国人全力防堵的大半都在通商传教。但以此前三十多年比甲午乙未，则贯穿于中日一战之始末的，是日本既以割地为目的，又以割地为结果。比之通商传教，其要旨更在剖分中国。而后是三十多年前对于西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的判断，这个时候全都被日本人打破了。是以张之洞所说的“此次日本之和，与西洋各国迥异”正是以一种改变了的时代意识应对正在改变的时代。其间的“无从豫防”和“无从亿料”，又说明三十多年倾力经营“海防”和“塞防”之后，此日已近乎防无可防。而与之俱来的忧悸，尤在于外患之逼入都会化作对于中国社会更见凌厉的直接冲击和深度搅动：

赔款二万万，目前必系借洋款以应之，折扣之外，加以东西洋两层息银，至镑价亏累，尚难豫计。即分数十年归还，每年本息亦须二千万两，势必尽以海关洋税作抵，而又提厘金、丁赋以足之。且洋人制造之土货概免厘金，则进款益绌，此后国用更何从出？虽以白圭、墨翟之省啬，亦断不能省出此数；虽以桑、孔、王、杨之搜括，亦断不能括此巨款。百方掊克，以资仇敌，民穷且怨，土匪奸民借口倡乱，而国家以饷绌兵弱，威力又不足以慑之，是赔款之害，必由民贫而生内乱。

这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深重祸患，而远望来日，则祸患犹不止此，因此忧惶也犹不止此：

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设机器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弗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均沾，外洋之工作巧于华人，外洋之商本厚于华人，生计尽夺，民何以生？小民积愤，断不能保相安无事。今日毁机器，明日焚栈房，一有他变，立启兵端，是通商之害，必由民怒而启外衅。

在经历数十年教案连绵不绝带来磨难连绵不绝之后，磨难便是心中的经验。因此，由这种通商化为制造，而致小民生计困扼作推度，则想得最多和想得最深的，便不能不是民间社会的不得安宁和中外之间的危机四伏，与之相连的俱是了无穷期的多灾多难。比之已经过去的三十多年，这些由日本人造成的变化虽然后起，对于中国人的生存世界而言却是一种更直入从而更具摧折性的蹙踏。而曾经学西方的日本之后来居上，又以其封豕长蛇之行在为西方作示范，使“西洋各大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加肆意要挟”，而后是“事事曲从则无以立国，稍一枝梧则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矣”。[53]对于中国人来说，由此形成的已是周遭四围重重，而内外皆在穷境之中。这些文字虽然出于张之洞之手，却共性地写出了当日士人社会对中国经此一击，急遽沉降的整体认知。于是而有士人群体直面“中国神明之冑，几不得齿于为人类”[54]的张皇和身逢“焚如之灾，迫于旦夕”[55]的亟促，自庚申之变以来，中国人用“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五千年来一大变局”为极尽形容之辞，以描述中西交冲所引入的前所未有。而此日孙诒让由“事势之危”与“世变之酷”[56]相对举说前所未有；张之洞用“非常变局”[57]为刻画之词说前所未有，则都比前此三十余年的极尽形容更过了一大截。在他们那里，前所未有的“危”、“酷”和“非常”，其实已不仅是变局，而且是“危局”。之后，是“积弊极深”与“世变之酷”相逢于那一代为时势召聚起来的士人面前，使他们在“世变”里先后走向力除“积弊”，并因之而不得不“变通成法”。[58]汪诒年后来为汪康年作传，其中“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一节说：“吾国自甲午一战败于日本后，洞明时事之流，已佥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言变法。”[59]作为那代人中的一员[60]，他以“洞明时事”总括那代人认知的重心和要点，非常清楚地描划了“积弊”与“世变”交集之下，以“变法”求“图存”的思想逻辑和历史理由，逻辑和理由所表达的都是不得不然。

在甲午乙未之际的中国，这种思想逻辑和历史理由，以及逻辑和理由中内含的不得不然，都是能够惊人之心，动人之心和犁然有当于心的东西。因此，在张之洞倡“变通成法”而“日以改革为急务”[61]之日，刚刚奉旨巡抚湖南的陈宝箴同样心忧“国势不振极矣，非扫弊政兴起人材，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并有心就湖南“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62]同一个时间里，新疆巡抚陶模作奏议，也在以“天下事所当变通者”为主题而罗举多端，吁请“实力施行，以振人心而扶危局”。[63]这些出自疆吏的筹想各自谋划时务，而其间之共有的和彼此相呼应的都是变法、“图存”和“危局”。同他们相比，被“眷依”的翁同龢身在朝局之中而常苦心长力绌，“自念以菲材当枢要，疆事如此，上无以对大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又“于讲帷则无补救，于同列则致猜疑，疾病缠绵，求死不得”，四顾局蹐，遂时有“悠悠苍天，曷其有极”[64]的无穷苍凉。“以菲才当枢要”，说明他自知才识情性不宜于多难之世执政柄而为天下司命，而既已当枢要，则又不得不在多难之世里执政柄而为天下司命。若以此为本色与张之洞那样疆吏中久经世务的挥洒自如者相比，翁同龢显然不是一个长于展布而构想恢弘的人。然而甲午、乙未之际，他一路蹶竭，“穷日之力看《普法战纪》四本”，至“惫极矣”；又因汤寿潜“论时事极有识”而“招之来长谈”；之后“以陈炽《庸书》、汤震《危言》进呈御览”，等等。功夫都在旧日的见所见和闻所闻之外。[65]《庸书》以“外患之与内忧，恒相因而相积”之理说“改弦而更张之”；[66]《危言》以五十篇论天下之弊种种，而一以“穷变通久”为症结之所在和出路之所在。[67]虽说两者都成书于甲午战争前夕，但翁同龢关注、理解和接受它们以变法为主旨的论说则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助成了这种关注、理解和接受的，显然是他从战争的结局里看到的过去没有进入思想和视野的东西。而由“进呈御览”，又可见翁同龢手里的变法观念无须过渡便已能转化为直接影响皇帝的东西。对于翁同龢来说，这是真信；对于皇帝来说，这是开智。由于真信变法，因此翁同龢的日记里又有听美国人科士达说“练兵”、“改西法”、“造铁路”、“赋税”，称“其言反复悚切”；听英国公使欧格讷“深谈中国贫弱，他国有并吞之心”，并举“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为归国之前“抒真心，说真话”的“临别之言”，自谓“譬如遗折，言尽于此”。称“其言绝痛”，引出“喟然而叹，知六合以外此理同矣”；听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和“变法”，称其“读书明理”，尤称“其言切挚”。[68]这些外国人都在向中国人指陈变法，而“悚切”、“绝痛”、“明理”、“切挚”以及“六合之外此理同矣”，又说明他们的话翁同龢不仅听得仔细，而且听得动心。由于动心，在进呈中国人的变法论之后，他又曾一手包办地将李提摩太的变法论也进呈御览。[69]自通籍以来，翁同龢立朝三十余载，既不喜欢变成法，也不喜欢外国人。而心中之好恶积之既久，一旦触发，便有甲午前九年游秘魔岩，指洋人所到为“腥膻狼藉”；甲午前八年春节“各国公使来拜”，则视同“一群鹅鸭杂遝而已”；甲午前七年见曾纪泽与西人交谈“作夷语”，又以“啁啾不已”相比方[70]，等等。这些话言为心声，都在以刻薄见憎恶，与当日已经历时二十多年的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相对照，俱见其犹未走出深闭固拒。然则以前事律后事，则发生在翁同龢身上的这种从“鹅鸭杂遝”的鄙而且厌到“谓然而叹”的深被打动，以及从授帝王读经史到教帝王学变法，都醒目地显示了“世变”之下人的失路和人的变化。而同清流起家作疆吏，并因身作疆吏而在十多年里深度介入了洋务的张之洞比，显见得翁同龢曾更久于以不变应万变和更惯于以不变应万变。因此，作为士林清望，翁同龢的变化虽起于一人一身，却典型地反照了其时“世变”影响人心的程度，从而以其一人一身典型地表现了与之久相因依的清流群体精神世界蝉蜕的深度。

有群体而后有主体，是以在汪诒年所说的“洞明时事之流”讲“变法”的过程里，与疆吏的条陈与枢臣的进呈同时出现，而又比他们更能引人注目并更能折射历史走向的，其实是清流之群起倡变法和清流之四出谋变法。乙未年中日议和，六个月之后，曾经力主拒和的文廷式已在奏议里引“大学之道，首重新民，春秋之义，必通权变”说世局，以痛论“时至今日”之“无可因循”。然后举“波兰、土耳其之事”为比，刻画万国“环而观我”之下的“迫不及待”，期能唤出帝王的“宸谟英断”，为“时势艰危”之世宏开“作新之功”。[71]他向往的“作新之功”当然都是能够用来破旧法的东西。稍后又有王鹏运作奏疏，四顾“民穷国匮”而以“苟非时事所迫，人谁不欲习故安常”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理，并急急乎入手为当日的中国筹种种“变通之法”[72]。在这些文字里，他用“时事所迫”四字作写实，所表达的丕变中国之想，尤能以其出自甲午以后的精神世界而真实地反映甲午以后的精神世界。同一年里，人脉属湖北的汪康年在东南聚合“同人”，于此“否剥已极之时”群谋弃去“故习”以“拯衰弱”。而尤信“开风气”可以造时势，“使天下人之心联为一心，天下人之气联为一气”。与立论于奏议，从而着眼于政事的文廷式、王鹏运相比，汪康年之筹变法而注重“开风气”，显然已更多地把中国“臻富强”[73]的希望移向了社会一面。他们以各自的申说各论变法，而在那个时候的士人世界里，他们和他们的言论又都与四周的共鸣和共议常在彼此影响与交互感染之中，由此形成的既是一种“公卿谋于上，而处士奋于下”[74]的士议激扬，又是一种众声哓哓而混沌莫辨的沆瀣一气。张元济后来说“中日战败，外患日迫。忧时之士，每相邀约在松筠菴陶然亭集会，筹商挽救之策，讨论当时所谓时务西学。余亦间与其列。到者多一时名下，然毫无组织”。[75]与之相对印的，是当日李提摩太在广学会作“年会陈词”，津津乐道“中东战后，京外大小各官，因地大十倍之中国，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也，莫不欲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求新之意，因此而起”。遂使广学会印行之译书由“人鲜顾问”一变而“几于四海风行”。之后又列举1893年“收书价洋银八百余元”，1895年“收书价洋银二千余元”，1896年“收书价洋银五千余元”为实证，以其前后的悬殊说明士大夫思想变迁的急迫和剧烈。如果把当时书商盗印的数目也算进去，则其销行的规模还会更加可观。[76]张元济说的是京城士林，李提摩太则统括京内外士林而言之，其范围又大了许多。这些人以他们的存在和倾动，为张之洞的条陈、翁同龢的进呈以及文廷式、王鹏运、汪康年的议论提供了一种广袤的底色。而倾动同时又是摄动，所以，在彼时名属清流的大佬里，李鸿藻一生“重老成”，[77]而当士林的“求新之意”走向高潮的时候，则李鸿藻的门下也卷入进来，攘臂而作。[78]这个过程由清流发端，又由清流主导，而张元济以“时务西学”概括“一时名下”的“忧时之士”；李提摩太以“求新之意”概括“京外大小各官”，则说的都是这个由清流发端和主导的过程里变法与“求新”相表里，“求新”与“西学”相表里。因此，乙未年夏季京师立强学会，便因其多属“台馆诸臣”[79]的清流渊源而一头连着守儒学本分的李鸿藻、翁同龢、孙家鼐；又因其“求新”于西学而另一头连着职在传教同时兼作策论的美国人李佳白和英国人李提摩太。在时势的映照之下，由此显出来的已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与奇异。

二

清流的磅礴重起始于甲午年，然而以乙未比甲午，则重起的清流又正在变得不同于旧日的清流。光绪四年（1878），曾纪泽说：

今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者，硁硁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悬虚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

然后引时务为比照曰：“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于见闻，扺掌拊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廊庙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80]清流主持清议并承载着清议，而时当光绪初年，又正是清流崛起庙堂且声势炽盛之日。因此曾纪泽笔下写“清议”，刻画的都是那个时候的清流。他以“中西通商互市”为“天运使然”，为“不能闭门而不纳”，要义皆在陈述洋务的势有必至和理所当然。持此以度量清议，则其枚举而历数之的以“泥古”反洋务；以“博持正之声”反洋务；以“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反洋务，便都成了既与势相悖，又与理相悖的东西。虽说就本义而论，因“钻营不得”而“诋毁之”并不真能算作清议，但他所说的这种清议与洋务在整体上分为两截，从而清流总体地反洋务则是那个时候显然可见的事实。李鸿章久在这个过程和这个事实之中，曾言之慨然地说：“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为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又自谓“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而祸福得失，久置度外”。[81]其意中的“文人学士”和“谣诼”，对应的无疑都是清流和清议。然则循名责实，“泥古”、“持正”和“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说的都是清流之反洋务，其根由全在于清流之守“故习”而不“通变”，尤在于清流之不能容忍以夷变夏。因此，以“三十年来”他所经历的这些事实作反衬，则甲午年群起于议战拒和的清流，至乙未年已群聚于变法和“求新”相表里，“求新”和“西学”相表里，便不能不算是一种脱胎换骨之变。

作为三十年历史的延续，清流与洋务在外观上依然各分渊源而各自成群，但就其内里而言，显见得变化中的清流已越来越深地进入了曾纪泽所说的“事会之乘”，从而越来越真知和切知十六年前曾纪泽所阐述的势有必至而理所当然。一则出自日本人的记载说，马关议和之日，李鸿章在备极磨难的同时，又曾深作反思和前瞻，并对伊藤博文直白言之曰：

坦白地讲，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应由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收到实效。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国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82]

他在庚申之变的层层冲击里识世变而入洋务，因“打击”而“醒悟”的况味已久知之而备尝之。因此他相信战争会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残酷的战争尤其会大幅度地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世界。而以这种反思和前瞻比照乙未之后的清流，则无异是李鸿章预言和期待的事，正在成为和已经成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这些人在战争与议和的动员下汇拢，其汇拢的过程遂自始便是共指李鸿章为祸首和公敌的过程。但时逢中日之战，则身在中日之间。当他们由倭人“弹丸黑子”而“全力敝我”发问，以追索和搜寻“中国之所以不振者”，[83]则又不能不为追索和搜寻所牵引，在沿波讨源之中，走入古今中西的重重纠结里。而后是这些被战争与议和召聚起来的士林健者观照之视野变，力行之取向亦变。当初以怒骂痛诟相呼应的清流中人因之而一个一个移其重心，前后相接地走近和亲近曾被旧日清流所排拒的种种物事。于是而有沈曾植谋“开学堂、设银行”，筑“东三省铁路”[84]；文廷式“请各省开矿”[85]；王鹏运说“经国要图，洋务为急”[86]；陈炽倡“设商部”、“行钞法”、“铸银钱”、“修铁路”、“广轮舟”、“开矿政”、“立书信馆”、“征烟酒税”[87]；孙诒让以“广求君子之通洋务者，与共撑时局”为“今之要事”[88]，以及张元济切论“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89]；李端棻奏议“广立报馆”、“选派游历”[90]，等等。而当这一类议论一时远播，其回声四起之中，又有原“本读圣贤书”的罗振玉为“海内人心沸腾”所染，起而兼读“江南制造局译本书”，期能“稍知外事”[91]；原本读史、治举子业、学骈文散文的王国维至此日“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92]；原本“方读《春秋左氏传》”的杨树达虽然刚刚十二岁，却在“国人愤慨，力图自强之策，士论皆谓宜求实学”之日亦为时趋所挟，开始“兼习数学焉”[93]。罗振玉读“译本书”，当然是读外国书；王国维在中国人的文史之外别立“所谓学者”，显见得是指西学的夺人眼目而别开一重天地。而那个时候时论之推重算学，本在于时人都把算学当成制造之本。因此杨树达归“数学”于“实学”，同时是以数学为新学。这些人久以书斋为生活世界并且久在士人社会的边沿和下层，因此，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变化，便更富广度地写照了变法与“求新”相表里和“求新”与“西学”相表里的席卷之势。而比对前后，则其间被列为要目的东西，有许多都是李鸿章已经做过和心中想做的东西。所以群起的清流虽以“吾党”、“吾辈”和“同志诸公”、“力求振作之党”[94]自立称谓而集为一类，自觉地把自己同别人区分开来，但他们用来表达主张的中心观念和基本观念，却依然是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里产出的“自强”和“富强”。这种见之于甲午和乙未之间的事实醒目地说明：他们虽以怒目相向对李鸿章，而由世路嬗蜕说前因后果，则显然是他们所代表的历史阶段与李鸿章所代表的历史阶段彼此贯连，相为承接，同在一个节节变迁的过程之中而无法一手断为两截。

作为一种观念，三十多年之前被“庚申之变”逼出来的“自强”，以及由“自强”衍生的“富强”，其要务在“师夷智”，在“借西法”。因此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着眼的是移接彼邦之长技，以守护中国自身和中国之固有。但甲午之不同于庚申，是清流群起大张“自强”和“富强”，其要务已在“变法”。所以当日的士议，便多见“兴利除弊，变法致强”的一体总括，以及“非变法制，不足以除锢习，振人心”，即“非变法制”不足以语“自强”的推断阐发，更“愤懑诫诧”一点的，还有“我中国非变法不特不足以自强，实不足以自存”[95]的危言醒世，等等。这一类主张和论说出自士林之共鸣，而后是“近今风尚，竞谭西学，而有志之士，皆思变法，以支危局，此亦运会使然”。[96]变法成了自强和富强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题中必有之义。然则甲午之后的变法自强不同于庚申之后的借（西）法自强，其要端全在“变法制”、“除锢习”所对应的都是中国之固有，从而是中国的自身。所以，相比于借法之重在移接彼邦之物，则这种“竞谈西学”而“皆思变法”之所重，是在以彼邦之物为法式来丈量中国之固有和改造中国之固有。在这个过程里，同样由借法开始求富强的日本，在打败中国的同时又炫人眼目地为中国人提供了变法致强的实例和说服力。遂使刚刚被日本打败，并因此而凝眸注视日本之后来居上的中国人不得不成了被说服者。乙未年春夏之交，胡燏棻奏疏论“变法自强”，在战争甫息之日便借日本“反镜以观”，表达的正是这种说服和被说服：

日本一弹丸岛国耳，自明治维新以来力行西法，亦仅三十余年，而其工作之巧，出产之多，矿政、邮政、商政之兴旺，国家岁入租赋共约八千余万元，此以西法致富之明效也。其征兵、宪兵、预备、后备之军，尽计不过十数万人，快船雷艇总计不过二十余只，而水陆各军皆能同心齐力，晓畅戎机，此又以西法致强之明效也。

他列举日本由“力行西法”而得的种种“致富之明效”和种种“致强之明效”，说的都是“明治维新”能够变日本之固有为日本之前所未有。借助于这种“反镜以观”，他把实例和说服力引到了帝王面前，然后言之切实地说：

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事苟有益，虽朝野之所惊疑，臣工之所执难，亦毅然而行之，事苟无益，虽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习，亦决然而更之。[97]

胡燏棻曾是李鸿章的属吏，又在中日战争期间为湘军理粮台，且“夙以谈洋务著称”，比之清流中人不能算是同出一脉。但在甲午乙未之际，他又比多数清流中人更早，而且更清晰地表述了这种随后为清流所共奉的放手更张之说。

作为一个从甲午前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获得阅历的人，他此日论事尤其想要破“成例”和变“成法”，正说明移接彼邦之物的借法自强，三十年里常在仄径之中而脚下愈行愈狭，其间所累积的苦恼都来自西法为中国的“成法”所困。因此，他在甲午之后岌岌乎引日本为实例说变法，并一路引申一路阐扬，以其言之切入而影响一时，[98]又非常具体地说明了甲午之前借法的过程里本自已经在催生和蓄积变法之想。后来清流论变法，也常用取譬日本为立脚点和说服力。是以黄遵宪作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日本国志》此前“久束高阁”[99]，而乙未之后则在京师和南中的士大夫之间成为探究时务的要籍，其关注之所在，则都是与变法同义的“明治维新”。日本人证明了借法不敌变法，而后是“图存”的中国人不能不由借法而急趋变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乙未之际，日本不仅在一场战争里打败了中国，而且影响深远地改变了三十多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走向和社会走向。于是，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过去之后，继之而起的是变法成了支配人心并主导时趋的观念。

与这种社会意识和群体归向的嬗递相对应，是变法所指，自始即广涉武备、财赋、制艺、科举、庠序、官常、士习、缙绅、漕运、人材、农事、水利、钞币、厘税、民智、心术、文字，以及“上下壅阏”，“民气之不通”，“今之政府何以能力薄弱至此”等等中国人熟视已久而又习为惯常的物事和现象，[100]其功夫皆用于从熟识之中寻出不合理和从惯常之中寻出不可常，以期“舍旧而图新”。由此促生的审视、訾议和弃去，对象都是中国之固有，因此，审视、訾议和弃去又常常会追溯“二百余年来之历史”和“二千年来之学”、“二千年来之政”，[101]其中的怀抱激烈者，至有私议“华族之弱，不得不以宋儒为罪首”，并因之而倡“尽烧宋人之书”[102]。显见得在当时的中国，这种“舍旧而图新”一路推衍可以走得很远。而其间之要义，则全在因中西之分而有的新旧之分。

庚申之变以后，中国人以自己的历史经验比照历史经验之外的西方世界而知前者罩不住后者，又在这个过程里历经屡起屡挫之痛，而后因中西之分而知古今之分。然则此日倡变法的因中西之分而有新旧之分，正是沿古今之分而来，且又更深入了一层。就其内涵而言，比之前者以古今之分移入了时代内容，后起的这种分了之后又分，则意义都在重估价值：由于西法代表了今，又代表了新，所以中国之固有遂不能不跌入既古且旧的一面。以此印证李提摩太在广学会的“陈词”里乐道中国人的“求新之意”，他所看到的显然也是在中国人的构想里，“新”之一字已逸出了文字本义，而在表达历史过程中超越了形而下的一种本质属性。而后，因中西之分而派生的新旧之分和古今之分，反过来又以价值为尺度，成了用来说明中西之分本质所在的东西，并因之而使中国的自我形象在甲午之后的国人心中开始破碎。一则出自清流的士议追溯道光以来中西交冲的种种情节，概而言之曰：

观其宰相之谋成后战，则我之执政可耻；观其士卒之步伍严肃，则我之将帅可耻；观其儒者之钩深索隐，则我之士可耻；观其田夫之蕃育稼畜，则我之农可耻；观其劳工之神明规绳，则我之工可耻；观其公司之操奇计赢，则我之商可耻。[103]

其间罗举的“执政”、“将帅”和士农工商已在人口上统括了中国的全体，而与之对应的国政、兵政、学术、生业。则整体地统括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态。因此这六个“可耻”出自中国人的笔下，不仅是在自我贬抑，而且因其贬抑的彻底性而几几乎成了一种自轻自贱。相比于中西交冲以来长存于人心之中的“中华为自古闻名之邦，典章文物，久已冠绝环球”[104]的自尊和自信，则这个时候的中国之为中国已是头脚颠倒。而对于身入古今之比和新旧之比的那代人来说，这种颠倒的形象便是中国真实的形象。因此后来为变法而死的谭嗣同甲午乙未之后游走江湖，一面发愿救世救时，一面又由湖北向上海询问：“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并自谓“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系；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105]。其言之沉痛和言之极端所反照的，也是一个形象破碎的中国。而中国之形象破碎，同时是人心之凭藉破碎，所以那代人倡变法于古今中西之间，便多信“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106]。在这种寄“立国之道”于“仿行西法”之想里，是中国犹未变，而士人之心灵和精神已大变。

由此返视三十多年之前曾国藩奏议“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意中之所愿是“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07]左宗棠奏议“设局试造轮船”，其意中之所虑是“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108]？他们都是呼风唤雨为借法自强开先河的人，而其心中的“永远之利”显然全属中国之固有。因此，在他们那里，若以西法为新，固有为旧，则同时又是新者为器，旧者为道。这种以道器分中西，从而以体用分中西，决定了借法自强的本义和初旨都在取新卫旧。但寄“立国之道”于“仿行西法”，已经是既无分道器，也无分体用。当日之激切者至直白言之曰：士大夫“冥然无知，动即引八股家之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不知道尚安在？”[109]是以立此为指归，则变法自强的着眼点和立脚点不能不移到除旧布新，同一个意思，彼时的士议称作“扫除更张”[110]而由这种“立国之道”引申推演，便很容易置中国之固有于“变亦变，不变亦变”[111]。其间陈三立“令子弟改业西学”，张元济“习英文”，汪大燮也“欲苦学西语”[112]，都以科第中人的由此入彼显示了中国之固有在人心中的摇晃和脱落。这些观念的起伏消长说明：以甲午乙未前后为起点，借法自强蓬蓬然转向变法自强，与之相伴随的是价值变，取向变，本位变，理路变。而后观念引入世事和观念引入人际，起于认知的新旧之分在很短的时间内已演为人与人之间的新旧之界。

在这个过程里，因议战议和而汇拢于这个过程里的清流中人，一旦由攘夷群趋变法，其议论的重心便多见以“开新”、“维新”、“刻意求新”以及“振兴新学”和“尽弃旧学而学焉”等等广认同类；同时又用“旧党”、“锢蔽者”、“守旧之徒”、“守旧之病”以及“故见自封，若蛙在井”等等辨面目，把士林中的另一部分划为异类。[113]彼时张元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做章京，而信中评议人物，直谓“子培出译署后，其中多系非洲太古之人，无可与言者”[114]。他笔下的“非洲太古”都是极言其旧而蔑乎视之，以此为比照，则愈见得沈增植之能够亲近，是因为沈增植出自清流而识得开新。在那一代新人物里，张元济是一个性本温良的人，然而界分新旧之际，其心中的自负又已不自觉地化为傲兀。因此“非洲太古”和“守旧之徒”、“如鼃在井”一类新的修辞一时俱起而词锋锐利，都引人注目地说明：变法一方自始便在以文字显示自己的自觉性、主动性、进取性和冲击性。比之上一代清流目为“以夷变夏”的李鸿章，他们用“开新”敌“守旧”的群起之而群鸣之所造成的震动显然更加剧烈，波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由此一脉相延而一路亢张，遂有谭嗣同日后所说的“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115]，其言之决绝悍猛实为有清二百多年士林所未曾有。因此熟识人物掌故的瞿兑之后来追叙这一段史事，曾总论之曰：“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于旧”。而“五四”运动后五年陈独秀概述“国民运动”，一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中日甲午战争，说是“当时政治思想分为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领是在北京的大学士翁同龢；一是实力派，首领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隶属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旧的中国文物制度的；隶属李派的是些办铁道、轮船、电报、海军等洋务人才，是主张采用西洋军事、交通制度的。在当时前一派属于守旧，后一派属于维新，两派在思想上，在政权上，中日战争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战后维新自强运动起，两派思想互变，李派属于守旧，翁派属于维新，而暗斗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时论同情，李遂失政权而入居北京”。[116]他说的是同一个意思，虽细节不甚准确，而言之更重始末曲折。两者各自用“始旧继新”和“思想互变”概括了一个曾经长久抵拒借法的士人群体因战争的召聚而起，又在直面战争和直面危局的过程里骎骎乎演化为变法主体的事实。这个群体以自身的代谢映照了历史的代谢，其间的变迁之迹正非常明白地显现了晚清中国时势逼人的促迫峻急。而比之因议战议和而分类分群于一事一时，则以“开新”敌“守旧”，牵动的都是千年之虬结和千年之沉积，所以其分类分群造成的撕裂也更深。

亟亟乎汇集于甲午乙未之际的清流人物群，又亟亟乎演变于甲午乙未之际。他们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走完了从拒和到变法的漫长历程，因此，就其中的多数人而言，这又是一段仓猝的历程，从而是一段没有前车之辙可循的历程。就一面而言，由此形成的共趋变法便不能不与个体的各寻其是和各是其是相表里。就另一面而言，变法成为共趋之日，则共趋一定又会化作裹挟，使更多犹未深入时务的士人在“一唱百和”[117]的声光和喧豗里卷进来和跟着走，他们增添了变法的声势，同时也在为变法带来更多的复杂、纷杂和更多的没有同一种理路。两者都与清流影响和主导的这个过程相伴随，因此两者都决定了这个过程的一路前行，常常要与歧互和舛错相伴随。

乙未年秋季“京城士夫”立强学会，以李鸿藻门生张孝谦“主其事”，而“有正董之名”的沈曾植、丁立钧、陈炽，“有副董之名”的沈曾桐、文廷式则多出翁同龢门下。但历时未久，已见“张则垄断，口称筹款一切皆其力，以局为其局。丁因事有违言，函言当出局。张则谓我本未请其到我局，何出之有？继又与陈迕，而丁乃右张，为之调停，于是丁张合”。稍后又见“芸阁疏阔，叔衡阴深”，两不相悦而“丁日伺文短”。身在龃龉之间而为之深忧的汪大燮致书南省的汪康年列叙情状，然后说“若遇仲韬、节庵，诸可密告之，此间子培、叔桥极力和解也”[118]。丁、张、陈、文，以及“仲韬”、“节庵”、“子培”、“叔桥”，加上束手无策的汪大燮和汪康年，都是正在倡扬变法和托举变法，并因之而合流合群的一时名流，但“垄断”、“违言”和相“迕”相“伺”，又说明这种合流合群的汇聚里并没有产生出真正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后是没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强学会一变而为“聚辄议论纷纭”之所；再变而为“京都官书局”，最终是“明者”各自“引去”。[119]与初创之日以“讲中国自强之学”为宗旨而召来“风雨杂沓，朝士鳞萃”[120]的蓬勃气象相比，则相隔不过三四个月，已具见其兴也骤，衰也骤。而兴之骤和衰之骤，都说明了转变中的清流群体仍然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群体。他们以各自议论为表达方式，也以各自议论为存在方式。由此形成的共趋变法，其感染彼此的地方和动人之心的地方便始终都只能是在议论的共趋之中。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又常常是在以大而化之的议论趋大而化之的变法之中。

甲午乙未之际清流重镇在京师，士议之中心也在京师，而自京师里的人看京师，则多见“京中言变法者甚多，自上上下下几乎佥同，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恐必糟无疑”[121]。这些话用“佥同”一词写士人之“上上下下”，与之相对应的，无疑说的正是彼时之群趋和共趋。然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又说明，这种“佥同”以及由此显现的群趋和共趋其实常在悬浮之中。“皆不知世务”而又多“言变法”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矛盾，但这种明显的矛盾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在三十年借法自强之后转向变法自强，其动因和动力皆不出自内生而是起于外铄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特点。由于不自内生，所以变法自强虽以中国为对象，但说变法的议论则大半不是从中国社会的底层和深处提取出来的，而是横着西洋东洋，同彼邦比较出来的，其间之尤著者，在世人眼里便成了“剿窃西学，但助谈锋”[122]；由于起于外铄，所以变法自强又不得不引“千钧一发，危如累碁”[123]的惊悚与惶遽为自己的内在意识和自觉意识。而由此发为变法议论，便常常会言随势走，使其意中的危迫脱辐于世人心中的“世务”。一则记载描写“维新”志士为众人“开讲”，说是“闻其言，至始自终无非谓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而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124]。显然是“开讲”说法虽言之灼灼，而手段大半都在以情绪鼓荡人心。然则以名实而论，前一面是悬浮，后一面也是悬浮。这种悬浮形成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矛盾之中，但这种悬浮与变法的共趋交缠于同一群人的笔下与心头，又会使甲午乙未之际群倡变法自强的过程里愿想多而理致少，附会多而真知少，意见多而思想少。比之理致、真知和思想，意见、附会和愿想都是片断的东西和易变的东西，并因之而是深度不足的东西和难以凝结的东西。而后是缺乏整体性和缺乏统一性便成了当时的惯态，并在因战争聚集的清流一路转向变法的过程里常常演为内里的抵牾扞格，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这个群体本身和这个过程本身。所以，继乙未年京师强学会尚未开局已起内讧之后，丙申年出刊的《时务报》在风行一年之后也从里面开始坼裂。

梁启超后来概述维新变法的前史，曾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比作“飓风”，比作“火山大喷火”、“大地震”[125]，以摹写其震动之猛烈。但就当时的事实而言，则这种震动大半都出自排拒。被归入旧党的人排拒之，被目为新党的人也排拒之。其中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甲午之后五十年陈寅恪追叙家族旧史而事涉变法，特为言之切切地将其“先世”同托古改制那一路分开来：

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问答》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126]

被称作“义宁乔梓”的陈宝箴和陈三立甲午乙未之后以开新而为人望所归。但在他们心里，则始终相信“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来路和去踪都不能脱对比中西以及对比中西而“历验世务”。他们的世界在可以实证的形而下，因此他们始终不肯相信《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悬空独断作“穿凿附会”的那一套“偏宕之辞”[127]。虽说独断、“穿凿”和“偏宕”也在说变法，但与“历验世务”相比，其结撰都远在千年之前和九天之上，并因之而既太过先验，又太过奇异。所以陈寅恪举两者之间的这种区别，说明“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128]。由于“二源”同在变法之中，因此有心变法的清流人物能够对力求上进的康有为施以推挽汲引。然而这个过程里康门自成一群，“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又在使《新学伪经考》的《孔子改制考》一变而为“康学”，再变而为“康教”，[129]他们以一往无前见其踔厉风发，而此“源”和彼“源”之间的各不相同也因之而在日渐显化里演为积不相能。随后是梁鼎芬、汪康年、沈增植、张元济、张謇、黄绍箕等等曾经与之同道的人都与“康学”和“康教”先后分路，而且愈行愈远。因此后来向“帝阍”走去的康有为虽然越来越深地锲入科道以鼓荡言路，但在他一路登高之际，身后的群体其实已经越来越小。

而由“康学”和“康教”追索“今文公羊之学”，以比照翁同龢读《新学伪经考》之日目为“说经家一野狐”，而自谓“惊诧不已”[130]，则可以见这种“言变法者”的“不同之二源”里，同时又内含着儒学本身的学派之歧和学派之争。比之变法的动因和动力不自内生而起于外铄，由此形成的立异立同引学术与时务相纠结，显示的无疑已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矛盾了。然则由强学会的分和合到“不同之二源”的分和合，其一路通贯所留下的人物和史事，都说明这一场以清流为主体的议变法和谋变法从一开始便是带着重重裂罅而起，又带着重重裂罅而行的。它们与一代人的理想相交缠，也与各个个体的才识情性相交缠。而当议变法和谋变法深度影响了当日的中国政治之后，起于甲午乙未之际的清流群体居承前接后之间，便既以他们的合群共趋为后来的历史提供了已定的起点；也以内在于他们合群共趋之中的裂罅和矛盾为后来的历史提供了成败的因果。

三

然而就甲午乙未之际和之后的朝政和朝局而言，则事犹未止于此。在变法影响中国政治的同一段时间里，帝王之家事起于宫闱而伸入朝局，从而是帝王的家事也在深度影响中国的政治。两者在同一个时间里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之中，遂使身在群趋变法之中的士流不能不常常与深宫之恩怨相牵染，而由此蔓延攀连，又会使两者都变得越来越盘错纷杂。光绪二十年（1894）冬，日军正在辽东攻城掠地节节西进，庙堂之内人心震动。与之同样为人心造震动的，则是西太后因家事引发的勃然大怒。当日切近深宫的翁同龢在日记里说：

甫邸（抵）都虞司，又传有起，驰入，会于西河沿朝房。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着缮旨降为贵人等因（鲁伯阳、玉铭、宜麟皆从中官乞请；河南抚裕宽欲营福州将军未果。内监永禄、常泰、高姓皆发，又一名忘之，皆西边人也）。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请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

其中的“圣”是西太后，“上”是皇帝，“西边”则指“二妃”。而“甫邸都虞司，又传有起”，以至不得不“驰入”以赴，则说明了事起突然而且急迫。这次召见“前后不及一刻”而退，是以西太后意犹未尽，两天后又传见，先“论兵事，斥李相贻误”，其次责备“言者杂遝”，之后，遂历历说“二妃”事，“语极多”：

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位下内监高万枝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政体有伤，应写明发，饬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发即有伤政体，若果无可贷，宜交内务府扑杀之。圣意以为大是。[131]

“语极多”和“种种骄纵，肆无忌惮”，显然宣泄的都是久积的愤怒，而后是“诸多不法”的太监被“扑杀”。

时人之记述说：“德宗既由藩邸入承大统，孝钦偏厚母家，援立其兄桂祥女为后，后长德宗二岁，貌不甚扬。长善二女同时入宫为贵妃。长曰珍妃，工翰墨，善棋，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132]然则“偏厚母家”的西太后之不喜欢“二妃”和尤其不喜欢珍妃，本是因果相寻而其来有自，而妇姑牵连母子和妇姑牵连夫妇，便常常要使皇帝“意不怡怿”。[133]但甲午年西太后传见枢臣处分“二妃”，则这种本在宫廷之内的帝王家事已不能不移到政府，并因之而进入国事和影响国事。在翁同龢的记述里，这场风波起于“瑾、珍二妃”的“祈请干预”，而其间的情节，是当日作吏部司官的何刚德言之更见详悉：

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复电到，谓却（确）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

随后是过不了这一关的鲁伯阳刚刚到手的上海道“开缺矣”。而鲁伯阳之外，“同时又放四川盐茶道玉铭，后亦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何刚德彼时以职分所在曾参预“考验”，所以洞知其中的始末曲折。以他多年阅历，像这样皇帝越过军机处“进单”而指名放道员的事，以及军机处犹未能识其来路而皇帝已经先知出处的事，都属异乎寻常的规矩颠倒。而庙堂之上弄得七颠八倒，又出自“是时德宗亲政，珍妃得宠，闻有暗通声气之事”[134]。若比照翁同龢日记里附列的姓名，则西太后所指“祈请干预”正是何刚德称作“暗通声气”的事。

鲁伯阳曾在淮军粮台里讨过生活，因其人品太坏而为李鸿章熟识而又不齿。[135]所以亲知淮军人物史事和晚清人物史事的李经迈后来言之凿凿地说：“光绪己丑，德宗景皇帝大婚礼成，亲裁大政，珍、瑾二妃，渐蒙宠幸，时有干求，一时热中倖进之徒，多以太监文姓为弋取富贵捷径，其昭昭在人耳目者，则癸巳、甲午之间，鲁伯阳之简江苏苏松太道、玉铭之简四川盐茶道，及大考翰詹，先谕阅卷大臣以文廷式须置第一”[136]。他也由鲁伯阳说到玉铭，而又比何刚德又更广一层地牵连而及文廷式。其间所举“太监文姓”一节，也为见之于翁同龢日记的西太后怒斥“内监”的话头提供了一种印证。然则西太后虽然因其一己之私意不喜欢珍妃、瑾妃，而以事实论前因后果，则甲午年这场风波的起端显然是珍妃太过持宠恣肆，并连带着使光绪帝以人君之尊而自己坏了朝廷治天下的法度。在珍妃之前，西太后也卖内务府管辖之下专属旗人缺分的税关监督和织造，也收钱物，从而也坏法度，但以鲁伯阳、玉铭一类弄到光天化日之下而又做得七颠八倒的事相比，则珍妃之伸手攫取无疑更加不讲章法。因此就事论事，珍妃虽在这场风波里成为受谴的一方，却并不全是冤屈的一方。

然而帝王之家事一旦移入国事，珍妃被抑遂事同皇帝被抑，这一类事常常发生，虽然因果是非各不相同，但其间的夫妇之恩怨、母子之恩怨便都会与国事羼杂交错，并且广被推想和别为演绎。而岁在甲午的中国，则尤其会与庙堂上的和战之争深相绕结。当年十二月，御史安维峻奏疏论战事，摭拾多端猛烈弹劾李鸿章，继之笔锋转向深宫：

又谓议和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连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连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连英岂复可容？

他据“市井之谈”相质疑而自谓“未敢深信”，但一路推演，言之滔滔的其实都是深信。推演和深信，前提都是母子不和，而引此以入奏章，则不能不算出格。因此朝旨切责其“肆口妄言”以开“离间之端”，之后“革职发往军台”。[137]安维峻的奏折当日为朝野注目，是因为他用主战与主和把皇帝与太后分开来，从而是用褒贬把皇帝与太后分开来。由此引申，又深疑“归政”的太后并没有把当国的权力还给皇帝。虽说这些大半出自猜测的推断太过简单明快，并因之而太过一分为二，未必全合深宫里的舛错轇轕，但在那个时候，他所表达的推想和判断却能引发许多士林中人的共鸣。是以“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138]。安维峻在奏议中说帝王的母子之间，同一个月里，奉旨赴山海关主持防剿事宜的刘坤一行前觐见，他与西太后的对话同样也在说帝王的母子之间：

出京请训，仍召见养性殿，慰勉甚至。嗣因论及安御史前奏，太后以其辞涉离间，怒甚。至追念文宗、穆宗，不胜怨感，数数以亵拭泪。坤一奏曰：“言官措辞过激，意在纳忠，或者借沽直谏之名，断不敢稍涉离间。臣所虑者，不在外庭而在内庭，寺宦多不读书，鲜知大意，以天家母子异居，难免不以小忠小信，往来播弄是非，不可不杜其渐。”语未毕，太后谕曰：“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对曰：“和战国之大事，太后、皇上均无成心，天下后世无不共谅。但愿太后始终慈爱，皇上始终孝敬，则浮言自息。”因历述宋英宗、明神宗两朝事。太后谕曰：“听尔所言，我亦释然矣。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今虽各居一宫，犹复时时留意，尔可放心。尔如此公忠，诚宗社之福。”[139]

当安维峻用宫廷之中的母子关系来推度中日战争走势的时候，与之俱生的，同时又会是当日之士议用中日战争的走势来诠释宫廷之中的母子关系。刘坤一所见西太后的“怒甚”正起于此。自甲午年夏季开始，西太后从中日战争的军情亟迫里一路走来，其忧惶交集与光绪帝相去不会太远。若以翁同龢所眼见的“臣等奏辽沈紧急情形”而西太后落泪，以及皇帝因“战和皆无可恃”而放声痛哭的事实为比照，[140]则西太后对刘坤一所说的“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显然不能算是凭空虚造的假话和言不由衷的空话。而且这段时间里曾有“懿旨发宫中撙节银三百万佐军饷”，之后又有“太后许发内帑二百万”[141]助饷。这些出自“撙节”和“内帑”的银子都在国库之外而归宫廷所有，前者是省下来的，后者是维持开销的。“懿旨”移此以“佐军饷”，当然都是用来打仗的，而对于下懿旨的西太后来说，进出之间实在无异于在割肉。因此，比之安维峻用主战主和对帝王母子作一分为二的剖割，应当是光绪帝所说的“战和皆无可恃”更近实地写照了甲午年间母子共同的困境和共同的彷徨。然而“以言获罪”的安维峻能够“直声震中外”，又非常明显地说明，与西太后召见枢臣，把家事移入国事相比，士大夫之激昂者则是执意地在把国事之成败归结于帝王的家事。他们大半都在远看宫廷不甚分明之中，同时大半又始终在自为推想而深信不疑之中。之后，是帝王的母子不和虽起于家事，却在甲午乙未之际和以后被深宫和臣下廓然放大，昭彰地成了中国政治中牵汇万端的重心和关轴。而此日纷纷群集，正在由拒和一路转向变法的清流人物，则因其从一开始便以君权为寄托，遂从一开始便自觉地卷入了这个深不见底的过程之中。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的一道上谕由“朕敬奉皇太后宫闱侍养，夙夜无违”起讲，备述“慈训殷拳，大而军国机宜，小而起居服御，凡所以体恤朕躬者，无微不至”。然后严辞切责说：

乃有不学无术之徒，妄事揣摩，辄于召对之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即如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当时本欲即行治罪，因值军务方棘，深恐有损圣怀，是以隐忍未发。今特明白晓谕，使诸臣知所警惕。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均著革职永不叙用。

而且立此以为昭诫，“嗣后内外大小臣工，尚敢有以巧言尝试者，朕必加以重罪”[142]。上谕列“信口妄言，迹近离间”为汪鸣銮、长麟的罪名，虽然没有引述具体的细节，而“妄事揣摩”以及“语气抑扬，罔知轻重”，都说明此中的要害是臣下对皇帝訾议太后。一则记载说：“盖日战方已，帝忧惕将图自强，而阻于孝钦。二人为帝言，帝入继文宗，唯当母嫡后，孝钦犹其庶母，非所当敬，遂为后奄闻，归以告后，怒甚”。[143]若以《清史稿》为汪鸣銮立传所说的“时上久亲政，数召见朝臣，鸣銮奏对尤切直，忌者达之太后”[144]作比较，而衡之以上谕用皇帝的名义表达太后之怒气勃郁，则“切直”发为訾议，而后深触太后心头之大忌，其间的情节大半应当是可信的。然则与安维峻以主战主和将光绪帝与西太后一分为二相比，汪鸣銮和长麟由“帝忧惕将图自强，而阻于孝钦”入手为母子划界，显然是已经在用开新和守旧将光绪帝与西太后一分为二了。当日时论以汪鸣銮为翁同龢一脉，而且身为侍郎，已是清流中的达官，所以汪鸣銮因“奏对尤切直”而得罪，正以其一己之怀抱显示了清流人物在皇帝和太后之间的选择和立场。而后是“图自强”的清流同时遂有“帝党”之目。[145]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一天之内在同样的罪名下断送了两个侍郎，又以其变起于莫测显示了西太后意中的家事和朝局，已越来越漫漶莫辨地混同一体，全都成了可以用一己之喜怒来处置的东西。当汪鸣銮、长麟被谴之日，翁同龢曾向光绪帝“固请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系宽典，后有人敢尔，当严谴也”[146]。皇帝的“天怒”反照的是太后之怒。因此从“天怒不可回”的一腔心火里，还可以读出：起于深宫的母子不和因外廷的搀越而日趋政治化，又因日趋政治化而致矛盾越益复杂，同时又越益激剧。而后的结果，是犹在弱势一方的皇帝常常会在这种复杂和激化里更深地陷入捉襟见肘而不能自如的局促之中，而谋变法的清流中人卷入其间，一面促成了母子矛盾的复杂和激化，一面又在使自己成为矛盾激化中最先遭殃的人。

在这个过程里，两宫为士大夫牵动，士大夫也为两宫牵动。与之相互映照的，是原本以清、浊分两途的士大夫，一变而以主战主和分；再变而以开新守旧分，迨“帝党”之名与“后党”之名先后出，则三变而以母子分。之后是士大夫各自寻归趋和各自有归依。因此，从这段历史里走过来的张謇后来通论这段历史说：

晚清朝政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后帝，始于宫廷一二人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小臣向背之口，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仇。

之后一路頡頏，遂又有“因仇生杀”。[147]在他眼里，起端于“宫廷一二人”的“离异之心”是在“误”、“猜”、“嫌”、“恶”、“仇”的层层串结之中演为“朝政之乱”的，推而论之，则帝党和后党便在这种层层串结中都成了塑造者和被塑造者。事后返视，“误”、“猜”、“嫌”、“恶”、“仇”显然都不能算是理性清明的东西，然而时当甲午乙未之际，中日战争的失败，以及由士人之群议形成的对于战争失败的反思，一面促成了开新，一面又笼罩了“后帝”，遂使当日的人心之中和人心之外，“表病”与“本病”都交相重叠而分剥不开。所以，汪鸣銮因进言“尤切直”而得罪，但在汪鸣銮之前，清流一脉已在常常说两宫，常常作褒贬，常常发訾议，在汪鸣銮之后，清流一脉仍然在常常说两宫，常常作褒贬，常常发訾议。与这种不止不息相对称的，便是京城与外省的通信里，尤多见时事与评论交集的夹叙夹议：

常熟近甚危，廿日撤去毓庆宫，疑太夫人与本宫甚和睦，盖所谓以计取也。

闻上自园请安回，途间更衣（如厕）数十次，天颜憔悴，更甚于前。

京中事乱不可言，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赌钱放烟火，在户部提十万金为赌资，欲假洋款千万修淀园各山。本月十六有宦官寇联才上封事，大致言上不宜驻跸园中，太上不宜黜陟官员，不宜开铁路，不可时召优伶入内，不宜信任合肥、南海，宜早建储等语。此是愚忠。前时曾跪太上前，泣谏不听，因乞假五日作十条，膺逆鳞之怒，交刑部处决。

以及“常熟结主甚深”，之后又有“常熟日内皇皇自危”；还有“闻为同治立惇邸之孙、澜公之子为后，方九岁”，之后又有“朝局大要必翻，昨又闻吴絅斋言：继端邸之子为后，甚确”，等等。[148]

这些文字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比之汪鸣銮的“奏对”，它们都属私议，而且私议所牵及的人和事，大半都来自于传闻之知。因此夹叙夹议里便会有猜测，有互歧。然而写信人和读信人的关注之所在显然都不在这些地方，他们张目顾眄于“上”和“太上”之间，广涉神情、德性、言语、态度，其留心处却都在太后和皇帝各自的势力走向以及彼此的势力消长。而形成于同一个过程里的“朝列大小臣”之“向背”，则一定会使母子之间的事同时成为臣子之间的事。所以，说两宫的私议和訾议一路延伸，便有“所问时事，则恭邸、合肥意见极合，而皆效忠于东朝。上所倚，一常熟耳，力不支”[149]那样的问答，以见“帝党”之用心划分和判别后党。帝党划分和判别后党，是在以一边倒对一边倒，而其间的目力各异，尺度也各异，因此后来又有太后“左右近臣日进谗言，巨奄李连英挟宠弄权，势焰尤赫，荣禄、刚毅与为朋比，排击忠良”[150]之说。等而下之的，还有指屡次弹劾清流中人的杨崇伊为专门“以排正类为己任”，并由其“凶恶之至”而归到“千古亡国，如出一辙”[151]，等等。这些排比后党的评说所共同关切的，显然也是势力的走向和势力的消长。以此反照庙堂里的众生相，则毕显母子之间的紧张同时又在伴生臣子之间的紧张。而时当价值变、取向变、本位变、理路变，致开新守旧各自分群之日，则帝党、后党之界又常常与新党、旧党之界相叠而相淆，并因之而使这种紧张在内涵和意义上都会变得格外复杂。

当甲午年岁末刘坤一出京请训之际，曾面对西太后的愤怒而以言之谆谆为苦心弥合，一面弥合于母子之间，一面又弥合于君臣之间。在其意中，帝王之家事便是牵动八方之大事。他怕牵动八方，于是而不能不重帝王的家事。因此出京之前又和翁同龢“深谈宫禁事”，临别时且手拍翁同龢肩背相讬付，说是“君任比余为重”。他与翁同龢“深谈宫禁事”，用意当然也在弥合。因此后者心悦诚服，在日记里叹为“不愧大臣之言也”[152]。此日刘坤一出京，是在辽东战事已不可收拾之日前去主持辽东战事，而其心中更加担忧的犹是“宫禁”之内。因此，他与翁同龢之间的“深谈”，正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日大臣和重臣里的老成谋国者侷处母子之间，而意在左右调停的心愿和期望。虽说翁同龢久为帝师，并因其久为帝师同光绪帝更亲近，而被世之论者归入帝党，但在立朝多年之后他不会不知道，与当国已近三十年的西太后相比，母子不和一旦走向极端，则亲政未久而且权力不全的光绪帝一定不会是意态发舒的一方。所以甲午年十月，其日记中已有“言者请下罪己诏，上深韪之。臣进曰：此即盛德，然秉笔甚难，假如土木、宦官等事，可胪列乎？抑讳弗著乎？讳则不诚，著则不可，宜留中省览，躬自刻责而已”[153]的记述。他劝止皇帝下诏罪己，是因为“土木、宦官等事”都事涉太后，因此劝止皇帝，便是弥合两宫，而弥合两宫，最终又是在维护皇帝。丙申年五月醇亲王福晋死，翁同龢于当天日记里录此一节，然后自叙“忧来填膺”[154]。他所引为深忧的，无疑是既为皇帝之生母，又为太后之胞妹的醇亲王福晋既死，真正能够置身于皇帝和太后之间作调停的人其实已经没有了。因此，在甲午乙未之际和之后的中国政治里，这种调停两宫的心愿和期望始终存在于皇帝和太后的周边，但大半又始终只是一种心愿和期望。比这种心愿和期望更富力度地影响了时局的，是帝王之家事可以调停，而帝王之家事一旦进入朝局，则权力之相抗相争已不可调停的既成走向。

一则记载说：“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太上每谓之曰：咱门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155]然则翁同龢虽常存调和之心，而自西太后看去，比心迹更容易辨识的，是直观可见的他同光绪帝的亲近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他对光绪帝的影响程度。时当母子失和又逢清流鼓噪，这两种程度都会触发深疑和雄猜，之后积深疑雄猜而为不移的定见和成见，积定见和成见而为固结的判断。这是一个虽有推理而无实证的过程，又是一个宁信推理而不信实证的过程。由此返视光绪元年（1875）翁同龢“奉懿旨”派“毓庆宫授皇帝读，闻命感涕，不觉失声”，以及受命面对之际“皇太后挥涕不止”，谕以“尽心竭力，济此艰难”[156]的场面，则翁同龢之能够作光绪帝的老师自始即出自西太后的选择和托付，因此其久任师傅适以见其久被信重。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光绪皇帝不算是一个容易受教的学生，是以年复一年，太后召对便常常要向师傅查问功课。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君臣之间还有过共论皇帝的言之恳恳：

（太后）首论书房功课宜多讲多温，并诗论当作，亦宜尽力规劝，臣对语切挚；皇太后云书房汝等主之，退后我主之，我亦常恐对不得祖宗也，语次挥泪。[157]

西太后的“语次挥泪”和翁同龢的“对语切挚”，都说明了君臣之间的推诚相见，两者共有的意愿都在于把皇帝陶铸得像个皇帝的样子。而以岁月计，其时与光绪帝亲政相距不过两年。因此，以光绪十三年（1887）的言之恳恳比甲午乙未之际的“咱门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则七八年之间的前事不同于后事里，西太后之深恶翁同龢本是由深信翁同龢逆变而来的。其间的颠倒显见得太过剧烈，所以其间的颠倒遂不在常理常情之中。而与缺失掉的常理常情相对映的，正是产出于“本病”和“表病”层层牵结之中的深疑雄猜。而这种积深疑雄猜而为不移的定见和成见，积定见和成见而为固结的判断一经形成，便已打破维持已久的庙堂秩序和人际绾连，使咫尺变作敌国。随之，是撤毓庆宫之后十一个月，汪鸣銮“革职永不叙用”；汪鸣銮“革职永不叙用”之后四个月，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158]；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之后两年，翁同龢“开缺回籍”[159]。

在这个过程里，为变法而卷入了深宫恩怨的清流人物群同时又深深地为深宫之恩怨所困。他们卷入母子之间，初旨本在于光绪帝的“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160]同他们图变法的怀抱能够相为感应。所以，其中的多数人便因开新守旧之分而尽情直遂地在母子之间一边倒。朝旨说汪鸣銮“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说文廷式“每次召见时，语多狂妄”[161]，指的都是这种扬此抑彼。他们以新旧之争解释母子之争，然而西太后始终在以母子之争解释新旧之争。曾经经历过母子之争和新旧之争的王照后来说：“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162]又说：“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163]若以甲午之前三十年西太后佑护洋务事业的历史事实作比照，则“太后先年原喜变法”应当不是信口开河之辞。如果没有出自朝廷的这种佑护，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还会更加崎岖盘陀。但在西太后那里，这样的佑护又并不是一种洞悉世务而深思熟虑的东西，从而并不是一种固定不移的东西。因此甲午乙未之间和之后，她由“家务之争”而作“权利之计”，便非常自然地会以母子之争解释开新守旧之争，并因之而非常自然地会以权力之争制约、支配和消解了变法之争。作为回应和感应，则是为图变法而在母子之间一边倒的清流人物不得不跟着想和跟着走。他们以新旧之争解释母子之争，本是一厢情愿地想用变法图强来笼罩和导引权力觕牴。但时当甲午乙未之际，因战争失败而催生出来的变法之想犹在一片朦胧而细目不甚分明之际，而权力之觕牴则常在近观熟视之中而明晰了然。两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对比，而对于以变法为怀抱而又被目为帝党的这一群士大夫来说，两者之间形成的也是一种矛盾。

与这种对比和矛盾相表里的，一面是被他们引入中国政治的变法自强因其朦胧而不容易进入中国政治的深处，一面是权力之争因其切近和逼近而很容易搅动人心的深处。身在两面牵动之间，遂使以变法自强造时势的清流中人不能不同时又成了被时势所造的一方。而后是他们中的愿心宏大者和摄力胜人者一旦被绕进了权力分争的漩涡之中，朦胧的东西便常常会成为远去的东西。曾是京师强学会要角的文廷式，是彼时最早自任“变法”的清流之一。但他在松筠庵聚众“讲学”，尤其引人注目的则是“所论颇涉官吏黜陟”[164]，由此召来言路弹劾，罪名也全在“遇事生风”和“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165]。然则他所着力从事的，以及言路摭拾罗举的，其重心所在显然都少见变法图强一面而多见权力争斗一面。在那个时候以变法认同类的士大夫里，文廷式是一个富有个人影响力的人，而以何刚德记述中所说的“大考翰詹，先谕阅卷大臣以文廷式须置第一”作推想，则文廷式又是光绪帝另眼相看的人。因此，在他“革职永不叙用”之后，京中之同类议论曰：“京中真君党只渠一人，渠去则为所欲为矣”[166]；外省之同类议论曰：“芸阁昨又被斥，此事本早为虑及，不料若是之甚。惟吾党中失此强力之人，至为可惜。”[167]其扼腕而叹，愤懑之所集也是“君党”意识过于新党意识。若由这种愤懑连及此前和此后京中外省以通信发横议，注目处大半在于皇帝与太后各自的势力走向和彼此的势力消长，则俱见文廷式一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向，其实是变法初起之日这群人的一种普遍倾向。而身在普遍倾向之中，便是身在不由自主之中。

甲午乙未之际，由于母子不和，当国近三十年之后刚刚归政的西太后和亲政只有五年的光绪帝之间，便在实际上形成了强弱不同的两种君权；又由于共赴变法的清流一脉始终以君权为归依，遂使图存图强的变法自其初起之日起便不能不捆缚于两种君权的起伏分争之中，并在起伏分争里常常顾此失彼。前一面和后一面都内在于同一段历史过程之中，因此，从甲午乙未到丙申、丁酉、戊戌，后来变法图强在一路腾越走向高潮，这种内含于历史过程之中的倾向也会在一路腾越里走向高潮。而对于继起的那段历史来说，两者之间的相互矛盾、相互牵连和相互影响同样是在为其间的成败造因果。

注释

[1] 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55页。

[2]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95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34、65页。

[3]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95、2797页；《文廷式集》上册，第21、25、63—67页；《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页。

[4]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卷四七一，第12020页。

[5] 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联盟》，《湘报类纂》甲下，第3页，转引自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1998年，第163页。

[6] 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255、543、328、328、214、325、320页。

[7] 《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28页。

[8] 《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印行，1983年，第214页。

[9] 《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8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0] 《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14页。

[11]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29页。

[12] 《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一册，第492页。

[13]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2829页。

[14]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六册，第85页。

[15]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卷四七一，第12017页。

[16] 《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2页。

[17] 《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8页。

[18]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29页。

[19]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四册，第188页。

[20] 《春在堂随笔》，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21] 《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第91、81页。

[22] 《文廷式集》上册，第39页。

[23]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22页。

[24]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05页。

[25]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45、2792、2836页

[26]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亲贵》，第61页，中国书店1988年。

[2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05页。

[28] 转引自雷禄庆：《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34页。

[29]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47页。

[30] 《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544页。

[31] 《近代名人小传》，《亲贵》，第61页。

[32]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下册，第455页。

[33] 《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一册，第1143页。

[34] 《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二卷，第225页。

[35] 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3页。

[3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四册，第217页；《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25页。

[37] 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308页，中华书局1961年。

[38]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2221页；第五册，第2714页。《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293页。

[39]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集，第725页。

[40]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168页，中华书局2007年。

[41]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2232页。

[42]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75页。

[43]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4]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24页。

[45]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63页。

[46]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08页。

[47] 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567页。

[48] 《文廷式集》下册，第806页。

[49]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364、332页。

[50]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21页，中华书局2009年。

[51]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989页。

[5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第七册，第2674页。

[53] 《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二册，第989—990页。

[54] 温州文献丛书：《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

[55] 《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137页。

[56]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263页。

[57]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第571页。

[58]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第571页。

[59] 《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十二辑，第198页。

[60]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第4055页。

[61] 《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第10741页。其中“日”字原书误为“目”。

[62] 《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852页。

[63] 《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一，《培养人材疏》。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第564页。

[64]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72页。

[65]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82、2784、2795页。

[66] 《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3、99页。

[67] 《汤寿潜史料专辑》（萧山文史资料选辑[四]，1993年）第215—217页。

[68]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99、2843、2845、2878页。

[69]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284页。

[70]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1951、1992、2081页。

[71] 《文廷式集》上册，第73—74页。

[7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二册，第291—292页。

[73] 《汪康年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上册，第1、4页。

[74]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304页。

[75] 《张元济全集》第四卷，第232页。原书“挽救”之“挽”错排为“换”。

[7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四册，第217页；《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77] 《近代名人小传》，《官吏》，第102页。

[78] 《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57页；《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0页。

[79]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五十六册，第59910页。

[80] 《曾纪泽日记》，岳麓书社1998年，中册，第798页。

[81]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二册，第75页；第三十四册，第541页。

[82] 转引自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三卷，第300页。

[8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278、539页；《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56页。

[84]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61页；《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825页。

[85] 《文廷式集》上册，第89页。

[8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623页。

[87] 《陈炽集》，第306页。

[88]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471页。

[89] 《张元济全集》第二卷，第169页。

[9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95、296页。

[91] 《清代学术源流考》，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8页。

[92] 《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十四册，第119页。

[93] 《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页。

[94]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1059、1141页；第二册，第1676、1684、1687、1889、1899页。

[95]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28、1页；第二册，第2099页。

[96] 同上书，第一册，第223页。

[9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79页。

[98]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435页。

[99] 《日本国志》上册，前言第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100]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5页；第二册，第1472、1249页。

[101]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472、1249页；《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37页。

[102]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2063页。

[103] 《强学报·时务报》，中华书局1991年，第三册，第2762页。

[104]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59页。

[105]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第3137页；《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92、493页。

[10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79页。

[107]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272页；《日记》二，第766页。

[108]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60、63页，岳麓书社1989年。

[109] 《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60—161页。

[110]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53页。

[111] 《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文集之一，第8页。

[112] 《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68页；《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678页；第一册，第693页。

[113]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325页；第二册，第1544、1583、1596、1621、1737、1816页；《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58页。

[114] 《张元济全集》第二卷，第187页。

[115] 《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74页。

[116] 《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8页；《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中册，第613页。

[117]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三册，第2416页。

[118]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10、715、716、720—721、725页。

[119] 同上书，第一册，第460—461、472页。

[120]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9页。

[121]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01页。

[122] 同上书，第二册，第1816页。

[123] 同上书，第一册，第91页。

[124]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82页。

[125] 《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专集》之三十四，第57页。

[126] 《寒柳堂集》，第149页。

[127] 《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3年，上册，第779页。

[128] 《寒柳堂集》，第148—149页。

[129] 《陈宝箴集》上册，第779页；《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81页。

[130]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696页。

[131]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54、2755页。

[132] 《国闻备乘》，《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辑，第216页。据《德宗景皇帝实录》，瑾妃、珍妃为“原任侍郎长叙之女”，而当时记载多误为长善女。文中以珍妃为长，亦误。另据《方家园杂咏纪事》，则桂祥应为慈禧之弟。

[133]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665页。

[134] 《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春明梦录》下，第44页。

[135] 《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44页。

[136]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302页。

[137] 《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3516页，中华书局1958年。

[138]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467页。

[139] 《刘忠诚文集》卷一，第7页下—第8页上，《慈谕恭记》。转引自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190—191页，三联书店1997年。

[140]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61、2777页。

[141] 同上书，第五册，第2732、2744页。

[142]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3685页。

[143] 《近代名人小传》，《官吏》，第138页。

[144]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430页。

[145]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308页。

[146]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56页。

[147] 《张謇全集》第五卷，第450页。

[148]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466、480—481、728、467、481页。

[149]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318页。

[150] 《清碑传合集》四，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3170页。

[151]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479页。

[152]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70页。

[153] 同上书，第五册，第2749页。

[154] 同上书，第五册，第2908页。

[155]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480页。

[156]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176页。

[157] 同上书，第四册，第2103页。

[158]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3页。

[159]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3134页。

[160] 《清史稿》，第四册，第965页。

[161]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4页。

[162]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341页。

[163] 《近代稗海》，第一辑，第4页。

[164] 《近代名人小传》，《官吏》，第10页。

[165]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第59973页。

[166]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第735页。

[167] 同上书，第二册，第1236页。

下编

旧道理与新思想之间

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

1913年，康有为由痛论国会之“争乱逢杂”和“德行扫地”，而追悔“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引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稍后又总论其时的“大乱于国，小乱于乡”，自责“鄙人愚妄，实变法之前驱，实为罪魁宜讨者也”[1]。以此比十多年之前的七上皇帝书，可谓是非全变。同一年，严复在一封信里说“中国孔道如日经天”，而“鄙人早习旁行，晚闻至道。旧所纂者，不皆折中。睹兹风波方深悔惧，而公等猥以输进哲理、启发人文目之，盖其过矣”[2]。显见得时至此日，他曾经为人仰慕的东西都成了自己否定自己的东西了。此后九年，章太炎答柳诒徵驳其非议孔子的旧说，深自刻责“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竟“妄疑圣哲，乃至于斯”，而后以“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为心悦诚服，返观1906年他在东京讲诸子学之日侈口丑诋孔子之“佞”、孔子之“诈”和孔子之“权术”，不能不算是翻然大变[3]。以其一生论学之自负傲岸作对比，这些话表达的都是有触于心的沉痛。而梁启超1914年追述“吾历年之政治谭，皆败绩失据也。吾自问本心，未尝不欲为国中政治播佳种”，而“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自谓“吾常自讼，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至1922年，又深论民国立国十年以来“没有宪法的罪恶”，而自认是“罪恶”中的人之一，“彻底忏悔”[4]。

这些人都由十九世纪末年的新党变为二十世纪初期的老新党。用钱基博的话来说，他们皆曾“提倡宗风”宏开“一代之新运”[5]，而二十年之间，又先后掉头而走，一个一个疾首蹙额，不肯再与“新运”相往还。所以周作人鼓荡新文化之日下笔论世，已总括地把“老新党”目为“反动”的一群[6]。然而这些人既曾由弃旧作新先造潮流，则他们后来群体性地回归旧途以寻找各自的安身立命之地，便以其太过显目而不能不成为一种引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他们在艰难时世中两度转身，而最后实现的却是自己克责自己和自己反对自己。比之各以守旧开新为一面之理而硁硁然引吭高鸣的人，这种由新党而老新党的心路所历，一定会更多矛盾，更多怀疑，更多杌陧，更多复杂，从而更多深度，而由此折射的时代内容跌宕起落，当然不是“反动”一词能够统括净尽的。

一

在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之后，新党之名由甲午战争催生，因变法维新而起。与之内相缠结的是“千秋家国泪”和“招魂哭国殇”[7]的创深痛巨。而创痛演变而为推论，则是日本效西法而强，因此日本的胜利便是西法的胜利。在这种演绎类比里，打败了中国的日本同时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实证，使那一代中国人无须说服地把西法当成了无远弗届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和共通的东西。而与之相表里的，则是中国社会与西方世界在质地上无须论证的相同和等同。当日康有为上书皇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力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8]，正是以这种无须说服和无须论证的预设为前提的。而后是李鸿章的“取新卫旧”变成了康有为的“除旧布新”。洋务与维新之间因之而有了一种分界。“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立泰西作标尺，而以中国为对象，则变法的过程不能不用泰西的模样与中国作比较，并按泰西的模样在中国找毛病。由此抉发的种种敝象，与嘉道以来经世之学和《经世文编》所列举而痛论之的旧病和时病常常相叠合。但“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所引入的是一种整体性和彻底性，其范围和程度又一定会远远超出往昔的经世之学，由“地利”、“工艺”、“学校”、“兵学”、“官制”、“法律”之弊而追究到众生的“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并申论中国因“右文”而“合四万万柔脆无骨之人而成一国民”；中国尚八股时文，而致通国“固无通常智慧之人”；中国惯“推诿卸责”，而致“疆臣归罪政府，政府亦归罪疆臣；州县归罪督抚，督抚亦归罪州县；士民归罪有司，有司亦归罪士民”；并从精神上痛责中国人之“无热力”，中国人之“无国家意识”，中国人之“意见歧而争，意见不歧而争”。其间又常有举“今日文明诸国所最尊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会之自由，言论之自由，著述之自由”为天经地义，以反照中国“一一严禁而紧缚之”[9]，引为唏嘘和愤懑。与之相类似而同样被用来作唏嘘和愤懑的还有平等、民权等等观念。而后是共认“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与［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束之高阁也”[10]。显见得用整体性和彻底性说变法而层层推演，则不能不既把西人之已有而中国所未有当成毛病，也把西人所未有而中国之已有当成毛病。

然而彼时先倡“全变”的那代人虽以“泰西富强之由”为当然法式，其中的大半却并不真知“泰西富强之由”。梁启超后来说“维新变法”之日，“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不识外国文字，“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11]。这“一班人”以“大声疾呼”为苍生指路，然而“不能告诉”而又“大声疾呼”，说明的正是“全变则强”自始即不能不与懵懂和盲目依傍羼杂。因此，就一面而论，由此引入的西学和西法常常会是脱空的；就另一面而论，用脱空的东西为中国诊病又常常会是失真的。脱空和失真都不能合于人情物理，但在西潮震荡之日，盛涨的感染力很容易淹没人情物理。二十世纪初年康有为曾以其冷眼旁观为革命风潮说因果曰：“天下智人少而愚人多，一智人提倡之，则众人和之，其智者则有为为之也，其众人不辨得失是非，而滔滔从之，及众人既多，则以多自讴，以同自重，盖觉理之不可易，而气为之愈昌矣。”[12]其本意显然在非议革命之以多为胜本自群起一哄。然而移此通论戊戌之后的历史，则非常明白地可以看到，“滔滔从之”和“以多自讴，以同自重”本是内在于时潮起伏之中的一种一贯性。革命是时潮，变法也是时潮，以时序而论，变法起于革命之前，因此变法能够鼓荡一时而搅动天下，其“为之愈昌”的因果其实也在这里。

这个过程由产生于纸面的议论衍生出多士群鸣的八方潮动，“有为之士”是感召和造就了“滔滔从之”的人。然而“滔滔从之”者一旦进入了这个过程，又会以其各自的怀抱、各自的眼界、各自的判断、各自的思想程度、各自的思维方式而各自演绎其意中的泰西富强之术，随后是远看西法西学的一片仰慕，便会直接化为各是其是和各好所好。而急急乎引此以论世事，则各是其是和各好所好都很容易变作世人眼中的“激于一己之意气，而发为偏宕之词，徇一时之感情，而故为恣睢之论，一受刺激，遂奋勇不能自持，血脉贲张，热狂逾度”[13]的从心所欲。这种由“词”和“论”作支撑并且以“词”和“论”为表述的“逾度”说明：西法西学因“众人和之”而得以四面播撒，同时是被播撒的这种西法西学又自始便与撒播者的“意气”、“感情”俱生俱长而成其互相交融和理一分殊。但就泰西富强之术自有体用来说，“意气”、“感情”其实工夫都在体用之外，因此，与西学西法之四面播撒而致“昔所视为夷狄者，今则帝天之矣”[14]的炎炎声势比，其时之不相对称和不能匹配的，是“滔滔从之”者大半并没有进入西学和深入西学。这些人与自己倾附的东西之间仍然存在着深深的隔膜，但这些人又在用他们的各自演绎汇为一时强音，并在群起的呼声和回声中以其“仅有风气而无学理”为“今之国家”带来了一个“风气用事时代”[15]。而后是各自的怀抱、各自的眼界、各自的判断、各自的思想程度、各自的思维方式很容易沿着懵懂和盲目演为后浪推倒前浪和后浪越过前浪。当时人说：“报纸新也，然如今日之申报，号称新党者，多骂为守旧矣。变法新也，然如今之康党，号为新党者，且訾为迂拙矣。”然后推论之曰：“彼在癸巳、甲午以前，彼在戊戌、己亥之际，亦极新者，亦骂人守旧者，亦訾人迂拙者；而君等今日乃反之以骂申报、訾康党，然则他日安知不又移之骂君等、訾君等乎。”[16]像这样在“骂”和“訾”中实现的新陈代谢，显然是引来了这一段新陈代谢的“有为为之”者始料所不及的。

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戊戌变法已在远去中变成了往事。但由这段历史起源头的新学则不止不息地越过了“兼爱之说，一变而为保种”，“平等之说，一变而为强权”，“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以及民权论、国权论、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之层出不穷而且彼此扞格和卢梭、孟德斯鸠、边沁、斯宾塞、伯伦知理、拿破仑、华盛顿、马志尼在西潮中的接踵而来又此起彼落，而皆能兼收并蓄于同一段时间里和同一个群体中而无窒无碍，以成其万物皆备于我，蓬蓬然滋长于世路蜩螗之中，蔚为时趋所归。这一类出现于西学内里的彼此扞格和此起彼落，说明了西学自身的歧义、多义和西学自身的一时不同于一时。但新学虽由西学派生出来，而其“思以他人所以为治者，举而施之吾国”[17]的取向，则要义皆在跟着走。因此新学中人看西学，大半惯以浑沌为境界，而少有人肯去用心分辨其间的异同和细节。光绪末期，熟识世情和时务的于式枚曾概括而论新学中人的共相曰：

当光绪初年，故侍郎郭嵩焘尝言：西法人所骇怪，知为中国所固有，则无可惊疑。今则不然，告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汉唐宋明贤君哲相之治，则皆以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刊布立宪颂词，至有四千年史扫空之语。惟告以英、德、美、法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庐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前后二十余年，风气之殊如此。[18]

这些话的主旨是感叹二十多年里的士议变和人心变。而其笔下描摹一世之时趋所归，则又以观察所得，非常明白地写照了新学中人用来“举而施之吾国”的西法和西学，大半都是一种没有具体性的东西，从而是一种只能远看不能近观的东西。当日同在新学一脉之中而自负高出一头者，曾以俯视之态总论其时所谓“新学”之“通人”曰：“亦不过剽窃东籍中一二空论，庞然自豪于众，若询其根底之学，则亦茫然未有以应也。”[19]自“通人”而下，则往往由推陈出新而流为“离奇古怪”。一则时论举实例评说“新党的新文章”，引为惊异和炫目的是一篇文章“劈头”而来的是“革命！革命！吾中国不可不革命，吾家族不可不革命”和另一篇文章“劈头”而来的是“革命！革命！吾中国不可不革命，吾江苏不可不革命”。与之类似的还有劈头而来的“怪！怪！怪！”以及一见再见于行文中的许多“！”[20]。虽然“茫然未有以应”和“离奇古怪”都不能算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说服力和思维力，但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名目，却常能“飚举雾集”，致“哄而应者千万人”[21]。显见得“仅有风气而无学理”之日，模糊的东西既因其模糊性而能用作自为引申，遂使模糊的东西又因其模糊性而成其吸引力。然而由此生成和与此相伴的，则不能不是借模糊性作引申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而后是西学和西法便非常容易化为野狐禅。所以其间既有过“光学、电学、智也”，“热学、化学，仁也”，“重学、力学，勇也”那样的类比，也有过“西人治学，无往非天理，中人治学，无往非人欲”那样的独断[22]。与这种类比和独断同样不着边际的，又有“欧洲自强盗主义之发现，而至有今日；故吾中国欲革除国体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欲革除个人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23]，以及“兵乎，兵乎，为立国之本，为文明之标帜”[24]和“自由者何？凡吾心所欲为之事，吾皆得而为之，而人断不能禁止吾压制吾也”[25]那样出自臆想的信口开河。更出格一点的，还有力倡中西之间的“通教合种”，以成就一种族类上和文化上的一体无异，等等。与这些因自为释义而见的比附和引申相比，更为显目并更加触目的，是“摭拾一二新学名词”而称“识时俊杰”者“读边沁功利之书，他无所思，而惟知自乐其乐；受斯密《原富》之篇，不以之增公益，而以之殖私财；睹达尔文物竞之论，不以之结团体，而以之生内争；取洛克、康德意欲自由之论，则相率逾闲荡检，而曰我天赋本权；睹加富尔、俾斯麦外交应敌之策，则相竞于机械诡诈，而曰我办事手段”等等以学理为依据的既贪且悖[26]）。末了这一段文字出自曾经为“新学”作前导的梁启超，而其中表达的排拒，则对象都是“新学”在当日中国的各色流派和各种路数。时当二十世纪初年，这类移西法入世间所造出来的社会相太过异色异样，显然不是多数中国人喜闻乐见和消受得了的。“有为为之”者用来醒世的泰西富强之术，在“滔滔从之”者的手中变成异色异样，遂使西学和新学都不可循名责实。梁启超说的是他们与中国人的常理不类，能识西国语言文字的严复则说他们与西方人的常理也不类：“十数载以还，西人之说，渐行于神州，年少者乐其去束缚而得自主也，遂往往决荡藩篱，自放于一往而不可收拾之域”，随后是“但凡与古舛驰而自出己意者，皆号为西法。然考之事实，西之人固无此，特汝曹自为法耳”[27]。若把“去束缚而得自主”当作解放，则以当时记述中列举的“内争”、“逾闲荡检”、“机械诡诈”和“决荡藩篱”作对照，显然是先被解放出来的大半都属人性中的恶。这种不在西法本义之内的东西能够借西法之名行世的事屡见于此日，正说明“西人之说，渐行于神州”，同时是“西人之说”又在中国常常变样。因此由晚清而至民国初年，周作人统论西学东渐，已直白言之曰：“世上许多名词，一入中国，往往意义还未分明，便浑身染的（得）漆黑。”[28]而自由、平等、民权、人格、独立、社会、天职、牺牲、运动、革命、女权、破坏、尚武、利权、竞存、军国民等等，则都是在晚清与民国初年之间从西学引入或由西学衍化出来的。与之对应的观念，遂从一开始便不会不同纷杂和歧说共生于时潮涌动之中，一面为斯时斯世造磅礴，一面为斯时斯世造浑沌。

“数十载以还，西人之说渐行于神州”的过程是借助于中国人而实现的，营造了这个过程，同时也为这个过程所营造的，是当日被统称为“新党”或“新学家”的社会群类。但梁启超的排拒和严复的蔑视又说明，当新党自成社会群类之日，最先倡“西人之说”的一班人，已不肯把这些一路跟来的后起者当成自己的同类了。梁启超的排拒在于这些人异化了西学，严复的蔑视在于这些人臆造了西学。同他们相仿佛的，是章太炎深恶新党之“闭塞聪明，不详事状，而欲以意施行”，其宣述西法，“与言十六字心传无异”，而又“尽天下以诈相倾”[29]。康有为痛诋“一孔之儒，粗通新学者”，比为如医者之“只开一独步单方”，供人“朝饔夕飧”，而又喜以此“纷纷改作”，遇“稍有异己，即务以扫荡破坏为事”，然后用“贼之能事也”作为概括总体之辞[30]。其言之耿耿，则都是“新党”因悖晦而生的妄躁。在甲午乙未之后的“十数载以还”里，被目为“新党”的社会群类吹涨了澎湃的西潮，同时是“新党”自身也在西潮澎湃中既成了时趋之所归，也成了詈责之所归。这些人助成了这个过程，因依于这个过程，从而在世人面前代表了这个过程，所以，对于这些人的排拒、蔑视、深恶、痛诋，在实际上和本质上都不会不指向这个过程。然而就历史变迁里的因果而言，则“十数载以还”之一路走来，本是以戊戌年间的“大变则强”和除旧布新为起点和前锋的，而且由先后追溯始末，此日被排拒，被蔑视，被深恶和被痛诋的东西，大半都能在那里找到可以辨识的源头。其间所不同的，是“十数载以还”之一路走来，既已把原本内含于起点之中的种种趋向和偏向变成了直观而见的事实，也已把原来内含于起点之中的种种趋向和偏向推到了极端。而后，对于曾作前锋的人来说，直观可见的事实常常都生成于他们的预想之外，而推到了极端的东西则往往变成了他们不能认识的东西。

二

辛亥后一年，严复曾举“极端平等自由之说”论是非，比为“海啸飙风”，比为“浩劫”，说是“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毁破坏，不可亿计”[31]。在这些引比喻所作的论断里，与“极端”二字相对应的显然都是祸害。然而返视十九世纪末年，他向中国人陈说“彼西洋”之“有以胜我者”，指为要目而言之谆谆的，则正是“自由平等”。时当群议变法之日，他深信西国的政教学术之本在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因此他真信中国人不能不学这种东西，“处大通并立之世，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可以有权也”[32]。他所说的“吾未见”，显然是意在申明法则所罩，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然则以十多年前比十多年后，原本借来改造中国的东西，从而被认作是真谛所归的东西，此日已被最先把它们引入的人当成了忧患之所起和忧患之所在。其前后之两歧，已不止是变化，而且是颠倒。颠倒本是世象之异态，但在晚清与民国之间，像这样倾力仿照外国样式谋划未来，为世人立种种于古无征的观念，之后又放手施以痛击，转过身来再把这些观念打碎掉的人和事，却曾是一种比比而见的历史景象。庚子后数年，梁启超以“日本魂”为范本，倡中国人的“尚武精神”[33]，一时众声应和，由“尚武”而推论“军国民”，由“军国民”而推论“今日当贵军人”[34]，并因“尚武”而痛斥历史传统中的“右文”。但曾不数年军人大贵，“无端而有督军，无端而有巡阅使，国人恶如蛇蝎”，而后“爱国志士，又大声疾呼曰：文治，文治”，并回头细看历史而知“右文”本来“未可厚非”[35]。其时笔锋之所向，则已转为切责“武则尚矣”，而造就出来的，不过是“以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36]，以及“无用之军人，俨然而一国之神圣”[37]，等等。于是蓬蓬然四起的“尚武”之声遂戛然而止，霎时了无痕迹。以取向而论，其间的前后和反复当然也是一种颠倒。比“尚武”更早命世，并比“尚武”更耐论说的，还有以“他国人人有学”反照中国之人人“尽愚”[38]，然后富有逻辑地推演出来的“民智”之名目和“开民智”之论说。其间向皇帝说变法的康有为曾先创此议于奏折，以为引“新知为学识”可以“去愚尚智”，而致“智开而才足”，则“国势日强矣”[39]。他用来分别愚智的东西显然是产自西国的知识。同时的梁启超作《变法通议》，则既倡“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又倡“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40]，合两种“第一义”而并论之，显然是同样把西国产出的知识看作是与“民智”等义的东西。而同在开民智之列的严复其时正与梁启超“私心若桴鼓之相应”，自谓出手的文字皆“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竞委，发明富强之事”以“造端于民”，并且由此深入，“动夫耳目知识”而使“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为开民智更进一解[41]。以类而分，他所用来“造端”的物事与康有为心仪的“新知”和梁启超引重的“译书”皆属同一种东西。其间共有的理路都是借移来的知识为中国人脱胎换骨，以期待“去愚”之后的中国人为“国势”造“富强”。他们用俯视苍生的态度为万千人预设了一种受教育的路径，然而他们的设计所没有算到的，是引来开智的知识，直接带来和首先造成的是滚滚而来的精神冲击，而且与杂多的知识相对应的一定是杂多的冲击。严复译《法意》之日已经看到了随“格致新理”而来的这一面，因此其论说亦随之而变：“中国守四五千年之旧治，使海禁不开，则民养生送死，虽长此终古可也。不幸门户大开，舟车遄往，使其民日闻所未闻，取彼之所由富强，以较我之所由贫弱”，则不能不生“忿忿”，生“怨毒”，生“不平之鸣”。而后是“民智不开，则不免于外侮，民智既开”，则“内乱将作”。在他描述的这种矛盾里，“内乱”显然是由精神冲击发端，并随精神冲击而来的，所以他四顾茫然而深叹“为国之难也”[42]。相比于当初的一面之想，这些话更像是两面之间的趑趄。之后数年，其趑趄又一变而为“居今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的力主“任法”以致“强效”[43]。与当初力主“熄”灭“申商斯高之法”的那些言论相比，“任法”已是由反法家变为崇法家，但“任法”之世本以不开民智为当然，是以选“申韩”同时已是抑民智。这种前后不能相接的一变再变，反照了“开民智”之想所内含的一厢情愿，而世路跌宕，则常常要打破一厢情愿。因此严复由“新理”转向“任法”之际，康有为也已不再相信知识之无所不能了。他形容彼时“讲师遍走，诸学喃喃”，如“唱瞽词”，如“唱戏曲”而不能入人之心，断然言之曰：“以智为学而不以德为学，故知识虽多，而道德愈衰也。即欧、美岂不然哉。”[44]他由“人才衰落”和“志节衰靡”作追究，在“道德愈衰”和“知识虽多”之间寻出了一种因果关系，于是原本寄托于“去愚尚智”中的推想和愿想不能不随之而节节溃塌。知识和道德之间是否真有这种逆向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但民智为民德所反衬，并因之而显出两者之不能等同则是可以具体而见的。因此康有为由此掉头而变议论，梁启超也由此掉头，转而向清末的中国人说“中国今日不徒无才智之为患，而无道德之为患”；又向民初的中国人说“论政而归本于人民程度，固是矣，论人民程度而以智力为标准，其去治本则犹远也”[45]。与《时务报》时代相比，不能不算大异，在这些人声名动天下的时日里，自由、平等、民权以及尚武和开民智，都由他们先倡于中国，而后又次第被他们疏离而弃去。与之相类似而同样起落于迎拒之间的，还有权利、女权、人权等等。就新学之能够成为新学和新学之所以成为新学来说，这些都是筑成其骨架的核心观念，因此迎拒起落虽出自个体的思想迁移，而写照的则是那时候的世情人心以及新学的困境。

近代中国先因中西对比而知利害，继因中西对比而知古今，又因中西对比而知新旧，再因中西对比而知愚智。西国之可以与中国对比，并且可以被中国取法，是因为当日的西方人和中国人都相信“欧罗巴文明实世界一切文明之母，此有识之同认也”[46]。有此“同认”，所以康有为作上皇帝书之日，能够言之凿凿地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47]其意中的欧美、日本、中国之间显然都是只有共相没有殊相的，当共相弥漫而殊相浸没之日，即使是像章太炎那样以学殖深厚雄于一时的人物，也曾越出中国古史，而“颇信”西人所谓中国人种“从巴比伦来”的臆说[48]。但十多年之间，种种出自西国“文明”和“治体”的东西被这些人搬来之后又被这些人弃去，他们还远没有见到“宏规”，便已直面阻隔重重和扞格重重。其间的矛盾，时论谓之“恣肆泛滥，荡然而不得其义之所归”[49]。而后是阻隔和扞格打破了心造的共相，使这些人不能不由西法之不能罩住中国的事实着眼，转过头去注视和深究中西之间各有面目的殊相，遂使意中的重心变，笔底的重心亦变。

二十世纪初年，严复已申说“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50]。在手译西书而致“中国民气为之一变”[51]之后，他已切知中国与泰西在源头上并不一样。相近的时间里，康有为也在对国人“慕欧美”者说“欧美政艺，一切皆经试验实测而来，皆经千百败绩，乃改良而得之，各国各有其风俗，易地则败”[52]。其立意同样是在把中国和泰西区别开来。而章太炎以“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53]为论断，则旨义颇相近似而立论又更见斩截。严复眼中的“教化”、康有为眼中的“风俗”以及章太炎眼中的“学术”虽名目稍异，而对应的其实都是中西之间各有来路和各成统绪的历史文化。这些人的各自立说，将原本被漠漠然置之眼界之外的历史文化牵进了中西对比的视野之中，就其一路走来的由表及里而言，不能不算是一种困而后知的深入。然而由历史文化深入，则历史和文化都会对新学作翻耕，之后是西学西法常常要面对殊相与共相之间的舛错异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异说而被重新审视。戊戌以后梁启超在海外作逃客，其间曾致书李鸿章，由“公试一读西史，岂不闻今日十九世纪为民权之世界”起讲，而归旨于“今地球大势所逼，使我中国民权之机不得不动”[54]。这种引“西史”来为中国人讲新学的路数，说明了这个时候他还未曾用心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但等到辛亥后一年，他以《立国大方针》为名目叙政见，则重心已由“西史”而转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历史：

我国二千年来，法理上久采四民平等主义，个人私权，比较的尚互见尊重，欧西所流血百年以争者，夫我则既固有之矣。其在参政权，则白屋公卿，习以为常，士苟稍自树立，固无往而不可以得与闻政事之机会。[55]

因此与西国比，中国其实不缺民权。而且深论历史，“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柢，只有比欧洲人发达得早”[56]。显见得民权犹是民权，而对中国人来说，其内含的道理和意义则已一经点染而别开生面，遂使中西之间的高低悬殊成了一种很容易被填平的东西。同一个时间里康有为也在说历史。他历历举“汉世”以来的政教、律法、赋税解说二千年来的社会相，而用意则在证明“法（国）大革命后所取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57]。然则同民权一样，与此日之西国比，中国也从来不缺自由平等。而先通西学的严复虽然自谓于“中学”一面“晚学无师”[58]，却在清末新政百度更张之日已申言孟子比卢梭高明。其警句曰：“问古今之倡民权者，有重于‘民为重（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语者乎？”[59]他的话与梁启超论民权和康有为论自由平等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就时序先后而论，其言之切直且又更早于康梁。同他们各不相谋而立论相应的，还有章太炎说的“中国混一既二千年，秩级已驰，人民等夷，名曰专制，其实放任也。故西方有明哲者，率以中国人民为最自由”[60]。所谓“等夷”，便是平等，所谓“放任”，便是自由。他虽因反满革命而与康有为各是其是，但引历史文化论古今中西，则彼此之间又常会显出种种共同性和相似性。时至此日，这些人对民权、自由、平等一类观念，其实都已视之淡然而且各自心存疑虑，但他们又能够用并且正在用西方观念所提供的别样视角，从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中寻出与民权、自由、平等一类观念和制度相对应的物事。这种淡然视之而又用心搜寻，正说明他们寻出来的种种东西从一开始便不是用来说明自己的，而是用来对付别人的，时当“今之学者，不通古今事势，但闻欧人之俗，辄欲舍弃一切而从之”[61]，以盲目慑动人心之日，则尤其是用来对付“今之学者”，向这些一意模仿而不太能够识得中国旧物的时趋中人说明，他们搬来改造中国的东西，“在百年前欧洲，洵为起死圣药，而在我国，实不甚应于病源，何则？此既我所固有”，无待外铄也[62]。因此，这一类从旧史里翻出新义的做法虽然用的都是西人的名词和命题，而其自觉的立意则是不肯再被西人牵着走。

虽说像这样从旧史中翻出来的新义未必真能与西方世界里的民权、自由、平等之类一一相匹配，然而以“实不甚应于病源”为这些东西作评断，则易见其关注之所在并不全是学理。民国初年，梁启超说：“自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衍入中国，然而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63]林纾说：“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有恒言：‘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64]前一段话所说的矛盾和后一段话所发的追问都刻画了除旧布新，也都刻画了除旧布新的穷蹙，其命意所及，又尤重“百凡皆遂”和“强又安在”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二十年仿新学新法以医中国之后，当时人回过头来纷纷求中国之“病源”，而被指为病象的，却大半正是这种剧变之世里的由“举国滔滔”而至“彷徨无所依”[65]。康有为比作是“旧宅第已毁而不能复建之，则唯有露宿”[66]。在这些文字所写照的世相里，曾经为人深信的新学和变法都成了被人究诘的东西。而后是身在节节蜕变之中，引历史文化论古今中西便很容易走向严复所说的“反古之思”[67]。比之取西人的观念作视角来搜寻中国历史里的民权、自由、平等之类，“反古之思”则是中国人用“推原返本”之义，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找出“古人之遗泽”[68]，从而是在多年改造中国之后又来重新认识中国。而在这种“遗泽”所现的地方，中西之间的比较亦随之而发生了变化：

盖六十载以还，吾国适逢阳九百六之厄。以兹厄运，当彼中锐达孟晋之秋，因以日形其短。虽然，国之为物，与个人大异，一二百年，弹指顷耳。且殷忧启圣，岂独于君德为然，其于民族，理亦犹是。[69]

用“阳九百六之厄”对“锐达孟晋之秋”，来解说中国相比于彼族的“形其短”，要旨是在陈述中国之绌于西人的有限性和短时性。而在有限性和短时性的背后，则是五千年中国的“质文递嬗，创制显庸”[70]。然则倡“殷忧启圣”，其内涵和寄托便一定会归于“数千年之文教，不能以数十年之贫弱屈也”[71]。因此，在“欧风美雨驰而东”以致“新风大扇”[72]的时代里，由此产出的言论便一定会与“后生言维新者”之“摧剥戟垢”以“尽怯古物”的世情相对映，成为同西潮逆向而起的回流与回澜。但以“后生言维新者”之合群而起与众声訇然为比衬，则由此产出的言论又大半都起于个体而归于个体，其间的各自立说往往少有合而鼓噪，并因之而不能比为大海潮音。由于各自立说，康有为言之滔滔，而重心常在“教化”、“纪纲”、“道揆”、“法守”、“礼俗”[73]；严复以忧思百结提撕人心，则更多地系于“世道”、“人心”、“道德”、“人伦”；章太炎论“国粹”之为国性延命，尤其着意的是历史文化；王国维“垂涕而道”种种世变，而后指“政学”和“心术”为治乱之本源[74]。就时序而言，曾经以健笔与八方争锋的章士钊是回流与回澜里的后起者，迨其最终归心于“说礼义，尊名分，严器数”[75]之后，则后起又成了这个过程里的后劲。同他们相比，梁启超因流质多变而更容易为时趋所拽动，也因流质多变而经历过更多的踟蹰和彷徨。但自辛壬前后以来，其多变而不变的一面是论时论世之际，笔下常常以“先王之道”、“名节之防”、“礼义廉耻”为取向[76]，及游欧归来，则尤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古今万国皆“未见其比”[77]。在一个“世局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78]的时代里，他们所选择的“教化”、“道揆”、“人伦”、“礼义”、“政学”、“名节”以及“国粹”等等都是出自“三千年”并且属于“三千年”的。比之于他们从中国历史里搜寻出来的民权、自由、平等那一类物事，这些观念所对应的东西久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经验世界之中而无须搜寻。因此它们虽然已被置于“推倒”之列，而在举目四顾，所见皆“一切丧其恒信”[79]的世相比照之下，却仍然是这些人心中更加真实的东西。

三

康有为曾疑古；章太炎曾“订孔”；严复说过“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80]；梁启超说过“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中国史，“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81]。显见得举事实以追究其往昔之路迹，这些人大半都对自己的传统作过非议和苛议。当其各自心追西学西法之日，心追和非议曾是一种连在一起而不容易脱解的因果。然而远望与近观其实并不一样，迨心追的东西与非议的东西直面相逢于人世之间和人生之中，其牵汇万端错杂于眼前和心头，则心追和非议都不会不在设定的理路和眼见的事实之间前后龃龉，因时而变。戊戌之后，康有为居海外周游十三国，归而语人曰：“未游欧洲者，想其地皆琼楼玉宇，视其人皆神仙才贤；岂知其放僻邪侈，诈盗遍地。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并持其闻见之知深詈“今之妄人不察本末”而孜孜以效“欧人一日之强”[82]。他所说的“百闻不如一见”，是可以实证的西学西法打破了臆想中的西学西法，而“放僻邪侈，诈盗遍地”，则多半包含了用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为眼光所作的测量和判断。他曾是一个大倡西国富强之术的人。但在他那里，西国富强之术又更多地被当作是一种策论。策论无涉于身心，因此取舍之间便简单明了而不容易掀动心底波澜。与他相比，同属维新一群的孙宝瑄则把西国富强之术当成学问引入自己的精神世界，随后是精神世界常常因之而走向徊徨离析。他在日记里自述“平素最心折”顾炎武，尤推崇其“不事二姓，志节不在谢叠山之下”。而末了为之作分类，则把他归于“亦君统人物也”。其时孙宝瑄正用新学理说君权，把皇帝比作“大盗之别名”[83]，然则推其意而论之，以“君统人物”指称顾炎武，说的正是民权主义既兴，前朝遗民遂皆成愚人。显见得这一段文字里既有中学，又有西学。而两者之间则相互觕牴而不能沟通。同样的例子，还有“若秦桧者，以旧理责之，则有罪无功；以新理衡之，则有功无罪”，以及“我国数千年来，偏重君父，而无臣无子，固有大弊；然今日偏重臣子，而无父无君，亦有大弊”[84]，等等。比之称皇帝为“大盗”，后一段话的意思显然又反映了思想的不断变化。这种出现于同一个人的认知与论断里的前后不能一贯和左右不能一贯，真实地说明了心追西学的人不能摆脱中学，便常常会成为前跋后踬的人和左支右绌的人。比他更典型的是严复。当其以言论造风气之日，曾举“格致”为西学之本，又曾亟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85]，皆引之以为要义而言之侃侃。但在同时的日记里，则还有他“占升官，官爻值日而化，进酉逢月破，应于己月”，以及“占财，大有”、“占开铺，得艮之明夷”、“占婚而得日值之”[86]那样的记述。前者说明“科学”是其所信，后者说明占卜也是其所信，而两种所信之间却相隔千年之远并无一径可以通往来。这两种按其本性一定会起冲突的东西能够并存，说明了“科学”虽然可信，而其位置则犹在身外。因此它们与专管身心之所求的占卜可以彼此无涉而用不着相互证错与纠错。然而西学西法既入中国便不会全在身外和久在身外，它们常常要进入中国人的人生之中和身心之内，牵出新理与旧理的冲突，道理与情感的冲突，并常常走向不可调和。其间的实例，是严复当日择婿曾既验英文又验中文，之后为之大悦，说是“不图叔世浮薄，乃有如是少年，尤为失喜过望也”。然而当“如是少年”援引“西法”以请婚前交往，则新法触动旧法而“失喜”一时全消。在其意中，这种事是不可以商量的：“先熟后婚，西俗向来如此，然而胖合之后，仳离亦多。可知好合之情，不关乎此。吾俗向凭父母之命，煤〔媒〕约之言，然而琴瑟调者，尚甚众也。”是以“中国虽号变俗，然良家子女仍是笃守旧法，不轻与少年男子相见”。而后言之决绝，以“必以其文明新法见拘，则前议悉作罢论可耳”了断了这段姻缘[87]。他在“吾俗”和“西俗”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也划出了一个曾经心追西法西学的人所能达到的程度和限度。

作为中西交冲之下的思想现象，见之于严复一身的“科学”和占卜之两歧而两存，与孙宝瑄论史论世里的自我觕牴一样，都是心在“新理”和“旧理”之间的无法一贯。两种不能一贯的东西同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就其实质而言，已是精神世界的撕裂和支解。但当新理犹是一种供人论说的东西时，论说常常更像赏析和赏眺。时论里多见的“西之人力今以胜古”[88]，以及“西人力求理之明，故日进而智”[89]等等，皆属此类。析和眺是一种对象化，有此间隔，则撕裂所造成的痛楚便会被过滤而减杀掉不少。但严复力守“吾俗”以抵拒“西俗”的这一段情节，却使人能够切近地看到一种深度的撕裂和无法过滤的痛楚。嫁娶虽是一己之私事，然而沿其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而深及“吾俗”，则与“西俗”相对立的已是万千人共有的规范和守则，其间的内核便被称作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吾俗”中所积存的正是更多的历史文化和更深的历史文化，而“西俗”冲击中国人的价值，同时是在冲击万千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以二千多年的历史相比照，“吾俗”并不是一种始终不变的东西。但对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个体和群体而言，则与之系连的“吾俗”便既是熟见的，又是神圣的。因此严复的紧张、执着、急切和决绝虽与具体的情节连在一起，而写照的则是撕裂和痛楚之下由心追西法而回到传统的理路和心路。当他心追西法之日，其向往中的西法便是富强，然而西法由远而近，比富强更先来到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入动荡不宁。这个过程“废旧籍，慕殊语”[90]，使托体于中国的人正在失掉“成其为我”[91]的东西，同时是西法所到的地方，又常常演为世人眼中的“罪恶随文明俱进”[92]。产出“背本之妄人”、“媚外之憸人”、“喜新之浅人”、“厌束缚而愿恣肆之野人”[93]。时论谓之“此真天下之大变也”[94]。这种精神世界里的碎裂和异化颠翻了每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人生秩序，比之以国家为本位的富强显然更切己和更迫促。之后是中西之间以富强相对比，遂一变而为中西之间以人伦相对比。而曾经心追西学西法的人物经此翻回，则往往不仅自觉而且自愿地折入了旧学旧法一面。康有为说：“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有禹域之山川，羲、轩之遗胄哉，岂非以中国有数千年之文明教化，有无量数之圣哲精英，融之化之，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乐可观，此乃中国之魂，而令人缠绵爱慕于中国者。有此缠绵爱慕之心，而后与中国结不解之缘，而后与中国死生存亡焉”[95]。这是一种向深处所发的追问和自深处所作的叙述，而曾经在他们心里居于重心和中心的西国之船炮与“万国之良法”，则在这种追问和叙述中不能不失其重心和中心，起而代之的，已是“中国存，则五千年之圣哲文物存，中国亡，则五千年之圣哲文物亡”的历史与文化[96]。这种“吾所固有”的东西，当日多名之曰“国粹”[97]。严复后期注目“人伦”，其心得和关怀也集注于“五千年之圣哲文物”，而尤重“民彝”的“不可动摇”[98]。因此民国初年废读经，他起而抗论，亟言“隆古教化，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贞，国人以信诸成训，岂遂可以违反，而有他道之从”？在其意中，世变可以重造“治制”，而这些道理则关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其入人之心的深度皆远过于“治体”。是以“官家之事世殊”，若论人间之伦常，“固无所异”也[99]。这种守定“固无所异”而以不变应万变的立场，使他同康有为非常相近和越来越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100]。他为自己所做的自我归类，显然已切断了他与自己所造成的“思想界之丕变”[101]的关系。与此相伴随的，一定会是无穷的心底波澜。在其一生的最后几年里，曾举“彼族三百年之进化”总归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又引“科学文明，终效于人类如此”为感叹[102]，而深深怀念西学西法不到之日“吾国原是极好清平世界”，并以预期之心预言“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103]。这些都是有触于胸中之所积，因此与康有为由除旧布新的一派意气激昂转向守护旧物的一派意气激昂相比，严复回归旧学旧法之日，其心境又不仅沉重，而且沉痛。迨康有为死，梁启超作《公祭康南海先生文》，言之百感交集：“呜呼，吾师视中国如命，而今也国则不纲；吾师以孔子之道为己任，而今也道则沦胥以亡。”[104]他所表达的师生之情显然是与身世家国之感连为一体的。在此之前，梁启超已目睹“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其间的一变再变和一挫再挫，已使“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皆成了“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之物。而四顾茫茫之际，他用来支撑自己并用来为国人起信的东西，全取之于“数千年神功圣德所积累”的“吾侪祖宗所贻留根器之深厚”和“吾侪所凭藉基础之雄伟”[105]。这种身在困顿之中而不能为困顿所磨灭的心中之所寄应当更真实，所以，以此反观其祭文中的百感交集，则他为老师叙心事的同时，大半也在为自己叙心事。然而同康有为和严复之及早脱出世务之外而旁观时局相比，梁启超则久在世务之中并因之而久在世局之中。所以他一面从“佛经和儒书中”讨取价值和意义，以努力作成其安顿身心而“不逐时流”的“人生观”；一面又须在世事的沉浮里感受“新潮”和回应“新潮”，并常常因之而卷入“时流”[106]。其间的极端便是因其回应和卷入，而致“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107]，而同一个时间里他下笔自述情怀，则多见“失败”、“忏悔”、“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108]。显然，比之他的老师，梁启超在转身回归的过程里，又经历过更多自造的折磨和外来的折磨。在这些人中间，被称作“革命之文雄”[109]的章太炎自始即力守“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110]，虽然一路既参预变法，又参预革命，并曾“多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111]。但其学术世界和精神世界则一直没有太过剧烈的新旧嬗蜕。因此，由清末而入民国，他在新潮面前甘做旧人，便无须经受太多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伤筋动骨，而已自能成其固执和倔强。同样倔强的还有“少小闹学”的章士钊。他因“闹学”而入时潮，并由此放手弄潮，“意气无前”，自谓“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迨中年之后，则翻然有“刺骨之悔”，又执“四千年来吾国君相师儒续续用力以恢宏之”的“礼教”以抗“时潮”，一时为众怒所归。而其笔底之锋刃凌厉，一样“意气无前”。他在这个过程里追究清末以来“吾国魁异奇杰者”之“快于心而便于口”的“鲁莽灭裂”，并把自己和“魁异奇杰者”相连同，举“稚晖、任公、独秀及不肖”，皆归为“试药医生，丧人之命至夥者也”[112]。则其力抗时潮的一派凌厉里无疑又有着深深的自咎。在二十多年的思想代谢和历史变迁里，这些人各自以心路的起伏与世路的起落相感应，由先得风气走到歧途而归。与他们相近似的，至少还有陈三立、王国维[113]，以及笔名“老圃”的杨荫杭等等。由此汇成的应是一种时潮所不能淹没的思想群类，从而是一种岁月迁流所不能淹没的思想群类。

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深闭固拒于中西交冲之间的众多士人相比，生成于清末民初的这些人以其先“图新”而后守旧，并在尾随西法之后又排抵西法，表现出显然的不同。前者不会有精神世界的撕裂，后者却大半都是从精神世界的撕裂里走过来的。他们身处衰世，无时不在感受西方人用逼扼作示范而展陈出来的富强，因此西学中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但西学入中国造成的“内变之烈，尤甚外患”[114]，又在以其一路摧锄把中国人熟识的东西一个一个变作破碎的东西。而由此促生的惊诧、彷徨、疑虑和恐惧，最终都使他们在阅历之后获得了一种“事变之来也，往往果者非其所期，而所期者不必果”[115]的迟来之知。他们有心召唤的东西一旦来到眼前，都成了不在预想之中的东西和难以接受的东西，以此为反照而瞻前顾后，则这些人直面自己心底的天平，又不能不意识到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中有着自己割舍不掉的东西。而以割舍不掉的东西对比想要的东西，则“骤闻新奇可喜之谈，今日所以为极是者，取而行之，情见弊生，往往悔之无及，此马文渊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以此相权衡，则不如“一切守其旧者，以为行己与人之大法，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116]。与之相应，则是对于富强的关注更多地移向了对于“治道”的关注。二十多年里，这些人因中西交冲所造成的政治危机而维新，又因中西交冲所造成的文化危机而守旧。虽说以新陈代谢为眼光，这种由维新到守旧的转向大悖于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但就因果而论，他们的维新守旧都由近代化的变迁而起，并始终与近代化的变迁相依存，若由这个意义作阐说，则他们的出现和存在，本身便是近代化历史过程里的一部分。西法西学所造成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撕裂，其实质所在，是想要的东西和割舍不了的东西之间撕裂，从而是富强和价值之间撕裂。与同时代人相比，他们是更早而且更深地感受到了撕裂之苦痛的一群，并在苦痛的牵挽之下回头转身而划出了一种人生的否定之否定，他们因之而成了西潮的回澜。其间的沉重、沉痛、忏悔、自咎和“低徊”、“愀然”都记录了撕裂的痛楚在这些人心底留下的痕迹，并使回澜和西潮一样，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历史里的真实内容。从维新到守旧是一种独特的思想历程，因此在西潮澎湃之日，他们“好尽言而与众立异”[117]，评说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评说“代议然否”，评说科举制度与学堂，评说监察制度与中国政治，评说国权与民权，评说进步与进化等等，都曾表现出独特的深刻。然而回澜终究不是潮流，因此回澜终究不敌西潮。在八十年中西交冲的剧变和巨变之后，中国人的社会、政治、文化都已遭冲刷和冲击而脱榫破裂，并因之而日复一日又日甚一日地丧失了旧时模样。在发源于欧西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所到的地方，布新总是以除旧为前驱的，从而进步总是以摧折为前提的。然则直面西潮而选择守旧，其实是在八方震荡中抱残守缺，是在潮声动地里为覆舟招魂。一则记载说：“（章）士钊始为《甲寅杂志》于日本，以文会友，获二子焉：一直隶李大钊，一安徽高一涵也，皆摹士钊为文。而“一涵冰清玉润，文理密察，其文尤得士钊之神”，迨新文学起，则“唾《甲寅》不屑道，而习为白话，倒戈以向，骂士钊反动，助胡适之张目焉”[118]。在多数人感觉不到精神世界撕裂的深深痛楚之日，时趋便是感召。而守旧既在被唾弃之列，则不能不成为少数人和孤独者。当日与之对应的名词，除了“反动”之外还有“落伍”[119]。然而五千年山河岁月与历史文化之所积，总会在人心中留下割舍不掉的东西，因此，在后来的中国，一面是新潮沤浪相逐，了无止境，一面是每一代知识分子里都会出现因撕裂而感受痛楚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又常常是做过潮头健儿的过来人。就心境而言，他们与守旧的前人会非常相近。虽说这些人很难影响历史变迁，但他们以自己的存在真实地描写了历史变迁中曾经有过的矛盾、复杂、曲折和多态。

注释

[1]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882、930页，中华书局1981年。

[2] 《严复集补编》，第30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3] 《章太炎演讲集》，第39、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63页，中华书局1977年。

[4] 《饮冰室合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9年，《文集》三十三，第52页；《文集》三十八，第2页。

[5]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11页，岳麓书社1986年。

[6] 《周作人文类编》第一册，第39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7] 《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79、55页，中华书局1958年。

[8]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49、211页。

[9]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一，第3、93页；《文集》五，第18—26页；《文集》三，第28页；《文集》二，第64、65页；《文集》五，第71、33页。

[10] 《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6、44页。

[11] 《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文集》三十九，第44页。

[12]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59页。

[13]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62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

[14] 《民国经世文编》第八册，第519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15] 《忘山庐日记》下册，第8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851页。

[17] 《民国经世文编》第八册，第5212页。

[18]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06页。

[19]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15页。

[20]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905页。

[2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627页。

[22] 《忘山庐日记》上册，第113、112页。

[23]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713页。

[24] 《武学》第3期，《军国建设》（一）。

[25] 《童子世界》第四号，《论自由》。

[26]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九，第48页。

[27] 《严复集》第四册，第1008页。

[28] 《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册，第613页。

[29] 《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51页；《章太炎书信集》，第8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现代中国文学史》，第79页。

[30]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825、824、883、712页。

[31] 《严复集》第三册，第608页。

[32] 《严复集》第一册，第22、23页；第四册，第917页。

[33]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五，第26页。

[34] 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册，第464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35] 《老圃遗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66页。

[36] 转引自《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36页。

[37] 《民国经世文编》第五册，第2924页。

[38] 《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第124页。

[39]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89—290页；312—313页。

[40]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一，第14、66页。

[41] 《严复集》第三册，第513、514、505页。

[42] 《严复集》第四册，第979页。

[43] 《严复集》第三册，第619、620页。

[44]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903页。

[45] 《饮冰室合集》第二册，《文集》十一，第25页；第四册，《文集》三十，第30页。

[46]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九，第15页。

[47]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24页。

[48] 《章太炎的白话文》，第97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

[49] 《严复集》第一册，第132页。

[50] 《严复集》第二册，第330页。

[5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146页。

[52]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94页。

[53] 《章太炎书信集》，第159页。

[54]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五，第61页。

[55] 《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二十九，第98页。

[56] 《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三十七，第4页。

[57]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708页。

[58] 《严复集》第三册，第516页。

[59] 《严复集》第二册，第241页。

[60] 《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1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61]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359页。

[62] 《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二十八，第49页。

[63] 《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二十八，第12页。

[64]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98页。

[65]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880、818页。

[66]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714页。

[67] 转引自《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35页。

[68] 《严复集》第二册，第323页。

[69] 《严复集》第二册，第324页。

[70] 《严复集》第二册，第323页。

[71]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796页。

[72] 《严复集》第二册，第296页。

[73]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797页。

[74]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312页。

[75] 《章士钊全集》第四册，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268页。

[76] 《饮冰室合集》第三册，《文集》二十五（下），第11页；《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77]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83页。

[78] 《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第10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79] 《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14页。

[80] 《严复集》第一册，第54页。

[81]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九，第5页。

[82] 转引自《现代中国文学史》第347、357页。

[83] 《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25、152页。

[84] 《忘山庐日记》上册，第551、403页。

[85] 《严复集》第一册，第43页；第二册，第278页。

[86] 《严复集》第五册，第1506—1510页。

[87] 《严复集》第三册，第688、689页。

[88] 《严复集》第一册，第17页。

[89] 《忘山庐日记》上册，第122页。

[90] 《章太炎书信集》，第285页。

[91] 《民国经世文编》第七册，第4110页。

[92] 《老圃遗文集》，第905页；《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三十三，第57页。

[93] 《民国经世文编》第八册，第5087页。

[94] 《严复集》第二册，第350页。

[95]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733页。

[96]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821页。

[97]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1104页。

[98] 《严复集》第二册，第344、330页。

[99] 《严复集》第二册，第332、330页。

[100] 《严复集》第三册，第661页。

[101]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七，第104页。

[102] 《严复集》第三册，第692页；第二册，第602页。

[103] 《严复集》第三册，第714、662页。

[104] 《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文集》四十四（上），第29页。

[105] 《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三十三，第80、85页。

[106]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79、1144页。

[107]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73页。

[10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4、953、1130页。

[109]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7页。

[110] 《章太炎的白话文》，第112页。

[111]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73页。

[112]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7、469、446、474、472页。

[113]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11页。

[114] 《民国经世文编》第八册，第5193页。

[115] 《严复集》第一册，第158页。

[116] 《严复集》第一册，第168页。

[117]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71页。

[118]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79页。

[119]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73页。

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

在史学分期里，中国近代的历史叙述久以19世纪40年代为起点，但就比较完全的意义而言，则由社会转型统括其深层内容和历史归向的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其实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在这种一经开始便曲折漫长的过程里，中国人因历史迁移而改变思想，又因思想改变而催动历史，由此形成的震荡和紧张为二千年岁月从未有过。而其中耸起于19世纪中叶的“富强”观念和移入于19世纪末期的“天演进化”观念尤其源远流长，百年之间留下了种种历史因果。

一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从大沽登陆一路打到北京，随后是皇帝出逃，京城陷落，西人火烧圆明园。与二十年前起于东南沿海而止于长江下游，并因此而被称作“海疆骚动”的鸦片战争相比，这种冲击已经撼动社稷，其创巨痛深和惊心动魄，以及由此促生的震惊和震撼都为前者所不可比拟。因此“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1]。从道光到咸丰，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之后渐知用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在这种困而后知里产生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2]之说，意在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而其间抵拒与师法的交相纠集，既反照了中国人在创巨痛深之后注目西人的审量彼己，也说明了中国人对“自强”一词所作的最初的释义。两者都是一种思想导引，于是而有从西方搬入中国的船炮、航运、矿务、电报、铁路以及冶炼、织布和制器之器等等。而这个过程之牵汇万端和层层递进，又使“自强”的涵义由真事伸到财力，在一路深化中延展为“富强”。当日的奏议称之为“言强必先富”[3]。就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而言，作为一种思想和旨义，“富强”原本出自法家并归属于法家。因此，在儒学灌输浸润二千多年之后倡言“富强”，不能不算是显然的大变。时人说“王道不言功利”，是以“吾中国之所以为治者，在乎礼乐教化，富强所不屑为也”；然而当此“外患方张之会”，则起而救时，“亦难置富强为缓图”[4]。显见得那一代先倡“富强”的人物在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由此入彼，曾有过一种缠绕于内心的不得已和不自愿。但“自强”和“富强”既已引入船炮、航运、矿务、电报、铁路以及冶炼、织布和制器之器等等，与之同时发生而相为表里的，是复制这些东西的过程，一定又会成为复制这些东西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历史因果，则使古老的中国社会在移花接木之中不复再能尽循旧时故辙，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国社会借助于这种变化而获得了一个近代化的真实起点。其间既有时势造人，也有人造时势。然而中国人图“自强”和“富强”所内含的特定的和独有的时代内容，又会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带有种种不同于欧西的历史特点：就一面而言，由于中国人注目于西人的审量彼已是与民族战争一败再败的创巨痛深交集在一起时，因此中国人不能不与西方人比物力，从而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不以营造物力为重心；沿此而入，则就另一面而言，由于西方人用船炮打败了中国，而后是船炮成为一种制宰。因此在西方世界的各色物事中，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用心的便是船炮，而究其底里，船之坚和炮之利本质上都不过是一种物化了的技术。是以中国人从船炮下手牵引而来的近代化，便不能不内含着强烈的技术主义取向和倾向；最后，与这两面相表里，由于“师夷智”是在西方人的勒迫之下逼出来的，遂使“师夷”的初心和远想都以“制夷”为本愿。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以“效西法”图“自强”为路径，则这个过程便不能不与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和民族意识深相虬结。然则自其初始，营造物力、技术主义和民族情结便都是“富强”一词里所包摄的东西。对于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来说，这些都是势所必至和理所当有的东西，但由此形成的畸重畸轻，却又非常明白地说明：中国的近代化自其发端之日便已带着与生俱来的不平衡性和不完整性。

作为一个观念，“富强”是用旧词翻出来的一种新义。与之相比，从19世纪末期开始在中国四面流播而鼓荡天下的“天演进化”之说，则是出自彼邦而灌入中国的观念，从而是同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异常隔膜的观念。异常隔膜而能够层层灌入，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冲击，已使中国的自我形象连同曾经深信的种种道理在人心中一时俱碎。此前三十多年的“变局”演为此日的“危局”，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两百兆以后始也”[5]。以“四千余年”历史文化为“大梦”，正是反观自身的深度失望和满眼碎裂。比之此前三十多年的创巨痛深，其慑动人心的程度显然更加剧烈。而“天演进化”以“物竞天择”说世间之“公理”，则在“四千余年”旧有的理路之外，为中国人提供了另一种阐释中西交冲和兴衰起灭的别样理路。别样的理路同时又是别样的希望，之后是旧理路既已破碎，由外而入的新理路遂后来居上，成了那个时候回声四应而虎啸龙吟的东西。身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胡汉民曾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6]他推崇作《天演论》的严复，而目光之所注则全在“人心”因此变和“民气”因此变。对于刚刚被日本打败的中国人来说，“进化”成为一个观念，带来“吾国之所创闻”，而尤能动人心魄的，是“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天演者以变动不居为事者也”[7]。在数千年前后相延的历史叙述里，中国人的理想之世是三代。而以天道“不主故常”和“人治日即乎新”为万方之通则，则中国人的理想之世应当在将来。两者都不能满足于当下，而前者以过去来批判当下，后者以将来来批判当下，由此形成的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对立和前所未有的对立。依其本义而言，过去和将来指称而区分之的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但经“天演进化”之别为解说推衍，这种时间上的差别，已一变而为价值判断的不同和价值选择的不同。而后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西之争在一层一层的探求抉发中演化为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梁启超统括而言之曰：“今夫守旧不敌开新，天之理也。”[8]他的话代表了19世纪末期的中国人对中西交冲内里和背后的深入理解和重新解释，而取“开新”而舍“守旧”，又说明了六十年代由回应西人开始的那个历史过程，此日正在急遽地转向改变和重造中国自身。戊戌年间的维新和辛亥年间的革命都因此而起，并因此而激荡一时。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上一代人“师夷智”以图富强之日，其意中所常怀的自觉而不自愿，在这一代人身上已演为“大变”、“全变”和“速变”的急岌和迫切；同时是上一代人的“夷智”以西国之器为止境，而这一代人的变法，则旨在尽取“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而“与化同”[9]。然则和三十多年前的不自愿相比，“大变”、“全变”、“速变”之言之侃侃，显然已夹带着一种对于西方世界的惊艳和企慕。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原本的“海国”和“岛夷”已一个个落脚于中国的周边，并不止不息地各思伸张。由此形成的“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以及“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康有为曾统括地称之为“强邻四逼”[10]。比之西潮初来之际的“海疆骚动”，这种“四逼”所写照的，应当是中西交冲已经带来和正在带来的更加深重的患难。而“进化”成为一个观念，已推演中西之争的要义而一归于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随之衍为推陈出新，重心皆已移入中国社会自身。因此从这个时候起，迫来的外患一重接着一重，而其一重一重的窒扼冲击，则常常会催化出以中国自身为对象的变法、变政、变制、变俗之想，促成世局迁移，而后是除旧布新的前后相接便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

中国人因中西交冲而有“富强”观念，也因中西交冲而有“进化”观念。而时论滔滔，以“人治日即乎新”为图存国存种之共信，又以尽取“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而与之“化同”为旧邦新造之共趋，则既是在用“富强”诠释“进化”，也是在用“进化”诠释“富强”。两者都是内在于这段历史变迁之中的东西，所以两者能够互相诠释，并因互相诠释而彼此支撑。变迁造就人间的掀动和世局的跌宕，与之相伴的常常是分解和断裂，而内在的东西则维持和体现了这种掀动、跌宕、分解、断裂之间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于是而有同属一个过程里的上下承接和先后因果。因此，此后的一百多年之间，各立名目的思潮和政潮此长彼消于世路起落和人心起落之中，使历史在这种前后代谢中被分成一截一截；但与之同时存在的另外一面，则是贯穿于思潮和政潮消长之间并为其所共认和共有的，往往都是“富强”的观念和“进化”的观念。有此连接于消长和起落之中，而后是一截一截的历史借助于这种观念上的共认和共有，才能够串结起来，成为一种可以理解和认识的整体历史。由于“富强”和“进化”内在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并以思想为一世造归趋和共趋，因此，在这个过程所到的地方一定会出现新起的观念面对旧有的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改造观念和观念派生观念。梁启超曾举欧洲的国家主义为比，概而言之曰：

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

所以“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并“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沿之既久，遂使“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11]。他追索中国的历史文化，而以国家主义传统的太过稀薄为大憾。然而“富强”之想既因列国的环伺匹比而起，则“富强”的主体和本位都应当在国家与民族，从而“富强”之想从一开始便不能不内含着强烈的国家意识。因此，自中国人从观念上接受了富强，并在外力逼视下力图富强之日起，国家思想其实已在日积日重之中入人之心，并蘖生出种种与之枝干相连的大观念和小观念。这个过程使旧日的夷夏之辨在蜕变中一节一节升华为民族主义；使熟知已久的家族观念、地方观念和天下观念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一步一步地为国家至上让出了空间；使原本散漫的个体一代比一代更切近地为文字所生成并由文字作鼓荡的国民意识所染化。而后是“与吾人夙不相习”的“国家主义”在节节茁生中化为一种富有感召力和神圣性的东西，在随后而来的20世纪的艰难困苦和颠沛曲折里以此凝聚和支撑了中国人。钱穆后来说：“中国对日抗战八年，终于能屹然存在，以徐待胜利之来临”，推论其间的因果，则不能不溯源于“近代新兴的国民教育”，尤其不能不归功其间的“国耻教育”：

尽管在当时，国内思想界意见纷歧，言论庞杂，新旧交冲，极为混乱；但对中小学教科书涉及近代国耻方面的意见与情感，则举国一致。此乃是一种民族意识与其发奋图强、同仇敌忾心情之表露，一旦大难当头，便发挥出无上的力量来。[12]

在“纷歧”、“庞杂”、“冲突”、“混乱”的各是其是里，“国耻”能够成为“举国一致”而共汇人心的“意见与情感”，正说明神圣性化为至上性和感召力成为内聚力。而“发奋图强”与“同仇敌忾”连为一体，则表达了“国耻”成为一种教育，其生生不息的本义所在和命意所在。19世纪的中国先后经历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其结果都曾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但就空间言之，这些战争都以局部为范围；就时间言之，这些战争的攻守接仗都不能持续两年以上。由此显示的空间上的有限性和时间上的有限性，反照的都是当日中国社会动员力和维系力的有限性。因此，以19世纪对比20世纪，则自1937年开始的对日抗战，便不能不格外显目。作为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一场全面战争和长期战争，其一寸山河一寸血换来的“屹然存在，徐待胜利之来临”，以万众一心与连天烽火相对映，已实证地说明了历史中的变化，使人非常醒目地看到：与民族主义相表里的国家意识在累积中演化为守定的大义和匹夫有责，遂使曾经有限的动员力和维系力都成了钱穆所说的“无上力量”。这个过程震荡起伏，而观念的嬗蜕对于历史变迁的影响和牵结则是非常明显的。

与“富强”相比，“进化”的本有之义曾在中国派生出更多于古无徵的观念和可供推演的观念。自严复引西人之说弘张“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进”，以及“天演者，时进之义也”，并由此层层阐发，以通论“人类之力求进步”[13]，接受了这种“日进”和“时进之义”的中国人，便同时也接受了一种可以别开生面地观照世相，并延展引申，用以自为比附解说的视野和视角。而后是“天演”之“公理”一路传播一路衍绎，派生出许多本义之外的新义。其间梁启超曾奉“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为旨趣[14]，以“人之老少”比“国之老少”，推而论之曰：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

之后罗列排比，以“忧虑”、“灰心”“怯弱”、“苟且”、“厌事”与“行乐”、“盛气”、“豪壮”、“冒险”、“喜事”相对举，滔滔然陈说“老年”与“少年”之互悖，并以前者“如夕照”，后者“如朝阳”[15]为归结。他歌颂“少年”，而立意则在借作比拟，于沿用“进化主义”的同时，又深翻一层，从中汲引出一种与“将来”相连属，并因之而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以及由此日指向“将来”，并因之而不止不息的“进取主义”。于是天演之进化既被认知而成的“公理”之后，则既被认知的“公理”便已转化为一种人所应为与人所自为的力量，和世所应然与世所必然的定则。与西人讲述进化的原义相比，这一类罗列排比与开掘深翻其实都属创说和别解。然而时当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交迫里入“变局”，又在内忧外患的绵延激荡里由“变局”而入“危局”，由“危局”而入“残局”之日，对于久处困厄力求一伸，如大夜之望黎明的中国人来说，则这种以“日新”为归旨的乐观主义和进取主义虽然推想多而论证少，却是能够描画天际曙色的东西，从而是能够唤出心底共鸣的东西。有此共鸣，则乐观与进取一旦产生于言论界，便很容易融入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和持续变迁之中，并累积地成为这个过程里灼然可见的一种特点。所以梁启超立论之后二十五年，钱玄同曾追叙三十年以来的“明白人”和他们“分头努力”的结果，又由此引申，统论中国之“很有希望”，而后以“咱们大伙儿从这条光荣之道前进！前进！！前进！！！”为归总之辞和期望之辞[16]。其间的乐观主义和进取主义不仅昭然而且昂然。作为《新青年》杂志的要角之一，钱玄同意中的乐观和进取当然会更多一层得自于新文化运动的新意，但就思想论渊源，则显然是二十五之前与二十五年之后虽然以此起彼落见新陈代谢，而彼此之间却犹在一脉相承之中。乐观主义与进取主义皆因有“将来”作映衬和支托，始可得以各立意义，而将来之能够共为期望，全在天演进化既出，则知此日与知将来已成了一种前后相承了无间隔的事。19世纪中叶丁韪良译国际法为“万国公法”，他引为要义的“公法”一词本意在于贯连中国和泰西，着眼的重心是其空间上的笼罩力。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人视天演进化为“公理”，则尤贵借西人“内籀”之所得，用为“据公理以断众事”，从而“设定数以逆未然”的“外籀”[17]。而“未然”之可以“逆知”，无异于遥远的将来已被公理移到眼前，并因之而成了一种能够目测的东西。其间之所重，显然是在时间上的笼罩力。之后，藉公理之设为“定数”，原本同在一派混沌莽苍之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便有了一种各分阶段而前后沿接的有序嬗递。于此先得心悟的康有为曾先为发抒，引进化论入公羊学，用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重释儒学原典里的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以阐说历史演化中政治制度的古今之变和已然未然。在他以后，拥有更多新知的论者又有更富广度之说曰：“凡人类进步之次第，由射猎而游牧、而稼耕、而工商”[18]。这种“进步之次第”也在阐说历史演化中的古今之变和已然未然，而眼光则在社会经济一面。此外，还有引野蛮、半开化、文明为“定数”以串连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更进一解。等等。形成于这个过程里的种种推衍各自立说“以逆未然”，同时又在使置身已然之中的众生引此观照当下，脱出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旧日朦胧。而后是作为观念的“公理”、“定数”以及与之相类的“运会”[19]化为一种前导与中介，最终促成中国人接受了历史规律的观念，并因此而获得了用历史规律解说已然和推导未然的本领。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20]，他用“潮流”一词对应世路变迁的走向有定和一往无前，以明示“浩浩荡荡”所到之处，造“昌”造“亡”皆不能为人力所左右。然则其意中之“潮流”，犹是沿“公理”和“定数”一脉延伸而来。但他以“顺”与“逆”相对举并引之以为醒世之谛理，则用心所及已全在于说明，人当已然未然之间，同时是人在潮流四围之中，而一旦选择世界潮流，便能代表世界潮流。以其一生之屡仆屡起而言，他显然具有这种自信。彼时“潮流”随“进化”而远播，因此年辈在孙中山之后的傅斯年也曾具有这种自信。1919年他为《新潮》作《发刊旨趣书》，笔下意态恢弘，皆期期然以导引中国入“世界潮流”和“世界思想潮流”[21]为理之应有和事之必然。他以此为《新潮》立“旨趣”，而表达的则是一种与孙中山非常相近的代表潮流的自觉意识。在后来的知识社会里，潮流一词与规律一词常常相伴而行，而其独有的磅礴则又更能力慑胜人。从严复、康有为以来，出现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这些人物以其各自的论说影响了一世之取向，又以其各自的论说留为近代中国思想历史上新旧嬗递的深度痕迹，宛然可见地写照了“天演进化”的层层推演和派生分蘖，给中国人所带来的进步的观念、发展的观念、历史规律的观念和世界潮流的观念。这些古所未有的东西一经入人之耳和入人之心，便会内化而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在后来的漫漫岁月里非常明显地改变与矫正中国人的认知路向和思维方式，从而最终使它们自身成了现代中国样貌的一部分。

二
在这一段由19世纪开始的历史嬗递里，作为观念的“富强”和“进化”所引发的种种变迁不仅显著，而且恒久。显著和恒久都映照了两者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内在深度。然而这种由观念引发的变迁既以时势的催迫为起因，又为时势的催迫所主导，则其以变应变的眼光和识度遂不能不由逼桚之缓急分世务之轻重，而致目力随时势作移转，其间的一路仓促，便很容易倾斜欹仄，把原本在视野之内和应该在视野之内的东西漠漠然置之，放到了时务之外和视野之外。但这些被以变应变的一方放到了时务之外和视野之外的东西却始终存在于中国人的社会里，并始终以其存在而影响和缠绕以变应变，随后是引发变迁的过程同时又会成为预想和现实之间矛盾交结的过程。当19世纪中叶的那一代士大夫力倡“自强”和“富强”之日，这种促成了中国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观念在回应西潮中高亢急切而又单面独进，其守定的旨义里自始就没有留出足够的余地，以包纳与国家和民族联为一体的民本和民生，而后是“富强”常常因四顾困厄而急切，又常常因急切而湮没二千年儒学一脉传承的民本主义和民生主义。遂使顾此失彼演为抵牾扞格。当时人身处两者之间，发为议论，则常常要以“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22]为反诘之词。这些话举“百姓困穷”为对比向“自求富强”作追问和推究，其意不能平的，正是中国社会在这个过程里发生的一种因民本与民生被置于视野之外的两头脱节。而以“国于天地，必有立之”为理之所归，则显然是在引二千年历史文化和政治理想为尺度观省斯世斯时，深信国之为国并不仅止于富强。在六经和古史留下的儒学源头里，既有“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又有“朕及笃敬，恭承民命”和“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暑”；还有“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23]。这些出自“先王”的训敕由“天禄”说到“民命”，本意都是提撕和警戒时君，而在一说再说三说四说之后，其间内含的民本之义和民生之义屡经演绎辩证，已凝结为传统中国的政道和治道。有此先王之训敕化作后世之义理，民本与民生遂成了罩在君权头上的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虽说以秦汉之后二千多年的人治和政事相度量，民本与民生常在力有未逮而并不圆满之中，但君权既与天命天禄相因依，又以天命天禄为转移，则由天命和天禄所派生的这种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便不能不成为帝王无可避让的东西，也不能不成为士议用来规范帝王的东西。因此，与民本民生之并不圆满同时存在于二千多年之间的，又常见诏书以廑念说民生和奏疏以忧虑说民生的事实。廑念和忧虑都是不能去怀和不敢去怀，1849年（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由四川按察使授贵州布政使并奉旨入京觐见。召对之际，道光帝先问：“沿途年岁、民情、地方是否安静”，之后由吏治、“库存”而及“省城米粮足支民食否”[24]。1877年（光绪三年）曾纪泽在籍守制服满进京，遂入宫陛见。西太后先问：“一路经过地方是否都安靖”，又问湖南“年岁”和“雨水”，再问湘省疆吏和州县官之情状官声[25]。1881年（光绪七年），河南巡抚涂宗瀛“到京请安”，光绪帝先问的也是“河南地方情形，途中得雨否”，以及“年成几何”[26]，等等。晚清居二千年传统社会之后尾，从19世纪前期开始已经在“四海变秋气”中进入衰世，中期以来，又直面西潮灌入的四顾倔促，但这些实例都说明，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深宫里的帝王远看地方社会，关注之所在犹以“年岁”、“雨水”、“米粮”、“民情”、“安靖”和吏治为大端。推度心事，显见得此中既有“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的命意，也有“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的畏惧。两者都折射出历史留下来的道理仍然具有说服力和制约力，因此，儒学赋予民本和民生的意义遂得以一线不绝，蜿蜒于衰世的君臣之间。然而，倾力造“富强”的过程始终以彼邦彼族为反衬和对照，并始终与劣境中的促迫惶急相伴随，则反衬和对照都会化作另外一种说服力和制约力，致使“国于天地”的本义在追蹑彼邦彼族同时又为彼邦彼族所牵引而一变再变，之后是“民情”、“安靖”以及“年岁”、“雨水”、“米粮”一类久被认作“必有与立”的东西便都成了可以为富强牺牲的东西。19世纪后期洋务已成富强之要目，而铁路、矿山、电线所至之处，民间常因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被搅动而起纷扰抵拒。搅动出自国家权力的伸张，而后民间遂以不宁回应不宁。用旧日的尺度相衡量，这些都属地方不能“安靖”，从而都会引出忧“民情”的深虑。但“富强”注目的是国家，而“国家自求富强”一旦被当作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则民间的纷扰抵拒便都成了“固不足介意”的东西。其间的尺度已一变而为“事关军国，亦当权衡轻重，岂能以小不忍而乱大谋”。而且“兵家筹备于平时，无异决胜于临阵。王者克敌致果，初不闻以伤残物命为嫌。尚以筹备为扰民，犹之两国交绥，斤斤于不重伤，不擒二毛之说也”。其说理之力度大半来自独断。更凌厉的一点的，还主张“朝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不准绅民阻挠，“违者以违制论”[27]。遂使民间的纷扰抵拒又成了应当压平和能够压平的东西。这种为国家造富强的亟切里自有其救时的一片血诚，然而儒学民本主义把不扰民当成通例，以此为国家权力所设定的那一条界限却因之而开始一步一步被抉破并越来越急地被踏过。时至20世纪最初的十年，被称作“清末新政”的历史过程沿此一路累积的走势而起，在国基窒蹙而世路板荡之日以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着力营造富强。但这个过程直接造成和最先造成的，则是“上之人且嗷嗷焉，朝下一令，曰为尔开学堂；暮下一令，曰为尔兴商务，彼民者未见丝发加益吾事，而徒见符檄之惊胆，征敛之无已”[28]。在20世纪的中国，“开学堂”、“兴商务”，连同与之共属一类并皆被列为新政要目的练新军、办警察、改官制、立税制，以及编订法律、清查户口、地方自治、预备立宪等等，都是为国家造富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些应有的东西又是借助于国家权力的推行而得以自上而下地实现的，其间的矛盾在于“悉索之物力有限，而推广之经费无穷”。国家意志造成了这种矛盾，而国家力量又无以消解这种矛盾。因此，自上而下地为国家造富强的过程，从一开始便已变为“多更一制，即多一耗财之地，多设一官，转多一幸进之门，部臣筹费无出，责之疆吏，疆吏责之州县，州县舍百姓将谁责取”[29]的自上而下层层重压。此前的二百多年间，清代曾以轻赋为祖宗家法。即使是在咸同两朝延续了十多年的内战里，朝廷久苦罗掘俱穷，国计竭蹶，而其筹划饷事的别谋拓展犹以抽厘、捐纳为止境，并未曾全无章法地手臂遂尔远伸，把加赋当作一条利路。抽厘病商，加赋病农，两者之间的能做和不能做，显然有着一种深深的思量和权衡。但时至“物力有限”而“经费无穷”成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力为源头的层层重压，则思量和权衡都已不再会被官府所顾及。而后是短短几年工夫苛敛既遍于南北，又遍于城乡，致路有捐、河有捐、房有捐、铺有捐、车有捐、船有捐、米有捐、粪有捐、田亩有捐、牛马有捐、旱挑有捐、户口有捐、剃发有捐、巫道僧民有捐，等等，计其各色名目，至少有六十多种。遂使人生世间，生业之所得和生计之所有尽入官家的征榷范围之中。而与之相牵缠地产生于其间的，更有种种附着于国家权力的“外托举办新政之名”以行层层剥削[30]。由此形成的贪污与征榷共生，正说明了苛敛肆张之日，国家权力是很容易被污化的。然则新政营造富强，而“其取民也无艺，尽夺其资生衣食之必需”[31]的了无忌惮，却又在使这种造富强的百端兴作始终与触发民怨和积聚民怨相伴而行。富强以国家为本位，而与之对映的另一头则是“小民救死不瞻，亦岂能忍饥寒以待德化之成”？[32]他们和富强之间显然相隔还很远。两者同在一个过程之中而彼此相悖相异，则两者之间的对映和对比已非常明白地使人看到了民本主义与民生主义在此日的萎悴，以及民本与民生萎悴之日，国家和“小民”在这个过程里越离越远和断为两截。在二千多年儒学以“天矜下民”立教之后，这是一种大变。是以光绪末期辜鸿铭描述世相，引为感叹并言之耿耿的是“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33]。此后十七年，陈独秀沿同一个题目发议论，则以“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34]为心中之向往。两者不能算是同道，而其笔锋之所到，表达的却都是对这种因国与民断为两截而致本位错置的异议。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以文字作异议并无改于中西交冲制约下和导引下的历史走向，只要富强仍然是一个因迫扼而生并与迫扼相对峙的观念，则后来的岁月里，富强的本位便依旧是国家并只能是国家。所以稍后于陈独秀，又有吴稚晖从东西文明起讲而归旨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论其他的国家主义[35]。

作为观念的富强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与之相仿佛，作为观念的进化论也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19世纪末期，中国人累次卷入与外力相抗的民族战争，又累次失败而累受重创。但五十多年里，屡败的中国人又始终在精神上有以自守和自立，并因之而能够与逼入的外力对拒于荆天棘地之中。曾因绾接中西而备尝艰难的曾国藩暮年说：

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若置之不问。虽不至遽行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恭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36]

理与势既因“中外交涉”而分，对于19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则势是西方人用坚船利炮带来的，其实质在强弱之比和利害之比，理是历史和文化留给中国人的，其重心在善恶之辨和是非之辨。因此“以理势并审，体用兼备”立论，说的正是屈于物力的中国人虽为强弱之比和利害之比所困抑，而心中则始终不放地抱持着善恶之辨和是非之辨。有此绵绵不绝，遂使19世纪的中西交冲既成为西方人勒索攫取咄咄逼来的过程，又成为中国人以理抗势，苦相撑持的过程。五十多年纷争不息造成起伏变迁，而在四围动荡里自成一种稳定的，则是两个过程背后之各有一个互不认同的精神世界。然而自天演进化之说传入，其要义所归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既被认作“公理”，便已没有中西之分。而后是接受了公理的中国人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从一个精神世界走进了另一个精神世界。梁启超说：

及达尔文出，发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之理，谓天下惟有强权，更无平权。权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赋也，于是全球之议论为一变，各务自为强者自为优者，一人如此，一国亦然。苟能自强自优，即虽剪灭劣者弱者而不能谓无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则然也。[37]

之后又说：自达尔文倡“优胜劣汰”到斯宾塞更倡“适者生存”，天演之义又愈深一层而演为“适焉者，虽劣亦优，不适焉者，虽优亦劣也。故吾辈论事，毋惟优是求，而惟适是求”[38]。这些话典型地显示了那个时候西方进化论对中国人的影响，也典型地显示了中国人对西方进化论的诠释演绎。其间为“强权”层层申说道理的文字，以及用“适焉”与否立准则来判分人事之优劣的文字皆属主旨所系，而立论则都在以强弱利害为今生来世说因果，从而都是在以强弱利害淹掉人世的善恶是非。于是而有“毋惟优是求，而惟适是求”的价值寂灭。若举此与19世纪的中国士大夫在五十多年里以理抗势的漫漫心路相比，显见得“天演之公例”最先带来和直接促成的正是理与势之间的此消彼长。而后是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观照于中西之间的理路和逻辑都变，随后是力行之取向亦变。

在这种从一个精神世界走向另一个精神世界的过程里，已经被中西交冲的“物竞天择”证明为“胜者”、“强者”、“适者”和“优者”的西方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种种物事，便在“公理”和“公例”的映照之下成为普世法则之所归，并因之为成为人心倾慕之所归。身历其境者曰：“戊戌庚子以还，日本江户为懋迁新思想之一孔道，逾海负笈，月以百计，学生阗黉塾，译本如鲫鱼，言论惊老宿，声势慑政府”。遂使“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御矣”[39]。日本之可以用作“孔道”，是因为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先得到产生于欧西的“新思想”，所以“逾海负笈”群趋东邻，虽意之所欲和梱载而归的都是以西国为源头的心法和长技，但西国东邻遂因之而常常被混成了一体。而“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御矣”，则说明拍岸五十多年之久的西潮一经被认作普世法则之所在，便已滔滔然灌来，在中国社会里获得了一种裹挟之势和席卷之势。庚子以后的十年之间，严复说“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公例通理，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起”。以此为法式，则“中国之政，所以日行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违行故耳”。杨度说：“欲一洗数千年之昏暗，而为民族历史生未有之光荣，于世界历史占最优之地位，亦在我国民考求他国文明所自来，而发其歆羡之心，嫉妒之心，以与争荣于二十世纪文明史而已”。在这种引整体的西方比照整体的中国而演为通论之外，同一个时间里还有柳亚子倡排满，而以“玛志尼、噶苏士之流风”自比；梁启超主“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而以“德人波仑哈克之说”为“确实的证明”；随后汪精卫驳梁启超“最近之非革命论”，又以“佛兰西学者仙治罗氏”之著作为助，等等[40]。相比于通论的恢张宏阔，这一类在中西之间的直接对接显然因其急于致用已更见切入。而相互争论的梁启超和汪精卫之各自援西人以为护法的事实，则富有代表性地说明了“新思想”中的不同流派虽然彼此立异，但他们用以克制对手和提撕国人的论说，却都不能不借西人的道理为自信力和说服力。因此，中国人笔下种种通论中西的宏阔和对接中西的急切都在折射西潮灌入的声势，但就彼邦学理笼罩人心的程度而言，中国人之间各奉宗师的断断论争无疑尤深一层地折射了西潮灌入的声势。由西潮造就的这种声势虽蓬蓬然起于言论界又盛于言论界，而由此鼓荡弥漫，则一定会化为思想上的冲击和播染，使更多的受众跟着走和拽着走。当官场中人也成了受众之后，其奏疏遂纷纷然引“西儒社会学说”与“彼都哲人”之言为谛理，各论“人格”、“义务”、“主义”、“团体”、“法治”、“文明”，以及“国家观念”和“合群进化之理”，等等[41]。于是庙堂中的议论亦随“东西洋”的理路而变。然则与19世纪的西方人以物力致胜相比，显见得此日由进化论助成的西方世界在精神上的强势更凌厉并且更广袤。而与这种凌厉和广袤相为因果的，便是灌入的西潮所到之处。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被逼得黯然失色而一退再退。因此，在当日以文字见光焰的论说里，与“伟哉，新思潮之力也”[42]那一面仰望和惊羡同时发生的，又有返视中国而比“支那今日尚是欧洲十四五世纪之世界，与今日欧洲之世界，其文明之程度相隔尚五六百载”[43]的自轻自鄙，以及“乘其愚而长其过者，纲常伦纪也，作纲常伦纪者圣贤也，故助人道之进化，求人类之幸福，必破纲常伦纪之说”的一路推究归到“圣贤革命”[44]。其中走得更远一点的，则追溯文明野蛮之由来，直指“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然后以此立论，力倡“用刮骨破疽之术”实行“孔丘之革命”[45]。这一类反儒学的文字激扬于儒学中国，訇訇然自成一种石破天惊之声，而在时人眼里，其理路却并不是出自学术自身的内在演化，而是“詟乎泰西诸国之政之法之艺之学，则以为非中国所有，而貌而袭之。袭之而仍不足以敌之也，则还而质诸吾国，何以无学，吾学何以不国？”[46]因此，以“非中国所有”追咎“吾学”，以五十多年追咎二千多年，其简约化与简捷化里自有那一代人远望来日而心忧家国的惶遽和紧张。但与19世纪以来西国传教士之丑诋中国文化相比，这种由中国人自己放言诟詈“圣贤”、“孔丘”和中国人自己的“文明程度”，已无异于是在自挝自掴。而由此形成的走势和走向既为灌入的西潮所触发，又与灌入的西潮相摩荡，遂使西潮的冲击源源不绝，惶遽、紧张以及由此派生的简约化和简捷化也源源不绝，而后是初起于清代末期的这种“还而质诸吾国”与“吾学”的追问和追咎一路横轶蝉蜕，演变为民国年间以文化裁定国运的论断和独断。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是以“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47]。吴虞说：“不求知识于世界，而甘为孔氏一家之孝子顺孙”，则是“不辨是非”而徒见“游豮怒特蠢悍”[48]钱玄同说：“人家（西洋）崭新的学问，断难用这种极陈的汉字去表他”，所以“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逐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49]。吴稚晖说：“孔孟老墨”都是“这国故的臭东西”，当此“物质文明”大昌之日，须“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50]。胡适说：“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然后以此对举，又“公开地谴责了东方的旧文明”[51]。与之同调尤为直白的，还有陈序经倡言“中国文化的出路，无疑是要从彻底全盘西化着手”[52]，等等。这些论说和论断都在挞伐二千年历史文化，以期为困境里的中国寻求营造“现代文明”的出路。然而截断传统，将会是和只能是由一个没有历史文化的中国来接续“现代文明”。显见得其太过极端的简约和简捷，已是把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里的种种复杂和舛错，都十分轻易地用一种主观臆想消解掉了。但时当进化论播化天下，并为一世共尊共奉而踞于言论界主流之日，则简约和简捷一定会与这种中西之间可以同质的普世信仰缀连在一起，使“袭之而仍不足以敌之”的中国人在忧惧交集里沿波寻源，仍然要一遍一遍地用新文化讨问旧文化。而后是这种反传统的过程在延续中累积，又使反传统成了20世纪中国的一种新的传统。而与这个过程共生于同一段历史之中并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中国人因深信进化论而深信“人类进步之次第”[53]。但进化公理所预设的“进步”的单向度性及其形态的独一性，又使居于后列的中国人不得不自觉的尾随和追赶已在前列的西洋和东洋。因此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和20世纪初的十年新政皆以“近采日本”[54]为榜样之所在，之后，继起的革命共和一变而取法于美国和法国，盖“法人孟德斯鸠恫法政之不如英善也，为《万法精理》一书，演三权分立之理，而归宿于共和，美利坚采之以立国”，世之论者莫不言善也[55]。而与此相隔十年，世局再变，取法之对象亦随之而变。其尤其引人注目的，五四运动之后则是蔡和森举《新青年》为代表所概叙的社会思想今时不同往昔：

这个刊物开始时的两个口号为民主和科学。而这个口号又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故《新青年》以前也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到了仲甫（陈独秀）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的思想变为俄国的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56]

美国思想犹在为中国的众生说法，俄国思想已波涛澎湃而来。是以此后数十年漫长岁月里，这两种思想都对中国社会发生过巨大而且深远的影响。与之对应，是原本共取一个榜样的中国人，从这个时候开始便有了两个因不同抉择而分为两路的榜样。然则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便既与先觉者黾勉地寻找外国榜样连在一起，又与外国榜样的一变再变连在一起。在这个过程里，每个榜样都曾为抽象的，并因之而不容易感知的“现代文明”提供了一种具体的，从而能够各以其始末因果被人分辨和临摹的样式。因此，在五十多年师夷长技而又识之不甚了然分明之后，这种可以临摹的榜样直接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心力上的信恃与愿想，以及前所未有的整体上的翻造和改造中国。20世纪之不同于19世纪，便在于立特定的榜样为范式，则范式之所在同时是根本之所在，因此信恃、愿想、翻造、改造都是在“求根本之改革”[57]。而后是这种以“根本之改革”为目的的翻造和改造所到之处，二千多年来延续已久的社会结构遂不能不在伤筋动骨里面目全非。比之19世纪五十多年间的制器、练兵和铁路、航运的枝枝节节，此日仿外国榜样之程式所造成的迁越已如同移山填海。是以时人身在翻造改造之中，感受和感触都集结于与之相伴的“内变之烈，尤甚于外患”[58]。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则正是借助于这种临摹范式的“内变之烈”，才能够越过旧时壁障而得以层层深入地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自“近采日本”开始的一路取法，都曾是新陈代谢为时势所牵的不得不然。然而为时势所牵同时也是为时势所囿，数十年之间，此一时与彼一时临摹的对象一变再变，又以其取而舍之，舍而再取的事实，说明了立外国的榜样为范式以“求根本之改革”，其实常常是走不到头的。中国人因天演进化而有中西之间可以同质的预设和推断，又因这种预设和推断而由后列追随已得“现代文明”而居于前列的远邦。但西洋与东洋之中能够以“现代文明”翘出一时者，其“现代文明”或本来产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或学来而已能长入于自己的历史文化，随后是同属“文明”而各具殊相，并因各具殊相而能够成为真实存在的文明。与此成为直接对比的，则是深信中西之间可以同质的中国人又因追咎“吾学”而正置身于一个反传统的时代之中，并因反传统而正在走何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而后是学来的东西无从嫁接，便是学来的东西无从生根而长入中国社会，遂使这种以普遍性为前提的预设和推想不能不因远离历史文化而成了脚下悬空的东西。由此造成的是，取法远域以求“现代文明”的人常常不计历史文化，然而被他们引来取法的每一个范式却都会在中国遇到和它们不相同，并因之而与它们不相通的另一种历史和文化。随后，隔阂与阻折便成为这个过程里的常态，而希望和失望亦与之相为起伏。清末民初的一则时论评述这种阻折与起伏，说是“规摹仿效，谓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若移而殖之我，将旦暮可以强吾国”，然而预想总是不能成为事实，一次一次的“仿效”既折和“仿效”又起，得到的则大半都是一次一次的“为之而不效”[59]。这种旁观世事统括出来的“为之而不效”，正说明用“规摹”的办法现成“移”来的东西太过夹生。西洋和东洋以先得“现代文明”而成为中国人的榜样，但内含于那里的“现代文明”，又因其成为具体范式而物化和固化于他人的历史文化之中。是以取自彼邦的“法”、“制”、“俗”、“惯”、“条”、“文”背后都有各自赖以生成的过程。而中国社会则从未发生过这种过程，因此它们进入了中国社会，却不能内化于中国社会。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它们是外来的东西，从而是外在的东西。“规摹仿效”所含的深度矛盾正在于此。早年深信取外国的榜样改造中国，“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60]的梁启超，后期阅历既多，则转以“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61]为深度疑虑。其前后之间的不相同显然因此而起并与此相依。而“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又说明当“规摹”所得的“现代文明”仍然是一种外在之物的时候，以此“殖之我”的翻造和改造，常常会使社会结构的剧变同脱榫、撕裂和各色危机相伴。其间的极端，便是康有为在民国初年列数世间之种种混沌，而归结为“旧宅第已毁而不能复建之，则惟有露宿”[62]。他是最早从东洋取径为中国寻榜样和立榜样的人，但此日被他指为大病的，则正是临摹外国榜样所弄成的旧者已经破而新者未能立。以此论说因果，显见得这种进入中国社会而不能长入中国社会的东西虽大半“为之”而不能“效”，却已自一边搅动中国，使之脱出了昔日的旧轨，一边又在水土不服中“橘逾淮为枳”[63]，既使中国自身失掉了旧时模样而变得面目全非，也使移入的东西失掉了自己的本来模样而变得面目全非。从这个意义上说，曾深得“规摹仿效”之力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也一定会在同一个过程里无可避伏地为“规摹仿效”所困，既因其一变再变而长在嬗递之中，复因其一变再变而长在两头不到岸之中。以至于20世纪中期思想界论国事，列为大题目的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出路”；而立论更峭刻一点的，则径直言之曰“三四十年来，我们大部分的努力，似乎是专把旧有的不大好的东西和西洋来的不大好的东西凑合起来”[64]。其忧思和深思写照的无疑都是一路困顿。

三

百年之间，作为观念的“富强”和“进化”，以及由此派生的种种推论与悬想因中西交冲而起，又在中西交冲里既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和西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和西方世界的判定和态度。中国人曾因面对历史经验之外的对手以及他们带来的莫测时势而“智勇俱困”[65]，而这些由“俱困”所催生的观念则在历史经验之外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以回应时势的东西。因此，接受这些观念的过程，以及在这些观念引导下以变应变的过程虽然都发生在中国，而其起端和归趋却不能不以脱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为指向，并且以越来越远离于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为定势。与之相应的，是百年之间中国得到了很多本来陌生的东西，也失掉了很多本来熟识的东西。而在器物、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一截一截地以新变旧和以今变古之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已经普遍地知道，自上个世纪以来一代一代沤浪相逐于中西交冲里的以变应变，其真实的时代内容全在于“一套社会组织变为另一套社会组织”[66]。比之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对于社会转型的这种自觉认识显然迟了很久。然而由此返看19世纪以来一代一代的以变应变，则其间积之既久的事实又会使人更容易通观得失，以省视这个过程里曾经有过的倾斜和盲目，而反思和深思亦由此以出。其时《大公报》曾以《中国文明在哪里》为题，申论中国的“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所经营擘划研究思索，举不出于都会”，而“于全中国数百万方里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数同胞之真正生活状况如何，则大抵茫然无所感知”。是以当此百度变迁之日，这些在中国主导时务的人物其实“并不知中国事，不理解中国人生活，与最大多数同胞精神上并无接触”。而“中国改革多年失败之根本”即在于此[67]。都市之成为重心，是在中国社会变迁和前此开新一方之节节“规摹仿效”东洋和西洋中形成的。但新起的都市与旧有的多数人口截为两段，又已直接成为“中国改革”，从而直接成为社会转型的阻格。从这种内在的抵牾里指抉出不为“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所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数同胞之真正生活状态”，无疑是在把久被湮没的民本之义和民生之义重新引入这个过程之内。相比于之前胡适用未能“一心一意接受现代文明”来批判中国“领袖们”的那些话，则虽然同属批判，而《大公报》的这些文字显然更具体而且更有深度。至四十年代，梁漱溟追说“过去六七十年，我们已不断采取西洋之长”，而多“惨重”之“失败”，以至“每次总收不到预期的正面效果”。然后归“其故”为“一面是不了解西洋文化本末系统”的西学不够，“一面则是更不明白自己”的中学尤其不够：

不明白自己，所以取舍之间莫得其宜。不明白自己，所以莫得入手之方，与如何把握自己前途。

在年复一年地脱出了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后，他所说的“不明白自己”是在告诉世人：脱出历史经验的过程，同时也在淡褪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和本位意识。而褪落了主体意识和本位意识的追蹑“现代文明”，其一变再变的“莫得其宜”又同样会直接地成为社会转型的阻格。在相近的时间里，潘光旦以“维新以还”的史事为实例，指“不负责任的革新理论往往以为社会改造是全盘的，旧的非通体推翻不去，新的非完全创造不来”为大错；又以“社会”与“历史”之间的断裂为实例，指国人“多年来所注意到的只是一般社会，甚至于即以西洋的社会当作一般社会，而忽略了中国社会”[68]为大错。合两者而论之，则其要义全在指述中国与西洋之各有殊相而并非同质。由于并非同质，则共相不能自立和自存于殊相之外，因此抽尽历史文化的普世信仰其实是虚妄的。

这些报刊文字和学人论述丛起于此日，说明了百年之间中国人沿富强、进化而力致现代文明的多窒多难。他们都是由这个过程造就出来的，因此，他们又深知这个过程留给历史的种种难题。于是，他们之后的中国人便不得不在致力于现代文明的同时又要面对和收拾这些难题。

注释

[1] 《清代七百名人传》上册，第392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版。

[2]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洋折》

[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4] 同上，第179、196页。

[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49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

[6] 《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146页，三联书店1963年。

[7] 《严复集》第五册，第1317、1324、1329页，中华书局1986年。

[8]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一，第126页，中华书局1989年。

[9]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22页，中华书局1981年。

[10]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5、216页。

[11] 《饮冰室合集》第九册，《专集》五十，第2页。

[12]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文化论丛》（九），第136页，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

[13] 《严复集》第五册，第1392、1241、1242页。

[14] 《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文集》四十，第5页。

[15]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五，第7页。

[16] 《钱玄同文集》第二卷，第2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7] 《严复集》第五册，第1320页。“内籀”、“外籀”皆严复所立名词，大致分别对应于“归纳”和“推理”。

[18] 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6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 《严复集》第五册，第1326页。

[20] 《孙中山选集》上册，手迹之五，人民出版社1956年。

[21] 《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7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2] 《郭嵩焘诗文集》，第243页，岳麓书社1984年。

[23] 转引自金耀基：《中国思想史》，第29—3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

[24] 《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17—119页，中华书局1981年。

[25] 《曾纪泽日记》中册，第677—678页，岳麓书社1998年。

[26]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564页，中华书局1993年。

[2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248页；（一）第375页。

[28]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09页，中华书局1979年。

[29]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18页。

[30]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236页，中华书局1985年。

[3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55页，三联书店1963年。

[32] 同上书，上页。

[33] 《辜鸿铭文集》，第17页，岳麓书社1985年。

[34]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421页，三联书店1984年。

[35] 《科学与人生观》，第31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36]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九，《请以陈钦署天津府折》。

[37] 《饮冰室合集》第二册，《文集》十，第13页。

[38] 同上书，《文集》十七，第34页。

[39]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七，第104页。

[40]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107、256页，下册595页，三联书店1960年；第二卷上册，165、397页。

[41]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66、984、989页，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第265、278、397页。

[4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301页。

[43] 同上书，第一卷上册，第87页。

[44] 同上书，第二卷下册，第1017页。

[45] 同上书，第三卷，第208页。

[4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43页。

[47]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86、170页。

[48] 《吴虞集》，第6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49] 《钱玄同文集》，第一卷，第210、162页。

[50] 《科学与人生观》，第309—310页。

[51] 《从“西化”到现代化》，第356、3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52] 《从“西化”到现代化》，第367页。

[53] 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6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54]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17页。

[55]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120页。

[56]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57] 《民国经世文编》第八册，第，506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58] 同上书，上册，第5193页。

[59] 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五集，第432页。

[60]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九，第42页。

[61] 《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三十八，第12页。

[62]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714页。

[63] 《潘光旦选集》（三），第5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64] 《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36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潘光旦选集》（三），第102页。

[6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85页。

[66] 《三松堂学术文集》，第2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67] 《张季鸾集》，第456页，东方出版社2011年。

[68] 《潘光旦选集》（三），第367、180页。

历史中的儒学

自从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及盛涨的科学意识笼罩了新知之后，用旧文字记录于古籍之中的儒学连同儒学的历史衍变，便既已日去日远地退出了学校的授受范围，也日去日远地退出了多数人的阅读范围。此后的一百年里，大部分中国人意中的儒学，已经越来越像是旧家子弟手中的账簿，保留于账簿之中的山、地、田、屋以及库房、店铺虽皆可历数而枚举之，但就关系而言，则都属前代拥有和曾经拥有。取此以为比方，说的都是曾在两千多年岁月里笼罩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儒学，已在一百来年的历史震荡之后，大半移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外，成了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东西，一种看起来很近，实际上又离得很远的东西。而其间仍然留存于文字和观念里的部分，则在势易世迁之中不是对象化（客体化）了，便是片断化了；或者是既对象化了，又碎片化了。若以儒者之学本是为己之学相对比，显见得都隔了一层而不能由外入里。因此，一百年之后说儒学，其实我们都在门墙之外。

一

韩愈作《原道》，最先以“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叙述儒学的次第传承和一路脉延，于是而有所谓道统之说[1]。在此后的一千数百年里，这种道统成了中国人用来串连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东西，其本身也因之而获得了一种象征性和神圣性。所以时至1924年，孙中山犹自居道统以答西人之问，说是“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2]。虽说其个人的为学次第是先西学而后中学，但身为重造中国的领袖而又自任中国之“正统”的传人，则不能不算是对中国人以文化维系历史，从而以文化维系政治的知之甚深而且思之甚深。

韩愈立道统为儒学上溯源头，而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子皆在前后相接之中。但若以孔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以及“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周公之才之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3]这一类念兹在兹的心追手摹与其自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和“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4]相比照，则“从周”和“在兹”所着眼的，显然尤在于文武周公之礼同“夏礼”和“殷礼”不一样的地方。然则比之尧、舜、禹、汤的递相传授，孔子意中的儒学之为儒学，其实更多地是以周代的制度和文化为来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于历史过程之中的儒学源流，一定不会像后起的道统所描画的那样简捷明了。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5]，则三代之间，有“因”而后有传承，有“损益”而后有变迁。夏代文献不足征，而周之不同于殷，其间的“损益”多因宗法而起，因宗法而生。按照王国维的说法，是“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6]。殷商六百二十九年，帝位的前后递迁以兄终弟及为常态，“无弟然后传子”[7]，而“中丁以后九世之乱”[8]也随之而生。周人立子立嫡，正是在殷商制度的旧辙之外另开一局。由此造成的“损益”，则不仅牵动了权力结构，而且牵动社会组织，牵动人间伦理，从而最终牵动了文化。与殷商文化兄终弟及的不严等序相比，周人以立子立嫡为继统大法，其要义全在于化宗族之中血缘关系的长幼亲疏为政体之中上下尊卑之严然等序。而后沿用这一套办法“封建子弟”，又更加细密地把大宗、小宗、宗子、别子之间的血缘关系移到了权力与权力之间，使之在编连中成了被重造的东西。而同时的“同姓不婚之制”，又使“子弟”之外的诸侯与王室由联姻而联结，并因之而在本无血缘关系的地方复制和派生出一种类同的宗族等序。这个过程丕变殷商，一步一步地使宗法制度与政治制度成为一体重叠的东西。与之相因果的，是殷商和殷商以前“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而自周人用宗法，则诸侯大半“皆其功臣昆弟甥舅”，不再像旧日那样能够各立山头，“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因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9]。宗法移用血缘之间的关系造出了一种普天之下的君臣名分，从而造出了一种真正的大一统。之后，两者都成了儒学的基本观念。而比两者更富深度地含结于人伦之中，并因之而更富广度地笼罩了每个个体的，则是周人的宗法因分“嫡庶”而有“尊尊之统”，同时又藉“祭法”而行“亲亲之统”[10]。前者昭示的是人各有等；后者昭示的是一脉同源。因此，“尊尊之统”的本旨是在把人分开来；“亲亲之统”的本旨是在把人合拢来。这种分开来和合拢来构成了周人的宗法秩序，而其数百年之间以“尊尊之义经亲亲之义”，又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11]，已在浸染不息之中使宗法秩序化为社会伦常。最终是身在其间，无人能够自外于“尊尊之统”，也无人能够自外于“亲亲之统”。而作为这个过程的反照并与这个过程相对应的，则是数百年浸染之间宗法催化思想和产出观念，而后是孔子为儒学阐述的“礼”和“仁”都可以在“尊尊之义”和“亲亲之义”里分别找到各自对应的最初源头。

周人与殷商一代的人间秩序不同，精神世界也不同。《礼记》曾比较夏、商、周，而以“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12]为其一代之特征。因此柳诒徵后来作《中国文化史》，于此一节总括而谓之曰“尚鬼，故信巫”[13]。当日鬼神同义，则“尊神”、“尚鬼”皆言其置人事于鬼神之下。迨周人以小邦克殷，又因其一战致胜而比对殷与周之间“坠命”和“受命”的始末因果，引为长思久想。并在一路深思中切悟“天命靡常”和“峻命不易”。傅斯年说前者“谓天命不常与一姓一王也”，后者“言固保天命之难也”[14]。与这种“靡常”和“不易”相对应的，则一面是多见于《尚书》和《诗经》之中的“慎德”、“明德”、“敬德”、“克俊有德”、“恭俭惟德”以及“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一面是同样多见于《尚书》和《诗经》之中的“惟天惠民”、“天其相民”、“天子作民父母”以及“王以小民受天永命”[15]。前一面说的是天命无常，惟德是辅；后一面说的是“日监在兹”[16]，天监即是民监。因此，在殷人事鬼之后，继之而起的是周人敬天。两者之间的区别，全在于鬼神是可以托庇的守护者，而天是无亲无私的裁决者。是以这种区别又决定了内含于敬天之中的，始终会是一种深度的紧张和畏惧。周人自述，常谓之“无逸”、“小心翼翼”、“克自抑畏”和“夙夜罔或不勤”[17]。然则与奉祀鬼神的求而后应相比，由“克俊有德”、“恭俭惟德”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以及由“天子作民父母”、“抚民以宽”[18]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显然都是在用一己之努力尽人事而俟天命。随后是曾经被殷人置于鬼神之下的人事随敬天而起，成为周人意中战战兢兢而不敢轻忽的东西，以至于周公归政之日，留给成王的规训犹是永念天威，以民为监，毋尤人，毋违命，凡事皆在乎人为[19]。就比较完整的意义而言，正是有了这种人事和鬼神之间的此升彼降，才可能催生出自觉的人道意识和人文意识，从而才可能有后世儒学节节发煌的精神起点和思想起点。而周代典诰中言之谆谆的“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以及“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类，其初旨无疑都是在对人君作申诫和劝勉。但数百年前后相继同时也是数百年传播衍绎，人君在这个过程里化为先王，先王在这个过程里又成为“为民立极”的榜样。之后，本属天子为上应天命而自我力行的“克俊有德”、“恭俭惟德”，便既随之泛化，也随之升华，一步一步地演变为儒学中同个体相对应的普遍的德性观念、君子人格观念，以及自强不息的进德观念。与之相类似，由于“惟天惠民”和“天其相民”成为一种通贯于先王和后王之间的信仰，则本在人君俯视之下的一个一个“小民”，又从整体上始终比人君离天更近。对于敬天的天子来说，无疑是现实世界里散处于脚下的东西，在精神世界里已成了悬在头上的东西。而借助于敬天所形成的这种精神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制束和规范，在数百年之久的一路漫延之后，最终都结穴于儒学之中，凝化为既深且厚的民本之义。其间的极端和典型，便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0]。

在这些遥远的历史因果里，周代以严立宗法和敬天俟命把自己同前代区别开来，也以严立宗法和敬天俟命为源头而深度影响了儒学，并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了长久地内在于儒学精神之中的东西。

二

由敬天而重人事，因此儒学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人。但人之为人，则始终都在人伦之中且只能借助于人伦而得以实现。是以两千多年之间，每个个体的中国人都存在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关系里，并因之而成为真实的中国人和具体的中国人。在这些被统称为“五伦”的关系中，父子、兄弟、夫妇都在一家之内，从而都在宗法蘖生的关系和观念之内。后来孔颖达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诠释《尚书》中的“五常”[21]，正说明儒学列为“人之常行”的东西，其初始和本原显然都出自于宗法伦理。而后，由父子关系的推衍而立君臣一伦；由兄弟关系的推衍而立朋友一伦。推衍便是派生，因此，孟子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2]为人之大伦，其中的“君臣”置于“父子”之后，“朋友”置于“长幼（兄弟）”之后，排列之次第，正所以见先后之渊源。在他的尺度里，这种先后之渊源同时又内含着本原和派生之不能一样。是以“父子有亲”而“大孝终身慕父母”，但“君臣有义”之所及，则“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23]。其间的相互对待，显然可以随彼此的态度而变得非常不同。与之相匹配，还有属于个体的“非其君不事”[24]的选择自由。若以汉代人主称丞相为“君侯”，曹掾奉府主为“君”，以及一郡之守被尊为“本朝”、“郡朝”[25]为实例，以推度孟子所说的“君臣有义”，则儒学以君臣分上下尊卑，但这种以“义”相维系的上下尊卑，其初旨又并不全在天泽分严。因此顾炎武说魏晋以前“堂陛之间未甚阔绝，君臣而有朋友之义，后世所不能及矣”[26]。虽然魏晋以前已有君臣纲纪之说，但以顾炎武的读史所得作对照，显然是从宗法关系里派生出来的君臣一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保留着宗法关系中带来的人情和依连。迨此后三纲之说大张，则君臣一伦中的政治一面遂在节节高涨里淹掉了曾经为之做过前导的宗法一面。而后的上下隔绝和天泽分严便无法再用孟子的尺度来比量了。这种变化发生在儒学之中，说明了隋唐宋明去古益远，其世局和文化都与周代非常不一样了。但作为出自源头的东西，这些由周代的社会和文化衍生出来的思想和事实，又一直保留在儒学之中，为后来的两千年提供了一种比照和范式，于是而有顾炎武读史之际一为发抒的“后世所不能及”的感叹，以及由感叹流露出来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成于周代社会和文化的这一类观念又并不能算作真已消失殆尽了的东西。

与“君臣有义”相比，对于人口中的多数而言，“父子有亲”无疑更切近而且更切己，因此其笼罩人心的程度和范围其实更深更大。孔子说“父子之道，天性也”，是以“亲生之膝下”[27]。之后，以这种父子之亲为始端，“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沿此一路远引，则由“天性”之亲层层延展而由此及彼地贯连人际，可以形成他期望中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爱亲者不敢恶于人”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28]。这种延展和贯连的过程，孟子称作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29]。然则儒学奉仁者爱人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义和要义，而其实现和存在却只能是从个人的“天性”中自内向外地推演出来和自近向远地推演出来。由此所成就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0]，以一种至上的境界表达了儒学理想中的“博爱”[31]。但比之西方世界里的博爱以宗教为来路，并因之而以普遍之爱和没有差别之爱作自我写照，则儒学以自内向外推演出来和自近向远推演出来所证成的“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显然都是具体的，并因之而是有差别的。正是这种具体性和差别性，使孟子生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日，岌岌乎起而力辩“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32]。在当日的诸子里，墨翟独多宗教意识，因此“墨氏兼爱”之所以被比为“无父”，全在于他用“天志”证成的普遍之爱湮没了内与外之间和近与远之间的具体性和差别性，而后是父子之亲可以与路人之亲相等夷。以儒学所内含的宗法精神相衡量，其爱无等差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不可接受的东西。在这些比较里，两千多年之前，儒学的“博爱”与墨学的“兼爱”不同；两千多年之后，儒学的博爱与西人的博爱不同，而不同与不同所显示的，则都是以“天性”为源头阐说人类之爱和以宗教为源头阐说人类之爱的各成一路与两相歧互。但两千年之间，儒学的流布不息和墨学的沉寂无声又说明，就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塑定的感受和认知而言，中国人更容易理解和更能够亲近的还是儒学的“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显示的，是作为“天性”的“父子之道”在推移之中可以横向地勾连人际。然而“父子之道”成为五伦之一，其本义和特点更多地又应在于人际之间的纵向延续。是以身在此中，每个个体都一头牵着父祖，一头牵着子孙。这种连接本自血缘，但在儒学的谛义里，则血缘化作人伦，便已变为生命中的意义、价值和沉重的责任。因此，与前一面相对应的，有孔子所说的“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33]，以及“修身慎行，恐辱先也”[34]留给后世的不敢懈怠；与后一面相对应的，有周公儆子的《诫伯禽》，以及由此一脉蜿蜒地产出于两千年之间的家训、家范和教子书。在这种用伦常构筑起来的一代人与一代人的贯连里，作为自我的个体便一面要勤谨地承接父祖的精神生命，一面又要使之在子孙的精神生命中不绝地传衍下去。所以曾国藩百战艰难之日作家书勖勉儿子，犹以“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35]为期望之所在，他以此为须臾不忘，显露的正是兢兢于承接和传衍之间的言为心声。这种两千年里熟见的理路和心路非常具体地说明：比之西方人的个体存在以权利和责任皆立足于自我为常态，则中国人的个体存在，显然是除了当下，还有过去和将来；除了自我，还有祖宗和子孙。由此形成的三重存在便既成为中国人生命意义之所在，也成为中国人生命责任之所在。因此，读翁同龢日记，多见的是“先祖”、“先祖母”、“先公”、“先母”以及三兄、五兄的生辰“奠”、忌日“奠”，并常见其因之“悲涕摧剥，不知所为”[36]的五内俱动。祭奠之外，同时还有中元、冬至、除夕之日的“祀先”，而于“仰瞻遗像”之际又每多“感怀时事，悲从中来”的一派苍茫和“俯念微生，其贻羞陨越者大矣”[37]的深自刻责。由此翻出来的层层心潮，其寄托所归则全在于“吾子孙之贤者尚无忘根本追远哉”[38]。在这种三重存在里，每个个体虽然都立身于当下，并因之而各在此时此地之中，但由伦常贯连前后，则过去和将来都会直接地制约和限定当下。清人汪辉祖作《双节堂庸训》，言之谆谆的便是人生斯世，既要惕慄于以一己之行事致“上累父祖”而辱及先人；又要惕慄于以一己之行事致“不能守成善后”而遗羞子孙[39]。而后是久在两种惕慄之间的人遂不能不成为个体意志和个体自由都非常有限的人。由此所导致的当然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不能充足。然而儒学尚克己，则伦常之催生惕慄，正是伦常成为感召而唤出人心中的敬畏。这个过程将抑折的自我意识转化为自觉的自我约束，减少了两千多年里的许多恣肆和放纵，并造就了一代一代为祖宗立门楣而勉力做个好人的人和为子孙留心田而勉力做个好人的人。

自秦汉废封建设郡县之后，周代以家为国而严立宗法的种种制度便已圮塌，本属一体的家与国因之分为两截。而后是沉结于儒学之中的宗法精神在此后两千多年中因其维系人心而能笼罩人心，为这个过程里绵延不绝的宗族和家族提供了一种赖以支撑的规范。《论语》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40]；《礼记》说“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41]。前者说的是共奉同一个祖宗的血缘之亲在精神上的互相关怀，后者说的是共奉同一个祖宗的血缘之亲在生存中的彼此联结。秦代和汉初的社会迁易与世路动荡，曾使这种关怀和联结变得非常低落。之后宗族的由散而聚和一路衍蔓，以及汉代的宗族不同于唐代的宗族，唐代的宗族不同于宋代的宗族，都与儒学的消长流布内相因依而外相盘连。由于封建既废，则君权与齐民相对待，其相互之间便不能不是钱穆所说的以“一王孤立于上”与“众民散处于下”[42]相对待。在一种以个体小农为主体的农耕经济里，“散处”的本来状态等类于散落与离析，而以“慎终追远”和“敬宗收族”串联宗族与家族虽然着眼的是血缘，但这种由血缘关系所生成的聚合却使“散处”的众民得以脱出离析，并以其自相抟结而“吉相庆，凶相吊，患难相恤，出入相及”[43]为两千年中国社会构成了广袤而且恒久的底层组织和基本单位。有此构筑，而后始有一朝一朝的经济过程、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就这个意义而言，汉代之后的中国历史已与宗族和家族剥离不开。儒学的宗法观念能够影响中国社会结构，是因为个体的小农经济是一种非常单薄而且非常脆弱的经济。人在生老病死、风霜雨雪之中，则岁时和世事一旦演为天灾人祸，都会导致生产和生活的突然颠蹶和难乎为继。因此“敬宗收族”以血缘团集个体，同时是以血缘为连接，向需要互济和互助的个体提供一种靠得住的互济和互助，其中内含的伦理意义遂因之而能够直接地转化为社会经济意义。而后是协和宗族的过程便与“睦族振穷”[44]的过程相表里，在宗族之间的通声气和济有无里从五服之内延及五服之外。其间宋人范仲淹起自孤寒而成达官，既贵之后“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自谓“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45]。他由自己经历过的孤寒推比宗族中人的孤寒，于“慎终追远”和“敬宗收族”的体验更能切入一层，所以由其立为规则的悯老怜弱，济贫助学和矜恤嫠鳏能够非常典型地表现出宗族庇护弱者的一面，并长久地影响了后来，而使中国社会多了不少温情。但庇护同时也是一种约束和管束，因此宗族的规则又多见先之以“化导”，继之以“劝戒”，再之以“惩处”，用来限勒族中人“不孝不弟”、“口角争斗”、“习匪打降”一类“越礼犯分”的以“家法”行“自治”[46]。就“慎终追远”的本义而言，约束和管束也是一种“敬宗收族”，但其间的“惩处”一旦演为“合族公愤”而往往有“以家法致死”[47]的事实，则又说明在伦理意义转化为社会经济意义的过程里，构成了社会底层组织和基本单位的宗族已多了一重尚法的凌厉。两千年之间，中国的多数人口都在宗族之中，从而是中国的多数人口都在庇护和管束之中。由此形成的依归，使个体的存在和宗族的存在常常连为一体而分不开来，时逢乱世则尤其明显。于是而有屡见于汉末魏晋数百年里动辄“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以此为集众自守的“坞堡”。迨晋室南渡，随之而迁的士人，又往往动辄以“率亲党数百家”裹挟而行为常态，而此后最终汇成的，是当日中国的重心南移和此后中国的南北交融[48]。与之前后对映，还有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仓迫起于广西而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以聚众百万布告天下，其中常有的，也是一家一族之集群而来和一路同行，而后是朝中军中，兵头兵目之间便易见兄弟子侄的牵此连彼，以及他们在牵此连彼中所造成的种种大故事和小故事。然则后一段历史与前一段历史之间虽然相隔一千数百年，而个体与宗族的关系显然犹未大变。这些史事以聚众自保、聚众迁移和聚众造反为实例，反照了个体之托命于宗族，也反照了宗族影响个体的同时，又常常在影响社会和政治。若眼界越出这些史事的范围，还可以更广一点地看到：在始于唐代而盛于宋代的书院产生之前，自汉末至魏晋南北朝的悠悠数百年里，中国文化之能够曲折起伏地保存和延伸于世路板荡之日，靠的正是世家大族的代代传接。世家大族之所以能够一茬一茬地出人物，正因为世家大族一代一代地厚积着文化。以此立论，则宗族和家族又曾以其自为承载而在中国文化的千年嬗蜕里做过守先待后者。在这种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交相缠结之中，宗族的历史便常常成了深处的中国历史。但由这种交相缠结作追根溯源，显然是宗族虽以血缘相认同，而能够把血缘编连起来，并使之既固且韧而盘结不散的，则导引人心的始终都在儒学的长久浸润。

三
儒学用“慎终追远”维系宗族，而其执义于“慎终追远”可以致“民德归厚”，又明白表达了儒学对人性和人心的判断。对于倾力以为仁为义提撕普天之下的儒学来说，这种判断不仅是其义理起端之所在，而且与其义理常在相互扶翼之中。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孟、荀之间因之而各立异同。然而说性恶的荀子又相信“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49]其旨归已与孟子说性善的本义相去不远。所以吕思勉说：“荀子之言性恶，与孟子之言性善，初不相背也。”[50]而由此推导出来的“塗之人可以为禹”[51]则与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52]和孔子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53]已是理路全同，旨义也全同。比之辨析人性，“为禹”、“为尧舜”和“我欲仁”所看重的都是人心中追求德性的自觉和愿力，然则荀子与孟子之各立异同而又“初不相背”，正说明人性和人心在儒学中其实是难分难解而常在互为诠释之中的。是以儒学张扬“人能弘道”[54]，两千年来影响后世深而且广的便是信任人性的孟子那一路。积之既久，遂使“人之初，性本善”成为描述人性光明的通论和通识。有此光明，而后有宋代以后一千多年里的主敬主静和良知良能。然而《大学》说“修身在正其心”[55]，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56]，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57]，则又非常清楚地说明，儒学信任人性，但又切知人性之善并不等同于已成之善。由于“几希”，所以从人性之善到已成之善便不能不“修身”，不能不“克己”。“修身”和“克己”都是了无穷期的漫长过程，而其间的努力皆旨在使身心与“禽兽”的距离日趋日远，以实现一己的人之所以为人。这种了无穷期造成精神苦累，也产出君子人格。若以同一个题目对比基督教世界，则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之中，人由伊甸园初入尘世便已与原罪连在一起，从而与救赎连在一起。之后是出自宗教的观念成为思想视野，使西方人能够更直入地看到人性中的阴暗一面，并惯性地警惕人性中的阴暗一面。曾经深入地参预了为美国造宪法的汉密尔顿说过：“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58]以其一身之阅历而言，这种对于人性的不信任所折射的正是用法度管制人性的意思。而一百八十年之后，文学家卡内蒂引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众“抛弃”宗教教义的过程来写照历史变迁，然后说：“这使我们更容易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生物学状态，其中没有了人们谆谆教诲的超越性理论和目标。”[59]他以人的“生物学状态”比人的“本来面目”，同样是在刻画人性的黑暗一面和人性的不可信任。这种相隔了二个世纪而前后连贯的表述出自同一个渊源，由此显示的则是中西之间的不能一样。就人性本身的深度复杂而难以通论而言，基督教世界尤多发抉其阴暗一面，和儒学世界尤多发抉其光明一面都各有其合理性和深刻性。而后是合理性和深刻性都会影响各自的社会历史，因果所及，遂使不信任人性的西方人更重法律契约，而使信任人性的中国人更重教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0]其意中的“德”和“礼”当然都是教化之所托。而德、礼与政、刑相对举，又说明教化虽以德性为感召，而着眼处全在治理天下和安顿天下。孔子做过鲁国的司空和司寇，从事的便是“政”和“刑”，身在此中，他不会不知道立国与治国不能没有政和刑，但以“免而无耻”对照“有耻且格”，显然是政与刑只能立一种外在秩序，而德与礼可以立一种内在的秩序。两头的区别在于前者使人畏惧力，后者使人向往善。所以，比之政和刑施为管制，孔子更着意于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教化[61]，孟子更着意于用“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说教化[62]，其要旨都在人对人的影响和人对人的提撕。潘光旦后来说：“人的本性中最可以鼓励我们的一点是他在好榜样的前面，能够受到感动”，并举孟子所说的“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相比方。然后总括而言之曰：“好榜样的由来不出三条路，一是过去的贤人哲士”，二是“在权位而从政的人”，三是人间之“师道”。持此作评判，则“中国已往的教育，无论怎样的不孚人意，至少在好榜样的授受上，它是无懈可击的”[63]。以两千多年历史为比照，这些话所阐发的道理言之质直，却最能切近地说出儒学尚教化的用意和本义。他所列举的“三条路”里，“过去的贤人哲士”属于历史，他们既是不朽的，也是远在尘世之上和尘世之外的。因此儒学重德和礼，在其愿想和关注之中，更应当承担一世之教化，从而更应当为众生立榜样的始终是“在权位而从政的人”。王国维论周代制度，曾特举其“以贤贤之义治官”为要目，并与“尊尊”和“亲亲”合而为三，一同列作周人“治天下之通义”[64]。而后“贤贤”之理一脉相承，孟子称为“尊贤”，荀子称为“尚贤”，又因共此一源而理一分殊，复有墨家之力申举贤。三代君师合一，人间之君同时又能成为天下德性之师，逐能期想内圣外王集于一身。所以，“以贤贤之义治官”，本旨尤重官与师的合一，从而尤重选官之不能不以德行为先。在儒学的理想里，治人同时又是教人。其间的要义，潘光旦直白地演绎为官之为官的两重责任：“狭义的是政务的处理，广义的是社会生活的领袖与引导，而所由领袖的途径便是一己的好榜样的树立”，由此深而论之，则中国文字里“官师两字的字根所以部分相同是极有意义的”[65]。显然，相比于狭义的责任，“贤贤”、“尊贤”和“尚贤”更着意的全都在“领袖与引导”一面。《后汉书》说许荆作太守，郡人“有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致“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称叹”；童恢作县令，“辄随方晓示。若吏称其职，人行善事者，皆赐以酒肴之礼，以劝励之。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净”；刘矩作县令，“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刘宠作县令，“以仁惠为民所爱。母疾，弃官去。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66]。这些人以各自的力行教化而进入了历史记述之中，作为地方官，他们“前后相望”[67]地出现和存在，正非常具体地显示了儒学理想对儒学中人的塑造和成全。在当日的士议和后来的士议里，这种以“劝励”催化“感悟”的地方官被称作“循吏”，而后是两千多年历史里的官僚政治中便有了一种循吏的传统。以至成书于20世纪初期的《清史稿》仍然在为循吏立传。其中王仁堪一节，说他由清流出守地方积劳而死，“士民列政绩，吁请大吏上闻，谓其视民事如家事，一以扶植善类、培养元气为己任，卓然有古循吏风”[68]。以时势而论，此日的中国已在中西交冲的近代化剧变之中，然而由循吏所代表的文化则依然在不止不息地传延于此日的中国，计其时日，不能不算是源远流长。然则就其本义而言，潘光旦所分立而标举之的“师道”，其实不仅存在于乡塾、书院、国子监的庠序之中，而且存在于绵长的循吏传统之中。就事实而论历史，循吏之外，两千多年里也常有酷吏和污吏。但在“尊贤”、“尚贤”和“以贤治官”的儒学理想一路播染而深入人心之日，酷和污都因其不贤而共属官常的反面，并成为人心中的祸端。因此真肯自居反面而直露狞厉，甘心作官场之异类的人不会很多，即使像雍正年间的河南巡抚田文镜以施政严酷而有“苛刻”、“剥削”之名[69]，其生前辑集梓行自己治理地方的各类文书，犹特意用“抚豫宣化录”为名目，以期自归于力行教化一类。这种名实之间的不相对称，既说明了一代一代地方官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说明了一代一代地方官身在儒学的笼罩之下，便是身在精神的重压之下。而后，笼罩和重压都成了校正物之不齐的内在束缚和外在规范，使其中的多数人瞻顾于名实之间，自觉自愿地承担起官常所属的道德责任和不自觉不自愿地承担地官常所属的道德责任。这个过程会产出君子，也会产出伪君子。而相比于小人之悍悖恣睢罔知畏惧，则伪君子犹知人世间还有不能不畏惧的东西，从而犹知自己收敛自己和自己约束自己。若其中的一部分能够一辈子收敛和约束，就外观而言，亦已迹近真君子了。儒学的涵育造就了自觉自愿的勉力以行；儒学的推挽造就了不自觉不自愿的驱策以行。而中国历史里以教化为治理和以教化助治理的千年传统得以一线不绝于涨落起伏之中，正是半实现于勉力以行，半实现于驱策以行之中的。十九世纪来华通商的西人曾“盛称华民之商德，尝谓在西国所契约而不可持者，于吾民一诺而有余，期至负清，未尝稍后”[70]。这种被用来与契约作比对的德性，大半都是在教化的累积中养成的。以此比彼，则教化之立人初未逊于法律契约之律人也。因此，后来梁启超论学术与德性相嬗蜕，说是“有清二百年间，民德之变迁，在朱学时代有伪善者，犹知行恶之为可耻也；汉学时代并伪焉而无之，则以行恶为无可耻也；及今不救，恐后此欧学时代，必将有以行恶为荣者，今已萌芽于一小部分之青年矣”[71]。他所指划的由朱学而汉学，由汉学而欧学的层层演变，其走向都是儒学义理越来越少。而与之相对应，由恶之可耻而恶之无可耻，由恶之无可耻而恶之为荣，则都是人间的教化越来越少。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梁启超曾是倾力召唤“欧学”的人。而在义理和教化随“欧学”之来而日去日远之后，他的这些话又显然地表达了一种对于义理和教化的深深怀念。

教化所重的是以德安民。同一个意思，对帝王而言便是“正君”。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72]；又说事君之道“勿欺也，而犯之”[73]。孟子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又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谏之而不听，则易位”[74]。“犯”和“谏”都是对人主的逆向而行，则这种以忠君为“臣道”，而又以“犯”之“谏”之为臣道之大节的对立同一，正非常明白地说明：就天下的秩序而言，儒学深信社稷不可无君；但就一人一身而言，儒学又深信时君都会出错犯过。而后抉错纠过便成为以臣事君的一种要目，所以孟森曾总括而通论之曰“圣经贤传，孰非警戒人君之语”[75]。与之相对称，二十四史叙述大是大非的记录里，遂常常有这种“犯”和“谏”演为人物和故事，使后人读史，可以见到两千年岁月里的点点精光。君主之应“犯”应“谏”和可“犯”可“谏”所以能够进入历史记述，并被尊为典范，就一端而言之，是自周代开始君位传子而立嫡立长，则居嫡居长皆得自天生，论其人物，未必都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王国维解释殷周制度嬗递，于此一节说：“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是以“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其“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蔽将不可胜穷”[76]。这是一种不能圆满而害取其轻的选择，但由此形成的士大夫必须尚贤和君主无法尚贤，则使君臣之间以威权分高低的等序和以德行分高低的等序常在不相匹配和不相对等之中。因此作为个体的帝王都需要造就。这种造就从太子（储君）时代的教育开始，又在后来的“犯”之和“谏”之里延续。其间的立足点便是被称作“大学之道”的“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77]。就另一端言之，是三代以后君师不复再能合一，则君权和师道已经分为二路。帝王拥有君权，但世既尊儒，已使师道始终在孔子一面。而后是尊儒的帝王不能不在孔子面前自置于受教之列，因之而君权不能不自置于儒学道理的笼罩之下。所以，在中国文化以道、学、政序先后的理想和传统里，学之于政犹驾乎上之。由于师道归孔子，从而师道归儒学，因此秦汉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传承儒学的士大夫群体便成了与师道最近，并可以为师道所寄托的人。有此切近和寄托，遂使孔子所说的“犯”和孟子所说的“谏”常常会唤出后世士大夫中的自觉者以规范君权自任的师道意识。所以汉代的奏疏有直言帝王“违道纵欲，轻身妄行，积失君道，不合天意”者，唐代的奏疏有直言“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者[78]。皆比类峻刻而言词锐利。身为人臣，而能够以这种峻刻锐利与帝王直面相见于殿陛之间的人，当然不会是一代士大夫中的多数，但在当时和后来的记述和评说里，他们又始终是士大夫中的多数所推崇的人和景仰的人，并因这种推崇和景仰而获得了一种多数的共鸣。这种多数的共鸣所反照的，正是读圣贤之书的人大半都心同此理。所以，在汉唐之后，宋人程颐又上疏论经筵，专门讲君心君德，而立言尤其肃穆深沉：

臣窃以为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古今同患，治乱所系也。故周公告成王，称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惧为首。从古以来，未有不尊贤畏相而能成其圣者也。[79]

这些话虽由“臣窃以为”发端，但作为受众的皇帝实际上所面对的显然是一种耳提面命和居高临下。而末了一段引周公为既圣且哲，在一个臣下以“畏惧”人主为常态的时代里，直白地向九五之尊索要人主对臣下的“尊”而且“惧”，则其言之侃侃，又比汉唐人物更进一层地表达了面对君权而力争师道的自觉意识。帝王之应当“尊”臣下和“惧”臣下，皆在于“尊”和“惧”所面对的，都是常在臣下一边并常由臣下表达出来的圣人之教。因此明人吕坤说：“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持以为存亡者也。”就前后之间的理路而言，他承接了程颐之所想，但他把“帝王之权”和“圣人之权”用“势”与“理”分为两截，并把后者归为“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80]，则又显然比程颐多了一重以“圣人之权”颉颃“帝王之权”的意思。有此汉唐宋明一路过来的时起时伏和一脉不绝，而后有明清之际黄宗羲援古比今，发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之论[81]。他身经天崩地坼之变，对君权的黑暗一面言之既激且切，而引为理据的则犹是尧、舜、禹、汤、文、武，从而激切之源头犹在儒学。两千年来读圣贤之书的士人以“臣事君以忠”为伦理，并在君臣伦理之下长久地维持了一种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臣下在这个过程里常常居于屈己的一方，于是而有君威化出的雷霆雨露和“雷霆雨露皆天恩”的顺受。然而存在和延续于同一个过程里的这种规范君权的意识又始终是不肯屈己和不能顺受的东西。因此，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千年长路里，又会有东汉末年起于“清议益峻”和“处士横议”的“党锢”；宋代南渡之后起于和战之争的借“谤讪”立罪，“以倾陷善类”而“流毒天下”[82]；以及明代起于伏阙争谏的廷杖严酷和清代起于说史论经的文祸蔓延，等等。这一类事实所彰现的是君权和士大夫之间的内在紧张，以及紧张之不能不演化为冲突。而究其底里，紧张和冲突都出自程颐所说的“威福之柄”与“知道畏义”和吕坤所说的“帝王之权”与“圣人之权”在实际上的难于同一。所以，“锢”、“陷”、杖、祸都反照了儒学规范君权的师道意识所能达到的程度及其实际上的有限性。然而“锢”、“陷”、杖、祸在两千多年里以其不断挫跌而成其前后相继，又反照了儒学规范君权的师道意识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不绝不灭，从而反照了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过程里，君权常常不合理想，而儒学不得不坚守理想。这是一种与两千年君权始终相伴随的矛盾。而其间所内含的不得不然，则是在两千年君权过去之后，民初学人处乱世抢攘之日返视历史而感知尤切：

畴昔读史，见夫古大臣莫大之事业，不外格君王之非而引之当道，师保疑丞，工师瞽史，皆以为君主夹辅补助，重规迭矩而未有已也。窃疑国政民事亦多端矣，其直接受成君主者有几，而言政者惟集注精力于君主一身，毋乃病迂。及深求其故，乃知在独裁政治之国，必有良君主，乃能有良政府，必有良政府，乃能有良政治。所谓一正君而国家定，实为不可磨灭之大原则。前哲所以龂龂仅是者，其于政本之义盖有所真知灼见，非苟焉已也。[83]

以其时的政象而论，民国初年犹在大“独裁政治”和小“独裁政治”之下，但共和之名既立，则两千年来曾经以“格君心之非”来规范君权的人物、制度和“圣人之权”俱已日去日远。而后是民初的“独裁政治”便成了一种不受规范的独裁政治。所以民国成立十三年之后，章太炎曾主张“若夫监督政府，则当规复给事中，监督官吏，则当规复监察御史”。在已经过去的历史里，给事中和御史同属为朝廷和人君纠错的言官，其来路和职守俱以“夹辅补助，重规迭矩”为源头。然则他深恶彼时强人之恣睢而发为议论，但以“规复”旧日言路和言官为重立制约的路径，其构想所表达的大半又都是对于历史的追怀。而远去的历史之能够被追怀，亦已见其中自有耐得住深思久想的人情物理。因此同一年孙中山讲演“五权宪法”，盛赞“中国君主时代有专管弹劾的官，像唐朝谏议大夫和清朝御史之类，就是遇到君主有过，也可冒死直谏”，明白地称之为“一种很好的制度”。并以此为渊源，在西人以三权相分相维立宪政的成说之外，又引“弹劾权”为中国之必须和应有[84]。与章太炎相比，俱见当日的一时共识。

由“正君”更人一层，遂及《礼记》所说的：“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85]前者指的是禅让以转移君权，后者指的是革命以转移君权。而皆归之于“时也”，则明示两者各属势有必至而理所当然，因此两者都足以为后世之典范。比之以臣事君的“勿欺也，而犯之”，这种立尧舜禹汤为榜样，以说明君权之可以转移和应当转移的概括之论，显然是由君臣关系之内走到了君臣关系之外。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而“大人世及以为礼”[86]。前一面说的是古，后一面说的是今，两者相比，显然是今不如古。因此在儒学的理想中，“天下为公”便是君权不相“世及”的禅让。作为一种遥远的回响，后来首创共和的孙中山常喜捉笔题词，其翰墨中遂独多“天下为公”。就命意而论，盖大半取义于此，以比附民国元首的不可“世及”。与孙中山的借用相比，儒学中的这一面在战国和秦汉之间的思想历史里则曾是一种久被认真思索的东西和各自引申阐发的东西。汉儒尤其用心于此，并往往持此以论世论政。其间之富有代表性者，是“董仲舒言，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宜为天下求贤人，传以帝位”[87]。之后，又有眭弘劝汉昭帝禅位和盖宽饶劝汉宣帝禅位[88]。虽说这两个人最终皆因言获罪，但臣下直面君主而口舌滔滔地以禅让为道理，亦已见这种道理在当日之深入人心。所以王莽移前汉之祚和曹丕移后汉之祚，曾先后同辙地藉禅让以为外观。但他们既做得太假，又做得太悖，而后是名实不符演为名实相混淆，遂使汉代以后，禅让之说日趋淡褪而归于沉寂。然而以天命无常，惟德是辅为通则，显见得君权会转移本自于天命会转移。在儒学的观念里，天道之化为人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里实现的。因此由“尧授舜，舜授禹”立为榜样的禅让不能行世，则处“大道既隐”之日，被称作“汤武革命”的“汤放桀，武王伐纣”便成了天命转移和君权转移的范式。在这个范式的背后和深处，是出自儒学源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89]。其要义既在于用民命诠释天命，也在于以民命为君主立天职，儒学中的民本和儒学中的“革命”因之而内在地联结到了一起。是以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追溯中国政治思想史，曾于此一段深作阐述，说是“君主不能践其责任则如之何？人民例得起而易置之，是即体现天意而‘改厥元子’也。此种理想，《尚书》‘汤誓’、‘大诰’、‘多士’、‘多方’等篇言之最详。此后孔孟之徒主张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其思想实渊源于此”[90]。他用两千年后的词汇解说两千年前的观念，固不能铢两悉称丝丝入扣，但以司马迁所说的孔子八世孙孔鲋在秦末自愿跟从造反，“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91]的史事相比照，则作为一种观念，“汤武革命”之影响“孔孟之徒”的程度已可实证而见。孔鲋因跟从造反致死，而身死于造反之中的孔鲋同时又为天下的读书人开启了一种取向与走向。因此，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与旧朝崩塌的过程相伴随，便常会有成群读孔孟之书的士人以“武王伐纣”为榜样，站到“伐”的一面来共造新朝。而后是刘邦周围有读书人，李世民周围有读书人，朱元璋周围有读书人，李自成周围也有读书人。《明史》说杞县举人李信投李自成，之后着力进言“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僇为减。又散所掠财物以振饥民”[92]。

《明季北略》说李自成登基之后下诏，由“上帝监观，实惟求莫，下民往归，祇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93]起讲，以陈述前朝的天命已去和自己的天命所归。就其起家驿卒的识字程度而言，诏书里的话头接源《尚书》而言之厘然，显然是大半皆出自附从的士人。这两则记叙都写照了儒学作育的读书人直接影响和助成了君权转移的事实，前一则说的是读书人提供了方略，后一则说的是读书人提供了理路。《周易》曾以“顺乎天而应乎人”总沦“汤武革命”[94]。董仲舒引申而言之曰：“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95]然则两千年里佐君权以治天下的士大夫，又在辅佐君权之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走入“汤武革命”一路，他们的行事既显示了“臣事君以忠”，也显示了君臣关系在“天”和“人”面前的有限性。但他们带入君权转移过程之中的方略和理路则又说明，贯穿于两者之间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一种由儒学灌入人心而使天下能够安定的东西。旧朝之崩塌，是旧朝已经丧失了这种东西；新朝之继起，是新朝能再造这种东西。因此儒学说革命和儒生入革命，本义都是在君权已经不能维持人间应有的秩序之后，不得不为人间重立一个能够维持应有秩序的君权。以此观照，则比之旧朝和新朝一个一个在起落代谢中来来去去的君主和君权，作为群体的士大夫前后延续而长存于旧朝和新朝之间，始终更富深度地代表了中国社会在结构上的稳定。然则秦汉以来的漫长岁月里，一面是儒学为君权的转移提供了道理，一面是君权周而复始的转移又在以其直观可见的事实证成儒学的道理。由此形成的两者之交互印证和交互影响，都决定了秦汉之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里不会有万世一系的观念。与二十世纪初年柳亚子所说的“东邻三岛以皇统绵绵万世一系之故，立宪之易为天下最，此其明效大验者”[96]相对比，尤能见其本源的不同和因果的不同。而这种以交互印证和交互影响一遍一遍地在历史中演示“顺乎天和应乎人”的过程，又会于掀动天下的同时将儒学的道理层层远播到士人群体以外的民间社会和底层社会，并在那里沉积下来。而后，出自儒学元典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97]和“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类成说，又会在民间和底层派生出种种庶民的天道观念、天命观念和革命观念。有此积淀派生而时逢世路颠簸愁苦，则积淀派生皆会喷薄而出，发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为“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发为“红阳劫尽，白阳当兴”；发为“王者大均之义”；发为“天补平均”；发为“当有圣人出为民主”，等等[98]。其间的理路，显然都在以天道安排人间，以天命弘扬革命。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99]的“替天行道”和屡仆屡起于草泽山林之间的“替天行道”。两千年熟见熟闻之后，遂使后人读史感受最深的便是“中国人不论为官兵草寇，皆好标榜‘替天行道’四字”[100]。官兵草寇虽名目各异，以其同属社会底层并在乱世里常常互相转换而论，相去实不过一间而已。因此，官兵草寇之“皆好标榜”，正写照了民间社会和底层社会共有之而共信之的普遍意识。作为一个命题，“替天行道”是对天命无常和“改厥元子”[101]的推导演绎，由此获得的是儒学的一种简化和俗化。但梁启超所说的“孔孟之徒主张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的那一层意思，则千年之间大半都是以“替天行道”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以“替天行道”的方式存在和流传于民间社会和底层社会。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以历史旧义为本义的革命传统。由于这种传统已经深入人心，因此，二十世纪初年《民报》倡革命，其间的持论，便要常常从这种传统开始而藉之为助，用“历史所示，昭昭然矣”，以阐发“中国未有于一朝之内，自能扫其积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于以除旧布新，然后积秽尽去，民困克苏。不革命而能行改革，乌头可白，马角可生，此事断无有也”[102]。引此“昭昭然矣”作反衬，则旧时的革命为天下之通则，正在到来的革命也为天下之通则：“夫今日之中国，其弊坏固已达于极点，而毁屋而重构，轮换一新，未尝无及焉，则革命之谓也。”[103]虽说20世纪的时论同时也在频频移来“民权”、“人权”、“自由”、“专制”一类古所未有的西洋学理和东洋学理广作诠释[104]，使革命一词在历史旧义之外别开生面，又更多了一重以彼邦之学理为源头的新义，然而为众生说法而能够动人之情而入人之心，则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旧义仍然是阐扬革命和支撑革命的东西。因此其时革命论者与“非革命论”断断相争，而引为颠扑不破的犹是人所熟知的事和人所熟知的理。汪兆铭驳梁启超，一则说“中国自尧舜以来，已知国以民为本，三代之书莫不勗王者以敬天，而又以为天意在于安民，王者当体天之意以安其民者，不然，则降之大罚”；再则说“吾国之历史，易姓改号，复辙相寻”；于是而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别”，盖“古以中国为天下，所谓亡天下，即亡中国之谓，而所谓亡国，即易朝之谓耳”[105]。戴季陶呼唤革命，一则说“揭竿之陈涉不起，横秦之暴政不灭。神州健儿昔何勇越今何愚”；再则说“苍天死，黄天立，白帝死，赤帝立。此皆穷之故也，此皆穷而变者也。吾民乎，曷祝也”[106]。前者重在借用儒学中民为邦本的义理以陈说20世纪的革命；后者重在借用“替天行道”的传统以陈说20世纪的革命，申论的都是古今之间的相承和相接。同属一个理路的，又有宋教仁指当日“草泽社会中，求刘、项、朱、洪不能也，即求胜、广、闯、献亦不可得”[107]的感慨系之。他从事革命多年而耐不得革命之久候不至，心中的焦灼发为愤懑，而落脚处则仍然是在用历史比照当下和用历史召唤当下。比宋教仁更言之侃侃的，还有章太炎所说的“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他把“现在”和“以前”分开来，已说明了世间的人事有代谢，然而相比于“强盗结义”，其意中的“秀才造反”虽然后起，却并不能算是一种进化，是以继之又引“颇有人说：学界中人不如会党；会党中人不如强盗”作褒贬，抉示的都是“造反”的“秀才”容易显露其“志气的下劣和自信力的薄弱”[108]。以时序而论，“强盗结义”源出老传统，而由知识人作主体的“秀才造反”本属新面目，但章太炎之以此比彼和扬此抑彼，显然是在勉勖新面目向老传统作见贤思齐。因此，他虽从“以前的革命”和“现在的革命”分开来起讲，而归旨则在于把“以前的革命”和“现在的革命”连起来，使“强盗结义”的那一脉精神渊源，在“秀才造反”中不断不绝地延续下去。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这些人都属用文字作鼓吹以倾力造革命的代表。然而在他们笔下召之即来而言之娴熟的，常常还是以“汤武革命”为起点的道理和由“汤武革命”派生的情理。而后是儒学中内含的革命意识，以及张扬这种革命意识的“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便作为一种深沉的历史影响而自始即进了20世纪初年的革命过程之中。因此，历史学家吕思勉后来释读《孟子》，尤于其答万章问一节所阐述的“天之于下民亦厚矣”思之深长而击节叹赏，并一路牵到20世纪初年的时事和历史之中，以“当时虽莫能行，而国为民有之义，深入人心，卒成二千年后去客帝如振箨之局”为辛亥年的君权倒塌说因果。然后概括而论之曰：“儒者之绩亦伟矣。”[109]他站在革命一边，但他对儒学表达的这种敬意则显然出自治史所得。作为对比，另一个历史学家尚秉和作《辛壬春秋》记录同一个过程，则以“禅位”来指称清帝逊位[110]。他借用的是儒学阐发君权转移的另一重样式。于是久已绝响于千年历史之中的禅让之说，便在1911年与1912年之交的中国留下了一种最后的回声。虽说这一面在后来很少被人顾及，而革命和禅让共见于这一场鼎革的历史叙述之中，则反照了这一场鼎革的各种解读，以及各种解读都在以儒学为自己的源头。

注释

[1] 《韩昌黎集校注》，第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第60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3] 《四书集注》，第82、138、140、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论语外编》，第78页，济南出版社1995年。

[4] 《四书集注》，第80页。

[5] 《四书集注》，第74页。

[6] 《王国维文集》第四册，第4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7] 同上书，第44页。

[8] 同上书，第45页。

[9] 《王国维文集》第四册，第50页。

[10] 同上书，第50页。

[11] 《王国维文集》第四册，第51页。

[12] 《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42页，中华书局1980年。

[13] 《中国文化史》，第10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14] 《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8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5] 《十三经注疏》上册，194、208、223、232、236、213、181、199、190、213页。

[16] 同上书，第598页。

[17]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507、222、195页。

[18] 同上书，第200页。

[19] 《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584页。

[20] 《四书章句集注》（下），第462页。

[21]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82页。

[22] 《四书章句集注》（下），第330页。

[23] 同上书，第383、367页。

[24] 同上书，第395页。

[25] 《日知录》，第1055、1056、1087页。

[26] 同上书，第1031页。

[27] 《论语外编》，第66页。

[28] 同上书，第63、62页。

[29] 《四书章句集注》（下），第458页。

[30] 《四书章句集注》（下），第271页。

[31] 《论语外编》，第65页。

[32] 《四书章句集注》（下），第344页。

[33] 《四书章句集注》（上），第63页。

[34] 《论语外编》，第72页。

[35]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25页，岳麓书社1985年。

[36]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2168页，中华书局1992年。

[37]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45、2771页。

[38]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1890页。

[39] 《双节堂庸训》，第188、19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

[40] 《四书章句集注》（上），第62页。

[41] 《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508页。

[42] 《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5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43] 《（安徽祁门）沙堤叶氏家谱》，明万历七年刻本。

[44] 转引自《家族与社会》，第32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45] 转引自同上书，第84页。

[46] 转引自《中国乡里制度》，第185、18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47] 转引自同上书，第199页。

[48] 转引自《家族与社会》，第67、68页。

[49] 《荀子集解》（下），第443页，中华书局1988年。

[50] 《先秦学术概论》，第8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

[51] 《荀子集解》（下），第443页。

[52] 《四书章句集注》（下），第425页。

[53] 《四书章句集注》（上），第128页。

[54] 同上书，第217页。

[55] 同上书，第11页。

[56] 同上书，第170页。

[57] 同上书，第372页。

[58] 转引自《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30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

[59] 转引自《群氓的时代》，第3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60] 《四书章句集注》（上），第67页。

[61] 同上书，第128页。

[62] 《四书章句集注》（下），第463页。

[63] 《潘光旦选集》（三），第365—36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64] 《王国维文集》第四卷，第52页。

[65] 《潘光旦选集》（三），第366页。

[66] 《后汉书》第九册，第2472、2482、2476、2477页，中华书局1965年。

[67] 《国史旧闻》（一），第396页，中华书局2000年。

[68] 《清史稿》第四十三册，第13095页，中华书局1977年。

[69] 《抚豫宣化录》，第1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70] 《严复集》第四册，第924页，中华书局1986年。严复引此以说明“强种之所为”，“皆为弱者之所容忍”，所见不免过隘。

[71] 《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四，第128页，中华书局1989年。

[72] 《四书章句集注》（上），第82页。

[73] 同上书，第201页。

[74] 《四书章句集注》（下），第351、406页。

[75] 《明清史讲义》（下），第557页，中华书局1981年。

[76] 《王国维文集》第四卷，第45页。

[77] 《四书章句集注》（上），第5页。

[78] 《廿二史札记校正》（上），第48、396页，中华书局1984年。

[79] 《二程集》第二册，第539页，中华书局1981年。

[80] 《呻吟语》，第79页，学苑出版社1993年。

[81]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82] 《廿二史札记校正》上，第107页；下，第566页。

[83] 《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三十，第34页。

[84] 《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89页，中华书局1977年；《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85] 《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431页。

[86] 同上书，第1414页。

[87] 《汉书》第十册，第3154页，中华书局1962年。

[88]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二，第528页，中华书局2011年。

[89]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81、136页。

[90] 《饮冰室合集》第九册，《专集》五十，第31页。

[91] 《史记》第六册，第1947页，中华书局1959年。

[92] 《明史》第二十六册，第7957页，中华书局1974年，《李自成传》。

[93] 《国史旧闻》三，第312页。

[94]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60页。

[95]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转引自《中国民本思想史》，第10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

[9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594页，三联书店1963年。

[97]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27页。

[98] 转引自《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第98、162、358、325、100页，三联书店1962年。

[99] 《贾谊集》，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100] 《中国民本思想史》，第33页。

[101]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12页。

[10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二卷上册，第387、124页。

[103] 同上书，第131页。

[104]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二卷上册，第387、124页。

[105] 同上书，第414页。

[106] 《戴季陶集》，第205、30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107] 《宋教仁集》上，第298页，中华书局1981年。

[108] 《章太炎的白话文》，第119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

[109] 《吕思勉读史札记》，第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10] 《辛壬春秋》（上），民国十三年刻本，第二十六卷。

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

自封建变为郡县，则帝王治理天下不得不选官。

与世路里的这种社会变迁相比，作为早生的观念，《春秋》讥世卿，已表达了儒学以“尚贤”为义所固然和理之应有的政治理想。孔子说“选贤与能”，孟子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1]。要义都在于放开贤路和“立贤无方”。因此，由世卿变为选官，引此以为理路，便是由世及变为尚贤。汉代始行察举取士，而多以“贤良方正”为名目，正可以看到理想政治对于实际政治的影响和规范。顾炎武说其时的“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2]，则察举之能够成为一种制度而用来选贤选官，皆本乎以名荐人而又循名责实。以名荐人，说明了名常常走得比实更远；循名责实，又说明了名实之间会有不能贴合和不相对称。两者都反照了名实的异同，从而两者都反照了存在于察举制度里的无法密封的空隙。因此，当“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遂至“好为苛难，遂成风俗”之日[3]，常常是“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演为积久而成的时趋[4]。虽说“好为苛难”和“刻情修容”都属名实不能相印，但前一面犹能砥砺风节，后一面则淆乱真假，并因淆乱真假而淆乱了旨在举贤的选法。之后是世风与选法交相变迁之下的名实相悖和循名不能责实。迨魏晋之后，“荐举征辟”与“九品官人法”相嬗递，以名荐人已骎骎乎日趋而日归于以族选人，随之是“好为苛难”和“刻情修容”皆穷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势）族”[5]的两头截然界分之中。世家多上品，其初始的渊源应当来自于世家更重子弟的养和教，因此世家子弟大半更加可观。但当选官与家族的依连一路固化而深度板结，致“州郡大吏，但取门资”[6]成为一种长期性和普遍性之后，儒学以“立贤无方”为贤人政治题中应有之义的道理，便在南朝与北朝的选官过程里都由奄奄一息而荡然无存了。与之相因果的，则是始于“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自身在两头界分的固化板结里内外俱困而四面支绌。而后隋代继起，“罢九品中正，选举不本乡曲”[7]，并因此而使行之已经数百年的察举制度不得不变。

“尚贤”与公平之间

隋代罢九品官人法，同时废置州郡长官辟除僚佐的旧制，“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咸归“吏部所掌”[8]。而久分之后此日天下重归一统，又决定了随土宇的廓大而不能不大幅度增多守土和治民的地方官。因此，比之南北分据时代的小朝廷，则一统之后的大朝廷显然愈多选官的急亟。一则记载说：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往秋还，鸟聚云合”[9]，另一则记载说：“（隋）炀帝始置进士之科”[10]，以“分等”取士。前一面写照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场面，后一面记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科目，而两者之要端皆在考试。若就先后论始末，则察举之日已曾兼用过考试以分高低的办法，但数百年之间其法一变再变，遂成前之考试不同于后之考试。后人概论其间的变迁之迹曰：

其先以考绩补救于既用之后，其次寓试于选，又其次乃以试为选。隋之开科取士，特试之演进，而亦选之变更。[11]

与前代用察举选人而济之以考试相比，隋代已是“以试为选”。两者的不同在于，察举选士的实质是以人选人，“以试为选”的实质是以文选人。而“试之演进”的过程带来选士之法的变化，正是这样造成的。之后是“唐承隋法，不改其理”[12]，正在变化的选士之法遂因之而能够在延续中得以沉积凝固而制度化。但以唐代的选法比察举制度，则唐人在“承隋法”之外，又以“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朝，无嫌自进”为道理，而许士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于官员荐举之外“亦听自举”以应试选官[13]，于是而有“怀谍自举”、“怀谍自列”、“怀谍自投”一类名目。由此别开生面，遂显示了与前代更大的不同与变化。由于这种不同和变化，作为被选一方的个体士人便由原本的不能自主而获得了一种自主和自立。而后，“以试为选”变以人选人为以文选人，则考试不能不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怀谍自列”赋予被选一方以自主性，则个体士人可以越过地方政府而直接与国家权力发生关系。两者都为选官过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性、普遍性和公平性，同时是两者都在察举制度行之已久的成法和范围之外别立了一种新的章法。这个过程因丕变而成蝉蜕，在察举制度已经走到止境之日，促成了科举制度的起而代之，并因此而使一种选官制度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中国众多人口的同时，又深度地改变了中国社会。

此后的一千三百年里，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科举制度一面久被评说而且常常受到訾议，其间还曾有过不止一个帝王下诏“罢科目”以期改弦更张；一面又与万千士人外相呼应，内相依存，并以其绵延不绝显示了长久的生命力，使“罢科目”的帝王一个一个在顾此失彼中碰壁，之后，一个一个缩手敛心，转过头来回到“科目”的老路上来。两面之间的这种互歧而共存，说明了与之相连的种种复杂性，并以其各自对应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写照了科举制度内含的深刻矛盾。

唐太宗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是以选官任官，须以“德行学识为本”[14]。然则科举与察举虽然此起彼伏于前后代谢之中，而就选官以“尚贤”为宗旨来说，则两者依然承前接后地一脉相延。但时至宋代，自太祖一朝开始便已为科场积弊所牵，在“尚贤”之外，又不能不直面公道和不得不注视公道，以应对“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15]的世间之大不平。“尚贤”以“立贤无方”为始端，因此“尚贤”自当以公平为心中的尺度和立脚的事实。然而科举行之三百七十余年以后，“势家”与“孤寒”之间的这种太过悬绝又说明，作为一个观念的“尚贤”，本身并不足以生成事实上的公平。而后是自太祖一朝开始，行之三百七十余年的科举一变而被置入“势家”与“孤寒”的对比之间，为朝廷的自觉意识所引导而一路移其重心于防弊一头。其间次第产生并前后连缀的殿试、锁院、弥封、誊录都是在用隔绝的办法剔除举子士人的个体印记，从而剔除举子士人在文字之外单面据有的优越和便利，以期“势家”与“孤寒”一旦进入考试的过程，便不能不共处于一种营造出来的平等之中。当日欧阳修曾通论宋代的科举取士曰：

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各糊名眷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16]

比之唐代取士以不严防弊为常态，而致举子“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以求“咳唾之泽”，和“贵戚纵恣，请托公行”[17]，以及由此而来的“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18]，则宋人用严立隔绝以成其“无情”和“至公”，立意正在于抑制权势对于科举取士的支配与影响，从而提防权势转化为科举取士中的优势。此后的九百多年里，这种抑制之心和提防之心与科举制度常相伴随，成为朝野共认的常理和常态。而由此演为走势，又常常会愈趋愈严。所以时至清代，又从同一种理路里派生出官员子弟参加乡试，须另立“官卷”以区别于“民卷”的做法。熟识清代掌故的徐凌霄在民国初年为之作诠释说：“按普通均率计算，一省中额算他一百名，应考的人数，少说也有一万多人，合计起来，民卷至少也要百中取一，而官卷却只须有二十人就可取中一个，表面上看去，似乎官员子弟到底比平民沾光些，其实这正是平民的利益。因为有了二十名取一的限制，那么官员子弟应试的如有一百个，至多只能取中五名，仅占了全榜数额的百分之五，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全是留给平民的。那些官卷的文章十分的雍容华贵，出色当行，也不能尽数取中。若是没有二十取一的限制，则一百名中额，势必被官卷占去大半，平民就于无形之中受到压迫了。”[19]因此，相比于殿试、锁院、弥封、誊录维持公平于考试过程之中，这种把官卷民卷各自断开以限定和配分榜额的做法，已是维持公平于考试过程之外了。然则就“以试为选”的本义而言，后者显然是在用一种对于官员子弟倒过来的不公平来维持其整体上的公平。其间的相悖和相成正说明：在一个实际上不平等的社会里，要特为地造就科举取士的平等，便不能不以不平平之，先下手截短太长的一头。与这种抑制和提防命意相类似的，还有唐代制举试诗赋；宋代兼用诗赋、经义；元、明、清三代用《四书》；明清两代又由《四书》衍为八股文的推演变迁。章太炎曾说：

为甚隋唐以后，只用科举，不用学校？因为隋唐以后书籍渐多，必不能象两汉那样简单。若要入学购置书籍，必得要无数金钱。又且功课繁多，那做工营农的事，只可阁起一边，不能象两汉的人，可以带经而锄的。惟有律赋时文，只要花费一二两的纹银，就把程墨可以统统买到，随口咿唔，就像唱曲一般，这做工营农的事，也还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若不如此，求学入官，不能不专让富人，贫民是沉沦海底，永无参政的日子。[20]

因此，他并不喜欢科举制度，但又力言科举制度中所内含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当日的公道之所在。而就其所罗举的“时文”与“程墨”而言，则公道所写照的其实主要是明清试士的八股文。所以其意中科举制度内含的“社会主义性质”，实际上也更多地是在指述明清两朝用八股文选士所体现的公道一面。八股文取题目于《四书》之中；又以破题、承题、起讲、前比、中比、反比、后比、束比以及限定的字数立为程式。由于题目取于《四书》之中，因此八股文的知识范围是限定的。民国初年，时人在科举制度废止之后追叙科举制度，而言之深切的，则尤其是这种八股文体之限定知识范围而造就的公平：“策论、词章、考据一切雅博的学问，必须多买书，多求学，平民寒士的力量多半办不到，那么考试起来一定还是图书满家的贵家子弟占有优势，寒士因为无力读书求学，场中难免交白卷，就是不交白卷，而文章太空疏了，亦不能取中，那就与机会均等的宗旨不合，所以只重四书五经（实际上五经都在其次，以四书为主课），使得多数平民都可以买得起，读得通，做得文，叫那些胸富五车家藏万架的贵家子弟无特别用武之地。”[21]虽说这段文字以“贵家子弟”与“平民寒士”相对举，但就“买书”、“求学”皆系乎财力而言，则这种由限定知识范围而造成的平等，主要应是一种贫富之间的对等。比之抑制权势，其影响所及，显然又属另一重意义。而由于八股文别立专门的程式，则程式不仅限定士子，尤其限定试官。两者共处于同一种客观标准之下，试官个人的才识情性和偏好偏恶既无从挥斥自如于读卷评卷之际，便难于以其一己之私意影响凭文以定去留的裁断。因此八股立为程式而延续了五百多年，同时又在五百多年里维持了试官与举子之间的公平。

在这种唐代科举不同于宋代科举，宋代科举不同于明、清科举的节节变迁里，还有因地域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对等和不平衡，以及这种不平衡引发的彼此竞比。自南北朝而经隋唐，南方的文风已累积地盛于北方，遂使科举取士南方人常常多于北方人，作为一种反映，则宋代司马光和欧阳修已以此为题目而有过南北之争。这种不同地域之间因文化积累和传播的差别而形成的不相对等，本不同于贵贱之间的不对等和贫富之间的不对等。但这种不相对等又牵及万千士人，并牵及朝廷既以万方一概治天下，则不能不以万方一概选官于天下的内在一致性。因此明代乡试已用南北分卷营造南北平衡，清代尤更进一层而实行各立定额的“分省取中”，其营造平衡的程度，遂能达到行省与行省之间。君权用配分数额的办法在不同的地域之间造出了科举取士的公平，对于文风不振的地方来说，这是一种扶植，对于文风昌盛的地方来说，这又是一种限制。在这种从不均衡里造出均衡来的过程里，科举制度得以用一种统一的文化覆盖和涵濡不同的地域，而由此形成的不同地域之共有一种统一的文化，对于君权来说便是政治统一的根基和内核。因此，“分省取中”之外，清代还曾专门在湖南、广西为“瑶童”立学额；在台湾为“番民”立学额[22]。而原本各自出于地方，并因之而各自属于地方的读书人，则在这个过程中因科举选官而与朝廷相连属，并沿此而入，共同转化为以国家为中心的知识人。所以，在地方意识深厚的中国，士人是最早通过科举制度而能够越出地方意识的社会群类。

一千三百年之间，隋唐两朝由“以试为选”开科举之局，而后是宋代初年到清代晚期的九百多年里，“以试为选”在层层累进之中不断地以制度的周密化和标准的客观化为功夫，着意于排除与主试一方和被试一方相关联的种种主观影响与人为可能，并用力铲平种种因身份、地位、贫富、地域的差别而造成的单面优势。清代尤其凌厉，常常因科场出毛病而兴大狱，致涉事的官员纷纷被杀、遣、革、降。论其本意，杀、遣、革、降都是用刀锯和重典在维护公平。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23]而这种排除、铲平和凌厉则显然都是在对“物之不齐”以不齐齐之。但不齐齐之的指归皆在于选官取士的平等，因此九百多年以来，科举制度便成了一种能够在帝王和士人之间形成感应和呼应的东西。自一面而言，这种感应和呼应以政权的开放换来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相通和相融；自另一面而言，则帝王以科举的公平为士人造平等，是因为科举造成的人人平等是一种人人在帝王面前的平等。有此平等，举子士人才可能脱出世间的层层不平等，不归于势门而归于帝王。因此，与察举之出于地方并因之而由地方官主导相比，由君权主导的科举制度，显然地助成了君权的集中。然而这种为士人造平等的过程限制皇族、限制世族、限制势家、限制官僚子弟，同时又在使君权成为一种周遭没有扶翼的东西。随后是君权高高在上，一面前所未有地集中，一面前所未有地孤独。这种集中和孤独既在牵动士人与帝王的关系，也在牵动帝王与士人的关系。

钱穆曾概括言之曰：“国史自中唐以下为一大变局，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贵族世家相分峙，众民散处于下，不能如今欧西诸邦小国寡民，以舆论众意为治法。而后天下乃为举子士人之天下。”[24]他所说的“一王孤立于上”和“而后天下乃为举子士人之天下”，深度刻画了科举制度既以士人归于帝王助成君权的集中，又以同一个过程里帝王的孤立，决定了君权之能够行于四方一定要倚重和借助科举入仕的士大夫，两者之间常在互为因果之中。因此，就个体而言，科举制度下的士人不能不依附于君权，但就整体而言，则君权安邦临民而经纬万端，同样不能不依赖于士大夫。从比较完全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政治中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正是这样形成的。而同一段文字以“众民散处于下”同“而后天下乃为举子士人之天下”相对举，则说明了自贵族和世家衰落消亡，地方社会便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可以聚合一方的重心，并由此走向平面化和散漫化。科举制度促成了这种变化，但在同一个过程里，科举制度产出的士大夫群体又成为一种社会中坚而系结了小农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士大夫群体成为贵族和世家的起而代之者，平面化和散漫化遂因之而有了归从和归束。而后是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士大夫群体的稳定常相表里。

这种随科举制度而来的“一大变局”，显示了力行公平的科举制度不断演变，而其公平之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了科举制度本身。然而这个过程排拒权势之影响、财力之影响、主观之影响、文化差异之影响，都是在用截长就短的办法压抑优势以维护弱势。由此形成的，显然是一种权力提调下的公平和一路铲出来的平等。因此，与这种公平和平等相匹配的，便不能不是科举取士的尺度因普遍化而普通化，以及由普遍化和普通化而造成的科举人物的均等化。但科举选官以“尚贤”为大道理，而贤之为贤与能之为能，都只能以出乎其类和拔乎其萃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与表现方式，从而就本义来说，“选贤与能”同尺度的普通化和人物的均等化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化约的悖反。所以清人论科举，曾言之深刻地说，“用人之最公莫如科目”，而“其弊不胜暗焉”[25]。这是一种因其“公”而成其“暗”，然而选士而以“暗”为弊，则不能不是“贻天下以遗弃贤良之患”[26]。科举之公平本是由科举之“尚贤”派生出来的，但公平一经派生便成了“尚贤”之外的另一重宗旨，并因其层层深入和层层周密而自为笼罩，最后导致“尚贤”的科举制度取士之际已无从“选贤与能”。于是“尚贤”派生出来的公平便因之而成了“尚贤”的异化。

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是科举以力行公平促成选官的大幅度开放和政权的大幅度开放，为士人造就了“白衣公卿”的可能。但“以试为选”而注力于平等，则用知识作标准来选官，便不能不随平等之义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的伸展而由诗赋变为经义，由经义统归于《四书》，之后又由《四书》推演出八股文体。这种知识标准的一变再变，非常明显地以其越来越狭隘和越来越拘牵为走向，而不能不在实际上以其收拢知识的广泛而趋于反知识，迨《四书》成为考试的范围和八股成为既定的文体，已使士人周遭皆在四围之中，既不能有个体自主的思考，也不能有个体自主的表达。身在其间，遂有龚自珍所说的“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而发议论于四围之中，实无异于“其胸臆本无所欲言”而“疆之使言”[27]，以及薛福成所说的一面是知识范围限定之下的“转相剽袭，同其文，不必同其题，有其辞，不必有其意”；一面是考试程式笼罩之下的“苟有舍是而别抒心得，高古绝俗者，有司往往摈不录”的相互映照于应试一方与取士一方之间[28]。两者都写照了封闭之下知识和见识的局促与窘迫。“以试为选”，选的本应是知识，但其间知识标准的一变再变，又形成了一种最开放的选官制度与一种最不开放的思想环境共存于一体的局面，并由此而致最终不能不取士于知识和见识的局促与窘迫之间，对于用知识和见识作标准来选官的科举制度而言，显然同样是一种异化。

科举制度牵挽下的士人与社会

科举制度是一种选官制度，但“以试为选”和“怀谍自列”所内含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又决定了科举制度从一开始便不能不以考试为方式，密迩相接地与每个时代的读书人群体地连在一起，彼此依傍而相互托扶。朝廷以科举取士，士人由科举入仕，在以四民分人口之日，科举遂成了社会能够流动的主要路径。正是以这种流动作为反衬，隋唐之后的一千三百年里，科举制度得以持其炎炎光焰直接而且深入地影响士人世界和大众世界，使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产生了越来越多读书的人和应试的人。康有为在科举停废之后曾说：“昔有科举之时，一县之中，童生岁岁就试，得其衿者，百仅一焉；诸生三岁一试，得举于乡者，百仅一焉：举子三岁一试，得登第者，数十仅一焉。中非无遗才之憾也，而当其岁月就试，不忍舍去之时，县常有千数百之人士读书谈道者焉；省常有万数之诸生读书谈道者焉；国常有数千之举子读书谈道者焉。”[29]就这些数目合而论之，已不能不算是规模非常可观。科举制度催生了大量读书人，同时科举制度又在导引和组织这些被催生出来的读书人。钱穆说：“自宋代规定三岁一贡以来，直到清末，每历三年，必有大批应举人，远从全国各地，一度集向中央，全国各地人才，都得有一次大集合。不仅政府与社会常得声气相通，即全国各地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皆得有一种相接触相融洽之机会，不仅于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于文化上增添其协调力。而边区远陬，更易有观摩，有刺激，促进其文化学术追随向上之新活力。”[30]原本以个体存在为常态的个体读书人，便在科举制度的这种导引和组织之下走向彼此认同，并且互相连接，由此汇为无远弗届，并与其他人口区别开来的一种社会群类。其中的已经出仕者和尚未出仕者虽以地位不同而显分朝野，但又因同归于一种群类和同属于一种身份而彼此绾连，形成朝野之间常在声闻相接之中。由此演为一世之士议，往往下接民间并广涉时务，并因声闻相接而能够直接间接地影响朝政，所以，在当日的中国，士人便自然地成为最富于政治意识的社会群体。与之相对称的另外一面，则是读书以求进取的过程，使士之为士都须身心浸润于文化，工夫集注于文化，并因之而据有越来越多的文化。虽说科举取士的知识标准以狭隘化为走势，但因读书而涉文化和学术，则文化和学术自有其内在的理路，使人既入其中，便会随之而行，走出科场设定的范围。于是而有生成于一千三百年之间的性理之儒、章句之儒，以及后来被归入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史学史、教育史、艺术史里的种种人物、著述和行迹。就科举制度促生了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而言，则与读书人越来越多相对等的，总是中国文化在深度上层积地演进和广度上层积地延展。演进和延展都是在以文化影响社会。而这种文化影响的主体和为官出仕的主体在科举制度下的重合和同一，又不断地化育了中国社会对读书人的敬重和对文化的敬重。因此梅光迪曾引英国人卡莱尔的话，直言科举制度的“真正企图”，是“使文人统治社会”[31]。以隋唐至清末之间的一千三百来年而论，文人统治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统治社会。两者所造就的影响都不是单纯的吏治所能够做到的，因此两者之具体地实现和真实地实现，都是与万千读书人的存在和活动连接在一起的。而有此文人统治和文化统治，则武人和商人对于政治权力的介入与干预，便都成了被留心防范和着力截断的东西。近代中国的救时之士，在中西交冲的逼厄之下，曾力倡“尚武”倡“商战”，又因“尚武”和“商战”追究历史传统中的抑武人和抑商人，显然是不知其由来地以此一时比照彼一时，所以其言之滔滔大半都不能中肯綮。

科举制度既促生了万千读书人，又影响了万千读书人。但一千三百年间，被促生和影响的万千读书人同时也在反过来影响科举制度和改变科举制度。从宋太祖因举子“击登闻鼓”，诉“取舍非当”而下诏命题重试[32]，并由此开殿试之先，到清圣祖目睹历年科目，具见“大臣子弟”与“孤寒士子”占额轻重失衡致人“不心服”，遂一变旧日法度而以官、民分卷别立章程[33]，都说明了隋唐的科举制度不同于两宋，两宋的科举制度不同于明清，其间之变迁虽然皆出自于君权的调度，但促成变迁的源头则大半起端于举子士人的不平之鸣。两者之间的这种鸣和应，在清代一次一次因科场兴大狱的风波里尤其明显。从帝王与士人之间的这种相隔辽远而上下相应里，可以非常明白地看到：一面是科举制度在持续不断地造出举子士人，一面是举子士人积为成千上万之后，又在以其成千上万自成声势，年复一年地化作科举制度本身的沉重压力，使帝王不能不关注其中的哀喜和苦乐，而为之心神俱动。之后是造出了举子士人的科举制度，同时还不得不致力于疏通和消解这种来自举子士人的压力。

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科举虽由察举嬗递面来，本意则与察举一样，都是因官而选，从而都是为官择人。由于因官而选，所以唐代初立科举制度，是以既定的官制和固有的数额为度，而维持供求之间的平衡，考试并不定期；由于为官择人，所以唐代行“怀谍自投”，而每科取士大半以三十余人为常态。但相隔三百多年之后，宋代的科举已变为“礼部三岁一贡举”[34]的定期而试。与之相匹配的，还有“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的既宽且泛[35]，遂致每科取士常以三百数十人为均数。以宋代比唐代，可以直观而见的，显然是科举选官的入口廓然张大和规模一时膨胀。然而在这种廓然张大和一时膨胀的内里和深处，则是士人与朝廷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南宋人王栐说：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倡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有绝意于功名之途，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况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亦自如之。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苏子云：“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艺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岂汉唐所可仰望哉。[36]

这段文字比量宋代与唐代科举取士的异同和因果，而着眼处尤在于用士人失路以致天下动荡的可能性和可怕性，来说明从科举制度里产出的举子士人，又须得由科举制度来网罗和安顿。其视角已是把读书人比作山林之间的“百万虎狼”。宋代因“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亦自如之”异乎唐代，而牵援所及，则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读书入仕的数量，而且以其数量的剧增又大幅度地把功名之途推近举子士人，使之成为人心中可望而且可及的东西。随后是“王仙芝辈”和“敬翔、李振之徒”皆因之而被吸纳消化，遂成其士林同归于安静而“乱不起于中国”。

自一面而言，由于这种大幅度增加的读书入仕的数量，科举制度所内含的政权开放性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对流才能够与之相因依，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真正实现于宋代以后的中国。于是而有后来九百年间以“白屋之中大有青云之士，勿以高门鼎族而蔑视寒微”[37]说世事和人事的常谭。但自另一面而言，以选官为本位的科举制度被兼用为“御天下之要术”，则考试由不定期变为定期，以及“入官”之数“十倍”、“二十倍”地增加，都已使科举制度的重心由因官而选和为官择人移到了广用收纳以安士心的一头，与之俱来的便不能不是一个官员的数量累计地增多的过程。然而以中国的广土众民作比照，当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只能算是小政府和弱政府，其治理能力有限，因此其构成规模也有限。而治理能力的有限和构成规模的有限，又都决定了对于官僚的实际需求在数量上的有限。因此，由广用收纳以安士心所造成的官员数量上的增多，总体上只能是一种不断超过了实际需求的增多。而由此演为两者之间随供求失度而来的不相对称，遂成了科举制度自身的一种内在矛盾。以后来的尺度作衡量，唐代取士不能算多，而《新唐书》说武后临朝之日，由科目进身的人已“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辟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38]。显见得以“有司”的立场相权衡，是但愿其少而不愿其多。然则宋代既增“十倍”、“二十倍”，其间的官场景象自会越益不成章法。《廿二史札记》曾罗举当日史事撮而叙之曰：

王禹傅言，臣籍济州，先时只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后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人，郎中亦数百，自余太常国子博士等又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不知职业之所守，只以恩泽而序迁。宋祁疏言，朝廷有三冗，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请立限员以为定法。[39]

王禹偶所说的是地方官在实际需要之外的不断增加；杨亿所说的是京官在既有定数之外的不断增加，“员外”之多，便是额外之多；宋祁则通天下而论之，以“冗”总称这些多出来的官员。虽说宋代入仕做官，贡举之外还有门荫、流外一类名目，但就其时的常规和常态而言，这种因多面致“冗”的主体显然出自“圣朝广开科举之门”。此后的数百年间几度改朝换代，而在宋人以“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为“御天下之要术”而既变旧日格局之后，后来的朝代遂一路循而效之，大半都在沿用宋人制度。然而以“广开科举之门”来网罗和安顿举子士人，则由此导天下于“人人皆有觊觎之心”，又一定会使读书应试的举子士人越来越多。而后是网罗安顿在容量上的有限性，不能不直面举子士人在数量上的无限性。其间的情状，明代人说是“明兴，取士之典大率仿宋制”，而宋人的办法行于明代，一面造成了“二百年来，士渐被鸿涌而起于学者，霦霦乎羽仪王路，可谓极盛”，一面又造成了“天下之士群趋而奔向之”，遂致“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40]。两头褒贬不同，而表述的则都是士人之日多一日。在他们之后，清代人同样在说这个题目，而言之尤为锐利峭刻：

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数千，在学者亦数百，天下人见士如此其易为也，为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难也，于是才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或其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既为士，则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转生嫉妒，造谤诽，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见其然也，又以为天下本无士，而视士益轻，士乃益困。[41]

在这种四民纷纷然各谋“为士”的众生相里，显然是“如此其易”不仅造成了士多，而且造成了士滥。而后是“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以致“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42]。网罗安顿虽“重设吏职，多置等级”以为包纳[43]，而其容量的有限性终不能逮举子士人在数量上的无限性，遂使宋代“广开科举之门”以后，明代和清代在广开科举之门的同时，又要另立章程递设层级，把科举入仕的过程隔成一段一段，并因之而使科举入仕的过程成为一条漫漫长路。就明代“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44]而言，其间以三段分层次本与宋人相仿。然而明代以“科举必由学校”为选官之起端和入门的路径，则唐宋实行“怀谍自列”，是齐民皆可与科举考试，而明代实行“怀谍自列”，是齐民须先经县试、府试、院试入官学，之后始得以生员（诸生）资格与科举考试。这种旧法之外的多此一层，理据在于“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45]，然而以学校又最终以“科目”为归宿和生员之最终归宿于“科目”而论之，这种多此一层实际上是将科举入仕的过程又朝前延伸面增添了一段。作为直接的对应，便是乡试、会试、殿试之前更多了一重被总称为“童试”的县试、府试和院试。和宋人相比，显然是明代士子，以及沿用了明代制度的清代士子科举入仕之路，会因考试的增多而更曲折并且更陂陀。

与“广开科举之门”而使“天下人见士如此易为也”相比，这种一面广开科举之门，一面又递设层级以增加考试所要显示的，是士之可为而不易为。因此，递设层级以增加考试，随曲折陂陀俱来的，还有考试过程的更窒更难。宋代朱熹目睹“士人千人万人，不知理会什么”而纷纷然群聚于场屋之中各竞高低，已引为大弊，并主张勒之以考试程法以行过滤，“严挟书传义之禁，不许继烛，少间自沙汰了一半。不是秀才底人，他亦自不敢来。虽无沙汰之名，而有其实”[46]。比之“广开科举之门”用科举制度本身来网罗和安顿科举造出来的士人，则这种“虽无沙汰之名，而有其实”，显然是意在用科举制度本身来淘汰科举造出来的士人，以减少其间之“不知理会什么”者。两者之间的相互矛盾，正表现了两者之间不得不相互校正。所以，在朱熹的议论之后，“虽无沙汰之名而有其实”又会由议论最终演化为事实。清初人曾返视前朝而总论明代科举考试，说是“其用八股也，则经术之遗，而帖括之式也；其用判语也，则因于唐；其用策论也，则因于汉、宋；其用诏表也，则因于诗赋之骈丽。夫先之以经义以观其理学，继之以论以观其器识，继之以判以观其断谳，继之以表以观其才华，而终之以策以观其通达乎时务”，推许“其为具盖至备也”[47]。但对于应试的士人来说，显然是这种“为具盖至备也”的考试，一定会因其设定了更多的名目和种类而比唐代的考试和宋代的考试更难对付。然而自“无沙汰之名而有其实”一面视之，更难对付的考试便成了一种举子士人自我淘汰和自然淘汰的考试。就其意义和实效而言，正与朱熹的议论相仿佛。清代的科举考试仍然循明代的“为具盖至备也”而行，但其间的应试之难又驾而上之。康熙朝曾有诏旨令“科场出题，关系紧要。乡会经书题目，不拘忌讳”，而“断不可出熟习常拟之题”[48]。之后雍正皇帝引同一个意思又再做儆申。对于继起的帝王和后来的试官，这些便是祖宗家法。由于不可用“熟习”，则不能不出之以面目陌生，由于不可用“常拟”，则不能不出之以意料之外。然而八股文题目皆取自《四书》，其有限的文字经明清数百年不断地引之以试士，又不断地衍生为坊间的程墨，对于多数士子来说，都已在积久之后成了熟识的东西和惯见的东西。因此，出之以面目陌生和出之以意料之外，便很容易走入截断经文和排比经文一路。并因之而越出常理、常识和常度，演为僻而且怪。生于嘉庆而历经道咸同光四朝的陈澧后来总括而论，以“试官割裂经书以出题，于是题不成题，文不成文”为“时文之弊，至今日而极”[49]。若追溯渊源，这种“割裂经文”的事明代已经有过。但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则以清代为常见，尤以县试、府试、院试为多见。“其中有所谓截搭题者，就原文上句与下句，各截取数字，几于不成句亦不成文”[50]，由此产出而要求当日士子命题作文的“顾鸿”、“见牛”、“礼云玉”、“广大草”、“谷与鱼”、“下袭水”，以及“是也”、“匍匐”、“节彼南山”、“子路不说”等等，[51]都属无从下笔的题目，其难处不在思想能力和知识程度，而在此中之命意之不可审知和不可猜想。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吾以为汝死矣”[52]那样虽出自经书，而使人瞠目结舌的题目。其间也有过试士的一方因割裂经文古怪过头而“落职”的事，但对举子士人而言，这种“题不成题，文不成文”既已“习为风尚”[53]，则与之相逢于场屋之中便是常常会遇到的困厄。此中之无厘和窘迫，便成为时文在当日和后来久被诟病的原因之一。而时逢“才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或且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的比比然而是，则世人眼中“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数千”所形成的层出不穷和满坑满谷，正得此以为汰滤删薙，而能够大体维持一个以学额为规模的总量。因此，这种“习为风尚”虽久被诟病，却依然长久地存在于清代的科举制度之中，使一代一代的举子士人都不得不常常要与“滚作题”、“截作题”，“半面题”，“冒下题”以及“有情搭”、“无情搭”[54]一类角智角力而苦相厮磨。

明清两代因递设层级以增多考试而拉长了科举入仕的进门之路，清代又因出题戒“熟”戒“常”而以考试之难造成了个体士人的入仕之难。以前代为比照，两者显然都无益于举子士人的网罗和安顿。但明清两代之不同于前代，又在于其五百多年之间的科举制度已经把功名与出仕分为两途。明代人说：“乡举在宋代为漕试，谓之发解，第阶之解送南宫会试耳，弗第者须再试，未阶以入仕也。”清代人说：“进士必由乡举，唐宋元举进士不第者复试乃解，复试仍属诸生矣。至明，定为举人，可以会试，可以谒选。”[55]两者表述的都是前代之施行科试，作为独特身份的功名和作为出仕资格的功名本自同属一体，皆由进士及第而来。已经通过地方考试而得“发解”以入礼部会试的士子，虽被通称作“举人”，而所指仅是“举人者，举到之人”，既不算是身份，也不算是资格。因此一旦落第，犹是白身，下一科应试仍须由“发解”从头开始。但明清两代之不同于唐宋元的旧法，是其递设层级，同时又是在递设功名。由于“科举必须由学校”，因此士子应县试、府试、院试入学而成生员，则生员已是功名而俗称秀才。以此为起点，之后生员应乡试，中式而成举人；举人应会试、殿试，及第而成进士。其间的梯而上之虽以功名的高低各分等差，而身在此中，各分等差的功名同时又构成了一种共有的标识而共成其别归一类而不同寻常。在这个过程里，由考试而得的功名，其内含的意义和实际的影响，都在于用朝廷的名器显尊显贵，以造就个体的社会身份。秀才、举人、进士，遂因之而在明清五百多年里成了人口中的高出于编户齐民者。明人吕坤说：

吾少时乡居，见闾阎父老，阛阓小民，同席聚饮，恣其笑谈，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唯秀才之容是观，唯秀才之言语是听；即有狂态邪言，亦相与窃笑而不敢言短长。秀才摇摆行于市，两巷人无不注目视之曰：“此某斋长也。”人情之重士如此，岂畏其威力哉！以为彼读书知礼之人，我辈材粗鄙俗，为其所笑耳。[56]

下层社会因“读书知礼”而仰视秀才，与秀才以“读书知礼”而得功名，本在彼此映照而相为表里之中。然则前代科举制度以选官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考试产生的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官僚群体。而功名之为功名，则是在入仕为官中实现的。以此对比吕坤所描述的情节和情状，显然是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在产生出官僚群体的同时，又产生出一个功名群体。就进士及第皆用为朝廷命官和举人中式之少数能够选官入仕而论，功名群体的一部分是与官僚群体相重叠的。这种功名和官职的同一，犹与唐宋元以来的做法一以贯之。但以秀才比举人，以举人比进士，无疑是明清两代的功名群体中，与官僚群体不相重叠的部分在数量上要大得多。由于不相重叠，他们是一种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人物，由于数量更大，他们又是一种居官场之外而广布于四面八方的人物。五百多年之间，这些人不断地从科举考试中产生出来，并因之而与科举制度相依相存，而作为前代所未曾有过的不入仕途的功名士人，他们的广泛产生和长久存在，同时又显示了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引人注目的变化，以及因科举制度的变化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变化。

与宋代的“广开科举之门”比，自明代开始的递设层级以增多考试和递设层级以增多功名，对应的是读书应试的人数累积之后的紧张，化解的也是读书应试的人数累积之后的紧张。考试增多反映了科举入仕之难。以此为对比，则将功名与仕途分为两路，无异是在仕途消化不了读书应试的人口之日，以功名的增多为别开蹊径，在仕途之外来网罗和安顿举子士人。就秀才可以成为举人，举人可以成为进士而言，功名仍旧连接着仕途。但就多数秀才成不了举人和多数举人成不了进士而言，功名已是朝廷给予个体士人在这个社会里的等级和地位。这种等级和地位出自文化，而标示的则是贵贱尊卑。因此，自生员进学之日起，王法所重，尤在“各衙门官以礼相待”，而“不得视同齐民”[57]，与之相匹配的，还有对应的服饰、顶戴，声望和种种权利。而后是明清五百年间，这种功名群体便被总称为“绅士”或者“绅衿”而长久地存在于朝野之间，演绎了仕途之外的身价之所在、地位之所在和影响之所在。有此以为读书之所得，便是有此以为人世之成就，所以，顾炎武说明代生员十分之七以秀才为止境，而无更求上进之心[58]，齐如山说晚清读书人“进了秀才就很知足，永远没有乡试过的人（考举人）总占十之七八”[59]。与之相类似的判断，还见之于同样做过秀才的吕公望和陈独秀的笔下。显见得在一个“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或且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而致读书人越来越多的时代里，由科举制度衍生出来的这种功名群体，曾吸纳了大量读书应试的举子士人，为他们在官场以外提供了一种出人头地的空间。但比之官僚群体的出仕即是离乡远走，这种以士绅为总称的功名群体则大半都留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社会之中，既与编户齐民相渊源，又与编户齐民相往来。时人曰：举人、秀才“之所以贵于世者，谓其以诗书自致”[60]。而从朝廷一面看去，以诗书致功名，同时又是在用功名把这些拥有诗书的人从编户齐民中挑选出来，以此为地方社会立范式和作导向。因此雍正一朝的诏书曾言之明切地说：

为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属编氓，皆尊之奉之，以为读圣贤之书，列胶庠之选，其所言所行可以为乡人法则也。故必敦品励学，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后以圣贤诗书之道，开示愚民，则民必听从其言，服习其教，相率而归于谨厚。[61]

然则大多数秀才虽然成不了举人和大多数举人虽然成不了进士，但“一方之望”和“尊之奉之”都说明，从身“列胶庠之选”开始，朝廷给予的功名实际上已经使他们被指定为领袖乡里的人物了。比之世家之领袖一方出自门第之尊，这种以功名为尊的人物因名器得自朝廷而与国家相连，又因根脉系于乡里而与地方相连。他们身处上下之间，所以他们能沟通上下之间。传统中国的官僚政治以州县为最底层，因此作为朝廷命官的知州和知县虽以守土安民为职分，而守土安民的本相，则是以其一人一身连同身边的幕友、胥吏、门丁、长随、衙役，心长力绌地与百里之内的数十万人口直面相对。由此形成的不相对称，遂使小政府和弱政府之下的地方治理，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实际上的地方自治。梁启超后来说：

吾中国则数千年来，有自治之特质。其在村落也，一族有一族之自治，一乡有一乡之自治，一堡有一堡之自治：其在市集也，一市有一市之自治，一坊有一坊之自治，一行有一行之自治。乡之中有所谓绅士耆老者焉，有事则聚而议之，即自治之议会也；设族长堡长，凡议定之事，交彼行之，即自治之行政官也。其一族之祖祠，一乡之庙宇，或乡局或社学，即自治之中央政府也。祖祠、庙宇、乡局，皆有恒产，其岁入岁出有定额，或有临时需费，则公议税其乡所产之品物，即自治之财政也。岁杪必布告其所出入，即财政之预算、决算也。乡族中有争讼之事，必诉于祖祠，诉于乡局，绅士耆老集议而公决之；非有大事，不告有司，即自治之裁判也。每乡每族，必有义学，即自治之学校也。每乡族必自设巡丁，保里闬，禁盗贼，即自治之警察也。凡此诸端，凡关于自治之体制者，几于具备。人民之居其间者，苟非求富贵利达及犯大罪，则与地方有司绝无关涉事件，唯每年纳钱粮地丁少许而已。而推其所以致此之由，非历代君相，乐畀吾民以此特权也。中国之地太大，人太众，历代君相皆苟且小就，无大略不能尽力民事，其于民仅羁縻勿绝，听其自生自养而已。[62]

他以西国体制比附两千年的地方之治，名实之间未必尽能合辙，但其笔下描述的传统中国乡里社会之自为治理，则写照了历史的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说，中国的君权统治其实是一种不能直接达到“乡村”的“表面上”的统治[63]。而乡里之能够自为治理，全在于乡里共有一种人所同认和人所共守的秩序。若以此对比雍正朝申论士为四民之首的诏旨，则明清五百年里，守护和维持了这种秩序的“绅士耆老”，其主体和主导无疑都是科举制度派生出来的功名群体。小农经济的中国以血缘为纽带而有宗族组织，但作为地方社会，乡里又大于宗族。因此，宗族之外，功名遂成为一种共识共尊而更富于广度的权威，并因之而能够更普遍地笼罩乡里。就梁启超历数而枚举的种种公共事务而论，“绅士耆老”所做的事，都是守土安民的地方官应当做而做不了的事。因此州县官管地方，便不能不引绅士为助，并常常与绅士共治，时逢乱世，则尤其明显。咸丰初年胡林翼守黎平，已深感“其村寨有读书人者皆易治，无读书者难治”[64]。之后巡抚湖北，又统括而论之曰“自寇乱以来，地方有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65]。胡林翼说的是战乱之时，梁启超说的是承平之日。合两者通观之，显然是科举制度派生了拥有功名的绅士群体，同时也为地方社会筑成了一种以绅士为主干而植根于乡里的社会结构。科举制度的同一性决定了绅士的同一性，绅士的同一性决定了这种社会结构的同一性。因此，在顾炎武所说的旧时“乡亭之职”解体之后，这种社会结构在五百多年里维系和规定了中国极大多数人口的生存样式和生活状态。由此形成的，是一个因果错综而富有历史内涵的过程：就科举取士以选官为初旨而言，不入仕途的绅士群体本是一种派生物，但就这种现存的和既定的社会结构而言，则绅士群体虽然不入仕途，而论其整体属性，却与官僚群体一样都是身处于君和民之间，以其自身的存在和活动在为朝廷宁靖地方以宁靖天下。而后是本来出自派生的东西，在实际上已成了支撑上下而牵动八方的东西。然则与前代相比，明清五百年间的科举制度正以其不仅源源不绝地提供官僚，而且又源源不绝地提供绅士为独特。以科举取士的本旨而言，这是一种显然的变化，但以当日中国的社会和人口为着眼点而论天下的治理，则绅士群体的举足轻重又显然不会在官僚群体之下。

因利禄之途而成一世之教化

自隋唐之后，朝廷以文化考试选官，士子由读书应试入仕，而由此形成的社会对流，便既成为一个劝学的过程，又成为一个以利禄劝学的过程。其间常被指为典型而流播于当世和后世的，是宋真宗以帝王之尊作诗劝学，而引“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为应该求和可能求，并尽归这种应求和可求于“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在这种诠释里，科举之途便不能不成为一种利禄之途。但利禄之于多数读书人，未必都是“千钟粟”和“黄金屋”。一则记叙说：“翁文端公年二十四时，犹一贫诸生也。其祀灶诗有云：‘微禄但能邀主簿，浊醪何惜请比邻。’”[66]虽说被敬称为“文端”的翁心存后来官至“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但此日所愿显然不在腾达而在温饱。另一则记叙自述“余年十四，五经成诵，已提笔能作文，以家贫几至废读”。而经旧仆李升之告求，得附入其新主翁的家塾。李则“夜必婉言劝，见予读之奋，则欣然喜，见于颜色。一日，予偶倦，嬉于庭，李正色曰：‘千里有未埋之骨，一家无隔宿之粮，惟冀子身复旧业耳。今优游若是，是忘先人，甘贫贱耳，奴何望焉。’予悚然，复读如初。”[67]其层层曲折之中，说的都是一身孤苦而求自立于读书应试。还有一则记叙说：无锡人吴之枚“少丧父，未知书，樵采以养母。会以逋赋为县吏所辱，或云为诸生则可免，乃发愤读书”[68]。他由“樵采”而“读书”，为的是以读书得功名，以功名抗欺侮。这些记述所提供的实例，既说明了个体士人进入科举之途的各有愿想，也说明了各有愿想常常出自个体士人的困境和穷境。因此，就一个一个士人而言，由于常常出自困境和穷境，则寄愿想于科举之途，便会多见这个过程里屡起屡仆，之后又屡仆屡起的一路挫跌而不肯回头，其间的极端，遂有“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即是运通”[69]那样的不折不挠和凄苦自励。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文通即是运通”之日的寒人吐气。《唐摭言》有《起自寒苦》一节，其中说：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壁）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云：“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70]

科举制度为一个乞食寺院的小人物提供了登天之梯，使之能够拾级而上，变成“自重位出镇是邦”的大人物。因此，“二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虽出于个人的感慨系之，反照的则是科举制度下的世相和人心里的轻重。若举前者的“饿死不如读死”比后者的感慨系之，显见得科举之途所以能够寄托愿想，本在于种种愿想虽各有起端并彼此异同，而作为个体的各为进取和自为进取，其终头处都脱不出科举之利和科举之禄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举子士人既入读书应试之轨辙，在世人眼中，便无分穷通，已皆属身为利禄所牵，而后是功名与利禄遂首尾相连而合为一词。由此深作推导，则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之一，便是传播了官僚意识。

然而读书应试的过程既是一个以读书求利禄的过程，则举子士人一旦身在其中，相比于只能远看的利禄，圣贤的经义便始终是一种更加切近、更须用心，从而更能熟识的东西。清代的最后一个探花商衍鎏曾自叙六岁开蒙，读三字经、千字文，随后读四书、读五经，兼读孝经、公羊传、谷梁传、周礼、尔雅，开笔作八股文，之后还要读古文、律赋、文选以及通鉴、四史、子书，等等[71]。他在三十岁以一甲第三名及第，然则以时日计，其利禄未得之前，已有二十四年光阴是与这些圣贤之教长相厮守的。在当日跋涉于科举之途的读书人中，这是一种常态，而由此形成的漫长过程，则不会不对个体士人的精神世界发生长久的影响和深度的影响。中过秀才的蒋梦麟后来说，他幼年时是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导向而被导引驱策走入学塾的，随后日以“死背古书”为常课。在他的个人体验里，这种事虽然看似“乏味又愚蠢”，但积之既久，则使“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其造就和规范往往会影响和支配人的一生。而作为这种个人体验的一种个人实证，是华北事变之际，因为北大教授“发表宣言”，誓死反对华北“自治运动”，身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被日军胁持到东交民巷，并威吓要把他绑架到大连去。他平静地回答日本人说：“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72]在其时的场景里，平静所表达的正是不可动摇的不畏不惧。在亲身投入了清末的反满革命并留学美国多年之后，此日蒋梦麟的知识世界显然已不会再等同于当年学塾里的童子，但身逢横逆之逼来，被他倚为精神支撑而能够赖以自我挺立的，却仍然是当年在学塾里由“死背古书”而获得的东西。就其一身的与时俱变和始终不变而言，则比之“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无疑是“临难毋苟免”的入人之脑和入人之心更深而且更久。然则“死背古书”正是一种先记住后理解的办法。幼年记住的东西，往往要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逐步理解，而一旦理解，则其中的道理便因已经入脑入心而能够相伴一生，成为人之为人的守则。比之发源于欧西的现代知识教育，这是另外一种路数，但就蒋梦麟自叙的体验而言，则其间显然同样有着另外一种现代知识教育所难以提供的益处。蒋梦麟在科举之途里只走了短短的一段，在他之前的一千三百年间，尤其是明清五百多年间的读书人脚下的路都要长得多。而与之相对称的，便是前代读书人的心血和功夫都远远不止“死背古书”，其中的要目，尤以一遍一遍地体会和摹仿“八比代圣贤立言”为大心血和大功夫之所在。袁枚曾经说过：

圣人之言，圣人之心也。能得圣人之心，而后能学圣人之言。得之浅者，皮傅于所言之中而不足；得之深者，发明于所言之外而有余。孔子，学周公者也，孔子所言，周公未尝言。孟子，学孔子者也，孟子所言，孔子未尝言。周、程、张、朱，学孔孟者也，周、程、张、朱所言，孔孟未尝言。时文者，依周、程、张、朱之言以学孔孟，而实孔孟与周、程、张、朱皆未言。[73]

在时文已经累被訾议之日，他所陈述的是时文原本设定的深意和应当具有的深度。因此，要做通八股文，其难处在于不仅须得用认知的办法领会圣人之教，而且须得用移情的办法努力使自己与圣人在精神上合为一体：“圣贤所言，各有实际。每作一题，内考之己，外验之物，以至古今治乱之故，贤人君子立身持世之节，苟与题理关通者，应念毕集，以佐吾说。”[74]由于“吾说”是代圣贤立言，因此一篇时文累累数百言，每句话都是圣贤没有讲过的，但每句话又都应当是出自圣贤意中之所有的。这个过程不能不殚精竭思，而这种殚精竭思地从精神上逼近圣贤的过程，同时又会“常于吾人不知不识之际，策德术心知以入慎思明辨之境涯”[75]，以年复一年地化人气质于无形。而后是利禄犹在远处，个体士子的知识境界和人格境界已在儒学的笼罩之下不断地人往高处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读书应试遂既成为一种文化的自我训练，也成为一种德性的自我训练。民国年间的时论曾以追怀之心概而言之曰：“夫试经义者，必日读六经传说也，日诵目赌，皆辨义利，尚德行，贵忠信笃敬，而恶巧佞无耻以得富贵者也。学之试之者，岂必尽行，然犹知之而怀耻也。”[76]儒学重耻，不过是要人知道，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因此，顾炎武既力申“行己有耻”，又力申“匹夫有责”，而引两者互为诠释，说的正是未必人人都能大有为于天下，但人人都可有所不为而自立于天地之间。而后是“怀耻”便成为经传对人最根本的造就。后来以“老圃”为笔名的杨荫杭所说的“读书识字，最易发生廉耻”[77]以及齐如山所说的“科举考试，于人道德品行，是有极大益处的”，从而“凡科甲出身之人，总是正人君子较多”[78]，正是由此发生而能够成为一种直观可见的事实。

由一个一个个体士人汇成群体，便是“依周、程、张、朱之言以学孔孟”汇成群体和“策德术心知以入慎思明辨”汇成群体。康有为刻画这个过程传播孔孟的道理，说是“八股之士，发挥其说，鞭辟其词，无孔不入，际极天人”，而致“负床之孩，贯角之童，皆所共读而共知之”[79]。虽说后世议论多沿《汉书》所说，以“（董）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为独尊儒术之始[80]，但由魏晋的玄学之盛和隋唐的佛学之盛比照宋代以后孔孟之道的四布天下而范围人心，致人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则真正意义上和完全意义上的儒学独尊，显然是与宋代以后科举用经义试士和明清两朝的“八比代圣贤立言”相因果的。以唐代进士的不严制行和五代进士的不立操守比宋人之节义相尚，尤能见其间的不一样。而康有为的言之侃侃，说的正是成千上万士人以其读书应试汇成的过程实现了这种因果。但这个过程中处于中心的儒学义理，以及儒学义理在人心中的内在化，又常常会使置身于其间的士人因为跟着义理走而越出了读书应试的范围，成为以圣贤之教感召他人和影响社会的自觉主体。明人杨慎由科举入仕曾居庙堂之高，又因上疏受廷杖，之后戍云南。而在滇之日，犹以义理自任而讲学不息：

滇之东西，地以数千里计，及门而受业者恒千百人。脱颖而登科甲、居魁选者蔼蔼然吉士也。先生又不以闻学骄人，藏智若愚，敛辩若讷。言质而信，貌古而朴，慷慨率真，评论古昔，靡有倦怠。以故士大夫乘车舆就访者无虚日，好贤者携酒肴往问难，门下屦常满。滇之人士乡大夫谈先生者，无不敛容重其博物云。[81]

他因获谴而远戍，又因远戍而讲学于边陲，其意中显然是以为用圣贤之教化育四方更重于一己一身的祸福得失。西方人说中国的士兼有贵族的品格和传教士（牧师）的品格。前者指的是因功名而得身份；后者指的则是这种为经义所造就又以经义造就他人的怀抱。两者都出自于科举制度，而后者的内涵显然更深一层。因此直至十九世纪末期，士林中人的通信里仍然有“仆维无才，无以报国，庶几读书申明大义，斯亦下士之责也”[82]那样的身在仕路之外而不忘以义理牖世的自期和自许。在这种由一个一个个体汇成连绵不绝的过程里，像杨慎这样身在谪戍之中，而犹切切于聚徒讲学以弘扬孔孟的例子当然不会是屡屡可见的常态。同他相比，更多的人既在一乡一地，则尤以一乡一地为关怀之所在。《儒林琐记》说雍正朝蓝鼎元由读书得官，而以除弊触犯时讳而“夺职”去官。既废，人以其有才地时望，多劝之仕，而他以“山林草野，随在可报君恩。率一乡之人而尊君亲上，奉公守法，则报在一乡；使百十世后之人皆知孝弟忠信，阴消其犯上作乱之芽蘖，则报在百十世。夫安所往而不可哉”[83]为回答。其意中的“一乡之人”是身教行于当时；“百十世后之人”是言教传给后来，而“尊君亲上”和“孝弟忠信”，则都是须用义理日积月累地灌溉薰化出来的东西。在儒学的政治理想里，以王道治理天下，则治理应当是与教化连在一起的，而后有所谓礼教与礼治的等义和同义。因此，杨慎讲学于边地以育人而化风气，蓝鼎元愿“率一乡之人”入礼义之中，以影响“百十世后之人”，两者的前后相映，都说明了这种理想在儒学士人心中的不磨不灭，也都说明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儒学群体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常常是以这种理想的知行合一表现出来的。

而自另一面言之，与儒学的这种以教化为治理的理想既相对应又相呼应的，则是其时政府管地方的臂力太过有限而不能放手远伸，从而是由此形成而被梁启超称作“羁縻勿绝，听其自生自养而已”的治理，不能不与教化相依傍，以期借儒学义理的灌溉薰化，使生息于民间的芸芸众生由各安其心而各安其分，由各安其分而安己安人。因此梁启超又说“儒家认教育万能，其政治以教育为基础”[84]。他所说的教育便是前代人意中的教化。在明清五百多年里，科举制度产出的功名群体之所以能够藉绅士的身份筑成一种社会结构，以维持和守护乡里的秩序，正在于这种功名群体同时又是因其绅士的身份而在承担教化和施行教化的人。因此，中国人的文化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是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状态。没有这种礼法与习俗融为一体的乡里社会，中国文化便会成为悬浮的东西。清人钱泳说：“《金陵琐事》载：南坦刘公罢嘉兴太守，训蒙自给。远庵李公罢江西副使，殊无生计，授徒于高淳。又顾横泾先生罢河南副使归家，环堵萧然，客来，从邻家乞火煮茗，当时传为佳话。近日长洲蒋少司马元益历官主试、学政，致仕家居，惟以砚田糊口，典质度日。吾乡邹晓屏相国归田，时年已七十又四，一裘三十年仅存其鞟，赖门生赠遗以为薪水。”[85]他罗举了一连串由地方社会进入仕途，又在为官多年之后回到了地方社会的前人和近人，而尤其以他们的甘心守贫为仰之弥高。在当日的体制之下，这些人虽然做过官，但一经致仕归田，则已分属绅士而与人口中的多数共处于民间社会之中，并因之而常在人口中的多数仰而视之的众目环顾之中。所以，其甘心守贫不仅是一种个人处世的态度，而且是一种可以为民间社会直观而见的立身之示范。人世间的恶大半起于人心中的贪。因此儒学教人，尤用心于得失取予之间的力行克己和始终惺惺。雍正朝大学士张廷玉作家训说：“为官第一要廉。”而“养廉之道，莫如能忍。尝记姚和修之言曰：‘有钱用钱，无钱用命。人能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则于为官之道思过半矣。”[86]为官廉以守贫，居家则俭以守贫，其道理都在于处得失取予之际强忍以戒贪，从源头上守住人世间种种善恶之分的起点。于是而有中国文化中“清贫”一词所独具的深度道德内涵，及其派生的广泛道德共鸣。因此，这些人以他们各具情节的守贫和安贫，显示了自己心中由知命、安命、立命、俟命所化出来的一腔静气，而由此引发的心悦诚服，则是在以功名人物心中的静气感召一乡一里人心中的静气。对于人口中的多数来说，有此静气，而后才能够衍而为“奉公守法”，衍而为“孝弟忠信”。然则守贫之被“传为佳话”，着眼处正是这种士大夫化义理为力行，以及这个过程所生成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比之聚徒讲学以倡明学理，教化之为教化的常态，更多地实现于在四民之中而居四民之首的绅衿日行起居之间的以身为劝，因此，在科举制度下的士议里，士人本身便常被当作身系一地之风气和一世之风气的重心所在，并因之而既成为期望之所在，也成为责望之所在。咸同之间，一叫沈守之的江南读书人生当世路动荡而且人间扰攘之日，曾由今时追怀往昔，比较前后而论之曰：

风俗之坏，其起甚微，皆视乡先生为转移。乾嘉之间，阛阓之子，虽拥厚赀，士大夫绝不与通庆吊。忆儿时闻先大父言，我大父中乾隆癸卯乡试第一，有袖二百金来贺，求一喜单不可得。道光中士人一登科第，择乡里之富厚者广送殊卷，不问其出身何若。喜单称谓，随意填写眷弟眷侄字样，甚且结为婚姻，一派市井之气，令人不可向迩。军兴以来以捐饷例得优保，干预公事，罔顾大局，迄于苏城失陷而后止，乌乎，是谁之过欤！[87]

这段文字指目于江南社会，叙述了乾嘉之后的道光朝世风一变和咸丰朝世风再变。以道光比乾嘉，已见身背功名而被称为“乡先生”的士人因不知自重而没有静气。他们本由功名而贵，但其曲迎“厚富”，又在使贵不复能成贵。而后是功名之贵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教化意义随之而式微，与之相表里的，则是由贵贱分等序的乡里秩序演为以富为尊，遂使长久以来赖以支撑地方社会的以礼为治和以礼为教，被“一派市井之气”所屏挡而变得难以收拢人心。在当日的记述和论说里，杨慎、蓝鼎元一类人物以及他们显示出来的气象多被当作士大夫中的应有和常有，以此为比衬，“道光中”的江南士人显然是一种失其常度的衰颓，而咸丰朝“军兴以来”的又一变，则起自于“捐饷例得优保”所造出来的成批不由科举的功名。与读书应试相比，“捐饷例得优保”其实是一种买得，因此，就其中之多数而言，这种功名里并不含有，或很少含有历经“八比代圣贤立言”而获得的那种以经文为源头的“辨义利，尚德行，贵忠信笃敬，而恶巧佞无耻”的自我提撕。这种功名本自另成一类，但这种功名所提供的身份，却使得没有在四书五经里磨砺过身心的各色人等，可以在科举制度之外，别由蹊径地走入“乡先生”之列，并得以伸展手脚自为发舒，随之而来的“干预公事，罔顾大局”也是在以其一己一身影响地方，然而与“率一乡之人而尊君亲上，奉公守法，则报在一乡”的为地方造安宁相对照，则“罔顾大局”无异于是在用搅动地方来影响地方，后者之不同于前者，已不止是衰颓，而且是异相。乾、嘉、道、咸四朝之间，这种在地方社会里做乡先生的人物和地方社会里秩序、风俗的一变俱变与一变再变，既说明了教化之不能没有，也说明了教化在实际上常常要以义理之有定面对世事之无定。

以道光年间的世风反观乾嘉之间的世风，显见得数十年里，士人的精神世界在世事起伏之中一路走向卑弱。由此显示的是同在科举制度之下个体士人与个体士人的不相同，并因此而致一代士人与一代士人的不相同。就人之不同各如其面而言，在科举制度的漫长历史里，这是一种久已有之的现象而初非起于此时此日。因此，科举以经义试士和取士，则经义的统一性始终会与士之为士的多面性同在一个过程之中，并且既相互伴随又相互对比，而后的士人有优劣和士风有起落，便常常要引出对于经义试士的议论与思考。康熙十四年主持顺天乡试的韩菼曾说：国家“于科举之设，欲渐摩陶冶天下之人才，使习熟于深造自得之学，以措诸实用。此多士耸动观感奋起之日。而数科以来，魁垒特立之士，固辈出其中，而柔曼骫骳，剽窃雷同者，亦往往而有”[88]。之后十六年，主持辛未会试的张玉书由“言者，心之声也，帖括之文，虽以应制举，而其精神心术所在，或正或邪，或诚或伪，未尝不发露于议论离合之间”说起，而引出的则是一种疑问：“国家今日之甄录诸士，惟其文也；异日畀之政事而登用之，惟其人也。以为科目不足得人耶？姑无论往代，即本朝五十年间，由科目致身而煜耀于简册者项背相望矣。以为尽得人耶？彼列上等，跻华膴，一旦陨坠，至于声名俱辱者亦指不胜数矣。”明清五百多年里的科举考试以四书范围帖括，则其笔下的“科目”实等同于经义。韩菼和张玉书都由科举起家，又都曾提调过科举选士，与其他人相比，他们的阅历自是更深一层。因此，出自于他们笔下的“辈出其中”和“往往而有”的对举，以及“不足得人耶”与“尽得人耶”的自问而无以自答，都真实地说明了，对于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经义取士的影响所能够达到的程度和限度其实是不可预测的。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会使科目产出庸竖，而且会使科目产出奸佞，但张玉书在自问而无以自答之后，依然相信“然而用人之法，终不得不重科目”[89]。在他之前，主持过康熙十二年会试的熊赐履也曾列举过“士习颓靡”，以“侥幸一第之获雋而后已”的事实，并引为忧虑而言之切切，但末了统而论之，则归旨犹是“试士以言，洵末也，而势固不得不以言”[90]。他所说的“言”是经义发为文章，其立意无疑正与张玉书相同。他们以各自的议论说明他们对科举取士之能够得人而不尽得人的局限都看得明明白白。然而以经义取士，同时便是在以经义造士。因此前者说“不得不”，后者也说“不得不”，这种不得不然的纠结在于他们共知取士与造士的内涵和意义其实并不一样，而在实际发生的过程里，两者又始终连在一起而无从分剥切割。因此，他们以“不得不”为辞作表达，反映的正是内在于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后来的雍正朝曾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张文和，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矣’。遂罢其议”[91]。在这一段历史情节里面，议“废制义”者着意的是取士，而张廷玉着意的是造士，两者之间的眼界显然不同，这种着眼点的不同正折射了事实的不同和对事实的识见不同。而帝王之最终取张廷玉的道理为道理，又反照了以治国平天下为视野，造士常常更重于取士。由于取士以个体士人为对象，因此取士不能不以个体为主体，但造士则始终以士人的总体为对象，因此造士不能不始终以士人的总体为主体。而后是以科举取士说因果，会形成一套对于科举制度的评判和理路；以科举造士说因果，会形成另一套对于科举制度的评判和理路。两者之间常常互歧，而与前一面以摘举讽议为多见相比，后一面往往想得更远，并因之而说理更富思想深度。作为其中的一种代表性议论，一身经历过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阮元曾言之通透地说过：

唐以诗赋取士，何尝少正人？明以四书文取士，何尝无邪党？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皆归于正。下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亦归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书文囿之，则其聪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诵习者惟程朱之说，少壮所揣摩者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守，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胜于诗赋远矣。[92]

这里所说的“中等之人”无疑是指士人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而用“四书文囿之”，则是着眼于大多数人的以性心管束之为精神涵育之。脚跟立在“潜移默化”一面，管束和涵育便都是牵引和造就。士人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不会都是进入官场的人，但却都是在共同地影响一世之走向的人。他由“世道人心”作计量，对于“中等之人”所系连的轻重思之烂熟，因此他举“明以四书文取士”与“唐以诗赋取士”相对比，以切入地辨析其间相同的一面和不相同的一面，比张玉书和熊赐履更富深度地说明：自朝廷为选官而取士立论，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虽屡经变迁，而本旨和要义其实并没大变。但由这个过程所产生，而且其数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累的士人群体，却以他们的存在和他们跟着科举走的共同趋向，已使得作为利禄之途的科举制度，不能不在层层演变中自我延展旨义和内涵，同时又成为从整体上为这些人塑造社会品格之途，并在隋唐以来的一千多年里，正越来越明显地成了从整体上为这些人塑造社会品格之途。与前代相比，明清五百年间的科举制度之能够后来居上，其大端正在于五百年间的功令沿此而来而更进了一步，能够使跟着科举走的万千士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入程度整体地跟着经义走。与之相表里的，则是以性心管束为精神涵育，遂成了士人的自我管束和自我涵育。阮元之后，王先谦曾说：“以制艺取士，四书命题，然后斯世尊奉一致，口复心研不能自己。其智者随所知而入道，鲁者缘习生悟，亦能驯至义理之途。达则穷事变、充器识，为国家纯臣；穷抱遗经，亦不失为乡里好修之士。”[93]他以群体为对象，总括地描述了万千士人在这种自我管束和自我涵育中所发生的品性变化和气质变化，并以其拢合上智下愚的统而言之，又比阮元笔下的“中等之人”更富广度地表达了作为社会群类的读书人在那个时候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而后，一面是经义取士对一个个具体个人的影响在程度上和限度上的不可预测和不能确定，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体的功名人物常常会被牵入公论和私议的褒贬之中。这个过程会以其一代一代生生不息的累积，形成许多是非善恶的典型和演绎种种是非善恶的忠奸故事，既留存于正史的列传之中，也流布于戏曲弹词、小说演义之中，化作世人眼中的形象性和具体性。而同时的另外一面，则是由一个一个个体汇成的士人群体居四民之首，在明清五百多年间始终与“圣经贤传无语非祥，八股法行，将以忠信廉耻之说渐摩天下，使之胥出一途，而风俗亦将因之以厚”[94]内相依连而外相维持，并因此而显示了其自身整体上的稳定性和性质上的确定性。正是有了这种一般性、普遍性、稳定性、确定性，于是而有中国人意中的“凡科甲出身之人，总是正人君子较多”和尊士君子为“一方之望”的观念，以及西方人眼中读书士子多传教士品格的观感，两者指述的都是一个社会群类，从而都是一个整体，因此，综贯一面和另一面而通论之，显然是群类虽由个体构成，但群类既经形成，便已不再等同于个体。而对于为官僚制度选官的科举考试来说，这种实现于选官过程里的“中等之人”各用功夫的自我造就，以及由此形成而势居多数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群体，已经比官僚制度本身更直接地助成了小农中国的一道同风，从而使君权统治和官僚统治能够常态地表现为一种文化统治和习俗统治，并因之而减少了朝廷治天下和官府对民间的许多紧张和肃杀。生当道咸之间的邵懿辰曾作《仪宋堂后记》，就其间的因果概而论之曰：“明太祖既一海内，与其佐刘基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于今。”虽说在他眼里，是“二君诚不能道义躬天下，不得已而为此制”，其自身并不能算是圆满的榜样，但由此开始的漫长过程则由深度地化育了读书人而深度地化育了天下人：

使秦、汉迄元明至今二千余年之久，田不井，学不兴，圣君贤宰不间出。苟无孔子之六经，与夫有宋程朱所考定四子之书在天壤之间，如饮食衣服常留而不敝，则夫乾坤几何而不毁坏，人类几何而不绝灭耶？徒以功令之所在，爵赏之所趋，故虽遐陬僻壤，妇人小子皆能知孔子之为圣，程朱子之为贤。言于其口，而出于其心，猝不知其纳于义理之域。是其为效固已奢，而泽天下后世固已溥矣。

在这个以利禄为起端而最终转化为“泽天下后世”的过程里，原本分散的个体士人因跟着科举走而共聚于名教之中同时又共囿于名教之中；原本分散的个体小农则因跟着士人走而在一个苦乐不等的世界里获得了一种大体相似的精神同一。于是沈葆桢所说的“国家之所以统天下之智愚贤不肖”[95]才有了赖以依傍的真实性和行之久远的可能性。因此，以中国人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立论，显然是科举制度的大用不在以经义选官，而在以经义造士，与之相对称的，是士人既已化为群体，其大用便不在出仕，而在以本身的存在和影响勾连于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并助成了和维持着天下众生的“猝不知纳于义理之域”。而后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社会生活和政治纲纪，便因上下共奉“孔子为圣，程朱为贤”，而得以彼此贯通与相互凝合，由此形成的平衡，遂成为人世间既与个体德性相交融，又与公共伦理相交融的等序和有序。然而沈守之所记叙的从“乾嘉之间”到道咸之际江南社会和风俗的变化，又具体地说明了这种由士人群体作主干而实现的平衡和有序，会在世路起伏里曲折颠簸而与时俱迁，并因此而显出其脚跟之不能常稳。“乾嘉之间”江南犹在承平之中，而自道光到咸丰，则变而为衰世，变而为乱世。因此数十年之间因“乡先生”的前后不同而致地方风俗的前后不同，使人能够明白地看到：阮元所说的经义取士之通过万千读书人以影响“世道人心”，从而通过万千读书人实现以教化为治理的过程，常常是能够行之于治世却对付不了乱世。这一类论述在当日的多见，又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而咸丰一朝因内战而广开捐输，致买得的功名大幅度羼入读书应试而得的功名，随后是身在乱世之中，作为社会群类的士人自身也因之而漫漶莫辨，面目模糊，变得今时不同往日，则俱见中国人以文化维系政治的理想虽然因其古老而见其长久，但在时势造成的顾此失彼之际，却很容易被政治本身所打断。因此理想的延续在实际上常常是断断续续。而与这种起伏相伴随的，是千年之间，由科举制度孵化出来的士人群体穿越于治世和乱世之间，既成为治世中的一部分，也成为乱世中的一部分，遂不能不使其自身在人世间的有序和人世间的无序映照之下，长久地成为时人和后人审视评说的对象。民国年间瞿兑之曾概而论之曰：“中国自宋以后，是士大夫的政治。士大夫政治可以说误尽苍生。但是没有士大夫呢，更不知今日成何世界矣。”然后引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清末史事为实例以说明：士大夫政治之下“君主之威虽然无所不极，小人之倾害亦无所不至，终觉士大夫的公论不能轻易抹杀，士大夫的身份不能轻易摧残”。在往来成古今的过程里，“君主之威”和“小人之倾害”常常有，但世间尚存“公论”，则“君主之威”和“小人之倾害”犹不足成天下之大患，而“国本所以不动摇，就靠在此”。[96]然则抑扬之间，他所说的“误尽苍生”，大半是在隔世之后，借用灌入的现代观念作尺度来评说历史中的人事和政治，以表达其意中的士大夫群体因不合理想而大不完满。而“没有士大夫”更不知“成何世界”，则是由历史本身评说历史，重在抉示传统中国的文化和社会里产出的士大夫群体虽然大不完满，却曾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自成一体，比其他社会群类更自觉而且更长久地守护了人与人之间的公义，从而曾长久地成为中国人的世界里不能没有的一方。比较而言，其个人更加言之有味的其实还是后一面。因为后者不仅出自观念构成的是非判断，而且出自历史本身的因果相寻。

注释

[1] 《礼记·礼运》；《孟子公孙·公孙丑》上。

[2] 《日知录》，第599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

[3] 《廿二史札记校正》上册，第102页，中华书局1984年。

[4] 《后汉书》第十册，第2724页，中华书局1965年。

[5] 《廿二史札记校证》上册，第176页。

[6] 《周书》第二册，第386页，中华书局1971年。

[7] 《通典》第一册，第417页，中华书局1988年。

[8] 《通典》第一册，第342页。

[9] 《全唐文》卷四十六，转引自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第10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

[10] 《旧唐书》第十册，第3430页，中华书局1975年。

[11] 《中国考试制度史》，《陈序》第1页。

[12] 《文苑英华》卷六八九，转引自《中国考试制度史》，第10页。

[13]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荐岁上》，转引自李新达：《中国科举制度史》，第109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14] 《贞观政要》，第93、2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第336贞，中华书局1992年。

[16] 《欧阳修全集》第四册，第1716页，中华书局2001年。

[17] 《旧唐书》第十册，第3138、3164页。

[18] 《旧唐书》第十三册，第4278页。

[19] 《古城返照记》上册，357页，同心出版社2002年。

[20] 《章太炎演讲集》，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1] 《古城返照记》上册，第358页。

[22] 《清文献通考》卷六十九；《清会典台湾事例》第一册，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二六种，第92页。转引自《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9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23]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24]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65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25] 《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六卷，第52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26] 同上书，上页。

[27] 《龚自珍全集》，第1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28] 《薛福成选集》，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9]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1042页，中华书局1981年。

[30] 《国史新论》，第293页，三联书店2001年。

[31] 《梅光迪文录》，第7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32]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第297页。

[33] 《清实录》第六册，第4980页，中华书局1986年。

[34] 《文献通考》上册，第291页，中华书局1986年。

[35] 《宋史》第十一册，第3607页，中华书局1977年。

[36] 《默记燕翼诒谋录》，《燕翼诒谋录》，第1—2页，中华书局1981年。

[37] 《右台仙馆笔记》，第4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8] 《新唐书》第四册，第1175页，中华书局1975年。

[39] 《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第538页。

[40] 《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五卷，第565、571、579页。

[41] 《小仓山房诗文集》（下），第11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42]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57页，三联书店2001年。

[43] 《通典》，第455页，中华书店1988年。

[44] 《明史》第六册，第1693页，中华书局1974年。

[45] 《明史》第六册，第1675页。

[46] 《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5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47] 《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七，《礼政》四·黄中坚《科举策》。

[48] 《清实录》第六册，第5523页。

[49] 《经世文续编》卷六十六，《礼政》六·《科场议》。

[50] 《世载堂杂忆》，第4页，中华书局1960年。

[51] 《制艺丛话试律丛话》，第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启功等著：《说八股》，第7页，中华书局2000年。

[52] 《清稗类钞》第二册，第618页，中华书局1984年。

[53] 《世载堂杂忆》，第4页。

[54] 转引自《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第172—1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55] 《赣州府志·选举志》；《同治宜兴县志》。转引自《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编》，第476页。

[56] 《吕坤全集》中册，第920页，中华书局2008年。

[57]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九，《礼部：学校》，《训士规条》；康熙九年礼部题准。转引自《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36页，中华书局1984年。

[58] 《顾亭林诗文集》，第21页，中华书局1959年。

[59] 《齐如山回忆录》，第23页，宝文堂书店1989年。

[60] 陈庆镛：《籀经堂集》。转引自《中国绅士》，第2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61] 《〈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第165—16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62]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三，第49页，中华书局1998年。

[63] 《费正清集》，第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64] 《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一册，第28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65] 《胡林翼集》第二册，第1012页，岳麓书社1999年。

[66]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第42页，中华书局1984年。

[67] 《清说七种》，《鹂砭轩质言》，第6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68] 《清稗类钞》第八册，第3898页，中华书局1986年。

[69] 《清稗类钞》第二册，第600—601页。

[70] 《唐摭言》，第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71] 《科举考试的回忆》，载《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第150页。

[72] 《西潮·新潮》，第31—32、203页，岳麓书社2000年。

[73] 《小仓山房诗文集》下，第1771页。

[74] 《蒿庵集蒿庵捃逸蒿庵闲话》，第77页，齐鲁书社1991年。

[75] 《中国现代文学史》，第408页，岳麓书社1986年。

[76]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905页。

[77] 《老圃遗文集》，第66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

[78] 《中国的科名》，第195、19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

[79]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844页。

[80] 《汉书》第八册，第2525页，中华书局1962年。

[81] 《明代状元史料汇编》，第80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82] 《梁节庵先生年谱》，第108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

[83] 《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第25页，岳麓书社1983年。

[84] 《饮冰室合集》第九册，《文集》五十，第163页。

[85] 《履园丛话》下册，第639页，中华书局1979年。

[86] 《聪训斋语澄怀园语》，第11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

[87] 《国史旧闻》第三册，第613页，中华书局2000年。

[88] 《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六卷，第522—52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89] 《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六卷，第523页。

[90] 同上书，第522页。

[91]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册，笫602页。

[92] 《研经室集》，《四书文话序》。

[93] 《葵园四种》，第20页，岳麓书社1986年。

[94] 《严复集》第一册，第41页，中华书局1986年。

[95] 《洋务运动》（一），第1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96] 《铢庵文存》，第12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附录：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与政治[1]

士大夫群体分裂是中国社会动荡的开始

问：戊戌变法引入了西方的民权和议院等观念，这些西方思想到了中国是如何被接受的？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翻译西方思想的？

答：戊戌变法讲“独治”、“民治”和“君民共治”的不同，而以后者为理想之所在和宗旨之所在。这个过程第一次把出自西方社会的民权、立宪、议院政治一类观念引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和政治现实之中，为后来的历史另开一种路向。然而西方人立议会制度，源头与归宿都在于限制政府和规范政府，其本义应是民主；而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归心于议会制度，则意在“化君民之隔而通上下之情”，其本义是助成政府以力图富强。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别，非常明显地说明了产生于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东西与移接过来的东西其实并不一样。

问：戊戌变法的进程和结局，对中国的士大夫群体分化造成了一种怎样的影响？

答：由于志在“君民共治”，因此戊戌年间倡维新的人物重政制，其意中的变法便是变制。但是他们面对的制度经历了古今两千年和清代两百年之后，已经同人心、利益、习俗与意识形态连在一起了。所以百日新政期间变法化为接二连三的诏书，最终却因为改革制度而牵动人心、牵动利益、牵动习俗、牵动意识形态，直接导致了朝野之间的新旧之争、庙堂中的满汉之争，以及宫廷里西太后和光绪的母子之争，并引动杀机，演变为断头流血。而后是士大夫群体在新旧之争中急剧地分裂。就近代历史而言，这种士大夫的分裂正是新陈代谢所造成的深刻变迁之一。

两千年中国朝代之间盛衰起灭，但中国人既有的社会结构则能够大体上维持不变。在朝代来往之间，与社会结构相依存的正是一个稳定的士大夫群体，古人说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指的正是这一层意思。所以明代万历一朝“不郊不庙不朝三十年”，清代同治一朝孤儿寡母看守君权，而天下依然循行于旧轨之中，其间的支撑都来自整个士大夫群体。虽说群体的士大夫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但就精神世界而言，君子和小人都共处于同一种观念和理路之中，从而共处于延续了千年的整体性之中。

但维新变法引入的观念都在这种整体性之外。当它们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之后，这些人便与其他人分了开来。而戊戌年间的思想传播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动员和召聚，原本以个体为存在方式的士人在呼应中汇集，又在汇集中改变了自己。所以，当变法最终被扑杀之后，他们便成了前途失路的人。而后是被维新呼唤出来的期望因重挫而转化为愤怒和亢激，并沿着历史旧迹一路寻根究底，由眼前的痛楚追溯二百五十年之前的痛楚，促成了其间之强毅者由变制走向了反满。而当士人成为中国社会最不安定的一方之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和长期动荡便开始了。

新旧消长，中西消长，理势消长

问：晚清教案此起彼伏，潮涨潮落，为何独独义和团运动在华北翻天覆地而无法收拾？

答：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与戊戌变法相差不过几年，但戊戌变法是开新的士大夫对逼来的外患做出的回应，义和团的一时群起则是下层民众对逼来的外患做出回应，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变革为回应，后者以排拒为回应。由于下层民众以群起一哄为来路，其义愤中内含的历史理由和他们因蒙昧而缺乏理性都是非常明显的。就这两方面而言，义和团与此前绵延不绝的教案其实都相去不远。但就朝局而言，则庚子年已是今时不同往昔。戊戌年间开新的一方曾借助于皇帝的诏书而达到了高高的巅峰，又因西太后的反手一掌而被打落下来，一时俱溃。之后，是自19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新旧论争的各是其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庙堂里守旧一方的独尊独大。与之相关联的，则是西太后因为恶康梁而恶光绪，西人却因为佑变法而佑光绪，遂使西太后不能不因恶康梁恶光绪而恶西人。由此舛错相结，使帝王的家事与国事相缠绕，又使新旧之争与中西颉颃相缠绕。于是以激烈排外表达愤怒的义和团虽起于下层社会，而居朝局之重心的守旧一方很容易与之发生感应，恶西人的太后也很容易与之发生感应。而后是义和团席卷华北而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声势。但义愤与蒙昧相因依，则声势浩大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力量。因此，当八国联军用快枪火炮一路屠戮一路西进之际，蒙昧便成了一触即破的东西。于是，曾经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城的拳民，又在短时间内向四面八方散去。

问：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政局和社会思潮等造成了一种怎样的影响？

答：当八国联军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之后，便着力“惩办祸首”。随之是守旧一方的大佬和要人都被圈入范围之内，又在督视之下一个一个地被赐死、囚禁、流放、革职。他们消失后，是守旧一派在庙堂中的全盘崩溃。作为对比，则是因东南互保而“功在社稷”的南方督抚及其周围的群体应时而起，成了主导的一方。论其渊源，这些人大半都在开新和取新的一面。于是在戊戌变法失败致朝局一变之后，庚子与辛丑之交朝局又一变。前者造成的是守旧的一边倒，后者造成的是开新的一边倒。与朝局中的这种新旧消长同时发生的，则是曾经激烈排外的北京城变为联军占领下的北京城之日，社会心理的急变和剧变。在时人的记述里，既有朝官牛酒犒劳八国联军的场面，也有京城住户挂顺民旗的场面，还有昔日的义和团大师兄此日为联军作向导的场面。在这些场面里，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民族心理防线的崩溃，以及人心中的中西之比此消彼长。

为朝局中的新旧消长和人心中的中西消长提供了学理和公理的，则是庚子与辛丑之后磅礴传播的天演进化之说。在19世纪的六十年里，中国人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民族战争，但战争流血议和流泪，每一次战败之后，中国人犹自身处穷境而苦苦撑持于以理抗势之中。理与势相抗，本义是善恶是非与强弱利害相抗。然则弱势的中国人不甘心雌伏，全在于弱势的中国人据有理和相信理。但天演进化之说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统括公理之词，讲的都是强弱利害，而后是强弱利害淹没了善恶是非。因此，在六十年中西颉颃之后，接受了天演进化之说的中国人已无可依傍，并因之不得不向发源于欧西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认归。中国人从天演进化之说里获得了进步主义、历史目的论、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以及青年崇拜意识，然而以儒学为核心的那种原本坚守善恶之分的文化则在天演进化的冲击下开始碎裂。

这种发生于20世纪初年的朝局变、人心变和学理变，为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时势。

清末十年新政：效仿西法和社会分解

问：清末十年新政是如何被推动的？又带来了哪些政治和社会后果？

答：庚子事变由排外开始，以《辛丑条约》了结，留给中国的是一个残破之局。身当残破之局而朝局变、人心变、学理变，遂使“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而后是收拾残破之局，遂不得不变法。当日南方督抚远看华北动荡起伏于烟尘滚滚之中，在守旧一方全盘崩溃之后，以江楚会奏为名目接连作三折，包融了数十年来洋务变法和维新变法的种种主张。后来被称作十年新政的历史过程，正是以这种疆吏调教朝廷为起点的。迨日俄战争之后，国人以立宪和专制为日俄之间的胜负说因果，又促成了1906年朝廷下诏预备立宪。其除旧布新的视野和腕力，显然已远过于戊戌年间的百日维新。江楚会奏三折和诏书预备立宪都是以除旧布新为收拾残局，因此，六十年中西交冲和节节变迁之后，作为一场改革的清末新政在十年里牵汇万端，其间所曾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西人述中国史，称之为晚清七十年里最有活力的时代。然而除旧布新又是一种搅动和震动，变法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又成为搅动的深度和广度。这个过程改变了官制，改变了地方社会，改变了朝廷与疆吏的关系，改变了读书人与君权的关系，改变了绅士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改变了财政，改变了兵制，改变了人的命运，改变了人的观念，改变了人的归属。

每一种变动的背后，都系连着群类的得失和个体的得失，从而每一种变动都在不断地产生紧张，产生分歧，产生对立，产生冲突。因此，对于身历其间的一代人来说，变法的过程实际上已非常具体地成了利益的分解和重组，以及人群的分解和重组。而当旧日秩序中各安其分的各色人等在变法的动荡中结为一个一个利益群体之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和清代以来二百六十多年的社会结构便已脱榫。随后群体之间的彼此踢打，则使已经脱榫的社会结构很容易解体。武昌起义之能够引发土崩瓦解，其深度的原因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壬子之交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倒塌，而且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倒塌。

问：能否具体谈一谈新政是如何造成了社会的分解？

答：十年新政仿效西法，尤其仿效日本，然而新政变法翻出来的都是中国人自己的老问题。而后新法引入老问题，常常派生出更多的问题。其间尤能引人注目的，是促成了变法的督抚又为变法所困。清代本以君权独尊为成规，但在太平天国引发的多年内战里，朝廷为兵事所扼，调度天下已处处捉襟见肘，随后形成的地方各自为战，同时又使国家权力中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地方去了。此后的几十年里，这种下移的国家权力已经同地方的利益和地方的治理编连为一体。而自朝廷看去，则内轻外重，终究是难以久忍的心头之患，因此筹备立宪之日，便以效法日本实行中央集权为理由，向地方收回权力。收回权力便是收回利益，同时使地方的治理不得不章法大变。因此总督巡抚纷纷然起而抗争，并在这种抗争中与朝廷渐行渐远。至辛亥前一年民间的国会请愿运动化为滔滔大波，已使朝廷束手无策，而南北疆吏则以各自电奏和“联电”合奏的方式公开声援国会请愿运动。疆吏以此为难朝廷，正反照了疆吏同朝廷的疏离程度。以清代两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作比较，不能不算触目惊心。

当疆吏疏离朝廷的时候，原本分散的绅士也在聚合中汇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清初的绅士曾被着力压抑，之后又因筹饷练兵为地方官所借重，而在内战中被扶植起来，并得以自我伸张。时至预备立宪，积数十年伸张之后的绅权遂自为一体，借“地方自治”为学理和声势，在咨议局里同督抚相抗，在资政院里同朝廷相抗。然后是原本附着于地方社会，并因之而以分散为常态的绅界权力便成了一种集中的东西和咄咄进取的东西。对于一种既定的社会秩序而言，这种逸出了秩序的抗争和进取无疑都是冲击和摧折。

而由上层往下看，同一个时间里多见的是此起彼落于四面八方的民变。新政变法，许多东西都在改变民间的生活轨道和生活状态。而其中最难顺受，从而最直接地促成了下层社会群起抵拒的则是官家的敛聚。清代本以轻赋立国为祖宗家法，比之前代，民间的负担不能算重。但在《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巨量赔款之后，新政的更张，又每走一步都须用银子铺路。由此汇合而成的大笔支出和不断的支出，最终都不能不化为征之于穷民的捐税。一则记载曾列举地方各立捐税的种种名目，累积而计之已达六十多种之多。而后是苛敛不能不促成穷民抗官的屡仆屡起和绵绵不绝。时论谓之“道失民散”。

敛聚导致民散，与之相比较而言，因废止科举而导致的士散恐怕是一种更深刻的变化。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为朝廷提供了仕路中的命官；为乡里提供了维系地方社会的搢绅；为边地提供了联结中原的文化；为儒学提供了传承的依托。因此，新政废科举，其直接的后果是截断了读书人与君权之间用名器相绾接的联系，使官僚制度丧失了以知识为标准择取官僚的来源，士人遂一变而为断梗飘萍。其长远的后果则是作为群体的士大夫泯灭而不可再生。后来的学堂也产出知识人，但就本义而言，他们已不再是士大夫了。与之相类同的，是废科举之后还有改官制。由此形成的新衙门与旧衙门之间的此盛彼衰，往往演为新人物与旧人物之间的一方淘汰另一方。以除旧布新为尺度，这种新旧之间的淘汰自是优胜劣败，然而局中人用德性作尺度，所看到的则大半是善不能胜恶的逆淘汰。因此武昌起义之后天下土崩瓦解，而职官中以身殉朝廷的人很少。其原因之一便是纲纪和臣节都在十年新政中被淘汰掉了。显然，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间的种种结果都不在朝廷的预想之内。而由果探因，十年新政成为一个最富活力的时代和一个社会分解的时代，无疑都同新政开始之日朝局中的新旧消长，人心中的中西消长和天演进化之说下的理势消长息息相关。由此造成的“无一人敢自命守旧”，同时又在使开新一方的漫无边际流为没有归宿。

问：既然十年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那么主持变革的朝廷是如何面对这种社会分解的？

答：十年之间，新政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同时十年之间朝廷一方也在大变。辛丑年李鸿章死，次年刘坤一死，相隔六年光绪帝、西太后相继死，又过一年张之洞死。曾经在五十年的时问里历经内忧外患而维系了中国政局的那一代君主和重臣，在几年之内一个一个地谢世，他们身后留下的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权力空缺和权威的空缺。如果加上光宣之交被逐出了朝廷的袁世凯，则此日之庙堂已几乎是一个空荡荡的地方了。西太后临死之际指定三岁的溥仪继位做皇帝，同时指定溥仪的生父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代管君权，于是二十多岁的载沣便成了选来填补空缺的人。生长于王府的载沣是一个性属忠厚温顺一路的人，又是一个不识人间情事而与此日之多难时势隔得很远的人。因此一旦以摄政王监国，其手中太大的权力便成了握不住的权力。随后是忠厚温顺全都变成庸懦和暗昧。当时人曾描述载沣身在权力中心而应对八方之际常常手足无措的畏葸：“监国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案，一切不敢自专。”而“内畏隆裕，外畏福晋。福晋与老福晋争权，坐视无可如何。载涛忿甚，操刀向福晋寻仇，几酿大变。”以至“监国避居三舍，兼旬不敢还家，其狼狈如此。”隆裕是宫中的太后，而老福晋和福晋，一个居母亲之尊，一个居妻子之近，前者是皇帝的祖母，后者是皇帝的生母，就个性而言都比载沣要强悍得多。同样比他强悍的，还有与他近在咫尺而伸手要兵权的载涛和载洵，他们是载沣的兄弟，并且是皇帝的叔父，其势位去摄政王仅仅一阶而已。而同他们能够比肩而立的，又有管警政的肃亲王、管财政的载泽，以及在资政院里“阴结议员”的溥伦。而后是摄政王监国之日“亲贵尽出专政”。时人曾列举而总计之，统括为七党。然则这种各立一局的亲贵专政一旦形成，原本一统的君权便不能不陷于四分五裂之中而全失控驭力。其结果是清代二百年皇帝乾纲独断和五十年女主君临天下之后，时逢一个亟须权威的乱世，朝廷手里四分五裂的君权已不再能提供权威。

共和：知与行的困境

问：您刚才谈了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社会，那么辛亥革命后民初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又该如何来看待？

答：当君权在分解中丧失权威的时候，以各自的宗旨和各自的方式对抗朝廷的社会群体也在此起彼落而既聚且散之中。革命一派和立宪一派虽然可以在地方社会的兴风作浪中走得很近，但两者之间以文字断断相争于报章，则明示其彼此之间的不能同调。以源头而论，他们都同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士人群体的分裂有着一种历史勾连，但士人群体一旦分裂，则又会不断地分裂。与立宪之有限度地反朝廷相比，革命志在全盘反朝廷。然而全盘反朝廷的革命一派里，一群与另一群也多在不相统属的各是其是之中。兴中会多华侨、商人、基督徒，其来路大半在边沿和海外，就文化而论，已属别具一格。华兴会大半出自两湖的学堂，以思想和精神而言，与戊戌年间维新的失路和庚子年间自立军的挫败都有历史渊源。光复会起于长江下游，其间主事的人物往往更多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虽说三者汇流于同盟会，但这种在群情激昂和大而化之中形成合作并不足以抹平三者之间的参差不齐。之后，是共奉反满为宗旨的众多志士又多半各不相谋，前仆后继于人自为群和群自为战的慷慨一击之中。这个过程用暴力展现的革命声势，是与革命本身的分散和无序相表里的。于是革命声势的一路铺展，同时又会是派生的团体和仿立的团体越来越多。团体之间不断呼应，但呼应并不能构成有组织的统摄和归属。因此武昌起义之后，被称作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是在一个省份接着一个省份的独立中实现的。独立以一种断截的方式脱离了朝廷，但就一统的中国而言，这种纷纷独立则无异于一种纹裂。而且省独立，同一个省份里的府和县也独立。显然，纹裂一经出现，便会在延伸中加深。若以上海光复之日，同属党人的两个群体各拥兵戈而不肯两立的事实作衬映，显然是这种纹裂一经产生，便成了革命大义也填不平的东西了。而辛亥壬子之际，这一类事多见于南北中国，则又说明了一场缺乏统摄和归属的革命在极短的时间里造成的这种千古嬗蜕，已使革命之后重建国体与重建统一不能不连为一体。

武昌起义之后，严复从北京南下汉口，“以师弟情分往见黎元洪”，并与“诸革党”二三十人会面深谈。据其当日归纳，党人的主张是：一，君主立宪，“固亦可商，唯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二，若以民主共和立国，“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显见得彼时多数党人全副精神之所注的全是袁世凯这个人，而国体则犹可游移并犹在游移之中。但当来自各省的代表由武昌迁到南京之后，这种曾经有过的两头游移便变成了以共和为唯一归宿。然则以各省代表曾经有过的游移作反照，来对比各省代表拟定的共和，可以看到的正是时势催逼下的一种仓促。而与这种仓促相表里的，则是为中国拟定了共和的这群先行者和先觉者，其本身的思想视野和知识结构大半都还没有足够的准备，以熟识共和和真知共和。因此民国初年宋教仁以政坛健者为天下注目，而私下里则坦白承认，他用来“以时考览，借明宪政梗概”的东西，主要是章士钊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剪辑，就学理而言，显然不能算是非常充足。在彼时的党人中，他是最富宪政意识的政治家，由此比类，则等而下之者应当还会更多。这种矛盾写照了民国初年政治中知和行之间的困境，与之相对称的，是中国人既面对着共和的声光，又面对着共和的陌生。而后是身在两者之间，造共和和行共和的过程便不能不一路曲折坎坷，颠沛于千回百转之中。

问：如何看待袁世凯在民初政局中的影响和作用？

答：今日论史，已久归袁世凯于窃国之奸雄一类。然而民国初年的时论犹以为辛亥之秋“若非项城袁氏主持于上，冯、段二氏主持于下，则清室退位之诏，不能遽下，而汉阳之役，民军已溃败四窜，各省且相率而解体矣，胜负未可即定，雌雄差难遽决”。故“共和之成，袁与段、冯，功不在黎、孙、黄之下也”。以此而论，黎、孙、黄缔造了共和，袁、段、冯也缔造了共和。若细说其间的情节，则时当“天下匈匈”之日，袁世凯周围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过劝进之议，即使是后来反对洪宪帝制的张一麐，此日也主张袁世凯做皇帝，以期“民有所归”。而袁世凯不受劝进，虽未必出于全心信仰共和，但其处鼎革之际犹能以共和分顺逆则是可见的。

然而国体代谢之日，袁世凯又是带着他在晚清获得和拥有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急步走入民国的。用张謇的话来说，便是“揽天下重兵”而“肩天下重任”。前者说的是军队，后者说的是权力。就两者合于一身而言，斯时无出袁世凯之右者。在旧日的社会秩序分崩离析之日，这种与“重兵”相因依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可以重建秩序，因此外国人倚重袁世凯，企盼干戈止息咸与维新的中国人也倚重袁世凯，章太炎谓之“国家多难，强敌乘之，非一时之雄骏，弗能安尔”。但以共和政治立论，则袁世凯由晚清的强人变为民国的强人，其独有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都是需要制束衔勒的东西和必须制束衔勒的东西。党人尤其以此为自觉意识和群体意识，而后是民国初年的政治，便非常容易地演化为代表约法的国会与代表政府的袁世凯之间的对抗。目睹过对抗的那代人后来说：“当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时，南部诸省均在民党掌握。”而“国会开会，其中议员半属民党分子，遂依仗南方诸督势力，频向袁氏挑拨恶感。”显见得在这种以国会对付袁世凯的争斗里，党人自始便是主动的一方和进取的一方。虽说他们始终标张约法，但代议政治而以一人为对手并以一人为转移，则其立意便已不能全合宪政的本义。而时当袁世凯以总统职分作国家元首之日，袁世凯之一身其实已经与统一和分治，中央和地方，国权和民权，有序和无序深相关联而难以切割。因此党人“频向袁氏挑拨恶感”，在外观上已不能不成为党人逆反统一、逆反中央、逆反国权、逆反秩序，以彼时中国的情状而论，最终是逆反了多数人的情理，以至于当日章太炎比议员为“民贼”。因此，当党人与袁世凯之间的冲突因宋案而激化，走向“以武力济法律之穷”以后，“揽天下重兵”的袁世凯遂放出虎狼之师以辣手重造乾坤，在极短的时间里既荡平了“南方诸督”，又摧折国会而压平了议员的喧哗。若以无国会则无宪政作衡量，这个过程显然是既重挫了党人，也重挫了共和。然而世人惯见“挑拨恶感”而厌之已久，多漠漠然视之。梁启超事后评论，且以“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为“不得已”。

袁世凯用武力敉平了政争，世人之一时向背又包容了袁世凯用武力敉平政争。随后是民初政治的走向由此大变，一种原本苦于制束衔勒的权力在打破约束之后变成了无可匹敌的东西。而以旧日的强人握无可匹敌的权力，则应属民国的公共权力便很容易沿其熟识已久的历史惯性而私人化。因此，曾被梁启超当作“不得已”的“共和国体之下暂行专制”一旦开始，就一定会节节伸展而没有止境，演为康有为眼中的“政权专制，过于帝制”。袁世凯用这种办法为企盼社会秩序的世人建立了一种社会秩序，但这个过程既改变了民国，也改变了曾经以共和分顺逆的袁世凯。章太炎说“袁氏晚节，匿深宫，设周卫而不敢出，所任用者皆蒙蔽为奸，神怪之说始兴”。此后的洪宪帝制兴和洪宪帝制灭都是由这个过程派生出来的因果。在二千年维系天下的君权倒塌之后，中国人需要的是再建一种人心所归的信仰和愿想，梁启超称之为“公共信条”。袁世凯不能提供这种公共信条，所以他所建立的秩序又在他的手里霎时崩溃。党人也不能提供这种公共信条，所以“开国十余年来，赞帝制，背民国，参贿选，及诸背义卖友之事，革命党之不肖者皆优为之”。世无信条则世无守则，于是，在袁世凯的身后，原本犹为强者管束而囿于一统之中的军人便兕虎出柙，以其咆哮跳踉为中国带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分裂的时代和军阀割据的时代。

注释

[1] 该文为答《东方早报》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