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人性的因素

我们在哈瓦那的人

恋情的终结

命运的内核

安静的美国人

一个被出卖的枪手

斯坦布尔列车

恐怖部

密使

我只知道构成联系的那个人不见了，腐败的种子进入了他的灵魂。

——约瑟夫·康拉德[1]

[1]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波兰裔英国作家，代表作有《黑暗的心》。——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一本以特工生活为基础的小说，必然包含有相当大的幻想成分，因为写实的描述肯定会违反官方保密法令的某些条款。“瑞摩斯大叔行动”纯粹是作者想象的产物（我期望它仍将如此），所有的人物，无论是英国人还是非洲人、俄国人或波兰人，也都是如此。不过，我们不妨引用安徒生这位同样创造幻想的睿智作家的话：“我们所想象的故事是出自现实。”

目录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四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五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六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一部

第一章

自从三十多年前，年轻的卡瑟尔到这里工作后，便一直在圣詹姆斯街后面的一家酒吧用午餐，那地方离办公室不算远。若问起缘由，他会归结为那里高品质的香肠。或许他也青睐那里的一种别有苦味的沃特尼啤酒，不过更要紧的是香肠的质量。他时时准备着解释自己的行为，哪怕是最没有疑问的，另外，他还总是很守时。

所以当钟报响一点时，他就准备出门了。与他合用一间办公室的助手阿瑟·戴维斯十二点准时去吃午饭，一小时后返回，但这经常只是理论上如此。戴维斯和他自己随时得有一人留着，以应对紧急电报的解码工作，这是很明确的，可他们也很清楚，在他们所属部门的这个分部里，从不会有什么真正紧急的情报。英国与由他俩负责的东非和南非各地的时差应对起来通常都绰绰有余——即便是在约翰内斯堡也只相差了一小时多一点——没有人会操心消息的迟滞。戴维斯常说，世界的命运永远不会由他们这块大陆来决定，无论中国或俄国在亚的斯亚贝巴和科纳克里[1]之间开设了多少大使馆，也无论有多少古巴人登陆非洲。卡瑟尔给戴维斯写了张便笺：“如扎伊尔[2]回复172号，送副本至财政部和外交部。”他看了看表。戴维斯迟了十分钟。

卡瑟尔开始整理公文包——他放了张字条，记的是要在杰敏街乳酪店为妻子买的东西，以及为早上和他闹了些不愉快的儿子准备的礼物（两包“麦提莎”巧克力）；还放了一本书，《克拉丽莎》[3]，他每次到第一卷的第七十九章就再也读不下去。他听见电梯关门及戴维斯在走廊里的脚步声，随即便离开了屋子。他的香肠午餐少了十一分钟。和戴维斯不同，他总是准点返回。这是上了年纪后具有的一种美德。

阿瑟·戴维斯的怪异行为在这间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十分惹眼。他正从白色长廊的另一端走过来，穿着如同刚在乡村的马背上度了周末，抑或刚从公共赛马场回来。他套一件单绿色斜纹软呢运动夹克，胸口衣袋里还露着一条带斑点的红手帕，颇似一位宾馆行李员的行头。不过他还是像一位被分错了角色的演员：当他尽力想和这套行头般配时，却常常笨拙地找不到戏路。如果说他打量伦敦的样子就仿佛他是从乡下来的，那么他到乡间造访卡瑟尔时又明白无误地是一副城里游客的模样。

“一如既往地准点。”戴维斯挂着惯有的讪笑说。

“我的表总走得稍快了些，”卡瑟尔像是在为并未说出口的微词致歉，“一种焦虑综合征吧，我想。”

“又往外偷运绝密情报？”戴维斯问道，同时开玩笑地摆了个架势，要抢卡瑟尔的公文包。他的呼吸夹杂了甜腻的气味：他对波尔图葡萄酒很是贪恋。

“哦，我都留给你去兜售了。你那些见不得阳光的联系人会给你个更好的价钱。”

“你真好心，我敢肯定。”

“而且你单身，比已婚男士更需要钱。我的生活开支已减半了。”

“啊，可那是些倒胃口的剩菜，”戴维斯说，“吃剩的牛腿肉重做成土豆泥肉饼，还有串了味儿的肉丸子。值吗？结了婚的男人连一杯上好的波尔图都喝不起。”他进了他们合用的办公室给辛西娅打电话。两年来戴维斯一直在追求辛西娅，可是这位少将的女儿却想攀上更高的枝头。尽管如此，戴维斯仍抱着希望；他解释说在部门内部谈恋爱风险总要小些——不会被视为有安全隐患，但卡瑟尔明白戴维斯实际上有多眷恋辛西娅。他既强烈渴望出双入对的夫妻生活，又不想失去单身男子有的那种防范性的幽默感。卡瑟尔到他的公寓去过一次，那是他和环境部的两个人合住的套房，在一家古玩店楼上，离克拉里奇酒店不远——地处中心，气派非常。

“你应该多来走动走动。”戴维斯当时坐在客厅里劝着卡瑟尔。房间拥挤不堪，沙发上摊满了各色杂志——《新政治家》《阁楼》，还有《自然》，其他房客开过晚会后留下的狼藉杯盘堆在角落里，等着日杂女工来收拾。

“你很清楚他们给我们的工资，”卡瑟尔说，“而且我有家室。”

“严重的决策错误。”

“可我不是，”卡瑟尔说，“我喜欢我妻子。”

“当然还有那小杂种，”戴维斯继续道，“既养孩子又喝波尔图，我可掏不起这个钱。”

“可巧我也很喜欢这小杂种。”

卡瑟尔正准备走下四级石阶到皮卡迪利大街时被门房叫住了。“汤姆林森准将想见您，先生。”

“汤姆林森准将？”

“是的。在A.3号房间。”

卡瑟尔只见过汤姆林森准将一回，很多年前了，久远得他都懒得去计算，也就是他得到任命的日子——他在《公务机密法约》上签字的那天，那时这位准将还是个很小的下级军官，如果还算军官的话。所有他能记得的就是那撇黑黑的小胡子，如同不明飞行物似的盘旋在一张吸墨水纸上，吸水纸完全空白，也许是出于安全的因素。唯一的瑕疵是他签过《法约》后留下的钢笔印迹，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张吸水纸随即就被粉碎并焚烧。近百年前的“德雷福斯事件”[4]暴露出了废纸篓的危险。

“沿走廊左边走，先生。”门房在他就要走错方向时提醒他。

“进来，进来，卡瑟尔。”汤姆林森准将叫道。他的胡子现在跟吸水纸一样白了，而岁月还在他双排纽扣马甲下堆起了小小的将军肚——只有他的军衔仍像过去那样说不清道不明。无人知晓他以前归属哪个军团，如果确有此军团的话，因为在这幢楼里，所有的军队头衔都有些可疑。官阶可能也只是全副伪装的一部分。他说：“我想你不认识丹特里上校。”

“不，我不认识……你好。”

尽管丹特里穿着整洁的深色西装，有着棱角分明的瘦削脸庞，但比起戴维斯他更加真实地具有一种户外活动的气质。若是说戴维斯第一眼看上去似乎可以在跑马场如鱼得水，那么丹特里则显然能在昂贵的狩猎围场或打松鸡的林沼间游刃有余。卡瑟尔喜欢给同事勾勒速画像：有时甚至真的画在纸上。

“我想我在科珀斯结识过你的表兄。”丹特里说。他的语气愉快，但显得有些烦躁，也许他还得到国王十字车站赶发往北部的火车。

汤姆林森准将解释道：“丹特里上校是我们的新长官。”卡瑟尔注意到丹特里随之皱了皱眉，“他从梅瑞狄斯那儿接管了安全工作。不过我想你可能从没见过梅瑞狄斯。”

“我估计你说的是我的表兄罗杰，”卡瑟尔对丹特里说，“有不少年没见了。他在‘人文学科’[5]中得过一等。我想他现在在财政部。”

“刚才我在向丹特里上校介绍这儿的建制。”汤姆林森准将还在絮叨，紧扣自己的话题不放。

“我学的是法律。得了个差劲的二等，”丹特里说，“我想你读的是历史？”

“是的。得了个非常差劲的三等。”

“在牛津基督教堂学院？”

“是的。”

“我已经跟丹特里上校解释了，”汤姆林森说，“就6A部而言，只有你和戴维斯负责处理机密电报。”

“如果那算是我们这个部的‘机密’的话。当然，沃森也要过问的。”

“戴维斯——雷丁大学的，没错吧？”丹特里的问话里好像有一丝轻蔑的意味。

“看得出你做了不少功课。”

“实际上我刚和戴维斯本人聊过。”

“所以他的午饭多花了十分钟。”

丹特里笑起来如同伤口重又痛苦地绽裂开，那两片鲜红的嘴唇在嘴角张开时显得挺费劲。他说：“我和戴维斯谈到了你，所以现在我要和你谈谈戴维斯。公开核查。你得原谅我这把新扫帚。我得学着摸索这条绳子，”他补充的这些比方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6]，“得例行公事——尽管我们对你俩肯定是信任的。顺便问一句，他有没有警示过你？”

“没有。可是你为什么要相信我？我们也许串通好的。”

那伤口又豁裂开少许，接着又紧紧闭上。“我推想他在政治上略微偏左。是这样吗？”

“他是工党成员。我估计他亲口告诉你了。”

“这当然不算什么问题，”丹特里说，“那你呢……？”

“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估计戴维斯也跟你说了。”

“但你有时也参加投票，我想？”

“战后我一次也没投过。如今这些事儿总好像——怎么说呢，有那么点儿小地方主义。”

“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丹特里不以为然地说。卡瑟尔看出来这回说了实话是个判断上的失误，不过除非在真正紧要的场合，他总宁愿说实话。事实经得起盘查。丹特里看了看表：“我不会占用你很长时间。我还要去国王十字车站赶火车。”

“周末去打猎？”

“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直觉。”卡瑟尔说，他又一次为自己的回答感到后悔。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总归要安全些。有时候——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时候变得越来越多——他梦想着能够完全表里如一，就像另一个人梦想着在罗德板球场[7]打出一个戏剧性的一百跑一般。

“我猜你是注意到了我放在门口的枪匣子？”

“是的，”卡瑟尔说，他这才看见枪匣，“那正是线索。”他很乐意看见丹特里释然的神情。

丹特里解释道：“这里边没有个人因素，你明白的。纯粹是例行检查。条条框框那么多，有时候就不那么得到重视。这也是人之常情。比如，关于不能将工作文件带出办公室的规定……”

他意味深长地盯着卡瑟尔的公文包。若是高级官员或绅士会立刻打开包接受检查，同时再来个轻松的玩笑。不过卡瑟尔不是高官，他也从未将自己分在绅士之列。他想看看这把新来的扫帚能扫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说：“我不是回家。我只是出去吃午饭。”

“你不会介意吧，是吗……？”丹特里伸手去拿公文包。“我向戴维斯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他说。

“我看见戴维斯时，他没有带包。”卡瑟尔说。

丹特里为自己的错误脸红起来。卡瑟尔敢肯定，要是他打猎时射到了赶猎物的人也会流露出类似的羞愧表情。“哦，那准是另一个家伙，”丹特里说，“我忘了他的名字。”

“沃森？”陆军准将提示道。

“没错，沃森。”

“这么说我们的头儿你也查过了？”

“都是演练的一部分啊。”丹特里说。

卡瑟尔打开公文包。他拿出一份《伯克翰斯德[8]报》。

“这是什么？”丹特里问。

“我常买的当地报纸。打算吃午饭时看的。”

“哦，是这样，当然。我都忘了。你住得挺远。难道没觉得有些不方便？”

“坐火车不到一小时。我需要一幢房子，一座花园。我有个孩子，你能理解的——还有一只狗。这两样在公寓房里是不能同时拥有的。没法生活得很舒适。”

“我注意到你在读《克拉丽莎》。喜欢吗？”

“喜欢，到目前为止还行。不过还有四卷呢。”

“这是什么？”

“备忘清单。”

“备忘？”

“我的购物单。”卡瑟尔做了说明。他写在自己打印的地址“国王路129号”下面。“两包‘麦提莎’。半磅格雷伯爵茶。干酪——温斯利代，还是双层格洛斯特？亚德利刮胡水。”

“‘麦提莎’是个什么东西？”

“一种巧克力。你得去尝尝。很好吃。在我看来比奇巧强。”

丹特里说：“你觉得我送这个给要去拜访的女主人合适吗？我挺想给她带些有点特别的东西。”他看了看表，“也许我可以打发门房去买——时间正好够。你在哪里买？”

“他可以到斯特兰德大街去找一家ABC。”

“ABC？”丹特里问。

“充气面包公司[9]。”

“充气面包……是个什……？哦，得了，没工夫去琢磨了。你肯定这些糊弄人的东西能行？”

“当然，别有风味。”

“福特纳姆离这儿只有几步路。”

“你在那儿买不到。这种巧克力很便宜的。”

“我不想显得很小气。”

“那就多买点。吩咐他买三磅。”

“名字叫什么来着？要不你出去的时候和门房说一下？”

“那对我的检查结束了？我没问题？”

“哦，没有。没有。我和你说了这纯粹是走形式，卡瑟尔。”

“打猎愉快。”

“多谢。”

卡瑟尔把条子拿给门房。“他说了三镑？”

“是的。”

“三镑‘麦提莎’！”

“是的。”

“我可以找辆搬家的车吗？”

门房叫来正在看色情杂志的伙计。他说：“去给丹特里上校买三镑‘麦提莎’。”

“那差不多有一百二十包哩。”伙计稍加计算后说。

“不，不，”卡瑟尔说，“没这么严重。我认为他指的是重量单位[10]。”

他离开了还在扳着手指的门房。他比平时晚了十五分钟到酒吧，往常坐的角落已给人占了。他吃得很快，并算了一下知道晚回了三分钟。然后他去圣詹姆斯长廊商场的洗化店买了亚德利刮胡水，在杰克逊食品店买了伯爵茶，为节省时间，他也在那儿拿了双层格洛斯特干酪，虽然他通常都到杰敏街的乳酪店去买。可他本打算在ABC买的“麦提莎”，在他到那儿时已售罄了——店员告诉他今天的需求出乎他们的意料，他只好买了奇巧。当他再见到戴维斯时只迟了三分钟。

“你真是对检查的事守口如瓶啊。”他说。

“我发誓要保守秘密的。他们抓到你什么没有？”

“还算好。”

“他们可逮着我了。问我在雨衣口袋里装了什么。我把59800发来的报告带出来了，本想吃饭时再看看的。”

“他说了什么？”

“噢，他警告了我，还是放了我一马。他说规则制定出来就是要遵守的。想想那个叫布莱克[11]的（他叛逃究竟图个什么？），四十年不用交所得税，不用伤脑筋，不用担责任，而我们现在还得为他擦屁股。”

“丹特里上校不算太难缠，”卡瑟尔说，“他认识我在科珀斯的一个表兄。这层关系能派上些用场。”

第二章

卡瑟尔通常能搭上六点三十五分从尤斯顿发出的火车。他乘这趟车可以准时在七点十二分到达伯克翰斯德。他的自行车就放在车站——他跟检票员认识很多年了，总是把自行车交给他照管。接着他骑车回家，这段路倒是更长些，也是为了锻炼身体——过运河桥、都铎学校，转入高街，途经那座灰色燧石砌成、供放十字军士兵头盔的地区教堂，然后再上奇尔特恩斯丘陵的斜坡，骑向他在国王路上那幢半独立的小房子。如果没有事先打电话告诉家里要迟回，他总在七点半到家。正好有时间向儿子道声晚安，并在八点开饭前小酌一两杯威士忌。

对于从事特别职业的人而言，一切日常琐事都弥足珍贵——也许这便是他从南非回国后选择重返故里的一个缘由：回到垂柳下的运河畔，重游母校，徜徉在一座曾经辉煌的城堡遗迹边，这古堡抵御过法国王子路易斯的围攻，据说乔叟还在这儿做过文书——谁知道呢？——也许只是某个匠人的祖传家业。如今只见得几个覆满青草的土墩和数段面朝运河及铁路线的石墙。再往外走便是一条长长的出城的路，走过路边的山楂藩篱和西班牙栗树，最终便可呼吸到乡村公地的自由气息。多年前，本地居民还努力争取过在公地放牧的权利，而如今在二十世纪，除一两只兔子或山羊，还有其他什么动物能在蕨草、金雀花和欧洲蕨中寻觅到食物，已很令人怀疑了。

在卡瑟尔的孩提时代，公地上仍残留着一战时由法学院学生组成的军官训练队在黏的红土里挖出的战壕。那些都是年轻的律师，他们在战死于比利时或法国之前本是作为社会正统群体的一分子从事着自己的职业。若对此缺乏适当的了解，走在这里是挺不安全的，因为这些古老的沟壑深达数英尺，以原先“老不齿部队”在伊珀尔[12]挖的为样板，初来乍到者得冒着猝然跌进沟摔断腿的风险。在这儿长大并熟悉地形的孩子则能自由自在地四处漫步，直到有关的记忆在他们的脑海里渐渐淡去。卡瑟尔出于某种原因一直记得很清楚，在不用去办公室的日子里，他有时便牵着萨姆的手，带他看公地上那些被人忘却的藏身之地以及种种危险所在。小时候，他在这里以一当十玩过多少次打游击啊。现在，打游击的时光又回来了，朝思暮想的生活成了现实。居住在熟识已久的地方，他感到了安全，正如年迈的老囚重返他所熟识的监牢一般。

卡瑟尔将自行车推上国王路。他回英国后通过一家建屋互助会买的房子。他本可以支付现金，从而少花些钱，但他不希望显得和左邻右舍的教书先生们有何不同——凭他们挣的薪水要积攒存款几无可能。出于同一原因，他保留了前门上那块绘有《微笑的骑士》[13]的华而不实的彩色玻璃。他不喜欢这种有色玻璃。他将其与牙科门诊联系起来——在外地小城市里，有色玻璃使外面的人没法看见椅子上牙科病人的痛苦神色——可还是由于邻居的门上都有，他也就情愿顺其自然了。国王路一带的教书先生是北牛津地区审美原则的拥护者，所以在这里他们中有很多都跟他们的助教一起喝茶，而要换了在班布里路[14]，他的自行车也不会水土不服，搁放在门厅或楼梯下面都很寻常。

他用耶鲁[15]钥匙打开了门。他曾想过买嵌入式插锁或是在圣詹姆斯街挑一把别致的丘博保险锁，但还是让自己打消了念头——他的邻居对耶鲁已很满意了，况且在近三年中唯一的偷盗案件也远在鲍克斯摩尔[16]，这也使他的想法失去了理由。门厅里没人；起居室似乎也是空的，他在敞开的门口就能看到；厨房里也静悄悄的。他立刻注意到餐具柜里苏打水旁并无威士忌酒瓶在那里恭迎主人。多年的习惯被打破了，卡瑟尔感到一阵虫噬般的焦灼。他叫了声“萨拉”，可没有回应。他立于门厅内的伞架旁，飞快地扫视着熟悉的陈设。少了一样重要的东西——威士忌酒瓶——他屏住了呼吸。自从搬到这里，他总是很肯定地觉得有朝一日会有厄运尾随而来，他还明白真有祸事发生时自己决不能惊慌：他必须立即全身而退，不可留恋他们在一起生活的任何一块残片。“朱迪亚的子民须往山中避难……”[17]出于某种原因，他想到了在财政部的表兄，好像后者便是可以保全他的护身符，辟邪之物。就在此时，他听见了楼上的说话声以及萨拉下楼的脚步声，便放心地舒了口气。

“亲爱的，我没听见你。我在和巴克医生说话。”

巴克医生跟随在她后面——一个中年人，左脸颊有一块火红的草莓色印记，穿浅灰色衣服，胸前口袋里插着两支水笔，也许其中一支是查看咽喉的袖珍电筒。

“出了什么问题吗？”

“萨姆得了麻疹，亲爱的。”

“他会痊愈的，”巴克医生说，“让他静养就行了。光线别太强烈。”

“来杯威士忌吧，大夫？”

“不了，谢谢。我还要去看两个病人，实际上我的晚饭已经迟了。”

“他会是在哪儿感染的？”

“哦，现在流行病很多。你们不必担心。只是轻度感染。”

医生离去后卡瑟尔吻了妻子。他的手抚过她坚韧的黑发，碰了碰那高高的颧骨。他触摸着她黑色的脸庞轮廓，就像从白人宾馆台阶上的那些平淡无奇且凌乱堆放的雕刻品中挑出了一件上佳作品。他让自己放宽心，他生命中最珍爱的依然安全。一天下来，他总感到仿佛自己已抛下无助的她而一去多年。可是这里没有人介意她的非洲血统。这里没有能够威胁他们共同生活的法律。他们可以安心地过日子——或许将来也一直能这么安心。

“怎么了？”她说。

“我刚才很担心。进来时一切都好像乱了套。你不在起居室，连威士忌都找不着……”

“你真是个习惯性的动物。”

她倒威士忌时他打开了公文包。“真的一点儿没关系吗？”卡瑟尔问，“我从来没喜欢过医生说话的样子，特别是当他们表现得要让你放心的时候。”

“没关系的。”

“我能去看看他吗？”

“他睡着呢。最好别弄醒他。我给他喂了片阿司匹林。”

他把《克拉丽莎》第一卷放回到书架。

“看完了？”

“没有，我现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看完。人生太短。”

“可我以前还认为你一直喜欢读大部头呢。”

“也许我得试试《战争与和平》，再不读就没机会了。”

“我们没有。”

“我明天就去买。”

她已细心地按照英国酒馆的标准调了四份威士忌，现在她端给他，将杯子塞在他手里，似乎那是一封旁人谁也不准看的密信。实际上，他的酒量唯有他俩清楚：与同事乃至和酒吧里的陌生人在一起时他通常不过喝些啤酒。在他的职业中，稍沾点儿酒精都会招来猜疑的目光。只有戴维斯满不在乎地以他那种优雅的狂放连饮数杯而毫不顾忌会被谁瞧见，可是话说回来，他胆敢如此也出于一种十足的光明磊落。卡瑟尔早在南非坐以待毙的时候，就永远失去了这种胆量和磊落。

“你不会介意的，对吧，”萨拉问，“如果只有一顿冷饭？傍晚我一直忙着照顾萨姆。”

“当然不会。”

他用臂膀搂住她。他们的爱之深，正像那四份威士忌一般隐秘。说与外人听只会招致危险。爱情也如同铤而走险。文学总是这样宣称。崔斯坦、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是勒夫莱斯[18]的情欲——他曾瞄了几眼《克拉丽莎》的末卷。即便对戴维斯，他说得最多的也不过是“我喜欢我的妻子”。

“真不知道没了你我怎么办。”卡瑟尔说。

“和你现在差不多。八点钟晚饭前喝两杯双份的威士忌。”

“当我到家没有看见你以及威士忌时，我很害怕。”

“害怕什么？”

“怕只剩我一个。可怜的戴维斯，”他补充道，“回家时什么人都没有。”

“也许他觉得这更有乐趣呢。”

“这就是我的乐趣，”他说，“一种安全感。”

“外面的生活就这么危险吗？”她从他的杯子里啜了一口，用唇碰他的嘴，以J. & B.[19]使之润湿。他总是买J. & B.，因为喜欢它较淡的色泽——一大杯威士忌加苏打看上去并不比其他品牌的低度酒更强劲。

电话铃声从沙发旁的桌上响起来。他拿起话筒说了声“喂”，可无人应答。“喂。”他默数到四，然后在听到断线时便放下话筒。

“没有人？”

“我估计是拨错号了。”

“这个月已发生三次了。总在你忙着公务迟迟不归时。你觉得会不会是盗贼踩点，试探我们在不在家？”

“这里没什么好偷的。”

“不是读到过那些可怕的故事吗，亲爱的——脸上蒙了长筒袜的家伙。我讨厌太阳下山你又还没回来的那会儿。”

“所以我给你买了布勒。布勒在哪儿呢？”

“它在花园里啃草呢。有什么让它肠胃不舒服了。不管怎样，你明白它是怎么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它喜欢讨好他们。”

“碰到戴长筒袜面具的它还是会反抗的。”

“它会以为是人家戴上跟它逗乐的呢。你记得圣诞节的时候……那些纸帽子……”

“在买它以前，我本来一直以为拳师狗是很凶猛的。”

“是很凶，在看到猫时。”

门吱呀一声开了，卡瑟尔迅速转过身：布勒用方正乌黑的鼻子将门顶得完全敞开，接着纵身像一袋土豆似的朝卡瑟尔躲闪的方向扑来。卡瑟尔挡住它。“下来，布勒，下来。”一长条唾液从卡瑟尔的裤子上挂下来。他说：“如果这也算讨好，任何一个盗贼都会逃出去一英里。”布勒像要发作似的叫起来，扭动着臀部，好像身上爬了虫一般，同时又回头向门口走去。

“不要吵，布勒。”

“它只想出去遛遛。”

“在这个时候？我以为你说它病了。”

“看来它草吃得够多了。”

“别吵了，布勒，该死的。不去散步。”

布勒只好重重地伏倒，趴到地板上去寻找些慰藉。

“今早抄煤气表的人被它吓坏了，但布勒只是想表示友好。”

“可煤气公司的人认识它。”

“这一位是新来的。”

“新来的。怎么会这样？”

“哦，往常来的得了流感。”

“你要求看他的证件了吗？”

“当然。亲爱的，你现在是不是怕起盗贼来了？别这样，布勒。别这样。”布勒正带着市政议员喝汤的劲头舔着自己的私处。

卡瑟尔跨过布勒走进门厅。他仔细检查了气表，但并未发现异常，便又走回来。

“你真有什么担心？”

“倒也不是。办公室里发生了点事情。一个新上任的安全官员想滥用职权。这让我很不痛快——我在这里三十多年了，现在理应得到信任才是。下回我们出去吃午饭，口袋都要被翻出来看了。他真的检查了我的公文包。”

“宽容点吧，亲爱的。这不是他们的错。是这个职业的错。”

“现在要换工作太迟了。”

“做什么都不嫌迟的。”她说，而他也希望自己能相信她说的。她从他身旁走过到厨房取冷冻肉时又吻了吻他。

当他们坐下时，他又倒了杯威士忌。她说：“说正经的，你的确喝太多了。”

“就在家喝点儿嘛。只有你能看见。”

“我这么说不是为了工作。我是为你的健康着想。我才不管那该死的工作呢。”

“是吗？”

“外交部的一个处。谁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可你们还得做贼心虚似的到哪儿都守口如瓶。要是你告诉了我——我，你的妻子——今天你干了哪些事儿，他们就会把你炒了。我真但愿他们把你炒了。今天你干了哪些事儿？”

“我和戴维斯聊天来着；我在几张卡片上写了备忘；我发了个电报——噢，我还被召去见新来的安全官员。他在科珀斯时认识了我的表兄。”

“哪个表兄？”

“罗杰。”

“财政部里的那个势利鬼？”

“没错。”

去卧室时他说：“我能去看看萨姆吗？”

“没问题。不过他现在该睡熟了。”

布勒跟进来，在床单上留下一小团像糖果似的唾沫。

“哦，布勒。”

它摇摇尾巴剩余的部分，好像得到了夸奖。作为一只拳师狗它不算聪明。当初买它花了不少钱，也许它的血统太过纯正了。

男孩仰卧在他柚木床的对角线上，头枕着的并非枕头，而是一盒玩具铅兵。一只黝黑的脚完全伸在了毯子的外边，而一个坦克军团的指挥官正夹在他的脚趾间。卡瑟尔看着萨拉为他重新整理好床被，把那个指挥官拿出来，又从一条大腿下掏出了个伞兵。她以行家里手的那种随意搬动他的身体，孩子仍睡得很沉。

“他看上去又热又渴。”卡瑟尔说。

“你要是有103度[20]的烧也会这样。”他比他母亲更像非洲人，卡瑟尔回想起了一幅关于饥荒的照片。一具小小的尸体横陈于沙漠，一只秃鹫在旁边注视着。

“的确体温很高。”

“这对小孩子不算什么。”

她的胸有成竹总是让他惊讶：她可以不看菜谱自创一道新菜，从不会忙乱地砸碗摔碟。现在她也丝毫不显踌躇，大咧咧地将孩子扳过来侧着睡，同时掖好毯子，而孩子连眼皮也不曾动一下。

“他睡得挺不错的。”

“除了做噩梦。”

“有没有做其他的？”

“一直就是那个。我们都坐火车走了，把他一人丢下了。有人——他不知是谁——抓住了他的胳膊。没什么好担心的。他正是做噩梦的年纪。我在哪儿读到过，当上学的威胁来临时就会做噩梦的。我但愿他当初不用去上预备学校。也许他会有麻烦的。有时我简直希望你们这儿也施行种族隔离。”

“他是个跑步健将。在英国只要你擅长一种体育项目就不会有任何麻烦。”

那天夜晚在床上，当她迷糊一阵又醒来时说道——仿佛是在睡梦中想到的——“真奇怪，不是吗？你那么喜欢萨姆。”

“当然。为什么不喜欢？我以为你睡着了。”

“不存在什么‘当然’。一个小杂种。”

“戴维斯总这么称他。”

“戴维斯？他不知道吧？”她不无担忧地问，“他肯定不知道吧？”

“不，别担心。对所有小孩他都这么称呼。”

“我很高兴他父亲已在地下六尺了。”她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可怜的家伙。他本可以最终娶到你的。”

“不。我一直都爱着你。甚至在我怀上萨姆时我也爱着你。他更像是你的孩子而不是他的。在和他做爱时我试图想着你。他是那种不温不火的类型。在大学里人们喊他‘汤姆叔叔[21]’。萨姆不会这样不温不火，是吧？要么热情，要么冷淡，但不会不温不火。”

“我们干吗要说这些陈年往事呢？”

“因为萨姆生病了。也因为你忧心忡忡。当我感到不安全时，我就回忆当时我明白不得不告诉你他的存在时的感受。越过边境后在马普托[22]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坡拉娜宾馆。我当时想：‘他会把衣服再穿起来，一走了之。’可你没有。你留下了。而且尽管肚子里有萨姆，我们还做爱了。”

这么多年之后，他们安静地躺在一起，只是肩挨着肩。他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晚年的快乐——有时他能在一个陌生人的脸上看到这种快乐——所带来的感受，不过等她步入晚年时，他早已长眠地下了。晚年是他们永远不能够一同分享的。

“我们没要孩子，你有没有感到难过？”她问。

“萨姆已经足够我们履行父母职责了。”

“我是认真的。你没想过要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

此时他明白这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不。”他说。

“为什么不呢？”

“你太爱刨根问底了，萨拉。我爱萨姆因为他是你的骨肉。因为他不是我的。因为我看着他的时候无须看见我自己。我只看得到你的影子。我不想一直这么解释下去，就此打住吧。”

第三章

1

“一项很好的晨间运动。”丹特里上校一边不冷不热地对哈格里维斯夫人说话，一边在进屋前把靴子上的泥跺掉，“鸟儿相当多。”与他同来的人也随后纷纷钻出自己的车，脸上挂着强装出来的快活，如同一支足球队试图表现得自得其乐，实则不堪忍受寒冷和泥泞。

“已备好酒水，”哈格里维斯夫人说，“请自便。十分钟后午餐。”

另一辆车正爬上山坡穿过庄园驶来，停在很远的地方。潮湿而凛冽的空气中传来响亮的笑声，接着有人嚷道：“巴菲终于来了。当然，正赶上午饭。”

“还有您出了名的肉排腰子布丁？”丹特里问，“久仰其名啊。”

“你是说我做的馅饼吧。你早上真玩得很痛快吗，上校？”她说话略带美国口音——这口音如同醇厚的昂贵香水，就来这么略微一点是最适宜的。

“野鸡不多，”丹特里说，“不过除此之外挺好。”

“哈里，”她越过他的肩头叫道，“迪基。”接着是，“杜杜在哪儿？不见了吗？”没有人叫过丹特里的名，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怀着一种孤独感看着姿态优雅、身材修长的女主人有些吃力地迈下石台阶去招呼哈里，并吻了吻他的两颊。丹特里独自走进餐厅，各色酒水正恭候在餐具柜上。

一个穿斜纹软呢衣服、面色红润且似曾相识的矮胖男人正在调制干马提尼[23]。他的银边眼镜闪烁着阳光。“也给我调一杯吧，”丹特里说，“如果你准备调得很干的话。”

“十兑一，”小个子男人说，“拔开苦艾瓶塞喷一下就够了是吗？我在自家一直是放在气雾喷口瓶里的。你是丹特里，对吧。你已把我忘了。我是珀西瓦尔，给你量过血压的。”

“哦，对了。珀西瓦尔医生。现在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在同一部门了，是吗？”

“没错。专员想让我们不声不响地聚一聚——没必要在这里用什么荒唐的频扰器。我从来就没学会用我的那个，你会吗？不过我的麻烦是我不会打猎。只钓钓鱼。你第一次来这儿？”

“是的。你什么时候到的？”

“稍微早点。中午前后吧。我可是个玩捷豹[24]的疯子。一开起来时速就不下一百英里。”

丹特里看了一眼餐桌。每个位子前面都摆了一瓶啤酒。他不爱喝啤酒，但出于某种原因，啤酒似乎很适合在打猎归来时饮用。也许它与孩子气的氛围有关，就像在伯爵俱乐部里喝姜汁啤酒一样。丹特里没有孩子气。打猎对于他而言是一种严格的竞技性锻炼——他曾经得过国王杯赛的亚军。桌子中央放了些盛糖果的银制小碗，他看见碗里正是他送的“麦提莎”。前一天晚上，当他给哈格里维斯夫人拿来几乎一板条箱的巧克力时，他感到有点儿尴尬。显然她不知送来了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觉得自己被那个叫卡瑟尔的故意捉弄了一回。他很高兴看到这些巧克力放在银碗里比装在塑料袋里显得有品位多了。

“你喜欢啤酒吗？”他问珀西瓦尔。

“我喜欢一切酒精饮料，”珀西瓦尔说，“除了费尔内-布兰卡[25]。”接着一干孩子气的人喧闹着冲进来——巴菲、杜杜、哈里、迪基以及其他所有人；觥筹交错之间充满着兴高采烈的气氛。丹特里很高兴有珀西瓦尔在这里，因为似乎大家也只知道珀西瓦尔的姓氏。

可不走运的是，他们在桌上被分开了。珀西瓦尔很快喝完了第一瓶啤酒，并打开了第二瓶。丹特里觉得被出卖了，因为珀西瓦尔看来很快就和邻座搭上了，轻松得就像单位里的熟人一般。他讲起了钓鱼的故事，使得那个叫迪基的人笑个不停。丹特里坐在那个他估计叫巴菲的人以及一位瘦削且年纪稍长、一副律师模样的男子之间。他曾做过自我介绍，他的家姓也很耳熟。他不是司法部长就是副司法部长，可丹特里记不清了。这些不确定的信息使得交谈无法进行。

巴菲突然发话道：“我的天，那些不会是‘麦提莎’吧！”

“你知道‘麦提莎’？”丹特里问。

“那还是在什么猴年马月吃的哪。小时候总在看电影的时候去买。好吃得很。这一带肯定没电影院吧？”

“实际上是我从伦敦买来的。”

“你常去电影院？我有十年没去了。这么说他们还在卖‘麦提莎’？”

“商店里也买得到。”

“这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里找到的？”

“在一家ABC。”

“ABC？”

丹特里带着犹疑重复了卡瑟尔的解释：“充气面包公司。”

“真是不同凡响！什么是充气面包？”

“我不知道。”丹特里说。

“这些东西如今的确能做得出来。要是那些面包是用计算机烤出来的，我也不会感到奇怪，你觉得呢？”他探身拿了块“麦提莎”，像摆弄雪茄似的在耳边摩来擦去。

哈格里维斯夫人从餐桌那头叫道：“巴菲！等吃了肉排腰子馅饼再说。”

“抱歉，我亲爱的。抵挡不住诱惑啊。长大后还没尝过呢。”他对丹特里说，“计算机是了不起的东西。有一回我花了五镑让它给我找老婆。”

“你还没结婚？”丹特里看着巴菲的金戒指问道。

“没有。一直戴着这个当挡箭牌。我不是正经的人，你明白。喜欢尝试那些新玩意儿。填一张跟你胳膊一样长的表。资格证明、兴趣爱好、职业，有什么都得填。”他又拿了块“麦提莎”。“喜欢甜食，”他说，“过去天天都吃。”

“那有没有申请者来找你？”

“计算机大老远地送了个姑娘来。还姑娘哪！至少有三十五岁了。我还得给她招待午茶。我妈妈去世后我就没喝过茶。我说：‘我亲爱的，我们就喝点儿威士忌行吗？我认识这儿的服务生。他会偷偷塞给我们一瓶的！’她说她不喝酒。不喝酒！”

“计算机搞错了？”

“她有伦敦大学经济学学位。戴着大号眼镜。平胸。她说她厨艺很好。我说我总在怀特俱乐部[26]吃。”

“后来你又见过她吗？”

“应该算没有，只是有一回当我从俱乐部台阶走下来时，她从一辆公共汽车里向我招手。让我好尴尬！因为我是和迪基在一起的。圣詹姆斯街有了公交路线后这样的事就避免不了。谁也不安全。”

肉排腰子馅饼之后是甜点以及一大块斯蒂尔顿奶酪，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把波尔图红酒传给众人倒了。餐桌上泛起一丝不安的气息，仿佛这假日过得太长了点。大家开始向窗外灰色的天空瞟去：日光再过几小时便要暗淡下去。他们负疚似的匆匆喝着波尔图——他们并非真来此休闲——除了心安理得的珀西瓦尔。他正在侃另一则垂钓趣闻，旁边有四个空啤酒瓶。

副检察长——抑或检察总长？——用厚重的声音说：“我们该动身了。太阳正下山呢。”他肯定不是来享受的，只为完成任务，丹特里对他的焦急很有同感。哈格里维斯真的应该表示点什么，可他差不多要睡着了。在殖民地事务局干了多年之后——他年轻时曾在当时叫“黄金海岸”[27]的地方做过地区专员——他找到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睡午觉的诀窍，即便身边全是吵吵嚷嚷的、比巴菲还啰唆的酋长，他也照睡不误。

“约翰，”哈格里维斯夫人从餐桌那头发话了，“醒醒。”他睁开安详的蓝眼睛说：“打了个瞌睡。”据说他年轻时在阿散蒂[28]的某地没留神吃了人肉，不过他的消化功能并未因此而受损。当时他是这么跟总督讲述此事的：“我真的没法抱怨，先生。他们邀我去吃点家常菜，是大给面子啊。”

“嗯，丹特里，”他说，“我们现在可以谈谈早晨的屠杀了。”

他从桌旁伸展开身子，打了个哈欠。“你的肉排腰子馅饼真是太棒了，亲爱的。”

丹特里羡慕地望着他。首先他羡慕他的职位。他是军界以外被任命为专员的极少数人之一。处里的人谁都不明白为什么就挑中了他——对其背后深藏不露的势力大家众说纷纭——他仅有的情报工作经验来自战时的非洲。丹特里还羡慕他的妻子。她那么富有，那么会打扮，那么毫无瑕疵地具有美国风范。看来跟美国人的婚姻不能被归为涉外婚姻：与外国人成婚得获得特别准许，且通常都遭到拒绝，但跟美国人永结连理也许能够巩固一种特殊关系。尽管如此，他还是怀疑哈格里维斯夫人是否受到过MI5[29]的积极审查，以及得到FBI的通过。

“今晚，”哈格里维斯说，“我们要好好聊聊，丹特里，怎样？你和我，还有珀西瓦尔。等这伙人走了。”

2

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跛着脚四处递雪茄，倒威士忌，还拨了拨火。“我自己不怎么爱摆弄猎枪，”他说，“在非洲时从没玩过枪，除了照相机，不过我内人倒很是喜欢所有那些英国的旧风气。她说如果你有土地，就应该有鸟儿。恐怕这儿没多少野鸡，丹特里。”

“总的来说，玩儿得挺愉快。”丹特里说。

“但愿你哪天能去钓钓鳟鱼。”珀西瓦尔医生说。

“哦，对了，垂钓是你爱玩儿的，是吧？嗯，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就要来钓一条。”

他用拨火钳夹碎一段木头。“真没治了，”他说，“可我就爱看这火花飞舞的样子。六部出现了情报泄露。”

珀西瓦尔说：“在国内还是外边？”

“不能肯定，但我有个不祥的感觉，是在国内这儿。分管非洲的6A部。”

“我刚查了一遍六部，”丹特里说，“只是例行检查。也为了熟悉一下人。”

“是的，他们跟我说了。所以我才请你来。当然也很高兴你能来打猎。有收获吗？”

“安全保密工作有些松懈。但其他部也好不到哪儿去。比如，我大致检查了工作人员在午饭时间都把什么装在公文包里带出去了。没什么严重的情况，但还是有几个公文包令我有些意外……当然只是敲敲警钟而已。不过警钟或许会吓着神经紧张的人。我们没法真让他们把衣服脱了。

“他们在钻石矿里就这样干的，不过我也赞同在这伦敦西区，脱衣检查还是显得有些出格。”

“真有人破了规矩吗？”珀西瓦尔问。“不算严重。6A的戴维斯包里装了一份报告，称自己是想在吃饭时再看看。我当然对他进行了警告，责令其将报告留在汤姆林森准将那里。我把工作报告也都翻了一遍。自从布莱克案案发后，审查工作还是行之有效的，但还是有个别人在那个倒霉的年头里被列为怀疑对象。有几个甚至可以追溯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30]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再重新彻查一遍，可年代隔得久了，不容易。”

“有可能，当然，仅仅是有可能。”专员说，“也许他们是在海外泄密而让迹象显露在国内。他们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动摇我们的军心，利用美国人来伤害我们。若是公之于众的话，这比泄密本身更有杀伤力。”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珀西瓦尔说，“要在议会接受询问。所有的冷饭又要给炒一遍——瓦瑟尔、波特兰事件[31]、费尔比。可是一旦公开化，我们就没什么可以做的了。”

“我估计上面会任命一个皇家委员会来收拾局面，”哈格里维斯说，“不过我们还是暂且假设他们要的是情报而不是丑闻。六部似乎是最没有情报价值的单位。非洲毫无核秘密可言：游击队、部族战争、唯利是图的官员、小独裁者、农业歉收、基建丑闻、黄金矿床，没有什么非常隐秘的东西。所以我才怀疑他们的动机或许不过是制造丑闻，以证明他们又一次渗透进了英国秘密情报部门。”

“泄露严重吗，专员？”珀西瓦尔问。

“可以说掉下了一滴水而已，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引人注意的是除经济之外还与中国人有关。俄国人在非洲还是新手，他们想利用我们的情报机构来窥探中国人，有这种可能吧？”

“他们从我们这儿可学不到什么。”珀西瓦尔说。

“可你知道每家的情报枢纽都一个样。一件谁都无法容忍的事情就是自己手里只捏了张空白的牌。”

“我们何不干脆把送给美国人的东西用复写纸再给他们搞一份，附上我们的致意？想必会呈现‘国际缓和’，不是吗？省却了大家那么多麻烦。”珀西瓦尔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针管对着眼镜喷了喷，然后用一块干净的白手帕擦起来。

“请自己倒威士忌吧，”专员说，“这场要命的打猎让我动弹不得了。有什么想法吗，丹特里？”

“六部里多数人都是布莱克事件之后来的。如果他们的来历也有问题的话，那么就没人靠得住了。”

“不管怎样，泄露来源似乎就在六部——而且很可能在6A。要么在国内，要么在海外。”

“六部的头儿沃森相对而言是新来的，”丹特里说，“通过了彻底的审核。接下来是卡瑟尔——他在我们这儿有不少年头了，七年前我们把他从比勒陀利亚调回来，因为6A需要他，也有个人原因——那个他想娶的姑娘遭遇了些麻烦。当然，他是从审查松懈的时期过来的，但我得说他应该没问题。性格有点沉闷，但肯定还是很优秀的，档案齐全——通常那些才华横溢又野心十足的人才是危险的。卡瑟尔的婚姻很安全，是续弦，他的前妻过世了。有一个孩子，一座贷款买的房子。人寿保险——一直按时缴费。生活很朴素。他连车都不买。我相信他是每天骑车去车站的。在基督教堂学院的成绩是三等。谨小慎微。财政部的罗杰·卡瑟尔是他表兄。”

“这么说你认为他是清白的？”

“他有古怪的地方，但都不是什么危险的因素。比如是他提议我买那些‘麦提莎’送给哈格里维斯夫人的。”

“‘麦提莎’？”

“说来话长。现在就不拿这种事烦扰你们了。接下来是戴维斯。对于戴维斯，我就不知道该不该乐观了，尽管以前的审查记录没问题。”

“再给我来一杯威士忌，好吗，珀西瓦尔，你真是个好伙计。每年我都说这是最后一次打猎了。”

“不过尊夫人做的肉排腰子馅饼真是美味啊。我可不愿错过。”珀西瓦尔说。

“我想咱们可以另找个借口吃。”

“你不妨在那条溪里放些鳟鱼。”

丹特里又体验到一阵羡慕，他再次感到自己成了局外人。在情报安全事务圈子以外，他与同事在生活上毫无共通之处。即便是打猎，他也觉得是职业需要。珀西瓦尔据说喜欢藏画，而专员呢？他富有的美国妻子为他开启了整个社交生活。肉排腰子馅饼是丹特里在工作时间之外可以与他们分享的唯一东西——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

“和我谈谈戴维斯。”专员说。

“他是雷丁大学的。学数学和物理。在奥尔德马斯顿[32]服过役。从未支持过示威人群，不管怎样没有公开支持过。属于工党，当然。”

“和咱们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没什么两样。”专员说。

“是的，是的，那是自然，可说到底……他是个单身汉。一个人住。花钱挺随便。爱喝波尔图。赌马。当然，那是解释一个人花钱大手大脚的经典解释，他买得起……”

“他买得起什么，除了波尔图？”

“哦，他有一辆捷豹。”

“我也有，”珀西瓦尔说，“我琢磨着我们不该问你泄露是怎么发现的了？”

“如果我没法告诉你们，就不会把你们领这儿来了。沃森知道，但此外六部没人知道。情报来源很不一般——一个还在职的苏联叛变者。”

“泄露会来自六部海外办事处吗？”丹特里问。

“有可能，但我表示怀疑。的确他们拿到的其中一份情报好像是直接从马普托来的。照第69300号抄的。简直就是原稿的影印件，如果不是有几处删改，我们真要以为泄露就是从那儿来的了。改动的地方确有误差，只有在这里把文档拿出来对照报告才能发现。”

“会不会是秘书干的？”珀西瓦尔假设道。

“丹特里是从她们那里查起的，是吧？她们的审查比其他人都要严格。这就剩下沃森、卡瑟尔和戴维斯了。”

“让我担心的一个情况是，”丹特里说，“将一份报告带出办公室的正是戴维斯。报告是从比勒陀利亚来的。没有明显的重要机密，但提到了中国。他说他想在吃午饭时再看一遍。晚些时候他和卡瑟尔得去找沃森谈这份报告。我和沃森核实过了。”

“你建议我们该做什么？”专员问道。

“我们可以在五处和特别行动小组的协助下进行最高级别的安全检查。监视六处的所有人。信件、电话，在房间安装窃听器、跟踪等等。”

“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丹特里，我也不会惊动你大驾了。这里的狩猎场地只是二流的，而且我明白野鸡肯定让你失望了。”

哈格里维斯用两只手抬起自己那条坏腿，使之离火堆更近些。“假设我们真的证明罪犯是戴维斯——或者是卡瑟尔或沃森。那该怎么办？”

“那肯定就要上法庭了。”丹特里说。

“报纸的头版头条。另一场秘密审判。外界没人会知道泄露其实是多么微不足道。不管是谁干的，都不会像布莱克那样给定四十年的罪。也许他得服十年刑，要是监狱安全可靠的话。”

“那肯定不用我们操心了。”

“是的，丹特里，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上法庭这个想法。我们以后还指望怎么跟美国人合作？还有就是我们的线人。我说过，他还在职。只要他还能派上用场，我们就不能不管他。”

“在某种意义上，”珀西瓦尔说，“更好的做法是像个乐于顺从的丈夫那样睁只眼闭只眼算了。不管是谁，把他调到某个无利害关系的部门，然后忘掉这些事。”

“纵容犯罪吗？”丹特里抗议道。

“哦，犯罪，”珀西瓦尔像对待同谋者一样对专员微笑着，“我们一直在某些地方犯着罪，不是吗？这是我们的工作。”

“麻烦在于，”专员说，“现在的情形的确有点儿像一桩摇摇欲坠的婚姻。在婚姻中，如果情人开始厌烦起那个乐于顺从的丈夫，他总能有办法煽动流言蜚语。他占据了制高点。他可以自行选择时机。我可不希望有任何流言蜚语被煽动出来。”

丹特里讨厌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闲扯。闲扯就像一本书里他还没掌握的密码。他有权读被标为“机密”的电报和报告，可这样的闲扯是如此讳莫如深，他想去弄懂却没有线索。他说：“如果事发，我个人倾向于辞职而不是掩盖。”他把盛威士忌的杯子重重地放下，以致把水晶玻璃都碰碎了。又是哈格里维斯夫人，他想，一定是她坚持要用水晶器皿。他说：“我很抱歉。”

“当然你是对的，丹特里，”哈格里维斯说，“别在意杯子。千万不要认为我请你远道而来是要说服你弃事态于不顾，如果我们有足够证据的话……不过庭审并非一定为上策。俄国人通常不在法庭上处置自己的人。对潘科夫斯基[33]的审判使我们所有的人都信心倍增，他们甚至对他的重要性夸大其词，就像CIA那样。我现在还纳闷他们为什么要开庭审理。但愿我是个棋手。你下棋吗，丹特里？”

“不，我玩的是桥牌。”

“俄国人不打桥牌，就我所知。”

“这很重要吗？”

“我们都在玩游戏，丹特里，游戏，我们都在玩。重要的是别把游戏太当真，不然就可能输掉。我们得时时变通，不过要保证在玩同一个游戏，这自然也很重要。”

“很抱歉，爵士，”丹特里说，“可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他意识到自己喝了太多的威士忌，也意识到专员和珀西瓦尔正刻意地回避彼此的目光——他们不想羞辱他。他们长着石头脑袋，他想，石头做的。

“我们再喝一杯威士忌吧，”专员说，“或许不喝也行。真是阴雨绵绵的一天。珀西瓦尔……？”

丹特里说：“我想再来一杯。”

珀西瓦尔倒了酒。丹特里说：“我很抱歉这样难缠，可我很想上床前把事情弄得有些眉目，否则我睡不着。”

“其实很简单，”专员说，“如果你愿意，就进行最高级别的安全检查好了。不用费多少工夫就会把这鸟儿惊起来。他很快就会明白出了什么事——就是说，如果他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想点什么测试手段——‘钞票记号手段’[34]是屡试不爽的。等我们十分肯定他是我们要查找的人，那么我觉得只要将其清除即可。没有审判，不用公开。如果我们能捷足先登，得到关于他联系人的情报，那最好不过，但我们不能冒险，使得他公开叛逃，再到莫斯科去开记者招待会。逮捕也显然不合适。假设他在六部，那他所提供的情报的危害根本不可能像法庭庭审这种丑闻大。”

“清除？您是说……”

“我知道清除对于我们而言还比较新鲜。在KGB或CIA那儿使用得多些。所以我才要珀西瓦尔在此和你会面。我们也许会需要他那边搞科研的小伙子们的帮忙。绝不会有什么大场面。只有医生的一纸证明。如果能避免也不需验尸。弄一起自杀太容易了，但自杀总意味着验尸，这样又可能引起议会的疑问。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外交部的一个处’是什么意思。‘会牵涉到安全问题吗？’你知道这样的问题准有下院议员要问的。而且谁也不相信官方的回答。美国人肯定不信。”

“是的，”珀西瓦尔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他将安静、平和地死去，没有痛苦，可怜的家伙。痛苦有时会挂在脸上，可能还要考虑到其亲戚的情绪。自然死亡……”

“我明白用那些新型抗生素都有点难，”专员说，“现在假定就是戴维斯，他刚过四十，正值壮年。”

“我同意。也许可能安排成心脏病突发。除非……有谁知道他喝酒多吗？”

“你说过波尔图什么的，没错吧，丹特里？”

“我没有说他有罪。”丹特里说。

“我们谁也没说他有罪，”专员说，“只是拿戴维斯做个可能的示例……以便我们探讨问题。”

“我想看看他的病史，”珀西瓦尔说，“还得找个借口认识他一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算我的病人，不是吗？就是说如果……”

“你和丹特里可以一块儿看怎么安排一下。不用太着急。我们得很肯定他是我们要找的人。而眼下——漫长的一天呀——野兔太多，野鸡太少——好好睡觉吧。早饭会用托盘送来。鸡蛋培根？香肠？茶还是咖啡？”

珀西瓦尔说：“来个全套，咖啡、培根、鸡蛋和香肠，如果行的话。”

“九点？”

“九点。”

“你呢，丹特里？”

“就只要咖啡和吐司。要是您不介意的话，八点。我从来睡不成懒觉，再说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呢。”

“你得多休息休息。”专员说。

3

丹特里上校有剃须强迫症。晚饭前他已刮过一遍，现在他的“雷明顿”[35]又贴上了下巴。接着他又把一点碎屑掸到脸盆里，用手指触摸脸颊，感觉到再次动手是说得过去的。之后他打开了电动牙刷。低沉的嗡鸣足以淹没敲门声，因而当他在镜子里看见门被打开，珀西瓦尔医生有些踌躇地走进来时不免觉得惊讶。

“对不起打扰你了，丹特里。”

“请进，没事。忘记带什么了？能借给你什么？”

“不，不。我只是想上床前再说几句话。真是讨人喜欢的小玩意儿，你的那个。也很时髦。我估摸着确实比一般牙刷好用？”

“水能冲洗牙缝，”丹特里说，“是我的牙医推荐的。”

“我总带着一根牙签。”珀西瓦尔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个红色的卡地亚盒子。“很漂亮是吧？十八克拉。本来是我父亲用的。”

“我想这更卫生。”丹特里说。

“哦，我可不能肯定。这很容易清洗。我以前做过普科健康顾问，你知道，在哈利街[36]以及其他很多地方。之后我才跑到这个地界来。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我——也许是为了签署死亡证明吧。”他在房间里快步地打着转儿，饶有兴趣地看着每件物品。“我希望你别信那些关于氟化物的扯淡。”他在一张装在梳妆台上的折叠盒里的照片前站住了，“是你太太？”

“不。我女儿。”

“漂亮姑娘。”

“我太太和我分居了。”

“我自己从没结过婚，”珀西瓦尔说，“说实话吧，我对女人从没多大兴趣。别误会啊——对男人也没有。现在要是有一条鳟鱼溪……知道奥博河吗？”

“不知道。”

“一条很小的溪，却有大鱼。”

“我说不上来对钓鱼有多大兴趣。”丹特里边说边开始收拾他的电动牙具。

“瞧我扯到哪儿去了，是吧？”帕西瓦尔说，“我总是没法直入主题。这又像钓鱼了。有时候你得白费力气抛上百次线，才能把蝇饵放对位置。”

“我不是鱼，”丹特里说，“而且现在已过午夜了。”

“我亲爱的伙伴，我真的很抱歉。我保证再打扰你不超过一分钟。我只是不想让你心烦意乱地上床。”

“我心烦意乱吗？”

“我觉得你对专员的办事态度有些震惊——我是说对事情的总体处理。”

“是的，也许是这样。”

“你跟我们在一起时间还不长，是吗，否则你就会知道我们全都生活在箱子里——你知道——箱子。”

“我还是不明白。”

“是的，你以前说过的，不是吗？干我们这行当，不是非要弄明白不可的。我知道他们把你安排在了这间‘本·尼科尔森[37]’室。”

“我不……”

“我住在‘米罗’室。很出色的版画，是吧？实际上是我出的点子——这些装饰。哈格里维斯夫人想要有运动主题的画。去打野鸡什么的。”

“我不懂现代绘画。”丹特里说。

“瞧瞧这幅尼科尔森的吧。多么巧妙的平衡。那么多有差异的色块。而且又能相安无事。没有冲突。这人有双慧眼呢。只变动其中一块颜色——哪怕就改一改色块的大小，效果就全没了。”珀西瓦尔指向一块黄色，“那就是你的六部。从今以后这就是你管的块儿了。你不用操心蓝色和红色。你只负责查出此人并告诉我。你不必为在蓝色块或红色块里发生的事承担责任，甚至在黄色块里出的事你也不用负责任。你只管报告。不用良心上说不过去。别有负疚感。”

“一个行动与其后果没有关系。这是你想告诉我的吗？”

“后果是在别处决定的，丹特里。你可别把今晚的谈话太当真。专员喜欢把想出的点子往空中一掷，看看它们怎么落下。他喜欢耸人听闻。你知道那个吃人肉的故事。据我所知，罪犯——如果有这么个罪犯的话——将以相当保守的方式递解给警方。该没什么让你睡不好觉的了。就好好地琢磨这幅画吧，特别是黄色块。如果你眼里只有它，今晚就能睡个好觉。”

[1]　分别是埃塞俄比亚和几内亚首都。

[2]　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1997年使用的旧称。

[3]　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所著的书信体小说，原书名为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4]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法国犹太裔军官。1894年，因法国情报人员在德国大使馆的废纸篓里发现一张被撕毁的信件，被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引起社会争议和冲突。1906年，经过重审后获得平反。

[5]　Greats，又叫大课程，是牛津大学著名课程之一，主修古典文学，学期为四年，比牛津大多数课程要多一年的时间。

[6]　原文分别为the new broom、learn the ropes，通常译为“上任的新官”“掌握窍门”。

[7]　位于伦敦西敏市，有“板球界圣地”之称。“跑”为板球得分的基本单位。

[8]　赫特福德郡西部的历史名城，距离伦敦42公里，也是格林的出生地。——编者注

[9]　原文为Aerated Bread Company，故可缩略为ABC。

[10]　丹特里说的重量单位“磅”和门房及伙计说的货币单位“镑”在英语里同为pound。

[11]　即乔治·布莱克（George Blake， 1922—），英国双重间谍，同时为英国和苏联服务。1961年被判入狱42年，1966年越狱潜逃到苏联。

[12]　The Old Contemptibles，一战时期英国远征军的绰号，源于德意志君主威廉二世对远征军的鄙视，称之为“不齿的部队”，后来远征军的幸存者就称自己是“老不齿部队”。伊珀尔，比利时西部边境城市，一战主要战场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次被使用化学武器的地方。

[13]　荷兰黄金时代时期画家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 1582—1666）所绘的名作。

[14]　Banbury Road，牛津市的一条主要街道。

[15]　美国锁具品牌，1868年由弹子锁发明人莱纳斯·耶鲁（Linus Yale ，1821—1868）成立。下文的丘博为英国锁具品牌。

[16]　位于赫特福德郡的赫默尔亨普斯特德，临近伯克翰斯德。

[17]　语出《马太福音》第24章16节，朱迪亚为以色列南部山区的统称。

[18]　分别是12世纪欧洲民间故事《崔斯坦和伊索德》中的男主人公、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以及《克拉丽莎》中英俊的浪荡子。

[19]　即Justerini & Brooks，苏格兰威士忌著名品牌。

[20]　指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体温39.44度。

[21]　出自斯托夫人的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书中顺从、坚忍并忠心于白人主人的汤姆叔叔成了此类人物的代名词。——编者注

[22]　莫桑比克首都。

[23]　即兑入很少或根本不兑苦艾酒的马提尼。

[24]　英国名贵跑车，原意为“美洲豹”。

[25]　产于意大利米兰，号称“苦酒之王”。尤其用于醒酒、健胃。

[26]　White’s，伦敦历史最悠久的绅士俱乐部，建立于1693年。——编者注

[27]　英国在几内亚湾建立的殖民地，因蕴藏大量黄金被称为黄金海岸，现属加纳共和国。

[28]　曾为阿坎族建立的阿散蒂王国，现为加纳第三大行政区。

[29]　英国情报部门军情五处，后文的MI6以及在别处提到的“六部”都指军情六处。

[30]　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 1911—1963）和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 1913—1983），均为英国外交官，为苏联提供情报，1951年双双潜逃至苏联。他们与下文提到的金·费尔比（Kim Philby，1912—1988）被称为“剑桥五杰”，为剑桥间谍圈主要成员。

[31]　约翰·瓦瑟尔（John Vassall， 1924—1996），英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因同性恋倾向遭克格勃敲诈，被发展为间谍；波特兰事件指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波特兰海港破获的间谍案，以哈里·霍顿（Harry Houghton， 1905—1985）及其情人埃塞尔·吉（Ethel Gee， 1914—1984）为首的波特兰间谍圈，因向波兰、苏联提供情报遭到逮捕。

[32]　位于英国伯克郡，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所在地。

[33]　奥列格·潘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y， 1919—1963），苏联情报人员，冷战期间为英国和美国提供情报，暴露后于1963年受审，同年5月被判死刑。

[34]　指故意卖出破绽给泄密嫌疑人，试探其是否将“情报”传递出去的反间谍手段。

[35]　英国老牌剃须刀品牌名。

[36]　位于伦敦市中心，是世界上医疗机构最集中的一条街。

[37]　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 1894—1982），与下文提到的米罗（Joan Miro， 1893—1983）分别是20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画家。

第二部

第一章

1

卡瑟尔经过小康普顿路的街角时，一位显然是不服老的长者披着过肩的长发正在一家迪厅门口打扫，其眼神如同十八世纪的神父，空洞而悠远。

卡瑟尔坐的这班车比往常早，他可以再过四十五分钟去办公室。在这个钟点，苏豪区还保留着几分他记忆中的青年时代才有的魅力和纯洁。正是在此地，他第一次听到了外国人说话，在隔壁的廉价餐厅里喝到了第一杯葡萄酒。在那些岁月里，横穿老康普顿路就像现在横穿英吉利海峡，并非家常便饭的事。在早上九点，脱衣舞俱乐部还大门紧闭，只有他记忆中的那些熟食店仍开着。那些紧靠公寓门铃挂的铭牌——露露、蜜蜜之类的——都暗示着下午及傍晚的老康普顿路会发生些什么。排水沟里流着清澈的水，早起的家庭主妇在灰白朦胧的天色下从他身边走过，带着得胜的快乐提着鼓鼓囊囊的袋子，里面满是意大利腊肠和肝泥香肠。现在还看不到警察，不过天黑后他们就会两人一组开始巡逻。卡瑟尔穿过平静的街道，走进一家他近年来经常光顾的书店。

作为一家地处苏豪区的书店，它能使人肃然起敬。它不像对面的另一家书店那样只写了个鲜红的“书”字。红字下面的窗户里展示着看来无人问津的色情杂志——那些杂志如同一个早已被破译的代码，显示了店里都出售着何种私人器物，迎合着何种兴趣。然而“霍利迪父子”却以满满一橱窗的企鹅版、大众版图书以及“世界名著系列”旧书与那个鲜红的“书”字对峙着。那个儿子从未出现过，只有老霍利迪先生独自一人，他有些驼背，鬓发俱白，那谦恭的神色如同一件他为自己日后下葬准备的旧西装。他生意上的书信都是自己手写的，此刻他便正写着一封。

“多么好的一个秋天早晨，卡瑟尔先生。”霍利迪先生开口了，同时专注地描着那句“您忠实的仆佣”。

“今天早上乡下已能看到一点儿霜了。”

“稍微早了些。”霍利迪先生说。

“不知道你这儿有《战争与和平》吗？我一直没读过，好像应该看看了。”

“《克拉丽莎》已经看完了，先生？”

“没有，恐怕读不下去了。想想还有那么多卷……我需要换换口味。”

“麦克米伦[1]版停印了，但我想这儿有一册旧的‘世界名著系列’中的单卷本，挺干净。艾尔默·莫德[2]的译本。艾尔默·莫德是翻译托尔斯泰的最佳人选。他不仅是译者，还是作者熟识的好友。”他放下笔，不无遗憾地看了看“您忠实的仆佣”。显然这描摹的活儿做得不甚理想。

“我要的就是这个译本。当然还是两册。”

“您近来怎样，可否允许我问问，先生？”

“我儿子病了。麻疹。哦，没什么可担心的。没有并发症。”

“真为您高兴，卡瑟尔先生。时下麻疹会引发很多焦虑。工作顺利吧，我想？国际事务没有危机吧？”

“据我所知没有。一切都平静。我在认真考虑退休了。”

“很遗憾，先生。我们需要像您这样见过世面的有识之士来做外事工作。他们应该会给您一份不错的养老金吧，我猜？”

“我表示怀疑。你的生意怎样？”

“清淡，先生，清淡得很。世风变了。我还记得在四十年代，人们是怎样排队买‘世界名著’新上市的书呢。如今人们对于那些大作家几乎已没有需求。老一代更老了，而年轻人呢——唉，他们好像怎么也长不大，品位也跟咱们差很远……我儿子的生意比我好——就在马路对面的那家店里。”

“他的顾客应该比较特别。”

“我宁愿不去多想这个，卡瑟尔先生。这是两类非常不同的生意——我总是坚持这么认为。绝不会有警察到这里来查您和我之间有什么——我称之为——贿赂行为。这孩子卖的东西并不会真造成什么危害。就像对已改换信仰的人布道一样，我得说，已经腐烂的东西，你没法使它更腐烂。”

“我哪天得见见你儿子。”

“他每天傍晚过来帮我整理书目。他的算术比我强。我们常常谈到您，先生。听说您买的那些书后他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他有时候很羡慕我拥有的顾客，虽然为数寥寥。他的客户都是些偷偷摸摸的，先生。不是像您和我这样可以谈书论典的那种。”

“你可以告诉他我有一本《尼古拉斯先生》[3]想出售。那不怎么对你胃口，我想。”

“我也不能肯定那就对他的胃口，先生。您得承认那也是名著——书名对他的顾客而言毫无提示意义，而且很贵。在编目时它会被描述为‘色情艺术’而不是‘淫书’。当然他也许能找到愿意借的。他的书大部分都能出租，您明白的。他们今天买一本，明天又换一本。他的书不是用作收藏的——就像过去沃尔特·司各特的很多作品那样。”

“你不会忘记告诉他吧？《尼古拉斯先生》。”

“哦，不会的，先生。勒迪夫·德·拉布里东。限量版。罗德克出版社。只要是说稍老一点儿的书，我的记性就跟百科全书一样。您准备把《战争与和平》带走吗？可否等五分钟，让我到地下室去找出来。”

“你可以寄到伯克翰斯德。我今天不会有时间读的。只是要记得告诉你儿子……”

“您让捎的信儿我还没忘记过，是吗，先生？”

卡瑟尔离店后便过了街，对那另一家店打量了一会儿。只见得一个长雀斑的小伙子神情沮丧地走过一排摆放《只为男性》和《阁楼》的书架。一条绿色棱纹平布窗帘挂在书店的尽头，那儿很可能遮掩着更高级也更昂贵的货架，以及羞怯的顾客，还可能藏着卡瑟尔尚未幸会的小霍利迪——倘若“幸会”没有用错的话，他心想。

2

戴维斯破天荒地在他之前到了。他道歉似的辩解道：“我今天来得早。我对自己说那把新扫帚还在起劲呢。所以我想……表现得积极点……总没错。”

“丹特里周一早上不会来这儿。他周末到什么地方去打猎了。有扎伊尔来的消息吗？”

“什么都没有。美国佬想得到更多关于中国人在桑给巴尔[4]活动的情报。”

“我们没什么新情况告诉他们。那是MI5的事。”

“他们大惊小怪的样子会让你觉得桑给巴尔离他们和古巴一样近。”

“差不多了——在这个喷气时代。”

辛西娅，那个少将的女儿，端了两杯咖啡和一份电报走进来。她身穿褐色长裤和高领毛衣。她和戴维斯有共通之处，因为她也在演一场喜剧。如果说忠实的戴维斯看似一个靠不住的赛马场赌棍，那么大家闺秀辛西娅表现得则像位横冲直撞的少年突击队员。很遗憾她的拼写实在太差了，不过她的拼写就如其芳名那样，有一种伊丽莎白时代的风韵。她大概在寻觅一位菲利普·西德尼[5]，然而迄今她还只能找到戴维斯。

“从马普托来的。”辛西娅告诉卡瑟尔，“你的活儿，戴维斯。”

“真是很有意思，”戴维斯说，“‘你们9月10日发的253遭损毁。请重发。’那是你的活儿，辛西娅。乖乖地再去发一遍，注意这回拼写别错了。这么说管用。你知道，卡瑟尔，我刚来的时候还有很浪漫的想法，核机密什么的。他们要我就因为我数学好，还有我的物理也不赖。”

“核机密归八部管。”

“我以为至少会学到点精灵古怪的玩意儿，比如使用隐形墨水什么的。我相信你对隐形墨水知道得肯定不少。”

“的确学过——甚至还有如何使用鸟粪。战争临近尾声时他们派给我一项任务，出发前我就学了这样一门课。他们给我一个好看的小木箱，里面全是瓶瓶罐罐，就像现在那种为孩子准备的化学橱。还有一只电水壶——附带一捆塑料编织针。”

“到底做什么用？”

“拆信。”

“那你干过吗？拆信，我是说。”

“没有，不过有一次我倒是想拆的。课上说不用从封口处，而要沿着边拆，但接下来当我想重新密封时还得用原来的胶。麻烦的是我用的那胶不行，所以看完后只好把信烧了。反正也不重要，只是封情书。”

“那鲁格[6]呢？我想你有过一把鲁格的。或是笔形炸弹？”

“没有。我们这儿一向不需要詹姆斯·邦德那样的心思。那时我是不准配枪的，唯一的车也是辆二手的小莫里斯[7]。”

“至少得给我们俩配一把鲁格吧。这是个恐怖主义时代。”

“不过我们有架扰频器。”卡瑟尔说，希望能安抚一下戴维斯。他明白当戴维斯情绪低落时，满腹的牢骚怪话会很容易倒出来。情绪低落是由于喝了太多的波尔图，还有对辛西娅的失望。

“你搞过微缩照片吗，卡瑟尔？”

“从来没有。”

“像你这样从战争过来的老手也没有过？你得到过的最机密的情报是什么，卡瑟尔？”

“我曾知道过一次入侵行动的大概日期。”

“诺曼底？”

“不，不。亚速尔群岛而已。”

“亚速尔群岛受到过入侵？我忘记了——或许我就从没知道过。哦，好吧老伙计，我想我们该张开獠牙把这要命的扎伊尔方面过一遍了。你能告诉我美国佬为什么对我们关于铜产量的预测那么感兴趣？”

“我估计这会影响到预算。而那又关系到援助计划。也许扎伊尔政府会经不住引诱从别处增加其援助。你瞧，这儿有——397号报告——某个很有斯拉夫姓氏特征的人在24号与总统共进午餐。”

“我们连这个也得交给CIA？”

“当然。”

“那你估计他们会透露点儿导弹秘密来回报我们？”

这肯定是戴维斯最糟糕的日子之一了。他的眼睛里泛出一丝黄色。天知道昨夜在爬上大卫斯街寓所的单人床之前，他喝了什么混合饮料。他阴郁地说：“要换了詹姆斯·邦德，早就把辛西娅追到手了。在炎炎夏日的海滩上。把菲利普·迪巴的卡片递给我，好不？”

“他的编号多少？”

“59800/3。”

“他怎么了？”

“有传言说他被迫从金沙萨邮政总长的职位上退休。他为了个人收藏的需要，让人印错了太多的邮票。我们在扎伊尔最有权力的特工就这么没用了。”戴维斯把脑袋放在双手之间，像狗一样发出由衷的哀号声。

卡瑟尔说：“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戴维斯。有时候我自己也想退休……或者换份工作。”

“太迟了吧。”

“我看未必。萨拉总对我说我可以写书。”

“《官方机密》。”

“不是关于咱们的。关于种族隔离。”

“那可写不成你所说的畅销书。”

戴维斯放下了正在写的迪巴的卡片，他说：“说正经的，老伙计，拜托你别打那主意。没了你这活儿我也干不下去了。要是没有个能听我整天这么冷嘲热讽的人，我会爆炸的。我害怕和其他任何人在一起时保持着微笑。甚至辛西娅也不行。我爱她，可她忠诚得要命，她会把我当作安全隐患向上报告。向丹特里上校报告。就像詹姆斯·邦德那样干掉跟他睡觉的姑娘。只是她还没跟我睡过呢。”

“我没真这么想，”卡瑟尔说，“我怎么能离得了呢？我离开了到哪儿去？除非退休。我今年六十二了，戴维斯。已过了正式的退休年龄。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已经把我忘了，或许他们弄丢了我的档案。”

“瞧他们正在请求查找一个叫阿格波的家伙的来历档案，扎伊尔电台的雇员。59800推荐他做助理特工。”

“为什么找他？”

“他跟加纳电台有联系。”

“这似乎价值不大。不管怎样，加纳不是我们的领地。交给6B吧，看他们能派他什么用场。”

“别这么轻率下结论，卡瑟尔，我们可别随手送掉一笔财富。谁知道阿格波特工会弄出什么消息？我们甚至也许可以从加纳渗透到几内亚电台。那潘科夫斯基可就相形见绌了。多大的胜利呀。CIA从来没能渗透进非洲那最黑暗的部分。”

这是戴维斯最糟糕的日子之一。

“也许我们只看到了6A最没趣的一面。”卡瑟尔说。

辛西娅拿了一个信封回来给戴维斯。“你得在这里签字确认收到。”

“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是公函。”她在外送盘子里拾起一张纸，“就这么多？”

“眼下还没有忙得不可开交，辛西娅。有时间吃午饭吗？”

“没有，我得为晚饭去买点东西。”她坚决地关上了门。

“哦，那好，下次吧。总是下次。”戴维斯打开信封。他说：“他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出什么事了？”卡瑟尔问。

“你没收到过这种东西？”

“哦，体检表？当然。这辈子不知道检查过多少次了。跟健康保险——或是养老金有关。在我被派往南非之前，珀西瓦尔医生——可能你没见过珀西瓦尔医生——一心想确诊我有糖尿病。他们送我看一位专家，结果是我的糖分太少而不是太多……可怜的老珀西瓦尔。我想他跟我们待得一久，常见病都不会看了。在我们这种单位，安全工作比确切诊断更重要。”

“单子上签名的真是珀西瓦尔，以马内利[8]·珀西瓦尔。什么名字嘛。以马内利不是传福音者吗？你觉得他们也会把我外派吗？”

“你想去吗？”

“我一直梦想能有一天给派到马普托去。咱的人总要换吧。那儿的波尔图肯定不错，是吧？我猜哪怕是闹革命的也得喝波尔图吧。但愿我能和辛西娅一同……”

“我还以为你更喜欢独身呢。”

“我没说要成家啊。邦德从不结婚。我喜欢葡萄牙的饮食[9]。”

“现在大概已是非洲风味了。除了69300的电报，你对那地方还知道多少？”

“我收集了整整一文件夹的资料，都是关于那该死的革命前的夜总会和餐馆的。没准儿现在已关门了。话说回来，对于那儿发生了什么，我估计69300知道得不会有我的一半多。他没有档案可查，倒是认真得要命——我猜他上床都带着文件。想想我俩去了多节省开支。”

“你俩？”

“辛西娅和我。”

“你真会做梦呀，戴维斯。她永远不会找上你的。别忘了她爸爸，那个少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你的梦是什么，卡瑟尔？”

“哦，我想有时候我会梦到安全的问题。我的意思不是丹特里的那种安全，而是退休。享受不错的养老金，足够我和妻子……”

“还有你的小杂种？”

“是的，当然还有我的小杂种。”

“在这个部里，养老金给得可不大方啊。”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梦都不会实现。”

“不管怎么说——这体检应该意味着什么，卡瑟尔。那回我到里斯本——我们的人带我去在埃斯托里尔地区之外的一个岩洞，在那儿你可以听见桌子下面潮水拍打的声音……那儿的龙虾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我读过马普托一家餐馆的资料……我甚至也喜欢他们的新酿葡萄酒，卡瑟尔。我真应该在那儿——而不是69300。他不懂得享受美好生活。你了解那地方，对吧？”

“我和萨拉在那儿待了两晚——七年前，在坡拉娜旅馆。”

“就两晚上？”

“我是仓促间离开比勒陀利亚的——你知道的——刚好赶在BOSS[10]之前。离边界那么近，我感到很不安全。我想让BOSS与萨拉之间隔开一个大洋。”

“哦，是的，你得到了萨拉。你真走运。在坡拉娜旅馆。外面便是印度洋。”

卡瑟尔想起了戴维斯的那套单身公寓——杯盘狼藉，《阁楼》和《自然》随处乱扔。“如果你是认真的，戴维斯，我就和沃森谈谈。我可以提议你去，轮换一下。”

“我非常认真。我想逃离这个地方，卡瑟尔。想疯了。”

“这儿至于那么糟糕吗？”

“我们坐在这里写毫无意义的电报。我们感到自己重要是因为我们比别人略微多知道了点儿落花生的事，或是蒙博托[11]在私人晚宴上说了些什么……你知道我到这儿来工作要的是刺激吗？刺激，卡瑟尔。我真是个傻瓜。我不明白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也许结了婚会感到好些。”

“如果我结婚，这辈子就不住这儿了。我烦透了这个该死的古老国家，卡瑟尔，断电、罢工、通货膨胀。我倒不担心食品价格——让我失望的是上好的波尔图太贵了。我来这儿就是希望能远涉重洋，我甚至学了葡萄牙语，可此时我却在这里接扎伊尔的电报，报告蒙博托吃了花生。”

“我还一直以为你过得很滋润呢，戴维斯。”

“哦，在我喝了几盅时是感到滋润的。我爱那小妞儿，卡瑟尔。我没法不想她。所以我像小丑似的逗她高兴，而我越装小丑她就越不喜欢我。也许要是我能去马普托……她说过她也想出国。”

电话铃响了。“是你吗，辛西娅？”但不是的。是沃森，六部的长官。“是你吗，卡瑟尔？”

“是戴维斯。”

“让卡瑟尔接电话。”

“嗯，”卡瑟尔说，“我在。什么事儿？”

“专员想见我们。你下楼时能叫我一下吗？”

3

下楼的路很长，因为专员的办公室在地下一层，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个百万富翁的酒窖里。卡瑟尔和沃森在紧邻的房间等候着专员门口的绿灯亮起，这里过去是堆放煤和木料的地窖，而专员的办公室却曾拥有伦敦最好的酒。有传言说，当部里在一九四六年接管这幢房子、建筑师准备重新翻修时，酒窖里发现了一堵假墙，其后如木乃伊一般堆满了那个百万富翁的秘藏佳酿。酒被一些无知的建筑公司职员卖了——传说是这样——以家常酒的价格卖给了陆军和海军的商店。这十之八九是个谣传，可每当一瓶历史名酒摆到佳士得拍卖行时，戴维斯都不无忧伤地说：“那本是咱们的。”

红灯遥遥无期地亮着。就像坐在车里等着前面清理交通事故现场。

“你知道出了什么麻烦吗？”卡瑟尔问。

“不知道。他就让我介绍一下所有他还没见过的六部员工。他已了解过了6B，现在该你了。我的任务就是介绍你，然后便离开。规程上就是这样。对我而言，这就像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恶习。”

“我见过老专员一次。在我第一次外派之前。他戴了一个黑色眼镜。被一个圆圆的墨镜盯着让人挺害怕，不过他只是过来握了握手，祝我好运。他们不大可能考虑再派我出去吧？”

“不会。怎么？”

“这提醒我要跟你谈谈戴维斯。”

绿灯亮了。

“我但愿今早胡子能刮得再干净点。”卡瑟尔说。

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和卡瑟尔描述的老专员不同，一点儿都不让人感到畏惧。他桌上摆了一对野鸡标本，他本人则忙着打电话。“我今天早晨带过来的。玛丽觉得你会喜欢的。”他用手指指两张椅子。

这么说丹特里上校就是在那儿度的周末，卡瑟尔想。是打野鸡还是汇报安全问题？他心照不宣地坐了那把小一些、硬一点的椅子。

“她很好。她那条坏腿有些风湿而已。”哈格里维斯说着挂了电话。

“这是莫瑞斯·卡瑟尔，爵士，”沃森说，“他负责6A。”

“‘负责’听起来有点言过其实，”卡瑟尔说，“其实我们就两人。”

“你们跟提供机密情报的线人打交道，是吗？你——和你指挥的戴维斯？”

“还有沃森的指挥。”

“是的，当然。但沃森要照管整个六部。你在很多时候都得把工作委派下去，我想你一直做得很好，沃森？”

“我发现只有6C全要我操心。威尔金斯跟我们时间还不长。他还需要时间让自己适应。”

“好了，我就不久留你了，沃森。谢谢你把卡瑟尔带下来。”

哈格里维斯捋了捋其中一只死鸟的羽毛。他说：“和威尔金斯一样，我也在让自己适应这里。在我看来，这有点像我年轻时在西非的情形。沃森就像个省级专员，而你就是地区专员，在你管辖的范围内很是得心应手。当然，你也了解非洲，是吗？”

“只是南非。”卡瑟尔说。

“对，我都忘了。南非对于我似乎总也不像真正的非洲。北非也不像。那是6C管的，对吧？丹特里一直在说给我听。整个周末。”

“打猎很有收获吗，爵士？”卡瑟尔问。

“马马虎虎。我想丹特里不会太满意。明年秋天你也要来一试身手。”

“我肯定不行，爵士。这辈子我什么也没打过，连人也没打过。”

“啊，是的，人是最好打的了。说实在的，我对打鸟也没兴趣。”

专员看了看桌上的一张纸。“你在比勒陀利亚干得不错。你被形容为一流的行政官员。你大幅削减了驻地开支。”

“我的前任善于用人，但没有多少经济头脑。这对我很容易。战前我在银行待过一段时间。”

“丹特里在这里写到，你在比勒陀利亚遭遇了一些个人麻烦。”

“我觉得那不叫麻烦。我恋爱了。”

“是的。我看到了。跟一个非洲姑娘。那些家伙不明就里全管他们叫班图人。你触犯了他们的种族法律。”

“现在我们的婚姻已安全了。可在那会儿我们有段很难挨的日子。”

“是的。你当时也是这么报告的。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在遇上点麻烦时都能表现得如此正确。你害怕南非警察会盯上你，会把你撕得粉碎。”

“给你们留下个手无寸铁的代表，似乎并不妥当。”

“你瞧，我正相当仔细地阅读你的档案。当时我们叫你立即撤离，不过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你会带上那姑娘。”

“总部让人对她进行了核查。他们没发现她有任何问题。从您的角度看，我带她出走有什么不对吗？我曾让她做我与非洲特工之间的联络人。我遮人耳目的说法是我在业余时间计划对种族隔离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但警察也许会从她那儿打开一个突破口。所以我带走了她，借道斯威士兰逃往马普托。”

“哦，你做得很对，卡瑟尔。现在你结了婚，有了个孩子。一切都好吧，我想？”

“嗯，这几天儿子得了麻疹。”

“啊，那你得多留心他的眼睛。眼睛是软弱部位。我真正请你来的目的，卡瑟尔，是在几周后我们要接待一位科尼利厄斯·穆勒先生，BOSS的一个头头。我想你在比勒陀利亚时认识他。”

“的确认得。”

“我们准备给他看看你负责的一些材料。当然，只要足够确立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以某种方式正在保持合作态度就行了。”

“扎伊尔的情况他知道得会比我们还多。”

“他更感兴趣的是莫桑比克。”

“那样的话戴维斯才是您的人选，爵士。他对那儿的最新情况比我了解得多。”

“哦，是的，当然，戴维斯。我还没见过戴维斯。”

“还有一件事，爵士。我在比勒陀利亚时与这个穆勒相处得不好。如果您再往下看我的档案——就是他企图用种族隔离法律来讹诈我。这也就是为什么您的前任让我尽快撤出的原因。我觉得这样安排无助于我们个人关系的改善。还是让戴维斯对付他比较好。”

“无论如何你是戴维斯的上司，自然便是会晤他的官员。是不容易，我知道。双方剑拔弩张，不过感到措手不及的该是他。你完全明白什么是不能给他看的。保护我们的特工非常重要——即便这意味着要隐藏一些重要材料。戴维斯不具备跟BOSS及其穆勒先生打交道的经验。”

“我们为什么一定得给他看些什么呢，爵士？”

“你有没有想过，卡瑟尔，如果南非的金矿因为种族战争关闭了，西方会出什么事？而且也许是一场赢不了的战争，就像在越南。在政治家就由什么来替代黄金达成协议之前，俄罗斯将成为主要的黄金来源。这比石油危机还要更复杂些。还有那些钻石矿……戴比尔斯[12]比通用汽车更重要。钻石不像汽车那样会老化。还有比黄金和钻石更严重的方面，那就是铀。我想还没人告诉过你一项白宫的秘密文件，关于一次他们称之为‘瑞摩斯大叔’的行动。”

“没有。听过这样的传言。”

“不管喜欢与否，我们、南非和美国都是‘瑞摩斯大叔’的合作伙伴。而这意味着我们得对穆勒先生表示友好——哪怕他曾敲诈过你。”

“那我得给他看……？”

“关于游击队、穿越封锁线到罗德西亚[13]的情报，还有莫桑比克新当权派，俄国和古巴的渗透……以及经济情报……”

“剩下的就没多少了，不是吗？”

“关于中国人的情况就要谨慎点了。南非人总是太倾向于把他们和俄国人混为一谈。可能有一天我们会需要中国人的。我和你一样对‘瑞摩斯大叔’的主意没有好感。这是政治家们所谓的现实主义政策，在我以前所了解的那个非洲，现实主义从未让谁尝过甜头。我的非洲是个多愁善感的非洲。那时我真的很爱非洲，卡瑟尔。中国人不爱非洲，俄国人、美国人都不爱——但我们得与白宫和‘瑞摩斯大叔’以及穆勒先生保持合作。以前那些日子是多么好过，跟我们打交道的是酋长、巫医、丛林学校、魔鬼、雨皇后。我心中的非洲还是有些像莱特·哈葛德[14]笔下的非洲。真是个不赖的地方。祖鲁皇帝恰卡[15]比陆军元帅阿明·达达[16]强多了。哦，好吧，尽量和穆勒搞好关系。他是庞大的BOSS的个人代表。我建议你在家跟他见第一次面——不啻为对他的一个下马威。”

“我不知道我妻子是否同意。”

“告诉她是我求你的。最后由她决定——如果这太过痛苦的话……”

卡瑟尔转向门口时记起了他的许诺。“可以跟您谈一下戴维斯吗，爵士？”

“当然。什么事？”

“他在伦敦的办公室待太久了。我想一有机会就派他去马普托，把69300换回来，后者也该换换环境了。”

“是戴维斯提议的？”

“不完全是，但我认为他会很高兴离开的——哪儿都行。他的精神现在处于相当不安的状态，爵士。”

“怎么回事？”

“追女孩子的苦恼，我估计。还有对案头工作的厌倦。”

“哦，我能理解对案头工作的厌倦。我们会酌情考虑他的。”

“我对他的现状真有点担忧。”

“我保证会把他记在心里的，卡瑟尔。顺便说一下，穆勒的来访是极为秘密的。你明白我们是多么希望我们这些小箱子都密不透风。这可是你个人负责的箱子。我连沃森都没告诉。你不能和戴维斯说。”

第二章

十月的第二周，萨姆说起来仍处于隔离期。没有并发症，也就少了一些威胁孩子未来的危险——对卡瑟尔而言这未来如同一个难以预知的埋伏圈。在一个周日的早晨，当他沿高街散步时，忽然觉得有一种要为萨姆的安全而感恩的愿望，尽管感恩的对象只是虚构的神话。于是他由着自己，花了几分钟来到地区教堂的后面。礼拜仪式已接近尾声，穿着考究的中年人和老年人肃穆地站立着，带着一种挑衅、仿佛内心在怀疑这一切似的唱道：“远山青青，城郭寥寥。”简练的歌词，和着单一的色调，使卡瑟尔想起经常在原始绘画中看到的那种地域背景。这城郭就像警察局旁边那座城堡的废墟，而在公地的翠绿山坡上，在那些荒废的射击靶垛之间，曾经矗立着一根高柱，也许那儿有人遭过绞刑。有这么一会儿，他差不多要与他们分享那难以置信的信仰了——向他儿时的上帝，那公地与城堡的上帝吐露一句感恩的祷告，感谢其未令萨拉的孩子受无妄之灾。可接着隆隆的飞机声碾碎了赞美诗的歌词，摇撼着西面窗户上的古旧玻璃，将高悬于梁柱上的十字军头盔震得咔嗒响，于是他重又记起这已是一个长大的世界。他快步走出去，买了星期天的报纸。《星期日快报》头版的大字标题是“林中发现儿童尸体”。

下午，他带萨姆和布勒去公地散步，让萨拉在家睡觉。他本想把布勒留下的，但它愤怒的抗议声会惊扰萨拉的睡眠，所以他自我安慰道，布勒不大可能会在公地上发现流浪猫。自从三年前的夏季，老天开了个恶作剧式的玩笑之后，这种担心就一直伴随他。当时他带布勒走到一片榉树林，正巧那儿有个野餐会，其中还有一只系了蓝领结、挂着红色丝带脖绳的名贵猫。那只猫——暹罗猫——还没来得及发出愤怒或疼痛的叫唤便被布勒扑断了背部。布勒将其尸首抛过背，就像一个人将麻袋抛到卡车上那样。接着它又十分留心地一溜小跑进了林子，不停地转动着脑袋——捉猫要成双——只剩下卡瑟尔独自面对愤怒而伤心的野餐游客。

然而十月不大可能有人来野餐了。尽管如此，卡瑟尔还是等到将近日落时才出门，而且从国王路经过高街街角的警察局，他一路都拴着布勒。刚过运河、铁路桥以及一些新房子（其实建起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可任何在卡瑟尔的童年中不存在的对他而言都是新的），他就放开了布勒，布勒立刻像训练有素的狗那样叉开腿，悠闲地将粪便拉在路边。眼睛盯着前面，目光却是内敛的。只有在这些搞清洁卫生的场合，布勒才表现得像只聪明的狗。卡瑟尔不喜欢布勒——买它只为一个目的，让萨拉安心，但作为看家狗布勒并不太称职，所以它现在只是卡瑟尔的另一个负担而已，尽管它像所有的狗那样缺乏判断力，对卡瑟尔的爱胜过对其他任何人类。

那些欧洲蕨正在变成朦胧的金秋之色，而金雀花开得也不多了。卡瑟尔和萨姆徒劳地寻找着曾经矗立于公地荒野的射击靶垛——一处红色的黏土绝壁，如今已堙没在一片灰暗的草木中。“他们从那儿对着间谍射击吗？”萨姆问。

“不，不。你怎会这么想呢？这儿只是用来练习射击的。在以前的战争中。”

“可间谍是有的，是吗——真正的间谍？”

“我想是有的。问这个干吗？”

“我只是要肯定一下，没别的。”

卡瑟尔回想起自己在这个年纪时曾问父亲有没有真正的仙女，而得到的答案则不像刚才的答案那么真实。他的父亲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幼小的儿子相信生活有其价值。指责他不诚实是不公平的：他可以辩解道，仙女作为一种象征，代表某种至少大约是真实的东西。到今天还有父亲在对孩子说上帝是存在的。

“像007这样的间谍吗？”

“嗯，不完全是。”卡瑟尔试图换个话题。他说：“小时候我以为这儿有条龙，就住在那些壕沟中间的一个很古老的深坑里。”

“那些壕沟在哪儿？”

“给欧洲蕨遮住了，你瞧不见。”

“什么是龙？”

“你知道的——全身披着铠甲、会吐火的动物。”

“就像坦克？”

“嗯，是的，我想就跟坦克一样。”他俩的想象空间缺乏联系，这使他挺泄气。“更像个大蜥蜴。”他说。然后他意识到这孩子见过不少坦克，可在他出世前他们就已离开了那片生养蜥蜴的土地。

“你见过龙没有？”

“有一次我看见有烟从一条沟里冒出来，我想那就是龙。”

“你害怕吗？”

“不，那时候我害怕的是非常不同的东西。我讨厌我的学校，我的朋友很少。”

“你为什么讨厌学校？我会讨厌学校吗？我是说真正的学校。”

“我们的敌人不一定都是一样的。可能你不需要有条龙来帮助你，而我就需要。全世界都恨我的龙，想杀掉它。他们害怕它发脾气时从嘴里喷出的烟和火焰。我常常趁晚上悄悄溜出宿舍，从我的饭盒里拿了沙丁鱼罐头给它。它用呼吸就把罐头里的鱼煮熟了。它爱吃热的。”

“可真有这事吗？”

“没有，当然没有，但现在觉得差不多就像有过一样。有一次我躺在宿舍床上，躲在被褥下哭，因为那是新学期的第一周，还得等十二个望不到头的星期才能放假，而且我对周围一切都很害怕。那是冬天，突然我看见我的小卧室的窗户上蒙了水汽。我用手指擦掉水汽往下瞧。龙在那儿呢，平卧在湿漉漉黑漆漆的街上，像条鳄鱼伏在河里。以前它从来没离开过公地，因为人人都跟它作对——就像我当时以为人人都在和我作对。警察甚至在食品橱里放了步枪，只等它来了就打它。可它还是来了，朝我大口大口地吐着云雾般的热气。你瞧，它听说学校开学了，知道我难过又孤单。它比狗聪明，比布勒聪明多了。”

“你在逗我玩儿哪。”萨姆说。

“不是，我就是在回忆。”

“后来呢？”

“我向它发了个暗号。意思是‘危险。快走’，因为我不能肯定它是否知道有拿枪的警察。”

“它走了吗？”

“走了。慢腾腾的。看着自己尾巴后面，好像它舍不得离开我似的。可我再也不觉得害怕或孤单了。至少不经常感到了。我知道只消发个信号，它就会离开公地的那个坑，跑到这儿来帮助我。我们有很多秘密信号、代号、密码……”

“就像间谍。”萨姆说。

“对，”卡瑟尔失望地说，“我想是的。跟间谍一样。”

卡瑟尔记得自己曾如何绘制了一张公地地图，标出了所有的沟渠和隐藏在蕨草下面的秘密通道。那也挺像间谍干的。他说：“该回家了。妈妈要着急了……”

“不，她不会的。我和你在一起。我想看看那个龙住的坑。”

“并不是真的有龙。”

“可你不能肯定，对吗？”

卡瑟尔好不容易找到了那条旧沟渠。龙住过的坑被黑莓丛堵住了。当他吃力地拨开灌木往前走时踢到了一个生锈的罐头，踢得它翻了个身。

“你看，”萨姆说，“你真带过吃的来。”他挤向前，但没有龙，骨架也没有。“可能警察最后还是抓住它了。”萨姆说。然后他捡起罐头。

“是香烟的，”他说，“不是沙丁鱼。”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时，卡瑟尔对萨拉说：“你真觉得不算太迟？”

“说什么呢？”

“说辞职的事。”

“当然不迟。你还不算个老人呢。”

“我们也许得从这儿搬走。”

“为什么？这里不比别的地方差。”

“你不想离开这儿吗？这房子——不算很好的房子，或许我能在国外找到份工作……”

“我很愿意让萨姆定居在一地，这样当他出远门后还能够回来。回到他童年熟识的事物中，就像你当初回来一样。重返旧地。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就是铁道边的一堆遗迹？”

“是的。”

他记起了冷峻的教堂里那些中产阶级庸常的嗓音，就和发出这些嗓音、穿着礼服的人一样安静持重，表达着每周表达一次的信仰。“远山青青，城郭寥寥”。

“那些遗迹很美。”她说。

“可你永远不可能回到你的童年了。”卡瑟尔说。

“那不是一回事，我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直到认识了你。而且那儿没有遗迹——只有棚屋。”

“穆勒很快要来了，萨拉。”

“科尼利厄斯·穆勒？”

“是的。他现在是大人物了。我不得不友好地接待他——依照命令。”

“没什么可担心的。他没法再伤害我们了。”

“是的。不过我不想让你感到不安。”

“我怎么会呢？”

“专员要我带他到这儿来。”

“带他来吧。让他好好看看你和我……还有萨姆……是怎么在一起的。”

“你同意？”

“我当然同意。一个黑皮肤的女主人招待科尼利厄斯·穆勒先生。还有一个黑人孩子。”他们大笑起来，笑声中带着一丝恐惧。

第三章

1

“小杂种怎样了？”戴维斯问着三个星期以来每天都问的话。

“哦，一切都过去了。他又活蹦乱跳了。他想知道你哪天再来看我们。他喜欢你——真想象不出为什么。他常常说起去年夏天我们一块儿野餐、捉迷藏的事。似乎他觉得谁也没有你躲得好。他觉得你是个间谍。他谈起间谍就像我小时候孩子们谈仙女一样。那时候小孩子就爱谈这个，不是吗？”

“今晚我能借他父亲用一下吗？”

“为什么？怎么了？”

“昨天你不在时珀西瓦尔医生来了，我们聊得不错。你知道吗，我真认为他们可能要外派我了。他问我是否介意做几项检查……血、尿、肾射频检查等等。他说到了热带地区得非常小心。我挺喜欢他。他看起来像是个爱运动的。”

“赛马？”

“不，实际上就喜欢钓鱼。那可是一项挺孤独的运动。珀西瓦尔有点像我——光棍儿。今晚我们打算好了，准备一起去逛逛街。我好久没去市中心了。那些环境部的哥们儿真没劲。就跟你老婆分居一晚上，不行吗，老伙计？”

“我在尤斯顿坐的末班车十一点半发车。”

“今晚公寓全归我。两个环境部的人都出差去一个污染地了。你可以睡床。单人的双人的任你挑。”

“拜托了——单人床吧。我快成老人了，戴维斯。我不知道你和珀西瓦尔是怎么计划的……”

“我想好了，在烤肉馆吃晚饭，之后看会儿脱衣舞。雷蒙德滑稽戏院。他们请来了丽塔·罗尔斯……”

“你觉得珀西瓦尔喜欢这种东西吗？”

“我试探过了，你相信吗？他一辈子都没看过脱衣舞。他说他很想跟他信得过的同事一同去开开眼界。你明白干我们这一行的德行。他的感受也一样。参加晚会的时候出于安全保密的原因什么也说不了。约翰·托马斯[17]甚至根本没机会抬一下脑袋。蔫得很，就是这个词。可要是约翰·托马斯死了，愿上帝拯救你，你大概也活不了。当然你不一样——你已经成家了。你的话匣子随时可以向萨拉和……”

“工作上的事即便对我们的妻子也是不能说的。”

“我打赌你肯定说了。”

“我没有，戴维斯。而且如果你打算着找两个妞儿来，我也不会跟她们说话。她们中有不少是MI5的探子——哦，我总记不住他们已经改了我们的名字。我们现在都是DI[18]了。我不懂为什么要改？我估计肯定有个‘语义研究部’。”

“你的口气也有些厌烦嘛。”

“是的。也许小聚一下对我有好处。我会给萨拉打电话的，就跟她说——说什么？”

“就跟她说实话。你和处里一个大人物吃饭。对你的前途很重要。我会给你张床睡。她信得过我。她知道我不会把你带坏。”

“是的，我想她会这么想。”

“而且，该死的，也的确如此，不是吗？”

“我出去吃午饭时给她打个电话。”

“为什么不在这儿打，省点钱？”

“我希望自己的电话有私密性。”

“你真以为他们会操这份心监听我们？”

“你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会吗？”

“估计会的。可他们得录下那么多枯燥得见了鬼的东西。”

2

晚上的计划只成功了一半，尽管开头进行得不错。珀西瓦尔医生那种慢热的性子使他成为很好的同伴。卡瑟尔和戴维斯都没有觉得他是部里的上级。当提及丹特里上校的名字时，他略微揶揄了一下——见过的，他说，周末打猎的时候。“他不喜欢抽象艺术，也不大认可我。因为我不打猎，”珀西瓦尔医生解释道，“我只钓鱼。”

那时他们正坐在雷蒙德滑稽戏院的一张小桌旁喝酒，桌子小得仅够放三瓶威士忌，一个年轻艳丽的女孩在一张吊床上摆着各种奇特的姿态。

“我真想用我的话儿把她钓上来。”戴维斯说。

女孩喝着用绳子悬在吊床上方的一瓶高度干红，每干掉一口就带着自暴自弃的神色脱去一件衣服。终于他们看到了她赤裸的臀部，只蒙了一层网，宛如苏豪区家庭主妇拎的网兜里隐约可见的鸡屁股。从伯明翰来的一伙生意人使劲地鼓起掌来，其中一个甚至将一张大来卡[19]举在头顶挥舞，也许是在炫耀其经济实力。

“你钓什么鱼？”卡瑟尔问。

“主要是鳟鱼和河鳟。”珀西瓦尔说。

“有很大区别吗？”

“我亲爱的朋友，去问问打猎的人狮子和老虎有区别不。”

“你更喜欢哪一种？”

“并不是更喜欢哪一种的问题。我就是喜欢钓——任何形式的飞蝇钓[20]。河鳟没有鳟鱼聪明，但这不是说它就总是容易捉。需要不同的技巧。而且它是个斗士——不斗到最后一息绝不罢休。”

“那鳟鱼呢？”

“哦，它才是王者，肯定的。它容易吓着——钉靴、手杖，只要你发出任何声响它就游走了。接下来你首先得把蝇饵放在合适的位置。否则……”珀西瓦尔挥了挥胳膊，仿佛正朝着另一个脱光了且被灯光照得黑白相间如同斑马似的女孩在招手。

“好漂亮的屁股！”戴维斯惊叹道。他端着一杯快要送入口的威士忌坐在那里，盯着那两瓣臀部像瑞士表齿轮一般精确地转动着。

“这可对你的血压没什么好处啊。”珀西瓦尔告诉他。

“血压？”

“我跟你说了，挺高。”

“今晚你没法打扰我，”戴维斯说，“那就是了不起的丽塔·罗尔斯了。独一无二的丽塔。”

“如果你真考虑出国的话，得做个更全面的检查。”

“我感觉很好，珀西瓦尔。从来没这么好过。”

“危险就是这么来的。”

“你简直有点儿让我害怕了，”戴维斯说，“钉靴和手杖。我明白为什么鳟鱼……”他吸了口威士忌，仿佛那是什么难吃的药似的，又把杯子放下来。

珀西瓦尔捏了捏他的手臂说：“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戴维斯。你更像条河鳟。”

“你的意思是我只是条可怜的鱼？”

“你可别看轻了河鳟。它有非常精密的神经系统。它还很好斗呢。”

“这么说我更像条鳕鱼。”戴维斯说。

“别和我谈鳕鱼。我对钓那个提不起兴趣。”

灯亮起来。表演结束了。这儿的经理肯定觉得丽塔·罗尔斯之后的任何演出都只是狗尾续貂。戴维斯又到吧台盘桓了一会儿，在水果赌博机上试运气。他用光了所有的硬币，还跟卡瑟尔要了两个。“这个晚上不是属于我的。”他的语气里又有了愁闷。显然珀西瓦尔医生使他很扫兴。

“到我那儿小酌一杯怎样？”珀西瓦尔医生问。

“我还以为你警告我别碰酒呢。”

“亲爱的伙计，我那是夸张的说法。不管怎样，威士忌是最安全的饮品了。”

“可我现在觉得想上床了。”

大温德米尔街上，妓女们站在透着红光的阴暗里，倚门问道：“来玩玩儿，亲爱的？”

“我估计你要警告我也别碰那个？”戴维斯说。

“嗯，婚姻生活的规律性是比较安全的。对血压有益。”

珀西瓦尔医生和他们分手时，门房正擦洗着阿尔巴尼的台阶。他在阿尔巴尼的寓所用一个字母和一个数字标了出来——D.6——好像这里是他们那个单位里的另一分支。卡瑟尔和戴维斯看见他小心翼翼地朝绳道街走去，生怕湿了鞋——对一个惯于在齐膝深的冰冷小溪里涉水的人而言，这么谨小慎微显得有点古怪。

“我很后悔他来，”戴维斯说，“没有他，我们晚上可以过得很好。”

“我原以为你挺喜欢他。”

“本来是的，但今晚他那些该死的钓鱼故事弄得我神经紧张。还有关于我血压的那些话。我的血压跟他有什么相关？他真是医生？”

“我觉得他已多年不行医了，”卡瑟尔说，“他是专员与制造生化武器那些人之间的联络官——我估计有个医学文凭的人在那儿是比较方便的。”

“波顿[21]那个地方真让我不寒而栗。人们整天谈论原子弹，可他们差不多忘了在我们乡下的那个小机构。谁也没有操份心到那儿去游行。也没有戴抗菌罩扣，可如果核弹被废除了，还有那细细的致命试管……”

他们在克拉里奇酒店的街角转了弯。一个穿长裙的瘦高女人钻进了一辆劳斯莱斯，后面跟着一个面色阴沉、打白领带的男人，他偷偷地瞟了一眼手表——他们看起来就像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剧院演员：已是凌晨两点。通往戴维斯寓所的台阶很陡，上面铺的黄色亚麻油地毡已磨出了洞，看上去就像瑞士干酪。有着顶级公寓的头衔，谁也不会在意这种细节。厨房门开着，卡瑟尔看见水池里放了一大堆脏碗碟。戴维斯打开一个橱柜的门，架子上堆的几乎都是空瓶子——环境保护并没有从自家做起。戴维斯想要找一瓶够倒出两杯的威士忌。“哦，好吧，”他说，“我们就掺和着喝吧。反正全是混在一起的。”他用一瓶喝剩的“乔尼·沃克”兑了点儿“白马”[22]，得到了四分之一瓶的酒。

“谁都不洗碗？”卡瑟尔问。

“有个女人一周来两次，我们都留给她了。”

戴维斯打开一扇门。“这是你的房间。恐怕床铺没整理。她明天才来呢。”他捡起地上的一条脏手帕塞进抽屉，使屋子看起来整洁一些。然后他领卡瑟尔进了客厅，将一张椅子上的杂志全清理到地板上。

“我在考虑通过单方契约来改一下名字。”戴维斯说。

“改成什么？”

“把Davis加个e。大卫斯街的大卫斯[23]有某种优雅的语调。”他把脚搁上了沙发，“你要知道，我的这种混合饮料味道相当不错。我该称之为‘白沃克’。这个点子里也许藏着财路呢——你可以搞一幅凄艳女鬼的画来做广告。说真的，你对珀西瓦尔医生有什么看法？”

“他看起来挺友好。可我还是忍不住纳闷……”

“什么？”

“是什么让他大驾光临，花了一个晚上跟我们在一起。他想要什么。”

“和能畅所欲言的人在一起待一个晚上。干吗还要追究这个？跟不知底细的人在一起什么都不敢说，你不觉得累吗？”

“他可没透多少口风。哪怕跟咱们在一起。”

“你来之前他话还挺多。”

“说什么了？”

“在波顿的那个机构。显然在某项研究上我们大大领先于美国人，他们已请求我们把重点放在一种致命的小家伙上，它能应用于特定的海拔高度，同时也能在沙漠条件下存活……所有的细节、温度之类的，都指向了中国。或者也可能是非洲。”

“为什么他要跟你讲这些？”

“噢，他们希望我们通过在非洲的联系人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自从有了桑给巴尔的那份报告，我们的声誉就一直很好。”

“那是两年前的事了，而且那份报告一直没得到证实。”

“他说我们不可采取任何公开行动，不能对特工进行问卷调查。此事的高度机密性要求我们不能那样干。只要留份心就行了，看看所有的报告中是否有蛛丝马迹表明中国人对‘地狱营业厅’感兴趣，然后直接向他报告。”

“他为什么对你而不对我说？”

“哦，我估计他本来是要对你说的，但你来迟了。”

“丹特里留我的。珀西瓦尔若是想谈，可以到办公室来找我。”

“干吗为这个心神不定？”

“我只是有疑问，他对你说的是不是实情。”

“他到底出于什么原因……？”

“他可能想制造一个假传闻。”

“不会从我们入手的。我们又不真的是那种喜欢饶舌的人，你、我和沃森。”

“他和沃森说了吗？”

“没有——事实上，他又唠叨起那什么密不透风的箱子。高度机密，他说——但那不适用于你，对吧？”

“不管怎样，最好还是别让他们知道你告诉了我。”

“老伙计，你得职业病了，疑心病。”

“是的。很严重的传染病。所以我才想着要退出。”

“去种菜吗？”

“去做任何没秘密可言，没重要意义，相对而言也没有害处的事情。有一回我差点儿就要去一家广告公司上班了。”

“得留神。他们也有秘密——商业秘密。”

楼梯口的电话响了起来。

“在这个钟点，”戴维斯抱怨道，“违反社交准则。会是谁呢？”他挣扎着从沙发里起来。

“丽塔·罗尔斯。”卡瑟尔提示道。

“自己再倒一杯‘白沃克’吧。”

卡瑟尔还没来得及倒就听戴维斯叫他。“是萨拉，卡瑟尔。”

时间已是近两点半了，恐惧袭向了他。孩子在隔离期这么晚的时候也会有并发症吗？

“萨拉？”他问道，“怎么了？是萨姆吗？”

“亲爱的，我很抱歉。你还没上床吧，是吗？”

“没有。出什么事了？”

“我很害怕。”

“是萨姆？”

“不，不是萨姆。可从午夜到现在，电话已响过两次了，没人答话。”

“是打错了，”他释然地说，“常有的事。”

“有人知道你不在家。我怕，莫瑞斯。”

“国王路能发生什么事呢？哎，两百码之外就有警察局。还有布勒呀，布勒在的，不是吗？”

“它睡得倒快，打呼噜呢。”

“要是能的话我就回来了，可现在没火车了。这会儿出租车也不会带我。”

“我开车送你过去。”戴维斯说。

“不，不，当然不行。”

“什么不行？”萨拉说。

“我在跟戴维斯说话。他说要开车送我来。”

“哦不，我不想这样。和你说了后我现在觉得好点儿了。我去把布勒叫醒。”

“萨姆好吗？”

“他很好。”

“你有警察局电话的。他们两分钟就可以赶到。”

“我很傻，是吗？只是个傻瓜。”

“我心爱的傻瓜。”

“对戴维斯说声对不起。好好喝吧。”

“晚安，亲爱的。”

“晚安，莫瑞斯。”

用他的名来称呼是一种示爱——当他们在一起时，那是一种爱的邀请。表示亲昵的称呼——亲爱的，心爱的——是有众人在场时的日常通用语，但叫名字严格属私人范畴，绝不可向部族之外的人透露。在爱的高潮时，她会大声呼喊他秘密的部族名。他听见她挂断了电话，但他仍用听筒抵着耳朵停留了片刻。

“没什么大问题？”戴维斯问。

“萨拉没问题，没有。”

他回到客厅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他说：“我觉得你的电话给监听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我仅仅有一种直觉。我正在回忆是什么让我想到这个的。”

“我们不是活在石器时代。如今要是电话被监听了，谁也无法知道。”

“除非他们做得毛手毛脚。或者除非他们想让你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让我知道？”

“也许是吓唬你。这谁弄得明白？”

“不管怎样，为什么要监听我呢？”

“这是个安全保密的问题。他们谁都不信任，特别是处在我们这种位置上的人。我们是最危险的。我们据认为是知道那些该死的机密的。”

“我没觉得危险。”

“把唱机打开。”卡瑟尔说。

戴维斯收集了不少流行音乐，对于这个他保管得比屋里其他任何东西都要好。编目的仔细程度不亚于大英博物馆的藏书室，而戴维斯说起那些热门曲目就像报出赛马会赢家一样脱口而出，如数家珍。他说：“你喜欢来点儿老派的，古典的，对吗？”他说着放上了《一夜狂欢》[24]。

“开响些。”

“不该再响了。”

“只管把音量开大。”

“这么做不好。”

“我觉得更有私密性。”卡瑟尔说。

“你认为他们也在窃听我们？”

“是的话，我也不奇怪。”

“你肯定得上那病了。”戴维斯说。

“珀西瓦尔和你的谈话——让我很担心——我就是不相信……听起来太不着边际。我认为他们是故意卖出破绽，以便引蛇出洞。”

“好吧，算你对。这是他们的职责，不是吗？但要是轻而易举地能识破这伎俩，那做得也不太聪明啊。”

“是这样，不过珀西瓦尔的话也许就是真的。真的而且已开始有所动作。一个特工，不管他怎么怀疑，都觉得消息传递出去，以……”

“你觉得他们认为是我们走漏了风声？”

“是的。我们其中的一个，或许两个都是。”

“但既然我们都不是，还管这么多干吗？”戴维斯说，“早过了睡觉时间了，卡瑟尔。如果枕头下有支麦克风，他们只能听到我打呼噜。”他关掉音乐，“我们不是做双重间谍的料，你和我。”

卡瑟尔脱了衣服，熄了灯。小卧室凌乱不堪，通风也不好。他想拉开窗户，可窗绳是断的。他凝视着凌晨的街道。没有行人，连警察也没有。只有一辆出租车形单影只地停在离大卫斯街不远的站台上，朝着克拉里奇酒店的方向。一阵防盗警铃在邦德区的什么地方徒劳地响着，蒙蒙细雨开始落了下来。潮湿的路面黑亮亮的，如同警察的雨衣。他把窗帘拉严并上了床，但没有入睡。一个问号久久地停留在头脑里使他无法入眠：离戴维斯公寓这么近的地方是否一直有这么个出租车站台？肯定有一回他不得不走到克拉律治的对面才找到一辆？快要睡着时，另一个问题又开始困扰他：他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可能在利用戴维斯监视他？抑或他们在利用不明就里的戴维斯递给他一张做了标记的钞票？他对珀西瓦尔医生关于波顿的说法没几分相信，可是，正如他告诉戴维斯的，那也未必就是假的。

第四章

1

卡瑟尔真有点儿为戴维斯担心起来。的确，戴维斯会拿自己的忧郁来调侃，但无论如何那忧郁仍深切地驻留着，而且在卡瑟尔看来，一个不祥的兆头是戴维斯不再纠缠辛西娅了。他说出来的想法越来越跟手头的工作无关。有一次卡瑟尔问他：“69300/4，那是谁？”戴维斯说：“坡拉娜的一间双人海景房。”尽管如此，他的健康状况并没有什么大问题——珀西瓦尔医生最近对他做过检查。

“和往常一样，我们在等扎伊尔方面的电报，”戴维斯说，“59800从来不为我们着想，在炎热的傍晚独自喝着他的小酒，对什么都不闻不问。”

“我们最好给他发一个提示。”卡瑟尔说。他在一张纸上写下“我们的185未递交副本，未收到回答”，并放在给辛西娅的盘子里。

戴维斯今天打扮得像要去参加赛舟会。一条簇新的丝质红底黄格手帕在衣袋口晃荡着，好似无风天气里的旗子，深绿色的领带上印着鲜红的图案。就连从衣袖里露出来、他准备要用的那块手帕也像是新的——一块孔雀蓝的。显然是花了番心思。

“周末过得不错？”

“是的，哦，是。可以这么说。很平静。治理污染的小伙子到格洛斯特去闻工厂烟尘了。橡胶工厂。”

一个叫帕特里夏的姑娘（从不让人叫她“帕特”）从秘书组过来取他们唯一的那份电报。和辛西娅一样，她也是将门之后，汤姆林森准将的侄女——他们认为聘用在职人员的近亲有利于安全保密，而且也许能减轻繁重的溯查社会关系的工作，因为他们的许多联系人情况自然都已查过了。

“就这些？”姑娘问道，似乎她是惯于在比6A更重要的部门做事的。

“恐怕我们就只能做这么多，帕特。”卡瑟尔告诉她，她走时将门一摔。

“你不该招惹她，”戴维斯说，“她没准儿会去讲给沃森听，那样的话放学后咱就要留下来写电报了。”

“辛西娅呢？”

“今天她休息。”

戴维斯像爆破了什么东西似的清了清喉咙——好像打响了赛舟会的发令枪——脸上则扯起了红军旗。

“想问问你……要是我十一点开溜，你介意吗？一点钟回来，我保证，而且也没什么可做的。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我去看牙医了。”

“你得穿一身黑，”卡瑟尔说，“才能让丹特里相信。你穿这些个兴高采烈的破布不像是去看牙医。”

“我当然不是真去看牙医。实际情况是辛西娅答应了在动物园见我，一起去看大熊猫。你觉得她是不是开始招架不住了？”

“你真的恋爱了，是吧，戴维斯？”

“我想要的，卡瑟尔，只是一场认真的冒险。一场持续时间不确定的冒险。一个月，一年，十年。我厌烦了露水夫妻的想法。从国王路的一个聚会回来，到家四点，像只醉猫似的睡觉。第二天早晨——我想：哦，还不错，那姑娘好极了，我希望自己还能干得再漂亮点，要是没把酒掺和着喝该多好……接着我又想，和辛西娅待在马普托又会怎样。我可以和辛西娅真正地畅所欲言。能谈些工作上的事，对约翰·托马斯也有益。那些切尔西来的饶舌妇，刚尽兴完就开始打听。我干什么的？办公室在哪儿？原本我假装还在奥尔德马斯顿，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个该死的地方已经关闭了。我能怎么说？”

“在城里做事？”

“毫无诱惑力，这些娘们儿会比较呢。”他开始整理东西。他将卡片文档合上锁好。他的桌上有两页打好的纸，他将其放入口袋。

“把东西带出办公室？”卡瑟尔说，“小心丹特里。他已经抓到你一次了。”

“我们这个部他已经查完了。现在是七部在忙活。这毕竟只是通常的废话而已：‘仅供您个人参阅。看完销毁。’意思是去他妈的。我会在等辛西娅时‘把它转交给记忆’。她肯定要迟到。”

“别把德雷弗斯忘了。不要扔垃圾筒里让清洁工捡走。”

“我会把它作为贡品在辛西娅面前烧了。”他走出去又快步返回，“我希望你祝我好运，卡瑟尔。”

“当然。全心祝愿。”

这句毫无新意的话，此刻说来却很温暖，而且是脱口而出。卡瑟尔感到惊异，就仿佛他在某个假日的海边穿行在一个熟悉的岩洞里，在一块熟悉的石头上发现了一幅原始的人脸画，而此前他一直误以为是菌类凑巧形成的图案。

半小时后电话响了。一个姑娘的声音说：“J.W.想和A.D.[25]说话。”

“真糟，”卡瑟尔说，“A.D.没法和J.W.说话。”

“您是谁？”那声音带着猜疑问。

“某个叫M.C.的。”

“请稍等。”一阵尖厉的叫嚣声传回到他的听筒。接着沃森的声音清楚地从似狗圈般吵嚷的背景中冒出来：“我说，是卡瑟尔吗？”

“是的。”

“我必须和戴维斯说话。”

“他不在这儿。”

“他在哪儿？”

“他一点钟回来。”

“那太晚了。他现在在哪里？”

“在看牙医。”卡瑟尔不情愿地说。他不喜欢卷入别人的谎话里，那会把事情复杂化。

“我们最好启用扰频。”沃森说。接着是一阵惯常的忙乱：其中一人按了该按的键，但动作太快，等返回正常电信传输状态时，对方还在忙着扰频。当最终两人的声音被滤出来时，沃森说：“你能把他找回来吗？需要他来开会。”

“我没法好端端地把他从牙医的椅子上拽下来。而且我不知道他的牙医是谁。没有登记在档案里。”

“没有吗？”沃森责怪地说，“那他也得在便条上留个地址。”

沃森曾尝试做律师，但没有成功。他的那种显而易见的正直也许惹恼了法官。多数法官似乎认为道德腔是为他们保留的，而不应由一个初级辩护律师来擅用。不过正因为具备那种使他在律师界被排挤的品质，在“外交部的一个处”里他擢升得很快。他轻易地把像卡瑟尔这样稍老一代的人抛在了后面。

“他出去时应该让我知道的。”沃森说。

“可能牙疼得很突然吧。”

“专员特意要他到场。会后还要和他讨论一个报告。他收到了吧，我想？”

“他是提到了一个报告。他好像觉得那都是通常的废话。”

“废话？那是机密。他怎么处理的？”

“我想他锁在保险柜里了。”

“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吗？”

“我去请他的秘书——哦，很抱歉，我没法开，她今天休息。那么重要吗？”

“专员肯定这么觉得。我想如果戴维斯不在的话，你最好去开会，不过那可是戴维斯分管的。十二点准时在121房间。”

2

会议并没有显得那么紧要。参会的有一个卡瑟尔从未谋面的MI5成员，因为主要议题是进一步厘清MI5和MI6之间的职责。在上一场战争之前，MI6从来不在英国领土上执行任务，安全工作都留给了MI5。随着法国的陷落，英国有必要从本土派遣特工进入维希的殖民地[26]，这样的职权分配体系也就在非洲瓦解了。恢复和平之后，旧的体系再也没有得以很好地重建。坦桑尼亚和桑给巴尔正式合并为一个国家，但鉴于桑给巴尔的中国训练营，已很难将这个岛屿称为英国领土。如今情况更为混乱，因为MI5和MI6都有代表驻达累斯萨拉姆，而且两者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很亲密友好。

“竞争，”专员在会议开场白上说，“在某一点上是健康的。但有时会导致缺乏信任感。我们并非一直在交换特工的背景报告。有时候我们既在当间谍，同时又要做反间谍工作。”说罢他便坐回去休息，让MI5的人发言。

到会的人除沃森外没有几个是卡瑟尔认识的。一个瘦削、灰发、喉结凸出的人据说是处里的头号元老。他名叫希尔顿。希特勒战争前他就在这儿了，而令人惊奇的是，他没有树过任何敌人。现在他主要处理埃塞俄比亚事务。他还是仍健在的研究十八世纪贸易代币的第一权威，常被索斯比拍卖行请去指点。雷克是退伍近卫兵出身，长着淡黄色的头发和小胡子，他负责北非的各个阿拉伯共和国。

MI5的人说完了交叉责任的问题。专员说：“好了，就这样。《121室条约》。我确信现在大家对自己的职责理解得更好了。十分感谢您的到来，坡勒。”

“坡伦。”

“对不起。坡伦。现在，如果不认为我们礼待不周，我们还有些家务事要商量……”坡伦关上门后他说，“我对这些MI5的人从来没好印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带着一股警察的架势。当然也不奇怪，他们干的就是反间谍的活。在我看来谍报更像是绅士的职业，可当然我已经过时了。”

珀西瓦尔从远处的角落里开了腔。卡瑟尔先前没注意到他在那儿。“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去九部。”

“九部是做什么的？”雷克捋着小胡子问道。他明白在MI各处的人手中，自己是为数极少、真正行伍出身的人之一。

“我早忘了，”珀西瓦尔说，“可比较之下他们总是很友好。”希尔顿发出短促的咆哮声——他大笑起来一贯如此。

沃森说：“他们不是研究战时逃生手段的吗，要不是十一部？我不知道他们还在忙活。”

“噢，嗯，我的确很久没见他们了。”珀西瓦尔用他那种医生式的亲切鼓励的语气说，他好像在描述流感的症状，“也许他们已经卷铺盖走人了。”

“顺便提一句，”专员问道，“戴维斯在吗？我想和他讨论一个报告。我去六部朝拜时似乎还没见过他。”

“他去看牙医了。”卡瑟尔说。

“他从没跟我说过，爵士。”沃森抱怨道。

“哦，行，不急。非洲的事从来都不急。变化总来得很慢，通常也是暂时的。我希望欧洲也如此。”他收拾好自己的文件悄然离去，像一个感到自己不在场时家庭聚会会进行得更好的主人。

“真奇怪，”珀西瓦尔说，“那天我看见戴维斯时，他嘴里那些大夹子还好端端的。还说他的牙从来没给他找过麻烦，连牙垢都没有。顺便说一句，卡瑟尔，你可以把他牙医的名字给我。就在我的医疗文档中备个案。如果他有什么问题，我们希望推荐自己的人。这样对安全保密更有利。”

[1]　英国出版公司，1843年由麦克米伦兄弟成立。

[2]　艾尔默·莫德（Aylmer Maude， 1858—1938），与其妻路易斯·莫德（Louise Maude， 1855—1939）同为英国著名翻译家，1928—1937年间，翻译出版了21卷的《托尔斯泰全集》。

[3]　法国作家尼古拉斯·埃德姆·勒迪夫·德·拉布里东（Nicolas Edme Restif de La Bretonne， 1734—1806）所著的自传体小说，勒迪夫惯以性爱寻求创作灵感。

[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半自治区，由两个大岛和其他小岛组成。

[5]　菲利普·西德尼（Philip Sidney， 1554—1586），英国历史上一位才华横溢、英年早逝的诗人。

[6]　1898年由奥地利人格奥尔格·鲁格（George Luger， 1849—1923）设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军制式手枪。

[7]　英国莫里斯汽车公司1948—1972年生产的车型，也是英国第一款销量超过百万的车型。

[8]　希伯来姓名，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也是很多《旧约》中的人物的姓名，包括耶稣，故下文戴维斯如是说。

[9]　莫桑比克曾为葡萄牙殖民地。

[10]　南非秘密警察机构（South African Bureau of State Security）的简称。

[11]　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s Seko， 1930—1997），非洲独裁者，1965—1997年间担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和扎伊尔共和国总统。

[12]　De Beers，世界钻石业巨头公司，一度控制着世界90%的钻石产业。

[13]　津巴布韦共和国1980年独立前的旧称。

[14]　亨利·莱特·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英国作家，一生写了50多部小说，最有名的一本是《所罗门王的宝藏》。

[15]　恰卡（Chaka Shaka， 1787—1828）， 19世纪非洲祖鲁王国国王，1816—1828年在位。

[16]　阿明·达达（Amin Dada， 1923—2003），乌干达残暴的独裁者。

[17]　英国俚语，指男性生殖器。

[18]　国防情报部（Defence Intelligence）简称。

[19]　大来卡（Diners Club Card），也叫食客俱乐部卡。1950年由大来俱乐部发行的记账卡，最初是与餐厅合作为顾客提供记账消费，为后来的信用卡原型。

[20]　用皮、毛与线等材料制成的仿生饵模仿飞虫落水，吸引凶猛掠食性鱼类的钓法。

[21]　英国威尔特郡的一座村庄，为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所在地。

[22]　Johnnie Walker、White Horse，均为苏格兰威士忌的品牌。Walker亦有“徒步者”之意，故在下文中，当戴维斯将两种酒混合后戏称之“白沃克”（“白色行者”）时，提及了“女鬼”。

[23]　戴维斯原文为Davis，大卫斯街原文为Davies Street。

[24]　披头士第一部电影的同名歌曲专辑，发行于1964年。

[25]　分别是J.沃森和阿瑟·戴维斯名字的缩写，下文的M.C.则是莫瑞斯·卡瑟尔。

[26]　1940年6月德国占领巴黎后，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7月迁都维希，故被称为维希政府。大多法国海外殖民地仍由维希政府管辖。

第三部

第一章

1

珀西瓦尔医生邀请了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去他的俱乐部“革新”吃午饭。他们已养成每月的一个周六轮流在“革新”和“旅行者”吃午饭的习惯，那时俱乐部的成员大多已去了乡间。铁灰色的帕尔购物街像一幅维多利亚时代的雕版画，其建筑多镶嵌着颀长的窗户。深秋初冬的宜人天气即将结束，钟表都已调过，能感觉到冬天的脚步正隐蔽在那最轻柔的风里。头一道菜是熏鳟鱼，这使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想起来告诉珀西瓦尔医生他正认真考虑在隔开他的庄园与农田的那条小溪里放养鱼苗。“我会请教你的，以马内利。”他说。在两人独处不受打扰时，他们以名字互称。

有好一会儿工夫他们只是谈钓鳟鱼，或者说是珀西瓦尔在谈——这始终是个哈格里维斯可谈不多的话题，但他明白珀西瓦尔医生完全有本事从午饭一直说到晚饭。然而，通过一个偶然的关于其俱乐部的话题转移，他从鳟鱼换到了另一个他最喜欢的谈资。“如果我有良心的话，”珀西瓦尔医生说，“我就不会在这儿做会员了。我加入是因为这里的食物——还有熏鳟鱼，如果你原谅我的话，约翰——是伦敦最好的。”

“我同样也喜欢‘旅行者’的菜。”哈格里维斯说。

“啊，但你忘记了我们的肉排腰子布丁。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么说，可是比起你夫人的饼，我更喜欢这儿做的。馅饼皮能盛住肉汁，布丁却能把肉汁吸收了。可以说，布丁和肉汁更合得来。”

“可就算你有良心——一个最不可能的假设——你的良心为何会受打扰呢，以马内利？”

“你要知道我想成为这儿的会员，得签署一份支持《1832革新法案》的声明。不错，这个法案不像它的后继那么糟糕，比如十八岁可赋予投票权，但它为一人一票的这种有害学说敞开了大门。连俄国人现在也为了宣传鼓动的目的赞同那种说法，只是他们聪明得很，能够确保在他们国家，人们投票表决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你真是个反动分子，以马内利。不过我对你关于布丁和馅饼皮的高论还是有几分相信的。明年也许可以试一下布丁——如果还打得了猎的话。”

“如果你打不了，那可都是因为一人一票制。说实话，约翰，得承认吧，这个馊主意把非洲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我想要让真正的民主开始运转还得假以时日。”

“那种民主永远不会奏效。”

“你真希望回到一户一票制吗，以马内利？”哈格里维斯永远也无法判断珀西瓦尔医生的话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经的。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对获得投票权的个人收入要求当然也可根据通货膨胀做适当调整。在当今，年收入四千可以作为有投票权的合适标准。那样就可以照顾到矿工和码头工人了，省去了我们很多麻烦。”

喝完咖啡，他们不用商量便一齐走下格莱斯顿[1]时代修建的硕大台阶，步入寒意弥漫的帕尔购物街。圣詹姆斯宫的老式砖结构建筑在灰蒙蒙的天气里如同即将熄灭的火堆，而摇曳着点点红色的岗哨卫兵就像那最后一息火焰了。他们穿过广场进了公园，珀西瓦尔医生说：“再回头说会儿鳟鱼吧……”他们挑了一张能看见在池塘里游水的鸭子的长凳，这些水禽像磁性玩具一般在水面上毫不费力地游弋着。他俩都穿着厚实的斜纹软呢大衣——那些情愿居于乡村的绅士的装束。一个戴圆顶硬礼帽的男子从他们身边走过。他拿着伞，因自己的什么心事而皱了皱眉。“他姓布朗，带e的[2]。”珀西瓦尔医生说。

“你认识的人真多，以马内利。”

“首相的一个经济顾问。不管他挣多少我都不会把票投给他。”

“好了，稍微谈点儿正事吧，好吗？现在只有我们。我估计你在‘革新’担心会被窃听。”

“干吗不在那儿说？被一人一票制的狂热支持者围着。他们要是能够给一伙吃人的野人投票权……”

“你可不要贬低吃人的野人，”哈格里维斯说，“我最好的朋友中就有一些是吃人的野人，现在带e的布朗听不见我们了……”

“我和丹特里仔细核查了，约翰，我个人确信戴维斯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丹特里也确信？”

“不。从所有的情况来看，应该没错，但丹特里的脑子就会死抠法律。我不想假装我喜欢丹特里。他缺乏幽默感，不过自然是非常尽职。我和戴维斯一起待过一个晚上，在几星期前。他不像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那种十足的酒徒，但喝得也可以了——而且自我们核查开始后他喝得更凶，我觉得。就像那两人以及费尔比，他显然处于某种压抑之中。有点儿躁郁症——躁郁症患者都有那么点儿精神分裂，也是双重间谍的本质。他急着想出国。大概因为他知道自己受监视，也许因为他们不允许他撤逃。当然一到马普托我们就无法控制他了，而对于他们那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据点。”

“但证据呢？”

“这一点的确还有漏洞，但我们能等到铁证如山吗，约翰？反正我们没打算让他出庭受审。另一种可能是卡瑟尔（你已赞同我的看法，可以把沃森排除），我们也做了彻底调查。幸福的二次婚姻，第一位夫人在希特勒闪电战中丧身，良好的家庭背景，父亲是医生——就是那种老派的普科医师，自由党成员，不过请注意，不是那种‘革新派’。照料了病人一辈子，常常忘了寄账单，母亲还健在——闪电战时她当过防空组长，得过乔治奖章。可以说爱国热情很高，参加保守党集会。他的家世很不错，你得承认。卡瑟尔没有酗酒的迹象，用钱也很谨慎。戴维斯在波尔图、威士忌和他的捷豹上开销很大，常去赌马——伪称判断准确，赚了不少钱——那是花销大于收入的经典托词。丹特里告诉我，有一次他被查到将一份59800来的报告带出了办公室。他自称要在午饭时看看。接下来你记得我们和MI5开会的那天，你要他到场，他却离开办公室去看牙医了——他根本没去（他的牙没有任何问题——这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而两个星期后我们得到了情报再次泄露的证据。”

“了解过他去哪儿了？”

“丹特里已经把他置于特别行动小组的监视之下。他去了动物园。从会员入口进去的。跟踪他的人只得在普通入口排队，结果把他丢了。干得挺漂亮。”

“知道他和谁碰头吗？”

“他很聪明。准知道自己被盯梢了。经查他已向卡瑟尔坦白过自己不是去看牙医，说是去找他的秘书（那天她休息）看大熊猫。可是还有那份你要和他讨论的报告。从没有进过保险柜——丹特里查过了。”

“不是什么重要的报告。噢，这都是些疑点，我得说，可我不能称之为确凿的证据，以马内利。他和秘书会面了吗？”

“哦，会面倒是有的。他和她一起出了动物园，可中间发生了什么？”

“有没有使用钞票记号手段？”

“我以极秘密的方式给他编造了一个波顿的研究，可现在这口风还没传出去。”

“我认为就你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假设他惊慌失措，企图逃跑呢？”

“那我们就得迅速行动了。你想好了我们到时该怎么办吗？”

“我正在琢磨一个很妙的点子，约翰。花生。”

“花生！”

“那种腌过的就着鸡尾酒吃的小东西。”

“我当然知道花生是什么，以马内利。别忘了我也在西非当过专员。”

“嗯，这就是答案。花生变质时会产生一种霉菌。由‘黄曲霉素’产生——不过这个名字你可以不管。不重要，我知道你的拉丁语一直不怎么样。”

“继续说，看在老天的分上。”

“为了让你更好懂，我就集中说那霉菌吧。霉菌产生一系列剧毒物质，统称黄曲霉毒素。这黄曲霉毒素便是我们那小小麻烦的解决办法。”

“它是怎么起作用的？”

“我们不能确定它对人类的影响，但似乎没有动物能够抵挡得了，所以我们能对它免疫的可能性极小。黄曲霉毒素可以杀死肝细胞。只须使肝细胞与该物质接触约三小时。动物身上的症状是没有食欲、嗜睡。鸟类的翅膀变得虚弱。尸体解剖时可见肝部有大量出血、坏疽；肾部充血，请原谅我用了这么多医学行话。通常一周内死亡。”

“该死的，以马内利，我一直爱吃花生米。现在我再也不想碰了。”

“哦，你不用担心，约翰。你吃的腌花生是人工挑拣的——尽管我估计也可能会有意外，但照你吃完一罐的速度，它们不大可能变质。”

“看来你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很是乐此不疲。有时候，以马内利，你真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你得承认这是个干净利落、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尸检只会显示肝脏坏死，我估计验尸官会向公众警告滥喝波尔图的危险。”

“我猜你已经研究出来怎么获取这个王曲——”

“黄曲霉毒素，约翰。没什么太大的困难。我有个波顿的朋友正在制备一些。你只需很少的量。每千克体重需0.0063毫克。当然我已给戴维斯称过体重。0.5毫克就能搞出名堂了，但为保险起见就说0.75吧。不过我们也许还是先试验下再小一些的剂量。当然做这些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得到黄曲霉毒素如何作用于人类的宝贵资料。”

“你从来就没被自己吓着吗，以马内利？”

“这没什么吓人的，约翰。想想看戴维斯所有其他可能的死法。真正的血管硬化时间要长得多。摄入一定剂量的黄曲霉毒素后他几乎不会有什么痛苦。人越来越没精神，可能腿会有点儿麻烦，在没有翅膀的情况下，当然某种程度的呕吐还是可以预期的。只花一个星期死去还是挺好的命，你想想有很多人得受多大的罪。”

“听你的口气好像他已经被判有罪了。”

“嗯，约翰，我相当肯定他就是我们要的人。我只等你开绿灯。”

“如果丹特里也对此满……”

“哦，丹特里，约翰，我们无法等到丹特里要求的那种证据。”

“给我一条确凿的证据。”

“我还给不出，但最好别等太久了。你记得打猎之后那天晚上你说的话——乐于顺从的丈夫总是任那个情人摆布。我们这个处再不能出丑闻了，约翰。”

另一个戴圆顶硬礼帽、竖着大衣领的人经过他们身边，走入十月的黄昏中。外交部大楼里的灯一个接一个亮起来。

“我们再谈些鳟鱼溪的事吧，以马内利。”

“啊，鳟鱼。让其他人去吹什么鲑鱼吧——滑不溜秋的笨家伙，盲目地一个劲朝上游挤，太容易抓了。你只需一双大靴子、一条强壮的胳膊和一个伶俐的跟班。可是鳟鱼——哦，鳟鱼——它才是真正的鱼中之王。”

2

丹特里上校在圣詹姆斯街有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是通过处里另一个职员介绍的。战争期间MI6曾用这屋子来约见应征者。楼里只有三套公寓，由一位上了年纪的女管家照看，她住在同一栋楼的一间不大看得见的屋里。丹特里住二楼，在一家餐馆（其欢闹声总使他久久不能入睡，直到凌晨最后一辆出租车开走）上面。头顶上住的是位退休商人，曾与他们战时的竞争单位SOE[3]有联系，还有一位退休将军，曾在西部沙漠作战。将军年事已高，很少能在楼梯上遇见，但患有痛风病的那个生意人过去则经常穿过马路，一直走到卡尔顿俱乐部去。丹特里不会做饭，通常为凑合一顿就到伏特南酒家买些冷的小香肠盘菜。他从不喜欢俱乐部，如果感觉饿——很少会这样——楼下就是欧佛顿饭店。他的卧室和卫生间面朝一个极小又古老的院子，里面有一架日晷和一件银器。走过圣詹姆斯街的人很少有知道这个庭院的。这是个毫不张扬的公寓，对于一个孤单的人而言也挺相称。

这已是丹特里用他的“雷明顿”第三次刮脸了，所换来的那点微不足道的洁净感与孤独一起滋生，仿佛一具死尸上仍在生长的毛发。他正准备和他女儿共进难得一次的晚餐。本来他建议在欧佛顿请她吃饭，那儿他算是常客，可她告诉他想吃烤牛肉。尽管如此，她又拒绝去丹特里也挺熟悉的辛普森饭店，因为她说那儿的气氛太男性化。她坚持要在潘顿街的斯通餐厅，八点与他见面。她从不来他的寓所——那会不忠于她母亲，即便她知道这儿并没有女人同住。也许连欧佛顿也由于太接近他的寓所而受到了牵连。

丹特里每回走进斯通都觉得恼火，因为总有个戴着滑稽的大礼帽的人问他是否预订了。记忆中他年轻时的那家老式小餐馆已在闪电战中遭毁，重建时花了大价钱装饰得很豪华。丹特里不无遗憾地想起了那些穿着满是灰尘的黑色燕尾服的侍者、地上的锯木屑，以及在特伦特河上的波顿特酿的浓啤酒。如今，一路走上楼梯都只见墙上镶嵌着毫无意义的巨型扑克牌，和赌场的氛围倒是更合适。餐厅尽头的厚玻璃窗外有喷泉池，其中立着些白色裸体雕塑，它们看上去使这里秋天的气息比外面的空气更凛冽。他的女儿已在那儿等候了。

“要是我来迟了我很抱歉，伊丽莎白。”丹特里说。他知道自己早到了三分钟。

“没关系。我自己已经要了点儿喝的。”

“我也来杯雪利。”

“我有新闻要告诉你。现在还只有妈妈知道。”

“你妈妈好吗？”丹特里用社交场合的礼貌口吻问道。这总是他的第一个问题，他也很高兴终于将其打发掉了。

“她挺不错的，总的来说。她正在布赖顿，准备待一两周，换换空气。”

他们好像在说一个鲜为他了解的熟人——不可思议的是竟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他和妻子亲密无间并分享了一次性爱的喷发，从而造出了此刻优雅地坐在他对面喝着缇欧佩佩[4]的美丽姑娘。丹特里每次见到女儿总是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忧伤，而此时，正如往常一样，这忧伤笼罩住了他——如同一种负疚感。为什么要负疚？他会与自己争论。他一直恪守着所谓的忠诚。“我希望天气会好起来。”他说。他知道妻子觉得他很没趣，但那应该成为负疚的原因吗？毕竟她是在相当了解他的情况下同意结婚的；她自觉迈进了这个冷清而长久寂静的世界。他羡慕那些在普通的办公室上班，回家可以自由自在谈笑风生的男人。

“想知道我的新闻吗，爸爸？”

他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突然捕捉到了戴维斯。戴维斯独自坐在一张双人桌旁。他在等人，指节敲着桌面，眼睛盯着餐巾。丹特里希望他别抬头。

“新闻？”

“我刚才跟你说的。只有妈妈知道。当然还有另一位。”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补充道。丹特里看了看戴维斯两边的桌子。他怀着些许指望能看见有人盯梢戴维斯，但旁边桌上已快用完餐的两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显然不像是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

“你看来一点儿没兴趣，爸爸。你的心思不知飘走多远了。”

“对不起。我刚才看了一个认识的人。什么秘密新闻？”

“我要结婚了。”

“结婚了！”丹特里叫道，“你妈妈知道吗？”

“我刚才说过我告诉她了。”

“抱歉。”

“我结婚你为什么要抱歉？”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当然如果他配得上你的话，我不会难过的。你是个漂亮的女孩子，伊丽莎白。”

“我不是在待价而沽，爸爸。我猜你们那个时候，一双漂亮腿能出个好价钱。”

“他是做什么的？”

“他在广告公司。他负责詹生婴儿爽身粉的项目。”

“产品不错吧？”

“很好的。他们花巨资想把强生婴儿爽身粉挤出老大的位置。科林安排了不少动人的电视场景。他甚至还亲自写了一首主题歌。”

“你很喜欢他？你十分肯定了……？”

戴维斯要了第二杯威士忌。他在看菜单——可他准是已经读了很多遍了。

“我俩都很肯定了，爸爸。毕竟过去一年我们都生活在一起。”

“对不起，”丹特里又说——这个晚上将成为一个道歉之夜，“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估计你妈妈知道。”

“她猜到了，很自然。”

“她见你的次数比我多。”

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行将被放逐远方的人，从甲板回首，遥见祖国依稀的海岸就要沉入地平线之下。

“他今晚本想来，让我介绍他一下，可我告诉他这次我希望单独跟你在一起。”“这次”——听起来像要久别。现在他只看得见空落的地平线了，陆地已杳无踪影。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婚事？”

“星期六，二十一号。在登记处。我们谁也没请，当然除了妈妈。还有我们的几个朋友。科林没有父母。”

科林，他纳闷，谁是科林。他当然就是那个给詹生做广告的人。

“欢迎你来——但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害怕碰见妈妈。”

不论戴维斯怀有怎样的希望，他还是放弃了。在付酒钱时，他从账单上一抬头看见了丹特里。仿佛两个背井离乡的人为了同一目的上了船，看了故国最后一眼，又看见了对方时一时无言。戴维斯转身朝门口走去。丹特里遗憾地看着他——不过毕竟还不急于相识，他们在船上的日子还长呢。

丹特里猛地放下杯子，将雪利酒泼出了一点儿。对珀西瓦尔的恼怒遽然升起。他根本没有证据让戴维斯出庭受审。他不信任珀西瓦尔。他记得珀西瓦尔在那个狩猎周末上的表现。珀西瓦尔从不寂寞，说话时常常乐呵呵的，他懂得赏画，他自来熟。他没有女儿与一个他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同居——他甚至不知他们住哪儿。

“我们本想之后到宾馆或者妈妈的住处喝点酒，吃些三明治。完了以后妈妈还得回布赖顿。不过如果你愿意来的话……”

“我恐怕来不了。我那个周末不在。”他撒谎道。

“你的预约工作计划可排得真早啊。”

“没办法。”他继续说着惨淡的谎言，“事情太多了。我很忙，伊丽莎白。早知道的话……”

“我想着要给你一个惊喜的。”

“我们该点菜了，对吧？你吃烤牛肉，不来点羊脊肉？”

“只要烤牛肉吧。”

“你们去度蜜月吗？”

“哦，我们就在家过周末。也许等春季时……眼下科林正忙他的詹生婴儿爽身粉呢。”

“我们应该庆祝一下，”丹特里说，“来一瓶香槟？”他不爱喝香槟，但一个男人必须尽自己的义务。

“我真的只想喝杯葡萄酒。”

“我得想想送你一件什么样的结婚礼物。”

“支票最好——也更方便你。你不喜欢上街买东西的。妈妈要送一条漂亮地毯给我们。”

“我没带支票本。我在周一左右把支票寄来。”

饭后他们在潘顿街上道了别——他提出叫一辆车送她，但她说想走走。他一点儿都不清楚她与科林合住的公寓在哪里。她和他一样小心守护着自己的私生活，只是对于他，从来就没有什么需要守护着。他并不怎么热衷于和她一起吃饭，因为他们可谈的话题太少了，然而现在，当他认识到以后再无可能单独在一块儿时，他感到被遗弃了。他说：“说不定我能把那个周末的工作往后拖一拖。”

“科林见到你会很高兴的，爸爸。”

“或许我可以带个朋友来？”

“当然。任何人都行。你带谁呢？”

“还不能肯定。可能是同事吧。”

“那很好。不过你得知道——你真没必要害怕。妈妈喜欢你的。”他目送她向东朝莱斯特广场走去——然后呢？——他全然不知——之后他朝西走向圣詹姆斯街。

第二章

1

小阳春的气候又回光返照，卡瑟尔答应去野餐——萨姆经漫长的隔离期之后已蠢蠢欲动，而萨拉的奇思妙想则是随着秋叶飘落，山毛榉树林中任何残留的病菌都将被清除干净。她准备了一暖水瓶的热洋葱汤，半只用手撕了吃的冷鸡，一些岩皮饼，给布勒的一块羊骨，另有一只暖瓶则灌了咖啡。卡瑟尔还捎上了他的威士忌酒瓶。有两条可以坐的毯子，连萨姆也同意带了件外套大衣以防起风。

“十月天里去野餐真是疯了。”卡瑟尔愉快地嘲弄着这种心血来潮。野餐省却了办公室里的种种麻烦：谨小慎微，噤若寒蝉，瞻前顾后。可接着，就在他们把袋子装上自行车时，电话理所应当地响了起来，叮叮当当吵得如警铃一般。

萨拉说：“又是那些见不得人的家伙。他们会搅了我们的野餐。我会老在想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卡瑟尔沮丧地去回答（他把手盖在话筒上）：“不，不，别担心，只是戴维斯。”

“他想干什么？”

“他正开着车在鲍克斯摩尔。天气那么好，他想来看看我。”

“哦，这该死的戴维斯。都万事俱备了。家里没什么其他东西可吃了。除了晚饭。而且不够我们四个人。”

“如果你想去就和萨姆单独去吧。我和戴维斯到天鹅酒店吃午饭。”

“你不来，野餐就没意思了。”萨拉说。

萨姆说：“是戴维斯先生？我要戴维斯先生。我们可以玩捉迷藏。戴维斯先生不在我们人就不够。”

卡瑟尔说：“我们可以带上戴维斯，我想。”

“四个人分半只鸡……？”

“岩皮饼够一个团的人吃的。”

“他不会喜欢在十月天里去野餐的，除非他也疯了。”

可戴维斯果然跟他们一样疯了。他说即使在黄蜂苍蝇乱飞的大热天他也爱野餐，但他更喜欢秋天。他的捷豹坐不下多少人，于是他和他们约定了在公地某处会合，午饭时他手脚麻利地得到了那半只鸡的叉骨部分。然后他介绍了一种新游戏。其他人得通过提问来猜他的愿望，而只有他们猜不出来时他的愿望才能保证实现。萨拉凭直觉猜他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成为“流行天王”。

“哦，算了，我可不希望这梦想能成真。我连音符都不会写。”

吃完最后几个岩皮饼时，午后的太阳已沉至金雀花丛之上，风也悄然而起。铜黄色的树叶飘下来，覆盖了去年掉落并堆积于地面的坚果。“捉迷藏。”戴维斯提议道，卡瑟尔看见萨姆带着崇拜英雄的眼光盯着戴维斯。他们抓阄决定谁先躲，戴维斯赢了。他迈着大步不慌不忙地走进树林，裹着厚厚的驼毛大衣，看起来像是一头从动物园跑出来四处游荡的熊。在数过六十后其他人开始了搜捕，萨姆奔向公地的边缘，萨拉朝阿什瑞奇方向找，卡瑟尔则走进了戴维斯刚才躲入的林子。布勒跟着他，大概指望能捉到一只猫。一声低低的口哨将卡瑟尔引到了戴维斯藏身的一块被欧洲蕨围起来的凹地。

“躲在这没太阳的地方冷死了。”戴维斯说。

“是你自找的。我们都准备走了。趴下，布勒。趴下，该死的。”

“我知道，但我看得出小杂种是多么想要玩。”

“你好像比我更懂得孩子。我还是叫他们过来吧。我们会冻死的……”

“不，先别叫。我本来就希望你会来找我。我要单独跟你说几句话。挺重要。”

“不能等明天在办公室里谈吗？”

“不，你已经让我对办公室起疑心了。卡瑟尔，我真的觉得有人在盯梢我。”

“我跟你说过我认为你的电话被窃听了。”

“我那会儿没信你。可自从那晚上后……星期四我带辛西娅去司各特酒店。下电梯时里面有个男的。后来他又在司各特喝黑香槟。接着就在今天，当我开往伯克翰斯德时，我在马布尔阿齐注意到有辆车跟在后面——很偶然，因为我一时间觉得我认识这个人——我并不认识，可当我开到鲍克斯摩尔时我又在后面看见了他。一辆黑色奔驰。

“跟在司各特酒店看到的是同一人？”

“当然不是。他们不会笨到这种地步。我提了捷豹的挡速，再加上星期天路上的车多，在到达伯克翰斯德之前甩掉了他。”

“他们不信任我们，戴维斯，谁都不信任，不过如果心中无愧也不在乎。”

“哦，是的，这我都明白。像一首老的主题歌里唱的，是吧？谁在乎？‘我没做亏心事/谁在乎？/要是冷不防被他们抓了，我说/我去买了些金黄的苹果还有梨……’我也许能做流行天王的。”

“你真的到伯克翰斯德之前把他甩了吗？”

“是的。据我的判断是这样。可这都是怎么回事，卡瑟尔？只是例行检查吗，就像丹特里上回那样？你在这个要命的行当里干得比我们都长。你应该知道。”

“和珀西瓦尔喝酒的那天晚上我告诉过你，我认为准是有什么情报泄露了，他们怀疑存在一个双重间谍。于是他们正在实施安全检查，而如果你注意到了，他们也不是太在乎。他们认为如果你心里有鬼，就会失魂落魄的。”

“我是双重间谍？你不会相信的，卡瑟尔？”

“不，当然不信。你不必担心。耐心点就是。让他们检查完，他们自己也不会信的。我料想他们也在查我——还有沃森。”

萨拉在远处叫道：“我们认输。我们认输了。”一个细小的声音从更远处传来：“噢不，我们不认输。继续藏好，戴维斯先生。求你了，戴维斯先生……”

布勒叫起来，戴维斯打了个喷嚏。“小孩子都是冷酷无情的。”他说。

他们藏身的欧洲蕨里传来沙沙声，萨姆出现了。“抓到啦，”他说，然后他看见了卡瑟尔，“哦，你骗我们。”

“没有，”卡瑟尔说，“我没法喊。他用枪逼着我呢。”

“枪呢？”

“看他胸口的衣袋。”

“只有一支钢笔。”萨姆说。

“那是支毒气枪，”戴维斯说，“伪装成了钢笔。你瞧见这个捏手了。它喷出的像是墨水——只不过不是真的墨水，是神经毒气。詹姆斯·邦德都拿不到这个——太机密了。举手投降吧。”

萨姆举起了手。“你真是个间谍？”他问。

“我是为俄国工作的双重间谍，”戴维斯说，“你要是想活命的话就离我五十码。”他冲出欧洲蕨丛，裹着厚重的大衣笨拙地在山毛榉林间跑着。萨姆追着他上了坡又奔下去。戴维斯跑上了阿什瑞奇路的路肩，旁边停着他那辆鲜红的捷豹。他用钢笔指着萨姆，喊了一句像辛西娅的电报那样错误百出的话：“野餐……爱……萨拉。”然后随着尾气管里的轰鸣，他一溜烟跑了。

“下次再叫他来，”萨姆说，“求你下次再叫他来。”

“当然。干吗不叫他呢？等春天来了。”

“春天还早着呢，”萨姆说，“那时我要上学了。”

“总会有周末的。”可是卡瑟尔的答话似乎信心不足。他很清楚地记得童年里时间是如何蹒跚而行的。一辆车经过他们向伦敦驶去，黑色的——也许是奔驰，但卡瑟尔对车几乎一无所知。

“我喜欢戴维斯先生。”萨姆说。

“是啊，我也喜欢。”

“捉迷藏谁都没有他玩得好。连你也不行。”

2

“我发现《战争与和平》读起来真慢，霍利迪先生。”

“哦，真的，哦，真的吗。它是本了不起的书，如果您有耐心的话。您读到莫斯科撤退了吗？”

“没有。”

“那真是个可怕的故事。”

“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已没那么可怕了，不是吗？毕竟那些法国人是士兵——而且雪没有凝固汽油弹那么吓人。你只是安眠了，他们这么说——你不会给活活烧死。”

“是啊，当我想到越南的那些可怜的孩子……我那时很想参加这儿常有的游行，但我儿子不让。他对于警察光顾他那家小小的门面很是紧张，虽然我没觉得那几本淘气的书有多大害处。就像我常说的——那些买书的人——嗯，你没法子再去毒害他们了，对吗？”

“是这样，他们可不会像清白、尽忠职守的美国小伙子那样去扔凝固汽油弹。”卡瑟尔说。有时候他发觉，要完全掩盖生活里那座隐没的冰山是不可能的。

“而我们却束手无策，”霍利迪说，“政府大谈民主，可是政府什么时候曾过问我们举的旗帜和喊的口号？除非在选举期间，有助于他们挑一个有希望帮自己拉选票的，就这么回事。到了第二天还是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又一个手无寸铁的村子因失误被整个抹掉了。哦，他们很快要在南非干同样的事了。首当其冲的是黄皮肤的小娃娃——其实比我们黄不了多少——再去对付黑皮肤的小娃娃……”

“说点儿别的吧，”卡瑟尔说，“给我推荐一些跟战争无关的书。”

“特罗洛普[5]的书一直有，”霍利迪先生说，“我儿子非常喜欢特罗洛普。不过他的书和他卖的那一类并不合拍，是吧？”

“我从没读过特罗洛普。他好像有点传教士的口气？不管怎样，就请你儿子给我挑一册寄到家里。”

“你朋友也不喜欢《战争与和平》？”

“是的。实际上他比我还不耐烦。可能对于他来说，打打杀杀太多了。”

“我不用费什么工夫就可以过街跟我儿子说说。我知道他偏爱政治小说——或者他所谓的社会学类别。我听他谈过《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标题不错，先生。总让人感到是当代的。今晚您想带回去吗？”

“不，今天不用。”

“我猜和往常一样还是两本，先生？我很羡慕你有个可以讨论文学的朋友。现在对文学有兴趣的同道太少了。”

卡瑟尔离开霍利迪先生的店门后，走到皮卡迪利广场车站去找电话亭。他挑了一排电话的最后一台，并隔着玻璃看了看唯一邻着他的人：一个长雀斑的胖姑娘，嚼着口香糖，一边听着什么令她高兴的事情一边咯咯傻笑着。一个声音说：“喂。”卡瑟尔说：“很抱歉，又打错了。”旋即离开了电话亭。女孩将口香糖贴在电话簿背面，又继续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谈开了。他等候在一台售票机旁看了她一会儿，以确信她对他毫无兴趣。

3

“你在做什么？”萨拉问，“没听见我叫你？”

她看着他桌上的书，说：“《战争与和平》。我以为你看厌了《战争与和平》。”

他收起一张纸，折好放进口袋。

“我正试着写一篇文章。”

“给我看看。”

“不。等发表了才行。”

“你准备投到哪儿？”

“《新政治家》……《会面》……谁知道？”

“你好久没写东西了。我很高兴你又重整旗鼓了。”

“是这样。看来我注定了总是要重整旗鼓。”

第三章

1

卡瑟尔又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萨拉早已带着萨姆上楼了，他独自等着钟敲响整点，就这样等着……他的思绪飘到了另一场合，那是在科尼利厄斯·穆勒的办公室，他等了至少四十五分钟。他们给了他一份《兰特每日邮报》——一个奇怪的选择，因为该报所抨击的，大多是穆勒的主子BOSS所支持的。他在早餐时已把当天的这份看过了，可他还是逐页重读了一遍，只为打发时间。每当他抬头看钟时都会遇见那两个下级军官其中一个的目光，他们僵硬地坐在桌旁，估计是轮流监视他。他们认为他会拿出个刀片划开血管吗？不过拷问，他告诉自己，一直是秘密警察专享的——抑或他相信是如此。而且对于他的案子，毕竟还绝不用担心任何人会对他严刑逼供——他受外交豁免权保护，他是排除在刑具之外的一个。然而任何外交豁免权都不能够延伸至萨拉，过去在南非的一年已使他学到了古老的一课：恐惧与爱是无法分割的。

卡瑟尔喝完了威士忌，又给自己倒了一小杯。他得小心。

萨拉在楼上叫他：“你在干什么，亲爱的？”

“就是等穆勒先生了，”他答道，“还有在喝另一杯威士忌。”

“别喝太多，亲爱的。”他们已打算好，由他先单独接待穆勒。穆勒无疑将乘使馆的车从伦敦过来。是黑色奔驰吗，就像所有南非高官用的那种？“克服掉最初的尴尬场面，”专员交代过，“正事肯定还是留到办公室里谈。在家里比较恰当的是提一两句有用的暗示……我的意思是我们掌握的和他们没有的。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卡瑟尔，可要保持冷静。”于是现在，在第三杯威士忌的帮助下他努力保持着冷静，同时侧耳倾听汽车的声音，任何一辆车，然而在这个时候，国王路上的车辆寥寥无几——下班的人都早已平安返家了。

如果恐惧和爱是无法分割的，那么恐惧与恨也如此。仇恨是对恐惧的一种自动反应，因为恐惧带来的是屈辱。当他们最终允许他放下那份《兰特每日邮报》，并打断他第四遍阅读相同的头条新闻时，当他对卑鄙的种族隔离的邪恶进行例行而无用的抗议时，他深深意识到了自己的胆怯。他很清楚，三年在南非的生活和六个月对萨拉的爱将他变成了懦夫。

两个人在里间办公室等着他：穆勒先生坐在一张大写字桌后，桌子用的是南非最好的木料，桌上除一本空白的吸墨水便笺簿、一个磨光锃亮的笔架以及一卷别有意味地打开的文档别无他物。他比卡瑟尔略微年轻些，也许快五十了，有一张卡瑟尔在平时很容易就会忘记的面孔：一张常年躲在室内的脸，如银行职员或初级公务员那般平滑苍白，一张丝毫没有受过人性或宗教信仰折磨的脸，一张随时准备接受命令并立刻毫无异议地去执行的脸，一张英国国教徒式的脸。肯定不是那种惯于以强凌弱者的脸——不过那倒可以形容穿制服的第二个人，他坐着，将腿搭在椅子扶手上，傲慢地晃荡着，似乎要昭示他可以跟任何人干一场；他的脸没有躲避日照：有一种恶魔似的殷红，仿佛在一种非常人能承受的灼热下曝晒了太久。穆勒的眼镜镶了金边——这是个镶金的国度。

“请坐。”穆勒对卡瑟尔说，客气的程度仅够作为礼节的表达，可他唯一能坐的只是把又硬又窄的椅子，就像教堂里的那种，基本上不以舒适为目的——倘若他真被要求下跪，坚硬的地板上也没有跪垫支撑他的膝部。他默默地坐着，那两人，苍白面色的和烧红面色的，又看了他一眼，没有言语。卡瑟尔不知这沉默还将持续多长时间。科尼利厄斯·穆勒前面有一张单独从文档里抽出的纸，过了一会儿，他开始用纯金圆珠笔的笔尖敲那张纸，总敲在同一处，似乎在锤打一枚大头针。轻轻的敲击声像手表的嘀嗒声一般记录着沉默的长度。另一个人挠着袜子以上的皮肤，于是就这样延续着，敲啊敲啊，挠呀挠呀。

穆勒终于愿意说话了。“我很高兴你能抽空在这里，卡瑟尔先生。”

“是的，不算很方便，但，嗯，我来了。”

“我们是想避免通过给贵方大使写信而造成不必要的丑闻。”

现在轮到卡瑟尔保持沉默了，他很想弄明白他们说“丑闻”这个词的意图。

“范·丹克上尉——这就是范·丹克上尉——把材料带给了我们。他觉得此事由我们接手比秘密警察处理更合适些——正因为你在英国使馆的特殊职位。我们已注意你很长时间了，卡瑟尔先生，不过我觉得对于你这个案子，下逮捕令并不现实——你们的使馆会要求外交豁免权。当然我们随时可以到地方官员那里去争议，这样一来他们肯定要送你回家。那差不多就等于断送了你的职业生涯，是不是？”

卡瑟尔什么也没说。

“你行事一直很鲁莽，甚至愚蠢，”科尼利厄斯·穆勒说，“不过话说回来，我个人不认为这种愚蠢必须要当作犯罪来加以惩罚。不过范·丹克上尉和秘密警察不这样看，他们是尊重法律的——而他们也许是对的。他更愿意执行逮捕程序，然后和你对簿公堂。他觉得外交豁免权经常不适当地延伸给了使馆下级工作人员。他很想依照原则拿下这个案子。”

硬质的椅子坐着开始感到疼了，卡瑟尔很想挪一下大腿，但他想这个动作会被认为他示弱了。他努力想弄清楚他们究竟掌握了些什么。他想知道他手下有多少特工受到了指控。他自身相对的安全使他感到羞愧。在真正的战争中，指挥官总要与手下将士同生共死以捍卫个人尊严。

“说话，卡瑟尔。”范·丹克上尉责令道。他把双腿从椅子扶手上荡下来准备起身——或者说摆出了这个架势——大概是要恐吓他。他打开又合拢一只拳头，盯着自己的图章戒指。接着他用手指擦拭着这纯金戒指，仿佛那是一把需上油保养的枪。在这个国家你是躲不开黄金的。它飞扬在城市的沙尘里，画家用它当颜料，而警察用它来击打人的面部也相当自然。

“说什么？”卡瑟尔问。

“你和大多数到我们共和国来的英国人一样，”穆勒说，“你们对黑种非洲人怀着一种无意识的同情。我们能理解你的感受。这也更是由于我们自己是非洲人。我们在这儿生活了三百年。班图人跟你们一样是新来的。不过我没必要给你上历史课。正如我说过的，我们理解你的观点，即使是很无知的观点。但如果它致使一个人情绪激动，就会很危险，而当你快要触犯法律时……”

“什么法律？”

“我认为你很清楚是什么法律。”

“的确我在计划一个有关种族隔离的研究，使馆没有表示异议，可那是一项严肃的社会学课题——相当客观——而且仍在我的头脑里。你们很难说有什么权利审查这个。无论如何，我可以想见，在这个国家里，我的研究也不可能出版。”

“要是你想嫖一个黑人婊子，”范·丹克不耐烦地打断说，“你干吗不去莱索托或斯威士兰逛窑子？它们还算在你们那所谓的英联邦里哪。”

这时卡瑟尔第一次意识到处于凶险之中的是萨拉而不是他。

“我太老了，对婊子没兴趣了。”他说。

“你二月四号和七号晚上在哪儿？还有二月二十一号的下午？”

“显然你们是知道的——或认为自己知道，”卡瑟尔说，“我办公室里有活动安排记录本。”

他有四十八小时未见萨拉了。她是否已落入范·丹克上尉之流手中？他的恐惧和仇恨在同步增长。他忘记了不论级别如何低，从理论上说他也是外交官。“真见鬼，你到底在说什么？还有你呢？”他又转向科尼利厄斯·穆勒，“你想让我怎样？”

范·丹克上尉是个残暴而简单的人，但不管怎么令人厌恶，却还有自己笃信的东西——他是那种可以原谅的人。卡瑟尔永远不能说服自己原谅的是这个皮肤光洁、受过教育的BOSS官员。正是这种人——受过教育、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的人——正在建一座地狱来对抗天[6]。他想起他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卡森常对他说的——“在这里，我们最险恶的敌人不是那些无知和头脑简单的人，不管他们有多么残忍，我们最险恶的敌人是那些富有智慧而又邪恶的人。”

穆勒说：“你应该很清楚你跟你那位班图族女友交往已触犯了《种族关系法》。”他用的是一种理性的责备口气，就像银行职员向一个小客户指出一个无法接受的透支款项，“你应该认识到，如果不是外交豁免权，你现在就得蹲监狱了。”

“你把她藏在哪儿了？”范·丹克上尉责问道，听到这个问题，卡瑟尔如释重负。

“你是说我把她藏起来了？”

范·丹克上尉站起来，摩擦着他的金戒指。他甚至在上面吐了口唾沫。

“好吧，没事了，上尉，”穆勒说，“我会照管好卡瑟尔先生的。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谢谢你给我们部门那么多援助。我想和卡瑟尔先生单独谈谈。”

门关上后，卡瑟尔知道自己正面对着——如卡森所说——真正的敌人。穆勒继续道：“你别太在意范·丹克。像他这样的人最远只能看到鼻子底下。我们有其他比诉讼更妥善解决你这档子事的办法，否则你毁了，我们也得不到便宜。”

“我听见汽车了。”一个不在场的女人声音在叫他。

是萨拉在楼上叫他。他走到窗前。一辆黑色奔驰缓缓驶过国王路上一排排不起眼的工薪阶层的住房。司机显然是在找门牌号码，可如往常一样，有好几盏街灯的保险丝断了。

“是穆勒先生。”卡瑟尔大声答道。当他放下威士忌时，他发现手因将杯子握得太紧而有些抖。

随着门铃响声，布勒叫起来，可当卡瑟尔开门后，布勒却全然不分青红皂白地讨好起这位生客，还将表示亲昵的唾液留在科尼利厄斯·穆勒的裤子上。“好狗，好狗。”穆勒小心地说。

岁月给穆勒带来了显著的改变——头发几乎已全白，脸面也远不如以前那么光滑。他看起来不再像个唯命是从的公务员。他的神态与上次见面也有了不同：看上去有了些人情味儿——也许正因如此他才得以擢升，担当了更多的职责，说话有了回转的余地，对问题也学会了存而不答。

“晚上好，卡瑟尔先生。很抱歉我来这么迟。沃特福德的交通很糟糕——我想那地方是叫沃特福德吧。”

你几乎要把他当成一个挺害羞的人，或许这只因没有了他所熟悉的华丽木制办公桌以及外间的两个低级同僚，他感到手足无措。黑色奔驰无声无息地开走了——司机得去找地方吃饭。穆勒只身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在一片外国的土地上，邮箱上写的是君主的首字母E II[7]，没有任何一个市场上会供奉克留格尔[8]的塑像。

卡瑟尔倒了两杯威士忌。“自上次见面已过了很长时间了。”穆勒说。

“七年？”

“请我到贵府来共进晚餐，你真是太好了。”

“专员觉得这再合适不过。打破坚冰嘛。看来我们要紧密合作了。在‘瑞摩斯大叔’上。”

穆勒的目光移至电话，接着是台灯、花瓶。

“没事的。放心。如果我们在这儿被窃听了，那也是自己人干的，”卡瑟尔说，“而且我很肯定没有窃听。”他举起酒杯。“为我们上次的会面。记得那会儿你提议让我同意为你效力吗？好了，我就在这儿。我们要一起共事了。历史的讽刺，或说注定如此？你们的荷兰教派信那个。”

“当然，在那时候对你的真实职责我一无所知，”穆勒说，“如果我知道了，是不会拿那个可怜的班图姑娘来威胁你的。我现在明白她当时是你的一员特工。我们甚至可以跟她合作的。可是，你瞧，我把你当成了那些自视甚高、反种族隔离的感伤主义者中的一个。当你的上司告诉我们将由你来和我商讨‘瑞摩斯大叔’时，我感到万分惊讶。我希望你能尽释前嫌。毕竟你我都从事这种职业，而且现在也在同一条战壕里了。”

“是的，我想我们是这样。”

“不过我仍希望你能告诉我——已经没有关系了，是吗？——你是怎么带那个班图女孩走的。我猜是去斯威士兰了？”

“是的。”

“我以为边境都已被有效封锁了——对真正的游击专家是例外。我从没想过你有这个专长，尽管我意识到你和共产党人有些关系。可我只推想你需要他们是为了你那本从没能出版的关于种族隔离的书。你整个儿把我骗了。范·丹克就更别说了。还记得范·丹克上尉吗？”

“哦，是的。记得很清楚。”

“我不得不因你的风流账，要求秘密警察给他降级处分。他做得太蠢了。我觉得很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稳妥地把那姑娘关到监狱里，你就会同意听命于我们的，而他竟让她逃脱了。你瞧——可别笑——我当时深信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风流事。我知道有那么多的英国人一开始起劲地攻击种族隔离，结果却被我们引上班图女孩的床而着了我们的道儿。他们迷恋的就是这种破坏他们所认为的不公正法律的浪漫想法，还有那黑人的扭摆舞。我做梦也没想过那姑娘——萨拉·玛恩柯西，我想是这名吧？——竟一直是MI6的人。”

“她自己并不知道。她也相信我是为了写书。再来杯威士忌。”

“谢谢。我很乐意。”卡瑟尔倒了两杯，他在赌自己的头脑能够保持得更清醒。

“所有的记录表明她是个聪明姑娘。我们相当仔细地查了她的背景。上的是德兰士瓦省的非洲大学，那儿汤姆叔叔式的教授们总在培养危险的学生。我个人倒一直认为，非洲人越聪明就越容易转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如果我们能把那姑娘在监狱里关一个月，我敢肯定我们能把她转过来。嗯，那样的话她在‘瑞摩斯大叔’行动中也能发挥作用呢。或者也不一定？我们总容易忘记‘时间’那个老恶魔。现在她的牙有点儿松动了吧，我猜。班图女人老得很快。她们一般早在三十岁不到的时候——总之对白人的胃口来说——就完了。你得知道，卡瑟尔，我真的很高兴我们可以共事，而且你也不是我们在BOSS时以为的那种人——企图改变人类本性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知道你接触的那些人——或他们中的大多数，我们也知道他们会对你说些什么胡话。可你骗了我们，所以你肯定也就骗了那些班图人和共产分子。我想他们也以为你是在写一本能服务于他们需要的书。请注意，我不是像范·丹克那种反非洲的类型。我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非洲人。”

说话的显然已非比勒陀利亚办公室里的科尼利厄斯·穆勒了，那个脸色苍白、只知奉命行事的职员绝不可能有这么悠闲和胸有成竹的谈吐，甚至几分钟前的羞怯和犹疑也荡然无存。威士忌起了作用。他如今是BOSS高官，肩负着外交使命，只接受不低于将军一级的命令。他可以放松了。他完全能够——一个令人不快的想法——把握自己，而且在卡瑟尔眼里，在他那粗鄙和粗暴的语气之下，他开始越来越与他所藐视的范·丹克上尉相像了。

“我在莱索托有过相当愉快的周末，”穆勒说，“在假日酒店的赌场和我那些黑人兄弟挨在一起。我承认甚至还有过一次小小的——嗯，艳遇——那儿反正是很不一样的——当然不违法。我不是在南非共和国。”

卡瑟尔叫道：“萨拉，把萨姆带下来跟穆勒先生道晚安。”

“你们结婚了？”穆勒问。

“是的。”

“那我受邀来府上真是荣幸之至啊。我从南非带了些小礼品，也许有你夫人喜欢的。但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既然现在咱们共事了——正像我先前想问的，你记得——可否告诉我你是怎么带那姑娘走的？这现在已不可能给你的老部下带来什么危害了，而且这和‘瑞摩斯大叔’以及我们得一起面对的其他问题也有某种关系。贵国和敝国——当然还有美国——现在有着共同的战线。”

“也许她会自己告诉你。我来介绍一下她和我儿子，萨姆。”科尼利厄斯·穆勒转身时他们一起从楼上走下来。

“穆勒先生正在问我是怎么把你带进斯威士兰的，萨拉。”

他低估了穆勒。他所计划的出其不意全未奏效。“很高兴见到你，卡瑟尔夫人。”穆勒说着握住了她的手。

“七年前我们失之交臂。”萨拉说。

“是的。虚度了七年。你有位非常美丽的夫人，卡瑟尔。”

“谢谢。”萨拉说，“萨姆，和穆勒先生握握手。”

“这是我儿子，穆勒先生。”卡瑟尔说。他明白穆勒对肤色的细微变化有很强的判断，而萨姆是非常黝黑的。

“你好呀，萨姆。上学了吗？”

“他再过一两个礼拜去。快上楼睡觉吧，萨姆。”

“你会玩捉迷藏吗？”萨姆问。

“以前会的，但现在我总是忙着学新规则。”

“你和戴维斯先生一样是间谍吗？”

“我说了上床睡觉，萨姆。”

“你有毒气笔吗？”

“萨姆！上楼！”

“现在关于穆勒先生的问题，萨拉，”卡瑟尔说，“你是从哪儿，又是怎么越过边境进入斯威士兰的？”

“我觉得我不该告诉他，你觉得呢？”

科尼利厄斯·穆勒说：“哦，我们忘了斯威士兰吧。都是陈年往事，又发生在另一个国家。”

卡瑟尔看着他像变色龙适应土地的颜色那样自然地随机应变。他在莱索托度周末时肯定也是如此。也许穆勒若是应变得不这么快，还能稍稍讨他喜欢些。整个晚餐过程中穆勒都谦恭地侃侃而谈。是的，卡瑟尔想，我更情愿会会范·丹克上尉。范·丹克见到萨拉第一眼就会立刻走出屋子。偏见与理想是有某种共通之处的。科尼利厄斯·穆勒没有偏见，也没有理想。

“你觉得这里气候怎样，卡瑟尔夫人，在离开南非以后？”

“你是说天气？”

“是的，天气。”

“不像南非那么极端。”萨拉说。

“你有时候会想念非洲吗？我是借道马德里和雅典来的，所以我已在外好几周了，你知道我最想念什么吗？约翰内斯堡周围的矿石堆。它们在太阳西斜时的色泽。你想念什么？”

卡瑟尔以前并不知道穆勒还有某种审美情趣。那是升迁带来的更大的品位变化，还是如同他的礼节一样是为应对这样的场合和这样的国家？

“我的记忆是不一样的，”萨拉说，“我的非洲也和你的不同。”

“哦，嘿，我俩都是非洲人。对了，我给这里的朋友带了些礼物。我不知道你是我们中的一员，只给你带了一条披肩。你知道在莱索托他们有手艺很好的织工——御用织工。你愿意收下一条披肩吗，从过去的敌人那里？”

“当然。你客气了。”

“你认为哈格里维斯夫人会接受一只鸵鸟皮做的包吗？”

“我不认识她。你得问我丈夫。”

这很难能与她鳄鱼皮的标准看齐，卡瑟尔想，不过他说：“肯定会……既然是你的礼物……”

“我对鸵鸟有种家传的兴趣，你知道，”穆勒解释道，“我祖父是他们现在所说的鸵鸟百万富翁——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断了他的生意。他在开普省曾有套大宅，壮观极了，但现在只剩下废墟。鸵鸟毛再也没能真正重返欧洲，我父亲也就破产了。不过我几个兄弟仍养了些鸵鸟。”

卡瑟尔记得参观过这样一处豪宅，是当作博物馆保留的，经营那鸵鸟庄园残余部分的人就住里面。该经理说起建筑的奢华和低劣品位时带着些歉意。参观浴室是游览的高潮部分——参观者总是在最后被领到浴室——浴缸像一张白色的大双人床，水龙头镀着金片，墙上是对意大利早期艺术的拙劣模仿：画中人光环上的纯金箔已开始脱落。

晚餐结束时萨拉离开了他们，穆勒接受了一杯波尔图。自去年圣诞节后这瓶酒一直原封未动——戴维斯的礼物。“还是要讲讲正经的，”穆勒说，“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点儿你夫人去斯威士兰的路线。不必提名字。我知道你结识了几个共产党朋友——我现在明白了那都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你是个多愁善感的同行者——我们那时也这样以为。比如，卡森就准是这样想的——可怜的卡森。”

“为什么说可怜的卡森？”

“他走得太远了。他和游击队有牵连。从他的角度看他是个好人，很棒的宣传鼓动家。他当年给实施《通行法》[9]的秘密警察找了很多麻烦。”

“他现在难道不干了？”

“哦，干不了了。他一年前死在监狱里了。”

“我没听说过。”

卡瑟尔踱到餐柜前给自己倒了双份威士忌。在加了大量苏打以后，J.&B.看起来与单份的没什么两样。

“你不喜欢这波尔图吗？”穆勒问，“以前我们常从马普托搞来上好的波尔图。唉，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他怎么死的？”

“肺炎，”穆勒说，他又补充道，“嗯，给他省却了旷日持久的受审之苦。”

“我挺喜欢卡森。”卡瑟尔说。

“是的。他总是将非洲人等同于有色人种，这太遗憾了。这是第二代人常犯的错误。他们拒绝承认白人能像黑人那样成为名副其实的非洲人。例如我的家族是一七〇〇年来的。算很早的居民了。”他看了看表，“我的上帝，和你在一起我都不想走了。我的司机肯定等了我有一小时了。你得原谅我。我该说晚安了。”

卡瑟尔说：“也许你走之前我们得谈谈‘瑞摩斯大叔’。”

“那可以等到在办公室谈。”穆勒说。

走到门口，他又转过身，说：“卡森的事我真的很难过。如果我知道你并不知情，就不会这么唐突地讲出来了。”

布勒怀着盲目的友爱舔着他的裤脚。“好狗，”穆勒说，“好狗。什么也比不过狗的忠诚。”

2

午夜一点时，萨拉打破了冗长的沉寂。“你还醒着。别装了。见了穆勒先生就这么糟糕吗？他还挺客气。”

“哦，是的。到了英国他就换上了英国的一套。他适应得非常快。”

“要不要给你来一片硝基安定？”

“不用。我很快就会睡。只是——有件事得告诉你。卡森死了。在监狱里。”

“是被他们杀害的吗？”

“穆勒说他死于肺炎。”

她把头放在他臂弯下，脸埋在枕头里。他猜她在哭。他说：“晚上我禁不住在回忆他留给我的最后那张便条。我见过穆勒和范·丹克后回使馆时看到的。‘别为萨拉担心。坐最早的一班飞机去马普托，在坡拉娜等她。她处境很安全。’”

“是的。我也记得那便条。他写的时候我就在他那儿。”

“我一直没能感谢他——除了七年的沉默和……”

“和什么？”

“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用了对穆勒的说法，“我挺喜欢卡森。”

“是的。我很信赖他。远胜过我对他朋友的信任。你在马普托等我的那个星期里，我们有时间进行了很多辩论。我总爱对他说他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为什么？他是党员。留在德兰士瓦省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当然。这我知道。但党员有很多很多，不是吗？甚至在告诉你之前我就告诉他萨姆的事了。”

“他有本事能把人吸引到他身边。”

“大多数共产党员我是了解的——他们逼迫你，而不是吸引你。”

“不管怎么说，萨拉，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在斯大林迫害中幸存下来，就像罗马天主教徒挺过了波吉亚家族[10]的统治一样。”

“不过他从没有把你吸引得很远，是吗？”

“哦，好像总有什么东西如鲠在喉。他常说我见到蠓虫犹豫不决，见到骆驼倒一口吞下。你知道我过去从不信仰宗教——我把上帝留在了学校的小教堂里，但我有时候在非洲遇到的牧师使我又信了——有这么一会儿——浅尝即止。假如所有的牧师都像那样，而我也能经常看到他们，也许我会通读耶稣复活、童女生子、拉撒路[11]，所有的典籍。我记得有一位我遇见过两次——我想把他用作特工，就像我用你那样，可他没法用。他名叫考诺利，要不是欧考耐尔？他在索韦托的贫民窟工作。他对我说的跟卡森的话一模一样——见到蠓虫犹豫不决，见到骆驼倒一口吞下……有这么一段时间，我对他的上帝有一半相信了，就像我对卡森的上帝那样。也许我生来就是个半信半疑的人。当人们说起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以及如何在共产主义那里找不出一张人性的面孔时，我保持着沉默。因为我见过人性的面孔——至少一次。我对自己说如若不是卡森，萨姆就会生在监狱里，而你很可能性命不保。有一种共产主义——或共产分子——救了你和萨姆。我不相信什么马克思或列宁，正如我不相信圣·保罗一样，但是难道我没有表达感激的权利吗？”

“为什么你对这个那么担心呢？没有人说你的感激是错的。我也很感激。感谢没什么不对，如果……”

“如果……？”

“我想我是准备说如果没有让你走得太远的话。”

连续几小时他都不能安然入睡。他清醒地躺着，想着卡森和科尼利厄斯·穆勒，想着“瑞摩斯大叔”和布拉格。他不想入睡，直到萨拉的呼吸使他确信她已先睡着。之后，他才允许自己纵身——像儿时的英雄阿兰·夸特曼[12]那样——跳进那条悠长而舒缓的地下河，水流将他带到这黑暗大陆的内部，在那儿他希望能寻觅到一片永久的家园，一个他能够作为公民得到接纳的城市，做一个无须为什么信仰起誓的公民，这个城市里也没有上帝或马克思，只称作“心之安宁”。

第四章

1

卡瑟尔每个月习惯上要拿出一个休息日，带萨拉和萨姆去萨塞克斯郡内那松树与沙地遍布的乡村看望母亲。没有人质疑过这种拜访的必要性，但卡瑟尔很怀疑母亲是否喜欢，尽管他得承认她总是尽心尽力地满足他们——根据她认定的他们的乐趣所在。总会有固定分量、冻得硬邦邦的香草冰淇淋等着萨姆——他更爱吃巧克力的——而且虽然她的住处离车站只有半英里，她总要叫出租车接他们。卡瑟尔自回英国后一直不想要车，他感到母亲将他视作一个不成器的穷儿子，而萨拉曾告诉他她的感受——像一个黑人应邀参加一场反种族隔离花园聚会一样受宠若惊。

此外还有一个制造紧张因素的是布勒。卡瑟尔已经不再争辩他们应该把布勒留在家里。萨拉坚信失去了他们的保护它会被蒙面客杀害的，尽管卡瑟尔指出当初买它是为了保护他们而非受保护。时间长了卡瑟尔觉得让点儿步也没什么了，只是他母亲对狗有着深深的厌恶，她还养了只缅甸种的猫，而干掉这只猫是布勒坚定不移的夙愿。卡瑟尔夫人在他们到达之前将猫锁在卧室，在这漫长的一天中，她会不断向他们暗示那猫无人照顾的悲惨命运。有一次，他们发现布勒大鹏展翅般守在卧室外伺机而发，呼吸粗重，就像莎士比亚剧本里的杀人凶手。之后，卡瑟尔夫人为此给萨拉写了封长信以示责备。显然那猫过了一星期都惊魂未定，拒吃“喜跃”牌猫粮，只靠牛奶维系——显然是在绝食抗议。

当出租车驶进种植了月桂的阴暗的林荫车道时，沉闷的气氛很容易地在他们中间弥漫开来。这条路通往那座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建有高大山墙的房子，那是他父亲退休后购置的，看中它是因与一家高尔夫球场相邻。（不久他就中风了，连俱乐部的会所都走不到。）

卡瑟尔夫人一如既往地在门廊迎候，她身形高挑挺直，穿着件过时的裙子，展露出其纤细优雅的脚踝；衣领则是如亚历山德拉皇后的那种高耸式样，以遮盖老年人的皱纹。为掩饰自己的沮丧，卡瑟尔不自然地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以一个夸张的拥抱问候母亲，后者则几乎没有回应。她相信任何外露的情感都是虚假的情感。她本配得上一位大使或是殖民地总督，而非一个乡村医生。“你气色好极了，妈妈。”卡瑟尔说。“在这岁数上我感觉还好。”她八十五岁了。她转过一面白净、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脸颊让萨拉亲吻。“我希望萨姆已经康复了。”

“哦，是的，他感到好极了。”

“过隔离期了？”

“当然。”

卡瑟尔夫人这才放心地准予他简短地吻一下。

“你很快要上预备学校了，我想，是吗？”

萨姆点点头。

“你会喜欢跟别的男孩子玩的。布勒呢？”

“它已经到楼上去找‘叮当小仙女’[13]了。”萨姆得意地说。

午饭后，萨拉带萨姆和布勒去花园，让卡瑟尔跟他母亲单独待一会儿。这是每月的惯例。萨拉是好意，可卡瑟尔感觉到当这私下会面结束时母亲总会很高兴。卡瑟尔夫人又倒了两杯他们谁也不想喝的咖啡，而此间总有长长的沉默；接着她会提一个可供谈论的话题，而卡瑟尔明白这是花了不少时间准备的，以打发这段尴尬的时间。

“上周那场空难真可怕。”卡瑟尔夫人说，同时放着方糖，一块给自己，两块给他。

“是啊。的确如此。太可怕了。”他试图回忆出事的航空公司及事发地点……环球航空公司？加尔各答？

“当时我禁不住想，要是你和萨拉在机上，萨姆会怎么样。”

此时他正好想起来了：“可那是发生在孟加拉国，妈妈。我们怎么会……”

“你可是在外交部。他们可以派你去任何地方。”

“哦不，他们不会的。我被拴在伦敦的办公室了。而且不管怎样你很清楚的，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已指定你为监护人。”

“一个年近九旬的老太婆。”

“八十五，妈妈，准确地说。”

“每周我都能读到老太太在公共汽车事故中丧身。”

“你从不上公共汽车。”

“我看不出为什么我非得以不上公共汽车为原则。”

“如果你真会有意外，我们会另外指定可靠的人。”

“那恐怕太迟了。应该有祸不单行的准备。而且对于萨姆而言，还有特殊的问题。”

“我想你的意思是他的肤色。”

“你不能在大法官那儿给他找个监护。那些法官——你父亲总这样说——很多都是种族主义者。如果那样的话——你想过吗，亲爱的，如果我们都不在了，有没有人——在海外——会要求领养他？”

“萨拉没有父母。”

“你留下的——无论是不是很少，也许在某人看来——我是说海外的，那可是一笔财富。如果同时死了，年龄最长者被判定为先去世，我听人说的。那我的钱就加在了你那里。萨拉肯定有某些亲戚，而他们会宣称……”

“妈妈，你自己是不是也有点种族偏见？”

“不，亲爱的。我完全不是种族主义者，不过也许比较老派，比较爱国。不管谁说三道四，萨姆生来就是英国人。”

“我会考虑的，妈妈。”他们的讨论大多以此结束，但换个话题也未尝不是好事。“我一直在想，妈妈，我该不该退休。”

“他们给你的养老金不算优厚，是吗？”

“我有些积蓄。我们生活得很节俭。”

“你积攒得越多，就越有理由额外指定一个监护人——以防万一。我但愿能跟你爸爸一样开明，可我很不喜欢看到萨姆被拖回非洲……”

“可你看不到的，妈妈，如果你不在人世的话。”

“我总有点怀疑，亲爱的，仅此而已。我不是无神论者。”

这是他们最难熬的拜访之一了，救他的只有布勒，它一从花园回来便踌躇满志、乒乒乓乓地冲上楼梯去寻找被禁闭的“叮当小仙女”。

“至少，”卡瑟尔夫人说，“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做布勒的监护人。”

“这我可以保证，妈妈。在孟加拉国的致命事故与萨塞克斯祖母协会的巴士撞毁正巧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我肯定已留下了嘱托，严格指定布勒被妥善处理——以尽可能无痛苦的方式。”

“那可不是我个人会给孙子挑选的狗种。像布勒这样的看家狗总对颜色有很强的意识。而萨姆是个容易紧张的孩子。他使我想到了你那么大的时候——当然肤色除外。”

“我小时候容易紧张吗？”

“你对一丁点儿的善意总报以过分的感激。这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不过为什么有我和你父亲在你会感到不安全呢？……有一次，你把一支很好的钢笔给了一个同学，因为他送了你一块夹巧克力的小圆面包。”

“哦，嗯，妈妈。现在我一直精打细算的。”

“我怀疑。”

“而且我差不多不会感激了。”可他这么说的时候，想起了死在监狱里的卡森，也想起了萨拉的话。他补充道：“不管怎说，我没有做得太过。我现在的要求比一个便士的面包高了。”

“我一直觉得你有件事情比较奇怪。自从遇到萨拉后，你再也不提玛丽了。我那时很喜欢玛丽。我真希望你能和她有个孩子。”

“我在努力忘掉死者。”他说，但那不是真的。在婚姻的早期他便知道自己不能生育，所以一直没有孩子，但他们过得很快活。妻子在牛津街被呼啸而来的炸弹爆炸中粉身碎骨，这种痛苦绝不亚于失去了独生子。当时他正安然无恙地在里斯本与人会谈。他没能保护她，也就没有和她一同葬身火海。因此他从不与人谈她，甚至对萨拉也如此。

2

当他们在床上回顾白天在乡下的经历时，萨拉说：“让我对你妈妈总感到惊讶的是，她那么容易就接受了萨姆是你的孩子这一事实。她就从没想过，若父亲是个白人，他怎么会那么黑的？”

“她好像不大注意肤色的细微变化。”

“穆勒先生就能。我敢肯定。”

楼下的电话响了。已近午夜。

“哦，见鬼，”卡瑟尔说，“谁会在这个钟点给我们打电话？又是你的蒙面大盗？”

“你不准备去接？”

铃声停了。

“如果是你的蒙面大盗，”卡瑟尔说，“我们会有机会捉住他们。”

电话再次响起。卡瑟尔看了看表。

“看在上帝的分上，去接吧。”

“肯定打错了。”

“你不接的话我就去。”

“穿上晨衣。会着凉的。”可就在她下床时，电话又不响了。

“肯定还会打来，”萨拉说，“你不记得上个月了——凌晨一点响了三次？”可这回电话保持着沉默。

过道里传来一阵哭声。萨拉说：“他们真该死，把萨姆吵醒了。不管他们是谁。”

“我去看看他。你在发抖。快回到床上来。”

萨姆问：“是有盗贼吗？为什么布勒不叫？”

“布勒明白得很。没有盗贼，萨姆。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电话打得太迟了。”

“是穆勒先生吗？”

“不是。他不是朋友。睡吧。电话不会响了。”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的。”

“它响了不止一次。”

“是的。”

“可你总不接。那么你怎么知道是朋友打来的？”

“你问题太多了，萨姆。”

“是秘密暗号吗？”

“你有秘密吗，萨姆？”

“有的。很多呢。”

“告诉我一个吧。”

“我不干。告诉你就不是秘密了。”

“嗯，那我也有秘密呀。”

萨拉仍然醒着。“他现在没事了，”卡瑟尔说，“他以为是盗贼打来的。”

“说不定是的。你跟他怎么说？”

“哦，我说那是暗号。”

“你总有办法让他平静下来。你爱他，是吗？”

“是的。”

“真怪。我一直理解不了。我但愿他真是你的孩子。”

“我不希望这样。你知道的。”

“我总不明白为什么。”

“我和你说了很多次了。每天刮胡子时，我看自己就看够了。”

“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善良的人，亲爱的。”

“我没这样看自己。”

“对于我而言，当你不在了，你的亲生骨肉将是我的生活寄托。你不会长生不老的。”

“是啊，感谢上帝。”他不假思索地说出来，并立即后悔了。每次都是她的同情心使他倾诉得太多。无论他如何试图让自己心肠硬些，他总禁不住想对她和盘托出。有时他玩世不恭地把她和一个机智的、善于利用同情心并能适时递根烟的讯问者相比。

萨拉说：“我知道你忧心忡忡。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不能说。也许有一天……等你自由了……”她又忧伤地补充道，“如果你还能有自由的话，莫瑞斯。”

第五章

1

卡瑟尔在伯克翰斯德车站把自行车留给检票员，然后登上去伦敦的月台。这些上班的人都很眼熟——他甚至跟其中几个点头示意。十月的寒雾栖于城堡前的草绿色池塘上，并顺着垂柳滴入铁路那头的运河。他在月台上来回踱步。他觉得他能认得所有面孔，只除了一个穿着破旧的兔毛大衣的女人——女人在火车上并不多见。他看着她上了一节车厢，于是也选了同一车厢以便更近地观察她。男人们看起了报纸，这个女人则打开一本丹尼斯·罗宾斯的平装本小说。卡瑟尔开始读《战争与和平》的第二卷。在公开场合用这本书来消闲是违背安全条例的，甚至是小小的挑战。“向这条似可划分生者与死者的界线跨出一步，就会面临未知的痛苦和死亡。那儿是什么？谁在那儿？在这片田野、树木、阳光照耀的……”他转向窗外，似乎在用托尔斯泰的士兵的眼光看着平静如镜的运河指向鲍克斯摩尔。“屋顶后面？谁也不知道，又很想知道。逾越这条界线是很可怕的，但又很想逾越它。”[14]

火车停靠沃特福德时，卡瑟尔是唯一离开车厢的人。他站在一字排开的出口处，看着最后一个乘客通过栅栏——那女人不在其中。出站后，他在等公共汽车的队列之后犹豫了片刻，同时留心着人们的面孔。然后他看了看表，刻意做出个任何一个想观察他的人都能注意到的不耐烦的表情，然后继续向前走。没有人跟着他，他可以肯定，但还是对火车里的那个女人和自己对制度的小小挑战感到有些担忧。真是得谨慎小心。路过第一家邮局时，他给办公室打电话找辛西娅——她总是比沃森、戴维斯或他自己早到半小时。

他说：“请你告诉沃森我要稍迟些到好吗？没办法，我在沃特福德下了，去找一位兽医。布勒得了一种很古怪的皮疹。也跟戴维斯说一下。”他考虑了一会儿，心想有没有必要真去找兽医，以证明自己的托词，但他拿定了主意不去，有时候太过小心与太过粗心一样危险——简单永远是最佳方案，这跟尽可能说实话是一个道理，因为实话远比谎言要容易记住。他走进了他脑子里那张表里列的第三家咖啡屋，并在那里等候。他没有认出尾随入内的、穿了件旧大衣的瘦高男子。男子在他桌旁停下说：“对不起，请问您是威廉·哈特查德吗？”

“不是，我名字叫卡瑟尔。”

“很抱歉。你们长得像极了。”

卡瑟尔喝了两杯咖啡，拿起了《泰晤士报》。他很欣赏这家报纸一贯尊重读者的风格。他看见那人在五十码开外的马路上系着鞋带，他体验到一种熟悉的安全感，他曾在从医院病房被推去做一个重要手术时有过类似的感觉——他感到自己重又成为传送带上的一件物品，被送往一个既定的终点，不用肩负对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他自己身体的职责。不论好坏，反正有别人照管了。一个顶尖的行家里手。这也应该是死亡最终降临时的情形，他寻思着，同时慢悠悠又轻快地跟着陌生人。他一直希望在迈向死亡时也有着如此的感受：从此于惶惶不安中解脱出来。

他注意到他们走的路叫“榆树景”，尽管望过去根本没有榆树或任何其他树，而他被领着去的房屋与他自己的家一样平淡无奇，甚至前门上还有类似的茶色玻璃镶板。也许过去也曾有位牙医住过。领路的那个瘦削男子在一个小如台球桌般的前花园的铁门口驻留了片刻，才继续向前。门旁有三个铃，但只有一个标有指示牌——破旧不堪，字迹不清，只见末尾是“限公司”。卡瑟尔摇了摇铃，同时看见他的向导已过了“榆树景”向另一头折回去。当他走到房子对面时，从袖子里取出手帕擦了擦鼻子。这大概是解除警报的信号，因为卡瑟尔几乎立刻听到了里面下楼梯的咯吱咯吱声。他不清楚“他们”是否采取了防范措施，以防备潜在的盯梢者或在他叛变时以求自保——当然还要防备两者同时发生。他不在乎——他正在传送带上。

门开了，露出一张熟悉的却未曾料到的脸——热情满面的笑容以及湛蓝的眼睛，左脸颊的一块小疤是他儿时在希特勒攻陷华沙时受的创伤。

“鲍里斯，”卡瑟尔惊呼，“我本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

“真高兴见到你，莫瑞斯。”

真怪，他想，这世上只有萨拉和鲍里斯称他莫瑞斯。对于母亲，在亲昵的片刻里他只是“亲爱的”，而在办公室他则生活在姓氏或字母缩写之中。顿时，他在这所从未造访过的陌生房子里找到了家的感觉：破旧的屋舍，楼梯上铺着陈旧的地毯。不知怎的，他想起了父亲。也许在孩提时他跟父亲到过这样的房屋去看病人。

他从楼梯平台跟着鲍里斯进了一间正方形小屋，屋里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以及一大幅带滑动滚轮的图画，画上有一大家子人正在花园里吃饭，饭桌上美味佳肴异常丰富。所有菜像是同时端上来的——苹果馅饼紧挨着烤牛腿肉，鲑鱼与一盘苹果跟汤碗挤在一块儿。还有一罐水、一瓶酒以及一只咖啡壶。几本字典搁在书架上，一根教鞭靠着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些被擦去了一半、卡瑟尔也不认得的文字。

“在看了你最后一份报告后，他们决定派我回来，”鲍里斯说，“就是有关穆勒的那份。我很乐意到这儿来。我喜欢英国远胜于法国。你跟伊万处得怎样？”

“还行。只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想摸包烟，但是没有。“你知道俄国人的脾气。我感觉他不信任我。而且他的要求总比我所许诺你们任何人的都多。他甚至想让我换个部门。”

“我想你是抽万宝路的吧？”鲍里斯说着把烟盒递过来。卡瑟尔拿了一支。

“鲍里斯，你在这里的时候一直都知道卡森死了？”

“不。我当时不知道，直到几星期前。到现在具体情况我还不清楚。”

“他死在了牢房里。死于肺炎。他们是这么说的。伊万肯定知道——但我是首先从科尼利厄斯·穆勒那里得知的。”

“这很令人震惊吗？在那种情形下。一旦被捕——就希望渺茫了。”

“这我知道，可是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还能再见到他——在远离南非的某个安全之地——或许在我家——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为他救了萨拉而好好感谢他。现在他死了，没有听到我一句感激话就走了。”

“你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报答。他会懂得的。你不必觉得遗憾。”

“是吗？人是没办法用理智驱除遗憾的——这有点儿像坠入爱河，坠入了遗憾里。”

他带着一阵强烈的逆反情感想道：这种境遇真令人忍无可忍，世上竟没有我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除了这个叫鲍里斯的男子，而其真名我竟一无所知。他没法与戴维斯谈——他一半的生活是不能让戴维斯看见的，也不能和萨拉说，她根本不知道有鲍里斯的存在。有一天他甚至告诉了鲍里斯那个坡拉娜旅馆之夜，他知晓了关于萨姆的身世。联络员就有点儿像神父对天主教徒应有的态度——得不带情感地接受对方的坦白，而无论其内容如何。他说：“当他们换掉了我的联络员，伊万接手你的事后，我感到孤独得难以承受。除工作外我再也不能跟伊万谈任何事情。”

“很抱歉当时我不得不走。我跟他们争论来着，我尽力想留下来。可你明白你那个部门里的情况，我们这儿也一样。我们生活在箱子里，而蹲哪个箱子由他们说了算。”这个比方他在办公室听得多了。敌对双方倒是分享了相同的陈词滥调。

卡瑟尔说：“现在该换书了。”

“是的。就这些吗？你在电话里发了紧急信号。波顿有新消息吗？”

“没有。我不太相信他们的说法。”

椅子很不舒适，他们分坐书桌两边，像一对师生。只是于他们而言，学生比老师年长了许多。嗯，这种情况是有的，卡瑟尔想，在忏悔时老人也可向年轻得可做自己儿子的牧师坦白自己的罪孽。在和伊万为数极少的会面中，谈话总是言简意赅，传递信息，接受问询，一切都严格围绕工作主题。面对鲍里斯他却很放松。“调到法国算是提拔吗？”他又拿了根烟。

“我不知道。永远无从知晓，对吗？也许到这儿来算是提拔。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很看重你最近的报告，认为我可以处理得比伊万更好些。要么是伊万让步了？你不相信波顿之说，可你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认定你的人怀疑情报泄露了？”

“没有。可在我们这种游戏中，人会慢慢地更相信自己的嗅觉，而且他们的确对整个部门来了次例行清查。”

“你自己说的可是例行检查。”

“是的，也许是例行公事，其中一部分是相当公开化的，但我相信事情没这么简单。我认为戴维斯的电话被装了窃听器，我的也有可能，虽然我不大相信。不管怎样，最好别向我家发电话信号了。你们看了我关于穆勒来访和‘瑞摩斯大叔’行动的报告。如果你们也有泄露，那我祈祷上帝：情报在你们那边走的是另外的渠道。我有种感觉，他们可能递给了我一张做了记号的钞票。”

“你不必担心。我们对那份报告的处理极为谨慎。不过我认为穆勒的使命不可能仅仅是你所说的做了记号的钞票。波顿也许是，但穆勒不可能。我们已从华盛顿那里得到了证实。我们非常重视‘瑞摩斯大叔’，我们要你继续关注。这可能在地中海、海湾地区及印度洋对我们造成影响，甚至是太平洋地区。从长远来看……”

“对我而言没有长远了，鲍里斯。我实际上已过了退休年龄。”

“我知道。”

“我现在想退休了。”

“我们可不大愿意看到。接下来的两年也许非常重要。”

“对于我也同样如此。我很想以自己的方式去过。”

“怎么过？”

“照顾萨拉和萨姆。看电影。在宁静中走向老年。放弃我对你们也更安全，鲍里斯。”

“为什么？”

“穆勒竟然找上门来，坐在我自家桌旁，吃着我们的饭，对萨拉还挺客气。屈尊俯就的模样。装作没有肤色的隔阂。我真不喜欢这人！而且我真痛恨BOSS这整个该死的机构。我痛恨那些人，害死了卡森，现在又宣称是肺炎。我恨他们妄图关押萨拉，让萨姆生在牢房里。你们找一个没有仇恨的人要好得多，鲍里斯。心怀仇恨是容易犯错的。和爱情一样危险。我具有双重的危险性，鲍里斯，因为我也有爱。在我们两边的部门里，爱都是一种过错。”

使他感到莫大安慰的是，他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一个他相信能理解他的人倾吐。那蓝眼睛传递的是十足的友善，那微笑鼓励他暂时卸下保守机密的沉重包袱。他说：“‘瑞摩斯大叔’是最后的一击——幕后的情况是我们将和美国联手帮助那些搞种族隔离的浑蛋。你们最严重的罪行，鲍里斯，总是在过去，而未来还没有来到。我不可能跟着人云亦云：‘记住布拉格！记住布达佩斯！’——都是多年前的事了。应该要放眼当今，而当今的罪恶就是‘瑞摩斯大叔’。当我爱上萨拉时，我就归化为黑人了。”

“那么你为什么觉得你很危险？”

“因为我已保持了七年的冷静，而现在快保持不住了。科尼利厄斯·穆勒使我冷静不下来。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专员才让他来找我的。也许专员就是要我打破沉闷。”

“我们只请你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当然这种游戏的早期阶段总是最容易的，不是吗？你们的矛盾还不是那么明显，而他们的密谋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像歇斯底里或更年期综合征那样暴露出来。别给自己添那么多烦恼，莫瑞斯。晚上吃两片安眠药。情绪低沉想找人说话了就随时到我这儿来。这儿危险性比较小。”

“我做的已足够偿还我欠卡森的债了，对吗？”

“是的，当然，可我们还不能失去你——就因为‘瑞摩斯大叔’。正像你说的，你现在已归化成了黑人。”

卡瑟尔感觉自己仿佛刚从麻醉中苏醒过来，一次完全成功的手术。他说：“对不起。我真傻。”他记不得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给我来杯威士忌吧，鲍里斯。”

鲍里斯拉开书桌抽屉取出一只酒瓶和一只杯子。他说：“我知道你喜欢J.&B.。”他慷慨地斟满一杯，注视着卡瑟尔飞快地喝下去。“近来你喝得有点儿多，是吗，莫瑞斯？”

“是的。但没人知道。我只在家喝。萨拉注意到了。”

“家里怎样？”

“萨拉给电话铃响弄得挺心烦。她老想到蒙面大盗。萨姆做噩梦，因为他很快要上预备学校了——一所白人学校。我很担心，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他们会怎样。有些事到头来总要发生的，是吗？”

“就交给我们处理吧。我向你保证——我们已经精心计划好了你的逃脱路线。如有紧急情况……”

“我的逃脱路线？那萨拉和萨姆呢？”

“他们随后就来。你可以相信我，莫瑞斯。我们会照料好他们的。我们也懂得答谢。别忘了布莱克——我们能照顾好自己人。”鲍里斯走到窗口，“情况都清楚了。你应该去办公室了。我的第一个学生过一刻钟就到。”

“你教他什么语言？”

“英语。你别嘲笑我啊。”

“你的英语已近乎完美。”

“我今天的学生像我一样是波兰人。从自己祖国来的，而不是德国来的流亡者。我挺喜欢他——他猛烈抨击马克思。你笑了。这样好多了。你再也不能将自己这么暴露出来了。”

“都是这安全检查弄得。甚至把戴维斯都整得垂头丧气——他是无辜的。”

“不用担心。我想我有办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我会努力不让自己烦恼。”

“从现在开始，我们换到第三个藏匿点，如果情况恶化了立刻给我信号——我会全力援助你。你真的信任我吗？”

“我当然信任你，鲍里斯。我只是希望你的人能真的信任我。这种书码——效率太低，老掉牙的通信手段，而且你明白它有多么危险。”

“不是我们不信任你。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你的家随时都可能在例检中被搜查。起初他们想给你配一台微型发射装备——我没同意。那个可以满足你的希望吗？”

“我有另外一个希望。”

“告诉我。”

“我希望的事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所有的谎言都是无谓的。我还希望我们是在同一个战壕里。”

“我们？”

“你和我。”

“我们当然是了！”

“是，在此情形下……在眼下这个阶段。你知道伊万有一次想讹诈我吗？”

“蠢货。我猜因为这个我才被派回来。”

“你们和我之间的分界一直是相当清楚的。我把所在部门的一切你们想要的情报给你们。我从不假装和你们有共同的信仰——我永远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我们一直理解你的观点。我们只为非洲需要你。”

“可我传递给你们的——我不得不有个判断。我会在非洲同你们并肩作战，鲍里斯——但不是在欧洲。”

“所有我们需要的是你能从‘瑞摩斯大叔’那里取得的详细资料。”

“伊万要得可真多。他还威胁我。”

“伊万走了。别惦记了。”

“没有我，你们能做得更好。”

“不。没有你，穆勒及其爪牙会更嚣张。”鲍里斯说。

卡瑟尔像个躁郁症患者一样发作完了，周期性的疖子给挑破了，他感到在别处无法体会的轻松。

2

这回轮到在“旅行者”了，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是这儿的委员会成员，因而他在此如鱼得水，而不像在“革新”。气温比上次他俩吃午饭那天要冷得多，他觉得没必要出去到公园里说话了。

“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以马内利，不过这儿的人都太了解你了，”他对珀西瓦尔医生说，“他们会离开让我们独自喝咖啡的。他们早已清楚，除了鱼你不会说别的。顺便问一句，熏鳟鱼怎么样？”

“太干了，”珀西瓦尔医生说，“按‘革新’的标准。”

“那烤牛肉呢？”

“好像有点儿过头了？”

“你真是难伺候，以马内利。来根雪茄。”

“如果真是哈瓦那产的话。”

“当然。”

“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华盛顿弄来的？”

“我怀疑国际关系的缓和是否能像雪茄生意这么乐观。不管怎样，激光束问题仍是第一位的。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游戏啊，以马内利。有时我真希望能回到非洲。”

“老非洲。”

“是的。你说得没错。老非洲。”

“那一去不复返了。”

“我看不一定。如果我们把世界其他部分都毁了，道路长满了草，所有新型豪华宾馆都崩塌了，森林重新占领了城市，一同回来的还有酋长、巫医——德兰士瓦省东北部还有位求雨皇后呢。”

“你准备到华盛顿也跟他们讲这个？”

“不，而是无精打采地谈‘瑞摩斯大叔’。”

“你反对这计划？”

“美国、我们以及南非——我们是矛盾重重的联盟。可计划还得实施，因为五角大楼想玩战争游戏了，他们好些日子没仗打了。嗯，我留下卡瑟尔去跟他们的穆勒先生周旋。顺便说一下，穆勒动身去波恩了。我希望西德对这个游戏也不感兴趣。”

“你要去多久？”

“不超过十天，我希望。我不喜欢华盛顿的气候——在这个词所有的意义上都如此。”他带着满足的微笑掸掉了长长的一截烟灰。“卡斯特罗博士的雪茄，”他说，“一点儿不比巴蒂斯塔中士[15]的差。”

“我但愿你眼下可以不走，约翰，似乎有鱼上钩了。”

“我相信没有我帮忙你也捉得到——不管怎么说，或许就是只旧靴子。”

“我可不这么想。旧靴子拽线是能感觉到的。”

“留给你来处理，我有把握，以马内利。当然对丹特里我也很放心。”

“假如我们意见不一致呢？”

“那肯定由你做决定。在这件事上你是我的代表。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以马内利，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我只有坐在捷豹里时才会操之过急，约翰。我钓鱼时是非常有耐心的。”

第六章

1

卡瑟尔的火车在伯克翰斯德耽搁了四十分钟。特林附近某处的线路需要抢修，当他到达办公室时屋子显得空落得不同寻常。戴维斯不在，但这并不能解释那空洞的感觉。卡瑟尔独守办公室的场合并不算少——戴维斯去吃午饭，戴维斯在洗手间，戴维斯上动物园看辛西娅。过了半小时他才在文件盘子里看见辛西娅的条子：“阿瑟不舒服。丹特里上校想见你。”一时间卡瑟尔在纳闷这个阿瑟是何人：他只习惯把戴维斯想成戴维斯。他想是不是辛西娅在久攻之下终于抵挡不住了？是不是因此她现在用教名称呼他了？他打电话问她：“戴维斯怎么了？”

“我不知道。他的一个环境部的同屋代他打的电话。他说是什么腹部绞痛。”

“又宿醉了？”

“要只是那样的话他会自己打电话的。你不在我不知该怎么做，所以就给珀西瓦尔医生打了电话。”

“他怎么说？”

“和你说的一样——宿醉。显然他们昨天晚上是在一块儿的——喝了太多的波尔图和威士忌。他准备午饭时间去看他。他要那时才能忙完。”

“你觉得不严重吧，是吗？”

“我觉得不严重，但我觉得那也不是宿醉。如果严重的话珀西瓦尔医生会立刻去的，对吗？”

“专员在华盛顿的情况下，我怀疑他不会有多少时间给人看病了，”卡瑟尔说，“我去找丹特里。在哪个屋？”

他推开了72号房门。丹特里在那儿，还有珀西瓦尔医生——他感觉到自己打断了一场争论。

“哦，对了，卡瑟尔，”丹特里说，“我是说要见你的。”

“我这就走。”珀西瓦尔医生说。

“我们过后再谈，珀西瓦尔。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很抱歉，但情况就是这样。我不能同意。”

“你记得我说过的箱子——还有本·尼科尔森。”

“我不是画家，”丹特里说，“我也不懂抽象艺术。不管怎样，我过后来找你。”

门关上后，丹特里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我不喜欢有人在仓促间下结论。我受的训练要我相信证据——铁证。”

“有什么事让你烦心吗？”

“如果是身体不适，就该验血，做X光检查……而不是猜测诊断结果。”

“珀西瓦尔医生？”

丹特里说：“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不该和你说这些。”

“说什么？”

丹特里桌上有一个美丽女孩的照片。丹特里的目光总要落在上面。他说：“有时待在这该死的单位里，你不觉得孤单吗？”

卡瑟尔踌躇着说：“哦，嗯，我和戴维斯处得不错。在那种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戴维斯？没错。我正想和你谈戴维斯。”

丹特里起身走向窗口。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困在牢房里的囚犯。他忧愁地凝望那难以企及的天空，得不到丝毫安慰。他说：“天色灰暗得很。秋天真的快结束了。”

“‘举目四望，斗转星移皆萧条’。”卡瑟尔引用道。

“在说什么？”

“我以前在学校唱的赞美诗。”

丹特里又回到桌旁看照片。“我女儿。”他说，仿佛他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她。

“有福气。她是个美丽的姑娘。”

“她周末要结婚了，但我觉得我不该去——”

“你不喜欢那个小伙子？”

“哦，我敢说他是不错的。我从没见过他。可我跟他谈什么呢？詹生婴儿爽声粉？”

“婴儿爽身粉？”

“詹生正努力要击败强生——她是这么告诉我的。”他坐下来，陷入了闷闷不乐的沉默中。

卡瑟尔说：“戴维斯显然是病了。我今早迟到了。他真会找日子生病。我得把扎伊尔的事情揽过来了。”

“很抱歉。我最好还是别留你了。我不知道戴维斯病了。没什么要紧吧？”

“我觉得没事。珀西瓦尔医生准备午饭时去看他。”

“珀西瓦尔？”丹特里说，“他难道没有自己的医生？”

“噢，如果珀西瓦尔医生给他看病，那费用算处里的，不是吗？”

“是的。只是——他跟我们时间长了——也许看病时会有点儿生疏，我的意思是。”

“哦，嗯，大概是个很简单的诊断吧。”他听到了另一次谈话的回音。

“卡瑟尔，我找你只是想问——你是否对戴维斯很满意？”

“你说的‘满意’是指什么？我们在一起共事。”

“有时我不得不问一些相当愚蠢的问题——过于简单的——可安全保密工作是我的职责。提问题并不能说明什么。戴维斯好赌博，是吧？”

“有点儿。他喜欢谈赛马。我怀疑他是否赢了很多，或输了很多。”

“喝酒呢？”

“我觉得他喝得也不比我多多少。”

“那么你对他完全信任？”

“完全。当然，我们都有可能会犯错误。是不是有一些对他的抱怨？我不大愿意看到戴维斯被调走，除非是去马普托。”

“我记不得有没有问过你了，”丹特里说，“对每一个人，我都会问同样的问题。甚至对你。你知道一个叫尼科尔森的画家吗？”

“不知道。他是我们的人？”

“不，不。”丹特里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和人挺隔阂。我不知道——不过我估计你晚上总是回去和家人在一起的？”

“嗯，是的……是这样。”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得晚上待在城里……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

“很少会这样。”卡瑟尔说。

“是啊，我想也是。”

“你瞧，我妻子要是独自在家会感到很不安。”

“当然。我懂。我只是随便想想。”他又盯着照片，“我们以前不时地一起吃顿晚饭。上帝保佑她会快乐。没有什么事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对吗？”

沉默像过去城里的那种浑浊的烟雾，把他们彼此隔开。他们谁也看不见人行道：他们得伸出手去摸索。

卡瑟尔说：“我儿子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很高兴我不用操心这个。”

“你星期六会到城里来，是吗？我估计你不大可能只待一两小时……在婚礼上我谁也不认识，除了我女儿——当然还有她母亲。她说——我的意思是我女儿——要是我愿意的话，可以带个同事来。作为陪伴。”

卡瑟尔说：“当然我很乐意奉陪……如果你真觉得……”他很少能够抵制伤感的求援，不管那有多么含蓄。

2

卡瑟尔终于也有了这么一次不吃午饭的场合。让他不舒服的并非饥饿——而是这种破例。他心里不踏实。他想搞清戴维斯是不是没什么大问题。

在一点钟，当他把所有文件，甚至包括沃森的一张毫无幽默感的便条锁进保险柜，准备离开这幢庞大又毫无特色的办公楼时，他在门口看见了辛西娅。他告诉她：“我去看戴维斯。你去吗？”

“不。我为什么要去？我要买很多东西。你为什么要去？没什么要紧的，对吗？”

“是的，但我觉得还是要去看看。寓所里除了环境部的几个人，他挺孤单的。而且那些人也要等晚上才回家。”

“珀西瓦尔医生答应去看他。”

“对，我知道，但现在他大概已经走了。我原以为你会愿意同我……只是看望一下……”

“哦，嗯，如果我们不用待太久的话。我们没必要带花吧，是吗？像去医院似的。”这是个嘴巴尖刻的姑娘。

戴维斯穿着睡衣为他们开了门。卡瑟尔注意到他的脸色随着辛西娅的到来泛出了片刻光彩，但接着他意识到她不是独自来的。

他无精打采地说：“哦，是你们。”

“怎么了，戴维斯？”

“我不知道。没什么大问题。肝部在搅和呢。”

“我以为你朋友在电话里是说胃绞痛的。”辛西娅说。

“嗯，肝是靠着胃部的，不是吗？要不是肾？我对自己身体的地理分布懂得很少。”

“我给你整理一下床铺，阿瑟，”辛西娅说，“你俩谈着。”

“不，不，请别。就是皱了点儿。坐下来歇一会儿。喝点什么吧。”

“你和卡瑟尔喝，我还是给你收拾床。”

“她的意志真坚决。”戴维斯说，“你喝什么，卡瑟尔？威士忌？”

“就一点儿，谢谢。”

戴维斯拿出了两个杯子。

“你最好别喝，既然肝疼。珀西瓦尔医生到底怎么说的？”

“哦，他想吓唬我。医生总是这样，是吗？”

“我一个人喝挺好。”

“他说如果我还不少喝点儿，就会有肝硬化的危险。我明天得去拍张X光片。我告诉他我不比其他人喝得多，可他说有些人的肝脏比别人弱。医生总是有理。”

“如果我是你，就不喝那杯了。”

“他说‘减量’，我这威士忌已减半了。我还告诉他波尔图我也不喝了。戒一两周吧。够让他满意了。我很高兴你过来，卡瑟尔。你知道吗，珀西瓦尔医生真让我有些害怕。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把所知道的全告诉我。这不是很糟吗，要是他们决定了派我去马普托，接着他又站出来说不同意我走。我还有一样担心——他们有没有和你谈起过我？”

“没有。仅仅是丹特里早上问我和你共事是不是满意，我说是的——完全满意。”

“你够朋友，卡瑟尔。”

“不过是愚蠢的安全检查而已。你记得和辛西娅到动物园约会的那天……我告诉他们你去看牙医了，可仍然……”

“是的。我就是那种总能给抓住的人。可我基本上一直是遵守规章的。这是我所体现的忠诚的形式，我想。你可不一样。如果我就这么一次把报告拿出去吃午饭，便被逮住了。但我看你不止一次地带出去。你担着风险——就像他们说牧师就得这样。如果我真泄露了什么——当然是无意的——我就到你这儿坦白。”

“指望得到赦免？”

“不。指望能得到些公正。”

“那你就错了，戴维斯。我一点儿都不明白‘公正’一词的意思。”

“这么说你就判我黎明时分拉出去枪决？”

“哦不。我永远都赦免我喜欢的人。”

“是吗，那你才是真正的安全隐患，”戴维斯说，“你估计这该死的检查会持续多久？”

“我估计要到他们查出泄露源头或认定根本就没有泄露。也许MI5的某位老兄错误理解了证据。”

“或说是某个女人，卡瑟尔。为什么不能是女人？说不定是我们秘书中的一个，如果不是你我，也不是沃森的话。这想法让我起鸡皮疙瘩。辛西娅有天晚上答应和我吃饭的。我在斯通餐厅等她，邻座有个挺漂亮的姑娘也在等人。我们还朝对方略微笑了笑，因为我们等的人都爽约了。难兄难弟。我本想和她聊聊——毕竟辛西娅令我很失望——接着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也许她是被安插在这儿逮我的，也许他们从办公电话里听见了我订餐，也许辛西娅接到了命令要避开。接下来谁会来找这个女孩——猜是谁——丹特里。”

“那大概是他女儿。”

“在我们这个单位，女儿也会被利用的，不是吗？我们这个该死的无聊行当。你不能相信任何人。现在我连辛西娅都不信。她在给我整理床铺，上帝知道她希望能发现什么。可她能找到的只有前一天的面包屑。也许他们会拿去化验。一粒面包屑或许藏着微缩胶卷呢。”

“我不能待很久了。还要处理扎伊尔方面的事。”

戴维斯放下杯子。“自从珀西瓦尔使我有了那么多想法，该死的威士忌味道都变了。你真觉得我得了肝硬化？”

“不会。暂且放宽心吧。”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是借酒浇愁啊。你有萨拉可真走运。萨姆怎样？”

“他问了很多关于你的事。他说谁玩儿捉迷藏也玩不过你。”

“真是个友好的小杂种。我希望也能有个小杂种——但只要和辛西娅生的。多么渺茫的希望！”

“马普托的气候不是非常好……”

“哦，据说孩子在六岁前都没问题。”

“嗯，可能辛西娅已经心软了。她毕竟正在给你收拾床呢。”

“是的，她会把我照顾得很好，我敢说，不过她是那种总要寻找崇拜对象的女孩。她会喜欢比较严肃的人——就像你。麻烦在于当我严肃的时候却无法表现得严肃。去表现严肃反而让我不自在。你能想到一个崇拜我的人吗？”

“噢，萨姆崇拜你。”

“我怀疑辛西娅是不是喜欢玩捉迷藏。”

辛西娅回来了。她说：“你的床真是一团糟。上次什么时候收拾的？”

“我们的日杂工每周一、五来，今天星期四。”

“你自己为什么不整理整理？”

“噢，我上床时就把被子一拉。”

“那几个搞环境的呢？他们怎么做的？”

“哦，他们所受的训练是直到污染引起官方注意了才去注意。”

戴维斯送他俩到门口。辛西娅说了声“明天见”便往楼下走去。她扭过头来大声说要去买很多东西。

“若是她不愿我爱她，

她就不该看着我。”

戴维斯引用道。卡瑟尔很惊讶。他想象不出戴维斯还读勃朗宁的诗——当然除了在学校。

“好了，”他说，“回去干活了。”

“对不起，卡瑟尔，我知道那摊子事让你心烦意乱。我可不是在装病，真没有。也不是宿醉。是我的腿、我的胳膊——像果冻一样没气力。”

“回床上吧。”

“我会的。萨姆现在肯定觉得我捉迷藏不行。”戴维斯补充道，同时身子探出楼梯扶手，目送着卡瑟尔。当卡瑟尔走到台阶顶端时他叫道：“卡瑟尔！”

“嗯？”卡瑟尔向上看。

“你觉得这不会绊住我吧，是吗？”

“绊住你？”

“如果让我去马普托的话，我会焕然一新的。”

“我已经尽力了。我跟专员说过了。”

“你是好哥们儿，卡瑟尔。谢谢你，不管结果怎样。”

“上床休息。”

“我想我会的。”可卡瑟尔转过弯时，他仍站在那里往下瞧着。

第七章

1

卡瑟尔和丹特里是最后到登记处的，他们在这暗褐色屋子的后面找了位子坐下，与其他来宾隔了四排空椅子，那些人有十来个，也像教堂婚礼那样拉帮结派，每个派别都怀着批判的兴趣和某种轻蔑打量着对方。大概只有之后的香槟能消除他们的敌意了。

“我猜那是科林。”丹特里上校边说边指着正刚刚来到登记桌旁和他女儿站在一块儿的小伙子。他又说：“我连他的姓氏都不知道。”

“拿手帕的女人是谁？好像在为什么事苦着脸呢。”

“那是我妻子，”丹特里上校说，“我希望能在她注意到之前溜掉。”

“你不能这样。不然你女儿连你来过了都不知道。”

登记员开始发话了。有人在说“嘘——”，似乎他们在剧院里，而幕布已经升起。

“你女婿姓克拉特斯。”卡瑟尔耳语道。

“你肯定？”

“不，不过听起来像。”

登记员说了些简短的与上帝无关的祝福，这有时被形容为世俗布道，有几个人一路看着手表作为借口离去了。“你不觉得我们也可以走了吗？”丹特里问。

“不好。”

尽管如此，当他们站在维多利亚街上时，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出租车像掠食的鸟儿一样围拢过来，丹特里又蠢蠢欲动。

“这对你女儿不公平。”卡瑟尔劝他。

“我甚至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丹特里说，“去一家酒店，我估计。”

“我们可以跟着去。”

于是他们就跟着其余的出租车向前驶去，在稀薄的秋雾中穿行，一直跟到了哈洛德百货公司。

“我想不出有什么酒店……”丹特里说，“我觉得我们跟丢了。”他倾身向前察看前面的车。“没这么好运气。我看见我妻子后脑勺了。”

“顺便去打个招呼也没什么。”

“这倒是有把握的。我们结婚十五年，”他又沮丧地补充道，“有七年没说话了。”

“香槟会把气氛活跃起来的。”卡瑟尔说。

“可我不喜欢香槟。卡瑟尔，你来陪我可真好。我没法一个人面对这排场。”

“我们喝上一杯就走。”

“我真弄不懂我们在朝哪儿走。这条路有几年没来了。看来新开了这么多饭店。”

他们停停走走地沿布朗普顿路向前开去。

“一般的做法是去新娘的家，”卡瑟尔说，“如果不是去酒店的话。”

“她没有家。她对我说是跟女性朋友合住，但显然她已经和这个叫克拉特斯的小子一起住了不少日子。克拉特斯！什么名字嘛！”

“名字也许不叫克拉特斯。登记员说得挺含糊。”

出租车排成月牙形停在一幢花里胡哨的小房子前，将其他客人像包裹好的礼品一样放下来。幸好人不算太多——这一带的房子不是为搞大型聚会修建的。甚至在只容纳了二十几个人时大家也感到墙似乎弯曲了，地板也好像吃不住了。

“我想我知道咱们到哪儿了——我妻子的寓所，”丹特里说，“听她讲过她在肯辛顿买了房。”

他们慢慢挪上超载的楼梯，进了一间客厅。每张桌子上，每架书橱里，以及钢琴、壁炉架上，都有瓷制的猫头鹰警惕地瞪着来访的客人，似要用那弯曲凶残的喙扑将过来。“没错，就是她的房子，”丹特里说，“她一直喜好猫头鹰——而且看来从我走后这种热情有增无减。”

他们没能从聚在餐柜前的人群里找到他女儿。开香槟酒的砰砰声此起彼伏。席间有一个结婚蛋糕，就连那上面都有一只石膏做的猫头鹰，端坐在用粉红的糖制成的托架上。一个唇须修剪得像极丹特里的高个子男人走上前来说：“我不知道各位尊姓大名，但这香伯[16]请随便喝。”从他讲的俚语看，他准是在一战前出生的人，有着旧时的主人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气。“我们省掉了请服务生的麻烦。”他解释道。

“我是丹特里。”

“丹特里？”

“这是我女儿的婚礼。”丹特里的声音干涩得像块饼干。

“哦，那你准是西尔维亚的丈夫了？”

“是的。我还不知你贵姓？”

那男子过去喊道：“西尔维亚！西尔维亚！”

“咱们走吧。”丹特里绝望地说。

“你得跟女儿打个招呼。”

一个女人风风火火地从餐柜旁的宾客间穿过来。卡瑟尔认出她就是在登记处哭哭啼啼的那位，但现在她根本不像哭过的样子。她说：“亲爱的，爱德华告诉我你在这儿。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我知道你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是的，我们真的得走了。这是卡瑟尔先生。我们单位的。”

“那该死的单位。你好吗，卡瑟尔先生？我得把伊丽莎白找来——还有科林。”

“别打扰他们了。我们真要走了。”

“我自己也就待这么一天。从布赖顿来。爱德华开车送我的。”

“爱德华是谁？”

“他真是帮了大忙了。订了香槟和其他东西。碰到这些场合一个女人是需要男人的。你一点儿都没变，亲爱的。多长时间了？”

“六七年？”

“时间过得好快啊。”

“你又收集了那么多猫头鹰。”

“猫头鹰？”她走开去叫道，“科林，伊丽莎白，过来。”他们手牵手走过来。丹特里觉得他女儿不是那种会像小孩子撒娇的类型，可她大概认为在婚礼上牵手是一种义务。

伊丽莎白说：“你还是来了，爸爸，这真是太好了。我知道你很不喜欢这种事情。”

“我以前还从没经历过。”他看了看她的伴侣，后者戴了一朵康乃馨，别在簇新的条纹西服上。他的头发乌黑，耳边的鬓角梳得一丝不苟。

“您好，先生。伊丽莎白说了你很多事情。”

“她可没怎么和我谈起过你，”丹特里说，“那么你就是科林·克拉特斯？”

“不是克拉特斯，爸爸。你怎么会想到那个的？他姓克拉夫。我的意思是我们姓克拉夫。”

一拨没去登记处、刚到这里的客人将卡瑟尔和丹特里上校分开来。一个穿双排纽扣马甲的男子对他说：“这儿的人我一个不认识——当然除科林外。”

这时传来瓷器轰然碎裂的声音。丹特里夫人的嗓音从喧闹中透出来：“看在基督的分上，爱德华，是只猫头鹰吗？”

“不，不，别担心，亲爱的。只是个烟灰缸。”

“一个都不认识，”穿马甲的男子重复道，“顺便讲一下我叫乔因纳。”

“我叫卡瑟尔。”

“你认识科林？”

“不，我是和丹特里上校一起来的。”

“他是谁。”

“新娘的父亲。”

电话铃声从什么地方传出来。没有人理会。

“你得跟科林这个年轻人说说话。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

“他的姓氏挺奇怪，是吗？”

“奇怪？”

“嗯……克拉特斯……”

“他姓克拉夫。”

“哦，那我听错了。”

又有什么打碎了。爱德华令人宽心的声音钻出那片吵闹。“别担心，西尔维亚。没什么严重的。所有的猫头鹰都很安全。”

“他给我们的宣传来了场革命。”

“你们一起共事？”

“你可以说我就是詹生婴儿爽身粉。”

那个叫爱德华的抓住了卡瑟尔的胳膊。他说：“你叫卡瑟尔？”

“是的。”

“有电话找你。”

“可谁也不知道我在这儿。”

“是个姑娘。慌里慌张的。说很紧急。”

卡瑟尔想到了萨拉。她知道他在参加婚礼，但刚才就算是丹特里也没弄明白是去哪儿。萨姆又病了吗？他说：“电话在哪儿？”

“跟我来。”可当他们走到了电话机旁——白色双人床边的白色电话机，由一只白色猫头鹰守卫着——话筒却已挂好了。“抱歉，”爱德华说，“我估计她会再打来。”

“她报名字了吗？”

“那么吵吵嚷嚷的，没听见。感觉她好像在哭。过来再喝点儿香伯。”

“要是你不介意，我就守在这旁边。”

“嗯，请原谅我不陪你了。我得照管好那些个猫头鹰，你知道。要是有一只遭了殃，西尔维亚心会碎的。我本来建议全收起来，但她有不止一百只呢。没了它们这地方就显得有些萧条了。你是丹特里上校的朋友？”

“我们是同事。”

“那种要整天保密的工作，是吧？我这么见他有点儿难堪。西尔维亚觉得他不会来的。也许我本该回避的，那样比较得体。可谁去照料那些猫头鹰呢？”

卡瑟尔在白色大床的边沿坐下，那只白色猫头鹰站在白色的电话机旁瞪着他，好像他是个非法移民，刚刚来到这白色大陆的边沿安家——甚至墙也是雪白的，他脚下还铺着块白地毯。他很担心——为萨姆担心，为萨拉担心，为他自己担心——恐惧如同一股无形的气体从那沉默的话筒里倾泻出来。他以及他所有爱的人都受着这神秘电话的威胁。客厅的喧嚣现在听来不过是这雪原之外遥远部落里的传言。接着电话响了。他把猫头鹰推到一边，拿起了话筒。

让他松了口气的是他听见了辛西娅的声音。“是M.C.吗？”

“是的，你怎么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我？”

“我试着打了登记处的电话，但你已经走了。我就在电话簿里找到了丹特里夫人的号码。”

“怎么了，辛西娅？你的声音有些古怪。”

“M.C.，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阿瑟死了。”

和上次一样，他愣了一会儿，想这阿瑟是谁。

“戴维斯？死了？可他下周还要回来上班呢。”

“我知道。日杂工去……给他整理床时发现的。”她的声音哽住了。

“我马上回办公室，辛西娅。你见到珀西瓦尔医生了吗？”

“是他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得立刻去告诉丹特里上校。”

“哦，M.C.，我但愿当初能对他再好一点。我为他做过的事只有——收拾床铺。”他听见她在大口呼吸以忍住哭泣。

“我会尽快回来。”他挂了电话。

客厅如先前一样拥挤，一样吵闹。蛋糕切了开来，人们在找不碍事的地方去吃自己的那一份。丹特里用手指夹了一块，孤独地站在一张堆满猫头鹰的桌子后面。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走吧，卡瑟尔。我不懂这些事情。”

“丹特里，我接到办公室的电话。戴维斯死了。”

“戴维斯？”

“他死了。珀西瓦尔医生……”

“珀西瓦尔！”丹特里惊呼道，“我的上帝，那人……”他拿蛋糕的手在猫头鹰中间挥着，一只大个儿灰色猫头鹰被打落在地跌得粉碎。

“爱德华，”传来女人的尖叫声，“约翰打掉了那只灰猫头鹰。”

爱德华向他们挤过来。“我没法同时照顾到所有地方，西尔维亚。”

丹特里夫人出现在他后面。她说：“约翰，你这个该死的讨厌的老笨蛋，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永远。你到底在我家干什么啊？”

丹特里说：“快走，卡瑟尔。我会再给你买只猫头鹰，西尔维亚。”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那只。”

“有一个人死了，”丹特里说，“那也再找不到第二个了。”

2

“我当时没料到会出事。”珀西瓦尔医生告诉他们。

对于卡瑟尔，他这种措辞显得出奇的冷漠，与那可怜的穿着皱巴巴的睡衣伸直了四肢躺在床上的遗体一样冷。夹克敞开着，露出赤裸的胸膛，毫无疑问，他们肯定已徒劳地寻找过心脏最微弱的跳动。在此之前珀西瓦尔给他的印象一直是个很和蔼的人，可这和蔼却在这死者面前变得冰冷，而且在他那句奇怪的话所表达的尴尬的歉意中总有点儿不对劲。

卡瑟尔站在这疏于收拾的屋子里，在经历了丹特里夫人家那么多陌生人的吵嚷、那么多猫头鹰、那么多开瓶的砰然作响之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惊呆了。珀西瓦尔医生说完那句不恰当的话后便不再言语，其他人也都在沉默。他离床远远地站着，似乎要向两个刻薄的批评家展示一幅画，并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判。丹特里也沉默着。他似乎乐于这样注视着珀西瓦尔，仿佛该由他来解释自己应该在画中找到的明显错误。

卡瑟尔感到有必要打破这长久的沉默。

“客厅里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干什么？”

珀西瓦尔医生勉强转过身。“什么人？哦，那些呀。我请特别行动小组过来看看。”

“为什么？你认为他是被谋杀的？”

“不，不。当然不是。没这可能。他的肝脏状况糟透了。他几天前做过一次X光检查。”

“那你为什么说你没料到会……？”

“我没料到情况会发展那么快。”

“我猜要验尸？”

“当然。当然。”

这“当然”像苍蝇一样在那尸体周围衍生。

卡瑟尔回到客厅。茶几上有一瓶威士忌、一只旧杯子和一本《花花公子》。

“我告诉他不能再喝酒了，”珀西瓦尔医生跟在卡瑟尔后面嚷道，“他就是不听。”

房间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人捡起《花花公子》，将书页翻了翻又抖了抖。另一个在检查书桌抽屉。他告诉同伴：“这里有他的通信簿。你最好把里面的名字过一遍。电话号码也查一下，要能对得上。”

“我还是不明白他们在找什么。”卡瑟尔说。

“只是安全检查，”珀西瓦尔医生解释说，“我本来想找你，丹特里，因为这其实归你管，但你显然是去参加什么婚礼了。”

“是的。”

“最近办公室里似乎比较懈怠。专员出差了，但他肯定要求我们确保这可怜人没有随便扔下什么。”

“比如电话号码和人对不上？”卡瑟尔问，“我可不会管这个叫懈怠。”

“这些人总是照规矩办事的。不是吗，丹特里？”

可丹特里没有回答。他站在卧室门口看着遗体。

那两人中的一个说：“瞧这个，泰勒。”他递给同伴一张纸，后者大声念道：“Bonne chance[17]，卡拉马祖，特朗基寡妇。”

“有点儿古怪，是吧？”

泰勒说：“Bonne chance是法语，帕珀。卡拉马祖听起来像个非洲的城市。”

“非洲，嗯？好像挺重要。”

卡瑟尔说：“最好去看看《新闻晚报》。你们大概会发现那都是赛马的名字。他总是在周末下注。”

“噢。”帕珀说，语气里透着些失望。

“我看还是别打扰我们特别行动小组的朋友的工作了。”珀西瓦尔医生说。

“戴维斯的家人呢？”卡瑟尔问。

“办公室里已经去查了。唯一的亲属看来是德罗伊特威奇的一个堂兄。一个牙医。”

帕珀说：“这儿有样东西我觉得不大对劲儿，先生。”他把一本书递给珀西瓦尔医生，而卡瑟尔先拿了过来。是一小册罗伯特·勃朗宁的诗选。里面有一枚藏书标签，上面有学校的盾徽和名字，德罗伊特威奇皇家文法学校。看来是一九一〇年颁给一位名叫威廉·戴维斯的小学生的，奖励他的优异作文，而威廉·戴维斯用黑墨水以十分讲究的字体写道：“转赠吾儿阿瑟，以鼓励其物理考试第一名，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勃朗宁、物理及一个十六岁少年确实是个有些奇怪的组合，但大概也并非帕珀所谓的“不对劲”。

“是什么？”珀西瓦尔医生问。

“勃朗宁的诗。我没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尽管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本小小的书与奥尔德马斯顿、赌马、《花花公子》、沉闷的公事、扎伊尔事务的确不怎么相称。一个人哪怕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其死后若给人翻箱倒柜的话，是不是总能被找出其生活的复杂一面？当然，戴维斯留着它可能出于孝心，但显然他是读过的。上次卡瑟尔见到还活着的他时，他不是引用勃朗宁诗句的吗？

“如果您翻翻，先生，就会看到有些段落做了记号，”帕珀对珀西瓦尔说，“关于书码您懂得比我多。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让大家注意这个。”

“你怎么想的，卡瑟尔？”

“是的，的确是记号。”他翻了翻书，“书本来是他父亲的，当然也就可能是他父亲的记号——只是墨迹看起来太新鲜：他在这些段落前记了个‘c’。”

“有什么重要意义？”

卡瑟尔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戴维斯，没有把他的酗酒、赌博甚至他对辛西娅无望的爱情当真过，可一具死尸是不能轻易忽视的。他第一次对戴维斯萌发了真正的好奇心。死亡使得戴维斯变得重要了。死亡让戴维斯高大起来。死者也许比我们更智慧。他翻着这本小书，好像他是勃朗宁学会的成员，执着于诠释一个诗篇。

丹特里费力地从卧室门口回过头来。他说：“这些记号……不表示任何意义，是吗？”

“什么意义？”

“重要意义。”他重复珀西瓦尔的问题。

“重要意义？我猜可能有。表达了他的整个心态。”

“你的意思是？”珀西瓦尔问，“你真认为……？”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期待，似乎他真心希望死在隔壁房间的人或许代表了某种安全隐患，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没错，卡瑟尔想。爱与恨都很危险，他如此警告过鲍里斯。一个场景从脑海里浮现出来：马普托的一间卧室，空调机嗡嗡作响，萨拉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是我”，然后是一阵突如其来的狂喜。他对萨拉的爱让他和卡森走到了一起，卡森最终又将他引向了鲍里斯。恋爱中的男人如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怀里揣着定时炸弹走在世间。

“你的意思真是说有某种证据……？”珀西瓦尔继续问道，“你受过读密码的训练。我可没有。”

“听听这一段。用一条垂直线和字母‘c’做的记号。

“但是，我将只说一般朋友的语言，

或许再稍微强烈一丝；

我握你的手，将只握礼节允许的时间……”[18]

“你觉得‘c’代表了什么？”珀西瓦尔问道——他的问话里还是有那种让卡瑟尔感到恼怒的期望。“可能意味着，会不会呢，是一种‘暗码’？提醒他该段落已经用过了？我猜在用书码时，得小心同一段落不能用两次。”

“说得很对。这儿还有个做记号的段落。

“如此宝贵，那深灰色的眸子，

秀发乌黑，也弥足珍贵，

君子为之孜孜以求，为之痛苦，

这堪为人间最难熬的地狱……”

“我觉得那听起来像诗，先生。”帕珀说。

“又是一条垂直线加个‘c’，珀西瓦尔医生。”

“那你真认为……？”

“戴维斯有一回跟我说过：‘当我严肃的时候却无法表现得严肃。’所以我猜他只好在勃朗宁的诗里找想说的话了。”

“那‘c’呢？”

“那只是表示一个姑娘的名字，珀西瓦尔医生。辛西娅[19]。他的秘书。一个他爱着的女孩。我们自己人。不必劳特别行动小组的大驾。”

丹特里一直闷闷不乐地沉默着，深陷在自己的思索中。此时他发话了，语气中带着尖锐的指责。“一定要做尸检。”

“当然啦，”珀西瓦尔医生说，“如果他的医生要求的话。我不是他的医生。我只是他的同事——虽然他的确咨询过我，我们还给他做了X光检查。”

“他的医生现在应该来。”

“等这些人一干完活我就让人给他打电话。丹特里上校，你在所有人中应该最清楚这工作的重要性。安全保密是首要考虑。”

“我不知道验尸报告会怎样，珀西瓦尔医生。”

“这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他的肝脏几乎全毁了。”

“毁了？”

“当然是酗酒导致的，上校。还能有什么？你没听我和卡瑟尔说过吗？”

卡瑟尔不去听他们暗藏机锋的争执，而是走到旁边。在病理学家检查戴维斯之前，应该再最后看一看他。他很高兴他的面容没有丝毫痛苦。他把他的睡衣扣上，以遮住那空洞的胸膛。一颗扣子没了。缝扣子可不属于日杂女工分内的事。床边的电话刚发出清脆的铃声便又归于沉寂。也许在很远的某地有麦克风或录音机正连在线上。戴维斯不会受监视了。他逃脱了。

第八章

1

卡瑟尔坐在那里写报告，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显然，戴维斯的死使得非洲部的情报传递必须要终止。如果继续有泄露，那么谁负其咎便不言自明，可如果泄露停止了，其罪责肯定就归于死者了。戴维斯的痛苦已经结束，他的个人材料将封存至某中央档案库，谁都不会再操心去检查了。如果其中有叛变的记录呢？就像内阁机密一样，要严管三十年后才会解密。从一种悲哀的意义上说，这也是幸运的死。

卡瑟尔听见萨拉正为萨姆朗读着睡前读物。现在比平时上床晚了半小时，不过今晚他格外需要娇惯一会儿，在学校过的第一周并不开心。

将报告转录成书码真是个漫长的过程。现在他再也不会用完《战争与和平》了。为安全起见，第二天他将把这本书和秋天的叶子堆在一起付之一炬，也不用等那本特罗洛普的书寄来了。他感到既轻松又遗憾——轻松的是他在最大限度上偿付了欠卡森的感激债，遗憾的是他不能将“瑞摩斯大叔”的情报传递得善始善终，也就再无法完成对科尼利厄斯·穆勒的复仇了。

当他完成报告后便下楼去等萨拉。明天是星期日。他得将报告放入藏匿地点，是第三个点，以后再也用不着了。他在尤斯顿上火车前已在皮卡迪广场的电话亭发出了情报已到的信号。用这种方法传递他最后一次信息，是个极为缓慢的麻烦事，可更快捷也更加危险的路线得保留到最后万不得已之时。他给自己倒了三份剂量的J. & B.，楼上的呢喃之声给了他暂时的安宁。一扇门轻轻关上了，头顶的过道响起脚步声——往下走时那些楼梯总是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他想，这一切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乏味的家务，甚至是难以忍受的例行程序。对于他这则代表了一种他时时刻刻都害怕失去的安全。他十分清楚萨拉进客厅时会说什么，而他也知道自己将如何回答。熟悉，是一种保护，使他们不必担心外面国王路的黑暗以及街角警察局亮着的那盏灯。他总是在想象当那一刻来临时，会有一个穿制服、面孔熟悉的警察陪同特别行动小组的人找上门来。

“你喝威士忌了？”

“能给你倒一杯吗？”

“一点点，亲爱的。”

“萨姆挺好？”

“我把他裹进被子里时他已睡着了。”

他们的对话正如一封将他刚才的预想一字不差完整转录的电报。

他把杯子递给她：此前他一直无法告诉她发生的事情。

“婚礼怎样，亲爱的？”

“糟糕得很。我真为可怜的丹特里难过。”

“为什么可怜？”

“女儿不再是他的了，而且我怀疑他是否还有朋友。”

“你们办公室好像孤独的人还不少。”

“是啊。那么多形单影只的人。喝完，萨拉。”

“急什么呀？”

“我想给我们每人再满一杯。”

“为什么？”

“有坏消息，萨拉。我不能在萨姆面前和你说。是关于戴维斯的。戴维斯死了。”

“死了？戴维斯？”

“是的。”

“怎么死的？”

“珀西瓦尔医生说是因为肝脏。”

“可肝脏不会这样的——昨天查出有毛病，今天就死了。”

“珀西瓦尔医生是这样说的。”

“你不信他的话。”

“不。根本不信。我觉得丹特里也不信。”

她给自己倒了两份威士忌——他从未见她这样做过。“太可怜了，戴维斯。”

“丹特里要求进行独立验尸。珀西瓦尔好像早有准备。显然他非常肯定他的诊断将得到证实。”

“如果他很肯定，那就准是真的了？”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在我们这种部门，他们什么都可以安排。可能甚至连尸检也不在话下。”

“我们和萨姆怎么说？”

“就说实话。不让孩子接触死亡并没有好处。死亡总是在发生。”

“可他那么喜爱戴维斯。亲爱的，这一两周我先什么也不说。等他适应了学校生活。”

“你这么考虑最好。”

“上帝保佑你能离这些人远远的。”

“我会的——就这几年。”

“我是说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这就把萨姆弄下床出国去。赶第一班飞机，去哪儿都行。”

“等我拿到养老金吧。”

“我可以工作，莫瑞斯。我们可以去法国。那儿要好一些。他们更习惯我的肤色。”

“这不可能，萨拉。还不到时候。”

“为什么？给我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他尽量说得轻松些：“嗯，你得明白即使要退也要适当地提前通知。”

“他们会拿提前通知当回事吗？”

当她又说“他们提前通知戴维斯了吗？”时，他为她敏捷的领悟力感到害怕。

他说：“如果是他的肝脏的话……”

“你不信那个，对吗？别忘了我曾为你——为他们工作过的。我是你的特工。别以为我没注意到一个月以来你是多焦虑——甚至抄煤气表的也让你紧张。是有情报泄露了，对吧？出在你的分部里？”

“我认为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而他们锁定戴维斯了。你认为戴维斯有罪吗？”

“也许不是蓄意泄密。他做事粗枝大叶。”

“你认为他们有可能就因为他粗枝大叶把他杀掉？”

“我想在我们这种部门存在着过失犯罪。”

“他们的怀疑对象完全可以是你，而不是戴维斯。那样一来你就死了。死于喝多了J.&B.。”

“噢，我一直很小心的，”接着他又开了个让人笑不出的玩笑，“除非是在我爱上你的时候。”

“你上哪儿去？”

“我要透透气，布勒也需要。”

2

那长长的横穿公地的车道对面，不知是何原因被人称作“冷港”，那儿也是榉树林开始的地方，林子沿坡一直向下延伸到阿什瑞奇路。卡瑟尔坐在土堆上，布勒在去年的落叶里翻找着。他知道他在此耽搁是毫无意义的。好奇绝不是借口。他应该把东西放在藏匿地点就走。一辆车从伯克翰斯德方向缓缓驶上来，卡瑟尔看了看表。从他在皮卡迪利广场的电话亭发出信号到现在已有四小时。他依稀能看到车牌号，可正如他可能预期的，那号码对他而言和那红色的小丰田车一样陌生。车在阿什瑞奇公园进口处的小屋附近停下来。视野之内再无其他车辆，也没有行人。司机关了车灯，接着好像在重新考虑之后又打开了。身后的动静让卡瑟尔的心蹦了起来，可那不过是布勒在欧洲蕨里乱拱。

卡瑟尔悄声下了土堆，猫身钻进了林子，那些高大的、覆盖着橄榄色树皮的林木，在最后一丝光线中越发显得黑暗。还是在五十多年前，他发现了其中一根树干里有空洞……从路旁数第四、五、六棵树。在那时，他不得不尽量伸长了身子才能够到树洞，如今他的心跳竟还和当年一样狂乱。十岁时他在这儿给一个自己爱的人留了信儿：一个才七岁的女孩。有一次在一起野餐时他指给她看了这个秘密隐藏地，并告诉她下次他来时会把一样重要东西放那儿。

第一次他留下了一颗大大的薄荷硬糖汉堡，用防油纸包着，当他再来看时薄荷糖已不见了。然后他留了张字条以表示他的爱——用大写字母，因为她刚刚开始认字——可他第三次回来时发现字条仍在那里，但被粗俗的画糟蹋了。他想，准是给什么陌生人发现了这个隐藏地——他不相信那是她干的，直到她走在高街对面向他吐着舌头，而他意识到她很失望，因为她没找到第二颗薄荷糖。那是他第一次尝到爱慕异性的痛苦，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看那棵树，直到五十年后，在摄政宫酒店[20]休息室里，一个他之后再没见过的男人请他再提一个安全的情报藏匿地。 他拴住布勒，躲在欧洲蕨丛中观察着。从车里下来的人不得不用电筒来寻找那个树洞。随着电筒光线移到了其躯体的下半身，卡瑟尔一时间看到了他的部分外形：滚圆的肚皮，毫无顾忌的小解。一个聪明的预防举措——他贮存了足量的尿来掩护来这儿的真正目的。当手电掉头照亮了返回阿什瑞奇路的小道时，卡瑟尔也开始向家走去。他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份报告了”，接着他的思绪又飘向那个七岁女孩。在他们第一次相遇的野餐会上，她显得孤单单的，很害羞，长得不好看，而也许就是这些原因吸引了他。

为什么我们有的人就无法去爱成功、权力或是美艳呢？他很纳闷。因为我们觉得自己配不上，还是因为我们更乐意与失败为伍？他不相信这个原因。或许人需要的是适当的平衡，正如耶稣，那个他本很愿意去相信的传奇人物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21]”八月野餐会上的那个女孩虽然那么小，却不堪负荷她的胆怯和羞耻。也许他只是想让她感到有人爱她，所以他就爱上她了。那不是怜悯，正如他爱上怀了别人孩子的萨拉也非怜悯一样。他只是要维持一种平衡。仅此而已。

“你出去好长时间了。”萨拉说。

“嗯，我太需要散散心了。萨姆怎样？”

“自然睡得很熟了。要不要我再给你来杯威士忌？”

“好的。还是就来一小份。”

“一小份？为什么？”

“我不知道。只想表明我能有所节制。也许是因为我感到高兴一些了。别问我为什么，萨拉。快乐一说就没了。”

这个理由对他俩都够充足。在南非的最后一年，萨拉已学会了不去刨根问底，而那晚他在床上则久久不能入睡，在心里反反复复地说着他借助《战争与和平》编制的最后一份报告的最后几句话。他数次将书任意翻开，就像过去的人随意抽翻经典词句以占卜凶吉那样，之后他便选择了用来编码的句段。“你说：我脱不开身。可我已抬起了手，让它掉落。”似乎通过选取这一段，他要同时向两边的机构发出挑战的信号。这封短信的最后一个词，当鲍里斯或另外的人破译后就会读到——“再见”。

[1]　威廉·厄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 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四度出任英国首相。

[2]　Browne，另有不带e但发音相同的姓氏Brown。

[3]　英国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简称SOE）。

[4]　Tio Pepe，西班牙Gonzáles Byass公司出品的著名雪利酒品牌。

[5]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英国小说家，最著名的作品是他以假想的巴塞特郡为背景创作的“巴塞特郡纪事”系列小说。下文提到的《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是他晚期的作品。

[6]　出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诗歌《土块和石子》（The Clod and the Pebble），原诗句为builds a hell in heaven’s despite，此处使用了宋雪亭的译文。

[7]　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8]　南非前身布耳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督保罗·克留格尔（Paul Kruger，1825 —1904）。

[9]　即恶名昭彰的Pass Law，规定黑人不能与白人同车、日落后不能滞留在白人居住的城市等。

[10]　文艺复兴时期占据罗马教廷极有争议的家族，统治手段狠毒但促进了文艺繁荣。

[11]　《圣经·新约全书》记述基督使拉撒路起死回生的故事。拉撒路病倒后，他的姐姐玛丽和玛莎去请基督帮忙。基督到来时，拉撒路已断气。玛莎开始责怪基督姗姗来迟，基督回答说：“我带来生命，也使人复活；信我者，虽死犹存；信我而生者，经久不亡。”然后，基督到拉撒路墓前，命令墓石移开，指示拉撒路出墓；话音刚落，拉撒路站了起来，身上仍然穿着寿衣。

[12]　莱特·哈葛德的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的主人公。

[13]　《彼得·潘》里的角色之一。

[14]　引文出自《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第八章。

[15]　卡斯特罗博士，即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 1926—2016），曾获法学博士学位；巴蒂斯塔中士，即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 1901—1973）， 1933年发动“中士兵变”成为古巴领导人，1959年被卡斯特罗推翻。

[16]　原文为Champer，为Champagne（香槟）的俚语名。

[17]　法语，意为“好运”。

[18]　译文引自飞白译罗伯特·勃朗宁《失去的恋人》。

[19]　辛西娅的原文为Cynthia。

[20]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一家著名酒店。

[21]　语出《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

第四部

第一章

1

戴维斯死后的许多夜晚，卡瑟尔的睡眠里都充斥着梦，碎片拼成的梦追逐着他直到天明。戴维斯并不在其中——也许是因为如今在他们这个冷清萧索的分部里，对他的思念已填满了醒着的时光。戴维斯的鬼魂还附在扎伊尔事务上，而辛西娅编译的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错误百出。

在夜里，卡瑟尔会梦见由仇恨重建起来的南非，不过偶尔夹杂其中的也有那个他已忘记曾多么热爱的非洲。在一个梦里，他和萨拉突然邂逅于约翰内斯堡一个垃圾遍地的公园，她坐在为黑人专设的长凳上：他转身去找另外的凳子。卡森在厕所入口与他分开，进了为黑人保留的卫生间，留下他站在外面，为自己鼓不起勇气而羞愧，可到了第三个夜晚，他又做了很不相同的梦。

醒来时他对萨拉说：“真滑稽。我梦见鲁奇蒙了。有好多年没想起他了。”

“鲁奇蒙？”

“我忘了。你从不认识鲁奇蒙。”

“他是谁？”

“自由州[1]的一个农场主。在某种意义上，我喜欢他就像我喜欢卡森那样。”

“他是共产主义者吗？肯定不是，假如他是农场主的话。”

“不是。他属于那一类在你们的族人掌权后就得死的人。”

“我的族人？”

“我的意思当然是说‘我们的族人’。”他急忙说，同时悲哀地感到仿佛险些撕毁了一个誓约。

鲁奇蒙住在一块半沙化地带的边缘，离布尔战争的旧战场不远。他的先祖是胡格诺教徒[2]，在遭迫害时期逃离了法国，但他不会说法语，只会南非荷兰语和英语。在出生之前，他已融入了荷兰人的生活——但不包括种族隔离。他把界限划得很清楚——他不投国民党人的票，他鄙视团结党，而某种无以言表的对祖先的忠诚感也使他对那一小拨进步分子敬而远之。那不是一种英雄气概，而也许在他眼里，正如在他先人眼里一样，在没有政治的地方才会出现英雄主义。他以仁爱和理解的态度对待雇工，从不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架势。有一天卡瑟尔听见他在和自己的黑人工头为庄稼的事辩论——争论双方完全是平等的。鲁奇蒙的家族和那工头的部落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来到南非。鲁奇蒙的祖父可不像科尼利厄斯·穆勒的祖父，不是什么开普省养鸵鸟的百万富翁：六十岁时，鲁奇蒙大爷还跨马跟随德·韦特[3]抗击英国侵略军，还在当地的一座小山丘上负过伤。小山坡倚着冬云俯视着农庄，那里也正是数百年前丛林居民在岩石上刻画动物的地方。

“想象一下，背着包、冒着炮火向上攀登。”鲁奇蒙曾对卡瑟尔说。他钦佩英国军队的勇敢和坚忍，似乎他们是历史书上富有传奇色彩的掠夺者，就像曾经登陆萨克森沿岸的维京人。他对维京人这样的侵略者并无怨恨，也许只因怀着对这样四处漂泊的无根民族的某种怜悯，他们辗转来到这片古老、疲倦而又美丽的土地，而他自己的家族也只是在三百年前才安家于此。有一天他借着威士忌的劲道对卡瑟尔说：“你说你正在写一本研究种族隔离的书，可你永远也不理解我们这儿的错综复杂。我和你一样痛恨种族隔离，可比起我的雇工，你对我而言更像是陌生人。我们是属于这里的——你是外人，和那些来来往往的游客没什么分别。”卡瑟尔可以肯定，当要面临抉择时，他会摘下客厅墙上的枪，以保卫沙漠边缘他们这块艰辛开垦的土地。他不会为种族隔离或是白种人去战死疆场，但会去为这无数摩根[4]的土地而拼命，他管这脚下的地叫自己的土地，尽管它受着干旱、洪水、地震、畜疫的袭扰，还有蛇，他将其称作和蚊子差不多的小害虫。

“鲁奇蒙是你的特工吗？”萨拉问。

“不，但有意思的是我通过他遇见了卡森。”他也许还可以说“而通过卡森，我加入了鲁奇蒙敌人的部队”。鲁奇蒙曾雇请卡森为他的一个工人辩护，后者被当地警察指控有暴力犯罪行为，而实际上他是无辜的。

萨拉说：“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仍然是你的特工。你现在可以跟我说的比过去少多了。”

“我向来不会和你多说什么——可能你觉得我说了不少，但为了你自身安全着想，我尽量不向你透露情况，而且即便说出来的也常常是谎话。就像我想写的那本关于种族隔离的书。”

“我本以为到英国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萨拉说，“我以为不再有什么秘密了。”她吸了口气，很快便又睡去，而卡瑟尔却很长时间无法入眠。他曾不止一次有着强烈的冲动，想信赖她，向她和盘托出，正如一个结束了婚外恋情的男人突然希望向妻子全部坦白这段悲伤的罗曼史，毅然解释清楚那么多不曾说清楚的沉默，那些欺瞒的伎俩，那些他们无法分担的忧虑，而最终他也会像那个男人一样得出结论：“既然都结束了，为什么还要拿这些来烦扰她？”因为他真的相信，即便是短暂的相信，事情确实是结束了。

2

坐在这间和戴维斯独占了这么多年的屋里，面对桌子那头这个叫科尼利厄斯·穆勒的人，这一情景让卡瑟尔觉得格外生疏——一个发生了奇特转变的穆勒，这个穆勒竟对他说：“我从波恩回来以后听到了这个消息，很是难过……当然我还没见过你这位同事……不过对你来说肯定是个很大的打击……”这个穆勒竟开始与普通人有些相像了，似乎已不是BOSS头目，而是他也许能在去尤斯顿的火车上偶遇的一个人。穆勒口气里的同情心让他惊讶——听起来古怪而又真挚。在英国，他想，我们对所有无关切身之痛的噩耗变得越发玩世不恭，甚至在此番情形下，得体的做法也是在陌生人面前迅速戴上一个漠不关心的面具。死亡与公务毫不相干。但卡瑟尔还记得，在穆勒所属的荷兰归正教会，死亡仍是家庭生活里最重要的事件。卡瑟尔曾在德兰士瓦省参加过一个葬礼，留在他回忆中的并非悲痛，而是那种场合的肃穆，乃至端庄的礼仪。在社交意义上死亡对于穆勒而言仍是重大的，即便他是BOSS官员。

“嗯，”卡瑟尔说，“的确太突然了。”他补充道，“我已请秘书把扎伊尔和莫桑比克的文件送过来。至于马拉维，我们得靠MI5，而且未经允许我没法给你看。”

“我和你说过话后就去看，”穆勒说，“那天晚上在你家我过得非常愉快。见了你夫人……”他犹豫了一会儿又续道，“还有你儿子。”

卡瑟尔希望在穆勒重提萨拉被送往斯威士兰的路线之前，这些开场白只是客气的预备。如果要将敌人挡在安全距离之外，就一定得始终把他往坏处想：永远不能留给其翻身的机会。那些将军做得对——对垒的战壕间严禁互致圣诞快乐。

他说：“萨拉和我当然也很高兴见到你。”他按了按铃。“我很抱歉。他们整理卷宗要费这么大工夫。戴维斯的去世让我们这儿有些措手不及。”

一个他不认识的姑娘应了铃声走进来。“我五分钟前就打电话要卷宗了，”他说，“辛西娅呢？”

“她不在。”

“她为什么不在？”

姑娘用冰冷的目光看着他：“她请假了。”

“她生病了吗？”

“也不算是。”

“你是谁？”

“佩内洛普。”

“好吧，能不能告诉我，佩内洛普，你讲的‘也不算是’究竟是什么意思？”

“她很难过。很自然的，不是吗？今天是葬礼。阿瑟的葬礼。”

“今天？对不起。我忘了。”他又说道，“不管怎样，佩内洛普，还是请你把卷宗拿来。”

她离开房间后，他对穆勒说：“很抱歉这儿的工作有些乱。我们这么办事肯定让你很不习惯。我真的忘了——戴维斯今天下葬——葬礼十一点举行。为了验尸已经耽搁了。那姑娘记得的。我倒是忘了。”

“对不起，”穆勒说，“早知道的话我就改天来了。”

“这不是你的错。是这么回事——我有一本公务日志和一本私人日志。瞧，我在这儿给你做了标记，十日星期四。私人日志我是放家里的，我肯定把葬礼记在那上面了。我总是忘记核对一下两个本子。”

“虽说是这样……把葬礼忘了……是不是有点奇怪？”

“是啊，弗洛伊德会说我是想忘记。”

“只需再定个日子，然后我就走。明天或是后天？”

“不，不。说到底哪样事情更重要？‘瑞摩斯大叔’还是听为可怜的戴维斯做的祈祷？顺便问一下，卡森葬在哪儿了？”

“在他家乡。离金伯利不远的一个小镇。我猜要是我告诉你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你会很惊讶，是吗？”

“不，我能想象你得去留心注意那些哀悼者都是些什么人。”

“有人在的——你说得对——有人在监视。但我是自己要去的。”

“范·丹克上尉没去？”

“没有。他很容易被认出来。”

“我真不明白他们在怎么弄那些卷宗。”

“这个戴维斯——也许他对你无足轻重？”穆勒问。

“嗯，比不上卡森。你们的人干掉的。不过我儿子挺喜欢他。”

“卡森是得肺炎死的。”

“是的。当然。你是这么告诉我的。我把这也忘了。”

当卷宗终于送到后，卡瑟尔一边翻阅一边尽力回答穆勒的问题，可他有一半心思却不在这上面。“对此我们还没有可靠的情报。”他发觉这样的话自己已说了三次了。当然那是故意的谎言——他在保护一个线人不受穆勒伤害——他们正涉足危险地带，还没有开始合作、双方都悬而未决的领域。

他问穆勒：“‘瑞摩斯大叔’真行得通吗？我真不信美国人又想卷进来了——我的意思是把军队开到陌生的大陆上。除了从像海明威这样的作家那儿了解一点儿，他们对非洲跟对亚洲一样无知。他也只是参加旅行社安排的一个月的狩猎团，写一写白人猎手和射杀狮子的故事——那些可怜的畜生，为留给那些游客早已饿得半死了。”

“‘瑞摩斯大叔’的理想目标，”穆勒说，“就是要争取兵不血刃。至少不用大动干戈。当然一些技术人员还是要的，不过他们已经在我们那儿了。美国在南非运作着一座导弹跟踪站和一座太空跟踪站，并拥有飞越领空权以维持那些基站的运转——这你肯定都清楚。没有人抗议，没有游行示威。伯克利没有学生骚乱，国会也没有质疑。我们的内部情报安全措施到目前为止做得十分到位。你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种族法令是正当的，是很好的掩护。我们没必要判什么人有间谍罪——那只会招人耳目。你的朋友卡森是个危险分子——但如果我们判了他间谍罪就更危险。现在跟踪站里正忙得热火朝天，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求与你们的人紧密合作。你们可以查明任何危险之处，而我们能够悄无声息地去处理好。在某种意义上你们比我们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去渗透进自由派组织的根基，或者甚至是黑人民族主义组织。举个例子。我非常感激你们给我提供的关于马克·甘博的情报——当然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可现在我们可以感到很满意，因为我们没有漏掉重要的信息。从那个特定角度看是没有危险的——至少眼下如此。接下来的五年，你瞧着，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意思是对于我们的生存而言。”

“不过我不明白，穆勒——你们能生存吗？你们有漫长的、敞开的边境线——长得根本无法布雷。”

“从旧的理念上讲是这样，”穆勒说，“我们现在倒不如考虑一下，氢弹已使得原子弹成了战术武器。战术是个让人放心的字眼。不会有人挑起核战争，因为使用的只是战术武器，而且是在遥远得几乎全为沙漠的地带。”

“那辐射问题怎么处理？”

“我们很幸运，拥有对我们有利的风向，还有我们的沙漠。此外，战术核炸弹算相当干净了。比广岛的好多了，而且我们知道其效用很有限。在辐射可能持续几年的地区几乎没有白人。假如有入侵的话，也会从我们计划的入口进来。”

“我有点儿明白了。”卡瑟尔说。他想起了萨姆，如同他在看报纸上的旱灾图片时想起他一样——尸体横陈，秃鹫盘旋，可到时候秃鹫也将被辐射杀死。

“这些就是我来想向你说明的——大概的情况——我们没必要说得很详细——这样你就能恰当地评估你所掌握的任何情报了。目前跟踪基站是敏感点。”

“就像种族法令一样，他们能遮盖许多罪行？”

“完全正确。你我也没必要兜圈子了。我明白你得到指示，某些材料是我不能看的，我也相当理解。我得到的命令也跟你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同等地看着同一幅图景——我们将并肩作战，所以我们得看着同一幅画。”

“事实上我们在同一只箱子里了？”卡瑟尔说，他用自己才明白的玩笑揶揄所有人，包括BOSS、他自身的情报部门，甚至鲍里斯。

“箱子？是的，我想你可以这么说。”他看了看表，“你是不是说葬礼十一点开始？现在十一点差十分了。你还是去吧。”

“葬礼少了我也能举行。戴维斯如有在天之灵会理解的，如果没有……”

“我敢肯定会有在天之灵的。”科尼利厄斯·穆勒说。

“你肯定？难道这想法不让你有点儿害怕？”

“为什么？我一直在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可你那些小小的战术核炸弹。想想有那么多的黑人会死在你前面，并在那头等着你。”

“恐怖分子，”穆勒说，“我认为不会再见到他们。”

“我不是说游击队。我是说所有那些生活在受辐射沾染的地区的家庭。儿童、姑娘、老奶奶们。”

“我想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天堂。”穆勒说。

“天堂也有种族隔离？”

“哦，我知道你在取笑我。可我认为他们不会享受我们那种天堂的，你觉得呢？不管怎样，我把这都留给神学家去思考吧。你们轰炸汉堡时也没放过孩子吧，不是吗？”

“感谢上帝，我那会儿没有参与我现在正参与的事。”

“我想你如果不准备去葬礼的话，卡瑟尔，我们应该继续干正事了。”

“很抱歉。我同意。”他的确有些后悔，他甚至感到了害怕，就像他那天早晨在比勒陀利亚BOSS的办公室里一样。七年来他一直战战兢兢地穿越着雷区，而今面对科尼利厄斯·穆勒时他第一步便走错了。会不会他已落入某个深知他脾性的人设下的圈套？

“当然，”穆勒说，“我明白你们英国人就爱为争论而争论。唉，连你们的专员都要拿种族隔离嘲讽我一番，不过谈起‘瑞摩斯大叔’……嗯，你我还是要认真对待。”

“是的，我们还是回到‘瑞摩斯大叔’上来吧。”

“我已得到允许告诉你——当然也是粗线条的——我在波恩的遭遇。”

“你遇到困难了？”

“不是很大的麻烦。和其他旧殖民国家不同——德国人私下里对我们抱有不少同情。可以说这能追溯到当年德皇致克鲁格总统的电报。他们对西南非洲局势很担心；他们宁愿由我们控制西南非洲也不愿看到那儿有权力真空。毕竟他们统治西南非时比我们要残暴，而西方世界也需要我们的铀。”

“你是不是带回来了一份协议？”

“协议谈不上。我们不像过去那样签订秘密条约了。我只与和我级别对等的人物接触，不是外交部长或总理。就跟你们的专员一直在和华盛顿的CIA谈判一样。我所希望的是我们三方能够达成一种更明晰的理解。”

“一种秘密理解而不是秘密条约？”

“说得很对。”

“那法国人呢？”

“一切顺利。如果我们是加尔文教派，那他们则是笛卡尔的信徒。笛卡尔从不担心他那个时代的宗教迫害。法国人在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有着重大影响，他们甚至和金沙萨的蒙博托之间也有相当的了解。古巴不会再在非洲横插一脚（美国已做出保证），安哥拉在很多年内都不会有什么危险。如今谁也不想宣告世界末日的来临。就连一个俄国人也愿意在床上安息，而不是死在碉堡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如果遭到袭击，我们将用几颗核炸弹——当然是小小的战术炸弹——来换取五年和平。”

“那再往后呢？”

“那就是我们与德国达成谅解的实质内容。我们需要一场技术革命以及最新的采矿机器，尽管我们自身的先进程度是所有人都料想不到的。五年后我们能够将矿井里的劳力减半：对于技术熟练的工人，我们可以使其工资加倍，这样就可以造就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就像美国那种。”

“那失业的人呢？”

“他们可以回老家。那是老家的意义所在。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卡瑟尔。”

“那种族隔离还继续保留吗？”

“和现在一样，某种程度的隔离将一直存在——在富人和穷人之间。”

科尼利厄斯·穆勒摘下金边眼镜擦着那金质的部分，直至擦得锃亮。他说：“我希望你夫人喜欢她那条披肩。你要知道现在我们明白了你的真实职责，就随时欢迎你回来。当然，带着你家人一起来。你可以放心，他们会被当作名誉白人受到优待。”

卡瑟尔很想回一句“可我是个名誉黑人”，但这次他谨慎了些：“谢谢。”

穆勒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张纸。他说：“关于我在波恩的会晤，我给你记了几句。”他取出一支圆珠笔——又是金的。“下次会面时，你也许会给我一些涉及这几点内容的有用资料。星期一你方便吗？同一时间？”他补充道，“请看完后销毁。BOSS不愿它保存在哪怕是你最机密的文档里。”

“当然。就照你说的办。”

穆勒走后，他将纸放进了口袋。

第二章

1

珀西瓦尔医生与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到达位于汉诺威广场的圣·乔治教堂时，那里还门可罗雀，哈格里维斯前一天晚上刚从华盛顿回来。

一个戴黑袖章的男子独自站在前排过道里，珀西瓦尔医生猜想他大概就是从德罗伊特威奇来的牙医。他拒绝给任何人让道——仿佛他是在作为活着的最亲近的家属守卫着整个第一排。珀西瓦尔医生和专员找了靠后的位子坐下来。戴维斯的秘书——辛西娅，还在他们后面两排。丹特里上校与沃森一块儿坐在过道的另一边，还有几张面孔珀西瓦尔医生则不太熟悉。也许只在走廊或是MI5的会议上瞥过几眼，或许根本就是唐突进来的闲客——葬礼与婚礼一样吸引着不相干的人。最后一排两个穿着邋遢的人则几乎可以肯定是戴维斯在环境部的室友。有人轻轻奏起了管风琴。

珀西瓦尔医生对哈格里维斯耳语道：“坐飞机顺利吗？”

“在希思罗晚点三小时，”哈格里维斯说，“食物难以下咽。”他叹了口气——也许他在不无遗憾地回味他夫人做的肉排腰子馅饼，要不就是他俱乐部里的熏鳟鱼。管风琴奏出最后一个音符便归于沉寂。几个人跪下去，几个站了起来。似乎接下来该怎么做大家都有犹豫。

一个众人大概都不认识，甚至棺材里的死者也没见过的牧师拖长了调子吟咏道：“请将尔之病祸带离我；我甚或被尔之重掌吞噬。”

“是什么病祸要了戴维斯的命，以马内利？”

“别担心，约翰。验尸都安排得很妥当。”

对于多年未参加过葬礼的珀西瓦尔医生而言，这种仪式充斥着无关的信息。牧师开始念诵《哥林多前书》经文：“世间肉体并非同一：人有人体，兽有兽躯，鱼有鱼身，鸟亦自有其血肉。”这话不可否认是正确的，珀西瓦尔医生想。棺材里装的并不是鱼；要真是鱼，他会更感兴趣的——或许是条硕大的鳟鱼。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四周。那姑娘的睫毛里闪动着一滴泪珠。丹特里上校带着恼怒抑或阴郁的表情，也许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沃森显然也在为着什么闷闷不乐——大概在想将谁提到戴维斯的职位上。“完了以后我要跟你谈谈。”哈格里维斯说，而那可能也很无聊。

“看吧，我向你们展示神迹。”牧师读道。什么神迹，关于我杀了该杀的人？珀西瓦尔医生想知道，可这永远不会有答案，除非继续有情报泄露——那就肯定意味着他犯了一个不幸的错误。专员会非常恼火，丹特里也一样。很遗憾我们不能像将鱼放生那样把人扔回河里。牧师升高了音调开始念英国文学里熟知的一段：“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像一个饰演哈姆雷特的拙劣演员，刚刚念出这句著名的独白，声音却又低沉下去，复归乏味而酸腐的结尾：“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5]听来如同欧几里得的一个命题。

“你说什么？”专员悄声说。

“QED[6]。”珀西瓦尔医生回答。

2

“你说的QED到底是什么意思？”当他们终于出了门时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问道。

“是对牧师的回应，似乎比‘阿门’更恰当。”

之后他们差不多在沉默中向“旅行者”俱乐部走去。出于一种默契，他们都觉得这天在“旅行者”吃饭好像比在“革新”更合适——戴维斯已成为一个荣誉旅行者，踏上了去那不可探知的世界的旅程，况且他已失去了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利。

“我记不得上回什么时候参加葬礼了，”珀西瓦尔医生说，“我想是一个伯祖母的，不止十五年前了。仪式弄得很呆板，是吧？”

“过去在非洲我很喜欢参加葬礼。有很多音乐——即便乐器只是些盆盆罐罐和空沙丁鱼罐头。这使人想到死亡毕竟也许是很有乐趣的。我看见的那个掉眼泪的姑娘是谁？”

“戴维斯的秘书。她名叫辛西娅。显然，戴维斯爱着她呢。”

“这种事情很常见，我想。在我们这个部门是避免不了的。丹特里彻底查过她了，我猜？”

“哦，是的，是的。实际上她提供给了我们一些有用的情报——非常无意地。你记得在动物园的那件事。”

“动物园？”

“当戴维斯……”

“哦是的，我现在想起来了。”

与往常的周末一样，俱乐部几乎空无一人。他们的午餐本要先上熏鳟鱼的——这差不多已成了一种自动反射，可今天却不供应。珀西瓦尔医生很不情愿地接受了鲑鱼作为替代。他说：“我但愿能更好地了解戴维斯。我想我会很喜欢他的。”

“但你仍然认为是他捅的娄子？”

“他很聪明地扮演了头脑相当简单的人。我欣赏聪明，还有勇气。他肯定需要很多勇气的。”

“在错误的事业中。”

“约翰，约翰！你我所处的位置可没法谈什么事业。我们不是十字军战士——我们活在一个错误的世纪里。萨拉丁[7]早就被赶出耶路撒冷了。而耶路撒冷也没因此得到太多好处。”

“不管怎样，以马内利……我没法赞赏叛变行为。”

“三十年前，当我是学生时，我更愿意把自己想成是个共产主义者。现在……？谁是叛徒——我还是戴维斯？我过去是真相信国际主义的，而现在正秘密地为民族主义而战。”

“你长大了，以马内利，就这么回事。想喝什么——红葡萄酒还是勃艮第[8]？”

“红葡萄酒吧，如果对你来说都可以的话。”

约翰·哈格里维斯蜷缩在座椅里，将自己深埋在酒单中。他一副怏怏不乐的样子——也许只因为无法在圣埃美隆和梅多克之间拿定主意。最后他终于做了选择点好了饮料。“有时候我搞不清你为什么要干我们这行，以马内利。”

“你刚才说了，我长大了。我认为共产主义成不了气候——从长远看——不会比基督教好到哪里，而我又不是十字军士兵那种类型。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可能上帝是个资本家。我想加入在我有生之年赢面最大的一方。别这么大惊小怪的，约翰。你觉得我玩世不恭，可我不想白费那么多时间。赢的一方将有能力建造更好的医院，更致力于癌症研究——当所有这些核子破烂都可以寿终正寝的时候。眼下我挺喜欢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喜欢。喜欢而已。我不想装作是上帝或马克思的狂热信徒。对那些信徒你要留神。他们不是什么可以信赖的玩家。不管怎么说，游戏另一方的高手还是会让人慢慢喜欢上的——增加了许多乐趣。”

“即使是个叛徒？”

“哦，叛徒——那是个过时的词儿了，约翰。玩家和游戏是同等重要的。要是桌子那头的对手很蹩脚，我不会喜欢玩儿的。”

“而你……你杀了戴维斯？或许不是？”

“他是因肝脏问题死的，约翰。去读读验尸报告吧。”

“一次皆大欢喜的巧合？”

“那张做了记号的钞票——这可是你的主意——出现了，你瞧——最古老的把戏了。只有他和我知道我那关于波顿的小小幻想。”

“你应该等到我回来的。你跟丹特里商量了吗？”

“你走的时候让我负责的，约翰。当你感到鱼线有动静了，你不会站着傻等岸上的另外什么人给你建议吧。”

“这大宝庄园[9]——你是否觉得物有所值？”

“非常好。”

“我想在华盛顿他们肯定毁了我的味觉。整天喝干马提尼。”他又尝了一口酒，“要不就是你有问题。从来就没有事情让你烦心吗，以马内利？”

“嗯，有啊，葬礼就让我有些烦心——你注意到他们甚至还奏了管风琴——还有下葬仪式。所有这些都不便宜，而我猜戴维斯不会剩几个钱的。你觉得那个可怜的牙医会照单全收吗——或者由我们从东方来的朋友照料了？我认为这很不合适。”

“别为这个操心，以马内利。办公室会掏钱的。我们不必动用秘密基金。”哈格里维斯把酒杯推到一边。他说：“我感觉这大宝不像是1871年的。”

“戴维斯的身体这么快就有了反应，让我着实有些吃惊，约翰。我精确计算过他的体重，而且给了他我认为是少于致命性的剂量。你瞧，黄曲霉毒素从没在人体上试验过，我也想在遭遇紧急情况时能更有把握地开出适当的剂量。也许他的肝脏情况已经不妙了。”

“你是怎么给他下药的？”

“我下在酒里了，他给我喝了一种可怕的威士忌，他称之为‘白沃克’。那味道足以盖住黄曲霉毒素。”

“我只能祈祷你捉到了该捉的鱼。”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说。

3

丹特里闷闷不乐地拐进圣·詹姆斯街，在回自己公寓途经怀特酒店时，他听见有人从台阶上叫他。此时他的思绪和目光都落在排水沟里，他抬起了头。他认出了那张面孔，但一时想不起名字，更记不得是在何种境况下和他见过。他觉得好像是叫鲍芬。巴芬？

“有‘麦提莎’吗，老伙计？”

于是当初见面的情景不无尴尬地重新浮现出来。

“来吃点午饭吧，上校？”

巴菲是个可笑的名字。当然这家伙肯定还有另外的名字，可丹特里一直无从知晓。他说：“对不起。家里已做好了午饭。”这不完全是个谎话。在去汉诺威广场之前，他拿好了一罐沙丁鱼，昨天的午饭还剩了些面包和奶酪。

“那就来喝一杯吧。家里的饭总可以等的。”巴菲说，丹特里再也想不出什么借口推辞了。

时间还早，酒店只有两个人。他们似乎对巴菲太熟悉了，只淡淡地打了个招呼。巴菲看来也不在意，将手大咧咧地一挥，将酒吧招待也包括在内。“这是上校。”那两人没精打采地咕哝了几句客套话。“一直不知道你名字，”巴菲说，“打猎那次。”

“我也不知道你贵姓。”

“我们在哈格里维斯家见的面，”巴菲解释说，“上校是干秘密工作的。詹姆斯·邦德那种。”

那两个中的一个说：“我从没读过伊恩[10]写的那些书。”

“对我来说太色情了，”另一位说，“夸张。我也像正常人那样喜欢干那个，不过那不是最重要的，是吗？我的意思是，不像你那样热衷。”

“你想来点什么？”巴菲问。

“干马提尼，”丹特里上校说，他记起了跟珀西瓦尔的初次会面，便又说道，“要很干的。”

“一大杯特干马提尼，乔，再一大杯粉红马提尼。要用大杯装满了，老伙计。别小气。”

一种深沉的静默笼罩在了酒吧里，似乎人人都各怀心事——伊恩·弗莱明的小说，打猎聚会，或是葬礼。

巴菲说：“有一样东西上校和我都爱吃——‘麦提莎’。”

另外两人中的一个从沉思中转过神来，说：“‘麦提莎’？我更喜欢‘聪明豆’[11]。”

“‘聪明豆’是什么鬼玩意儿，迪基？”

“巧克力豆豆，什么颜色都有。吃起来味道一样，但不知怎的我就偏爱红色的和黄色的。我不喜欢紫红的。”

巴菲说：“我看见你从街那头走过来，上校。你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假如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国家机密？你准备去哪儿？”

“就是回家，”丹特里说，“我住附近。”

“你好像在生闷气。我对自己说，国家肯定有危难了。这些干情报的知道得比咱多。”

“我刚参加过一场葬礼。”

“不是亲近的人吧，我希望？”

“不是。办公室里的。”

“哦，嗯，在我想来葬礼总是比婚礼强。我忍受不了婚礼。葬礼是结束。婚礼呢，嗯，只是通向另一段生活的倒霉的阶梯。我宁愿庆祝一场离婚——可那常常也是一段阶梯，不过是通向另一次婚姻的。人们都习惯成自然了。”

“少来这套吧，巴菲，”迪基，就是那个喜欢“聪明豆”的人说，“你自己也不是没想过成家。我们都知道你在婚姻介绍所的那桩事儿。后来逃脱了算你走运。乔，给上校再来一杯马提尼。”

丹特里喝干了第一杯，他感到自己迷失在了陌生人当中。他说话时，就像从他不懂的外语课本上的常用习语里拣了一句：“婚礼我也参加了。就在不久前。”

“也是干情报的？我是说，你们局子里的？”

“不。是我女儿。她结婚了。”

“老天，”巴菲说，“我再也没想到你也是那拨子里的——我的意思是已婚人士。”

“干这行的不一定就不成家啊。”迪基说。

还没怎么开过口的第三个人此时发话了：“你别摆出高人一等的臭架子，巴菲。我曾经也是那拨子里的，虽然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其实还是我老婆把‘聪明豆’介绍给迪基的呢。你记得那天下午吗，迪基？我们吃了顿让人泄气的午饭，因为我们有点儿明白这个家是没法维持了。然后她说‘聪明豆’，说的就是这个，‘聪明豆’……我不懂为什么。我猜当时她想我们应该说点儿什么。她可是很会表演的。”

“我不能说全记得这些了，威利。‘聪明豆’好像很早就在我生活中出现了。本以为是我自个儿发现的好东西。再给上校来杯干的，乔。”

“不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真得回家了。”

“该轮到我了，”那个叫迪基的人说，“把他的杯子加满，乔。他刚参加了葬礼，需要开心一点。”

“我很早以前就习惯葬礼了。”在一口喝下第三杯干马提尼后，丹特里说的话使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意识到自己现在与陌生人的谈话比以往放纵了许多，而这世上大多数人对于他而言都是生人。他很想自己也来为他们每人买一杯，可不用说，在这里，他们是做东的。他觉得和他们相处得很友好，可他——这一点他很肯定——在他们眼里仍然不是一路人。他希望能让他们感兴趣，但有许多话题都是他的禁区。

“为什么？你家里有很多人死了？”迪基带着醉意好奇地问。

“不，不完全是这样。”丹特里说，他的羞怯已淹没在第三杯马提尼中。不知何种原因他一直记得一座乡村火车站，三十多年前他和自己带的野战排曾到过那里——敦刻尔克撤退后为防止德军入侵，站上的地名牌都拆掉了。仿佛他重又给自己压上了沉重的背包，而今他砰地将包袱卸在了怀特酒店的地板上。“你们要知道，”他说，“我父亲是牧师，所以小的时候我去过很多葬礼。”

“这我怎么也猜不到，”巴菲说，“还以为你出生军人家庭呢——将门虎子，可以带大队人马打仗的那种。乔，我的酒杯嚷着要添哪。不过，当然了，仔细琢磨琢磨，你父亲是牧师，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说明了什么？”迪基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有些火气，对什么都要质问一番。“‘麦提莎’？”

“不，不，‘麦提莎’得另当别论了。现在我可不能跟你们讲这个。说来话长了。我的意识是上校是干情报工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牧师也是，你们好好想想……你们明白，忏悔室里的秘密，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也得对工作守口如瓶。”

“我父亲不属于罗马天主教。他甚至也不是高教会派。他是海军的随军牧师。在一战中。”

“一战，”那个曾结过婚且有些乖僻、名叫威利的人说，“那是该隐和亚伯之间的战争。”他淡淡地来了这么一句，似乎想终结这一毫无必要的谈话。

“威利的父亲也是干牧师的，”巴菲解释道，“大人物。主教对随海军牧师。赢了。”

“我父亲参加过日德兰战役。”丹特里告诉他们。他并没有向他们挑衅，用日德兰来压过主教职位的意思。那只是他重温的另一段记忆。

“不过是作为非战斗人员。那算不上什么，对吧？”巴菲说，“不是跟该隐和亚伯打。”

“你瞧上去没那么老。”迪基一边带着怀疑的神气对他说，一边啜着杯中酒。

“那时我父亲还没结婚。他战后娶的我母亲。在二十年代。”丹特里意识到这谈话越来越离谱了。那杜松子酒简直像真正的毒品一样发挥着效用。他知道自己说得太多了。

“他娶了你母亲？”迪基像个审讯员一样尖刻地问道。

“他当然娶的是她。在二十年代。”

“她还健在吗？”

“他们去世很长时间了。我真得回家了。我的饭菜要搁坏了。”他补充道，同时惦记着那碟正在风干的沙丁鱼。那种与陌生人友好相处的融洽感觉已不知去向。谈话的内容越来越难听。

“这些都和葬礼有什么相干？什么葬礼？”

“别和迪基计较，”巴菲说，“他就爱盘问。战争期间他在MI5工作。再来点杜松子，乔。他已经告诉我们了，迪基。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可怜鬼。”

“你亲眼见他入土为安了吗？”

“没有，没有。我只参加了葬礼。在汉诺威广场。”

“那是圣·乔治教堂。”大主教的儿子说。他拿着杯子伸到乔的面前，仿佛那是一只圣餐杯。

丹特里费了好一会儿工夫才从怀特酒家的吧台脱身出来。巴菲甚至一直将他送到了台阶边上。一辆出租车开了过去。“你懂我的意思，”巴菲说，“圣詹姆斯路上的公共汽车。谁都不安全。”丹特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他沿着街走向王宫时，他明白已多年没在这个钟点上喝那么多了。他们人挺不错，但也得小心。他话太多了，还说了父亲、母亲。他走过罗克帽子店；走过欧弗顿餐馆；他在帕尔摩尔街拐角的人行道上停住脚步。他走过头了——总算及时意识到了。他折回头向寓所的门走去，他的中饭还在候着他。

奶酪好端端地搁着，还有面包以及那罐沙丁鱼，原来早上他并没有将鱼倒出来。他的手指很笨拙，罐头只开了三分之一那小小的拎手就断了。他还是设法用叉子将沙丁鱼零零碎碎地捅出了一半。他不饿——那就够了。他拿不定主意，在喝了干马提尼之后是否还要再来点儿什么饮料，然后挑了瓶杜伯啤酒。

他的午餐用了不到四十分钟，可不停的沉思使他觉得已过了很长时间。他的思绪像醉汉一样飘忽不定。他先想到的是葬礼之后，珀西瓦尔医生和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一起走在他前面，脑袋低着，就像两个同谋。然后他想到了戴维斯。并非他个人有多么喜欢戴维斯，但他的死让他感到烦闷。他大声对唯一的见证者——稳居其叉子上的一条沙丁鱼尾巴说：“就那点儿蛛丝马迹，陪审团决不会定罪的。”定罪？他根本没有戴维斯并非自然死亡的证据——验尸报告已表明了这一点——肝硬化是被归为自然死亡的。他试图回忆打完猎的那天晚上，珀西瓦尔医生对他说的话。那天晚上他喝太多了，就像今天上午，因为与他所不能理解的人在一起，他总感到焦虑，而珀西瓦尔当时竟不请自来，在他房间里大谈一个叫什么尼科尔森的画家。

丹特里没有碰奶酪；他将奶酪和油腻的盘子一起端回了厨房——或按现在的说法叫小厨房——一次只能容下一个人。他记起了父亲那所昏暗的教区住处，其地下室里有间好大的厨房。教区住处在萨福克，日德兰战役后他父亲便被海浪送了回来。他又想起巴菲刚才口没遮拦地谈着什么忏悔室。他父亲从不赞成由邻近高教会派主教所设立的忏悔制度及忏悔室。即便有人来找他忏悔，那也已是二手的了，因为人们有时更情愿向他母亲倾诉，她在村里是广受爱戴的。他曾听到她把忏悔的内容透露给他父亲，其中不掺杂任何粗鄙、恶意或是冷酷。“我想你应该知道贝因斯夫人昨天告诉我的事情。”

丹特里大声对着厨房水槽说——这无疑已快成为他的习惯了——“没有任何对戴维斯不利的证据。”他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内疚——一个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行将退休的男人——从哪里退休出来？他将用一种孤独换取另一种寂寥。他愿重返萨福克的教区驻地。他想走上通向前门的那条长长的小径，路面杂草密布，两旁是从不开花的月桂。甚至那门厅都比他整间寓所还要大。左手边的架子上挂了不少帽子，右边有只铜制的炮弹箱，上面搁着雨伞。他走过门厅，轻手轻脚地打开面前的门，着实让手牵手坐于印花棉布沙发上的父母吃了一惊，因为他们以为没有别人在了。“我应该辞职吗？”他问他们，“还是等到退休？”他很有把握他们的回答一定都是“不”——他父亲这么表态是因为他和他那巡洋舰的统帅的观点是一样的，即国王的权威乃是神圣的，他儿子对该如何采取正确的行动，知道得不可能比他的指挥官更清楚——他母亲不同意是因为，嗯，她总是告诉村子里和老板发生摩擦的女孩：“别草率行事，再找个职位可不容易。”作为前海军牧师、对他的舰长和上帝深信不疑的父亲，会给他一个基督徒的回答，而母亲则以务实和世俗的忠告相劝。如若现在辞职了，他比他们村子里的一个日杂女工又能有多少更大的把握去再找一份工作？

丹特里上校回到客厅，忘了手上还拿着油腻的叉子。这些年来他第一次得到了女儿的电话号码——婚礼之后她将号码印在卡片上寄给了他。这是他与她日常生活的唯一联络。或许可以去吃顿饭，他想。他不会真的提出来，但如果她邀请的话……

他没听出来接电话的声音。他说：“是6731075吗？”

“是的。你找哪位？”是个男子的声音——一个陌生人。

他失去了勇气和对名字的记忆。他答道：“找克拉特太太。”

“你打错了。”

“对不起。”他挂了电话。当然他应该说的是“我的意思是要找克拉夫太太”，可现在太迟了。他猜那个陌生人就是他女婿。

4

“你不介意我没能去参加吗？”萨拉问道。

“不。当然不。我自己也没能去——我和穆勒有个约见。”

“我担心不能在萨姆放学之前赶回来。他会问我到哪儿去了。”

“不管怎么说，他总要知道的。”

“是的，可现在为时太早。去了很多人吗？”

“不太多，辛西娅说的。沃森当然去了，作为单位的头儿。珀西瓦尔医生、专员。专员能去还是挺不错的。戴维斯又不是处里的什么大人物。还有他的堂兄——辛西娅认为那是堂兄，因为他戴着黑臂章。”

“葬礼完了以后呢？”

“我不知道。”

“我是说——怎么处理那遗体。”

“哦，我想他们把它拉到戈尔德斯格林去火化。那由家人决定。”

“就是那个堂兄？”

“是的。”

“以前在非洲我们的葬礼可比这个好。”萨拉说。

“哦，嗯，各国风俗各有不同。”

“你们应该是个更古老的文明国家。”

“是的，但文明古国并不总以对死亡的深切感受而出名。反正不比罗马人更糟糕。”

卡瑟尔喝完了威士忌。他说：“我上去给萨姆读五分钟书——否则他会觉得有地方不对劲。”

“你发誓什么都不对他说。”萨拉说。

“你不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只是……”这声“只是”追着他上了楼。生活中常有“只是”伴随着他——我们相信你，只是……丹特里检查他的公文包，沃特福德的那个陌生人，其职责是确认他是单独来会晤鲍里斯的。甚至鲍里斯也如此。他寻思：生活中是否会迎来如孩提时代般简单的一天，我可以终结“只是”，可以得到所有人的信任，就如同萨拉和萨姆对他的信赖一样？

萨姆正等着他，雪白干净的枕套衬着他黝黑的脸。床褥肯定也在今天换过了，使得这种对比更为强烈，就像为“黑白威士忌”做的广告。“怎么样啊？”他问，因为他想不出还能说什么，可萨姆没有回答——他也有自己的秘密。

“在学校里好吗？”

“挺好。”

“今天上了什么课？”

“算术。”

“学得怎样？”

“挺好。”

“还学了什么？”

“英语作——”

“作文。怎样？”

“挺好。”

卡瑟尔知道他很快就要永远失去这个孩子了。每一声“挺好”落在耳际，都如同远处燃爆的炸药，那炸药正在摧毁他俩之间的桥梁。假如他问萨姆：“你相信我吗？”也许他会答道：“是的，只是……”

“我给你读书吧？”

“好的，请开始读吧。”

“你想听什么？”

“那本关于花园的。”

卡瑟尔一时间不知所措。他看了看由两只很像布勒的瓷狗托着的单排书架，书大多已翻旧了，有些还是他自己幼年时看的：其他差不多都是他亲手挑选的，萨拉读书的时间不长，她的书也都是大人看的。他取下一册诗集，那是他从童年一直珍藏到现在的。萨姆和他之间没有血缘的纽带，无法保证他们能有共同的志趣，但他一直心存希望：哪怕一本书或许也能成为沟通的桥梁。他随意将书翻开，或者说他相信是随意的，然而书就像沙子铺就的小径，总留存着足印。两年以来他用这书给萨姆读过几次，但他自己童年的足迹更深地印在上面。他翻到了一首从未朗读过的诗。读了一两行后他意识到他对这首诗几乎烂熟于心。他想，儿时的一些诗句比任何经文都更能塑造人的一生。

“逾越了边界，不可饶恕的罪过，

折断了枝条在树下爬行，

钻出了花园破损的墙垛，

沿着河岸，我们走个不停。”[12]

“什么是边界？”

“是一个国家的终点和另一个国家的起点。”这个概念一说出来就显得很是费解，不过萨姆接受了。

“什么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他们是间谍吗？”

“不，不，不是间谍。故事里的孩子被告知不准出花园，而……”

“谁告诉他的？”

“他爸爸，我估计，或者是他妈妈。”

“那就是罪过吗？”

“这首诗是很久以前写的了。那时候人们比现在严厉，但无论怎样也不会当真惩罚孩子的。”

“我原来以为杀人才是罪过。”

“是的，嗯，杀人是错误的。”

“那像溜出花园呢？”

卡瑟尔开始后悔随便挑了这首诗，他踩上了自己曾留下的一长串足印。“你要我继续读吗？”他预先浏览了接下来的几行——似乎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不要那个了。那个我不懂。”

“噢，那要哪个？”

“有一首是讲一个人……”

“是点街灯的人吗？”

“不，不是那首。”

“那人是干什么的？”

“我不知道。他待在黑暗中。”

“这很难找呀。”卡瑟尔翻着书页，寻找那个待在黑暗中的人。

“他骑了一匹马。”

“是这首吗？”

卡瑟尔读道：

“每当月亮和星辰当空，

每当狂风呼啸，

长夜昏黑雨朦胧……”

“对，对，就是这首。”

“一个人骑马而过。

在篝火已熄的深更半夜，

为何还嘚儿嘚儿跑个不歇？”

“继续呀。干吗停下？”

“每当树林在大声呜咽，

船儿在海里颠来荡去，

过来了，在大道上，轻柔的和狂野的，

过来了，他嘚儿嘚儿地跨着爱驹。

过来了，他嘚儿嘚儿地骑走了，接着

过来了，他嘚儿嘚儿地又骑了回来。”

“就是这个。我最喜欢的。”

“有点儿让人害怕呢。”卡瑟尔说。

“所以我才喜欢。他有没有蒙上长筒袜面具？”

“没说他是强盗呀，萨姆。”

“那他为什么在房子周围转来转去？他长着像你和穆勒先生一样的白面孔吗？”

“诗里没说。”

“我觉得他是黑的，跟我的帽子一样黑，跟我的猫一样黑。”

“为什么？”

“我想所有的白人都吓坏了，锁上了门，怕他闯进来用雕刻刀割了他们的喉咙。”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慢慢地割。”

萨姆从没显得这么黑，卡瑟尔想。他用胳膊以一个保护的姿势搂住他，可他没有办法保护这个孩子不受他心灵中开始滋生的暴力与复仇的侵扰。

他进了书房，用钥匙打开抽屉，取出穆勒的便条。上面有个题头：“最终解决方案。”穆勒在向德国人做此游说时分明没有丝毫犹豫，而这个解决方案显然也没有遭到拒斥——还是可以讨论的。那个意象如同魔咒一般不断地展现出来——濒死的孩子和秃鹫。

他坐下来仔细地誊写穆勒的便条。他甚至不想费心将其打出来。打字机的匿名作用非常有限，希斯的案子[13]已表明了这一点，而且他毫不在乎这些细枝末节的预防措施。至于书码，随着他最后的那句留言“再见”已弃之不用。现在当他写下“最终解决方案”并开始一字不漏地抄写时，他第一次那么真切地把自己看得和卡森一样了。在如此关头，卡森也会铤而走险。正如萨拉所言，他“走得太远了”。

5

凌晨两点时卡瑟尔仍醒着，萨拉的一声哭叫使他吃了一惊。“不！”她哭叫道，“不！”

“怎么了？”

没有回答，可当他拧开灯时，他看见她睁大着眼睛，满脸恐惧。

“你又做噩梦了。仅仅是噩梦而已。”

她说：“真可怕。”

“和我说说。如果你在忘掉之前赶快说出来，就再也不会做那个梦了。”

他能感到她依偎在他身边颤抖着。他开始体会到她的恐惧了。“只是个梦，萨拉，只管告诉我，就没事了。”

她说：“我在车站的火车里。火车开动了。你还在月台上。我只身一人。票在你那儿。萨姆跟着你。他好像不大在乎。我甚至不知道我们该上哪儿。我听见检票员就在隔壁车厢。我知道我走错车厢了，是给白人留的。”

“你现在把梦说出来了，就不会再做了。”

“我知道他会说‘滚出来。这儿跟你没关系。这是白人包厢’。”

“只是个梦，萨拉。”

“是的。我知道。对不起把你吵醒了。你很需要睡眠。”

“有点儿像萨姆做过的。记得吗？”

“萨姆和我对肤色很敏感，是吧？这在我俩的梦里都阴魂不散。有时候我纳闷你爱我是不是正因为我的肤色。如果你是黑人的话，你不会仅仅因为一个白种女人是白的就喜欢她，对吗？”

“不会。我不是到斯威士兰度周末的那种南非人。我在爱上你之前已认识你差不多一年了。是循序渐进的。我们一起秘密工作了那么多个月。我是所谓的外交部官员，背靠这棵大树是很安全的。你担当了所有的风险。我没有做噩梦，但我以前常常睡不着，总在想下次你是否还会来赴约，或者是否会从此消失，让我永世都对你的下落不得而知。也许只能从其他人嘴里打听到这条线就这么断了。”

“那么你担心的是这条线。”

“不。我担心你会怎么了。我已爱上你好几个月了。我明白若是你失踪了，我真无法继续活下去。现在我们安全了。”

“你能肯定吗？”

“我当然能肯定。难道七年来我不是一直在证明这一点吗？”

“我不是说你爱我。我是说你肯定我们很安全？”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不轻松。最后一份以“再见”结尾的书码报告为时太早了，他选的那段“我已抬起了手，让它掉落”在“瑞摩斯大叔”的世界里并不意味着自由。

[1]　即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曾为独立国家，1910年加入南非联邦。

[2]　17世纪信仰新教的法国人，为逃避路易十四的迫害大批流亡海外。

[3]　克里斯蒂安·德·韦特（Christiaan de Wet， 1854—1922），布尔战争时期的重要将领。

[4]　荷兰、南非等的地积单位，合2.116英亩。

[5]　出自《哥林多前书》。《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做了部分引用：Oh death, where is thy sting Oh grave, where is thy victory。

[6]　“证讫”（quod erat demonstrandum）的缩略形式。

[7]　萨拉丁（Saladin， 1137—1193），埃及阿尤布王朝第一任苏丹，伊斯兰世界抗击十字军东征的英雄。

[8]　勃艮第与下文圣埃美隆、梅多克均为法国地名，也指该地出产的葡萄酒名。

[9]　Chateau Talbot，位于梅多克地区的葡萄酒品牌名。

[10]　指007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 1908—1964）。

[11]　雀巢公司生产的糖果品牌。

[12]　出自英国小说家、诗人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的诗集《一个孩子的诗之花园及草丛》（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and Underwoods）。

[13]　当代著名的间谍案，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1904—1996）于1948年被指控为苏联间谍，1950年被判入狱。

第五部

第一章

1

当他离开电话亭时，黑暗已早早降临下来，还伴随着十一月的薄雾和细雨。他发出的信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老康普顿路上，标出了小霍利迪那点儿可疑生意的“书”字所发出的红色灯光被雨雾弄得模糊不清，投在人行道上后也不像以往那样显得厚颜无耻；对面店里的老霍利迪为求节省仍和往常一样佝偻在一只球形玻璃灯罩下。当卡瑟尔进店时他头也不抬就碰了碰一个开关，于是那几排陈放旧典籍的书架两旁都亮堂起来。

“一点儿都不浪费电。”卡瑟尔说。

“啊！是您，先生。是的，我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帮助政府，而且反正过了五点之后也没有多少存心买书的顾客了。只有几个不大好意思但又想卖书的，不过他们的书很少有保存完好的，我只能让他们失望地离开——他们以为只要有百年历史的书就是好的。我很抱歉，先生，特罗洛普的书迟迟没有下文，如果那是您想来找我的目的的话。很难拿到第二本了——电视上谈过这本书，麻烦就在这儿——连企鹅版的都卖光了。”

“现在不急了。一本也行。我就是在告诉你这事的。我朋友已出国定居了。”

“啊，您会想念你们那些文学之夜的，先生。就在前些天我还对儿子说过……”

“很奇怪，霍利迪先生，可我从没见过你儿子。他在店里吗？我想我也许可以和他说一说几本我想出让的书。我对那些淫趣十足的书已没什么兴趣。上年纪了，我想。我进去能找到他吗？”

“您找不到他，先生，现在不行。对您说实话，他给自己找了点儿麻烦。因为生意太好了。上个月他在纽应顿巴兹新开了一家店，那里的警察远没有这里的通情达理——或是说得愤世嫉俗一点，买通他们得花更多的钱。他整个下午都得在地方法庭交代关于他那些愚蠢的杂志的问题，还没回来呢。”

“我希望他的麻烦没有让你受累，霍利迪先生。”

“哦，哎呀，没有。警察对我挺同情。我真的认为他们都为我有这样一个从事这种买卖的儿子而感到难过。我告诉他们，要是我年轻的话，我可能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们都笑了。”

卡瑟尔一向觉得奇怪的是“他们”竟选择了小霍利迪这么不可靠的角色来做中间人，他的店铺随时都会遭到警方搜查。他想，也许这是一种双重失误。负责取缔淫秽制品的稽查队很难说受过精细的反谍报训练，甚至小霍利迪很有可能和他爸爸一样对自己被利用一直蒙在鼓里。那便是他非常想弄清楚的，因为即将要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了。

他凝视着街对面那猩红色的店牌以及橱窗里的色情杂志，同时也为自己的古怪情绪感到惊讶：他迫切地想就这么毫无遮掩地冒一次险。鲍里斯知道了是不会同意的，但现在他已向“他们”递交了最后一份报告及辞呈，他感到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愿望去用嘴里吐出的言语进行直接交流，跳过安全藏匿地、书码以及公用电话里那些复杂的信号等环节的干扰。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他问霍利迪先生。

“不知道，先生。我本人或许也能帮助您？”

“不，不，我不打扰你了。”他们没有给他能引起小霍利迪注意的拨话密码。他们一直小心谨慎地互相回避，以至于有时他想是不是他们唯有在最后的紧急关头才能筹划会面。

他问：“你儿子是不是有辆红色的丰田？”

“没有，不过他有时候去乡下时开我的车——为了卖书，先生。他不时地给我帮帮忙，我没法像以前那样四处活动了。您为什么问这个？”

“我想我曾在店外看见过这么一辆。”

“那不会是我们的。在城里不可能。那么多交通堵塞，用车很不经济。我们得厉行节约，响应政府的要求。”

“哦，我希望地方官员别对他太苛刻。”

“您是好心人，先生。我会告诉他您来找过。”

“我刚巧带来了一张便条，也许你能交给他。是要保密的，请一定记住。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年轻时喜欢收集什么样的书。”

“您完全可以相信我，先生。我从来没有让您失望过。那特罗洛普的书怎么说？”

“哦，忘了特罗洛普吧。”

卡瑟尔在尤斯顿买了一张去沃特福德的票——他不想把他往返的伯克翰斯德的季票拿出来。检票员是能记得季票的。在火车里，为了让脑子不想其他事情，他拿了丢在旁边座位上的晨报看起来。上面有一则对一位他从没见过的影星的访谈（伯克翰斯德的电影院已变成了宾果赌场）。显然这演员结了两次婚。要不是三次？他几年前在一次采访中告诉记者他已告别婚姻了。“那么说你改变主意了？”这个最爱打听飞短流长的文章作者放肆地问道。

卡瑟尔将这则访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是一个能够向记者谈自己最隐秘的私生活的人：“我娶第一个妻子时还是个穷光蛋。她不理解我……我们的性生活一塌糊涂。和娜奥米在一起就不同了。当我精疲力尽地从摄影棚回来时，娜奥米十分善解人意……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独自找个像圣托罗佩这样安静的地方待上一个星期，尽情地温存。”我要是指责他就太虚伪了，卡瑟尔想：要是能和鲍里斯谈心我就去谈——人总要有一诉衷肠的时候。

到达沃特福德后他小心地循着先前的路线，在公共汽车站踌躇片刻，最终还是朝前走去，并在下一个街角稍作停留，看看有没有盯梢的。他来到那家咖啡店，但没有进去，而是径直向前走。上一回他是由那个鞋带松了的男子领着的，这次可没人指引了。到了拐弯处他是向左还是向右？沃特福德这一带的街道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排排带山墙的房子，门前都有小花园，栽了滴着露珠的玫瑰——房屋间的连接处是容一辆车的车库。

他故作随意地向四周瞥了一眼又一眼，但他看到的总是相同的房屋，有时是在街边，有时在弯道里，他感到自己被那些类似的路名嘲弄着——“月桂道”“橡树地”“灌木林”——乃至他要找的“榆树景”。有一回一个警察看见他失魂落魄的样子，便问他是否需要帮助。穆勒的笔记原件如左轮手枪般沉甸甸地压在口袋里，他说不，他只是在这一带找出租房屋的广告。警察告诉他再往前走三四个路口向左转，有两家要出租的，而碰巧的是他在第三个路口左转时便来到了“榆树景”。他记不得门牌号码，不过街灯照在了一扇门的有色玻璃上，这使他认了出来。没有一扇窗户透着灯光。他凑上前仔细瞧，在不抱多少希望的情况下辨认出了那个破损的牌子“限公司”，并按了门铃。此时此刻鲍里斯不大可能会出现在这里；实际上，他可能根本不在英国。他在这里主要是代表他们跟他联络，那么他们为何还要让这条危险的渠道保持开通呢？他又试了试门铃，仍然没有反应。此时如果出来的哪怕是曾要挟过他的伊万，他也会很乐意。没有一人——实实在在地没有一个——留给他，使他能够说些什么的。

他刚才路过一个电话亭，此时他回头向电话走去。他看见马路对面一幢房子未拉帘子的窗户里，一家人正在享用丰盛的午茶，要不就是早早地开始了晚餐：父亲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一男一女，都坐在位子上，母亲端着盘子进来，父亲似乎正在念祷文，因为孩子们都低着头。他还记得自己儿时的这种习俗，但他以为这早已不复存在了——也许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宗教习俗在他们那里保留得要长些。他开始拨唯一的一个留给他的号码，一个在最后紧急时刻才启用的号码，他同时用手表计时，间隔一段时间就挂上。在拨了五次仍没有响应后，他离开了电话亭。他好像在空旷的街道上喊了五次救命，而是否有人听到也无从知晓。或许在他最后的报告之后所有的通信线路都已切断。

他看了看街对面。那个父亲说了句逗人的话，母亲会心地微笑起来，女孩子朝男孩挤挤眼，大概是想说“老爸又逗你了”。卡瑟尔顺着马路向车站走去——没有人跟踪，没有人在他路过时从窗户里望他，也没有人从他身边经过。他觉得自己是隐形的，流落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没有人将他认作己类。

他在那条叫“灌木林”的街的尽头停下脚步，这里邻近一座样式丑恶的教堂，看起来那么簇新，仿佛是一夜之间拿自助工具用闪闪发亮的砖头建起来的。里面有灯光，驱使他去找霍利迪的那同一种孤独情绪现在驱使他向教堂走去。从华而不实的装饰、艳丽的圣坛以及那些感伤的雕塑来看，这是一座罗马天主教堂。并没有一帮坚定忠实的中产阶级信徒肩并肩站着吟诵远方的青山。一位老者在离圣坛不远处枕着雨伞把手打盹，两个穿着相似的深暗色衣服，也许是姐妹的妇人在一旁候着，他估计她们身边的就是忏悔室。一个穿橡胶雨衣的女子从帘子里出来，另一个没穿雨衣的又钻了进去，像晴雨屋[1]展现的情景。卡瑟尔找了个靠近的位子坐下来。他感到疲倦——早已过了他喝三份J. & B.的钟点；萨拉要着急了，而当他听着忏悔室里嗡嗡的低声交谈时，那种渴求畅所欲言的愿望在沉寂了七年之后开始在他心中滋生。鲍里斯已完全撤走，他想，我再也没法吐露心事了——当然除非我最后上了被告席。我可以在那里做他们所谓的“悔过”——当然是在禁止旁听的前提下，对他的审判是禁止旁听的。

第二个女人出来了，第三个又进去。其他两个精神焕发地抖落掉了自己的秘密——在禁止旁听的情形下。她们分别跪在各自的圣坛前，因顺利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而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当第三个女人出来时只剩下他在等候了。那老者醒过来陪其中一个女人出去了。从神父帘子的缝隙里他瞥见了一张长而苍白的脸；他听见有人清了清喉咙，十一月的潮气带给人很多不适。卡瑟尔想：我要说；为什么我不说呢？那样一位神父想必能保守我的秘密。鲍里斯曾对他说：“想找人说话了就随时到我这儿来。这危险性比较小。”可他确信鲍里斯再也不会回来了。倾吐一下是一种治疗行为——他缓缓走向忏悔室，如同一个第一次去看心理医生的病人一样颤抖着。

一个对绞刑一无所知的病人。他把身后的帘子拉好，犹豫不决地站在所剩的狭小的空间里。从何说起？淡淡的科隆香水味肯定是其中一个女人留下的。一扇百叶窗咔嗒一声打开了，他看见了一个人锐利的轮廓，就像戏里的侦探。那人影咳了一声，咕噜了一句什么。

卡瑟尔说：“我想和您谈谈。”

“你站在那里干什么？”人影说，“你的膝盖丧失功能了吗？”

“我只想和您谈谈。”

“你来这儿不是和我谈的。”人影说。里面传出叮当叮当的声音。那人在膝上放了一串念珠，看来他将它用作了排忧串珠。“你在这里是和上帝说话。”

“不，不是这样的。我到这儿来就是要说说话。”

神父嫌恶地看看四周。他眼睛里布满血丝。卡瑟尔感到，一个残酷的巧合使他遇上了另一个孤独与沉默的牺牲品，正如他自己一般。

“跪下，你以为你是怎样一个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

“那你到这儿做什么？”

“我想说说话，如此而已。”

“如果你需要指点，你可以把姓名和地址留在内殿。”

“我不需要指点。”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神父说。

“忏悔秘密难道不也适用非天主教徒吗？”

“你得到你所属的教堂去找牧师。”

“我没有所属的教堂。”

“那我想你需要的是医生。”神父说。他啪地关上了百叶窗，卡瑟尔离开了忏悔室。这真是个荒唐的结果，他想，对应着荒唐的行动。即便他获准说话了，他怎能指望这个人理解他？这段历史太久远了，起始于那么多年前的一个陌生国度。

2

他将大衣挂在门厅里时萨拉出来迎接他。她问：“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你从没有不打电话回来这么迟的。”

“噢，我就四处转转，想找人聊聊。谁也没能找到。我估计大家都去度周末长假了。”

“你喝威士忌吗？还是直接吃晚饭？”

“威士忌。要一大杯。”

“要比平时多？”

“是的，不加苏打。”

“肯定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大事。只是天气又冷又湿，简直像冬天了。萨姆睡了？”

“是的。”

“布勒呢？”

“在花园里找猫呢。”

他在往常的椅子上坐下，往常的沉默亦降临在两人之间。通常情况下他像感受缠于肩上的一条惬意的围巾那样体味着这沉默。沉默便是放松，沉默意味着言语在两人间是多余的——他们的爱牢不可破，无须去确证：他们的爱情已拥有终身保险。可在今晚，当穆勒的笔记原件还在口袋里，而他抄写的复件此时正在小霍利迪手里时，沉默如同真空，使他艰于呼吸：沉默是一切甚至是信任的缺失，是坟墓的昭示。

“再来一杯威士忌，萨拉。”

“你真的喝太多了。别忘了可怜的戴维斯。”

“他不是因为喝酒死的。”

“可我以为……”

“你以为的就跟其他人以为的一样。可你错了。如果再给我来杯威士忌太麻烦你了，说一声，我自己倒好了。”

“我只说了句不要忘了戴维斯……”

“我不想这样给人照管着，萨拉。你是萨姆的母亲，不是我的。”

“是的，我是他母亲而你连他父亲都不是。”

他们惊讶而慌乱地面面相觑着。萨拉说：“我不是想……”

“这不是你的过错。”

“对不起。”

他说：“如果我们不好好谈谈，未来就会是这样。我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整个傍晚都在找人要聊聊，但谁也没找到。”

“聊什么？”

这个问题又让他沉默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和我说？他们不准，我猜。《公务机密法约》——那些愚蠢的东西。”

“不是他们。”

“那是谁？”

“当我们到英国时，萨拉，卡森派了一个人来找我。他救过你和萨姆。他所要的全部回报就是一点点帮助。我当时心里满是感激，就同意了。”

“那又怎么了，有什么错吗？”

“我妈妈说我小时候总是拿太多的东西去回报别人，可是对于一个把你从BOSS拯救出来的人，我的付出并不算太多。于是就这么着，我成了他们所说的双重间谍，萨拉。我的罪够得上终身监禁。”

他一直明白，终有一天这样的情景将会在他俩之间展现，不过他一直想象不出他们彼此会怎么说。她说：“把你的威士忌拿给我。”他递给她杯子，她一口喝下去大半英寸深。“你现在处境危险吗？”她问，“我是说现在。今晚。”

“自从我们一起生活，我就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可现在是不是情况恶化了？”

“是的。我认为他们发现了有情报泄露，我认为他们以为是戴维斯。我不相信戴维斯是自然死亡。珀西瓦尔医生说过些什么……”

“你认为是他们杀了他？”

“是的。”

“这么说本来可能会是你？”

“是的。”

“你还在继续干吗？”

“我写了当时自认为是最后一次的报告。我跟整个事情说再见了。可接下来——又节外生枝。是关于穆勒的。我得让他们知道。我希望我已通报他们了。我不知道。”

“处里是怎么发现泄露的？”

“我估计他们在什么地方出了叛徒——很可能就在关键岗位上——他有办法搞到我的报告并传回给伦敦。”

“但如果他把这份也传回来了呢？”

“哦，我知道你会说的。戴维斯死了。我是唯一在处里和穆勒打交道的人。”

“那你为什么还继续干，莫瑞斯？这是自杀。”

“这也许能挽救很多条生命——你族人的生命。”

“别跟我谈我的族人。我已不再有族人了。你就是我的‘族人’。”

他想，这肯定出自《圣经》的说法。我听说过。嗯，她上过卫理公会学校。

她用胳膊搂住他，将那杯威士忌送到他嘴边。“我真但愿你没有等这么多年才告诉我。”

“我害怕说出来——萨拉。”他想起了那个《旧约》里的名字。一个叫鲁斯的女人说的正是她刚才说的——或者很类似的话。

“害怕我而不害怕他们？”

“为你而害怕。你不会明白在坡拉娜旅馆等你的时候有多么漫长。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了。白天我用一副望远镜看外面的车牌号。双数号表明穆勒抓到你了，单数号就是你已在路上了。这一回可不会有坡拉娜旅馆，也没有卡森了。同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两次。”

“你要我做什么？”

“最好的办法是你带着萨姆到我母亲那儿去。我俩暂时分开。我们假装大吵了一场，你要准备离婚了。如果什么也没发生，我就待在这里，我们就又能团圆了。”

“那么长时间里我该干什么？看汽车牌号吗？告诉我退而求其次又该怎么做。”

“假如他们还在照顾我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他们答应过我一条安全的逃脱路线，但我得独自先走。所以那样的话你还是得带萨姆去找我妈妈。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将不能联络。你没法知道发生了什么——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如此。我想我更宁愿警察登门来逮捕我——这样我们至少还能在法庭上相见。”

“可是戴维斯从没有上过法庭，对吗？不，如果他们还在照顾着你，就走吧，莫瑞斯。那样的话至少我知道你是安全的。”

“你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萨拉。”

“那该是什么样的话？”

“嗯，通常我会被称作叛徒。”

“谁在乎？”她说。她把手放在他的手里：这是一个比接吻更亲密的动作——有时候亲吻的对象也可能是陌生人。她说：“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你、我和萨姆。你从来没有背叛这个国家，莫瑞斯。”

他说：“今晚没必要操心那么多了。我们还有时间，得睡觉了。”

可一上了床他们就立刻开始做爱，想都没想，说也没说，仿佛那是一小时前就约定好了，而他们所有的讨论只是延缓一下而已。他们有几个月没有这样在一起了。如今秘密已被道出，爱则得到了释放，而且他几乎一完成便沉沉睡去。他的想法是这样的：还有时间——在有什么泄露被报告回来之前还有几天，甚或几周。明天是星期六。我们有一整个周末的时间来决定何去何从。

第二章

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坐在乡村别墅的书房里读特罗洛普。这本应是一段近乎完美的安宁——周末的平静，除了公务在身的政府官员且有紧急报告，谁也不允许打破这一宁静，而紧急报告在秘密情报部门是极为罕见的——夫人很理解他没有去喝午茶，因为她知道下午的格雷伯爵茶会搅了他六点钟喝卡蒂萨克[2]的雅兴。在西非工作的时候，他喜欢上了特罗洛普的小说，尽管他通常并不爱读小说。在愤懑的时候，他发觉《养老院院长》及《巴切斯特塔》[3]之类的书能使人安下心来，可以锻炼他在非洲所需要的忍耐力。斯洛普先生让他联想到一个胡搅蛮缠、自以为是的地区专员，而普路迪太太则使他想起了总督夫人。现在他发现有一本小说使他心神不定，而它本来可以像在非洲时那样让他心绪宁静的。小说名叫《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曾有人——他记不清是谁了——告诉他该小说已编成了一部不错的电视剧。他不喜欢看电视，但他深信自己肯定会喜欢看特罗洛普的片子。

所以整个下午他还是享受到了片刻一向能从特罗洛普那儿得到的恬静——维多利亚时期的祥和，那时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谁都能一眼分辨出来。他没有孩子，因此没有人会教他改变看法——他从不想要孩子，他的夫人也如此；这一点他们有着共识，尽管理由也许不尽相同。他不想让自己的公共职责再添加上个人职责（在非洲抚养孩子永远都让人烦恼），而他的妻子——嗯，他不无关爱地认为——她希望能保全她的身段以及独立性。他们对孩子共同的漠视反而强化了他们彼此的爱情。当他肘边放着杯威士忌读特罗洛普时，她正带着同样的满足在自己房间喝茶。这对他俩而言都是一个平静的周末——没有狩猎，没有宾客，十一月的黄昏早早地降临在庄园里——他甚至能够想象自己正在非洲，在丛林里的疗养所里，无须长途跋涉——虽然他向来很喜欢——远离总部。厨师现在会在疗养所后面拔鸡毛，那些野狗也会聚拢来企图分点儿残羹冷炙……远处公路上的灯兴许就是村落里的灯，那里的姑娘们正互相在头发里挑虱子。

他正在读关于老麦尔摩特的内容，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将他看成骗子。麦尔摩特在下议院的餐馆里占据了一个位子——“根本不可能赶他走——就像几乎不可能紧挨着他坐一样。甚至服务员也不愿意伺候他；可是耐心和毅力最终使他得到了晚餐。”

很不情愿地，哈格里维斯感到被麦尔摩特的那种孤立无援吸引住了，他还很遗憾地回想起当珀西瓦尔医生谈起对戴维斯的喜爱时，他对珀西瓦尔说的话。他用了“叛徒”一词，正如麦尔摩特的同事用了“骗子”一般。他继续读：“那些观察他的人相互间都认为他对自己的厚颜无耻自得其乐；可实际上他在那一刻大概是整个伦敦最最悲惨的一个了。”他从不认识戴维斯——如果在办公楼的过道里碰见了他是不会认得的。他想：也许是我说得轻率了——我做出了愚蠢的反应——可除掉他的是珀西瓦尔——我不该让珀西瓦尔来负责这个案子……他往下看：“可即便是他，在被全世界都摒弃，因犯了法而遭受严惩，其面前除了最凄惨的景况一无所有时，还能用其最后的自由时光来为自己造出名声，尽管被人骂作厚颜无耻。”可怜的家伙，他想，勇气可嘉。戴维斯有没有猜到，当他离开房间一会儿时，珀西瓦尔医生给他的酒里放了什么？就在此时电话响了。他听见妻子在房间里接了过去。她在尽力维护他的宁静，这比特罗洛普还重要，可尽管如此，电话那头的什么紧急情况还是迫使她把电话转了过来。他满不情愿地拿起了听筒。一个他不认得的声音说道：“我是穆勒。”

他还沉浸在麦尔摩特的世界里。他说：“穆勒？”

“科尼利厄斯·穆勒。”

一阵令人不自在的停顿。然后那声音解释道：“从比勒陀利亚来的。”

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一时间以为这陌生人准是从那个遥远的城市打来的，接着他便记起来。“是的。是的。当然。我能为你做什么？”他补充道，“我希望卡瑟尔……”

“我正是想和您谈卡瑟尔，约翰爵士。”

“我星期一会在办公室。如果你现在打给我的秘书……”他看了看表，“她应该还在办公室。”

“您明天不会在吗？”

“不。我这个周末在家过。”

“我能来见您吗，约翰爵士？”

“那么要紧的事？”

“我认为是的。我强烈地感觉到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迫切地希望和您谈谈，约翰爵士。”

特罗洛普看不成了，哈格里维斯想，可怜的玛丽——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总尽力把公务抛开，可它总是要挤进来。他想起来那个狩猎之夜，丹特里是那么难缠……他问：“你有车吗？”

“有的。当然有。”

他想，假如今晚我给他足够的礼遇，那星期六还会有空闲。他说：“两小时的车程，如果你愿意来吃晚餐的话。”

“当然愿意。您真是太好了，约翰爵士。如果我没觉得这事很紧要的话，我是不会来打扰您的。我……”

“我们大概只来得及做煎蛋了，穆勒。家常便饭。”他又说。

他放下话筒，同时想起了他们杜撰的关于他和食人者的故事。他来到窗口朝外看。非洲消退了。那灯就是通往伦敦及办公楼的公路上的灯。他感到麦尔摩特的自杀已然迫近——别无他路了。他来到客厅：玛丽正用一只她在克里斯蒂拍卖行购得的银茶壶里倒出一杯格雷伯爵茶。他说：“很抱歉，玛丽。我们有客人要来吃晚饭。”

“我就担心这个。在他坚持要和你说话时……是谁呀？”

“BOSS从比勒陀利亚派来的人。”

“他就不能等到星期一？”

“他说情况太紧急。”

“我不喜欢这些搞种族隔离的浑蛋。”普通的英国粗口在她的美国腔里总显得有些奇怪。

“我也不喜欢，不过我们得跟他们合作。我想我们可以赶紧弄点东西出来吃。”

“有几块冷牛肉。”

“那比我向他许诺的煎蛋要强。”

这是一顿拘谨的晚餐，因为没有什么话题好谈，尽管哈格里维斯夫人在博若莱葡萄酒的帮助下已使出了全部解数来寻找可能的谈资。她坦陈自己对南非文学和艺术一无所知，不过看来穆勒也不比她知道得多。他说了些诗人和小说家的名字——他倒也提了赫兹佐格文学奖，但又补充说没有读过一本获奖作品。“他们很不可靠，”他说，“大多数。”

“不可靠？”

“老是掺和在政治里。有个诗人因为帮助恐怖分子现在正蹲着监狱。”哈格里维斯试图换个话题，可他能想到跟南非有关的只有黄金和钻石——它们也在掺和政治，就和作家们一样。钻石这个字眼儿使人想起纳米比亚，而他记得那个百万富翁奥本海默支持了进步政党。他的非洲是那个丛林里的贫困非洲，而政治却像废矿床一样横亘在南部非洲。当他们终于能够单独带着一瓶威士忌在两张舒适的椅子里坐下来时，他感到很高兴——坐在舒适的椅子里谈艰难的话题总要好过些——他一向觉得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是很难发脾气的。

“你得原谅我没在伦敦迎接你，”哈格里维斯说，“我得去华盛顿。没法躲避的例行访问。我希望我手下的人很好地接待了你。”

“我那会儿也得离开的，”穆勒说，“去波恩。”

“但不算是例行访问，我想？协和飞机把伦敦拉得跟华盛顿近得要命——他们简直指望你过去吃午饭。我希望在波恩一切进行得都很圆满——当然是在适度范围内的。但我估计你已经和我们的朋友卡瑟尔都讨论过了。”

“您的朋友，我认为，谈不上是我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多年前你们有过点儿小麻烦。但那已是陈年往事了。”

“你认为会有陈年往事吗，爵士？爱尔兰人可不这么看，而你们所谓的布尔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我们的战争，只不过我们称之为独立战争。我很担心卡瑟尔。正为这个我今晚才来打扰您。我办事不够慎重。我让他拿走了我关于波恩之行的一些记录。当然没有机密的东西，但要是仔细在字里行间琢磨的话……”

“我亲爱的朋友，你完全可以信任卡瑟尔。如果他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不会请他来向你介绍情况……”

“我到他家里去吃过晚饭。我很惊讶他娶了个黑人姑娘，就是您说的那个小麻烦的起因。他甚至好像跟她还有个孩子。”

“我们这里没有种族歧视，穆勒，而且我们也彻底审查过她，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管怎样，当时组织她逃跑的是共产党。卡瑟尔是卡森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想您知道这个。”

“关于卡森我们全知道——还有那次逃亡。卡瑟尔的工作就是与共产党人接触。卡森还在给你们找麻烦吗？”

“不。卡森死在监狱里——肺炎。我看得出在我告诉卡瑟尔时他有多难过。”

“如果他们是朋友的话，怎么会不难过呢？”哈格里维斯不无遗憾地看着搁在卡提撒克威士忌旁边的那本特罗洛普的小说。穆勒突然站起身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他在一张照片面前停住，照片上一个黑人戴着以前传教士常戴的黑色软帽。他的半边脸因害狼疮而变了形，而且只咧着半边嘴朝摄影师微笑着。

“可怜的人，”哈格里维斯说，“我给他照时他已快死了。他知道的。他是个勇敢的人，就像所有克鲁人一样。我想留下点什么来纪念他。”

穆勒说：“我还没有彻底坦白，爵士。我意外地给卡瑟尔拿错了笔记。我本来给他写了一份，另有一份留作写报告时用，我把两个搞混了。的确没有非常机密的东西——我在这儿是不会把非常秘密的情报写在纸上的——但有些语句很不慎重……”

“真的，穆勒，你不必担心。”

“我还是禁不住很担心，爵士。在这个国家里，你们的生活氛围真是不同。和我们相比，你们没有什么恐惧感。那张照片里的黑人——您喜欢他？”

“他是朋友——一个我爱的朋友。”

“我对一个黑人可不会那样说。”穆勒回答。他转过身。在房间另一头的墙上挂着一副非洲来的面具。

“我信不过卡瑟尔。”他说，“我没法证明，可我有一种直觉……我但愿您当初另找了别人来向我介绍情况。”

“能处理你的材料的只有两人。戴维斯和卡瑟尔。”

“戴维斯就是那个死了的？”

“是的。”

“在这里你们处理事情真是轻松。有时我很羡慕你们。像对待黑人小孩一样。您知道，爵士，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没有比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官员更脆弱的人了。几年前我们在BOSS找到了一处泄露——在专对付共产党的部门。是我们最有才干的一个人。他爱交朋友——而友情左右了他。卡森也牵涉进了那个案子。还有一个例子——我们的一个官员是个才华横溢的棋手，情报工作在他看来就是另一盘棋而已。他只在棋逢对手时才会有兴致。到后来他越发感到不满足。棋局太简单了——于是他自己和自己玩了起来。他想只要那盘棋没下完，他就感到很快乐。”

“然后他怎么了？”

“他现在死了。”

哈格里维斯又想起了麦尔摩特。人们在谈到勇气时都视之为一种基本美德。那么一个骗子、破落户占了下院餐厅的位子，他的勇气又是什么？勇气是正当的吗？不管什么方面的勇气都能引出美德吗？他说：“我们很高兴戴维斯就是我们要封堵的漏洞。”

“一起幸运的死亡？”

“肝硬化。”

“我和您说过卡森死于肺炎。”

“我恰巧知道卡瑟尔是不会下棋的。”

“还会有别的动机。贪财。”

“那肯定不适用于卡瑟尔。”

“他爱他的妻子，”穆勒说，“还有他的孩子。”

“这又怎么了？”

“他们都是黑人。”穆勒言简意赅地答道，他的目光注视着对面墙上那个克鲁人酋长的相片，就仿佛，哈格里维斯想道，连我也得不到他的信任，他的满腹狐疑如同好望角上的探照灯，怀疑地扫过海面，搜寻着敌方舰只。

穆勒说：“我向上帝许愿你们是对的，泄露确系戴维斯所为。可我不相信。”

哈格里维斯看着穆勒坐着他的黑色奔驰穿过庄园离去。汽车灯光的移动放慢了速度并停了下来；他肯定到达了岗亭，自从爱尔兰人开始安放炸弹后就有特别行动组的人在此执勤。庄园看起来不再像是非洲丛林的延伸了——那只是他家族领地的一小块地方，而且这对哈格里维斯而言从没像过家园的样子。时间已近午夜。他上楼去自己的更衣室，但他仍将衬衫穿在身上。他用毛巾裹住脖子并开始刮脸。晚饭前已刮过了，这本不是必须的，但他在刮脸的时候思路总是比较清晰。他试图回想穆勒怀疑卡瑟尔的原因是什么——他与卡森的关系——这算不上什么。黑皮肤的妻子和孩子——哈格里维斯带着忧伤和失落回想起多年以前在还没结婚时他认识的那个黑人情妇。她死于黑尿热毒，她死时他感到自己的非洲之爱的一大部分也随她埋进了坟墓。穆勒说起过直觉——“我没法证明，可我有一种直觉……”哈格里维斯是绝不会小视直觉的。在非洲时他就是靠着直觉生活，他习惯了凭直觉挑选男仆——而不看他们带来的、附有字迹难辨的推荐信的笔记本。有一次他还靠直觉救了自己的命。

他擦干脸，思索着：我要给以马内利打个电话。在这个部门里，珀西瓦尔医生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他打开卧室门朝里张望。屋里没开灯，在妻子开口之前他以为她已睡了。“你还在忙什么，亲爱的？”

“一会儿就好。我只想给以马内利打个电话。”

“那个叫穆勒的人走了？”

“是的。”

“我不喜欢他。”

“我也不喜欢。”

第三章

1

卡瑟尔醒来时看了看表，尽管他相信自己脑子里有相当强的时间概念——他知道会是八点还差几分钟，正好让他到书房收看新闻而不用吵醒萨拉。他很惊讶地发现手表已指向了八点五分——身体里的时钟以前一向准确，他怀疑表出了问题，可当他到书房时重要新闻已播完了——只剩一些充当下脚料的花边新闻：4号公路上的一起恶性交通事故，怀特豪斯夫人对一项新展开的反淫秽书刊运动表示欢迎，好像她还举了个例子，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某个叫荷利迪的书店老板——“对不起，叫霍利迪”——因向一个十四岁男孩兜售淫秽影片而上了纽应顿巴兹地方法庭。他的案子已送到中央刑事法庭，保释金二百英镑。

那么他现在是自由的了，卡瑟尔想，大概正受到警方的监视，穆勒的笔记还在他兜里。他也许害怕将其送到指定的藏匿地，甚至害怕将其销毁；他最有可能的选择是以此来跟警方讨价还价。“我比你们想的可重要多了：如果能把这点儿小事摆平，我会给你们看些东西……我要跟特别行动组的人谈。”卡瑟尔完全能够想象得出此时可能正在进行的对话：抱怀疑态度的地方警察，霍利迪出示了穆勒笔记的第一页作为引诱。

卡瑟尔打开卧室门：萨拉还睡着。他告诉自己他一直预期的时刻现在已到来了，他要思路清楚、行事果断。怀着希望跟怀着绝望一样不合时宜，是会把脑筋搅乱的情感因素。他必须假设鲍里斯已经走了，线路已切断，他得靠自己了。

他下楼到客厅，在这儿萨拉听不见他拨电话，他第二次拨了留给他的最后紧急号码。他无从知晓那头的电话正在哪个房间响起——交换终端是在肯辛顿的某个地方：他拨了三次，每次间隔十秒，他感觉自己的紧急求救信号正发送到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可他无法辨别……没有其他的求助手段，剩下他能做的事情只有清理自己这块地盘。他坐在电话机旁盘算着计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将各项计划都过一遍并加以敲定，因为这些步骤是他早已制定好的。已经没有剩下什么重要东西需要销毁的了，他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他曾用来编码的书……他也确定没有需要烧掉的文件……他可以安全离开屋子，让它锁着，空着……当然没法将狗也烧了……他怎么处理布勒？此刻受一只狗的困扰是多么荒唐，一只他从来不喜欢的狗，可他母亲决不会容许萨拉把布勒带到萨塞克斯的房子里作为永久寄宿者的。他可以把它留在一处养狗场里，但他不知道哪里有……这是一个他从未能解决的问题。他一边对自己说这并非是个关键问题，一边上楼去叫萨拉。

怎么今天早晨她睡得如此之沉？他怀着哪怕是面对一个睡着的敌人也会产生的柔情注视着她，并回想起做爱之后他是怎样陷入了几个月以来最深度的睡眠之中，只因为他们开诚布公地谈了，因为他们不再有秘密。他亲吻她，她睁开了眼睛，他看得出她立刻明白了时间已所剩无几；她不能再像平时那样慢腾腾地醒来，伸伸懒腰，说：“我梦见了……”

他告诉她：“你得现在给我妈妈打电话。如果我们吵了架，你来打显得更自然。问问你能否和萨姆在那里待几天。你可以稍微扯点谎。要是她认为你没说实话反而更好，这样你到那里慢慢把事情讲出来就会更容易。你可以说我做了不可原谅的事情……我们一整晚都在谈。”

“可你说过我们还有时间……”

“我错了。”

“出事情了？”

“是的。你必须立刻带萨姆走。”

“你还留在这儿？”

“要么他们会帮助我出去，要么警察找上门来。那样的话你们就不能在这里。”

“我们就这么结束了？”

“这当然不是结束。只要我们活着，就一定能团聚。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

他们彼此几乎一言不发，迅速地将衣服穿好，就像旅途中必须合住一个卧铺车厢的陌生乘客。只是在她准备去叫醒萨姆时她才问道：“那么学校怎么办？我想这会儿不会……”

“现在不用担心。星期一时再打电话说他病了。我要你俩尽快离开，以防警察来。”

五分钟后，她回到房间，说：“我和你妈妈说了。她不是特别欢迎。她邀了人吃午饭。布勒怎么办？”

“我会想办法。”

九点差十分时她做好了带萨姆走的准备。出租车停在了门口。卡瑟尔感到一阵极为难受的虚幻感。他说：“如果什么事也没有你们就可以回来了。我们争吵完了会重归于好的。”至少萨姆挺开心。卡瑟尔看着他和司机说笑着。

“如果……”

“你当年不是来坡拉娜了吗。”

“是的，可你曾说过事情不会以同一种方式发生两次。”

在出租车旁他们甚至忘了吻别，当他们狼狈地想起来时，那亲吻却显得毫无意义，空洞，此外便是感到这一离别是那么不真实——是他们梦里才会有的。他们总在交换自己做的梦——这些秘密的代码比超级编码器更加牢不可破。

“我能打电话吗？”

“最好不要。如果一切平安无事，我会几天后在电话亭打给你。”

当出租车开走时，他甚至无法最后看她一眼，因为后窗是有色玻璃。他进屋开始收拾一只小号的提包，对监狱或逃亡生活都适用。睡衣、洗漱用品、一条小毛巾——犹豫片刻后他又拿了护照。然后他坐下来开始等。他听见一个邻居开车走了，星期六的沉寂便降临下来。

他觉得自己是唯一留在国王路的活人了，此外就是在街角的警察。门被推开，布勒摇摇晃晃地走进来。它用后臀坐着，睁大了它那有催眠作用的眼睛盯着卡瑟尔。“布勒，”卡瑟尔轻声说，“布勒，你向来是个不小的麻烦，布勒。”布勒继续凝视着他——那是请求出去遛遛的方式。

当一刻钟以后电话响起时布勒还这样看着他。卡瑟尔让电话继续响着。铃声一遍一遍像小儿的哭叫。这不可能是他所希求的信号——如果在线上耽搁那么长时间就无法控制了——大概是萨拉的某个朋友的，卡瑟尔想。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找他的。他没有朋友。

2

珀西瓦尔医生正坐在“革新”的厅堂里等候，靠着宽大堂皇的楼梯，似乎修建那楼梯就为了负荷那些留着胡须或鬓角、一副永远正派模样的老自由党政治家的重压。当哈格里维斯进来时只有另一位会员待在屋里，他长得瘦小、平庸，还近视，正吃力地读着自动收报机上的字条。哈格里维斯说：“我知道该轮到我，以马内利，可‘旅行者’打烊了。我希望你别介意我请了丹特里来。”

“嗯，他不是饭桌上最让人开心的同伴，”珀西瓦尔医生说，“安全方面的麻烦事？”

“是的。”

“我本希望你从华盛顿回来后能耳根清净些的。”

“干这一行别指望能有多少太平日子。反正我也没觉得享受了什么清净，或者这么说吧，我干吗还不退休？”

“别提退休，约翰。上帝才知道你走了后他们会把外交部里什么样的角色塞给我们。什么事让你烦心了？”

“让我先喝点什么。”他们上了楼，在伸出餐厅外的平台上找了位子坐下。哈格里维斯喝了杯纯卡提萨克。他说：“假设你错杀了人，以马内利？”

珀西瓦尔的目光里没有流露出惊讶。他仔细地检视着他那杯干马提尼的成色，闻了闻，用指甲挑去了柠檬皮切口，好像他已给自己开好了药方。

“我有信心我没弄错。”他说。

“穆勒可不像你这么胸有成竹。”

“哦，穆勒！穆勒能知道什么？”

“他什么也不知道。但他有种直觉。”

“如果仅此而已的话……”

“你从来没去过非洲，以马内利。你要相信非洲的直觉。”

“丹特里期望的可要比直觉多得多。他甚至对关于戴维斯的事实也不满意。”

“事实？”

“去动物园以及去牙医那里——就举这么一个例子。还有波顿。波顿是决定性的。你准备跟丹特里说什么？”

“我的秘书今天一早就试着打电话给卡瑟尔。根本没有回答。”

“他大概和家人去度周末了。”

“是的。但我让人打开了他的保险柜——穆勒的笔记不在。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人都有粗心大意的时候。可我考虑，如果丹特里到伯克翰斯德去一趟——嗯，如果他发现没人在，那正好有机会将屋子仔细检查一遍；而要是他在的话……他见到丹特里会很惊讶，要是他心里有鬼的话……他多少会紧张的……”

“你跟MI5说了吗？”

“说了，我找了菲利普。他又开始监听卡瑟尔的电话了。上帝保佑这一切都不会有结果。不然则将意味着戴维斯是无辜的。”

“你不用那么操心戴维斯。对处里来说，他不是损失，约翰。当初真不该录用他。他工作效率低，做事马虎，酒喝得太多。反正他迟早都是个问题。不过如果穆勒是对的话，卡瑟尔会让我们相当头疼。黄曲霉毒素没法用了。谁都知道他酒喝得不多。那就得对簿公堂了，约翰，除非我们能想出别的法子。他得有辩护律师。证据禁止旁听。记者要恨死了。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我猜如果谁都不满意的话，丹特里准会很高兴。他最会坚持照章办事。”

“他终于来了。”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说。

丹特里顺着宽大的楼梯登上来，走得很慢。也许他希望检验每走过的一步，仿佛那都是充满了蛛丝马迹的证据。

“但愿我知道应从何说起。”

“为什么不像对我那样——直来直去一点？”

“啊，可他的皮没你厚，以马内利。”

3

时间显得如此漫长。卡瑟尔试着读书，可没有一本能缓解他的紧张。在段落与段落之间，他总禁不住要想他是否还在家里落下了什么会让他承担罪责的东西。他已把所有书架上的所有书都查了一遍——再没有他曾用来编码的书：《战争与和平》已被安全销毁。他已把书房里所有用过的复写纸——不管是多么毫无干系的——都拿出来烧了：书桌上的电话名录也无秘密可言，都是什么肉店老板以及医生的，但他感觉自己肯定把什么线索忘在了某个地方。他记得那两个特别行动组的人是怎么搜查戴维斯的住处的；他记得戴维斯在他父亲送他的勃朗宁诗集上用“c”做的记号。这座房子里不会有爱情留下的痕迹。他和萨拉从不互递情书——在南非情书会成为罪证。

他从没有度过这么漫长而孤寂的一天。他不觉得饿，尽管只有萨姆吃了点儿早饭，但他告诉自己夜晚降临之前根本无从知晓会发生什么，也没办法知道下一顿饭会在哪里吃。他在厨房里坐下，面前是一盘冷火腿肉，可他才吃了一块便想起现在得去听听一点钟的新闻。他从头听到尾，连最后一条足球新闻也听了，因为谁也不能那么肯定——说不定有紧急的补充呢。

可当然，没有任何与他有一丁点儿关系的报道。连小霍利迪也没提到。不大可能会有他的新闻；从此往后他将彻底地过上一种非公开的生活。对于一个从事了那么多年秘密情报工作的人而言，他感受到一种古怪的游离在所有人之外的滋味。他禁不住想再发一遍紧急求助信号，可甚至此前从家发出第二次信号也已经很鲁莽了。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信号会在哪里响起，可监听他电话的人则能轻而易举地跟踪到那个号码。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他对昨晚已确信的事情更加没有怀疑，即这条线路已被切断，他已遭遗弃。

他把剩下的火腿肉给了布勒，后者在他裤子上留下一串唾液以示回馈。他早就该带它出去了，可他不愿意走出这有四堵墙的房屋，甚至不想去花园。如果警察来了，他希望能在家里被捕，而不是光天化日在邻居主妇隔着窗的注视之下。他楼上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一把左轮手枪，一把他从未向戴维斯提过的左轮手枪，一把相当合法的左轮手枪，其历史可追溯到他在南非的时候。那里几乎每个白人都有枪。买枪的时候，他给一个弹仓装了子弹，另一个弹仓空着以防走火，而那弹药在枪里安安静静地待了七年。他想：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我可以给自己来一枪，可他非常明白对他来说自杀是绝不可能的。他已向萨拉保证他们终有一天会团圆的。他拿起书，又打开电视，接着又拿起书。一个疯狂的念头萌生出来——坐上去伦敦的火车，找小霍利迪的父亲问个究竟。可也许他们已经在监视他的房子以及车站了。到了四点半，在已近黄昏，灰黑的夜幕快要降临时，电话铃声第二次响起，而这一次他不合逻辑地去接了。他抱着一丝希望——会是鲍里斯，尽管他很清楚鲍里斯决不会冒险打到他家里。

他母亲严厉的嗓音传了过来，仿佛她跟他就在同一屋里。“是莫瑞斯吗？”

“是的。”

“我很高兴你在家。萨拉似乎认为你可能已经走了。”

“没有，我还在。”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荒唐事？”

“不是荒唐事，妈妈。”

“我告诉她把萨姆留在我这儿，她应该立即回去。”

“她不会回来的，是吗？”他担心地问道。再来一次离别是无可忍受的。

“她拒绝离开。她说你不会让她进去。这当然太可笑了。”

“一点儿也不可笑。如果她来我就得走。”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你们在考虑离婚吗？这对萨姆来说太糟糕了。”

“目前只是分居。先安静一段时间再说，妈妈。”

“我不明白。我讨厌不明白的事情。萨姆想知道你有没有喂饱布勒。”

“告诉他我喂过了。”

她挂了电话。他想知道是否有台录音机正在什么地方把他们的对话记下来。他需要来杯威士忌，可酒瓶是空的。他走下曾经是煤窖的地下室，这里存放了他的葡萄酒和烈性酒。运煤的通道已改成了一种斜窗。他抬头看见人行道上反射着一盏街灯的光线，以及站在灯下的某人的腿。

那双腿并没有藏在制服里，但当然其主人也许是特别行动组的便衣警官。不管他是谁，他就这么毫无顾忌地靠着门，可这么做的目的很可能是想吓得他惊慌失措。布勒跟着他下来；它也注意到上面的这双腿并开始叫起来。它目光里流露出危险的神气，它后臀着地坐着，高举着鼻子，可要是那双腿能再近一点，它会扑上去咬住裤管，并在上面留下唾液。他俩注视着，而那双腿却挪出了视线，布勒失望地咕噜着——它失去了一个交新朋友的机会。卡瑟尔找到一瓶J. & B.（他发觉威士忌的成色已不再重要了），并拿着酒上了楼。他想：如果我没把《战争与和平》销毁，也许还有时间可以读几章来消遣。

焦虑再一次驱使他到卧室，在萨拉的物品里翻找旧信，尽管他想不出他给她的信里会有什么能定他的罪，可在特别行动组的手里，最清白的语言也可以罗织成罪状。他没法相信他们会善罢甘休——这类案子里总有那种寻机报复的丑恶嘴脸。他什么也没找到——当你在恋爱之中而又和爱的人在一起，那些过去的信便不再有何价值。有人按了前门的铃。他站在那里听着，门铃又响了一声，接着是第三声。他对自己说没必要让这个访客吃闭门羹，不去开门也很愚蠢。如果那线路并未被切断，那也许会有什么消息或指示传递过来……他不假思索便从床边的抽屉里取了那把只装了那么一颗子弹的左轮枪，放在了口袋里。

走到门厅时他还在踌躇。门上方的有色玻璃将一块块菱形的黄色、绿色和蓝色投射在地板上。他想若在开门时手持左轮手枪，警察将有权出于自卫向他开枪——那可是个轻易的解决办法；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也好向公众交代。于是他又用一贯的思路责备起自己：他的行为既不能受希望驱使，也不能被绝望左右。他将枪留在衣袋里，并打开门。

“丹特里！”他惊叫道。他没想到会看见他认识的面孔。

“我能进来吗？”丹特里用一种羞怯的语调问。

“当然。”

布勒突然从其藏身之处蹿了出来，丹特里往后退了一步。“它没有危险。”卡瑟尔说。他抓住项圈将布勒拎过来，布勒的唾液洒在两人之间，像个手忙脚乱的新郎把婚戒丢在地上。“你来这儿干什么，丹特里？”

“我正巧开车经过，想来看看你。”这借口一听就是假的，连卡瑟尔都为他感到难过。他不像MI5培养的那种圆滑、友善却能置人于死地的讯问者。他不过是个负责情报安全的官员，只会严守规章以及检查公文包。

“你喝点儿什么吗？”

“好的。”丹特里的嗓子有些嘶哑。他说——仿佛他谈任何事都需要有个借口——“这晚上又冷又湿。”

“我一天都没出门。”

“你没出门过？”

卡瑟尔想：如果早晨的电话是从办公室打来的，那可真是个不小的失误。他补充道：“就是带狗到花园里遛了一圈。”

丹特里拿起盛了威士忌的酒杯，盯着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环顾了一下客厅，眼光轻微而迅速地闪动，像新闻记者那样不停地拍着快照。简直能听见眨眼皮的声音。他说：“我真的希望没有打扰你。你夫人……”

“她不在。就我一个。当然还有布勒。”

“布勒？”

“那条狗。”

两人的声音使屋里的沉寂显得更加浓重。他们交替打破着这静默，说着些无关紧要的话。

“我希望没把威士忌兑得太淡。”卡瑟尔说。丹特里仍一口未喝。“我没想……”

“不，不。这正是我爱喝的。”沉默又像剧院里那沉重的安全幕帘似的落下来。

卡瑟尔鼓足信心开了口：“事实上，我遇到了点儿麻烦。”不妨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明萨拉的清白。

“麻烦？”

“我妻子离开了我，带着我儿子。她到我母亲家去了。”

“你是说你们吵架了？”

“是的。”

“我感到非常遗憾，”丹特里说，“这些事发生时总是很讨厌。”他似乎在描述一种和死亡一样无可回避的情形。他又说：“你记得上回我们遇见的那次——在我女儿的婚礼上？你能在婚礼后陪我去我妻子家可真好。我很高兴你能跟我一起去。可后来我打碎了她的一只猫头鹰。”

“是的。我记得。”

“我想我还没好好谢过你。那也是个星期六，跟今天一样。她气坏了。我妻子，我是说，就为了那只猫头鹰。”

“我们不得不为了戴维斯立刻离开。”

“是啊，可怜的家伙。”安全幕帘又降了下来，仿佛在循着一根老式的幕帘线。最后一幕即将拉开。该到正面接触的时候了。他们同时端起了酒杯。

“你对他的死有什么想法？”卡瑟尔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说实话我尽量不去想。”

“他们相信他得为我这个分部的情报泄露担当罪责，是吧？”

“他们对在安全部门工作的官员不算太信任。你怎么会有这个看法的？”

“在我们部门里死了人，叫来特别行动组的人搜查住处，这可不是常规做法。”

“是的，我也觉得。”

“你也觉得死得离奇？”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的角色是否转换了，卡瑟尔想，是我在盘问他吗？

“刚才你说你尽量不去想他的死。”

“我说了吗？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也许是因为你的威士忌。你可没怎么兑水，你知道的。”

“戴维斯从来没向任何人泄露过什么情报。”卡瑟尔说。他感觉丹特里在看他的衣袋，衣袋因为枪的重量而垂到了椅垫上。

“你相信？”

“我知道。”

他说不出什么能更彻底地诅咒自己的话了。也许丹特里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所展示的羞涩、迷惑和自我表白或许是些新手段，那么他接受的讯问技巧训练可又比MI5高出一个级别了。

“你知道？”

“是的。”

他很想知道丹特里下一步会怎么做。他没有逮捕权。他得找地方打个电话给办公室商量一下。最近的电话是在国王路尽头的警察局……他肯定没有勇气问是否可以用卡瑟尔的电话吧？他看出来口袋里沉甸甸的是什么了吗？他害怕吗？他走之后我还有时间逃，卡瑟尔想，假如还有地方可以逃的话；可是毫无目的地逃，仅仅为了延迟被捕，只是慌不择路的表现。他宁愿就在这里等着——那至少还能保存一定程度的尊严。

“说实话，我一直对这件事有疑问。”丹特里说。

“那么他们真向你透露了什么？”

“只是出于安全检查的需要。那些事情我得安排。”

“那对于你来说真是个糟糕的日子，对吧？先是打碎了猫头鹰，接着又看见戴维斯死在床上。”

“我不喜欢珀西瓦尔医生说的话。”

“什么话？”

“他说：‘我当时没料到会出事。’”

“是的。我现在想起来了。”

“这使我睁开了眼睛，”丹特里说，“使我明白了他们一直在干什么。”

“他们的结论下得太快了。他们没有去好好地调查其他的可能性。”

“你是说你自己？”

卡瑟尔想，我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我不想和盘托出，不管他们这种新技巧有多么管用。他说：“或者沃森。”

“哦，是的，我忘了沃森。”

“我们部门的所有文件都经他的手。还有，当然还有驻马普托的69300。他们不可能彻底检查他的账目。谁知道他在罗得西亚或南非有没有银行存款呢？”

“说得很对。”丹特里道。

“还有我们的秘书。牵涉进来的不仅是我们的个人秘书。她们都集中在一个房间工作。姑娘们难道每次上厕所时都会把正在编码的电报或是正在打的报告锁上吗？”

“我明白。我自己就检查过她们的工作间。总是有很多粗心大意的事。”

“粗心大意也有可能发生在上层。戴维斯的死就有可能是个犯罪性的粗心大意的例子。”

“如果他无罪的话，这就是谋杀。”丹特里说，“他根本没机会为自己辩护，找个律师什么的。他们害怕审判会给美国人带来负面影响。珀西瓦尔医生和我说了关于箱子……”

“哦是的，”卡瑟尔说，“我知道那种陈词滥调。我自己也常听人说。嗯，戴维斯现在算老老实实地待在箱子里了。”

卡瑟尔意识到丹特里的目光正停留在他的口袋上。丹特里是否在假装附和，以便能安全逃回车里？丹特里说：“你和我正犯着相同的错误——过早地下结论。戴维斯也许是有罪的。你怎能这么肯定他没有罪？”

“你要能找到动机。”卡瑟尔说。他踌躇着，他躲避着，可他简直忍不住想回答：“因为是我泄露的。”他感到确信此时那条线路已被切断，他根本指望不上援助，那么这么延迟又图个什么？他喜欢丹特里，自从他女儿婚礼那天后他对他就颇有好感。在他打碎了猫头鹰之后，在他打碎了婚姻处于落寞之中时，他在他眼里突然变得很有人性。要是谁能从他的坦白交代中捞取到什么好处，他希望那人是丹特里。既是如此何不放弃抵抗，乖乖地跟着走，就像警察常说的那样？他在想自己这样拖长游戏时间是不是想找个伴儿，以逃避这屋子的寂寞，以及牢房的寂寞。

“我猜戴维斯的动机是为了钱。”丹特里说。

“戴维斯不太在乎钱。他需要的只是够玩玩赌马，喝点儿像样的波尔图。你在分析情况时得再仔细一点。”

“什么意思？”

“如果有嫌疑的是我们这个部，那么泄露只可能跟非洲有关。”

“为什么？”

“由我们部经手的情报还有很多其他的，由我们转出去，其中准有俄国人更感兴趣的。可如果是那些情报有了泄露，你难道看不出，其他部门就也有嫌疑？所以泄露只可能出在专由我们负责的非洲这块儿。”

“对的，”丹特里表示同意，“我明白了。”

“这似乎意味着——嗯，并不全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你没必要去排查一个共产主义分子——而是要留意跟非洲，或是非洲人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我怀疑戴维斯是否认识什么非洲人。”他顿了顿，然后不慌不忙，带着玩危险游戏的快感补充道：“当然，除了我妻子和我孩子。”他似乎明确了所有的暗示，却仍然言不尽意。他续道：“69300在马普托待了不少日子了。谁也不知道他交了什么朋友——他有自己的非洲特工，其中有许多是共产党。”

在遮遮掩掩了那么多年后，他开始享受这猫捉老鼠游戏的乐趣了。“就像我当年在比勒陀利亚。”他继续说道。他微笑着，“甚至是专员，你知道的，对非洲也有某种程度的热爱。”

“哦，这你就在开玩笑了。”丹特里说。

“当然我是在开玩笑。我只是想说明跟旁人比起来——我自己或是69300，还有那一整班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秘书——他们能拿得出的关于戴维斯的证据实在太少了。”

“她们都受过仔细的检查。”

“这个当然。我们会把她们的相好的名字记录在案，总之是当年的相好，不过这些姑娘换起情人来就像换冬衣一样勤。”

丹特里说：“你谈到了很多疑点，可你对戴维斯却深信不疑。”他又怏怏地补充说：“你不是情报安全官员，可真走运。参加完戴维斯的葬礼后我简直想辞职了。我但愿我真的辞了。”

“为什么没有辞？”

“那我该怎么打发时间？”

“你可以收集汽车牌号。我以前搞过。”

“你为什么和夫人吵架了？”丹特里问，“请原谅。这本不关我的事。”

“她不赞同我在做的事情。”

“你是说处里的事？”

“不完全是。”

卡瑟尔感觉得到游戏已接近尾声。丹特里已悄悄地瞥了一眼手表。他不知道那真的是手表还是一只伪装的麦克风。也许他想磁带快要用完了。他会不会提出要上洗手间，以便换一盘带子？

“再来点儿威士忌。”

“不。还是不喝了吧。我得开车回家。”

卡瑟尔将他送到门口，布勒也跟着。布勒见一位新朋友要离去很是难过。

“谢谢你的酒。”丹特里说。

“谢谢你给了这样一次机会，我们聊了很多。”

“别出来了。晚上冷得要命。”但卡瑟尔还是跟着他走进冰凉的细雨中。他注意到五十码以外、警察局的对面，一辆车的尾灯亮着。

“那是你的车？”

“不是。我的还在前面一点。刚才我只好走过来，因为下着雨，我看不清门牌。”

“那么晚安吧。”

“晚安。我希望事情能顺利解决——我是说你和妻子的事。”

卡瑟尔站在缓缓落下而又冰冷的雨里，直到丹特里驶过时向他招了招手。他注意到他的车开到警察局时没有停下，而是向右拐上了去伦敦的公路。当然他随时可以停在王权酒吧或天鹅饭店打电话，不过即便如此卡瑟尔也很怀疑他能明确报告出什么。他们很可能要先听听录音带，然后再做决定——卡瑟尔现在可以肯定那手表是个麦克风。当然，现在火车站也许已受到监视，机场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也得到了警告。丹特里的来访至少透露出一个事实。小霍利迪准是开口了，要不他们不可能派丹特里来看他。

他站在门口看了看马路两边。没有明显的监视者，不过警察局对面的车灯仍然在雨中亮着。它不像警车。警方——他估计甚至特别行动组也是如此——得用英国造的车，而这辆——他不能确定，但它看上去像是丰田。他记起去阿什瑞奇的路上看到的那辆丰田。他试图看清其颜色，但雨天使其难以辨认。细雨开始变成雨夹雪了，在如此的天色中很难区分红和黑。他进了屋，第一次萌发出希望来。

他将酒杯端到厨房仔细地洗着，仿佛他在清除掉他绝望的指纹。然后他又在客厅里放了两只杯子，并第一次鼓励自己的希望在心中滋长。那希望尚是一株孱弱的树苗，仍需要很多的鼓励，可他告诉自己那车肯定是辆丰田。他不愿让自己去想这一带有多少丰田，而是耐心地等候门铃响起。他很想知道会是谁走上来站在丹特里站过的位置。不会是鲍里斯——他可以肯定——也不会是小霍利迪，他刚刚获准保释，大概还忙着对付特别行动组的人呢。他回到厨房给布勒拿了一盘饼干——也许它下一顿要隔不少时间了。厨房的钟嘀嘀嗒嗒的很是吵闹，使得时间更显得漫长。如果确有一位朋友坐在丰田车里，那他真是够耐心的。

4

丹特里上校把车停在了王权酒吧的院子里。院子里只有一辆车，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不知道是否该打个电话，也不知道打通了该如何说。在“革新”与专员和珀西瓦尔医生吃午饭时，他心里暗藏了一团怒火。有几回他简直想将那盘熏鳟鱼一推，说：“我不干了。我再也不想待在你们这个肮脏的单位里了。”什么都得掖着藏着，有了错误还遮遮掩掩不肯承认，他对这些已厌倦透顶。一个男的从室外的厕所出来，吹着没有调子的口哨穿过院场，趁黑系着裤子上的纽扣，并朝酒吧里走去。丹特里想，他们用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杀死了我的婚姻。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人们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而战——比他父亲知道的那场简单多了。德皇并非希特勒，可在他们如今打的这场冷战中，竟和德皇的战争一样，对与错竟可以争辩，错杀人的动机也是扑朔迷离。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儿时那座冷清的房子里，他穿过门厅进了屋，看见他的父母手牵手坐着。“上帝明察一切。”他父亲一边回忆着日德兰战争以及杰里科海军上将一边说。他母亲说：“亲爱的，到了你这岁数是很难另找工作了。”他关掉车灯，在缓慢而沉重的雨中迈向酒吧。他想：我妻子有足够的钱，我女儿结婚了，我可以——想法子——靠养老金过日子。

在这么一个湿冷的夜晚酒吧里只有一人——他在喝一品脱苦啤酒。他说“晚上好，先生”时就好像他们是老熟人。

“晚上好。双份威士忌。”丹特里点了酒。

“如果你认为它好的话。”那个人说，同时酒吧招待转身去从一瓶乔尼·沃克下面拿出一只杯子。

“你说的‘它’是指什么？”

“我是说晚上，先生。不过在十一月能指望的就这天气了，我想。”

“能用你的电话吗？”丹特里问酒吧招待。

酒吧招待带着拒人千里的神气将威士忌推过来。他朝一个亭子间的方向点点头。他显然是那种少言寡语的类型：他在这里听顾客们想说的，但除非必要，否则很少开口，直到——无疑带着愉快——他宣布：“打烊了，先生们。”

丹特里拨了珀西瓦尔医生的号码，当他听见忙音时，正试图练习希望使用的语句。“我看见卡瑟尔了……他一个人在家……他和妻子吵架了……其他没什么好说的……”他会将电话啪地挂上，就像他现在啪地挂上了——然后他回到吧台、他的威士忌以及那个总想攀谈的人那里。

“嗯。”酒吧招待说，除了“嗯”还说过一次“对”。

那个顾客转过身对着丹特里，将他也拉进了谈话里。“这年头他们连简单的算术题也不教了。我对我侄子说——他九岁——四乘七等于多少，你认为他能回答我吗？”

丹特里喝威士忌时眼睛还盯着电话亭，仍在拿主意该怎么说。

“我看得出你同意我的说法。”那人对丹特里说。“你呢？”他问酒吧招待。“要是你说不上来四乘七等于多少，你的生意早砸了，是吧？”

酒吧招待揩掉吧台上溅出的啤酒，说了声“嗯”。

“而你，先生，我很容易就能猜到你从事的职业。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有直觉。从观察面孔得出的结论，我想，还通过看人的性情。这就是我怎么会在你打电话时谈到算术的。我对这里的贝克先生说，那位先生对这个话题会有不少高见。这是我的原话吧？”

“嗯。”贝克先生说。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再来一品脱。”

贝克先生加满了他的杯子。

“我朋友有时会请我露一手。他们甚至还下点儿赌注。他是个教师，我说，那位呢在地铁工作，或者这个是位药剂师，然后我就礼貌地去询问他们——我向他们解释的时候他们并不生气——而且十次有九次我是对的。贝克先生看见我在这儿猜过的，对吗，贝克先生？”

“嗯。”

“现在，先生，如果你能原谅我在这个又冷又潮的晚上用我的小把戏给贝克先生来点消遣的话——你在政府部门工作。我说得对吗，先生？”

“对。”丹特里说。他喝完了威士忌，放下杯子。该再试试电话了。

“这么说我们开始热和起来了，嗯？”那酒客用圆亮的眼睛盯着他，“从事机密工作。你比我们其他人知道的多多了。”

“我得去打电话。”丹特里说。

“再等一会儿，先生。我只是想让贝克先生见识一下……”他用手帕抹了抹嘴角的啤酒，将脸猛地凑到丹特里面前。“你是搞数字的，”他说，“你在国税部门上班。”

丹特里向电话亭走去。

“你瞧，”那顾客说，“碰不得的家伙。他们不愿意给人认出来。大概是个巡视员。”

这一回丹特里打通了，并很快听到了珀西瓦尔医生温和而让人感到安心的声音，仿佛他在早已起床之后还保留着起床时的慵懒。“喂？我是珀西瓦尔医生。您是谁？”

“丹特里。”

“晚上好，我亲爱的朋友。有什么消息？你在哪儿？”

“我在伯克翰斯德。我刚见过卡瑟尔。”

“哦。你的印象怎样？”

怒火点着了他想说的话，并像撕毁一封不想寄出的信一样将其化为灰烬。“我的印象是你谋杀了不该杀的人。”

“不叫谋杀，”珀西瓦尔医生轻言细语地说，“药方上的失误。那种物质没有在人身上做过试验。但你怎么知道卡瑟尔……？”

“因为他很肯定戴维斯无罪。”

“他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了？”

“是的。”

“他想怎样？”

“他在等待。”

“等什么？”

“等事情发生。他妻子带孩子离开了他。他说他们吵架来着。”

“我们已经发布了警告，”珀西瓦尔医生说，“下发到机场——当然还有码头。如果他企图逃跑，我们就拿到了不言自明的证据——不过我们还是需要确凿的材料。”

“对于戴维斯，你可没有等到确凿的材料。”

“这一回专员坚持要有确凿证据。你现在在做什么？”

“准备回家。”

“你问他穆勒的便条了吗？”

“没有。”

“为什么？”

“没有必要。”

“你干得很棒，丹特里。但是你觉得他为什么向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呢？”

丹特里一言不发地挂了电话出了亭子。那个顾客道：“我没说错，对吧？你是国税部门的巡视员。”

“是的。”

“你瞧，贝克先生。我又得分了。”

丹特里上校缓步出门向车走去。车发动之后他又坐了一会儿，看着雨滴相互追逐着滚下挡风玻璃。接着他驶出院子，拐上去鲍克斯摩尔和伦敦以及圣詹姆斯街他寓所的方向，昨天剩的卡芒贝尔[4]还在那里候着他。他开得很慢。十一月的毛毛雨下大了，且有要变成冰雹的意思。他想，好了，我尽了他们所称的我的义务，不过尽管在驶往回家的路上，他也准备在放卡芒贝尔奶酪的桌上写他的信，但是也不用匆匆忙忙地赶路。在他的脑子里，辞职这一举动业已完成。他告诉自己他是个自由人了，不再有义务，没有职责，可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感到过的极端的孤独。

5

门铃响了。卡瑟尔已恭候多时，可他仍然犹豫要不要去应门；现在他觉得自己乐观得近乎可笑。此时小霍利迪准已经招供了，那辆丰田不过是上千辆丰田之一，特别行动组正等着他一个人的时候伺机下手，而他知道自己在和丹特里交谈时也是轻率得近乎荒唐。门铃响了第二声，接着是第三声；他所能做的只有开门。他朝门口走去，手伸进衣袋里捏着左轮手枪，不过这枪柄比一条兔腿[5]也强不到哪儿去。他不可能用枪杀出一个岛国。布勒大声地咆哮，不过它的支持是欺骗性的，门一开它就会去讨好来者而不论那是何人。他没法透过滴着雨水的有色玻璃看清外面。甚至在他打开门时他看到的也是模糊的一片——一个弓着背的人影。

“真是个讨厌的晚上。”一个抱怨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他听出来了。

“霍利迪先生——真没想到会是你。”

卡瑟尔想：他来求我帮他儿子一把，可我能做什么？

“好孩子，好孩子。”几乎是隐形的霍利迪先生紧张地对布勒说。

“进来吧，”卡瑟尔向他保证，“它不会咬人。”

“看得出是条好狗。”

霍利迪先生小心翼翼地走进来，挨着墙，布勒摇着它尾巴剩余的部分，垂着唾液。

“你瞧，霍利迪先生，它和全世界为友呢。把大衣脱了。来喝杯威士忌。”

“我不常喝酒，但我现在倒不反对来一杯。”

“在广播里听说了你儿子的事，我感到很难过。你肯定很焦急。”

霍利迪先生跟着卡瑟尔进了客厅。他说：“他是咎由自取，先生，也许这能给他个教训。警察从他店里拖出了一大堆东西。检查员给我看了其中一两样，的确很恶心。不过正如我对检查员说的，我觉得他自己没看过那些东西。”

“我希望警察没找你麻烦。”

“哦，没有。我跟您说过的，先生，我认为他们很替我难过呢。他们知道我有一家很不一样的店。”

“你找到机会把我的信交给他了吗？”

“啊，先生，我当时觉得还是不交为妙，在这样的情形下。不过您别担心，我把条子交给了真正应该交的人。”

他举起一本卡瑟尔一直试图在读的书，并看了看书名。

“你到底什么意思？”

“呃，先生，我觉得，您一直有点儿误解。我儿子和您在做的事情从来就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他们也认为——在遇到麻烦时——你相信是我儿子也没关系……”他弯下腰将手靠近煤气炉暖和着，他的目光里透着狡黠的愉悦。“嗯，先生，既然事已至此，我们得尽快将您弄出去。”

卡瑟尔非常震惊地意识到，甚至那些最理应信赖的人也是如此不信赖他。

“请原谅我的冒昧，先生，您夫人和儿子到底在哪儿？我得到指令……”

“今天早上，当我听到关于你儿子的新闻时，我把他们送走了。送到我母亲那里。她相信我们吵了一架。”

“啊，这样就少了一样困难。”

老霍利迪先生暖够了手之后开始在屋里走动起来：他瞥了一眼书架。他说：“对这些书我的出价不会比别的书商少。不到二十五英镑——只允许你带这么多出境。我身上带着钞票呢。这些书正好可以充实我的库存。所有这些都是世界经典和通俗读物。他们应该重印的，可是却没有，而要是重印了，那可是什么价格啊！”

“我本以为我们得赶快呢。”卡瑟尔说。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明白了一件事，”霍利迪先生说，“那就是遇事从容些。一旦仓促行动肯定会出错。如果你能挤出半小时，一定得使自己相信还有三个钟头。你刚才确实说过威士忌的吧，先生？”

“如果我们能匀出这时间的话……”卡瑟尔倒了两杯。

“我们有时间。我估计你已将所需用品都装在包里了？”

“是的。”

“你准备怎么处理这只狗？”

“留下它，我想。我还没考虑好……也许你能把它带给哪位兽医。”

“这不明智，先生。这样您和我之间就有了关联——不合适——如果他们要搜寻它的话。不管怎样，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得让它安静。把它单独留下它会叫个不停吗？”

“我不知道。它很不习惯独自一个。”

“我考虑的是邻居们的抱怨。他们完全有可能给警察局打电话，而我们不希望他们发现房子里空无一人。”

“无论怎样他们都会很快发现的。”

“等你安全出境之后就无所谓了。很遗憾你夫人没把狗带去。”

“她不能带。我母亲养了只猫。布勒看见猫就追杀。”

“是的，它们太顽皮了，这些拳师狗，对于猫而言。我也有一只猫。”霍利迪先生拽了拽布勒的耳朵，布勒不停地向他献媚。“我刚才就说了。如果您仓促行动就会忘事，比如这只狗。您有地窖吗？”

“不是那种能捂住声音的。如果你是想在那儿让它闭上嘴的话。”

“我注意到了，先生，你右边口袋里好像有支枪——要不我弄错了？”

“我本想要是警察来了……只有一发子弹。”

“准备走投无路时用，先生？”

“我没想好用不用。”

“您还是让我拿着比较好，先生。如果我们给拦住了，我至少还有执照，如今到店里来偷东西的这么多。他叫什么，先生？我是说狗。”

“布勒。”

“过来，布勒，到这儿来。真是条好狗。”布勒将嘴巴搁在霍利迪先生的膝上。“真是好狗，布勒，真乖。你不想惹麻烦的，是吧，不能给你这么好的主人惹麻烦。”布勒摇摇其半截尾巴。“你向狗表示喜爱时狗自认为是明白的。”霍利迪先生说。他挠了挠布勒耳朵后面，布勒显得很感激。“现在，先生，如果您不介意把枪给我的话……啊，你老是捕杀猫，呃……啊，真是条恶狗。”

“他们会听见枪声的。”卡瑟尔说。

“我们走到地窖下边。只一枪——谁也不会注意。他们会以为是走火了。”

“它不会跟你走的。”

“瞧着吧。来，布勒，我的小伙子。我们去走走。散步，布勒。”

“你瞧，它不肯去。”

“该要出发了，先生。您最好跟我一起下去。我本想让你免了这份罪过。”

“我不想免了这罪过。”

卡瑟尔在前面带路，下了去地窖的楼梯。布勒跟着他，霍利迪又尾随着布勒。

“我觉得不开灯的好，先生，一声枪响，接着灯灭了。那会引起别人好奇的。”

卡瑟尔关上了那扇以前用作运煤通道的斜窗。

“好了，先生，如果您能把枪给我的话……”

“不，我来。”他拿出枪，指着布勒，布勒则以为要做游戏了，大概将枪口当成了橡皮骨头，紧紧咬住并使劲拽着。因为有空弹仓，卡瑟尔扣了两次扳机。他觉得想吐。

“在走之前，”他说，“我还想再来一杯威士忌。”

“您该喝，先生。真是奇怪，人会那么喜欢一只不会说话的畜生。我的猫……”

“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布勒。只不过……嗯，我从没杀过生。”

6

“在这样的雨天开车真难受。”霍利迪先生说，他的话打破了长久的沉默。布勒的死哽住了他们的喉舌。

“我们去哪儿？希思罗吗？这时候移民事务官员肯定已在留神我了。”

“我带您去一家旅馆。如果您打开手套箱的话，先生，您会找到一把钥匙。423房间。您所要做的只是乘电梯上去。不要去服务台。在房间里待着，直到有人来找您。”

“如果有服务员……”

“在门上挂个‘请勿打扰’的牌子。”

“那然后……”

“那我就不知道了，先生。给我的指令就这么多。”

卡瑟尔在想萨姆将会如何得知布勒的死讯。他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得到原谅。他问：“你怎么会卷进这里面来的？”

“不是卷进来，先生。我一直都是党员，地下的，您可以这样说，从我少年时代起就是。我十七岁参的军——自愿的。瞒报了年龄。我以为会去法国，结果给送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6]。我给关了四年。这四年中我见识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

“他们怎么对待你的？”

“够呛，不过少年人能挺得住，而且总有很友善的人。我学了点儿俄语，足够给他们当翻译了，而当他们不能给我食物的时候，就送书给我看。”

“共产主义书籍？”

“当然，先生。传教士送的肯定是《圣经》，对吧？”

“于是你就成了信徒。”

“这是一种孤独的生活，我得承认。您瞧，我绝不可参加集会或是游行。连我儿子也不知道。他们在一些小事情上用我——比如在您进行的活动中，先生。我从您的藏匿地点取过好多次信。哦，您走进书店的日子对于我而言就是快乐的一天。我的孤独感会减轻一点。”

“你从来没有动摇过吗，霍利迪？我是说——斯大林、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我少年时代在俄国看到了那么多——我回英国时正赶上大萧条，也看到了很多，这些足够让我对那些个小事情有免疫力了。”

“小事情？”

“如果您原谅我这么说的话，先生，您的良心是相当有选择性的。我也可以对您说——汉堡、德累斯顿、广岛。它们也一点儿不曾动摇您对你们所谓的民主的信心？也许动摇过，否则您现在就不会和我在一起了。”

“那是战争。”

“我们的人自一九一七年起就一直在经历战争。”

卡瑟尔透过雨刷的间隙朝湿漉漉的黑夜看去。“你是在带我去希思罗。”

“不是的。”霍利迪先生将一只手放在卡瑟尔的膝上，轻柔得像阿什瑞奇的一片秋叶。“您别担心，先生。他们在照看着您。我很羡慕您。你要是能见到莫斯科，我一点儿都不会惊奇。”

“你从没去过？”

“从来没有。我去过的离那儿最近的地方就是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那座战俘营。您看过《三姐妹》[7]吗？我只看过一次，但我一直记得其中一位说的话，每当我在晚上睡不着时，也对自己说这个——‘卖了房子，把这儿的一切都了结，到莫斯科去……’”

“你会发现一个和契诃夫笔下很不相同的莫斯科。”

“其中一个姐妹还说了：‘快乐的人不会注意到是冬天还是夏天。如果我住在莫斯科，我才不管那儿是什么天气。’哦，好吧，我情绪低落时就告诉自己，马克思也不了解莫斯科，当我看着老康普顿街的对面时我想，伦敦仍然是马克思的伦敦。索霍区仍是马克思的索霍区。这里是《共产主义宣言》首印之地。”一辆卡车突然从雨里蹿出，一个急转弯，险些撞到他们，然后又若无其事地消失在夜幕中。“这些讨厌的司机，”霍利迪先生说，“坐在这么凶猛的庞然大物里，他们知道谁也奈何不了他们。我们应该对危险驾驶处罚得更重些。您知道，先生，这才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真正出问题的地方——危险驾驶。杜布切克就是个危险的司机[8]——就这么简单。”

“对我而言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想过最后会在莫斯科安身。”

“我估计那会有些陌生——您并不是我们中的一分子，不过您不要担心。我不知道您为我们做了什么，但肯定是重要的工作，他们会照顾您的，这您尽管放心。哎，要是他们颁给了您列宁勋章或是像佐尔格[9]那样上了邮票，我也不会惊奇的。”

“佐尔格是共产党员。”

“我还很骄傲地想到，您是坐着我这辆旧车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路。”

“就算我们开一个世纪的车，霍利迪，你也没法让我信奉共产主义。”

“我可表示怀疑。您毕竟帮我们做了很多。”

“我只是在非洲的事务上帮了你们，仅此而已。”

“完全正确，先生。您走的是正道。非洲才是论点，黑格尔会这么说。你属于反题——可您是反题中的积极部分——您属于最终会是合题的一员[10]。”

“这些我听来都是专业术语。我不是哲学家。”

“一位斗士不需要成为哲学家，而您就是斗士。”

“并非为共产主义而战。我现在只是一位伤员。”

“在莫斯科他们会为您治疗的。”

“在精神病房吗？”

这话让霍利迪沉默了。是他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里发现了一处小漏洞，还是出于痛苦和怀疑而沉默？他再也不会知道，因为宾馆就在眼前了，车的灯光在雨中显得肮脏不堪。“下车吧，”霍利迪先生说，“我还是别给瞧见好。”他们停下时，从身边经过的车流像一条闪亮的链子，一辆车的前灯照在另一辆的后灯上。一架波音707倾斜着机身喧闹地准备降落在伦敦机场。霍利迪先生在汽车后部摸索着。“我忘了一样东西。”他拿出一只可能以前用来装免税商品的塑料包。他说：“把你箱子里的东西放到这里面来。你要是提着箱子去电梯，也许会引起服务台的注意。”

“这包不够大。”

“不够放的就留下。”

卡瑟尔顺从了他。即便从事了那么多年秘密工作，他还是认识到在紧急情况下，这个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年轻新兵才是真正的行家。他不情愿地放弃了睡衣——心想牢房里会提供的——还有毛衣。如果我真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会让我穿暖和的。

霍利迪先生说：“我有一样小礼物。一本您要的特罗洛普的小说。现在您不需要第二本了。是本大部头，可您将会有很多等待的时间。战争时刻都在进行。书名是《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你儿子推荐的书？”

“哦，我那会儿骗了你一下。读特罗洛普的是我，不是他。他最喜欢的作家是一个叫罗宾斯的。您得原谅我这小小的欺骗——我就是想让您对我儿子的印象好一点，尽管他开了那种店。他并不是坏孩子。”

卡瑟尔握住霍利迪先生的手。“我肯定他不是的。我祝愿他平安无事。”

“记住。直接去423房间，并在那里等着。”

卡瑟尔提着塑料包朝宾馆的亮光处走去。他觉得似乎已经失去了他在英国所熟识的一切联系——萨拉和萨姆待在他母亲的房子里，无法企及，而那儿从来都不是他的家。他想：我在比勒陀利亚时反而感到更自在。我在那儿有工作要做。可现在我无所事事。一个声音穿过雨雾在他身后叫道：“祝您好运，先生。万事如意。”接着他听见汽车开走了。

7

他感到不知所措——当他走进宾馆大门时他便径直来到了加勒比海。没有雨。棕榈树环绕着一汪池塘，天上繁星点点；他嗅到了那种温暖湿润而又乏味的气息，他记得那是很久以前，战争刚结束时他去度假期间曾闻到过的：他被美国人的口音包围着——在加勒比地区那是无可避免的。不存在任何被长服务台上的什么人留意到的危险——刚拥进来的一群美国旅客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刚从什么机场过来呢？金斯敦，还是布里奇敦？[11]一位黑人侍者从他身边经过，托着两杯朗姆潘趣酒走向坐在池子边的一对年轻人。电梯就在那儿，在他一旁，而且开门迎候着，可是他仍然愣在那里踌躇着……那对年轻人在星空下用麦管喝起了潘趣。他伸出一只手，以使自己相信并没有雨，他身后附近有个人说：“咦，那不是莫瑞斯吗？你到这个鬼地方来干什么？”他伸出的手又缩回来，插进口袋，并四处张望。他很高兴他的左轮手枪已不在了。

说话的是个叫卜利特的，几年前是他在美国使馆的联系人，直到他被调往墨西哥——也许是因为他一点儿不会说西班牙语。“卜利特！”他佯装兴奋地喊道。他们向来都是如此。卜利特自第一次见面后就叫他莫瑞斯，而他对他则一直止于“卜利特”。

“你准备到哪儿去？”卜利特问，但他并不等待有何回答。他总是更爱谈自己。“我上纽约，”卜利特说，“该来的航班来不了。准备在这儿过夜了。不错的点子，这地方。简直像维尔京群岛了。如果我带了百慕大沙滩裤一定穿上。”

“我以为你在墨西哥呢。”

“那是陈年旧账了。我现在又搞欧洲这块儿了。你还在最黑暗的非洲？”

“是的。”

“你也滞留在这儿了？”

“我得在这里等一等。”卡瑟尔说，寄希望于他的模棱两可不会被追问。

“来一杯‘农庄潘趣’怎样？他们做得不错，听说。”

“我半小时后来找你吧。”卡瑟尔说。

“好的。好的。就在池子边上。”

“池子边上。”

卡瑟尔进了电梯，卜利特跟了过来。“上去吗？我也是。几楼？”

“四楼。”

“我也是。顺便载你吧。”

是否可能美国人也在监视他？在此情形下，把什么都归于巧合是不安全的。

“在这里吃吗？”卜利特问。

“还不确定。你瞧，这要取决于……”

“你是时刻把安全保密放心头啊，”卜利特说，“老莫瑞斯真不错。”他们一起沿过道走着。423房间先到，卡瑟尔磨蹭着找钥匙，看见卜利特毫不耽搁地进了427——不，是429。当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外面锁上门后，卡瑟尔觉得安全了点儿。

中央供暖系统的指针停留在75华氏度。对于加勒比地区而言已够热了。他走到窗口往外看。下面是圆形吧台，上面则是人工构造的天空。一个染了蓝发的矮胖女人摇摇摆摆地走在池子边上：她肯定喝了太多的朗姆潘趣。他仔细地检视着房间，看能否找到暗示他未来去向的蛛丝马迹，正如他检视自家的房子，寻觅岁月留痕一样。两张双人床，一把扶手椅，一个衣柜，一只五斗橱，一张除拍纸簿外空空如也的书桌，一台电视机，一扇到浴室的门。坐厕上贴了张封条，向他保证这是很卫生的，漱口杯也用塑料纸套好。他回到卧室翻开拍纸簿，从印了字的便笺上得知他住的是“星飞宾馆”。一张卡片上列出了各个餐厅及酒吧——其中一家餐厅里有歌舞——叫作“皮萨罗”[12]。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烧烤房称作“狄更斯”，还有一间自助餐馆则为“雾都孤儿”，还加了句“多多益善”。另一张卡片则告诉他每隔半小时有巴士去希思罗机场。

他发现电视机下面的冰箱里有小瓶装的威士忌、杜松子、白兰地、奎宁及苏打水、两种品牌的啤酒以及一夸特瓶装的香槟。他出于习惯挑了一瓶J. & B.，坐下来等着。“你将会有很多等待的时间”，霍利迪先生送他特罗洛普的书时说过的，于是他在百无聊赖中读起来：“请让我来把读者介绍给卡伯里夫人，本书的趣味将主要取决于她的性格与言行，她正坐在威尔贝克街她自己的住房里，自己的屋子内的书桌边上。”他发现这不是一本能将他从现有生活中吸引开的书。他走到窗前。那个黑人侍者从他下面经过，接着他看见卜利特出来了，并环顾着四周。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已过半小时了：他向自己证明了这一点——十分钟。卜利特还不会太盼着他去。他关掉房间的灯，这样卜利特如果抬头看也瞧不见他。卜利特在环形吧台边坐下：他点了酒。是的，点的是“农庄潘趣”。侍者正将橙片和樱桃缀在酒杯上。卜利特脱去夹克，只穿了件短袖衬衫，使得由棕榈树及星空营造的幻象更加强烈。卡瑟尔看着他用了吧台里的电话，并拨了一个号码。那只是卡瑟尔的想象吗——卜利特说话时似乎朝423房间的窗口瞄了一眼？报告什么呢？向谁报告？

他听见背后的门打开了，灯也亮起来。他霍地转过身，看见一条人影闪过衣橱的镜子，像是不愿被人瞧见——人影是个留黑色唇须的小个子，穿一件深色西装，提着一只黑色公文包。“我让流通给耽误了。”他的英语发音准确却用词不当。

“你是来找我的？”

“我们时间很紧。必须让你赶下一班去机场的巴士。”

他把公文包放桌上并打开来：先是一张机票，接着是护照，一只像是装了某种树脂的瓶子，一只胀鼓鼓的塑料袋，一把发刷和一把梳子，一把剃刀。

“我所需要的都带了。”卡瑟尔用准确的措辞说。

那人不理会他。他说：“你会发现你的票只能去巴黎。我会向你解释这个的。”

“他们肯定会盯着所有的飞机，不管是到哪儿的。”

“他们会特别留意去布拉格的那班，起飞时间和去莫斯科的相同，后者因为引擎故障延误了。很少见的事情。可能苏联民航正在等候一位重要的乘客。警察会对去布拉格和莫斯科的特别留神。”

“监视在登机前就开始了——在移民服务台那里。他们不会只等在登机口。”

“有办法对付他们。你必须去移民服务台——我来看看你的表——再过五十分钟。巴士三十分钟后开。这是你的护照。”

“要是我真能到巴黎又该如何？”

“一离开机场就会有人找你，你会得到另一张票。你应该正好赶得上另一班飞机。”

“去哪儿？”

“我不知道。你到了巴黎就全明白了。”

“到这个时候，国际刑警肯定已通知当地警方了。”

“不会。国际刑警从来不过问政治案件。那有违规定。”

卡瑟尔打开护照。“帕特里奇[13]，”他说，“你选了个不错的名字。打猎季节还没过呢。”然后他看了看照片，“可这照片绝对不行。不像我。”

“是的。但我们这就来让你像这照片。”

他把他那套工具搬到卫生间。他把一张放大的、跟护照上相同的照片架在两只漱口杯之间。

“请坐在椅子上。”他开始修剪卡瑟尔的眉毛，接着又是头发——照片上的男子留着平头。卡瑟尔注视着镜子里剪刀的动作——他很惊讶地看到平头竟能改变整张脸，额头增宽了；似乎连眼神也换了。“你让我年轻了十岁。”卡瑟尔说。

“请坐着别动。”

那人接下来为他贴起了一抹稀疏的小胡子——属于一个羞怯而缺乏自信的人。他说：“络腮胡或很浓重的小胡子向来都是怀疑对象。”从镜子里回看卡瑟尔的是个陌生人。“好了。完工。我觉得够好了。”他到公文包里取了一根白色的杆子，他将其拉长变成了手杖。他说：“你是盲人。让人同情的对象，帕特里奇先生。我们已经请法航的一位空姐迎候从宾馆开去的巴士，她会领你穿过移民服务台去你乘的飞机。在巴黎的瑞希，当你离开机场后有人会开车送你去奥里——另一架有引擎故障的飞机。也许你就不再是帕特里奇先生了，坐在车里化第二次装，拿到另一本护照。人类的容貌变化无穷。这是对鼓吹遗传学的很好的反驳。我们生下来样子都差不多——想想一个婴儿——只是受到了后天环境的改变。”

“好像很容易，”卡瑟尔说，“但管用吗？”

“我们认为是管用的，”小个子一边收拾他的包一边说，“现在出去吧，记得用拐杖。请别转动眼珠，如果有人跟你说话就转动整个脑袋。试着保持空洞的目光。”

卡瑟尔不假思索地拿起那本《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不，不，帕特里奇先生。盲人不可能拿着书。而且你得把包留下。”

“可那只装了换洗的衬衫，一把剃刀……”

“换洗的衬衫上有洗染店的标志。”

“如果我一件行李都没有，不显得奇怪吗？”

“移民官员不会知道，除非他想看你的机票。”

“他很可能会的。”

“没关系，你只是准备回家。你住巴黎。地址在你护照上。”

“我从事什么职业？”

“退休了。”

“至少这一点是对的。”卡瑟尔说。

他出了电梯，开始用手杖敲打着伸向宾馆进口的通道，巴士正在那里等候。他走过到酒吧及池子的门时看见了卜利特。卜利特正不耐烦地看着表。一位上了岁数的妇女搀住卡瑟尔的胳膊说：“你要坐车？”

“是的。”

“我也坐。我来帮你。”

他听见一个声音在后面叫道：“莫瑞斯！”他得慢慢地走，因为那妇女走得很慢。“嘿！莫瑞斯。”

“我想是有人在叫你。”那女人说。

“搞错了。”

他听见了身后的脚步。他把胳膊从女人手里拿开，像小个子教他的那样转动脑袋，两眼空洞地侧对着卜利特。卜利特惊讶地望着他。他说：“对不起。我以为……”

女人说：“司机在向我们招手哪。我们得赶紧。”

当他们在巴士里一起坐下后她看着窗外。她说：“你长得肯定非常像他的朋友。他还站在那儿张望呢。”

“所以才有人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翻版。”卡瑟尔答道。

[1]　一种形似房屋的机械装置，能根据气压变化用玩偶的进出来报告天气好坏。

[2]　一种清淡型的苏格兰威士忌，以著名的“卡蒂萨克”号帆船命名。

[3]　分别是特罗洛普“巴塞特郡纪事”系列小说的前两部，下文的斯洛普先生和普路迪太太都是该系列小说中的角色。

[4]　一种软质乳酪，原产于法国诺曼底大区的Camembert村。

[5]　常作为幸运的象征。

[6]　俄罗斯西北部港口城市。

[7]　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u， 1860—1904）所著的剧作。

[8]　指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书记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1921—1992）推动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希望能建立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后遭到苏联强力的武力镇压。

[9]　理查·佐尔格（Richard Sorge， 1895—1944）， 20世纪30年代苏联最优秀的特工之一。

[10]　thesis，黑格尔辩证过程中第一阶段；反题：antithesis，黑格尔辩证过程中的第二阶段，体现主题的相反面；合题：synthesis，黑格尔的辩证过程中论点与反论点的结合，从而得到新的更高级的真理。

[11]　分别是加勒比岛国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首都。

[12]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 1471—1541），西班牙早期殖民者，开启了西班牙征服南美洲的时代。

[13]　不做姓氏时有“鹧鸪”或“鹌鹑”之意，故有下文。

第六部

第一章

1

她又回头看了看出租车的窗玻璃，透过那烟灰色的玻璃什么也看不到：仿佛莫瑞斯故意将自己投进了一池铁色的湖水，而且连一声喊叫也没有。她被剥夺了她唯一想看见和听见的，没有再次拥有的希望，她厌恶如施舍般推到她面前的所有东西，就像一个肉店老板将上好的肉换成劣质品塞给她，而把前者留给更紧要的顾客。

在那座月桂树环抱的房子里吃午餐真是一种折磨。她的婆婆邀来了一个无法推辞的客人——一位牧师，有个平淡无奇的名字叫波顿姆雷（她叫他以斯拉），从非洲传教归来。在一次他做的大概是晚祷的布道会上，萨拉感到自己就像一件展品。卡瑟尔夫人没有介绍她。她只是说，“这是萨拉”，似乎她是从孤儿院里出来的，实际上她确也如此。波顿姆雷先生对萨姆好得让人难以忍受；对于萨拉，则将她视为来听他讲道的黑人而予以关照，其分寸似乎也是精心计量的。原本一看见他们就逃之夭夭的“叮当小仙女”，现在又显得过分友好，不停地挠着她的裙子。

“跟我说说像索韦托这种地方的真实面貌吧，”波顿姆雷先生说，“我的传教区，你知道，在罗得西亚。英国的报纸对那儿也是夸大其词。我们并不像他们描写的那么黑。”他补充道，而随即又为自己的失误涨红了脸。卡瑟尔夫人给他倒了另一杯水。“我的意思是，”他说，“你能够在那里很好地抚养一个小家伙吗？”他明亮的眼神罩住了萨姆，宛如夜总会里的聚光灯。

“萨拉怎么会知道，以斯拉？”卡瑟尔夫人说。她不无勉强地解释道：“萨拉是我的儿媳。”

波顿姆雷先生的脸更红了。“啊，那你是过来看看的？”他问。

“萨拉现在跟我住，”卡瑟尔夫人说，“就这段时间。我儿子从没在索韦托待过。他在大使馆。”

“这孩子来看看奶奶肯定很高兴。”波顿姆雷先生说。

萨拉想：“从今往后，生活就这样了吗？”

波顿姆雷先生走后卡瑟尔夫人说她们得认真地谈一谈。“我给莫瑞斯打了电话，”她说，“他的情绪简直不可理喻。”她扭头对萨姆说：“到花园去吧，亲爱的，去玩游戏。”

“在下雨呢。”萨姆说。

“我忘了，亲爱的。上楼去和‘叮当小仙女’玩儿。”

“我会上楼的，”萨姆说，“但我不和你的猫玩儿。布勒才是我的朋友。它知道怎么对付猫。”

萨姆离开后卡瑟尔夫人说：“莫瑞斯对我说，如果你回家他就出走。你们怎么了，萨拉？”

“我不大想说这个。莫瑞斯叫我来，我就来了。”

“你们谁是——呃，他们称之为过错方？”

“一定要有过错方吗？”

“我会再给他打电话的。”

“我拦不住你，但这没用的。”

卡瑟尔夫人拨了号码，萨拉向她并不信仰的上帝祈祷，哪怕至少能听到莫瑞斯的声音，可“没有回答”，卡瑟尔夫人说。

“他大概在办公室。”

“星期六的下午？”

“他的工作时间很没规律。”

“我以为外交部办事是更有条理的。”

萨拉一直等到晚上，在让萨姆睡了之后，便走到镇上。她来到王冠酒吧，点了份J. & B.。为了记着莫瑞斯，她要了双倍，然后向电话间走去。她明白莫瑞斯告诉过她，别和他联系。如果他仍在家，那电话一定受着监听，他会假装气恼，继续和她进行一场并不存在的争吵，可至少她会知道他在家里，而不是在警署牢房或是在去一个她从没见识过的欧洲的路上。她让电话响了很长时间才挂上——她清楚自己这样做能让他们轻易地跟踪到电话，可她不在乎。假如他们来找他至少她还能得知他的消息。她出了电话间，在吧台喝掉了J. & B.，然后走回卡瑟尔夫人家。卡瑟尔夫人说：“萨姆一直在叫你。”她上了楼。

“怎么了，萨姆？”

“你觉得布勒好好的吗？”

“当然好好的。会有什么事呢？”

“我做了一个梦。”

“你梦见了什么？”

“我记不得了。布勒会想我的。我真想能把它带来。”

“我们没法带它来。你知道的。它肯定迟早会把‘叮当小仙女’干掉。”

“我才不管呢。”

她颇不情愿地下楼去。卡瑟尔夫人正在看电视。

“有什么好玩的新闻吗？”萨拉问。

“我很少听新闻，”卡瑟尔夫人说，“我喜欢看《泰晤士报》上的。”可第二天的周日报纸上根本不会有让她感兴趣的新闻。星期天——他从来不必在星期天上班。正午时分她又回到王冠酒吧向家里打电话，她又让电话长久地响着——他也许带着布勒在花园，可最终她不得不放弃希望。她自我安慰地想，他已经逃走了，但她又提醒自己他们有权力不经起诉就可拘禁他——是三天吗？

卡瑟尔夫人的午餐——一大块烤牛肉——雷打不动地定在一点钟。“我们听听新闻吧？”萨拉问。

“别玩餐巾套环，萨姆亲爱的，”卡瑟尔夫人说，“把餐巾拿下来吧，套环放在盘子边上。”萨拉调到了三台。卡瑟尔夫人说：“星期天没有新闻值得听。”而她当然是对的。

从没有哪个星期天过得如此漫长。雨停了，虚弱的阳光企图在云层中寻找间隙。萨拉带萨姆去所谓的——她不知道为什么——森林里散步。没有树——只有低矮的灌木和丛林（有一块区域已被辟为高尔夫球场）。萨姆说：“我更喜欢阿什瑞奇。”片刻后又说，“没有布勒的散步不像散步。”萨拉寻思着：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他们穿过高尔夫球场的一角回家，一个显然是酒足饭饱的高尔夫球手高声叫他们从球场草地上走开。萨拉还未及反应他又喊道：“嘿！你！说你呢，陶普西！”萨拉依稀记得那“陶普西”是某本读物上的一个黑人姑娘，她小时候卫理公会的人送给她读过。

那天晚上卡瑟尔夫人说：“我们该认真谈谈了，亲爱的。”

“谈什么？”

“你问我谈什么？真是，萨拉！当然谈你和我孙子——还有莫瑞斯。你俩都不愿意对我说这场争吵到底为了什么。是不是你或者莫瑞斯有理由要离婚？”

“可能吧。遗弃是要起诉的，对吧？”

“谁遗弃谁？到你婆婆家算不上遗弃。而莫瑞斯——他只要是在家就不算遗弃你们。”

“他不在。”

“那么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卡瑟尔夫人。你就不能再等一段时间，而别急着谈吗？”

“这是我的家，萨拉。搞清楚你们究竟打算待多久会让我方便些。萨姆应该上学。这是有法律规定的。”

“如果你让我们只待一个星期的话，我保证……”

“我不是要赶你们走，亲爱的，我是在努力使你表现得像个成年人。我认为你如果不愿意和我谈的话，就应该找个律师谈。我明天可以给拜里先生打电话。他处理我的遗嘱。”

“就只给我一个星期，卡瑟尔夫人。”（曾几何时卡瑟尔夫人还提议萨拉叫她“妈妈”，可当萨拉继续称她卡瑟尔夫人时她显然是松了口气。）

星期一上午她把萨姆带到镇上，把他留在一家玩具店里，然后去王冠酒吧。她在那里往办公室打电话——这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因为如果莫瑞斯好端端地在伦敦，他肯定会给她打电话。多年前当她在南非为他工作时，她绝不可能这么鲁莽，但在这个安宁的郊区小镇，在一个从不知种族暴乱或午夜叩门为何物的地方，对危险的想法似乎缥缈得不切实际。她请求和卡瑟尔先生的秘书说话，当一个女人来应答时，她说：“是辛西娅吗？”（她只知道名字，但从未见过面或是说过话。）有很长一段停顿——长得足以让某人插进来听——可在这个退休老人聚居的地方，当她看着两个卡车司机喝完了苦啤酒时，她不愿相信会有那样的事。接下来一个冷漠而细微的声音说：“辛西娅今天不在。”

“她什么时候来？”

“恐怕说不好。”

“那卡瑟尔先生呢？”

“请问您是谁？”

她想：我简直就是在出卖莫瑞斯，她挂了电话。她觉得她也出卖了自己的过去——那些秘密会晤、密信、莫瑞斯在约翰内斯堡为指导她以及为使他俩免遭BOSS的迫害而花费的心血。而且，在所有这些之后，穆勒现身在了英国——他还和她同桌共餐。

她回来时注意到有辆陌生的车停在植了月桂的车道上，卡瑟尔夫人在过道里等着她。她说：“有人想见你，萨拉。我把他安顿在书房了。”

“是谁？”

卡瑟尔夫人压低嗓音用嫌恶的口吻说：“我认为是警察。”

此人留着浓重的金色唇须，他正坐立不安地捻着这胡须。他绝不是萨拉年少时熟知的那种警察，她也奇怪卡瑟尔夫人是如何探知他的职业的——她会将他认作与当地住户做了多年生意的小商人。他看起来就和卡瑟尔医生的书房一样亲切友善，这屋子在医生去世后原封未动：烟斗架仍搁于书桌上，那只中国碗充当了烟灰缸，还有那把转椅，而那心神不定的陌生人则无法安稳地坐在椅子上。他站在书架旁边，魁梧的身材部分地遮住了那套鲜红色的“洛布古典丛书”，以及绿色牛皮封面的第十一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他问道：“是卡瑟尔夫人吗？”她几乎想答道：“不。那是我婆婆。”她觉得在这座房子里她像个陌生人。

“是的，”她说，“有事吗？”

“我是巴特勒探长。”

“哦？”

“我接到了一个伦敦打来的电话。他们请我来跟您谈谈——就是说，如果您在这儿的话。”

“为什么？”

“他们认为也许您可以告诉我们怎么跟您丈夫联系。”

她感到一阵巨大的轻松——他总算还没有给关起来——直到她转念一想这或许是个圈套——甚至巴特勒的和蔼、羞涩以及明摆着的诚实可能都是圈套，那种BOSS喜欢耍的把戏。可这儿并非BOSS的国度。她说：“不，我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联系。有什么事吗？”

“呃，卡瑟尔夫人，这跟一只狗有部分关系。”

“布勒？”她大声叫道。

“哦……如果那是它的名字的话。”

“是它的名字。告诉我这都是怎么回事。”

“你们在伯克翰斯德的国王路有幢房子。是这样，对吗？”

“是的。”她释然地笑出了声，“布勒又咬死了猫吗？但我在这里。我并不知情。你得找我丈夫，而不是我。”

“我们想办法找过，卡瑟尔夫人，但没能联系上。他的办公室说他不在。他好像丢下狗走了，尽管……”

“是很名贵的猫吗？”

“我们关心的并不是什么猫，卡瑟尔夫人。是邻居们抱怨那声音——一种哀叫——有人打电话报了警。你瞧鲍克斯摩尔一带最近出过盗窃案。呃，警察派了个人去察看——他发现储藏室窗户开着——他不用打碎玻璃……那狗……”

“没被它咬着吧？我从没听说布勒会咬人。”

“那可怜的狗什么也咬不了了：就它那模样。它被人打了一枪。不管是谁干的，那可是干得一塌糊涂。恐怕，卡瑟尔夫人，他们不得不把您的狗结果掉了。”

“哦，上帝，萨姆会怎么说啊？”

“萨姆？”

“我儿子。他很爱布勒。”

“我自己也喜欢动物。”接下来的两分钟沉默显得很冗长，像是停战日那天对死者的两分钟致意。“我很抱歉带来了坏消息。”巴特勒探长终于开口了——汽车和人的喧闹声重又传了进来。

“我不知道该对萨姆说什么。”

“告诉他狗被汽车碾了，当场死了。”

“是的，我想这样说最好。我不喜欢向小孩子撒谎。”

“有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谎言。”巴特勒探长说。她不清楚自己将被迫说的那些谎言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她看着那浓厚的金色唇须，盯住他温和的眼睛，很纳闷到底是什么使他做了警察。而对他说谎也有点像对小孩子说谎。

“你不坐下说话吗，探长？”

“您坐，卡瑟尔夫人，请原谅。我已坐了一早晨了。”他专注地看着烟斗架上的那排烟斗：仿佛那是一幅珍贵的画，而作为行家他也懂得鉴赏其价值。

“谢谢你亲自过来，而不是在电话里告诉我。”

“呃，卡瑟尔夫人，我得过来是因为还有些其他问题。伯克翰斯德的警察认为也许屋子遭了劫。有一扇储藏室的窗户是开着的，劫匪也许开枪打了狗。家里好像没怎么给翻过，不过只有您或您丈夫能看出来，而他们好像联系不上您丈夫。他有没有什么仇家？并没有搏斗过的痕迹，但假设另一个人是持枪的，就不会有打斗。”

“我不知道有什么仇家。”

“一个邻居说印象中他是在外交部工作。今天上午他们费了不少工夫才找到了他工作的部门，而似乎他们自周五之后就没见到过他。他应该来的，他们说。您最后看见他是什么时候，卡瑟尔夫人？”

“星期六早上。”

“您是星期六来的？”

“是的。”

“他一个人留下了？”

“是的。你瞧，我们已决定分开了。永久地。”

“是因为吵架？”

“是我们做出的决定，探长。我们结婚七年了。过了七年日子，没有这么大火气了。”

“他有没有一把左轮手枪，卡瑟尔夫人？”

“据我所知没有。但不是没有可能。”

“他很恼火吗——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我们谁都不可能高兴，如果你是问这个的话。”

“您愿意到伯克翰斯德去看看房子吗？”

“我不想去，不过我估计他们可以强制我去，是吗？”

“不可能强制您去。但您知道，他们不能排除是一起盗抢案件……也许有什么贵重物品，他们无法判断有无丢失。珠宝什么的？”

“我对珠宝一向没兴趣。我们不是什么有钱人，探长。”

“或有名画吗？”

“没有。”

“那就会让我们想到他是否做了什么傻事或有什么鲁莽举动。他是不是不开心，那是不是他的枪？”他拿起那只中国碗仔细察看图案，然后转而细察起她来。她意识到那和蔼的眼睛毕竟不是孩子的。“您似乎对这种可能并不担心，卡瑟尔夫人。”

“是的。他不会做这种事。”

“是的，是的。当然您比其他人都了解他，而我肯定您是正确的。那么有消息了请立刻通知我们，好吗？我是说如果他与您联系的话。”

“当然。”

“在紧张的时候人们会做出不同寻常的事情，甚至丧失记忆。”他最后又盯着烟斗架看了半天，似乎舍不得离开它。“我马上给伯克翰斯德打电话，卡瑟尔夫人。希望不再打扰您。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您。”

走到门口时她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附近有孩子的人家能打听到的总比您愿意告诉他们的多，卡瑟尔夫人。”

她注视着他，直至他在车里坐稳了，然后才回到屋里。她想：现在还不能告诉萨姆，先让他适应没有布勒的生活。另一位卡瑟尔夫人，真正的卡瑟尔夫人，正在客厅外面等她。她说：“午饭快要冷了。真是警察，对吗？”

“是的。”

“他想怎样？”

“想要莫瑞斯的地址。”

“为什么？”

“我怎会知道？”

“你给他了吗？”

“他不在家。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呢？”

“我希望这个人别再来了。”

“要是再来我也不会奇怪。”

2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再看到巴特勒探长，也没有任何消息。她不再往伦敦打电话了。现在打已毫无意义。有一次她代她婆婆给肉店打电话买羊肉片时，感觉到线路受到了窃听。大概是她的想象。监听已成为十分精细的技术，不会让外行觉察到的。在卡瑟尔夫人施压之下，她去见了当地学校的人，并安排萨姆去上学；会面回来时她郁郁寡欢——仿佛她终于完成了新生活的规划，像给一份封蜡的文件压了印，再也改变不了了。回家的路上，她分别去了蔬菜店、图书馆、药房——卡瑟尔夫人为她准备了一张单子：一听豌豆、一本乔吉特·海耶的小说、一瓶治头痛的阿司匹林，萨拉觉得她和萨姆肯定是卡瑟尔夫人头痛的起因。她莫名地想起了围绕着约翰内斯堡的那些如金字塔般的灰绿色巨型土堆——即便是穆勒也能讲起土堆在傍晚时的色彩，她感到比起卡瑟尔夫人，她与穆勒——她的敌人、种族主义者——更接近。她甚至宁愿拿这座萨塞克斯小镇及其对她恭敬有加而又非常宽容的居民去换索韦托。恭敬比攻击更像一堵屏障。一个人喜欢与自己同生共栖的并非恭敬，而是爱。她爱莫瑞斯，她爱故乡的尘土与萎靡的气息——如今她没有了莫瑞斯，没有了故乡。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很欢迎一个敌人在电话里的声音。当那个声音自我介绍为“您丈夫的朋友和同事”时，她立即就明白了这是敌人的声音。

“我希望我没有在非常不恰当的时候给您打电话，卡瑟尔夫人。”

“没有，但我还不知道你是哪位。”

“珀西瓦尔医生。”

似曾听过的名字。“噢。我想莫瑞斯说起过你。”

“我们有一回在伦敦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哦是的，我想起来了。还有戴维斯。”

“是的。可怜的戴维斯。”停顿了一会儿，“我不知道，卡瑟尔夫人，我们是否可以谈谈。”

“我们现在正在谈，不是吗？”

“嗯，最好再直接一点，而不是在电话里。”

“我住得离伦敦很远。”

“我们可以派辆车，如果您用得着的话。”

“我们”，她寻思，“我们”。对于他而言，用以机构的口气说话是个失误。“我们”和“他们”是让人不安的措辞。是一种提示，令人不由得警觉起来。

那声音说：“我想这个星期如果您哪天能有空吃午饭的话……”

“我不知道行不行。”

“我想同您说说您丈夫的事。”

“是的。我猜到了。”

“我们都挺为莫瑞斯着急。”她感到一阵欣喜涌来，“我们”并没有将他抓到一个不为巴特勒所知的秘密地点。他远走高飞了——和他们之间隔着偌大一个欧洲。仿佛她也像莫瑞斯那样逃脱了——她已踏上了回家的路，那个家正是莫瑞斯的所在。她还是得保持小心，就像以前在约翰内斯堡那样。她说：“莫瑞斯不再管我了。我们分居了。”

“不管怎样，我估计，您还是想听到他的一些消息？”

这么说他们是有消息的。正如当年卡森告诉她的：“他正安全地待在马普托等着你。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弄出去。”如果他是自由的，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团聚。她意识到自己正对着电话微笑——感谢上帝，他们还没发明出可视电话，可尽管如此她还是收敛了笑容。她说：“恐怕我并不太在意他在哪里。你不能写信吗？我有个孩子要照顾。”

“嗯，不行，卡瑟尔夫人，有些事情是不能写的。如果明天我们能为您派辆车的话……”

“明天不可能。”

“那么星期四吧。”

她尽自己的胆量拖延着回答：“呃……”

“我们十一点派车接您。”

“可我不需要车。十一点十五分有一班火车。”

“那好吧，如果您能在一家餐厅与我会面的话，布鲁梅尔——在维多利亚附近。”

“哪条街？”

“这您可把我问住了。沃尔顿——威尔顿——没关系，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布鲁梅尔。那里很安静。”他又抚慰似的补充道，仿佛带着专业知识在推荐一家疗养院。萨拉飞快地在头脑里想象说话者的模样——温坡街[1]上那种很有自信的人物，胸口晃荡着单片眼镜，他只在开药方时才戴上，那是个信号——就像国王起身离座一样——表示病人该走了。

“星期四见。”他说。她甚至没有答话。她挂好听筒去找卡瑟尔夫人——她吃午饭又迟了，她也不在乎。她哼着一首卫理公会传教士教她的颂歌，卡瑟尔夫人惊讶地看着她。“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又是那个警察？”

“不。只是个医生。莫瑞斯的朋友。没什么问题。我星期四要去城里，就这么一回，您介意吗？我早上送萨姆去上学，他回来自己能认得路。”

“我当然不介意，可我在考虑再把波顿姆雷先生请来吃午饭。”

“哦，萨姆和波顿姆雷先生在一起会非常开心的。”

“你到城里时会去找律师吗？”

“我也许会。”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是换来她新得到的快乐的小小代价。

“你在哪儿吃午饭？”

“噢，我想我会找地方买个三明治。”

“真遗憾你选在了星期四。我已订好了一大块羊肉。不过”——卡瑟尔夫人在寻求将事情朝积极的方面转化——“如果你在哈罗兹吃饭的话，有一两样东西你可以替我带回来。”

那晚她躺在床上彻夜难眠。仿佛她得到了一本日历，而且现在可以开始将那些日子一个个勾掉了。和她说话的男子是敌人——她确信无疑——但他不是秘密警察，不是BOSS，她不会在布鲁梅尔被打掉牙齿或被打瞎一只眼睛：她没有理由恐惧。

3

然而当她在布鲁梅尔饭店那嵌满玻璃窗、闪烁着亮光的狭长餐厅的尽头认出来他时，她感到有些失望。他毕竟不是温坡街的医疗专家，而更像个老派的家庭医生，戴着镶银边的眼镜，挺着小小的圆肚皮，在他起身向她致意时那肚皮似乎就搁在桌上。他举着一份特大的菜单而非一张药方。他说：“我很高兴您有勇气来这里。”

“为什么要勇气？”

“呃，这是一个爱尔兰人喜欢放炸弹的地方。他们已经扔了一颗，但是跟德国的轰炸不同，他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炸两次。”他递给她菜单：她看见有一整页都是开胃菜。封面的肖像画上题着“食品单”，整个菜单就像卡瑟尔夫人的本地电话簿那么长。珀西瓦尔医生好意地说：“我劝您别点熏鳟鱼——这里总做得有点干。”

“我没多少胃口。”

“那就先开开胃吧，在我们考虑吃什么的时候，先来杯雪利？”

“我更想喝威士忌，如果你不介意。”当让她挑时，她说，“J. & B.。”

“你替我点吧。”她求珀西瓦尔医生道。这些前奏越早结束，她就越早能得到她怀着一种食物无法满足的饥渴在等待的消息。当他在做决定时她环顾着四周。墙上有一幅很光鲜同时也很让人怀疑的乔治·拜伦·布鲁梅尔[2]的画像——和印在菜单上的一样——装潢陈设趣味高雅，无可挑剔得令人生厌——不惜一切工本，不留任何诟病：寥寥数位食客都是男人，他们打扮得都一样，似乎都来自一个老派的音乐喜剧合唱团：黑头发，不长不短，深色西装及马甲。他们的餐桌都小心翼翼地彼此隔开，离珀西瓦尔医生最近的两张桌子都是空的——她不知道这是安排好的还是巧合。她第一次注意到所有的窗户都用铁丝围了起来。

“在这种地方，”珀西瓦尔医生说，“最好还是品味一些英国特色，我建议尝尝兰开夏火锅。”

“就听你的。”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除了吩咐侍者上酒水什么也没说。终于他将注意力连同他的镶银边眼镜转到了她这儿，并长嘘一口气，“好了，把这苦活儿完成了。现在就看他们的了。”他啜了一口雪利。“您这段时间肯定一直很焦急吧，卡瑟尔夫人。”他伸出一只手碰了碰她的胳膊，似乎他真是她的家庭医生。

“焦急？”

“一天过去，什么消息也得不到……”

“如果你是说莫瑞斯的话……”

“那会儿我们都很喜欢莫瑞斯。”

“你的口气好像他已经死了。用的是过去时。”

“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还是很喜欢他——不过他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一条恐怕很危险的路。我们都希望你别给卷进去。”

“我怎么会？我们已分居了。”

“哦是的，是的。当然该这么做。要是一起走就有点儿明显了。我想移民局还不至于那么笨。您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还有您的肤色……”他说，“当然我们知道他没有在家给您打电话，但要捎个信儿的话可以有很多办法——公用电话亭，找个中间人——我们没法监视他所有的朋友，即便我们都知道他们。”他将雪利酒推到一边以给火锅腾出地方。她开始觉得镇定了些，因为现在谈话的主题已明白无误地放在了桌上——就像这火锅。她说：“你觉得我也是个叛徒？”

“哦，在我们这种部门，你知道的，我们不用叛徒这种词。那是报纸用的。您是非洲人——我没有说南非人——您的孩子也是。这准是给了莫瑞斯很多影响。我这么说吧——他选择了另一种忠诚。”他尝了一口火锅，“当心点。”

“当心点？”

“我是说那胡萝卜烫得很。”如果这的确也是一种讯问的话，那它和约翰内斯堡或比勒陀利亚的秘密警察用的手段则完全不同。“我亲爱的，”他说，“当他真和您联络上后，您打算怎么做？”

她放弃了谨小慎微。假如她总这么小心，就会一无所获。她说：“我会照他告诉我的去做。”

珀西瓦尔医生说：“我很高兴您这么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交谈。当然我们已知道，我估计你也知道，他已安全抵达莫斯科。”

“感谢上帝。”

“嗯，我对上帝可没这么有把握，不过您肯定可以感谢克格勃。（人不可太教条——上帝和克格勃当然可能是一路的。）我猜想他迟早会让您去找他。”

“那我就去。”

“带着孩子？”

“当然。”

珀西瓦尔医生又埋头吃起了火锅。他显然是个喜好美食的人。在欣慰地得知莫瑞斯安然无恙后，她更无所顾忌了。她说：“你们阻止不了我。”

“哦，别那么肯定。您知道，我们办公室有您不少材料啊。您在南非时和一个叫卡森的人很要好。一个共产党特工。”

“我当然和他很好。我在帮助莫瑞斯——为你们工作，尽管那时我并不知情。他对我说是在写一本关于种族隔离的书。”

“而也许莫瑞斯那时候就在帮助卡森了。莫瑞斯现在在莫斯科。当然严格说来这并不归我们管，但MI5很可能觉得有必要调查您——深入调查。如果您愿意听一个老人的劝告的话——一个曾是莫瑞斯的朋友的老人……”

一段记忆闪现在她脑海里，一个拖沓着脚步的人，穿一件印着玩具熊的大衣，在寒冷的林子里和萨姆捉迷藏。“还有戴维斯，”她说，“你也曾是戴维斯的朋友，不是吗？”

一勺肉汤正要送进珀西瓦尔医生的嘴里时停了下来。

“是的。可怜的戴维斯。年纪轻轻就死了，真让人伤心。”

“我是不喝波尔图的。”萨拉说。

“我亲爱的姑娘，您说到哪儿去了？在做关于波尔图的决定之前先来点儿奶酪吧——他们的温斯利代干酪非常棒。我想说的只是不要意气用事。平心静气地和您婆婆，还有您的孩子待在乡下……”

“莫瑞斯的孩子。”

“也许吧。”

“你说也许是什么意思？”

“您遇见过科尼利厄斯·穆勒这个人，BOSS来的一个缺乏同情心的人。这叫什么名字嘛！他的印象是真正的父亲——我亲爱的，您得原谅我说话有些直白——我不愿意您犯和莫瑞斯一样的错误——”

“你说得并不直白。”

“穆勒相信孩子的父亲是您的一个族人。”

“噢，我知道他说的是谁——就算是对的，他也死了。”

“他没死。”

“他肯定死了。在一场骚乱中丧的命。”

“你看见他的遗体了吗？”

“没有，不过……”

“穆勒说他的确被关押在监狱里。给判了无期徒刑——穆勒说的。”

“我不相信。”

“穆勒说此人准备要求认这个儿子。”

“穆勒在撒谎。”

“是的，是的。很有可能。这个人也许不过是个小丑。我自己没有牵涉过法律方面的问题，不过我很怀疑他在我们的法庭上能指证什么。孩子在您的护照上吗？”

“不在。”

“他自己有护照吗？”

“没有。”

“那么您得申请一本护照才能带他离开这个国家。这意味着会有一大堆官僚主义的废话。办护照的人有时候会非常、非常拖拉。”

“你们真是浑蛋。你们杀了卡森。你们杀了戴维斯。而现在……”

“卡森死于肺炎。可怜的戴维斯——是肝硬化害了他。”

“穆勒说的是肺炎。你说的是肝硬化，而你现在又想要威胁我和萨姆。”

“不是威胁，我亲爱的，是忠告。”

“你的忠告……”

她得结束这场谈话。侍者已过来收拾盘子了。珀西瓦尔医生吃得很干净，但她的那份基本未动。

“要不要来份加丁香的老英格兰苹果馅饼和一点儿奶酪？”珀西瓦尔问，并像要诱惑她似的倾身向前，嗓门压得很低，仿佛他正在为他想尝的某些甜头报个价钱。

“不，不要。我什么也不想吃了。”

“哦，亲爱的，结账吧。”珀西瓦尔医生失望地吩咐侍者，侍者离去后他嗔怪她道：“卡瑟尔夫人，您不该生气。这里面没有任何个人因素。如果您生气了你肯定会做出错误决定。这就是一件关于箱子的事情。”他又讲开了那番道理，接着又停住，仿佛第一次发现这个比方也有不恰当的时候。

“萨姆是我的孩子，我愿意把他带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带到莫斯科，带到廷巴克图[3]，带到……”

“在有护照以前，您不能带萨姆。作为我，我会极力阻止MI5对您所采取的任何预防措施。如果他们得知您在申请护照……他们会知道……”

她走了出去，彻底挣脱了出去，把珀西瓦尔医生撇在那里等着账单。如果她再多待一会儿，她很难保证自己会不会拿起那把一直搁在盘子边上切奶酪用的刀。她曾见过一个如珀西瓦尔医生一样酒足饭饱的白人在约翰内斯堡的公共花园里被刺中。那似乎是如此轻而易举。到门口时她扭头看了看他。身后窗户上的铁格子使他看起来像坐在警察局里的桌前。显然他的目光一直在追随着她，现在他正举起一只食指对着她温和地摇晃着。可以理解为警告或提醒。她不在乎是哪个。

第二章

1

从这座灰色高楼的十三层的窗户向外望去，卡瑟尔可以看见大学上方的那颗红星。这景观中存在着某种美，正如在任何一座城市的夜空里一样。只是白天的景致很单调。他们对他讲得很清楚，他能住上这套公寓是万分幸运的，尤其是伊万总爱对他指出这一点。伊万在布拉格的机场迎接了他，并陪他到伊尔库茨克附近某个名字很难发音的地方汇报了情况。公寓包括两间房间、厨房以及个人淋浴间，本属于另一个同志，他就在快要完成装修之前死了。按规定空房间只能有取暖器——其他一切甚至包括抽水马桶都要自己买。那可不容易，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卡瑟尔有时很想知道那位同志是否就是为这个死的，为采购而疲于奔命：绿色的柳条扶手椅，像木板一样硬的棕色沙发，也没有垫子，桌子的色泽如同被浇了一层肉汁。电视机为最新出产的黑白型号，是政府赠送的。他们第一次参观这公寓时伊万已向他仔细解释了。他那口气像在暗示他个人对这份馈赠是否值得表示怀疑。在卡瑟尔看来，伊万跟在伦敦时一样不讨人喜欢。或许他怨恨自己被召回，并迁怒于卡瑟尔。

公寓里最值钱的物件似乎是电话。话机上蒙着灰，且没有连线，但不管怎样还象征着价值。会有一天，也许快了，它将投入使用。他会用这个和萨拉通话——听到她的声音对他而言意味着一切，无论他们得为那些听者上演一出怎样的喜剧，而且肯定会有听者。听到她的声音会使这漫长的等待好受些。有一次，他向伊万提了这事。他注意到伊万喜欢到室外说话，哪怕在最寒冷的天里。伊万的工作还包括带他参观这座城市，于是他借此机会在那宏大的GUM国营百货商店外面走了走（在那里他感觉简直像回家了一样，因为它使他想起了曾看过的水晶宫的照片）。他问：“你觉得有可能将我的电话线接上吗？”他们去GUM给卡瑟尔找一件毛领大衣——气温是二十三华氏度。

“我会去问问，”伊万说，“不过眼下我估计他们还是要把你藏着。”

“这个过程很长吗？”

“贝拉米当时就是这样，但你的情况没那么重要。我们从你这儿得不到多少宣传效用。”

“贝拉米是谁？”

“你应该记得贝拉米的。英国议会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在西柏林。那都是些幌子，是吗，就像美国的‘和平队’？”

卡瑟尔犯不着去否认——这不关他的事。

“哦对的，我想起来了。”事发时他正处于极度焦急之中，正在马普托等待萨拉的消息，他也记不得贝拉米叛变的详情。为什么会有人从英国议会叛变，这样的变节让什么人得益或受损？他问：“他还活着吗？”似乎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为什么不活着？”

“他在做什么呢？”

“他由我们的感激养活着。”伊万又补充说，“你也一样。哦，我们还为他杜撰了一份工作。他是我们出版部门的顾问。他在郊区还有一座‘达恰’[4]。比他在祖国拿养老金的日子好过。我估计他们对你的待遇也一样。”

“在乡下的‘达恰’里读书？”

“是的。”

“我们这种人多吗——我的意思是由你们的感激养活的？”

“我知道的至少有六个。包括克雷科斯尚克和贝茨——你会记起他们的——他们都来自你的那个部门。我估计你会在阿格拉维撞见他们，那是我们这里的乔治风格餐馆——他们说那儿的酒很不错——我是吃不起的——你还会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见他们，等到他们不用受掩护了。”

他们走过列宁图书馆——“你在那儿也能找到他们。”他又不无怨恨地加了一句，“在那里读英文报纸。”

伊万给他找了一个健硕敦实的中年妇女做日杂工，同时也帮他学点俄语。她给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标出了俄语名称，并用一根粗钝的手指一样样点着，还特别挑剔他的发音。她尽管要比卡瑟尔小好几岁，但像对孩子似的待他，说话时带着劝告性的严厉，而当他被训练得有起色了，其口气又软化成母亲般的慈爱。当伊万有事脱不开身时她就将训练课程的内容扩大，带他去中央市场买菜，去坐地铁。（她在字条上记数字，向他解释食品价格和乘车费用。）过了段时间他开始给他看她家人的照片——她丈夫，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是在公园里照的，脑袋后面是用纸板做的克里姆林宫的轮廓。他的制服穿戴得并不整齐（看得出他还没习惯），他充满柔情地冲相机笑着——也许她正站在摄影师身旁。他是在斯大林格勒牺牲的，她告诉他。作为回报他拿出了萨拉和萨姆的相片，他没有向霍利迪先生坦白藏在鞋子里的这点秘密。她对他们是黑皮肤表示了吃惊，之后的一段时间她对他还疏远些——并非她因失落而感到震惊，而是他打破了她的秩序感。在这一点上她很像他母亲。过了几天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但就在这为数不多的几天里他感受到双重的流放，而他对萨拉的思念也就格外强烈。

现在他已来莫斯科两个星期了，他用伊万给的钱为公寓添了几样东西。他甚至还找到了莎士比亚剧本的英语教学版，两本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和《艰难时世》，以及《汤姆·琼斯》和《鲁滨孙漂流记》。侧街上的雪已齐脚踝深，他越来越不想跟伊万去观光，连跟安娜（她名叫安娜）出去进行学习性的游玩也没了兴致。到了晚上他就热一些汤，蜷坐于取暖器旁边，守着肘边覆满灰尘、没有连接的电话机，读着《鲁滨孙漂流记》。有时候他仿佛能听见鲁滨孙自己在说话，像是录在磁带上的：“我把我的际遇写下来，并非为了传给我的后人，因为我可能不会有后代，而是为了把日日困扰我精神的思绪释放出来。”

鲁滨孙将他境遇中的慰藉和痛苦归为“善”的和“恶”的，在“恶”的标题下他写道：“我根本没有可以晤谈的灵魂，或解救我自己的灵魂。”在与之相对的“善”下他记下了“那么多必要的东西”，那是他从船的残骸上弄到的，“不是可以满足我需求的物品，就是使我能够在有生之年自给自足的东西。”嗯，他有了绿色柳条扶手椅，肉汤色的桌子，硬邦邦的沙发，还有正给着他热力的取暖器。如果萨拉在的话这些就足够了——她以前能适应糟糕得多的条件，他还记得约翰内斯堡穷人区那些外形可疑但没有种族隔离禁令的旅馆及其阴暗的房间，他们有时只好到那里去幽会、做爱。他特别记得一间没有任何家具的屋子，而他们在地板上也自得其乐。第二天当伊万又假惺惺地提到“感激”时，他勃然发作道：“你们管这个也叫感激。”

“不是很多人自己过日子时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厨房和淋浴间的……还有两间房间呢。”

“我并不是抱怨这个。但他们向我保证过不会只让我一人在这儿。他们答应过我的妻子和孩子随后就到。”

他强烈的怒火也使伊万不能再心安理得了。伊万说：“这需要时间。”

“我连份工作也没有，靠施舍过活，这就是你们该死的社会主义？”

“安静，安静。”伊万说，“再等一段时间，等他们不用掩护你之后……”

卡瑟尔几乎要动手揍伊万了，他看得出伊万也明白这一点。伊万咕哝着什么，沿着水泥楼梯退了回去。

2

或许有麦克风将这场争吵传递给了上一级部门，还是伊万做了汇报？卡瑟尔不可能知道，但不管怎样他的怒气奏效了。对他的掩护可以撤除了，而且他后来还意识到，连伊万也不见了。就像当时伊万被调离伦敦一样，因为他们认为伊万的脾性不适于掌控卡瑟尔，于是现在他就再出来露一次面——还算比较收敛的一次——然后便永远销声匿迹了。也许他们有一个控制组，就像在伦敦时他们有秘书组一样，伊万退回到了组里。这个行业里不大可能会有人遭解雇的，以免机密泄露。

伊万的谢幕演出是在一幢楼里充当译员，楼房离卢比扬卡监狱不远，同卡瑟尔走路经过时他曾自豪地向卡瑟尔指点过。早上卡瑟尔问他们去哪儿，他避实就虚地答道：“他们已决定分派你工作了。”

他们等待的屋子里排列着装帧简陋的书。卡瑟尔能读出其中有斯大林、列宁、马克思的俄文版著作——他很高兴地想到自己开始能认得印刷体的字了。一张大书桌上放着一本豪华牛皮封面的吸墨水纸，还有一尊骑士铜像，既大又沉，不像是用来作镇纸的——可能就是装饰品。书桌之后的门里出来一个上了岁数的矮胖男人，留着蓬乱的灰发和被香烟熏得焦黄的老式八字胡。他身后跟着一位穿着得体、手捧卷宗的年轻人。他好比教堂里的助手，正侍奉着一位他所信赖的祭司，而那位老者尽管唇须浓密，和善的笑容以及伸出的似要祝福的手里却不乏某种祭司的气度。他们三人之间交换了许多谈话——问题及回答，然后伊万开始了翻译。他说：“这位同志想让你知道你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评价。他要你明白，正是你工作的这种重要性使我们认识到在高层次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两个星期你都处于被隔绝的状态。这位同志急切地请你不要误解为那是对你缺乏信任。我们希望能在恰当的时候向西方媒体披露你在这儿。”

卡瑟尔说：“现在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我还能在哪儿呢？”伊万翻译过去，那老者做了回答，而年轻的助手闻声微笑起来，同时目光低垂。

“这位同志说了，‘心里有数不等于公开发布’。只有当你正式现身于此时新闻机构才能发布。审查制度会监控的。我们很快会安排一场记者招待会，然后我们会让你知道该对记者说什么。也许我们会事先演练一下。”

“告诉这位同志，”卡瑟尔说，“我想挣得我在这里的居留权。”

“这位同志说你已经挣得多次了。”

“既然这样，我期望他能履行他们在伦敦许下的诺言。”

“是什么？”

“我被告知，我的妻子和儿子会随我来这里。告诉他，伊万，我孤独极了。告诉他，我想使用我的电话。我想给妻子打电话，仅此而已，不是英国使馆或什么记者。如果不用掩护我了，就让我和她通话吧。”

这一回合的翻译花费了很长时间。他明白翻译总是比原文要长，但这次长得超过限度了。甚至连那助手似乎也插了一两句。那位重要的同志几乎懒得说话——他仍面目慈祥得像个主教。

伊万最终转向卡瑟尔。他脸上挂着其他人看不到的愠怒。他说：“他们殷切希望你能与负责非洲内容的出版部门进行合作。”他朝那位助手的方向点点头，后者堆出一个鼓励的微笑，那笑容像和他的上司出自同一个石膏模子。“这位同志说他很想请你做他们关于非洲文学的首席顾问。他说非洲小说家非常多，他们想择其最有价值的予以引进翻译，当然最好的小说家（由你挑选）将受到‘作家协会’的邀请访问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他们很乐意提供给你。”

那老者向那几排书架挥了挥手，似乎在邀请斯大林、列宁和马克思——对了，还有恩格斯——来欢迎他将挑出的小说家们。

卡瑟尔说：“他们没有回答我。我想要我的妻子和儿子来陪我。他们允诺的。鲍里斯允诺的。”

伊万说：“我不想翻译你说的。所有那些事都归另一部门管。把事情弄混淆是严重的错误。他们给你提供……”

“告诉他们，在我跟妻子通话之前我不想讨论任何事情。”

伊万耸耸肩膀，说了起来。这回翻译并不比原文长多少——一句生硬、恼怒的话。而老同志的评论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如同一本编辑得过了头的书的脚注。为了显示毅然决然，卡瑟尔转过身看着窗外街道边水泥墙之间的一条窄沟，他看不到埋在雪里的墙头，雪水流进沟里，仿佛出自一只硕大的、取之不竭的水桶。这不是他童年记忆中的与雪球、童话及雪橇比赛联系在一起的雪。这是无情的、无边的、无赦的雪，让人想起世界末日的雪。

伊万气急败坏地说：“现在我们走。”

“他们说什么了？”

“我不懂他们干吗要这样对你。我知道你从伦敦给我们搞来了什么破烂货。走。”那老同志伸出一只恭敬的手；年轻人则显得有些不安。室外，被雪埋没的街道是如此沉寂，卡瑟尔竟踌躇着要不要将其打破。两个人快步走着，如同两个秘密的敌手，准备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来个最后的了结。终于卡瑟尔对这种不确定性忍无可忍了，说道：“呃，谈话的结果是什么？”

伊万说：“他们说我对你处置不当。他们把我从伦敦调回来也这样说。‘多学点心理学啊，同志，多学点心理学。’我要是像你这样的叛徒，日子会过得好得多。”幸运之神将他们送进了一辆出租车，一坐进去他便投入了受了伤的沉默之中。（卡瑟尔已经注意到在出租车里人们是绝不开口说话的。）在公寓的门口伊万勉强透露了卡瑟尔想要的情况。

“哦，那份工作将会给你留着。你什么也不用怕。那位同志对你深表同情。他会对其他人谈关于你的电话和妻子的事情。他恳求你——恳求，这是他的原话——稍微再耐心一点。他说你很快会得到消息。他理解——理解，你听清了——你的焦虑。我一点儿都不明白。我的心理学显然很糟糕。”

他撇下卡瑟尔独自站在入口处，大踏步地走进雪地里，并永远地消失在了卡瑟尔的视线中。

3

第二天晚上，当卡瑟尔挨着取暖器读《鲁滨孙漂流记》时，有人敲他的房门（电铃是坏的）。多年养成的不信任感使他在开门前不由自主地喊道：“哪一位？”

“我名叫贝拉米。”一个尖锐的嗓音答道，卡瑟尔打开了门。一个身材矮小、皮肤灰白的男子，穿灰色毛皮大衣，戴灰色羔皮帽，神情羞涩而胆怯地走进来。他就像在舞剧中扮演一只老鼠的喜剧演员，期待着小朋友们的掌声。他说：“我住得很近，所以我想该鼓起勇气来登门拜访。”他看了看卡瑟尔手里的书。“哎呀，我打扰你看书了。”

“不过是《鲁滨孙漂流记》。我有的是时间读。”

“啊呵，是伟大的丹尼尔[5]。他是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中的一员？”

“嗯，笛福恐怕还不只是MI5之类的人呢。”他去掉了灰色的毛皮手套，凑近取暖器，并环顾四周。他说：“看得出你还处于白手起家的阶段。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会儿我根本不懂到哪里买东西，直到克雷科斯尚克带我四处去转了转。之后，呃，我又领着贝茨跑。你还没见着他们？”

“没有。”

“我不明白他们怎么没来。你已经解密了，我还听说你随时准备要开记者招待会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从一个俄国朋友那里。”贝拉米略带紧张地呵呵笑着说。他从毛皮大衣口袋深处掏出半瓶威士忌。“一份小小的cadeau[6]，”他说，“送给新来的人。”

“你真太好了。快请坐。椅子比沙发更舒服。”

“如果可以的话，我先把衣服解密了——解密，真是个好词。”这个过程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有很多的扣子。当他在绿色柳条椅子里坐下时他又呵呵地笑起来。“你的俄国朋友怎样？”

“不是很友好。”

“那就不要他了。别跟他啰唆。他们很希望我们过得快活。”

“我怎么能不要他？”

“你就让他们明白他跟你合不来。随便漏一句口风给那些小小的玩意儿，我们此时大概正对着其中一个说话呢。你知道吗，我刚来时，他们把我托付给了——你怎么也猜不着的——‘作家协会’的一位中年女士。因为我是英国议员，我猜。嗯，我很快就懂得如何处理那种情况了。只要是克雷科斯尚克和我在一起，我就轻蔑地称她为‘我的女家庭教师’，她没待多少时间就走了。她是在贝茨来之前走的——我这么说笑很不对——贝茨娶了她。”

“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是说他们为什么要你来这里。我是在事发以后从英国出走的。我没见过报纸的报道。”

“我亲爱的，报纸吗——它们非常讨厌。一致声讨我。我后来在列宁图书馆读到的。你看了会真以为我是什么玛塔·哈利[7]了。”

“可你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吗——在英国议会？”

“哦，你要知道我有个德国朋友，当时他手下有不少特工在东方。他绝想不到小小的我正监视着他并做着记录——然后这个傻乎乎的家伙被一个该死的女人勾引上了。他罪有应得。他本人是安全的，我永远不会去做危及他自身的事情，可他的特工……当然他猜到是谁出卖了他。嗯，我承认我没有给他的推测增加难度。可我得立刻出逃，因为他为了我的事去了大使馆。当我把边防检查站的家伙甩在身后时真是开心极了。”

“你在这儿很快乐吗？”

“哦，是的。对我而言快乐取决于人而非地方，我现在有个非常好的朋友。当然这是不合法的，不过在这种部门里总可以搞出例外来，他还是个克格勃的军官呢。当然啦，可怜的小伙子，他有时就没法忠于职守了，不过这和我德国朋友的情况还很不同——这不是爱情。有时候我们对此还调笑一番。如果你孤独的话，他认识很多姑娘……”

“我不孤独。只要还有书看。”

“我会带你去个小地方，你能私下买到英文平装书。”

他们喝完半瓶威士忌时已是半夜，于是贝拉米便告辞了。他费了不少工夫才钻回他的毛皮大衣里，并且不停地唠叨着。“哪天你得见见克雷科斯尚克——我会告诉他我见过你了——当然还有贝茨，不过这意味着还要见到那位‘作家协会’的贝茨夫人。”他让手足够暖和了再戴上手套。他有一副安乐自在的神气，尽管“开始的时候有点儿难过，”他承认道，“我感到相当失落，直到我找到了我的朋友——就像斯温伯恩[8]作品里的那段合唱词，‘陌生的面容，无言的守夜，以及’——怎么说来着？——‘所有的苦痛’。我以前做过关于斯温伯恩的演讲——一位被低估的诗人。”到了门口他说，“等春天来了，你得过来看看我的‘达恰’……”

4

过了些日子，卡瑟尔发现自己甚至想念起伊万了。他想念还有某个人可以厌恶的时候——他无法毫无理由地去厌恶安娜，后者现在似乎已意识到了他前所未有的孤单。她早上待的时间略微长了些，并用她那像教鞭似的手指要他用心记更多的俄语名词。她对他的发音要求也更加苛刻：她开始在他的词汇里添加动词，从单词“跑”开始，并做着跑的动作，将肘部和膝部都提起来。她肯定从什么地方领取了工资，因为他什么也不用付她；实际上伊万在他刚来时给的一小笔卢布已经用了不少。

什么都不挣也成了他这孤立隔绝生活的一种痛苦。他甚至开始渴望有一张书桌，可以让他坐下来研究一下非洲作家的名单——这也许能使他暂时不去想萨拉现在怎样了。她为什么还没有带着萨姆随他过来？他们为履约正在采取什么行动？

在一天晚上的九点三十二分，他读到了鲁滨孙苦难的终结——他觉得自己现在有些像鲁滨孙。“这样，根据船上的日历，我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离开了这个海岛。我一共在岛上住了二十八年两个月零十九天……”他走到窗口：此时雪没有下，他可以清晰地看见大学上方的那颗红星，甚至在这个时刻还有妇女在上班扫雪：从上面看她们就像巨型海龟。有人在按门铃——随他去，他不开，很可能就是贝拉米，要不是他更不欢迎的人物，那个不认识的克雷科斯尚克或者那个不认识的贝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忘记，门铃是坏的。他转过身惊讶地盯着电话机。是电话在响。

他提起听筒，一个声音在用俄语对他说话。他一句也听不懂。然后什么也没了——只剩下尖厉的拨号音——可他仍然将听筒贴着耳朵，愚蠢地等着。也许是接线员让他等着。或者是告诉他——“挂好电话。我们将再打给您”？也许是有电话要从英国打来了。他不情愿地将听筒放归原处，坐在电话旁守着，等待它再次响起。他已被“解密”了，现在看来他已被“连接”上了。只要他跟安娜学会了正确的语句，他就可以与外界“联络”了——他连如何打给接线员都不会。屋里没有电话簿——他两周前就找过。

可接线员准是对他说了什么。他肯定随时会有电话来找他。他在电话旁睡着并梦见了十几年未梦见的结发妻子。在梦里他们吵了架，这是生活中从未有过的。

安娜早上发现他还睡在绿柳条椅里。当她叫醒他时他对她说：“安娜，电话接通了。”可由于她听不懂，他就朝着电话挥了挥，并说“丁零丁零”。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嘴里竟吐出这么幼稚的声音，他俩都被这种荒谬的场面逗得呵呵大笑起来。他拿出萨拉的相片并指指电话机，她点点头，微笑着以示鼓励。他想，她会和萨拉处得来的，她会告诉她在哪儿买东西，她会教她俄语单词，她会喜欢萨姆的。

5

当天晚些时候电话响起时，他感到肯定是萨拉——准是有人在伦敦将号码传递给了她，也许是鲍里斯。他接电话时嘴巴干燥得几乎说不出那句“您是谁？”

“鲍里斯。”

“你在哪儿？”

“就在莫斯科。

“你见着萨拉了吗？”

“我和她说过话。”

“她好吗？”

“是的，是的，她很好。”

“还有萨姆呢？”

“他也很好。”

“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里？”

“我正要和你说这个。待在家里，拜托。别出去。我现在就过来。”

“可我什么时候能看到他们？”

“那就是我们要谈的。有些困难。”

“什么困难？”

“等我见到你再说。”

他无法静静地坐等：他抓起一本书又放下：他走进厨房，安娜正在做汤。她说“丁零丁零”，可这不再好笑了。他回到窗口——又下雪了。当敲门声响起时他感到已过了好几个钟头。

鲍里斯递过来一只装免税商品的塑料包。他说：“萨拉叫我给你捎J. & B.来。一瓶是她送的，一瓶是萨姆的。”

卡瑟尔说：“困难在哪里？”

“等我把外衣脱了。”

“你真看见她了？”

“我在电话里和她谈的。在电话亭里。她和你母亲住在乡下。”

“我知道。”

“我要是去那儿拜访她的话，会有点儿显眼。”

“那你怎么知道她很好？”

“她告诉我的。”

“她的声音听起来好吗？”

“是的，是的，莫瑞斯。我敢肯定……”

“困难在哪里？你把我弄出来了。”

“那是很简单的事。一本假护照，盲人障眼法，还有法航的空姐在领你过境时我们在移民事务处安排的一点小麻烦。一个很像你的人。准备去布拉格。他的护照上面有些乱……”

“你还没跟我说困难在哪儿。”

“我们一直设想在你安全抵达后，他们无法阻止萨拉和你团聚。”

“他们阻止不了。”

“萨姆没有护照。你当时应该将他放在他母亲的护照上。显然这可能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弄。还有一件事——你们的人暗示，如果萨拉企图离开，她也许会因同谋而被捕。她是卡森的朋友，她在约翰内斯堡时是你的特工……我亲爱的莫瑞斯，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们答应过的。”

“我知道我们答应过。诚心诚意地。如果她可以把孩子丢下的话，仍有可能将她偷偷弄出来，可她说她不能这样。他在学校里过得不开心。他和你母亲处得也不开心。”

那只免税商品包还搁在桌上等候着。威士忌总是有的——医治绝望的药。卡瑟尔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出来？我并没有处于刻不容缓的危急中。我以为我很危险，可你们应该知道……”

“你发出了紧急信号。我们应答了。”

卡瑟尔撕掉塑料包，打开威士忌，那J. & B.标签像一段哀伤的回忆刺痛了他。他倒了足足两倍分量。“我没有苏打。”

“没关系。”

卡瑟尔说：“坐吧。沙发硬得像学校的板凳。”他喝了一口。就连J. & B.的芬芳也刺痛着他。但愿鲍里斯给他买的是其他品牌的威士忌——海格、白马、Vat69、格兰氏——他默念着那些对他而言毫无意义的品牌名，以让他的脑子处于空白状态，以在J. & B.起作用之前先稳住他的绝望——乔尼·沃克、安妮女王、教师牌。鲍里斯误解了他的沉默。他说：“你不用太操心麦克风。在莫斯科这儿，可以说我们处于暴风中心，反倒是安全的。”他又补充道：“对我们来说把你弄出来非常重要。”

“为什么？穆勒的便条安全地掌握在老霍利迪手上。”

“你一直不明白真相，对吧？你传给我们的那些经济情报本身是毫无价值的。”

“那为什么……？”

“我知道我没说清楚。我不是很喝得惯威士忌。我试试看来解释一下。你们的人以为他们安插了一个特工，就在莫斯科。但实际上他处于我们的掌控之中。他把你给我们的送还给了他们。你的报告使你们的机构对他信以为真，他们可以核对你的报告，而他还一直向他们传递着我们想让他们相信的其他情报。这才是你的报告的真正价值。一个不错的欺骗手段。可然后穆勒及‘瑞摩斯大叔’出现了。我们决定击败‘瑞摩斯大叔’的最好办法是公之于众——我们不能在这样做的同时还把你留在伦敦。你必须是我们的消息来源——你带去了穆勒的便条。”

“他们还将明白我还带去了情报泄露的新闻。”

“完全正确。这场游戏我们不能再玩下去了。他们在莫斯科的特工将消失在一片深不可测的沉默中。或许再过几个月你们的人会得到一次秘密审判的传言。这将更使他们确信所有他提供的情报都是真的。”

“我以为我只是在帮助萨拉的族人。”

“你做了更了不起的事。明天你将会见新闻界。”

“我会拒绝说话的，除非你们把萨拉带过来……”

“没有你我们照样开，不过以后你就别指望我们解决萨拉的问题了。我们很感谢你，莫瑞斯，不过感激就如同爱，需要经常更新，否则很容易就淡漠了。”

“你现在说话就和伊万以前那样。”

“不，不像伊万。我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一直是你的朋友。一个人在一个新的国度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是特别需要朋友的。”

此时友谊的表示听起来像是威胁或警告。那天晚上在沃特福德徒劳地寻找那幢墙上挂贝利兹培训宣传画的破旧屋子的情形又重现了。对于他，在二十多岁加入这个部门后，他便一辈子都得三缄其口。就像特拉普派[9]的教徒，他选择了沉默的职业，现在他认识到这是个错误，但已太迟了。

“再喝一杯，莫瑞斯。情况还不至于很糟。你只是得耐心，仅此而已。”

卡瑟尔喝了起来。

第三章

1

医生证实了萨拉对萨姆的担心，但第一个认识到其咳嗽性质的是卡瑟尔夫人。老人是不需要医学训练的——他们似乎积累了一生的诊断经验而不是六年的强化训练。医生不过是一种法定需求——在她的处方下面签上他的名字。他是一个极其敬重卡瑟尔夫人的年轻人，仿佛她是一位德高望重、可让他受益匪浅的专家。他问萨拉：“你们那里患百日咳的孩子多吗——我是说在老家。”他说的老家显然是指的非洲。

“我不知道。危险吗？”她问。

“不危险。”他又补充说，“但需要相当长的隔离期。”——一句并不让人宽慰的话。莫瑞斯不在时要掩饰自己的焦急就更加困难，因为没有人与她分忧。卡瑟尔夫人相当镇静——尽管日常起居被打破使她感到有些不快。显然她在想，如果不是那场愚蠢的争吵，萨姆也许远在伯克翰斯德养病，而她则可以在电话里给予必要的建议。她走出房间，用一只枯叶般苍老的手朝萨姆的方向抛了一个吻，便下楼看电视了。

“我不能回家病吗？”萨姆问。

“不能。你得待在这儿。”

“我真希望布勒能在这儿听我说话。”他想念布勒更甚于莫瑞斯。

“我给你读书好吗？”

“好的，请读吧。”

“然后你就得睡了。”

她在匆忙离家时随便拿了几册书，其中有萨姆一直称作“花园”的那本。他对这书的喜爱要远甚于她——她记忆中的童年里没有花园：灼热的日光从波纹铁皮屋顶反射到一片烤得硬邦邦的黏土操场上，即便卫理公会教徒在的时候也没有植草。她翻开书。楼下电视机里的声音在不停地咕哝着什么。即使隔了这么远也不会与真人说话声相混淆——那是一种如沙丁鱼罐头般的声音。包裹住的声音。

甚至在她翻开书之前，萨姆便已睡着了，一条手臂伸在床外，那是他习惯让布勒去舔的。她想：哦是的，我爱他，当然爱他，可他就像秘密警察的手铐困住了我的手腕。要过几个星期她才能解脱，可即便在那时……她的思绪又回到布鲁梅尔那闪闪发光、用金钱堆砌起的餐厅装饰，还有她回眸再看时珀西瓦尔医生举起的警告她的手指。她想：也许连这病也是他们一手安排的？

她轻轻掩上门朝楼下走去。那罐头包裹着的声音戛然而止，卡瑟尔夫人站在楼梯最下面等她。

“我没听到新闻，”萨拉说，“他要我给他读书，可他现在已睡着了。”卡瑟尔夫人恼怒的目光无视她的存在，仿佛她看到的只是什么骇人听闻的场面。

“莫瑞斯在莫斯科。”卡瑟尔夫人说。

“是的，我知道。”

“他刚才就在电视上，围了好些记者。为自己辩解着。他胆子真不小，厚颜无耻……这就是你跟他吵架的原因？哦，你离开他是对的。”

“那不是吵架的原因。”萨拉说，“我们只是假装吵。他不想让我卷进去。”

“你卷进去了吗？”

“没有。”

“感谢上帝。我可不想把你连同生病的孩子赶走。”

“如果你事先知道的话，会把莫瑞斯赶走吗？”

“不会。我会尽量稳住他，以便向警方报告。”她转身走回客厅——她径直走着，像个盲人，直到被电视机绊住。她真和盲人没什么两样，萨拉看得出来——她闭着眼睛。她将手放在卡瑟尔夫人的胳膊上。

“坐下吧。让你受惊了。”

卡瑟尔夫人睁开眼睛。萨拉本期望看见她老泪纵横，可她的眼睛是干的，冰冷而无情。“莫瑞斯是个叛徒。”卡瑟尔夫人说。

“尽量去理解他，卡瑟尔夫人。是我的错。不是莫瑞斯的。”

“你说你没有卷进去。”

“他在试图帮助我的族人。如果他不爱我和萨姆的话……那是他救我们而付出的代价。你在英国无法想象他把我们从怎样的恐怖中拯救出来的。”

“叛徒！”

她无法面对这样的喋喋不休而保持冷静。“好吧——算是叛徒。背叛了谁？背叛了穆勒及其同伙？背叛了秘密警察？”

“我不知道穆勒是谁。他是他国家的叛徒。”

“哦，他的国家，”她对这些使人轻易做出判断的陈词滥调感到绝望，“他曾说过我就是他的国家——还有萨姆。”

“我很高兴他父亲已去世。”

又是一句陈词滥调。也许在危机之中人就喜欢抓住那些旧东西，如同孩子抓住父母一般。

“也许他父亲能比你更理解他。”

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争吵，就像最后那个晚上和莫瑞斯的争吵一样。她说：“我很抱歉。我不是有意这么说的。”她很乐意缴械投降以换取一些安宁，“等萨姆一好转我就尽快离开。”

“去哪儿？”

“去莫斯科。如果他们允许我去的话。”

“你不能带萨姆。萨姆是我的孙子，我是他的监护人。”卡瑟尔夫人说。

“除非莫瑞斯和我死了。”

“萨姆是英国公民。我会让他受到大法官的看护[10]。我明天就去见我的律师。”

萨拉完全不清楚“受大法官看护”是什么概念。她猜测这又是一个连那位在公用电话亭与她通话的人也没有考虑到的障碍。那个人的声音在电话里做了道歉：那个声音正像珀西瓦尔医生一样称自己是莫瑞斯的朋友，可她更信任他，尽管其措辞谨慎、含糊，还有某种异国腔调。

那声音道歉说，她尚不能去和她的丈夫会合。假如她独自一人走，那简直立刻就可以安排——孩子使她几乎不可能通过检查，无论他们能搞到什么有效护照。

她用绝望而决然的语调告诉他“我不能单独留下萨姆”，而那声音又安慰她，“到时候”会给萨姆想出个办法，如果她愿意信赖他的话。那人开始小心翼翼地暗示他们可以在什么时间如何会面，只带手提箱——一件暖和的外衣——她缺的一切都可以在那头买到——可是，“不，”她说，“不，我不能撇下萨姆”，她便挂了电话。此时他又病了，还有那个神秘的词一直纠缠着她进了卧室，“受大法官看护”。听起来像是在医院病房里。孩子也会被强制住院，就像被强制上学读书吗？

2

没有人可以询问。在整个英国她只认得卡瑟尔夫人、肉店老板、蔬菜水果店老板、图书馆管理员以及小学的女校长——当然还有波顿姆雷先生，他不时地在门口，在高街甚至在电话里冒出来。他在非洲传教待了那么多年，也许他与她相处才真正觉得自在。他非常和善，非常好奇，还很会掉书袋。她想知道如果她请求他帮助逃出英国他会说什么。

记者招待会后的早上，珀西瓦尔医生为了一个很奇怪的理由打来电话。显然是有笔钱要付给莫瑞斯，他们想要他的银行账号以将钱存进去：在一些小事上他们诚实得令人觉得他们多虑了，不过之后她想，是否他们害怕经济拮据会逼得她做出过激之举。也许是让她安分守己的一种贿赂。珀西瓦尔医生仍旧以家庭医生的口吻对她说：“我很高兴您能明智行事，我亲爱的。要继续保持明智。”就好比他建议“继续服用抗生素”一般。

到了晚上七点，萨姆仍在睡觉，卡瑟尔夫人在自己房间里为晚饭而进行她所谓的“整理”，此时电话响了。这个钟点打来的很可能是波顿姆雷先生，但却是莫瑞斯。线路是那么清晰，似乎他就在隔壁屋里说话。她吃惊地说：“莫瑞斯，你在哪儿？”

“你知道我在哪儿。我爱你，萨拉。”

“我爱你，莫瑞斯。”

他解释说：“我们得说得很快，谁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切断线路。萨姆怎样？”

“有些不舒服。不严重。”

“鲍里斯说他很好。”

“我没有告诉他。只不过是另一个难关。有这么多的难关呢。”

“是的。我知道。告诉萨姆我爱他。”

“当然，我会的。”

“我们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他们总会在听的。”

停顿了一会儿。她想他走开去了，或是线路被切断了。然后他说：“我非常想念你，萨拉。”

“哦，我也是。我也是，可我没法丢下萨姆。”

“当然没法丢下。我能理解。”

冲动之下，她说了一句她立刻就感到后悔的话：“等他再大一点……”听起来似乎是遥远未来的承诺，那时他俩都已老了。“耐心点儿吧。”

“是的——鲍里斯也这样说。我会耐心的。妈妈怎样？”

“我不大想谈她。说说我们自己吧。告诉我你怎样。”

“噢，所有人都很和气。他们给了我份工作。他们对我很感谢。超过了我想得到的。”他又说了什么，她没听清，因为线路发出噼啪的响声——关于钢笔还有夹巧克力圆面包的。“我妈妈并没有大错特错。”

她问：“你有朋友吗？”

“哦，是的，我并不孤单，别担心，萨拉。这儿有个英国人曾是英国议员。他已邀请我等春天来了去他的‘达恰’。等春天来了。”他用一种她简直辨认不出的声音重复道——一个已无法确定还能等到春天的老人。

她说：“莫瑞斯，莫瑞斯，请保持希望。”可是在随之而来的一片难以撕破的沉寂中，她意识到通往莫斯科的线路断绝了。

[1]　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道，也是英国皇家医学会所在地。

[2]　布鲁梅尔（George Bryan Brummell， 1778—1840）， 19世纪英国有名的纨绔子弟，因其服饰叛逆奇特而成为当时流行服装的代表，他本人也成为“花花公子”的代名词。

[3]　西非马里共和国历史名城，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

[4]　Dacha，俄罗斯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在郊外用于度假和居住用的别墅。

[5]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鲁滨孙漂流记》作者。

[6]　法语，意为“礼物”。

[7]　玛塔·哈利（Mata Hari， 1876—1917），荷兰著名女间谍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活跃于巴黎社交界，1917年被法国以间谍罪处死。英法报刊常以Mata Hari的名字加诸间谍疑犯。

[8]　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英国诗人和批评家。

[9]　天主教西多会中的教派，强调缄口苦修。

[10]　Ward in Chancery，专用法律术语，其中“Ward”亦有病房之意，故有下文。

悲伤之人是他所有笑话的笑柄。

——乔治·赫伯特[1]

[1]　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 1593—1633)，英国诗人、牧师，此句出自其诗歌The Church Porch。——编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目录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伦敦现场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伦敦现场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部

第一章

第二章

伦敦现场

第五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伦敦后记

第一部

第一章

1

“那个走在街上的黑人，”海斯巴契医生站在惊奇酒吧里，对身旁的人说，“让我想到了你，伍尔摩先生。”

海斯巴契医生向来如此，虽然两人交情已有十五年，他还是不忘加上“先生”二字——这份友情进行得戒慎缓稳、字斟句酌，一如他所下的病情诊断。或许要等到站在伍尔摩临终的病床边搜寻着他愈见衰弱的脉搏时，海斯巴契医生才会改口叫他一声“吉姆”。

那黑人瞎了一只眼，两腿一长一短；戴着旧式毡帽，透过褴褛的衬衫肋骨历历可见，有如一艘报废的老船。一月的暖阳照耀，他在红黄交错的廊柱外沿着人行道边缘行走，边走边数着自己的脚步。当他走过惊奇酒吧转往瓦杜德街时，正数到“一千三百六十九”。他走得很慢，好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吐出这么长的数字——“一千三百七十”。他是国家广场的熟面孔，经常出没在这一带，偶尔会放下那长串的数字，向游客兜售春宫画，之后又回到刚才的数字，继续往下数。当一天终了，他就像一个搭乘大西洋渡轮的精力充沛的游客，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这一天总共走了多少路。

“你是说乔伊？”伍尔摩问，“我一点也看不出他哪里像我——当然，跛脚除外。”

但他还是本能地朝着那面标示有“热带Cerveza[1]”的镜子觑了自己一眼，仿佛他走在老镇的街道上也是那么无力颓败。可是从镜子里回望着他的那张面容，除了因为蒙上码头吹来的沙尘而略带苍白外，其他还是一样：四十来岁，细纹密布，满面愁容。他比海斯巴契医生年轻得多，但陌生人看到这张脸铁定觉得它撑不了多久——暗沉已经进驻，那股忧容连镇静剂都抚平不了。黑人蹒跚着走出他们的视线，弯进帕萨奥街的拐角。这一天来来往往的尽是擦鞋匠。

“我指的不是跛脚。你真的看不出相似的地方？”

“是啊，看不出。”

“他的脑袋里只装了两件事，”海斯巴契医生解释道，“做他的工作和数数儿。还有，他也是英国人。”

“我还是不觉得……”

伍尔摩喝了口鸡尾酒润润喉。从店里到惊奇酒吧花了他七分钟，等下再花七分钟走回去，中间六分钟的空当则留给友谊。他看看表，想起这表慢了一分钟。

“他也很可靠，是个可信赖的人。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这样。”海斯巴契医生说，语气带着不耐烦，“米莉还好吗？”

“非常好。”伍尔摩说。这个回答从来没有变过，但他是说真的。

“她十七号就十七岁了，对吧？”

“没错。”他匆匆回过头瞄了瞄，仿佛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接着又去看表，“米莉生日那天，你会过来和我们喝杯酒吧？”

“这事我从来没失约过，伍尔摩先生。还有谁一起呢？”

“我想就我们三个了。你知道，古柏回家去了，可怜的马洛还在医院里，而大使馆的那些新人，米莉好像一个也不喜欢。所以这件事我们知道就好，就当个家庭聚会。”

“我很荣幸成为这个家的一分子，伍尔摩先生。”

“或许我们会在国家俱乐部[2]订个位子——还是你觉得那里不太——嗯，不太适合？”

“伍尔摩先生，这里不是英国，也不是德国。女孩子家在热带地方长得快。”

对街一扇百叶窗戛然开启，在飘忽的海风轻轻摇晃下，像个老爷钟滴答作响。伍尔摩说：“我得走了。”

“菲氏吸尘器公司少了你照样可以营业，伍尔摩先生。”这一天尽是令人不快的真相。“就像那些病人，没有我照样活得下去。”海斯巴契好心加上一句。

“人一定会生病，但他们不一定会买吸尘器。”

“但是你的收费比较高。”

“可是我只赚取其中的百分之二十。这样的利润存不了什么钱。”

“这不是存钱的年代，伍尔摩先生。”

“我必须存钱，为了米莉。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

“反正这年头没有人对人生怀有高度期望，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些动乱对生意很不好。如果电力中断，光有吸尘器有什么用？”

“我可以帮你弄个小额贷款，伍尔摩先生。”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担心的不是今年或明年，而是长远的未来。”

“那根本不值得你担心。伍尔摩先生，我们生活在原子时代，只要那些人按个钮——砰一声，到时哪里还有我们？麻烦再来一杯威士忌。”

“那是另一回事。你知道我那家公司干了什么吗？他们给我寄来一个原子炉吸尘器。”

“真的？我不知道现代科技已经这么进步了。”

“哦，不是，它跟原子扯不上半点关系，光是个名称罢了。去年的噱头是涡轮喷射引擎，今年是这个原子炉吸尘器。其实根本没两样，一样要插电。”

“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海斯巴契医生又说了一遍，像在哼什么主题曲一般，一面啜了口威士忌。

“他们不了解，这类名称在美国或许行得通，这里却不行。这里的牧师动不动就高唱反对滥用科学的论调。上星期日我和米莉到教堂去——你知道她对做弥撒的想法，我知道她认为她能感化我——结果门德斯神父花了半个钟头描述氢弹的作用。他说，那些相信天堂存在于地球的人，创造了一个人间地狱，还说得活灵活现的——这用意太明显了。你想想，星期一早上我就要在橱窗里展示这个新型的原子炉吸尘器，我该作何感想？如果哪天哪个野孩子砸了我的橱窗，我是不会惊讶的。‘天主行为’‘耶稣天主’，到处都是这种东西。海斯巴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卖一个给门德斯神父，在主教的殿堂里用。”

“但他很满意那个涡轮。那是台好机器。当然这台也很好，能把书架上的灰尘吸得更干净。你知道的，我从来不卖不好的机器。”

“我知道，伍尔摩先生。但你能替它改个名字吗？”

“他们不让我这么做。他们以它为荣，认为这是打从‘打败灰尘，清洁溜溜[3]’之后的最佳句子。你知道吗，他们在涡轮那款上放了一种叫作滤净片的零件，那是个挺精巧的设计，只是没人特别注意它。不过昨天有个女人到店里看到这个原子炉吸尘器，问我，那种尺寸的滤净片真的能吸收所有的辐射线吗？锶90[4]呢？”

“我可以给你一份医学证明。”海斯巴契医生说。

“你从来不担心任何事吗？”

“我有秘密武器，伍尔摩先生。我对生命充满兴趣。”

“我也是，可是……”

“你是对人有兴趣，不是生命。人会死去，或是离开我们——很抱歉，我并不是在说你太太。可是如果你对生命有兴趣，它绝不会令你失望。我对人生百态有兴趣。你不爱玩填字游戏，对吧，伍尔摩先生？我喜欢玩，而那种游戏就像人，每一局都有尽头，都有玩完的时候。我可以在一小时内解决任何字谜，但我对人生百态却从未有过定论，虽然我会梦想那一天的来临……哪天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实验室。”

“我一定去，海斯巴契。”

“你应该多做点梦，伍尔摩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你大可把现实抛诸脑后。”

2

当伍尔摩回到他在拉帕瑞拉街上的店里时，米莉尚未从她的美国修女学校回来。虽然从门外他可以看到店里有两个人，但在他眼中，这店是如此空虚。多么空虚啊!一直要等到米莉回家来，这股感觉才会散去。每次走进店里他就会感到一种真空感，这感觉与他的真空吸尘器一点关系也没有。永远没有顾客填得满它，尤其是那个站在那里阅读原子炉吸尘器广告的家伙。就哈瓦那这种地方而言，他的穿着实在过于光鲜亮丽。他显然对伍尔摩的助理视而不见。罗伯兹没耐心，又不愿浪费时间离开他那本西班牙版的《秘密》。他光是瞅着陌生人看，一点儿也不打算去博取他的注意。

“Buenos dias。[5]”伍尔摩说。

他习惯用猜疑的眼光看待店里的陌生人。十年前有个人假扮成顾客进到店里来，最后诚实无欺地卖给伍尔摩一块高效能的给汽车上光用的羊毛布。当时那人的伪装无懈可击，可是今天这个，怎么看也不像是个会买真空吸尘器的人。他身材高大，文质彬彬，穿着石灰色的热带西装，搭配着一条上好的领带。他身上散发出海滩的气息以及高级俱乐部的调调：你几乎会以为他就要说出“大使要你马上去觐见”这样的话。他一身清爽，像是有专人打点——或许是海洋，或许是男仆。

“别讲外国话，拜托。”陌生人回道，仿佛那句问候是他西装上的一块污渍，早餐后发现的蛋黄，“你是英国人，不是吗？”

“是的。”

“我的意思是货真价实的英国人，拿英国护照之类的。”

“没错。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喜欢和英国公司做生意。比较清楚状况，你懂我的意思吧？”

“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

“呃，我先四处看看再说，”他的语气仿佛这里是个书店，“我怎么说，你那个伙计都不懂。”

“你在找吸尘器吗？”

“呃，我其实没有在找。”

“我的意思是，你想买个吸尘器吗？”

“就是这个意思，老兄，你搔到痒处了。”

伍尔摩觉得这人故意用这种调调说话，纯粹是为了配合这家店的属性——这是他在拉帕瑞拉街立足的保护色。只是这种轻浮语气和他的衣服并不搭调。即使你习得了圣保罗的真传，做得出任何伪装、骗得了任何人，可是不换换衣服也难保成功吧。

伍尔摩立刻说：“那么原子炉吸尘器是上上之选。”

“我注意到这里有种叫涡轮的机器。”

“那个也非常好。你的房子大吗？”

“呃，不是太大。”

“你看，这里有两组刷子，这是打蜡用的，另一个是磨光用的——噢，不对，应该是反过来。涡轮那一款用的是空气动力。”

“那是什么意思？”

“呃，那是说，它的意思是……呃，就跟我说的一样，空气动力。”

“这里有个有趣的小东西……它做什么用？”

“那是个双向地毯喷嘴。”

“不会吧？这可太妙了，为什么需要双向？”

“你可以用推的也可以用拉的。”

“他们可真会想，”陌生人说，“我想这东西你一定卖掉不少了吧？”

“我是他们在这里唯一的代理商。”

“我想，每个重要人物都该有一台原子炉吸尘器吧？”

“或是涡轮吸尘器。”

“政府部门会买吗？”

“当然。你问这个干吗？”

“如果公家机关觉得适用，那对我也应该适用。”

“你或许会喜欢我们的迷你便利型的那款。”

“便利什么？”

“这一款的全名是——‘迷你便利空气动力小型家用吸尘器’。”

“又是空气动力。”

“这可不干我的事。”

“别发火，老兄。”

“我个人其实很讨厌‘原子炉’这几个字。”

突如其来的冲动下，伍尔摩脱口而出，可是随即深深懊恼起来。他想到，这家伙说不定是纽约或伦敦总公司派来的督察。不过，如果真是这样，那应该让他们听听真话才对。

“我懂你的意思。那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告诉我，你做售后服务吗？”

“每季一次，在保修期内不另外收费。”

“我是说你亲自做吗？”

“我会派罗伯兹去。”

“那个阴森森的家伙？”

“我不太懂机器这种事。我一碰那些东西，它们不知怎的就会自动罢工。”

“难道你不开车？”

“我开，不过要是哪里不对劲，我女儿负责替我检查。”

“嗯，是啊，你女儿。她人呢？”

“在学校。我试试这个快速接合器给你看。”

他试了又试，当然，怎么也接不起来。他连拉带扭忙了一阵。

“零件有瑕疵。”绝望之下，他说。

“我来试试。”陌生人说。他一出手，零件一拍即合，接得天衣无缝。

“你女儿多大了？”

“十六。”话才出口他就气自己干吗要回答。

“噢，”陌生人说，“我得走了。和你聊得很愉快。”

“你不想看看吸尘器如何操作吗？罗伯兹可以示范给你看。”

“现在不行。我们还会再见面——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其他地方。”

那人带着隐约而简慢的自信说完话，便走出店门。伍尔摩这才想到，应该给他一张名片的。他看着那人被吞没在拉帕瑞拉街头广场的皮条客和彩券贩中。

罗伯兹说：“他根本没打算买。”

“那他打算干吗？”

“谁晓得？他在窗外看了我老半天。我想，要不是你正好进来，他说不定会要我帮他找个女孩。”

“女孩？”

他记起十年前的那一天，接着忧心地想起米莉。他真希望自己没回答那么多问题，而且要是能三两下就把那个快速接合器接上该有多好。

第二章

他知道米莉回来了，就像听得出一辆远远开来的警车那么准确。不过报讯的是口哨声，不是警笛。她习惯从贝尔吉卡大道步行回家，但今天却从孔波斯泰拉的方向，身后跟着那群狼。尽管不甘不愿，他得承认这些狼其实并不具威胁。这些爱慕打从她十三岁生日起便已开始，它其实是一种致敬，因为即使以哈瓦那人的高标准，米莉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金黄如蜜的秀发，浓黑的双眉，连马尾都是由城里最好的理发师修剪的。她并不在意那些口哨，只是加快脚步——看到她走路，你几乎会相信世上有凌空而行这回事——对她而言，四周一片静默反而像是种侮辱。

米莉和什么信仰也没有的伍尔摩不同，她是个天主教徒。结婚前他曾对她母亲承诺过要皈依天主，而现在，他想她母亲自己大概也无所信仰吧，不过却留了个天主教徒给他。信仰使得米莉比他更亲近古巴。他知道某些富有的家庭里，少女都习惯有个姆妈在身旁调教礼仪，有时候他觉得米莉身边仿佛也有个姆妈，只是除了她自己，别人都看不见。在教堂里，她戴上轻如羽翼、透明如冬雾的绣花薄纱罩时最是惹人怜爱。而那个姆妈总是坐在她身旁，观察她背脊是否挺直，脸庞是否遮掩得宜，十字画得正不正确。

不管那些男孩是在她身旁肆意舔着糖果还是躲在柱子后面傻笑，她一径以修女般的肃穆端坐着，手中拿着她那本裹着摩洛哥毛皮、书皮颜色(她自己选的)和她的秀发一模一样的金边弥撒书，虔诚地完成整个弥撒。这个隐形的姆妈还会监督她每星期五吃鱼；在四季节[6]禁食；在星期天、教堂特殊节庆以及圣徒节日去做弥撒。米莉是她在家的小名，她的教名是瑟拉菲娜——在古巴文中意思是“第二阶级的化身”，不过这个带着神秘气质的词总是令伍尔摩联想到赛马场。

直到很久以后，伍尔摩才发现，那个姆妈并不总是与她同在。米莉在吃饭时处处一丝不苟，晚祷也绝不马虎——从她还是个孩童开始，他这个非天主教徒就经常被她拒于房门外，直到她祷告结束，而且好像他应当理解似的。瓜达卢佩圣母[7]像前也是长年点着灯。他还记得她四岁时，就无意间听到她喃喃的祷告声：“万福马利亚。”

然而，米莉十三岁那年，有一天他受邀到位于维达度高级郊区的美国修女学校去。在那里他第一次发现，那个姆妈离弃了她，并没有跟着她进入学校大门。校方的控诉十分严重：她在一个低年级男孩艾尔的身上放了一把火。修女长承认，是艾尔先拉扯米莉的头发，但那也不足以构成放火的借口。如果不是另一个女孩及时把艾尔推到水池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米莉唯一的辩解是：艾尔是新教徒。如果要来场宗教迫害，天主教徒一定能够打败新教徒。

“但她是怎么放火的呢？”

“她把汽油泼在他的衬衫上。”

“汽油!”

“用打火机里的汽油，然后划了根火柴。我们认为她一定偷偷抽过烟。”

“这是我听过最荒谬的事。”

“那我想你并不了解米莉。伍尔摩先生，我必须告诉你，我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在纵火事件前六个月，米莉把一些印有世界经典名画的明信片拿到艺术课上发放。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伍尔摩先生，十二岁的小孩不该对裸体这么有兴趣，无论那些画有多么经典。”

“全部都是裸体画吗？”

“除了戈雅[8]的那幅玛亚画像，可是她也有那幅画的裸体版。”

伍尔摩不得不恳请修女长大发慈悲——他是个可怜、没有信仰的父亲，却有个信仰天主教的孩子。这所美国修女学校是哈瓦那唯一一所非西班牙语系的天主教学校，而请家庭教师他又负担不起。她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送到海姆·C.杜鲁门中学去，对不对？再说，这也违背了他对妻子的承诺。有时他私下也会想，自己是不是该再找个妻子，不过修女们一定无法忍受，更何况他依然爱着米莉的母亲。

他当然去问了米莉，而她的解释单纯至极。

“你为什么在艾尔身上放火？”

“我当时受到魔鬼的诱惑。”她说。

“米莉，讲道理一点。”

“圣徒也有被魔鬼诱惑的时候。”

“你又不是圣徒。”

“一点儿也没错，所以我才会禁不起诱惑。”

事情到此为止——至少在那天下午四点到六点的告解室中算是结束了。姆妈又回到她身边，继续监督着她。他想，但愿我能准确知道这位姆妈哪天会休假就好了。

还有偷偷抽烟的问题。

“你抽过烟吗？”他问她。

“没有。”

她的神情让他又问了一遍：“你到底有没有抽过烟，米莉？”

“只抽过方头雪茄。”她说。

而现在，口哨声预示着她的归来，他心里纳闷，为什么米莉今天是从码头方向的孔波斯泰拉回来，而不是贝尔吉卡大道。可是一看到她，他立时明白过来。她后头跟着一个年轻的商店店员，那人手上捧了一个大包裹，大到把他的脸都遮住了。伍尔摩心痛地意识到：她又去买东西了。他的店楼上就是寓所，他上了楼，立刻听到米莉在另一个房间发号施令，教那人如何处置她买回来的东西。他听到一声闷响、一阵吱嘎和金属的叮当碰撞。

“放在这里，”她说完，立刻又说，“不，那里。”

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她开始在墙上钉钉子。他这边墙上掉下一块灰泥，落在色拉里。那是女佣准备的午餐。

米莉准时进来用餐。至今他对她的美貌仍是深深欣赏，而且拙于掩藏。但那位隐形姆妈只是冷冷地审视着他，仿佛他是个不合格的追求者。姆妈已经很久没休假了，他几乎厌憎起她的勤勉来，有时候他甚至希望她让艾尔身上再着一次火。米莉念着祷文画着十字，他则低着头，充满敬意地坐在一旁，直到她完毕。今天的祷文比较长，表示她不是很饿，要不就是想拖时间。

“爸爸，你今天好吗？”她礼貌地问。这种问候像是结婚多年的妻子。

“还好，你呢？”

他看着她，胆怯起来。他实在不愿意扫她的兴，但爱买东西这问题他已闪躲太久了。他知道她的零用钱早在两星期前就用光了，拿去买了她喜欢的一些耳环和一尊小小的圣瑟拉菲娜像。

“我今天考信条和道德律拿了高分。”

“很好，很好。考了些什么题目？”

“小罪那一部分我考得最好。”

“今天早上我和海斯巴契医生碰过面。”他说，话题明显风马牛不相及。

她礼貌地回答：“希望他一切安好。”

他心想，这个姆妈未免太负责了点。大家都赞扬天主教学校的礼仪教育，但礼仪是用来应付陌生人的。不过我的确是个陌生人，他伤心地想。他无法随她进入她充满烛火、蕾丝、圣水与跪拜的陌生世界。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孩子。

“你生日那天，他会来喝酒庆祝。然后我想我们可以上夜总会去。”

“夜总会!”姆妈这时候一定分了心，因为米莉大喊道，“噢，伟大的天父!”

“你以前都会说哈利路亚。”

“那层级太低了。去哪一家夜总会？”

“我想或许是国家俱乐部。”

“不是上海戏院？”

“当然不是。我搞不懂你怎么会知道上海戏院这种地方。”

“在学校事情传得很快。”

伍尔摩说：“我们还没讨论过你的礼物。十七岁生日不比平常，我在想……”

“我什么都不想要，”米莉说，“真的，不骗你。”

伍尔摩满怀疑惑地想起那个大包裹。难道她想要的东西都已经买完了……他用恳求的语气说：“总还有些你想要的东西吧!”

“没有，真的没有。”

“新的泳衣？”情急之下，他试探道。

“嗯，是有样东西……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它算作圣诞礼物，还有明年、后年……都算在内。”

“老天，那是什么东西？”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不用再操心礼物的事情。”

“可别告诉我你想要一辆捷豹吧？”

“哦，不，只是个小礼物，不是车子。可以用好多年，是个很省钱的东西。就某方面而言，还可以节约能源。”

“节约能源？”

“今天我已经把其他附件买全了——用我自己的钱。”

“你哪有自己的钱？你还向我借了三比索[9]去买瑟拉菲娜像。”

“可是我的信用很好。”

“米莉，我再三告诉过你，我不许你贷款买东西。再说，那是我的信用，不是你的，而我的额度已经每况愈下了。”

“可怜的父亲!我们就要破产了吗？”

“唉，希望这些骚乱过后，景气能够好转。”

“我想，古巴的骚乱永远不会停止。如果情况更加恶化，我可以出去工作，对不对？”

“做什么呢？”

“像简·爱一样，当个家庭教师。”

“谁会雇用你？”

“派兹先生。”

“米莉，你在胡说什么？他和他第四任太太住在一起，而你是天主教徒……”

“说不定我对应付罪人特别有天分。”米莉说。

“米莉，别再胡说八道了。反正我还没破产，至少目前还没。米莉，你买了什么东西？”

“跟我来。”

他跟着她走进她的房间。一副马鞍放在她的床上，马辔和马勒吊在她才钉好的钉子上(为了钉钉子，她敲坏了她最好的一双晚宴鞋的鞋跟)，缰绳垂在托架上，马鞭竖在梳妆台上。

他绝望地问：“马呢？”他几乎要相信马儿会从浴室里走出来。

“在乡村俱乐部附近的马厩。你猜她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能猜得出来？”

“瑟拉菲娜。你说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可是，米莉，我不可能负担得起……”

“你用不着一次付清。她是栗褐色的。”

“颜色有什么关系？”

“她还有血统证明，出自圣特蕾莎那一系。要不是因为撞上赛马的终线，她的价格可能要比现在贵一倍。她其实没什么问题，只是肿了一块，所以他们没办法让她出场表演。”

“就算它只值四分之一的价钱我也不在乎!我们现在的生意太差了，米莉。”

“可是我已经说了，你不需要一次付清。你可以分好几年付钱。”

“说不定等它都死了我还在付钱。”

“她是母的，要说‘她’，不是‘它’。瑟拉菲娜会活得比汽车还久。说不定比你还久。”

“可是，米莉，你得跑去马厩那里骑马，还要自己训练……”

“我已经和塞古拉大队长谈好了。他本来要免费教我的，不过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欠人家人情，所以我要他收我一点钱。”

“谁是塞古拉大队长？”

“他是维达度的警察头头。”

“你怎么会认识他？”

“噢，他常常让我搭便车到拉帕瑞拉街。”

“你们校长知道这件事吗？”

米莉沉下脸来：“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隐私。”

“听我说，米莉，我买不起一匹马，你也买不起这些东西。你得把她退回去。”他带着恼怒加上一句，“还有，我不准你再搭塞古拉大队长的便车。”

“别担心，他从来没碰过我，”米莉说，“开车的时候他只会唱些哀伤的墨西哥歌曲，关于花儿和死亡之类的，还有一首大公牛的歌。”

“不准就是不准。我会去告诉校长，你得保证……”看到她浓眉底下的绿眼眸噙着泪水，伍尔摩开始心慌起来。多年前某个十月酷热的午后，他的妻子也是这样看着他，接着六年的婚姻生活便戛然而止。他说：“你们不是在谈恋爱吧？你和这个塞古拉大队长？”

两串泪水优雅地滑落她的双颊，泪珠闪闪发亮，有如墙上的马具。眼泪也是她的一项配备。

“我一点也不在乎什么塞古拉大队长，”米莉说，“我只关心瑟拉菲娜。她是那么美丽，有张天鹅绒般的嘴，每个人都这么说。”

“亲爱的米莉，你知道的，如果我做得到……”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米莉说，“我打心底知道。我本来以为做两回九日敬礼[10]就可以使梦想成真，可是一点用也没有。而我是那么小心，在念祈祷文的时候从头到尾诚心诚意。我再也不相信九日敬礼了，再也，再也不信了。”她的声音哀伤欲绝、回音缭绕，堪比爱伦·坡的《乌鸦》。他自己没有信仰，但也不希望自己的行为削弱了她的信仰。现在，他又感受到那种可怕的责任感；每当她否认上帝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会袭来。过往那些古老的承诺蓦然浮现，动摇着他的意志。

“米莉，我很抱歉……”他说。

“我还多做了两次弥撒。”

她把她对古老神话的失望一股脑儿堆到他的肩头。看待别人家的孩子掉眼泪或许容易，但如果你是个父亲，你就不能像家庭教师或学校老师那样，狠心放手不管。谁敢担保在你孩子童年的哪个时刻，世界不会像时钟正点敲响时做的鬼脸那样，一夕间突然整个变了样？

“米莉，我答应你，或许明年……听我说，你可以留下马鞍，还有这些东西，到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

“没有马，马鞍有什么用？而且我跟塞古拉大队长说过……”

“该死的塞古拉大队长——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告诉他，只要我开口向你要瑟拉菲娜，你就会把她送给我。我说你人最好了。我没告诉他关于九日敬礼的事。”

“买她要多少钱？”

“三百比索。”

“噢，米莉，米莉!”他无可奈何，只有投降，“养马花的钱必须从你的零用钱里扣掉。”

“那当然，”她亲吻他的耳朵，“下个月就开始扣。”

而两人心里都很明白，那永远不可能开始。

她说：“你看，九日敬礼还是很管用的，我明天会再做一回，祈祷店里的生意变好。只是，不晓得哪个圣徒最合适？”

“我听说，对失意者而言，圣犹大是最合适的圣徒。”伍尔摩说。

第三章

1

伍尔摩有个梦想，企盼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家财万贯，成为公司股东，领有固定丰厚的股息，就像住在维达度市郊的那些有钱人一样；然后他会退休，带着米莉一起回到英国，在那里不会有塞古拉大队长，也不会有那些小色鬼的口哨声。但每当他一走进奥比斯波的美国银行，这个梦想便会消失无踪。走过那些巨大豪华、精雕细琢的石材廊柱，他又恢复成真实生活中的小经销商，而他的津贴永远不足以带着米莉去安全的地方。

在美国银行兑现支票要比在英国银行复杂得多。美国银行家相信个人交情这回事：出纳人员总是一副碰巧在这里遇到你，为这幸运的巧遇雀跃不已的模样。“嗨，”他的笑容有如阳光般温暖，“世界这么大，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而且那么多人当中正好是你。”在交换彼此的健康状况、发现彼此对冬日的共同偏好之后，你带着羞怯，满怀歉意地把支票推上前去(多么偶发且烦人的琐事呀)，但他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肘边的电话就响了。

“怎么会是你，亨利!”声音里充满惊喜，仿佛亨利是这一天里世界上最不可能打电话来的人，“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对方的消息显然不止三言两语，出纳员诡异地冲着你笑：公事公办。

“我不得不承认，艾迪丝昨晚看起来漂亮极了。”出纳员说。

伍尔摩不安地动来动去。

“那天晚上好棒，真的。我吗？噢，我很好。呃，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

“……”

“当然好，你说什么我都照办，亨利，你知道的……十五万三年为期……不会，对你这样的公司当然不会有问题。我们必须取得纽约方面的同意，但那只是形式而已。你随时过来，和我们经理说一声就行了。按月付款吗？对美国公司我们不需要这么做。我想我们可以协调个百分之五。你说要二十万四年期？

没问题，亨利。”

伍尔摩的支票在他的手里蜷缩得微不足道。三百五十元——支票上的数字和他的财富一样瘦弱。

“明天在斯莱特太太家碰面？我想可能会有个牌局。你可别赢太多，亨利。你说纽约方面下来要多久？可能两三天吧，如果发电报过去的话。明天十一点？你说了算，亨利。到时候你过来就是，我会先跟经理报告一声。他见到你准会高兴死了……抱歉让你久等了，伍尔摩先生。”

又是加上先生的称呼。伍尔摩想，或许我不值得他花工夫。或许是国籍不同，让我们显得生分。

“三百五十元？”

出纳员在数钞票之前，默默看了看档案，正待开口说话，电话又响了。

“嗨，阿什沃斯太太，这阵子你躲到哪里去了？迈阿密？真的？”

这通电话又耗去好几分钟。他把钞票推给伍尔摩，还附了一张字条。

“不介意吧，伍尔摩先生。你说过要我告知你情况的。”

字条上写着：“透支五十元。”

“不会，谢谢你的好意，”伍尔摩说，“不过没什么好担心的。”

“噢，我们不担心，伍尔摩先生。只是照您的吩咐做而已，没别的意思。”

伍尔摩心想，如果透支的数目是五万，他应该会称呼我吉姆吧。

2

那天早上，出于某种原因，他不想见到海斯巴契医生。有时候海斯巴契医生显得太无忧无虑了。因此，他没去惊奇酒吧，改去痞子乔伊酒吧喝他的晨间鸡尾酒。哈瓦那的居民从来不去痞子乔伊，因为那是游客聚集之处。但游客近来大量减少，因为现任总统的政权已经濒临瓦解。本来那些令人不快的事都是避着外人耳目在做的，不会打扰到各地的游客，不过近来有个游客丧生在流弹之下，这人当时在宫殿附近的骑楼下对着一个乞丐拍照。而这一死亡事件就有如为当地的旅游业敲起的丧钟，包括到度假胜地巴拉德罗海滩旅游以及哈瓦那的夜生活。被害者的莱卡相机也被砸得粉碎，这比具有杀伤力的子弹还要令他的同伴丧胆。伍尔摩后来在国家俱乐部听到他们谈论。“子弹直穿相机，”其中一人说道，“五百块就这么报销了。”

“他是立即毙命吗？”

“当然。而且那些镜头的碎片，你在五十码外都捡得到。你看，我就捡了一片要带回去给亨佩尔尼克先生看。”

那天早上，长吧台显得异常冷清。只有那位到过他店里的高雅陌生人坐在一端，还有个壮硕的游客警察坐在另一端抽着烟。那个英国人面对那么多酒瓶显然深受吸引，良久才注意到伍尔摩。

“真没想到!”他说，“你是伍尔摩先生，对吧？”

伍尔摩心想，他怎么知道我姓什么？上回我明明忘了给他名片。

“十八种不同的威士忌，”陌生人说，“连黑牌威士忌都有。我还没把波本酒算进去呢。真是壮观，壮观啊，”他又说了一遍，刻意压低声音，有如怀着敬意，“你看过这么多种威士忌吗？”

“事实上，我看过。我有搜集样品酒的习惯，家里就有九十九种。”

“有意思。你今天要选哪一种？来杯海格威士忌？”

“谢谢，我已经点了德贵丽[11]鸡尾酒。”

“我没办法喝那种东西，它们会让我放松。”

“你决定买哪种吸尘器了吗？”伍尔摩问，纯粹是没话找话。

“吸尘器？”

“真空吸尘器，我卖的那些东西。”

“哦，吸尘器，哈，哈!把那些东西抛一边去，先喝杯威士忌再说。”

“我不到晚上不喝威士忌的。”

“你们南方人!”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关联。”

“它让人血气微弱——我指的是太阳。你是在尼斯出生的，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嗯，听来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零零星星的。事实上，我一直想跟你聊聊。”

“那好，我人就在这里。”

“我希望找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这里人来人往的。”

这句话真是再荒谬不过。在这个大热天里，根本没有半个人走进酒吧的门。游客警察把雪茄放在烟灰缸上，睡得心满意足；刚才整整一个小时内，没有半个游客上门来需要保护或监督。伍尔摩说：“如果是关于吸尘器的事，到我店里去谈吧。”

“最好不要。我不希望被人看到我在那附近走动。酒吧还算是个不错的地方。想想看，你碰巧遇到本国同胞，大家聚聚聊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自然的？”

“我不懂。”

“你应该懂。”

“我不。”

“你不觉得这样很自然吗？”

伍尔摩放弃了。他放了八十分在柜台上，说：“我得回店里去了。”

“为什么？”

“我不能让罗伯兹一个人看店看太久。”

“啊，罗伯兹。我想跟你谈谈罗伯兹。”

这句话再次让伍尔摩觉得，那人一定是总部派来的怪督察，而下面这句低语更是诡异至极：“你到男厕去，我跟着你走。”

“男厕？我为什么要去男厕？”

“因为我不知道路。”

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听话是最省事的做法。伍尔摩带领陌生人穿过后面一扇门，走了一小段过道，指指厕所。

“就是这里。”

“你先进去，老兄。”

“我又不需要。”

“别这么难缠。”陌生人说。

他一只手搭在伍尔摩肩上，把他推进门。里面有两个洗手槽，一张破损的椅子，还有寻常的柜子和便池。

“小个便，老兄，”陌生人说，“我来打开水龙头。”

他打开水龙头，却没打算洗脸或洗手。“看起来自然一点，”他解释道(他好像很喜欢“自然”这两个字)，“万一有人进来的话。而且，那会扰乱麦克风的效果。”

“麦克风？”

“好问题，非常好的问题。这种地方不像会有麦克风，但这是训练，这点很重要。你会发现遵守训练规则绝对是值得的。幸好哈瓦那的水不会沿着废水管流下去。我们的水可以一直开着。”

“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

“我突然想到，即使在厕所里也不能掉以轻心。一九四○年的时候，我们有个在丹麦的伙伴就从自家厕所的窗口看到德国舰队直下卡特加特。”

“谁家？”

“卡特加特海峡。他当然知道这表示事情爆发了，于是开始烧文件，把灰烬倒进马桶里，按下冲水钮。问题是，那时候是寒冬，水管结冰了，所有的灰烬都漂到楼下那户的浴缸里。那栋房子是个老小姐在住，叫巴罗宁还是什么的，她正好要去洗澡。我们那个伙伴糗到家了。”

“听来像是地下情报活动。”

“老兄，这确实是地下活动，至少小说家是这么称呼它的。这正是我要和你谈谈罗伯兹的原因。他可靠吗？或许你该开除他。”

“你从事地下情报活动吗？”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我干吗要开除罗伯兹？他跟着我已经十年了。”

“我们可以替你找个懂真空吸尘器的人。不过，当然，自然，我们让你自己做决定。”

“我又不是你们的情报人员。”

“老兄，这点我们马上就会讨论到。其实我们已经调查过罗伯兹，他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可是你那个朋友海斯巴契，要是我就会留意他。”

“你怎么会知道海斯巴契？”

“我已经来一两天了，来搜集线索。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如此。”

“什么情况？”

“海斯巴契在哪里出生的？”

“我想是柏林。”

“他是亲东边还是西边？”

“我们从来不谈政治。”

“无所谓，不管是东德还是西德，反正都是玩德国人那一套。还记得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2]吧，我们可不能重蹈覆辙。”

“海斯巴契又不是政客，他是个老医生，而且在这里住了三十年了。”

“都一样，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不过我同意你的话，如果你刻意回避他，那就太明显了，只要小心和他周旋就好。只要你应付得当，说不定他对我们很有用。”

“我干吗要应付他？”

“因为工作需要。”

“我不需要什么工作。你为什么选上我？”

“爱国的英国人、在这里定居多年、是欧洲贸易协会备受敬重的会员。你知道，我们在哈瓦那必须有人。潜艇需要燃料。这年头独裁者同流合污，弱肉强食。”

“核潜艇不需要燃料。”

“说得对，老兄，你说得对。可是战争永远跟不上时代，我们还是得准备些传统武器。还有经济方面的情报——糖、咖啡、烟草之类的。”

“你可以在政府年鉴上找到这些数据。”

“我们不信任他们，老兄。还有政治情报。借由你的吸尘器，你随处都可以吸收到消息。”

“难道你指望我去分析那些灰尘？”

“老兄，这听在你耳里或许是个笑话，但是在德雷福斯[13]那个年代，法国情报局的主要情报来源就是德国大使馆内的一名女佣，她专门从废纸篓里搜集碎纸片。”

“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霍索尼。”

“可是你是什么人呢？”

“呃，你可以说我是加勒比海区域网络的筹办人。等等，有人来了，我得去洗脸。你赶紧进厕所去，别让人看到我们在一起。”

“可是已经有人看到我们在一起了。”

“那时我们只是不期而遇的两个英国人，”他把伍尔摩推进小隔间，自己冲到水槽前，“这是训练，你应该知道。”

之后是一阵静默，只听到水龙头的水流声。伍尔摩坐下，因为无事可做。门板下半部是空的，所以他还是露出半截腿。有人转动门把。一双腿在瓷砖地板上走过，走向便池。水继续流着。他感到一阵迷惑。他不懂自己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摆脱这桩大乌龙。难怪玛丽要离开他。他想起有一回他们吵架。“你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做点事情？不管是什么事都好。而你光是呆呆站在那里……”他想，至少这回我不是站着，我是坐着。话说回来，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根本没有插嘴的余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古巴人的膀胱还真大，霍索尼的手恐怕洗得快脱皮了。水声停了，照理说他现在应该在擦手才对，不过伍尔摩想到，厕所里并没有毛巾。这对霍索尼恐怕又是一个挑战，不过他应该可以解决。反正都是训练的一部分。那双脚终于走向门口。门开，门关。

“我可以出来了吗？”伍尔摩问。这话听来仿佛是投降，他现在听命于人。

他听到霍索尼蹑手蹑脚走近他。

“老兄，给我几分钟时间离开。你知道刚才是谁吗？是那个警察。有点可疑，对吧？”

“他可能从门底下认出我的脚来。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该把裤子对调一下？”

“那样看起来不自然，”霍索尼说，“不过你算是有点概念了。我把我房间的钥匙留在水槽底下。塞维尔·比尔特摩酒店[14]五楼。直接上楼来，今晚十点，有要事相谈，关于钱和任务等。不要向一楼服务台问起我。”

“你自己不需要钥匙吗？”

“我有万能钥匙。到时候见。”

伍尔摩站起身，正好看到那优雅的身影走出门外。

他在水槽下找到钥匙——501室。

3

晚上九点半，伍尔摩到米莉的房间去道晚安。在这里，姆妈尽忠职守，每件东西都安排得井然有序——烛光在瑟拉菲娜像前闪耀，蜜糖色的弥撒书整齐地放在床边，衣服收拾得完全不见踪影，空气里散发着古龙水的淡香。

“你有心事，”米莉说，“你还在担心，对不对？担心塞古拉大队长吗？”

“你绝不会取笑我，对不对，米莉？”

“当然不会，为什么这么问？”

“其他人都会取笑我。”

“妈妈也是吗？”

“我猜也是，在刚结婚的时候。”

“海斯巴契医生呢？”

他想起那个一跛一跛的黑人。他说：“或许吧，有时候。”

“那是亲密的表现，不是吗？”

“有时候并不是。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他没往下说。

“你记得什么，爸？”

“哦，很多事。”

童年是一切猜疑的温床。孩子们残忍地相互取笑，而在取笑他人的过程中，你会忘记被取笑的痛苦。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对此始终无法适应。或许是因为他没有个性。照学校的说法，削去一个人的棱角可以塑造一个人的个性。他的棱角确实被削去了，却没有塑造成个性——他只是一个没有形状的角色，就像现代艺术博物馆中的展示品。

“你快乐吗，米莉？”他说。

“噢，我很快乐。”

“在学校里快乐吗？”

“快乐。为什么会不快乐？”

“没有人再扯你的头发了？”

“当然没有。”

“你也不再放火烧人了？”

“我那时候才十三岁!”她嗔怪道，“爸，你到底在烦恼什么？”

她坐在床上，穿着白色尼龙睡衣。姆妈在的时候，他爱她，姆妈不在的时候，他更爱她：他不能浪费时间不去爱她，因为他负担不起。他只能陪她走生命的一小段旅程，其余的她非独自走完不可。分离的时刻逐渐逼近他们，他的生命已愈渐萧瑟，而她的则日益丰盈。这个傍晚真真实实地存在，而那个荒谬又神秘的霍索尼、残暴的政府与警察、在圣诞岛测试新式氢弹的科学家以及签署备忘录的赫鲁晓夫，他们是何其虚无缥缈，甚至不如他在寄宿学校那些成效不彰的磨炼来得真实。他忽然记起那个爱带湿毛巾的小男孩，他现在在哪里？暴行来来去去，留下蹂躏后的满目疮痍。它们的手段日新月异，但去年他和米莉在马戏团看到的那个小丑却是永恒的，因为他耍的把戏从未改变。这才是活着的正确方式。政客的反复无常和科学上众多的伟大发明，对那小丑毫无影响。

伍尔摩对着玻璃窗做鬼脸。

“爸，你在做什么呀？”

“我想逗自己笑。”

米莉咯咯笑出声。

“我还以为你是个忧愁又严肃的人。”

“所以我才要笑。你记得去年我们看到的那个小丑吗？”

“他从一架梯子上失足掉进一个装着石灰粉的桶里。”

“他每天晚上十点钟都会掉进去。我们应该学习小丑们，米莉。不要从经验中学习。”

“可是校长说……”

“别管她说什么。上帝就不会从经验中学习，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对人类抱有任何期望？给这个世界带来麻烦的，正是那些喜欢加来减去求取同值的科学家。牛顿发现了地心引力，他从经验中学习，结果……”

“我还以为他是从一颗苹果学来的。”

“意思都一样。卢瑟福对原子分裂的研究念念不忘，他就是从经验中学习——广岛的居民也是。如果我们都生为小丑，除了一些瘀伤和石灰泥污渍外，我们不会有更严重的伤害。不要从经验里学习，米莉，它会毁了我们的和平和生活。”

“你在做什么？”

“我想动动耳朵。我以前做得到，现在不行了。”

“你对妈妈还是耿耿于怀吗？”

“有时候。”

“你还爱她吗？”

“大概吧，偶尔。”

“我猜她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

“她现在也不老，三十六。”

“那已经很老了。”

“你一点也不记得她了吗？”

“不是很清楚。她经常不在家，对不对？”

“常常不在。”

“不过我还是替她祷告。”

“你祷告什么呢？祈祷她回家来？”

“噢，当然不是，没有她我们照样过得很好。我祈求她能够回头，再当个好天主教徒。”

“我就不是个好天主教徒。”

“哦，那不一样。你只是太顽愚。”

“没错，我想我真是这样。”

“我不是在侮辱你，爸，那只是神学上的说法。你还是会得救，就跟好的异教徒一样，你知道，像是苏格拉底，还有开芝瓦约。”

“开芝瓦约是谁？”

“他是祖鲁族的国王。”

“你还祈祷些什么？”

“呃，最近的重点当然是关于马的事情。”

他亲吻她，道了晚安。她问：“你要去哪里？”

“我得去张罗那匹马的事。”

“我替你惹了好多麻烦，”她不经意地说完，接着满足地叹口气，将被单拉到脖子上，“真是奇妙，不是吗？不管你祈祷什么总是能够如愿。”

第四章

1

每个街角都有人冲着他喊“出租车”，把他当作在城里漫游的陌生人。他沿着帕萨奥街走着，每隔几码路就有皮条客来招呼，那些人并不是真心抱着希望，只是机械反应：“需要服务吗，先生？”“我认识所有漂亮的女孩。”“你要什么货色我都有。”“明信片要不要？”“想看小电影吗？”他刚来哈瓦那的时候，这些皮条客都还只是孩子，多半替他看过车，赚个一两块钱。而尽管他一路看着他们长大，他们依然不习惯有他存在。在他们眼中，他永远是个游客，住再久也不是这里的居民，所以老是纠缠着他——他们认为他迟早会和其他人一样进“旧金山”妓院去看超人表演。他们就像那个小丑，从来不从经验中学习。这至少是个安慰。

在瓦杜德街转角，海斯巴契医生在惊奇酒吧里大声叫住了他。

“伍尔摩先生，你匆匆忙忙要上哪儿去？”

“我和人有约。”

“总有时间喝杯威士忌吧!”从他说话的声调听来，显然他已喝了不少。

“可是我已经迟到了。”

“这个城市没有迟到这回事，伍尔摩先生。而且我有礼物要送你。”

伍尔摩从帕萨奥街走进惊奇酒吧。他心头想起一件事，勉强微笑道：“你是亲东边还是亲西边，海斯巴契？”

“东边还是西边？噢，你是说那个啊!两边我都讨厌。”

“你有什么礼物要送我？”

“我请我一个病人从迈阿密带回来的。”海斯巴契说。

他从口袋里拿出两瓶威士忌样品酒：一瓶卡尔费特，一瓶老泰勒。

“这两种你有吗？”他热切地问。

“只有卡尔费特，泰勒没有。你真好，还记得我有收藏样品酒的习惯，海斯巴契。”

这种情况总会让伍尔摩有股怪异的感觉：即使他不在场，人们心里还是有他的存在。

“你现在总共搜集多少了？”

“波本和爱尔兰共一百瓶，苏格兰有七十六瓶。”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它们喝掉？”

“或许等到满两百瓶的时候。”

“如果我是你，你猜我会怎么做？”海斯巴契说，“下西洋棋。吃掉对方一个棋子就喝一瓶。”

“这点子不错。”

“自然地让出优势，”海斯巴契说，“这正是它的绝妙之处。下得好的人就得多喝。想出一招好棋步，再喝一瓶威士忌。”

“或许我会试试看。”

“我需要你帮个忙，今天早上我被黄蜂蜇了一下。”

“你才是医生，我不是。”

“重点不是这个。一个小时后，机场那里有人要我出急诊，在路上我轧死了一只鸡。”

“我还是不懂。”

“伍尔摩先生，伍尔摩先生，你的脑袋神游得太远了!拜托你回到现实中来。我们得马上找到一张彩券，在开奖前找到。27代表黄蜂，37代表鸡。”

“但是我跟人有约。”

“什么约都可以等。把那杯威士忌喝了，我们得到市场上去逮住那张彩券。”

伍尔摩随着他走向他的车。就像米莉一样，海斯巴契也有信仰。主宰他的是数字，一如米莉受制于那些圣徒。

红红蓝蓝的热门数字挂满了整个市场，不好的数字则被遗忘在柜台下，等着街上的兜售小贩拿去处理掉。这些不好的数字缺乏重要的象征，数字里没有代表修女或猫的号码，也没有黄蜂和鸡。

“看，那里有2、7、4、8、3。”伍尔摩指向一张彩券。

“有黄蜂但是没有鸡，不好。”海斯巴契医生说。

他们停了车，下来走路。这个市场没有皮条客。彩券是正经的生意，尚未被游客腐蚀。每星期政府某个部门会发放彩券，每个政客可依照赞助金的多寡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彩券。每张彩券他付十八元给政府部门，以二十一元转售给中盘商，所以即使只分到二十张，一星期还是会有六十元落袋。而中盘商这里，热门的好数字有时可以卖到三十元之多。街上那些默默无闻的兜售小贩当然享受不到这样的利润，他们手上只有被挑剩的烂号码，还得花二十三元才买得到，挣钱之辛苦可见一斑。他们会把一张彩券分成一百小张，每一小张卖二十五分钱；他们会在大小停车场流连不去，为的是找到和彩券相同号码的车牌(少有车主能够抗拒这样的巧合)；他们甚至会翻遍电话簿，然后冒着损失五分钱的风险打个电话：“先生，我手上有张彩券待售，号码和你的电话一模一样。”

伍尔摩说：“看，这张有37和72。”

“还不够好。”海斯巴契回答得直截了当。

海斯巴契医生在那堆被认为不够好、不值得摆出来的彩券里翻找。谁也说不准，好东西不见得人人识货，或许有些人就觉得黄蜂不重要。一声警笛尖锐地划过市场外围漆黑的夜空，一辆警车疾驰而过。有个人坐在人行道上，衬衫上只写着一个数字，活像个囚犯。海斯巴契说：“红鹰。”

“红鹰是什么人？”

“当然是塞古拉大队长，”海斯巴契医生道，“你的生活还真是与世隔绝。”

“为什么叫他红鹰？”

“因为他对严刑拷打特别有一套。”

“严刑拷打？”

“这里没有什么好挑的了，”海斯巴契医生说，“我们最好去奥比斯波试试。”

“为什么不等到明天早上再说？”

“这是开奖前最后一天。还有，伍尔摩先生，你的血管里流的到底是哪种血，怎么这么冷呢？这种启示千载难逢——黄蜂和鸡——你必须刻不容缓去追寻它。好运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握。”

两人上了车，朝着奥比斯波方向开去。

“这个塞古拉大队长——”伍尔摩开口道。

“怎么样？”

“没事。”

半夜十一点，他们终于找到一张海斯巴契医生满意的彩券。卖彩券的那家店就要打烊了，一时间他们除了再喝一杯外，没别的事可做。

“你跟人约在哪里？”

伍尔摩说：“塞维尔·比尔特摩酒店。”

“在哪里喝都一样。”海斯巴契医生说。

“你不想去惊奇酒吧吗……”

“不，不，换换口味也好。要是你觉得自己无法忍受换酒吧喝酒，那就表示你老了。”

他们在塞维尔·比尔特摩那幽暗的酒吧中摸索前进，只能依稀觉察到其他客人的存在。那些人蜷坐在沉默与阴影中，好似愁苦的伞兵等着跳伞的信号。只有海斯巴契医生兴高采烈，情绪高涨，压都压不住。

“你还没赢呢。”

伍尔摩轻声道，想让他克制点。而即使那么小声，依然引得一个人在黑暗中带着谴责转过头来。

“今天晚上我已经赢了，”海斯巴契医生高声而坚定地说，“明天我或许会输，但谁也夺不去我今晚的胜利。十四万哪，伍尔摩先生。可惜的是，我这把年纪吸引不了女人，要不然我可以送条钻石项链给哪个美人，让她高兴高兴。我该怎么花那些钱呢，伍尔摩先生？捐给医院吗？我拿不定主意。”

“对不起，”黑暗中有个声音轻轻说，“这家伙真的赢了十四万？”

“没错，先生，我赢了，”海斯巴契医生抢在伍尔摩之前回答，“我赢了，就跟你的存在一样确切，这位黑暗中的朋友。如果我不相信你的存在，那你就不存在，就像那些钱一样。而我相信，所以你才存在。”

“你说我不存在，那是什么意思？”

“朋友，你只存在于我的脑海里。要是我离开这个房间……”

“你是个疯子。”

“那么，请证明你的存在。”

“什么意思，要我证明？我当然存在。我在房地产界飞黄腾达，我有个太太和几个孩子在迈阿密，我今天早上搭乘达美航空到这里来，我现在正在喝威士忌，不是吗？”他的声音听起来几乎要哭了。

“可怜的家伙，”海斯巴契医生说，“你应该是个比我更具想象力的创造者。我何不来帮你想比迈阿密和房地产更棒的东西？某种富有想象力的东西，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

“我的名字哪里不对了？”

吧台两端的伞兵们颇不以为然，一个人在跳伞前不应该显露他的紧张。

“我只要动动脑筋，没什么挽回不了的。”

“你到迈阿密去，随便找个人问问亨利·摩根……”

“我真的可以想出一些更好的。不过，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海斯巴契医生说，“我会走出这酒吧，在外头待一分钟，把你消除掉，然后带着一个更好的版本回来。”

“什么意思，一个更好的版本？”

“如果是由我的朋友伍尔摩先生来创造你，你会是个比现在快乐的人。他会给你一个牛津的学历，一个像是‘潘尼菲勒’的名字……”

“什么潘尼菲勒？你喝多了。”

“没错，我是喝多了。喝酒令人想象力迟钝，所以我才会把你想成这么庸俗：迈阿密和房地产，搭乘达美航空。如果是潘尼菲勒，他会从欧洲来，搭乘荷兰航空，喝他家乡的酒，杜松子酒。”

“我正在喝威士忌，而且我喜欢喝。”

“你认为你是在喝威士忌，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我想象你在喝威士忌。可是我要改变这一切，”海斯巴契医生开心地说，“我要离开大厅，想办法改进改进。”

“你不可以这样耍我!”那人说，声音透着焦虑。

海斯巴契医生一饮而尽，放了一块钱在吧台上，动作不太优雅地站起身。

“你会因此感激我的，”他说，“你会是什么模样呢？相信我和这位伍尔摩先生吧。你想当画家、诗人——或者你偏爱冒险刺激的生活？杀手，还是情报员？”

他在门口对着那个气恼的影子鞠了个躬。

“我为想象你从事房地产而道歉。”

那声音紧张起来，寻求周遭的认可：“他喝醉了，要不就是疯子。”

可是那些伞兵什么也没回他。

伍尔摩说：“我得对你道晚安了，海斯巴契。我迟到了。”

“至少让我陪你去，跟对方解释你为什么迟到。我相信只要我把幸运号码的事告诉你的朋友，他就会理解的。”

“不需要，真的不需要。”伍尔摩说。

他知道霍索尼一定会妄下结论。一个头脑清楚的霍索尼(如果有这样的人存在的话)已经够糟了，要是变成个多疑的霍索尼……想到这里，他心惊胆跳。

他快步走向电梯，让海斯巴契医生在后头蹒跚追赶。海斯巴契医生没注意到红色的警示灯和“小心慢行”的警示标语，脚绊了一下。

“噢，老天，”他说，“我的脚踝。”

“回家去吧，海斯巴契。”

伍尔摩几乎是绝望地恳求着。他走进电梯，但海斯巴契突然加紧脚步，跟了进来。他说：“没什么痛苦是金钱治不了的，我已经好久没这么快活了。”

“六楼，”伍尔摩说，“我要一个人去，海斯巴契。”

“为什么？对不起，我在打嗝。”

“这是个私人会面。”

“跟秘密情人吗，伍尔摩先生？那我应该分你一点我赢的钱，让你去当冤大头。”

“当然不是。是公事，就这么简单。”

“私人的公事？”

“我已经说过了。”

“吸尘器有什么好神秘的，伍尔摩先生？”

“是一家新的代理商。”伍尔摩说。这时电梯服务生喊道：“六楼到了。”

伍尔摩先一步进入，而且他的脑袋比海斯巴契更清醒。一格格牢房般的房间围绕着一个长方形露台而建，底楼处有两颗秃头向上反射出光芒，恍如路灯。他跛着腿走到露台转角，也就是楼梯所在。海斯巴契医生摇摇晃晃紧跟其后，但伍尔摩可是训练有素的。

“伍尔摩先生，”海斯巴契医生叫道，“伍尔摩先生，我愿意投资十万元……”

伍尔摩一口气走下楼梯，而海斯巴契医生还在努力步出他的第一阶。501室离楼梯不远。他用钥匙打开门。一盏昏黄的灯照着空无一人的客厅。他轻轻关上门——海斯巴契医生还没走完楼梯。他静静站着，侧身听着海斯巴契医生的脚步和打嗝声从门前过去，逐渐远去。伍尔摩心想，我就像个间谍，我的举止简直就像个间谍，太荒谬了。明天早上我该怎么跟海斯巴契说？

卧房的门关着，他走向它，却突然停下脚步。还是不要自找麻烦的好。如果霍索尼真的需要他，就让他主动找上门来，何必去惊扰他？可是出于对霍索尼的好奇，他决定临走前对这个房间察看一番。

书桌上有两本书。两本一模一样，都是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选集》。还有一张便条纸，上面大概是霍索尼对这次会面记下的重点：1.薪水；2.开销；3.传讯；4.查尔斯·兰姆；5.墨水。他正准备翻开兰姆的书，一个声音说道：“双手举起来，”接着用西班牙语又说了一遍，“Arriba los manos。”

“是Las manos。”伍尔摩纠正那人。他意识到是霍索尼。

“啊，原来是你。”霍索尼说。

“我来晚了，很抱歉，我跟海斯巴契出去了。”

霍索尼穿着丝质睡衣裤，口袋上绣着H.R.H的姓名缩写，整个人因此显得尊贵气派。他说：“我睡着了，后来听到你走动的声音。”表情活像被人逮到说不出约定暗号似的，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披上衣服。他说：“你动了兰姆的书。”那语气带着责备，仿佛他是救世军的教堂主管。

“很抱歉，我只是随便看看。”

“没关系。这表示你有干这行的天赋。”

“你好像很喜欢那本书。”

“其中一本是给你的。”

“可是我已经读过了，”伍尔摩说，“好几年前读的。再说，我不喜欢兰姆的书。”

“它不是用来读的。你从来没听说过书码吗？”

“事实上——没有。”

“我马上就教你怎么用。我这里会保留一本，你和我联络的时候，只要指出编码的起始页数和行数就行了。当然，这不像机械码那样难解，不过对海斯巴契这号人物算是难的了。”

“我希望你能够忘掉海斯巴契医生这个人。”

“等你的办公室组织妥当，具备了足够的安全设施——有密码锁的保险箱、无线电报机、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以及各种必备的装置，我们当然会舍弃掉这种原始的密码。不过，除了译码专家，一般不知道书名和版本的人想要破解这套书码可是难如登天。”

“你为什么选择兰姆的书？”

“除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外，只有这本书同时买得到两本。我当时很匆忙，离开前又得在金斯敦的C.T.S书局买点东西。噢，还有一本叫作《明灯：晚祷手册》的书，不过我想，除非你是教徒，否则书架上摆这本书岂不可疑？”

“我不是教徒。”

“我还买了一些墨水给你。你有电水壶吗？”

“有，怎么了？”

“用来拆信。我们希望我们的人都有完善的应变设备，以防万一。”

“要墨水干什么？我家里多得很。”

“当然是隐形墨水，在你不得不靠普通邮件寄东西时用。你女儿应该有针吧？”

“她不织毛线的。”

“那你得去买一根。最好是塑料的，钢质的有时会留下痕迹。”

“留下痕迹？留在哪里？”

“在你打开的信封上。”

“我干吗要打开什么信封？”

“你说不定要检查海斯巴契医生的信件。当然，你得在邮局找个副手。”

“我严正拒绝……”

“别这么难缠。我知道有人从伦敦寄信给他。等看过信后，我们再决定如何处置。还有个小诀窍，如果墨水用完了，用鸟屎也可以。我说得太快了吗？”

“我还没说我愿意……”

“伦敦方面同意每个月给你一百五十元，另加一百五十元作为开销支出——当然，你必须说明用途，例如支付给副手之类的。要是超出这个预算，必须另外申请。”

“你想得太远了……”

“想想看，不用缴税。”霍索尼顽皮地对他眨眨眼，这动作显然和他睡衣上尊贵的缩写图案颇不相称。

“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你的代号是59200-5。”他骄傲地补上一句，“当然，我是59200。你手下的情报员就是59200-5-1、59200-5-2，一直这样编下去。懂了吗？”

“我不懂，我对你怎么可能有用？”

“你是英国人，不是吗？”霍索尼回答得简单利落。

“我当然是英国人。”

“那么你拒绝为祖国服务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店里的事已经够我忙的了。”

“那是个非常好的掩护，”霍索尼说，“考虑得非常周密。你的职业看起来很自然。”

“它本来就很自然。”

“好了，如果你不介意，”霍索尼语气坚定，“我们该仔细谈谈我们的兰姆了。”

2

“米莉，”伍尔摩说，“你没吃你的麦片粥。”

“我已经不吃麦片粥了。”

“你只在咖啡里加了一小匙糖。你在节食，是不是？”

“没有。”

“在做苦行告解吗？”

“不是。”

“还不到中午，你就会饿扁了。”

“这我知道。我会吃一大堆可怕的马铃薯。”

“米莉，到底怎么了？”

“我要节俭一点。那天晚上，我突然发觉我对你是个多么沉重的负担。我好像听到有个声音对我说话，当时我几乎脱口说出‘你是谁？’但是我害怕它会说‘我是神，是你的主。’我的年纪到了，你知道。”

“什么年纪？”

“出现那种声音的年纪。我现在比特蕾莎修女进修道院的年纪还要大。”

“米莉，别告诉我你打算……”

“不，我不会的。我想塞古拉大队长说得对，他说我不是进修道院的料。”

“米莉，你知道他们叫塞古拉大队长什么吗？”

“知道，红鹰。他虐待犯人。”

“他承认吗？”

“呃，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当然会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可是他有个人皮制的烟盒，他还推说那是小牛皮——他以为我认不出小牛皮是什么样子。”

“你必须离他远一点，米莉。”

“我会的，慢慢来。可是我必须先安排好驯马的事。这让我想起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怎么说？”

“它说——在午夜里，那听起来像是天启——‘贪多嚼不烂，这根本非你能力所及，我的女孩。乡村俱乐部的事如何了？’”

“‘乡村俱乐部的事如何了’？”

“只有在那里我才能真的骑马，但我们不是会员。马关在马厩里有什么用？塞古拉大队长当然是会员，但我知道你不会希望我找他帮忙。所以我想，或许我可以少吃一点饭，帮你减少家里的开支……”

“什么……”

“这样你或许就负担得起会费了。入会的时候，你得把我的名字登记为瑟拉菲娜，那听起来比米莉适合多了。”

在伍尔摩听来，她说的一切都言之成理。而只有霍索尼，才真正属于那个残忍又不可理喻的儿童世界。

伦敦现场

霍索尼踏进了伦敦麦达维尔邻近的一栋钢筋水泥大型建筑物的地下室，待门上的灯由红转绿，走了进去。他把他一身的优雅留在加勒比海，现在换穿一套灰旧的法兰绒西装。在老家，他无须刻意保持光鲜的外表。他只属于伦敦灰暗的一月。

主席坐在桌子后面，桌上一个巨大的大理石镇尺压着一张薄薄的纸，上面还有喝了一半的牛奶，一罐灰色药丸，一盒舒洁面纸，面纸旁边则是一款黑色电话(红色那部是干扰窃听用的)。黑色外套、黑色领带以及遮住一只眼的黑色单片眼镜，他给人一种殡葬从业者的印象，一如这地下室所营造的气氛——一间密室，一个陵寝，一座坟墓。

“你找我吗，长官？”

“只是聊聊，霍索尼，就是聊聊天。”他的语气低沉，像是在葬礼上沉默了一天后第一次开口说话，“什么时候回来的，霍索尼？”

“一星期前，长官。星期五我要回牙买加。”

“一切都顺利吗？”

“我想我们加勒比海地区的情报网已经建立好了，长官。”霍索尼说。

“马提尼可岛[15]呢？”

“没问题，长官。你记得吧，在法兰西堡我们是和法国第二局合作。”

“只是某种程度吧？”

“噢，是的，当然只是某种程度。海地比较麻烦，但59200-2相当活跃。我对59200-5比较没把握。”

“59200-5？”

“他是我们在哈瓦那的人，长官。那里的选择不多，而一开始他对这份工作似乎不太热切，有点顽固。”

“有时候这种人反而发展得最好。”

“没错，长官，不过我有点担心他的人际交往。那里有个叫海斯巴契的德国人，但我们还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无论如何，他似乎有所进展了。我离开金斯敦的时候，还收到一份额外支出的申请。”

“那一向是个好兆头。”

“没错，长官。”

“表示那人的想象力已经开始运作。”

“确实。他想要成为乡村俱乐部的会员，那里头全是有头有脸的百万富翁，是政治与经济消息的最佳来源。会费很贵，比白人俱乐部还要贵上十倍，不过我批准了。”

“你做得对。他的报告如何？”

“呃，事实上，我还没收到任何报告。他得花一段时间去组织他的情报网。或许我是太过于顾虑安全性了。”

“没有的事。安全至上，‘烧断的保险丝一点用也没有’。”

“他现在的处境相当有利，可以接触到许多政府官员和外交使节。”

“哈!”主席说。

他拿下单片眼镜，用一张面纸擦亮。他失去的那只眼装着玻璃眼球，浅浅的蓝，不像真的眼睛，倒像是从那种会叫“妈咪”的洋娃娃身上取下来的。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噢，他是进口商，机械器材之类的。”

雇用社会地位良好的情报人员，对自己前途总有推波助澜的效果。所以详细记载着拉帕瑞拉街那家寒酸商店的秘密档案，在正常情况下，永远也进不了这个地下室。

“他以前为什么不加入乡村俱乐部？”

“呃，我想他宁可过着隐逸一点的生活。家里有些麻烦。”

“希望不是和女人纠缠不清吧？”

“噢，绝不是那样的事，长官。他妻子离开他，和一个美国人私奔了。”

“那他不会反美吧？那样的偏见在哈瓦那不可能立足。我们得和美国人合作——当然，只是某种程度上。”

“噢，这你放心，他是个性情平和的人。离婚的事他处理得很好，还依照妻子的愿望把小孩送到修女学校去念书。听说圣诞节他还会发电报向她问好。我相信等他的情报网部署好了，他的报告一定会是百分之百可靠。”

“相当感人——我是说那孩子的事。霍索尼，嗯，给他一点刺激，好让我们称称他的斤两。要是他真如你所说的那么好，说不定我们可以考虑扩大他的编制。哈瓦那可能是个关键地点，共产党专挑动乱的地方去。他都怎么和你联络？”

“我要他每星期送个一式两份的报告到金斯敦去，我留一份，另一份寄来伦敦。我还给了他一本书当作传讯的书码，他会通过大使馆传讯。”

“他们不喜欢我们这样做。”

“我跟他们说这只是暂时性的。”

“如果他真的不错，我建议让他设置一个无线电报单位，他可以扩充他的人手。你觉得怎么样？”

“噢，当然好。可是——你知道他的办公室不大，是很传统的那种。你也知道，这些商业冒险家是怎样勉强维持的。”

“我了解，霍索尼。破旧的小桌子，半打人挤在一个只能容纳两个人的小房间，过时的会计系统，女秘书一待就是四十年。”

霍索尼放心了，主席已经扛下了责任。即使有一天他读到那家小店的秘密档案，那些文字也影响不了他了。拉帕瑞拉街上那家卖吸尘器的小店，早已淹没在主席栩栩如生的想象力里，它的真貌已不复可寻。59200-5情报员已经得到认可。

“那是这人性格中的一部分，”主席向霍索尼解释着，仿佛推开拉帕瑞拉那扇门的人不是霍索尼，而是他自己，“这种人无时不在锱铢必较、冒险求利，所以不会成为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这和他破碎的婚姻无关。霍索尼，你太浪漫了。他的生命里女人来来去去，但我想永远不及他的工作来得重要。如何善用一个情报员，秘诀在于了解他。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属于——你可以说属于吉卜林[16]那个年代。我想，在他墨渍斑驳的书桌某处，一定放着一本以便士为记账单位的古旧牛皮账簿，详细记载着他的第一笔生意：四分之一份印第安橡胶，六盒钢制笔尖……”

“我不认为他的年代可追溯到钢制笔尖那么久远，长官。”

主席叹了口气，重新戴上墨镜，他那只天真的娃娃眼又回到隐遁状态。

“霍索尼，细节并不重要，”主席说，声音带着恼怒，“可是你若想成功地掌握他，你必须找到那本账簿——我是打个比方。”

“是的，长官。”

“你刚才说他之所以过着退隐的生活，是因为妻子的缘故。那是个错误的推想，霍索尼。像他那样的男人反应不会是如此。他不会张扬他的失落，不会让你察觉他的悲伤。如果你的推想正确，那么在他妻子去世之前，他为什么不加入俱乐部？”

“她只是离开他。”

“离开他？你确定？”

“相当确定，长官。”

“哈，那表示她一直没找到那本账簿。把它找出来，霍索尼，那他一辈子就是你的人了。我们刚才谈到哪里了？”

“他办公室的人员编制。长官，对他而言，吸收大量新员工并不容易。”

“我们可以慢慢将旧员工淘汰，遣散他原来的秘书……”

“事实上……”

“当然这只是猜想而已，霍索尼，毕竟他也可能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人。这些老派的生意人，殷实可靠，但有时眼光过于短浅，不合我们这样的人使用。他的第一份报告可以帮我们做个判断，但事先规划总是好的。你去问问杰金森小姐，看她那里有没有会讲西班牙语的人。”

霍索尼搭乘电梯一层层往上升，好似从火箭上俯看这个世界。整个西欧在他眼底下往下沉，接着是中东，然后是拉丁美洲。杰金森小姐四周环绕着密密的档案柜，看上去宛如一条条梁柱环绕着一个老去的神殿。大家只知道她姓杰金森而不知其名。至于这栋楼里的其他人，出于莫测高深的安全考虑，则是一律以教名相称。霍索尼进门的时候，她正在口授秘书打字：“给A.O.的备忘录。安吉丽卡已经转至C.5，周薪提高为八英镑，这项调薪务必立即生效。我知道你不赞成调薪，所以我必须告诉你，安吉丽卡的财务状况已经岌岌可危，快要去当公共汽车售票员了。”

“什么事？”杰金森小姐尖声问。

“主席要我来见你。”

“我没有人可以给你。”

“我们并不急着现在要人，只是先探探情况。”

“艾瑟儿，亲爱的，打个电话给D.2，告诉他不许叫我的秘书加班到七点以后，除非国家发生紧急事件。而且即使战争爆发或是可能爆发，也得先通知我们那群秘书才行。”

“我们在加勒比海可能需要一个会说西班牙语的秘书。”

“我没有人可以给你。”杰金森小姐说，像个机械人。

“哈瓦那——小小的一个站，气候很好。”

“组织有多大？”

“目前只有一个男人。”

“我不是婚姻介绍所。”杰金森小姐说。

“一个中年男人，他有个十六岁的小孩。”

“已婚？”

“可以这么说。”霍索尼含混带过。

“他稳定吗？”

“稳定？”

“可靠、安全、个性沉稳？”

“噢，没错，没错，这点你放心。他是那种老派的生意人，”霍索尼随口套用主席所说的话，“白手起家的那种，对女人没兴趣，可以说已经摆脱了对性的需求。”

“没有人能够摆脱对性的需求，”杰金森小姐说，“我必须为我送出国的女孩负责。”

“我还以为你手上没有人选。”

“这个嘛，”杰金森小姐思索着，“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我可以把贝翠丝给你。”

“贝翠丝？杰金森小姐!”一个抗议的声音从档案柜后传出。

“我说了贝翠丝，艾瑟儿，就是贝翠丝。”

“可是，杰金森小姐……”

“贝翠丝需要一点实务经验，这一点她的确有待加强。这个任务适合她。她不会太年轻，又喜欢小孩。”

“这个职务需要的，”霍索尼说，“是个会说西班牙语的人。喜不喜欢小孩不重要。”

“贝翠丝有一半法国血统。她的法语说得比英语好。”

“我是说西班牙语。”

“差不了太多，两个都是拉丁语系。”

“或许我可以见见她，和她谈一谈。她算是训练有素吗？”

“她是个很好的译码员，上过显微摄影的课程。她的速记不太好，打字却是一流。她对电动力学懂得很多。”

“那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但保险丝那类的问题难不倒她。”

“那她对吸尘器应该也很在行啰？”

“她是个秘书，不是女佣。”

一个档案柜砰然甩上。

“要不要随你。”杰金森小姐说。

霍索尼觉得她口中的贝翠丝像个东西，而不是个人。

“她是唯一的选择吗？”

“没错，唯一的一个。”

档案柜再度砰然关上。

“艾瑟儿，”杰金森小姐说，“你再不安静点，我就把你归还给D.3。”

霍索尼若有所思地离开了。他觉得这个精明能干的杰金森小姐，卖给了他一件连她自己也没信心的东西——可能是一块大金砖，也可能是只小狗。或者说，一条恶母狗。

[1]　西班牙语：啤酒。

[2]　哈瓦那一家夜总会的名字。

[3]　原文是It beats as it sweeps as it cleans，是胡佛吸尘器公司的一句著名的广告语。——编者注

[4]　锶90在医疗上可应用于放射线疗法。

[5]　西班牙语：早安。

[6]　天主教会在一年的四个季节中的每一季禁食、禁欲和祈祷三天。

[7]　墨西哥本土化的圣母形象。

[8]　戈雅(Francisco Jose de Goya Y Lucientes， 1746—1828)，西班牙近代现实主义画家，代表作有《裸体的玛亚》《穿衣的玛亚》等。——编者注

[9]　墨西哥货币。

[10]　Novena，出自拉丁语Novem，意为数字“九”。天主教中，为了某一特殊目的，会做一连九日的祈祷。

[11]　Daiquiri，一种以朗姆酒为主要配料的鸡尾酒，是海明威、肯尼迪总统最爱喝的一种酒。——编者注

[12]　1939年德国与苏联签订的秘密协议，划分了苏德双方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

[13]　十九世纪末，一个任职于法国陆军参谋部的犹太裔法国人德雷福斯，由于一份未经证实的文件被罗织入罪，被判叛国并送恶魔岛监禁折磨。后在其妻与各方人士奔走之下，十数年后终得平反，是为德雷福斯事件。

[14]　哈瓦那一家历史悠久的酒店，1908年开始营业。

[15]　加勒比海之法国属地，首府是法兰西堡。

[16]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1865出生于印度孟买，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此奖的作家。——编者注

第二部

第一章

1

伍尔摩胸前口袋里揣着一封电报离开了大使馆。大使馆的人将它粗鲁地塞给他，他正待开口说话，就被堵了回来。

“我们什么也不想知道，这是暂时的安排，越早了结我们越开心。”

“霍索尼先生说……”

“我们不认识什么霍索尼。请不要忘记，我们这里没有这号人物。再见。”

他带着电报走回家。这个长长的城市沿着广阔的大西洋而建，浪潮翻飞至马莱孔大道上，模糊了车辆的挡风玻璃。一度是贵族豪门的廊柱如今斑驳无比，黄的、灰的、红的，有如饱受侵蚀的礁岩。一面形状模糊、脏污褪色的古老盾牌立在一家寒碜的旅馆门口。夜总会的百叶窗漆着俗丽鲜艳的颜色，以免受到盐分与温度的摧残。往西看，新市镇钢筋骨架的摩天大楼比灯塔还高，直入清朗的二月天空。这城市适于游览而不宜久居，但它是伍尔摩初恋的城市。他的爱是一场悲剧，他却坚守不渝。时间为那场战役添加了诗意，而米莉宛如古老壁垒上的一朵小花，见证着当年惨烈的历史。街上擦身而过的女人额头上沾着灰印，仿佛刚从地底下爬出来乍见天日。他想起来今天是圣灰星期三[1]。

虽然学校放假，但伍尔摩抵达家门时，米莉并不在家——或许她还在做弥撒，或是在乡村俱乐部骑马。罗伯兹正在展示涡轮吸尘器给牧师的管家看，这位管家已经决定不用那种原子炉吸尘器。伍尔摩对这种新型机器的恐惧获得了证实，因为直到现在他一台也没卖出去。他上楼打开电报，上头的收信地址是英国大使馆某部门，底下那些密码难看得像极了那些直到开奖最后一天也没卖出去的彩券号码。一开始是2674，然后是一连串的五位数：42811、79145、72312、59200、80947、62533、10605，等等。这是他第一次收到伦敦来的电报。他没有把握解开密码，但他至少认得那组数字：59200。它那副横眉竖目的模样，就仿佛霍索尼此时此刻突然爬上楼来指责他。他不情不愿地拿出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选集》——他以前是多么嫌恶里头的某些故事啊。他记得第一组数字是代表密码开始的页次、行次和字。

“狄奥妮莎，克利翁邪恶的妻子，得到她应得的惩罚。”

他从“惩罚”这个词开始解。令他惊讶的是，某些意义真的浮现出来，就像某只天赋异秉的鹦鹉开口说起话来。

“一月二十四日编号一59200 A节开始。”

经过四十五分钟的加加减减之后，他解出了所有信息，除了最后一段。那一段不是59200就是他自己出错，搞不好还是兰姆的错。

“59200 A节开始自乡村俱乐部之事获准后已近一个月但尚未收到征募新情报员的消息句点相信在谨慎追查之前你不会回复不会贸然收编任何人员句点B节开始留给你的问卷上的政治与经济报告应该呈交59200句点C节开始受诅咒的细绳必须送到金斯敦基本结核性信息结束。”

愠怒又不着边际的最后一段令伍尔摩忧心。他头一回感觉到，在他们眼中(天晓得他们是谁)，他拿了钱却不做事。这让他困扰不已。在此之前，他只觉得自己得到了一笔天外横财，让米莉能够去乡村俱乐部骑马，他自己也从伦敦订购了一些渴望已久的书，剩下的钱都存在银行里。他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把钱还给霍索尼，只是没有太大把握。

他思忖道：我一定得做点事，给他们几个名字去追查，然后再招募一个情报员进来，让他们高兴。他想起米莉以前常玩的游戏：拿零花钱给他，假装在商店买东西。他不得不陪她玩这个游戏，但事后她一定会把她的钱要回去。

他不知道该如何招募情报员。霍索尼当初如何找上他的，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整件事情是从厕所开始的，不过那当然不是重点。他决定采取最简单的做法。

“你找我，夫尔摩先生？”

不知道为什么，罗伯兹发“伍尔摩”的音总是不准。他自己也不太满意，因此一改再改，结果是从来也没有重复叫过同一个名字。

“我有事跟你谈，罗伯兹。”

“是的，伍摩先生。”

伍尔摩说：“你跟着我许多年了，我们彼此互相信任。”

罗伯兹的手抚在胸前，表示他全然地信任。

“你想不想每个月多赚点钱？”

“啊，当然好……事实上我正想跟你讲，欧摩尔先生。我就要多一个孩子了。二十比索可以吗？”

“这和公事无关。我们的生意实在太差了，罗伯兹。这件事绝不能对外张扬，是我个人的事，你了解吗？”

“我了解，先生。个人服务我懂。包在我身上，我很谨慎，而且一定不会跟米莉小姐讲。”

“我想你并不真的了解。”

“男人到了某个年纪，”罗伯兹说，“就懒得自己去找女人，只想省麻烦。他只想发号施令，说：‘今晚可以，明晚不行。’只要对他信赖的人下个命令——”

“我不是指这一类的事。我要跟你谈的事……嗯，反正跟这个没关系——”

“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伍穆尔先生，我已经跟了你这么多年。”

“你错了，”伍尔摩说，“我并不打算……”

“我了解你这样的英国绅士，‘旧金山’那样的地方不合适，即使曼巴俱乐部也不好。”

伍尔摩知道，不管他说什么也阻挡不了罗伯兹的滔滔不绝，现在他这位助手已经开始大谈在哈瓦那最伟大的议题：性交易不仅是这个城市主要的商业活动，更是一个男人生活的精华所在。每个人不是在买就是在卖——这无关物质——可是绝对不可能免费。

“年轻人需要变化，”罗伯兹口若悬河，“但成熟的男人也一样。年轻人是出于无知的好奇，有年纪的人则是因为胃口需要换新。再也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因为我研究过你，维穆尔先生。你不是古巴人，对你而言，女人屁股的形状远不及举止优雅来得重要——”

“你完全误解我了。”伍尔摩说。

“小姐今天晚上会去听音乐会。”

“你怎么知道？”

罗伯兹完全没理会他的问题。“她出门的时候，我会带一个女人来给你瞧瞧。如果你不满意，我再带另一个来。”

“你用不着做这种事。这跟我需要的服务根本扯不上关系，罗伯兹。我要的是……呃，我要你保持警惕，多多观察，然后向我报告——”

“观察米莉小姐吗？”

“老天，不是!”

“那要报告什么呢，夫尔莫先生？”

伍尔摩说：“呃，例如……”

可是他对于罗伯兹能报告些什么，实在一点概念也没有。他想起那冗长问卷上的几个题目，但都没有合适的——“共产主义在军队中的渗透”“去年糖和烟草的真实产量”。当然，在罗伯兹去做售后服务的那些办公室里，是有一些废纸篓，可是，连霍索尼在提到德雷福斯的时候都在说笑(如果霍索尼那班人会开玩笑的话)……

“例如什么呢，先生？”

伍尔摩说：“我以后再告诉你。现在，你回店里去吧。”

2

又到了鸡尾酒时间。惊奇酒吧里，海斯巴契医生高高兴兴地喝着他的第二杯威士忌。

“你还在担心吗，伍尔摩先生？”他说。

“没错，我很担心。”

“还在担心那个原子炉吸尘器吗？”

“不关吸尘器的事。”

他喝完了他的鸡尾酒，又叫了一杯。

“你今天喝得特别快。”

“海斯巴契，你从来不担心缺钱，对不对？话说回来，你又没有小孩子。”

“不出多久，你也会没有小孩。”

“我想也是。”这个安慰和鸡尾酒一样冰冷，“等时候到了，我要和米莉一起离开这里。我不希望米莉和塞古拉大队长那样的人在一起。”

“这我了解。”

“前几天我拿到一笔钱。”

“真的？”

“要我提供情报。”

“哪一类情报？”

“机密情报。”

海斯巴契叹了口气。他说：“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那种情报最容易提供了。”

“容易？”

“因为是机密，所以只有你知道。你需要的只是一点想象力，伍尔摩先生。”

“他们要我吸收新人，我该怎么做呢，海斯巴契？”

“你可以捏造，伍尔摩先生。”

“听起来你好像很有经验。”

“我的经验来自医学。你难道没看过秘方这类的广告？某个印第安人部落的酋长临死前透露的生发秘方。既然是秘方，就不需要白纸黑字印出来。而大家又特别相信秘密的东西——大概是古代巫术的残留吧。你读过弗雷泽爵士[2]那些关于咒术起源的书吗？”

“你有没有听过书码这种东西？”

“别告诉我太多，伍尔摩先生。保守秘密不是我的专长——我可没有小孩。请别把我捏造成你的情报员。”

“不会，我不会的。那些人不太喜欢我们交朋友，海斯巴契，他们要我离你远一点。他们在追查你。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追查人的吗？”

“不知道。小心点，伍尔摩先生，拿钱可以，但不要提供任何情报给他们。你很容易被塞古拉那帮人盯上。骗骗他们，保持你的自由之心。他们不值得你提供任何真相。”

“你说的‘他们’，指的是谁？”

“王国、共和国、掌权者，”他喝光他的酒，“我必须走了，伍尔摩先生。”

“没什么事发生吧？”

“谢天谢地，没有。只要无事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你说是吧？很不幸，彩券开奖了。我一个星期就输了十四万，我现在是穷人了。”

“你不会忘了米莉的生日吧？”

“说不定追查结果对我不利，所以你不会再希望我去。不过别忘了，只要你说谎，就不会造成伤害。”

“我拿了他们的钱。”

“他们没有钱，他们的钱都是来自你我这样的人。”

他推开门，步出酒吧。海斯巴契医生从来不以道德论事。道德，远在一个医生的掌管范畴之外。

3

伍尔摩在米莉的房间找到一张乡村俱乐部的会员名单。他知道在哪里找得到这份名单，它夹在两本书中间：《女骑士年鉴》和小马小姐的小说《白马》。他加入俱乐部是为了吸收适当的情报人员，而这里有整整二十页的名字。他注意到一个地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名字——文森特·帕格曼，他或许是艾尔的父亲。他的直觉告诉他，把帕格曼家族收编进来准没错。

在坐下来编码前，他又选了另外两个名字——工程师希夫和路易斯·桑兹教授。这个教授，管他是何方神圣，应该是负责经济情报的好人选；工程师可以提供科技信息；帕格曼先生则是政治。打开《莎士比亚故事选集》(他已选好了那一页：“希望接下来一切顺利”)，他开始编码：

“一月二十五日编号一A节开始我已经聘用我的助手并指定他为59200-5-1建议每月薪资十五比索B节开始请追查下面这些……”

这般分节叙述在伍尔摩看来简直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但霍索尼说这是训练的一部分，就像米莉坚持她所买的每样东西都必须包装完整，连一颗玻璃珠也不能马虎。

“C节开始要求的经济报告随后会以包裹送出。”

接下来只有静候回音，以及准备经济报告了。这可让他大伤脑筋。他先前已经差遣罗伯兹买来所有关于糖和烟草的官方文件——这是罗伯兹的第一个任务。现在，他每天都花好几个钟头阅读当地报纸与相关文件，在所有可供教授和工程师参考的版面上标注记号。在伦敦或金斯敦，不太可能有人去研究哈瓦那当地的报纸。有时他甚至会在那些印刷不良的文字间发现一个新的世界。或许过去的他太依赖《纽约时报》或《先驱论坛报》来塑造自己的世界了。惊奇酒吧外的街角，一个女孩被刺身亡——下面的标题是“爱的殉难者”。哈瓦那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殉难者：一个男人在赌场输了一大笔钱，他爬上舞台，拥抱一个俗艳的女歌手，然后把车开进码头，淹死了自己；另一个男人以吊带裤勒死了自己。而这个城市也有神话：圣女像流出眼泪；圣母像前的烛火不可思议地持续一周不熄，从某个星期五到另一个星期五。在这场暴力、激情与爱的幻景里，塞古拉大队长的那些受害者独独不见踪影，他们的受苦和死去从来不曾见诸报端。

做经济情报成了一件劳心费力的苦差事，因为伍尔摩从来就没学会用多于两根的手指打字，对打字机上的定位装置也束手无策。此外他还得把官方数字做一番修改，以防总部有人心血来潮将两份报告加以比对。有时候伍尔摩会忘了自己改过哪些数据，小数点的问题更是搞得他头昏脑涨。这些加加减减向来就不是他的专长，他有如在老虎机里驾驭一辆迷你车。

一星期过去，音信全无，他开始担心。难道霍索尼察觉事有蹊跷？不过有件事给了他短暂的兴奋：大使馆把他找去，那个脸很臭的职员递给他一个密封信封，收件人的名字让他一头雾水——“路克·潘妮小姐”，拆开后另一个信封写着“亨利·利百特，市场研究服务”，第三个信封才写着59200-5，里头有三个月的薪资和津贴，是古巴钞票。他带着这笔钱到奥比斯波的银行去。

“存在公司账户吗，伍尔摩先生？”

“不，私人账户。”职员数钱的时候，他心中一股罪恶感油然而生。他感觉自己像是侵吞了公司的钱。

第二章

1

十天过去了，他没收到半句回复。在他虚拟的情报员未被调查认可之前，他连他的经济报告都送不出去。又到了一年一度拜访经销商的时节，他将离开哈瓦那，顺着马坦萨斯、 西恩富戈斯、圣克拉拉和圣地亚哥，一路往南走。他向来开着他那辆老爷车去造访那些城市。离开前他发了一封电报给霍索尼。

“我将假拜访经销商之名，评估在马坦萨斯、工业中心圣克拉拉、海军总部西恩富戈斯 、异议分子集中地圣地亚哥建立情报站的可能性。估计每日花费五十元。”

他吻别了米莉，要她承诺他不在家这段期间不搭塞古拉大队长的便车，接着便急促赶往惊奇酒吧去和海斯巴契喝杯饯别酒。

2

每年一次，在他的旅途中，伍尔摩都会写信给他住在北安普敦的妹妹(或许写信给玛丽，能够暂时纾解他离开米莉的寂寞)，同时寄出古巴最新的邮票给他的外甥。这男孩从六岁起就开始集邮，时光荏苒，伍尔摩都忘了他已经年过十七，说不定早就不再集邮了。不管他还集不集邮，伍尔摩写在信上的那些话也显然太幼稚了。那些话连米莉都嫌它可笑，更何况他还比米莉大几岁。

伍尔摩写道：

亲爱的马克，这里有些邮票要送你。你一定已经搜集了不少邮票，这几张恐怕不是太有意思。我本来想找一些动物、小鸟或蝴蝶的图案，就像你上回给我看的那种危地马拉邮票，只可惜古巴没有。爱你的舅舅。p.s.我现在正坐着看海，天气很热。

给他妹妹的信就鲜活多了：

我现在坐在西恩富戈斯海边，温度超过九十华氏度，虽然太阳早在一小时前就下山了。电影院正在放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一艘船停泊在海港，船名够古怪的，叫作胡安·贝尔蒙特[3]。还记得那个冬天我们去马德里看斗牛吗？船长——我猜他是船长——就坐在隔桌喝着西班牙白兰地。除了看电影，他没别的事可做。这一定是世上最安静的港口之一，只有黄色或粉色的街道，高耸的糖厂烟囱，还有就是那野草丛生的小径尽头的胡安·贝尔蒙特了。不知为什么，我希望能和米莉一起登上那艘船航行大海。吸尘器的生意不好做，这种动荡的日子，电流太不稳定了。昨晚在马坦萨斯总共停了三次电，第一次停电的时候我还正好在洗澡。大老远写信给你，尽提这些，够蠢的。

别以为我不快乐。我们这里有很多可以说的。有时候想到回老家去的事，我会有点害怕，想想博姿[4]、沃尔沃斯超市和那些自助餐厅，说不定连白马酒馆都把我当陌生人了。船长身旁坐了个女人——我想他在马坦萨斯应该也有女人——他把白兰地灌进她的喉咙，就像替猫喂药。太阳下山前这里的光影很迷人：长长的金光和海鸟，映照在银色的浪波上。白天时看起来像是维多利亚女皇的雕像，现在则仿佛只是一团气波。鞋匠们收拾好工具箱，摆在粉红廊柱旁的椅子下。你可以居高临下俯看人行道——那就好像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两脚还踏在大概是腓尼基人漂洋过海运来的青铜海马上。我为什么如此思念故乡？或许是因为我现在有了点闲钱。不久后我非下定决心，永远离开古巴不可。我不知道米莉能不能在北伦敦灰蒙蒙的街道上找一所秘书学校安定下来。

爱丽丝婶婶好吗？爱德华叔叔呢？还是他已经过世了？我已经到了亲人们不知不觉去世的年纪。

他付了账，又问了当地首席工程师的名字——他知道自己得找些人名来搪塞，好让每天的五十元花得有道理。

3

在圣克拉拉，他的老爷车终于倒地不起，像一只倦极的骡子。它的内部问题很严重，只有米莉知道怎么处理。车厂的人说需要修理几天，伍尔摩只好改搭公共汽车到圣地亚哥去。或许这是个更快更安全的走法，因为在圣地亚哥一带，叛军占领山头，政府军集结在马路上与城市里，交通受阻是常见的事，公共汽车反而比私人汽车更不容易误点。

他在傍晚时分抵达圣地亚哥，官方宵禁的时辰未到，正是空荡荡的危险时刻。广场上朝向天主教堂而建的店家都打烊了，一对男女快步从旅馆前面走过。这是个湿热的夜晚，道路两旁的路灯半明半灭。柜台人员带着狐疑招呼他，心里约莫在揣度，这人是哪一路的间谍。他觉得自己像个冒牌货，因为这家旅馆住的都是正牌间谍、正牌线人和正牌叛军情报人员。一个醉汉在酒吧间念个不停，颇有格特鲁德·斯泰因[5]的风格：“古巴是古巴是古巴”。

伍尔摩吃了份蛋卷，配点酸酒当晚餐——那蛋卷又干又扁，还带着污渍和折痕，活像一份古老的文件。伍尔摩一面吃，一面在寄给海斯巴契医生的风景明信片上写了几行字。每当他离开哈瓦那，他总会寄风景明信片给米莉和海斯巴契医生，甚至寄给罗伯兹。画面上总是丑丑的旅馆，某个窗户上还打了个“×”，仿佛侦探小说里标明的犯罪现场。“车子抛锚了，万籁俱寂。周四可望回家。”风景明信片是寂寞的象征。

九点钟，伍尔摩出门拜访经销商。他忘了圣地亚哥的街道在入夜后有多么萧瑟。铁窗后的百叶窗紧闭着，这里如被占领的城市一般，家家户户门院深锁，对路过者不理不睬。一家戏院散发出微弱的灯光，却没有顾客上门。依据法令它必须整夜开着，但只有士兵和警察才可能在入夜后上戏院。某条街道尽头，伍尔摩看到一支军方的巡逻队经过。

伍尔摩和经销商坐在又小又热的房间里，一扇开着的门通往内院，院里有一棵棕榈树和一口熟铁打造的井，但外头的空气和屋内一般热。他们面对面坐在摇椅上，时而摇向对方，时而摇离对方，制造出小小的气流。

生意不好(摇啊摇)，在圣地亚哥没有人买电器(摇啊摇)，电流不稳，有什么好卖的呢？(摇啊摇。)呼应他们话题似的，电突然停了，他们只好在黑暗中继续摇下去。有时乱了节奏，两人的头还会轻轻撞在一起。

“对不起。”

“我的错。”

(摇啊摇啊摇。)

有人在内院发出擦椅子的声音。

“是你太太吗？”伍尔摩问。

“不，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两个。”

伍尔摩往前摇，往后摇，再往前摇，侧耳细听内院偷偷摸摸的动静。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里是圣地亚哥，每个房子都可能窝藏逃犯。最好是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见——这点绝无问题，即使灯泡带着微细的灯丝半有心半无意地恢复了光明。

回旅馆的路上，他被两个警察拦住。他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路上溜达。

“才十点钟。”他说。

“你十点钟在路上做什么？”

“又没有宵禁。有吗？”

突然间，一个警察毫无预警地给了他一记耳光。震惊淹没了愤怒。他是奉公守法的人，警察应该保护他才对。他用手摸摸脸颊。

“老天，你们怎么会以为……”

另一个警察在他背后给他一记，害他踉跄跌倒在人行道旁。他的帽子掉到了阴沟里。他说：“把帽子还我!”

才说完又被推了一把。他开始提到英国大使馆之类的话，又惹来几记耳光，打得他摇摇晃晃、天旋地转。这回他被带到一扇门内，办公桌旁有个人以手臂当枕头在睡觉。他醒过来，对伍尔摩一阵咆哮，其中最温和的单词是“猪”。

伍尔摩说：“我是英国人，我的名字是伍尔摩。住址是哈瓦那拉帕瑞拉街三十七号。四十五岁，离婚。我要求打电话给大使馆。”

那个叫他猪的警官要他把护照拿出来。

“我拿不出来。我放在旅馆的手提箱里。”

逮捕他的一个警察得意地说：“在街上逮到他，身上没有任何文件。”

“搜他的口袋。”那警官说。

他们拿出他的皮夹、写给海斯巴契医生的明信片(他忘了寄)，和一瓶在旅馆酒吧买来的威士忌样品酒“老爷子”。警官对着样品酒和明信片仔细研究。他问：“你为什么把这个瓶子带在身上？里头装的是什么？”

“你以为呢？”

“叛军用瓶子制造手榴弹。”

“他们当然不会用这么小的瓶子。”

警官打开瓶盖嗅了嗅，倒了一些在掌心上。

“闻起来像威士忌，”随即话锋一转，问起明信片来，“你为什么在图上画了一个叉？”

“那是我房间的窗户。”

“为什么要标出你房间的窗户？”

“为什么不行？那只是……呃，一个人在旅途中随兴做的事。”

“你是希望有人按着这扇窗来找你吗？”

“当然不是。”

“海斯巴契医生是谁？”

“一个老朋友。”

“他要到圣地亚哥来吗？”

“不。”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你住哪个房间？”

他终于慢慢领悟到这些犯罪专家都在想些什么，而且要对一个握有权势的人解释清楚情况，简直是痴人说梦。

他开始胡吹：“海斯巴契是个女人。”

“一个女医师!”警官显然不相信。

“一个女博士，非常美丽。”他用手在空中比画出两条曲线。

“她要到圣地亚哥来和你会面吗？”

“不，不。但你该懂得女人是怎么回事吧，警官？她们喜欢知道她们的男人睡在什么地方。”

“你是她的情人？”气氛缓和下来，“那仍旧无法解释你为什么三更半夜还在街上游荡。”

“又没有法律……”

“是没有法律禁止，但聪明人会待在家里。只有企图制造混乱的人才会在外面游荡。”

“我因为思念爱玛睡不着觉。”

“谁是爱玛？”

“海斯巴契博士。”

警官若有所思。“还是有哪里不对劲，我感觉得出来。你没有告诉我实话。如果你和爱玛相爱，为什么自己跑到圣地亚哥来？”

“她丈夫起了疑心。”

“她有丈夫？怪不得。你是天主教徒吗？”

“不是。”

警官拿起明信片再度细看。“在卧室窗口画叉——这么做不太好吧？她怎么跟丈夫解释呢？”

伍尔摩脑筋转得飞快：“她丈夫是瞎子。”

“那也不太好，很不好。”

“要不要我再揍他？”一个警察问。

“不急，我先盘问了再说。你认识这个叫爱玛·海斯巴契的女人多久了？”

“一星期。”

“一星期？你说的事情没一样是好的，你不但是个新教徒，还是人家的姘头。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个女人的？”

“是塞古拉大队长介绍的。”

警官拿着明信片的手凝在半空中，伍尔摩听到他身后的警察在吞口水。一阵长长的沉默，没有人说半句话。

“塞古拉大队长？”

“没错。”

“你认识塞古拉大队长？”

“他是我女儿的朋友。”

“原来你有女儿。那么你是结婚了。”他又说，“这样实在不……”

一个警察赶忙打断他：“他认识塞古拉大队长。”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你可以打电话问他。”

“打电话到哈瓦那得花好几个小时才接得上线。”

“反正这么晚我也不可能离开圣地亚哥。我会在旅馆等你。”

“或者是待在这里的牢房。”

“塞古拉大队长恐怕会不高兴。”

警官思索良久，一面细细翻看他皮夹里的东西，接着转向一位警察，要他和伍尔摩一同回旅馆去检查他的护照(警官显然认为这样可以保住面子)。两人在尴尬的静默中走回旅馆。

直到伍尔摩躺下来休息后，这才想到，给海斯巴契医生的那张明信片还留在警长的桌上。但他并不觉得要紧，反正早上再寄一张就是。人总要很久以后才会了解，在错综复杂的人生之图中，每样事物——甚至一张明信片——都是图案的一部分，因此不管是什么东西，掉以轻心都过于草率。三天后，伍尔摩搭公共汽车回到圣克拉拉。他的老爷车修好了。回哈瓦那途中，一路风平浪静。

第三章

他在下午晚些时候回到哈瓦那，许多封电报等着他，还有米莉留的一张字条。

“近来忙些什么？你知道是谁。”(可是他并不知)“非常紧急——不过绝对不是坏事。海斯巴契医生急着找你。你的挚爱。附注：我在乡村俱乐部骑马，报社记者替瑟拉菲娜拍了些照片，这下子她可出名了。”

海斯巴契医生的事可以等。电报中有两封标有“紧急”的字样。

“三月五日编号二A节开始海斯巴契的调查结果依然模糊。任何接触请极度小心并减至最低程度。”

文森特·帕格曼没有过关。

“你不可重复不可与他接触。他或许已被美国情报单位聘用。”

另一封三月四日编号一的电报冷冷地写着：

“将来请遵照指示每封电报只限一项主题。”

三月五日编号一的内容比较振奋人心：

最后一封电报则令人错愕：

“桑兹教授和工程师希夫追踪结果显示没有问题。你可以聘用他们。以他们的地位照理说开支不会超出原先预算。”

“关于吸收59200-5-1——亦即罗伯兹一事——已被认可但所建议的薪资低于欧洲公认标准。请改为月薪二十五比索。重复二十五比索。信息结束。”

罗伯兹在下面对着楼上大叫：“海斯巴契医生的电话。”

“告诉他我在忙，等下打给他。”

“他问你能不能马上接。他声音怪怪的。”

伍尔摩下楼去接电话，电话那端传来激动而苍老的声音。他从来没想到，海斯巴契医生也有显老的一天。“伍尔摩先生，请你……”

“是的，什么事？”

“请过来我这儿一趟，出事了。”

“你在哪里？”

“我家里。”

“怎么回事，海斯巴契？”

“我没办法在电话里告诉你。”

“你病了吗……还是受伤了？”

“要是那样就好了，”海斯巴契说，“请你快来。”

相识多年，伍尔摩不曾去过海斯巴契的家。他们总是在惊奇酒吧碰面，米莉生日就到餐厅聚会。只有一回伍尔摩发高烧，海斯巴契到拉帕瑞拉街来替他看病。另外一回是他坐在帕萨奥街旁的椅子上，流着泪告诉海斯巴契，米莉的母亲那天早上搭飞机去了迈阿密。可是多年来他们的友谊总是安全地保持着距离——太亲密的友谊反而最容易破裂。现在，他甚至得问海斯巴契怎么去他家。

“你不知道？”海斯巴契问，带着迷惑。

“不知道。”

“请尽快过来，”海斯巴契说，“我不想自己一个人。”

但在傍晚时分快速赶到谈何容易。奥比斯波的交通堵塞不堪，伍尔摩花了整整半个钟头才抵达海斯巴契住的那栋十二层青灰石砌大楼。二十年前这栋建筑称得上现代化，但近年来西边钢筋水泥的新建筑栋栋直入云霄，遮蔽了它的光彩。它属于管状椅[6]盛行的年代，而海斯巴契医生让伍尔摩进屋时，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把管状椅。椅上铺着莱茵河边某座城堡花样的老旧印花布。

海斯巴契医生整个人就跟他的声音一样，突然苍老了许多，这种变化并非表现在外观的肤色上。他多皱又泛红的肌肤并不比一个迟缓的老人差，皤皤白发亦早已如此，但改变的是他的神色。生命的情调受到猛烈的打击，海斯巴契医生不再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语气卑微地说：“你真好，愿意过来，伍尔摩先生。”

伍尔摩不禁想到那天，这个老人硬是把他从帕萨奥街拉走，在惊奇酒吧里大灌其酒、喋喋不休，用酒精、欢笑、无可抗拒的美梦为他疗伤止痛。

“发生了什么事，海斯巴契？”他问。

“进来再说。”海斯巴契说。

客厅里一片混乱，仿佛某个坏小孩在那些管状椅之间捣过蛋，翻箱倒柜，东敲西打，搞得天翻地覆。一群年轻人把酒言欢的照片被人从相框里拿下来，撕碎在一旁；“微笑的骑士”[7]的彩色复制画依然挂在墙上，可是下方沙发上的三个坐垫中有一个被割了开来；橱柜里的东西——旧信件和账单——散落一地，还有一束用黑丝带捆着的金发横在残物间，像极了一条被冲上岸的鱼。

“怎么搞的？”伍尔摩问。

“原因已经不重要了，”海斯巴契医生说，“请跟我来。”

一个先前被改造为实验室的小房间，再度被改造成废墟，废墟间还有一撮瓦斯火苗，海斯巴契医生熄了它。他拿起一支试管，里头的东西已被倒入水槽。他说：“你不了解，我是想要创造一种文化，打算从——算了，我早知道不会有结果，那不过是做梦罢了。”

他颓然地往一张可调整高度的管状椅上一坐，承担不起重量的椅子往下一沉，把他摔倒在地。通常是有人乱扔香蕉皮才会造成这样的惨状。他站起来，拍拍他的裤子。

“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有人打电话给我，要我出诊。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但还是得去，我冒不起不出诊的风险。结果回来就看到这样。”

“是谁弄的？”

“我也不知道。一星期前有人来找我，一个陌生人。他要我帮他，但不是看病，我拒绝了。他问我是亲东还是亲西，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的心在中间，”海斯巴契医生语带谴责，“几星期前你也问过我相同的问题。”

“我只是开玩笑，海斯巴契。”

“我知道，对不起。他们实在不该这么多疑的，”他瞪着水槽，“一个才萌芽的梦想。我当然知道，弗莱明是在意外中获得灵感才发现青霉素的，但意外需要有人去促成。尤其像我这样一个二流的老医生，要碰到一个意外而且还灵感大发简直是奢望。但就算我要做白日梦，这一切干他们什么事，对不？”

“我实在搞不懂。谁是幕后指使者？事关政治吗？那人是哪一国人？”

“电话中他和我一样说英语，但有口音。这年头，全世界的人说话都有口音。”

“你报警了吗？”

“据我所知，”海斯巴契医生说，“他曾经是警察。”

“他们拿走什么东西没有？”

“有，一些文件。”

“重要吗？”

“我实在不该保留那些东西的，它们都有三十几年的历史了。年轻的时候，人总会卷入一些是非。没有人的生命能够纯如白纸，伍尔摩先生。但我以为过去的自然会过去。我太乐观了。你我和这里的人不同，我们没有告解室可以埋葬过去的污点。”

“你应该心中有点谱儿吧……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

“大概会把我归入档案吧，”海斯巴契医生说，“他们必须有点成绩，好让自己显得重要。说不定在他们的档案里，我会升格为一个原子科学家。”

“你的实验能不能重新再来？”

“噢，可以。我想应该可以。不过，我自己从来就没相信过它，而现在它已化为乌有。”他打开水龙头，冲洗水槽，“我可能只会记得这些……污秽。那不过是梦想，这才是现实。”

有个看起来像蕈类的碎片堵住了水槽，他用手指把它戳下去：“谢谢你赶过来，伍尔摩先生。你是个真正的朋友。”

“我根本帮不上忙。”

“你愿意听我说话，现在我觉得好多了。我唯一担心的是那些文件。说不定他们并没有拿走文件。说不定我只是一时没看到，因为这里乱糟糟的。”

“我帮你找找看。”

“不用，伍尔摩先生。我不想让你看到一些令我自己惭愧的东西。”

他们在劫后的客厅里喝了两杯，然后伍尔摩便告辞了。他离开后，海斯巴契医生跪在“微笑的骑士”下方，清扫沙发底下。伍尔摩把自己关进车里后，罪恶感就像牢房里的老鼠，一口口啃啮着他。或许他和老鼠很快就会互相适应，而不知不觉中它便会吃掉他整只手。有许多和他相似的人也都这么做过：他们坐在马桶上任由自己被人征募，拿着别人的钥匙打开旅馆房间的门，学会用隐形墨水写成指示，学会利用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选集》编码。而每个玩笑总有它阴暗的一面，受害者的一面。

圣克里斯托的钟声响起，鸽子成群飞上屋顶，在金色的黄昏中，朝奥雷利街的彩券行和奥比斯波的银行上空盘旋而去。像小鸟一样看不出性别的小男孩、小女孩从校门口涌出，他们穿着圣洁的黑白制服，提着小小的黑色书包。他们的世界和59200的成人世界因年纪被区隔了开来，而他们对人世的轻信，是另一个与成人不同的特质。他的心温柔了起来——米莉就要到家了。他很高兴她还相信神话故事：处女生子、在黑暗中哭泣或安慰人心的画面。霍索尼和他的同类同样有颗轻信的心，只不过他们相信的是梦魇，是科幻小说里的丑怪故事。

一场游戏玩得有心无意有什么意思呢？他至少得给他们一点乐趣，以回馈他们所花的钱，至少让他们的档案里有些比经济报道更具价值的东西。他立刻拟了一份稿：

“三月八日编号一A节开始在圣地亚哥的旅途上我从各方消息来源得知军方正在奥伦特山区建立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分布太广难以被侦测出来。广泛的清野工作在森林大火的伪装下进行。来自数个村庄的农夫扛着大块石头令人印象深刻B节开始在圣地亚哥旅馆酒吧里遇见西班牙籍的古巴飞行员正喝得酩酊大醉他提起在哈瓦那到圣地亚哥途中从飞机上看到地上辟有大块平台庞大得不像一般建筑物C节开始59200-5-3陪我到圣地亚哥冒险深入巴亚莫的军事总部并画下正输往森林的奇异机械草图这些草图随后将以包裹送达D节开始能否恳请恩准给予59200-5-3一笔奖金以奖励他冒险完成任务并准许延迟经济报告的时间以将奥伦特的见闻纳入考虑E节开始本人打算招募古巴机长罗文·多明格斯作为59200-5-4不知此人可有记录。”

伍尔摩快乐地将文章转译为书码。他心想，我真不敢相信自己有这种本事。他又骄傲地想到，59200-5对自己的工作了解得很。他的幽默甚至扩及查尔斯·兰姆。他为这篇情报所选择的是第二百一十七页第十二行：“我会画下窗帘给你看。画得好不好呢？”

伍尔摩把罗伯兹从店里叫过来，给了他二十五比索。他说：“这是预付你第一个月的薪水。”

他太了解罗伯兹，不奢望他会因为额外的五比索而心存感激，但罗伯兹的反应还是让他愕然。罗伯兹说：“三十比索才够维持生计。”

“维持生计？什么意思？总部付你这些钱已经够好了。”

“这表示我得做很多事，对不对？”罗伯兹问。

“会吗？什么事？”

“私人服务。”

“什么私人服务？”

“如果不是得做很多事，你不会付我二十五比索。”

关于钱的争执，他向来就赢不了罗伯兹。“我要你从店里拿个原子炉吸尘器过来。”伍尔摩说。

“我们店里只有一个。”

“我要你拿上来。”

罗伯兹叹口气道：“这算是私人服务吗？”

“是的。”

等到四下无人后，伍尔摩把吸尘器里的零件一一分解，接着坐到桌前，开始细细描绘。画完后他往后一靠，注视着这些素描，上面画的是从软管把手拆下来的喷气口、针嘴、套筒管、喷嘴，他心想：我会不会做得太夸张了？然后他忽然想到自己忘了标示比例。他用尺画了一条线，在下方写着：一英寸代表三英尺。为了便于测量，他在管嘴下方画了一个两英寸的小人，为他穿上整齐的黑西装，一顶圆顶高帽，还有一把伞。

傍晚米莉回家来，他还在埋头苦干，摊着一大张古巴地图写他的第一个报告。

“爸，你在做什么？”

“踏出我新事业的第一步。”

她越过他肩头望去：“你打算当一个作家吗？”

“是的，充满想象力的作家。”

“那会让你赚很多钱吗？”

“中等收入而已，米莉，而且得奋力不懈、保持进度才行。我打算每星期六下午都完成这样一篇文章。”

“你会变得很有名吗？”

“大概不会。和大多数作家不同，我会把一切归功于我的幽灵。”

“幽灵？”

“意思就是为人代笔的人，写作的是他们，拿钱的却是作者。但于我而言，现在真正动笔的是我，功劳都归给幽灵。”

“可是你拿得到钱吗？”

“噢，当然会。”

“那我可不可以买一对马刺？”

“没问题。”

“爸，你还好吧？”

“从没这么好过。你当年在小托马斯·艾尔·帕格曼身上放火时，那种解放的感觉一定很棒。”

“你为什么要一直提这件事？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因为我很佩服你做了这件事。你不会再那么做了吗？”

“当然不会。我长大了，而且现在高中里又没有男生。爸，还有一件事，我可以买一个打猎用的扁瓶吗？”

“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等等，你买扁瓶要装什么？”

“柠檬汁。”

“乖女儿，再拿一张纸给我。工程师希夫可是个多话的家伙。”

伦敦现场

“旅途还愉快吗？”主席问。

“在亚速尔群岛上空遇到了乱流。”霍索尼说。

这一回他没有时间换下他灰白色的热带西装。上级火速召他离开金斯敦回伦敦来，一出机场就看到专车等着他。他尽量挨着蒸汽暖炉，但有时仍不免打一阵寒战。

“你身上那朵丑巴巴的花是怎么回事？”

霍索尼几乎忘了那朵花的存在。他伸手去摸衣领。

“看起来应该是朵兰花。”主席不悦地说。

“泛美航空附在晚餐盒里送来的。”

霍索尼解释。他取下那团奄奄一息的淡紫花瓣，放进烟灰缸里。

“和晚餐放在一起？多奇怪的做法，”主席说，“它对进食一点帮助也没有。我个人就不喜欢兰花，颓废的象征。不是有人别绿色的花吗？”

“我把它别在我的扣孔上，是怕它占空间。地方就这么小，要摆热蛋糕、香槟、色拉、番茄汤、鸡块、冰淇淋……”

“真是可怕的组合。你应该搭英国海外航空的。”

“长官，你没有给我足够的时间去订位。”

“嗯，事情非常紧急。你知道，我们在哈瓦那的人送来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情报。”

“他是个中好手。”霍索尼说。

“我不否认，我们需要多一点像他这样的人。我不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人还没发现任何端倪？”

“你问过他们了吗，长官？”

“当然没有，我不信任他们的判断力。”

“或许他们也不信任我们。”

主席说：“那些草图——你仔细看过了吗？”

“长官，我对那种东西不是很有研究，所以就直接送来了。”

“噢，那你现在看吧。”

主席在桌上摊开那些草图，霍索尼不情不愿地离开暖炉，立刻打了个冷战。

“怎么了？”

“金斯敦昨天的温度是九十二华氏度。”

“你的血管变薄了。冷空气或许对你有好处。你对这些图有什么想法？”

霍索尼瞪着那些图。不知为什么，这些图让他想起某个东西。一阵奇异的不安袭上心头。

“你还记得跟着草图一起送来的报告吗？”主席说，“数据源是-3，那是什么人？”

“应该是工程师希夫，长官。”

“嗯，连他这样熟谙科技的人都感到困惑。这些机器先是用卡车从巴亚莫的军事总部运到森林边界，再改由骡子运送，目的地或许是那些可疑的大平台。”

“空军司令怎么说，长官？”

“他们很担心，非常担心。当然，也很感兴趣。”

“那些原子研究人员呢？”

“我们还没把图拿给他们看。你也知道那些家伙，他们一定会吹毛求疵，一会儿说管子比例不对，一会儿说方向不对，要不就说这全是虚构的。你总不能要求一个情报员光靠记忆就画出所有的细节来吧!我要照片，霍索尼。”

“那不容易，长官。”

“我们非拿到照片不可，不计任何风险。你知道萨维奇怎么对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他的话让我半夜做了噩梦。他说，其中一张图令他联想到巨大的吸尘器。”

“吸尘器!”

霍索尼弯下腰再度细看那张图，又打了个冷战。

“让你不寒而栗，对不对？”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长官，”他感觉自己是在为自己的前途辩护，“不可能是吸尘器，长官，不可能是。”

“很可怕，对不对？”主席说，“多有创意，多么简单，又多么邪恶的想象力。”他摘下黑色单片眼镜，娃娃似的蓝眼珠吸到光线，反射在暖炉上方的墙壁上，不断跃动。“你看，这东西的长度是人的六倍，像个巨大喷嘴，而这个——让你联想到什么？”

霍索尼怏怏地说：“一个双向喷嘴。”

“双向喷嘴是什么？”

“有时候吸尘器里会有这种东西。”

“又是吸尘器。霍索尼，我想我们发现了一种会让氢弹成为传统武器的重大武器。”

“这样是好还是不好，长官？”

“当然好。传统武器没有人会怕。”

“你有什么打算，长官？”

“我不是科学家，”主席说，“但你看看，这么大的吸槽，一定有森林乔木那么高，顶端还有个骇人的大开口，还有这条管线——画的人只是轻描淡写而已，但据我们所知，它很可能延伸数里之远，甚至从山区到大海。据说俄罗斯正在进行某种计划，关于太阳和蒸发海洋之类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那是件‘大’事。告诉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我们一定要拿到照片。”

“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做才能靠近……”

“让他去租架飞机，假装在那个地区迷了路。当然他不必亲自去，不过-3或-2应该可以。-2是什么人？”

“是桑兹教授，长官。可是我担心他会被射下来，那一带常有军机在巡逻。”

“有吗？”

“是侦测叛军用的。”

“那是他们的说法。你知道吗，我有个预感，霍索尼。”

“是的，长官，什么预感？”

“叛军根本不存在。那纯粹是个概念，这样政府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那地区的侦测系统关掉。”

“希望你是对的，长官。”

“为了每个人好，”主席兴高采烈地说，“希望我是错的。这些东西让我害怕。它们让我害怕，霍索尼。”他戴回单片眼镜，跳跃的光影离开了墙壁。“霍索尼，你上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向杰金森小姐要了个秘书给59200-5？”

“是的，长官。她没有适合的人选，不过她认为这个叫贝翠丝的女孩或许可以将就。”

“贝翠丝？我真讨厌这些基督教名。训练完整吗？”

“是的。”

“该提供协助给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了。对一个没受过训练又缺乏应援的情报员来说，这个负担太重了。送她过去的时候，顺便带个无线电报操作员给他。”

“我先过去看看他，会不会比较好？我可以去观察一下，和他谈一谈。”

“太不保险了，霍索尼。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让他曝光。有了无线电，他就能直接和伦敦联络。我不喜欢安排他和大使馆联系，大使馆也不喜欢。”

“那他的报告怎么办，长官？”

“他那里必须安插一个和金斯敦联络的通信员，找个经常出差的业务员或许可以。把这些指示连同那个秘书一起送过去。你见过她没有？”

“没有，长官。”

“立刻去见她，要确定她是适当人选才行。她要能处理技术层面的问题，帮他建立一个完整的情报系统。他原来的秘书必须撤掉，记得叫A.O.为她准备一笔遣散费。”

“是的，长官，”霍索尼说，“我可以再看看那些图吗？”

“你似乎很感兴趣。你有什么想法吗？”

“它看起来——”霍索尼愁眉苦脸地说道，“很像是一个快速接合器。”

当他走到门口时，主席又叫住他：“你知道，霍索尼，这件事真是幸亏有你。有人告诉我，说你缺乏识人之明，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做得好，霍索尼。”

“谢谢你，长官。”他把手放到门把上。

“霍索尼——”

“是的，长官。”

“你发现那本账簿了吗？”

“还没有，长官。”

“或许贝翠丝可以找到。”

[1]　天主教在复活节前夕所举行长达四十天的四旬斋中的第一天，源自往日撒灰在忏悔者头上的习俗。

[2]　J.G.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宗教历史学家、民俗学家。

[3]　胡安·贝尔蒙特(Juan Belmonte， 1892—1962)，西班牙著名斗牛士

[4]　英国一家著名的日用品连锁公司。——编注

[5]　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1874—1946)，美国前卫小说家，后主要生活在法国，对现代文学有着重要影响。

[6]　以钢管作为主要结构的一种椅子。

[7]　荷兰画家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ls， 1582—1666)创作的著名油画。

第三部

第一章

1

这是个令伍尔摩终生难忘的夜晚。米莉十七岁生日的那天，他带她到热带花园酒店去。那是个比国家俱乐部单纯的地方，只是，在走到歌舞厅之前，会先经过赌轮盘的房间。舞台和舞池是露天的，大棕榈树旁二十尺的高台上，歌舞女郎排成一列，粉红与淡紫的灯光扫射着四座。一个身穿亮蓝色晚宴服的男子唱着英国小曲，之后钢琴被推入灌木丛，那些舞娘步下台来，有如惊慌的鸟群飞下枝头。

“这里好像阿尔丁森林……”米莉着迷地说。姆妈显然不在，米莉一杯香槟下肚后，姆妈就不知去向了。

“我不认为在阿尔丁森林里会有棕榈树，也不会有歌舞女郎。”

“你太没想象力了，爸。”

“你喜欢莎士比亚吗？”海斯巴契医生问。

“嗯，不，它们太文绉绉了。你知道那一类的词句——‘使者登入’ ‘我的公爵大人由右方趋前’ ‘让我们满心喜悦走向战场’。”

“那是莎士比亚吗？”

“那像莎士比亚。”

“你在胡说些什么，米莉。”

“所以阿尔丁森林也是莎士比亚里的啰，我想。”海斯巴契医生说。

“没错，不过我只在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选集》里读过他的东西。书里删去了关于使者、公爵和诗词的部分。”

“学校让你们读那种东西？”

“不，我在爸爸房间里找到一本。”

“原来你读的是这种版本的莎士比亚，伍尔摩先生？”海斯巴契医生问，带着惊讶。

“噢，不，不，当然不是。我其实是为米莉买的。”

“那为什么前几天我向你借的时候你那么不高兴？”

“我不是不高兴，我只是不喜欢你刺探……太多与你无关的事。”

“你说得好像我是间谍似的。”米莉说。

“亲爱的米莉，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别吵嘴好吗？你忘了有海斯巴契医生在。”

“海斯巴契医生，你为什么这么沉默？”米莉问，一面喝下第二杯香槟。

“米莉，哪天我要向你借兰姆的选集来读一读。我也觉得莎士比亚的原著太难了。”

一个矮小的男人对着他们这桌挥手。那人的制服好紧。

“你在烦恼什么吗，海斯巴契医生？”

“亲爱的米莉，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有什么好烦恼的？当然，除了岁月流逝之外。”

“十七岁算老了吗？”

“对我而言，它们眨眼即逝。”

穿着紧身制服的男人来到他们桌边，对着大家鞠了一躬。他那张脸满是坑坑洼洼，像海水侵蚀过的梁柱。他带来一张和他几乎一样大的椅子。

“这是塞古拉大队长，爸。”

“我可以坐下吗？”他没等伍尔摩回答，径自在米莉和海斯巴契医生中间坐下。他开口道，“很高兴认识米莉的父亲。”

他有一种流里流气的轻慢，并且在你还来不及憎恶之前，他已经又给你一个恼怒的理由：“米莉，替我向你的朋友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海斯巴契医生。”

塞古拉大队长无视海斯巴契医生的存在，径自为米莉斟满酒。他叫住一位侍者：“再拿瓶香槟来。”

“我们就要走了，塞古拉大队长。”伍尔摩说。

“胡说。你们是我的客人，现在才刚过午夜。”

伍尔摩的袖子碰到酒杯，杯子掉落，砸得粉碎，就像这场生日宴会一样。

“侍者，再拿个酒杯来。”

塞古拉开始轻声唱起歌来：“我在花园里摘下的那朵玫瑰——”

他背对着海斯巴契医生，倾身凑向米莉。米莉说：“你太没礼貌了。”

“没礼貌？对你吗？”

“对我们。今天是我十七岁生日，这是我父亲的宴会，不是你的。”

“你十七岁生日？那我更是非做东不可了。待会儿我会请一些舞娘到我们这桌来。”

“我们不要什么舞娘。”米莉说。

“我很惹人讨厌吗？”

“对。”

“哈，”他显然很开心，“你是因为我今天没去校门口接你而生气。可是，米莉，有时候我还是得把警务工作摆在最先。侍者，叫乐团演奏《生日快乐歌》。”

“别这样!”米莉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这么低俗？”

“我？低俗？”塞古拉大队长开心大笑，“她真会开玩笑，”他对伍尔摩说，“我也喜欢开玩笑，所以我们才这么合得来。”

“她告诉我，你有个人皮制的烟盒。”

“她老是拿这个取笑我。我告诉她，她的肌肤可以制成可爱的……”

海斯巴契医生突然站起身，说：“我要去看赌轮盘。”

“他不喜欢我？”塞古拉大队长问，“或者他是你的仰慕者，米莉？一个非常老的仰慕者，哈哈!”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伍尔摩说。

“伍尔摩先生，你我都知道，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友谊可言。”

“米莉还称不上是个女人。”

“你的口气真像个父亲，伍尔摩先生。天下没有了解女儿的父亲。”

伍尔摩看看香槟酒瓶，又看看塞古拉的头。他真想把这两样东西砸在一起。大队长背后那桌坐着一个他不曾见过的女子，她凝重地对伍尔摩点点头，像是鼓舞。他的手碰触到香槟酒瓶，她又点点头。他心想，她的聪明一定和她的美丽一样出色，才能如此精准地解读我的心思。她的友伴令他羡慕——两位荷兰航空飞行员和一位空姐。

“来，我们去跳舞，米莉，”塞古拉大队长说，“表示你原谅我了。”

“我不要跳舞。”

“我发誓，明天我会在校门口等你。”

伍尔摩做了个小小的手势，意思是说：“我没那个勇气，帮我。”那女人严肃地望着他，他想她应该是在衡量全局，只要她一决定好，立刻就会付诸行动。她用虹吸管加了点苏打水到威士忌里。

“来吧，米莉，别坏了我的宴会。”

“这不是你的宴会。是我爸爸的。”

“你的气怎么生这么久？你要了解，有时候我还是得把工作摆在我亲爱的小米莉之前。”

塞古拉大队长背后的那名女子改变了虹吸管的角度。

“不，”伍尔摩出于本能脱口大叫，“不!”

虹吸管的管口向上，对准塞古拉大队长的脖子，女子的手指已蓄势待发。一个美女用这样轻蔑的态度看他，他觉得很受伤。他说：“好，请吧，好的。”

于是她启动发射。苏打水喷到塞古拉大队长的脖子，顺着领口往下流。人群中传来海斯巴契医生的声音：“太好了!”塞古拉大队长则怒斥道：“干什么？”

“很抱歉，”那年轻女人说，“我本来要加到我的威士忌里的。”

“你的威士忌!”

“是海格威士忌。”女子说。一旁的米莉咯咯发笑。

塞古拉大队长僵硬地欠欠身。你无法从他的身材或酒量测出他有多危险。

海斯巴契医生说：“小姐，你的虹吸管不能用了。我再去帮你拿一根来。”

那一桌的荷兰人不安地窃窃私语。

“我想他们对我已经失去信任，不会再给我另外一根。”女子说。

塞古拉大队长挤出一丝笑容，难看得像是从破管缝里钻出来的牙膏。他说：“这是我头一遭被人从背后偷袭。我很高兴是败在一个女人手下。”

他又恢复了自若的态度，速度之快令人佩服，虽然发梢还滴着水，衣领也依然濡湿。他说：“我应该回敬你一番的，不过今天太晚，我现在得回营去。我们还会见面吧，我希望？”

“我会待在城里。”她说。

“来度假吗？”

“不是，来工作。”

“如果你的工作证有任何问题，”他暧昧地说，“一定要来找我。晚安，米莉。晚安，伍尔摩先生。我会告诉侍者，这桌由我请客。想吃什么、喝什么尽量点。”

“他下台阶下得很漂亮。”女子说。

“你那一射也很漂亮。”

“用酒瓶去砸他的头未免夸张了点。他是什么人？”

“很多人都叫他红鹰。”

“他虐待犯人。”米莉说。

“我好像和他交上朋友了。”

“这我可不敢确定。”海斯巴契医生说。

他们把桌子并在一起。那两位飞行员欠身致意，报了一串拗口的名字。海斯巴契医生不可置信地对那两位荷兰人说：“你们在喝可口可乐？”

“公司规定不能喝酒。我们三点半要飞蒙特利尔。”

伍尔摩说：“既然塞古拉大队长要做东，我们就多喝点香槟吧，还有可口可乐。”

“我再也喝不下可口可乐了，汉斯，你呢？”

“我可以喝一杯波尔斯[1]。”年轻的飞行员说。

“在抵达阿姆斯特丹之前，你不能喝波尔斯。”那位空中小姐坚定地对他说。

年轻的飞行员轻声对伍尔摩说：“我很想娶她。”

“谁？”

“帕芙克小姐。”至少听来是这个发音。

“而她不肯嫁你？”

“不肯。”

那个年纪较长的荷兰人说：“我结婚了，还有三个小孩。”他解开胸前口袋的纽扣，“这是他们的照片。”

他递给伍尔摩一张彩色卡片，上面是个上身套着紧身毛衣、下身穿着泳裤的女孩，正在调整她的溜冰鞋。毛线衣上印有“曼巴俱乐部”的字样，伍尔摩念出卡片下方的字：“保证回味无穷。五十位佳丽任君选择，让你不再孤枕难眠”。

“我想你拿错照片了。”伍尔摩说。

那个年轻女子的蜜褐色秀发闪耀着(至少在热带花园酒店的灯光下看起来是这个颜色)，对伍尔摩眨眨眼。

“我们来跳舞。”

“我不大会跳舞。”

“那有什么关系。”

他带她乱转一气。她说：“我懂你的意思了。这支舞本来是伦巴舞曲。那是你女儿吗？”

“是啊!”

“长得很漂亮。”

“你才刚来？”

“是的。那两个人在这里已经玩了一晚，所以我就到他们那桌聊聊天。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

她的头碰到他的下巴，他可以闻到她的发香。随着他们的舞动，她的秀发不时拂过他的双唇。看到她手上戴着婚戒，他心里泛起莫名的失望。她说：“我的名字是塞弗恩，贝翠丝·塞弗恩。”

“我姓伍尔摩。”

“那我就是你的秘书了。”她说。

“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会有秘书？”

“噢，你当然有。他们没告诉你我要来吗？”

“没有。”

他用膝盖想也知道“他们”指的是谁。

“可是电报是我亲自发的。”

“上星期是有封电报没错，但看得我一头雾水。”

“你那本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选集》是哪个版本？”

“艾尔曼。”

“该死，他们给我的不是这个版本。那封电报看起来一定乱七八糟的。不过，反正我也找到你了，我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当然，也有点吃惊。你住哪里？”

“今晚先住英伦酒店，然后我想尽快搬进去。”

“搬去哪里？”

“当然是你的办公室。我不介意睡觉的地方，任何员工宿舍都可以。”

“可是我没有员工宿舍，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

“呃，你总该有秘书室吧？”

“塞弗恩小姐，我从来就没有请过秘书。”

“叫我贝翠丝就好，这样比较安全。”

“安全？”

“连个秘书室都没有，这倒是个问题。来，我们找个地方坐下。”

一个男人正在唱歌，他身穿传统黑色外套站在树丛间，像极了英国的地方官员：

理智者环绕着你我，

我挚爱的老友们。

他们说地球是圆的——

我的疯狂执意抗拒。

他们说橙橘有籽，

苹果有皮，

我说黑夜即白昼，

而我一无所图。

请不要相信……

他们在轮盘室后面的空桌上坐下，小球跳动的声音清晰入耳。她又恢复了凝重的表情——有如女孩子初次穿上长礼服的那种自觉。她说：“如果我知道我是你的秘书，我绝对不会用苏打水喷那个警察——在没有你的指示之下。”

“你不用担心这个。”

“我来这里是为你分劳，不是替你找麻烦。”

“塞古拉大队长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知道，我受过完整的训练，译码和显微摄影技巧的测验都通过了。我可以接手负责联络你旗下的情报员。”

“噢。”

“你的表现太好了，他们不希望你曝光。我曝不曝光就没那么重要了。”

“我很不希望你曝光，含苞待放比较好。”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只是想到了玫瑰花。”

她说：“既然那封电报出了差错，那你当然也不知道电报操作员的事啰？”

“不知道。”

“他也住在英伦酒店。他晕机，在休息。我们也得替他找个房间。”

“如果他晕机，或许……”

“你可以让他当会计助理，他受过会计训练。”

“可是我不需要会计助理，我连个会计都没有。”

“别担心，明天一早我会把事情都搞定。这是我的任务。”

“倒是有件事想问你，”伍尔摩说，“跟我的女儿有关。你也来九日敬礼那一套吗？”

“那是什么？”

“你不知道？感谢上帝。”

身穿黑外套的男人正唱到歌曲的尾声。

我说冬天在五月，

而我一无所图。

灯光由蓝转为玫瑰红，舞娘又回到棕榈树中间。骰子在赌桌上转，米莉和海斯巴契医生开心地走向舞池，仿佛她的生日在裂成碎片之后，又重新拼凑成形。

第二章

1

隔天清晨，伍尔摩一早就醒了过来。香槟的后劲犹在，热带花园酒店虚缈的夜晚延伸到了上班的时间。贝翠丝说他表现良好——她是霍索尼和“那些人”的代言人。但想到她和霍索尼一样，都属于那个情报圈的概念化世界，他心里泛起失望。他的情报网……

他在人名资料卡前坐下。在她到这之前，他必须让这些情报员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其中一些看起来就快露出马脚，必须加以处理。桑兹教授和工程师希夫已经涉入太多，他不能将他们除掉，这两个人物已经赚进两百比索左右。罗伯兹是个固定道具，也不能割舍。那个古巴航空的醉酒飞行员因为山区建立军事基地的事而拿到五百比索，不过他或许可以以安全为由将他剔除。西恩富戈斯海岸喝酒的轮机长胡安·贝尔蒙特似乎是个够真实的人物，而且他每月的报账只有七十五比索。但另外两个角色恐怕经不起缜密的检视，比如说在数据卡上被形容为“夜总会之王”的罗格，还有既是上海戏院的舞娘，也是国防部长和邮政督察情妇的特蕾莎(难怪伦敦总部查不到这两个人物)。他决定舍弃罗格，因为任何熟习哈瓦那的人迟早都会质疑他的存在。可是他不能让特蕾莎消失，她是他旗下唯一的女间谍，而且这位新来的秘书恐怕不会跑到上海戏院那种每晚放映三部色情片、中间还穿插表演脱衣舞的地方去。

米莉在他身旁坐下。“这些卡片是什么？”她问。

“顾客名单。”

“昨晚那个女生是谁？”

“我将来的秘书。”

“哇!好神哪你!”

“你喜欢她吗？”

“不知道，你没给我机会和她说话。你们俩一直忙着跳舞和谈情说爱。”

“我们没有谈情说爱。”

“她会嫁给你吗？”

“老天，不会。”

“那你要娶她吗？”

“米莉，搞清楚，我昨晚才认识她。”

“修道院里有个叫玛丽的法国女孩说，真爱都是一见钟情的。”

“你们在修道院谈的都是这种东西？”

“那当然，这是未来要面对的事，不是吗？我们又没有过去可以谈，不过安格妮丝修女倒是有。”

“安格妮丝修女是谁？”

“我跟你提过她，就是很悲伤又很美丽的那个。玛丽说，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伤心的一见钟情。”

“是她跟玛丽说的？”

“不是，当然不是。不过玛丽知道那件事。玛丽自己也有过两次一见钟情的经验，它们来得突然，去时则无影无踪。”

“我老了，对这种事免疫了。”

“才不呢，有个老男人，都快五十岁了，和玛丽的母亲一见钟情。他已经结婚了，跟你一样。”

“噢，我的秘书也结婚了，所以应该没事。”

“她真的结婚了吗？还是一个漂亮的寡妇？”

“我不知道，我没问她。你真的觉得她漂亮吗？”

“很漂亮，就某种程度而言。”

罗伯兹对着二楼喊：“有个小姐说，她和你有约。”

“请她上来。”

“我要留下来。”米莉言明在先。

“贝翠丝，这是米莉。”

他注意到她的眼睛和发色和昨夜一模一样，可见不是出于香槟或棕榈树的效果。他心想，她看起来很真实。

“早安，希望你昨晚玩得愉快。”米莉用姆妈的语气和她寒暄。

“我做了好多噩梦，”她看看伍尔摩，瞧瞧卡片，又望望米莉，“不过昨晚我玩得很愉快。”

“虹吸管那一招真棒，”米莉大方地说，“请问贵姓？”

“塞弗恩，不过请叫我贝翠丝。”

“噢，你结婚了吗？”米莉假意好奇地问。

“我曾经结过婚。”

“你先生死了吗？”

“据我所知，他没死，只是消失了。”

“噢。”

“他就是那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米莉，你该走了。你不该过问塞弗恩小姐——贝翠丝……”

“我这个年纪，”米莉说，“应该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

“你说得没错。他是那种聪明又敏感的人，我认为他长得非常帅。他的脸就像自然景观影片中探首向巢外张望的雏鸟，喉结四周长着密绒绒的毛——他的喉结很大。问题是他直到四十岁看起来还是那么生嫩，所以女人都喜欢他。他以前常去威尼斯、维也纳那种地方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你有保险柜吗，伍尔摩先生？”

“没有。”

“后来呢？”米莉问。

“噢，后来我慢慢看穿他了。我是指真的看穿，没什么不好的意思。他很瘦，而且有点驼背，在我眼前他简直成了透明人。当我看着他时，我可以见到所有的代表，就坐在他的肋骨之间，主席站起来说：‘对有创意的作家而言，自由是不可或缺的。’吃早餐的时候脑海里浮现这种景象，真是怪异极了。”

“所以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至少去年还活着，因为我在报上看到他写了一篇《知识分子与原子弹》的文章。你应该有个保险柜的，伍尔摩先生。”

“为什么？”

“你不能让东西四处摊着。再说，你这种老派的商务领袖照理说应该有保险柜才是。”

“谁说我是老派的商务领袖？”

“那是我从伦敦方面得来的印象。我立刻出门替你找个保险柜来。”

“我要走了，”米莉说，“爸，你会保持清醒，是吧？你知道我的意思。”

2

那是令人筋疲力尽的一天。先是贝翠丝出去找来了一个硕大的保险柜，大到需要一台手推车和六个大汉才搬得动，搬上楼的过程中，它撞坏了栏杆和一幅画。屋外聚集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包括几个从隔壁学校逃学出来的学生、两个美丽的黑女人，还有一个警察。伍尔摩抱怨这会让别人起疑，贝翠丝却说，刻意逃避他人的注意才最显得可疑。

“举虹吸管事件为例，”她说，“每个人都会记得我就是那个把警察喷了一身苏打水的女人，没有人会再去问我是谁。他们已经有了答案。”

他们正在和保险柜奋战，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门口，一个年轻人下了车，搬下一只好大的皮箱。

伍尔摩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大的皮箱。

“他是鲁迪。”贝翠丝说。

“鲁迪？”

“你的会计助理。昨晚我跟你提过。”

“天哪!”伍尔摩说，“这我倒忘了。”

“进来吧，鲁迪，休息一下。”

“叫他进来也没有用，”伍尔摩说，“进来哪里？这里根本没有容纳他的空间。”

“他可以睡在办公室。”贝翠丝说。

“那里没办法放保险柜、我的桌子，再加一张床。”

“我会替你找一张小桌子来。晕机好些了吗，鲁迪？这位是伍尔摩先生，我们的老板。”

鲁迪很年轻也很苍白，他的手指不知是被尼古丁还是什么酸性物质染得黄黄的。他说：“贝翠丝，昨晚我吐了两次。X射线管被他们打破了。”

“先别管那个，我们先把准备工作搞定再说。你出去买张行军床回来。”

“没问题。”

鲁迪说完掉头就走。一个黑女人趋步向前，走到贝翠丝身旁。

“我是英国人。”

“我也是，”贝翠丝回答，“很高兴认识你。”

“你就是往塞古拉大队长身上倒水的那个女人？”

“呃，算是吧。其实我是用喷的。”

黑女人转过身去，用西班牙语对群众解释。好几个人鼓起掌来，那警察则是一脸困窘，悄悄走开。黑女人说：“小姐，你很漂亮。”

“你也很漂亮，”贝翠丝说，“麻烦帮我抬这个箱子。”

她们奋力和鲁迪的箱子纠缠，又推又拉的。

“对不起，”一个男人一面推开人群一面说，“对不起，请让我过去。”

“你要做什么？”贝翠丝问，“你没看到我们在忙吗？约个时间再来!”

“我只是要买吸尘器。”

“噢，吸尘器。那你最好进屋去。请你从箱子上爬过去吧。”

伍尔摩对罗伯兹说：“好好侍候他。看在老天分上，最好能把原子炉吸尘器卖掉。目前为止，我们一台也没卖出去。”

“你要在这里住下来吗？”黑女人问。

“我要在这里工作。多谢你帮忙。”

“我们英国人必须团结一致。”黑女人说。

那些大汉把保险柜安顿好后走下楼来，朝双手吐了些口水，接着用力在牛仔裤上一抹，表示他们受了多少折磨。伍尔摩赏了他们小费。他爬上楼去，苦着脸望着他的办公室。最大的麻烦在于它还真放得下一张行军床，这下他什么借口也没得推托了。他说：“鲁迪没地方放他的衣服。”

“鲁迪早习惯将就环境了。反正你还有书桌。你可以把抽屉里的东西全部清到保险柜里去，这样鲁迪就可以把他的东西放在抽屉里。”

“我从来没用过保险柜。”

“简单得要命。你只要选出三组好记的号码就行了。这条街的邮政编码是多少？”

“我不知道。”

“那，你的电话号码——不，不保险，每个小偷都晓得要试电话号码。你的生日呢？”

“一九一四。”

“哪一天？”

“十二月六号。”

“那我们就设定为十九、六、十四吧!”

“我记不住。”

“噢，你一定记得住。你不可能忘记自己的生日。现在，看我做一遍：先把锁逆时针转四次，然后让指针往前设定在十九，顺时针转三次，设定在六，再逆时针转两次，设定在十四，最后再转一圈，它就锁住了。现在，再以相同的方式去开它。十九……六……十四，看，开了。”

保险柜里躺着一只死老鼠。贝翠丝说：“污损品。我应该叫他打折才对。”

她开始打开鲁迪的箱子，拿出一堆零件：无线电、电池、摄影设备，还有好几条神秘莫测、被鲁迪用袜子包起来的管子。伍尔摩说：“你们怎么可能让这些东西通过海关？”

“我们没有通关。是59200-4-5从金斯敦带过来的。”

“他是谁？”

“他是个私枭，专门走私古柯碱、鸦片和大麻，所以海关早就被他买通了。他们以为他这一回还是走私那些货。”

“要塞满这只箱子可得不少毒品。”

“没错，所以我们花了很多钱。”

她手脚利落，很快便把他抽屉里的东西都清到保险柜里去，接着把鲁迪的东西安顿在抽屉里。她说：“鲁迪的衬衫可能会被弄皱，但别担心。”

“我不担心。”

“这些是什么？”她拿起那几张他早上在看的资料卡。

“我的情报员。”

“你就这样把它们摆在桌上？”

“噢，晚上我会把它们锁起来。”

“你这人没什么安全观念，是不是？”她看着其中一张卡片，“特蕾莎是谁？”

“脱衣舞娘。”

“脱得一丝不挂的那种？”

“没错。”

“你可真有眼福。伦敦方面要我接手联络你的情报员，能不能麻烦你找个她穿上衣服的时候为我介绍一下？”

伍尔摩说：“我不认为她愿意替女人做事。你知道那种女人的脾气。”

“我不知道，你才知道。哈，工程师希夫，伦敦方面常提起他。你不会告诉我他也不喜欢替女人做事吧？”

“他不会说英语。”

“或许我可以跟他学西班牙语。这是个不错的掩护，上西班牙语课。他长得也和特蕾莎一样好看吗？”

“他有个非常会吃醋的老婆。”

“噢，这我应付得来。”

“以他的年纪，他太太那么会吃醋还真奇怪。”

“他的年纪？”

“六十五岁，而且根本没有女人愿意多看他一眼。想想他那个大肚子!如果你想学西班牙语，我可以帮你问问他。”

“这个不急，先缓缓吧。我可以从另外一个人开始，桑兹教授。我很习惯知识分子，因为我先生的关系。”

“他也不会说英语。”

“我想他应该会说法语吧？我母亲是法国人，我会说法语。”

“我不确定他会不会说法语。我去问问看。”

“你知道，你不应该把这些名字就这样一目了然地写在卡片上，万一塞古拉大队长来搜查，你就惨了。我可不愿意见到工程师希夫的大肚子被挖去制成人皮烟盒。只要把若干细节写在他们的代号下面就好，例如，59200-5-3：吃醋的老婆和大肚子。我会帮你写，然后把旧卡片烧掉。该死，那些赛璐珞纸呢？”

“赛璐珞纸？”

“帮助纸张快速燃烧用的。噢，我想鲁迪把它们包在他的衬衫里了。”

“你们带来的东西还真多。”

“现在，我们得把暗房布置好。”

“我没有暗房。”

“这年头谁会有自己的暗房？所以才需要我来帮你。我们需要不透光的窗帘，一个红色灯泡，当然，还要显微镜。”

“要显微镜做什么？”

“制作显微照片。你知道，有时候事情非常紧急又不便通过电报传递，伦敦方面要我们直接和他们联络，以节省通过金斯敦所耗费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用一般信件寄送显微照片。你把它做成一个句号贴在信上，他们收到后会把信泡水，黑点就会从信上松落。我想你偶尔会寄信回老家去吧，或是商务信函……”

“我都寄到纽约去。”

“寄给朋友还是亲人？”

“过去十年来我都没有和亲友进行联络，除了我妹妹。当然，圣诞节的时候我会寄些卡片。”

“我们不可能什么事都等到圣诞节。”

“有时候我会寄一些邮票给一个小外甥。”

“就这么办，我们可以把显微照片贴在邮票的背面。”

鲁迪扛着沉甸甸的行军床往楼梯上搬，稍早被撞坏的画框又遭殃了一次。贝翠丝和伍尔摩退到隔壁房间，好腾出空间给鲁迪。两人在伍尔摩的床上坐下，只听到隔壁传来一阵乒乒乓乓还有东西破碎的声音。

“鲁迪的手脚不是很利落，”贝翠丝说，她的眼光四处游移，“这里一张照片也没有。你都不怎么休闲娱乐吗？”

“不经常。除了和米莉及海斯巴契医生在一起时。”

“伦敦方面不喜欢海斯巴契医生。”

“去他的伦敦方面。”伍尔摩说。他突然有股冲动，好想告诉她海斯巴契医生的寓所被糟蹋的模样，还有他苦心研究的实验如何遭到破坏。他说：“那些在伦敦的家伙……对不起，我忘了那也包括你。”

“你也是。”

“对，对，我也是。”

鲁迪在隔壁大喊：“我弄好了。”

“真希望你不是他们的一分子。”伍尔摩说。

“这是为了生活。”她说。

“这不是真实的生活，这些侦查活动。要侦查些什么呢？秘密情报员发现的都是人尽皆知的事……”

“要不就是捏造。”她说。他呆若木鸡，她却径自说下去，声调丝毫没变，“其他工作也有很多是不真实的。撰写街头演说的讲稿、画政治漫画、写广告词、当骑警队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里发言，这些都很不真实。可是金钱是真的，下班后的生活是真的……我的意思是，你的女儿是真的，她的十七岁生日也是。”

“你下班后都做什么？”

“没做什么，不过我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会去看电影，去意式咖啡店喝咖啡，坐在公园里度过仲夏的黄昏。”

“后来怎么了？”

“过真实生活需要两人同心，而他一天到晚在演戏。他自以为是个大情圣，有时候我甚至希望他阳痿一段时间，好让他别那么自信。真正在谈恋爱的人不可能那么有自信的。在爱情里，你总会担心失去爱情，对不对？”她说，“要命，我干吗跟你说这些？来，我们去准备显微相片，编译几封电报吧。”她透过房门望出去，“鲁迪躺在床上，我想他又晕机了。可能晕这么久吗？你有没有哪个房间是没有床的？床总是让人好想聊天。”她打开另一扇门，“桌上摆好了午餐，冷肉和色拉，两人份。谁弄的？神话故事里的小仙女吗？”

“有个女佣每天早上会过来两个小时。”

“再过去那个房间呢？”

“是米莉的房间，里头也有一张床。”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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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眼前的这种情况都让他颇不舒服。在过去，他每个月可以为自己、轮机长和脱衣舞娘特蕾莎领到一笔薪水，偶尔还有工程师希夫和桑兹教授的额外支出，那个醉酒的飞行员则偶尔以威士忌为酬。伍尔摩把每月累积的钱都存到他的账户里——那些都是米莉将来的依靠。当然他也必须贡献情报来回报那些钱。借着一张大地图、《时代杂志》上关于西半球的种种报道、政府的经济公报，再加上他的想象力，每星期交出一篇报告并不困难。在贝翠丝出现之前，他只要把每个周六下午空出来做作业即可。教授是经济学的权威，工程师希夫负责奥伦特山区军事基地的追踪。希夫的报告有时与古巴飞行员的消息一致，有时冲突——这冲突反而带来真实的气息。轮机长提供圣地亚哥、马坦萨斯和西恩富戈斯各地的劳工情势以及海军内部逐渐高涨的不满情绪。至于脱衣舞娘特蕾莎，则提供国防部长和邮政督察鲜为人知的性癖好与私生活。由于伍尔摩在这方面的想象力相当丰富，因此做起文章来十分生动，栩栩如生，足可媲美《地下恋情》杂志中那些电影明星的报道。

现在来了这位贝翠丝后，要担心的事可就多了。她一直坚持要为他上显微摄影的课。还有鲁迪，为了避免他闲得发慌，他得多想些电报让他去发。伍尔摩送出去的电报愈多，收到的也就愈多。现在伦敦每星期都催着他要奥伦特方面的照片，而贝翠丝也愈发急于接手情报员的联络事宜。她告诉他，一个情报站的头子亲自接触下游情报员，是违反规定的。有一回他带她去乡村俱乐部吃晚餐，好巧不巧，正好柜台有人呼叫工程师希夫。有个眼睛斜视、瘦极了的男人从邻桌站起来。

“那是希夫？”贝翠丝尖锐地问。

“是的。”

“但你说他六十五岁了。”

“他看起来比实际年纪年轻。”

“你说他有个大肚子。”

“不是大肚子，是大凸子，你没看到他有斜眼吗？大凸子是本地人对斜眼的说法，因为眼白看起来比较突出的缘故。”这说法转得好硬。

在那之后，贝翠丝开始拿另一个伍尔摩创造的浪漫角色自娱——古巴飞行员罗文·多明格斯。她热切地搜集他个人的点点滴滴，以建立一个属于他的完整档案。这个飞行员当然有个凄恻动人的故事。他在西班牙内战中失去挚爱的妻子，于是在痛苦中幡然醒悟，决心脱离战争，特别是远离了他的共产党友人。贝翠丝问得愈多，这个角色就发展得愈完全，而她也日益渴望和他接触。有时候伍尔摩甚至觉得嫉妒，于是试图抹黑这个人物。

“他每天喝掉一瓶威士忌。”他说。

“他是借酒浇愁，想要逃开寂寞和悲惨的回忆，”贝翠丝说，“你有时候不也会想要逃避什么吗？”

“我想每个人偶尔都会。”

“我了解那种寂寞，”她同情地说，“他整天都喝酒吗？”

“不，最糟的是在半夜两点的时候。每当他醒来，思绪纷乱得难以入睡时，就拿酒来麻痹自己。”伍尔摩对自己讲故事的天分也相当惊讶，不管是什么问题，他都能够快速回答。这些人物仿佛生存在他的意识边缘——只要一按开关，人物就自然成形，栩栩如生。在贝翠丝到哈瓦那来不久后，罗文的生日到了，她提议送他一箱香槟。

“他不会碰香槟的，”伍尔摩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受不了酸性的酒，一喝香槟就过敏，身上会冒红斑。桑兹教授反而是除了香槟之外什么也不喝。”

“很有品位。”

“堕落的品位，”伍尔摩想都没想就回答了，“他偏好西班牙香槟。”

有时候他有点害怕这些人在暗中趁他不备时自行成长成形。特蕾莎在那虚拟的世界中做什么呢？他懒得去想，但有种怔怔的不安困扰着他。她对自己那两段恋情如此赤裸裸的描述令他感到吃惊。但眼前棘手的问题是罗文，有时候伍尔摩甚至认为如果真有其人的话，事情可能会容易些。

洗澡是伍尔摩思绪最清楚、最有创意的时候。有天早上他正集中注意力思索着，突然听到浴室外传来一阵愤愤的噪声，有人猛然在门上捶了几下，然后是用力踩踏楼梯的声音。但当时正巧有个点子灵光乍现，他根本不去理会蒸汽外的那个世界——罗文因为酗酒被古巴航空解雇了，他在绝望中丢了差事。塞古拉大队长和他之间有一次不愉快的晤谈，他威胁……

“你还好吗？”贝翠丝从门外呼叫他，“你还活着吗？我要破门而入了。”

他赶紧在腰上围上毛巾走进他的卧室——那儿现在已兼做他的办公室。

“米莉气急败坏地下楼来，”贝翠丝说，“她等着用浴室等了好久。”

“现在是紧要关头，”伍尔摩说，“很可能会改变历史呢。鲁迪哪里去了？”

“你该知道你已经准他周末休假吧。”

“那就算了。看来我们得通过大使馆发电报。把密码手册拿来。”

“在保险柜里，号码是多少？你的生日，不是吗？十二月六日。”

“我改了。”

“生日能改吗？”

“不能，我当然是指开锁的号码呀。”他一副自以为是的神气，“愈少人知道愈好，鲁迪和我就够了，这是纪律。”他到鲁迪的房间去，开始旋转密码锁——四次向左，三次向右。他的毛巾一直往下滑。“而且，每个人都能轻易地从我的身份证上知道我的生日，这类数字最不安全了，他们一知道马上就会试的。”

“继续，”贝翠丝说，“还有一圈。”

“没有人猜得出这个号码，绝对安全。”

“你在等什么？”

“我一定转错了，要再重来一次。”

“这个密码显然安全极了，连你自己都记不住。”

“请不要盯着我看，你让我觉得心慌。”

贝翠丝转过去面壁而立。她说：“等我可以转过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太奇怪了，这个该死的东西一定坏了，打电话找鲁迪。”

“我没办法联络上他，他到巴拉德罗海滩去了。”

“该死!”

“或许你可以告诉我，当初你是怎么记这个号码的？”

“那是我姑婆的电话号码。”

“她住在哪里？”

“牛津，伍德斯托克路九十五号。”

“为什么选你姑婆？”

“为什么不能选我姑婆？”

“我想我们可以打电话到牛津电信局去询问。”

“我怀疑他们是否帮得了忙。”

“她的姓名是？”

“我也忘了。”

“这个密码真是安全，不是吗？”

“我们都叫她凯特姑婆，但不知道她姓什么。而且她已经死了十五年，电话号码应该也已经改了。”

“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会选她的号码。”

“你的脑袋里难道没有一些一辈子都记得牢牢的却又不知道为什么的号码吗？”

“但这个号码你好像不是记得很牢。”

“我就快要记起来了，好像是七、七、五、三、九。”

“噢，亲爱的，原来牛津的电话号码是五位数。”

“我们可以试试七、七、五、三、九所有的组合。”

“天哪，你知道那有多少种吗？我猜大概有六百种吧。希望你这封电报并不急。”

“除了七之外我都很确定。”

“很好，是哪个七呢？我想我们现在得开始列出六百种可能，但我又不是数学家。”

“鲁迪一定把它写在某个地方了。”

“可能写在防水纸上，这样他才能带着进去洗澡。我们是个有效率的团队嘛。”

“或许，”伍尔摩说，“我们应该用旧的书码。”

“那么做并不安全，但是……”

最后他们在米莉的床边找到了兰姆的书。书翻开朝下摆着，看来她的《维罗纳二绅士》正读到一半。

伍尔摩说：“译出这封电报——空白三月空白。”

“连个日期都没有吗？”

“A节开始，59200-5-4因值勤时酗酒遭到解雇。恐怕会被遣回西班牙有生命安全之危。”

“可怜的罗文。”

“B节开始59200-5-4……”

“我们能不能直接讲‘他’就好？”

“好啊，就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到牙买加接受庇护并在合理的酬劳下飞到秘密军事机地上空去拍照。C节开始，他可能自圣地亚哥起飞于金斯敦降落如果59200能够安排接待的话。”

“我们终于要采取行动了，不是吗？”贝翠丝说。

“D节开始，可否请批准五百元供59200-5-4租飞机之用。另外两百元用来贿赂哈瓦那机场员工。E节开始，给59200-5-4的酬劳请尽量优渥因该任务须冒被奥伦特山头巡逻机逮捕之险。我建议一千元。”

“多可爱的一大笔钱。”贝翠丝说。

“信息结束。继续啊，你在等什么？”

“我努力在找一个适当的句子。我并不喜欢兰姆的故事集，你呢？”

“一千七百元。”伍尔摩若有所思地念着。

“你应该凑到二千元，A.O.喜欢整数。”

“我不希望显得太需索无度。”伍尔摩说。一千七百元应该足够应付瑞士女子社交礼仪学校一年的学费。

“你看起来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贝翠丝说，“你难道没想到这么做可能会害死他吗？”

他心想，这正是我打算要做的事。他说：“告诉大使馆的人，要他们优先处理这封电报。”

“这是封长电报，”贝翠丝说，“你觉得这个句子如何？‘他把波里多和凯德华尔带到国王面前，告诉他这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古德律斯和阿维拉古斯。’莎士比亚有时候也蛮无趣的。”

2

一星期后他带贝翠丝到海港附近一家海鲜店去吃晚餐。上回的电报已批准下来，但经费被删了两百元，可能一千五百元对A.O.来讲比较像个整数吧。伍尔摩在心里想象着罗文开车前往机场，开始他的冒险飞行。但故事并非就此结束，一个假造的人物仍可以为所欲为。正如在真实生活中，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他或许在起航前被拦截下来，或许在前往机场的路上被警车阻挠，也可能被关进塞古拉大队长的牢房里受凌虐——只是报纸上一点风声也不会走漏。伍尔摩将警告伦敦，万一罗文被迫供出他的名字的话，他会设法搭机逃亡，远离哈瓦那。在最后的信息传送出去后，无线电报机将拆解藏匿，然后他会用赛璐珞纸引发一场大火，湮灭所有证据……或者罗文也可能安全起飞，而大家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在奥伦特山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故事里唯一确定的一件事是：他没有抵达牙买加，所以也就没有照片可提供。

“你在想什么？”贝翠丝问。

盘子里的龙虾他碰都没碰。

“我在想罗文的事。”

海风从大西洋上吹过来。莫罗城堡躺在海岸线上，像极了一艘横渡海港的游轮。

“担心吗？”

“当然担心。”

如果罗文在午夜起飞，他将在黎明前抵达圣地亚哥加油，那儿的地勤人员相当友善，不像奥伦特充满暴戾之气。然后当曙光亮度足以拍摄照片且巡逻机尚未起飞时，就是他展开山巅侦察行动的开始。

“他没有喝酒吧？”

“他答应我不喝的，但谁知道呢？”

“可怜的罗文。”

“可怜的罗文。”

“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生活的乐趣，是不是？你应该把他介绍给特蕾莎的。”

他尖锐地看着她，但她似乎全心在享用她的龙虾。

“那么做不太安全吧？”

“去他妈的安全。”她说。

晚餐后他们沿着马莱孔大道走路回家。海风湿润的夜晚，路上行人稀少，车辆也少。黑暗大西洋中的翻腾巨浪攀越海岸线，浪潮余波飞向马路，越过四线道，像落雨般拍打着他们一路经过的斑驳路柱。云朵自东方竞相浮现，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哈瓦那逐日受潮侵蚀的一部分，十五年是段漫长的岁月。他说：“看，那些灯光里有一个人可能就是他。他一定觉得很孤独。”

“你的口气好像小说家。”她说。

他在一根柱子下停了下来，焦虑又猜疑地看着她：“你是什么意思？”

“嗯，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有时候我觉得，你好像把你的情报员看作是人体模特儿，或书里头的角色。你至少是个活生生的人，对吧？”

“这样说我真是太坏了。”

“嗯，算了，把我的话忘了，谈个你真正爱过的人吧。你的太太。谈谈她吧。”

“她很漂亮。”

“你想念她吗？”

“当然，当我想起她的时候。”

“像我就不会想念彼得。”

“彼得？”

“我丈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一个。”

“你真是幸运，你自由了。”他看看表，再看看天空，“他应该已经在马坦萨斯上空，除非有事耽搁了。”

“你是这么替他计划的吗？”

“嗯，路线当然是他自己决定的。”

“还有他的结局？”

她声音里的某种东西——某种敌意——再次令他震惊。她是不是已经开始怀疑他了？他快步往前走。他们经过卡门酒吧和恰恰俱乐部——俗亮的标志漆涂在十八世纪风格的老旧套窗上。一张张美丽的脸庞在微晕的灯光下向外望，棕眼、黑发、西班牙、肌肤深黄，一个个惑人的美臀倾倚在吧台上，等待着任何循向这条咸湿大道而来的生命契机。哈瓦那就像个大工厂，随时将美丽的人体送上输送带。他不要这种美。他在一盏路灯下停下来，回头直望那双坦率的眼睛，他想诚实以对。

“我们去哪里？”

“你不知道吗？这不也和罗文的航行一样，是预先计划好的吗？”

“我是在走路!”

“你不想坐在无线电机旁边等待吗？罗文在执行任务呢!”

“到清晨以前不会有什么消息的。”

“所以你还没计划好下一个信息啰——在圣地亚哥坠机？”

风里的盐分、心里的忧虑，让他觉得口干舌燥。他觉得她好像猜出了一切，她会告诉霍索尼吗？“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他们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可以制裁他，但他猜想他们可以让他永远回不了英国。他想，她会搭乘下一班飞机回英国去，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又将一如以往。当然，这是最好不过了。他的生命是奉献给米莉的。他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一波巨浪冲过堤防，绝天拔地，像一棵缀满灯饰的圣诞树。然后它沉了下去，另一棵树升起，更进一步推向国家俱乐部。他说：“你今天整个晚上都怪怪的。”拖延无济于事，如果游戏就要落幕，不如让它结束得早一点。他问：“你在暗示什么？”

“你说在机场——或是飞行途中，不会发生坠机？”

“你为什么认为我会知道？”

“你整个晚上的表现让我觉得你知道。你谈到他时就像在谈论一个不存在的人似的。你好像是个差劲的小说家，为他预写了一首挽歌。”

一阵风吹来，把他们吹得好近。她说：“难道你从不厌倦看着别人去冒险吗？到底是为什么？为了玩玩《少年世界》上的游戏？”

“你也是这场游戏中的一分子。”

“我才不像霍索尼一样信这一套。”她愤怒地说，“我宁可当个骗子也不愿被人当傻子或菜鸟戏弄。难道你的吸尘器生意赚得不够多吗，何必蹚这浑水？”

“不够，我有米莉。”

“如果霍索尼没有找上你呢？”

他悲哀地开自己玩笑：“或许我会为钱再婚。”

“你真的可能再婚吗？”

看来她是打定主意要来一场严肃的讨论。

“嗯，”他说，“我不知道。米莉可能不会承认那是一场婚姻吧，我这做父亲的也不该吓自己的小孩。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听听无线电了？”

“但你不认为会有什么消息，不是吗？你刚说过的。”

他闪烁其词：“在三个小时内应该不会有，但我想在他着陆前应该会和我们联络。”

奇怪的是，他竟真的感觉紧张起来，他甚至期盼那风动云涌的暗色苍穹真能传给他一些信息。

她说：“你可以跟我保证你没有运作——任何事吗？”

他没吭声，兀自转过身去，看着漆黑一片的前任总统宫殿——击出生命中的最后一搏之后，他就不曾再安卧于此——而就在它下面的人行道上，他看到有个人正弯着腰躲着浪潮飞沫，那是海斯巴契医生。他可能刚从惊奇酒吧出来，正准备回家。

“海斯巴契医生!”伍尔摩叫住他。

那老人抬起头往上看，有一会儿伍尔摩几乎以为他就要走掉了。

“怎么了，海斯巴契？”

“噢，是你，伍尔摩先生，我正想到你哪!真是说鬼鬼到啊!”他说。

他虽然一副开玩笑的口吻，但伍尔摩敢发誓海斯巴契是真的被这场巧遇给吓坏了。

“你还记得塞弗恩小姐吗，我的秘书？”

“米莉生日那天，当然记得，还有喷水的事。你们这么晚在外头做什么，伍尔摩先生？”

“我们去吃饭，散散步……你呢？”

“跟你们一样。”

高空中传来一阵激扰的引擎声，轰隆而去，渐行渐远，最后没入风与海的噪声里。海斯巴契医生说：“那应该是从圣地亚哥来的飞机，这么晚才到，奥伦特的天气一定很糟。”

“你在等人吗？”伍尔摩问。

“没，没等什么人。你和塞弗恩小姐介意到我那儿小酌一番吗？”

上回暴力的痕迹已消失无踪，房子里又恢复了秩序。照片挂回了它原来的位置，管状椅四处站立，像极了怪异的访客，这重建秩序后的空间暮气沉沉。海斯巴契医生为他们倒上威士忌。

“我为伍尔摩先生能有个秘书感到高兴，”他说，“不久前你还在担心生意不好。那个新型吸尘器……”

“事情莫名其妙就好转了。”

他第一次注意到一张年轻的海斯巴契穿着一身第一次世界大战军官制服的照片。或许那是上回闯入者从墙上拆下来的照片之一。

“我从来不知道你在军中待过，海斯巴契。”

“战争爆发时我还没有念完医学院。军医生涯给我很大的震撼——把人治好，好让他们更快被杀死。那不是很蠢吗？治病的目的应该是让病人能活得更久!”

“海斯巴契医生，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德国的？”贝翠丝问。

“一九三四，所以我可以宣称无罪。亲爱的小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没有那个意思。”

“请原谅我。问问伍尔摩先生就知道，我以前并不会这么多疑。要不要来点音乐？”

他放了张《崔思坦[2]》的唱片。伍尔摩想起了他的妻子，她甚至比罗文还要缥缈。她同死亡或爱无关，她代表的只是一只订婚戒指、仕女杂志，或者无痛分娩法。他望着房间另一端的贝翠丝·塞弗恩。致命的酒、无望的旅程、森林里的降服……她象征的是这样的世界，而对他而言，他们仿佛属于同一个世界。海斯巴契医生突然站起来，拔下墙上的插头。他说：“对不起，我在等一通电话。这音乐太大声了。”

“病人的电话吗？”

“不完全是。”他又斟了杯威士忌。

“海斯巴契，你又重新开始你的实验了吗？”

“没有。”他绝望地环顾四周，“很抱歉，没有苏打水了。”

“我喜欢喝纯的。”贝翠丝说，她走到书架前去，“海斯巴契医生，除了医学方面的书外，你还看些什么书吗？”

“很少，就海涅、歌德那些德国的作品吧。你看德文书吗，塞弗恩小姐？”

“不看。不过你还是有几本英文书。”

“那是一个病人送我用来抵医药费的，我都还没看呢。这是你的威士忌，塞弗恩小姐。”

她从书架前走回来，拿起威士忌。

“这是你的家乡吗，海斯巴契医生？”她看着年轻军官画像旁一幅维多利亚风格的彩色石版画。

“我在那儿出生。没错，那是个小城，有一些古老的城墙、倾颓的古堡……”

“我去过那儿，”贝翠丝说，“在战前，父亲带我去的。靠近莱比锡，对不对？”

“是的，塞弗恩小姐，”海斯巴契医生神色苍凉，“是靠近莱比锡，没错。”

“希望俄罗斯人没有破坏它的祥和。”

海斯巴契医生门厅里的电话响了起来。他迟疑了一会儿。

“对不起，塞弗恩小姐。”他说。他走进门厅接电话，随手关上身后的门。

“不管是东德还是西德，”贝翠丝说，“家是最美的地方。”

“我想你会向伦敦方面报告这件事吧？但我已经认识他十五年，而他也住在这里二十多年了，他是个善良的老人，最好的朋友……”

门打开来，海斯巴契医生回到房间内。

“抱歉，我觉得不太舒服，或许你们可以改天再来听音乐、喝酒。”

他沉沉地坐下，拿起酒杯，又放回去。他额前渗出汗来，不知是不是因为夜的湿热。

“坏消息？”伍尔摩问。

“是啊。”

“我能帮什么忙吗？”

“你!”海斯巴契医生说，“不，你帮不上忙，塞弗恩小姐也不能。”

“病人吗？”

海斯巴契医生摇摇头。他掏出手帕来擦干额头。他说：“谁不是病人？”

“我们最好告辞了。”

“是的，走吧!就像我说的，医生应该要治好病人，好让他再活久一点的。”

“我不懂。”

“难道这世上再也没有和平了吗？”海斯巴契医生说，“很抱歉，医生应该要习惯死亡的，只是我并不是个好医生。”

“谁死了？”

“发生了一件意外，”海斯巴契医生说，“只是个意外，当然是意外。有辆车在靠近机场的路上撞车了，一个年轻人……”他激愤地说：“这种事到处都有，不是吗？到处都有。这当然纯粹是个意外。他太喜欢喝酒了。”

贝翠丝说：“他不会刚好叫作罗文吧？”

“没错，”海斯巴契医生说，“那正是他的名字。”

[1]　BOLS，荷兰琴酒的一种品牌。

[2]　Tristan，中世纪骑士文学中的一个人物，身世悲惨，其故事有多种版本。——编者注

第四部

第一章

1

伍尔摩打开门来，昏黄的街灯映照在吸尘器上，一个个影影绰绰地立着，像是墓碑。他开始爬楼梯。贝翠丝悄声说道：“等等，等等，我好像听到……”

这是他们在离开海斯巴契医生的寓所后第一次交谈。

“怎么了？”

她伸出手从柜台上拿了某样金属物，把它当棍棒般拿着：“我好害怕。”

还不及我一半害怕呢，他想。我们真的能借一支笔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吗？那会是什么样的实体？莎士比亚完成了《麦克白》后，是否也曾于小酒馆亲耳听到邓肯的死讯？或是听到自己的卧房门外响起叩门声？[1]他站在店里，轻轻哼起歌曲来鼓舞自己。

他们说地球是圆的——

我的疯狂执意抗拒。

“嘘，”她说，“有人上楼来了。”

他心想，他只是害怕自己想象中的人物，倒不怕真人恶棍。他快速往上跑，却突然被一个黑影挡住。一时间他真想叫出他创造的所有人物，一次痛快地了结——特蕾莎、轮机长、教授、工程师。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是米莉的声音。那只是米莉站在她的房门到浴室之间的通道上。

“我们去散步了。”

“你跟她一起回来？”米莉问，“为什么？”

贝翠丝谨慎地拾级而上，手上还警戒地握着那根棒状物。

“鲁迪醒着吗？”

“没有吧!”

贝翠丝说：“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他应该会熬夜等你。”

如果这个角色活生生到足以死亡，那么应该也真实到能够传消息过来。他打开办公室的门，鲁迪被吵醒了。

“有消息吗，鲁迪？”

“没有。”

米莉说：“你们错过了好戏。”

“什么好戏？”

“到处都是警察，你们应该有听到警笛声。我以为是革命暴动，所以打电话给塞古拉大队长。”

“什么事？”

“有人企图刺杀某人，当时那个人正从内政部长官邸走出来。行刺的人一定以为他是内政部长，但结果不是。他从车子的窗口向外射击，然后逃走。”

“那是谁？”

“还没有捉到。”

“我是指——刺杀的对象。”

“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他长得和部长很像。你们到哪里去吃晚餐？”

“维多利亚。”

“有吃龙虾吗？”

“有。”

“我很庆幸你长得不像总统。塞古拉大队长说可怜的希夫博士吓得都尿湿了裤子，后来还到乡村俱乐部去大醉一场。”

“希夫博士？”

“你知道的嘛，就是那个工程师啊!”

“他们朝他开枪？”

“我说过他们认错人了。”

“我们坐下来好吗？”贝翠丝说道，她指的是自己和伍尔摩两个人。

他说：“到饭厅去……”

“我不要坐硬邦邦的椅子，我要软一点的东西，我觉得想哭。”

“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到卧室去，那……”他犹疑地说着，看着米莉。

“你认识希夫博士吗？”米莉同情地问贝翠丝。

“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有个大凸子。”

“什么是大凸子？”

“你父亲说那是斜眼的方言。”

“他告诉你的？可怜的老爸。”米莉说，“这下你可惨了。”

“好了，米莉，请你回去睡觉好吗？贝翠丝和我还得工作。”

“工作？”

“没错，工作。”

“这么晚了还要工作？”

“他会付我加班费。”贝翠丝说。

“你在学跟吸尘器相关的事吗？”米莉问，“你手上拿的那个是喷嘴。”

“真的？我拿它是为了防身打人。”

“那玩意儿并不合适，”米莉说，“它有个望远镜套筒。”

“为什么要装这个东西？”

“可以在最不巧的时候偷窥啊!”

“米莉，拜托……”伍尔摩说，“都快两点了。”

“别担心，我就要回房间去了，而且我还要为希夫博士祷告。要真被射中可不是好玩的，那颗子弹穿透了一堵墙，想想看，要是射在他身上会有多惨。”

“也为一个叫罗文的人祷告吧!”贝翠丝说，“这个他们可没失手。”

伍尔摩平躺在床上，合上双眼。“我不懂，”他说，“没一件事想得通，没一件事。这一定是巧合，一定是的。”

“不管他们是谁，他们愈来愈狠了。”

“但这是为什么呢？”

“间谍本就是危险的行业。”

“但希夫并不是真的……我是说他并没那么重要。”

“可是奥伦特的那些基地很重要。你的情报员好像很容易被击中，真不懂怎么会这样。我想你应该尽快通知桑兹教授和那个女孩。”

“女孩？”

“那个脱衣舞娘。”

“但怎么通知呢？”他无法对她解释他一个情报员也没有，他从来没有见过希夫或桑兹教授，而特蕾莎和罗文甚至根本不存在；罗文是为了死去才突然变成真的。

“米莉说这个叫什么？”

“喷嘴。”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东西。”

“应该有吧，大多数的吸尘器都有这个东西。”他从她手上拿下喷嘴。他不太记得寄给霍索尼的图中有没有这个东西。

“我现在该怎么做呢，贝翠丝？”

“我觉得你的人应该躲起来一阵子，当然不能躲在这里，太挤了，而且也不安全。你那位轮机长呢——他能不能把他们藏在船上？”

“他人在前往西恩富戈斯的船上。”

“话说回来，他也可能会遭到毒手，”她若有所思地说着，“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让你和我平安回来。”

“什么意思？”

“他们轻而易举就可以当面把我们干掉。或许他们想拿我们当饵。当然如果行不通的话，随时都可以把饵做掉。”

“你真是个可怕的女人。”

“不，我只是让你回到《少年世界》里来，你应该要感到庆幸才对。”

“为什么？”

“它也很可能是《星期日镜报》呢。这个世界不过是畅销杂志的翻版，我的丈夫就是从《偶遇杂志》里走出来的人。我们要弄清楚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报刊。”

“他们？”

“我们就先假设他们属于《少年世界》好了。那到底是苏联情报员、德国情报员、美国情报员——什么？很可能是古巴情报员。你报告中的那些平台一定是古巴官方弄的，不是吗？可怜的罗文，希望他死得很快。”

他真想告诉她所有的事，但“所有的事”是什么呢？他自己都糊涂了。罗文被杀了，海斯巴契亲口说的。

“首先是上海戏院，”她说，“这么晚了它还开着吗？”

“第二场还没演完呢。”

“希望警方比我们晚到。当然他们并没有动用警力对付希夫，他的身份可能太重要了。杀人一定得避免引发丑闻。”

“我从来没想过这方面的事。”

贝翠丝打开床头灯，走到窗边去。她说：“你这里有后门吗？”

“没有。”

“我们必须全部改动，”她说得煞有介事，好像自己也是个建筑师似的，“你认识一个跛脚的黑人吗？”

“那应该是乔伊。”

“他正从窗下慢慢走过去。”

“他出售春宫画，正要回家去，就这么简单。”

“以他的速度当然是不可能跟踪你，但他可能是他们的人。总之，我们得硬着头皮试试看了。他们显然想在今天晚上来一场赶尽杀绝。妇孺优先，教授还可以再等等。”

“但我从来没有在戏院见过特蕾莎，她在那里用的或许是别的名字。”

“但你总可以认出她来吧，虽然是裸着身子？当然啦，脱光的时候，大家看起来都蛮像的，就像日本人一样。”

“我不认为你应该去。”

“我一定得去，如果其中一个人出状况，另一个人可以接替。”

“我在说的是上海戏院，可不是《少年世界》。”

“婚姻也不是啊，”她说，“虽然在教科文组织就是了。”

2

上海戏院位于大沟路的窄巷里，周遭满布酒吧。它的门口挂着煽情的广告牌，售票处不知为何却设在外头的人行道上，或许是因为大厅里设了一个让顾客在中场休息时打发时间的色情书报摊，所以没有空间留给售票处。街上的黑人皮条客好奇地看着伍尔摩和贝翠丝，他们不常看到欧洲女人在这里出现。

“我觉得离家好远噢。”贝翠丝说。

每张票售价一又四分之一比索，而戏院里仍然座无虚席。领他们到位子上的那个男人拿出一盒春宫明信片给伍尔摩，索价一比索。伍尔摩拒绝了，那人又从口袋里掏出另一盒来。

“想要的话就买了吧，”贝翠丝说，“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我专心看秀就是了。”

“看秀和看画，”伍尔摩说，“其实没什么差别。”

带路的那个男人又问贝翠丝要不要大麻烟。

“Nein, Danke。[2]”贝翠丝说道，语言都搞错了。

舞台的另一边，争妍斗艳的海报为这附近各家美女如云的夜总会大肆宣传。还有个告示牌，用西班牙语和拙劣的英语写着：“禁止观众调戏舞者”。

“哪一个是特蕾莎？”贝翠丝问。

“我想一定是戴着面具胖胖的那个。”伍尔摩随口胡诌。

她正扭动着肥润的屁股离开舞台，观众席里一阵掌声和兴奋的口哨声。接着灯光暗了下来，一面银幕徐徐放下，电影开始了。起初还称得上中规中矩：有个人骑着脚踏车，森林的景致，轮胎破了，男女主角邂逅，绅士脱帽致意……然后是一堆光影闪动和雾面处理。

贝翠丝一声不吭地坐着。当他们一同观赏这亘古不变的爱的蓝图时，彼此之间有种奇异的亲密交流。一时间，那不断重复的人身扭动，比外面的整个现实世界都来得有意义。欲望的行动和爱的行动是相同的，它不像情感，容不得虚假造作。

灯光又亮了起来，他们无言地呆坐着。

“我的嘴好干。”伍尔摩打破沉寂。

“我也好渴，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到后台去看看特蕾莎？”

“等一下还有另外一部电影，然后舞者会再上台来表演。”

“我心脏没那么强，受不了再看一场。”贝翠丝说。

“表演完毕前，他们不会允许我们到后台去的。”

“我们可以到街上等，对不对？而且可以借此观察是不是被跟踪了。”

他们在第二部电影开场时离开。他们是唯一起身离去的人，所以如果有人跟踪他们的话，也一定是等在街上。但是街上那些皮条客和出租车司机没有特别可疑的。有个人倚在电线杆上睡觉，一组彩券斜挂在他的脖子上。伍尔摩想起和海斯巴契医生在一起的那个夜晚。就是在那个晚上，他学会了兰姆《莎士比亚故事选集》的新用途。可怜的海斯巴契喝得酩酊大醉。伍尔摩还记得当自己从霍索尼的房间出来时，他是多么狼狈地蜷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对贝翠丝说：“如果猜对了书的话，要破解书码是多么容易啊!”

“对一个专家来讲并不难，”她说，“那只是耐心的问题。”

她走到那个彩券贩子前面，把他的彩券号码摆正。那人并未醒来。

“斜着很难看懂。”她说。

那天晚上他曾把兰姆挟在腋下、插在口袋里或是放在皮箱里吗？当他扶起烂醉的海斯巴契时，他可曾把那本书放在地上？他什么都记不起来，而这种猜疑也未免太卑鄙了。

“我想到一个有趣的巧合，”贝翠丝说，“海斯巴契医生所读的兰姆是我们那个版本。”看来她的基础训练好像包括了心电感应这一项。

“你在他的房子里看到了？”

“没错。”

“如果真有什么秘密的话，”他辩解着，“他应该会把它藏起来。”

“或许他想警告你。记得吗，是他邀请我们去他家的，也是他告诉我们罗文发生意外的。”

“他不可能事先知道会遇到我们。”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他很想辩驳说，根本没有一件事是可以相信的，罗文不存在，特蕾莎也不存在!但他心思一转，那么一来她将打包离去，为这个故事留下未知的结局。

“观众出来了。”贝翠丝说。

他们发现了一个通往更衣室的偏门。通道上挂了一盏没灯罩的灯泡，显然已燃烧过太多的日与夜。通道几乎被垃圾箱给堵死了，有个黑人拿着扫帚，兀自低着头清扫那些沾满胭脂扑粉的棉片纸屑。这地方有种梨子糖的气味。或许他们最后会发现这里并没有特蕾莎这号人物，但他还是懊悔自己当初为什么选了这么一个常见的名字。他推开一扇门来，里头俨然是中古世纪的堕落深渊，放眼过去满是烟雾与裸女。

他对贝翠丝说：“你不觉得你最好回去吗？”

“在这里需要保护的是你。”

没有人注意到他们。那个胖女人从耳边卸下面具，啜饮着一杯酒，一只脚搁在椅子上。有个肋骨像琴键般排列的瘦女孩，正在穿丝袜。这些裸女摇乳翘臀，香烟在浅碟中半烧着，气味浓重。有个男人站在梯子上，拿着螺丝起子修东西。

“她在哪儿？”贝翠丝问。

“我想她不在这里，或许是生病了，说不定正和她的情人在一起。”

有人穿上衣服，掀起一阵暖暖的气流。胭脂粉末飞舞，像是尘埃。

“试着叫叫她吧!”

他叫了一声“特蕾莎”，不情不愿的。没有人注意他。他再试了一次，那个梯子上的男人朝下看着他。

“Paso algo？[3]”他问道。

伍尔摩用西班牙语说他在找一个叫特蕾莎的女孩，那个男人则建议马利亚更好，他用螺丝起子指指那个胖女人。

“他说什么？”

“他好像不认识特蕾莎。”

这个男人在梯顶上坐了下来，开始发表长篇大论。他说在哈瓦那找不到比马利亚更好的女人，她什么都没穿的时候有一百公斤重。

“显然特蕾莎不在这里。”伍尔摩松口气道。

“特蕾莎，特蕾莎，你找她有什么事？”

“我就是，找我有事吗？”

那个瘦女孩问道，走上前来，手上握着一只丝袜。她瘦小的胸脯和梨子一般大小。

“你是谁？”

“苏儿·特蕾莎。”

贝翠丝说：“那是特蕾莎吗？你说她很胖，就像戴面具的那个一样。”

“不，不，”伍尔摩说，“那不是特蕾莎，她是特蕾莎的妹妹，苏儿是妹妹的意思。”他说，“我会请她帮我们捎个口信。”

他拉起瘦女孩的臂膀到一旁去，并试着用西班牙语警告她要小心。

“你是谁？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事情有些阴错阳差，唉，说来话长。有人可能想要伤害你，这几天请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到戏院里来。”

“我必须来，我在这里接客。”

伍尔摩拿出一沓钱来。他说：“你有亲人吗？”

“我母亲。”

“到她那里去避一避。”

“但她在西恩富戈斯。”

“这些钱够你去西恩富戈斯的了。”

这时候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来了，她们渐渐逼近，围起圈圈。拿螺丝起子的男人爬下梯子来。伍尔摩看到贝翠丝在圈圈外努力地往前挤，想弄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那个拿着螺丝起子的男人说：“这女孩属于皮欧，你不能就这样把她带走，你必须先知会皮欧。”

“我不要去西恩富戈斯。”女孩说。

“你在那里比较安全。”

她转向那个男人求助。“他威胁我，我搞不懂他到底要什么。”她展示那些比索，“这些钱太多了，”她对大家说，“我是个好女孩。”

“麦子丰收不见得就是好年头。”那个胖女人严肃地说。

“你们皮欧到哪儿去了？”那男人问。

“他生病了。这个男人给我这么多钱做什么？我是个好女孩。你知道我的价钱是十五比索，我不是妓女。”

“瘦皮狗满身蚤。”那肥女人又说话了，看来她对什么情况好像都有俗语可用。

“怎么了？”贝翠丝问道。

有个声音传来：“嘘，嘘!”是扫通道的黑人在通告大家，“警察!”

“哦，该死，”伍尔摩说，“完蛋了，我必须把你弄出这里。”

没有人惊慌失措。那个胖女人喝掉杯里的酒，穿上短裤，瘦女孩特蕾莎则穿上另一只丝袜。

“我不要紧，”贝翠丝说，“你得赶紧把她弄出去。”

“警察来做什么？”伍尔摩问梯上的男人。

“找女孩。”他尖刻地说。

“我要把这个女孩带出去，”伍尔摩说，“有后门可走吗？”

“当然有，有警察的地方永远有后门可走。”

“在哪里？”

“先拿五十比索来再说。”

“没问题。”

“把人给他。喂!”他对那黑人叫道，“马格，叫那些警察再等三分钟。现在谁想被他带走？”

“我选择警察局，”胖女人说，“但衣着还是要整齐。”说着便整整她的胸罩。

“跟我来。”伍尔摩对特蕾莎说。

“干吗？”

“你不明白——他们要你。”

“我不信，”拿着螺丝起子的男人说，“她太瘦了。你得快一点，五十比索可撑不了那么久。”

“来，穿上我的外套。”贝翠丝说，她把衣服披在瘦女孩的肩上，女孩身上什么都没穿，只套上了两只丝袜。女孩说：“但我要留下来。”

那男人拍了一下她的屁股，推了她一把。“你拿了他的钱，”他说，“和他走吧!”

他把他们赶进一间又脏又小的厕所，让他们爬出窗外。他们翻身出来时，发现自己已在街上。有个在戏院外站岗的警察假意地看着别处，有个皮条客吹着口哨指着伍尔摩的车。那女孩又说了：“我要留下来。”

但贝翠丝把她推进后座，自己随后坐进来。

“我要尖叫。”那女孩说着，把身体伸出车窗外。

“别傻了!”贝翠丝把她拉进来。伍尔摩发动车子。

女孩只是试探性地叫一叫，那警察转身看着另一个方向。看来五十比索的效用还真大。他们向右转，朝着海岸线开去。没有车跟踪上来，事情就这么简单解决了。那女孩一定认识到自己已没有选择的余地，便干脆理理身上的外套，舒服地往后一靠。她说：“Hay mucha corriente。[4]”

“她在说什么？”

“抱怨我开车的技术。”

“她看来蛮粗俗的，她姐姐呢？”

“和邮务督察在一起，人在西恩富戈斯。当然我得开车送她到那儿去，早餐前应该能抵达。但米莉怎么办？”

“除了米莉还有别人，你把桑兹教授给忘了。”

“桑兹教授可以再等等。”

“不管他们是谁，他们的行动似乎很快。”

“我不知道他住哪儿。”

“我知道，出门前我查过乡村俱乐部的名册。”

“你带她在家等我。”

车子驶到了海滨步道。“在这儿左转。”贝翠丝说。

“我现在先载你们回家。”

“我们还是在一块比较好。”

“米莉……”

“你不希望连累她吧？”

伍尔摩只好左转：“去哪里？”

“维达度。”贝翠丝说。

3

新兴城市的摩天大楼耸立在他们眼前，好似月光下的冰柱。一个大大的“H.H.”嵌在夜空里，像是霍索尼口袋上的缩写。但这并不是皇家贵族的象征，只是希尔顿的招牌。海风吹得车子摇晃起来，潮沫越过车道，模糊了靠海那边的车窗。这个潮热的夜有盐的味道。伍尔摩把车开得离海远一点。那女孩说：“Hace demasiado calor。”

“她说什么？”

“她说太热了。”

“真难伺候，”贝翠丝说，“最好把窗户摇下来。”

“万一她尖叫呢？”

“我会赏她耳光。”

他们进到维达度的新小区。一栋栋有钱人家的米色洋房在眼前铺展开来。楼层愈少愈是有钱，只有百万富豪才有办法在这种本该造摩天大楼的地段盖起平房别墅。他一摇下车窗，花香便扑鼻而来。她要他把车停在一堵高高白墙的大门前。

她说：“内院有灯光，看来一切都还好。你先进去，我在外头帮你看着这个野丫头。”

“就一个教授而言，他实在太有钱了。”

“依照你要求的那些情报支出，他可不算有钱。”

伍尔摩说：“给我几分钟，别走开。”

“我看起来像要走吗？不过你动作要快一点。到目前为止，三个人之中他们才解决了一个，当然，也算是失手了。”

他试着推推铁格花门，门没锁。这情况真是尴尬，他要怎么解释他的出现？——“你是我一个不认识的情报员，你目前身陷危险，必须躲藏起来。”他甚至连桑兹教授专攻什么科目都不知道。

两棵棕榈树之间有条小径通往第二扇铁格花门，再过去便是灯光所在的内院。留声机播放着柔和的轻音乐，两个高大的人影在沉默中轻轻拥舞。当他一跛一跛地走上小径时，警铃突然刺耳地大响起来，划破原本的宁静。沉醉在舞步中的两个人影同时停下，其中一人走下小径来。

“谁？”

“桑兹教授吗？”

“是的。”

他们两人都走到有亮光的地方。教授身穿白外套，白头发，下巴还冒着些白短须，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枪指着伍尔摩。伍尔摩看到他背后的那个女子，既年轻又漂亮。她转过身去关掉留声机。

“原谅我这么晚来拜访你。”伍尔摩说。其实他根本不知该如何表明来意才好，而且那把左轮枪也让他脊背发凉。当教授的人是不该有左轮枪的。

“我恐怕不记得你是谁。”教授彬彬有礼地说，同时继续用枪指着伍尔摩的胃。

“你没有理由记得我，除非你有个真空吸尘器。”

“真空吸尘器？我想应该有，我太太应该知道。”

年轻女子从内院走出来，光着脚丫，鞋就留在留声机旁，看起来像捕鼠器似的。

“他想干吗？”她的口气颇为不悦。

“很抱歉打扰你们，桑兹夫人。”

“告诉他我不是桑兹夫人。”年轻女子说道。

“他说是和真空吸尘器有关，”教授道，“你认为马利亚在离去前……”

“他干吗在半夜一点跑到这里来？”

“对不起，”教授语带困窘，“这个时间实在不太对，”他把左轮枪稍稍挪开，“通常这时不会有访客……”

“看来你已经有所准备。”

“噢，这把枪——小心一点总是好的，你要晓得，我可是有几幅不错的雷诺阿名画。”

“他不是来偷画的，是马利亚要他来的。你是间谍，对不对？”那年轻女子口气很强硬。

“嗯，就某方面而言是的。”

那女子开始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捶胸顿足，手镯脚环一阵乱响。

“别这样，亲爱的，别这样。这背后一定有什么解释。”

“她嫉妒我们的快乐，”年轻女子说，“先是叫了主教来，现在又是这个男人……你是牧师吗？”她问。

“亲爱的，他当然不是牧师，看看他的衣服就知道了。”

“亏你还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教授，”年轻女子说，“连三岁小孩都骗得过你。说，你是不是牧师？”她又重复问了一次。

“不是。”

“那你是什么人？”

“事实上，我是卖真空吸尘器的。”

“你刚才说你是个间谍。”

“嗯，是的，就某种意义而言……”

“你来这里做什么？”

“来警告你们。”

那年轻女子像母狗似的咆哮起来。“你看，”她对教授说，“她开始威胁我们了，先是主教，然后是……”

“那个主教只不过是执行他的任务，更何况他是马利亚的堂兄。”

“你怕他，你想离开我。”

“亲爱的，你知道不是这样的。”他又转身问伍尔摩，“马利亚人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她的？”

“我从来就没见过她。”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他是个骗子!”年轻女子说。

“不见得，亲爱的，他也可能是中介公司派来的。我们最好静静坐下来听他讲，怒气冲冲的只会坏事。他只是在执行他的任务——”

教授领路回内院去，他把左轮枪放回口袋里。那年轻女子等伍尔摩先走再尾随而上，像只看门狗似的。他心里有股错觉，觉得她就要跳上来咬他的脚。他心想，如果我不赶快开口讲话，恐怕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请坐!”教授客气道。这就是所谓高等教育的风范吗？

“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麻烦。”

“执行任务时你不喝酒？”

“任务!”那年轻女子按捺不住又说了，“你还真把他当个人看，他执行的是哪门子不要脸的任务？”

“我到这里来是要警告你，警察……”

“哦，不对，不对，通奸可不是犯罪，”教授说，“只有在十七世纪的美国才会当它是犯罪。当然啦，还有摩西的十诫。”

“这跟通不通奸没有关系，”年轻女子理直气壮，“她根本不在意我们睡在一起，她在意的是我们在一起。”

“不过在一起就免不了睡在一起，除非你想的是《新约》，”教授引经据典，“‘在心里犯奸淫’。”

“如果你不赶快把这个人撵走，你才真的是没心肠。我们光坐在这里讲话，好像是已经结婚几百年的老夫妻。如果你想要整晚坐着聊天，何不找马利亚去？”

“亲爱的，上床前先跳跳舞也是你的点子啊!”

“你那哪叫跳舞？”

“我说过我会去上课的。”

“是啊，这样才有借口和那些女学生厮混。”

伍尔摩眼看这段对话已经愈扯愈远，只能几近绝望地说：“他们射杀了工程师希夫，你也同样有生命危险。”

“如果我真要什么女孩子，学校里头太多了，她们都争先恐后地来上我的课。难怪你会想到这个，你自己就是这样送上门来的。”

“你敢这样侮辱我？”

“我们离题太远了，亲爱的。重点是马利亚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

“早两年她就该不抱任何希望了，”这年轻女孩不屑地说，“我太了解你了，你只在乎肉体，以你这把年纪而言，你真该觉得羞耻。”

“如果不是你希望我爱你……”

“爱!爱!”她开始烦躁地踱起方步来，双手在空中比画，像是要把爱肢解遣散。伍尔摩忍不住说：“你们要担心的不是马利亚。”

“你这个骗子，”她对他大叫，“你还说你从没见过她。”

“真的没有。”

“那么你为什么叫她马利亚？”她大叫，开始和假想中的舞伴跳起胜利之舞。

“年轻人，你说希夫怎么了？”

“今天傍晚有人暗杀他。”

“谁？”

“我也不清楚，但那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一时间我也不知从何说起，但桑兹教授，你的生命真的遇到了极大的危险。当然这一切其实是个错误。警方今天也到上海戏院去过。”

“上海戏院关我什么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年轻女子激动地大嚷。“男人，”她说，“男人!可怜的马利亚，她不只有一个女人要对付，看来她要计划一场大屠杀才够。”

“我和上海戏院从来没有任何瓜葛。”

“马利亚消息灵通得很，我想你有梦游症。”

“你也听到他说了，那根本是个误解。而且他们还射杀希夫，这个总不能怪到马利亚头上吧。”

“希夫？他是说希夫吗？啊，你这个西班牙白痴。只因为那一天他在夜总会和我讲了几句话，你就雇杀手杀他。”

“拜托你讲讲理好不好？我是刚才才听到这位先生说……”

“什么先生，他根本是个骗子。”话题兜了个圈，又绕回了原点。

“如果他真是骗子，我们就不必在意他说的话。他搞不好是在中伤马利亚。”

“哈，你倒替她辩解起来了。”

伍尔摩简直是焦头烂额，他打算再做最后一搏：“这和马利亚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是说——和桑兹夫人。”

“桑兹夫人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教授问。

“我以为你觉得马利亚……”

“年轻人，你该不是在告诉我，马利亚打算对付我太太和我的……我的这位朋友吧？这实在是太可笑了。”

伍尔摩恍然大悟，终于搞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了。只因为他误扯了个线头，最后整件毛衣竟都变形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高等教育？

他说：“我本以为自己是一片好意来警告你，但看来死亡对你而言反倒是个解脱。”

“你真是个神秘兮兮的年轻人。”

“我不年轻了。教授，看来你才是年轻人。”他一时觉得心慌，便大声说，“要是贝翠丝在这里就好了。”

教授马上回话：“亲爱的，我向你保证，我不认识任何叫贝翠丝的人，完全不认识……”

年轻女子狂笑了起来。

“你似乎是专程来惹麻烦的。”教授终于开始埋怨了起来，但就目前来看，这埋怨还算温和，“我实在想不通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他说着便走进屋子里去，随手把门关上。

“他是个怪胎，”女孩说，“性欲很强的怪胎，不折不扣的色情狂。”

“你不了解……”

“我知道那句话——了解就能够谅解。但它并不适用于今天晚上。”她对伍尔摩的敌意似已烟消云散，“马利亚、我、贝翠丝——我没把他老婆算在内，那可怜的女人。其实我并不恨他太太。你有枪吗？”

“当然没有，我来这里是为了拯救他。”伍尔摩说。

“让他们动手吧，”年轻女子说，“对准他的肚子——或再低一点。”撂下这句话后，她毅然地进屋子里去了。

伍尔摩只好也走了。当他走向铁门时，看不见的警铃又大响起来，但小白屋里的人毫无动静。伍尔摩心想，我已经尽我所能了，而且教授似乎也准备好面对任何可能的危险。或许警方反而是他的救星，他们至少比那个女人容易应付吧。

4

走在满是花香的草坪上，他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对贝翠丝和盘托出实情。我不是情报员，我是个骗子，这些人都不是我的情报员，我对目前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困惑，我害怕。她一定能接手掌控整个情况，毕竟她才是专家。但他知道找她帮忙是行不通的，那无异于拿米莉的未来开玩笑。他宁可像罗文一样被歼灭。他们应该会颁给殉职者子女一笔抚恤金吧？但罗文又是谁呢？

就在他抵达第二扇门前时，他听到贝翠丝在唤着他：“吉姆，小心，快跑。”

即使在那个紧急的当儿，他还是想起自己的名字是伍尔摩、伍尔摩先生、夫摩尔先生，从没有人叫过他吉姆。然后他开始使劲地跑——一边冲一边跳地跑向那个声音，跑到街上，跑向一辆无线电车以及三个警察，然后又出现一把左轮枪指着他的胃部。贝翠丝站在路边，身旁站着那个瘦女孩，她的双手忙着拢紧贝翠丝那件根本拢不紧的外套。

“怎么回事？”

“他们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其中一个警员要他进警车里去。

“我自己的车怎么办？”

“我们会把它开到警局去。”

在他还来不及遵命时，他们就把他推进车子里。他对贝翠丝说：“我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前途堪忧。”警员又开口了。伍尔摩说：“他要你也上车。”

“告诉他，”贝翠丝说，“我要和特蕾莎的妹妹在一起，我不信任他们。”

两辆车在百万富翁的洋房丛中蜿蜒慢行，好像是走在医院的街道上，小心翼翼地避免惊扰任何人。有钱人家需要睡眠。路程不远，他们不久便进入一个深宅大院，大门在他们后头关上，然后便是警局里那种动物园似的氨酸味。在那刷白的通道上悬挂着通缉犯的照片，旁边还伴着表情虚假的历任大胡子局长。通道尽头的房间里坐着塞古拉大队长，他正在下西洋棋。

“吃了。”他说，随手取下两个棋子，然后他抬头看到他们，“伍尔摩先生!”

他的语气充满惊讶之情，而当他看到贝翠丝时，却像条小青蛇似的谄媚地连忙站起来。他越过她看着特蕾莎，她的外套又往外松开来，半是有意半是无意。他说：“怎么搞的，这……”然后对着和他下棋的那个警察说，“下回再玩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塞古拉大队长？”

“你在问我吗，伍尔摩先生？”

“是啊!”

“我倒要问问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也没想到会是你——米莉的父亲，伍尔摩先生。我们接到桑兹教授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个人闯入他家里，含糊不清地说了些威胁的话。他认为这位不速之客是觊觎他的那些名画。我马上派了辆警车过去，哪知道竟然把你给逮回来了，身旁还带了这位小姐——我们见过面，还有那个光溜溜的婊子。”一如之前在圣地亚哥的那个警官，他加了一句，“这样不太好，伍尔摩先生。”

“我们到过上海戏院。”

“那也很不好。”

“我实在厌倦了听警察说我很不好。”

“你为什么去找桑兹教授？”

“那全是误会。”

“这个裸女又是怎么回事？”

“她搭我们便车。”

“她不该在街上穿得这么裸露。”有位警察倾过身来附在塞古拉大队长身旁耳语。

“哈，”塞古拉大队长说，“我懂了，今天晚上警方临检上海戏院，我想这位小姐一定忘了带证件，所以趁机逃跑，以免牢狱之灾。她求你……”

“事情完全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最好是这样，伍尔摩先生。”他用西班牙语对那女孩说，“你的证件呢？你根本没有证件，对不对？”

她高傲地说：“Si, yo tengo。[5]”她弯下腰来，从丝袜上方松紧带处取出皱巴巴的文件来。塞古拉大队长拿过来仔细检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伍尔摩先生，伍尔摩先生，她的证件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载了个裸女到处跑？你为什么闯入桑兹教授家里，说了些关于他太太的事，而且还威胁他？他太太和你是什么关系？”他转身对那女孩纵声一喝：“还不赶快走!”

她迟疑了一下，动手要脱外套。

“外套就让她留着吧。”贝翠丝说。

塞古拉大队长疲倦地在棋盘前坐下来：“伍尔摩先生，为了你好我才告诉你：千万不要跟桑兹教授的老婆瞎混，你惹不起那种女人。”

“我没有跟她瞎混……”

“你下棋吗，伍尔摩先生？”

“是的，但下得并不好。”

“至少比局里的这些猪好吧？我们两个一定要找个时间下盘棋，就你和我。下棋时你一定要十分谨慎，就像对桑兹教授的老婆一样。”他随手在棋盘上把玩棋子，“你今晚和海斯巴契医生碰过面？”

“是的。”

“这样做聪明吗，伍尔摩先生？”他还是低着头在棋盘上摆弄棋子，自己跟自己玩。

“聪明？”

“海斯巴契医生的交友状况有些不寻常。”

“我并不晓得。”

“你为什么从圣地亚哥寄明信片给他，上头还标注你房间的位置？”

“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你知道得还真不少，塞古拉大队长。”

“我有理由对你特别感兴趣，伍尔摩先生。我不希望见到你卷入是非。海斯巴契医生今晚告诉你了些什么？你应该知道，他的电话被录下来了。”

“他只是放《崔思坦》的唱片给我们听。”

“应该还有谈到这个吧？”塞古拉大队长将他桌上的一张照片翻过来——一张快照里，几张特征类似的雪白脸孔瞪视着前方，围绕在一团砸烂的金属旁，那团金属本来应该是辆车。“还有这个？”一张年轻而果敢的脸呈现在闪光灯的焦点上，一个空的香烟盒皱缩成一团，犹如他已凋零的生命。有个男人的脚踢在他的肩膀上。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塞古拉大队长按下一个键，有个讲英语的声音从他桌上的盒子里传出来。

“哈啰，哈啰，这是海斯巴契。”

“有人和你在一起吗？海——海斯巴契。”

“是啊，几个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

“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是伍尔摩先生在这里。”

“告诉他罗文死了。”

“死了？但他们答应我……”

“你永远无法控制意外，海——海斯巴契。”对方在发气音时有点口吃。

“他们一再保证……”

“车子连翻太多圈了。”

“他们说只给个警告。”

“那是个警告没错啊，去告诉他罗文死了。”录音带的嘶嘶声持续了一会儿，然后有个关门的声音。

“你还敢说你不知道罗文吗？”塞古拉问。

伍尔摩看着贝翠丝，她轻轻地摇了摇头。伍尔摩说：“我以我的人格保证，塞古拉，在今晚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个人存在。”

塞古拉又移动了一个棋子：“人格保证？”

“人格保证。”

“你是米莉的父亲，我不得不接受，但请离裸妓和教授的老婆远一点。晚安，伍尔摩先生。”

“晚安。”

他们走到门口时塞古拉又说了一句：“还有我们那一盘棋，伍尔摩先生，别忘了。”

伍尔摩的老爷车等在街头。他说：“你回去陪米莉吧。”

“你不回家吗？”

“太晚了，已经过了睡觉的时间。”

“你要去哪里，我不能跟你去吗？”

“我要你陪着米莉，以防不测。你看到那张照片了吗？”

“看到了。”

一路上两人都未再交谈。直到回到拉帕瑞拉街，贝翠丝才开口说话：“真希望你没有说出以人格保证那种话，没必要把话说得那么重。”

“没必要吗？”

“噢，那是种专业的做法，我懂。很抱歉，我太笨了，你远比我原先以为的还要专业。”

他为她开了店门，目送她走进去。她走在真空吸尘器之间，就像个走在墓园里的送葬者。

第二章

到了海斯巴契医生的公寓前，他按了二楼一户亮灯人家的门铃，一阵嗡嗡作响后门开了。他搭乘电梯上到海斯巴契医生家那一层。海斯巴契当然还没睡。灯光从门板下的缝隙流泻而出。他单独一人吗？还是和录音带中的那个人在商谈些什么？

他开始学习那虚拟世界中的伎俩与谨慎。他爬上一扇长气窗，匍匐前行到一个废弃的窄阳台上，看见医生的屋子内有盏灯亮着。这个阳台跟海斯巴契家的阳台只有一步之遥。他跨过去的时候没往下看。海斯巴契家的窗帘没完全拉上，他透过帘缝向内窥视。

海斯巴契医生面向他坐着，头戴尖顶钢盔，身穿护甲、长靴，戴着白手套，那一身正是古老的普鲁士骑兵装扮。他的双眼紧闭，看来是睡着了。他腰上还佩着一把剑，活像电影制片厂里的临时演员。伍尔摩敲敲窗户，海斯巴契医生张开了眼，直愣愣地看着他。

“海斯巴契。”

海斯巴契医生小小地移动了一下，看来很痛苦。他想要脱下钢盔却不成，因为忘了解帽带。

“是我，伍尔摩。”

医生勉为其难地走向窗口，他的马裤绷得好紧，显然那是给某个人年轻时穿的。

“伍尔摩先生，你在那里做什么？”

“你呢，你在做什么，海斯巴契？”

医生打开窗户让伍尔摩进来，原来那是海斯巴契的卧室，房间里有个大橱柜，橱门开着，里头挂了两套白衣服，像是一张老人嘴里仅剩的两颗牙。海斯巴契开始脱下他的手套。

“海斯巴契，你是不是刚从化装舞会回来？”

海斯巴契医生羞惭地说：“你不会懂的。”

他开始一件件卸下身上的行头——先是手套，然后是钢盔，还有护甲。伍尔摩和房间里的家具映在护甲上的倒影，就像在照哈哈镜一样扭曲变形。

“你为什么又跑了回来？怎么不按门铃？”

“我要知道罗文是谁。”

“你知道他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

海斯巴契坐下来使劲地脱靴子。

“海斯巴契医生，你是兰姆的仰慕者吗？”

“那是米莉借给我的，你忘了那天晚上她提起过这本书吗？”他神情落寞地坐着，臀部鼓胀，伍尔摩看见裤子的缝线已经被撑开了。是的，他想起了在热带花园酒店的那个晚上。

“我猜想，”海斯巴契医生说，“你一定很想知道我为什么穿这套制服。”

“我想知道的事可多呢!”

“我曾经加入德军骑兵团，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

“我记得在另一个房间里有张你的照片，但上头的装扮不太一样，而且看起来比较——实际些。”

“那是在战争爆发后拍的。穿衣镜那里还有张照片，是一九一三年六月演习时拍摄的，当时德皇正在阅兵。”

泛黄的照片右下角有摄影师的印章，照片上一排排的骑兵拔剑出鞘，另外有个单手残废的矮小皇室成员骑着白马而过。海斯巴契医生说：“那段日子是多么祥和啊。”

“祥和？”

“是的，一直到战争来临前。”

“但我以为你是个医生。”

“那是战争结束后的事了。战争时我杀过一个人——杀人真是易如反掌，”海斯巴契医生说，“杀人不需要什么技巧，判断自己是不是杀了人更是容易。但要救人——那需要六年以上的训练，而且末了你还不见得能确定是自己救了他，还是细菌自相残杀的结果，总之他们就是活下来了。我从来就无法肯定我救了哪个病人，但我却能确定我杀了哪个人。他是俄罗斯人，而且骨瘦如柴。当我把刀插进去时，还刮擦到了他的骨头，紧张得我牙齿直打战。那个地方除了沼泽，什么也没有，他们叫它坦能堡[6]。我恨战争，伍尔摩先生。”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把自己装扮得像个军人？”

“这并不是我杀人时的装扮。我爱这身装扮，它代表祥和的岁月。”他触摸着放在床边的护甲。“但这上面有我们行军时所沾到的污泥，”他说，“难道你从来没有那种回到过去的渴望吗？噢，当然不，你还年轻，你还无法体会这种思慕的感觉。对我而言，这装扮代表心灵中最后的净土。只是裤管却怎么样都不合身了。”

“是什么原因让你今天晚上……想要把它穿起来呢？”

“某人的死亡。”

“罗文？”

“是的。”

“你认识他吗？”

“是的。”

“告诉我关于他的事。”

“我不想谈。”

“最好谈一谈。”

“我们两人都必须为他的死负责，你跟我，”海斯巴契说，“我不知道是谁引你入瓮，或是怎么设计你的，但是我的情况是，如果我拒绝和他们合作，他们就要把我驱逐出境。我除了古巴之外还有哪里能去呢？我告诉过你我的文件被偷了。”

“什么文件？”

“那不重要，每个人都有过去的包袱。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闯进我的屋子了，因为我是你的朋友。请你走吧，伍尔摩先生，天晓得如果他们知道你来过这儿，他们还会要求我做些什么。”

“他们到底是谁？”

“你应该比我清楚。他们从来不做自我介绍的。”隔壁房间传来快速移步的声音，“只是只老鼠，伍尔摩先生。我每个晚上都放块奶酪喂它。”

“所以是米莉把兰姆借给你的。”

“我很高兴你换了密码，”海斯巴契医生说，“或许他们会因此放过我，因为我再也不能帮上忙了。人总是愈陷愈深，一开始可能只是对谜语感兴趣，接下来是字谜，然后是数学难题，然后在不知不觉中，你竟然已经受雇于……这年头连对自己的嗜好都得小心。”

“但是罗文这个人并不是真实的啊。建议我说谎的人是你，我也照做了。这一切都是我凭空捏造的啊!海斯巴契。”

“那希夫呢？难道你要告诉我说，他也是你捏造出来的？”

“他不同，罗文真的是捏造的。”

“那你真是捏造得太成功了，伍尔摩先生。现在他们已经有个完整而真实的罗文档案。”

“他不过像个小说中的人物。”

“小说人物就全都是虚构的吗？我不知道小说家都是怎么写小说的，我只认识你这个小说家。”

“古巴航空并没有一个酗酒的飞行员。”

“这个我同意，那个细节一定是你创造的，尽管我不知道原因。”

“你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如果你真破解了我的密码，你应该看得出里面没有一件事是真实的。说有个飞行员因酗酒被航空公司解雇，说某位朋友拥有一架飞机，这些全是捏造的!”

“我不了解你的动机，伍尔摩先生。或许你想隐藏他的身份以防密码遭到破解，或许你担心你在伦敦的朋友若知道他这么有钱，甚至还有私人飞机，就不愿意付这么多钱。我怀疑有多少钱真的进了他的口袋，又有多少钱是进了你的口袋？”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报纸上说得一清二楚，伍尔摩先生。他的飞行执照在一个月前被吊销了，原因是酒后飞行，还降落在一个儿童乐园里。”

“我从不看当地报纸。”

“从不？他当然否认为你工作。他们给了他一大笔钱，要他投靠他们。他们也要那些照片，就是你在奥伦特山区发现的那些军事基地。”

“根本没有什么军事基地。”

“别以为我会每件事都相信你，伍尔摩先生。你发给伦敦方面的一封电报里提起拍照片的计划。他们也想要照片。”

“你一定知道他们是谁吧？”

“想想看谁会获益呢？”

“他们打算怎么对付我？”

“一开始他们答应我不会对你不利，因为你很有用处。其实他们打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只是并没有把你当一回事，甚至认为你会捏造报告，伍尔摩先生。哪知道后来你把密码改了，人员也扩充了。英国的情报系统也没那么好骗，不是吗？”对霍索尼一丝模糊的忠诚让伍尔摩保持沉默。“伍尔摩先生啊，伍尔摩先生，你是为了什么才这么做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需要钱。”他觉得说实话就像吃镇静剂一样让他觉得轻松。

“我可以借你钱的。我试过要帮助你。”

“我需要的钱你帮不起。”

“为了米莉吗？”

“是的。”

“你要小心照顾她，伍尔摩先生。在这个行业里，‘爱’是危险的，他们会攻击你所爱的人、所爱的事。你还记得我的实验室吗？”

“记得。”

“如果他们不是摧毁了我生存的意志，他们不可能这么轻易说服我。”

“你认为他们真的……”

“我只是要你小心点。”

“可以借你的电话吗？”

“可以。”

伍尔摩打电话回家。那轻微的“喀啦”录音声只是他的幻觉吗？贝翠丝接的电话。他说：“一切都还好吗？”

“都好。”

“等我回去。米莉呢？”

“很快就睡着了。”

“我马上就回去。”

海斯巴契医生说：“你不该在声音里泄露你的爱。谁晓得谁在监听？”他走向门口，过紧的马裤让他举步维艰，“晚安，伍尔摩先生，兰姆还给你。”

“我用不上了。”

“米莉可能有需要。能不能请你不要把这……这服装的事告诉任何人？我知道自己很可笑，但我真的十分怀念那段日子。德皇还曾经跟我说过话。”

“他说什么？”

“他说：‘我记得你，你是米勒上校。’”

伦敦现场

主席经常在家里亲自下厨宴请宾客，因为整个伦敦找不到任何餐厅能够满足他那吹毛求疵又讲求浪漫的高标准。据说有一回他卧病在床，仍不愿取消对一个老朋友的邀宴，结果他就坐在床上用电话指挥厨师。他的床头柜摆了个钟，时间一到他便中止与老友的聊天，一通电话打到厨房去：“哈啰，布尔，该把鸡拿出来去冰了。”

还听说有一回在家宴客时，他在办公室有事耽搁了，但他也想从那里指挥家里的厨师准备晚宴，只是这次却失败了。因为他习惯性地用了备有扰频器的红色电话机，结果接电话的用人只听到一连串讲得飞快而陌生的日语。

他亲手为外交部常务次长烹调的这顿晚宴简直是完美之作。蒜味烤肉香味四溢，温斯利代干酪摆在餐具柜上，沉静的狗儿阿布尔尼像堆白雪躺在他们的脚边。在厨房里奋战一番后，主席本人闻起来都带点微微的肉香味。

“太棒了，太棒了。”

“这是地道的诺福克家乡菜，布朗老奶奶的伊普斯维奇烤肉。”

“这肉……简直就是入口即化……”

“我训练布尔去做采购的工作，但是烹调方面他就不行了，大场面还是得由我亲自出马。”

他们在沉默中大快朵颐，女人的高跟鞋是唯一的噪声。

“好酒!”常务次长终于舍得开口了。

“五五年份的酒越来越顺口了。会不会还是不够陈年？”

“还好。”

吃了口奶酪，主席又开口了：“对于那份俄罗斯报告——外交部怎么想？”

“里头提到了加勒比海的基地，让我们有点伤脑筋。”一阵脆饼的声音，“他们根本猜不到是巴哈马群岛。老美为此付钱给我们是很划算的，我们可以派几艘旧驱逐舰过去。另外，我们一直认为古巴的那些军事基地是共产组织搞的鬼，总不会是美国人建的吧？”

“是的话他们应该会通知我们。”

“恐怕不见得，因为有福克斯案[7]的关系。美国方面也觉得我们瞒了他们不少事。你在哈瓦那的那个人怎么说？”

“我会要他做个通盘的分析。干酪的味道如何？”

“棒透了。”

“喝杯红葡萄酒吧!”

“科伯恩三五年份的吗？”

“二七的。”

“你也认为他们真的想发动战争吗？”主席问。

“我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

“他们在古巴非常活跃，警方的协助尤其如虎添翼。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恐怕有一场硬仗要打。他们杀了他最好的情报员——如你所知，他正要出发去拍军事基地的照片时，却意外身亡——这是我们的一大损失。但为了取得照片，牺牲再大我们亦在所不惜。他们意图射杀另一个情报员，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另一个情报员躲了起来。还有那个女情报员，虽然是邮政督察的情妇，还是给逮去侦讯了。目前为止，他们尚未对我们这名主将动手，或许是想拿他当饵。不过我们的人可狡黠得很。”

“但折损这么多手下，他是不是不够谨慎？”

“伤亡本是意料中的事。他们破解了他的书码，我向来就不喜欢书码。他们有个德国人是解码高手。霍索尼警告过我们的人，但你也知道那种老式生意人的脾气，他们对朋友忠贞不贰，简直顽固得很。如果发生一些伤亡能够让他从此认清真相，这倒也是值得。要雪茄吗？”

“谢谢!但他还能够东山再起吗？”

“他有个直捣黄龙的锦囊妙计。他在警局总部收编了个双面间谍。”

“但双面间谍总是有点——不牢靠吧？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得到的是肥的那半还是瘦的那半。”

“我相信我们的人每次都能吃定他，”主席说，“我用‘吃定’这个词，是因为他们俩都下西洋棋，事实上那正是他们彼此进行接触的幌子。”

“我们真为军事基地的事感到忧心，主席。你一定要在他们杀了他之前拿到照片。P.M.催我们将此事通知美国佬，并请求协助。”

“千万使不得。他们的安全系统最靠不住了。”

[1]　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麦克白杀害苏格兰国王邓肯登上王座。

[2]　德语：不，谢谢。

[3]　西班牙语：什么事。

[4]　西班牙语：交通拥挤。

[5]　西班牙语：我有。

[6]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于该地大败俄军，史称坦能堡战役。

[7]　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 1911—1988)，物理学家、间谍，因向苏联提供美、英的原子研究机密情报而被捕并被判有罪。

第五部

第一章

“吃了!”塞古拉大队长大喝一声。

他们约在哈瓦那俱乐部碰面。哈瓦那俱乐部其实根本不是俱乐部，它是百家得酒业公司的竞争对手所经营的酒馆。在那儿朗姆酒是免费供应的，这么一来酒钱便可饱入伍尔摩私囊。因为酒钱是可报账的，而向伦敦方面解说朗姆酒免费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又未免太多余。这酒馆位于一栋十七世纪建筑的一楼，窗口面对着哥伦布曾经寄宿的大教堂。一座哥伦布的青灰石像立在教堂前，看起来仿佛是在水中浸泡了百年。它遍身的坑洞斑驳，很像遭虫侵蚀的珊瑚礁。

“知道吗？”塞古拉大队长说，“有一度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

“和一个人下棋也不见得表示你喜欢他。”

“没错，我也一样，”塞古拉大队长说，“看，逮住国王了!”

“可是我吃的子多你三倍。”

“你以为我没注意到吗？其实那都是陷阱，我故意放水让你吃我的子，现在我要吃掉你唯一的国王。两星期前你为什么要到圣地亚哥、圣克拉拉和西恩富戈斯去？”

“每年这个时节我都会去拜访经销商。”

“表面上看来是如此。你在西恩富戈斯住进了一家新旅馆，你在港口附近一家餐厅独自用餐，之后去看了场电影，然后回家。隔天早上……”

“你当真以为我是个情报员？”

“我开始怀疑你根本不是了，我想我们那些朋友搞错了。”

“我们那些朋友指的是谁？”

“嗯，或许该说是海斯巴契医生的朋友。”

“他们是谁？”

“我在哈瓦那的职责是掌握状况，了解各路人马在玩啥把戏。”塞古拉漫不经心地玩着棋子，“而不是向谁靠拢或提供消息。”他在棋盘上随意移动自己的国王。

“古巴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惊动情报单位？”

“当然我们是个不起眼的小国家，但我们非常靠近美国海岸，而且正对着你们的牙买加基地。如果一个国家四面被不友善的邻国给团团围住，就像俄罗斯那样，它一定会设法凿个洞突破重围。”

“那我和海斯巴契医生在这场国际竞赛中又有何作用呢？一个是卖吸尘器的商人，一个是退休的老医生。”

“在每场游戏里总有些不重要的部分，”塞古拉大队长说，“以这个棋子为例，我吃下它，你却不以为意。当然了，海斯巴契医生真的是个填字谜高手。”

“填字谜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那样的人会是个解密码的人才。嗯，曾有人拿你的电报和解释结果给我看——应该说他们是故意让我发现的。或许他们以为我会遣送你出境。”他大笑起来，“遣送米莉的父亲？他们知道的事太少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跟伦敦说你聘用了工程师希夫，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跟他熟得很。或许他们射杀他是为了让那封电报更具说服力，或许他们写那封电报是为了除掉你，也或许，他们比我还好骗吧。”

“好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他移动了一个棋子，“你为什么这么确定希夫不是我的情报员？”

“从你下棋的方式，伍尔摩先生。而且我审问过希夫。”

“你对他用刑了吗？”

塞古拉大队长笑了起来：“不，怎么可能。他又不属于可折磨的阶级。”

“我不晓得折磨还有阶级之分。”

“亲爱的伍尔摩先生，你应该明白，有些人生来就习惯受折磨，有些人却对这种事深恶痛绝。除非双方达成某种共识，否则我是绝不会折磨任何人的。”

“折磨有精神与肉体之分。他们闯入海斯巴契医生的实验室，那也是种折磨吧……”

“业余人士总是不按道理出牌。警察就不会那么做，海斯巴契医生并不属于可折磨阶级。”

“谁又属于呢？”

“我们国家中的穷人，还有拉丁美洲的穷人、中欧和东方的穷人。当然啰，像英国那么幸福的国土上是没有穷人的，所以你不属于可折磨阶级。在古巴，警察可以对拉丁美洲和波罗的海诸国的移民肆意凌虐，但对于来自贵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访客则不能如此。这种区分是一种直觉，天主教徒就比基督徒更可以折磨，好像他们比较罪恶似的。你看，我盯住你的国王了，现在我要做最后终结了。”

“你总是赢家，对不对？你刚才那套理论很有意思。”

“西方人痛恨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承认阶级差异。有时候他们还找错人折磨，希特勒就是如此，结果搞得全世界惊吓不已。没有人在乎我们这里的监狱里出了什么事，也不管里斯本或加拉加斯[1]的监狱又如何，但是希特勒这票人太乱来了，他的行为对你们国家而言，就有如司机跟贵妇人同床。”

“现在那已经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大事了。”

“惊人的事改变了，这才危险呢!”

他们各自又喝了一杯鸡尾酒，冰得他们浑身起鸡皮疙瘩，以至于得小口小口喝。

“米莉好吗？”塞古拉大队长问。

“很好。”

“我很喜欢那孩子，很有教养。”

“很高兴听你这么讲。”

“这是我不希望你陷入麻烦的另一个原因。我不希望你失去居留权。没有了米莉，哈瓦那将黯然失色。”

“我不奢望你相信我，但希夫真的不是我的情报员。”

“我打心底相信你。我想有人可能拿你当烟幕弹，或者想拿你当诱饵，好比用一只彩绘假鸭去诱出正牌野鸭。”他一饮而尽，“这正合我意，我倒想见识见识那些从俄罗斯、美国、英国甚至从德国来的野鸭。他们向来瞧不起我们这些本地的射击手，但总有一天会让我等到他们，到时我就要来个一网打尽。”

“世界太复杂了，我觉得还是卖吸尘器轻松些。”

“生意还兴隆吧？”

“嗯，很好。”

“你店里的人员扩充了，这我很感兴趣。那个拿着虹吸管的迷人女秘书——我还记得她那件拢不起来的外套。那个年轻人也是。”

“我需要有人来管理账目，罗伯兹不可靠。”

“哈，罗伯兹，你的另一个情报员。”塞古拉纵声一笑，“至少我的报告上是这么说的。”

“是的，他提供我警察局方面的秘密情报。”

“小心点，伍尔摩先生，他也是可折磨阶级噢。”

他们大笑起来，彼此敬酒。在这么晴朗的日子里，嘲笑“折磨”的概念是多么容易啊。

“我得走了，伍尔摩先生。”

“我想监牢里已挤满了我的间谍。”

“要腾出空间来太容易了，只要杀几个死刑犯就行了。”

“大队长，什么时候再下盘棋吧!总有一天我要你成为我的手下败将。”

“会有这么一天吗，伍尔摩先生？”

从窗口望出去，他看到塞古拉大队长从灰色的哥伦布雕像前走过，回警察局去。他又喝了杯免费的酒。哈瓦那俱乐部和塞古拉大队长，似乎已取代了惊奇酒吧和海斯巴契医生——生命变幻无常，而他只能顺势而为。生命是永远回不了头的。他和海斯巴契自上回分别后未再见面。海斯巴契在他面前失了态，而友谊是承担不起丢失尊严的。在俱乐部里——在惊奇酒吧也一样——他觉得自己是哈瓦那的一分子。那个送了一杯酒给他的优雅年轻人，无意向他推销桌上的任何一瓶甜酒。那个留灰胡须的中年人，一如往常在这个时刻看他的日报。那位邮差照旧在例行途中进来喝杯免费的酒。他们通通都是哈瓦那的公民。而那四个带着织篮和甜酒离去的游客，他们酒酣耳热、笑声朗朗，错以为他们的酒值不了多少钱。伍尔摩想，他们是外国人，当然也是不可折磨的。

伍尔摩酒喝得太快，走出哈瓦那俱乐部时眼睛都痛了起来。观光客俯身观看那座十七世纪的喷泉池，丢进足够喝上两回酒的一堆硬币，期望有个快乐的回报。突然他听到有个女人叫他，原来是贝翠丝。她正站在堆着葫芦、玩具和黑人娃娃的商店廊柱间。

“你在那儿做什么？”

她解释道：“我不喜欢看到你和塞古拉在一起，这回我一定要确定……”

“确定什么？”他心想，贝翠丝是不是终于开始怀疑他手下根本没有情报员。或许她已接获伦敦方面或是金斯敦59200的指示要监视他。

他们往家里走去。

“确定那不是个陷阱，确认警方没有等着要抓你。双面间谍总是不牢靠。”

“你太过操心了。”

“谁叫你经验不足。想想看罗文和希夫的事。”

“警方侦讯过希夫。”他松了口气地补充说明，“他曝光了，我们现在不能再用他了。”

“那你岂不也曝光了？”

“他嘴巴紧得很，而且侦讯他的是塞古拉大队长，塞古拉是我们的人。我想我们也该给他一点奖金了，他打算帮我们搜集一份在这里活动的外国情报员名单——美国的和苏联的，他叫他们是野鸭。”

“那势必是致命的一击!那些军事基地呢？”

“那件事得暂缓一阵子，我总不能要他背叛自己的国家吧。”

经过天主教堂的时候，他一如平常地丢一枚铜板给坐在阶梯上的那位瞎眼乞丐。贝翠丝说：“瞎子在这种人多的地方倒也混得开。”

伍尔摩血液里的创造力又跃跃欲试。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他并不是真的瞎子，他看得到眼前的每一件事。”

“那他一定是个演戏高手，你和塞古拉在酒馆里的时候，我观察了他好一阵子。”

“他也在观察你咧。事实上，他是我最好的线人之一，每次我和塞古拉会面的时候，都请他帮我们把风。这是基本的防范动作，其实我并不是你所想的那么粗心。”

“你从来没向总部提起过这个人。”

“没有必要吧。一来他们根本追查不到瞎眼乞丐的行踪，二来我并未雇用他搜集情报。只是我一旦遭到逮捕，十分钟内你就会知道。言归正传，到目前为止，你采取了哪些行动？”

“烧毁所有的记录，再把米莉送到大使馆去。”

“鲁迪呢？”

“我要他发电报给伦敦，通知他们我们要转入地下避避风头。”

“怎么转入地下？”他随口问问就打住了，又开始缓缓叙述刚才的故事，好像那故事有了自己的生命似的，“那乞丐的名字叫麦格，他这么做都是出于感恩。我救过他一命。”

“怎么回事？”

“说来微不足道。有一次发生翻船事件，他不会游泳，而我正好会。”

“他们颁了奖牌给你吗？”

他疑心地瞄了她一眼，但她脸上只是一派天真：“嗯，那没什么大不了。事实上我还被罚款，因为我把他救到一个警戒区的沙滩上。”

“真是令人感动，难怪他愿意为你卖命。”

“哎，没那么伟大啦!”

“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一本一便士买来的黑皮软革账簿。”

“没有。为什么问这个？”

“上头记载着你的第一笔生意——印第安橡胶、钢制笔尖？”

“为什么是钢制笔尖？”

“我只是随口问问而已。”

“一便士是买不到账簿的，而且你说的那种笔尖，早就没有人在用了。”

“算了，那是亨利跟我说的，一个想当然的错误。”

“谁是亨利？”他问道。

“59200。”她说。

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她只叫过他一次吉姆，而且那还是基于安全守则。

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屋子里一如往常空空荡荡的。他知道自己不再挂念米莉，却也感受到一股悲伤的解脱——因为了悟到有某份情爱至少不会再伤害他了。

“鲁迪出去了，”贝翠丝说，“我猜他去买甜食了。他实在吃太多了，但他一定消耗了大量精力，因为他根本没变胖。真搞不懂为什么。”

“我们最好开始工作了，有个电报要发。塞古拉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情报，关于共产组织在警方内部的渗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还会有什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你看看，我刚才发现书码里有些蛮好玩的东西。你知道有所谓的阉人吗？你想这个词会常用在电报上吗？”

“可能伊斯坦堡的分部用得着。”

“希望我们用得到，可以用吗？”

“你有可能再婚吗？”

贝翠丝说：“有时候你的联想实在太夸张了。你是不是觉得鲁迪有份秘密恋情？不然在办公室里头不可能耗去那么多能量。”

“训练手册上对于感情生活有何指示？在你建立一段感情之前，需要申请伦敦方面的批准吗？”

“这是当然，他们必须掌握状况，以免事情失控。伦敦方面希望性关系只限于同事之间。”

第二章

1

“看来我是愈来愈重要了，”伍尔摩喜形于色地说道，“我竟受邀上台演讲。”

“在哪里演讲？”米莉礼貌性地从《女骑士年鉴》上抬起头来看着他。现在是工作结束后的傍晚时分，最后一道金黄色的暮光横洒在屋顶上，也轻抚了那头蜜色的发丝和他杯中的威士忌。

“在欧洲贸易协会的年度午宴上。理事长布劳恩博士请我去做个演讲——以元老会员的资格。贵宾是美国总领事。”他一副与有荣焉的口气。仿佛是不久之前他才只身到哈瓦那来，在佛迪达酒吧认识了米莉的母亲和她的家人，怎么一转眼间，他倒成了最资深的商人。许多人退休了，有些则是返国从军，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德、法——他却因跛脚被拒之门外，而那些返国的人再也没回过古巴。

“你要讲些什么？”

他有点悲哀地说：“我不会去的，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我打赌你一定讲得比其他人都好。”

“不，不，我虽是最资深的一个，但绝不是最聪明的一个。那些卖烟卖酒的，他们才是真正的重要人物。”

“你就是你，没有人可以取代。”

“我真希望你能有机会挑个聪明的父亲。”

“塞古拉大队长说你棋下得很棒。”

“但没他好。”

“拜托，答应吧，老爸，”她说，“我会以你为荣的。”

“我怕会出洋相。”

“你不会的，为了我，你不会的。”

“为了你，要我横翻跟头都可以。好吧，我试试看。”

鲁迪敲了敲门。上一回他也是这个时候接收电报，伦敦此刻应该是午夜时分。他说：“有份来自金斯敦的紧急电报，是不是要拿给贝翠丝？”

“不用，我来处理就行了。她去看电影了。”

“生意好像很不错。”米莉说。

“是不错。”

“但你并没有卖掉任何吸尘器啊!”

“这是个长期的促销活动。”伍尔摩说。

他回房间去解码。电报来自霍索尼，要他尽快搭下一班飞机赶到金斯敦做报告。伍尔摩心想，他们终于知道了。

2

聚会地点在美特尔银行酒店。伍尔摩已多年未到牙买加来，一时为它的脏乱与暑热大感惊讶。是什么原因造成英国殖民地这幅日暮途穷的景象？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都在建设他们的殖民地，而英国却任其自生自灭。哈瓦那最贫穷的街巷，都还胜过金斯敦，那些因陋就简的小房子——都是用老旧的汽油罐盖起来的，当作屋顶用的铁片则是从废弃车厂那里偷来的。

霍索尼坐在旅馆阳台的长椅上，正用吸管喝着农家自制的果酒。他的服装还是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一尘不染。左耳下的一小片粉块，是酷暑在他身上留下的唯一记号。他说：“坐吧。”讲话还是那个调调。

“谢谢。”

“旅途愉快吗？”

“是的，谢谢。”

“回家的感觉不错吧!”

“回家？”

“我是指这里——远离那些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回到英国的领土上。”

伍尔摩想起海港沿岸那些摇摇欲倾的小屋，有个孤苦无依的老人躲在一方阴影处睡觉，衣衫褴褛的孩童们啃着木头充饥。他说：“哈瓦那没这么糟。”

“喝杯农家自酿的果酒吧，东西还不错。”

“谢谢。”

霍索尼说：“我请你来，是因为出了点麻烦。”

“是吗？”

他猜真相就要被揭发了。他人就在英国的领土上，这样他会被逮捕吗？他将以什么样的罪名被起诉？也许是“谎报消息而获利”，要不然就是《公务员保密条例》里一些不明不白的罪名。

“是关于那些军事基地的事。”

他一定要解释贝翠丝对所有的一切一无所悉。他没有任何共犯，而是其他人太轻信他的话了。

“它们怎么了？”他问。

“我希望你能拿到照片。”

“我试过了，但你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错，但那些图有点令人困惑。”

“那本来就不是绘图专家画的。”

“别误会我的意思，老兄。你的表现太令人惊喜了，只是，我有一度曾经……嗯，产生怀疑。”

“怀疑什么？”

“嗯，老实说，其中有些图令我联想到真空吸尘器。”

“是啊，当时我也很惊讶。”

“然后我想起你店里头的那些东西。”

“你认为我在耍你们情报局？”

“我知道，现在回想起来，这话听起来实在是太荒谬了。总之，当我听说他们决定要干掉你时，某种程度上我松了口气。”

“干掉我？”

“你明白的，这证明那些图确实是真的。”

“他们是谁？”

“对方的人。还好那时候我没有把我的猜疑讲出去。”

“他们准备怎么干掉我？”

“嗯，这个我们稍后再谈——可能是下毒吧。我刚才的意思是说，在没有拿到照片之前，我们仍无法确认你的报告。我们把这些报告压了很久之后，如今已送到各情报单位和原子研究中心去。但他们也帮不上忙，说那些图和核武器根本沾不上边。现在最糟糕的是，我们都被那些搞原子弹的家伙牵着鼻子走，忘了世界上还有其他险恶的科学武器存在。”

“他们打算怎么毒死我？”

“一件一件来，老兄。我们不要疏忽了战争的经济层面。古巴根本负担不起原子弹的制造费用，但他们是否找到了在短距离内比较便宜却具有同等杀伤力的武器？关键就在于——便宜。”

“你可以先告诉我他们打算怎么干掉我吗？这对我来讲很重要。”

“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只是想先让你了解整个事情的背景，还有我们将多么高兴——见到你的报告获得证实。对了，他们打算在某个商业餐会中下毒谋害你。”

“欧洲贸易协会的餐会？”

“我想应该是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的人已经渗透进他们在此地的组织。你要知道了我们晓得你们那边多少的事，你准会吓一跳!譬如四号情报员的死纯属意外，他们原本只打算像对付三号一样开枪吓吓他就好了。你是第一个他们想要置于死地的人。”

“真让人欣慰。”

“换个角度想，也算是种恭维。你现在有危险了。”霍索尼发出一长串惊人的吸吮声，喝干了他那杯点缀了一层层冰块、柳橙、菠萝和樱桃的酒饮。

“我想，”伍尔摩说，“我还是不要去了。”他很惊讶自己心底竟然对此感到失望，“那将是我十年来第一次缺席餐会，他们甚至要我上台演讲。公司方面总是希望我出席，那就像是代表公司挥舞旗帜。”

“你当然得去。”

“然后被毒死？”

“你可以不吃东西啊。”

“聚餐时可能什么都不吃吗？况且还有饮料的问题。”

“他们不太可能在整瓶酒里下毒，你可以假装酗酒，只喝不吃。”

“谢谢，那对我的生意一定大有帮助。”

“现代人对喝酒已经没那么死脑筋了，”霍索尼说，“更何况，如果你不去，他们一定会起疑心，甚至危及我的消息来源。我们得保护我们的消息来源。”

“我想那也是纪律的一种。”

“没错，老兄。另一个重点是，我们知道他们的阴谋，知道他们的暗号，却不知道他们的主谋者。或许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揭发他们的身份，把他们一网打尽，进而破解这个组织。”

“没错，谋杀总有破绽，我敢说你们在给我验尸的时候，一定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并提供给塞古拉去追查。”

“你不会是害怕了吧？这是桩危险的工作，除非你准备好放手一搏，否则你可以拒绝……”

“你真像个斯巴达的母亲，霍索尼——胜利归来，要不就滚到桌子底下去!”

“这倒是个好主意。你可以在恰当的时刻滑到桌子底下，杀手会以为你死了，而其他人会以为你醉了。”

“这可不是莫斯科的四巨头会议。欧洲贸协的会员没人栽到桌子底下过。”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你是不是觉得我担心过度？”

“我觉得你实在没什么好担心的。不会有人帮你上餐，那是自助式的餐会。”

“当然，除了蟹肉外——那是国家俱乐部的开胃菜，事先就一份一份准备好。”

“到时你可别吃，反正很多人都不吃蟹肉的。上其他菜的时候，千万别碰靠近你的那一份。那是魔术师强迫你抽某张牌的惯用手法，你得抗拒这种暗示。”

“可是，魔术师通常会设法让你拿到那张牌。”

“你刚才说——午餐是在国家俱乐部举办？”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运用一下七号？”

“谁是七号？”

“你不记得你自己的情报员了吗？当然就是国家俱乐部的那个领班。他可以帮你盯着盘子以防被人搞鬼啊。该是他表现一下的时候了。我不记得你有从他那边得到过情报。”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线索……那个午餐会上的人是谁？我是说那个打算……”他对“杀害”这个字眼感到畏缩，“打算对我下手的人。”

“一点线索也没有，老兄。反正提防每个人就对了。再来一杯果酒如何？”

3

回古巴的飞机上只有寥寥数人：一个西班牙妇人带着一堆孩子——有些尖叫着，有些一升空就晕机；有个黑女人把一只活生生的公鸡包在她的围巾里；有个古巴香烟出口商算是伍尔摩的点头之交；还有个英国人身穿一件苏格兰呢夹克，抽着烟斗，后来空姐过来请他把烟熄掉。不过这英国人在剩下的旅程中还是派头十足地抽着空烟斗，而且身上的夹克被汗水都浸湿了。他有一副臭脸，好像他永远都是对的。

午餐时，他往后挪了几个位子，然后在伍尔摩身旁坐下来，他说：“真受不了那些又哭又叫的小家伙，不介意我坐这里吧？”他望了望伍尔摩膝上的文件。“你是菲氏吸尘器的人？”他问。

“是的。”

“我是核子吸尘器公司的人，名叫卡特。”

“噢。”

“这是我第二次到古巴来，据说这里是声色大本营。”他取下烟斗，把它搁在一旁，接着用餐。

“或许吧，”伍尔摩说，“如果你喜欢妓院和赌轮盘的话。”

卡特像在拍狗的脑袋一样轻轻拍了拍烟袋——意思像是“忠心的小猎狗，你是个好伙伴”。

“我是随口说说啦……不过，我也不是清教徒就是了。或许那些玩意儿很有趣的，入乡随俗嘛。”他换了个话题，“你们生意好吗？”

“还不差。”

“我们出了一种新机型，将来一定会横扫市场。”他塞了一大口甜饼，然后给自己切了一块鸡肉。

“是吗？”

“它就像除草机一样用马达运转，娇小的妇女使用起来也毫不费力，而且没有那些牵牵扯扯的管子。”

“声音大吗？”

“装了特殊消音器，比你们的机型安静多了，我们称它为‘低语的妻子’。”大喝了一口甲鱼汤后，他接着吃水果色拉，还在牙缝间磨葡萄籽，“我们很快就会在古巴设个代理商。你认识布劳恩博士吗？”

“见过，在欧洲贸易协会。他是协会的理事长，专门从日内瓦进口精密仪器。”

“就是他没错，他给了我们非常有用的建议。事实上，他还邀请我去参加你们的周年聚餐。你们的餐点很丰盛吗？”

“你也知道，饭店的午餐就那么回事。”

“总比这个好吧。”他说着说着，从嘴里吐出一片葡萄皮。

他刚才没注意到那道芦笋色拉，现在才开始吃那道菜。吃完后，他摸摸口袋。

“这是我的名片。”名片上头写着：威廉·卡特，技术专员(诺维奇)，角落一行是：核子吸尘器有限公司。他说：“我会住在塞维尔·比尔特摩酒店，待一个星期左右。”

“我恐怕没有把名片带在身上，我叫伍尔摩。”

“你见过一个叫戴维斯的人吗？”

“应该没有。”

“他是我大学时的室友。他进了格力菲斯公司，也被派到这里来了。真有意思，到处都碰得到诺维奇人。你不会也是吧？”

“不是。”

“哪里毕业的？”

“我没有上大学。”

“我还没告诉你。”卡特好心告诉他，“我上过牛津大学，但他们在科技方面落后得很。不过这对教授们没影响吧，我猜。”他又开始吸他的空烟斗，像小孩在吸奶嘴一样吸得嘶嘶响。突然间他又开口说话，那模样仿佛是残余在口中的丹宁酸触到他的舌头，渗出浓浓的苦味。

“太落伍了，”他说，“都是些老古董，只知缅怀过去，要是我就把它们废除掉。”

“废除什么？”

“牛津和剑桥。”他拿起盘子里最后一道食物，那是一条面包卷，然后把它蚕食殆尽，就像岁月或常春藤蜷吞了石块那般。

在海关处，两个人在人群中失散。卡特的那个核子吸尘器模型好像遇上了麻烦，但伍尔摩不觉得有义务要去帮对手的忙。走出机场时，他远远就瞧见贝翠丝开着那辆老爷车来接他。多少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个女人在等他。

“一切还好吗？”她问。

“嗯，很好，他们很满意我的表现。”他看着她握住方向盘的手。下午很热，她没戴手套，她的手看起来又漂亮又能干。他说道：“你没戴结婚戒指。”

她说：“我以为没有人会注意到。结果米莉也注意到了，你们这家人观察力真好。”

“你不是弄丢了吧？”

“我昨天把它拿下来洗，结果忘了戴回去。不过，戴一个被遗忘的戒指实在没有意义，不是吗？”

他把午宴的事告诉她。

“你不会去吧？”她问。

“霍索尼希望我去，以保护他的消息来源。”

“去他妈的消息来源。”

“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海斯巴契医生提醒过我，他们会攻击你所爱的人。如果我不去，他们会想一些别的花样，也许是更可怕的花样，这我们无可设防。下回他们的矛头或许不是指向我——我爱自己的程度还不足以满足他们——而是米莉，或是你。”

直到贝翠丝让他在门口下车再把车开走之后，他才明白自己那番话里所隐藏的情意。

第三章

1

米莉说：“你只喝了杯咖啡，连片吐司都没碰。”

“我没心情吃。”

“你今天中午就要去协会的餐宴大吃一顿，而你自己也知道蟹肉对你的胃不好。”

“我保证会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你早餐应该要好好吃一下，而且吃点麦片粥垫垫底，这样喝酒才不会伤身体。”看来这又是个有姆妈的日子。

“很抱歉，米莉，我心里有事，没胃口。别逼我好吗，至少今天不要。”

“演讲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尽我所能准备了，可是我不是演说家呀，米莉，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邀请我演讲。”但他烦乱地意识到其实他知道为什么，一定是幕后有只黑手对布劳恩博士施压，一定是某个人不惜任何代价都要确认清楚。他想，我正是那份代价。

“我打赌你一定会造成轰动。”

“我避之唯恐不及呢。”

米莉上学去后他坐到餐桌边来。米莉最习惯吃的那款卫毕思麦片粥纸盒上，印着“小矮人多多”的最新冒险故事。小多多在短短的一节故事中，遇到一只大得像圣伯纳犬的老鼠，结果他学猫叫“喵”，把大老鼠给吓跑了。

这实在是个简单的故事，连起码的生命寓意都谈不上。再者，只要搜集十二个盒盖，这家公司会送上空气枪一把。这盒麦片粥已经快吃光了，伍尔摩索性拿起刀子，沿着虚线小心地切掉盒盖。就在他要切到最后一个转角时，贝翠丝进门来了，她说道：“你在做什么？”

“我认为我们店里可能需要一把空气枪，只要再搜集十一个盒盖就够了。”

“我昨晚睡得很不安稳。”

“喝了太多咖啡？”

“不是，是为了海斯巴契医生说的那番话，你昨天在车上告诉我的，关于米莉那件事。你今天中午可不可以不要去？”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你做得已经够多了，我光是从伦敦那边跟你打电报的方式，就可以判断他们对你很满意。不管亨利怎么说，伦敦方面也不会要你去冒这种不必要的危险。”

“海斯巴契说得很对——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们也会找别的途径下手。”

“别担心米莉，我会像山猫一样紧紧地守着她。”

“那谁来守着你呢？”

“这是我的工作，我自己选择的，你无需为我负责。”

“你以前曾经陷入这种处境吗？”

“没有，但我也从来没遇过像你这样的老板，你这回真的是让对方如临大敌。你知道，我这种工作平常不过是处理行政事务，传些无聊的电报罢了，从来也没有什么谋杀案件。我不希望你被杀，你是真真实实的人，你不是《少年世界》里的故事……老天，你可不可以放下那个愚蠢的盒子，听我说话？”

“我在重看小矮人多多的故事。”

“那你干脆就留在家里陪他吧!我去把所有小多多的故事都买回来给你看，好让你跟上进度，好不好？”

“霍索尼说得很有道理，我只要留心端来的东西就行了。我得揪出他们来，这样才算为我那些钱做了点事。”

“你做得已经够多了。去参加这个可恶的餐会一点意义也没有。”

“有意义，事关荣誉。”

“你要荣誉做什么，展示给谁看？”

“你。”

2

他一路穿过国家俱乐部的大厅，两旁一格格的陈列橱窗中满满摆设着意大利鞋、丹麦烟灰缸、瑞典玻璃工艺品和英国羊毛衣。欧洲贸易协会时常聚餐的包厢就在那张椅子的后方，现在那张椅子上坐着惹人注目的海斯巴契医生。伍尔摩缓缓地走向他，这是打从他穿着那身骑兵装坐在床上向伍尔摩吐露往事后，两人首度碰面。要走进包厢的协会会员不断经过海斯巴契医生身旁，停下来和他讲话，但他全然不理不睬。

伍尔摩走到椅子旁，海斯巴契医生说：“别进去，伍尔摩先生。”他并未刻意压低声音，但声波在橱窗间颤动，引起了注意。

“近来可好，海斯巴契？”

“我说，别进去。”

“我听到了。”

“他们要杀你，伍尔摩先生。”

“你怎么知道？”

“他们打算毒死你。”许多宾客停下来，瞪着他看，微笑着。其中有个美国人说：“这里的食物有那么糟吗？”每个人都大笑起来。

伍尔摩说：“别待在这里，海斯巴契，这样太招摇了。”

“你真的要进去吗？”

“当然，我是其中一个演讲者。”

“你有米莉那孩子，别忘了。”

“别担心米莉，我会安然无恙地走出会场。海斯巴契，回家去吧!”

“好吧，我已尽力了，”海斯巴契医生说，“我会守在电话旁边等你的消息。”

“一离开这里我就打电话给你。”

“再见，吉姆。”

“再见，医生。”

海斯巴契的这声“吉姆”让他吓了一跳。他想起自己常在心中打趣：只有他躺在病床上回天乏术时，这位医生才有可能唤他一声“吉姆”。陡然之间他觉得不胜孤独，回家的路如此漫长。

“伍尔摩!”

身后有个声音唤他，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在飞机上一路和他歪缠的那个卡特。一时间英格兰的人情、英格兰人的势利、英格兰人的粗鄙、“英格兰”此词所带来的亲切感与安全感，一股脑儿涌上他的心头。

“卡特!”他欢声回道，好像卡特是全哈瓦那他最想见到的人，而在这一刻他的确是。

“见到你实在是太高兴了，”卡特说，“整个会场我连个鬼也不认识，连我的——连布劳恩博士也不认识。”他的口袋鼓着烟斗和烟袋。他拍拍口袋，好像在确定东西还在不在，仿佛他也有离家太远的情结。

“卡特，这位是海斯巴契医生，我的老朋友。”

“您好，医生。”他转向伍尔摩，“我昨天晚上到处找你，结果都没找着。”

他们一同走进餐宴的房间。他对这个同胞的信任其实毫无道理可言，但走在卡特的身边，让他觉得备受保护。

3

房间里高挂着两面美国国旗，以示对该国总领事的敬意。其他还有许多小国旗，代表与会各国代表所坐的位置。理事长布劳恩博士的桌子上方悬挂着瑞士国旗，甚至也为摩纳哥领事准备了一面摩纳哥国旗，他是哈瓦那数一数二的雪茄出口商。他的左边坐着美国总领事，以示该组织与美国间的忠诚联盟。伍尔摩和卡特进来时，服务生正端着鸡尾酒四处穿梭。两人一进门，就有个服务生走向他们。到底是伍尔摩的想象，或者是那个服务生真的转了一下盘子——怎么盘子上最后那杯鸡尾酒，就正好端到他的手边？

“不，不用了，谢谢。”

卡特伸出手准备拿下那杯酒，但服务生已转头走向备膳室。

“你是想要马丁尼吗，先生？”有个声音在背后响起，回头一看，正是领班本人。

“不，我不喜欢马丁尼。”

“威士忌如何？雪利酒，还是老式的酒？想点什么尽管吩咐。”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喝。”伍尔摩说，于是领班放过他，转向其他宾客。理论上他应该是他的七号情报员。但如果他恰恰正是那位刺客，那简直太讽刺了。伍尔摩四下寻找卡特，但他已跑去和主人搭讪了。

“你最好尽情地喝，”一个苏格兰口音响起，“我叫麦克·道格，我们俩的位子好像在一起。”

“我好像没在这里见过你。”

“我接管麦金泰尔的工作，你应该知道麦金泰尔吧？”

“嗯，是啊，是啊。”布劳恩博士敷衍了一下不重要的卡特，把他交给另一个瑞士钟表商，自己领着美国总领事在会场四处转，以便介绍总领事认识其他更重要的会员。德国人自成一个小圈圈，舒服地靠在西边的墙上。当今德国货币的优势地位，就如同一道决斗之后留下的光荣疤痕，让他们显得意气飞扬：今日国家的尊严视汇率而定，当年建立恐怖纳粹集中营的耻辱已不复存在。伍尔摩怀疑是不是他们其中一个人把午宴的秘密泄露给海斯巴契医生。泄露？那倒也不一定，说不定是他们威胁海斯巴契提供毒药。那倒也好，看在他们多年的交情，他应该会选一种比较不痛苦的毒药，如果有那种毒药的话。

“我跟你说，”麦克·道格像台苏格兰纺车似的愈转愈兴奋，“你最好现在能喝就喝，待会儿就没机会了。”

“吃饭时不会有酒吗？”

“看看餐桌。”每个地方都立着一瓶牛奶。

“你没看你的邀请函吗？今天要采用美式蓝碟午餐，以表达对美国盟友的敬意。”

“蓝碟？”

“别告诉我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伙伴。他们把东西都装好在盘子里，直接塞到你鼻子底下——烤火鸡、蓝莓酱、腊肠、红萝卜和薯条。我最受不了薯条了。反正蓝碟就是不挑不拣。”

“不挑不拣？”

“吃该你的那一份，这就是民主，伙伴。”

布劳恩博士招呼大家进餐。伍尔摩原本希望同个国家的人都能安排坐在一起，如此一来卡特就会坐在他旁边。结果事与愿违，他左边来了个陌生的北欧人，一坐下来就对牛奶瓶愁容满面。伍尔摩心想，这一切真是巧心安排，没有一样东西是安全的，连牛奶也变得不可靠。侍者开始忙碌梭巡送蟹肉，然后他见到卡特就坐在他的正对面，顿时松了一口气。卡特那粗鄙的态度里，有某种让人放心的安定。你知道如何应付他，就如同你知道如何应付英国警察一样，因为你懂得他的思想。

“不，”他对侍者说，“我不吃蟹肉。”

“明智之举。”麦克·道格先生说，“我也没要，那东西和威士忌不搭。你现在喝一小口冰水，然后把杯子放到桌面下，我口袋里有一小瓶好酒，两个人喝刚好。”

伍尔摩想也没想就伸出手去拿了杯子，旋即一阵疑虑涌上心头。这位麦克·道格到底是谁？他从来没见过这号人物，而且麦金泰尔离职一事他之前也没听说过。会不会是水里有毒，或者是他口袋里的酒有异？

“麦金泰尔为什么离开？”他用手围着杯子。

“唉，不就是那么回事吗？”麦克·道格语带含糊，“你也知道就是那样。倒了你的水，你不想辜负了这瓶威士忌吧？这可是顶级的高地威士忌哟!”

“这时候喝酒，对我来说太早了点，不过还是很谢谢你。”

“如果你信不过那水，不喝是对的。”麦克·道格还是语焉不详，“这瓶酒我保存得很好很干净，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共享瓶盖……”

“不，真的，这种时间我不喝酒。”

“只有英格兰人才挑时间喝酒，苏格兰人可不。难不成接下来还挑死亡的时辰？”

卡特在对面说道：“我倒不介意时间的问题，我的名字叫卡特。”

看到麦克·道格倒酒给卡特，令伍尔摩松了口气。又少了个可疑的人，因为没有人会想毒死卡特吧。不过他还是觉得麦克·道格的酒不太对劲，闻起来有假酒的味道。

“史文森。”那个沉郁的北欧人突然从他的小瑞典旗后冒出声音——起码伍尔摩认为那是瑞典国旗，反正他向来都分不清北欧那些国家的国旗。

“伍尔摩。”他说。

“摆这些牛奶是什么怪道理？”

“我想，”伍尔摩说，“布劳恩博士是太拘泥于细节了。”

“搞不好是故意搞笑。”卡特说。

“我不觉得布劳恩博士会有幽默感。”

“伍尔摩先生，你是做哪一行的？”那瑞典人问，“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正式见过面，但是我看到过你。”

“我在卖真空吸尘器，你呢？”

“玻璃业，如你所知，瑞典玻璃工艺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面包相当美味可口，您不想尝一尝吗？”他可能先念过《实用会话》才来的。

“我得禁口，会发胖，你知道的。”

在最里面总领事坐的那桌，侍者已经开始上菜，也就是所谓的蓝碟。麦克·道格记错菜单了，主菜是马里兰鸡，而不是火鸡，但红萝卜、薯条和腊肠倒是对的。布劳恩博士动作比较慢，到现在还在吃蟹肉，那是因为他不时得去调整眼镜，而且太专注于谈话。两个侍者绕着餐桌转，一个收走余下的蟹肉，一个奉上蓝碟。只有总领事曾想到去打开他的牛奶瓶。“戴维斯”这个模糊的字眼不时飘向伍尔摩这里。有个侍者走过来，端着两个盘子，一个放在北欧先生前面，另一个给伍尔摩。伍尔摩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一场生死之斗会不会只是个无聊的玩笑？或许霍索尼是个幽默大师，而海斯巴契医生……他记起米莉问过他，海斯巴契医生可曾欺骗他……顿时他真想跟卡特全盘供出一切，然后听听他的俗常之见。毕竟，有时候就算逃过生命的劫难，也未必躲得过命运的嘲弄。想着想着，他发现他的蓝碟有点不对劲——里面缺了红萝卜。

他很快地说：“你不喜欢红萝卜吧？”然后把盘子推向麦克·道格。

“不，我不喜欢的是薯条。”

麦克说着又把盘子快速推向卢森堡领事。这位领事正和他对面的那位德国人谈得聚精会神，便心不在焉地把盘子往邻座一推。结果这看似礼貌的动作传染了下去，每个人都客气地不愿先用，盘子被一推再推，最后放到了正好吃完蟹肉的布劳恩博士面前。领班眼看着那盘子被移来推去，急着想去拦截，却永远晚了一步。刚才的侍者又返回端来了更多盘子，伍尔摩赶紧从中拦下一盘。侍者一脸困惑，伍尔摩则狼吞虎咽起来，一面还啧啧有声地说：“红萝卜棒透了。”

这时领班一个箭步蹿到布劳恩博士身旁。

“对不起，布劳恩博士，”他说，“他们忘了给你红萝卜。”

“我反正不吃红萝卜。”

布劳恩博士说着，切下一块鸡肉就要往嘴里送。

“失礼了。”领班意志坚定地夺下他的盘子，“是厨房的过失。”说着他就像个捧着献金盘的教堂司事般面不改色地端着盘子往备膳室走去。

麦克·道格先生浅尝了一口他的威士忌。

“我想我现在可以冒一点险，”伍尔摩说，“就当作是庆祝吧!”

“好家伙，要掺水还是喝纯的？”

“我可以喝你的水吗？我杯子里掉了只苍蝇。”

“没问题。”

伍尔摩喝了三分之二的水，然后让麦克·道格为他斟满酒。伍尔摩一饮而尽，麦克·道格慷慨地又为他斟上一杯。

“喝了吧，你可别输给我了。”他说道。

伍尔摩卸下心防，又回到信任人类的国度。他想要好意对待这位一度受他怀疑的邻座。他说：“我们一定要找个机会再见面。”

“参加这种聚会如果没交到朋友，那可就失去意义了。”

“若不是参加这个聚会，我也不会遇见卡特和你。”

他们三人各又喝了一杯威士忌。

“你们一定得见见我的女儿。”伍尔摩说，那威士忌温暖了他的心窝。

“你的生意做得如何？”

“还不赖，我们正在扩充编制。”

布劳恩博士敲敲桌子，要大家安静。

“时候到了。”酒酣耳热，卡特以他那所向无敌的诺维奇大嗓门喊着，“要举酒互道干杯了。”

“老弟，”麦克·道格说，“是要演讲了，而且不会有干杯。我们得滴酒不沾地听那些装腔作势的家伙演讲。”

“我也是那些家伙中的一个。”伍尔摩说。

“你要上去演讲？”

“以资深会员的身份。”

“很高兴你能熬到那么久。”麦克·道格说。

美国总领事应布劳恩博士之召唤开始演讲起来。他说到民主国家之间的精神联系——他似乎把古巴也算作民主国家——提及贸易的重要性，因为国家之间若没有贸易往来，就不会有精神上的联系。或者反过来，精神联系之重要性在于建立贸易。他说美国对落后国家的援助，使他们得以购买更多商品，而借着购买力的提升，更强化了彼此精神上的联系……(有只狗在旅馆某处叫嚣，领班示意工作人员把门关上)……美国总领事很荣幸受邀参与这个聚会，而且与欧洲贸易的重要代表们见面，借此强化彼此未来在精神上的联系……伍尔摩又喝了两杯威士忌。

“现在，”布劳恩博士说，“有请本协会最资深的会员上台。当然，我并不打算说出他的年纪，我只能说他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为欧洲贸易服务多年——部长阁下，”他向着他邻座一位黑肤斜眼的人士一鞠躬，“我们很荣幸客居此地——我所说的这个人，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伍尔摩先生。”他快速瞄了一眼他的笔记，“吉姆·伍尔摩先生，菲氏吸尘器公司在哈瓦那的代表。”

麦克·道格说：“威士忌快喝完了。真不巧，就在你最需要壮胆的时候。”

卡特说：“我自己也带了酒，可是在飞机上喝得差不多了。看来你瓶里只剩一杯的量了。”

“留给我们的朋友吧，”麦克·道格说，“他比我们更加需要。”

布劳恩博士继续说着：“伍尔摩先生是服务精神的表率。他为人谦虚、缄默、坚忍和高效率。我们的敌人总把业务员说成是大言不惭的家伙，一心只想推销些没有用、没必要甚至是有伤害性的废物，这当然不是事实……”

伍尔摩说：“你真好，卡特，我的确需要喝点酒。”

“不习惯演讲？”

“不只是演讲的问题。”他往前凑近卡特那张具有诺维奇特征的大众脸。它的狐疑，它的肯定，它那涉世未深的轻浮调调，令他觉得跟卡特在一起很安全。他说：“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接下来所说的任何一个字。”

但事实上，他并不要卡特相信他，相反，他希望向卡特学习如何不信任。有个东西触着他的脚，他往下一看，原来是条短腿长身的德国黑色猎犬，它那垂卷着耳朵的脸正在向他乞讨食物。这狗一定是趁侍者没注意时从备膳室溜了进来，这下真成了亡命之犬，只能遮遮掩掩地躲在桌布下面。

卡特推过来一小瓶酒给伍尔摩。

“这不够两人喝，全给你了吧!”

“太感谢你了，卡特。”

他旋开瓶盖，把整瓶酒都倒进他的杯子里。

“只是尊尼获加[2]，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布劳恩博士说：“如果有什么人能够为我们讲述长年服务群众所需要的耐心和毅力，这个人非伍尔摩先生莫属，现在就请伍尔摩先生……”

卡特眨了眨眼，假装拿起一个酒杯向伍尔摩致敬。

“喝——喝呀，”卡特说，“你最好快喝——喝!”

伍尔摩放下酒杯：“卡特，你在说什么？”

“我说赶紧干了这杯酒。”

“哦，不，你不是这样说的，卡特。”

为什么他先前都没注意到卡特那个遇到气音就口吃的毛病？难道是卡特知道自己的毛病，所以故意避说气音字，但是在期望或害怕的时候还是露出了马脚？

“怎么了，伍尔摩先生？”

伍尔摩放下他的手拍拍狗的头，然后像是不小心似的打翻了桌上的酒杯。

“你假装不认识那位医生。”

“什么医生？”

“你应该会叫他海——海斯巴契。”

“伍尔摩先生!”布劳恩博士在桌子的那一端唤他。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那条狗在桌子底下贪婪地舔着泼洒了一地的尊尼获加。

伍尔摩说：“感谢你们邀我来演讲，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桌面上传来几声礼貌性的干笑，他微感惊讶，他可不是在讲笑话啊!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上台，而原本或许也是最后一次。”他的双眼直盯着卡特，卡特皱起了眉头。他为自己竟逃过一劫而微感失礼，那感觉就像在公共场合喝得酩酊大醉一般。或许他也真是醉了。

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有没有交到朋友，但敌人铁定是有的。”

有人在底下起哄，还有好几个人大笑了起来。再继续发挥下去，大家必定会封给他一个机智演说家的头衔了。他说：“今日我们常常听闻所谓‘冷战’的种种，但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会告诉你，同类产品的经销商之间，进行的可是硬生生的热战。举菲氏吸尘器公司和核子吸尘器公司为例，这两家公司生产的机器，并不比两个人类——比如一个俄国人或一个德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差异更大。但如果这两家公司都不存在那一小撮野心分子，就不会有这样的竞争和战争，就是那一小撮人指挥了这场战争、捏造了事实，让卡特先生和我必须争个你死我活。”

这下没有人想笑了。布劳恩博士俯首对总领事耳语。伍尔摩举起卡特的酒瓶。“我想连卡特先生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为了公司利益而派他来毒死我的。”

众人一阵爆笑，松了口气。麦克·道格先生说：“我们还可以再多毒死一些人!”

话才说完，桌下的那条狗突然哀鸣了起来。它从桌布下窜出来，走向备膳室的门。

“麦克斯，”领班叫道，“麦克斯!”

四下一片沉寂，然后出现了几声不自在的干笑。小狗脚步摇摇摆摆的，哀嚎着，拼命想要咬自己的胸口。领班在门边把它抱了起来，但它还是痛苦地叫个不停，挣脱了他的手臂。

“思春期到了吧。”麦克·道格有些尴尬地说。

“很抱歉，布劳恩博士，”伍尔摩说，“我表演完毕了。”他穿过备膳室的门追上领班：“等一下。”

“你要做什么？”

“我要弄清楚你在我的盘子里动了什么手脚？”

“你在说什么，先生？你的盘子？”

“你很担心有人会吃了我那盘东西。”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知道那盘菜有毒吗？”

“先生，你是说菜不好吃？”

“我是说那盘菜被下了毒，而你刚才急着救布劳恩博士的命——不是我的命。”

“恐怕我还是听不懂，先生，我很忙，容我告退。”

狗的哀鸣声沿着厨房的长廊传过来，接着这一长串悲惨的低嚎被一声疼痛的尖锐狂吠给打断。领班大声呼喊：“麦克斯!”然后飞也似的跑了过去，打开厨房的门，“麦克斯!”

那德国猎犬蜷缩在桌下，费力地抬起头，然后痛苦地拖曳着身子爬向领班。一个戴帽子的厨师说：“它没有吃厨房里的任何东西，那个盘子已经拿出去丢掉了。”

狗儿颓倒在领班的脚上，然后躺在那里，像一团碎渣。

领班跪在狗身旁，他用德文喃喃自语：“麦克斯，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宝贝。”

狗儿黑色的身躯仿佛和领班黑色的外衣融为一体。厨房里的人都围了过来。那黑色身躯微微地抽动了一下，粉红色的舌头像牙膏般垂软下来，贴在地板上。领班手抚着狗儿，抬起头来看着伍尔摩。那噙着泪的双眼仿佛在指控伍尔摩，为什么他还好好地站在那里，狗儿却死了。伍尔摩几乎自责了起来。但他仍一咬牙，转过身去走开了。在长廊尽头他往回望：那黑色的人影跪在黑狗儿身旁，身穿白衣的厨师站在上方，其余员工分立两旁，就像是吊唁者围立在坟边，手上的围巾、抹布、盘碟犹如花圈。他心想，换作是我的丧礼，可能还比这更加寒酸呢!

4

“我回来了，”他对贝翠丝说，“我胜利归来了，躺在桌下的不是我，是那条狗。”

第四章

1

塞古拉大队长说：“很高兴只有你一个人在家。真的只有你吗？”

“只有我在。”

“我想你应该不会介意我派两个人守在门口，以免有人打扰我们。”

“你要逮捕我？”

“当然不是。”

“米莉和贝翠丝看电影去了，等一下如果在门口被拦住，她们一定会吓一跳。”

“我不会花你太多时间的。我有两件事要跟你谈，一件是重要的事，另一件是例行公事。我就从重要的事先谈起如何？”

“请说。”

“伍尔摩先生，我希望能和你的女儿结为连理。”

“这点事也需要派两个人在门口站岗吗？”

“这样才不会被打扰。”

“你和米莉谈过了吗？”

“在没和你谈过之前，我不敢心存奢望。”

“我想即使在这种地方，法律上你也需要我的同意。”

“这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一种人情义理。我可以抽根烟吗？”

“请便。那个盒子真的是人皮制的吗？”

塞古拉大队长纵声大笑。“唉，米莉啊米莉，真是个古灵精怪的女孩!”他暧昧地又加上一句，“伍尔摩先生，你真的相信那个故事吗？”或许他不屑睁眼说瞎话，他有可能是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

“她太年轻了，还不到结婚的时候，塞古拉大队长。”

“在这个国家可不会。”

“我相信她还不想这么早结婚。”

“但你可以影响她，伍尔摩先生。”

“他们都叫你红鹰吗？”

“没错，在古巴，那是一种恭维。”

“你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很不安稳吗？你似乎有不少敌人。”

“我已经存够了钱，可以养我的遗孀一辈子。在这方面，我比你更加牢靠呢，伍尔摩先生。你这个行业赚不了什么钱，还随时可能关门大吉。”

“关门？”

“我相信你并非故意惹麻烦，但是近来有太多麻烦找上你。如果你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女儿在这里找到一个好归宿？”

“你说的是什么样的麻烦，队长？”

“先是有桩车祸——起因先不管。还有攻击希夫工程师的事件，别忘了他是内政部长的朋友。桑兹教授抱怨你闯入他家威胁他。甚至还有个传说，说你毒死了一条狗。”

“我毒死了一条狗？”

“听起来是有点不可思议，但国家俱乐部的领班说你喂那条狗喝有毒的威士忌。可是你没事喂狗喝酒干吗？我搞不懂，他也不懂。他想可能因为那是条德国狗吧。你不为自己说句话吗，伍尔摩先生？”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那领班看起来好可怜，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不然我早把他丢到马路上去了，省得听他在那边胡言乱语。他说你还跑到厨房里去，幸灾乐祸地验收成果。我一直以为你是个仁慈的人……告诉我这件事不是真的。”

“那条狗是被毒死的没错，毒死它的酒的确是从我的杯子里倒出去的，但那是冲着我来的，不是它。”

“人家干吗要毒死你？”

“我不知道。”

“两个奇怪的版本，但或许谁也没有错，谁也没下毒，只是那条狗碰巧死了。我猜想它的年纪一定不小了。不过伍尔摩先生，你必须承认，近来有你的地方就会有麻烦，或许你就像贵国传说中的那些天真小孩，找了顽皮鬼帮了倒忙。”

“或许我真的是。你知道那些顽皮鬼的名字吗？”

“大多数都知道。我想该是驱邪降魔的时候了。我正在草拟一份报告给总统。”

“我也在报告之中吗？”

“没必要写到你，伍尔摩先生。我可以告诉你，我已存足了钱，即使我发生了什么意外，米莉还是可以优渥地过一辈子。就算革命爆发，我也有钱可以移民到迈阿密去。”

“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我一点也不怀疑你的经济能力。”

“礼貌上我还是必须向你禀告，伍尔摩先生。至于我的健康——更是好得没话讲，我可以拿健康报告给你看。生儿育女也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这类的证明可就很多了。”

“了解。”

“其实那些事你女儿也不用担心，那些孩子都是衣食无忧的。我目前的家累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我知道基督徒对这种事挑剔得很。”

“我不算是基督徒。”

“幸好你女儿是个天主教徒。这桩婚姻简直是天赐良缘，伍尔摩先生。”

“米莉才十七岁。”

“这是生儿育女的绝佳年纪。你允许我向她求婚吗？”

“你需要我的允许吗？”

“这样程序上比较合理。”

“如果我拒绝的话……”

“我当然会努力说服你。”

“你曾说过我属于不可折磨的阶级。”

塞古拉大队长充满感情地把手放到伍尔摩肩上：“你就和米莉一样幽默，伍尔摩先生。不过说真的，你总要考虑一下居留权的问题。”

“你似乎心意已决。好吧，你可以和她说说看，反正在她放学回家的路上，你多的是问她的机会。不过米莉脑筋清楚得很，我看你胜算不大。”

“果真如此，我会请你运用你父亲的影响力。”

“你还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啊，塞古拉大队长，现在的父亲哪来什么影响力？对了，你刚才不是说有件重要的事……”

塞古拉大队长语带谴责：“就是这件事啊!另一件不过是例行公事。请你跟我到惊奇酒吧走一趟。”

“为什么？”

“警方的事，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请你帮个忙，没有别的。”

他们坐进塞古拉大队长的绯红色跑车里，骑着摩托车的警察一前一后保护着他们，林荫大道两旁的擦鞋匠似乎全部聚拢而来。到了惊奇酒吧，两列警察已守在门口两侧。烈阳高挂天空。

摩托车上的警察跃下车来，开始驱散擦鞋匠。另一些警察从酒吧里跑出来，护卫着塞古拉大队长，伍尔摩随后而行。一如平常的这个时候，百叶窗在柱廊上随阵阵海风摇曳。只是酒保这次站错了位置，竟跑到顾客这边来了。他看起来虚弱而且害怕，身后几个破了的酒瓶滴滴答答滴着残液，里面的酒大半被洒掉了。地上有个人被警察们的身体遮住了，但他的鞋露了出来——看起来厚重且饱经风霜，主人该是个没什么钱的穷老头吧!

“这只是个形式上的指认程序。”塞古拉大队长说。

伍尔摩几乎用不着看脸就猜到那是谁了，但他们还是为他清出一条路来，好让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海斯巴契医生。

“是海斯巴契医生，”他说，“你和我一样认得他。”

“但依规定必须有第三者指认。”塞古拉大队长说。

“谁杀的？”

塞古拉说：“谁晓得？看来你需要喝杯威士忌，酒保!”

“不，给我一杯鸡尾酒吧，我们在一起时都是喝鸡尾酒。”

“有个人带了把枪进来，第三枪才射中他。当然我们会说那是奥伦特反叛军干的，这一招用来左右国外视听很管用——搞不好还真是反叛军干的呢。”

地板上那张空无表情的脸庞朝上望着，要说那种不痛不痒是种平静或幽闷都不对，那只是仿佛一切都归为零，什么也没发生过，一张初生的脸。

“下葬的时候，别忘了把他的钢盔放进棺材里。”

“钢盔？”

“你会在他的屋子里找到一件老旧的制服，他是个怀旧的人。”

说来荒谬，海斯巴契医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出生入死、幸存无恙，最后却在这所谓的和平时期死去，而且死法正如他在索姆[3]九死一生时的相同情况。

“你很清楚这与反叛军无关。”伍尔摩说。

“这样比较好说。”

“又是顽皮鬼干的好事。”

“你别太自责了。”

“他警告我不要去参加那个午宴，卡特听到了，每个人都听到了，所以他们就把他杀了。”

“他们是谁？”

“你不就有名单吗？”

“卡特的名字不在上面。”

“去问那个养狗的领班，你可以严刑拷打他，我不会抗议的。”

“他是德国人，而且他有些高层的朋友。他为什么要毒害你？”

“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危险分子。我？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再给我一杯鸡尾酒，通常我会喝完两杯再回店里去。你会把名单给我吧，塞古拉？”

“我会给我的岳父，因为我愿意信任他。”

人们可以印出各种统计数值，统计成千上万的城市人口。但对城里的每个人而言，所谓城市不过是几条街道、几间房子和几个人罢了。没有了这些，一个城市形同陨落，只剩下悲凉的记忆，那种痛苦就像失去了一条腿般空虚。伍尔摩心想，是时候了，是该整理行囊离开这废墟般的哈瓦那了。

“你知道，”塞古拉大队长说，“这正印证了我所说的。躺在那里的也有可能是你啊，伍尔摩先生!万一遇到这种意外，米莉应该有人保护。”

“是的，这点我懂。”伍尔摩说。

2

当他回家时，在门口站岗的警察已经走了，罗伯兹也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他听到鲁迪在房间里烦乱翻弄着他的真空管，气压断断续续撞击的声音环绕屋中。他在床上坐下来。三起死亡事件：一个素不相识名为罗文的男人，一条叫麦克斯的黑狗，一位老医生海斯巴契。而他正是这一切事件的导火线——还有卡特。卡特并不打算致罗文和麦克斯于死地，但海斯巴契医生可就在劫难逃了。那是一种复仇，海斯巴契因为让他活下来而送上一命，这真是彻底违背了摩西戒律。他听到米莉和贝翠丝在隔壁房里谈话，门虚掩着，因此他只隐约听到部分谈话内容。他此刻隐然站在暴力的第一线上，一个他从未到过的异域。他的手上握着他的护照——职业：间谍；个人特征：孤独无依；入境目的：谋杀。造访这处异域不需签证，一切证件都已备足。

而在一墙之外，他听到他所熟悉的语言在交流着。

贝翠丝说：“不，我不建议深红色，不适合你的年纪。”

米莉说：“学校应该在最后一学期教点化妆的课程。安格妮丝修女只会说‘在你耳后滴两滴圣水’。”

“试试这个淡粉红色。嗯，别弄糊了你的唇形，我画给你看。”

伍尔摩心想，我没有砒霜也没有氰化物，而且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和卡特喝酒。当初我应该把那杯威士忌硬灌到他的喉咙里去的。看演员在舞台上杀人当然是说的比做的容易，可是即使如此，那也还需要一把带毒的剑啊。

“好了，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吧!”

“腮红呢？”

“你不需要搽腮红。”

“你喷的是什么牌子的香水？”

“在风中[4]。”

他们射杀了海斯巴契，但我没有枪，伍尔摩想。枪应该是情报站的基本配备，就像保险柜、赛璐珞纸、电子显微镜和无线电一样，都是必需品。这辈子他从来没有握过枪，不过这问题可以克服……就在他的幻想即将欺近卡特身边时，门缝里传来刚才的对话声。

“我们一起去逛个街，我想你会喜欢‘轻率’，那是勒隆牌的。”

“听起来并没有多少激情。”米莉说。

“你年纪还小，不需要在耳后搽热情。”

“但总得给男人一点鼓励。”米莉说。

“看着他就行了。”

“像这样吗？”

伍尔摩听到贝翠丝笑了出来，他惊讶地望着那道门。他的幻想已驰骋遥远，一时间还回不过神来，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你不需要给他们那么多鼓励。”贝翠丝说。

“我看起来有含情脉脉吗？”

“我会说是情绪压抑。”

“你怀念婚姻生活吗？”米莉问。

“如果你的意思是问我怀念彼得吗，我的答案是‘不’。”

“如果他死了，你会再婚吗？”

“我想我不会等那么久的，他现在才四十岁。”

“嗯，我也认为你会再婚，如果你称它为婚姻的话。”

“没错。”

“但那不是很可怕吗，必须为了生活而结婚。”

“大多数的人结婚时都以为是这样。”

“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做情妇。”

“你父亲不会喜欢你这种想法。”

“为什么？如果他再婚的话还不是一样，那个女人不就是他的情妇吗？他希望和我母亲永不分离，这我知道，是他亲口告诉我的。那才是真实的婚姻，即使以后他遇到一个好异教徒，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我对和彼得的那段婚姻也是这种感觉。噢，米莉，别让她们把你弄得这么顽固。”

“她们？”

“那些修女。”

“嗯，她们不是这样告诉我的，完全不是。”

刀子当然永远是列入考虑的，但那得和卡特接近到你不可能接近的距离。

米莉说：“你爱我父亲吗？”

他想，反正我会回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在还有更重要的工作——我必须先找出杀人的方法来。应该有那种手册吧？里面应该有些篇章教人如何徒手格斗。他看着自己的双手，但他信不过它们。

贝翠丝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你看着他的眼神。”

“什么时候？”

“他从那个餐会回来的时候。或者只是因为他上台演讲，你替他高兴？”

“是啊。”

“行不通的，”米莉说，“我是说，你爱他的这件事。”

伍尔摩对自己说，如果我杀了他，至少也要为一个干净的理由而杀，我要证明杀人者必遭报应。我不会为我的国家杀人，我不会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或福利国家(谁的福利？)而杀人，我杀卡特只因为他杀了海斯巴契。这是家族仇恨，这理由比为了爱国主义或支持某种经济信念去杀人更为充分，无论是爱是恨，我都要以个人的身份去爱去恨，我不再是任何伟大战争中的59200-5。

“如果我爱他，为什么不行？”

“他结婚了。”

“米莉，亲爱的米莉，千万要小心那些陈腐的信条。如果真有一位神的话，他也不会是个死板的神。”

“你爱他吗？”

“我从没这么说过。”

枪是唯一的办法，但我到哪里去弄到一把枪呢？

有人走进门来，他的头连抬都没抬。隔壁鲁迪的真空管还在尖声嚎叫。

米莉说：“我们没听到你回来。”

他说：“米莉，我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你一直在听我们谈话吗？”

他听到贝翠丝说：“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一桩意外，某种意外。”

“谁？”

“海斯巴契医生。”

“严重吗？”

“是的。”

“他们来通知你的，是吗？”

“是的。”

“可怜的海斯巴契医生。”

“是的。”

“我会找个牧师为他做弥撒，我们认识他几年，就做几堂弥撒。”

他知道他不必对米莉委婉地宣布这个信息，因为对她而言，死亡并非噩耗。在她眼里，所有死亡都是快乐的结局。如果你相信有天堂，那复仇简直是多此一举。但他自己没有这种信仰，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仁慈与宽恕几乎不算是美德，因为它们来得太轻易了。

他说：“塞古拉大队长今天来过，他要你嫁给他。”

“那个老男人，我再也不搭他的车了。”

“我要你明天再搭一次，告诉他我要见他。”

“为什么？”

“下棋，十点钟，你和贝翠丝得暂时离开。”

“他会烦我吗？”

“不会，只要叫他来，说我有话和他谈。告诉他把名单带来，他就懂了。”

“然后呢？”

“我们回家去，回英国去。”

等他和贝翠丝独处时，他说：“就这么办，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或许我们能够光荣地交出一篇好报告——在这里活动的情报人员名单。”

“包括我们吗？”

“不，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活动过。”

“我不懂。”

“我没有情报员，贝翠丝，一个也没有。海斯巴契死得毫无理由，奥伦特山头也没有什么军事基地。”

她还是如往常般不愿轻信。他猜，这段话和其他信息一样仍须归档以供参考，而它的价值亦需接受评估——伦敦总部的评估。

他说：“当然你有责任必须立刻向伦敦报告这件事，但如果你能暂缓到明天以后，我会十分感激。到时候我们或许能够补充一点真实的东西。”

“这是说，如果你还活着的话。”

“当然我会活着。”

“你在计划一些事情。”

“塞古拉握有情报员的名单。”

“那不是你在计划的事。万一你死了的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生气了，“还不就是列入阵亡名单罢了。”

“如果我真的怎么了，我不希望你从这些伪造的文件中发现我是一个无耻的骗子，我宁可现在亲口告诉你。”

“但罗文……至少真的有个罗文吧？”

“可怜的人，他一定搞不懂到底怎么回事。不过像平常一样兜风罢了，怎么就死了呢？或许他那天也和平常一样喝醉了，但愿如此。”

“但的确真有其人啊。”

“总得有个名字吧。我一定不晓得从哪里随手取了一个名字，事后自己也忘了。”

“那些图呢？”

“我模拟原子吸尘器画出来的。玩笑结束了，能不能请你帮我拟一封自白书招供一切，由我签名。幸好他们没有伤害特蕾莎。”

她开始大笑，把头埋在双掌中狂笑。她说：“噢，我多么爱你啊!”

“你一定觉得我很蠢。”

“蠢的是伦敦，还有霍索尼。你想想看，如果彼得曾经——只要一次就好——愚弄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会离开他吗？但联合国太神圣了，文化会议也一样神圣，他从来没笑过……借一下你的手帕。”

“你哭了。”

“我是在笑。那些图……”

“一个是喷嘴，另一个是快速接合器，我没想到他们会拿去给专家看。”

“不会给专家看的。你忘了，这是个情报组织，我们必须保护情报来源。我们不会把那种文件拿给真正懂的人看，亲爱的……”

“你叫我亲爱的？”

“那是种说话的方式。还记得在热带花园酒店的那个晚上，还有那个唱歌的男人吗？那时候我不知道你就是我的老板，我是你的秘书，只知道你是个好男人，有个美丽的女儿，还有你打算拿那个香槟酒瓶做出疯狂之举来，而我又如此厌倦了理智……”

“但我不是疯子。”

他们说地球是圆的

——我的疯狂执意抗拒。

“如果我是个疯子，就不会在这里卖真空吸尘器了。”

我说黑夜即白昼，

而我一无所图。

“你应该比我忠诚吧？”

“你是忠诚的。”

“对谁忠诚？”

“米莉。有些人会对付钱给他们的人忠诚，或对组织忠诚，那种人我并不想理会，甚至国家对我的意义也不是很重大。一个人的血液里可以有好多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对自己所爱的人忠诚，而非对国家，这个世界还会这么乱吗？”

他说：“我想他们会没收我的护照。”

“那就让他们试试看。”

“无论如何，”他说，“是时候结束我们的工作了。”

第五章

1

“请进，塞古拉大队长。”

塞古拉大队长整个人闪闪发亮。他的皮革发亮，铜扣发亮，皮靴发亮，头发上还抹了亮晶晶的发油。他像极了一件精心打造的武器，保养得很好。他说：“听到米莉带来的消息，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谈。先下盘棋如何？今晚我要杀得你片甲不留。”

“这我很怀疑，伍尔摩先生，我还不需要孝顺你、讨你欢心呢。”

伍尔摩放好棋盘，然后在棋盘上摆上二十四瓶威士忌样品酒：十二瓶波本、十二瓶苏格兰。

“这是怎么回事，伍尔摩先生？”

“这是海斯巴契医生的一个点子，我想我们可以这样玩以表追思。吃掉对方一个棋子的时候，就等同于要喝掉一瓶酒。”

“真是个诡异的点子，伍尔摩先生，那等于是，我下得愈好就喝得愈多。”

“然后我便会赶上你——喝酒也是。”

“我还是比较喜欢平常的玩法。”

“你担心输给我吗，塞古拉？或许你头脑不好。”

“我的大脑跟平常人一样，只是有时候喝了酒脾气会不好，我可不想对我未来的丈人发脾气。”

“米莉不会嫁给你的，塞古拉。”

“这个问题我们得好好讨论一下。”

“你那边的棋子是波本，波本比苏格兰要烈，这对我不利。”

“那可未必。不然我拿苏格兰好了。”塞古拉把棋盘对调后，又坐下来。

“为什么不脱下你的皮带，塞古拉？那样会比较舒服些。”

塞古拉把皮带和手枪皮套卸下来，摆在身旁的地板上。

“我放下武器也可以击败你。”他快活地咧开嘴笑。

“你的子弹上膛了吗？”

“当然了，敌人不会让我有时间上膛的。”

“你找到杀害海斯巴契的凶手了吗？”

“还没，他不属于犯罪阶级，这样的凶手最难找。”

“卡特呢？”

“听了你的话后，我自然是去查过了。结果他有不在场证明，当时他和布劳恩博士在一起。我们可不能质疑欧洲贸易协会理事长的话，不是吗？”

“布劳恩博士也在你的名单上吗？”

“那自然是。开始玩吧？”

每个玩棋的人都知道，棋盘上有条想象的线，一条从棋盘一角拉到对角的线，那是一条攻击路线，谁先掌握了那条线便是占领先机，越过线后便是侵略的开始。塞古拉谈笑用兵，弹指间就为自己建立起攻击的布局，然后穿过棋盘拿了一瓶酒。他肆无忌惮、毫不犹疑，几乎是看都不看棋盘。伍尔摩则屏息敛气，陷入沉思。

“米莉呢？”塞古拉问。

“出去了。”

“你那迷人的秘书呢？”

“和米莉在一起。”

“你有麻烦了。”塞古拉大队长说。

他直捣伍尔摩的防御基地，拿起一瓶老泰勒。

“第一瓶。”说着便一饮而尽。

伍尔摩鲁莽地展开钳形攻势响应，结果是立刻输掉另一瓶酒。塞古拉的前额冒出了几滴汗珠，喝完酒后清了清喉咙道：“伍尔摩先生，你太大意了。”他指着棋盘，“你应该拿下那个棋子。”

“你可以吃我的棋子啊。”伍尔摩说。

塞古拉第一次露出犹疑不决的样子，说道：“不，我让你吃。”

那是瓶没听说过的威士忌，名叫凯恩戈姆酒，一瓶下肚后，伍尔摩觉得舌头有点刺痛。他们小心翼翼地下了好一阵子棋，谁也没吃谁的子。

“卡特还住在塞维尔·比尔特摩酒店吗？”伍尔摩问。

“是的。”

“你派人监视他了吗？”

“没有，为什么要这么做？”

伍尔摩的钳形攻势早已溃不成军，逐步被逼退到棋盘边缘死角。他又下错了一步棋，使塞古拉得以前进到第二十二格，这下子伍尔摩第二十五格的子已难挽救，也无法阻止塞古拉前进至最后一道防线将死国王的态势了。

“你太不小心了。”塞古拉说。

“这样可以换你一个棋子。”

“可是我吃定你的国王了。”

结果塞古拉又喝了一瓶四玫瑰，另一端的伍尔摩则喝了一瓶海格酒。塞古拉说：“今天晚上真是热。”

说罢，他拿起一张纸片给他的国王做了顶皇冠。伍尔摩说：“如果逮到国王，得喝下两瓶酒。我的橱柜里还有备份。”

“你想得还真周到。”塞古拉说。

这是不是话中有话？伍尔摩想。

塞古拉现在下每一步棋都先琢磨半天，想要引诱他吃棋子已经愈来愈难了。这时候伍尔摩才领悟到这个设计的基本错误，原来一个高明的棋手可能不需要吃什么棋子就赢得了棋。下了半晌，伍尔摩又吃了对方一个子，那显然是个陷阱，当下输赢立判，伍尔摩败了这盘棋。

塞古拉擦擦额头的汗珠：“你看，你赢不了我的。”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报一箭之仇的机会。”

“这种波本很烈呢，酒精纯度八十五。”

“这次我们对调过来。”

这回伍尔摩手上的酒是苏格兰，黑子。他重新换上三瓶苏格兰及三瓶波本。他以老十四开盘，这种走法势将引发一场长期战役，他知道他现在唯一的指望是塞古拉能松懈戒心、大开杀戒。和上一盘一样，他设法被吃掉棋子，但塞古拉不为所动。看来塞古拉已经认清了他真正的对手并不是伍尔摩，而是他自己的脑袋。他甚至没有道理地放弃了一个子，强迫伍尔摩吃下它——一瓶海勒姆·沃克。伍尔摩觉得大脑愈来愈不听使唤，苏格兰和波本混在一起喝简直要命。他说：“给我根烟。”

塞古拉倾身向前为他点火，伍尔摩可以感觉到他要拿稳打火机已经颇为吃力，打火机老弹不开，塞古拉徒然地死命咒骂。

再灌两瓶你就是我的了，伍尔摩心想。

但想把棋子输给不想吃的敌人就跟想吃掉敌人不肯放的棋子一样难。事与愿违，伍尔摩竟然变成占了上风的那一边。他又喝了瓶哈珀酒，还将了对方国王一军。他假意天真地说：“我赢定了，塞古拉。投降吧？”

塞古拉对着棋盘蹙眉头。看得出来他的内心一分为二，一方面想赢棋，一方面想保持清醒，但他的脑子已被愤怒和威士忌所蒙蔽。他说：“这是哪门子的猪头玩法!”

眼前他的国王危在旦夕，他再也无法赢得一场不流血的胜利，因为国王毕竟可以自由行动。接下来他奉献了一瓶肯德基塔温，这是一次衷心的奉献，所以他诅咒起棋子来。“这些该死的瓶子，”他说，“形状通通不一样，都是花玻璃瓶，有谁听说过花玻璃瓶西洋棋的？”

伍尔摩也觉得那些波本酒在他的脑袋里肆意翻搅，但输赢的关键就在眼前了。

塞古拉说：“你动了我的棋子。”

“不，那是红标酒，是我的棋子。”

“老天，我哪分得出什么是苏格兰什么是波本，它们全都是瓶子，不是吗？”

“你输了，所以恼羞成怒。”

“我从没输过。”

说话的当儿，伍尔摩偷偷把棋子移了位，让他的国王暴露在危险中。没有动静。有一刻他以为是塞古拉没注意到，然后又认为他是故意放弃机会以免又得灌酒。然而吃下眼前那个国王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而且一旦成功了，那就是一场一举歼灭的胜利。只是，他出手后也可能让自己的国王面临险境，然后随之就是一场大屠杀。塞古拉犹疑不决。威士忌的热、夜的闷，融得他整张脸像个蜡娃娃。他无法集中注意力，只是说道：“你为什么那么做？”

“什么？”

“你失去了国王，输了这盘棋。”

“该死，我没注意到!我一定是醉了。”

“你醉了？”

“有一点。”

“我也醉了，你知道我醉了。你故意把我弄醉，为什么？”

“别傻了，塞古拉，我干吗把你弄醉？我们干脆别玩了，算是平手吧!”

“平你的头!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我灌醉。因为你要拿名单给我看……我是说你要我把名单拿给你看。”

“什么名单？”

“你们都在我的掌握之中。米莉呢？”

“我告诉过你了，她出去了。”

“我今晚要去见警察首长。我们查得可是滴水不漏呢。”

“卡特在里头吗？”

“谁是卡特？”他在伍尔摩面前摇摇指头，“你也在名单上——但我知道你根本不是，你只是个冒牌货。”

“何不小睡一下，塞古拉，反正我们打平手了。”

“才不算打平手，你看，我这就吃了你的国王。”

他打开那瓶小红标，咕噜咕噜喝了下去。

“一个国王得抵两瓶。”伍尔摩说道，又递给他一瓶杜诺德奶油威士忌。

塞古拉沉沉地陷在椅子里，下巴摇来晃去。他说：“承认你被打败了吧，我不用玩了。”

“我没被打败，我的头脑跟模样都比你清醒，我吃定了你，你快完了。”

刚才是一瓶加拿大裸麦酒混一瓶波本，现在再来一瓶卡尔费特，伍尔摩一仰而尽。他想，这得是最后一瓶了，塞古拉再不醉倒的话，我就要先完蛋了。然后我就没办法清醒地扣扳机了。他说过子弹上膛了吗？

“没关系，”塞古拉近乎耳语道，“你反正不行了。”他的手迟缓地越过棋盘，就好像用汤匙端着一个鸡蛋，“看到了吗？”

他拿了一个子，两个子，三个子……

“喝掉这个，塞古拉。”

一瓶乔治四世，一瓶安妮皇后，这盘棋看来是要以鞠躬尽瘁告终了——一瓶高地皇后。

“你可以再喝的，塞古拉，难道要让我再给你来一次下马威？喝下去。”

Vat六九。

“还有一瓶。喝了吧，塞古拉。”

格兰特史丹佛斯，老阿盖尔。

“喝了它们，塞古拉，我投降了。”

投降的是塞古拉。伍尔摩解开他的衣领，让他透透气，再把他的头舒服地放在椅背上。只是，伍尔摩走向门口时，步履也已摇摇晃晃的。他带了塞古拉的枪在口袋里。

2

到了塞维尔·比尔特摩的酒吧间，他走到电话亭打了通电话给卡特。他必须承认卡特十分镇定，远比他镇定得多。卡特在古巴的任务尚未完成，所以留了下来——做个杀手，也或者充当诱饵吧。伍尔摩说：“晚上好，卡特。”

“哦，晚上好，伍尔摩。”正是那种自尊受伤后的冷漠语调。

“我要向你致歉，卡特，有关威士忌的那件蠢事。我那天实在太紧张了，不过现在也很紧张，因为我向来不习惯跟人家道歉。”

“没关系，伍尔摩，睡觉去吧。”

“很抱歉那天嘲笑你的口吃，好朋友不该那么做的。”他觉得自己的口吻有点像霍索尼。虚情假意是干这行的职业病。

“我好——好像不太懂你的意思。”

“我很——很快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个可恶的领班毒死了他自己的狗。它的确是很老了，但是喂它有毒的食物，说来也不是个让狗安眠的好方法。”

“嗯，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谢谢你告诉我，但时间不早了，我要去睡觉了，伍尔摩。”

“人类最好的朋友。”

“什么？我听不见。”

“凯撒，国王的朋友，还有那个头发乱糟糟、掉到日德兰半岛的人。最后被人发现他和他的主人躺在桥上。”

“你喝醉了，伍尔摩。”

伍尔摩发现，现在要他装醉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毕竟他喝了——是几瓶苏格兰和波本？你可以信任喝醉了的人，所谓酒后吐真言嘛。当然你也可以轻易处理掉一个醉醺醺的人。如果卡特不懂得利用这个机会的话，那他真是个大傻瓜。

伍尔摩说：“我想去一些地方逛逛。”

“什么地方？”

“来哈瓦那该去见识见识的地方。”

“现在太晚了。”

“现在正是时候。”

卡特没搭腔，他的迟疑沿着电话线传过来。伍尔摩再加一句：“带把枪。”

他突然不情愿去杀一个徒手的人——如果卡特偏偏刚好没带枪的话。

“带枪？为什么？”

“以防在某些地方遇上麻烦。”

“你自己不能带吗？”

“我没有枪。”

“我也没有。”

他明明听到话筒里传出检查枪膛的铿锵声。看来他们是势均力敌，他微笑起来。但是微笑之于复仇是危险的，就像它对爱的行动是危险的一样。他必须让自己记起海斯巴契死去的模样，他躺在酒吧的地板上，向上直望。他们未曾给过这个老人一点机会，而他自己对卡特则已经太宽厚了。他开始后悔自己喝了那么多酒。

“我们在酒吧碰面。”卡特说。

“别让我等太久。”

“我总得穿一下衣服。”

伍尔摩对幽黑的酒吧很满意。他猜想卡特正在打电话通告他的同党，甚至号召了一批人马过来。但幸运的是，这里光线相当暗，他们不可能在他看见他们之前认出他来。

这酒吧有两个出口，一个通街上，一个通饭店，后面还有一个露台，万一他必须开枪，便可以靠它逃命。这里光线很暗，每个人进来后都必须等候一段时间才看得见东西，他刚才也是如此。方才初进来时，他根本看不清楚里面是有一位客人还是两位，因为那两个人被门口旁的那座沙发给围起来了。

他叫了杯威士忌，但是滴酒未沾。他就坐在露台上，紧盯着两个入口看。有个男人走进来，他看不清他的脸，但从他轻拍烟袋的样子，他认出那是卡特。

“卡特。”

卡特走过来。

“我们走吧!”伍尔摩说。

“你慢慢喝你的酒，让我喝完一杯再跟你去。”

“我已经喝太多了，卡特，我需要一点空气，到妓院去再喝吧。”

卡特坐下来。

“告诉我，你要带我到哪里去？”

“随便一家妓院，反正它们都一样，有成打的女孩列队任你挑选。好了，走吧，那种地方过了午夜人就很多了。”

卡特紧张地说：“我想先喝杯酒再去，去那种地方我总不能冷静得像颗石头。”

“你在等人吗，卡特？”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我以为——你看着门口的样子……”

“我跟你说过，这个城里我连个鬼也不认识。”

“除了布劳恩博士。”

“嗯，当然，布劳恩博士，但他不是个逛妓院的好——好伙伴，不是吗？”

“走吧，卡特。”

卡特不情愿地站了起来，他显然想找个留下来的借口。他说：“我想留个口信给酒保，我在等一通电话。”

“布劳恩博士的电话吗？”

“是的，”他回答得有点迟疑，“没接到他的电话就出门去，好像不太礼貌。等我五分钟，好吗？”

“你告诉他我们一点才会回来——除非你想玩通宵。”

“你可能得等一会儿。”

“那我就自己去算了。你真不够意思，卡特，我还以为你真想瞧瞧这个城市。”他快步走开了，车就停在对街。他没有往后看，但听到卡特的脚步声跟了上来。事实上卡特生怕错失这次机会，其程度更甚于伍尔摩。

“伍尔摩，你怎么生那么大的气。”

“很抱歉，喝了酒的关系。”

“希望你够清醒，能够开得稳车。”

“如果你来开的话，可能更好些。”他想，那至少能让他的手没办法伸到口袋里去。

“先右转，再左转，卡特。”

他们上了大西洋沿岸大道。有艘孱弱的小白船正起航离港，有些观光船则要去金斯敦或太子港。一对对情人倾靠在船栏上，在浪漫的月光下温存。乐队款款奏起褪了色的老式情歌《我可以彻夜起舞》。

“这首歌勾起我对老家的思念。”卡特说。

“诺维奇吗？”

“是的。”

“诺维奇没有海。”

“在我小时候，河面上的游船看起来就跟这艘船差不多大。”

杀手没有思乡的权利，他们应该如同机器，而我也必须变成冷血的机器……伍尔摩触摸着口袋里的手帕，心想：它该用来擦拭作案留下的指纹，而不是眼泪。

但该如何选择下手的时机呢？在哪条街或哪个门口？而且万一对方先开枪的话……

“卡特，你的朋友大多是哪一国人？俄国，德国，还是美国？”

“什么朋友？”他简单地加了一句，“我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

“没有。”

“再向左转，然后向右。”

他们缓缓进入一条窄巷，长长的巷道里全是成列的夜总会。地底下传来乐手们的谈话声，听来宛若鬼魅，而石板道下的乐音，则喧嚣犹如神祇起驾。两个身穿古巴夜总会制服的男人在对街竞相朝他们行九十度的鞠躬。伍尔摩说：“先在这儿停下来，我想喝杯酒再去。”

“这些都是妓院吗？”

“不是，那里我们待会儿再去。”

他想，卡特若趁他下车时来抢他的枪，那他就有理由开火了。卡特问：“这地方你熟吗？”

“不，不过这首歌我倒很熟。”

真是巧，夜总会里正播放着《我的疯狂执意抗拒》那首歌。

夜总会外面张贴着大幅彩色美女裸照，还有一个它们通用的国际词语，用霓虹灯大大摆出“脱衣舞”的字样。廉价睡衣风格的条纹图案阶梯，引领他们通向烟雾弥漫的地下室。

这是个进行处决的大好场所，但他得先喝杯酒。

“你走前面，卡特。”

卡特犹疑不决，他张开嘴巴，大口喘着气，伍尔摩没看过他口吃得这么严重：“我好——好——好——好希望……”

“希望什么？”

“没什么。”

他们坐下来看脱衣舞秀，两个人都喝了白兰地加苏打水。一个女孩穿梭在座位间，扭动着褪下一件件衣服。接着她开始摘下手套，一个观众认命地看着他们这两个幸运儿。她把背转向卡特，示意要他为她解下那身黑色蕾丝束身褡。卡特颤抖着双手，试了半天还是摸不到拉链，那女孩咯咯笑个不停，身体在他的手指下扭动着。卡特羞红了脸。他说：“对不起，我找不到……”

满室郁闷的男人只是坐在桌边死瞪着卡特看，没有人笑。

“看来你在诺维奇没什么练习的机会，卡特。让我来。”

“你别管我，行不行？”

最后他终于解开了那件束身褡，女孩回身搔乱了他的一头细发，这才放过他走开去。他从口袋里拿出梳子来把头发弄平整。

“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他说。

“卡特，你对女人很害羞呢。”

他怎么下得了手杀害这么一个好笑的人呢？

“我不喜欢脱衣舞。”卡特说。

他们爬上一楼离开了。卡特的口袋看起来鼓鼓的，当然那也可能是他的烟斗。他坐上驾驶座抱怨道：“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到那种表演，反正是婊子脱衣服罢了。”

“你可没帮上她多少忙。”

“我是在找拉链。”

“我太想喝酒了，所以才会到那里去。”

“那白兰地也很烂，说它掺了假酒我绝对相信。”

“你的威士忌比掺假酒还糟，卡特。”

他想激怒卡特，好让自己忘了他刚才在解束身褡时的那副手忙脚乱及羞怯难堪的样子。

“你说什么？”

“在这里停。”

“为什么？”

“你想到妓院里看看，这就是了。”

“但这里没有什么啊!”

“它们都是门窗紧闭的，去按门铃吧。”

“你刚才说威士忌是什么意思？”

“先别管那个了，下车去按铃。”

这里和地窖里一样适合杀人(有四面空墙，常被用来做这种事)：灰色外观，街上没什么人，只有想干坏事的人才会进来。卡特慢慢挪移驾驶盘下的双腿，伍尔摩则仔细盯着他的手，那双笨笨的手。这是场公平的决斗，他告诉自己。他比我还习惯杀人，所以机会是够平等的了。我甚至连枪有没有上膛都不确定，说起来他可比海斯巴契幸运多了。

卡特把手放在门把上又迟疑了下来。他说：“改天再来或许比较好。我好——好——好……”

“你害怕了，卡特。”

“我从来没进过妓院。老实告诉你，我不很——很——很需要女人。”

“看来你的生活蛮寂寞的。”

“我不需要她们。”他不屑地说，“对男人而言，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追求……”

“那你为什么答应要来？”

再次的，他的坦率令伍尔摩感到惊讶。

“我试着要她们，但到了紧要关头……”他在坦白边缘踌躇未定，但旋即不顾一切说了出来，“就不行了，伍尔摩，我就是没办法满足她们。”

“下车去。”

伍尔摩心想，在他对我吐露更多隐私之前，我一定要赶快杀掉他。这个男人分分秒秒愈来愈像个人，像个值得同情、怜悯而不该死的人。谁能知道每次暴力行动的背后，都怀藏着什么样的借口？他拿出塞古拉的枪。

“怎么了？”

“出去。”

卡特站在妓院门口，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责怪。他害怕的是女人，不是暴力。他说：“你错了，是布劳恩给我那瓶威士忌的，我只是个不重要的角色。”

“我不在乎威士忌的事。不过是你杀了海斯巴契，对不对？”

伍尔摩再次感到惊讶，这个男人秉性诚实。

“我只是奉命行事，伍尔摩，我——我——我……”

他边说边暗中移动身体，用手肘按了门铃，屋内深处铃声响起，通知有客人上门来了。他靠在门上说：“其实我对你并没有敌意，伍尔摩。只是你太危险了，如此而已。其实你我都只是听命于人的小卒。”

“我危险？你们真是太好骗了。卡特，我根本连一个情报员也没有。”

“有的，你当然有。那些山上的军事基地，我们有你那份图的副本。”

“哈，那些不过是吸尘器的局部放大图罢了。”

他怀疑到底是谁把图提供给他们的，罗伯兹？霍索尼的信差？或者是大使馆的人？

卡特的手伸向口袋，伍尔摩立即开了一枪。卡特尖叫一声，大惊失色道：“你差点就射中了我!”他从口袋里抽出手，里面是一团碎烂的烟斗。他说：“我的登喜路[5]!你毁了我的登喜路!”

“算你走运。”伍尔摩说。他已经撑过这一回，没有气力再开下一枪了。

这时候卡特身后的门开了，传来一阵荡气回肠的音乐声。

“进去吧，里头的人会招呼你，或许你现在就需要女人了，卡特。”

“你——你这个小丑。”

卡特说得对极了。他把枪放到旁边，坐到驾驶座上。突然间他觉得好快乐。他刚才差一点就杀了人。他终于向自己证明他不是个审判者，也不是个天生的暴力分子。

然后，卡特开枪了。

第六章

1

他对贝翠丝说：“那时候我正好往前倾身去发动引擎，我猜那个动作救了我一命。他当然有权回我一枪。这是场真枪实弹的决斗，最后第三枪轮到我射击。”

“后来呢？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快要呕吐之前开车离开那里。”

“呕吐？”

“我想，如果我参与过世界大战，可能就不会觉得杀人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可怜的卡特。”

“你为什么这么同情他？”

“同样身为男人吧。我知道很多他个人的事。他解不开女人束身褡的扣子，他害怕女人，他宝贝他的烟斗，还有他小时候在家乡河上看到的小船，让他感觉就像渡轮一样大。或许他是个浪漫的人。浪漫的人总是心存恐惧，害怕事情不如预期。他们的期望总是太高了。”

“然后呢？”

“我擦掉枪上的指纹，把枪带回来，物归原主。当然塞古拉早晚会发现他的枪少了两颗子弹，但我想他应该不会声张。这种事他很难解释得清楚。我回来的时候他还在睡，我简直不敢想他现在感觉如何，因为我的头可是又昏又痛。但回来后，我还是遵照你的指示制作了相片。”

“什么相片？”

“他身上有一份要交给警察首长的外国情报员名单，我把它拍了下来，再把名单放回他的口袋里。我很高兴在辞职前终于寄出一份真实的报告。”

“你应该等我回来的。”

“怎么能等？他随时都会醒过来。不过这种显微技术真的很奇妙。”

“你为什么非得用显微摄影不可？”

“因为我们不能信任到金斯敦去的那些信差，卡特的人——不管他们是谁——有我们奥伦特的那些图，可见这里有双面间谍。或许是你的人把它藏在毒品里走私出去的。所以我照你教过我的方法拍下名单，把它贴在一张邮票后面，和另外四百九十九封英国殖民地信件一起寄出去，就如我们平常安排紧急信件时一样。”

“我们得发电报告诉他们你贴在哪一张邮票上。”

“哪一张邮票上？”

“你总不会要他们为了找一个小黑点而搜上五百张邮票吧？”

“我没想到这一点。我真是太笨了。”

“你应该知道是哪一张……”

“我也没想到要看正面的图案，我想应该是乔治五世，背景是红的——又好像是绿的。”

“这应该有点帮助。你记得名单上有些什么名字吗？”

“不记得，我没有时间好好看。我知道对于这种事，我简直是个笨蛋。”

“不，笨的是他们。”

“不晓得接下来会是谁找上门来？布劳恩博士、塞古拉……”

结果不是他们两个。

2

隔天下午五点的时候，有个在大使馆工作的职员，态度傲慢地走进伍尔摩的店里来。他直挺挺地站在吸尘器当中，表情就像一个失望的观光客伫立在博物馆的阳物展览品前面。

他告诉伍尔摩，大使要见他。

“明天早上可以吗？”伍尔摩正在撰写最后一份报告，关于卡特的死以及他自己的辞呈。

“不，不行。他刚才从他家里打电话来说，要你现在直接过去。”

“我又不是他的员工。”伍尔摩说。

“不是吗？”

伍尔摩再次光临那个白色小洋房和九重葛交织的高级住宅区。想一想，距他上次造访桑兹教授至今，也有一段时日了。他的车经过了一栋栋的房子。在那些美丽的白色屋墙后，还有多少争吵在翻腾不休？

他有种感觉，似乎大使家的每个人都已引颈等候他多时，虽然门厅及一楼的楼梯皆已在他出现时完全清场——一楼有位女士转过背去，把自己关进一个房间里，他猜想那就是大使夫人；两个小孩从二楼平台的栏杆缝里窥看他，然后被一阵喀啦喀啦的鞋跟声给赶走；管家领他进入一个空无一人的客厅，然后悄悄地把门关上。透过落地窗，他看到一大片绿草地，其间点缀着几棵亚热带植物，然而恍惚中，他似乎看到树间有个人影窜过。

这房间和一般大使的客厅一样，集结了前人留下来的大家具，还有一些个人在前任国家搜集来的小物件。伍尔摩几乎可以描绘出大使的过去：德黑兰(一支奇形怪状的烟斗，一顶丝质高硬帽)、雅典(两三幅希腊正教圣像)，还有一个令他困惑的非洲面具，或许是来自蒙罗维亚[6]？

大使进来了，一个高高冷冷的男人，打了个禁卫军式的领结，身上有一种霍索尼应该会想要的特质。

他说：“请坐，伍尔摩。抽烟吗？”

“不，谢谢你，先生。”

“你坐那张椅子会比较舒服。我想我们就有话直说吧，伍尔摩——你有麻烦了。”

“是的。”

“我不知道——完完全全不知道——你在这里是做什么的。”

“我卖真空吸尘器，先生。”

大使以一种毫不掩饰的厌恶看着他：“真空吸尘器？我指的不是这个。”

他把眼光从伍尔摩身上移开，依次看着波斯烟斗、希腊圣像，还有利比里亚的面具，这些都是他美好过去的证明，就像是一本个人传记。

他说：“昨天早上塞古拉大队长来找我。我先声明，我不知道警方是怎么取得这些信息的，那不关我的事。他告诉我，你寄了很多报告回英国去，给一个身份不明的家伙。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寄给谁，那也不关我的事。他说事实上你是以虚构的情报赚取酬劳，我有责任即刻通知外交部这件事。我想你会收到命令要你回英国去，并且向——我也不知道你得向谁报告，这种事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看到窗外的某株大树后头有两颗小脑袋直向他望来。我们在你看我我看你，他童心大起地想着。然后他说：“所以呢，先生？”

“我所得到的印象是，塞古拉大队长认为你在这里惹了不少麻烦。我想如果你拒绝回英国去的话，古巴当局会找你麻烦，而我在这种情况下也爱莫能助，一点忙也帮不上。塞古拉大队长甚至怀疑你伪造了一份名单，还假称那份名单是他的。这整件事情真是令我感到生气，伍尔摩，我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生气。向本国政府报告有关国外的正确消息，应该是大使馆的职责，那是我们的使命。而这种所谓的秘密情报，只会给我们外交人员惹麻烦哪。”

“是的，先生。”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听说了——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压了下去——有个英国人在前几天晚上被枪杀身亡。塞古拉大队长暗示说，你和他好像有点牵连。”

“我和他在一个午餐场合上碰过面，先生。”

“你最好回英国去，伍尔摩，尽可能搭第一班飞机回去——你的动作愈快对我愈好——然后去和你们的人讨论讨论，不管他们是谁。”

“是的，先生。”

3

荷兰航空飞机预定在清晨三点三十分起飞前往阿姆斯特丹，途经蒙特利尔。伍尔摩不准备去金斯敦了，霍索尼可能会指示他去会面。在送出最后一封电报后，情报站的工作就算是告一段落。鲁迪和他的皮箱都要转到牙买加去，密码书在赛璐珞纸的催化下化为灰烬。贝翠丝要和鲁迪一道走，罗伯兹则留下来负责真空吸尘器的生意。伍尔摩所珍视的所有私人物品都放进一个大板条箱，打算用海运运回英国。马卖掉了——卖给了塞古拉大队长。

贝翠丝帮他打包，最后放进箱子的是圣瑟拉菲娜像。

“米莉一定很不高兴。”贝翠丝说。

“她好得很。她说这就像吉尔伯特[7]一样，神不管在英国或在古巴都同样接近她。”

“吉尔伯特好像不是那样说的。”

还有一堆与情报无关的垃圾要烧。贝翠丝说：“哇，你竟留了这么多照片——她的照片。”

“我以前总觉得，毁掉一个人的照片，就像杀了一个人一样。当然我现在知道那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这个红盒子里是什么？”

“她给过我一些链扣，链扣被偷了，但这个盒子我还留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现在我很高兴这些东西终于可以清理干净了。”

“一个生命的终结。”

“应该是两个生命吧。”

“这是什么？”

“一份旧节目单。”

“还不算旧，热带花园酒店的，我可以把它留下来吗？”

“你还这么年轻，不要养成这种习惯，”伍尔摩说，“东西会愈积愈多，很快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些没有用处的箱子，自己反而没有容身之处了。”

“我愿意冒这个险，那是个美妙的夜晚。”

米莉和伍尔摩到机场去送她。鲁迪谨慎地跟着扛行李箱的人先走了。那是个炎热的下午，三五成群的人站着喝鸡尾酒。自从塞古拉跟她求婚后，米莉的姆妈角色就消失了。而那个纵火烧艾尔的小女孩，他渴望再次重见的小女儿，也就此一去不复返了。米莉仿佛同时从那两个角色中挣脱而出长大成人。

她很有技巧地说：“我去帮贝翠丝找一些杂志在飞机上看。”说着便跑到杂志架那边忙活起来，背对着他们。

“很抱歉，”伍尔摩说，“回英国去后，我会告诉他们你并不知情。我在想，你下回不晓得会被派到哪里去。”

“可能是波斯湾，巴士拉。”

“为什么是波斯湾？”

“涤罪的好地方啊，在汗水和泪水中重生。菲氏吸尘器公司在巴士拉有代理商吗？”

“恐怕他们不会要我了。”

“那你打算做什么？”

“我的钱存得够多了——感谢可怜的罗文——够米莉在瑞士完成学业。但之后我就不知道了。”

“你可以开一家恶作剧道具店，专卖那种吓人的东西，像喷出来的墨汁、糖块上的苍蝇等。你应该走了。”

“我们会再见面吗？”

“我会努力让他们不要把我派去波斯湾，也会努力争取留在杰金森小姐身旁当打字员。平常幸运的话，我六点就可以下班，我们可以去喝咖啡吃点心，然后一起去看电影。不过和在这里比起来，那种生活真是无趣，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中的现代作家一样。和你在这里的生活真是有趣。”

“是啊。”

“我现在得走了。”

他在杂志架那里找到米莉。“走吧。”他说。

“可是，贝翠丝——我还没把杂志给她。”

“她不需要的。”

“我还没有跟她说再见。”

“太迟了，她已经进海关了。或许你可以在伦敦见到她吧。”

4

当天之后，他们似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不同的机场送行上。然后再次是荷兰航空，凌晨三点。机场广告牌的霓虹灯及地上的照明灯，将天空映得粉澄澄的。

前来“送行”的是塞古拉大队长。他虽想把这套官方礼仪表现得像是私人情谊，但仍免不了有一丝放逐出境的味道。

塞古拉埋怨地说：“是你逼我这么做的。”

“至少你的手段要比卡特和布劳恩博士温和得多。你要如何处置布劳恩博士？”

“他突然发现他必须回瑞士一趟，处理他那些精密仪器。”

“然后搭船前往莫斯科？”

“不一定，或许是波恩，或华盛顿，甚至布加勒斯特，我不知道。不管是谁，反正看到你那些图都会笑得合不拢嘴。”

“图？”

“奥伦特山顶的军事基地图。此外，他还会因为解决了你这位棘手的情报员而记功。”

“我？”

“没错。古巴少了你们这两个人应该可以平静些了。但我一定会想念米莉的。”

“米莉永远不会嫁给你的，塞古拉，她其实很不喜欢人皮制的香烟盒。”

“你知不知道那是谁的皮？”

“不知道。”

“一个警察，他把我父亲凌虐致死。他是个可怜的人，属于可折磨的阶级。”

米莉带着《时代》《生活》《巴黎竞赛画报》及《快速》等杂志回来了。时间是三点十五分，照明滑道的上空出现了灰色云带，曙光将露。飞行员走向飞机，空中小姐紧随其后，伍尔摩认出当中三个人来——在热带花园酒店那晚，他们就坐在贝翠丝身边。扩音器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发布前往阿姆斯特丹的三九六班次即将起飞。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们。”塞古拉说。

他给了他们两个小包裹。当飞机划过哈瓦那上空时，他们把礼物打开来看。飞机机轮下，串行成线的军舰灯火，瞬时淹没在无穷的黑暗中，沉静的海洋恍如一帘布幕，掩着乍然过眼的一切。在伍尔摩的包裹里是一瓶名贵的样品酒——格兰特史丹佛斯，还有一颗从警枪里发射过的子弹。米莉的包裹里是一双迷你的银色马靴，上面有她的姓名缩写。

“为什么送你子弹？”米莉一脸困惑。

“嗯，是一种很暧昧的玩笑。总之，这家伙不是个坏人。”伍尔摩说。

“但不适合做丈夫。”长大了的米莉回答道。

伦敦后记

1

当他报上名字的时候，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他。然后他们把他请进电梯。令人惊讶的是，电梯竟然是往下降而非往上升。现在他坐在一个地下室的狭长通道上，盯着一扇门上的红灯。他们告诉他，当红灯转绿时，他才能够进去。但有些人在门里门外进进出出，毫不在意那盏灯。那些人有的拿着文件，有的提着公文包，有一个还穿着制服，是一位上校。没有人看他一眼，他觉得自己令他们发窘。他们对他视而不见，当他是个畸形人似的，但他想不是因为他的跛脚。

霍索尼出了电梯走下通道来。他看起来挺邋遢的，像是整夜和衣而睡，或许他才老远从牙买加搭了一整晚的飞机回来。要不是伍尔摩叫住他，他恐怕也和其他人一样没注意到伍尔摩。

“哈啰，霍索尼。”

“哦，是你，伍尔摩。”

“贝翠丝安全抵达了吗？”

“是的，当然。”

“她在哪儿，霍索尼？”

“我不知道。”

“这里怎么搞的，看起来像是军事法庭一样？”

“它就是军事法庭。”

霍索尼神色冷峻，说完话就从灯下进门去。时间是十一点二十五分，他们召他来的时间是十一点。

伍尔摩想道，就算他们能完成审判，但除了开除他之外，他们还能拿他怎么样？他们现在一定是在里头研商此事。若想要以《公务员保密条例》控诉他，恐怕于法无据——他是假造了情报，可是他没有泄露情报。就算他们可以阻挠他在国外的就业机会(他这个年龄在国内已不容易找到工作)，伍尔摩反正绝对不会把钱还给他们。那些钱是要给米莉的。他觉得那些钱是他挣来的，靠他有能耐把自己搞成卡特必须毒死及射死的对象。

十一点三十五分，上校出来了。他看起来情绪激动，气冲冲地走向电梯。伍尔摩心想，里面可能是一位刽子手法官。有个穿着苏格兰粗呢的人随后出现，他有双湛蓝的眼睛，浑身水手的气息。他看了伍尔摩一眼，又马上把眼光移开，像是个正直的人。他叫道“等等我，上校”，便旋身一转奔向走道，就好像在狂风暴雨的小桥上疾奔回家那般。下一个出现的是霍索尼，他和一位年轻男子在交谈。突然，伍尔摩心口一紧，因为那门上的灯已转绿，而且贝翠丝就在他面前。

“你可以进去了。”她说。

“判决如何？”

“我现在不能跟你多讲。你住哪儿？”

他把地址告诉她。

“如果可以的话，我六点去找你。”

“我明天一早就要被处决了吗？”

“别担心，进去吧，他不喜欢等人。”

“你的情况呢？”

她说：“雅加达。”

“那是哪里？”

“世界的尽头，”她说，“比波斯湾还远。请进吧。”

有个戴着单眼黑眼罩的男人独自坐在一张桌子后面。他说：“坐下，伍尔摩。”

“我比较习惯站着。”

“嗯，这是句引用语，对吗？”

“引用语？”

“我确定我在某出戏里听过这句话，不过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伍尔摩坐下来，然后说道：“你无权把她送到雅加达去。”

“把谁送到雅加达？”

“贝翠丝。”

“她是谁？嗯，就是你的那个秘书？我真是讨厌这些教名。这件事你得找杰金森小姐商量，是她负责秘书组，不是我，感谢主。”

“这一切都不关她的事。”

“一切？听着，伍尔摩，我们已经决定结束你的情报站。但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处置你呢？”

终于来了，从那个上校的表情判断，随之而来的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主席把他的眼罩拿下来，伍尔摩很惊讶地看到一只洋娃娃般的蓝眼睛。他说：“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留在英国，当我们的训练人员，做教学工作，教导成员如何在海外建立情报站等等。”他的表情看似咽下了什么不舒服的东西。他继续说：“当然，每当有人从海外情报站退休下来，我们都会推荐他接受勋章表扬。以你的情况而言——你待在那儿的时间并不长——我们顶多只能建议颁给你大英帝国官佐勋章[8]。”

2

他们在高尔街一家叫潘德尼斯的便宜饭馆为对方正式接风。两人坐在一堆杂乱无序的绿椅子中。

“我可能没办法买酒请你，”他说，“这里禁酒。”

“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我小时候常常和父母来这里，我那时候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禁酒，所以对我没什么差别。贝翠丝，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他们疯了不成？”

“他们的确很生我们两个的气，他们认为我早就应该察觉出事有蹊跷。主席郑重其事地召开这场会议，他在战争部、海军和空军的联络人都出席了。他们把你的报告摊开在面前，逐份讨论。《共产主义在政府的渗透力》这篇，没人反对递个条子给外交部撤销这份文件。有些经济方面的报告，他们也同意宣告无效，反正只有经贸委员会会在意那些东西。直到讨论到军事情报时，他们才开始有切身的感觉。有份报告提到古巴海军内部的不满情绪以及潜艇的燃料供应站。指挥官说：‘这里头总有些是真的吧。’我说：‘看看数据提供者，这个人根本不存在。’‘我们应该多搞些这种蠢报告，’指挥官说，‘他们将会很乐意对海军情报中心造成一击。’但一讨论到军事基地的事时，气氛又凝重了起来。”

“他们真的相信那些图吗？”

“所以他们接着把矛头指向可怜的亨利。”

“我不喜欢你叫他亨利。”

“他们先是责备他从没提过你在卖真空吸尘器，反而说你是什么商务领袖之类的。对于这一点，主席没说什么，他看起来反倒有点困窘。但总之是亨利——我是说霍索尼——提供了档案，里面写着数据。当然他们没有追究到杰金森小姐的部门。他们又说他在看到图的时候，早该认出那是真空吸尘器的结构图。他说他的确那么想过，但把真空吸尘器的结构应用到武器上也不无可能哪。最后他们都为你的大胆感到震怒——除了主席之外。有那么一刻，我还觉得他好像感觉挺有趣的呢。他告诉他们：‘我们要做的事很简单，我们必须通知海军、空军和战争部，让他们知道这六个月来哈瓦那方面的情报完全不可靠。’”

“可是，贝翠丝，他们给了我一份工作。”

“这道理很简单。听了主席的话，指挥官头一个受不了，或许海上生涯让他较有远见吧。他说这么一来，以后海军将只信任海军情报中心，他们所专属的这条情报网就等于毁了。上校接着说：‘如果我把真相告诉战争部，我们都得卷铺盖走人。’讨论陷入僵局。最后主席说，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再多制造一份来自59200-5的报告——奥伦特山头的军事基地已证实运作失败，已经全面撤除。接下来只剩你的问题。主席认为你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应留给当局使用，而不是大众媒体——近来已有太多人撰写情报生涯回忆录。有人提到公务员保密条例，但主席认为那不适用于玩交互诘问那一套，所以我发表了一番谈话。”

“你说了些什么？”

“我告诉他们，即使知道实情，我也不会阻止你的。我说你是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打拼，而不是为了某个人主张会有一场或许永远不会发生的全球大战才努力的。那位穿着很像上校的笨蛋说了一堆‘你的国家’什么的论调。我说：‘你所谓他的国家是什么意思？是指二百年前设计的一面旗子吗？还是为了离婚制度辩得面红耳赤的主教团，甚至是老在互相咆哮的下议院？或者你指的是工会、英铁和消费合作社？偶尔停下来想一想的时候，你可能认为是你的军团。不过，我们可不属于任何军团——他和我。’他们企图阻止我说下去，但我不管。‘噢，我差点忘了，还有比国家更伟大的东西嘛，是不是？你们三句话不离国际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国、东南亚公约组织。但对我们这些平常百姓来讲，它们和美国、苏联都一样遥远啊。别再说你们要争取的是和平、正义和自由，这我们不会再相信了。争取什么自由？你们不过是考虑自己的前途罢了。’我告诉他们，我认同四十年代的那些法国军官，他们忠于自己的家庭，而不把高官厚禄摆在第一位。一个家庭还要比那些国会议院系统更像一个国家呢。”

“我的天哪，你真的说了那些？”

“是呀，洋洋洒洒的一篇演说。”

“你自己相信那些话吗？”

“也并非全部吧。我们并没有太多机会去相信——或是不相信，不是吗？我不相信有任何事物的价值大于家庭，或有任何事物的界限比人类更为模糊。”

“任何人类？”

她一字未答，站起身来快步走开，看得出来她几乎是要哭了。要是十年前，他可能会马上起身追她而去，但他现在已背负有中年人悲哀的谨慎。他看着她走进阴暗的室内，心想：“亲爱的”恐怕真的只是一种说话方式。我们之间相差有十四岁，而且还有米莉，一个人不应该让孩子感到惊恐，或是损及他们对父母的信心。

当他赶上她的时候，她几乎已经走到门口了。他说：“我已经查过书了，雅加达是个可怕的地方，你不能到那种地方去。”

“我没有选择，我也想留在这里。”

“你真的喜欢在杰金森小姐的秘书室工作？”

“平常我们可以约在下班后去喝咖啡、看电影。”

“无聊的生活——你说的。”

“但有你在里头。”

“贝翠丝，我大你十四岁。”

“那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不是年纪的问题，是米莉，对不对？”

“她必须学习接受她的父亲也是一个人。”

“她曾经对我说过，我对你的爱是不会有结果的。”

“当然是有的，我们的爱是相互的。”

“这个问题恐怕不容易和她沟通。”

“几年以后，你或许会厌倦和我生活在一起。”

她说：“亲爱的，别再担心这个了，你不会被丢弃两次的。”

当他们在吻别的时候，米莉正好帮一个老太太提着大编篮走了进来。她看起来十分端庄贤淑。可能她起过誓要开始日行一善。那老太太先看到眼前这一幕，赶紧拉住了米莉的胳膊。

“赶快走开，亲爱的，”她说，“怎么可以在公众场合做出这种事!”

“没关系，”米莉说，“那是我父亲。”

听到她的声音，两人赶紧分开来。

老太太说：“那是你母亲吗？”

“不，是他的秘书。”

“篮子还给我。”老太太轻蔑地说。

“嗯，”贝翠丝说，“好吧。”

伍尔摩说：“对不起，米莉。”

“哦，”米莉说，“也该让她了解一下人情世事了。”

“我不是说那个老太太，是指你。我知道对你而言，这不像个真正的婚姻……”

“我很高兴看到你们考虑结婚。在哈瓦那，我以为你们只是想玩玩罢了。不过话说回来，既然你们都已经结过婚，现在结不结婚也好像没什么差别了，只是结婚可能会比较崇高一点。爸，你知道泰特莎百货公司在哪里吗？”

“在骑士桥，但我想它可能已经关门了。”

“我只是要探一探路。”

“米莉，你真的不介意吗？”

“唉，异教徒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你们是异教徒，算你们幸运。我会回来吃晚餐的。”

“看吧，”贝翠丝说，“什么问题也没有。”

“是啊，我把她安抚得很好，你不觉得吗？我还是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的。哦，对了，那份敌方的情报员名单应该令他们很满意吧？”

“不见得。你知道，亲爱的，他们花了实验室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泡水的邮票上找那个黑点，听说那好像贴在第四百八十二张上。结果放大一看——嗯，竟然什么也没有。你一定是曝光过度，或者把显微镜放反了。”

“但他们还是要颁给我官佐奖章？”

“是的。”

“还给我一份工作？”

“我怀疑你是否做得下去。”

“我也不打算接受。贝翠丝，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强拖他曳步而舞。在那些暗沉的椅子之间，她开始唱起歌来，旋律有些走调，仿佛她是不远千里翻山越岭才追上了他。

理智者环绕着你我，

我挚爱的老友们。

他们说地球是圆的——

我的疯狂执意抗拒。

他们说橙橘有籽，

他们说苹果有皮……

“我们要以什么维生？”伍尔摩问。

“我们两个人总会想出法子来的。”

“我们有三个人。”伍尔摩说。

她终于认清他们未来的主要问题——他永远也不够疯狂。

[1]　委内瑞拉首都。

[2]　世界著名的苏格兰威士忌品牌。

[3]　法国北部省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发生了著名的索姆河战役。

[4]　法国娇兰的一款香水。——编者注

[5]　此处指烟斗。登喜路，英国奢侈品品牌。

[6]　利比里亚的首都。——编者注

[7]　汉弗里·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 1539—1583)，英国军人、航海家、探险家和海盗、纽芬兰的征服者，英国国会议员。

[8]　官佐勋章 (Officer)，大英帝国勋章中的第4级，简称“OBE”。——编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情的终结 / (英) 格林 (Greene,G.) 著 ; 柯平译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3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end of the affair

ISBN 978-7-5399-7941-0

Ⅰ. ①恋… Ⅱ. ①格… ②柯…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56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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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OF THE AFFAIR

by Graham Greene

© Verdant S.A., 1951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4-453号

书       名   恋情的终结

出  品  人   华    楠

著       者   （英）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柯    平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约编辑   读客姚红成    读客高一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71千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41-0

定       价   5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恋情的终结》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The End of the Affair

献给 C.

人的心里有着尚不存在的地方，痛苦会进入这些地方，以使它们能够存在。

——莱昂·布洛伊【1】

第一部

1

故事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作者从自己经历中选择那个可以让其回顾以往或者放眼未来的时刻时，完全是任意的。有些职业作家，在被人们认真注意到的时候，会因他们的写作技巧而受到赞美。我用“作者选择”这样的说法时，口气里所带的，便是这类作家会有的那种并非很确切的自豪感。但是，事实上是我自己选择了一九四六年一月那个漆黑的雨夜里，在公共草坪上看到亨利·迈尔斯顶着一片滂沱大雨斜穿而过呢，还是这些景象选择了我？依照我这一行当的惯常做法，我从这里开始写会很方便，也很正确。可如果当时我信某位天主的话，我也会相信有那么一只手在拽着我的胳膊肘，示意我说：“去同他打招呼吧，他没看见你。”

不然的话，我怎么竟会去同他打招呼呢。如果用“恨”这个字眼来说人不算太过分的话，我是恨亨利的——我也恨他的太太萨拉。我想那天晚上的事情过后不久，亨利也开始恨我了，就像他一定曾时时恨过自己的太太以及另外那个人一样（所幸的是，那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另外那个人的存在）。所以说，这本书所记述的与其说是爱，倒远不如说是恨。不过，如果我碰巧说了亨利和萨拉什么好话的话，读者也大可以相信我：我这样做是在抵制偏见，因为我喜欢写出接近于真实的东西，甚于发泄自己接近于仇恨的情感，这是我的职业自尊心之所在。

看到亨利在这样一个夜晚跑到外面来可真是奇怪：他喜欢自己拥有的那份安逸，而且——或者说是我这么想——他毕竟有萨拉。对于我来说，安逸就像是在错误的地点或者错误的时间里勾起的错误的回忆：人在孤独的时候宁愿不要安逸。甚至在我那间起居两用的公寓，我也嫌安逸太多了。公寓位于公共草坪的南边——错误的那一边——里面还有别人丢下的旧家具。我想到雨里去散散步，在邻近的小酒馆里喝上一杯。狭窄拥挤的门厅里挂满了陌生人的衣帽——住在三楼的那个人正在招待客人，结果我错拿了别人的雨伞。我带上身后那扇镶着彩色玻璃的门，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台阶在一九四四年时被炸坏了，以后就从来没修过。我有理由记住那个场面，记住那扇结实、难看、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彩色玻璃门，是如何经受住炸弹爆炸的震荡的，就像我们的祖父们当时如果健在的话也会的那样。

我刚准备穿过公共草坪，就发觉自己拿错了雨伞，因为伞上裂着一条缝，雨水流进了我的防雨布衣领。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亨利。本来要躲开他很容易，他没带伞，借着路灯，我能看到他的眼睛被雨水糊住了。黑魆魆的、没有叶子的树像破水管似的耸立在那里，挡不了雨。雨水从亨利头上戴的那顶硬邦邦的浅黑色帽子上滚落下来，汇成一股股细流，顺着他的黑色公务员大衣往下淌。我就是同他擦身而过，他也不会看见我，何况我还可以往路边走两步，保证让他看不到我。但是我却开口说：“亨利，简直认不出你来了。”我看到他听到我的声音后眼睛一亮，就像碰到了老朋友似的。

“本德里克斯。”他亲热地招呼道。天下的人都会说他才有恨人的理由，而不是我。

“亨利，下这么大的雨，你在这干吗？”有些人身上有着你自己不具备的美德，这样的人总让你忍不住要去戏弄戏弄。他含糊其词地回答道：“哦，我想透透气。”一阵突如其来的风雨差点把他的帽子卷到北边去，幸好他及时把它抓住了。

“萨拉好吗？”我之所以这么问，只是因为如果不问的话就会显得有点不对劲，其实我巴不得听到她病了、怏怏不乐、奄奄一息的消息才开心呢。我想象过，在那些日子里，她所经受的任何痛苦都可以减轻我的一份痛苦；她要是死了，我就解脱了，我就不会再去想象那些处在我这样不光彩境地里的人一定会去想象的事情了。要是萨拉死了，我想自己甚至会喜欢亨利这个可怜的傻瓜蛋的。

他说：“噢，她晚上出去了。”他的话又惹动了我心里的鬼胎，让我想起往日里别人问到萨拉时，亨利一定也是这样回答的，而那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萨拉身在何方。“去喝一杯？”我问他。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真的同我走到了一块儿。在此之前，我们还从没在他家以外的地方喝过酒。

“我们好久没见到你了，本德里克斯。”由于某种原因，别人一般只知道我的姓氏——尽管朋友们也会用我那喜爱文学的父母亲给我起的那个文绉绉的名字“莫里斯”来称呼我，我或许还是压根儿就没在受洗仪式上被命过名【2】。

“是有好久了。”

“呃，准有—— 一年多了吧。”

“自从一九四四年六月起。”我说。

“有那么久了——啧。啧。”真是个傻瓜，我心里想，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半，他竟然连一点蹊跷都没看出来。我们双“方”之间只隔着一片不到五百码【3】宽的平坦草坪。难道他就从来没想到过问萨拉一句：“本德里克斯近来情况怎么样？要不要请他过来坐坐？”而萨拉的回答也从来没让他觉得……古怪、闪烁其词、值得怀疑吗？我像一块滚进池塘里的石头一样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石头落水后水面泛起的涟漪也许让萨拉心烦意乱了一星期，或者一个月，可是亨利的两眼就像紧紧蒙着马眼罩似的，什么也看不见。我曾经特别恨他那双眼睛，甚至在我因为它们而获得好处的时候也恨，因为我知道别人也同样可以因为它们而获得好处。

“她在看电影吗？”我问。

“呃，不，她现在几乎不去看电影了。”

“过去她可是去的。”

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仍旧装点着圣诞节气氛的纸彩带和纸铃铛，这是商业化的庆祝活动后留下的淡紫色和橙黄色的残骸。年轻的老板娘胸脯抵着吧台，脸上一副对顾客不屑的神情。

“挺漂亮。”亨利有口无心地说了一句。他手足无措、怯生生地四处张望，想找个挂帽子的地方。在我印象中，他曾去过的最接近于酒馆的场所，就是离诺森伯兰林荫大道不远的那家牛排馆，他与部里的同事们一起在那里吃过午饭。

“你来点什么？”

“我不介意来杯威士忌。”

“我也不介意，不过在这儿你只能将就着喝点朗姆酒了。”

我俩坐在桌边，手指盘弄着酒杯：我跟亨利向来没什么话好说。我无法确定，如果不是因为一九三九年要动手写一部以一位高级公务员为主角的故事，自己是否还会费心劳神地去同亨利或者萨拉混熟。亨利·詹姆斯【4】曾在与沃尔特·贝赞特【5】的一次讨论中说过：一位有足够才智的年轻女人要写一部有关王室卫队的小说的话，只须从卫队某个军营的食堂窗前走过，向里面张望一下就行了。不过我觉得，在该书写作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这个女人会发现有必要同卫队的一位士兵上床，哪怕这么做仅仅是为了核实一下细节。我倒没真的同亨利上床，不过我做了仅次于此的好事情。第一次带萨拉出去吃饭的晚上，我就产生了一个无情的念头：我要把一位公务员太太脑子里的东西掏出来。她不知道我的用意。我确信：她以为我真的是对她的家庭生活感兴趣。或许，正是这一点使她对我产生了最初的好感。亨利什么时候吃早饭？我问她。他是乘地铁、公共汽车还是坐出租车去上班？他晚上把工作带回家来做吗？他有带王室徽章的公文包吗？在我的意兴推动之下，我同萨拉之间的友谊开出了花朵；看到竟然有人会把亨利当回事儿，她高兴极了。亨利很重要，不过他的重要程度实在同大象相差不了多少，这种重要性来自于他所在部门的规模。有些类型的重要性天生倒霉，注定了要在不重要的冷宫里待着。亨利是养老金部门一名重要的助理大臣——该部门后来成了家庭安全保障部。家庭安全保障——在那之后的岁月里，在那些痛恨同伴、想找把家伙的时候……我曾对这个名称嘲笑不已。终于有那么一次，我故意告诉萨拉说，我之所以对亨利感兴趣，只是为了给自己书中的人物找原型，而且这个人物还是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从那以后，萨拉就开始不喜欢我的小说了。她对亨利忠心耿耿（这一点我从来也无法否认）。在我被魔鬼夺去理智、连对与世无争的亨利都心怀怨恨的那些时刻里，我曾经借着写这部小说来发泄自己的愤怒，杜撰出了一些粗陋不堪的情节……有一次，萨拉同我度过了整整一个夜晚（我一直盼望着这样的时刻，就像作家盼望着自己的书写到最后一个字一样），我不经意间说错的话毁了整个晚上，破坏了接连几个钟头里有时如同一段完整爱情的气氛。大约两点钟时，我气呼呼地睡着了。三点时分，我醒过来，将手搭在萨拉的手臂上，把她给弄醒了。我想自己原来是想让一切都恢复正常，但是当我的受害者把她睡眼惺忪、美丽又充满信任的脸转向我时，我又不那么想了。她已经忘记了争吵，可是我将她的健忘都视为自己重拾旧怨的新理由。人类真是别扭啊，然而他们却说我们是天主创造的。在我看来，一位不像全等式那样简单朴素、不像空气那样澄澈透明的天主是难以想象的。我对萨拉说：“我一直躺在这里想第五章的内容。亨利在出席重要会议以前，是不是要嚼嚼咖啡豆来去掉嘴里的味道呢？”萨拉摇摇头，开始无声地哭泣起来，我当然佯装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哭；问这个问题并没什么别的意思，我一直在为自己的人物苦恼，这不是对亨利的攻击，就连最体面的人物有时候也会嚼嚼咖啡豆……我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她哭了一会儿便又睡着了。她睡得很踏实，而我把她能够入睡都看成是对自己的额外冒犯。

亨利不停地喝着朗姆酒，目光在淡紫色与橙黄色的彩带之间痛苦地游移着。我问他：“圣诞节过得好吗？”

“很好，很好。”他答道。

“在家里过的？”亨利抬起头来看看我，就好像我说“家里”这两个字时的声调听上去很奇怪似的。

“家里？是啊，当然是在家里。”

“萨拉好吗？”

“好。”

“再来杯朗姆酒？”

“这次该我来买了。”

亨利去买酒时，我上了趟洗手间。洗手间的墙壁上乱画着一些字句：“操你妈的店老板，还有你那大奶子的婆娘。”“祝所有的婊子和拉皮条的主们梅毒愉快，淋病快乐。”我赶紧走出洗手间，回到令人愉快的纸飘带和叮当作响的碰杯声中间。有时，我在那些追求安逸的人们身上太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去相信那些圣徒和英雄美德的强烈愿望。

我把刚才看到的那两句话复述给亨利听，想让他震惊一下，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嫉妒是件糟糕的事情。”

“你是说大奶子婆娘这句？”

“两句都是。人自己日子过得不好，就会嫉妒别人的幸福。”他在家庭安全保障部里竟然学会了这番道理，这让我实在没想到。此时，在我的遣词用字当中，我那愤愤不平的情绪又从笔端流露出来。这种情绪是多么枯燥和没劲啊。如果有能耐的话，我会用爱来写作。可是如果能用爱来写作的话，我就会是另外一个人：我也就根本不会失去爱了。然而此刻，隔着眼前这张上面铺着瓷砖、闪闪发亮的酒桌，我心里蓦地感觉到了点什么，它并非是像爱那样极端的东西，或许只不过是一种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感情。我问亨利道：“你过得不好吗？”

“本德里克斯，我很担心。”

“跟我说说。”

我猜想是朗姆酒让他开了口，要不就是他对我知晓他许多事情这点略有所闻的缘故？萨拉对他忠心耿耿，但我们两人的关系发展到了那份上，我难免会从她那里听到一些有关亨利的事情……我知道他肚脐左边有颗痣，因为有一回，我身上的一个胎记让萨拉想起了它。我知道他近视，却不愿意在生人面前戴眼镜（我也仍然算得上是个生人，所以从来没见过他戴眼镜）。我知道他喜欢在十点钟时喝茶。我甚至知道他的睡眠习惯。他是否意识到：我已知道他这么多事情，再多知道一件并不会改变我俩之间的关系？总之他说：“我担心萨拉，本德里克斯。”

酒吧间的门开了，迎着灯光，我看见外面大雨倾盆。一个咋咋呼呼的矮个儿男人冲进门来，嘴里嚷嚷道：“各位好啊？”可是没人搭理他。

“她是不是病了？我想你说过……”

“不，不是病了。我不这么想。”他神色凄然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这里不是他习惯的“环境”。我注意到他两眼充血，也许他不能好好戴眼镜——周围老有那么多的生人，也有可能是他淌过眼泪的缘故。他说：“本德里克斯，我不能在这儿谈。”听他的口气，就好像他曾经有过在什么地方谈话的习惯似的。“跟我到家里去吧。”

“萨拉会回来吗？”

“我想不会。”

我付了酒钱，这是亨利心神不宁的又一个表现，因为他对别人的好客之举从来就不太容易消受；大家一起打车时，他总是那个别人还在东摸西找时就已把车钱攥在手心里的人。公共草坪的林荫道上雨水仍在遍地流淌，不过亨利的家离得并不远。他从安妮女王朝代风格的气窗下摸出碰簧锁的钥匙，打开房门，走进去喊道：“萨拉，萨拉。”我盼望着有人答应，但又害怕听到应声，不过最终并没有人答应。亨利说：“她还没回来，到书房里来吧。”

以前我从没去过他的书房：我一直是萨拉的朋友，碰到亨利时也是在萨拉的地方，在她那间杂乱的起居室里。那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彼此相配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或者经过专门的布置；那里的一切似乎都属于我见到萨拉的那一周，因为主人没让任何一件标志着旧时喜好或情感的东西留存下来。那里的一切都是被人用过的，就像此刻在亨利的书房里，我感到很少有什么东西被人用过一样。我怀疑那套吉本【6】的集子到底有没有被打开过，而司各特【7】的那套文集之所以放在那儿，可能也只是因为那是他父亲的东西，就像那座《掷铁饼者》【8】雕像的青铜复制品一样。然而，在这间没怎么用过的房间里，亨利的心情却变得好了一点，这只是因为这里是他的房间——是归他所有的东西。我满怀嫉恨地想：一个人要是稳稳当当地拥有一件东西，那就从来不需要去用它。

“来杯威士忌？”亨利问。我想起了他的眼睛，心下寻思：他是不是喝得比过去多了。从他手下慷慨倒出来的确确实实是两份双倍量的威士忌。

“什么事让你烦心，亨利？”那本关于高级公务员的小说我早已丢开不写了，我也没再继续去寻找什么原型。

“是萨拉。”他说。

如果两年前亨利就像现在这样说出这几个字来的话，我会感到惊恐吗？不，我想我会喜出望外的。人对于东瞒西骗的生活总是没法不感到厌倦。我会欣然接受公开的决斗，哪怕只为了这样一个原因，即：在决斗中，由于亨利那方战术上的某种失误，我有那么一丁点儿机会胜出——无论多么渺茫。在此前和此后的生活里，我都从未有过那么强烈的想成为赢家的愿望，就连想写出一本好书的愿望也从未那样强烈过。

他抬起头来，眼眶红红地看着我说：“本德里克斯，我很害怕。”我不能再以那种居高临下、神气活现的态度对待他了。他也成了倒霉鬼学校毕业生当中的一员：他在我上过的同一所学校里通过了考试。我平生头一回把他看成了自己的同类。我记得他的写字台上有几张镶在牛津式相框里的发黄的旧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上是他父亲。我曾经边端详那张照片边想：那上面的人看上去是多么既像亨利（照片是在与亨利差不多大的年龄，即四十五六岁的光景时照的），又不像亨利啊。不像的地方并不是人中上留的一撇小胡子——而是他脸上那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特有的世事驾轻就熟、方向路线清楚的自信神情。突然间，我又感觉到了刚才有过的那种惺惺相惜、同类相伴的友情。我喜欢亨利甚于喜欢他那曾在财政部供职的父亲。我俩同样都是局外人。

“你害怕什么，亨利？”

他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一屁股坐进安乐椅里，语气愤然地说：“本德里克斯，我一直在想：一个男人所能做的最坏的、最最糟糕的事情……”那些日子里，我肯定整天都坐立不安：为人清白所带来的安详对我来说是多么陌生，又是多么单调无味啊。

“你可以相信我的，这点你知道，亨利。”我边说心里边想：尽管我信写得很少，但萨拉还是有可能保留着我的一封信。这是作家们冒的一种职业风险。女人会夸大她们情人的重要性，她们从来也不会预想到有朝一日，一封言辞失检的情书会被打上“有趣”的标记，以五先令【9】一封的标价出现在手迹售品的目录上，那时的情景将会让人多么沮丧。

“那你瞧瞧这个吧。”亨利说。

他伸手递给我一封信——信上的字不是我的笔迹。“打开来看吧，念念。”亨利说。信是亨利的一个朋友写来的，上面写道：“我的建议是，你想帮助的那个人应该去找维戈街159号一个名叫萨维奇的人。我发现他能干、谨慎；他的手下也不像通常干这个行当的家伙们那样惹人讨厌。”

“我不明白，亨利。”

“我给这人写了封信，说我的一个熟人因为私人侦探事务所的事情来征求我的意见。真是糟糕透了，本德里克斯。他一定早就看穿了我的幌子。”

“你真的是要……？”

“我还没去做什么，但信就搁在写字台上，让我想起来……这事看起来够荒唐的，是吧？她一天进来十几趟，可我竟然就这么死心塌地相信她不会看信。我甚至都没把它收到抽屉里。不过，其实我还是难以相信……这会儿她出去散步了。‘散步’，本德里克斯。”大雨不但淋透了他的衣服，而且穿透了他的心理防线。他一边说一边把袖口凑到煤气暖炉上。

“我很遗憾。”

“你过去一直是她的一个不一般的朋友，本德里克斯。人家不是说吗，丈夫其实是最不知道妻子真正样子的人……今天晚上在公共草坪上看到你时，我就想：把事情告诉你，如果你笑话我，那我大概就可以把信烧了。”

他伸着那只淋湿的胳膊坐在那儿，两眼躲着不看我。我从来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会儿更不想笑的了，但是如果真能笑得出来的话，我是会开怀大笑的。

我说：“这不是人们会笑话的那档子事情，即使这样想是有点叫人不可思议……”

他用颇带企盼的口气问我：“是有点不可思议。你觉得我真是个傻瓜，对吧？”

片刻之前，我会很愿意大笑一场；然而此时，在我只能硬着头皮说假话的时候，往日有过的所有嫉妒之情又都涌上了心头。难道夫妻之间真是这么血肉一体，没法分割，以至于如果恨妻子的话，就非得连带着丈夫一起恨吗？亨利的问题使我想起他是多么好骗，好骗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在我看来，他几乎是在纵容妻子的不忠，就像把零钞丢在饭店客房里的人是在纵容偷窃一样。他为人处事的秉性一度成全了我的爱情，但我之所以恨他，却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秉性。

他的上衣衣袖在煤气暖炉上冒着热气。他依然躲避着我的目光，重复说道：“当然，我看得出来，你觉得我是个傻瓜。”

这时候，我心里的魔鬼开始发言了：“噢，不，我不觉得你是个傻瓜，亨利。”

“你的意思是说，你真的认为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萨拉也是人嘛。”

他生气地说：“我一直以为你是她的朋友呢。”听他的口气，就好像那封信是出自我的手笔似的。

“当然是，”我说，“不过你对她的了解要远胜于我。”

“在某些方面。”他愁容满面地说。我知道，他心里想到的那些“方面”正是我对萨拉了解最为清楚的地方。

“亨利，你问我是不是觉得你是个傻瓜。我只是说：这种想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傻的地方。我并不是说萨拉不好。”

“我明白，本德里克斯，对不起。我最近睡眠不好，夜里会醒，不知道该拿这封倒霉的信怎么办。”

“烧了它。”

“但愿我能这么做。”他手里仍然拿着信；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以为他要把信点着了。

“要不就去见见萨维奇先生。”我说。

“但我不能在他面前假装不是萨拉的丈夫。你想想，本德里克斯，坐在一张办公桌面前，坐在一把所有吃醋的丈夫都坐过的椅子上，讲述同样一件事情……你觉得会不会有一间等候室，从那儿走过时大家都能看到彼此的面孔？”怪了，我暗自寻思，你差不多得把亨利看成是个有想象力的人了。我觉得自己的优越感受到了威胁，于是心里重又生出了戏弄他的欲望。我说：“干吗不让我去呢，亨利？”

“你？”一时间，我心里有点吃不准，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得过头了，会不会连亨利都开始产生怀疑了。

“对。”我在玩火。我心想：让亨利知道一点往事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对他会有好处，或许还能教会他把太太管好一点。“我可以装扮成一个吃醋的情人，”我接着往下讲，“吃醋的情人要比吃醋的丈夫多一份可敬，少一份可笑。他们身后有文学传统撑腰，遭到背叛的情人都是悲剧性人物，而非喜剧角色。想想特洛伊罗斯【10】吧。我见萨维奇先生的时候，是不会丢掉自己的amourpropre【11】的。”亨利的衣袖已经烘干，但他还把它举在火上，袖子的布这会儿烘得有点焦了。他说：“你真愿意为我做这件事吗，本德里克斯？”他眼含泪水，就像从未料到或者从不觉得自己配有这种至高无上的友谊似的。

“当然愿意。你的袖子着火了，亨利。”

他看了看袖子，神情就像那是别人的衣袖似的。

“但这很荒唐，”他说，“我不知道自己都在想些什么。先是跟你说这件事，然后又要你做——这个。我不能通过朋友来刺探自己太太的情报，而且还让朋友装扮成自己太太的情人。”

“呃，是不合适，”我说，“但是婚外恋、偷人家东西或者从敌人的炮火下面逃跑也都不合适。不合适的事情大家每天都在做，亨利，这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就做过其中的大部分。”

他说：“你是个好人，本德里克斯。我需要的只是能有个人好好聊聊——清理一下脑筋。”这回他真的把信送到了煤气取暖炉上。等他把烧完的最后一片纸屑放进烟灰缸里后，我说：“那人的名字叫萨维奇，地址是维戈街，门牌不是159号，就是169号。”

“忘掉这事吧，”亨利说，“忘掉我跟你说的话。这样做没什么意义。我这几天头痛得厉害，得去看看医生。”

“门口有声音，”我说，“是萨拉回来了。”

“噢，”他说，“那应该是保姆，她去看电影来着。”

“不，是萨拉的脚步声。”

他走到门口，打开门，脸上自动堆起一群表示亲切和疼爱的线条。每逢萨拉在场，他都会作出这种机械的反应。我对他这点一直很生气，因为它毫无意义——我们不可能总是欢迎女人待在自己身边，即便是恋爱时也不可能；而且我相信萨拉告诉我他俩从未相爱过的话是真的。我相信：在自己所经历的那些愤恨和猜忌的时刻里，真诚欢迎的成分反倒还要多些。至少对我来说，她是她自己，是个独立的人——而不是像一小块瓷器似的，是房子的一部分，得小心轻放才成。

“萨拉，”亨利喊道，“萨——拉——”他说“萨拉”这两个字时拖长了音调，声音里带着让人无法忍受的虚情假意。

萨拉在楼梯口停住了脚步，把脸转向我们。我怎么才能让一个不认识她的人看到她这会儿的模样呢？为了描写一个人物（哪怕是自己笔下那些虚构的人物），除了通过描写他们的动作，我就从来没能用过别的什么办法。我一直觉得，在小说里，应该允许读者用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去想象一个人物：我不想为他提供现成的图解。然而此刻，我自己惯常采用的技巧却背叛了我，因为我不想让萨拉的形象同任何别的女人的形象混在一起，我想让读者看到她那宽阔的前额、轮廓清楚的嘴唇和脑壳的形状，但我所能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只是一个披着滴水雨衣的模糊身影。她转过身来说：“噢，亨利？”然后则是“你？”以往她一直是用“你”来称呼我的，打电话时老是说：“是你吗？你能吗？你会吗？你呢？”弄得每次总有那么几分钟时间，我会像个傻瓜似的在想：世界上只有一个“你”，那就是我。

“见到你很高兴，”我说——其实这会儿正是那些恨上心头的时刻当中的一个，“出去散步了？”

“是的。”

“今晚天气很糟糕，”我说话的语气里带着谴责，而亨利则貌似焦急地加了一句：“你身上都湿透了，萨拉。有一天你会得要命的重感冒的。”

有时候，一句带有世俗智慧的陈词滥调会像暗示厄运难逃的音符一样从谈话里冒出。不过，即使我知道、亨利本人也知道他自己说的是实话，我还是怀疑：如果萨拉真的因为我们的神经质、猜疑与忌恨而病倒的话，亨利和我两人当中究竟有谁会真心着急。

2

说不清楚时间又过去了多少天。从前心里有过的那种烦恼与不安重又降临。处于这种阴郁愁闷心境中的人说不清楚日子长短，就像盲人注意不到光线的变化一样。我是在邂逅亨利以后的第七天还是第二十一天决定自己的行动计划的？在事隔三年的现在，我对当时的情景只存有一些模糊的记忆。记得当时自己夜不成寐，沿着公共草坪的边沿转悠，站在池塘边上或者那座十八世纪时建造的教堂门廊下面，远远张望着他们的房子，抱着那万分之一的希望，企盼着房门打开，萨拉从那几级没被炸坏的、已被人踩得溜光滑亮的台阶上走下来。但企盼中的时刻从未到来。多雨的日子已经结束，晚来天气晴朗带霜，但那座房子就像一只本来有玩偶进出预告天气好坏，而如今已经弄坏了的晴雨盒一样，里面既没有男人出来，也没有女人出来。我再也没看到亨利在黄昏后从草坪上走过。或许他对自己告诉我的事情感到羞愧，因为他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我写下“安分守己”这个词时是颇带几分嘲笑意味的，不过如果审视一下自己内心的话，我就会发现自己对安分守己的人有的只是钦佩和信任。他们就像人们从公路上过往的汽车里看到的茅顶石墙的村落一样，看上去如此平静，让人油然想到祥和与安宁。

我记得在好多个昏天黑地的日子乃至星期里，自己老是梦见萨拉，醒来后有时痛苦，有时高兴。一个人如果整天都想着一个女人，那就并不一定非要等到晚上才能梦见她。当时我正试图写一本书，但就是写不成形。我每天写五百个字，可是人物怎么也活不起来。写作当中有如此之多的东西取决于日常生活中那些表面的事物。作者可能在忙着买东西，申请所得税退税，或者同人进行偶然的交谈，但在他的大脑里，无意识流却在不受搅扰地继续流动，解决着种种问题，计划着将要做的事情。等到他没精打采、有气无力地坐在书桌边时，词语就会从天而降，突然来到笔下。本来卡了壳、没法再写下去的场景又会开始往下发展。在他睡觉、购物或者同朋友闲聊的时候，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这种仇恨和猜疑的情绪，这种破坏的激情，却比写作中的书籍本身更加深沉——无意识会转而听命于它们，于是终于有那么一天早晨，醒来后我便知道（就好像夜里已经筹划好了似的）：今天自己要去拜访萨维奇先生了。

委托服务业是一类多么稀奇古怪的行业啊！人们委托律师，委托医生，如果是天主教徒的话，我想还会委托神父。现在我又在这张单子上加上了私人侦探。亨利认为，去私人侦探事务所会招来别的委托人注意，这个想法真是大错特错。这家侦探事务所里有两间等候室，我被单独带进了其中一间。这地方同你在维戈街上看到的很不一样，这点颇为奇特——办案人的外间办公室有股类似发霉的味道，等候室里则放着一些更像是牙医诊所候诊室外会出现的时髦杂志——其中有《时尚芭莎》《生活》以及若干法国时装杂志。带我进去的人态度有点过于殷勤，穿着也有点过于考究。他为我拉过一把椅子，将它放到壁炉边上，又十分小心地关上了房门。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个病人，而且我猜想自己真的是病了，病得严重到要让医生用时下闻名的休克疗法来给自己治疗嫉妒症的程度了。

萨维奇先生身上引起我注意的东西首先是他的领带：我估计它代表着某个公学的男校友会；其次是他那张淡淡地刷了几笔妆粉的脸刮得有多么干净；随后，是他的前额，灰白色发际线开始后退、闪闪发亮的前额，一盏体现着理解、同情和急于助人一臂之力愿望的指路明灯。我留意到在同我握手的时候，他很奇怪地拧了一下我的手指。我想他一定是个共济会【12】会员。如果当时我能同样回拧一下他的手指，缴费时说不定还能得到特别优惠呢。

“本德里克斯先生吗？”他说，“请坐。我觉得这把椅子是最舒服的。”他替我掸了掸椅垫，小心周到地站在我身边，直到我成功地屈身坐进椅子为止。随后，他拖过来一把直背椅子，放在我身边，好似要为我号脉。“现在你用自己的话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我想象不出除了用自己的话以外，我还能用别的什么话。我觉得窘迫不安，心里不是个滋味：我来这儿并不是为了得到同情，而是出钱（如果出得起的话）来换取某种实际的帮助。

我开口道：“我想知道你们替人盯梢的服务收费是多少？”

萨维奇先生轻轻抚弄了一下自己的那条带条纹的领带，说：“现在别为这个操心，本德里克斯先生。我为这回首次咨询收费三几尼【13】，不过如果你不想再往下进行了，那么我分文不取，什么也不收。最好的广告，你知道，”他像插入体温表给人量体温那样顺溜地把“陈词滥调”插了进来，“就是满意的顾客。”

我想，在一般场合下，我们所有人的行为都差不多，讲的话也一样。我说“这个案子很简单”，同时十分恼怒地意识到：在我开口讲述以前，萨维奇先生其实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在我不得不说出的情况里，没有一样东西是萨维奇先生会感到奇怪的；在他能从我的口述中挖到的材料里，没有一件不是当年已被挖出来过几十遍的。就连大夫有时也会被某个病人的病情弄得束手无策，而萨维奇先生却是个只治一种病的专家，这种病的每个病征他都熟悉。

他用一副温文尔雅得让人难过的腔调对我说：“不着急，慢慢说，本德里克斯先生。”

我像他的所有其他病人一样变得局促不安起来。

“往下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解释道。

“啊，往下是我的工作了，”萨维奇先生说，“你需要做的只是给我情绪和气氛。我想我们是在讨论本德里克斯太太？”

“并非如此。”

“可人家是这么叫她，对吧？”

“不，这一点你全搞错了。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太太。”

“是你的朋友派你来的？”

“不是。”

“或许你同那位女士很——亲密？”

“不，一九四四年以后我只见过她一次。”

“这我恐怕就弄不太明白了。你说过的，这件案子是要派人去盯梢的。”

直到这会儿，我才意识到他让我多么恼火。“一个人是爱是恨，”我冲他发作起来，“难道都不能那么长久吗？别搞错了，我只是你那些嫉妒的委托人当中的一个，我并没有说自己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是我的案情里有段时间差罢了。”

萨维奇先生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衣袖上，仿佛我是个焦躁不安的孩子。“嫉妒并没什么不光彩，本德里克斯先生。我是一直把嫉妒当作真爱的标志来赞扬的。那么我们此刻说到的这位女士，你有理由认为她现在——同别人很亲密吗？”

“她丈夫认为她在欺骗他。她有私下里的约会。她为自己去什么地方的事撒谎。她有——秘密。”

“啊，秘密，是的。”

“当然啦，这里面或许并没有什么。”

“根据我长期的经验，本德里克斯先生，这里面几乎毫无例外都会有点什么。”萨维奇先生似乎觉得已打消了我的疑虑，足以让我安心往下治疗了。他回到自己的写字台边上，开始准备动笔记录了。姓名、地址、丈夫的职业。记到一半时，他停下笔来问道：“迈尔斯先生知道这次会见吗？”

“不知道。”

“我们的人肯定不会受到迈尔斯先生的注意吧？”

“当然不会。”

“这给本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困难。”

“或许过后我会把你们的结果报告拿给他看。我不知道。”

“你能为我提供一点她家里人的情况吗？有没有保姆什么的？”

“有的。”

“她的年龄？”

“不太清楚，有三十八岁吧？”

“你不知道她有没有追求者吗？”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奶奶叫什么名字。”

萨维奇先生耐心地对我笑了笑：有一会儿，我想他正打算要离开写字台，再过来拍拍我，让我坐在那儿别起来。“看得出，本德里克斯先生，你没有搞调查的经验。保姆很有关系，她可以告诉我们女主人在生活习惯方面的许多事情——如果她愿意的话。你如果知道，哪怕最简单的调查都会牵扯到那么多东西的话，一定会感到惊奇。”那天上午他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他那小小的潦草字迹铺满了许多页纸。其间有一次他中断了别的问题问我：“如果事情紧急，迫不得已的话，你不反对我的人上你家来找你吧？”我对他说没关系，但马上就觉得好像是在把什么传染病放进自己的房间。“如果能避免的话，最好……”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我理解。”我倒也真的相信他能理解。我满可以告诉他说：有他的人在，就好像家具上有了灰尘。他们的出现会像煤灰一样弄脏我的书籍。他听了这话后也不会感到意外或是恼怒的。我有在纸面洁净、上面有单行格线的大页书写纸上写东西的癖好：一个污渍、一块茶斑都会把一页纸弄得没法再用。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怪念头：为了防止万一会有令人不愉快的客人造访，我得把纸锁起来。我说：“他如果预先能通知我一下，那会好些……”

“那是自然，不过这并不总是能办到。你的地址，本德里克斯先生，还有电话号码？”

“电话不是私人专用的，我的女房东有个分机。”

“我手下所有的人都会把事情考虑得很周到。你想每周要一次结果报告呢，还是宁愿只要结案报告？”

“每周一次。案子或许永远也结不了，调查也可能一无所获。”

“难道你经常去看病，却没被检查出有任何病症？你知道，本德里克斯先生，一个男人觉得需要我们的服务，这个事实几乎总是意味着会有一些值得报告的情况存在。”

我想，同萨维奇先生打交道算是幸运的。有人推荐他，说他不像通常干这行的人那么让人讨厌，但我却觉得他那种自信的神气颇为可憎。仔细想一想，调查无辜的人，这并非什么可敬的行当——恋爱的人不几乎总是无辜的吗？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并没做什么不对的事情。“除了我，根本没别的人受伤”，这句老话随时随地挂在他们嘴边，而爱情自然会原谅一切——他们这么相信，而我自己在恋爱的日子里也曾这么相信。

说到收费时，萨维奇先生公道得让人意外：每天三几尼，外加日常用度——“当然，这要经过批准。”关于日常用度，他向我解释说：“你知道的，几杯咖啡而已，有时候我们的人得请人喝上一杯。”我稍稍开了个玩笑，说喝威士忌我可不批准，但萨维奇先生并没领会我的幽默。“我知道有那么一个案例，”他对我说，“办案人在适当的时候请人喝了杯双份的威士忌，结果省掉了一个月的调查工夫——那是我的委托人花钱买到过的最便宜的威士忌。”他解释说，有的委托人要求每天报账。我告诉他，每周给我报一次账就行。

整个事情办得很快：在我从他的事务所出来走到维戈大街上之前，他几乎已经让我相信：这种会晤是所有人或迟或早都要经历的。

第二部

3

“还有什么你可以告诉我的相关情况吗？”我记得萨维奇先生这么问过——侦探们一定和小说家一样，觉得在找出正确的线索以前，搜集各种琐细的材料十分重要。但是找出正确的线索——让真正的对象显露出来——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好似peine forte et dure【14】一样压在我们身上。既然现在我开始写自己的故事，那么我所面对的就仍然是同样一个问题，只是它变得更加严重了一些而已——因为既然我不必杜撰，那么摆在我面前的事实就远比摆在侦探们面前的事实要多。每天的报纸、每天的饭食、轧轧作响开往巴特西【15】的汽车、从泰晤士河飞过来寻找面包的鸥鸟，一九三九年初夏的阳光在公园里闪耀，孩子们在那里驾驶帆船，那是战前年代里那几个明媚的、注定要遭灾的夏天当中的一个。我怎么才能从这些沉闷的场景中再现自己的人物呢？我不知道：如果自己想得够久的话，是否就能在亨利安排的聚会上看出谁是萨拉未来的情人。我们是在那次聚会上初次相识的。由于当时西班牙正在打仗，我们喝的是劣质的南非雪利酒。我想自己之所以会注意到萨拉，是因为她很快乐：那几年里，在即将到来的风暴的威压下，快乐的感觉已经奄奄一息很久了。人们会在喝醉酒的人身上、在孩子们身上发觉快乐，但很少会再在别的什么地方看到它。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萨拉，因为她说了一句曾经读过我的书的话，后来就没再提起这个话题——我马上觉得自己是在被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作家来看待。我并没有任何要爱上她的念头。首先，她很美丽，而美丽的女人，尤其是美丽同时又很聪明的女人，会在我心里激起一种深深的自卑感。我不知道心理学家们是否用过“科菲图阿情结【16】”这个名词，反正我一直觉得，在没有某种心理或生理优越感的情况下，自己很难产生性欲。头次见到她的那回，我所注意到的一切，就是她的美丽、她的快乐，以及她用双手触碰别人、似乎很爱他们的样子。除了开始时她说过的那句话以外，我只记得她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你不喜欢的人好像很多。”她之所以那么说，也许是因为我一直在伶牙俐齿但不太客气地议论自己同行的缘故，我记不清了。

那是个怎样的夏天啊。我不打算去追忆准确的月份，因为要让思绪回到那里，我得忍受万般痛苦才行。但我记得在喝下太多的劣质雪利酒之后，我和亨利离开闷热的、挤满了人的屋子，走到了公共草坪上。草坪那头，太阳正在落下，草坪上笼罩着一层落日洒下的惨淡余晖。远处的房屋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版画中描绘的那一种：小巧、精致、宁静，只有很远处的地方有一个孩子在哭。那座十八世纪的教堂像个玩具似的竖立在一块孤零零的草地上——在连绵不断的干爽日子里，那只玩具夜里可以放在外面。那是个你会向不认识的人吐露心扉的时刻。

亨利说：“我们大家可以多么地快乐啊。”

“可不是吗。”

他离开了自己圈子里的那伙人，眼里噙着泪水，站在公共草坪上——我十分喜欢当时他那个样子。我说：“你们的房子很可爱。”

“是我太太找到的。”

我一个星期以前才刚认识他。那是在另外一次聚会上——那段日子里他在养老金部工作，我因为收集素材的缘故硬同他拉上了关系。两天以后请柬来了。后来我知道，请柬是萨拉要他寄的。“你们结婚很久了吗？”我问他。

“十年了。”

“我觉得你太太很迷人。”

“她是我的好帮手。”他说。可怜的亨利。可我为什么要说“可怜的亨利”呢？握有儒雅、谦恭和信心这一手决胜牌的，难道最终不正是他吗？

“我得回去了，”他说，“我不能把什么事都推给她，本德里克斯。”他按住我的胳膊，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一年似的。这个动作他是不是从萨拉那里学来的呢？结了婚的人会彼此变得相像。我们并肩往回走，在推开过道的门时，我从放在角落的镜子里看到两个人像是刚刚接过吻似的分开了——其中一人就是萨拉。我瞧了瞧亨利。

我想他要么是没看见，要么是不在乎，要么就是有点别的什么。他一定是个不幸福的人。

那个场面萨维奇先生会觉得有关系吗？后来我知道，亲吻萨拉的并不是她的情人，而是亨利在养老金部的一个同事。那个同事的妻子一周前同一个有本事的水手跑了。那天萨拉还是头一次碰到他。就我已被断然排除在外的那种场景而言，他似乎不太可能还身在其中。爱情耗尽自己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本不想提起这些往事，因为写到一九三九年的时候，我感觉到旧日里所有的愤愤不平又都回来了。恨似乎与爱一样，都作用于我们体内同样的腺体：就连它们产生的行动都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人教会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耶稣受难的故事，那么单从犹大和彼得的行动来看，我们能说得清爱基督的究竟是嫉妒的犹大还是怯懦的彼得吗？

4

从萨维奇先生的事务所回到家后，女房东告我说迈尔斯太太来过电话。我听后一阵欣喜，就像以往听到前门关上，过道里传来她的脚步声时一样。我有一种急切的希望，希望几天前她看到我以后，心里会唤起某种我可以加以利用的东西——这当然不会是爱情，但会是一种情感、一段回忆。此时我仿佛觉得，只要能再占有她一次——不管怎样匆忙、马虎、不尽兴——我就会重新平静下来：我会把她从心里洗刷出去，随后我就离开她，而不是她离开我。

在十八个月的沉默之后，又拨起“麦考莱7753”这个号码，此事有点怪；更叫人觉得奇怪的是，由于无法肯定最后一位数字是什么，我不得不在通讯录上查找这个号码。我坐在那儿边听电话铃响边想：不知亨利是否已从部里回来，要是他接电话的话，我该说些什么。随后我意识到：说真话再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了，谎言已经抛弃了我。我觉得很孤独，就好像谎言一直是我唯一的朋友似的。

耳畔响起一位训练有素的女佣重复电话号码的声音。我问：“迈尔斯太太在家吗？”

“迈尔斯太太？”

“你不是麦考莱7753吗？”

“我是的。”

“我找迈尔斯太太。”

“你打错电话了。”对方把电话挂了。我从没想到：小事情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我在电话号码簿上查找迈尔斯，上面还是那个老号码：号码簿已经过期一年多了。我正欲打电话问查号台时，电话铃又响了。打电话来的正是萨拉本人。她有点局促不安地问道：“是你吗？”她从来没用名字称呼过我，由于没对我用以往用过的那些亲热称呼，此刻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不自在。我说：“我是本德里克斯。”

“我是萨拉，你没听到我给你留的口信吗？”

“噢，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只是我得把一篇文章给写完。顺便说一下，我想我这儿现在没你的电话号码。我估计电话号码簿里有吧？”

“不，还没有呢。我们换了号码，是麦考莱6204。我想问你件事。”

“嗯，什么事？”

“没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我想同你吃午饭，就这事儿。”

“当然可以，我很乐意。什么时间？”

“明天行吗？”

“不，明天不行。你瞧，我就是得把这篇文章……”

“星期三呢？”

“星期四行不行？”

“好吧。”她说。我几乎可以想象到“好吧”这两个字里所包含的失望——我们的自尊心就是这样欺骗我们的。

“那么一点钟我在皇家咖啡馆里等你。”

“你真是太好了。”她说。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得出她说的是真心话。“星期四见。”

我手握听筒坐在那儿，像审视一个人们不想认识的傻瓜和丑八怪似的审视着仇恨。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而且一定是赶在她离开电话机前截住了她。我对她说：“萨拉，明天可以。我刚才忘了点事儿。老时间、老地点见。”我坐在那里，手指搭在沉默下来的电话机上，心有所期，暗暗想道：我记得呢，这就是希望的感觉。

5

我把报纸平摊在餐桌上，反复阅读着同一版，因为我不想看着门口。门外不断有人进来，但我不想成为那些脑袋一会儿抬起一会儿低下、显示出是在傻乎乎地等待着什么的人当中的一个。我们大家到底有些什么好期待的，竟然能够听凭自己的心里充满失望？晚报上登载着寻常的谋杀案新闻，以及关于议会争论糖果配给数量的报道。她已经迟到五分钟了。倒霉的是，她进来的当儿正好看见我在看表。我听见她的声音说：“真抱歉，我坐公共汽车来的，路上很堵。”

我说：“坐地铁要快一点。”

“我知道，不过我并不想快。”

她经常这样实话实说，让我下不来台。在我们相爱的日子里，我老是试图让她说得比实话多出一点——说我们的恋情永远不会结束，说有一天我们会结婚。我不会信她的，但我会喜欢从她嘴里听到这些话，这也许只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份自己可以做主的满足吧。不过她却从不肯玩这种孩子们过家家的游戏，而是在说过了让我下不来台的话之后，突然让人预料不到地说出一句如此可爱和大度的话，使得我的矜持态度顿时土崩瓦解……我记得有一回，正当我为她平静地表示“有一天，我们的关系会结束”感到难过时，就听到她说：“以前我从没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一个男人，以后也再不会了。”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又感到难以置信的幸福。唉，我想，她自己不知道，其实她也一样在玩着过家家的游戏。

她挨着我坐下，要服务员给她来一杯拉格啤酒。“我已经在鲁尔斯订了座。”我说。

“我们不能就在这里吗？”

“那是我们以前常去的地方。”

“是的。”

我们两人的神态看上去可能有点紧张，因为我发现我们引起了坐在不远处沙发上的一个矮个子男人的注意。我试图用两眼逼视他，好让他不敢再看我。那人留着长长的唇须，长着一对淡黄褐色的眼睛。他赶紧把目光移开了。他的胳膊肘碰到了啤酒杯，啤酒杯打着转儿滚到了地上，这让他极为狼狈。这时我的心里感到有点歉疚，因为那男人可能是以前在照片上看见过我：他甚至可能是我那些为数不多的读者当中的一个。他身边坐着一个小男孩，当着儿子的面让父亲出丑太残酷了。服务员赶了过来。在他父亲无甚必要地拼命道歉时，男孩子的面孔涨得通红。

我对萨拉说：“当然，你得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吃午饭。”

“你瞧，后来我就再也没上那儿去过。”

“唔，你从没把它当作自己的餐馆，对吗？”

“你常上那儿去吗？”

“我去那儿很方便，一星期两三次吧。”

她一下子站起身来，说：“那我们走吧。”但说完以后便突然大咳起来。对于她那瘦小的身躯来说，这阵咳嗽显得过于剧烈：她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咳得很厉害啊。”

“噢，没关系，真对不起。”

“打车吗？”

“我还是宁愿走路。”

沿着仕女巷左边的马路往北走，会看到一个前面马路上铺着阴沟盖的门道。我们默默无语地走过门道。第一次同她一起吃饭时，我问她亨利的生活习惯，而她对我的兴趣产生了好感。饭后去地铁站的路上，我在那个门道上笨手笨脚地吻了她。我不知道自己为何那么做，或许只因为当时脑海里浮现出镜子里看到的那一幕的缘故吧，因为我并没打算要同她做爱——就连再去看望她的打算都没有。她太美了，在我心里激不起可以亲近的念头。

落座后，一个早就认识的服务员过来向我打招呼：“您好久不来了，先生。”我听后真希望自己刚才没对萨拉说那句假话。

“噢，”我说，“我现在在楼上吃午饭了。”

“您，太太，也是好久……”

“差不多有两年了。”萨拉用那种有时候让我感到恼恨的精确性回答道。

“不过我还记得，您喜欢叫一份大杯的拉格啤酒。”

“你记性真好，阿尔弗雷德。”看到萨拉还记得自己的名字，服务员开心地笑了。萨拉总有同服务员们搞好关系的诀窍。

端上来的饭菜打断了我们乏味的闲聊。一直到吃完饭以后，她才透露出一点来意。“我想要你同我一块儿吃午饭，”她说，“我想问问你亨利的事情。”

“亨利？”我重复道，尽量克制着，不让声音里流露出失望的语气。

“我为他感到担忧。那天晚上你觉得他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反常？”

“我没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啊。”我说。

“我想问问你——哦，我知道你很忙——你能不能有时候来看看他。我想他很孤独。”

“同你在一起？”

“你知道，他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我，多少年来都是这样。”

“或许他已经开始注意到你什么时候不在了。”

“我并不常出去，”她说，“现在。”一阵咳嗽袭来，来得正是时候，使她可以不用再说下去。尽管回避事实并不是她的习惯，但咳嗽过去后，她已经想出了新话题。“你在写新书吗？”她问道，口气就像是在与不认识的人——人们在鸡尾酒会上碰到的那种不认识的人——说话一样。就连第一次见面我们一起喝着南非雪利酒的时候，她也没问过这样的话。

“当然。”

“你的上一本书我不太喜欢。”

“那段日子里写东西就是一种挣扎——心思平静下来……”其实我还不如说“心思纷乱起来”。

“有时候，我害怕你又会钻到过去的想法里面出不来——我指我讨厌的那种想法。有的男人会这样。”

“写一本书得花上我一年时间，如果为了报复而写书，那可是太辛苦了。”

“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去报复的东西有多么微不足道的话……”

“当然了，我是在开玩笑。我们在一起有过好时光。我们是成年人了，知道它总有一天会结束。你瞧，现在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地见面，在一起谈论亨利了。”

我付了账，和她一同走出餐馆。沿街向前二十码，就是那个前面铺着阴沟盖的门道。我在人行道上停住脚步，说：“我想你是去斯特兰大街吧？”

“不，去莱斯特广场。”

“我去斯特兰大街。”

她站在门道那儿，街上空荡荡的。“我就在这里同你说再见吧，见到你真高兴。”

“好吧。”

“有空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走近她身边——我能感觉到脚下的阴沟盖。“萨拉。”我说。她一下子掉开了头，仿佛在观望有没有人过来，是不是有时间似的……可是待转过头来后，她又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她弓着腰站在门道上，咳了一阵又一阵，连眼睛都咳红了。她身上穿着皮大衣，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被人堵住了去路的小动物。

“对不起。”

“得去看一下了。”我像自己被剥夺了什么东西似的恨恨地说。

“只不过是咳嗽罢了。”她伸出一只手说，“再见——莫里斯。”这名字听上去活像是句侮辱。我说了声“再见”，没握她的手便头也不回地匆匆走开了，装出一副忙得不得了、巴不得赶快离开的样子。当听到身后又响起咳嗽声时，我真希望能有本事哼出首喜气洋洋、带点冒险味道的小曲来，只可惜自己身上没有音乐细胞。

6

人年轻的时候会养成工作的习惯，并且自信这些习惯会保持一辈子，并经得起任何灾难的打击。二十几年来，我始终坚持每星期写作五天，每天平均写大约五百个字。我可以在一年里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还留出了用来修改和校对的时间。我总是十分有条不紊地工作；一旦完成了定额，哪怕刚刚写到某个场景的一半，我也会停下笔来。上午工作时，我会时不时数一数已经写好的字数，并且在稿纸上每两百个字做一个分隔记号。任何一家印刷厂都用不着根据排好的版面来仔细推算我作品的字数，因为我送交的打字稿首页上已经标好了字数——83,764字。年轻的时候，就连谈恋爱也改变不了我的工作日程。恋爱得在午饭后开始，晚上上床——只要是睡在自己的床上——无论多么晚，我也要把上午写的东西读一遍，睡觉时还想着它。就连战争都没影响到我。因为一条腿跛了，我没被征召入伍，而是参加了民防队。我从不要求值一般没什么事情的早班，这让同队队员们十分高兴，结果我得了个工作热心的虚名。其实我真正热心的只是我的书桌、我的稿纸以及那些按照定额井井有条地从我笔下缓缓流出的文字。要推翻我加诸自己的戒律，得靠萨拉才行。从战争开始第一天里的空袭，到一九四四年的V-1型飞弹【17】袭击，这段时间里的轰炸始终保持着晚上才来的习惯，这让我感到很方便。不过我往往只能在上午见到萨拉，因为下午的时候她总不大躲得开自己那些朋友，她们采购完了东西，总想在傍晚的空袭警报拉响前找个伴儿聊聊天。有时候，她会在两次排队买东西之间的当儿过来，于是我们便在买蔬菜和买肉的间歇里做爱。

不过，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收束心思重新开始工作也并不太难做到。人只要快乐，就经受得了任何纪律的约束：破坏工作习惯的是不快乐。待我意识到我们是多么频繁地争吵，我又是多么频繁地带着神经质的怒气找她碴儿的时候，我便开始明白，我们的爱情注定要完了：爱情已经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我说得出它开始的那个时刻，后来，终于有那么一天，我知道自己也说得出那最后的时刻。她离开屋子以后，我无法安下心来工作：我会把我们对彼此说过的话在心里重温一遍，我会煽起自己心里的怒火或者悔恨。那段时间里，我始终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自己正在加紧步伐把对方拖垮。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把我唯一珍爱的东西推出自己的生活。只要能自欺欺人地相信爱情会维持下去，我就感到很快乐——我甚至认为我这个人很好相处，所以爱情才得以维系下来。不过如果爱情注定要毁灭的话，我倒很想让它快快毁灭，就好像我们的爱情是一只落入陷阱、身上流血快要死去的小动物一样：我得闭上眼睛，扭断它的脖子才行。

那一整段时间里我都无法工作。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小说家写作过程中有那么多的工作都是在无意识里进行的：在无意识的深处，当第一个字还未落纸时，最后一个字便已经写完了。故事的细节就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不必去杜撰。战争并没有搅乱那些深海洞穴里的东西，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却比战争更重要，也比我的小说更重要——那就是爱情的终结。它就像一个故事一样，正在见出分晓。我说的话让她伤心落泪，那些似乎是如此自然而然地涌到我嘴边的尖刻话语，是在那些水下洞穴里给磨尖的。我的小说在掉队，而我的爱情却像倏然而逝的灵感一样迅速走向终结。

她不喜欢我写的前一本书，这倒并不令我感到奇怪。那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都违反我的本意，同时也未得到外来力量的帮助。之所以要写它，只不过是因为人总得活下去，并无什么别的原因。评论家说它是一部匠人之作：我身上残存的那点曾经是激情的东西悉数都在其中了。我想也许写下一部小说时，激情会重新再来；记忆里浮现出自己从未明确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激动会再次苏醒。然而和萨拉在鲁尔斯共进午餐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却什么工作也做不了。瞧，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我，我，就仿佛这是我的故事，而不是萨拉、亨利，当然，还有那第三者的故事似的。我恨那个第三者，尽管我还不知道他是谁，甚至于都不相信他真的存在。

我试着早上写作，但没能成功；午饭时我酒喝得太多，结果下午也浪费了。天黑以后，我关了灯站在窗口。隔着幽暗平坦的公共草坪，能看见草坪北侧那些亮着灯的窗户。天很冷，只有紧挨着煤气取暖炉才觉得暖和，但又有点烤得慌。南边的路灯后面飘过来一些雪花，用它们粗大潮湿的手指触碰着窗玻璃。我没听到有人按门铃。女房东敲开门对我说：“有位帕基斯先生要见您。”她用“有位”这个词表明了来客的社会地位。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还是让女房东带他进来。

我依稀觉得以前在哪儿见到过这对温和的、带着歉意的眼睛，还有这撇样式过时、因为外面天气的缘故而带着水汽的长长的小胡子。我刚把台灯打开，他便朝着灯光走过来，两只近视眼费力地张望着。我站在暗处，他看不清我。他问：“您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吗？”

“是的。”

他说：“我的名字叫帕基斯。”口气俨然像是那名字对我有什么意义似的。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是萨维奇先生的人，先生。”

“哦，对对。坐吧，抽支烟。”

“噢，不了，先生，”他说，“上班时不抽——当然啦，除非是为了打掩护。”

“不过现在你不在上班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先生。刚刚有人接替我半小时，使我能来向您汇报，先生。萨维奇先生说到过您喜欢的报告方式，每周一次——连同日常开支。”

“有东西要报告吗？”我说不清楚自己的感觉是失望还是兴奋。

“并非是一张一无所有的白纸，先生。”他颇为得意地答道，同时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张和信封，在里面寻找着他要的材料。

“请坐下来吧，你让我感到不自在了。”

“遵命，先生。”坐下后，他可以稍稍就近地看到我，“我以前没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您吗，先生？”

我已经从信封里抽出了第一张纸：那是日常开支的账单，上面一笔一画写得很整齐，像是小学生的笔迹。我说：“你的字写得很清楚。”

“那是我儿子写的。我正在训练他干这一行。”说完他又赶紧补充道，“我不为他记任何开支，先生，除非是在我让他负责事儿的时候，就像这会儿。”

“他现在在负责，是吗？”

“只是在我作汇报的时候。先生。”

“他多大了？”

“十二岁多了。”他说话的口气就仿佛自己的孩子是一具闹钟，“小家伙能派用场，除了偶尔给他买本连环漫画啊什么的，用不着什么花费。没人会注意他，男孩子天生喜欢在外面溜达。”

“这工作让孩子来做似乎有点奇怪。”

“这个——先生，是这样，他并不真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如果需要闯人家卧室的话，我是不会带他去的。”

我开始读账单：

1月18日          晚报两份                                  2便士

地铁返程票                               1先令8便士

咖啡，冈特斯店里                    2先令

我读的时候，他仔细地看着我。“喝咖啡的地方比我通常乐意去的地方价钱要贵，”他说，“不过为了不引起注意，这是我能要到的最便宜的东西了。”

1月19日           地铁车票                                2先令4便士

瓶装啤酒                                3先令

鸡尾酒                                  2先令6便士

一品脱【18】装苦啤酒                 1先令6便士

他再次打断我说：“啤酒的账有点抱歉，先生，因为我不小心打翻了一只酒杯。但那是因为有事要报告，我有点着急。您知道，先生，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很叫人失望，可这回第二天就……”

我当然记得他，还有他那局促不安的男孩。我看到一月十九日栏下（一月十八日栏下一眼就能看出只记了点无关紧要的事情）记着：“当事人乘公共汽车去皮卡迪利广场。她似乎有点激动不安。她沿着艾尔街向北，走到家咖啡馆，一位先生正在那儿等她。我和儿子……”

他依旧不肯让我自己好好看完。“您会注意到，先生，这些内容是用不同的笔迹写的。我从来不让儿子写报告，怕里面万一会涉及什么男女关系方面的事情。”

“你很爱护他。”我说。

“我和儿子坐在靠近他们的一张沙发上。”我继续往下读，“当事人同那位先生显然十分亲密，相互间不拘礼节，很是亲切。而且我想他们一度曾在桌子下面拉过手。这一点我不能肯定，但是当时当事人的左手看不见，而那位先生的右手也看不见。在一般情况下，这都表明有着那种性质的紧密接触。在一阵短促而亲密的交谈之后，他们步行到了一家被顾客们称为‘鲁尔斯’的僻静餐馆。他们选了沙发座而不是餐桌坐下，点了两块猪排。”

“猪排很重要吗？”

“猪排可以成为辨认他们身份的标志，先生，如果他们频繁享用它的话。”

“那么你没有辨认出那个男人的身份啰。”

“您往下看就会知道的，先生。”

“在观察他们点猪排的过程中，我在吧台上喝了杯鸡尾酒，不过没办法从哪位服务员或者吧台后面的女士嘴里打听出那位先生的身份。虽然我提问时用的是含糊其词、随随便便的口气，但显然还是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我觉得自己最好离开。不过我同轻歌剧剧院后门的门房拉上了关系，通过他可以监视那家餐馆。”

我问：“你是怎么拉上关系的？”

“在‘贝德福啤酒沫’酒馆的吧台上，先生。当时，我看到两位当事人正在忙着点猪排，不会有什么事情的。过后我又陪那个门房回到剧场。剧场的门……”

“那地方我知道。”

“我已尽量把报告压缩到只包括绝对必要的东西。”

“非常正确。”

报告下面写道：“吃完午饭后，两位当事人沿着仕女巷一道北行，在一家食品杂货店门口分了手。我有一种印象，觉得他们正为某种强烈的感情所困扰。我想他们或许会就此永远分手。就此项调查而言，这倒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他又一次急不可耐地打断了我的阅读。“您能原谅此处的个人色彩吧？”

“当然。”

“虽然是干这一行的，先生，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自己动感情，我喜欢那位女士——也就是当事人。”

“在跟踪那位先生还是跟踪当事人这点上我有些犹豫，不过最后还是断定：给我的指示里是不会包括对前一种做法的许可的。所以我跟踪了后者。她朝查令十字街方向走了一小段，外表看上去激动不安。随后她拐进了国家肖像美术馆，但在里面只待了几分钟……”

“还有什么重要情况吗？”

“没有了，先生。我想她其实只是要找个地方坐坐，因为她接着走进了一座教堂。”

“教堂？”

“一座天主教堂，先生，在仕女巷里。您准能在那儿找到它。不过她不是去祈祷，先生，只是为了坐坐。”

“你连这个都知道？”

“我自然也跟着她走了进去。我跪在她身后几排远的地方，装作在虔诚地礼拜。我可以向您保证，先生，她没有祈祷。她不是天主教徒，对吗，先生？”

“对。”

“她只是想在光线幽暗的地方坐一坐，先生，好让心情平静下来。”

“或许她是要见什么人？”

“不，先生。她只待了三分钟，也没同任何人说话。您要是问我的话，我该说她想痛哭一场。”

“有可能。不过握手的事情你弄错了，帕基斯先生。”

“握手的事情，先生？”

我挪动了一下位置，好让灯光把我的脸照全。

“我俩的手连碰都没碰一下。”

我的玩笑既然开成功了，便开始觉得很对不住他——我为自己惊吓一个原本胆子就小的人、让他更加惶恐不安的行为感到惭愧。他微微张开嘴望着我，样子就像是刚刚意外地被人猛击了一下，此刻正呆若木鸡地等待着挨第二下似的。我说：“我想这种疏漏是常有的事，帕基斯先生。萨维奇先生本该介绍我们两人相互认识一下的。”

“噢，不，先生，”他难过地说，“这该怪我。”说完他便低了头坐着，两眼直盯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帽子。“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试图安慰他，“从局外人的角度看，这事其实挺滑稽。”

“可我是身在其中啊，先生。”他捻动着帽子，用同屋外的草坪一样沉闷单调的声音继续说道，“我在乎的倒不是萨维奇先生，在我们这个行当里，他算是个宽宏大量的人——我在乎的是我儿子，先生。他开始时可是觉得我很了不起的。”他十分难过，但还是强忍着，脸上挤出一丝带有懊悔和惊慌的微笑，“您知道他们平常看些什么书，先生，都是些尼克·卡特【19】之类的东西。”

“干吗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呢？”

“对孩子你得说实话，先生，他肯定会问的。他会想知道我是怎么跟踪人的——眼下他学的就是这个：跟踪。”

“你就告诉他说，你已经弄清了那个男人的身份——仅此而已，但你对他并不感兴趣，这样不行吗？”

“谢谢您的建议，先生，不过这事您得全面地考虑。并不是说我对自己的孩子都不愿意这么做，只是万一在调查过程中他碰上了您，那他会怎么想呢？”

“未必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这样的事很有可能发生，先生。”

“那这次你为何不把他留在家里呢？”

“那样只会让事情更糟，先生。他没妈，眼下学校又在放假，而我的一贯做法是在假期里教育他——萨维奇先生完全同意我这么做。不，这回我是出了洋相，我得正视这点。但愿他不这么认真就好了，先生。不过我出错时他确实是会不好受的。有一天，普伦蒂斯先生——他是萨维奇先生的助手，是个很严厉的人——说：‘你又出了个错，帕基斯。’这话让孩子听到了，第一次让他知道了我会出错这件事。”他带着十分坚决的神情（我们有什么资格去估量别人的勇气呢？）站起身来说，“我老跟您说自己的问题，耽误您时间了，先生。”

“我很乐意听，帕基斯先生。”我不带嘲讽口气地说，“别担心，你的孩子一定会效仿你的。”

“他脑袋瓜像他妈，先生。”他悲哀地说，“我得赶紧走了。外面很冷，不过我离开前给他找了个挡风躲雨的好地方。可他热情太高，我不相信他会老老实实待在那儿不让雨淋着。您要是批准这些开支的话，能不能先在上面签个字，先生？”

我隔窗望着他身披领子翻上去的雨衣，头戴帽檐耷拉下来的帽子的背影。雪下大了，他走到第三盏路灯那儿时，身形已经变得像是一个露出里面泥胎颜色的小雪人。我突然惊奇地意识到：有这么十分钟光景，我没去想萨拉或者自己的嫉妒；我变得差不多像是一个人一样，能够去想另外一个人的苦恼了。

7

嫉妒只和欲望并存（或者说我一向认为嫉妒与欲望并存）。《旧约全书》的作者们喜用“嫉妒的神【20】”之类的字眼，或许这是他们用以表达自己对天主爱人这一点信念的一种拐弯抹角、不甚确切的方式。不过我猜想，人的欲望各种各样。我现在的欲望近于恨甚乎近于爱。根据萨拉一度对我说过的话，我有理由相信：亨利早就不再对她有身体上的欲望了。但是我想在那段日子里，他也同我一样地心怀妒意。他的欲望只不过是要有人陪伴，但那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已被排除在萨拉信赖的对象之外。他忧心忡忡、沮丧失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他生活在一种可怕的不安全感之中。在这一点上，他的处境比我要糟。我有那种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才拥有的安全感。我能够拥有的并不比我已经失去的更多，而他依然还拥有她在餐桌上的存在、她的脚上下楼梯的声音、她的开门和关门，还有她在他脸颊上的亲吻——除了这些以外，我不相信他还拥有多少别的东西。然而，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就已经多得让人消受不了了。使事情显得更为糟糕的或许是：他曾经享有我本人从未有过的那种安全感。帕基斯先生穿过公共草坪回去的时候，甚至连萨拉同我一度是情人这点都不知道。在写下“情人”这个字眼时，我的思绪不由自主、抑制不住地又回到了痛苦开始的那一刻。

在仕女巷那次笨手笨脚的接吻之后，过了整整一周我才再给萨拉打电话。那回吃饭时，她提到亨利不喜欢看电影，所以她也很少去。华纳影院这会儿正上演一部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所以部分是为了“炫耀”，部分是因为感到为礼貌起见，那次接吻总该有某种下文，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对一个公务员的婚姻生活仍然抱有兴趣，我请萨拉一块儿去看那部电影。“我想用不着问亨利去不去了吧？”

“根本不用。”她说。

“过后他可以同我们一块吃饭？”

“他带回家来一大堆工作。自由党的一个可怜虫下星期要在议会里提出一个有关失去丈夫的妇女们的问题。”所以那天晚上，可以说是那个自由党人——我相信他是个威尔士人，名叫刘易斯——为我们两人铺了床。

电影拍得不好，看到那些对我来说是如此真实的场面被歪七扭八地演绎成银幕上的那些陈腐老套，我心里时时感到不是滋味，真恨不得去同萨拉看的是些别的东西。开始时我对她说“你知道，这段不是我写的”，但我不能老这么说。她用手碰碰我表示谅解。从那会儿起，我们就一直像孩子和情人们那样两手无邪地交织在一起坐着。只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里，影片突然出人预料地有了活气。我忘记了银幕上讲的是我的故事，影片中的对话曾经是我说过的话，而且真的被出现在某家廉价餐馆里的一个小小场景打动了。在那场戏里，情人点了牛排和洋葱，他的女友吃洋葱时犹豫了一下，因为她丈夫不喜欢洋葱的味道。情人感到伤心和气恼，因为他意识到了女友犹豫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想到了女友回到自己家中后那不可避免的拥抱。这场戏很成功：我想不借助于任何表面的言辞或行动，而只通过一个平凡而简单的细节来传递热恋的感受，这个细节很奏效。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里，我感到很高兴——这才叫写作呢，世上任何其他的东西我都不感兴趣。我想回家去把这幕场景再读一遍；我想写点新东西，我希望，我是多么希望刚才没请萨拉·迈尔斯出来吃饭啊。

后来我们重新回到鲁尔斯餐馆。人家给我们端来了牛排。她说：“电影里确实有一个你写到过的场景。”

“关于洋葱那一幕吗？”

“对。”

不迟也不早，就在此刻，一盘洋葱端到了我们桌上。我问她（那天晚上我连想都没想过要她）：“亨利忌讳洋葱吗？”

“是的，他受不了。你喜欢洋葱吗？”

“喜欢。”

她帮我舀了点洋葱，然后又给自己舀了一点。

因为一盘洋葱而爱上一个人，这可能吗？似乎不太可能，然而我可以发誓，我就是在那一刻坠入情网的。当然，那并不简单地是因为洋葱——而是因为突然产生的那种感觉：觉得她是一个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女人，觉得她很坦率，这种坦率后来曾如此频繁地让我感到快乐和难过。我把手伸到台布下边，放在她膝盖上。她也把手伸下来按住我的手。我说：“牛排不错。”随后便像听一首诗似的听到了她的应答：“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牛排。”

没有追求，也没有引诱。我们把一半上好的牛排剩在了盘子里，一瓶波尔图干红葡萄酒也只喝了三分之二，便心里怀着同样的愿望，离开了餐馆，走到仕女巷里。就在上次分手的地方，在那个前面有阴沟盖的门道上，我们接了吻。我说：“我坠入情网了。”

“我也是。”

“我们不能回家。”

“不能。”

我们在查令十字车站旁拦住一辆出租车，我吩咐司机带我们去阿巴克尔【21】林荫道——那是出租车司机们自己给东河街起的名字，那条街上靠帕丁顿车站的一侧一溜儿全是些起着时髦店名的旅馆，像“里茨”“卡尔顿”什么的。这些旅馆的门总是开着，一天当中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在那里租到一间房间，在里面待上一两个小时。一周前，我重新去那条街上看过。街的一半已经没有了——旅馆所在的那一侧已被炸成了碎片。那晚我们做爱的地方只剩下了一片空气，但它曾经是“布里斯托尔”旅馆。大厅里养着一盆蕨类植物，一个蓄着青灰色头发的女主管把我们带进旅馆里最好的房间：那是一间地道的爱德华国王时代风格的屋子，里面有宽大的镀金双人床、红色天鹅绒窗帘和大穿衣镜（上阿巴克尔林荫道来的人从不需要两张单人床）。我对当时的一些琐事记得很清楚：女主管问我们要不要在那里过夜；短时逗留的房费是15先令；电表只接受整先令的硬币，而我俩谁也没有整先令的硬币。不过，除此以外的事情我就记不真切了——比如萨拉第一次看上去时的样子，或者我们都做了些什么，这些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两人都很紧张，做爱做得很糟糕。但那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开始了——这点才是重要的。那时候，在我们的前面有整整一个人生可以期盼。噢，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始终记得，那就是在我们的房间（半小时后它成了“我们的房间”）的门口，当我再次吻她，并说自己很不乐意想到她要回到亨利身边去的时候，她说：“别担心，他在忙着那些失去丈夫的妇女们的事儿呢。”

“我甚至讨厌想到他会吻你。”我说。

“他不会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洋葱更让他不喜欢的了。”

我送她回公共草坪那一头的家。亨利书房的门下面露着灯光，我俩上了楼。在起居室里，我们难舍难分地相拥着。“他会上楼来的，”我说，“随时都会。”

“我们能听到他的动静，”她说，同时又用让人惊骇的冷静态度补充了一句，“有节楼梯总会吱吱嘎嘎作响。”

我的外套还没来得及脱掉。我们相互亲吻着，而与此同时，楼梯上传来了吱吱嘎嘎的响声。我悲哀地注视着萨拉镇定的面孔，这时候亨利进来了。她说：“我们正指望你上楼来给我们送点喝的呢。”

亨利说：“当然可以，你喝点什么，本德里克斯？”我说：“不喝了，我有活儿要干。”

“我记得你说过夜里从来不干活的。”

“噢，这事不算，是篇书评。”

“书有趣吗？”

“不太有趣。”

“我要是有你这种凡事拿得起、放得下的本事就好了。”

萨拉送我到门口，我们再次接了吻。那会儿我不喜欢的是亨利，而不是萨拉。当时的感觉仿佛是：所有过去的男人和所有未来的男人都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了现在。“怎么啦？”她问我。她总是能够很快读出一个吻后面的含义以及你脑袋里的窃窃私语。

“没什么，”我说，“早上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好些。”她对我说。谨慎，我心想，真是谨慎。她对如何处理这样的关系是多么在行啊，我又想起了总会吱吱嘎嘎作响的楼梯——她用的字眼是“总会”。

第二部

1

不快乐的感觉要比快乐的感觉容易表达得多。在痛苦之中，我们似乎会觉察到自己的存在，虽然这种存在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畸形的自我中心主义：我的这种痛苦是个人的痛苦，那抽搐的神经是我的神经，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神经。但是快乐却会将我们消灭，令我们丧失自己。圣徒们曾用表达人类爱情的言辞来描绘他们心中的天主，所以我想，爱慕一个女人的至情也不妨用祈祷和沉思冥想来诠解。在爱情中，我们同样会放弃记忆、理解力和智慧，同样会经历被剥夺的感觉，经历“漫漫长夜”，而作为回报，有时也会得到一份安宁。爱情的发生有如小小的死亡，恋爱中的人有时也会得享一点小小的安宁。说这样的话就好像我对自己实际上很憎恶的事情颇为欣赏似的，我对自己写下这些话来感到有点奇怪。有时候我会辨认不出自己的思想。我对于“漫漫长夜”之类的说法，对于那些只有一个祈愿的祈愿者，究竟又了解多少？我只不过是从什么地方接过了自己的那些思想，仅此而已，就好比丈夫从死神手里接过一个女人的衣物，香水和粉霜一样……然而这种安宁当时却真的有过。

对于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我的记忆便是如此——那段日子是否是一段虚假的安宁，就像它是一场虚假的战争一样？现在看来，在那充满疑惑和等待的几个月里，安宁似乎始终舒展着它那双给人安慰、使人宽心的臂膀。不过我想，即便是在那个时候，安宁也一定时时被误解和怀疑打断。那最初的一个晚上结束后回家的时候，我并未感到心旷神怡，心里有的只是一种悲哀和无可奈何的感觉。以后的日子也同那天晚上一样。当我一次又一次回家去的时候，心里总觉得自己肯定只是许多男人当中的一个——只是一个眼下正在受宠的情人而已。我对这个女人的痴迷已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夜里只要一醒过来，便会发现自己的头脑马上被她所占据，再也不想睡了。这个女人似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我，但我依然不放心：在爱的行动中，我可以傲慢自大，但一人独处时，我只要照照镜子，就会在自己面带皱纹、一瘸一拐的形象中看到怀疑——为什么会是我呢？平时总有一些我们不能见面的时候——她要去看牙医或者做头发，亨利请人吃饭，或者他们两人独自待着。亨利在忙着给失去丈夫的妇女们发放抚恤金的事儿，或者（因为他很快就被调离了那项工作）在忙着分配防毒面具，设计得到认可的纸板箱。我可以对自己说，萨拉在家里是没有机会背叛我的（出于情人们自我中心的心态，我已经在使用“背叛”这个暗示着某种并不存在的义务的字眼了），但这没什么用，因为我还不清楚吗？只要有欲望，即使是在最危险的环境里也有可能偷情。一个情人越是得手，心里也就越不放心。结果不就是吗，就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我本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

醒来以后，我心头依然萦绕着分开时她所说的那句透着谨慎的话带给我的悲哀。醒后不到三分钟，她打来了电话，我的悲哀便被她的声音赶走了。无论是在那以前，还是以后，我都不知道哪个女人有这种本事：她只要在电话上讲讲话，就能改变我的整个心境；而当她走进屋子，把手放在我腰上时，就能马上创造出每次分离后我对她失去绝对信任。

“喂，”她说，“你在睡觉吗？”

“没睡。什么时候能见到你？今天上午？”

“亨利感冒了。他待在家里。”

“你要是能上这儿来就好了……”

“我得待在家里接电话。”

“就因为他感冒了吗？”

前一天晚上，我对亨利的感觉还是友情加同情，可此刻他却已变成了一个该受嘲弄、该遭怨恨和贬损的敌人。

“他的嗓子全哑了。”

听到他会得这种荒唐毛病，我感到幸灾乐祸：一个失声的公务员用沙哑的、让人没法听清楚的声音咕哝咕哝地说着关于失去丈夫的妇女们的抚恤金的事情。我说：“没有什么办法能见到你吗？”

“办法当然有。”

电话里有一阵没有声响，我以为线路断了，便连连唤道：“喂，喂。”其实她只是在细心、镇定、快速地思考，以便马上能给我一个正确的回答而已。“一点钟时，我要给亨利往床上送个餐盘。我们自己可以在起居室里吃三明治。我会对他说你想聊聊电影——或者你写的那个故事。”她的电话一挂上，我的信任感也中断了。我想：在此之前她曾经这样谋划过多少回了？走到她家门口按门铃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敌人——或者侦探，正在监视她的言语，就像几年后帕基斯先生和他的儿子要监视她的行踪一般。随后，房门打开，我的信任又回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从来不存在谁要谁的问题——我们两人都有欲望。亨利穿着他那件绿色呢子睡衣，靠着床上的两个枕头吃餐盘里的东西，而在楼下，在虚掩着门的房间里，我们在只铺着一张垫子的硬木地板上做着爱。在高潮到来的那一刻，我得用手轻轻捂住她的嘴，堵住她口里发出的那种忘情的、既悲哀又愤怒的奇怪喊声，以免楼上的亨利听到。

想想看吧，当初我的打算不过是想掏出她脑子里可供我利用的素材而已。我蹲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对她看了又看，好像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似的——她那一头偏棕色、说不清楚色泽的头发像一坛醇酒般洒在镶木地板上；她额头上沁着汗珠，气喘吁吁，就像一个刚刚跑赢一场比赛，正筋疲力竭地躺在那儿的年轻运动员。

这时候，楼梯吱嘎响了一声。有一会儿我们两人都没动弹。桌上的三明治叠在那儿没吃，杯子里面也是空的。她低声说：“他下楼来了。”她坐进一把椅子，把一张盘子放到膝上，一只杯子放在身边。

“他要是从门外经过时听到了怎么办？”我说。

“他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我脸上看起来一定是一副不太相信的表情，因为她用一种让人讨厌的温柔口气说道：“可怜的亨利，他以前可从没这样——整整十年都没有过。”但不管有还是没有，此刻我们对自己会不会露馅儿这点确实不太有把握：我们坐在那儿一声不响地听着，直到楼梯上再次传来吱吱嘎嘎的响声为止。我用大得有点过分的嗓门说：“你喜欢洋葱那场戏我真高兴。”我自觉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沙哑而虚假。这时亨利推开了门，向屋里张望着。他手里提着一只热水瓶，热水瓶上裹着灰色法兰绒的套子。“你好，本德里克斯。”他咕哝着打了个招呼。

“你真不该自己去拿。”她说。

“不想打扰你们。”

“我们在聊昨晚的电影。”

“希望你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他对我咕哝了一声。他看了看萨拉为我倒的波尔图干红葡萄酒，含混不清地说了句“该给他二九年的陈酿才对”，然后就提着热水瓶上的法兰绒套子，不声不响地出去了。屋里又只剩下了我和萨拉两人。

“你不在意吧？”我问她。她摇了摇头。我问此话到底何意，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当时自己脑中闪过的念头是：看到亨利也许会让她感到自责，但她却有着消除自责的绝招。同我们大家不一样的一点是：她丝毫不会受到罪孽感的困扰。在她看来，事情做了就是做了：事情做完了，自责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亨利捉住我们的话，她会认为他恼怒一下就该完事；若是恼怒的时间过于长久，那就没有道理。人们总是说：天主教徒忏悔时，便从过去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了——就这点而言，你确实可以说她是一个天生的天主教徒，尽管她同我一样不怎么相信天主，或者说当初我认为，今天也依然怀疑她同我一样不怎么相信天主。

如果我的这本书没有平铺直叙地往下写，那是因为我在一个奇怪的区域里迷失了方向：我没有地图。有时候我自忖：自己在这儿写下的文字里，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那天下午，她突然不问自答地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当时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彻彻底底地信任她。她手里拿着一块吃了一半的三明治，坐在椅子上，看上去就像五分钟前躺在硬木地板上时那样忘情。我们大部分人对于说这么绝对的话都会感到踌躇——我们记得过去，我们可以预料将来，我们会怀疑，而她不怀疑。对她来说，唯一重要的只是此时此刻。照她的说法，永恒不是时间的延续，而是根本没有时间。有时候，我觉得她的忘情触及了数学上所定义的那种没有边界、没有宽度、不占空间的奇异的点。时间算得了什么呢——所有过去的日子、所有她在一段又一段时间里结识过的别的男人（这个词又用上了），或者所有未来的时日（她会在那些时日里用同样真诚的口吻说这同一句话），这些都算得了什么呢？当我回答她，说我也以同样的方式爱她时，撒谎的人是我，而不是她，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失去对时间的意识：对我来说，现在从来也不在这里，它总是在去年或者在下一个星期。

甚至当她说“没有别人，再也不会有了”的时候，她也并未撒谎。时间中有矛盾，有并非存在于数学之点上的矛盾，仅此而已。她爱的能力比我要强出如此之多——对于此事，我这会儿无法就此打住，我无法忘却，我无法不害怕。即便是在爱的时刻，我也像警察似的搜集着还未犯下的罪行的证据。七年多后，当我拆开帕基斯先生的信时，这些证据依旧全都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使我心头的怨恨有增无减。

2

“亲爱的先生，”信上写道，“我很高兴能向您报告我和儿子同17号的保姆进行了友好的接触，这使得调查能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因为有时候我能看上一眼当事人的约见记录本，从而得知她的行踪去向，同时还能每天检查一下当事人所用的字纸篓。我随信附上一件从字纸篓里搜捡出的有趣物证，看后请寄还并说明意见。当事人还记有日记，其中的一本已记了多年，但到目前为止，保姆（为使事情更加稳妥起见，今后我将称其为我的朋友）尚未能接触到此日记，原因为当事人将上述物件上了锁保存。此情况或属可疑，或属不可疑。除随信附上的重要物证之外，当事人似乎还将大量时间花费在不按约见簿上的安排赴约之上。必须将约见簿视为一种障眼物，尽管在此类调查中，为各当事人方利益计，必须做到事实准确，我个人并无意抱持某种贬损之见或偏见。”

伤害我们的并不仅仅是悲剧：荒唐事也会伤人。它们身上佩着外观可笑、不登大雅之堂的伤人利器。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把帕基斯先生那些东拉西扯、缺乏效率的报告当着他儿子的面塞进他本人嘴里。事情看起来似乎成了这样：我在试图为萨拉设圈套（但这样做的目的究竟何在？是为了伤害亨利，还是伤害我自己？）的时候，让一个小丑翻着筋斗闯到了我俩的亲密关系之间。就连“亲密关系”这个词本身都沾着点帕基斯先生报告的味儿。有一回他不是这么写过吗：“虽然我没有在雪松路16号找到发生过亲密关系的直接证据，但当事人确实表现出了欺骗的企图。”不过那是后话了。从眼前他的这份报告里，我只是获悉：有那么两次，萨拉在约见记录本上写了去看牙医和找裁缝，但如果说牙医和裁缝都确有其人的话，她可是并没在自己写下的约见时间里露面；她躲开了追踪。帕基斯先生那差劲的报告用细细的韦弗利手体字和紫色墨水写在廉价的便笺纸上。我翻到报告的反面，便看到了萨拉自己那粗大、整洁的字迹。我没料到过了将近两年之后，自己还能认出它来。

那只是一张用针别在报告反面的纸片，上面用红铅笔标了一个大大的“A”字。在“A”字下面，帕基斯先生写着：“鉴于可能发生的法律诉讼，所有书面证据均应送还归档。”纸片是从字纸篓里抢出来的，又被人像情人那么小心地用手给抚平了。它一定是写给哪位情人的：“我不必给你写信或者对你说话，在我能把话说出以前，你已经无所不知了。不过人在爱的时候，会觉得有必要采用自己一直在用的老办法。我知道自己是刚刚开始在爱，但我已经想弃绝除你之外的任何东西、任何人了。只是恐惧和习惯在阻碍着我。亲爱的……”下面就什么也没有了。纸片放肆地瞪着我。我不禁想到：她曾经写给我的那些短笺上的每一行字怎么都叫我给忘了？如果那些纸条也是这么彻底地表白出她的爱情的话，我不是就会把它们都保存下来了吗？在那些日子里，为了怕我保存，她不总是——用她自己的话说——“用字里行间另有意味的方式”给我写信的吗？可这场最新的恋爱却挣破了“字里行间”的牢笼。它可不肯被关在字里行间，让人见不着呢。我确确实实还记得我俩之间用过的一个密语——“洋葱”。在彼此的往来书信中，我们用这个词来谨慎地表示自己的热恋。爱情变成了“洋葱”，就连爱的行为本身也变成了“洋葱”。“我已经想弃绝除你之外的任何东西、任何人了。”我气恨恨地想到了洋葱——我们好的时候，信里写的可是洋葱。

我在纸片下端写上“没有意见”，然后把它装进一个信封，在信封上写上帕基斯先生的地址。可夜里醒来时，我还是能在脑海里把整个事件给自己重演一遍。“弃绝”这个字眼以许多具体的形象呈现出来。我躺在那里无法再入眠，记忆中的一个又一个片断用嫉恨和欲望刺痛着我：她的头发扇子般展开、洒在镶木地板上，吱吱嘎嘎作响的楼梯，还有在乡间度过的某一天。那天，我们躺在公路边上一条看不到路面的明沟里。在坚硬的土地上，她的发缕之间，我可以看到霜粒在闪光。在高潮那一刻到来时，一辆拖拉机“突突”响着从我们身旁驶过，拖拉机上的人头也没回就开过去了。为什么嫉恨消灭不了欲望呢？为了能够好好睡觉，我什么都愿意放弃。如果那时我相信有可能找到一种东西来替代欲望的话，那我会变得像一个学生那么乖的。我曾一度试着为欲望寻找一个替代品，可是却行不通。

我是一个爱嫉妒的人——这部小说是一篇关于嫉妒（对亨利的嫉妒，对萨拉的嫉妒，以及对被帕基斯先生笨拙地追踪着的那另外一位的嫉妒）的漫长记录，我想在这样一部东西里还要写“我是一个爱嫉妒的人”这样的字眼，似乎有点愚蠢。既然现在所有这些都已成过往，那么我也只是在记忆变得特别鲜明生动时才会感到对亨利的嫉妒（因为我发誓，如果我同萨拉结婚的话，以她的忠诚和我的欲望，我们是可以幸福一辈子的），但是我对自己那位对手的嫉妒却依然存在，“对手”是个夸张的字眼，它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这点令人苦恼）那个人总是享有的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自得、自信和成功。有时候我想，他甚至都不会承认我是整个事情的一部分，我有一种想让人注意到我的强烈欲望，我要在那个人耳边大吼一声：“你不能无视我，我在这里。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当时萨拉是爱我的。”

萨拉和我曾就嫉妒这个问题做过长时间的争论。我甚至于嫉妒她的过去，那些过去的事是她在谈话中提及时坦率告诉我的——都是些风流韵事，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也许想找到那终极抽搐的无意识欲望除外——令人惋惜的是，亨利始终未能在她身上引发那种抽搐）。她像忠于亨利一样忠于自己的情人，这点本来应该给我以安慰（因为她无疑也会忠于我），然而它却让我感到愤怒。有一段时间里，她老是嘲笑我的愤怒，就是不肯相信我是当真的，就像她不肯相信自己的美丽一样。她不肯嫉妒我的过去或者我可能会有的将来，这一点也同样令我愤怒。我拒绝相信爱情可以用我自己所用方式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加以表现：我用自己嫉妒的程度来测量爱情的深浅。用这个标准去看，当然她就根本不可能爱我了。

我们的争论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这里我只想说说其中特别的一次，因为那次争论是以行动告终的——那是一个很愚蠢的行动，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是最终导致了每次我动笔写作时都会产生的那种疑惑，那就是觉得归根到底也许还是她对了而我错了。

我记得自己怒气冲冲地说：“这只不过是你过去性冷淡的后遗症而已。性冷淡的女人从来也不会嫉妒，你根本就是缺少普通人的感情。七情六欲这一课你还没补上呢！”

让我感到恼火的是，她并未作任何声辩。“也许你说得对。我只是说，我想要你快乐。我不喜欢你不高兴。只要你能让自己快乐，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介意。”

“你只不过想找个借口罢了。如果我能同别人睡觉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也可以这样做——任何时候都可以。”

“这根本不相干。我想要你快乐，仅此而已。”

“如果我同别的女人睡觉的话，你会为我铺床吗？”

“也许会的。”

不安全感是情人们会有的最糟糕的感觉：有时候，最为平凡单调、寡情少欲的婚姻似乎都比它好些。不安全感会歪曲事物的意义，毒害彼此间的信任。在一个受到重重包围的城市里，每一个哨兵都是一个潜在的背叛者。甚至在有帕基斯先生之前的日子里，我就已在试图查验萨拉所说的话是真是假了：我会拆穿她那些小小的谎言，那些除了表明她害怕我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的逃避手段。我把每个谎言都放大成背叛，就是在最直白不过的话里，我也要读出些隐含的意思来。因为一想到她哪怕是碰碰另外一个男人这点自己心里就受不了，我便每时每刻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她最随意的手势里，我也能看到同别人亲热的征象。

“你难道不想让我快乐，而不是让我难过吗？”她以令人难以忍受的逻辑性这样问我。

“我宁愿自己死掉或者看到你死掉，”我说，“也不愿看到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我并不是怪人，凡人的爱情就是这个样子，你随便去问谁好了。他们说的话会全一样——如果他们真的恋爱过的话。”我用嘲弄的口吻告诉她说，“每一个恋爱的人都是嫉妒的。”

当时我们正待在我的房间里，我们是在一天之中比较保险的时候，一个暮春的下午来到这里，以便做爱的。这一次我们破天荒地有好几个小时时间，所以我就把它们都浪费在争吵上，而弄得无爱可做了。她在床边上坐下来，说：“对不起，我没想惹你生气。我希望你是对的。”但我依然不肯罢休。我恨她，因为我希望能觉得她不爱我：我想把她从心头赶出去。现在想起来，我又到底不满意她什么呢？她爱不爱我吗？她忠诚于我将近一年，她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快乐，她忍受了我的喜怒无常，而我除了片刻的欢娱之外，又给了她什么回报呢？我是睁着眼睛走进这场恋爱的，我知道它终有一天会结束，然而，当不安全的感觉和相信未来没有希望这一合乎逻辑的想法宛如忧郁症一般突然降临心头时，我还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折磨她，就好像我要把未来这位提前到来的不受欢迎的客人拉到今天来一样。我的爱情和恐惧扮演了类似于良心的角色。即便当时我们相信世上有罪孽这回事，我们的行为也几乎不会有何两样。

“你会嫉妒亨利的。”我说。

“不，不会的，这很荒唐。”

“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婚姻受到威胁的话……”

“永远不会。”她令人讨厌地说道。我把她的话看作是一种侮辱，所以便头也不回地走出屋子，下楼来到街上。我心下寻思：我是在自己演戏给自己看——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关系已经到头了？没有任何必要回去。如果我把她从我的心里赶出去后，难道就不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平静和好的婚姻，并一直持续下去吗？那时也许我就不会感到嫉妒了，因为我的爱不会够分量的：那样我就会有安全感了。我就像没人看管的白痴一样，一边自哀自怜、一边怒气冲天地走过暮色正在降临的公共草坪。

在本书的开头，我说过这是一个关于恨的故事，但是现在我却不相信这一点。或许我的恨同我的爱一样分量不够。此刻，我停住笔，抬起头，在写字台近旁的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我自忖道，难道恨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吗？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想起了孩提时代我们大家在商店橱窗的反照中看到的那张面孔，当我们眼巴巴地望着橱窗里那些五彩缤纷却无法得到的东西时，橱窗映照出的那张面孔上的五官正随着我们的呼吸变得模糊起来。

这场争吵爆发的时间一定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里的某一天。战争从许多方面帮助了我们，正因为如此，我差不多要把它看作是自己这段风流韵事中一个不太光彩却非常可靠的同谋了（我会故意把“风流韵事”这个暗示着开端与结束的灼人字眼挂在嘴边）。我想当时德国已经占领了低地国家——春天像尸体一般散发着死亡那甜得发腻的气味，但是除了两件实际的事情以外，并没有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这两件事情，一件是亨利调到了家庭安全保障部，下班很晚；另一件是因为害怕空袭，我的女房东搬进了地下室，而不再老躲在楼上，隔着楼梯扶手监视不受欢迎的客人了。我个人的生活则因为腿瘸（我的一条腿比另外一条腿短，那是儿时的一场事故造成的）的缘故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在空袭开始以后，我才觉得有必要去当一下空袭警报员。事情暂时像是我签字画押，选择了置身战事以外一样。

那天晚上走到皮卡迪利广场时，我心里仍然充满了愤恨和不信任。我最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伤害萨拉。我想带个女人回家，同她一块儿躺在我同萨拉做爱的那张床上——事情似乎是这样：我知道要想伤害她，唯一的方式就是伤害我自己。这个时间里，街道上黑暗而宁静，没有月亮的夜空中，一道道探照灯的光柱正在扫来扫去。在有女人站着的门道口以及没有使用过的防空洞入口处，你看不清那些女人的面孔。她们得用手电筒发信号，就像萤火虫似的。萨克维尔街上，从这头到那头，都是些明明灭灭的小小灯光。我发觉自己在想：萨拉这会儿正在做什么？她是已经回家了呢，还是依旧在等着，以防我万一会回去？

一个女人打亮了手电筒问道：“想和我一块儿回家吗，亲爱的？”我摇摇头，继续往前走。街前面有个姑娘正和一个男人说话：她打亮手电筒照着自己的脸蛋让他看时，我瞥见了一张年轻、黝黑、快乐，还没有被糟蹋掉的面孔，一头还未意识到自己已被关进樊笼的野兽。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然后又折回来走向他们。待我走近时，那个男人离开了她。“想喝点什么吗？”我说。

“过后同我回家吗？”

“是的。”

“我会乐意快快地喝上一杯。”

我们走进这条街尽头的那家酒馆。我要了两杯威士忌。可是她喝酒时，我能看到的却是萨拉的脸庞，而不是她的脸庞。她比萨拉年轻，不可能超过十九岁，长得比萨拉美，甚至可以说，也不像萨拉被糟蹋得那么厉害，不过这只是因为她身上能糟蹋的东西比萨拉要少得多的缘故。我发现自己想要她的欲望并不比想要一只狗或猫作伴的欲望更强烈。她在对我说：她在这条街上有一套顶楼的房间，与这儿只隔几座房子。她告诉我她每月得付多少房租，她有多大岁数了，她出生在什么地方，她如何在一家咖啡馆里打过一年工。她告诉我说：不是谁同她搭讪，她都带他们回家的，不过她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位绅士。她说她有一只金丝雀，是一位名叫琼斯的绅士送的，因此她给那只鸟起名叫“琼斯”。她开始说到在伦敦很难买到千里光。我思忖：萨拉要是还在屋里的话，我可以给她打个电话。我听到那位姑娘在问我，如果我有花园的话，能不能有时候想到一下她的金丝雀。她说：“我这么问你，你不介意吧？”

我一边呷着威士忌一边看着她，心想真是奇怪：我对她一点也感觉不到欲望。在过了乱爱乱交的这么多年后，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我对于萨拉的热恋已经永远抹去了我单纯的肉欲。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同一个女人做爱了。

然而，把我带到这家酒馆里来的东西肯定不是爱情。在从公共草坪走到这里的一路上，我都在对自己说：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是嫉恨，正如眼下我依旧对自己说的那样，我用笔叙述这个故事，以便把她永远从自己心里驱逐出去，因为我一直在对自己说：她要是死了，我就可以忘掉她了。

作为对那位姑娘自尊心的安慰，我给了她一张一英镑的纸币。我留下她继续喝威士忌，自己迈出酒馆，沿着新伯林顿街往前走，一直走到一座公共电话亭边。我没有手电筒，不得不擦了一根又一根火柴，才拨完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这之后便听到了电话铃响的声音。我想象得到我写字台上放电话机的位置，我确切地知道萨拉如果正坐在椅子里或者躺在床上的话，走到电话机前需要几步，然而我还是让电话铃在那空荡荡的屋子里响了半分钟。随后我又往她家里打电话，保姆告诉我说她还没回来。我想象着她正顶着灯火管制下的黑暗在公共草坪上徘徊的情景——而在那些日子里，公共草坪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看了看表，心想：如果刚才自己没犯傻的话，我们应该还可以在一起待上三小时呢。我独自一人回到家里，试图读一本书，耳朵却一直在听候着电话铃声，但电话铃一次也没响过。自尊心阻止我再打电话给她。最后我上床去睡觉，睡前服了双倍量的安眠药。早上一觉醒来，首先听到的便是萨拉在电话里的声音。她对我说话的口气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美满的安宁又回来了。但是待我一放下听筒，我脑袋里的魔鬼马上就怂恿我想到：浪费掉的那三个小时她一点也无所谓。

我始终不明白：那些能相信人格化的神这种非常不可能的东西的人却对人格化的鬼大惊小怪。我太熟悉魔鬼会怎样影响着我自己的思维。不管莎拉曾说过什么，都无法反驳魔鬼那诡诈的猜疑，不过通常都是等到萨拉走后他才展现自己的猜疑。他会在我们发生争吵很久以前就怂恿我们进行这种争吵：与其说他是萨拉的敌人，还不如说他是爱情的敌人。其实在人们的概念中，魔鬼不就是这样的吗？我能想象到：如果存在着一个主爱的神的话，魔鬼就会被逼得只好去破坏这种爱的哪怕是最蹩脚、最不堪一击的仿冒品了。所以说，他怎么会不害怕爱的习惯成长起来呢？他怎么会不竭力让我们大家都落入他的圈套，成为爱的背叛者，帮助他消灭爱呢？如果有某个神会利用我们，用像我们人这样的材料来制造他的圣人的话，那么魔鬼也会有他的野心的——他会梦寐以求地要把哪怕是像我这样的人，哪怕是可怜的帕基斯都训练成他的圣人，让我们用借来的狂热去摧毁我们在任何地方发现的爱情。

3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在帕基斯先生的下一个报告里，可以看出对于魔鬼把戏的一种真正的热衷。他终于真的嗅到了爱情的气味，正蹑手蹑脚地跟踪它，而他的儿子则像一只帮他衔回猎物的狗一样紧随其后。他已经发现了萨拉花那么多时间去造访的地方；不仅如此，他还确切地知道，那些造访是可疑的。我得承认：帕基斯先生已经证明自己是个精明的侦探。他在儿子的帮助下作了安排，让迈尔斯家的保姆赶在“当事人”沿雪松路朝16号走来时待在16号的屋子外面。萨拉停下脚步，同保姆（那天是她的休息日）说话，而保姆便把她介绍给小帕基斯认识。然后萨拉接着往前走，在下一个街角处拐弯，而帕基斯本人正在那里守着。他看到她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又拐回去了。看到保姆和小帕基斯都已看不见后，她按下了16号的门铃。帕基斯先生随后便着手调查住在16号里的人。这事不太容易，因为这座房子里分成几个单元，他还没办法知道三个门铃中萨拉按的是哪一个。他答应几天后给一个最后的报告。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下次萨拉动身往这地方时，他赶到她前面，在三个门铃按钮上都抹上一层粉。“当然，除了物证A以外，并没有当事人行为失检的证据。如果基于这几份报告，需要有此类证据用于法律诉讼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在适当的间隔之后，跟随当事人进入室内。这时需要有第二个能认出当事人的证人在场。不一定需要当场捉住当事人；法庭会认为一定程度的衣服散乱和神情慌张便足以构成证据。”

恨同肉体之爱很相像：它有高潮期，随后又有平静期。我读帕基斯先生报告的时候不禁想到：“可怜的萨拉”，因为这会儿正是我恨的高潮期，此刻我已经得到满足。她终于被围住了，但我却开始为她感到难过。除了爱以外，她并未犯什么别的过错，可是帕基斯父子却在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他们同她的保姆串通一气，在门铃按钮上抹粉，打算强行闯入或许是她现在能够享有的唯一的安宁。我有点想把报告撕碎，吩咐撤销对她的盯梢。如果不是在自己加入的那家无聊的俱乐部里翻开一份《闲话者》报，看到上面登出的亨利的照片的话，我也许就这么做了。亨利现在春风得意：在上一次女王生日颁授荣誉称号时，他因在部里工作业绩突出而得到了“大英帝国司令勋章”的头衔；他已被任命为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的主席。照片上的他出现在一个“欢乐之夜”上，那晚放映了一部名叫《最后的警报》的英国影片。在闪光灯的照耀下，他脸色苍白，鼓凸着两只眼睛，用一只手臂挽着萨拉。萨拉低下头，以便躲开闪光灯的闪光，不过即便她的头没有低下来，我也认得出她那密实扭结、让人的手指不容易抚摸或者没法抚摸的头发。突然间，我很想伸出手去摸摸她，摸摸她的头发和她私处的毛发；我想要她躺在我身边；我想能在枕头上侧过脑袋，对她说话；我想要闻到她肌肤上那几乎闻不出来的气味，尝到它那几乎尝不出来的味道。而亨利却在那儿，正带着部门头头的自得和自信面对着记者们的摄影机。

我在沃尔特·贝赞特爵士于一八九八年赠送给俱乐部的一只牡鹿头下面坐下，给亨利写信。我说有要紧事情同他讨论，问他愿不愿意同我一块儿吃午饭——时间嘛由他定，下周里哪天都行。亨利按自己的惯常做法，很快就打来了电话，同时建议我同他一块儿吃午饭——在做客方面，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拘谨的人。我记不清他找的理由是什么了，不过那理由让我很生气。我想他说的是：他加入的那个俱乐部里有些上好的波尔图红酒，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想到了欠人情——哪怕只是白吃一顿饭的小小人情——他会感觉不舒服。他几乎不会想到自己能欠的人情会是多么小。他选了一个周六。那天，我加入的俱乐部里几乎没什么人。日报的记者们无报要出，学监们都回自己在布罗姆利和斯特里汉姆的家了。我从来也不知道周六这天教士们都干些什么——也许他们都待在房间里准备自己的布道词吧。至于作家们（这家俱乐部就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都挂在墙上——柯南·道尔、查尔斯·加维斯【22】、斯坦利·韦曼【23】、纳特·古尔德【24】，偶尔能看到一张比较有名的熟悉面孔；在世的作家们一只手就能数过来。我在这家俱乐部里总是感到很自在，因为在这里碰上同行们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我记得亨利要了一份“维也纳牛排”——这是他天真无知的标志。我确实相信：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还以为会送来“维也纳炸牛排【25】”之类的东西呢。由于不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他显得很拘谨，而没好意思对这道菜发表意见，只是硬着头皮把那块半生不熟的粉红色混合物吞了下去。我想起他在闪光灯面前时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所以在他点面包布丁的时候也没试图去告诫他一声。在这顿惨不忍睹的午餐上（俱乐部这天可真够意思），我们长篇大论地谈着毫无内容的东西。亨利竭力为每天都会见报的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公报增加些内阁机密的色彩。饭后我们去休息室喝咖啡，发现壁炉边一排用马鬃充填、不怎么有人坐的沙发上只有我们两人。我想，沿墙那一溜儿的兽角【26】对于眼下这个场合来说是多么合适。我在壁炉围栏上跷起两只脚，把亨利死死地圈在角落里。我搅了搅咖啡，问道：“萨拉怎么样？”

“很好。”亨利支吾道。他带着怀疑的神情，小心翼翼地尝了尝自己那份波尔图红酒——我想他还没忘记刚才那块维也纳牛排的味道。

“你还在担心吗？”我问他。

他不太开心地移开了目光。“担心？”

“你告诉过我说你很担心。”

“我不记得了。她很好。”他嗓音低沉地解释道，就好像我是在问萨拉的健康状况似的。

“你去找过那个私人侦探吗？”

“我一直希望你已把这事忘了。当时我身体不太好——你瞧，有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要管的这些酿酒的事。我有点劳累过度。”

“你还记得我主动提出要替你去见他吗？”

“我们两人一定都过于紧张了。”他抬起头来，张望着墙上那些古老的兽角。他费力地眯缝起眼睛，想看清楚上面标出的捐赠人的名字，并且说了句蠢话：“你们好像有不少动物的头。”我可不打算放过他，便说：“几天以后我就去找他了。”

他放下酒杯说：“本德里克斯，你绝对没有权利……”

“所有费用都是我出的。”

“真是岂有此理！”他边说边站起身来，但是我已经把他堵在墙角里，他不动粗就没法过去，而动粗是与他的性格格格不入的。

“你自然希望她能被证明是清白的吧？”

“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对不起，我想走了。”

“我想你应该看看报告。”

“我不打算……”

“那么我想就得由我来把报告里有关她所做的那些可疑的造访部分念给你听了。她的情书我已经还给侦探存档。我亲爱的亨利，你已经完全被骗了。”

那一刻我真的以为他要揍我了。如果他这么做的话，我会很高兴地动手还击，揍这个萨拉用自己的方式如此愚蠢地忠诚了这么多年的白痴，可这时候俱乐部的秘书进来了。他是个留着长长的花白胡须的人，穿着马甲，马甲上有喝汤时沾上的汤渍，看上去活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但其实呢，他只为自己曾经认识的狗狗们写些小小的回忆录，所用的笔调颇为忧伤（《永远的菲多》曾于一九一二年大获成功）。“啊，本德里克斯，”他招呼道，“好久没见你上这儿来了。”我把他介绍给亨利，他以理发师般敏捷的反应对亨利说：“我每天都看报告。”

“什么报告？”亨利破天荒地第一次在听到“报告”这个词时没先想到自己的工作。

“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的。”

秘书终于走后，亨利说：“那么请把报告给我，让我过去。”

我想刚才秘书在场时，他的脑袋里准是一直都在想这件事情，所以便把报告递给了他。他接过报告后直接将它扔进壁炉，并且用通条将它一下子捅到了炉膛最里面。我不禁想到：这个姿态倒是颇有高贵之处。“你要干什么？”我问。

“什么也不干。”

“你并没有摆脱掉事实。”

“去他妈的事实。”亨利说。以前我还从没听到过他骂人。

“我还是可以让你有一份副本的。”

“你现在能让我走了吗？”亨利问道。恶魔已做完自己的活计，我觉得自己的恶毒已经宣泄一空，所以便把腿从围栏上挪开，让亨利过去。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俱乐部，忘了拿自己的帽子，那顶我看到他身上滴着雨水从公共草坪那头走来时头上戴的上品黑礼帽——那仿佛是很久很久以前，而非仅仅几周前发生的事了。

4

我以为能追上他，或者至少能在长长的白厅街【27】那头看到他，所以便拿上了他的帽子。可到处都看不见他的人影。我转身回头，不知道该去哪儿。这是这段日子里最倒霉的时刻——倒霉事太多了。我往查令十字地铁站附近的小书店里张望了一下，心想这会儿萨拉的手是不是已经在按雪松路上那个扑了粉的门铃按钮，而帕基斯先生正在街角处守着？如果我能让时间倒流的话，我想自己会这么做的：那天我会不打招呼，让两眼被雨水迷糊住的亨利走过去。但我又开始怀疑无论自己做什么，事情发展的进程是否就真的会因此而改变。现在亨利和我以我们这种古怪的方式结成了盟友，但我们是不是正联合对抗一股无边无际的大潮呢？

我过了马路，从卖水果的小贩们身边走过，进了维多利亚公园。在灰色的、刮着风的空气里，没有多少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我几乎马上就看到了亨利，但过了一会儿才认出他来。在户外，头上没戴帽子的他似乎成了那几个没名没姓、一无所有者中的一员，这些人来自贫困的近郊，没人认识他们——其中一个是在喂麻雀的老头儿，另一个是臂下夹着上面有“斯旺和埃德加商店”字样的棕色纸包的女人。亨利低头坐在那儿，两眼盯着自己的鞋子。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如此专心致志地自哀自怜，所以此刻我竟会对自己的敌人生出同情来，这一点令我颇感奇怪。我悄悄把帽子放在他身边的座位上，准备走开，但他抬起了头。我看到他一直在哭泣。他一定是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里。眼泪是不属于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那样一个世界的。

“对不起，亨利。”我说。只要做出歉疚的表示，就可以悄悄摆脱掉自己的过错，我们是多么容易相信这点啊！

“坐下。”亨利用自己眼泪的权威命令道。我服从了。他说：“我一直在想，你们两人是情人，对吗，本德里克斯？”

“你为什么会想象……？”

“这是唯一的解释。”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也是你们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地方，本德里克斯。你难道看不出自己做的事情——太不像话了吗？”他边说边把帽子翻转过来，查看着里面的厂家标志。

“我想，本德里克斯，你一定以为我是个大傻瓜，竟然连这都猜不出来，是吧？萨拉为什么不离开我呢？”

他自己太太的品性难道得由我来教给他知道吗？我心里的恶毒又开始活动了。我说：“你的收入不薄，又很稳定。你是她已经形成的一个习惯。你是安全保障。”他专注而认真地听着，仿佛我是在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面前宣誓作证的一个证人。我尖酸刻薄地继续说道：“你并不妨碍我们，就像你也不妨碍萨拉跟别人一样。”

“还有别人？”

“有时候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只是不在乎罢了。有时候我很想把心里的话痛痛快快都告诉你——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只是现在这样做已经为时太晚了。我想告诉你我对你的看法。”

“你是怎么个看法？”

“你是给她拉皮条的。你为我拉皮条，你为他们拉皮条，现在你正给最新的那位拉皮条。你是个永远的皮条客。你怎么不发火呢，亨利？”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用自己的无知来拉皮条。你从来也不学学怎么跟她做爱，所以她只好到别处去找，你就用这种方式来拉皮条。你用提供机会的方式来拉皮条……你通过愚蠢和让人厌倦来拉皮条，所以现在就有一个不愚蠢也不让人厌倦的人正在雪松路上同她厮混呢。”

“她为何要离开你呢？”

“因为我也成了个让人厌倦的傻瓜。不过我并非天生如此，亨利，是你把我弄成这个样子的。她不愿意离开你，于是我就变成了一个让人厌倦的家伙，老是用牢骚和妒嫉来惹她厌倦。”

他说：“大家对你的书评价很高。”

“人家还说你是个呱呱叫的主席呢。我们干哪门子工作到底又有什么要紧？”

他抬头望着从河南岸上空飘过的积云，伤心地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要紧事情。”鸥鸟在驳船上方低低地飞翔。废圮的货栈之间，那座制弹塔黑魆魆地耸立在冬天暗淡的天幕下。暮色中的地铁车站外面，那个喂麻雀的男人已经走了，那个夹着棕色纸袋的女人也走了，卖水果的小贩们正像牲口般地叫唤着。这情景就像是百叶窗正对整个世界合上；我们所有的人很快都会被抛在外面，得自己打发自己了。“我还纳闷，为什么你那么久都没来看我们。”亨利说。

“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走到了爱的尽头。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她可以买东西、做饭，同你一块儿睡觉，但她只能同我在一起做爱。”

“她很喜欢你。”他说，就好像他有义务安慰我，就好像是我的眼睛，而不是他的眼睛被眼泪弄得发青发肿似的。

“人对于喜欢是不满足的。”

“我满足。”

“我想要爱情源源不断地持续下去，而绝不会变淡……”除了萨拉以外，我从来没对谁这样说过话，不过亨利的回答同萨拉的回答可不一样。他说：“这不符合人性。人得知足……”但萨拉却不是这样说的。在维多利亚公园里，坐在亨利的身边，望着白昼慢慢地消逝，我记起了整个“恋情”结束的经过。

5

她曾对我说——这差不多是在她约会回来、浑身上下滴着水珠走进门厅的那一天前，我从她嘴里听到的最后几句话——“你不用这么害怕。爱不会终结。不会只是因为我们彼此不见面……”说这句话时她早已作好了决定，只是我到第二天才知道，第二天的电话就像被人发现的死尸一样张着嘴，一点声音也没有。她说：“亲爱的，亲爱的，人们看不见天主，但不是一辈子都爱他吗？”

“那不是我们这种爱。”

“有时候，我不相信还有别的样子的爱。”我想那会儿我应该能看出她已经处在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的影响之下了——我们刚在一起时，她从没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候我们曾那样快乐地相约，要把天主从自己的世界里抹掉。当我小心地打亮电筒，替她照着路，走过被炸毁的门厅时，她再一次说道：“一切都会好的，如果我们的爱够分量的话。”

“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我说，“你反正是什么都有了。”

“你不知道，”她说，“你不知道。”

窗玻璃的碎片在我们脚下咔嚓咔嚓地响，只有门上那扇维多利亚时代留下的有年头的彩色玻璃还牢牢地竖在那儿。变成粉末状的玻璃已经发白，就像落了雪的田野里或者马路边上被孩子们弄碎的冰块一样。她再次对我说：“不要怕。”我知道，她指的并不是那些五小时后还像蜜蜂一样发着嗡嗡声、从南面源源不断飞过来的奇怪的新武器。

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里后来被称为V-1飞弹攻击的第一夜。当时我们对空袭已经变得不习惯了，自从大空袭在一九四一年随着一系列最后的大突袭结束以来，除了一九四四年二月里一段短短的时间外，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战事。所以当空袭警报拉响、第一批飞弹打来时，我们还以为只是几架敌机突破了我们的夜间防空网。一个小时过去了，空袭警报还未解除，大家不免感到有点不满。我记得自己当时对萨拉说：“他们一定是没什么事好做，弄得连反应都迟钝了。”就是这会儿，在没有点灯的房间里，我们躺在床上看见了打到我们这儿来的第一枚导弹。它从公共草坪上空低低地掠过，我们误以为它是一架着了火的飞机，并把它发出的那种异样低沉的嗡嗡声当作失去控制的飞机发动机的声音。第二枚飞弹又飞过来了，接着是第三枚。这下子我们改变了先前对我方防空网的看法。“我们打它们就像打鸽子似的，”我说，“可是它们还要飞过来，真是疯了。”然而，过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它们还在源源不断地飞过来，天破晓以后也是如此，甚至在我们意识到这回是一种新玩意儿了以后也还是这样。

空袭开始时，我们刚刚躺上床。我们要做的事情并没有因为它而改变。那时候，死算不了什么——起初，我甚至还祈求过它的到来：被炸弹炸成碎片，灵肉俱灭以后，我就再也不用起床穿衣，看着她的手电筒光像一辆缓缓驶离的汽车的尾灯一样，朝着公共草坪那一头慢慢游走了。有时候我想，来世难道就不能是死亡那一瞬间的无限延长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当时应该会选择——而且现在她若还活着的话，我依然还会选择——这样一个时刻去死：它将是一个绝对信任和绝对快乐的时刻，一个因为不可能思考所以也不可能争吵的时刻。我抱怨过她的谨慎，并且心怀怨恨地拿我们所用的字眼“洋葱”来同她所写的那张被帕基斯先生抢出来的纸片作过比较。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知道她能够爱得多么忘情的话，那么读到她写给那位我素不相识的继任者的信时，我又怎么会这么难过呢？不，在我们爱的行为结束以前，V-1飞弹并没能影响我们。我耗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头枕着她的腹部，嘴里含着她的味道——像水一样清淡飘忽的味道——躺在那儿。这时候一枚导弹落到了公共草坪上，我们能听到从草坪南端传来的玻璃震碎的声音。

“我想我们该到地下室去。”我说。

“你的女房东在那里，我不能见外人。”

伴随着肉体占有而来的是一种带有责任感的温情，这时候你会忘记自己只是个情人，不用对任何事情负责。我说：“她可能不在。我下去看看。”

“别去，千万别去。”

“要不了一会儿我就回来。”这句话人们一直在说，尽管他们知道在那些日子里，一会儿很可能就是永远。我穿上睡袍，找到了电筒。其实电筒几乎用不着：天已经蒙蒙亮了，在没有点灯的房间里，我能看到她脸上的轮廓。

她说：“快去快回。”

我跑下楼梯时，听到了下一枚导弹飞来的声音，随后便是导弹发动机关掉时那突然降临的、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寂静。我连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赶紧跃过玻璃碎片卧倒的时间都没有。我完全没有听到爆炸的声响。五秒钟或者五分钟之后，我醒了过来，发现周围的世界变了样子。我以为自己还双脚站着，周围的黑暗令我疑惑不解。有人好像正用一只冰凉的拳头顶着我的腮帮，我的嘴里有一股咸丝丝的血腥味道。有一小会儿，除了一种仿佛刚刚经过长途旅行似的疲倦感以外，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我一点也记不起萨拉，而且完全摆脱了焦虑、嫉妒、不安全感、愤恨：我的大脑成了一张白纸，有人正要在上面写上快乐的消息。我觉得等到自己的记忆恢复以后，那消息肯定还会接着写下去，那时候我就会快乐了。

然而等到记忆真的恢复以后，情况却并非如此。我首先意识到自己正躺在地上，那个悬在我身体上方、挡住光线的东西是前门：它被别的瓦砾绊住，悬在离我身体几英寸远的地方。不过奇怪的是，后来我发现自己身上从肩膀到膝盖都是一片青紫，就好像是被它的影子打了似的。顶到我腮帮上的拳头是门上的瓷把手，它撞掉了我的两颗牙齿。当然，在那之后，我记起了萨拉和亨利，还有对爱情即将终结的恐惧。

我从门下面爬出来，拍掉身上的尘土。我向地下室里喊了几声，但是里面没人。透过被炸坏的门道，我可以看到外面灰色的晨曦，产生了一种从被炸毁的门厅一直向外面延展的空旷感：我意识到，一棵曾经挡住光线的大树完全不在了——连被炸毁的树干的痕迹都没留下。很远处，警报员还正拉着防空警报哨。我向楼上走去。第一段楼梯被埋在一尺深的灰土里，扶手也没有了，不过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房屋并未真正严重受损：被炸弹炸了个正着的是我们邻居家。我房间的门开着，我沿着过道走过去时能看到萨拉。她下了床，正趴在地板上——我想是因为害怕的缘故。她看上去年龄小得荒谬，活像一个赤身裸体的孩子。我说：“这颗落得可够近的。”

她很快转过头来，惊恐地望着我。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睡袍已经撕破，上上下下都沾满了灰土。我的头发也因为落满灰土而变成了白颜色。我的嘴上和两颊上都是血。“噢，主啊！”她说，“你还活着。”

“你的口气听上去很失望。”

她从地板上爬起来，去找衣服。我告诉她：“现在还不能走，过一会儿肯定就会拉空袭警报解除信号了。”

“我得走了。”她说。

“两颗炸弹不会落在同一个地方。”我说。不过此话是脱口而出，说时不假思索，因为这是一种常识，事实经常证明这种常识是错误的。

“你受伤了。”

“不过是掉了两颗牙齿。”

“到这边来，我给你洗洗脸。”没等我再次表示异议，她已经穿好衣服——我没见过哪个女人穿衣服会这么快。她慢慢地、十分小心地替我洗脸。

“你在楼上干什么？”我问。

“祈祷。”

“向谁呢？”

“向任何可能存在的东西。”

“还是赶快下楼更实际。”她的严肃让我感到害怕。我想逗逗她，让她别这么严肃。

“我下过楼。”她说。

“我没听到你的声音啊。”

“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我看不到你，最后只看见门下伸出来你的一只手臂。我以为你死了。”

“你不妨过来查看一下。”

“我过来过，但是掀不动那扇门。”

“门并没有把我卡住，有地方能把我挪开。那样我就会醒过来。”

“我不知道。当时我确信你已经死了。”

“那么也就没什么好祈祷的了，对吧？”我逗弄着她，“除非是祈祷发生奇迹。”

“你在很绝望的时候，”她说，“就会祈祷发生奇迹。穷人不是会碰到奇迹吗？我就是个穷人。”

“等空袭警报解除以后再走吧。”我说。她摇摇头，径直走出了屋子。我跟在她身后走下楼梯，违背自己意愿地缠着她。“今天下午能见到你吗？”

“不，不行。”

“那么明天的什么时候……”

“亨利要回来了。”

亨利，亨利，亨利——我们的关系里自始至终都回响着这个名字，它给每一阵开心、逗乐或者欢快的心情都泼上了凉水，提醒我说：爱情会死亡，而温情和习惯会取胜。“你不用这么害怕，”她说，“爱不会终结……”而在亨利家的门厅里再次见到她，听到她说“是你吗”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两年。

6

这以后的好些天里，我当然抱着希望。我打电话过去没人接，便想这只是不凑巧罢了。一周后，我碰到迈尔斯家的保姆，便向她打听他们的情况，结果得知萨拉到乡下去了。我对自己说：战争期间，信件寄丢的事情总是有的。每天一大清早，我就听见信件丢进邮箱里时发出的撞击声，但故意躲在楼上不下去，让女房东去替我拿信。拿到信以后，我也不先看每封信的信封——失望必须推迟，希望则必须尽可能保留得长久一点。我依次读每一封信，一直读到一叠信的最后，才确信没有萨拉的信。随后生命便开始枯槁凋萎，直到下午四点钟的邮件送到为止。而在那之后，就得再熬过整个夜晚。

我差不多有一星期没给她写信：自尊心阻止我这么做。后来的一天早上，我把自尊心彻底抛开，焦急地、气狠狠地写了一封信，在信封上写上北面的地址，标上了“急”和“请转投”的字样。我没收到回信，于是便放弃了希望，同时一字不漏地记起了她说过的话：“人们看不见天主，但不是一辈子都爱他吗？”我恨恨地想，她总得让自己在镜子里照出个好模样来吗：她把宗教和抛弃搅和在一块，好使抛弃在自己的耳朵里听上去很高尚。她不会承认自己现在更愿意同X上床了。

那是所有日子里最糟糕的一段日子。我的职业就是想象，用形象想象。像下面这样的场景每个白天都会出现五十次，而夜里只要我一醒来就会自动开始：大幕升起，开始演戏。演的总是同一出戏：萨拉在做爱；萨拉同X在一起，做着与我们过去在一起时做过的同样的事；萨拉以她特有的方式接吻，在性爱中弓起身子，发出疼痛似的叫喊；萨拉忘情的样子。为了快点入睡，每晚我都服安眠药，但我发现服什么安眠药也没法让自己一觉睡到天亮。白天里只有导弹能让我的注意力稍作转移：在导弹发动机关闭后出现的静寂与导弹坠地爆炸之间的几秒钟里，我的大脑会不去想萨拉。三个星期过去了，上述那些景象依然像开始时一样清晰，也出现得一样频繁，而且它们似乎也没什么理由会就此收场。我开始颇为认真地想到自杀。我甚至还选定了日子，并且带着一种差不多是希望的感觉开始积攒安眠药片。我对自己说：总之，我不能这么没完没了地熬下去。后来自杀的日子到了，自杀的戏演了又演，但我还是没有自杀。这倒不是因为怯懦，而是因为记忆中的一幕阻止了我——这就是V-1飞弹落下以后，我走进房间时在萨拉脸上看到的那种失望神情。她心里不正是盼着我死吗？我死了，她和X的新恋情就不会让她的良心那么不好受了。（我这么说是因为觉得起码的良心她总还是有的吧？）如果我现在自杀，那么她就完全不用为我担心了。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四年，有过这么四年之后，现在即便是同X在一起，她也肯定会有担心我的时候的。我不想给她这种满足。如果有办法的话，我要让她的担心增加到不堪忍受的程度。我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气恼。我真是恨她。

当然，就像爱有尽头一样，恨也有尽头。六个月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整天都想着萨拉了，自己变得快乐起来。这不可能当真就是恨的尽头，因为我马上就到一家文具店里买了张美术明信片，在上面写上了一段喜气洋洋的话，这段话——谁知道呢？——够让读它的人难受一阵子的。不过待写上她的地址之后，我又失去了伤人的欲望，于是便把明信片扔到了马路上。奇怪的是，恨竟是因为那次见到亨利之后才被重新唤起的。我记得在打开帕基斯先生的下一份报告时，自己曾经想到：要是爱也能够像那样被唤起就好了。

帕基斯先生的工作干得不错：扑在门铃按钮上的粉起了作用，萨拉去的那家人家已经搞清楚了——是雪松路16号顶楼的那个单元，里面住的是一个名叫斯迈思的小姐和她的哥哥理查德。我不知道斯迈思小姐做妹妹，是不是就像亨利做丈夫一样，只是出于一种方便。这个名字（Smythe）本身——以及它中间的字母y和末尾的字母e——唤起了我潜意识里的势利观念【28】。我想：难道她已经堕落到同雪松路上的什么斯迈思为伍的地步了吗？他是她过去两年里一长串情人当中的最后一个吗？还有，在见到一九四四年六月里她为之而抛弃我的这个男人（我决心用不像帕基斯先生报告里所写的那种遮遮掩掩的方式去见他）时，我会死死盯着他看吗？

“我是不是就按一下门铃，径直走进去，像一个受到伤害的丈夫那样去面对他？”我问帕基斯先生。（他按约定同我在一家A.B.C.【29】咖啡馆里见面——这是他自己的建议，因为他带着儿子，不能去酒馆。）

“我反对这样做，先生。”帕基斯先生边说边往自己那杯茶里加了第三勺糖。他的儿子面前放着一杯橙汁汽水和一块小圆面包，坐在一张听不到我们谈话声音的桌子边上。他留神观察着每一个走进店堂、把帽子和外套上湿乎乎的雪花抖掉的人。他用一对亮晶晶的棕色小眼睛留神地看着，就好像过后得做报告似的——也许他做过，这是帕基斯对他训练的一部分。“您瞧，先生，除非您愿意出庭作证，否则这只会使法庭上的事情复杂化。”

“这事绝不会弄到法庭上去的。”

“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吗？”

“因为那样做没太大意思，不可能有谁当真会去为一个名叫什么斯迈思的人费事的。我只想见见他——仅此而已。”

“最保险的办法，先生，就是装扮成抄表员。”

“我可不习惯一本正经地戴上顶鸭舌帽。”

“我与您有同感，先生。这是我力图避免的事情。我也希望到时候自己的儿子能够避免这种事情。”他用悲戚的目光追随着自己儿子的一举一动，“他想要一份冰激凌，先生，但我说了不行，这种天气里不行。”说话时他有点哆嗦，像是因为想到了冰激凌而感到身上发冷似的。他说：“每一行都有自己的职业自尊，先生。”我一时没弄明白他的意思。

我问：“你能把儿子借给我吗？”

“如果您能向我保证不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的话，先生。”他有点怀疑地答道。

“我不想在迈尔斯太太在场的时候登门。这种场面到处都一样。”

“可为什么要孩子呢，先生？”

“我会说他病了。我们找人找错了地址。他们不会不让他坐一会儿的。”

“这一点孩子做得到，”帕基斯先生自豪地说，“没人会不喜欢兰斯。”

“他是叫兰斯，对吗？”

“根据兰斯洛爵士【30】的名字起的名，先生。就是圆桌骑士里的兰斯洛爵士。”

“这我倒没想到，那肯定是亚瑟王传说中让人不太愉快的一段。”

“他找到了圣杯。”帕基斯先生说。

“找到圣杯的是加勒哈德【31】。兰斯洛被人家发现同格温娜维尔一起躺在床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作弄天真的人的欲望呢？是出于嫉妒吗？帕基斯望着坐在那边桌上的儿子，眼神看上去就像是被儿子出卖了似的。他难过地说：“这我没听说过。”

7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雪松路之前，我在高街【32】给孩子买了份冰激凌——为的是气气他爸爸。亨利·迈尔斯正举行一个鸡尾酒会（帕基斯先生是这么报告的），所以采取行动正当其时。帕基斯先生把儿子的衣服扯扯平，然后把他交给了我。为了纪念平生头一回与一位委托人同台亮相，孩子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而我穿的是自己最糟的衣服。一些草莓冰激凌从他的匙子上滴下，溅到了他的套装上。我一言不发地坐着，直等到孩子把最后一小团冰激凌吃完。然后我问他：“再来一份？”他点点头。“还要草莓的吗？”

他说：“要香草的。”过了一会儿才又加上一句，“谢谢。”

他不慌不忙地吃起第二份冰激凌，仔细地舔着匙子，好像在抹掉指纹似的。随后我们两人便像父子一般牵着手穿过公共草坪，往雪松路走去。我想：萨拉和我都没孩子；结婚、生孩子，过甜美平淡的安生日子，难道就不比这种贪欲嫉妒、偷鸡摸狗的勾当和帕基斯的报告更有道理吗？

我按响了雪松路顶楼的门铃，并对孩子说：“记住，你觉得自己病了。”

“要是他们给我一份冰激凌的话……”他开口说道。帕基斯已经训练他作好了准备。

“他们不会的。”

我揣测，来开门的是斯迈思小姐——一个头戴从义卖场上买来的那种灰不溜秋的头饰的中年妇女。我问道：“威尔逊先生住在这儿吗？”

“不住这儿，恐怕……”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在二楼吗？”

“这栋楼里没有叫威尔逊的人。”

“哦，亲爱的，”我说，“我大老远地带着这孩子过来，这会儿他觉得自己不舒服……”

我不敢看孩子，但从斯迈思小姐看他的样子来判断，我断定他正在默默地、十分能干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萨维奇先生该会自豪地承认他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了。

“让他进来坐下吧。”斯迈思小姐说。

“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心想：不知道萨拉隔多久就会从这个门口走进这间狭小凌乱的门厅一次？现在我算是到了X的家里了。帽钩上那顶棕色的软帽应该就是他的。我的继任者的手指——那些触摸萨拉的手指——每天都会转动这扇门的门把。现在门打开了，里面是煤气取暖炉的黄色火苗，粉红色灯罩里透出的光线穿过午后灰白色的天光，照到沙发上那面宽松的印花布套上。“我可以给你的小男孩端杯水来吗？”

“真是太谢谢你了。”我记得自己刚才已经说过这句话。

“或是来点橙汁？”

“别麻烦了。”

“橙汁。”男孩坚决地说，而且又是隔了好一会儿，待她走到门口时才说了声“谢谢”。现在既然只剩我们俩了，我便朝他望了望：他正趴在沙发套上，一副病得不轻的样子。要不是他对我挤挤眼睛的话，我会以为他是不是可能真的……这时候斯迈思小姐端着橙汁回来了，我说：“快道声谢谢，阿瑟。”

“他名字叫阿瑟？”

“阿瑟·詹姆斯，”我说。

“是个挺老派的名字。”

“我们是老派人家。从前他妈喜欢丁尼生【33】。”

“他妈已经……？”

“是的。”我说。她用怜悯的眼光看了看孩子。

“他对你一定是个安慰。”

“也是个麻烦。”我说。我开始感到羞愧：她是这么相信我的话，而我都在这儿干些什么好事呢？我并没有离会见X的目的更近一点，再说，与床上的那个家伙打上照面是否就真的能让我开心一点呢？我改变了策略，说：“我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布里奇斯。”

“我叫斯迈思。”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我想没有。我对人的面孔记得很清楚。”

“或许我在公共草坪上见过你。”

“我和我哥哥有时候会上那儿去。”

“他该不会是叫约翰·斯迈思吧？”

“不，”她说，“叫理查德·斯迈思。小男孩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更不好了。”帕基斯的儿子说。

“你看我们该给他量量体温吗？”

“能让我再喝点橙汁吗？”

“这不会有什么不好吧？”斯迈思小姐不太有把握地问，“可怜的孩子，也许他在发烧。”

“我们叨扰你够久了。”

“如果不把你们留住的话，我哥哥是不会原谅我的。他很喜欢孩子。”

“你哥哥在吗？”

“他随时都会回来。”

“下班回家来吗？”

“这个——他的工作日其实是星期天。”

“是教士吗？”我暗含恶意地问道，但得到的却是一个让人不解的回答：“并不是。”她脸上露出一丝忧虑的神情，那神情像幕布似的悬坠在我们两人中间，而她便带着自己的苦恼躲到了幕布后面。她站起身子，这时候前厅的门打开，X来了。在昏暗的门厅里，我依稀辨认出一个有着一张演员般英俊面孔的男人——这张面孔照镜子照得太多，沾着一股俗气。我悲哀而不满地想道：我希望她的品味更好一点才是。随后，那个男人走到了灯光下。他左边的脸颊上有几块厚厚的青黑斑，看上去差不多像是他血统不纯的标记——刚才我是冤枉他了，他无论照哪面镜子都不可能有满足感。

斯迈思小姐说：“我哥哥理查德。布里奇斯先生。布里奇斯先生的小男孩不舒服。我要他们进来的。”

他一边眼睛看着孩子，一边同我握手。我注意到他的手又干又热。他说：“我曾经见过你孩子。”

“在公共草坪上吗？”

“有可能。”

对于这间屋子来说，他显得过于强势：他同印花布不协调。她妹妹坐在这里时，他们是不是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或者他们打发她到外面办事，而自己在这里做爱？

好了，我已经见到这个人，没有什么理由需要再待在这儿了——除了所有那些因为见到他才生出的新问题以外：他们是在哪儿认识的？是她主动的吗？她看上了他的哪一点？他们成为情人有多久了？多长时间约会一次？她写过的那些话我都能背下来，“我不必给你写信或者对你说话，在我能把话说出来以前，你已经无所不知了。不过人在爱的时候，会觉得有必要采用自己一直在用的老办法。我知道自己是刚刚开始在爱，但我已经想弃绝除你之外的任何东西、任何人了。只是恐惧和习惯在阻碍着我。亲爱的……”我瞪着他脸颊上那些粗糙的青黑斑，心想：没有什么地方是保险的，驼背、瘸子——他们都有激发爱情的绝招。

“你上这儿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告诉过斯迈思小姐——有个叫威尔逊的人……”

“我记不得你的面孔，不过我记得你儿子的面孔。”他失望地做了个简短的手势，仿佛像是要摸摸孩子的手似的——他的眼睛里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温情。他说：“你不必害怕我。我习惯了人们上这儿来。你尽管放心，我只想能为你效劳。”

斯迈思小姐解释道：“人们常常脸皮太薄。”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们都在说些什么。

“我只是在找一个叫作威尔逊的人。”

“你很清楚：我知道没这么个人。”

“如果你能借我一本电话号码簿的话，我可以核实一下他的地址……”

“还是再坐坐吧。”他边说边愁容满面地来回打量着孩子。

“我得走了。阿瑟已经感觉好了点，威尔逊……”他的含糊其词让我感到不太自在。

“你想走的话当然可以走，但你把孩子留在这里不行吗——哪怕只留半小时？我想同他谈谈。”我想他已经认出了帕基斯的助手，正打算要盘问他，所以便说，“你要问他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每次他把没有青黑斑的那半边脸对着我时，我的怒火都会增加，因为只要我一看到他那松弛丑陋的另一侧脸颊，它就会慢慢转开。我实在无法相信：斯迈思小姐去沏茶时，这儿的印花布沙发套上会横流着淫欲。不过绝望总会给人一个回答，此刻绝望正在问我：你难道愿意那是爱情，而不是淫欲吗？

“你和我年纪都太大了，”他说，“可是牧师和学校的老师们——他们用自己的谎言来腐蚀他的过程才刚刚开始。”

“见鬼！我不懂你什么意思。”说完这话后我赶紧对斯迈思小姐补充了一句，“对不起。”

“瞧，我算说对了吧！”他说，“‘见鬼’，我要是惹恼了你，你很可能还会说‘我的上帝’呢。”

我觉得自己惹他不高兴了。他可能是个不信奉英国国教【34】的新教牧师，因为斯迈思小姐说过他星期天工作。可是这样一个人竟会成为萨拉的情人，真是荒诞极了。它一下子降低了她的重要性：她的情事成了个笑柄；她本人也可能会在我将出席的下一个宴会上成为有趣的谈资。有一会儿我不再去想她了。男孩说：“我觉得难受，我能再喝点橙汁吗？”

斯迈思小姐说：“亲爱的，我想你最好还是别再喝了。”

“我真的得带他走了。太谢谢你们了。”我尽量盯着斯迈思先生脸上的青黑斑对他说，“如有得罪之处，十分抱歉。那纯属偶然，我只是碰巧接受不了你的宗教信仰。”

他诧异地望着我。“可我并无任何宗教信仰。我什么也不信。”

“我以为你反对……”

“我痛恨前人留下的花哨玩意儿。请原谅，我知道自己扯得太远了，布里奇斯先生，但有时候我怕平常用的词儿——比如说‘再见’——也会让人们想起那些花哨的玩意儿。【35】要是我能相信自己的孙子连“上帝”这样的词儿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就像他不知道斯瓦希里语【36】某个词的意思一样，那就好了。”

“你有孙子吗？”

他愁容满面地说：“我没孩子。我羡慕你有儿子。这是伟大的义务和伟大的责任。”

“你刚才想问他些什么？”

“我想要他在这里的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因为那样的话他以后就可能还会再来。人有这么多的东西想告诉一个孩子，比如世界是怎么来的。我想告诉他有关死亡的事情，我想从他脑子里清除掉他们在学校里灌输给他的所有谎言。”

“半小时里做这一堆事可是够多的。”

“人可以播下种子。”

我语带恶意地说：“那可是福音书里的话。”

“噢，这个你不说我也知道，我自己也已被腐蚀了。”

“人们真的来找你吗——悄悄地？”

“你会感到出乎意料的，”斯迈思小姐说，“人们都渴望得到有关希望的讯息。”

“希望？”

“是的，希望。”斯迈思说，“你难道看不出，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除了此世今生拥有的东西外别无所有的话，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希望？没有什么未来的补偿、回报、惩罚。”当半边脸颊隐藏起来的时候，他的面部有一种古怪的高贵味道。“那么我们就会着手把这个世界变成天堂了。”

“会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需要先解释明白。”我说。

“我带你看看我的图书馆好吗？”

“这是伦敦城南部理性至上派最好的图书馆。”斯迈思小姐解释说。

“我不需要被人家说服改变信仰，斯迈思先生。我什么也不信，除了一些偶然的时候。”

“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就是偶然的时候。”

“不过奇怪的是，这些时候正是希望的时刻。”

“自负可以假扮成希望。自私也会。”

“我不觉得它们同希望有什么关系。希望会突然间无缘无故地产生，它是一种气味……”

“啊，”斯迈思说，“花的结构、设计的主题、钟表需要有制造它们的钟表匠之类的道理，所有这些都是老掉牙的玩意儿了。施韦尼根二十五年前就对所有这些问题作了解答。我来解释给你听……”

“今天不啦。我真的得带孩子回家了。”

他像一个遭到拒绝的情人一样，又做了一下那个表示爱意受挫的手势。我突然间想道：不知在多少临终病人的床前他被拒绝过。我觉得自己也想给他一点有关希望的讯息，可就在此时，他的另一侧脸颊转向了我，于是我便只能看到那张傲慢的演员般的脸了。我更喜欢他可怜、信心不足、落后于时代的时候。艾耶尔【37】、罗素【38】——他们是今日的时尚，不过我怀疑他的图书馆里是否会有许多逻辑实证主义者【39】的著作。他那里只会有变革世界的斗士，而不会有超然物外的哲人。

在门口——我注意到他没有用那个危险的术语“再见”来同我道别——我冲着他那半边漂亮的脸颊开了一炮：“你应该见见我的一个朋友，迈尔斯太太。她会感兴趣的……”说到此处我便一下打住话头。炮弹击中了目标。那侧脸颊的青黑斑上似乎泛起了些许绛紫色，他猛地掉开了脸。这时我听到斯迈思小姐说：“哦，我亲爱的。”无疑我弄得他难受了，不过感到难受的并不仅仅是他，还有我。我真希望自己刚才的炮弹偏离了目标。

在外面马路的阴沟边上，帕基斯的儿子感到恶心。我让他吐出来，自己则站在那儿纳闷：难道他也失去她了吗？这一切难道就没个完吗？我现在是不是该去找Y了？

8

帕基斯说：“这事做起来其实挺容易，先生。人多极了，所以迈尔斯太太以为我是她丈夫部里的一个朋友，而迈尔斯先生又以为我是她太太的一个朋友。”

“鸡尾酒会开得好吗？”我问，心里再次记起第一次见到萨拉以及看见她同那个陌生人在一起时的情景。

“应该说非常成功，先生，只是迈尔斯太太看起来身体不太舒服，她咳嗽得很厉害。”我很愉快地听着他叙述：这次的聚会上大概没有什么角落里的接吻和抚摸了。他把一个棕色纸包放在我的写字台上，带着自豪的口气说：“我从保姆那里打听到了去她的房间该怎么走。如果有人注意我的话，我就说在找厕所，但是没人注意我。这东西就在那儿，在她的书桌上——那天她一定在上面记东西来着。当然啦，她可能很小心，不过根据我对日记的经验，它们总是会泄露信息的。人们会自己发明一些小小的代号，但是你很快就会识破它们，先生。他们也可能会省略掉一些东西，但你很快就会知道他们省略掉的都是些什么。”他说话的时候，我打开了日记本。“你之所以记日记，就是因为想记住事情，这是人之常情，先生。不然的话记它干吗？”

“你看过吗？”我问。

“我确定了一下它的性质，先生，并根据其中的一则记录判断：她不属于那种小心谨慎的人。”

“这不是今年的日记，”我说，“是两年前的。”

一时间他感到很窘。

“它对我有用。”我说。

“这日记能帮着把问题搞清楚，先生——即便她没犯过什么过错。”

日记写在一本大账簿上，那熟悉的粗大笔迹被账簿上的红线和蓝线划过。日记并未每天都记，我可以宽宽帕基斯的心了——“上面的时间跨度有好几年。”

“我估计一定有某种原因促使她取出了日记重读。”我心里纳闷，是不是对我、对我们恋情的某项记忆可能不迟不早，就在今天掠过了她的脑际？是不是可能有某种东西搅乱了她内心的安宁？我对帕基斯说：“我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个，很高兴。你瞧，我真的觉得现在我们可以结账了。”

“希望您能感到满意，先生。”

“相当满意。”

“希望您能给萨维奇先生写封信，告诉他这一点，先生。他老是从委托人那里听到坏报告，而好报告却从来没人写。委托人越是感到满意，就越想忘记，越想从自己的脑中把我们赶出去。这你几乎不能怪他们。”

“我会写的。”

“谢谢您待孩子好，先生。他有点消化不良，不过我知道是怎么搞的——对兰斯这样的孩子，要限制他们吃冰激凌很难。他差不多一句话也没说就从您那里弄到了冰激凌。”我很想看日记，但是帕基斯却待着不走。也许他并不真的相信我会记住他，所以想用自己那对可怜巴巴的眼睛和那撇透着穷气的小胡子给我的记忆增加点印象。“我很欣赏我们的合作，先生——如果在糟糕的情况下人们也能说到欣赏的话。我们的主顾并不总是真正的绅士，即使他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头衔。我的主顾里面就曾经有过那么一个世袭贵族，先生。我把报告交给他后，他大发雷霆，就好像我是犯错的当事人似的。那事让人感到很泄气，先生。你干得越是成功，他们就越是乐意以后不再见到你。”

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以后就不再想见到帕基斯，所以他的话引起了我的负疚感。我没法把这位仁兄赶走。他说：“我一直想着，先生，要送您一件小小的纪念品——可是回头一想，它又正好是您不想收到的东西。”人能得到别人的喜欢——这是件多么令人奇怪的事情啊。它会自动唤起某种忠诚的感情。所以我对帕基斯撒谎说：“我始终很享受我们的谈话。”

“开始的时候真是不顺利，先生，犯了那个愚蠢的错误。”

“你对孩子说了吗？”

“是的，先生，不过过了些天，在字纸篓的事情上取得成功之后才说的，这样可以让我不那么痛苦。”

我低头看了一眼日记本，读到上面有这么一句：“真快乐，莫明天回来。”我想了一会儿“莫”是谁。想到自己曾经被人爱过，自己的存在曾经有力量在另外一个人的生活中造成快乐与无聊的差别，这也是一件多么令人奇怪、多么让人感到陌生的事情啊。

“不过如果您真的不反对纪念品的话，先生……”

“当然不反对，帕基斯。”

“先生，我这里有件东西，可能有点意思和用处。”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用纸巾裹着的物件儿，怯生生地隔着写字台把它推给我。我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个不值钱的烟灰缸，上面有“布赖特林希大都会饭店”的字样。“这玩意儿可有点历史呢，先生。您还记得波尔顿案吧？”

“不能说还记得了。”

“当时它引起过很大轰动，先生。波尔顿夫人、她的保姆，还有那个男人，先生，三个人一块儿被发现的。这个烟灰缸当时就放在他们床边，靠着波尔顿夫人那侧。”

“你的收藏一定够装备一个小博物馆的了。”

“我本想把它送给萨维奇先生——他特别感兴趣——不过现在我很高兴没送给他，先生。我想您会发现，您的朋友在烟灰缸上掐灭烟头时，上面刻的字会引起他们的议论，而您正好可以回答他们——说起波尔顿案子。他们都会想听下去的。”

“这听上去很让人激动。”

“人性就是这样，不是吗，先生？凡人的爱情也是这样。不过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没想到会有第三个人。房间也不大，不时髦。我太太当时还在世，但我不想告诉她这些细节。她听到点事儿心里就会不踏实。”

“我肯定会珍视这件纪念品的。”我说。

“烟灰缸如果能说话就好了，先生。”

“的确如此。”

不过，帕基斯尽管有那么深刻的思想，他的话终于还是讲完了。最后握了握手（手有点发黏，也许它碰过兰斯的手）后，他便走了。他不属于那种你想再见到的人。随后我打开了萨拉的日记。开始时，我想该看看一九四四年六月里一切结束时那天的日记，但在醒悟到自己想看那天日记后面的原因以后，我又觉得有很多其他日子的日记可以看。把这些日记同我本人的日记放在一起比对，我便会确切地知道她的爱情究竟是如何逐渐消失的。我想以对待案子——帕基斯的一个案子——中某个卷宗的方式来对待这本日记，但我没有那份定力，因为打开日记后我所发现的并非是我自以为会发现的东西。怨恨、猜疑和嫉妒已驱使我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我读她写下的文字时就像是在读一个陌生人的爱情自白。我以为会读到许多说明她不是的证据——我不是曾经那样频繁地拆穿过她的谎言吗？——然而此时此刻，全部的答案都白纸黑字地写在这儿，我可以相信它们，就像我不能相信她说的话一样，因为先读的是日记的最后两页，所以为了确认没错，最后我又把这两页重读了一遍。你知道自己身上没有任何除了父母亲或者天主以外的人会爱的东西，然而此刻你却发现并且相信有人爱自己，这真是件令人奇怪的事情。

第三部

1

……我们了结之后，除了你【40】以外就再没有剩下任何东西了。对我们两人来说，情形都是如此。本来我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爱，一次只花掉一点，在此处和彼处，在这个男人或者那个男人身上省着用。但是甚至在帕丁顿车站附近那家旅馆里头一次幽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花完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你在那儿，教导我们大肆挥霍，就像你教导富人们所做的那样，以便有朝一日，我们会除了对你的这份爱以外别无所有。但是你对我太好了。我向你要求痛苦时，你却给了我安宁。也给他这个吧，把我的安宁给他——他更需要。

1946年2月12日

两天前，我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安宁、平静和爱情的感觉。生活又要变得快乐起来了，可是昨天夜里我做梦，梦见自己在爬一段很长的楼梯，去见楼上的莫里斯。那时候，我依然是快乐的，因为爬到楼梯顶上后我们会做爱。我大声告诉他我来了，但回答我的却不是莫里斯，而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那声音像大雾天里向迷航船只发警报的雾号一样低沉地、嗡嗡地响着，让我感到害怕。我以为他把房间租给了别人，自己已经走了。我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我重新走下楼梯时，大水漫过了我的腰际，门厅里弥漫着浓雾。随后我醒了。我再也不觉得安宁，我真想像以往一样地要他。我想同他一块儿吃三明治。我想同他一块儿在酒吧里喝酒。我很累，我不想再要任何痛苦了。我要莫里斯。我要平平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亲爱的主，你知道我想要你的痛苦，可我不想现在就要。把它拿开一会儿，下次再给我吧。

读完这段以后，我便从头开始往下读。日记她并未每天都记，我也无意每则都读。她同亨利一块儿去的剧院、餐馆和宴会——所有那些我一无所知的生活依然有着让我难受的力量。

2

1944年6月12日

有时候，我对努力让他相信我爱他并且永远会爱他这件事感到十分厌倦。他像一个出庭律师那样抓住我说的话不放，并且加以曲解。我知道他很害怕，害怕一旦我们的爱情终结，他就将被无边无际的沙漠所包围，但他却无法意识到我的感受也完全一样。他大声嚷着说出来的话，我默默无语地说给自己听，并且在这里写下来。人在沙漠里能够建造起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一天里多次做爱，过后我会自问：性欲是否就不会有终了的一天呢？我知道他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在害怕沙漠开始的那一刻。如果彼此失去了对方，那么我们在沙漠里都会做些什么呢？那以后人怎么活下去？

他嫉妒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爱情就像是中世纪女子用的贞操带：只有同我在一块，只有在我身体里时，他才会感到安全。只要我能让他感到安全，我们就能平静、快乐，而不是粗野、无节制地去爱，沙漠就会退隐到看不见的地方，或许一辈子都会如此。

如果一个人能信天主，那么天主会充满这个沙漠吗？

我一直想被别人喜欢或者爱慕，如果一个男人突然对我发火，如果我失去了一个朋友，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我甚至不想失去丈夫。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什么都想要。我害怕沙漠。在教堂里，他们说：天主爱你，天主就是一切。相信这种说法的人不需要被人爱慕，她们不需要同男人睡觉，她们感到很安全。可是我无法凭空虚构一种信仰。

莫里斯今天一天对我都很温存。他经常告诉我说，他从未这样深深地爱过另外一个女人。他以为经常说这句话，就能让我相信它。然而我之所以相信它，只是因为我也完全一样地爱着他。如果不再爱他了，我就会停止相信他的爱。如果我爱天主，那么我就会相信他对我的爱。仅仅需要爱是不够的，我们首先得爱才行，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去爱。但我需要爱，我太需要它了。

他整天都很温存。只有一次，在我提到一个男人的名字时，我看到他的目光移开了。他以为我还在同别的男人睡觉。即使情况确实如此，事情就果真会那么严重吗？如果他偶尔有个女人的话，我会抱怨吗？如果在沙漠里我们两人无法相伴的话，我是不会坚持不让他稍稍有个伴的。有时候我想：真要到了情缘已尽的时候，恐怕跟他要杯水喝他都不会给；他会把我逼到彻底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孑然一身，身边无物也无人——活像一个隐士。但隐士从来不会孤独，或者据说不会。我的头脑里乱极了。我们都在对彼此做些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对他做的事儿与他在对我做的事儿完全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是如此快乐，有生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快乐。我们仿佛是在一块儿雕刻着同一座雕像，一块儿从彼此的痛苦之中雕刻出这座像的形体，然而雕像的基本构思是什么我却一无所知。

1944年6月17日

昨天我同他一块儿回家，我们做了通常做的事情。我没有勇气把它写下来，但是我想这么做，因为此刻，在我写这些的时候，时间已是明天，我害怕昨天将尽的时刻。只要我不停地写，昨天就是今天，我们就会依然还在一起。

昨天等他的时候，公共草坪上有人演讲：演讲者中有独立工党的人，有共产党的人，有只是讲讲笑话的，还有一个抨击基督教的人，他属于一个叫作“伦敦市南部理性至上学会”或者差不多名字的组织。那人半边脸上有黑斑，不然的话应该会很漂亮。听他演讲的人很少，也没有什么人打断他的话向他提问。他在抨击某个已经死去的东西，我想他干吗要去费这个事。我待在那里听他讲了几分钟，他在力图证明说：上帝存在的理由站不住脚。我除了不想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待着这种胆怯的需要外，并不太清楚什么上帝存在的理由。

突然间，我感到一阵恐惧，担心亨利或许会改变主意，只给我发一封电报，说他要待在家里。我从来也不清楚自己最怕的是什么——是怕自己失望，还是怕莫里斯失望。不管是谁失望，结果对我们两人来说都一样：我们会找碴儿吵架。我对自己生气，而他则对我生气。我回了趟家，但并没有什么电报来，结果我再赶回去见他时便迟到了十分钟。于是我就开始生气，以便同他的生气保持一致。过后他又会意想不到地对我温存起来。

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有过这么长的一个白天，而且还有随之而来的整整一个夜晚可以待在一起。我们买了生菜和面包卷，还有配给的黄油——我们不太想吃东西，天气很暖和。此时此刻，天气也很暖和。人们会说：多么可爱的夏天啊。我正乘火车到乡下去同亨利会合，一切都永远地结束了。我感到恐惧：这就是沙漠啊，周围很多里很多里的地面上什么人和东西都没有。如果身在伦敦的话，我可能很快就会丢掉性命，但是如果身在伦敦的话，我就会走到电话机面前，拨打我所记得的唯一的号码。我自己的号码经常忘记：我想弗洛伊德会说，我就是想忘记它，因为它也是亨利的号码。不过我爱亨利：我想要他快乐。只是今天我很恨他，因为他的确很快乐，但我不快乐，莫里斯也不快乐，而他却完全不会知道这一切。他会说我看上去很疲倦，会以为是我来了倒霉的例假——他已经不再费事去计算那些天数了。

今晚拉响了空袭警报——当然，我是说昨晚，但那又有什么要紧？沙漠里是没有时间的。然而只要想，我是可以走出沙漠的。我可以明天就赶火车回家，给他打电话。亨利或许还在乡下，我们可以在一起过夜。誓言——对我从不认识的人，对我并不真正信仰的人所发的誓言——并不那么重要。没人会知道我违背了誓言，除了我和他。而他并不存在，对吧？他不可能存在。你不可能一边有一个仁慈的天主，一边却感到如此绝望。

如果回去的话，我们该上哪儿去呢？昨天空袭警报拉响以前，还有在那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我们都是待在哪儿的？那时候，我们害怕恋情的终结，对于一无所有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这点感到困惑。现在我不再需要困惑——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这就是终结。可是，亲爱的主啊，我该拿这种爱欲怎么办呢？

我为什么要写“亲爱的主”呢？他并不亲爱——对于我来说他并非如此。如果他存在的话，那么发那个誓言的念头就是他塞进我脑袋里的，为此我恨他。我恨。每过几分钟，窗外就会掠过一座灰色的石砌教堂和一个小酒馆——沙漠里到处都是教堂和酒馆，还有许许多多的店铺、骑自行车的男人、草地、奶牛和工厂的烟囱。你透过沙子看到他们，就像透过鱼缸里的水看到里面的鱼一样。亨利也在鱼缸里待着，他抬起嘴来等待着接吻。

我们没有理会空袭警报，它不重要。我们不怕那样子死去。但是后来空袭不停地持续下去，看来这不是平常的空袭——报纸还未得到报道实情的许可，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它就是我们一直在担心的那个新玩意儿。莫里斯下楼去看地下室里有没有人——他担心我出事，我也担心他出事。我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走了还没到两分钟，街上就发生了爆炸。他的屋子不在临街的那一侧，所以除了房门被气浪冲开，墙上掉下些灰泥以外，别的倒并没有什么。但是我知道炸弹落地时他正在房子朝街的那一面。我走下楼梯：楼梯上散落着垃圾和折断的栏杆，凌乱不堪，门厅里也是一片狼藉。开始时我没有看到莫里斯，后来我看到门下面伸出来他的一只手臂。我摸了摸他的手：我可以发誓说那是一个死人的手。两人相爱时，他们的亲吻里缺不缺少温情这一点都是掩盖不住的。我摸他的手时，如果上面还有哪怕一点点活气的话，我会辨认不出来吗？我知道，如果我握住他的手，把它往我这边拉的话，它就会离开他的身体，自己从门下面滑出来。当然现在我知道：自己当时之所以那么想，只是因为情绪太激动，有点歇斯底里。我受骗了。他并没有死。一个人该对他在歇斯底里情况下所许诺的东西，或者所违背的诺言负责吗？此刻，在写下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就正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然而四周却连一个哪怕能让我与之说一声自己不快乐的人都没有，因为他们会问我为什么，于是问题就会开始，而我便会精神崩溃。我绝不能精神崩溃，因为我必须保护亨利。噢，让亨利见鬼去吧，让亨利见鬼去吧。我想要一个能接受真实的我，而不是需要我保护的人。如果我是个婊子和骗子，那么难道就不会有爱婊子和骗子的人吗？

我在地板上跪下。我这么做真是疯了：这样的事是我小时候都不用做的——父母亲从来不相信祷告，就像我现在也不相信一样。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莫里斯死了，消亡了。灵魂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的。此刻，就连我给他的那些半是半不是的快乐也像鲜血一样从他身上流尽了。他再也不会有机会快乐了。对谁我都可以这么想：另外一个人会比我更有能力爱他，使他更加快乐，可是现在莫里斯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跪在那儿，把头抵在床上，希望自己能够相信天主。亲爱的主，我说——为什么是亲爱的，为什么是亲爱的呢？——让我信你吧。我无法信你，让我信你吧。我说：我是个婊子、骗子，我恨自己。我什么也无法自己做到。让我信你吧。我双目紧闭，用两手的指甲使劲掐自己的掌心，一直掐到除了疼痛外自己再也没有别的感觉为止。我说：我会信你，让他活着吧，我会信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有自己的快乐吧。你这样做我就信你。但是这样祷告是不够的，这样信天主也太轻松了。于是我说：我爱他，如果你能让他活过来，我什么都愿意做。我非常缓慢地说：我会永远放弃他，只要能让他侥幸活下来就行。我的指甲掐了又掐，已经能够感觉到掌心的皮肤掐破了。我说：人们可以在彼此不相见的情况下去爱，不是吗？他们看不到你，但是一辈子都爱你。这时候他从门口进来了，他活着。当时我想，没有他的痛苦开始了，但愿他重新躺到门下安安稳稳地死了才好。

1944年7月9日

同亨利赶八点三十分的火车。头等车厢里空无一人。亨利读着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的公报。在帕丁顿车站坐出租车，把亨利送到部里。要他保证晚上回家。出租车司机弄错了路，把我送到了公共草坪的南面，汽车从14号门前开过。门已经修好，临街的窗户用木板封了起来。死亡的体验真是可怕，你无论如何也会想再活过来。到了北面以后，发现有许多没有给我转投到乡下的旧信件，因为我告诉过他们“什么都不要转投”。另外还有旧的图书目录、旧账单和一封上面写有“急！请转投”字样的信。我想把信拆开，看看自己是否还活着，但最后却把它同图书目录一块儿撕碎了。

3

1944年7月10日

我想，如果碰巧在公共草坪上遇见莫里斯的话，自己就不算食言了。所以早餐后我就出了门，午餐以后和傍晚时分我又再次出去，四处转悠，但就是见不着他。六点以后我就不能再待在外面了，因为亨利请了客人来吃晚饭。同六月份时一样，演讲者们又到这里来了。那个脸上有黑斑的男人还在抨击基督教，但是没人注意他的演讲。我心里想：他要是能说服我不必为自己并不信的某个人践约就好了。我走过去听他讲了一会儿，但始终是边听边东张西望，生怕莫里斯露面了而自己却没看见。那人谈起福音书产生的时间，还提到最早的福音书如何到了基督诞生一百年之后才出现。我从未想到福音书成书的年代有那么早，不过我看不出传说里的东西何年何月问世这一点到底有多重要。那人接着又告诉我们说：在福音书里，基督从未自称自己是神。可是到底有没有基督这个人？跟我等莫里斯左等右等等不来的痛苦比起来，福音书又算什么大事呢？一位头发花白的女人正在向人们散发演讲人的小名片，上面印着理查德·斯迈思的名字以及他在雪松路住宅的地址。演讲人邀请人们（任何人都可以）去同他进行私下交谈。一些人拒绝接受名片，径直走开了，就好像那位妇人是在募捐似的。另外一些人则随手把名片扔在草坪上（我看见妇人从地上拾起来一些，我想她是为了不浪费吧）。这情景让人非常难过。演讲人脸上那些可怕的黑斑，他所作的无人感兴趣的演讲以及那些被人扔在地上的名片——这一切就像是一个人主动向别人示好，却遭到了拒绝一样。我把递给我的那张名片装进口袋，并且希望演讲人能看到自己的举动。

威廉·马洛克爵士过来吃晚饭。他曾是劳埃德·乔治【41】的国民保险制度顾问之一，年纪很大，地位显要。亨利如今自然已不再同养老金打什么交道，但他对于这个话题依然抱有兴趣，并且喜欢回忆那段日子。当初我和莫里斯第一次共进晚餐，然后一切就那么开始了。那会儿，亨利干的不正是同失去丈夫的妇女的养老金有关的活儿吗？这当儿，亨利与马洛克开始了一场其中充满了统计数字的漫长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假如遗孀养老金再增加一先令的话，能不能达到十年前的水平。他俩在生活费用数额的问题上各持己见。这场争论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因为两人都承认：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国家都不可能有财力来提高养老金标准。我曾经不得不与亨利在家庭安全保障部的上司聊过一回，可是除了V-1飞弹外，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别的话好同他说。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渴望，想告诉每一个人说：我走下楼梯时，就发现莫里斯被埋起来了。我想说：当时我自然是赤身裸体的，因为没来得及穿衣服。如果我这么说的话，威廉·马洛克爵士会不会转过头来？或者亨利会不会听到我的话？他有除了正在与别人交谈的话题以外什么也听不见的好本领，而当时他正与人交谈的话题是一九四三年的生活费用指数。我想告诉他说：那会儿我正一丝不挂，因为莫里斯和我整个晚上都在做爱。

我看了看亨利的上司，他是一个名叫邓斯坦的人，长着一只断了鼻梁骨的鼻子，一张扁脸活像是制陶工人不小心做砸了而无法出口的作品。我想他这个人只会笑，而不会生气或者表现出冷漠——他会把那种事看作是人之常情的。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只要对他稍有表示，他便会作出响应。我自问道：为何不这样做呢？为何我就不该逃离这片沙漠呢？就是半小时也行啊。除了莫里斯以外，我并没对什么不认识的人做过承诺。我只对莫里斯的事做过承诺。我不能就这么孤零零地同亨利过完下半辈子，没有人爱慕我，没有人为我激动，就这么一边听着亨利同别人说话，一边像切达【42】洞穴里那顶圆顶呢帽一样在滴滴嗒嗒的交谈声中慢慢变成化石。

1944年7月15日

与邓斯坦在法式美食园吃了午饭。他说……

1944年7月21日

邓斯坦来家中等候亨利，同他喝了几杯茶。事情正在不断地进行……

1944年7月22日

和邓一起吃过晚饭，随后他又来到家中喝了一杯。可是这没有用，没有用。

1944年7月23日至30日

邓打来电话。告诉他我外出了。我同亨利开始旅行，去英格兰南部考察民防，同各地的民防队长和市镇工程师们商讨问题，爆炸问题、深层掩体问题，都是些死人装活人的问题。一晚又一晚，亨利和我并肩躺在床上，活像坟墓上的两个幽灵。在比格威尔海滨一座新加固好的防空洞里，当地的民防队长吻了我。当时亨利与市长、工程师们走在前面，进了第二个洞室。我叫住了民防队长，摸了摸他的臂膀，问了他一个关于钢制上下床的傻问题：为什么这里没有供夫妇们使用的双人床？我是想要他亲吻我。他扳过我的身子，把我抵在一张床架上开始吻我。我后背抵住床架的那块地方感到一阵刺痛。随后，我便笑着回吻了他，这使他大感惊讶。可所有这些都没有用，难道这样做再也不会奏效了吗？这时候，市长和亨利转了回来。市长说：“必要时，我们这里可容纳两百号人。”晚上，当亨利还在出席官方宴会时，我要接线员帮我接莫里斯的电话。我躺在床上等着电话接通。我对天主说：我信守承诺已有六周了，我不能信你，也不能爱你，但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如果不能恢复生气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荡妇，仅仅是一个荡妇。我会存心故意地毁掉自己。每过一年，我都会对此道变得更加习以为常。你是否宁愿看到我那样，也不愿意我违背诺言呢？到那时候，我会像那些陪酒女郎一样，被三个男人围着，浪笑不已，并且不带感情地抚摸他们。此时此刻，我的身心已在崩溃。

我把听筒夹在肩膀上，听到接线员说：“我们正在接通你的号码。”于是我对天主说：如果他接了电话，我明天就回去。我清楚地知道莫里斯的电话机摆在床边什么位置。有一次睡梦中，我一拳挥出去，正好把它捅到了地上。这时候听筒里传来了一位姑娘的声音：“喂？”我差点把电话挂上。我愿意莫里斯生活得幸福，可是我愿意他这么快就找到了幸福吗？我有点伤心，后来总算恢复了理智，听凭理智劝解道：为什么他就不该这样呢？你离开他不正是希望他幸福吗？于是我对那位姑娘说：“我能同莫里斯先生讲话吗？”但是一切都已变得毫无意义，可能莫里斯现在根本就不再想要我违背诺言了：也许他已经找到了一个人，她愿意和他一起生活、一起吃饭，同他一块儿外出，每晚陪他睡觉，同他甜甜蜜蜜地过日子，再也难以分开了，而且还为他接电话。这时候，我听到电话那头那个姑娘的声音在说：“本德里克斯不在，他已经走了好几个星期。我是借住在这套房子里的。”

我挂上了电话，开始我感到很高兴，过后又难过起来。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们在同一片沙漠里，在寻找的也许是同一眼泉水，但相互看不见，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要是我们在一起的话，沙漠就不再会是沙漠了。我对天主说：“那么事情就是这样了。我开始信你，而如果我开始信你的话，我就会恨你。我有违背自己诺言的自由意志，对吧？但是我没有通过违背诺言来获得好处的能力。你让我打了电话，然后又在我面前关上了门。你让我犯下罪孽，但又拿走了我罪孽的果实。你让我跟邓私奔，但又不让我享受它。你让我把爱情赶了出去，然后又说欲望我也不能有。现在你又指望我做些什么呢，天主？我从这里出发该上哪儿去呢？”

做学生的时候，我曾听人说过一个国王——他是亨利家族中的一员【43】，就是派人去谋杀贝克特的那一个——他在看到自己的出生之地被敌人烧毁时发誓说（因为天主对他做了这些）：“因为你夺走了我最爱的小城——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所以我要从你那儿夺走我身上你最爱的东西。”真奇怪，十六年之后我还能记得这句祷告。七百年前，一位国王在马背上发下了这句誓言，而此刻，在滨海的比格威尔市一家饭店——王室比格威尔饭店——的客房里，我也在做着同样的祷告。主啊，我会从你那里夺走我身上你最爱的东西。我从来也没有背会主祷文【44】，可是我却记得这句话——这是一句祷词吗？夺走我身上你最爱的东西。

你最爱的是什么呢？如果信你的话，我想自己会相信不朽的灵魂，可那是你爱的东西吗？你真的能在我们的皮囊里看到灵魂吗？即使是天主，也不可能去爱他所看不见的东西。他看我的时候，能看到什么我自己看不见的东西吗？如果他能爱它的话，这件东西必定是可爱的。要我相信自己身上有什么可爱之处，这要求可太高了。我想要男人们欣赏我，但那只不过是你在学校里学会的一点把戏而已——眉来眼去，说话时带点特别的腔调，用手碰碰人家的肩膀或者脑袋什么的。他们如果觉得你欣赏他们，也就会因为你的好眼力而欣赏你。而当他们欣赏你时，你便会一时虚妄地以为自己身上真有什么可赞可赏之处。我一辈子都竭力生活在这种幻觉之中——它是一帖安慰剂，能让我忘掉自己是个婊子和骗子。那么在婊子和骗子身上你该会爱上些什么呢？你在哪儿能找到他们所说的那种不朽的灵魂？你在我身上——不是这个人，也不是那个人，而偏偏是我——身上的什么地方能看到这种可爱的东西呢？你在亨利——我是说我认识的亨利——身上能找到这种东西。他脾气温和，为人善良，富有耐心。你在莫里斯身上也能发现这种东西，他觉得自己会恨会爱，但其实始终抱有一颗爱人之心，即便对自己的敌人也是如此。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在我这个婊子和骗子身上，你哪里能找到什么可爱之处呢？

告诉我这个，天主，这样我就可以动手把它永远地从你身边夺走。

那个国王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誓言的？我真希望自己还记得。关于他，我只记得他让修士们在圣贝克特的墓前用鞭子抽打他，再多的就记不起来了。但听起来这并不像是确切的答案。鞭打这件事情一定发生在那之前【45】。

今晚亨利又不在家。如果我去酒吧里挑个男人，把他带到沙滩上，同他一起在沙丘之间躺下，这样不就等于是在从你身边夺走你最爱的东西吗？可是这样做没有用，它再也不会有用了。如果我自己不能从中获得任何乐趣的话，我这样做便不会让你有任何的难过。与其如此，我还不如像沙漠里那些人所做的那样，用针刺自己。沙漠。我想做点自己喜欢而又能让你难受的事情。不然的话，岂不是太苦自己了。这么说才像是信主的表示呢。相信我吧，主啊，我还没信你呢，我还没信你呢。

4

1944年9月12日

在彼得·琼斯店里吃午饭，给亨利的书房买了盏新台灯。一餐被其他女人包围、拘谨的午饭。到处见不到男人，活像是在队伍里当兵。几乎有一种安宁的感觉。过后去皮卡迪利大街上一家新开的专放新闻片的影院，看了诺曼底的废墟和一位美国政治家的到访。七点亨利回来以前无事可做。独自喝了两杯酒。不该这样。我是不是也得把酒给戒了呢？但是如果什么都去掉的话，我该怎么活着呢？我是个爱莫里斯，但同别的男人鬼混，还喜欢自己喝酒的人。要是你把所有使你之所以成为你自己的东西都丢掉的话，那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亨利进来了。我看得出他有点开心的事：他显然想让我来问他是什么事，但我就是不问。所以他最后不得不自己告诉我：“他们推荐我为‘大英帝国官佐勋章’的获勋候选人。”

“那是什么东西？”我问道。

我对这个勋衔的无知让他感到失望。他解释说：过一两年，等他当上大臣时，下一个级别的勋衔将是“大英帝国司令勋章”。“再往后，”他说，“等我退休时，他们很可能会给我一个‘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这弄得人很糊涂，”我说，“你不能只盯着一个吗？”

“你难道不想当迈尔斯爵士夫人【46】吗？”亨利反问道。我生气地想：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想当的就是本德里克斯太太，但是我已经永远打消了这份希望。迈尔斯爵士夫人——没情人，不喝酒，只同威廉·马洛克爵士谈论养老金的迈尔斯爵士夫人。到了那份上，我自己又该在哪儿呢？

昨天夜里，亨利睡着的时候，我看着他。只要我是法律上认为是有过错的那一方，我便会带着一腔柔情望着他，就好像他是个需要我保护的孩子。而当我是他们称之为无辜的那一方时，我便会被他弄得一直要发疯。他有个秘书，有时会打电话到家里来找他。她会说：“噢，迈尔斯太太，H.M.【47】在吗？”所有当秘书的都会使用这种仅仅表示友善而非亲密，却让人受不了的简称。H.M.，我边看着他睡觉边想，H.M.，英王陛下与英王陛下的配偶。有时候，他在睡梦中会笑，是公务员们特有的那种谦逊、短促的微笑，就好像是在说：不错，很有意思，不过现在我们最好接着干活了，是吧？

有一次我问他：“你同秘书有过那种事吗？”

“哪种事？”

“风流事。”

“没有，当然没有。你怎么会想到这个？”

“不知道，我只是纳闷。”

“我从没爱过别的女人。”说完他便读起晚报来。我不禁想：难道自己的丈夫就这么缺少魅力，以至于从没有哪个女人想要他吗？当然啦，我除外。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一定曾经想要他过，但我忘了原因。那时候我太年轻，不知道自己在选择什么。这真不公平。我爱莫里斯时，也爱亨利，而现在，当我是他们所说的好女人时，我却谁也不爱了，而且最不爱的是你。

5

1945年5月8日

晚上步行去圣詹姆斯公园，看他们庆祝欧战胜利日【48】。王室骑兵卫队和王宫之间的水面被泛光灯照亮，水边很安静。没有人叫喊或者歌唱，也没有人喝醉酒。人们手拉手，一对对地坐在草坪上。我想他们很快乐，因为和平来了，再也不会有炸弹了。我对亨利说：“我不喜欢和平。”

“我在想：不知上面会把我从家庭安全保障部调到什么地方去呢。”

“情报部？”我竭力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不，不，我不会接受，那里尽是些临时当差的公务员。你觉得内政部怎么样？”

“哪儿都行，亨利，只要你满意。”我说。随后国王一家出来站到了阳台上，群众十分得体地唱起歌来。国王一家并非是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那样的领袖人物：他们只是一个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家庭。我希望有莫里斯在自己身边。我想重新开始。我也想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

“很感人，是吧，”亨利说，“唔，现在我们大家夜里都能安安静静地睡觉了。”听他的口气，就好像我们夜里除了安安静静睡觉以外还做过别的什么事儿似的。

1945年9月10日

我得有点理智。两天前，我清理旧皮包里的东西（因为亨利突然送了只新皮包给我，当作“和平的礼物”）时，发现了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理查德·斯迈思，雪松路16号，每日下午四时到六时进行私人咨询。欢迎任何人前来。”我想：自己已经被折腾得够久了，现在得去吃点别的药了。如果他能够说服我相信：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的誓言不算数，我就写信给莫里斯，问他想不想再继续下去。或许我甚至会离开亨利。我不知道。但是首先我得有点理智才是。我再也不能歇斯底里了。我要通情达理。于是我去按了雪松路上的门铃。

此刻我正尽力回忆当时的情景。斯迈思小姐沏了茶。喝完茶后她便离开了，留下我同她哥哥单独待在一起。他问我我的问题是什么。我坐在一张印花布面沙发上，他则坐在一把硬邦邦的椅子上，腿上抱着一只猫。他抚摸着猫。他的手很漂亮，但我不喜欢它们。我对他脸上的黑斑差不多还更喜欢些，但是他设法调整自己坐的角度，让我只能看到他完好的那侧脸颊。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没有天主？”

他看着自己那双正在抚摸着猫的手。我替他遗憾，因为他能引以为豪的只有自己的双手。要是他的脸上没黑斑的话，或许他就根本不会有这份自豪了。

“你听过我在公共草坪上发表的演讲吧？”

“听过。”我说。

“在那儿我只能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以便激励人们自己开动脑筋去思考。你自己开始思考了吗？”

“我想是这样。”

“你信什么教长大的？”

“什么教也没信。”

“这么说你不是基督徒？”

“我也许受过洗礼——这只是风俗习惯，不是吗？”

“如果你并无什么信仰的话，那为何还要我的帮助呢？”

到底为什么呢？我不能告诉他莫里斯被压在门下的事情，还有我发过的誓言，现在还不能。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自出生到现在，我发过多少誓言，又违背过多少誓言，怎见得这个誓言就能坚守不变？这情形有点像是你的朋友送你一只难看的花瓶，你等着保姆哪天不小心把它砸了。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保姆把你宝贝的东西砸了一件又一件，可那只难看的花瓶却依旧安然无恙地立在那里。我到这会儿还没认真面对他的问题，所以他不得不又重新问了一遍。

我说：“我不能肯定自己不信神，不过我并不想信。”

“说给我听听。”他说。因为急于要给别人帮助，他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自己那双漂亮的手，并且把他难看的那半边脸转向了我。正因为这样，我发现自己开始说话了——说到了那天晚上，那颗落下的炸弹，还有我那愚蠢的誓言。

“你真的相信，”他说，“或许就是……”

“是这样。”

“想一想全世界成千上万此刻正在祷告的人吧，他们的祷告都没有得到回应。”

“巴勒斯坦有成千上万的人奄奄一息，当时拉撒路【49】……”

“我们——我是说你和我——并不相信这个故事，对吧？”他用一种同我串通一气似的口吻说道。

“当然不相信，不过有成千上万的人是信的。他们一定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

“人若是动了感情，就并不要求一件事情有道理。情人之间就说不上什么道理，对不对？”

“你是不是能把爱情也说成是不存在的？”我问。

“噢，是的，”他说，“对某些人来说，它和贪婪一样，是一种占有欲；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则是一种想要丢掉责任感的投降欲，一种想受到别人欣赏的愿望。有时候，它只是那种想说说话、想把自己的包袱卸下来丢给一个不会嫌烦的人的愿望，想再找到一个父亲或者母亲的欲望。当然在所有这些之下，还有生物学上的动因。”

我想，这说得都对，但在这些之外，难道就没有一点别的什么东西吗？我一直在自己身上，也在莫里斯身上发掘这种东西，只是我的铁锹还未铲到下面的石头。“那么对神的爱呢？”我问他。

“也完全一样。人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所以自然会爱他。你知道集市上那些把人照得变形的哈哈镜。人还造了一面美化自己的镜子，在里面看到自己可爱、有力量、正直，而且聪明。这是他心目中的自己，他在这面镜子里比在哈哈镜里更容易认出自己。哈哈镜只是逗他哈哈大笑而已，而这面镜子里的自己却是多么招他爱啊。”

他谈到哈哈镜和美化镜时，我记不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因为我想到了他自青春期以来曾经有过多少次这样的经历：他照着镜子，竭力想用注意头部姿态的简单方法来使里面的形象显得漂亮而不变形。我感到纳闷：他为什么不留一大把胡子，把脸上的黑斑遮起来呢？是因为黑斑上长不出胡子来，还是因为他憎恨欺骗？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热爱真理的人，但这么一来又说到“爱”上去了。他对于真理的爱可以分解成多种欲望，这一点实在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补偿生理缺陷的欲望，获得力量的欲望，由于自己那张魔鬼附着的可怜面孔从来不会激起别人身体上的欲望，因而变得益发强烈的想得到别人欣赏的愿望。我非常想去摸一摸他的面孔，用同创伤本身一样恒久的爱的话语去抚慰它。这与我看到莫里斯被压在门下时的情形有点相似。我想祈祷：想尽可能作出某种奉献，只要能够帮助他的创伤愈合就行，但现在我的身上再也没有剩下什么可供奉献的东西了。

“我亲爱的，”他说，“还是不要把神扯进来吧。这只是你的情人还是你的丈夫的问题。不要把事物同它的幻影混为一谈。”

“但如果没有爱这种东西的话，我又怎么才能断定呢？”

“你必须断定归根到底最能让人幸福的东西是什么？”

“你相信幸福吗？”

“我不相信任何绝对的东西。”

我想他所能得到的唯一幸福就是这个：想到自己能够给人以安慰、劝告和帮助，想到自己能有点用处。这种想法驱使他每个星期都到公共草坪上去，同那些从来没有问题问他、躲开他、把他的名片扔到草皮上的人谈话。要隔多久才会有什么人真的像我今天这样跑来找他呢？我问他：“有很多人来找你吗？”

“没有。”他说。他对于真理的爱胜过对于自己自尊的爱。“你是第一个——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第一个。”

“同你谈话很愉快，”我说，“你让我的头脑清楚了不少。”满足他的幻想——这是别人能够给予他的唯一安慰了。

他腼腆地说：“你如果能抽出时间来的话，我们可以真正从头开始，追本溯源。我指的是哲学上的争论和历史上的证据。”

我想自己的回答一定有点模棱两可，因为他又继续说道：“这实在很重要。我们绝不能轻视自己的敌人。他们是有理由为自己辩护的。”

“他们有理由？”

“并非很站得住脚的理由，只是表面看有点道理而已。是貌似有理，其实不然。”

他带着焦虑的神情看着我。我想他是在担心，我是否也会是那些走开的人当中的一个。他紧张地、似乎有点多此一举地问我：“一周一小时，这会给你很大的帮助。”我想：我现在不是有这么多时间吗？我可以看书或者看电影，但看书时书上的字句看不进去，看电影时电影上的画面也记不住。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苦楚鼓点般地在我耳边响个不停，塞满了我的整个视野。而今天下午却有这么一小会儿时间，我把这些都给忘了。“行，”我说，“我来。谢谢你抽时间给我。”我这么说着，把自己能抱有的一切希望一股脑儿都放到了他身上，并向他许诺要像祛病一样帮我祛除掉的神祷告：“让我能对他有用吧。”

1945年10月2日

今天天气很热，天上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于是我走到帕克街拐角上那座昏暗的教堂里坐了一会儿。亨利在家，我不想看到他。我尽量记着吃早饭时对他体贴一点，中午他回来吃午饭时对他体贴一点，吃晚饭时也对他体贴一点。有时候我会忘记这么做，而他就会反过来体贴我。两个一辈子相互体贴的人。我走进教堂，坐下来环顾四周，发现这是一座罗马天主教堂，里面放满了石膏像和拙劣的艺术品，写实风格的艺术品。我恨那些石膏像、那个十字架，恨所有那些强调人的躯体的东西。我正在竭力逃脱躯体以及躯体所需要的一切。我想我可以相信某种与我们自身没有关系的神明，某种混沌的、没有固定形状的、宇宙性的东西。我已经向这种东西发下了某种誓言，而它也给了我某种回报——那就是把我从混沌之中拉扯成形，变成同在椅子和墙壁之间飘荡着的浓密水汽一样具体的活人。有一天，我也将会变成这团水汽的一部分——我将会永远地逃离自己。于是我来到帕克街这座昏暗的教堂里，看到了四周圣坛上立着的所有那些躯体——那些带着洋洋自得的面容的讨厌的石膏像。我记得他们相信躯体（我想永远摧毁的躯体）的复活。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加害于这具躯体的事情，怎么可能再会有永久保存它的任何一部分的念头呢？忽然间，我想起了理查德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类发明了教条，为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我想他的话真是大错而特错。如果我要发明教条的话，那么这个教条将会是这样：躯体绝不再生，它得同去年的蛆虫一块儿烂掉。人的思想是多么容易在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啊，这点真是奇怪。真理是否就在摆的摆动范围内的某一个点上，在它永远不会滞留的某一个点上？不是待在像没有受到风吹的旗帜最后耷拉下来构成的那样一条单调乏味的垂线的中点上，而是待在离一个极端近些、离另一个极端远些的某个方位基点上？只要有什么奇迹能让摆在六十度角处停下来，人们便会相信：真理就在那儿。没错，今天摆就摆动了起来，我想到了莫里斯的躯体，而不是自己的躯体。我想到了生活在他脸上刻下的某些纹路，这些纹路就像他笔下的字体一样具有个人色彩。我想到了他肩膀上的一块新伤疤。要不是因为那次他试图保护另一个人的身体不被一堵倒下的墙砸伤的话，那块伤疤本来是不会有的。他没告诉我那三天他为何待在医院里，是亨利告诉我的。那块伤疤就像他的嫉妒一样，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我因此想到：我想让这具躯体成为水汽吗？（对自己的躯体我是想这样，但是对他的躯体呢？）我知道自己想要那块伤疤永远存在，但是我所化成的那团水汽能够爱那块伤疤吗？于是我开始想要自己所憎恨的躯体了，不过这只是为了让它能够去爱那块伤疤。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心灵去爱，但是我们能够仅仅用自己的心灵去爱吗？爱始终在延展着自己，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用自己那没有知觉的指甲去爱：我们甚至还能用自己的衣服去爱，于是就连衣袖都可以去感觉另一只衣袖。

我想：理查德是对的，我们之所以发明出躯体复活的教条，是因为我们确实需要自己的躯体。于是，我马上便承认他说得对：躯体复活是一个我们为了安慰自己而相互传诵的童话，我一点也不再讨厌那些石膏像了。它们就像汉斯·安徒生童话书里那些拙劣的彩色图画，就像一些写得很糟糕的诗歌，但是需要有人，需要有那些没有骄傲到把自己的愚蠢掩藏起来，而不是暴露出来的人去写它们。我向教堂深处走去，一座座地打量着那些石膏像：在其中最蹩脚的一座像——我不知道上面塑的是谁——的前面，有一个中年男子正在祈祷。他把自己的圆顶礼帽放在身边，礼帽里有几根用纸裹着的芹菜。

祭坛上当然也有一具躯体——它是如此面熟（比莫里斯的躯体还要面熟），以至于以往我从未想到过它是一具躯体，有着一具躯体会有的所有部位，就连藏在围腰布下面的部位它都有。我记得和亨利一同去过一座西班牙教堂，教堂里有一座雕像。用深红色颜料做成的鲜血从像上人物的两眼和双手上流淌下来。那座雕像让我感到恶心。亨利想让我欣赏那些十二世纪时建造的柱子，但是我感到恶心，只想走到外面去。我想：这些人喜欢残酷。而水汽就不会用鲜血和号叫来让你心惊肉跳。

走到外面的广场上以后，我对亨利说：“我受不了那些用颜料画出来的伤口。”亨利说得很有道理——他总是很有道理。他说：“当然啦，这是一种非常物质主义的信仰，有很多巫术的成分……”

“巫术是物质主义的吗？”我问道。

“是的。像水螈的眼睛啦，青蛙的脚趾啦，一生下来就被掐死的婴儿的手指啦，等等，没有什么比这些更物质的了。做弥撒时，他们仍然相信圣餐变体的说法【50】。”

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想巫术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多多少少已经开始衰亡了（穷人中间自然又另当别论）。亨利纠正了我的想法（他是多么经常地帮我理清那些混乱的思想）。“物质主义并不只是穷人们才会有的一种处世态度，”他说，“有些头脑一流的人也是物质主义者，比如像帕斯卡【51】和纽曼【52】。他们在某些方面非常精巧细腻，但在其他方面则是赤裸裸的迷信。有一天也许我们会明白个中缘由的，那大概是他们腺体功能有缺损的缘故吧。”

所以今天看着那个物质的十字架上物质的躯体时，我心里就在想：世人怎么可能把一团水汽钉在那上面呢？水汽当然不会感到疼痛和快乐。想象它能够响应我的祷告——这只不过是我的迷信而已。亲爱的主啊，我曾经这么说过。我本来该说，亲爱的水汽啊。我说过自己恨你，但是人能恨一团水汽吗？我可以恨十字架上的那具塑像以及它要我感激的态度——“我为你而受此刑”，而水汽……可是理查德信仰的东西甚至比水汽还要少。他恨虚构的故事，他同虚构故事作斗争，他挺认真地对待虚构故事。我则无法去恨汉塞尔和格雷特尔【53】，我无法像理查德恨天堂的传说那样去恨汉塞尔和格雷特尔的糖屋子。小时候，我会恨《白雪公主》童话里那个恶毒的王后，可是理查德并不恨他自己童话里的魔鬼。魔鬼不存在，天主也不存在，可是理查德所有的恨都冲着好童话，而并不针对坏童话，这是为什么？我抬头望着那具太过熟悉的躯体，它展开双臂，经受着人们想象中的痛苦，它像一个睡着的人那样垂着脑袋。我想：有时候我恨莫里斯，但如果我不也爱他的话，我还会恨他吗？噢，天主啊，如果我真的能恨你的话，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自忖道：说到底，我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吗？我是不是有某种类型的腺体功能缺损，以至于对于一些真正重要的、不是迷信的东西与事业——像济贫事业委员会啦，生活费用指数啦，让劳工阶级每天能摄入更多的热量啦什么的——是如此地缺乏兴趣？我相信那个身边放着圆顶礼帽的男人、构成那具十字架的金属以及我这双不能用来祷告的手都独立地存在着——是否因为相信这些，我就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呢？假设天主确实存在，假设他就是同那具躯体一样的躯体，那么相信他的躯体同我的躯体一样存在又有什么不对呢？如果他没有躯体的话，谁能够爱他或者恨他呢？我不能爱一团是莫里斯的水汽。这么说很粗俗，很野蛮，很物质主义，这我知道；但我为何就不能粗俗、野蛮、物质主义呢？我满腔怒火地走出了教堂。为了藐视亨利和一切超然物外的、有道理的东西，我做了一件在西班牙教堂里看到人们做过的事情：我用手指蘸了一下所谓的“圣水”，然后在自己的前额上画了个十字。

6

1946年1月10日

今晚我没法耐着性子待在家里，所以便冒雨出了门。我记得那回我用手指掐自己掌心的事情。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么做，但是我掐的时候你却在痛苦地扭动。我说“让他活着吧”，但这么说的时候我并不相信你。我的不信没有影响你。你像接受祭品一样，用自己的爱接受了我的祈祷。今天晚上，雨水淋透了我的大衣和里面的衣服，冻得我直打哆嗦。我第一次觉得有了近乎于爱你的感觉。我冒雨在你的窗下漫步，我想整夜都待在你的窗下，只是为了表示我到底还是可以学会爱的；我不再怕沙漠了，因为你在那儿。我回到家时，莫里斯正和亨利待在一起。你把他还回来，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的时候，我曾经恨你这样做，而你却像接受我的不信一样，用自己的爱接受了我的恨，并把这种恨保存下来，供我日后观赏，以便届时我们都能够开怀大笑——就像有时候我笑莫里斯那样，边笑边说道：“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多傻吗？……”

7

1946年1月18日

两年来第一次和莫里斯在一块儿吃午饭——我打了电话请他见我。我坐的公共汽车在斯托克韦尔塞了车，结果我迟到了十分钟。有一会儿，我又有了往日里总会有的那种害怕的感觉，害怕会出点什么事情，把这一天给弄糟，害怕他会对我发火。不过现在我已经没有了自己先发火的欲望。发火的习性似乎同我身上许多其他的东西一样，已经死去了。我想见到他，问问他亨利的事情。亨利近来表现反常。他同莫里斯一块儿外出去酒馆喝酒，这事很奇怪。他平常只在家中或者自己加入的俱乐部里喝酒。我想他或许和莫里斯谈过。如果他是在为我而担心，那可真怪了。自打我们结婚以来，再也没有什么比现在更不用担心的时候了。不过我同莫里斯待在一起时，同他待在一起的理由似乎就是要同他待在一起，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别的理由。而对于同亨利待在一起的理由我却始终也没能搞清楚。他不时地试图让我感到难受，并且他成功了，因为他是在让自己难受，而我看着他让自己难受就会真的受不了。

我和莫里斯吃午饭，是不是破坏了自己当时发下的那个誓言呢？一年前我会这么想，但现在不会。那时候我很刻板，因为我害怕，因为我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因为我对爱情没有信心。我们在鲁尔斯吃了午饭。只要同他在一起，我就感到高兴。只有一小会儿我不高兴。在那个阴沟盖上道别时，我觉得他想再吻我。我渴望他的吻，但当时我突然咳嗽起来，结果时机就过去了。我知道，他走开时心里一定在想着种种不真实的东西，并因为这些东西而感到难受，而我则因为他感到难受了，自己也很难受。

我想背着人哭一场，于是便去了国家美术馆，但那天是一周里向学生开放的日子——人太多，所以我又回到了仕女巷，走进那座光线总是太暗，让你看不清邻座的教堂。我在里面坐下来。教堂里除了我和一个走进来在后面一排长椅上默默祷告的小个子男人外空空荡荡。我记得头一回进这种教堂时，自己曾经多么地讨厌它。我没有祷告。我已经因为祷告太多次而吃够苦头了。我像对父亲——如果我能记得自己有过父亲的话——说话那样对天主说道：亲爱的主啊，我累了。

1946年2月3日

今天看到了莫里斯，但他没看见我。他正在去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的路上，我跟在他身后。我已经在雪松路上花了一小时——冗长乏味的一小时——试图听懂可怜的理查德所说的那些道理，但从中得到的却是一种信仰颠倒的感觉。难道有谁能对一个传说如此当真，并为它而如此争论不休吗？当我真的听懂什么的时候，那东西总是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事实，而在我看来，那个事实又几乎总是无助于证明他有道理，比如说像表明基督确有其人的证据之类。我疲惫而又绝望地从他那里走出来。我上他那儿去，为的是想请他帮我摆脱一种迷信，但每次我去时，他的狂热都使我的迷信更加根深蒂固。我在帮助他，但他并没在帮助我。或许也可能他是在帮助我？有一个小时的光景，我几乎没去想莫里斯，可是后来他突然出现了，正在街尽头的地方过马路。

我一路尾随着他，不让他离开视线。我们一起去过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这么多次，我知道他会去哪个吧台，要点什么。我在想：我是不是该跟在他身后进去，自己要一份东西，看着他转过身来，然后等待着一切重新开始呢？那样一来，早晨就会充满希望，因为亨利一走，我就可以给他打电话；而傍晚也堪可期待，如果亨利提前告诉我说他要晚点回家的话。而且现在我可能会离开亨利。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我没有钱能带给莫里斯，而他写书所挣的钱除了养活他自己外也剩不下多少，但是有我的帮助，光是打打字，我们一年也该能攒下个五十镑来。我不怕穷。有时候量入为出比胡乱开支、自作自受更容易。

我站在那家酒馆门口，看着他走进了酒吧。我对天主说：如果他转身看到我，我就进去，但他并没有转过身子。我开始往家走，但脑子里无法做到不去想他。我俩之间形同陌路差不多已有两年时间。我不知道一天里某个具体的时刻他都在做些什么，可现在他已不再是陌路人了，因为我像以往一样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会再喝上一杯啤酒，然后回到那间熟悉的屋子里去写作。他每天的习惯一如既往，我爱它们，就像一个人爱一件旧衣服一样。我觉得自己被他的这些习惯保护着。我从来也不想要新奇怪异的东西。

我想：我会让他多么快乐呵，而且我是多么容易地就能做到这一点。我重新开始渴望看到他快乐地大笑。亨利不在家。他同人约好了中午下班后一起吃午饭，他又打电话回来，说晚上要到七点钟才能到家。我会等到六点半，然后我就给莫里斯打电话。我会说：我今天晚上和从今以后的每一天晚上都会去你那儿。对没有你的生活，我已经厌倦了。我要收拾东西，把它们装到那只蓝色的大衣箱和那只棕色的小提箱里。我要带上足够度一个月假期穿的衣服。亨利是个文雅的人，到一个月末了时，涉及法律方面的事情就会办妥，当下的怨恨会过去，家里需要的其他东西我可以慢慢来拿。怨恨不会很多：我们两人并非好像还是一对情侣似的，婚姻早已变成了友谊。稍稍过上一段时间后，友谊会像从前一样继续下去。

我顿时有了一种解脱和快乐的感觉。我再也不去担心你了，穿过公共草坪时我这么对天主说，不管你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不管你是否会再给莫里斯第二次机会，也不管这一切是否都是我的凭空想象。也许这是我为他要求的第二次机会。我要让他快乐，这是我的第二个誓言，天主，你要是能够阻止我的话就阻止我，你要是能够阻止我的话就阻止我。

我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给亨利写信。“心爱的亨利……”我写道，但这听上去很虚伪。“最亲爱的”则是一句谎言，所以得用一个像是称呼熟人用的称呼：“亲爱的亨利……”于是我这样写道：“亲爱的亨利，恐怕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一直爱着莫里斯·本德里克斯。我们有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也没有通信，但是没有用。没有他我无法快乐地生活，所以我走了。我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自己没有怎么尽到一个做妻子的本分，而且自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后，我也完全没有能做一个情人，所以我周围的每个人过得都不好。我一度以为自己可以让这份恋情就这么维系着，相信它会慢慢地、以大家都满意的方式结束，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此。我比一九三九年时更爱莫里斯。我想自己一直太过幼稚，但是现在我意识到：一个人迟早要作出选择，不然就会把各方面的事情都弄糟。再见了，天主保佑你。”我重重地划掉了“天主保佑你”这一句，让它看不出来。这句话听上去有点自以为是的味道，说到底，亨利并不信天主。接下来我想写上“爱你的”，但这个词儿听起来不太合适，尽管我知道它是真实的。我的确是在以自己拙劣的方式爱着亨利。

我把信装进信封，在上面写上“纯粹私函”的字样。我想这样可以提醒亨利，让他别当着别人的面拆开信——因为他可能会领朋友到家里来，而我不想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拖出箱子，开始装东西，尔后又突然想到：我把信放到哪儿去了？信我马上就找到了，但转念又想：万一匆忙之中我忘了把它放到门厅里，而亨利等我回家左等右等等不到怎么办？于是我又拿着信下楼，把它放在门厅里。我的行装差不多快收拾完了——只有一件晚礼服需要叠起来，亨利还要再过半小时才会到家。

我刚把信放到门厅桌上下午送到的邮件的最上面，就听到了钥匙开门的声音。我赶忙把信又抓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做。随后亨利进来了。他看上去满脸病容，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他说了句“哦，你在这里？”，便径直从我身边走过，进了自己的书房。我愣了一会儿，随后便跟着他也进了书房。我想，现在得把信交给他了：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推开书房门以后，我看到他连取暖炉都没开，正坐在炉边自己的椅子上，他在哭泣。

“怎么啦，亨利？”我问他。他说：“没什么，只是头痛得厉害而已。”

我替他点着了取暖炉，说：“我去给你拿点温格宁来。”

“不用了，”他说，“已经好点了。”

“你今天怎么样？”

“噢，同以往差不多，有点累。”

“同谁在一块儿吃的午饭？”

“同本德里克斯。”

“本德里克斯？”我问。

“怎么就不能是本德里克斯？他在他的俱乐部里请我吃的午饭。是顿糟糕的饭。”

我走到他身后，用一只手搭在他的额头上。在永远离开他以前做出这样的举动很奇怪。我们刚结婚时，他曾经对我做出过这样的举动。当时，因为什么事都不太对头，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有一会儿我竟然忘了：当时自己只会装着被这种办法治好了的样子。他抬起手，用力地把我的手按在他的额头上。“我爱你，”他说，“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说。我本来可以恨他说这句话的——它就像是一个要求。你如果真的爱我，我想，你就会表现得像任何一个受到伤害的丈夫一样。你会发怒，而你的怒火就会让我自由了。

“我不能没有你。”他说。噢，你可以没有我的，我想表示异议。你会不太方便，但你可以没有我。有一次你换订了一份报纸，你自己很快就习惯了它。这只是一个按常规办事的丈夫按常规说出的话而已，它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之后我抬起头来看了一下镜子里面他的脸，发现他还在哭。

“亨利，”我问道，“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我告诉过你了。”

“我不相信你的话。办公室里出什么事了吗？”

他用我不太熟悉的气呼呼的口气说：“那儿能出什么事？”

“本德里克斯有什么地方让你心烦了吗？”

“当然没有，他怎么会呢？”

我想把他的手拿开，但他坚持把手放在那儿。我害怕他下面会说的话，害怕他会加诸我良心的难以承受的重负。莫里斯此刻已经到家了——要不是亨利进来的话，再过五分钟我就应该能和他在一起了。我该会看到快乐，而不是苦恼。你如果没有见过苦恼的话，是不会相信它的。你可以从远处给任何一个人带去痛苦。亨利说：“我亲爱的，我不是个好丈夫。”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说。

“我对你来说枯燥无味。我的朋友们也枯燥无味。我们俩已经不再——你知道——在一起做什么事情了。”

我说：“不管谁同谁结婚，这种事情最后都会停止的。我们是好朋友。”这是我脱身的办法。他一同意我的话，我就会把信给他，告诉他我要做的事情，我就会走出家门。可他并未领会我的暗示，结果我就还留在这里。门再次对莫里斯关上了。只是这回不能怪天主，门是我自己关上的。亨利说：“我怎么也没法把你想象成朋友，人没有朋友总还是能过得下去的。”他从镜子里看着我，“别离开我，萨拉。再坚持几年，我会尽力……”他说了“尽力”两个字，却想不出来要尽力做什么。唉，我要是前几年就离开他的话，对我们两人都会更好些。可是现在他在这里，我没法再打击他，而且他会一直待在这里，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他痛苦时的样子。

我说：“我不会离开你，我发誓。”又是一个要信守的誓言，可是誓言刚发完，我就再也无法忍受和他待在一起了。他赢了，而莫里斯输了，我因为他的得胜而恨他。要是莫里斯胜了我会不会恨他呢？我上楼去，把信撕成一小片一小片，小到谁也没法再把它们拼起来。我把箱子踢到床下，因为我太累了，无法此刻就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我开始记下这件事情。莫里斯的痛苦融入了他的写作之中：你可以透过他写下的句子听到他神经的颤动。好吧，如果痛苦能够造就作家，那么我就正在学会做一个作家，莫里斯也是如此。我希望能同你说说，只说一次。我不能同亨利说，不能同任何人说。亲爱的主啊，让我说说吧。

昨天，我买了一个上面有殉难耶稣像的苦像十字架，十字架很便宜，也很难看，因为买它的时候我不得不很匆忙。要人家拿苦像十字架给我时，我的脸涨得通红，生怕有人会看到我在店里。他们应该像卖避孕套的商店那样，在门上装上不透明玻璃才对。等回到自己房间锁上门后，我就可以把苦像十字架从首饰盒底取出来。但愿我知道一句不是“我怎么，我怎么”的祷告词。帮帮我吧，让我快乐一点，让我早点死吧。我，我，我。

让我想想理查德脸上那些可怕的黑斑吧。让我看看亨利那张正在流泪的面孔吧。让我原谅自己吧。亲爱的主啊，我试着去爱，却把事情弄得这么一团糟。如果我爱你的话，我就会知道怎么去爱他们。我相信那个传说。我相信你曾经诞生过。我相信你为我们死去。我相信你是天主。教会我爱吧。我不在乎自己的痛苦，让我受不了的是他们的痛苦。让我的痛苦一直不断地继续下去，但是让他们的痛苦停止吧。亲爱的主啊，要是你能从自己的十字架上下来一会儿，让我爬到上面去就好了。如果我能像你一样地受难，那么我也就能像你一样地痊愈了。

1946年2月4日

亨利一天没去上班，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请我吃了午饭，然后我们去了国家美术馆。我们早早地吃了晚饭，然后去看戏。他就像是个到学校来接孩子的家长，而其实呢，他自己就是那个孩子。

1946年2月5日

亨利正在计划我们春天去国外度假的事儿。他拿不定主意，是该去法国卢瓦河沿岸看城堡呢，还是去德国，做一个有关盟军飞机轰炸下德国人精神面貌的调查报告。我一点也不希望春天的到来。我又开始了：我希望，我不希望。如果我能爱你的话，那么我也就能爱亨利。天主是人创造的。他是眼睛散光的亨利，脸上有黑斑的理查德，而不仅仅是莫里斯。要是我能爱麻风病人身上的溃疡的话，还不能爱亨利叫人厌倦的无趣吗？问题在于：如果真有麻风病人在这里的话，我想我会像躲开亨利一样地躲开他的。我总是想要让人兴奋的东西。我想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去经受你的指尖所经受的痛苦，我受不了一天二十四小时同地图和《米其林导游手册》打交道的日子。亲爱的主啊，我不争气。我还是那个婊子和骗子，让我滚蛋吧。

1946年2月6日

今天我和理查德之间出现了糟糕的一幕。他在给我讲基督教各教会之间的矛盾，我尽量在听，但听得不太用心。他察觉到了，便突然对我说：“你上这儿来是干什么的？”我没管住自己的舌头，脱口而出道：“来看你。”

“我想你是来学习的。”他说。我告诉他，我说来看他就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他不相信我的话，我觉得他的自尊心会受伤，他会生气，然而他却一点也没生气。他从自己坐着的那把蒙着印花布套的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在蒙着印花布套的沙发上我看不见他脸颊的那一侧挨着我坐下。他说：“每个星期看到你，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于是我知道，他要向我求爱了。他搂着我的腰问道：“你喜欢我吗？”

“是的，理查德，当然喜欢，”我说，“不然我就不会在这儿了。”

“你愿意同我结婚吗？”他问。他的自尊心使得他问此话的口气跟问我要不要再喝一杯茶的口气差不了多少。

“亨利可能会反对。”我答道，想对他的问题一笑置之。

“什么都不能让你离开亨利吗？”我生气地想：如果为了莫里斯我都没有离开他的话，那么天知道为何为了你我就该离开他呢？

“我已经结婚了。”

“这对你我都毫不重要。”

“噢，这很重要。”我说。反正迟早我都要告诉他这一点，“我信天主，还有所有其他的东西。你们教会了我这样做，你和莫里斯。”

“我不明白。”

“你老是说，是神父们教会了你不信神，那么事情反过来也行得通。”

他看着自己那双漂亮的手——这些是他还有的东西。他缓缓地说：“我不在乎你信什么。你尽管去信那一整套愚蠢的把戏好了，我不管。我爱你，萨拉。”

“对不起。”我说。

“我对你的爱胜过对所有那些东西的恨。如果你为我生了孩子，我会放手让你去腐蚀他们的。”

“你不该这么说。”

“我不是个有钱的人。放弃自己的信仰：这是我能够提供的唯一贿赂了。”

“我爱的是别人，理查德。”

“如果你觉得自己受着那个愚蠢的誓言约束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对他有太多的爱情。”

我没精打采地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打破那个誓言，但是没有用。”

“你认为我是个傻瓜吗？”

“我为什么要这样认为？”

“傻到会指望你会去爱一个长着这种东西的人？”他边说边把自己糟糕的那侧脸颊转向了我。“你信天主，”他说，“这个很容易。你长得美，你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是我为何要去爱一个给他孩子这种东西的天主呢？”

“亲爱的理查德，”我说，“这并非什么太不好的……”我闭上双眼，把嘴唇贴在他那侧脸颊上。有一会儿我感到恶心，因为我害怕残缺畸形的东西。他静静地坐着，让我亲吻他。我想自己正在亲吻痛苦，而痛苦属于你，正如快乐从不属于你一样。我爱痛苦中的你。我几乎能在他的皮肤上尝到金属和盐的味道。我想：你是多么的好啊，你本可以用快乐杀死我们，但你却让我们在痛苦中与你同在。

我感觉到他突然把脸挪开了，于是睁开了眼睛。他说：“再见。”

“再见，理查德。”

“别再来了，”他说，“我不能忍受你的怜悯。”

“这并不是怜悯。”

“我让自己丢人现眼了。”

我走了。继续待下去没有任何益处。我无法让他知道：我羡慕他，羡慕他那样脸上带着痛苦的标记，每天能在镜中看到你，而不是我们称作“美”的这个人间俗物。

1946年2月10日

我不必给你写信或者对你说话，这就是不久前我开始给你写信，又自觉惭愧，最后把信撕了的原因，因为任何事情在我想到以前，你便已全然知晓，而我还要给你写信，这看起来太愚蠢可笑。我在爱你以前是不是同样地爱莫里斯？抑或我一直爱的其实是你？我在抚摸他的时候，是否就是在抚摸你？如果我没有先抚摸他——用我抚摸亨利，或者任何其他人时都没有用过的方式抚摸他——的话，我会抚摸你吗？莫里斯爱我，他也用抚摸任何别的女人时从未用过的方式抚摸我。但他爱的是我，还是你呢？因为他恨我身上那些你所恨的东西。他自己不知道，但他一直是站在你那边的。你想要我们分开，但他也想要这样。他用自己的怒火和嫉妒促成了这种结果，他也用自己的爱促成了这种结果，因为他给了我那么多的爱，而我也给了他那么多的爱，以至于恋情结束之后，我们很快就除你之外一无所有了。我们两人都是这样。本来我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来爱，一次只花掉一点，在此处和彼处，在这个男人或者那个男人身上省着用。但是甚至在帕丁顿车站附近那家旅馆里头一次幽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花完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你在那儿，教导我们大肆挥霍，就像你教导富人们所做的那样，以便有朝一日，我们会除了对你的这份爱之外别无所有。但是你对我太好了。我向你要求痛苦时，你却给了我安宁。也给他这个吧，把我的安宁给他——他更需要。

1946年2月12日

两天前，我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安宁、平静和爱情的感觉。生活又要变得快乐起来了，可是昨天夜里我做梦，梦见自己在爬一段很长的楼梯，去见楼上的莫里斯。那时候，我依然是快乐的，因为爬到楼梯顶上后我们会做爱。我大声告诉他我来了，但回答我的却不是莫里斯，而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那声音像大雾天里向迷航船只发警报的雾号一样低沉地、嗡嗡地响着，让我感到害怕。我以为他把房间租给了别人，自己已经走了。我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我重新走下楼梯时，大水漫过了我的腰际，门厅里迷漫着浓雾。随后我醒了。我再也不觉得安宁，我真想像以往一样地要他。我想同他一块儿吃三明治。我想同他一块儿在酒吧里喝酒。我很累，我不想再要任何痛苦了。我要莫里斯。我要平平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亲爱的主，你知道我想要你的痛苦，可我不想现在就要。把它拿开一会儿，下次再给我吧。

第四部

1

我再也读不下去了。当日记里的某段内容让我感到太难过时，我总是一再跳过去不读。我想找到有关邓斯坦的情况，尽管我并不想找到那么多。不过，在我往下读的时候，这些情况就像历史上某个沉闷的日子一样渐渐远去，它们已经没有什么现时的意义。最后剩下的一则日记写了只有一星期：“我要莫里斯。我要平平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

我想：我所能给你的一切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样子的爱。但是如果你以为我已经把这种爱都挥霍尽了，那就错了，因为还有足够多的部分剩下来，可供我们两人生活所用。我想到她往衣箱里装行李的那一天，当时我正坐在这里工作，不知道幸福离我是如此之近。我很高兴自己当时不知道，也很高兴自己现在能够知道。现在我可以采取行动了。邓斯坦没有关系，空袭警报员也没有关系。我走到电话机前，拨了她的号码。

保姆接了电话。我说：“我是本德里克斯先生，我要同迈尔斯太太说话。”保姆叫我别挂断。在等待听到萨拉的声音时，我觉得自己就像跑长跑跑到终点时那样喘不过气来。可是听筒里传来的却是保姆告诉我说迈尔斯太太不在家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信她的话。我等了五分钟，然后用手帕把话筒紧紧蒙上，再次打电话过去。

“迈尔斯先生在家吗？”

“不在，先生。”

“那么我能同迈尔斯太太说话吗？我是威廉·马洛克爵士。”

稍稍等了一小会儿，就听到了萨拉接电话的声音：“晚上好，我是迈尔斯太太。”

“听得出，”我说，“我听得出你的声音，萨拉。”

“是你……我还以为……”

“萨拉，”我说，“我马上过来看你。”

“不，请别来。听着，莫里斯。我正躺在床上。我是在床上跟你说话。”

“这样更好。”

“别犯傻，莫里斯。我是说我病了。”

“那你必须见我。你怎么啦，萨拉？”

“哦，没什么，是重感冒。听着，莫里斯。”她一字一句地说，语气活像一个家庭女教师，让我听了很生气，“请不要来，我不能见你。”

“我爱你，萨拉，我来了。”

“我不会在这里的，我会起来。”我想，跑步的话，我四分钟就可以穿过公共草坪，届时她会连衣服都还来不及穿好。“我会吩咐保姆不让任何人进来。”

“她可没有酒吧雇来撵人的保镖那样的身板，而我是要被撵才会走的，萨拉。”

“求求你，莫里斯……我在求你。我很久没求过你什么了。”

“除了一顿午餐。”

“莫里斯，我身体不太舒服。我只是今天不能见你。下个星期……”

“已经过了多少多少个星期了。我想现在就见到你，就今天晚上。”

“为什么呢，莫里斯？”

“你爱我。”

“你怎么知道？”

“这你别问。我想要你离开家，到我这儿来。”

“可是，莫里斯，我在电话上也一样能够回答你的话。我的回答是‘不’。”

“在电话上我摸不到你，萨拉。”

“莫里斯，我亲爱的，求求你。答应我不过来。”

“我马上就过来。”

“听着，莫里斯。我病得很厉害，今天晚上非常痛。我不想爬起来。”

“你不用爬起来。”

“我发誓：我会爬起来穿上衣服离开家，除非你答应……”

“萨拉，这件事对你我两人来说都比感冒更重要。”

“求你了，莫里斯，求你了。亨利马上就要到家了。”

“让他到家好了。”说完我便挂上了电话。

这天晚上的天气比一个月前我遇到亨利的那个晚上还要糟。这回不是下雨，而是雨夹雪了：雨水已经一半变成雪，有棱有角的霰粒像是在穿过你的雨衣纽扣眼一个劲往里钻；它们遮暗了公共草坪上的路灯光，所以跑步是不可能的了，况且由于腿的缘故，我也实在跑不快。我真希望自己带上了那只战时使用的手电筒，因为等我赶到公共草坪北侧那栋小楼时，时间已经过了八分钟。我刚准备离开人行道过马路时，楼门开了，萨拉从里面走出来。我高兴地想道：现在我总算拥有她了。我绝对肯定地相信：不等今夜过完，我们就会重新睡在一起。一旦此事再续，一切便皆有可能了。在此之前我一直不了解她，也从没像现在这样爱过她。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越了解彼此就越相爱。我又回到了信任的土地上。

她走得太匆忙，没看到我正顶着雨雪从宽阔的马路对面过来。出门后她便向左拐弯，疾步离开了。我想她会需要找个地方坐下的，那时候我就可以捉住她了。我在她身后二十米远的地方跟着，可是她连头都没回过一次。她绕过公共草坪，走过池塘和那家遭到轰炸的书店，样子像是要去地铁。好吧，如果有必要，就是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同她谈也行，我已经作好了这样做的准备。她下了地铁站台阶，一直走到售票处。可是她没有随身带包，在衣袋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零钱——连三个半便士的硬币也没有。如果有这三个半便士的话，她就可以待在地铁里来来回回地旅行到半夜。她重又爬上台阶，穿过跑着有轨电车的马路。一个狐穴已被堵住，但是狐狸显然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洞穴。我感到得意洋洋。她很害怕，不过不是怕我。她害怕的是她自己，以及我们见面时会发生的事情。我自觉已在这场角逐中取胜，可以可怜可怜我的牺牲品而不用担心会有什么闪失了。我想对她说，别担心，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两人很快都会幸福的。噩梦差不多已经过去了。

就在这时候，她失去了踪影。我过于自信，让她在我前面走得远了点。她在前方二十米开外的地方过了马路（上台阶时那条不方便的腿再次把我耽搁了），一辆有轨电车在我们两人之间驶过，随后她人就不见了。她可能是往左拐上了高街，也可能是沿着帕克街往前走远了，可是顺着帕克街望过去我又看不到她。我倒并不很担心——今天找不到她，那就明天找。那个关于誓言的荒唐故事现在我原原本本都知道了，对于她的爱情我已经有了底，可以对她放心了。两个人如果相爱，就会在一起睡觉。这是一个已经得到人类经验检验和证实的数学公式。

高街上有一家泡腾面包公司开的连锁店。我在那里找了一下，她不在。随后我想起了帕克街拐角处的那座教堂，我马上就知道她准是去了那里，于是便追踪而去。果然，她正坐在一边的侧廊上，身旁是一根立柱和一尊其丑无比的圣母像。她没在祷告，只是闭着两眼坐在那儿。我只能借着圣母像面前的烛光看到她，因为整个教堂里的光线十分昏暗。我像帕基斯先生一样在她身后坐下等着。既然现在我已知道故事的结局，那么当初我完全可以等上几年的。我身上又湿又冷，但心里非常快乐。我甚至能够带着一份仁爱的心情看看远处的祭坛和悬在那里的那具雕像了。我想：我和雕像她两个都爱，可要是一具偶像和一个人之间发生冲突的话，我知道哪一个会赢的。我可以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或者把嘴唇贴在她的胸脯上：而他却被囚禁在祭坛后面，没有什么好法子来为自己的缘由辩护。

突然间，她用一只手捂住肋部，开始咳嗽起来。我知道她很难受，我不能让她一个人难受，所以便挪到她身边坐下。她咳嗽时，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膝头。我想，如果自己手一点便能消除她的病痛就好了。咳完了那阵以后，她说：“请你让我一个人待着吧。”

“我绝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待着。”我说。

“怎么啦，莫里斯？那天吃午饭时你可不是这个样子。”

“那天我心里有怨恨，我不知道你爱我。”

“你凭什么认为我爱你？”她这么问，却听凭我的手搁在她膝盖上。于是我便把帕基斯先生如何偷走她日记的事情告诉了她——现在我可再也不想我俩之间有什么假话了。

“这样做不好。”她说。

“不好。”刚一说完她又咳嗽起来，咳完之后，她精疲力竭地把肩膀靠在我身上。

“我亲爱的，”我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指的是等待。我们会一起离开的。”

“不。”她说。

我搂住她，抚摸着她的乳房。“我们就从这儿重新开始，”我说，“我曾经是个糟糕的情人，萨拉。这都是因为缺乏安全感造成的。我不相信你，我对你了解得不够。但是现在我有安全感了。”

她沉默不语，但依然靠着我，像是赞同我的话。我说：“我告诉你最好怎么办吧。回家去，在床上躺两天——你不必这样带着感冒去旅行。我每天给你打电话，看看你情况怎么样。等你身体恢复以后，我再来帮你收拾东西。我们不在这里待。我在多塞特郡【54】的一个表亲有座空着的乡间小屋，我可以用。我们上那儿去住几个星期，休息一下。我该能把我的书写完。我们可以过后再去见律师。我们两人都需要休息。我很累，对于没有你的生活，我已经厌倦透了，萨拉。”

“我也一样。”她说话的声音如此之低，要不是因为我对这句话很熟悉，我会听不出她说的是什么。自从帕丁顿旅馆里那第一次做爱之后，这句话就像广播节目开头的信号曲一样，自始至终回响在我们的关系里：“我也一样”的孤独、痛苦、失望、快乐和沮丧；这是一句要求与你分担与分享一切的声明。

“钱会比较紧，”我说，“但不会太紧。出版社已经约我写一部《戈登【55】将军传》，预付的稿酬足够我们手头宽松地过上三个月。那时我的小说就可以交稿了，而且可以为此得到一笔预付稿酬。两本书今年都会出版，它们应该够我们过到下一本书准备就绪的时候。有你在，我就能工作了。你知道，现在的每时每刻都可能是我出头的时候。我迟早会成为一个俗不可耐的成功人士。你会讨厌这一点，我也会讨厌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买东西，可以阔一阔，这会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要待在一起。”

猛然间，我意识到她睡着了。她匆匆跑出来，弄得筋疲力尽。此刻，就像以往在出租汽车上，在公共汽车里，在公园长椅上有过的那么多次一样，她枕着我的肩膀睡着了。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不去吵醒她。在光线昏暗的教堂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惊扰她。圣母像周围的烛光摇曳不定，教堂里再无别人。我的上臂被她的身体压得渐渐酸痛起来，这是我平生有过的最大快感。

据说，在酣睡中的孩子耳边悄声低语说的话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于是我开始悄悄地对萨拉耳语起来，声音低低的，不会吵醒她，心里希望自己的话能像催眠曲一样沉到她的无意识里。“我爱你，萨拉，”我低语道，“以前绝不会有谁像我爱你一样爱得这么深。我们会幸福的。亨利只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别的并不会在乎。自尊心的伤口很快就会愈合。他会给自己找到一种新的生活习惯，用它来取代你的位置——或许他会开始集古钱希腊币。我们会离开的，萨拉，我们会离开。现在谁也没法阻拦我们。你爱我，萨拉。”说到这儿我停住了，开始考虑是否该买一只新的旅行箱。这时候萨拉咳嗽着醒了过来。

“我睡着了。”她说。

“现在你得回家了，萨拉，你身上冰凉冰凉的。”

“那不是家，莫里斯，”她说，“我不想离开这儿。”

“这里很冷啊。”

“我不在乎冷。这里还很黑呢，在黑暗里，我什么都会相信。”

“相信我们自己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说着她又闭上了眼睛。我抬头望着祭坛，心里感到得意洋洋，就好像自己是他【56】的一个对手似的。我一边思忖着：你瞧见了吧，这才是辩得赢的道理呢，一边用手指轻轻抚摸着她的乳房。

“很累吧？”我问她。

“非常累。”

“你不该这么跑着躲开我。”

“我要躲开的并不是你。”她挪动了一下肩膀，“求求你，莫里斯，现在你走吧。”

“你该躺在床上。”

“我很快就会的。我不想同你一起回去，只想在这里同你说再见。”

“答应我，别在这儿待得太久。”

“我答应你。”

“你会给我打电话吗？”

她点点头，但是，我垂下目光看她搁在大腿上的那只像是件什么被遗弃的东西似的手时，却发现她的食指和中指交叉着【57】。我怀疑地问道：“你对我说的是真话？”我用自己的手指把她那交叉着的食指和中指掰开，说：“你该不会又在盘算着怎么躲开我吧？”

“莫里斯，亲爱的莫里斯，”她说，“我没这个力气了呀。”她像孩子似的用拳头抵住眼睛哭了起来。

“对不起，”她说，“走吧。求求你了，莫里斯。行行好。”

我总算是机关用尽，把她折磨到头了。听到她这般苦苦的哀求，我再也不能继续折磨她了。我吻了吻她那坚韧的、打着结的头发，吻完之后就感觉到她那带着咸味、上面沾着什么东西的嘴唇贴到了我的嘴角上。“天主保佑你。”她说。我想，这是她在给亨利的信里面写上后又划掉的话。别人同我们道再见，我们也就回别人一声再见，除非我们是斯迈思。我把她的祝福重复一遍送回给她时做得颇为勉强，但转身离开教堂时看到她蜷缩在烛光光晕的边上，活像一个从外面进来寻找一点热气的乞丐的样子，我便能够去想象一位保佑她或者爱她的神明了。当初开始写我们的故事时，我自以为是在作一篇有关恨的记事，但是写着写着，恨却不知道被忘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尽管她有错，尽管她不可靠，但还是要比大部分人都好。我们当中不妨有谁能够信信她——要知道，她从来就没有信过自己。

2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得费很大劲才能保持理智。现在我是在为我们两人工作。早上，我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小说最少要写上七百五十个字，不过一般到十一点钟时，我都能写完一千字。希望的力量之大真是惊人。去年拖了一年的小说现在眼看就要写完了。我知道，亨利九点半左右动身去上班，萨拉最可能打电话来的时间是九点半到十二点半之间。亨利已经开始回家吃午饭了（帕基斯是这么告诉我的）；三点钟以前，萨拉没有机会再打电话来。十一点以后，我会修改一下当天写好的东西，再写写信，一直到十二点半。这时候，我会暂时从期待中解脱出来，只是心情很沮丧。两点半以前，我可以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消磨时间，为《戈登将军传》做笔记。读书和做笔记时，我没法像写小说时那样专注，有关萨拉的思绪会时不时地钻到戈登的中国远征经历和我之间。为什么会请我来写这部传记？这个问题常令我感到不解。他们挑选一个相信戈登所信的天主的作者来写这本书会更好些。我可以欣赏戈登在喀土穆战役中所作的顽强抵抗——还有他对那些安安稳稳待在家里的政客的痛恨，但搁在我书桌上的那本圣经却是属于一个同我的思想大相径庭的世界的。或许那家出版商指望我对戈登基督徒身份所作的玩世不恭的处理会引起公愤，让我臭名远扬。我可不想让他开心——戈登信的这位天主也是萨拉的天主，我才不会去攻击萨拉相信自己爱着的任何幻影。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点也不恨她的天主，因为事实最终不是已经证明了我比天主还要强大吗？

一天，我正在吃三明治，我那支笔迹不易擦掉的化学铅笔不知为何老是会戳到三明治上面去。这时候，对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人用出于对干我们这个行当的人的尊敬而压低了的嗓门招呼道：“我希望现在一切都正常了，先生，如果您能原谅我的打扰的话。”

我隔着桌子望过去，便看到了那撇让人难以忘却的小胡子。

“很正常，帕基斯，谢谢你。违反规矩来块三明治？”

“噢，不了，先生，我不能……”

“来吧，权当它是工作开销好了。”他不太情愿地拿了块三明治，把它打开，惊讶地说，“里面是真正的火腿。”那模样就像是他接受了人家一枚硬币，结果竟发现它是一块金币似的。

“我的出版商从美国给我寄了听罐头。”

“您太客气了，先生。”

“我还存着你的烟灰缸呢，帕基斯。”我压低了嗓门，因为邻座的人已经抬起头来在生气地瞪着我。

“它只不过是有点儿情感上的价值罢了。”他也压低了嗓门回答我。

“你儿子怎么样？”

“脾气有点躁，先生。”

“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你。是在上班？你该不会是在盯我们两人当中哪一个的梢吧？”阅览室里尽是些灰头土脸的人——那几个头戴帽子、围着围巾、躲到屋里来取暖的男人，那个在苦读乔治·艾略特【58】全集的印度人，还有那个每天都把脑袋埋在同一堆书旁睡觉的男人，我无法想象他们当中有谁会同争风吃醋的闹剧有关系。

“哦，不，先生，这不是上班，今天我休息，孩子今天在上学。”

“你在读什么？”

“《泰晤士法律报告集》，先生，今天我在读拉塞尔的案子。这些东西会给你的工作提供某种背景，先生，很开眼界。它们能把你从日常琐事中间拉出来。我认识这桩案子里的一个证人，先生。我们曾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唔，他已经载入史册了，而我永远也没可能了。”

“噢，这个可说不准，帕基斯。”

“这点我知道，先生，让人泄气的就是这个。我能办的最大案子就是波尔顿案了。法律禁止出版离婚案里牵扯到的证据材料，这对于我这个行当的人来说是个打击。法官提到我们的时候从来都不用名字，先生，他对我们的职业经常抱有偏见。”

“这我倒从来没想到。”我同情地说。

就连帕基斯都能唤醒一种渴望。看到他我就不能不想起萨拉。我乘地铁回家，希望能有个人作伴，可是当我坐在家里，心急如焚地盼望着电话铃响时，就看见同楼的房客又出去了，说今天没空。五点钟时，我拨通了萨拉的电话。但一听到电话的振铃声，我就把听筒又放了回去——也许亨利回来得早，而眼下我不能同亨利说话，因为萨拉爱我，萨拉要离开他。可是姗姗来迟的胜利与久久不去的失败一样折磨人的神经。

八天以后，电话铃才响起来。电话不是在一天中我期待的时刻打来的，因为当时还不到上午九点。我说“喂”的时候，那头答话的是亨利。

“是本德里克斯吗？”他问。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怪。我感到纳闷：是不是萨拉把事情告诉他了？

“是我。”

“出了糟糕的事情，应该让你知道。萨拉死了。”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行为是多么俗套。我说：“我非常遗憾，亨利。”

“你今晚有事吗？”

“没有。”

“我很希望你能过来喝一杯。我不想一个人待着。”

第五部

1

我同亨利一起度过了那个夜晚。那是我第一次在亨利家里睡觉。他们只有一间给客人住的屋子，萨拉在里面（她是一周前搬到里面去的，为的是咳嗽时不吵着亨利），所以我就睡在客厅里我们曾在上面做过爱的那张沙发上。我并不想在那儿过夜，但是亨利请求我这样做。

我们两人一定已经喝下了一瓶半威士忌。我记得亨利说：“真奇怪，本德里克斯，为什么人们不会为了死去的人而嫉妒？她才去世几个小时，我就想要你同我待在一起了。”

“你没有什么好嫉妒的，事情很早前就结束了。”

“我现在并不需要这种安慰，本德里克斯。对于你俩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事情都从来没有结束过。我算是幸运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拥有她。你恨我吗？”

“我不知道，亨利。我曾以为自己恨你，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没开灯。煤气取暖炉的火头很小，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孔，所以我只能从亨利说话的声调中听出他在哭泣。昏暗中，那座《掷铁饼者》雕像上的铁饼运动员正在把铁饼掷向我们。“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亨利。”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公共草坪上碰到你的事吗？那是三个星期或者四个星期以前，对吧？那天晚上她得了重感冒。她一点也不想治。感冒已经波及她的肺部，而我都不知道。这种事她对谁都不说。”——连日记上都不记，我想。日记上没有一个字提到过病，她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

“最后她病倒了，”亨利说，“但是没人能让她好好躺在床上。她不愿意找医生来——她从来就不相信他们。一星期以前，她起床出去了，天知道她上哪儿了，又都是干吗去了。她说她需要锻炼。我先到家，发现她出去了。到了九点她才回来，身上被雨淋透了，比第一次淋得还要厉害。她一定是在雨里走了好几个小时。她发了一晚上的烧，在同谁说话，我不知道是谁——不是你，也不是我，本德里克斯。过后我让她看了医生。医生说：要是早一个星期打青霉素的话，他就能救活她了。”

除了倒出更多的威士忌来往肚里灌以外，我们两人谁都无事可做。我想起了自己出钱让帕基斯去追踪的那个陌生人。有一点显然没搞错，那就是：最后还是那个陌生人赢了。不，我想，我并不恨亨利，我恨的是你，如果你存在的话。我想起了她对理查德·斯迈思说过的话，说是我教会她信天主的。到底怎么会这样的，我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但是一想到自己丢掉的东西，我也恨自己，亨利说：“她是今天凌晨四点钟死的，我不在她身边。护士没有及时叫我。”

“护士现在在哪儿？”

“她很利索地做完了自己分内的事情。因为还有一个急诊，她午饭前就走了。”

“我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你坐在这儿就是帮我。今天真是糟糕透了，本德里克斯。你知道，我从没同死亡打过交道。我一直以为自己会先死——萨拉会知道该怎么办的，如果她能同我一起待到那么久的话。说起来，这是女人的事——就像生孩子一样。”

“我想医生帮过忙吧。”

“今年冬天他特别忙。他给一家殡仪馆打了电话，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去找谁。我们从来就没有电话号码簿。可是医生没法告诉我该怎么处理她的衣服——衣柜里面都装满了。带小镜子的粉盒、香水——这些东西没法就这么扔掉……她要是有个姐妹就好了……”说到这儿他忽然停了下来，因为前门开了一下又关上，就像他说“是保姆”，而我说“是萨拉”的那个晚上一样。我们两人听着保姆上楼的脚步声。房子里只有三个人时那种空荡荡的感觉十分特别。我们喝干了杯里的威士忌，我又倒了两杯。“家里有很多东西，”亨利说，“萨拉找到了一个新渠道……”说到这儿他又打住了。每条路的尽头都站着萨拉，要躲开她，哪怕只是一小会儿，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想，你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呢？她要不是信你的话，现在还会活着，我们还会是情人。想起当初自己还不知足，我感到既伤心又奇怪。换了现在，我会高高兴兴地同亨利一起拥有她的。

我问：“葬礼怎么办？”

“本德里克斯，我不知道都该做些什么。发生过一件让人十分不解的事情。她神志不清、说胡话的时候（当然这不能怪她），护士告诉我说，她不停地要求把神父找来。至少她在不停地说‘父啊，父啊’，而这不可能是指她自己的父亲，因为她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当然啦，护士知道我们不是天主教徒。她很懂事，好言好语地把萨拉哄得平静下来。不过我还是很担忧，本德里克斯。”

我气狠狠地想：你其实可以饶了可怜的亨利。这么多年来没有你我们过得好好的，你干吗要像个没见过面的亲戚似的，忽然从地球的另一端跑来，硬是什么事情都要插上一杠子呢？

亨利说：“住在伦敦，再容易不过的就是火化，这是护士告诉我的。在这之前，我一直打算在戈尔德斯绿地【59】办这件事。殡仪馆给火葬场打了电话，他们可以把萨拉排在后天。”

“她当时神志不清，”我说，“你不必把她的话当真。”

“我在想，是不是该找个神父问问这件事情。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说，说不定她已经成了天主教徒我也不知道。近来她的行为十分反常。”

“噢，不，亨利，她同你我一样，什么也不信。”我想让她火化掉，我想能对天主说这句话：你要是有本事，就让这具躯体复活吧。我的嫉妒同亨利的嫉妒一样，并没有随着萨拉的死而告终。我觉得她好像还活着，正由一个比我更讨她喜欢的情人陪伴着。我多么希望能派帕基斯去追上她，斩断他们之间永恒的恋情。

“你很肯定吗？”

“很肯定，亨利。”我想自己得小心一点。我绝不能像理查德·斯迈思那样，我绝不能恨，因为我如果真的恨的话，就得要信，而一旦我信了，你同她岂不就大获成功了？说到复仇和妒嫉，它们就像是演戏：只不过是一些用来填满我大脑空间的东西，它们让我忘记她已经死了这个绝对不容置疑的事实。一周前，我只要对她说一句：“你还记得我们头一回在一起那次，我身上找不出一先令的硬币来往电表里投的事情吗？”我们两人的脑海里便都会浮现出那一幕场景。而现在那幕场景却只会在我自己的脑中出现了。她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有关我们两人的所有记忆，而且她似乎还通过死亡偷走了我自己的一部分。我正在失去自我。记忆就像生了坏疽的肢体一样在脱落，这是我自己的死亡开始的第一个阶段。

“我讨厌祷告和掘墓人之类的忙乱，不过如果萨拉想要这样的话，我会试着安排的。”

“婚礼她是选择在户籍登记处【60】举行的，”我说，“葬礼她该不会希望在教堂里举行。”

“是啊，我想是这样吧？”

“婚姻登记和火化，”我说，“应该保持一致。”昏暗中，亨利抬起头来，瞪大眼睛使劲往我这边瞧，似乎不相信我话里的讥讽之意。

“这些都交给我来办吧。”我提议道，就像当初在这同一间屋子里，在同一个煤气取暖炉边，我曾经提议替他去见萨维奇先生一样。

“太谢谢你了，本德里克斯。”他边说边十分小心地把最后一点威士忌均匀地倒进了我俩的酒杯。

“已经半夜了，”我说，“如果能睡的话，你得睡一会儿。”

“医生给我留了些安眠药。”他话是这么说，但还是不想马上就自己一个人待着。我完全理解他的感觉，因为我在同萨拉一起度过一天之后，也会竭力把面对自己那间孤零零的屋子的时间往后拖的。

“我老是忘记她已经死了。”亨利说。在那糟糕的一九四五年的整整一年里，我也有过同样的体验。一觉醒来时，我会忘记我们的恋情已经完结；电话上可能传来任何人的声音，但就是不会有她的声音。那时候她就像现在一样，已经死了。今年有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个鬼魂一直在用希望来使我痛苦，但是现在鬼魂已被驱走，痛苦很快就会结束。我会每天一点点地死去，但我是多么渴望能够留住痛苦。人只要在受苦，就还在活着。

“去睡觉，亨利。”

“我怕做梦梦见她。”

“你吃下医生留的药就不会的。”

“你想来一片吗，本德里克斯？”

“不想。”

“你不会通宵不睡吧？外面的天气可是很糟糕。”

“我不在乎天气。”

“你如果不出去的话，我会感激不尽的。”

“我当然会待在屋子里。”

“我上楼去拿些褥子和毯子来。”

“别费心了，亨利。”我说，但他已经去了。我凝视着镶木地板的地面，回忆起她发出的叫喊声的准确音色。写字台上她写信的地方散乱地放着一些什物，这些什物当中的每一件我都能像翻译密码似的说出其意味。我暗想：她连那块卵石都没扔掉——我们曾经觉得它的形状很可笑。它还待在那儿，样子像一方镇纸。亨利会怎么处置它？又会怎么处置我们两人都不喜欢的那只小酒瓶、那块被海水磨光的玻璃，以及我在诺丁汉找到的那只木制小兔？我是否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不然的话，等亨利腾出空来清理房间的时候，它们都会被扔进废纸篓。可是真要同它们作伴我又受得了吗？

我正打量这些东西时，亨利抱着一大堆毯子进来了。“我忘记说了，本德里克斯，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想拿走的话……我想她没有留下遗嘱。”

“谢谢你的好意。”

“我现在对爱过她的任何一个人都抱着感激之情。”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拿上这块石头。”

“她存了些最古怪的东西。我给你拿了套睡衣，本德里克斯。”

亨利忘了拿枕头。我把头枕在一个垫子上，想象着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道。我想要一些我再也不会有的东西——没有替代品的东西。我无法入睡。我像她曾经做过的那样，用指甲掐自己的掌心，好让疼痛来阻止自己大脑的活动。我欲望的钟摆疲惫地来回摆动，那是一种想忘却又想记住、想死去又想再苟延残喘片刻的欲望。最后我睡着了。我梦见自己正沿着牛津街往前走。我忧心忡忡，因为我得去买一件礼物。所有的店铺里都摆满了在隐蔽照明灯光照射下闪闪发亮的廉价首饰。我不时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件美丽的首饰，便朝着橱窗走去，可是就近一瞧，就会发现它同所有别的首饰一样，也是人造材料做成的——也许是只奇丑无比的翠鸟，上面有两只试图仿冒红宝石效果的绯红色眼珠。时间很紧，我匆匆忙忙地从一家铺子走到另一家铺子。后来萨拉从一家店铺里走了出来，我知道她会帮助我。“你买东西了吗，萨拉？”“没在这儿买，”她说，“不过前面的店里有一些可爱的小瓶子。”

“我没时间了，”我央求她，“帮帮我，我得找到点什么，因为明天是生日。”

“别担心，”她说，“总会碰到点什么的，别担心。”于是我一下子就不担心了。牛津街的尽头伸向一大片雾霭茫茫的灰色田野。我赤着双脚，一个人在露水里走。我在一道浅浅的车辙上绊了一下，惊醒过来，醒来时耳畔还响着那句话——“别担心。”它就像是埋进我耳朵里的一句低语，一个属于童年时代里夏日的声音。

到了吃早餐的时候，亨利还在睡着。帕基斯收买的那个保姆用托盘给我端来了咖啡和烤面包。她把窗帘拉开，外面的雨夹雪已经变成了茫茫大雪。我依然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地沉浸在睡梦所带来的满足感中。看到保姆的两眼因为先前流过泪而发红，我颇感意外。“出什么事了吗，莫德？”我问道。保姆放下托盘，气呼呼地走了出去，这时我才醒过来，面对着空荡荡的房屋和空荡荡的世界。我爬上楼，往亨利的房间里看了看。他吃了安眠药，此刻还在熟睡着，脸上像只狗似的挂着微笑，让我看了羡慕不已。随后我独自下了楼，试着去吃自己那份烤面包片。

门铃响了，我听见保姆引着什么人上了楼——我想是殡仪馆的人，因为能听到客房的门被推开的声音。这会儿来人该会看到她已经死了。我还没去看过她，也不想去看，就像我不会想去看她依偎在别的男人怀抱里一样。有些男人也许觉得看死人很刺激，我可不会。谁也别想让我去替死神拉皮条。我打起精神来，心想：既然一切都真的完结了，我就得重新开始。我坠入过一次情网，还可以重新再坠。不过想归想，我心里却不太自信：我觉得在性方面，自己已把所有的都给了莎拉。

门铃又响了。亨利睡觉时，家里的事儿可真不少啊。这回莫德来找我了。她说：“楼下有位先生要见迈尔斯先生，但我不想叫醒他。”

“是什么人？”

“是迈尔斯太太的那位朋友。”她说。这是她唯一一次承认在我们那次不光彩的合作中，她也有份。

“你最好带他上来。”我说。此刻的我自觉地位要比斯迈思高出许多，因为我人坐在萨拉的客厅里，身上穿着亨利的睡衣，还知道他斯迈思这么多事情，而他对我却一无所知。他困惑地打量着我，身上的雪水直往镶木地板上滴。我说：“我们见过一次面。我是迈尔斯太太的朋友。”

“你带着个小男孩。”

“没错。”

“我来找迈尔斯先生。”他说。

“你听到消息了吧？”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他在睡觉。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这事对我们大家都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乱冒傻气地多嘴道。他四下里张望着屋子。我想：在雪松路，萨拉是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像个梦，是平面的，而这间屋子给了她立体感：因为这间屋子本身也是萨拉。外面的雪好似用铲子堆出来的一样，在窗台上慢慢积成一个小丘。整座房屋像萨拉一样，正在被埋起来。

他说了声“我过会儿再来”，便神情忧郁地转过身去，这一来他那侧有毛病的脸颊便转向了我。我想：这就是她嘴唇贴到的地方。她总是会掉进怜悯心的陷阱。

他呆头呆脑地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我来找迈尔斯先生，向他表示吊……”

“在这样的场合，人们通常是写信。”

“我想或许自己可以帮上点忙。”他有气无力地说。

“你不必去改变迈尔斯先生的信仰。”

“改变信仰？”他疑惑不解，挺不自在地问道。

“他相信萨拉人已经完全没有了，相信这就是大限，相信她的灵魂和肉体已经同时报销了。”

他突然发起火来：“我只不过是想来看看她，仅此而已。”

“迈尔斯先生连有你这么个人都不知道。斯迈思，你跑到这儿来可是有欠考虑。”

“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明天在戈尔德斯绿地。”

“她不会想要这样入葬的。”他的话让我颇感意外。

“她什么也不信，就像你说自己什么也不信一样。”

他说：“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她在皈依天主教。”

“胡扯。”

“她给我写过信。她已经下了决心，我说什么都不会有用。她已经开始——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用的是这个词吧？”我暗想：这就是说她还有秘密。她从没把这件事记在日记里，就像她从没把自己的病记在日记里一样。还有多少东西有待于发现呢？想到这一点真让人感到沮丧。

“这对你来说是个打击，是吧？”我想转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便开始嘲弄起他来。

“噢，我当然很生气。不过我们大家也不能都信一样的东西。”

“过去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看看我，仿佛对我的敌意感到不解。他说：“你的名字或许是叫莫里斯吧？”

“是的。”

“她对我说起过你。”

“我也从她写的东西上读到过你。她把咱们两人都给耍了。”

“我不太理智，”他说，“不过你觉得我可以看看她吗？”我听到殡仪馆的人穿着沉重的靴子走下楼来，还听到那级楼梯发出的“嘎吱”响声。

“她躺在楼上，左边第一个门。”

“要是迈尔斯先生……”

“你不会惊醒他的。”

他从楼上下来时，我已穿好衣服。他说：“谢谢你。”

“别谢我，我拥有她并不比你拥有她的更多。”

“我没有权利提要求，”他说，“不过我希望你——你爱她，我知道。”他像是咽下一剂苦药似的加了一句，“她爱你。”

“你想要说什么？”

“我希望你能为她做件事。”

“为她？”

“让她以天主教徒的方式入葬，她会喜欢这样的。”

“这到底有什么两样？”

“对她来说我想没什么两样，不过我们慷慨大方一点总会有好报的。”

“我与这事有什么关系？”

“她总是说，她的丈夫很尊敬你。”

他荒唐得过了头。我想放声大笑，用笑声来冲破这座被掩埋起来的屋子里的一团死气。我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笑得浑身发颤。我想到萨拉死了躺在楼上，亨利脸上挂着傻呵呵的笑容在睡觉，而脸上有黑斑的情人正在同雇帕基斯往他门铃按钮上抹白粉的情人讨论葬礼的问题。我笑得脸上眼泪直流。在纳粹德国发动的闪击战期间，我曾经有一次看到过一个男人在自家被炸毁的房屋外面放声大笑，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被埋在了屋子下面。

“我不明白。”斯迈思说。他紧紧握着右拳，仿佛在准备保卫自己。我们两人谁也搞不明白的东西太多了。痛苦就像莫名其妙发生的爆炸一样把我们两人抛到了一块。“我走了。”他说着便把左手伸向了门把手。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因为我没有理由相信他是左撇子。

“你得原谅我，”我说，“我心里不好受。”我向他伸出手去：他迟疑了一下，用左手碰了碰我的手。“斯迈思，”我说，“你那儿藏的是什么？你从她房间里拿了什么东西吗？”他摊开了手心，手心里是一小绺头发。“就这个。”他说。

“你没任何权利这样做。”

“噢，她现在不属于任何人了。”他说。于是我陡然间看到了她现在真正的样子——一块正等着被清出去的垃圾：你需要她的一点头发可以拔，你觉得她的指甲有价值可以剪。只要有谁需要，她的骨骼就可以像某位圣徒的骨骼一样给分解开来。她很快就会被烧掉，所以为何不该先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求呢？这三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曾以什么方式拥有过她，这可真是愚蠢到家了。我们不被任何人所拥有，就连我们自己也不能拥有自己。

“对不起。”我说。

“你知道她写信给我时是怎么说的吗？”斯迈思问道，“这不过是四天前的事。”我伤心地想：她有时间给他写信，却没时间给我打电话。“她在信上说——为我祈祷吧。要我为她祈祷，这听起来不是很奇怪吗？”

“你怎么做的？”

“哦，”他说，“我听到她死去的消息时，就为她做了祈祷。”

“你会什么祷词吗？”

“不会。”

“向你自己不信的天主祈祷似乎不太合适。”

我跟在他身后出了门——在亨利睡醒以前继续待在屋里没有什么意义。同我一样，他迟早得靠自己。我看着斯迈思在我前面一颠一颠地穿过公共草坪，心想：这真是个歇斯底里型性格的人。怀疑同信仰一样，都可以是歇斯底里的产物。雪地上许多人走过的地方雪已融化，雪水浸透了我的鞋底，让我想起自己做的那个梦里的露水。但是在试图回忆她说“不要担心”这句话时的声音时，我却发现自己想不起来她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我无法模仿她的声音，就连滑稽式的模仿也做不到，因为只要我一尝试回忆，她的声音就失去了特征，变得同任何一个女人的声音一样。遗忘她的过程已经开始。我们应该像保存照片一样，保存灌着声音的唱片才对。

我走上破损的台阶，进了自己住屋的门厅。门厅里除了彩色玻璃外，没有什么东西同一九四四年的那个夜晚一样。一件事情的开始谁也不会知道。萨拉曾经真的相信结局是在她看到我躺在门下面的躯体时开始的。她绝不会承认其实在那之前很久结局便已经开始了：因为这种或者那种并不充分的理由，我们彼此之间电话打得越来越少；由于意识到爱情行将结束的危险，我开始与她争吵。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爱情以后的东西，但是只有我意识到我们是如何被逼到这一步的。如果那颗炸弹是早一年前落下的话，她是不会发那句誓言的。她会磨破指甲也要把我救出来。我们在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便会像美食家吃东西时要求有更复杂的调味汁一样，哄骗自己相信天主。我望着这间墙上刷着丑陋不堪的绿色油漆、像牢房一样空荡荡的门厅，心里想：她想要我有再活一次的机会，机会果然来了——它便是这个没有气味、一尘不染、囚徒般的空虚人生。我谴责她，就好像这种变化果真是她的祈祷所招致的一样：我到底惹你什么了，让你非判我活着不可？踩着楼梯上楼时，楼梯和扶手因为刚修好的缘故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她再也没有爬过这段新修好的楼梯。就连这座房屋的修理工作也成了遗忘过程的一部分。既然一切都在变化，那么人要记住什么就需要一位身处时间之外的天主。我究竟是仍在爱着呢，还是只在痛惜失去的爱情？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写字台上放着萨拉写来一封的信。

她离世已有二十四个小时，昏迷的时间就更长，信穿过一片公共草坪怎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再一看，原来她把我的门牌号码写错了。旧时的怨恨重又一点点冒了出来。放在两年前的话，她是不会忘记我的门牌号码的。

一想到要看她写的东西，我就感到万分痛苦，以至于差点就要把信塞到煤气取暖炉里去，不过好奇心还是要比痛苦更强烈一些。信是用铅笔写的，我想这是因为她在床上写信的缘故。

“最亲爱的莫里斯，”她写道，“那天晚上你走后我就想给你写信，可是回到家后我觉得很不舒服，亨利又过于为我操心。我现在不打电话，而是给你写信。在电话上告诉你我不能同你一块儿出走，然后听到你的声音变得不对头，这会让我受不了的。我这么说是因为莫里斯，最亲爱的莫里斯，我将不和你一块儿出走。我爱你，但是我不能够再见你了。我不知道自己带着这样的痛苦和渴望到底怎么活下去。我一直在向天主祈祷，请他不要难为我，请他不要让我活着。亲爱的莫里斯，我同每个人一样，鱼和熊掌都想要。在你打来电话的两天前，我去找过一位神父，告诉他我想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我对他说了自己发过的誓言，也说到了你。我说：其实我同亨利已经不再是夫妻了。我们不在一起睡觉——从和你在一块儿的头一年起就不再这样了。而且我们两人的关系其实也不能算是婚姻，我说，你不能把户籍登记处那里办的手续称作婚姻。我问他，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同你结婚？我知道，你对参加一场礼拜仪式是不会介意的。每次向他提问时，我都抱着如此大的希望，就像打开一座新房子的百叶窗，去寻找外面的风景一样，可是每扇窗户外面对着的都只是一堵空墙。不，不，不，他说，我无法让你们结婚。他说，如果我想成为天主教徒的话，就不能再同你见面。我想，让他们都见鬼去吧，就走出了他的屋子。我砰的一声带上门，让他明白我对神父们的看法。我想，他们横在我们和天主之间，天主比他们还多一点仁慈。随后我便往教堂外面走，看到了他们放在那里的上面有殉难耶稣像的苦像十字架。我想，当然，他是有仁慈的，只是他的仁慈表现得十分古怪，有时候看起来倒像是在让人家吃苦头。莫里斯，我最亲爱的，我头痛得厉害，觉得像是快要死了。我希望自己的身体不要太结实。我不想活着而没有你，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在公共草坪上碰到你，那时候我才不会在乎亨利、天主或者任何别的东西。但这有什么用呢，莫里斯？我相信有一位天主，我相信那一整套的花招，我没有什么不信的东西。如果他们把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给分成十二份的话，我也会相信的。如果他们找出材料来证明，说基督是彼拉多【61】为了帮助自己往上爬而杜撰出来的人物，我也一样会相信的。我染上了信仰，就像染上了病一样。过去我从未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人，过去我也从未像现在一样地信仰过什么东西。我确信这一点。过去我从未确信过什么东西。当你满脸血迹地从门口进来时，我变得确信了，爽快并彻底地确信了，尽管当时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我同信仰作斗争的时间比同爱情作斗争的时间要长，但现在我身上再也没有什么斗志了。

“莫里斯，亲爱的，别生气。为我感到遗憾吧，但是不要生气。我是个冒牌货、骗子，但我现在说的话并不是假装和欺骗。我曾经以为自己对自己很有把握，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很有把握，但你教会了我不要这么有把握。你剥走了我所有的谎言和自我欺骗，就像他们为一个即将到临的要人清除掉马路上的瓦砾一样。现在这个人已经来了，只不过动手清扫路面的是你本人而已。你写信时力求准确，你教我追求真实的东西，我不说实话的时候你会告诉我。你会说：你是真的这么认为，还是只是觉得自己这么认为？所以你看，莫里斯，这都是你不好。现在我祈求天主，请他不要让我这么活着。”

信在此处结束，下面再没有了。她似乎有不等自己的祈祷说出口便让它得到回应的高招，因为那天晚上，她顶着大雨回来，看到我和亨利在一起时，她不就已经开始死了吗？我要写小说的话，会在此处结尾。我曾以为小说必得在什么地方结尾才成，但现在我开始相信，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写实主义一直有毛病，因为生活中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会结束。化学家们告诉你说，物质从来不会完全消灭；数学家们告诉你说，如果你把穿过房间时走的每一步都分成两半，你会永远也走不到对面那堵墙面前。所以我要是以为故事会在此处结束，那就未免有点太乐观了。只是我像萨拉一样，也祈求自己的身体不要太结实了。

2

葬礼我迟到了。我到市中心去见一个叫沃特伯里的人，他要在一家小杂志上为我的作品写篇文章。我用扔钱币的办法来决定是否去见他。他文章里的浮夸辞藻，他会在我作品中找到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隐含意义以及我不耐烦去面对的缺点——这些我都太熟悉了。到临了，他会带着屈尊俯就的态度把我放在或许比毛姆稍高一点的位置上，因为毛姆很走红，而我还没有犯这样的罪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不过尽管我保留着一点不成功的人会有的孤傲，那些小杂志还是会像精明的侦探一样闻到味道，寻踪而来。

我干吗要费事去扔钱币呢？我并不想见沃特伯里，当然我也不想让人写我，因为现在我对工作的兴趣已经到了尽头：谁也不可能通过赞扬来让我感到多高兴，也不可能通过指责来挫伤我的自尊心。开始写那部关于公务员的小说时，我对工作尚有兴趣。但当萨拉离开我时，我便看清了自己工作的真正面目——它是一帖无关紧要的麻醉剂，就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帮人消磨时间的香烟一样。如果死亡将使我们灵肉俱灭（我仍然在试图相信这一点），那么身后留下一些书籍同留下一些瓶子、衣服或者廉价首饰一样，又有多大必要呢？如果萨拉是对的话，那么艺术的所有重要性其实是多么的不重要啊！我想自己之所以扔钱币，实在是因为孤独的缘故。葬礼之前我无事可做，我想喝上一两口给自己打打气（我们会不再在乎自己的工作，但绝不会停止在乎社会习俗，人可不能在众人面前坍台）。

沃特伯里在托特纳姆宫路拐角上一家卖雪利酒的酒吧里等我。他穿了条黑色灯芯绒裤子，抽着廉价烟卷，身边有个姑娘。姑娘个子比他高许多，相貌也好看得多。她也穿着同样的裤子，抽同样的烟卷。她很年轻，名叫西尔维娅，看得出来她正学着一门很长的课程，刚刚从沃特伯里开始——她正处于模仿自己老师的阶段。我心里想：她容貌姣好，两眼机灵而和善，头发金灿灿的，她最后的归宿会是哪里呢？十年以后，她还会不会记得沃特伯里，以及托特纳姆宫路拐角上的这家酒吧？我为沃特伯里感到遗憾。此刻他是如此的自负，对我们两人一副屈尊俯就的态度，但他是处在看来要输的那一边。他正在就意识流这个话题发表一番特别愚蠢昏庸的见解，我则边喝酒边吸引着姑娘的目光，心想：瞧！即便是现在，我也能把她从他身边夺走。他写的文章是纸面装帧的，而我写的书籍是布面装帧的。姑娘知道，从我这里她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可是，在她偶尔说出一句不带知识分子味儿的、平常人的朴素话语时，这个可怜虫竟然敢严厉地训斥她。我想告诫他未来之空虚，但结果并没这么做，而只是又喝下一杯酒，然后说：“我不能久待，我得去戈尔德斯绿地参加一个葬礼。”

“戈尔德斯绿地的葬礼，”沃特伯里惊叹道，“这多么像是你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哇，而且还非得是戈尔德斯绿地不可吧？”

“地方不是我选的。”

“生活模仿艺术吗。”

“是个朋友吗？”西尔维娅同情地问道。沃特伯里觉得她乱打岔，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是的。”

我看得出姑娘心里正在揣度——那朋友是男的呢，还是女的？是什么样的朋友？看到她这样我很高兴，因为我对她来说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人：一个朋友死了而去参加葬礼的人；一个能感觉到快乐和痛苦，或许甚至需要安慰的人；而不是一个熟练的匠人，其作品引起的反响也许比毛姆先生的作品要大，不过当然啰，我们对其评价不能高到……

“你觉得福斯特【62】怎么样？”沃特伯里问。

“福斯特？呃，对不起，我正在想赶到戈尔德斯绿地得花多少时间呢。”

“得留四十分钟，”西尔维娅说，“你必须等埃奇韦尔线的地铁。”

“福斯特。”沃特伯里恼火地重复了一遍。

“从地铁站再坐汽车。”西尔维娅说。

“说实话，西尔维娅，本德里克斯上这儿来并不是为了讨论去戈尔德斯绿地该怎么走的。”

“对不起，彼得，我只是想……”

“数六下再想，西尔维娅，”沃特伯里说，“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E.M.福斯特了吧？”

“有这个必要吗？”我问道。

“这会很有意思，因为你所属的流派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福斯特属于哪个流派吗？我甚至连自己属于哪个流派都不知道。你是在写教科书吗？”

西尔维娅笑了起来，沃特伯里看到了她笑。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会把他干自己那个行当使用的武器磨得快快的，不过我不在乎。漠不关心和傲慢自大看上去颇为相像，他或许会觉得我是傲慢自大。我说：“我真的该走了。”

“可你才刚到五分钟啊，把这篇文章弄对真的很重要。”

“我看不出怎么个重要法。”

西尔维娅说：“我自己要一直坐到汉普斯特德。我来给你带路。”

“这你从来没对我说过嘛。”沃特伯里怀疑地说。

“你知道的，我星期三总要去看母亲。”

“今天是星期二。”

“那我明天就不用去了。”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我很喜欢有你陪我一起走。”

“你在自己的一本书里采用过意识流手法，”沃特伯里气急败坏、着急忙慌地说，“你为何要放弃这种手法呢？”

“哦，我不知道。人们为何要换房子呢？”

“你觉得那本书是个失败吗？”

“我对自己所有书的感觉都是如此。好了，再见，沃特伯里。”

“我会把文章寄一份给你。”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在表示威胁。

“谢谢。”

“别太晚了，西尔维娅。BBC三台六点三十分有巴托克【63】的节目。”

我们一起走到堆着瓦砾堆的托特纳姆宫路上。我说：“谢谢你把我们分开了。”

“噢，我知道你想脱身走了。”她说。

“你姓什么？”

“布莱克。”

“西尔维娅·布莱克，”我说，“这两个名字配得好，几乎是太好了。”

“那是一个好朋友吗？”

“是的。”

“是女的？”

“是的。”

“对不起。”她说，我感觉到她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在书本、音乐、穿着和谈吐方面，她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但她绝不需要学习什么是人道。她同我一块儿下了台阶，走进拥挤的地铁车厢。我们手拉吊环，并肩站着。我感觉到她靠着我，心里记起了什么是欲望。这样的情况现在免不了会出现吗？其实呢，那并不是欲望，而只不过是让人想到欲望的东西而已。在古吉街站，她侧过身子为一个新上车的人让道，我意识到她的大腿靠在我的腿上，就像我们意识到很久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情一样。

“这是我去参加的第一个葬礼。”我跟她聊了起来。

“那么你父母亲都还健在？”

“父亲还在。母亲在我外出上学的时候死了。我以为自己可以放几天假，但父亲觉得那样会把我的生活搞乱，所以我除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不用去上预备学校外，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我死后不想火葬。”她说。

“那你情愿让蛆虫咬你了？”

“对，我情愿那样。”

我们两人的脑袋靠得很近，说话时都不用提高声音，但是由于乘客推挤，我们没法看到对方。我说：“我觉得土葬火葬都无所谓。”但一说完马上就想：自己干吗要费事去撒谎呢，这事已经有所谓了，它一定会有所谓，因为最终是我说服亨利不用土葬的。

3

前一天下午，亨利迟迟疑疑地难作决定。他打电话叫我过去。萨拉走后，我们两人的关系反倒亲近起来，这可真是奇怪。他现在依赖我，就像从前依赖萨拉一样——因为我是个熟悉他们家情况的人。我甚至于敢作这样的妄测：葬礼一旦结束，他是不是就会请我过去同他合住这栋房子？届时我又该怎样答复他？从设法忘却萨拉的角度来说，这两栋房子之间并无什么可选的余地，因为她曾经同时属于两者。

我过去时，他因服安眠药的关系，还处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幸好如此，要不然的话我同他可能还要更扯不清呢。一个神父身子直挺挺地坐在书房的单人沙发上。此人面色阴沉憔悴，很可能是赎世主会【64】的人。每个星期天，他都会在我最后一次见到萨拉的那座昏暗教堂里端出地狱故事这道菜肴来让大家享用。显然，他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亨利的反感，这点帮了我的忙。

“这位是本德里克斯先生，作家。”亨利介绍道，“这位是克朗普顿神父。本德里克斯先生是我太太的好朋友。”我的印象是：克朗普顿神父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他的鼻子像一垛扶壁似的悬在脸上，我想，对萨拉砰然关上希望之门的或许就是此人。

“下午好。”克朗普顿神父打招呼时如此恶声恶气，我顿觉自己被逐出教门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所有这些事情的安排上，本德里克斯先生帮了我很大忙。”亨利解释道。

“如果早一点知道这些事情的话，我会很乐意把它们从你手上接过去的。”

有一段时间里，我恨过亨利。现在看来，我的恨真是小心眼儿。亨利同我一样，都是倒霉鬼，得胜的是面前这个戴真丝假领、面容狰狞的家伙。我说：“这个你肯定不太做得到，你们是不赞成火化的。”

“我可以安排一个天主教式的土葬。”

“她并不是天主教徒。”

“她表示过要成为天主教徒的意向。”

“这点就足以让她成为天主教徒了吗？”

克朗普顿神父拿出一张信仰告白书，像放钞票似的把它放在桌上。“我们承认愿洗【65】。”告白书放在我和亨利两人之间，等着被人拾起来，但我们两人谁也没动弹。克朗普顿神父说：“还有时间取消你们的安排。”他又重复了一句，“我会从你们手里把一切都接管过来。”他采用了一种规劝的口吻，好像是在对麦克白夫人【66】说话，在许诺给她一种比阿拉伯香水更好的方法，以便帮她除去手上的血腥味。

亨利忽然开口说道：“这样做真的会有很大不同吗？当然喽，神父，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我看不出……”

“这样她会更高兴一些……”

“为什么？”

“迈尔斯先生，教会除了给人提供要负的责任以外，还给人提供特别的待遇。我们为死者举行专门的弥撒仪式，定期做祷告。我们会记住我们的亡人。”他补充道。我气愤地想：你们怎么记住他们？你们的理论说起来头头是道。你们鼓吹个人的重要性。你们说：我们身上长多少根毛发都是有数的，不过我可以用手背感觉到她的毛发；我能记得她脸朝下趴在我床上时，她脊椎骨底下那团纤细的毛发。我们也会记住我们的亡人的，我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记住他们。

看到亨利软弱下来，我以坚定的态度说起了谎话：“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她会变成天主教徒。”

亨利开始说话了：“当然啦，护士确实是说过……”但我打断了他：“她临终时神志不清。”

克朗普顿神父说：“迈尔斯先生，没有重要的原因，我是不会来打扰你的。”

“我有迈尔斯太太去世前一周写的一封信，”我告诉他说，“你是多久前见到她的？”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五六天前。”

“我觉得奇怪，此事她在信中可是连提都没提过。”

“也许……本德里克斯先生，你没得到她的信任。”

“也许，神父，你的结论下得过于草率。人们可能对你的信仰感兴趣，问一些有关的问题，但未必就会想要成为天主教徒。”接着我又赶快对亨利说，“现在再去改变一切会很荒唐。事情该怎么做都已交代出去，朋友们已经收到了请柬。萨拉从来就不是一个狂热的人，她绝不会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给别人带来任何的不方便。说到底，”我两眼盯着亨利，紧逼不放地说，“那个仪式将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督教仪式，而萨拉连基督徒都不是，反正我们没有看到她是基督徒的任何迹象。不过你出点钱给克朗普顿神父，让他为萨拉做个弥撒总是可以的。”

“那倒不必，今早我刚做完一个弥撒。”神父用放在腿上的手做了个动作，第一次打破了自己直挺挺的坐姿。这情形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看到炸弹落下后，一堵结实的墙壁移动，往一边歪倒下来一般。“我每天主持弥撒时都会提到她的。”他说。

亨利如释重负、仿佛事情就此了结了似的说：“你真是慈悲为怀，神父。”说着他用手挪了一下烟盒。

“对你这样说似乎有点奇怪和冒失，迈尔斯先生，不过我想你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妻子是个多么好的女人。”

“她是我的一切。”亨利说。

“很多人都爱她。”我说。

克朗普顿神父把目光转向我，样子活像是一位小学校长听到了教室后排一个拖鼻涕的小家伙的插话。

“也许爱得不够。”他说。

“好吧，”我说，“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能再变了，神父。那样做的话会引起很多议论的。你不想让人议论吧，亨利？”

“不想，哦，不想。”

“《泰晤士报》上有插登的广告。我们将不得不登一则更正启事。人们会注意到这类东西。它会引起议论。你毕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亨利。然后还得发电报，很多人会已经把花圈送到了火葬场。你明白我的意思，神父。”

“我不敢说自己明白。”

“你要求的事情是不合理的。”

“你似乎有一套很奇怪的价值观念，本德里克斯先生。”

“不过想必你并不相信火化会影响遗体的复活吧，神父？”

“当然不相信。我已经把我的道理讲给你们听了。如果迈尔斯先生觉得这些道理不够充分，那就再没什么可说的了。”说完，他便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他的模样可真是丑啊。他身子长两腿短，坐着时至少看上去还有点威严，而一旦站起来，个头便显得出人意料的矮，仿佛身子猛然间被人去掉了一大截似的。

亨利说：“你要是稍早来一点就好了，神父。请不要认为……”

“我并不认为你有什么错，迈尔斯先生。”

“也许你是认为我有错吧，神父？”我故意无礼地问道。

“噢，别担心，本德里克斯先生，你现在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对她有影响了。”我想是神父听取忏悔的告解室教会了一个人仇恨。他向亨利伸出了手，但背转过身去没理我。我想对他说：你把我想错了。我恨的并不是萨拉。你把亨利也想错了。让萨拉堕落的人是他而不是我。我想为自己辩解说“我爱她”，因为在告解室里他们肯定会学会如何辨别这种情感。

4

“下一站是汉普斯特德。”西尔维娅说。

“你要下车去看你妈妈了？”

“我可以坐到戈尔德斯绿地站下，给你指指路。我一般今天不去看她。”

“这可算是做好事了。”我说。

“我想如果你要准时赶到的话，得打辆车才行。”

“我看错过葬礼的开场白不会有多大关系。”

她把我送到车站广场上，然后便打算回去。她这么不怕麻烦，让我觉得很奇怪。以往我从未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讨女人喜欢的品性，现在就更不用提了。悲痛和沮丧同愤恨一样：它们使男人因为自哀自怜和心怀怒气而显得丑陋不堪，而且它们还使我们变得何等的自私自利。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西尔维娅——我绝不会成为她诸多老师当中的一个。然而，由于害怕即将到来的半个小时，害怕那些会窥视我的孤独的人的面孔（这些人会试图从我的一举一动中窥测我同萨拉的关系——是谁先离开谁的之类的事情），我需要她的美来支持自己。

“不过我穿着这套衣服不行。”我请她陪我去时，她表示异议道。我看得出来，她对于我要她同我待在一块儿这点有多高兴。我知道，此时此地，我就可以把她从沃特伯里身边夺过来。沃特伯里拥有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今晚就只能一个人听巴托克了。

“我们站在后面，”我说，“你可以只当一个在周围闲逛的陌生人。”

“至少这个是黑颜色的。”她指的是自己的裤子。

在出租汽车里，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腿上。这样做仿佛是一个承诺，但其实我并不打算信守自己的承诺。火葬场焚化炉的烟囱正在冒烟，石子路上的一个个水洼半结着冰。许多不认识的人打我们身边走过——我想他们是来参加上一场葬礼的：他们就像那些离开了一场乏味的聚会，现在又可以“继续往前走”的人们一样，身上透着活泼愉快的神气。

“从这边走。”西尔维娅说。

“你很熟悉这个地方。”

“我爸爸两年前就是在这里火化的。”

我们走到小礼拜堂门前时，人人都在往外走。沃特伯里关于意识流的问题耽搁我太长的时间。我感到一阵习惯性的悲痛，因为毕竟我没赶上见萨拉最后一面。我没精打采地想：这么说来，刚才在那些市郊花园上空飘荡着的就是她的烟。亨利一个人神情恍惚地从小礼拜堂里走出来——他在哭泣，没有看见我。来宾中除了威廉·马洛克爵士外，我一个也不认识。马洛克爵士头戴大礼帽，以非难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便匆匆忙忙地走了过去。参加葬礼的人中有六个看上去像是公务员的人。邓斯坦在不在他们当中？这一点并不重要。有些人的太太也陪着来了，至少她们对葬礼是满意的——你几乎能从她们头戴的帽子上看出这一点。萨拉的消亡使得每一位太太都变得安全了一点。

“对不起。”西尔维娅说。

“这不怪你。”

我想，如果我们能对萨拉进行防腐处理的话，她们就不会再觉得安全了，因为就连她的遗体也会为评判她们提供某种标准的。

斯迈思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快速走着，溅起地上的积水，在一个个水洼之间走远了，没同任何人说话。我听见一个女人说：“十日是周末，卡特一家请我们去。”

“你想要我离开吗？”西尔维娅问道。

“不，不，”我说，“我想要有你在身边。”

我走到小礼拜堂门口，向里面望去。通往焚化炉的滑道这会儿是空的，但是用过的花圈正在被人抬出去，而新花圈正在往里搬。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跪在里面祈祷。这幕场景颇为不谐和，有点像是另外一场戏里的某个演员因为戏幕意外升起而突然被观众看见了一样。这时我身后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先生，在过去的事物总会过去的地方见到您，真是让人又高兴，又伤心。”

“你也来了，帕基斯。”我惊呼道。

“我看到了《泰晤士报》上登的启事，先生，所以就向萨维奇先生请了半天假。”

“你跟踪你的目标总会跟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吗？”

“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夫人，先生。”他语带责备意味地说，“有一回，她在街上向我问过路，当然啦，她并不知道我在附近的原因。后来在鸡尾酒会上，她还给我端了杯雪利酒。”

“是南非雪利酒吗？”我心里酸溜溜地问道。

“我说不清，先生，不过她这种做事的作风——哦，不是很多人都像她的。我儿子也……老是提起她。”

“你儿子好吗，帕基斯？”

“不好，先生，一点也不好。他肚子痛得很厉害。”

“你找过医生吗？”

“还没有，先生。我相信听天由命，在某种程度上。”

我环顾四周那一群群陌生的人，他们全都认识萨拉。我说：“这些人都是谁，帕基斯？”

“那位年轻的女士我不认识，先生。”

“她同我一起来的。”

“对不起。那个走到了地平线上的人是威廉·马洛克爵士，先生。”

“他我认识。”

“那个刚刚绕过一个水洼的人，先生，是迈尔斯先生部里的头头。”

“邓斯坦吗？”

“是叫这个名字，先生。”

“你知道的可真多，帕基斯。”我原以为自己心里的妒意已经死去：我以为只要她能够再活着，自己会心甘情愿地同许许多多男人一起拥有她。可是看到邓斯坦以后，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心里的旧恨重又死灰复燃起来。“西尔维娅，”我喊道，就仿佛萨拉能听到我的话一样，“你今晚要上哪儿吃饭吗？”

“我答应了彼得……”

“彼得？”

“就是沃特伯里。”

“忘了他吧。”

你在那儿吗？我对萨拉说。你在看着我吗？瞧吧，没有你我怎么也能过得下去。这并不太难，我对她说。我的恨令我相信她还活着：只有我的爱知道她已经不在了，就像一只死去的鸟儿已经不再存在一样。

参加下一场葬礼的人们正在聚集。那个跪在围栏边上的女人看到不认识的人陆陆续续走进来，慌忙站起了身。她差点要被卷到另外一场葬礼里去了。

“我想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恨像无聊一样压在即将到来的夜晚头上。我已经做出了表示：既然没有爱，我就只能走爱的形式了。我正在犯把天真无邪的人拖进我所设下的迷魂阵的罪恶，而在犯下这一罪恶之前，我便已经感到了罪过。性行为也许什么也算不上，但是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知道，任何时候事实都可能证明：它就是一切。我自己是安全的，但是谁知道我会利用这个孩子心里对什么东西抱有的恐惧感呢？夜里，我会笨手笨脚地做爱。我的笨拙，甚至我的不能人道（如果事实证明我的确不能人道的话），都可以帮助我达到目的。再不然的话，我以熟练老到的方式做爱也行，我的经验或许也会撩起她的热情。我乞求萨拉：为了她，而非为了我，让我从中摆脱吧，让我从中摆脱吧。

西尔维娅说：“我可以说我妈妈病了。”她已经准备撒谎了：沃特伯里的末日到了。可怜的沃特伯里。此谎一撒下，我们就成了同谋。她穿着那条黑裤子，站在结冰的水洼中间。我想：此处就是一整个长远的未来可以开始的地方。我乞求萨拉：让我从中摆脱吧。我不想一切从头再来一遍，把她给害了。我已经没有爱的能力了，除了对你，除了对你。这时候，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脚下踩着噼啪作响的薄冰，掉转方向朝我走了过来。“你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吗？”她问道。

“是的。”

“萨拉告诉过我。”她开始说起话来。在她迟疑的间隙，我脑子里闪过一个荒诞的希望：她有讯息要带给我，死者是能够说话的。

“你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经常这样告诉我。”

“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是她母亲。”我都记不得她母亲还活着了——那些年里，我俩之间总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以至于两人的生活都像一张早年的地图一样，上面有着整块整块的空白区域，要待日后才能补上。

她说：“你不认识我，对吗？”

“实际上……”

“亨利不喜欢我，弄得很尴尬，所以我就躲开了。”她心平气和、通情达理地说。但说话时，她的泪水似乎在不由自主地往外流。参加萨拉葬礼的男人和他们的妻子已经都走了。不认识的人们正小心翼翼地从我们三人之间穿过，往小礼拜堂里走。流连未走的只有帕基斯一个人。我想他是觉得自己可能还会对我有用，可以给我提供进一步的情况。不过他就像他会说的那样，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同我保持着一段距离。

“我得请你帮个大忙。”萨拉的母亲说。我试图回忆她的名字——卡梅伦，还是钱德勒？起头的一个字母是C。“今天我从大米森登赶来，一路上太匆忙了……”她一边说，一边就像是用洗脸毛巾擦脸一样无动于衷地擦去眼里流出的泪水。伯特伦，我想起来了，她是叫这个名字，伯特伦。

“你说吧，伯特伦太太。”我答道。

“我忘了把钱换装到我的黑提包里了。”

“只要是能做到的，我都愿意效劳。”

“要是你能借我一镑钱的话，本德里克斯先生。你瞧，我回去前得在城里吃点饭，大米森登那边店铺关门都早。”她边说边又擦了一下眼泪。她身上有点什么东西让我想起萨拉，那就是她悲痛之中透着的一份淡然，或者兴许是一种暧昧。不知道她是不是向亨利多“借”了几回。我说：“同我一块儿赶早吃顿晚饭吧。”

“可不敢麻烦你。”

“我爱萨拉。”我说。

“我也是。”

我走回西尔维娅身边，向她解释道：“那是她母亲，我得请她吃晚饭。很抱歉，我可以打电话同你另约一个时间吗？”

“当然可以。”

“电话号码簿里能查到你的号码吗？”

“沃特伯里的电话能查到。”她口气沮丧地说。

“下周吧。”

“很乐意，”她伸出手来说，“再见。”我敢说，她知道是事情没赶上趟。感谢天主，这没什么关系——她在赶到地铁站前会稍稍有点懊悔，会就巴托克的曲子同沃特伯里吵上几句。我回到伯特伦太太身边，发现自己又在对萨拉说话了：你瞧，我爱你。只是爱不像恨那样敢肯定自己会被对方听到。

走到火葬场大门口时，我注意到帕基斯已经悄悄离开了。我没看到他走。他一定意识到我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伯特伦太太和我在“伊索拉·贝拉”餐馆吃了晚饭。我不想去自己同萨拉一块儿去过的任何地方。自然，我马上就开始拿这家餐馆和我们一起去过的所有餐馆作起了比较。我们喝着意大利基安蒂红葡萄酒，喝它的行为本身就让我想起萨拉和我自己是从不喝这种酒的。我还不如喝我俩最爱喝的波尔多干红葡萄酒呢。不过即便是喝那种酒，我也不会就因此想她想得更多一些，因为现在就连空无一物的所在也仿佛充满了她的身影。

“我不喜欢这个葬礼。”伯特伦太太说。

“我很抱歉。”

“它太不近人情，活像一条传送带。”

“似乎还算合适，毕竟还有祷告。”

“那个牧师——他是牧师吧？”

“我没看见。”

“他说到什么大宇宙。我好一会儿都听不明白，还以为他在说大海雀【67】呢。”说话间她嘴里的汤又开始往她的汤碗里滴了。她说：“我差不多要笑出声音来了，亨利看到了我。我看得出，为这事他又给我记了一笔日后要算的账。”

“你们两人合不来？”

“他是个非常小气的男人。”她边说边用餐巾拭了拭眼睛，接着又哗啦哗啦地用汤匙使劲搅汤，把里面的面条全给搅了起来。“我有一次不得不向他借十镑钱，因为我到伦敦来小住，但忘了带提包。这事谁都会碰到的。”

“那是当然。”

“我始终为自己感到自豪的一点就是：天底下谁的债我都不欠。”

她的话就像地铁系统一样，一圈又一圈、一环又一环地来回转。从喝咖啡时起，我就开始注意一路上循环出现的车站：亨利的小气、她自己在金钱问题上的清白、她对萨拉的爱、她对葬礼的不满意、大宇宙——说到此之后，某些地铁列车就又开到亨利那里去了。

“这很滑稽，”她说，“我并不想笑。没人比我更爱萨拉了。”我们大家都是如此爱作这样的声明，以至于听到别人的舌头上也挂着同样的话时，便不免感到恼火。“不过亨利不会理解这一点的，他是个冷漠的人。”

我竭力想转换话题。“我想象不出我们还能举行什么别的类型的葬礼。”

“萨拉是个天主教徒。”她一边说，一边端起自己那杯红葡萄酒，一口气灌下去半杯。

“无稽之谈。”我说。

“哦，”伯特伦太太说，“这个她自己并不知道。”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间感到害怕起来，感觉就像一个用几近天衣无缝的方式作了案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骗人的墙上出现了第一条意外的裂缝一样。裂缝会有多深？能够及时补上吗？

“你说的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萨拉从没告诉过你我是天主教徒吗？”

“没有。”

“我这个天主教徒不怎么地道。你瞧，我丈夫痛恨那整个一套把戏。我是他的第三任太太。婚后第一年和他闹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俩没照规矩完婚。他是个小气的男人。”她不假思索地添补了一句。

“你是天主教徒并不等于萨拉也就成了天主教徒。”

她又呷了一口红葡萄酒，说：“我从没告诉过别人。我想我有点醉了。你觉得我醉了吗，本德里克斯先生？”

“当然没有。再来一杯红葡萄酒。”

在等服务员端酒来的当儿，她试图转移话题，但我毫不留情地把她又拖了回来。“你说什么——萨拉是天主教徒？”

“答应我你不会告诉亨利。”

“我答应。”

“有一次我们出国到诺曼底【68】去，当时萨拉只有两岁多。那段时间里我丈夫老是去多维尔。他说是去多维尔，不过我知道他是去见他的第一任太太。我气坏了。萨拉和我沿着沙滩散步。萨拉老想坐下来，但我会让她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往前走一段。我说：‘告诉你一个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秘密，萨拉。’就是那个时候，她也很会保守秘密——如果她想保守的话。这件事我竟然会告诉你，想想真害怕，不过这是个很好的报复，对吧？”

“报复？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伯特伦太太。”

“当然是报复我丈夫。这倒并不是为了他第一任太太的事儿。我告诉过你吧？他不让我当天主教徒。我要是想去做弥撒的话，嗬！那可就要闹翻天了。所以我想，萨拉要成为天主教徒，但不能让他知道。除非我真的火了，不然我不会把这事告诉他。”

“你没告诉他吗？”

“一年以后他就走了，离开了我。”

“这样一来，你又可以重新当天主教徒了？”

“噢，这个，你瞧，我信的东西不太多。后来我嫁给了一个犹太人，他也不怎么省事。人家告诉你说：犹太人大方得不得了。别信这个，噢，他是个小气鬼。”

“不过在海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然啦，事情并不是在海滩上发生的。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在海滩上往前走。我把萨拉留在门口，自己进去找神父。为了解释情况，我不得不对他撒了几句谎——当然只是些小谎。当然了，我可以把事情都怪到丈夫头上。我说结婚前他答应过，可后来又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我不太会说法语，这倒帮了大忙。你要是不知道确切的词儿该怎么说，别人听你的话便会觉得你老实得不得了。不管怎么说吧，他当场就给萨拉做了，然后我们就赶公共汽车回去吃饭。”

“做什么了？”

“做洗礼，让她成了天主教徒。”

“事情前前后后就是这样吗？”我心里松了一口气，问道。

“唔，这是件圣事【69】——或者说他们是这么叫的吧。”

“开始我还以为你在说萨拉真的是个天主教徒呢。”

“这个吗，你瞧，她是的，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要是亨利按规矩给她土葬就好了。”伯特伦太太一边说，一边又开始古怪地滴眼泪了。

“如果就连萨拉本人都不知道此事的话，你是不能够怪他的。”

“我老是希望这事会‘发出来’，就像种牛痘一样。”

“在你自己身上它好像并没怎么太‘发出来’。”我忍不住地说道，不过她听后并没生气。“噢，”她说，“我的生活里有过许多诱惑，我指望事情最后会变好。萨拉对我很耐心，她是个好姑娘。没人会有我那么喜欢她。”她又喝了点红葡萄酒，“你要是能好好了解她就好了。不是吗？要是她能正常地被抚养长大，要是我没嫁给这些小气的男人，她会成为一个天使的，这个我深信不疑。”

“可这事就是没能发出来。”我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便叫服务员来结账。我依稀觉得一队灰雁正从我们来日墓冢的上空飞过，灰雁扇起的寒风顺着我的脊梁骨往下灌；要不然的话，就是刚才我站在结冰的地面上时着了寒气。要是这股寒气同让萨拉送命的那股寒气一样就好了。

这事没发出来。送伯特伦太太在马里尔博恩站下车后自己乘地铁回家的一路上，我一直在对自己重复着这句话。我又借了三镑钱给伯特伦太太，因为她说：“明天是星期三，我得待在屋里。”可怜的萨拉，真正“发出来”的是那一长串的丈夫和继父。她的母亲成功地教会了她：一辈子只有一个男人是不够的。不过她自己早已看透了母亲婚姻的虚伪。正如我绝望地获知的那样，她嫁给亨利是要嫁给他一辈子的。

但是这份明见同海滩附近那个诡谲的仪式毫无关系。“发出来”的并不是你，我告诉自己不相信的那个天主，那个萨拉认为救了我的命（出于何种可信的目的呢？）的想象中的天主，他自己子虚乌有，却有本领毁掉了我所有过的唯一的深深的幸福：噢，不，发出来的并不是你，因为要是那样的话这些就是魔法了，而比起不相信你来，我更不相信魔法：你的十字架、你的肉体的复活、你那神圣的天主教会、你的圣徒相通【70】——这些都是魔法。

我躺在那儿，看着公共草坪上的树影在屋子的天花板上晃动。我想：那只是一个巧合，一个差点把她最后带到你身边的可怕巧合。你不可能有本事用一点水和一声祷告就给一个两岁的孩子打上终身的烙印。我要是信了这个，也就会信圣餐仪式上的面包是基督肉身、葡萄酒是基督鲜血之类的东西了。那些年里，你可并没有拥有她，拥有她的是我。最后是你赢了，这点用不着你来提醒我。但她背下垫着这个枕头，和我一块儿躺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可并没有用你来欺骗我。她睡觉的时候，是我同她待在一起，而不是你。进入她身体的是我，不是你。

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床铺上方一片黑暗。我梦见自己人在市场上，手里拿着一支枪。我在向一些似乎是玻璃做的瓶子射击，可是子弹老是从瓶子上弹回来，就好像瓶子外面套着钢套似的。我打了一枪又一枪，却一个瓶子也打不破。凌晨五点时分，我醒了过来，脑子里想的仍旧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那些年里，你是我的，不是他的。

5

我曾想亨利兴许会提出来要我搬过去同他合住，这自然是个拿死亡寻开心的想法，我并没当真指望他会这么做。所以当他提出此事时，我反倒吃了一惊。就连葬礼结束一周后他登门造访这件事情都让我感到意外，因为以前他从没来过我住的这栋房子。我甚至怀疑他在公共草坪上是否走到过比那个雨夜里我遇到他时更靠近南面的地方。我听到门铃响，便朝窗外张望了一下，因为我不想见客人——我想他们可能是沃特伯里和西尔维娅。人行道上悬铃木旁边的路灯光让人辨认出亨利头上戴的那顶黑帽子。我下楼去开了门。“我正好路过这里。”亨利撒谎道。

“进来。”

我从食橱里拿喝的东西时，他尴尬地愣在那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说：“你好像对戈登将军感兴趣。”

“他们要我写本传记。”

“你准备写吗？”

“我想是吧。这几天里我不太想干活。”

“我也是。”亨利说。

“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还在开会吗？”

“还在开。”

“这可以给你点事儿想想。”

“是吗？没错，我想是这样，在我们停下来吃午饭以前。”

“不管怎么说，这工作还是很重要。这是你的雪利酒。”

“这工作有没有，对谁都无所谓。”

《闲话报》上登的那张亨利洋洋自得的照片曾经把我气得要死。自那以来，他的长进可不小哇！在我书桌上，面朝下放着一张萨拉的照片，那是从快照翻拍而来的。亨利把它翻了过来。“我记得这张照片是我给她拍的。”他说。萨拉曾告诉我说：照片是一个女友给她拍的。我想她之所以说假话，是为了照顾我的感情。照片上的她显得比较年轻，也比较快乐，不过并不比我认识她的那几年里的样子更可爱。我要是能让她看上去是这个样子就好了，可是情人们命中注定要看到不快乐像浇铸模型时倒出来的铁水一样，裹在自己恋人的身上冷却变硬。亨利说：“我当时正在出洋相，逗她发笑。戈登将军是个有趣人物吗？”

“有些地方是。”

亨利说：“这几天家里给人的感觉怪怪的。我尽量待在外面不回去。我猜想你没空去俱乐部吃晚饭了吧？”

“我有许多活儿得做完。”

他环顾了一下我的屋子，说：“你这儿放书的地方可不多。”

“是不多，有的书我得放在床下面。”

他捡起一本杂志，那是沃特伯里在采访前寄给我的，为的是让我看看他大作的样本。他说：“我的房子里有地方，你实际上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套房。”我听后大感惊讶，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一边继续很快地往下讲，一边一页页地翻着杂志，就好像他对自己的建议其实并不感兴趣似的。“考虑一下吧，千万别现在就作决定。”

“你太客气了，亨利。”

“你会是在帮我的忙，本德里克斯。”

我思忖着：干吗不呢？大家都觉得作家们是些不落俗套的人，难道我比一个资深公务员还要落俗套吗？

“昨天晚上我做梦，”亨利说，“梦到了我们大家。”

“是吗？”

“我记得不太多了。只记得我们在一块儿喝酒，大家都很开心。醒来后我想她并没有死。”

“我现在不再梦见她了。”

“我想我们要是让神父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好了。”

“那会很荒唐，亨利。萨拉并不比你和我更信仰天主教。”

“你相信人死后还会存在吗，本德里克斯？”

“如果你指的是个人死后的存在，那么我不相信。”

“我们没法证明人死后就不存在，本德里克斯。”

“要证明什么东西不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写一个故事，你怎么能证明故事里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里面的人物不是真的呢？你听着啊！今天我在公共草坪上碰到了一个三条腿的人。”

“太可怕了，”亨利当了真，“是个畸形儿？”

“腿上还长满了鱼鳞。”

“你在开玩笑啊。”

“可是你来证明一下我在开玩笑看看，亨利。你没法证明我故事里说的事情不存在，就好比我没法证明天主不存在一样。但我就是知道他是个谎言，就像你知道我的故事是个谎言一样。”

“天主的存在当然是有根据的。”

“噢，我敢说我能给自己的故事杜撰出一个哲学上的根据来，而且还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基础的。”

亨利把话题突然又转了回去。“你过来和我一块儿住还能省点。萨拉老说你的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成功。”

“哦，成功的影子正在落到它们身上。”我想到了沃特伯里的文章，便说，“你会听到那些人气评论家们摇动笔杆儿，鼓动读者大众为你的下一本书拍手喝彩——即使它还没写好——这样的时候会到来的，只是时间问题。”我夸夸其谈地说着，因为我还没拿定主意。

亨利说：“你心里不再生什么气了吧，本德里克斯？我在你加入的那家俱乐部里对你发过火——是为那个人发火。不过现在这事还有什么关系呢？”

“是我错了。他只不过是个慷慨激昂、用自己的理论引起了萨拉兴趣的唯理派狂人。忘了这事吧，亨利。”

“萨拉很好。本德里克斯，人家说她长道她短，但是她很好。这个，我不能好好地爱她，这不是她的错。你知道，我太谨小慎微了，不是那种能做情人的人。她想要的是你这样子的人。”

“她离开了我，又继续往前走了，亨利。”

“你知道，我读过你的一本书——是萨拉让我读的。你在书里写到了一座房屋，房屋里的女人死去了。”

“《野心勃勃的主人》。”

“是叫这个书名。当时看来，书很不错，我想它写得合情合理。但其实你完全弄错了，本德里克斯。你描写了那个丈夫如何觉得房子里空荡荡的，很可怕；他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把椅子拉来拉去，想弄出点动静来，制造出一种房屋里还有另外一个人的效果。有时候，他还会用两只酒杯来为自己倒酒。”

“我忘了，这听上去有点文学味儿。”

“你没写对，本德里克斯。问题在于，房子里看上去并不是空荡荡的。你瞧，过去经常是这样：我下班回到家，她出去了——也许同你在一块儿。我喊她，但是没有应声。那会儿，房子里是空荡荡的，我差不多在等着看到家具哪天会不翼而飞。你知道，我确实是在用我自己的方式爱着她，本德里克斯。最后那几个月里，每次回到家发现她不在的时候，我都害怕会有一封信在等着我。‘亲爱的亨利’……你知道他们在小说里写到的那种事情吧？”

“知道。”

“可是现在呢，房子似乎从来也不像那样空荡荡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因为她总是不在家，所以她也就永远不会不在家了。你瞧，她再也不会上别处去了。她不会在同谁一块儿吃午饭，她不会在同你一块儿看电影。除了家里以外，她不会待在别的地方了。”

“但哪儿是她的家呢？”我说。

“哦，我得请你原谅我，本德里克斯。我精神紧张，很疲倦——我睡不好觉。你知道，除了同她谈话以外，最好的事情就是谈论她了，而我只有同你才能谈谈她。”

“她有许多朋友。威廉·马洛克爵士、邓斯坦……”

“我没法同他们一块儿谈论她，就像我没法同那个帕基斯一块儿谈论她一样。”

“帕基斯！”我惊呼道。难道他已经猫在我们的生活里，永远也不走了？

“他告诉我说，他曾经参加过我们举行的一个鸡尾酒会。萨拉会挑选一些奇怪的客人。他说你也认识他。”

“他到底想从你这儿弄到些什么？”

“他说萨拉对他的小男孩很好——天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当时那孩子病了。他好像想要一点萨拉的什么东西做个纪念。我给了他一两本萨拉过去看过的儿童读物。这样的书她的房间里有好多本，上面全用铅笔涂过画过。这是处理这些书的好办法。我总不能把它们送到福伊尔书店【71】去吧？我觉得这样做并没什不好，你说呢？”

“是没什么不好。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安排去跟踪萨拉的侦探，是萨维奇侦探社的。”

“天哪，我要是当时知道的话……不过他好像真的对萨拉有好感。”

“帕基斯很通人情，”我说，“他爱动感情。”我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屋子——亨利来的那个地方萨拉的痕迹不会更多，也许还更少，因为她在那里会被冲淡的。

“我会来同你一起住，亨利，不过你得让我付点房租。”

“我很高兴，本德里克斯。不过房子是我自己的，你可以付你那份地产税。”

“你如果重新结婚的话，要提前三个月通知我，好让我再找地方住。”

他对我的话很当真：“结婚我是再也不想了，我不是那种适合结婚的人。我同萨拉结婚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伤害，这点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6

这样一来，我就搬到了公共草坪的北边。我浪费了一周的房租，因为亨利要我马上就过来。我花五镑钱叫了辆运货汽车，把书和衣服运过去。我住进了客房，亨利把一间堆放废旧杂物的屋子收拾成了书房，楼上有一个卫生间。亨利搬进了同他们卧室相连的更衣室，他同萨拉一起住过的那间有一对单人床的卧室留给从未来过的客人住。几天以后，我开始明白亨利说的那句房子从来也不是空荡荡的话的意思了。我每天在大英博物馆里工作到关门，然后便回去等亨利。通常我们一块儿出去，在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小酌几杯。有一次，亨利到伯恩茅斯去开会，几天不在家。我找了个姑娘，带她回来，但是没用。我马上就知道了：自己不能人道。为了不伤她的感情，我告诉她说：我答应过一个自己所爱的女人，绝不同别人做这件事情。她很温柔，对此表示谅解——妓女们十分尊重感情。这回我心里一直没有出现过报复的念头，而只是为不得不永远放弃自己曾如此享受其乐趣的某件事情而感到哀伤。过后我做梦梦见了萨拉。在南边我原来住的那间屋子里，我们又成了情人，但最后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是这一回，梦见她这件事并未让我感到伤心。我们两人很快乐，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地方。

几天后，我拉开卧室里一个柜子的门，发现了一堆旧时的儿童读物。亨利一定已为帕基斯的儿子洗劫过这个柜子。里面有几本安德鲁·朗格【72】写的包着彩色封皮的童话书，有许多贝娅特丽克丝·波特【73】的书——《新森林的孩子们》《北极的黑脸娃娃》等等，还有一两本比较老的书，有斯科特船长【74】的《最后的远征》和托马斯·胡德【75】的诗集，后者套着学校里用的那种皮书套，上面贴了张标签，标签上写着：此书奖给萨拉·伯特伦，以表彰她优异的代数成绩。代数！人的变化是多么大啊！

那晚我无法工作。我抱着那些书躺在地板上，试图在萨拉生活中的那些空白处至少追踪到几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有时候一个情人会很想兼做父亲和兄弟：他会对自己没能分享的那些岁月感到嫉妒。《北极的黑脸娃娃》很可能是萨拉藏书中最早的一本，因为书上左一道右一道地布满了用彩色粉笔作的毫无目的的、破坏性的涂鸦。在贝娅特丽克丝·波特斯的一本书里，萨拉用铅笔拼写出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其中的一个大写字母写错了，结果SARAH（萨拉）看上去成了SAЯAH。在《新森林的孩子们》一书里，她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萨拉·伯特伦她的书。不经允许，不能借出。偷窃此书，后果严重。”这些印记是每一个孩子都会留下的，它们就像冬日里人们看到的鸟儿留下的爪痕一样缺少个性特征。我把书合上时，它们就像流水般逝去的时间一样，立刻失去了踪迹。

我怀疑胡德的诗她到底有没有读过，因为书页就像女校长或者哪位尊贵的访客把书交给她时一样洁净。就在我要把书放回柜子里的时候，一张印刷品掉到了地上——很可能是哪个颁奖仪式的节目单，上面用我能认出来的书体（就连我们的书体都是早早成了形的，这张纸上的字带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陈腐的涡卷形状）写着一句话：“真是废话。”我可以想象到女校长在家长们恭敬的掌声中走回自己的座位时，萨拉写下了这句话，并且亮给自己的邻座看。不知为什么，看到这句含着不耐烦、不理解以及过分的自信的女学童的话时，我脑子里浮现出了另外一句话：“我是个冒牌货、骗子。”此处，在我的手掌下面，洋溢着一派天真。然而，在经历了二十年的生活之后，她对自己所抱的却是这样一种感觉，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冒牌货、骗子——这是不是我发怒时用来形容她的词呢？她总是把我的批评记在心上，而唯有我的赞扬会像雪花一样从她那里滑落。

我把纸片翻转过来，读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一天的节目安排：王家音乐学院邓肯小姐演奏韩德尔的《水上音乐》；比阿特丽斯·柯林斯朗诵华兹华斯的诗《我像云儿一样独自飘荡》；学校合唱团演唱《图德·艾尔》；玛丽·皮皮特小提琴独奏肖邦的《降A大调圆舞曲》。二十年前那个悠长的夏日午后将它的影子向我伸展过来，我痛恨那改变我们，把我们弄糟的生活。我想：那年夏天，我刚刚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我坐下来工作时，是那样的激动，雄心勃勃，充满了希望。我的心里没有怨恨，有的只是快乐。我把纸片放回那本没有读过的书里，把书塞到柜子最里面，放在《北极的黑脸娃娃》和贝娅特丽克丝·波特斯的书下面。那时候，我们两人都很快乐，我们之间只隔着十岁的年龄和几个郡的距离。后来我们将会相遇，而这种相遇除了给彼此带来那么多的痛苦以外，并无什么清晰明了的目的。我又捡起斯科特的那本《最后的远征》。

此书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书籍之一。现在看来，书中描写的那种仅有冰雪作敌手的英雄行为、那种只把死亡留给自己的自我牺牲精神古怪得有点过时。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横亘着两次世界大战。我注视着书上的照片：大胡子、风镜、用来作路标的圆锥形雪堆、米字旗【76】、带条纹的岩石间的矮种马。那些马的鬃毛长长的，像是留着不再时兴的发型。就连死亡都带着“时代的烙印”，那个在书页上画线、加感叹号的小女孩也带着时代的烙印。她在斯科特最后一封家信的边上用整齐的笔迹写道：“下面是什么？是天主吗？罗伯特·勃朗宁【77】。”我想，早在那个时候，天主便已进入了她的心灵。他被理解为一个利用我们一时的心境钻空子的情人，他很像一个用自己的超凡事迹和传奇之举来引诱我们上钩的偶像人物。我把最后一本书放回去，锁上了柜子。

7

“你上哪儿去啦，亨利？”我问。他通常都是第一个吃早餐的。有时我还没下楼他就已经离开了家，可是今早他一直没碰过餐盘。我听到前门轻轻地关上，随后他进来了。

“哦，沿路走了走，”他含糊其词地说。

“走了一晚上？”我问。

“那当然不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对我说了实话，“克朗普顿神父今天给萨拉做了弥撒。”

“他还在做这事？”

“一个月一次。我觉得去看看比较礼貌。”

“我想他不会知道你在那儿。”

“仪式结束后，我去找了他，向他表示感谢。事实上，我还请了他过来吃饭。”

“那么我就出去。”

“我希望你别走，本德里克斯。毕竟，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做过萨拉的朋友。”

“你该不会是也在变成信徒吧，亨利？”

“当然不是，不过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权利持有自己的看法。”

于是他便过来吃饭了。使萨拉同我分开的，就是这个丑陋、粗笨、长着一只托克马达【78】式的难看鼻子的人。支持萨拉信守那则本来一周内就该忘掉的荒唐誓言的人就是他。萨拉走进去躲雨，结果得了“要命的重感冒”的那座教堂就是他的教堂。想到这些，我连保持最起码的礼貌都很难做到，招待客人的担子全都落到了亨利一个人身上。克朗普顿神父不习惯于在外面吃饭，他给我的印象是：外出吃饭是一项他觉得自己难以专心致志去履行的职责。他的寒暄话说得极少，他的应答就像大树倒在路上时发出的声音那样短促。

“我想你管的这片地方穷人不少吧？”亨利很受累地边吃奶酪边问道。他已经尝试过很多话题——书籍对人的影响、电影、法国之游、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等等。

“问题不是这个。”克朗普顿神父答道。

亨利卖力地使谈话进行下去。“那么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他用我们说这个词时无法避免的那种略带虚伪的腔调问道。

“这从来都不是个问题。”克朗普顿神父答道。

“我想或许——公共草坪上——晚上会看到……”

“这样的事情任何一个空旷的地方都会发生，好歹现在是冬天。”此话题便就此打住了。

“再来点奶酪吧，神父？”

“不了，谢谢。”

“我想，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募捐的工作很费事吧？——我是指为慈善事业。”

“人们捐献他们能捐的东西。”

“给你的咖啡里加点白兰地？”

“不了，谢谢。”

“你不介意我们……”

“当然不。我喝了睡不着觉，不为别的原因。我早上六点钟就得起床。”

“那到底是为什么？”

“祷告，习惯了。”

亨利说：“我恐怕没能做过多少祷告，从小时候起就没有。我曾经为自己能进入校橄榄球队的第二预备队祷告过。”

“你进了吗？”

“我进了第三预备队。我那样的祷告恐怕不太顶事吧，神父？”

“无论怎样的祷告都比完全没有要好。不管怎么说，它是对天主权威的一种承认，我想它是一种崇拜。”从开始吃饭到现在，我还没听他讲过这么多话。

“我会觉得，”我说，“这更像是用手碰木头【79】，或者走路时避免碰到人行道的边沿。不管怎么说，人在那个年龄是这样的。”

“哦，这个吗，”他说，“来点迷信我并不反对，它让人想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切。”他双眉紧蹙，目光顺着鼻梁向下盯着我说，“这可以是智慧的开始。”

“你的教会肯定是喜欢大搞迷信的——圣亚努阿里乌斯【80】、流血的雕像、圣母幽灵等等。”

“我们努力整理这些东西。相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不是更合情合理一点吗？比起……”

门铃响了起来。亨利说：“我让保姆睡觉去了。对不起，神父，失陪一下。”

“我去吧。”我说。能躲开神父在场造成的那种压抑气氛我感到很高兴。他早已把应对问题的答案背得滚瓜烂熟，不是专干他这行的人别指望能抓到他的把柄。他就像个变戏法的，因为技术过于纯熟，结果反而弄得大家觉得厌倦。我打开前门，看到门口站着一个肥胖的女人，她身穿黑色衣服，手里拿着一只包裹。刚开始我以为她是我们的清洁工，直到她问我“您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吗？”的时候，我才知道她不是。

“我是。”

“我得把这个交给您。”她边说边把包裹快速塞到我手里，就好像里面有什么爆炸物似的。

“是谁送的？”

“帕基斯先生。”我把包裹翻过来，困惑地打量着它。我甚至想到：帕基斯可能把某件证据材料忘在什么地方了，现在太晚了才把它交给我。我想忘掉帕基斯先生。

“您能给我打张收条吗，先生？他要我把包裹亲自送到您手上。”

“我没铅笔——也没纸。我不想费这个事。”

“帕基斯先生对于档案记录的态度您是知道的，先生。我包里有铅笔。”

我在一个旧信封的反面给她写了收条。她把收条仔细收好后，便急匆匆地向大门口走去，一副想尽快走得越远越好的样子。我站在门厅里，手里掂量着送来的那件东西。亨利从餐室里喊道：“什么事，本德里克斯？”

“帕基斯送来一包裹东西。”我的话听起来像是绕口令。

“我想他是还书来了。”

“这个时辰来还书？再说上面写的收件人是我。”

“嗯，那么是什么？”我不想打开包裹。亨利和我两人不是都正经历着一个痛苦的忘却过程吗？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为登门去找萨维奇先生的侦探事务所的事儿遭够了报应。我听到克朗普顿神父的声音说：“我该走了，迈尔斯先生。”

“时间还早。”

我想待在房间外面不进去，这样就可以让亨利一个人向神父表示礼貌，而不用再去加上我的那一份了，神父也就可以走得快一点。于是我便打开了包裹。

亨利说得不错。包里面是安德鲁·朗格写的一本童话，但是书页里夹着一张折叠起来的便条纸，上面是帕基斯的信。

“亲爱的本德里克斯先生。”我读道。因为以为这只是一封表示谢意的便笺，我便不耐烦地把目光移到了最后几句话上。“所以在此情况下，我宁愿不把该书存放于家中，敬希您能向迈尔斯先生作一解释，说明本人并无不知恩图报之意。阿尔弗雷德·帕基斯谨上。”

我在门厅里坐下，听到亨利在说：“不要认为我的思想很封闭，克朗普顿神父……”我开始从头读帕基斯的信：

“亲爱的本德里克斯先生，我写信给您，而不是迈尔斯先生，是由于我们之间有过的密切的、尽管是哀伤的交往，以及由于您是一个习惯于陌生事件的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先生，我确信可以得到您的同情。您知道我的孩子近来肚子一直痛得厉害，因为不是冰激凌的缘故，我一直担心是阑尾炎。医生说动手术。动手术不会有何不好，可我非常害怕给孩子动刀，因为我确信，他母亲就是因为手术疏忽而死在刀下的，如果我又这样失去了这孩子那可如何是好？我会十分孤独的。原谅我说这些细节，本德里克斯先生。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我们所受到的训练就是把事情按先后顺序理好，先发生的事情先说，这样法官就不会抱怨我们没把事情讲清楚了。所以星期一的时候，我就对医生说：让我们等到病情十分肯定的时候再说吧。不过有时候我想：孩子肚子痛是因为他在迈尔斯太太家外面等我，替我盯梢时受寒引起的。如果我说她是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太太，不应该去打扰她的话，您该会原谅我的。干我这一行你没法挑挑拣拣。可是自从第一天在仕女巷里发生那件事情后，我就一直希望被自己盯梢的是别的随便哪位太太。不管怎么说，我孩子听到这位可怜的太太如何死去的消息后十分难过。她只对他说过一次话，但我觉得他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竟然觉得他妈就是她这个样子的。虽说就她本人而言，她妈也算得上是个心地笃实的好女人，我每天都想念她，但她并不像这位太太。后来，他的体温升到了103度【81】，这对于他这样一个孩子来说是够高的了。这时候，他就开始像先前在街上那样对迈尔斯太太说起话来了，就好像她在身边似的，不过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也有职业自豪感，所以告诉她说自己正在盯她的梢——这事他是不会做的。后来她要走了，他就开始哭起来。后来他就睡着了。可是醒过来的时候，他的体温还是102度。他跟人要梦里面她答应给他的礼物，这就是我打扰迈尔斯先生，骗他将此书给我的原因。为此我感到羞愧，因为这里没有工作上的理由，只是为了我那可怜的孩子。

“我把书弄来给孩子以后，他变得平静了一点。但我心里很担忧，因为医生说他不能再冒险了，星期三得让孩子去住院。所以您瞧，我因为自己那可怜的妻子、可怜的孩子，以及害怕动刀而担心得没法睡觉。不怕您见笑，本德里克斯先生，我使劲地祷告。我向天主祷告，然后又向我妻子祷告，请她做做她能做的事情，因为如果说现在有谁在天堂的话，那就是她了。我也请求迈尔斯太太，如果她人在天堂的话，也做做她能做的事情。既然一个成年人都会这样，本德里克斯先生，您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那可怜的孩子会胡思乱想了。今天早上我醒来后，他的体温是99度，身上一点也不痛了。等到医生过来的时候，他已经一点不舒服也没有了。于是他说我们可以等一等，结果他一天都很好。只是他告诉医生说：是迈尔斯太太来把疼痛带走的，她摸了摸——如果您能原谅我的不雅的话——他右边的肚子，还在书里为他写了东西。可是医生说，他得绝对保持安静才行，而书会让他兴奋。在此情况下，我宁愿不把该书存放于家中……”

我把信掉过来，看到反面有一则附言：“书页上写了些东西，但是谁都能看出那是多年前迈尔斯太太还是个小女孩时留下的，只是我担心自己那可怜的孩子肚子再疼起来，所以不能解释给他听。阿·帕敬上。”我翻到书的扉页，上面是用笔迹难以擦掉的铅笔和尚未成形的字体乱涂乱画的东西，同我先前看到的那些上面有孩提时代的萨拉·伯特伦题词的书籍上的涂鸦没有什么两样：

我生病时妈妈送我这本朗格写的书。

若是没病的人偷了这本书，头上就会撞个大窟窿。

不过你要是生病躺在床上

你就可以把它拿去看。

我把书拿回了餐室。“是什么东西？”亨利问。

“是那本书，”我说，“你把它送给帕基斯前，看过萨拉在上面写的东西没有？”

“没有。怎么啦？”

“是个巧合，没什么。不过看来要想迷信的话，你不一定非要信克朗普顿神父的教不可。”我把信交给亨利，他看完后便把它递给了克朗普顿神父。

“我不喜欢这样，”亨利说，“萨拉已经死了。我讨厌看到人家对她议论来议论去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有同感。”

“这就像是听到她被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谈论一样。”

“他们并没有说她哪里不好。”克朗普顿神父道。他放下信来说：“现在我得走了。”但人却没有动弹。他眼睛看着茶几上的信，问道：“她写在书上的东西呢？”

我把书从桌上推过去给他。“噢，这是好多年前写的了。她同所有孩子一样，在自己的很多书里都写下了类似的文字。”

“时间真是个怪东西。”克朗普顿神父说。

“那孩子当然不会明白书上的这些话都是过去写下来的。”

“圣奥古斯丁【82】曾经问过时间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时间是从尚不存在的未来来到短暂的现在，然后再进入已经停止存在的过去的。在理解时间方面，我并不觉得我们有任何比儿童高明的地方。”

“我并不是说……”

“噢，好了，”神父说着站起身来，“你可不要介意这件事，迈尔斯先生。它只说明你太太是个多么好的女人。”

“说这个帮不了我多大忙，对吧？她现在是已经停止存在的过去的一部分了。”

“写这封信的人很有见识。向死者祷告和为他们祷告一样没有什么害处，”说完他又重复了一遍自己刚才说过的话，“她是个好女人。”

听到这里我突然发起火来。我相信自己之所以恼火，主要是因为他的自鸣得意。因为他那副从来不会被心智方面的事情难住的神气，以及他那种自以为十分了解一个我们已经认识多年，而他只是认识了几小时或者几天的人的自负。我说：“她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本德里克斯。”亨利厉声喝道。

“她会给任何一个人戴上马眼罩，让他什么也看不见，”我说，“就连神父也不例外。她不过是把你给骗了，神父，就像她骗了她丈夫和我一样。她是个撒谎高手。”

“她从来也不会装腔作势。”

“她的情人并不止我一个——”

“住口，”亨利说，“你没权利……”

“别拦他，”克朗普顿神父说，“让这个可怜的人发泄吧。”

“别把你的职业怜悯用在我身上，神父，你还是留着它们给那些来找你忏悔的人用吧。”

“我该怜悯谁不能听你指挥，本德里克斯先生。”

“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占有她。”我很想相信自己说的话，因为那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需要想念或者追悔的东西了，我就不会再被拴在她到过的任何地方，我就自由了。

“在忏悔之事上你也不能给我任何训诫，本德里克斯先生。我给人做告解已有二十五年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当中没有哪件是我们之前的某些圣徒所没有做过的。”

“除了平生不得志以外，我没有什么好忏悔的。神父，你还是回到你的人那儿去吧，去守着你那该死的小亭子和你的念珠吧。”

“你什么时候想找我，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我。”

“我想找你，神父？神父，我不想无礼，不过我可不是萨拉。不是萨拉。”

亨利尴尬地说：“我很抱歉，神父。”

“你不必抱歉。我知道人痛苦时是什么样子。”

我无法刺穿他那张自鸣得意的厚皮。我推开椅子，说：“你搞错了，神父。这不是什么像痛苦那样捉摸不定的东西。我不是痛苦，而是仇恨。我恨萨拉，因为她是个小娼妇；我恨亨利，因为萨拉死心塌地地跟着他；我恨你和你那臆想中的天主，因为你们从我们大家身边夺走了萨拉。”

“你是个很会恨的人。”克朗普顿神父说。

我两眼呛着泪水，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他们两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难过。“你们这帮家伙都给我见鬼去吧。”我说。

我砰的一声带上身后的房门，把他们两人一起关在屋里。让他把他那套圣洁的智慧都倾倒给亨利吧，我想。我是孤身一人，我想孤身一人。如果我不能拥有你，我就永远孤身一人。哦，其实我像任何一个人一样有信的能力。我只要让自己心灵的眼睛闭上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就会相信你夜里到过帕基斯儿子的身边，用你的抚摸给他带来了安宁。上月在火葬场时，我请求你从我身边救下那个姑娘，你便把自己的母亲推到了我和那姑娘中间——或者人家会这么说吧。不过如果我开始相信这个的话，我就得相信你的天主了。我得爱你的天主才行。与其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去爱那些跟你睡过觉的男人呢。

上楼梯时我告诫自己说：得理智一点。萨拉现在已经去世很久了——对于死去的人，我们不会老是这样强烈地爱下去，唯有对活着的人我们才会如此，而她已经不再活着了，她也不可能再活了。我可不能相信她还活着。我躺到床上，闭上眼睛，试图理智一点。既然有时我这么恨她，那么我怎么还能爱她呢？是我们真的能既恨又爱呢，还是我真正恨的只是我自己？我恨自己那些用无关紧要的琐屑技巧写成的书籍；我恨自己身上那副匠人的头脑，它如此地贪求可供照葫芦画瓢的对象，以至于不惜让我为弄到写作素材而去引诱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我恨自己的身体，它消受了如许之多，却没有足够的本事来表达内心的感受；我恨自己多疑的脾性，它让帕基斯出发去盯梢，在门铃上抹粉，去字纸篓里东翻西找，偷窃你的秘密。

我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她的日记，随手将它打开。在去年一月份的一个日期下面我读到了这么一句：“天主啊，如果我真的能恨你的话，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恨萨拉只不过是因为爱萨拉，恨自己只不过是因为爱自己。我不值得恨——莫里斯·本德里克斯，《野心勃勃的主人》《带花冠的偶像》《滨水墓地》等书的作者，蹩脚文人本德里克斯。如果你，也只有你存在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去恨——就连萨拉也不值得。我想：有时候我恨莫里斯，可是如果我也不爱他的话，我还会恨他吗？天主啊，如果我真的能恨你的话……

我想起了往日萨拉曾怎样向她所不信的那个天主祷告，于是此刻我便对自己所不信的萨拉说起话来。我说：为了让我能够活过来，你曾把我们两人都供奉给了天主，可是这种没有你的生活算是什么生活呢？你爱天主当然没什么不好，你已经死了，你有天主在身边。而我还活着，活到要生病，健康到要腐烂。如果我要开始爱天主的话，可不能就这么死掉算数。我得为此做点什么才行。我得用手触摸你，我得用舌头品尝你：我们不可能有爱却什么也不做。你叫我不要担心（就像有一次你在我睡梦里所做的那样），那是没用的。我要是那样去爱的话，那一切就都完了。爱你的话，我会茶饭无心，对任何别的女人都提不起欲望。而爱他的话，只要他不在，我便会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乐趣。我甚至会弄丢自己的工作，我会不复为本德里克斯。萨拉，我很害怕。

那天夜里凌晨两点时分，我完全醒了。我走到食橱面前，找了点饼干和水。我为自己在亨利面前那样说萨拉感到后悔。神父说：我们能做的事情，没有哪桩不是某个圣徒曾经做过的。像凶杀和通奸这样轰动的罪孽可能确乎如此，可是圣徒是不是会犯嫉妒和小气的罪过呢？我的恨同我的爱一样卑鄙。我轻轻打开房门，看了看睡在里间的亨利。他用一只手臂挡住眼睛，开着灯在睡觉。因为看不见他的眼睛，他的整个身体显得无名无姓，没有什么个人的特征。他只不过是一个人——是我们众人当中的一个。他像是我们在战场上碰到的第一个敌军士兵；这个敌军士兵已经死去，与别的阵亡士兵无法区别；他既不是白军，也不是红军，而只是一个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我在他床边放了两块饼干，以备万一他醒来关灯时饿了想吃。

8

我的书进展不顺利（写作这件事看起来真是浪费时间，可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好打发时间？），于是我漫步穿过公共草坪，去听听那些演讲人的演讲。我记得在战前的日子里，曾经有一个演讲人让我觉得很逗趣。现在看到他安然无恙地重又回到了自己的演讲位置上，我感到很高兴。他同以政治和宗教为主题的演讲者们不同，并无什么讯息要传递。他从前是个演员，眼下便光是讲故事，背诵诗歌的片断。他要求听众随便挑出哪首诗来让他背，看他会不会背不出来。“《古舟子咏》【83】。”有人叫道。他便马上一字一顿地给大家背诵出其中的一节。有个凑热闹的人说：“背莎士比亚的第三十二首十四行诗。”他随便背了四行。那个凑热闹的人说不对，他便说：“你的版本搞错了。”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同我一起在听演讲的人，发现斯迈思也在场。或许他已经先看到了我，因为他用萨拉没有吻过的那侧漂亮脸颊对着我。不过即便这样，他也还是竭力回避着我的目光。

我怎么就老是想同萨拉认识的人说话呢？我从人群中挤过去，走到他身边招呼道：“你好，斯迈思。”他用手帕捂住自己那侧不好看的脸颊，把身体转向我。“噢，是本德里克斯先生。”他回应道。

“葬礼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你。”

“我去外地了。”

“你还在这里演讲吗？”

“不了。”他踌躇了一下，然后又勉强补充了一句，“我已经不做演讲了。”

“不过你还在搞家庭教学吧？”我逗弄他道。

“不，那个我也不做了。”

“我希望你没改变自己的观点吧？”

他没精打采地说：“我不知道该信什么。”

“什么也不该信，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是这么回事。”他开始往人群的外面挪动一些位置，我发觉自己站到了他有毛病的脸颊那侧。我按捺不住地想再多逗逗他。“你是不是牙痛？”我问他。

“不是，怎么了？”

“有那条手帕，看上去有点像。”

他没搭腔，只是把手帕拿开了。手帕底下没有什么难看的东西需要掩藏。除了一个不显眼的斑点之外，他的皮肤非常红润和年轻。

他说：“碰到熟人老要向他们解释，我都给弄烦了。”

“你找到了灵丹妙药？”

“是的，我刚才告诉过你我去外地了。”

“去的是私人疗养院？”

“对。”

“动手术？”

“那倒不是，”他不太情愿地补充了一句，“用的是触摸的办法。”

“信仰疗法？”

“我没信仰，绝不会去找江湖医生。”

“是什么毛病，风疹块吗？”

为了打住话题，他含糊其词地说：“用现代方法，电疗。”

我回到家里，重新试着定下心来写书。每次开始写书的时候，我总是发现书里的一个人物很顽固，怎么写也不肯活起来。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个人物并无什么不真实的地方，但他就是钉在那里不动，需要有人来推动他，需要有人来给他找到话讲。我得把自己在奋斗年代里学会的一应技巧全部用上，才能使他在读者的心目中活起来。有时候，当某位评论家称赞说，他是整个故事里刻画得最好的人物时，我会有一种乖张的满足感，觉得他即便算不上是刻画出来，也肯定算是给硬扯出来了。每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他都会像吃进肚子里但没好好消化的肉食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在有他出场的每一幕场景里，我创作的快乐都会被夺走。他从来不做出人意料的事情，他从来不会让我感到吃惊，他从来不对什么负责任。书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会帮忙，而他却只会碍事。

可是没他又不行。我能想象到一位天主，他对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感觉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推测，从某种意义上说，圣徒们是自己创造了自己。他们会活起来，他们能做让人吃惊的事情，说让人吃惊的话。他们置身于情节之外，不为情节所左右。而我们则需要有人来推着走。我们患有自身并非真实存在物这一顽症，我们无法逃脱地受到情节的束缚。天主按照自己的意图，腻烦地驱策着我们，一会儿上这儿，一会儿上那儿。我们是一些没有诗意、没有自由意志的人物。我们唯一重要的价值就是有时候可以帮帮忙，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提供活动和发言的场景，或许也为圣徒们提供实现他们自由意志的机会。

听到楼门关上，门厅里传来亨利的脚步声时，我感到很高兴，这使我有了停下笔来的借口。那个人物现在可以待在那儿不动，一直待到明天早上——去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的时刻总算来了。我等着亨利从楼下叫我（在一个月的光景里，我们两人的作息习惯已变得像两个在一起生活多年的单身汉一样固定），可他并没叫。我听见他走进了自己的书房。稍顷，我也跟在他身后进了书房——我惦记着自己的那杯酒呢。

我想起了那次同他一起回到家里的情景。当时他情绪低落、心事重重地坐在这座绿色的《掷铁饼者》雕像旁。不过此刻看着他时，我心里却既没有妒嫉，也没有快乐。

“去喝一杯，亨利？”

“对，对，当然。我只是要换换鞋。”他有在城里穿的鞋和在乡下穿的鞋，公共草坪在他眼里是乡下。他弓着身子正在系鞋带，鞋带上有个结解不开——他的手指总是不大听使唤。他解得不耐烦了，便把鞋子从脚上拧了下来。我拾起鞋，替他解开了鞋带。

“谢谢你，本德里克斯。”或许就连这么小小的一个伙伴情谊之举也给了他信心。“办公室里今天出了件很不愉快的事儿。”他说。

“给我说说。”

“伯特伦太太打电话来。我想你不认识伯特伦太太吧？”

“噢，认识的，那天我见到过她。”那天——这真是个奇怪的字眼，听上去就好像除了那天以外，所有的日子都一模一样似的。

“我们两人始终不大合得来。”

“她告诉过我。”

“在这件事情上，萨拉一直处理得很好，她让她母亲走开。”

“她是来借钱的？”

“是的。她想借上十镑——原因还是那老一套：今天上城里来，买东西，钱用完了，银行又关门……本德里克斯，我并不是小气鬼，可是我对她这种没完没了的样子很恼火。她自己每年有二千镑的收入，同我挣的差不多一样多。”

“你给她了吗？”

“噢，是啊，我们总是会给的。问题在于我克制不住，还是说了她一顿，结果就把她给惹火了。我问她已经借过多少次了，又有多少次是还的——这么一说，还钱的事倒是破天荒第一回变得容易了。她掏出支票本来说：她马上就写一张支票给我，把所有的欠账都还清。她的火气这么大，我以为她要说话算数了，可是实际上她忘了自己已经把最后一张支票都用掉了。她本来是想让我难堪的，结果却弄得自己很难堪。可怜的女人。当然啰，这样一来事情也就更糟了。”

“她做什么了？”

“她指责我没给萨拉安排合适的葬礼。她给我讲了个奇怪的故事……”

“我知道，她在几杯红葡萄酒下肚后曾经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你觉得她在说假话吗？”

“不。”

“这是一个奇特的巧合，对吧？两岁大时受洗，然后开始回忆，回忆到你连记都不记得的时候……就像是得了传染病，一个传给另外一个。”

“就像你说的，是个奇怪的巧合。”以前我给亨利打过气，现在可不能让他动摇。“我还知道更奇怪的巧合，”我接着往下说，“去年，亨利，我百无聊赖，竟然收集起车牌号来。这事真能教会你什么是巧合。有一万个可能的号码，而且天知道会有多少种组合，可塞车时我偏偏就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两辆号码数字一样的汽车挨在一块。”

“是啊，我想是会这样。”

“我绝不会相信没有巧合，亨利。”

楼上的电话铃隐隐约约在响，我们直到这会儿才听见，因为书房里电话铃的开关被关上了。

“噢，天哪，天哪，”亨利道，“如果又是这个女人打来的电话，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

“让她打好了。”我说话时电话铃声就断了。

“我倒不是小气，”亨利说，“我想她十年里借的钱加起来也不超过一百镑。”

“出去喝一杯。”

“当然。噢，我还没穿鞋。”说着他便弯下腰去穿鞋。我能望见他头上那块谢了顶的地方：看上去就仿佛是烦恼磨穿他的头皮，钻出来了一样——我自己也曾经是他的烦恼之一。他说：“要是没有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本德里克斯。”我从他肩上掸掉几片头屑。“噢，这个，亨利……”随后，还没等我们动身，电话铃又响了。

“别管它。”我说。

“我最好还是接一下，你不知道……”他鞋带还没系好，便站起身来，走到书桌旁。“喂，”他应答道，“我是迈尔斯。”随后他把听筒递给我，松了口气似的说：“是你的。”

“是我，”我说，“我是本德里克斯。”

“本德里克斯先生，”听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觉得该给你打个电话。今天下午我没对你说实话。”

“你是谁？”

“斯迈思。”那人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告诉你说我去疗养了，其实我根本没去。”

“说真的，这事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他的声音像手一样沿着电话线伸向我：“这事当然很重要。你没在听我说。并没有什么人给我治过脸，我的脸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好的。”

“怎么会的？我还是不……”

他用一种同你结伙密谋什么似的讨厌口气说：“怎么会的，这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这事回避不了，我瞒着不说是不对的。这是一起……”但是，没等他说出那个报纸上用来代指“巧合”的愚蠢字眼，我就把电话挂上了。我想起了他那只攥紧的右手，想起了看到他们把死者捆扎起来，像分割自己衣服似的分割她时我所感到的愤怒。我想：他这个人十分自负，一定要说自己得到了某种启示。用不了一两个周，他就会在公共草坪上宣讲这件事情，并且把自己治好的面孔亮给大家看。事件还会上报：“唯理派演讲人因灵丹妙药而改变信仰。”我竭力收起自己对巧合的所有信心，但是我脑子里所能想到的一切（想时带着嫉妒，因为我身边可没圣徒遗物护佑），就是夜里他那侧被毁了的脸颊贴在萨拉头发上的情景。

“谁来的电话？”亨利问道。我迟疑了一下，不知是不是该告诉他，但随后又想：不，我不能相信他，他会同克朗普顿神父搅在一起的。

“斯迈思。”

“斯迈思？”

“就是萨拉曾经造访的那个家伙。”

“他有什么事？”

“他的脸治好了，没别的。我要他告诉我那位大夫的名字。我有个朋友……”

“用的是电疗吗？”

“不太清楚。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风疹块的病因是歇斯底里，治疗方法是精神疗法和放射疗法双管齐下。”这么说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或许事情确实如此也说不定。又是一桩巧合，两辆车牌数字一样的小汽车。我不无腻烦地思忖道：到底会有多少个巧合呢？葬礼上她母亲的出现、那孩子做的梦，这样的事会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吗？我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体力耗尽，终于明白了潮水之力大过自己力量的游泳者。可是即使自己要遭灭顶之灾，我也要托起亨利，直到最后一刻。说到底，这不就是做朋友的本分吗？因为假如这事没被证明是子虚乌有，假如它上了报，那么恐怕谁也没法预料它会怎样收场。我想起了曼彻斯特的玫瑰事件——那场骗局过了好久才被人们识破。眼下这个世道里，大家都是如此歇斯底里。到时候就会有人来搜寻圣徒遗物，会有祈祷仪式和列队游行。亨利是有头有脸的人，因此流言蜚语将会大行其道。所有的记者都会跑来，对他和萨拉的生活刨根问底，竭力打探出关于在多维耶附近举行的那场洗礼的奇异故事。假仁假义的报界庸俗不堪，我能想象到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新闻标题，而这些标题又会引发出更多的“奇迹”。咱们得把这事的苗头消灭在摇篮里。

我想起了自己放在楼上房间抽屉里的那本日记。我想：那个也得处理掉，因为它可以被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加以解释。事情看来似乎是这样：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保住她；而为了保住她，我们却不得不把她的特征一一毁掉。就连她儿时的读物也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危险。还有相片——亨利给她拍的相片。这些绝对不能让报界弄到手。莫德可以信任吗？我同亨利两人一起努力，凑合着建起了一个家，可就是这个家现在也正在被人家分化瓦解。

“我们去喝一杯吗？”亨利问道。

“我马上就来。”

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取出萨拉的日记，把封面和封底扯掉。它们很结实：布做的背衬像植物的根须一样裸露出来；扯掉它们就像是扯掉鸟儿的双脚和双翅。日记趴在床上，受了伤，没了翅膀，成了一叠纸张。它的最后一页显露在最上面，我又读到了这段话：“你在那儿，教导我们大肆挥霍，就像你教导富人们所做的那样，以便有朝一日，我们会除了对你的这份爱之外别无所有。但是你对我太好了。我向你要求痛苦时，你却给了我安宁。也给他这个吧，把我的安宁给他——他更需要。”

我想：这个你可没能成功，萨拉。你的祷告至少有一条没能应验。我并没能得到安宁；除了对你，对你的爱以外，我也没有任何别的爱。我是一个仇恨之人，不过我已不再感受到太多恨了。我说别人歇斯底里，可我自己说过的话也太过火了。我能察觉到自己的话不真诚。我主要的感觉与其说是仇恨，还不如说是恐惧。因为我想，假如天主存在，假如就连像你这样欲火旺盛、会偷情、会说你曾经说过的那些懦弱的谎言的人都能这样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只要像你这样两眼一闭，一劳永逸地跳上一跳，就都会成为圣徒的。假如你是圣徒的话，那么当圣徒就不是什么难事，而只不过是他可以要求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件事就是：跳。但是我不跳。我坐在床上，对天主说：你夺走了她，但你还没得到我。我知道你的狡猾。是你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说是要把整个宇宙都给我们。天主啊，你是一个魔鬼，在引诱着我们往下跳。可我并不想要你的安宁，不想要你的爱。我想要的只是一种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的东西：我想要同萨拉终生相守，但你却把她带走了。你用你那恢宏的计划毁掉了我们的幸福，就像收割者毁掉一个鼠穴一样：我恨你，天主，我恨你，就好像你真的存在一样。

我看着那一沓纸。同一绺头发相比，它们不太带有个人的味道：头发你是可以用嘴唇和手指去触碰的。我对心灵已经厌倦透顶。以往我一直是为了她的肉体而活着，此刻我想要她的肉体，可是我拥有的一切却只是这本日记。于是我把日记锁进了橱柜，因为如果毁掉它，让自己更彻底地没有了萨拉，不就等于让他又得胜了一回吗？我对萨拉说：好吧，你就一意孤行好了。我相信你还活着，他也存在。可是要把对他的这种恨转变成爱，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你的祷告。他抢了我的东西，我要像你写的那个国王一样，抢走我身上他所想要的东西。恨在我的脑袋里，而不在我的肚子里或者皮肤里。你不能像去除疹子或者粉刺那样去除它。我不是像爱你一样地恨你吗？我不是也恨自己吗？

我从楼上招呼亨利道：“我好了。”于是我们便肩并肩地穿过公共草坪，朝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走去。街灯还没点亮，恋人们在十字路口约会。草坪那头就是那座台阶被毁的房屋，他就是在那儿把残缺不全的绝望生活重又还给了我。

“我老是期盼着我们黄昏时分的散步。”亨利说。

“是啊。”

我思忖着：明早要给医生打个电话，问问他信仰疗法【84】是否可能，但转而一想，又觉得还是不打为好。只要不知道实情，我们就可以想象无数种疗法……我用手扶住亨利的胳膊。为了我们两人，我现在得坚强起来，他还没到真正担心的时候呢。

“我现在唯一真正期待的事情就是它了。”亨利说。

在本书的开头，我曾写道：此书所记述的是恨。此刻，在同亨利并肩前去喝一杯晚间啤酒的路上，我找到了一句同冬日里的情调似乎很相称的祷告词：噢，天主啊，你做的够了，你从我这里抢走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我太疲倦，也太衰老，已经学不会爱了。永远地放了我吧。

【1】莱昂·布洛伊（Léon Bloy，1846─1917），法国作家，信奉天主教，提倡社会改革。——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西方称呼熟人时一般用其名，名系出生后受洗礼时所起（即命名），故又称“教名”。

【3】码，英制单位，1码等于3英尺，即0.9144米。

【4】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小说家与评论家，晚年加入英国籍，代表作为《一位女士的画像》《鸽翼》等。

【5】沃尔特·贝赞特（Sir Walter Besant，1836─190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代表作为《都在一个美丽花园里》《吉比恩的孩子》等。

【6】吉本，即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6卷。

【7】司各特，即沃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苏格兰小说家、历史小说的开创者，著有《艾凡赫》《威弗利》等历史小说。

【8】《掷铁饼者》为古希腊雕塑家米隆的代表作，完成于古风时期末。

【9】英国旧货币单位，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1971年，英国货币改革时被废除。

【10】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被祭司的女儿克瑞西达所抛弃，莎士比亚曾据此创作过长诗。

【11】法语，意为“自尊心”。

【12】共济会出现于18世纪的西欧，是一种类似宗教的兄弟会，至今成员和会所已遍布全球，其成员之间有着特殊的握手势。

【13】英国旧货币单位，1几尼等于1.05英镑。

【14】此处为法语，意思是“重刑”。

【15】伦敦旺兹沃思行政区内的住宅区，曾是伦敦重要的工业区，位于泰晤士河南岸。

【16】科菲图阿是英国古代民谣中所描写的一位北非国王，他对女性一直不感兴趣，最后爱上了一位乞丐女，并与之幸福地结合。在西方文化中，偏爱贫女的富男被称为具有“科菲图阿情结”。

【17】指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所使用的巡航导弹，是德国使用的第一种“复仇武器”，因其使用脉冲喷气发动机，飞行中伴有嗡嗡声响，又称为“嗡嗡弹”。

【18】品脱，容量单位，英制一品脱约等于0.568升。

【19】尼克·卡特（Nick Cater），19世纪时美国一套通俗小说中的侦探，首次出现于1886年的《纽约故事周报》。

【20】A Jealous God，多译作“忌邪的神”，用以警示人不可信仰除上帝以外的神和塑像。译者在这里根据上下文采用嫉妒之意。——编者注

【21】Arbuckle，在西方俚语中形容极性感的女性。——编者注

【22】查尔斯·加维斯（Charces Gayvice，1850—1920），英国通俗小说作家，一生著作超过150部。

【23】斯坦利·韦曼（Stancey Weyman，1855—1928）英国浪漫小说作家，是格雷厄姆·格林推崇的作家之一。

【24】纳特·古尔德（Nat Goald，1857—1919），英国作家。

【25】维也纳牛排是用碎牛肉、鸡蛋、面粉、蔬菜等食物混合而成的牛肉块，油炸而成；维也纳炸牛排则是用整块牛排炸制而成。——编者注

【26】西方俚语，相传妻子有外遇时，丈夫头上会长出兽角，兽角就成了妻子有外遇者的标志。

【27】英国政府主要机构的所在地。

【28】Smythe是Smith的异体字，意为“工匠”。

【29】Aerated Bread Company（泡腾面包公司）的缩写，此处指该公司经营的连锁咖啡馆。

【30】英国亚瑟王传奇中最为勇武的一个圆桌骑士，是加勒哈德爵士的生父和王后格温娜维尔的情人。

【31】亚瑟王传奇中的圣洁骑士，因品德高洁而得到圣杯。

【32】伦敦市中心的一条繁华商业街。

【33】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王朝时代的桂冠诗人。

【34】英国国教也称作圣公会，为新教三大教派（路德宗、加尔文宗、圣公会）之一。原为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分支，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摆脱教皇的控制，由英国国王担任其名义首领，并任命主教和大主教。

【35】英文里“再见”（good-bye）系“上帝与你同在”（God be with you）一语的缩略形式。

【36】东非地区的一种共同语。

【37】阿尔弗雷德·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1989），英国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

【38】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1872—1970），英国哲学家，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创始人。

【39】现代西方哲学重要流派，认为能被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是科学命题，而哲学的任务是研究证实科学命题的形式方法；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等主观思辨性的问题均不在哲学讨论的范围之内。

【40】原文为You，首字母大写，用来特指天主，下文中楷体的“你”“他”都特指上帝，不再逐一说明。

【41】大卫·劳埃德·乔治（David 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首相（1916—1922），任财政大臣（1908—1915）期间率先实施了社会福利政策。

【42】英国西南部萨默塞特郡一小城，多丘陵，有史前遗址。

【43】指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1133—1189），出生于法国，金雀花王朝创始人。亨利二世企图控制教会，遭到贝克特大主教的反对，1170年12月29日，指派四名骑士将其杀死。

【44】基督教最常用的一篇祈祷文，出自《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起首句为：“我们在天上的父。”

【45】1172年5月，亨利二世迫于舆论压力与教会和解，赤身走到坎特伯雷大教堂，受教众鞭笞。全盛时期，金雀花王朝控制着法国西部大部分领土，1173—1174年，法国爆发大起义。故，亨利二世受鞭笞在其家乡被毁之前。——编者注

【46】英国授勋及嘉奖制度规定：获得“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的英国或英联邦成员国公民算取得骑士爵位，允许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爵士/女爵士”（Sir/Dame）头衔；“爵士”的配偶则被称为“爵士夫人”（Lady）。

【47】“亨利·迈尔斯”（Henry Miles）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也是“英王陛下”（His Majesty）、“女王陛下”（Her Majesty）或“王后陛下”（Her Majesty）三个称呼的首字母缩写。

【48】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宣布投降，正式签订投降书，这天就被定为欧战胜利日。

【49】《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中的一个病丐，在世时受尽苦难，死后进入天堂。

【50】天主教神学理论，认为弥撒仪式中，面饼和葡萄酒经神父祝圣以后就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血。

【51】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52】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英国神学家与作家，英国圣公会领袖，后改奉天主教。

【53】德国民间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格林兄弟所编《格林童话》中的人物。

【54】位于英格兰西南部，临近英吉利海峡。

【55】查尔斯·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5—1885），英国殖民军将领，曾参与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镇压太平军；任苏丹总督时在喀土穆战役中被苏丹起义军击毙。

【56】指祭坛上的耶稣受难像。

【57】表示祈求愿望实现或者减轻说谎的罪过。

【58】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et，1819—1880），英国女作家，代表作为《亚当·比德》和《织工马南传》。

【59】伦敦市北部的一个地区，居民以犹太人居多。

【60】英国办理世俗婚姻手续或者死亡登记的机构。

【61】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36），罗马犹太巡抚（26—36），主持对基督的审判，并下令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

【62】E.M.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英国小说家，著有《印度之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等作品。

【63】巴托克·贝拉（Bartok Bela，1881—1945），匈牙利钢琴家和作曲家，作品有民间音乐特色。

【64】天主教教团，1732年成立于意大利，致力于在贫苦人群中传道。

【65】天主教教义认为：受洗前去世的慕道者，只要去世前明白表示过受洗的愿望，痛悔自己的罪过，并有爱德，虽未受洗，也肯定得救。天主教会称这种洗礼为“愿洗”。

【66】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女主人公，怂恿其夫麦克白将军杀死苏格兰国王邓肯而篡位。

【67】“大宇宙”原文为Great All，“大海雀”原文为Great Aud，两词拼法相近。

【68】法国西北部行政区，临近英吉利海峡，与英格兰隔海相望。下文中的多维尔是诺曼底区的海滨城市。

【69】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传达神圣恩典的仪式（天主教译为“圣事”，而新教译为“圣礼”），被视为传递神内在精神恩典的外在标记。传统定义的七件圣事为：洗礼、坚信礼、圣餐、神职授任礼、忏悔礼、病者涂油和婚礼。

【70】指通过洗礼与耶稣基督合为一体的全体信徒之间的团契。

【71】伦敦著名书店，曾是世界上营业面积最大的书店，创办于1903年。

【72】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1844—1912），英国学者、诗人及翻译家，以写童话故事和翻译《荷马史诗》著称，著有12卷世界童话故事集。

【73】贝娅特丽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1866—1943），英国儿童文学女作家，动物故事插图画家，著有《彼得兔的故事》等二十余种以动物为主人公的作品。

【74】斯科特船长，即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1868—1912），英国海军军官，探险家，曾两次指挥南极探险。

【75】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1799—1845），英国诗人。

【76】即英国国旗。

【77】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英国诗人。

【78】托马斯·德·托克马达（Tomas de 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多明会修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第一任总裁判官，任职期间用火刑处死异端分子约2000人。

【79】欧洲迷信，认为用手碰木头可以避邪，或者在儿童游戏中免于被捉住。

【80】圣亚努阿里乌斯（St Januarius，272？—305），意大利贝尼文托主教，殉教者。

【81】华氏度，约39.4摄氏度。

【82】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死后被称为圣人和圣师，基督教教父与神学家，著有《忏悔录》《上帝之城》等。

【83】英国诗人赛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cor Coleridge，1771—1834）所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

【84】指通过宗教信仰和祈祷而非医学手段治疗病痛或残疾的方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的内核 / (英) 格林 (Greene,G.) 著 ; 傅惟慈

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ISBN 978-7-5399-7975-5

Ⅰ. ①命… Ⅱ. ①格… ②傅…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1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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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RT OF THE MATTER by Graham Greene

Copyright © Verdant S.A., 1948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4-453号

书       名   命运的内核

著       者   (英) 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傅惟慈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邀编辑   姚红成    黄靖文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64千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75-5

定       价   6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命运的内核》

第一卷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二卷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卷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三部

第一章

我译的第一部英国小说《命运的内核》

献给 V.G.

L.C.G.

以及 F.C.G.

第一卷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威尔逊坐在贝德福德旅馆的阳台上，裸露出来的白里泛红的膝盖顶着铁栏杆。这是一个星期日，大教堂的钟声叮叮当当地响着，招呼人们去做晨祷。在邦德街的另一边，穿着深蓝色运动罩衫的年轻的黑人姑娘们坐在中学临街的窗边，正在进行一项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想个法子把她们的金属线般刚硬的头发卷起来。威尔逊捋着他前不久才蓄起来的上须，一边等着自己要的杜松子酒，一边梦想着。

他对着邦德街坐着，脸侧向一边，望着大海。从他白皙的皮肤可以看出，他从大海那边来到这个港口该是多么新近的事，他对街对面的女学生缺乏兴趣同样也说明这一点。他好像晴雨计上的一只落在后面的指针，在它的同伴早已移向“风暴”之后，自己却仍然指着“晴朗”。阳台下面的街道上，一些黑人职员正向教堂走去，但是他们穿着湛蓝和鲜红色的亮丽夺目的午后礼服的妻子们一点也没有引起威尔逊的兴趣。阳台上，除了一个留着大胡子、裹着头巾、向威尔逊招揽给他算命的印度人以外，就只有威尔逊一个人：这不是白人到旅馆来的时刻——他们现在都在五英里外的海滩上，但是威尔逊还没有汽车。他感到自己几乎无法忍受孤寂。学校两边的铁皮屋顶都向大海一边倾斜着，当一只秃鹫落下来，威尔逊头顶上的波纹铁皮就发出一阵哐啷哐啷的响声。

从停泊在港口的一支商船队里走下三个高级船员，沿着码头踱了过来，立刻有一群戴着学生帽的小男孩把他们围住。小孩们像唱儿歌似的反复喊着一句话，隐隐约约地传进威尔逊的耳朵里：“船长要基格基格[1]吗？我姐姐是漂亮的中学女教员。船长要基格基格吗？”大胡子印度人望着写在信封背面的几个计算式紧皱着眉头——是占星术的公式还是计算花销的数字？当威尔逊低头再向大街望去的时候，几个船员已经从孩子们的包围中冲出来了，可是，这群小学生又把一个没有结伴的水手簇拥起来。他们像打了胜仗似的领着他向警察局附近的一家妓院走去，好像是在送他去托儿所。

一个黑人仆役拿来了威尔逊要的杜松子酒，威尔逊一口一口地慢慢呷着，因为他没有别的事可做，除非回到他那间肮脏、闷热的房间里去读小说——或者读一首诗。威尔逊很喜欢诗，但是他只是暗地里啜饮着，仿佛在服一剂什么药水。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他总是随身带着《黄金诗库》[2]，不过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饮一口朗费罗，再喝一口麦考莱和曼甘[3]:“继续诉说吧，如何才华虚掷，被出卖的友情，爱情中遭尽戏弄……”威尔逊欣赏的是浪漫主义的诗篇。为了装点门面，他手边总有一本华莱士[4]的作品。他热切地希望自己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蓄着胡须就像系着某个俱乐部的领带一样——这是表示他是一个普通人的最好的标志，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泄露了秘密——一双棕色的小狗似的眼睛，一只雪达犬的眼睛，这双眼睛这时正忧郁地凝视着邦德街。

“对不起，”一个声音说，“你是威尔逊吗？”

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中年人。他穿着人人必穿的卡其短裤，生着干草颜色的长睑。

“是的，我就是。”

“我能坐在你这张桌子吗？我是哈里斯。”

“欢迎你，哈里斯先生。”

“你是非洲联合公司新派来的会计吗？”

“是的。喝一杯酒吗？"

“我想喝一杯柠檬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中午我不能喝酒。”

印度人从他的桌子边站起来，满怀敬意地走过来说：“您记得我，哈里斯先生。也许您愿意同您的朋友讲讲我的才能，哈里斯先生。也许您这位朋友愿意看看我的这些介绍信……”一沓肮脏的信封始终攥在他的手里，“都是来自社会名流。”

“走开。快滚，你这老骗子。”哈里斯说。

“你怎么会知道我姓什么？”威尔逊问。

“在一份电报上看到的。我是电报检查员，”哈里斯说，“这个鬼工作！这个鬼地方！”

“我在这里就看得出来，哈里斯先生，您已经交了好运了。如果您肯同我一起到浴室里待一小会儿……”

“滚开，甘加丁[5]。”

“为什么要到浴室？”威尔逊问。

“他总是在那里给人算命。我想也许那是唯一没人打扰的地方。我从来没想到问他这个。”

“在这里待了很久了吗？”

“待了他妈的十八个月了。”

“很快就该回家了吧？”

哈里斯越过铁皮屋顶凝望着港口。他说：“船去的方向都不对头。但是只要我一回到家，你就再也不会在这里看到我了。”他把声音压低，一边喝柠檬汁一边恶狠狠地说，“我恨透了这个地方。恨透了这里的人。恨透了这些讨厌的黑鬼。不能这么叫他们，你知道。”

“我的佣人似乎还过得去。”

“谁的佣人都过得去。那些人是真正的黑人。可是这些人，你看，你看下边那个戴羽毛披巾的人，他们连真正的黑人也算不上，都是些西印度群岛人，海岸一带都被他们霸占了。商店的职员也好，市议员也好，文职官员也好，律师也好——我的上帝。在保护领地倒没有什么。我对真正的黑人没有任何意见。上帝给了我们不同的肤色。可是这些人——噢，我的上帝！政府害怕他们。警察局害怕他们。你看看下边那个人，”哈里斯说，“看看斯考比。”

一只秃鹫扇动着翅膀，在铁皮屋顶上走动了两步；威尔逊的目光投向斯考比。他顺着这个陌生人的指点，不怎么感兴趣地望过去，他觉得这个单独走在邦德街上的身材粗矮、头发灰白的人并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忘记的时刻之一：记忆已被刻上一个小小的伤疤，只要几件事情同时出现，这伤口就要发疼——中午杜松子酒的酒味、阳台下的花香、波纹铁皮屋顶的叮当响声，一只丑陋的大鸟拍着翅膀移到另一个栖息的地方。

“他非常喜欢他们，”哈里斯说，“还跟他们睡觉呢。”

“那是警察制服吗？”

“是。我们的警察大军多么伟大！‘失去了他们就永远无法找到’[6]——知道这句诗吗？”

“我不读诗。”威尔逊说。他的目光随着斯考比在这条沉浸在阳光里的街道上移动着。斯考比停下来同一个戴白色巴拿马草帽的黑人谈了几句话；一个黑人警察从他身边走过，非常洒脱地给他敬了一个礼。斯考比继续走下去。

“说不定他还接受叙利亚人的贿赂，要是能知道实情的话。”

“叙利亚人？”

“这里是个地道的巴别塔[7]，”哈里斯说，“西印度人、非洲人、真正的印度人、叙利亚人、英国人，在市政建设局工作的苏格兰人，还有爱尔兰传教士、法国传教士、阿尔萨斯的传教士。”

“叙利亚人在这里干什么？”

“赚钱。内地的所有商店都是他们开的，这里的商店大部分也都是他们开的。他们还做钻石生意。”

“我想这里钻石很多吧。”

“德国人出的价钱很高。”

“他的妻子不在这里吗？”

“谁？噢，你是说斯考比。当然了，就在这里。如果我有这么一个老婆，说不定我也要去跟黑人睡觉。你不久就会见到她。她是这里的知识分子，喜欢艺术、诗歌，还为船只失事的海员举办过艺术展览。你知道这类东西——飞行员写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诗啊，轮船司炉画的水彩画啊，教会学校学生的烙画啊，等等。可怜的老斯考比。还要喝一杯杜松子酒吗？”

“再喝一杯吧。”威尔逊说。

二

斯考比走过市政厅，拐进了詹姆斯街。市政厅这所建筑连同它长长的阳台总是使他想到医院。十五年来他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病人”走了进去，一年半之后，一部分“病人”被遣送回国，个个面色苍黄、神经紧张，另外一些人则填补上他们的空缺——殖民厅厅长、农业厅厅长、财政厅职员、市政建设主任。他一个不漏地观察着这些人的体温记录表——第一次毫无道理地发脾气，酗酒，一年来一直宽容默许而突然间又坚持起原则来。黑人职员们来往于各个办公室，好像医生在伺候病人，即使挨了骂也总是赔着笑脸、恭顺有礼。病人总归是有理的。

转过墙角，在一株老木棉树前面——最早的殖民者在登上这块不友好的海岸后第一天就聚集在这里——矗立着法庭同警察局的楼房，一幢像一个软弱无力的人在虚张声势的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在这个硕大无朋的空壳子里，人们像干果核一样在走廊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没有谁能够适应这样一种卖弄夸张的设计构思，但是幸而这种构思只有一间屋子的进深。在后面的狭窄、阴暗的过道里，在审讯室和牢房里，斯考比总是觉察到人类的粗俗和不公正——散发出一股动物园的气味：锯末、粪便、氨水的气味，而且缺乏自由。这所房子的地板每天擦洗，但是这种气味却永远也去不掉。犯人也好、警察也好，衣服上都带着这种气味，就像吸烟的人身上总有一股烟味一样。

斯考比走上宽大的台阶，转身向右，沿着室外的遮阳走廊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两把硬靠背椅，一个柜橱，几副已经生锈的手铐像旧帽子似的挂在墙上，一个公文柜。在陌生人的眼睛里，这是一间空荡的、极不舒适的屋子，但是对斯考比来说，这却是一个家。别的人都是通过积累而建立“家”这一概念的——新购置的一幅画、越来越多的书籍、一个形状奇特的镇纸、不记得在哪个休假日为了什么原因买的一个烟灰缸；斯考比却通过逐渐减少而建立起自己的家来。十五年前他刚刚在这里安身的时候，什物用品要比现在多得多。这间屋子曾经摆过他妻子的照片、从市场买来的发亮的皮靠垫、一把安乐椅，墙上还曾挂着一张这个港口的彩色大地图。地图后来被年轻的同事借去了：反正他也不需要了；就是闭上眼睛，这块属地的整个滨海地区也能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他的脑子里：从库发海湾到梅德利镇是他经常巡逻的路线。至于靠垫同安乐椅，他买来不久就发现，在这个闷不透风的地方，这类舒适品只意味着增加热度。只要身体的某一部分接触到其他东西或者被遮盖起来，汗珠马上就淌出来。最后，因为他的妻子已经来到身边，照片也变得不必要了。在谣传战争要开始的头一年她就到了他这里，现在她想走也走不掉了；潜水艇击沉船只的危险把她也变成跟墙上挂着的手铐相同的一件固定的装置了。此外，这是她很早以前的照片，他已经不愿意再回忆起她当时那张尚不成熟的脸、懵然无知的温顺和恬静的神情，以及听从摄影师摆布张着嘴憨笑的样子了。十五年的时光使人的面孔定了型，温顺随着阅历渐深而消退，他一直非常清楚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领路的人是他自己：她的生活道路是他亲自为她选择的。是他塑造了她今天的面貌。

他在自己的一张空无一物的桌子旁边坐下，几乎与此同时，他的门德族[8]巡佐就在门口咔嚓一声立正行了个礼。“长官！”

“有事要报告吗？”

“专员要见您，长官。”

“案件记录里有什么事吗？”

“有两个黑人在市场上斗殴，长官。”

“因为争风吃醋？”

“是的，长官。”

“还有别的吗？”

“威尔贝弗斯小姐想要见您，长官。我告诉她您在教堂，叫她过一会儿再来，可是她不走。她说她就要待在这儿。”

“是哪个威尔贝弗斯小姐，巡佐？”

“我不知道，长官。她是从沙尔普镇来的，长官。”

“好吧，等我见完了专员再同她谈。但是我不想再见别的人了，知道吗？”

“好的，长官。”

斯考比穿过过道走向专员办公室的时候，看见这个黑人姑娘一个人坐在一张长凳上，倚着墙。他只望了一眼：他只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张年轻的非洲人的黑色的脸，一件颜色鲜艳的棉布衫，接着她就完全从他的头脑里消失了。他拿不定主意自己该同专员说什么。整个一星期，他的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

“坐下吧，斯考比。”专员是一位五十三岁的老人——年纪是根据一个人在殖民地工作的年限计算的。专员有二十二年的资历，是这里年纪最老的人，就像总督虽然已经六十岁，可是同任何一个在殖民地工作了五年的地方官员相比仍然算个小伙子一样。

“这次任期满了，斯考比，”专员说，“我就要退休了。”

“我知道。”

“我想谁都知道了。”

“我听见别人谈论过这件事。”

“但是你是第二个我直接告诉这件事的人。他们说没说谁来接替我的职位？”

斯考比说：“他们知道谁不能接替你。”

“这非常不公平。”专员说，“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斯考比。你在树敌方面有惊人的本领，就同正直的阿里斯蒂德[9]一模一样。”

“我不认为我能像他那么正直。”

“问题是，你想要怎么做？他们就要从冈比亚派一个名叫贝克尔的人来。他比你年纪轻。你是想辞职、退休，还是调到别的地方去，斯考比？”

“我想待在这里。”斯考比说。

“你的妻子不会高兴你这样做的。”

“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再也离不开了。”他心里想：可怜的露易丝，如果我一开始就让她拿主意的话，现在我们该是在什么地方呢？他马上就承认他们一定不是在这里——一定在一个比这里好得多的地方，更好的气候，更高的薪金，更优越的职位。她会利用每一个改善处境的机会，她会灵活地顺着梯子爬上去，远远地躲开这些卑鄙龌龊的人。是我使她陷到这个地方的，他想，心头又泛起一种奇怪的、预感似的内疚，仿佛对一件自己还无法预见的、即将发生的事要负责任似的。他大声说：“你知道我喜爱这个地方。”

“我相信你喜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爱。”

“黄昏的时候这里很美。”斯考比含混地回答。

“你知道市政厅里那些人最近在讲什么故事攻击你吗？”

“是不是说叙利亚人用钱收买我？”

“他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是下一阶段的事。不，他们是说你同黑人姑娘睡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斯考比，你应该同他们中的哪个人的老婆调调情。你没有这样做，他们感到受了侮辱。”

“也许我倒真该同一个黑人姑娘睡睡觉。这样，他们就用不着去捏造什么了。”

“你的前任同几十个女人睡过觉，”专员说，“但是谁也没有认为这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他们给他编造的是另外的事。他们说他偷偷地喝酒，这样他们自己就可以厚着脸皮公开酗酒了。这是一群怎样的混账东西啊，斯考比。”

“殖民厅副厅长人并不坏。”

“是的，这个人还可以。”专员笑了起来，“你是个可怕的人物，斯考比，正直者斯考比。”

斯考比又从过道走回去。那个黑人姑娘坐在一个幽暗的地方，光着两只脚丫儿，两只脚并排摆着，好像博物馆里陈列着的模压品，同她的漂亮的棉布衫一点儿也不相配。“你是威尔贝弗斯小姐吗？”斯考比问道。

“是的，长官。”

“你不住在这里，是不是？”

“不，我住在沙尔普镇，长官。”

“好，你进来吧。”他带着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在桌子旁边坐下。桌子上没有铅笔，他拉开了抽屉。抽屉里积累了不少物件：信件、橡皮、一串断了线的念珠——但是找不到铅笔。“你遇到什么麻烦的事了，威尔贝弗斯小姐？”他的眼睛看到一群穿着游泳衣的人在梅得里海滨拍的照片：他自己的妻子，殖民厅厅长的妻子，教育厅主任举着一个看上去像是死鱼的东西，殖民厅会计的妻子。这些人裸露出来的大片白肉，使他们看上去像一群白化病患者，所有的人都咧着大嘴乐呵呵地笑着。

那个女孩子说：“我的女房东——她昨天晚上闯进我的房子。她在天黑的时候走进来，把所有的隔断都拆了，还把我的箱子连同里面的东西都偷走了。”

“你那儿有许多房客吗？”

“只有三个，长官。”

他完全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房客每周出五先令租下一间木板房，安上几扇隔断，再把隔开的所谓住屋分租出去，一间收半克朗[10]的房租，这样他自己就成了二房东。每间小屋都摆着一个盒子，装着哪个房东给的或者从房东那里偷来的一小件瓷器和玻璃杯。此外，屋子里还有一张用旧包装箱搭的简易床和一盏煤油灯，这种灯的玻璃罩寿命不长，没有灯罩的小火焰随时都可能把溢出来的煤油点着，火舌卷到三合板隔断上，引起一场又一场的火灾。有的时候女房东会闯进她租出的房子里来，把这些危险的隔断拆掉；有的时候她还会把她房客的煤油灯偷偷拿走，于是这一小小的涟漪便扩散开，引起越来越多的偷窃煤油灯案件，最后也波及到白人居住区去，成为白人在俱乐部里谈论的话题。“你就是把看家的本领使出来也看不住一盏煤油灯。”

“你的女房东，”斯考比用呵斥的语调说，“她说你总是惹麻烦，你的房客太多，煤油灯太多。”

“不是的，长官。不是为了煤油灯的事。”

“女人的事，嗯？你是个坏女人？”

“不是的，长官。”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为什么不去找沙尔普镇的拉敏纳班长去？”

“他是我房东的兄弟，长官。”

“你房东的兄弟，是吗？同父同母的？”

“不，长官。同父的。”

这场谈话就像神父同助祭者之间进行的一套宗教仪式。他知道得很清楚，当他派手下哪个人去调查这件事的时候，会是什么结果。房东会说她早就同房客说了，要把所有的隔断拆掉，因为她说了话没用，所以只好亲自出马。她还会咬定说，屋子里从来没有什么装瓷器的盒子。班长将会证实她的话。而班长本人，人们还会发现，并不是女房东的兄弟，但是同她还是沾一点儿亲——或许是某种不太体面的亲属关系。贿赂——人们客气地称之为腰包——将传过来、递过去，于是一时煞有介事的愤慨和怒气都逐渐平息下去。隔断又重新搭起来了，盒子的事也没有人再提，有几个警察手头会多了一两个先令。斯考比刚刚到警察局的时候，曾经不遗余力地投入这种调查工作，而且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偏袒一方。他总是维护他相信是贫穷的、无辜的房客，反对有钱的、违法的房产主。但是不久他就发现，犯罪也好，无辜也好，同财富一样，都是相对的。受害的房客结果被发现也是阔绰的资本家，租一间屋子，不但自己分文不出，而且一个星期还能赚取五先令的利润。从此以后，他总是设法从源头杜绝这类案件。他尽力说服原告，向她指出审理这个案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无疑要花费她的时间与金钱，有时候他甚至干脆拒绝受理这种案件。他这种不作为的态度招致的后果是，汽车窗户被人投掷石块，轮胎被割破，并且得到了一个“坏家伙”的绰号，在一次愁惨的长途巡查中，走到哪里被人叫到哪里。在潮湿、燠热的煎熬里，他一直为这件事苦恼着。他不能淡然处之。这时他已经开始期望得到这些人的信任和感情了。就在那一年，他患了黑水热病，几乎使他不得不退职。

那个女孩子耐心地等着他作出决定。在需要耐心的时候，这些人具有无限的忍耐力——正像一旦急躁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时，他们也会急躁得把一切礼规抛在脑后一样。他们会在一个白人的后院里静静地坐一整天，为了向他要一个他无权给予的东西。他们也会尖叫、谩骂，甚至动武，为了在商店里抢在自己的邻居前边购买什么。他心里想：她是多么美啊！想起来也真奇怪，如果在十五年前他就不会注意到她的美丽——小小的高耸的乳房、纤细的手腕、显示青春的翘起的臀部，在她的同族人中间她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黑人女孩而已。在那些日子里他认为他的妻子很美丽。白色的皮肤那时候还没有让他联想到白化病患者。可怜的露易丝。他说：“把这个字条拿给坐在办公桌前的巡佐。”

“谢谢您，长官。”

“不用谢了。”他脸上浮起了笑容，“你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他望着她走出自己的昏暗的办公室，好像望着白白浪费掉的十五年生命。

三

在争夺住房的无尽无休的战斗中，斯考比因为失算打了一个败仗。在他最后一次休假期间，他在欧洲人住宅区开普区的一栋房子被一个姓菲娄威斯的高级卫生督察占去；休假回来，他发现自己的家被搬到山下平地上，原来为一个叙利亚商人盖的一栋四四方方的两层楼住房里。这块地原来是沼泽，只要雨季开始，就又变成一片汪洋。从窗户里，越过一排克里奥尔人[11]的住家，可以望到大海；在公路的那边，大卡车在运输部队的停车场里一刻不停地来回倒车，秃鹫像饲养驯熟的火鸡似的在团队的垃圾堆上悠闲踱步。在他住房后面的小山冈上，开普区的一栋栋单层住房笼罩在低垂的云层里。这些住房里的柜橱需要终日点着煤油灯，靴子很快就发了霉；尽管如此，这些房子还是斯考比这一等级的人的住宅。女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骄傲自夸而生活，夸耀自己，夸耀自己的丈夫，夸耀住房环境，但是，在斯考比看来，她们很少为一些看不到的事情感到骄傲。

“露易丝，”他喊道，“露易丝。”本来没有什么理由要喊她，如果不在起居间，除了卧室她就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了（厨房只是后院里对着后门搭起的一间棚子），但是回家后喊她的名字是他的习惯，是他过去在充满思念和爱情的日子里养成的习惯。他越不需要露易丝，就越加感到有责任关心她的幸福。他喊她的名字时，就像克努特[12]不想让潮水到来而喊叫一样——斯考比惧怕的潮水是露易丝的忧郁和失望。

在过去的日子里，露易丝总是回应他，但是她同他不一样，并不执着于习惯——也不爱装假，他有时这样对自己说道。她从不叫怜悯与体贴支配自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感情，她从不假装有这种感情。而且，她同那些小动物一样，偶然有点儿什么病痛，就会痛苦得受不了，但是她也同小动物一样，会一下子又突然好转过来。当斯考比发现她躺在卧室里蚊帐下面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一只小狗或小猫，看起来，她好像就剩一口气儿没断了。她的头发乱成一团，眼睛紧闭着。他像一个到了外国领土上的间谍一样，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现在确实是站在异国的领域里。如果家对斯考比意味着各种什物逐渐减少，直到剩下少得不能再少的几件牢固、熟悉、不再改变的什物，那么家对露易丝就意味着永远不停的积累。化妆台上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和照片——他穿着上次大战军官制服的一张年轻时的照片——现在看起来已经很不顺眼了；露易丝当时认作是自己好友的高等法院法官的妻子；他们三年前在英国一所学校里死去的独生女儿——一个披着第一次领圣体的白纱衣的九岁小女孩的虔敬的小脸。此外就是露易丝本人的数不过来的照片了：同一群群女护士合拍的、在梅德利海滨参加欢迎舰队司令集会的、在约克郡荒原同泰德·布罗姆利夫妇的合照……看来她好像正在积累证据，证明她也同别人一样，有无数朋友。斯考比透过蚊帐望着她。她的脸泛着阿的平[13]药片的黄象牙颜色；她那一度像罐装蜂蜜般的黄头发，因为汗水浸沤，已经变得粗硬、乌暗。这是她以自己的丑陋引起他爱怜的时刻，每到这样的时刻，他对她的怜悯和责任感，就激化升为爱情。他转身离开这间屋子，这同样也是受怜悯的驱使：即使是一个积怨最深的人，他也不愿意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更不用说露易丝了。他蹑手蹑脚地走下楼去（在这座到处是单层住房的市镇里，除了市政厅外，只有他们一家的楼房有室内楼梯；露易丝在上面铺上地毯，沿墙挂着许多画，尽一切力量把楼梯装点成一笔值得骄傲的财富）。起居间里有一个摆满露易丝藏书的书架、几块铺在地板上的小地毯、一个尼日利亚土著人的面具和更多的照片。书架上的书需要每天拂拭一遍才不长霉。一个食品橱为了防止蚂蚁爬上来，四脚浸在装满水的搪瓷碗里；露易丝用花帘子把食品橱挡起来，可是遮掩得不很成功。男仆正在摆一个人用餐的餐具。

这个仆人身体矮壮，生着一张丑陋却讨人喜欢的扁阔的面孔。他光着脚在地板上走动，两只脚丫儿啪啦啪啦的像两只空手套。

“太太怎么了？”斯考比问。

“肚子痛。”阿里说。

斯考比从书架上取出一本门德语语法书。这本书塞在书架的最下一层，只有在这里，它老旧的、不很干净的封面才不显眼。书架上面几层，一排排摆着露易丝心爱作家的小薄册子——那些已经不很年轻的现代诗人和弗吉尼亚·伍尔夫[14]的小说。斯考比的精神无法集中；天气太热，他的妻子不在跟前给他一种感觉，仿佛屋子里有一个人正在不停地唠叨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一把叉子落到地板上，他看着阿里偷偷地在袖口上擦了擦；他望着阿里，心头涌起一股深情。他同阿里已经相处了十五年——比他婚后的日子还多一年——使用一个仆人这么久是很少见的。开始的时候，阿里还是一个小厮，以后在斯考比使唤四个仆人的日子里阿里是副管家，现在他当了管家，可却是个光杆司令了。每一次斯考比休假归来，阿里总是带着三四个破衣烂衫的搬运夫在码头上等着料理他的行李。在他度假期间许多人都想把阿里抢走，但是哪次阿里都到码头上等着他——只有一次没有能来，那是他被关到监狱里去了。这里的人不认为坐牢是什么丢脸的事，也不能永远逃避这一关。

“蒂奇。”他听到一个带着哭腔的喊声，马上站了起来。“蒂奇。”斯考比跑上楼去。

他的妻子已经在蚊帐里坐起来，有那么短暂的一刻，他觉得自己看到的是纱罩下的一大块带骨头的肉，但是这个残忍的形象只在他的脑子里一闪就被怜悯的感情驱走了。“你觉得好一些了吗，亲爱的？”

露易丝说：“卡索尔太太刚才到家里来了。”

“难怪你要生病了。”斯考比说。

“她同我谈了你的事。”

“我的什么事？”他假意摆出一副乐呵呵的笑脸，生活中很多事都是把不愉快推延到下一次，拖延从不会使人受到任何损失。斯考比的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是，如果尽量把事情往后推，也许死亡最终会把一切都从你的手里承接过去。

“她说专员就要退休了，他们把你甩开了。”

“她丈夫说梦话说得太多了。”

“真有这种事吗？”

“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没有什么，亲爱的，真的没有什么。”

露易丝说：“我再也没有脸在俱乐部露面了。”

“不至于糟到这个地步吧！这种事是免不了的，你知道。”

“你会要求辞职，是不是，蒂奇？”

“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做，亲爱的。”

“卡索尔太太站在咱们这一边儿。她气坏了。她说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都在说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亲爱的，你没有接受叙利亚商人的贿赂吧？”

“没有，亲爱的。”

“我心里乱成一团，没等弥撒完我就出来了。这些人太卑鄙了，蒂奇。你不能让他们这么欺侮你。你得想到我啊。”

“是的，我是想到你。总是想到你。”他靠着床沿坐下来，把手从蚊帐里伸进去，摸到她的手。两个人皮肤接触的地方开始冒出小汗珠。他说：“我真的一直想着你，亲爱的。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五年了，随便再换哪个地方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即使说他们再给我换一个工作的话。你知道，这次我被甩开，并不是个很好的推荐信。”

“咱们可以退休。”

“退休金是不够过日子的。”

“我相信我可以靠写作赚点儿钱。卡索尔太太说我应该当个职业作家，有这么多生活经验。”露易丝说，她的眼睛透过蚊帐凝视着远处的化妆台，化妆台上另一个披着白纱的面孔也向她这边望过来。露易丝把头扭过去，她说：“如果我们能到南非去就好了。这里的人我实在受不了。”

“也许我能替你安排一个舱位。这条航线最近没有多少沉船的事。你应该度一次假。”

“有一段日子你也曾经想过要退休。你还计算时间，安排计划——为咱们两个人。”

“唉，一个人的心思总是在变化啊！”他说。

露易丝一点儿也不留情地说：“你那个时候一点儿也不怕跟我单独在一起。”

他用自己的流着汗的手捏了捏她的手说：“你胡说些什么，亲爱的？你一定得起来吃点儿东西……”

“除了你自己，你还爱别的人吗，蒂奇？”

“不爱，我就爱我自己，谁我都不爱。还爱阿里。我把阿里忘了。我当然也爱他，但是我不爱你。”他继续背诵这一套已经说了无数次、脱口而出的打趣话，一边抚摸着她的手，笑着，抚慰着……

“还有阿里的妹妹呢？”

“他有妹妹吗？”

“他们不是都有姐妹吗？你今天为什么不去参加弥撒？”

“今天早上是我值班，亲爱的，这你知道。”

“你可以同别人换换班啊。你的信仰并不多，是不是，蒂奇？”

“你一个人的信仰对咱们两个人也足够了，亲爱的。起来吃点儿东西吧。”

“蒂奇，有时候我想，你皈依天主教只是为了同我结婚。信不信教对你是无所谓的事，对不对？”

“你听我说，亲爱的，你必须下楼吃一点儿什么。以后你还须坐汽车沿着海边兜兜风，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

“如果你回家来对我说：‘亲爱的，我要当专员了。’”她怔怔地望着帐子外面说，“这一天情况会多么不同啊！”

斯考比慢条斯理地说：“你知道，亲爱的，在这样一个地方，又是战时——一个重要的港口——维希政府的法国人就在边界那边——这么多从保护领地往外偷运钻石的案件，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年轻人。”他对自己说的这套话一个字也不相信。

“我没有想到这个。”

“这是唯一的原因。你不能怪罪任何一个人。都是因为战争。”

“战争真是把什么都毁了，不是吗？”

“战争给了年轻人一个机会。”

“亲爱的，也许我该下去吃一点儿东西，只吃一点点儿冷肉。”

“这就对了，亲爱的。”他把手撤回来，手上的汗珠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我去告诉阿里一下。”

到了楼下，他向后门外面喊叫阿里。

“老爷。”

“摆两份餐具。太太好些了。”

从海上吹来一天中的第一阵微风，它从岸边的矮树丛顶端和克里奥尔人的棚屋空隙里吹过来。一只秃鹫沉重地扑扇着翅膀从铁皮屋顶上飞起，落在旁边的一个院子里。斯考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虽然精疲力尽，却有一种胜利之感：他已经劝服了露易丝吃一点儿冷肉。使他所爱的人幸福快乐从来就是他的责任。他现在没有危险了，再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另一个人正在起身，准备下来吃午饭呢。

四

每逢黄昏，港口会变得非常美丽，这种美丽大约持续五分钟之久。白天显得那么污浊、丑陋的公路呈现出像娇嫩的花朵般的淡红色。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刻；一些永远离开这个港口的人，在伦敦的某一个灰暗潮湿的傍晚有时候会记起这种转瞬即逝的辉煌绚烂来，他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自己过去这么厌恶这个海滨，他们甚至在把一杯酒灌到肚子以前，渴望回到这里来。

斯考比在爬山公路的一个大环道上把自己的莫里斯汽车停住，向后边望去。他刚好迟了一会儿：市镇上空开放的花朵刚刚凋谢，砌在陡峭的小山边缘上的白色石块在薄暮里有如点点的烛光。

“我怀疑会不会有人去那里，蒂奇。”

“当然有人去，今天晚上是出借图书的日子。”

“快点儿走吧，亲爱的。坐在汽车里热死了。我真希望雨季快一点儿来。”

“是吗？”

“如果雨能接着下一两个月再停就好了。”

斯考比总能正确地回答露易丝的问话。当他的妻子说话的时候，他从来不需要用心听，只要她用平板的语调不住口地讲话，他就能一股劲地干事；一旦她奏出了一个凄苦的音调，他马上就会发觉，他像一个面前摊开一本小说的无线电接线员一样，除了轮船发出的信号和SOS以外，对别的信号一概不加理会。他在她讲话的时候甚至比在她沉默不语的时候能够工作得更好，因为只要他的耳鼓收听着那些平静的音响——俱乐部里的流言蜚语啊，对兰克神父布道词的议论啊，一本新小说的情节啊，甚至对天气的抱怨——他准知道一切都平安无事。只有寂静无声才能使他停止手头的工作。在寂静无声中他就可能抬头一望，看到她眼中那专等着他注目而滚滚下落的泪珠。

“人们都在传说，上星期有一船冰箱都沉到大海里去了。”

当她这样谈着话的时候，他思索的是明天早晨拦港铁索开启后一艘葡萄牙轮船就要入港的事，他在想那时他要做些什么。每两星期有一艘中立国家的轮船进入这个港口，这给下级警官提供了一次休闲的机会：改变一下伙食，喝几杯好酒，甚至还可以在船上的小卖部给女友买一两件小装饰品。他们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帮助外勤警察查验一下有嫌疑的旅客的房舱。一切费力又不讨好的事，像到货舱里从一袋又一袋的大米里搜寻商品钻石，在闷热的厨房里把手伸进猪油罐头里，剥开填好的火鸡的内脏——都是外勤警察干的活儿。想在一艘一万五千吨的客船上搜寻出几颗钻石是一件荒谬透顶的事，即使童话故事里恶毒的暴君也没给牧鹅姑娘安排过比这更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尽管如此，随着每一艘轮船进港，总会拍来一封密码电报：“头等舱旅客某某人有偷运钻石嫌疑。下列船员疑有……”从来没有人搜查出任何违禁品来。斯考比想：该轮到哈里斯上船了，弗莱塞尔可以同他一起去。我年纪太大了，不能干这种事了。让年轻人开心去吧。

“上一次寄来的书有一半都损坏了。”

“是吗？”

从汽车的数目上判断，他在想，到俱乐部来的人还不很多。他把车灯关上，等着露易丝挪动身体，但是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仪表盘上的灯光映照出她的一只紧握的拳头。“好了，亲爱的，咱们到了。”他用一种外人听来会认为他是个傻瓜的热切的语调说。露易丝说：“你想这时候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了？”

“知道你被甩开了。”

“我亲爱的，我还以为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了呢。你看看那些将军，有多少人自从1940年以后就被甩开了啊。人们谁也不关心一个副专员的事。”

她说：“可是他们不喜欢我。”

可怜的露易丝，他想，不被人喜欢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他的思想又回到自己早年外出巡逻的一段经历：黑人把他的汽车轮胎割了口子，在车上涂写一些谩骂的话。“亲爱的，你真是太糊涂了。我从来不知道有谁能像你这样，有这么多朋友。”他没有什么说服力地说下去，“哈里法克斯太太，卡索尔太太……”说到这里，他决定最好还是别数这些了。

“他们都在这儿等着呢，”她说，“就等着我走进去……我今天根本不想到俱乐部来。咱们回家去吧。”

“咱们回不去了。卡索尔太太的车开来了。”他干笑了一声，“我们被困住了，露易丝。”他看到她的拳头一会儿松开、一会儿又握紧，不起作用的、已经潮湿的香粉像融雪似的铺在冈峦似的关节骨上。“噢，蒂奇，蒂奇，”她说，“你永远也不会离开我，是吗？我一个朋友也没有——自从汤姆·巴尔洛一家人走了就再也没有了。”他举起这只潮湿的手来，吻了吻它的手掌。正是她这种令人心酸的毫无动人之处，才牢牢地把他束缚住。

他俩并排走进俱乐部的大客厅，像是两个值勤的警察。哈里法克斯太太正在这里向外借书。任何事都很少像人所担心的那样坏：看不出他们正在被人议论的任何迹象。“太好了，太好了，”哈里法克斯太太招呼他们道，“克莱门斯·戴恩[15]的新书来了。”哈里法克斯太太是这里一位最不伤害人的女人，她的长头发总是梳不整齐，在图书馆借出的书箱里面常常可以找到她标记页数的发卡。斯考比感到把自己的妻子交给她做伴再安全不过了，因为哈里法克斯太太既没有害人的心肠又没有搬弄是非的本领。她的记忆力糟得要命，任何东西在她的头脑里都待不长：同一本小说她能读了一遍又一遍，自己根本发觉不了。

斯考比走到阳台上的一伙人中间去。卫生督察菲娄威斯正用激烈的言词同殖民厅第一副秘书瑞兹和一个名叫布里格斯托克的海军军官大发议论。“不管怎么说，这是个俱乐部，”他说道，“不是火车站餐馆。”自从菲娄威斯抢走了他的房子那一天起，斯考比就尽一切力量试图喜欢这个人——输了东西不能输人，这是他的一条生活准则，但是有的时候他发现要喜欢这个人也真是困难。暑气逼人的傍晚弄得他的样子非常难看：一头湿淋淋、稀疏的赤黄色头发，一撮刺刺扎扎的小胡子，一对醋栗似的眼睛，赤红的脸颊，系着一条老蓝星公学俱乐部的领带。“一点儿不错。”布里格斯托克轻轻摆动着身躯说。

“怎么回事？”斯考比问道。

瑞兹说：“他认为我们这里人太混杂了。”他的语气中带有一种自鸣得意的讥讽味道，看来这个人当初是非常孤高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他过去在保护领地的时候，总是独自一人霸占着一张孤零零的餐桌，绝不允许别人和他同座。菲娄威斯气愤地说：“总应该有个界限吧。”他一边说一边摸弄着脖子上的蓝星领带，仿佛想从中汲取信心似的。

“是这样的。”布里格斯托克应声道。

“我早就知道会落得这样的结果，”菲娄威斯说，“从我们答应这里的每个军官都可以当俱乐部的名誉会员那天起，我就猜到了。迟早这些人要把一些不受欢迎的人带进来。我不是势利眼，可是像这样的地方总该划条线儿——为了太太们也该这样做。这里同家里的情形可不一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斯考比又问。

“名誉会员，”菲娄威斯说，“就不应该准许把客人带进来。前两天还有人把一个士兵带进来。军队如果愿意讲民主就让他们讲去吧，可是别拉我们垫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即使没有这些外客，我们这里的酒就已经不够喝的了。”

“这话说得有理。”布里格斯托克说，身体比刚才摇晃得更厉害了。

“我真希望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斯考比说。

“第四十九联队的牙医官带来一个叫威尔逊的文职人员，这个威尔逊提出要参加咱们的俱乐部，弄得大家都非常尴尬。”

“这个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他是非洲联合公司的一个小职员。他可以参加沙尔普镇的俱乐部。他到这里来想干什么？”

“那个俱乐部已经停办了。”瑞兹说。

“那是他们的过错，是不是？”从卫生督察的肩膀上面，斯考比可以看到一幅广阔的夜景：萤火虫在小山脚下像信号灯似的往返移动，海湾里闪烁着点点灯火，看得出来，航行着的巡逻艇的灯光比较明亮、稳定。“开始灯火管制了，”瑞兹说，“咱们还是进去吧。”

“哪个是威尔逊？”斯考比问他道。

“那边的那个就是。这个可怜的家伙看上去很孤独。他到咱们这个地方来才不过几天。”

威尔逊孤零零一个人站在一大片扶手椅中间，正在假装看墙上的地图。一张苍白的面孔不断往外冒汗珠，就像灰泥墙上滴答着水珠一样。他身上穿的一套热带服装——一件带着古怪条纹的猪肝色的衣服，显然是从办理托运的商人手里买的：这种没人要的货色只有遇到威尔逊这样初来的人才能脱手。“你是威尔逊吧？”瑞兹问道，“我今天在殖民厅厅长的户口册里看到你的名字了。”

“是的，我就是。”威尔逊说。

“我叫瑞兹，我是殖民厅第一副秘书。这位是副专员斯考比。”

“我今天早晨看见你路过贝德福德旅馆，先生。”威尔逊说。斯考比觉得这个人的整个言谈举止给人一种毫无防范能力的感觉；他站在那里等着别人对他做出友好的或不友好的表示，而他自己则似乎没有期待任何一种反应。他很像一只小狗。还没有人在他脸上刻画上那种成人具备的线条。

“喝一杯酒吧，威尔逊。”

“可以的，先生。”

“这是我的妻子。”斯考比说：“露易丝，这是威尔逊先生。”

“我已经听到不少人在谈论威尔逊先生了。”露易丝矜持地说。

“你看，你已经出名了，威尔逊。”斯考比说，“你住在市区，可是今天晚上你闯进我们的开普区俱乐部里来了。”

“我没有想到我不该来，是库珀少校医官邀请我来的。”

“你倒提醒了我一件事，”瑞兹说，“我得跟库珀约定个时间。我觉得我得了脓肿了。”说着，他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库珀告诉我这里有个图书馆，”威尔逊说，“我想也许我能……”

“你喜欢看书吗？”露易丝问。斯考比意识到她会好好看待这个可怜虫，不觉放了心。露易丝的态度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就像扔硬币猜正反一样，有的时候她也可能成为开普区的最势利的一个。斯考比猜想，或许她认为现在已经没有资格看不起别人了，不禁心里又一阵发酸。任何一张不“知情”的面孔对她来说都是个救星。

“嗯，”威尔逊一边吞吞吐吐地说，一边拼命揪自己稀疏的小胡子，“嗯……”看起来他好像正在鼓足勇气准备坦白一件隐私，或者是回避一件大事。

“侦探小说？”露易丝问。

“侦探小说我也看，”威尔逊局促不安地说，“某一类侦探小说。”

“就我个人来说，”露易丝说，“我喜欢的是诗。”

“诗，”威尔逊说，“是的。”他不太情愿地把手指从胡须上撤回来。从他那像小狗似的流露着感激和希望的神色里，斯考比看到了某种使自己高兴的东西。斯考比想：我真的替她找到了一个朋友吗？

“我自己也喜欢诗。”威尔逊说。

斯考比慢慢地向酒吧间挪动脚步，他的心头又一次撂下一个重担。这个晚上不会出问题了，她会高高兴兴地回家，高高兴兴地上床。一夜之间情绪是不会变化的，她的这种好心情会保持下去，直到他离家上班。他可以睡个安心觉……

他看见自己手下的几个警官正围坐在酒吧间里。弗莱塞尔在那里，托德也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个不久前刚从巴勒斯坦调来的人，这个人有一个奇怪的姓——西姆布勒利格。斯考比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走进去。这些人在里面喝酒、谈话，玩得很高兴，他们一定不乐意有一个长官坐在他们当中。“脸皮厚得不像话。”托德正在说。他们可能正在议论可怜的威尔逊。但是正当他要迈步走开的时候，弗莱塞尔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来：“他这次算受到报应了。女诗人露易丝可把他整苦了。”西姆布勒利格从嗓子眼里发出咯咯的笑声，杜松子酒在他的肥厚的嘴唇上形成一个气泡。

斯考比很快地走回休息厅。他冲到一张扶手椅前，坐了下来，定了定神。他眼前的东西跳动着重新聚到焦点上，但是汗珠却流进了他的右眼。他擦拭汗水的手指像醉汉的手指一样抖个不停。他告诉自己说：要小心，这里的气氛可不适宜动感情。在这种气氛里一个人可以卑鄙、恶毒、势利，但是爱或恨，哪怕只有一点点儿，也会使一个人发疯。他记起，鲍尔斯因为在一次酒会上打了总督的副官一拳，被送回国去，而传教士麦金则落到奇斯尔赫斯特[16]的一家疯人院里。

“天气实在太热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旁边坐着一个人，就开口说。

“你的脸色很不好，斯考比。喝点儿什么吧。”

“不，谢谢你。我还得开车去巡查一下呢。”

书架旁边，露易丝正高高兴兴地同威尔逊谈着什么，但是斯考比却感到世界上恶毒同势利已经像饿狼似的把她包围起来了。他们甚至不允许她享受一下看书的乐趣，他想；他的手又开始颤抖起来。走近了一些，他听到她像善心肠太太[17]似的亲切地说：“哪天你一定得到我们家来吃饭。我有许多书，可能你会感兴趣。”

“我很愿意来。”威尔逊说。

“只要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就成，不特意为你准备什么。”

斯考比想：他们这些人居然敢讥笑人，他们自己又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呢？讲到露易丝身上的缺点，他知道得比谁都清楚。她那种对陌生人的庇护使他多少次从心坎里发冷啊！她说的每一句让别人产生隔阂的话，用的每一个得罪人的语调，他完全知道。有时候他真想像一个母亲教训自己女儿那样劝诫她一下——别穿那件衣服，别再说那样的话，但是到头来他还是不得不保持缄默，尽管他预见到她将因为失去朋友心里万分痛苦。最使他难受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同事都对自己表现出多余的亲切，仿佛对他心存怜悯似的。他真想大声减叫：你们有什么权利批评她呀？她是我造成的。她现在这个样子是我一手造成的。她过去不是这样的。

他快步走到他们跟前说：“亲爱的，我要去巡查了。”

“到时候了吗？”

“我怕已经到了。”

“我留在这儿，亲爱的。哈里法克斯太太会用车子送我回去。”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

“什么？一道去巡查？上次和你一起去是好久之前的事了。”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想要你跟我一起去。”他拿起她的一只手，吻了一下：这是一个挑衅。他在向所有在俱乐部的人宣布他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他爱他的妻子，他同她在一起是幸福的。但是见到他这个姿态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哈里法克斯太太忙着摆弄书，瑞兹早已离开了这里，布里格斯托克在酒吧间，菲娄威斯忙着同卡索尔太太谈话，什么也没有看到——除了威尔逊外，谁也没有看到。

露易丝说：“我下次再同你去吧，亲爱的。哈里法克斯太太刚刚说好把威尔逊送回去，路上从咱们家过一下。有一本书我要借给他。”

斯考比心里非常感激威尔逊。“这太好了，”他说，“太好了。但是你要在我家待一会儿，喝杯酒，等着我回来。我送你回贝德福德旅馆。我不会回来得太晚。”他把一只手放在威尔逊的肩膀上，暗中祷告着：别叫她对他过分施恩体恤吧；别叫她太不近人情；至少让她保住这个朋友吧。“我现在不向你道晚安，”他说，“我等着回家再见到你。”

“你太好了，先生。”

“别称呼我先生。你又不在警察局工作，威尔逊，这你该庆幸自己的运气好。”

五

斯考比回到家里比他预料的晚了一些，他在外面耽搁是因为遇到了尤塞夫。在下山的半路途中他发现尤塞夫的汽车在路边抛了锚，尤塞夫静静地在汽车后座上睡大觉。斯考比汽车的灯光照亮了一张面团似的大脸和耷拉到额头上的一绺白头发，刚刚照到他的裹着白色斜纹布紧身裤的大腿根。他的衬衫领口敞开着，几根黑色的胸毛缠结在扣子上。

“要我帮忙吗？”斯考比不太高兴地问道。尤塞夫睁开了眼睛，他的兄弟，一位牙科医生给他镶的一口金牙像手电筒似的倏地闪出了亮光。斯考比想，如果这时候菲娄威斯开车经过这里，又会流传开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故事啊！副专员同商店老板尤塞夫深更半夜秘密会面。帮一个叙利亚人的忙，其危险程度只比接受一个叙利亚人帮忙轻一个级别。

“啊，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患难之交才是知交。”

“我能帮你点儿什么？”

“我们已经在这里抛锚半个小时了，”尤塞夫说，“过去了好几辆车。我一直在想，救人急难的撒玛利亚人[18]什么时候才能来呀。”

“我没有多余的汽油可以浇灌你的伤口，尤塞夫。”

“哈，斯考比少校，那没关系，但是假如你肯让我搭你的车到市里……”

尤塞夫坐进莫里斯汽车，一条粗壮的大腿紧靠在制动器的控制杆上。

“你的小厮最好坐到后边来。”

“让他在这儿待着吧，”尤塞夫说，“假如他知道要想回家睡觉的唯一方法是把车修理好，他就会这么做了。”他把两只肥胖的大手搭在膝头上，接着说，“你有一辆很不错的汽车，斯考比少校。你为它少说也花了四百镑。”

“一百五十镑。”斯考比说。

“我愿意出四百镑。”

“我不想卖，尤塞夫。我上哪儿去再弄一辆呢？”

“不是现在，也许等你离开这里的时候。”

“我不准备离开这里。”

“噢，我听说你要辞职了，斯考比少校。”

“没有。”

“我们生意人听到的事很多——但都是没根没据的闲话。”

“生意怎么样？”

“噢，不坏。也不太好。”

“我听到的是自从打起仗来你发了几笔财。当然也是无根无据的闲话。”

“怎么说呢，斯考比少校，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沙尔普镇的那家店搞得不坏，因为有我在那里照看着。我在麦考利街的那家也搞得不坏，因为有我妹妹在那里。可是德班街和邦德街的两家店就非常糟。我一直在受人欺骗。我同我所有的老乡一样，不会读也不会写，处处受人骗。”

“听人闲扯说，你脑子里有一本账，你几家店有什么存货，你记得一清二楚。”

尤塞夫呵呵笑起来，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我的记性不错。但是为了这个我夜里睡不着觉，斯考比少校。除非拼命灌威士忌，否则德班街、邦德街和麦考利街的事就老在我脑子里转。”

“现在我把你送到哪条街去？”

“噢，现在我回家去睡觉，斯考比校。我的家在沙尔普镇，假如不麻烦你的话。你愿意不愿意进来喝一点点儿威士忌？”

“对不起。我现在在值勤，尤塞夫。”

“你太好了，斯考比少校，让我搭你的车。你能不能让我送给斯考比太太一匹丝绸表示我的一点儿谢意？”

“这正是我不想见到的，尤塞夫。”

“是的，是的，我懂。真让人为难啊，这些流言蜚语。就因为有一些像塔利特这样的叙利亚人。”

“你希望塔利特别在这儿碍你的事，对不对，尤塞夫？”

“对，斯考比少校。这样对我有好处，可是对你同样也有好处。”

“你去年是不是卖给他一些假钻石？”

“噢，斯考比少校，你真的相信我会用这种法子占别人的便宜吗？有好几个叙利亚人为了这些钻石吃了大亏，斯考比少校。假如这样欺骗自己的老乡，也就太没有廉耻了。”

“他们根本不该买钻石，这是违法的事。他们中间还有几个人胆子很大，居然到警察局来告状。”

“他们是些无知的人，一些可怜虫。”

“你可不像他们那么无知，是不是，尤塞夫？”

“假如你问我的话，斯考比少校，我要告诉你，最无知的是塔利特，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瞎说什么我卖给他钻石呢？”

斯考比的汽车开得很慢。街道不平坦，行人很多。细瘦的黑色躯体像长腿蜘蛛一样在昏黄的车灯前面穿来穿去。“米荒还要持续多久啊，尤塞夫？”

“这件事你知道得同我一样清楚，斯考比少校。”

“我知道那些可怜虫按照官定价格是买不到大米的。”

“我听说，斯考比少校，他们得不到免费配给的那一份，除非他们在大门口给督察塞一点儿腰包。”

尤塞夫说的是实情。在这块殖民地里，每逢有人对一件事提出谴责，总有人提出另一种谴责堵住第一个人的嘴，总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一件性质更恶劣的丑事指点给别人看。市政厅的那些造谣专家在某一方面倒也是有用的——他们不断地提醒人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这倒也不错，总比自鸣得意好一些。斯考比一边扭转汽车方向盘，避开路上的一只死狗，一边暗自思索：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个地方啊？是不是因为这里的人性还没有来得及伪装起来？这里还从来没有人能够谈论起要在人世建立天堂的事情。天堂仍然一成不变地停留在它本应所在的地方，停在死亡的彼岸；而在这一边，猖獗泛滥的则是别处人们早已巧妙地遮饰起来的不公正、残忍和卑鄙龌龊。在这个地方，你几乎可以像上帝那样爱人类——明知道他们有罪仍然爱他们，你不喜欢做作的姿态、漂亮的衣服和弄虚作假的情趣。他突然对尤塞夫涌起一股感情，他说：“两件坏事永远不能互相抵消，变成一件好事。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的脚踢在你的胖屁股上，尤塞夫。”

“也许会的，斯考比少校，或者我们俩也可能交上朋友。我在这世上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这个。”

他们在尤塞夫的沙尔普镇住宅前停下来，尤塞夫的管家拿着手电筒跑出来给尤塞夫照路。“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如果能请你喝一杯威士忌，我该多么快乐啊。我想我能帮你很多忙。我是很爱国的，斯考比少校。”

“是不是因为你爱国才囤积棉花，等着维希政府打进来？那时候棉花可比英镑值钱多了。”

“希望号明天早晨进港，是不是？”

“可能。”

“在那么大的一艘轮船上搜查钻石真是白白浪费时间，除非你事前准确知道钻石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当轮船回到安哥拉后，一个海员就会打报告，说你都搜查了什么地方。你得把货舱里的食糖翻遍；你得搜查厨房里盛猪油的铁罐，因为有一个人曾经告诉过德鲁斯队长，可以把一颗钻石加热，投进一听猪油罐里面。当然了，还有客舱、通气孔和衣物柜，一支支牙膏管。你想有一天你会搜寻到一小颗钻石吗？”

“不会。”

“我想也不会。”

六

包装箱堆积成一座座的木头金字塔，在这些金字塔的每一个角上都点着一盏煤油灯。隔着一片黑魆魆的沉滞的海水，他刚刚能分辨出海军补给船——一艘久已废弃不用的客轮——模糊的轮廓。人们都说这艘船停泊在由空威士忌酒瓶堆成的礁石上。斯考比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呼吸着海水的腥咸气味。整个商船队停泊的地方离他还不到半英里远，但是他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补给船狭长的影子和星星点点的几盏红色灯火，仿佛一条街升起在半空一样。除了海浪拍击着防波堤的汩汩声外，他听不到海里有任何声响。这个地方对他总有一股魔力，他在这里，在这奇异的大陆的最边缘上，保有自己的一个立足点。

不知在哪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两只老鼠吱吱地打起架来。这些水老鼠个头有兔子那么大，本地人管它们叫“小猪”，喜欢烤着吃。这个名字把它们同“码头耗子”区别开来，后者实际上指的是人，不是真的老鼠。斯考比沿着一条轻便铁轨向市场的方向走去。在一所货栈的拐角他碰上了两名警察。

“有什么事要报告吗？”

“没有，长官。”

“是从这条道走过来的吗？”

“是的，长官，我们刚刚从那边过来。”

他知道他们在说谎，没有白人警官做护卫，他们绝对不敢单独走到码头的另一端，因为那里是码头耗子的游乐场。这些码头耗子胆子虽然不大，却非常危险——一些十六七岁的青年，用刮脸刀和玻璃瓶碎片做武器，成群结队地在货栈周围游荡。一发现容易撬开的木箱，这些人就把东西偷得一干二净；看见喝醉酒的水手脚步踉跄地走过来，他们就像一群苍蝇似的蜂拥而上。偶尔，他们也会在得罪了他们某一位亲友——他们的亲戚多得数也数不过来——的警察身上划几个口子。码头四周的木栅栏阻挡不住他们，他们会从克鲁镇或者捕鱼的海滩上泅水绕过来。

“来，”斯考比说，“咱们再过去看一看。”

两个警察懒洋洋地跟在他后边，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每个人同他都保持着一段距离。只有水老鼠在码头上窜来窜去，还有海水在轻轻拍击。一个警察没话找话地说了一句：“真是个安静的夜晚，长官。”为了表示自觉的勤奋，他们用手电筒来回照射。电筒的光照亮了一个废弃的汽车底盘、一辆空卡车、防雨苫布的一角，又照到一个货栈椅角上摆着的一个瓶子，瓶口是用棕榈叶塞着的。斯考比说：“那是什么？”他在这里当警官，噩梦之一就是燃烧弹。制作燃烧弹一点儿也不难，每天从维希法国领土那边都有人把牛群偷运到城里来——由于这边食用肉紧张，这种偷运是受到鼓励的。在疆界的这一边，为了对付敌人突然入侵，正召募了一些土著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训练。既然这边可以这样做，那一边为什么就不能呢？

“让我看看。”他说。两个警察谁也不动一步，谁也不想碰它。

“多半是草药泡制的药水，长官。”一个警察说，语意间流露着些微的讥嘲。

斯考比把瓶子拿起来。一个瓶身凹进去的海格威士忌酒瓶。当他把棕榈叶抽掉以后，一股狗尿臊和说不上来的腐臭气味马上像漏出的煤气一样钻进鼻孔里来。斯考比突然一阵无名火起，头上的一根神经怦怦地跳起来。他毫无理由地想起了弗莱塞尔红涨的面孔和西姆布勒利格咯咯的笑声。瓶子里的恶臭使他一阵恶心，他觉得他的手指都因为接触到棕榈叶而中毒了。他把瓶子扔到码头外边，海水饥饿的嘴巴咯的一声把它吞了下去，但是瓶子里的气味却飘散出来了。因为没有一丝风，整个这块地方弥漫着酸臭和氨水的味道。两个警察一句话也不说，斯考比知道他们在用沉默表示责难。他本来不应该动这个瓶子的，瓶子摆在那里只有一个目的，它是针对着某一个人的，但是一旦闷在里面的气味放了出来，就给人一种感觉，仿佛是原来的恶念已经获准随空气到处盲目游荡，就连无辜者也都有可能遭殃。

“晚安。”斯考比说着很快地转过身去。他走了还没有二十码远就听到两个警察的皮靴一阵急响，飞快地离开了这个危险区域。

斯考比穿过皮特街把车开到警察局。在警察局左边的妓院门前，姑娘们正并排坐在人行道上乘凉。警察局里，在遮光窗帘后面，猴子笼的气味在夜晚变得更加刺鼻了。值勤的巡佐把摆在审讯室办公桌上的两条腿拿下来，站起身给斯考比敬了个礼。

“有什么事要报告吗？”

“五个人酗酒生事，我把他们关在大囚禁室里了，长官。”

“还有别的事吗？”

“两个法籍人没有护照，长官。”

“黑人？”

“是的，长官。”

“在什么地方抓到的？”

“在皮特街，长官。”

“我明天早晨审问他们吧。汽艇怎么样了？能开吗？我需要乘它到希望号上去。”

“汽艇坏了，长官。弗莱塞尔先生想修理它，长官，可是总也修不好。”

“弗莱塞尔先生什么时候来上班的？”

“七点，长官。”

“告诉他我不需要他去希望号了，我自己去。如果汽艇还修不好，我就同外勤警察一起去。”

“好的，长官。”

斯考比重新爬进自己的汽车，懒洋洋地按着起动装置。他一边做这些动作一边想，这种小小的报复行为他还是有权力做的。报复对于一个人的性格有好处，报复以后就可以宽恕了。他开始吹起口哨来，穿过克鲁镇向回家的路上驶去。他这时的心情几乎可以说是快乐的——只需要再有两件事确实如他所想的就成了：一件是在他离开俱乐部以后那里没有再发生什么事，另一件就是在他往家里走的这一刻，夜晚十点五十五分，露易丝心情舒畅，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事。至于下一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在下一个小时到来的时候，他自有办法应付。

七

进门以前，他先绕到房子面海的一边看了看，是否有灯光透出来。他听到房子里露易丝的喃喃低语声，可能她正在读一首诗。斯考比想：啊，上帝，弗莱塞尔那个小傻瓜有什么权利为这个看不起她呢？接着，当他想到弗莱塞尔明天早上会大失所望——不能上葡萄牙船，不能给他心爱的女友买礼品，要在闷热的办公室单调、无聊地过一整天——他的怒气就像个衣衫槛褛的乞讨者似的游荡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不想用手电筒，就在后门上摸索门把手，一根木刺把他右手划破了。

他走进灯光明亮的屋子里，看到自己的手正滴着血。“噢，亲爱的，”露易丝说，“你怎么了？”说着她把脸捂起来，她是见不得流血的。“我能帮忙吗，先生？”威尔逊问。他想站起来，可是他正坐在露易丝脚前的一张矮椅里，膝头上压着一大摞书。

“没什么，”斯考比说，“只是擦破了点儿皮，我自己会上药的。你们只要告诉阿里一声，叫他拿一瓶干净的水来就成了。”他刚走上一半楼梯，就听见楼下的嗡嗡谈话声又重新开始了。他听见露易丝在说：“一首描写电缆铁塔的可爱的诗。”斯考比走进浴室，把一只小老鼠惊动起来；小老鼠原来趴在凉爽的浴盆盆沿上，就像伏在墓石上的一只小猫。

斯考比坐在浴盆边上，让手上的血滴到在刨花堆里放着的一只水桶里。正像在办公室里一样，他在这里也有一种家的感觉。露易丝尽管很会想办法，还是没能改变这间屋子的面貌。浴盆的瓷釉已经划了很多道道儿，水龙头只有一个，而且每到旱季结束的时候就淌不出水来；马桶座下面的马口铁水桶每天只倒一次；洗脸台同样也只有一个不出水的龙头；光秃的地板；死气沉沉的绿色的遮光窗帘。露易丝唯一能使这间屋子改观的是在浴盆旁边放了一块软木垫子，又在屋子里摆上了一个亮闪闪的白漆药品柜。

屋子的其余部分都是斯考比的，好像是他年轻时留下的一件纪念品，从一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里。多少年以前，他还没结婚的时候住的第一所住房的浴室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间他总是独自一人待在里面的屋子。

阿里走进来，粉红的脚底在地板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他从过滤池里打来一瓶水。“后门把我的手割破了。”斯考比告诉他说。他把手伸出去，放在脸盆上面。阿里一边往他的伤口上浇水，一边发出啧啧的声音表示怜惜。阿里的手像女孩子的一样轻巧。当斯考比不耐烦地说“够了”的时候，他毫不理会。“太脏了。”他说。

“现在上碘酒吧。”在这个国家里，哪怕身上破了块皮，只要一个小时不管它，也会腐烂发绿。“再上一些，”他说，“把整个伤口都倒上。”他因为碘酒刺痛而抖动了一下。楼下面，从嘁嘁喳喳的话语声中突然迸出“美丽”一词，随即又落回到连绵的语流里。“现在贴橡皮膏吧。”

“不，”阿里说，“不，包扎起来更好。”

“好，那就包扎吧。”好几年以前他就教会了阿里包扎，现在他包扎伤口像医生一样内行。

“晚安，阿里，去睡觉吧。我不需要你了。”

“太太还要喝酒。”

“不用你了。我会照管的。你去睡觉吧。”屋子里剩下斯考比一个人时，他又一次坐在浴盆边上。划破了手使他略微感到一些不快，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本来也不愿意到楼下那两个人那里去；有他在场，威尔逊肯定会觉得不自然。如果有一个局外人掺和在里面，一个男人是不可能倾听一个女人读诗的。“我宁愿变一只小猫，喵喵叫……”但这不是他的真实态度。他并不是看不起这类事，只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种毫不掩饰的情感交融的关系。此外，他在这里觉得很快活，坐在刚才小老鼠坐的地方，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开始思索起希望号轮船和明天要做的工作来。

“亲爱的，”露易丝向楼上喊，“你弄好了吗？能用车子把威尔逊先生送回去吗？”

“我可以走路回去，斯考比太太。”

“胡说。”

“真的，我可以走路。”

“来了，”斯考比喊，“当然我要用车子送你回去。”当他同他们两人在一起时，露易丝温柔地握住他的裹着纱布的手。“噢，可怜的小手，”她说，“疼吗？”干净的白纱布她并不害怕，这也就像医院里一个全身盖着洁白的被单的病人一样，你可以带着葡萄来探视他，却根本不知道遮盖起来的被手术刀切割得皮开肉绽的伤口。露易丝把嘴唇贴在绷带上，在那上面留下了一抹橘红色的口红。

“我送你去，一点儿不费事。”斯考比说。

“真的，先生，我可以走着回去。”

“你当然不能走回去。来吧，上车吧。”

仪表盘的灯光把威尔逊那怪模怪样的衣服照亮了一块。他把头探出车外，喊着说：“晚安，斯考比太太。今天晚上过得太好了，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他的话音颤动着，流露出一片真情，使人听起来像是在说外国话——英国人在英国说的话。在这里，只要住上几个月语调就变了，变得高亢、不真实，或者变得平板、谨慎。听得出来，威尔逊离开故乡只是不久以前的事。

“你过两天一定还要到我家来。”斯考比说。在汽车沿着勃恩赛德街向贝德福德旅馆驶去的路上，他的脑子里一直浮现着露易丝的幸福的面孔。

八

凌晨两点钟手上的伤口把斯考比疼醒了，他像钟表发条似的蜷缩成一团，躺在床的外边，尽力使身体不碰到露易丝。只要身体的哪一部分稍一接触——哪怕一个人的手指挨着另一个人的手指，立刻就要出汗。即使这样保持着距离，他也能感到热气在两人的中间震颤着。月光罩在梳妆台上，给人一丝清凉之感；那些瓶瓶罐罐的化妆品，以及镶在框子里的照片的一角，都被月光照亮了。他马上开始倾听起露易丝的呼吸来。

露易丝的呼吸断断续续，很不均匀。她没有睡着。斯考比抬起一只手，摸到她的潮湿、发热的头发。她僵直地躺在那里，仿佛在守护着一个秘密。斯考比感到一阵厌腻，他知道他会发现什么，他的手指摸索下去，直到碰到了她的眼皮。她正在掉眼泪。他感到无比的疲倦，他强打起精神，开始抚慰的工作。“亲爱的，”他说，“我爱你。”他总是这样开始的。安慰的话语，就像夫妻间的性行为一样，总是形成一套例行常规。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她也总是这么回答。他暗自责备自己没有情义，因为他的脑子里忽然闪现的念头是：这是半夜两点钟，这件事可能要纠缠好几个小时，而他在六点钟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他把她的头发从她的额头上撩开，说：“雨季快要到来了。到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一些了。”

“我没有什么。”她说着开始抽泣起来。

“怎么回事，亲爱的？告诉我。”他咽了口唾沫，“告诉蒂奇。”他讨厌她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但是他这样做总能发生效力。她说：“噢，蒂奇，蒂奇。我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挺幸福的呢。”

“我刚才是的——但是，想想吧，只因为一个非洲联合公司的小职员对我不错就觉得幸福？蒂奇，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你不要这么傻了，亲爱的。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总是叫你胡思乱想。他们谁都喜欢你。”

“只有威尔逊一个人。”她失望地、羞愧地重复道，又开始抽抽噎噎起来。

“威尔逊人还不错。”

“他们不愿意让他加入俱乐部。他跟着牙科医生愣闯进去了。他们会嘲笑他和我的。噢，蒂奇，蒂奇，请你让我走吧，让我重新开始吧。”

“当然了，亲爱的，”他说，“当然了。”斯考比凝视着帐子外面，凝视着窗户外面，目光一直落到平坦、宁静、敌舰出没的海面上，“上哪儿呢？”

“我可以到南非去，在那里等着你休假。蒂奇，你很快就会退休的。我会给你准备好一个家，蒂奇。”

他把身子挪开了她一点儿，但是怕她发现，又很快地把她的一只汗涔涔的手拿起来，在手掌上吻了一下。“要花很多钱的，亲爱的。”退休的想法使他的神经紧张得抽搐起来：他一直在祈祷，祈求死亡先落到自己头上。他的人寿保险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愿望安排的，在他病故以后才能领到保险金。他想到一个家，一个永久的家：有艺术风趣的漂亮的窗帘、摆满了露易丝藏书的书橱、一间漂亮的镶着瓷砖的浴室。根本不需要有办公室——一个为两人居住的家，一直到死，在永恒来临以前不再有什么变化。

“蒂奇，我在这个地方再也忍受不了了。”

“我要好好地盘算一下，亲爱的。”

“艾塞尔·梅布瑞一家在南非，柯林斯一家人也在。我们在南非是有朋友的。”

“价钱很高啊。”

“你可以中断几份你那些愚蠢的人寿保险，蒂奇。而且，蒂奇，我不在这里，你也可以省一点儿钱。你可以在食堂吃饭，不用雇厨子。”

“厨子费不了多少钱。”

“积少成多呀，蒂奇。”

“我会想你的。”他说。

“不会，蒂奇，你不会想我。”她说。她偶然间表现出的这种深刻的伤心的理解，叫他吃了一惊。“不管怎么说，”她说，“咱们攒钱又是为了谁呢？”

他温柔地说：“我会尽力想出个办法来的。你知道，只要可能，什么事我也愿意为你做——不管什么事。”

“你这不是半夜两点钟说出来哄我的话吧，蒂奇？你会做一些事吗？”

“我会的，亲爱的。我会想出个办法来的。”他很奇怪，她这么快就睡着了。她好像一个把担子撂掉的累垮了的搬运夫。他还没把一句话说完她就睡着了，像个孩子似的握着他的一根手指，呼吸也像孩子那样自然。现在挑子摆在他身边了，他准备把它担到肩上。

第二章

一

清晨八点钟，在去码头的路上，斯考比下车到银行去坐了一会儿。经理的办公室阴暗、凉爽，一玻璃杯冰水摆在保险柜柜顶上。“早上好，罗宾逊。”

罗宾逊是个高个子，瘪胸脯，因为没有捞到去尼日利亚的职位而怨气冲天。他说：“这种鬼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变过来？雨季来晚了。”

“保护领地已经开始下了。”

“在尼日利亚，”罗宾逊说，“你总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事，斯考比？”

“我坐坐成不成？”

“当然成。我自己在十点钟以前从来不坐着。站着有助于消化。”他一刻不停地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两条腿像踩着高跷。他皱着眉毛呷了一小口冰水，仿佛在喝药。斯考比看见办公桌上摆着一本名叫《泌尿系统疾病》的书，翻到一页彩色插图上。“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事？”罗宾逊又重复了一遍。

“给我弄两百五十镑钱。”斯考比不太有把握地试图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你们这些人总认为银行是用钱砌起来的。”罗宾逊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玩笑话，“你真正想用多少钱？”

“一百五十镑。”

“你现在结余还有多少？”

“我想大概有三十镑。现在是月底。”

“咱们最好查对一下。”他叫来了一个职员。在等待的时间里，罗宾逊又在小屋子里来回走起来——六步走到墙根，再转身回来。“走到那边再回来，一百七十六次，”他说，“就是一英里。我试着在午饭前走三英里，这能使我保持健康。在尼日利亚，我总是走一英里半的路到俱乐部去吃早饭，以后再走一英里半回去上班。这里没有地方做这种散步的运动。”他在地毯上打了个回旋说。一个职员把一张字条放在办公桌上。罗宾逊把纸凑到脸跟前儿，仿佛要嗅它似的。“二十八镑十五先令七便士。”他说。

“我要把我的妻子送到南非去。”

“噢，是的。是的。”

“我想，”斯考比说，“钱再少一点儿也可以。靠我的薪水我没有办法让她花太多的钱。”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

“我本来想也许能透支一笔钱，”斯考比含混地说，“许多人都能透支，是不是？你知道，我记得我就有过一次——只是几个星期——透支了十五镑。我自己也不喜欢。把我吓坏了。我老是觉得我欠了银行经理一笔债。”

“问题在于，斯考比，”罗宾逊说，“我们接到指示绝不允许透支。这是战时，你知道。有一项很贵重的抵押品——个人的生命——变得不值钱了。”

“是的，这一点我知道，但是我还活得蛮结实，我也不准备挪动地方。潜水艇和我没缘。我的工作也很保险，罗宾逊。”他明明知道不会有效果，还是尽量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下去。

“专员就要退休了，不是吗？”罗宾逊说着，走到屋子另一端的保险柜前面又转回身来。

“可是我不退休啊。”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斯考比，可是有谣言说……”

“我想有一天我会退休的，可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我倒宁愿死在岗位上，再说，我总还有几宗人寿保险呢，罗宾逊。用那个做抵押成不成？”

“你知道三年以前你中断了一宗。”

“那是露易丝回国动手术的那一年。”

“我想，余下的两宗把你已经缴付的保险费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钱，斯考比。”

“但是如果我一下子死了，这总还算个保障，是不是？”

“如果你继续交纳保险费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保障了，你知道。”

“当然没有，”斯考比说，“这我知道。”

“真抱歉，斯考比。这是公事。银行的章程。如果你需要的是五十镑，我就自己借给你了。”

“算了，就当我没有开口吧，罗宾逊，”斯考比说，“没什么要紧的。”他尴尬地笑了一下，“市政厅的那帮人会说我受点儿贿赂就什么都有了。摩莉身体好吗？”

“她很好，谢谢。我要是能像她那样就好了。”

“你医学书读得太多了，罗宾逊。”

“一个人得知道身体有什么毛病啊。今天晚上去俱乐部吗？”

“我想我不会去的。露易丝很疲劳。你知道雨季以前人们是怎么样的。对不起，打搅你了，罗宾逊。我得到码头去了。”

他低着头，很快地从银行走下山坡来。他有一种在干什么卑鄙的勾当被人当场抓住的感觉——他去向人家要钱，被人拒绝了。他不配和露易丝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在做人方面一定有什么失败的地方。

二

德鲁斯亲自带着他的外勤警察队来到希望号上。船上的一个乘务员正在舷梯口等着他们，船长想邀请他们先到房舱里去喝两杯酒。率领海上警卫队的一名军官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到了。喝酒是两周举行一次的例行公事的一个常规——建立起友好气氛。接受了这种款待，检查人员就更容易叫这位中立国的船长吞咽搜查船只的苦药丸了，而且没有长官在场，在船桥底下执行任务的检查人员也会更顺利地进行工作。趁头等舱的旅客检验护照的时候，一队外勤警察着手检查他们的房舱。另外一些人这时正在货舱里进行搜索——一件枯燥乏味、毫无希望地翻寻大米袋的工作。尤塞夫是怎么说来着？“你们找到过一小颗钻石吗？你想有一天会搜查到吗？”再过几分钟，当几杯酒下了肚，关系变得相当融洽以后，斯考比就该进行检查船长卧舱的不愉快的工作了。现在，这场时断时续的谈话主要是海军中尉在进行着。

船长擦了擦自己胖嘟嘟的黄脸说：“对英国人我当然是从心眼里感到钦佩的。”

“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做，你知道，”中尉说，“做一个中立国的国民真是背运。”

“我的心对你们的伟大斗争充满了钦佩。”葡萄牙船长说，“我心里根本没有恼怒的份儿。我们国家的人有的感到恼怒，我可不这样。”他的脸淌着汗，眼球布满了血丝。他一个劲儿地谈自己的心，但是斯考比却觉得，要找到他的一颗心，非要在他那肥胖的躯体上开一个又深又长的口子不可。

“你太好了，”中尉说，“你这种态度值得赞扬。”

“再来一杯葡萄酒，先生们？”

“我可以再喝一杯。这种酒在岸上是喝不到的，你知道。你呢，斯考比？”

“我不要了，谢谢。”

“我希望你们用不着让这条船在这里再停一夜了，少校！”

斯考比说：“我看在明天中午以前你们不大可能离开这儿。”

“我们会尽力去做，当然了。”中尉说。

“我以名誉担保，先生们。我发誓，你们在我的乘客里找不到坏人。至于水手——我全都了解。”

德鲁斯说：“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船长，我们不得不履行一下。”

“抽一支雪茄吧，”船长说，“把那支纸烟丢了。这是一盒特制的。”

德鲁斯点着一支雪茄，没想到这支雪茄却发出火花，噼噼啪啪地响起来。船长咯咯地笑了。“这是我在开玩笑，先生们，无伤大雅的玩笑。我这盒雪茄是为朋友们准备的。英国人特别富于幽默感。我知道你们不会生气的。要是德国人，就要生气了；英国人不会。很好笑，不是吗？”

“很有意思。”德鲁斯不高兴地说。他把雪茄放在船长递过来的烟灰缸里。可能船长用手指开动了一个机关，烟灰缸开始丁零零地奏起了一个小调。德鲁斯又吓得一哆嗦。他早就该回家度假了，神经很不稳定。船长一边笑一边淌汗。“瑞士人，”他说，“了不起的民族，也是中立的。”

一个外勤警察走进来，递给德鲁斯一个条子。德鲁斯把它传给斯考比。斯考比看到纸条上写的是：据一个被通知解雇的乘务员说，船长在浴室里藏匿了信件。

德鲁斯说：“我得到下边去看看，让他们快着点儿。你来吗，伊万斯？谢谢你的葡萄酒，船长。”

房舱里只剩下斯考比同船长两人了。这一部分工作是他最厌恶的：这些人并没有犯罪，他们只不过违反了战时航行法强加给轮船公司的条例而已。在搜查的时候谁也说不准会翻出什么东西来。一个人的卧室是他生活中的隐私部分，搜查抽屉的时候说不定无意中会了解到他的一些丑事：某些有失体面的小东西像脏手帕似的被塞在没人看到的地方，在一堆亚麻衣物底下也许会发现他想忘掉的一件伤心物。斯考比礼貌地说：“船长，我想我得看看了。你知道，这不过是走走形式。”

“这是你的职责，少校，你应该做的。”葡萄牙人说。

斯考比敏捷、熟练地进行检查，无论什么东西他动过以后总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摆好，像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主妇。船长背对着斯考比站着，看着窗外的船桥；看起来他不想在他的客人做这件令人恼恨的工作时让他为难。斯考比很快就检查完了，他把装着避孕套的盒子关上，仔细地放回柜橱的上层抽屉里，同手帕、俗气的领带和一小包脏手帕放在一起。“都完了吗？”船长转过头来，客气地问道。

“那儿还有一扇门，”斯考比说，“通到什么地方？”

“那不过是浴室、厕所。”

“我想我最好还是看一眼。”

“当然了，少校，但是那里面没有什么秘密的地方好藏东西。”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当然不。这是你的职责。”

浴室里没有摆什么东西，也脏得要命。浴盆边上凝聚着一圈灰色肥皂沫，脚下的瓷砖汪着脏水。问题是，必须很快地确定东西藏在哪里。如果拖延的时间太长，对方势必会发现他已经掌握了什么情报。他必须做出一副办理例行公事的样子——既不能太马虎，也不能太认真。“用不了多少时间了。”他装出一副快活的样子说，并从修面镜里看到一张肥胖的、安详的面孔。当然了，情报可能是假的，乘务员只不过是想制造点儿麻烦而已。

斯考比打开药品橱，把里面装的东西很快检查了一遍：拧开牙膏的盖子，打开刮面刀的盒子，用手指在刮胡膏里探了探。他自己也没期望在这里面找到什么。但是做这些事却给了他思索的时间。接着他又走到水龙头前面，放了点儿水，把手指伸进每个出水孔里摸索了一阵。他的目光落到地板上：这里不可能藏匿任何东西。舷侧的玻璃窗：他查看了几个大合叶，把里层窗户开合了几次。每次转过头他在镜子里总是看到船长的面孔：安详，耐心，带有某种自得的神色。这张脸一直对他说着“没找到哇，没找到哇”，就像孩子们在玩的一场游戏。

最后，该轮到抽水马桶了。斯考比把木盖掀开，在盖子和瓷桶之间什么东西也没发现。他的手摸到放水的拉绳，镜子里第一次显出紧张的神色：棕色的眼睛不再望着他的脸，开始盯视着另外一个地方。斯考比随着那目光望去，他看到自己的手紧握着拉绳。

贮水箱里没有水吗？他很想知道。他扯了一下拉绳，水管发出一阵汩汩的响声，呼隆一下水冲下来了。斯考比转过头来，葡萄牙人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的神情说：“你看见了，少校。”就在这一分钟，斯考比明白了。我太不仔细了，他想。他掀起贮水箱的盖子。在盖子下面挨不着水的地方，一封信用胶带贴在上面。

他看了一下收信人的姓名、地址——莱比锡弗里德里希大街[19]一位格罗内尔太太。他嘴里不停地说：“真对不起，船长。”因为听不到回答，他把头抬起来。在船长的肥胖、灼热的面颊上，泪水正追赶着汗珠簌簌地往下淌。“我得把它拿走，”斯考比说，“上报……”

“啊，这场战争，”船长突然喊起来，“我多么恨这场战争。”

“我们同样也有不少理由恨它，你知道。”斯考比说。

“一个人给女儿写封信，就把自己毁了。”

“女儿？”

“是的。她现在是格罗内尔太太。你打开看看吧，你会明白的。”

“我不能这样做。我必须把它交给新闻检查官。为什么你不等着到里斯本再写呢，船长？”

这个人已经把他肥胖的身躯靠在浴盆边上，仿佛他没有力气再肩负这一沉重的担子了。他像个小孩似的不住地用手背抹眼泪——一个样子不招人爱的孩子，一个小学里的蠢头蠢脑的胖孩子。一个人在同聪明、美丽或者有功名权势的人作战时，心中可能毫无怜悯之情，但是对于谁也不喜爱的人却不能这样做；无情地逼压一个可怜虫，会使你胸中压上沉重的磨石。斯考比知道自己该把信拿起来然后转身走开；他的同情心对这件事并没有好处。

船长呜咽地说：“如果你有女儿你就会了解的。你就没有。”他的话带着指责的口气，仿佛没有儿女是一桩罪恶似的。

“我没有。”

“她非常惦记我。她爱我。”船长说。他抬起了泪水模糊的面孔，好像要使对方相信自己这一不太可能的表白似的。“她爱我。”他凄凄惨惨地重复道。

“但你为什么不在里斯本写？”斯考比又问了一句，“为什么冒这个险？”

“我很孤单，我没有妻子。”船长说，“一个人心里有话要说，不能老是等着啊！而且到了里斯本以后——你知道那种情况——又是会朋友，又要喝酒。我在里斯本有个小女人，她连我的女儿也吃醋。我同她总是吵嘴，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得出发。可是在开始这次航行之前，我随时都有写信的时间。”

斯考比相信他说的话。他的故事很不合情理，所以倒可能是真实的。即使在战时，有的时候一个人也需要运用一下听信别人言语的官能，只要这样做不使这种官能进一步萎缩的话。他说：“真对不起。我实在无能为力。也许不会有什么事的。”

“你们当局，”船长说，“会把我列入黑名单。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论哪条船雇我当船长，领事都不会发适航证书。我会在岸上挨饿要饭的。”

“这种事在处理过程中，”斯考比说，“免不了出一些差错。档案搁错了地方什么的。也许你就听不到下文了。”

“我要祷告。”船长不抱什么希望地说。

“为什么不？”斯考比说。

“你是英国人。你不会相信祈祷的。”

“我也是天主教徒。”斯考比说。

船长抬起一张胖嘟嘟的脸立刻打量起斯考比来。“你也是天主教徒？”他满怀希望地喊道。他第一次开始恳求起来。他好像在一个陌生的国土上遇到了一个老乡。他开始谈起他在莱比锡的女儿；他拿出一个破旧的钱包，从里面取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同他一样毫无风度、肥胖年轻的葡萄牙女人。这间窄小的浴室闷得透不过气来，船长反复地叨念着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突然发现了他同斯考比的一些共同经历：淌血的心窝里插着利剑的石膏像，忏悔室帘幕后的悄声低语，圣衣和圣血液化[20]，黑洞洞的小教堂和复杂的礼规，以及在这一切背后的对上帝之爱。“在里斯本，”他说，“那个女人正等着我呢，她要把我拖回家去，把我的裤子藏起来，不让我一个人到外面去。每天就是喝酒、吵架，直到上床。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我在里斯本根本不可能给我女儿写信。她那么爱我，她在等着我。”他把自己的一条肥胖的大腿移动了一下，继续说，“那种纯洁的爱。”说着，他又哭起来。在忏悔同渴望的辽阔的领域里，他俩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的。

这种密切关系给了船长勇气，他打算从另外一个角度试一试。他说：“我是个穷人，可是我攒了一点儿钱……”他绝对不敢对一个英国人行贿，这只是他对两人信仰的同一宗教所能表示的一点儿最真诚的敬意。

“很对不起。”斯考比说。

“我有英镑。我要给你二十英镑……五十英镑。”他央求道，“一百……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了。”

“这是办不到的。”斯考比说。他迅速地把信放在口袋里，转过身去。在走到房舱门口时他又回头看了一眼，他最后看到的是，船长正在用头磕撞马桶上的蓄水箱，脸颊上的皱褶里满是泪水。当斯考比走进餐厅同德鲁斯会合时，他感到胸口上压着一块磨石。我多么恨这场战争，他在想，他用的词句同船长的一字不差。

三

船长写给莱比锡的女儿的一封信和在厨房里找到的一束信是十五个人搜查了八小时的全部战果。这一天可以算是平平常常的一天。斯考比回到警察厅以后先去看了一下专员，但是专员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于是斯考比坐在自己办公室头上挂着手铐的位子上开始写报告。“对电报中提及的旅客，其住舱及行李均已进行仔细检查……但无任何结果。”船长给莱比锡的女儿写的一封信在办公桌上放着，就在他手边。屋子外面，天已经黑起来。牢房的气味从门缝里阵阵袭来。弗莱塞尔正一个人在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唱歌，自从上次休假回来以后他每天晚上都哼唱这支歌：

谁还去计较什么

那些原因和道理，

当你和我

都被埋进了黄土里？

斯考比觉得生命好像长得没有限度。对一个人的考验难道不能缩短些时间吗？难道不能在七岁的时候就第一次犯下不可赦的罪，十岁为了爱和恨就陷入毁灭的境地，十五岁就躺在病榻上做临终的忏悔、赎罪吗？他开始写：根据一名因失职而被解雇的乘务员密报，在船长的浴室中查获一封投寄莱比锡市格罗内尔太太的信件。此信系在抽水马桶蓄水箱中发现的，现随文寄上。此种隐匿方法似可通报其他检查官员；我处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此种案例。信件系用胶带粘贴于水面之上……

他坐在桌子前面，怔怔地望着面前的这张纸，因为内心矛盾脑子里乱成一团。其实，几个小时以前，在轮船的餐厅里这件事早已解决了。当时德鲁斯曾问了他一句：“发现了什么没有？”他只是耸了耸肩膀；这一动作究竟表示什么意思，他让德鲁斯自己去解释。如果他当时要表示的是“还不是我们平常发现的那种私人函件”，德鲁斯却误解为他的耸肩膀意味着“没有找到什么”。斯考比摸了摸额头，打了个寒战，汗珠从手指缝里渗出来。他想，我是不是害热病了？也许是因为他的体温升高了，他觉得自己正要步入一种新生活。这是一个人在求婚或者第一次犯罪以前常常有的一种感觉。

斯考比拿过信来，把信封拆开。这一步一迈出去就再也退不回来了，因为在这个城市谁也没有私拆信件的权力。粘信封的胶水里面可能藏着显微照片。斯考比本人甚至连辨认文字密码的本领也没有：他的葡萄牙文水平只能看懂词句的最表面的意思。不论搜查到什么信件，哪怕看来毫无可疑的地方，也必须原封不动地送交到伦敦检查人员手里。而斯考比现在却违反了最严的法令，想运用自己并不完备的判断力来处理这件事。他思忖道：如果我发现这封信可疑，我就附一份报告送上去。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信封拆开了。船长坚持要当面把信打开，让我看一下信的内容。但是如果我这样写这份报告，我就会不公正地加重了船长的犯罪行为；难道这不是最好的销毁显微照片的办法吗？反正得扯一个谎，斯考比想，但他并不习惯扯谎的。他手里拿着信，小心翼翼地擎在一张白色吸墨纸上面。这样，如果从信纸里掉下什么东西来他都会发现。他决定把事情的经过写一份详细报告，包括他自己的处理过程在内。

亲爱的小喜蜘蛛[21]，爱你甚于一切的你的父亲，这次要想办法给你寄一点儿钱。我知道你的日子多么不好过，我的心都快碎了。小喜蜘蛛啊，要是我能感觉到你的手指抚摸着我的脸，我就什么都满足了。像我这样一个又肥又丑的父亲怎么能生出你这样一个美丽、娇小的女儿呢？现在，我的小喜蜘蛛，我要跟你说说我这些日子都做了些什么。一个星期以前我们离开了洛比托[22]，在港口只停了四天。我在阿兰胡埃先生家里待了一夜，酒喝得有些过量，可是我跟他谈的都是你的事。在港口的那几天我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因为我这样答应过我的小喜蜘蛛。我去教堂忏悔过，还领了圣体，所以在我到里斯本的路上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谁说得准啊——我的灵魂不会不同你相会而孤凄地度过那无边岁月的。自从离开洛比托以后，天气一直很好，连旅客也都没有晕船。明天晚上，因为非洲大陆终于要被我们甩在后面了，船上将举办一次音乐会，我还要演奏我的口哨。在我演奏的时候我会一直想着我的小喜蜘蛛坐在我的膝头上听我演奏的那些日子。我亲爱的，我一天天地老了，每航行一次我都会胖一点儿。我不是一个好人，有时候我很害怕被我这一身赘肉包围起来的灵魂只不过像豌豆那么大小。你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走上不可宽恕的自绝之路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可是每逢有这样的思想我就想到我的女儿。我的灵魂里刚好有过那么一点点儿受你感化过的善良。妻子知道丈夫的罪恶太多了一些，她对他的爱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女儿在最后关头却可以拯救他。替我祈祷吧，小喜蜘蛛。爱你超过爱自己生命[23]的父亲。

超过爱自己生命。斯考比一点儿也不怀疑这封信的真挚。这封信不是为了隐藏开普敦防御工事照片或者德班[24]军队调动报告的显微照片而写的。他知道，还必须化验一下信纸上有没有用秘密墨水写的字，放显微镜下面检查一下，信封的里层也还得拆开来。如果是密写，就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是斯考比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把信连同自己的报告一起撕碎，把这些碎片拿到院子里的一个焚化炉那里——一个架在两块砖上的汽油桶，为了通风，桶边凿了几个气孔。正当他划着了火柴把碎纸点起来的时候，弗莱塞尔也走到院子里来了。“谁还去计较那些原因和道理。”一眼就能看出，碎纸片的最上面是半个外国信封，甚至一部分通信地址也能辨识出来——弗里德里希大街。弗莱塞尔大步从院子的另一边走过来，神采奕奕的样子简直让人受不了。斯考比急忙用火柴把最上边的一些碎纸片点着。纸片轰的一声燃烧起来，受到火焰的炙烤，另外一片碎纸舒展开，显出格罗内尔的姓名。弗莱塞尔用快活的语调说：“烧毁证据吗？”说着就向铁皮桶里看了一眼。姓名已经烧黑了：弗莱塞尔肯定不会发现什么——只有斯考比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棕色外国信封的三角形碎片。他连忙用一根棍子把它打碎，然后抬头看了看弗莱塞尔的脸，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在那上面发现有惊奇或猜疑的神色。但是他在这张没有表情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活像学期结束后学校的布告牌。只有自己的心跳告诉他干了违法的事，他已经加入了腐化的警察官员之列——在另外一个城市有大笔存款的拜利，被发现隐匿了钻石的克雷绍，博依斯顿虽然没有确凿的贪污证据，但也已因病退职。这些人都是受了金钱的腐蚀，而他却是受感情腐蚀而堕落的。比较起来，感情比金钱更为危险，因为感情是没有固定价格的。一个惯于受贿的人在贿赂没有达到某一数字时还是可靠的，而感情却可能只因为一个名字、一张照片，甚至一阵使人有所缅怀的气味就在一个人的心里泛滥起来。

“今天成绩怎么样，长官？”弗莱塞尔望着一小堆纸灰问道。也许他想的是这一天有趣的日子该是他的。

“平平常常的一天。”斯考比说。

“船长怎么样？”弗莱塞尔问。他一边向汽油桶里探望，一边又哼起他的那支忧郁的调子来。

“船长？”斯考比说。

“噢，德鲁斯告诉我有人告了他的密。”

“还不是跟过去一样，”斯考比说，“一个乘务员被解雇了，怀恨在心。德鲁斯告诉没告诉你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没有，”弗莱塞尔说，“他似乎不太清楚。晚安，长官。我得到食堂去了。”

“西姆布勒利格值班吗？”

“是的，长官。”

斯考比看着他走远了。他的后背同他的面孔一样，也是一片空白，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想的是什么。斯考比想，我干的事多么蠢啊！真是傻瓜啊。他对露易丝欠了一笔债，可是对这个多愁善感的胖船长，对这个为了自己那同样不招人喜爱的女儿而违反了轮船公司规章的家伙，他本来是一点儿情也不欠的。事情之所以颠倒过来，都是因为有这个女儿。斯考比想，我现在必须回家去了。我要把车放回车房，阿里会出来拿手电筒给我照路，送我进门。她那时会正坐在穿堂风对流的地方乘凉，从她脸上我会看出来她这一整天在想些什么。她希望的一定是我已经把一切都已安排好，希望我会对她说：“我已经在南非航线代办处把你的名字登记上了。”但是她会担心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们头上来的。她将等着我先把这个消息说出来，而我将要东拉西扯把天底下的事都谈遍，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晚一些看到她的痛苦（痛苦一直在她的嘴角上等待着，准备占据整个面孔）。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这种事过去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在他回办公室去锁抽屉和到门外上汽车的路上，他把每一句要说的话都预习了一遍。人们总是说被判处死刑的人走上刑场需要极大的勇气，有谁知道，有时候一个人要故作镇静地去面对另外一个人的已经成为癖性的痛苦，他所需要的勇气绝对不比前者少呢？斯考比忘记了弗莱塞尔：除了他将面临的一场风波外，他什么都忘记了。进屋的时候我将说：“晚上好，爱人。”她将回答：“晚上好，亲爱的。今天过得怎么样？”于是我将不停地说东道西，可是心里却一直非常清楚，我正一步一步地逼近那一时刻，我将不得不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亲爱的？”于是痛苦就闯进门来了。

四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亲爱的？”他很快地把头扭过去，调制另外两杯杜松子酒。他们两人间有一种默契，都认为“酒能够使人好过一些”，随着一杯又一杯的酒下肚，一个人越来越痛苦，这时候他希望的是，把心里的郁闷赶快倾泻出来吧。

“你并不想知道我真正过得怎么样。”

“我当然想，亲爱的。你这一天是怎么过的？”

“蒂奇，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胆小鬼。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都告吹了？”

“什么都告吹了？”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船票。从你一进门你就没完没了地谈希望号的事。每两个星期就有一艘葡萄牙轮船进港。哪次你也不这么谈论。我不是小孩，蒂奇。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地说‘你走不了了’呢？”

斯考比痛苦地对着酒杯笑了笑，他不断地把杯子转来转去，叫苦味液贴到酒杯边上。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会找到办法的。”尽管很不愿意，他还是决定求助于他那讨厌的名字。如果这样也不成功，痛苦就会越来越深，就会缠磨不休，把他需要休息的短短的夜晚完全毁掉了。“相信蒂奇吧。”他说。他觉得好像脑子里的一根筋由于焦虑而绷紧了。他想，只要我能把痛苦推迟到白天就好了。痛苦在黑夜里更加可怕。在夜晚，一个人所能看到的只是绿色的遮光窗帘，政府发给的家具和飞蚁在桌上蜕掉翅膀。一百码远的地方克里奥尔人养的狗嗥叫起来。“看看那个小要饭的。”他指着一只小蜥蜴说。这只蜥蜴每天这个时候总是从墙缝里跑出来捕捉飞蛾和蟑螂。接着他又说：“咱们不是昨天晚上才提起这件事的吗？这种事总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安排好。动动脑筋，想想办法。”他勉强用诙谐的语调说。

“你到银行去了吗？”

“去了。”他承认。

“你没能弄到钱？”

“没有。他们办不到。再喝一杯杜松子酒吧！”

她把酒杯递过去，不出声地哭起来。她哭的时候面孔涨得通红——她看起来老了十岁，一个中年、被遗弃的妇女。他觉得面颊上吹来一丝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的气息。他在她身边跪下一条腿，把粉红色的杜松子酒像药水似的举到她的唇边。“我亲爱的，”他说，“我会想出个办法来的。喝了吧。”

“蒂奇，这个地方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知道过去我就这样说过，可是这次我真是这样想的。我会发疯的。蒂奇，我太寂寞了，一个朋友也没有，蒂奇。”

“咱们明天把威尔逊请来吧。”

“蒂奇，看在上帝面上，别老提威尔逊了。我求你，你想个办法吧。”

“当然我要想办法。你只要耐心等几天，亲爱的，这种事需要时间。”

“你预备怎么办呢，蒂奇？”

“我有的是办法，亲爱的。”他有些疲倦地说（这一天经历了多少事啊），“只是得让它们酝酿酝酿。”

“告诉我一个办法。只告诉我一个。”

斯考比凝视着墙上的蜥蜴，蜥蜴猛地向前一扑，斯考比的目光也随着它移动了一下。他从自己的杜松子酒里捡出一个飞蚁的翅膀，又端起酒杯来。他在想：我不拿那一百镑钱，真是个傻瓜。我白白把信毁了。我冒着风险。我还不如……露易丝说：“我早就知道了，你并不爱我。”她的语调很平静。这种平静他是知道的——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到达了风暴平静的中心：在这个区域里，到了这个时间，他们就开始互相说实话了。实话，他想，对于任何人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它只是数学家和哲学家追逐的一个记号。在人同人的关系中，仁慈和谎言抵得过一千句实话。他总是拼命记住他说过的谎话，虽然他从来就知道这种努力是白费力气的。“别胡说了，亲爱的。如果我不爱你，你说我爱谁呢？”

“你谁也不爱。”

“是不是因为这个我才待你这么坏？”他想弹奏一个轻快的调子，可是那声音却空空洞洞地折回到他的耳朵里。

“那是你的良心，”她悲哀地说，“你的责任感。自从凯瑟琳死了以后，你就从来没有爱过谁。”

“当然了，除了我自己。你总是说我爱我自己。”

“不，我想你也不爱自己。”

他用回避的战术保卫着自己，在这个风暴的中心地区他是没有能力说出抚慰人的谎话的。“我一直在努力使你幸福。我为这个竭尽全力。”

“蒂奇，你连一声爱我也不肯说。说吧，就说一声。”

他从杜松子酒上面悲伤地望着她，望着自己失败的明显的标记：她的皮肤因为长期服用阿的平而微微发黄，眼睛被泪水泡得红肿不堪。没有人能够保证永久的爱情，但是十四年前在伊灵[25]，在花边同蜡烛中举行的只有少数人参加的那场可怕的典雅的婚礼上，他曾默默发誓，至少要使她得到幸福。“蒂奇，除了你以外我再也没有别的人了，而你却什么——几乎什么都有了。”蜥蜴一下子窜到墙的另一边，又停歇下来，鳄鱼似的小嘴巴里衔着一只扑灯蛾的翅膀。飞蚁撞击着电灯泡，发出轻微的噗噗声。

“可是你却想离开我。”他用谴责的语气说。

“是的，”她说，“我知道你也不幸福。我不在这里，你就会得到宁静了。”

这是他从来没有注意到的——她的观察的精确性。他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宁静。所谓什么都有，指的是他的工作，指的是在他那间空荡荡的小办公室里的例行公事和在他喜爱的地方的时序更迭。多少次人们因为他的刻板的工作和微薄的薪金而对他表示同情啊，可是更了解他的是露易丝。如果他重新变得年轻，他要选择的仍然会是这样一种生活，只不过这次他不会再期待任何别的人和他共度这种生活，和他共享浴盆边上的老鼠、墙上的蜥蜴、清晨一点钟旋风吹开的窗户和日落时红土路上最后一丝粉红的光线罢了。

“你胡说些什么，亲爱的？”他说，又掺兑了一杯杜松子酒，把那永远逃不脱的动作又重复了一遍。他脑袋上的神经又一次绷紧。不幸已经按照它无法变更的程序铺展开——首先是她的痛苦和他费尽心机不把事情挑明，接着是她心平气和地把一些最好用谎言遮饰起来的老实话讲出来，最后他失去了控制力，像对待仇敌似的也把实话投掷到她身上。每逢到了这一阶段，他就瑟瑟发抖地擎着一杯苦味酒，吼叫着对她讲出了实话：“是你不给我宁静。”他准知道下面跟随的是什么：和解和不费力就说出的谎话。这场戏总要演到这里才算终场，只等着在下一次争吵时这一切再周而复始，重新演出。

“这就是我说的，”她说，“如果我走了你就有宁静了。”

“你一点儿也不了解，”他气愤地责备她说，“宁静意味着什么。”听他那语气，倒仿佛她贬低了他心爱的一个女人似的。因为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他梦想着的都是宁静。有一次在睡梦里，宁静有如月亮的晶莹洁白的宽大肩膀一样爬上他的窗口，像一座冰山似的出现在他面前，给人以宇宙毁灭前北极地带的凛冽、森严的感觉。白天他把办公室锁起来，争取同宁静厮守一刻，他弓着腰坐在生锈的手铐下面翻看警察分局送来的报告。在他看来，宁静是语言中最美丽的词藻。我将我的宁静赐给你，我将我的宁静留给你。噢，上帝的羔羊，你把世界上的罪恶带走，把你自己的宁静给了我们。在弥撒的时候他用手指按着眼睛，竭力不让期望的泪水涌出来。

露易丝用过去的温柔语调说：“可怜的爱人，你希望我也同凯瑟琳一样死掉。你想一个人生活。”

他故作执拗地说：“我想你能够幸福。”

她显得非常疲倦地说：“再说一次你爱我吧。我的心头会好受一些。”他们这场戏已经演完了，他们已经从争吵里走了出来。他开始非常冷静地、心平气和地想，这次还不错：我们俩今天夜里都可以睡个好觉了。他说：“当然我爱你，亲爱的。我会把船票的事办好的。你会看到的。”

即使他能够预见到一切要发生的事，他仍然会这样许诺她的。他心中从来就有准备，要承担自己行动的一切后果，而且自从他暗自发誓要使她幸福以后，朦胧中他一直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步。绝境是给自己定下一个万难达到的目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人说，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但这种罪是一个堕落的或邪恶的人永远不会犯的。这种人永远怀着希望，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彻底失败了，因而落到沮丧、绝望的冰点。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明知道自己受到永世的惩罚却仍有力量永远背负着这一重担。

第六章

一

桑德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身旁的一个声音把他从梦中唤醒：“雾大起来了，长官。”

雾确实已经很浓了，在黎明的光亮中变成一片混浊的黄色。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口吃不喜欢多说废话，桑德斯肯定会骂这个警察几句，责备他为什么不早些把自己叫醒。他现在只是说：“往下传话，缩小包围。”

“咱们要冲进去吗，长官？”

“不。里面有个女人，不能开——开——开枪。等着他出来。”

但是警察还没来得及走开，桑德斯已经发现木板房的门正一点点地开了个缝。他把警笛衔在口里，把手枪的保险栓打开。光线太暗，雾又很浓，叫人看不真切，但他还是看到一个穿黑外衣的人从门里溜出来，拐到右边几辆装煤的车皮后面去。桑德斯吹起警笛，马上跟过去。穿黑外衣的人比他先走了半分钟，很快地走进浓雾里。浓雾使得可见范围只有二十英尺，但是桑德斯并没有被他甩掉。他一边吹着警笛，一边在后面紧紧跟着。正像他希望的那样，前面响起了另一支警笛的声音。逃犯愣了一下，桑德斯趁机又赶近了两步。逃犯已经陷入了包围圈，桑德斯知道这是个危险时刻。他向浓雾里连吹了三声紧急的哨子，叫对面的人围成一个圈凑过来。他的哨音向四面八方传出去，浓浊的黄雾里到处也响起了回应的哨子。

但是他的脚步慢了一点儿，逃犯一阵疾跑，消失不见了。桑德斯又吹了两声长哨：“缓慢前进，保持联系。”右面和前面都响起了一声长哨，宣布他们已经发现逃犯的踪迹。所有的警察都朝着哨音兜过去，每人都同左右两边的人关照好，不叫中间留出漏洞。只要保持着这样一个包围圈，犯人就绝不会逃掉。但是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却仍然没有发现犯人的踪影。只听见警笛发出探询性的、急促的短音。最后桑德斯看见对面雾气中闪现着一个警察的身影，距离他大约有十二码，他立刻吹了一声哨子，叫所有人停在原地不动。逃犯一定隐藏在包围圈中心停在铁轨上的哪辆车皮里面。桑德斯拿着手枪向前走了几步，另一个警察走到他原来的位置，继续封锁着这一地区。

突然间，他看见正在搜寻的那个人了。那人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形，一边是一个煤堆，身后是一节空车皮，他站在这一楔形空地的尖角上，背后的警察根本看不到他，不会受到突然袭击。他像个决斗者似的侧身站在那里，膝盖下面被一堆枕木遮掩，只有一个肩膀斜对着桑德斯。桑德斯觉得他躲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他想开火。这人一定被逼得走投无路，准备孤注一掷了。他的帽子遮着半边脸，衣服有些奇怪地松松挂在身上，他的两手插在口袋里。透过一绺绺黄色雾气，桑德斯开始对他喊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出来吧。”他举起手枪，又往前走了两步，手指扣住了扳机。面前的这个人半身被蒙蒙的雾气遮住，模模糊糊。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桑德斯心里一阵发凉。桑德斯面朝西，背后是黎明的曙光，他把自己完全暴露给敌人。他有一种像等待着被执行枪决的心情，因为他不能第一个开枪。虽然如此，由于他知道麦瑟尔的心情，知道这个人勾搭上麦瑟尔的女朋友，他还是不需要什么充足的理由就可以进行射击的。麦瑟尔决不会责怪他。只要对方胳膊一动，他就可以开枪。他又厉声喊了一句：“举起手来！”他一点儿也没有口吃。那人还是纹丝不动。桑德斯对这个伤害了麦瑟尔的人怀着无比的仇恨，心里想：如果他不服从，我就打死他。所有的人都会支持我的，我再给他一个机会：“举起手来！”当面前那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仍然叉着手动也不动的时候，他对这个威胁着他生命的恶棍开了枪。

但是就在他扣动扳机的时候，远处响起了哨音，一声长长的、急迫的声音，像是橡皮动物玩具似的吱地叫了一声又断了气儿。哨音是从围墙和马路一边传来的。这声哨音意味着什么，他一清二楚的。突然，桑德斯什么都明白了——他开枪打的是麦瑟尔的女友，她用调虎离山计把警察引走了。桑德斯向身后的人高声喊：“快回到大门去！”自己向前跑去。开枪的时候，他看见安身体晃动了一下。“我把你打伤了吗？”他问。为了更清楚地看清她的面孔，他把她的帽子一掌打掉。

“你是第三个想把我干掉的人了。”安浑身瘫软地靠在车皮上，有气无力地说，“这个阳光灿烂的诺维治城！我现在只剩下六条命了。”

桑德斯又口吃起来：“打——打——打——打。”

“你打中的是这里，”安说，“如果你要问我的是这个意思。”她指了指车皮上一个黄白色的长条，“没中靶。连一盒巧克力糖也得不着。”

桑德斯说：“你得——得——得跟我走一趟。”

“非常乐意。我把大衣脱下来你不介意吧？穿着这件衣服真是怪里怪气的。”

在停车场门口，四名警察站了一圈，挡住了地上的一件东西，一个警察说：“我们已经叫救护车了。”

“他死了吗？”

“还活着。打中了肚子。他中枪以后一定还吹了半天哨子……”

桑德斯一阵无名火起。“站开点儿，孩子们。”他说，“让这位女士看一看。”几个警察有些尴尬，不太情愿地往后退了几步，倒好像他们用身体挡住的是用粉笔在墙上画的一幅污秽的涂鸦似的。地上露出一张煞白的脸，仿佛它从来没有过生命，从来没有流过温暖的血液。你不能用平静两个字形容那张脸上的表情，那上面表现出的只是一片空虚。已经松开的裤子上到处是血，流在煤渣路上的已经凝结起来了。桑德斯说：“你们两个人把这位女士带到警察局去。我在这儿等救护车。”

二

麦瑟尔说：“你要是准备写一份材料的话，我必须提醒你下笔要慎重些。你写的任何东西将来都可能用来作为罪证的。”

“我没有什么要写的，”安说，“我只想同你说一说，吉米。”

麦瑟尔说：“如果督察在这儿，我就请他来处理你这个案子了。你应该知道，我是不允许我们的私交……我没有对你提起控诉并不意味……”

“你给我一杯咖啡喝，还是允许的吧？”安说，“快到吃早饭的时候了。”

麦瑟尔气冲冲地拍了一下桌子。“他到哪儿去了？”

“你别催我，”安说，“我有好多事要说。但是你不会相信的。”

“你看见他打伤的那个人了？”麦瑟尔说，“那人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他们已经从医院打电话来了，他内出血很厉害。”

“现在什么时候了？”安问。

“八点。你瞒着不说也不抵事。他是逃不掉的。再过一个钟头，空袭警报就要响了。街上的人都要戴上防毒面具。他立刻就会被认出来。他穿的是什么衣服？”

“如果你给我一点儿吃的。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吃了东西我就可以好好想一想了。”

麦瑟尔说：“你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不受控告，不算同谋犯。写一份陈述材料。”

“是三级同谋吗？”安说。

“你为什么要庇护他？为什么不肯揭露他，要知道你——”

“说下去，”安说，“发泄一下你个人的感情。没有人会责怪你的。我就不责怪你。但是我不许你说我不肯揭露他。他杀死了那个老人。他亲口告诉我的。”

“哪个老人？”

“那个国防部长。”

“你得编造出点儿更有意思的事来。”麦瑟尔说。

“我说的是真话。那些钞票不是他偷的。那是他们布置的圈套。那钱是他进行暗杀以后他们付他的酬金。”

“他真会讲故事，”麦瑟尔说，“可是我是知道那些钞票是从哪来的。”

“我也知道，我猜得着。从这个城市的一处地方。”

“他向你撒谎。钱是伦敦维多利亚街联合铁轨制造公司的。”

安摇了摇头。“最初不在那地方，那是中部钢铁公司的钱。”

“这么说他现在是到中部钢铁公司去了——到制革街去了？”

“是的。”安说这两个字时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自己听了也有些胆怯。她现在开始恨莱文了，倒在地上满身鲜血的那个警察叫她决定把莱文置于死地，但那间木板小房、寒冷的黑夜、那一堆麻袋和他对她无保留的、绝望的信任仍然萦绕在她的脑子里。在麦瑟尔拿起电话机话筒下命令的时候，她一直低着头坐在那里。“我们在那里等着他。”麦瑟尔说，“他去找什么人？”

“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里面可能有点儿什么事。”麦瑟尔说，“他同那个人中间有点儿什么关系。也许他被那里的办事员骗了。”

“给他那么多钱的不可能是个办事员。那个人想害死我，也是因为我知道了——”

麦瑟尔说：“你等一会儿再给我讲神话故事。”他按了一下铃，对进来的一个警察说：“你看着这个女人，过一会儿我们再审问她。你可以给她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

“你到哪儿去？”

“去把你那个男朋友弄来。”麦瑟尔说。

“他会开枪的。他比你手快。你为什么不能叫别人——”她央求他说，“我可以写一份详细陈述。他还杀过一个叫凯特的人。”

“你看着她。”麦瑟尔对那个警察说。他穿上了外衣。“雾快要散了。”他说。

安说：“你难道不知道，如果他说的是真话，只要给他点儿时间找到那个人，就不会——打仗了。”

“他给你讲了一个神话故事。”

“他告诉我的是真话——但是，当然了，你当时不在场——你没有听见他是怎么说的。我现在说，你听着就不一样了。我认为我是在拯救——拯救所有的人。”

“你不但没有拯救谁，”麦瑟尔狠狠地说，“反而叫他又多杀死了一个。”

“在这里说这件事，听起来就满不是那回事了。有点儿荒诞不经。但他是很认真的。要不然，”她有些绝望地说，“他就是疯了。”

麦瑟尔打开门。她突然对他大喊：“吉米，他没有疯。他们想把我杀死。”

麦瑟尔说：“我回来读你的陈述。”他随手把身后的门关上了。

第一章

一

威尔逊在贝德福德旅馆里愁眉苦脸地站在床旁边，打量着他的缠腰布，这块缠腰布皱皱巴巴地在床上半盘半摊着，像一条发怒的蛇。旅馆的这个小房间，由于威尔逊同缠腰布进行的一场搏斗，变得更加热不可耐了。隔着一道墙他可以听到哈里斯一天中第五次刷牙。哈里斯非常迷信口腔卫生。“在这个鬼地方只有饭前饭后刷一次牙才能使身体不垮。”他常常在喝橘子汁的时候抬起一张疲惫不堪的、苍白的面孔这样说。这时他正在漱口，那声音听起来像是水管子在跑水。

威尔逊在床沿上坐下休息了一会儿。为了让屋子里透一点儿凉风，他让门敞开着。他可以从屋子里望到过道对面的浴室。那个裹着头巾的印度人正衣冠齐整地在浴盆边上坐着。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威尔逊，鞠了一躬。“只费您一分钟，先生，”他大声说，“如果您肯过来一下的话……”威尔逊赌气地把门关上。他再一次试着把缠腰布缠到身上。

他曾经看过一场电影——是不是《孟加拉枪骑兵》[26]？——在这部影片里缠腰布简直驯服得出奇。一个裹着头巾的土著拿着卷成一卷的缠腰布，一个衣着整洁、一尘不染的军官像个陀螺似的旋转着身子，于是缠腰布便干净利落地紧紧缠在他的腰上。另一个仆人站在旁边端着冰镇的饮料，一把蒲葵扇在他身后轻轻摇动。看来这些事在印度是能够处理得很好的。虽然如此，经过又一次努力，威尔逊到底还是把这个劳什子缠在腰上了。缠得太紧了一些，而且满是皱褶，此外，塞进去的地方也太靠前，上衣遮挡不住。他从一面残破的镜子里悲哀地打量着自己的身影。有人在门外面敲了敲。

“谁？”威尔逊喊道，有一刹那他想的是那个印度人竟厚着脸皮追过来了……但是等门打开以后，他才发现是哈里斯；印度人仍然在过道对面的浴室里坐着倒弄他的一沓推荐信。

“出去吗，老兄？”哈里斯有些失望地问道。

“可不是。”

“今天晚上好像谁都要到外面去。看来整个饭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接着，他又沮丧地添了一句，“而且今天晚上又轮到吃咖喱饭。”

“不错，是咖喱饭。我吃不着了，真可惜。”

“你还没有连着吃两年呢，老兄，每星期四晚上一次。”他看了看威尔逊腰上的那块布，“你缠得不对，老兄。”

“我知道。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我从来不裹这个。凡是有脑子的人都看得出来，这种玩意儿对肠胃不好。有人说缠腰布能吸汗，可是我出汗的地方偏偏不在那里，老兄。我倒宁愿系吊裤带，只不过橡皮筋坏得太快，所以我觉得最好系皮带。我不是势利眼。你到哪儿去吃饭，老兄？”

“到塔利特家。”

“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昨天到我的办公室来结账，请我去他家吃晚饭。”

“你到叙利亚人家吃饭用不着穿礼服，老兄。把它解下来吧。”

“你敢肯定吗？”

“当然了，听我的话没错儿。完全用不着。”他又接着说，“你会好好地吃一顿，但是对那些甜食可要小心一点儿。生命的代价就是永远小心谨慎。我倒想知道，他有求于你的是什么。”威尔逊一边听哈里斯闲聊，一边把缠腰布解下来。威尔逊是一个很会听人讲话的人，他的脑子好像一个筛子，没有用的东西整天从那里面漏下来。他穿着衬裤坐在床上静静地听着——“你吃鱼要小心着点儿，我从来不敢碰鱼。”——但是哈里斯的话在他脑子里什么也没留下。他一边把白色的卡其裤拉到光滑的膝盖上，一边默诵着：

可怜的小精灵

只因一时疏忽，就被囚禁

在坟墓一般的躯壳中。

他的肚子叽里咕噜地叫唤起来，每到吃饭以前他的肚子总要这样响一阵。

从你那里，他只希望得到，

为了他的效劳和他的苦恼，

今天——一个笑脸，明日——一首诗歌。[27]

威尔逊对着镜子凝视着，用手指摸了摸自己那过于光滑的皮肤。镜子里的面孔也瞪着眼睛回望着他，一张白里透红的、健康的、胖乎乎而又毫无希望的面孔。哈里斯继续兴高采烈地讲下去：“有一次我对斯考比说……”这几个字凝结在一起，在威尔逊的嗓子里卡住了，他于是把自己思忖的事大声念叨出来：“真奇怪，他怎么会同她结婚。”

“我们大家都奇怪，老兄。斯考比人很不错。”

“她太好了，斯考比配不上。”

“你是说露易丝吗？”哈里斯惊奇地喊道。

“当然了。我还能说谁？”

“真是各有所好。你就大胆地干吧，老兄，准能上手。”

“我得走了。”

“吃甜食要小心着点儿。”哈里斯又来了一股劲，继续谈下去，“天晓得，与其吃星期四的咖喱，我倒宁愿尝尝理应小心提防的东西。今天不是星期四吗？”

“是的。”

他们走到外边过道上，走进印度人的视线里。“早晚你得让他算一次命，老兄，”哈里斯说，“哪个人都得让他算一次。不让他算一次命，他是永远不叫你清静的。”

“我不相信占卜算命这类玩意儿。”威尔逊扯了一个谎。

“我也不信，但是他很有两下子。我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他就给我算了。他告诉我，我在这个地方至少得待两年半的时间。我当时认为过一年半就能够休假了，现在我算明白了。”印度人带着胜利的神色从浴室里看着他们。他开口说：“我有一封农业厅主任的信，还有一封地区专员的。”

“好吧，”威尔逊说，“给我算一卦吧，可是要快一点儿。”

“我看我还是先走吧，老兄，省得我把秘密听了去。”

“我不怕。”威尔逊说。

“您坐在浴盆边上好吗，先生？”印度人很客气地邀请威尔逊坐下，把他的一只手拉过来，“您这只手可真令人感兴趣，先生。”他把威尔逊的这只手掂了掂，不太令人信服地说。

“你要多少钱？”

“根据顾客的官级，先生。像您这样的官，我得要十先令，先生。”

“太贵了点儿。”

“级别低的是五先令。”

“我是属于五先令那一级的。”威尔逊说。

“噢，您不是，先生。农业厅主任给了我一镑。”

“我不过是个会计。”

“这是您这么说，先生。总督副官和斯考比少校都给我十先令。”

“好吧，”威尔逊说，“这是十先令。说吧。”

“您到这个地方才不过一两个星期，”印度人说，“您在半夜里有时候很烦躁。您觉得您没有什么进展。”

“在哪一方面？”哈里斯懒洋洋地站在门口问。

“您有雄心壮志。是一个梦想家。很喜欢读诗。”

哈里斯嘻嘻地笑起来。威尔逊的眼睛从划着他的手纹的手指上抬起来，不无惊惧地望着占卜人。

印度人继续按照自己的路子讲下去。他的头巾俯在威尔逊的鼻子下面，一股陈腐食物的气味一阵阵冲上来——很可能他经常从食品橱里偷点儿什么塞在头巾里。印度人说：“您是个爱守秘密的人。您不对您的朋友说您读诗的事——只对一个人说。一个人。”他又重复了一遍，“您很羞怯。您应该更有勇气些。您的成功线很长，保您事事如意。”

“干吧，老朋友，准保胜利。”哈里斯重复他的话说。

当然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埃米尔·库埃宣传的那套心理学[28]：如果你深信不疑的话，事情就变成真实的了。踌躇不决的心理会消除，占卜中的错误也就不会被发觉了。

“你占的卦不值十先令，”威尔逊说，“这是五先令的货。告诉我一两件具体点儿的事，告诉我将要发生些什么事。”他不舒适地在浴盆的坚硬的盆沿上挪动了一下，看着一只蟑螂像个大血疮似的贴在墙上。印度人俯在他的两只手上又看了一会儿。“我看到巨大的成功。政府对您将会非常满意。”

哈里斯说：“他认为你是官吏[29]。”

“为什么政府将会对我感到满意？”威尔逊问。

“您会捉到您要捕捉的人的。”

“啊，”哈里斯说，“我想他把你当成一个新来的警察了。”

“很可能，”威尔逊说，“别再浪费时间了。”

“再说说您的私人生活，也将是个大成功。您会得到您的心上人。您会乘船离开这里。一切都会很好。对您来说。”他加了一句。

“这回真正值十先令了。”

“晚安，老家伙。”威尔逊说，“你这样占卦，我是不会给你写推荐信的。”他从浴盆边上站起来，墙上的蟑螂飞快地钻到什么东西后面去了。“我真受不了这些东西。”威尔逊一边说一边侧着身子向门外走去。走到过道上，他又转过头来重复了一句：“晚安。”

“我刚来的时候也受不了，老兄，可是我发明了一种游戏。你到我屋子里来，我给你看看。”

“我该走了。”

“到塔利特家吃饭谁也不准时。”哈里斯把房门打开。第一眼看到这间屋子的肮脏杂乱，威尔逊很替哈里斯难堪，不禁把头一扭。在自己的屋子，威尔逊是不肯这样把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摆在明面儿上来的——脏漱口杯，扔在床上的毛巾。

“你看看这儿，老朋友。”

威尔逊把目光移到墙壁上，感到心安了一些。墙上是用铅笔做的一些记号：一个大写字母H，下面是一行数字，前面记载着日期，就像现金账簿一样。另外一栏是D.D．两个字母，下面也是许多数字。“这是我打蟑螂的记录，老兄。昨天记录平平，只打着了四个。最高记录是九个。这就使你欢迎这些小生物了。”

“D.D，代表什么？”

“就是掉进下水道[30]，老兄。每逢我把它们打进洗脸台，掉进下水道里，就在这一栏上记一笔。没准儿还没有打死，是不是？”

“没准儿。”

“做这种游戏不能哄骗自己，弄虚作假就没味儿了。唯一的问题是，自己跟自己赌赛，有时候觉得没有意思。咱们俩进行一场比赛好不好，老兄？你知道，这需要技巧。这些东西确实能听到你的脚步声，它们跑得飞快，像闪电一样。每天我都用手电筒搜捕一番。”

“我倒也可以试试，可是我现在得走了。”

“你听我说——我现在先不打，等你从塔利特家回来咱们再开始。上床以前咱们玩五分钟。就玩五分钟。”

“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

“我同你一起下楼吧，老兄。我已经闻见咖喱味了。你知道，刚才那个老傻瓜把你当成新来的警官，我差点儿笑出声来。”

“好多事他都弄错了，不是吗？”威尔逊说，“我是说他说我爱读诗的事。”

二

威尔逊第一次看到塔利特的住房，觉得很像一个乡村舞厅。所有的家具都靠墙摆着，一把把不舒适的高靠背硬椅摆成一排，墙角坐着几位老年人也活像是护送少女出席舞会的陪伴。老妇人穿着黑绸子衣服，不知要用多少码绸子才能做成；还有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头儿，戴着一顶吸烟时戴的软帽。这些人都一声不响地紧紧盯着他。威尔逊不愿意这些人这么盯着自己，便抬起头打量起墙壁来。墙上光秃秃的什么装饰也没有，只有屋子的每个拐角都钉着一些充满浪漫情调的法国明信片，用缎带和蝴蝶结连成一组蒙太奇——几个年轻人嗅着紫红色花朵，一个圆润、粉红色的肩膀，一个热情的接吻……

威尔逊发现，除了他自己以外，就只有一位客人——兰克神父，一位穿着长法衣的天主教传教士。威尔逊和兰克神父坐在两个角落里，被夹在那些陪伴中间。兰克神父告诉威尔逊，这些人中谁是塔利特的祖父母，谁是他的父母，哪两个是伯父，一个老太太也许是他的曾祖母，另外还有一个表亲。塔利特的老婆正在大厅里望不到的一处地方准备菜饭，一小盘一小盘的食物由塔利特的弟弟和妹妹源源不断地给两个客人端上来。这一大家族人除了塔利特外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兰克神父这样隔着大半间屋子大声谈论主人家里的私事使威尔逊觉得很不好意思。“谢谢，我不吃这个。”兰克神父摇晃着那把乱蓬蓬的白胡子谢绝了一道甜食，“我建议你对那些东西要小心点儿，威尔逊先生。塔利特是个好人，但是他弄不清楚西方人的肠胃能接受什么。那些老人的肠胃简直同鸵鸟的一样好。”

“这种吃饭的方式真有意思。”威尔逊说。他的目光碰到了坐在屋子另一边的一位老祖母的目光，他向她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老祖母显然以为威尔逊想再要点儿甜食，便生着气喊起孙女来。“不，不。”威尔逊连忙否认，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他一边摇头一边冲着那位年过百岁的老头苦笑。老头咧开嘴唇，露出牙齿掉光的牙床子，向塔利特的弟弟恶狠狠地做了个手势。塔利特的弟弟马上又端来一盘甜食。“这种东西很保险，”兰克神父大声喊道，“只是糖、油和一点儿面粉。”两个客人的酒杯一分钟也不停地被斟满威士忌。

“真希望你老实承认，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威士忌，塔利特。”兰克神父喊叫着说，同时流露出一头老象般的调皮神情。塔利特满面笑容，轻手轻脚地从屋子一头跑到另一头，同威尔逊讲句话，又同兰克神父搭个腔。塔利特穿着白色长裤，黑色头发紧贴在头上，一张灰暗、光洁的外国人的面孔，一只木偶似的玻璃假眼，他的样子使威尔逊联想到一个年轻的芭蕾舞演员。

“希望号已经走了，”兰克神父又从屋子那边喊过来，“你估计他们发现什么没有？”

“据办公室里谣传，”威尔逊说，“找到了几颗钻石。”

“钻石，哎呀呀，”兰克神父说，“他们永远也找不到钻石。他们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找。你说呢，塔利特？”接着，兰克神父又给威尔逊解释说：“一提到钻石，就揭了塔利特的旧疮疤。去年他上了当，买的钻石是假的。尤塞夫骗了你，是不是，塔利特？你这个小无赖！还不够精明，是不是？你这个天主教徒让一个穆斯林给骗了。我真想扭断你的脖子。”

“他干了坏事。”塔利特站在威尔逊和神父两人中间说。

“我到这个地方才不过几个星期，”威尔逊说，“可是人人都同我谈尤塞夫的事。他们说这个人卖假钻石，偷运真钻石，卖劣酒，囤积棉布等着法国人入侵，诱拐军医院的女护士，简直无恶不作。”

“他是一条癞皮狗，”兰克神父带着某种欣赏的语气说，“我并不是说，你在这里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能够相信。要是什么都信的话，这里就没有一个人不同别人的老婆睡觉，没有一个警察不受贿了——不是受尤塞夫收买就是收塔利特的贿赂。”

塔利特说：“尤塞夫是个坏蛋。”

“政府为什么不把他弄进去？”

“我在这里待了二十二年了，”兰克神父说，“可是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叙利亚人有什么真赃实据落在警察手里。啊，我多少次看到警察早上起来，一脸得意扬扬的样子，准备一下子猛扑过去，简直乐得心里都开了花了——我本来想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可是转念一想，我费这个力气做什么？他们到头来还不是扑了一场空？”

“你真应该当个警察，神父。”

“啊，”兰克神父说，“谁知道呢？咱们这座城警察已经够多的了，磕头碰脑都是——至少人们都这么讲。”

“谁这么讲？”

“这种甜食要小心着点儿，”兰克神父说，“少吃一点儿没什么问题，可是你已经吃了四块了。喂，塔利特，看起来威尔逊先生已经饿了。你不能把大菜端上来吗？”

“大菜？”

“就是说主菜。”兰克神父说。整个这间屋子都嗡嗡地回响着他的欢笑声。二十二年来，这个声音一直在欢笑着、打趣着，妙趣横生地鼓舞人们熬过旱季和雨季。但是他的这种快乐到底有没有使哪一个人得到安慰呢？威尔逊想知道，它是否安慰得了他自己呢？这声音听起来就像公共浴室里瓷砖上回荡着的哄闹声响：一些陌生人在洗蒸汽浴时的撩水的声音和笑声。

“当然，兰克神父。马上就来，兰克神父。”兰克神父不等邀请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一张桌子边坐下。这张桌子也同硬靠背椅一样，贴墙摆着。只摆了几个人的餐具，威尔逊有些犹豫。“来，坐下，威尔逊先生。只有上年纪的人同我们一起吃——当然，还有塔利特。”

“你刚才在谈一桩谣言？”威尔逊问。

“我的脑袋是一个谣言的储藏箱，”兰克神父说着做了一个表示绝望的滑稽手势，“如果有谁告诉我一件什么事，我想他就是为了要我把这件事传播出去。在今天这样一个什么事都成为官方秘密的时候，提醒人们：舌头生来是为了谈话用的，真实情况是为了让大家谈论的，我想我这个职务还是很有用的。你看看塔利特在干什么。”兰克神父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塔利特正掀起遮光窗帘的一角，凝视着外面漆黑的街头。“在想尤塞夫在干什么呢，你这个小无赖？”兰克神父问道，“尤塞夫有一所很大的住宅，在街对面。塔利特想把它弄到手。是不是，塔利特？饭怎么样了，塔利特？我们饿了。”

“马上就来，神父，马上就来。”他一边说一边从窗边走过来。他默默地在百岁老人的身旁坐下，看着他的妹妹往桌上端菜。“你在塔利特家总能吃一顿好饭。”兰克神父说。

“尤塞夫今天晚上也请客。”

“作为一个传教士，不该过于挑剔，”兰克神父说，“但是我认为你这里的饭菜更好消化。”他的笑声又在屋子里嗡嗡地回响起来。

“让人发现同尤塞夫有来往，有那么糟糕吗？”

“可不是，威尔逊先生。如果我看到你到他家去，我会对自己说：‘尤塞夫急于知道关于棉花的某些情报——比如说，下月的进口量是多少——有多少正在海路上运过来，他会出钱买这些情报的。如果我看到一个女孩子走进去，我会想真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他用叉子从盘子里叉起一块什么，又呵呵地笑起来，“但是如果进去的是塔利特，我就会等着听喊救命的声音了。”

“如果你看见有警官进去呢？”塔利特问。

“我就会不相信我的眼睛了。”兰克神父说，“自从发生了拜利的事以后，再没有哪个警察这么傻了。”

“前两天有一辆警车把尤塞夫送回家来，”塔利特说，“我从这边看得清清楚楚。”

“大概是哪个司机想挣点儿外快吧。”兰克神父说。

“我好像看见了斯考比少校。他很小心，没有从车里出来。当然，我不敢说我看得准对。我只是说，看起来像是斯考比少校。”

“我的舌头又胡说八道了，”神父说，“我真是个多嘴多舌的老傻瓜。嗯，如果是斯考比的话，我就不再往下想了。”他的眼睛在屋子里巡视了一周，“不再往下想了，”他说，“我敢拿下个星期日的捐款打赌，这里面没有什么事儿，绝对没有什么事儿。”他又一次摇摆起他那瓮声瓮气的大钟来，呵，呵，呵，像一个麻风病患者在摇铃告诉路人自己的苦难似的。

三

当威尔逊回到旅馆的时候，哈里斯的屋子里仍然点着灯。威尔逊很疲劳，心情也有些烦闷，他想蹑着脚走过去，但还是被哈里斯听到了。“我一直听着你的脚步声，老兄。”他摇晃着手电筒。他在睡裤外面套着防蚊靴，看起来像是一个疲劳不堪的防空队员。

“太晚了。我想你已经睡了。”

“不进行捕蟑螂的比赛我是睡不着觉的。这件事已经在我的脑子里扎了根了，老兄。咱们可以每个月发一次奖。可以预见，将来会有一天别人也都要参加进来。”

威尔逊带着嘲讽的口气说：“也许还要设银杯呢。”

“比这个更离奇的事也有啊，老兄。捕蟑螂锦标赛。”

哈里斯在前面带路，轻手轻脚地从地板上走到屋子正中央：罩在灰色蚊帐下面的铁床，椅背可以折叠的扶手椅，化妆台上凌乱地摆着的几本《图片邮报》[31]。威尔逊看到居然还有房间比自己的更加凄凉，又一次悚然一惊。

“以后在我们两人的房间轮流进行，老兄。”

“我用什么武器？”

“你可以借用我的一只拖鞋。”一块地板在威尔逊的脚下咯吱地响了一下，哈里斯警觉地回过头来，“它们的耳朵同耗子一样灵。”

“我有一点儿累。你看是不是今晚……”

“就玩五分钟，老兄。不玩完这个我是睡不着觉的。看，这儿就有一个——在化妆台上。你先打。”但是当威尔逊手中的拖鞋的影子刚一落到墙上，这只蟑螂马上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你这样打不到，老兄。你看我怎么打。”哈里斯开始扑打另一只：这只蟑螂趴在墙壁不高不低的地方，哈里斯蹑着脚走过咯吱咯吱响的地板，先用手电筒在它身上来回地闪动一阵，然后一下子猛击下去，只见墙上留下一道血印。“一个完蛋了，”他说，“你得施展催眠术。”

两个人在屋子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摇晃着电筒，挥舞着拖鞋，有时候头脑发昏，紧追不舍地一直赶到墙角。捕猎的热情把威尔逊的想象力也挑动起来了。开始的时候，两人的态度还都保持着运动员的风度，有时候称赞一声“打得妙”，有时候也安慰一句“运气不好”，但是在一次比分相同，追赶同一只猎物在护壁板前碰个对头的时候，两个人的好性子都没有了。

“老兄，你别跟我追一只鸟儿啊！”哈里斯说。

“我先把它吓跑的。”

“你的那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老兄。这是我的。”

“还是那一个。它掉了两次头。”

“不是。”

“不管怎么说，没有理由我不能追打同一只。你把它赶到我这边来的。你可有点儿不讲道理。”

“你违反了规则。”哈里斯不客气地说。

“也许是违反了你的规则。”

“见鬼，”哈里斯说，“这个游戏是我发明的。”

一只蟑螂趴在洗脸台里的一块棕黄色的肥皂上，被威尔逊首先发现了。他进行了一次远射，从六英尺远的地方把鞋甩过去。拖鞋漂亮地落在肥皂上，蟑螂打着滚儿跌到洗脸台里。哈里斯打开水龙头，把它冲进下水管里。“打得好，老兄，”他想缓和刚才的僵局，叫了一声好，“一个D.D.。”

“真见鬼，哪里是D.D.，”威尔逊说，“你开水龙头的时候蟑螂已经死了。”

“你敢保证已经把它打死了吗？也许只是打晕了——脑震荡。根据规则该算D.D.。”

“又是你的规则。”

“我的规则在这里就是昆士伯利[32]标准规则。”

“昆斯伯利规则也该修改一下了。”威尔逊用威胁的语调说。他砰的一声用力把身后的房门一摔，连他自己的屋子四壁都颤动起来。他的心脏因为生气和夜晚的闷热跳个不停，腋下的汗水仿佛都流干了。但是当他站在自己的床边，看着这间同哈里斯的一模一样的房间——洗脸台、桌子、灰色的蚊帐，甚至贴在墙上的蟑螂——怒气一点儿一点儿地从他身体里消散出去，代替的是一阵寂寞、凄凉的感觉。仿佛是，他同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吵了一架。我发疯了，他想。是什么使我这样大发脾气呢？我失去了一个朋友。

这一天夜里他很久很久不能入睡，当他最后终于睡着以后，他梦到自己干了一件什么犯罪的事，以至于醒来后那种犯罪的感觉还沉重地压着他。在他去楼下吃早饭的时候，他在哈里斯的房门外边停下来。屋子里什么动静也没有。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答。他开了一条门缝，透过灰色蚊帐模模糊糊地看到哈里斯的湿漉漉的床铺。“醒了吗？”他轻声问道。

“什么事，老兄？”

“昨天晚上的事，哈里斯，我很对不起。”

“是我不对，老兄。我有点儿发烧。昨天心里很不舒服。容易发火。”

“不，是我不对。你是有道理的，应该算D.D．。”

“咱们以后扔硬币看正反决定吧，老兄。”

“今天晚上我还来。”

“那太好了。”

但是在吃过早饭以后，发生了一件别的事，把他的心思又从哈里斯身上扯开了。在进城的路上他到专员的办公处去了一趟，出来的时候，正好遇到斯考比。

“你好，”斯考比说，“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啊？”

“刚才为了通行证的事去找了专员一趟。在这个城市里一个人需要有这么多通行证，先生。我需要一个能够通行码头区的。”

“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啊，威尔逊？”

“你们一定不愿意总是叫客人来打扰自己的，先生。”

“胡说。露易丝会很高兴同你再谈谈书籍的事。我是不看书的，你知道，威尔逊。”

“我想你没有什么时间。”

“噢，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斯考比说，“时间倒多的是。只不过我没有读书的癖好。来，到我的办公室待一会儿。我给露易丝打一个电话，她会很高兴看到你的。我希望你到我们家来，带她出去散散步。她活动得太少了。”

“我很愿意。”威尔逊说，在阴影里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起来。他向四周看了看，这就是斯考比的办公室。他像一个将军观察阵地一样仔细打量了一下这间屋子，但是很难把斯考比看作是敌人。当斯考比在桌前往身后一靠，开始拨电话号码的时候，挂在墙上的锈迹斑斑的手铐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今天晚上有空吗？”

威尔逊意识到斯考比正在注视着自己，连忙把心思收回来。斯考比的两只微微突出的、有一点儿发红的眼睛带着某种沉思的表情盯住他的面孔。“我奇怪你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斯考比说，“你不是这种类型的人。”

“有时候一个人会身不由己地做一件事。”威尔逊扯谎说。

“我可不这样，”斯考比说，“我做什么事前都计划好。你知道，连别人的事我也替人家计划。”他开始对着电话机说起话来。他的语调发生了变化：他好像在读一个演员的台词——这些台词读起来需要带着温情和忍耐，这些台词他读过这么多遍，因此尽管嘴巴动着，眼睛却什么表情也没有。斯考比把听筒放下来，说：“太好了。就这么定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威尔逊说。

“我订的计划做起来总是很顺利。”斯考比说，“你们两个人出去散散步，回来的时候，我会把酒准备好。在我家吃饭，”他带着一些焦虑继续说，“我们会很高兴同你在一起的。”

当威尔逊离开以后，斯考比走进去找专员。他说：“刚才我就要来找你，先生，我碰到威尔逊了。”

“噢，是的，威尔逊，”专员说，“他来找我谈了谈他们的一个驳船夫的事。”

“我明白。”办公室关着百叶窗，把朝阳挡了起来。一个军士从两人中间走过去，拿来一沓公文，同时也带来一股动物园的气味。天气非常闷，雨总是下不起来，虽然才不过早晨八点半钟，身体已经泡在汗水里了。斯考比说：“他告诉我他是为了通行证的事来找你的。”

“噢，是的，”专员说，“也为这个。”他把一张吸墨纸放在手腕下面，为了写字的时候把手上的汗吸掉。“是的，也是为了同我谈谈通行证的事，斯考比。”

第二章

一

斯考比太太走在前面，向下爬往横架在河流之上的桥梁，这座桥上还铺有废弃铁路遗留下来的枕木。

“我还从未发现这有段铁路。”威尔逊说，肥胖的重负让他喘起气来。

露易丝说：“这是我最喜欢散步的一条路。”

在这段铁路上方尘土飞扬的斜坡处，一个老头无所事事地坐在棚屋的门口；一个乳房开始逐渐显出形状的少女朝他们走来，头顶着一只水桶尽力保持平衡；一个只在腰间挂着一圈红色圆珠项链、全身赤裸的小孩，在狭小的土院子里的一群鸡中间玩耍；一群工人在结束工作之后，拿着斧子穿过桥走来。这是一天中较为凉爽的时候，也是一天中较为宁静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这个城市的一切就在我们身后？”斯考比太太说，“几百码远的山那边，男孩们正在贩卖饮料。”

铁路一直蜿蜒至山坡前，威尔逊向下望去可以看到巨大的港口铺展开在他面前。一支护航编队正在轰隆声中集结。那些小船在轮船之间像飞虫般移动着。在他们上方，灰色的树木和燃烧后的灌木覆盖在山脊的顶部。威尔逊的脚尖不时碰到枕木凸出来的地方，而被绊了一两次。

路易丝说：“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该有的样子。”

“你丈夫喜欢这个地方，是吗？”

“噢，我有时候觉得他的视力有某种选择性。他只看到他想看到的。他看不到那些勾心斗角，他也听不见那些流言蜚语。”

“他眼里有你。”威尔逊说。

“感谢上帝，他没有，因为我也得了这些病。”

“你并不势力。”

“噢，是的，我是。”

“你让我心神不宁。”威尔逊说。他的脸红了起来，不由自已地扭动脸部肌肉，准备吹一个谨慎细微又漫不经心的口哨。但他没吹出来。噘起的嘴唇最后像一条鱼一样只吐出一口气。

“看在上帝的份上，”露易丝说，“别这样谦卑。”

“我并不谦卑。”威尔逊说。他闪到一边，让工人过去。他解释道：“我还有过非分之想。”

“两分钟后，”露易丝说，“我们就走到这里最好的地方了——在那里你看不到任何单栋的房子。”

“你真好，带我看这个……”威尔逊咕哝道，又被铁轨绊了一下。他很少跟人聊天：跟女人在一起时他会很浪漫，但除了浪漫别的也没有了。

“那儿。”露易丝说，但他还没来得及看见——荒凉的绿色山坡坠入壮阔平静耀眼的海湾——露易丝就再次打算离开，按原路返回。“亨利就快回来了。”她说。

“谁是亨利？”

“我丈夫啊。”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记得你叫他别的名字——好像是蒂奇。”

“可怜的亨利，”她说，“他有多讨厌这个名字。我尽量不在别人面前叫他这个，但我总忘记。我们走吧。”

“我们要不要再走远一点儿——走到火车站？”

“我很乐意，”露易丝说，“最好在天黑之前回去。天黑之后那些老鼠就都出来了。”

“往回走一路都是下坡。”

“那我们快点儿吧。”露易丝说。他跟在她后面。露易丝瘦削又笨拙，但对他像是有一种温蒂妮[33]才有的吸引力。她对他一直很好，愿意陪着他，并且还不自觉地表露出女人情愫骚动时的那种亲切。但他对这段关系没有主动权，也没法儿让他们的关系对等。在他充满浪漫、谦卑和抱负的脑海里，他只想谈一次恋爱，与女服务员、电影院的女检票员、巴特西[34]女房东的女儿或者女王——露易丝就是女王。他看着露易丝的脚跟又咕哝道：“真漂亮啊。”他走在石道上，两个肥壮的膝盖隔着裤子不停地撞到一起。眨眼间，阳光变了色：太阳由砖红色变成半透明的粉红色，落下山并坠入海湾广阔平静的海水。日落时分的阳光，总会给人一些意外之喜，虽然它从未刻意如此。

“到了。”露易丝说。他们靠着废弃的小车站的木质墙上，大口地呼着气，一边看着转瞬即逝的晚霞。

穿过一扇敞开的门——应该是曾经的候车室或者站长的办公室？——一群母鸡进进出出。窗子上的灰尘像是由不久前刚刚路过的一列火车的蒸汽留下的。在永久关闭的售票窗口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一个粗糙的男性生殖器的形状。当露易丝靠在窗口呼吸时，威尔逊可以越过露易丝左边的肩膀看到它。“过去我每天都会来这里，”露易丝说，“直到他们为我毁了这里。”

“他们？”

露易丝说：“感谢老天，我很快就要离开这儿了。”

“为什么？你不会是真要离开吧？”

“亨利会送我去南非。”

“噢，老天。”威尔逊喊道。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像一阵剧痛。他的脸都扭曲了。

威尔逊试着掩盖自己过度的反应。没人比他自己更清楚地知道，他脸上从不表露出愤怒或者激动的情绪。他说：“你不在这里他该怎么办？”

“他会处理好这些的。”

“他会感到非常孤独的。”威尔逊说道——他、他、他在他内耳里激荡时就像是在说我、我、我。

“我不在这里，他会更幸福的。”

“他应该不会。”

“亨利并不爱我。”她平静地说，就像是在教一个小孩，用最简单的词语来解释最复杂的问题，简化……她又把头靠着售票窗口，然后对他笑了笑，像是在说，当你对此看得很透时是很容易说出来的。“我不在这里，他会更幸福的。”她又说了一遍。一只蚂蚁从木头上爬上她的脖子，而他靠得足够近到把蚂蚁拂掉。他并不想这样。当他把自己的嘴唇从她的嘴唇上移开时，蚂蚁还在那儿。他让它爬上自己的手指。露易丝口红的味道像是他从未品尝过的某种东西，他会永远记得。这对他而言，就像是执行一条在全世界都已被废除的法律。

“我恨他。”她说，拾起已经被遗忘的对话。

“你不要走。”他恳求她。一滴汗水流向他的右眼，他伸手拂去；他的眼睛越过她的肩膀，再次看向那个生殖器图案。

“如果不是因为钱，我早就走了，可怜的亨利。他必须想出办法。”

“怎么想？”

“那是男人的事。”她说这话时像是一个挑衅，威尔逊又亲吻了她一次；他们的嘴唇像双壳贝贴在一起，然后她挣扎开，他听到了不幸的声音——反复地——兰克神父的笑声沿这段铁路传来。“晚上好，晚上好。”兰克神父说。他的步子很大，被他的法衣绊住了，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暴风雨就要来了，”他说，“赶快走。”伴随着一阵“呵，呵，呵”声凄凉地顺着铁轨消失了，没给任何人带来一丁点儿的安慰。

“他没看见我们是谁。”威尔逊说。

“他当然看见了。这又有什么关系？”

“他最爱传播谣言。”

“就这点儿问题。”

“这不是问题吗？”

“当然不是，”她说，“为什么应该是？”

“我爱上你了，露易丝。”威尔逊伤心地说。

“我们才见第二面。”

“我没看出来这有什么不同。你喜欢我吗，露易丝？”

“我当然喜欢你，威尔逊。”

“我希望你不用叫我威尔逊。”

“你有其他名字吗？”

“爱德华。”

“你想让我叫你‘泰迪’或者‘熊’吗？这些名字会一直跟着你在你真正认清这些之前。当你忽然叫某人‘熊’或者‘蒂奇’，那个真正的名字就会变得枯燥和正式，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因此而恨你。我宁愿叫你威尔逊。”

“为什么你不离开他？”

“我正在离开他。我跟你说了，我就要到南非去了。”

“我爱你，露易丝。”他又说了一遍。

“你多大了，威尔逊？”

“32岁。”

“32岁还很年轻，我太老了，已经38岁了。”

“这没关系。”

“威尔逊，你读的那些诗都太浪漫了。这有关系。这比爱的关系更大。爱一点儿不真实，不像年龄和宗教……”

乌云穿过海湾而来：在布洛姆上空黑压压地聚集起来，然后在空中撕扯着，上下翻滚。狂风将他们吹向车站。“太迟了，”露易丝说，“我们被困住了。”

“这会持续多久？”

“半个小时。”

一开始只有几点雨打在他们脸上，紧接着大雨落下。他们站在车站里，听着暴雨猛击在屋顶上。四周一片黑暗，几只鸡在他们脚下来来去去。

“真可怕。”露易丝说。

他碰了碰她的手，然后抚摸着她的肩膀。“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威尔逊，”她说，“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她不得不说得大声一些，以免她的声音被车站铁皮屋顶之上的雷鸣声盖住。

“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听得出来她正在离自己远一点儿，而且他很高兴四周一片黑暗，遮住了自己的窘迫。“我喜欢你，威尔逊，”她说，“但我不是那个在黑暗中发现自己和一个男人相处时就期望跟他谈情说爱的护士长。你不必靠近我，威尔逊。我不想要你。”

“我爱你，露易丝。”

“是，是，威尔逊，你已经告诉我了。你觉得这里有蛇吗——或者老鼠吗？”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南非，露易丝？”

“蒂奇弄到钱的时候。”

“这会花很大一笔钱。你有可能就去不了。”

“他会想出办法的。他说过他会。”

“人寿保险？”

“不是，他试过了。”

“我希望我自己能出得起这笔钱，但我穷得跟教堂里的老鼠一样。”

“不要在这里说老鼠。蒂奇会想出办法的。”

他在黑暗中开始观察她的面孔，瘦削的脸庞、灰白的皮肤、薄薄的嘴唇——就像努力回忆曾经认识但后来永远离开的某个人的容貌。人往往会用这种方法建立起他人的容貌——首先是他的鼻子，如果注意力足够集中的话，还会记起他的眉毛，却始终记不起他的眼神。

“他会为我做任何事的。”

“刚刚你还说他不爱你。”

“噢，”她说，“但他有很强的责任感。”

他动了动。她激烈地叫了出来：“待在那里。我不爱你。我爱的是蒂奇。”

“我只是转移一下身体的重心。”他说。她笑了起来。“多好笑啊，”她说，“很长时间以来，我身上发生的事都变得很可笑。我会记得这个好几个月的，好几个月。”但对威尔逊而言，他会一杯子记得她的笑声。他的裤子在风暴的吹拂下不停地拍打着，他又想到了那句诗：“在坟墓一般的躯壳中。”

二

当露易丝同威尔逊从河对岸回来，走到勃恩赛德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一辆警用厢型车停在门前，车灯照亮了打开的房间，人影进进出出，往外搬送东西。“怎么了？”露易丝叫了一声，开始往家里跑起来。威尔逊喘着气跟在后面。阿里从房子里走出来，头上顶着一个铝皮浴盆、一把折叠椅和一个用旧手巾系着的包裹。“发生了什么事了，阿里？”

“老爷要出门了。”他说。在车灯的照耀下，看得到他笑得咧开了大嘴。

斯考比手里端着一杯酒，正坐在起居间里。“我很高兴你们回来了，”他说，“我本来以为我只好写个条子了。”威尔逊发现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在写条子了。斯考比已经从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用他那笨拙的书法写下几行字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亨利？”

“我得到班巴去一趟。”

“你不能等星期四的火车去吗？”

“不能等。”

“我能同你一起去吗？”

“这次不成。对不起，亲爱的。我得带着阿里去，把那个小佣人给你留在家里。”

“出什么事了？”

“年轻的佩倍尔顿出了点儿事。”

“严重吗？”

“严重。”

“他是那样一个傻瓜。让他在那个地方当地区专员简直是发疯了。”

斯考比把杯里的威士忌喝干了，说：“很对不起，威尔逊，你自己张罗自己吧。从冰箱里拿出一瓶苏打水来。佣人们都忙着搬行李呢。”

“你要去多久，亲爱的？”

“噢，我后天就能回来，如果运气好的话。为什么你不去哈里法克斯太太那里住两天呢？”

“我在家里住没有什么问题，亲爱的。”

“我也可以把小佣人带走，把阿里给你留下，可是小佣人不会做饭。”

“有阿里在身边你会过得好一些，亲爱的。就同我没有到这地方来以前你过的那些日子一样。”

“我想我该走了，先生。”威尔逊说，“我很抱歉，我同斯考比太太出去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噢，我不担心这个，威尔逊。兰克神父刚才从这里经过，告诉我你们在老车站里避雨。你们该这样做的。兰克神父浑身都淋湿了。他也该在那里避避雨——像他这把年纪，再发起烧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能给你倒一杯酒吗，先生？然后我就走了。”

“亨利最多就喝一杯。”

“你说得对，可是我想我还愿意再喝一杯。但是你不要走，威尔逊，留在这儿，陪露易丝一会儿。我再喝完这杯就得动身了。我今天夜里是不能睡觉了。”

“为什么不能叫一个年轻一点儿的人去呢？你岁数太大了，蒂奇，不该再办这种事了。坐一夜的汽车。为什么你不派弗莱塞尔去？”

“专员叫我去。这是那种案件——需要细心、老练，不能让年轻人去处理。”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当他发现威尔逊也正在盯着他，就把目光忧郁地移到别处。“我必须走了。”

“这次的事我再也不能原谅佩倍尔顿了。”

斯考比带着责备的语气说：“别胡说八道了，亲爱的。如果我们了解了真实情况，许许多多的事我们都会原谅的。”他又对着威尔逊干笑了一下，“如果一个警察能把事实调查清楚，他应该是世界上最有宽恕心的人。”

“我很希望我能帮帮你的忙，先生。”

“你能够帮忙。待在这里，陪着露易丝多喝几杯酒，叫她高兴起来。她没有什么机会同别人谈论书籍的。”威尔逊看见露易丝在听到“书籍”这个词儿的时候咬紧了嘴唇，正像不久以前他看见斯考比在听到“蒂奇”这个名字时打了个寒战一样。威尔逊这时第一次体会到，人与人的关系，不论是谁，总无法避免痛苦——自己受的痛苦和加给别人身上的痛苦。我们居然会害怕孑然独处，多么愚蠢啊！

“再见，亲爱的。”

“再见，蒂奇。”

“好好照顾着威尔逊。别让他缺酒喝。你自己也别忧伤。”

当露易丝吻着斯考比的时候，威尔逊端着一杯酒站在门边，回忆起上面小山上的那个废弃的车站以及口红的滋味。整整一个半小时，她的嘴巴上带着的是他的唇印。他没有嫉妒的感觉，他感到的只是一阵悲伤无望，就好像一个人想在一张潮湿的纸上写一封重要的信，但无论怎么努力，那字迹总是模糊不清。

他俩并排站着，望着斯考比走到路那边，走到警察厅的小旅行车前边。他喝的威士忌比平常的多了一些，也许是因为这个他的脚步才有些蹒跚。“他们应该派一个年轻人去。”威尔逊说。

“他们老是这样。他是专员唯一信得过的人。”看着他吃力地爬到汽车里，她又伤感地说，“他不是那种典型的副官吗？总是干活儿的那个。”

驾驶汽车的黑人警察发动了引擎，嘎嘎地调好挡才松开离合器。“他们连一个好司机都不给他，”她说，“好司机要留着送弗莱塞尔和别的人去俱乐部跳舞。”旅行汽车颠簸了一下，冲出了院子。露易丝说：“好了，不管怎么说人也走了，威尔逊。”

她拿起斯考比准备留给她看的条子，大声读道：亲爱的，我需要动身到班巴去。这件事不要让别人知道。出了一件可怕的事。可怜的佩倍尔顿……

“可怜的佩倍尔顿。”她非常生气地重复了一句。

“佩倍尔顿是什么人？”

“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简直是一条跳跳蹦蹦的小花狗。他本来是班巴的地区副专员，后来巴特沃斯生了病，就让他负责那个地方的事了。谁都知道非出乱子不可。遇到麻烦的事来了，坐一夜汽车去解决问题的，当然还得是亨利……”

“我是不是得走了？”威尔逊说，“你该换衣服了。”

“是的，你最好走吧——免得让别人知道他已经走了，咱们还在一间屋子单独待了五分钟，况且屋子里还有一张床。单独的，当然了，不算小佣人和厨师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

“我希望我能替你做一点儿什么。”

“你可以做点什么，”她说，“你可不可以到楼上去看看卧室里有没有老鼠？我不愿意叫小佣人知道我胆小。把窗户也关上。老鼠总是从窗户进来。”

“关上窗户太热了。”

“我不在乎。”

他紧靠着门边站着，轻轻地拍了两下巴掌。屋子里一点儿声响也没有，然后，他蹑手蹑脚地、匆忙地，好像没有权利留在这间屋子里似的，走到屋子另一头窗户前面，把它关上。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脂粉的气味——他觉得在他知道的气味中这是最值得记忆的一种香味。他又站在门边，把整个屋子仔细看了一遍——小孩的照片、香脂罐、阿里拿出来的为了晚上穿的衣服。在国内的时候，他受过训练该如何记忆，如何挑选出重要的细小的物件，搜集有价值的证据，但是他的雇主从来没有告诉他，他将到这样一个奇异的国土里来。

第三部

第一章

一

警用厢型车停在一大队等候摆渡的军用卡车中间，这些汽车的车灯在黑夜里宛如一个小村庄的灯火。路两旁的树木低低地压在头顶上，散发着热气和雨水的味道，在这一队汽车后面某处，一个司机正在唱歌——悲泣的、没有什么音调的歌声时高时低，好像风儿嘶嘶地吹过钥匙孔。斯考比在车上一会儿睡着一会儿醒来，如此反复。醒着的时候他就想佩倍尔顿的事，设想如果自己是佩倍尔顿的父亲该是什么心情——那个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退休的银行经理，他的妻子在生佩倍尔顿的时候因为难产去世了。当他再一次蒙眬睡去的时候，他毫不费力地回到一个完全幸福、完全自由的梦境里去了。他正走在一片宽阔、凉爽的草地上，阿里跟在他后面。在这个梦里再没有什么别的人，阿里也一句话都不说。小鸟高高地在头顶上飞过去。有一次他在草地上坐下，草叶分开了，一条绿色的小蛇爬了出来，从他的手掌爬上胳臂，一点儿也没有惧怕的意思。在它重新爬回草地以前，这条小蛇用它的冰冷的舌头友善地轻轻触了一下他的面颊。

一次，他睁开了眼睛，阿里正站在他旁边等着他醒过来。“主人要不要床？”阿里的语声虽然很轻，却早已拿定主意了。他把自己在路边支起来的行军床指给斯考比看，连蚊帐都已经在头顶上面的树枝上挂起来了。“要两三个小时，”阿里说，“很多卡车。”斯考比听从了，在床上躺下来，立刻又回到那块恬静的草地里；在那里，任何事都不会发生。他再醒过来时，阿里仍然站在那里，只不过手里端着一杯茶和一碟饼干。“还要一个小时。”阿里说。

最后，终于轮到他们的厢型车过摆渡了。他们从红土的斜坡上开到一个木排上面，接着木排开始移动起来，一尺一尺地滑过阴森的、冥河般的水流，缓缓向对岸的森林驶去。两个揪动绳索的船夫除了围着一条缠腰布外，浑身赤条条的，好像他们已经把衣服留在身后生命终止处的岸边了。除了两个摆渡的船夫以外，木排上还有一个人给他们打着拍子，在这个阴阳交界的地方敲击着一只空沙丁鱼罐头权当乐器。那个还活在人世里的歌手那悲咽的、一刻也不停息的声音向脑后的方向飘去了。

这只不过是他们必须经过的三处摆渡的第一处，每过一次摆渡，汽车都需要排一次长队。这以后，斯考比再也没能好好地睡一觉。因为汽车的颠簸，他的头疼起来，他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希望把头疼止住。他不想出门在外的时候发起烧来。现在他焦虑的并不是佩倍尔顿——人既然已经死了，也就算了，倒是他向露易丝许下的诺言使他忐忑不安。两百镑并不是个小数目，这个数字反复变化着像钟声一样在他那又疼又涨的头脑里嗡鸣着：200、002、020。他无论如何也寻不出第四种组合，心里一阵阵发急：002、200、020。汽车已经驶出了满是铁皮顶小屋和糟朽的木板房的地区。现在他们经过的都是些由泥棚和茅舍组成的灌木丛中的村落。到处没有灯光，家家门户紧闭，上着护窗板，只有几只山羊的眼睛盯望着汽车队的车灯。020、002、200、200、002、020。阿里蹲在汽车中间，一只胳臂搭在他的肩膀上，另一只手端着一大缸子热茶——尽管汽车摇摇晃晃，他还是设法烧开了一壶茶。露易丝说得对——他好像又回到过去的日子里。如果他感到自己年轻一些，如果没有这个200、020、002的问题，他会多么快乐啊。可怜的佩倍尔顿横死的事是不会扰乱他的心境的——他只不过在履行一项职责，再说，他也从来没喜欢过佩倍尔顿。

“我头疼得厉害，阿里。”

“主人吃阿司匹林太多了。”

“你还记得吗，阿里，十二年以前咱们花了十天工夫，沿着边界线做的那次二百002旅行[35]？两个挑夫病倒了……”

从司机的反光镜里他可以看到阿里在点头，满脸堆着笑容。他觉得这就是他所需要的全部爱情和友谊。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这些他就会很幸福了，只要有这个嘎嘎作响的厢型车，挨在嘴唇上的热茶，沉重、潮湿、庞大重浊的森林，甚至连头疼和孤寂也可以算上，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想，只要我还能安排好她的幸福，就什么都好了。在这个一切都颠倒混乱的夜晚，他一时忘记了经验已经教会了他的一件事——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也没有人能够安排另一个人的幸福。

“还要过一个小时。”阿里说。斯考比注意到夜色正开始一点儿一点儿淡下去。“再给我一缸子茶，阿里，加一点儿威士忌。”一刻钟以前，汽车队已经同他们分了家，厢型车离开公路，沿着一条岔路颠颠簸簸地更深地驶入了丛林地带。斯考比闭上眼睛，努力使自己的脑子从那几组数字的不协调的轰鸣声里躲开，转到他要办的那件不愉快的公事上去。班巴只有一个土著巡佐，在听取这个巡佐的词不达意的报告之前，斯考比很想对于已经发生的这档子事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最好先到教堂去一趟，和克雷神父谈一谈，他不太高兴地思索着。

克雷神父已经起床，正在一所凄凉的欧洲式样的小房子里等着他。这所红砖建筑物伫立在一群土房中间，一望便知是一所维多利亚式样的教士住宅。一盏煤油灯映照着这位传教士的红色短头发和他的一张生满雀斑的年轻的利物浦面孔。他不能安静地坐几分钟，每次都是屁股刚一沾椅子便马上站起来在小屋里走来走去，从一张非常难看的石印油画前走到一座石膏像前，再转回身子走向石印油画。“我很少和他见面。”他带着哭腔说，挥动着两臂好像在讲坛上布道，“他就喜欢玩牌、喝酒。我不喝酒，也从来不玩牌——除了玩迭蒙，你知道，玩迭蒙，那是一种一个人摆牌的游戏。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上吊了？”

“是的。他的佣人昨天到我这里来了。佣人从前天晚上就没有看见他，但是这在大醉一场以后是常事，你知道，在大醉一场以后。我叫他找警察去。该这么做，是不是？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人早已死了。”

“你说得对极了。你能不能给我一杯水和一点儿阿司匹林？”

“让我帮你把阿司匹林化开吧。你知道，斯考比少校，这个地方几个星期、几个月也不发生一件事。我每天就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而突然间，仿佛晴天一声霹雳……太可怕了。”他的眼睛因为没有睡好觉布满血丝，斯考比觉得他是属于那些完全不适合于孤独生活的人。屋子里一本书也没有，一个小书架，上面只摆着一本祈祷书和几本阐述教义的小册子。他根本不知道该怎样打发日子。他又开始踱来踱去。突然，他转向斯考比，非常激动地问道：“也许这有希望是件谋杀案？”

“希望？”

“要真是自杀，”克雷神父说，“那就太可怕了。自杀就永远得不到主的慈悲了。我整夜都在想这件事。”

“他不是天主教徒。也许这会使问题的性质有所不同。这人简直愚蠢透顶了，是不是？”

“我正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走到油画同塑像中间的时候，他突然身子一缩，向旁边跨了一步，好像在他往返踱步的小路上迎头碰到另一个人似的。他偷偷地匆忙瞥了斯考比一眼，想知道斯考比是否注意到他的这一奇怪的举止。

“你多久去一次海港？”斯考比问。

“九个月以前我在那里住了一夜。你问这个干什么？”

“谁都要换换环境。你这里有多少教徒？”

“十五个。我试图说服自己，佩倍尔顿还是来得及——来得及，你知道，在他临死以前，认识到……”

“套索勒在脖子上的时候是很难思考清楚的，神父。”斯考比喝了一大口阿司匹林水，几粒酸涩的药渣儿卡在他的喉咙里。“如果是谋杀的话，神父，你只不过把你的得不到宽赦的罪人换了另外一个人而已。”他想说一句俏皮话，但是他的俏皮话却在圣画和圣像之间萎缩了。

“谋杀犯是有时间……”克雷神父说，接着他又沉思地、带着怀旧之情补充说，“我过去在利物浦，有时候到利物浦监狱听犯人告解。”

“你想得出为什么佩倍尔顿干出这件事来吗？”

“我对他不了解。我们两人不太合得来。”

“这倒是件遗憾的事。这个地方只有你们两个白人。”

“他主动想借给我书，但是他的书我都不感兴趣——爱情故事，长篇小说……”

“你看什么书，神父？”

“任何关于圣徒的书，斯考比少校。我最喜欢读的是献给‘小花朵’[36]的书。”

“他喝酒很凶，是不是？他的酒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我想是尤塞夫开的小铺。”

“对。也许他欠了债。”

“我不知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斯考比把阿司匹林吃完了。“我想我该去看看了。”外面天已经大亮了，太阳升起以前，白昼是那么柔和、清晰、新鲜，给人一种奇异的天真无邪的感觉。

“我同你一起去，斯考比少校。”

警察局的巡佐正在地区专员住宅前面的一张帆布椅子上坐着，他站起来，吊儿郎当地敬了个礼，马上就含混不清地、瓮声瓮气地读起他的报告来：“昨天下午三点半，长官，区专员的佣人把我叫醒。他向我报告，区专员佩倍尔顿，长官……”

“好了，巡佐，我到屋子里去看一看。”局里的一名办事员正站在一进门的地方等着他。

看得出来，这所单层住宅的起居间曾经一度是地区专员的骄傲——但那一定是巴特沃斯在这里的事了。室内的家具还带着几分高雅和夸示于人的风貌；这些家具都不是公家发给的。墙上挂的是描画殖民地初期风光的十八世纪版画；一个书架上摆着巴特沃斯留下来的书籍。斯考比注意到几本书和几个作者的名字——梅特兰[37]的《宪法史》，亨利·梅因爵士[38]的著作，布赖斯[39]的《神圣罗马帝国》，哈代[40]的诗集，以及个人印行的《小威亭顿的最后审判日记录》。但是佩倍尔顿却在所有这些物品上面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一个所谓地方手工艺品的粗俗的皮坐垫，烟蒂在椅子上留下的烫痕，克雷神父不喜欢看的一堆书——萨默塞特·毛姆[41]，一本埃德加·华莱士的作品，两本霍勒[42]的，长沙发上还摆着一本打开着的书——《死神在嘲笑锁匠》。这间屋子看来不经常拂拭，巴特沃斯的书都已经长了斑斑霉点。

“尸体在卧室里，长官。”巡佐说。

斯考比开开门，走了进去——克雷神父跟在他后边。尸体停放在床上，一条床单连头带脚盖在身上。当斯考比把床单撩开，露出死者的肩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睡衣、静静安睡着的孩子；脸上的丘疹只不过是青春期的粉刺。这张脸显示出的死者的生活阅历，似乎只限于学校教室和足球场的那一些。“可怜的孩子。”他叨念出声来。克雷神父刚才那种充满虔信的惊叫使他非常气恼。他觉得像这样一个还没有成形的孩子肯定会得到主的慈悲的。“他是怎么做的？”

巡佐指了指巴特沃斯为了挂画精心嵌在墙上的横木条——给公家盖房的承包商是不会想到这一点的。一张图画——一个土著国王在一顶华盖下面接见传教士——靠着墙放着，一段绳子还缠在挂画用的大铜钉子上。谁都觉得奇怪，这样一个一点儿也不坚牢的设置为什么会没有垮下来呢？佩倍尔顿身体可能很轻，斯考比想，他想到儿童的骨骼同小鸟的一样，又轻又脆。佩倍尔顿上吊的时候两脚离开地面一定还不到十五英寸。

“他临死以前写了什么东西没有？”斯考比问办事员说，“这样死的人一般都会写点儿什么的。寻死的人容易变得饶舌，会不能自已地把心里话讲出来的。”

“是的，长官，在办公室里。”

只要随随便便地看一下，就会发现这间办公室多么毫无秩序。档案柜没有上锁，办公桌上的公文格里堆积着满是灰尘的文件。上行下效，土著办事员一定也同他的上司一样邋里邋遢。“在那里，长官，在拍纸簿上。”

斯考比开始读这封手写的信，那笔迹同佩倍尔顿的脸一样没有成形；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与他入学年龄相仿的人一定也都在用这种字体写东西。亲爱的爸爸——原谅我给你带来的麻烦。似乎没有什么别的路好走了。很可惜，我没有在军队里；如果是军人，我就可能战死了。我欠人的债，你不用还——那个人不应该要这笔钱。他们也许想从你这里把这笔钱要回来，不然我就不提这件事了。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可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你的爱子。底下的签名是“迪奇”。这封信读起来很像一个小学生因为学习成绩太坏在为自己辩解。

他把信递给了克雷神父。“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这里面有不可饶恕的地方，神父？如果做出这种事来的是你和我，那就是沉沦——你无论说什么我都同意。我们肯定会下地狱，因为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教会教导我们……”

“就是教会也不能教导我说，上帝不怜悯年轻的人……”斯考比的话说了一半就突然停下了。“巡佐，你去招呼人，趁太阳还不太厉害，赶快把墓穴挖好。再把他所有的账单好好找一找。我要找个人谈谈这件事。”当斯考比转过头来向窗外望去的时候，阳光已经晃得他睁不开眼了。他用手遮住眼睛，说：“求求上帝，我的头……”他打了个哆嗦，“要是我不能把它压下去，就得害寒热病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神父，我叫阿里在你那里把我的床支起来。我想发一阵汗也许会好起来。”

斯考比服了大量奎宁以后就脱光衣服、裹着毛毯躺下来。随着太阳越升越高，他觉得这间囚牢似的小屋四面石壁一会儿冷得滴水珠，一会儿又热得像烤箱。门一直开着，阿里坐在门外台阶上削一块木头，时不时地把一两个说话嗓门太高、扰乱了病室安宁的村民赶走。强烈、持久的疼痛[43]压在斯考比的前额上；偶尔，这种疼痛也使他昏沉睡去。

但是在这种睡眠里并没有愉快的梦境。佩倍尔顿和露易丝模糊不清地融合起来。他翻来覆去地读一封信，信上全部都是200这一数字的变换，下面的签名有时候是“迪奇”，有时候又是“蒂奇”。他意识到时间在不停地过去，而自己在毯子里却丝毫也不能移动——他需要做一件什么事，需要去救一个人，去救露易丝或者迪奇或者蒂奇，但是他却被牢牢地缚在床上，而且他们还把一些重东西压在他的额头上，就好像用镇纸压住松散的纸张似的。有一次巡佐走到门前，阿里把他赶走了；另一次克雷神父蹑着脚走进去，从书架上取走了一本布道的小册子。还有一次，或许只是个梦境，尤塞夫在门口探了一下头。

下午五点钟左右，斯考比醒了过来，他觉得自己口干舌燥，不那么热了，但是非常虚弱。他把阿里叫进来。“我梦见尤塞夫了。”

“尤塞夫来过，想要见你，主人。”

“告诉他我现在可以见他。”他觉得非常疲劳，好像全身都挨了打。他翻了个身，把脸转向石头墙，马上就睡着了。梦中，露易丝在他身旁不出声地哭泣着；他伸出手来，但是摸到的只是墙壁——“一切都会安排好。一切。蒂奇答应你。”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尤塞夫正在他身边。

“你发烧了，斯考比少校。我看到你身体不舒服，心里很难过。”

“我见到你的面，就觉得难过。”

“啊，你总是拿我开心。”

“坐下，尤塞夫。你同佩倍尔顿有什么关系？”

尤塞夫慢吞吞地把他的大屁股安顿在硬椅子里。他发现自己的裤扣没有扣好，便把一只长满汗毛的大手放在上面开始摆弄。“什么关系也没有，斯考比少校。”

“偏偏在他自杀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来，也未免太巧了。”

“我认为这是真主的旨意。”

“我想他欠了你的钱吧？”

“他欠我商店经理的钱。”

“你对他施加了什么压力，尤塞夫？”

“少校，要是你给一只狗安上个罪名，这只狗就完蛋了。要是区专员想在我的铺子里买东西，我的经理怎么能不卖给他呢？要是他不卖，结果会怎样呢？早晚会吵得不可开交。省专员会发现这件事。区专员会被调走。要是经理卖给他东西，结果又怎样呢？区专员欠的账会越积越多。我的经理怕我知道，他要求区专员付账——这样做也要争吵起来。只要有一个像佩倍尔顿这样的年轻的穷专员，不管你怎样做，早晚要发生争执。没理的总是叙利亚人。”

“你说的话很有点儿道理，尤塞夫。”他的头又开始疼起来，“给我那杯加了奎宁的威士忌，尤塞夫。”

“你吃奎宁是不是吃得太多了，斯考比少校？小心害黑水病。”

“我不愿意困在这里，多少天走不了。我想在病发作以前把它压下去。我要做的事太多了。”

“你起来坐一会儿，少校，让我把你的枕头拍打拍打。”

“你不是个坏人，尤塞夫。”

尤塞夫说：“你的巡佐在找账单，但是他不会找到的。账单在我这里。是我从我经理的保险柜里拿出来的。”他在大腿上拍打着一沓纸。

“我知道了。你预备怎样处置呢？”

“把它们烧了。”尤塞夫说。他拿出一个打火机，点起纸角来。“你看，”尤塞夫说，“他的账已经付清了，可怜的孩子。用不着惊动他的父亲了。”

“那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的经理非常发愁。我本来准备提出个解决的办法。”

“同你一起吃饭可需要一只长柄勺[44]。”

“我的敌人需要。我的朋友用不着。我愿意替你做许多事，斯考比少校。”

“为什么你总把我叫作朋友呢，尤塞夫？”

“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把他那颗长满白发的大脑袋凑过来，一股头油味冲进斯考比的鼻孔里，“友情是灵魂里的一种东西。它不是为了报答别人什么。你还记得十年以前传我上法院的事吗？”

“记得，记得。”斯考比把头扭过去，躲避开从门外射进来的阳光。

“那一次你差一点儿把我抓住，斯考比少校。关于人口税的问题，你还记得。只要你吩咐你的警察把他们的供词稍微改变一点儿，你就能够把我抓住了。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斯考比少校，坐在警察厅里，听到警察嘴里句句说的都是真情实话。你一定费了不少力气才把事情真相弄清楚，还叫警察都讲实话。我对自己说，尤塞夫，警察厅可来了一个但以理[45]。”

“我希望你不要说这么多，尤塞夫。我对你的友情不感兴趣。”

“你是个心软嘴硬的人，斯考比少校。我想同你说一说，为什么在我的魂灵里我总觉得你是我的朋友。你给了我一种安全感。你不会设陷阱害我。你相信的是事实，而事实则总是对我有利的，这一点我很有把握。”他掸了掸白裤子上的灰土，结果反而多留下一条脏印，“这些都是事实。我把欠条都烧了。”

“我还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尤塞夫，了解一下你想同佩倍尔顿达成的协议到底是怎样一种协议。这里的分局控制着一条跨越边界线的大道，从——该死的，我的这个头，什么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偷越边界的牛贩子。我对牛可不感兴趣。”

“也有一些东西可能顺着这条路偷运到那一边去。”

“你还在想着钻石，斯考比少校。自从打起仗来以后，所有的人都为钻石发疯了。”

“不要过于自信，尤塞夫，别认为我检查佩倍尔顿的办公室的时候什么东西也发现不了。”

“我绝对相信你不会发现什么，斯考比少校。你知道我既不会读又不会写，从来不把什么留在纸上，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尤塞夫的话还没有说完，斯考比就睡着了——只延续几秒钟的那种很不踏实的睡眠，梦中的时间刚刚够映现一件念念不忘的心事。露易丝伸着两只手，满面笑容地向他走来，斯考比很久很久都没有看到过她脸上有这种笑容了。她说：“我是这么高兴，这么高兴。”斯考比醒过来，尤塞夫的熨帖的语声仍然在他耳边响着：“只有你那些朋友才不信任你呢，斯考比少校。我是信任你的。连那个流氓塔利特都信任你。”

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楚那张面孔。他的脑子疼痛不堪地从“这么高兴”往“不信任”上调整。他说：“你在说什么，尤塞夫？”他好像可以感觉到脑子里的各个部件在吱吱叫、嘎嘎响，互相摩擦，齿轮怎么也挂不上，这一切都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的剧痛。

“第一，专员空缺的问题。”

“他们需要一个年轻人。”他机械地应声说，心里却在想：如果不害寒热病，我是绝不会同尤塞夫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的。

“其次，他们从伦敦派来的这个特殊人物……”

“你等我脑子清爽一些再来同我谈吧，尤塞夫。我一点儿也不懂你到底在同我谈什么。”

“他们从伦敦派来一个负有特殊任务的人，来调查钻石的事——他们为钻石的事都发疯了，只有专员一个人肯定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别的官员都不知道，连你也不知道。”

“你真是胡扯，尤塞夫。没有这样一个人。”

“谁都猜到了，除了你一个人。”

“太荒唐了。你不该听信谣言，尤塞夫。”

“还有第三件事。塔利特到处宣扬你去过我的家。”

“塔利特！谁相信塔利特的话？”

“只要是坏话，随时随地都有人相信。”

“走吧，尤塞夫。你为什么要现在来惹我心烦呢？”

“我只想叫你了解，斯考比少校，你可以信赖我。我的魂灵里有对你的友情。我说的是真话，斯考比，全是真话。”他向床上俯过身去，头油的气味更加强烈地钻进斯考比的鼻子里，一双棕色的眼睛也似乎因为感情激动而变得湿润了。“让我给你拍拍枕头，斯考比少校。”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离我远一些吧。”斯考比说。

“我知道当前的情况，斯考比少校，要是我能帮你的忙……我手头很富裕。”

“我不想受贿，尤塞夫。”他疲倦地说，为了避开尤塞夫的头油味，他把头扭向一边。

“我不是要向你行贿，斯考比少校。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借你一笔钱，只收适当的利息——年息四分。没有任何条件。如果你拿到了什么事实，你可以在借钱的第二天逮捕我。我想做你的朋友，斯考比少校。你不需要做我的朋友。有一个叙利亚诗人写过这样的话：‘两颗心，一颗永远温暖，一颗永远冰冷。冰冷的心比钻石还珍贵；温暖的心没有价值，被人扔掉。’”

“这首诗在我听来，写得并不好，可我不是内行。”

“对我来说，咱们两个人都到这个地方来真是巧合。在岸那边，那么多只眼睛盯着我们。可是在这里，斯考比少校，我可以真正帮助你。要不要我再拿几条毛毯来？”

“不要，不要。你别老是缠着我就成了。”

“我看见像你这样性格的人受人排挤，非常愤慨，斯考比少校。”

“我不相信会有一天，我需要你来怜悯我，尤塞夫。但是如果你真要替我做一件什么事的话，你还是走开让我睡一会儿吧。”

但是在他睡觉以后，回到他脑子里的仍然是痛苦的乱梦。楼上，露易丝还在哭泣，他坐在桌旁写最后的一封信。“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但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爱你的丈夫，蒂奇。”这以后，当他转过头来，想寻找一件武器或者是一段绳索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他绝对不能采取这种行动。他永远也没有权利自杀——他不能叫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不论他的理由多么充分。他把信撕碎，跑到楼上，想告诉露易丝一下，本来一切就没有问题，但是已经听不见她的哭声了，卧室里一片寂静，一直溢到室外来，他吓得怔怔地站在那里。他开始呼喊：“露易丝，一切都没有问题了。我已经给你订了船票了。”但是没有回答。他又叫了一声：“露易丝。”听见钥匙在锁眼里一声转动，门悄悄地打开，给人一种灾祸已经无法挽回之感。他看到紧靠房门口站着的是克雷神父。克雷神父说：“教会的教导是……”斯考比醒了过来，他仍然躺在坟墓一般的小石头房子里。

二

他在外边滞留了一个星期。热病过了三天才减退，他又休息了两天才能勉强上路。他没有再见到尤塞夫。

车子驶进市区里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了。月光下，房屋像是白森森的人骨；静静的街道从两旁延伸出去，好像骷髅伸着两只枯臂；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如果他是回到一所空居，他知道自己会非常恬适的。他非常疲劳，不想打破午夜的宁静。他知道绝不可能指望露易丝这时已经入睡、绝不可能指望在他出门在外的这几天家里的气氛会变得松快起来，露易丝也不会像他在一次梦境中看到的那样无忧无虑、高高兴兴。

小仆人在门口摇动着手电筒；青蛙在草丛里咯咯地叫个不停；野狗对着月亮嗥叫。他回到家里来了。露易丝搂住他；桌子上已经摆好夜宵的餐具；佣人出出进进地往屋里搬行李；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谈个不停，尽量让忙乱的气氛延续下去。他谈论佩培尔顿、克雷神父，也提了一下尤塞夫，但是他知道，迟早他一定要问她这些天过得怎么样。他想试着吃点儿东西，但是他非常累，一点儿也没有胃口。

“昨天我清理了他的办公室，写好了报告——事情这样就算完了。”他沉吟了一下说，“这就是我的全部新闻了。”接着，又很勉强地补充了一句：“家里怎么样啊？”他很快地抬起头望了她一眼，又把眼睛转向别的地方。也许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她会笑一笑，模棱两可地回答一句“不错啊”，接着就把话头岔开，谈起别的事情来。但是他从她的嘴角上看出来，他是不会这么幸运的。刚刚一定发生过什么事。

但是事情并没有一下子就爆发——且不管究竟是一件什么事。露易丝说：“噢，威尔逊很会关照人。”

“他很不错。”

“他很聪明，不该做他现在的工作。我想不出他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当个小职员。”

“他对我讲他是糊里糊涂地跑到这里来的。”

“从你走了以后，我好像还没有同别的什么人谈过话，除了小佣人和厨子。噢，还有哈里法克斯太太。”从她的话声里听得出，危险点已经接近了。同过去一样，尽管毫无希望，他还是想躲过去。他伸了一个懒腰说：“我的上帝，我累了。这场热病弄得我一点儿劲儿也没有，像块烂布头。我想我该上床了。已经快一点半钟了，明天早晨八点我还得上教堂。”

她说：“蒂奇，你一点儿主意也没有想吗？”

“你指的是什么，亲爱的？”

“船票的事。”

“别发愁。我会想个办法的，亲爱的。”

“你还没有想出来吗？”

“没有。我有几个主意，我正在考虑怎么做。就是一个借的问题。”200、020、002一直在他的脑子里鸣响。

“可怜的爱人，”她说，“别为这个发愁了。”她把一只手贴在他的面颊上，“你累了。你刚刚害过热病。我不惹你心烦了。”她的手、她的话把所有的防线都打破了：他本来想她会落泪，可是却发现眼泪涌上了自己的眼眶。“上去睡觉吧，亨利。”她说。

“你不上去吗？”

“我还有一点儿事要做。”

他仰面躺在蚊帐里等着她。他忽然想，她是爱他的，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想了。可怜的爱人，她是爱他的：她也是一个人，也有自己的责任感，她不只是受他抚爱、关怀的对象。他更深地感到自己的失败与无能。从班巴回来时，一路上他想来想去只是一个事实——在这个城市里只有一个人能够借钱给他，也愿意借钱给他，那两百英镑，但这是一个他绝对不能向其伸手的人。当初如果接受了葡萄牙人的贿赂，就安全多了。他无可奈何地逐渐打定主意，决定明白告诉她：钱是借不来的，至少今后六个月，直到他休假以前，她必须待在这里。如果他刚才不那么累，在她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这么对她说了，事情现在也就完了。但是那时候他退缩了，而她又是那么体贴，现在再让她失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了。这所小房子里鸦雀无声，但是房子外边饥饿的野狗却不断吠叫、悲嗥。他用胳膊肘支着身躯，倾听着。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凄凉的感觉，这样一个人躺着、等着露易丝上床；从来都是露易丝第一个躺在床上的。他觉得心神不定，有一种不安的预感，突然又想起了自己的梦境：他怎样在门外倾听，拼命敲门，却始终得不到回答。他从蚊帐里费力地爬出来，赤着脚跑下楼去。

露易丝正在桌子前边坐着，面前摆着一个拍纸簿，但是除了一个名字外，她在纸上什么还都没写。飞蚁在灯泡上撞击着，把翅膀甩在桌面上。灯光照耀的地方，斯考比看到她头上的一些白发。

“你怎么啦，亲爱的？”

“一切都太安静了，”他说，“我怕出了什么事。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到你。佩倍尔顿自杀，弄得我心神不宁。”

“你真是胡思乱想，亲爱的，那种事绝不会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是天主教徒。”

“是的，一点儿不错，我只不过想看看你。”他说着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头发上。从她的肩膀上面，他只看到她写在信纸上的几个字：“亲爱的哈里法克斯太太……”

“你没有穿鞋，”她说，“沙蚤会钻进你皮肤里去的。”

“我只不过想看看你。”他又重复了一句。他不知道纸上的斑迹是汗珠还是眼泪。

“听我告诉你，亲爱的，”她说，“你用不着再着急了。我一直在折磨你，折磨你。这也同热病一样，你知道，害过一阵就过去了。好了，现在它已经过去了——至少暂时不来了。我知道你弄不到这笔款，这不是你的过错。如果我不做那次愚蠢的手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的，亨利。”

“这同哈里法克斯太太有什么关系？”

“她同另外一位太太弄到下一班轮船的一个双人客舱，那个女人临时走不成了。哈里法克斯太太想，我也许能补这个缺——只要她丈夫同经管船票的人说句话就成了。”

“下班船大概两个星期左右来。”他说。

“亲爱的，不要再为这件事伤脑筋了，最好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不管怎么说，我明天得告诉哈里法克斯太太一声。我正在写一封信，告诉她我不走了。”

斯考比很快地说——他想赶快把话说出口，这样就收不回来了。“告诉她，你能够走。”

“蒂奇，”她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她板起脸来，“蒂奇，请你不要答应你做不到的事。我知道你累了，害怕我和你吵闹，但是我不会吵闹的。我不能让哈里法克斯太太到时候下不来台。”

“你不会的。我知道我能够在什么地方借到这笔钱。”

“为什么你刚回来的时候不说呢？”

“我想把船票交到你手里，让你吃一惊。”

她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高兴，她总比他希望看到的还要看得远一些。“你不再着急了吗？”她问。

“我不着急了。你高兴吗？”

“噢，是的，”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些迷惘，“我很高兴，亲爱的。”

三

轮船在星期六傍晚驶进了港口，从卧室的窗户里他们看到它灰色的长长的影子在棕榈树后边滑过封锁港口的铁索。他们看着它，心头感到一阵黯然——幸福从来不会像保持常规那样受人欢迎。他们拉着手看着那即将使他们分隔的暗影在港口抛了锚。“唉，”斯考比说，“这就是说，明天下午了。”

“亲爱的，”她说，“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我还会对你好的。我就是不能再忍受这里的生活了。”

他们听到楼下响起一阵哐啷哐啷的声音；阿里刚才也在瞭望海面，这时开始往外搬动箱笼了。整所房子好像就要崩塌似的，秃鹫仿佛也感觉到墙壁在震动，扑扇着翅膀从房顶上飞开，弄得铁皮板发出一片隆隆的响声。斯考比说：“你在楼上整理整理东西，我下去把你的书包装起来。”过去两个星期里，他们俩好像一直在弄虚作假，互相在爱情上欺骗，如今已经闹到非要离婚不可的地步：共同的生活就要分开，只剩下把一些令人伤心的赃物平分一下了。

“我把这张照片留给你好吗，蒂奇？”他斜瞟了一眼，看到一张第一次领圣体的面孔。“不，你带去吧。”他说。

“我把这张咱们同泰德·布罗姆利一家人合拍的照片留给你。”

“好，留下来吧。”她开始整理衣服，他在旁边又看了一会儿，就到楼下去了。他把架上的书一本本地取下来，用一块抹布拂拭着：《牛津诗选》、伍尔夫的作品、年轻一代诗人的诗作。把露易丝的书取下以后，书架差不多空了，他自己的书只占一点儿地方。

第二天他们很早就一起去参加弥撒，两个人并排跪在祭坛栏杆前边，好像故意让别人看到他们是无法分开似的。斯考比想的是：我祈求宁静，现在我已经得到了。但那实现的方法太可怕了，应该解决得更好一些，我为它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当他们往回走的时候，他有些担心地问：“你快活吗？”

“是的，蒂奇。你呢？”

“只要你快活，我就快活。”

“等我上了船，安顿好以后，就会好起来。我想今天晚上我得喝点儿酒。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人跟你合住呢，蒂奇？”

“噢，我宁愿一个人。”

“每个星期给我写一封信。”

“当然了。”

“还有，你不会懒得去参加弥撒吧，蒂奇？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经常去。”

“当然了。”

威尔逊从路对面走过来，一张焦虑不安的脸因为汗水变得亮堂堂的。他说：“你真的要走了？我到你家去，阿里说你下午就要上船了。”

“她要走了。”斯考比说。

“你从来没告诉我你会走得这么急。”

“我没想起来告诉你，”露易丝说，“我太忙了。”

“我根本没有想到你会真的离开这里。要不是在卖船票的地方遇见哈里法克斯太太，我都还不知道。”

“噢，好了，”露易丝说，“以后你和亨利得彼此多关照一点儿了。”

“简直不能相信。”威尔逊一边说，一边踢着脚下的土路。他站在路中央，把他们两人和他们的家隔开，根本不想让他们走过去。他说：“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只有你——当然了，还有哈里斯。”

“你应该开始结识几个朋友。”露易丝说，“对不起，不能和你多谈了，我还有好多事要做。”

他们绕着他走过去，因为他还站在那里不动。斯考比回过头来，亲切地向他挥了挥手——威尔逊站在灼热的路当中好像迷失了方向，看上去那么孤独可怜、那么不得其所。“可怜的威尔逊，”他说，“我想他是爱上你了。”

“他以为他爱上我了。”

“你离开这里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在这种气候里，像他这样的人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你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会关照他的。”

“蒂奇，”她说，“我同他见面的次数不该那么多。我不该信任他。他有一些虚伪。”

“他年轻，有些多情。”

“过于多情了。他说谎。为什么他说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想他是一个人也不认识。”

“他认识专员。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看见他到专员家里去了。”

“也许是谈什么事吧。”这一天的午饭，两人都一点儿食欲也没有，可是他们的厨子却认为这是个特殊的日子，为他们做了一大盆咖喱饭，装在一只水盆里，放在桌子正中。在这盆咖喱饭四周，摆着无数的小盘子——油炸香蕉、红辣椒、花生米、木瓜、橘子片、辣酱……他们两个人中间隔着这么一大堆盘子，好像隔着好几里路。菜盛在盘子里逐渐冷了下来；除了诸如“我不饿”“再多吃一点儿”“我什么也吃不下”以及“你动身以前应该吃饱了”这些说来说去只是好心劝对方努力加餐的话以外，他俩好像找不到别的话好说了。阿里一会儿走进，一会儿走出，一直打量着他们；他像是钟表里的一个小人儿或者小动物，每次报时就钻出来一下。两个人都感到可怕的是，这时心中都盼望着离别的场面赶快结束，而且一旦这个尴尬的场面告一段落后，就可以各自定下心来，重新过一种不再有任何变化的生活了。

“你要带的东西肯定没有落下什么吗？”他们一件件地把可能遗落的东西又描述了一遍。这是他们想出来的另一个办法，可以坐在那里不吃饭，只偶尔挑一点儿容易下咽的东西送进嘴里。

“幸而这所房子只有一间卧室。他们不会再让谁住进来。”

“他们也许会把我赶出去，让给一对夫妻住。”

“你每个星期都会写信吧？”

“当然了。”

时间已经过了不少，他们可以使自己相信饭已经吃好了。“如果你吃不下去，我看我就送你走吧。巡佐已经在码头上把搬运行李的人组织好了。”他们现在只能说一些非常正经的话了。他们的一举一动好像都笼罩在虚幻里，尽管彼此都能触摸到，但是整个一条非洲海岸线已经把他俩分隔开了。他们说的话句句矫揉造作，倒像是一封不堪卒读的书信中的词句。

上了船，不再是两个人单独相对以后，他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在市政工程厅任职的哈里法克斯装得情绪很高的样子，不断打趣逗笑儿。他说了一些语意双关的笑话，又叮嘱两位太太多喝杜松子酒。“这对治肚子疼有好处，”他说，“乘船最不舒服的就是拉肚子。睡觉以前要大量喝，早晨起来也起码喝六便士的。”两个女人把房舱查看了一遍。她们站在黑灯影里，好像两个穴居人，嘴里叽叽喳喳地说一些男人们没法听清楚的话。她们已经不是这两人的妻子了，她们是另一部族的两姐妹。“这个地方用不着咱们了，”哈里法克斯说，“她们俩在这里挺好的。我要上岸了。”

“我同你一起走。”本来一切都不像是真实的，现在，突然间，他真正感到了痛苦，宛如到了死亡关头。他好像是一个囚犯，在受审的时候总不相信自己犯了罪，一切都不过是个梦境，判刑也好，用卡车载赴刑场也好，都不是真实的。而突然间，他站到这里了，背后是一道没有门窗的大墙，一切都成为真实的了。但是事已如此，也只能横下一条心，勇敢地接受死亡吧。他们走到走廊的一端，把哈里法克斯夫妇留在屋里。

“再见，亲爱的。”

“再见，蒂奇，你每个星期都要写信……”

“我会写的，亲爱的。”

“我是一个可怕的逃兵。”

“别这么说。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如果他们让你当专员，事情就不一样了。”

“我一休假就找你去。如果在那以前你的钱不够花，就写信告诉我，我会给你安排的。”

“你总是什么事都替我安排好，蒂奇。以后没有我向你发脾气，你会高兴的。”

“别胡说了。”

“你爱我吗，蒂奇？”

“你说呢？”

“你说一句，我爱听——哪怕你不是真心的也好。”

“我爱你，露易丝。当然我是真心的。”

“如果我在那边一个人过不下去，我还要回来的，蒂奇。”

他们接过吻，便走到上面甲板上。从这里望过去，海港总是非常美：一排小房子有时候像石英一样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有时候笼罩在圆鼓鼓的葱茏的小山的阴影里。“给你们护航的军舰可不少。”斯考比说。驱逐舰和轻巡洋舰像好几只小狗蹲在周围；信号旗像水波似的飘摆，一只日光信号机闪动着。渔船扬着棕色的蝴蝶帆东一艘西一艘地停歇在辽阔的海湾上。“你要注意身体，蒂奇。”

哈里法克斯的粗大喉咙在他们身后吼叫起来：“有没有人上岸？你是坐警察厅的汽艇来的吗，斯考比？玛丽在下边房舱里。斯考比太太，把眼泪擦干，再扑一点儿粉让旅客们看看。”

“再见，亲爱的。”

“再见。”真的要分手了，哈里法克斯看着他们握手告别，从英国本土乘船来的旅客也都好奇地打量着他们。汽艇刚一驶开，马上就看不清哪个是露易丝了。也许她已经回到下面房舱哈里法克斯太太那里去了。梦已结束，变化已成过去，生活又要重新开始了。

“我真讨厌这种告别的场面，”哈里法克斯说，“总算都过去了，我挺高兴。我想我得到贝德福德去喝杯啤酒。同我一起去吗？”

“对不起。我要去值班。”

“剩我一个人了，要是有个漂亮的黑姑娘关心关心我，我倒也不反对。”哈里法克斯说，“可是，我忠诚、老实，是个忠实的丈夫。”斯考比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威尔逊站在一个防雨帆布遮盖着的货堆的影子里，遥望着海湾。斯考比停住脚步，他被这张悲伤的、孩子般的胖脸打动了。“对不起，我们刚才没有看见你。”他说，接着，又撒了一句无害的小谎，“露易丝让我问候你。”

四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厨房内外的灯光已经熄灭，阿里正坐在门前台阶上打盹，车灯在他的昏睡的脸上一晃，把他惊醒了。他跳起来，连忙拿着手电筒在汽车房前边照路。

“好了，阿里，去睡觉吧。”

他走进空荡荡的房子——他已经忘记寂静竟会有这样深沉的音调。不止一次他回家很晚，露易丝已经入睡，但是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哪一次寂静像今天这样令人心安、这样无法攻破。他的耳朵过去总是倾听着——尽管无法听到——另外一个人的呼吸和细小动作的微弱声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倾听的了。他走上楼，向卧室里望了一眼。什么东西都清理走了，这里已经没有露易丝离开或来过的痕迹：阿里甚至还把桌上的照片也收起来放在抽屉里。真的就剩下他一个人了。浴室里一只老鼠响动了一下，铁皮屋顶哗啦啦地响了一阵，一只晚归的秃鹫正落下来过夜。

斯考比在起居间里坐下来，两只脚搭在另一张椅子上。他还不想上床，但是他很困，这一天过得多么长啊。现在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可以为所欲为，做出最荒唐的举动来：他可以在椅子上而不在床上睡觉。悲哀从他的心上一层一层地剥落，留下来的是宁静自得的感觉。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露易丝快乐了。他闭上了眼睛。

一辆汽车驶离大路向他的住房这边开过来，车灯的亮光在窗户上一闪，斯考比惊醒了。他猜想来的是辆警车——这天夜里他是值勤警官，可能来了一封紧急的、多半毫无必要的电报。他打开门，发现尤塞夫站在台阶上。“对不起，斯考比少校，我路过这里，看见你还没有熄灯，我想……”

“进来，”斯考比说，“我这里有威士忌，或者你更喜欢喝一点儿啤酒……”

尤塞夫显得很吃惊的样子说：“你太殷勤了，斯考比少校。”

“如果我同一个人熟到张口借钱的程度，我当然应该殷切地接待他。”

“那么就喝一点儿啤酒吧。”

“真主许可吗？”

“真主不知道什么是罐装啤酒和威士忌，斯考比少校。我们需要用新时代的精神解释他的教义。”他看着斯考比从一个放着冰块的箱子里取出酒瓶来，“你没有电冰箱吗，斯考比少校？”

“没有。我的电冰箱缺少一个零件，我想，也许要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才配得上。”

“我可不能容忍这个。我有几台多余的冰箱，我给你送一台来吧。”

“噢，我这样对付着就成了，尤塞夫。我这样已经两年了。这么一说，你是从这里路过吗？”

“啊，准确些说，不是路过，斯考比少校，这不过是那么一说。事实上是，我一直等着，直到我确信你的佣人都睡着了才到这里来。我的汽车是从汽车库租来的。我自己的车太显眼了。我没带车夫来。我不想让你为难，斯考比少校。”

“我再说一遍，尤塞夫，要是我可以从一个人那里张口借钱，我绝对不会不承认我认识他。”

“你为什么老谈这件事，斯考比少校？那不过是一桩金钱事务。四分年息利钱并不低，有时候我要的利息更高，那是我觉得借钱的人不够牢靠。我希望你让我给你送来一台冰箱。”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首先，斯考比少校，我想知道一下斯考比太太的情形。她的舱位舒服不舒服？她还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轮船到拉各斯[46]的时候要靠岸，不论她需要什么我都可以派人送到船上去。我可以给我的代理人拍个电报。”

“我想她什么都不缺了。”

“其次，斯考比少校，我想同你谈谈钻石的事。”

斯考比又把两瓶啤酒放在冰块上。他用缓慢、温和的语调说：“尤塞夫，我不想让你把我当作这样一个人：头一天向人借了钱，第二天为了自我安慰就把债主侮辱一顿。”

“自我？”

“别管这个字了。自尊心。随便你叫它什么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俩在金钱事务上可以说是伙伴，这一点我不想否认。可是我对你承担的义务，却只能严格地限于付给你四分利息这件事上。”

“我同意，斯考比少校。这些事你从前就已经说过了，我完全同意。我也再说一遍，我连做梦也没有想过求你替我做什么事，我倒宁愿替你做些事。”

“你真是个怪人，尤塞夫。我相信你真的是喜欢我。”

“是的，我喜欢你，斯考比少校。”尤塞夫坐在椅子边上，又粗又壮的大腿上硌出一道深印；除了在自己家，他在任何人家里也不舒服。“现在我可以同你谈谈钻石的事了吗，斯考比少校？”

“说吧。”

“你知道，我觉得政府现在对钻石有一种狂热。他们浪费了你的时间，浪费了警察厅的时间。他们派了专门人员到沿海的口岸来，连我们这里都派来一个人——你知道是谁，虽然这个人对谁都保着密，按道理讲只应该专员一个人知道。只要有人能够透露给他一点儿消息，黑人也好，穷叙利亚人也好，他都舍得出钱，然后他就拍电报给英国，给各个港口。可是费了这么大力气，他们查到了一颗钻石没有呢？”

“这件事跟咱们没有关系，尤塞夫。”

“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同你谈谈，斯考比少校。钻石与钻石不同，叙利亚人同叙利亚人也不一样。你们侦缉的对象不对头。你们想把这个漏洞堵住，不叫工业钻石流到葡萄牙，再从那里转到德国去，或者不叫钻石偷运到边界那边维希法国去。但是你们追踪的人一直是那些对工业钻石不感兴趣的人，这些人只不过想把几颗宝石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着打完了仗再拿出来而已。”

“换句话说，你说的是你自己？”

“到这个月为止，警察已经到我的几家商店来过六次了，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他们这样做永远也找不出工业钻石来。只有小人物才对工业钻石感兴趣。可不是，一火柴盒钻石只能弄到两百英镑。我管这些人叫砾石收藏家。”他用鄙夷的口气说。

斯考比不慌不忙地说：“我早就想到，尤塞夫，或迟或早，你会向我要点儿什么的。但是除了你那百分之四的利息外，你不会从我这里拿到什么的。明天我就交给专员一份秘密报告，把咱们的借款协议告诉他。当然了，他可能要求我辞职，但是我想他不会这样做的。他信任我。”记忆中的一件事刺痛了他一下，“我想他是信任我的。”

“你觉得这样做明智吗？”

“我觉得这样明智。咱们两个人间的任何一件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要腐烂发臭的。”

“随你便吧，斯考比少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不想从你这里要什么。我倒是愿意能够给你一点儿什么。你不愿意要电冰箱，但是我想你也许愿意听我给你出个主意，透露给你一点儿消息。”

“我在听着呢，尤塞夫。”

“塔利特是个小人物。他是天主教徒。兰克神父和别的人都到他家里去。他们说：‘要是世界上还有诚实的叙利亚人的话，那就是塔利特了。’塔利特做买卖并不很成功，这样让人看起来好像他挺诚实。”

“说下去。”

“塔利特的一个表兄弟要乘下一班葡萄牙轮船离开这里。他的行李会受到检查，当然了，什么也不会检查出来。他要带一只鹦鹉走，装在一只鸟笼里。我的建议是，斯考比少校，放塔利特的表兄弟走，把鹦鹉留下。”

“为什么把他的表兄弟放走？”

“你不应该向塔利特交底。你可以随便找个理由，说这只鹦鹉有传染病什么的把它留下。他不敢惹麻烦的。”

“你是说钻石藏在鹦鹉的嗉囊里吗？”

“是的。”

“以前葡萄牙船上耍过这种花招吗？”

“是的。”

“看起来我们得办一个鸟类饲养所了。”

“你要不要根据这个线索干一下，斯考比少校？”

“你给我提供了消息，尤塞夫。我可不想向你透露消息。”

尤塞夫点了点头，笑起来。他小心翼翼地把肥胖的身躯挺立起来，有点儿羞涩地摸了摸斯考比的袖子。“你说得对，斯考比少校。相信我，我无论任何时候也不想伤害你。我会非常小心，你也要小心，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看起来两个人倒好像在订立一个密约，决心不坑害别人；但是即使是清白无辜，一到了尤塞夫身上，看着也令人生疑。他说：“要是你有时候对塔利特说一两句他喜欢听的话，这对你是有好处的。派来的那个人常常到他家去。”

“我不知道有什么人派到这个地方来。”

“你说得很对，斯考比少校。”尤塞夫摇晃着身子，活像一只在灯光边缘上扑腾的大肥蛾子。他说：“也许你哪一天再给斯考比太太写信的时候会替我问候问候她。噢，不成，信件要经过检查。你不能这样做。也许你可以这样写——不，最好什么也别写了。只要你心里知道，斯考比少校，我衷心祝愿你……”他跌跌撞撞地沿着小路走向自己的汽车。当他把车灯打开以后，又把脸贴在车窗的玻璃上。仪表盘上的灯光把他的脸照亮：一张扁阔的面团颜色的大脸，又真诚又令人不能信任。他畏畏缩缩、不太好意思地向独自站在静悄悄的空房门前的斯考比挥了挥手。

第二卷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他们站在彭德区专员单层住房的阳台上，隔着宽阔的、似乎静止不动的河水，瞭望着对面岸上摇曳的火把。“那边就是法国呀。”德鲁斯按照当地的叫法说。

贝罗特太太说：“战前我们总是到法国去野餐。”

贝罗特从房子里走出来，一只手端着一杯酒。他生着罗圈腿，防蚊靴像马靴似的套在裤腿上面，看起来仿佛刚刚骑过马一样。“这是你的，斯考比。”他说，“你当然知道，我很难把法国人当作敌人。我们这一姓人是随着胡格诺派教徒[47]从法国过来的，所以看法就不同了，你知道。”贝罗特的一张瘦削的黄脸好像受了伤似的被鼻子从中分成两半，这张脸在任何时候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丝毫不容人有看不起自己的表示。贝罗特的妄自尊大是他的一个生活信条——凡是对他声誉地位有所怀疑的人都要受到他的抢白，遇到机会，他还会着实给人一点儿颜色看——他无时无刻不在向人显示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斯考比说：“如果他们真的投到德国人那边去，我想这个地方免不了是他们进攻的一个目标。”

“我难道就不知道？”贝罗特说，“我在1939年就到这里来了。咱们政府眼光很远，早就料到可能发生的事了。一切都做了准备，你知道。唉，医生到哪儿去了？”

“大概是检查病床去了，最后再去看一眼准备得怎么样。”贝罗特太太说，“你太太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你真应该感谢上帝啊，斯考比少校。河对岸的那些可怜虫，在小艇上漂流了四十天，想起来都叫人心惊胆战。”

“哪次出事都是在达喀尔到巴西这条倒霉的狭窄的海道上。”贝罗特说。

医生面色阴郁地从房子里走到外面阳台上。

河对岸这时又变得一片死寂，火把都已熄灭了。平房下面的码头上，灯火照亮了一块几英尺方圆的幽暗的河水。一块木头从黑暗处漂浮出来，缓缓地流过灯光投照的地方，斯考比一直数了二十下，木头才又隐没在黑暗里。

“法国佬这回办事还过得去。”德鲁斯一边忧伤地说，一边从酒杯里捡出一只蚊子。

“他们送来的都是些妇女、老人和没有几天好活的人，”医生扯着胡须说，“这一点再办不到就更不像话了。”

突然间，河对岸又响起了一阵嗡嗡声，好像一下子出现了成群的飞虫。这里，那里，一簇簇的火把像萤火虫似的闪烁起来。斯考比把望远镜举到眼睛上，看到一张黑色面孔在火光中倏地闪现了一下，一根帆布床的支棍，一只白色的手臂，一个军官的后臂。“我想人已经到了。”他说。沿着河岸，一长排灯火摇曳闪烁。“好了，”贝罗特太太说，“咱们还是进去吧。”蚊子一分钟也不停地在耳边轰鸣，发出缝纫机般的声音。德鲁斯叫了一声，啪地在手上击了一掌。

“进来吧，”贝罗特太太说，“这个地方的蚊子都是疟蚊。”起居间的窗户安着防蚊的纱罩，室内的空气因为憋着一场大雨显得格外闷浊。

“担架会在早晨六点送过河来，”医生说，“我想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贝罗特。一个病人害的是黑水热，另外还有几个害热病的，大多数都是精力枯竭——这是最危险的病症。咱们大多数人最后都是为这个送了命。”

“那些走得动路的交给斯考比和我，”德鲁斯说，“到时候你得告诉我们，医生，他们经受得住多少盘问。贝罗特，你的警察得看着点儿那些担架夫，叫他们事后都从原路回去。”

“当然了。”贝罗特说，“咱们现在没有什么事好做了。再喝杯酒吧！”贝罗特扭动了一下收音机的转钮，克拉珀姆[48]的奥芬剧院的管风琴声立刻从三千英里外飘送过来。河对岸，担架夫的吆喝声时起时落。有人敲了敲阳台的门。斯考比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乌利泽牌管风琴一会儿低声呜咽，一会儿隆隆轰鸣。阳台门开了，走进来的是威尔逊。

“你好，威尔逊，”德鲁斯招呼道，“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

“威尔逊先生到这里来检查非洲联合公司的商号。”贝罗特太太替威尔逊解释说，“我想你在商号的客房休息得还舒服吧。那地方很少有人住。”

“噢，是的，很舒服。”威尔逊说，“怎么，斯考比少校，没有想到在这儿会遇见你。”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没想到，”贝罗特说，“我告诉过你他要到这儿来的。坐下喝杯酒吧。”斯考比想起露易丝对他讲过一句关于威尔逊的话——人有些虚假，她这样评论过他。他向威尔逊望过去，看到由于贝罗特揭了底，他那孩子似的脸上泛起的一层红晕还没有褪净，也看到堆在他眼角上的皱纹，说明他毕竟不是一个年轻人了。

“斯考比太太有什么消息吗，先生？”

“她上星期平安到达了。”

“我很高兴，我非常高兴。”

“来，咱们谈谈。”贝罗特说，“你们那个大地方有什么热闹事啊？”“大地方”这个词带着一股讥诮的味道——贝罗特一想到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人人都自以为了不起，而他待在这里却没有谁认为他了不起，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像胡格诺教徒心目中的罗马城一样，贝罗特幻想了一幅淫乱、堕落、腐化的画面。“我们这些住在丛林里的人，”他愤愤不平地说，“生活是非常平静的。”斯考比很替贝罗特太太难过，这些话她一定已经听过无数次了，她一定早已忘记他向她求爱的那段日子，那时，他无论说什么，她没有一句不相信的。她紧紧靠着收音机坐着，音乐声音放得很低，她在倾听，也许假装在倾听一支古老的维也纳旋律。她的嘴巴紧闭着，竭力不去理会她丈夫嘴里整天絮叨的这些台词。“喂，斯考比，咱们那些首长在城里干什么呢？”

“噢，”斯考比心怀怜悯地望着贝罗特太太含糊其词地说，“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人们都忙着打仗的事……”

“啊，不错，”贝罗特说，“市政厅的人都忙着翻阅一宗又一宗的公文，我倒宁愿看见他们在这里种稻子，那时候他们就知道什么是工作了。”

“我想，最新的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威尔逊说，“就是鹦鹉案件了。你说是吗，先生？”

“塔利特的那只鹦鹉？”斯考比问。

“或者照塔利特的说法，尤塞夫的鹦鹉。”威尔逊说，“对不对，先生？还是我听错了？”

“我想我们永远也弄不清楚谁对谁错。”斯考比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里一点儿也不知道你们那个大地方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想的只是法国人。”

“是这样的。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塔利特的表兄弟要乘一艘葡萄牙轮船到里斯本去。我们检查了他的行李，没有发现什么；但是我听到有谣言说，有的时候钻石藏在鹦鹉的嗉囊里偷运出去，所以我就把他带的一只鹦鹉扣下了。果不其然，在这只鹦鹉里藏着价值大约一百镑的工业钻石。轮船还没有起航，所以我们就叫塔利特的表兄弟回到岸上来。看起来这个案件算是人赃俱获了。”

“可是没有吧？”

“叙利亚人从来也不会栽跟头。”

“塔利特的表兄弟的佣人一口咬定，这只鹦鹉不是他主人的——当然了，塔利特的表兄弟也说不是他的。他们说，有一个小孩用另一只鹦鹉调换了塔利特原来的那一只，给他栽赃。”

“小孩干这事是尤塞夫指使的，我想。”医生说。

“当然了。麻烦的是，这个小孩不见了。当然，这有两种解释——也许是尤塞夫给了他钱，他躲起来了；也很可能是塔利特给了他钱，叫他把罪名推在尤塞夫头上。”

“要是在这里，”贝罗特说，“我就把他们两个人都关进监狱里。”

“在我们那里，”斯考比说，“我们得考虑法律。”

贝罗特太太扭动了一下收音机，一个声音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踢他的屁股。”

“我得去睡觉了，”医生说，“明天一天够人受的。”

斯考比坐在床上蚊帐里，打开了日记。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每天晚上临睡以前，总要把当天的事情记下来——一笔简单不过的流水账。如果有人同他争论一个日期，他就可以查对一下；如果他想知道某一年雨季是从哪天开始的，上上届市政建设厅主任是什么时候调往东非的，日记里都有据可查。斯考比家中床下有一只铁箱，铁箱里放着许多本日记，他要查的事肯定记在某一本上。除了偶然核对事实外，他从来不翻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其中的一本，他用无法再简的字句写着：“C[49]病故。”他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要把这些日记保存起来。可以肯定，他留着这些日记不是为了给后人看。即便后代人对一个落后的殖民地的默默无闻的警官生活如何感到兴趣，他们从这些暗码似的记载中也不会知道多少事。斯考比记日记的起因也许要追溯到四十年以前的一件小事，当时他还在预备学校读书，因为整个暑假记日记没有间断，所以得了奖——一本《阿伦·奎特梅因》[50]。从此以后，这个习惯就养成了，甚至记载的方式也没有什么改变。早餐香肠。天气晴朗。午前散步。下午上马术课。中午吃鸡肉和蜜糖卷饼。几乎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这种记载已经变成：露易丝起程。Y晚间来访。凌晨二时第一次台风。他的笔无力表现一件事的重要意义，只有他自己，如果他日后肯再翻阅一次的话，可以发现在倒数第二项记载中哀怜已经把他的诚实打穿了一个大洞。他写的是Y而不是“尤塞夫”。

斯考比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五月五日。来彭德接43号轮船（为了保密他用的是轮船的代号）生还旅客。同行者德鲁斯。犹豫了一会他又加上了一句：威尔逊亦在。他把日记本合上，仰面躺在床上开始祈祷。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他背了《天主经》和《圣母经》，然后他又做了忏悔，这时候他的眼皮已经睁不开了。这只不过是走一走形式，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会犯严重的罪，而是因为他一向认为，这样也罢，那样也罢，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无足轻重的事。他不酗酒，不和人通奸，甚至从来不说谎话，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不犯这些罪就是美德。有时他也思考这些问题，他这时总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小卒，一名初入伍的新兵，根本不可能违犯严重的军事纪律。“昨天我只为了一点点儿小事就没去参加弥撒。晚祈祷也漏掉了。”这也就同一个士兵承认自己没尽到职责——该去参加杂役却逃避了一样。“噢，上帝，保佑……”但是在他还没来得及提到人名以前已经进入梦乡了。

二

第二天清晨，他们站在码头上。曙色未明，东方天际上挂着几条淡淡的云彩。村庄里的茅棚仍然遮掩在一片银辉里。凌晨两点刮过一阵台风，乌云像旋转着的柱子一样从海岸疾驰过来。暴雨初停，至今空气还寒意袭人。他们翻起外衣的领子站在那里，望着对面法属地河岸。贝罗特太太沿着由平房通向河岸的小道走过来，她两眼睡意蒙眬，一边走一边揉着眼皮。从河对岸隐约传来一只山羊的咩咩叫声。“他们晚了吗？”贝罗特太太问。

“没晚，我们来早了。”斯考比的望远镜一直瞄准了河对岸，他说，“他们已经动起来了。”

“那些可怜的人。”贝罗特太太说着在早晨寒冷的空气中打了个寒战。

“他们活过来了。”医生说。

“是的。”

“从我这个行业看，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经过这种事故，神经还能复原吗？风吹雨打地在小船上过了四十天。”

“只要能活过来，”医生说，“就可以说是复原了。人们逃不过的是失败，而这次应该看作是成功。”

“他们正从小房子里往外抬人，”斯考比说，“我想我一共数了六副担架。现在正在往岸边拖渡船呢。”

“我们接到的通知是准备接九个卧担架的重病号和四个能行动的轻病号，”医生说，“可能又有人死了。”

“也可能是我数错了。他们现在正往河岸抬。我看应该是七副担架。我看不清楚哪些人是能够行动的。”

寒冷、朦胧的光线无力驱散晨霭，黎明时分的河面比在中午看上去还要宽阔。一只土著人乘坐的独木舟黑乎乎地从雾中显现出来，载着的可能是那些还能自己行动的遇险人员；转眼间，这只船已经迫近他们眼前了。在河的另一边，一艘汽艇的马达大概出了毛病，站在这边岸上可以听到一阵阵不规则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好像一只野兽在喘气。

第一个走到岸上来的人，一个能够独自行动的遇险者，是一个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他一只胳臂悬在吊带里。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白遮阳帽，肩上披着一块土布，一只没有吊绷带的手不断地揪扯、搔弄着脸上的白胡子茬。“我是洛德尔，轮机长。”他带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说。

“欢迎你回到家里来，洛德尔先生。”斯考比说，“你能不能先到上边房子里去？医生随后就来。”

“我不需要医生。”

“那你就坐下歇一会儿吧。我马上就来。”

“我要向负责的官员做个汇报。”

“你带他上去好不好，贝罗特？”

“我是区专员，”贝罗特说，“你可以把经过情况向我汇报。”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轮机长说，“轮船已经沉了快两个月了。船长已经遇难了，担子都落在我的肩上。”当他们往山坡上带阳台的平房走去的时候，这个人的苏格兰腔调好像转动不息的发电机一样仍然喋喋不休地传到耳朵里来：“我要对船主负责。”

另外三个人也上了岸。河对岸，修理汽艇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仍然在持续着：刺耳的穿凿声，金属的敲击声，马达仍然紧一阵、慢一阵噼噼啪啪地响着。两个刚刚上岸的人是这种事故的惯例的牺牲品：两个人都已经有了一把年纪，样子像管道工，如果不是一个姓弗尔勃斯，另一个姓纽瓦尔，人们很可能把他们当作两兄弟。这两个人都是地位卑微、对什么事都逆来顺受的人物，即使是再大的凶险他们也视若平常。一个人轧坏了脚，拄着一支拐杖；另一个用撕碎的衬衫布条裹着一只手。他们站在码头上，没有半点儿兴奋或惊奇的样子，倒仿佛是站在利物浦街头等着酒馆开门似的。跟在这两个人后面走出独木舟的是一个穿着防蚊靴、头发灰白、身体壮实的女人。

“您的姓名，太太。”德鲁斯一边查对名单，一边问，“是不是罗尔特太太？”

“我不是罗尔特太太。我是玛尔坷特小姐。”

“您到上边的房子里去好吗？医生……”

“有比我严重得多的病人需要医生照顾。”

贝罗特太太说：“也许你愿意去躺一会儿。”

“我最不愿意躺着，”玛尔坷特小姐说，“我一点儿也不累。”她每说一句话就紧闭一下嘴巴，“我不饿。我神经不紧张。我要继续往前走。”

“到哪儿去？”

“到拉各斯去。到拉各斯的教育厅去。”

“我恐怕你还要有不少耽搁。”

“我在路上已经耽搁了两个月了。我再也耽搁不起了。工作等着我呢。”突然间，她仰起头来，像只小狗似的号叫起来。

医生轻轻地挽着她的一只胳臂说：“我们会尽一切力量让你马上到那边去的。来，到房子里去打个电话吧。”

“当然了，”玛尔坷特小姐说，“什么事在电话上都能解决。”

医生对斯考比说：“叫那两个人跟我们一起上去吧。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问题。如果你想问他们什么事，你可以尽管问。”

德鲁斯说：“我带他们走。你留在这里，斯考比。汽艇也许会过来。我不会讲法语。”

斯考比坐在码头的栏杆上，向河对岸望去。晨雾已经散开，对岸显得更近了一些，他现在用肉眼也可以看清河对岸的景物了——白颜色的栈房，小泥棚子，汽艇上的铜制物件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发亮，他还看到土著部队戴的红颜色的土耳其式军帽。他想：在与此相同的情景中，我等待用担架抬过来的也可能是露易丝——也许我不是在等待着。有人在他身边栏杆上坐下来，但是斯考比并没有转过头来。

“你在想什么，先生？”

“我在想露易丝旅途很平安。”

“我想的也是这个，先生。”

“为什么你总叫我先生，威尔逊？你又不在警察局工作。你让我觉得我已经是个老人了。”

“对不起，斯考比少校。”

“露易丝叫你什么？”

“叫我威尔逊。我想她不喜欢我的教名。”

“我相信他们已经把汽艇发动起来了。威尔逊，你替我做一件事，去通知医生一下。”

一个穿着不太洁净的白色军服的法国军官站在船首。一个士兵把一条船索投到岸上，斯考比接过来，系到码头上。“日安[51]。”他说着敬了一个礼。

法国军官给他还了一个礼：这个人干枯瘦削，左眼皮总是抽搐着。他用英文说：“早上好。我把七个卧担架的病号给你带来了。”

“我接到的通知是九个。”

“一个在路上死了，昨天夜里又死了一个。一个是害黑水病死的，另一个死于——死于——我的英文不好，你们是说劳累吗？”

“衰竭。”

“对了，衰竭。”

“如果你允许我的工人上船，他们会把担架抬下来的。”斯考比转过身对担架夫说：“手脚轻一些，尽量轻一些。”他这样命令实际上是多余的，就是白人护理人员抬送病人也不会像这些担架夫这样细心。“你上岸来活动一下好吗？”斯考比问，“也许你愿意到屋子里去喝杯咖啡？”

“不，不喝咖啡了，谢谢。我在这里看着把事情办完就成了。”法国军官非常有礼貌，又很难令人接近，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的左眼皮却一直不停地跳动，传送出怀疑和痛苦的信号。

“我有些英文报纸，如果你想看看的话。”

“不用了，谢谢你。我读英文很吃力。”

“你说得很不错。”

“说是另外一回事。”

“抽一支纸烟吗？”

“谢谢，我不抽。我不习惯美国烟草。”

第一副担架已经抬到岸上来——被单一直遮到病人的下巴底下。从病人的一张呆板的、毫无表情的脸上很难看出这人的年纪。医生从小山上走下来，迎向担架，领着他们向招待所走去，病床已经在那边准备好了。

“我从前常常到你们那边去，”斯考比说，“同你们的警察局长一起打猎。一个很好的人，姓杜兰——一个诺曼人。”

“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军官说。

“回国了？”

“他在达喀尔的监狱里。”法国军官回答说。他像一个船头雕饰似的站在船首，只是左眼皮一刻不停地抽搐着。担架缓缓地从斯考比身旁抬过去，走上小山。一个年纪最多不过十岁的男孩儿，脸烧得滚烫，一只像干树枝似的细胳膊伸到毛毯外边来。一个灰白头发蓬松、散乱的老妇人一路扭动着身体，嘴里喃喃地叨念个不停。一个酒糟鼻子的男人——一张焦黄的脸上翘着一个又红又蓝的大鼻子。担架一副一副地抬上小山，担架夫的脚步像骡子一样稳健。“布吕勒神父呢？”斯考比问，“他是个好人。”

“去年害黑水病死了。”

“他在这个地方待了二十年，没有休过一次假，对不对？很难找到能代替他的人了。”

“没有人代替他的位置。”法国军官说。他回过头来对手下一个士兵厉声吹喝了一句什么。斯考比看了看下一个担架上的病人，立刻又把头转到一边。这副担架上躺着一个小女孩——最多也不过六岁。她正昏昏沉沉地睡着，金黄的头发因为汗水浸泡而缠结成一团，张着小嘴，嘴唇焦干，龟裂了很多小口。每隔一会儿她就浑身抽搐一下。“太可怕了。”斯考比说。

“什么太可怕了？”

“像这样的一个孩子。”

“可不是。父母都死了。可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她也活不长了。”

斯考比看着担架夫慢慢地爬上小山，他们赤裸的脚板在地面上轻轻地拍打着。他想：这件事真需要布吕勒神父的全部智慧才能解释得了。并不是说孩子要死的事——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即使是异教徒也知道，上帝的宠儿常常是短命的，尽管异教徒可能把这个归于其他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竟活了下来，整整四十天，日日夜夜在船上经受风吹雨淋，这是个谜。这件事怎么能用上帝的爱去解释呢？

但是他却不能相信，上帝会这样无情，不爱他的创造物。“她怎么居然能活到今天呢？”他不觉问出声来。

军官面色阴郁地说：“他们在救生艇上当然尽量照顾她，把自己的一份水让给她喝。这样做当然是愚蠢的，可是一个人不能事事都讲逻辑，遇到这种事谁都会思索一下。”这倒像是对斯考比要求解释的一个提示——只是太微妙了，简直无法捉摸。他接着说：“这又是一个让人气恼的例子。”

这个人的一张脸因为干枯瘦削几乎可以说是丑陋的，包在颧骨上的肉皮看上去像是要绽裂似的，只是因为看不到任何皱纹才能断定是一张年轻的面孔。法国军官说：“她刚刚结过婚——启程以前。丈夫遇难了。根据护照，她才十九岁。她也许能活下去。你看，她还有一些精力。”她的胳臂像是个小孩子的，露在毯子外边，手指紧紧接着一个本子。斯考比看到她的结婚戒指松松地套在一根枯瘦的手指上。

“那是什么？”

“邮票[52]。”法国军官说，接着又恼恨地加了一句，“这场倒霉的战争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还在小学校念书呢。”

她就是这样躺在担架上，紧闭着眼睛，手里接着一本集邮簿，被抬入了他的生活。斯考比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情景。

三

这一天晚上，他们又聚集在一起喝酒，但是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连贝罗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了。德鲁斯说：“好了，明天我就走了。你走不走，斯考比？”

“我想我也走。”

贝罗特太太说：“你们需要的东西都搞到了吗？”

“凡是我需要的都搞到了。那个轮机长是个好样儿的，他都在脑子里准备好了，我的一支笔简直跟不上。他一住嘴，马上就晕倒了。支持着他的就是这个——‘咱的责任’。你们知道，这些人——这些还走得动路的——走了五天才到了这儿。”

威尔逊说：“他们在海上没有护航的吗？”

“他们出发的时候是编成一支船队的，可是这艘轮船发动机出了故障——你们知道现在的航行规则，谁也不等瘸鸭子。他们落在大队舰艇后面，落后了十二小时的航程。正在他们拼命想赶上的时候，船被水雷击沉了。潜艇指挥官把潜艇浮上水面，给他们指示了方向。他说如果不是海上巡逻艇队叫他归队，他会牵引这只救生船一段路的。你们看，这种事不能怪任何一个人。”可“这种事”马上浮现在斯考比的脑子里——张着小嘴的孩子、捏着一本集邮簿的枯瘦的手臂。他说：“我想医生要是抽得开身，会到咱们这儿来一趟的。”

他心神不宁地走到室外阳台上去，把身后的纱门仔细关好。一只蚊子马上嗡嗡地向他的耳边飞来，蚊子没有一分钟停止轰鸣，只是在向皮肤飞落的时候，才发出像俯冲轰炸机般的低沉音响。临时病房里亮着灯，那里面的全部痛苦都沉重地压在斯考比的肩头上。仿佛是，他卸掉了一个职责，只是为了再担起另外的一个。这个职责是要他同所有的人共同承担的，但是这并不能给他些许安慰，因为有时候他感到，认识到这一职责的只有他一个人。在“平原城市”里，一个人也可能改变了上帝的旨意[53]。

医生从台阶走上了阳台。“你好，斯考比，”他语调低沉，拱缩着肩膀，“到外边来透透气？夜间这个地方对人的身体可不好。”

“那些人怎么样了？”斯考比问。

“我想，救不过来的只有两个。也许只有一个。”

“那个小女孩？”

“她活不到明天早上。”医生的口气显得很突然。

“她清醒过来了吗？”

“一直没有完全清醒过。有的时候要找爸爸，也许她还以为是在小艇上。他们在船上始终瞒着她——骗她说她的父母在另外一只小船上。当然了，他们已经通过信号联系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她会不会把你当成她的爸爸？”

“不会，我有胡子。”

斯考比又问：“小学教员怎么样了？”

“玛尔坷特小姐？她没有什么问题。我给她服了不少溴化物乳剂，让她在天亮以前好好休息一下。她需要的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赶快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你们警车里有没有她的地方？她最好离开这里。”

“只装得下我和德鲁斯，还有我们的佣人和行李。我们一回去马上就派车来。几个走得动路的人都好吗？”

“都还可以。”

“那个男孩儿和那个老太太呢？”

“那两个人都能恢复过来。”

“那个男孩儿是什么人？”

“他原来在英国上预备学校。父母在南非，认为他到南非去会安全一些。”

斯考比带着些踌躇问道：“那个年轻女人呢？拿着集邮簿的那个？”他自己也不了解是怎么回事，萦绕在他的脑子里的是那本集邮簿，而不是她的脸，还有松松地套在手指上的订婚戒指。她好像是孩子装扮成的一个成年人。

“我不敢说，”医生说，“如果她能熬过这一夜的话——也许——”

“你太累了，是不是？进去喝杯酒吧。”

“可不是，我不想在这儿让蚊子叮死。”医生打开了阳台的门，一只蚊子在斯考比的脖子上叮了一口。斯考比根本不注意蚊子叮不叮自己，他一步一步、脚步有些迟疑地顺着医生的来路走去，走下阳台的阶梯，走到下面坎坷的岩石路面上。松动的小石块在他的靴子下面滑动。他想到了佩倍尔顿。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里想要得到幸福，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减少到最低限度：照片已经收在抽屉里，死者也已置于脑后；一条磨剃刀的皮带、一副生锈的手铐作为室内的装饰品，只不过如此而已。但是他还生着眼睛，他想，也还有耳朵。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自私、邪恶——或者是懵然无知。

走到招待所外边，他又停住了脚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底细，室内的灯光会给人一种平和、宁静的印象，正像在这样一个万里无云的夜晚，天上的星辰也给人一种遥远、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一样。他不禁问自己：一个人会不会也对这些星球感到悲悯，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人们称之为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啊，是斯考比少校。”说话的人是这里的牧师的妻子，她像护士一样穿着白衣服，灰白的头发从前额向脑后梳成一道道的，像是风化了的起伏的岩石。“你来看一看吗？”她有些不以为然地问。

“是的。”他说。他想不起该怎样回答，他无法向鲍尔斯太太描述他坐卧不宁的心情，他脑海里的驱之不去的画面，以及他对自己的职责、对自己的悲悯的那种无能为力的可怕的感觉。

“进来吧。”鲍尔斯太太说。斯考比像个孩子似的顺从地跟在她的后面。招待所一共有三间屋子，那些还有行动能力的人被安置在第一间。这些人服了大量安眠药以后，睡得很香甜，好像刚做过有益健康的运动似的。第二间屋子是那些很有希望复原的用担架运来的病人。第三间屋子很小，只放着两张床，由一个帘子分隔开，一边是那个嘴唇干裂的六岁的女孩儿，一边是仰面昏睡的年轻女人，她手里还摊着那本集邮簿。一个浅碟子里燃着一盏油灯，在两张床中间投下昏暗的阴影。“假如你想帮忙的话，”鲍尔斯太太说，“你就在这里待一会儿，我要上药房去一趟。”

“药房？”

“原来厨子住的屋子。得尽量把地方利用起来呀。”斯考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心里感到一阵发冷。他的肩膀哆嗦了一下，说：“我替你去不成吗？”

鲍尔斯太太说：“别不通情理了。你会配药吗？我就去几分钟。如果看着这个孩子不成了，你就叫我。”如果她给斯考比时间的话，他就会想出一个借口来，但是鲍尔斯太太话一出口，人已经走出屋子了。斯考比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颓然坐下。当他向床上的孩子望去时，他仿佛看到她头上擎着一块领圣体时的白纱，但这只不过是映在枕头上的灯光和他的头脑耍的把戏。他用手把头遮住，不想再看。他自己的孩子死的时候，他正在非洲。他一想到自己躲过了这个场面，心里就感谢上帝的仁慈。但是他现在才知道，归根结底，一个人还是无法真正逃避一件事的。只要是人，就必须历尽生活的辛酸。如果你某一天因为走运、另一天又由于怯懦，某件事被你逃脱开，或迟或早你还会遇上第三次的。他对着手掌不出声地祈祷着：“噢，上帝，在鲍尔斯太太回来以前，千万别让什么事情发生吧。”他可以听到孩子的沉重的、不均匀的呼吸声，好像她正扛着一件重物极其吃力地爬一个漫长的山坡。想到他自己无法替她背负这一重担，他的心简直都要碎了。他想：年复一年，做父母的无时无刻不处于这种感觉中，而今我为什么连几分钟都想逃避呢？他们活着的每一个小时，不都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地接近死亡吗？他又开始祷告：“主啊，照看着她吧。给她宁静吧。”呼吸停了一会儿，哽咽住，又非常吃力地恢复过来。从手指缝里他看到这个才六岁大的孩子面孔活像一个干苦力工作的人那样扭曲着。“主啊，”他祈祷说，“给她宁静吧。把我的宁静永远取走，只要你能给她宁静。”他的手上涔涔冒出汗珠。“主……”

他听到一声微弱、沙哑的呼喊：“爸爸。”他抬起头，看到一双充满血丝的蓝色眼睛正盯着他。他毛骨悚然地想：这就是我自认为已经逃避掉了的。他很想大声叫鲍尔斯太太，只是他已经叫不出声来了。他看到孩子的胸口急促起伏着，想喘过一口气来再喊一声那个具有千钧分量的字。他走到床前边说：“唉，我来了，亲爱的。别说话。我就在这儿。”小油灯把他紧握的拳头的影子投到被单上，映入她的眼帘里。她似乎想笑，脸又一次扭曲起来。斯考比把手拿开。“睡吧，亲爱的，”他说，“你困了，睡觉吧。”他仔细埋葬起来的一个记忆回到脑子里。他把手帕拿出来，折了只小兔子，让小兔脑袋的影子落在她身旁的枕头上。“这是你的小兔，”他说，“让它跟你一起睡觉吧。它趴在你旁边，等着你睡觉。睡吧。”汗珠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的嘴尝到了同眼泪一般的咸味。“睡吧。”他让小兔的耳朵上上下下地动着，动着。过了一会儿，他听见鲍尔斯太太站在他身后低声说：“别弄这个了，”她的语气很严厉，“孩子已经死了。”

四

早晨他告诉医生说，他要留在这儿，等着运送病人的汽车来了再走；玛尔坷特小姐可以坐他的警车一同离开。最好让玛尔坷特小姐离开这里，孩子的死使她的神经又紧张起来，而且谁也说不准，其余的病号是否都能活下去。第二天，他们把孩子埋葬了，用的是他们能弄到的唯一的棺木。这口棺材本来是为大人制作的，但是在这种气候里这种事是不能耽搁的。斯考比没有参加鲍尔斯牧师主持的葬礼，但是贝罗特夫妇都去了，此外还有威尔逊和几个法庭递送传票的，医生则留在招待所里忙着照料病人。斯考比在稻田里匆忙地转了一周，同负责农业的官员谈了谈灌溉的问题。他有意躲开正在举行的葬礼。过了一会儿，把有关灌溉的各种事都谈完了以后，他又走到商店里，坐在堆放着各类罐头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果酱罐头、菜汤罐头、黄油罐头、饼干罐头、牛奶罐头、马铃薯罐头、巧克力罐头……他在等着威尔逊。但是威尔逊并没有来：也许葬礼弄得所有人都有些受不住，又都回到区专员的住房里喝酒去了。斯考比走到下面的码头上，看着沿河向海驶去的帆船。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把脑子里的思想大声地讲了出来，仿佛在对一个坐在身边的人讲话：“为什么你那时候没有让她淹死？”一个法院传票递送员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斯考比离开这里，向小山上走去。

鲍尔斯太太正在招待所外边呼吸新鲜空气，她像是服用什么药物似的非常认真地往肚子里吸气。她站在那里，嘴一张一闭，吸进一口又呼出一口。鲍尔斯太太招呼了一句：“下午好。”她保持着紧张的姿势，马上又吸了一口气，“你没有去参加葬礼，少校？”

“没有。”

“鲍尔斯先生和我很少能同时参加一场葬礼，除非在我们度假的时候。”

“还会有别的葬礼吗？”

“也许还要有一个，我想。其余的人慢慢都会好起来。”

“哪个快要死了？”

“那个老太太。昨天夜里病情又恶化了。本来一直都很好。”

斯考比仿佛心安了一些，同时又感到自己太冷酷无情了。他说：“那个男孩子没有问题吗？”

“没有。”

“罗尔特太太呢？”

“她还没有脱离危险，但是我想她会好起来的。她已经恢复知觉了。”

“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了吗？”

“知道。”鲍尔斯太太开始摆动手臂，齐肩举到头顶，再落下来。接着她又做了六次踮脚尖。

斯考比说：“我希望我能做点儿什么，帮帮忙。”

“你会朗读吗？”鲍尔斯太太一边踮起脚尖，一边问。

“我想我还可以。”

“你可以给那个男孩子读点儿什么。他感到厌烦无聊，这对他很不好。”

“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本书？”

“布道室里有的是。有好几书架。”

随便做些什么总比无事可做好。斯考比走到布道室，发现果真如鲍尔斯太太所说，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书。斯考比不怎么读书，但甚至是他的眼睛也看得出，这些书完全不适合读给一个生病的孩子听。霉迹斑斑的维多利亚后期的作品，书脊上印的书名都是些《布道二十年》《遗失与寻获》《狭路》《传道士的警告》。过去某个时候，显然有人发起过为布道团图书馆募集图书的活动，这里的几书架宗教读物就是从国内搜刮的结果：《约翰·奥可森亥姆诗集》[54]《人类的渔夫》。斯考比从架上随便取下一本，转身又回到招待所去。鲍尔斯太太正在药房里调药。

“找到什么了吗？”

“找到了。”

“这些书都没有问题，”鲍尔斯太太说，“从国内寄出来以前委员会都审查过。有的时候人们寄来一些非常不合适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教孩子识字可不是叫他们以后读一读小说呀。”

“不，我想不是的。”

“让我看看你挑了一本什么。”

斯考比第一次看了看这本书的名字：《班图人中的一个主教》。

“一定很有意思。”鲍尔斯太太说。斯考比带着怀疑地表示同意。

“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可以给他读一刻钟——不能再多了。”

老太太已经搬进了最里面的那间屋子——小女孩在里面死去的那间，酒糟鼻子的男人移到鲍尔斯太太称之为健康恢复室的屋子，这样，中间的一间就给了男孩子和罗尔特太太两个人。罗尔特太太面对墙躺着，闭着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们终于把她一直紧握在手里的集邮簿拿开了，现在这本集邮簿放在床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男孩子看着斯考比走进来，一双眼睛因为发烧显得特别明亮有神。

“我叫斯考比。你呢？”

“菲舍尔。”

斯考比有些拘束地说：“鲍尔斯太太叫我来给你读一点儿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军人吗？”

“不是，我是警察。”

“你要给我读的是杀人的故事吗？”

“我想不是。”他信手把书打开，翻到的一页是一张照片：一个穿着长袍的主教坐在铁皮屋顶的小教堂外边的一张硬椅上，周围是一群班图人，个个对着照相机咧着嘴笑。

“我喜欢听杀人的故事。你办过杀人的案子吗？”

“没有办过你说的那种需要侦查线索、追捕凶手的真正的谋杀案。”

“那么你的杀人案是什么样的？”

“打起架来的时候也会扎死人的。”为了不扰乱罗尔特太太，他的话音很低。罗尔特太太躺在那里，一只拳头攥紧放在被单上面，她的拳头比网球大不了多少。

“你带来的书叫什么名字？也许我读过。我在小船上读了一本《金银岛》[55]。海盗的故事也不错。你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斯考比含含混混地说：“《班图人中的一个主教》。”

“什么意思？”

斯考比深吸了一口气。“你知道，主教是主人公的名字。”

“可是你刚才说一个主教。”

“对了。他真正的名字叫阿瑟。”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儿不带劲儿。”

“确实。但这个主人公本人就不带劲儿。”突然，在斯考比的眼光从孩子身上挪开的时候，他发现罗尔特太太并没有睡着，她正两眼盯着墙壁，听着这边的谈话。斯考比信口开河地说下去：“真正的英雄是班图人。”

“班图人是什么人？”

“他们是一些特别凶狠的海盗，出没于西印度群岛，凡是从大西洋那一带过往的船只，他们都要打劫。”

“阿瑟主教追捕这些人吗？”

“是的。这本书也有点儿像侦探小说，因为他是英国政府的一个秘密情报人员。他化装成一个普通的水手在一艘商船上干活，这样班图人就可以把他俘虏过去了。你知道，他们总给普通水手一个加入他们海盗船的机会。如果是个高级船员，他们就把他的眼睛蒙起来，叫他走跷板。这个人混到海盗里头，把他们的暗号、巢穴和打劫的计划都打听清楚了，当然了，他是准备时机一到就把他们出卖。”

“这个人可不太地道。”男孩子说。

“就是。后来他爱上了班图人头头的女儿，这时候他就变得不带劲儿了。可是这是故事快完的事儿了，咱们讲不到这个地方。在这以前有很多打仗和杀人的故事。”

“听起来还有意思。开始吧。”

“好，你知道，鲍尔斯太太告诉我，我今天只能在这儿待一会儿，所以我只把这本书的大概意思跟你说一说，咱们可以明天再开始。”

“也许你明天不在这儿了。也许又发生了谋杀案什么的。”

“但是这本书我不拿走，我把它留给鲍尔斯太太。这是她的书。当然了，她读的时候也许同我读的不太一样。”

“你就开始吧。”男孩子哀求说。

“是的，开始吧。”对面床上一个低低的声音说，声音是那么低，如果他没有抬起头来看到她正望着自己，也许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幻觉而根本不去理会。她的两只眼睛在瘦成一条的脸上出奇的大，像是一个孩子的一样。

斯考比说：“我一点儿也不会朗读。”

“快点儿吧，”男孩子不耐烦地说，“谁都会朗读。”

斯考比发现自己的眼睛正盯视着一个段落开始的地方，那上面写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眼见到这个大陆的情景，我一生中的最美好的三十年今后将在这里辛劳地度过。斯考比缓缓地说：“从他们离开百慕大群岛的那一刻起，那艘低矮、细长的黑船就在他们后面尾追不舍。船长显然非常不安，因为他每隔一会儿就用望远镜把这只怪船打量一番。夜幕降临的时候，它仍然跟在他们后面；破晓后，他们第一眼望到的仍然是这艘黑船。阿瑟主教思忖道，会不会我就要见到我寻找的对象了？是班图人的头子‘黑胡子’呢，还是他的嗜血成性的二头目呢……”他翻了一页，思路暂时被一张照片打断了：主教穿着白衣服，系着神职人员衣领，戴着遮阳帽，正站在三柱门前，用球板挡住一个班图人投过来的板球。

“念呀。”孩子催促道。

“……疯子达维斯，人们这样叫他也许是因为他发起火来像个疯子，会把全船的水手都从跷板上轰到海里去。事情很明显，布勒船长害怕发生最糟的事，他把所有的船帆都升了起来。有一段时间，他们看来很可能把这艘怪船甩在屁股后头了，可是忽然间轰隆一声，海面上传来一声炮响，一颗炮弹落在他们船前面二十码远的海面上。布勒船长把望远镜举到眼睛上，把阿瑟主教从船桥上喊下来。‘老天爷，海盗旗！’在全体船员里面，布勒船长是唯一知道阿瑟此行目的的人。”

鲍尔斯太太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好了，就念到这里吧。今天已经够多的了。他给你念什么了，吉米？”

“《班图人中的一位主教》。”

“我希望你喜欢这本书。”

“棒极了。”

“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鲍尔斯太太称赞说。

“谢谢你。”另外一张床上一个声音说。斯考比又一次不很情愿地转过头，看了一眼那张年轻的遭受生活蹂瞒的面孔。“你明天还接着念吗？”

“别麻烦斯考比少校了，海伦。”鲍尔斯太太责备她说，“他得回海港去。没有他，那里的人就要彼此谋杀了。”

“你是警察？”

“是的。”

“我从前认识一个警察——在我们家乡……”话没说完，她已经沉沉入睡了。斯考比站了一会儿，看着她的脸。那像是占卦人的纸牌，这张脸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她的经历——航程、失去亲人、疾病。再摆一次牌也许就可能推算出她的未来。他把集邮簿拿起来，翻到扉页上，那上面写着两行字：“给海伦，你亲爱的父亲，于海伦十四岁生辰。”再翻开的一页是巴拉圭的邮票，各种长尾巴小鹦鹉的装饰画——那种儿童喜欢收集的带画的邮票。“我们得给她找几张新的。”他悲哀地说。

五

威尔逊正在外面等着他。威尔逊说：“葬礼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斯考比少校。”

“我在做好事。”斯考比说。

“罗尔特太太怎么样了？”

“他们认为她可能度过危险期了，那个小男孩也是这样。”

“噢，是的，那个小男孩。”威尔逊把脚下的一块小石头踢了一下，说，“我要你给我出个主意，斯考比少校。我不知该怎么办好。”

“是吗？”

“你知道，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检查一下我们商店的账目。我发现我们的经理在购买军用物资，有不少罐头食品都不是从我们出口商那里买的。”

“解决的办法不是很简单吗？把他撤职算了。”

“如果从一个小偷能引出一个大盗窃犯，只把小偷撤职了事似乎有些可惜。但是，当然了，这是你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你谈谈的缘故。”威尔逊没有再说下去，脸上泛起的红晕道破了他心中的全部隐秘。他说：“你知道，他的货物是从一个给尤塞夫管事的人那里买来的。”

“你不说我也猜得到。”

“猜得到？”

“是啊。但是你知道，尤塞夫手底下的人并不等于尤塞夫本人，他要是不想承认一个乡村小商店老板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实在是太容易了。事实上也是这样，尽管发生了这种事，尤塞夫真的可能是无辜的。说起来也许不会叫人相信，但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你自己的事就是个证明。你不是也刚刚才知道你的商店经理干的这些事吗？”

“如果证据确凿，”威尔逊说，“警察局会不会检举？”

斯考比一下子怔在那里。“你说什么？”

威尔逊的脸又红起来，嘴里咕哝了一句什么，接着，他说了一句极其恶毒的话，使斯考比大吃一惊。他说：“有谣言说，尤塞夫受到包庇。”

“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了，应该懂得谣言值多少钱。”

“可是谣言已经传遍了。”

“塔利特制造的——也许是尤塞夫自己制造的。”

“别误解我，”威尔逊说，“你对我很不错——斯考比太太也是这样的。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一下人们私下里在议论什么。”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十五年了，威尔逊。”

“是的，我知道，”威尔逊说，“我也许太不知分寸了。但是人们对塔利特的那只鹦鹉有不少看法，他们说，有人给塔利特栽赃，因为尤塞夫想把他从这个地方赶走。”

“不错，我听到过有人这样说。”

“他们说，你同尤塞夫过从甚密。当然，这是胡说，但是……”

“这一点儿也不假。我同卫生督察来往也挺多，但是我还是照样可以检举他……”斯考比忽然把话头打住，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我不想在你面前进行自我辩护，威尔逊。"

威尔逊又重复了一句：“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一下的。”

“你做这个工作太年轻了，威尔逊。”

“这个工作？”

“别管是什么工作了。”

威尔逊第二次使斯考比吃了一惊，他用沙哑的声音说：“噢，你简直叫人无法忍受。你老实得过分了，不懂得生活。”他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愤怒、羞愧和蔑视自己，好像连裸露在外面的膝盖都泛上一层红晕。

“你应该戴顶帽子，威尔逊。”斯考比说。

他们俩面对面地站在区专员的住房和招待所中间的一段石路上；阳光平射到下面的稻田上，斯考比意识到他们两个人的侧影如何轮廓鲜明地映到任何一个旁观者的眼睛里。“你把露易丝弄走，”威尔逊说，“是因为你怕我。”

斯考比轻轻笑了一下。“太阳，威尔逊，都是太阳的缘故。明天早上这些事咱们就都忘记了。”

“她忍受不了你的愚蠢、没有脑子……你不知道一个像露易丝这样的女人在想什么。”

“我想我不会知道。谁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威尔逊。”

威尔逊说：“那天晚上我和她接吻了……”

“在我们殖民地这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并不是在故意激怒这个年轻人，他只是非常希望这个场面赶快过去，谁也别动感情，这样第二天清早再见面，两个人就不会难为情了。这里的阳光太毒了，他对自己说。这种事十五年来他不知遇见过多少次了。

威尔逊说：“她太好了，你配不上。”

“咱们两个人都配不上。”

“你从哪里弄到的钱让她走的？这是我想知道的事。你挣不了那么多钱，我知道。谁挣多少钱，殖民厅名册上都有记载。”如果这个年轻人不是那么蛮不讲理，也许斯考比不会被激怒，最后两个人倒能够成为朋友。因为斯考比一直心平气和，反而把火焰拨得更旺了。斯考比说：“咱们明天再谈吧。到屋子里边去喝杯酒。”他想绕着威尔逊走过去，可是威尔逊却把他挡住；威尔逊面红耳赤，眼睛里含着两汪眼泪，仿佛是，他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现在唯一的路就是继续往前走了——他绝对不能退回去了。他说：“不要认为你的一举一动能逃得过我的眼睛。”

斯考比怔住了，他没有想到对方居然说出这样毫不留情的话。

“你要小心着点儿，”威尔逊说，“还有罗尔特太太……”

“罗尔特太太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不要认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藏起来，偷偷摸摸地老往医院跑……我们都去参加葬礼，你溜到这里来……”

“你真是犯神经了，威尔逊。”斯考比说。

威尔逊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像一只无形的大手一下子把他折叠起来。他双手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

“都是太阳，”斯考比说，“这里的阳光太厉害了。去躺一会儿吧。”他把帽子摘下来，给威尔逊戴上。威尔逊满怀着仇恨从指缝里望着他——望着这个看到自己掉眼泪的人。

第二章

一

报警器凄厉号叫，发出全面灯火管制的信号。呜呜咽咽的声音穿透了有如落不尽的眼泪般的连绵不绝的雨水。仆人们跌跌撞撞地跑进厨房，好像躲避丛林中的魔鬼似的急忙把门插上。一百四十四英寸雨量的降水一分钟也不停息地倾泻到这个港口城市的屋顶上。不可能想象任何人会选中一年中这样一个时刻发动一次进攻，更不要说维希区的那些丧魂落魄、受尽热病折磨的败将了。但是，当然了，人们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平原之战[56]……一次乘人不备的大胆行动可以改变人们对可能与不可能的全部概念。

斯考比擎着一把带条纹的大伞走到外面黑魆魆的雨地里，雨衣穿起来太热了。他在住房四周转了一圈儿。灯光遮蔽得很好，厨房的护窗板关得很严，克里奥尔人的房子隔着雨帘连看也看不见了。在公路那一边的停车场上，一只手电筒晃动了一下，但是在斯考比吆喝了一声以后，那亮着的灯马上就关掉了。也许只是偶尔的巧合，因为在雨点敲击着房顶的一片嘈杂声中，那边的人根本不会听到斯考比的喊声。山上开普区警察所的警官食堂里仍然灯火通明，隔着雨帘投照到海面上，但那不属于斯考比的管辖范围。军用卡车的车灯在山坡公路上像珠串似的缓缓移动，但这也是别人的事，用不着斯考比操心。

公路上边，汽车停车场后面的一排尼森式活动房屋[57]中突然有一间房子亮起了灯光。这里是小职员的宿舍，亮灯的一间前一天还空着，可能现在已经有人搬进去了。斯考比本想把汽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可是这间住房离他住的地方只不过几百码远，他决定还是步行过去。除了雨点噼噼啪啪地落在路面、屋顶和雨伞上以外，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逐渐停息下来的警报器的悲鸣在耳鼓里继续颤抖了一会儿。事后斯考比回忆起这一天的事，他觉得当时他是到达了幸福的顶点：黑暗中，只身一人，周围只有嘈杂的雨声，没有爱，也没有怜悯。

他敲了敲这间尼森式住房的门，因为雨水像在隧道里奔流似的敲打着黑铁皮的屋顶，他敲门的声音很重。他敲了两次，门才打开。室内的灯光一时晃得他睁不开眼睛。他说：“请原谅我来打搅你。你有一盏灯没有挡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噢，对不起。我太不小心了……”

斯考比的眼睛看清楚了，但是对他看到的这张非常熟悉的面庞，他却一时叫不出名字来。这里的人他谁都认识。面前的这个人是从外边来的……一条河……清晨……一个垂死的孩子。“啊，”他说，“你是罗尔特太太，不是吗？我以为你还在医院里呢。”

“我就是。你是谁？咱们见过面吗？”

“我是警察局的斯考比少校。我在彭德见到过你。”

“真是对不起，”她说，“那里发生的事我什么也记不起了。”

“我把你的灯光遮起来可以吗？”

“当然可以。请吧。”他走进屋子，把窗帘拉严，又把一盏桌灯的位置移动了一下。这间住房中间有一张帘子把屋子分成两半：一边是一张床、一件权作梳妆台用的家具；另一边是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所有这些家具都是发给年薪不足五百镑的那些下级小官员使用的。他说：“他们也没有把这间房子给你布置布置。我要早知道就好了，我会来帮点儿忙的。”他仔细把她打量了一下，一张年轻的、憔悴的脸，头发都脱光了……她穿的一套睡衣太大了一些，身体裹在里面一点儿轮廓也显不出来，浑身上下都是难看的大褶子。斯考比注意看了一下她手上是否还松松地套着结婚戒指，可是那戒指已经不见了。

“谁都对我那么好，”她说，“卡特太太还送给我一个漂亮的坐垫。”

他的眼睛在屋子里巡视了一下，看不到一件属于她个人的东西：没有照片，没有书，也没有一件小摆设，但是他马上就记起来，她从海上什么也没带来，只有她自己和一本集邮簿。

“有危险吗？”她有些焦急地问。

“危险？”

“警报啊。”

“噢，一点儿危险也没有，只不过是空袭警报。大概每个月都有一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他又打量了她一会儿，“他们不应该这么早就让你出院，还不到六个星期……”

“是我自己要出来的。我想一个人待着。在医院里总是有人来看我。”

“啊，我马上就走。记着，如果你需要什么，我就住在马路下边停车场旁边那片沼泽地上的两层白楼里面。”

“你要不要等雨停了再走啊？”她问。

“我看我等不了，”他说，“你知道，这雨要一直下到9月才停呢。”他的话使她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但是她笑得那么不自然，她似乎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笑了。

“雨声太可怕了。”

“过几个星期你就会习惯的，就如同住在铁路旁边一样。但是你用不着住那么久，他们很快就会把你送走。每两个星期就有一艘轮船经过这里。”

“你喝一点儿酒好吗？卡特太太送我坐垫的时候，还给了我一瓶杜松子酒。”

“那我就帮你把它喝了吧。”在她拿出酒瓶以后，他发现瓶里的酒将近一半已经喝掉了，“你有酸橙吗？”

“没有。”

“我想，他们给了你一个佣人吧？”

“是啊，可是我不知道该让他干什么，而且他好像总不在这里。”

“你喝酒的时候什么也不掺吗？”

“噢，不是，我一口也没喝。我的佣人把瓶子打翻了——他是这么说的。”

“明天早上我同他谈谈。”斯考比说，“有冰箱吗？”

“有，可是佣人弄不到冰块。”她在一把椅子上无力地坐下来，“别认为我是个傻子，我只不过还摸不清自己究竟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从来也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

“你的老家是什么地方的？”

“伯里圣埃德蒙兹，萨福克郡。八个星期以前我还在那里呢。”

“八个星期以前你不在那里。你在救生艇上。”

“对了，我忘了救生艇的事了。”

“他们不该就这样把你孤零零地推出医院来。”

“我已经好了。他们需要我的病床。卡特太太说她可以给我安排个地方，但是我想一个人住。医生对他们说随我怎么做都可以。”

斯考比说：“你不愿意和卡特太太同住，我是可以理解的。你如果也不想让我待在这里，你只要说一声就成了。”

“我倒愿意让你待在这儿，等警报解除再走。我有一点儿紧张，你知道。”妇女们忍受磨难的能力永远使斯考比感到惊异。拿这个女人说吧，她能在一艘没有遮掩的小船上熬过了四十天，可是现在却谈什么神经紧张！斯考比想起轮机长的汇报：三副和两个水手都死在小船上，司炉因为喝海水发了疯，跳海自尽了。在这种生死的关头上，总是男人首先支持不住。可是现在事情早己过去了，她却像瘫在靠垫上似的气力毫无地躺在自己的软弱上。

斯考比说：“你考虑好了吗？你预备回伯里吗？”

“我不知道。也许我要在这儿找个工作。”

“你有什么工作经验吗？”

“没有。”她避开他的眼光说，“你知道，我离开学校才一年。”

“在学校里他们没教你什么吗？”他觉得，她现在最需要的是聊天，没有什么意义的聊天。她自己以为需要孤独，但实际上只是害怕别人同情这一沉重的担子。像她这样的一个孩子怎么能表演亲眼看着丈夫死在面前的悲剧角色呢？其困难程度，也许不小于叫她扮演麦克白夫人吧！她无法适应当前的处境，卡特太太一点儿也不能理解。当然，如果是卡特太太，就能应付自如，因为她已经埋葬了一个丈夫和三个孩子了。

她说：“我打无挡板篮球[58]打得最好。”斯考比的思路被她打断了。

“啊，”他说，“你的体形不太像一个体育教练。也许你身体好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一下子她的话匣子打开了。斯考比一点儿也没料到，他好像无意中说了一句什么暗号，于是便把一扇门打开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用的是哪句暗号，也许是“体育教练”这个词儿，因为她滔滔不绝地谈起无挡板篮球来（卡特太太，他想，喜欢谈论的也许是小艇上的四十天生活以及和她同居了仅仅三周的丈夫）。她说：“我在校队里打了两年。”她兴奋地把身体向前倚过来，一只手托着下巴，瘦骨伶仃的胳膊肘支在满是骨头的膝盖上。她苍白的皮肤——还没有被阿的平和阳光染黄——使他想到被海水淘洗后冲刷到岸上的一块白骨。“在那以前，我在学校二队里待过一年。如果在学校里再多待一年，我就会当上队长了。1940年我们打败过罗丁女子学校队，同切尔滕纳姆女子学校队打成平局。”

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是对一个陌生人的生活感到的兴趣，而年轻人却常常误把它当作爱情的流露。他端着一杯杜松子酒，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听着她隅隅低语，他感到自己的年龄完全可以叫他不必担心什么。她告诉他她的学校在紧挨着海港后面的一片丘陵上；她们有一个法国女教师叫杜邦小姐，脾气坏透了；女校长看希腊文书就跟看英文一样——维吉尔[59]……

“我一直认为维吉尔是拉丁诗人。”

“噢，不错。我是说荷马。我希腊文、拉丁文都学得不好。”

“你除了打球以外还有什么功课比较好？”

“除了球以外我想我学得最好的是数学，但是三角我可一点儿也不会。”夏天她们经常到港口去洗海水浴，每到星期六她们就在野地里举行野餐——有时候还骑着小马玩猎人追兔子的游戏。有一次比赛自行车闯了祸，闹得方圆几十里都传遍了；有两个女孩子直到深夜一点钟才回来。斯考比一边转动着手里的酒杯，看着酒在杯子里团团旋转，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汽笛又在雨中长鸣起来，发出解除警报的信号，可是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理会。斯考比说：“那么放假的时候，你就回伯里去了？”

她的母亲显然在十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父亲是个牧师，同教区总教堂有一定的关系。她家在安琪希尔街上有一所小房子。或许她在伯里家中没有像在学校里那么快乐，因为没有谈几句家里的事，她便又把话题转回到学校上，谈起一位和她同名（也叫海伦）的体育教师来；她在整整一学年里，对这位女教师简直崇拜得入了迷[60]。她笑了起来，似乎对当时的那种感情有些不以为然。这是在整个这场谈话里，她让斯考比感到她已长大成人、已经或者毋宁说曾经结过婚的唯一的地方。

她突然把话头停下来，说：“我告诉你这些事多么没意思啊。”

“我喜欢听。”

“你还一次也没有问过我——你知道……”

斯考比知道，因为他读过轮机长的报告。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在救生艇里每个人的饮水定量是多少——一天两次，一次一茶杯，二十一天以后减少到一次半茶杯。这个定量所以能维持到遇救以前二十四小时，主要是因为不断死人，使水余了下来。在港口的校舍背后，在那根像图腾柱似的无挡板篮球杆子背后，斯考比看到的是叫人无法忍受的汹涌巨浪，小艇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落下去，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落下去……“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难过极了，那时是7月底。我乘坐出租汽车去火车站，哭了一路。”斯考比算了算日子——从7月到次年4月，只有九个月，正好是妊娠期，可落生的是丈夫遇难，大西洋把他们当作沉船残骸一般推向非洲漫长的浅滩，以及投海自杀的水手。斯考比说：“你说的事更有意思。别的事我猜也猜得出来。”

“我说得太多了。你知道，我想我今天夜里不会失眠了。”

“你一向睡得不好吗？”

“在医院里前后左右都是出气声，总是有人翻身、喘气、说梦话。熄灯以后，简直像——你知道的。”

“你在这儿可以睡个安稳觉，什么也不用害怕。有一个守夜的人整夜都值更。我明天再叮嘱他一下。”

“你对我太好了，”她说，“卡特太太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对我都很好。”她抬起她的憔悴的、真诚的、孩子似的脸说，“我那么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他严肃地说。他们两个人都感到非常、非常放心。他们俩是朋友，他们只可能是朋友，不可能有别的关系。他们被许许多多的事物分隔开：一个死去的丈夫，一个活着的妻子，一个做牧师的父亲，一个名叫海伦的体育女教师，以及那么多年的不同的经验阅历。他们彼此无论说什么，都用不着有什么顾虑。

斯考比说：“晚安。明天我要给你带几张邮票来，给你的集邮簿添一点儿新东西。”

“你怎么知道我有个集邮簿？”

“这是我的工作。我是警察。”

“晚安。”

他离开了这里，心里感到非常、非常幸福，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个夜晚当作幸福记在心里，正像他没有把在黑暗中只身走在雨地里当作幸福留在记忆中一样。

二

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他审理一件盗窃的小案件，需要审问六个证人，可这六个人的供词他一句也不信。如果审问的是欧洲人，就有一些话他可以相信，有一些话他不相信，可以在真话同谎言之间根据他的推测画一条杠杠——至少“谁能得到好处[61]”这一原则能起作用；如果是盗窃案而又不掺杂保险费的问题时，至少可以断定确实有东西被偷掉。可是他现在办的这个案子却无法作出这个判断，什么杠杠也画不出来。他知道有的警官就是因为好像沙里淘金似的费尽心思想分析出一小点确凿无疑的真实情况而弄得精神崩溃，他们中间有的人忍不住动手打了证人，在本地克里奥尔人办的报纸上受到冷嘲热讽，最后不得不告病回国或者调动到其他地方去。在某些人身上这类事会引起他们对黑皮肤人的刻骨仇恨，但是斯考比在他十五年任职期中，早已经过了这种危险的阶段了。虽然陷入了一团乱麻似的谎言里，他现在反而更加喜爱这些人了：他们用了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把一种外国的司法手续弄得完全瘫痪了。

最后，办公室里的人又都走净了，事故记录上的案件一件件地都已处理完毕，斯考比拿出一个拍纸簿来，在手腕下面垫了一块吸墨纸，以便不使手上流的汗把信纸洇湿。他开始给露易丝写信。对他说来，写信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是因为警察这门职业多年培训的结果，他在签署自己名字的纸上从来不肯写下任何不真实的话，哪怕是为了安慰别人而扯的小谎。他需要非常精确；如果为了使人心安，也只能把某些事略去不谈，所以在他写了“我亲爱的”几个字后，他决定略去一些事。他不肯写他很想念她这样的词句，但是他可以不告诉她自己现在安然自得的心情。我亲爱的，这封信又写得很短，你一定要原谅我。你知道我不怎么会写信。我昨天接到了你的第三封信，就是那封告诉我你要在德班城外哈里法克斯太太的朋友家住一个星期的信。这里一切都很宁静。昨天晚上发了一次警报，事后才知道是一个美国驾驶员误把一群海豚当成敌人的潜艇了。雨季当然已经开始了。我在上一封信里告诉过你的那位罗尔特太太已经出了院，他们让她住在汽车停车场后面的一间尼森式住房里等船。我要尽我的力量让她舒适一些。咱们的佣人仍然在医院里，但是已经没有危险了。我真的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新闻要告诉你了。塔利特的案子仍然拖着没完——我想就是到了最后也不会弄个水落石出。前两天阿里不得不去牙科医生那里拔掉几颗牙。为了这件事，他闹了个人仰马翻。如果我不用汽车硬把他拉去，他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去医院的。斯考比搁下了笔，他想到信件检查员——恰好检查员是卡特太太和卡洛威——会读到他最后要写的几句温情的话，心里很不舒服。你要保重身体，亲爱的，别为我担心。只要你快乐，我就感到快乐。再过九个月我就要休假，那时候咱们就可以在一起了。他本来还要写“你永远在我的心里”，但这不是一句他愿意签署自己名字的话。取而代之，他写的是：一天中，你常常出现在我的心里。接着，他考虑该签哪个名字。因为他相信这样写可以使她高兴，所以尽管不太情愿，还是写了“你的蒂奇”。蒂奇——他突然想到了另一封署名“迪奇”的信，这封信在他的梦中出现过两三次。

巡佐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迈着行军的步伐走到屋子中央，精神抖擞地转过身来，向他敬了个礼。在巡佐进行这一套仪式的时候，斯考比从容地写好信封。“有事吗，巡佐？”

“长官，专员要你去见他。”

“好的。”

专员的办公室里坐着不止一个人。殖民厅厅长的一张脸在这间幽暗的屋子里汗涔涔地闪着亮光，此外，他身边还坐着一个斯考比从未见过面的高大瘦削的人——这人一定是坐飞机来的，因为过去十天中并没有轮船在这里靠岸。这人佩戴着上校的肩章和领章，可是在他的一身宽松、邋遢的军服上，这些标记好像安错了地方，根本不是他的。

“这是斯考比少校，这位是赖特上校。”斯考比一眼就看出来，专员很不安，有些气恼。专员说：“坐下，斯考比。是关于塔利特案件的事。”因为外面下着雨，屋子里光线暗淡，一点儿风也不透。“赖特上校从开普顿来，要了解一下这件事。”

“从开普顿来的，先生？”

专员把脚挪动了一下，手里摆弄着一把小刀，他说：“赖特上校是军情五处的代表。”

“这件事真是让人感到遗憾。”殖民厅厅长说。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别的人不得不把头凑过去才能听清楚。专员开始用小刀削起桌角来；他显然不想听厅长说的是什么。“不同别的部门协商，我认为警察局本来不该采取行动——不该这样处理的。”

斯考比说：“我一直认为堵塞钻石走私是我们的职责。”

殖民厅厅长又用他那含混、低哑的声音说：“查获的钻石还不值一百英镑。”

“这是查获的唯一一批走私的钻石。”

“塔利特犯罪的证据不足，斯考比，不该进行逮捕。”

“他没有被逮捕，我们只不过传讯了他一下。”

“他的律师说，他是被强行带到警察厅去的。”

“他的律师扯谎。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

殖民厅厅长对赖特上校说：“你知道我们这里事情多么难办。信仰天主教的叙利亚人总说他们是受迫害的少数派，说信伊斯兰教的叙利亚人把警察收买了。”

斯考比说：“如果这件事不照现在这个方法处理，他们又会说另外一套话——只不过那样事情就会更糟。国会议员对伊斯兰教徒比对天主教徒更有好感。”斯考比意识到，直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有提到这次开会的真正目的。专员一小片一小片地只顾埋头削自己的办公桌，对一切充耳不闻。赖特上校用肩膀紧抵着椅子靠背，一言不发。

“就我个人而言，”殖民厅厅长说，“我会……”他的低哑的声音转为一阵模糊不清的咕哝。赖特用手指堵着一只耳朵，侧着头，仿佛在努力倾听一只出了毛病的电话耳机，也许他分辨得出厅长的字音。

斯考比说：“我听不见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会相信塔利特的话，他对尤塞夫提出反控。”

斯考比说：“那是因为你在这块殖民地只待了五年。”

赖特上校突然插嘴说：“你在这里待了多少年了，斯考比少校？”

“十五年。”

赖特上校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专员不再削桌子了，他砰的一下把小刀往桌面上一戳，开口说：“赖特上校想知道你这个情报的来源。”

“这你是知道的，专员。尤塞夫提供的。”赖特和殖民厅厅长并排坐在那里望着他；他低着头靠后一步站着，等着下一步棋。但是并没有下一步棋。他知道他们正等着他进一步解释他刚才的大胆的回答；他也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了，他们就会认为他承认自己心虚胆怯了。沉默变得越来越不能令人忍受了，这种沉默仿佛是对他的指控。几个星期以前，他曾经同尤塞夫说过，他准备让专员知道他向尤塞夫借钱的详细情况。也许当时他确实有这个打算，也许他只是想吓唬尤塞夫一下，他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他只知道，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应该在对塔利特采取行动以前把这件事告诉专员，不应该事后再说。弗莱塞尔从办公室后面的过道上走过来，用口哨吹着那支他心爱的歌曲。他推开办公室的门，说了一声“对不起，专员”，马上又缩了回去，留下一股热烘烘的动物园的气味。淅淅沥沥的雨声一直在继续着。专员从桌子上拔出小刀，又开始了切削的工作，好像他再一次下决心置身事外，对这一切都不闻不问。殖民厅厅长清了清喉咙。“尤塞夫？”他重复了一句。

斯考比点了点头。

赖特上校说：“你认为尤塞夫这人可靠吗？”

“当然不可靠，上校，但是只要我们得到情报，不管来源如何，总应该采取行动，再说这次的情报在某一点上还是正确的。”

“在哪一点上？”

“确实查获到钻石了。”

殖民厅厅长说：“尤塞夫常常给你提供情报吗？”

“这是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得到线索。”

殖民厅厅长又说了一句什么，可是除了“尤塞夫”这个名字以外，斯考比什么也没听清楚。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厅长。”

“我说你同尤塞夫有联系吗？”

“我不懂你所谓的联系指的是什么。”

“你常常同他见面吗？”

“我想，在过去这三个月我同他见过三次面——不，四次面。”

“因为公事？”

“不一定都是公事。一次他的车在路上抛了锚，我让他搭我的车回家去。一次我在班巴得了热病，他来看我。一次……”

“我们并不是在对你进行审讯，斯考比。”专员说。

“我认为这些先生是在审讯我，专员。”

赖特把他跷起来的二郎腿放下，说：“咱们把问题归结到一点吧，斯考比少校。塔利特提出了反诉——对你们警察厅，对你。他说尤塞夫给了你钱。他给过吗？”

“没有，上校。尤塞夫什么也没有给过我。”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奇怪的感觉：他还不需要说瞎话。

殖民厅厅长说：“自然了，送你的妻子去南非靠你个人的收入是完全办得到的。”斯考比紧紧贴着椅背坐着，什么也没说。他又一次感到，沉寂正在渴望着他的语声。

“你不想回答？”殖民厅厅长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提出一个问题。我再重复一遍——尤塞夫什么也没有给过我。”

“这个人可得提防着点儿，斯考比。”

“如果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同我一样长，你也许会了解，警察正是要同那些市政厅不屑于理睬的人打交道。”

“我们不想叫大家感情激动，是不是？”

斯考比站起身来。“我可以走了吗，专员？如果这两位先生要问我的话已经问完了……我有个约会。”他的额头上冒着汗珠，一颗心因为愤怒而怦怦地跳个不停。这样的时刻一定要小心提防：血液从身体两侧往下流，眼前晃动着一块红布。

“就这样吧，斯考比。”专员说。

赖特上校说：“打搅你了，务必请你原谅。我接到一份报告，不得不正式调查一下。我对咱们这次的谈话很满意。”

“谢谢你，上校。”但是上校这些抚慰的话说得太晚了一些，斯考比一闭眼脑子里就浮现出殖民厅厅长的一张湿漉漉的面孔。殖民厅厅长低声细气地说：“这不过表示一下，我们办事很审慎，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在半小时内你还需要我，专员，”斯考比对专员说，“我将在尤塞夫那里。”

三

他们还是逼着他说了一句谎话：他同尤塞夫并没有订什么约会。虽然如此，他确实想同尤塞夫谈几句：很可能他还需要把塔利特这件事再澄清一次，倒不是法律上有此必要，而是为了使自己心安一些。当斯考比在雨地里缓缓地驾驶着汽车的时候——他的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早已失灵了——他看见哈里斯正在贝德福德旅馆门外同自己的雨伞较劲。

“我可以送你一段吗？我和你是同路。”

“发生了最振奋人心的事了，”哈里斯说，他的一张凹陷的面孔因为雨水和兴奋而发着亮光，“我终于搞到了一所住宅了。”

“祝贺你。”

“说住宅也许并不合适，是你住的那个地方的一间活动房屋，但是我总算有家了。”哈里斯说，“我要找一个人合住，总算有家了。”

“谁同你合住？”

“我想找威尔逊，可是他到别处去了——他要在拉各斯待一两个星期。这个让人抓不住的可恶的红繁缕[62]！恰恰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人不见了。这又引起了第二件振奋人心的事。你知道我发现我们都在道恩海姆待过吗？”

“道恩海姆？”

“道恩海姆公学呀。他不在的时候，我到他的屋子去借墨水，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一期《老道恩海姆人》。”

“太巧了。”斯考比说。

“你知道吗？这一天出人意料的事真是层出不穷，在我翻看这本杂志的时候，我看到最后一页有这样一段话：‘道恩海姆校友会秘书希望与下列失去联系的校友重新取得联系。’在一大串人名中间，赫然印着鄙人的名字。你看，竟有这样的事。”

“你怎么办了？”

“我马上回到办公室，坐下写了封回信——连电报都顾不得处理了，当然，几封急电除外。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忘记抄下秘书的通信地址了，所以我还得回去取地址。你不想进来看看我写的信吧？”

“我不能待得太久。”哈里斯在艾尔德·邓普斯特公司的大楼里有一间别人不用的小屋子做办公室。这间屋子同老式人家仆人的卧室差不多大小。由于屋子里还有一个旧式的洗脸台、一个冷水龙头同一个环形煤气灶，所以更像仆人住的下房了。在洗面盆同一个比轮船舷窗大不了多少的窗户中间，挤着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杂乱地堆放着电报纸。窗户紧对着海滨大道和波浪起伏的灰蒙蒙的海湾。一只托盘里摆着一本做课本用的缩写本《艾凡赫》和半块面包。“抱歉，屋子乱得不成样子。”哈里斯说，“找一把椅子坐下。”可是屋子里并没有多余的椅子。

“我把信放在哪儿了？”哈里斯一边大声问自己，一边在桌子上的电报纸里翻来翻去，“啊，我想起来了。”他打开《艾凡赫》，从里面取出一张折叠起的信纸，“这只是一个草稿，”他有些担心地说，“当然还得修改一下。我想还是等威尔逊回来再发吧。你看，我在信里提到他了。”

斯考比开始读信：敬爱的秘书——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在另一个道恩海姆校友，E.威尔逊（1923—1928）的房间里看到一本《老道恩海姆人》。我怕我同咱们老家已经有很多年不通消息了，见到你们正努力同我取得联系的消息，我又是高兴又有些内疚。也许你们想知道一些我的消息——我在这个‘白人的坟墓里’究竟干些什么。因为我是个电报检查员，所以你们一定理解我不能多谈我的工作，只能等到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以后再谈这方面的事。我们现在正处于雨季中——雨下个没完没了。这里有很多人害热病，我就刚刚害过一场，E.威尔逊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尝过这种滋味。我们现在合住在一所小房子里，所以你们可以知道，即使在这样一个蛮荒、遥远的地方，道恩海姆的校友还是互相扶持的。我们组织了一个只有两名队员的道恩海姆狩猎队，只不过我们一同捕猎的对象不是别的，而是蟑螂（哈哈！）。好了，信就写到这里，我要参加打胜这场战争的伟大事业去了。一个非洲海岸的老居民向全体道恩海姆老校友致敬！

斯考比抬起头来，正碰到哈里斯的焦急而困窘的目光。“你觉得这封信的腔调合适不合适？”他问，“我不知道该不该称呼他‘敬爱的秘书’。”

“我觉得你这封信的语气恰到好处。”

“当然，你知道，那所学校并不很好，我在那里的日子很不愉快。我还逃跑过一次呢。”

“现在他们还是把你抓到了。”

“叫人思考不少问题，对不对？”哈里斯说。他凝视着窗外灰蒙蒙的海水，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里噙着眼泪。“过去在学校里我总是嫉妒那些成天欢天喜地的人。”他说。

斯考比安慰他说：“我也不怎么喜欢学校生活。”

“如果从一上学起就很快活，”哈里斯说，“以后的生活就会大不相同了。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养成一种乐观的处事态度，对不对？”他拿起托盘里的那块面包，顺手扔到废纸篓里。“我老是想把屋子收拾一下。”他说。

“好了，我该走了，哈里斯。我很高兴你找到了一所房子——还有道恩海姆校友会的事。”

“我不知道威尔逊在学校里快活不快活。”哈里斯沉思道。他又从托盘里拿起《艾凡赫》，四面看了看，想找个地方放起来；但是因为没有找到地方，最后还是把书放在托盘里。“我想他也不会快活的，”他说，“不然的话，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四

斯考比把汽车停放在尤塞夫的大门口，好像有意对殖民厅厅长表示蔑视。他对尤塞夫的管家说：“我要见你的主人。我认识路。”

“主人不在家。”

“那我等着他。”他把管家推到一边，走了进去。这所带阳台的单层住房隔成一间间的小套间，每个套间都摆着同一式样的沙发、靠枕、喝酒用的矮腿桌子，好像是妓院的小单间。斯考比打开帘子，从一间穿到另一间，最后走进了两个月以前他在里面丧失了自己廉正的那间小屋。尤塞夫正躺在一张沙发上酣睡。

尤塞夫穿着一条麻布裤子仰面朝天地躺着，张着嘴，鼻息咻咻，身旁的矮桌上放着一个酒杯，斯考比看到杯子底上有一些细碎的白屑。尤塞夫服的是溴化物。斯考比在他旁边坐下，等待着。窗户开着，但是雨水却像帘幕一样非常有效地把气流挡住。也许是由于污浊的空气，也许是因为他又回到了犯罪的场景，斯考比情绪非常低沉。为自己辩解，不承认干了坏事，这是没用的。他好像一个没有爱情而结了婚的女人，坐在这间布置得如同旅馆房间一样的小屋里，清清楚楚地记起了同别人的一次“通奸”。

窗户上面，有一段檐沟出了毛病，雨水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哔哔地往下流，因此他听到的一直是两种落雨的声响——淅淅沥沥的雨声和哔哔的流水声。他点起一支纸烟，望着尤塞夫。他对这个人并无恨意。他有意识地、成功地捕捉住尤塞夫，正如同尤塞夫有意识地而且成功地使他坠入陷阱一样。这场“婚姻”是双方自愿缔结的。也许是他那目不转睛的凝视刺穿了尤塞夫的溴化物的迷雾，两只肥胖的大腿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一声呻吟，在睡梦中咕哝了一句“老伙计”，尤塞夫翻过身来，把脸转向了斯考比。斯考比又把屋子环视了一下，但是在他到这里借钱的那次，早已经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了。这次来屋子一点儿也没有变样：还是那几个丑陋不堪的浅紫色的绸靠垫，套子霉烂的地方露出下面的网线来，橘红色的窗帘，甚至蓝色的苏打水瓶也还在原来的地方放着。这些东西好像地狱的设施似的给人以永恒不变的感觉。没有书架，因为尤塞夫不认识字；没有书桌，因为他不会写字；也甭想找到一张纸，纸对尤塞夫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什么东西都记在他那罗马型的大脑袋里。

“啊……斯考比少校……”他的眼睛睁开了，寻找斯考比的目光。因为服了溴化物，这双眼睛迷迷蒙蒙，对眼前的事物还看不真切。

“早上好，尤塞夫。”这一次斯考比总算把尤塞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那么一刻钟，尤塞夫仿佛又要沉入到昏睡里，但是他挣扎着用一只胳膊肘把身子支了起来。

“我想同你谈一谈塔利特，尤塞夫。”

“塔利特……请原谅我，斯考比少校……”

“还有钻石的事。”

“想钻石想得发疯了。”尤塞夫费力地说，声音里还充满了睡意。他摇了摇头，一绺花白头发在额头上颠动了一下，接着就迷迷糊糊地伸出手去取苏打水瓶。

“是你安排的圈套想诬陷塔利特？”

尤塞夫把苏打水瓶从桌子的另一边拉过来，盛溴化物的玻璃杯也被他打翻了。他把瓶口的喷嘴对准了自己的脸，勾动扳柄，苏打水噗的一下喷到他脸上，连脑袋下边淡紫色的靠垫上也溅满了水点。他松快地长出了一口气，好像一个在炎热的天气里洗淋浴的人一样。“怎么回事，斯考比少校？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塔利特的事不会起诉了。”

尤塞夫像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拖着身子从海水里走出来，海潮却紧紧地在后面追着他。他说：“请你原谅我，斯考比少校。我刚才没有睡好。”他思索着什么，把脑袋颠动了两下，仿佛在摇晃一只盒子，想听听里面有什么响动似的。“你刚才说塔利特，斯考比少校。”他又解释说，“这都是因为清点货物。这么多数字。三四家铺子。他们想骗我，因为我的账只记在脑子里。”

“塔利特的事，”斯考比又重复了一遍，“不会起诉了。”

“没关系。早晚有一天他要栽跟头的。”

“是你的钻石吗，尤塞夫？”

“我的钻石？他们让你怀疑起我来了，斯考比。”

“那个小佣人是你收买的吗？”

尤塞夫用手背抹去脸上的苏打水：“当然我给了他钱，斯考比少校。我的情报就是这么来的。”

尤塞夫又恢复了优越感：虽然四肢仍然懒洋洋地摊在沙发上，一颗大头已经把迷迷糊糊的感觉摇晃掉了。“尤塞夫，我不是你的仇人。我还是喜欢你的。”

“你一说这样的话，斯考比少校，我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起来。”他把衬衫扯开，仿佛真的要让斯考比看到他的心如何跳动似的。一道道的苏打水正浇灌着他胸膛上的黑黪黪的“丛林”。“我太胖了。”他说。

“我是肯相信你的，尤塞夫。你要对我说实话。那些钻石是你的还是塔利特的？”

“我同你说的都是实话，斯考比少校。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那些钻石是塔利特的。”

“那么是你的喽？”

“是我的，斯考比少校。”

“你把我耍弄得真够呛，尤塞夫。如果我这里有证人的话，我就要让你蹲监狱。”

“我没有想耍弄你，斯考比少校。我只是想把塔利特弄走。他不在这个地方，对谁都好。叙利亚人分成两派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只是一派，你就可以来找我，对我说：‘尤塞夫，政府想叫叙利亚人做这么一件事，做那么一件事。’我也就可以回答：‘好，就这么办吧。’”

“偷运钻石的买卖也就可以由一个人包办了。”

“啊，钻石，钻石，钻石，”尤塞夫厌烦地说，“我告诉你，斯考比少校，我的一家最小的店铺一年赚的钱也比捣弄三年钻石赚得还多。你不知道那需要向多少人行贿。”

“好了，尤塞夫，我绝对不要你给我的情报了。咱们的关系算完了。当然了，每个月我会把利钱给你送来。”他觉得自己说的这些话有一种奇怪的不真实感。橘红色的帷幔一动不动地悬在那里。生活中，有一些地方你无论如何也抛不到脑后去：这间屋子的帷幔和靠垫、通向阁楼上的一间卧室、一张墨迹斑斑的书桌、伊灵的装饰着花边的祭坛——只要思想意识存在一天，这些东西就永远不会从记忆里消失。

尤塞夫把两脚放到地板上，挺直着腰板坐起来。他说：“斯考比少校，你对我开的这个小玩笑太认真了。”

“再见了，尤塞夫，你不是一个坏人，可是咱们还是再见吧。”

“你弄错了，斯考比少校，我是个坏蛋。”他一本正经地说，“在我的一颗黑心里，唯一的一点儿善良是我对你的友谊，我舍不得丢掉它。咱们俩一定要永远做朋友。”

“我怕这不可能，尤塞夫。”

“听我说，斯考比少校。我不要你替我做任何事，除了有的时候——也需要在天黑以后，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求你来看看我，同我谈谈，此外再没有别的要求了。只有这一件事。我不再对你讲塔利特的什么事了。我什么事都不同你讲了。咱们就坐在这儿，桌子上摆着一瓶苏打水、一瓶威士忌……”

“我不是个傻瓜，尤塞夫。我知道，如果人们相信我和你是朋友，这对你有好处。我不想帮你这个忙。”

尤塞夫把一个手指伸进耳朵里，挖弄耳朵里的苏打水。他有些凄凉又有些厚颜无耻望着斯考比。斯考比想，当尤塞夫望着那个想利用他只把账目记在脑子里的弱点进行欺骗的商店经理时，一定也是这么一副面相。“斯考比少校，你同专员说了咱们那件小交易没有？还是你那次只是想吓唬吓唬我？”

“你自己去问他吧。”

“我想我要去问的。我心里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有些愤愤不平。它逼着我要到专员那里跑一趟，把一切都告诉他。”

“你要永远听从心的劝告，尤塞夫。”

“我要告诉他，你拿了我的钱，你我一同计划逮捕塔利特。可是你中途变卦了。我为了报复，所以把事情讲出来。为了报复。”尤塞夫沉着脸又重复了一遍，一颗罗马型的大脑袋耷拉到肥胖的胸脯上。

“去吧。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尤塞夫。咱们俩的关系算完了。”但是斯考比不论怎么精心表演，还是不能相信这幕戏里的情节是真实的，这只不过是一对情人在吵闹而已。他既不相信尤塞夫的恫吓，也不相信自己的故作镇静，就连最后两人分手也不能相信。在这间淡紫和橘红色的房间里发生的事实在太重要了，不可能成为重大、平静的过去的一部分。因此，他丝毫也没有感到惊奇。尤塞夫最后把头抬起来说：“当然我不会去。总有一天你会回来要我的友谊的。我会欢迎你的。”

我真的会这样走投无路吗？斯考比自己问自己说，仿佛他在这个叙利亚人的话语里听到了先知者的真实的语调。

五

在回家的路上，斯考比把车停在天主教堂门前，走了进去。这一天是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总是在这一天到教堂来作告解。六七个老妇人，头发像做杂活的女仆那样用破布包裹着，正按顺序等着。此外，准备作告解的还有一个女护士和一个戴着皇家装备部队标识的士兵。从忏悔室里传来一阵阵兰克神父的单调的嗡嗡的话语声。

斯考比眼睛盯着十字架，开始祈祷——他连续背诵了《天主经》《圣母经》和《悔罪经》几篇祷文。这一套仪式使他感到非常倦怠。他觉得自己像是耶稣受难时的一个旁观者——簇拥在十字架周围的许多看热闹的人中的一个，基督的目光一定已经从这些人的脸上掠过，挑出朋友和敌人了。有时候斯考比觉得，他的职业同制服已经无情地把他划入了那些无名的罗马士兵之列，这些人正在远处的街头上维持秩序。克鲁族老妇人一个个地走进忏悔室又走出来。斯考比开始为露易丝祈祷——他含含混混地信口叨念着。他祈求上帝能让露易丝现在幸福，将来也永远幸福，祈求上帝不要因为他的缘故而叫露易丝遭遇邪恶。当那个士兵从忏悔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斯考比站了起来。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他说，“从一个月以前我作忏悔后，我有一次没有参加主日弥撒，有一次没来领圣体。”

“因为有事耽搁了吗？”

“是的，但是只要上上心我还是可以把执勤的班次安排得好一些的。”

“是吗？”

“整个这一个月我根本没有在这方面动脑筋。我对一个人毫无必要地表现得非常粗鲁。”他半天没有说下去。

“就是这些了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神父，但是我觉得——对宗教有些厌倦，好像信不信教对我都无所谓似的。我一直在努力爱上帝，但是——”他做了一个神父看不到的手势，从栅栏里把身体转向侧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还有没有信仰了。”

“一个人很容易为这种事担心的，”神父说，“特别是在这种地方。如果我能够办到的话，我要给许多人的赎罪苦行将是六个月假期。这里的天气使人的精神非常抑郁，很容易把疲劳误认为是——一种宗教热诚的衰退。”

“我不想耽搁你太多时间，神父。还有许多人等着来作告解。我知道这只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但是我感觉到——空虚。一片空虚。”

“有时候这是上帝选择的时刻。”神父说，“现在你去吧，念十遍《玫瑰经》。”

“我没有念《玫瑰经》的念珠。至少……”

“好吧，那么背五遍《天主经》和《圣母经》。”他开始读赦罪文。但是问题在于，斯考比认为，他根本没有罪可赦。赦罪文不能给他带来任何轻松的感觉，因为他的灵魂上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需要卸下来。赦罪文只不过是一个公式——许多拉丁字胡乱堆在一起，好像是变戏法时用的一种咒语。斯考比走出忏悔室以后，又跪了下来，这也是仪式的一部分。接近上帝是没有困难的。上帝像是一个民众领袖，随时欢迎那些对他最缺乏信心的追随者走近自己的身边。斯考比望着十字架，心中想，“他”在众目睽睽下受苦受难，对谁也不隐瞒。

第三章

一

“我给你带来了一些邮票。”斯考比说，“我收集了一个星期——看见谁就向谁要。连卡特太太也捐献了一张，一张非常漂亮的鹦鹉邮票——你看看——是南美洲哪个国家的。这里还有一套利比里亚改值美国占领期间的邮票。这是我从海军观测员那里弄来的。”

他们俩的心境都非常恬适——两人都觉得只要有这种心境就非常安全了。

“你为什么要收藏邮票？”他问，“过了十六岁，很少有人再干这种事了。”

“我也不知道，”海伦·罗尔特说，“我不是认真地在收集，我只不过随身带着。可能是一个习惯。”她把集邮簿打开，又接着说，“不，不只是个习惯，我真的喜欢它们。你看见这张乔治五世头像的半便士邮票了吗？这是我攒的第一张。那时我才八岁。我用热气把它从信封上起下来，夹在一个练习本里。我父亲就是为了这个才送我一个集邮簿的。我母亲已经死了，所以父亲给了我一个集邮簿。”

她想把事情解释得更精细一些：“邮票就同照片一样，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随身携带。有的人收集瓷器——瓷器不能老带着，书也是这样。但是你用不着把集邮簿整页撕掉，像撕掉一页照片簿那样。”

“你从来没有同我谈过你的丈夫呢。”斯考比说。

“没有谈过。”

“把整页撕掉并不太好，因为这会看到撕毁的痕迹。你说对不对？”

“对的。”

“如果把心里的事谈出来，”斯考比说，“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问题不在这儿，”她说，“问题在于，我对这件事太淡然了。”她的话使他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她已经这么成熟，在生活阅历上已经学到了这么深的课程了——螺丝已经拧到这一扣上。她说：“他已经死了——多久了？还不到八个星期吧，可是对我来说，他这个人已经完完全全地不再存在了。啊，我是个多么没有心肝的女人啊！”

斯考比说：“你不需要有这种想法。我想，谁都是一样。当我们对一个人说‘你死了我就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意思是：‘看到你这样痛苦、不幸，或者愁困，我简直活不成了。’只不过是这样的意思。人一死，我们的责任也就完了。我们对这件事再也无能为力，我们的心也就安宁下来了。”

“我过去不知道自己会这样刚强，”海伦说，“简直有些冷酷了。”

“我有过一个孩子，”斯考比说，“后来死了。死的时候我在这里，不在英国。我的妻子从贝克斯希尔[63]给我拍来两封电报，下午五点钟拍来一封，六点钟又拍来一封，但是电报局把次序弄颠倒了。你知道，我的妻子不想让我一下子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我在吃过早饭后接到一封电报。那是早上八点钟，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谁也不会在这时候听到任何消息。”这件事斯考比过去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连露易丝也不知道，可是现在他却把两封电报稿一字不差地仔细讲出来。“那封电报稿说：凯瑟琳午后病故死前未受痛苦上帝保佑你。第二封电报是午饭后接到的，内容是：凯瑟琳病危医生尚抱希望新爱的。这是五点钟拍出的那封。‘新爱的’我想应该是‘亲爱的’[64]，电码译错了。你看，她不想一下子叫我知道噩耗，电报上说‘医生尚抱希望’，可是再没有别的说法比这个更让人绝望的了。”

“这对你太可怕了。”海伦说。

“不，最可怕的是，在我接到第二封电报以后，我的头脑完全混乱了。我想，他们把事情弄错了。孩子一定还活着。在我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前，有那么一刹那，我感到有些——失望。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我当时想：‘现在忧虑和痛苦要开始了。’但是当我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后，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孩子已经死了，我可以把她忘掉了。”

“你已经把她忘了吗？”

“我很少想起她来。你知道，我躲开了那个场面，没有看到她临死的情况。我的妻子看着她死掉的。”

他们这么容易、这么快地成为朋友，他感到很奇怪。他们跨过了两个人的死亡，毫无保留地走到一起。她说：“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家都会照顾你的。”

“我认为他们都有些怕我。”她说。

他笑了。

“他们是有些怕我。空军上尉巴格斯特今天下午带我到海滨去，但是他也害怕了，因为我一点儿也不高兴，也因为我死了丈夫。海滨上，每个人都装出一副因为什么事而非常快乐的样子，我坐在那儿，也摆出一副笑脸，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你记得你第一次参加社交集会的情形吧。一走上楼梯，你听到到处笑语喧哗，可是你不知道该怎样同别人谈话。这就是我那时的感觉，所以我就穿着卡特太太的游泳衣坐在那里，摆着一副笑脸。巴格斯特摸我的大腿。我想回家。”

“你很快就会回去的。”

“我不是说的那个家，我是说这儿的家。我在这个家里可以把门一关，有人敲门我也不开。我暂时还不想离开这里。”

“可是你在这里一定很不快活。”

“我非常害怕海。”她说。

“你常常梦见海吗？”

“不，我有时梦到约翰——这比梦见海更糟，因为我总是在一些噩梦里梦到他，我现在还总是做这样的噩梦。我是说以前在梦里我同他总是吵架，现在在梦里我们仍然不断地吵架。”

“你们吵过架吗？”

“没有，他对我挺好。我们结婚才一个月，你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一个人好并不难，是不是？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新环境还没弄清楚。”斯考比觉得她从来也没有弄清楚她的环境，至少在她离开她的无挡板篮球队以后就一直没有弄清楚过。那是一年之前的事吗？有的时候他看见她正在漂着浮油似的水天相连的大海里仰卧在救生艇上，小艇里还有一个面临死亡的孩子、一个精神错乱的水手、玛尔珂特太太和那个念念不忘要对船主负责的轮机长；另一些时候他又看到她躺在担架里从自己面前抬过去，手里紧紧攥着她的集邮簿。现在他看到的又是另一幅景象：她穿着借来的不合身的浴衣，在一片笑语喧哗和泼溅的水声中手足无措，只能对着抚摸她大腿的巴格斯特憨笑……他心头一阵黯然，感到自己对她的责任正像晚潮一样把自己托举到岸上。

“给你父亲写信了吗？”

“啊，当然写了。他给我打电报说，他正托人给我搞船票。我不知道他在伯里怎么能使得上劲儿，可怜的爸爸，他什么人也不认识。他在电报上自然也提到了约翰了。”她从椅子上拿开一只靠垫，取出电报纸来，“你念念。他对我真好，可是他一点儿也不了解我。”

斯考比读道：非常为你悲痛，亲爱的孩子，勿忘他已入福境。爱你的父亲。电报上盖着拍发时间的戳记，上面有伯里的地名。这使斯考比想到父女两人，天涯海角，相隔万里。他说：“你说他一点儿也不了解你，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他相信上帝和天国这一类的事。”

“你不相信吗？”

“我离开学校以后就都不相信了。约翰常常拿这些事跟他开玩笑，开无关紧要的小玩笑，你知道。爸爸并不在乎，但是他从来不知道我的想法同约翰一样。如果你是一个牧师的女儿，有很多事你都要装样子。如果他知道我和约翰在结婚以前两个星期就——就在一起了，他一定要气死了。”

斯考比又一次想到，他面前的这个人对人情世故如何浑噩无知，难怪巴格斯特对她有些害怕。巴格斯特不是一个肯承担责任的人，他想，如果有了什么事，谁能叫这个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的傻孩子承担责任呢？斯考比翻着自己给她收集来的一沓邮票，说：“我倒想知道，你回国以后准备做什么。”

“我想，”她说，“他们可能让我到军队里去服务。”

斯考比想：如果我的女儿还活着，她也到了应征的年龄，也要被扔进一所可怕的寄宿处去适应新环境了。经历了大西洋的这段遭遇后，还要回英国本土去当国防后备队员，或者妇女辅助陆军队员，听大胸脯的女军曹训话，在厨房里削土豆皮，看着金黄头发、薄嘴唇的女军官搞同性恋。下班以后，有小伙子在营地外边草地上金雀花丛里等着要同你幽会……同这一切比起来，即使大西洋这里也能给你一个家的感觉。他说：“你学没学过速记，学过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吗？”只有聪明的人、机敏的人以及有影响势力的人才逃脱得了这场战争。

“没有，”她说，“我什么都不好。”

不可能想象：她从大海里被拯救出来以后，又像是一条不值得捕捉的小鱼似的重新给扔到海水里去。

他说：“你会打字吗？”

“我用一个手指头打得蛮快。”

“我想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个工作。我们很缺少秘书。你知道，这里官员的家属都在市政厅工作。虽然这样，我们的人手还是不够。只不过这里的气候对妇女的健康不好。”

“我愿意留在这儿。来，让我们为我的工作干一杯吧。”她开始招呼她的仆人。

“你学会了，”斯考比说，“一个星期以前你还很怕他……”海伦·罗尔特的佣人端着一个托盘走进来，托盘上摆着酒杯、酸橙、水和一瓶没有打开的杜松子酒。

“这不是我同他谈过话的那个人。”斯考比说。

“不是，那个人走了。你同他谈话态度太凶了。”

“所以又换了一个。”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万德，老爷。”

“我从前见过你，是不是？”

“没有，老爷。”

“我是谁？”

“你是很大的警察，老爷。”

“别把这个人再吓跑了。”海伦说。

“你从前在谁那里？”

“我在丛林地那边区专员佩倍尔顿家里，老爷。我是他的小佣人。”

“我是不是在那儿见过你？”斯考比说，“我想我见到过你。你好好地伺候这位太太。她走了以后，我给你找个好差事。别忘了。”

“是的，老爷。”

“你还没有看这些邮票呢。”斯考比说。

“没有，我大概还没有看呢。”一滴杜松子酒落在一张邮票上，留下一个斑痕。斯考比望着她把这枚邮票捡了出去，他的目光落到她的后颈上——她的直撅撅的头发像小老鼠尾巴似的紧贴在上面，好像大西洋已经把她的体力永远吸干了。他望着她的一张凹陷的脸，他觉得，很多年以来，在同别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详宁静，这种心情他只是在露易丝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但是这一次情况并不一样，他对自己说，同海伦在一起没有任何危险。他比她大了三十多岁，热带的气候早已使他失去了欲念。他怀着悲哀、爱怜和无限的同情望着她，因为他知道，将来他绝对不可能带着她到各处走动，把这个她毫不了解的世界指点给她看。当她转过头来的时候，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样子看上去有些丑陋——孩子在发育过程中常常有一段时候就是这样丑陋。她的这种丑相好像是铐在他的双腕上的手铐。

他说：“这张邮票糟蹋了，我再给你弄一张来。”

“啊，不用，”她说，“这没关系，我还是把它收在集邮簿里。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收藏家。”

对于美丽、娴雅、聪明的人，斯考比认为自己并不承担任何义务。这些人自己可以闯出一条生活道路来。只有这种没有人为之倾心的脸，这种谁也不肯偷眼斜睨的脸，这种不久就要习惯于呵斥和冷漠的脸，才需要他的真诚扶助。“怜悯”和“爱情”两个词人们一向用得不够严谨，很少有人对这种可怕的、混淆不清的感情能够体验得那么清楚。

她说：“不论什么时候，我一看到这块斑迹，就会想到这间屋子……”

“那么，这张邮票就成了照片了。”

“你可以把一张邮票抽出来，”她用孩子似的清晰、真切的声音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这里短了一张。”突然，她把身体转向他说：“跟你谈话我觉得非常舒服，我爱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我不怕得罪你。你不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觉得很安全。”

“我们两个人都很安全。”他们被包围在一片雨声中，雨点以一定的节奏一刻不停地敲打着铁皮屋顶。她忽然热情地说：“我的上帝，你多么好啊！”

“我不好。”

她说：“我有一种感觉，你永远也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她的话像是对他发出的一道命令，不论执行多么困难，他也要服从。她的手里塞满了他带来的这些莫名其妙的小纸片。她说：“我要永远保存着这些邮票。我永远也不用把它们抽出来。”

有人在门上敲了敲，一个兴高采烈的声音说：“弗赖第·巴格斯特来了。不是别人，是我，弗赖第·巴格斯特。”

“别做声，”她低声说，“别做声。”她挽住他的胳膊，望着门，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微微张着嘴。他觉得她像是一只逃回自己洞穴中的被追捕的动物。

“让弗赖第进来吧，”那声音央求着，“大方点儿，海伦。是弗赖第·巴格斯特呀！”这人显然有些醉了。

她的身子紧紧靠着他，一只手拢着他的腰。当巴格斯特的脚步声走远了以后，她抬起嘴巴来，他们的嘴吻在一起。他们本来以为的“安全”，原来是化了装的敌人，它总是借着友谊、信任和怜悯的名义施展自己的伎俩。

二

雨一刻不停地倾泻着，把他房子下面的一小块填筑的沼泽地又变成一片汪洋。卧室的窗户被风刮得来回摇摆；夜间某个时候刮过一阵狂风，窗钩被风刮断了。雨吹进屋子来，梳妆台被浇得湿淋淋的，地板上积了一摊雨水。他的闹钟的指针指到四点二十五分上。他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一所离弃多年的老屋，如果他发现镜子上蛛网密结、蚊帐烂成穗络、地板上积满鼠粪，他也不会感到惊奇的。

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雨水顺着他的裤脚滴滴答答地流下来，在他的防蚊靴四周又积了一摊水。他往家走的时候，把雨伞落下了；当时他处在一种奇特的狂喜的心情里，仿佛是，他再度寻获到自己失去的一件东西，一件属于他青年时代的东西。在潮湿、喧嚣的黑暗中，他甚至提高嗓门唱起弗莱赛尔经常哼唱的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来，虽然他唱得并不入调。但是，就在他从尼森式活动房屋到自己住房的这段路上，他又在某处把自己的欢乐失落了。

他是在清晨四点钟醒来的。她的头倚在他的腰部，他可以感到她的头发擦着他的胸脯。他把手伸出蚊帐，摸到了电灯开关。她的身体蜷缩着躺在那里，那姿势使他想到一个在逃跑中途遭受枪杀的人。他觉得在一刹那间，在他的温柔和喜悦还未觉醒前，自己看到的是一具死于战火的尸体。当灯光把她晃醒以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让巴格斯特见鬼去吧！”

“你做梦了吗？”

她说：“我梦见我在一片沼泽里迷了路，巴格斯特找到了我。”

他说：“我得走了。要是再睡下去，醒来的时候天就亮了。”他开始周密地盘算起他们两人的这件事来。好像一个罪犯，他开始通盘考虑这件不能为外人发生的罪行。他计划着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步骤。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为了欺骗而严密思考、反复推论。如果这样这样……就会如何如何。他说：“你的佣人什么时候来？”

“大概六点左右。我不太清楚。他七点钟喊我起床。”

“阿里六点差一刻给我烧水。我最好走吧。”他到处仔细察看了一番，是否自己在这里过夜留下什么痕迹。他把一块席子弄平，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把烟灰缸倒掉。但是最后，他还是忘了那把靠墙放着的雨伞。他也觉得，这是罪犯经常犯的那种典型的错误。当雨点淋到身上，使他想起雨伞的时候，他发现已经太晚了。他需要大声敲她的房门，而且有一间宿舍已经亮起了灯光。当他拿着一只防雨靴，站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他疲倦地、凄凉地想，以后我一定要做得好一些。

以后——令人悲哀的就在这个“以后”。是说蝴蝶在寻爱的过程中死掉吗？人可不是这样，人是要承担后果的。责任同负疚，都要他承担——他不是巴格斯特，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他发过誓，要使露易丝幸福，而今他却又承担下另外一个与他的誓言矛盾的责任。他想到他有一天不得不说那些谎言，就感到非常疲倦；他现在已经感到了那些还没有淌血的受害者身上的伤痛。他倚着枕头仰面躺着，睡意全无，怔怔地望着窗外灰暗的黎明。在这一片迷茫的水雾上面，他感到流动着另一件冤屈，漂浮着另外一个受害者，不是露易丝，也不是海伦。远处市镇里，公鸡过早地喔喔啼叫起来。

第二部

第一章

一

“这里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哈里斯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问道。他站在活动房屋的门口，叫威尔逊先走进去。威尔逊在公家发的那些棕色家具当中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像是一只雪达犬走在满是庄稼茬的田地里。

“比旅馆好一些。”威尔逊谨慎地说，然后把猎犬似的嘴巴指向一张公家发的安乐椅。

“我想叫你从拉各斯回来时大吃一惊。”哈里斯用帷幔把这所尼森式简易住房隔成了三间：每人一间卧室，一间共同使用的起居间。“只有一件事我不放心，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蟑螂。”

“咳，咱们过去做那种游戏还不是为了消灭它们。”

“我知道。可是没有蟑螂似乎总是件憾事，是不是？”

“谁是咱们的邻居？”

“有那个被潜艇攻击的罗尔特太太，有两个市政工程厅的人，一个在农业厅工作的克里夫，还有波灵，是管下水道工程的——这些邻居看起来人都很不错。当然了，还有斯考比，住在公路下边。”

“是的。”

威尔逊不安地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在一张照片面前停下来，哈里斯把这张照片靠在公家发的墨水瓶前面。照片上是三排男孩子在一块草坪上：第一排人盘着腿坐在地上；第二排坐在椅子上，系着很高的硬领，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个老年人和两个女人（一个女人是斜眼）；第三排人站在后面。威尔逊说：“那个斜眼的女人——我敢发誓我在哪儿见过她。”

“斯耐基这个名字会不会使你想到什么？”

“为什么？噢，当然想到了。”威尔逊又仔细地看了看这张照片，“这么说你也在那鬼地方待过？”

“我在你的房间里看到一本《老道恩海姆人》，我就把这张照片找出来，准备叫你吃一惊。我是杰格尔楼的。你是哪个楼[65]的？”

“我在普罗格楼。”

“噢，”哈里斯听了似乎有些失望，“普罗格楼的那些喽啰里有不少好样的。”他把照片随随便便地往桌上一放，好像怪它没有像自己所想的那样成功似的。“我本来在想，咱们是不是吃一顿道恩海姆纪念餐。”

“这有什么意思？”威尔逊说，“就咱们两个人。”

“咱们可以各自邀请一位客人。”

“我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哈里斯一肚子怨气地说：“哼，你是真正的道恩海姆人，我不是。我根本没有加入过校友会。你还订了校刊。我本来以为你对这个学校或许是有感情的。”

“是我父亲替我交的费，叫我做了终身会员。这个倒霉杂志每期他都给我转来。”威尔逊的语气很不耐烦。

“我看见这本校刊在你的床头放着。我想你在看它。”

“也许我随手翻过。”

“这里面还提到我。他们想知道我的通信地址。”

“啊，可是你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你。”威尔逊说，“凡是被他们搜寻到的校友，都会收到他们一封募捐信。创办人捐建的礼堂需要更换嵌板。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叫他们知道自己的地址。”有些人总是了解内情，哈里斯觉得威尔逊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些人事前就知道哪些人有资格当候补前卫、知道为什么某一位老师没来学校，也知道教员特别议会又在准备找学生什么麻烦。几个星期以前威尔逊在这里还是个新学员，哈里斯满心欢喜地同他交朋友，给他出主意。他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如果不是他阻拦，威尔逊就会穿着晚礼服到一个叙利亚人家去吃饭。但是哈里斯从在学校的第一年起，就亲眼看到新同学多么快地成熟起来；对他来说，这已经成了命中注定的事。头一个学期他还以自己的老资历给人出谋划策，第二个学期就被人甩在脖子后边了。他从不能像那些初生犊儿那样飞快地老练起来。他记起来，就是在捕打蟑螂的游戏中——这本是他的创造，头天晚上他制定的规则就受到挑衅。他悲伤地说：“我想你说得对。也许我不写回信了。”他又谦逊地加了一句，“我睡这边的床，但是说实在的，睡哪边对我来说都一样……”

“成，我就睡那边吧。”威尔逊说。

“我只雇了一个佣人，我想，咱们合用一个人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仆人越少在咱们跟前露面越好。”威尔逊说。

这天晚上是他们建立起新友谊的头一个夜晚。在遮光窗帘后面，他俩坐在一对公家发的椅子上各自读各自的书。桌子上摆着一瓶威尔逊喝的威士忌、一瓶哈里斯喝的带酸橙味的大麦茶。雨点叮叮咚咚地一刻不停地敲打着屋顶，威尔逊在读一本华莱士的作品，哈里斯感到心头无比宁静，偶尔有几个空军军官喝醉了酒从房子前边经过，大声喊叫几声或者轰轰地发动汽车马达，但是这反而更增加了室内的宁静感。哈里斯的眼睛有时候往墙上瞟瞟，想寻找一只蟑螂，但是人总不能事事如意。

“你的那本《老道恩海姆人》还在手边吗，伙计？我想再看一眼。这本书太乏味了。”

“梳妆台上有一期新来的，还没有拆封。”

“我给你打开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哈里斯首先翻到校友动态一栏，看到寻找H.R.哈里斯（1917—1921）的启事仍然登在那里。他怀疑威尔逊会不会弄错了，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礼堂嵌板的事。也许他还是应该把那封信寄出去。他想象校友会秘书会怎样给他写回信。亲爱的哈里斯，回信也许会这么写，接到你从那样充满浪漫情调的地方写来的信，我们都非常高兴。为什么不写一篇长篇通信投寄到我们杂志来呢？在写这封回信的时候，我还想到你参加道恩海姆校友会的事。我发现你没有参加我们校友会。我现在代表全体道恩海姆校友向你表示：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会非常高兴。他想用“非常骄傲”几个字代替“非常高兴”，但是叨念了一遍，觉得不很合适。哈里斯是很现实的。

圣诞节左右这一段日子，道恩海姆的老朋友们成绩很不坏。他们胜了哈尔佩恩登队一个球，胜了泰勒斯商校两个球，同蓝星队打了个平局。达克尔和梯尔尼的前锋踢得很出色，可是并列争球的速度仍然不够。哈里斯又翻了一页，开始读歌剧组在学校礼堂演出《耐心》[66]的报道。这次演出效果很好。一个署名F.J.K.的人——这人肯定是个英语教师——报道说：雷恩扮演本桑尔恩表现出一定的表演才能，使五年级B组的所有同学都大吃一惊。在此以前，我们一直不肯承认他的手臂带有中世纪的风姿，或者说他的扮相幽淡娴雅，但是这次他却现身说法，告诉我们过去对他的判断错了。一句话，雷恩的表演极为精彩。

哈里斯跳过了手球比赛的报道和一篇题为《时钟的滴答》的幻想作品，文章开首的一句是：从前有一个小老太婆，她最宝贵的财富是……哈里斯仿佛又一度置身于道恩海姆学校的院墙里：镶着黄边的红砖墙，式样古怪的卷叶式凸雕，维多利亚中叶的承溜口，皮鞋橐橐地走在石头的楼梯上，饭厅的喑哑钟声把他从梦中唤醒，又要挨过愁惨的一天。他的心头涌起一阵必须忠实于不幸的感觉、一种我们感到自己真正的地位是在不幸里的感觉。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他又喝了一口大麦茶，思忖道：“不管威尔逊怎么说，我还是要把那封信寄出去的。”门外边有人喊叫着：“巴格斯特，你在哪儿呢？巴格斯特，你这狗娘养的。”话没说完，那人扑通一声掉在水沟里。他真的好像回到道恩海姆去了，当然了，在学校里他们是不会用那么脏的字眼骂人的。

哈里斯又翻过了一两页，一首诗的标题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题目叫“西海岸”，下面写着献给“露·斯”。哈里斯对诗本来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在非洲的这一充满沙碛和臭气的漫长海岸上居然还有第三个道恩海姆校友，这倒使他感兴趣。他读道：

在这遥远的海岸，

另一个特里斯丹把毒杯擎到唇边；

在棕榈摇曳的海滩，

又一个马克望着爱情的光辉消散[67]。

哈里斯觉得诗写得很隐晦。他的目光很快地越过中间的段落，去寻找后面的署名——艾·威。他差一点儿喊叫出来，但是及时地控制住了自己。他们俩现在共住在一所房子里，举动一定要非常谨慎。要是吵起架来，连躲都没有地方躲。谁是露·斯呢，他想，当然不可能是……他的这一猜想使他的嘴角浮现出悲凄的苦笑。“这本杂志没有登什么。我们打赢了哈尔佩恩登。有一首诗题目是《西海岸》。我想，也是一个流落到这儿来的倒霉鬼。”

“噢。”

“写的是失恋的痛苦，”哈里斯说，“可是我是不读诗的。”

“我也不读。”威尔逊把脸躲在华莱士的小说后面扯谎说。

二

这真是一步险棋。威尔逊仰面躺在床上，倾听着屋顶上的雨声和帷幔那边那个道恩海姆老同学的沉重的鼻息。那些丑恶的岁月好像已经漫过离校后这些年的迷雾，重又把他包围起来。他究竟发了什么疯，竟把这首诗投寄给道恩海姆的校刊？但是这不是发疯，疯狂总还算是一种真诚的行动，而他却早已不会真诚了。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养成了多重的性格，他完全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么：他要把这首诗剪下来寄给露易丝，不让她知道发表的地方。他知道这不是她喜欢的那种诗，但是他相信，只凭它能够在刊物上发表，就一定能给她留下个印象。如果她问起发表的地方，他会很容易地编造一个可信的小圈子里某个刊物的名字。幸而《老道恩海姆人》印刷得很精致，纸张也很考究。当然了，他必须把剪下来的诗，贴在一张不透明的纸上，不让她看到印在反面的文字，这样做他会找到一个借口的。看来他的职业正慢慢地侵蚀了他的全部生活，正像他在学校的那段日子一样。他的职业就是撒谎，随时编造好故事，永远不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如今他的私生活也正在采取同一个模式了。他仰面躺在那里，充满了对自己的鄙夷和厌恶。

雨停了片刻，空气暂时凉爽了一些，这对不眠的人是一种慰藉。在哈里斯的沉浊的梦中，雨仍然下个不停。威尔逊轻手轻脚地下床，给自己弄了一点点儿溴化物。药粒在杯底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哈里斯在帷幔的另一边哑着嗓子嘟囔了一句什么，翻了一个身。威尔逊打开手电筒，看了看手表：两点二十五分。为了不吵醒哈里斯，他踮着脚尖走到门口，他感到大脚趾指甲下面被沙蚤叮了一口。明天早上一定得叫佣人把它剜出来。他站在沼泽地上面的一小块混凝土路面上，让凉风吹在自己身上，睡衣的前襟轻轻飘拂着。所有活动房屋的灯都关了，月亮被涌上来的乌云遮盖起来。他正要转身回屋的时候，听见几步外有人磕绊了一下。他打开了电筒，电筒的光照到一个人弓着的腰背上；这人正从这一排住房中间向大路走去。“斯考比。”威尔逊喊了一声，那人转过身来。

“你好，威尔逊，”斯考比说，“我不知道你住在这儿。”

“我同哈里斯合住。”威尔逊说。他凝视着这个曾看到过他脸上泪痕的人。

“我在散步，”斯考比不太令人信服地说，“睡不着觉呀。”威尔逊觉得，在欺骗的世界里斯考比还是一个生手，斯考比并没有从童年时期就生活在欺骗的世界里，威尔逊想到自己在这方面已经陷得这么深，不由得对斯考比感到一阵嫉妒，这就像一个惯犯嫉妒一个初次作案的人一样：所有惯犯已习以为常的事对这个刚走上邪道的人来说还都是新鲜的。

三

威尔逊坐在非洲联合公司自己的一间闷热的小屋里，公司的几本分录账和用猪皮订着脊背的流水账簿在他同房门之间形成一道屏障。像是小学生在做小抄，他正在这道屏障后面偷偷地用一本电码簿译一封电报。一份登着商业广告的日历仍然翻到一个星期以前的日子——6月22日，日期下面有一句格言：最好的投资是诚实和事业。——威廉·P.康恩弗斯。一个职员敲了敲门说：“一个黑人找你，威尔逊，带来一张便条。”

“谁叫他来的？”

“他说是布朗。”

“劳你驾，先叫他在外边等一会儿，过两分钟再招呼他进来。”虽然威尔逊极力模仿，当地人惯用的一些词语在他嘴里说得还是很不自然。他把电报折起来，夹在电码本刚才翻开的地方，然后又把电码本连同电报一起放在保险柜里，关好柜门。他给自己倒了一玻璃杯水，眺望着街头。黑人妇女头上裹着颜色鲜艳的花布，打着花伞从窗子外边走过去。她们穿着肥大的长袍，一直拖到脚面。一个人的袍子图案是火柴盒，另一个人的是煤油灯，第三个人的袍子——最近从曼彻斯特运来的货色——在黄底上印满了淡紫色的打火机。一个年轻的黑人姑娘赤裸着上身从雨地里走过去，皮肤上闪着晶莹的雨珠。威尔逊带着一种忧郁的欲念一直望着她从视野里消失。门开了，他咽了一口吐沫，转过身来。

“关上门。”

黑人孩子照他的话做了。他到这里来穿的显然是最好的衣服：一件白色的花衬衫罩在白色短裤外边。虽然下着雨，他的球鞋却一点儿污泥也没沾上，只是脚趾头却露在外面。

“你是尤塞夫的小佣人？”

“是的，老爷。”

“你从我的佣人那里得到了信儿，”威尔逊说，“他同你说过我叫你做什么了，嗯？他是你弟弟，是不是？”

“是的，老爷。”

“同一个父亲的？”

“是的，老爷。”

“他说你是个好孩子，诚实。你想当管家，是吗？”

“是的，老爷。”

“认识字吗？”

“不认识，老爷。”

“会不会写字？”

“不会，老爷。”

“你长着眼睛，是不是？耳朵也不坏？你什么都看得到？什么都听得清？”黑人孩子咧开嘴笑了——在他的一张同大象皮肤一样光滑、黝黑的脸上露出了一排白牙；看得出来，这个孩子非常机灵。对于威尔逊来说，机灵比诚实更有价值。诚实是一件两边带刃的武器，而机灵却只替有钱有势的人服务。机灵了解有一天叙利亚人可能要回国，而英国人却会留在这里。机灵知道替政府工作是一件好差事，不论是哪个政府。“你当小佣人挣多少钱？”

“十先令。”

“我再给你五先令。如果尤塞夫把你辞掉，我就给你十先令。如果你在尤塞夫家里待一年，给我好情报——真实情报，不是瞎话，我就给你找一个好差事，给白人当管家。懂不懂？”

“是的，老爷。”

“如果你跟我说瞎话，我就叫你坐牢。没准儿他们还要枪毙你。我可说不定。我也不在乎。懂不懂？”

“是的，老爷。”

“每天你在卖肉的地方同你弟弟见面。你告诉他谁到尤塞夫家里去过。告诉他尤塞夫上哪儿去了。你告诉他有没有你不认识的黑人孩子到他家去过。不许说瞎话，要说实话。不许骗人。要是没有人去尤塞夫家，你就说没有人去。别编瞎话。如果你说瞎话，我都能知道，你马上就会坐牢。”这场让他感到厌倦的独白继续下去。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说的话那个孩子能懂多少。威尔逊的额头上汗珠滴滴答答地往下流，可是那个孩子的一张黑色面孔却平静、凉爽，仿佛是向他提出的一个无法辩解的谴责。威尔逊不由得一阵阵气往上撞。“你会去坐牢，坐很多很多年牢。”他听见自己为了吓唬这个孩子连嗓音都差了。他那仿佛在音乐厅里表演白人装腔作势的语调清清楚楚地传到自己的耳朵里。他说：“斯考比？你认识斯考比少校吗？”

“是的，老爷。他是很好的人，老爷。”除了是和不是以外，这是黑孩子第一次说的话。

“你在你主人家里见过他？”

“是的，老爷。”

“见过几回？”

“一回，两回，老爷。”

“他同你的主人——他们是好朋友？”

“我的主人他认为斯考比是很好的人，老爷。”黑孩子又重复了这句话，叫威尔逊很生气。他气呼呼地说：“我不想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想知道的是，斯考比同尤塞夫在哪里见面，懂不懂？他们谈些什么？有的时候管家忙，你是不是给他们送酒去？你听见什么了？”

“上一回他们有很多的谈话。”孩子讨好地说，好像向对方显露自己的一部分货色似的。

“他们肯定会的。我要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斯考比走了以后，我的主人他把枕头放在脸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黑孩子弯起胳膊，挡住眼睛，摆出一副很有威严的样子说：“主人的眼泪把枕头弄湿了。”

“我的上帝，”威尔逊说，“多么奇怪的事。”

“然后他喝了很多很多威士忌，后来他睡觉了——十个、十二个小时。以后他到邦德街的铺子去，使劲发脾气。”

“为什么？”

“他说他们骗他。”

“这同斯考比少校有什么关系？”

孩子耸了耸肩膀。同以前好多次一样，威尔逊又觉得门砰的一声迎面关上了。他总是留在门外边。

当这个黑孩子走了以后，威尔逊又去打开保险柜；先把暗码锁的转钮向左转到32——他的年龄，再向右转到10——他出生的月份，再一次向左到65——他在伦敦平纳区西路的门牌号码。保险柜门开了以后，他取出了电码本。32946 78523 97042。一排排的数码在他眼睛前浮动着。这封电报注明是“急电”，不然的话，他就可以搁到晚上再动手译。他知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急事——一艘普通客轮驶离洛比托，乘客中有偷运钻石的嫌疑犯——钻石，钻石，钻石。等他把电报译出以后，他就要把它交给一直受钻石折磨的专员；专员可能已经收到了同样的情报，或者与此相反的情报，S.O.E.或者像红树一样遍布西非海岸的任何一个秘密机构早已给他拍来了电报。不需惊动但不要重复不要准确寻找P.费雷拉头等舱旅客重复P.费雷拉头等舱旅客。费雷拉大概是他的组织在轮船上雇的一名情报员。很可能专员同时也接到赖特上校的情报，通知费雷拉有人偷运钻石，需要严加搜查。722391 87052 63847 92034。怎么能够既“不惊动”，又“不要重复，不要准确寻找”，同时又“严加搜查”呢？幸而威尔逊不需要为这个操心。如果有什么伤脑筋的事，也许倒霉的是斯考比。

他走到窗户前边倒了一杯水，又一次看到那个年轻姑娘走了过去。也许不是刚才他看到的那个人了。她的薄薄的肩胛骨像是两扇小翅膀，威尔逊看着雨珠从那中间滴落下去。他记起来，曾经有一段日子他根本不留意黑颜色的皮肤。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海岸上已经过了好几年，而不是几个月；在这几年里，他已经度过了青春时期，发育成熟了。

四

“出去吗？”哈里斯有些惊异地问，“到哪儿去？”

“到城里去一趟。”威尔逊一边解防蚊靴的鞋带一边回答。

“这个时候你进城有什么可做的？”

“有点儿公事。”威尔逊说。

他想，也可以算做一桩公事吧，一件需要独自处理的、没有什么乐趣的事。几个星期以前他买了一辆旧汽车，这是他的第一辆小汽车，他开车的本领还很不熟练。在这种热带气候里，所有的零件寿命都不很长。他每行驶几百码就需要用手帕拂拭一下窗玻璃。克鲁镇的一所所小房子门都敞开着，可以看见家家户户围坐在煤油灯四周，等着凉爽一些再上床睡觉。水沟里躺着一条死狗，雨水从它膨胀的、发白的肚子上流过去。他把车放到第二挡，速度比走路快不了多少。因为灯火管制，私人汽车的车灯只能露出名片大小的一块亮光，所以威尔逊只能看到十五步远的地方。汽车开了十分钟才到达警察厅附近那株大木棉树下面。警察厅的各个办公室灯光都已经熄灭，他把车停在大门外边。如果有人看到他的汽车，他们会以为他在警察厅里办事。他打开车门，坐着犹豫了一会儿。在雨地行走的那个女孩子的身影同身边放着一杯果汁、伏在桌上看书的哈里斯形象在他的脑子里斗争着。他愁眉不展地想：如果欲念占了上风，将会导致多少麻烦事儿；事后的悲哀在事情发生以前就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了。

他忘记了带伞，往山下没有走出十几码路浑身就已淋透了，逼着他的脚步往前迈的与其说是欲念，不如说是好奇心。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迟早要尝一下本地风味。这也如同卧室抽屉里收着一盒巧克力一样，不把它吃光，心里总觉得记挂着些什么。威尔逊想：这件事过去以后，我又可以给露易丝写一首诗了。

妓院是半山腰里路右边的一座铁皮屋顶的平房。旱季里，姑娘们都坐在房子外边下水道旁边，像是一排小麻雀。她们总是同山上面值勤的警察东拉西扯。这条路一直没有修好，因此驾车去码头或者教堂谁也不从妓院门前走，人们完全可以不理会这所妓院的存在。现在这所房子上着护窗板，寂静无声地伫立在泥泞的街旁，只有一扇门没有关，用一块从马路上起下的石块撑着，里面是一条过道。威尔逊很快地向四周看了看，走了进去。

过道涂抹的灰泥和粉刷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这些年来，老鼠在墙上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洞，人们在上面乱涂乱抹，用铅笔勾画名字，弄得两边的墙壁像水手的胳膊一样刺满了花纹：这上面有姓名缩写，有年月日期，还有一对套在一起的鸡心。开始的时候，威尔逊认为这里的人一个不在。过道两旁是一间间九英尺长、四英尺宽的小屋，门帘代替了屋门，旧包装箱搭的床铺上面铺着土布。他很快地走到过道的尽头。他对自己说，一走到头他就掉转身回到他那间安全、宁静、催人入睡的斗室去，他的老道恩海姆校友这时候一定正趴在书上打瞌睡呢。

当他走到过道的尽头，发现左边的小屋里已经有人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失望，他有一种像没有找到自己要寻找的东西似的感觉。借着一盏摆在地上的油灯的光亮，他看见一个女孩子穿着肮脏的汗衫躺在包装箱上，活像扔在柜台上的一条死鱼。女孩子的一双赤裸着的粉红色的脚后跟在“泰特白糖”几个字上面摇晃来摇晃去。她正躺在那里等待主顾。她向威尔逊笑了笑，连身子也没有欠起来。“要基格基格吗，亲爱的？十先令。”威尔逊觉得一个脊背上淌着雨珠的姑娘的影像永远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

“不，”他说，“不。”他摇了摇头，心想：我是多么大的傻瓜，多么大的傻瓜，把车开到这地方来只是为了这个。女孩子嘻嘻地笑起来，好像她很了解他的愚蠢。就在这个时候，威尔逊又听见从过道那边有谁光着脚噼噼啪啪地走过来。他的去路被一个拿着花条雨伞的黑妈妈挡住了。她用土话对屋子里的姑娘说了几句什么，姑娘只是笑了笑作为回答。威尔逊觉得，这件事只是对他一个人来说非常新奇，对于那个统治着这个黑暗领域的黑妈妈来讲，这完全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地说：“我先出去喝杯酒。”

“她有酒。”黑妈妈说。她用他不懂的话使劲呵斥了那个女孩子几句；女孩子把脚从包装箱上搁到地上。“你待在这儿。”黑妈妈对威尔逊说。她像是一个女主人，尽管神思不属，却不得不同她最不感兴趣的人周旋应酬。她机械地说：“漂亮姑娘，基格基格，一英镑。”价格规律在这里颠倒了过来：他越不想买，价钱越往上涨。

“对不起，我不能等了，”威尔逊说，“这儿是十先令。”他做了一个准备马上离开的动作，可是那个老黑婆子根本不理会他，仍然挡着路。她的脸上一直堆着笑容，倒像是一个知道该怎样办才对你有好处的牙科医生。在这个地方，一个人的肤色一点儿价值也没有了，他不能像白人在其他地方那样摆威风了。一进了这个过道，他就把各种种族的、社会的和个人的特性都扔掉了，他已经只剩下人性了。如果他想躲藏起来的话，这里倒是一个很好的隐蔽所；如果他想隐姓埋名的话，他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姓名和特征的人。甚至他表现出的不情愿、厌恶和恐惧也不是他个人的特点，而是所有第一次到这里来的人的共同表现。黑妈妈对他的每一步行动都了如指掌：首先是提出要喝一点儿酒，接着把钱拿出来，最后……

威尔逊有气无力地说：“让我过去。”但是他知道她是不会给他让路的。她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仿佛正在替别人照顾一只用绳拴着的小动物。她对他并不感兴趣，但是每隔一会儿她就厚着脸皮重复一句：“漂亮姑娘基格基格慢慢的。”他递给她一个英镑，她把钱装在口袋里，但是仍然把路挡着。他想挤过去，她伸出一只粉红色的手掌并不太费力地把他推了回去，嘴里说：“慢慢的，基格基格。”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几百次了。

女孩子从过道那边走过来，拿着一个装满棕榈酒的醋瓶子。威尔逊心有不甘地叹了口气，投降了。密不透风的雨帘，他的女伴身上的霉味，煤油灯的昏暗、摇曳的灯光，这一切都使他想到一个为了停放另一具尸体而新挖掘的墓穴。他感到心里有一股怨气，他恨那些把他引到这里来的人。在这些人面前，他觉得他的已经僵死的血管好像又要流血了。

第三部

第一章

一

海伦说：“我下午在海滩上看见你了。”斯考比正在往杯子里倒威士忌，他的心震颤了一下，眼睛从杯子上抬起来。她的声音使他奇怪地想到露易丝。他说：“我在寻找里斯——那个海军情报员。”

“你连一句话也不同我说。”

“我太忙了。”

“你太小心了，老是这样。”她说。他这时了解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他想到露易丝了。他忧郁地问自己，爱情是不是不可避免地总要走同一条道路啊？并不只是性行为才总是一成不变……在最后这两年中，有多少次他在紧急关头竭力想逃避开的正是这种不愉快的场面——为了拯救自己，也为了拯救另一个牺牲者。他干笑了一声说：“只有这一次我没有想到你。我心里有别的事。”

“什么别的事？”

“噢，还不是钻石……”

“你的工作比我对你更重要。”海伦说。这句在多少本书里可以读到的陈腐的词句，好像孩子嘴里说出了一句非常成熟的话一样使他感到一阵心痛。

“是的。”他神情严肃地说，“但是为了你我是愿意把工作牺牲了的。”

“为什么？”

“我想这是因为你是人。一个人可能非常爱他养的一条狗，比什么都爱，但是他绝不肯为了救这条狗而把汽车开到一个孩子身上，哪怕是他不认识的孩子呢。”

“噢，”她不耐烦地说，“为什么你老是对我讲实话呢？我不想永远听你讲实话。”

他把威士忌酒杯递在她的手里，说：“我亲爱的，你很不幸。你把自己同一个老年人拴到了一起。我们不能像年轻人那样老是费脑子说谎话。”

“你不知道，”她说，“你老是这么小心谨慎，让我感到多么厌烦啊！你天黑以后才来，天不亮就走。简直太——太可鄙了。”

“你说得对。”

“我们发生关系总是在——这里，对着这些低级职员的家具。我想换一个地方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可怜的爱人。”他说。

她非常生气地说：“我不要你的怜悯。”但是这不是一个她要不要的问题——她已经得到他的怜悯了。怜悯像是他心头上一块溃疡，他永远也不能把它去掉。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知道热情会泯灭，爱情会消失，但是怜悯却永远停留在那里，无论什么也不能使怜悯消减。生活的条件培育着它。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需要怜悯——那就是他自己。

“你难道就永远也不能冒点儿风险吗？”她问道，“你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行字。有时候你出去巡逻，一去好多天，可是你什么也不留给我。我连一张能使这个地方有点儿生气的照片都没有。”

“可是我没有照片啊。”

“我想你大概害怕给我写信会留下把柄。”他疲惫不堪地想：如果我合上眼，简直就是露易丝在讲话了——声音比较年轻一点儿，不过如此而已，也许那使人痛苦的本领小一些。他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想到另一个夜晚——一百码以外的地方——那一次酒杯装的是杜松子酒。他温柔地说：“你胡说些什么，亲爱的。”

“你把我当作个孩子，踮着脚走进来，给我带来邮票。”

“我在尽力护卫你。”

“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它的吧，我才一点儿不在乎呢。”他听得出这是无挡板篮球队队员骂人的口头语。

他说：“如果别人闲话说多了，亲爱的，咱们的事就完了。”

“你不是在护卫我。你是在护卫你的妻子。”

“这是一回事。”

“噢，”她说，“把我和她同等对待——那个女人。”他身不由己地往后一闪。他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还是低估了她给人带来痛苦的本领。看得出，她已经发现了自己的胜利：他已经把自己交到了她的手里。她会永远记住怎样能够最厉害地刺痛他了。她像是一个学会了用圆规扎人的孩子，你不可能期望一个孩子不施展他学会的一种本领。

“亲爱的，”他说，“咱们现在就吵嘴，未免太早了一些。”

“那个女人，”她又望着他的眼睛重复说，“你永远离不开她，是不是？”

“我们结过婚。”他说。

“要是她发现了这件事，你就会像一个挨了鞭子抽的小狗似的回到她身边去。”是的，他感到一阵心酸，她同露易丝不一样，没有读过什么好文学作品。

“我不知道。”

“你永远也不会同我结婚。”

“我不能。这你知道。”

“做个天主教徒真是个绝妙的挡箭牌。”她说，“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同我睡觉——只是妨碍你同我结婚。”

“是的。”他像正在接受一次赎罪苦行似的语气沉重地说。他思忖道：她比一个月以前老了多少岁啊！一个月以前她还不会吵嘴，但是爱情和隐私已经使她受到教育。他正在开始塑造她，他很想知道，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她会不会变得同露易丝一模一样。在我的这个学校里，他非常疲惫地想，她们学到的是怨恨、挫折和怎样变老。

“说下去，”海伦说，“继续为你自己辩护吧。”

“那要花很多时间，”他说，“得从相信不相信有一个上帝开始。”

“你真会狡辩。”

他觉得非常沮丧。他本来盼望着这个夜晚。一整天他都在警察局里审理一件房租的纠纷、一件少年犯罪案，他像怀念自己的青年时代一样一直向往着这所尼森式活动房屋。这间一点儿陈设也没有的房间和这些下级职员的家具，他希望看到所有这些她责骂的东西。他说：“我本想做一些好事。”

“你想做什么？”

“我本想做你一个朋友，照顾你，使你比当初更幸福一些。”

“我那时候不幸福吗？”她问。她好像在谈论一件多年以前的往事。

他说：“你当时精神受了打击，孤独……”

“我那个时候不可能比现在更孤独。”她说，“现在我在雨停歇的时候同卡特太太一起到海滨去。巴格斯特同我调情。他们都说我太死板了。在重新下雨以前我回到这里来等着你……我们喝威士忌……你给我一些邮票，好像我是你的小女儿……”

“我真是对你不起，”斯考比说，“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失败的……”他伸出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面。她的关节在他的手掌下面像是纤小的、折断的脊椎骨。他小心翼翼地、慢吞吞地说下去，仔细选择每一句用语，就好像他走在部队撤退以后埋着地雷的田野上的一条小路，每走一步都期待着一声爆炸。“只要能使你幸福，我什么都可以做——几乎什么都可以。我可以不再到这里来，可以马上到别的地方去——退职……”

“你巴不得把我甩掉呢。”她说。

“那对我来说就是生命的尽头了。”

“你要是想走开就走开吧。”

“我不想走。我想做你要我做的事。”

“你要是想走就可以走，想留下也可以留下。”她鄙夷不屑地说，“我在这里动不了，我能动吗？”

“如果你要离开，我会设法让你乘下一班船走。”

“噢，你多么希望这件事赶快过去啊。”她开始哭起来。他羡慕她能这样流泪。当他伸出手去想抚摸她的时候，她尖叫起来：“滚开，滚开。快点儿走开。”

“我走了。”他说。

“走吧，再别回来了。”

到了门外边，当雨水清凉地落到他的脸上，从他的手臂上流下来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如果他真的按照她的话做了，生活将多么容易过啊。他将回到自己的房子里，把门一关，重新回到孤独中去；他将毫无欺骗之感地给露易丝写一封信，睡一个几个星期也没有那样睡过的觉，什么梦也没有；第二天上机关办公，平平静静地回家来，吃晚饭，锁房门……但是在山下面，在汽车趴伏在湿淋淋的防雨布下面的停车场的那一边，雨水正同眼泪一样不停地淌着。他想到她正孤零零地待在小房里，也许她正在想：是不是已经说出了无法挽回的话？是不是今后的日子将永远意味着同卡特太太和巴格斯特一起厮混，直到上了轮船踏上归程，除了痛苦再也没有留下别的回忆？他想：如果我不到那个地方去、不到那所尼森式小屋去，能够使她幸福，哪怕我要忍受折磨，我也一定这样做……但是她说的一番道理却像一个被谋害的无辜者的幽灵一样总是缠着他。她是对的，他想，谁能忍受这种小心谨慎呢？

他打开房门的时候，一只在食品橱前嗅来嗅去的老鼠不慌不忙地沿着楼梯爬到楼上去了。露易丝讨厌的和害怕的正是这个。他至少已经使她得到了幸福。现在，他决心把一切置之度外，做一件能够减轻海伦痛苦的事；他要小心地、计划严密地迈出轻率的一步。他在桌子前边坐下，取出一张打字纸——那张带机关水印图案的办公纸——开始拟一个信稿。

他写道：我的爱人——他准备把自己完全交付到他的手里，而又不让别人看出来收信的人是谁。他看了看表，在信纸的右上角加上时间、地址，好像他写的是一份案情报告。勃恩赛德街，九月五日午夜十二点三十五分。接着，他字斟句酌地写下去，我爱你，比爱我自己、爱我妻子，我想也许比爱上帝更爱你。请留着这份信，不要烧毁它。我不顾一切要对你讲实话。与世界上的一切事相比，我最需要的是使你幸福……这些平庸陈腐的话使他很难过；这些话似乎表达不出他对她的真实心境，人们已经千万遍地这样说过了。如果我还年轻，他想，我就会想出合适的话，想出新鲜的词句，但是这些事以前我已经遇到过了。他又往下写：我爱你。原谅我。他签了自己的名字，把信纸折好。

他穿上雨衣，又走到外面雨地里。伤口在潮湿中溃烂，永远也不能愈合。手指划破了，几个小时以后就化脓、发绿。他带着一种腐烂、发霉的感觉走上小山。停车场里一个士兵在睡梦中喊了一句什么——像是写在墙上的一个斯考比无法了解的象形字——这些士兵都是尼日利亚人。雨点敲击着尼森式房屋的房顶。斯考比想，为什么我要那样写呢？为什么我写“比爱上帝更爱”她？我只写“比露易丝更爱”她就会满足了。即使真是这样，我又何必写呢？天空在他四周没完没了地哭泣，他有一种永远也无法治好伤痛的感觉。他轻轻地念叨出声来：“啊，上帝，我已经离弃了你。你不要离弃我吧。”当他走到她的门前的时候，他从门缝下面把信塞进去。他听见信纸在水泥地上唰地响了一下，再没有听到别的什么。回忆起躺在担架上从自己身旁过去的那个孩子似的身躯，他想：这期间已经发生了多少事啊！叫他现在赌气对自己说“她再也不能说我小心谨慎了”，这是多么没意义的事啊！当他想到这些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悲哀。

二

“我只是从这里路过，”兰克神父说，“我想不妨进来坐一会儿。”傍晚时分下着阵雨，像满是皱褶的传教士的长袍，灰蒙蒙地覆罩着大地，一辆卡车吼叫着向小山那面驶去。

“进来，”斯考比说，“我的威士忌喝光了。但是还有啤酒——也有杜松子酒。”

“我在上边尼森式住房那儿看到你了，所以我想我就跟在你后边走下来。你没有事吗？”

“我到专员家去吃晚饭，但是还要过一个小时。”

当斯考比从冰箱里往外取啤酒的时候，兰克神父心神不宁地在屋子里兜圈子。“最近接到露易丝的信了吗？”他问。

“有两个星期没有来信了，”斯考比说，“南边又有船被击沉了。”

兰克神父在一张公家发的椅子上坐下，酒杯夹在两膝中间。除了雨水冲刷着屋顶外，听不到别的声音。斯考比清了一下喉咙，寂静马上又回来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兰克神父是他手下的一名警官，正在等着他下命令。

“雨季快要过去了。”斯考比说。

“你的妻子走了一定有六个月了。”

“七个月。”

“你快要去南非度假了吧？”兰克神父问。他的眼睛望着别处，又一气喝了几口啤酒。

“我已经把假期推迟了。年轻人更需要休假。”

“谁都需要。”

“你自己就有十二年没有离开这里了，神父。”

“啊，这不一样。”兰克神父说。他又站起来，不安地沿着一面墙壁转到另一面墙壁。他转向斯考比，脸上呈现出一种迷惘的祈求神色。“有时候，”他说，“我觉得自己简直不能工作了。”他停下来，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两手微微地举起来。斯考比想起克雷神父烦躁地往返踱步时如何给一个看不见的人让路的情形，他觉得兰克神父好像正在要求解答一件什么事，而他是寻找不到答案的。他一点儿气力也没有地说：“再没有人像你工作得这样努力了，神父。”

兰克神父拖着两条腿回到他的椅子上。他说：“雨季过去以后就好了。”

“住在刚果小湾的那个黑人老太婆怎么样了？我听说快要死了。”

“活不过这个星期了。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他又一气喝了几口啤酒。他在椅子上蜷曲着身体，一只手捂着肚子。“肚子里老是有气，”他说，“老是有一股气。”

“你不该喝瓶装啤酒的，神父。”

“快要死的人，”兰克神父说，“我在这里就是为了快要死的人。”他抬起一双因为服了大量奎宁而变得迷蒙暗淡的眼睛，绝望地、毫不隐讳地讲出心里的话，“对于活着的人我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斯考比。”

“你真是在胡说了，神父。”

“刚刚当传教士的时候，我认为人们都对教士说心里话，我认为上帝也把该说的话通过教士的嘴说出来。别理我，斯考比，别听我胡说。都是因为老下雨的缘故——每到这个时候，雨季就弄得我情绪低沉。上帝并没有把该说的话告诉我，斯考比。从前我在北安普顿[68]有一个教区，那里的人都是鞋匠，他们常常请我去喝茶。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怎么倒茶，我们谈论玛丽的孩子啊，修补教堂的屋顶啊……这些事。北安普顿的人很大方，只要我肯张嘴，他们就给教堂捐钱。对于活人，不管是谁，我一点儿用也没有，斯考比。我当时想，在非洲也许情况会不一样。你知道，斯考比，我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我从来不像某些人那样，有敬爱上帝的本领。我只想对别人有一点儿用，再没有别的了。别听我胡扯，都是老这么下雨的缘故。我有五年没这么谈话了，除了对着镜子。人们要是遇见麻烦事，他们找的是你，而不是我。他们请我吃饭是为了听我聊天。可是要是你遇到麻烦事，你去找谁呢？”斯考比又一次注意到神父蒙眬的、祈求的目光，过了一个又一个旱季、一个又一个雨季，那双眼睛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一件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我要不要现在就把心里的包袱卸下来呢，他问自己说。我能不能告诉他我同时爱着两个女人，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可是有什么用呢？用不着他告诉我，答案我也知道。不论叫别人做出什么牺牲，一个人首先要关心自己的灵魂，而这正是我做不到的，是我永远也做不到的。需要这个神奇的字的不是斯考比，而是神父自己，但是这个字斯考比是无法讲给神父听的。

“我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的，神父，我不是那种人。我这人不会使人感到有兴趣，年纪也老了。”斯考比不愿看到神父脸上的苦恼神情，眼睛向别处望去，但是他的耳边却响着兰克神父的凄楚的笑声：“呵，呵，呵！”

三

在去专员的住宅以前，斯考比先到他的办公室去看了看。他的拍纸簿上面有人用铅笔留了两句话：我来看你。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威尔逊。他觉得很奇怪，他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见到过威尔逊了，如果威尔逊到这里来没有要紧事，为什么要这么郑重其事地留个条子呢？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想找一包纸烟，发现有些东西移动了位置。他仔细想了想抽屉里放的东西：他的一支写了字后不容易擦掉笔迹的铅笔不见了。看样子威尔逊是想找一支铅笔写这个条子，写完了以后就忘记放回原处了。但是为什么要留条子呢？

在审讯室，警佐对斯考比说：“威尔逊来看你了，长官。”

“可不是，他留了个条子。”

他想：原来是这么回事，因为迟早我会知道，所以他认为还不如自己告诉我呢。他回到办公室里又看了看他的办公桌。他觉得一个卷宗挪动了地方，但是他不敢肯定。他拉开抽屉，但是那里面没有什么使人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一串断了线的念珠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件早就该拿去修理的东西。他把它拿出来，装在口袋里。

“威士忌？”专员问。

“谢谢，”斯考比说，把酒杯举到他同专员两人中间，“你相信我吗？”

“那还用说。”

“我是不是唯一不知道威尔逊身份的人？”

专员笑了笑，从容地把身体往后一靠，一点儿也没有露出窘迫的样子。“官方谁都不知道——除了我同非洲联合公司的经理——非这样做不可。另外就只有总督和那些同标着‘绝密’的电报打交道的人了。我很高兴你也猜到了。”

“我想叫你知道我是可以信任的——当然了，我是说直到目前为止。”

“这你不需要告诉我，斯考比。”

“关于塔利特的那个表兄弟的案子我们不可能不那么处理。”

“当然不能。”

斯考比说：“但是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我从尤塞夫那里借了两百镑钱，好把露易丝送到南非去。我付他四分的月息。我们的安排纯粹是商务性质的，但是假如为这件事你要我的脑袋……”

“我很高兴你告诉了我。”专员说，“你知道，威尔逊猜测你可能正在受尤塞夫的敲诈。威尔逊一定从哪儿把你借钱的事探听出来了。”

“尤塞夫不会用借钱的手段进行敲诈。”

“我同威尔逊讲了。”

“你要我的脑袋吗？”

“我需要你的头脑，斯考比，在这个地方。你是我唯一真正信任的警官。”

斯考比伸出一只手，举着一只空酒杯，这象征着一次握手。

“要多少？”

“就这么多。”

人们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成为孪生兄弟：经历是他们共同的母体，六个月的雨水同六个月的阳光是他们共同的妊娠期。只要交谈几句话、做一两个手势，两个人就能把心里的想法完全传达给对方。他们接受过同样的热病给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感情也是受同样的喜爱和鄙夷所支配。

“戴瑞报告说，钻石矿发生了几起比较大的盗窃案。”

“商用钻石？”

“装饰用的钻石。是尤塞夫——还是塔利特？”

“可能是尤塞夫，”斯考比说，“我认为他不倒腾工业钻石。他管工业钻石叫小石子。但是，自然了，这些事谁也说不准。”

“希望号过几天就到港了，咱们得小心点儿。”

“威尔逊怎么说？”

“他发誓说不是塔利特干的。在他的这出戏里，尤塞夫是坏蛋——还有你，斯考比。”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尤塞夫了。”

“我知道。”

“我开始了解这些叙利亚人的感情了——总是受人监视、受人汇报。”

“我们这些人他谁都汇报——斯考比、弗莱赛尔、托德、西姆布勒利格，还有我。他认为我松松垮垮。但是这都是无所谓的事。赖特把他的报告都撕了。当然了，威尔逊又向上边汇报了赖特。”

“我想他会这样的。”

午夜时分，他走向山坡上的尼森式活动房屋。在灯火管制的一片漆黑中，他暂时感到很安全，没有人监视他，也没有人给他汇报。他的脚步在潮湿的地上几乎没有声音，但是在经过威尔逊的宿舍时，他又感到需要极度谨慎。他突然觉得非常、非常疲惫，他想：我回家去吧，我今天夜里不要偷着上她那儿去了，她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来了。”我为什么不把她的话当真，哪怕就是这一次呢？他站在离威尔逊宿舍二十码远的地方，看着从窗帘缝里透出的灯光。一个喝醉酒的人在小山上哪个地方喊了一句什么。雨又下起来，最初的几滴雨点洒在他的脸上。他想：我还是回去睡觉吧，明天早上我要给露易丝写一封信，晚上我去作告解；再过一天上帝就会通过一个教士的手回到我身上，生命就会又变得简单不过了，他就又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头上挂着手铐的办公室里了。道德、诚实的生活在黑夜里像罪恶一样诱惑着他。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当他向尼森式的小屋迈动脚步的时候，泥地一直在吮吸着他的双脚。

他在门上敲了两下，门马上开了。在两下敲击之间，他曾暗暗祷告，祈求在门后边等待着的是仍未消散的怒气，而不是对他的需求。如果别人对他有所需求，他无法装聋作哑。他不是百人队队长，而是一个需要听从一百个百人队队长召唤的普通士兵。门开以后，他知道他又要接受命令了——命令他留下，命令他爱、承担责任和撒谎。

“噢，亲爱的，”她说，“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我那么没道理地同你发脾气。”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你这儿来的。”

“你会吗？”

“永远来。只要我活着。”让上帝等一会儿吧，他想，一个人怎么能以另一个生物的痛苦为代价去爱上帝呢？如果是女人，她能忍心牺牲一个孩子而接受别人的爱吗？

他们小心谨慎地把窗帘拉好，然后才把灯打开。他俩像抬着一个摇篮似的共同抬着“谨慎”。

她说：“我这一整天都害怕你不来。”

“我当然还是来了。”

“我那天叫你走。要是我再叫你走，你别理会我的话。答应我。”

“好，我答应你。”他回答说。他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好像把自己的未来整个签署给别人了。

“如果你不再来了……”她在灯光下不知该怎样说下去了，看得出，她正在思索，她正皱着眉头努力想她那时的处境，“我不知道会怎样。也许我会同巴格斯特乱搞，也许会自杀，也许两者都做。我想两种事我都做得出来。”

他忧虑地说：“你一定不要这么想。如果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这儿来的，只要我还活着。”

“为什么你老是说只要你还活着？”

“咱们两人相差三十岁。”

这是那天夜里他俩第一次接吻。她说：“我感觉不到咱们年龄的差异。”

“为什么你认为我不会来了呢？”斯考比说，“你看到我的信了吗？”

“你的信？”

“我昨天夜里塞在你门底下一封信。”

她恐惧地说：“我根本没看到信。你在信上说什么了？”

他摸了摸她的脸，为了不让她感到有什么危险故意笑起来：“什么都说了。我不想再小心了。我把什么都写在纸上了。”

“连你的名字也写了吗？”

“我想也写了。不管怎么说，我是亲笔签了名字的。”

“门口有一块席子，一定在席子下面呢。”但是他们俩都知道，信不会在那里。他们好像早就预见到，灾祸迟早有一天要从这扇门走进来。

“可能是谁把它拿走了吧？”

他努力抚慰她，不叫她为这件事感到紧张：“可能你的佣人把它扔了，以为是一张废纸。信没有装在信封里。没有人看得出我是写给谁的。”

“倒好像这有什么要紧似的。亲爱的，”她说，“我不好受。真的难受。有人正在抓你的把柄。我还不如死在那条船上呢。”

“不要胡思乱想了。也许我没有使劲往里塞。早餐你的佣人开门的时候，风把它刮走了，或者踩在烂泥里了。”他说得确有其事的样子；也确实有这种可能。

“可别让我连累了你。”她祈求说。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更加系牢了套在他腕子上的手铐。他向她伸出手来，毫不犹豫地扯谎说：“你不会连累我的。算了吧，别再为一封失落的信发愁了。我刚才是有意夸大。信里什么也没有写——写的东西外人都看不懂。亲爱的，别发愁了。”

“听我说，亲爱的。今天晚上你走吧。我很紧张。我觉得——有人监视着我们。现在跟我道晚安就走吧。但是还要再来。噢，我亲爱的，你还要来。”

当斯考比经过威尔逊宿舍的时候，里面还亮着灯。他走回自己黑洞洞的房子，打开门，看到地上扔着一张纸，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觉得很奇怪：那封失落的信怎么会像家里养的一只猫，又跑回来了？但是在他把地上的纸捡起来以后，他知道并不是那封信，虽然这也是一个爱的信息。这是送到警察厅去的拍给他的一封电报。因为邮电检查的缘故，电报下面签署的是全名——露易丝·斯考比。这就像一个拳击家抡圆了胳膊打出的一拳。已写信正在归家途中悔此一行爱你——然后就是那个像印章似的正式签名。

他坐下来。他的头因为恶心而昏沉沉的。他想：如果我没有写那封信，如果我真的按照海伦的话去做，不再回去，再重新安排我的生活将是如何容易的事啊！但是他又记起了几分钟以前他说的话：“如果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这儿来，只要我还活着。”——这同他在祭坛前立的誓约一样，也是不可更改的。一阵阵的狂风从海面上刮过来，随着台风而来的雨点停止了。窗帘一个劲地往里飘，斯考比连忙跑过去关好窗户。楼上卧室的窗户咔嗒咔嗒地来回摇动，好像要挣脱合叶似的。他跑上楼去把窗关好。转过身来，他迎面看到光秃秃的梳妆台。过不了多久，这上面就要摆满照片和化妆用的瓶瓶罐罐——特别是一张照片，一定会摆在上面。快乐的斯考比，他想，我的一张成功的照片。一个躺在医院里的孩子看到小兔的影子在枕头上闪动，叫着爸爸；一个躺在担架上手里握着集邮簿的女孩儿从他面前抬过——为什么是我，他想，为什么他们需要我呢？一个枯燥乏味的上了年纪的人，一个失去晋升机会的警官。我能够给他们的，他们在别的什么地方得不到呢？为什么他们不能让我安静一些，别来打搅我呢？在别的地方他们不是能够找到更美好的爱情和更大的安全吗？他这时候觉得，有时候他能分给她们的只不过是他的绝望的心境而已。

他背靠在梳妆台上，开始祈祷。主的祈祷文好像法律文件一样僵硬地压在他的舌头上，他需要的不是每日的食粮而是远比这个更美好的东西。他为别人祈求的是幸福，为自己祈求的是孤独和平静。“我不需要再操心筹划了，”他突然大声说，“如果我死了，他们就不再需要我了。没有人需要一个死人。死了，人们就把他忘了。啊，主啊，在我给人们不幸之前请先赐我死亡吧。”但是这些话他自己听着也觉得有些像做戏。他对自己说，一定不要变得歇斯底里，需要安排筹划的事太多了，歇斯底里的人是做不过来的。他又走到楼下去，他想三片或者四片阿司匹林是他这时候最需要的东西——是他在这样一个厌腻不堪的情况下最需要的。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滤过的水，把阿司匹林溶化了。阿司匹林水吞进嗓子里给他一种酸涩感，他想知道，如果吞的是毒药会不会也像这杯阿司匹林水这样一点儿不费力气。神父曾说过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是毫无改悔之心的绝望的最后表现。当然了，教会的训诲是应该接受的，但是教会也教导我们，上帝有时也不遵守他自己的法律，既然他能从坟墓里、从石头后面复活，难道他就不能向自杀的混沌黑暗里伸出宽恕的手吗？基督不是被别人杀害的；上帝是不能被杀死的。基督自己杀死了自己，他在十字架上吊死，同佩倍尔顿在挂画的钩子上吊死一模一样。

他放下手中的杯子，继续想：我一定不能变得歇斯底里。两个人的幸福操持在他手里，他一定要学会用坚强的神经处理一切，最重要的是保持平静的心绪。他拿出日记，在9月6日星期六这一日期下面写道：在专员家吃晚饭，谈威的事，颇圆满。到海伦处小坐几分钟。接到露易丝电报，通知起程返家事。

他犹豫了一会儿又接着写道：晚饭前兰克神父来喝啤酒。神父似乎过于劳累，极需休息。他读了一遍，又把最后两句画掉。在这本日记里，他很少记下自己对事物的评论。

第二章

一

整整一天这封电报一直压在他的心头，这平淡无奇的一天——在法院里坐了两个小时听审一件假证案——显得极不真实，就像一个人永远离开的一个乡村一样的不真实。尽管可以告诉自己说，在那个村庄里，我曾经熟悉的那些人这时候正在桌子旁吃饭，同一年以前我在那里的时候一样，但是一旦那地方离开了你的意识，就再也不能相信那里的生活还照老样子继续下去了。现在斯考比的全部思想意识正是在那封电报上，在一艘沿着海岸从南非缓缓驶来的不知名的轮船上。上帝宽恕我吧，他想。因为他忽然闪了个念头，这艘船也有可能永远开不到这里来。在我们每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冷酷残忍的东西向我们发布命令，只要保证几个我们热爱的人能够得到幸福，就是让一千个我们不认识的人遭受不幸也在所不惜。

假证案审理完毕以后，卫生监督菲娄威斯在门口拦住了斯考比：“晚上来吃饭吧，斯考比。我们弄到了一些真正的阿根廷牛肉。”斯考比仍然陷在他的梦境里，他没有力气拒绝这一邀请。“威尔逊也来，”菲娄威斯说，“对你讲实话，就是他帮助我们把牛肉搞来的。你挺喜欢他的，是不是？”

“是的。我一直以为你不怎么喜欢他。”

“噢，俱乐部也该随着时代走，现在什么样的人都能搞贸易这一行。我承认那时我脾气急躁了一些，多喝了两杯，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他在道恩海姆念过书，我在蓝星学校的时候常常跟他们赛球。”

菲娄威斯的房子在小山上，这本是斯考比自己住过的地方。在驶向他很熟悉的这所房子的路上，斯考比不安地思索着，他一定要尽快地把电报的事告诉海伦，一定不能让她从别人的嘴里听到这件事。生活翻来覆去总是一个老式样：或迟或早，一定要透露给别人一件什么坏消息，要编造几句令人心安的谎话，要喝两杯杜松子酒浇愁……

他走进这座狭长的单层住房的起居间，在屋子的另一端坐着的是海伦。他震动了一下：他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在别人家里见过她，好像两人素不相识似的，也从来没有看过她穿着晚宴的服装。“你不认识罗尔特太太吧？”菲娄威斯说。他的声音里一点儿也没有嘲讽的味道。斯考比的心震颤了一下，感到一阵对自己的厌恶。我们多么聪明啊，我们多么成功地欺骗了这一小块殖民地的惯爱揭人隐私的人啊！按道理讲，情人是不可能这样把别人都瞒住的。人们不是都说爱情是任性的、轻率的吗？

“认识，”他说，“我是罗尔特太太的老朋友了。她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正在彭德。”当菲娄威斯掺兑饮料的时候，斯考比站在桌子旁边，从十几步远的地方打量着她。她正在同菲娄威斯太太讲话，她谈得非常从容、自然，似乎她在小山下幽暗的尼森式小屋里伏在他的怀抱里哭泣的事根本没有存在过。斯考比怀疑地问自己说：如果我今天晚上走进来才第一次看见她，会不会对她产生爱情呢？

“你要什么，罗尔特太太？”

“一杯杜松子酒。”

“我真希望也能劝我太太喝这个。她老是喝加橙汁的杜松子酒，真让人受不了。”

斯考比说：“要是我早知道你也到这里来，我就叫你搭我的车了。”

“我也希望你叫我一下，”海伦说，“你从来不过来看看我。”她转过头来对菲娄威斯说话时那安详自在的样子使斯考比非常震惊：“我在彭德医院里的时候，他对我那么好，可是我猜想，他只喜欢生病的人。”

菲娄威斯捋了捋他的姜黄色的胡须，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说：“你把他吓住了，罗尔特太太。我们这些结过婚的人都被你吓住了。”当菲娄威斯说出“结过婚的人”这几个字的时候，斯考比看到那个在担架里躺过的疲惫不堪、精力衰竭的人像躲避强烈的阳光似的把脸避开了他们。

她故作殷勤地说：“你想我再喝一杯不会醉吧？”

“啊，威尔逊来了。”菲娄威斯说。威尔逊走进屋子来，一张白里透红的、天真的、忸怩不安的脸，缠腰布系得歪歪扭扭。“这里的人你都认识吧？你和罗尔特太太是邻居。”

“可是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威尔逊说。他的脸刷的一下红了。

“我不知道咱们这儿的先生们是怎么回事。”菲娄威斯说，“你和斯考比都同罗尔特太太是邻居，可是你们俩都没有见过她。”斯考比立刻感到威尔逊的目光猜疑地落到自己身上。“要是我，可不会这么腼腆。”菲娄威斯一边说一边往杯子里倒杜松子酒。

“塞克大夫又来晚了。”菲娄威斯太太坐在屋子的尽头发表评论说。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屋子外面的台阶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塞克医生穿着得体的黑衣服和防蚊靴走了进来。“刚好来得及喝一杯，杰西。”菲娄威斯问，“要喝什么？”

“双料苏格兰威士忌。”塞克医生说，她从自己的一副厚眼镜片后面向屋子里环视了一周，又添了一句，“大家晚上好。”

在他们起身去吃晚饭的时候，斯考比对海伦说：“我得和你谈谈。”他看到了威尔逊的目光，又说，“关于你的家具的事。”

“我的家具？”

“我想我也许能再给你搞几把椅子。”作为一对搞秘密活动的人，他们俩的资格还都太浅，他们还没有把一整本密码记在脑子里。他不知道她是否体会了他说的前半句话的意思。饭桌上，他始终沉默着，害怕将单独地同她在一起，同时又担心错过同她在一起的机会。当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取手帕时候，电报碰在他手指上窸窣地响了一下……悔此一行爱你。

“这件事你当然知道得比我们多，斯考比少校。”塞克医生说。

“对不起，我没听见……”

“我们在谈佩倍尔顿的事件。”这么看来，才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佩倍尔顿自杀的事已经成了事件了。一旦成了事件，好像就不再是一个人的私事了。在谈论某一事件的时候，人们既感不到惭愧，也感不到痛苦。躺在床上的那个年轻人已经洗拭干净、穿戴整齐，可以供人们进行心理研究了。

“我刚才说，”威尔逊说，“佩倍尔顿选择了一种奇怪的自杀方法。要是我，就吃安眠药片。”

“在班巴那种地方，要找到一片安眠药可不容易。”塞克大夫说，“也许佩倍尔顿突然想起来要自杀。”

“我不会给别人惹来那么多麻烦的，”菲娄威斯说，“当然了，一个人要是不想活下去，他是有权利死的，但是又何必吵得别人不得安宁呢。多服几片安眠药——我同意威尔逊的意见——这是个办法。”

“可是你得先让医生给你开安眠药。”塞克医生说。

斯考比的手指摸着电报，想起了署名“迪奇”的那封信中的幼稚的字体、椅子上的烟蒂烫痕、华莱士的小说、孤独的烙印。两千年以来，他想，我们正是一直这样无动于衷地谈论着耶稣基督受难的。

“佩倍尔顿活着的时候就有些痴痴呆呆的。”菲娄威斯说。

“安眠药片总是让人不太放心。”塞克医生说。当她把自己的一副大镜片像是灯塔的探照灯似的对斯考比这面转过来的时候，电灯明晃晃地从镜片上反射出来。“谁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安眠药多么容易出毛病。人寿保险公司对这种药最头疼，没有一个验尸官肯放过吞服安眠药自杀的案件。”

“验尸官怎么看得出来？”威尔逊问。

“就拿鲁米那说吧，谁也不会因为不小心吞服过量……”斯考比向坐在桌子对面的海伦望过去。她吃得很慢，一点儿食欲也没有的样子，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的餐碟。他们俩的这种沉默好像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对饭桌上正高谈阔论的这个话题，自身正陷入不幸的人是不可能置身事外地发表议论的。斯考比又一次感觉到威尔逊的目光从他们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他拼命地搜索自己的脑子，想找出一句什么话来说说，结束他俩的这种可怕的沉寂。即使在沉默中，他们也不能安全地待在一起。

他说：“你推荐什么办法呢，塞克医生？”

“嗯，洗澡的时候可能发生意外——但是这种事解释起来也还是要费一番口舌的。如果有勇气的话，倒不妨往汽车底下一钻，但是这也不保险……”

“而且还会连累另一个人。”斯考比说。

“要是我的话，”塞克医生在眼镜后面笑起来，“做这种事是不困难的。因为我是医生，我可以给自己做个假诊断——心绞痛，再叫我的一个同事给我开药……”

海伦突然厉声说：“你们怎么老谈这种让人恶心的事。大夫，你不应该告诉别人……”

“亲爱的，”塞克医生转动着她的幸灾乐祸的镜片说，“如果你像我一样当了这么多年大夫，你就会知道你同什么人在一起。我不认为在座的人有谁会……”

菲娄威斯太太说：“罗尔特太太，再来一点儿水果色拉吧！”

“你是天主教徒吗，罗尔特太太？”菲娄威斯问，“他们对这个问题当然看得很严重。”

“不，我不是天主教徒。”

“他们看得很严重，是不是，斯考比？”

“我们受到的教诲是，”斯考比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要下地狱？”

“嗯，下地狱。”

“但是，斯考比少校，”塞克医生问，“你真的确确实实相信有地狱吗？”

“啊，是的。我相信。”

“相信烈火和酷刑？”

“也许不完全是那样。他们告诉我，那可能是一种永恒失去的感觉。”

“这样的地狱我可不在乎。”菲娄威斯说。

“也许你从来没有丢失过什么要紧的东西。”斯考比说。

但是这次晚餐，桌上真正的话题还是阿根廷牛肉。牛肉吃过以后，再也没有什么非使他们聚在一起的事了（菲娄威斯太太不玩牌）。菲娄威斯忙着准备啤酒。威尔逊被夹在菲娄威斯太太的愁眉苦脸的沉默同塞克医生的多嘴饶舌中间。

“咱们去透透风吧。”斯考比提议说。

“这样做好吗？”

“不这样反而不正常。”斯考比说。

“去看星星吗？”菲娄威斯一边倒啤酒，一边喊，“要把损失的时间补过来吗，斯考比？你们把酒杯带着。”

他们把酒杯小心地放在阳台的栏杆上。海伦说：“我没有找到你的信。”

“别管它了，亲爱的。”

“你找我不是想谈这件事吗？”

“不是。”

他可以看到她那被夜空映出的面庞的轮廓；过一会儿，乌云就要涌上来，那轮廓也必定要消失了。他说：“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有人知道了吗？”

“噢，不是这个，没有人知道。”他说，“昨天夜里我收到我妻子拍来的电报，她已经启程回家了。”一只酒杯从栏杆上掉下来，摔碎在下面的院子里。

她的嘴唇痛苦地重复了一声“家”，好像这是她唯一能够了解的字。他的手顺着栏杆移过去，但是没有能摸到她的手。他很快地补充说：“她的家。永远也不会是我的了。”

“噢，会的。现在就会是你的了。”

他很小心地发誓说：“没有你，我再也不要什么家了。”乌云已经把月亮遮起来，她的面庞像一阵狂风中的蜡烛，突然消失了。他感觉到，现在他正踏上他从来也没有准备要走的漫长的旅途，如果转回头，他知道自己只会看到一片荒凉的原野。门打开了，一道亮光突然射在他们两人身上。他没有好气地吆喝道：“注意灯火管制。”他想：至少我们并没有靠在一起，可是我们的脸、我们脸上的神色呢？威尔逊的声音传了过来：“我们以为打起来了呢。我们听见杯子打碎了。”

“罗尔特太太的啤酒都洒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叫我海伦吧。”她凄凉地说，“谁都叫我海伦，斯考比少校。”

“我打搅你们了吗？”

“搅散了一个大胆谈情的场面，”海伦说，“弄得我浑身发抖。我要回家去了。”

“我送你回去吧，”斯考比说，“已经不早了。”

“我不信任你，再说，塞克医生还等着同你讨论自杀的问题呢。我可不想把客人都搅散了。你有车子吧，威尔逊先生？”

“当然有。我很高兴能送送你。”

“你如果愿意，回去以后可以马上再过来。”

“我睡觉也很早。”威尔逊说。

“那么，我进去同大家告别一下。”

当斯考比在灯光下看到她的面孔时，心里想，我是不是过分担忧了？这对她来说会不会恰好是一段插曲的结束呢？他听到海伦对菲娄威斯太太说：“阿根廷牛肉实在太可口了。”

“咱们得感谢威尔逊先生。”

客气话像羽毛毽子一样飞过来飞过去。不知是谁（是菲娄威斯，也许是威尔逊）笑着说：“你说得太对了。”塞克医生眼镜的反光映在天花板上——一点一横一点。斯考比看不到汽车开走，因为那样就把灯光漏出去了。他听着汽车的起动器干呕了两声，接着马达发动起来，声音逐渐消失在远处。

塞克医生说：“他们不应该这么早就叫罗尔特太太出院。”

“为什么？”

“神经不稳定。她同我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得出来。”

他又等了半个小时，然后才开着车回去。像往常一样，阿里坐在厨房台阶上等着他，不安地打着盹。他用手电筒给斯考比照着路，送他进了门。“太太留下一封信。”说着，他从衬衫里取出一个信封。

“为什么不放在我的桌子上？”

“老板在里面。”

“什么老板？”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打开房门，看见尤塞夫正伸着腿在一张椅子上睡觉。他的呼吸很轻，连胸脯上的长汗毛都静静地贴着不动。

“我叫他走，”阿里满脸鄙夷地说，“他不走。”

“没关系。你去睡觉吧。”

他觉得生活正在四面八方向他挤压过来。尤塞夫自从那天夜里来问候露易丝并为塔利特布置了陷阱以后就一直没有来过。为了不把这个睡着了的人吵醒，随之再把那个问题引出来，他尽量不出声音地打开海伦送来的条子。她一定是刚一到家马上就写的。他读道：我亲爱的，这很严重。我不能把我要说的话亲口对你讲，所以我把它写下来。只是我要把这封信交给阿里。你信任阿里。当我听到你的妻子已经启程回来……

尤塞夫睁开了眼睛，说：“对不起，斯考比少校，我闯进你屋子里来了。”

“要喝点儿什么吗？啤酒？杜松子酒？我的威士忌喝光了。”

“我可不可以送你一箱？”尤塞夫脱口问道，但是马上就笑了起来，“我老是忘记。我一定不能给你送东西。”

斯考比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把信平摊在自己面前。没有什么比下面几句话更重要了。他说：“你有什么事，尤塞夫？”他接着读下去：当我听到你的妻子已经启程回来，我又气又恨。我不该这样。这一点儿也不怪你。你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希望你不是，但即使你不是，你也不愿背弃你的诺言。

“你先看信吧，斯考比少校，我不忙。”

“没有什么要紧事。”斯考比费力地把目光从那幼稚的、写得很大的字母上抬起来，那上面的拼写错误使他的心感到一阵剧痛。“告诉我你有什么事，尤塞夫。”他的眼睛又回到信纸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这封信的缘故。因为昨天晚上你答应我不离开我，我不想叫你被你的诺言永远拴住。我亲爱的，你的一切诺言……

“斯考比少校，借给你钱的时候，我发过誓，是为了友谊，纯粹是为了友谊。我从来不想向你要什么，什么东西也不要，连那四分利息也不要。甚至我也不要你对我有什么友谊……我是你的朋友……这件事很乱，我不能把话说清楚，斯考比少校。”

“你遵守了咱们订的条约，尤塞夫。关于塔利特表兄弟的事我不怨你。”斯考比又接着读信：都是说给你妻子的。你对我说的都不算对我的诺言。请你，请你记住这一点。如果你永远也不想见我了，就别给我写信，也别同我说话了。但是如果你有时候，亲爱的，想看看我，你就看看我。你愿意叫我说什么谎话我就说什么谎话。

“请你一定把你要读的读完吧，斯考比。因为我要谈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我亲爱的，我亲爱的，你可以离开我，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如果不愿意这么做的话，你也可以把我当作你的一个小娼妇。他想：她只是听说过这个字，没有看到过这个字是怎么拼写的，在学校用作课本的莎士比亚戏剧把这个字都删掉了。晚安，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我亲爱的。他恶狠狠地说：“好了，尤塞夫。你说说有什么事这么重要吧。”

“斯考比少校，我最后还是不得不求你替我做一件事。这同我借给你钱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要是你肯帮我这个忙，从你那方面讲，是出于友谊，纯粹出于友谊。”

“天不早了，尤塞夫，快说说是什么事。”

“希望号后天就要进港了。我要托人把一个小盒子拿到船上去，交给船长。”

“盒子里是什么？”

“斯考比少校，这你就不要问了。我是你的朋友。我想，还是不让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好。反正那不是危害谁的东西。”

“我当然不能替你办这件事，尤塞夫。你该知道的。”

“我向你保证，斯考比少校，我发誓——”他从椅子上把身体俯过来，一只手放在胸脯上的一片黑毛上——“作为一个朋友我敢发誓，盒子里没有任何给德国人的东西。没有工业钻石，斯考比少校。”

“做首饰的钻石？”

“没有任何给德国人的东西。没有任何使你的国家受损失的东西。”

“尤塞夫，你真的想我会答应你这件事吗？”

浅色的斜纹布裤子滑倒椅子边上，斯考比一时认为尤塞夫打算跪到他的脚下。尤塞夫说：“斯考比少校，我求求你……这件事对我很重要，对你也很重要。”他的嗓音因为动了真实感情都破了，“我想做你的一个朋友。我想做你的一个朋友。”

斯考比说：“在你说出更多的话以前，我最好预先告诉你一下，尤塞夫，专员已经知道咱们的那桩交易了。”

“我敢说他知道，我敢说。可是这件事要比那个严重得多。斯考比少校，我用名誉担保，这件事不会危害任何人。我只求你帮这一次忙，以后绝不再求你了。你做这件事最好是出于自愿，斯考比少校。没有贿赂。我不给你贿赂。”

斯考比的眼睛又回到信上：我亲爱的，这很严重。严重——这次他的眼睛读到的是Serius——奴隶，上帝的仆人使用的仆人。这好像是他不得不遵守的一道不明智的命令。他觉得自己再也得不到宁静了。他睁着眼睛，对后果知道得一清二楚，却还是身不由己地走进了谎言的国土里，他没有从那里回来的护照。

“你刚才说什么，尤塞夫？我没听清楚……”

“我再求你一次……”

“不成，尤塞夫。”

“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他把身躯挺得笔直，语气也突然变得一本正经，好像有一个生人参加了进来，谈话的不再是他们两个人了，“你还记得佩倍尔顿吗？”

“当然记得。”

“他的仆人我已经雇用了。”

“佩倍尔顿的佣人？”你对我说的什么话都不是诺言。

“佩倍尔顿的佣人现在在伺候罗尔特太太。”

斯考比的眼睛仍旧停在那封信上，但是他已经看不清上面写的是什么了。

“她的佣人给我拿来一封信。你知道我让他把眼睛擦亮一些——是不是这么说，‘擦亮’？”

“你的英文挺不错，尤塞夫。你找谁给你念的？”

“找谁念并没有关系。”

一本正经的语气忽然中断了，老样子的尤塞夫又开始祈求起来：“噢，斯考比少校，你怎么会写了这么一封信？你是在自找麻烦啊！”

“谁也不能聪明一辈子，尤塞夫。老那么聪明，自己也会厌烦死的。”

“你看，这封信使你落到我的手里来了。”

“我自己倒不太在乎，但是要让三个人落到你的手里……”

“只要你肯看在友谊份上，帮我一个忙……”

“说下去吧，尤塞夫。要讹诈就讹诈到底，你只恫吓了一半是不好走开的。”

“我真希望能挖个洞把那个包埋上，但是战争的情况越来越糟，斯考比少校。我做这件事不是为我自己，是为我父亲和母亲，为我的异父兄弟和三个姐妹——还有一大堆堂兄弟。”

“真是个大家族。”

“你知道，如果英国人打败了，我的财产就分文不值了。”

“那封信你打算怎么办，尤塞夫？”

“我从电报公司的一个职员那里听说，你太太已经动身回来了。我准备她一上岸就让人把信交给她。”

他记起了那封签着露易丝·斯考比名字的电报：悔此一行爱你。这封信对她将是一个冷漠的欢迎，他想。

“要是我把你的小包交给希望号船长呢？”

“我的佣人会在码头上等着。在他拿到船长的收条以后，会给你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那封信。”

“你相信你的佣人吗？”

“正像你相信阿里一样。”

“要是我要求先把信拿到手，向你保证……”

“进行敲诈的人不接受信用贷款，斯考比少校，这正是我们所受的惩罚。如果你骗了我，你完全有理。”

“要是你骗了我呢？”

“那就太没有道理了。而且过去我还是你的朋友。”

“差一点儿成了朋友。”斯考比不太情愿地承认。

“我是那个愚蠢的印度人。”

“愚蠢的印度人？”

“他把一颗珍珠扔掉了，”尤塞夫伤心地说，“这是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里的人物，装备部队在纪念堂演过这出戏。我到现在还记得。”

二

“好吧，”德鲁斯说，“我想我们得干正经事了。”

“再喝一杯。”希望号船长说。

“如果我们要在拦港铁索关起来以前把你放走，就别再喝了。一会儿再见，斯考比。”

房舱的门关上以后，船长喘着气说：“我还在这条船上呢。”

“我看到了。我告诉过你，常常会出错儿的——记录放错了地方呀、档案遗失了呀……”

“这些我都不相信，”船长说，“我相信你帮了我的忙。”在这间闷热的房舱里，他的脸潮乎乎的。接着他又说：“我在弥撒的时候替你祈祷。我还给你带来了这个。我在洛比托只能买到这个。她是一个不出名的圣徒，”他把一个镍币大小的圣像从桌子的一头推过去，“圣——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我想，她同安哥拉有一点儿什么关系。”船长解释说。

“谢谢你。”斯考比说。他口袋里的那个包沉得要命，像一支手枪似的顶着他的大腿。他让葡萄酒的最后几滴沉到杯子底，然后一饮而尽，开口说：“这次我有点儿东西要给你。”因为非常不愿意拿出口袋里这件东西，他觉得自己的手指几乎要痉挛了。

“给我？”

“是的。”

当那个小包摆到两人中间桌子上的时候，它实在轻得要命。像手枪一样沉重地压在口袋里的这个东西实际上也不过像五十支装的一听香烟。他说：“到了里斯本，有个人同领港员一起到船上来，他会问你有没有美国香烟，你就把这个包给他。”

“这是公务吗？”

“不是。公务绝对不会付这么高的报酬。”他把一包钞票放在桌上。

“我感到很吃惊，”船长说，他的话音里流露着一种古怪的失望的调子，“你把你自己放在我的手掌里了。”

“你曾经在我的手掌里。”

“我不会忘记。我的女儿也不会。她不是在教堂里结的婚，但是她有信仰。她在替你祷告。”

“这么一说我们祷告的话肯定没有用了？”

“没有用。但是当上帝恩典我们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祷告的话就会飞起来。”船长举起他的两只肥胖的胳膊，那姿势又古怪又令人感动，“像一群鸟似的一下都飞起来。”

“我会高兴看到这个的。”斯考比说。

“你可以信任我，当然了。”

“当然了。现在我得搜索你的房舱了。”

“你还是不太信任我。”

“那个包，”斯考比说，“和战争没有关系。”

“你敢肯定吗？”

“我差不多敢肯定。”

他开始搜索。有次走到镜子旁边，他看见自己的肩膀后面有一张陌生的面孔，一张肥胖的、冒着汗的、不能令人信任的面孔。这是谁呢？他怔了一下，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了，原来不过是他不熟悉的怜悯神态使船长的面孔变了样子。难道我真是一个受人怜悯的人吗？他想。

第三卷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雨季过去了，大地冒着蒸汽，到处麇集着一片片的苍蝇，医院里挤满了疟疾病患者。离海岸较远的内陆，大批人害了黑水热，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着，但是人们暂时还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雨点敲击铁皮屋顶的声音停止了，世界好像又恢复了宁静。城里面浓郁的花香把警察局走廊的动物园气味冲淡了很多。拦港铁索启封后一小时，客轮驶进了港口，并没有军舰为它护航。

客轮一抛锚，斯考比马上坐着警察局的汽艇迎了出去。他嘴上的肌肉为了准备欢迎的话语已经变得僵硬了，他的舌头一直在练习一些听上去既热情又不做作的词句。他想：我在生活的旅程中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原来只是为了排练这一欢迎的场面啊！他希望在一种公开场合和露易丝会面，在生人面前对她表示亲切欢迎更容易做一些。但是斯考比到处也看不到她的踪影，他不得不向轮船上的司务长打听她的房舱号码。

即使这个时候，斯考比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船舱里还有别的旅客在。现在每间舱房至少也要住六个人。

但是当他敲了门，舱门打开以后，屋子里却只有露易丝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兜售什么商品的人，敲开了一家生人的房门。他喊了一声“露易丝”，他的话音的末尾带着一个疑问号。

“亨利，”她叫道，又接着说，“到里边来。”在他走进客舱以后，唯一要做的事只能是接吻了。他想躲开她的嘴——嘴泄露的真情太多了，但是她一定要把他的头转过来，直到把自己回报他的吻印在他的唇上才甘心。“噢，亲爱的，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他拼命寻找着预先排练好的词句。

“他们都那么好，”她解释说，“他们都躲开了，好让我们单独会面。”

“你路上过得好吗？”

“我想我们的船曾经被追击过一次。”

“我非常担心。”他说，心里却想：这是第一个谎言。那么，我就索性更深地陷下去吧，“我太想你了。”

“我不该离开你，亲爱的。”舷窗外面，岸上的房屋在炎热的气息里像云母一样闪烁发光。屋里非常窒闷，有一股浓郁的闺房气味，脂粉、指甲油、寝衣……一阵阵冲进鼻子里来。他说：“咱们上岸吧。”

但是她还不想把他放走。“亲爱的，”她说，“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下了很多决心。一切都会和过去不同了。我不会再惹你心烦了。”她又重复了一句，“一切都会同过去不同了。”他悲哀地想，至少这一句说出了真实情况，可悲的真实情况。

当阿里和小仆人忙着往屋子里搬运箱笼的时候，斯考比站在窗户旁边，遥望着小山上面那些尼森式活动房屋；好像突然发生了一次山崩，在他和这些房子中间平添了无限遥远的距离。这些房子离开他这么远，开始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感到痛苦，仿佛年轻时代的一件往事，回想起来只有一种极其模糊的凄凉感。在我写那封信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是不是我就真正开始说起谎话来呢？我真的能够比爱露易丝更爱她吗？在我的心灵深处，是不是她们两个人我都爱呢，还是只因为我这种可怕的怜悯心自发地流向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因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呢？任何一个受骗的人都要求别人对他忠诚。楼上面，孤独和宁静正被一片叮叮咚咚的喧响敲碎：平头铁钉一只只钉在墙壁上，沉重的东西跌落到地板上，震得天花板不住地抖动。露易丝兴高采烈地发号施令，嗓门提得很高。梳妆台上瓶瓶罐罐发出一片磕碰声。斯考比走上楼去，刚走到门口，就看见那个披着领圣体白纱的脸向他凝视过来：连死者也回到原处了，如果没有死人，生活就不是老样子了。双人床上已经挂起了蚊帐，仿佛是块灰蒙蒙的外胚层质。

“好了，阿里。”他说着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这是他对这次招魂会所能表现出的最大的喜悦了，“太太回来了。咱们大家又都到一块来了。”她的念珠放在梳妆台上一个小凹坑里，看到这个，他想到自己衣袋里那串断裂的念珠。他一直打算把它修好，现在看起来似乎用不着费这个事了。

“亲爱的，”露易丝说，“我上边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剩下的可以让阿里去做了。我有这么多事要同你谈……”她跟着他走到楼下，马上就说，“这些窗帘要洗一下。”

“还不显得太脏呢。”

“可怜的宝贝，你看不出来，我可是刚回来。”她说，“我现在真需要一只大书橱了。我带了许许多多书回来。”

“你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使你……”

“亲爱的，你会笑话我的。非常可笑。我突然发现，那时我为你当不上专员烦恼得要命，真是傻透了。等哪天我不怕你笑我的时候，再详细对你讲。”她伸出一只手来，有些犹豫地摸着他的胳膊，“你真的高兴……”

“非常高兴。”他说。

“你知道有一件事我很担心吗？我怕我不在你身边督促着，你不会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可怜的宝贝。”

“我怕我从来就不是。”

“你常常不去参加弥撒吗？”

他故意装出一副调皮的样子：“我几乎一次也没有去过。”

“噢，蒂奇。”她很快地把这场玩笑打住，说，“亨利，亲爱的，你也许会想我太爱动感情了，但是明天是星期日，我要咱们俩一起去领圣体。这是一个标志，说明我们再重新开始生活——沿着正确的道路。”让人奇怪的是，人们往往疏忽了一个场合中最重要的事情——斯考比从来没有考虑到她会提出这个要求来。他说：“当然了。”但是他的脑子在这一时刻已经木然了。

“今天下午你得去作告解。”

“我没有做过什么大不了的坏事。”

“星期日不去参加弥撒就是不能饶恕的罪，和通奸一样严重。”

“只不过通奸更有趣儿。”斯考比故意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我该回家来看着你点儿啦。”

“我今天下午去教堂——吃过午饭以后，空着肚子我是不能告解的。”他说。

“亲爱的，你已经变了，你知道。”

“我不过是在开玩笑。”

“你开玩笑倒无所谓，我还愿意你这样做呢，可是你过去是不怎么开欢笑的。”

“这不是你头一天回来吗，亲爱的？”他就这样强颜欢笑，干枯的嘴唇说着一个又一个笑话。就是在吃午饭的当儿，他还把叉子放下来讲了一句俏皮话。“亲爱的亨利，”她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你这么高兴过。”他脚下的地基已经沉了下去，吃这顿饭的时候，从始至终他一直觉得自己在往下落，肠胃好像都没有着落，透不过气来，沮丧绝望——因为一个人这么快地往下落是很难活下去的。他的强颜欢笑不过是从罅隙中落下去时的尖声呼叫而已。

午饭吃完了（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吃了些什么），他说：“我该走了。”

“到兰克神父那儿去？”

“我要先去看看威尔逊。他现在就住在一所尼森式活动房屋里，是咱们的邻居了。”

“他这时候会不会在城里？”

“我想他可能会回来吃午饭。”

在他往山上走的时候，他想，今后我要去看威尔逊多少次啊！可是不成——这不是一个安全的借口。只这么一回还成，因为他知道威尔逊是在城里吃中饭的。虽然如此，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敲了敲威尔逊的房门。他吓了一跳，因为哈里斯从里面把门开开了。“没想到你在家。”斯考比说。

“我发烧了。”哈里斯说。

“不知道威尔逊在不在。”

“他总是在城里吃午饭。”哈里斯说。

“我只是想告诉他，欢迎他到我家去。我的妻子回来了，你知道。”

“刚才我从窗口看到你们在忙乱了。”

“你也一定要到我们家去。”

“我并不是一个爱到别人家去做客的人。”哈里斯说，他站在门边好像忽然瘫软了，“说老实话，我怕和女人打交道。”

“你同女人来往的机会太少了，哈里斯。”

“我不会同太太们交际应酬。”哈里斯的口气很有以此为荣的味道。当斯考比硬着头皮向一所妇女住的房子走去时，他意识到哈里斯怎样在背后紧紧盯着他，怎样以一个没人需要的男人的令人作呕的禁欲主义的目光盯着他。在他敲海伦的房门时，他感到那指责的目光一直刺穿了自己的脊背。他想：我的借口就是这样一个下场，他会告诉威尔逊，威尔逊会告诉……他想：我可以说我路过这里，顺便进去看看……他觉得他的完整的人格正由于谎言的这一缓慢的分解作用而分崩离析。

“你为什么要敲门？”海伦说。屋子遮着窗帘，海伦在幽暗里正在床上躺着。

“哈里斯在看着我呢。”

“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

“咱们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除了那一件事。你做得真聪明。我想这是因为你是警官的缘故。”

“是啊。”他在床边坐下，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两人皮肤接触的地方马上冒出来汗珠。他说：“你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只是有点儿头疼。”

“要注意身体。”他机械地说，甚至没有听见自己在说什么。

“你正在为一件什么事发愁，亲爱的。”她说，“出了什么——岔子了吗？”

“不是你想的那种岔子。”

“可怜的爱人，你还记得你第一夜留在这里的事吗？你那个时候不为任何事发愁，甚至把雨伞也落下了。我们当时多么幸福。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那时候多么幸福。”

“是的。”

“为什么咱们老要这样下去——老这样不幸福？”

“把幸福同爱情两个概念混同起来是个错误。”斯考比拼命地想谈一些空洞的道理，似乎只要他把整个这件事变成教科书上的一个事例——正像他们把佩倍尔顿的自杀变成一个事件一样——他们两个人就都可能再次得到平静，都可以听从命运的安排了。

“有的时候你老得可怕。”海伦说，但是她立刻就向他挥了一下手，表示她这句话只是随便一说。他充满怜悯地想：今天她没有吵嘴的心情，或者她认为不该吵嘴。“亲爱的，”她接着说，“你想的是什么？”

如果能避免的话，一个人是不该向两个人扯谎的：这样做就要引起一片混乱。话是这样说，当他望着她倚在枕头上的面孔时，还是非常想对她扯一个谎。他觉得海伦像是介绍自然知识的影片中的一株什么植物，眼看着一点点地老起来。她的样子已经十足地像一个生活在海岸殖民地的人。她同露易丝再也没有什么区别了。他说：“我在想一件需要我自己去解决的麻烦事。一件我事前没有考虑到的事。”

“告诉我，亲爱的。两个人的脑子……”她闭上了眼睛，他看到她咬紧了嘴巴准备承受一次打击。

他说：“露易丝叫我同她一起去参加弥撒，去领圣体。我现在应该是在去作告解的路上。”

“就是这点儿事吗？”她非常宽心似的问道。他对她的这种无知感到非常气恼，尽管他自己也觉得不够公正，这种恼怒却几乎像厌恨一样在他的心里翻动着。

“是一点儿事吗？”他说，“是一点儿事吗？”但是他对她马上又恢复了公正的态度，温和地说：“如果我不去领圣体，她就会知道我干了什么事，你知道，干了什么坏事了。”

“那么你就去一次又有什么？”

他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下地狱。对上帝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你难道真的相信地狱那些事吗？”

“菲娄威斯也这样问过我。”

“可是我简直不能理解，如果你相信地狱，现在为什么又同我在一起呢？”

他想：有多少次，没有信仰常常会比有信仰更能帮助人看清问题。他说：“你说得当然对，应该是能阻止住这种事情的。但是住在维苏威火山脚下的村民也还是继续……而且，不管教会是怎样教导的，一个人总还是相信爱情——不管是哪一种爱情——总能得到上帝一些怜悯的。当然了，一个人会为此付出代价，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不相信，一个人将永远为此受惩罚。也许在他临死以前，会给他一点儿时间……”

“做一次临终前的悔罪。”她鄙夷地说。

“为这种事悔罪，”他说，“是不容易的。”他把她手上的汗珠吻掉，“我可以为我说的谎言忏悔，为我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为我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忏悔，但是如果我现在就要死了，我不知道该怎样为我们的爱情忏悔。”

“好了。”她仍然带着一些鄙夷的语调说，这种语调似乎正在把她从他身边拖走，把她拖到岸上安全的地方去，“你不能现在就去把什么都向神父忏悔了吗？忏悔也不等于说你以后就再也不做这种事儿了。”

“如果我根本不想改，忏悔又有什么用？”

“那么好吧，”她获胜似的说，“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你已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这是你这样认为，再犯一次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关系？”

他想，估计笃信宗教的人会把这个看作是魔鬼在讲话，但是他知道，魔鬼是不会使用这种露骨的、叫人无法辩驳的词句讲话的；讲这样的话的还是天真无知。他说：“这是有区别的——很大的区别。这很难解释。现在我只是把我们的爱情放在——放在我个人的安全之上。但是另外一种做法——那种做法是真正邪恶的。那就像是崇拜撒旦的人参加的黑弥撒，像是一个人偷了圣体而把它亵渎了一样，那是趁上帝倒在地上而用拳头打他——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用拳头打他。”

她厌倦地把头转向一边，说：“你说的这些我什么也不懂。对我说来都毫无意义。”

“但愿对我说来也毫无意义，但是我相信这个。”

她尖刻地说：“我想你是相信的。或者你是在耍花招？咱们刚开始的时候我可没听见你谈论这么多上帝，是不是？你现在在我面前变得这么虔诚了，是不是要给自己找个借口……”

“亲爱的，”斯考比说，“我不是要永远离开你，我只不过是需要好好想一下，好好想一下。”

二

第二天早晨六点一刻，阿里来叫他们起床。斯考比立刻就醒过来，但是露易丝却睡得很香——头一天她太疲劳了。斯考比把头在枕头上转过去望着她——这是他曾经爱过的一张脸，这是他仍然在爱的一张脸。她害怕在大海里遇到事故，吓得要死，但是她还是回来了，为了使他生活得舒服一些。她在一次痛苦中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又在另外一次痛苦中看着孩子死去。他自己看起来什么都躲避掉了。我怎样才能安排好一切，他想，使她永远不再受痛苦呢？但是他知道他这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他能做到的，只是把痛苦推迟，而他自己却像带着一种传染病似的总是带着它，或迟或早还是要传染给她的。说不定她现在已经感染了，因为她翻了个身，在睡梦中呻吟了一声。他把手放在她的面颊上，叫她睡得安定一些。他想：如果她能这样睡下去，我就也再睡一会儿，我就会睡过了头，我们就赶不上参加弥撒了，另外一个难题就推迟了。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好像是一只闹钟，她一下子醒过来了。

“什么时候了，亲爱的？”

“快六点半钟了。”

“咱们得快一点儿。”他觉得自己好像正被一个和蔼的却丝毫不肯徇私的狱卒催促着穿好衣服送往刑场，但是他仍然拖延着不肯施展最后救命的招数：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的。露易丝最后把粉涂好（粉一涂到脸上立刻就凝结成块），说道：“咱们走吧。”她的声音里是不是隐约流露出胜利者的口气？许多许多年以前，在童年时期的另外一种生活里，有一个名叫亨利·斯考比的孩子曾经在学校演出的戏剧里扮演过“急性子”。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的年龄和身材，但是大家都说他表演得非常出色。现在他又不得不表演了——这当然不会比动动嘴唇说一句谎话有更大的困难。

斯考比突然往墙上一靠，用手捂住胸口。他无法使自己的肌肉装出疼痛的样子，所以只是闭上了眼睛。露易丝照着镜子说：“记得提醒我给你说说徳班的戴维斯神父的事，他是一位很好的传教士，比兰克神父知识更渊博。”斯考比觉得她永远也不会回过头来注意到自己了。她说：“好了，咱们真的该走了。”但是她还在镜子前边磨磨蹭蹭的。几根被汗水浸得平直的头发太不顺溜了。最后，斯考比从自己睫毛的帘幕后面终于看到她转回身来，望到自己身上。“走吧，亲爱的，”她说，“你困了吗？”

他继续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她有些生气地说：“蒂奇，你怎么了？”

“给我一点儿白兰地。”

“你不舒服吗？”

“给我一点儿白兰地。”他不耐烦地又说了一句。当她把白兰地拿来，他的舌头尝到了酒味的时候，他有一种暂缓处刑的无限宽慰的感觉。他长舒了一口气，身体松懈下来。“好多了。”

“怎么回事，蒂奇？”

“胸口痛了一下。现在过去了。”

“你从前有过这种情形吗？”

“你不在的时候，有过一两次。”

“你得去看看医生。”

“噢，太麻烦了。他们还不是告诉你工作过度。”

“我不该把你拽起来，可是我是想咱们一起去领圣体。”

“我怕喝了这口白兰地就不能领圣体了。”

“没关系，蒂奇。”她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把他判处了永恒的死刑，“咱们哪天都可以去。”

他跪在自己的位子上，看着她同别的领圣体的人一起跪在祭坛栏杆前。他坚持同她一起到教堂来。兰克神父离开祭坛，举起圣体向他们走来。斯考比想：上帝刚刚逃开了我，但是他会永远逃开我吗？主啊，我不敢当……主啊，我不敢当[69]……主啊，我不敢当……他好像在操练的时候一样，一只手按照一定的节拍敲着制服上的某个纽扣。他想到上帝为了让世人也有与他相同的意愿，竟这样把自己降低为人，作为一块圣饼抛头露面，过去是在巴勒斯坦的村庄里，现在又在这个燠热的海港里。这里、那里，无处不在，一时间他觉得这是一桩极其残忍、极其不公正的事。基督曾经叫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卖掉一切财产跟随他到别处去[70]，这同上帝自己的行径比起来，同他自己听任那些几乎不懂得怜悯的人摆布比起来，毕竟还是容易做到的，在情理上也是讲得通的。上帝是多么舍己忘我地爱人啊！他感到非常羞惭。神父慢吞吞地走了过来，中途不断在这个人面前、那个人面前停留一会儿，最后终于走到露易丝的跟前。斯考比忽然感到他已经被放逐了。那边，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的一边，是一个他永远也不能再回去的国土。他的心被一种强烈的爱搅动起来，这是每当人们失掉什么的时候——不论是失去孩子、女人甚至是失去痛苦——永远会感到的那种爱。

第二章

一

威尔逊很小心地把那一页诗从《老道恩海姆人》上撕下来，在诗背面贴上一张殖民厅办公专用的厚信纸。他把它拿起来对着亮光照了照，诗背面印着球赛结果的文字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这以后他把这张纸仔细叠起来，放在口袋里；也许这张纸将要永远留在他的衣袋里，谁说得准呢？

看到斯考比开着汽车向城里驶去以后，他开始向山下斯考比的住房走去。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正像那次去妓院的感觉一样，甚至那种非常勉强的心理也同那次一模一样——有谁愿意在某一特定时刻改变生活的常规呢？

他想象另外一个人处在他的境地时会怎样做，他把这个人要做的演习了一遍。要立刻把过去的线索重新拾起来，非常自然地同她接吻，如果可能的话要吻她的嘴，对她说“我很想你”，不能迟迟疑疑。但是他的一颗心却怦怦乱跳，不断发出恐惧的信号，把他的思想完全搅乱了。

“啊，威尔逊，你到底露面了。”露易丝说，“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她向他伸出手来。他像是被打败了似的握住她的手。

“喝一点儿什么吧！”

“我在想，你愿不愿意同我出去散散步。”

“天太热了，威尔逊。”

“我一直没有到那个地方去过，你知道，从那次……”

“到哪个地方去？”他明白了，对于那些没有爱上谁的人，时间可不会静止的。

“到那个老车站去。”

“噢，是啊……是啊，我自己也还没有去过呢。”她毫无兴趣地、含含混混地说，给威尔逊一种残忍无情的感觉。

“我从那里回来的那天夜里，”他可以感觉到那暴露了自己不成熟的红晕又布满了整个面孔，“试着写了几首诗。”

“你写诗，威尔逊？”

他激愤地说：“是的，我写诗。为什么我不能写呢？而且还发表了。”

“我没有笑你。我只是感到吃惊。在什么地方发表的？”

“一份新刊物，叫《圆圈》。当然了，他们给的稿费很低。”

“我可以看看吗？”

威尔逊呼吸急促地说：“我带着呢。”他又解释说，“背面也登了一些东西，让我受不了。对我说来现代味太浓了。”他带着一种困窘的、饥渴的神情望着她。

“写得很美。”她说，声音很低。

“你看到缩写的姓名了吗？”

“过去还从来没有人写诗献给我呢。”

威尔逊感到一阵厌腻，他想坐下来。他问自己：为什么一个人要开始这样一场丢脸的事呢？为什么要想象自己爱上了什么人呢？不记得在什么地方，他曾经读过，爱情是十一世纪行吟诗人的发明；为什么行吟诗人不让我们只有肉欲呢？他用一种毫无希望的恶毒说：“我爱你。”他想：这是谎言，这句话离开了印刷的书页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他等待着她的嘲笑。

“啊，不是的，威尔逊，”她说，“不是的。你不爱我，你不过是染上了这里海岸的热病而已。”

他不顾一切地说下去：“超过世界上一切事物。”

她温和地说：“没有人会这样爱的，威尔逊。”

他不安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短裤轻轻拍拂着，手里挥动着从《老道恩海姆人》上撕下的那页纸。“你应该相信爱的。你是天主教徒。上帝不是爱世人吗？”

“啊，是这样的，”她说，“上帝做得到。我们一般人能做到的太少了。”

“你爱你的丈夫。你同我说过。爱情使你回到家里来。”

露易丝悲哀地说：“我想我是爱他的，竭尽我的一切所能。但是这不是你想象中所感觉的那种爱。没有盛毒药的酒杯，没有永世沉沦的黑帆。人们谁也不为爱情去死，威尔逊——当然，除了书里记载的那些，还有小孩子有时演的那些戏。但是，咱们不要这样演戏了，威尔逊——对咱们这样年纪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了。”

“我不是在演戏。”他气愤地说，他很容易就听出自己的气愤中带着一种装腔作势的声调，他好像要把书架当作她忘记掉的一个证人似的对着它大声说，“这些书也都是在演戏吗？”

“不完全是。”她说，“也就是因为这个，比起你的那些诗人来我更喜欢它们。”

“但是你还是回来了。”他的脸因为突然想到一句恶毒的话而泛起了亮光，“也许是出于嫉妒。”

她说：“嫉妒？我有什么可嫉妒的呢？”

“他们一直做得很谨慎，”威尔逊说，“但是怎么谨慎也瞒不过人们的耳目。”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你的蒂奇和海伦·罗尔特。”

露易丝在他的面颊上打了一个巴掌，没有打准，打着了他的鼻子，威尔逊的鼻子马上淌出大量血来。她说：“这是对你叫他蒂奇的惩罚。除了我以外，谁也不许这么叫他。你知道他不喜欢这个名字。来，拿我这块手帕去，要是你自己没带着的话。”

威尔逊说：“我的鼻子动不动就出血。我可不可以仰面躺一会儿？”他在桌子同食品橱中间的地板上、在爬来爬去的蚂蚁当中挺直了身子。前一回是斯考比在彭德看着他淌眼泪，这一回是——这个。

“要不要我把一个钥匙放在你的脖颈上？”露易丝问。

“不，不要，谢谢你。”《老道恩海姆人》上的一页诗也沾满了血。

“真的对不起。我的脾气太坏了。这会把你治过来的，威尔逊。”但是如果一个人是靠浪漫调情过活的，他是永远也治不过来的。世界上宣传这种信仰、那种信仰的传教士太多了，这些人被他们的信徒捧得忘乎所以了；因为比起在残酷与绝望的可怕的真空中游荡，假装信仰些什么肯定更好一些。他固执地说：“什么也不能把我治过来，露易丝，我爱你。什么也治不过来。”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帕擦血。

“如果真是这样，”她说，“那就太奇怪了。”

他在地上哼了一下，表示不了解她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她解释道，“是否你才真是一个懂得爱的人。我过去一直以为亨利是这种人，如果我想得不对，你才是真正的这样的人，那就太奇怪了。”在他即将按照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被人接受的时候，他忽然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就好像在部队被击溃时一个小参谋官声言熟悉坦克，竟被人们信以为真一样：现在再承认自己除了读过几篇技术性刊物上的文章什么都不懂，已经太迟了。“噢，抒情诗般的爱情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飞鸟。”他一边往手帕上擦血，一边缓缓地从嘴里吐出一句泛泛之论的话来，“我想他也懂得爱——用他那种方式。”

“爱谁？”露易丝说，“我，你提到的这个海伦·罗尔特，还是只爱他自己？”

“我刚才不该提到那件事。”

“不是确有其事吗？让咱们都说一点儿真心话吧，威尔逊。你不知道我对那些安慰人的谎话多么厌倦了。她长得美吗？”

“噢，不美。她不是那种美丽的女人。”

“她年轻，当然了，我可是已经到了中年了。她经历了那些事，肯定有些憔悴。”

“憔悴不堪。”

“但是她不是天主教徒。她的运气不错。她不受什么约束，威尔逊。”

威尔逊倚着桌子腿坐起来，他带着真实的感情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叫我威尔逊好吗？”

“爱德华，爱迪，泰德，泰迪。”

“我的鼻子又出血了。”他凄惨地说，又重新躺在地板上。

“这件事你都知道什么，泰迪？”

“我想你还是叫我爱德华吧，露易丝。我看见过他在夜里两点钟从她的房子里走出来。他昨天下午又去了。”

“他去作告解了。”

“哈里斯看见他去了。”

“你一定一直在监视他。”

“我相信尤塞夫正在利用他。”

“太离奇了。你想得太多了。”

她站在他的旁边，仿佛躺在地上的是一具尸体，手掌里放着一块沾满血迹的手帕。他们两人都没有听到汽车停在门外的声音和从台阶上走向房门的脚步声。这间屋子对他们说来似乎已经变得像墓穴那样严密、亲切、密不通风；两人都觉得很奇怪，突然有一个第三者从外面的世界对着这间屋子讲起话来。“出了什么事了？”斯考比的声音问道。

“没什么……”露易丝说着有些慌乱地挥了一下手——她要说的好像是：该怎样从头说起呢？威尔逊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是鼻子马上又流出血来。

“给你这个，”斯考比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放进威尔逊的衬衫领子里，“你会看到的，”他说，“老办法还是最有效的。”果不其然，没过一会儿，威尔逊的鼻子真的不出血了。“一定不要仰面躺着，”斯考比蛮有道理地继续说，“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海绵蘸冷水擦洗。你的样子看起来可真像打了一场架，威尔逊。”

“我总是仰面朝天地躺着，”威尔逊说，“我一看见血就头晕。”

“要喝一杯酒吗？”

“不，”威尔逊说，“不喝。我该走了。”他费了不少力气才从衬衫里把钥匙拿出来，弄得衬衫的后摆也从裤子里面耷拉出来了。直到回到尼森式活动房屋，哈里斯给他指出以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衬衫没系在裤子里。他想：我就是这样从他们家里走出来的，他们肩并肩地看着我的这副狼狈相。他隔着一片灼热的土地和凄凉的铁皮屋顶小房遥望着斯考比的住房，仿佛打了败仗以后重新在考察战场的景象。他很想知道，如果他是胜利者，这一派荒凉景色该如何呈现在他的眼睛里；但是在恋爱上是从来没有胜利这种事的，在最后被死亡和冷淡击败以前，有的只不过是几场战术上的小成功而已。

二

“他要做什么？”

“他要对我谈情说爱。”

“他爱你吗？”

“他认为他爱我。你不能问得再多了，你说是吗？”

“你打他好像打得很重，”斯考比说，“打在鼻子上了？”

“他惹我生气。他叫你蒂奇。亲爱的，他暗中监视着你。”

“我知道。”

“他危险吗？”

“可能危险——在某种情况下。但是果真到了那种地步，就是我的错了。”

“亨利，你难道从来不生谁的气吗？他向我求爱你觉得没有什么吗？”

他说：“如果我为这种事生气，我就太虚伪了。这种事人人都会有的。要知道，就是正常的、规矩的人也会爱上人的。”

“你爱过人吗？”

“啊，爱过，爱过。”他一边在脸上挖掘笑容，一边仔细打量着她脸上的表情，“你知道我爱过的。”

“亨利，你今天早上真的不舒服吗？”

“真的。”

“不是在寻找借口？

“不是。”

“那么咱们明天早上去领圣体吧，亲爱的。”

“如果你想去的话。”他说。他知道这一时刻迟早要来的。为了不让露易丝发现自己手在发抖，他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取下一只酒杯来。“喝酒吗？”

“太早了，亲爱的。”露易丝说。他知道她正在专心观望着自己——正像所有别的人一样。他把酒杯放下，说：“我得回到局里去看几份文件。等我回来，就可以喝酒了。”

他不很稳定地驾驶着车子，因为心头一阵阵泛起厌腻的感觉，两眼都有些发花了。噢，上帝，他想，你这样突然地硬要别人接受你的决定，连考虑的时间都不给。我太累了，没有力量去思考了。这本是应该在纸上演算的一道数学题，答案应该毫不费力地求得的。但是痛苦却使他恶心起来，他伏在方向盘上干呕了几声。让人苦恼的是，他想，我们是知道答案的——我们天主教徒因为知道答案所以被罚入地狱。我不需要再演算什么了——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跪在忏悔室里说：“自从上次告解以后我又犯了多少次通奸罪，等等等等。”听兰克神父警告我以后要避开这种场合，不要单独和这个女人会面（兰克神父用的都是那些可怕的抽象的词：海伦成了“这个女人”，成了“场合”，而不再是那个紧握着集邮簿、听着巴格斯特在门外吼叫的仓皇失措的孩子；这叫通奸，而不是宁静、黑暗、温情和怜悯的时刻）。再以后，我就要对我的罪行悔罪，许下诺言“绝对不再冒犯你”，接着第二天去领圣体，在人们称之为宠爱的境界里将天主耶稣领入口内。这就是正确的答案——别的答案是没有的：使自己的灵魂得救，而把她丢给巴格斯特和悲痛绝望。一个人必须理智一些，他对自己说，必须承认悲痛绝望的心情是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真的是这样吗），爱情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可是，这不正是绝望永远继续下去的原因吗），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以后她就不会再痛苦了。她在小船上漂泊了四十天，死了丈夫，也都过来了，难道爱情的死亡她就经受不住吗？正像我能经受住一样，正像我知道我能经受住一样。

他把车停在教堂外面，万念俱灰地坐在方向盘后面。死亡从不在一个人最希望它来的时候到来。他想：当然还有一个不对的答案，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错误答案：离开露易丝，忘记私下立下的誓言，辞掉工作。是把海伦丢给巴格斯特，还是把露易丝丢给什么人？我陷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他对自己说。他在汽车的反光镜里看到一个走投无路的陌生人的毫无表情的面孔。他最后还是下了汽车，走进教堂。在等着兰克神父进入忏悔室的时候，他跪下祈祷，叨念着唯一能记起的祈祷文。他甚至连《天主经》和《圣母经》也记不起来了。他在祈求一个奇迹：“啊，上帝，让我悔悟吧，帮助我，让我悔悟吧。让我感觉到我自己比那个女孩更为重要。”在他这样祈祷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海伦的脸，是一个被水手奸污后又被杀害的十二岁黑女孩的脸，这张脸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正茫然地瞪着他。“让我首先想到我自己的灵魂吧！乞求你的怜悯让我还能信任那个连我都要弃绝的人吧！”他听到兰克神父关闭忏悔室小门的声音；他跪在那里又感到一阵翻肠搅肚的恶心的感觉。“啊，上帝，”他叨念说，“如果不能这样，一定要我弃绝你的话，你就惩罚我一个人而让别的人得到一些幸福吧。”他走进忏悔室里去。他在想，奇迹还是可能发生的。即使像兰克神父这样的人也可能有一次找到一句话——一句合适的话来……他跪在竖放着的棺材一样大小的空间里说：“从我上次告解以后，我犯了通奸罪。”

“多少次？”

“我不知道，神父，很多次。”

“你结婚了吗？”

“结了。”他想起那天晚上兰克神父承认自己无力给别人帮助，当着他的面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感情的事……现在，他竭力维持教会的礼规，装作完全不认识告解者的身份，但是心里面是否也记着那天的事呢？斯考比想说：“帮助我吧，神父。让我相信把她丢弃给巴格斯特是我该做的事。让我相信上帝会宽恕我吧。”但是他只是默默不言地跪在那里，等待着，感觉不到有一丝一毫的希望。兰克神父说：“是同一个女人吗？”

“是的。”

“你一定要躲避她，别同她见面。能够做到吗？”

他摇了摇头。

“如果非同她见面不可的话，一定不能单独同她在一起。你答不答应做到这一点？能不能向上帝而不是向我保证做到这一点？”斯考比想：我多么傻，居然希望神父能说出那句不可思议的话来。他说的话是向无数人说过无数次的公式。可能人们都是许下诺言，离开忏悔室，以后再回来继续作告解。这些人真的相信他们要努力去做他们许诺下的事吗？他又想：我活着，每天都是在欺骗别人，我不想再欺骗自己、欺骗上帝了。他回答说：“我就是答应也是没有用的，神父。”

“你一定要答应。你不能只祈求目的而不要手段。”

噢，为什么不能呢？他想，能够这样的；难道不能只要求胜利后的和平而不要满目疮痍的城镇吗？

兰克神父说：“告解也好，赦罪也好，都不能不动心思，这话用不着我告诉你你也知道。能不能得到宽恕，需要看你自己的心境。一点儿也没有心理准备跪到这里来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一定要先认识到你犯了罪，再到这里来。”

“我没有认识到。”

“另外，还要有悔罪的诚心。我们被告知，要宽恕我们的兄弟七十个七次[71]；我们不用怕上帝的宽恕会比我们的还少，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肯悔罪是得不到宽恕的。犯罪七十次每次都悔罪，比只犯一次却永远不悔罪更好一些。”斯考比看到兰克神父抬起手臂，揩掉眼镜上的汗水，看上去他非常疲劳了。斯考比想：这样拖着他在这里受罪有什么好处呢？他是对的，当然了，他是对的。我真是傻透了，怎么能幻想在这个不通风的小阁子里找到使我信服的话呢……他说：“我想我不该来这里的，神父。”

“我不想拒绝为你念赦罪经，但是我想，如果你先离开这里，把事情好好想一想，再来的时候你的心境就更适于作告解了。”

“是的，神父。”

“我要为你祈祷。”

当斯考比从忏悔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他觉得有生以来他的脚步第一次走上一条看不到希望的路途。不论目光转向什么地方——十字架上毫无生气的上帝像也好，圣女塑像也好，还是那些描绘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迹的粗俗的耶稣受难图也好——希望都全然无迹。他觉得自己离开忏悔室只是为了前往探索一片凄凉绝望的土地。

他把汽车开到警察局，取了一个文件夹，然后回到家里。“你出去了很长时间。”露易丝说。在他的答话没有说出口以前，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编造的是什么谎言。“我胸口又痛了，”他说，“所以歇了一会儿才回来。”

“你是不是觉得应该喝一杯酒？”

“是的，直到有谁告诉我不该喝酒为止。”

“你要去看看医生吗？”

“当然了。”

这天夜里他梦到自己乘坐一条小船顺着地下河漂流下去，正像他童年时代崇拜的英雄人物阿伦·夸特曼[72]在一条地下河流驶向失落的城市密罗西斯一样。但是夸特曼当时身边还有伙伴，他却只是孤身一人；停在担架上的一具尸体是不能算作同伴的。他心里非常着急，要赶快到一个地方去，因为他提醒自己说，在这种气候里尸体只能停放很短的时间，他的鼻子已经闻到了腐烂的气味。但是当他坐在那里驾驶着小船在河中间漂流下去的时候，他发现臭味不是来自那具死尸，而是从他自己仍然活着的身体中发出来的。他觉得自己的血液好像已经不流通了，当他想抬起胳膊的时候，他的胳膊却一点儿不听话地在肩膀下面耷拉着。他从梦中醒过来，发现露易丝正在晃动他的胳膊。她说：“亲爱的，时间到了，该走了。”

“上哪儿去？”他问。

“我们一起去参加弥撒。”他又一次感到她正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自己。再说一句拖延时间的谎话有什么用？他很想知道威尔逊对她说了些什么。他能够老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撒谎吗？能够老是寻找工作、健康或是记忆不佳的一些借口，永远避开圣体栏杆前的场面吗？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想：我已经受到神的谴责了，索性让我毁灭到底吧！“好吧，”他说，“当然了，我这就起来。”没有料到，她平白无故地给了他一个借口，给他制造了一个机会，他反而吃了一惊。“亲爱的，”她说，“要是你不舒服，就别起来了。我不想把你从床上拖起来去参加弥撒。”

但是他觉得她给他的这个借口也是一个陷阱。他可以看到隐蔽的标注上面重新铺上的草坪。如果他把这个借口接过来，就无异于承认自己确实犯了罪。他打定主意，不论付出什么永世不能补赎的代价，这一回也要一劳永逸地在她心目中澄清自己，要让她把心放下来；她需要的正是这个。他说：“不，不，我要同你一起去。”当他同她并排走进教堂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仿佛是第一次进入这个建筑物——一切都那么陌生，他同这些跪着祈祷、不久就心情宁静地领圣体的人已经被无限遥远的距离分隔开了。他跪下，假装在祈祷。

弥撒经文在他耳边鸣响着，像是起诉状。“我将在上帝的圣坛前边，到青年时代曾给我欢乐的上帝身边。”但是现在到处也没有欢乐。他抬起头，从指缝里向外窥视着：圣母和圣徒的塑像好像从四面八方，向每一个人伸着手，但就是没有理睬他。他是社交场合里一个没有人认识的生客，没有人把他介绍给别的人。一张张和蔼的、微笑的面孔没有一张是望着他的，简直叫他无法忍受。当神父念起“天主怜悯我等”的时候，他又一次试图祈祷：“天主怜悯……上帝怜悯……天主怜悯。”但是他即将做的那件事引起他的恐惧和羞愧却使他的头脑一阵阵发冷。那些在赤裸着的女尸前面亵渎圣体、那些在令人毛骨悚然的荒诞的仪式中口领圣体、做黑弥撒的堕落的祭司，尽管他们干的是使自己堕落到地狱的事，至少还怀着一种比爱人类更为强烈的感情；他们做这种事或者出自对上帝的恨，或者是由于局外人无从理解的对上帝的敌人的邪恶崇拜，但是斯考比自己却既对邪恶没有爱又对上帝没有恨，上帝甘愿落到他手里，听他摆布，他又怎能恨他呢？他之所以亵渎上帝只是因为他爱上一个女人——但是那到底是爱呢，还只不过是怜悯，是一种责任感？他又试图原谅自己说：“你是可以照顾好你自己的。你每天都逃脱了被钉在十字架之苦。你只不过在忍受痛苦。你永远也不会迷失。你要承认，自己必须处在这些人后面。”他看着神父把酒和水倒在圣杯里，像准备饭食一样正在祭坛上为自己下地狱做准备，他想：我呀，我一定要走在最后；我是警察副专员，我手下有一百名警察，我负有责任。我的职务是照料别的人，我必须尽到我的职责。

圣，圣，圣[73]，弥撒正祭已经开始了，兰克神父在祭坛边的喃喃语声毫不留情地一步步逼向奉献礼。“求赐我等日日宁静……助佑我等免受永罚……”平安，安宁，宁静[74]：在整个这场弥撒中“宁静”一词的各种变格在他耳鼓中轰轰作响。他想：我连宁静的希望也永远丧失了。我负有责任。我在居心欺骗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不久就永远也回不来了。因为这是我的躯体[75]。铃声响起来，兰克神父用手指举起圣杯来——这像圣饼一样轻的圣体，但是斯考比却感到它的到来压在自己心头像铅块一样沉重。因为这是盛我血的圣杯[76]。第二阵铃声响了。

露易丝摸了摸他的手。“亲爱的，你不舒服吗？”他想，这是第二个机会。我的痛苦又回来了。我可以离开这里了。确实如此，如果我没有痛苦，谁能说有痛苦呢？但是如果他现在走出教堂，他知道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听从兰克神父的劝告，把那件事结束，抛弃她，几天以后，在确实知道自己已经把清白无辜归还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归还到大西洋的浪涛下以后，良心清白地再到教堂来领圣体。如果不叫清白无辜把人们的灵魂杀害，它自己就必须夭折。

“我留下宁静给你们，我将我的宁静赐给你们[77]。”

“我没有不舒服。”他说，一直盘桓在他心中的渴望刺得他的眼球酸痛，他抬头向祭坛上的十字架望去，气恨恨地想：拿去你那擦拭伤口的棉花吧！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你造成的。接受投掷到你身上的枪刺吧！他用不着打开弥撒经本就知道祈祷文如何结束。“啊，天主耶稣，我不敢领你的圣体，求你不要把它变成我的审判和责罚。”他闭上眼睛，让黑暗进入他的体内。弥撒经文越到结尾时念得越快。主啊，我不敢当……主啊，我不敢当……主啊，我不敢当[78]……在绞首台下面，他睁开了眼睛，看见一些黑人老婆婆拖着脚向圣体栏杆走去，此外还有几个士兵、一个空军机械匠、他手下的一名警察、在银行工作的一个职员，这些人都心情怡适地走向宁静，斯考比对他们的淳朴和善良非常羡慕。是的，在现在这一时刻他们个个都心安理得。

“你不来吗，亲爱的？”露易丝问。她的手又碰了他一下——那只又坚定又温柔的刺探的手。他站起身来，跟在她后面，在她旁边屈膝跪下。他像是置身异国的一个间谍，他已经被教会了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完全同本地人一样。现在只有靠奇迹我才能得救，斯考比想，他看着兰克神父在祭坛上打开圣龛，但是上帝从来不用奇迹使他自己获救。我就是那具十字架，他想，上帝绝不肯说一个产生奇迹的字把自己从十字架上解救下来，但是如果木头也能够没有感觉，钉子也能够像人们相信的那样毫无知觉，一切就都好了。

兰克神父从祭坛的阶梯上走下来，举着圣体。斯考比嘴里的唾液都干了，仿佛连他血管中的血液也都干了。他不敢抬头，他望着神父的衣摆像中古时代战马的裙裾一样向他逼来。步步紧逼他的步履声，上帝向他冲击过来。如果埋伏着的弓弩手这时射出箭来就好了，有那么一刻他真的感到神父的脚步踟蹰不前了。也许在他走到我面前以前真的会发生点儿什么，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插曲……直到他把嘴张开以后（那一时刻已经到了），他还做了一次最后的挣扎，祈祷说：“啊，上帝，我把我的责罚奉献给你。你拿去吧。拿去给他们用吧。”他的舌尖上有一股淡而无味的感觉，永世惩罚的味道。

第三章

一

银行经理啜了一口冰水，高声说：“斯考比太太正好赶回来过圣诞节，你该多么高兴啊！”他的语气流露出谈论公事时所不需要的热情。

“现在离圣诞节还远着呢。”斯考比说。

“雨季一过，时间就像飞一样的过去了。”银行经理继续以少有的愉快心情说下去。斯考比过去在他的语言里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乐观的调子。在他的记忆里，这位体型像鹳鸟似的人总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从一端走到另一端，一天要走好几百个来回，而且总是走着走着就停下来翻看一下他的医学书。

“我到这里来……”斯考比开口说。

“是要谈谈你的人寿保险——要么就是透支的事，对不对？”

“啊，这次都不是。”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都愿意帮你忙，斯考比，不论是什么事。”罗宾逊是多么安静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边啊！斯考比带着些惊奇说：“你放弃了每天的运动了吗？”

“啊，那种运动一点儿意义也没有，”这位经理说，“我医学书看得太多了。”

“我想翻一下你的医学百科全书。”斯考比解释自己的来意说。

“你最好还是去找个医生看看，”罗宾逊出乎斯考比意料地建议说，“给我治好病的是医生，不是医学书。我可能浪费掉的那些时间……我告诉你，斯考比，阿基尔医院有一个年轻人，自从他们发现这块殖民地以来，他是派到这儿来的最好的一位医生。”

“是这个人把你的病治好的吗？”

“去找这个人看看吧。他的名字叫特拉威斯。告诉他说，是我叫你去的。”

“可是我还是想看看你的书……”

“都在书架子上呢。我还把它们摆在架子上，因为这些书看起来挺唬人的。银行经理就得是一个读书人，人们希望他的屋子里摆着一些大部头的书。”

“我很高兴你的胃病已经治好了。”

银行经理又啜了一口冰水，开口说：“如今我不再为胃病伤脑筋了。真实的情况是，斯考比，我是……”

斯考比从百科全书里找到“心绞痛”这一条目，便读了下去：疼痛特征：心绞痛引起的疼痛一般被描述为“压榨性”疼痛，“胸口有如被钳住的感觉”。痛区位于胸腔下部，胸骨下面。疼痛可能从两臂向外延伸，一般多从左臂外延，也可能上延至颈部或下延到腹部。疼痛一般只持续几秒钟，最多不过一分钟左右。紧急措施：下述措施极为重要，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下病人皆须保持绝对静止……斯考比的目光匆匆掠过下面的几个小标题：“心绞痛的起因”“治疗”“病症之结束”。这以后他把书放回到书架上。“好吧，”他说，“也许我会去看看特拉威斯医生。我倒宁愿去找这个医生看病，我不太喜欢塞克医生。我希望特拉威斯医生也能使我情绪好起来，像他对你做的那样。”

“我的病嘛，”经理闪烁其词地说，“是有一些独特的地方的。”

“我的病可是很典型的。”

“你的身体看起来很好嘛。”

“啊，没有什么大问题——除了这里那里有时候犯痛，还有睡觉睡得很不好以外。”

“你的担子太重了。”

“也许是这么回事。”

斯考比觉得他播种得已经够多了——他收获的将是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同银行经理告了别，走到外面阳光刺目的街头上。他把遮阳帽拿在手里，让太阳笔直地射在自己稀疏、花白的头发上。从银行到警察局，一路上他一直把自己献给惩罚，但是惩罚并未落到他的头上。最近三个星期以来他一直觉得受到上帝谴责的人一定是某一类特殊的人，这些人就像是那些被贸易公司选定派往气候恶劣的外国去工作的年轻人一样，与一般的同僚不同，他们被储放到一边，不需要做日常烦琐事务，他们被安排在特别的办公桌后面，处处受到精心照顾，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以后再让他们去倒大霉。他自己也是一样，在当前这一段日子里，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太阳不会把他晒晕，殖民厅厅长请他吃饭……他感到灾祸已经把他抛弃了。

专员说：“进来，斯考比，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斯考比准备好再被不幸抛弃一次。

“贝克尔不来这里了，他们要他去巴勒斯坦。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让正确的人选接替我的位置。”斯考比在窗台上坐下，望着自己的手在膝盖上瑟瑟发抖。他想：这么说这一切本来都不必要啊！如果露易丝留下不走，我就绝对不会爱上海伦；尤塞夫就绝对不会讹诈我；我就绝对不会做出那一绝望的行动来。我将还是我——还是十五年日记里记载的我，而不是这样一个破碎的铸模。但是，当然了，他又对自己说，我现在所以走运正是因为我干了这些事。我已经是魔鬼党羽中的一名成员了。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对自己人是很体贴的。从现在起，我还会从一个可诅咒的胜利走向另一个可诅咒的胜利，他心绪恶劣地想。

“我想，赖特上校的话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对你的印象很好，斯考比。”

“这件事来得太晚了，专员。”

“为什么太晚了？”

“我年纪太大了，担任不了这个工作了。这个位置需要一个年纪更轻的人。”

“胡说，你才五十岁。”

“我的健康状况不太好。”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我今天在银行还告诉罗宾逊这件事。我胸口常常犯痛，睡眠很不好。”他说得很快，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罗宾逊极力推荐特拉威斯。特拉威斯医生好像手到病除，一下子就把他的病治好了。”

“可怜的罗宾逊。”

“为什么？”

“他只有两年的活头了。这是我私下对你说，斯考比。”

人是永远不会停止叫别人惊讶的；治好了罗宾逊的假想病痛，戒除了他爱读医学书的癖好和每天从墙壁走向墙壁的活动的原来是死刑的宣判。斯考比想，我想这就是知道了最坏情况的结果吧！当一个人已经陷入最恶劣的处境，别无他路好走时，反而像获得了宁静。他想象着罗宾逊如何向桌子对面他孤单的伴侣谈话的情形。“我希望我们都能这样平静地死去，”斯考比说，“他要回国吗？”

“我想他回不去。多半他不久就要进阿基尔医院了。”

斯考比想：我多么希望刚才我能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啊！罗宾逊展示给我的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令人羡慕的财富——高高兴兴地迎接死亡。在这段任期内，死亡的比例多么高啊——也许，如果确切数起来，再想到欧洲发生的那些事，并不算太高。第一个是佩倍尔顿，其次是彭德的那个孩子，现在又是罗宾逊……不，并不算多——当然了，他并没有把那些在军医院里死于黑水病的人计算在内。

“情况就是这样。”专员说，“你这次任期满了以后就要当专员了，你的妻子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对她的高兴一定要耐心点儿，斯考比想，绝对不能生气。我是有罪的人，我没有权利挑剔别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她的气。他说：“我要回家去了。”

阿里正站在他的汽车旁边同另一个小厮说话；这个人看见斯考比走来，就悄悄地溜走了。“那是谁，阿里？”

“我弟弟，老爷。”阿里说。

“我不认识他，是吗？同一个母亲的？”

“不是，老爷，同一个父亲。”

“他做什么事？”阿里只顾摇动汽车起动柄，汗珠从脸上一个劲地往下落，什么也没有说。

“他给谁干活儿，阿里？”

“什么，老爷？”

“我说他给谁干活儿？”

“给威尔逊先生，老爷。”

发动机启动了，阿里爬进汽车后边的坐位上。“他求你做过什么吗，阿里？我的意思是说，他求没求过你把我的事告诉他——给你钱？”在反光镜里他看到阿里的脸一点儿表情也没有，显出一副固执相，像石块嶙峋、紧紧封锁的一个岩穴。“没有，老爷。”

“很多人对我感兴趣，出很多钱了解我的情况。他们认为我是坏人，阿里。”

阿里说：“我是你的佣人。”他从镜子里回过来凝视着斯考比。斯考比觉得欺骗的特质之一就是失去对别人的信任。如果我能够说瞎话、出卖人，为什么别人就不能说瞎话、出卖我呢？会不会有很多人拿我的诚实赌博而输掉他们的赌注呢？为什么我要输掉押在阿里身上的赌注呢？我还没有被抓住，他也没有被抓住，只不过如此而已。他感到一阵可怕的沮丧，沉重地把他的脑袋压到方向盘上。他想：我知道阿里是诚实的，十五年来我一直知道他是诚实的，我只不过是在谎言地带中试图找一个同伴而已。下一阶段会不会就是去收买别的人呢？

他们回去的时候，露易丝没在家，可能有人来接她出去了，也许是到海滨去了。她没有想到斯考比会在日落以前回来。他给她写了一个条子：给海伦去送几件家具。很快就回来。有好消息告诉你。然后他一个人开着车，穿过中午荒凉、空旷的马路，驶向那排尼森市住房。他在路上看到的只是几只秃鹫聚在路边一只死鸡周围，它们那老人似的脖子探在腐尸上面，翅膀像破伞一样向这边、那边翘着。

“我又给你带来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你的佣人在家吗？”

“没有，去市场了。”

他们现在见面时只是像兄妹那样，规规矩矩地接过吻。一旦出了纰漏，私通就成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同友谊没有什么两样了。火焰已经燎了他们一下，现在越过这块烧焦的空地继续向别处蔓延；在这块燃烧过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一种责任感和一种孤独感。除非光着脚踩在上面，才能感到草灰的灼热。斯考比说：“我打搅你吃午饭了。”

“啊，没有。我差不多已经吃完了。你要不要尝点儿水果色拉？”

“你该有一张新桌子了，这张桌子腿松动了。”他说，“他们最后还是要我当专员了。”

“你的妻子这回可高兴了。”海伦说。

“对我来说这真是无所谓的事。”

“啊，当然也很重要了。”她的驳斥脱口而出。这是她的另一个惯例——只有她一个人在受煎熬。他会像科利奥兰纳斯[79]一样，很久很久不肯出示他受到的创伤，但迟早他还是不得不这样做。那时他就会像演戏似的把自己的痛苦描述一番，直到连他自己也觉得他的话不够真实为止。他有时会想：也许归根结底她是对的；也许我并没有痛苦。海伦说：“专员当然是不允许被人怀疑的，同恺撒[80]一样，对不对？”（她的话同她的拼法一样，都不很准确。）“我想，这就是我们俩事情的结束吧。”

“你知道咱们俩的事是不会结束的。”

“啊，但是专员可不能让一个情妇偷偷摸摸地藏在一所尼森式活动房子里啊！”她这句话的辛辣在于用了“偷偷摸摸”这个词，但是他还记得她给他写的那封信，答应为他做出一切牺牲，叫他或留或弃随意处置自己，他又怎能对她有一点儿怨怼呢？一个人是不能永远英勇豪迈的，就是那些已经把一切奉献出去的人——为了上帝或是为了爱情——有时在思想里也想把舍弃的东西重新拿回来。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不是还有那么多人无论在多么冲动的情况下也做不出英勇行为来吗？值得看重的还是行动啊。斯考比说：“如果当专员还保不住你，我就不要当专员了吧。”

“别说傻话了。”她装作很讲道理的样子说。斯考比知道这天是她情绪恶劣的日子。“说到底，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我得到的很多。”他说。他自己问自己：这又是为了安慰人的一句谎话吗？最近这些天，他说了那么多谎话，以致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谎自己都记不住了。

“也许每隔一天你能偷偷溜出来一两个小时。过夜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绝望地说：“噢，我有我的计划。”

“什么计划？”

他说：“现在还不成型。”

她搜肠刮肚地用尽一切她想到的刻毒话说：“好吧，那就早一点儿叫我知道吧。我的意思是，我好同你配合。”

“我亲爱的，我到这里来不是要同你吵嘴的。”

“我有时候很想知道，你到底是为什么来的。”

“就拿今天来说吧，我是给你送家具来的。”

“啊，是这样的，送家具。”

“我的车子在这里。让我送你到海滨去吧。”

“啊，咱们不能让别人看见在一起啊。”

“别瞎说了。露易丝也在那里呢，我想。”

“看在上帝的份上，”海伦说，“别让我见到那位神气十足的女人吧。”

“那么好吧。我带你去兜兜风吧。”

“兜风更安全些，是不是？”

斯考比扶着她的肩膀说：“我不是永远想到安全的。”

“我认为你是的。”

突然，他感到自己的抵抗力崩溃了，他对她大声喊着：“牺牲不完全是你这一方面的。”他怀着绝望的情绪，看着一场风波从远处向他们两人一步步逼近，仿佛是大雨前的一阵龙卷风，旋转着的黑色风柱转眼间就要把整个天空遮盖住。

“当然工作要受到点儿牺牲。”她用孩子似的讽刺口吻说，“要零零碎碎地挤出这么多时间来。”

“我已经不抱希望了。”他说。

“你是什么意思？”

“我对将来不抱希望了。我已经让自己下地狱了。”

“别演这出闹剧了，”她说，“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你刚才还同我说过你的将来——快当专员了。”

“我说的是真正的将来——永恒的将来。”

她说：“如果我讨厌什么，那就是你的宗教信仰。我想这是因为你的老婆是个虔诚的教徒。真是虚伪透了。如果你真正相信，你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但是我的确相信，而且我也来了。”他惶惑地说，“我也不能解释，但是我就是这样做了。我的眼睛是睁着的，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当兰克神父举着圣体走到下面栏杆前边的时候……”

海伦满怀轻蔑地不耐烦地喊起来：“这些事你从前早就对我说过。你不过是想把我镇住。你不相信地狱，就像我不相信一样。”

他拉起她的手腕，狠狠地握在自己手里。他说：“这样你就挣不脱了。我相信的，我告诉你。我相信我要永世沉沦到地狱里——除非有奇迹发生。我是一个警察。我不会胡说的。我做的事远远比谋杀还要严重——谋杀不过是一次行动，打一棍子、捅一刀，或者开一枪，事情干了也就完了，但是我却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我的堕落，就好像胃上的黏膜，永远也摆脱不掉。”他把她的手腕松开，像是两颗什么种子似的往石板地上一摔，“不要假装没有见到过我的爱情吧。”

“对你妻子的爱情，你是说。你害怕被她发现。”

他胸中的怒气已经枯竭了。他说：“对你们两个人的爱情。如果只对她一个人，解决的办法就很直截了当了。”他用手捂着眼睛，感到又一阵怒气往上撞。他说：“我看不到别人的痛苦，可是我却总是引起人们的痛苦。我要逃开，要逃开。”

“逃到哪去？”

歇斯底里和怒气减退了，诡诈像一只杂种小狗似的又跨进门槛来。他说：“噢，我只不过是想去休休假。”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我睡眠很不好，胸口有时候疼得很奇怪。”

“亲爱的，你病了吗？”旋风柱沿着它的轨道飞驰过去，暴风雨现在正在袭击着另外一些人；它已经越过他们两个人了。海伦说：“亲爱的，我的脾气太坏了。我对什么都感到厌腻，心里烦得要命——其实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你去看医生了吗？”

“等我有了时间，我会马上到阿基尔医院找特拉威斯医生看看。”

“大家都说塞克医生更好。”

“不，我不想找塞克医生。”当怒气和歇斯底里过去以后，他眼睛里的海伦又和头一天晚上响警报的时候一模一样了。他想，啊，上帝，我不能离开她，也离不开露易丝。你不像她们两人那样需要我，你有你的虔诚信徒、你的圣人和所有在天国里同你在一起的人。你可以不需要我。他说：“我现在带你去兜兜风吧。这对咱们两人都有好处。”

在幽暗的汽车房里，他又握住她的手，吻她。他说：“这里没有窥视的眼睛……威尔逊看不到我们。哈里斯也没有盯着我们。尤塞夫的佣人……”

“我亲爱的，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好处的话，我明天就离开你。”

“对我没有好处，”他说，“你还记得我给你写过一封信——后来弄丢了。我尽我的力量把一切都写下来了，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地写着，为的是告诉你我不再谨慎小心了。我在信里说，我爱你甚于爱我的妻子……”他踌躇了一会儿，“甚于爱上帝。”说到这里时，他听到自己肩膀后面，汽车旁边，有人出气的声音。他厉声问道：“谁？”

“怎么回事，亲爱的？”

“这里有人，”他绕到汽车的另一面，厉声吆喝说，“谁在这儿？出来！”

“是阿里。”海伦说。

“太太让我来的。”阿里说，“我在这儿等着老爷，想告诉你太太回来了。”他躲在黑影里，几乎分辨不出来。

“你干吗躲在这儿？”

“我的脑袋疼，”阿里说，“我睡着了，睡了一小觉，一小觉。”

“别吓唬他，”海伦说，“他说的是实话。”

“回家去吧，阿里，”斯考比吩咐道，“去告诉太太我马上就回去。”他看着阿里蹑着脚走到外边一座座尼森式房屋当中的阳光里，头也没有回一下。

“别去想他了，”海伦说，“他什么也不懂。”

“阿里在我这里已经待了十五年了。”斯考比说。这是十五年来阿里第一次在他面前显得做了亏心事。斯考比想起佩倍尔顿自杀时候的事，阿里如何在颠簸的汽车里扶着自己喝茶，接着他又想起威尔逊的小佣人在警察局门前贴着墙溜走的事。

“阿里还是信得过的。”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斯考比说，“我已经失去了信任人的本领了。”

二

露易丝在楼上睡觉。斯考比坐在桌子前边，日记在面前摊着。在10月31日这一日期下面他已经做了这样的记载：专员今晨通知我接替他职务一事。给海·罗送去几件家具。露易丝知道我晋级的消息，非常高兴。另外这一种生活——没有遮掩的，不受干扰的，由事实构成的——像罗马式建筑的基础一样伫立在他的手下。这本是他应该过的一种生活；谁读了他的日记也不会想到汽车房里的那一暧昧的、丢脸的场面，他和葡萄牙船长的密谈，露易丝误打误撞地道出的痛苦的事实，海伦对他弄虚作假的谴责……他想：本来该是这样的啊。我的年纪已经太大了，不应该再陷入强烈的感情中了；我的年纪已经太大了，不应该再做欺骗人的事了。说谎是年轻人的事，他们还可以过一辈子真实的生活，医治自己的谎言。他看了看表：十一点四十五分。他继续在日记上写道：下午两点气温九十二华氏度。壁虎在墙上噗地一跳，小嘴巴咬住一只飞蛾。室外不知什么东西在搔门，是一只野狗吗？他又把笔放下来，孤寂像一个来客在他的桌子对面坐下来。他的妻子就睡在楼上，他的情妇在离他不到五百码远的小山上，按道理他不该感到孤寂，但是孤寂偏偏像是个不需要开口的来客似的坐在对面陪着他。他觉得自己从来也没有这样孤单、凄凉。

现在他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实话了。有一些事不能让专员知道，也有一些事不能让露易丝知道，甚至他能够对海伦讲的话也只限于一定范围；他既然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痛苦已经做出那么大的牺牲，又何必给别人增添一些无谓的苦恼呢？至于上帝，他只能像对敌人一样的对他讲话——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嫌怨。他把手在桌子上摆动了一下，孤寂仿佛也在摆动自己的手，指尖和他的指尖碰到了一起。“我和你在一起，”他的孤寂对他说，“我和你在一起。”他忽然想到，如果别的人知道事实真相的话，可能还会嫉妒他的：巴格斯特会为了海伦嫉妒他，威尔逊可能会为了露易丝嫉妒他。这个老家伙不声不响地什么都干出来了，弗莱赛尔也许会舔舔嘴唇惊叫一声。“他们或许认为，”他感到吃惊地想，“我从中得到不少好处。”但是他却觉得不可能有人比他得到的东西更少了。他甚至无法怜悯自己，因为他知道得非常清楚，自己犯了什么样的罪。他感到自己已经被流放到沙漠的深处，连皮肤都已经变成黄沙一般的颜色了。

房门在他背后发出一声吱溜的轻响，斯考比并没有转动身躯。他想，密探已经溜进屋里来了。是威尔逊、哈里斯、佩倍尔顿的小佣人、阿里……还是别的什么人？“老爷。”一个声音低低叫了一下，赤裸的脚掌轻轻拍打在水泥地上。

“什么人？”斯考比没有回头问道。一只粉红色的手掌把一个小纸团扔在桌子上，接着就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那个声音又说：“尤塞夫叫我悄悄来，不叫人看到我。”

“尤塞夫要做什么？”

“他送给您礼物——小小的礼物。”门又关上了，寂静重新回到房子里来了。孤寂开口说：“咱俩把这个纸包打开吧，你和我。”

斯考比把纸团拿起来。纸团很轻，但是里面包着一个很小的硬东西。最初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他以为是一粒小石子，放在纸里面为了给纸团一点儿重量。他在纸上找寻字迹，那当然是没有的；尤塞夫能够相信什么人，请他替自己写字呢？但是马上斯考比就知道那是什么了——一颗钻石，一颗装饰用的钻石。斯考比对钻石是个外行，但是他猜想这颗钻石至少抵得上他欠尤塞夫的全部债务。很可能尤塞夫得到消息说，他从希望号送走的钻石已经安全达到目的地了。这粒钻石是为了表示感谢，不是贿赂，尤塞夫会用一只肥胖的手按着他那诚挚的好像袒露在外面的心这样解释说。

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阿里揪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出现在门口。他说：“这个小门德狗崽子贼头贼脑地到处转。他要撬门。”

“你是什么人？”斯考比说。

阿里揪着的那个孩子又气又怕地喊叫起来：“我是尤塞夫的听差，我给老爷送信来的。”他指了指桌子，钻石就放在桌上的纸团上。阿里的眼睛随着小孩的手望到桌子上。斯考比对孤寂说：“咱们俩得赶快想个主意。”他转过来对那个孩子说：“你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来，为什么不敲门，为什么像个小偷似的溜进来？”

小孩生着所有门德族人都有的瘦小的身体、忧郁的目光和暗淡的眼睛。他说：“我不是贼。”他只是把“我”这个字略微说得重了一些，所以他很可能并不是个蛮不讲理的孩子。他又接着说：“老爷叫我悄悄送来。”

斯考比说：“把这个拿回去，给尤塞夫，告诉他我要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弄到这样的钻石的。我想这是他偷来的，我马上就会查清楚的。去吧。拿着它。阿里，把他弄走。”阿里把这个孩子推到门外边，斯考比听到他们在院子里小径上的橐橐的脚步声。他们是在小声说话吗？他走到门边，在他们后边喊：“告诉尤塞夫，我过一两天晚上去找他，我要好好地同他谈谈这件事。”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心想：阿里知道了多少事啊！他觉得自己对阿里的猜疑又像热病一样随着血液在身体里流动。他有力量把我毁掉，他想，他有力量把她俩毁掉。

斯考比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从冰箱里取出一瓶苏打水。露易丝在楼上叫：“亨利。”

“干什么，亲爱的？”

“有十二点了吗？”

“快了，我想。”

“过了十二点你就别喝酒了，好不好？你记得明天咱们要做什么吗？”他一边把酒喝干一边想：他当然记得，明天是11月1日——诸圣节，是万灵节前夕。从威士忌表层上飘浮过去的是什么幽灵啊？“你要去领圣体，是不是，亲爱的？”他疲惫不堪地想：今后这种事永远也没有完了，为什么我要现在画一条线呢？我不妨继续使自己堕落下去，直到最后。孤寂是他的威士忌唯一能招引来的鬼魂；孤寂坐在他桌子对面朝他颔首，从他的杯子里啜了一口酒。“下一次，”孤寂告诉他，“该是圣诞节了——午夜弥撒——你知道，下一次你无论如何也躲不过了，那天夜里你找什么借口也不顶用了。在那以后——”一长串节日，春季和夏季的早弥撒，像一幅万年历一样无限地展开。在他眼前突然出现一幅图画：一张鲜血淋漓的脸，因为受到雨点一样的暴打而双目紧闭——上帝的被打得晕眩的头来回摆动着。

“你去吗，蒂奇？”他觉得露易丝的喊声突然流露出某种忧虑，好像猜疑又在她耳边悄悄地讲了些什么似的。他又在想：阿里真的信得过吗？所有那些殖民地商人和靠国内汇款过活的侨民的聪明世故也开始告诉他：“永远不要相信黑人，到头来他们会把你出卖了。我的佣人已经使用了十五年……”所有猜疑的鬼魂在万灵节前夜都游荡出来，聚拢在他的酒杯周围。

“去呀，亲爱的，我去。”

“你只要说一句话，”他对上帝说，“于是无数天使……”他用他那戴着戒指的手在上帝眼睛下面打了一拳，眼看着青肿的皮肤绽裂开来。他想：“到了圣诞节，再来一次。”他要把圣婴的头按在马厩的污秽里。他向楼上喊：“你说什么，亲爱的？”

“啊，我在说咱们有好几件事明天要庆贺一下。咱们又团聚了、你升了专员……生活是多么欢乐啊，蒂奇。”这就是我的酬报，他赌气似的对孤寂说，把威士忌洒了一桌子。他挑逗幽灵们，要使它们使出全部本领来，他要看着上帝流血。

第四章

他知道，虽然夜已经很深，尤塞夫这时还正在码头边上他的一处账房里算账。这座白颜色的两层小楼伫立在非洲大陆边上一座木头码头旁边，军用汽油库过去不远的地方。对着陆地一面，窗户没有遮严，从窗帘下面露出一道灯光来。斯考比在板条包装箱中间穿行着，一个警察迎面过来给他敬了个礼。“平安无事吗，班长？”

“平安无事，长官。”

“你在克鲁镇头上巡逻过了吗？”

“是的，长官。一切都很平静，长官。”从警察的过分流利的回答里，斯考比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

“码头耗子露头了吗？”

“没有，长官。安静得像坟墓一样。”从这句陈腐的比喻可以知道，这个警察曾在教会学校念过书。

“好吧，晚安。”

“晚安，长官。”

斯考比继续往前走。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和尤塞夫见面了——从尤塞夫用信来讹诈他的那个晚上起就一直没有见到过，现在他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很想同这个折磨着他的人见上一面。迎面这座白色小楼房对他有一股吸引力，仿佛躲藏在里面的是他的唯一的伙伴，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人。至少这个讹诈过他的人比别人更加了解他，他可以坐在这个荒唐可笑的大胖子对面把所有真实想法都告诉他。在这个谎言的新天地里，他的讹诈者是个老内行，他条条路径都熟悉，他可以给你出主意，甚至还可以帮个忙……威尔逊从木箱堆的拐角处走过来。斯考比的手电筒照在他的脸上像是照在一张地图上。

“啊，威尔逊，”斯考比说，“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家。”

“没有。”威尔逊说。斯考比不安地想：他是多么恨我呀。

“你弄到码头通行证了吗？”

“弄到了。”

“别走近克鲁镇。一个人到那边去不安全。鼻子不出血了吗？”

“不出了。”威尔逊说。他一点儿也没有挪动脚步的意思，看来他有一种习惯，总是挡着别人的路，他是一个需要别人绕道而行的人。

“好吧，我得向你说晚安了，威尔逊。到我家去吧，什么时候都可以。露易丝……”

威尔逊说：“我爱她，斯考比。”

“我想你是爱她的。”斯考比说，“她很喜欢你，威尔逊。”

“我爱她。”威尔逊重复了一句，他拉了拉盖在板条箱上的苫布说，“你不懂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爱。你什么人都不爱，只爱你自己，只爱你那卑鄙龌龊的自己。”

“你的神经太紧张了，这都是气候的缘故。快回去歇着吧。”

“如果你爱她的话，就做不出你现在做的事来了。”越过黑乎乎的潮水，从一条望不见的船上传来留声机放出的令人心酸的流行小调。值勤警察在查问看守人。有人回答口令。斯考比把手里的电筒放低，直到电筒的光束只照着威尔逊的防蚊靴。斯考比说：“爱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威尔逊。你诗读得太多了。”

“如果我把什么事都告诉她——把你同罗尔特太太的事，你怎么办呢？”

“但是你已经告诉她了，威尔逊，把你信以为真的事都告诉她了。可是她还是宁可相信我的话。”

“有一天我会把你毁掉的，斯考比。”

“这对露易丝有好处吗？”

“我可以使她幸福。”威尔逊说，他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他的带着哭腔的语调把斯考比带到十五年以前，那时，这个站在大海边上、在海水吮咂码头木板的嘈杂细语中同威尔逊谈话的满身污垢的老头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他用温和的语调说：“你会这样做的。我知道你会的。也许……”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本来预备怎样把这句话说完，不知道他心里曾经掠过一个什么可以安慰威尔逊的模糊的闪念。相反，看着这个站在板条箱旁边的既无知又知道那么多内情的人，这个一脑子浪漫主义的长腿细胳膊的青年，他又不由得一阵怒气往上撞。他说：“顺便说一句，我希望你别再侦查我的行踪了。”

“这是我的工作。”威尔逊坦白承认说，他的两只脚在手电筒的光亮里来回挪动着。

“你侦查到的事一点儿也不重要。”他把威尔逊扔在汽油桶旁边，向前走去。当他走上尤塞夫的账房的台阶时又回头看了一眼，在威尔逊站的地方他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一个满怀仇恨盯着他的黑影。这个人回家去马上会写一份报告：“十一点二十五分，我看到斯考比少校显然根据预先约定走向……”

斯考比在门上敲了一下，径直走进尤塞夫待的一间房子。尤塞夫双腿搭在桌上，正半躺半坐地仰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向一个黑人职员口述账目。“火柴盒图案的五百匹，水桶和沙子图案的七百五十匹，扑克牌点子人造丝六百匹——”他并没有打断自己的口述，只是怀着希望与忧虑抬头望着斯考比，直到把一段账目说完，他才大声吆喝他的账房说：“走吧。过一会儿再来。告诉我的听差说我现在不会客。”他把腿从桌子上拿下来，站起身，伸出一只松软的大手：“欢迎你，斯考比少校。”他又把手放下来，像甩掉一块用不到的布料，“这是你第一次光临我的账房，斯考比少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到你这儿来，尤塞夫。”

“咱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尤塞夫坐下来，一颗大脑袋倦怠地托在手掌上，好像托的是一只大盘子，“对于不同的人时间过得也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过得快，有的人觉得过得慢。这要看他们对于友谊的看法。”

“也许叙利亚又有一首诗讲到这个吧。”

“有的，斯考比少校。”他热情地说。

“你该同威尔逊交朋友，不该同我，尤塞夫。威尔逊喜欢诗。我的脑子只有散句，非常平凡。”

“喝一杯威士忌，斯考比少校。”

“我不反对。”他在桌子的另一面坐下，两人中间摆着那只永远无法逃避的蓝色苏打水瓶。

“斯考比太太身体好吗？”

“你送给我那颗钻石做什么，尤塞夫？”

“我欠着你的情，斯考比少校。”

“啊，没有，你什么也不欠我的了，你给我那张纸已经把什么都还清了。”

“我一直不愿意这么想那件事，我总是想把它忘掉。我对自己说，那是真正的友谊——从根本上讲，那是友谊。”

“自己撒谎骗自己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尤塞夫。谎话太容易被看穿。”

“斯考比少校，要是我能多和你见几次面，我就会变成一个好人了。”苏打水在杯子里发出咝咝的声音来，尤塞夫贪婪地喝着酒。他说：“我的心可以感觉出来，斯考比少校，你很烦闷、忧郁……我一直在盼望，你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的时候，就来找我。”

斯考比说：“我过去总是觉得这个想法可笑……我会到你这里来。”

“我们叙利亚有一个故事讲到狮子和老鼠……”

“这个故事我们也有，尤塞夫，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你是老鼠，我也不是狮子，绝不是狮子。”

“让你心烦的是罗尔特太太的事，还有你太太，是不是，斯考比少校？”

“是这样的。”

“这件事你对我用不着不好意思，斯考比少校。我这一辈子有过不少女人的麻烦事。现在麻烦少多了，因为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对付了。对付的法子就是什么都不要认真，斯考比少校。你对她们哪个人都说：‘对我这是无所谓的事。我爱同谁睡觉就同谁睡觉。你愿意同我在一起也好，愿意走开也好，对我都无所谓。’她们总是同我待下去，斯考比少校。”他对着酒杯叹了一口气，“有时候我真希望她们离开我。”

“为了不让我妻子知道这件事，我走得已经够远了，尤塞夫。”

“我知道你走了多远，斯考比少校。”

“可是我还没有走到头。钻石的事比起这个来只是小事一桩……”

“是吗？”

“你是不会懂的。不管怎么说，现在又有一个人知道了——阿里。”

“但是你是信任阿里的，不是吗？”

“我想我信任阿里，但是他也知道你了。昨天夜里他走进我的屋子，看见那颗钻石了。你的小听差太不小心了。”

摆在桌面上的一只宽大的手掌动了一下。“我的听差，我马上就管教管教他。”

“阿里的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威尔逊的佣人，他们常常碰头。”

“这可不是件好事。”尤塞夫说。

斯考比已经把自己心里的事都说出来了——除了那件最坏的。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生平第一次把一个重担卸给了别人。背起这个重担的是尤塞夫——显然他正在担着它。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肥胖的腰身挪动到窗户前边，凝视着绿色的遮光窗帘，好像在欣赏一幅风景画。他把一只手举到嘴边，开始嗑指甲——喀吧，喀吧，喀吧，他一个又一个把指甲咬断。一只手上的指甲咬完，他又开始咬另一只手。“我认为实在用不着为这件事担心。”斯考比说。他感到非常不安，仿佛无意中起动了一台自己也控制不住的强大机器似的。

“不能相信人是一件糟糕的事，”尤塞夫说，“一个人非雇用信得过的佣人不可。你要多知道一些他们的事，不要让他们知道你的事。”看来，这就是尤塞夫对信任的见解。斯考比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靠得住。”

尤塞夫打量了一下自己修剪过的手指甲，最后又咬了一口。他说：“别发愁。我不能看着你发愁。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斯考比少校。我会替你弄清楚阿里是不是可靠的。”他自告奋勇要做的事叫斯考比听了感到吃惊。“我会把您的事料理好。”

“你怎么能料理我的事呢？”我并没有生气，他带着些厌倦，又有些惊奇地想，我正在被别人照料着。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像婴儿被人照拂似的轻松的感觉。

“你什么问题都不要问，斯考比少校。这一次你把什么事都交给我吧。我知道该怎么办。”尤塞夫离开窗子，把脸转向斯考比。他的两只眼睛像关着的望远镜头一样迷茫和呆痴。他举起一只潮乎乎的大手，做了个托儿所阿姨抚慰孩子的手势说：“你只要给阿里写个条子就成了，斯考比少校。你叫他到我这里来一下，我同他谈一谈。我叫我的小听差把条子给他送去。”

“阿里不认识字啊。”

“那不要紧。你可以让我的听差带上你身边的一件信物，叫阿里知道是你叫他去的。比如说，你的印章戒指。”

“你准备怎么做呢，尤塞夫？”

“我准备帮助你，斯考比少校。没有别的，就是帮助你。”斯考比不太情愿地从手指上慢慢地往下褪戒指。他说：“他已经跟了我十五年了。在这以前，我一直都很信任他。”

“你会看到的，”尤塞夫说，“一切都会圆满解决。”他伸出手来准备取斯考比的戒指，他们两人的手碰到一起，好像两个同谋犯在击掌盟誓。“我只同他谈几句话。”

“戒指取不下来。”斯考比说，他非常不愿意做这件事，“再说，也用不着拿什么戒指。只要你的佣人告诉他我叫他来，他就会来的。”

“我想他不会来的。他们这些人晚上不愿意到码头附近来。”

“他不会遇到什么事的。又不是他一个人，你的佣人会同他一起来的。”

“当然了，当然了。但是我还是认为，如果你给他一件什么东西看看——这又不是什么圈套。尤塞夫的听差同尤塞夫本人一样不敢叫人相信，你知道。”

“那么就叫他明天来吧。”

“最好今天晚上。”尤塞夫说。

斯考比摸了摸自己的衣袋，他的指甲哗啦一下碰到那串断了线的念珠。他说：“让他拿这个去吧，可是用不着这样……”他没有再说下去，只是望着尤塞夫的毫无表情的眼睛。

“谢谢你，”尤塞夫说，“这件东西正合适。”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回过头来说，“你在这里用不着客气，斯考比少校。给自己再倒杯酒。我得嘱咐我的佣人一些话……”

尤塞夫很久没有回来。斯考比斟上了第三杯威士忌。因为这间狭小的账房非常闷，他先把电灯关上，然后把对着海面的窗帘打开，让海湾吹来的一点点儿气流能够透进来。月亮正在升起，海军仓库船像一团灰色冰块，闪闪发亮。他心神不宁地走到另一面窗户前边。这扇窗户对着码头区土著人的棚户和废料堆，他看见尤塞夫的职员正从那边走回来。他想，如果尤塞夫手下的职员敢一个人穿行在这一地区，尤塞夫一定能控制住这一带的码头耗子。我是寻求帮助来的，他对自己说，我得到了别人的照料，但是别人怎样照料我，我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一天是万圣节，斯考比想起他如何机械地、几乎既无恐惧又无羞愧地第二次跪在栏杆前边看着神父走来。甚至下地狱的惩罚也可以变得像生活中一个习惯那样无关紧要。他想：我的心肠已经变硬了。他仿佛看到从海滨拾到的变成化石的贝壳，像动脉一样的石质的回纹。可能殴打上帝的次数太多了一点儿，在那以后无论再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腐烂得非常厉害，用不着再为它操心了。上帝被存放在他的身体里，而他的身体就从那一粒种子逐渐向外溃烂。

“太热了吧？”尤塞夫的声音说，“别开灯了。朋友在身边的时候，黑暗是仁慈的。”

“你这么半天才回来。”

尤塞夫的答话听得出是在故意闪烁其词：“有不少事得安排好。”斯考比觉得如果现在不问清楚尤塞夫的计划，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可是他那种由于腐烂感而产生的疲惫和厌倦却让他懒得多费唇舌了。“是的，太热了。”他说，“让咱们看看有没有一点儿穿堂风。”说着，他把对着码头的窗子打开了，“不知道威尔逊回家去没有。”

“威尔逊？”

“我到你这儿来的时候，他正看着呢。”

“你一定不要担心了，斯考比少校。我想我会叫你的佣人变得非常可靠的。”

斯考比抱着希望和宽慰的心情说：“你是说你拿到他的什么把柄了吗？”

“你什么都别问。你会看到的。”希望和宽慰在斯考比心里又都枯萎了。他说：“尤塞夫，我必须得知道……”但是尤塞夫打断他的话头说：“我一直盼望着有这么一个晚上，身边摆着两杯酒，在黑灯影里从从容容地和你谈论一些重要的事，斯考比少校。谈论上帝、家庭、诗歌。我非常崇拜莎士比亚。皇家装备部队有几个很出色的演员，他们让我懂得了欣赏英国文学的珍宝。莎士比亚简直让我入迷了。有时候我甚至想，为了莎士比亚我应该学会阅读。可是我年纪太大了，学不会了，而且我还怕把记忆力弄坏，这对我做生意就太糟了。虽然我活着不是为了做生意，但是我却必须靠做生意活着。我有那么多事情想同你谈。我很愿意听听你的人生哲学。”

“我没有人生哲学。”

“就像你走在森林里，手里握着一块棉布。”

“我已经迷途了。”

“没有人同你一样，斯考比少校。我对你的性格佩服得不得了。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我从来不是，尤塞夫。我只不过是不了解我自己罢了。你知道，有一个谚语说：终结就是开始。当我出生的时候，我正坐在这里同你喝威士忌，我知道……”

“知道什么，斯考比少校？”

斯考比把杯子里的酒喝干，说：“你的佣人现在一定已经到了我的家了。”

“他有一辆自行车。”

“那他们现在该往回走了。”

“不要性急。也许咱们要等很长时间，斯考比少校。你知道佣人是怎么回事。”

“我想我是知道的。”他发现自己的左手在桌子上不住地抖动，他把手拿下来，夹在两个膝盖中间，不让它再颤抖。他想起了沿着边界线的长途巡逻，在森林中树荫下吃过的无数次饭，阿里用一个旧沙丁鱼罐头煮的东西；他又回忆起最后乘车去班巴的事——在摆渡口等渡船，自己害热病，阿里寸步不离地服侍自己。他揩了揩额头上的汗，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害病了吧？我可能在发烧。我马上就会从噩梦里醒过来的。半年来经历过的事——在尼森式活动房屋里度过的第一夜，那封过分暴露的信，偷递到船上去的钻石，一次又一次的谎言，为了使一个女人心安而领的圣体——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仿佛是一盏煤油灯投射到床上的憧憧黑影。他对自己说：我醒过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防空警报器的尖啸，正像那个夜晚，那个夜晚……他摇了摇头，又回到现实世界里；他看见尤塞夫正坐在桌子对面的暗影里，感觉到嘴里威士忌酒的余味，知道一切还都是老样子。他疲倦地说：“他们现在该回来了。”

尤塞夫说：“你知道这些小当差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一听到警报就吓破了胆，赶快躲避起来。咱们还得坐在这儿聊天，斯考比少校。对我说来这是个好机会。我希望天永远也别亮。”

“天亮？我可不能等阿里一直等到天亮。”

“说不定他害怕了。他也可能知道你发现了他的秘密，逃走了。这些黑人有的时候也会逃回到丛林里去的。”

“你真是想入非非了，尤塞夫。”

“再喝一杯威士忌，斯考比少校？”

“好吧，好吧。”他想：我是不是酗起酒来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固定的形体了，没有人能够触到他，说：这是斯考比。

“斯考比少校，外边都传说，还是有人主持公道，你快当专员了。”

斯考比谨慎地说：“我想这件事不会实现的。”

“我刚才只是想告诉你，斯考比少校，你不要担心我会怎么样，我只是希望你好，别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可以从你的生活里走掉，斯考比少校。我不会成为你的一个包袱。今天晚上能同你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关着灯，同你天南地北地谈了这么多话。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晚上。你千万别为什么事发愁。我要帮你把事情安排好。”从尤塞夫背后的窗户外面，从那些乱糟糟的棚屋和货栈的某个角落里，传来了一声惨叫：痛苦和恐惧。那声音像是一头快要溺毙的牲口窒息前的呼号，它飘升起来，又落到屋子里的黑暗中，落到威士忌酒杯里，落到桌子下面，落到废纸篓里。一声被丢弃的完结的呼喊。

尤塞夫的解释马上脱口而出：“一个醉鬼。”他好像预感到什么似的喊道，“你到哪去，斯考比少校？那不安全——你一个人。”这是斯考比最后见到的尤塞夫——僵挺地、扭曲地贴在墙上的一个侧影。月光照射在苏打水瓶和两只酒已喝干的玻璃杯上。尤塞夫的账房正站在楼梯下面向码头那边张望，月光射到他的眼睛上，他的眼睛像是指示转弯的两颗发亮的路灯。

斯考比摇动着手电筒，路两旁空洞洞的货栈，堆着的麻袋和板条箱中间的空地，都没有一点儿动静。如果码头耗子曾经出来过，刚才的一声惨叫也会把他赶回他的耗子洞里去的。斯考比的脚步声在路旁两排小屋子中间回响着。不知什么地方，一只野狗在嗥叫。很可能在这一片荒凉的废料和棚户中间一直搜寻到天亮，也搜寻不出什么结果。是什么叫他毫不踌躇地马上就出来寻找尸体呢？倒好像犯罪的地点是他自己事前选定的似的。他在苫布和木材堆构成的小巷里东走西转，他感到自己前额上有一根神经不停地跳动，仿佛在向他连续发出阿里所在地的信息。

尸体倒在一堆空汽油桶下面，蜷曲着，失去一切生命迹象，像是一根断了的钟表发条，仿佛什么人把它铲放在那里，等着天明和啄食死尸的鹫禽。在斯考比把他的肩膀翻过来以前，还抱着一线希望；不管怎么说，路上一起走的原是两个小佣人。灰黑的脖颈上被割了一刀又一刀。是的，斯考比想，我现在可以信任他了。黄色的眼球像是个陌生人的眼睛向上瞪着他，眼球上布满了血丝。他觉得，这具尸体已经把他抛弃了，不再承认他是自己的主人了——“我不认识你。”他大声地、歇斯底里地发誓道：“上帝作证，我一定要抓到干这件事的人！”但是在那双眼睛的似不相识的盯视下，这种不真诚退却了。他想：我就是那个人。我在尤塞夫屋子里的时候不是一直知道他在计划着一件什么事吗？难道我不能逼着他把事情说出来吗？一个声音在喊他：“长官！”

“谁？”

“拉敏纳班长，长官。”

“你看看这儿附近有没有一串断了的念珠？仔细找找。”

“我什么也看不见，长官。”

斯考比想：要是我能哭一通也好啊！要是我能够感到痛苦也好啊！难道我真的变得这么邪恶了吗？虽然他很不愿意，但还是看了阿里的尸体一眼。在这郁闷的夜晚里，空气里弥漫着汽油的气味。刹那间，他觉得阿里的尸体黑魆魆地躺在那里，非常小，非常非常遥远——正像他寻找的那串断了线的念珠：几个黑珠子，一头系着一块圣牌。啊，上帝啊，他心里想，我把你杀害了：这些年来你一直服侍我，可是到头来我却把你杀害了。上帝就躺在那边汽油桶下面，斯考比感到眼泪流到自己嘴里，感到唇角有一股咸味。你服侍了我，我却对你干出这样的事来；你忠实于我，我却不愿意信任你。

“你怎么了，长官？”警察班长跪在尸体旁边，低声问。

“我是爱他的。”斯考比说。

第二部

第一章

一

他把公事移交给弗莱赛尔，刚把一天的事务结束，马上就动身到尼森式活动房屋去。他开着车，眼睛半闭着，直勾勾地望着正前方。他在想，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今天，现在，我就要把那件事清理了。生活就要重新开始了，这一爱情的噩梦就要结束了。他觉得早在昨天夜里，在汽油桶下面，这件事就永远死掉了。太阳炙烤着他的双手，他的手被汗水粘在方向盘上。

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将要发生的事上——开开门，几句话，门永远地关上——以至于在路上差点儿和海伦错过。她正从小山上朝着他走来，没有戴帽子，根本没注意到他的车子。他不得不跑了几步才追上她。当她转过头来以后，他看到的是在彭德时从他身边抬过去的一张脸——被生活击败，毫无希望，像一只打碎的玻璃杯一样无从知道年龄。

“你在这儿干什么？太阳底下你连帽子也没戴。”

她含含糊糊地说：“我在找你。”她站在红土路上，样子有些慌乱。

“到车里来吧。你会中暑的。”她的眼中闪起一丝狡狯的神情。“哪有那么容易？”她说。但是她还是听从了他。

他们并排坐在车里。看来用不着再把车开到别的地方去了，在这里告别和在另外一个地方告别没有什么两样。她说：“今天早上我听说阿里的事了，是你干的吗？”

“不是我亲手把他的喉咙割断的，”他说，“但是，他的死是因为我的存在。”

“你知道是谁杀的吗？”

“我不知道拿刀的是谁。我想是一个码头耗子。尤塞夫的小佣人同他在一起，也失踪了。没准是他干的，但是或许他也死了。我们永远也弄不清楚。我不太相信尤塞夫有杀人的意思。”

“你知道，”她说，“这意味着我们的事结束了。我不能再继续把你毁掉了。别说话，听我说。我从来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别人也有恋爱的事，人家干这种事，开始了又结束了，高高兴兴，可是这种常规就不适用于我们。我们要不就是全部，要不就什么都没有，所以现在只能是什么都没有了。请你别说什么。几个星期来我一直在思索这件事。我要离开这里了——马上就离开了。”

“到哪儿去？”

“我不是告诉你别说话吗？别问我任何问题。”他看到她的痛苦、绝望而苍白的影子映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他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撕成两半了。“亲爱的，”她说，“不要认为这对我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比这个更要横下一条心的事了。比起来，叫我去死会容易得多。无论我看见什么都想到你。我再也不敢看尼森式小房子，或者莫里斯汽车了。我不敢尝带苦味的杜松子酒，不敢看一张黑色面孔，甚至一张床……可是总得在床上睡觉啊！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才能逃开你的影子。就是安慰自己说，一年以后就会把一切忘记，又有什么用？至少我得熬过这一年呀！在这一年里头我忘不了你在一个什么地方。我知道，我可以给你拍一封电报，或者写一封信，尽管你不回答，你总会读到的。”他想：如果我死了，她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但是我绝对不能给你写。”她说。她并没有哭，当他很快地向她瞥了一眼时，他看到她的眼睛红通通的，一滴眼泪也没有，正像记忆中她住在医院时那样——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每天醒来的时候最不好过，总有那么一会儿忘记了一切都已经不同了。”

他说：“我到这里来也是向你告别的，但是有一些事我是做不出来的。”

“别说话，亲爱的，我一点儿也没有想闹别扭。你看不出来我没有闹别扭吗？你用不着离开我——让我离开你。你连我到哪儿去也不会知道。我希望我还不是那么一个坏女人。”

“不是，”他说，“你从来都不是。”

“别说话，亲爱的。这件事会过去的。你会看到的。你会把这个烂摊子打扫干净，再做一个好天主教徒——这是你真正想要的，不是吗？你要的不是一群女人。”

“我要不再给别人痛苦。”他说。

“你要宁静，亲爱的，你会得到宁静的。这你将看到。一切都会重新上轨道。”她把手放在他的膝头上，最后在企图安慰他的时候她终于禁不住自己呜咽起来。他想：她从哪里学到这种令人心碎的温柔呢？她们从哪里学会这么快就变得这么成熟了呢？

“听我说，亲爱的。不要走近我的房子。替我把车门打开。一定照我的话办。我们就在这里告别，你径直把车开回家里去——或者开到办公室去，如果你更愿意那样做的话。那你也许会好过一些。别为我发愁。我会好起来的。”他想：那一个人的死我没有赶上，现在却叫我经历这么多次死。他俯身去扭动车门。她的泪珠擦着他的面颊，他觉得那挨着的地方像火星一样的烫着他。“临别以前接个吻没有什么妨碍吧！我们并没有吵嘴。没有闹别扭。谁对谁也没有怨气。”在他们接吻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嘴唇触到的痛楚像是一只小鸟的心房在跳动。他们静静地坐着，沉默不语，汽车的门一直敞着。几个黑人工人从山上走下来，好奇地向车里探着头。

她说：“我不敢相信这会是最后一次：我就要从车里走下去，你就要把车开走，而我们以后就再也不见面了。以后除了不得已，我要尽量不到外面来。我就待在山上面，你待在下面。啊，上帝，我真希望没有你给我弄来的那些家具。”

“那都是公家用的。”

“有一把藤椅，你坐得老是那么猛，把藤条都坐断了。”

“亲爱的，亲爱的，你不要这样。”

“别说话，亲爱的。我真的一直没有赌气，但是这些话我再也不能对任何人说了。小说里面总有那么一个可以谈心事的人，可是我却没有这么一个密友。我必须把心里的话一下子都说出来。”他又想：如果我死了，她就从我这里解放了。死了的人很容易就被人忘记；一个人不会想知道死人的事——他现在在做什么？他同谁在一起啊？对她来说，这种考虑是最难忍受的了。

“亲爱的，现在我就要走了。闭上眼睛，慢慢地数三百下，再睁开眼的时候就看不到我了。然后赶快把车掉过头去，亲爱的，飞快地开走。我不愿意看到你走。我还要把耳朵堵起来。我不想听到你在山下面换挡的声音。每天汽车来来往往换一百次挡。我就是不愿意听你换挡。”

啊，上帝，他祈祷说，一双手在方向盘边上耷拉着，把我杀死吧，现在就杀死。我的上帝，你再也不会听到更彻底的痛悔了。我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无论走到哪，都把痛苦带给别人，就好像我身体上的气味。让我死了吧！结束我的生命吧！虫豸是用不着自己杀害自己的。你把我杀死吧！马上就叫我死。在我再伤害你以前。

“闭上眼睛，亲爱的。现在是收场的时候了，真正收场了，”她绝望地说，“虽然看起来好像那么荒唐。”

他说：“我不闭眼。我不离开你。我答应过不离开你。”

“不是你离开我，是我离开你。”

“那不成，亲爱的。我们彼此相爱。那不成。我今天晚上要来看看你怎么样。我睡不着觉……”

“你什么时候都睡得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会睡觉的人。啊，亲爱的，你看，我开始取笑你了，就好像我们不是在告别似的。”

“我们没有告别。还没有。”

“但是这样下去我只是在毁掉你。我不能给你任何幸福。”

“问题不在于给不给幸福。”

“我已经下了决心了。”

“我也是。”

“但是，亲爱的，咱们怎么办呢？”她完全屈服了，“就这样下去我也不在乎。我不在乎那些谎话。我怎样都可以。”

“让我来想办法吧。我需要想一想。”他从她身上探过去，把车门关上。在门锁还没有发出咔哒一声响以前，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二

斯考比看着小佣人把晚餐端走，看着他走进走出，一双赤脚在地板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露易丝说：“我知道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亲爱的，但是你就不要再去想它了。你现在对阿里已经无能为力了。”从英国又寄来一包书，他看着露易丝正在裁开一本诗集的书页。她的花白头发比去南非以前更多了一些，但是他觉得她好像年轻了好多岁，因为她现在在化妆上下的功夫更多了，她的梳妆台上摆满了从南非带回来的小瓶、小罐和软金属管。她没有把阿里的死放在心上，她有什么理由为这件事忧心呢？只有良心上负疚的人才把别人的死当作不得了的大事，不然的话，谁也不会这么哀痛的。当斯考比年轻的时候，他本来认为爱同互相了解是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知道没有谁能够了解另外一个人。爱本是一种想了解别人的愿望，只是因为不断失败，这种愿望就很快死亡了，爱或者也随着死去，或者变成了痛苦的情谊，变成忠贞、怜悯……她正坐在那边读书，离开那使他头晕目眩、口干舌燥的痛苦折磨何止十万八千里。他想：如果我被写在书本里，她就会了解我了；但是如果她只是书中的人物，我能够了解她吗？我是不读这种书的。

“你没有什么可看的吗，亲爱的？”

“对不起，我不太想看书。”

她把手上的书合起来。他突然心里一动，原来她同样在煞费心机，原来她也正在努力帮助我呀！有时候他很怀疑，是不是她什么都知道了啊？她从南非回来以后便一直挂在脸上的心满意足的假面具后是不是遮掩着无限愁苦啊？每逢他产生这种怀疑时，便不由得悚然一惊。她说：“咱们谈谈怎么过圣诞节吧。”

“离圣诞节还早呢。”

“一眨眼就到了。我在想，咱们是不是请一次客。咱们总是去别人家吃饭。请人到咱们家来玩玩一定挺有意思的。在圣诞节前夜好吗？”

“只要你觉得好就成。”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去作午夜弥撒。当然了，你和我得记住，过了十点就别喝酒了——但是别的人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心头又涌起一阵怨恨：他觉得她正坐在那里，为使自己受到更重的惩罚而进行部署，神情那么高兴、那么洋洋得意。他快要当专员了。她梦寐以求的已经到手了——对她说来，这也是一种成功；她现在已经踌躇满志了。他想：我爱的是那个觉得所有的人都在背后嘲笑她的歇斯底里的女人。我爱失败，我不爱成功。她现在坐在那里多么得意啊。她已经得救了。她那张宽大的脸好像放映新闻片的银幕，他在上面看到了躺在黑色汽油桶下面的阿里的尸体，看到了海伦的惨淡无神的眼睛，也看到了所有那些迷途者，被摈斥于上帝恩宠之外的他的一些伙伴——那个屡教不改的盗窃犯、那个拿着海绵的士兵……想到他已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他的心又泛上一股柔情。他想，连上帝也是个失败啊。

“你怎么了，蒂奇？你还在发愁……”

但是他是不能把已经到了嘴边的恳求说出口的：还是让我怜悯你吧！你还是保持你那失意、愁眉苦脸的样子吧，你还是做一个失败者吧。如果这样，在咱们两人之间就不会有一道鸿沟，我就可以再爱你了。时间不多了，我愿意一直爱你到底。他慢悠悠地说：“我又犯病了，现在过去了。犯起来的时候——”他想起医学书上的说法来，“就像被钳子夹住一样。”

“你一定要去看看医生，蒂奇。”

“我明天就去。反正我为失眠的事也得去拿药。”

“你失眠？你睡得像块死木头似的，蒂奇。”

“上星期就不成了。”

“这是你在胡思乱想。”

“不是。我两点钟醒过来，就再也睡不着了——一直到该起床以前才又迷迷糊糊地睡一会儿。别为我担心。我就去弄点儿药来。”

“我最讨厌安眠药。”

“我不会老吃，免得养成习惯。”

“我们得把你的病治好，蒂奇，好过圣诞节。”

“到圣诞节我的病就好了。”他直着身子走到屋子另一端她坐的地方，尽力模仿害怕疼痛反复的样子。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胸脯上说：“别担心了。”在接触到她的身体时，怨恨从他的心中消失了——她并不是那么得意的，她永远也不会同警察局专员结婚的。

在她上床以后，他把自己的日记取了出来。至少在这份生活记录里他并没有撒过谎，最多也不过把某些事略去不谈而已。他一直像船长登录航海日记那样认真地记录气温。他从不夸大，也从不缩小；他从不做任何空谈。他在日记上写的都是事实。11月1日。与露易丝同去参加早弥撒。上午在昂纳寇太太处调查盗窃案。午后二时气温九十一华氏度。晤“尤”于他的办事处。阿里遇害。他的记叙简单，直截了当，正像那一次他写C逝世一样。

11月2日。他对着这个日子坐了很久很久，他一直这样坐着，不久就听到露易丝在楼上喊他。他小心翼翼地回答：“你睡吧，亲爱的。我多待一会儿，就能睡好觉了。”但是由于一天的奔忙和必须要做的种种筹划，他已经筋疲力尽，坐在桌子前面都快要打盹了。他走到冰箱前边，用手帕包了一块冰，贴在额头上，直到睡意又消失了。11月2日。他重新把笔拿起来：他签署的是自己的死刑执行令。他写道：和海伦会面几分钟（不要隐瞒任何事实留待别人侦查出来；自己把一切都记下来会更安全一些）。二时温度九十二华氏度。下午心痛复发。疑是心绞痛。他把过去一周的记载看了一遍，在这里那里加上睡得很不好、无法入睡、继续失眠这类词句。他又仔细地把这些记载读了一遍：以后这些日记验尸官和保险公司的检察员都要仔细看的。他觉得他的这些记载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他又把冰块放在前额上，把睡意赶走。现在才刚刚过午夜半个小时，最好等过了两点钟再上床。

第二章

“痛的时候，”斯考比说，“好像一把钳子夹着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

“不怎么办，我只是一动不动地待着，等着痛劲过去。”

“疼痛一般延续多久？”

“很难说，可是我想没有超过一分钟的。”

像在进行一场宗教仪式，下一个项目就是用听诊器检查。一点儿也不假，特拉威斯医生的一举一动、神情都很像牧师，他给病人看病时非常认真，几乎可以说是怀着某着崇敬。也许是因为他还年轻，他对待病人的身体非常尊敬。当他叩打病人的胸部时，他的动作很慢、很小心，耳朵紧凑到前面来，好像认真期待着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也在胸腔里面回答他的敲击似的。他的嘴里轻轻地吐出几个拉丁字，也同参加弥撒的情景一样，只不过他说的是胸骨而不是安宁[81]。

“另外我还失眠。”斯考比说。

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桌子后面把身体往后一靠，用一支笔迹不易擦掉的铅笔敲打着桌子。他的嘴角上有一个红印，说明他有的时候——自己不注意的时候——总是爱嘬嘴角。“可能是神经的毛病，”特拉威斯医生说，“老是担心犯病。不要紧。”

“对我来说，可很要紧。不能让我吃点儿什么药吗？只要我睡得着觉就没有问题了，可是我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睡不着，等着……有时候我简直工作不了。当警察的，你知道，是需要动脑子的。”

“当然了，”特拉威斯说，“我会让你的精神宁静下来的。艾维盘专能治你这种病。”没有想到会这么顺利。“至于绞痛的病嘛，”他又开始用铅笔嗒嗒达地敲起桌子来，“当然，一时不可能确诊……你需要细心观察每次犯病的情形……你觉得是什么引起来的，这样就完全有可能把它控制住，让它根本不再犯了。”

“可是到底是什么病啊？”

特拉威斯说：“有一些病名，外行人听起来总是吓得要命。我真希望我们能用H2O这样的符号来表示癌症，这样人们就不会那么心惊了。心绞痛也是这样一个字眼。”

“你认为是心绞痛吗？”

“完全是心绞痛的病症。但是得了这种病的人也能活很多年——甚至还能有节制地继续工作。咱们得仔细研究一下你还能做多少工作。”

“我要不要告诉我的妻子？”

“用不着瞒着她。我怕你将不得不——退休了。”

“还有什么别的吗？”

“只要好好护理，你倒不一定死于心绞痛。在这个病发作以前，你还不定怎么死呢。”

“换言之，心绞痛也可能随时要我的命，我想。”

“我对什么都不能保证，斯考比少校。我甚至不敢断定绝对就是心绞痛。”

“那么我就给专员透个信儿吧。在没有确诊之前我不想惊动我的妻子。”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把刚才咱们谈的这些告诉她。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但是你也要告诉她，如果细心护理的话，你还可以活许多年。”

“我睡不着觉的事呢？”

“这个药是管睡觉的。”

当斯考比身旁放着个小包，在汽车里坐定的时候，他想：现在只要我选择一个日子里。他很久很久没有发动马达，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感觉，好像医生真的宣判他死刑了。他的眼睛停在一滴光滑的火漆上，仿佛看到的是一块凝固的伤痂。他想：我一定还要谨慎从事，要非常谨慎。可能的话，不要使任何人犯疑。不仅是为了人寿保险金，还需要使别人的幸福不受损害。一个中年人死于心绞痛还容易被人忘记，但是自杀就不容易忘记了。

他把药包打开，开始研究服用的说明。他不知道致死的剂量是多少，但是如果一次吞服十倍于正常服用的数量，肯定会达到目的。那就是说，九个晚上，每晚把一服药拿出来，秘密收藏起来，留着第十个晚上一次吃下去。必须在日记里编造出更多的根据，一直要写到最后一天——11月12日。另外，还要把下一周的一些约会安排好，绝对不能让人在他的行为中看出有任何永诀的暗示。这是一个天主教徒所犯的最严重的罪——一定不要叫人看出一点儿漏洞来。

先去看专员……他驾着汽车向警察局驶去，把车停在教堂外边。他要犯的罪给他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这种感觉笼罩着他，几乎使他觉得像浸沉在幸福里似的。终于要付诸行动了，他以前胡乱摸索、得过且过的日子太长了。为了收藏好，他把药包放在口袋里。他携带着自己的死亡走进了教堂。一个黑人妇女正在点燃圣母像前的蜡烛，另一个合着手凝视着祭坛，买菜的提篮放在身旁。除了这两个人以外，教堂里没有别的人。斯考比在教堂后边坐下，他不想祈祷——祈祷有什么用呢？如果是天主教徒的话，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祈祷是无能为力的。虽然如此，斯考比还是又悲哀又羡慕地看着教堂里另外的两个人。她们仍然是他已经弃绝的这块国土的居民。这就是爱别人所付出的代价——永世被剥夺掉上帝对自己的爱。如果还年轻，他也许会欺骗自己说，这一代价付出得有价值，但是这样欺骗自己有什么用呢？

即使不能祈祷，坐在教堂后面，从最远的地方望着耶稣受难地，至少还是可以同上帝讲几句话吧！他开口说：啊，上帝，我是唯一有罪的人，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做的事会落个什么结果。我宁愿给你痛苦，而不愿意给海伦或我妻子痛苦，因为你受折磨我是看不到的，我只能在想象中看到。但是我能加于你的——或者加于她们身上的，都有一个限度。我活着的时候，不能丢弃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是我可以死，从而把我从她们的血流里清除出去。她们因为我而生病，我可以把她们治好。你也是这样的，上帝——你也因为我而生了病。我不能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地继续侮辱你了。我不能在圣诞节——在庆祝你诞辰的节日时再走到祭坛前面，为了说一句谎话再领你的血和肉。我做不出这种事来了。一旦你永远失去了我，对你说来会好过得多。我知道我做的是什么，我不是在请求你的慈悲，我在使自己遭受永恒的惩罚，不管那意味着什么。我一直希望得到平静，我以后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平静了。但是在我走出你的圈子以外后，你就会得到平静了，再也不用扫除地面来寻觅我、翻山越岭来查找我了。你就会把我忘记，上帝，永远把我忘记。斯考比的一只手攥住衣袋里的小包，好像在许愿似的。

谁也不可能没完没了地进行独白，总是有另外一个声音要搭茬，或迟或早每一场独白都将变成一次讨论。他现在不能让另外一个声音再保持沉默了。那个声音在他的体内说起话来，仿佛是为了罚他入地狱而放在他体内的那个圣体喊叫出声来了。你说你爱我，可是你却要对我做出这种事来，要永远使我失去你。我是用爱把你塑造的。我洒下的是你的眼泪。我把你从远非你所能了解的一切苦难里救出来。我把这种对平静的渴望栽到你的心里，只是为了有一天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看到你的幸福。可是，现在你却要把我推开，要我再也抓不到你。当我俩这样谈话时，并没有大写字母把你我分开。在你对我讲话时，我不是用大写字母开头的“你”，而只用简单的“你”；我同随便哪一个乞丐一样的卑微。你不能像相信一只忠实的家犬一样的相信我吗？两千年以来我对你一直是忠实的。你现在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铃，走进忏悔室去，告解……悔悟已经在那里了，它正在你心头上挣扎。你缺少的不是悔悟，只是几个简单的行动；去到那所尼森式房屋去告个别吧。或者如果你一定要那样做的话，你就继续斥责我，但是不要再继续说谎。回到家里去同你的妻子告别，同你的情妇住在一起。只要你活下去，迟早你会回到我身边来的。她们中的一个会有痛苦，但是你难道不相信我？我不会使她们的痛苦太大的。

体内的声音沉默了，他自己的声音绝望地回答道：不，我不相信你。我爱你，但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如果我是你创造的，你就也创造了我的这种责任感，我像背负一个重担似的走到哪里就背负到哪里。我当警察并没有白当——我要为秩序负责，要伸张正义。对于我这样的人这是最合适的职业。我不能把责任推给你。如果我能这样做，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不能为了拯救自己而使她们中的哪个人受痛苦。我是负责任的，我要按照我能做的唯一方法把这件事情结束。一个人生病而死，对她们说来只意味着短暂的痛苦——谁都免不了一死。我们所有的人都屈从于死亡。我们不甘忍受的是生活。

只要你活一天，那声音说，我就抱有希望。人失去希望怎能同上帝失去希望相比呢？你能不能就这样活下去，像你现在这样？那声音恳求说。第一次它都把价格降低一些，就像市场上的一个小商贩似的。它解释道：还有更坏的行为呢。但是他却说：不，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我爱你，我不在你的祭坛上继续侮辱你了，你知道这是一条死路，上帝，一条死路，他攥着衣袋里的药包说。他站起来，转过身，背向祭坛，向门外走去。直到他在汽车里的反光镜中看见自己的面孔时，他才发现，因为一直隐忍着泪水，眼睛已经又红又肿了。他开着车，向警察局和专员办公室驶去。

第三章

一

11月3日。昨天与专员谈心绞痛确诊事，一俟物色到接任人选，我决意立即退休。午后二时气温九十一华氏度。因服用艾维盘，睡眠颇佳。

11月4日。与露易丝同去参加七点半早弥撒。因绞痛有复发迹象，未俟领圣体即回。晚间告诉露易丝：恐在任满以前即必须退休。未提心绞痛，只告诉她心胸憋闷事。又因艾维盘作用，一夜沉睡。下午二时气温八十九华氏度。

11月5日。惠灵顿街连续发生偷窃煤油灯案件。为调查库房失火事上午在阿基卡威商店逗留颇久。下午二时气温九十华氏度。送露易丝去俱乐部换书。

11月6日—10日。第一次未能按日记日记。连日绞痛频犯，不想做任何耗费体力活动。痛时有如钳夹，延续约一分钟左右。走路过半英里即可能有疼痛感。最近两夜虽服艾维盘，睡眠仍不佳，可能系担心病痛所致。

11月11日。赴特拉威斯医生处复诊。心绞痛似已确定。晚间告诉露易丝此事，但也谈到如细心护理还有多年可活。与专员讨论早日回国事。但下月无论如何尚不能启程，因今后两三周法案审理案件颇多，都需我出庭作证。应邀13日去菲娄威斯家、14日去专员家晚餐。下午二时气温八十八华氏度。

二

斯考比放下笔，在吸墨纸上揩了揩手腕上的汗水。这一天是11月12日，时间大约是六点左右。露易丝正在海滨。他的脑子非常清醒，但是从肩膀一直到手腕，神经却有一种昂奋的感觉。他心里想：我已经到了尽头了。从那一次在警报器尖啸声中冒着大雨走向山上的尼森式房屋，从那一幸福的时刻起，已经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过了这么多年，还不到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吗？

但是还必须继续进行一些欺骗，要让人觉得自己好像能活得过今夜去，要只有自己一个人心里有数地向人们告别。他向山头走去，为了防备有人注意他的行动，他走得很慢——他不是在生病吗？在走到尼森式活动房屋附近时，他才拐了弯。他不能一句话不说就这么死掉——但是他该说什么呢？啊，上帝，他祷告着，让我能找到恰当的话吧！但是在他敲过门，室内没有人回答时，他知道根本不必说话了。她这时也许正同巴格斯特在海滨呢。

门没有上锁，斯考比走了进去。在他的思想里，很多年已经过去了，可是在这间屋子里时间却是静止的。那瓶杜松子酒可能仍然是那个佣人偷喝过的那一瓶——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发给下级职员用的几把椅子死气沉沉地摆在屋子里，好像是电影的道具。他不能相信这些椅子会有人搬动过，正像那只坐垫——是卡特太太送的吧——摆在原处没有人碰过一样。床上，午睡时枕过的枕头并没有拍打过，他把一只手放在脑袋枕过的温暖的凹坑上。啊，上帝，他祷告说，我就要永远永远离开你们了！让她早一些回来吧！让我再同她见一面吧！但是炎热却在他身边变得阴凉，谁也没有回来。六点半露易丝就将从海滨回来了，他不能再等下去。

他想，我必须给她留个条子，也许在我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她就回来了。他感到心头一阵绞痛，比他向特拉威斯医生编造的疼痛更加难忍。我永远也抚摸不到她了。今后二十年，她的嘴唇只有给别的人亲吻了。大多数爱人欺骗自己说，生时不能成为夫妻，死了以后还是可以百年长聚的，但是斯考比却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永恒地被剥夺掉一切。他开始寻找一张纸，然而却连一个拆开的旧信封也找不到。最后他以为发现了一个装纸的盒子，走近一看，原来是海伦的那个集邮簿。他信手把它打开，完全没想到自己要做什么。一下子他感到命运又向他投掷出一支矛枪，因为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插在这页上的一枚邮票，记得这枚邮票如何沾上杜松子酒的情形。她会把这枚邮票揭下来的，他想，但是这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她告诉过他，没有人能够看出来什么地方缺少了一枚邮票。斯考比甚至在自己的衣袋里也寻不出一个纸块，在突然袭上心头的一阵妒火中，他把这枚印着乔治六世头像的小绿邮票拿下来，用墨水在下面写了“我爱你”三个字。她是不能把这个弄掉的，他怀着残忍而又绝望的心情想，这字迹是消灭不掉的。一时他的感觉有如给敌人埋了一枚地雷，但是哪里有什么敌人呢？他不是把自己当作一艘危险的沉船正准备从她的航道上清除掉吗？他走出房子后把门关上，慢慢地向山下走去——可能还会在路上遇见她。现在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最后一次了——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今后他永远也不再到这里来了。五分钟以后他从食橱里取出另一瓶杜松子酒的时候，又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开一瓶新酒了。能够反复做的动作越来越少了，不要过多久，就只剩下一件只能做一次的事——把药吞下去。他端端正正地拿着杜松子酒瓶，站在那里想：在那以后地狱的生活就开始了，而她们——海伦、露易丝，还有你，亲爱的上帝，就都会因为没有了我而变得安全了。

晚饭饭桌上，他故意大谈下个星期要做的几件事：他怪自己不该接受菲娄威斯的邀请，又解释说，第二天到专员家吃晚饭实在是不得已——有不少事要借这个机会商量一下。

“有没有希望，蒂奇，在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继续干下去，无论对他们还是对你都不公正。我的身体随时都可能垮掉。”

“真得退休吗？”

“是的。”

她开始讨论起将来在什么地方安家的事来，他觉得疲倦得要命。为了对这一个或那一个虚无缥缈的乡村、对他们明明不会住进去的房屋装得很有兴趣，需要他运用自己的全部意志力。“我不想住在伦敦郊区，”露易丝说，“我真正喜欢的是在肯特郡弄一所带檐板的住房，到伦敦市内非常方便。”

他说：“当然了，这要视咱们的经济能力而定。我的退休金不会很多。”

“我可以工作，”露易丝说，“战时找一个工作并不难。”

“我希望不用你出去工作也能对付。”

“我可以工作，我不在乎。”

到了上床的时间了，他觉得非常不愿意让她走开。她一旦走掉，除了死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他不知道该如何留着她不让她走——他俩共同有关的事都已经谈完了。他说：“我在这里再坐一会儿。也许再坐半个小时我就困了。除非不得已，我还是不想吃艾维盘。”

“到海滨去了一趟，我有点儿累了。我要上床去了。”

他想：在她走了以后，我就要永远成为孤鬼了。他的心扑通通地跳着，一种由于对一切都感到可怕的不真实而产生的厌烦的感觉紧紧抓住他不放。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就要做那件事了。我马上就要站起来上床去睡觉，生活就会重新开始了。任何事、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我去死。虽然那声音不再是从他的胸腔里同他讲话，他却觉得有几个手指在戳着他，想把它们的痛苦用无言的信息传给他，拼力在留住他……

“怎么回事，蒂奇？你的脸色很难看。你也上床去睡觉吧！”

“我不想睡。”他固执地说。

“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露易丝问，“亲爱的，我什么都愿意做……”她的柔情像是死刑的宣判书。他对那些在绝望中拼命掻扒他的手指说，啊上帝，那总比背负着重担好得多……我不能给她痛苦，我也不能让你再痛苦下去。啊，上帝，如果你像我了解的那样爱我，你就帮助我离开你吧。亲爱的上帝，把我忘了吧！但是那些无力的指头仍然轻轻地按捺着他。他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看透，上帝居然也这样软弱。

“没什么，亲爱的，”他说，“我不能老让你陪着我了。”但是当她刚向楼梯那边转过身去的时候，他马上又开口说：“给我读一点儿什么吧。你今天收到了一本新书。给我读一点儿。”

“你不会喜欢的，蒂奇。那是一本诗集。”

“没关系。读一点儿也许能起催眠作用。”她读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听。人们说你不能同时爱两个女人，但是如果不是爱又是什么感情呢？这种对于他将再也看不到的事物的如饥似渴的眷恋是什么呢？那正变得灰白的头发，那出现在脸上的神经质的线条，那逐渐发胖的身体紧紧抓住他，就是当年她美丽的容颜也没有这样把他的心攫住。她没有穿防蚊靴，她的拖鞋早就该修补了。我们爱的并不是美丽，他想，我们爱的是失败——无法永远保持青春的容颜，神经越来越不健全，身体日渐衰老。美丽颇有些像成功——我们是不能长久地喜爱成功的。他感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要尽到保护别人的责任——但是这不正是我要做的吗？我将要保护她，永远不叫她受到我给她的伤害了。她朗读的几个句子突然钻进他的耳朵里：

我们都在跌落。这只手也在跌落——

大家都害了一种无法抵御的跌落症。

但是永远有一个人，他温柔的手掌

把所有人托住，谁也不能跌穿[82]。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真理，但是他还是不要听。安慰的话到处都能找到。他想：那两只手是不能把我托住的，我会从指缝里滑过去，我全身都涂满了虚假和不忠实的润滑油。信任对他来说是死的语言，他已经忘记它的语法了。

“亲爱的，你快要睡着了。”

“我打了个盹儿。”

“我要上去了。你少待一会儿就上床去吧。也许今天晚上你用不着服艾维盘了。”

他看着她离开自己。蜥蜴一动不动地趴在墙上。但是在她还没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叫住了她。“上床以前，你要同我道个晚安呀，露易丝。我上床的时候也许你已经睡着了。”

她在他的额头上随便吻了一下，他也漫不经心地摸了一下她的手。在这最后一夜，一定不能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来，要让她以后回忆起来想不到有什么懊悔的事来。“晚安，露易丝。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他故意用轻松的语气说。

“当然是这样，我也爱你。”

“是这样的。晚安，露易丝。”

“晚安，蒂奇。”为了不使她生疑，他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他一听到楼上关门的声响，马上取出那个装着十服艾维盘的硬纸纸烟盒来。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加上了两次服用的剂量——十天多服两剂肯定不会引起人们的猜疑。这以后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拿着一捧种子似的攥着那些药片，等着勇气上来。他想：我现在已经绝对的孤单了，冰点已经到了。

但是他还是错了，孤寂本身仍然有它的声音，它对他说，把那些药片扔掉，以后你再也不会积攒这么多了。你就会得救了。不要再演戏了。从楼梯走上去，上床去睡一个好觉。明天清早你的仆人会把你叫醒，以后你就开车去警察局，做你每天通常的工作。那声音拼命拖长“通常”这个词，就好像那个词含有“幸福”和“宁静”的意思一样。

“不，”斯考比大声回答，“不。”他把药片放在嘴里，一次服六粒，分两次把它们冲了下去。接着，他打开日记，在11月12日下面写道：去海·罗处，未遇，下午二时气温……句子突然中断了，好像就在这一时刻最后一次心绞痛把他抓住了。这以后他笔直地坐着，等着死亡降临的任何征兆。他似乎等了很久很久；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死亡会怎样来到他身上。他想祈祷，但是却记不起《圣母经》的词句了，他只感到自己的心咚咚地跳动着，就像时钟在报时一样。他又试着背诵一遍《悔罪经》，在他背到“我感到悔恨，祈求宽恕”的时候，门上边凝聚起一块阴云，逐渐飘浮下来，把整个屋子遮盖起来；他记不起自己为了什么需要痛悔了。他的两臂必须拼命支撑着，才能保持挺直的姿势，但是他也忘记为什么他要保持这样的姿势了。他觉得他听到远处某个地方有人痛楚的喊叫声。当阴云变得越来越浓的时候，他大声说：“暴风雨，暴风雨来了。”他想站起来去关窗户。“阿里，”他喊道，“阿里。”他觉得屋子外面有一个人正在找他、正在喊叫他，他做了最后的一次挣扎，想告诉那人自己在哪里。他站了起来，听到自己的心怦怦地敲击出答案。他有一个信息要传达出去，但是黑暗同狂风暴雨却把那信息窒闷到他的胸腔里。与此同时，在房子外面，在那个像重锤敲击似的在他的耳鼓里砰砰鸣响的世界的外面，一个人一直在来回游荡，想要走进来，一个人在哀求他帮助，一个人非常需要他。听到了那呼救的喊声，听到了受难者的哀叫，斯考比身不由己地想奋力有所行动。他从无限遥远的地方召唤回自己的知觉，预备做出回答。他大声说：“亲爱的上帝，我爱……”但是他已经力不从心了，当他的身体摔倒在地上的时候，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他也没有听见从他身上甩落的一个圣章发出的丁零零的声音。那圣章像一枚硬币似的旋转着一直滚到冰箱下面，并没有谁记得起上面的圣徒是什么人。

第三部

第一章

一

威尔逊说：“我一直克制着自己没有到你这里来，可是我总想，也许我能帮点儿什么忙的。”

露易丝说：“大家对我都非常好。”

“我没有想到他病得这么厉害。”

“你对他的侦查在这件事上似乎不怎么成功，是不是？”

“侦查是我的工作，”威尔逊说，“而且我爱你。”

“你这句话说得真流利，威尔逊。”

“你不相信我吗？”

“我对那些口口声声说爱呀、爱呀的人哪个都不相信。他们实际上说的是我自己、我自己。”

“这么说你不同我结婚了？”

“这似乎不太可能，你说是不是？但是过一段时间，我也许会的。我还不知道寂寞会叫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来，但是咱们不要再谈爱了。这是他最喜欢说的谎言。”

“对你们两个人都说的谎言。”

“她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威尔逊？”

“今天下午我在海滨看见她同巴格斯塔在一起。我还听说昨天晚上她在俱乐部喝醉了。”

“她的举止太不庄重了。”

“我永远也弄不明白他看上了她哪一点。我永远也不会对你不忠实的，露易丝。”

“你知道，他临死的那一天还到上面去看过她。”

“你怎么知道的？”

“那里面都写着呢。在他的日记里，他在日记里从不写假话。他从来不说与他本意相违的话——像爱谁的话。”

斯考比匆匆忙忙下葬后已经过了三天了，死亡证明书是特拉威斯医生签署的——心绞痛。在这种地带尸体解剖是困难的，再说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虽然，特拉威斯医生为了谨慎起见还是查对了一下斯考比服过的艾维盘。

“你知道吗？”威尔逊说，“当我的佣人告诉我他突然在半夜里死了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他是自杀的。”

“真是奇怪，”露易丝说，“现在他人不在了，我谈论他一点儿也感不到有什么拘束。我确实还是爱他的，威尔逊，我确实是爱他的，但是他现在好像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

看来他死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除了几身衣服和一本门德语语法。此外在警察局还有一抽屉七零八落的东西和一副生锈的手铐。这所房子还同从前一样：书架上摆满了书。威尔逊觉得这个地方一向就是她的家，而不是他的。是不是纯粹由于幻想，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带着些回音，仿佛是在空屋子里讲话似的？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她的事？”威尔逊问。

“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回来的。卡特太太写信告诉我了。她说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他当然不知道，他以为自己做得很聪明。他差一点儿也叫我相信——事情已经过去了。他照样去领圣体。”

“他这样做良心过得去吗？”

“有的天主教徒就是这样，我想。做过告解，再从头开始。但是我想他还是比这种人更诚实一些。一个人死了以后，许多事慢慢地就都被发现了。”

“他从尤塞夫那里拿过钱。”

“这我现在也可以相信了。”

威尔逊把手搭在露易丝的肩膀上说：“我对你说真心话，露易丝，我爱你。”

“这我确实相信。”他们并没有接吻。这样做还太早了一点儿，但是他们却并肩坐在这间空荡荡的房子里，手拉着手，听着秃鹫在铁皮屋顶上走来走去。

“那就是他的日记啰？”威尔逊说。

“他正在记日记的时候死的——噢，那里面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就是些气温什么的。他每天都记录当天的气温。他这个人一点儿也没有浪漫主义气质，天晓得她看上了他什么，值得干出这种事来。”

“我看看他的日记成不成？”

“如果你想看的话，”她说，“可怜的蒂奇，他没有留下什么秘密。”

“他的秘密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威尔逊翻了一页，读了读，又翻了一页。他说：“他睡眠不好日子很久了吗？”

“我一直以为不论发生什么事他都睡得像死木头一样。”

威尔逊说：“你注意到了没有，他这些讲到失眠的话都是另写的——后来加上的？”

“你怎么看出来的？”

“只要比较一下墨水的颜色就知道了。还有这些服艾维盘的记载——做得很精心、很仔细，但是首先就是墨水的颜色不同。”他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她恐惧地打断他的话说：“啊，不会的，他不可能做出那件事来。不管怎么说，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啊。”

二

“让我进来一下吧，我只要喝一小杯酒就走。”巴格斯特请求道。

“我们在海滩上喝了四杯了。”

“再喝一小点儿，再喝一杯。”

“好吧。”海伦说。在她看来，今后任何人提出任何要求，她好像都再也没有理由拒绝了。

巴格斯特说：“你知道，这是你第一次让我走进你的房间。你这个地方布置得真不错，谁能想到一间尼森式活动房屋能够这么舒服？”她想，我们两个面孔都这么红通通的，满嘴杜松子酒气，倒真是一对儿。巴格斯特用湿润的嘴在她的上唇上吻了一下，又开始四面打量起这间屋子来。“哈哈，”他说，“我又看见我心爱的酒瓶了。”在他们各自又喝过一杯杜松子酒以后，巴格斯特把他的制服上衣脱掉，小心翼翼地挂在一张椅子背上。他说：“让咱们松快一下吧，谈谈爱情吧。”

“需要吗？”海伦说，“现在就……”

“到了开灯的时候了，”巴格斯特说，“天已经暗了。咱们也该让乔治把操纵器接过去了……”

“谁是乔治？”

“就是自动驾驶仪[83]啊！你有不少东西要学习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下一次再教我吧。”

“现在是轰炸的最好时间了。”巴格斯特说着一步紧似一步地把海伦往床上推。为什么要拒绝他呢？她想，为什么要拒绝，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巴格斯特也好，任何一个别的人也好，对我来说还不都是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我爱的人了；至于这个世界之外，即使有我爱的人，也不能算。所以，如果这些人非常想“轰炸”（这是巴格斯特的术语）的话，为什么不肯满足他们的要求呢？她一声不出地仰面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在幽暗中感觉不到有任何东西的存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她想。她一点儿也没有怜悯自己的意思，她只是在述说一个事实，就像一个探险家在同伴都遇难后可能说的话一样。

“老天，你一点儿也不热情。”巴格斯特说，“你一点儿也不爱我吗，海伦？”他嘴里的杜松子酒味一阵阵向她扑来。

“不爱，”她说，“我什么人也不爱。”

他非常生气地说：“你就爱斯考比。”但是他马上又加了一句，“对不起，我说这样的话太不应该了。”

“我什么人也不爱。”她又重复道，“你不能爱一个死人，是不是？他们不存在了，是不是？爱死人就如同爱绝了种的渡渡鸟一样，不是吗？”她问他说。她似乎期待着谁能解答她的这些疑问，哪怕是巴格斯特呢，也可能给她一个回答。她仍然闭着眼睛，因为她觉得在黑暗里自己离死亡更近一些——把她唯一爱过的人夺去的死亡。床摇动了一下，巴格斯特沉重的躯干从上面爬下来，椅子发出一声吱溜的轻响。他取下自己的上衣来。他说：“我还不是一个那么没有心肝的人，海伦。你没有这种情绪。明天能见到你吗？”

“明天见吧。”再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任何人的任何要求了，虽然如此，她还是感到了无比的轻松，因为刚才她并没有被要求做什么。

“晚安，好姑娘，”巴格斯特说，“我再来看你。”

她睁开了眼睛，看到一个穿着灰蓝色军服的陌生人正在门边晃悠。对一个生人是可以无话不谈的——他们听完了就走到别处去，把什么都忘了，他们像是来自另一世界的旅客。她问：“你相信上帝吗？”

“啊，我想我相信。”巴格斯特一边揪着自己的小胡子一边说。

“我真希望我也相信。”她说，“我真希望我也相信。”

“啊，你知道，”巴格斯特说，“很多人都相信上帝。我该走了。晚安。”

她闭着眼睛，在一片黑暗里又剩下她一个人了。她刚才说的那个希望像胎儿似的在她的身体里蠕动着。她的嘴唇动了动，但是她能背诵的只是这样一句：“永远，永远，阿门……”其他的她都忘了。她伸出手去，摸了摸旁边的一个枕头，仿佛是，她仍然抱着万一的希望能够证实自己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仿佛是，如果这时候她不是孤单一个人，她就永远也不会孤独了。

三

“我可能永远注意不到，斯考比太太。”兰克神父说。

“叫威尔逊看出来了。”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我不喜欢眼睛这么尖的人。”

“这是他的职业。”

兰克神父很快地瞥了她一眼：“会计师的职业？”

她忧伤地说：“神父，你不能给我一些安慰吗？”兰克神父心里想：啊，一个家庭要是死了人竟有这么多话要说，这么多旧账要翻，这么多议论、问题和要求——在寂静的边缘上要有这么多声响！

“在你的生活中，斯考比太太，已经有人给了很多很多安慰了。如果威尔逊的猜想是真的，需要我们安慰的应该是你死去的丈夫。”

“我知道他的一些事，你是不是也都知道啊？”

“我当然不都知道，斯考比太太。你做他的妻子已经十五年了，不是吗？神父只知道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无关紧要？”

“啊，我是说只知道一个人的罪过，”他有些不耐烦地说，“来找我们的人谁也不是来袒露自己的美德的。”

“我想你是知道罗尔特太太的事的。这事差不多谁都知道。”

“可怜的女人。”

“我不懂为什么可怜。”

“我对每一个同我们的一个教徒在这方面发生牵扯的幸福、无知的人都感到可怜。”

“我的丈夫不是个好教徒。”

“这是挂在人们嘴边上的一句最愚蠢的话。”

“而且最后弄到这么一个——可怕的结局。他一定早就知道他正一步步地走向地狱。”

“是的，他知道。他从来不相信自己会得到宽恕——尽管他相信别人都会得到。”

“连为他祈祷也没有用……”

兰克神父啪的一声把日记合上，非常生气地说：“看在老天的份上，斯考比太太，关于上帝宽恕谁不宽恕谁的事，千万别认为你——或者我——能够了解万分之一。”

“教会说……”

“我知道教会会怎么说。教会什么规矩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这么一说，你认为还有一点儿希望？”她像是感到厌倦似的说。

“你对他的怨气这么大吗？”

“我已经没有怨气了。”

“你认为上帝会比一个女人心眼儿还窄？”他毫不留情地逼问说。

但是她却怯阵了，不想对有无希望的问题继续辩论了。

“噢，他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这么一团糟？为什么？”

兰克神父说：“说起来也许有点儿奇怪——像他这样一个犯有过失的人——我却觉得，根据我的了解，他实际上是爱上帝的。”

她刚刚还否认过自己怀有怨气，这时却禁不住又从心底里挤出一股来，就像从枯竭的泪腺里又挤出几滴眼泪似的。“别的人他肯定谁都不爱。”她说。

“你这句话也可能有些道理。”兰克神父回答说。

我译的第一部英国小说《命运的内核》

傅惟慈

“秃鹫扑扇着翅膀，飞过墨西哥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广场，沉重地落在瓦楞铁房顶上……布莱顿的灯火熄灭了，留下皇宫码头上栈桥的漆黑支架和桥下幽暗的流水……西贡的穿着黑裤子的满脸皱纹的老太婆蹲在便所外面台阶上面聊天……弗里敦[84]郊外的红土路在日落时变成粉红色，转眼就被夜色吞噬了[85]。”这是英国当代文学大师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创造的被文学评论家称之为“格林国土”（Greenland）的一块奇异的土地。上一世纪60年代初我偶然闯进这一奇妙的国度里，就一直在其中倘佯游荡，很难再走出来。

1981年有幸去伦敦会见了这位我景仰已久、时年七十八岁的作家格林。在同我谈话时他问我：“中国人喜欢不喜欢看描写‘异国情调’的作品？”当时我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我只能告诉他我个人是喜欢蛮荒探险一类书籍的。是的，我迷恋于格林书中展示的异国风光——非洲原始雨林，拉美某个国家的小镇，土著人奇异的衣着、头饰和地处森林深处的一座麻风病院……但是更加打动我的是这位作家用沉重笔墨展现给读者的精神世界——痛苦煎熬着的灵魂，善与恶、灵与肉的较量。在他眼中，邪恶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过于强大。“恶在人间畅通无阻，而善却不能再在世间漫步。”这是格林自己承认的他的作品的基调。但是对一位一生写了近三十部小说、五本短集篇、七个剧本以及大量论文随笔的多产作家——主题不同，背景各异，且各个时期风格也变化不定——我们是无法用概括的言辞给他的作品定调的。可以指出的是，格雷厄姆·格林在创作态度上始终站在弱小者一边，始终同情受压迫、受凌辱的社会下层人民。他主持正义，不能容忍专制、暴政和社会的不公正；虽然皈依了天主教，却不受教义约束，而且时常向教会挑战。1948年，在同另外两位英国作家的通讯中，格林承认，为了忠于自己的想象，常常陷入某种程度“不忠于”教会的境地。正是因为他要根据自己的良知，“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他才得罪了罗马教廷，受到谴责。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里，他还因为“左倾”思想被拒签入境。在一本涉及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中，他站在国际纵队一边；在以哈瓦那为背景的书中，他反对巴蒂斯塔独裁专政，明显地对革命派表示同情。他写的几部“政治小说”也无一不流露出“左倾”思想。格林虽然从来没有宣传社会主义，但并不把宗教信仰看作济世良方。至于究竟是什么才能使世人免于邪恶之灾，什么才能拯救现代社会，消除压迫和不公正，这位智者并未给予读者明确的回答，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写出来，叫读者自己思索，寻找出路。他所做的只是运用艺术手法叫人们看到人类社会众多无法容忍的丑恶现象，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叫人了解自己正在迷宫中徘徊，惶惑无主。我想，正是他的作品的这种启迪作用才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吧！

但我只是一个疙疙瘩瘩的翻译匠，没有能力评论一个作家，特别是像格林这样一位世界观复杂的作家。我把自己喜爱的、受到感动的作品译出来，只是希望叫更多的人同我一样能在文坛的荒原上（特别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国那一严峻时代）看到路边一丛丛绿草，驻足休息，环顾一下四周，再继续赶路。在这篇文稿里，我要做的也只是简单说一说我如何发现“格林国土”，格林的一本书如何引起我的共鸣，叫我阅读以后，决心等待时机把它译成中文，与读者共享。叙述这件事还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1950年），因为不能全心全意投入本职工作（教学），更因为条件的方便（高等院校），时间略比一般人富余一些，就以一个小兵身份挤进了文学翻译的队伍。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文学除了莎士比亚、狄更斯等少数经典作家外（这些大作家的作品早已为专家们介绍了），现当代文学是一个禁区。偶然有几本书要介绍，我也无缘插足。将近十年，我翻译的一直是德国文学和译成德文的东欧一些国家的作品。但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意外地找到了精神避难所，叫我度过一段难忍难挨的日子。我所在的学校从英国聘请来一位年轻外教，为教师进修英语。这位名叫威尔金逊的英国人带来了上百本“企鹅丛书”，绝大部分都是英国现当代文学。这些书存在资料室由我登记上架，供教师借阅。当然了，我还要负责看看书中有什么“不妥”的内容。就这样，我一头钻进英国现当代文学里。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斯特、多丽丝·莱辛、约翰·韦恩、萨默塞特·毛姆……许许多多过去我只闻其名或者连名字也没听说过的文学家各自把他们的杰作呈现在我面前。什么意识流啊，荒诞派啊，黑色幽默啊……像一道道珍馐奇馔供我品尝。在这些书中我找到一小片宁静的天地，正像在风暴里有一个平静的中心一样（这是格雷厄姆·格林使用的一个比喻）。是的，我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日子里邂逅了这位英国大作家，踏上他笔下光怪陆离的土地的。威尔金逊带来的一批书里面格林作品大概有五六本，除了我日后翻译的《命运的内核》外，还有两本作者自称的“消闲作品”（Entertainment），其中一本《一支出卖的枪》后来也由我译出，收在我主编的《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集》里。从表面上看，《命运的内核》只是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爱情故事。二战期间，英帝国在非洲西海岸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警察署副专员斯考比是个正直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满足妻子的虚荣心，斯考比违心向一个叙利亚商人借贷了一笔款项，送妻子去南非度假。从此斯考比就落入这个奸商掌心，受尽威胁利诱，一步步走向坠落。斯考比对妻子的爱出于对她的怜悯。“怜悯像是他心头上一块溃疡，他永远也不能把它去掉。”同样是出于怜悯，在妻子去了南非以后，他对一个在海上沉船后漂流了四十天、从九死一生中逃出来的年轻女子产生了爱情，使自己更深地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卑鄙、恶毒、势利”的环境气氛，对两个他同样怜悯着的妇女的不能推卸的责任，知道自己的仆人被人杀害却未加阻拦，沉重的犯罪感……最终把他逼上绝路，只能以自杀了结生命。按照天主教教义，自杀意味着甘愿进入地狱。读者尽可以不同意一个天主教作家为小说结局覆盖的这样一层宗教色彩，但不能不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感到悲悯，对现实的严酷无情感到悲愤。我的处境与生活自然同西非一名警察专员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我却做着同样的噩梦。生活中到处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谨慎，迟早仍旧要跌进去。一个迷失前途的人阅读一个身处绝境的人的心路历程，他的感触多么深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他不同意那种解脱方式，他却能体会到那人的痛苦和走投无路的感觉。

把《命运的内核》一字一句译了出来，献给读者，除了对我自己是个小小的纪念外，也还是怀着一个微小的希望。如果有人受到生活煎熬，他应该知道世上正在经受折磨的人绝不止他一个。格雷厄姆·格林看到的阴暗面是否太多了？也许是的（至少在他的一部分作品里如此）。然而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危机还少吗？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军事冲突、文化冲突、环境污染……且不谈道德和精神在这样一种危机四伏的形势下横遭亵渎和阉割，人类如果有一些更多的危机感、不安全感，大概总比沾沾自喜地活在“愚人的天堂”（fool's paradise）里更明智些吧！

1968年，我再次把《命运的内核》打开，这已是我第X遍翻读这本小说了。故事早已烂熟，我现在专心研读作者的语言，同我过去翻译的充满框架结构的沉重德语不同，格林的语言简练、精确、朴实无华却又很有分量，不少词句读起来像是一记记重锤敲打到心上，在平凡的叙述中流露出诙谐和机智。我惊异大师的文笔，也惊异他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斯考比把妻子送上开往南非的轮船以后他的思想活动。“……现在，突然间，他真正感到了痛苦，宛如到了死亡关头。他好像是一个囚犯，在受审的时候总不相信自己犯了罪，一切都不过是个梦境，判刑也好，用卡车载赴刑场也好，都不是真实的。而突然间，他站到这里了，背后是一道没有门窗的大墙，一切都成为真实的了……”这不正是我自己的感受吗？我想到另一处作者写的两句话：斯考比“望着她走出自己的昏暗的办公室，好像望着白白浪费掉的十五年生命”。我们有谁不曾有过这种思想：望着一件事物，突然想到自己白白浪费掉的常常不止十五年的生命？

再次阅读格林，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的语言文字上。已经当了十余年翻译匠，出于老习惯，常常不自觉地把作者的极具特色的表述方式尝试用汉语重现，思索、默念，甚至把只言片语写在一个练习本上。从干校回来，偶然读到的英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先生的一篇论文——《论现代英语的简练》，其中多处引证了格林的比喻阐述现代英国文学的修辞手段。我发现这些摘引全部出自《命运的内核》一书，正是我在那段时期默默记读的。

《命运的内核》我于1979年译出。外国文学出版社老翻译家孙绳武先生支持我翻译这本书，他认为这是格林写的一系列讨论宗教问题小说中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世界观，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我的译文脱稿后，首先请他过目。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翻译一本有分量的英文书，且由于作者的独特风格，有不少地方我担心处理不当。孙绳武先生仔细审阅了部分译稿，勾画出值得商榷的语句，他的意见虽然是针对个别词语提出的，但涉及直译与意译，忠实于原文与译文通达等翻译原则问题，使我受益良多。《命运的内核》于1980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印行。1988年译林出版社取得版权，再版发行。

1986年我去英国执教，次年第二次会见了格林。当时我有一个“宏伟”计划，想在国内出一部二十卷“格林文集”，格林慨然应诺为文集作序，并提出他心目中的入选篇目。可惜这次我在国外滞留太久（1987—1988年又赴德国任教），1988年年底回来，第二年春夏之交适逢国内一段不平静的日子。出版文集的事自然也被搁浅了。格雷厄姆·格林是在1991年4月去世的，我未能实践对他的诺言，至今感到歉疚。从1999年春天起，我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断断续续译完了格林另一本宗教小说《权力与荣耀》。这一年我已虚度七十八岁，屈指算来，正是1981年我初次会见格林这位大师时他的年纪[86]，为了回报他的情义，为了回报这位国际知名作家对一个中国译者的热忱和允诺，就让我把《权力与荣耀》的中文译本献给他在天之灵吧！

[1]英文俚语，jig jig意指做爱。——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弗朗西斯·特纳·帕尔格雷夫（Francis Turner Palgrave，1824—1897），英国诗人、诗集编著者、评论家。《黄金诗库》（The Golden Treasury）是由其编选的英语抒情诗精选集，首次出版于1861年。

[3]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美国诗人；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作家；詹姆斯·克拉伦斯·曼甘（James Clarence Mangan，1803—1849），爱尔兰诗人。下文所选诗出自其《无名者》（The Nameless One）。

[4]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1875—1932），英国通俗小说家。

[5]“甘加丁（Gunga Din）”原系英国作家吉卜林（Kipling，1865—1936）一首叙事诗的题目，描写一个在驻印度英军中服务的名叫甘加丁的印度挑水夫的故事。现在在说英语的国家中，常用这个名字称呼任何一个不知姓名的东方人。

[6]出自英国诗人、历史学家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1870—1953）的诗歌《南方家园》（The South Country）。原诗为：失去了我就永远无法找到。——编者注

[7]据《圣经》记载，诺亚的子孙想建造一座通天塔。上帝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未能完成建塔计划。这里指人种复杂，巴别即混乱的意思。

[8]塞拉利昂两大民族之一，占总人口比例超过30%，几内亚和利比里亚也有分布。——编者注

[9]阿里斯蒂德（Aristides，公元前530—前468），雅典政治家和将军，以公正闻名。

[10]英国旧货币单位，1克朗等于5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半克朗即2先令6便士。

[11]克里奥尔人有许多含义，一般指欧洲白种人在殖民地出生的后裔。这里指欧洲移民与本地黑人结合的后裔。

[12]克努特大帝（Canute the Great，995—1035），公元11世纪上半叶英格兰、丹麦以及挪威国王。“克努特与潮水”的故事最早出自12世纪英国历史学家亨利之手，以彰显克努特的谦卑。一名廷臣奉承说克努特是海洋的统治者，连海洋也会听他的命令。于是，克努特下令将王座搬到海边，命潮水不准打湿他的脚和长袍，以此斥责廷臣是在胡说。但在后世的流传中却变成了，克努特相信他有令潮水倒流的能力，命潮水为自己让路，结果险被潮水淹没。“克努特与潮水”成了狂妄自大的代名词。

[13]阿的平，一种治疟疾的药品。

[14]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

[15]为英国作家、编剧威尼弗雷德·艾什顿（Winifred Ashton，1888—1965）所用的笔名。

[16]位于英国伦敦东南部的布罗姆利区。

[17]善心肠太太原系英国剧作家乔治·法夸尔（George Farquhar，1678—1707）《扮成风流潇洒者的计谋》（The Beaux' Stratagem）一剧中的人物，后来泛指小村镇中喜欢施恩于人的妇人。

[18]据《圣经》记载，有个人被强盗打劫，别的人走过去都不救助，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帮助了他。

[19]莱比锡，德国东部城市。弗里德里希大街，又译为腓特烈大街，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Frederich I，1657—1713）命名，德国很多城市都有以此命名的街道。——编者注

[20]即圣雅纳略（San Gennaro）之血，圣雅纳略原是意大利贝内文托主教，公元305年死于宗教迫害，被封为圣人。其血液密封保存在玻璃瓶中，为黑色不透明的固态物质，每年在三个纪念日时，教徒会聚集在那不勒斯主教座堂见证圣血液化的奇迹。——编者注

[21]原文系Money Spider（钱蛛），为英国民间对皿蛛科蜘蛛的称呼，传说这种蜘蛛落在人身上，会为他带来钱财。——编者注

[22]洛比托，安哥拉港口城市。

[23]原文系葡萄牙文。

[24]开普敦，南非西南部港口城市；德班，南非东部港口城市。

[25]英国伦敦西部自治市，1965年被纳入大伦敦区，成为伦敦一个行政区。

[26]The Lives of a Bengal Lancer，193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又有译名为《傲世军魂》。——编者注

[27]出自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诗歌《致珍妮，并赠予吉他》（With a Guitar, to Jane）。

[28]法国药剂师埃米尔·库埃（Emile Coue，1857—1926）主张利用病人心理治病，称为库式疗法，这里转用到占卜上。

[29]原文系法文。

[30]英文为Down the Drain，缩写即D.D.。

[31]Picture Post，英国新闻摄影周刊，发行于1938年至1957年。——编者注

[32]指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1844—1900），英国第九任昆士伯利侯爵，他制定了标准拳击规则。

[33]温蒂妮（Undine），欧洲传说中的水之精灵。温蒂妮本身没有灵魂，但能通过与男性结合及孕育子女的手段获得灵魂。——编者注

[34]位于英国伦敦旺兹沃思区。

[35]斯考比由于发烧，神志恍惚，200三位数字的各种组合时而涌现头脑之中，故说话有时语无伦次。

[36]指圣女德兰（Saint Teresia of Lisieux,1873—1897），被尊称为“耶稣的小花”。——编者注

[37]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1850—1906），英国法理学家和历史学家。

[38]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1822—1888），英国法理学家。

[39]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1838—1922），英国法理学家和历史学家。

[40]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小说家和诗人。

[41]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英国小说家。

[42]西德尼·霍勒（Sydney Horler，1888—1954），英国通俗小说家。

[43]原文系法文。

[44]英国的一句谚语：“同魔鬼一起吃饭就需要有一只长柄勺。”意思是同坏人打交道需要特别谨慎。

[45]基督教和犹太教四大先知之一，意思为“上帝是我的法官”，相传《但以理书》为其所著。

[46]尼日利亚最大的港口城市，位于几内亚湾。在英国殖民期间，是尼日利亚的首府。

[47]16至17世纪的法国新教徒。

[48]位于英国伦敦兰贝斯区。

[49]“C”是斯考比的女儿凯瑟琳（Catherine）名字的缩写。

[50]英国作家亨利·莱特·哈葛德爵士（Sir 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的系列冒险小说。

[51]原文系法文。

[52]原文系法文。

[53]“平原城市”指《圣经》中摩押平原（位于死海东南面）五城：押玛、洗扁、琐珥、所多玛和蛾摩拉。上帝因所多玛和蛾摩拉两个城市的人民罪恶甚重，准备把它们毁灭。但亚伯拉罕劝说上帝，如果城里有十个人不犯罪，也不该毁灭全城。上帝同意他的劝说。见《创世记》。

[54]约翰·奥可森亥姆是英国诗人、小说家威廉·阿瑟·邓克利（William Arthur Dunkerley，1852—1941）的笔名。

[55]英国小说家罗伯特·路易丝·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写的一本儿童读物。

[56]亚伯拉罕平原在加拿大魁北克城西南。1759年9月英军在此地出奇制胜击败法军，从而控制了加拿大。

[57]P.N.尼森（P.N.Nissen，1871—1930）曾在加拿大军队中任工程师，设计了一种用预制铁板制作的活动营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国军队广泛采用。这种式样的房屋称为尼森式营房。

[58]无挡板篮球是流行于英格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女子学校的球类运动项目。

[59]维吉尔（Vergil，公元前70—前19年），罗马诗人。

[60]海伦用了一个德文词。

[61]原文系拉丁文。

[62]出自英国作家艾玛·奥希兹（Emma Orczy，1865—1947）所著的系列小说《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每次行动之后他就会留下一朵红色的繁缕花。后用来代表神出鬼没、行踪诡秘的人物。

[63]英国东南部东萨塞克郡海滨城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64]新爱的原文是diving，与亲爱的（darling）拼写相近。

[65]英国许多住宿学校的学生，不分年级，分别属于不同的house。各house的学生相互进行各种文化和体育比赛。我国无相对的组织，暂译作“楼”。但有时候，同一个“楼”里的学生不一定住在同一个建筑物里。

[66]《耐心》（Patience），由英国作曲家阿瑟·萨利文和剧作家威廉·S.吉尔伯特合著的轻歌剧，1881年首演于伦敦。描写的是一个自恋诗人本桑尓思和一群沉迷于他的女士之间的故事。

[67]特里斯丹是中世纪传说中武士，为其舅父马克国王向爱尔兰公主伊瑟求婚。在护送公主赴婚途中，两人误喝下毒水而相爱。

[68]英国南部城市，北安普顿郡首府。

[69]原文系拉丁文，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为天主教圣体圣事时的祷文。全句为：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编者注

[70]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71]耶稣曾对彼徳说，要宽怒人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72]亨利·赖徳·哈格德（H.Rider Haggard，1856—1925）所著的冒险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里的主人公。

[73]出自圣三颂（Sanctus），基督教弥撒曲之一。原文系拉丁文。

[74]原文系拉丁文：Pax,Pacis,Pacem.

[75]原文系拉丁文。

[76]原文系拉丁文。

[77]出自《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编者注

[78]原文系拉丁文。

[79]科利奥兰纳斯，公元前5世纪罗马将军，其性格暴躁，不肯低头。莎士比亚写有同名悲剧。

[80]公元前63年，恺撒休了他第二任妻子庞培娅，因为庞培娅被人指控偷晴，他认为自己的妻子绝不应受人怀疑。海伦误记为恺撒本人不允许受人怀疑。

[81]原文系拉丁文。

[82]出自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icke，1875—1926）诗《秋》（Autumn）。——编者注

[83]第一台自动驾驶仪由美国飞行员乔治·德比森（George DeBeeson）发明，故飞行员常将之代称为“乔治”。——编者注

[84]非洲西海岸塞拉利昂的首都。

[85]引自英国作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的《格雷厄姆·格林评传》。

[86]本文作者撰写《会见了七十八岁的格雷厄姆·格林》一文，发表于《世界文学》1982年第三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静的美国人 / (英) 格林 (Greene,G.) 著 ; 坦贝

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3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Quiet American

ISBN 978-7-5399-7974-8

Ⅰ. ①安… Ⅱ. ①格… ②坦…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1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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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IET AMERICAN by Graham Greene

Copyright © Verdant S.A., 1955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8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4-453号

书 名 安静的美国人

著 者 （英）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坦 贝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姚红成 周奥扬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64千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74-8

定 价 5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安静的美国人》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四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亲爱的勒内与凤：

我已请求允许将这本书献给你们，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在西贡过去五年里那些快乐的夜晚，也因我颇感羞愧，在小说里擅自借用了你们公寓的地址作为我小说中一个人物的住所，还有你的名字，凤，是为了读者方便，因为这个名字简单、美好，而且容易发音，你们国家的女性名字并不都是如此。你们会发觉，除此之外，我没有再借用其他东西，小说里的其他角色均与越南无关。派尔、格兰杰、福勒、维戈特、乔——这些人在西贡或者河内都没有原型。泰将军已经死了：背部中弹，他们是这样说的。甚至小说里的历史事件，也至少有一件被我作了调整。举个例子，大陆酒店附近的大爆炸发生在自行车炸弹事件之前，并非之后。我对于这些细节不太在意。这是一篇小说，而不是对历史的记录，我希望这篇关于几个虚构角色的故事，可以陪你们度过西贡炎热的夜晚。

你们亲密的朋友

格雷厄姆·格林

我不喜欢被感动：因为意志受到激发；而行动

是最危险的事情；我为一些人为之事，

一些心怀不轨和不当程序的事而战栗；

我们轻易地去做这些事，出于我们可怕的责任感。

——A.H.克拉夫[1]

这是新发明横行的专利年代

有的为戕害肉体而生，有的为拯救灵魂而生，

而这一切都以最好的意图为人所知。

——拜伦[2]

第一部

第一章

晚饭过后，我坐在卡提拿街[3]的房间里等派尔。他说过“我最晚十点会来找你”，一直等到午夜时分，我再也坐不住了，便下楼走到街上。楼梯口坐着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太婆：现在是二月时节，我猜她们是觉得在床上待着实在太热了。一个三轮车夫缓慢骑向河畔，我可以看到人们先前卸下新运来的美国飞机的地方灯火通明。在这条长长的街道上，找不到任何派尔的踪迹。

当然，我对自己说，他可能被某些原因耽搁在美国使馆，但若真是如此，他一定会给餐馆打电话的——对于这些细节，他一向十分在意。当我转身回屋时，看见隔壁门口有个女孩儿也在等人。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见那条白色的丝质长裤和印花长旗袍，只通过这两样，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她以前经常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等我回家。

“凤。”我说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凤凰，但如今一切并不如神话所言，没有什么能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在她告诉我之前，我便知道她也在等派尔。“他不在这里。”

“我知道，我看见你自己一人在窗口。[4]”

“你不妨上楼等，”我说，“他很快就来了。”

“我可以在这里等。”

“最好别。警察会把你抓走的。”

她跟我上了楼。我想开几个有讽刺意味、惹人生厌的玩笑，但考虑到无论是她的英语还是法语，都还没有好到能够理解这些嘲讽。并且，说来也怪，我本来也没有要伤她心的意思，甚至也不想伤害自己。我们走到楼梯口时，那些老太婆都把头转向一旁，待我们走过去之后，她们的音调再次升高，仿佛是在合唱一般。

“她们在说什么？”

“她们认为我又回来了。”

在这间屋子里，几周之前，我为庆祝中国的新年而特意摆了一盆树，如今上面的黄色花瓣已经掉落大半。有一些落在打字机的键位之间。我把它们逐个捡起来。“这样太麻烦了。”凤说道。

“这不像他。他一直是个守时的人。”

我摘下领带，脱了鞋，躺在床上。凤打开煤气炉，开始煮水泡茶。这幅情景跟半年前没什么区别。“他说过，你不久后就要离开了。”她说。

“也许吧。”

“他很喜欢你。”

“我并不稀罕。”我说。

我看见她正试图换个发型，任凭一头黑发垂到肩膀上。我想起她从前总是很精心地打理头发，并认为那是古代官员子女应有的风范，派尔一度对此颇有微词。我闭上眼睛，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她是水蒸气的咝咝声，是杯碟相撞的叮当声，她能满足我夜间某一时刻的需求，是我整晚安心休息的保障。

“他很快就会来的。”她说道，仿佛因为派尔的缺席，我需要人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时都谈些什么。派尔为人很真诚，他在远东待的月份数跟我在那里待过的年份数差不多，所以他的那套关于这里的长篇大论，我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民主则是他的另一个谈话主题——对于美国在全世界所做的那些事情，他的观点武断并且惹人恼火。另一方面，凤又极为无知，如果我们的谈话中出现了希特勒这个名字，她都要打断一下问问那是谁。要跟她解释的话，那就更难了，因为她从来都没见过任何一个德国人或者波兰人，对欧洲地理也只有一点儿模糊的认识，尽管她对玛格丽特公主[5]的事迹知道得比我还要多。我听见她把托盘放在床尾。

“他还爱你吗，凤？”

带一个安南女人上床就像带一只鸟儿一样：她们在你枕边叽叽喳喳地唱着歌。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些安南女人里，没有人唱得像凤那样动听。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胳膊——她的骨头也如鸟儿那般脆弱。

“他还爱吗，凤？”

她笑了，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爱？”——也许这个词她听不懂。

“要我给你装上鸦片吗？”她问道。

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点燃了烟灯，托盘也准备好了。在灯光的映照下，她的皮肤呈现出深深的琥珀色，她皱紧眉头，小心地靠近火焰去加热一小块鸦片，她不停地捻弄着手中的烟针。

“派尔还是不抽吗？”我问她。

“不。”

“你应该让他抽的，不然他不会回来的。”这是流传在她们中间的一种迷信说法：抽鸦片的情人总会回来的，哪怕跑到了法国去。男人的性能力也许会被鸦片损害，但她们根本不在乎，她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忠诚的情人时刻陪伴在身边。现在，她正在烟斗的边缘上揉捏着滚烫黏稠的烟泡，我已经闻到鸦片的味道了。没有任何味道跟它一样。我床边的闹钟显示十二点二十分，我的情绪不那么紧张了。派尔正在逐渐消逝。烟灯照射着她的脸，凤俯下身去整理那杆长长的烟枪，像照顾她的孩子那样。我很喜欢我的这杆烟枪：笔直的竹子，两英尺长，两头都是象牙。往下三分之二的位置是烟斗，像一朵翻转的旋花，凸起的边缘因频繁揉捏鸦片变得油黑乌亮。这会儿，凤的手腕轻轻一抖，便把烟针插进烟斗的小洞里，顺势将鸦片引入，又把烟斗放置在火焰之上，拿稳烟枪，等着我去吸。我凑过去吸上几口，烟泡温和而平顺地冒着小气泡。

老烟枪可以一口气吸光整袋烟，我需要好几次才行。抽完之后我便躺了回去，脖子贴在皮枕上，凤在为我准备第二袋烟。

我说：“你知道，说真的，事情如白昼一般，清清楚楚。派尔知道，我会在睡觉之前抽上几口，他并不想打扰到我。他大概会在明天早上来吧。”

烟针插进去后，我抽了第二袋烟。然后我放下烟枪，说道：“没什么可担心的。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我喝了口茶，并把手伸入她的臂窝里。“当你离开我之后，”我说，“幸运的是，我还有鸦片可以依赖一下。奥尔梅街那边有家不错的鸦片馆。我们欧洲人对什么东西都不会大惊小怪。你不该跟一个不抽鸦片的男人一起生活，凤。”

“但是他会娶我的，”她说道，“很快。”

“当然，那是另一回事儿了。”

“我再给你准备一袋烟？”

“好。”

如果派尔一直不出现的话，我猜想她是否会同意陪我睡，但我知道，抽过四袋烟后，我就再也不想要她了。当然，她躺在床上，大腿紧贴着我，这种感觉也令我十分愉快——她总是仰面而卧。我想的是，当我早上醒来时，能以一袋烟而不是我自己的孤独而开始一整天的生活。“派尔不会来了，”我说道，“留在这里，凤。”她将烟枪伸给我，并摇了摇头。待我把这袋烟抽完之后，她在或者不在，我也就根本不在乎了。

“为什么派尔不来这里？”她问道。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去见泰将军了？”

“我不知道。”

“他告诉我，如果他不跟你一起吃饭的话，就不会到这里来。”

“别担心。他会来的。再给我来一袋烟吧。”当她躬身趋近火焰时，我的脑子闪现出波德莱尔的诗句：“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然后是什么来着？

悠闲地相爱，

相爱或者老死

在你同样的国土里。

外面江边停泊着一些船只。“船只，就爱四处漂泊。[6]”我想，如果我去闻她的肌肤，一定会有淡淡的鸦片芳香，她的肤色恰如烟灯上的那朵火焰。在北方的运河旁，我曾见过她衣服上绘着的那种花朵，她像一株草般原始而自然，我从没想过扔下她回老家去。

“真希望我是派尔。”我大声说道，但现在的心痛是有限的，我还承受得住——主要是鸦片的功劳。有人在敲门。

“派尔。”她说道。

“不。不是他敲的。”

外面的人继续焦躁地敲着门。她迅速起身，碰到了那棵黄色的树，铺天盖地的花瓣再次落在我的打字机上。门开了。“福勒先生。”一个人说道。

“我就是。”我说道。我并不打算为了一个警察而起身——我不必抬头就能看见他的卡其布短裤。

他用令人费解的越南式法语向我解释，我需要现在——立刻——马上去一次公安部门。

“是法国的公安部门还是越南的？”

“法国的。”在他嘴里，“法兰西”这个词变成了“弗朗秋”。

“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受令来请我过去。

“你也得去。”他对凤说。

“当你跟女士说话时，你得客气些。”我告诉他，“你怎么知道她在这里？”

他又重复一遍，说这是他得到的命令。

“我会在早上过去的。”

“立刻就去。”他说，这是个身材矮小、穿戴整洁、颇为固执的家伙。与其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从床上起身，系上领带，穿好鞋子。这里的一切都是警察说了算：他们可以撤回我的通行证，可以禁止我参加记者招待会，他们甚至可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拒绝给我出境许可证。这些都是以公开且合法的方式，但在一个处于战争时期的国家里，合法有时也并不是必须的。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厨子莫名其妙地忽然消失——他一路追查到越南的公安部门，但官员很确定地告诉他，在审问之后就已经将这个人释放了。他的家庭成员则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许他加入了共产党；也许他应征加入了一支私人军队，这样的军队西贡附近有很多——和好教的军队[7]，高台教的军队，或者泰将军的队伍；也许他被关进法国人的监狱里；也许他在华人区的堤岸一带快乐地靠着姑娘们赚钱；也许在他被审问时，他的心脏忽然停摆了。我说：“我是不会走过去的。你得给我雇一辆三轮车。”一个人必须维持自己的尊严。

这是我在法国公安部门拒绝了那个官员递给我的香烟的原因。三袋鸦片过后，我觉得我的脑子很清醒，并且足够警觉：很容易作出类似的决定，且不会忽视问题的关键——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在之前几次聚会上，我见过维戈特——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妻子，而他那个华丽而俗艳的金发妻子也不理睬他。现在是半夜两点，他疲惫又郁闷地坐在香烟的烟雾里，又闷又热，头上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一卷帕斯卡[8]的书摊放在他的桌子上，用以消磨时间。当我拒绝离开让他单独审问凤时，他立刻作出让步，叹了口气，这一举动表现出他对西贡、闷热的天气，乃至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感到十分疲倦。

他用英语说道：“很抱歉，我不得不请你来。”

“不是请，而是命令。”

“噢，这些本地警察——他们不会做事。”他的双眼盯住《思想录》的一页，好像他仍专注于那些悲伤的言论。“我想问你一些关于派尔的问题。”

“你最好去问他自己。”

他转身面对着凤，并以法语严厉地询问道：“你和派尔先生一起住多久了？”

“一个月——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他给你多少钱？”

“你没有权利问她这些，”我说，“她又不卖身。”

“她过去是和你同居，对吗？”他突然问道，“有那么两年。”

“我是一个记者，按理说应当报道你们的战争——在你们允许的范围内。别让我给你们贡献丑闻。”

“关于派尔，你知道多少呢？请回答我的问题，福勒先生。我不想过问。但这次事件很严重。请相信我，这次非常严重。”

“我不是一个告密者。所有我能告诉你的关于派尔的事情，你都知道。三十二岁，受雇于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国籍是美国。”

“你听起来像他的一个朋友。”维戈特说，他的视线从我身上又落到凤那里。一名本地警察走了进来，送来三杯黑咖啡。

“或者你们愿意喝茶？”维戈特问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说道，“为什么不是呢？总有一天我会回家的，不是吗？我又不能带着她回去。她会跟派尔在一起。这样的安排很合理。而且他会娶她的，他说过。他很可能这么做，你知道。按他的为人来说，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严肃又认真。不像欧洲那帮嘈杂的浑蛋。他是一个安静的美国人。”我精确地对他进行总结，就好像我可能会说他是“一只蓝色的蜥蜴”或者“一头白色的大象”。

维戈特说：“是的。”他似乎正从办公桌上寻找词句，以便像我一样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一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他坐在又小又热的办公室里，等着我们两个中的谁先开口说话。一只蚊子嗡嗡飞来，我盯着凤看。鸦片让你变得很机敏——也许是因为它有着安稳神经、镇定情绪的作用。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氛围变得像现在这样严肃，即便是死亡。凤，我想，还没留意到他凄凉且确切的音调，她的英语很差。当她坐到坚硬的办公椅上还在耐心地等待着派尔时，我就已经放弃了等待，并且看得出来，维戈特将这两种情绪尽收眼底。

“你第一次是怎么见到他的？“维戈特问我。

我要怎么向他解释，是派尔跑来见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见他穿过广场，向着大陆酒吧而来：一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掷到我们面前。他双腿瘦长，平头，学生式的眼神，使他看起来像做不出任何会伤害他人的事情。街上的桌子上大多数都满了。“您介意吗？”他认真而颇为礼貌地问道，“我叫派尔，刚到这里来。”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点了一杯啤酒。然后迅速地望向正午晃眼的强光。

“刚才是一颗手榴弹吗？”他兴奋而又满怀期望地问道。

“更像是汽车排放尾气的声音。”我说，那一瞬间我对他的失落怀有一丝歉意。一个人很快就会忘却自己的青春时期：曾经，我被人们想不出其他名字而不得不称为新闻的东西所吸引。手榴弹对我来说早已经不新鲜了，它们只能出现在本地报纸的末版上——昨晚西贡爆炸这么多，堤岸爆炸这么多：这些永远不会出现在欧洲的报纸上。这时，大街上走来几个可爱的身材扁平的女孩儿——白绸裤子，又长又紧的旗袍，屁股上绣着粉色和淡紫色的图案，边衩开到大腿上。我盯着她们，带着对往昔的怀念之情，因为我知道当我永远离开这里后会有这样的感受。“她们很可爱，不是吗？”我边喝着啤酒边说，当她们进入卡提拿街时，派尔草草地扫过她们一眼。

“噢，当然。”他冷漠地说道。他是那种比较严肃的人。“公使很担心这些手榴弹。那将会很难处理，他说，如果出了件事的话——我是说，如果涉及我们中的一个。”

“你们中的一个？是的，我想那会非常严重。国会可不想让那种情况发生。”为什么一个人要去嘲弄另一个无辜的人？也许在十天之前，他还从波士顿公园走回家去，胳膊下夹满了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书籍。他甚至没听到我在说些什么：他一心专注于民主的困境和西方的职责问题；他痛下决心——很快我就会知道了——去做些好事，不是为了任何个体，而是为了一个国家，一片大陆，一个世界。是的，他现在已经准备好去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

“现在他在停尸室里吗？”我问维戈特。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这是个愚蠢的警察才会问出来的问题，这个人不配读帕斯卡，也不配去深爱他的妻子。没有直觉你就无法去爱。

“这不算犯罪吧。”我说。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派尔难道不是一向自行其道的吗？我在揣摩自身的情绪，甚至受一个警察怀疑时的怨恨，但是我什么都没感受到。除了派尔之外，没人应该为此负责。我们都死了会不会更好些？吸进来的鸦片使我这样思考着。但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凤，因为这对她来说是很难承受的。她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难道她从前不是爱着我的吗，难道她不是因为派尔才离开我的吗？她曾经被派尔的年轻、希望与严谨所吸引，但现在这些令她失望的程度，要远胜于我的年迈与颓丧。她坐在那里看着我们两个，我想她还没有彻底搞懂。如果在她知道事情的结果之前，我能把她顺利带回家，那或许是好事一件。我准备回答任何问题，只要能把审讯快速而含糊地完成，那样，我就可以晚一点儿私下里再告诉她，远离警察的注视、坚硬的办公椅和飞蛾萦绕着的光秃秃的灯泡。

我对维戈特说：“你想知道我哪个时间段的活动？”

“六点到十点。”

“六点时，我在大陆酒吧喝酒。那些侍者应该记得。六点四十五分时，我去码头看他们卸下美国飞机。我在美琪饭店的门口碰见了美联社的威尔金斯。然后我进了隔壁的电影院。他们可能记得——他们得找我一些零钱。从那里出来后，我坐着三轮车去了老磨坊——我想我大概是八点四十到达那里的——之后自己吃了晚饭。格兰杰在那里——你可以问问他。然后我坐三轮车回家，大概是九点四十五分。你大概可以找那个车夫问问。我从十点开始等派尔，但他一直没有出现。”

“你为什么等他？“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有些要紧的事情要见我。”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任何事情在派尔看来都很要紧。”

“还有他的这个女孩儿——你知道当时她在哪里吗？”

“直到午夜时，她还在外面等他。她焦虑得很，并且一无所知。问我干吗呢，你难道看不出她一直在等他吗？”

“看得出来。”他说。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因为嫉妒而杀了他吧——或者是她为了什么而杀死派尔？他马上要娶她了。”

“说得没错。”

“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

“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水里。”

老磨坊酒家就挨着那座桥。桥上有武装警察，餐厅外面有一个铁栅，以防有手榴弹扔进来。在晚上走那座桥并不安全，因为天黑之后，河的另一边便由越盟控制。我吃饭时的地点，距离派尔的尸体不过五十码[9]的距离。

“麻烦的是，”我说，“他很复杂。”

“坦率地说，”维戈特说，“我并不难过。他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上帝保佑我们，”我说，“永远不要遇到天真无知的人和好人。”

“好人？”

“是的，好人。以他的处事方式来说。你是个天主教徒，不会理解他的处事方式。不管怎么讲，他是个倒霉的美国人。”

“你介意辨认一下尸体吗？对不起，这是规矩，虽然并不是什么好规矩。”

我没有去问他为何不等美国使馆的人来，我知道原因。用我们冷漠的标准来衡量，法国人的处事方式有些过时：他们相信良心、愧疚感，一个罪犯在他所犯下的罪行面前，可能会溃败下来，露出破绽。我再次告诉我自己，我是无辜的，这时候，维戈特走下石阶，前往地下室，那里的制冷装置嗡嗡作响。

像拖出一盘冰块一样，他们把他拖了出来，我看了看他。伤口已经冻结，变得平滑。我说：“你看看，这些伤口在我面前并没有再度裂开。”

“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不就是你们的目的吗？用这些或者其他东西考验我？但你们已经把他冻僵了。中世纪时，他们可没有这么厉害的冷冻设备。”

“你认识他吗？”

“噢，认识。”

他这时看起来愈发不对劲儿：他本应该待在家里的。我在他的一个家庭相册里见过他，在一个漂亮的牧场里骑马，在长岛里游泳，跟他的同事们在公寓的二十三层里合影。摩天大楼和快速电梯，冰激凌和干马提尼酒，午餐时喝牛奶，在商业有限公司里吃鸡肉三明治，他属于这种生活。

“导致他死亡的并不是这个伤口，”维戈特指着他胸部的伤口说，“他是在泥里溺死的。我们在他的肺里发现了泥巴。”

“你们的效率很高。”

“在这样的天气里，必须如此。”

他们把尸体推回去，关上了门。门上的橡胶垫合紧了。

“你一点儿也帮不上忙吗？”维戈特问。

“无能为力。”

我跟凤一起走回我的住处。我再也维持不了自己的尊严。死亡带走了虚荣——妻子在外不忠，做丈夫的也不能流露出任何痛苦，但我当时甚至连这点儿虚荣也不存在了。她对发生的事情仍然一无所知，我也没办法心平气和地慢慢告诉她真相。我是个记者：我能想到的都是大字的新闻标题。“美国官员在西贡遭人谋杀。”在报社工作并不能教会一个人如何把坏消息告诉别人，就连现在我都不得不想着我的报纸，不得不问她：“在电报局停留一下，可以吗？”我把她留在大街上，去拍了一封电报，再返回来找她。这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我知道那些法国记者早已知晓，或者假如说维戈特是公平的（很有可能），那么新闻检查官员也会将我的电报扣下来，等法国记者的电报到了之后，再一起发出去。我的报纸会先收到一条巴黎发来的电讯。并不是说派尔非常重要，但要是将派尔的真实生平经历详细发过去，说他生前至少要对五十条生命负责，那也是不行的，会损害到英美关系，美国公使会很不高兴。公使对派尔非常尊敬——派尔取得过一个不错的学位，是那种只有美国人才能获得学位的科目：也许是公共关系或者剧场艺术，或者也可能是远东研究（他读过不少相关的书）。

“派尔在哪里？”凤问道，“他们想要什么？”

“回家吧。”我说。

“派尔会回来吗？”

“他可能会来，也可能不来。”

那些老太婆还在楼梯口闲聊，那里比较凉快。我一打开房门，就发现我的屋子已经被搜过一遍：一切都比我离开时要更整洁了。

“再来一袋烟吗？”凤问道。

“好。”

我解下领带，脱掉鞋子。插曲已经过去，这个晚上差不多又跟往常一样了。凤屈着身子在床头点烟灯。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琥珀色的皮肤。他温柔的家乡话。

“凤，”我说，她正在烟斗上揉着烟泡，“他死了，凤。”她手里捏着烟针，抬头看着我，像一个孩子般聚精会神，皱着眉头。“你说谁？”

“派尔死了，被人暗杀。”

她放下烟针，坐回到自己的脚跟上，盯着我看。没有哭闹，没有眼泪，只有思索——这是一个人不得不改变自己整个人生计划时，才有的那种长久的内心思索。

“你今晚最好待在这里。”我说。

她点点头，再次拿起烟针，并开始烧鸦片。抽完鸦片之后，我睡的时间并不长，却很酣畅，只睡十分钟，也像休息了一整夜似的，醒来之后，我发现我的手又放在老地方了——她的两腿之间。她已经睡着了，但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呼吸声。经过这么多个月后，我终于又不再是孤单一人了，我想起维戈特和他在警察局戴着遮光帽檐儿的样子，想起美国公使馆里空无一人的静悄悄的走廊，又想起我的手抚摸着的光滑柔软、没有汗毛的肌肤。“难道我是唯一真正关心派尔的人吗？”

第二章

1

那天早上，派尔到大陆酒店的广场之前，我早就看够了美国记者同僚的那副模样：高大，喧闹，人到中年却孩子气十足，对法国人满是挖苦和讽刺。其实，说到底，这场战争还是法国人在打。每隔一个周期，一场战事顺利结束后，伤亡者从战场上挪走，记者们就会被邀请至河内，坐上四个小时的飞机，聆听总司令的演讲，在记者营里暂住一晚，他们经常吹嘘记者营里的酒吧侍者是印度支那最好的，再飞到三千英尺的高空中（超出重机枪的射程），巡视一番刚打过仗的战场，然后安全地、吵吵闹闹地回到西贡的大陆酒店，就像学校里的一次郊游。

派尔很安静，看起来也很谦逊，那天有时我必须身体前倾，才能听清他在说些什么。他非常严肃。有几次，美国记者在门廊上争吵时，他露出一些厌烦的表情——大家都认为门廊上更安全些，不会遭受到手榴弹的袭击。但他没有批评任何人。

“你读过约克·哈丁的书吗？”他问道。

“没。没有，我想我应该是没读过。他写过什么？”

他注视着街道那边的奶品冷饮铺，出神地说：“那间店就像一个碳酸冷饮柜。”我猜想，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场景里，他唯独注意到这个，不知道他是害了多么严重的思乡病。但我自己刚来这里的时候，走在卡提拿街上，最先注意到的不也是摆着“娇兰”香水的商店，然后想着毕竟欧洲到这里不过是三十个小时的距离，并借此来安慰自己吗？他的目光极不情愿地从奶品铺子上面移开，然后说道：“约克写过一本名为《红色中国的进步》。这本书非常深刻。”

“我没读过。你认识他吗？”

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然后陷入沉默。没多大一会儿，他又开口说话，并对之前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加以修正。“我跟他并不熟，”他说，“只是见过两次而已。”我喜欢他的这种态度——认为说自己认识——那人叫什么来着？——约克·哈丁——未免有些吹嘘的成分了。我后来才知道，他对他所谓的严肃作家有着巨大的尊重。他所谓的“严肃作家”，并不包括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除非他们也有当代主题的作品，即便那样，他还是认为阅读直截了当的作品更好些，比如约克所写的那些。

我说：“你知道，要是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便不会再去阅读关于它的文字。”

“当然，我一向喜欢听听那些在场的人是怎么说的。”他谨慎地回答。

“然后再拿它跟约克的描写比对一下？”

“是的。”也许他已经觉察出我的讽刺意味，因为他又很有礼貌地说，“如果你有时间跟我说说这里的大概情况，那真是我莫大的荣幸。你知道，约克在两年多前也在这里待过。”

我欣赏他对哈丁的忠诚——不管这个哈丁到底是谁。派尔的态度，跟那些热衷于抹黑事实、喜欢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批评言论的新闻记者是完全不同的。我说：“再来一瓶啤酒，我跟你谈谈这里的大概情况。”

他专注地望着我，那种神情很像一个得奖的好学生。我开始给他解释北方的情况，在东京[10]，法军当时正在坚守红河三角洲，包括河内和北方唯一的港口——海防。大部分稻米都产自那里，当收获季节到来时，争夺稻米的战事也就拉开帷幕了。

“这就是北方的情况，”我说道，“法国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边也许还可以守一阵子，如果中国人不来帮助越盟的话。一场丛林、山地与沼泽的战争，你走过稻田，水淹至肩膀，敌军却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将武器埋藏起来，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但在河内潮湿的天气里，你也可以舒适地腐烂掉。他们不朝那里扔炸弹。天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称它为一场正规战争。”

“南方的情况呢？”

“法国人控制主要干道，直到晚上七点为止：七点之后，他们控制着瞭望塔和城镇——一部分而已。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安全的，也不意味在酒店门前就可以不装铁栅栏了。”

这一切，我从前不知道解释过多少次了。我仿佛是一张唱片，总为刚来到这里的人播放——来访的英国议员，刚上任的英国公使。有时我在夜里醒来，也会说“以高台教的情况来说吧”，或者是说和好教、平川派[11]，这些都是私人军队，给足了钱就可以为任何人服务或者去帮忙复仇。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们这些组织神秘有趣，但他们猜忌与背叛起来就毫不吸引人了。

“现在，”我说，“又出现一个泰将军。他原来是高台教的参谋长，但现在已经把队伍带到山上去了，跟两边同时交火，法国人、共产党……”

“约克，”派尔说，“曾提到过，东方需要一支第三势力。”也许我早该看出那种狂热的光芒，对他的只言片语，对第五纵队、第三势力、第七天这些具有魔力的数字快速反应。我就可以省去我们许多的麻烦，甚至还能救了派尔的命——如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思想顽固的年轻人到底在动什么脑筋的话。但我没有继续待下去，留下他去啃枯燥无味的局势这块硬骨头，我则像往日一样沿着卡提拿大街散步去了。他只好独自了解如同一股挥之不去的特殊气味般的真实背景：夕阳下稻田里的一片金黄；渔夫虚弱的像蚊子一般盘旋在田野上的白鹭；老方丈法坛上的一杯杯苦茶，他的床和他的广告日历，他的水桶、破损的杯子，他穿了一辈子已经用到头的挂在椅子上的旧衣裳；公路上的地雷爆炸之后，赶来修复道路的女工所戴着的蚌壳形帽子；南方到处可见的金黄和嫩绿以及鲜艳的衣服，北方则是一片深棕色和黑色的衣服，以及四周环绕的敌人占领的群山与飞机的轰鸣。刚来这里的时候，我总在计算委派我出来的日子，像一个学生数着还有多少天就要放假；我那时还惦记着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广场和乘着七十三路公交车穿过尤斯顿的拱门，还有托林顿广场上的美妙春景。现在，广场花园里的兰花应该早已开放，我却根本不在乎了。我只要每天有抢先的新闻发出去，或是汽车爆炸，或是手榴弹爆炸，我只想在潮湿闷热的午后欣赏那些穿着丝绸裤子的女人的优雅身影，我想要凤，我的家已经搬到八千英里之外的此地了。

我在法国高级专员公署那里转弯，那里有“外籍兵团”的守卫站岗，戴着白色的军帽和鲜红色的肩章。我从大教堂门外走过，沿着越南安全局的墙返回。那道墙很可怕，似乎散发着尿骚味道，让你联想起许多有失公义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童年时你不敢爬上去的那些高楼的黑暗通道。临近码头的书摊上又摆出来新的色情杂志——《禁忌》与《幻觉》[12]，水手们在人行道上喝着啤酒，正是自制炸弹最易得手的好目标。我想起了凤，她现在大概正在左侧第三条街上跟卖鱼的讨价还价，然后她会去奶品铺子买些午后茶点（那些日子里，我对她的行踪了如指掌），这时，派尔便轻而易举地从我的心头上跑开了。在我和凤坐在卡提拿街的房间里吃午饭时，我甚至没有对凤提起他，凤穿上了她最漂亮的印花丝绸旗袍，因为那天是我们的纪念日，距离我们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见面已经有两年整了。

2

派尔死后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们谁都没有提起他。在我完全清醒过来之前，凤已经起床，并把茶泡好了。一个人是不会嫉妒死人的，在这个早上，重拾我们旧日的同居生活，对我来说似乎不是问题。

“今晚你会留下来吧？”吃羊角面包时，我用尽可能随意的语气问道。

“我得去取回我的箱子。”

“警察可能在那里，”我说，“最好是我跟你一起去。”这是那天我们的谈话里最接近提及派尔的几句。

派尔在迪朗东街附近的一栋新别墅里有一套房间，离一条主要街道不远，法国人总喜欢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以纪念他们的将军们，所以戴高乐街过了第三个路口就变成勒克莱尔街，早晚也许会忽然变成德·拉特尔街呢。我猜一定是有重要的人从欧洲飞过来了，因为在通向高级专员住所的路上，每隔二十码就有一个警察面对着人行道站岗。

在通往派尔寓所的石子车道上，停着几辆摩托车，一名越南警察查看了我的记者证。他不让凤进屋，所以我先进去找一位法国官员交涉。在派尔的浴室里，维戈特正用派尔的香皂洗手，又在派尔的毛巾上擦干。他的热带套装袖子上有一块油污——派尔的油吧，我猜。

“有什么消息吗？”我问道。

“我们在车库里找到了他的车。油箱是空的。他昨晚一定是坐三轮车出去的——不然就是坐别人的汽车。也许汽油是被人抽干的。”

“他也许是步行的，”我说，“你知道的，美国人嘛。”

“你的车被烧毁了，对吧？”他若有所思地说，“还没买新的吗？”

“没有。”

“这不是重要的点。”

“没错。”

“你有什么看法？”他问道。

“太多了。”我说。

“跟我说说。”

“好吧，他可能是被越盟杀掉的。他们在西贡已经谋杀了许多人。他的尸体是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河里被发现的——你们的警察在夜里撤走后，那是越盟的地盘。或者他也许是被越南安全局杀死的——他们能干出这种事情，这谁都知道。也许他们不喜欢他的一些朋友。也许他是被高台教的军人杀死的，因为他认识泰将军。”

“他认识泰将军？”

“他们都这么说。也许他是被泰将军杀死的，因为他认识高台教军。也许他是被和好教的人杀死的，因为他勾引了他们将军的小妾。也许不过是被某个想要他兜里钱的人杀死的。”

“还可能只是一场简单的因嫉妒引起的情杀案。”维戈特说。

“或者是法国安全局所为，”我继续说道，“因为他们不喜欢他所交往的那些人。你真的要去寻找杀死他的人吗？”

“不，”维戈特说，“我只是要交一个报告，如此而已。只要它属于战时行为——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

“你可以把我排除在外，”我说，“我没有卷入其中。没有卷入其中。”我重复道。这早已成为我的一个信条。世间的情况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去争斗吧，让他们去相爱吧，让他们去相互谋杀吧，我不想卷入其中。我那些新闻同行称自己为通讯员，我宁愿要记者这个称号。我只写我所看到的。我从不采取行动——甚至表达意见也是一种行动。

“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来取凤的东西。你们的警察不让她进来。”

“好吧，让我们去找找看。”

“谢谢，维戈特。”

派尔有两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浴室。我们进到他的卧室。我知道凤会把她的箱子放在哪里——床底下。我们一起把箱子拉出来，里面放着她的那些图画书。我从衣柜里拿了几件她的换洗衣服，两件漂亮的旗袍和几条裤子。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它们在那里只是挂了几个小时，并不属于这里，只是路过，像房间里飞进来的蝴蝶一般。在抽屉里，我发现她的几条小三角裤和收集起来的围巾。这里并没有多少东西是可以装进箱子里的，甚至比一个英国旅客出门过周末时所带的东西还要少。

起居室里摆着一张她与派尔的合影，是在植物园里那条大石龙旁边拍的。她牵着派尔的狗——一条黑色的中国狗，舌头也是黑的。它实在是太黑了。我把相片放在她的箱子里。“这条狗怎么样了？”我问道。

“它不在这里。他也许带它一起出去的。”

“也许它会回来的，到时你可以分析一下它爪子上的泥土。”

“我不是勒考克，也不是梅格雷[13]，而且这是战争时期。”

我走到书架前，仔细观察那两排书——那是派尔的藏书。《红色中国的进步》《对民主的挑战》《西方的任务》——这些，我想，就是约克·哈丁的全部著作了。这里还有很多美国国会的报告，一本越南成语词典，一本菲律宾战争的历史书，一本现代图书馆版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他靠什么打发时间呢？我在另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他的消遣读物：一本袖珍版的托马斯·沃尔夫[14]，一本名叫《生命的凯旋》的神秘文集，外加一本美国诗选。还有一本讲解国际象棋问题的书。在一天工作之余，这些书也许算不上什么消遣，但是，毕竟，还有凤陪着他。藏在那本文集后面，还有一本平装书，名为《婚姻生理学》。也许他在钻研两性问题，就像他在钻研东方问题一样，都是纸上谈兵。关键词是婚姻。派尔可不是旁观者，他愿意卷入其中。

他的办公桌光秃秃的。“你倒是收拾得很干净。”我说道。

“噢，”维戈特说，“我必须得代表美国公使馆保管好这些东西。你知道谣言传得很快。说不定有人会来洗劫一番。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封存起来了。”说这几句话时，他严肃得很，甚至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有什么损坏的吗？”

“要是我们的盟友遭受了什么损失，我们可负担不起。”维戈特说道。

“你介意我拿走其中一本书吗——只是作为纪念品的话？”

“我会装作没看见的。”

我选了约克·哈丁的那本《西方的任务》，并将它塞入箱子里，跟凤的衣服放在一起。

“当作朋友，”维戈特说，“难道你没有什么可以私下告诉我的吗？我的报告已经写好了，里面说他是被共产党谋杀的，也许这是一场反对美国援助运动的开端。但你我之间——听着，没必要这样干巴巴地谈话，去街角喝上一杯味美嘉喜鸡尾酒，如何？”

“这个时间喝酒未免太早了。”

“他最后一次见你时，没跟你说起什么秘密吗？”

“没有。”

“那是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在那次大爆炸之后。”

他停下来，让我的回答沉入自己的心底，而不是他的。然后他直接追问道：“他昨晚找你时，你不在家吗？”

“昨晚？那我一定是没在家。我没想到……”

“你也许想要一份出境签证。你知道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

“你真的认为，”我说，“我想回家？”

维戈特透过窗户注视着外面万里无云的晴天。他悲伤地说：“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吧。”

“我喜欢这里。回家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他妈的，”维戈特说，“美国经济专员来了。”他讽刺地又重复一次，“经济专员。”

“我最好赶快走吧。他也会把我封存起来的。”

维戈特疲倦地说：“祝你好运。他会有一大堆话要跟我说的。”

当我走出来的时候，那位经济专员正站在帕卡德汽车旁边，试图向他的司机解释着什么。他是个结实的中年人，拥有一个夸张的屁股，以及一张看起来从来不需要剃须刀的脸。他喊道：“福勒，跟这个该死的司机解释一下……”

我替他进行了一番解释。

他说：“我刚才就是这样跟他说的，但他一直装作听不懂法语。”

“可能是口音问题。”

“我在巴黎待过三年。对于这些该死的越南人，我的口音够标准的了。”

“是民主之音吧。”

“那是什么？”

“我想是约克·哈丁的一本书。”

“搞不明白你。”他有点儿怀疑地看着我手里的箱子。

“这里都放了些什么？”他问。

“两条白色丝绸裤子，两件丝绸旗袍，一些女孩儿的内裤——有三条吧，我觉得。全都是本地货。不是美国的援助商品。”

“去过屋子里了？”他问道。

“是的。”

“你听说这消息了？”

“听说了。”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他说，“太可怕了。”

“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

“那还用说。他现在正跟法国高级专员在一起，之前已经要求去见总统了。”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拉着我向离汽车远一点儿的地方走去。“你跟派尔很熟，不是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认识他的父亲，哈罗德·C.派尔教授——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他在水下侵蚀方面是世界级的权威人物。你没在前几个月的《时代周刊》封面上看见他的照片吗？”

“噢，我想我记起来了。背景是摇摇欲坠的峭壁，前面是一副金边眼镜。”

“那就是他。我还得拍一封电报回去，通知他家里。这可真糟糕。我很喜欢那个小伙子，视他如同己出。”

“那样会使你和他的父亲关系更加密切。”

他转过那双湿润的棕色眼睛，盯着我说：“你怎么回事？不应该这么说话，当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

“很抱歉，”我说道，“每个人看待死亡的方式不同。”也许他真的很爱派尔。“你在电报里是怎么说的？”我问道。

他严谨地逐字回复我说：“‘我们悲恸地通知您，您的儿子为民主事业像个军人一样牺牲了。’这电报是公使签名发出的。”

“像军人一样牺牲，”我说，“这种说法会不会令人觉得困惑？我是说对国内的人来说。经济援助代表团听起来并不像是军队。你们也有紫心勋章吗？”

他压低了声音，紧张而含糊地说：“他有特殊任务。”

“噢，是的，我们都猜到了。”

“他没说过吧，说过吗？”

“噢，没有，”我说，这时又想起了维戈特的那句话，“他是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

“你有什么预感吗？”他问道，“他们为什么杀了他？是谁杀的？”

我忽然很生气。我很厌烦他们这些美国人，包括他们私藏的可口可乐，他们的流动医院，他们太过宽阔的汽车，他们那不太新式的枪炮。我说：“我有预感。他们杀了他，因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许他活下去。他年轻、无知、愚蠢，并且卷入其中。他对整个事件所了解的，并不比你们中任何一位更多，你们给他钱，给了他约克·哈丁写的关于东方的那些书，然后对他说，‘去吧，为了民主，把东方赢过来。’他始终没见过什么讲堂之外的东西，他读的那些书的作者和那些讲堂上的演讲者彻底愚弄了他。当他看见一具尸体时，他甚至找不到伤口在哪儿。一场红色灾难，一个民主战士。”

“我还以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语调里带有一些责备的意味。

“我是他的朋友。我很希望看见他留在老家里，读着周日副刊，追着棒球新闻。我也希望看见他安稳地跟一个典型的美国姑娘待在一起，那姑娘还是图书俱乐部的订阅会员。”

他尴尬地清清嗓子。“当然，”他说道，“我忘了说那件不幸的事情。我很支持你，福勒。他表现得很糟糕。我不介意告诉你，关于那种姑娘，我跟他还有过一次长谈。你看，我有这种便利条件，因为我认识派尔教授和他的夫人。”

我说：“维戈特在等你。”然后便走开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凤，我回头看他时，他仍满怀痛苦与困惑地注视着我：一个他永远无法理解的同胞。

第三章

1

派尔第一次看见凤，也是在大陆酒店，那大概是在他到这儿两个月后的事情。那天傍晚，夕阳刚刚落下，空气有着片刻凉爽，小巷的摊位已经点起蜡烛。桌面上的骰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法国人正在那里赌“四二一[15]”，穿白绸裤子的女孩儿骑车经过卡提拿大街。凤正在喝着一杯橘子汁，而我在喝啤酒，我们沉默却心满意足地坐在一起。这时，派尔试探着走过来，我介绍他们互相认识。他总是瞪大眼睛盯着女孩儿，就好像从来都没见过一个似的，然后他的脸红了起来。“我在想，你和你的女朋友，”派尔说，“是否愿意过去坐在我的桌子那边。我们的一位专员……”

派尔说的是那个经济专员。他站在上面的露台，朝着我们露出微笑，一个温暖热忱的笑容，充满自信，像一个因为用对了除臭剂而没有让朋友躲避他的人那样。我多次听见人们管他叫“乔”，但我却始终也不知道他的姓氏。他又拉椅子，又叫侍者，折腾不休，尽管这些举动在大陆酒店只会引来侍者问你是要啤酒、白兰地加苏打水还是味美嘉喜鸡尾酒。“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福勒，”他说，“我们在等那些男孩儿从河内赶回来。这里似乎要有一场大战了。你没和他们在一起吗？”

“飞上四个小时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这种事儿我早就厌倦了。”我说道。

他很不赞成地看着我，然后说：“这些家伙确实很热心。为什么呢，我希望他们别去冒险，而是去做生意和干广播，那样能多赚一倍的钱。”

“他们也许不得不这样做。”我说。

“他们像战马一样嗅到了战争的气味，”他兴奋地说着，对那些他不喜欢的话根本不在意，“比如比尔·格兰杰——你根本不能阻止他卷入一场争斗。”

“我觉得你说得没错。有天晚上，我在体育俱乐部的酒吧间里看见过他，气势汹汹。”

“你很清楚，我可不是在说打架什么的。”

两辆三轮车气势汹汹地从卡提拿街奔驰而来，在大陆酒店外面骤然停住。第一辆车里坐的是格兰杰。另一辆车里则堆着一摊矮小、灰色、默不作声的东西，格兰杰现在正将他拖到人行道上。“噢，来吧，米克，”他说，“来嘛。”然后他跟车夫争吵起来，大概是关于车费问题。“都在这里，”他说，“要不要随你。”说完，他将原本车钱的五倍都扔到街上，让车夫弯腰去捡。

经济专员提心吊胆地说：“这些小伙子是该放松一下了。”

格兰杰把他拖过来的东西扔到椅子上。这时，他注意到了凤。“哟，”他说，“你这老浑蛋，乔。你从哪儿找到她的？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两下子。抱歉，我得去个厕所。照顾下米克。”

“粗鲁的军人风度。”我说。

派尔的脸又红起来，诚恳地说道：“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会邀请你们过来……”

那一摊灰色的东西在椅子上微微颤动，他的脑袋搁在桌子上，仿佛是后加上去的一般。他叹了口气，那声叹息恰如一段无限冗长的口哨，然后便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

“你认识他吗？”我问派尔。

“不。他是不是跟他们一起的记者？”

“我听见比尔管他叫米克。”经济专员说。

“是不是有一个新来的合众社记者？”

“那不是他。我认识那个人。是不是你们经济代表团的人呢？你总不能认识你们所有人吧——那有好几百位呢。”

“我不觉得他是我们中的一员，”经济专员说，“我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位。”

“我们也许可以找找他的身份证。”派尔建议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弄醒他。一个醉鬼已经够了。格兰杰总会知道他是谁吧。”

但他并不知道。他沮丧地从厕所回来。“这姑娘是谁？”他郁闷地问道。

“凤小姐是福勒先生的朋友，”派尔生硬地回答说，“我们想知道这位是……”

“他在哪里找到她的？在这个城里，你们得倍加小心啊。”他郁闷地又补上一句，“感谢上帝，还有盘尼西林。”

“比尔，”那个经济专员说道，“我们想知道米克是谁。”

“我怎么知道。”

“但是，是你把他带过来的呀。”

“这法国佬喝不了苏格兰威士忌。醉倒了。”

“他是法国人？我听见你管他叫米克。”

“他总得有个称呼吧。”格兰杰说。他对凤俯下身子，并说道：“嘿。你。再来一杯橘子汁怎么样？今晚有约会吗？”

我说：“她天天晚上都有约会。”

经济专员连忙说道：“战场上到底是什么情况了，比尔？”

“河内西北大胜。法国人夺回了两个村庄——这两个村庄他们之前从未提及自己曾失去过。越盟伤亡惨重。法军的伤亡情况还没统计完，估计一到两周之内，我们就会知道结果。”

经济专员说：“有传言说越盟已经攻取发艳，烧毁了当地的大教堂，并将主教赶走了。”

“在河内，他们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的。这可不是一场胜仗。”

“我们的一支医疗队抵达南定后，便无法继续前进了。”派尔说。

“你没去那么远的地方吧，比尔？”经济专员问道。

“你以为我是谁？我只是有张通行证的记者，只要出了界限就得拿出来给他们看。我飞去河内机场。他们派来一辆车接我去记者营地。在两座刚收复的城市上空，他们安排了一次飞行，并将飘扬的三色旗指给我们看。在那种高度上，可以说那是随便什么旗子。接着就是一个记者招待会，一名上校向我们解释了刚才看见的场景。然后，我们便跟着新闻审查员去发电报。再然后，我们喝酒。整个印度支那最好的酒吧侍者。最后，我们乘着飞机回来了。”

派尔对着啤酒皱起眉头来。

“你低估了你自己，比尔，”经济专员说，“哎，那篇关于66号公路的报道——你给它起名叫什么来着？《地狱公路》——绝对有资格获普利策奖。你知道我说的那篇——一个掉了脑袋却还跪在阴沟里的人，还有另一个你看见的像是在梦游的人……”

“你以为我真的走近他们那条臭烘烘的高速公路了？斯蒂芬·克莱恩[16]没经历过战争，却可以描绘它。我为什么不能呢？这不过是场该死的殖民战争罢了。再给我来一杯。然后我们就去找个姑娘。你已经有一个小妞啦。我也要给自己找一个。”

我对派尔说：“你相信那些关于发艳的传言吗？”

“我不知道。重要吗？我很想去看看，”他说，“如果它很重要的话。”

“重要是对经济代表团而言吗？”

“噢，好吧，”他说，“你不能划分得那么清楚。医药也是一种武器，不是吗？这些天主教徒，他们是坚决反共的，是不是？”

“他们跟共产党人做生意。主教豢养的牛，以及他盖屋所用的竹子，都是从共产党人那里换来的。我可不愿意说他们正是约克·哈丁所谓的第三势力。”我故意取笑他说。

“散了吧，”格兰杰喊道，“不能在这里浪费掉整个晚上。我要到有五百个美人儿的妓院里去。”

“如果你和凤小姐愿意跟我一起吃晚饭的话……”派尔说。

“你们可以去乡村酒家吃饭，”格兰杰打断了他的话，“然后我去敲隔壁姑娘们的房门。来吧，乔。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个男人。”

我想就在那个时候，我在考虑男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才第一次对派尔有了几分好感。他坐在那里，身子微微转到一边，避开格兰杰，手里捻着他的啤酒杯，表情坚毅而冷漠。他对凤说：“我猜你对身边的一切都感到厌倦了，乃至整个国家。”

“什么？”

“你拿米克怎么办？”经济专员问道。

“把他留在这儿。”格兰杰说。

“你不能那么做。你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可以带上他，然后让女孩儿们照顾他。”

经济专员哈哈大笑起来。他看起来就像电视机里面的一张脸。他说：“你们年轻人可以去做你们想做的，但我太老了，玩不动了。我会带他回家。你说他是法国人？”

“他之前是讲过法语的。”

“如果你能把他弄进我的车里……”

他的车开走之后，派尔跟格兰杰乘着一辆三轮车，我和凤乘着另一辆，一同去往堤岸。格兰杰本来想跟凤坐在一起，派尔将他们分开了。三轮车拉着我们沿着长长的郊区道路去往中国城，在路上，我们碰上一队法国装甲车，每辆车子的炮筒都向前伸着，在漆黑、平静、穹庐似的星空下，沉默的指挥官如同一尊傀儡，动也不动——也许又跟一支私家军队起了冲突，平川派，他们控制着堤岸的大世界和那些赌场。这里各自为王，像是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但是美国人在这里干什么呢？哥伦布那时还没有发现他们的国家。我对凤说：“我喜欢派尔这个家伙。”

“他很安静。”她说，她是第一个对他使用这个形容词的人，这个词就像个小学生的名字，后来维戈特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坐在那里，对我谈起派尔遇害的事情时，也使用了这个词。

我让三轮车停在乡村酒家门外，对凤说道：“你先去找张桌子坐下。我最好还是去照顾一下派尔。”那是我的第一直觉——去保护他。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更需要的是保护自己。天真总是无声地要求被保护，其实我们更明智的是保护自己不吃天真的苦头：天真如同一个迷失的、不会说话的麻风病人，流浪在这个世界上，本来无意伤害任何人，却总是事与愿违。

当我到达五百美人妓院时，派尔和格兰杰已经先进去了。我问在门口站岗的宪兵：“那两个美国人呢？”

他是名年轻的外籍军团下士。当时正在擦拭左轮手枪，听见我的话后，他停下来用大拇指指了指里面，用德语开了句玩笑。我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广阔的露天庭院里，现在正是休息时间。数百个女孩儿或躺在草地上，或蹲坐在自己的脚跟上，跟同伴们聊着天。院子周围的小房间都拉上了门帘——有一个疲惫的姑娘，交叉着双腿独自躺在床上。堤岸有麻烦，军队人员都被限制在军营里，这里的姑娘便也都无事可做：这是肉体的休闲假日。只有一群互相撕扯着、打闹着、叫喊着的女孩儿才让我觉得这里还是老样子。我想起那个在西贡流传的老故事，一个尊贵的客人刚来这里便陷入百花丛中，待到他挣脱安全跑到警察局时，裤子早已不知所终了。在这个地方，平民是得不到保障的。如果他选择来军事领地猎艳，就必须照顾好自己，并找到自我脱身的办法。

我已经学会一种技巧——分化与征服。一群姑娘围过来时，我选择其中一个，然后靠着她朝旁边慢慢挤过去，在那里，派尔和格兰杰正跟姑娘们纠缠不清。

“我老了。”我说，“太累了。”她咯咯笑着，身子压过来。“我的朋友。”我说，“很有钱，身体又壮。”

“你这人不老实。”她说道。

我瞥了一眼格兰杰，他满脸通红，神态得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他的男子汉气概。有个姑娘挽住派尔的胳膊，试着把他轻轻拉出包围圈。我把身边的那个女孩儿推到人群里，然后喊他：“派尔，这边来。”

他从那群姑娘的头上望过来，然后说道：“真是可怕。可怕极了。”可能是灯光的原因，他的脸看上去十分憔悴。我忽然想到，他也许还是个处男。

“来吧，派尔，”我说，“把那些女孩儿留给格兰杰。”我看见他的手伸向裤子后面的口袋。我真觉得他会把里面的皮阿斯特[17]和美钞都散给她们。“别犯傻，派尔，”我严厉地呵斥他，“你那么做，她们会打起来的。”我之前选定的姑娘又转回到我的身边，我又推了她一下，将他推到格兰杰身边的那群女人中去。“不，不要，”我说，“我是英国人，很穷，非常穷。”然后我抓住派尔的袖子，把他拖出来，那个女孩儿挂在他的另一只胳膊上，像一只上了钩的鱼。在我们走到那名下士站岗的地方前，又有两三个女孩儿试图拦下我们，但是她们并没有使出全部本领。

“我身边这个该怎么处理？”派尔说。

“她不会一直缠着你的。”刚说完，她便放下他的胳膊，转而钻进格兰杰旁边的那群姑娘里了。

“格兰杰不会有麻烦吧？”派尔问道。

“他会如愿以偿的——得到一个小妞儿。”

外面的夜晚似乎很安静，只有一队装甲车驶过，匆匆赶往目的地。他说：“真可怕。我本来是不相信的……”他的语气敬畏又悲伤，“她们都那么漂亮。”他并不是在嫉妒格兰杰，而是在抱怨美好的事物——美貌与风姿，正在被摧残、虐待。派尔也看得见痛苦，当它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我这么写，可并不是在讽刺他，毕竟我们中的大多数还看不见眼前的痛苦呢。）

我说：“我们回乡村酒家去吧。凤在那里等着呢。”

“抱歉，”他说，“我彻底忘了。你不该扔下她自己在那儿。”

“她不会有危险的。”

“我刚才只是想帮格兰杰安全地……”说到这里，他又陷入了沉思，直到我们回到乡村酒家，他才含糊而伤感地继续说道，“我早忘了那里有好多男人……”

2

凤已经在舞池边为我们占下一张桌子，管弦乐队正在演奏五年前在巴黎流行过的曲目。两对越南人在跳舞，他们身材矮小，衣着整洁，态度大方，那种文明的气派我们是比不上的。（我认识其中一对，是东方汇理银行的会计师和他的太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越南人从不胡乱穿衣服，从不胡乱说话，也从不胡乱放纵。如果说这场战争看起来像中世纪战争，那么他们就是从未来十八世纪穿越而来的人。人们会期望这位范文杜先生在业余时间写写旧体诗，但我却偶然知道他对华兹华斯[18]颇有研究，并且也会写一些关于自然的诗篇。他的假期都是在大叻度过的，那是他能欣赏到英国湖区[19]氛围最近的地方。当他跳舞经过我们这里时，会微微鞠上一躬。我心里想着，不知道五十码以外的格兰杰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派尔在用他糟糕的法语向凤道歉，说真是让她久等了。“实在抱歉。”他说。

“你去哪儿了？”她问他。

他说：“我去送格兰杰回家了。”

“回家？”我说完便笑了起来，派尔看着我，仿佛我是另一个格兰杰一般。忽然间，我看见了他眼中的那个我：一个中年男人，眼睛里布满血丝，已经开始发胖，在爱情里没有任何风度，也许没有格兰杰那么吵闹，但比他更喜欢冷嘲热讽，也更圆滑世故。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凤又好像我第一次看见她时那样，在大世界里跳着舞经过我的桌边，身穿白色舞衣，十八岁，被她的姐姐在一边冷眼看管着。她那姐姐一心想让她跟一个欧洲人好好结婚。一个美国人买了张票，并邀请凤跳一支舞：他有一点儿醉——不过无伤大雅，我猜他是新来到这个国家的，以为大世界的女招待们也都是妓女。他把她抱得太紧，当他们跳完第一圈时，凤便突然走开了，回到位置上跟姐姐坐在一起。他被丢在那里，滞留在那些舞者之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在莫名其妙。而我还不知道名字的这个女孩儿，则静静地坐在那里，偶尔喝一口她的橙汁，旁若无人。

“可以赏光吗？”派尔依旧用他那糟糕的法语说道，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们在舞池的尽头默默跳起舞来，派尔让她离自己的身体很远，以至于让人担心他随时都会跟凤分开。派尔的舞跳得很糟，而凤当年在大世界里时，据我所知，没人比她跳得更好。

我追求凤是漫长而曲折的。如果我能跟她结婚，并定居下来，那么一切就都变得简单了，她的姐姐看见我们在一起时，也会知趣地悄悄走开。三个月过去了，我才能跟她在美琪大饭店的阳台上单独见一会儿，她的姐姐就待在隔壁，不断地问我们什么时候进屋去。一艘法国来的货船正在西贡河岸上卸载，灯光闪耀，三轮车响起的铃声像电话铃一般，我像个年轻的毫无经验的傻瓜，对凤说了许多冒失的话。我绝望地回到卡提拿街住处的床上，从未想过在四个月后她会躺在我身边，呼吸紧促，笑得十分诧异，因为这一切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福勒先生。”我一直在看他们跳舞，没注意到凤的姐姐从另一张桌子旁跟我打招呼。这时，她走了过来，我不情愿地请她坐下。自从那天晚上在大世界里，我趁着她生病将凤带回家起，我跟她便不再是朋友了。

“我有整整一年没看见你了。”她说。

“我经常去河内。”

“你的那个朋友是谁？”她问。

“他叫派尔。”

“是干吗的？”

“他是美国经济代表团的一员。你知道那种组织——将电动缝纫机送给挨饿的女缝衣工。”

“有挨饿的女缝衣工吗？”

“我可不知道。”

“但她们是不会用电动缝纫机的。她们住的地方也没有电。”她是个头脑死板的女人。

“那你不如问问派尔。”我说。

“他结婚了吗？”

我望着舞池。“应该说，目前这是他跟女人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了。”

“他舞跳得可真烂。”她说。

“没错。”

“不过看起来是个可靠的好人。”

“也没错。”

“我能和你坐一会儿吗？我的那些朋友都很无聊。”

音乐停下来，派尔僵硬地向凤微微鞠躬，然后陪她回到桌边，拉出椅子让她坐下。我感觉得到，他的礼节很叫她高兴。进而我想到，跟我在一起后，凤失去的机会可真不少。

“这是凤的姐姐，”我跟派尔说，“徐小姐。”

“很高兴见到你。”他刚一说完，脸就红了。

“你是从纽约来的吗？”她问道。

“不。波士顿。”

“也是在美国吧？”

“噢，是的。是的。”

“你父亲是做生意的吗？”

“不。他是个教授。”

“是个老师？”她带着一丝失望的表情问道。

“嗯，他是某方面的权威，你知道。人们总要向他请教一些问题。”

“请他看病吗？他是医生吗？”

“不是医生。他是工程学博士。关于水下侵蚀方面的问题，他全都一清二楚。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不知道。”

派尔试着幽默一下，于是说道：“好吧，还是让我爸爸来告诉你吧。”

“他在这里？”

“不在。”

“那他就要来了吗？”

“不。我开个玩笑而已。”派尔抱歉地说。

“你还有妹妹吗？”我问徐小姐。

“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听起来你好像在调查派尔先生，看他是不是结婚的最佳人选。”

“我只有一个妹妹。”徐小姐说。她的手掌用力地拍了一下凤的膝盖，就像一个会议主席在敲他的小木槌，让大家遵守秩序。

“她是个很漂亮的妹妹。”派尔说。

“那可是全西贡最美丽的女孩儿。”徐小姐仿佛是在纠正派尔的话。

“我当然相信。”

我说：“是时候该吃晚餐了。即使是全西贡最美丽的女孩儿，也得吃饭。”

“我不饿。”凤说道。

“她很娇气。”徐小姐斩钉截铁地说道，声音里带着几分威胁的语气。“她需要别人来爱护。她也值得别人来爱护。她这人非常、非常专一。”

“我的朋友很幸运。”派尔严肃地说。

“她很喜欢孩子。”徐小姐说。

我笑了起来，然后捕捉到派尔的目光：他既震惊又有些不解地望着我，我忽然明白原来他对徐小姐所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很在意。我一边点菜（尽管凤说她不饿，但我知道她还是能吃下一块加两个生鸡蛋和其他东西的鞑靼牛肉），一边认真听他讨论关于孩子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想要有很多孩子，”他说，“大家庭很有趣。它能使婚姻关系更加牢固，而且对孩子们也很好。我是独生子。一个人真是很糟糕。”在此之前，我从未听他说过这么多话。

“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徐小姐追问道。

“六十九岁。”

“老人都喜欢孙子孙女。很遗憾，我的妹妹没有公公婆婆来疼爱她的孩子们——待到她有孩子的那天。”她凶恶地看了我一眼，又补上这么一句。

“你也没有。”派尔说，我觉得他这话说得没什么必要。

“我们的父亲家世很好。他从前在顺化府做官。”

我说：“我已经为你们把晚餐都点好了。”

“不用给我点，”徐小姐说，“我得去找我的朋友们了。我很愿意再次见到派尔先生。也许你可以安排一下。”

“等我从北方回来吧。”我说。

“你这就要去北方吗？”

“我想是我该去看看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但记者们都回来了。”派尔说。

“对我来说，正是好时机。我可以不必碰上格兰杰。”

“那福勒先生离开之后，你一定要跟我和我妹妹吃一次饭。”出于礼貌，她又阴沉地补上一句，“让她高兴点儿。”

在她走之后，派尔说：“多么可爱又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她英语说得又这么好。”

“告诉他，我姐姐以前在新加坡做生意。”凤骄傲地说道。

“真的？是什么生意？”

我替她翻译说：“进出口生意。她还会做速记。”

“真希望我们经济代表团里多些像她这样的人。”

“我会跟她谈谈，”凤说道，“她会很乐意为美国人工作的。”

晚饭过后，他们又开始跳起舞来。我的舞跳得也很糟糕，而且我又不像派尔那样毫不在乎——或者我最初爱上凤时，也是像他这样？我暗想。在徐小姐生病的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之前，我在大世界与凤跳舞，有很多次不过是为了寻找跟她说话的机会。这次他们重下舞池，派尔可不是想寻找这样的机会。他比先前放松了一些，手也伸得没那么远了，但他们仍都不说话。我看见她的舞步是那么轻盈、准确，引领着派尔凌乱的脚步，我仿佛再次陷入恋爱之中了。我自己都很难相信，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她会再次跟我回到那间肮脏的屋子里。那里不仅要与人合用一个卫生间，还有许多老太婆坐在楼梯口。

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发艳的传言，要么这个传言是关于别的城市也行，我在发艳那个北方城市跟一个法国军官有些交情，他会让我溜进去，不必接受审查，也不受任何管制。去找独家新闻？不是，在那些日子里，全世界只想读关于朝鲜的新闻。想有个死去的机会？每天晚上有凤陪在身边，我干吗还要去寻死呢？不过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自幼年以来，我便不相信永恒，但我又渴望永恒。我总是害怕失去幸福。明年的这个月份，凤就会离开我。如果不是明年，那也是三年之内。在我的世界里，死亡是唯一的绝对值。失去了生命的人，便不会再失去任何东西。我羡慕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但我也并不信任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依靠不变的、永久的寓言来维系着自己的勇气。死亡远比上帝更加确切，有了死亡，就不必担心爱情会日渐枯竭了。未来的厌倦与冷淡，那样的噩梦也会自动解除。我绝不会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杀死一个人，无疑会带给他无法估量的益处。是啊，人们无论身在何处，始终爱着的，只是他们的敌人。而至于他们的朋友，却任其经受痛苦与空虚的折磨。

“请原谅，我把凤从你身边抢走了。”派尔的声音这样说道。

“噢，我不会跳舞，但我喜欢看她跳舞。”我们谈起她时，总是用第三人称，就好像她不在这里似的。不过有的时候，她确实如同和平这个词一般，在世人面前隐起身来。

夜间的第一套卡巴莱歌舞[20]表演开始了：一个歌手，一个玩杂耍的，还有一个举止下流的滑稽小丑，我看着派尔，他显然听不懂那些黑话。凤微笑时，他也跟着微笑；我大笑时，他也不自然地大笑。“不知道格兰杰这会儿在哪儿呢。”我说，派尔用责怪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又换上了另一套节目：一群女演员。她们中的许多人我在白天都见过，在卡提拿街上走来走去，穿着旧长裤和毛衫，下巴周围有点儿发青，走路时一直在摇晃着屁股。现在她们穿着低胸的晚礼服，戴着假珠宝和假乳房，声音沙哑，看上去至少跟大多数在西贡的欧洲女人一样讨人欢心。一群年轻的空军军官向她们吹起口哨，她们以妩媚的微笑回应。派尔忽然发出强烈的抗议，这使我大为吃惊。“福勒，”他说，“我们走吧。我们看够了，不是吗？这对她一点儿也不合适。”

第四章

1

从大教堂的钟塔上望去，这场战争只不过是画中风景，就像一本旧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一幅波尔战争的全景图一样固定不动。一架飞机正向石灰岩山中的孤立哨岗空投物资，长年的风雨侵蚀使得安南省边界的山脉看上去就像一堆堆浮石。由于飞机每次回到相同的地点滑翔，所以看起来就像从来没有移动过一般，降落伞也总悬在同一地点——离地的半空中。平原上的迫击炮不断开火，轰炸出来的烟雾如同石头一样牢固不散，集市上的火焰被阳光映成一片苍白色。跳下来的伞兵们身材矮小，排成一列沿着运河移动着，但从这个高度望过去，他们仿佛是静止不动的。就连坐在钟塔角落里诵读祈祷书的那名天主教神父，也是静止的。从这么远看过去，这场战争干净整洁，颇有条理。

黎明前，我就搭乘一艘登陆艇从南定到了这里。我们没法儿在海军站登陆，因为敌人已经将整个城市包围，六百码之外便是敌军，他们已经切断海军站，所以我们的登陆艇沿着烈焰冲天的市集驶进城。映着火焰的光芒，我们成了活靶子，但不知为何，竟然没人朝我们开火。一切都寂静无声，除了燃烧的店铺噼里啪啦声和倒塌声。连河边一个塞内加尔哨兵移动的声音，我都能听得见。

在这次进攻之前，我对发艳很熟悉——一条狭长的街道，两边都是木制店铺，每隔一百码就有一条运河、一座教堂和一座大桥。在夜里，只能点蜡烛或小油灯（发艳没有电厂，只在法国军官营房才有电力供应），无论白天还是夜里，街道上都挤满了吵闹的人群。依照古怪的中世纪方式，在枢机主教的庇护之下，这里一向是全国最有生气的城市，然而这次，当我上岸走向军官营房时，却发现这里是死寂一片。断壁残垣、碎玻璃，以及烧焦的油漆和石灰的味道，长长的街道一眼望去，空空如也，这使我想起清晨空袭警报解除后的伦敦大道：随处可以见到警告标示，上面写着“未爆炸弹”。

军官营房门前的围墙已被炸毁，街对面那些房屋也沦为废墟。我从南定乘着登陆艇沿河而下时，听佩劳德中尉说起事情的经过。他是个严肃的年轻人，共济会成员，于他而言，这次事件就像是对他会友们迷信的一次审判。发艳主教曾去过一次欧洲，并且学会了崇拜圣母法蒂玛——罗马天主教徒都相信，她曾在一群葡萄牙孩子面前显灵。他回来后，便在大教堂内修建一座神龛，以供奉圣母，每年都列队游行，庆祝圣母节。自从当局解散了主教的私人军队后，主教与那位管辖法越两军的上校之间的关系，便十分紧张。今年，上校——他对主教产生几分同情，因为他们俩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天主教更重要——摆出一个友好的姿态，跟他的高级军官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聚集在发艳纪念圣母法蒂玛。甚至许多佛教徒——他们占据半数人口，也不甘心错过这场趣事，那些既不信佛也不信上帝的人也认为所有这些经幡、香炉和金光四溢的圣体匣将会保佑他们全家人远离战争困扰。主教的军队如今只剩下军乐队了，这次就是他们带领着游行队伍；法国军官们奉上校指令，他们像唱诗班的男孩儿，随着队伍进入大教堂区域，经过教堂门前的小水池，池中央的小岛上立着一座白色的圣心雕像，然后从两边有东方式长廊的钟塔下面穿过，走进木雕的大教堂，大堂里有许多整根的原木柱子，深红色的漆制神坛，看起来更像是佛教寺庙，而非天主教堂。人们从各地涌来，从那些运河之间的村落里，从那些具有低地国家[21]风光的水乡里赶过来。水乡里的嫩绿秧苗和金色作物取代了郁金香和带风车的教堂。

没人注意到越盟特工也加入了这次游行，那天晚上共军的主力部队冲过石灰岩山上的通道，进入东京平原。法军在山上的哨兵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同时，潜伏在发艳的特工也开始行动，里应外合。

四天以后，在伞兵的帮助之下，敌军才被迫退到离城半英里之外的区域。这是一场大败仗：新闻记者不许进入，电报也不许发出去，因为报纸只能刊载胜利消息。如果当局知道我是来采访的，那么早在河内就会将我拦下，然而你离司令部越远，对你的限制就越松，当你到了敌军的火力范围内，你就成了一位很受欢迎的客人——河内的参谋部认为这是一大威胁，南定的上校认为值得担忧，外界或许很感兴趣，而在前线的中尉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一场消遣，因此有几个这样的幸福时刻，他大可以表演一番，甚至可以借着虚妄的英雄光辉来对待部下的受伤或死亡。

神父合上他的祈祷书并说道：“好，结束了。”他是欧洲人，但可不是法国人，因为主教不会容忍他的教区出现一位法国神父。他怀着歉意说：“我来到这里，你明白的，不过是想清静一点儿，避开那些可怜的人。”迫击炮的声音似乎在逼近，也许敌军终于开始还击了。寻找这些敌人异常困难：这里有十多条狭窄的战线，在纵横交错的运河间、在农家房屋与稻田之间，他们有无数可以伏击的好机会。

在我们这座钟塔下面，发艳的全部人口都在这里，或站或坐，或躺着。天主教徒，佛教徒，以及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带着他们最值钱的东西——烧饭的炉子、一盏灯、一面镜子、一个衣柜、几床垫子、一幅天主圣像——来到了大教堂区域。这里是北方，夜晚到来时，气温骤降，大教堂里已经水泄不通：早已没有可栖身之地。甚至通向钟塔的每一级楼梯上都被占据，不时还有更多的人挤进大门来，带着他们的孩子和家庭用品。他们相信，不管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在这里总是安全的。我们在这儿看着时，一个身穿越南军装、拿着步枪的年轻人也挤进来，一个牧师将他拦住，并夺下他手里的步枪。我身边的这位神父解释说：“我们在这里是中立的。这是天主的领地。”我心里想：“这真是天国里一些奇怪可怜的居民，惊慌，寒冷，饥饿”——“我真不知道拿什么去养活这些人。”神父对我说——“你会认为一个伟大的国王会做得比这更好。”不过接着我又想到，“无论哪里都是一样——并不是最有能力的统治者就一定拥有最幸福的人民。”

下面已经架起来一些货摊。我说：“很像一个大集市，不是吗，但看不见一张笑脸。”

神父说：“昨晚他们很冷。我们不得不关上修道院的大门，不然他们会涌进来挤死我们。”

“你们在里面暖和吗？”我问。

“并不暖和。即使他们进去十分之一，我们那边也容不下。”他继续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必须要保持健康。发艳只有我们一家医院，我们的这些修女承担护士工作。”

“外科医生呢？”

“我只能尽力而为。”这时我才看见他的法衣上面沾了不少血迹。

他说：“你上来是找我吗？”

“不。我是想辨认一下我所处的位置。”

“我这样问你，是因为昨天晚上也有人上到这里来。他想作忏悔。你看，他对于在运河那边看见的死人感到有些害怕。这也难怪。”

“运河那边的情况很糟糕吗？”

“他们被伞兵两面夹击。可怜的人哪。我想也许你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不是罗马天主教徒。我想你甚至不能认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恐惧会使一个人吓成那副样子，真奇怪。”

“它才吓不倒我呢。就算我信仰上帝，我还是讨厌忏悔。跪在你们的一个小房间里。将自己的一切暴露给另一个人。请原谅我，神父，但对我而言，这种做法是病态的——甚至是懦夫的行为。”

“噢，”他小声地说，“我想你是一个好人，大概没多少事需要忏悔。”

我沿着教堂的房子望去，两边都是运河，向着远处的大海延伸。有火光闪过第二座钟塔。我说：“你们的教堂里并不是完全保持中立的。”

“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他说，“法国人只同意不干涉教堂区域，我们无法再要求更多了。你刚才看见冒出火光的，是一个外籍军团的哨岗。”

“我要下去了。再见，神父。”

“再见，祝你好运。小心那些狙击手。”

我不得不在人群中挤过去，经过小水池和那座伸出两只像白糖做的胳膊的白色圣心雕像，一直走到那条长街上。我朝左右两边望去，都能看见大概四分之三英里远，两边的长街上，除我之外，只有两个活物——两个戴着伪装头盔的士兵，沿着街道边缘慢慢移动，手里端着司登冲锋枪。我说活物，是因为有一家门口还躺着一具尸体，脑袋伸到路面上。没有别的声音，只能听见苍蝇飞舞的嗡嗡声，以及越来越弱的士兵皮靴嘎吱嘎吱的声响。我迅速走过那具尸体，将头转向另一边。几分钟后，我回头一看，只剩下我和我自己的影子，四处无声无息，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我觉得自己像是射击场上的一个标靶。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在这条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可能要在几个小时之后，才会被发现：而在那几个小时里，苍蝇早就爬满了我的全身。

走过两道运河，我转了个弯，走向一座教堂。那里有十几个人坐在地上，都是带着伪装的伞兵，两个军官正在查看一张地图。当我走过去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其中一个背着长天线对讲机的人说：“我们现在可以前进了。”于是每个人都站起来。

我用糟糕的法语问他们，是否能跟他们一起走。这场战争有一个优点，一张欧洲人的脸在战场上便是通行证：一个欧洲人不会被怀疑是敌方的间谍。“你是谁？”那个中尉问道。

“我在写这场战争。”我说道。

“美国人？”

“不，英国人。”

他说：“这是一次很小的行动，但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的话……”他开始动手摘下他的头盔。“不，不用，”我说，“那是给战斗者戴的。”

“随你的意思。”

我们在教堂后面排成一列纵队出发，由中尉带领，走到一道运河岸边，我们停了一会儿，让那个背着对讲机的士兵跟两侧的巡逻部队取得联络。迫击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并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炸开了。我们在另一座教堂后面与一些人会合，现在我们大约有三十人了。中尉的手指敲在地图上，低声对我解释说：“报告说有三百人在这个村落里。也许是为了今晚的行动在这里集合。但我们还不清楚，目前还没人发现他们。”

“离这里有多远？”

“三百码。”

无线电又传来指令，我们无声无息地继续前进，右侧是一道笔直的运河，左侧则是低矮的灌木丛和庄稼，再过去又是灌木丛。“警报解除。”中尉低声说道，并挥手示意我们继续前进。四十码外，又是一道运河，河上是一座残破的桥，只剩下一块木板，没有栏杆，横跨在我们面前。中尉对我们打手势进行部署，我们蹲了下来，面对着离我们三十英尺、桥那边情况不明的未知地带。士兵们望向河水，然后仿佛得到命令似的，又都同时把视线移开。那一刻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但当我看到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堤岸的乡村酒家、那些男扮女装的演员和吹着口哨的年轻军人，还想起派尔说的那句话：“这一点儿也不合适。”

运河里遍布着尸体，这使我想起了肉放得太多的爱尔兰炖肉。尸体重叠堆放：一个人头，暗灰色，像是被剃了光头的无名囚犯，冒出水面，如同浮标。这里没有血，我想血早已流走了。我不知道河里究竟有多少具尸体，他们一定是陷入了交叉火力，又试着逃回来，我想这时在岸边的每个人都在想：“这样的局面两个人就可以做到。”我也将视线移开。我们都不想再被提醒自己的生命是多么不值钱，而死亡来得又是多么迅速，多么简单，多么悄无声息。尽管我始终秉承向死而生的理念，但实际上，我还是像个处女一般害怕它的到来。即便是死亡，我也希望有个事先的警告，让我自己好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呢？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准备，除了向着这个我要离开的地方多看上几眼。

中尉坐在背着对讲机的那个士兵身旁，低头盯着两脚之间的土地。对讲机里噼噼啪啪地传出一些指示，于是他叹了口气，就像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那样，又站起身来。这些军人的所有动作里，透露出一种古怪的友情，好像他们对各自的任务已经一起执行过许多次。没有人等待分配任务。两名士兵向木板走去，试着通过，但由于身上的武器太重，使他们失去了平衡，导致二人不得不骑在木板上，每次只能向前移动几英寸。另一名士兵在运河下游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艘平底船，他设法将它划至中尉所站的岸边。我们六个人上了船，他就开始向对岸划去，但是碰上一大堆尸体，船走不动了。他用竹竿向外撑，竹竿陷入那一大堆人肉烂泥里，然后一具尸体浮上水面，直挺挺地靠在船边，像一位躺着晒太阳的游泳者。然后，我们的船从中挣扎出来，一到达对岸，我们便赶紧爬了出来，没有勇气再回头看。没有人向我们开火：我们仍活着；死神已经撤离了，也许撤至下一条运河去了。我听见有人在我背后十分严肃地说道：“感谢上帝。[22]”除了中尉之外，这支队伍里大多数都是德国人。

远处坐落着数间农家房屋；中尉贴着墙先走了进去，我们列纵队跟进，每个人之间相隔六英尺。然后，这些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便在农场里分散开来。这地方没有一丝生气——连一只母鸡也没有留下，虽然在那个曾经是起居室的房间里的墙壁上，还挂着两幅丑陋的油画式石版画，一幅是《圣心》，另一幅是《圣母与圣婴》，这两幅画给摇摇欲坠的房屋带来了一些欧洲气息。即使你不赞同他们的信仰，至少也知道他们在相信着什么：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灰色的干尸。

战场上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等着别人的行动。你的生命还剩下多久，谁也说不准，所以也没有什么胡思乱想的必要。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哨兵们走了出去。这时，前方要是出现任何动静，那势必就是敌人无疑了。中尉在他的地图上做好标记，并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我们的位置。午夜的寂静降临：迫击炮不再开火，天上也没有飞机了。一个士兵用树枝在院落的尘土上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过了一会儿，我们好像被战争遗忘了。我希望凤已经把我的西服送到洗衣店里去了。一阵冷风吹乱了院子里的稻草，一个士兵谨慎地走到谷仓后面撒尿。我竭力回忆，在河内时英国领事让我拿走的那瓶威士忌，我有没有付过钱。

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人开了两枪，然后我想：“就是它了。现在它来了。”这是我想要的预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那件永恒的事情。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一次地，我为“那件事情准备得过了头”。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之后，一个哨兵才回来，向中尉汇报了一些情况。我只听见了这句：“两个平民。”

中尉对我说“我们看看去”，于是我们跟在这个哨兵后面，沿着两片田地之间泥泞、杂草丛生的小路走过去。在农家房屋二十码外，一条狭窄的水沟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寻找的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儿。他们显然已经死去：女人的前额上有一块匀整的、已经凝结起来的血痂，孩子就像睡着了似的。他大概六岁的样子，躺在那里，精瘦的小膝盖弯曲着，如同子宫里的胚胎一般。“倒霉，打错了。”中尉说。他弯下身来，将孩子翻过去。男孩儿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圣牌，我对自己说：“护身符也不管用。”在他的身体下面，还有一块被咬过的面包。我想着：“我憎恨战争。”

中尉说：“你看够没有？”语气很凶，好像这两个人的死亡责任主要在我似的。也许对军人来说，是平民出钱雇他们杀人的；平民将谋杀这项罪名放在工资袋里，从而逃避掉责任。我们走回农场，静静地坐在稻草上，风吹过来，它像一个动物那样，似乎知道黑夜即将来临。那个用树枝乱写乱画的士兵正在撒尿，而刚才撒尿的那个此时正在乱写乱画。我想，在哨兵埋伏好之后的那段寂静时间里，那对母子一定认为从沟渠里走出来是绝对安全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沟渠里待了很长时间——面包已经干了。这个农场可能是他们的家。

无线电又响了起来。中尉不耐烦地说：“他们要轰炸村庄。巡逻队今晚都要撤回去。”我们站起身来，准备返程，划船绕过那一大堆尸体过河，列队经过那座教堂。我们并没有走多远，但感觉却是一次相当漫长的旅程，而这次巡逻的结果就是：杀死了那对无辜的母子。飞机已经逐一起飞，轰炸在我们身后拉开了帷幕。

待我抵达军官的营房时，天已经黑了，我要在营房里过夜。气温只有一摄氏度，唯一暖和的地方是那片燃烧的集市。营房里有一面墙早被火箭炮轰塌了，几道门扭曲变形，帆布帘子也挡不住那一阵阵寒风。发电机没开，我们只好用盒子和书作为遮挡物，保证蜡烛能继续燃烧。我跟索雷尔上尉玩起了“四二一”，赌共产党发行的货币：我没办法赌喝酒，因为我是吃他们伙食的客人。我的运气时好时坏，令人厌倦。我打开我的那瓶威士忌，想让我们暖和一些，其余的人都聚集在我周围。上校说：“这是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喝到的第一杯威士忌。”

一名中尉查哨回来，“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他说。

“在四点钟之前，他们是不会进攻的。”上校说。“你有枪吗？”他问我。

“没有。”

“我会给你找一把。最好把它放在枕头边上。”他客气地补充道，“我怕你会觉得你的被褥太硬。到三点半时，迫击炮就要开火了。我们想轰散敌军聚集的兵力。”

“你觉得这场战斗会持续多久？”

“谁知道呢？我们无法再从南定调来更多的部队。这只是牵制攻击。两天前，我们得到了一些支援，若是能以现在这种情况支撑过去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赢了。”

大风又吹起来，直往屋子里灌。帆布帘子被吹了起来（这使我想起了波尔纽斯[23]在帷幕后被杀死那件事），烛光摇曳，暗影乱舞，我们像是一个巡回演出的剧团。

“你们的哨岗都没问题吧？”

“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他十分疲惫地说道，“暂时没问题，你知道，跟一百公里外和平府的战事比起来，这里的情况不值一提，那边才是硬仗。”

“再来一杯吧，上校？”

“谢谢你，不用了。味道不赖，你们英国的威士忌，不过最好留一些，夜里有需要时可以喝。我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去睡一会儿了。迫击炮开始轰炸后，谁也睡不成了。索雷尔上尉，给福勒先生准备好他需要的东西——蜡烛、火柴、左轮手枪。”说完，他便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就寝的信号。他们在一间小贮藏室的地板上给我放上一床褥垫，我被木箱四面包围着。没多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地板虽然很硬，却很适合休息。凤是否在家里呢，我这样想着，奇怪的是毫无嫉妒之意。在今天晚上，占有一个肉体似乎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也许因为这一天我看过的肉体太多了，那些肉体不属于任何人，甚至也不属于他们自己。我们都会像这样消耗殆尽的。当我睡着后，我梦见了派尔。他独自在舞台上跳着舞，动作僵硬，双臂伸向一个并不存在的舞伴，我坐在一把像是弹钢琴用的椅子上看着他，手里握着一支枪，以防有人干扰他跳舞。舞台旁边贴着一张节目单，就像在英国音乐厅里贴的那种，上面写着：“爱之舞，一级。”有人在剧院后面走动，我把枪握得更紧。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我的手放在他们借给我的枪上，一个人拿着蜡烛站在门口。他戴着一顶钢盔，在他的眼睛投上一道阴影，直到他开口说话时，我才知道他是派尔。他不好意思地说：“很抱歉把你吵醒。他们告诉我，今晚我可以睡在这里。”

我还是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你从哪儿弄到的头盔？”我问。

“噢，别人借给我的。”他含糊地说道。他拖着身后的军用背包，从包里面拽出来一个羊毛内衬的睡袋。

“你的装备很齐全嘛。”我一边说着，一边竭力回忆为什么我和他竟然都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标准的旅行包，”他说，“是我们医疗援助队的。他们在河内借给我一个。”他拿出一个热水瓶、一个小酒精炉、一把梳子、一套剃须工具和一罐口粮。我看了看我的手表。差不多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2

派尔继续翻弄他的行李。他将几个箱子摞成一个长台，并在上面放下他的剃须镜和其他用具。我说：“我怀疑你在这里弄不到水。”

“噢，”他说，“保温瓶里的水就够我早上用的了。”他坐在睡袋上，开始动手脱靴子。

“你到底怎么到这儿来的？”我问。

“他们让我一直跑到南定，去看看我们的沙眼治疗团队，然后我租了一条船。”

“一条船？”

“噢，是那种平底船——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事实上，我是把它买了下来，倒没花多少钱。”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沿着河划过来的？”

“也不是什么难事，你知道的。我是顺流而下。”

“真是疯了。”

“噢，没什么。真正需要担心的危险，只是怕船搁浅而已。”

“或者挨了海军巡逻队的枪子，被法国飞机的扫射击中，还可能被越盟的人抹了脖子。”

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不管怎样，我现在到这里了。”他说。

“为什么非要来这里？”

“噢，有两个理由。不过我可不想打扰你的睡眠。”

“我不困。枪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介意我挪挪蜡烛吗？这里有点儿太亮了。”他看起来十分紧张。

“第一个理由是……？”

“嗯，前几天你的话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趣。你记得我们跟格兰杰……还有凤在一起的那天吗？”

“记得，然后呢？”

“然后我想，我似乎应该亲自来看看。老实说，那天格兰杰的表现让我觉得很惭愧。”

“我明白了。就这么简单吗？”

“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难事，不是吗？”他开始摆弄他的鞋带，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不太诚实。”他终于开口说道。

“不诚实？”

“我其实是来看你的。”

“你来这里，是为了看我？”

“是的。”

“为什么？”

他不再摆弄鞋带，陷入尴尬与痛苦之中。“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爱上凤了。”

我听后大笑起来。完全控制不住。他的话实在出人意料之外，但说的时候却又是一脸严肃。我说：“你不能等我回去再说吗？我下周就回西贡了。”

“你也许会被杀掉，”他说，“那样就显得我不够磊落了。而且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不去接近她，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控制得住。”

“你的意思是，你还没接近过她？”

“当然。你认为我会先告诉她——而不让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我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她的？”

“我想是乡村酒家的那个晚上吧，在跟她跳舞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你们并不亲近。”

他不解地看着我。如果他的行为对我来说有一点儿疯狂的话，那么我的反应对他来说，显然更加莫名其妙。他说：“你知道，我想是因为我瞧见了妓院里的那些女孩儿。她们全都那么漂亮。唉，想到她也是其中一个，我就想去保护她。”

“我不觉得她需要你的保护。徐小姐约你出去过吗？”

“约过，但我没有去。我一直躲着她们。”他沮丧地说，“这很不好。我觉得那样做很糟糕，但是请你相信我，可以吗，如果你们已经结婚——那我绝不会闯进去做第三者的。”

“你似乎很确定你能闯得进来。”我说。头一次，他的这番话让我很生气。

“福勒，”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教名……”

“托马斯。怎么了？”

“我能叫你汤姆吗？我觉得冥冥之中，它拉近了我们的关系。我是说，爱上同一个女人这件事。”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他背靠着包装箱，满腔热情地坐了起来。“现在你知道了，那么一切似乎不同了，”他说，“我想求她嫁给我，汤姆。”

“你还是叫我托马斯吧。”

“她只需要在我们两人中作出选择，托马斯。这很公平。”但这公平吗？想到日后的孤独与落寞，我第一次不寒而栗。这一切不过是异想天开，但……他也许是个可怜的情人，我却要更差劲。他比我要体面得多。

他开始脱衣服。我想：“他还拥有青春。”我忽然发现我很嫉妒派尔，这件事实在令人悲伤。

我说：“我不能娶她。我在家里还有个妻子。她永远不会跟我离婚的。她信奉高教会派——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吧。”

“很抱歉，托马斯。对了，我的名字叫奥尔登，如果你愿意……”

“我还是管你叫派尔吧，”我说，“我脑子里想到你时，就会出现派尔这个名字。”

他钻进睡袋，伸手去拿蜡烛。“嘘，”他说，“很高兴这件事过去了，托马斯。这几天来，我一直因为这件事而难受。”很明显，他现在是不会难受了。

蜡烛熄灭后，我只能看见他的平头在外面火光映衬下的轮廓。“晚安，托马斯。好好睡一觉。”这些话像一场低劣喜剧的提示语那样，刚一说完，迫击炮便开始轰炸了，炮弹飞行的声音、尖啸声、爆炸声一并传来。

“上帝啊，”派尔说，“是一次进攻吗？”

“他们正试图阻止一次进攻。”

“好吧，我想，我们是睡不成了吧？”

“睡不成了。”

“托马斯，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你处理这一切的看法——我觉得你非常出色，极其出色，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

“谢谢。”

“你见过的世面比我多。你知道，从某种角度来说，波士顿未免有些——狭隘。即使你不是洛厄尔或卡伯特家族[24]的一员。我也希望你能给我建议，托马斯。”

“哪方面的建议？”

“关于凤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相信我的建议。我是有私心的。我想把她留在我身边。”

“噢，但我知道你为人直率，非常直率，我们俩对她都是真心的，都很在乎她的利益。”

忽然间，我再也受不了他的孩子气。我说道：“我不在乎她的利益。你可以在乎。我只想要她的身体。我要她跟我上床。比起照顾她的什么狗屁利益，我还……还不如去糟蹋她，跟她一起睡觉。”

在黑暗里，他说了一声“噢”，声音虚弱。

我继续说：“如果你只关心她的利益，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放过她吧。跟其他女人一样，她也想要个好的……”迫击炮的爆炸声使那双波士顿耳朵没能听见盎格鲁-撒克逊的粗话。

但是在派尔身上，有一种难以说服的固执。他认为我的表现良好，那我就不得不表现良好。他说：“我知道你的痛苦，托马斯。”

“我不痛苦。”

“噢，当然，你很痛苦。我知道，如果我不得不放弃凤的话，也是一样。”

“但我并没有放弃她。”

“我也很重视肉体，托马斯，但是如果凤能快乐的话，我愿意放弃一切。”

“她现在就很快乐。”

“不可能的——以她现在的处境来说。她想要孩子。”

“她姐姐那些胡说八道的话，难道你还真信……”

“当姐姐的有时会更了解妹妹……”

“她只是想把那些想法灌输给你，派尔，因为她觉得你比较有钱。而且，我的上帝，你居然会相信。”

“可我只是赚工资的。”

“嗯，不管怎么说，你们货币的汇率相当不赖。”

“别那么刻薄，托马斯。这样的事情很多。我真希望它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你。那是我们的迫击炮吗？”

“是的，是‘我们的’迫击炮。你说得就好像她要离开我了似的，派尔。”

“当然，”他的语气倒没什么信心，“她也可能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那到时你要怎么办呢？”

“我会申请调离。”

“你怎么不现在就走呢，派尔？别留在这儿惹麻烦。”

“那对她是不公平的，托马斯。”他十分严肃地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对自己造成的所有麻烦有比他更善意的动机。他补充道：“我不认为你很了解凤。”

几个月后的一个早上，我醒来时，凤就在我身边，我想：“你了解她吗？你能预料到这种情况吗？凤心满意足地睡在我身边，而你却先走一步？”时间自会报复，而报复总是如此凄苦。我们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会完全了解另一个人，妻子无法完全了解丈夫，情夫无法完全了解情妇，父母也无法完全了解孩子。也许这就是人们发明上帝的缘由——它能了解一切。如果我希望被人了解或者了解他人时，也许我也会哄骗自己相信上帝，但我只是个记者而已。上帝是为新闻主笔而存在的。

“你确定有许多事情需要去了解吗？”我问派尔，“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咱们还是来一杯威士忌吧。争来争去，吵死人了。”

“现在喝酒有点儿早。”派尔说。

“是他妈的晚了。”

我倒了两杯酒，派尔举起他的那杯，眼睛透过威士忌，睁大眼睛望向烛光。每当有炮弹爆炸时，他的手便会发出一阵颤抖，他如此害怕，却还是从南定跑过来，作这次毫无意义的旅行。

派尔说：“这事很奇怪，我们都不能跟对方说‘祝你好运’。”于是，我们什么都没说，把酒喝了下去。

第五章

1

我本以为我只会离开西贡一个星期，但事实上，将近三个星期后，我才回来。首先，离开发艳这个地方，竟然比进入时还要困难。南定与河内之间的道路已被切断，又不可能只为一个记者安排一次航运，更何况这记者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那里。后来，等我到达河内时，记者们也都飞了过来，听取最近这次胜利的简报，而送他们回去的飞机也没给我留位置。派尔在到达的那个早上便离开了发艳：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跟我谈谈关于凤的事情，他没有理由留在这里了。五点半时，迫击炮停止轰炸，他还在睡觉，我去餐厅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几块饼干，等我回来时，发现他已经走了。我以为他是出去散步了——既然能从南定一路撑船划过来，那么也就不必替他担心那几个狙击手了；他对自己会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危险完全没有预想，而他对自己可能遭受的痛苦与危险也是一样毫无准备。有一次——但那是几个月后的事情——我失控了，将他双脚猛推进去，我的意思是将他推入痛苦之中，我至今还记得他是怎样转过身来，困惑地看着那只弄脏的皮鞋，说道：“见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干净。”那时我就知道，他已经学会了约克·哈丁的那套措辞。不过就他的为人而言，还是颇为真诚的：这不过是巧合，一切牺牲均由他人付出代价，直到最后的那个晚上，他倒在通往达科的桥下。

我回到西贡之后，才知道派尔是怎样离开的，当我下楼喝咖啡时，他说服了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将他带上一艘登陆艇里；登陆艇完成巡视工作之后，让他悄悄在南定上了岸。他运气不错，跟着沙眼治疗团队回到了河内，二十四小时后，那条道路便被正式切断。当我抵达河内的时候，他已经去了南方，临走之前，他在记者营的酒吧间侍者那里给我留了一封信。

“亲爱的托马斯，”他写道，“我没办法告诉你，那天晚上你是多么出色。可以告诉你的是，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去找你时，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当他撑着船，长时间沿河航行的时候，心情又如何呢？）没人能冷静地处理这样的事情。你真的很了不起，我向你袒露心声之后，也不觉得像之前那样惭愧了。（难道只有他自己的感受才最重要吗？我生气地想着，但我知道他并不是故意这样的。对他而言，他只要不觉得惭愧，那么整件事情立刻也就愉快了一些——我会愉快，凤会愉快，整个世界也会愉快一些，还包括那位经济专员和美国公使。派尔不惭愧了，春天也就在印度支那降临了。）我在这里等了你二十四个小时，但如果我今天不走，就不能在一星期之内赶回西贡来。而我真正的工作却是在南方。我已经告诉沙眼治疗团队的成员了，让他们去拜访你——你会喜欢他们的。这些小伙子都很棒，他们在做的工作与成年人无异。我会赶在你之前回到西贡，不必担心。我向你保证，在你回来之前，我不会去见凤。在日后的任何方面，我都不想让你感到不公平。你诚挚的，奥尔登。”

又是那种想当然的假设，认为“日后”我会失去凤。他是在美元汇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信吗？过去我们也经常说起英镑的价值。现在，我们要谈一场美元的恋爱了吗？一场美元的恋爱，当然包括结婚、生子和母亲节，尽管后来可能也包括里诺或者维尔京群岛[25]或者其他什么他们现在去离婚的地方。一场美元的恋爱有着美好的愿景，一颗清白的良心，那么其他人就都见鬼去吧。但我的爱情没有愿景：未来摆在那里。所有能做的，不过是让未来不那么难堪，当它来临时，让它温和地幻灭，在这方面，鸦片也有一定作用。但我从未预见到，我不得不告诉凤的第一个幻灭的未来，竟然是派尔的死讯。

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毫无疑问，格兰杰也在那里。一个年轻、英俊的法军上校主持会场。他用法语发言，旁边的初级军官替他翻译出来。法国记者们像足球队员一样坐成一排。我发现我很难集中精力聆听上校的发言：我精神恍惚，一直在想着凤，以及那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如果派尔是对的，我真的失去了凤：那我该何去何从？

翻译说：“上校告诉大家，敌军吃了一场大败仗——损失了几乎一个营的兵力。残余的部队正乘着简易木筏渡过红河逃窜。我们的空军一直在追击他们。”上校用他的手抚过他那优雅的金发，挥动着他的指示棒，在墙上的长地图下来回踱步。一位美国记者问：“法军的损失如何？”

上校非常清楚这句话的意义——记者招待会这种场合里，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他停下来，举起指示棒，像一位很受欢迎的教师那样和蔼地笑着，直到翻译把这句话说完，他才作出模棱两可的回应。

“上校说，我们损失并不严重。确切的数字现在还不知道。”

这样的回答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麻烦。你会认为，或早或晚，上校会想出一套说辞来应对这些执拗的“学生”，否则“校长”便会指定一位更有能力的职工来维持秩序了。

“上校说的是真的？”格兰杰说道，“他有时间去清点敌人的死亡人数，而不去算算他自己的？”

上校颇具耐心地又编出一套回避的说辞，他心里很清楚，若是有人继续追问的话，那么这套说辞就又不成立了。那些法国记者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神情忧郁。如果美国记者逼得上校坦白了些什么，他们就会一把抓住，但他们不会主动引诱自己的同胞。

“上校说敌军被我们赶跑了。在火线后方是可以清点死亡人数的，但目前战斗还在进行，你不能指望让正在前进的法军部队统计具体的伤亡数字。”

“并不是我们指望，”格兰杰说，“而是参谋部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认真地告诉我们说，各排不会及时通过对讲机报告伤亡情况，是吗？”

上校开始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了。我想，如果他一开始便摊牌，坚定地告诉我们，他知道伤亡人数但不想说，那么情况或许会好一些。毕竟这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上帝没有赋予我们必须了解到真实信息的权利。我们不用跟巴黎的左派议员们争斗，也不必在红河与黑水河之间同胡志明的军队战斗。我们并没有人为此死亡。

上校忽然间脱口而出地说道，法军的伤亡人数比例是一比三，说完便背过身去，怒气冲冲地瞪着地图。这些死去的人是他的战士，他的同僚，是他在圣西尔军校的同窗——跟格兰杰预测的数字并不相符。格兰杰说着：“现在咱们总算搞清楚大致情况了。”一面朝着他的同行望去，露出痴呆一般的胜利表情。那些法国记者低着头，沮丧地记下这个数字。

“这个比例可要高于朝鲜战场。”我假装不了解地说道，不过我却给了格兰杰一条新的线索。

“问问上校，”他说，“法军接下来准备怎么办？他说敌军正渡过黑水河逃窜……”

“红河。”翻译纠正他说。

“我们不在乎这条河是什么颜色的。只是想知道，法军现在准备怎么办。”

“敌军正在逃窜。”

“他们到达河对岸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时你们准备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打算在河边一坐，然后就宣布战争结束了？”法国军官怀着阴郁的耐心聆听着格兰杰的咄咄逼人的声音。现在的战士们，还得学会忍气吞声。“你们准备给他们投些圣诞贺卡吗？”

上尉一字一句地翻译这段话，甚至连“圣诞贺卡”这种词也翻译出来了。上校对我们冷笑，“不投圣诞贺卡。”他说。

我想是上校的年轻与英俊惹恼了格兰杰。这个上校不是一个——至少不是格兰杰以为的那样——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他说：“你们总不会投些别的什么东西吧。”

上校忽然说起英语来，并且还很流利。他说：“如果美国人承诺的供给物资到位的话，我们就有更多可投的东西了。”尽管他的举止文雅，但头脑还是太简单了。他居然相信一个新闻记者会去关心祖国荣誉，而枉顾新闻采访。格兰杰尖锐地指出（他的记性相当好，能记住每一个日期）：“你的意思是，应该在九月初就抵达的供给物资，现在还都没运到吗？”

“没有。”

这下格兰杰可得到他想要的新闻了，他立即动笔记下来。

“很抱歉，”上校说，“这一点不能在报上发表，只能作为背景来参考。”

“但是上校，”格兰杰抗议道，“这可是新闻。在这方面，我们能间接地帮上忙。”

“不，还是让外交官们去交涉吧。”

“发在报上的话，又有什么弊端呢？”

法国记者一脸困惑：他们几乎不懂英语。上校又没有按照规定的那样讲法语，他们只好气愤地相互低声抱怨。

“或利或弊，我不作判断，”上校说，“也许美国的报纸们会说，‘噢，法国人一直在抱怨，一直在乞讨。’那些在巴黎的共产党人又会发出谴责，‘法国人正在替美国人流血，而美国却连一架二手直升机也不给派过来。’无论怎样，都不妥当。到头来，我们还是得不到直升机，而敌人还在那里，距离河内不过五十英里。”

“至少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登，你们急需直升机，可以吗？”

“可以这么写，”上校说，“六个月前，我们有三架直升机，现在我们只有一架。一架而已。”他又重复一遍，语气惊诧又痛苦。“你可以说，如果有人在战斗时负伤，不是重伤，只是受了伤而已，那么他大概会觉得自己是必死无疑了。躺在担架上十二小时，或许二十四小时之后，才会被抬上救护车，然后在前方等着他的，是糟糕的路况，就地抛锚，或者遭遇一次伏击，最后死于坏疽。倒不如当时就直接被打死，那样还好过一些。”法国记者们都向前探着身体，竭力想弄明白上校的话的意思。“你们可以把这些都写上。”他说，在他那漂亮的身形映衬之下，其怨恨情绪显得更为强烈。“翻译给他们听。”他命令道，说完便走了出去，撇下那位上尉来完成那项极为生疏的任务：将英语翻译成法语。

“戳到他的痛处了。”格兰杰得意地说，然后他便跑去酒吧的角落里去写电报了。我的电报也没花很久就写好了——反正我在发艳的那些经历，也没有必要去写，那些新闻审查官肯定通不过的。如果故事足够好的话，我可以飞到香港去，在那里写好并发出去，但是真有什么新闻值得去冒被驱逐的风险吗？我很怀疑。被驱逐可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意味着派尔会取得胜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馆，在信箱里等着我的，恰是他的胜利，也是我的结局——一封恭喜我升迁的贺电。但丁从没想过以这种方式惩罚他诗篇里受谴责的情人们。保罗也从未这样被提拔进入“炼狱”[26]。

我上楼回到我空荡荡的房间里，冷水龙头正在滴着水（河内是没有热水供应的），我坐在床边，头上的那顶蚊帐像是一大团乌云。我要去担任国际新闻部的新编辑，每天下午三点半上班，在伦敦黑衣修士站附近那座阴沉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里，电梯口还挂着一幅索尔兹伯里爵爷[27]的画像。他们从西贡送来了这个好消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传到凤的耳朵里了。我当不成记者了，以后我得发表意见，作为拥有这个空洞特权的回报就是：我跟派尔竞争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剥夺了。对付这个幼稚的家伙，我有足够的经验，在两性的游戏之间，年纪也是一张好牌，跟青春一样，但现在，我连有限的十二个月的未来都无法提供，而前途才是真正的王牌。我很羡慕那些心怀家乡又随时准备赴死的军官。我想大哭一场，但我的泪腺早已干涸，就像这里的热水管。噢，让别人回家去吧——我只要我在卡提拿街上的那间小屋。

入夜后的河内气温骤降，灯光也不及西贡那样明亮，倒是跟这里女性所穿的深色衣服和战争的气氛很搭。我沿着甘贝塔街走去和平酒吧——我不太愿意去大都会酒店跟那些法国高级军官，以及他们的老婆和女人们一起喝酒。在我快走到酒吧时，我听见遥远的炮声从和平府那个方向传过来。白天时，那里淹没在交通噪声里，但现在一切都很安静，只能听见车铃的叮当声，那是三轮车夫在招揽生意。佩特里坐在老地方。他长了一个古怪的长脑袋，那只脑袋搁在肩膀上的样子，活像一只鸭梨摆在碟子里。他是名警察，娶了一个美貌的东京女子为妻，这间酒吧就是他妻子开的。他这个人也不怎么恋家。作为科西嘉人，他对马赛情有独钟，但比起马赛的话，他更愿意天天在甘贝塔街的人行道旁闲坐。我在想，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那封电报的内容了。

“玩一把“四二一”？”他问道。

“干吗不呢？”

我们开始扔骰子，我觉得对我而言，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远离甘贝塔街与卡提拿街，喝不到味美嘉喜鸡尾酒，听不到这熟悉的骰子声，瞧不见在地平线上像时针一般转动着的炮火——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要回去了。”

“回西贡吗？”佩特里一边问着，一边扔出个四二一点来。

“不。英国。”

第二部

第一章

派尔不请自来，说是要来喝杯酒，但我知道，他其实是不喝酒的。几周过去之后，回想起发艳那次荒唐的见面，简直难以置信：甚至连谈话的细节也不大清楚了。那次的细节就像是罗马古墓里的残缺文字，而我就像一个考古学家，依据我的学术偏见去填补上那些空白。我甚至觉得他是在愚弄我，那番谈话是一场计划周密、幽默的伪装，为的是掩盖他的真实目的，因为在西贡已有传言，说他是从事秘密活动的，“秘密”这个词其实并不恰当。也许他正将美国军火供应给第三势力——发艳主教的军乐队，那些吓坏了的、没有薪水的年轻士兵，这是他余下的全部兵力了。河内的那封调职电报，我一直留在口袋里。这件事即便告诉给凤，也没什么意义，那只会让我们剩下的几个月变得极其糟糕，充斥着泪水与争吵。甚至不到最后一刻，我都不会去申请办理出境证，万一移民局里有她的熟人，那就难办了。

我告诉她：“派尔会在六点过来。”

“我要去找我姐姐。”她说。

“我想他主要是想见你。”

“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的家人。你走之后，姐姐邀请过他几次，他从没赴约过。姐姐很伤心。”

“你不必出去。”

“如果他想见我，可以邀请我们去美琪大饭店。他只是想跟你谈些私事——关于生意之类。”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大家说他进口很多很多东西。”

“具体是什么东西呢？”

“药剂、药片……”

“那都是供应给在北部的沙眼治疗队的。”

“也许吧。海关没资格检查那些东西，全都是外交包裹。但有一次不小心弄错了——结果那人立马就被开除了，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还威胁说要停止一切进口。”

“里面是什么东西？”

“塑料。”

“你说的不是炸弹吧？”

“不是，只是塑料。”

凤走之后，我写信回英国。路透社有个人几天后要从这里去香港，他可以从那里将我的信寄出去。我知道我的呼吁不会有什么希望，不过这样做的话，我日后就不会责备自己没有采取任何可行的措施。我写信给报社总编，说现在不是更换记者的好时机。巴黎的德·拉特尔将军生命垂危，法军就要从和平府全部撤退，越南北部正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我告诉他说，我不适合担任国际新闻编辑——我是个记者，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真正的观点。在最后一页，我甚至以私人理由向他申请，虽然任何人的同情心都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抵挡不住那一排灯管下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的人，也抵挡不住那些千篇一律的废话——“报纸的利益”“情势所迫”之类……

我写道：“出于某些私人原因，我不太愿意离开越南。我认为我在英国很难好好去工作，不仅有经济上的压力，家庭方面也有许多问题。老实说，如果我有能力负担的话，那么我宁可辞职，也不愿意回到英国去。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表现我的反对意愿是多么强烈。我认为您觉得我还不算一个很糟糕的记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您提出申请。”然后，我又读了一遍我写的发艳战争的文章，准备也托人带过去，作为一篇发自香港的通讯。法国人现在不会过于反对我这样写了——包围已经解除：败仗也宣传为一场胜利了。接着，我又把我给总编的信的最后一页撕碎了。那样做根本没用——那些“私人原因”只会沦为他们私下里的笑柄。大家都觉得，每一个海外记者在当地都有女人。总编会把它当成笑话告诉给夜班编辑，夜班编辑嫉妒之余，回到他在斯特里特姆的双拼别墅里，带着幻想爬上床，身边躺着多年前从格拉斯哥带过来的忠实妻子。我太清楚那种房子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了——门廊里摆着一辆坏掉的三轮脚踏车，一个不知是谁弄断的他最喜欢的烟斗，客厅里有一件孩子的衬衣在等着缝上一颗纽扣。“私人原因”：在伦敦记者俱乐部喝酒时，我可不愿意因他们的笑话而使我想起凤。

有人敲了一下房门。我给派尔打开门，他的黑狗抢在他前面进来了。派尔从我的肩膀上望过去，发现房间里没有别人。“就我自己，”我说，“凤去找她姐姐了。”他的脸红了。我注意到他穿着一件夏威夷衬衫，不过在色彩和设计上都相当克制。我很惊讶：难道他已经被人指控从事非美活动了吗？他说道：“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你……”

“当然没有。喝杯酒吗？”

“谢谢。是啤酒吗？”

“抱歉。我们没有冰箱——冰块要让人送。来杯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

“一小杯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太喜欢烈酒。”

“加冰块吗？”

“多加些苏打水——如果你有的话。”

我说：“发艳之后，我就没见过你。”

“你收到我的信了吧，托马斯？”

他喊我的教名时，仿佛是在宣示他没有在开玩笑，派尔并没有掩饰什么，他来这里就是为了凤。我注意他的平头最近刚修剪过，甚至穿上这件夏威夷衬衫也是为了彰显男性之美吧？

“信我收到了，”我说，“我想我应该一拳把你打倒在地。”

“当然，”他说，“你有这样的权利，托马斯。但我在大学时练过拳击——而且我还比你年轻。”

“嗯，那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是吗？”

“你知道，托马斯（我相信你也有同感），我不喜欢背着凤去谈论她。我本以为她会在这儿的。”

“好吧，那我们要谈点儿什么呢——塑料？”我说这话并没有吓唬他的意思。

他说：“你也知道那件事了？”

“凤告诉我了。”

“她怎么能……？”

“你该知道这个事情已经传遍了。这又有什么呢？你准备去做玩具生意吗？”

“我们不想让援助的细节都披露出去。你知道我们国会的情形——而且参议员们经常来访。仅仅是因为我们沙眼治疗队使用某种药而没用另一种，就惹出过许多麻烦。”

“我还是不明白塑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的黑狗坐在地板上，占去许多空间，不停地喘着气；它的舌头看起来像一块烧得过了火的煎饼。派尔含糊其词地说道：“噢，你知道，我们想扶植一些本地的工业，不得不对法国人加以防备。他们希望所有东西都从法国进口。”

“不怪他们。战争需要钱。”

“你喜欢狗吗？”

“并不。”

“我以为英国人都很喜欢狗。”

“我还以为美国人都喜欢美元呢，不过肯定也有例外。”

“没有‘公爵’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了。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孤独……”

“在你的那个部门里，应该有不少同伴吧。”

“我养过的第一只狗名字叫‘王子’，取自‘黑王子[28]’这个意思。你知道，那个家伙……”

“他在利摩日[29]屠杀了所有妇女和孩子。”

“这我可记不得了。”

“历史书上将这部分掩盖过去了。”

当现实与派尔内心里所珍视的浪漫念头不相符合，或是某个他所敬爱或者仰慕的人没达到他那荒唐的标准时，痛苦与失望的情绪便会在他的眼睛里和嘴角上蔓延。有一次，我记得，我指出约克·哈丁犯过一个事实性的错误，然后我安慰他说：“不管是谁，都会犯错误的。”他紧张地笑起来，说道：“你一定认为我是个傻瓜，但是，我几乎以为他是不会出错的。”他继续说，“我父亲只跟他见过一次面，就非常喜欢他，而我父亲本身是很难讨好的那种人。”

那只名为“公爵”的大黑狗，喘匀气后，也逐渐适应了房间内的空气，便开始在屋子里东闻西嗅。“能让你的狗老实点儿吗？”我说。

“噢，我很抱歉。公爵，公爵。坐下，公爵。”公爵坐了下来，又开始大声地舔着自己的私处。我将两个杯子倒满酒，并特意从它身边经过，以暂时打断它的清洁工作。但它只安静了片刻，之后又给自己抓起痒来。

“公爵非常聪明。”派尔说。

“王子后来怎么样了？”

“我把它带去康涅狄格的农场里，它被车撞死了。”

“你难过吗？”

“噢，非常难过。它对我来说极为可贵，不过一个人总是要有点儿理智。又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它复活。”

“那么如果你失去了凤，你还会有理智吗？”

“噢，当然，我希望是那样，你呢？”

“说不准。我可能会走火入魔。你想到过这一点吗，派尔？”

“我希望你可以叫我奥尔登，托马斯。”

“我不想那么叫。派尔这个名字——会引发不少联想。你到底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呢？”

“我当然没想过。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最直率的。我还记得当时你的表现是多么有修养，当我闯进……”

“我记得，那次在睡着之前，我想，如果现在来一次袭击，然后你被打死，那么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光荣牺牲。为了民主。”

“别笑话我了，托马斯。”他不安地晃动着他的长手长腿，“在你看来，我一定是有些愚蠢，但我清楚，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不是。”

“我知道，如果认真说起来，你一定希望她能有最好的归宿。”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凤的脚步声。我原本寄希望于等到派尔离开之后凤再回来。派尔也听见了脚步声，并意识到凤回来了。他说：“是她吧。”尽管只相处过一个晚上，但他却能分辨出她的脚步声了。为了凉快一些，我将房门打开，狗也起身站在门边，看起来它好像已经把凤当成派尔的家人来接待。我反而成为不速之客了。

凤说：“我姐姐没在家。”然后谨慎地望着派尔。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实话，还是她姐姐叫她快点儿赶回来的。

“还记得派尔先生吗？”我说。

“很高兴见到您。”她优雅地回应道。

“我也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说完，他的脸又红了。

“什么？”

“她的英语不是很好。”我说。

“恐怕我的法语更糟。虽然我正在学习。我也许可以听得懂——如果凤说得慢些的话。”

“我来当翻译吧，”我说，“本地口音的法语要听习惯了才行。现在你想说什么？坐下来吧，凤。派尔先生是特地来看你的。说真的，”我转而问派尔说，“需不需要我离开一下，让你们两人单独谈谈？”

“我希望你听到我要说的这些话，否则就不公平了。”

“好吧，那就开始吧。”

他的语气严肃，好像这番话他已在心里演练过无数次，说他对凤怀着极大的爱与敬意。自从那天晚上与凤共舞开始，他就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听见这些话，我想起一个老管家正带着一批游客参观一座“深宅大院”。这座“深宅大院”就是他的心，对于这个家庭里的许多私人房间，我们只能匆匆一瞥。我很仔细地为他翻译——这样听起来更糟，凤安静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仿佛是在聆听电影里的对白一般。

“她听懂了吗？”派尔问。

“在我看来是听懂了。你不需要我帮你加些话进去，是吧？”

“不需要，”他说，“翻译就行。我不希望在感情上动摇她。”

“明白了。”

“告诉她，我想娶她。”

我告诉了凤。

“她说什么？”

“她问我你是不是认真的。我告诉她，你是个认真的人。”

“我想这种状况真是有点儿怪，”他说，“请你替我翻译。”

“相当怪。”

“然而这似乎也挺自然。毕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多谢厚爱。”

“我遇见麻烦之后，总是第一个想到你。”他说。

“那么我想，爱上我的女人也是一种麻烦吧？”

“当然。我真希望我的对手不是你，托马斯。”

“好了，我接下来要对她说什么。没有她你活不成了？”

“不，那种话太感情用事了。而且也不够真实。得不到她的话，我只好离开这里，任何事情都会过去的。”

“当你酝酿接下来该说些什么的时候，不介意我先跟凤说一句话吧？”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这才公平，托马斯。”

“好吧，凤，”我说，“你要离开我去跟他在一起吗？他会娶你。我做不到。你知道原因的。”

“你要走了吗？”她这么一问，我想起了口袋里报社总编寄过来的那封信。

“不走。”

“永远不走？”

“那怎么能保证呢？他也不能保证。婚姻也会破裂，而且结了婚的人往往比我们这样的分开得更快。”

“我不想离开你。”她说。但这句话并不能使人放心，它后面跟着一个没说出口的“但是”。

派尔说：“我想我应该把所有的牌都摆在明面上。我不富有。但将来我父亲去世时，我会得到五万美元的遗产。我的健康状况不错——两个月前刚拿到一份健康证明，我还可以让她知道我的血型。”

“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说这些干吗？”

“嗯，为了确定我们在一起可以生孩子。”

“在美国，你们做爱之前，都必须弄清楚——收入和血型？”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要是在美国的话，也许我的母亲会跟她的母亲谈谈。”

“谈你的血型？”

“别嘲笑我，托马斯。我想我的做法是有些老派。你知道，碰上这种情况，我有点儿不知道怎么才好。”

“我也是。我看要么别谈了，我们干脆扔骰子来决定她属于谁吧？”

“你这是假装无所谓，托马斯。我知道你像我一样爱她。”

“好吧，继续吧，派尔。”

“告诉她，我并不指望她立即就会爱上我。但那一天会到来的，不过请告诉她，我为她提供的是保障和尊重。这听起来也许并不动人，但它比激情更为长久。”

“她随时都能得到激情，”我说，“当你去办公室时，还有你的司机呢。”

派尔脸红了。他尴尬地站起身来，说道：“这个笑话很无耻。我不会让她受到侮辱。你没有权利……”

“她还不是你的妻子。”

“你又能给她什么？”他气势汹汹地问道，“当你回英国的时候，给她留下几百美元，或许你还要把她和家具一并转让出去吧？”

“家具本来也不是我的。”

“她也不是。凤，你愿意嫁给我吗？”

“血型的事情怎么办呢？”我说，“还有健康证明。你也应该问她要一份，不是吗？也许还应该向我要一份。还有她的天宫图——噢，不用了，那是印第安人的习俗。”

“你愿意嫁给我吗？”

“用法语说，”我说，“要是再帮你翻译，我他妈的就真应该去死了。”

我站起身来，那只狗忽然叫起来，这让我大为光火。“告诉你那该死的‘公爵’，让它安静点儿。这是我的家，不是它的。”

“你愿意嫁给我吗？”他又重复一遍。我朝凤身边挪了一步，那只狗又叫了起来。

我对凤说：“让他滚出去，狗也带走。”

“现在就跟我走吧，”派尔说，“跟我一起生活。”

“不，”凤说，“不要。”忽然间，我们两人之间的怒气全部消散了。这个问题简单极了，只需要一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单词[30]就能解决。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安慰。派尔站在那里，嘴巴微张，满脸困惑，他说：“她说不。”

“这点儿英文她还是会说的。”我现在就想大笑——我们两个把彼此愚弄得成了什么样子。我说：“坐下来，再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派尔。”

“我想我该走了。”

“再喝一杯。”

“别把你的威士忌都喝光了。”他喃喃地说。

“喝光了我可以再向公使馆买。”我走到桌边，狗对我龇着牙齿。

派尔气愤地说：“坐下，公爵。老实点儿。”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如果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很抱歉，托马斯，我不知道刚才我是怎么一回事。”他举着杯子，想了想又说道，“最好的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请你千万别离开她，托马斯。”

“我当然不会离开她。”我说。

凤对我说：“他想抽一袋烟吗？”

“你想抽一袋烟吗？”

“不了，谢谢。我不沾鸦片，我们服务队里有严格的规定。喝完这杯我就离开。至于公爵今天的表现，也很抱歉，它平时一直都很安静的。”

“留下来吃晚饭吧。”

“我想，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他露出一个迟疑的笑容，“我想人们会说我们两个人的行为都很怪异。我希望你能娶她，托马斯。”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真的。自从我看见那个地方——你知道，就是乡村酒家附近的妓院——我一直就很害怕。”

他迅速喝完了那杯他不习惯的威士忌，不朝凤看一眼，告别的时候也没有去握她的手，只是尴尬地微微点头。我注意到她的目光跟着他走出房门，经过镜子时，我打量一下自己：裤子最上面那颗纽扣没系上，这是身材走样的开始。到了门外，他说：“向你保证，我不会再见她，托马斯。这件事不会让我们之间产生隔膜吧？等这次的任务完成，我就申请调离。”

“那需要多久？”

“大概两年。”

我回到房间里，心里想：“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还不如告诉他们我就要走了。”那样他只需要捧着流血的心，将其作为装饰，几个星期后……我的谎言甚至会使他的良心得以安慰。

“要我给你烧袋烟吗？”凤问道。

“好，稍等一下。我要先写封信。”

这是我今天写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我倒是一点儿也没撕掉，尽管我对于后续的回应也同样不抱希望。我写道：“亲爱的海伦，我将在四月份回到英国，担任国际新闻编辑。你能想象，对此我并不情愿。英国是我的伤心之地，在这里没有一件事能够顺利完成。我本来期望我们的婚姻能长久下去，正如我也遵奉你的那些基督教信仰那样。直至今天，我都不清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知道你和我都尽力挽回过），我想大概是我的脾气不好。我知道自己发起脾气来，是多么无情，多么糟糕。现在我认为稍微好了一些——这是在东方生活的好处——虽然没有变得温和，但更安静一些。也许这不过是因为我的年龄又长了五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五年占的比重很大。你对我一向大度，自从我们分居以来，从来没有指责过我。你现在愿意更大度一些吗？我知道，在我们结婚之前，你警告过我说绝不会离婚。我也接受了，所以不能抱怨。但现在，我还是想请你同意离婚。”

凤在床上呼唤我，她已经把托盘摆好了。

“再等一下。”我说道。

“我可以把这件事掩饰过去，”我继续写道，“说得既体面又漂亮，或者假装是为了另一个人的缘故。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向来坦诚相见。那是为了我，而且只是为了我。我很爱一个人，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两年多了，她一直对我很忠诚，但我知道，我对她而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离开她，她会有点儿难过，我认为，但绝不会酿成什么悲剧。她会嫁给别人，生儿育女。我告诉你这些，显得我很蠢，相当于让你有了指责我的把柄。但是，因为我一直是在说真话，要是我说失去了她对于我来说，就是死亡的开端，也许你会相信的。我不是要你‘讲道理’（道理都在你那边），也不是要你发慈悲。慈悲这个词太严重了，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再说，我也不值得你发什么慈悲。我想，我现在想要你做的是，在忽然之间，不讲道理，违反常理。我希望你（我在这个词上犹豫了一下，写下来还是不太准确）动感情，在你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之前就采取行动。我知道，比隔着八千多英里写信，这样的事情通个电话会更容易办到。但愿你能给我回一封电报，上面只要有‘我同意’就行了！”

写完信后，我仿佛刚刚跑完一段长路，筋疲力尽。我躺在床上，凤在为我烧着烟，我说：“他很年轻。”

“谁？“

“派尔。”

“那不重要。”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娶你，凤。”

“我相信你，但我姐姐不信。”

“刚刚的信是写给我的妻子的，我求她跟我离婚。以前我从未试过跟她这么说，总归是有希望的。”

“希望大吗？”

“不大，但还是有的。”

“别担心了。抽烟吧。”

我抽完了一袋，她开始给我烧第二袋烟。我又问她：“你姐姐真的不在家吗，凤？”

“我告诉过你——她出门了。”让她承受这种追究真相的激情，西方式的激情，就像对酒精的激情那样，那简直太荒谬了。因为我刚跟派尔一起喝了威士忌，鸦片的效果减轻了不少。我说：“我刚才对你撒谎了，凤。我要被调回去了。”

她放下烟枪。“但你不会真走吧？”

“如果不回去的话，我们靠什么生活呢？”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去。我很想看看伦敦。”

“你会非常不适应的，如果我们没有结婚的话。”

“但也许你的妻子会和你离婚。”

“也许吧。”

“不管怎样，我都要跟你一起回去。”她说道。她说得很认真，但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出来，在她再次举起烟枪，准备烧烟泡时，内心已经泛起一连串的思绪。她说：“伦敦有摩天楼吗？”我就爱她提出的这些天真的问题。出于礼貌，出于恐惧，甚至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她有时可能会撒个谎，但她绝对没有把谎言说得无懈可击的本领。

“没有，”我说，“看摩天楼得去美国。”

她的眼神从烟针上移开，飞快地看我一眼，承认了自己说得不对。然后，她一边揉着烟泡，一边又闲谈起来，说她到了伦敦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说我们应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还说到她在一本小说里读到的地铁和双层公交车：我们是坐飞机去，还是坐船去呢？“还有自由女神像……”她说。

“不，凤，那也是美国的。”

第二章

1

每年至少一次，高台教众要在西贡西北八十公里处的西宁圣殿举行大会，庆祝某某解放年或者征服年，甚至也可能庆祝佛教、儒教或基督教的某个节日。高台教一直是我向造访越南的人最喜欢介绍的一部分。高台教是由交趾的一名公务员创立，可以说是三大宗教的混合物。圣殿就在西宁。有一位教皇，还有一些女主教，他们通过扶乩进行预言，信奉的圣人是维克多·雨果。基督与佛祖从大教堂的屋顶向下俯瞰，下面是一个东方迪士尼般的幻想世界，彩绘的龙与蛇盘踞其中。刚来越南的人们都很喜欢我的这种描述。但高台教拥有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私家军队，装备着由旧汽车排气管改造的迫击炮，宣称是法军的盟友，但一到危急时刻便转为中立：这一套枯燥无聊的把戏，你要如何加以解释呢？举行这样的庆祝活动，对农民有安抚作用，教皇会邀请政府成员（如果那时高台教正得势，那他们就会应邀）、外交使团（几个二等秘书带着他们的妻子或女友）以及法军总司令来参加，总司令通常会从总部指派一名两星级的将军代表他出席。

通往西宁的路上，车辆源源不断，军政人士与各国使馆的汽车飞驰其中，在相对比较暴露的路段，有外籍兵团的士兵在稻田里分散掩护。这样的日子里，法国最高司令部往往最为担心，而对高台教徒来说，倒存有几分侥幸心理，因为如果有几位重要客人在他们的地区之外被杀，那他们岂不是毫不费力便展现出了自己的忠诚？

每隔一公里便有一座泥制的哨岗矗立在平坦的稻田里，看上去像一个感叹号。每隔十公里又有一座更大的堡垒，里面驻扎着一个排的外籍兵团，他们来自摩洛哥或者塞内加尔。就像开车进入纽约市区那样，所有的汽车都保持着相同的速度——也像开车进入纽约市区那样，你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焦躁情绪。你注视着前面的那辆车，又从后视镜里注视着后面的那辆车。每个人都想赶紧开到西宁，看完表演，然后尽快赶回来：七点钟开始宵禁。

汽车开过法军所控制的稻田，进入和好军的地盘，再过去则是经常与和好军开战的高台教的稻田：只是哨岗上的旗帜有所变化而已。一些男孩儿赤裸着身子骑在水牛背上，这些牛在稻田里走来走去，生殖器泡在泥水里；金黄的稻谷已经成熟，农民戴着贝壳形的斗笠，对着竹制的弧形小簸箕筛稻谷。迅速驶过的汽车，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物。

现在，每个村庄的高台教教堂都会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浅蓝与粉色相间的抹灰，门上还有一只上帝的大眼睛。旗帜逐渐增加，一队队农民沿着大路行走：我们快到圣殿了。远处，那座山如同一顶绿色的圆顶帽子，矗立在西宁城上方——那是泰将军的根据地，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参谋长最近宣布了他要与法军和越盟双方交战的意图。高台教军并没有打算去对付他，尽管他已经绑架了一位主教，但有传言说，他这么做得到了教皇的默许。

比南方三角洲里的其他地方，西宁的气温好像要更高：也许是因为缺水；也许是因为那些无休止的仪式使人汗流不止；也许是为那些部队流汗，他们端正地站在那里听人家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发表冗长的演说；也许是为那位教皇流汗，因为他穿了一身厚重的中式长袍。只有那些穿着白色丝绸长裤的女主教跟那些带着草帽的僧侣闲谈，才能使人在强烈的光照下感受到几分凉意。你绝不会相信还能等到去享受晚上七点钟的闲暇，那是在美琪大饭店屋顶上的鸡尾酒时间，西贡河吹来阵阵清凉的晚风。

游行结束之后，我采访了教皇的助手。我压根儿没想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果不其然：这样的采访对双方来说都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向他问起泰将军。

“一个鲁莽的人。”他说道，随后便终止了这个话题。他对我开始讲起事先准备好的那一套说辞，显然已经忘记我在两年前就已经领教过了——他的这套说辞倒是令我想起了我给新来的人播放的留声唱片。高台教是一个宗教的混合体……是所有宗教里最好的……传教士被派去洛杉矶……关于大金字塔的秘密……他穿着一件长长的白色法衣，烟不离手。他给人一种狡猾又腐朽的感觉：“爱”这个字眼经常从他嘴里蹦出来。我确信，他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为了嘲笑他的宗教活动才来到这里的，但是我们并不如他狡猾。我们的伪善使自己一无所获——连一个可靠的盟友都没有，然而他们却得到了武器，供给，甚至是现金。

“感谢您，阁下。”我起身准备离去。他送我走到门口，烟灰撒了一路。

“上帝祝福你的工作，”他假惺惺地说道，“请记住上帝是爱真理的。”

“哪一个真理呢？”我问。

“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所有真理都是一致的，真理即爱。”

他在手指上戴了一只大戒指，当他伸出手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觉得我会亲吻他的手，不过我可不是外交官。

在没有遮蔽、直射的阳光下，我看见了派尔，他正徒劳地试着发动那辆别克车。不知怎的，过去的两周内，无论是在大陆酒店的酒吧里，还是在卡提拿街唯一的好书店里，我都能频繁地碰见派尔。他从一开始便施加给我的那份友谊，现在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他那双哀伤的眼睛会充满热忱地向我询问凤的近况，而他的嘴唇则更为热切地流露出他对我的喜爱与羡慕——这可真要命！

一名高台教的司令官站在汽车旁边，正飞快地说着什么。我走过去时，他便停了下来，一言不发。我认得他——泰将军上山之前，他曾是泰将军手下的一个助手。

“喂，司令官，”我说，“将军还好吗？“

“哪个将军呢？”他不好意思地笑着反问道。

“当然，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我说，“所有的将军都是一致的。”

“这辆车我打不着火儿了，托马斯。”派尔说道。

“我给你找个机械师来。”司令官说完这句，便走掉了。

“我打扰到你们了吧。”

“噢，没什么，”派尔说，“他想知道这辆别克要多少钱。这里的人们都很友好，只要你正确对待他们。法国人似乎不知道该怎么与他们交往。”

“法国人不信任他们。”

派尔一本正经地说：“一个人当然是可以信任的，只要你选择去相信他。”这听起来像是一句高台教的格言。我开始觉得西宁的道德氛围太浓重了，我简直要喘不过气来。

“喝一杯吧。”派尔说。

“那再好不过。”

“我带了一瓶柠檬汁来。”他俯下身子，忙着在后面的篮子里翻找起来。

“有什么酒吗？”

“没有，实在抱歉。你知道，”他起劲儿地说，“在这种天气里，喝柠檬汁对身体很有益处。它含有——我不清楚是多少种维生素。”他给我递过来一杯，我一饮而尽。

“不管怎么说，可以解个渴。”我说。

“来点儿三明治吗？这些三明治味道好极了。抹了一种新的三明治酱，叫维他健。我妈从美国寄过来的。”

“不，谢谢，我还不怎么饿。”

“它的味道很像俄国沙拉——只是吃起来有点儿干。”

“我还是不吃了。”

“我吃的话，你不介意吧？”

“不，不，当然不会。”

他咬了一大口，然后在嘴里嘎吱嘎吱地咀嚼起来。远处，白色和粉红色的石头上雕刻着佛祖骑马出家图，他的仆人——另一座石像——跟在后面跑着追他。女主教们正走回教堂，大教堂门上的上帝之眼正望着我们。

“这里提供午餐，你知道吗？”我说。

“我不想去冒险。吃肉——在这样的热天里，可得当心了。”

“放心吧，你很安全的。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

“那样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不过我更喜欢知道自己吃的都是什么。”他又咬了一大口他的“维他健”。“你觉得他们能找到靠谱的机械师吗？”

“他们可是懂得如何将你的排气管改成迫击炮。我相信别克汽车能做成最好的迫击炮。”

司令官回来了，潇洒地向我们行了个军礼，说他已经派人去军营里找机械师了。派尔请他吃一块“维他健”三明治，他婉言谢绝。他展露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说道：“我们这里在食物方面有很多规定。”（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很愚蠢。一个宗教首府的情形，你们是知道的。我觉得在罗马——或者坎特伯雷，也是一样。”他很麻利地向我微微鞠了个躬，然后便不说话了。他和派尔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并不希望我在这里，我忍不住要逗逗派尔——这么干，说到底，只能算是弱者的武器，而我就是弱者。我没有青春，态度不严肃，为人不够正直，更没有未来。我说：“也许我得来一块三明治了。”

“噢，当然，”派尔说，“当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转去后面的篮子里找三明治。

“不，不，”我说，“我在开玩笑呢。你们两个想单独聊一会儿。”

“没那回事儿。”派尔说。他是我见过的最不称职的骗子——说谎这门艺术，他显然从未练习过。他向司令官解释道：“托马斯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认识福勒先生。”司令官说。

“我走之前会再来找你，派尔。”说完，我便步行向大教堂走去。那里会凉快一些。

圣人维克多·雨果的雕像穿着法国学院制服，他的三角帽子上围着一圈光环，指向孙逸仙在一块石板上刻写的高尚言论，走过去后，便是教堂正厅。没有可以落座的地方，除了教皇的宝座，宝座四周盘绕着一条灰泥制成的眼镜蛇，大理石地板光洁如水，窗户上都没有玻璃——建造监狱都得留些透气的孔。我想，人造监狱牢笼也跟这个差不多——让那些质疑暴露在外，任凭风雨侵蚀；让那些信条暴露在外，任人解释评说。我的妻子已经找到了她的带孔牢笼，有时我真的很羡慕她。太阳和空气之间，总有一种冲突：我过多地生活在阳光下了。

我走在又长又空的教堂正厅里——这可不是我所喜欢的印度支那。几条有着狮子脑袋的长龙绕上讲坛：屋顶上的基督暴露出他那颗流血的心。佛祖坐着，一如既往，盘着双腿。孔夫子稀疏的胡须垂下来，很像是旱季的瀑布。这完全是在演戏：祭坛上方的大地球就是野心，教皇用作占卜的那个有活动盖子的篮子，不过是在耍花招。如果这座大教堂已经存在了五个世纪，而不是二十年，并且布满着人们的脚印和风吹雨打的痕迹，那么会更有说服力吧？像我妻子那样容易信教的人，能在这里找到她在人间找不到的信仰吗？如果我真的需要信仰，我会在她的诺曼教会里找到吗？但我从来没有想要拥有信仰。记者的工作是挖掘和记录。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还从未发现过不可解释的事情。高台教教皇用铅笔在活动盖子下进行他的预言，人们就相信他了。在任何幻象里，你都可以找到这种扶乩之事。而在我的记忆之中，从没有过幻象，也没有奇迹。

我随意翻开我的记忆，像翻看一本相册里的照片那样：在奥尔平顿，我借着敌军一枚照明弹的亮光，曾看见过一只狐狸从那片贫瘠的黄褐色土地的巢穴里钻出来，在一片禽鸟出没的地区蹑手蹑脚地觇视；一具被刺死的马来人的尸首，被廓尔喀巡逻兵放到一辆货车后面，运去彭亨的锡矿区，站在一旁的中国劳工神经兮兮地笑着；另一位马来同胞将枕头放在死者的脑袋下面；旅馆房间里的壁炉上有只鸽子，正准备展翅飞翔；我妻子望向窗外的脸，那是我回家最后一次跟她告别的时候。我的思绪从她这里起程，又在她这里结束。她肯定在一个多星期前就收到我的信了，我没指望能发来的那封电报，也果然没有发来。但是，他们都说，如果陪审团迟迟没有回到法庭上的话，那么犯人就还有希望。再过一个星期，如果还是没有来信，那么我还有希望吗？我能听见的周围所有军人与外交官的汽车都在加速运转：这一年的盛会结束了。大批军队撤至西贡的行动开始了，同时开始的还有宵禁。我出门去寻找派尔。

他跟那位司令官站在一片阴凉处，没人在修理他的车子。不管他们在谈什么，谈话似乎已经进入尾声，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因彼此对待对方都过于礼貌，所以又显现出几分拘束的模样。我来到他们面前。

“机械师还没来。”

“马上就来了，”司令官说，“他在游行队伍里。”

“你也可以在这里过夜，”我说，“这里还有一场特殊的弥撒——如果参加一下的话，那对你来说可是相当特别的体验。它会一直持续三个小时。”

“我该回去了。”

“除非你现在就出发，不然你是赶不回去的。”我不情愿地补充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搭我的车，司令官明天可以派人将你的车送回西贡。”

“在高台教的地盘里，你们无须担心宵禁，”司令官沾沾自喜地说道，“但出了这片区域……当然，我明天肯定是能把车送回去的。”

“排气管完好无损。”我说。他的笑容明亮、干净而爽直，堪称一个标准的军事化笑容。

2

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有一长列汽车排在我们前面。我踩油门加速，想超过前面的车子，但我们已经通过高台教区域，转而驶入和好教区域之后，连前面车子的烟尘都看不见了。在这个晚上，我们身处的世界平坦而空荡。

这并不是那种会让人联想起伏击的乡野之地，但在公路两旁几码之外，人们可以藏在稻田里，颈部以下全部没入水中。

派尔清了清嗓子，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他又要亲密地攀谈起来。“我希望凤一切都好。”他说。

“我可从未听说她生过病。”在车里，我们望着一座哨岗沉下去，另一座又缓缓升起来，就像天平上的砝码。

“我昨天看见她姐姐出来买东西。”

“我想她又邀请你去坐坐了吧。”

“老实说，的确如此。”

“她不会轻易放弃希望的。”

“希望？”

“希望你能娶她的妹妹。”

“她跟我说你要走了。”

“这些谣言倒是传得很快。”

派尔说：“你会对我坦诚的，托马斯，是不是？”

“坦诚？”

“我已经申请调动了，”他说，“我不希望我们都离开了，而只留她自己在这里。”

“我认为你会等到任期结束再走。”

他毫不自我怜悯地说道：“我发现这种日子我根本不能承受。”

“你什么时候走？”

“还不知道。他们认为在六个月之内，这个事情会被处理妥当。”

“这样的日子，你能承受六个月吗？”

“不得不。”

“你以什么理由申请离开的？”

“我把这件事的大致情况告诉给了经济专员——你见过的——就是那个乔。”

“我想他会觉得我是个浑蛋，不让你和我的女孩儿一起走。”

“噢，不，他是站在你这边的。”

车子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在我注意到这点之前，大概已经响了有一会儿了，因为我一直在回味派尔那个天真的问题：“你会坦诚吗？”这样的问题源自一个非常单纯的心灵世界，在那里你谈论民主和没有u字母的Honor[31]，就像旧墓碑上拼写的那样，而且谈到这类词的时候，你的意思就跟你父亲所指的毫无差别。我说：“我们用完了。”

“汽油？”

“应该是足够的。起程之前我把油箱加满了。西宁的那些浑蛋用吸管把汽油吸光了。我早该发现的。这很像是他们的做法，留一些汽油，好让我们驶出他们的地盘。”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还能坚持开到下一个哨岗。希望他们那里会有汽油。”

但是我们的运气并不好。在距离哨岗还有三十码的地方，车子抛锚了。我们步行走到哨岗脚下，我用法语向哨兵喊话，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想要上去。我可不想被越南哨兵一枪打死。哨岗里没有回应：没人出来侦察这里的情况。我对派尔说：“你有枪吗？”

“我从不带枪。”

“我也是。”

最后一抹夕阳洒在这平坦世界的边缘，如同稻谷一般，青色与金黄色覆盖在大地上：与青灰暗淡的天空相衬，哨岗看起来像油墨印出来的一样，漆黑无比。宵禁时间应该马上就要到了。我再次喊话，依旧无人回应。

“你知道从上一个碉堡算起，我们经过了多少个哨岗吗？”

“我没注意。”

“我也没。”距离下一个碉堡，大概至少还有六公里——步行需要一个小时。我第三次喊话，仍然没有回应，仿佛那片寂静就是对我的最终答复。

我说：“这里看起来好像没人，我最好爬上去看看。”黄旗子上的红色条纹已经褪成橘色，这表明我们已经出了和好教的地盘，来到越南军管辖的区域。

派尔说：“你觉得如果我们等在这里的话，会有汽车经过吗？”

“也许吧，但是他们可能来得更早。”

“我要不要回去把车灯打开，作为信号。”

“我的天哪，千万不要。就这样。”天色黑下来，我们走得跌跌撞撞，正急着去找一架梯子。一些东西在脚底下碎裂开来；我能想象，这个声音穿过了那些稻田，在被谁偷听呢？派尔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成为路边模糊的一团。黑暗，一旦当它落下来，就如同一块石头落下来一般。我说：“待在那儿别动，等我喊你。”我在想哨兵是否已经把梯子撤走，但它留在那里——尽管敌人可能会顺着梯子爬上来，但那也是他们唯一的逃生路径。我开始向上爬。

我经常读到人们在经历恐惧时的内心想法：想到上帝，家庭，或者一个女人。我佩服他们的控制力。我这时什么都没想到，甚至连头顶上的活板门也没想到，那几秒钟里，我停止了我的存在：我完全被吓坏了。在梯子的顶端，我的头撞了一下，因为恐惧，我没有数出来那些台阶，听不见，也看不到。接着，我的脑袋从哨岗的泥地里冒出来，没人开枪打我，恐惧便悄悄溜走了。

3

一盏小油灯在地面上燃烧着，两个人蹲在墙边望着我。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司登轻机枪，另一个手持着步枪，但他们看上去吓坏了，跟我一样。他们看上去像学生，不过越南人的年龄会像太阳那样忽然就落山了——他们一会儿是小伙子，一会儿又成了老人。我很高兴我的肤色和眼睛的形状就像是一本护照——即便是处于恐惧之中，他们现在也不会开枪的。

我从地上走出来，向他们作保证，告诉他们我的车在外面，汽油用完了。如果他们这里剩有一点儿汽油的话，可以卖给我。我瞪大眼睛看看四周，好像不太可能有汽油。这个圆形的屋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一箱轻机枪用的子弹，一张木制小床，以及两个挂在钉子上的背包。两个盘子里还摆着一些剩饭、几只木筷，这表明他们并没有什么胃口。

“汽油够我们开到下一个碉堡的就行，有吗？”我问。

倚在墙边那两人中的一个——手持步枪的——摇了摇头。

“如果你们没有汽油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好在这里过夜了。”

“这是禁止的。”

“谁说的？”

“你是平民。”

“没人能让我坐在外面的路边上，等着别人来割断喉咙。”

“你是法国人吗？”

二人之中只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另一个坐在那里，头转向一边，盯着墙上的缝隙。他看见的只是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天空：他似乎在聆听什么，我也开始聆听。寂静变得充满了声音，那些你叫不出字的杂音——噼啪、嘎吱、沙沙……像咳嗽或者耳语的声音。然后我听见派尔的声音——他一定是走到梯子脚下了。“你还好吧，托马斯？”

“上来吧。”我回他道。他开始爬梯子，那个一直没有作声的哨兵端起了他的轻机枪——我们不认为他听清了我们的对话：这是一个危险的、惊吓过度的动作，我发现他已经被恐惧给吓瘫了。我如军长一般对他厉声喝道：“把枪放下！”然后我又加上一句法语脏话，我想他会明白的。他无意识地服从了我的指令，派尔爬了上来。我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哨岗里平安地待到明天早上。”

“太好了。”派尔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困惑。他继续说道：“这两个蠢货里，不应该有一个去站岗吗？”

“他们不愿意被一枪打死。我希望你带着比柠檬汁劲儿大一些的饮料。”

“下次吧，我一定会带的。”派尔说。

“一个漫长的夜晚在前面等着我们呢。”现在，派尔跟我在一起，我就听不见那些杂音了。就连那两个哨兵似乎也放松了一点儿。

“如果越盟的人来攻击他们，会是什么情形呢？”派尔问。

“他们会打一枪，然后跑掉。你每天早上都能在《远东日报》上读到这种新闻，‘西贡西南方向的某个哨岗，昨晚被越盟暂时控制。’”

“这前景可不乐观。”

“在我们与西贡之间，有四十座这样的哨岗。不一定会轮到我们倒霉的。”

“我们可以吃这些三明治，”派尔说，“我真的认为，他们中的一个人，应该去放哨。”

“他是怕子弹打进来。”现在，我们两个人也坐在地上，那两个越南哨兵更放松了些。我对他们感到十分同情：这并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让这两个没受过训练的士兵一夜又一夜地守在岗楼里，永远不确定越盟何时会穿过稻田，爬上公路。我对派尔说：“你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民主而战吗？我们应该让约克·哈丁来向他们解释。”

“你总是嘲笑约克。”派尔说。

“我嘲笑的是，花那么多时间去写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精神概念的人。”

“对他而言，那些东西是存在的。你难道没有什么精神概念吗？比如说，上帝。”

“我没有理由相信上帝。你呢？“

“我信。我是唯一神论者。”

“人们所信奉的神灵何止几亿？嗯，就连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当他惊慌、高兴或者饥饿的时候，所信奉的上帝也不尽相同。”

“也许吧，如果有上帝的话，他理应无比浩大，并且在每个人眼里都不相同。”

“就像曼谷的那尊大佛，”我说，“一次并不能看见他的全貌。尽管他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猜你不过是在故作强硬，”派尔说，“你一定也是有信仰的，多多少少。没人能毫无信仰地去生活。”

“噢，我不是贝克莱主义者。我相信我后背靠着的这堵墙。我相信那边的轻机枪。”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相信我报道的事情，这点你们美国大部分记者都做不到。”

“来一支烟吗？”

“我不吸烟——鸦片除外。给哨兵来一支吧。我们最好跟他们交个朋友。”派尔起身去为他们点着香烟，然后又转了回来。我说：“希望香烟也有象征意义，跟盐一样。”

“你不信任他们吗？”

“没有一个法国军官，”我说，“愿意单独跟这两个被吓坏了的哨兵在这些哨岗里过夜。嗯，我还听到过有一个排的士兵把他们的长官交给敌方。有时，越盟的扩音器比火箭筒更管用。我不怪他们。他们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你和你这类的人想发动一场战争，要别人帮忙，但那些人根本不感兴趣。”

“他们不想要共产主义。”

“他们想要足够的大米，”我说，“他们不想被一枪打死。他们希望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他们不想要我们这些白皮肤的人围在这里，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

“如果印度支那沦陷了……”

“这套言论我早知道了。暹罗会沦陷。马来西亚会沦陷。印度尼西亚也会沦陷。沦陷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相信你的上帝，相信还有来生的话，我就以来生的竖琴跟你的金冠打赌，五百年后也许不会再有纽约和伦敦，但他们还会在这片稻田里种水稻，他们还会戴着他们的尖帽子，用长杆挑着他们的农产品去市场上出售。孩子们仍会坐在水牛背上。我喜欢水牛，它们不喜欢我们的味道，欧洲的味道。记住——从水牛的观点来看，你也还是一个欧洲人。”

“他们将被迫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话，别人不会允许他们去反思。”

“思想是一种奢侈。你认为农民夜晚回到他们的土屋里，会坐下来去想上帝和民主吗？”

“你说的好像整个国家都是农民。那受过教育的人呢？他们会快乐吗？”

“噢，不会，”我说，“我们用我们的理念将他们抚养成人。我们教给他们一些危险的游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并祈祷我们的喉咙别被割断。其实被割断也是活该。真希望你的朋友约克也在这里。不知道他会觉得是什么滋味。”

“约克·哈丁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嗯，在朝鲜……”

“他不是来服役的军人，对吧？他有一张往返机票。有了往返机票，勇气就变成了一种智力训练，像一个修道士的自我鞭笞。我能受得了多少苦？那些可怜的家伙可没法儿搭飞机回老家。嗨，”我对那两个哨兵说，“你们叫什么名字？”我想，熟悉了之后也许可以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闲谈。他们没有回答，只是在那两截烟头后面盯着我们。“他们以为我们是法国人。”我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派尔说，“你不应该反对约克，你应该反对法国人。他们的殖民主义。”

“什么主义不主义。用事实说话。一个橡胶种植园主打他的工人——好吧，我反对他。这可不是殖民地的部长让他去做的。在法国的话，我想他会打老婆的。我见过一位牧师，穷得连裤子都没的换，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在一个霍乱流行的地区，挨家挨户去访问，只吃米饭和咸鱼，做弥撒时用的是一个旧杯子——一个木头盘子。我不相信上帝，但我支持这个牧师。你为什么不管这个叫殖民主义？”

“这是殖民主义。约克说，好的管理者往往反而很难改变坏的制度。”

“无论如何，法国人每天都在送命——这可不是一个精神概念。他们不像你们这些政客，用半真半假的话来领导人民——也不像我们那些政客。我去过印度，派尔，我知道自由主义者所造成的伤害。我们现在不只有一个自由党而已——自由主义已经感染到其他党派。我们不是自由的保守派，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我们都有一颗好良心。我宁愿当一个开拓者，为他所开拓的东西而战斗，虽死不辞。看看缅甸的历史吧。我们去入侵这个国家，当地各民族都支持我们，我们赢了，但就像你们美国人一样，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还不是殖民主义者。噢，不，我们与国王握手言和，并把他的省份归还给他，而让我们的盟友遭到迫害，被锯成两半。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以为我们会留下来。但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我们不想有一颗坏掉的良心。”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我们在这里也要做同样的事情。先鼓励他们，然后只给他们留下一点点设备和一个玩具工业。”

“玩具工业？”

“你的塑料。”

“噢，好吧，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谈政治为了什么。政治并不吸引我，我只是个记者。我没有任何立场。”

“真的没有吗？”派尔说。

“为了争论一番——来消磨这个血腥的晚上，仅此而已。我不会站队。我只会坚持报道，不管谁赢。”

“如果是他们赢了，你就要报道谎言了。”

“通常情况下，总是有弯路可走的。而且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也没有注意到实情有多么受重视。”

我想，我们坐在那里谈话这件事情，给这两个哨兵壮了不少胆子：也许他们认为我们的白色嗓音——嗓音也有颜色的，黄色嗓音像唱歌，黑色嗓音像漱口，而我们白色的只是说话——会给人留下人数众多的印象，从而使得越盟的人离我们远点儿。他们两人拿起盘子，又开始吃饭，用筷子扒着往嘴里送，眼睛却沿着盘子的边缘望向派尔和我。

“那么你认为我们失败了吗？”

“这不是重点，”我说，“我并不很希望你们取得胜利。我只想让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快乐一些——仅此而已。我希望他们在夜晚时，不用坐在黑暗里担惊受怕。”

“为了自由，必须开战。”

“我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美国人在这里战斗。至于自由，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去问问他们吧。”我用法语隔着地面向那两个哨兵发问，“自由——你们知道什么是自由吗？”他们正低头吃饭，听见我的话后，瞪着眼睛望过来，什么也没说。

派尔说：“你想让每个人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吗？你这是在为争论而争论。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所强调的个人的重要性，跟我或者约克说的，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发现这点呢？”我说，“四十年前可没人这么讲。”

“那时个人的重要性还没有受到威胁。”

“我们的也许没有受到威胁。噢，没有，但那时又有谁在关心稻田里的那些人呢？现在又有谁关心呢？如今唯一能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的，就是越盟的政治委员。他会坐在他的棚屋里，问他的名字，倾听他的抱怨；他会每天花掉一个小时去教导他——无论教的是什么，他在那里是被当成人来对待的，一个有价值的人。别再像鹦鹉学舌那样重复地去说关于东方的那套理论，什么对于个人灵魂的威胁。在这里，你会发现自己站在错误的一边——代表个人的是他们，而我们只代表23987号士兵，全球战略计划中的一分子。”

“你所说的这些话，有一半不能代表你的真实想法吧。”派尔不安地说。

“可能有四分之三。我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知道，幸好我没有卷入，否则有些事情我可能会去做——因为在东方这里——好吧，我并不喜欢艾克[32]。我喜欢——嗯，这两个人。这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几点了？我的表停了。”

“八点半刚过。”

“还有十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走了。”

“晚上会变得很冷，”派尔一边说着，一边打着冷战，“我从来没想到过会是这样。”

“四周都是水。我的车里有一条毯子。取回来应该就可以应付了。”

“下去取来？安全吗？”

“现在还早，越盟应该不会出现的。”

“我去吧。”

“我比你更习惯在黑暗里活动。”

我刚一起身，那两个哨兵便停下来，不再吃饭。我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回来。”我的双腿从活板门伸下去，找到梯子，然后一步一步往下走。说来也怪，这样的谈论竟然可以使人安心，特别是这样抽象的话题：它似乎使得周围这些怪异的环境也正常化了。我不再害怕，就好像我刚从一间屋子里离开，还要回来拾起观点继续争论一样——这座哨岗便是卡提拿街，是美琪大饭店的酒吧间，甚至是伦敦戈登广场附近的一间屋子。

我在哨岗下面站了一会儿，好让我的眼睛适应环境。这里有星星的光亮，但是不见月光。月光让我联想到太平间以及在大理石板上用冷水冲洗一只没安灯罩的灯泡，但星光仿佛是活的，永不静止，就像有人在这片广阔的空间试图传达出美好的愿景，甚至连星星的名字也都十分友好。金星是我们爱着的一个女人，大熊星座是我们童年的一个玩伴，以及——我猜南十字星，对于我妻子那种有信仰的人来说，可能是一首心爱的赞美诗，或者一篇床边的祈祷文。我也像派尔那样打了一个冷战。其实那个晚上的温度并不低，只不过路两旁的浅水田给那种温暖增加几分凉意。我朝着车子那边走去，有那么一刻，当我站在路边时，我甚至以为车子已经不在那里了。我的信心被动摇了，即便后来我才想起，车子是在三十码之外抛锚的。我忍不住弯着肩膀朝前走去——我觉得这样的行走方式，在黑夜里更为隐蔽。

我必须揭开汽车的后备厢才能取毯子，在静谧之中，揭盖时发出的咔嗒和吱呀声让我惊吓不已。那个晚上一定到处都有人，我不希望自己发出的噪声成为唯一的声音。我把毯子搭在肩头，比从前更小心地关上后备箱。然后，刚一扣好，西贡那边的天空忽然一闪，隆隆的爆炸声便从公路那边轰鸣着传了过来。爆炸声还没过去，又传来两排轻机枪的扫射声。我想：“有人要遭殃了。”远处传来人的叫声，痛苦、恐惧的声音，也可能是胜利的喊叫声。不知什么原因，我总觉得他们会沿着我们刚走过的那条公路发动一次袭击。那一瞬间，我觉得很不公平，越盟竟然跑到我们前面去，在我们与西贡之间。那仿佛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正朝着危险驶去，而不是远离它，就像我现在这样朝着危险的方向，向哨岗走过去。我之所以用走的，是因为觉得走比跑发出的声音更小些，虽然我的身体确实很想跑。

到了梯子下面，我抬头向派尔喊道：“是我——福勒。”（即便在那时，我也还是不想对他用我的教名。）哨岗上的景象已经变了：装饭的盘子回到地上；一个哨兵将步枪倚在臀部，坐在墙边注视着派尔；派尔跪在对面墙边不远的地方，眼睛盯着那支轻机枪，那支枪放在他和另一个哨兵之间。他好像已经开始向那支枪爬去，但停了下来。另一个哨兵的胳膊伸向那支枪——没有打斗或者威胁的痕迹，这就像是孩子平时会玩的那种游戏，你不能被人发现你移动过，否则就要回到原地，重新开始。

“发生了什么事？”我说。

两个哨兵看着我，派尔一下子扑过去，将轻机枪拽到他这边来。

“在做游戏吗？”我问道。

“他们有枪，我可不放心，”派尔说，“如果他们打过来的话。”

“用过轻机枪吗？”

“没有。”

“那很好。我也没用过。很高兴这里面有子弹——我们可不知道怎么装子弹进去。”

两个哨兵平静地接受了损失一支枪的事实。一个哨兵将步枪放低，横放在大腿上。另一个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就像一个孩子，相信只要自己躲在黑暗中，别人便也看不见他。也许他内心很高兴，现在终于不用负更多的责任了。远处轻机枪的枪声又响起来——一连串三阵枪声，然后又是一片寂静。第二个哨兵把眼睛闭得更紧了。

“他们不知道我们不会用它。”派尔说。

“按理说，他们是我们这边的。”

“我还以为你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呢。”

“一针见血。”我说，“希望越盟的人知道这一点。”

“外面怎么了？”

我又引用了一次明天《远东日报》的大字标题：“西贡郊外五十公里处一座哨岗遭到袭击，并被越盟游击队暂时夺取。”

“你觉得在稻田里会更安全吗？”

“只会更潮湿而已。”

“你似乎并不担心。”派尔说。

“我都被吓麻木了——但目前的情况还算不赖。他们通常不会在一个晚上攻击三个以上的哨岗。我们的运气算是比较好的。”

“那是什么？”

一辆重型汽车驶上路面的声音，正朝着西贡而去。我走到枪眼向下望，正好看见下面一辆坦克经过。

“是巡逻队。”我说。炮塔上的枪口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另一边。我想对他们大声喊叫，但那又有什么用呢？他们的坦克里可没有能安置两个无用的平民的空间。坦克驶过时，哨岗的土地面震动了一下，然后他们离去了。我看看表——八点五十一分，接下来就是等待，待到火光一闪，连忙再去看看表。就像凭借雷声与闪电的间隙来判断距离。过了将近四分钟，炮声才传过来。有一次我还觉察出反坦克火箭筒还击的声音，然后一切又平静下去。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派尔说，“我可以给他们发出个信号，让我们搭车回到营地里去。”

一声爆炸使得哨岗的地面又震动起来。“如果他们回得来的话，”我说，“这声音听起来像是地雷。”等我再去看表时，已经过了九点十五分，那辆坦克还没回来。也听不见更多开火射击的声音了。

我挨着派尔坐下，伸出两条腿。“我们最好睡一会儿，”我说，“反正也没别的事情可做。”

“我对那两个哨兵不大放心。”派尔说道。

“只要越盟的人不出现，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的。为了安全起见，把轻机枪放在你的腿下面。”我闭上眼睛，试着想象自己身在别处——在希特勒还没上台的时候，坐在德国火车的一节四等车厢里，那时我还很年轻，坐整夜的火车也不会忧虑烦闷，那些梦幻般的经历充满了希望，而非恐惧。这个时间，也正是凤替我准备烧一袋夜烟的时候。我在想，是否有封信在等着我——最好没有，因为我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没收到信，我还可以拥有种种不可能的白日梦。

“你睡着了吗？”派尔问。

“没有。”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把梯子拉上来吗？”

“我才明白他们为何不这么做。因为梯子是这里唯一的出路。”

“我希望那辆坦克会回来。”

“它不会的。”

我尽力间隔很久才看一次表，但那些间隔的时间从来没有感觉到的那么长。九点四十分，十点零五分，十点十二分，十点三十二分，十点四十一分。

“你还醒着吗？”我问派尔。

“是。”

“在想什么呢？”

他犹豫了一下。“凤。”他说。

“真的？”

“我只是想着，不知道现在她在做什么呢。”

“这我可以告诉你。她大概已经想到，我要在西宁过夜了——不是第一次。她正躺在床上，点上蚊香，以驱赶蚊虫，也许正在读一本过期的《巴黎竞赛画刊》。像法国人一样，她对皇室家庭生活很热衷。”

他若有所思地说：“知道得如此确切，一定很幸福。”我可以想象出黑暗中他那双温柔的像狗一样的眼睛。他们应该叫他菲多[33]，而不是奥尔登。

“我可不太知道——不过有一点大概是真的。在你毫无办法的时候，嫉妒也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的。‘肚子上，没法儿作怪。[34]’”

“有时我很不喜欢你的说话方式，托马斯。你知道她对我来说像是什么吗？她很纯洁，就像一朵鲜花。”

“可怜的花儿，”我说，“周围有很多杂草。”

“你在哪里遇见她的？”

“她以前在大世界跳舞。”

“跳舞。”他惊呼起来，仿佛这个念头令他痛苦不堪。

“这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我说，“别担心。”

“你的人生经历太丰富了，托马斯。”

“我年龄也比你大很多。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从来没拥有过一个女孩儿，”他说，“没有适当接触过。没有你说的那种真实经验。”

“你们美国人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吹口哨上面了。”

“这些话我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过。”

“你还年轻。这没什么可羞愧的。”

“你拥有过很多女人吗，福勒？”

“我不知道你说的‘很多’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而言，意义重要的女人不超过四个——或者说，我对她们有过重要意义。其他的四十多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跟她们在一起。无论是从健康，还是个人的社会义务角度来说，那都是错误的。”

“你认为那是错的吗？”

“希望我可以再度拥有那些夜晚。我仍身陷爱情之中，派尔，但我已经是个废物了。噢，以前有些自满，当然了。要过很长时间，我们才知道被人需要并不值得自满。尽管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为什么应该感到自满，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别人也是会被人需要的。”

“你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吗，托马斯？”

“没有，派尔。”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需要它，托马斯，像其他人一样。我并不是——古怪的。”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像嘴上说的那样需要它。这里面有不少自我催眠的成分。现在我知道了，我谁也不需要——除了凤。但是这是件需要时间才能认识到的事情。如果凤不在那里，我也能安稳地过上一年，并且没有任何一个晚上会感到不安。”

“但她在那里。”他用一种我几乎听不到的音量说道。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是很随便，但到后来则会像他的祖父那样，忠于一个女人。”

“我想那样的年轻时光，未免都很天真……”

“也不见得。”

“《金赛性学报告》里可没这么说。”

“这就是我说它并不天真的理由。”

“你知道，托马斯，跟你在这里像这样谈话，真是不错。不知怎么，似乎也不觉得那么危险了。”

“在闪电战里，我们总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说，“尤其是轰炸的间歇期。但那些轰炸机总会回来的。”

“如果有人问你最深刻的性经验是什么，你会怎么说？”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清早，躺在床上，看着一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梳头发。”

“那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是凤吗？”

我真希望他没有问出过这个问题。

“不是，”我说，“那个女人要更早些。在我刚离开我妻子的时候。”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离开了她。”

“为什么？”

说真的，为什么呢？“我们是傻瓜，”我说，“当我们恋爱时，我很害怕失去她。我觉得她一直在变——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变了，但我对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却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朝着终点跑去，就像一个懦夫向敌人跑过去并赢得一枚奖章那样。我想立即死去。”

“死？”

“也算死亡的一种吧。然后我就来到了东方。”

“就碰见了凤？”

“是的。”

“你如今不觉得凤也是一样吗？”

“不一样的。你看，另外那个女人爱我。我当时很害怕失去这种爱。而现在，我只害怕失去凤。”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派尔并不需要我的怂恿。

“但是她爱你，是吗？”

“不是那样。那不是她们的本性。你会慢慢发觉的。管她们叫孩子是陈词滥调——但有一件事却是很孩子气的。她们之所以爱你，是为了报答你给她们的体贴、安全感和礼物——她们恨你，则是因为你的殴打，或是受到不公的待遇。她们不知道爱是怎么一回事儿——只是走进一间屋子，然后爱上一位陌生人。对一位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派尔，这是非常安全的——她不会离家出走，只要这个家是幸福快乐的。”

我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直到当他压抑着怒火说道：“她可能更喜欢更大的安全感或更多的体贴。”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惹恼了他。

“也许吧。”

“你不怕她离开吗？”

“不像对于前一个女人的离开那么害怕。”

“你到底爱不爱凤呢？”

“噢，怎么说呢，派尔，当然。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我只爱过一次。”

“那四十多个女人又都算什么呢？”他咬住我的话不放。

“我确定这个数字是《金赛性学报告》的平均指标以下的。你知道，派尔，女人是不要什么贞操的。我也不确定我们男人需要这个，除非我们是出于病态。”

“我不是在说我是处男。”他说。我和派尔的全部谈话似乎都朝着古怪的方向发展。是因为他为人真挚，所以谈话才脱离了正常轨道？他说话从不转弯抹角。

“你可以拥有一百个女人，然后你仍然是个处男，派尔。大部分因强奸罪而被处以绞刑的美国大兵都是处男。我们欧洲没有那么多。我很高兴。他们可造成了不少伤害。”

“我真是不明白你说的话，托马斯。”

“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反正我已经厌倦了这个话题。在我这个年纪，性已经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衰老和死亡才是。我每天醒来时，想到的就是衰老和死亡，而不是女人的肉体。我只是不想在人生最后的十年里孤独地活着，仅此而已。我不知道一天到晚应该想些什么。我宁愿有个女人跟我待在同一间屋子里——即使是我不爱的。但如果凤离开了我，我还有精力去找下一个吗？……”

“如果这就是她之于你的全部意义……”

“全部意义，派尔？你也会等到内心恐惧的那一天，在生命里的最后十年，孤独地活着，没有伴侣，只有一家疗养院在尽头等着你。到那时候，你就会到处乱跑。甚至离开那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去寻找另一个，随便一个，可以陪你直至离世的女人。”

“那么，你为什么不回去找你的妻子呢？”

“跟一个你伤害过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长串轻机枪的枪声传来——开火的地点不会超过一英里远。也许是一位紧张的哨兵对着影子开火，也许是又一场袭击拉开了序幕。我倒希望是另一场袭击——这会增加我们逃走的概率。

“你害怕吗，托马斯？”

“我当然害怕。出自本能地害怕。但以我的理性而言，我知道这样死去会更好些。这就是我来东方的原因。在这里，死亡时刻伴随着你。”我看看表，已经十一点了。这个晚上还剩下八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轻松了。我说：“我们几乎无所不谈，除了上帝。我们把他留到后半夜再说吧。”

“你不信上帝，是吗？”

“不信。”

“如果没有他，对我而言，一切事情都没有意义了。”

“有了他，一切对我才没意义。”

“我曾读过本书……”

我一直不知道派尔都在读什么书。（大概读的不是约克·哈丁或莎士比亚或《婚姻的生理学》——也许是《生命的凯旋》。）这时，一个声音传进了我们这座哨岗，似乎来自活板门旁边那些阴影——一阵从空洞的扩音器传出来的声音，说的是越南话。“我们这下可难办了。”我说。两个哨兵也在听，他们的脸转向枪眼，嘴巴大张。

“那是什么？”派尔问。

走在哨岗墙上的枪眼之间，就像走在嘈杂的声音里。我迅速望向外面：什么都看不见——甚至连公路都辨别不出来，当我转回头时，那支步枪已经在瞄准了，我不确定它瞄的是我还是那个枪眼。但当我绕着墙边移动时，那支步枪也跟着移动，虽然有些犹豫，但仍将我置于射程之内，外面那个声音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我坐下，那支步枪也放了下来。

“外面那人在说什么？”派尔问。

“我不知道。我想他们是发现了车子，然后告诉这些家伙把我们交出去，要么就直接干掉。在他们下定决心之前，你最好把那挺轻机枪端起来。”

“他会开枪的。”

“现在还不确定。等他拿定了主意，就一定会开枪。”

派尔将腿移动了一下，顺势端起了枪。

“我会沿着墙走，”我说，“等他眼睛一眨，你就瞄准他。”

我刚站起身，那个声音就停止了，突如其来的寂静使我惊得跳了起来。派尔厉声喝道，“放下你的枪。”我怀疑那挺轻机枪是否上了膛——我之前嫌麻烦，没有仔细检查——那个哨兵已经将步枪扔在地上。

我走过去，将步枪捡起来。这时，外面那个声音又开始说话——仿佛还是那些话，我觉得一个音节都没变。也许他们是在放唱片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出最后通牒。

“接下来会怎样？”派尔问道。像一位在实验室里观察教学示范的学生，这一切仿佛都跟他无关。

“也许会遭受一阵火箭筒的袭击，也许会有一个越盟军人冲过来。”

派尔检查了一下他的轻机枪。“这似乎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说，“我要不要打几枪？”

“不，让他们继续犹豫去吧。他们更想一枪不放就拿下这座哨岗，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最好尽快离开。”

“他们可能正在下面等着呢。”

“没错。”

那两个人注视着我们——我说是两个“人”，但我怀疑他们加起来还不到四十岁。“那这两个呢？”派尔问，紧接着又直截了当地加上一句，“我应该开枪把他们干掉吗？”也许他只是想试试轻机枪。

“他们什么也没做。”

“他们会把我们交出去的。”

“为什么不呢？”我说，“这里本来就没我们什么事儿。这是他们的国家。”

我把步枪里的子弹取出，将枪放在地上。“你不会就把枪扔在这里吧。”派尔说。

“我太老了，带着枪跑不动。而且这也不是我的战争。走吧。”

这的确不是我的战争，但我希望黑暗里的那些人也知晓这一点。我将油灯吹灭，从楼门口将腿伸下去，找到梯子。我能听到那两个哨兵在悄声交谈，像低沉的歌手那样，他们的语言听起来就像一首歌。“一直向前走，”我告诉派尔，“走到稻田。小心田里的水——我拿不准水有多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感谢你的陪伴。”

“一直乐意。”派尔说。

我听见那两个哨兵在我们身后移动：我不知道他们手里是不是还有刀。扩音器里的声音蛮横起来，好像是在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下面的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轻轻移动，也可能是只老鼠吧。我有些犹豫。“上帝啊，现在我要是有杯酒就好了。”我低声说道。

“我们走吧。”

有东西在从梯子下面往上爬——我虽然什么也没听到，但能感受到梯子在我脚下摇晃。

“你怎么不动了？”派尔说。

那种鬼鬼祟祟的、无声的移动，我不知道我为何会认为那是什么其他东西，毕竟只有人才会爬梯子，然后我又无法确定那是像我一样的人类——那像是一个正往上爬并准备大开杀戒的动物，一声不响，目的明确，有着另一种生物的冷酷凶残。梯子摇来荡去，我想象着我看见了它的眼睛正向上望。忽然间，我再也承受不住，直接跳了下去，下面什么都没有，我的脚踝崴在松软的土地上，那感觉仿佛是被谁用手扭了一下。我听见派尔从梯子上下来了，我这才意识到我只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傻瓜，甚至连自己在不住地发抖也不知道，还一直以为自己很坚强，不会乱想，具备一个真正的观察者和记者所应该拥有的素质。我站起身来，一阵疼痛袭来，我差点儿又跌倒在地。我拖着另一条腿向稻田奔去，听见派尔跟在我的后面。就在这时，火箭筒射向哨岗，我又扑倒在地上。

4

“你受伤了吗？”派尔说。

“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腿。还不严重。”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派尔催促我说。我只能看得见他，因为他周身都是白色的灰尘。接着，连他也看不见了，像放映机的灯泡坏掉时屏幕上的画面那样，只有声轨还在继续响着。我小心翼翼地用我没有受伤的那个膝盖撑在地上，竭力想站起身来，但又不敢让我那受了伤的左脚踝受力，接着我又倒下了，痛得喘不上气来。不是我的脚踝，而是我的左腿有了麻烦。我不再焦虑——疼痛使我无心在意其他任何事情。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只是希望疼痛别再来找我。我甚至屏住呼吸，像牙疼的人那样。我没想到那些越盟的人这么快就来搜索已经成为废墟的哨岗，又一颗炮弹向这边飞过来——在他们过来之前，要把这里彻底摧毁掉。这要花掉多少钱哪，疼痛退去时，我这样想到，只是为了杀死几个人——杀死几匹马要比这便宜太多了。我这时一定还没有完全清醒，因为我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误入了一个老马屠宰场，在我出生的那个小镇上，老马屠宰场是我最讨厌的地方。我们经常以为自己听见了那些老马可怕的嘶叫声，还听见了那些无痛杀马工具的爆裂声。

隔了一会儿，疼痛再次袭来，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屏住呼吸——这两样在我看来同样重要。我心里十分清楚地思考着，到底是否应该爬向稻田。越盟的人也许还没来得及搜到那么远的地方。另一支巡逻队可能就要出现，跟之前那辆坦克里面的人员进行联络。但较之游击队来说，我更怕疼痛，所以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周围听不见派尔的声音，他一定已经跑到稻田里了。这时，我听见有人在哭泣。声音是从哨岗的方向，或者说是哨岗那里传过来的。它不像是成人的哭声，倒像是一个害怕黑暗，却又不敢大声叫喊的孩子所发出的。我猜是那两个哨兵中的一个——也许他的同伴已经死掉了。我希望越盟士兵不要割断他的喉咙。不该用孩子去打仗，我又想起那个蜷曲在沟渠里的小孩儿的尸体。我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待着，似乎这样可以让我远离痛苦。一个声音喊了句我听不懂的话。我甚至觉得我可以在这个黑暗、孤独、没有疼痛的境地里逐渐睡去。

然后，我听见了派尔的低语声，“托马斯，托马斯。”他很快便学会了蹑脚走路，我都没有听见他转回来的声音。

“走开点儿。”我低声回应道。

这时，他找到了我，紧挨着我平躺下来。“你为什么不过来呢？你受伤了吗？“

“我的腿。我想可能是断掉了。”

“子弹打的？”

“不，不是。一截木头。或是石头。从哨岗上落下来的东西。没流血。”

“你一定要坚持一下。”

“你走吧，派尔。我不想坚持，伤得很严重。”

“哪条腿？”

“左腿。”

他爬到我身边，将我的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我想像哨岗里的男孩儿那样哭泣，但一下子我又很生气，可轻声低语很难表达我的愤怒情绪。“他妈的，派尔，别管我。我想待在这儿。”

“你不能待在这儿。”

他把我拉到肩膀上，还没拉到一半，我就疼得无法忍受了。“别逞英雄了。我不想走。”

“你得配合，”他说，“否则我们都会被抓住的。”

“你……”

“安静点儿，要不然他们会听见的。”我恼怒得要哭出来了——没有比“恼怒”这个词更恰当的了。我倚在他身上，让我的左腿吊着——我们像一对参加三条腿比赛的尴尬选手。如果不是在我们刚出发时，一挺轻机枪在公路那头向着下一座哨岗快速连续开火的话，我们大概是没有机会的。也许有一支巡逻队正冲上来，也许他们正在完成破坏三座哨岗的任务。总之，这阵枪声掩护了我们缓慢而笨拙的逃亡之旅。

我不确定自己在这段时间里是不是一直都是清醒的。我想，最后那二十码的距离，派尔差不多是背着我在走。他说：“当心这里。我们要下稻田了。”干燥的稻谷在我们周围沙沙作响，脚下的烂泥也在向上翻涌。水淹到腰部的时候，派尔停下来。他气喘吁吁，气息哽住时，使他听起来就像一只牛蛙。

“抱歉，连累了你。”我说。

“不能扔下你不管。”派尔说。

第一个感觉是轻松。水和泥巴温柔而牢固地托着我的腿，像一条绷带那样，但好景不长，我们在水里感觉越来越冷，浑身不停地打着冷战。我在想现在是不是已经过了午夜了，如果越盟的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还得在这里待上六个小时。

“你能稍微换个姿势吗，”派尔说，“一会儿就行。”听见这话，我又没有缘由地生起气来——对此我没有什么借口，只是因为疼痛而无比烦躁。我没有让谁来救我，也没有让谁来把我的死亡这样痛苦地推迟。我想念刚才躺过的那块干硬的土地。现在我像独脚站立着的水鹤，努力试着减轻我在派尔身上的重量。只要我一开始动，稻秆儿便噼里啪啦响个不停，还刺得我的皮肤又痒又痛。

“你在那边救了我的命。”我说，派尔清了清他的喉咙，准备说出他那套老派的回应，“好让我死在这儿。但我宁愿死在干硬的地上。”

“最好不要说话。”派尔说，仿佛他是在跟一个病号说话。

“谁他妈的让你来救我了？我来东方，就是想死在这里。这就是你们该死的不讲道理的地方……”我摇摇晃晃地走在泥里，派尔将我的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放松。”他说。

“你一定看过不少战争电影吧。但我们可不是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你也没法儿获得战争奖章。”

“嘘，嘘。”一阵脚步声传来，有人正向田边走来。公路上的轻机枪停止射击，四周一片静谧，只有这脚步声和我们呼吸时稻草轻微的沙沙声。然后脚步声停了下来：离我们似乎只有一个房间的距离。我感觉到派尔的手放在我的右肩上，缓缓下压，我们一起慢慢地陷在泥里，不让稻秆儿发出一点儿声响。我用一个膝盖跪着，头向后仰，这样我可以将嘴巴留在水面上呼吸。腿上的疼痛再次袭来，我想，“如果我现在晕过去，就会被淹死。”——一直以来，我讨厌和恐惧被淹死的念头。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死法呢？现在这里没有任何声音：也许在二十英尺外，他们在等待着一阵沙沙声、咳嗽声或者喷嚏声——“噢，上帝，”我想，“我要打喷嚏了。”如果派尔刚才把我留在原地的话，我只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就好了，不会连累他——他是想活下去的。我用几根空闲着的手指按住上唇，这招儿是我小时候玩捉迷藏时学会的，但喷嚏还在鼻腔附近徘徊，等着打出来，而敌人在黑暗中一声不响，就等着这声喷嚏。它马上就要打出来了，马上，马上，终于打出来了。

但就在我喷嚏打出来的那一刻，越盟士兵的轻机枪开火了，一串火光射过稻田——枪声掩盖掉我的喷嚏声，尖厉的枪声像一架机器在钢铁上钻孔那样。我吸一口气，又潜入水里——人总是出乎本能地躲避所爱的东西，向着死亡卖弄风情，像一个女人要求被她的情人强奸她那样。被子弹扫过的稻草垂在我们的头顶上，这场风暴总算过去了。我和派尔几乎同时伸出头来喘口气，只听见脚步声向着哨岗那边移去。

“我们成功了。”派尔说。即使在疼痛之中，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我而言，衰老的年龄，一个编辑职位，无边无际的孤独；于他而言，我只知道现在说还太早。我们在寒冷中安心地等待着。在通向西宁的公路上，忽然燃起一团火来，红光四射，火苗愉快地跳跃，仿佛是在庆祝着什么。

“那是我的车。”我说。

派尔说：“真是羞愧，托马斯。我最讨厌看到别人糟蹋东西。”

“油箱里应该还剩下一点儿油，他们正好拿来烧车。我很冷，你冷吗，派尔？”

“冷得不能再冷了。”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从这里出去，平躺在公路上，会是怎样？”

“再过半小时吧。”

“我整个身子都压在你身上了。”

“我承受得住，我还年轻。”他本想说得幽默一些，但听起来却跟水里的泥巴一样冷。我本想向他道歉，因我的疼痛而使我的语气不佳，但这时，疼痛再次袭来。“你年轻，好吧。你等得起，不是吗？”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托马斯。”

我们好像在一起度过七个夜晚了，但他对我的了解，还不如他对法语的了解多。我说：“你别管我的话，我会更好。”

“那样我就无法面对凤了。”他说，这个名字一说出口就好像一个银行家喊出了一声标价。我立即应战。

“所以说，救我，是为了她。”我说。令我的嫉妒显得更为荒唐、丢脸的是，我只能用最低沉的耳语声来表达——它没有音调，而嫉妒是需要拿腔拿调的。“你认为这些英雄的行为会帮你博得她的欢心。那真是大错特错。除非我死了，你才可以拥有她。”

“我不是这个意思，”派尔说，“当你在爱情里遇到对手时，就应该公平地去竞争，仅此而已，没别的意思。”这是事实，我想，不过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天真。恋爱时是希望自己成为别人心目中的样子，是让别人去爱你自己伪造出来的高尚形象。恋爱中我们是没法儿顾及尊严的——最勇敢的行为不过是当对方是观众来进行表演而已。也许我已不再爱着什么人了，不过这些道理还是记得的。

“如果断腿的是你，我会扔下你不管的。”我说。

“噢，不，你不会的，托马斯。”他补充说，语气里带着让人无法忍受的自满情绪，“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我气得直想从他身上移开，自己撑着站起来，但是疼痛又回来了，像一列火车在隧道里那样奔袭而来，在陷入到水里之前，我又重重地倚在他身上。他用双臂抱住我，把我抱起来，然后一英寸一英寸地将我拖向田埂和路边。到达田埂下方之后，他将我放下，让我仰面平躺在浅浅的泥地里，疼痛退去，我睁开眼睛，舒了一口气，这时我只能看见满天星星的复杂密码——一种我无法解读出来的异国密码：这些不是我家乡的星星。派尔的脸伸向我的上方，遮住整个星空图景。“我要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看看，托马斯，去寻找巡逻队。”

“别傻了，”我说，“他们都没耐心去弄清楚你是谁，就会把你打死的。如果你没被越盟的人捉住的话。”

“这是唯一的机会。你不能在水里躺六个小时。”

“那就把我放在路上好了。”

“把轻机枪留给你好像没什么用处吧。”他有点儿怀疑地问道。

“当然没用。如果你决心成为一个英雄，至少要从稻田里慢慢通过。”

“那样的话，巡逻车过去时我会来不及发出信号的。”

“你又不会说法语。”

“我会大声喊‘我是法国人’。别担心，托马斯。我会小心的。”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他就已经走远，超出耳语所能及的范围——他尽可能静静地移动，不时停顿下来。借助汽车燃烧的火光，我看得见他，没人放枪。没过多久，他便走到火焰的另一边去了，之后他的那些足迹便被寂静填满。噢，是的，他确实很小心，就像他上次小心划船顺流而下直到发艳那样，他的那种谨慎很像是男孩儿冒险故事中的英雄，他对自己的谨慎又很自豪，如童子军的徽章那样珍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冒险故事里的荒谬与虚无色彩。

我躺下来，仔细听着越盟或者巡逻队的枪声，但是没人放枪——也许派尔要走一个小时，或者更久，才能到达哨岗，如果他能够安全抵达的话。我转过头去，望向我们刚才所在的哨岗，只剩下一堆泥巴、竹子和支柱，汽车燃烧的火焰逐渐变低，这些东西好像也变矮了。痛苦消失后，有一片宁静——仿佛精神的“停战日”，我很想高歌一曲。我想，这是多么奇怪啊，经历这样惊险的一夜，像我从事这样职业的人却只能将之浓缩为两行新闻——这不过是个平常又普通的夜晚，唯一奇怪的事情是我自己。这时，我听见一阵低沉的哭泣声从那座废墟般的哨岗里传来。其中一个哨兵肯定还活着。

我想：“可怜的家伙，如果我们的车子没在这个哨岗附近抛锚，当他听见扩音器第一次喊话时，他本来可以投降的，其他人都是那么做的，或者干脆逃跑。但我们在那里——两个白人男子，我们手里端着轻机枪，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等我们离开时，那时已经太迟了。”对于那个黑暗中的哭声，我是有责任的：我曾为自己的超然态度而自豪，我是不属于这场战争的，但那两个人的创伤却是我造成的，也可以说是我扣动的轻机枪的扳机，就像派尔曾想开枪打死他们一样。

我费了很大劲，才翻过田埂，走上公路。我想到他那边去。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分担他的痛苦。但我自身的疼痛却将我推了回来。我再也听不见他的哭声了。我静静地躺着，什么都听不见，屏住呼吸，向着我并不相信的上帝祈祷：“让我死掉吧，或者晕过去也行。让我死掉吧，或者晕过去也行。”之后，我想我是晕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直到我梦见我的眼皮都冻在一起，有人插入一个凿子将他们分开，我想提醒他们不要伤到下面的眼球，但是又说不出话来。凿子钻进来了，那是一支火把，火光映照在我的脸上。

“我们成功了，托马斯。”派尔说。他的这句话我记得，不过却不记得派尔后来向别人所描述的——他说我不停地向着错误的方向挥手，告诉他们哨岗里还有一个人，让他们必须去找找看。不管怎样，我不是派尔那样多愁善感的人。我了解我自己，知道我自私的程度。我没法儿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有人在痛苦之中，让我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话。有时候，天真的人会将其误解为我是个不自私的人，而我所做的无非是牺牲很小的利益而已——这次则是稍微推迟了他们检查我伤口的时间——去换取一种更大的利益，享受到一种心灵的平静。我真正做的，完全是在为自己着想。

他们回来告诉我，那个男孩儿已经死了，我很高兴——在那针吗啡注射到我腿里之后，我甚至无须忍受更大的痛苦了。

第三章

1

回到卡提拿街的住处，我慢慢走上楼，在第一道楼梯口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那些老太婆还像以前那样，坐在公共厕所门外的地板上闲聊，别人的命运是藏在掌纹上，而她们的命运则隐藏在脸上的皱纹里。我经过的时候，她们安静下来，我心里想，如果我懂越南话的话，不知道她们会告诉我些什么，大概会跟我说说，在我住在通往西宁公路旁的那家外籍兵团医院里这段时间里，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钥匙丢在哨岗或者稻田里的什么地方，但我已经托人带消息给凤，她一定已经收到了，如果她还在这里的话。这个“如果”说明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在医院里没有收到过她的任何讯息，也可能是因为她写法语太困难，而我又不懂越南话。我敲了敲门，门立即开了，一切似乎跟以前没有两样。我亲密地注视着她，她问我感觉如何，又摸了摸我上了夹板的腿，并把肩膀凑过来让我依靠，我仿佛是靠在一棵年轻的植物上，感觉无比安全。我说：“终于回家了，我很高兴。”

她对我说，她很想我，这自然是我想听到的话：一直以来，她说的都是我想听的话，像一个苦力回答你的问题那样，除非有意外情况。现在我期待着这个意外。

“这段日子里你都是怎么过的？”我问道。

“噢，我经常去看我姐姐。她在美国人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吗？派尔帮忙了吗？”

“不是派尔，是乔。”

“谁是乔？”

“你认识他的。那个经济专员。”

“噢，那个乔啊，我当然认识。”

他是会让你轻松忘却的人。直到今天，我还没法儿准确描述，除了他肥胖的身材，他那扑过粉的刮得很干净的脸颊，以及他的朗声大笑。此外我就不记得了——对了，还有就是别人叫他“乔”。世上有些人的名字总是缩得很短。

在凤的帮助下，我在床上躺下来。“看什么电影了吗？”我问。

“有个很有趣的片子正在卡提拿剧院上映。”她马上开始向我详细地讲述故事情节，我趁着这时环顾屋内，看看有没有白色信封，那也许是一封电报呢。我既然还没问，我相信她可能是忘记了。它也许就放在桌子上的打字机旁边，也许在衣柜里，也许为了安全起见，会被放进抽屉里，跟她那些收集起来的围巾放在一起。

“邮政局长——我想他是邮政局长，但也可能是市长——跟着她们回家。他从面包师那里借来个梯子，蹬梯子爬进科琳家的窗子，但是，你瞧，科琳跟弗朗西斯已经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但他没有听见邦皮埃尔太太上来了，她一进来，看见他在梯子顶上，以为……”

“邦皮埃尔太太是谁？”我问。说完，我转过头看看洗手盆，有时她把一些单据插在那些瓶瓶罐罐之间。

“我告诉过你。她是科琳的母亲，是个寡妇，正想再找一个丈夫……”

她坐在床上，将手伸进我的衬衫里。“这个电影很有趣。”她说。

“吻我，凤。”她没有卖弄风情。立刻按照我要求的那样做了，然后继续为我讲述电影的故事情节。与此相同，只要我说想做爱，她也会毫不迟疑地脱掉裤子，结束之后，她又会接着描述邦皮埃尔太太与那位邮政局长的尴尬境地。

“有我的电报吗？“

“有。”

“你为什么不给我呢？”

“你不能这么快就投入工作。你必须躺下来，好好休息。”

“这次也许不是工作。”

她把电报递给我，我看见信封已经被拆开。电文如下：“需要四百字的背景资料，关于德·拉特尔将军的离开对军事、政治局面的影响。”

“好吧，”我说，“这次是工作。你怎么知道的呢？为什么拆开它？”

“我以为是你妻子发来的。我希望是好消息。”

“谁替你翻译出来的？”

“我把它拿给我姐姐看了。”

“如果是坏消息，你会离开我吗，凤？”

她的小手在我的胸前摩挲着，意思是让我放心，她没有意识到，这次我是要她的一句话，不管这话是真是假。“你来一袋烟吗？还有一封信。我想也许是她写的。”

“这封你也拆开了？”

“我没拆你的信。电报是公开的。工作人员们早就看过了。”

这封信放在那些围巾之中。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取出来，并放在床上。我认得那字迹。“如果这是坏消息的话，你会……？”我很清楚这只能是坏消息，而没有其他的可能。一封电报可能意味着忽然的慷慨行为：一封信就只能是解释，辩解……所以我没有问下去，因为让她作一个无法信守的承诺，那太不诚实了。

“你在怕什么？”凤问我，然后我想：“我害怕孤独，害怕记者俱乐部和坐卧两用的房间，我害怕派尔。”

“给我一杯白兰地苏打。”我说。我看了看信的开头，“亲爱的托马斯，”结尾处则是，“挚爱的，海伦。”然后我就等着那杯白兰地。

“是她写来的吗？”

“是的。”在我读这封信之前，我就开始考虑，读过信后，我是该向凤撒谎呢，还是应该告诉她事实。

亲爱的托马斯：

你的信上说你在那边并不是独自一人，这点我并不惊讶。你并不是一个能长时间独居的人，对吗？你沾染女人，就像你的外套沾惹灰尘那样。也许对于你的情况，我感到更多的是同情，如果不是每次你一回到伦敦便立即去寻求安慰的话。我想你是不会相信我的，不过之所以我犹豫再三，最终没有简单地发回一个“不”字，是因为我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我们所受到的影响要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

我喝了一口白兰地。我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创伤经历这么多年后，仍裸露在外。我很粗心——没有选择合理的措辞——竟然使这个伤口再次流血。谁能责怪她去揭我的伤疤来作为反击呢？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去伤害别人。

“是坏消息吗？”凤问。

“有点儿糟糕，”我说，“不过她有权利……”我继续往下看。

我一直相信你比我们其他人都要更爱安妮，直到你打包行李，一去不返。现在，你似乎打算离开另一个女人了，因为我可以从你的信里感觉得到，你并不真的期待着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力量了”——你不是这样想的吗？要是我的电报上写一个“可以”，你又会怎么样呢？你真的会娶她吗？（我只能称之为“她”——你没告诉我她的名字）也许你会的。我想，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你也会慢慢变老，不喜欢过孤独的生活了。我有时觉得很孤独。我想安妮已经找到了另一个伴侣了，你离开她还算及时。

她准确地找到了那已经干掉的结痂。我又喝了一口。一个血淋淋的问题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给你烧袋烟吧。”凤说。

“什么都行，”我说，“什么都行。”

这就是我说“不”的一个原因。（我们不需要去谈论宗教的原因，因为你从来不理解，也没有相信过。）婚姻不能阻止你离开一个女人，是吗？它只是在拖延这个进程，如果你跟这个女孩儿同居的时间跟我一样久，那么这样对她就更不公平了。你把她带来英国，她无亲无故，会迷失在这里，而她被你抛弃的时候，那感觉该是多么恐怖。我猜她连吃饭的刀叉都不会用，是吗？我这些话说得很刻薄，因为我主要考虑到她的利益，而不是我的。但是，亲爱的托马斯，我也在替你着想。

我觉得浑身不舒服。距离我上一次收到妻子的来信，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在强迫她回信，而在她回信里的每一行里，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痛苦。她的痛苦击中了我的痛苦：我们又回到了从前那种互相伤害的模式里。如果只有相爱而没有伤害，那该多好——单单忠诚是不够的：我一直忠诚于安妮，但我还是伤害了她。伤害是在进行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的身心都太狭隘了，占有另一个人便志得意满，被人占有便感到羞耻。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很高兴我的妻子又一次打击了我——我已把她内心的痛苦遗忘得太久了，这是我能给她的唯一的一种补偿。不幸的是，天真无辜的人总会被卷入到任何冲突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有哭喊声从哨岗里传出来。

凤点燃烟灯。“她会让我和你结婚吗？”

“我现在还不知道。”

“她没说吗？”

“如果她说了，也是慢慢道来。”

我想：“你是多么自豪啊，如此超然，担任记者，而不是评论员，你在幕后造成了多大一团混乱。另一种战争是比这更加天真，即便是迫击炮，造成的伤害比起这个，也还是更小些。”

如果我违背我最深处的信念，说出“可以”这两个字，那样对你会有好处吗？你说你被召回到英国来，我能意识到你是多么厌恶回到这里，会想方设法地进行拖延。我可以预见到，你喝了太多酒之后，又要结婚了。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真的尽力尝试——我和你都很尽力——可我们失败了。第二次的时候，没人会像第一次那样尽力了。你说失去了这个女孩儿，你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但这同样的话你曾经也对我说过——我可以把那封信拿给你看，我还留着它——我想同样的话你也对安妮说过。你说，我们一直试图对彼此坦诚相待，但，托马斯，你的真话总是那么短暂。跟你争辩，或者试着让你明白这些道理，这些又有什么好处呢？按照我的信仰行事或许更容易些——你也许会认为这不合理——那么我简明地写给你：我不相信离婚，我的宗教也禁止离婚，所以答案是，托马斯，不可以——不可以离婚。

在“挚爱的，海伦”那句结尾之前，大概还有半页内容，我没有去读。我想那半页内容是关于天气的消息，以及一位我敬爱的老姑妈的近况。

我没有理由抱怨，这样的答复也并不出我所料。里面所说的，很多都是事实。希望她写这封信的时候，没有思考很长时间，因为回忆这些往事，不仅伤害到我，对她也是一种伤害。

“她说‘不可以’吗？”

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她还没有下定主意。还有希望的。”

凤笑了起来。“可你说到‘希望’时，却拉长了脸。”她躺在我的脚上，像一只趴在十字军战士的坟墓上的狗，替我烧着鸦片，我在考虑，该对派尔说些什么呢。等我抽完四袋鸦片后，我觉得自己对未来有了充分的准备，我告诉凤，还是有一定的希望——我的妻子正在咨询律师。从现在起，我随时都可能收到重获解放的电报。

“这件事无关紧要。你可以拟定一个协议。”她说，我能听到她姐姐正在通过她的嘴对我说话。

“我没有存款，”我说，“我比不上派尔。”

“别担心。什么事都会发生。总有办法的，”她说，“我姐姐说，你可以取出一笔人寿保险。”我想，她是多么现实啊，既不轻视金钱的重要性，也不对爱情作出任何伟大或者有约束力的宣言。我不知道派尔在未来的日子里要怎么忍受这副铁石心肠，因为派尔是个浪漫的人，但就他的情况来说，似乎可以用金钱来解决问题，现实的冷硬会因生活的富足而被逐渐软化，就像一块强壮的肌肉会因不经常使用而逐渐松懈一样。有钱人总是无往不利的。

那天晚上，在卡提拿街那些商铺关门之前，凤又买了三条真丝围巾。她坐在床上，将那些围巾展示给我看，大声地赞美着它们那明亮的色泽，她那歌声般的嗓音填满整个空间，然后仔细地把这些围巾折好，跟另外的十几条一并放进抽屉里：仿佛她是在为一个折中的协议铺垫基础一般。我也为我的协议铺下一个疯狂的基础，在鸦片赐予我的不可靠的清晰感与预感之下，我在那天晚上给派尔写了一封信。我是这样写的——这封信我前几天又发现了，被夹在约克·哈丁《西方的任务》那本书里。我的信送到时，他一定是在翻读这本书。也许他只是用这封信来当作书签，后来就没有再读下去。

“亲爱的派尔。”我写道，我只有一次动过那样的念头，想写成“亲爱的奥尔登”，说到底，毕竟，这是一封很重要的、跟生计息息相关的信件，不同于其他撒几个谎只为谋生的信件：

“亲爱的派尔，我在医院时就一直想写信给你，关于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诚地向你道谢。你将我从一个糟糕的局面里拯救出来。现在，我已经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我的腿骨折之处显然还不算难办，衰老还未伤及我的骨头，所以骨头还没那么脆。有时间的话，我们一定要举办个聚会来庆祝这个事情。”（行文至此，我卡住了，接着，像一只蚂蚁遇到障碍物，我又从另外一条路线绕过去。）“还有另一件事也值得庆祝，我知道你听到之后也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你一直在说，我们都很关心凤的利益。我回来时，发现有一封我妻子的来信在等着我，她或多或少同意和我离婚。所以你无须再替凤操心了。”——这句话说得很冷酷，但写下时我并不觉得，直到我重读时才发现，但那时已经太晚，来不及进行改动了。如果我要把这句话涂掉的话，还不如把整封信都撕掉。

“你最喜欢哪一条围巾？”凤问我，“我喜欢黄色的那条。”

“是的。黄色不错。去大饭店时，帮我把这封信寄出去。”

她看了看上面的地址。“我可以把它直接送到使馆。这样可以省掉一张邮票。”

“最好还是替我寄出去吧。”

然后，我躺回来，放松地抽着鸦片，我想：“现在，至少她不会在我回去之前离开我，也许，谁也说不清楚，明天，等我再抽几袋烟后，可能还会想出继续留在这里的办法。”

2

生活照常进行——这让人省去许多心思。就像在一次空袭中，人们不可能一直处于被惊吓的状态里，所以在日常工作的轰炸之下，在不断的遭遇与焦虑状态的围攻之下，人们也会一连几小时完全忘却个人的恐惧。来年四月，我就要离开印度支那，奔赴不可知的未来，再也没有凤的陪伴，这些念头被每天的电报、越南新闻社的公告，以及我的助手生病等事件给完全打乱。我的助手是印度人，叫多明戈斯（他的家族是从果阿出发，经由孟买来到这里的），平时不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都是他替我去参加的，他对那些绯闻与谣言的语调十分敏感，他还负责把我的稿件送到电报局和新闻审查处。依靠印度商人的帮助，特别是北方的，他在海防、南定与河内那一带，都有自己的私人情报网，这使我受益不少，我想，对于东京三角洲内越盟军队的位置情况，他比法军最高司令部知道得要更加精确。

我们从不随便使用这些消息，除非它已经成为新闻，也从不把任何消息传递给法国情报机构，所以他获得了几个藏在西贡堤岸这一带的越盟特工的信任与友谊。他是亚洲人，虽然名字不像，但这一事实却给他带来许多便利。

我很喜欢多明戈斯。其他人的骄傲自负如同皮肤病一般暴露在外，十分敏感，不可触碰；他的骄傲自负则是藏在深处的，并且作为人类来说，我认为，他的骄傲自负已经减少到了最小的比例。在日常跟他的接触里，感受到的只是温柔、谦逊和对真理的绝对热爱：你只有嫁给他，才会发现他的骄傲自负。也许真理与谦逊总是并存的；谎言总是源自我们的骄傲自负——在记者这份职业里，骄傲自负体现在渴望写出比其他人更为出色的故事。是多明戈斯帮助我不去在意这些事情——顶住那些国内发来的质询电报，问我为什么没有采访某人，为什么没有写出其他记者那样的报道文章，而事实上，我知道那篇文章是不真实的。

如今，多明戈斯病了，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依赖他——嗯，他甚至连车里的汽油都会替我加好，然后却从未多说一句话，或者多流露出一种神色，来干扰我的私生活。我相信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但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除了他的姓名和出生地之外——从他所有的谈话里，我只知道他可能信奉克利须那神[35]，也可能用铁丝圈刺着身体，赶赴黑风洞[36]进行一年一度的朝圣。现在他病倒了，对我而言像是一种恩赐，暂时使我摆脱掉自我的焦虑情绪。现在，我要去参加那些乏味的新闻发布会，并蹒跚地走到大陆酒店我的桌子旁，跟同事们说些闲话，但是我辨别真伪的能力比不上多明戈斯，所以我习惯每天晚上去找他，来讨论我所听到的消息。他的一位印度朋友有时也在屋内，坐在那张促狭的铁床旁边；多明戈斯和别人同住在加利埃尼大道附近的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他总是端坐在床上，挺直腰身，盘着双腿，让你觉得并不是去看望病人，而是受到一位王侯或者神父的接见。有时他发烧很厉害，满脸都是汗水，但思维却依旧十分清晰。那种情况就好像他的病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似的。他的女房东总是放一壶新鲜的柠檬汁在他身边，但我从来没见他喝过一口——也许喝了就相当于承认他自己口渴，承认他的身体在遭受病痛的折磨吧。

我去看望他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已经不再问他的身体情况，唯恐这样的问题听起来像是一种责备，反而我去了之后，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健康情况，并为我需要爬那么多层楼梯而道歉。然后他说：“我想让你去见我的一个朋友。他的故事，你应该听一听。”

“没问题。”

“我将他的名字写下来了，因为我知道你很难记住中国人的名字。当然，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不用。他在米托码头有一间仓库，专门用来存放废旧金属。”

“情况严重吗？”

“可能很严重。”

“能告诉我个大概吗？”

“你还是先听他说为好。有件事情很奇怪，但我不太理解。”汗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但他就任那些汗水流淌，就好像那一滴滴汗珠是活着的，并且神圣不可侵犯——他身上有许多印度教徒的特质，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伤害。他说：“你对你的朋友派尔，了解多少？”

“并不算多。我们是偶然遇见的，仅此而已。自从西宁一别后，我还没见过他呢。”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经济代表团成员，不过这个团体掩盖着众多的罪恶行径。我想他对本地的工业很有兴趣——大概他跟某家美国大公司关系密切。我不喜欢他们的行事方式，一边让法国人继续打仗，同时又不断地削减他们的生意。”

“我在美国公使馆里听见过派尔讲话，那天他们是在接待一群从华盛顿来进行考察的国会议员。他向议员们介绍了一些概况。”

“上帝保佑美国国会，”我说，“他来这个国家还不到半年呢。”

“他说起两股旧殖民势力——英国和法国，又说并不能指望这两个国家去赢取亚洲人的信心。所以现在正是美国加入进来的好机会，他们双手干净，没有沾染任何不洁之物。”

“夏威夷、波多黎各呢，”我说，“还有新墨西哥。”

“接着，有人问他一个老问题，现在这里的政府有多大概率击败越盟，派尔说有一股第三势力可以击败它。第三势力随时可以找到，除共产主义之外，总可以找到一股不带殖民主义色彩的第三势力——他称之为国家民主主义。你只须找到一个领袖，并保护他不受旧殖民势力的影响，就可以了。”

“都是约克·哈丁说过的话，”我说，“他来这里之前，读过他的书。来这儿的第一个星期里，他就开始谈论那套理论。他在这里什么也没学到。”

“他可能已经找到了领袖。”多明戈斯说。

“那有什么关系吗？”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不过你还是去跟米托码头的那位朋友谈谈吧。”

我在卡提拿街的住处给凤留了一张便条，然后在夕阳西下时，开车向港口驶去。桌子和椅子摆在码头的外面，旁边是靠岸停着的一些轮船和灰色海军舰艇，那些便携式小炉子已经生起火来，烧得很旺。在索姆大道上，树下的理发师正在忙着工作，算命先生蹲在墙边，手里握着脏兮兮的纸牌。在此时的堤岸，仿佛身处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才刚刚开始，而并不是随着逐渐消失的阳光慢慢结束。这就像开车进入一个哑剧剧场：那些长长的竖立起来的中文招牌、明亮的灯光和临时演员将你带入舞台两侧，之后周围一切忽然黑了下来，也变得十分安静。一条侧面通道又将我带到码头和一堆舢板旁边，暗处有许多仓库，大敞四开，附近却一个人都没有。

那间仓库很难找，我几乎也是偶然间才发现的，仓库的门敞开着，在一盏老式电灯的映照之下，可以看见许多奇怪的破铜烂铁堆在一起，如同毕加索的抽象作品的形状：床架、浴缸、垃圾箱、汽车的引擎盖，在灯光照射下显现出一道道陈旧的色泽。我沿着这些堆积起来的破铜烂铁中的一条狭窄的缝隙走下去，大声地喊着周先生，但是没人答应。在仓库的尽头，有一道楼梯通向上方，我猜那是周先生的家——我听多明戈斯的指引，显然是带到了后门口，不过我想他这么做是有他的道理的。楼梯两旁也都堆积着金属垃圾，这些废铁在这间寒鸦巢一般的房子里，说不定哪天就有用处。楼梯口上面是一个大房间，全家人在里面或坐或卧，很像一座随时都可能拆除的帐篷。到处都是小茶杯，还有许多纸板箱子，里面装满了无法辨认的物品，旁边还有一些皮带扎好的纤维行李箱。有一个老太太坐在一张大床上，还有两个男孩儿和两个女孩儿，一个婴儿在地板上爬着，三个穿着老式衫裤的中年妇女和两个穿着蓝色丝绸外套的老人正在一个角落里打麻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他们出牌很快，一摸就知道每张牌是什么，麻将牌撞击发出的声音，像浪潮退去之后鹅卵石在沙滩上滚动。除了几个打牌的人之外，房间里没有别人注意到我，只有一只猫跳到一个纸板箱上，一条瘦狗过来嗅了嗅我，然后就走开了。

“周先生在吗？”我问道，有两个女人摇了摇头，仍然没人在意我，只有一个女人将一只茶杯冲洗干净，又拿起水壶给我倒上一杯热茶，大概是为了保温，水壶外面还套了一层丝绸衬里。我坐在床尾，挨着那个老太太，一个女孩儿将茶杯递给我：那感觉我仿佛已经被接纳进入这个团体里，跟猫狗为伍——也许它们跟我一样，也是偶然间第一次来到这里。婴儿从地板上爬起来，拉拽我的鞋带，没人过来责骂他。东方人是不会责骂孩子的。墙上挂着三份商业日历，每一份上都有一个穿着艳丽的中式服装、脸颊粉红的女孩儿。还有一面大镜子，上面莫名其妙地写着“和平咖啡馆”几个字——也许是出于意外，它才陷入这些垃圾里：我觉得自己也深陷其中了。

我慢慢地喝着味道微苦的绿茶，将那只没有手柄的茶杯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里，以免手指被烫到，我在想我应该在这里等上多久。我试着用法语跟这家人交谈，问他们周先生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没人回答：他们大概全都不懂法语。当我的杯子空了之后，他们又为我倒上一杯，然后又继续做他们各自的事去了：一个女人继续熨烫衣服；一个女孩儿在缝缝补补；两个男孩儿在做功课；那个老太太盯着她的脚，那是一双旧式的中国小脚；狗在望着猫，而那只猫则伏在纸板箱上。

我这才意识到，多明戈斯为了勉强糊口，所做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

一位极瘦的中国人走进这个房间。他在这里似乎不会占用任何空间：他的身体就像是饼干罐子里隔开饼干的防油纸一般。他身上唯一厚实的东西，就是那套带着条纹的绒布睡衣。“是周先生吗？”我问道。

他看着我，那是一道吸鸦片的人才会有的冷漠目光：凹陷的双颊，婴儿一般的手腕，小女孩儿那样粗细的胳膊——许多年的吸毒史再加上许多袋烟，才能使他干瘪到这个尺寸。我说：“我的朋友，多明戈斯先生，说您有些东西想给我看。您就是周先生吧？”

噢，是的，他说，他就是周先生，然后很有礼貌地挥手示意我坐下来。我看得出来，我找他的目的已经消失在他头脑中的烟路之间了。我要不要喝杯茶呢？我的到访，他不胜荣幸。他们在地上又倒了一杯，然后递给我一杯像正燃烧的煤块的热茶——这是茶叶的磨难。我对他的家族子孙满堂的盛况加以称赞。

他微微惊讶地朝四周看了看，就像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似的。“我的妈妈，”他说，“我的妻子，我的姐姐，我的叔叔，我的兄弟，我的孩子，我姑姑的孩子。”那个婴儿已经从我的脚边爬走了，这会儿正躺在地上又踢又叫。我很想知道他是谁的孩子。这个屋子里的人要么太年轻，要么太老，似乎都不太适合生出这么个婴儿来。

我说：“多明戈斯先生告诉我这件事情很重要。”

“啊，多明戈斯先生。他身体还好吗？”

“有点儿发烧。”

“这个季节里，身体很容易出问题。”我甚至不相信他还记得多明戈斯是谁。他开始咳嗽，睡衣下面少了两颗纽扣，咳嗽时他的皮肤像当地的鼓那样绷得很紧。

“你自己也应该去看看医生。”我说。一个新来的人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没有听见他走进来。他很年轻，穿戴整齐，一身欧式打扮。他用英语说：“周先生只有一个肺。”

“很抱歉……”

“他每天抽一百五十袋烟。”

“听起来很多。”

“医生说这样对他的身体没有好处，但周先生抽烟时比任何时候都要舒服得多。”

我回应了一声，以示理解。

“请允许我作个自我介绍，我是周先生的管家。”

“我叫福勒。多明戈斯先生让我来的。他说周先生有事情要告诉我。”

“周先生的记忆力很糟糕。来杯茶吗？”

“谢谢，我已经喝了三杯了。”这样的问答听起来很像外语手册上的句子。

周先生的管家将我手中的茶杯拿过去，递给一个女孩儿，女孩儿将剩下的茶叶泼在地上，然后又倒满一杯。

“这壶茶不够浓。”我说，接过茶杯自己尝了尝，仔细地将杯子冲洗干净，然后又从另一把茶壶里倒满一杯。“这个要好点儿吧？”他问道。

“好多了。”

周先生清了清嗓子，不过那只是为了将一大口痰吐在装饰着粉红色花朵的搪瓷痰盂里。婴儿在茶叶的残渣之间滚来滚去，那只猫从纸板箱上一跃而起，跳到一个衣箱上。

“也许您跟我谈谈会更好。”年轻人说，“可以叫我韩先生。”

“如果您能告诉我……”

“我们去下面仓库里说吧，”韩先生说，“那边比较安静。”

我把手伸向周先生，他的手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脸困惑，然后望向这拥挤的房间，仿佛是在试图将我安顿妥当。我们下楼时，像石子滚动似的麻将牌声音逐渐减轻了。韩先生说：“小心，最后一层没有台阶了。”说着，他用手电筒为我照亮道路。

我们回到那些床架和浴缸之间，韩先生领路，顺着一个侧道走过去。大约走了二十步时，他停下来，用手电筒照向一个小铁桶。他说：“看见那个了吗？”

“它怎么了？”

他将小铁桶翻过来，露出商标：黛奥拉克通。

“我还是没明白这有什么含义。”

他说：“以前我这里有两个这样的铁桶。是从范文茂先生的车库跟其他废品一起收过来的。你认识范文茂先生吗？”

“不，我不认识。”

“他的妻子是泰将军的亲戚。”

“我还是不太明白……？”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韩先生问道。说着，他弯下腰来，拿起一长条凹形物体，很像是一截芹菜，在手电筒的光照下，闪着发光的铬色。

“可能是浴室里的设备吧。”

“这是个模子。”韩先生说。他显然是那种令人生厌的，却很乐意教导别人的人。他停下来，等我再次表达出自己的无知后，他继续说道：“您明白我说的模子是什么意思吗？”

“噢，是的，当然明白，不过这到底是……”

“这个模子是美国制造的。黛奥拉克通是一个美国的商标名称。你现在明白点儿了吗？”

“坦白地说，还是不明白。”

“模具上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它被扔掉的原因。不过不该把它和废品一起扔掉——那个小铁桶也不该扔掉。这是个失误。范先生的管家亲自来过这里。我当时找不到这个模子，就让他把另一只铁桶拿回去了。我说我这里只有这一只桶，他告诉他们需要这个来储存化学用品。当然，他没有问起模子的事情——那样就未免泄露太多的情况了——不过他仔细将这里搜查了一遍。范先生后来又亲自去美国使馆联系派尔先生。”

“你的情报工作做得不赖。”我说。我仍然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是我请周先生去跟多明戈斯取得联络的。”

“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证明了派尔与泰将军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我说，“一种微弱的联系。不管怎么说，这也不算是新闻吧。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干情报工作。”

韩先生用脚后跟去撞了撞那黑色的铁桶，发出的声音在床架之间回荡着。他说：“福勒先生，您是英国人，是中立的。您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您应该对我们有所同情，如果我们之中有些人倾向于任何一方。”

我说：“如果你是在暗示你是个共产党员，或者是越盟成员，别担心，我并不会震惊的。我不关心政治。”

“如果在西贡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这要归咎于我们。我的委员会希望你能保持公正的看法。这就是我带你来这里看这个东西的缘故。”

“黛奥拉克通是什么？”我说，“听起来像是一种炼乳。”

“它和牛奶有一些共同点。”韩先生将手电筒照向铁桶的内部。铁桶的底部残留着一点儿白色粉末，像灰尘一样。“这是一种美国的塑料。”他说。

“我听到一个传闻说派尔正在进口制造玩具所用的塑料。”我拿起模子看了看，试着在我的脑海描绘出它的形状。这不是物体本来的样子，而是它的镜像，完全颠倒的。

“不是制造玩具。”韩先生说。

“像是拉杆的一部分。”

“这种形状很不寻常。”

“我看不出它能做什么用。”

韩先生转身离开。“我只想让您记住您所看到的。”他说，这会儿，他已经走回到那堆破铜烂铁的阴影里，“也许有一天您觉得有理由把它写出来，但您千万不能说您在这里看见过这只铁桶。”

“这个模子也不能说？”我问。

“特别是这个模子，千万不要说。”

3

跟一个所谓的救过自己性命的人分别后初次相逢，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我住在外籍兵团医院时，并没有见过派尔。虽然他的缺席和沉默，都很容易理解（因为他比我更加敏感，更容易感到困窘），但有时却毫无理由地令我不安起来，所以每天晚上，在我吞下的安眠药发挥作用之前，我总幻想派尔会走上我的楼梯，敲开我的房门，睡在我的床上。在这件事上，我对他很不公平，所以在正式的义务之外，我又增添了几分愧疚感。以及，想到那封信，我也很内疚。（是遥远的祖先给了我这颗愚蠢的良心吗？在旧石器时代的世界里，他们四处强奸杀戮，当然不会有这样的良心。）

我有时会想，我是应该邀请我的救命恩人共进晚餐，还是应该请他到大陆酒店的酒吧间里喝上一杯？这是个不好决断的社交问题，也许要根据一个人的生活价值进行选择。一顿饭和一瓶酒，还是双份苏格兰威士忌？——这个问题使我烦恼了好几天，直到后来派尔亲自过来解决了。他来到我的家，隔着房门在外面大声喊我。那天下午很热，我当时正在睡觉，早上那条伤腿的恢复训练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所以我没有听到他的敲门声。

“托马斯，托马斯。”派尔的喊声闯入我的梦境，我梦见自己行走在一条长而空旷的街道上，寻找一个转弯处，但一直没有找到。那条路像电报机上松散的纸带一样，如果没被声音打断的话，不会出现丝毫变化——刚开始时，它很像哨岗上痛苦的呻吟，接着又像是在对着我本人说话，“托马斯，托马斯。”

我低声说：“走开，派尔。离我远点儿。我不想被救。”

“托马斯。”他用力地敲门，但我还躺在床上装死，就好像我还在水稻田里，而他是我的敌人。忽然间，我意识到敲门声停下来了，有人在外面低声说话，另外有个人在回答。耳语是危险的。我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说话。我小心地从床上爬下来，在手杖的帮助下，我挪到了另一间房的门口。也许是我移动得太快了，他们听见了我的声音，因为外面忽然静了下来。那一阵寂静就像植物生出卷须：它似乎在房门底下生长，叶子伸进我所处于的房间里。这种寂静我并不喜欢，所以我猛地将门打开，将寂静撕碎。凤站在通道里，派尔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从姿势来看，也许刚刚他们是在接吻。

“嗯，进来吧。”我说，“进来。”

“我敲门，你没有听见。”派尔说。

“我刚开始时，是睡着了，后来则是不想被打扰。但我既然已经被打扰了，那么就进来吧。”我用法语跟凤说，“你从哪儿把他接过来的？”

“就在这里。在通道上，”她说，“我听到他敲门，所以我跑上楼让他进来。”

“请坐吧，”我对派尔说，“你要喝点儿咖啡吗？“

“不，我不想坐下来，托马斯。”

“我需要坐一下。这条腿实在太累了。收到我的信了吗？”

“收到了。我真希望你没写过那封信。”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一大堆谎言。我以前很信任你的，托马斯。”

“当这件事涉及女人的时候，你不应该相信任何人。”

“那么，在这件事之后，你也不必再相信我了。在你出去的时候，我会偷偷溜到这里，我会写一些信，再装进打印好的信封里。也许我也该成熟起来了，托马斯，”但他的声音里带着哭声，他看起来比从前更加年轻了，“不撒谎的话，你就赢不了我吗？”

“不。这是欧洲人表里不一的地方，派尔。我们缺乏供给品，所以必须去弥补。但我一定是做得太笨了。你是怎么发现那些谎言的？”

“是她姐姐说的，”他说，“她现在为乔工作。我刚才见过她了。她知道你已经被调回国内了。”

“哦，那件事，”我松了一口气，“凤也知道。”

“还有你妻子的那封信呢？凤知道吗？她姐姐已经看过了。”

“怎么会呢？”

“昨天你出门去了，她来这里见凤。凤便把信给她看了。你骗不了她的。她懂英文。”

“我明白了。”没有理由去跟任何人发脾气——很明显，错在于我。凤可能只是出于炫耀的目的向她姐姐展示了那封信——而并不是出于对我的不信任。

“你昨晚就知道这一切了？”我问凤。

“是的。”

“我注意到你昨天很安静，”我摸了摸她的胳膊，“你可能已经很生气了。但你是凤——你从不会生气的。”

“我得想一想。”她说。然后我想起，半夜醒来时，我发现她的呼吸声并不规律，当时她还没睡着。我曾把手伸过去，然后问她“做噩梦了吗”。她刚来卡提拿街的时候，经常受到噩梦的困扰，但是昨天对于我的问题，她则摇了摇头：她翻过身背对着我，我将腿伸过去挨着她——这是我们亲热时的第一个规定动作。即便在那时，我也没注意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不能再解释一下吗，托马斯，为什么……”

“显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想留她在我身边。”

“不惜任何代价？”

“当然。”

“那不是爱。”

“也许不是你说的那种爱，派尔。”

“我想保护她。”

“我不想。她不需要保护。我要她在我身边，我要她睡在我的床上。”

“即使违背她的意愿？”

“有所违背的话，她就不会留下来了，派尔。”

“出了这件事之后，她不会再爱你了。”他的想法就是这样简单。我转过身去寻找凤。她已经走到卧室里，将我刚睡过的床单拉平，然后从架子上取下一本画册，坐在床上，仿佛对我们的谈话漠不关心。我知道那是本什么书——记录英国女王生活的画册。即便是颠倒的，我也能看出御用马车正驶向威斯敏斯特教堂。

“爱是西方的词汇，”我说，“我们用它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或是为了掩盖我们对一个女人的痴迷。这里的人不受这种痴迷的困扰。你在感情上会受到伤害的，派尔，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如果不是因为你那条腿，我会把你揍扁的。”

“你应该感激我——还有凤的姐姐，当然。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追求她了——在有些方面，你还是有所顾忌的，是吗，尤其当它跟塑料无关的时候。”

“塑料？”

“祈求上帝，希望你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些什么。噢，我知道你的初始动机是好的，它们总是好的。”他看起来有些迷惑，充满着怀疑，“我希望有时你心存一些不良动机，那么你可能会对人性有更多的了解。这句话也适用于你的国家，派尔。”

“我想给她一种体面的生活。这个地方——臭气熏天。”

“我们烧香来祛除臭味。我猜想你会给她一台大冰箱，一辆她自己使用的汽车，以及最新款的电视机和……”

“我们还会生一堆孩子。”他说。

“聪明而年轻的美国公民，随时可以作证。”

“你会给她什么呢？你又不会带她回家。”

“不，我没有那么残忍。除非我能足够有钱，能给她买一张往返票。”

“你只不过当她是发泄工具而已。你一旦离开的话，便会将她扔下了事。”

“她是一个人，派尔。她有自己作出决定的能力。”

“根据伪造的证据吧。何况她还是个孩子。”

“她不是孩子了。她比你要更加坚强。你知道那种刮不出痕迹的光泽剂吗？那就是凤。她可能活得比我们都要长。她会变老，仅此而已。她也会遭受分娩的痛苦，也会遭受饥饿、寒冷与风湿病——但她不会被刮伤，只会慢慢老去。”但就在我发表这番言论，看着凤翻阅画册时（这是一张家族照片，上面有安妮公主），我知道我跟派尔一样，也是在编造出一个角色来。一个人永远不会了解另一个人。尽管我说了那么多，但她跟我们一样恐惧：她只是没有表达的天赋，仅此而已。我还记得那备受煎熬的第一年，当时我十分热情地想要去了解她，曾恳求她告诉我她的所思所想，也曾对她的沉默无语大发脾气，把她吓坏了。就连我的欲望也变成了一种武器，好像有人将刀剑刺入受害人的子宫，她就会失去控制，胡言乱语。

“你说得已经够多了，”我告诉派尔说，“你已经知道所有你能知道的事情了。请走吧。”

“凤。”他喊了一声。

“派尔先生？”她抬起脸问，之前凤正在仔细地欣赏温莎城堡的照片。在那一刻，这如此正式的称呼听起来十分滑稽，却能令我舒心。

“他骗了你。”

“我听不懂。”

“噢，滚吧，”我说，“滚去搞你的第三势力、约克·哈丁和什么民主的作用那套说辞，滚去跟你的塑料一起玩吧。”

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按照我的那些指示去执行了。

第三部

第一章

1

在派尔去世两周之后，我再次见到维戈特。他的声音从俱乐部酒店里传出来时，我正沿着沙内大道行走。在那些日子里，俱乐部酒店是安全局人员最喜欢去的餐厅，为了向那些恨他们的人摆出一种挑衅的姿态，他们经常在楼下吃午饭、喝酒，让普通公众去楼上吃喝，以防遭受手榴弹的袭击。我走过去加入他们，他帮我叫了一杯味美嘉喜鸡尾酒。“玩两把吗？”

“你想玩就来吧。”然后我掏出骰子，来玩“四二一”这种毫无新意的游戏。这些数字和骰子的情景，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印度支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看见两个人玩骰子，我都仿佛置身于河内或者西贡的街头，或者又回到发艳那些被轰炸过的建筑物之间；我看见了那些伞兵，为了保护自己，穿起毛毛虫一般的奇特装束，他们在运河边来回巡逻；我听到迫击炮的声音正逐渐接近，也许我还看见了一个死去的孩子。

“没有凡士林。”维戈特一边说着，一边扔了个“四二一”。他将最后一根火柴推向我。安全局的人在玩这个游戏时，总喜欢说些两性之间的术语。也许这就是维戈特发明的，然后被他的部下学会了，不过他们倒是没学他去读帕斯卡的书。“少尉。”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你每输一局，便升一级——直到有人成为上尉或者司令官，游戏便可以结束了。第二局也是他赢了，在计算火柴数目的时候，他说：“我们找到了派尔的狗。”

“是吗？”

“我想它是不情愿离开那具尸体。不管怎样，他们割了它的喉咙。它倒在距离尸体五十码远的泥地里。也许是一步一步拖着自己爬过去的。”

“你们现在对这件事还感兴趣吗？”

“美国公使始终纠缠不休。谢天谢地，要是一个法国人被杀了，可没有这么多麻烦。不过，那种情况也并不少见。”

我们掷骰子，并以分好的火柴为赌注，然后才开始认真地玩起来。维戈特迅速掷出来个“四二一”，真是不可思议。他只剩下三根火柴了，而我又掷出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点数。“老弟。”维戈特说，又推给我两根火柴。待到最后一根火柴出手后，他说：“上尉。”然后我喊侍者上些酒来。“有人赢过你吗？”我问。

“不经常有。想报仇吗？”

“下次吧。你真是个不赖的赌徒，维戈特。其他需要碰运气的事情，你也会赌一把吗？”

他苦笑一番，不知怎么，我想起了他的那位金发妻子，有人说她背叛了维戈特，跟那些下级军官搞在一起。

“算是吧，”他说，“我们都无法避免去参与那场最大的赌博。”

“最大的？”

“‘让我们权衡一下得失’，”他又在引经据典，“‘打赌上帝是否存在，我们估计一下这两种可能性。如果你赢了，那么一切都属于你；如果你输了，那么你将一无所有。’”

我也引用帕斯卡的文章回击他——我只记得那么一段儿。“‘选择头或者尾，同样都是错的。他们都错了。真正的方法是压根儿不去下注。’”

“‘是的，但你非赌不可。由不得你选择。你已经上了这条船了。’你没有遵守你自己的原则，福勒。你也卷入其中，像我们其他人一样。”

“不是在宗教方面。”

“我们没在谈论宗教。事实上，”他说，“我想到的是派尔的狗。”

“噢。”

“你还记得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吗——在狗的爪子上寻找线索，分析爪子上的泥土等等？”

“然后你说你既不是梅格雷，也不是勒高克。”

“我查得倒也不错，”他说，“派尔出门时总带着那条狗，不是吗？”

“我想是的。”

“是因为那条狗很值钱，不能让它乱跑，是吗？”

“乱跑显然是不安全的。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吃狗肉的，你知道的吧？”他开始把骰子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我的骰子，维戈特。”

“噢，对不起。我在想……”

“你为什么说我也卷入其中了呢？”

“你最后一次看见派尔的狗，是在什么时候，福勒？”

“鬼知道。我又没有跟狗约会的记录册。”

“你什么时候回国呢？”

“确切时间还不知道。”我从不喜欢把这种消息告诉给警察。这也帮他们省些麻烦。

“我想——今晚——去看看你。晚上十点可以吗？如果那时只有你自己在家的话。”

“可以，那个时间段里，我会安排凤去看电影。”

“一切又都好了吧——你和凤？”

“是的。”

“很奇怪。在我的印象里，你——嗯——总是不怎么快乐。”

“当然，不快乐的原因有很多，维戈特。”我直截了当地说道，“你应该知道。”

“我？”

“你自己也是个不快乐的人哪。”

“噢，这没什么可抱怨的。‘被毁的房子没有愁苦’。”

“这是什么话？”

“也是帕斯卡说的。这是关于痛苦的骄傲辩词。‘树木没有愁苦。’”

“为什么要去当警察，维戈特？”

“很多因素吧。出于谋生，对人类的好奇心，还有——是的，甚至还有，对于加博里欧的喜爱。”

“也许你应该去做一名教士。”

“我没读过那种跟宗教相关的书——在过去的那段日子里。”

“你直到现在还怀疑我跟这件事儿有关，是吗？”

他站起身来，喝光杯子里的味美嘉喜鸡尾酒。

“我很想跟你谈谈，仅此而已。”

他转身离去后，我想起他望着我的眼神，居然有种怜悯的情绪，就好像是在望着一个他负责逮捕的、即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

2

我早已受到惩罚了。仿佛派尔离开我的寓所时，就已经对我宣判，判我在接下来的数周内一直心神不宁。每次我回家时，都提心吊胆，生怕灾祸降临。有时凤不在家里，我便无心工作，直到她回来，因为我总在担心她是否会就此失踪。我问她去哪里了（竭力不让我的语气里显出焦虑或怀疑的情绪），有时她会回答说去逛市场或商店，并且拿出证据（甚至她所准备的这些证据，在那段时期看来，似乎也是不太自然的），有时她是去了电影院，有电影票根可以作证，有时则是去了她姐姐那里——我觉得她去那里是为了跟派尔见面。那些日子里，我很野蛮地跟她做爱，仿佛她是我所憎恨的仇人，但其实我憎恨的是我们的未来。寂寞躺在我的床上，我每天晚上拥它入眠。她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为我做饭，为我烧鸦片，温柔而甜蜜地躺在我身边，供我寻欢取乐（其实已不再是乐事）。就像早些时候我要她的心那样，现在我要知晓她的想法，但她的想法却都藏在一种我不会讲的语言里。我不想逼问她。我也不想让她撒谎（只要谎话没有公开讲出来，我就可以装作我们还跟以前都一样），但忽然间，我不安的情绪会替我发问道：“你上次看到派尔是什么时候？”

她迟疑了一下——亦或者她真的是在回想？“是他来这里那次。”她回答说。

我开始——差不多是不自觉地——诋毁一切美国事物。我的谈话里尽是美国文学有多么贫瘠，美国政治出了多少丑闻，美国儿童是多么缺乏教养。那种感觉就好像凤是被一个国家夺走的，而不是一个人。美国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对的。谈到美国这个话题，我的观点日渐遭人厌烦，连我的那些本来对美国十分反感的法国朋友也都听厌了。这就好比是我已经被人出卖了，但是一个人是不会被自己的敌人所出卖的。

就在那个时候，自行车炸弹事件发生了。我从帝国酒吧回来，发现家里没人（她是在电影院，还是去她姐姐那里了？）。我发现房门下面塞着一张纸条。是多明戈斯的留言。他先是为自己生病而道歉，然后让我在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左右，抵达沙内大道拐角处那间大商店的门口。他说是周先生托他写信告诉我，但我猜想，事实上，大概是韩先生想请我到那里去。

整个事件，最终值得一写的内容不过是一小段，不过却很有趣。它跟北方那场悲哀而惨烈的战争没什么关系，跟发艳那条塞满死去多日的灰色尸体的运河，跟迫击炮的持续轰击，跟汽油弹的炫目白光都没有关系。我在一个贩卖鲜花的摊位那里等了大概一刻钟，有一辆载满警察的大卡车从卡提拿街的安全总部开来，骤然停下，刹车器与橡皮车胎一阵吱嘎乱叫。那些警察迅速下车，跑去商店，仿佛他们是来镇压暴徒的，但这里并没有暴徒——只有一列围成栅栏的自行车。西贡的每一座大楼都被自行车包围着——西方任何一座大学城里都不会有这么多骑自行车的人。我还没来得及调好照相机，这场令人费解的行动就已经结束了。警察们冲进那一堆自行车里，将其中的三辆高举过头，抬到大街上，扔进那个装饰喷泉里。还没等我拦下一名警察询问情况，他们便全都回到卡车上，在勃纳尔大道上快速驶离。

“自行车战役。”一个声音说道。原来是韩先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是一场演习吗？目的是什么呢？”

“再等等看。”韩先生说。

几个闲逛的人走近那座喷泉，一只轮子像浮标那样露出水面，就像是在警告来往船只要避开此处，底下有沉船残骸：一个警察穿过街道跑过来，一面大声喊着，一面挥着他的手。

“咱们去看看。”我说。

“最好别。”韩先生说道，然后又看了看他的手表。现在是十一点零四分。

“你的表有点儿快。”我说。

“总是这样。”与此同时，人行道那边的喷泉忽然爆炸。一块装饰用的顶盖飞出去，直接打在窗户上，玻璃碎片像淋浴喷出的晶莹水滴那样纷纷落下。没人受伤。我们抖掉了衣服上的水滴和玻璃碎片。一只自行车轮在街上像陀螺那样嗡嗡地来回旋转，晃了几下之后，倒在地上。“现在一定是十一点整。”韩先生说。

“这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你会有兴趣的，”韩先生说，“我也希望你有兴趣。”

“来喝一杯吗？”

“不，很抱歉。我必须回到周先生那里，不过我先给你看点儿东西吧。”他将我带到自行车停放处，打开他自己那辆车子的锁。“仔细看。”

“罗利牌的。”我说。

“不，看看这个打气筒。它让你想起什么来了吗？”我还是莫名其妙，他自以为是地笑了笑，便骑车走了。他回过头来，朝我挥挥手，向着堤岸和废铁仓库骑去。我去安全局打听消息，在那里，我才弄懂他的意思。我在他的仓库里看见过的那种模子，可以铸出像是半截自行车打气筒的形状。那一天在整个西贡，那些无辜的自行车打气筒竟然全都藏有炸药，在十一点整准时爆炸，只有警察根据事先的情报采取预防措施的几个地方没有出事，我怀疑那些情报是从韩先生那里传出去的。这些都是小事——十起爆炸，六人受轻伤，天知道炸坏了多少辆自行车。我的同僚——除了《远东日报》的记者称之为是“暴行”外——其余均以嘲讽的态度来叙述，才能使这件事登上报刊。“自行车炸弹事件”可以作个好标题。他们都把一切归咎于共产党人。只有我一人写道，这些炸弹是泰将军的一次示威，但我的报道在内部就被删改了。泰将军不再是新闻。你不能浪费篇幅去指证他。他让多明戈斯给韩先生送去封信，向他表示遗憾——我确实已经尽力了。这时，在我看来，他——或者他的越盟委员会——有些过于敏感了。其实，谁要是能说成是共产党人干的，倒是可以获得颇有幽默感之类的美誉。“他们下一次又会想到什么呢？”人们在聚会上这样说着，整个荒唐事件在我看来就像那只自行车轮子，陀螺似的欢快地在大街中央旋转。我甚至没向派尔说起过我听说他在跟泰将军暗中勾结的事情。让他去玩他的塑料模子去吧，只要别伤害到他人，这样也许可以让他的心思少放在凤身上一些。此后，有天晚上我碰巧在那附近，又因为也没有其他事情好做，所以便去范先生的车库看了看。

这个地方既狭小又肮脏，面积跟那个废铁仓库不相上下，就位于索姆大道上。车库中间有一辆被千斤顶撑起来的汽车，前盖敞开着，张着大嘴，像一具放在外地博物馆里的无人参观的史前动物标本。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人记得这里还有一辆汽车。地板上散落着许多废铁和旧盒子——越南人不喜欢扔东西，就像中国厨师会把一只鸭子分解成七道菜，连一只鸭爪也不肯扔掉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那么不爱惜东西，居然会把那些空铁桶和损坏的模子白白扔掉——也许是里面的雇员偷出来想卖几个钱，也许是有谁被足智多谋的韩先生贿赂了。

周围没有人，我便往里面走去。也许，我想，他们都出去避风头了，以防警方找上门来。韩先生可能在安全局里有些关系，不过即便如此，警方也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从他们的观点看来，让人们认为那些炸弹是共产党放的，似乎要更好。

除了那辆汽车和散落在混凝土地面上的废铁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很难想象那些炸弹是在范先生这里被制造出来的。我还是搞不懂铁桶里的那些白色粉末是怎么做成塑料的，但能肯定的是，整个过程很复杂，不可能是在这里完成的，在这里就连街上那两只汽油打气筒似乎也被人完全忽视了。我站在门口，向街上望去。在大道中央的树下，理发师正在忙活着；树干上钉着一片小镜子，反射出闪烁的日光。戴着软帽的小姑娘快步走过，肩膀上挑着两只篮子。算命先生蹲在西蒙·弗雷尔斯商店墙边，他已经拥有了一位顾客：一个留着一把胡志明式长须的老头儿，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看他洗那些古老的纸牌。他得拥有什么样的未来，才能配得上那花掉的一皮阿斯特呢？在索姆大道上，生活是完全公开的；每个人都知道范先生，但警方却没有办法来取得他们的信任。在这一层面的生活里的每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你却没办法像一步迈入大街上那样轻松地迈入到这一层面的生活里。我想起了那些在楼梯口公共厕所旁边闲聊的那些老太婆：她们也听见了一切事情，但我却不清楚她们都知道些什么。

我回到车库，走进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那里有常见的中国广告日历，一张凌乱的书桌——价格表，一瓶胶水，一台加法机，一些回形针，一把茶壶和三个茶杯，许多支没有削过的铅笔，不知为何，还有一张没写过的埃菲尔铁塔图案的明信片。约克·哈丁可能使用许多鲜明而生动的抽象概念来描绘第三势力，但到头来却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第三势力。背后的墙上还有一道门，门是锁着的，但钥匙就放在书桌上那些铅笔之间。我打开门，走了进去。

我来到一间小棚屋里，空间大小与车库相仿。这里摆着一台机器，看起来很像是铁杆和电线做成的笼子，其中有数不清的栖枝，用以囚禁没有翅膀的大鸟——它给人的印象是用许多老旧的破布捆绑着的，不过那些破布也可能是用来清洁灰尘的，正在清洁时，范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就被人叫走了。我发现了一件制造商的名字——里昂的什么人，还有一个专利号——是什么的专利呢？我接通电流，那台陈旧的机器忽然复活：那些铁杆原来也有用处——这台奇妙的装置就像一位老人攒足生命最后的力量，不停地用拳头向下凿着，不停地凿着……这个东西应该算作压榨机，尽管从它的构造来看，应当是跟老式自动点唱机属于同一时代，不过我想，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从不浪费东西，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在这里终结其职业生涯（我记得在南定的一条后巷，曾看见《火车大劫案》在屏幕上来回颤动地播放着，供人娱乐），所以这台压榨机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我更为仔细地检查这台压榨机；上面有白色粉末的痕迹。黛奥拉克通，我想，那种有点儿接近于奶粉的东西。没有迹象表明这里有过铁桶或者模子。我走回办公室，回到车库里。我很想轻轻地拍拍那辆旧车的挡泥板：它也许会在这里等上很久，但总会有一天……范先生和他的助手们这时可能正在稻田里的某处，他们的终点是泰将军司令部所在的那座圣山。最后，我抬高嗓门，大声喊着“范先生”时，我可以想象我已经远离那间车库、那条大道和理发师，回到了那些稻田里，那是我去西宁路上的避难之所。“范先生！”我仿佛可以看见一个人在那些稻秆儿之中转过头来。

我走回家去，走上楼梯口，那些老太婆还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对我来说，树上鸟儿的乱叫也比她们所说的话更为简单易懂。凤不在家——只留下了一张纸条，说她去她姐姐那里了。我躺在床上——我最近经常很容易感到疲倦——然后便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看见那只闹钟的表盘上指向一点二十五分，我转过头去，希望发现凤就睡在我身边。但枕头还是没人动过。那天她一定是换过床单了——上面还散发着凉丝丝的洗衣店的味道。我站起来打开她放围巾的那只抽屉，围巾已经不在那里。我走到书架前——那本关于皇室家庭的生活画册也消失了。她已经把她的东西全部拿走了。

备受震惊的那一刻，反而没有那么痛苦，痛苦始于凌晨三点左右。当时，我准备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是的，我总得活下去吧，总得逐步忘却那些往事。快乐的记忆是最糟糕的，于是我竭力去回忆那些不愉快的。这方面，我倒是有经验。毕竟从前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知道哪些事情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我现在年纪更老了——我感觉我已经没有精力去重建自己的生活了。

3

我去美国使馆找派尔。进门之前我必须填写一张表格，然后交给一个宪兵。他说：“你没写来访目的。”

“他会知道的。”我说。

“那么你预约了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么写也无妨。”

“这么做在你看来很愚蠢吧，我猜，但我们必须小心起见。总有些奇怪的人闯到这里来。”

“这个我听说过。”他将口香糖换到另一边去嚼，然后便进入电梯里。我自己在这里等候。我还不知道该对派尔说什么。这样的场景我可没有经历过。那个宪兵回来了。他不大情愿地说：“我想你可以进去了。12A室，二楼。”

我走进房间时，发现派尔并不在那里。乔坐在办公桌后面：就是那个经济专员，我仍然不记得他的姓氏。凤的姐姐在打字桌后面看着我。从那双贪婪的棕色眼睛里，我所看到的是胜利的神情吗？

“请进，请进，汤姆，”乔大声叫道，“很高兴见到你。你的腿怎么样了？您这样的人物来我们这种小地方，这可少见。拉一把椅子过来。告诉我你对最近的战况是怎么想的。昨天晚上我在大陆酒店看见格兰杰了。他又回到北方了。那小子可真够积极的。哪儿有新闻，哪儿就有格兰杰。来抽根烟吧。自己拿。你认识徐小姐吗？这些人的名字我可记不住——对于我这样的老家伙来说，记住这些东西可太难了。我就叫她‘嗨，那边的’——她也喜欢这种叫法。一点儿也没有那种沉闷的殖民主义气息。外面有什么小道消息吗，汤姆？你的那些伙伴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很遗憾听说你的腿出了问题。奥尔登告诉我的……”

“派尔在哪儿？”

“噢，今天早上奥尔登不在办公室。我想他应该是在家里。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家里完成的。”

“我知道他在家里都做些什么。”

“那个小伙子很积极。呃，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怎么说呢，他在家里所做的事情里，至少有一件我可是知道。”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汤姆。迟钝的乔——那就是我。以前是。以后估计也是。”

“他跟我的女人搞在一起——就是你这位打字员的妹妹。”

“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问她吧。是她安排的。派尔抢走了我的女人。”

“听着，福勒，我还以为你来这里是为了公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可别来这一套，你知道的。”

“我来这里是找派尔的，但我想他已经躲起来了吧。”

“好吧，我觉得你是最不应该说出这种话的人。奥尔登先前为你做了那么多。”

“噢，是吧，是的，当然了。他救过我的命，不是吗？但我从未要求他这样做过。”

“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去救你的。那个小伙子很有胆量。”

“我根本不在乎他有没有胆量。他身上的某些其他部位，可要比胆量更厉害。”

“嗯，这样含沙射影的话我们还是别说了，福勒，毕竟屋里还有位女士。”

“这位女士跟我很熟悉。她从我身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现在她又想从派尔身上捞一笔。好吧。我知道我现在的行为很糟糕，我还会把这种糟糕继续下去。面对这种情况，谁的行为都不会好到哪儿去。”

“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一份关于橡胶产量情况的报告……”

“别担心，我这就走。不过如果派尔打电话来，就说我来找过他。出于礼貌，他也许会想着回访一下。”我对凤的姐姐说，“我希望，你们已经达成了财产协议，在公证人、美国领事和基督科学教会的共同见证之下。”

我回到走廊里。对面的门上写着“男卫生间”字样。我走进去，锁上了门，坐下来，头靠在冰冷的墙上，哭了起来。在此之前，我一直没哭过。这里连卫生间都有空调，没过多久，那种温和的风便吹干了我的泪水，一同吹干的还有我嘴里的唾液和身体里的精液。

4

我把全部事情交托给多明戈斯，只身一人前往北方。在海防的加斯科涅中队里，我有些旧交，于是我有时会在机场的酒吧间里消磨几个小时，有时则在外面的砾石路上玩保龄球。按照官方说法，我是到了前线：我跟格兰杰同样积极，但对我的报纸来说并没有什么价值，与我上次去发艳的旅行一样。然而一个人如果要去报道战争的话，那么自尊心也会让他偶尔去冒一点儿风险。

即便是限定时间内，去分担这种风险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河内方面已经发出命令，只允许我去参加水平轰炸——在战争里，这种轰炸就跟坐公交车出门旅行一样安全，因为我们的飞行高度远远超出了重机枪的射程；除非驾驶员发生操作失误，或者引擎出现故障，否则我们都是十分安全的。我们按照时间表出发，又按照时间表返回：所装载的炸弹斜落而下，螺旋形的烟雾从公路交界处或者桥上盘旋升起，然后我们巡航一周，赶回来喝一杯开胃酒，并在砾石路上玩起保龄球来。

有天早上，我正跟一位年轻军官在市区的军人食堂里喝白兰地苏打，他很希望我去参观一下南码头，正当此时，忽然接到了一道任务。“愿意一起来吗？”我说好。对我来说，水平轰炸也不失为一种打发时间和消解顾虑的好方式。开车去机场时，他说道：“这次是俯冲轰炸。”

“我还以为不允许我……”

“只要你什么都别写就行。这次你可以看到邻近中国边境的一片土地，你以前应该从未见过。靠近莱州。”

“我本以为那片区域很平静——而且是由法国人在管辖？”

“曾经是。两天前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我们的空降兵离那里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我们想把越盟的人按在他们自己的洞穴里，直到我们收复那个据点。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低空俯冲下去，并用机关枪扫射。我们只能出动两架飞机——其中一架已经在那里了。你以前参加过俯冲轰炸吗？”

“没有。”

“你要是没经历过的话，是会有一点儿不舒服的。”

加斯科涅中队只有小型的B-26轰炸机——法国人管这种轰炸机叫妓女，因为它的翼展很短，看不见支架。我被挤到一小块金属垫子上，面积跟自行车座差不多，膝盖顶着领航员的背部。我们沿着红河向上飞行，缓缓攀升，红河在那种高度上看起来的确是红色的。我们好像已经回到了远古时空，以最初给这条河流命名的地理学家的目光来看待它，他当年也许就是在此时看见它的，夕阳斜射，最后一抹光将两岸填满。接着，我们在九千英尺的高度上掉转方向，朝着黑水河飞去，那里确实是一片漆黑，到处都是阴影，不见一丝光芒，峡谷、悬崖和丛林那些辽远的壮丽景色，在我们下方旋转，矗立。你可以空投一队伞兵，让他们降落在那绿灰交际的田野里，保证没有任何踪迹，就像在丰收的稻田里扔下几枚硬币那样不起眼。在我们前方很远的地方，有一架小飞机如蚊子般移动。现在轮到我们来接班了。

我们在那座哨岗和被绿色环绕着的村庄上空转了两圈，然后以螺旋式的姿态冲上那耀眼的高空。驾驶员——名叫特鲁恩，回头望着我，并眨了眨眼睛。他的驾驶盘上就是控制机关枪和炸弹仓的按钮。在我们向下俯冲时，我竟然有肠道通畅的感觉，遭遇新的经验时，我们往往会有这种感觉——第一次跳舞，第一次参加晚宴，第一次恋爱。当它升到顶端时，我想起了在温布利展览会上的云霄飞车——没有办法逃出来，你被你的经验困住了。我们冲下去的时候，我只来得及看一眼表盘，当时我们是在三千米的高空上。现在全凭感觉，视野里一无所有。我被推向前方，压在领航员的背部：仿佛有个非常重的东西压在我胸口上似的。我不知道炸弹是什么时候投下去的；接着，机关枪嗒嗒嗒地响了起来，座舱内满是火药的味道，我们上升时，压在我胸口的重量有所减轻，胃部却在下沉，脱离躯体，自杀一般向我们刚离开的地面坠落下去。大概有四十秒的时间里，派尔是不存在的，甚至孤独也不存在了。当我们沿着一条巨大的弧线攀升时，我能看见黑烟从旁边的窗口向我涌来。第二次俯冲之前，我感受到了一种惧怕——惧怕出丑，惧怕吐在领航员的背上，惧怕我那上了年纪的肺部顶不住这样的压力。第十次俯冲后，我只觉得焦躁不安——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是时候回家了。我们又一次大坡度攀升上去，脱离地面机关枪的射程，转向离开，黑烟又朝我们袭来。那村子被群山环抱。每次我们都得经由同一路线迫近目标，以相同的办法通过那个缺口。无法变更我们的攻击路线。当我们进行第十四次俯冲的时候，我想，现在我再也不惧怕出丑了。“他们只剩下一挺机关枪还能射击就可以了。”但我们又升起机头，回到安全地带了——也许他们连一挺机关枪都没有吧。那四十分钟的巡逻似乎永无休止，但我总算抛开了私虑的烦扰。我们返回时，太阳已经落下，地理学家的时间段已经过去了：黑水河不再是黑色的，而红河也变成金黄色的了。

我们又向下飞去，离开那些扭曲多节、遍布裂缝的森林，朝着河流飞去，在那些荒芜的稻田上滑行而过，像一颗子弹似的瞄准那条黄色溪水上的小舢板。飞机上的炮只射出一排曳光弹，那只舢板便被打得四分五裂，火光四溅。我们甚至没有等着去看看那些受害者如何挣扎求生，便继续攀升，返回基地了。就像我在发艳看见那个死去的孩子时那样，我又在想，“我憎恨战争。”如此心血来潮一般地选取猎物，这种行为未免太令人震惊了——我们刚好只是路过而已，放一炮就够了，没有人会来还击，然后我们便又飞走了，只为这个世界的死亡人数又徒增一笔而已。

我戴上耳机，好能听见特鲁恩上尉对我说的话。他说：“我们会绕一点儿路。夕阳照在石灰岩上简直美不胜收。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他友善地补充道，像一位主人在展示他的物产之美，我们在阿龙湾上迎着夕阳飞了一百英里。头盔之下，特鲁恩上尉那张火星人似的脸正惆怅地向外望去，望着下面伟岸的山峰和重峦叠嶂间的金色丛林。这会儿，谋杀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

5

那天晚上，特鲁恩上尉坚持要请我去烟馆，虽然他本人并不吸鸦片。他喜欢那种味道，他说，并且热衷享受一天结束时那种宁静的感觉，但出于职业原因，他也只能放松到这一步。有些军官也吸鸦片，但他们都是陆军——他得好好睡一觉。我们躺在一排隔间中的一小间里，这里更像是学校的宿舍，那位中国老板为我烧烟。自从凤离开我后，我还没有吸过。过道那边，一个混血女人吸完烟后蜷起腿躺在那里，在读一份用亮光纸印刷的妇女报纸，她的双腿又长又美。在隔壁那个房间里，两位中年的中国男子正在喝茶谈生意，烟枪都放在一旁。

我说：“那只舢板——傍晚时那只——对你们有什么害处吗？”

特鲁恩说：“谁知道呢？在那条河一带，我们奉命要去射击任何能看见的东西。”

我抽完了我的第一袋烟。尽量不去想我在家里抽烟时的情形。特鲁恩说：“今天的事情——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最糟糕的。在那个村子上空，他们本可以将我们击落的。我们所冒的风险和他们是相同的。我最讨厌的是凝固汽油弹轰炸。从三千英尺的高空投下去，十分安全。”他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你看见那些森林着火了。上帝才知道你从地面上看的话，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形。那些可怜的人被活活烧死，火焰像水一样蔓延至全身，他们已经被火浸透。”他的这几句话仿佛是在对全世界发怒，因为全世界都不理解真实情况。“我不是在打一场殖民战争。你以为我会为那些红土种植园主做这些事情吗？我宁愿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我们在替你们打仗，但你们却把罪行推到我们身上。”

“那只舢板。”我说。

“不错，那只舢板也一样。”我伸手去接我的第二袋烟，他注视着我，“我很羡慕你的逃避手段。”

“你不知道我在逃避什么。我并不是在逃避战争。那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卷入进去。”

“你们都会卷入进去的。或早或晚。”

“我不会的。”

“你走路还一瘸一拐的。”

“他们有权开枪射我，但并没有那么去做。他们当时是想轰掉那座哨岗。爆破队来了，你总得离他们远一些。即使在皮卡迪利大街也是一样。”

“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你到时会选择一个立场。”

“不，我就要回到英国去了。”

“你曾给我看过的那张照片……”

“噢，我已经撕碎了。她离开了我。”

“抱歉。”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离开了别人，别人又离开你。这差不多让我相信正义是存在的了。”

“我确实相信。第一次投掷凝固汽油弹时，我就想，这是我出生的村庄，也是我爸爸的老朋友杜布瓦先生住的地方。那个面包师——我小时候很喜欢他——正在火焰里奔逃，而那些火焰是我投掷下去的。当年维希政府也没有轰炸自己的国家。我觉得自己比他们更糟糕。”

“但你还在继续下去。”

“那种情绪只是一时的。只有投掷凝固汽油弹才会产生。其余的时间里，我认为我是在保卫欧洲。而且你知道，其他人——也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当他们在一九四六年被赶出河内时，他们在自己的同胞——他们认为曾经帮过我们的那些人——之中留下了可怕的遗物。有一个太平间里的女孩儿——他们不仅割掉了她的乳房，还肢解了她的情人，将他的……塞进……”

“这就是我不愿意卷入进去的原因。”

“这不是一个理性或公正的问题。我们都会因为一时的情绪而卷入进去，然后就摆脱不掉了。战争与爱情——人们经常拿这两者作比。”他悲伤地向那边的“宿舍”望过去，就是那个混血女人暂时平静蜷伏着的地方。他说：“我也不想换成其他情况。那边那个女孩儿才是被父母卷入进来的——海港沦陷后，她的未来又在哪里呢？法国只能算是半个家乡……”

“海港会沦陷？”

“你是新闻记者。你比我要更清楚，这场战争我们是赢不了的。你知道，通往河内的道路每天晚上都会被切断，并且埋上无数地雷。你知道，我们每年损失掉圣西尔军校一个班的毕业生。我们在一九五〇年差点儿就被彻底击败了。德·拉特尔不过多给了我们两年时间——仅此而已。但我们是职业军人：不得不继续战斗下去，直到那些政治家让我们停下来。也许他们会聚在一起，同意和平停战，在最开始时其实也是这样做的，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年的战争便毫无意义了。”他那张丑陋的脸在俯冲轰炸前曾对我眨了眨眼，现在却露出职业性的残忍神情，很像孩子们戴的那种圣诞节面具，两只眼睛从纸洞里向外窥视。“你不会明白那种毫无意义的感觉的，福勒。你不是我们其中一员。”

“一个人的生命里也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事情，浪费掉很多年的时光，最终却毫无意义。”

他将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摆出一个怪异的、试图要保护我的姿态，好像他比我要更年长。“带她回家吧，”他说，“比抽鸦片可好多了。”

“你怎么知道她会跟我回去呢？”

“我自己跟她睡过觉，佩兰上尉也睡过。五百皮阿斯特。”

“够贵的。”

“我想三百她也会干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没人会去讨价还价的。”

但他的建议并不一定会被采纳。一个人的身体会被他能做出的动作限制，而我的身体却被记忆限制住了。我的双手在那天晚上抚摸的那具躯体，也许比我平时习惯的那具更加美好，但我们不止于仅仅迷恋美色。她跟凤用的是同款香水，忽然间，在进入的那一刻，我失去的那个人的身影，要远远强过了躺在我身边、任凭我处置的这具肉体。我挪开身体，躺了下来，完全没了欲望。

“很抱歉，”我说，然后继续撒谎，“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她误会了我的意思，无比温柔地说：“别担心。这种情况常有发生。是鸦片的原因。”

“也许吧，”我说，“鸦片。”真希望是鸦片的原因哪。

第二章

1

抵达西贡之后，却没有人来接我，这还是第一次，这种感觉有点儿奇怪。在机场时，我真希望可以让出租车开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而不是回到卡提拿街。我心里想着“痛苦是不是比我离开时少了一些呢”，并试着说服自己正是如此。当我到了楼梯口时，发现房门敞开着，我的呼吸急促起来，并开始抱有一些不合理的期望。我朝着房门慢慢走去。走到门口之前，期望就一直存在着。我听见椅子发出一声响动，然后我走到门口，又发现了一双鞋子，不过不是女人的鞋子。我快步走过去，只见派尔尴尬地从以前凤常坐的那把椅子上站起身来。

他说：“嘿，托马斯。”

“嘿，派尔。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碰见了多明戈斯。他来给你送信。我请他让我留在这里待会儿。”

“是凤忘记什么东西了吗？”

“噢，不，但乔告诉我你去过使馆了。我想在这里谈谈会更从容一些。”

“谈什么呢？”

他做了个不知所措的手势，像一个在学校里担任职务的小孩儿，被要求出来讲话，但又想不出成年人常用的那些词语。“你一直在外面吗？”

“是的。你呢？”

“噢，我也是。”

“还在玩塑料吗？”

他苦笑一番，说道：“你的信都在这儿。”

我扫过一眼便可以看出那些信里没有什么我感兴趣的东西：其中一封是伦敦办公室寄过来的，还有几封像是账单，还有一封是银行寄过来的。我说：“凤怎么样了？”

听见这句话，他的面容居然自动地亮了起来，就像某种根据特定声音做出反应的电动玩具那样。“噢，她挺好的。”他说，接着又把嘴唇紧紧闭上，好像他已经透露得太多了似的。

“请坐吧，派尔，”我说，“对不起，我得先看看这封信，它是从伦敦办公室发过来的。”

我把信拆开。这是多么不合时宜，意想不到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总编回信说，他考虑了我上次的那封信，鉴于印度支那局势陷入混乱，德·拉特尔将军去世后，法军又撤出了和平府，所以他同意了我的申请。他已经临时指派一位国际新闻编辑，并希望我能在印度支那至少再待上一年。“我们会一直留着那个职位给你。”他完全不了解情况，只是这样安慰我。他觉得我很在乎这个职位，也很在乎这份报纸。

我在派尔的对面坐下来，将这封迟来的信重读一遍。有那么一刻，我感到欢欣鼓舞，就像一觉醒来还没有记起这些事那样。

“坏消息？”派尔问道。

“不是。”我对自己说，即便如此，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延期一年回国并不能跟婚姻财产协议相抗衡。

“你们结婚了吗？”我问。

“没有。”他脸红起来——他很容易脸红，“事实上，我希望能获得一段特殊的假期。那样我们就可以回家结婚了——办一场正式的婚礼。”

“在家里结婚，就会更正式一些吗？”

“嗯，我想——跟你说这些事情很困难，你总是在冷嘲热讽，托马斯，回家结婚显得更为郑重。我的父母都会在场——她会有一种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感觉。鉴于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事情，这点是很重要的。”

“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不想让她在家那边背负任何不好的名声……”

“你会把她留在家里吗？”

“我想会的。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女人——她会带着她四处逛逛，把她介绍给亲友们，你知道的，帮助她适应环境。她还会帮凤为我安顿好一个家。”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为凤感到难过——她一直很期待看见摩天大楼和自由女神像，但一点儿也不清楚这些东西背后所涉及的事情，派尔教授与派尔夫人，那些妇女午餐俱乐部；他们会教她桥牌游戏吗？我想到在大世界时，我遇见她的第一个晚上，她穿着一身白衣服，那双只有十八岁的小脚，所跳出来的舞步却极其精湛，我又想到她一个月之前的情景，在索姆大道那些肉铺里讨价还价。她会喜欢新英格兰那些整洁明亮的商铺吗？那些店里的芹菜都是用玻璃纸包起来的。也许她会喜欢。我说不准。奇怪的是，我发现自己可以像一个月之前的派尔那样说话。“好好待她，派尔。别强迫她去做任何她不想做的事情。她跟你我也一样，也会感到伤心的。”

“当然，那是当然，托马斯。”

“她看起来既娇小又脆弱，不像我们那里的女人，但请别把她当成—— 一件装饰品。”

“真滑稽，托马斯，事情的进展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一直很害怕跟你对话。我以为你会很粗暴。”

“上次在北方时，我花了一些时间仔细思考。那边有个女人……也许我见到的就是上次你在妓院见到的。凤跟你在一起了，这是好事。不然有一天我可能把她甩开，留给像格兰杰那样的人。她会成为一名妓女。”

“我们还是朋友，是吗，托马斯？”

“是的，当然。只是我不想再见到凤了。这里有太多的事物会让我想起她来。我必须再找个住处——一旦我有时间的话。”

他分开两腿，站起身来。“我很高兴，托马斯。简直说不出来有多高兴。这话我之前说过，我知道，但我真希望我碰上的不是你。”

“我却很高兴碰上的是你，派尔。”这次见面不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在表面那种浅显的愤怒之下，在更深的层面上，真正的行动计划已经形成了。一直以来，他的天真性格都很令我恼火，但依照我内心里的某些标准去总结的话，他的理想主义，他的那套半生不熟的建立在约克·哈丁作品上的想法，跟我的冷嘲热讽相比，还是他更好些。噢，在事实方面，我是对的，但他年轻，犯了些错误，这不也对吗？他也许更适合跟这个女孩儿共度余生吧？

我们敷衍地握过手，但一些几乎已成定式的恐惧让我跟着他走到楼梯的尽头，并再次将他拦住。也许有一位先知和一位审判人，同处于我们作出真实决定的内心里。“派尔，不要太相信约克·哈丁那套了。”

“约克！”他站在第一阶楼梯上，瞪大眼睛望着我。

“我们来自老殖民主义国家，派尔，但我们已经从现实里学到了一点儿东西，我们已经学会了不要去玩火。第三势力这股力量——它只是书本上的理论，仅此而已。泰将军不过是个拥有几千名士兵的土匪：他不是民族民主主义者。

“那些自行车炸弹。它们可是大笑话，尽管有人真的被炸断了腿。但是，派尔，你不能信任泰将军那样的人。我们知道他们那种人。”

“我们？”

“来自老殖民主义国家的人。”

“我以为你并没有站在哪一边呢。”

“我没有站队，派尔，但如果你们那个组织里，需要有人去把事情搞糟的话，那么就把这个任务留给乔吧。跟凤一起回家吧。将什么第三势力抛诸脑后吧。”

“当然，我一向很尊重你的建议，托马斯，”他郑重地说，“嗯，我还会和你见面的。”

“我想也是。”

2

几个星期过去了，但不知何故，我还是没找到新的住处。这倒不是因为我没时间去找。这场战争每年一度的危急时刻又过去了：燠热而湿润的蒙雨天气笼罩了北方：法军已经撤出和平府，东京地区的稻子季节战役已经打完，老挝的鸦片季节战役也结束了。多明戈斯可以轻松地掌握南方发生的一切新闻。最后，我把自己硬拖到一座所谓现代化的大楼里（可能是一九三四年巴黎博览会时代的？）去看了一套房间，位置就在大陆酒店那边，也就是卡提拿街的另一侧。那是一个橡胶种植园主在西贡的临时住所，他要回法国了，想将这套房子连同里面的一切封起来全部出让。我一直好奇那里面都有些什么：至于那些藏品，则是一大批版画，都是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间的巴黎沙龙作品。那些版画最大的共同元素是都有一个巨乳女人，发式奇异，身披薄纱，不知怎么总是将巨大的股沟暴露在外，又将私处遮藏起来。在那间房子的浴室里，橡胶种植园主就更加肆无忌惮，四处挂着的都是裸体画作的复制品。

“你喜欢艺术吗？”我问道，他看着我得意地笑起来，就好像我是他的同谋一样。他很胖，留着两撇黑色的八字胡，头发稀疏。

“我最好的画都在巴黎。”他说。

起居室里摆着一个非常高的烟灰缸，做成裸体女子的样式，头发里还有一个小碗，还摆着一些瓷器装饰品，全都是裸体女子跟老虎抱在一起的形象，另外有一个很奇怪的姑娘，赤裸上身，骑着一辆自行车。卧室里，与他的大床相对的，是一幅巨大而闪亮的油画，画的是两个女孩儿睡在一起。我问他，不要这些收藏品的话，这间房子的价格是多少，但他却不同意将这两者分开来谈。

“你不是一个收藏家啊？”他问道。

“嗯，不是。”

“我还有些书，”他说，“我准备附带奉送，虽然我本来是打算把这些书带回法国的。”他打开一个玻璃书橱的锁头，给我看他的藏书——有昂贵的插图本《阿佛洛狄忒》[37]和《娜娜》[38]，还有《假小子》[39]，以及几本保罗·德·柯克[40]的作品。我很想问他是否想把自己连同这些收藏品一并出让：他也是这些收藏品之中的一部分，代表着那个时期。他说：“如果你独自生活在热带地区，那么这些收藏品就是你最好的伴侣。”

我又想起凤，仅仅因为她不在这里。所以总是这样：当你逃进一片沙漠之后，却发现寂静在你耳边呼喊。

“我不认为我的上级部门会允许我买一批艺术收藏品。”

他说：“当然，这些东西不会出现在收据上。”

很高兴派尔没有见到过这个人：这个人的容貌可能很符合派尔虚构出来的“老殖民主义者”的面孔，即便没有这副面容，他也足够令人讨厌了。我从那间房子里出来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我走到凉亭那边喝了一杯冰啤酒。凉亭是欧洲和美国的女人们都很喜欢的一家咖啡馆，我确定在那里是不会见到凤的。事实上，我非常清楚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她在何处，她不是那种可以随意改变习惯的女孩儿，所以从橡胶种植园主的家里出来之后，我便穿过街道，避开那间奶品铺子，因为在这个时候，她一定正在那里喝着巧克力麦乳精。两个年轻的美国女孩儿坐在邻桌，在如此热的天气里，仍保持着整洁干净的装束，她们一勺一勺地舀冰激凌吃。她们的左肩上挂着一模一样的背包，上面别着黄铜鹰徽章。她们的腿也是一模一样的，又细又长，还有她们的鼻子，有一点儿倾斜。她们全神贯注地吃着冰激凌，就好像她们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派尔的同事：她们很迷人，我也想送她们回美国去。吃完之后，她们看了看表。“我们最好走吧，”其中一个说，“谨慎起见。”我悠闲地想着，不知她们要奔赴什么样的约会。

“沃伦说过，我们最晚只能待到十一点二十五分。”

“现在已经过了。”

“但待在这里让人紧张又兴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

“也不太清楚，不过沃伦说最好别待下去了。”

“你觉得这里会有一场示威游行吗？”

“我已经见过太多次的示威游行了。”另一个女孩儿不耐烦地说道，像一个看腻了教堂的游客那样。她站起身来，将冰激凌的钱放在桌子上。离去之前，向咖啡馆的四周望了望，那些镜子从不同角度映出她的形象。这时店里只剩下我自己和一位穿着邋遢的法国中年女人，她正仔细地为自己化妆，但对于她的脸来说，已是无济于事。那两个女孩儿几乎不需要化妆，快速地抹几下口红，再把头发一梳就可以了。有那么一瞬间，那个女孩儿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这不是一个女人的目光，而是男人的，简单直接，心里默念着某些行动方针。接着，她立即把头转向她的同伴。“我们得走了。”我漫不经心地望着她们并排走出去，迈入光影斑驳的大街上。你不可能想象她们之中的哪一个被不洁的激情所俘获：她们与皱巴巴的床单和性爱后的臭汗毫无关系。她们会把除臭剂带到床上吗？我发现我有那么一会儿很羡慕她们那个消过毒的世界，跟我身处的世界完全不同——我身处的世界莫名其妙裂成一地碎片。墙上的两面镜子向我飞来，又在半途中破碎开来。穿着邋遢的法国女人跪在桌椅的残骸里。她的小粉盒敞开着，毫发无损地落在我的腿上，说来也怪，我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分毫不差，尽管我的桌子已经成为那个法国女人四周桌椅残骸里的一部分了。咖啡馆里被一种奇怪的、花园里的声音所填满：泉水有规律地向下滴着。我朝着吧台那边看去，一排排酒瓶全部破裂开来，各式各样的酒汇成一道多彩的溪流——红色的波尔图酒，橙色的君度甜酒，绿色的查特酒，暗黄色的茴香酒，流过咖啡馆的地面。法国女人坐起来，镇静地四处寻找她的小粉盒。我递给她，她很郑重地对我表示感谢。我意识到我没有听清她说的话。这次爆炸离我太近了，我的鼓膜还没有从爆炸声的摧残之下缓解过来。

我相当暴躁地想着：“又一个塑料玩笑！现在韩先生希望我写点儿什么呢？”但当我赶到加尼埃路，看见那些浓密的烟雾后，我才意识到这次可不是玩笑。那股烟雾来自国家大剧院前方的停车场，那里停着的许多车都被炸得四分五裂，散落在各处，纷纷烧了起来；一个男人的双腿都被炸飞了，躺在街心花园的边缘处不停抽搐。人们从卡提拿街涌过来，从勃纳尔大道涌过来。警车的警笛声，救护车和消防车的响铃声，不断传进我那饱受摧残的鼓膜里。那一刻，我忘却了凤就在广场另一侧的奶品铺子里。烟雾在空气中弥漫，我看不清那边是什么情形。

我走到广场上，一位警察将我拦下。他们在广场周围拉出一条警戒线，以防更多的人涌进来，这里已经开始出现担架了。我恳求面前的警察：“让我过去。我有个朋友……”

“退后，”他说，“人人都有朋友在那里。”

他站到一旁，给一位教士让路，我试着跟进去，却被拉了回来。我说我是记者，然后开始在钱包里摸我的证件，但我没有找到，一切都是白费力气。难道我今天出门时没带钱包？我说：“至少告诉我奶品铺子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总可以吧。”烟雾正在散开，我努力去看，但这中间挤了太多的人了。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没有听清。

“你说什么？”

他重复道：“我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退后，你挡住担架了。”

我有没有可能是把钱包落在凉亭里了？我转身往回走，发现派尔正待在这儿。他大声喊道：“托马斯。”

“派尔，”我说，“天哪，你的使馆通行证呢？我们得去那边看看。凤在奶品铺子那边呢。”

“没有，她没在。”他说。

“派尔，她在那里。十一点半的时候，她总去那儿。我们得过去找找她。”

“她不在那里，托马斯。”

“你怎么知道的？你的通行证呢？”

“我警告过她，不要去那边。”

我转回身来，朝着警察走去，想将他推到一旁，然后跑着穿过广场。他可能会开枪，我不在乎——忽然间，我明白了“警告”这个词的意思。我拽住派尔的胳膊。“警告？”我说，“你说的‘警告’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过她，让她今早离这里远一些。”

许多碎片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拼在一起。“还有沃伦？”我说，“谁是沃伦？他也警告那两个女孩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美国人绝不允许有任何伤亡，是吗？”一辆救护车强行从卡提拿街驶入广场，那位拦住我的警察退到一旁，让车顺利通过。他旁边的警察跟人争吵起来。我将派尔推到前面，顺势冲进广场，那两个警察没来得及阻拦我们。

我们身处一群哀悼者之间。警察可以阻拦其他人涌入广场；但他们对于广场上的幸存者和第一批涌进来的人则是无能为力。医生们十分忙碌，没时间去顾及那些死人，那些尸体只好留给他们的家属，人们可以像认领椅子那样去认领尸体。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将她的婴儿的残肢放在膝盖上，又郑重地将农民草帽盖在它身上。她一动不动，安静不语，整个广场上最使我震惊的就是这份安静。它就像我曾经在举办弥撒时所参观的那间教堂——除去四周那些欧洲人的哭泣与恳求之声外，仅有的声音来自那些助祭者，随后又再次安静下来，好像东方的谦逊、耐心与礼节使其感到羞愧似的。在花园边那断腿的躯体还抽动了一下，像一只丢了脑袋的小鸡。从那人穿着的衬衫来看，他可能是一个三轮车夫。

派尔说：“真可怕。”他看着自己那双濡湿的鞋子，以厌恶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

“是血，”我说，“你以前没见过血吗？”

他说：“见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干净。”我不觉得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真正的战争：他撑着船去发艳那次，更像是一个孩童的梦幻经历，反正在他眼里，军人也不算什么。

我的手按在他肩膀上，强迫他望向四周。我说：“在这个时候，这里全都是妇女和孩子们——这是人们购物的时间段。为什么要挑这个时间？”

他有气无力地说：“本来这里会有一次游行。”

“你希望抓住几个上校吧。但游行昨天就被取消了，派尔。”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把他推到一摊血迹里，之前这里放着一副担架，“你的消息应该更灵通一些。”

“我没在市区里，”他说，低头看了看他的鞋子，“他们应该取消这次行动的。”

“那不就错过这些乐趣了吗？”我质问他，“你们会希望泰将军的示威游行失败？现在可比游行要好得多。在一场战争里，妇女和孩子们是新闻，但军人并不是。这会震惊全球的新闻界。你们已经将泰将军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了。你已经使第三势力与国家民主主义上升到了恰当的位置。回家去找你的凤吧，给她讲讲你们那些英勇的死者——她的同胞里又有几十个无须再令人担心了。”

一位矮小而肥胖的教士匆忙跑过，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上面用餐巾纸盖着。派尔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说真的，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他脸色苍白，筋疲力尽，仿佛随时都能跌倒，我想：“这有什么好处呢？他总是这般天真无知，你不能责备天真无知的人，他们永远是无罪的。你能做的只是控制住他们，或者消灭他们。天真无知是一种精神错乱。”

他说：“泰将军不会这样做的。我确定他不会。一定是有人欺骗了他。那些共产党……”

他被自己的善意与无知武装起来，外人很难撼动。他站在广场上，我扔下他独自沿着卡提拿街走去，走到那座可怕的粉红色教堂那里，路被封锁了，但已经有不少人涌了进去：在那些死者面前为其祈祷，对他们来说也算一种安慰吧。

不像他们，我有感恩的理由，难道不是因为凤还活着吗？难道不是凤在事发之前得到“警告”了吗？但是，我尤其难忘的是广场上那具断腿的躯体，以及伏在母亲膝盖上的婴儿。他们事先没有得到警告：他们不够重要。如果游行真的发生了，他们会不会也是同样的结果呢，出于好奇，去看看那些军人，听听那些演讲，并且还会撒一些鲜花？一颗两百磅重的炸弹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待遇。当你建立一条国家民主阵线时，需要死多少名上校才能证明一个孩子或者三轮车夫的死亡是合理的呢？我叫住一辆摩托三轮车，告诉司机拉我去米托码头。

第四部

第一章

我给了凤一些钱，让她跟她姐姐去看电影，以便她能安全避开。我独自出门跟多明戈斯去吃晚饭，然后回家等候，十点整，维戈特来了。他向我道歉说自己不想喝酒——他说他太累了，喝上一杯恐怕就会进入梦乡。他忙了一整天。

“谋杀和暴死的案子？”

“不是。小偷小摸而已。还有几件自杀案子。那些人喜欢赌博，输光一切后就自杀了。如果我早知道我要在太平间里花上那么多的时间的话，也许就不当警察了。我真的讨厌氨水的味道。算了，我还是来一杯啤酒吧。”

“我这里没有冰箱，抱歉。”

“不像在太平间里。那么来点儿英格兰威士忌，有吗？”

我想起了那天晚上，我跟他去太平间，他们将派尔的尸体抽出来，就像抽出一盘冰块那样。

“这么说，你不回英国了？”他问。

“你已经核查过了？”

“是的。”

我举起那杯威士忌递给他，这样他就能看出我的精神是多么镇静了。“维戈特，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认为我跟派尔的死亡有关。是认为我有这个动机吗？因为我想让凤回到我身边？或者你想象这是因为失去凤而进行的一场复仇？”

“不。我没那么傻。一个人是不会拿走对手的书作为纪念品的。那本书就在你的书架上。《西方的任务》，约克·哈丁是谁？”

“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维戈特。他杀死了派尔——远程射杀。”

“我不明白。”

“他是那种高级记者——人们称之为外交记者。他逮住一种观点，进而改变所有情况去适应这种观点。派尔来到这里，脑子里满是约克·哈丁的观点。从前，哈丁自曼谷赶去东京时，曾在这里停留过一周。派尔错在要将他的观点付诸实践。哈丁的作品里提及一种第三势力。派尔便组织了一个——一名卑劣的小土匪，手下带着两千人和一对温驯的老虎。他跟他们搅在一起了。”

“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是吗？”

“我尽力不去这么干。”

“但你失败了，福勒。”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特鲁恩上尉和在海防烟馆的那个夜晚，那似乎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他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或早或晚，我们都会因为一时的情绪而卷入进去。我说：“要去当神父的话，你会成为一名好神父，维戈特。你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人如此轻易便向你忏悔——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忏悔的话？”

“我从来不想听任何人的忏悔。”

“但你却还是听了？”

“偶尔听听。”

“是不是因为像神父这个职位那样，你的工作也不能大惊小怪，而只能去同情？‘警察先生，我必须确切地告诉你，我为何要打破那个老太太的脑袋。’‘好，古斯塔夫，慢慢来，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

“真是异想天开的想象力。你没喝醉吧，福勒？”

“当然没，一个犯人去跟警官喝酒，那真是太不明智了。”

“我可没说你是犯人。”

“但假如喝酒使我敞开心扉，并渴望向你忏悔，那又怎样呢？你这种职业，是不会替忏悔者保守秘密的。”

“对忏悔者来讲，保密并不重要，即便是对神父来说。他有其他目的。”

“洗清自己的罪恶吗？”

“不总是。有时他只想把自己看得更清楚。有时他只是厌倦了欺骗。你并不是犯人，福勒，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骗我。派尔死的那天晚上，你见过他。”

“是什么让你产生这种想法？”

“我一直都不觉得是你杀了他。你不可能用一把生锈的刺刀。”

“生锈？”

“这些都是我们从尸检中得到的细节。但我告诉过你，那不是他死去的原因。真正导致他毙命的，是达科河里的烂泥。”他伸出酒杯，又来了一杯威士忌，“现在让我想想。那天六点十分，你在大陆酒吧喝酒，是吗？”

“没错。”

“六点四十五分，你在美琪大饭店门口跟另外一位记者交谈，是吗？”

“是，威尔金斯。这一切我早都告诉过你了，维戈特。在那天晚上。”

“对，我后来都去核实过。你能把这些琐碎的细节都记得这么清楚，真是了不起。”

“我是个记者，维戈特。”

“也许时间不太精确，但没有人会苛求呢，怎么会呢，如果你在这里多待了一刻钟，在那边又多待了十分钟。你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时间碎片很重要。事实上，如果你说的时间完全准确的话，那就又很可疑了。”

“我说的不准确吗？”

“不算准确。你跟威尔金斯交谈的时候，应该是差五分七点。”

“比我说的晚十分钟。”

“当然。就像我说的。当你到大陆酒店时，刚好是六点整。”

“我的表总是有点儿快，”我说，“你的表现在是几点？”

“十点零八分。”

“我的表是十点十八分。你瞧。”

他懒得看我的表。他说：“那么，你之前所说的，你跟威尔金斯交谈的时间，就是差二十五分七点——按照你的表来说。那差得太多了，不是吗？”

“也许我在脑海里调整了下时间。也许我那天调了一下手表。我有时会那样做。”

“我感兴趣的是，”维戈特说，“（我能来点儿苏打水吗？——你给我的这杯酒太烈了。）你一点儿也没有跟我生气。像我这样审问你，是很不正义的。”

“我觉得这很有趣，像一篇侦探故事。而且，毕竟，你知道我并没有杀死派尔——你也这样说过。”

维戈特说：“我知道他被人杀害时，你不在场。”

“你说我在这里多待了十分钟，那边多待了五分钟，我搞不清你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呢。”

“这里有一点儿小小的空隙，”维戈特说，“时间上有个小小的缺口。”

“用来做什么的空隙？”

“来让派尔来看你。”

“为什么你想证明这一点呢？”

“因为那条狗。”维戈特说。

“以及狗爪上的烂泥？”

“那不是烂泥。那是水泥。你瞧，那天晚上，它跟着派尔出门，不知在何处踩了一脚湿水泥。我记得在这座公寓的底层，有建筑工人在施工——他们现在也还在施工。今天我来的时候，还碰见了那些工人。在这个国家里，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

“我想知道有多少房子有建筑工人——以及湿的水泥。他们中有任何人记得那只狗吗？”

“这件事我当然问过他们。不过就算他们之中有人记得，也不会告诉我的。我是警察。”他不再继续往下说，仰靠在椅子上，盯着手里的酒杯。我有种感觉，他又想起了其他什么相似的情况，思绪飘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一只苍蝇爬上他的手背，他并没有将其赶走——更像是多明戈斯会做的事情。我感受到一股稳定而深远的力量。就我所知，他也许是在祈祷也说不定。

我站起身来，穿过帐幕，来到卧室里。我去那里不是想取什么东西，只是离开一会儿，避开盘踞在椅子上的沉默气氛。凤的那些图画书又回到书架上了。她把一封给我的电报插在那些化妆品之间——大概是伦敦报社发来的什么消息。我没心情打开。一切都像派尔来之前那样。房间没有变化，装饰品还在以前放的地方：只有心在腐烂。

我回到起居室，维戈特将杯子放在嘴唇边上。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就走了，”他说，“我想以后也不会再来麻烦你了。”

走到门口，他又转回身来，就像他还不愿意放弃希望那样——他的希望，还是我的希望。“那天晚上你去看的电影很奇怪。我没想到你会喜欢古装戏。那是什么来着？《罗宾汉》吗？”

“《蒙面剑侠》[41]吧，我记得是。我总得消磨掉时间。而且我也需要放松一下。”

“放松？”

“我们都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维戈特。”我仔细解释道。

维戈特走后，还要等一个小时，凤才能回来跟我作伴。这种感觉很奇怪：维戈特的来访竟然使我烦躁不安。那感觉就像有位诗人把作品带来请我批评，而我却不小心将诗作毁掉了一样。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严格来讲，新闻记者不算职业，但我却可以承认别人的职业。现在维戈特回去结束他未完成的档案，我希望我有勇气喊他回来，并跟他说：“你是对的。派尔死去的那天晚上，我确实见过他。”

第二章

1

前往米托码头的路上，几辆从堤岸驶来的救护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朝着加尼埃路的方向开去。从街上行人的面部表情里，你可以估测出谣言的传播速度，最开始他们带着期待与猜测的表情看着我，因为我是从加尼埃路那边来的。但等我到达堤岸，我则赶到了新闻前面：生活仍旧那么繁忙，正常，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我找到周先生的货仓，走到他的住处里。自从我上次离开之后，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猫和狗从地板上跳到纸板箱上，又跳到手提箱上，像国际象棋里抓不到对手的两匹马那样。婴儿在地板上爬，两个老人仍在那里打麻将牌。只有年轻人不在这里了。我刚在门口出现，一个女人就给我倒了杯茶。老太太坐在床上，盯着她的那双小脚。

“韩先生呢？”我问道。我对着那杯茶摆了摆手：我实在没有心情开启另一段慢慢品尝苦水的旅程了。“我一定要见到韩先生。”要将我这种迫切的需求传达给他们，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也许我对那杯茶的拒绝有些鲁莽，从而引发了他们的不安。或许，像派尔一样，我的鞋子也沾上了血迹。无论怎样，没过多久，一个女人就将我领出去，我跟着她下了楼梯，沿着两条繁华齐整的道路走去，最终将我带到一个我猜在派尔的国家大概称为“殡仪馆”的地方，然后那个女人撇下我走掉了。那地方到处都是石头罐子，中国人去世之后，尸骨就放在这些石头罐子里。“韩先生，”我对门口那位年长的中国人说，“韩先生。”这似乎倒是一个适合歇脚的地方，这一天，我起初是去看了那个橡胶种植园主的色情收藏品，接着又是广场上那些被炸死的尸体。有人从里屋叫了一声，这个中国人就站到一旁，让我进去。

韩先生热情地亲自出来迎接，将我领进里面的一间小屋，屋子的两侧摆着一些不怎么舒适的黑色雕花椅子，这种椅子你几乎在每一间中国客厅里都能找到，不经常使用，也不受欢迎。不过这次我却感觉这把椅子刚被坐过，因为桌上摆着五盏小茶杯，其中两盏里面还有水。“打扰你们开会了。”我说。

“生意上的事情，”韩先生含糊其词地说，“不重要的。见到你我总是很高兴，福勒先生。”

“我是从加尼埃路过来的。”我说。

“我想到了。”

“你已经听说了……”

“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了。他们觉得我最好离开周先生家一段时间。警察今天会很活跃。”

“但你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警察的任务就是找到罪魁祸首。”

“这次又是派尔干的。”我说。

“没错。”

“这种事真是太可怕了。”

“泰将军可不是个好控制的角色。”

“炸弹可不是那个波士顿小伙子能玩得转的。谁是派尔的头儿呢，韩先生？”

“在我的印象里，派尔先生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

“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是O.S.S.[42]的人吗？”

“这些缩写字母并不重要。我认为他们现在隶属不同的地方。”

“我能做些什么呢，韩先生？一定要阻止他。”

“你可以将真相在报上发表出来。或者你也不能那样如实去写？”

“我的报纸对泰将军毫无兴趣。他们只对你们的人民感兴趣，韩先生。”

“你真的想阻止派尔，是吗，福勒先生？”

“真希望你看见他刚才那副模样了，韩先生。他站在那里，说这一切都是悲伤的错误，本来应该是一场游行。他还说，去见公使之前，他要把鞋子上的血迹擦干净。”

“当然，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警察。”

“他们对泰将军也不感兴趣。你认为他们敢碰一个美国人吗？他有外交特权，而且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公使很喜欢派尔。韩先生，广场上有个女人，她怀里的婴儿——她将草帽盖在婴儿的尸体上。这副景象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在发艳，也有一个类似的悲剧。”

“你一定要镇静些，福勒先生。”

“接下来他又要做什么呢，韩先生？”

“你是准备帮助我们的吧，福勒先生？”

“他愚笨无知地闯进来，许多人因他的错误而死去。真希望你们的人上次在南定那条河上就将他解决了。这样就不会有很多人白白送命了。”

“我同意你的观点，福勒先生。必须阻止他。我有个建议。”有人在门后面咳嗽，然后大声地争吵起来。他说：“你今晚能邀请他去老磨坊酒家共进晚餐吗？在八点半到九点半之间。”

“这是为了……？”

“我们会在路上跟他谈谈。”韩先生说。

“可能他今晚已经有约了。”

“也许你早一些让他过来找你会更好些……六点半。他那时应该有空：他一定会来的。如果他能和你一起吃晚餐，那么你就带一本书走到窗口，就像想借着光亮读书那样。”

“为什么要在老磨坊酒家？”

“因为它在通往达科的桥旁——我想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位置跟他谈话，不受外界干扰。”

“你们要怎么做？”

“这点你不需要知道的，福勒先生。但我向你保证，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尽力采取温和的行动措施。”

韩先生的那些没有露面的朋友在墙壁的另一侧像老鼠一般来回移动。“你会为我们做这件事吗，福勒先生？”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或早或晚，”韩先生说，我想起特鲁恩上尉在烟馆里所说的话，“一个人必须要选择一个立场。如果他还想保留人性的话。”

2

我在公使馆给派尔留下一张便签，让他过来找我，然后沿着那条街走到大陆酒店喝上一杯。爆炸的残骸已经被清理干净；消防员已经将广场冲洗过一番。我那时一点儿也没有想到时间和地点会变得很重要。我甚至想整晚都坐在这里，不去跟派尔见面。然后我又想到，或许我以警告的方式吓唬派尔一下，告诉他正处于危险之中，让他从此不再活动——不管那是何种危险，所以我喝完啤酒便回到家里，到家之后，我却开始希望派尔不要来赴约。我尝试着去读书，但书架上的书都吸引不了我的注意。也许我应该抽一袋烟，但又没人替我准备那些工具。我极不情愿地听着外面的脚步声，最终，脚步声传来。然后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发现原来是多明戈斯。

我说：“有什么事情吗，多明戈斯？”

他颇为惊讶地望着我。“有什么事？”他看看表，“我一直都是这个时候过来。有什么电报要发吗？”

“抱歉——我忘记了。没有。”

“不写一篇炸弹事件的后续报道吗？不想发点儿东西回去吗？”

“噢，你替我写一篇吧，多明戈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现场，也许稍微有点儿震惊。我现在脑子里还很乱，没办法整理成一篇文章。”一只蚊子在我耳边嗡嗡飞，我伸出手去打蚊子，却看见多明戈斯本能地往后一躲。“没事儿的，多明戈斯，我没打着。”他咧开嘴愁眉苦脸地笑了笑。他也说不清自己对待小生命的态度。说到底，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从尼禄[43]学到将人类的身体变成蜡烛的人。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他问道。他不喝酒，不吃肉，不杀生——我很羡慕他心里的这种和善。

“没什么，多明戈斯。今晚就让我自己待着吧。”我从窗口看着他穿过卡提拿街，走到另一侧去。一位三轮车夫将车停在我窗户对面的人行道旁；多明戈斯想叫这辆车，但是车夫摇了摇头。大概他是在等商店里的顾客，因为这里不是停放三轮车的地方。当我看手表时，说也奇怪，我不过是等待了十几分钟。当派尔敲门时，我甚至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

“进来吧。”但跟往常一样，那条狗抢在他前面进来了。

“收到你的便签后，我很高兴，托马斯。今天早上，我还以为你跟我生气了。”

“也许我的确生气了。早上那幅景象可不怎么好看。”

“你现在已经知道这么多了，那么再多告诉你一些也无妨。下午我见到泰将军了。”

“看见他了？他在西贡吗？我想他是来看看他的炸弹效果如何的。”

“是一次私下见面，托马斯。我对他的态度很严肃。”他讲话的语气，如同学校球队的队长发现训练被底下的男孩儿破坏似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地问他，“你将他抛在一边了吧？”

“我告诉他，如果再进行一次这样随意的示威活动，我们将跟他彻底撇清关系。”

“但你现在还没跟他断绝联系吧，派尔？”他的那条狗凑到我的脚踝处嗅来嗅去，我不耐烦地将其推开。

“没有彻底断绝。（坐下，公爵。）从长远来看，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如果他在我们的帮助下取得政权，那么我们可以依靠他……”

“到底要死掉多少人你才会明白……？”我感觉得到，这将是一场毫无希望的争论。

“明白什么，托马斯？”

“在政治中没有所谓的感激之情。”

“至少他们不会恨我们，像他们恨法国人一样。”

“你确定吗？有时我们对敌人也会产生一种爱，有时对我们的朋友也会产生憎恨。”

“你这话说得太像欧洲人了，托马斯。这里的人可没那么复杂。”

“这就是你几个月所学到的东西吗？我看你下次要管他们叫孩子了。”

“好吧——在某种程度上。”

“给我找一个单纯的孩子出来，派尔。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头脑都很复杂。年纪越大，头脑就变得越简单。”但是和他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在我们两人的争论里都有一些不现实的地方。我还没去上任，便当起评论员来。我站起来，走到书架前。

“你在找什么，托马斯？”

“噢，在找我之前很喜欢的一篇文章。跟我一起吃晚饭吗，派尔？”

“当然，托马斯。很高兴你不再生气了。我知道你不同意我的观点，虽然看法不同，但我们还是朋友，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不这么认为。”

“说到底，凤可比这重要多了。”

“你真认为是这样吗，派尔？”

“嗯，她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了。对我来说。对你也是一样，托马斯。”

“对我不再是了。”

“真是可怕又令人震惊的一天，托马斯，但在一周之内，你会发现，这件事已经被忘掉了。我们还要去照顾那些死者的亲属。”

“我们？”

“我已经给华盛顿发过电报。以便动用我们的一部分资金。”

我打断了他的话。“去老磨坊酒家如何？九点到九点半之间。”

“你喜欢就行，托马斯。”我走到窗边。太阳已经落在屋顶后面了。三轮车夫还在等待他的车费。我低头看着他，他抬起脸来对着我。

“你在等什么人吗，托马斯？”

“没有。只是想找一段文章。”为了掩盖我的行动，我开始阅读，捧着这本书迎向最后一丝光亮：

我开车穿过街道，什么都不在乎，

人们瞪着眼睛，问我到底是谁；

如果我有机会撞翻一个无赖，

我甘愿去赔，最坏也就这样。

有钱真好，嗨哟！

有钱真好。[44]

“真是首有趣的小诗。”派尔以一种不以为然的语气说道。

“作者是个十九世纪的成年诗人。像这样的诗人可不多见。”我又朝着下面的街道望去。那个三轮车夫已经离开了。

“你的酒喝光了吗？”派尔问道。

“没有，但我以为你不……”

“也许我也开始不那么紧绷绷的了，”派尔说，“受你的影响。我想你对我有很多好的影响，托马斯。”

我将酒瓶和酒杯拿过来——第一次时我少拿了一只杯子，然后又不得不取些水回来。那天晚上我做的一切事情都得花上很长时间。他说：“你知道，我有一个很棒的家庭，但我的父母也有严苛的一面。我们在栗树街上有一座老房子，沿着山坡走上去，就在右手边。我的母亲喜欢收藏玻璃器皿，我的父亲——当他不去研究那些腐蚀的岩石时——热衷整理达尔文的全部手稿和各种留念本。你瞧，他们生活在过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约克给我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多多少少帮我打开了眼界，让我看到一些现实情况。我的父亲是一个孤立主义者。”

“也许我会喜欢你的父亲，”我说，“我也是个孤立主义者。”

派尔是个安静的人，但那天晚上谈兴颇佳。他说的话我完全没有听进去，因为我的心思在别处。我试着说服我自己，韩先生自有其处理办法，不至于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但在像这样的一场战争里，我知道，是没有时间去犹豫的：手里有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法国人用凝固汽油弹，韩先生用子弹或者刀子。我告诉自己说，我不想做裁决者，但太晚了——我会让派尔谈上一会儿，然后再警告他。他可以在我家里过夜。他们应该不会冲到这里来的。我想他当时正谈到他的老保姆——“她之于我的意义，甚至比我母亲还重要，还有她过去常做的蓝莓馅饼！”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你现在会随身带枪吗——自打那天晚上之后？”

“不会。我们使馆有规定……”

“但你是在执行特殊任务？”

“带枪也没什么用——如果他们想干掉我的话，他们随时可以下手。我像一只白骨顶[45]那样，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大学时，他们叫我蝙蝠——因为我在夜里也能看得见，就跟它们一样。有一次，我们大家在一起鬼混……”他又说开了。我回到窗前去。

一位三轮车夫在街对面等候。我不能确定是不是之前那个——他们看起来都很像，但我认为这是另一个。也许他是真的在等客人。在我看来，派尔待在使馆里会是最安全的。我发出信号之后，他们一定已经制订好了夜间的行动计划：跟达科桥有关的行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选择那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怎样去做：派尔当然不会蠢到在日落之后还去驾车驶过达科，那道桥在我们那边一直是有武装警察把守的。

“都是我一个人在说，”派尔说，“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今天晚上我好像……”

“继续吧，”我说，“我今天心情很平静，就是这么回事儿。也许我们应该将晚餐取消掉。”

“不，别取消。我一直感觉跟你有些隔阂，自从……嗯……”

“自从你救了我的命。”我说了出来，但也无法掩饰我自己造成的痛楚。

“不，我没说那件事。但我们那天晚上谈得很好，不是吗？就像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似的。我知道了许多关于你的事情，托马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别介意，但对你来说也许是正确的——不卷入其中。你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即便是你的腿断了，你仍然保持中立。”

“总会在一些节点上有所改变，”我说，“情感的一时冲动……”

“你还没到那个地步。我怀疑你是否能有那么一天。而我也不太可能去改变——除非我死去。”他愉快地加上这么一句。

“即便发生上午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也不能改变你的观点吗？”

“那些不过是战争伤亡而已，”他说，“很遗憾，但你并不总能击中你的目标。好在，他们都为正确的事业而死。”

“如果死的是你那位会做蓝莓馅饼的老保姆，你也会这么说吗？”

他没有理会我这种浅显的反驳。“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也可以说他们是为民主而死的。”他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把这句话翻译成越南语。”我忽然觉得非常疲惫。我想让他赶紧走开，然后死去。那样我就可以重启我的生活了——从他进入这里之前的那个节点开始。

“你永远不会把我的话当回事儿，是吗，托马斯？”他抱怨道，带着小学生那种快乐的神情，在我跟他相处的所有夜晚之中，他在这一晚上的兴致始终这么高昂。“我跟你说——凤正在看电影——你和我一起度过整个晚上怎么样？我现在没什么事要做。”就好像外面有人在指挥他如何遣词造句一般，使我没有任何推托的借口。他继续说道：“我们为什么不去乡村酒家呢？从那个夜晚起，我再也没去过那里。那里的食物跟老磨坊一样好，而且还有音乐。”

我说：“我宁愿不记得那个夜晚。”

“我很抱歉。我有时是个傻瓜，托马斯。去堤岸吃顿中餐如何？”

“想吃顿好的话，必须提前预订。你是害怕去老磨坊吗，派尔？那里的铁丝网很坚固，桥上也一直有警察巡视。你也不会傻到开车穿过达科，是吧？”

“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是想，应该找一个能玩到很晚的地方，那该多么有趣啊。”

他动下身子，结果打翻了酒杯，杯子落在地上砸得粉碎。“不错的兆头。”他呆呆地说道。我开始收拾碎玻璃，把它们收进烟灰缸里。“怎么样，托马斯？”这些碎玻璃让我想起凉亭酒吧那些滴着饮料的瓶子。“我警告过凤，说我也许会跟你一起出去。”“警告”一词用得是多么糟糕。我拾起最后一块碎玻璃。“我在美琪大饭店还有个约会，”我说，“九点之前我没空。”

“嗯，我想我只好回办公室去了。我就怕一回去便再也抽不开身出来。”

给他这样一次机会，也没有害处。“晚点到也没关系，”我说，“如果你抽不开身，晚些时候直接到这里来吧。我会在十点钟回来，如果你赶不上吃晚饭，我就回来等你。”

“我会通知你……”

“别麻烦了。直接去老磨坊——或者来这里找我。”我将决定权交给我所不相信的那位神：你想要干预那就去干预吧。他桌上的一封电报：公使留给他的口信。除非你有能力改变未来，否则你就是不存在的。“现在走吧，派尔。我还要做点儿事。”一阵莫名其妙的疲惫感袭来，我听见他走了，狗爪踩在地上的声音也渐行渐远。

3

我出门后，发现附近没有三轮车夫，要走到奥尔梅街那边才有车。我前往美琪大饭店，在路旁站立片刻，看他们卸下那些美国轰炸机。太阳已经下山了，他们借着弧光灯的光线继续工作。我并没有想到去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但我已经告诉过派尔我要去美琪大饭店，就不愿意再去多编造几个没有必要的谎言。

“晚上好，福勒。”威尔金斯说道。

“晚上好。”

“腿怎么样了？”

“现在是没问题了。”

“又写了一篇精彩的报道吧？”

“我让多明戈斯去写了。”

“噢，他们告诉我你当时就在现场。”

“是，我在。但这些日子版面很紧张。他们并不需要太多稿件。”

“这行已经相当乏味了，是吗？”威尔金斯说，“我们应该生在罗素时代[46]和老《泰晤士报》时代。用氢气球发稿件。那时还有工夫写点儿真正的好东西。唉，这件事能写上一整栏呢。豪华酒店，轰炸机，夜幕降临。如今再也没有什么夜幕降临了，不是吗，每个字这么几块钱的电报。”从遥远的天空里，你隐约可以听到笑声：有人打破了一只玻璃杯，像派尔之前做的那样。声音如冰柱一般传到我们这里来。“‘华灯照亮了美女与勇士[47]’。”威尔金斯不怀好意地引用了一句诗，“晚上有事吗，福勒？想去哪儿吃个晚饭吗？”

“我正要去吃呢。在老磨坊酒家。”

“希望用餐愉快。格兰杰也在那里。他们应当做个广告：格兰杰特色之夜。为那些喜欢以噪音作为背景的客人。”

我跟他告别后，便走进隔壁那家电影院——埃罗尔·弗林[48]，也有可能是泰隆·鲍华[49]（他们都穿紧身衣裤，我很难区别开来），吊在绳子上，从阳台上跳下去，骑在没有鞍的马背上，奔向多彩的黎明。他救下一个女孩儿，并杀死了他的敌人，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给小伙子看的电影，其实要是为了应付现在的生活，给他们看看俄狄浦斯双眼流血从底比斯王宫跑出来，也许更有教育意义。没有谁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在发艳和从西宁回来的路上，好运始终陪伴着派尔，但它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他们还有两个小时，便可以看见，任何符咒都不管用。一个法国士兵坐在我的身边，他的手放在一个女孩儿的大腿上，我羡慕他的单纯，不管他是幸福也好，痛苦也罢。电影结束之前，我就离开了，叫了一辆三轮车去老磨坊。

为防止手榴弹侵入，酒店四周都被铁丝网包围着，两名武装警察在桥头站岗。被店里的勃艮第饮食喂得肥肥胖胖的店主，亲自让我从铁丝网的门进去。那天晚上很闷热，酒店里混杂着阉鸡和融化了的黄油的气息。

“你是来参加格兰察尔[50]先生的宴会的吗？”他问我。

“不是。”

“要一个人的桌子吗？”这时，我才第一次想到将来的情况，想到那些不可避免的盘问。“一个人的。”我说，这几乎就像我在大声地说，派尔死了。

这里只有一个大厅，格兰杰的聚会占据了后面的一张大桌子；店主给了我一张离铁丝网最近的小桌子。窗子上没有玻璃，大概是担心玻璃被炸碎后伤到客人。格兰杰的客人里有几位我认识，我在坐下之前向他们点点头，格兰杰本人正望向别处。我有好几个月没看见他了——从派尔坠入爱河的那晚之后，只见过一次。也许那天晚上我说了一些什么话，穿过酒气，冒犯到了他，因为他皱着眉头坐在桌子的一头；只有公共关系官员的妻子德普雷兹太太和新闻联络处的迪帕克上尉跟我点头打招呼。另外有一位大个子男人，我想大概是金边来的旅馆老板，还有一位从未见过的法国女孩儿，以及两三张只在酒吧见过的面孔。这次看起来总算是一次安静的聚会。

我点了一杯茴香酒，因为我想给派尔留一些时间到这里来——他们的计划失误了，仿佛只要我还没有开始吃晚餐，就仍有时间抱以希望似的。然后我又不知道自己希望的到底是什么。希望O.S.S.，或者无论叫什么其他名字的组织一切顺利吗？希望塑料炸弹和泰将军长命百岁？还是我——偏偏是我——希望出现某种奇迹：韩先生所安排的谈话方法并不是像死亡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在从西宁回来的路上都被干掉了，那现在的情况反而轻松一些。那杯茴香酒我喝了二十分钟，然后我叫了晚餐。那时已经将近九点半了：他现在不会来了。

尽管我不想去听，但我却又在听：听什么呢？一声尖叫？一声枪响？外面警察们的动静？但无论如何，我可能什么也听不见，因为格兰杰的聚会正逐渐升温。店主拥有一副自然而动听的嗓音，他开始唱起歌来，在另一瓶香槟的瓶塞探出来之后，其余客人也加入进来，但格兰杰并没有开口。他坐在那里，瞪大眼睛望着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跟我打架：我不是格兰杰的对手。

他们在唱一首伤感的歌曲，我坐在这边毫无食欲，面对着一份查尔斯公爵面包心生愧意。这时候，我想起了凤，这是在我得知她安全之后的头一次。我记得派尔坐在地上等越盟的人来时曾说过“她像花儿一样鲜艳”，我很没礼貌地回应道，“可怜的花儿。”如今，她再也看不到新英格兰，也无法学到凯纳斯特纸牌的秘诀了。也许她再也得不到保障了：我有什么权利认为她还不如广场上的那些尸体有价值呢？痛苦不是随着数目而增加的：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容纳全世界所能感受到的所有痛苦。我像一位记者那样用数量进行判断：我背叛了自己的原则；我像派尔一样卷入其中，我变得跟派尔没有两样，在我看来，任何决定从此都不再单纯。我看看表，已经是九点四十五分。也许，他终究还是被事情缠住了；也许他所信仰的“神”已经帮他采取行动，他这会儿正在公使馆里烦躁地面对着一封亟待解码的电报，不久之后，他便会来到卡提拿街，跺着沉重的步伐登上楼梯，来到我的房间里。我想：“如果他真的来了，我就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他。”

格兰杰忽然从他那张桌子旁站起身，向我走来。路上有把椅子他也没有看见，脚下被椅子绊了一下，然后一只手放在我的桌沿上。“福勒，”他说，“到外边来。”我留下足够的餐费，然后跟着他走了出来。我没有心情和他打架，但在那一刻，就算他把我打得不省人事，我也不会介意了。我们在减轻负罪感这一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新颖的办法。

他靠在桥的栏杆上，两个警察远远地望着他。他说：“我必须跟你谈谈，福勒。”

我走到他的出拳范围之内等待着。他没有动手。他这时很像一座象征性的雕像，代表着我所痛恨的美国事物——其设计如同自由女神像一样糟糕，且一样毫无意义。他一动不动地说道：“你认为我喝醉了。你错了。”

“怎么了，格兰杰？”

“我必须跟你谈谈，福勒。今晚我不想跟那些法国人待在一起。我不喜欢你，福勒，但至少你讲英语。虽然你的英语跟我的英语不同。”他靠在那里，在昏暗的光线下，他那一摊庞大的身躯，就像是一片未知的大陆。

“你要干什么呢，格兰杰？”

“我不喜欢英国人，”格兰杰说，“我搞不懂派尔为什么受得了你。也许是因为他是波士顿人。我是匹兹堡人，并以此为傲。”

“干吗不呢？”

“瞧，你又来了。”他稍微有些试图模仿我的口音，“你们这些人说话就像放屁一样。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该死的优越感。你们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

“再见，格兰杰。我还有个约会。”

“别走，福勒。你没有爱心吗？我没法儿跟那些法国人说话。”

“你喝醉了。”

“我只喝了两杯香槟，仅此而已，要是只喝这么点儿，你会醉吗？我要去北方了。”

“那有什么不好呢？”

“噢，我没跟你说过，是吗？我还以为人人都知道了。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妻子发来的电报。”

“怎么样？”

“我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他的情况很不好。”

“很遗憾。”

“不必。又不是你的孩子。”

“不能飞回家看望一下吗？”

“走不开。他们想要一篇关于河内附近什么扫荡行动的报道，而且康纳利病了。”（康纳利是他的助手。）

“很抱歉，格兰杰。真希望我能帮上忙。”

“今天是他的生日。到今天晚上十点半，他就八岁了。就是为了他的生日，我才组织了这个香槟聚会，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我不得不找个人聊聊，福勒，而且我又没法儿告诉那些法国人。”

“现在他们对小儿麻痹症很有办法。”

“即使他残疾了，我也不介意，福勒。只要他活着。我，我残疾了可不行，但他很有头脑。那个浑蛋在唱歌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祈祷。我心里想，如果上帝想要一条命的话，他可以拿走我的。”

“这么说，你相信上帝？”

“但愿我信。”格兰杰说。他的整只手掌在脸上拂过去，看起来像是头疼，但这个动作其实是为了掩饰他在擦眼泪这个事实。

“如果我是你，我会醉一场。”我说。

“噢，不，我必须保持清醒。我不愿意日后回想，在我儿子死去那天晚上，我还喝得烂醉如泥。我的妻子不会喝酒，她会吗？”

“你不能告诉你的报社……？”

“康纳利并没有真的生病。他为了一个女人跑去新加坡了。我还得替他作掩饰。如果报社知道了这件事，他会被解雇的。”他振作了一下他的那摊身体，“抱歉，我耽误了你这么久，福勒。我必须找人谈谈。现在我要进去向那些人敬酒了。真可笑，我把这些说给你听，你一向很讨厌我的粗鲁无礼。”

“我可以替你写那篇报道，假装是康纳利写的。”

“你学不来那种笔法。”

“我不讨厌你，格兰杰。很多事情我一直都蒙在鼓里……”

“噢，你跟我，我们合不来。但谢谢你的同情。”

我心里在想，我跟派尔真的有很大不同吗？难道要等到我的脚踏入生活的困境里，才能看见痛苦吗？格兰杰走了进去，我听见很多声音一起招呼他。我找了一辆三轮车，让他将我送回家。家里没人，我坐下来，一直等到午夜，然后心如死灰地走下楼去，来到街上，却发现凤站在那里。

第三章

“维戈特先生来过了吗？”凤问道。

“来过了。他十五分钟之前离开的。电影怎么样？”她已经在卧室里摆好烟盘，现在正在点烟灯。

“很伤感的一部片子，”她说，“但色彩很鲜艳。维戈特先生来做什么？”

“他想问我几个问题。”

“关于什么呢？”

“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吧。我想他不会再来烦我了。”

“我喜欢有圆满结局的电影，”凤说，“你准备好抽烟了吗？”

“好。”我躺在床上，凤开始捻动烟针。她说：“他们砍掉了女孩儿的脑袋。”

“那未免太奇怪了。”

“那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噢。基于史实。我明白了。”

“尽管是历史，但还是很让人伤心。”

“我倒是不怎么担忧历史里的那些人物。”

“还有她的情人——他回到自己的阁楼里——他很痛苦，写了一首歌——你看，他是个诗人，没过多久，那些砍掉他的女朋友头的人便都唱起他的歌来。那就是《马赛曲》。”

“这听起来跟史诗不太相符。”我说。

“那些人唱歌时，他就站在人群的边缘，看上去很痛苦。当他微笑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更痛苦了，他是想起了那个女孩儿。我哭得很厉害，我姐姐也是。”

“你姐姐也哭了？我不敢相信。”

“她很容易感动的。那个讨厌的男人格兰杰也在那里。他喝醉了，一直在笑。但那电影一点儿都不好笑。很悲惨的片子。”

“我不怪他，”我说，“他有值得庆祝的事情吧。他的儿子脱离危险了。我今天在大陆酒店听人说的。我也喜欢圆满的结局。”

我抽了两袋烟之后，躺回到床上，脖子枕在皮枕上，并将手放到凤的大腿上。“你快乐吗？”

“当然。”她敷衍道。我也不配得到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答案。

“就像过去那样，”我撒谎道，“一年之前。”

“没错。”

“你很久没买围巾了。明天干吗不出去购物呢？”

“明天是个节日。”

“噢，是的，当然。我都忘了。”

“你的那封电报还没拆开呢。”凤说。

“没有，我连这个也忘了。今晚我不想去考虑工作。现在去发什么文件都太晚了。再给我讲讲这部电影吧。”

“嗯，她的情人想把她从监狱里救出来。他偷偷运进去一套小伙子的衣服和一顶男人的帽子，就像狱卒穿戴的那样，但她刚走出监狱大门，头发便披散下来，那些人便大喊‘一个贵族，一个贵族’，我想这是情节上的一个失误。他们应该让她逃脱的。那样的话，他们都会靠他的歌曲赚了很多钱，他们会到国外去，去美国——或者英国。”她很狡猾地补充上“英国”。

“我还是看看那封电报吧，”我说，“祈求上帝，千万不要让我明天就去北方。我想安静地跟你待在一起。”

她从很多瓶瓶罐罐里取出那封电报，并递给我。我拆开并读道：“来信已经在考虑。正如你希望的那样，我这次也不那么理性。已通知律师开始以遗弃为诉讼理由办理离婚手续。愿上帝保佑你——你亲爱的海伦。”

“你要回去吗？”

“不，”我说，“我不用回去了。我念给你听听。是你喜欢的圆满结局。”

她从床上跳起来。“真是好极了。我得去告诉我姐姐。她一定会很高兴。我会跟她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第二位福莱尔[51]太太。’”

《西方的任务》竖立在我对面的书架上，像一张放在相框里的照片——一个留着平头的年轻人，一只黑狗在他脚边。他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了。我对凤说道：“你想念他吗？”

“谁呀？”

“派尔。”很奇怪，即使现在，甚至当着凤的面，我也叫不出他的名字来。

“我能去吗，请问？我姐姐知道这个消息会很高兴的。”

“你曾在睡梦中喊过他的名字。”

“我从不记得我做的那些梦。”

“你们可以在一起做很多事情。他还很年轻。”

“你也不老。”

“摩天大楼。帝国大厦。”

她有些犹豫地说：“我想看看切达峡谷[52]。”

“那可不是大峡谷[53]。”我将她拉到床上，“我很抱歉，凤。”

“你有什么抱歉的呢？这封电报多好啊。我姐姐……”

“好，去告诉你姐姐吧。但先吻我一下。”她那兴奋的双唇掠过我的面颊，然后便走掉了。

我想起了跟派尔相遇的第一天，在大陆酒店，他坐在我身旁，眼睛盯着街对面的碳酸冷饮柜。自从他死后，我倒是事事顺心，但我多希望世上有那么一个人，可以让我对他说一声抱歉。

（1952年3月—1955年6月）

[1]亚瑟·休·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1819—1861），英国诗人，出自其诗歌《旅行之爱》（Amours de Voyage）。——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出自其诗歌《唐璜》。

[3]越南胡志明市（原西贡市）的一条繁华街道，1975年更名为同起街。——编者注

[4]原文为法语。下文中斜体字皆指原文为法语，不再逐一说明。——编者注

[5]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1930—2002），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鲍斯-莱昂的小女儿，现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之妹。

[6]出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1821—1867）诗歌《邀游》。——编者注

[7]越南特有的两种宗教。和好教，创立于1939年，为佛教的变体；高台教，创立于1925年，是佛教、基督教、道教、儒教等各宗教的综合体。——编者注

[8]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思想家，著有《思想录》等。

[9]英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0.9144米。

[10]越南河内市的旧名，也被法国等西方国家用来指代以河内为中心的越南北部地区，越南人则称该地区为北圻。

[11]活跃于1945到1976年之间的越南犯罪组织。

[12]均为巴黎出版的成人杂志。

[13]勒考克，法国侦探小说家埃米尔·加博里欧（Emile Gaboriau，1832—1873）笔下的侦探人物。梅格雷，比利时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1903—1989）笔下的著名侦探。

[14]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美国作家，代表作《天使，望故乡》。

[15]流行于法国的一种骰子游戏。

[16]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美国作家，自然主义先驱。

[17]20世纪50年代，越南所使用的货币。

[18]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湖畔诗人，1843年被封为桂冠诗人。

[19]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临近华兹华斯的故乡，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湖畔诗人长期居住于此。

[20]指在餐厅、酒店、夜总会表演的歌舞、滑稽剧等娱乐节目。

[21]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因海拔低而被称为低地。——编者注

[22]原文为德语。

[23]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御前大臣，因躲在帷幕后偷听，被哈姆雷特误杀。

[24]波士顿两大名门望族，卡伯特家族有波士顿第一家族之称。——编者注

[25]里诺，美国内华达州城市，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小城市”。1908年里诺通过一项“免责离婚”法案，成为20世纪初期著名的离婚城。维尔京群岛，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属地，因其便利的离婚法和风景成为美国人离婚的热门之地。——编者注

[26]起源于意大利的爱情故事。保罗是里米尼贵族玛拉泰斯塔之子，代相貌丑陋的哥哥乔万尼迎娶弗兰切斯卡，却不承想两人相爱。婚后，两人仍私下幽会。乔万尼撞见之后，将他们杀死。在《神曲》中，但丁将死后的世界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界，人可通过赎罪由地狱进入天堂。保罗和弗兰切斯卡在地狱第二层受情欲之苦，在听到他们述说后，但丁感动哭至晕厥，但又觉得他们应受其罪。——编者注

[27]即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Gascoyne-Cecil，1830—1903），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曾三次出任英国首相。

[28]“黑王子”爱德华（Edward the Black Prince，1330—1376），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长子，为英法百年战争中的重要将领。

[29]法国中西部城市。

[30]即英文单词“NO（不）”。

[31]现代英语里，“荣誉”这一单词写作honour。美式英语和古英语里没有u字母。

[32]即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890—1969），美国第34任总统，陆军五星上将。

[33]菲多（Fido），原为意大利的一只流浪狗，1941年被一名工人领养，1943年主人在轰炸中去世，此后14年里，菲多仍坚持在车站等候它的主人。菲多的忠诚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编者注

[34]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冬天的故事》。

[35]印度教的神祇，又称黑天神，是毗湿奴神诸多化身中最得人缘的神祇。

[36]印度教的朝拜圣地，位于吉隆坡北郊11公里处，是一个石灰岩溶洞群。

[37]作者是皮埃尔·路易（Pierre Louÿs，1870—1925），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象征主义唯美派作家。《阿佛洛狄忒》为其赢得“最受欢迎的情色文学作家”的声望。

[38]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所著的长篇小说。

[39]法国作家维克多·马格利特（Victor Margueritte，1866—1942）作品。

[40]保罗·德·柯克（Paul de Kock，1793—1871），法国通俗小说家。

[41]《蒙面剑侠》（Scaramouche），1952年美国电影。

[42]即美国战略情报局，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1942年由罗斯福总统成立，二战结束解散。

[43]尼禄（Nero，公元37—公元68），古罗马的残酷暴君，被称为“嗜血的尼禄”。

[44]出自亚瑟·休·克拉夫的诗歌《Dipsychus》。

[45]广泛分布于欧洲、亚洲、非洲等地的一种小型水鸟，属鹤形目秧鸡科的鸟类。

[46]约翰·罗素（John Russell，1792—1878），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是英国自由党的先驱之一。

[47]出自拜伦的诗歌《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48]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澳大利亚男演员，主要作品有《剑侠唐璜》等。

[49]泰隆·鲍华（Tyrone Power，1914—1958），美国男演员，主要作品有《控方证人》等。

[50]格兰杰的法语读音。

[51]福勒的法语发音。

[52]英国最大峡谷，被评为英国第二大自然奇观，位于萨默塞特郡。

[53]即美国大峡谷，亦称科罗拉多大峡谷，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的凯巴布高原上，被誉为地球上最为壮丽的景观之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被出卖的杀手 / (英) 格林 (Greene,G.) 著 ;

傅惟慈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2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A gun for sale

ISBN 978-7-5399-7977-9

Ⅰ. ①一… Ⅱ. ①格… ②傅… Ⅲ.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1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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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UN FOR SALE by Graham Greene

Copyright © Verdant S.A., 193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4-453号

书       名   一个被出卖的杀手

著       者   (英) 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傅惟慈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邀编辑   姚红成    徐陈健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9千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77-9

定       价   5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一个被出卖的杀手》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一章

一

莱文并不把谋杀当回事。他只不过在做一项新工作。干起来需要小心，得用脑子。杀人与仇恨无关。过去，他只见过部长一面：有人把他指给莱文看过，当时部长正从悬着小灯的圣诞树中间穿过一个新住宅区。部长穿得邋里邋遢，没有朋友，人们说他爱的是全人类。

在欧洲大陆宽阔的街道上，冷风刮得莱文脸生疼。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翻起大衣领子，把嘴遮住。干这行事豁嘴是个非常不利的条件。他的裂唇小时候缝得很糟糕，直到现在，上嘴唇还扭曲着，留下一个疤痕。一个人要是带着这么一个鲜明的标记，干事的时候，手段自然也就得毒辣了。从第一次干这种买卖起，莱文就不得不把每一个可能的目击者都消灭掉。

莱文夹着一个公文包，同任何一个下班回家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的黑大衣有点儿神职人员的派头。他在街上健步行走的样子同成百个同等身份的人也毫无差别。薄暮初降，一辆从身旁开过去的电车已经亮起灯来。他没有上这辆车。你也许会认为他是一个俭朴的年轻人，省钱养家。也许现在他就是去会女朋友。

但是莱文从来没有女朋友。豁嘴妨碍了他交朋友。还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豁嘴多么叫人恶心。他走进一幢灰色的高大的楼房，从楼梯走上去——一个怀着满腔怨气、乖戾、狠毒的身影。

他在最顶层的公寓套间外边把公文包放下，戴上了手套。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剪刀，剪断了电话线；电话线是从门框上边沿着电梯升降机井通到外面去的。之后，他按响了门铃。

他希望只有部长一个人在家。这套位于最顶层的公寓房就是这位社会主义者的住宅。他一个人住在这儿，室内布置极其简单。莱文被告知说，他的秘书每天下午六点半离开这里。他对自己的雇员是很体贴的。但是莱文来得稍早一些，部长又拖延了半个小时。开门的是个女人，一个戴着夹鼻眼镜、镶着几颗金牙、一把年纪的女人。她的帽子已经戴在头上，大衣搭在胳膊上。她马上就要离开这儿，有人把她耽搁住叫她非常生气。不容莱文开口，她就用德国话抢白他说：“部长现在有事。”

他想放过她的，倒不是他对多杀一个人有什么顾虑，而是因为他的雇主不愿意他干超出他们要求范围的事。他一句话不说地把介绍信递过去。只要她没听到他的外国口音，没发现他的兔唇，她的命就保得住。她一本正经地接过信，举到眼镜前面。不错，他想，这个女人是近视眼。“你先在外边等一会儿。”她说，转身走进屋里。他听到屋内传来她那女管家似的、唠唠叨叨的声音，随后，她从门道里走出来，说：“部长可以见你。请跟我来。”他听不懂她说的外国话，但是从她的姿势，他知道她的意思。

他的眼睛像一架暗藏的照相机，一下子就拍下了屋内的一切：书桌、扶手椅、墙上的地图、通向里间卧室的门，俯瞰光亮、寒冷的圣诞节街道的大窗户。这个房间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个小煤油炉。部长现在正用它烧着一口平底锅。书桌上，一只厨房用的闹钟正指着七点。一个声音说：“艾玛，再放一个鸡蛋吧。”部长从卧室里走出来。他已经尽力把身上的衣服弄弄干净，但是忘记掸掉裤子上的烟灰了，手指上还沾着墨迹。女秘书从书桌的一只抽屉里拿出一个鸡蛋。“还有盐，别忘了盐。”部长说。他用缓慢的英语解释说：“放一点儿盐，鸡蛋壳就不裂了。坐下，我的朋友。别客气。艾玛，你可以走了。”

莱文坐下来，眼睛盯住了部长的前胸。他在想：我根据这只闹钟给她三分钟时间，让她走远。他的视线继续锁定部长的前胸，想：就是那里，我的枪会打穿它。他把外衣的领子放了下来，他看见这个老头儿看到他的豁嘴唇后，目光往旁边一闪，感到无比气愤。

部长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从来没有。我可以给你看看他的照片，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他还记着我这个老朋友，真是太好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有钱有势的人了。回去以后，你一定得问问他，还记不记得当初……”一阵铃声突然刺耳地响起来。

莱文想：电话？我已经把线掐断了。铃声搅扰了他的神经。但那不过是书桌上的闹钟在响。部长关上闹钟。“煮好了一个鸡蛋。”他说完便俯身到平底锅上。莱文打开了公文包，公文包的盖子上塞着一支安着消音器的自动手枪。部长说：“很对不起，闹钟把你吓了一跳。你知道，我喜欢鸡蛋只煮四分钟。”

过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门开了。莱文在椅子上气冲冲地转过身去，他的豁嘴唇在发亮、刺痛。进来的是女秘书。他想：我的上帝，看看这家人，别人想干净利落地把事做完，他们都不让。他忘记了自己的嘴唇，只感到气恼、怨恨。她的金牙闪了闪，走进屋子，有些讨好又有些一本正经的样子。她说：“我正往外走，突然听见电话响了起来。”说到这里，她把身子一闪，脸转到一边儿去，这是她看见他畸形的嘴唇、不想叫他感到难堪的表示。但是她做得太笨拙了，这一切都被莱文看在眼里。这就宣判了她的死刑。莱文从公文包里掏出手枪，朝部长脊背上开了两枪。

部长摔倒在煤油炉上，平底锅打翻了，两个鸡蛋打碎在地上。莱文在部长的脑袋上又补了一枪。为了打得准，他的身子靠在书桌上，把子弹射进头骨下面，他的脑袋像个陶瓷娃娃似的开了花。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女秘书。她对他哼叫着，说不出话，唾沫止不住地从她衰老的嘴里流下来。他想她是在求他饶命。他又扳动了一下扳机。她的身体摇摆了一下，好像被某只动物从侧面踢了一脚。但他失手了。很可能她身上不时髦的衣服，那些把她身体掩盖起来、绷带似的无用布料阻碍了他的瞄准。另外，她的身体也确实结实，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等他补一枪，她已经跑出屋门，砰的一声将门在身后关上。

但是她无法锁上房门，钥匙在莱文这一边。他拧着门把手使劲推了一下。那个老女人力气大得惊人，他只把门推动了两英寸。她开始扯直了嗓子尖叫救命起来。

不容再浪费时间了。他从门前退后两步，对准门板开了两枪。他听见夹鼻眼镜落到地上摔碎的声音。门外又尖叫了一声就不再叫了，接着又传来另外一种声音，好像她正在呜咽。这是她体内的气体从伤口透出来的声音。莱文心里踏实了。他转回身来又看了看部长。

他得留下某个线索，销毁另一个。介绍信在桌子放着。他把信装在口袋里，又把一张纸片塞在部长僵硬的手指间。莱文一点儿好奇心也没有：介绍信他只随便地看了一眼，信末尾的署名是个绰号，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他办事是很靠得住的。他向屋子四周扫视了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痕迹留下。公文包同自动手枪应该留在这里。事情非常简单。

他打开卧室的门，眼睛又把室内的景象拍摄下来：一张单人床、一把木椅、一口积满尘埃的衣橱；一幅照片，照片上是个年轻的犹太人，下巴上有一块疤痕，好像有人在那里打了一棒子；两把棕色的木质发梳，柄上写着J.K.两个首字母。到处是烟灰。这是一个邋里邋遢的孤独老人的家，也是国防部长的家。

门外又传来低低的乞求声，听来非常真切。莱文把自动手枪拿起来。谁会想到一个老妇人气会这么长呢？他的神经又跳动了一下，正像闹钟刚才给他的震动一样，好像一个幽灵在干扰人世间的事。他打开书房的门。因为她的身体堵在门上，他不得不使了一些力气。看起来她已经完全断气了，但他还是用手枪确认了一下才放心。手枪几乎触到她的眼睛。

该赶快离开这儿了。他把手枪随手揣在身上。

二

暮色落下来以后，他俩把身体往一块儿靠了靠，坐在那里轻轻地颤抖。他俩坐在双层公共汽车灯光明亮、烟雾迷蒙的上层车厢里，公共汽车正开向哈默史密斯[1]。商店的橱窗像闪闪发光的冰块，她喊了一句：“看呀，下雪啦！”汽车驶过一座桥的时候，几大片雪花飘过去，像纸片一样落到幽暗的泰晤士河里。

他说：“只要车一直往前开，我就感到很快乐。”

“咱们明天还会见面——吉米。”她总是不习惯喊他的名字，像他这样一个又粗又壮的人，叫这个名字真有点儿可笑。

“叫我不能心安的是夜晚。”

她笑起来：“夜晚总会过去的，”但是她的神情马上变得严肃了，“我也很快活。”想到幸福和快乐时，她总是严肃的。她更愿意在悲哀、不幸的时候放声大笑。对于她关心和喜爱的事，她无法不严肃对待。在幸福的时刻，她就不禁想到所有那些会破坏幸福的东西，幸福就使她肃穆起来。她说：“如果发生战争，那实在太可怕了。”

“不会发生战争的。”

“上次大战就是一起谋杀案引起的。”

“上次被刺杀的是个皇太子。这回只不过是个老政治家。”

她说：“说话当心些。你会泄露机密的——吉米。”

“去他妈的，什么机密。”

她开始哼唱她买的唱片上的一首曲子：“对于你这只是公园。”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窗外飘过去，落在人行道上，“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一朵雪莲。”

他说：“这首歌真没意思。”

她说：“这首歌非常美——吉米。我就是不能叫你吉米。你不是吉米。你的个头太大了。麦瑟尔探长。人们爱拿警察的大皮靴开玩笑，都是因为你这种大块头。”

“那你为什么不叫我‘亲爱的’呢？”

“亲爱的，亲爱的，”她用舌和嘴唇试着发这个词的声音，她的嘴唇像冬青结的小红果一样鲜艳，“啊，不成，”她最后决定说，“等咱们结了婚，再过十年，我会这么叫你的。”

“好吧，那叫‘心爱的’怎么样？”

“心爱的，心爱的。我不喜欢这个。听起来就像我已经认识你很久很久似的。”公交车经过一家卖油炸鱼的小店，向山上驶去。小店的火盆里冒着红红的火苗，一股烤栗子的香气扑鼻而来。汽车已经快到站了，再过两条街，从教堂旁边往左一转就要到家了。已经看得到拐角的教堂，它的尖顶像一根冰柱似的耸立在一片屋顶上。离家越近，她的心越感到沉重；离家越近，她的声音就越轻。她努力不去想那些事物：剥落的糊墙纸；通到她卧室的长长的楼梯；要同布鲁尔太太一起吃的冰冷的晚餐；第二天还得再去职业介绍所，也许又是一个外地的工作，要离开他。

麦瑟尔沉重地说：“你不像我喜欢你那样喜欢我。我再看到你差不多要过二十四小时。”

“如果我找到个工作，那就比二十四小时还要长了。”

“你才不在乎呢，你一点儿也不在乎。”

她攥住了他的胳膊。“看，看那个海报。”但是在他透过雾气蒙蒙的玻璃往外看时，汽车已经开过去了。“欧洲在动员”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她心上。

“广告上写着什么？”

“还是那个暗杀事件。”

“你怎么老是念念不忘这件事？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跟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不，才不是没关系，对吧？”

“如果那件事发生在咱们这儿，我们早就把刺客给逮住了。”

“我真不懂，为什么他要这么干。”

“还不是政治问题、爱国主义什么的。”

“好了，我到了，也许还是下车的好。别那么垂头丧气的样子。刚才你不是还说你挺快活吗？”

“那是五分钟以前。”

“哦，”她又有些轻松又有些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这些天日子过得多么快啊。”他俩开始在一盏路灯下接吻，她需要把脚尖踮起来才够得着他。他虽然有些沉闷和迟钝，但他还是能像一条大狗那样给人安慰的，但如果是一条狗，就不会被凄惨地打发到寒冷和黑暗中去了。

“安，”他说，“咱们结婚吧，好不好？过了圣诞节就结婚。”

“咱们一个子儿也没有，”她说，“这你知道。一个子儿也没有——吉米。”

“我会加薪的。”

“快走吧，你上班要迟到了。”

“去他的吧。你不喜欢我。”

她逗弄他说：“一点儿也不喜欢——亲爱的。”她转身向54号门牌走去，一边走一边暗自祈祷：让我赶快弄到点儿钱吧，这次让这个继续下去吧。她对自己一点儿也没有信心。一个人从她身旁走过去，向街道的另一端走去。他身上穿着一件黑大衣，样子寒冷又有些紧张，生着一个豁嘴。这个人真可怜，这个想法在她的脑子里一闪，但马上就过去了。她打开54号的门，从长长的楼梯往最高的一层走去，地毯到了第二层就没有了。她走进自己的房间，立即在留声机上放了一张新唱片，让那没有意义的歌词和缓慢的、懒洋洋的调子飘进自己的心扉：

对你这只是

公园，

对我这却是

人间的伊甸。

对你这只是

蓝色的牵牛花，

对我这却是

你温柔的碧眼。

生着豁嘴的人又从街上走回来。快速踱步并没有让他温暖过来，他像《白雪皇后》里的小男孩凯[2]，走到哪儿心里都带着冰块。雪花不断从半空飘落下来，掉在人行道上，变成泥浆。从三楼一间亮着灯的房子里飘落下一首歌的歌词，老旧的唱针发出沙哑的声音：

他们说这是

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

我说这是你素手的

洁白、沁凉和柔纤。

那个人脚步一刻也不停。他从街上穿过，走得很快，一点儿也感受不到冰块在他胸口的刺痛。

三

莱文在“街角冷饮店”靠近一根大理石柱的空台子上坐着。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地凝视着列举各种冷饮的长菜单：芭菲、圣代、奶油水果……旁边的桌子上，一个人正在吃黑面包和黄油，喝麦芽饮料。在莱文的盯视下，这人缩了回去，用一张报纸挡住自己的脸。报纸上印着通栏大标题：“最后通牒。”

查姆里穿过一张张桌子，向他走过来。

他是个胖子，手上戴着一只绿宝石戒指，一张方方正正的大宽脸，几重下巴垂在领子上。他的样子像个房地产商，或是买卖女式腰带发了笔横财的人。他在莱文的桌前坐下来，道了一声“晚上好”。

莱文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查尔—姆恩—德里先生。”他把对方的姓每个音节都清清楚楚说出来。

“查姆里，亲爱的朋友，我的姓是查姆里。”查姆里先生纠正他的发音说。

“怎么发音都没有关系。我猜这不是你的真姓。”

“不管怎么说，是我挑的姓。”查姆里先生说。在他翻看菜单时，像扣着的大瓷碗似的灯罩里射出的明亮灯光照得他的戒指闪闪烁烁。“要一份芭菲吧。”查姆里先生说。

“这种天气还吃冷饮，真是太奇怪了。要是你觉得热，在外面站一会儿就成了。我不想浪费时间，查尔—姆恩—德里先生。您把钱带来吗？我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

查姆里先生说：“这里的‘少女梦’甜点挺不错。更不用说阿尔卑斯雪糕了。要不就来一份冰激凌圣代？”

“我从离开加来[3]还没吃东西呢！”

“把那信给我，”查姆里先生说，“谢谢你。”他转过来对女侍说：“给我一份阿尔卑斯雪糕，加上一杯莳萝利口酒。”

“钱呢？”莱文说。

“在皮包里。”

“都是五英镑一张的？”

“两百英镑怎么可能是小票子。再说钱也不是我给的，”查姆里先生说，“我只不过是中间人。”他的眼睛落在隔壁桌子上的奶油树莓上，目光变得柔和了。“我这人就爱吃甜食。”

“你不想听听那件事吗？”莱文说，“那个老女人……”

“算了，算了，”查姆里先生说，“我什么都不想听。我不过是个中间人。我什么事都不管。我的委托人……”

莱文鄙夷地对他撇了撇自己的豁嘴唇。“你给他们起的这个名字真不错。委托人。”

“怎么我的芭菲还不来？”查姆里先生唠叨道，“我的委托人真都是最好的人。暴力行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战争。”

“我同那个老头儿……”莱文说。

“都在前线的战壕里。”他对自己的幽默得意地轻声笑起来，他的一张大白脸像一块幕布，可以把各种奇怪荒诞的影像投射上去：一只小兔子，一个长着角的人。查姆里先生看到他叫的芭菲盛在一只高脚玻璃杯里端过来，眼睛充满了笑意，闪闪发亮。他又开口说：“你的活儿干得很好，很漂亮。他们对你很满意。你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查姆里先生非常肥胖、非常粗俗、非常虚伪，但是看着他坐在那里吃雪糕，奶油从嘴角上往下流，却叫人觉得他是个很有权势的人物。他很富有，好像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他的。可是莱文却什么都没有，除了查姆里带来的那只皮包里的钱、他身上的衣服、他的兔唇和那支本应扔下不拿的手枪。莱文说：“我该走了。”

“再见，我的朋友，再见。”查姆里一边用吸管吸着甜品一边说。

莱文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他长得又黑又瘦，生来一副倒霉、受罪的样子，在这些小圆桌子和晶莹的水果饮料中间非常局促不安。他走出冷饮店，穿过圆形广场，顺着沙夫茨伯里大街走下去。商店的橱窗里装饰着花花绿绿的装饰品和圣诞节的小红豆，节日的气氛叫他又兴奋又气恼。他揣在衣袋里的手握得紧紧的，把脸贴在一家时髦女装店的窗户上，不出声地向窗玻璃里冷笑着。一个女店员正俯身在一个模特儿上，这个女孩子的线条很美。莱文的眼睛轻蔑地盯着女孩子的屁股和大腿，心里满是鄙夷。圣诞节的橱窗里有这么多肉出售，他心里想。

因为刻毒的心情暂时被压抑下去，他走进了这家时装店。当女店员向他走过来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豁嘴露给她看；他感到很开心，如果他有机会拿一挺机枪对着一个画廊开一阵火，他的心情也会是这样的。他说：“橱窗里那件女装。多少钱？”

女店员说：“五几尼。”她没有称呼他先生。他的嘴唇是他的阶级烙印。显而易见，他出身贫穷，父母花不起钱请个高明的外科医生。

他说：“这件衣服挺漂亮，是不是？”

她有意咬文嚼字地说：“是的，这件服装确实很受人欣赏。”

“很软和，很薄。像这种衣服穿的时候得很小心，是不是？是给又有钱又漂亮的人准备的吧？”

她的谎言脱口而出：“这是样品。”她是个女人，什么都瞒不过她，她知道这间小店铺实际上是很寒酸、很低级的。

“一点儿也不俗气，是不是？”

“可不是，”她说，眼睛瞟着窗外一个穿着紫红色西服的肤色浅黑的人，这人正向她张望，“一点儿也不俗气。”

“好吧，”他说，“我就买了吧，给你五镑。”他从查姆里的钱包里取出一张五镑的钞票。

“要不要给你包起来？”

“不用，”他说，“一会儿我的女朋友自己来取。”他用他那发亮的嘴唇对她笑了笑。“你知道，她也挺有风度的。这是你们这儿最好的衣服了吧？”当她点着头，把钞票拿走的时候，他又说：“这件衣服同爱丽丝正好相配。”

于是他走出店铺，来到大街上，心头的轻蔑稍微发泄出去了一点儿。他拐进弗里思街，转过街角，走进一家德国人开的咖啡馆，他在这里有一个房间。没想到，一件叫他吃惊的东西在店里等着他：木桶里立着一株小杉树，杉树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玻璃球，树下还有一个小马槽。他对开这家咖啡馆的老头儿说：“你也相信这个？这种破烂？”

“是不是要打仗啦？”老头儿说，“报上登的太可怕了。”

“那个客店里没有空房的故事我都知道。过去他们过节总是给我们葡萄干布丁吃。恺撒·奥古斯都下了命令[4]。你看，我知道这些事，我受过教育。过去他们总是一年给我们读一次。”

“我经历过一次战争。”

“我讨厌这种过节的气氛。”

“哼，”老头儿说，“对做生意可有好处。”

莱文把圣婴耶稣拿了起来，下面的摇篮也跟着一块儿起来了，是用石膏做的，涂了色，庸俗不堪。“他们后来把他杀了，是不是？你看，整个故事我都知道。我受过教育。”

他走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屋子没有人整理过，面盆里还盛着脏水，水壶也是空的。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那个胖子的语声：“查姆里，我的朋友，我姓查姆里。我的姓应该读作查姆里。”胖子一边说一边晃动着他那闪闪发亮的绿宝石戒指。莱文气呼呼地从栏杆上朝下大喊：“爱丽丝！”

爱丽丝从旁边一间屋子走了出来，一个邋里邋遢的女孩子，肩膀一边高一边低，一绺像褪了色似的淡黄头发耷拉在脸上。她说：“你用不着这么大喊大叫。”

莱文说：“我的屋子成了猪圈了。你这样对我太不像话了。快去给我收拾收拾。”他在她脑袋瓜上掴了一掌，爱丽丝把头一歪，嘟哝了一句：“你以为你是谁？”她没敢多说什么。

“快收拾，”他说，“你这个驼背的下贱货！”当她趴在床上收拾床铺的时候，他又对她笑起来：“我给你买了件过节的衣服，爱丽丝。这是收据。快去把它取来。漂亮极了。你穿着正合适。”

“你认为这很好笑？”她说。

“这个笑话是我花了五镑钱买来的。快去，爱丽丝，再晚铺子就要关门了。”但是她在下了楼以后还是报复了他一句，她对着楼上喊道：“我的样子再难看也比你的三瓣嘴好看多了。”咖啡馆里的老头儿和大厅里老头儿的老婆，柜台前的顾客，房子里的人都听到了。他想象得出这些人脸上的笑容。“干吧，爱丽丝，你们俩可真是一对儿。”莱文并没有感到刺痛，从小时候起人们就一滴一滴地给他喂毒汁，他已经感觉不出那苦辣味儿了。

他走到窗前，把窗户打开，用手指在窗台上抓弄了几下。一只小猫跑过来，顺着排水管蹿蹿跳跳跑到窗口，搔弄他的手。“你这个小杂种，”他说，“你这个小杂种。”他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小盒售价两便士的奶油，倒在肥皂盒里。小猫不再自己玩耍，喵喵叫着跟着他的腿跑。他抓住小猫的脖子，连同奶油一起放在橱柜顶上。小猫挣扎着从他手里挣开。莱文小时候在家里养过一只老鼠，这只猫比它大不了多少，只是更软和些。他搔弄着小猫的脑门；小猫一心想吃食，用爪子抓了他一下。它的小舌头颤颤抖抖地舐着奶油。

该吃晚饭了，他对自己说。他身上装着这么多钱，爱到哪儿吃就可以到哪儿吃去。他可以到辛普森饭店去，像那些商业界的阔佬一样吃一顿大餐；大块吃肉，随便要多少份蔬菜。

在他经过设在楼梯下暗角的公共电话间时，他听见有人在说他的名字。老头儿说：“他在这儿长期租了一间屋子，前一阵子到别处去了。”

一个陌生人的声音说：“你，你叫什么名字——爱丽丝——领我到他的房间去。你留神看着大门，桑德斯。”

莱文溜进电话间，屈膝伏在地上。他把门留了一条缝，因为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他无法看到外面的人，但是用不着，只听那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人：警察、便衣，伦敦警察厅的口气。这个人紧挨着电话间走过去，震得地板在脚下直颤动。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了下来。“屋子里没有人。大衣和帽子也不见了。这小子一定是出去了。”那人说。

“多半是出去了，”老头儿说，“他走路总是轻手轻脚的。”

陌生人开始盘问他们：“他长得有什么特征？”

老头儿和驼背女孩异口同声地说：“豁嘴。”

“这很有用，”警探说，“他屋子里的东西你们别动。我回头派个人来采他的指纹。他是怎样一个人？”

他们说的每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想象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来逮他。他知道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不是个做事马虎的人，他知道。那间屋子、那套公寓他记得非常清楚，就好像他在脑海里拍下来的一张张照片。他们无法抓住他的任何把柄。把自动手枪带回来是违背指示的，但是这把枪他正带在身上，牢牢实实地掖在他胳肢窝底下。再说，如果他们发现了什么的话，在多佛尔就会把他截住的。他怀着一肚子闷气听着外面的谈话，急着要去吃饭。他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好好吃过饭了。他现在身上揣着两百镑钱，想吃什么都可以买，什么都可以。

“这事儿我相信，”老头儿说，“今天晚上他还拿我老婆的圣婴马槽取笑了一通呢。”

“专爱欺侮人的坏蛋，”那个女孩子说，“你们把他抓起来才称我的心呢。”

他吃惊地对自己说：原来他们都恨我！

那个女孩子又说：“他长得奇丑无比。那个嘴唇，一看就让人起鸡皮疙瘩。”

“实在不是个好人。”

“我本来不愿意叫他住在这儿，”老头儿说，“可是他倒不欠房租。只要按时交租，我是无法把他撵走的。这个年头不能这么办。”

“他有朋友吗？”

“问这话太可笑了！”爱丽丝说，“他交朋友？他要干什么？”

莱文蹲在漆黑的电话间地板上暗自窃笑：他们谈论的是我，是我啊。他摸着手枪，盯着门上的玻璃。

“你好像挺生他的气？他怎么着你啦？他不是还要送你一件衣服吗？”

“他只是在耍弄人。”

“即便如此，你还是要去取？”

“我才不要呢。你以为我会要他的礼物。我要把衣服退掉，把钱扔到他脸上。真让人笑掉大牙！”

他既有些气恼又感到好笑地想：他们都讨厌我。如果他们打开这扇门，我要把这伙人一个不剩地打死。

“我要在他那个三瓣嘴上狠狠打一巴掌。我会笑得肚子痛的。我告诉你，我真会笑得肚子痛。”

“我派个人，”那个陌生的声音说，“站在马路对面。要是那个人进来，你们就给他个暗号。”咖啡馆的门关上了。

“啊，”老头儿说，“我真希望我的老婆也在这儿。这场好戏叫她花十先令她也肯看。”

“我给她打个电话，”爱丽丝说，“她这会儿在梅森家聊天呢。我叫她马上回来，把梅森太太也带来。咱们大伙儿一块乐一乐。一个星期以前，梅森太太还说，她再也不想在她的铺子里看到那张丑八怪的脸了。”

“太好了，爱丽丝，给她打个电话吧。”

莱文抬起胳膊，把灯泡从灯座上摘下来。他站起身，紧贴着电话间的一面墙站着。爱丽丝打开门走进来，把自己同莱文一起关在了电话间里。她还没来得及叫喊出声，莱文已经用一只手堵住她的嘴巴。他在她耳朵边低声说：“别往电话里扔便士，要不然我就打死你。你要是喊叫，我也打死你。照着我说的做。”他们俩身子贴得紧紧的，就像睡在一张单人床上似的。他可以感觉到她畸形的肩膀顶着自己的胸脯。他说：“把听筒摘下来。假装你在同那个老婆子说话。快摘下来。我打死你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说，您好，格罗耐尔太太。”

“您好，格罗耐尔太太。”

“把这里的事说给她听。”

“他们要逮捕莱文。”

“为什么？”

“那张五镑的钞票。他们早就在铺子里等着了。”

“你说什么？”

“他们把票子的号码记下来了。那张钱是偷的。”

他被暗算了。他的脑子非常精确地开动着，像一张简便计算表。只要把数字给它，它就能给出正确的答案。莱文心头涌起一阵无名怒火。如果查姆里现在也在这电话间里，他会一枪把他打死，连眼皮也不眨的。

“从哪儿偷的？”

“你自己应该知道。”

“别跟我顶嘴。从哪儿？”

他连查姆里的雇主都不知道。这件事非常清楚：他们不相信他。他们设了这么一个圈套，为的是把他除掉。一个卖报的小孩在街上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最后通牒，最后通牒。”他清清楚楚地听到这个消息，但是没有往深里想：这件事好像同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又重复问道：“从哪儿？”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

他用手枪顶着她的脊背，甚至想哀求她。“你不能想一想了？这很重要。这不是我干的。”

“当然不是你干的。”她对着那没有接通的电话机气冲冲地说。

“你得了吧。我只求你把整个经过想起来。”

“我永远想不起来了。”

“我还送给你一件衣服呢，是不是？”

“你没送我。你要把赃款销掉，就是这么回事。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把钞票的号码通知到城里每一家商店了。连我们的咖啡馆也得到通知了。”

“要是我干的，我怎么会不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

“要是你真的没干，让人家给你栽了赃，那可就是更大的笑话了。”

“爱丽丝。”老头儿在咖啡馆喊了一声，“她回来了吗？”

“我给你十镑钱。”

“假钞票。谢谢你，我不要。你真慷慨。”

“爱丽丝。”老头儿又叫起来。他们听到他正从走道走过来。

“你也该讲讲公道吧。”他愤愤地说，用手枪在她肋骨上戳了两下。

“你居然还讲公道？”她说，“把我当犯人似的呼来喝去。要打就打。在地板上到处撒烟灰。我给你打扫垃圾已经打扫够了。你还往肥皂盒里倒奶油。你还谈什么公道？”

在黑暗的电话间里，身体紧紧同他挨着，爱丽丝一下子变成活生生的了。莱文感到非常惊奇，把外面的老头给忘了。直到门从外面打开，他才醒悟过来。他压低了喉咙恶狠狠地说：“别出声，不然我就打死你。”他用枪在后面比着，叫这两个人都走出电话间。他说：“别发昏。他们是逮不着我的。我进不了监狱。要是我想把你们两个人打死，连眼皮也不会眨。要是我自己被绞死，我也不会眨眼的。我爸爸就是被绞死的……对他来说那倒是件好事……在我前头走，咱们上楼去。出了这件事，有人可要倒大霉了。”

莱文把他俩弄到他的房间，从里面锁上门。楼下一位顾客正一遍又一遍地按电铃。他转身对他们说：“我很想叫你们吃枪子儿，你们告诉警察我是豁嘴。你们就不能讲点儿情义？”他走到窗户前边。从窗户很容易就能逃出去，他选择了这个房间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小猫不敢从橱顶上跳下来，在边儿上转来转去，像只玩具小老虎在笼子里来回转悠，求援似的看着他。莱文把她抱下来，扔在床上。她走的时候想咬他的手指头。莱文爬出窗户，顺着外面的排水管道离开。浓云聚拢，把月亮遮住了，大地好像也随着云块一起在移动。一个冰冷的荒芜的星球，在无边的黑暗中穿行。

四

安·克劳戴尔穿着她的花呢厚大衣在小屋子里走来走去。她不想在燃气上浪费一先令，因为今天她挣不回这一先令来。她对自己说：我找到那份工作真是走运。我很高兴又到外面去工作了。但是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高兴。现在是晚上八点，他俩可以在一块待四个钟头，直到午夜。她得骗他说，她是搭早上九点的火车，而不是清晨五点的。不然他就会叫她很早上床睡觉。他就是这样的人，一点儿也不浪漫。她温情地笑了笑，对着手指哈着气。

楼下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她以为是门铃声，连忙跑到衣柜前面去照镜子。昏暗的灯泡下房间光线不足，她看不出自己的化妆是否经得起阿斯托丽亚舞厅辉煌灯火的考验。她又开始重新涂抹脂粉，如果她的脸色太白，他就要很早地把她送回家来。

女房东探进头来说：“是你的男朋友，给你打电话来了。”

“打电话来了？”

“对了，”女房东说，跨进门里边来，准备多谈两句，“听那声音，像是挺着急，简直有些不耐烦。我想同他寒暄两句，却让他给顶回来了。”

“啊，”她无可奈何地说，“他就是那样，你别往心里去。”

“他晚上多半不能陪你出去了，我想，”女房东说，“老是这样。你们这些老要到外地工作的姑娘太吃亏了。你是说《迪克·惠廷顿》[5]，是吗？”

“不，不是。是《阿拉丁》。”

她一阵风似的下了楼，顾不上别人看到她这么着急会不会笑话她。她对着话筒说：“是你吗，亲爱的？”这台电话总是出毛病。对方的声音在她的耳朵里嘶哑地振动着，她简直听不出是他的声音。他说：“你怎么这么久才来接？我是用公共电话打的。我已经把最后的零钱都花了。听我说，安，我不能找你去了。非常对不起。有任务，我们正在追捕那个盗窃保险箱的人。这件事我跟你说过。我整夜都得办这件事，我们发现了一张钞票。”他的声音在她的耳鼓里激动地鸣响着。

她说：“啊，那好吧，亲爱的。我知道你本来想……”但是她不能继续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吉米，”她说，“我不能看到你了。好几个星期也看不到了。”

他说：“这太难熬了，我知道。我在想……听我说。你最好别乘那班早班车，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九点钟的车。我看过列车时刻表了。”

“我知道。我那么说……”

“你今天夜里就走吧。这样在排演以前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午夜从尤斯顿车站出发。”

“可是我还没有收拾东西呢……”

他不理会她的话。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给别人定计划、作决定。他说：“要是我离车站近，我也许会……”

“两分钟已经到了。”电话机里传出来电话员的声音。

他说：“真见鬼，我没有零钱了。亲爱的，我爱你。”

她拼命想说一个温柔的字，但是他的名字是个障碍，妨碍了她的舌头。她总是不能顺当地说出这个名字来——吉——。电话啪的一声断了。她气得要命：他出去干吗不带点儿零钱。她想：他们把一个警探的电话掐断，太不应该了。她转身往楼上走，没有哭，只不过有一种什么亲人逝世，她被孤单单地留下般的恐惧。她害怕新的面孔、新的职业，害怕外地人爱说的那些粗俗笑话，害怕那些不知趣的人。她也害怕她自己，怕自己忘掉被人爱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女房东说：“我刚才也是这么觉着的。来吧，到楼下来跟我喝杯热茶，聊一会儿吧。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好了。对你有好处。有一回一个大夫对我说，说话能叫人把肺里的浊气排出去。这话说得有道理，是不是？谁的肺里也免不了吸进尘土，多说点儿话就把土呼出去了。别忙着收拾东西，时间还早得很呢。我的老伴要是喜欢讲话就不会死得那么早了。医生的话有道理。就是因为他嗓子里有毒气，排不出来，在正当年的时候就死了。要是他多说点儿话，就把毒气排出去了。那比吐痰要好得多。”

五

罪案记者很难让对方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他不断地对首席记者说：“我弄到了那件保险箱盗窃案的一些资料。”

首席记者酒喝得有点儿多。他们所有人都喝得有点儿多。他说：“你还是回家去读读《罗马帝国衰亡史》吧……”

罪案记者是个严肃认真的年轻人，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看到有人能喝醉了在公共电话间里呕吐，会感到非常震惊。他提高了嗓门喊：“他们追踪到一张钞票。”

“写下来，写下来，伙计，”首席记者说，“写好了以后再把它烧了。”

“那个人逃了——用枪威胁一个女孩子——这是一篇很精彩的故事。”办事认真的年轻人说。他说话带着牛津口音，所以他们才派他去采访犯罪案件。这是新闻编辑开的一个玩笑。

“回家去读读吉本[6]吧。”

认真的年轻人拉住一个人的袖口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们都发疯了？是不是报纸不打算出了，还是怎么的？”

“四十八小时之内就要爆发大战了。”一个人对他吼了一声。

“可是我的那个故事非常精彩啊。他用枪指着一个女孩和一个老人，自己跳窗跑了……”

“回家去吧。报纸上没有版位登这种新闻。”

“他们把肯辛顿爱猫俱乐部的年度报告都扣下不发了。”

“‘商店巡礼’也取消了。”

“石灰屋的火灾只登了一条简讯。”

“回家去读吉本吧。”

“一个警察还在门口盯着，他却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机动警察队已经出动了。他带着武器。警察也都带上手枪了。故事太有意思了。”

首席记者说：“带着武器！你还是到外面去弄一杯牛奶浸浸你的脑袋吧。过一两天我们就都带上武器了。他们已经把证据公布了。一清二楚，是个塞尔维亚人把他枪杀的。意大利对最后通牒表示支持。他们还有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可以退让。你要是想买军火股票，应该快一点儿，可以发一笔小财。”

“不到一礼拜，你就在军队里了。”一个人说。

“我不去，”年轻的记者说，“我不当兵。你知道，我是个和平主义者。”

那个在电话间里呕吐的人说：“我要回家了。就是大英银行被炸掉，报上也不会有地盘登的。”

一个又尖又细的声音说：“我的稿子是可以发的。”

“我告诉你没有地盘。”

“我的稿子有。‘人人要戴防毒面具’。人口五万以上的城市居民都要进行特别防空演习。”他嘻嘻地笑起来。

“滑稽的是——是——是——”滑稽的究竟是什么谁也没听到，因为一个小厮开门进来，扔给他们一份报纸中版的校样：一张灰色的湿纸上印着油墨还没有干的字母，用手一摸，头条就印在了手指上：“南斯拉夫要求延期。亚得里亚海舰队进入战备状态。巴黎示威群众袭击意大利使馆。”一架飞机飞过，人人都突然安静下来。飞机在黑夜中驶过他们头顶，向南飞去。它飞得很低，尾灯发着红光，翅膀在月光下好像是透明的，只有淡淡的白影。他们透过大玻璃天花板向上张望着，突然间，谁也不想再喝酒了。

首席记者说：“我累了。我要去睡觉了。”

“我那篇选题要不要继续采访？”罪案记者问。

“要是这使你高兴的话。可是从现在起，报纸上除了那件事是不会登别的了。”

他们凝视着天花板，凝视着月亮和空阔的天空。

六

火车站的钟显示还有三分钟到午夜。入口的检票员说：“前边的车厢有座位。”

“我有一个朋友要来送行，”安·克劳戴尔说，“我能不能从后边上去，开车的时候再到前边去。”

“后边车厢的门已经锁上了。”

她垂头丧气地往检票员的身后边看了看。小卖部正在关灯，没有列车从这个月台发出了。

“你得快点儿了，小姐。”

她顺着这趟列车往前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家晚报的新闻招贴映入她的眼睛，她不禁想：也许自己来不及和他会面就要宣战了。他肯定要入伍，别人都做的事他一定也会做，她对他非常恼怒，尽管她知道她爱他就是因为他可以信赖。如果他的性格古怪、对事物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她就不会爱他了。在她的生活圈里，她看到不少怀才不遇的艺术家和总以为自己应该是考克伦[7]剧团大明星的二流巡回剧团女演员，因此她是不欣赏与众不同的人的。她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是个普通人，同他谈话的时候能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下一句话要说什么。

一长列灯光映照着的面孔从她身边掠过。火车非常拥挤，甚至头等车厢里也坐着一些羞怯、自惭形秽的乘客，他们在软座上局促不安、提心吊胆，生怕验票员把他们赶出去。她不再寻找三等车厢了，随便开了一个车门，把手提包扔在唯一的空座位上，便迈过一条条伸出的腿和横七竖八的手提包，挤到窗户前边。火车引擎已经在蓄汽，浓烟喷到月台上，很难看到后面入口处的情况。

一只手拉了拉她的袖子。“对不起，”一个胖子说，“如果你没事儿就别老站在窗口了，我要买两块巧克力。”

她说：“对不起，你等一会儿。有人来送我。”

“他来不了了，太晚了。你也不能一个人霸占住窗户啊，我得买点儿巧克力。”他把她推到一边，手上的绿宝石戒指在灯光下闪着亮。她从他的肩膀后面使劲向远处的入口处张望，但是窗户差不多整个被胖子堵住了。胖子在喊：“卖巧克力的，卖巧克力的，”一边摇晃着绿宝石戒指，“你有什么样的巧克力？不，不要摩托车手牌的，不要墨西哥牌的。要甜一点儿的。”

突然，她从空隙里看到了麦瑟尔。麦瑟尔已经从检票口走进来，正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寻找她。他寻找的是三等车厢，连看也不看头等车厢。她请求胖子说：“对不起，请你让一让。我朋友来了。”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有没有雀巢牌的？先给我一先令一包的。”

“请你让一让。”

“你没有小票子吗？”卖糖的孩子说，“比十先令小一点儿的。”

麦瑟尔从车边跑着错过了这一节头等车厢。克劳戴尔拼命捶玻璃，但是在汽笛的尖啸和行李车车轮的噪声中，他根本没有听到。最后一批行李已经运进行李车厢里去了。车门砰地关闭上，一声汽笛的长啸，火车驶动起来。

“请让让，请让让。”

“我的钱还没有找呢，”胖子说。卖糖的孩子一边跟着车厢跑，一边数着先令放在胖子手里。当克劳戴尔最后挤到窗口，探出身子的时候，火车已经驶出站外了。她只看到沥青地上站着一个小小的人影，但那个人影却没有能看到她。一个上年纪的女人说：“你不应把身子那样探出去。太危险了。”

她回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踩了好几个人的脚。她感到她在这节车厢里很不受人欢迎，她知道每个人都在想：“她不该来到这个车厢。我们买的头等票，可是她……”但是她不想哭，她常听到的一些老生常谈不由自主地涌到她的脑子里，叫她把心肠硬下来。什么“事已过去，悔也无益”啊，什么“五十年后什么还不都是一样”啊，等等这些话。虽然如此，她还是很不痛快地看了一眼胖子的旅行包，旅行包上摇摇晃晃地挂着一个签条，他去的目的地也是诺维治。胖子坐在她对面，膝头上摊着《今日舞台》《晚报》和《金融时报》，他正在吃奶油甜巧克力。

第二章

一

莱文用手帕捂着嘴，走过苏豪广场和牛津街，一直走到夏洛特街。街上很危险，但是总比露出豁嘴安全一些。他先向左转，然后向右转，进了一条窄街。街上，系着围裙的大胸女人隔着马路彼此打招呼，几个懂事的孩子在水沟里寻找破烂。莱文在一个镶着铜牌子的门口站住。阿尔弗雷德·尤戈尔大夫在二楼，一楼是北美牙科诊所。莱文走上二楼，按了按门铃。从楼下传来一股蔬菜味，墙上不知谁用铅笔画了一个裸体女人。

一个穿着护士服的女人开了门。她面相猥琐，一脸皱纹，头发灰白、蓬乱。她身上的衣服早就该洗洗了，不只油迹斑斑，而且还沾着一些看起来像血点或者碘酒的污渍。她身上带着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和消毒药水味。女护士看见莱文用手帕捂着嘴，马上开口说：“牙科医生在一楼。”

“我要找尤戈尔大夫。”

她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会儿，露出怀疑神色。她的眼睛盯着他的黑外衣：“大夫正忙着呢。”

“我可以等。”

她身后，一个没有灯罩、光秃秃的灯泡在肮脏的过道里摇晃着。“大夫这么晚一般不给人看病。”她说。

“我麻烦了他，会付钱的。”莱文说。她打量他的那种眼神活像一个夜总会的守门人。她说：“你进来吧。”他跟着她走进候诊室。同样是没有灯罩的灯泡、一把椅子、一张橡木圆桌，桌上布满污渍。她走进后面一间屋子，把门关上。莱文听到她在另一间屋子的讲话声，嗡嗡响着总也不停。莱文拿起屋子里唯一的一本杂志，一年半以前的一期《家务管理》，机械地读起来：“今天时兴墙壁不加装饰，也许只挂一张画，点出主要色调……”

护士打开门，向他点了点头：“大夫可以给你看。”一张黄色长办公桌和转椅后面有一只固定的脸盆，尤戈尔正在洗手。屋子里除了一把硬椅、一个柜橱和一张沙发床外没有其他家具。尤戈尔大夫的头发漆黑，看来好像是染过的，稀稀拉拉、一绺一绺地贴在头皮上。当他转过身来以后，莱文看到的是一张一团和气、胖嘟嘟的脸，一张肥厚、肉欲的嘴。他说：“我们能替您做点儿什么？”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大夫更习惯伺候女病人，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男主顾。女护士站在他身后，脸绷得紧紧的。

莱文把嘴上的手绢放下来。他说：“你能不能很快地把我的嘴唇修整一下？”

尤戈尔大夫走过来，用一根胖手指在他的唇上拨弄了一下：“我不是外科医生。”

莱文说：“我可以多付钱。”

尤戈尔大夫说：“这是外科医生的事。不是我的行业。”

“我知道。”莱文说。他发觉护士同医生交换了个颜色。尤戈尔大夫把他的嘴唇两边掀起来看了看；他的手指甲不很干净。他紧盯着莱文说：“要是您能在明天早晨十点钟来一趟……”他的呼吸微微带着些白兰地味儿。

“不，”莱文说，“我要你马上给我治。”

“十镑。”尤戈尔大夫很快地说。

“可以。”

“要现款。”

“我带着呢。”

尤戈尔大夫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请问，你的姓名……”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姓名。”

尤戈尔大夫很客气地说：“随便说一个……”

“那你就写查姆里吧。”

“CHOLMO……”

“不，拼写成CHUMLEY。”

医生填写了一张单子，递给护士。护士走出屋子，把门关上。尤戈尔大夫走到柜橱前面，拿出一个装着手术用具的托盘。莱文说：“光线太暗了。”

“我已经习惯了，”尤戈尔大夫说，“我的眼力很好。”但是当他拿起一把刀子在灯光下查看的时候，手却在轻轻颤抖。他柔声细气地说：“躺在床上，老兄。”

莱文躺下来，对医生说：“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到你这儿来过。名字叫佩奇。她说你的手艺挺高。”

尤戈尔大夫说：“她不应该胡乱同别人说。”

“啊，”莱文说，“你放心，我不会同别人讲的。只要别人对我好，我是不会出卖人的。”尤戈尔大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像手提式留声机的盒子，拿到床边。他从盒子里拿出一根管子和一个面具，满脸堆笑地说：“我们这里没有专职的麻醉医师，老兄。”

“停，”莱文说，“我不要你给我麻醉过去。”

“不用麻醉剂可痛啊，老兄。”尤戈尔大夫说，拿着面罩走过来，“痛得厉害。”

莱文坐起来，把面罩往旁边一推。“我不要这东西，”他说，“不要麻醉剂。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我从来没有昏迷过。我喜欢看着你怎样给我做手术。”

尤戈尔大夫继续一团和气地笑着，像闹着玩似的拉了拉莱尔的嘴唇：“你还是习惯了这玩意儿的好，老兄。过不了几天，咱们都得给毒气熏死过去的。”

“你说什么？”

“我是说，快打仗了，不是吗？”尤戈尔大夫一边把橡皮管拉开，一边很快地说。他的手颤颤抖抖地轻轻捻动螺丝，一点儿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塞尔维亚人不可能这样白白地暗杀掉一位国防部长，意大利也决定参战了，法国人也有所准备了。过不了一个星期，咱们也得卷进去。”

“就因为那么一个老头……”他解释说，“我没有看报。”

“我真希望我能预先就知道，”尤戈尔大夫一边安气罐，一边同莱文聊天，“这样我在军火股票上就能发一笔财了。军火股票像火箭似的往上蹿，老兄。你往后靠着，一会儿就成了。”他又去拿面罩。他说：“你只要深深吸气，老兄。”

莱文说：“我告诉你了，我不使用麻醉剂。咱们把这件事说清楚。你爱怎么动刀子就怎么动，但我决不吸这种毒气。”

“你这人太傻了，老兄，”尤戈尔大夫说，“会把你痛死的。”他回到柜子前面，又拿起一把刀子来，手比刚才抖得更厉害了。不知为什么，他非常害怕。就在这时候莱文听见外面轻轻的一声铃响，这是电话听筒被拿起的时候从电话机里传出来的。他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尽管屋子里很冷，尤戈尔大夫却满头大汗。他站在柜子前边，手里拿着一把手术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莱文说：“别出声，别说话。”他一下子把门拉开，护士正站在灯光暗淡的小客厅里，电话听筒贴在耳朵上。莱文侧身站着，眼睛同时看着两个人。“把听筒放下。”他说。护士照他的话做了，一对狠毒无情的小眼睛使劲盯着他。莱文气恨恨地说：“你们这两个阳奉阴违的混账东西，我真想把你俩打死。”

“老兄，”尤戈尔大夫说，“老兄。你误会了。”但是护士却一声也不吭。这一对搭档的胆子都生在她一个人身上。干了大半辈子非法堕胎买卖，也经历过不少死亡事故，她已经变得非常强悍。莱文说：“离开那架电话机。”他从尤戈尔大夫手里拿过手术刀，开始切割电话线。他被一种从来没有体味过的感觉激荡着，感到自己受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这种感觉好像在他的舌头上蠕动着，令他作呕。这些人是跟他同一类的人，他们并不站在法律的圈子内。这一天里他第二次被不法之徒出卖。他一直就很孤独，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孤独过。电话线被他割断了。他不想再多说话，怕自己再同他们费口舌，就会变得怒不可遏，向他们开枪。现在不是开枪打人的时候。他走下楼去，觉得自己又凄凉又孤寂。他继续用手帕捂住嘴。从街角一家卖收音机的小商店里传出广播电台的声音：“我们已经收到下列通知……”在他沿着街头走下去的时候，这个声音一直跟着他。一家家简陋房屋开着的窗户中不停地传出这个毫无表情的、谄媚的声音：“伦敦警察局，通缉令。詹姆斯·莱文。年约二十八岁，中上身材。此人生有兔唇，极易辨认。最后被人发现时，身着黑大衣，头戴黑皮帽。如有线索而缉获……”莱文离开了这个声音，走到牛津街喧嚣的人流中，一直往南走。

有很多事莱文都弄不清楚：街谈巷议的这场战争，为什么他到处被人出卖。他要去寻找查姆里。查姆里本人倒无关紧要，他是按照别人的指示行事的，但是假如他能找到查姆里，他就能从他的嘴里挤出信息来……莱文正在被人到处搜捕，遑遑遽遽，孤独无依。他一方面感到自己这样被人对待非常不公正，但同时又有一种奇怪的自豪心理。在走过查令十字路的时候，他经过一些音像店和橡胶制品店，他的心膨胀起来：不管怎么说，战争是需要人挑动起来的，而我就是挑动起一场大战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查姆里住在什么地方，唯一的线索就是查姆里的一个转信的地址。他想，如果他盯住了替查姆里转信的这家小店铺，也许就有一线希望可以看到查姆里。尽管希望微乎其微，但是既然警察现在还没有抓到他，这件事便多少有一点儿可能性。他正在被通缉的消息在电台里已经广播了。晚报上一定也会登，查姆里可能要暂时避一避风。也许有这种可能，在他准备销声匿迹以前先来取走他的信。但这件事首先取决于，除了莱文给他写的信以外，别人的信是否也从这个地方转。如果查姆里不是那么一个大傻瓜，莱文是绝对不存在这种幻想的。但是查姆里看来并不那么精明，用不着同他一起吃几次冷饮就能看出来他是怎样一个人。

店铺在一条小巷里，对面是一个戏院。这是一家只有一间门面的小书店，出售的东西没有什么超过《影坛花絮》《滑稽故事》的水平的。封得很严的法国明信片、美国和法国的杂志，另外还有一些低级的刺激性读物。这些书，那个油头粉面的年轻人或者他的姐姐，不管谁在店里，都向你要二十先令一本，如果看了以后退还给他们，可以拿回十五先令。

要在远处盯着这家店铺很难。街角上正站着一个女警察在注意不三不四的女人，街对面是戏院的一道长墙和入口。如果站在墙边，就会像苍蝇落在壁纸上一样显眼，除非等着绿灯亮了走过街对面，莱文心里盘算着，除非今天的戏非常叫座。

今天的戏很叫座。虽然戏院的大门一个钟头以后才开，门前已经排了一长队人等着买楼座票了。莱文用身上最后的一点儿零钱租了张帆布椅坐下来。书店就在街对过。今天看店的不是那个年轻人，是他的姐姐。她就坐在一进门的地方，穿着一件绿衣服，很像是用隔壁一家酒店台球桌的绿绒面剪裁的。她生着一张大方脸，好像从来没有年轻过，一只斜眼虽然戴着钢丝边大眼镜也掩盖不住。她的年龄介于二十到四十之间，说她多大岁数都可以。和他头上挂着的那些画报上的最漂亮的肉体、那些专拍模特儿照片的摄影师所能雇到的一张张最美丽的面孔比起来，这个女人又邋遢又丑恶，简直是对女性的一种嘲弄。

莱文在张望着，用一块手帕堵着嘴。他是排队买顶层楼座戏票的六十个观众中的一个，他在张望着。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停在书店门前偷偷地看了一眼《繁华的巴黎》又匆匆走开。他看见一个老头儿走进店里，出来的时候夹着一个棕色纸包。排队的人里面有一个跑过去买了一包纸烟。

一个戴夹鼻眼镜的老太太坐在莱文旁边。她回过头来对身后边一个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喜欢读高尔斯华绥[8]的书。他是个绅士。读他的书，你会觉得有一种稳当的感觉。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好像老是在巴尔干半岛出事儿。”

“我喜欢《忠诚》。”

“他很有人情味。”

一个人站在莱文和对面铺子中间，举起一小张方方正正的纸来。他把这张纸放进嘴里，接着又举起另一张来。一个浪荡的女人在街对面摇摇晃晃地走过去，对着书店里的女人讲了几句话。那个男人把第二张纸又放进嘴里。

“他们说舰队……”

“他的作品令你思索。我喜欢他的就是这个。”

莱文想，如果排队的人开始移动，查姆里还不露面，我就得走了。

“报上有什么新闻吗？”

“没有什么新消息。”

站在路上的人从嘴里拿出纸团来，把它们撕开，折叠起来，又撕开。最后他把纸打开，变成一个圣乔治十字章，在寒风中瑟瑟抖动。

“他过去曾给反对活体解剖社团捐了一大笔款。米尔班克太太跟我讲过。她给我看了他的一张支票，上面有他的签字。”

“他真是有人道精神。”

“也是很伟大的作家。”

一对神情很快活的青年男女给变戏法的人鼓掌，这个人摘下帽子，开始沿着买票的队伍讨钱。一辆出租车在街的一头停下来，从车里面走出一个人。那人是查姆里。他走进书店，店里的女人站起身跟着他。莱文数了数身上的钱。他还有两先令六便士，另外就是那一百九十五镑失窃的钞票，一点儿用场也派不上。他把脸更深地埋在手帕后面，匆匆忙忙地站起来，像是突然觉得一阵不舒服似的。变戏法的人走到他眼前，把帽子向他擎过来。莱文看到那里面放着几便士的零钱和一个六便士、一个三便士的硬币，他非常羡慕。他愿意出一百镑来换帽子里的一点儿钱。他把那人粗暴地一推，匆匆走开。

街的另一头有个出租车停车场。莱文弯着腰靠墙站着，像是个病人，直到查姆里从书店里走出来。

莱文说：“跟着那辆车。”他感到如释重负地往车座上一躺。汽车转回去，驶过查令十字路、托特纳姆宫路和尤斯顿路。尤斯顿路上陈列着的自行车都收回屋子里去了，大波特兰路靠近这一段的二手车店主在系好领结，摆上一副疲惫不堪、暗无光泽的笑脸回家以前，正在匆匆地往肚子里灌一杯晚酒。莱文不习惯被人追捕。这明显好多了：追踪别人。

汽车的计程表也没有同他过不去。当最后查姆里先生绕过尤斯顿战争纪念碑，来到车站烟雾弥漫的入口时，他还富余一个先令。他非常不明智地把这个先令给了汽车司机。他还要等很长时间，手里的一百九十五镑钱却无法买一份三明治。查姆里先生带着两个搬运工先到行李房，把三个旅行包、一台手提打字机、一口袋高尔夫球棒、一个小公文包和一个帽盒寄存起来。莱文听见他在打听午夜十二点的火车从哪个站台发车。

莱文在候车大厅里斯蒂芬逊制造的第一辆机车——“火箭号”的模型旁边坐下来。他要好好思考一下。十二点的火车只有一趟。如果查姆里是去汇报，他的雇主一定是在北部某个烟雾弥漫的工业城市，因为在诺维治市以前火车是不停的。但是他马上又面对了这个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问题。他手里的钞票的号码已经通知给每一个地方，火车站售票处肯定也不例外。看起来，他对查姆里的追踪到了三号月台的入口处暂时就算进了死胡同了。

但是就在莱文这样坐在“火箭号”模型下面大大小小的包裹和吃三明治的人到处乱抛的面包屑中间时，一个计划在他心中慢慢成形了。他还是有一个机会的，很可能列车上的验票员并不知道钞票的号码。这是官方可能疏忽了的一个漏洞。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在这辆北上的列车上试用的钞票最后会使他暴露身份。他在车上得买一张全程的车票，不论他在哪个站下车，都是很容易被追踪的。他还会继续被人追捕，但是他很可能会甩开他们半天的时间，使他更接近他自己猎捕的对象。莱文永远也不会理解别人，别的人好像都同他生活得不同。尽管他对查姆里先生心怀怨恨，恨得简直想把他杀掉，他还是不能想象查姆里先生自己的恐惧和动机。这就像是一场追捕：他是猎犬，查姆里只不过是一只机器兔子，不同的是这只猎犬又被另一只机器兔子在身后紧紧追赶着。

莱文的肚子很饿，但是他却不敢冒险去破开一张大票子；他甚至连去厕所的铜板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开始在车站里踱来踱去，为了在这寒冰一般的污秽和零乱中使身体暖和一点儿。十一点三十分，他站在一台卖巧克力茶的机器后面看见查姆里去取行李，他远远地跟在他后面，看着他走进检票口，沿着灯火明亮的一节节车厢往前走去。过圣诞节的乘客热潮开始了。这些乘客同平时的旅客不同，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是回家团聚去。莱文站在一个月台指示牌的暗影里，听着这些人的笑声、彼此打着招呼，看着灯光下一张张的笑脸。车站里的柱子装饰得像大鞭炮；旅客的手提包里装的是圣诞节礼物；一个女孩子大衣里裹着一根冬青树枝；车站的天花板下面高高挂着一支带白浆果的檞树枝，被雪亮的灯光照耀着。莱文走路的时候，感到塞在胳膊下面的自动手枪顶着自己的身体。

离十二点只差二分钟了，莱文向前跑去，机车已经向月台上喷射着浓烟，车厢正在噼噼啪啪地关门。他对检票口的人说：“我来不及买票了。我到车上去补。”

他想上最后面的几节车厢，但是里面人都已经坐满，门已经锁上了。一个搬运工对他喊，叫他到前面去。他又往前跑，只来得及跳进最近一节车厢里。他找不到座位，便站在通道里，脸对着窗玻璃，不叫人看见自己的兔唇。他看着伦敦城向后奔驰。一个亮着灯的信号室，屋子里火炉上热着一锅可可；一个信号灯发着绿光；寒星闪烁的天空下兀立着一长排黑暗的房屋。他凝视着窗外，因为只有脸朝外才能不叫人看到他的嘴唇。但就在这样眺望的时候，他却觉得自己像在看着心爱的东西向后奔去，他永远也不能再抓住它们了。

二

麦瑟尔从月台上走回去。没有看见安，他心里感到遗憾，但这没有什么要紧。反正再过几个星期他们还会见面的。倒不是他爱安没有像安爱他那么热烈，而是因为他的思想正牢牢地被一件事牵系着。他正在办一个案子，如果办成了，他可能被提升，他们也就可以结婚了。他没怎么费力地就把那个女孩从心头抹掉了。

桑德斯正在检票口外面等着他。麦瑟尔说：“咱们走吧。”

“这回到哪儿去？”

“到查理那儿去。”

他们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汽车重又驶入车站后面肮脏的窄街里。一个妓女对着他们吐舌头。桑德斯说：“乔——乔——乔那儿怎么样？”

“大概不会在那儿，不过咱们还是可以去一趟。”

汽车在离一家炸鱼店两个门时停了下来。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个警察走下车来，等着指示。“到后门去，弗罗斯特。”麦瑟尔说。他让他先走，过了两分钟才开始敲炸鱼店的门。屋子里一盏灯亮了，麦瑟尔从窗子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长柜台、一堆旧报纸和下面炉火已经熄灭的铁箅子。门开了一条缝。麦瑟尔跨进一只脚，把门开大。“晚上好，查理。”他一边说一边向屋子四周巡视了一遍。

“麦瑟尔先生。”查理说。查理胖得像个东方的太监，走路的时候像个妓女，扭扭捏捏地摆动着大屁股。

“我要跟你说几句话。”麦瑟尔说。

“哦，那太好了，”查理说，“请到这边来，我刚要上床。”

“我想你也是的，”麦瑟尔说，“今天夜里下边的客人都满了吧？”

“哦，麦瑟尔先生。您真会开玩笑。只不过是两三个牛津大学学生。”

“我告诉你。我正在寻找一个豁嘴子。大概二十七八岁。”

“他不在这儿。”

“黑大衣、黑帽子。”

“没见过这个人，麦瑟尔先生。”

“我想到你的地下室去看看。”

“当然可以，麦瑟尔先生。只有两三个牛津大学学生。我先下去成不成？给您引见一下，麦瑟尔先生，”他在前面领路，沿着石头台阶下去，“这样安全一些。”

“我会照料我自己的。”麦瑟尔说，“桑德斯，你留在上面。”

查理打开门：“孩子们，别害怕。麦瑟尔先生是我的一个朋友。”所谓的牛津大学学生们在屋子一头排成一行，对他怒目而视，一个个不是断过鼻梁就是耳朵被打成花椰菜似的，显然这些人都是拳击界不入流的角色。

“晚上好。”麦瑟尔说。桌子上的酒和牌都已经收起来了。他从最后两级石头台阶走到石板地面上。查理说：“好了，孩子们，你们用不着害怕。”

“你们怎么不请几个剑桥的学生参加这个俱乐部啊？”麦瑟尔说。

“啊，您真会开玩笑，麦瑟尔先生。”

麦瑟尔在屋子里走动的时候，这些人都用眼睛盯着他。没有一个人同他讲话。他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用不着像查理似的对他客气，可以表现出对他的敌意。麦瑟尔每走一步，他们都不放松。麦瑟尔说：“你们在你这个柜子里藏着什么啊？”麦瑟尔向柜子走去，这些人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查理说：“让这些孩子在这里开开心吧。他们不想做坏事。我这里是最规矩的俱乐部——”麦瑟尔把柜门一拉，从里面滚出四个女人来。一个个头发蓬松、油亮，好像用一个模子铸出来的玩具。麦瑟尔笑了起来，他说：“这真是同我开玩笑。我真没想到你这个俱乐部还有这种玩意儿，查理。好吧，再见啦！”女人们从地上爬起来，拍打尘土。男人们一个也没有说话。

“说实话，麦瑟尔先生，”查理说，在向上面走的时候他的脸一直涨得通红，“我真希望我的俱乐部没有发生这种事。我不知道您会怎么想。但是那些孩子并没想干坏事。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愿意叫自己的姐妹留在家里。”

“怎么回事？”桑德斯在台阶上面大声喊。

“所以我就说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姐妹带来，这样那里才坐着几个女孩子……”

“怎么回事？”桑德斯说，“女——女——女孩子？”

“别忘了，查理，”麦瑟尔说，“一个豁嘴儿。如果这个人在你这儿露面，最好让我知道一下。你不想你的俱乐部关门吧。”

“有悬赏吗？”

“会给你一笔赏金的。”

他们回到汽车上。“把弗罗斯特接上车来，”麦瑟尔说，“该上乔那里去了。”他把笔记本拿出来，又划去了一个名字。“在乔以后还有六个地方。”

“三点以前我们跑——跑——跑不过来。”桑德斯说。

“例行公事，他现在早已离开伦敦了。但是迟早他要用掉另一张票子的。”

“有没有指印？”

“太多了。光是肥皂盒上的就有一大本子。一定是个爱干净的人。哼，他是逃不脱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托特纳姆宫路的灯光晃在他们脸上。大商店的橱窗里仍然灯火辉煌。“这套卧室家具真漂亮。”麦瑟尔说。

“真是闹得人仰马翻，是不是？”桑德斯说，“就为了这几张钞票，我是说。都快打起仗——仗——仗——”

麦瑟尔说：“如果他们那边办事也像咱们这么有效率，可能就打不起仗来了。我们现在早把凶手逮住了。这样全世界的人就都能知道，到底是不是塞尔维亚人……啊——”他轻轻地喊了一声，因为汽车这时正开过希尔家具店，柔和的光泽，镀铬的闪亮使麦瑟尔暂时沉醉到自己的幻想里。“我倒愿意办那种案子，”他接着说，“全世界都瞩目的杀人凶手。”

“只为了这么几张钞——钞票。”桑德斯唠叨着。

“不对，你错了，”麦瑟尔说，“重要的是得按常规办事。今天是几张五镑钞票，下次就不是几张钞票了。大小事都得按手续办。这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让自己像被铁锚系住的思想尽量把铁索拉得远远的。汽车继续驶下去，绕过圣吉尔斯圆环，向七日晷路方向开去。每经过一个盗匪可能藏身的窝子他们都下来检查一番。“打不打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战争过去我还要继续干这一行。我喜欢这样的组织，我从来就喜欢在组织严密的一面。当然了，在另一面你可以遇到很多天才，但你也会遇到不少蹩脚的骗子，你会看到人性中所有的残忍、自私和傲慢。”

在乔的俱乐部里，除了傲慢以外别的人性他们都看到了。那里的人坐在光秃秃的桌子旁抬头望着他，听凭他把屋子搜寻了一遍。作弊的纸牌已经藏在袖口里，掺水的酒不见踪影，每个人都佩戴着残忍和自私的独特标志。甚至在墙角，他也能发现傲慢：一个人伏在一张纸上，没完没了地玩画圈打叉的双人游戏。他在同自己赌胜负，因为他不屑于同俱乐部里别的人玩。

麦瑟尔又划掉了一个名字，汽车向西南方肯宁顿驶去。在伦敦所有的地区，其他的警车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麦瑟尔只不过是这个庞大组织的一部分。他不想做领袖，他甚至不想投靠到某个上帝派遣的狂热的领袖手下。他只愿意自己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一员，身份大致平等，为了一个具体目的工作——不是为着什么机会均等这类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为着效劳于一个民治的政府、一个豪富者的政府或者好人政府，他只是在消除导致社会不安的犯罪。他喜欢安定，希望有一天准保能同安·克劳戴尔结婚。

装在汽车里的扬声器传出声音：“警车现在驶回国王十字区，加强搜查。下午七点左右有人见到莱文乘车到了尤斯顿车站。可能还没有坐火车离开。”麦瑟尔俯身对司机说：“把车掉头，开到尤斯顿火车站。”他们开过沃克斯豪尔街。另外一辆警车从沃克斯豪尔街地道开出来，和麦瑟尔的汽车相遇。麦瑟尔举手向那辆车打了个招呼跟在后面驶过泰晤士河。壳牌麦斯大楼上的大钟指着一点半。威斯敏斯特的钟楼还亮着灯：议院正彻夜举行会议，反对派为了全国动员令不被通过正在做最后的挣扎。

他们驶回泰晤士河堤岸的时候已经是清晨六点了。桑德斯在车里打起瞌睡来。他说了一句梦话：“那太好了。”他梦见自己的口吃病已经治好了，有了一笔财产，正在和一个女孩子喝香槟，一切都非常好。麦瑟尔在笔记本上把这一夜的活动情况概括地记下来，他对桑德斯说：“他肯定上火车了。我敢和你打赌——”这时候他发现桑德斯已经睡着了。麦瑟尔在他膝头盖上一条毯子，又思索起来。汽车开进了伦敦警察局的大门。

麦瑟尔看见探长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就走了进去。

“有什么要报告的吗？”库塞克说。

“没有。那个人一定上火车了，长官。”

“我们了解到一点儿情况，可以研究一下。莱文追踪一个什么人到了尤斯顿火车站。我们正在寻找被他追踪的那个人乘坐的汽车。还有一件事：他到一个叫尤戈尔的大夫那里去过，想叫大夫给他的嘴唇整形。他要给大夫他的那些钞票。那支自动手枪还在他身上。我们已经了解到他过去的一些情况。他小时候上过工厂开办的学校，相当精明，一直没犯到咱们的地界里来。我真不明白，像他这么精明的人，为什么这次他这样跳了出来。这不是把脚印明摆出来叫人捉到他吗？”

“除了那些钞票以外，他手里的钱还多不多？”

“大概不多。你有什么想法，麦瑟尔？”

城市上空已经变亮了。库赛克关掉台灯，屋子变得灰蒙蒙的。“我得去睡一会儿了。”

“我猜想，”麦瑟尔说，“所有的售票处都知道钞票的号码了吧？”

“所有的售票处都通知到了。”

“我的看法是，”麦瑟尔说，“如果他手里只有假钞票而又想乘快车……”

“你怎么知道他乘的是快车？”

“不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说快车，长官。也许是……如果是慢车，伦敦附近站站都停，这时候肯定会有人向咱们报告了……”

“也许你猜得对。”

“如果我要想搭一趟快车，我就在检票口外面等着，直到快开车的时候再进去，在车上补票。我想车上的查票员是不会知道假钞号码的。”

“你说得有道理。累了吗，麦瑟尔？”

“不累。”

“我可累了。你在这儿给车站打打电话，尤斯顿、国王十字、圣潘克拉斯，给所有的车站都打个电话。把昨晚七点以后开出的各次列车都记下来。叫他们用电话通知列车经过的各个站，检查一下每个在火车上补票的旅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下车了。晚安，麦瑟尔。”

“早安，长官。”麦瑟尔喜欢把话说得准确。

三

这一天诺维治市的天始终亮不起来。浓雾像没有星辰的夜幕一样笼罩着市区的高空。街头的空气倒还清新，你只要想象这还是夜晚就成了。第一辆有轨电车从车库里爬出来，沿着铁轨驶向市场。一张旧报纸被风刮起来，贴在皇家剧院的门上。诺维治郊区靠近矿井的几条街上，一个老人蹒跚地走着，拿着一根长棍挨门挨户地敲打住家的窗户。商业街上一家文具店的橱窗里摆满了《祈祷书》和《圣经》，还孤零零地摆着一张纪念英联邦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卡，好像摆在纪念碑前的一个枯干了的罂粟花圈：“你们要在战争牺牲者的面前宣誓，永远不要忘记。”铁路前面，一盏信号灯在黑暗中闪着绿光，一节节明亮的车厢速度慢下来，驶过一个墓地、一家制胶工厂，从一条砌着水泥堤岸的整洁、宽阔的河上开过去。天主教堂的钟声正在轰鸣着。月台上响起一声哨音。

满载着乘客的列车又徐徐驶入一个新的清晨。一张张脸风尘仆仆，所有的旅客都和衣而卧，在车上度过一个夜晚。查姆里先生甜食吃得太多，牙齿积满污垢，呼吸重浊，带着一股巧克力糖味儿。他把脑袋伸到过道里，莱文马上转过身去，望着窗外铁路侧线。几辆卡车装满了当地采出的煤块。从制胶工厂飘来一股臭鱼腥味。查姆里先生又转到车厢的另一边，想弄清楚这列火车傍着哪个月台停车。他一边说“对不起”，一边往别人的脚上踩。安微微笑着，使劲在他的脚踝上踹了一下。查姆里瞪了她一眼。安说一句“对不起”，便开始用棉纸和扑面粉化起妆来。她要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才能鼓起勇气来迎接这一天的新环境：皇家剧院、狭小的化妆室、煤油取暖器以及同行的互相倾轧和造谣诽谤。

“你让我过去好不好？”查姆里先生气愤地说，“我在这儿下车。”

莱文从玻璃的反射中看到查姆里从车厢里下去，但是他不敢紧跟在后。他耳旁好像响着一个声音，这声音飘过了雾气迷蒙的遥远路途，越过一个个州郡起伏的原野和时隐时现、建满了别墅的市郊在他耳边回响着：“逮捕一个没有车票的人。”他手里拿着验票员给他补票的白纸单据思索着。他打开车门，看着旅客从他身边成群结队地向出口走去。他需要时间，但是他手里的这张白纸却马上就会把他暴露。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连十二小时的先机都不会有了。他们会立刻搜查诺维治的每一处酒店和旅社。他什么藏身的地方也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二号月台上的自动售货机，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主意。这个办法打破了他彳亍独行的孤独天地，使他又回到广大的人丛中去。

这时大多数旅客都已走净了，但是有一个年轻姑娘还站在小吃店门口，等着搬运工回来替她搬行李。莱文走到她跟前说：“我可以帮你拿拿行李吗？”

“哦，假如你肯帮忙的话。”她说。莱文站在她面前，微微低着头，不让她看到自己的嘴唇。

“吃一份三明治，好吗？”他说，“坐一夜车可真够呛的。”

“开门了吗？”她说，“这么早？”

莱文推了推门。“已经开了。”他说。

“你要请我吗？”她说，“是请客吗？”

他有些惊讶地看着她。她脸上带着笑容，一张小脸很俊俏，两只眼睛离得太远了一些。莱文更习惯的是妓女们脱口而出表示亲昵的客套话，而不是自然而亲切的态度，这种他似乎早已失掉的幽默感。他说：“我请。我来付账。”他把她的包裹拿进小吃店去，敲了敲柜台。“你要什么？”他说。在苍白的灯光下，他始终背对着她，不想把她吓坏。

“品种真多，”她说，“葡萄干面包、小圆面包、饼干、火腿三明治。我想要一个火腿三明治和一杯咖啡。是不是我会让你破产了？那我就不要咖啡了。”

莱文等着，直到柜台后的女售货员重新离开，直到身旁的女孩子嘴里塞满了三明治想喊也喊不出声来，才把脸露出来。他感到有点狼狈，因为女孩子不但没有露出嫌恶的表情，反而含着一嘴东西对他笑起来。他说：“我要你的车票。警察在追捕我。无论怎样，我也要把你的车票弄到手。”

她被嘴里的面包呛住了，咳嗽起来。她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在我背上捶两下。”莱文差一点儿就照她的话做了，她简直弄得他手足无措。他对人们的正常关系已经不习惯了，这使他的神经感到慌乱。他说：“我带着枪呢。”接着又补充了个站不住脚的条件，“我给你这个作为交换。”他把补票单据放在柜台上。她一边咳嗽，一边很感兴趣地仔细看了看他补票的单据。“头等，全程。这么一说，我还可以退一部分钱呢。这个买卖可真合算。但是你为什么要动枪啊？”

他说：“拿票来。”

“给你。”

“现在你同我一起出站，”他说，“我不放心你。”

“你为什么不先把火腿三明治吃掉。”

“小声点儿，”他说，“我没有工夫听你说笑话。”

她说：“我喜欢你这种硬汉子。我的名字叫安。你叫什么？”外面列车鸣起笛来，车厢开始移动，一长串亮光又驶回到浓雾里，机车把蒸汽喷射到月台上。莱文的眼睛离开了她一会儿，她趁机举起杯子，把一杯热咖啡泼在他脸上。莱文身子往后一仰，双手捂住眼睛。他像个动物似的呻吟了一声，热咖啡把他的脸烫得生疼。这是那个老国防部长感受过的，是那个女秘书感受过的。莱文的右手摸到自动手枪上，脊背倚着门。他干事都是被别人逼出来的，都是别人逼着他失去了理智。但是他控制住自己，他努力忍着烫伤的疼痛，克制着逼他杀人的痛苦。他说：“我的枪在瞄准你。把你的手提包拿起来。拿着那张补票收据在我前边走。”

她照着他的话做了，因为提着沉重的箱子，脚步有些蹒跚。收票员说：“改变主意了？这张票可以一直坐到爱丁堡呢。怎么中途就下车了？”

“是啊，”她说，“我就在这儿下了。”收票员拿出一支铅笔，在补票单据上写了几个字。安想到一个主意：她想叫收票员记住她和这张票。很可能会进行查询的。“不要了，”她说，“我不用票了。我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就到这个地方。”她从出口处走出去，心里想：这件事他不会很快就忘记的。

路两边是肮脏的小房子，一条长马路向前延伸着。一辆送牛奶的车哗啷啷地响着转进一条横街，不见了。她说：“怎么样？可以让我走了吗？”

“别把我当傻瓜，”他没好气儿地说，“往前走。”

“你也该替我拿一件行李吧。”她把一只箱子放在地上，莱文只好提起来。箱子很沉，他用左手提着，他的右手还得攥着手枪。

她说：“这条路不是往诺维治市内去的。咱们应该在刚才那个街角往右拐。”

“我知道往哪儿走。”

“我倒希望我也知道。”

两旁的小房子在浓雾里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天还很早。一个女人走出门来取牛奶。安看见一个男人在窗户里面刮胡子。她想向这个人呼喊求救，但是这个人可能没有反应。她想象得出来，这个人会愣愣地瞪着看她，很久也不明白外面出了什么事。他们继续走下去，莱文在离她身后一步远的地方。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吓唬她。如果他真的会对她开枪，那他一定是犯了什么重罪，正在被缉捕。

她把脑子里想的说出来：“是杀人了吗？”她说这话时很不客气，声音很低，带着点儿恐惧，这种语调对莱文说是熟悉的，他习惯了恐惧。二十年来他心头一直埋着恐惧。使他手足无措的反而是人与人的正常关系。莱文一点儿也不感到拘束地回答说：“不是，他们要捉我不是因为我杀了人。”

她向他挑衅地说：“那么你是不敢对我开枪的。”但是莱文的回答是现成的，他这样回答别人都会相信，因为他说的是实话。“我不想坐牢。我宁可叫他们绞死。我父亲就是被绞死的。”

她又问：“咱们上哪儿去？”她一直注意寻找时机。这次莱文没有回答。

“这个地方你熟悉吗？”但是莱文已经不想再说话了。突然，她的机会来了：一家门口摆着晨报新闻标题广告的小文具店，橱窗里陈列着廉价的信纸、钢笔和墨水，一个警察正站在橱窗外面往里看。她感到莱文在她背后走近了一步，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她没来得及打定主意，他们已经从警察旁边走过去，又沿着这条肮脏的马路走下去。现在再喊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已经离开他们二十码远，无法过来救她了。她低声说：“准是杀了人。”

她两次重复这句话刺激了他。他说：“你太不公平了，总是往坏处想我。是他们把一个盗窃案加到我的头上，我连这些钞票是从哪儿偷的都不知道。”从一家酒馆里走出一个人来，用湿布揩拭台阶，一股油煎火腿味传到他们鼻子里来。手提包在他的手里越来越沉了，莱文需要握着枪，所以不敢换手。他又接着说：“一个人要是相貌生得丑，就一辈子也不会有出头之日了。从在学校念书就是这样。甚至在入学以前就已经注定了。”

“你的相貌有什么难看的？”她明知故问地说。只要他开口讲话就存在着希望。要杀死一个同你仍然发生着某种关系的人一定比较困难一些。

“我的嘴唇，当然了。”

“你的嘴唇怎么了？”

他有些惊讶地说：“你是说你没有注意到……”

“啊，”安说，“我想你是说你的豁嘴儿。比那个难看的有的是。”他们这时已经走完了一座座肮脏的小房子。她看了一下这条新建的路的名字：莎士比亚大道。发亮的红砖楼房，都铎式的三角屋顶、半木结构、镶着彩色玻璃的房门，每一幢小楼都有一个诸如“幽憩”之类的名字。这些房子代表着一种比纯粹贫穷更为庸俗的东西——灵魂的庸俗。它们已经爬到诺维治的边缘上了，投机的建筑商大量盖起分期付款的住房来。安忽然想，他把她带到这里来，是为了把她杀死在这些房子后面坑坑洼洼的空地上；那里，青草都被踩在烂泥里，一个个的树桩说明过去曾是个树林。他们继续往前走，看到一所小楼的门开着，为了让购买住房的人随时可以进去看：从一间方方的小客厅可以走到方方的小卧室，卧室通到浴室和楼梯平台旁边的厕所。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欢迎参观安乐居。现款十镑产权立即到手。”

“你是想买一幢房子吗？”她强自说着打趣的话。

莱文说：“我口袋里装着一百九十五镑，可是连一盒火柴也不能买。我告诉你，我中了人家的圈套了。我从来没有偷过那些钞票。是一个浑蛋栽在我身上的。”

“这个人也太慷慨了。”

他在另一所名叫“睡谷”的房子前边犹豫了一会儿。这所房子刚刚盖好，滴在窗玻璃上的油漆还没有擦掉。他说：“因为我替他干了一件事。他本来应该付给我一笔报酬的。我跟踪他到这里来。一个叫查尔—姆恩—德里的浑蛋。”

他把她推进“睡谷”的大门，经过一条没有铺砌地面的小路走到后门。他们站在雾气的边缘上，好像在日夜交界的地方，雾气像长幡一样消失在灰色的天空中。莱文把肩膀往后门上一靠，像玩具房屋一样，住房门锁一下子就从木柴棍门框上脱开。他们走进厨房，电线等着安灯泡，煤气灶还没有接通管道。“靠墙站着，”他说，“让我看着你。”

他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手枪。他说：“我累了。在火车上站了一夜。我的脑子都麻木了。我不知道拿你怎么办。”

安说：“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工作。如果把工作丢了我就一个铜子儿也没有了。我向你发誓，你把我放了我绝不对别人讲。”她又不抱希望地加了一句，“但是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人们答应我什么也不算数。”莱文说。他在污水池旁幽暗的角落里面色阴郁地沉思着。他说：“只要你在我身旁，我在这儿待着，暂时还是安全的。”他把手放在脸上，但是马上就因为烫伤疼得一哆嗦。安的身体动了一下。莱文说：“别动，不然我就开枪了。”

“我能坐下吗？”她说，“我也累了。我今天得站一下午。”但是就在她说这话的时候，她却仿佛看见自己被塞在壁橱里，浑身鲜血淋漓。她接着说：“我得化装成中国人，扯着喉咙唱歌。”但是莱文并没有听她说话，他正在自己的幽暗里筹思他的计划。为了不叫自己过分沮丧，她信口哼起萦回在脑子里的一支歌来；这首歌使她想起麦瑟尔，想起他们晚间乘车回家，想起“明天见”。

对你这只是

公园，

对我这却是

人间的伊甸。

他说：“我听过这个歌。”他不记得是在哪儿听到的，只记得那是一个灰暗的夜晚，寒风刺骨，他饿得要命，唱针刮着唱盘。他觉得某种尖锐、寒冷的东西正在他心里碎裂着，使他痛苦不堪。他坐在污水池下边，手里拿着枪，开始啜泣，却没有哭出声音，一任眼泪从眼角往下流，像苍蝇在由着自己性子飞似的。安继续哼唱着，一时没有发现他在落泪。“他们说这是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这时她看见他脸上的泪水了。她说：“你怎么了？”

莱文说：“靠着墙，要不我就开枪了。”

“你都垮了。”

“这不关你的事。”

“啊，我想我还是通人情的。”安说，“你还没有做出什么伤害我的事来。”

他说：“没什么，我只是累了。”他看了看面前还没有完工的赤裸、肮脏的厨房地板，想吹两句牛。“我住旅馆已经住腻了。我想把这间厨房修好。过去我学过电工。我受过教育。”他说，“‘睡谷’。在你累了的时候这倒是个好名字。但是他们把‘谷’字写错了。”

“放我走吧，”安说，“你可以相信我。我什么都不说。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他凄惨地笑了笑：“相信你。我倒愿意这样做。等你进了城，你就会在报上看到我的名字，我的相貌特征，我穿着什么衣服，我多大年岁。我从来没偷过钞票，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我要寻找的是谁。姓名：查尔—姆恩—德里；职业：骗子。一个胖子，戴着个绿宝石戒指……”

“啊，”她说，“我就是跟这样一个人同车来的。我不相信他有这个胆子……”

“哦，他只不过是个代理人，”莱文说，“但是如果我能找到他，我就能逼着他告诉我……”

“为什么你不自己到警察局去投案，把事情和他们说清楚呢？”

“你真会出主意。告诉他们是查姆里的朋友们把那个捷克老头儿干掉的。你太聪明了。”

“捷克老头儿？”她叫起来。这时雾气从这一带住房和受到创伤的田野上升起来，厨房的光线比刚才亮了一些。她说：“你说的是报纸上到处登着的那件事吗？”

“就是这件事。”他阴郁又骄傲地说。

“你知道是谁把他谋杀的？”

“像知道我自己那么清楚。”

“这件事跟查姆里也有关系……那是不是说，现在人们想的都错了？”

“这些报纸对这件事什么都不知道。应该相信的事他们却不相信。”

“这件事你知道，查姆里也知道。这么一说，如果你能找到查姆里，就根本打不起仗来了。”

“打仗不打仗才不关我的事呢。我要弄清楚的是谁把我暗算了。我要报仇。”莱文解释说。他一边用手捂着嘴唇，一边抬起头来看着地板另一边的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又年轻又娇艳，非常可爱，可是他却像囚在铁笼里满身疮疖的癞狗看着栏杆外面一只养得干净、喂得肥壮的母狗一样，丝毫也没有什么兴趣。“打一场大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战争会叫人们睁开眼睛，会给他们尝尝自己种的苦果。这我知道。对我来说，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摸了摸他的手枪。“我现在伤脑筋的是拿你怎么办，怎样才能叫你安安静静地待二十四小时。”

她低声说：“你不会把我打死吧？”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他说，“让我再想一想。”

“可是我是要站在你这边的。”她一边哀求他，一边四处搜寻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他扔去。她在想办法逃命。

“谁也不会站在我这边，”莱文说，“这我早就懂得了。甚至连一个专门给人打胎的医生……你知道，我长得太丑了。我不想装成你们那些漂漂亮亮的人。但是我受过教育。我什么事都看得很透。”他又很快地说，“我不该浪费时间了，我应该立刻办自己的事。”

“你准备怎样做？”她一边说，一边从地上站起来。

“哦，”他用失望的语调说，“你又害怕了。你不害怕的时候倒是挺不错的。”他站在厨房的另一头，用手枪比着她的胸脯，像哀求似的对她说，“用不着害怕。我的嘴唇……”

“你的嘴唇是什么样子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她气急败坏地说，“你的样子并不丑。你应该有个女朋友。有了女朋友，你就不会老惦记着你的嘴唇了。”

他摇了摇头。“你这样说是因为你害怕了。你这样是不能从我手里逃开的。你碰上了我，算是倒霉了。你不该这么怕死。要是打起仗来，反正我们也得死。死来得很突然，快极了，不会叫你受罪的。”他说。他又想起了那个老人的被打碎的头颅——死就像这样，不比打碎一个鸡蛋更困难。

她低声说：“你要开枪打死我吗？”

“啊，不，不，”他竭力安慰她说，“转过身，到门那边去。咱们去找一间屋子，我可以把你锁在里面，过几个钟头。”他的眼睛盯住她的脊背，他想干净利落地一枪把她打死，不想叫她受罪。

她说：“你这人并不坏。如果咱们不是这样碰在一起，说不定会交上朋友的。如果这是舞台门的话。你在舞台门口找过女孩子吗？”

“我？”他说，“没有。她们连看都不会看我的。”

“你长得并不丑。”她说，“我宁愿你有这样的嘴唇也不愿意你的耳朵像花椰菜似的。那些人还以为自己多么威武呢！那些人穿着裤衩打拳的时候，女孩子简直都发狂了，可是一穿上宴会礼服，样子就可笑极了。”莱文想：如果我在这儿把她打死，随便哪个人从窗户外边走过都看得见她的尸体。不，我要在楼上一间浴室里把她打死。他又对女孩子说：“走，再往前走。”

她说：“今天下午你就把我放了吧，我求求你。要是我不到剧场去，我的工作就丢了。”

他们走到外面那间明亮的小客厅里，客厅还发散着油漆味。她说：“我可以给你弄一张戏票。”

“走，”他说，“上楼去。”

“这出戏值得一看。阿尔弗雷德·布利克扮演团琪寡妇[9]。”楼梯口通向三扇门，一扇门是框格毛玻璃的。“打开这扇门，”他说，“进去。”他决定，她一迈进门槛，马上从背上打一枪。这样，他只要把门一关，就不会有人看到她了。在他的记忆中又出现了一个苍老、低微的声音，那声音隔着一扇关闭的门无限痛苦地哼叫着。但是莱文从不为记忆所苦。死人的事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这个寂寥寒冷的世界里，居然那么害怕死，真是太愚蠢了。他嘶哑着嗓子说：“你高兴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啊，我不喜欢这份工作。”她说，“但是它不会继续很久的。你想会不会有人愿意同我结婚？我希望的是这件事。”

他压低了喉咙说：“进去。往窗外看一看。”他的手指摸着枪的扳机。她顺从地向前走去。他把枪举起来，手一点儿也不颤抖。他对自己说：她什么也不会感到的。死并不是她该害怕的事。她已经把手提包从胳膊下面拿了出来，他注意到这只提包的式样非常新奇：一边是一个拧成螺旋形的玻璃圈，中间镶着两个电镀字母A.C.，她正准备化一下妆。

就在这个时候，楼下房门发出了合上的响声，一个声音说：“请原谅我，这么早就麻烦您到这里来。我要去上班，下班非常晚……”

“没关系，没关系，格雷夫斯先生。您看，这幢小房子是不是非常舒服？”

在安回过头来的时候，莱文把枪放了下来。安呼吸急促地低声对他说：“快进来。”他照她的话做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安喊叫起来，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向她开枪的。她看见他手中的枪，对他说：“快把它收起来。你拿着枪只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莱文说：“你的行李还在厨房里呢。”

“我知道。他们是从正门进来的。”

“煤气和电都接通了。”一个声音说，“只要交十镑钱，把名字往表上一填，您就可以把家具运来了。”

另一个声音说：“当然了，我还要考虑一下。”这人的声音规规矩矩，想象得出：说话的人一定戴着夹鼻眼镜，系着硬领，生着一头亚麻色的稀疏头发。

听得到两个说话的人穿过客厅，往楼上走来。房产公司的代理人一边走一边不住口地讲话。莱文说：“我打死你，你要是敢……”

“别出声。”安说，“别说话。听我说，那些钞票在你身上吗？给我两张。”莱文有一点儿犹豫，她着急地在他耳边说：“咱们得冒一个险。”房产公司代理人和格雷夫斯先生这时已经走进最好的一间卧室去了。“你看看吧，格雷夫斯先生，”房产公司的人正在说，“用的是带花纹的棉布。”

“墙壁隔音吗？”

“特制的隔音板。关上门。”门关上了，代理人的声音小了一些，但是仍然听得清清楚楚，“屋子里讲话，外面过道上一点儿也听不见。这些房子是专门为携家带口的人设计建造的。”

“现在我想去看看浴室。”格雷夫斯先生说。

“别动。”莱文威胁她说。

“好了，把枪收起来，”安说，“别乱来。”她把身后的浴室门关上，走到卧室前边。卧室的门打开了，代理人满脸殷勤地对安说：“哎呀，哎呀，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这种对女人讲话的油腔滑调在诺维治的所有酒吧都可以听得到。

“我路过这里，”安说，“看到门没有上锁就进来了。我本来预备去找你的，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

“随时乐于为您服务。”房产公司代理人说。

“我想买这幢房子。”

“请您等一等。”格雷夫斯先生说。格雷夫斯先生穿着一身黑色西服，满色苍白，脾气暴躁；看到他就会联想到睡眠不足、酸臭的小屋子和一大群小崽子。“您这样可不成。这幢房子我现在正在看呢。”

“我丈夫叫我来把房子买下。”

“我先来的。”

“您买下了吗？”

“我得先看一下，是不是？”

“给你，”安把手里的两张钞票亮出来，“我现在只要在……”

“在这张表格上的虚线上签上名字。”代理人说。

“再给我一点儿时间，”格雷夫斯先生说，“我挺喜欢这所房子。”他走到窗户前边，“我喜欢窗外的景物。”他的一张苍白的脸凝视着外面坑坑洼洼的地面；在逐渐消失的雾气下，这片地一直延伸到远处一座座炉碴堆成的小山前边。“这地方真安静，”格雷夫斯先生说，“这对我的孩子和妻子健康大有好处。”

“真是对不起，”安说，“可是我已经准备付款、签字了。”

“您的证明文件呢？”代理人说。

“我下午拿来。”

“我带您去看另外一幢房子吧，格雷夫斯先生。”代理人打了一个嗝，连忙道歉说，“我不习惯在吃早饭以前做生意。”

“我不看。”格雷夫斯先生说，“如果我买不到这一幢我就不买了。”他面色苍白、怒气冲冲地站在这所“睡谷”最好的一间卧室里，他在向命运挑战，他多年的痛苦经验告诉他，不管他提出什么挑战，命运总是接受的。

“那可没法子，”代理人说，“您买不了这幢房子。总有个先来后到呀。”

格雷夫斯先生说了声“再见”，便带着他那叫人感到可怜的、心胸狭隘的骄傲走下楼去。他至少可以为一件事感到骄傲：即使他对真正想要的东西总是晚了一步，他也是绝对不肯将就凑合的。

“我同你一起到公司去，”安说，“马上就去。”她挎着代理人的胳膊，回头看了一眼浴室——那里面还站着那个手里拿着一把手枪的阴沉的倒霉鬼，便走下楼去。室外非常寒冷、雾气迷蒙，但是她却觉得像夏日一样晴朗、舒适，因为她已经得救了。

四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于是一长排人都拖着脚摇摆着身体一起唱起来：“请、请。”她们都弯着腰，一边唱一边拍打着膝盖，虽然累得要命，却个个装得神采奕奕的样子，她们已经排练了五个钟头了。

“不成，不成。一点儿精神也没有。重新来。”

“阿拉丁到了北京……”

“到现在为止，你们有多少人已经给累垮了？”安一边小声问，一边唱着“请、请”。

“哦，有半打了。”

“我真高兴，我是最后到的。这玩意儿连着排两个星期可真受不了。饶了我吧。”

“你们能不能演得有点儿艺术性？”舞台监督央求演员们说，“表现出一点儿自豪感。这不仅仅是个圣诞节童话剧呀。”

“阿拉丁到了北京……”

“你的样子已经精疲力竭了。”安说。

“你也不比我好多少。”

“这地方办什么事都挺快。”

“再来一次，姑娘们，下面咱们就转到梅迪欧小姐那场去了。”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你在这儿住上一个礼拜就不会这么说了。”

梅迪欧小姐侧身坐在前排椅子上，两条腿搭在旁边的座位上。她穿着花呢衣服，带着一股高尔夫球、松鸡和荒野夹杂的味儿。她的真名叫宾斯，父亲是弗尔德海文勋爵。她用听着极不自然的文雅语调对阿尔弗雷德·布利克说：“我说了，我不想演。”

“坐在后排的那个人是谁？”安小声问道。这人在后边模模糊糊的，她看不清楚。

“我不知道，从没来过。我想大概是个捐款支持演出的人，想饱饱眼福。”她开始模仿起这个假想中的人物来：“考里尔先生，您介绍我认识认识这些小姐们好不好？我要好好感谢感谢她们这么卖劲儿，使得这次演出获得成功。您肯不肯赏光同我去吃一顿饭，小姐？”

“别说话，鲁比，精神集中点儿。”考里尔先生说。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好了，这次成了。”

“对不起，考里尔先生，”鲁比说，“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好了，梅迪欧小姐，现在该轮到您和布利克先生的一场了。好了，你要问我什么？”

“我要问，阿拉丁说的到底是什么。”

“我要演员们有纪律，”考里尔先生说，“自始至终都要有纪律。”考里尔先生身材不高，眼神很凶，头发是草黄色，下巴颏缩了进去。他时不时地往肩膀后面看一眼，生怕有人在身后同他捣鬼。他导演的本领并不高，弄到这个位置是因为有人给说了情，至于究竟经过几层关系，就没人说得清了。所谓关系链就是这样的：有人欠某人一笔钱，而借给人钱的这个人有个侄儿……但考里尔先生并不是这人的侄子，关系最后拉到考里尔先生身上，中间还隔着好几道手。这里面还关系到梅迪欧小姐。总而言之，关系非常复杂，一时很难说清。人们常常误以为考里尔先生是靠着自己的本领捞到这个工作的。梅迪欧小姐就不是这种情况，她并不吹嘘自己有什么演剧的才华，她经常给专门为妇女编的小报写一些小文章，什么《勤奋是促使演员成功的唯一途径》等。她这时又点起一根纸烟说：“你是在和我讲话吗？”她对阿尔弗雷德·布利克说。布利克穿着一套晚餐礼服，肩膀上披着一块红色毛线围巾。“那是为了躲开所有那些……皇家游园会。”

考里尔先生说：“谁也别离开剧场。”他胆怯地回过头来看看观众席后面的胖绅士。胖绅士这时已经走到亮处来。考里尔先生之所以能够到诺维治来，之所以能够站到舞台前面这个众目睽睽的导演位置（他总是担心演员不听自己的话，吓得心惊胆战），也多亏这位胖绅士这关系链的一环。

“要是您这场戏已经排演完，考里尔先生，”胖绅士说，“您介绍我认识一下您的姑娘们好不好呀？我可不愿意打搅你们演戏。”

“当然，当然。”考里尔先生说。接着他又转过身去对女演员说：“姑娘们，这位是戴维南特先生，是咱们的主要赞助人之一。”

“戴维斯，不是戴维南特，”胖子说，“我已经把戴维南特的股份全买下来了。”他挥了挥手，小手指上的绿宝石闪烁了一下，映到安的眼睛里。他说：“在演出的这些日子，我要邀请你们每一位姑娘出去吃饭，表示一下我的心意。诸位热心艺术，我们这个童话剧肯定会大获成功，我由衷感到钦佩。哪一位愿意第一个接受我邀请？”他快乐得有些得意忘形，仿佛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只要填补一个真空就成了。

“梅迪欧小姐。”他不太热情地说。他首先邀请剧中的主角只是为了让合唱队的女孩子相信他请客并没有怀着邪念。

“对不起，”梅迪欧小姐说，“我说好了要同布利克去吃饭。”

安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出去。她并不想对戴维斯表现傲慢，只不过他的突然出现使她感到震惊。安相信命运，相信上帝，相信善和恶，相信马厩里的耶稣以及庆祝圣诞节的一切仪式。她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人们安排到一起，驱使人们走上他们不情愿走的道路。但是她打定主意决不参与任何事，既不扮演上帝的角色，也不参加魔鬼的游戏。莱文已经被她甩开了，她把莱文扔在一所空房子的浴室里，同她再也没什么关系了。当然了，她不会出卖莱文，因为她还没有站到那组织起来的百万大军一边。但是另一方面，她也决不想帮他的忙。在她从更衣室走出来，穿过剧场大门，直到她走到诺维治的商业街上，她走的一直是一条不偏不倚、严格中立的道路。

但是街头的景象却叫她一下子停住了脚步。街上人非常多，所有的人都站在南边人行道上。从剧场门口一直排到市场前面。一双双的眼睛都注视着华莱士大绸布店楼顶上灯光拼出的最新消息。自上次大选以后，她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没有欢呼声。人们在念着欧洲大陆军队调动频繁，英国颁布预防毒气弹空袭紧急措施等消息。上次大战爆发时，安的年纪还很小，她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但是她从书上读到过王宫前拥挤不堪的人群，征兵办事处前排着长队，人民意气风发。在她想象中，这应该是每次大战开始时的普遍情景。如果说她对战争也怀着恐惧，那是因为她担心她自己和麦瑟尔的命运。她想象中的战争是在欢呼和旗帜的背景上演出的一场个人悲剧，但是现在她看到的景象却大不相同。沉默的人群一点儿也没显出炽热的爱国情绪，相反，人们个个怀着惊惧的心情。一张张苍白的面孔仰视着天空，仿佛整个人间在向空中吁请似的。他们不是向任何神明祈求，他们希望的只是那楼顶上的灯光给他们拼出另外一个故事。这些人刚刚下班，有的拿着工具，有的夹着公文包，但是建筑物上的几排灯泡却把他们拦在半路，灯光闪现出他们简直无法理解的复杂的消息来。

安开始想：怎么可能呢？那个愚蠢的胖子……那个生着豁嘴的年轻人居然知道……“好吧，”她对自己说，“我相信命运，我想我不能甩手一走，不管他们的事。我已经卷进去了。要是吉米也在这里该多么好啊！”但是她马上非常痛苦地想起来，吉米是站在另外一边的，他是属于那些追捕莱文的人的。但是必须叫莱文有机会先把他的猎物捕捉到手。安又转身走回剧场去。

戴维南特先生—戴维斯—查姆里，他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正在给大家讲故事。梅迪欧小姐和阿尔弗雷德·布利克已经走了。大部分女演员也去换衣服了。考里尔先生正在紧张地听着，一边听一边打量着这个胖子。他拼命地想着这位戴维斯先生到底是什么人。戴维南特先生是做丝袜生意的，他认识卡里特罗普。而卡里特罗普则是德莱特欠债的那个人的侄子。同戴维南特先生在一起，考里尔先生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是对于戴维斯他就没有把握了……这次童话剧的演出总有一天要结束，同不对路的人有了交往正像同对路的人停止交往一样，会给你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非常可能，戴维斯就是曾经同寇恩吵过架的那个人，要不就是同寇恩吵架的那个人的叔叔。在剧团到外地巡回演出的一些二等城市里，这次争吵的余音仍然在当地剧场后台的过道里回响着。用不了多久，这两人的龃龉势必会波及到三流的剧团，于是剧团里所有的人不是擢升就是降级，只有那些职位最低再无从下降的人除外。考里尔先生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他翻着一对白眼珠，想尽量做到既不拉拢人也不得罪人的处境十分悲惨。

“我好像听见有人说要请客，”安说，“我真饿坏了。”

“谁先来我就先请谁，”戴维斯—查姆里先生兴致勃勃地说，“告诉那些姑娘们，我以后再来看她们。咱们到哪家饭店去，小姐？”

“叫我安吧。”

“太好了，”戴维斯—查姆里先生说，“叫我威利吧。”

“我想你对这个地方一定很熟，”安说，“我是第一次来。”她走近脚灯旁，有意叫对方看清楚自己的样子。她想知道这个人是否还认识她。但是她这种想法是多余的，戴维斯先生从来不看别人面孔。戴维斯先生的眼睛总是从你脸上望过去，看着别的地方。他的一张大方脸用不着盯着你的眼睛来炫示它的威力。这张脸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戴维斯先生如何重要了。你感到惊奇的是，他一天要吃掉多少东西才变得这么肥胖，正像你对一只大獒犬的胃口感到惊奇一样。

戴维斯先生对考里尔先生挤了挤眼睛，说：“啊，不错，这地方我很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城市可以说是我一手使它繁荣起来的。”接着他又说，“没有几个地方可以选择，要么就是大饭店，要么就是大都会饭店。大都会饭店的环境让人觉得亲切。”

“那咱们就去大都会吧。”

“他们也有诺维治最好的冰激凌圣代。”

街上的人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拥挤了，同平时街头一样，有几个人在浏览橱窗，有几个悠闲地踱回家去，也有一些正走进皇家电影院。安心里想：莱文现在什么地方？我怎样才能找到他呢？

“用不着叫出租车，”戴维斯先生说，“一转弯就到。你会喜欢大都会饭店的。”接着他又重复了一句，“大都会的环境让人觉得亲切。”但是在安看到这所饭店的时候，她却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地方同亲切二字联系起来。这幢用红黄石块建筑的大楼，占据了市场的整个侧翼，大得像火车站，而且同火车站一样，顶上还有一个尖尖的钟楼。

“有点儿像市政厅，是不是？”戴维斯先生说。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这个人是很为诺维治感到骄傲的。

每两扇窗户中间都摆着一座雕像，这个地方的所有历史名人，从侠盗罗宾汉到一八六四年诺维治市长，都僵直地挺立着，而且还是一式的新哥特风格。“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就是为了要看看这些雕像。”戴维斯先生说。

“大饭店呢？大饭店是什么样子？”

“啊，大饭店，”戴维斯先生说，“那地方粗俗不堪。”

他在后边推着安，从转门走进去。安注意到看门的人认识他。在诺维治这地方找到戴维斯先生并不困难，她想，但是怎样才能和莱文取得联系呢？

餐厅非常大，坐得下一整艘轮船的顾客。支撑着屋顶的大柱子漆着浅绿、金黄两色相间的条纹，弧形的天花板是蓝色的，闪烁着和真正星座位置相同的金色小星。“这也是诺维治的奇景之一。”戴维斯先生说，“我总坐在金星下面的位置上。”他神经质地笑了笑，在他的老座位上坐下来。安发现他们的头顶上是木星，并不是金星。

“我倒应该坐在大熊星座下面。”她说。

“哈，哈，太妙了，”戴维斯先生说，“我得记住你这句话。”他开始低头看酒单。“我知道你们这些女士总喜欢喝一点儿甜酒，”他说，“我也是特别喜欢吃甜东西。”他坐在那里研究着餐单、酒单，别的什么都不顾了。他对她没有什么兴趣，从他叫的第一道大菜龙虾开始，他的精神好像就暂时完全贯注在各式各样的菜肴上了。这个地方是他的安乐窝，这个空气闷浊的大食品库。这就是他所谓的亲切感，两百张桌子中的一席之地。

安盘算着，他把她带出来是为了同她调调情，她猜想同戴维斯先生搞好关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尽管想到这一程序使她有一点儿胆寒。她虽然已经有了五年的外地舞台生活经验，可是至今也没有学会调情该掌握的分寸：怎样挑动起对方的感情而自己又能对付得了。每次她的退却总是既突然又危险。吃龙虾的时候她脑子里一直想着麦瑟尔，想着安全感和爱情的专一。她把一条腿往前伸了伸，和戴维斯先生的挨在一起。戴维斯先生一点儿也没有理会，只顾埋头大嚼龙虾的大螯。看他吃饭的样子，倒好像根本没有带客人来似的。戴维斯先生这样把她抛在一边，叫安感到不安。这好像不太正常。她又碰了碰他的腿，说：“你有什么心事吗，威利？”

他抬起的那对眼睛，好像透过一架大倍数的显微镜检查一张未冲洗的底片。他咕哝了一句：“怎么啦？龙虾的滋味很不错，不是吗？”他的眼睛从她身上看过去，直勾勾地盯着顾客稀少的空旷的餐厅。每一张台子上都装饰着冬青和檞寄生树枝。他大喊了一声：“侍者，我要一份晚报。”马上又吃起大螯来。报纸拿来以后，他首先翻到了经济新闻版。他好像很满意，好像读的地方登着甜甜蜜蜜的棒棒糖。

安说：“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会儿，威利。”她从钱包里取出三个铜币来，走到女厕所去。她照了照洗手盆上面的镜子，但是并没找出自己的化妆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她对看管厕所的老太婆说：“你瞧瞧我什么地方打扮得不对？”

老太婆笑着说：“也许你那个男朋友不喜欢那么多口红。”

“不对，”安说，“他是那种喜欢口红的人。想出来换换口味，找一朵野花儿。”她又问，“他是什么人？他管自己叫戴维斯。他说这地方繁荣起来都是靠了他的力量。”

“对不起，亲爱的，你的丝袜绽线了。”

“这倒不是他弄的。他是什么人？”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亲爱的。你问问看门的吧。”

“我想我得去问问。”

她走到大门口。“餐厅里真热，”她说，“我得出来透透气儿。”大都会饭店的看门人这时候正好非常清闲，没有人进去，也没有人出来。看门人说：“外面可够冷的。”一个一条腿的人正站在马路边上卖火柴。电车一辆辆从街心驶过去——一间间灯光明亮的小房子，烟雾弥漫，里面的人正在亲切地交谈着。大钟敲起了，报时八点半，从广场外面的一条街上传来一群小孩子尖锐的歌声，他们正在唱一首跑调的圣诞歌曲。安说：“好了，我得回戴维斯先生哪儿去了。”接着她用很随便的口气问，“戴维斯先生是什么人？”

“一位阔佬。”看门的人回答。

“他自己说这个地方能够繁荣起来都靠了他。”

“那是吹牛，”看门的人说，“这地方是因为有英国中部钢铁公司才繁荣起来的。你在制革街可以看见他们的办公楼。但是这家公司现在正在把这个城市搞垮。过去他们雇了五万人，现在连一万人也不到。我自己就给他们当过看门的。但是他们连看门的都裁了。”

“真是叫人活不下去了。”安说。

“对他这种人就更糟了。”看门人向门外那个一条腿的人点了点头说，“他给他们干了二十年。后来失去了一条腿，法庭判决说是由于他自己粗心大意，所以连一个六便士也没给。你看，连这个地方他们也非常节约。好吧，他睡着了，就算粗心大意吧。要是叫你守着一台机器，一连八个小时每一秒钟都看着它做同一个动作，你也要瞌睡的。”

“可是戴维斯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呢？”

“啊，戴维斯先生的事我一点儿都不清楚。他也许跟制靴工厂有关系。也许是华莱士绸布店的一位经理。他们这些人有的是钱。”一个女人带着一条小狮子狗走进门来，身上穿着一件很厚的皮大衣。她问看门的人说：“阿尔弗雷德·派克尔先生来了吗？”

“没有，太太。”

“我早就料到了。他叔叔就老是这样。动不动就没影儿了。”她说，“给我看住这条狗。”说着，她摇摇摆摆地向广场另一头走去。

“她是市长夫人。”看门人说。

安走了回去。但是这期间发生了点儿事。酒瓶子差不多已经空了，报纸掉在地板上戴维斯先生脚前边的地方。桌上摆着两份圣代，但是戴维斯先生却没有碰它。太不礼貌了，戴维斯先生生气了。他对她吼叫起来：“你到哪儿去了？”她想看一下他刚才读的是什么。已经不是经济新闻了，但是她只能看到大标题：“……夫人离婚判决。”因为报纸倒放着，她读不出那位夫人复杂的姓名。另一个标题是：“摩托车驾驶员被判过失杀人罪。”戴维斯先生说：“我弄不清楚这地方是怎么搞的，他们在圣代里不知道是放了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了。”他把一张怒容满面、肉皮耷拉着的大脸转向一个从旁边走过的侍者。“你们管这个叫圣代？”

“我给您换一份来，先生。”

“用不着了，把我的账单拿来。”

“这么一说咱们就分手了吧。”

戴维斯先生的脑袋从账单上抬起来，脸上显出类似恐怖的表情。“不，不，”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会甩手一走，把我孤零零地扔下吧？”

“那么你还预备干什么？去看电影？”

“我本来想，”戴维斯先生说，“你会不会到我家坐一会儿，听听音乐，喝一杯什么的。咱们可以一起走一段路，好不好？”他的眼睛并没有看着她，他几乎并没有思索自己说的是什么。他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危险。安想，这一类型的人她是了解的。只要同他们接一两个吻就可以把他们打发走，在他们喝多了的时候给他们讲个伤感的故事，他们就会觉得你简直是他们的亲姐妹。这是最后一个人了，不久她就属于麦瑟尔了，就安全了。但是首先她得探听到戴维斯先生住在哪里。

在他们走到广场上的时候，唱圣诞歌的孩子向他们跑过来，六个小男孩没有一个真正会唱歌的。他们都戴着毛线手套、披着毛线围脖，把戴维斯先生的去路挡住，唱起来：“看好我的脚步，我的侍从。”

“要出租汽车吗，先生？”

“不要。”戴维斯先生向安解释说，“在制革街雇车可以省三便士。”但是唱歌的孩子拦住他不叫他走，向他伸出帽子来要钱。“走开。”戴维斯先生喊道。孩子们凭着自己的直觉一眼就看出来他正有什么心事，他们在人行道上跟在他后面，纠缠着他不放，嘴里唱着：“勇敢地跟在他们后面。”皇冠酒店外面的几个行人转过头来看热闹，有的人还鼓起掌来。戴维斯先生突然转过身子，一把抓住离他最近的一个小孩的头发。他狠命地往下扯，痛得那孩子哇哇叫起来。最后他揪下了那孩子的一绺头发，念念叨叨地说：“就得这么教训教训你。”一分钟以后，他坐在制革街停车场一辆出租汽车里，得意扬扬地说：“他们想同我调皮可不成。”他张着嘴，嘴唇湿湿的满是口水，陶醉在刚才的胜利里，正像在饭店里埋头大嚼大螯一样。安现在觉得他不像自己想的那样保险了。他不断安慰自己说：他只不过是个代理人。莱文说过，这人知道凶手是谁，但他不是杀人凶手。

“那是什么大楼？”安问道。汽车经过维多利亚大街的时候，她看到一幢玻璃墙面的黑色大厦耸立在一栋栋普通楼房中间。这个地方过去是制革场汇集的一条街道。

“英国中部钢铁公司。”戴维斯先生说。

“你在这儿工作吗？”

戴维斯先生第一次脸对脸地凝视着她。“你怎么会想到我在这儿工作？”

“我也不知道。”安说。她这时看出来戴维斯先生只是在风向顺的时候才是个温顺的人物，不觉忧虑起来。

“你说你会不会喜欢我？”戴维斯先生摸着她的膝盖说。

“我肯定会喜欢你的。”

汽车开出了制革街，驶过横贯路面的好几道电车轨道，开到车站广场上。“你的家在城外吗？”安问。

“在城边上。”戴维斯先生说。

“这个地方照明费便宜一点儿？”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姑娘，”戴维斯先生说，“我看你看问题很敏锐。”

“人不可貌相，我想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安说。这时候他们的汽车正从一架大铁桥下面开过，桥上是开往约克郡的铁路。在通往车站的长长坡路上只有两盏路灯。隔着一道木栅栏可以看到停在铁路岔道上的一节节车皮和准备运走的煤堆。在又小又暗的火车站门口，停着一辆老旧的出租汽车和一辆公共汽车，等着下火车的旅客。这座车站是一八六〇年建的，已经大大落后于诺维治市的发展了。

“你上班可真远。”安说。

“这就到我家了。”

出租汽车向左一转，安从路牌上读到这条街的名字：吉贝尔路。一长排廉价的别墅住宅，每所房子门前都钉着住户姓名牌。出租汽车一直开到这条街的尽头才停住。安说：“你是说你住在这个地方？”戴维斯先生正在付车费。“61号。”他说（安发现只有这幢房子没有标出住户姓名）。戴维斯先生讨好地、细声细气地笑着说：“里面可舒服啦，亲爱的。”他把一个钥匙插在锁孔里，一只有力的手抵在安背后，把她推进一间灯光暗淡的小客厅里。他把帽子挂在帽架上，蹑手蹑脚地往楼梯口走去。屋子里有一股煤气和烂青菜的气味。一道扇形的蓝光照着一盆蒙满灰尘的植物。

“咱们把收音机打开，”戴维斯先生说，“听个曲子。”

过道上一扇门开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谁啊？”

“我啊，查姆里先生。”

“上楼以前先把房钱交了吧。”

“二楼，”戴维斯先生说，“正前面的那间屋子，我马上就来。”他在楼梯上站了一会儿，等着她走上去。他的手伸进口袋里，硬币叮当作响。

屋子里确实有一台收音机，放在大理石洗脸台上。但是并没有跳舞的地方，因为一张大双人床把地方都占去了。看不出这间屋子有人住过，衣柜的镜子上布满灰尘，音响旁边的水壶也是干的。安从床架杆后面往窗户外面看了一眼，楼下是一个黑糊糊的小院子。她的手在腰带上颤抖着，她没有料到自己投进来的竟是这样一个罗网。戴维斯先生这时开门走进来。

安害怕得要命，不由自主地转入了攻势。她脱口问道：“你叫自己查姆里先生？”

他向她眨了眨眼睛，轻轻把身后的门关上。“我是查姆里先生又怎么样？”

“你说你带我到你家去。这不是你的家。”

戴维斯先生在床沿坐下，脱下鞋。他说：“咱们别大声讲话，亲爱的。那个老太婆不喜欢吵闹。”他把洗脸台下面的一扇门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硬纸盒子来。当他向她走近的时候，糖渣从纸盒缝里一路撒出来，撒了一床一地。“吃一块土耳其酥糖吧。”

“这不是你的家。”她又坚定地问了一句。

戴维斯先生正往嘴里送酥糖，手指在半路上停住，说道：“当然不是。你也不会期望我能把你带回家去的，不是吗？你不会那么幼稚的。我可不愿意把我的名声毁了。”他又说，“咱们先听点儿音乐，好不好？”他开始捻动收音机的旋钮，收音机嗞嗞地叫起来。“干扰太多了。”戴维斯先生说，他继续转动旋钮，最后收音机里终于传出了乐队演奏舞曲的声音，一支遥远的、梦一般的旋律透过尖啸声传到他们耳朵里来。勉强能分辨出奏的是什么曲子：《夜之光，爱情的光》。“这是我们诺维治市的节目。”戴维斯先生说，“整个中部地区再没有比我们这里的乐队更好的了。这是诺维治大饭店的乐队。咱们跳两步怎么样。”说着，他搂住她的腰，开始在床和墙中间一小块地方颠动起来。

“我到过比这个更好的舞厅，”安说，她尽量想说两句没多大意思的笑话，在这绝望的处境中提高自己的情绪，“可从来没有这样磕碰过。”戴维斯先生说：“你可说得真妙。我得把这句话记下来。”突然，他把黏在嘴唇上的糖渣吹掉，一下子变得热情起来。他把嘴唇贴在她的脖子上。安一边对他笑，一边用力往外推他。她要保持冷静。“现在我知道岩石是什么感觉了。”她说，“当汹涌的海涛——波浪——他妈的，我怎么也说不对这个字了。”

“你可说得真妙。”戴维斯先生机械地说，又把她拉到怀里。

她开始不住嘴地讲起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真想知道毒气室是怎么回事，”她说，“他在那个老太太脑门上打了一枪，是不是太可怕了？”

他把搂住她的手松开了，虽然她刚才那句话只是顺口说出的。他问：“你提起这件事干什么？”

“我刚才在报上读到的，”安说，“那家伙一定把那套公寓弄得鲜血淋漓的。”

戴维斯先生乞求她说：“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他靠着床柱，有气无力地解释说，“我的肠胃很不好，听不得恐怖的故事。”

“我喜欢看惊险故事，”安说，“那天我看了一本书……”

“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戴维斯先生说。

“我记得有一次我把手指头割破了……”

“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

看到自己的计策奏效，她越说越没边儿了。“我的想象力也非常丰富，”她说，“我觉得有人在外边看着这所房子。”

“你说什么？”戴维斯先生真的害起怕来。但是安说得太过火了，她说：“有一个黑皮肤的人在看着咱们的房门，这人是个豁嘴儿。”

戴维斯先生走到门前边，把门锁上。他把收音机的音量调低，回过头来说：“二十码以内连路灯都没有，你不会看清他的嘴唇的。”

“我只是在想……”

“我想知道一下他都告诉了你一些什么。”戴维斯先生说。他在床沿坐下，看着自己的两只手。“你想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想知道我在哪儿工作……”他没有把话说完就停住了，带着恐惧的神情抬头看着她。但是安从他的神情看出来，他怕的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件什么事。他说：“他们绝不会相信你的。”

“谁不会相信我？”

“警察。你的故事太离奇了。”她非常吃惊地看到，他坐在床边搓着两只大毛手，竟抽起鼻子来。“总得想出个办法来。”他说，“我不愿意伤害你。我谁也不愿意伤害。我的肠胃不好。”

安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请你开开门，好不好？”

戴维斯先生带着怒气低声说：“别作声。这是你自己找的。”

她又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过是个代理人，”戴维斯先生说，“我不负责任。”他低声解释说。他穿着袜子坐在床沿，一对深眼窝里闪着自私的泪珠。“我们的策略是任何事都要做得极度安全。那个家伙逃掉了并不是我的过错。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不论做什么总是尽量往好里做。但是他不会再原谅我了。”

“你如果不把门打开，我就要喊了。”

“喊吧，你只会把那个老太婆惹恼的。”

“你要干什么？”

“这事关系到五十万英镑的巨款，”戴维斯先生说，“这次我可不能再冒风险了。”他站起身来，伸着手，一步一步向安走过来。安尖叫起来，拼命摇门。因为门外一点儿也没有响动，她又从门口跳到床后边。戴维斯先生并没有拦阻她，他知道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她是逃不出自己掌心的。他站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可怕呀，可怕呀。”看样子他好像马上就要呕吐了，对某个人的害怕驱使着他继续下手。

安央求他说：“你叫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

他摇了摇头，说：“那个人永远也不会原谅我的。”他从床上爬过去，抓住她的手腕。他气息粗重地说：“老实点。要是你不挣扎，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他把她从床上拖过来，另一只手摸索着拿过一个枕头。直到这个时候，安仍然安慰自己说：我是不会死的，他们谋害了的是别人。我不会被他们杀死。由于生的欲望非常强，她不相信这就是她的末日，就是热爱生活、同情别人的“我”的末日，甚至在枕头已经堵在她嘴上的时候，生的欲望仍然给她莫大的安慰。在她在戴维斯先生的一双沾满了酥糖、黏黏糊糊，既柔软又有力的大手下挣扎的时候，她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死的恐怖。

五

雨从东面沿着威维尔河袭过来，在寒冷的夜空中变成冰，敲打着沥青人行道，把公园里木椅上的油漆打出一个个的小坑。一个警察悄悄地走过来，披在身上的厚重雨衣像湿漉漉的碎石路一样闪亮。他手里提着一盏灯，在两个路灯间的黑影里照来照去。他对莱文招呼了一句“晚上好”，连第二眼也不看就走了过去。他要搜寻的是成双作对的男女，即使在十二月的冰雹天里也有人出来谈情说爱。这是被禁锢的可怜的热情在小城市里的表现。

莱文把外衣领上的扣子系上，继续寻找一处躲避冰雹的地方。他想把心思放在查姆里身上，想思索一下怎样在诺维治这个地方找到他。但是他却发现自己总是想着早晨他要干掉的那个女孩子。他想起来他丢在苏豪区咖啡馆里的那只小猫。他是很爱那只小猫的。

她一点儿也没有理会他的丑陋。“我的名字叫安。”“你并不丑。”他想，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要杀死她，就像他有一次不得不淹死的一只小猫那样天真。他非常惊奇地想到，她并没有出卖自己。她甚至很可能相信了他的话。

这些思想对他说来比冰雹更寒冷，更叫他不舒适。除了苦味以外，他的舌头不习惯尝到别的味道。他是仇恨抚育大的，仇恨把他塑造成这样一个又黑又瘦、杀人成性的人。他一个人彳亍在雨地里，被人追捕着，一副丑陋的脸相。他生下的时候父亲正关在监狱里，六年以后，父亲因为又犯了别的罪被绞死了，母亲用一把菜刀了结了自己的性命。这以后他便被送到少儿收容所去。他对任何人从来没有一点儿温情。他就是这样被培育出来的，而他对这一结果却有一种奇怪的自豪感。他不希望自己被制造成别的样子。突然间，他害怕起来：如果想要逃跑的话，这次他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冷静。要想眨眼间就把枪掏出来，需要的绝不是温情。

河边上一座大房子的车库门没有关上，显然这个车库里没有放着汽车，而是为了存放婴儿车，为了孩子们游戏用的，也许里面还摆着些洋娃娃和积木。莱文躲了进去，他浑身冻得冰冷，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一生中，他身上那地方的冰块从来没有解过冻。那像匕首一样的冰块现在却有一些融化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把车库门推开了一点，如果有人从河滨路上走过，他不想叫人发现自己偷藏在这里。在这种风雪交加的日子里，谁都可能在别人的车库里躲避一会儿。当然了，有一个人是例外，一个正在被追缉的、生着兔唇的人。

这条街上的房子并不紧挨在一起，两幢房子中间都隔着一间车库。莱文被红砖墙紧紧地包在里面。他可以听到两边房子里传出的收音机声。一所房子里，一只焦躁不安的手不停地扭动旋钮，改变波段，收音机从一个电台跳到另一个电台，一会儿是柏林的一段慷慨激昂的讲演，一会儿是斯德哥尔摩的歌剧。从另外一幢房子里传来的是英国广播电台的节目，一个年老的评论员正在朗读一首诗。莱文在寒冷的车库里，站在婴儿车旁边，凝视着室外黑色的冰雹，无可奈何地听着收音机播出的诗句：

一个影子从我面前掠过

不是你，但又何其像你；

啊，基督，我多么希望

能看到，哪怕只一瞬息，

我们热爱着的灵魂，能知道

他们是谁，又在哪里。

他想到被绞死的父亲，在地下室厨房里自杀的母亲，想到所有那些使他堕落的人。他使劲把指甲掐在自己手心的肉里。那个年老的、文雅的声音继续读道：

我厌恶广场和里巷，

厌恶我遇到的那些面孔。

那些颗心，对我无情无义……

他想：如果她有足够的时间，也会去报告警察的。这是和女人打交道必须要落得的下场。

我的整个灵魂奔向你

他在努力令自己的心重新凝冻起来，像过去一样坚硬、一样安全，凝成寒冷的冰块。

“刚才是德鲁斯·温顿先生朗读丁尼生[10]爵士的长诗《莫徳》的片段。国家广播到此结束。祝各位听众晚安。”

第三章

一

麦瑟尔乘的那列火车是夜里十一点钟到的诺维治，他同桑德斯坐汽车直接从车站到了警察局。街头已经没有什么行人，因为诺维治市的人很早就都上床了。电影院最后一场十点半散场，一刻钟以后，所有的人都已离开了市中心，或者乘电车，或者乘公共汽车。徜徉在市场附近的还有一个诺维治市的妓女，撑着一把伞，冻得浑身发青。此外就是大都会饭店里的一两个商人，正在吸最后一支雪茄。麦瑟尔的汽车从结了薄冰的马路上驶过去，快到警察局的时候，他看到皇家剧场外面贴着《阿拉丁》童话剧的海报。他对桑德斯说：“我的女朋友就在这儿演出。”他很骄傲，心里乐滋滋的。

诺维治的警察局长亲自到局里来见麦瑟尔。这本是一个普通案件，但是听说莱文带着一支枪，又是个亡命徒，就增加了事态的严重性。警察局长生得身体肥胖，神情非常兴奋。过去他本是个商人，赚过不少钱。上次大战期间，政府委任他主持当地军事法庭的审讯工作。他对一些反战的人执法严苛，并且为此深感自豪。在他的家庭中，在他那个一直看不起他的老婆跟前，这件事为他挽回不少脸面。也就是因为这个他才到警察局里来迎接麦瑟尔；回到家里这又是一件值得吹嘘的事了。

麦瑟尔说：“当然了，长官，他是不是一准在这里，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他确实乘了一夜火车，火车票是在这里交回来的。交票的是一个女人。”

“这么说还有一个同犯，啊？”警察局长问。

“也许有。只要找到那个女人就可以找到莱文了。”

警察局长用手掩着嘴打了一个嗝。出来以前他喝了不少罐装啤酒，喝了啤酒总是要打嗝的。督察说：“我们一接到伦敦警察局的通知，马上就把钞票的号码通知到这里所有的商店、旅馆和寄宿公寓了。”

“这是地图吗，长官？”麦瑟尔问道，“巡逻的路线是不是都标记在上面了？”

他们走到墙壁前面，督察用一支铅笔把诺维治市的几个主要地点指给他们看：火车站、威维尔河、警察局。

“皇家剧场大概在这个地方吧？”麦瑟尔问。

“对了。”

“他为什么要到诺维治来呢？”警察局长问。

“这我们也弄不清楚，长官。旅馆是不是都在警察局附近的这几条街道上？”

“还有几家寄宿公寓。糟糕的是，”督察说，心不在焉地转过身去，背对着局长，“很多这种寄宿公寓都接待临时投宿的人。”

“那最好把钞票号码也都叫他们知道。”

“有些地方根本不注意警察局的通知。那种所谓的幽会所，你知道。十分钟的客人他们也接待，什么时候去都成。”

“胡说，”警察局长说，“咱们诺维治可没有这种地方。”

“我提个建议不知道合适不合适，长官。凡是有这种公寓的地方，巡查时最好加派人员，把你们这里最精明的小伙子派到这些路线上去。我想你们这里的人都知道晚报上对这个人相貌的描写了吧？这家伙开保险柜似乎非常内行。”

“看样子今天夜里咱们没有什么事好干了，”督察说，“这家伙夜里找不到个睡觉的地方我可真有点儿可怜他。”

“你这里有没有一瓶威士忌，督察？”警察局长问，“咱们大家都得喝一杯。啤酒喝得太多了，有点儿反胃。威士忌好多了，可是我老婆讨厌那个味儿。”他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脚搭上两条胖腿，像个孩子似的，高高兴兴地看着督察。他好像在说：又同伙计们一块儿开怀喝两杯，真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只有督察心里明白：在同一个好欺侮的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局长就要露出魔鬼的本色来了。“就喝一小口，督察。”他一边喝酒一边说，“你那次抓住了那个老坏蛋拜恩斯，干得可真漂亮。”接着他又给麦瑟尔解释：“在街上兜售赛马赌票。很久以来一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祸害。”

“这个人倒不捣鬼。我认为他并不坑害人。这回犯事只不过是因为他把麦克费尔森的买卖抢了。”

“啊，”警察局长说，“麦克费尔森卖赛马票是合法的。他有事务所，也有电话，要花不少开销。干杯，孩子们。祝诸位的太太们身体健康。”他一口气把杯子里的酒喝干。“再来两支吧，督察。”他又打了一个大嗝，“炉子里再加上几块煤，怎么样？让咱们大家舒服一会儿。今天夜里没有事情好干了。”

麦瑟尔感到有些不安。尽管确实没有什么事好干，但是他还是不喜欢这样闲着。他一直站在地图旁边。诺维治是个小城市。他们要把莱文捉住是不用很长时间的，但他自己对这个地方也很生疏。他不知道该去搜查哪些赌场、哪些俱乐部和舞厅。他开口说：“我们猜他是跟踪一个什么人到这地方来的。我提议明天早晨咱们先去找那个收票员谈谈，长官。看看他记得不记得坐那趟车来的有多少本地人。说不定咱们运气好能找到个线索。”

“你们知不知道那个约克郡大主教的故事？”警察局长说，“好的，好的。咱们明天去找找那个收票员。但是用不着着急。在这里就跟在家里一样，年轻人，再喝一点儿苏格兰酒。你现在是在英国中部地区，慢慢腾腾的中部地区（对不对，督察？）。我们这里做什么事都慢条斯理的，但是我们到达终点站一点儿也不晚。”

他说得当然有道理。用不着慌，在这样的深夜里什么事也做不了，但是站在地图旁边，麦瑟尔却总觉得有个人对他喊：“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不然就太晚了。”他用手指头划着诺维治的几条主要街道，想尽量对这个地方熟悉起来，像他对伦敦市区一样熟悉。这里是邮政总局，这里是市场，这里是大都会饭店和商业街。这是什么地方？制革街。“制革街上这座大楼是什么地方，长官？”他问。

“那是中部钢铁公司。”督察说。他转过身来，耐心地对局长说：“我没听说过那个故事。一定挺有意思，长官。”

“是市长告诉我的。”警察局长说，“市长老派克尔真有意思。你们知道在我们预防毒气空袭委员会上他说什么？他说：‘太好了，咱们可以趁这个机会钻到别人床上去。’他的意思是说，戴上防毒面具，女人们就分辨不出谁是谁来了。懂得他的意思了吗？”

“派克尔先生可真爱说笑话，长官。”

“是的，督察，可是我说的话比他还俏皮。那天开会我也去了。你知道我说什么？”

“不知道，长官。”

“我说：‘你不会找到一张空床的，派克尔。’明白我的意思吗？真爱说笑，这个老派克尔。”

“你们在预防毒气空袭的会上做了什么安排了，长官？”麦瑟尔问，一根手指依然指在市政厅上。

“你不能指望人人都花二十五先令买一个防毒面具，但是我们已经安排好在后天举行一次空袭演习。飞机从汉洛飞机场起飞，在市内投掷烟幕弹。街上的行人如果被发现没有戴面具，就要被强行送上救护车，运到市立医院去。这样的话，谁要是有事非上街不可，就必须买一个防毒面具。中部钢铁公司免费分发给它的全部雇员每人一个，所以他们那里在那天仍然像平常一样办公。”

“这有点儿像敲竹杠，”督察说，“要么就待在家里，要么就得买一个防毒面具。几家运输公司为买面具都花了一大笔钱啦。”

“什么时间进行演习，长官？”

“这我们不预先通知，到时候防空汽笛就会响起来。你知道怎样举行演习，童子军都骑着自行车巡逻，他们每人都会借到一个面具。当然了，我们心里有数，中午以前演习就结束了。”

麦瑟尔又回过头来研究地图。“火车站附近有不少储煤栈，”他说，“这些地方你们都派人守着了吗？”

“我们注意到了，”督察说，“伦敦警察局一打电话来，我们就留神这些储煤栈了。”

“干得真漂亮，伙计们，真漂亮。”警察局长咽下最后一口威士忌，夸奖说，“我要回家去了。明天可够咱们忙活的。我想明天早上咱们得开个会研究一下吧，督察？”

“啊，我想我们就不用在一大清早麻烦您了，长官。”

“那好吧，假如你们有什么事要同我商量，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晚安，伙计们。”

“晚安，长官。晚安。”

“有一件事这老家伙还是说对了，”督察一边把威士忌摆进柜子里一边说，“今天夜里咱们是没有事情可干了。”

“我不想再多耽误您的时间，长官，”麦瑟尔说，“请您不要想我这人太啰唆，桑德斯会向你们证明，我这人干什么也不拖泥带水。可是这个案件却有点儿特别……我好像怎么也放不下手。一个很奇怪的案件。刚才我在看地图，长官，我在设想，如果我是犯人，该藏在什么地方。东边这些虚线代表什么？”

“这是个新住宅区。”

“还没有完工的房子？”

“我派了两个人专门在这一带巡查。”

“你们办事真是仔细，长官。我看我们来真是多余了。”

“你不应该根据他这个人来判断我们。”

“我对这个案子始终放不下心来。他是追踪一个人到这里来的。这人很有头脑。以前我们对他一点儿消息都没有，但是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他却接二连三地犯错误。我们的头儿说他正开辟一条道路，这话说得有道理。我也觉得他是在不顾一切地想找到一个什么人。”

督察看了看钟。

“我走了，长官，”麦瑟尔说，“明天早上见。晚安，桑德斯。我到街上去兜个圈子再回旅馆。我要把这里的地形弄清楚。”

麦瑟尔走到大马路上。雨已经停了。水沟里结了一层薄冰。他在人行道上滑了一下，幸亏扶住路灯柱子才没有跌倒。一过十一点，诺维治街头的灯光就调得非常暗。他朝着市场走了大约五十码，便是皇家剧场的门廊，剧场里里外外的灯光都已关掉了。他发现自己嘴里正在哼着一个曲调：“但对我说来这是天堂。”他想：恋爱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好像心里有了依靠，有了把握，并不是那种漂浮不定的感情。麦瑟尔要让自己的爱情也尽快组织得井井有条：他想要爱情打上戳记、贴上封条、签上名字，他要付款取到证明。他心中充满了一种无法诉说的柔情，除了结婚，他是永远也表达不出来的。麦瑟尔不是一个情人，他早已像一个结过婚的人，一个结婚多年，对幸福和信任心存感激的人。

他做了一件自从认识她以来最疯狂的事：他到她寄宿的地方去看了一下她的住所。他知道安的地址，她在电话里告诉过他。他寻找这条名叫万圣路的道路并未逾越他现在的工作范围，一路上他了解到许多事情，他的眼睛什么也没有放过，这绝不是浪费时间。比如说，他了解到当地两家报社的名字和地址，一家叫《诺维治日报》，一家叫《诺维治卫报》，两家报纸都在柴顿街上，隔街相对，其中一家旁边是一家华丽的大电影院。从两家报纸的新闻招贴上看得出来，《日报》是一家通俗的报纸，而《卫报》则是供有文化教养的人阅读的。麦瑟尔还了解到最好的炸鱼薯条店在哪里，煤矿工人都到哪家酒馆去。此外，他还发现了一个公园，枯萎的树木、尖头木栅栏、推婴儿车的沙石小路，一片暗淡的景象。他了解到的这些事实中的任何一件将来都可能对他有用处，而且这也给予了诺维治地图一些生活气息。再想到这个地方时，他就可以同活人联系到一起，正像他在伦敦办案的时候，每想到一个地区，脑子里总是出现那里的这个、那个居民们一样。

万圣路两旁都是新哥特式的小房子，排列得整整齐齐，就像某一家公司在展览货品似的。他在十四号门前站住，想知道这会儿她上床没有。明天早上她会大吃一惊的：他在尤斯顿车站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告诉她，他到诺维治以后将住在王冠旅舍。从地下室透出一点儿光线，女房东还没有睡觉。他真希望在明信片没寄到以前就让她知道自己已经到了。他知道住在这种寄宿舍里生活多么单调：早晨起来一杯不加奶的清茶，一张张毫无笑容的脸。他觉得生活太亏待她了。

冷风快要把他的身体冻僵了。他在对面人行道上徘徊着，想知道她床上的毯子够不够，有没有零钱支付暖气费。地下室的灯光诱惑着他，他差一点儿就要去按门铃，问一问房东太太安还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但最后他还是走上通到王冠旅舍的路上。他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那么多情，甚至对安本人，他也决不会提自己到她住处来看过的事。

二

一阵敲门声使他从梦中惊醒。刚刚七点。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的电话。”麦瑟尔听见说话的人趿拉着鞋走下楼去，还碰倒了一把扫帚，扫帚柄砰的一声撞在楼梯栏杆上。这将是晴朗的一天。

麦瑟尔到楼下去接电话。电话机在酒吧间后面空无一人的餐厅里。“我是麦瑟尔。你是哪位？”他对着话筒说。他听到的是警察局警官的声音：“我们给你弄到了一点儿新情报。那个人昨天夜里是在圣马克教堂过夜的，那是一座天主教教堂。有人报告说，天刚亮他就到河边去了。”

当麦瑟尔穿好衣服来到警察局的时候，又有了更多的消息。一家房产公司的代理人从当地报纸上读到盗窃钞票案，给警察局拿来了两张五镑票子。这是一个准备购买住房的年轻女人给他的。他觉得这件事很奇怪，那个女人交了钱以后，就没有到公司去签署购房合同。

“这肯定是替他交火车票的那个女人，”督察说，“这个案子是他们俩一起做的。”

“教堂是怎么回事？”麦瑟尔问。

“一个女人说她大清早看见那个人从里面走出来。后来她回到家里（她早晨是到教堂去），看到报纸，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值勤的警察。以后这些教堂夜里都得锁上。”

“不要锁，要派人守着。”麦瑟尔说。他在铁炉子上烤着手，“让我同那个房产公司代理人谈谈吧。”

一个穿着尺寸加长的灯笼裤的人得意扬扬地从外面屋子走进来。“我叫格林。”这个人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格林先生，那个女孩子长得什么样子？”

“挺漂亮的一个小东西。”格林先生说。

“个子不高？还不到五英尺四英寸？”

“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刚才说小东西？”

“啊，”格林先生说，“那是一句称赞话。她说话挺随和。”

“浅颜色头发，还是深颜色？”

“啊，我可说不上来。我不注意女人的头发，两条腿挺漂亮。”

“举止有些奇怪吗？”

“不知道，我说不上。说话特别和气。同她开个玩笑她也不在乎。”

“那么你也没有注意她眼睛的颜色？”

“怎么说呢？眼睛我注意了。我看一个女孩子总是要看她眼睛的。她们爱让人瞧自己的眼睛。‘你用秋波向我敬酒’，你知道，有这么一句诗。这是我的第一步棋。从精神开始，你知道。”

“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绿色的，闪着金星。”

“她穿的是什么衣服？你注意了吗？”

“当然注意了。”格林先生的手在空中摆动了一下说，“一件黑衣服，料子很柔软。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帽子呢？草帽？”

“不是草帽。”

“毛毡的？”

“可能是某种毛毡。也是黑颜色的。我注意了。”

“要是再看见她，你认得出来吗？”

“当然认识，”格林先生说，“我看过的面孔从来不忘记。”

“好了，”麦瑟尔说，“你可以走了。以后我们也许还要你来认一认这个人。这两张钞票留在这儿吧。”

“但是，”格林说，“票子是真的。这是公司的。”

“你可以当作房子还没有出手。”

“我把车站的收票员也找来了，”督察说，“当然了，对咱们有帮助的事他一件也记不起来了。在小说里，人们总是记得一件什么事，但是在现实生活里，他们只能告诉你她穿的是一件深颜色的衣服或者浅颜色的衣服。”

“你派没派人去看看那幢房子？刚才那个人就是那么说的？真奇怪。她一定一下火车就奔那幢房子去了。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假装买那幢房子，把偷来的钞票付给他？”

“看样子她千方百计不想叫另外那个人把房买到手。倒仿佛她有什么东西藏在里面似的。”

“你们的人得好好把那地方搜查一遍，连针尖大的地方也别放过。当然了，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如果还有东西在里面，她会再次露面签订购房契约的。”

“不，她害怕了，”督察说，“怕他们发现票子是偷来的。”

“你知道，”麦瑟尔说，“我对这个案子不怎么感兴趣。不是什么大事情。因为欧洲的那些笨蛋把一个凶手放走，全世界要打起一场大仗来，咱们却在这儿追捕一个小蟊贼！但是现在我却放不下了。这件案子有些离奇。我告诉过你，我们的头儿怎么说莱文来着吗？他说他在开辟一条途径。直到现在为止，他一直走在咱们前头。我看看收票员都说了些什么？”

“什么要紧的都没有。”

“我不同意，长官。”麦瑟尔说，这时候督察把收票员的证词从档案里翻出来，放在办公桌上，“书上说的还是对的，一般说来，人们总还记得一件什么事。要是什么都不记得，那反倒奇怪了。只有幽灵才任何痕迹都不留。就连那个房地产代理人也还记得那女人眼睛的颜色。”

“但也可能记得不对，”督察说，“给你，这是证词。他就记得她拿着两个手提包。当然了，这也是一件事，但这是无关紧要的事。”

“啊，从这件事上也还可以推测到些什么，”麦瑟尔说，“你说对不对？”在这位外地警官面前，他不愿意显露得过分聪明。他需要当地警察局同他配合。“她到这里来要待很长一段时间（女人们在一只手提箱里可以装不少东西），要不然她提的手提箱也许有一只是他的，那就是说，她要听那个人的吆喝。收票员说他对她挺不客气，叫她一个人拿重东西。这倒和莱文的性格相符。至于那个女的……”

“在黑帮小说里，”督察插嘴说，“这种女人叫伴当。”

“就这么叫吧，”麦瑟尔说，“这个伴当可能是个喜欢被人呼来喝去的。我猜想她一定摽着他不放，还挺贪心。要是她有点儿骨气的话，他就得替她拎着一个提包，不然她就把他的底给泄了。”

“我想，这个莱文一定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像所有那些黑帮一样。”

“一点儿不错，”麦瑟尔说，“也许这个女人就喜欢这种心狠手辣的人。也许这叫她感到紧张、兴奋。”

督察笑了笑：“你从那两只手提箱推断出不少事来，再念念这份证词就等于给我一张她的照片了。给你。可是那个收票员却什么也不记得了，连她穿着什么衣服也想不起来了。”

麦瑟尔开始看证词。他看得很慢，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督察却注意到他的脸上流露出震骇和不能置信的神情。他说：“有什么不对头的吗？那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不是？”

“你刚才说我可以给你一张她的照片，”麦瑟尔说，他真的从自己的怀表壳子里取出一张照片来，“这就是，长官。你最好把它散发给所有警察所和报社。”

“可是那份证词里没有什么啊！”督察说。

“每个人都记得一点儿东西。这不是你能够发现的。这件案子我好像掌握了一点儿特别的情况，但是直到刚才我才知道。”

督察说：“那个收票员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想起来她拿着两只手提箱。”

“感谢上帝，他还记得两只手提箱，”麦瑟尔说，“也许这意味着……你看，他在这里说，他所以记住了她——他用的是记住这个词儿——一个原因是她是在诺维治唯一下车的妇女。我凑巧知道一个女人乘这次列车来。她是到这里的剧场来参加演出的。”

督察毫不留情地说——他还没有理解麦瑟尔震骇的程度：“她是你刚才说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吗？喜欢那些心狠手辣的人？”

“我想她喜欢的是平凡朴素的人。”麦瑟尔说，凝视着窗外冒着清晨的严寒去上班的人。

“喜欢摽着人，很贪心？”

“不是的，真见鬼。”

“但是如果她更有骨气的话——”督察有意模仿麦瑟尔的话，猜想麦瑟尔刚才完全估计错了，现在一定很不好意思。

“她确实很有骨气。”麦瑟尔说。他把头从窗户上转回来。他已经忘记督察是他的上级，忘记对这些外地的警官讲话该小心谨慎了。他说：“该死的，你难道想象不出来吗？他自己不提行李是为了腾出手来拿枪指着她？他逼着她走到郊外的那个住宅区。”他接着说，“我得到那儿去一趟。他是准备谋杀她。”

“不会的，”督察说，“你忘了？她给了格林钱，同他一起走出了那幢房子。他看着她离开了新住宅区。”

“我敢发誓，”麦瑟尔说，“她同这件案子无关。这太荒谬了。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又说，“我同她订婚了，准备很快就结婚。”

“那你可算遇上麻烦事了。”督察说。他犹豫了一会儿，拾起了一根用过的火柴棍，开始剔指甲。过了一会儿，他把麦瑟尔给他的照片一推，说道：“收起来吧，这件事咱们另外想个处理办法吧。”

“不，”麦瑟尔的眼睛没有看照片，说道， “我现在正在处理这个案件。要把这张照片复制下来，虽然这张照片已经挺脏了。和她本人不太像。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叫他们寄一张更像的来。我家里有一卷底片，是从各个角度照的她的面部，登在报上寻人再合适不过了。”

“对不起，麦瑟尔，”督察说，“我是不是最好同伦敦警察局谈一谈，叫他们另外派个人来？”

“不要，这个案子谁也不会比我更合适，”麦瑟尔说，“我了解她。如果要找到她，我一定能办到。我现在就到那幢房子去。说不定你们的人漏掉些什么。我了解她。”

“她那样做可能有什么道理在内。”督察说。

“你还看不出来？”麦瑟尔说，“如果说能找出个理由来，那就是——她遇到了危险，说不定已经——”

“那我们应该会发现她的尸体。”

“我们连个大活人都找不到，”麦瑟尔说，“你介不介意叫桑德斯同我一起去一趟？那幢房子在什么地方？”他把地址仔细写下来。凡是事实他都要记在笔记本里，除了理论、推测之外，他是不信任自己的脑子的。

汽车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达新住宅区。一路上他考虑着好几种可能性。她可能在火车上睡着了，一直被拉到约克郡去。她也可能根本没乘这趟车来……在那所丑陋的小房子里他没有发现可以推翻他设想的任何线索。在将来有一天会成为最漂亮的前厅的房间里，他看到一个便衣警察。华而不实的壁炉、深棕色的挂镜线、用廉价橡木制作的护壁板……麦瑟尔仿佛已经看到这间屋子摆上了沉重的新家具，挂上了深色窗帷，陈列着戈斯瓷器。“什么也没有，”侦探说，“什么也没有找到。当然了，看得出来有人到这里来过。从地面的尘土看，有人走过。但是尘土不够厚，没有留下脚印来。这里是搜寻不到什么的。”

“总能找到点儿什么的，”麦瑟尔说，“你们在什么地方发现痕迹的？哪间屋子都有？”

“不是每间屋子。但这算不上证据。这间屋子就看不出什么痕迹来。当然了，这里的地板土没那么厚。没准建筑工人把这间扫得更干净一些。所以也不能说就绝对没有人进来过。”

“她是怎样进的这幢房子？”

“后门的锁撞坏了。”

“女人撞得动吗？”

“连一只猫也撞得开，只要这只猫决心要进来的话。”

“格林说他是从正门进来的。他把这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一下，马上就带着那个房客上楼去了——到楼上那间最好的卧室里去。他正要带着那个人去看别的房间，那个女孩子就走进卧室去了。然后他们一起下了楼，走出这幢房子。那个女孩子只离开了他们一会儿，到厨房里去取自己的手提箱。代理人进来的时候前门没有关，他以为那女孩子是跟在他后面进来的。”

“她到厨房去过，这是事实。还去过浴室。”

“浴室在哪儿？”

“在楼上。上楼往左拐。”

麦瑟尔和那个便衣警察身体都非常高大，把一间狭窄的浴室塞得满满的。“看来她在这里听到他们上来了，”便衣侦探说，“她本来是在这里藏着的。”

“她为什么要上楼来？如果她在厨房，只要一走出后门就溜掉了。”麦瑟尔站在这间小屋子里的浴盆和抽水马桶中间思索着：昨天她到这里来了。简直不能想象。这同他所了解的她怎么也合不到一起。他俩已经订婚六个月了。她不可能一直对他演戏，把真实面目完完全全掩盖起来。他想起许多事来：那晚上他们从植物园一起坐公共汽车回家，她哼着一支歌——歌词是什么来着？——关于雪莲的歌。那天晚上他俩连着看了两场电影。因为他已经把一周的工资花光了，没法请她去吃晚饭。银幕上那机械的声音又开始重复起来，她一点儿也没有抱怨。“你真聪明，是不是？”“宝贝，你太了不起了。”“坐下，好不好？”“多谢了。”……这些陈词滥调一直在他们意识的边缘上浮荡着。她很坦率、很忠实，这一点他可以担保。但是另一种可能危险得令他不敢想象。他听见自己用刺耳的声音说：“莱文来过这里。他用手枪逼着她上了楼。他打算把她关在这里——也许打算杀死她。后来他听见有人进来了。他给她两张钞票，叫她把来人打发走。如果她不按他的话办，他就用枪打死她。他妈的，这不是一清二楚的事吗？”但是便衣警察却只是重复督察已经同他讲过的那番话：“就她一个人和格林从这所房子走出去了。她要是想去警察局是不会有人阻拦她的。”

“也许那个人在后面跟着她呢。”

“我觉得，”便衣警察说，“你这种推测太不着边际了。”从这个警察讲话的口气，麦瑟尔看得出来他对伦敦来的人感到莫名其妙：这些伦敦人太自作聪明了，他可不这样，英国中部地区的人是实事求是的。麦瑟尔感到自己的职业自豪感被别人轻视，非常生气。他甚至有些恨安，他这种尴尬的处境，正确判断力受到感情的干扰，都是安一手造成的。他开口说：“我们无法证明她不想报告警察局。”他觉得自己内心很矛盾：我是希望她没有犯罪，却死了呢；还是希望她活着，成为一个罪犯呢？他非常细致地检查了一下这间浴室。甚至几个水龙头也用手指探了探，万一她……他有一种极其古怪的想法：如果安真的在这里待过，她一定想方设法留下一个信息来。他气恼地挺直了身体。“这间屋子什么也没有。”他记起来，安到这里来要参加一次排练。“我要打个电话。”他说。

“房产公司的事务所有电话，离这儿只有几步路。”

麦瑟尔给剧场打了一个电话。除了一个看管用品的女人以外，剧团的人一个也不在。但是这个女人话说得很明确，头一天下午排练，所有人都出席。如果有谁缺席，舞台监督考里尔先生就会把写着这人名字的小牌儿挂在舞台门里边的一块木板上。考里尔先生纪律非常严明。是的，她记得昨天有一个女演员是新来的。她凑巧看见这个孩子排练完后同一个男人走出了剧场，那是快吃晚饭的时候，她正回到剧场，准备清理一下服装道具。她还想过：“这是一张新面孔。”她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可能是一位支持演出的人。“请你等一会儿，先别挂。”麦瑟尔说，他得想一想下一步怎么办。她是一个把偷来的票子付给房地产代理人的女孩子。他必须把一系列熟悉的事情忘掉：她是那个热切盼望圣诞节前就同他结婚的安，安不喜欢干自己这一行，不喜欢同形形色色的人混在一起。那天晚上从植物园回来安在汽车上答应他决不和那些有钱的赞助人胡混，决不理睬那些等在舞台门口准备和女演员搭讪的观众。麦瑟尔对着话筒说：“考里尔先生吗？我怎样可以找到考里尔先生？”

“他今天晚上到剧场来。晚上八点钟有一次排练。”

“我要马上见到他。”

“那没办法。他同布利克先生到约克去了。”

“我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昨天参加排练的姑娘，随便哪个都成。”

“我不知道。我没有她们的地址。他们在城里住得到处都是。”

“总能找到一个昨天晚上也在剧场里的人……”

“你可以找到梅迪欧小姐，当然了。”

“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她的住处。但是你只要看看义卖会的招贴就成了。”

“义卖会？你是什么意思？”

“她今天下午两点钟给圣路克教堂组织的义卖会主持开幕仪式。”

从房地产事务所的窗户里麦瑟尔看见桑德斯穿过两幢楼房中间已经结冰的泥泞小道走了过来。他把电话挂上，迎着他走去：“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有。”桑德斯说。督察把什么都告诉他了，他非常难过。他是非常喜欢麦瑟尔的。他之所以有今天，都仗着麦瑟尔一手提携。警察局里每一次提级，麦瑟尔都替他说了好话。麦瑟尔劝服领导说，即使一个人有口吃的毛病，也能和警察局主办的音乐会上那个冠军朗诵者一样，成为一流的警察。但是即使没有这些事，他对麦瑟尔的理想抱负，对麦瑟尔办事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是非常敬佩的。

“说吧，你听到了些什么？”

“是关于你女朋友的事。她失踪了。”这个消息是他匆忙赶来时听到的，现在他一口气地告诉了麦瑟尔，“女房东给警察局打来一个电话，说她出去了一夜，一直没回来。”

“跑了。”麦瑟尔说。

桑德斯说：“你——你别信这个。你——你叫她乘这趟车。她原打算第——第——第二天早上走的。”

“你说得对，”麦瑟尔说，“我忘记这一点了。她是偶然碰到他的。真太倒霉了，桑德斯。说不定现在她已经死了。”

“为什么他要杀人呢？他不过是犯了盗窃罪。你下一步预备怎么办？”

“回警察局去。等到下午两点钟我到义卖会去一次。”他苦笑了一下。

三

牧师心绪烦乱，他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根本听不进麦瑟尔对他讲的话。建议梅迪欧小姐为义卖会主持开幕仪式是从伦敦东区调来的一位副牧师的主意，他是个思想开朗的新派人物，头脑非常敏捷，认为请一位出名的演员来能吸引人。但是牧师却向麦瑟尔解释，义卖本身一向就很吸引人。牧师陪着麦瑟尔坐在圣路克教堂镶着松木护墙板的接待室里，一个劲儿发牢骚，叫他无法脱身。教堂外面，提着篮子的妇女已经排了五十码的长队，等着义卖开始。这些人不是来看梅迪欧小姐的，她们是来买旧货的。圣路克教堂主办的旧货义卖会在整个诺维治市都很出名。

一个戴着宝石胸针、又干又瘦的女人一脸傲气地从门外探进头来说：“亨利，主持义卖的那些人又在摊子上搜刮东西了。你不能管管吗？等真正卖东西的时候，什么东西也剩不下了。”

“曼戴尔到哪儿去了？这是他的事儿。”牧师说。

“曼戴尔先生不是接梅迪欧小姐去了吗？”那个一脸傲气的女人擤了一下鼻子，一边大声叫着“康斯坦斯，康斯坦斯！”，一边消失在大厅里。

“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牧师说，“每年都是这样。这些好心肠的女人自愿来帮忙，如果没有她们，圣坛会还真是忙不过来。她们自然希望有权利先挑一两件各处捐赠来的东西。当然了，价格是她们自己定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亨利，”那个一脸傲气的女人又在门口出现，对牧师喊道，“你真得管一管了。潘尼太太给昆迪佛太太送的那顶好帽子只标了十八便士，自己就买走了。”

“亲爱的太太，我能说什么呢？要是一拦她们，下次这些人就不来帮忙了。你得知道，她们为这件事还是不辞辛苦，在百忙中……”但是牧师的话还没说完，门早已关上了。“我担心的是，”牧师转过头来对麦瑟尔说，“那位年轻女士到这里来要发表一通开幕词。她不会了解，这里的人对谁主持开幕并不感兴趣。这里同伦敦可不一样。”

“她迟到了。”麦瑟尔说。

“这些人很可能把门撞开，闯进来。”牧师一边说一边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窗外越来越长的队伍，“我得承认，我施展了一点儿小小策略。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人家不辞辛苦，在百忙中来给我们帮忙。”不管什么人对义卖不辞辛苦、花费时间，牧师一向看得很清楚。比起现钱来，人们更愿意捐助的是精力同时间。他又接着说：“你在教堂外边看没看见一些男孩子？”

“没有，就是一些妇女。”麦瑟尔说。

“哎呀，哎呀。我同他们的队长兰斯讲好了的呀。你知道，我认为如果能找几个童子军，当然了，别穿制服，带着签名本儿来，会叫梅迪欧小姐高兴的。这表示我们对她非常感谢，人家不辞辛苦，在百忙中……”他非常痛苦地说，“圣路克的这支童子军太不可靠了。”

一个灰头发的男人提着一个旅行包探进头来说：“哈里斯太太说厕所出毛病了。”

“啊，培根先生，”牧师说，“谢谢你了。你到大厅去吧，哈里斯太太大概在那儿呢。我想，可能是管子堵住了。”

麦瑟尔看了看表说：“梅迪欧小姐一来，我就得先同她谈谈……”一个年轻人一下子闯进屋子里来，对牧师说：“对不起，哈里斯先生，梅迪欧小姐要不要讲话？”

“我希望她不要讲什么话了。最好别讲了，”牧师说，“我还得先读一段祈祷词，就这样已经让那些急着买东西的人等得够受了。唉，我的祈祷书哪儿去了？谁看见我的祈祷书了？”

“我是给《日报》采访的，如果她不讲话，我就不等了。”

麦瑟尔想要说：你们听我说说吧。你们的这个该死的义卖会有什么要紧？我的女朋友正在危难里，没准儿已经遇害了。麦瑟尔很想对这些人大声吆喝几句，可是他只是心情沉重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表现出极大的耐心。由于长期职业的训练，甚至个人的感情和恐惧他也能够隐忍不发，无论多么生气，他从来不露声色。他只是沉静地一步步地向前迈，把他发现的事实一件一件地加起来。即使他的女友被谋害了，知道自己是在按照世界上最优秀的警察的准则办事，他还是心安的。但是在他看着牧师翻寻祈祷书的时候，却非常痛苦地向自己说：难道他真的能够这样自我安慰吗？

培根先生又走进屋子里说：“她就要揭幕了。”接着，不知什么金属器皿叮当地响了一下，这人又不见了。外边，一个人吵吵嚷嚷地喊：“往台后边走两步，梅迪欧小姐，往后边走两步。”这时，副牧师走了进来。他穿着一双小山羊皮皮鞋，红光满面，头发油光水滑地紧贴在头皮上，胳膊底下夹着一把伞，像是一根板球棍。看样子，他倒像刚比赛完一局板球回到休息棚里，虽然得了个鸭蛋，但还是兴致勃勃。他完全像个风格高尚的运动员。“这位是我的反对派，梅迪欧小姐，她是多明我教会的。”他对牧师说，“我已经向梅迪欧小姐介绍了咱们要上演的这出戏了。”

麦瑟尔说：“我能不能单独同您谈几句，梅迪欧小姐？”

但是牧师一下子就把她拉走了：“一会儿再谈，一会儿再谈，先举行开幕式。康斯坦斯！康斯坦斯！”转眼间，接待室里的人已经走得一干二净，只剩下麦瑟尔和日报记者两人了。记者坐在桌沿上，一边晃动着两条腿，一边嗑指甲。从隔壁屋子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好像一大群动物奔跑着，跑到一道栅栏前面，一下子又寂然无声了。就在这突如其来的寂静中，牧师匆忙读完天主祈祷文，接着就传来了梅迪欧小姐的清脆嗓音，好像一个没成年的男演员。“我宣布这次义卖会真实、牢固地——”踏脚的声音又响起来。梅迪欧小姐把台词弄错了——她母亲总是被邀请去参加奠基仪式，但是没有谁注意梅迪欧小姐在讲些什么。幸好，她并没有发表长篇大套的演说，每个人都长舒了一口气。麦瑟尔走到门口。五六个男孩子正排着队拿着签名本请梅迪欧小姐签名，圣路克的童子军还是准时来了。一个戴着无边女帽、样子精明能干的女人对麦瑟尔说：“您会对我们这个摊子感兴趣的，这里都是男人的用品。”麦瑟尔低下头，看见摆在摊子上的破旧货，肮脏的擦拭钢笔用具、烟斗通条、手工织花的烟袋……不知是谁还捐献了一堆旧烟斗。他赶快撒了个谎：“我不吸烟。”

那个精明的女人说：“您到这儿来总要破费点儿，是不是？这是您应尽的义务。我看您还不如买一两件用得着的东西呢。这里的东西您在别的摊子上是找不到的。”他从几个女人的肩膀后面看着梅迪欧小姐和圣路克的童子军，瞥眼看到几个难看的旧花瓶、边上有缺口的水果盆、一堆颜色已经发黄的小孩围嘴。“我们这里有一些裤子吊带。我看您买一副背带吧。”女人又说。

麦瑟尔突然说了一句：“她可能已经死了。”他自己非常奇怪，同时也非常难过，怎么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那个女人说：“谁死了？”同时立起一副淡紫色的吊带。

“对不起，”麦瑟尔说，“我没有多想。”他吓坏了，怎么会控制不住自己。他想：我应该叫他们另派一个人来，我怕这样下去我真的受不了。他看见最后一个童子军合上了签名本，连忙对义卖的女人道了一句“对不起”。

他把梅迪欧小姐带到接待室去。记者已经走了。他说：“我正在寻找你们剧团里一个名叫安·克劳戴尔的女孩子。”

“我不认识。”梅迪欧小姐说。

“她昨天才参加你们剧团。”

“那些女孩子长得都差不多，”梅迪欧小姐说，“像中国人一样。我从来记不住她们的名字。”

“我找的这个人是金黄头发，绿眼睛，嗓子非常好。”

“不在我们剧团里，”梅迪欧小姐说，“不在我们剧团里。我听不得她们唱歌，一听就让我起鸡皮疙瘩。”

“你不记得她昨天晚上同一个男人出去了，排演完了以后？”

“我怎么记得住？别为难我了。”

“那个男的也请你来着。”

“那个傻胖子。”梅迪欧小姐说。

“那个人是谁？”

“我不认识。我听考里尔说叫戴维南特，也许他说的是戴维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我想他就是那个同寇恩吵过架的人。虽然也有人说是同卡里特罗普。”

“这件事很重要，梅迪欧小姐。那个女孩子失踪了。”

“这在巡回演出的时候是常有的事。你要是到她们的更衣室去就会听到，除了男朋友，她们不谈别的。怎么能指望她们演得出好戏。太庸俗了。”

“这么说您一点儿也帮不了我的忙吗？您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这个叫戴维南特的人？”

“考里尔可能知道。他今天晚上就回来。不过也许他也不知道。我猜想他也不认识这个人。啊，我想起来了。考里尔管他叫戴维斯，还说……不，他叫戴维南特。他买下了戴维斯的全部股份。”

麦瑟尔情绪低沉地离开了这间屋子。他的某种本能总是叫他向人多的地方走，因为如果能找到什么线索的话，总是在一群生人中间，而绝不会在空屋子里或是没有行人的街道上。麦瑟尔就这样穿过大厅，走到义卖的摊子前面。置身于这些一心要买便宜货的贪婪女人中间，你是很难相信英国已经处在战争的边缘了。“我对豪甫金逊太太说过，要是你邀请了我该多好，我说。”“朵拉穿上这个可太漂亮了。”一个非常老的女人看着一堆人造丝的女灯笼裤说。“他蜷着腿躺了五个钟头。”一个女孩子咯咯地笑着，哑着嗓子小声说，“太可怕了，我说。他把手指头一直伸到下边去。”这些人为什么会担心战争呢？她们从一个摊子走到另外一个摊子，活动在另一种氛围里，那里面充满了她们自己的死亡、疾病和爱情。一个满脸苦相的女人碰了一下麦瑟尔的胳膊。这个女人多半已经六十开外了，说起话来总是把头一低一低的，似乎怕别人打她似的。但是马上她又把头仰起来，好像怀着一肚子怨气，故意同别人赌气似的。麦瑟尔沿着摊子往前走，自己也没有觉察地注视着她。她扯了麦瑟尔一下，手指上带着一股鱼腥味儿。“替我把那个取下来，亲爱的，”她说，“你的胳膊长。不，不是那个。那个粉红色的。”接着她开始往外掏钱——从安的钱包里。

四

麦瑟尔的哥哥是自杀的。他比麦瑟尔更需要成为某种组织的成员，更需要受训练、守纪律、要人对他发号施令，但是与麦瑟尔不同，他并未能找到自己的组织。当事情出了岔子以后，他就自杀了。麦瑟尔被叫到殡仪馆去认尸，在他们让他看到那张溺水而死、带着迷茫神情的惨白面孔以前，他一直希望他看到的是个陌生人。这一整天他一直在找自己的哥哥，从一个地址到另外一个地址。当他最初在殡仪馆看到他的时候，并没有悲哀之感。他开始想：我不用忙着找他了，我可以坐一会儿了。他走到外面一家茶室里，要了一壶茶。直到喝完第二杯以后，才感到悲伤。

现在同那次的情况一样。他想：我本来用不着这样奔波的，在那个卖吊裤带的女人面前我本来可以不出丑的。她一定早就死了。我不该这样失魂落魄的。

那个老妇人说：“谢谢你，亲爱的。”说着，她把那小块粉红布料揣了起来。麦瑟尔对那个提包一点儿怀疑也没有。这是他送给她的，是一个价钱很贵的提包，在诺维治是买不到的。最确凿的证据是皮包的一边有一个拧成螺旋形的玻璃圈，那里面本来有两个字母，现在却已经被撬掉了。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他不用再忙了。一阵比在茶室更无法忍受的痛苦正逐渐袭上他的心头。（那次旁边桌上正坐着一个吃煎比目鱼的男人。不知为什么，他现在一闻到鱼腥味心头总感到一阵疼痛。）但是他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残忍无情的快慰：他已经把魔鬼抓到手里了。有一个人一定要为这件事送掉性命。老妇人这时又拿起一副乳罩来，她正在试上面的橡皮筋，脸上浮现着恶毒的笑容，因为这种乳罩是给年轻、漂亮、胸部丰满的女人用的。“她们戴着这种傻玩意儿。”她唠叨道。

他不能立即逮捕她，但是他马上就想到，即使能够逮捕，他也不该马上就下手，这件事牵涉到的绝不止这一个老女人。他一定要把这些人一网打尽，线放得越长，钓的鱼越大。在把这件事办完以前，他先不用考虑将来的事。他现在很感谢莱文带着武器，因为这使他也不得不带着一支手枪，谁能说得准，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会不会用枪呢？

他抬头看了一下。在摊子的另一边也有一个人的眼睛在盯着安的手提包。那正是他在追捕的那个皮肤黧黑、心怀仇恨的人，虽然几天没刮胡子，但仍然不能完全盖住他的兔唇。

第四章

一

一上午，莱文一直不停地走着。他不得不保持移动，口袋里虽然还有一点儿零钱，他却不敢用来吃东西，因为在任何一个地方他也不敢待得太长，使人有时间端详他的脸。他在邮局外面买了一份报纸，看到上面登着通缉自己的通报，用黑体字印着，还加上了一个醒目的框子。那上面有他面目特征的描写。他有些生气，因为这个通报没有登在重要的版面上：头两版登的都是欧洲形势的新闻。他一直东奔西走，搜寻查姆里先生，到了正午，已经累得挪不动两条腿了。他在一家理发店前面站了一会儿，在理发店的窗玻璃上打量着自己的脸。自从离开伦敦那家咖啡馆以后，他还一直没有刮过胡子。如果长出胡须来，是会把他畸形的嘴唇盖上的，但是莱文知道自己的胡须是长不匀称的：下巴上长得很密，嘴唇上非常稀疏，而在那块红色的疤痕两边，则连一根汗毛也没有。现在他下巴上的胡子已经蓬松一团，这就使他更加显眼了，可是他却不敢到理发店去刮一下。他走过一台自动出售巧克力糖的机器。这台机器收的是六便士或者一先令的硬币，而莱文的口袋里却只有半克朗和两先令的铜子儿了。如果他心头不爽，燃烧着复仇的怒火，他也可能到警察局去投案，最多不过是五年有期徒刑。但在他目前这种饥饿劳累、遭受冤屈诬陷的情况下，他杀死的那个老部长的阴魂却紧追着他不放，一定要他偿还自己的罪责不可。很难理解，只是因为偷了一笔钱他们就这样兴师动众，到处追捕他。

他害怕到小巷里去，或者在死胡同口徘徊。在这些地方他形影孤单，招人注目，如果有个警察走过来，难免要多看他两眼。因此他宁愿冒着有人认出他的危险，在人群拥挤的大街上闲踱。这一天天气阴湿、寒冷，幸好还没有下雨。商店里摆满了圣诞节礼品，一些陈年累月摆在货架上无人问津的破烂货都陈列到橱窗里：狐狸头的胸针、纪念碑形的书挡、装熟鸡蛋用的保暖套、骰子和筹码等各式各样的赌博游戏用品、各式各样的飞镖和玻璃球，“墙上的猫”——一种老式射击游戏、“钓金鱼”……都是一些毫无用处的离奇古怪的小玩意儿。在靠近天主教堂的一家出售圣书和圣物的店铺里，他又看见苏豪区咖啡馆里那种令他非常生气的小石膏人儿：圣母、圣婴、几名先知和牧羊人。在一叠圣书和圣女德兰画片中间，这些小人儿摆在棕色纸板做的一个窑洞里。这是“圣人家族”。莱文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想到这个传说仍然在人们中流传，感到又害怕又生气。“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他记起了小时候他们坐在一排排的凳子上等着吃圣诞节晚餐，一个尖细、清晰的声音给他们读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故事，每个人都要到他的城里去缴税。在圣诞节这一天没有一个人挨打，所有的体罚都推迟到节礼日。爱、慈善、忍耐、谦卑——他是受过教育的，这些美德他都知道，也看到了它们的价值。他们把一切都歪曲了，甚至橱窗里的故事。这是一段历史，确实发生过，但是他们也为了自己的目的把它歪曲了。他们把他捧成了神，因为这样他们就心安了，用不着为他们对待他极不公正而负任何责任。他同意了，不是吗？这一点值得争议，因为如果他不愿被处死的话，本来是可以召唤下“一营天使”[11]的。他完全可以这样做，正像莱文的父亲在旺兹沃思监狱被处死，在绞索套张开的时候也还可以逃命那么容易。莱文面对着橱窗玻璃站在商店前面，等着谁来推翻他这个理论，他怀着一种又恐惧又怜悯的感情凝视着窗户里襁褓中的婴儿，“那个小私生子”，因为他是受过教育的，他知道这个孩子到世界上来要遭遇到什么，他知道出卖他的是犹大，也知道在罗马士兵到院子里来捉他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拔刀站在他这一边。

一个警察从街道一边走过来。因为莱文正在看橱窗，警察连看也没看就过去了。他突然想：这些人究竟知道了多少底细？那个女孩子是不是把她听到的报告给他们了？他猜想这时候她一定已经报告了。报纸上会登出来。他看了一眼报纸。但是报上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她的事。他感到悚然一惊。他差点儿把她杀死，而她却没去警察局，这就是说，她相信了他对她讲的那件事。一瞬间他又回到了威维尔河畔的那间车库里，阴雨、黑暗、可怕的凄凉，他好像丢失了一点儿什么，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好像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但是他却不能用那句老话来安慰自己：“只要给她时间……娘儿们都是一个样子。”他想要找到她，但是他想：这根本不可能，我连查姆里也还没有找到呢。他一肚子怨气地对摇篮里的那一小块石膏说：“如果你是上帝，你会知道我不会伤害她的，你要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要让我转回头去，看见她在人行道上。”他怀着一线希望转回头去，但是当然了，他没有看见她。

他继续往前走，看见水沟里扔了一个六便士的硬币。他把硬币拾起来，顺着原路走回到他刚才走过的卖巧克力糖的机器那里。这台机器设在一家糖果店前面，隔壁是一个教堂的大厅，一队妇女正站在人行道上等着大厅开门卖东西。这些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开始吵吵嚷嚷。按规定的时间，早就该开门了。莱文想，如果来了个高明的扒手，这些人可都是最理想的对象。这些老娘儿们站在那儿互相推搡，要是有人把她们的皮包拧开，她们是绝对不会注意的。莱文想这个问题并不是自己想偷点儿什么东西，他相信自己还从来没有堕落到偷女人的钱包的地步，但是在他沿着这一排人走过去的时候，眼睛却不由自主地一只只地打量起这些女人手里的提包来。一只手提包特别显眼，特别新、很值钱、式样讲究，他不久以前曾经看到过。拿着这只提包的是个邋里邋遢的老太婆。莱文马上记起了他是在什么场合下看见过这个提包的：一间小浴室、举着的手枪，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只脂粉盒子来。

教堂的大厅打开了门，女人们拥拥挤挤地走进去。很快街上就剩下他一个人了，陪着他的只有那台自动售货机和一张义卖会的招贴：“入门费六便士。”不可能是她的那只提包，他对自己说，这种式样的成千上万。虽然如此，他还是从大厅的松木门走了进去。“引导我们不要陷入诱惑。”牧师正站在大厅一端的讲坛上，越过一堆旧帽子、磕破了边儿的花瓶和几摞妇女内衣给大家读祈祷词。祈祷词读完以后，莱文被人群挤到一个卖装饰品的摊子前边：镶在镜框里的业余画家画的湖边风景水彩画，到意大利度假带回国的花里胡哨的烟盒，黄铜制的烟灰缸和一摞人们扔掉的故事书。没过一会儿，人群又簇拥着他，把他推到另一个摆着艺术品的摊子前边。莱文身不由己地被推来搡去，根本不可能在人群里寻找任何一个人。但是这倒也没有关系了，因为他被挤到了一个摊子前面，而摊子的另一头正好站着那个老太婆。他探过身去，凝视着老太婆的手提包。

他的脑子里又想起那个女孩子说的话：“我的名字叫安。”提包上影影绰绰地还看得见“安”的头一个字母印，但是电镀的字母却已经被拆掉了。他抬起头来，他没有注意摊子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人的眼睛只看到一张阴险、肮脏的脸。

正像那次他发现查姆里暗中出卖他似的，这件事又使他非常震惊。他谋杀那个老部长时并没有感到内疚，因为那是世界上一个大人物，一个“坐在国际会议最高席”的人（莱文受过教育，他是知道怎样正确表达的）。如果说部长女秘书隔着没有关紧的门发出的呻吟声有时候叫他感到某些不安，他总可以宽解说，为了自卫，他不得不打死她。但是现在这件事却太可恶了，同一阶级的人只应该互相祈祷，不该互相坑害。莱文从摊子前边挤过去，一直挤到老妇人旁边。他俯下身，低声说：“你这个提包是从哪儿弄来的？”话刚说完，几个好像来抢东西的女人已经挤到他和那个老妇人中间。老妇人甚至没有看到刚才是谁对她低声讲了一句话。很可能她会认为那个人错认为她这个提包是这里哪个摊子上买的。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被这个问题吓坏了。莱文看见她急急忙忙向出口挤去。莱文自己也连忙拼命往外挤。

他挤出大厅的时候，刚好还能看见一眼她的背影。老妇人拖着老式的长裙子正拐进一条巷子里，莱文迈开两腿在后面紧紧跟着。匆忙中他根本没发现另外还有一个人尾随在他后面。那人戴着软帽、穿着像是制服的大衣，他只要看一眼就会知道那人的身份。没有走多久，他就记起他们走的路了。这条路他昨天跟那个女孩子走过。这就像追溯过去一段什么经历似的。再走两步就可以看到一家卖报纸的铺子，那前面曾经站着一个警察。他本来准备把她打死的，他打算把她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背后打一枪，让她一点儿也不感到痛苦地死去。他在摊子另一头看见的那张布满皱纹的恶毒的脸好像对他点着头说：“不用你操心了，我们已经替你把事情办了。”

老妇人脚不离地，走得飞快，简直叫人无法相信。她一手拿着手提包，一手提着怪里怪气的长裙子，活像是一个女瑞普·凡·温克尔[12]，一觉长眠，醒来后穿着五十年以前的服装又回到尘世。莱文想：他们指不定把那女孩子怎么样了呢，但是“他们”到底是谁？她没有到警察局去，她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如果她失踪了，那一定是对查姆里有利的事。自从母亲死了以后，这是莱文第一次为另外一个人的生死担忧：查姆里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过了车站以后，老妇人向左一拐，沿着吉贝尔路走去。这条街两旁都是寒酸的公寓式住宅，灰色粗纱窗帘把一间间小房间完全遮掩起来，但偶然也看得到一两个花盆，绿色发亮的大叶子在纱帘中间贴到窗玻璃上。这一带看不到亮晶晶的天竺葵在紧闭的窗户后面摆动，那些鲜红的小花是属于另一阶级的，是属于比吉贝尔路住户更贫穷的被剥削者的。这里的人已经爬到养蜘蛛抱蛋属植物的小剥削者地位。他们一家家都是规模稍小一些的查姆里。老妇人走到六十一号门牌前边站了一会儿，在身上摸钥匙。莱文赶上了她。他伸出一只脚把正要关上的房门抵住。“我要问你两个问题。”他说。

“出去。”老妇人喊道，“我们跟你这类人不打交道。”

莱文一点点儿地用腿把门顶开。“你最好听我把话说完，”他说，“这对你有好处。”老妇人踉踉跄跄地退到摆满旧家具、又小又暗的客厅里。莱文满心嫌恶地扫了一眼屋中的陈设：玻璃罩扣着的锦鸡标本、明显是从乡下拍卖会买来的当帽架用的虫蛀的鹿头、涂着金星的黑色铁伞架、盖在煤气喷头上的小红玻璃罩。莱文说：“你那个手提包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他问，“啊，要我把你的老脖子拧下来可真费不了什么事。”

“阿基！”老妇人尖声喊起来，“阿基！”

“你们是干什么的，啊？”他把客厅里的两扇门信手打开一扇，看到里面摆着一张廉价的长沙发，衬垫已经从套子下面露出来，一面镀金框的镜子，一幅画着一个裸体女人站在海滨，膝盖以下没在海水里的画。整个这所房子散发着香水和煤气的臭味。

“阿基！”老妇人又尖声喊起来，“阿基！”

莱文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这老鸨子！”他转身回到客厅里。但是老妇人现在已经有了靠山了，阿基已经被她喊出来了。阿基穿着一双橡皮底鞋，一声不响地从屋子后边走到莱文身边。这人生得身材高大，秃顶，脸相又虔诚又狡诈。他迎着莱文说：“你要干什么，朋友？”这个人完全是另一个阶级的，口音听起来受过良好教育，还上过神学院。至于他的鼻梁被打断过，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真会骂人！”老妇人受到阿基的保护，从他胳膊下面喊道。

莱文说：“我还有别的事。我不想把你们这个地方给拆了。我只要你们告诉我一件事：提包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你指的是我妻子的提包，”秃顶男人说，“那是一个房客给她的——不是吗，泰妮？”

“什么时候给的？”

“几天以前。”

“这个房客现在在哪儿？”

“她就在这儿住了一夜。”

“她是在哪儿把提包给你的？”

“‘这条路我们只走一次，’”阿基说，“‘因此——’听说过这句话吗？”

“她是一个人来的吗？”

“当然不是一个人。”老妇人说。阿基咳嗽了一下，用一只手捂着她的脸，轻轻地把她推在自己身后面。“她的未婚夫同她一起来的。”他说，向莱文跟前走了一步。“这张脸，”他说，“我看着面熟。泰妮，亲爱的，拿一张《日报》来。”

“用不着。”莱文说，“就是我。关于那只提包你们对我扯了谎。要是那女孩子真来过这里，就是昨天晚上。我要搜一搜你们这个妓院。”

“泰妮，”她丈夫说，“到后边去给警察局打个电话。”莱文的手搁在自己的枪上，但是身体并没有动。他并没有把枪掏出来，只是用眼睛盯着那个老妇人拖着裙子犹犹豫豫地走进厨房去。“快一点儿，泰妮，亲爱的。”

莱文说：“如果我相信她真的打电话去了，我早就一枪把她打死了。但是她并没有去找警察。你们比我更怕警察。她现在正在厨房的旮旯里藏着呢。”

阿基说：“你说错了，我告诉你，她找警察去了。我听见门响了。你不信自己去看看。”当莱文从他身旁走过的时候，他举起手来照着莱文耳朵后面打下来，手指上戴着专门为打人用的铜套。

但是莱文早已料到了这一点。他把头一低，躲过那人的拳头，一步蹿进厨房里，手枪已经握在手里。“不许动，”他大声喝道，“我这支手枪是没有声音的。我要在你身上打一枪，叫你一动就痛得要命。”老妇人果然在他预料的地方：她正趴在食具柜和门后边的旮旯里。她哼哼唧唧地说：“哦，阿基，你应该打中他的。”

阿基破口大骂。脏话像口水似的毫不费力地从他嘴里流出来，但是他的音调却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受过良好教育、在神学院训练出来的。他说了不少拉丁字，莱文一点儿也听不懂。他气冲冲地说：“那个女孩子在哪儿？”但是阿基根本不听他的话，他站在那里，好像犯了神经病，眼球在眼皮下面向上翻着。看样子他倒像在做祈祷，有几个字莱文听着很像是祈祷词：“粪兜子”“嗓子眼”2。莱文又问了一句：“那个女孩子在哪儿？”

“别和他讲话了，”老妇人说，“他听不见。阿基，”她从食具柜旁边的角落里喊道，“没什么，亲爱的，你这是在家里。”她又气狠狠地对莱文说，“这都是他们把他整的。”

突然间，他不再骂了。他走了两步，堵住了厨房的门。他用一只戴着铜指套的手抓住上衣的领子，用温柔的语调说：“不管怎么说，主教大人，我相信……在那些年代里……在干草堆里……”他哧哧地笑起来。

莱文说：“叫他让开路。我要搜查一下这所房子。”他的眼睛盯着这两个人。这间透不过气来的小房子叫他神经非常焦躁，厨房里好像荡漾着疯狂和恶毒的幽灵。老妇人从墙角里恶狠狠地看着他。莱文说：“我的上帝，你要是真把她害死了……你知道，肚子挨枪子儿是什么滋味吗？躺在那儿，不断地流血……”他觉得要打死她就像打死一只蜘蛛一样。他突然对她丈夫大喊一声：“滚开，别挡着我的路。”

阿基说：“甚至圣奥古斯丁……”他仍然挡着门，目光呆滞地望着莱文。莱文在他脸上打了一拳，身体马上往后一缩，躲开他挥舞的胳膊。莱文把枪举了起来，那个老妇人急忙喊叫：“别开枪，我把他弄走。”接着她又喊，“不许你碰阿基。他们过去已经把他整得够惨的了。”她拉着她丈夫的一只胳膊，满身灰尘、痛苦又多情地紧紧贴着他，还够不着他的肩膀。“阿基，亲爱的，”她说，“咱们到客厅去吧。”她把自己的一张又衰老又丑恶、满是皱纹的脸在她丈夫的袖子上蹭来蹭去，“阿基，主教给你来信了。”

阿基的眼珠子像洋娃娃似的翻了下来。他的神志逐渐清醒过来，开口说：“哦，我大概又犯小毛病了。”他好像似曾相识地看着莱文，“这个人还没走啊，泰妮？”

“到客厅里去吧，阿基，亲爱的。我有点儿话对你讲。”他任她领着，走进前面的客厅里。莱文跟在后面，从客厅里向楼上走去。走在楼梯上的时候，他一直听到那两个人咕咕哝哝地商量事。他们一定正在定计策，很可能他刚一转身走开，他们就会偷偷溜出去报警。如果那女孩子真不在这里，或者他们已经把她处置掉了，这两人是不怕警察来的。一层楼的楼梯口挂着一面破裂的大镜子，莱文走上楼梯，一眼看到镜子里的反影，下巴上胡须蓬乱，生着兔唇，丑陋不堪。他的心在胸膛里怦怦地跳着。如果这时为了自卫需要他很快地掏出手枪来的话，不论他的手或他的眼睛都不会听他使唤的。我算完了，他心情沉重地想，我失去了自制力，叫一个娘儿们把我毁了。他把第一扇门打开，走进显然是这幢房子里最好的一间卧室里。一张宽大的双人床铺着大花的鸭绒被，薄板镶面的胡桃木家具，一只装梳洗用具的绣花小口袋，盥洗盆架上摆着一瓶洗漱假牙的消毒水。他打开了立柜的门，一股发霉的旧衣服和樟脑球的气味扑鼻而来。他走到关着的窗户前面，看了看楼下的吉贝尔路。在他向室外观望的时候，楼上客厅里的叽叽喳喳的话语声不断传到他的耳朵里来，阿基和泰妮仍然在商量计策。一瞬间他的眼睛看到一个戴着软帽、样子有些笨拙的高大汉子正在街对面同一个女人说话，另一个人从街道一头走过来，这两人会合到一起，一起走远了。他立刻就看出来这两个人是警察。当然了，他们可能并没有看到他，他们经过这里只不过是例行巡查。莱文很快地走到外面楼梯口，竖起耳朵听了听：阿基和泰妮已经不再说话了。最初他还以为这两人离开这所房子了，但是他又仔细地听了听：从楼梯底下传来了老妇人的喘气声，他们并没有走。

楼梯口还有另一扇门。他拧了拧门把手，门是锁着的。他不想再和楼下的那对老夫妇浪费时间，干脆对着锁孔开了一枪，把锁打开。屋子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这间卧室不大，一张双人床就几乎把整个屋子填满了。壁炉没有生火，前面拦着一张烟火熏黑的黄铜网子。他向窗外望了一眼，楼下是一个石块铺地的小院子，一只簸箕，一道挂满烟灰的高墙同邻居的院子隔开，以及逐渐消失的暗淡日光。盥洗盆上放着一台收音机，衣柜里空无一物。他一眼就看出这间屋子是做什么用的。

但是屋子里还有一点儿什么，叫他迟迟不能离开：这间一度充满恐怖的房间还滞留着某种令人惊悸不安的感觉。他不能离开这里，必须弄清楚门为什么要锁上。如果屋子里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没有危及他们安全的线索，为什么他们要把一间空屋子锁起来呢？他把床上的枕头翻开，自己也很奇怪，自己怎么会因为别人正在受苦而惹得这样心烦意乱，使自己握枪的手如此松懈？啊，他要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一定要弄清楚。他一向是靠着手中的枪解决一切问题，现在却要运用脑子，这不能不使他感到自己软弱无能，非常痛苦。我是受过教育的，不是吗？这句话带着某种嘲讽的意味在他脑子里萦绕着，但是他知道，要是外面的那两个警察到了这里，一定会发现他所看不到的东西。他跪在地上，朝床下面看了看，什么东西也没有。这间屋子这么整齐干净，显得很不自然，倒好像为了消灭犯罪痕迹而精心整理过的。连床上的垫子也重新拍打过。

他问自己说，是不是他太多疑了。也许那个手提包真是女孩子给他们的？但是他提醒自己，他们向他扯了谎，隐瞒了她在这里寄宿的日期，他们把手提包上的缩写姓名抠掉了，还把门锁上了。但是话又说回来——锁门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怕小偷进来。可是钥匙应该留在外面呀！他知道得很清楚，每一件事都可以找到个解释：干吗皮包上还留着别人姓名呢？如果房客多了，自然记不清哪个人是哪夜来的了……都可以找到一个解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觉得这里肯定发生过一件什么事，有些痕迹肯定被清除掉了……他产生了一种凄凉无依的感觉，他不能叫警察来帮助他寻找那个女孩子。难道因为他是个逃亡犯，那个女孩子也就被剥夺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吗？“啊，基督，我多么希望。”雨点落到威维尔河面上，石膏做的圣婴，黄昏的光线逐渐从小石头院里消失，镜子里他的丑陋的倒影越来越暗淡，楼梯下面泰妮老太太仍然在吁吁喘气。“哪怕只一瞬息……”

他又走到楼梯口，但是有一种什么力量一直在往回拉他，倒好像他离开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地方似的。他走上三楼，在每间屋子里转了一下，但是那个力量始终在拉着他。在所有这些屋子里，都只有床、衣柜和一股郁积多日的化妆品和香水的气味。除了在一间屋子的柜橱里发现了一根断了的手杖外，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发现。比起二楼的房间来，这些屋子更肮脏、更不整洁，但是使用的次数却比较多。他站在空屋子中间倾听着。楼下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泰妮和她的阿基正一声不响地在楼下等着他下来。莱文又一次问自己：他做的是不是一件蠢事，是不是下的赌注太大了。但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为什么不去叫警察呢？他并没有拦着他们，他上楼以后他们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不知为什么原因，这两人却不肯走出去，正像一件什么东西总是牢牢地把他牵系在二楼的房间一样。

那种力量到底又把他拉回到二层去了。当他把房门关好，又一次站在大床和墙壁之间的一条窄窄的通道上的时候，他的心情显然比刚才好多了。牵挂着他的力量停止了。他又可以思考问题了。他开始一寸一寸地检查这个房间，甚至连盥洗盆上的收音机也搬开来看了看。这时候他听见楼梯上咯吱咯吱地有人走动，他把头靠在门上仔细倾听着，他想他听到了阿基正小心而笨拙地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很难相信这两个老家伙没有怀着鬼胎。莱文顺着床沿挤着，沿着四面墙走了一周，一边走一边用手指按着带花图案的闪亮的糊墙纸。他过去听人说有人把墙上的窟窿用纸糊起来，从外表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最后，他走到壁炉前面，把护炉的铜网子摘掉。

一个女人的身体在壁炉里支着，两脚在炉膛里，脑袋在上面烟囱里，从外面无法看到。莱文的第一个思想是复仇；如果这是他认识的那个女孩子，如果女孩子已经死了，我就要把他们打死，我要把子弹打进叫他们疼痛不堪的地方，叫他们一点儿一点儿地断气。他跪在地上，慢慢把烟囱里的身体拽出来。

她手和脚都被缚住，一件旧布汗衫绑在头上，堵着嘴，眼睛是闭着的。他不知道她活着还是死了。他首先把堵嘴的汗衫割开，生气地骂她说：“醒醒，你这坏女人，快醒醒。”他又俯在她身上央求，“你醒醒好吗？”他不敢离开她，而屋子里没有水壶，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当他把她身上的绳子切开以后，就坐在她身旁的地板上，眼睛望着门，一只手摸着枪，一只手放在她胸脯上。当摸到她还在呼吸的时候，他的感觉好像是自己重新恢复了生命似的。

她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只是说：“请你。那太阳。太强了。”屋子里并没有阳光，不久就黑得连看书也看不成了。莱文想：他们把她在这里活埋了多久啊。他用手遮住她的眼睛，不叫隆冬薄暮的暗淡光线照着她。她疲劳不堪地说：“我可以睡觉了。现在我能呼吸了。”

“不要睡，不要睡，”莱文说，“咱们得离开这个地方。”他没有想到，她竟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说：“好吧，到哪儿去？”

莱文说：“你不记得我是谁了。我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但是我要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她说：“我发现了一些事儿。”他以为她指的是恐怖和死亡这类的事，但是在她声音大了一点儿以后，很清楚地解释说：“是你说的那个人。查姆里。”

“这么说你还认识我是谁。”莱文说。但是她并不理会他的话。好像在她被塞在烟囱里的时候，她一直反复叨念着她准备要说的话。一有人发现她，她就要马上把她准备的话说出来，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我猜到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了，在一个什么公司。我告诉了他，他吓坏了。他一定就在那里工作。我不记得那公司的名字了。我得想一想。”

“别着急，”莱文说，“你会想起来的。可是你怎么会居然没有发疯啊……耶稣基督，你可真有胆量。”

她说：“不久以前我还什么都记得。我听见你在屋子里找我，后来你走了，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想你现在能走路吗？”

“当然能。咱们得快一点儿。”

“到哪儿去？”

“我都计算好了。我会记起那名字的。我有好多时间想事情。”

“听你说话，倒好像你一点儿也没吓着似的。”

“我一直认为我会被发现的。我急着想把我知道的告诉人。咱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一直在想战争。”

他又非常佩服地说：“你真有胆量。”

她开始上上下下地活动手脚，动得很有规律，好像是按照自己制定的一套节目顺序。“我想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事。我在什么地方读过——我忘了是在什么地方读的了——婴儿不能戴防毒面具，因为他们呼吸不到足够的空气。”她扶着他的肩膀站起来。“里面的空气不够。这样一来，事情就更清楚了。我想，我们一定不要叫战争打起来。这有点儿可笑，是不是？就咱们两人。但是没有别人能帮助咱们啊。”她接着又说，“我的两只脚麻得厉害。这就好了，说明血液已经开始流动了。”她试着想站起来，但是并不成功。

莱文看着她。他说：“你还想什么来着？”

她说：“我还想到了你。我真希望我那次没有那样把你丢开。”

“我本来以为你去报警了。”

“我不会去的。”这次她扶着他的肩膀勉强地站了起来，“我是站在你一边的。”

莱文说：“咱们得离开这个地方。你能走路吗？”

“能。”

“那你别扶着我。外面有人。”他站在门后边，拿着枪听了一会儿。那两个人有足够的时间想出个办法来，他们的时间比他多。莱文把门打开。天已经差不多完全黑了。他看不见楼梯口有什么人。他想：那个老家伙一定是站在门旁边拿着通条等着打我呢。我要一下子冲出去。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们在门口拴了一条绳子，一下子把他绊倒了。他跪倒在地上，手枪脱了手，掉到地板上。他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阿基手里的火钳已经打在他的左肩上。他被打得晕头转向，动弹不得。他只能想：下一次就要打在我头上了，我变得软弱了，我本该想到绊脚索的。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安的声音：“把火钳放下。”莱文非常痛苦地站起来，原来那女孩子已经把落在地上的手枪抢到手，正用它对着阿基。莱文有些吃惊地说：“你真了不起。”老妇人在楼梯下面喊：“阿基，你在哪儿呢？”

“把枪给我，”莱文说，“下楼去，你不用怕那只老母狗。”他倒退着跟在她身后，手枪对着阿基，但是那两个老家伙的招数已经使完了。“要是他刚才再乱动一下，我就开枪了。”

“我不会感到吃惊的，”安说，“要是我也饶不了他。”

他又说了一遍：“你真了不起。”他几乎已经把他刚才在街上看见的侦探给忘了，直到他的手放到门把手上，才又想起来。“要是外面有警察，我也许得扔下你，自己先跑掉。”他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讲，一点儿也不犹豫，“我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在火车停车场里。一间废弃不用的木棚。我今天晚上在离车站五十码的墙边等着你。”莱文打开房门，街上看不见有人。他俩一起走出去，走到暮色沉沉的空旷街头。安说：“你看见对面门道里有一个人吗？”

“看见了，”莱文说，“那里是有一个人。”

“我觉得那人像——但这是不可能的。”

“街口还有一个人。一点儿不错，他们是警察，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要是知道，一定会动手捉我的。”

“那你就要开枪了。”

“当然要开枪，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笑了笑，夜空的潮气好像浸湿了他的喉咙，“我把他们骗得够呛。”火车站大桥那边，城市的灯火已经亮起来，可是他们这里仍然笼罩在昏黑的暮色里。一辆机车在岔道上隆隆地驶过去。

“我走不了长路，”安说，“很对不起。我想我身体还不太好。”

“不远，”莱文说，“有一块木板是活的。今天早上我什么都安排好了。那里面还有麻袋，很多麻袋。简直像咱们家似的。”

“像家似的？”莱文没有回答。他摸着停车场涂着沥青的木板墙，回忆起一间地下室的厨房和差不多是他能够记忆起的第一件事：他的母亲趴在桌子上，身上流着血。她连厨房的门也没有关，她就是这样一点儿也不把他放在心上。他后来做了不少令人心寒的事，他想，但是他做的任何一件事也不能同这件相比。迟早有一天他会做出来的。那就像重新开始有生命似的：当人们谈起死亡、流血、伤口和家的时候，就有一件事可以回忆了。

“要是个家可太寒碜一点了。”安说。

“你不用怕我，”莱文说，“我不会强留你的。你可以坐一会儿，跟我说说他们是怎样对你的，查姆里做什么了，以后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

“就是你给我钱我也走不动了。”莱文只好叫她一面扶着墙，一面用手臂架着她。他把自己似乎永远也不枯竭的精力贯注到她的意志里去。他说：“坚持一下。我们这就到了。”在寒冷中，他瑟瑟发抖，用尽一切力气搀着她，想在昏暗中看一看她的脸。他说：“到棚子里你就可以休息了。那里面有许多麻袋。”他好像一个向别人夸耀自己住所的人，怀着很大的骄傲。好像那住所是他用自己的钱购置的，要么就是用自己的劳动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

二

麦瑟尔站在门道的暗影里。这比他预先想象的任何事都更可怕。他把手放在手枪上。只要走出去就可以把莱文逮捕——如果对方拒捕他可以开枪。他是警察，无权先开枪。桑德斯站在街口等待他行动。他背后还有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准备好同他俩配合。但是麦瑟尔并没有行动。他看着他们从街上走下去，叫他们相信没有人跟着他们。他在很远的地方尾随着他们，在街口和桑德斯会合在一起。桑德斯说：“那个魔——魔鬼。”

“啊不，”麦瑟尔说，“那是莱文——和安。”他划了根火柴，把衔在嘴上足有二十分钟的纸烟点着。前面的一男一女从车场旁边漆黑的街道走下去，他俩几乎已经看不见了，但是远处又有人划了一根火柴。“他们被盯着呢，”麦瑟尔说，“不会叫他们溜掉的。”

“你——你是要把他们俩一起逮——逮住吗？”

“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咱们不能开枪。”麦瑟尔说，“要是误伤了一个女人，你看看报纸上会怎么登吧。他并不是因为谋杀罪在受缉捕。”

“咱们得小心别伤害了你的女朋友。”桑德斯一口气说出来。

“走吧，”麦瑟尔说，“别跟掉了。我不再想她了。我郑重宣布，我同她的事算过去了。她真把我骗得够呛。我现在想的是该怎样对付莱文——莱文和他在诺维治的同谋犯，如果他这里有同谋犯的话。如果需要开枪，咱们不能手软。”

桑德斯说：“他们站住了。”桑德斯的目力比麦瑟尔好。麦瑟尔说：“要是我现在下手，你在这儿能不能截住他？”

“不成。”桑德斯一边说，一边很快地往前走，“他把墙上的一块木板弄松了。他们钻过去了。”

“别着急，”麦瑟尔说，“我跟着他们。你去再找三个人来，叫一个站在板墙缺口附近我能找得到的地方。这个停车场的几个入口都已经派人守住了。你把剩下的两个人带进去，可别把他惊动了。”他隐隐听到前面两个人走在煤渣上的脚步声，因为他自己脚下也同样发出声音来，所以追踪并不很容易。那两人绕到一辆停着的车皮后面，那一带光线非常暗，他只瞥见了一眼两个移动的影子，接着一辆机车呜地叫了一声，喷出一大团灰色蒸汽，把他整个罩住了。有一两分钟，麦瑟尔好像走在迷蒙的山雾里。他感到自己的脸上落了许多潮乎乎的肮脏的水珠。等雾气散开以后，麦瑟尔已经看不见两人的踪迹了。他开始认识到黑夜里在停车场里追寻人的难处。到处是停在铁轨上的空车皮，他们随便溜到哪个车厢里，就可以潜伏起来。他一不小心把胫骨撞了一下，痛得低声骂了几句，就在这个时候，他清清楚楚地听见安小声说：“不成，我走不动了。”那声音隔着他只有几个车厢。接着那两人又移动起来，步履沉重，好像一个人扛着重东西似的。麦瑟尔爬到一辆车皮上，看着前面一片荒凉的煤渣地面。纵横交错的铁轨、道岔、小木棚和堆积成山的煤块、焦炭。展现在他面前的好像是一片无主之地，一个士兵搀扶着一个受伤的战友，脚步蹒跚地从废铜烂铁中走过。麦瑟尔觉得自己是个间谍，怀着一种奇怪的羞惭心情监视着这两个人。那瘦痩的、一步一跛的身影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人认识他爱着的那个女孩子。他同这个女孩子之间存在着某一种关系。麦瑟尔想：他犯的那桩偷窃案会判多少年徒刑呢？他不想开枪了。他想：这个可怜虫，他一定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可能正在找个地方想歇一歇脚。他找到了地方，两条铁路之间铁路工人用的一间小小的木头房子。

麦瑟尔又划了一根火柴，没过一会儿桑德斯已经出现在他脚下，等待他发布命令。“他们进那间木房子去了。”麦瑟尔说，“看住他们。要是他们想逃走，就把他们逮住。不然的话，等到天亮了再动手。要避免死伤事故。”

“你要走——走？”

“我不在这儿，你办事会更方便一些。”麦瑟尔说，“今天夜里我在警察局过夜。”他又语气缓和地说，“别让我妨碍了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自己要保重一点儿。带枪了吗？”

“当然了。”

“我让弟兄们过来。我怕你们得在寒夜里守着。别往里冲，那样不好，他为了逃命会胡乱开枪的。”

“这件事真让——让你够受的。”桑德斯说。天已经完全黑下来，眼前的荒凉景象被遮掩住了。小木房里一点也不像有人的样子，一丝亮光也没有。桑德斯背靠着车皮坐在避风的地方，听着离他最近的一名警察的呼吸声，简直不能相信那边有一间小木房子。为了消磨这漫漫长夜，他默诵着一行诗（背诵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口吃），这是一首写一座漆黑的塔楼的诗，是他在夜校学的。“他一定非常恶毒，才要受这样的痛苦。[13]”这行诗给人以些许安慰，他想。干他这一行的人学会这首诗再好不过了。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记住了。

三

“请谁来吃晚饭，亲爱的？”警察局长把头探进卧室里问。

“你别管了。”卡尔金太太说，“去换衣服吧。”

警察局长说：“我刚才在想，亲爱的，咋样——”

“怎样。”卡尔金太太一点儿不客气地纠正他的口音说。

“咱们新来的女仆。你不妨教会她称呼我卡尔金少校。”

卡尔金太太说：“你还是快点儿吧。”

“是不是又请市长夫人来了？”他懒洋洋地走出屋子，向浴室走去，但是中途又转了念，蹑手蹑脚地下了楼，走进餐厅去。他得先看看准备没准备酒。如果请的客人是市长夫人，就不会准备酒了。派克尔市长是不会来的，这倒也无可责怪。既然下了楼，他何妨偷偷喝两口酒？他三口两口地把酒吞下肚去，之后用苏打水把杯子涮了涮，又用手帕擦干。最后他把酒杯放在市长夫人将要坐的座位上，给警察局打了一个电话。

“有什么消息吗？”他不抱任何希望地问。他知道他们绝不会找他去商量什么问题的。

电话里传来探长的声音：“我们发现他在什么地方了。现在已经把他包围起来了。我们正在等着天亮再动手。”

“需要我去一下吗？要不要我到局里去商量商量？”

“完全不需要，长官。”

他很不痛快地把电话听筒放下，闻了闻市长夫人的酒杯（她绝不会发现有人用过这个酒杯的），走上楼去。卡尔金少校，他满心愁闷地想着，卡尔金少校。叫人苦恼的是，我是军人的性格。他从梳洗间望着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不知为什么想起上次大战和军事法庭，想起在审讯那些拒服兵役的人时自己的威风气派。他的军服还挂在那里，就在他参加扶轮国际社举办的宴会时穿的燕尾服旁边。只有在每年参加一次的这个宴会上，他才能够同过去的战士们混在一起。他鼻子里闻到一股淡淡的卫生球味儿，情绪突然高涨起来。我的上帝，他想，说不定一个星期以后又要打起仗来了。到那时，我们就会叫那些坏蛋尝尝我们的厉害，不知道我的军服还合不合身了。他禁不住自己试起军服上衣来。他不能不承认，衣服稍微紧了一点儿，但是从镜子里看，还是很有气派的，只不过有点儿绷得慌。得让裁缝放放大。既然他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声势，不出两个星期就能重新回到军队里去。只要运气好，在这次战争中他一定会有不少事干。

“约瑟夫，”他的妻子喊道，“你在干什么呢？”他从镜子里看到她像尊雕像似的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新做的、缀着许多金属片的黑色晚礼服，活像摆在橱窗里的特大号的模特。卡尔金太太说：“赶快脱掉。吃饭的时候净叫人闻见你身上的卫生球味。市长夫人已经在脱外衣，马尔库斯爵士随时就——”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警察局长说，“要是我知道马尔库斯爵士也来的话……你是怎么把这个老家伙给网罗来的？”

“他自己要来的，”卡尔金太太带着几分骄傲说，“所以我才打电话请市长夫人。”

“老派克尔来不来？”

“他一天都没在家。”

警察局长脱下军服上衣，把它小心挂好。上次大战如果再延长一年，他就会晋升到上校了。他同驻扎在这里的团部关系处得非常好，供应军营食堂各种食品，价格仅比成本略高一点儿。下一次战争他一定能升级的。马尔库斯爵士的小轿车在房子外面响起来，卡尔金急忙走下楼去。市长夫人正在沙发底下找她带来的小狮子狗，小狗怕见生人，一进屋就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市长夫人跪在地上，脑袋趴在沙发坐套的穗子底下，召唤道：“秦基，秦基。”秦基叫唤了一声，还是不肯露面。“哎呀，哎呀，”警察局长尽量装作热情的样子，“阿尔弗雷德好吗？”

“阿尔弗雷德？”市长夫人从沙发底下爬出来说，“不是阿尔弗雷德，是秦基。啊，”她说话非常快，她的习惯是一边讲话一边弄清楚对方的意思，“你是问我他身体怎么样？阿尔弗雷德？他又跑了。”

“秦基？”

“不是，我是说阿尔弗雷德。”和市长夫人谈话简直像捉迷藏。

卡尔金太太走进来说：“找着他了吗，亲爱的？”

“没有，他又跑了，”警察局长说，“如果你问的是阿尔弗雷德的话。”

“他在沙发底下呢，”市长夫人说，“说什么也不肯出来。”

卡尔金太太说：“我早就应该提醒你一下，亲爱的。我想，你早就听说了，马尔库斯爵士最讨厌狗了。当然了，如果你的狗老老实实待在那儿……”

“可怜的小宝贝儿。”派克尔太太说，“非常敏感，他知道有的地方不欢迎他。”

警察局长突然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说：“阿尔弗雷德·派克尔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能听你说什么他不受人欢迎这类的话。”但是没有人理会他，侍女通报马尔库斯爵士已经来了。

马尔库斯爵士蹑着脚尖走了进来。他是个病恹恹的、非常衰老的人，下巴颏上留着一小撮白胡子，活像小鸡身上的绒毛。马尔库斯爵士给人的印象是，衣服下面的身体已经枯干了，就像一层硬皮包着一个干果仁似的。他说话带着点儿外国腔，但无法凭此确定他是犹太人还是出身于古老的英国家族。看起来他好像到过不少大城市，已经把他的特点磨平了。他既像在耶路撒冷定居过，又像在圣詹姆斯市落过户；既带着某个中欧大都会的特点，又有戛纳某些高级俱乐部的习气。

“太感谢了，卡尔金太太，”他说，“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他的声音非常低，听不清他都说了些什么。他的一对好像有鱗片遮住似的眼睛把屋里的人一一审视了一遍。“我早就希望找个机会认识一下……”

“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马尔库斯爵士，这就是市长夫人。”

他躬身向市长夫人行了个礼，样子既文雅又有些过于谦卑，倒好像一个当铺掌柜在向蓬帕杜侯爵夫人行礼似的。“咱们诺维治市鼎鼎大名的人物。”他说这话倒既无讥讽又无施恩于人的意味。他只不过是已经老迈了。对他来说，任何人都一样，他不屑于去辨识别人。

“我以为您还在里维耶拉海滨呢，马尔库斯爵士。”警察局长一团和气地说，“喝一杯雪利酒吧。我想女士们是不喝的。”

“我不喝，谢谢了。”马尔库斯爵士声音很轻地说。警察局长的脸耷拉下来了。“我两天以前刚回来。”马尔库斯爵士说。

“关于战争有不少谣言，是不是？狗总是听见点儿动静就狂吠起来……”

“约瑟夫。”卡尔金太太厉声呵斥了他一句，意味深长地向沙发底下投了个目光。

老人的眼睛好像比刚才清亮了一点儿。“是的，是的，”马尔库斯爵士连连答应了两声，“不少谣言。”

“我看到你们中部钢铁公司雇用的人比从前多了，马尔库斯爵士。”

“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马尔库斯爵士低声说。

女仆请大家入席就餐，这声音把秦基惊动了，从沙发底下传出“汪汪”的一阵叫声。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住了马尔库斯爵士，一个令人尴尬不堪的场面。但是马尔库斯爵士似乎没有听见狗叫，也许狗叫声只是模模糊糊地使他想到了一件心事，因为在架着卡尔金太太的胳膊向餐厅走的时候，他语气狠毒地低声说：“那些狗把我赶走了。”

“给派克尔夫人倒一杯柠檬水，约瑟夫。”卡尔金太太说。警察局长有些紧张地看着市长夫人喝柠檬水。她似乎觉得那味道有些奇怪，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着。“真的，”她说，“这柠檬水太香了。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汤上来的时候，马尔库斯爵士没有喝，鱼上来的时候他还是一点儿也不吃。等到主菜端上来时，他从那刻花的大银盘子（盘子上还刻着“卡尔金·卡尔金商店全体雇员献给约瑟夫·卡尔金，纪念……”这些字是环绕着盘子刻的，后面几个字看不到了）探过身去，低声说：“能不能给我一块饼干、一点儿热水？”他又解释说，“医生不许我晚上吃别的东西。”

“啊，太遗憾了，”警察局长说，“人老了以后，吃的、喝的……”他瞪着眼睛看着自己面前的空酒杯。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如果他能有机会逃开这里，再到士兵中间去，摆一摆威风，像个人似的活着，该多么好啊！

市长夫人突然说：“秦基最喜欢啃这样的骨头了。”话说到这里，她一下子噎住了。

“秦基是谁？”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问。

卡尔金太太赶快插嘴说：“派克尔太太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

“我真高兴，不是一条狗，”马尔库斯爵士说，“狗有一种毛病，”老头儿拿着一块干酪饼干指手画脚地说，“特别是狮子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简直带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汪，汪，汪。”他呷了一口热水。这个老头儿生活中一点儿乐趣也没有，最明显的感情就是仇恨，自卫是他生活的主要目的：保卫自己的财富，保卫他每年在里维耶拉太阳底下保养来的一点儿精力，保卫自己的生命。只要吃饼干能叫他多活几天，一直吃到寿终正寝的那一天他也心甘情愿。

老家伙寿命不长了，警察局长思忖着。他看着马尔库斯爵士用水冲下最后一点儿饼干渣，接着就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个扁平的小金盒子来，吞下一粒药片。他是个有心计的人，这从他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从他坐火车外出时有自己的专用列车，从他在公司里坐在柔软的轮椅，被人推着在长长的通道里走动，也能推断出来。警察局长有好几次在招待会上见过他。总罢工以后，马尔库斯爵士为了感谢警察局对他的帮助，赠送了一座设备齐全的健身房，但是这还是马尔库斯爵士第一次到警察局长家里来做客。

关于这位爵士，谁都知道一大堆事。麻烦的是，他们所了解的都是互相矛盾的。有一些人因为他的教名相信他是希腊人，另一些人则斩钉截铁地说他出生在犹太居民区。从他的鼻子也无法判断到底谁说得对。因为这种鼻子在康沃尔郡和英国西南部诸郡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没有列入《名人录》里面。有一次一个很有事业心的新闻记者打算给他写个小传，结果发现与他有关的各种记录簿和档案都有很多空白。传闻虽然很多，但都找不到事实根据。甚至，马赛法院的档案里记载他的犯罪事迹也是一片空白，传说马尔库斯爵士年轻的时候犯了盗窃罪，被一个到妓院去的嫖客告发了。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成了欧洲最有钱的富翁之一了。他现在正坐在这间摆满了爱德华时代家具的大餐厅里，从西服背心上往下掸饼干渣儿。

甚至连他的年纪也没有人说得清。或许给他看牙的医生是个例外，因为警察局长总认为根据牙齿是能知道一个人的年龄的。但是到了他这个岁数，牙一定不是真的了。这又是档案中的一个空白。

“咱们得看着他们一点儿，不能叫他们喝酒，对不对？”卡尔金太太笑着说，但还是站起身来，狠狠地盯了她丈夫一眼。“但是我想他们俩有许多话要谈，咱们还是走吧。”

门关上以后，马尔库斯爵士说：“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那个女人，总是牵着一条狗。我不会记错的。”

“我喝一点儿葡萄酒，您不介意吧？”警察局长说，“我不愿意一个人喝，但如果您真的不想——要抽一支雪茄吗？”

“不要。”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我不吸烟。”接着他又说，“我来找你——这件事不要外传——是为了那个叫莱文的家伙的事，戴维斯有些担心。倒霉的是他看了这个家伙一眼。纯粹是偶然的。抢案发生的时候他在维多利亚街一个朋友的事务所里。那个家伙找了个借口进来了一下。戴维斯担心这个疯子想要把他干掉，怕他出庭作证。”

“告诉他，”警察局长一边又给自己斟了一杯葡萄酒，一边骄傲地说，“用不着担心。那个家伙已经在我们掌心里了。我们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被包围了。我们等天一亮就动手，等他一露面……”

“干吗要等啊？”马尔库斯爵士柔声细气地说，“把这个亡命徒马上抓起来不是更好吗？”

“他带着枪呢，你知道。在黑夜里容易出事故。说不定他要开枪，杀出一条血路来。还有一点。他还带着一个女朋友。要是他逃跑了，他的女朋友被打死，可不是好事。”

马尔库斯爵士把头俯在两只手上。他的手现在闲着没事干，桌子上没有饼干，也没有热水或者白药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叫他摆弄的。他轻声说：“你应该了解，从某一方面讲，这是我们的责任。为了戴维斯。如果出了乱子，如果那女孩子死了，我们会支持警察局，需要多少钱我们花多少钱。如果进行调查，我们找最优秀的律师……你当然知道，我也有朋友……”

“还是等天亮吧，马尔库斯爵士。请您相信我。干这种事我懂行。我过去当过兵，您知道。”

“这我知道。”马尔库斯爵士说。

“看样子那条恶狗又要咬咱们了，是不是？感谢上帝，咱们的政府是有胆量的。”

“是的，是的。”马尔库斯爵士说，“我敢说，战争肯定无疑要爆发的。”他的鱼鳞眼睛转到酒瓶上，“你要喝酒，请尽管喝吧，少校。”

“既然您这么说，马尔库斯爵士，我就再喝一杯，上床前最后一杯。”

马尔库斯爵士说：“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么一个好消息。让一个带枪的匪徒在咱们诺维治市到处游荡可不太好。千万不要让你手下哪个人冒险，少校。与其叫你的一名优秀的警察牺牲，不如叫这个——蟊贼——死掉。”说到这里，他突然往椅背上一仰，像搁在岸上的鱼似的大口喘着气。他说：“药片。给我。快。”

警察局长从他衣袋里掏出金盒子来，但是马尔库斯爵士已经缓过气来。他自己吃了一片药。警察局长说：“我把您的车叫来，好不好，马尔库斯爵士？”

“不用，不用。”马尔库斯爵士低声说，“没有危险了。只不过疼了一下。”他的一双昏花的眼睛盯着裤子上的饼干屑。“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啊，那些优秀的小伙子，你千万别叫他们做无谓的牺牲。国家需要他们。”

“您说得太对了。”

马尔库斯爵士咬牙切齿地说：“对我说来这个——恶棍——就是个叛徒。在当前这样时期，国家需要每一个人。我要把他当个叛徒对待。”

“这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

“再喝杯葡萄酒吧，少校。”

“好，我就再喝一杯。”

“想一想，就算他不打死人，这家伙也要耗费咱们国家这么多人员，叫这些年轻力壮的人不能为国家出力。监狱、警卫人员……还要叫国家出钱给他吃、给他住，当其他的人……”

“都在为国家效力、牺牲。您说得对，马尔库斯爵士。”马尔库斯爵士的一番慷慨陈词深深打动了警察局长，叫他想起了自己挂在柜子里的军服上衣。那上面的铜扣子该擦一擦了，那是英王颁发的扣子。他身上还散发着卫生球味。他开口说：“在外国某处土地上，永远是……莎士比亚很了解这种事。老冈特[14]说过——”

“你的人员最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卡尔金少校。最好等他一露面就先开枪。斩草必须除根。”

“最好是这样。”

“你是你手下人的头头。”

“老派克尔有一回也是这么对我说的。上帝宽恕他，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同您不一样。我真希望您能跟我一起喝一杯，马尔库斯爵士。您是个明白人。您知道当一位公务员的感受。我曾经当过兵。”

“也许一周内你又会当兵了。”

“你很了解他人的感受。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什么隔阂，马尔库斯爵士。有一件事我还是告诉您吧，否则我的良心有愧。沙发底下真有一条狗。”

“一条狗？”

“一条小狮子狗，名字叫秦基。我不知道该咋样……”

“她告诉我是只猫。”

“她想瞒着您。”

马尔库斯爵士说：“我可不愿意受人欺骗。选举的时候我得扶持派克尔一把。”他疲倦地叹了一口气，好像需要他照管，需要他安排，需要他打击报复的事太多了，一件件地一直排到遥远的未来，而且从很久以前就已经花费了他无数时间——从他生活在犹太居民区的时候起，从马赛的那家妓院起，假如那些传闻不是无中生有的话。突然，他又低声说道：“这么一说，你愿意给警察局打个电话。通知他们一见到那家伙就先开枪啰？告诉他们一切责任都由你负。我会帮你把这件事办妥的。”

“我不知道该咋样，该怎么样……”

老头儿的手不安地移动着：要安排的事太多了。“你听我说。要是我做不到的事，我是不会轻易答应的。离这里十英里的地方有个训练营。只要一宣战，我马上就能安排你挂个名，领导那里的工作，给你晋级到上校。”他说道。

“那班克斯上校呢？”

“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

“您是说只要我打个电话？”

“不。我是说要是你把这件事办好了。”

“把那家伙打死？”

“那人死不死跟一只蚂蚁一样。一个小流氓。你没有任何理由踌躇不敢动手。再喝一杯葡萄酒。”

警察局长伸出手去拿酒瓶。他脑子里正在想“卡尔金上校”，不知怎的兴趣却不那么大了，但他还是不禁想到与此有关的种种事情。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想起了自己被委任警察局长的事。当然了，那是靠有人帮忙得到的，正像如果他被委任管理训练营，也得靠人情不可。但尽管如此，身为中部地区一支最精锐的警察部队的头子，威风凛凛，他还是非常自豪的。“我还是别喝了，”他犹豫地说，“对我睡眠、对我妻子都不好……”

马尔库斯爵士说：“好吧，上校，”他眨了眨眼睛，“无论什么事我都全力支持你。”

“我愿意为您办这件事，”警察局长用恳求的语气说，“我愿意叫您高兴，马尔库斯爵士。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警察不能这样做。”

“不会有人知道的。”

“他们不会听我命令的。像这样的事他们是不会服从的。”

马尔库斯爵士又柔声细气地说：“你是说，以你这样的地位——还抓不住他们？”他说这话时流露出惊诧的神情，因为他自己总是费尽心机，就连公司里最低级的下属也牢牢抓在手里的。

“我愿意叫您高兴。”

“电话就在那边，”马尔库斯爵士说，“不管怎么说，你可以运用一下你的职权。我从不叫人做他力所不及的事。”

警察局长说：“我手下有不少人。有时候我吃过晚饭会到局子去转一圈，同他们一起喝两杯。这些年轻人都非常能干。找不到比他们更能干的了。他们一定能把那个人抓到的。您用不着害怕，马尔库斯爵士。”

“你是说抓死的？”

“活也好，死也好，他们是不会叫他溜掉的。他们都很尽职。”

“但是我是要你抓个死的。”马尔库斯爵士说。他打了个喷嚏。因为打喷嚏大出了一口气，又弄得他精疲力竭。他靠在椅背上，轻轻喘着气。

“我不能叫他们这么做，马尔库斯爵士，不能下这个命令。这不是有点儿像谋杀吗？”

“胡说八道。”

“晚上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对我是件很重要的事。要是做了这件事，我就不能再到他们那里去了。我还是做好我的本分吧。也许他们会叫我去军法审判厅任职。只要打仗，就总有拒服兵役的人。”

“什么委员会也轮不上你了。”马尔库斯爵士说，“我会办到这一点的。”卡尔金衬衫上的卫生球味一阵阵地钻进他鼻孔里来，好像在讥嘲他似的。“我还可以安排一下，不让你继续担任警察局长了。你同派克尔都被免职了。”他的鼻子里轻轻地发出一声奇怪的哨音。他年纪太老，已经不愿意笑了，不愿意多浪费自己肺里的空气了：“来吧，再喝一杯。”

“不喝了。我想还是不要再喝了。您听我说，马尔库斯爵士，我可以在您的办公处安上便衣警察。我叫人保卫着戴维斯。”

“戴维斯爱怎样就怎样，我管不着。”马尔库斯爵士说，“请你把我的司机找来吧。”

“我很愿意为您效劳，马尔库斯爵士。您要不要去看看女士们？”

“不要，不要。”马尔库斯爵士轻声说，“有那条狗在里面，我不去。”他需要警察局长搀扶着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警察局长把手杖递到他手里，他的胡子上还粘着一点饼干屑。他说：“如果今天晚上你改变了主意，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我不会睡觉的。”警察局长心里有些怜悯地想：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对死的看法显然与别人不同。死亡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在人行道上滑倒，踩到浴盆下的一块肥皂……随时会夺去他的性命。对他说来，他提出的要求是件极其自然的事。年纪老了，精神也就不正常了，对他这种人是不该太计较的。但是在看着马尔库斯爵士被搀扶着走到汽车道上，坐进他那辆又宽大又舒适的汽车里，他却自己念叨着：“卡尔金上校。卡尔金上校。”过了一会儿，他又加了一句，“巴斯勋章。”

狮子狗正在客厅里汪汪地叫，她们一定已经把它诱出来了。这条狗养得非常娇，非常怕生。如果有生人猛地朝它吆喝或者口气严厉，它就飞快地转圈子，口里吐着白沫，像人似的叫唤着，肚子底下的长毛像真空吸尘器似的扫着地毯。我不如偷偷地溜到警察局去，卡尔金思忖道，和伙计们喝一杯。但是这个想法一点儿也没有使他灰暗的心情好转，他仍然犹豫不决。难道马尔库斯爵士真的能有权力把他这个乐趣也剥夺掉吗？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把它剥夺了。有了那样一件心事，他就不能再心境坦然地同警察局督察在一起了。他走进书房里，在电话机旁边坐下。再过五分钟马尔库斯爵士就到家了。既然已经从他这里偷去了那么多东西，他就是依从了他的建议也没有什么可丢失的了。但是他还是犹豫不决地坐在那里，一个矮小、肥胖、惯会作威作福而又怕老婆的暴发户。

他的老婆把头探进来。“你在干什么呢，约瑟夫？”她问，“出来陪陪派克尔太太。”

四

马尔库斯爵士同他的贴身男仆住在制革街那幢大楼的最上层，他的仆人也是个受过训练的护士。他只有这样一个家，到伦敦去的时候，他住在克拉瑞芝酒店；在戛纳，他住在卡尔顿饭店。他的仆人推着轮椅在大楼门口迎接他，把他推进电梯，到楼上以后，又推着他走过长长的过道进了他的办公室。室内的暖气已经开到最适当的温度，写字台旁的自动收报机发出轻轻的嘀嗒声。窗帘没有拉上，透过宽大的双层玻璃窗可以看到笼罩诺维治市的夜空，汉洛机场的探照灯在空中划出一条条的亮光。

“你可以睡觉去了，莫里森。我先不睡。”

这些天马尔库斯爵士睡得很少。在他已屈指可数的寿命中，只睡几个小时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再说他也不怎么需要睡眠。因为不做体力活动，就不需要卧床休息。他坐在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电话机话筒的地方，先读了读桌子上的备忘录，接着又看了一遍电报机收到的消息。他了解了一下明天预防毒气演习的安排情况。楼下所有可能需要外出办事的职员都已经发了一个防毒面具。根据计划，上班时间一过，只要办公室工作一开始，立即就会发出防空警报。进行运输工作的人员、卡车司机和通信员一上班就要戴上面具，这样他们就不会把面具拉下，不至于在演习开始后因为不戴面具而被集中到医院去，白白浪费中部钢铁公司的宝贵时间。

自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来，这些工作人员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宝贵过。马尔库斯爵士读了读电报机接收的股票行情。军火股票继续看涨，钢铁也随之上涨。英国政府虽然已经停发一切出口许可证，但仍不能刹住这股涨风。自黑格对兴登堡防线[15]进行攻击时发生过一次钢铁需求高峰的年代起，英国本国市场还从来没有需求过这样大量的军火。马尔库斯爵士有许许多多朋友，每一个国家都有。冬天，他经常和这些人一起在戛纳或者在爱琴海罗徳岛外索佩尔萨的豪华游艇上避寒。他是克兰贝姆太太的密友。尽管现在不能出口军火，但是还可以出口其他国家制造武器所必需的镍和别的一些金属。记得克兰贝姆太太曾经说过——那一天正好赶上风浪，游艇有一点儿摇晃，罗森喝多了，吐了齐弗太太的黑缎子衣服一身，尴尬不堪——即使打起仗，只要英国需要从国外进口物资，就不能禁止向瑞士等中立国家出口镍。前途真是无限光明，因为克兰贝姆太太的话是绝对靠得住的。她说的话大有来头，因为咱们国家那位政界元老无论什么事从不瞒着她。

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马尔库斯爵士从电报收来的消息看到，两个直接牵涉到战争的政府都既不肯接受也不愿修改最后通牒。也许五天之内，至少有五个国家就要相互开战，军火的消耗已经上升到每天数百万英镑。

虽然如此，马尔库斯爵士还是有些郁郁不乐。戴维斯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在他告诉戴维斯不该叫刺客从这件谋杀案中得到什么好处时，他根本没想到戴维斯会制造这么一桩盗窃钞票案。弄得他不得不整夜等着电话铃响。他把自己瘦骨嶙峋的衰老身体更舒适地安置在软和的气垫上，他是不能叫自己的老骨头架子受委屈的。正像人死了一样，骨骼虽然迟早要腐烂，还要保存在铅皮镶里的棺木里。午夜的钟声响了，他又活过了一整天。

第五章

一

莱文在漆黑的小木房里摸索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麻袋。他像拍打枕头似的把麻袋一个个拍打了一阵，在地上铺好，带着些焦灼不安低声说：“你能在这儿歇一会儿吧？”他用手把安引导到铺好麻袋的角落。安说：“太冷了。”

“你先躺下，我再去找几个袋子来。”他划了一根火柴，小火光在冰冷、幽暗的屋子里游荡着。他又拿来几个麻袋，盖在她身上，然后把火柴扔在地上。

“不能点个亮吗？”安问。

“太危险了，”他说，“再说，黑暗对我是个解脱。你在暗处看不到我的面目。看不见这个。”他偷偷摸了摸自己的嘴唇。他在听着外边的声响：他听见有人在横七竖八的铁轨和煤渣上跌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有人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他说：“我得好好想一想。他们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也许你还是离开这儿的好。你没有做什么。他们要是过来，免不了要开枪的。”

“你想他们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吗？”

“他们一定一直在跟踪我们。”

“那我也不走，”安说，“我在这里，他们是不会开枪的。他们要等到天亮再动手，等你出去的时候。”

“你很愿意帮我的忙。”莱文说。他感到这件事简直叫他无法相信，不由得又猜疑起来。过去的经验告诉他，友好是不能轻信的。

“我跟你说过，我站在你这一边。”

“我得想个办法，怎样才能逃掉。”莱文说。

“你还是歇一会儿吧。离天亮还早呢，你有整夜的时间去想。”

“在这里待着倒是挺好的，”他说，“离开他们远远的，那一群浑蛋。就待在这黑暗里。”他不想离她太近，在对面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自动手枪放在膝头上。他又带着些怀疑地问：“你在想什么呢？”安扑哧笑了一声，把他吓了一跳。“倒像个家似的。”安说。

“我对家可一点儿也没有好感，”莱文说，“过去我是有过家的。”

“给我讲讲。你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我的名字。你在报上一定看过。”

“我是说你的教名。”

“教名？基督教！真让人笑掉大牙。你认为今天别人打了你左脸，还会有人把右脸递过去？”他坐在煤渣地上气狠狠地敲打了两下枪柄，“没有这样的傻瓜了。”他听见安在对面的呼吸声，他看不见她，也摸不着她，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折磨着他，仿佛他失掉了一件什么东西。他说：“我不是说你不好。我敢说你是很有基督教精神的。”

“我可不知道。”安说。

“我把你带到那幢房子去，本来是想杀你的……”

“杀我？”

“你以为我带你去那地方做什么？我又不是同你谈情说爱。难道我是那种让女孩子一见就钟情的人？英俊、漂亮？”

“你为什么没杀我？”

“后来有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对你没有意思。我不和女孩子纠缠。我天生没这个缘分。你绝不会发现我对哪个女人自作多情。”莱文力竭声嘶地说下去，“你为什么不到警察局去告发我？你现在就可以喊，你为什么不喊？”

“喏，”安说，“你手里有一把枪，不是吗？”

“我不会对你开枪的。”

“为什么不？”

“我还没有疯狂到那种程度，”他说，“如果别人不暗算我，我也不会伤害别人。你就喊吧。我决不拦着你。”

“喏，”安说，“我想对你表示感谢用不着先请求你批准吧？你今天晚上救了我一条命。”

“那帮人不会害死你的。他们没有那个胆量。杀人也是要勇气的。”

“可是你那位好朋友查姆里就差点儿把我弄死。他猜到了我有心帮你，差点儿把我掐死。”

“帮我？”

“帮你找你要找的那个人。”

“那个阴险毒辣的杂种。”他俯身在枪上，沉思着。但他的思想总是定不下来，总是从仇恨溜到对面黑暗的角落里。他对这种心境很不习惯。“你挺有脑子，”他说，“我喜欢你。”

“谢谢你对我的恭维。”

“这不是恭维。你用不着这么说。我有点儿事想跟你说，可是我不好意思开口。”

“你有什么隐私不敢吐露？”

“不是隐私。是他们把我赶走以后，我留在伦敦住处的一只小猫。我希望你会替我照管一下。”

“你真叫我失望，莱文先生。我还以为起码是几桩血淋淋的谋杀案呢。”突然间，她神情严肃地喊起来，“我想起来了。戴维斯工作的地方。”

“戴维斯？”

“就是你叫他查姆里的那个人。我绝对不会弄错的。英国中部钢铁公司。靠近大都会饭店。像宫殿似的一座大楼。”

“我得离开这儿。”莱文一边说，一边用枪把敲打着冰冷的泥地。

“你不能把事情告诉警察局吗？”

“警察局？”莱文说，“我告诉警察局？”他笑起来，“那很好，是不是？自己伸出手去，叫他们铐起来……”

“让我来想个办法。”安说。当她的语声停住以后，好像连人也不在这个地方了。莱文提高了嗓音问道：“你还在这儿吗？”

“当然在这儿。”她说，“你怎么了？”

“和别人在一起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心头又涌上了一阵令他气恼的怀疑感。他划着了两根火柴，举到自己脸前面，紧挨着他畸形的嘴唇。“看吧，”他说，“好好地看看。”火柴一点点烧下去。“你不想再帮助我了吧，对不对？帮助我？”他说。

“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她说。火焰烧到他的皮肤上，但他仍然纹丝不动举着这两根火柴，直到火柴在他的指头上熄灭。他觉得那疼痛是一种幸福。但是他不要幸福；幸福来得太晚了一些。他坐在黑暗里，感到眼泪沉重地要夺眶而出，但是他不能哭。他从来没学会那小小的技巧：该在什么时候打开泪水的闸门。他从自己的角落朝她爬了两步，用自动手枪在地面上探着路。“你冷吗？”他问。

“我待过比这儿暖和的地方。”安说。

只剩下他自己的几个麻袋了。他把麻袋推到她身边。“裹在你身上。”他说。

“你还有吗？”

“当然有。我不会叫自己冻着的。”他厉声说，好像非常恨她似的。他的手冻得可能连枪都瞄不准了。“我得离开这儿。”

“咱们得想个办法。最好先打个盹儿。”

“我睡不着，”他说，“最近我老做噩梦。”

“那咱们就讲故事，好不好？大概到了儿童节目的时间了。”

“我不会说故事。”

“那我给你说一个吧。你爱听什么故事？滑稽的？”

“什么故事我也不觉得可笑。”

“也许现在讲三只熊的故事倒挺合适。”

“我不要听跟金钱有关系的事。我不想听到钱。”

他现在离她近一些了，她模模糊糊地看到他的轮廓，一个弯着腰的黑影，无法理解她说的任何话。她要同他开个小玩笑，知道他绝听不出来她是在打趣他。她说：“我给你说个狐狸和猫的故事。是这样的，猫在树林里遇见了一只狐狸，她听说狐狸总是吹牛，说自己最聪明，于是她客客气气向狐狸打招呼，问他最近情况怎么样。狐狸一脸傲气地说：‘你怎么敢问我过得怎么样，你这个只会逮耗子的小饿猫。你在这个世界上懂得什么？’‘我多少还知道一件事。’猫说。‘知道什么事？’狐狸问。‘怎么样不让狗抓住，’猫说，‘狗一追我，我就爬到树上去。’狐狸神气活现地说：‘你就会爬树一个招儿，我可会一百个呢。我有一口袋招数呢。跟我来，我叫你开开眼。’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猎人带着四只猎犬悄无声息地走过来。猫噌的一下爬上了树，开口说：‘快打开你的口袋吧，狐狸先生，赶快使出你的招数来。’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几只猎狗早已把狐狸咬住了。猫在树上笑着说：‘万能的先生，要是你口袋只有这一个招数，现在也跟我一样平安地爬到树上来了。’”安说到这里结束了她的故事。她低声对身旁的黑影说：“你睡着了吗？”

“没有。”莱文说，“我没有睡。”

“现在该你给我讲了。”

“我什么故事也不会讲。”莱文懊丧、阴沉地说。

“不会讲这样的故事吗？你肯定没有好好上学吧？”

“我受过教育，”莱文为自己辩护道，“但是我心里有事。我在想很多事。”

“别那么愁眉苦脸的。有一个人比你心事还多呢。”

“谁？”

“挑起这场乱子的人，谋杀了那个老人的人。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戴维斯的朋友。”

“你说什么？”莱文气冲冲地说，“戴维斯的朋友？”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怒火，“谋杀不谋杀人我不在乎，主要是他出卖了我。”

“当然了，”安盖着一摞麻袋，高高兴兴地同莱文聊起天来，“我也是的，要是叫我杀个人，我也不在乎。”

他抬起头来，想在暗中看到她的面孔，想寻找到一线希望。“你不在乎什么？”

“但是杀人与杀人也有不同，”安说，“如果叫我遇见那个杀死的——那个老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

“我也不记得了。反正我们也发不好那个音。”

“你往下说吧。如果那个人在这里……”

“我会让你打死他，决不会伸手拦你的。事后我还会说：‘干得好啊！’”她越说越来劲儿，“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他们没有发明出为婴儿戴的面具？他心头撂不开的该是这类事。戴着防毒面具的母亲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吸进毒气，把五脏六腑都咳了出来。”

他执拗地说：“穷人倒不如死了的好。至于富人怎么样，我才不管它呢。这样一个世界我是不会叫自己的孩子出生的。”安模模糊糊地看到他蜷缩在地上的紧绷的身影。“这完全是他们的自私，”他继续说道，“他们只顾自己寻快乐，生下一个丑孩子又干他们什么事？他们在床上，或者靠在墙上取乐三分钟，生下的孩子却要受一辈子罪。母爱，哼！”他开始笑起来，脑子清清楚楚地浮现出一幅图景：厨房的桌子、扔在亚麻油毡上的菜刀、母亲衣服上的鲜血。他解释道：“我受过教育，你知道。在英王陛下拥有的一个家里面。他们管那种地方叫‘家’。你以为家意味着什么？”他不容她回答就抢先解释说，“你弄错了。你以为家意味着一个上班工作的丈夫、一个漂亮的煤气灶、一张双人床、毡子拖鞋、摇篮什么的。不是的。家是禁闭孩子的单间屋子，只要你在教堂里说话，或者不管做了什么事，就都要挨一顿棍子，关在‘家’里。只给面包和白水。要是你不老老实实的，马上就有个中士过来把你打个鼻青脸肿。这就是‘家’！”

“那个人不就是想改变这种情况吗？他同我们一样也是穷人。”

“你说谁？”

“那个老人，咱们记不起名字的。你没有读过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吗？为了改建贫民窟，他把军费都削减了。报上还登着他为新居民大楼剪彩、和孩子谈话的照片。他不是阔佬。他不想打仗。所以他们才把他打死。我敢打赌，现在有人正利用他死的事发大财。讣闻说，他自己要干这些事是很容易做到的。他父亲做过贼，母亲自——”

“自杀了？”莱文低声说，“你知道她是怎样……”

“她是投河死的。”

“你在报上读到的这些事，”莱文说，“可真值得好好想一想。”

“哼，我看那个谋害了这个老人的人是得好好想一想的。”

“也有可能，”莱文说，“他不知道报纸登的那些事。付钱给他的那些人，他们是知道的。也许咱们把什么都弄清楚以后，知道这个人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事以后，就能了解他安的是什么心了。”

“那可不容易，一时是谈不清的。我想咱们还是打个盹吧。”

“我得想一想。”莱文说。

“睡一会儿以后再想事，你的脑子就清楚了。”

但是屋子太冷，莱文根本睡不着觉。他没有麻袋可以盖，身上的黑大衣早已磨得像布片一样薄了。从门底下吹来一阵刺骨的寒风，没准是沿着铁轨从苏格兰刮过来的，一股带着海中的浓雾和寒冰的东北风。莱文想：我不想伤害那老人，我和他既无冤，又无仇……“我会叫你把他打死的，事后我还会说‘干得好！’”有那么一刻，他非常冲动，几乎想把什么都豁出去，拿着枪走到外面去，叫他们对自己开枪。“万能的先生，”她那时就要说，“要是你口袋里就只有这一个招数，猎狗就不会……”但是他这时又觉得，了解了那个老人的事又增加了一笔要跟查姆里算的账。这些事查姆里早就都知道了。这件事只会叫他肚子里多吃一颗子弹，叫他主子也多吃一颗子弹。但是怎样才能找到查姆里的主子呢？唯一能指引他的只是瞥了一眼的那张照片，老部长叫他看的一张照片。那人同他带去的介绍信有一定的关系，那是一张脸上有疤痕的年轻的面孔，现在没准已经是一个老人了。

安说：“你睡着了吗？”

“没有。”莱文说，“你怎么了？”

“我觉得听见了脚步声。”

莱文仔细听了听。那是风吹动室外一块活动木板的声音。他说：“你尽管睡吧。不用害怕。在天亮以前他们看不清东西，是不会进来的。”他想：那两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呢？肯定不是在他经历过的那种“家”里面：冰冷的石头楼梯、喑哑的钟声、狭窄的禁闭室……他一下子睡着了，老部长在他睡梦中走过来，说：“打我吧。照两只眼睛这儿打。”莱文发现自己还是个孩子，手里拿的是弹弓。他哭起来，不肯打。老部长说：“打吧，亲爱的孩子。咱们一起回家去。打吧。”

他一下子惊醒过来。梦中，他的手紧紧握着枪。枪口正对着安睡觉的角落。他万分恐惧地盯着那块黑暗的地方，他听见一声喃喃的低语，正像门外边那个女秘书的痛苦呻吟一样。他问：“你睡着了吗？你在说什么？”

安说：“我没有睡。”接着她解释说，“我刚才在祷告来着。”

“你相信上帝吗？”

“我不知道，”安说，“也许有的时候信。祷告是一种习惯，反正也没有什么坏处。就像一个人走过梯子底下习惯把手指头交叉起来一样。我们都不希望遇见倒霉的事。”

莱文说：“我们在‘家’的时候整天祷告。一天两次，吃饭前也得祈祷。”

“这一点儿也改变不了你的生活。”

“对，一点儿也没有改变我的生活。只不过现在叫我想到我那白白糟蹋掉的生活，真是气得要发疯。有的时候我也想从头开始，但是只要一听到别人在祈祷，或者哪怕闻到一种什么气味，在报上看到什么新闻，过去那段日子就都回来了。过去的那些地方、那些人……”他又向前移动了几步，好像在这个冰冷的木棚里想要寻得别人支持似的。想到外面正有人等着要捉你，等天一亮就动手，令你一点儿逃走的希望都没有，也绝不可能让你先开枪，就更使你觉得无比孤独。他非常想天亮以后就先把她打发走，自己留在棚子里同他们干个你死我活，但这就无异于放掉查姆里和查姆里的主子，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莱文说：“我有一次看书——我喜欢看书——我受过教育。我有一次看心——心理——”

“别管什么了，”安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根据书上说，做梦似乎也能预示些什么。我不是说做梦像看茶叶棍儿呀、翻纸牌呀这些迷信玩意儿。”

“过去我认识一个女人，”安说，“玩牌玩得精极了，看着简直叫你身上起鸡皮疙瘩。她玩的纸牌上面画着非常奇怪的画儿，倒吊人什么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莱文说，“我说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没全看懂。我的印象是，要是你能把梦境说给人听……就像你身上永远背着个重东西，那东西有一部分生来就压在你身上，因为你有那么一个父亲、那么一个母亲，而他们又都有自己那样的父母……好像那重东西可以一直回溯到过去，就像《圣经》里说的，犯了原罪。等你长成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担子也就更大了。你自己想要做的事都做不了，而他们却叫你做那么多你不喜欢做的事。不管怎样，你也逃不出他们的掌心。”他把自己的一张悲哀的、杀手的脸托在手掌里。“就像向牧师忏悔似的。只不过忏悔完了，你还是去做那些事。我的意思是，你把什么都告诉了这些医生，把做过的梦一个不落地告诉他们，以后你就不用再做这种梦了。但首先你得把什么都对他们讲了。”

“连你梦见小猪飞起来的事也得说？”安说。

“什么都不能漏掉。等什么都说出来以后，事情就过去了。”

“你说得太不真实了。”安说。

“我想我没有表达清楚。但这都是我从书上看到的。我想，也许值得试一试。”

“生活充满了奇怪的事。比如说，我和你坐在这儿就非常奇怪。你在想曾经打算杀死我。我在想，咱们俩也许能阻止一场战争。你讲的那种心理学也并不是多么奇怪的事。”

“你知道，这是一种消除那些重担的办法。”莱文说，“并不是医生把它消除掉。至少我有这种感觉。比方说，刚才我同你讲了我待过的那个‘家’、面包、白水和祷告，讲过以后我现在就觉得这些事也不那么压得慌了。”他低声骂了一句非常下流的话，又接着说，“我总是说，我决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变得软绵绵的。我总是想我的嘴唇在这件事上救了我。心肠一软就危险了。动作就变得迟缓了。我见过不少人这样栽了跟头。结果是落到监狱里，或者是叫人在肚子上戳了一刀。现在我也变软了，像那些人一样，变得软绵绵的了。”

“我喜欢你。”安说，“我是你的朋友……”

“我对你什么也不要求，”莱文说，“我很丑，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像那些女孩子似的，不要去警察局，大多数女人都是动不动就去叫警察。我经历过这种事。但也许你不是那种女人。你是个女孩子。”

“我是别人的女孩子。”

“这我不在乎，”他带着痛苦的骄傲喊道，声音在寒冷、黑暗的屋子回响着，“我不要求你什么事，只有一件，你别出卖我。”

“我不会去警察局的，”安说，“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去。我喜欢你，你同我认识的所有人没有分别——除了我的男朋友以外。”

“我刚才在想，也许我能够对你说点儿什么——我做过的梦，正像我要同医生讲似的。你知道，我认识几个医生。你不能信任他们。到这里来以前我去看过一个医生。我求他把我的嘴唇整一整形。他想用麻药把我麻醉过去。他要去叫警察。医生是无法信任的。但是我能相信你。”

“你是可以信任我的，”安说，“我不会去警察局的。但你最好还是先睡一会儿，以后再给我说梦，如果你愿意的话。夜长得很呢。”

突然，他控制不住自己，冷得牙齿打起战来。安听见了，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的衣服。“你冷了，”她说，“你把麻袋都给我了。”

“我不需要。我有大衣。”

“咱们是朋友，不是吗？”安说，“咱们在共同做一件事。你拿两条麻袋去吧。”

莱文说：“屋子里还会有的，我去找找。”他划了一根火柴，沿着四壁走了一圈儿。“又找到两条。”他说。他在离她比较远的地方坐下，叫她摸不着：他并没有找到麻袋。他说：“我睡不着，只是打了个盹。我还做了个梦。梦到了那个老人。”

“哪个老人？”

“被谋害的那个。我梦见我是个小孩儿，手里拿着弹弓，他对我说：‘从眼睛这里把我射穿吧。’我哭了，他说：‘从眼睛这里把我射穿吧，亲爱的孩子。’”

“我可说不出来这梦有什么意思。”安说。

“我只是想告诉你。”

“那老人什么样子？”

“跟他活着的时候样子一样。”他又匆忙地补充说，“就同我在照片上看到的一样。”他陷入沉思里，很想把心里话说出来，但又有些犹豫不决。在这以前，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他说：“我给你讲一讲，你愿意听吗？”他听到她回答说：“我们不是朋友吗？”心头不由得涌起一阵奇怪的幸福感。他说：“今天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幸福的一个夜晚了。”但是他还是不能把心里的事全部告诉她。在她了解全部事情以前，在他对她表示出自己的全部信任之前，他的幸福总好像还有些欠缺。他不想叫她害怕，不想叫她痛苦，他需要慢慢地把压在心上的事泄露给她。他说：“在梦到自己是个小孩的时候，还梦见过一些别的事。我梦见我打开一扇门，一扇厨房的门，我看见我母亲——脖子割断了——可怕极了——脑袋就连着一点儿皮——她把脖子切开——用一把菜刀——”

安说：“这不是梦。”

“不是梦，”他说，“你说对了，我说的不是梦。”他等着，暂时不往下说。他感觉到她的同情在黑暗中向他游动过来。他又接着说：“太可怕了，是不是？你简直想不到世界上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怕的了，是不是？她心里一点儿都没有想到我，甚至连门都没有关上，好不让我看到。在那以后，就是那个‘家’的事了。你已经都知道了。你会说，那也很可怕，可是那怎能比得上刚才那件事呀。在‘家’里他们让我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让我连纸上的事也全能看得懂。例如心理学这类事。他们还教我写一手好看的字、说标准的英语。我刚进去的时候常常挨打，被关单人禁闭室，吃面包就白水，什么事我都尝过了。但是在他们教育了我以后，事情就不一样了。我变聪明了，他们再也抓不住我什么了。当然了，他们仍然怀疑我，但是他们什么证据也没有。有一次牧师还布置了个活局子想整治我。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出去才能说是生活的开始。他们算说对了。我们是一群老实孩子，吉姆、我，还有一些别的人。”最后他咬牙切齿地说，“这是第一次我什么事都没做，他们却给我加上了一个罪名。”

“你会逃掉的，”安说，“咱俩一起想个办法。”

“你用‘一起’这个词让我听着很舒服，但是这回我算栽在他们手里了。要是我能首先找到查姆里和他的主子，我自己爱怎样就怎样，我是不在乎的。”接着他带着某种既紧张，又骄傲的语气说，“要是我告诉你我杀过人，你会不会大吃一惊？”这好像是第一道篱笆，如果能够跳过去，以后再讲什么他就有信心了……

“你杀了什么人？”

“你听说过铁拳头凯特吗？”

“没有。”

莱文好像想到一件叫他非常高兴的神秘事，笑了起来。“我现在把我的性命交到你手里了。如果在二十四小时以前你要我把性命交付给你……当然了，我没有给你任何证据。当时我正在干赛马的事。凯特手下的一帮人同我们作对。两帮人斗得非常厉害。凯特想在赛马场上把我们的头儿干掉。我们一半人开着一辆汽车飞快地回到城里。他还以为我们是跟他坐一趟火车回来呢。我们赶到他前头，在站台上等着他。火车进了站，他刚一下车就被我们围住。我割断了他的喉咙，大伙儿架着他走出检票口。后来我们把他扔到一个书亭旁边，一溜烟地逃走了。”最后莱文说，“你知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赛马场上他们就都把刀子亮出来了。这是战争。”

过了一会儿安说：“是的，我知道。他也有机会这么干的。”

“听起来很可怕，”莱文说，“奇怪的是，并不可怕。实际上这是极其自然的。”

“你后来一直干这个吗？”

“没有。没有多大意思。你无法相信别人。有的人胆怯了，有的人变得太鲁莽了，谁都不动脑子。我想告诉你一点儿凯特的事。我干那件事一点儿也不后悔。我不相信宗教。因为你刚才说咱们是朋友，所以我不想让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误解。我同查姆里打交道就是因为跟凯特打架开始的。我现在懂了，他到赛马场去是为了物色人。我当时认为他是个笨蛋。”

“我们谈的都不是梦了。”

“我这就要给你讲梦了，”莱文说，“我想，我把凯特那样干掉后让自己的神经变得紧张了。”他的声音微微有些发抖，因为他同时带着希望和害怕。希望的是：既然她听了他杀人的事不太在乎，或许不至于把刚才说的话（“干得好”“我才不拦你呢”）收回去；害怕的是：他认为这样完全相信别人很少有不上当受骗的。但是他想，不管怎么说，能够这样把什么事都说出来，能够知道别人听了也一点儿不在乎，还是叫你非常舒服的，就像能够好好睡一大觉似的。他说：“我刚才睡了一小觉，这是两夜——三夜——我不知道多少夜以来第一次睡着。看起来我这人还不够坚强。”

“我觉得你够坚强的了。”安说，“咱们别再谈凯特的事了。”

“谁也不会谈论凯特了。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他离开想要告诉安的事越来越远了，“最近我老是梦见我打死的是一个老妇人，不是凯特。我听见她在门外边呼叫。我想把门打开，但是她把门把手攥住了。我不得不隔着门对她开了枪。后来我梦见她还活着，我又对着她的脑门开了枪。但就是这件事，也不那么可怕。”

“你就是在梦里手也不软。”安说。

“我在那个梦里还打死一个老人。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我拿的是一把无声手枪。他在桌子后面倒下了。我不想叫他痛苦。我和他无冤无仇。我一下子把他打死了。后来我在他手里放了个纸片。我不用从他那里拿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不用拿东西？”

莱文说：“他们没有给我钱叫我拿东西。查姆里和他的主子。”

“你说的不是梦。”

“对，不是梦。”室内出现了片刻的寂静，莱文害怕起来。他连忙用话语把沉寂填补起来。“我不知道那个老头是咱们的人。要是知道他是这么个人，我就不会碰他了。人人都谈论打仗的事。这可不关我的事。就是打起仗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光谈孩子，大人你就一点儿也不可怜了？我跟那个人势不两立。当时给了我五十镑，讲好回来以后再付二百镑。钱不算少。我想也不过是重演一遍凯特的事。跟搞掉凯特一样，一点儿也不费事。”他又说，“你现在要离开我了吧？”在寂静中，安听到他粗重的、焦灼不安的喘气声。过了半天她才说：“不。我不会离开你。”

莱文说：“太好了。啊，太好了。”他伸出一只手，摸到她放在麻袋上的手，冷得像冰块。他握住她的手，在自己几天没刮的面颊上放了一会儿，不叫它挨到自己畸形的嘴唇。他说：“能把心里的事都说给一个人听，多舒服啊。”

二

安沉默了好半天才又说话。她极力使自己的语调沉着自然，不想流露出内心的厌恶。她想看看自己是否能骗得过他，但是她唯一想到的话还是那句“我不会离开你”。在黑暗中，她回忆起报上关于这一谋杀案的所有报道：老妇人躺在过道上，两眼中间被子弹打穿，那个老社会主义者脑浆迸裂一地。报纸上称，这是自为了保证战争期间的英雄能够继承王位、塞尔维亚国王和王后叫人从王宫的窗户里扔了出去以来，最丧失人性的政治谋杀案。

莱文又说：“能够这样信任一个人，我觉得很舒服。”安从来也没有觉得他的嘴唇多么丑陋，这时却突然想起来，厌恶得几乎要呕吐。她想，不管怎样，我要把这出戏演完。我一定不能让他知道，一定得让他先找到查姆里和查姆里的主子，我再……在黑暗中，她把身体往回挪了挪。

莱文说：“他们现在在外面守着呢。他们把伦敦的警察也叫来了。”

“伦敦的警察？”

“报上登着呢，”莱文骄傲地说，“伦敦警察局的探长麦瑟尔。”

她的心头一沉，不由惊叫了一声：“到这儿来了。”

“可能就在外面呢。”

“为什么他不进来？”

“黑夜里，他们是抓不到我的，而且现在他们也知道你同我在一起了。他们不能开枪了。”

“你——你要开枪吗？”

“打死谁我也不在乎。”莱文说。

“天亮了以后，你打算怎样逃走？”

“我等不到天亮。只要有点儿亮能看到路，能看到射击的目标我就走。他们是不会先开枪的，他们不会开枪打死我。所以我还是有可能逃掉的。我只需要甩掉他们几个小时。只要一逃开，他们就不会知道我到哪儿去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在英国中部钢铁公司。”

安怀着一肚子厌恶和愤慨说：“你还要连眼睛也不眨地干掉几个人？”

“你说过你站在我这一边，不是吗？”

“是的。”安极其小心地回答道。她一边说这两个字，一边思索。为了要拯救这个世界——和吉米，自己付的代价太大了。如果认真衡量一下，世界在她心里还是要排在吉米后边的。她想知道吉米在想些什么。她了解他那呆板、严肃的性格，就是帮助他把莱文缉捕归案，他也不会理解她在莱文和查姆里这件案子里为什么要这样做。想阻止一次战争的说法就连她自己听着也站不住脚，纯粹是异想天开。

“咱们睡一会儿吧，”她说，“明天可有不少事要干呢。”

“我仿佛可以睡一觉了。”莱文说，“你想象不出我心里多舒服……”现在睡不着觉的该轮到安了，她要思索的事太多了。她忽然想，在莱文睡着的时候，她是不是可以把他的枪偷过来，出去叫警察。这样吉米就没有危险了。但这又有什么用？他们绝不会相信她的故事的，他们无法证明那个老部长是莱文谋杀的。但即使没有枪，他还是有可能逃掉。她需要时间思索，但她没有时间。她隐隐约约地听到从南边传来的一阵嗡嗡声，那边有一个空军机场，一队飞机正在起飞。飞机飞得很高，在进行特殊巡逻，保卫着诺维治的煤矿和英国中部钢铁公司这一重要工业区，像萤火虫的几点儿亮光排成队形高高飞过铁路，飞过停车场，飞过安和莱文潜伏的小木板房。桑德斯正在一辆火车皮后边避风的地方挥动胳膊取暖，阿基梦中看到自己又站在圣路克教堂的布道坛上，马尔库斯爵士守在他的自动收报机旁边。飞机高高飞过这些人的头顶。

近一个星期以来，莱文第一次睡得非常酣沉，手里仍然握着摆在膝头上的自动手枪。他梦见自己在焰火节上点着了一堆篝火。他把所有能找到的东西都扔进火堆里：一把刀刃已经钝了的切菜刀、一大堆赛马赌票、一只桌腿……火光熊熊，美丽又温暖。四周无数焰火腾空而起，五彩缤纷。这时老部长又出现在篝火的另一边。“火太好了。”他说了一声就径直往火堆里走去。莱文赶忙跑过去往外拉他，但是老人却说：“别管我，这里很暖和。”接着他就像盖伊·福克斯[16]的画像一样，在火堆里化成一股青烟了。

远处响起了钟声。安像每次钟响一样数了一下敲的次数。天一定快要亮了，而她却仍然束手无策。她咳嗽起来，觉得嗓子眼里有一股什么味刺激了她。突然，她非常高兴地发现外面起雾了。不是那种悬在半空中的黑雾，而是从河面飘来的、阴冷、潮湿的黄雾。只要再浓一些，要想逃走就不是什么难事。她硬着头皮触了莱文一下，现在她非常厌恶他。莱文一下子惊醒了。她说：“起雾了。”

“真是运气，”莱文说，“真是运气。”他低声笑起来，“还是得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你说对不对？”在黎明的最初的光线里，他俩只能依稀辨认彼此的影子。莱文一醒过来，便冷得瑟瑟发抖。他说：“我梦见了一堆篝火。”安发现他身上没有盖着麻袋，但她并不可怜他。他只不过是个没有人性的野兽，需要谨慎对待，利用完了就要把它毁掉。“让他挨冻去吧。”她心里想。莱文正在检査自己的手枪，她看见他把保险栓拉起来。他说：“你怎么办？你对我很好，我不愿让你遇到麻烦。我不愿让他们想——”他踌躇了一会儿，又说下去，“叫他们知道咱们俩合谋这件事。”他的语气带着像是询问对方的谦卑。

“我会想个借口的。”安说。

“我该把你打晕过去，他们就不会知道了。可是我下不了手，就是有人给我钱我也下不了手。”

安不由自主问了一句：“给你二百五十镑也下不了手吗？”

莱文说：“那人我不认识。情况不一样。我本以为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你是——”他又踌躇着不知该怎么说，一言不发地盯视手里的枪，“一个朋友。”

“你不用担心，”安说，“我会编造一套话的。”

莱文佩服地说：“你真聪明。”他看着雾气从房门的空隙里流进来，带着一股冷气，袅袅地填满了这间小木房。“雾很浓了，现在可以冒险试试了。”他用左手握着枪，活动了一下右手手指。他笑了两声，给自己鼓起一点儿勇气。“他们在雾里是不会抓到我的。”

“你要开枪吗？”

“当然要开。”

“我有一个主意，”安说，“咱们不必冒险。把你的大衣和帽子给我。我穿戴好先溜出去，叫他们在后面追我。雾非常大，在他们捉到我以前不会认出我是谁的。你听见警笛声以后，慢慢数五下，然后再走。我往右，你往左。”

“你真有胆量。”莱文说，但他又摇摇头，“不成，他们会开枪的。”

“你自己说过他们不会先开枪的。”

“对了。但是你会因为这件事蹲几年监牢的。”

“啊，”安说，“我会编造个故事的。我就说我是叫你逼着干的。”她又带着些愤激说，“说不定经过这件事我的身价还会高了。我会跳出合唱队，弄个有台词的角色。”

莱文不好意思地说：“如果你装作是我的女友，他们就不会给你安什么罪名了。你就这么跟他们说吧。你要是掩护自己的男朋友，就不会被判罪了。”

“你有刀子吗？”

“有。”他在衣服口袋里摸了摸，刀子没有在衣袋里，他一定把刀子落在阿基家最好的一间客房的地板上了。

安说：“我要把裙子割开，跑起来就不绊腿了。”

“我给你撕开吧。”莱文说。他跪在她前面，握紧她的裙子，使劲扯了一下，但是没有扯动。安看到他的手腕非常纤细，十分吃惊。莱文的手同一个瘦弱的小孩儿的一样，皮包着骨，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他的力量全在摆在他脚下的那支手枪上。安的脑子里映现出麦瑟尔魁伟的身影，她对跪在她脚下的这个瘦小、丑陋的身体厌恶和鄙视起来。

“没关系，”她说，“我尽量跑快点儿。把大衣给我。”

莱文把衣服脱下来，浑身瑟瑟发抖。大衣脱下以后，露出的是一件破旧的花格子呢西服，两个胳膊肘上都已经磨破了。没有那件紧紧的、黑筒子似的外衣包着，莱文好像失去了依靠，他不能像过去那样激愤、自信了。他穿着格子呢衣服看起来很不自然，他的身体痩小、孱弱，谁看了也不会觉得他是个危险的杀人犯。为了掩盖袖子上的破洞，他的两只胳膊紧紧贴着身子。“还有你的帽子。”安说。莱文从麻袋上捡起帽子，递了过去。他觉得自己非常丢人，过去，每逢自己丢人的时候，他总是禁不住火冒三丈。“现在你记住，”安说，“等警笛一响你就数数。”

“我真不愿意这样。”莱文说。他想把同她分别时自己内心的痛苦表达出来，但是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觉得这好像是世界的末日了。他说：“我还会见到你的——有一天。”当她用毫无感情的语调表示同意的时候，他痛苦、绝望地笑了笑说：“这是不太可能的，在我杀了那个——”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要杀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第七章

一

医院里人人都忙得团团转。几年以前医院也乱过一阵，那次举行街头募捐，有人趁乱把市长老派克尔拐走，带到威维尔河边上，威胁他说，如果不付赎金就把他扔进河里。自从那次恶作剧以后，这是几年来医院经历的最热闹的一天。一切都是由老费尔格逊、老布迪组织安排的。院子里停着三辆救护车，一辆车插着一面骷髅旗，是专门运送“死人”的。有人尖声喊，麦克正在用洗鼻器吸出汽油，于是大伙儿用面粉和煤灰把麦克涂了个满身。他们准备了好几桶面粉和煤灰，除了插骷髅旗的汽车运送的“死人”外，所有救护车载来的伤号都要涂上白面和煤灰。这并不是官方的规定，而是医学院学生出的主意。他们还准备把“死人”放在地窖里，地窖里有冷冻设备，可以使尸体不腐烂，留备日后解剖用。

一个高级外科医生神情紧张、匆匆忙忙地从院子的一个角落走来。他正要去给一名孕妇行剖腹手术，他非常担心医学院学生要拿他寻开心，给他涂上白粉，或者拿煤灰撒他。五年以前，一个女病人正好死在医学院学生外出募捐、闹了不少恶作剧的一天，结果弄得满城风雨。照看那个病人的医生被学生拐跑，装扮成盖伊·福克斯的样子，让学生拉着在城里各处转了半天。幸而死的女人不是个自费病人，虽然她丈夫在审讯这个案子时大吵大闹，但验尸的法医却替学生说了不少好话。法医也是学生出身，他记得很清楚，当年他们自己也把大学副校长涂了一身煤灰。

和副校长开玩笑的那一天，这个高级外科医生也在场。在他安全地走进玻璃走廊之后，他的紧张劲儿过去了，想起那次的恶作剧，不由得笑了起来。副校长很不得人心，他是个老古板，不适宜在外地大学当校长。他曾用自己创造的非常复杂的格律把罗马诗人鲁肯[17]的《法尔撒里亚》译成英文，外科医生模模糊糊地还记得这位副校长创造的格律。在那次恶作剧中，他的夹鼻眼镜被摔碎了，一张吓坏了的、枯瘦的小脸强作笑容，怕学生讥笑他不风趣。但谁都知道，他是一点儿也不风趣的。正是因为这个，他们才拼命用碎煤扔他。

外科医生站在安全的玻璃走廊里，笑嘻嘻地看着院子里一群瞎胡闹的学生，不无某种怀旧之情。这些人的白袍子都已经被煤灰染黑。一个人抢到了一个洗胃器到处喷射煤灰。再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到街上去闹事，到商业街的商店去抢东西，把一只已经被虫子蛀了的老虎标本抢来，当作自己的福神。他想：欢乐的青春时光啊！他看到会计员柯尔逊被追得抱头鼠窜，吓得要命，不禁又低声笑起来。也许他们会逮住他的。啊，不，他们已经把他放走了。“像飞腾到云雾中”“像跳水运动员在高空中翻筋斗”，真是开心啊！

布迪这时正忙得不可开交。谁都跑过来请示他该做什么事。他是这群人的首领。该把什么人扔在面粉桶里，该向什么人投碎煤块，都由他决定。他感到自己很有威风，大大挽回了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受外科医生讥嘲而丢失的面子。只要他下命令，就连平时指导学生实习的医生也有挨煤块的危险。面粉和煤灰正是布迪出的主意，如果不是他把这次防空演习变成一场开玩笑的好机会，那就纯粹是一次官方组织的、枯燥乏味的例行公事了。恶作剧这个词本身就给了你无限权力，叫你不再听人辖制，为所欲为。演习之前他召集了几个会动脑筋的学生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对他们解释说：“要是看见有谁在街上不戴防毒面具，这个人就是内奸。有人想破坏这次演习。所以咱们把他弄到医院以后，得叫他吃点儿苦头。”

学生把布迪围在中间，吵吵嚷嚷。“咱们的老布迪，真是好样的！”“小心有人在向你喷煤灰呢。”“哪个浑蛋把我的听诊器偷走了？”“咱们怎么对付小老虎蒂姆？”他们把布迪·费尔格逊簇拥起来，等着他发号施令。布迪·费尔格逊髙高站在救护车踏板上，白大褂敞着襟，两手插在双排扣的背心口袋里，骄傲得不可一世，又短又粗的身子整个鼓胀起来。他手下的喽啰们正齐声喊叫：“小老虎蒂姆！小老虎蒂姆！小老虎蒂姆！”

“朋友们、罗马的公民们、亲爱的同胞！”布迪一张口，大家就笑不可抑。老布迪真有两下子，在什么场合下他知道该讲什么话。有他在场，就玩得有意思了。他的话一句比一句俏皮。“请你们洗耳恭听，洗一洗耳朵……”下面笑得尖声呼哨起来。老布迪太有意思了。了不起的老布迪。

布迪·费尔格逊是很注意自己的身体的，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大动物，应该吃肉却总是被喂草料，需要好好运动一下。他摸了摸胳膊上的肱二头肌，他的肌肉已经绷起来，就等着行动了。整天考试，整天听课，布迪·费尔格逊需要的是活动活动身体。当他被一群同学簇拥着的时候，他幻想自己是一名领袖。战争爆发以后，他不会去做红十字会的工作：连长布迪·费尔格逊，战斗英雄费尔格逊！他在过去通过的考试中得到的唯一一个优秀成绩就是在军官训练学校里拿到的甲级证明书。

“咱们有几个朋友好像没有来，”布迪·费尔格逊说，“西蒙斯、艾特金、马洛韦斯、瓦特。这些人都是可恶的奸细，他们都是。咱们正在这里为国效劳，这些浑蛋却在家里啃解剖学。咱们得把他们揪出来。我命令机动队到他们住的地方去进行搜查。”

“要是女的怎么办，布迪？”一个人尖声喊道。所有的人都大声笑起来，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掌，乱成一团。因为布迪同女人厮混是很有点儿名声的。他曾经同他的朋友吹牛，他和大都会旅馆最漂亮的女招待都很有交情。他管她叫多汁的朱丽叶，暗示他同她在自己的寓所里不只是喝茶，还有过无法想象的浪漫行为。

布迪·费尔格逊跨在救护车的脚踏板上，喊道：“把她们都给我弄来。战争期间我们需要更多的母亲。”他觉得自己强壮、粗野、生气勃勃，简直是头公牛，几乎忘记了自己还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关系，只有一回想和一个诺维治市的老妓女搞出点儿什么名堂，却没有成功。但是布迪的名气却很不小，同学们在床上谈情说爱时脑子里常常想到布迪的神奇传说。布迪懂得女人。布迪是个实干家。

“对她们不要客气。”他们尖声向他喊道。布迪神气活现地回答：“那还用说。”他这时尽量不想自己的前途：在外地小镇里开业行医，肮脏的小诊疗室里坐满了靠健康保险金看病的病人，一大堆检查身体的孕妇，薪资低微，工作辛劳，一辈子厮守着一个呆板乏味的老婆。“防毒面具都准备好了吗？”他向周围的一群人吆喝了一声，俨然是一名群众爱戴的领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子。如果当上一群人的头子，考试好不好又有什么关系？他看到几个女护士正从玻璃窗后面瞟着自己，其中也有那个浅黑皮肤的小护士米丽。星期六她要来找他吃茶。他觉得自己的肌肉都因为骄傲而变得紧绷绷的。他心里想：这回一定要痛痛快快地狂欢一场，叫自己的名气更大一些。他已经忘了那闷在自己心里，只有每次来找他的女孩子才明白的事实。每次都是一样：吃松饼时找不到话说、结结巴巴地说些足球赛的新闻、在门口分别时因为不敢接吻而自怨自艾……

胶水厂的报警器长鸣起来，声音越来越尖，活像一只惊慌嚎叫的叭儿狗。所有的人都静立了一会儿，模糊想起了停战日默哀的情景，然后乱哄哄地分成三个组，争先恐后地爬到救护车顶上，戴上面具，开到诺维治寒冷、空旷的街头上。每过一个街角，救护车就甩下一群人。一个个小组沿着街头走下去，因为抓不到猎物而有些失望。街头上几乎空无一人。只有几个送信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跑，戴着面具，活像马戏团里表演单车的小狗熊。因为不知道在面具里说话声音能不能清晰地传出来，巡查小组的人说话时总是尖声喊叫，仿佛每个人都关在一间隔音的电话间里似的。他们的眼睛在云母镜片里滴溜溜乱转，盯着每一家商店的大门，一心想捉到个牺牲品。几个人围住了布迪·费尔格逊，建议抓一个警察，因为警察值勤是不能戴面具的。这意见被布迪否决了，他解释说，今天不是个寻常开玩笑的日子。他们搜寻的是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连防毒面具也不屑于戴的人。“有的人连划船练习都逃避。”他说，“有一次在地中海，我们狠狠地惩治了一个不参加划船练习的人。”

布迪的话使他们想起了所有那些不积极参加演习的人，这些家伙利用别人这样忙碌的时候关在书房里读解剖学。“瓦特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近，”布迪·费尔格逊说，“让咱们到他家里去把他的裤子扒掉。”他像喝了几品脱苦啤酒似的，精力顿时充沛起来。“到制革街去，”布迪喊道，“先向左拐。再向右拐。再进左边第二条街。12号，二楼。”他说这条路他非常熟悉，因为入学后第一个学期，在他知道瓦特是怎样一个浑蛋以前，他到瓦特家喝了好几次茶。认识到自己错误以后，他总想给瓦特一点儿肉体惩罚，为了表示同他彻底决裂，只说几句冷嘲热讽的话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沿着空荡荡的制革街走下去，六七个戴着面具，白衣服上沾满煤灰的怪物，个个一般装束，无法分辨你我。从中部钢铁公司的大玻璃门外，他们看到三个人正站在电梯旁边同守门人谈话。公司附近布了不少穿着制服的警察岗。又走了几步，他们在广场上看到另一组巡查队比他们运气好，正往救护车上拖一个小个子（这人又跳又叫，拼命挣扎）。警察笑着在旁边看热闹。一队飞机隆隆地从头顶上飞过，在市中心俯冲下去，使这次演习增加了真实的气氛。先向左拐，再向右拐。在没到这地方来过的人眼里，诺维治市中心的建筑好像是个大杂烩。只有在市区北部的边缘上，过了一个公园，才能看到一条又一条的整齐街道，两边都是富裕的中产阶级的住宅。在市中心大市场上，转过几座大玻璃钢窗的近代化办公大楼，就是一排湫隘的小肉店，刚把豪华的大都会饭店抛去脑后，扑鼻就闻到一股寒酸的煮青菜味。只要在诺维治市内转一圈，世界上一半的人是没有道理不了解另外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

左边第二条街。路一边只建了一半楼房，再往下走就是光秃秃的岩石。街道陡然倾斜下去，岩石上过去伫立着一座碉堡。但现在，这座碉堡已经改建成一幢黄砖砌就的市博物馆，博物馆里面陈列着石器箭头和棕色陶片，动物馆里有几个虫蛀的鹿头和一八四三年诺维治伯爵从埃及带来的一具木乃伊。只有这个木乃伊幸免虫蛀之灾，但博物馆的管理人说老鼠已经在里面做了窝。麦克胸袋里装着一个洗鼻器，想爬到岩石上面去。他大声对布迪·费尔格逊说，管理员没戴面具，正站在博物馆外面给敌机发信号。但是布迪和另外几个人却没有理会他，径直向下面12号门牌跑去。

女房东给他们开了门。她讨好地对他们笑了笑，告诉他们瓦特没有出去，大概正在看书。她揪住布迪·费尔格逊的衣服对他说，他们应该把瓦特先生带出去活动半小时，整天看书对他身体太不好了。布迪回答说：“我们就是来带他走的。”

“哎呀，这不是费尔格逊先生吗？”女房东说，“您的声音我一听就知道，但要是您不跟我说话我还真认不出来了，戴着这种大罩子。我刚才正要上街，多亏瓦特先生提醒我，正在举行这种毒气演习。”

“啊，他还没忘，是不是？”布迪说。因为房东太太认出他来，布迪的脸在防毒面具后面涨得通红。这就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摆一摆威风了。

“瓦特先生说，我会被人送进医院去的。”

“来吧，孩子们。”布迪一边说一边把大家领上楼。但是因为人数多了一点儿，这件任务就不知道该怎样执行了。不能所有的人一拥而入，一下子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他们只能跟在布迪后边，一个一个地走进去，一言不发地围在瓦特的桌子四周，而且有点儿不好意思。如果是个精明人，这群人是不难对付的，但瓦特却不是这样的人，他知道他同这些人早就结了怨，不想对他们卑躬屈膝、丢失脸面。他学习勤奋是因为他喜欢学习。他并不能以谋求出路作为勤学的借口，因为他家境非常富裕。他不参加体育活动是因为他不喜欢活动，也无法以健康不佳作为借口。他那股精神上的傲气是他事业前途必然获得成功的保证。如果说他现在发愤学习、招同学忌恨，这却是为他的前途所必须付的代价：取得爵士封号，在哈利街[18]开一所高级诊所，为名流贵人行医看病。像瓦特这种人是用不着怜悯的，值得可怜的倒是他的那些敌人，五年大学生活庸庸碌碌地度过，毕业后一辈子埋在外省一个小医院里，终生没有出头之日。

瓦特说：“请关上门。你们不觉得穿堂风太冷了吗？”他这句有些害怕又充满讥嘲的话给了来的人一个机会，他们对他的忌恨猛地涌了上来。

布迪说：“我们来问问，你早上为什么不去医院？”

“这位是费尔格逊，是不是？”瓦特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了解我的行动。”

“你是个奸细，是不是？”

“你用的这个词儿可老掉牙了，”瓦特说，“你说错了。我不是奸细。我只不过在翻看几本老医学书。我料想你们对这些书并不感兴趣，所以我请你们到别的地方转转去。”

“你还在用功？你们这些人就是靠这个往上爬的，别人都在干正经事，你们却躲在家里用功。”

“这只不过是每人的趣味不同，”瓦特说，“我的乐趣是翻这些旧书堆，你们的乐趣是穿戴着这种怪玩意儿在街上大喊大叫。”

这句话把来的人惹恼了，就像他对皇家制服说了什么大不敬的话一样。“我们要扒下你的裤子来。”布迪说。

“请便。我看还是我自己脱吧，”瓦特说，“为了节省时间。”他一边说一边果真自己把裤子脱下来。他说：“你们要干的这桩事具有心理学意义，研究一下倒蛮有意思。这同阉割有相像之处。我的理论是，在内心深处这都是对别人性机能嫉妒的一种表现形式。”

“你这个狗杂种。”布迪说，说着他拿起一个墨水瓶，把墨水往墙上一洒。他不喜欢“性”这个字。他一方面对酒吧女招待、对女护士、对浪荡的女人抱有很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又相信爱情，那仿佛同温暖的乳房、同母爱有一定的关系。“性”这个词却把这两类事物混同起来了，这令他不由得火冒三丈。“捣毁他这间狗窝！”他大喊一声。听到这一声号令，他手下的一帮喽罗马上兴致勃勃地大干起来，简直像一头头的小公牛。但正因为大家兴致高了，倒也没有认真破坏什么。他们只不过把书从书架上拉出来，抛了一地，打碎一个玻璃镜框，因为镜框里面镶的是一幅裸体画的复制品，激起了他们清教徒的义愤。瓦特冷冷地看着他们。他心里有些害怕，但越是害怕，他也就越尖刻。他只穿着一条内裤站在那里，布迪突然看清他了：他看到他生来就比自己优越，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他对这个人恨之入骨。他感到自己虚弱无力，他没有瓦特那样“高贵”，他脑子不聪明，再过几年，瓦特就要扶摇直上，成为哈利街一位名医，专给名媛贵妇治病，荣获爵士封号，他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也再不能影响瓦特的财产和幸福了。侈谈自由意志有什么用？只有战争和死亡可以挽救自己，不致潦倒终生：外地小医院，永远伴着一个枯燥乏味的老婆，无聊时打打桥牌……他觉得如果自己有勇气干出一件什么事，叫瓦特永远忘不了自己，心情就会好一些。他拿起墨水瓶来，倒在摊开在书桌上的一本古老的手抄本的扉页上。

“走吧，孩子们，”他说，“这屋子臭味太大了。”他领着手下的人走出屋子，下了楼梯。他觉得自己情绪很高，好像证明了自己还是个名副其实的男子汉似的。

刚一出门，他们就抓到了一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婆一点儿也不知道这群人要干什么，还以为他们要向她募捐，掏出一便士铜币来要他们收下。这些人告诉老太婆得把她送到医院去。他们对她非常客气，一个小伙子还主动替她拿着买东西的筐子。刚刚演完了一出武戏，这群人一下子变得非常温文尔雅起来。老太婆还是什么都不懂，笑着对他们说：“哎，我可不去，你们这些小伙子真会出主意！”一个人搀着她，扶着她往前走。她又说：“你们这里面谁是圣诞老人？”布迪不太高兴：老太婆这么糊涂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突然，他心里涌现出一片高贵的感情：“首先要拯救妇女和儿童。”“尽管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来，他还是帮助一个老太太平安脱险了……”他没有再往前走，看着别人把这个老太婆送上救护车。老太婆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咯咯地笑个不停，一边还不断用手指头捅别人的肋骨。在寒冷清澈的空气里，她的笑声传得很远。她一直叫他们“脱下那些玩意儿，别再拿老人家寻开心”，就在这些人转过街角的时候，她还叫他们摩门教徒[19]。也许她要说的是穆斯林，因为她的印象中穆斯林都戴着面纱，而且都有好几个老婆。一架飞机隆隆地从头上飞过去，街头上除了炸死炸伤的人以外，只剩下布迪一个。就在这时候，麦克跑了过来，说他有一个好主意。为什么不从博物馆把木乃伊偷出来，送到医院去？木乃伊没戴防毒面具。挂着骷髅旗的救护车已经把小老虎蒂姆捉到，现在正在街上穿梭，准备抓市长老派克尔。

“不，”布迪说，“今天不是普通开玩笑的日子。演习是件正经事。”突然间，他发现一个小路口有个没戴面具的人，这人一看见他便扭头往回跑。“快，把那个人抓住。”布迪喊叫起来，“抓住他！”话没说完，布迪和麦克就追了过去。麦克跑得快，布迪身体已经开始发胖，没有多久，麦克已经领先了十码左右。那人比他们起步快，这时已经钻进另一条街，看不见了。“你先跑，”布迪对麦克喊道，“抓住他，等我赶上来。”转眼间麦克也跑得不见影子了。在布迪经过一幢楼房的时候，门道里一个声音说：“咳，说你呢。忙的是什么？”

布迪一下子站住了。说话的人背靠门站在门道里，麦克经过的时候没有发现他。从这人的行径上看，他有意埋伏在这里，肯定安着什么坏心，绝不是想开个玩笑。这条伫立着一座座哥特式小洋房的街道上一个行人也没有。

“你们在找我，是不是？”那个人说。

布迪厉声喝问道：“你怎么不戴面具？”

“你们在做游戏吗？”那人气冲冲地问。

“怎么会是做游戏，”布迪说，“不戴面具，你就是伤号了。你得跟我到医院去。”

“我得到医院去，真新鲜。”说着，那人的身体反而更向后缩了缩。他生得又瘦又小，衣服的两个胳膊肘都已磨破了。

“你还是走一趟吧。”布迪说。他深吸了一口气，胳膊上的腱子肉绷了起来。纪律，他想，太缺乏纪律了。这个小浑蛋看见了长官居然还这么蛮横无理。他知道自己力气比这个小个子大得多，暗自扬扬得意。他要是不老老实实跟着走，我就一拳把他的鼻子打扁。

“好吧，”那人说，“我跟你走。”他从黑暗的过道里走出来，狠毒的丑脸、兔唇、粗俗的格子呢衣服，尽管没有反抗，他还是带着一脸杀气，神色狰狞。“不是往那边，”布迪说，“往左。”

“你跟我走。”小个子用口袋里的枪抵住布迪的腰，下命令说。“我是伤号，太可笑了。”他皮笑肉不笑地说，“进那个大门，不然的话你可就成了伤号了……”他俩对面是一间小汽车库，车库里没有车，车主一定开着车上班去了。这间空房子没有关门，伫立在只有几英尺长的一条车道的尽头。

布迪强作镇静地骂了一句：“他妈的。”但是他立刻就认出了本地两份报纸都描写过的这个长相，再说，这家伙那种声色不动的劲儿恰好说明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这是布迪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时刻，那些对他的行为并未提出指责的朋友也决不叫他把这件事忘记。在他的一生中，这个故事不断在他最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不论是严肃的历史书还是记叙罪案的材料汇编。一句话，此后布迪平凡、庸碌地在各处辗转行医，这个故事一直跟随着他。没有人认为他这时的行径关系如何重大，也没有人对他的表现提出任何怀疑：他乖乖地走进汽车房，服从莱文的命令，锁上了房门。但是他的朋友们却不了解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如何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都没有冒着冰雹似的炸弹在街上守卫，没有抱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期待着战争，他们都不是布迪，只当了一分钟的战斗英雄就卷入了真正的战争，被一个瘦骨嶙峋的亡命徒手中的自动手枪打破了幻梦。

“脱下来！”莱文说，布迪乖乖地摘掉面具。他不仅被逼着摘下面具，而且也剥掉了白大褂和绿呢子衣服。当全身被剥光以后，他的希望也完全破灭了——想在战争中当群众领袖的希望成为泡影。他只不过是个又羞惭又害怕、一身胖肉的年轻人，穿着内裤，站在汽车房里瑟瑟发抖。他内裤的屁股上还破了一个洞，腿上的汗毛刮得干干净净，两个膝盖泛着红色。他的身体还算是强健，但从他肚子的曲线和脖子上的肥肉判断，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他像是一条大狗，需要远比这种城市生活能够提供的更多的运动。虽然他也坚持长跑，一星期总要跑好几次。不管天气多么冷，他都穿着短裤和背心在公园里慢吞吞地跑圈，带着孩子出来散步的保姆看着他窃笑，儿童车里的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小孩对他指指点点，尖声尖气地发表评论。布迪虽然脸有些发红，但从不气馁。他锻炼得不错，但是锻炼了这么久却只落得这么一个下场——穿着带破洞的内裤站在那里发抖，大气也不敢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瘦胳膊瘦腿——那胳膊他一把就能扭断——的小流氓穿上自己的衣服，戴上自己的面具，扬长而去。实在太叫人下不来台了！

“转过去。”莱文说，布迪又老老实实地转过身去。他现在已经成了个可怜虫，既害怕又可怜，即使莱文给他一个机会，他也不知道怎么利用。他从来没有什么幻想，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风险，这次在汽车房的电灯泡底下，面对着一只转瞬就会发射出痛苦和死亡的、狰狞可怖的金属长铳，他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把手背过去。”莱文用布迪的领带把他的两只火腿般又红又粗的手腕捆住，那是一所不出名的公学毕业校友会的棕黄两色领带。“躺下。”布迪·费尔格逊服帖地倒在地上，听凭莱文用一条手帕捆住他的脚，又用另一条把他的嘴堵住。莱文捆得不太结实，但也只能这样了，他必须动作敏捷。他走出汽车房，把门轻轻关上。他希望自己能抢在警察前面几小时，但是无法指望警察一定能够给他多少分钟。

莱文在顶上伫立着博物馆的山岩下面小心翼翼地走着，随时注意前面有没有巡逻的学生。但这时医学院学生组织的巡逻队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在车站外面组织了纠察队，拦阻乘火车来的旅客走出车站，有的到北郊煤矿区去巡查。现在主要的危险是随时可能响起警报解除的笛声。街头上站着很多警察：莱文知道为什么，但他从警察前面坦然走过去，直奔制革街。他只计划到中部钢铁公司的大玻璃门，下一步怎样做，他自己也心中无数。他盲目地相信命运会安排好一切，相信恶有恶报，他必定能够复仇。只要进了那座大厦，他就会找到那个卑鄙地陷害他的人。他平安地走到了制革街，走到窄小的单行道马路另一边，直奔前面那座用钢框和玻璃建成的办公大楼。他带着某种喜悦的、必获成功的感觉摸着后胯上的枪。杀人和复仇使他心里轻飘飘的，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向压在他心头的那种恼恨、痛苦好像一下子都不见了。他似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另外一个什么人在执行复仇的计划。

一个人从中部钢铁公司的大门里探头出来看了看停在外面的汽车和空空荡荡的大街。这人的衣着像个办事员。莱文从人行道上走过去，从面具后面盯了一眼门后的这个人。他踌躇了一下：这人的面孔他似乎在他居住的苏豪咖啡馆外边看过一眼。他突然转过身去，急匆匆地从来路返回，心里有些害怕。警察已经在那里埋伏下了。

等到他走到商业街时，又安慰自己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商业街非常寂静，除了邮局前面一个递送电报的报童正跨上脚踏车，他没有看见别的人。钢铁公司布下的警岗只不过意味着他们也发觉维多利亚街的窃案同中部钢铁公司有一定关系，绝不等于那个女孩子又是一个出卖他的娘儿们。他的老毛病，猜忌、孤独又在暗暗地啮咬他的心灵了。她是正直的，莱文几乎坚信不疑地赌咒说，她不会出卖我，这是我们两人一起干的事。他又想起她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是朋友。”但他对自己是否安全终究有些怀疑。

二

舞台监督决定这一天清早就进行排练。他可不想再给演员买一批防毒面具，平白无故又增加一笔开支。防空演习开始的时候排演就应该已经开始，演习未结束前，排练一直进行。戴维斯先生说他想看看新排练的这个节目，所以舞台监督也给他送去了一张通知。戴维斯先生把通知书插在镜子下边，紧挨着一张名片。名片上记的是他的一些姑娘的电话号码。

在这套单身汉的现代化公寓里，暧气冷得出奇。同过去一样，柴油机又出了毛病，本来是二十四小时都有的热水也只是刚有一点儿温意。刮胡子的时候，戴维斯先生三番五次割破了皮，下巴上粘着好几个小棉花球。戴维斯先生的眼睛瞟到两个号码：梅费尔区632，博物馆路798。这是寇拉尔和露茜两人的住址。寇拉尔和露茜两个一个皮肤黑黑的，一个白白的；一个刚到结婚年龄，一个小巧瘦弱。这是他的白天使和黑天使。窗玻璃上还挂着黄色的晨雾，一辆汽车发出一阵逆火声，又使他想起莱文：莱文正被一队武装警察包围在一个铁路车场里，绝对不会漏网。他知道马尔库斯爵士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他很想知道如果一个人早晨醒来，知道自己活不过今天，该是什么滋味。“说不定哪个时辰就大限临头。”戴维斯先生心里乐滋滋地想，一边涂抹他的止血笔，把棉花团贴在较大的伤口上。但是如果一个人像莱文那样知道自己的末日已到，是不是还会因为暖气不够热或者刮脸刀太钝而发脾气呢？戴维斯先生的脑子里充满了伟大的哲学道理，他觉得一个注定走上死路的人计较脸上刮破了几个小口，实在是件荒谬绝伦的事。但是，当然了，莱文在那个小木板房里是不会刮脸的。

戴维斯先生匆匆吃了一顿早餐——两片吐司、两杯咖啡，从食堂里用升降梯送上来的四个腰子和一大片火腿，外加一碟银丝牌果酱。他想到莱文绝不会吃上这样丰盛的早餐，不禁得意非常。被判死刑的犯人在监狱里或许能吃到一顿丰盛早餐，可是莱文绝办不到！戴维斯先生最反对浪费东西。这顿早饭他花了钱，所以在吃第二片面包的时候他把剩下的黄油和果酱全都抹上了。一小滴果酱掉在他的领带上。

除了惹得马尔库斯爵士不愉快外，只有一件事叫戴维斯先生有些放心不下：那个女孩子。他怪自己太头脑发热了：开始想杀死她，后来又不想杀死她。这都要怪马尔库斯爵士。马尔库斯爵士要是知道了这个女孩子的存在，指不定要怎么惩治他呢，他当时简直吓得晕头转向了。但是现在这件事已经没有关系了。大家都知道女孩子是莱文的共犯，法庭不会相信罪犯对马尔库斯爵士的控告的。戴维斯先生在想这些事的时候，把防毒演习的事完全忘记了。他只想到如今万事大吉，他该到剧场去散散心了。在去剧场的路上，他在一台自动售货机上投进两枚六便士硬币，买了一包太妃糖。

他发现考里尔先生非常苦恼。新节目已经排练了一次，穿着皮外衣坐在前排座位上的梅迪欧小姐看过后评论说，这个节目太庸俗。梅迪欧小姐说她不反对戏里有点儿黄色的东西，但是这里表现得太低级。这是音乐喜剧，不是滑稽剧。梅迪欧小姐怎么想，考里尔先生倒不在乎，但是梅迪欧小姐可能代表着寇恩先生……考里尔先生说：“如果您能说说哪一点庸俗……我简直看不出来……”

戴维斯先生说：“再演一遍。要是有庸俗的地方，我告诉你。”他在梅迪欧小姐后边的位子里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嘬着奶油糖。梅迪欧小姐大衣的温暖的皮毛味和身上高贵的香水味一阵阵飘进他的鼻子来。他觉得这是生活中最大的享受，整个剧团都属于他一个人所有，至少百分之四十属他所有。当舞台上上来一群女孩子，个个穿着蓝色短裤、红色条纹衫，系着乳罩，戴着邮递员的帽子，手里拿着象征丰饶的羊角，戴维斯先生开始挑选起自己的“百分之四十”来：右边那个生着吊眼眉的黑皮肤姑娘，那个腿比较胖的大嘴姑娘（女孩子嘴大是个好门面）。女演员扭着屁股在两个邮筒中间跳着，戴维斯先生津津有味地嘬着太妃糖。

“这个舞剧叫《两个人的圣诞节》。”考里尔先生说。

“为什么？”

“你看，那些羊角是圣诞节礼物，古典式的礼物。‘两个人’使人想到一点儿两性关系。凡是标着‘两个人’的节目总有点儿那个意思。”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两个人的房间》了，”梅迪欧小姐说，“还有一个什么《两个人才能做一场梦》。”

“‘两个人’是不嫌多的。”考里尔先生说。他又可怜巴巴地央求说：“你能不能给我说说，到底什么地方庸俗？”

“比如说，那些羊角。”

“羊角是古典的，”考里尔先生说，“来源于希腊。”

“再比如，那些邮筒。”

“邮筒？”考里尔先生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喊起来，“邮筒有什么不好？”

“亲爱的，”梅迪欧小姐说，“如果你不知道邮筒为什么不好，我可不告诉你。如果你找些太太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我倒不妨同她们讲讲。如果你坚持要邮筒，你得把它们染成蓝色，变成航空信件邮筒。”

考里尔先生说：“这是在做游戏吗？”他又气冲冲地问，“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要写信？”在考里尔先生转过身来的时候，演员们随着钢琴的叮咚声继续以极大的耐心跳着。她们把羊角献出来，又对着台下举起羊角，裤子上镶着的玻璃扣子在屁股上闪闪发光。考里尔转过身对台上生气地大喊道：“别跳了好不好？让我好好想一想。”

戴维斯先生说：“不错嘛，就这么演吧。”他觉得能驳斥梅迪欧小姐一下心里非常舒服。梅迪欧小姐身上的香水味弄得他心旌摇曳，既然他打败不了她，又不能同她睡觉，让她小小地下不来台也多少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征服一个出身高贵的妇女的欲望。他从青年时期起就一直做这种梦，那时他在英国中部一所纪律森严的寄宿学校里，他在课桌和位子上都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您真的认为这样演挺好吗，戴维南特先生？”

“我姓戴维斯。”

“对不起，戴维斯先生。”这一下可铸成了大错，考里尔先生想，他把这位新的赞助人得罪了。

“我可觉得太低级了。”梅迪欧小姐说。戴维斯先生又往嘴里放了一块太妃糖。“往下演吧，朋友，”他说，“只管演下去。”戏又接着演下去，轻歌曼舞叫戴维斯先生神驰心荡，那歌声有时充满渴望，有时又甜美又哀愁，有时又勾得人心里发痒。戴维斯先生最喜欢那种甜美的曲调。当台上唱起“你有点儿像我妈妈”时，戴维斯先生真的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真是个最理想的观众。一个人从舞台侧翼走出来，对考里尔先生喊了一句什么。考里尔先生尖声大叫：“你说什么？”一个身穿浅蓝色短上衣的演员机械地继续唱着：

你美丽的照片

只是那最甜蜜的一半……

“你是说圣诞树？”考里尔先生喊道。

在你的十二月里

我将永远记忆……

考里尔先生尖声喊：“把它拿走。”歌声唱到“另一个妈妈”时突然中断了，年轻人说：“你弹得太快了。”他同伴奏的人争论起来。

“我不能拿走，”站在舞台侧面的人说，“是订购的。”说话的这个人穿着一条围裙，戴着一顶布帽。他说：“是用一辆两匹马的马车拉来的。你最好来看一看。”考里尔出去了一会儿马上又走回来。“我的天！”他说，“那棵树足有十五英尺高。是谁开的玩笑？”戴维斯先生正在一个幸福的梦境里：一间豪华的大厅，熊熊的炉火，他的拖鞋烤得暖烘烘的，空中飘着一股好像梅迪欧小姐身上的高贵的香水味，他正要同一个非常可人、但出身高贵的女孩子上床睡觉。他们是这天早上在主教主持下正式结婚的。这个女孩子使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你的十二月里……”

他突然听见考里尔先生说：“还有一木箱玻璃球和蜡烛。”

“什么？”戴维斯说，“是我的小礼物来了吗？”

“您的——小——？”

“我想你们要在舞台上举行圣诞节晚会，”戴维斯先生说，“我想和你们全体艺术家认识一下，共度圣诞佳节。跳一会儿舞，唱一两支歌。”看来对方显然并不热情，“多开几瓶香槟酒。”考里尔先生的脸上浮现出苍白的笑容。“啊，”他说，“您太客气了，戴维斯先生。我们非常感谢。”

“我送的圣诞树好不好？”

“很好，戴维——戴维斯先生，太了不起了。”穿浅蓝色运动服的年轻人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考里尔先生使劲瞪了他一眼。“我们都很感谢您，戴维斯先生。姑娘们，我们都很感谢，是不是？”全体人好像经过排练似的，温文尔雅地说了句：“可不是吗，考里尔先生。”只有两个人例外：梅迪欧小姐闷声不响，那个皮肤黝黑、眼睛乱转的女孩子过了两秒钟才说：“那还用说。”

这个女孩子引起了戴维斯先生的注意。与众不同，他带着赞赏的心情想，不随大流。他说：“我要到后边去看看那棵圣诞树。别让我影响你们排戏，朋友。你们接着排吧。”戴维斯先生走进舞台侧翼，圣诞树摆在化妆室前面，挡住了他的去路。一个电工正在往树上安一些小玩意儿，在电灯泡照耀下的一堆乱糟糟的道具中间，这株圣诞树给人以森冷、威严的感觉。戴维斯先生搓了搓手，心头涌起一股久已埋藏掉的童年的喜悦。他不由得赞叹了一句：“太好看了。”他充满了节日恬静、安详的心情，偶尔闪过的、关于莱文的念头只不过像飘在熠熠生辉的马槽上的几朵乌云而已。

“这棵树是不错。”一个声音说。这是那个皮肤黝黑的女孩子。她跟他走进后台来，下一个排演节目里没有她的角色。她生得比较矮，胖胖的，并不太漂亮，坐在一只箱子上望着戴维斯先生，带着一副既阴沉又友好的神情。

“增加了节日气氛。”戴维斯先生说。

“一瓶香槟酒也会的。”女孩子说。

“你叫什么名字？”

“鲁比。”

“排练完了以后跟我去吃点儿东西怎么样？”

“看来你的女朋友都不见了，是不是？”鲁比说，“我对吃一份洋葱牛排不反感，但是我可不愿意你跟我变魔术。我的男朋友不是侦缉人员。”

“你说什么？”戴维斯先生大声问道。

“你那个姑娘的男朋友是伦敦警察局的人。他昨天到剧团找她来了。”

“没什么。”戴维斯先生不太髙兴地说。他在考虑这件事的后果。“你跟我出去是很安全的。”他又说。

“你知道，我这人干什么也不走运。”

尽管戴维斯先生又听见了一桩不愉快的事，兴致还是很高。他可不是莱文，连小命都快保不住了。他的呼吸还带着刚才吃过的腰子和火腿味。他的耳边仍然回响着那句歌词：“你美丽的照片只是那最甜蜜的一半……”他舔了舔粘在臼齿上的一点儿糖渣说：“你现在走运了。你遇见我算是找到福神了。”

“我看你这人还可以。”女孩子说，出于习惯，阴沉沉地瞪了他一眼。

“大都会饭店，中午一点整，怎么样？”

“我会去的，除非我叫汽车撞了。我就是那么不走运，好容易有人请吃一顿饭，就会叫汽车撞上。”

“那倒也怪好玩儿的。”

“看你管什么叫好玩儿了。”女孩子说，身体在箱子上挪了挪，给戴维斯先生让了个地方。他们俩并排坐下，看着圣诞树。“在你的十二月里，我将永远记忆。”戴维斯先生把一只手放在她赤裸的膝盖上。这支曲子以及圣诞节气氛使他心情比较严肃。他的手虔诚地平放在那女孩子的膝上，就像主教用手抚摸一个唱诗班孩子的脑袋似的。

“辛巴德[20]。”女孩子说。

“辛巴德？”

“我的意思是说蓝胡子。这些童话剧把我脑子都搞糊涂了。”

“你不怕我吧？”戴维斯先生一边安抚女孩子，一边把头靠在她戴的邮递员帽子上。

“如果再有女孩子失踪，肯定该是我了。”

“她不该离开我的，”戴维斯先生柔声细气地说，“刚吃过饭就跑掉了。让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回家去。要是同我在一起，她就不会遇到危险了。”他试探着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腰，捏了她一把。正好这时一个电工走过来，他又连忙把手松开。“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戴维斯先生说，“你在戏里应该演主角。我敢说你的嗓子一定很好。”

“我的嗓子好？我的嗓子简直跟雌孔雀的一样。”

“让我吻一下成吗？”

“吻吧。”他俩接了个吻。“我怎么叫你？”鲁比问，“管一个请我吃饭的人叫先生，我觉得有点儿可笑。”

戴维斯先生说：“你可以叫我——威利。”

“好吧，”鲁比说，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希望你准时去，威利。大都会饭店。一点。我一定到。我只希望你别爽约，不然我的洋葱牛排就告吹了。”说完，她又回到舞台去，到她出场了。阿拉丁说什么……她对旁边一个女孩子说：“这人真容易上钩。”当他来到北京？“问题是，”鲁比说，“这些人我总是拴不住。都是同你鬼混一阵就跑掉了。但是不管怎么说，看样子我今天中午可以大吃一顿了。”她又说，“我又犯老毛病了，忘了把手指别起来[21]了。”

戴维斯先生已经看够了排练，他到剧场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要做的只是对剧团的电工和别的一些人说几句客气话就成了。他穿过化妆室从容地往外走，逢人便寒暄几句，掏出金制烟盒敬人一支香烟。谁知道将来会不会用得上他们？他对后台的情况不太熟悉，以为在服装员中间或许也能发现——怎么说呢，年轻的、有才华的姑娘，值得约到大都会饭店去吃一顿饭，鼓励一番。但他马上就看清了：所有的服装员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搞不清他为什么要溜到后台来，有一个老婆子居然还到处盯着他，生怕他藏在哪个姑娘的更衣室里。戴维斯先生觉得大失脸面，但他还是始终客客气气的。他从剧场后面走到寒冷的街头，对剧场挥了挥手。该去中部钢铁公司转一转，见见马尔库斯爵士了。

商业街空荡荡的，几乎没有行人，只是警察比往日多了许多，叫他感到有些奇怪。他把防空演习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谁也没有出面阻拦他，虽然没有人说得清戴维斯先生究竟是做什么的，所有的警察却都认识他。人们说这个头发稀疏、大肚皮、两臂浑圆、满是皱褶的人是马尔库斯爵士的一个年轻助手。他们这样说倒也没有什么讥笑的意思。既然马尔库斯爵士已经老得不能再老，相形之下，戴维斯先生自然称得起年轻了。戴维斯先生向马路对面的一个警官快活地挥了挥手，又往口里放了一块太妃糖。把伤员送到医院不是警察的事，因此没有人拦着他不叫他走路。看得出来，他那一团和气的胖脸很容易就会翻脸不认人，对你大发雷霆。警察看着他向制革街走去，脸上虽然没有表情，心里却盼望着他会闹出点儿什么笑话来。他们好像看着一个极有身份的人正走向一道结了冰的滑坡。

从制革街对面走过来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医学院学生。戴维斯先生并没有马上就看到对面走来的这个人，在他发现后，他似乎被那防毒面具吓了一大跳。他想：这些和平主义者做得也未免太过分了，哗众取宠，无聊至极。医学院学生拦住了戴维斯先生，对他说了一句什么，因为声音被面具遮住，戴维斯先生并没有听清。他把胸脯一挺，盛气凌人地说：“你胡说什么？我们早有准备了。”突然间，他想起来了：这是防空演习。他马上变得和气起来。这是爱国主义，不是反战分子的挑衅。“哎呀，哎呀，”他改口说，“我忘了。当然了，是演习。”防毒面具的厚镜片后面，一双眼睛正在盯住他，被面具笼罩住的话语模糊不清，戴维斯先生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他用开玩笑的语气说：“你不会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我的事挺多。”医学院学生一只手揪住戴维斯先生的胳膊，好像在沉思什么。戴维斯先生看到街对面走过一个警察，脸上带着笑容，不由一阵气血上涌。空中的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尽，一队飞机从雾气里穿过去，向南郊飞机场飞去，街头回荡起一阵低沉的隆隆声。“你看，”戴维斯先生努力不使自己的脾气发作，“演习基本已经结束了。马上解除警报的汽笛就要响了。让我在医院里浪费掉大好时光太没有意义了。你是认识我的。我叫戴维斯。诺维治的人谁都认识我。不信你问问对面的警察。谁也不能说我不爱国。”

“你认为演习快过去了？”那人问。

“我很高兴，你们年轻学生都这么热心。”戴维斯先生说，“我希望不久我会在医院看到你。医院每次有什么重要活动我都去。只要我听过你的声音我就决不会忘记你。可不是吗，”戴维斯先生说，“上次医院增设新手术室，我就是捐得最多的那个。”戴维斯先生很想继续赶路，可是那个戴面具的人却始终拦着他。如果绕到马路上走过去，叫人看着未免有失身份。也许那个人会认为他想逃跑，说不定还会扭打起来，白叫警察在街角上当笑话看。他突然对那个警察恨得要命，就像乌贼放了一股墨汁似的，戴维斯先生的心里也泛出一股毒液，把他的思想都染黑了。那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大猴子……居然敢笑话我……我要叫警察局把他撤职……我要同卡尔金谈谈这件事。他继续和颜悦色地同面前戴面具的人理论，一个瘦削的小个子，比孩子大不了多少，白袍子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你们年轻人，”他说，“在干一件出色的事。我太佩服了。一旦战争爆发——”

“你是说你叫戴维斯吗？”那闷声闷气的声音说。

戴维斯先生突然冒火了：“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有要紧事。我当然是戴维斯。”他又努力压下自己的怒火说，“你看，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我可以给你们医院捐一点儿钱，只要你说个数目。捐给你们十镑，就算赎金吧。”

“好，”那人说，“钱在哪里？”

“你可以相信我不会骗你的，”戴维斯先生说，“我身上从来不带那么多钱。”他有点儿吃惊，对方好像笑了一下，这人太无礼了。“好吧，”他说，“你跟我到我办公室去一趟吧，我把钱给你。但是我得要你们会计给我一张正式收据。”

“会给你收据的。”那人用平板的语调说，往旁边一站，给戴维斯先生让出路来。戴维斯先生的好性子又完全恢复了，他唠叨地说下去：“你戴着那玩意儿，大概吃不了太妃糖。”一个递信的小孩从他身边经过，防毒面具上面歪戴着帽子，他嘲笑地对着戴维斯先生吹了一声口哨。戴维斯先生的脸一阵发红，手指痒起来，很想去扯那孩子头发，揪他耳朵，拧他手腕。“小孩儿这回可有得好玩的了。”他说。他想同这位医学院学生谈谈自己的私事。同医生在一起他总有一种安全感，而且奇怪地感到自己是个要人。他可以把有关自己消化系统的一些最荒唐的事告诉医生，他认为医生会认为这些事极为重要，正像写幽默文章的作家乐于听别人讲滑稽故事似的。他说：“我最近老爱打嗝。每次吃饭以后都打嗝。我吃东西并不快……但是，当然了，你现在还在读书期间。但这方面的事你知道得一定比我多。另外我眼睛还老冒金星。也许我该少吃一点儿。可是这一点都不容易做到。因为像我这种地位的人每天都得应酬。比如说……”他攥住对方的胳膊，意在不言中地捏了一下，但是那个医学院学生毫无反应。“如果我答应你今天不吃午饭，那是白说。你们医学生通达世故人情，我告诉你也没关系。我跟一个姑娘有约会。在大都会饭店，中午一点。”由于某种联想，他摸了一下口袋，看看太妃糖是否还在那里。

他们又遇见一个警察，戴维斯先生向他招了招手。同戴维斯先生一起走的人始终一声不响。戴维斯先生想：这个年轻人非常腼腆，不习惯同我这样的大人物一起走路。这个想法使他原谅了年轻人的粗鲁无礼，甚至他对自己的不信任（戴维斯先生对这点本来就非常气愤）多半也出于年轻无知。因为早餐的腰子和火腿烧得都非常好，因为他给了贵族出身的梅迪欧小姐一点儿颜色看，因为他同一个有才华的姑娘定了约会，也因为这时莱文的尸体一定躺在停尸房的冰冷的石板上。因为所有这些事，戴维斯先生情绪非常高，对人也就特别和气。他拼命找一些话和这个年轻人闲扯，想打消他的局促不安。他说：“新手术室开幕的那天你们演出的那个节目很精彩。”他看了看那人细瘦的手腕，“你会不会就是那个装扮女孩子的学生，还唱了一支胡闹的歌？”在转进制革街的时候，戴维斯先生想起了那首歌词，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无论是在喝葡萄酒的时候，在俱乐部里，或是同熟人在一起，戴维斯先生只要一想起那些只能跟男性讲的粗俗的笑话，就要大笑一通，连他自己也数不清笑过多少回了。“简直要把我乐死了。”他把一只手搭在同伴的胳膊上，走进钢铁公司的玻璃门。

一个陌生人从墙角后边走出来，问讯处柜台后面一个办事员提高嗓子对他说：“没事儿。这是戴维斯先生。”

“怎么回事？”戴维斯先生一本正经地厉声问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营地，马上就端起架子来了。

便衣侦探说：“我们的眼睛得睁着点儿。”

“莱文？”戴维斯先生尖声问道。那人点了点头。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把他放跑了？真是一群饭桶……”

侦探说：“您用不着害怕。只要他一露面，我们马上就把他抓起来。这回他绝对逃不掉了。”

“但是你干吗要到这儿来？”戴维斯先生说，“你在这儿等着……”

“这是命令。”那人说。

“你告诉马尔库斯爵士了吗？”

“他知道了。”

戴维斯先生一下子感觉自己非常疲倦，好像顿时变得老态龙钟了。他厉声对自己的同伴说：“跟我来，我把钱给你。我没有时间跟你浪费。”他拖着两只脚，有气无力地穿过一条用发亮的黑色合成材料铺面的过道，走向玻璃电梯间。戴着防毒面具的人也跟在他后面，穿过过道，走进电梯。电梯平稳地缓缓上升，这两人关在里面，就像鸟笼里两只亲密相依的小鸟。大厦一层又一层地被甩在下面，一个穿黑衣服的办事员正在办一桩神秘的差事，东奔西走，需要不少主办人签名；一个女职员捧着一叠卷宗，站在一间门还没有打开的办公室外边，嘴里念念叨叨，正在准备如何回答上司；一个送信的小孩脑袋上顶着一捆新铅笔，一边走一边玩儿。最后，电梯在一层空无一人的楼道上停住。

戴维斯先生有一件心事，他走得很慢，轻轻地扭动自己办公室的门把手，倒仿佛害怕屋子里有人等着他似的。但是他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通向套间的门开了，一个有着蓬松的金黄头发、戴着角质镜框眼镜的年轻女人招呼了一声“威利”，但是在看到还有一个生人在场时，她马上又改口说：“戴维斯先生，马尔库斯爵士在找你。”

“知道了，康奈特小姐，”戴维斯先生说，“你可以给我找一份火车时刻表来吗？”

“你要走——马上就走？”

戴维斯先生犹豫了一会儿。“查一查到伦敦的车次——下午的。”

“好的，戴维斯先生。”康奈特小姐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屋子里又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戴维斯先生打了个寒战，他把电灯打开。戴着防毒面具的人问了一句话，他那闷声闷气的声音似乎叫戴维斯先生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你是不是害怕什么？”那人问道。

“城里有一个疯子。”戴维斯先生说。他的神经非常紧张，倾听着走廊上任何响动：脚步声、电话铃响……刚才他实在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下午”两个字的。按照他的本意，他真希望立刻就离开诺维治市，而且走得越远越好。墙壁后边，一台倒垃圾用的小升降梯咯吱地响了一下，吓得他打了个哆嗦。他走过去把倒垃圾的小门上了锁。只有把每一扇门都锁上，严严实实地关在这间熟悉的办公室里，他才感到安全。这间屋子里的东西是他每日看惯的：写字台、转椅、摆着两只酒杯和一瓶葡萄酒的玻璃柜、书架、书架上放着的几本有关钢铁的科技书、一本《维台克年鉴》、一本《当代名人传》和一本《东方宠姬》。看着这些东西比去想楼下的侦探叫他心情舒服多了。他仔细打量着身边的这些杂物，倒好像第一次才发现它们似的，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这间小屋子能够给他这么多平静和舒适。墙后的小升降台绞绳又咯咯吱吱地响了一下，戴维斯先生第二次打了个哆嗦。他把双层玻璃窗关好，气呼呼地叨咕了一句：“叫马尔库斯爵士等会儿吧。”

“谁是马尔库斯爵士？”

“我的老板。”通向他的女秘书的一扇门还开着，戴维斯先生有些不安，会不会有人从那边进来。现在一点儿也不忙了，他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办，需要有个人陪着他。他说：“你没有事吧？把那玩意儿摘掉，戴着它多闷啊。来，咱们喝杯葡萄酒。”在走向玻璃柜的时候，他顺手把女秘书的门关上，上好锁。他长吁了口气，从玻璃柜里取出酒瓶和酒杯。“现在真的没有别人了，我想跟你说说我这打嗝的毛病。”他满满地斟了两杯酒，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手却不住地颤抖，葡萄酒洒了一桌子。他说：“每次都是吃过饭以后……”

那闷声闷气的声音说：“钱……”

“真的，”戴维斯先生说，“你这人太没礼貌了。你怎么能不相信我？我是戴维斯。”他走到写字台前边，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两张五镑的钞票递过去。“记着，”他说，“我可要你们的会计开一张正式收据来。”

那人把钱装在口袋里。他的手放在口袋里没有拿出来。他说：“这不会也是偷来的吧？”戴维斯先生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一幅图景：里昂街的角屋冷饮店、阿尔卑斯雪糕、一个杀人犯坐在桌子对面给你讲他如何杀死一个老妇人的事。戴维斯尖叫了一声，没能说出什么话来，只是一声哀求饶命的呼喊，像一个上了麻药的人在手术刀划破肉皮时发出的一声毫无意义的叫声。他惊慌失措地向屋子的另一头跑去，一把攥住套间的门把手，使劲扭动。他像是一个身体被阵地前沿铁丝网钩住的士兵，左冲右突，却怎么也挣扎不出来。

“过来吧，”莱文说，“那扇门你已经锁上了。”

戴维斯先生回到自己的写字台前边。他的两腿一软，扑通一声坐在纸篓旁。“我生病了，”他说，“你不会杀死一个病人的。”这个主意好像给了他一线希望。他使劲打着嗝，叫对方知道自己确实病得厉害。

“我先不杀你。”莱文说，“也许我会饶了你的命，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按照我的话做。这个马尔库斯爵士，他是你的老板？”

“他年纪很老了。”戴维斯先生辩解说。他坐在纸篓旁边哀声痛哭起来。

“他有事找你，”莱文说，“咱们一起去吧。”接着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呢。把你们两个一起找到。真是太巧了，我简直都不敢相信了。起来，起来！”他气冲冲地命令瘫软在地板上的这一团肥肉。

戴维斯先生在前面带路。康奈特小姐从过道另一端迎面走来，拿着一个纸片。“我查好车次了，戴维斯先生，”她说，“最合适的一趟是三点零五分的。两点零七分的太慢了，比三点零五分的早到不了十分钟。还有一趟是五点十分的，剩下的就都是夜间开的了。”

“放在我桌子上吧。”戴维斯先生说。他站在豪华的近代化的楼道上磨磨蹭蹭，不肯离开康奈特小姐，好像要和一千种东西告别：他的财富、他的权势、他舒适优裕的生活，只要给他机会的话，他都要和它们告别，甚至对那些“姑娘们”他也想说几句温存话，这还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呢。“好，你把它放在我桌子上吧。”他拖延着不肯迈腿。莱文一声不吭地站在他后边，手插在衣袋里。康奈特小姐发现他的脸色很不好，问道：“您不舒服吗，戴维斯先生？”

“我挺好。”戴维斯先生说。他像是一个深入蛮荒之地的探险家，在离开文明境界之前，觉得有必要留下一个标记。万一以后有人寻找他，那标记就会说：“向北”或“向西”可以找到我。戴维斯先生说：“我们到马尔库斯爵士那里去，梅。”

“他急着要找你呢。”康奈特小姐说。这时屋子里的电话铃响起来。“说不定又是他打来的。”她的高跟鞋一阵噔噔响，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戴维斯先生感到那只无情的手推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肘，叫他继续往前走，上电梯。他们又升上一层楼，当戴维斯先生打开电梯门的时候，又是一阵恶心。他很想干脆倒在地上，让枪弹从脊背后射进自己身体里。通向马尔库斯爵士房间的那段亮闪闪的楼道对戴维斯先生来说不啻摆在一个气喘吁吁的运动员面前的一英里长的跑道。

马尔库斯爵士正坐在他的轮椅上，膝头上摆着一张类似在床上用餐的餐桌。他的贴身男仆正同他在一起。马尔库斯爵士的脸背着房门，但是他的仆人却一眼就看到戴维斯先生面无人色地走进来，身边还有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医学院学生。仆人感到非常吃惊。“是戴维斯吗？”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他掰了一块饼干，喝了一小口牛奶。马尔库斯爵士正在吃早餐，准备蓄积精力应付一天的事务。

“是的，爵士。”男仆说。他惊诧莫名地看着戴维斯先生病恹恹地从一尘不染的橡胶地板上走过来，他看起来需要有人搀扶，随时可能跌倒在地上。

“你出去吧。”马尔库斯爵士小声命令他的仆人说。

“是的，爵士。”但这时那个戴面具的人已经把门锁上了。男仆的脸上露出一丝又惊又喜的神色，一种又渴望又不敢相信的表情。是不是终于要发生点儿什么事了？终于要发生一件有异于推着轮椅在橡胶地板上走来走去，有异于给这个老而不死的人穿衣、脱衣（老人虚弱得连洗澡都不成，身上总带着一股臭味），有异于给他端热水、热牛奶和饼干的事了？

“你不出去还等什么？”马尔库斯爵士又低声说。

“靠墙站着。”莱文突然对仆人吆喝了一声。

戴维斯先生气急败坏地喊：“他拿着枪呢。快点儿听他的。”其实他用不着说这话。莱文的枪这时已经亮了出来，把三个人都罩在枪口下：男仆靠着墙，戴维斯先生哆嗦着站在屋子中间，马尔库斯爵士把轮椅转过来看着莱文。

“你要干吗？”马尔库斯爵士说。

“你是老板吗？”

马尔库斯爵士说：“警察就在楼底下。你逃不走的，除非我——”电话铃响起来，响了好大一阵才停住。

莱文说：“你胡子底下有个疤痕，对不对？我不希望把事情搞错。他有你的照片。你们俩在一个少年管教所待过。”他怀着一肚子怒气环顾了一下这间豪华、宽敞的大办公室，脑子里又出现了喑哑的铃声、石头台阶、木椅和那间狭小的公寓，电炉上正在煮鸡蛋。这个人显然比那个老部长爬得高多了。

“你发疯了。”马尔库斯爵士仍然珍惜着自己的力气，声音低低地说。他年纪太老了，已经不会被什么意外的事吓住了。一支手枪对他说来并不比坐椅子的时候迈错一步、进浴盆的时候滑一跤危险性更大。他似乎只是感到有些气恼，因为早餐被打断而心里不痛快。他把头俯到餐桌上，大声咂了一口热牛奶。

男仆靠着墙突然开口说：“他有一块疤。”但是马尔库斯爵士根本不理会这些人，只顾喝自己的牛奶，牛奶滴落在他稀疏的胡须上。

莱文的枪口对着戴维斯先生转动了一下。“是他吧？”他说，“要是你不想叫你肚子上吃枪子，你就老实告诉我，是这个人吧？”

“是他，是他。”戴维斯先生满脸恐惧、低声下气地说，“他想出了个主意。是他出的主意。公司那时候已经周转不灵了。我们得想办法赚钱。这件事叫他一下子赚了五十多万镑。”

“五十万镑！”莱文说，“可他只给我二百镑，而且还不能用。”

“我跟他说过，应该大方一点儿，可是他叫我闭嘴。”

“要是我当时知道那个老人是那样一个人，”莱文说，“我就不干了。我为你们把一个人的脑袋打碎了。还打死了个老妇人，一颗子弹从两只眼睛中间射进去。”他对马尔库斯爵士大声喊道：“这都是你干的好事。你觉得干得挺漂亮，是不是？”但是马尔库斯爵士坐在那里一点儿表情也没有，他老得连想象力也丧失了。他亲手制造的死亡同他在报纸上读到的凶杀案没有什么两样。他有的只是一小点儿馋嘴（贪喝一杯牛奶），一小点儿不道德行为（偶尔把他的老爪子放到女孩子衬衫上面摸到一点儿生命的热气），一小点儿贪心和计算（一条命换来五十万英镑），外加一小点儿固执的、几乎可以说是习惯性的自卫本能。这就是马尔库斯爵士的全部感情了。正是由于求生的本能，他才不叫对方发觉，一点点儿把轮椅向桌边的电铃移过去。他柔声细气地说：“我否认这些。你发疯了。”

莱文说：“我现在已经找到你们了，而且这个地方也再合适没有了。即使警察把我打死，”他拍了拍手中的枪，“这也是个见证。这就是我那次使用的枪。根据这支枪，他们会知道那次是谁作的案。你们叫我把枪丢下，我没听你们的话。即使我不打死你们，那件事也够关你们几年监牢的。”

马尔库斯爵士一面偷偷地转动轮椅，一面继续柔声细气地说：“一支七号柯尔特。这个牌子的枪，兵工厂制造了成千上万支。”

莱文生气地说：“现在警察局对枪支有很深的研究，没有他们调查不出来的。他们有专家——”他想在打死马尔库斯爵士以前先好好地吓唬吓唬他。叫马尔库斯爵士比被他打死的那个老妇人少受罪，似乎太不公平了。他说：“你要不要祈祷？你是犹太人，是不是？比你好的人也相信上帝的。”他说这话时，心里想的是那个叫安的女孩子，他想到她在那间黑暗的小木板房里祈祷的事。马尔库斯爵士的轮椅碰到了写字台，启动了电铃，一阵铃声从电梯井下面隐隐传上来。铃声很久也没有停息，但是莱文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直到那个男仆压制不住多年的积恨，警告说：“这个老浑蛋，他在按警铃了。”莱文还没有想到该怎么办，已经有人来到门外，晃动起门把手来。

莱文对马尔库斯爵士说：“叫他们别碰这扇门，不然我就开枪了。”

“你这傻瓜，”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他们抓住你，只不过拿你当小偷办。要是你杀死人，就要处绞刑了。”但是戴维斯先生却不这样，只要能够保住性命，连一根稻草他也抓住不放。他尖声对门外喊：“离门远一些。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靠近房门。”

马尔库斯爵士咬牙切齿地说：“你是个傻瓜，戴维斯。他要是想打死咱们，反正——”在莱文拿着枪比着他们的时候，这两人狗咬狗地争吵起来。“他没有理由要打死我，”戴维斯先生尖声喊道，“这件事是你闹出来的。我只不过是代表你。”

仆人哈哈笑起来。“二对一，好滑稽。”他说。

“闭嘴。”马尔库斯爵士恶狠狠地对戴维斯先生说，“我可以随时把你弄走。”

“你试试看。”戴维斯先生像只公孔雀似的嘎嘎叫着。

门外传来用身体撞门的声音。

“西兰德金矿我已经备了案。”马尔库斯爵士说，“东非石油公司我也备了案。”

莱文一阵气往上蹿。在叫马尔库斯爵士祈祷的时候，他本来有一种即将获得安详宁静的感觉，但这两人却搅得他心烦意乱起来。他举起枪来，对着马尔库斯的胸口开了火。这是唯一使他闭嘴的方法。马尔库斯爵士一下子趴在餐桌上，牛奶杯打翻了，写字台上的文件被打湿了一片。他口中吐出鲜血。

戴维斯先生不停嘴地为自己申辩。“都是他，这个老魔鬼，”他说，“你听见刚才他说的话了。我有什么办法？我被他握在掌心里。你不应该跟我过不去。”他对门外尖声叫道：“离开门。你们要是不走开，他就要打死我了。”牛奶一滴滴地落在写字台上，戴维斯先生向门外喊过话后，马上又对莱文说起来：“要是没有他，我是不会做什么的。你知道他想怎么惩治你？他到警察局长那里去，让局长给警察下命令，一发现你就开枪。”戴维斯先生的眼睛躲着对着他胸口的手枪。仆人靠着墙，面色苍白，一言不发，好奇地望着马尔库斯爵士往外淌血，气息越来越弱，似乎被这个景象迷住了。事情原来这么简单啊，他好像正在想，如果我也有勇气……这么多年来……随便哪个时候……

门外一个声音喊道：“你还是马上开门吧，不然我们就用枪把门锁打穿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戴维斯先生气急败坏地尖叫着，“你们别管我了。他会打死我的。”防毒面具后面的一对眼睛心满意足地紧紧盯着他。“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他哀求道。他从莱文的头上面看到墙上的挂钟：从吃过早餐到现在还不到三个小时，他的嘴里还挂着腰子和火腿味儿，他不能相信这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一点钟他跟一个女孩子还有个约会，哪有赴约之前被人打死的道理？“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他嘟囔说，“真的没做过。”

莱文说：“是你，想杀死……”

“谁也没有，我没想杀过谁。”戴维斯先生呜咽着说。

莱文踌躇了一会儿，他还不习惯说这个字。“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往后站，”莱文对门外喊道，“你们要是开枪我就打死他。”他又转过来对戴维斯先生说，“那个女孩子。”

戴维斯先生抖成一团，好像害了圣维特斯舞蹈症。他说：“她不是你的朋友。她要是不说，这些警察怎么会到这儿来……除了她谁还知道……”

莱文说：“我就为了那件事要把你打死，不为别的。她是正直的。”

“别，”戴维斯先生尖声喊，“她是一个警察的女朋友。他是伦敦警察局警察的女朋友。她是麦瑟尔的女友。”

莱文的枪响了。出于绝望，他有意打碎了自己最后一个逃生的机会。本来一枪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却打了两枪，好像他打的不是这个号叫着淌着血的胖子戴维斯先生，而是整个世界。他开枪射击的确实是这个世界。因为一个人的世界就是他的生命，而莱文开枪打碎的就是他一生的生活：他母亲的自寻短见、少儿管教所里的长年幽禁、赛马场的流氓集团、凯特之死、老部长和老妇之死……他没有别的任何出路。他试图向一个人忏悔，但结果仍然像过去一样碰了壁。除了你自己脑子里想象的人以外，谁也无法信任：没有一个医生、一个牧师或一个女人可以信任。城市上空响起了汽笛的长鸣声：防空演习结束了。教堂马上敲起了庆祝圣诞的钟声。狐狸还有自己的洞窟，可是人之子却……一颗子弹把门锁射穿了。莱文齐腰举着枪，对门外喊：“你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麦瑟尔的狗崽子？要是有，最好叫他靠后一点儿。”

在他等着房门最后被打开的短短一刹，许许多多的事一下子都涌到他的脑子里来。他记不清细节，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迷雾，在他等着最后一场复仇的机会到来时，他的心就被这团雾气笼罩着。在落着雪子的一条黑暗的街道上，飘着一个人的歌声：“他们说有这是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一个老年人用平板、文雅的语调在读着《莫徳》：“啊，我多么希望，经过长久的哀思……”他站在汽车库里，感到自己心头上的冰块正在融化，有一种奇异的痛苦。他好像正在穿过一个陌生国土的关卡，过去从来没有到这里来过，今后也决不会再离开这个地方。咖啡馆里的驼背女孩子说：“他又丑又坏……”石膏做的圣婴躺在母亲怀抱里，等着背叛的十字架、鞭打和长钉。她对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你可以相信我。”又一颗枪弹从门锁打进来。

靠墙站着的那个仆人脸色苍白，对莱文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别打了。他们总会逮住你的。他说的是实话。是那个女孩子。我听他们打电话说了。”

我的动作要快，莱文想，门一打开，我必须先开枪。但是他的脑子里千头万绪乱成一团。他嫌面具遮住眼睛看不真切，便用一只手笨拙地把它摘掉，扔在地上。

仆人看到了莱文脸上红肿的嘴唇，一对漆黑、愁惨的眼睛。他说：“从窗户出去。爬到楼顶上去。”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思想已经麻木了，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做最后一番挣扎。他迟缓地把头转过去，窗外一台油漆工人使用的吊台正晃晃悠悠地贴近大玻璃，第一个看见的还是马尔库斯爵士的仆人。站在油漆工吊台上的是麦瑟尔，他这次干的是一件拿生命当儿戏的事。吊台晃来晃去，麦瑟尔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在够窗户，在莱文转过身来的时候。他悬在窗户外面，身下六层楼底下才是狭窄的制革街，完全没有办法掏出自己的手枪。对莱文来说，他是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活靶子。

莱文呆呆地看着他，慢慢开始瞄准。打中这个人并不是难事，但是他好像已经失去杀人的兴趣了。他现在感觉到的只是痛苦和绝望，是一种对一切事都已厌倦的心情，就连这次又被人出卖也引不起他的愤怒和仇恨了。冷雨飘摇下漆黑的威维尔河已经把他和一切敌人分隔开了。啊，基督！我多么希望……但是他自从诞生以后便注定要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被一个又一个人出卖，直到通向生活的每一条道路都被堵住，被他死在地下室的母亲出卖，被管教所里的牧师、被夏洛特街上那个鬼鬼祟祟的医生出卖，没有一个人同他站在一边。他又怎能逃脱得了世界上最最常见的一种出卖——女人的善变呢？就连凯特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女人，他一定没丧命呢。不论是彭利滋还是卡特尔，不论是姚西还是巴拉尔德，不论是巴克尔还是“大丹狗”，或迟或早都坏在女人手里。莱文一边想，一边心不在焉地慢慢瞄准，他有一种奇怪的屈辱感，但在孤独凄凉中却感到自己并不孤单。他又想到了“伞兵”和梅休，这两人都曾经认为他们的女朋友和别人的不同，他们的爱情是崇高的。一个人出生以后唯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比降临人世更干净、更利落地离开人世。莱文第一次对他母亲的自杀不再气恨了。正当他犹豫不决地瞄准窗外时，背后的门被撞开了，桑德斯的子弹从背后打进他的身体。死亡带着无法忍受的痛苦降临在他身上。他必须像女人分娩婴儿一样分娩自己的痛苦。剧烈的阵痛使他呜咽着、呻吟着，最后从他体内出来了，莱文随着自己的独子走进广阔无垠的寂寥中。

第八章

一

每逢有人进出餐馆，便从里面漏出一股菜香。当地的扶轮社社员正在楼上的雅座里会餐。鲁比站在门口，可以听见酒瓶瓶塞砰砰的开启声，还有人在朗读打油诗。已经一点过五分了。鲁比走到外边和看门人聊天。她说：“最糟糕的是，我这个人最讲究守时。他告诉我一点钟，我就准时到这儿来了，一心想好好吃一顿。我知道女孩子应该让男人等着，可是架不住肚子饿呀！他就不能准时来吃饭吗？”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问题是我老不走运。我是那种女孩子，连寻寻开心都不敢，因为准知道自己会怀孩子。我不是说我已经有孩子了，但是有一次我真的传染上腮腺炎了。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成年人会传染给我腮腺炎？可我就是这种事事不走运的人。”她又说：“你穿着这一身镶边的制服，戴着好几个勋章，可真漂亮。你是不是可以跟我说几句话呀？”

市场比平常任何时候人都多，因为防空演习刚刚结束，想最后买一点儿圣诞节用品的人都出来晚了。只有阿尔弗雷德·派克尔太太一个人是戴着防毒面具出来买东西的，因为她是市长夫人，得给别人做个榜样。现在她已采购完毕，正在回家的路上。她的小狗秦基跟在她身边，在泥泞的地上拖着肚子和腿上的长毛，嘴上还叼着一个特制的小面具。秦基走到一根电线杆子底下，尿了一摊尿。派克尔太太说：“哦，秦基，你这个小坏东西。”看门人满脸愠怒地向市场那边眺望着。他戴的是蒙斯[22]勋章和军人勋章。他负过三次伤。每当商人们到这里来进餐，什么克罗斯威特·克罗威特公司的高级旅行推销员呀，大马路上大食品杂货店的经理呀，他都要把玻璃门给人打开。有一次他还不得不跑到马路上搀扶一个胖子走下出租汽车。他走回餐馆，站在鲁比旁边听她闲扯，脸上没有表情，心里却充满了同情。

“晚了十分钟了。”鲁比说，“我本来以为这个人是信得过的。我本来应该摸摸木头或者把指头交叉起来的。现在倒霉，算我活该。我宁愿丧失了荣誉也不愿失掉一顿午餐。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很爱摆架子。说是他叫戴维斯。”

“他总是带女人到这儿来吃饭。”看门人说。

一个戴夹鼻眼镜的小个子从他们身边走了进去。“圣诞节快乐，哈罗斯。”

“祝您圣诞快乐，先生。”看门人说，“你同这个人交往不长的。”

“我连一盘汤都还没喝上呢。”鲁比说。

一个卖报小孩走过去，叫卖《新闻报》中午出的号外和《日报》的晚版。几分钟以后又有一个卖报的小孩走过去，叫卖《邮报》出的号外和一份贵族报纸《卫报》的晚版。听不见卖报小孩口里喊的是什么，他们手里的广告被东北风刮得卷了起来，只能看见一张上有一个“——剧”字和另一张上的一个“——杀”字。

“也应该有个限度呀，”鲁比说，“女孩子可不能那么自轻自贱。十分钟是最大的限度了。”

“你等了可不止十分钟了。”看门人说。

鲁比说：“我就是这种人。你会说我太容易上手了，是不是？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我好像从来也不能引动他们。”她又非常悲惨地加了一句，“问题在于，我是个生来就使男人幸福的人。这从我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出来。就因为这个，他们都不愿意接近我。我一点儿也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不喜欢我这样。”

“看，那是警察局长，”看门人说，“到局里喝酒去了。他在家里老婆是不许他喝的。祝您圣诞愉快，先生。”

“他好像有什么急事。”一张报纸广告飘动着露出一个“悲——”字来。“他会不会招待一个女孩子一顿配有洋葱、土豆的上好牛排？”

“你听我说，”看门人说，“你再等五分钟我就下班了，咱们一起去吃午饭。”

“你说话可得算数。”鲁比说。这次她没有忘记把手指交叉了一下，又摸了摸木头，然后走进饭店，坐下来，同假想中的舞台监督进行了一场很长的谈话。她脑子里的这位大人物样子同戴维斯先生差不多，但是同人定了约会从不爽约。舞台监督称赞她是个有才能的演员，请她出去吃饭，吃过饭以后把她带到一套豪华的公寓里，请她喝了好几杯鸡尾酒。他问她愿不愿意签订一个合同，到伦敦西区演出，周薪十五镑。他还对她说，想请她看看自己的公寓住房。鲁比胖嘟嘟的面孔上愁云消散了，她开始兴奋地摆动起一条腿来，惹得一个正在计算正午市场价格的商人非常生气，狠命瞪了她一眼，唠叨着搬到另外一张台子上。鲁比开始自言自语起来：“这是餐厅，从这里通向浴室。这是卧室，很雅致，是不是？”鲁比马上回答说她同意每周十五英镑，但是她还需要在西区演出吗？想到这儿，她抬头看了看钟，走了出去。看门人正在等着她。

“怎么？”鲁比说，“你就穿着制服陪我出去吗？”

“我只有二十分钟时间。”看门人说。

“那就吃不了牛排了。”鲁比说，“好吧，我想香肠也凑合了。”

他们走到市场另一边一家小餐馆里，坐在柜台前面吃香肠，喝咖啡。“你这身制服叫我真不舒服，”鲁比说，“谁都以为你是个带着女朋友出来散心的卫兵。”

“你们听见枪声了吗？”柜台后边的人问他们说。

“什么枪声？”

“就在你们饭店拐角的中部钢铁公司里边。死了三个人。老魔鬼马尔库斯爵士和另外两个人。”他把中午版的报纸摊开，放在柜台上热水罐旁边。隔着香肠、咖啡杯和胡椒瓶，马尔库斯爵士那张邪恶、苍老的脸和戴维斯先生那张焦灼的胖脸瞪着眼睛看着他们。“原来他没来赴约是这么回事啊。”鲁比说。她半晌没有说话，只顾埋头看报。

“我真搞不懂莱文要干什么。”看门人说，“你们看这里。”他指给他们看这一栏下面的一小段报道。这条新闻说，伦敦警察局特别政治部的负责人已经乘专机到达诺维治市，下机后直赴中部钢铁公司。“我一点儿也看不懂。”鲁比说。

看门人翻了几页，想看看别的什么消息。他说：“真奇怪，眼看就要打起仗来，他们头版却在报道什么谋杀案，把战争的消息挤到后边去了。”

“也许不会打仗了。”

他们闷头吃了一会儿香肠。鲁比觉得很奇怪，戴维斯先生刚刚还跟她一起坐在道具箱上欣赏圣诞树，现在却被人打死了，而且死得那么惨，那么痛苦。也许他还是准备来赴约的。他不是个坏人。她说：“我觉得他挺可怜。”

“你觉得谁可怜？莱文？”

“啊，不是莱文。我是说戴维斯先生。”

“我知道你的感情。我也觉得有点儿可怜——那个老家伙。我在中部钢铁公司干过事。他有时候心肠很好，过圣诞节的时候到处送火鸡，不算太坏。比我在饭店干事强多了。”

“咳，”鲁比把杯子里的咖啡喝干说，“还是得活下去啊。”

“再喝一杯吧。”

“我不想敲你的竹杠。”

“没关系。”鲁比坐在高凳子上把身体倚在他身上，两个人的手碰到一起。他们两人因为都有一个认识的人突然惨死而感到心情有些沉郁，但是又因为这种共鸣好像找到了同伴，心头有一种甜丝丝的、寻得依靠的奇怪感觉。他们好像感到很安全，好像沉浸在没有情欲、没有变幻无常，也没有痛苦的爱情里。

二

桑德斯向一个中部钢铁公司的职员打听了一下盥洗室的位置。他洗了洗手，心里想：“这件事算完了。”他干得并不太满意，本来是个简单的盗窃案，结果却出了人命，连凶手本人一共死了三个人。整件事有一种神秘气息，但是却什么也没有暴露出来。麦瑟尔这时正同政治部负责人一起，在最高一层检查马尔库斯爵士的私人书信和文件。那个女孩子说的事有可能是真的。

桑德斯被那女孩子搅得心神不安。一方面他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和鲁莽，另一方面他又恨她给麦瑟尔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得把她带到伦敦警察局去，”麦瑟尔说，“可能要对她提起控诉。乘三点零五分的火车去伦敦，安排她在一间单独的车厢里，把门锁起来。在这个案子调查清楚以前我不想和她见面。”唯一令人欣慰的是，莱文在停车场打伤的那个警察已经安全度过了危险期。

桑德斯离开中部钢铁公司，走到制革街上，因为无事可做感到难受。他在市场的转角走进一家酒馆，喝了一品脱苦啤酒，吃了两根冷香肠。生活好像又恢复了常态，又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起来。酒吧间后面的墙上挂着电影院的广告，广告旁边的一张招贴引起了他的注意：“新法治疗口吃病。文学硕士蒙泰古·菲尔普斯先生将在共济会大厅公开讲解，免费入场，会上进行募捐。时间：二点整。”一家电影院正放映埃迪·坎特的新片，另一家电影院则放映乔治·亚理斯主演的影片。桑德斯准备在临开车以前再回警察局去押解那个女孩子。过去他试过很多很多治疗口吃的办法，现在再试一次倒也无妨。

共济会大厅非常宽敞，墙上挂着共济会领导人物的大照片，所有的人都戴着绶带和不知什么名堂的勋章。这些照片上的人物个个像生意兴隆的杂货店经理，给人以颇难忍受的安宁、幸福感。这些营养充足、事业成功、地位有保证的人高高地挂在墙上，而下面大厅里则是一小群不得其所的人，穿着老旧的胶布雨衣，戴着褪了色的紫红色呢帽，系着学校的领带。桑德斯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胖女人后面走进了大厅。一个招待员过来问：“两——两——两——”“一个。”桑德斯说。他在靠前边的一个位子上坐下，听着身后两个口吃的谈话。这两人叽叽喳喳，说得和中国话似的。他们急促地连续说出几个字以后便结结巴巴起来。大厅里一共聚集了大约五十人。他们偷偷摸摸地彼此看着，就像丑人照镜子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桑德斯想，我的口吃倒还不是最厉害的。这些人聚在一起像是找到了难友，正因为彼此不能顺畅地交际，倒好像他们思想都是相通的一样。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一个奇迹。

桑德斯同大家一起等待着，正像他站在装煤的车皮后面等莱文现身一样耐心。他并没有感到多么沮丧。他知道他对自己欠缺的这种本领也许过分看重了。即使他说话非常流利，不再担心那些总是使他陷入窘地的齿音，可能他仍然无法表达出他的爱慕和钦佩来。具有讲话的能力并不等于掌握了要说的言辞。

文学硕士蒙泰古·菲尔普斯先生走上讲台。他穿着一件礼服大衣，漆黑的头发涂了很多油，发青的下巴薄薄地扑了一层粉。他身上带着一股坚定自信、无所畏惧的神气，好像对患有口吃病、抑郁沮丧的人说：“看啊，只要你们也有信心，跟我上几次课，一定能治好口吃。”这位蒙泰古·菲尔普斯先生年纪四十二三岁，看来生活很富裕。他一定有自己的一套不能公之于众的生活。看到他你不由得联想到舒适的软床、丰盛的饭菜和布莱顿的旅馆。桑德斯一时想起了戴维斯先生。这天上午他还看见戴维斯先生神气活现地走进中部钢铁公司的大厦，没过半个小时就惨不忍睹地送掉性命了。

莱文杀了他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后果，杀人只不过像是梦中的一个幻境。戴维斯先生现在又显身出来了。这些人都是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你是永远也打碎不完所有棋子的。突然，桑德斯从蒙泰古·菲尔普斯先生的肩膀上看到讲台上面挂着的共济会领导人的照片：一张苍老的脸、鹰钩鼻子、一小撮胡须，那是马尔库斯爵士。

三

卡尔金少校走出中部钢铁公司的时候脸色煞白，他第一次看到了杀人流血的惨景。这就是战争啊。他脚步匆匆地走到警察局，发现督察也在局里，心里安定下来。他神情谦恭地要了一杯威士忌酒，开口说：“真叫人心惊胆战。昨天晚上他还在我家吃饭呢。派克尔太太也去了，带着她的小狗。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瞒住他，没叫他发现那条狗。”

督察说：“派克尔太太的狗惹了不少祸，真比诺维治市任何人惹的麻烦还多。我跟你说过没有？有一次它溜进大马路的女厕所去了。这条狗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起眼，可是动不动就闹出点儿事来。如果不是派克尔太太的，我们早就把它处置了。”

卡尔金少校说：“他要我给你们下个命令，那人一露面就开枪把他打死。我告诉他我不能下这个命令。现在我想，要是真照他的话做了，可能会少死两个人呢。”

“你别为这件事后悔了，长官。”督察说，“你也知道，你就是发布这种命令我们也不会执行的。不要说你，就是内政部大臣下命令也不成。”

“这个老家伙是个怪人，”卡尔金少校说，“他似乎认为我肯定能够支配你们。他对我许了很多诺。我猜想他是你们所谓的那种天才。这种人我们再也找不着了。真是可惜。”他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威士忌。“正好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非常需要像他这样人的时候。战争……”卡尔金少校握着酒杯停了一会儿，眼睛愣愣地盯着杯子里的酒。他好像在那里面看到了很多东西：新兵训练营、衣橱里的军服……现在他再也不能提升为上校了。但是话又说回来，马尔库斯爵士也阻拦不了……但是说来奇怪，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想到主持军事法庭就兴高采烈了。他接着说：“防空演习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我觉得不太应该叫医学院学生管那么多事。他们闹得太过火了。”

“他们有一伙人，”督察说，“大吼大叫地从警察局前面跑过去，到处找市长。我真弄不懂，这些人为什么像猫儿捉老鼠似的总要去捉弄市长。”

“老派克尔是个好样儿的。”卡尔金少校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

“他们闹得太过火了。”督察说，“我接到威斯敏斯特银行经理希金波坦的一个电话，说他女儿在车库里发现了一个学生，没穿裤子。”

卡尔金少校又活过来了。他说：“我想那一定是罗斯·希金波坦了。她不会说假话的。她怎么做的？”

“希金波坦说她把他着实训了一顿。”

“应该训训他。”卡尔金少校说。他转动了一下手里的酒杯，把剩下的威士忌一口喝干：“我一定得把这件事告诉老派克尔。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我告诉他，他女儿没有在车库里发现一具死尸，还算万幸。你知道，莱文的衣服和防毒面具就是从这个学生身上剥下来的。”

“可是这个学生到希金波坦家去干什么呀？”卡尔金少校说，“我想我要去银行兑一张支票，问问老希金波坦这件事。”他开始笑起来。空气中的迷雾已经澄清了，生活又恢复了常态：一件丑闻，同督察喝一杯酒，给老派克尔讲个新闻。他在去威斯敏斯特银行的路上差点儿和派克尔太太撞个满怀。为了躲开这个女人，他不得不一头钻进路旁一家商店里。秦基走在派克尔太太前头，他非常害怕那条狗会跟着他走进商店。他做了个姿势，仿佛向街心拋去一个球，但是秦基不是喜欢和人闹着玩的狗，再说它嘴里已经叼着一只小防毒面具了。卡尔金少校急忙把背转过来，俯身在柜台上。他发现这是一家卖缝纫用品的小店，过去他从来没有到这种店铺来过。“您要买什么，先生？”店主问。

“吊裤带，”卡尔金少校急中生智地说，“我要买一副吊带。”

“什么颜色的，先生？”

卡尔金少校斜着眼睛看着秦基从店铺门口走过，派克尔太太跟在后面也走了过去。“紫红的。”他如释重负地说。

四

老妇人轻轻关上街门，踏着脚走过漆黑的过道。如果是生人，在这间屋子里是看不清路的。但是她对这里每件东西的位置都一清二楚：帽架在什么地方，摆杂物的桌子在什么地方，楼梯在什么地方，她全了如指掌。她手里拿着一张晚报，为了不扰乱阿基，轻手轻脚地打开厨房门。她的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但是却没有出声。她把提篮拿到滴水板前边，把篮子里的东西——土豆、一个菠萝碎块罐头、两个鸡蛋和一块鳕鱼——放在板子上。

阿基正在厨房桌上写一封长信。他把他妻子用的紫墨水推在一边，使用自己最好的一瓶蓝黑墨水。他用的笔是拥有狭长墨槽的钢笔。他写得很慢、很小心谨慎，有时一个句子先在另一张纸上起好稿，然后才抄在信纸上。老太太站在污水池旁边看着他，等着他首先讲话。尽管她连大气也不敢出，呼出的气息有时却带着小哨的声音。最后，阿基把笔放下。“怎么样，亲爱的？”他说。

“哦，阿基，”老妇人喜形于色地说，“你猜怎么着？查姆里先生死了。叫人打死了。”她又补充说，“已经登报了。莱文也死了。”

阿基看了一会儿报纸。“真可怕，”他心满意足地说，“还死了一个别的人。真是一场大屠杀。”他仔细读着这段新闻。

“真没想到，咱们诺维治会发生这种事。”

“他是个坏蛋，”阿基说，“但是现在他人已经死了，我也就不便说他的坏话了。他把我们牵扯进了一件让我感到羞愧的事。我想，今后咱们住在诺维治没有危险了。”阿基的脸上现出极端疲倦的神情，看了看他用工笔小字写的三张信纸。

“哎呀，阿基，你把自己累坏了。”

“我想这封信会把事情都澄清的。”阿基说。

“给我念念，亲爱的。”老妇人说。她背靠着污水池，非常耐心地等着自己的老伴读信，一张恶毒的、皱皱巴巴的老脸露出一种温柔多情的样子。阿基开始读信。开始时，他读得很慢，不是很顺畅，但是读了几句，就从自己的声音里取得了信心。他抬起一只手摸了摸衣领。“主教大人钧鉴……”他读道，“我现在给您写一封正式信件，因我不愿叨冒和您旧日的交谊。”

“就这么写，阿基，真没有人比得上你。”

“这是我第四次给您写信……与上次相隔约十八个月。”

“有那么久吗，亲爱的？那次是我们到克拉克顿旅行回来。”

“约十六个月……我完全了解您上次复信的内容。您认为我的事情已受宗教法庭正式审理，早已结案。但如果您能认识到我如何身受冤屈，主教大人，您的正义感一定会叫您竭尽全力，重新开庭听我申诉的。如果此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只会认为是生活中的一个小节，而我却因此而含冤终身。尤有甚者，即此小节过失也是枉加在我头上的。”

“写得太好了，亲爱的。”

“下面我就转入具体情况：主教大人，请您想一下，一个旅馆的女仆一年以前在一间黑暗屋子里见过一个人（根据她的证词，她承认当时那人没有允许她拉开窗帘），一年之后她在法庭上如何能发誓证明这是同一个人呢？至于看门人的证词，我当时在法庭上就提出疑问：是不是上校和马尔克·艾格尔顿太太对这人行了贿。但法庭不允许我提出这个问题。这种根据诽谤、误解和假证而定的罪，您认为公正吗？”

老妇人又怜悯又有几分骄傲地笑了：“这是你写得最好的一封信了，阿基。”

“主教大人，人所共知，马尔克·艾格尔顿上校在教区宗教会议上是我的死敌，法院这次调査可以说是他一手挑唆起来的。至于马尔克·艾格尔顿太太，则是一条人所不齿的母狗。”

“这么写好吗，阿基？”

“亲爱的，有时候一个人被逼到死胡同里，只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再往下我就把我过去的证词再仔细申述一遍，但是这回我把论据提得尖锐多了。最后，我用世俗的人能理解的道理为自己申辩。”这一段他已经背得下来了，于是他就以他的妻子为对象慷慨激昂地讲起来，一对深陷的、疯狂的、好像圣徒似的眼睛紧紧盯着她。“主教大人，即使那人的假证和受人贿买的证词都实有其事，那又怎样呢？难道我犯的是不可原宥的罪恶，难道我就应该为此终生忍受折磨，失去生计，甚至得靠着不体面的手段才能养家糊口？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这一点再没有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主教大人，就是您，我也在寻欢作乐的场所看见过。即使像我这种穿着教衣的人偶然犯了一点儿情欲过失也是可以原谅的，连您自己，主教大人，当年肯定也是个偷情的老手。”他说话说得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停了下来。两个人又恩爱又敬畏地互相凝视了一会儿。

阿基又接着说：“下面我打算写一点儿关于你的事。”他看了看他妻子身上拖到地面的黑裙、肮脏的上衣和满是皱纹的黄脸。从他的表情看，没法不承认他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纯洁的。“亲爱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会落到什么田地，如果——”他开始给信件的下一段打腹稿，一边往纸上写一边大声朗读。“在这漫长的考验——不，漫长的困苦折磨中……如果没有我的爱妻的支持，我不知道……我想象不出自己会落到什么田地。她对我非常信任、矢无二心，不，她对我矢志不渝、诚心相待。而我这样一个贤惠的妻子竟遭到马尔克·艾格尔顿太太的诋毁、鄙视，倒好像上帝只选择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去侍奉他似的。这次审判至少教会了我区分朋友与敌人。但就是在审判中，我妻子的证词，一个相信我、热爱我的人的证词，却抵不过那些谎言和诽谤，根本未受到重视。”

老妇人俯过身来，眼睛里闪着骄傲和得意的泪水。她说：“太好了。你觉得主教的夫人会读到你的信吗？噢，亲爱的，我知道我该上楼去打扫打扫房间，可能有些年轻人要到这儿来了。可是我就是舍不得离开你，亲爱的。我要在这儿陪着你待一会儿。你写的东西叫我觉得自己非常圣洁。”说着，她一屁股坐在污水池旁边的一把硬椅子上，看着她丈夫的手在纸上移动，好像是在看着一个在屋子里浮动的可爱幻影，过去她从来不敢希冀看到它，现在却被她捕捉到手了。“亲爱的，最后我还准备这样写，”阿基说，“在这充满伪证的无情世界里，有一个女人始终是我生活的铁锚，有一个女人我始终可以信赖，直到我生命的尽头，直到我走上生命的彼岸。”

“他们应该惭愧死的。”她哭了起来，“唉，阿基，他们怎么会那么对待你呢？但是你写的话是真的。我决不离开你。我决不离开你，至死也不离开。永远、永远同你在一起。”在这两人这样互相盟誓的时候，他们的两张邪恶、苍老的脸彼此凝望着，脸上流露着为崇高爱情感召出的信任、敬佩和甘愿忍受痛苦折磨的神情。

五

安被领进一节车厢里。当她被孤零零地扔在那里以后，她偷偷地扭动了一下门把手。正像她预料的那样，门从外边锁上了。尽管桑德斯说话谨慎，极力掩饰自己的行动，安还是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她灰心丧气地望着窗外湫隘、肮脏的火车站。她觉得一切值得挣扎、值得活下去的生活价值都已经失去了，她连一个糊口的工作都没有了。她的眼睛越过一张霍尔利克酒“最适于夜间饮用”的广告牌和一张色彩鲜艳、画着约克郡海滨碧海黄沙的风景画，看到了自己辗转于各处职业介绍所的茫茫前途。火车开始移动了，候车室和厕所从她面前掠过，水泥的月台逐渐倾斜下去，面前展现出一片荒凉的铁轨。

我多么傻，她想，居然妄想阻止一场战争。三个人丧了命，这就是全部收获。现在，轮到她为三条性命负责了。她对莱文的厌恶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当火车行驶在一片荒凉中——两旁堆积如山的煤堆、破旧的小棚子、拋在岔道上的空车皮、几株从煤灰渣里挣扎出来又枯死的小草，她痛苦而悲悯地回忆起莱文来。她曾经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他是那样真挚地相信过她，她曾经答应过他，决不把他出卖，但是她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连一点儿内心斗争也没有就把他出卖了。莱文临死前一定知道了她的背叛。在他的记忆里，她和那个曾经陷害过他的牧师还有那个向警察打电话告密的医生永远列在了一起。

好了，她已经失去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的人。她想：痛苦从来就被认为是一种赎罪。她毫无道理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因为她是绝对不可能阻止一场战争的。人是一种战斗成性的生物，他们需要战争。从桑德斯留在她对面座位上的一份报纸，她读到了一些有关战争的新闻：有四个国家已经完成了战前总动员，最后通牒昨天午夜已经到了最后期限。这些新闻没有登在第一版上，但这只是因为诺维治的居民正在经历一场近在眼前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制革街结束的。她满心恼怒地想：当暮色从受了伤害的黑暗土地上升起的时候，当炼铁炉的红光映现在长长的黑色矿渣堆后面的时候，这里的人多么喜爱这样一场战争啊！而现在她乘着一列火车，慢慢地驶过这一片混沌黑暗，车轮咔嗒咔嗒地辗过重重叠叠的辙岔，宛如一头垂死的野兽正在逃离战场，痛苦不堪爬过无主之地。难道这不也是一场战争吗？

为了不叫眼泪流出来，安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结霜的玻璃冰冷刺骨，使她的情绪稳定了一些。驶过一座新哥特式小教堂和一排乡村别墅的时候，火车的速度加快了，接着窗外出现了郊野风光：田地、缓缓向一扇栅栏门走去的几条牛、破旧的篱笆中一条小巷、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正在点车灯……安想要哼一支歌提提精神，但是她唯一记得的曲调是《阿拉丁》和《只是公园》。她想到乘坐公共汽车回家的漫长旅途，电话里的声音，火车离开伦敦前她没有能挤到窗玻璃前同他招手，火车驶过去的时候他背对着她，连最后一眼也没有看到。戴维斯先生从那时候起就开始破坏她的幸福了。

在她凝望着窗外凄清寒冷的田野时，她又想：即使她有能力拯救英国免于战争灾祸，这个国家也许也不值得她这样做。她想到戴维斯先生，想到阿基和他的妻子，想到舞台监督、梅迪欧小姐，她还想到自己公寓的那个女房东，鼻尖上总挂着一滴稀鼻涕。是什么迫使她扮演了这样一个荒诞的角色呢？如果她不主动向戴维斯先生提出到外面去吃饭，莱文也许就进了监狱，另外两个人也就不会丧生了。她努力回忆诺维治商业街上那一张张焦灼的面孔，争着读夜空上映显出的灯光新闻，但是那些脸在她记忆里只是模糊的一片。

通向车厢过道的门打开了。窗外隆冬的暮色越来越浓，她想到了摆在自己面前的还有不少问题。他们是不是还要向她盘问个不休？她大声说：“我已经写了供状了。”

麦瑟尔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来：“还有几个问题得同你讨论一下。”

她带着绝望的神色转过头来说：“你来干什么？”

“我负责审理这个案子。”麦瑟尔坐在她对面的倒座上，眼睛望着窗外。她看着田野从远处奔驰而来，又飞快地消逝在自己肩膀后面。麦瑟尔说：“我们已经把你说的那些事进行了初步调查。真是非常奇怪。”

“我没有说假话。”她倦怠地说。

麦瑟尔说：“我们已经给伦敦的一半大使馆打了电话，更不要说日内瓦了。当然了，还有伦敦警察局长。”

安带着些气恼地说：“真是抱歉，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但是她无法佯装下去。看到麦瑟尔在他身边，看到他那笨拙的、曾经对她非常亲切的大手，看到他那魁梧的身材，她那种冷漠、嘲讽的态度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啊，对不起，”她说，“这句话我早就对你说过无数次了，是不是？我把你的咖啡打翻了的时候说的也是这句话，现在死了这么多人我还是这么说。别的什么话也不能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意思，是不是？我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本以为事情非常清楚。我失败了。我根本没有想伤害你。我以为伦敦警察局局长……”她开始啜泣起来，可是她却哭不出眼泪来，好像眼泪已经枯干了。

麦瑟尔说：“我要升职了。我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我自认为把事情搞糟了。”他向前俯着身子，用低低的、祈求的语调向车厢对面说，“我们可以结婚了，马上就结婚……虽然我敢说你现在不想结婚了。你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他们会给你一笔钱的。”

这就像走近老板的办公室，本来以为会受到撤职处分，忧心忡忡，没想到却提了一级——或者在戏里面分配给一个主要角色。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事是很少有的。

“当然了，”他沉着脸说，“你这回会一下子红得发紫。你很可能阻止了一场战争。我知道我没有相信你。我失败了。我本来想我总是信任——我们已经找到不少证据，我本来认为你告诉我的那些事是谎言，现在看来都是真的。我看他们必须撤回那份最后通牒了。他们只能这样做。”他又添了一句，表示很不喜欢这件事闹得尽人皆知。“这将成为本世纪最轰动的一件新闻。”他把身体往后一靠，脸上显出阴沉、忧郁的样子。

“你是说，”她带着不能置信的神情说，“我们一到伦敦，马上就可以去登记结婚？”

“你愿意吗？”

她说：“我就嫌汽车走得太慢了。”

“不会那么快的。还得等三个星期。咱们还没有钱领到特别许可证。”

她说：“你是不是说我能拿到一笔钱？我愿意把它全花在许可证上面。”他俩都笑了起来。突然间，过去三天的噩梦好像一扫而光，都被留到诺维治市的钢铁堆上了。这些事都是发生在那个地方的，他们永远也不需要回到那个出事的地点去了。留下的只是一点儿轻微的不安，只是莱文暗淡的幽灵。如果说活着的人会仍然谈论他，仍然记着他，那只不过是莱文不甘消亡，在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而已。

“虽然如此，我还是失败了。”安说。她的脑子里又出现了小木棚里的情景：莱文把自己的麻袋盖在她身上，摸了摸她冰凉的手。

“失败？”麦瑟尔说，“你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有几分钟，安觉得失败这种感觉好像永远也不会从自己的脑子里消除了，好像她的每一件幸福都要被它投上一点儿暗影。她觉得这件事永远也解释不清，她的爱人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但就在他脸上的阴郁神色消失以后，她感到自己又在经历另一种失败——她不能赎罪了，麦瑟尔的声音驱走了笼罩着她的暗影，在他的笨拙而又温柔的大手下，那暗影已经消失了。

“巨大的成功。”他像桑德斯说话一样，每个字音都说得很真切，因为他越来越清楚那成功意味着什么了。它是值得宣扬一下的。田野从路轨两旁向后奔驰，暗影越来越浓，至少有几年的时间这片土地可以暂时享受到太平了。他是一个英国的公民。他只要求有几年平安无事就可以从事他从心眼里喜爱的工作。正因为时局的动荡，那暂时的安定才格外宝贵。车窗外面，有人在田野上一道篱笆底下燃烧冬日的枯草。一个农民打完了猎，骑着马独自从一条幽暗的小路回家去。那人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老式圆顶帽，胯下的老马羸弱得好像连一条壕沟也跳不过去。一个已经点着灯火的小村庄远远地出现，又飘过去，像是一只悬着灯笼的游艇。一座灰色的英国教堂蹲踞在紫杉树和几百年积累下的坟堆中间，从麦瑟尔面前一掠而过，像是一条老狗守在自己窝中。接着，火车又驶过一个小站的木头站台，一个脚夫正在检视一株圣诞树上的标签。

“你没有失败。”麦瑟尔说。

安一心思念着伦敦。她没有看到窗外昏黑的原野，眼睛停在麦瑟尔的幸福的脸上。“你不了解，”她说，仍然舍不得放开心里的那个幽灵，“我真的是失败了。”但是当火车通过一座高架桥，驶进伦敦市区时，她已经把那个幽灵完完全全忘掉了。桥下一条条灯火通明的狭窄、寒酸的街道像星光一样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糖果店、卫理公会小教堂、教堂门前石板路上用粉笔写的一些通知……她这时想的正是麦瑟尔刚才想的事：这就是和平的环境。她拂拭了一下玻璃上的水蒸气，把脸贴在上面，怀着幸福和温情贪婪地望着伦敦的夜景。她像是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不得不担负起抚育弟妹的责任，而她却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担子。一群孩子吵吵嚷嚷地在街头上走着，尽管她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看不到他们的嘴在动，她却知道孩子们正在尖声喧闹，因为她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小贩在街角卖炒栗子，她脸上的红光正是那炉火的反光。糖果店里挂满了一条条的白纱袜子，袜子里塞着给孩子预备的廉价圣诞节礼物。“啊，我们到家了。”她叹了口气，高高兴兴地说。那暗影完完全全从她心头消失了。

[1]伦敦哈默史密斯-富勒姆区自治市。——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安徒生童话《白雪皇后》中的小男孩，因魔镜碎片落进他心中，使他的心变成一团冰块。

[3]法国港口城市，位于英吉利海峡最狭窄处。——编者注

[4]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下令罗马帝国的人民必须进行登记。约瑟与玛利亚夫妇赴大卫城（伯利恒）登记。适玛利亚产期已至，又找不到地方住宿，所以生下耶稣后，放在马槽里。见《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

[5]根据理查德·惠廷顿生平事迹创作的戏剧。理查德·惠廷顿（Richard Whittington，1354—1423），英国商人和政治家，曾三次担任伦敦市长。英国流传有以他为原型的《迪克·惠廷顿和他的猫》民间故事。——编者注

[6]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即《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

[7]查尔斯·B.考克伦（Charles B.Cochran，1872—1951），英国著名剧院经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推出众多成功的音乐剧作品。

[8]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忠诚》是高尔斯华绥1922年出版的剧作。——编者注

[9]戏剧《阿拉丁》里新增的滑稽角色，是阿拉丁的母亲，多由男性扮演。——编者注

[10]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

[11]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耶稣被抓时，门徒想救他，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编者注

[12]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所作的同名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

[13]出自英国诗人、剧作家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诗歌《罗兰骑士来到黑暗塔》（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编者注

[14]即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1340—1399），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儿子，查理二世的叔叔，1372—1374年曾率领英军抗击法国。莎士比亚历史剧《查理二世》中的人物。

[15]即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1861—1928），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英国作战部队总司令。兴登堡防线是由“一战”时德国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在法国东北部修建的防御系统。

[16]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1570—1606），1605年策划英国火药阴谋案未遂。每年11月5日，英国会举行篝火节，也被称作盖伊·福克斯之夜，会焚烧象征福克斯的假人。

[17]鲁肯（Lucan，公元39—公元65），生于西班牙的罗马诗人。意大利名为马尔库斯·安奈依斯·鲁坎奴斯。

[18]位于伦敦市中心，自19世纪以来就成为英国最有名的医疗街。——编者注

[19]1830年创立于美国的一个教派，主张一夫多妻制。

[20]辛巴德是《一千零一夜》中《辛巴德水手》里的主人公；下文提及的蓝胡子是法国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所作的童话中的人物，杀死了自己的多个妻子，所以戴维斯才问鲁比是否怕他。

[21]把手指别起来：英国迷信认为把两个手指交叉能带来好运。

[22]蒙斯市位于比利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8月），英国远征军第一次与德国军队在此交锋。

《斯坦布尔列车》

第一部 奥斯坦德

第二部 科隆

第三部 维也纳

第四部 苏博蒂察

第五部 君士坦丁堡

至爱献给维薇安[1]

世间万物万事，其理想本质富于诗意；

其命运必为悲剧，其存在荒唐滑稽。

——乔治·桑塔亚纳[2]

第一部 奥斯坦德[3]

1

轮船事务长手里拿着最后一张登陆卡，望着乘客们穿过灰蒙蒙的潮湿的码头，跨过横七竖八的铁轨和道岔，绕过废弃不用的货运敞车。他们缩着肩膀，大衣领子朝上翻着；在长长一列火车里，桌上的灯亮着，透过雨雾看去像一串蓝色的珠子闪闪发光。一台巨大的起重机旋动着、下降着，一时间，绞盘咔啦咔啦的响声甚至淹没了无处不在的水声——雨水从阴沉的云天上倾盆而下，海水冲击着渡轮和码头。这时正是下午四点半。

“春天，我的上帝。”事务长大声说，想驱除最后这几个小时造成的印象：湿漉漉的甲板，蒸汽、燃油以及酒吧里的陈年巴斯啤酒发出的气味，女招待端着锡盆到处走，黑绸裙子在地上拖来拖去，等等。他顺着起重机的铁臂看去，望见工作台里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小小人影正在转动轮盘，心里升起一股不常有的嫉妒感。那起重机司机高高在上，三十英尺高的雨和雾将他与事务长、旅客以及灯火通明的长长的快车分隔开来。可我就没法儿躲开那些讨厌的嘴脸，事务长心想，他记起了那个穿厚皮大衣的年轻犹太人，这个人因为上渡轮时被分到一间双人船舱而怨声不绝，其实一共才不过该死的两个小时。

事务长对从二等船舱出来的最后一名旅客说：“别往那儿走，小姐。海关检査站在这边。”看到这张年轻的陌生面孔，他心里轻松了些，这人至少没发牢骚，“你不需要人帮你搬行李吗，小姐？”

“不了，”她说，“我听不懂他们的话。行李也不重。”她从那身廉价的白雨衣里伸出头来，朝他咧嘴笑笑，“除非是您愿意帮忙，船长。”女孩子的冒昧使事务长高兴起来。“哎，要是我年轻，你可真用不着脚夫。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事务长摇摇头说道，只见那犹太人离开了海关，穿着灰色羊皮鞋在铁轨之间找下脚的地方，身后跟着两名搬运工。“路远吗？”

“全程。”她一边说，一边悒悒不乐地越过铁轨、行李堆和餐车的灯火，凝视着停在那里的黑黢黢的车厢。

“有卧铺吗？”

“没有。”

“你该去弄个铺位，”他说，“像你这样坐全程的人，要在火车上过三夜，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去君士坦丁堡做什么呀，结婚？”

“据我所知可不是。”她怀着离别的忧郁和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勉强笑了一下，“这事儿谁也说不准，是吧？”

“去工作？”

“去跳舞、打杂什么的。”

她说了声“再见”便转身走了。雨衣显露出她瘦削的身子，即使当她跌跌绊绊地走在铁轨和枕木之间的时候，她的身躯仍然保持着那种忸怩不安的姿态。一只信号灯由红转绿，蒸汽长啸着从排气管中喷出。她寻常而又活泼的面孔、大胆而又沮丧的举止，在事务长的脑海中停留了片刻。“记住我，”他向她喊道，“过一两个月我们还会见面的。”可是他心里明白自己根本不会记得这姑娘。今后几个星期，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从窗口向他的办公室里张望，要一间舱房啦，要换钱啦，要一个铺位啦，等等。他根本无暇去记住某一个人，何况这姑娘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地方。

当事务长回到船上时，甲板已冲洗好准备返航了。看到船上不再有那些陌生人，他感到愉快多了。他喜欢船上永远是这个样子：有几名可以用意大利话差来遣去的肤色浅黑的意大利人；有个女招待可以陪自己喝杯啤酒。他用法语朝水手们咕哝了一句，水手们冲他笑笑，唱着一首关于某个“戴绿帽子的丈夫”的下流歌曲，这使他不禁妒火上升，一腔思家之情也减了几分。“这一趟横渡真不顺当。”他用英语对总管事说。那人曾在伦敦当过跑堂的，而事务长除非是迫不得已，决不愿多说一句法语。“那个犹太人，”他说，“给了你不少小费吧？”

“你觉得是多少？六法郎。”

“他病了吗？”

“没有。倒是那个留小胡子的老头儿一直不舒服。给了我十法郎吧，我赌贏了。他是英国人。”

“算了吧。他的口音生硬得能用刀切。”

“可我看了护照。理査德·约翰。中学教师。”

“这可是够怪的。”事务长说。这真有点儿古怪，他暗自想，不情愿地掏出十法郞来，脑海里又浮现出跳板升起、汽笛响彻云霄时，那个身穿雨衣、须发灰白的疲倦的男人大步从轮船栏杆边走开的情景。那人曾向他要报纸，要晚报看，于是事务长对他说，这么早伦敦的晚报还没出呢。听到这话，那人呆呆地站着，用手指捻着长长的灰白胡子。事务长给女招待倒了杯巴斯啤酒，他在结账前又想起了那位学校教师。一时间，他几乎有点儿怀疑与自己擦身而过的是否是个戏剧性的人物，一个正被追捕、疲倦不堪、适合充当故事素材的人。不过这教师没发过牢骚，因此，他比年轻的犹太人，比厨师旅游团，比那个丢了戒指、穿淡紫色衣服的病怏怏的女人，以及付了双份卧铺钱的老头儿更容易被遗忘。那姑娘在半小时前就已经被忘却了。这是她与理査德·约翰共命运的头一桩事——头顶甲板上沉重的脚步声，燃油味，闪烁的信号灯，忧虑重重的面孔，叮当作响的玻璃杯瓶，账面上一行行的数字——这些都在事务长的脑海中化为乌有。

风停了有十秒钟，那一瞬间里，原来在码头和甲板之间来回扫掠的浓烟，静静停在了半空中。迈亚特正小心择路走过泥淖，他觉得这烟尘就像游牧人的灰色帐篷。他忘了自己的羊皮鞋已经被弄脏了，忘了海关人员在翻到他的两件丝绸睡衣时的无礼态度。他在这些人的粗暴和轻蔑，以及“犹太人，犹太人”之类的字眼底下，悄悄溜进这些巨大如帐篷般的阴影中。有那么一刻，他好像到了家，不再需要用他的皮大衣、他在萨维尔街定做的服装、他的钱财以及他在公司中的位置来鼓励自己。但当他来到火车跟前时，风又刮了起来，烟尘的帐篷被击得粉碎，于是，他又落入了充满敌意的世界之中。

不过，他感激地看到了金钱的威力。钱并不总能买到殷勤礼貌，但可以使事情办得迅速。其他乘客还没到，他就头一个通过了海关。他可以和列车员商量自己独占一个隔间——他最讨厌当着别人的面脱衣裳了。当然他知道，由于自己是个犹太人，和列车员打交道就得多破费点儿，光是提个要求、给点儿小费可不顶事。他从餐车灯火辉煌的窗口走过，餐桌上已铺好了桌布准备开饭，罩着紫红灯罩的台灯在桌上闪耀着。“奥斯坦德——科隆——维也纳——贝尔格莱德[4]——伊斯坦布尔”。他走过这一溜地名牌，看都不看一眼；这条线他很熟，这些地名就像这些城市中的清真寺的尖塔、圆顶楼阁以及穹形房顶一样，在他眼前只是一晃而过，都不是他这个民族的人能够长期居留的地方。

如他所料，列车员态度很恶劣。他说列车很挤，虽然迈亚特明知他是撒谎。四月还不到车挤的时候，过海峡时他在渡轮上没见到几个头等车厢的乘客。正当他跟列车员争辩时，一群游客拥进车厢，中年妇女抓着披巾、毯子和写生本，一位老牧师则抱怨他的《宽广世界》杂志丢了——“我旅行时总是读一本《宽广世界》”——后边是他们佩着旅行社徽章的导游，汗水涔涔，在乱糟糟的情况下仍然和和气气。“瞧瞧。”列车员说，比画了一下，似乎要说明他的列车承担着异乎寻常、不堪忍受的重负。可是迈亚特太清楚这条路线的底细了，不可能上当。从这帮人忙乱不安的精神状况看，他断定他们是属于到雅典就断开的车厢的。他又把小费加了一倍，于是列车员让步了，在他的隔间门上贴了张铺位已预订的纸条。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迈亚特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隔着玻璃这道安全的墙壁，迈亚特望着外边游离过去的面孔。潮湿的寒气透过皮大衣袭来。他在拧暖气管时，呼出的水汽蒙到了玻璃窗上，于是他便看不清来往的旅客了，只瞥见一点半点互不相关的特征：一只四处张望的恼怒的眼睛，一件紫红丝绸衣，一个教士服领子，等等。只有一次他耐不住不断增长的孤独感，用手指擦了擦玻璃，正巧看到一个穿白色雨衣的苗条姑娘在通往二等车厢的过道尽头消失了。有一次门被推开了，一个半老的男人向里面瞧了瞧。他蓄着小胡子，戴着眼镜和破旧的软帽。迈亚特用法语告诉他，这隔间已经有人了。

“一个座位。”那人说。

“是要二等车厢的吗？”迈亚特问，可那人摇摇头走了。

奥佩先生舒舒服服地缩在他的角落里，既好奇又失望地打量着对面那个矮小苍白的男人。那人的样子普普通通，由于健康不佳，肤色很难看。神经兮兮，奥佩先生一边想，一边观察着他那动来动去的手指，可这些手指丝毫没有显示出其他什么敏锐感。它们又短又粗，指尖平平的。

“我一向认为，”奥佩说，暗自怀疑碰上这么个旅伴是不是有点儿背，“只要能搞到卧铺，就没有必要坐一等车厢。二等车厢也相当舒服嘛。”

“是的——是这样，”那人欣然答道，“可你怎么知道我是英国人？”

“我总是，”奥佩先生微笑着答道，“把人往最好处想。”

“当然了，”那苍白的男人说，“你是牧师——”

报童在窗外吆喝着卖报，奥佩先生探出身去说：“《伦敦时报》。这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晨报》和《每日邮报》。好。谢谢。[5]”在旁人听来，他的法国话里尽是些习字帖里的短词，讲得津津有味却又错误百出。“多少钱？三法郎。天啊。[6]”

他对那白脸人说：“要不要我给你翻译？你想要什么报纸吗？你就是想要《生活周刊》也用不着避讳我。”

“不，我不要什么。谢谢你。我有本书。”

奥佩看了看表。“还有三分钟我们就要开车了。”

有几分钟她很害怕，担心那男人或他的老婆——那个瘦高的女人会讲起话来。此时此刻她最希望的就是安静。她想，要是我能买得起卧铺，是不是就可以独自一人不受打扰呢？昏暗的车厢里灯光闪闪烁烁。那个胖男人说：“快开车了。”潮湿的空气里满是灰尘，外边闪动的灯光使她想起了她所熟悉的事物：诺丁汉高街的剧院上方熠熠闪光、不停变化的霓虹灯。生活的骚动，来来往往的搬运工和报童，这一切都使她想起了鹅市[7]。她抓住这个回忆不放，极力在头脑中重温旧日的鹅市，如何砌砖头、摆摊子，等等，这些都显得栩栩如生，几乎就像被冷雨冲刷的码头和时时变换的信号灯一样真实。这时，那男人对她说话了，她不得不走出自己匿身其中的梦幻世界，做出兴致勃勃、勇气十足的样子来。

“小姐，我们将在一起长途旅行。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吧。我叫彼得斯，这是我妻子，艾米。”

“我叫科洛尔·马斯克。”

“给我买块三明治，”那瘦削的女人恳求道，“我饿得肚子咕咕叫。”

“帮个忙好吗，小姐？我不懂外国话。”

干吗叫我去？科洛尔恨不得冲他嚷起来。你以为我就懂外国话吗？我压根儿没离开过英格兰。但是，她已习惯了约束自己，不论何时何地都承担落到肩上的一切责任，所以她没有表示反对，打开车门准备跳到铁路线之间滑溜溜的灰暗的路上去找三明治。不过，这时她看见了一个钟。“没时间了，”她说，“还有一分钟就要开车了。”科洛尔转身时看见过道尽头有个面孔和身影，不由得满怀期望地屏住了呼吸：在伦敦时，只要最后往鼻子上扑点儿粉，向看门人道声“晚安”，就可以去会朋友了，在外面驱散黑暗的华灯下，有年轻的犹太人在等她，等待她的还有巧克力糖，街拐角处的汽车，一趟风驰电掣的兜风，以及偷偷摸摸的危险的拥抱。可是，眼前这个犹太人她不认识，她得再一次不情愿地而且是战战兢兢地在陌生的土地上探险；这一次，只靠个把巧妙的暗示不再能阻止危险，只靠有节度的爱抚也不足以打发徐徐来临的黑夜。

迈亚特走进过道，心想，列车误点了。他摸了摸背心兜里那盒他总是随身携带的葡萄干。小盒分成四格，他信手拈了一颗葡萄干，放进嘴里品尝着。质量下降了。是斯坦因公司的。葡萄干又小又干。过道那头穿白色雨衣的姑娘转过身来盯着他。好身材，迈亚特想，我认识她吗？他另外选了一颗葡萄干，看都没看就放进嘴里。这是我们自己的，迈亚特的，“迈亚特及佩奇联合公司”的。有葡萄干放在舌头上，一瞬间他得意得几乎像是个操纵着生杀予夺的世界主宰。这是我们的，而且质量最好，他想。一扇扇车门砰砰地关上了，火车拉响了汽笛。

理査德·约翰的雨衣领子竖着，遮住了耳朵。他倚着过道的窗门朝外眺望，棚屋小舍开始纷纷朝缓缓拍击堤岸的海水退去。这是结束，他想，也是开端。车外一张张面孔闪过去了。一个扛着铁镐的男人摇着红灯，火车头喷出的烟气环绕着他，灯光显得模糊暗淡了。制动闸松开了。云层也绽开了裂口，落日的光辉照耀在铁路线、车窗以及理查德的眼睛上。要是我能入睡，他渴望地想，我一定能更清楚地回忆起所有应当记住的一切。

炉门打开了，火焰和热气顿时从炉中涌出来。司机把调节器拧到最大，脚踏板由于车厢的重量晃动着。火车头很快就进入了正常运行，司机关上了排气阀。列车通过了布鲁日区，调节器已经关上，火车靠少量蒸汽下坡滑行着，一点儿残阳从云层中钻了出来，辉映着湿淋淋的高墙，满是积水的小巷也闪耀着莹莹的水光。在这邋里邋遢的外壳里，坐落着那个古老的城市，就像一件曾被人过多地观看、议论和交易的闻名遐迩的珠宝。随后，透过蒸汽出现了空旷的原野，间或有郊区别墅打破了单调的景色。它们又高又丑，朝哪个方向的都有，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瓷砖，披着茫茫的暮色。从快速列车喷出的火星清晰可见，像一群群鲜红的甲虫由于夜的诱惑飞向天空。火星坠落在铁轨旁闪烁着，触碰着树叶、树枝或卷心菜的根茎，随后化为灰烬。一个赶马车的姑娘仰脸笑着；一男一女搂抱着躺在铁路路基旁。车外，夜幕降临了；此后，旅客们在车窗里看到的便只是自己透明的身影。

2

“第一次用餐，第一次用餐。”喊声在过道里回荡着。迈亚特早已端坐在餐车里。他不愿冒险去和别人共用一张餐桌，不愿被迫去跟别人客客气气地寒暄或遭受可能碰到的冷遇。君士坦丁堡，对多数人来说是一次几乎无休无止的旅行的终点，可是在迈亚特看来，它却像迎面飞腾而过的电线杆子一样，急速地向自己逼近。一俟旅程结束，就不再有思考的时间了：等候的汽车，眼前晃过的清真寺尖塔，昏暗的楼梯，从写字台后面站起身来的埃克曼先生就会接踵而来；算计、数字、合同将把他包围起来。在这里，在餐车里、卧铺上或过道中，他必须事先想好每一处措辞，练习每一个声调变化。他倒希望和英国人或土耳其人打交道，但埃克曼及其背后谜一般的斯坦因，却都是跟他同族的犹太人，对于如何根据声调以及拿雪茄烟的姿势发现对方的意思，全都是驾轻就熟。

侍者在通道中往来送汤。迈亚特摸摸胸前的口袋，又吃了一个葡萄干，是斯坦因的，又小又干，可是得承认它价钱便宜。在迈亚特心中，质与量进行着永恒的不可避免的争斗，却从来也没有结果。被拴在伦敦的办公桌边时，他总是只和斯坦因的代表，而不是和他本人打交道，至多只能从长途电话中听听斯坦因的声音，而那只不过是声音的影子罢了，从它的语调变化中你什么都发现不了。因此，他能大致搞清的仅仅是：斯坦因的情况不大妙。但究竟如何呢？是濒临破产还是仅仅受了点儿损失？是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还是只不过向不大景气的经济状况屈服了？如果迈亚特不曾怀疑“迈亚特及佩奇联合公司”在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能干无比的埃克曼先生绕开了法律约束，私下与斯坦因勾结，事情本来会明朗一些。

他用勺子蘸了蘸淡而无味的菜丝汤，而他喜欢的是丰盛的、有滋有味的、富有营养的大鱼大肉。窗外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只偶尔有小站上一闪而过的灯光，过隧道时火车喷出的一股火星，此外，就是一直映在玻璃上的自己半透明的面孔。在玻璃上，他的手像鱼一样飘浮着，透过它，水和水草在闪闪发光。这个时刻追随他的影像有点儿使他不快，他正要放下窗帘，却看见在自己的影子后边，还有曾向他的房间里探头探脑的那个穿旧雨衣的男人。他的衣服已经褪色，磨得发亮，面目全非，就像是穿着古代服装的幽灵，但仍勉强地维持着体面：敞开的雨衣里露出高高的硬领，以及扣得整整齐齐的夹克衫。这人正在耐着性子等候吃饭——迈亚特最初这样想，使自己的脑子暂时摆脱斯坦因与埃克曼等微妙的问题而休息片刻——但是，不等侍者到那人跟前，他就已经睡着了。一处车站的灯光射过来，车厢壁又从镜子还原为玻璃窗，那个陌生人的面孔消失了，透过窗子可以看见一群乡村旅客带着孩子、包裹和网袋在等候国内慢车。待到外边重新暗下来，那面孔就又出现了，他头一点一点地进入沉睡。

迈亚特心里明白，在火车上喝好酒纯粹是浪费，这么抖个不停，什么酒香也品不出来。可他还是点了一种度数适中的勃艮第葡萄酒，一九二三年出的香贝丹酒，就着牛肉喝了起来，并且很快就把那人忘掉了。列车开足马力奔向科隆，整个车厢的玻璃都在颤抖中呜咽。他喝着第一杯酒，又想起了斯坦因，此刻他正在君士坦丁堡狡诈或者绝望地等候自己到达。迈亚特相信，只要价钱合适斯坦因就会卖；可是听说另外还有个买主。埃克曼先生的可疑之处就在这里，也许他为了从斯坦因那里捞15%的佣金便吃里爬外，帮对方抬高价钱，和自己的公司作对。埃克曼来信说，莫尔特公司给斯坦因的存货和信誉出了个大价钱；迈亚特不相信这话。有一天，他曾和小莫尔特一道吃午饭，席间偶然提及斯坦因。莫尔特不是犹太人，他不那么敏感，不懂得推诿回避的学问。如果他想说谎，他就说谎，但只用语言欺骗，他不知道毫无经验的手会戳穿嘴里的谎言。迈亚特发现，和英国人打交道时，有一招就足够了；如果谈及重大事项或提出了关键的问题，他就递上一支雪茄，假如对方撒谎，不论他答话有多快，接烟时手至少要迟疑四分之一秒。迈亚特知道那些异教徒怎么说他：“我不喜欢这个人。他从来不正眼看你的脸。”傻瓜，他暗自得意洋洋地想，我还有比这强得多的法子呢。比如说，他知道小莫尔特没撒谎。是斯坦因，或者是埃克曼在撒谎。

他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真有趣，他想，安宁平静地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旅行的人是他，而不是埃克曼。埃克曼此刻也许正锁上办公桌，从书信架上拿起帽子，用尖利的龅牙咬着公司的电报，细细地琢磨着：“卡尔顿·迈亚特先生于十四日抵达伊斯坦布尔。请安排会见斯坦因。”在火车里，不管它运行得多快，乘客都不得不安静地休息。在两面的玻璃窗之间根本唤不起什么激情；除去想想事以外也根本没法从事其他什么活动；而且，你尽可以独自冥思，不必担心有人打扰。可是埃克曼和斯坦因却不断地被外界打扰，电报纷纷来到，人们的谈话打断了他们的思绪，女人们在举行宴会。在这摇摆急驰的快车上，响声如此有规律，几乎就等于是寂静，运动如此平稳地延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简直把它视为静止了。只有在外头才会发生侵害他的事，在火车上，他和他的种种计划可以安安稳稳地待上三天，三天之后他就会一清二楚地想好如何对付斯坦因和埃克曼。

吃完冰激凌和甜点，付过账，迈亚特在餐桌边停了一会儿，点了支雪茄。他正对着那个陌生人，看见他在上菜的空当里，即撤下塔列兰小牛肉以后，端上冰布丁之前的片刻时间里睡着了，他一定是太累了。

在迈亚特的凝视下，那人突然醒了过来。“嗯？”他问。迈亚特道歉说：“我并没想惊动您。”那人怀疑地打量着迈亚特；他从睡眠中惊醒，重又回到他习以为常的焦虑不安的状态中，那件寒碜的雨衣破坏了他在穿着上花费的一番苦心。看到这些，不知是什么使迈亚特有点儿动了恻隐之心。他接着上次相遇时的话题说道：“您已经找到隔间了吧？”

“找到了。”

迈亚特不由自主地说：“我想您可能会觉得在火车上难以休息。我的包里有阿司匹林。您要几片吗？”那人猝然答道：“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自己是医生。”迈亚特出于习惯瞧了瞧他那瘦骨嶙峋的手。他带着几分处于荒漠中的点头哈腰的犹太人所特有的过分谦卑说道：“打扰您我真过意不去。不过您气色不好。如果我能为您效劳——”

“不，用不着，用不着。”可是，当迈亚特走开时，那人却转过身来朝他喊道，“时间。现在几点了？”迈亚特说：“八点四十分。不，八点四十二分。”他看见那人小心翼翼地校准了自己的表。

迈亚特回到自己的房间时，车速渐渐慢了下来。铁路旁列日市的巨大高炉就像在边境袭击中着了火的古代城堡。列车晃了一下，通过了一处道岔。路两边架着一道道钢梁，下边远处，一条空荡荡的街道斜插着伸向黑暗，一家咖啡馆门口亮着灯。眼前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铁轨，一些没挂车厢的火车头呼啸着，喷着汽，蒸汽朝东方快车涌来。卧铺车厢那边，绿灯亮了，列车上方露出了车站的穹顶。报童在叫卖，一长溜庄重古板的穿黑衣的男人和戴黑纱的女人在站台上等候，态度漠然，像葬礼上的一群有教养的陌生人。他们望着一等车厢从眼前经过，奥斯坦德——科隆——维也纳——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雅典（脱卸车厢）。随后，他们提着网袋，拉着孩子，爬上了后边的车厢，可能要去十五英里外的珀潘斯特尔或韦尔维耶。

迈亚特累了。昨天晚上他和父亲雅各布·迈亚特讨论斯坦因的事，一直谈到夜里一点钟。看着父亲抖动的白胡子，他恍然明白了事务已经一点儿一点儿地从父亲那抓着热牛奶杯、戴着戒指的衰老的手指间溜掉了。“他们从来不撇奶皮。”雅各布抱怨说，他让儿子用勺子把牛奶表面撇清。如今好多事他都让儿子做；佩奇根本不算数，他的董事职位不过是个虚职，是他作为办事员总管忠诚服务二十年得到的酬答。我即迈亚特，迈亚特及佩奇联合公司，想到这一责任，他毫不激动；他是长子，而且，按照自然法则，父亲总得把家业交给儿子。

昨天晚上父子俩对埃克曼看法不一。雅各布·迈亚特认为斯坦因欺骗了埃克曼，而他儿子则认为他们是狼狈为奸。“你等着瞧吧。”他说，对自己的机警深信不疑。但雅各布只是说：“埃克曼是个聪明人。我们在那儿需要个聪明人。”

迈亚特明白，在赫比索尔过境之前是没法安顿下来睡觉的。他拿出埃克曼提出的作为与斯坦因谈判基础的那些数字，斯坦因手头存货的价值，其公司信誉的价值，以及他估计其他买主给斯坦因出的价钱。不错，埃克曼没有明文提到莫尔特，他不过是作了暗示，而且他可以否认这一暗示。莫尔特公司以前从来没对葡萄干生意表示过兴趣，至多只不过曾在海枣市场上有过短暂的念头。迈亚特想：我不信这些数字。对于我们来说，斯坦因的公司倒是值这么多钱，哪怕我们把他的存货全都倒进博斯普鲁斯海峡，因为这样我们就赢得了垄断地位。但对其他公司来说，买它不过是买一家在竞争中被我们挤得风雨飘摇的企业而已。

数字开始在他睡意蒙眬的眼前浮动起来。1呀、7呀、9呀，变成了埃克曼先生的小尖牙；6呀、5呀、3呀，就像在变戏法电影中那样转化成了埃克曼闪闪发亮的黑眼睛。他弄到的佣金像五彩缤纷的气球在车厢里飘来飘去，越胀越大，他找了根针把它们一个一个全扎破了。过道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使他又完全清醒了过来。他看见一件棕色雨衣从窗前闪过，还有一双紧握着的手，于是想道，可怜的家伙。

但他对埃克曼先生却没有一丝怜悯，他想象着埃克曼如何从办公室回到他那非常摩登的公寓中，走进那闪闪发亮的厕所、镶银镀金的洗澡间以及配有鲜艳椅垫的客厅，他妻子就坐在那儿缝呀缝呀，为英国圣公会慈善机构缝背心、裤子、帽子和袜子：埃克曼先生是个基督徒。一路上两边的高炉火光冲天。

但热气穿不透玻璃的隔墙，天气寒冷彻骨，四月的夜就像带着亮闪闪霜凌的老式圣诞卡。迈亚特从衣钩上取下皮大衣，走进过道。列车在科隆要停四十五分钟，来得及去喝杯热咖啡或白兰地。到科隆之前他可以来回走走，像那个穿雨衣的人一样。

外边没什么东西值得一顾，迈亚特知道，当他在过道里走过或出入厕所时，在精神上伴随他的仍是埃克曼和斯坦因。他想，企图哄人往漏盆里倒热水的埃克曼先生，却在马桶座旁边放一部用链子系住的《圣经》。至少他听说是这样。《圣经》在银光闪亮的水龙头、塞子之中显得又大又破，很有“家庭味儿”，向所有到埃克曼家吃饭的男男女女宣扬着他的基督教徒的品德。有了它就不需再遮遮掩掩地暗示他们如何常去教堂、常去找使馆的牧师。只需由他妻子说一声“亲爱的，您不洗洗吗？”，或者他本人在茶余酒后向男人们诚心诚意地提出这类问题就行了。不过，对于斯坦因，迈亚特却一无所知。

“你对板球感兴趣，不在布达佩斯下车可真是憾事。我正试着在使馆组织两支板球队——哦，真不容易呀。”一名面孔像教士服领子那样苍白的男人对另一个小老鼠般的人说道，那人在他对面蜷缩着，不住地点着头。迈亚特走过时，声音透过关闭的玻璃窗飘进过道，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音调特征。就像是声音的影子，使迈亚特又想起了在两千英里电缆线另一端说话的斯坦因，声音客气殷勤，毫无特点，表示他希望不久能有幸在君士坦丁堡招待卡尔顿·迈亚特先生。

他走过二等硬座车厢。男人们，背心已经脱去，下巴上胡茬儿青青的，摊手摊脚地横在座椅上；女人们头上罩着像行李架上的网袋那样灰尘仆仆的发网，裙子紧紧地裹着身子，横七竖八地靠在座位上，大乳房和小瘦腿，小乳房和大肥腿，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一个瘦高女人醒来片刻，叫苦说：“你弄来的鬼啤酒，糟透了。我胃里真不好受。”她丈夫坐在对面，冲着她闭着的平静的眼睛微微一笑，一只手搓了搓自己的方下巴，又转眼斜睨着身旁穿白雨衣的姑娘。那姑娘躺在座位上，脚抵着那男人的一只手。迈亚特停下来，点燃一支香烟。他喜欢这个姑娘苗条的身材和面孔，口红涂得恰到好处，使她的平庸相貌顿生魅力。而且，她也不完全平庸；她那小巧的五官和头骨，她的鼻子和耳朵，使她具有一种虚假的文雅风度，一种惹人注目的俊俏，像圣诞节时摆满小灯、金箔和五颜六色的寻常礼品的乡村店铺的橱窗。迈亚特记起她曾在车厢过道尽头打量自己，便暗自忖度，不知他使那姑娘想到了什么人。他很高兴她没流露出厌恶之情，没显出她已觉察到，尽管他穿着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华贵的衣服，心里却困窘不安。

姑娘身边的男人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她的脚踝上，并缓缓地朝膝盖摸去。同时，他一直瞧着自己的妻子。姑娘醒过来睁开眼睛。“多冷啊。”迈亚特听见她这么说，从她那煞费苦心的自卫式的友好态度中可以看出，她对那只业已缩回的手并非没有觉察。她很委婉，很耐心，但迈亚特觉得她还不大善于掩饰。他知道姑娘正在他和身旁那位旅伴之间权衡，掂量他的品质以及他招惹烦恼的可能性。她可不想惹麻烦，她会这么说。当他看到她勇敢果断地下了决心，不由得感到敬佩。“我想到外边吸口烟。”姑娘一边说，一边在提袋中摸寻烟盒。片刻之后，她来到迈亚特身边。

“要火柴吗？”

“谢谢。”他们走到她那个隔间里的人看不见的地方，一起凝视着车外喃喃低语的黑夜。

“我不喜欢你那位旅伴。”迈亚特说。

“我可没法挑三拣四。他还不算太坏。他叫彼得斯。”

迈亚特迟疑了一下：“我叫迈亚特。”

“这个名字挺有趣。我叫科洛尔——科洛尔·马斯克。”

“跳舞的？”

“没错。”

“美国人？”

“不是。你为什么这样想？”

“听你说话。你有点儿美国腔。去过美国吗？”

“去过美国？当然了。一星期里六个晚上外加两个下午。在长岛的乡村俱乐部花园、棕榈海岸、河滨路的单身公寓等处演出。哎，要是不会来点儿美国腔，就别想在英语音乐喜剧中谋个差事。”

“你很聪明。”迈亚特严肃郑重地说，拋开了有关埃克曼和斯坦因的种种思绪。

“咱们走动走动吧，”姑娘说，“我冷。”

“你不睡觉吗？”

“渡过了海峡就没睡成。太冷了，那家伙又一直在摸我的腿。”

“你干吗不给他一个耳光？”

“在到科隆之前？我可不想惹是生非。我们得一起坐到布达佩斯呢。”

“你的目的地？”

“不，是他的。我坐全程。”

“我也是，”迈亚特说，“去出差。”

“哦，咱们俩都不是去消遣游乐，是吗？”她有点儿忧郁地说，“火车刚开时，我就瞧见你了。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什么人呢。”

“谁？”

“我怎么知道？我才不费心去记那些男孩子给自己安的姓氏呢。邮局找他们用的可不是那些名字。”迈亚特觉得，是耐心和勇气使她能如此平静地接受欺骗。她把冻得发青的脸贴在玻璃窗上，像个小男孩眼巴巴地细看着商店里的一切，折刀呀，恶作剧的玩具呀，起罐器呀，气味炸弹呀，会吱吱叫的小兔子呀，等等。可是，摆在她面前的只有黑暗，以及他们自己的影子。“你看我们朝南走，”她问，“天气会不会变得暖和些？”她似乎认为自己正在驰往暖和的热带。“咱们到不了真正的南方，所以天气不会有太大变化。”他说，“我在君士坦丁堡见过四月里下雪。风从黑海刮来，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风硬得能把棱角锉圆。那城市到处是棱棱角角的。”

“我希望更衣室里能暖和点儿，”她说，“在舞台上不能多穿衣服御寒。我真想喝点儿什么热东西。”她屈着腿，发青的脸和膝盖抵着玻璃。“快到科隆了吧？德语的咖啡怎么说？”她的表情吓坏了迈亚特。他沿着过道跑过去，把唯一敞开的一扇窗子关上了。“你觉得好点儿了吗？”

她半闭着眼缓缓说道：“好点了。你弄得车里都不透气了。这会儿我觉得暖和了。你摸摸。”她抬起手来，迈亚特把她的手贴在自己的面颊上，那滚烫的手让他吃了一惊。“听着，”他说，“回你车厢里去，我想法儿给你弄点儿白兰地来。你病了。”“我只不过是时不时发冷，”她解释说，“刚才我挺暖和，现在又冷了。我不想回去。我就待在这儿。”

“你一定得披上我的大衣。”他不大情愿地开口说，不过没等他说出“披一会儿”或“等你暖和了再还我”之类的话来限制一下自己言不由衷的提议，她就已经倒在地上了。他抓住她的手，摩擦着，焦急而又束手无策地望着她的脸。对他来说，帮助科洛尔突然成了压倒一切的需要。看她在台上跳舞，或站在剧院外灯光照耀的街头，他只会把她当成满足感官刺激的玩物。可现在，她在列车过道里昏暗摇曳的灯光下，孤立无援，疾病缠身，身子随着列车的行驶抖动着，于是唤起了痛苦的同情。她没抱怨天冷，她只是像议论一种不可避免的坏事那样谈起它。他豁然明白了，对于她来讲，生活就是由无数这样不可避免的坏事组成的。他听到了单调的脚步声，正是他曾看到在自己隔间外来回踱步的那个男人的，于是迎了上去。“您是医生？有位姑娘昏倒了。”那人停下来，不太乐意地问：“她在哪儿？”随后他越过迈亚特的肩头看见了她。他的迟疑把犹太人惹恼了。“她看来病得很厉害。”他催促道。医生叹了口气。“好吧，我就来。”他像是在鼓起勇气准备接受磨难似的。

然而，等他在姑娘身边跪下，恐惧似乎就消失了。他以医生那种不带个人色彩、老于世故的温存态度对待她。他摸摸她的心脏，又掀开她的眼皮。姑娘醒了过来，但仍糊里糊涂，她以为是自己在俯身看着一个留着不成样子的长胡髭的陌生人。她同情他，一定有什么痛苦的经历使他如此焦虑不安，同时，她觉得在那人眼中看到了友善，于是以关切回报了友情。她把手放到他脸上。他病了，她想，暂时把那些困惑从脑子里排除出去——灯泡在地上闪着光，影子的方向也不对头。“你是谁？”她问，竭力回想自己怎么会跑来帮助这个陌生人。她想，她从没见过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

“医生。”

她吃惊地睁开眼，世界明晰起来。是她自己躺在列车过道里，那陌生人俯身跪在旁边。“我晕过去了？”她问，“天气冷极了。”她感觉得出列车在沉重、缓慢地运行。外边的灯光透过玻璃，映照着医生的面孔和他背后那个年轻的犹太人。迈亚特，迈——亚特。她突然满意地暗自笑了，仿佛此时此刻她把一切责任都移交给别人了。火车晃了一下后停了下来，犹太人撞到墙上。医生一动没动。如果说他晃了晃，那也是顺着列车的运动，而不是逆着它。他的目光落在她脸上，他的手指摸着她的脉搏；他怀着几乎就要化为语言的颤抖的激情望着她，可她心里明白，这激情不是对她产生的，甚至与她毫不相干。她这样对自己说：即使我有密斯丹格苔[8]那样的腿，他也不会注意。她问道：“是什么使你激动呢？”但是，除了“我的本职工作”几个字以外，医生的回答完全被穿蓝制服的人在站台上以及入口处呼喊的声音淹没了。

“准备好行李和护照。”一个人操着外国口音冲他们喊道。于是迈亚特向她要提包，说：“我给你照看东西。”她把提包递给他，在医生的帮助下靠着车厢壁坐了起来。

“您的护照？”

医生缓缓回答说：“我的行李在一等车厢。现在我不能离开这位小姐。我是医生。”科洛尔头一次注意到了他的口音。

“英国护照？”

“是的。”

“好吧。”另一个人来到他们跟前。“行李呢？”

“没有什么要上税的东西。”那人走了。

科洛尔·马斯克笑了。“这真是边境吗？真的，人们想走私什么都行。他们根本没往包里看一眼。”

“什么都行，”医生说，“只要有英国护照。”他目送检查人员离去，直到迈亚特返回来，他一直没开口。“现在我能走回我的车厢去了。”她说。

“你有卧铺吗？”

“没有。”

“你在科隆下车？”

“我坐全程。”

他提的建议跟轮船事务长一模一样：“你该弄个卧铺。”这毫无用处的建议使她恼火，一时忘却了自己对这个年老而又忧心忡忡的医生的同情。“我怎么弄得到卧铺？我不过是在合唱队唱唱歌而已。”他用极为痛苦的目光扫了她一眼。“当然，你没有钱。”

“我该怎么办？”她问，“我病了吗？”

“该怎么对你说呢？”他说，“如果你有钱，我会说：休息六个月。到北非去吧。你昏倒是由于横渡海峡的劳顿，由于寒冷。是的，我可以对你说这些话，可又有什么用呢？你的心脏不好。你多年来太劳累了。”

她有点儿吓坏了，恳求地说：“可我怎么办才好呢？”他摊开双手：“没法子。这么过下去吧。该休息时尽量休息，穿暖和些，你穿得太少了。”

汽笛响了，火车摇晃着开动了。车站上的灯纷纷从他们面前掠过，隐入黑暗之中。医生转过身来向她道别：“如果你还需要我，再往前走三个车厢就是。我叫约翰，约翰医生。”她胆怯而有礼貌地说：“我叫科洛尔·马斯克。”医生朝她微微鞠了一躬，一本正经，外国派头十足。她从他的眼睛看出，其他种种思绪已如雨水倾落在他的脑子里。过去她从来没有察觉出自己会这么快就被人遗忘。“一个被男人们忘却的姑娘。”她哼起歌来，给自己打气。

然而医生没走多远就停了下来。一名矮小苍白的男子抓着过道里的扶手，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朝这边走来。她听见那人对医生说：“出了什么事吗？要不要我帮忙？”他比医生要矮一英尺，看见他热切地仰着面孔，科洛尔不禁笑了。“您别以为我好多管闲事，”他边说边把手放到医生的衣袖上，“我那隔间里的一位教士认为有人生病了。”他又赶紧补充说，“于是我说我来看看。”

科洛尔曾看见这位医生在过道里来回踱步，宁愿在这空寂无人的走道里，也不愿和别人共坐在一个隔间中。现在，尽管并非自己之过，他却将自己陷到人群中了，询问和请求像刺果一样黏着他的思想不放。她以为他会发火，说几句不客气的刻薄话，赶那家伙哆哆嗦嗦地逃走。

可他那温柔的答话使她吃了一惊。“你说是位神父？”

“哦，不。”那人抱歉地说，“我还不清楚他属于哪个教派，信奉哪种教条。怎么，有人要死了吗？”

约翰医生似乎感觉到了科洛尔的恐惧，他朝着走廊这头喊了声叫她放心的话，便拨开那只抓着他的手走了。那小个子仿佛搞清了什么事，在喜悦中沉浸了片刻，等他玩味够了，就走了过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科洛尔没理会他，朝着身边剩下的唯一友善的人迈亚特恳求地问道：“我没病得那么重，对吧？”

陌生人说：“他的口音让我很兴趣。你会说他是外国人，可他有个英国名字。我想跟上去和他谈谈。”

昏倒一场之后她的脑子十分清楚；在她一度看到的那个颠倒的世界里，医生躺在她脚下，需要同情和照料，这使得她心目中原来那幅旧的世界图景变得陌生而刺眼；然而，语言来得没有直觉那么快，待她请求说“别去打扰他”时，那人已经走远了。

“你怎么看？”迈亚特说，“他讲得对吗？这里头真有点儿秘密吗？”

“人人都有点儿不可告人的事。”她说。

“他可能在逃避警察。”

她确信不疑地说：“他是好人。”迈亚特接受了这一断语，于是不再想医生的事了。“你得躺下，”他说，“睡上一会儿。”不用她躲躲闪闪地回答“有那么个女人在旁边老是抱怨胃不舒服，我怎么能入睡呢”，他也不由得记起了那位彼得斯先生，他正躲在隔间的一角等科洛尔回去，好继续从她身上得到那种随手可得而又无伤大雅的廉价的满足。“你得去我的卧铺睡。”

“什么？在头等车厢？”她的惊诧和渴望，使他拿定了主意。他决心像个东方王公似的赐给她贵重的礼品，而并不要求或指望任何报答。人们历来指责他这个民族的人吝啬，现在他要向一个基督徒表明这责难是何等不公正。在荒漠中流浪四十年，远离埃及奢侈的生活，造成了犹太人严苛的生活习惯，算计日子，囤积用水。在基督徒世界的荒野中度过的一千年也不鼓励人们炫耀财富，在那里只有秘藏的财宝才是安全的。不过，世界在变化，沙漠上有了盛开的鲜花，在欧洲西部，在一些星星点点的角落里，犹太人开始显示他们与阿拉伯人共有的另一面特色，即王公般的主人的慷慨大度，他可以为乞丐濯足，让他们分享自己的餐饭；有时他可以不再做富人的敌手，而成为任何以上帝名义寻求庇护的穷人的朋友。迈亚特不再听见火车的轰鸣，不再看到眼前的灯火，他因自己的骄傲感在绿洲中支起帐篷，在沙漠中开掘甘泉。他朝她摊开双手。“是的，你得睡在这儿。我会去和列车员办好交涉。还有我的大衣，你得穿上它。那样会暖和些。到科隆我给你弄点儿咖啡，但你最好还是睡会儿觉。”

“可我不能。那你上哪儿去睡呢？”

“我总能找到地方。车上又不挤。”科洛尔心里又涌起一股没有针对性的柔情，这是一股暖流，她任它把自己浸没，但不要陷得太深——要防备脚下触到不坚实的流沙，但又足以让自己被那暖流自然而然地带向她渴望的地方——床铺、枕头、被子和睡眠。她留意到，当迈亚特不再道歉解释或表现自己而是变成一个关怀照顾他人的幽灵时，高贵的风度便伴随着自信一道回到了他身上。

迈亚特并没有去找列车员，他挤在过道车厢壁与隔间之间，抱着胳膊，打算眯一会儿。可是，没有了大衣，实在冷得太厉害。虽说过道里的窗子全都关上了，但一股冷风穿过弹簧门或连接车厢的踏板刮了进来。列车的轰响也不像原来那样有规律得几乎与寂静毫无区别。在赫比索尔到科隆的一路上有许多隧道，一进隧道，火车的声声长啸就变得分外震耳欲聋。迈亚特睡得很不安稳。火车头阵阵喷放的蒸汽和扑面而来的穿堂风都影响了他的梦境。火车的过道变成了两旁长满石楠的长长的西班牙大街。艾萨克驾驶着他的宾利汽车，载着他在街上缓缓驰过。姑娘们成双结对地沿着灯火通明的街东侧走着，他们俩打量着她们的面孔。那是些为了在酒馆喝杯酒、乘快车兜趟风或寻欢作乐一番就危险地出卖自己的女店员。在大街另一侧，黑暗中有几名妓女坐在椅子上，衣衫褴褛，年老色衰，不成样子，背朝着沙土斜坡和荆棘丛生的灌木，等待着又老又聋又瞎的家伙赏给她们十个先令。艾萨克把车开到灯下，他们看着那些不知名的年轻漂亮的面孔纷纷晃过。艾萨克想要个胖胖的金发姑娘，而迈亚特想找个肤色较深的苗条姑娘，但是挑三拣四可不容易，因为整个马路东侧都排满了竞争的汽车。姑娘们倚门而立，笑着，抽着烟；路对面有辆双排座汽车正在耐心地等着。艾萨克毫不通融，把迈亚特惹恼了；汽车里很冷，风扑面刮来。他看见科洛尔·马斯克从旁边走过，便立刻跳下车来，递给她一支烟，邀她去喝杯酒，然后去兜兜风。迈亚特想，这就是和这类姑娘打交道的一个好处，她们全明白兜风意味着什么，要是她们看不上你的长相，她们就会说自己该回家了。可科洛尔乐意去兜兜风，她愿意让他在黑黢黢的汽车里跟自己做伴享受这一切：灯火、酒馆、房屋都被远远地甩在身后，在汽车绿色前灯的照耀下，树木像纸剪影一般耸向天空；灌木丛沐浴着朝露的湿叶散发出清香，还有在庄稼地里的粗野的片刻销魂。至于艾萨克，虽然他的同伴又黑又壮，穿得很薄，长着大鼻子和尖尖的大龅牙，他也只好将就了。不过，等她在车前边艾萨克身旁坐下之后，她掉转脸冲迈亚特长时间地笑，说道：“我出门没带名片，不过我叫斯坦因。”后来，他迎着刺骨的风沿着一个有镶银镀金扶手的大楼梯向上攀去。那女人在楼梯顶上，蓄着小胡子，指着一名坐在那儿不停地缝呀缝呀的女人，对他喊：“来见见埃克曼太太！”

科洛尔·马斯克把手从毯子底下抽出来，抗议般地一甩。她在聚光灯的照耀下跳呀、跳呀、跳呀，而舞台监督却用手杖打她赤裸的双腿，说她跳得不好，说她迟到了一个月，破坏了合同。与此同时，她一直在跳啊、跳啊、跳啊，他用手杖打她的腿，她也不理会。

彼得斯太太转过脸来，对她丈夫说：“那杯鬼啤酒！我胃里老翻腾。咕咕直响。我没法儿睡觉。”

奥佩先生梦见自己身穿法衣，胳膊下夹着板球拍，腰里掖着板球手套，沿着一座高大宽敞的大理石阶朝上帝的祭台走去。

最后，约翰医生舌头上含的苦药片慢慢消融了，他终于睡着了，还用德语讲了一句梦话。他没有卧铺，只好直挺挺地坐在那个角落里，外边响起了缓慢的叫声：“科隆。科隆。科隆。”

第二部 科隆

1

“当然，亲爱的，我不在乎你醉不醉。”珍妮特·帕多说。科隆火车站的大钟敲响了，一点整，一名侍者开始关闭“精益”酒吧阶前的电灯。“来，亲爱的，让我给你正正领带。”她探身越过桌子给梅布尔·沃伦整了整领带。

“咱们一起生活三年了，”沃伦小姐操着低沉阴郁的腔调开口道，“我可从来没对你说过厉害的话。”

珍妮特往耳朵后边洒了点儿香水：“老天爷，亲爱的，瞧瞧钟点吧，还有半个小时火车就要开了。我还得取提包，你还得采访。快喝掉那杯酒，走吧。”

梅布尔·沃伦端起杯子喝起来。随后她站起来，宽宽的身躯有点儿摇晃。她穿着花呢运动装，结着领带，衬着硬领。她眉毛很浓，眼睛乌黑，透着一股果断劲儿，可是却哭得红红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喝酒。”她说道。

“别胡说了，亲爱的。”珍妮特说，一边朝粉盒镜子里望望，看看自己的仪容是否确实完美无瑕，“你遇见我之前早就喝上酒了。多少有点儿时间长短的观念吧。我只不过要离开一星期。”

“那些男人。”沃伦小姐阴沉地说，珍妮特站起身来要穿过广场时，她以异乎寻常的力气抓住珍妮特的胳膊，“答应我，你一定要小心。要是我能和你一道去就好了。”快走到车站门口时，她在一个水坑处打了个趔趄。“哟，瞧我干了些什么！我真是笨手笨脚，把水都溅到你的漂亮新衣服上了。”她开始用粗大的手去擦珍妮特的裙子，她的小拇指上戴着一只印章戒指。

“啊，看在上帝分上，走吧，梅布尔。”珍妮特说。

沃伦小姐的情绪一下子变了，她直起身来挡住去路。“你说我醉了。我是醉了。可我还要喝，喝个烂醉。”

“噢，走吧。”

“你再陪我去喝上一杯，要不，我就不让你上站台。”

珍妮特让步了。“一杯，你记好，只喝一杯。”她引着梅布尔穿过一处灯光幽暗的宽敞的大厅，来到一间房里，几名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在那里匆忙地喝咖啡。“再来一杯杜松子酒。”沃伦小姐说。珍妮特也要了一杯。

沃伦小姐在对面墙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蓬头散发，满脸通红，真糟透了；她身边坐着的是一个她更熟悉的形象：苗条、黝黑、俏丽。对于她我算个什么呢？她酒入愁肠，心里思忖着。我造就了她，我照料她，而且，心中不无恼恨，我给她付账交钱。她身上的衣服件件都是我出的钱，是我汗流浃背地挣来的，她想，此刻餐馆中寒意逼人，暖气全无效力。每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起床，报道这、报道那，忽而去妓院会见老鸨，忽而去采访被害孩子的母亲。她知道人家在伦敦报馆里怎么说她，她对此也有点儿洋洋自得：“想要感伤故事吗，那就派‘晃花眼’梅布尔去吧。”沿莱茵河顺流而下，一路都是她的地盘。从科隆到美因茨[9]之间所有城镇，不论大小，她都能找到有趣的材料，给阴沉的男人强安上戏剧性的妙语，往那些过于伤心、不愿开口的妇女嘴里塞进悲哀的言词。自杀、被害的女人，被强奸的孩子，这一切从来都不曾引起她一丝一毫的感情波动。她是个艺术家，她批判地审査，她观看，她听取；而眼泪是留给报纸用的。但是现在她却坐在这儿哭泣，难听地哼哼着，只因为珍妮特·帕多要离开她一个星期。

“你要采访谁呀？”珍妮特问道。她对此其实毫无兴趣，但她想把梅布尔·沃伦从离别的念头上引开，她哭得也太招眼了。“你该梳梳头发。”她补充说。沃伦小姐没戴帽子，一头黑发像男人似的剪得很短，乱得不成样子。

“萨沃里。”沃伦小姐说。

“他是什么人？”

“他的书已经卖了十万册。《寻欢作乐》。五十万字。两百个人物。伦敦才子。只要没忘，他总是省去h音不发。”

“他上火车站来干吗？”

“到东方去收集材料。这本来不关我的事，只因为要给你送行，我就把这事揽下来了。他们让我写四分之一栏文章，但到了伦敦他们就会把它砍得只剩大约两盘[10]字那么长。他算是挑错时候了，要是在八九月份的新闻淡季里，他就能和人鱼海马之类平分秋色，占上半栏版面。”她再看看珍妮特，职业兴趣的火焰又暗淡下去了。今后，早晨她将看不见穿睡衣的珍妮特倒咖啡，晚上回到公寓也不会看见穿睡衣的珍妮特兑鸡尾酒了。她嘶哑地说：“亲爱的，你今晚穿哪套啊？”这个女性的问题由沃伦小姐那低沉的男人般嗓音说出，显得有点儿古怪。

“你指什么？”

“睡衣，亲爱的。今晚我想按照你实际的样子来想你。”

“我想我根本不会脱衣服睡。瞧，现在已经一点一刻了。咱们该走了。你要耽误采访了。”

这话触动了沃伦小姐的职业自豪感。她哼了一声。“你以为我还得向他提问吗？”她说，“只需瞧他一眼，我就会把该说的话安到他的嘴巴上，他也不会抱怨的。那是在给他扬名。”

“可我得找个脚夫来拿提包。”人们正纷纷离开饭馆，随着门一开一合，搬运工的喊声、汽笛的鸣叫声隐隐约约地传到她们坐的地方。珍妮特·帕多再次催促沃伦小姐：“咱们该走了，你要是还喝酒，我可不能陪你了。”但沃伦小姐一言不发，根本不理她。珍妮特发现自己正在注视着梅布尔·沃伦处理她记者生涯中的一桩例行公事，即一点儿一点儿地消除她的醉态。她先用手理理头发，然后用沾满香粉的手帕——她对女性习惯的一个妥协——抹抹通红的脸颊和眼皮。与此同时，她开始调节眼睛的焦距，把眼前的一切，杯子、侍者、玻璃器皿、远处的镜子乃至她本人的映像，都当成眼镜商的字母表。眼下这会儿，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黑色的大写A，是一个穿雨衣的中年人，他正站在桌边掸掉身上的面包屑，准备去赶火车。

“我的上帝,”沃伦小姐用手捂住眼睛说，“我醉了，我看不清楚。那是谁呀？”

“留小胡子的那个？”

“是的。”

“我从来没见过他。”

“我见过。”沃伦小姐说，“我见过。可是在哪儿呢？”某种东西已经完全使她从离愁中摆脱出来了；她嗅出了一股气味，于是把玻璃杯里余下半指深的杜松子酒也弃之不顾，追着那男人大步向门口走去。他走出门，没等沃伦小姐从旋转门中脱出身来，他已经迅速穿过灯光幽暗的大厅，来到一处楼梯跟前。沃伦小姐撞到一名搬运工身上，跌跪在地上。她摇着脑袋，极力驱除喝酒造成的慈悲心肠、忧郁情绪以及晕晕乎乎的感觉。搬运工停下来扶她，她便抓着他的胳膊不撒手，直到恢复了操纵自己舌头的能力。“从第五站台发出的是哪一班列车？”“去维也纳。”那人答道。

“贝尔格莱德？”

“是的。”

她说了贝尔格莱德而没说君士坦丁堡，这纯粹是碰巧。但话一出口，便让她恍然大悟。她向珍妮特·帕多打招呼说：“多占个座位，我要和你一道去维也纳。”

“可你的票呢？”

“我有记者通行证。”现在她倒着急起来了，“快点儿，第五站台。现在是一点二十八分，只剩下五分钟了。”她仍使劲地抓着那个搬运工,“听着，我要你给我带个口信。威廉大帝大街三十三号。”

“我不能离开车站。”他一边说一边从她手里往外挣脱。

“你几点钟下班？”

“六点。”

“那太晚了。你得溜出去一趟。你干得了，对吗？没人会注意的。”“我会被解雇的。”

“冒冒险吧。”沃伦小姐说，“二十马克。”

那人摇摇头：“工头会发现的。”

“我再给你二十马克送他。”

工头不会干的，他说，风险实在太大了，总工头会发现的。沃伦小姐打开提包开始数钱。在她头顶上，一只钟敲响了。一点半，还有三分钟火车就要开了，但她没有流露出一点儿焦急之意。情绪激动会吓坏这个搬运工。“八十马克。”她说，“你爱给工头多少就给多少。只需离开十分钟。”“这可是够悬的。”那人说。可当她把钞票塞到他手里时，他并没拒绝。“仔细听着，去威廉大帝大街三十三号，你会找到伦敦《号角报》的办公室，那里肯定有人。告诉他，沃伦小姐已乘东方快车去维也纳了。今晚她不能交那篇采访报道了。她明天早上将从维也纳打电话来。跟他说，她正在搞一个头条新闻。你重复一下吧。”当他结结巴巴地慢慢复述这个口信时，她一直在注意时间：一点三十一分，一点三十一分半。“好，去送信吧！要是一点五十分你还没把口信带给他们，我就告发你受贿！”她露出大方牙来，恶作剧地朝他笑笑，然后朝楼梯跑去。一点三十二分。她觉得听到了汽笛嘶鸣，赶紧一步跨过最后三级台阶。火车正在启动。一名检票员想拦住她的去路，但她把他撞到一边，回过头来喊了声：“有通行证！”列车末尾的三等车厢正在驶过，速度越来越快。上帝啊，她想，以后我真得戒酒了。她伸手抓住最后一节车厢的把手。一名搬运工高喊着朝她跑来。有那么漫长的十来秒钟，疼痛骤然传过臂膀，她觉得自己仿佛要被甩到站台底下，甩到火车的车轮底下了。那高高的阶梯使她胆怯起来，她够不着，再有一刹那，她就得撒手了。最好还是跌在站台上吧，宁可脑震荡也别摔断腿。但是，那会丟掉一条多棒的消息啊，她痛苦地想着，于是奋力一跃，恰在站台尽头的边沿消失的一瞬间，她双膝着地落到车门的阶梯上面。最后一盏灯也消失不见了，车门在她的身体压力下朝里打开了，她跌倒在过道里。她小心护着疼痛的肩膀，倚着墙站起来，带着哭笑不得的胜利感想道：“‘晃花眼’梅布尔飞身上车。”

晨曦透过百叶窗缝隙钻进来，映到对面的座位上。当科洛尔·马斯克醒来时，她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个座位和一只皮箱。她觉得浑身无力，惴惴不安，想着要在维多利亚车站赶那趟火车，想着楼下为她准备的干巴巴的鸡蛋和放了两天的陈面包上切下来的面包片。我真希望当初没接受这份工作，她想。动身的时刻来临时，她反倒宁愿去沙夫兹伯利街那儿，在楼梯上排长队，宁愿强打精神在代理人门口久久地等待。她拉起窗叶，一时感到惊讶不已：一根电线杆飞闪而过，一条绿色的河在近旁流淌，朝阳把河水染成橘红色，山丘上林木葱茏。于是她想起了一切。

时间还早，太阳低低的，刚从山后露出头来。对岸的一个村庄灯光闪烁，在一幢幢小木房上方，几缕青烟悬浮在宁静的空气中，屋里点燃了晨炊，正为干活儿的人做早饭呢。村子离铁路那么远，当你凝视时，它一动不动，河岸这边的树木房舍以及停泊的小船却向后飞掠而去。她拉起另一扇窗子，看见迈亚特在过道里靠着墙睡着了。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叫醒他，但转念又想，还是让他睡吧。于是，她又在那个靠别人受苦而得来的舒适环境中躺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对他产生了一股柔情，他似乎给了她一种新的希望，也许生活还不至于全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没完没了地争斗，也许，她想，这个世界还不是那么冷酷无情。她回想起轮船事务长跟她讲话十分和气，还告诉她：“记住我。”现在看来，既然这个年轻的犹太人肯睡在门外，愿意为素不相识的人受好几个钟头的罪，那么，那个事务长就更可能还记得她了。她第一次怀着幸福的感觉想：也许，当我不在眼前，见不到我，没法儿跟我讲话时，别人还会惦记着我呢。她再一次朝窗外看去，这时小村子已经不见了。她曾凝神眺望的那个分外青翠的小山也不见了，只有河流依旧。渐渐地她又睡着了。

沃伦小姐跌跌绊绊地从车厢里走过来。她已经在三等车厢的过道那儿坐了将近两小时，但肩膀依然疼得厉害，甚至不能伸出右手去抓扶手。她觉得自己简直散了架，头昏眼花，醉意未消，思想像一团乱麻，可是她的鼻子依然在准确地追踪猎物的气味。在以往十年记者生涯中，在报道女权运动、强奸案和谋杀事件的十年中，她还从来不曾这样接近过一条独家的头版新闻。这不是那种几便士一份的小报才肯登的琐事，而是《泰晤士报》记者不惜花一年时间搞到手的新闻。她颇为自得地想，别人谁能像她这样，喝醉了也不误时机呢？当她沿着头等车厢蹒跚地走过来时，胜利的喜悦溢于眉梢，像在头上斜扣了一顶王冠似的显得怪模怪样。

她的运气真不错。有一个男人从隔间中出来了，朝厕所走去。她紧贴着玻璃窗让他通过，忽然，她看到那个穿雨衣的男人正在这个隔间的角落里打盹，独自一人。他抬起头来，瞧见沃伦小姐正在门口微微地前后摇着。“可以进来吗？”她问，“我在科隆上的车。我找不着座位了。”她的声音很低，几乎很温柔，简直像是在怂恿一只爱犬进毒气室去。

“这座位有人。”

“只待一会儿，”沃伦小姐说，“我只歇歇脚。听到你讲英语我真高兴，我就怕跟一大帮外国人一道坐火车。夜里说不定会需要点儿什么呢，对吧？”她戏谑地朝他咧嘴笑着，“我猜你是一个医生。”

“我曾经当过医生。”那人承认道。

“你是去贝尔格莱德？”那人有点儿不安，目光锐利地打量了她一眼，没等她觉察便看清了她那微微前倾的穿花格呢的宽身子，闪闪发光的印章戒指，以及充满欲求的涨红的脸。“不，”他说，“没有那么远。”

“我就到维也纳。”

他缓缓地说：“你凭什么认为——”他不知自己该不该问她。他对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危险还不大适应：一个英国老处女，喝得有点儿醉了，就是隔着整节车厢也能闻到她的酒味。以前碰到危险时，他只需善于躲闪，手脚麻利，信口瞎编，就能应付过去。沃伦小姐也有点儿犹豫，但她的犹豫就像囚徒的一丝激动之情那样转瞬即逝了。她说：“我觉得我在贝尔格莱德见过你。”

“我没到过贝尔格莱德。”

她不再耍花枪了，直截了当地亮了底。“我到过贝尔格莱德，”她说，“为我们的报纸采访坎姆内茨审判案。”但她已经给了他足够的警告，此时他无动于衷地瞧着她。

“坎姆内茨审判案？”

“坎姆内茨将军被控犯有强奸罪时，津纳是起诉的主要证人。当然，将军被无罪开释了，陪审团是经过专门挑选的一帮人。政府是绝不会允许给将军定罪的。津纳出庭作证纯粹是愚蠢。”

“愚蠢？”他那彬彬有礼的关切态度使她勃然大怒。“你一定听说过津纳。在那之前一星期，当他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的时候，他们曾企图开枪打死他。他是社会民主党的头头。他作证控告坎姆内茨反倒使自己倒了霉。审判结束前十二小时他们就已发出了拘票，准备以伪证罪逮捕他。他们只不过等候一开释便采取行动。”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

“五年前。”他仔细地瞧瞧她，寻思怎样答复才更使她恼怒。“这么说是个旧闻了。津纳出狱了吗？”

“他从他们手中跑掉了。我愿意出大价钱搞清他是怎样逃脱的。这可以写出一篇呱呱叫的新闻故事。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都认为他被杀害了。”

“是被杀了吗？”

“没有，”梅布尔·沃伦说，“他逃掉了。”

“这人挺机灵。”

“我可不这样认为，”她气冲冲地说，“机灵人根本不会去作那个证。坎姆内茨或那个小孩关他屁事？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傻瓜。”一股冷气从敞开的门口冲进来，医生打起寒噤来。“今晚可真够冷的。”他说。沃伦小姐挥了一下又短又粗、疲乏无力的手，毫不理会这句话。“想想看，”她不无敬畏地说，“他根本没死。当陪审团退庭时，他就从警察眼皮底下走出了法庭。警察只能干坐在那儿，在陪审团回来之前，他们不能采取行动。我敢发誓，我亲眼看见逮捕证从哈提普的衣服上兜里露了出来。可是津纳却失踪了，仿佛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事情一切又都恢复了老样子，连坎姆内茨也不例外。”

他再也掩饰不住自己那种痛苦的关心。“是吗？连坎姆内茨也不例外？”她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哑着嗓子说开了，想象力丰富得出人意料。“是的。如果他此刻重归故里，就会发现万事如旧，有如时钟发生了倒转。哈提普照样收受贿赂，坎姆内茨依旧在打小姑娘的主意，贫民窟依然如故，那些咖啡馆也依然如故，还是在六点钟和十一点钟演奏老一套的乐曲。卡尔离开了莫斯科咖啡馆，新来的跑堂的是个法国人，仅此而已。还有，靠近公园的地方新开了一家电影院。嗯，是的，还有一个变化。他们在克鲁格的啤酒园那儿盖了房子作为政府职员公寓。”他沉默着，几乎完全无力应付对方采取的新进攻。这么说，克鲁格啤酒园已不复存在，它那美丽动人的灯火、五彩缤纷的阳伞以及黄昏时分沿着一张张桌子轻歌曼舞的吉卜赛人也随之消失了。卡尔也走了。他真想拿自己以及朋友们的安全来和这个女人做一笔交易，换取有关卡尔的消息。卡尔是不是打点起全部的小费，退休去了公园那边的新公寓里，过上了为自己的桌子叠餐巾、为自己的酒瓶起瓶盖的生活？他知道自己应该打断这危险的醉女人的话头，可是当她讲起贝尔格莱德的消息，他的朋友们每周寄来的密码信中从来没有的那些消息时，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还有好多别的事儿，他也想问问这个女人。她说贫民区还是老样子。这使他觉得脚下仿佛就是通向那些低洼狭窄的小巷的陡峭的台阶，他仿佛正屈身穿过当路横挂的花花绿绿的破衣服，用手绢捂住嘴，抵挡狗、孩子、臭肉、粪便等发出的气味。他想知道那里的人们是否还记得津纳医生。他熟悉那儿的每一位居民，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地绝对信任他，如果他并非生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会把这种亲密关系看成一种危险。事实上，他曾遭到过抢劫，也听过推心置腹的知心话，他受人欢迎，受人攻击，也受人爱戴。五年可不算短，也许他已经被人遗忘了。

梅布尔·沃伦猛地抽了一口气。“言归正传吧。我想为我们的报纸进行一次独家采访。‘我是怎样逃脱的？’或者‘我为何重返家园？’”

“釆访？”他的重复使她不快。她头痛得要命，“邪火”又上来了。“邪火”是她自己的专用词，指对男人的仇恨，她恨他们的躲闪和欺瞒，他们使这些变成了世上必不可少的事物，恨他们糟践了漂亮的姑娘，还横行海外，张扬他们的丑恶。他们吹嘘他们玩过的女人，就连眼前这张憔悴的中年面孔也肯定见过裸体的美女，他那抱着膝盖的双手也肯定曾在女人身上抠抠摸摸过。到了维也纳，她就将失去珍妮特·帕多了，珍妮特就要独自进入男人统治的世界。他们会吹捧她，送她一点儿不值钱的花哨东西，好像她是一个可以让伍尔沃斯[11]的镜子和玻璃珠子哄住的土著人。但是，她最怕的不是男人寻欢作乐，而是珍妮特也会那样。男人们根本不爱她，或者只爱她一个小时、一天、一年，可他们却能用享乐使她软弱，使她快活得失声叫喊。而她，梅布尔·沃伦，她把珍妮特从家庭教师的灰暗生活中解救出来，供她吃，供她穿，带着至死不渝、永不厌倦的深情爱她，可是除了一张嘴以外却没有其他办法表达她的爱；而且，她总得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她不能给她以快乐，她所能博得的至多也就是某种不痛快的不满足之感。现在，她头痛难忍，酒气冲鼻，深知自己满面通红，样子难看，于是带着更强烈的恶意仇视男人，恨他们那假里假气的翩翩风度。

“你就是津纳医生。”她更恼火地看到，他甚至不屑于否认这个身份，只是不在意地声明他旅行时所用的名字。“我叫约翰。”

“津纳医生。”她冲他吼起来，用大板牙紧紧咬住下唇，试图控制自己。

“理査德·约翰。学校教师。正在放假。”

“上贝尔格莱德去。”

“不，”他略微迟疑了一下，“我在维也纳下车。”她不信这个男人，不过她尽力恢复了温和的口吻。“我也在维也纳下车。也许你不反对我领你参观参观吧。”一个男人来到门口，她站起身来。“对不起，这是你的座位。”她在隔间里冲着那人咧嘴笑笑，火车哐当一声通过一个道岔，她一下子歪倒到一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嗝，隔间里顿时充满了杜松子酒的气味和纷纷扬扬的廉价香粉。“到维也纳之前我再来找你。”她说着，沿过道走开了，一时间因自己又醉又邋遢的丑态感到痛苦万分，她把通红的脸颊贴在熏黑的冰冷的玻璃上。“我还要抓住他。”她想，像个参加宴会的年轻姑娘一样为打了个嗝而羞红了脸。“我要想方设法把他抓到手。让他的灵魂见鬼去吧！”

隔间里流溢着柔和的光。在这一瞬间，人们真可能相信，太阳代表着某种热爱人并为人而受难的事物。人们像鱼儿在金色的水里浮游着，飞翔着，在玻璃鱼缸里，不受重力的拖累，没有翅膀，澄净透明。如果说丑陋的面孔和畸形的躯体还未能化为美貌，那起码也变成了只能唤起嘲弄的怜爱之情的奇形怪状。他们在金色的浪潮中时起时伏，喃喃低语，如梦如痴。他们无拘无束，因为这是在清晨，人们尚未意识到自己被囚禁的处境。

科洛尔·马斯克第二次醒过来了。她立即起身走到门口，那犹太人还在困乏地打着盹儿，眼睛随着列车的节奏猛地睁开。她的头脑清醒得出奇，仿佛金色的阳光有一种穿透力，使得她能够洞察隐匿在通常她认为无关紧要、毫无意义的举动背后的动机。当她望着他时，他似乎感觉到了。她看见他伸出手来，但半途又停了下来。她明白他是在有意识地矫正一种犹太人的习惯。她柔声说道：“我真不像话。让你在外头待了一整夜。”他不以为意地耸耸肩，活像个当铺老板在压低一块手表或一只花瓶的价格。“这算什么？我不想让你受打扰。我得在这儿应付列车员。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这是你的包房。”

他笑了，忍不住伸出手来，上身微微一倾。“请原谅我。这包房是你的了。”他从袖筒里取出一条手绢，卷起袖口，在空中挥挥手。“瞧，头等车厢的票。”一张车票从手绢里落下来，滚到他们之间的地板上。

“你的票。”

“不，是你的。”瞧见她惊愕的样子，他开心地笑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收下这张车票，这得花好几镑呢。”

“十镑，”他夸耀地说，“十镑。”他正了正领带，满不在乎地说，“在我算不了什么。”

但他那股自信劲儿，他那得意的眼神，使科洛尔·马斯克起了戒心。她满腹狐疑地说：“你想干什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票就在他们之间，可她不肯把它捡起来。金色的光线退去了，只在玻璃和靠垫上留下一个黄色的斑点。科洛尔跺着脚说：“我要回我的座位去了。”

他不屑地说：“我并没在打你的主意。我还有别的事要操心呢。你不想要这张票，可以把它扔掉。”她看见，他瞧着自己，同时又炫耀地耸了耸肩。她无声地哭了，扭过脸对着窗户，对着飞掠而过的河流和桥梁，还有那棵初露芽苞的光秃秃的山毛榉树。我安安稳稳睡了一夜好觉就这么答谢人家；人家给我礼物，我就这么接受；她想起了关于高级妓女们接受王公贵族礼物的旧梦，又羞愧，又失望。这会儿，我就像个疲惫不堪的女招待那样说难听话。

她听到身后有响动，知道他在弯腰捡车票，她想转过身去向他表示谢意，说：“能一路坐在这么软的垫子上，睡在卧铺上，忘掉自己是去出门谋生，想象着自己挺有钱，真像是在天堂似的。从来没有人像你待我这么好。”可是，她先前讲过的话，她那粗俗的怀疑，却像阶级藩篱似的横在两人之间。“请把你的包给我。”他说。她没有转身就递过去了提包，她觉得他打开了钩扣。“喏，”他说，“我把票放进去了。你当然可以不用它。什么时候想来，就再来坐一会儿。累了也可以在这儿睡一觉。”我真是累了，她想。我会在这儿睡好多个钟头。她极力压住哭腔，说：“我怎么好这么做呢？”

“哦，”他说，“我会另外找个隔间的。昨天夜里我睡在外边是因为我有点儿为你担心。怕你需要什么。”她又哭了，头斜倚在窗户上，半闭着眼，于是眼睫毛就如同一层帘幕，把她和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婆子的苦口良言隔开了，例如，“男人只要一样东西”呀，“别收陌生人的礼物”呀，等等。按照人们一向告诫她的话，这份礼物的分量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吃巧克力糖或兜一趟风，哪怕是剧院散场后的黑夜里，也至多不过是亲亲嘴、吻吻脖子、撕破点儿衣裳。所有那些金玉良言的意思就是：姑娘们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得到什么。鲁比·M.艾尔斯之类的小说家可能会说贞洁比红宝石更可贵，但实际上它的价值只和一件皮大衣差不多。一个姑娘不和男人睡觉就不能收下他给的皮大衣。如果你那么干了，所有年长的女人都会说你待那男人不公平。而且这个犹太人付了十镑钱。

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怎么啦？告诉我。你不舒服吗？”她记起他曾用这双手拍打枕头，记起他悄悄离去的脚步。她重复说：“我怎么能这样呢？”但这次她却是在恳求他说话，恳求他把那些贫困生活积累起来的经验否定掉。“瞧，”他说，“坐下来，我指给你看看风景。这是莱茵河。”她笑了：“我猜着了。”“看到刚才经过的那块伸入河中的礁石了吗？那是罗蕾莱[12]礁石。海涅写过的。”

“海涅？你说的什么呀？”他高兴地答道：“一个犹太人。”她忘了自己不得已下定的决心，饶有兴趣地观察起这个人来，极力想从这过分熟识的面容后面发现一个陌生人：小眼睛、大鼻子，油光闪亮的黑发。她曾无数次见到过这样的人，像身着晚礼服的侍者，在地方剧院的前排座位上，在演员代理人办公室的桌子后面，排演时在舞台两侧，午夜时在剧院门外；整个剧院都回荡着他那又温和又谦卑的命令声；他通常平庸无奇，小里小气，也有时突然大方一下子，但从来不会让人信赖。排演时和和气气地夸奖两句简直就不算回事，事后他会在办公室里捧着一杯威士忌说：“头排的那个小姑娘，她不配在这儿待下去了。”他从来不发火、不骂人，对人的评论最坏只不过是“那个小姑娘”，解雇人总是通过留在信架中的打印的通知单。她温和地开了口，一方面由于这些品格并不妨碍她喜欢犹太人的安静平和，另一方面由于温顺是姑娘们的本分。“犹太人很有艺术感，不是吗？‘好姑娘’剧院的乐队里尽是些犹太小伙子。”

“是的。”他不快地说，对此她不大理解。

“你喜欢音乐吗？”

“我能拉小提琴，”他说，“拉得不好。”一时间，那双熟悉的眼睛后面似乎活跃着一种奇特的活力。

“听到《小小子》[13]我总忍不住想哭。”她说。她知道自己的理解力和表达力之间有着一段距离，有很多东西她能感受到，却说不出，而且一开口就往往说错。这时她看出那股奇特的活力消失了。

“瞧，”他厉声说，“河不见了，我们离开了莱茵。快要吃早饭了。”她觉得委屈，有点儿难过，可她不想吵架。“我得去拿我的提包，”她说，“我的包里有三明治。”

他盯着她：“你是说你带了三天的干粮？”

“没有。只是昨天的晚饭和今天的早点。这样可以省八先令。”

“莫非你是苏格兰人[14]？听我说，跟我一道去吃早饭。”

“你还想让我跟你干什么？”

他咧嘴一笑：“我来告诉你。午饭，茶点，晚饭。然后明天……”她叹了口气，打断了他的话：“我看你有点儿固执。你不是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对吧？”他的脸耷拉下来，突然谦卑起来：“你不愿和我在一起？你讨厌我了？”

“不，”她说，“我不会讨厌你。可你干吗要为我做这些事呢？我不漂亮，也不算聪明。”她停下来，渴望一个否定的回答：“你真可爱，机灵，才貌过人。”这一类难以置信的字眼能解救她，使她既不用报答对方，也不必回绝赠礼。聪明、漂亮比这男人的所有礼物都更值钱，如果一个姑娘被人爱上了，连那些老于世故的老太婆也承认她有权利只取不予。然而他却没有否定她的话。他的回答那么简单，简直近乎一种侮辱：“我跟你谈话一点儿都不别扭。我觉得好像认识你似的。”她明白这话的意思。“是的，”她感到失望，带着淡淡的痛苦冷漠地说，“我也似乎认识你。”而她指的是那长长的楼梯，那代理人的房门，那友善的年轻犹太人，他和蔼而漠然地对她解释说，没有她可做的工作，根本就没有。

是的，她想，他们俩彼此了解，他们都承认了这一点，这使得两个人变得无话可说了。车窗外的世界转换着，变化着，从他们身边掠过。树木房舍在淡蓝色云天的背景上起落沉浮，山毛榉变成了榆树，榆树变成了枞树，枞树变成了石头，世界像烈火上的熔铅，沸腾着化为各种形状，一会儿像一团火焰，一会儿像三叶草的叶子。他们的思想却依然没变，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也没有什么真情要发现。

“你其实并不真想让我和你一道吃饭。”她说，极力想显得通情达理，打破这尴尬的沉默。但他不接受她的解决方法。“我是真心。”他说。他的声音并不太坚决，她看出只要她果断些，站起来离开他回到自己的车厢去，他就不会再坚持了。然而，装在她提包里的是三明治和盛在酒瓶里的隔夜牛奶，而走廊里却飘来了煮咖啡和新鲜白面包的香味。

梅布尔·沃伦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又黑又浓，没加糖。“我搞到的消息中，这条最棒。”她说，“五年前我眼看着他走出法庭，而哈提普兜里揣着逮捕证干瞪眼。《新闻报》的坎贝尔立刻跟上他，可一到大街上他就不见了。他没回家，从那以后就无影无踪了。人们都以为他被杀了，可我一直没弄懂，既然他们要谋杀他，又何必办了逮捕证来抓他呢？”

“说不定，”珍妮特·帕多兴趣不大地说，“他不乐意谈呢。”

沃伦小姐撕开一个面包卷。“我从来没失败过。”

“你想编点儿什么东西？”

“不，对付萨沃里随便编造点儿什么也就够好了，但对他可不行。”她恶毒地说，“无论如何，我要逼他开口。就在从这里到维也纳的路上。我还有近十二个小时。我要想个办法。”她又沉思着补充道，“他说他是个学校教师。没准儿这是真的。这就是条好新闻。他上哪儿去呢？他说他在维也纳下车。果真如此，我就要跟住他，哪怕一直跟到君士坦丁堡。可我不信他的话，他是要回国去。”

“去监狱？”

“去接受审判。也许他相信人民。他过去在贫民区是很得人心的，但如果他以为人们仍然记得他，他就是个大傻瓜。五年了，没有人隔了这么久时间还能被人记得。”

“亲爱的，你把人想得多坏呀。”

梅布尔·沃伦好不容易才收神回到她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咖啡在杯子里晃荡，桌子轻轻摇着，还有珍妮特·帕多。珍妮特·帕多刚才还噘起嘴，表示不满，感到委屈，这会儿却斜睨着和一个姑娘一道坐在桌旁的犹太人。照沃伦小姐看来，那个姑娘相貌虽平庸，却自有醒目、动人之处。至于那个犹太人，他唯一的长处就是年轻、有钱。然而，梅布尔·沃伦酸溜溜地想，仅此两点就足以吸引珍妮特的注意力了。“可你知道，”她恼怒而又无奈地说，用又短又宽、疲乏无力的手撕开另一个面包，虽说情绪越来越激动，心里却明白极了，“过一个星期你就会把我忘个一干二净。”

“我当然不会，亲爱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呀。”梅布尔·沃伦对这句话并不满意。要是我爱一个人，她想，我想的不是我欠他多少人情。对她来说，世上有两种人：思考的人和感受的人。头一种人会计算人家为他们买的衣服或付的账单，但衣服式样很快就会过时，账单会被风从桌上刮掉，不管怎样，一个吻或者别的什么亲密行为就能把欠的情偿还了，那些思考的人就把这些忘却了。然而感受的人却永远记着，他们既不欠债也不出借，他们只是恨或爱。我就是一个感受的人，沃伦小姐想，泪水涌上眼眶，面包噎在嗓子里，我属于那种永远爱、永远铭记不忘的人，这种人身着丧服或佩戴黑条带，对过去忠贞不渝。我不会忘记，她想，但同时她的目光却在那个犹太人的女伴身上停留了片刻，就像一个疲惫的驾驶员在驱车前往音乐悠扬、棕榈青青的高级旅馆途中，也会渴望地瞧着普通的小旅舍、紫红的窗帘和掺水的淡啤酒一样。“我要跟她谈谈。她身材不错。”梅布尔想道。说到底，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和有着音乐般的低嗓音、棕榈般的高挑个子的伴侣一起过日子。忠实和记忆并不是一回事，人们可以忘却但依然忠实，也可以虽然记得却并不忠实。

她爱珍妮特·帕多，她永远爱珍妮特·帕多，她暗自说道。自从有一天晚上，她们在威廉大帝大街一家电影院初次见面以来，珍妮特就像一个启示，告诉她爱意味着什么，然而，然而……她们是由于都讨厌一个主演而结识的。至少梅布尔·沃伦曾在漆黑的影院里那一派紧张的静默中大声用英语发泄她的感情：“这些油头粉面的男人可真叫人受不了！”她听到了一声低沉的音乐般的赞同。但即使那时珍妮特也想把电影看完，看到最后一次拥抱，最后那些遮遮掩掩的淫荡行为。梅布尔·沃伦催她离开去喝点儿什么。但珍妮特·帕多说她想看看后面的新闻，于是她们俩都没走。现在看来，那头一个晚上就已经把珍妮特的全部特点都表现出来了，她对你的意见毫无例外地表示赞同，但做起来却仍然我行我素。过去从没有刺耳话语和反对意见扰乱她平和的情绪，直到昨天晚上，她自认为已经摆脱了梅布尔·沃伦时。沃伦小姐不怀好意地说：“我不喜欢犹太人。”她甚至懒得把声音压低点儿。珍妮特·帕多转过她那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盯着梅布尔，赞同地说：“我也不喜欢，亲爱的。”

梅布尔·沃伦突然不顾一切地恳求珍妮特：“珍妮特，我走了以后，你还会记得你我之间的情分吧？你不会让男人们碰你吧？”她希望能听到不同的意见，以便有机会争辩和陈述利害，在那水性杨花的思想上打上某种印记，但她只是又一次得到了漫不经心的赞同：“当然不会，亲爱的。那怎么可能呢？”如果她对面是一面镜子，她会从镜中的映像那儿更多地感受到一个异己的头脑中的思想意识，沃伦小姐想，但不会得到欣赏美好事物的快感。何苦去想自己呢，糙头发，红眼皮，顽固不变的不和谐的男性嗓音，在这方面，简直任何人，甚至一个平庸的犹太人，都足以跟她竞争。她离开后，珍妮特在一小段时间内会维持一种美妙的精神空虚，除了要睡觉、要吃饭、要人赞美以外，简直就像不存在一样。但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朝后仰身坐着，一边揉着面包一边对人说：“当然我完全同意。我一向是这么想的。”梅布尔·沃伦手中的杯子抖了起来，咖啡从杯边洒出，滴在她早已被油污和啤酒弄脏的裙子上。她恶狠狠地想，只要我不知道，珍妮特干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她还回来，就算她和男人睡了觉又有什么关系？可后边这个“只要”使她痛苦万分，不胜畏惧，因为她想，珍妮特真的会回到一个痴心爱她的日渐衰老的女人身边来吗？她会跟他谈论我，梅布尔想，谈起她和我一道度过的两年时光，谈起那些快活的日子，谈起我大吵大闹的情景，甚至谈到我给她写的诗，他会笑起来，她也会跟着笑，于是两人笑着上床去。我该拿定主意了，是收场的时候了，她度假之后不会再回来了。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真去看望她叔叔。沃伦小姐揉着面包，绝望地意识到自己的手保养得糟透了，但又转念一想，咳，海里的鱼还多着呢，比如说吧，陪着犹太人的那个姑娘就是一个。她没钱，像那天晚上在电影院里的珍妮特一样，可是她不如珍妮特漂亮。坐上整整一个钟头观看珍妮特身体的每一个动作，真是一种享受：珍妮特整头发，珍妮特换衣服，珍妮特穿袜子，珍妮特调酒。可她也许比珍妮特有头脑得多，尽管没准儿只是又庸俗又机灵。

“亲爱的，”珍妮特·帕多打趣地问, “你看上那个小丫头了吗？”火车晃动了一下，吼叫着驶进了隧道，接着又钻了出来，淹没了梅布尔·沃伦的回答，有如一只愤怒的手抓住一封信，将它撕碎后又一把撒开，只有一片碎纸面朝上地飘落下来，看得见上面写着“永远”。因此，除了梅布尔本人以外，没人知道她究竟说了什么，是起誓说她对旧情永志不忘呢，还是宣布世上没有人能永远忠实于另一个人。火车出了隧道后再次驶进阳光中，眼前咖啡壶闪闪发亮，餐巾台布雪白耀眼，两边窗外是开阔的草场，几头奶牛正在吃草，还有一片繁茂的枞树林。沃伦小姐忘了自己想说的话，因为她认出刚刚走进餐车的男人是与津纳同房间的旅客。就在这时，那姑娘也起身了。她和那犹太人不大说话，沃伦小姐简直不敢断定他们是否相识。她希望他们素昧平生，因为她正在打主意跟那个姑娘搭上话，并使她帮助自己将津纳永远地钉到报纸的头版位置上，让他在那高不可攀的十字架上受难。

“再见。”那姑娘说。梅布尔·沃伦凭她那训练有素的观察家的眼睛看出犹太人耸了耸肩膀，就像是感到羞愧的惯偷从被告席上探出身子温和地表示抗议，他这么做与其说是觉得审判不公道，倒不如说是出于习惯。一个不经心的旁观者看见他们的表情，也许会以为他们是情人吵了嘴，但梅布尔·沃伦知道得更清楚。“可以去看你吗？”那犹太人问。姑娘答道：“要是你想见，你知道上哪儿去找我。”

梅布尔·沃伦对珍妮特说：“一会儿见。我有点儿事要办。”她尾随那姑娘走出车厢，跌跌撞撞、抓抓扶扶地来到两节车厢接头处摇摇晃晃的过道里，由于自己的妙计唤起的梦想和热情，头痛几乎完全消失了。她刚说有事的时候，指的不是什么含糊的东西，而是一个绝妙的点子，它洋洋得意地雄踞于宝座之上，而她的头脑就像是灯火辉煌的大厅和一群叽叽哝哝表示赞同的民众。诸事都顺当，她觉得自己挺得心应手，她开始盘算伦敦的人会给她多大版面，这以前她还没抢到过头条呢。倒是还有什么裁军会议啦，什么贵族挪用公款锒铛入狱啦，什么男爵娶了齐格菲女郎[15]啦，但那些都不是独家新闻；她没到火车站就在新闻通讯社的电讯稿上读到这些消息了。他们会把裁军会议以及齐格菲女郎往后挪挪的，她想。只要没有全欧战争或国王驾崩，我的消息无疑准能上头版头条，她一边盯着前边的那位姑娘，一边回想津纳医生的形象：疲倦、寒碜，穿着老式的高领衣服，戴着紧巴巴的小领带，坐在隔间的角落里，双手紧扣着膝头，倾听着她那些关于贝尔格莱德的瞎话。“津纳医生仍在人间”，她琢磨起新闻标题来。不过这不成，五年过去了，不会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名字了。“神秘者归来。津纳医生死里逃生。独家报道。”

“天啊。”她喘着气，拉紧扶手，看起来像是被这两节车厢接头处、摇动的铁板以及车厢与车厢拉扭的声音吓坏了。她的叫声没传出多远，于是她只得扯着嗓子又重复了一下她的哀叹，这可与她所扮演的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半老女人不大相称。那个姑娘转过身，朝她走来，她那稚气未脱的面孔显得苍白可怜，任何一个陌生人都能一眼看透她的心。“怎么啦？你病了？”

沃伦小姐没动，在车厢接头处交叠的铁板的另一边紧张地思索着。“哦，亲爱的，你是个英国人，我太高兴了。我很不舒服，走不过去了。我知道，我真是老不中用了。”她不得不用年龄来打动人，尽管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过，也许你愿意帮我一下吧。”她想，演这场戏我应该有长头发才对，那样女人气更足些。真希望我的手指不是发黄的。幸好这会儿我没有酒气了。那姑娘走过来。“当然，我愿意。别担心。抓住我胳膊。”沃伦小姐有力的手指一把抓住姑娘的手臂，有如掐住一只打架的狗的脖子。

待她们走进下一节车厢，她又开口了。列车的噪声已经减弱，她又能把声音压成沙哑的低语了。“亲爱的，我实在不舒服，车上要是有一位医生就好了。”

“车上是有一位医生，叫约翰医生。昨天晚上我晕倒过，他帮助了我。我去找他吧。”

“我真怕那些医生，亲爱的。”沃伦小姐带着一丝胜利的喜悦说，真是太走运了，这姑娘竟认识津纳。“先跟我说会儿话吧，让我安静安静再说。你叫什么名字呀，亲爱的？”

“科洛尔·马斯克。”

“你就叫我梅布尔吧，梅布尔·沃伦。我有个侄女和你一模一样。我在科隆给一家报纸做事。你一定得来看看我。我那套小公寓可爱极了。你是在度假吗？”

“我是跳舞的。我到君士坦丁堡去。有个英国剧团在那儿演出，其中一个姑娘病倒了。”梅布尔·沃伦拉着那姑娘的手，一时冲动起来，简直想以某种荒唐、显眼的方式表示慷慨。干吗不干脆放弃留住珍妮特的希望，劝这个姑娘取消合同，请她代替珍妮特充当由自己赡养的伴侣呢？“你真漂亮。”她大声说。

“漂亮？”科洛尔·马斯克说。没有一丝笑意缓和她的怀疑态度。“你是在耍弄我吧。”

“亲爱的，你多善良，心多好呀。”

“那当然了。”她的口气带着点俗劲儿，一瞬间几乎毁了梅布尔·沃伦心中的幻象。可科洛尔·马斯克又期望地说：“别提什么心好。再说一遍，我真的漂亮？”梅布尔·沃伦把握十足地满足了她的要求：“亲爱的，你确实很可爱。”姑娘惊诧而又热切地瞪眼望着梅布尔，那样子真叫人动心，梅布尔脑海中那些都市化的阴暗角落里闪过了“处女”这个字眼儿。“没人说过你漂亮吗？”急切而又疑虑重重的梅布尔恳切地问，“连餐车上你那位年轻的朋友也没说过吗？”

“我跟他谈不上相识。”

“我想你很聪明，亲爱的，犹太人是不能信任的。”

科洛尔·马斯克慢吞吞地说：“你觉得他也会这么想吗？他会以为我不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吗？”

“亲爱的，他们对此早习以为常了。”

“那我要去告诉他，我喜欢他，我也一向喜欢犹太人。”梅布尔恶狠狠地嘟囔起来，不出声地骂着脏话。

“你说什么？”

“在找来医生之前，你总不至于就这样把我扔下不管吧？我的隔间就在过道尽头，和我侄女在一起。要是你能找来医生，我这就回去。”她瞅着，等科洛尔一消失，就溜进了一间厕所。火车猛地停了，随后开始向后倒行。沃伦小姐透过窗子，望见了维尔茨堡[16]建筑物的尖顶和美因河上的大桥。列车正甩下三等车厢，在信号箱和铁路侧线之间来回地行驶转轨。沃伦小姐留了点儿门缝，以便观察过道上的动静。当科洛尔·马斯克和津纳医生出现时，她关紧门等候脚步声过去。要走到过道尽头还有很长一段路，只要她麻利点儿，时间就来得及。她溜出厕所。她还没来得及关上门，火车就启动了，车身一晃，门哐地关上了。但科洛尔·马斯克和津纳医生都没有回头。

梅布尔笨拙地跑起来，由于火车的运动而在过道里撞来撞去，手腕和膝盖都碰肿了。吃罢早饭回来的旅客都紧贴在窗户上让她通过，其中几个人用德语抱怨着，知道她是英国人，以为她听不懂。她露出大门牙，恶意地朝他们笑笑，又接着跑起来。她要去的房间并不难找，因为她认得挂在墙角的雨衣和那顶肮脏的软帽。座位上还放着一张晨报，一定是津纳一两分钟前在维尔茨堡车站买的。就在她沿着过道追赶科洛尔·马斯克的那几步路里，她已经谋划好了每个步骤：和津纳同在一个隔间的人正在吃早餐，津纳医生正在列车的另一头找她，起码三分钟之内不会回来。在这段时间里，她必须搞到足够的事实来迫使他开口。

首先是那件雨衣。口袋里只有一盒火柴和一包“金叶”牌香烟。她拾起帽子，摸了摸帽箍和衬里；过去她曾经在帽子里发现过非常宝贵的资料，但医生的帽子里却空无一物。现在她的搜查工作已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口，因为摸摸帽子乃至翻翻雨衣口袋，总还是可以掩饰过去的，可要是从行李架上拉出衣箱，用小刀撬开锁，再打开箱盖，那就会很容易使她被人指控为盗窃。而且，在她摆弄那把锁的时候，折刀的一面刀刃偏偏断了。任何从这儿经过的人都会明显看出她在撬箱子。她前额上渗出了汗珠，急得有点儿发狂。如果我让人发现了，那就意味着解雇，她想，英国最不入流的廉价报纸也不会容忍这种事的；我要是被解雇了，我就会失掉珍妮特，也没希望把科洛尔搞到手了。她一面撬着，推着，刮着，一面又想：如果我成功了，单凭这样一篇报道，他们就会对我百依百顺，每周再加四镑薪水也算不上什么奢求。我就能租一套宽敞点儿的公寓，珍妮特听到这消息就会回来，再也不离开我。为了今天的冒险，我将得到幸福和安全，她想。这时，锁打开了，箱盖被掀起，她的手指触到了津纳医生的秘密物件。最先摸到的是一条羊毛束腰带。

她小心地拿起束腰带，发现了他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理查德·约翰，职业是教师。年龄五十六岁。这说明不了什么，她想，那些来历不明的外国政治家都知道上哪儿去买护照。她把护照放回原处，开始伸手在衣箱正中的衣服里摸来摸去，海关官员在检查提袋底下和边上的物品时，总是忽略这个地方。她希望发现传单或信件，但只有一本一九一四年德国出版的旧旅行指南：《君士坦丁堡及小亚细亚、巴尔干、爱琴海、塞浦路斯》。这本书夹在一条裤子里。梅布尔·沃伦办事可毫不含糊。她估计还有一分钟的安全时间，既然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査，她索性翻起这本旅行指南来，因为这本书被那么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确实有几分奇怪。她瞧了瞧书的扉页，失望地看到上面写着理查德·约翰的名字，是用拉纸的笔尖写的小巧的、花里胡哨的字体。不过，名字下面有一个值得记下来的地址：“大滨海伯青顿，学校公寓。”《号角报》可以派人去采访那儿的校长。说不定可以发掘出一篇好报道呢。

这本导游书似乎是从旧书店买的，封皮很破旧，扉页上贴着查令十字街一家书店的标签。她翻到贝尔格莱德。那儿有一页地图，已经用得松脱了，但上面没有什么记号。她检查了和贝尔格莱德有关的每页纸，随后又检查了和塞尔维亚有关的每页纸以及有关现属南斯拉夫的那些国家的每页纸。连一个墨水斑点都没有。若不是因为她在衣箱正中找到了这本书，她就会放弃检査了。尽管明摆着什么都没有发现，她还是顽固地认为，这本书是特意藏在那儿的，因此其中必有奥妙。她用拇指迅速地翻动着书页，因为有许多折叠的地方，翻起来时易时难。在书前面的一页上，她在文字说明中发现了用墨水画的一些横线、圆圈和三角。然而这一页谈的只是小亚细亚某个不知名的城市，而且，这些笔道很可能是个孩子用直尺和圆规胡乱画的。显然，如果它们是一种密码，那只有专家才能破译出来。他把我难倒了，她一边把衣箱的表面弄平整，一边恨恨地想，这里什么都没有。但她不想把旅行指南放回去。津纳藏起这本书，其中必有奥秘。她已经冒了这么大的风险，不妨再多冒一点儿。她合上衣箱，把它放回到行李架上，却把那本旅行指南轻轻地塞入衣衫，放在腋下。她只消把胳膊贴紧身子就能夹住它。

但是现在不能回自己的座位去，那样就会碰上往回走的津纳医生。这时她想起自己原本要在火车站采访的奎因·萨沃里先生。通过《闲话者》杂志上的照片，《纽约客》杂志上的漫画，《信使报》上的铅笔素描，她对他的相貌已相当熟悉。她小心翼翼地朝过道望了望，像个近视眼似的眨眨眼睛，随后快步走开了。她在头等车厢中没有找到奎因·萨沃里先生，但最后还是在二等车厢的卧铺中找到了他。他把下巴埋在大衣里，一只手攥着烟斗，亮晶晶的小眼睛正打量着过道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在他对面的角落里，一个牧师正在打盹儿。

沃伦小姐打开门走了进去。她摆出一副专横跋扈的派头，不待邀请便坐了下来。她觉得是她给这个男人带来了他所希求的东西——名气，而自己却得不到什么报酬。因此她无须对他柔声细气地说话，不必像先前劝诱津纳医生那样引导他开口。报刊有替他推销书籍的力量，所以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冒犯他。“你是奎因·萨沃里先生吗？”她问道。眼角余光一瞥，她看见那个牧师神色一变，摆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来。可怜的傻瓜蛋，她想，让十万册的销量唬住了，我们的销量是二百万呢，明天将有二十倍于十万的人听说津纳医生。“我想代表《号角报》，对你进行一次采访。”

“我觉得有点儿突然。”萨沃里先生说，他扬起下巴，拉了拉他的大衣。

“不必紧张。”沃伦小姐机械地说。她从提包中取出笔记本，啪的一声打开。“随便对英国公众讲几句吧。是匿名旅行吗？”

“啊，不是，不，”萨沃里先生说，“我又不是王室成员。”

沃伦小姐开始记录。“你要去什么地方？”

“嗯，首先，”萨沃里先生愉快地说，似乎沃伦小姐的关心使他很高兴，其实沃伦小姐的心思已经回到那本旅行指南和那些胡涂乱画的几何图形上去了，“去君士坦丁堡，然后可能去安卡拉、远东、巴格达、中国。”

“写一本游记？”

“啊，不，不。我的读者要的是小说。这本书将取名为《出国记》。写一个伦敦人的奇遇。那些国家，那些不同的社会文明。”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德国呀，土耳其呀，阿拉伯呀，对于主角——一个伦敦烟草商来说，这一切都是第二位的东西。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沃伦小姐一面说一面迅速写道，“战后几年中最杰出的革命家之一，理查德·津纳医生正在赴贝尔格莱德的归国途中。五年来世人普遍认为他已经死去，其实他一直以教师的身份住在英国，等待时机。”但他为什么要回国呢？沃伦小姐思忖着。“你对现代文学有何高见？”她问，“乔伊斯、劳伦斯以及诸如此类？”

“现代文学是过眼烟云。”萨沃里先生立即做了一个很有警句意味的答复。

“你信奉莎士比亚、乔叟和查尔斯·里德[17]这样的作家吗？”

“他们将万古永存。”萨沃里先生颇为庄重地宣布道。

“波希米亚主义，你不主张吗？对‘菲兹罗伊’酒馆作何感想？”（“曾经签发了对他的逮捕证，”她同时写道，“然而须待审判结束才能使用它。可是当审判结束时，津纳医生却杳无踪迹了。警察对所有的火车站进行了监视，拦截了每一辆汽车。无怪乎关于他被政府特务谋害的流言不胫而走。”）“你是否认为不必穿奇装异服，戴大黑帽，穿天鹅绒外套，等等？”

“我认为那简直会要我的命。”萨沃里先生说。他现在一点儿也不局促了；他一面偷偷观察着牧师，一面说：“我不是诗人，诗人是个人主义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打扮，他只靠自己。而小说家却要依靠别人，他不过是个有表达能力的普通人。他是个间谍。”萨沃里先生戏剧性地补充说，很有点儿让人迷惑不解，而且把前前后后的h音都吞掉不发。

“他必须观察一切而又不为人所注意。人们一旦认出他来，就不肯多谈了，就会在他面前装模作样，他也就发现不了什么东西了。”沃伦小姐的笔飞快地写着。既然她已经让他开了口，她就要赶快思考思考，无须再向他提问题了。她用铅笔涂出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看起来倒很像速记体，足以使萨沃里先生相信他的话都被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了；在这些曲线、直线、圆圈和方块的掩护下，沃伦小姐思索着。她把可能同那本旅行指南有关的各种事都想到了。那本书是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但保存得相当好；没有怎么使用过，但有关贝尔格莱德的那部分却是例外，那幅城市地图由于经常被人翻弄，书页已经松脱了。

“你听懂这些观点了吗？”萨沃里先生急切地问，“它们很重要。对我来说，它们是文学道德的试金石。你知道，一个作家具备这种文学道德并不妨碍他的书卖出十万册。”沃伦小姐的思路被他打断了，很恼火，差点脱口回嘴道：“你以为我们如果讲真话，还能卖出二百万份吗？”

“非常有趣，”她说，“读者一定会感兴趣的。那么，你认为你对英国文学有何贡献？”她拿起笔来，鼓励地朝他笑了笑。

“这当然应该由别人来评说，但是就个人愿望而言嘛，我希望能在现代小说中恢复欢快和健康的风格。那种内心反省，那种阴郁情调，等等，如今实在太多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总还是个充满奇遇的好地方。”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抓着烟斗，漫无目的地敲打着自己的膝盖。“恢复乔叟精神。”他说。一个女人沿着过道走了过去，顿时，萨沃里先生的全部注意力显然都去尾随那女人的背影了，他的眼神和他的手同样一起一落地抖动着。“乔叟，”他说，“乔叟。”突然，当着沃伦小姐的面，他放弃了这种努力，他的烟斗落到地上，他一边弯腰去找，一边恼怒地大声咒骂：“活见鬼，真该死。”这个人劳累过度了，一种并非他本性的人格折磨着他，好奇心和欲望折磨着他，他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上。沃伦小姐幸灾乐祸地看着他。她倒不是恨这个人，她恨一切显赫的成功，无论是卖出十万册书还是达到时速三百英里；这种成功使她成了采访者，而那个男人则成了屈尊俯就的被采访者。但那同样也会风云一时的失败却是另一回事，那时她将代表报复的一方，钻入牢房，钻入旅馆前厅，钻入简陋的内室。在盆栽棕榈和钢琴之间，一个男人被她捏在手心上，他被挤到结婚照片和大理石钟跟前再无退路了。这时，她简直有点儿可怜自己手中的牺牲品，很少问他涉及隐私的问题，也不大留心他的回答了。她满意地想，《寻欢作乐》的作者萨沃里先生离这样的失败也相距不远了。

她重复着他的用语。“健康，”她说，“这就是你的使命吗？不搞‘儿童不宜’的东西。他们在学校里拿你的书当奖品呢。”

她的讽刺有点儿太露骨了。“我为此而自豪，”他说，“让年轻的一代在健康传统中成长起来。”她注意到他的嘴唇焦干，眼睛直往过道里瞟。我要把这些有关健康传统的话也写进去，她想，读者们会喜欢的，詹姆斯·道格拉斯也会喜欢的。这个人不出几年一定会成为海德公园里议论的话题，那时，他们就会更欣赏我的做法，那时我还会活着，还能提醒人们记起我的先知先觉。她对自己的预言本领很得意，虽然她还不曾看到她的任何一个预言实现。就拿眼前这个人的表情来说吧，一丝病容，一种腔调，一个姿态，对于一般缺少观察力的人来说，这些并不比那本旅行指南上的圈圈杠杠更能说明问题，但是把它们与你所了解的这个人的生活环境、朋友、家具、住房等，联系起来，你就能预见未来，预见到等待着他的可悲的命运。“上帝啊！”沃伦小姐说，“我明白了。”

萨沃里先生跳了起来。“你怎么了？”他问，“牙痛吗？”

“没有，没有。”沃伦小姐说。她不由得感激起这个给她带来灵感的萨沃里先生来，这灵感使她的头脑朗如白日，使津纳医生的一切都清楚地展现在她面前。“我是说，这次采访十分成功。我刚才想出了如何介绍你的方法。”

“让我看校样吗？”

“哦，我们又不是周报。读者可不肯恭候。你知道，他们对大块的奇闻如饥似渴。没有时间看校样。伦敦人明天吃早餐时就将读到这篇采访。”她这样说，使他相信读者一定会感兴趣，随后就离开了他。其实，她倒更愿意提醒一下这位殚精竭虑、一心要再写五十万字畅销书的先生：人们都是健忘的，他们今天买你的书，明天就会嘲笑你。可她却没有这种闲空，她有大事要干，她确信自己已经猜出了那本旅行指南的奥秘。她在琢磨自己的预言时发现了一个新思路。那张地图已经散脱了，而且她记得那本旅行指南的纸挺薄，还有点透明，如果把地图和前面画满道道的那页纸重叠起来，笔道就会透过纸显现出来。

我的上帝，她想，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想到的。为这个发现值得喝一杯。我要找个没人的房间，把茶房叫来。她甚至不想和珍妮特·帕多一起分享这一胜利，她宁愿独自喝上一杯，不受干扰地好好思考一下，谋划谋划下一个步骤。她找到了一个空的隔间，但并没有贸然行事，直到茶房端来了白兰地之后，她才从衬衫里抽出那本旅行指南来。而且，即使那时她也不是立刻就拿出书来。她端起杯子，放在鼻子前，让酒味冲进鼻腔深处，冲到鼻子和脑部相连的地方。昨天夜里她喝的酒还没有完全消尽，这点儿宿醉就像地里的潮气遇上湿热天气似的蒸腾起来。晕乎乎的，她想，我觉得天旋地转。她透过玻璃杯和白兰地酒看着外面的世界，干净的原野，树木和小村庄，一切都那样单调和齐整，仿佛万古不变。她的眼睛有点儿近视，而且已让那点儿白兰地酒气熏得发红了，因此看不出那些细微的变化，不过，她注意到了没有云朵的灰色天空和昏暗的太阳。这会儿就是下雪我也不会吃惊，她想着，看了看暖气是否全都打开了。随后她从衬衫里取出旅行指南。火车过不了多久就要到达纽伦堡，她希望在新乘客上车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停当。

她的猜测是正确的，起码这一点毫无疑问。她拿着那幅地图和那张画有符号的纸页对着光线一照，画的线条正好和街道重合，圆圈正好圈着一些公共建筑物：邮局、火车站、法院和监狱。但这一切又是什么意思呢？她曾断定津纳医生回国是要进行一次个人示威，没准还会参加指控他伪证罪的审判。如果是这样，这张地图就毫无意义了。她又査看了一遍地图，街道并不是胡乱标上记号的，这里面有某种格局，有一组大小相套的方框正好与另一个方框相对称，而这个作为对称的方框就是贫民区。头一个方框的形状是这样的：一条边是火车站，另一条边是邮局，第三条边贴着法院，在这个方框中套着几个急剧缩小的方框，最小的仅仅围住监狱。

火车两侧陡然升起高高的堤堰，阳光被挡住了；衬着灰暗的天穹，红色的火星像雹点似的落在窗户上，长长的列车吼叫着冲进一处隧道，车厢里顿时一片漆黑。革命，沃伦小姐想，这起码意味着一次革命，她仍然举着地图，等待着第一抹重新出现的光亮。

汽笛声渐渐低了下来，光线突然又照了进来。津纳医生站在门口，胳膊下夹着一张报纸。他又穿上了那件雨衣，沃伦小姐鄙夷地看着他的眼镜，灰白头发，寒碜的小胡子，系得紧紧的小领带。她放下地图，朝他咧嘴一笑：“怎么？”

津纳医生走了进来，把门关上。他一点儿不带敌意地坐到她对面的座位上。他知道我摸清他的底细了，沃伦小姐想，他是打算通情达理地谈谈吗？他突然问：“你的报纸同意你的做法吗？”

“当然不，”她说，“明天我就会被解雇，但是他们如果看到我的报道，情况就不同了。”她又故意傲慢无礼地加了一句，“我认为你对我来说挺值钱，相当于一周四英镑。”

津纳医生一点儿没生气，沉思地说：“我不打算告诉你任何事情。”沃伦小姐朝他摆摆手：“你已经告诉我不少事情了。有这个呢。”她拍了拍那本旅行指南，“你是大滨海伯青顿的外国教师。我们将从你的校长那儿摸到情况。”他的头低垂着。“而且，”她说，“还有这幅地图。还有这些圈圈道道，我已经进行过一番推理了。”她原以为会有恐惧的或愤怒的争辩，但是他仍在那儿琢磨她最初的猜测。他的态度使她感到迷惑，一时间她挺恼火，心想，莫非我没抓住最重要的事？莫非最重要的东西根本不在这儿，而在南方海边的那所学校里，在红砖房、油松木课桌、墨水瓶、破铃铛以及男孩子衣服的气味里？这种怀疑使她不那么自信了，她委婉地开了口，口气远比她打算用的语调温柔，因为调节她那哑嗓子不大容易。“我们合作吧，”她用说服人的语气大声说，“我并不想坏你的事。我不想干涉你。嗯，如果你成功了，我的报道只会更有价值。我答应你，若没有得到你的允诺，我一个字也不往外发。”她似乎满腹委屈地说着，仿佛她是一个被指控为反对绘画的艺术家。“我不会破坏你的革命。我怎么会呢，那是头等的重大新闻呀！”

津纳医生骤然间变得苍老了；仿佛他曾成功地抵挡住了他与松脂气味和书写黑板时的吱吱粉笔声打交道的五年岁月的袭击，只是如今坐上火车，才让那被挡住的五年光阴一股脑儿压到自己身上。此刻，他变成了打瞌睡的老头儿，脸色像纽伦堡上空的雪天一样青白灰暗。“现在提第一个问题，”沃伦小姐说，“你的计划是什么？我能看出你很倚重那些贫民区。”

他摇摇头。“我不靠任何人。”

“你操纵全盘吗？”

“最难把握的就是我自己。”

沃伦小姐使劲敲了敲自己的膝盖。“我希望得到明确的答复。”但她听到的还是老一套。“我什么也不会对你说的。”他看上去更像七十岁的人，而不是五十六岁。她十分有耐心，感到自己面前的人肯定不是成功者，倒很像一个失败者，一个能够为她所喜爱的失败者；她对失败者是能够和声细语、温文尔雅的，只要那人最后能开口，她就一直娓娓动听地劝个不休。有时，一个弱者在分手时会觉得沃伦小姐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她探着身子，轻轻拍着津纳的膝盖，尽力堆出温和可亲的笑容。“在这方面我们是利害一致的，医生。你还不明白吗？说真的，我们还能帮你的忙呢。《号角报》实际上代表着公众舆论。我知道你怕我们冒冒失失，明天就发表关于你的报道，以致引起政府的警觉。但我告诉你，在你起事之前，我们绝不会在报刊上露一点儿风。等到你起事时，我希望能在报上来个通栏大字标题：‘津纳医生自述。《号角报》独家新闻’。怎么样，这总是合情合理的吧！”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沃伦小姐把手抽了回来。她真不明白，难道这个可怜的傻瓜以为自己能阻挡她搞到每周四镑的加薪，阻挡她保住珍妮特吗？这个坐在对面的男人变得又老又蠢又固执；所有危害她幸福的男人都是这副模样，他们团团围住珍妮特，给她钱，给她小玩意儿，嘲笑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赤诚爱情。但眼前这个男人是操纵在她手中的，她可以毁掉他。克伦威尔摧毁偶像[18]的举动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胡作非为。圣母的力量有些就存在于她的雕像中，如果雕像的头掉了，手脚没了，七把宝剑也断了，那么她的香火就会不旺，在她的祭台前祈祷的人也就为数不多了。如果一个女人能毁灭像津纳医生这样的男人，那么，像科洛尔·马斯克那样相信男人的智慧和力量的傻姑娘就会大大减少。但是，她看在他年龄的分上，再加上从他身上已经闻到了一股倒霉味儿，就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真没什么可说吗？”

“没有。”

她恼怒地朝他笑起来。“你已经说了不少啦。”他无动于衷，于是她像面对智能低下者一样，慢慢解释说，“今晚八点四十分，我们将到达维也纳。九点，我将给科隆分社打电话。十点，他们将把我的报道转给伦敦。十一点以前，首批伦敦版报纸是不会开印的。就算消息被耽搁了，在清晨三点末批报纸付印时，还来得及改排头版消息。明天吃早饭时，人们就会读到我的报道。早晨九点钟，伦敦各报都会派记者围住南斯拉夫外交使团。明天午饭以前，贝尔格莱德就会掌握全部消息，而火车要晚上六点钟才到达那里，其后的事情就不难想象了。想想我会说些什么吧！理查德·津纳医生，著名的社会主义鼓动家，五年前坎姆内茨案审判时在贝尔格莱德失踪，目前正在归国途中。星期一他从奥斯坦德乘上东方快车，该列车应于今晚抵达贝尔格莱德。据悉，他此行与一次社会主义者的暴动有关，该暴动以津纳医生享有名望的贫民区为基地，可能要夺取火车站、邮局和监狱。”沃伦小姐停顿了一下，“这就是我打算发送的报道。但如果你能多提供点儿情况，我将通知他们压住稿件不发，直到你发话同意为止。这可是同你公平交易。”

“我对你说过了，我在维也纳下车。”

“我不信。”

津纳医生倒吸了一口气，透过窗户凝视着灰蒙蒙的天空，凝视着一些工厂的烟囱和一座巨大的金属圆罐。隔间里充满了煤气味。一块块小片土地上的卷心菜在污浊的空气中生长着，大片的花叶上挂满了白霜。他开口了，声音很轻，以致沃伦小姐必须掉过身去才听得见。“我没有理由惧怕你。”他音调不高，但很肯定，他的冷静激怒了沃伦小姐，就像被告席上的犯人，或者像在羊齿草花盆旁啜泣的男子，居然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来和她作对。她又恼怒又不安地回答道：“我能让你倒大霉。”

津纳医生慢吞吞地说：“就要下雪了。”列车正缓缓驶入纽伦堡站，车身两旁的一些大型火车头映着天空灰暗阴冷的光泽。“不，”他说，“你伤害不了我。”沃伦小姐拍了拍那本旅行指南，他却带着一丝幽默说：“留着作为咱们见面的纪念吧！”这时她才确信自己害怕的事真的发生了，这个人从她手里逃掉了，她怒不可遏地瞧着他。我要是能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就好了，她心想，在他身后的那面镜子里，她似乎看见了珍妮特·帕多的形象，它代表着“成功”，可爱而又空虚，并无价值，它溜走了，穿过长长的街道，经过豪华旅馆的前厅溜走了，我要是能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就好了。

更令人恼火的是，她已无话可说，而津纳医生却掌握了主动权。他递给她一张报纸，问道：“你懂德语吧？读读这张报吧。”火车在纽伦堡车站停留的时间长达二十分钟，她一直在呆呆地望着这张报纸。报上的消息使得她火冒三丈，她原期望看到有关“成功”的重大消息，什么国王逊位啦，政府被推翻啦，公众希望津纳医生归国啦，后面这类消息自然会把医生抬到一种高高在上接受采访的地位上。但她读到的消息更不寻常，是有关失败的，这失败使他完全摆脱了她的掌握。她以前曾多次受过成功者的欺凌，可还从来没让失败者耍弄过呢。

“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暴动，”她读道，“昨天深夜，一小股武装的共产党煽动分子企图攻占贝尔格莱德的车站和监狱。警方措手不及，革命者占据了邮电总局和货场近三个小时之久。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全部电信联系中断，直至今晨才恢复。我报驻维也纳记者今晨两点同警长哈提普上校通了电话，得知秩序已经恢复。革命者人数甚少，亦无适当的领导人；他们对监狱的进攻为卫兵所击退，此后数小时中，他们困守在邮局里无所作为，显然在期待首都贫民区居民前来支援。政府遂得以调集警察援兵，在一排士兵和两门野战炮的支援下，警察包围邮局三刻钟有余，随即重新占领了邮局。”这一段概述是用大号铅字印刷的，下面小号铅字的文章记述了有关暴动的详情。沃伦小姐坐在那儿，呆望着报纸；她微微皱着眉头，觉得嘴里又干又涩。她感到自己脑子很清醒，但空荡荡的。津纳医生解释说：“他们动手早了三天。”

沃伦小姐刺了他一句：“你又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呢？”

“人民会跟随我的。”

“他们早就忘掉你了。五年时间可是够长的。现在的年轻人在你出走时还是些孩子。”

五年时间啊，她想着，仿佛看见在未来的日子里，五年时间有如潮湿冬天的绵绵寒雨那样不可阻止地打在自己身上。她想象着珍妮特·帕多的脸孔，仿佛看见她为第一条皱纹，第一缕白发，或者美容手术后那紧绷、光滑的皮肤和每过三周后根部就发白的染色头发而愁云满面。

“现在你打算干什么？”她问。“我已经同你说过了。我在维也纳下车。”他的回答迅速又明确，她不禁对此满腹狐疑。“那很好，”她说，“咱们同路。咱们可以聊聊。现在你不会拒绝采访了吧。你要是缺钱的话，我们的维也纳分社可以预付你一些钱。”她注意到医生认真地看着她，他以前可从不这样。“是的，”他慢吞吞地说，“也许咱们能谈谈。”这一次她敢肯定他在说谎。他想耍两面三刀的把戏，她想，但很难看出他的动机所在。他别无选择，只有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下车了，再继续向前走是不安全的。但这时她回想起在审判坎姆内茨时，虽然他已清楚看出陪审团不会判处被告有罪，但他还是冒着危险去作那个毫无用处的证，听任哈提普带着逮捕证恭候他。他是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大傻瓜，她想。她暗自揣测，这家伙看上去挺平静的，说不定他已经打定主意和同伴们一起站到被告席上，为自己陈词辩护，以图多少影响旁听席上熙熙攘攘的听众了。如果他继续往前走，她想，我也往前走，我绝不撒手，我要把他的事情搞清楚。但是由于已无法要挟医生，她不由得感到十分软弱无力，犹豫不决。他败了，衰老、绝望，靠在那个角落里，报纸扔在两人中间的地板上，任凭上面积落灰尘；然而他又是胜利者，他看着沃伦小姐离开了这节车厢，连那本旅行指南也丢在座位上。他以无言的沉默回答了她的声明。“到维也纳我再来看你。”

沃伦小姐走掉以后，津纳医生俯身去拾报纸。他的袖子挂住了一只空杯子，杯子落到地上打碎了。他把手放在报纸上，茫然看着玻璃杯，他无法凝神思考，不能决定究竟怎么办，是捡起报纸还是收拾那些危险的玻璃碴儿。随后，他把报纸小心折好，放在膝盖上，闭上了眼睛。他独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沃伦小姐读过的那篇报道的细节仍不断骚扰着他；他知道邮局楼梯的每一个拐角，对建起街垒的准确地点了如指掌。这些胡闹的傻瓜，他心里想，真想让自己痛恨这些毁了他希望的人。他们毁了他们自己，也毁了他。他们把他留在一栋因为幽灵作祟而找不到房客的空荡荡的住所里，而他本人，津纳医生，又还没有加入幽灵之列。

如果有一张面孔在窗口窥望，如果楼上有人说话，或者地毯窸窣作响，那也许就是津纳医生在入土五年之后又拼命想回到有血有肉的生活中来。他在课桌堆里绕来绕去，在黑板和不听话的学生前面露出透明的躯体，他伏在教堂里做礼拜——活人是根本不信这玩意儿的——和一群七嘴八舌的芸芸大众一道恳求上帝开恩饶了自己。

有时幽灵似乎也能起死回生，因为他体验到自己作为鬼魂也能感受到痛苦。鬼魂还会回忆，它还记得津纳医生曾多么受人爱戴，以致有人想雇个杀手用手枪朝他的脑袋开火。这是他最令人自豪的回忆，他记得津纳医生如何坐在公园荒僻角落的一家啤酒店里，听见一声枪响，身后的镜子被打得粉碎，他知道这是穷人多么热爱他的最终证明。但是津纳的幽灵却蜷缩在他藏身的海滨学校里，东风吹拂着他的脸孔，灰色的海水搬弄着鹅卵石。他学会了为往事而神伤泣下，此后，他又得回到红砖房中，去吃茶点，去和惯于巧妙地捉弄人的孩子们打交道。但在那次最后的礼拜之后，在照例的赞美诗和握手之后，幽灵觉得自己又重新触到了津纳的躯体，但它所能得到的满足也就是这么短暂的一触了，现在别无办法，他只能在维也纳下车，然后返回。十天之内，那唱诗声又会响起来：“吾侪重聚于此，上帝降恩收容。”

津纳医生翻开一页报纸，又读了一会儿。对于这伙败事有余的同伴，他所产生的最接近仇恨的情感是嫉妒；当他想到报社记者认为不值得一提的那些细节时，他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那个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在邮局分拣室外让人用刺刀挑死的汉子是个左撇子，他喜欢戴留斯[19]的音乐，一个除了死亡别无信仰的人谱出的阴郁的理想主义音乐。而另一个人，那个从电话交换台三楼窗口跳下去的人，他的妻子由于一次工厂事故而双目失明，周身伤疤，他爱自己的妻子，但又伤心和违心地对她不忠。

但是，还剩下什么我可以做的事呢？津纳医生放下报纸，在隔间里走起来，向前三步走到门口，向后三步走到窗口，来回踱步。稀疏的雪花开始飘落，但风把车头的烟气向后吹过车窗，雪花即使落在玻璃上，也脏得像碎纸片似的。不过，在诺伊马克特[20]车站旁耸起的六百英尺高的小山上，雪花已开始在山顶上堆出洁白的花床。他们要是等等我就好了，他们要是等一等就好了，津纳医生想，他的思想从死者转到就要受审的生者身上，这时，他感到自己万万不能溜之大吉，这股情绪是如此强烈，使他不禁低声喊了出来：“我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但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呢？他重新坐了下来，开始向自己陈述理由，证明这一举动有实际价值。如果我去投案并和我的同伴们一起受审，人们就会注意到我的辩护；我要是安安全全地待在英国，那么谁也不会把我的话当一回事。他的决心增强了，心情也振奋起来，不那么绝望了；他想，人民会起来救我的，虽说他们不会为别的人这么干。津纳的幽灵再一次感到自己快要复生了，它那冰冷透明的躯体感到了一股暖意。

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有待考虑。首先，他要躲开那个记者。他必须在维也纳甩掉她，这不会太困难，火车到达维也纳的时间是将近九点，到晚上那个钟点，他想，她肯定已喝得酩酊大醉了。天气很冷，他想到自己可能还要同那个声音嘶哑的危险的女记者打交道，不禁打起冷战来。他把报纸随手丢在地上，又捡起了那本旅行指南，他想，她的毒刺总算是拔掉了。她好像恨我，不知为什么，他想，也许是出于某种古怪的职业骄傲吧！我也该回我的隔间去了。可是当他走到自己的隔间时，他却背着手，夹着那本旅行指南继续向前走去，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幽灵的岁月结束了。我又活过来了，他想，这是因为我自觉地把死亡当作一种未来的可能，甚至当作自己的定数，因为即使我用天使的声音替自己和其他人辩护，他们也不会容我再次逃脱的。当他走过时，认识他的人都仰起脸看着他，但他们没能打断他的沉思。我害怕了，他心满意足地对自己说，我感到害怕了。

2

“你不是那个奎因·萨沃里吧？”珍妮特·帕多问。

“嗯，”萨沃里先生说，“我不知道还有别的萨沃里。”

“《寻欢取乐》？”

“‘作乐’，”萨沃里厉声纠正她，“《寻欢作乐》。”他伸手按住她的臂肘，把她推到过道上。“该喝杯雪利酒了，我猜你同刚才采访我的女人有点儿关系，是女儿还是侄女？”

“嗯，说不上是什么关系。”珍妮特·帕多说，“我是她的女伴。”

“最好别干那个。”萨沃里先生的手抓得更紧了，“另找个工作吧。你太年轻了。那样可不大健康。”

“你说得对。”珍妮特·帕多说，她在过道中停了片刻，转过脸用闪闪发亮的眼睛钦佩地望着他。

沃伦小姐正在写信，但她仍看见了他们俩走过去。她把书写板放在膝上，挥笔疾书，她的笔在这儿漏点儿墨水，在那儿戳个窟窿。

亲爱的康表姐（她写道），因为没别的事好做，我就给你写信。我在东方快车上，但我不打算去君士坦丁堡。我将在维也纳下车。但我要谈的不是这个。你能帮我买五码[21]天鹅绒窗帘布吗？要粉红色的。我想在珍妮特外出时把寓所重新装饰一下。她也在车上，但我在维也纳就要和她分手了。我有件正经差事要干，跟踪一个可恶的老家伙横越半个欧洲。那位“寻欢作乐”者也在车上，不过你一向不读书，还有个相当迷人的小舞蹈演员，叫科洛尔，我想留她做我的女伴。我现在还没拿定主意是否重新布置寓所。珍妮特说她只走一个星期。无论如何你出的价钱不要超过每码八先令十一便士。我想蓝色就挺合适，但绝不要海军蓝。（沃伦小姐目送着珍妮特·帕多的背影，钢笔一下子戳进纸里）我先前对你讲过的那个男人自以为比我聪明，但你和我一样清楚，我能狠狠收拾那些这么想的人，不是吗，康？珍妮特是个婊子。我正考虑另找个新女伴。这趟车上有个很合我意的小演员。你会见到她的，身材棒极了，康。你会和我一样喜欢她。她不算太漂亮，但那双腿真可爱。我想还是得把寓所装饰一遍。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你买绒布的价钱可提高到十先令十一便士。我也许要去贝尔格莱德，你等我下封信再说吧。珍妮特似乎和那个萨沃里搞上了。但只要我乐意，也能收拾他一顿。再见。多保重。代我向埃尔西致意，愿她对你的照料胜过珍妮特对我。你一向运气比我好，不过等你见到科洛尔时再论高低吧！千万别忘了天鹅绒窗帘布。致以爱忱。梅布尔。

又及：你听说那天约翰叔叔暴死在我门前台阶边上了吗？

沃伦小姐结束此信时钢笔漏出了一大摊墨水。她用粗笔道把墨迹圈住，再写上“对不起”。随后，她在裙子上擦了擦钢笔，按铃叫茶房。她口干得快要冒火了。

科洛尔·马斯克在过道上站了一会儿，她观察着迈亚特，很想弄清梅布尔·沃伦含沙射影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他坐在那儿，头伏在一堆纸上，拿着铅笔沿着一行数字画来画去，但总是又回到原来的数字上。随后，他丢开铅笔，双手捧住脑袋。她心中顿时生出了怜悯与感激之情。要不是看见他那老于世故的眼神，他真像个学生在绞尽脑汁地做家庭作业，却怎么也做不对。她看到他为了更好地握笔，脱掉了手套，手指都冻青了；她甚至觉得连那件华而不实的皮衣也显得挺可悲，因为它一点儿也不实用。它既不能为他算数，也不能温暖他的手指。

科洛尔推开门走了进去。他抬起脸微微一笑，但仍满脑子想着工作。她愿意把工作从他手中接过来，告诉他答案，叮嘱他别让老师知道有人帮了他。是谁帮了他？那可说不准了。母亲？姐妹？反正不是像表亲那么疏远的关系，她想着，毫不局促地默默坐了下来，这种沉默是他们关系亲密的标记。

她透过窗户，凝视着越下越大的雪，渐渐感到厌倦了，于是对他开口说：“你说过，只要我想来就可以来。”

“当然。”

“我觉得很惭愧，”她说，“就那么突然地跑掉了，也没好好谢谢你，你昨晚待我那么好。”

“你生着病，还得和那样一个男人待在同一个隔间里，我实在看不过去。”他敲着铅笔不耐烦地说，“你需要好好睡一觉。”

“但你干吗这么关心我呢？”她得到的仍是那个命中注定逃不脱的回答：“我觉得似乎跟你很熟。”如果不是因为她的沉默含有某种不快，他就会继续搞他的计算去了。她能看出他有点儿不安、吃惊，甚至有点儿烦恼。他以为我希望他向我求欢，她想着并暗暗自问，我真有这个念头吗？如果他揉乱她的头发，撩开衣襟去亲她的乳房，那他就和别的犹太人一模一样了。可我欠了他一笔债，她想，其他女人积累的经验再一次告诉她，她欠下的东西比这还多得多。但是如果他并不催着还，我又该怎么样还他呢？她自问道。她猜想有些女人那样干是因为喝醉了，或是一时动情，而她并非如此，她只是出于感激之情就要去干那种事，这想法比纷飞的大雪还厉害，使她冷得钻心。她甚至不大清楚该怎么办，是否一定要陪他过一整夜，在冰冷的车厢里脱光衣服。但她又开始安慰自己，他和她所认识的其他犹太人是一样的，很容易知足，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更大方一点儿。

“昨天夜里，”他一边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那专注的神态以及对她沉默的误解，使她领悟到他们彼此毕竟并不完全了解，“昨天夜里我梦见了你。”他神经质地笑了笑，“我梦见我让你搭乘我的汽车，带你去兜风，然后你就要……”他停住嘴，回避了下文，“你使我激动起来。”

她害怕了，仿佛放债人正从桌子那边探过身来，轻柔而又毫不留情地靠近了欠债者。“在你的梦里。”她说。但他根本没理会她。“后来列车员走过来，把我吵醒了。这个梦真是活灵活现。我太激动了，就给你买了那张车票。”

“你是说你认为——你想要——”

放债人耸起肩膀，放债人回到书桌后坐下，放债人按铃叫仆人来送她回到大街上去，回到陌生人中去，回到作为陌路人的自由中去。“我告诉你这些，”他说，“是让你不必觉得欠我什么情。这只是一场梦的影响罢了。不过，我既然已经买了票，我想你还是用它为好。”他拾起铅笔，又重新搞起他的账目来。他不假思索又一本正经地加了一句：“要是我为了十镑钱就想那个，那也太没分寸了——”

开始她并没有听懂这些话。她感到解脱，也因为别人只是在梦中想要她而感到羞愧，所有这些情感，尤其是她的感激之情，把她搅得昏头昏脑。在此后的沉默中，她一直回味着最后那句意含谦卑的话，这种语调是她所不熟悉的。她终于鼓起勇气来直面那可怕的交易，她只是心怀感激，却拿出自己没体验到的爱情姿态伸出手去摸迈亚特的脸。“你要那么说，”她说，“我就会觉得你讨厌我了。我今晚来好吗？”她的手小巧玲珑，指节窝里扑着厚厚的一层粉，指甲染得红红的，搭在迈亚特的膝上，盖住了纸上的一行行数字，盖住了埃克曼先生的计算、托词以及他的狡狯的隐瞒手段，她就这样迷人而又可怜地犹犹豫豫地把自己奉献出来了。迈亚特缓缓地开了口，有一半心思仍在追踪着躲躲藏藏的埃克曼先生。“我觉得你不喜欢我。”他把她的手从纸上抬起来，心不在焉地说，“也许因为我是犹太人。”

“你太累了。”

“我还有些账目总弄不对。”

“丢开它吧，”她说，“明天再搞。”

“我没时间了，我必须完成这些事。咱们又不是待着不动。”但事实上，大雪已使他们丧失了一切运动之感。雪纷纷扬扬地下着，连电线杆都看不见了。她抽开手，恼恨地问：“那么，你不想让我来了？”他对她的提议的态度是那么冷静、随便，使她的满腔感激顿时凉了下来。

“好的，”他说，“来吧，今晚来吧。”他先是轻轻碰了碰她的手，随后又用力握住。“别认为我是冷冰冰的。这是因为你我似乎彼此久已熟悉。”他请求谅解地说，“虽然这有点儿奇怪。”

但她不等自己用心琢磨出应对之词，就随口应道：“是的，我也这样觉得。”于是，他们再也无话可说了，像老朋友似的默默坐着，毫无激情地想着即将来临的这个夜晚。她那一时热烈的感激之情也消退了，因为她现在似乎既不需要也不希望产生这种感情。你无须感激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你只管去受惠施恩，再多少谈谈天气，你受到抚爱无须气恼，遭到冷遇也不必伤心；如果你跳舞时在前排观众中看见了他，可以向他递一两个微笑，因为你那貌不出众的面孔上总得挂点儿表情，而男人都喜欢台上的演员能认出自己。

“雪下得更大了。”

“是的，今晚会很冷。”你怕这是一句玩笑话，就微微一笑，尽量妩媚地向这样一位老朋友说。“我们不会冷的。”你总也忘不掉即将来临的夜晚，脑子中回响着朋友们说过的一切话语、劝诫和警告，想到一个男人竟能同时充满欲念而又冷漠无情，你感到惶恐和厌恶。整个上午和吃午饭的时间里，雪一直下着，帕绍[22]海关的屋顶上堆着厚厚的雪，铁路线上的积雪被车头喷出的蒸气融化，变成一条结了冰的灰色小河，奥地利的海关人员穿着胶鞋吃力地走来，嘴里咒骂着，敷衍了事地检查着行李。

第三部 维也纳

1

房顶上，雪开始在他四周堆积起来，于是约瑟夫·格伦利希就挪到烟囱背风的一面。下面，中央车站灯火通明，像黑暗中的一堆篝火。一声汽笛长鸣，一长串光点缓缓地移入视野；一只大钟响了九下，他看了看手表。这是伊斯坦布尔快车，他想，再迟来二十分钟，也许就会被雪阻住了。他校准了自己那块扁平的银表，把它放进背心口袋里，又把腹部的衣皱扯平。真的，他想，碰上这种寒冷的夜晚，长得胖就算是福气了。扣上外衣之前，他把手伸进裤衩和外裤之间，摆正了挂在两腿之间、由缠在扣子上的一根线绳系住的手枪。约瑟夫有三件事是没得说的，他满意地提醒自己，会搞女人，会吃会喝，还会偷大钱。他从烟囱后面的挡风处走了出来。

屋顶上很滑，多少有些危险。雪花打着他的眼睛，积雪黏在鞋底上结成了冰块。他滑了一跤，在那一瞬间，他看见一家咖啡馆灯光闪耀的遮篷像条鱼一样从黑暗的水中朝他飞升过来。他喃喃道：“万福，圣母马利亚，大慈大悲。”脚跟直往雪里踹，手指拼命乱抓，一条排水管的檐沟救了他的命。他站了起来，轻声笑了笑，犯不上跟老天爷怄气。又过了一会儿，他找到了太平梯的铁栏。

太平梯是沿着公寓楼里侧通向地面的，大街上看不见它，但它却面向一个货场，而货场是警察巡逻路线的终点，因此，他认为爬太平梯是这整个买卖中最危险的事。警察每三分钟出现一次，一座小屋拐角处的微弱灯光映照着他光亮的长筒黑胶靴、皮带和手枪挂钩。厚厚的积雪减弱了他的脚步声，约瑟夫不可能预知危险临近，但手表的嘀嗒声却可以提醒他时时警惕危险。他在梯子顶端等着，身子低低地蜷伏着，不安地意识到身后是白茫茫的背景，直到警察来过又走了。随后，他开始爬梯子。他只需爬过一层没住人的楼，但当他刚爬到气窗时，一束灯光落到他身上，还响起了哨声。我不会让人抓住，他不大相信地想，我还从来没被抓住过呢，这种事轮不到我头上。他背朝着货场，等着一声喊叫或一颗子弹，同时他的头脑像手表里那些上好油的小齿轮一样转动起来，一个念头咬合着另一个念头，再带动起第三个念头。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扭过对着梯子和光秃秃墙壁的脸，只见院子里空荡荡的，有人把一盏灯带进了货棚的顶楼里，光就是从那里射出来的，而哨声只是火车站种种嘈杂声中的一种。他的判断失误耽搁了宝贵的几秒钟，于是，他顾不上理会结了冰的鞋底溜滑，一步两阶地继续向下爬去。

他爬到下一个窗口，敲了一下。没有回答，他嘟哝着骂了几句不太难听的话，仍然扭着头盯住货场的一角，警察很快就会在那里出现。他又敲了一下，这次他听见了一双松松垮垮的拖鞋声。窗户的插销打开了，一个女人问：“安东，是你吗？”“是我，”约瑟夫回答，“是安东，快让我进去。”窗帘被拉开了，一只瘦手在气窗上拉呀拉。“开底下的，”约瑟夫小声说，“不在上头，你当我是个耍杂技的呀。”当窗子被打开时，他相当灵活地从太平梯跃上窗台，对于他这么个胖子来说，这可真不算容易，但他发现自己很难从窗口挤进去。“你不能把窗框再抬高一点儿吗？”一辆火车头鸣笛三声，他立刻下意识地想到这个信号的意义：一列载重货车到下行线了。随后，他进了屋子，那女人关上窗户。车站的嘈杂声随之消失了。

约瑟夫把外衣和小胡子上的雪掸掉，看了看表：九点零五分；去帕绍的列车在四十分钟内还不会发车，而他的车票已到手了。他背对着窗户和那个女人，朝房间里随便扫了两眼，一切便都有条不紊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水罐和脸盆放在一个暗紫色的洗脸盆架上，破裂的镀金镜子，铁床，便壶，圣像。他说：“最好让窗户敞开着。万一你的主人回来呢。”

一个惊恐细弱的声音说：“我不能，噢，我不能。”他带着和蔼的嘲讽神气朝她转过头去：“好个胆小的安娜。”他用自己见多识广的锐利目光瞅着她。她同他年纪差不多，但阅历上却差得远了，她站在那儿，身体单薄，让这个窗户弄得慌乱不堪、情绪激动；她的黑裙子扔在床上，但她还穿着黑上衣，戴着白色的女仆领，拿一条毛巾被遮盖着大腿。

他挖苦地望着她。“漂亮的安娜。”她的嘴张开了，无言地痴迷地呆看着他。约瑟夫注意到她一嘴参差不齐的黑牙，心里有点儿恶心。我还该干什么？他想，我可不想吻她，但她显然一心期望着拥抱，她的羞怯已经转变成中年女人可怕的卖弄风骚，而他又必须应付她。他在床边坐下，两人之间隔着床铺，他开始用一种逗小孩的语调对她说起来。“漂亮的安娜搞到什么了？一个大汉子？嗨，瞧他会怎么揉搓你吧！”他用一根手指戏弄地朝她晃了晃，“我和你，安娜，咱们过一会儿再好好快活一下，行吗？”他斜眼瞅了瞅门，见门没有锁上，便松了一口气；她可别像个老婊子似的把他锁在屋里，再把钥匙藏起来，但他那红润的胖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焦虑或厌恶的表情。“行吗？”

她微笑起来，呜呜地长长吐了一口气。“嗯，安东。”他站起身，而她却朝他走来，毛巾被落在地上，她穿着黑棉袜，迈着小鸟般柔弱的步子。“等等，”他说，“等等。”他防范似的举起手来，被自己挑逗起的那种古老的情欲吓坏了。我们两人都是丑八怪，他想，那边墙上还挂着一张粉白两色的圣母像，这情势岂不成了有意亵渎神圣？他急忙低声拦阻她：“你敢肯定屋里没人吗？”她羞红了脸，仿佛他很不礼貌地动手动脚了似的。“没有，安东，只有我们俩。”他的头脑又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了，只要一碰上人与人的关系，他就变得稀里糊涂，但一旦面临危险或需要行动时，他的头脑就像一部经过检验的、上了油的机器一样靠得住。“我给你的提包在吗？”

“在，安东，就在床下。”她拖出一个医用的小黑提包，他拍了拍她的下巴，对她说她的眼睛长得很好看。“脱掉衣服，”他说，“上床去吧。我马上就来。”不等她提出异议或要求他作出解释，他就已经蹑手蹑脚地快步溜出门口，随手把门关上了。他当下找来一把椅子，把它顶在门把手下边，这样从里面就打不开这扇门了。

上次来时，他就摸清了他所在的这间屋子的情况。它位于办公室和一间老式客厅之间。里面有一张书桌，一个红天鹅绒罩面的沙发，一把转椅，几张随意摆放的桌子，还有几幅十九世纪的大幅版画，上面画着孩子们同狗嬉戏或太太们从花园的墙头探身出来的图景。有一面墙几乎完全被一幅中央车站的大型地图覆盖了，地图上用红黄蓝色标出站台、货仓、道岔和信号箱。街灯映射着天花板，书桌上的台灯发着光，在背光处，阴影像防尘布似的垂落在椅子上，半明半暗之中，家具的形状依稀可见。约瑟夫的胫骨撞在一张乱放的桌子上，接着又差点儿碰翻了一盆棕榈。他低声骂了起来，只听见安娜的声音从卧室中传了出来：“怎么回事，安东？你在干什么？”

“没事，”他说，“没事。我马上就到你那儿去。你主人灯也没关就走了。你敢肯定他不会回来吗？”

她开始咳嗽，但在咳嗽间歇之时，她对他说：“他值班要值到半夜呢。安东，你不会待太久吧？”他做了个鬼脸。“我不过脱脱衣服罢了，安娜，亲爱的。”街上的声音通过打开的窗户闯入屋子里，汽笛响个不停，约瑟夫探身向外察看了一下街道。出租车载着旅客和行李来来回回地飞驰而过，他却毫不注意出租车、辉煌的空中广告和正下方那喧闹的咖啡馆。他仔细察看着人行道，现在正是吃晚饭、看戏或看电影的好时候，来往行人很少。也看不见有警察。

“安东。”

他吼了一声：“安静点儿。”又拉下了百叶窗，以防对面楼中有人看见他。他知道那个嵌在墙里的保险柜的准确位置，他只用一顿饭、一场电影和几杯酒就从安娜嘴里套出了这一情况。但他没敢问她开锁的密码，怕她会因此意识到他大黑天爬过结冰的房顶来到她的卧室，并不单是由于她的魅力。书桌后面有个小书架，他从上面抽出厚厚的六本《铁路工作和铁路管理》，这几本书后面是一扇小铁门。约瑟夫·格伦利希的头脑开始清晰、专注起来，行动不带一丝慌乱和犹豫，在动手之前，他看了看表，九点十分，他算计他可以在这儿待半个小时。时间蛮富裕，他想着，把湿漉漉的大拇指压在保险柜门上，铁门不足半英寸厚。他把黑提包放在桌上，拿出工具来。他的凿子保养得好极了，闪光锃亮，刃尖锋利，他对自己整洁的工具和高效率的工作感到十分自豪。他本可以用铁棍撬开这层薄钢板，但那样安娜会听见声音，他可说不准安娜是否会保持沉默。因此他先戴上一副眼镜保护眼睛，然后点燃了最小的一根吹火筒。在猛烈的火焰喷出的一瞬间，屋子里的大小物件顿时都从阴影中跃出，热浪灼烤着他的面孔，铁门像融化了的奶油一般咝咝作响。

“安东，”那女人摇着卧室的门把手，“安东，你在干什么？你干吗把我关在里面？”在低沉的火焰声中，他朝她喊道：“别作声。”他听见她在摸弄门锁，在扭门把手。随后，她又急切地开了口：“安东，让我出去。”每次他把嘴从吹火筒上挪开回答她，火焰就低落下来。由于对她的怯懦和愚笨心中有数，他恶狠狠地说：“住嘴，不然我就拧断你的脖子。”一时她不吭气了，火焰渐渐烧旺了，铁门由通红变成白炽状态，这时安娜相当大声地喊起来：“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安东。”约瑟夫把嘴紧紧凑在吹火筒上，没有理她，但安娜的下一句叫喊却使他大吃一惊：“你在弄保险柜，安东。”她又开始把门把手弄得咔嗒咔嗒乱响，最后约瑟夫不得不让火焰低下去，朝她喊一声：“老实点儿。我说话可是算数的。我非把你那臭脖子拧下来不可，你这老母狗。”她压低了声音，但他仍能清楚地听见她的话，她准是把嘴对在锁眼上了：“别这样，别这么说，安东。听着，让我出去，我有事要告诉你，你有危险呢。”他没有回答，一个劲儿吹火，铁门又回到白热状态。“我对你说了谎，安东。让我出来吧。克鲁伯先生就要回来了。”他放下吹火筒，倏地转过身来：“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你要是知道了就不会来了。时间还够让咱们亲热一会儿，有半个小时。如果他提前回来了，咱们就躺着不出声。”约瑟夫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他没有浪费时间去诅咒那个女人，而是吹灭了吹火筒中的火焰，把它连同凿子、铁棍、万能钥匙和胡椒粉罐一起放进提袋里。他不假思索就放弃了自己偷盗生涯中一笔最容易到手的横财。他从来不冒那些可以避免的危险，这是他引以为傲的地方。他还一次都没有让人抓住过呢。有时他同别人搭伙干，他的伙伴让人抓住了，但他们心里并无怨恨。他们尊敬约瑟夫非同一般的成绩，进监狱时还为约瑟夫的逃脱感到骄傲，以后还会把约瑟夫指给自己的朋友看，说：“那就是约瑟夫。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从没有进过班房。”

他合上提袋，这时外面一种拉弓般的奇怪声音使他吃了一惊。“这是什么声音？”

安娜透过门小声说：“电梯，有人按铃叫它下去了。”他拾起一本《铁路管理》，但那保险柜仍然热得发红，于是他又把书放回到桌子上。下面传来了关门的哐当声和电梯尖细的嗡嗡声。约瑟夫朝窗帷走去，又把那根吊着左轮枪的绳子向上提了两英寸。他琢磨着是否可能从窗户逃走，但他记起这窗外就是三十英尺的陡直墙壁，下边是咖啡馆的顶棚。又响起了开门关门声。安娜透过锁眼小声说：“是下面那层楼。”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约瑟夫想，我能从容一点儿了。回到安娜的卧室，然后爬上屋顶。我还得等二十分钟才能上帕绍的列车。放在把手下面的椅子紧紧地卡在那里。他不得不放下提袋，用双手去拉。那椅子顺着硬木地板滑倒，砰的一声撞在地上。正在这时，灯亮了。

“站住，不许动，”克鲁伯先生说，“举起手！”

约瑟夫·格伦利希立刻照办了。他极为缓慢地转过身来，在这几秒钟里，他想好了自己的计划。“我没有武器。”他轻声说，略带责备的神气打量着克鲁伯。克鲁伯先生穿着一身蓝制服，戴着一顶副站长的尖顶圆帽；他身材瘦小，棕色的脸上布满皱纹，由于激动和气恼，也由于年老，那只拿枪的手微微哆嗦着。约瑟夫顿时眯起他那温顺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把手枪，心里估计着它开火时的角度，捉摸子弹会不会打偏。不会的，他想，他会瞄准我的腿并打中我的肚子。克鲁伯先生背对着保险柜，还没瞧见那些被弄得乱糟糟的书。“你不懂。”约瑟夫说。

“你在门口干什么？”

约瑟夫脸上被火焰烤出的红晕还没有消退。“安娜和我。”他说。

克鲁伯先生冲他喊道：“说吧，你这流氓。”

“我跟安娜是朋友。站长先生，让您这么撞上我，真是太不应该了。是安娜邀我来的。”

“安娜？”克鲁伯先生不大相信地说，“为什么呢？”

约瑟夫挺尴尬地扭了扭屁股。“嗯，克鲁伯先生，您瞧，是这么回事，安娜和我是朋友。”

“安娜，过来。”门慢慢打开了。安娜走了出来。她已穿好裙子，理好了头发。“是真的，克鲁伯先生。”她的目光越过他，惊恐地盯着露出来的保险柜。“你怎么啦？瞪着眼看什么呢？真是乌七八糟，这么大年纪了。”

“是的，克鲁伯先生，可——”她犹豫了一下。约瑟夫不等她为自己辩解或指责他，就打断了她的话。“我喜欢安娜。”安娜带着可怜巴巴的感激心情接受了他的说法。“是的，他是这样对我说的。”

克鲁伯先生跺着脚。“你是个傻瓜，安娜。去翻翻他的口袋，他也许偷了你的钱。”但他却没想到去检査一下自己的保险柜。于是，约瑟夫也就扮演起派给他的三流小偷的角色来。他对这类人可以说是知根知底，了如指掌。他曾和他们搭过伙，雇他们打下手，也曾毫不难过地眼看着他们进班房。他称他们为捡小钱的，用这个词表示他们是既无雄心又无本事的家伙。“我没偷她的钱，”他咕哝着，“我不会干那种事的，我喜欢安娜。”

“翻翻他的口袋。”安娜照办了，但她的手在他的衣服中间摸索时，就像在抚摸他一样。“现在翻翻他的后兜。”

“我没带枪。”约瑟夫说。

“他的后兜。”克鲁伯先生重复了一遍。安娜把他的兜整个翻到外面来。克鲁伯先生看到这个口袋也是空空的，就把拿枪的手放了下来，但老年人的怒火仍使他哆嗦着。“把我的寓所搞成妓院了，”他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安娜？真是乌七八糟。”

安娜垂下眼睛瞅着地面，扭绞着她那一双瘦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搞的，克鲁伯先生。”但就在她说话时，她似乎开始明白了。她抬起眼睛，约瑟夫·格伦利希从她的眼神中看出，爱恋变成了憎恶，又进而化为愤怒。“他勾引我。”她慢吞吞地说。在整个这段时间中，约瑟夫一直惦记着克鲁伯先生身后书桌上的黑提包、那一堆书以及露在外面的保险柜。他惴惴不安，但这并不妨碍他思考。克鲁伯先生早晚会发现他来此处的目的，他还发现站长手边就有个电铃，它可能是通到门房的。

“我能放下手来吗，站长先生？”

“可以，但你一步也不许挪动。”克鲁伯先生跺着脚，“即使我得把你留一晚上，我也要搞个水落石出。我不允许男人们跑来勾引我的女仆。”“男人”这个词使约瑟夫在一瞬间竟放松了戒心，这个半老的安娜居然被说成是追逐的目标，他觉得很滑稽，微笑起来。安娜看见了他的微笑，也猜出其中的缘故。她对克鲁伯先生说：“当心。他并不想要我，他——”但约瑟夫·格伦利希把她指控的话接了过去。“我坦白。我不是为着安娜来的。您瞧，克鲁伯先生。”他朝着保险柜挥了挥左手。克鲁伯先生转过身去，他的左轮枪口垂向地面，约瑟夫朝他背后放了两枪。

安娜用手抓住自己的喉咙，扭头不看那具尸体，尖叫起来。克鲁伯先生向前扑倒，前额碰到地板上，在两次枪击之间他摇晃了一下，如果没有那面墙撑住他，他的整个躯体就会向一边歪倒下去。“别作声。”约瑟夫说。那女人继续嘶叫着，于是他扼住她的咽喉摇晃她。“你要是十分钟内再敢出声，我也送你下地狱，懂吗？”他看见她已昏过去，就把她扔在一把椅子上，然后关上窗户，又把窗户和卧室的门都锁住，因为他害怕她回到卧室去，那个警察巡逻到货场时可能会听见她的呼喊。他用个刷子把儿将那把钥匙捅进厕所的抽水马桶里。他最后又检査了一遍那间书房，决定把黑提包留在书桌上；他总是戴手套的，提包上只会留着安娜的指纹。丢掉这么好的一套工具固然可惜，但他为了保全自己是不惜任何牺牲的。他看了看表，甚至想把那张去帕绍的车票也丢掉。那趟车还有一刻钟才发车，他不能在维也纳再晃荡那么长的时间了。他记起他在屋顶上看见的那列快车，开往伊斯坦布尔的快车。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我没买票能乘上这趟列车吗？他不愿意在身后留下面貌特征的踪迹，他甚至曾起意用凿子把安娜弄瞎，那样她就不可能认出他了。但这只是一闪念，他讨厌不必要的暴力行为，这倒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暴力，而是因为他干事讲究干净利落，该干的事一件不能少，多余的事一件也不能加。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克鲁伯先生身上的血迹，在他的口袋里搜寻书房的钥匙，找到钥匙后，他又在镜子前停留了一会儿，理了理头发，又刷了刷帽子。然后他离开了这间屋子，回头锁上了门，把钥匙扔在大厅里的一只伞架里：今天晚上他可不打算再爬房顶了。

当他看见电梯敞着门时，他犹豫了一下，但他马上就决定还是从楼梯下去，因为电梯的噪声会把他的行踪通知其他各层公寓。在下楼的一路上，他都在注意听安娜的喊叫，但只有一片沉寂。外面雪仍在下，淹没了车轮声和脚步声，而楼上的沉寂似乎比雪花更猛更密地落下来，把他留在身后的一切踪迹，那堆书，那个黑提包，那个烤焦了的保险柜等，都统统掩盖起来。他以前没有杀过人，但只要这种沉寂不被打破，他就能忘却这一事实：他已经迈出了最后一步，登上了他这个行业的危险的顶峰。

一楼有一扇门开着，当他经过那儿时，他听见了一个女人悻悻的话音：“听我说，那样的内裤哟。哼，我又不是总统的女儿，我对她说，给我来条像样点儿的。薄的呀，你见都没见过——”

约瑟夫·格伦利希捻了捻他那浓密、花白的胡髭，大胆地走到街上。他这儿瞧瞧，那儿看看，仿佛是在等朋友。街上看不到警察，便道上的雪也扫净了，不会留下脚印。他向左转径直朝火车站走去，竖起耳朵留意是否有叫喊声。除了出租车的喇叭声和雪花飘落的沙沙声外，他什么也没听见。在街道尽头，火车站巨大的拱顶像杂耍剧场灯火辉煌的门面一样吸引着他。

然而，他想，像个彩票兜售人似的在进站口晃来晃去可太不安全了。这时，他突然觉得自己仿佛是从克鲁伯先生的公寓中坠落下来，一层一层一直落到楼底下，仿佛重演了那多谋善断的一幕：手向保险箱一指，迅速拉起绳子，端平手枪开了火，霎时间他心中不禁充满了骄傲。我杀了人。他迎着晚风敞开了外衣，理了理背心，摸了摸银表链，朝一名想象的女友掀了掀那顶灰帽子。这帽子是维也纳一家最好的制帽商做的，但对他来说小了一点儿，因为这是他从厕所的衣帽钩上顺手牵羊得的。我约瑟夫·格伦利希杀了人。我很机灵，他想，他们对付不了我。我干吗要像个鬼鬼祟祟的小偷似的匆匆往车站赶，悄悄从门口溜过，躲在房舍的阴影里呢？喝杯咖啡也还来得及。他在咖啡馆顶棚边缘处的便道上找了张桌子，当初他在楼顶上滑倒时，看见朝自己飞来的就是这个顶棚。透过纷纷飘落的雪花，他抬眼看了看那幢楼房，一层，两层，三层，克鲁伯先生家亮着灯的书房窗子，四层，楼房的幽影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消失了。真摔下来的话可够呛。

“来杯牛奶咖啡。”他说。他若有所思地搅搅咖啡，约瑟夫·格伦利希，命里注定。他别无选择，也就毫不犹豫。可我不能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想到这儿他脸上掠过一道不满的阴影。那太危险了。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安东，那个他借用了名字的安东，也不能说。说不定会有人出钱买消息的。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又自我安慰地想：他们会猜到的，他们会指着我说：“那是约瑟夫。他在维也纳杀了克鲁伯。可他们没抓着他。他从来没被抓住过。”

他放下杯子倾听着。是出租车，还是车站的喧哗声或一个女人在嘶喊？他朝四周的桌子望去，人们都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他们聊着，喝着，笑着，有个男人在吐痰。但约瑟夫坐着，听着，觉得不那么口渴了。一个警察沿街走了过来，他也许刚从交通岗下班，赶回家去，但约瑟夫举起玻璃杯挡住自己的面孔，从杯子的上方偷偷地注视他。随后，他十分肯定地听到了一声喊叫。那个警察停了下来，约瑟夫着急地四下寻找侍者，站起身来，把几枚硬币放在桌子上；放在两腿之间的手枪把皮肉都蹭疼了。

“晚上好。”那个警察买了一份晚报，又沿街走开了。约瑟夫用他戴着手套的手摸摸前额，当他放下手来时，手套上沾满了汗水。这可不行，他想，我可不能神经过敏，那叫声准是我幻想出来的。他正打算坐下，喝完那杯咖啡，就又听见了喊叫声。咖啡馆里居然没人注意到这喊叫声，真是怪事。他想，不知再过多久她就能打开窗户，那时他们就会听见她的声音。他离开桌子，走到大街上，喊叫声听得更清楚了。但出租车呼啸而过，几名旅店搬运工扛着提包，在湿滑的便道上踉踉跄跄地走着；没人停住脚步，没人听到什么。

有什么东西叮当一声掉在便道上，约瑟夫低头看了看。是一枚铜币。这倒挺有意思，他想，是个吉兆。但当他俯身去拾这枚铜币时，他却看到从咖啡馆到这儿的一路上，断断续续有一些铜币和银币躺在便道上。他摸了摸裤兜，兜里空空的，只有一个窟窿。我的老天爷，他想，难道说我离开那所公寓后就一直在往地上掉硬币？他看到自己正站在一条清晰的踪迹的尽头，这条踪迹横过一块块铺路石，穿过一层层楼梯，一直通往克鲁伯先生书房的门口。他开始沿着便道迅速往回走，拾起硬币塞进大衣口袋里。但没等他走到咖啡馆，头顶上很高的地方就有一扇窗户的玻璃被打碎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呼叫着：“救命啊！救命啊！”一个侍者从咖啡馆里跑出来，仰头往上瞧；一个出租车司机刹住车，在街沿上停下车来。两个正在下棋的人丢下棋，也跑到路上。约瑟夫·格伦利希原来觉得在纷扬的大雪下万籁俱寂，可现在，当出租车停止行驶，咖啡馆里的人不再说话时，他才感受到真正的沉寂。那个女人仍在不断地叫喊：“救命啊！救命啊！”有个人说：“警察来了！”两名警察沿街跑过来，身上的手枪套子铿锵作响。随后，除了一小群闲人聚在公寓楼的大门口外，其他一切又恢复了常态。下棋的人又回去下棋，出租车司机按了按自动启动器，但因为发动机已经冷了，他只好爬出车来摇摇柄。约瑟夫·格伦利希不紧不慢地朝车站走去，一个卖报的开始去捡他丢在便道上的硬币。约瑟夫想，我万万不能再等去帕绍的那趟火车了。但我也不能冒无票乘车的风险，他又想。可我没钱再买票了，连零钱也丟光了。约瑟夫呀约瑟夫，他心里厌恶地责骂自己，别跟自己过不去。你得再弄点儿钱，可不能现在就认输投降。约瑟夫·格伦利希，干了五年，从没有出过岔子。你已经杀过人了，你，这个行当的头面人物，当然也能偶尔干点儿任何“捡小钱的”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去偷个女人的提包。

他走上台阶进入车站，警觉地四下张望着。他绝不能冒险。如果他让人抓住了，他所面对的将不是一个星期的监禁，而是无期徒刑。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进行挑选。在拥挤的大厅里，有几个提包看管得实在马虎，简直像是往他手里送。但这些提包的主人或是模样太寒酸，或是太像浪荡女人。第一种人也许还有仅仅几个先令放在粗糙的钱包里，后一种人的提包里多半连零钱都没有，只有粉扑、口红、镜子，也许还有避孕套。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甚至比他所希望的还要如意。一个外国女人，也许是英国人，短发，没戴帽子，眼睛红红的，正拼命拉一间电话亭的门。当她用双手去拧门把手时，她的提包落在脚下。他想，她有点儿喝醉了，而且，既然她是外国人，她的提包里就一定有不少钱。对约瑟夫·格伦利希来说，这件事如同儿戏一般。

门打开了，梅布尔·沃伦看到了面前那部黑亮的电话，十年来，她最美好的时光和最美妙的言词都用在打电话上了。她弯腰去拾提包，但提包不见了。奇怪，她想，我敢发誓——莫非我真的把它丢在火车上了？在火车上，她和珍妮特·帕多一起吃了一顿告别的晚餐。喝了一杯雪利酒，大半瓶德国白葡萄酒，两杯白兰地。后来，她觉得有点儿飘飘然了。珍妮特付了饭钱，她给了珍妮特一张支票，接下了找回的零钱。现在，她那苏格兰呢外套的口袋里还装有两镑多的奥地利零钱，但是，提包里有将近八十马克呢。

她费了些周折才让长途台听清她要的科隆的电话号码，因为她的声音有点儿瓮声瓮气。等待回话时，她尽力使她头重脚轻的身体在小铁椅上保持平衡，一边留心地注视着出口的检票处。从站台出来的旅客越来越少，不见津纳医生的踪影。在离维也纳还有十分钟路程的时候，她去过他的隔间，看见他正在戴帽子穿雨衣。他回答她说：“是的，我要下车了。”她压根儿不信，当火车停下来以后，她一直等到他下车，看着他在站台上摸找车票，她本来绝不会放走这家伙的，可是她必须给分社打电话，因为如果他是在撒谎，她就要跟随他去贝尔格莱德。那么，这个晚上她就不会再有打电话的机会了。我是把提包丢在车上了吗？她再一次问自己，这时电话铃响了。

她看看手表：还有十分钟。如果五分钟内他不出来，我就回车上去。他对我撒谎捞不到什么。“喂，是伦敦《号角报》吗？爱德华兹吗？好，记吧。不，小伙子，不是关于萨沃里的。过一会儿我再给你那篇通讯，这个消息是能上头版头条的，你得把它先留半个小时，如果我不再给你来电话，就把它发出去。昨天我报道了星期三夜里贝尔格莱德发生的共产党暴动，暴动已被平息，有若干人丧生。这次暴动是由臭名昭著的煽动分子津纳医生策划的，该人曾于坎姆内茨审判案期间失踪。（不，是坎姆内茨，Kaiser的K， Arse的A， Mule的M， Navel的N，不是那个，不过没关系，是同一个字母。Erotic的E， Tart的T， Zebra的Z。写下来了吗？）坎姆内茨审判。通知助理编辑。请査看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剪报。人们曾以为此人已被政府特务谋杀，然而，尽管当时已发出缉拿他的逮捕证，他还是脱身远遁了。在同我报特派记者的一次单独会晤中，他披露了自己在大滨海伯青顿当教师的生活。通知新闻编辑，他不肯详谈此事，可以从校长那里了解详情内幕。他自称约翰。贝尔格莱德的暴动没有选好时机，暴动原计划在星期六夜里举行，星期三晚间离开英国的津纳医生届时即可抵达那里进行指挥。他乘坐的快车到达维尔茨堡时，津纳医生获悉了起义爆发并失败的消息，他当即决定在维也纳下车。他痛苦万分，对我报特派记者反复地低声说：‘他们要是等等就好了。’他自信如果他出现在贝尔格莱德，该城的全体工人就会支持起义。他泣不成声地向我报记者讲述了他一九二七年从贝尔格莱德出逃的惊人经历，并且描述了那项业已流产了的计划。记下来了吗？你仔细听着。如果半小时内我不给你其他消息，就把‘到达维尔茨堡’之后的文字全都删去，而照这样继续写：他痛苦地迟疑良久，最后决定继续前往贝尔格莱德。他肝肠欲碎，只是喃喃低语着：‘那些勇敢的同志，我怎能丢下他们？’待他精神稍微恢复时，他对本报特派记者解释说，他已决定同起义的幸存者一起接受审判，他在坎姆内茨审判期间曾获得堂吉诃德式的名声，他必须这样去做才名副其实。众所周知，他在工人阶级中深得人心，他的行动将使政府颇感难堪。”

沃伦小姐长长歇了一口气，看了看手表。离开车只有五分钟时间了。“喂，不要走开。还有一段关于萨沃里的老生常谈。你必须快点儿记录下来，他们要求我写半栏版面，但我没有时间了。我给你大概说说吧。《寻欢作乐》的作者奎因·萨沃里先生正在赴远东的途中，为他的新作《出国记》收集素材。尽管这本书以东方为背景，但这位大小说家并不愿完全拋开他爱之甚深的伦敦，他将通过一个小个子伦敦烟草商的眼光来观察遥远的他乡风物。萨沃里先生体形瘦削，肤色黝黑，他在科隆车站站台上接待了本报记者。他的谈吐直率（别开玩笑，我说的是直率，直——率），但仍可看出他有一颗热情诚挚的心。当被问及如何评估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时，他说：‘我主张健全的文艺，反对劳伦斯、乔伊斯之类作家那种病态的内省倾向，对于一个体魄健全、思想健康的进取者来说，生活是美好的。’萨沃里先生衣着简朴，全无怪异之处。他对某些文艺圈子里的玩世不恭的作派颇不以为然。‘在他们那里，’他说，很风趣地改编了伯克的名句，‘性取代了人的位置。’本报记者指出，许多读者都对《寻欢作乐》（此书目前正好售出了十万册）中的小女仆埃米·托德十分喜爱。他们说：‘萨沃里先生，您对女性的内心世界真是了如指掌。’尚未结婚的萨沃里先生登上列车，回首温文一笑。‘小说家，’他笑着说，‘可以说是个间谍。’当列车载着他驶离站台时，他愉快地频频招手。顺便说一句，众所周知，加沙威勋爵的女儿卡罗尔·德莱娜将在英国出品的影片《寻欢作乐》中扮演女仆埃米·托德。记下来了吗？当然，这都是些陈词滥调，跟那小子采访还能搞出什么别的名堂吗？”

沃伦小姐挂上了听筒。津纳医生还没有出现。她很气愤，但又感到满意。他以为已经把她甩在维也纳车站上了，她带着几分快意想象着，当他从报纸上抬起头来发现她又站在隔间门口时的一脸懊丧。要比泥巴黏得还紧，她自言自语地低声说，我就是要这样。

站在检票口的职员拦住了她：“请出示车票[23]。”他并没有看她，因为他正忙着查收刚从一列短途车上下来的旅客的车票，一些抱娃娃的女人和一个拎着活母鸡的男人。沃伦小姐拼命想挤过去：“记者通行证。”检票员朝她怀疑地转过身来。记者证在哪儿？

“我把提包丢在车上了。”沃伦小姐说。

他收完最后一张票，把车票码成平平的一沓，小心地用橡皮筋把它们捆扎起来。他彬彬有礼而又寸步不让地解释说，这位女士刚才从站台出来时就对他说有通行证，她拿着一张卡片朝他晃了晃，没等他检查就跑了出去。现在他很想看一下那张卡片。

“见鬼，”沃伦小姐说，“那么我的提包让人偷了。”

但是女士刚才还说过提包在火车上。

沃伦小姐又骂了一句。她知道自己的形象十分不妙；她没戴帽子，头发乱蓬蓬的，一口酒气。“那我没办法，”她说，“我必须回到列车上去。派个人跟我一起去，我把钱交给他。”

检票员摇了摇头。他本人是不能离开检票口的，他解释说，要是把大厅里的搬运工派到站台上去收一张票的钱，那岂不乱套了！这位女士为什么不先买张票，然后再向公司要求赔偿呢？沃伦小姐气冲冲地说：“因为这位女士身上的钱不够。”

“要是这样的话，”检票员瞥了瞥钟，客客气气地说，“您只好乘下一趟车了。东方快车就要开了。至于提包，您不必担心，我们可以给下一站打个电话。”

有人在售票厅吹起一支小调。她和珍妮特以前听过这个调子，一支轻快的色情歌曲。她们俩曾手拉着手在黑暗中倾听，银幕上，摄像机展示出一整条街道，从街头一直推向街尾，一会儿一个男人从窗口探出身子唱上一句，一会儿在独轮车后卖菜的女人唱上一句，一会儿在墙根阴影里搂着姑娘的小伙子又唱上一句。她头脑里充满了各种忧虑和担心：珍妮特与奎因·萨沃里，科洛尔与理査德·津纳，等等。偏偏这时，一张粉红的年轻面孔又插进来，角质镜框的眼镜后面热情地闪动着一双和善的眼睛。“我猜，夫人，您同这位先生有些误会，我很乐意为您做翻译。”

沃伦小姐怒气冲冲地转过身去：“滚开，啃你的老玉米去！[24]”说着，她大步朝电话亭走去。这位美国青年使沃伦小姐心中相持不下的矛盾情绪骤然起了变化，愤怒压倒了感伤，懊丧的心情转化为报复的恶念。津纳那家伙自以为安全了，她想，自以为把我甩掉了，自以为由于他是失败者，我就对他无可奈何了。然而，等到亭子里的电话铃响起的时候，她已相当冷静了。让珍妮特去和萨沃里调情，科洛尔去和犹太佬勾搭吧，梅布尔·沃伦这会儿不在乎。如果需要在爱女人与恨男人这两种情感之间选择，她就只能珍重后一种情感了。因为她的爱也许会成为别人的笑料，但是还从来没有人敢讥讽她的仇恨呢。

2

科洛尔·马斯克惶惑地瞅着菜单。“你替我点吧。”她说，她很高兴他要了葡萄酒，它会帮助我，她想，度过这个晚上。“我喜欢你的戒指。”维也纳的灯光从他们身旁掠过，窗外已经一片黑暗，侍者从桌后探身拉下百叶窗。迈亚特说：“我买它花了五十镑。”他回到了熟悉的天地里，变得自在了，不再因人类自相矛盾的行为困惑不安。他面前的酒单，盘子里叠好的餐巾，侍者经过他的座位时拖沓的脚步声，这一切都使他自信起来。他面带微笑，转动着手，那钻石戒指的各个平面朝着车顶和酒杯闪闪发光。“它值将近一百镑呢。”

“给我讲讲她的事儿吧，”萨沃里先生说，“她这人挺怪。喝酒吗？”“对我可痴心啦。”“谁能不这样呢？”他向前凑凑身子，揉着面包，谨慎地问道，“我一直没弄明白。像这种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我可不能再喝这种外国啤酒了。我的胃受不了。问问他们有没有爱尔兰黑啤酒。我就喜欢黑啤酒。”

“当然，你们德国的体育运动正在大大复兴，”奥佩先生说，“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人，看得出。但这毕竟跟板球是两码事。拿霍布斯和萨克利夫[25]来说……”

“接吻。老是接吻。”

“可我不会说外国话，艾米。”

“你怎么老是说这值多少那值多少？你知道我值多少？”她又困窘又惧怕的心情化作了气愤，“你当然知道。一张十镑的车票。”

“我已经解释过了”，迈亚特说，“所有这些。”

“如果我是那边那个姑娘……”迈亚特扭过脸，看见了那个身穿皮大衣的苗条姑娘，她那双柔和的水汪汪的眼睛迎着他的目光，端详了他一阵，又把他撇开了。“你比她漂亮。”他显然不大真诚地说，还想再截住那姑娘的目光，验证一下她是否真的不屑于理睬自己。这不是说谎，他暗想，科洛尔打扮好了还算得上漂亮，而那陌生女人的美是不能用“漂亮”这类微不足道的标准来衡量的。然而，我跟她不会有话可说，他想。我跟她讲话不会像对科洛尔这样随便，我会老觉得手放得不是地方，老想着我是犹太人；他心里涌起一股感激之情，转身对科洛尔说：“你待我真好。”

他从汤盆、面包和调料瓶上探过身去。“你以后也会待我好。”

“是的，”她说，“今天晚上。”

“干吗只是今天晚上？我们到了君士坦丁堡以后，为什么你不——为什么咱们就不……”他犹豫了，她身上有点儿什么让他迷惑不解：像熟悉的领地中的一小片不曾去过的树林。

“在那儿跟你一块儿过？”

“为什么不呢？”然而，涌进她脑海的并不是反对他的提议的种种理由，她的念头变得如此五光十色，她不得不凝神定睛地盯住眼前的现实：摇晃的列车，放眼看去，在两侧关闭的百叶窗之间，男男女女都在吃喝，人们交谈的只言片语飘来：

“是的，仅此而已。接吻，老是接吻。”

“霍布斯和朱特格利夫？”

实际上全是赞成他的理由：这样早晨就不必冷冷清清地回到肮脏的寓所和异国房东太太那儿去，如果她要个暖水瓶，要杯茶，房东太太也不会听懂，如果她头痛脑热，房东太太就会弄点儿外国药来代替阿司匹林；相反，她将回到一套漂亮的公寓里，那儿水龙头银光闪闪，热水整天供应，柔软的床铺上铺着绣花缎被，不管为这些付出多大代价，夜里多不舒服，都是值得的。但这些太美了，不像真能实现。她想，今天晚上，他发现我冷冷冰冰，战战兢兢，不会干那些事，就不会要我了。“等等吧，”她说，“也许你会不要我。”

“可是我想要。”

“等明天吃早饭再说。吃早饭时再问我，或者干脆不再提这事。”

“不，不是板球，不是板球。”约瑟夫·格伦利希说，擦了擦上髭，“我们德国人练跑。”他那怪里怪气的用词使奥佩先生不禁笑起来。“你本人是赛跑运动员吗？”

“我年轻时，”格伦利希说，“是个了不起的赛跑运动员。谁也没我跑得快。没人能追上我。”

“垃圾。”

“别骂人，吉姆。”

“我没骂人。我是说这啤酒。你来尝尝。没多少气。是你以前喝的那种叫敦克尔的酒。”

“很高兴你喜欢它。”

“那个小女仆。我记不得她的名字了。她挺可爱。”

“吃过饭后来聊聊吧。”

“你不会犯傻吧，萨沃里先生？”

“我会问你的。”

“别许诺。什么诺都别许。谈点儿别的吧。告诉我你去君士坦丁堡做什么。”

“生意上的事。挺棘手的。以后你再吃葡萄干布丁，就想想我吧。葡萄干。我就是葡萄干。”他幽默而又自负地加了一句。

“那我就叫你葡萄干布丁。我不能叫你卡尔顿，对吧？那叫什么名字呀。”

“来，尝一颗。我总随身带点儿。尝这个格里的。不错吧？”

“挺有汁的。”

“这是我们公司出的。迈亚特，迈亚特及佩奇联合公司。再尝尝这边的一颗。你觉得怎么样？”

“看那边头等车厢里，艾米。还没瞅见她吗？咱们配不上她啦。”

“跟那个犹太人在一起？哼，人各有志呀。”

“当然，我对罗马天主教极为尊重。”奥佩先生说，“我不固执己见。作为一种组织的范例……”

“怎么样？”

“我现在就在犯傻呢。”

“挺有汁的。”

“不，不，这种没什么汁。”

“我说得不对吗？”

“这是斯坦因的葡萄干。一种廉价的低档货。山坡上的葡萄园位置不对。于是葡萄就发干。再尝一颗。你品不出差别吗？”

“是的，这颗发干。不大一样。可刚才那颗挺有汁的。你不相信？可确实是那么回事。你准是弄混了。”

“不会，我亲自选的样品。奇怪。真奇怪。”

突然，餐车里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说话，据说这意味着天使正在从头顶飞过。当人们缄默无语之际，平底酒杯在桌上叮当作响，车轮碾着铁轨哐哐有声，窗户摇颤着，外边黑暗中火星像火柴头似的闪闪烁烁。最后一批就餐的人快吃完时，津纳医生在一片沉默中步入了餐车。他微微屈着腿，样子仿佛船上的水手在暴风雨中力图站得更稳些。一名侍者走在他前面，但他一点儿也没意识到有人给他带路。许多词在他脑海中闪耀，连成了句子。你们说我是祖国的叛徒。可我不承认什么祖国。往下延伸的黑黢黢的台阶，没有窗户的墙根下的粪便，面有菜色的一张张脸孔。这些并不是斯拉夫人，应对这个或那个穿大礼服的贵人尽忠的斯拉夫人，他想，他们属于全世界的穷人。他凛然面对坐在老鹰和交叉宝剑的徽记下的军事法庭成员：你们有机关枪，有毒气，还奢谈祖国之类，但你们已落后于时代了。他沿着一张张桌子从过道走来，忘情地把手放到下巴下，正了正系得紧紧的领带，又摸了摸那维多利亚式的别针：而我是属于今天的。但霎时间沮丧的回忆就挤进了他那洋洋自得的梦幻，他记起一排排不怀好意的孩子的脸孔，那秘而不宣的嘲弄，那些外号、漫画，夹在语法书里或在桌子底下递来递去的小纸条，找不到罪魁，也没法惩治的嗡嗡的说话声。他坐了下来，视而不见地呆呆望着面前的菜单。

是的，我要是那个犹太人倒也不错，在天使来访的长时间的静默中，彼得斯先生想道，不管怎么说他把一个小俊妞儿弄到手了。并不漂亮。我并不是说她漂亮，可身材不赖。彼得斯瞧瞧他那位高个儿的骨瘦如柴的老婆，想起了她那咕咕作响的肚子，心里暗自说，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真奇怪。他选样品时是十分经心的。当然，即使斯坦因的葡萄干也不会颗颗都是次等货，可是，当你已是满腹狐疑之际，进一步的怀疑就很容易产生。比如说，埃克曼可能为他自己私下做了一笔小交易，他把公司的一批葡萄干给了斯坦因，以便临时提高一下质量，并以此为基础诱使莫尔特公司出价收购这家企业。埃克曼先生这会儿一定不那么自在了，他想，他准在翻列车时刻表，看手表，想着迈亚特已经走完一半路程了。明天，他想，我要发份电报，让乔伊斯主事，埃克曼去休假一个月。乔伊斯会留心看着账本，他想象着埃克曼踱来踱去，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坐立不安，一会儿给斯坦因打电话，一会儿斯坦因又来电话，在这里叫上一辆出租车，到那儿又把它打发掉，午饭连葡萄酒也没顾得上喝。之后，他又想到办公室前那陡陡的台阶，在台阶顶上，有点儿迟钝然而忠心耿耿的乔伊斯正守着账本。所有这些时间里，埃克曼太太都坐在现代化公寓里的钢架沙发上，为英国圣公会传教团织小孩衣服，那本肮脏的大《圣经》，埃克曼先生欺世盗名的法宝，它那不曾翻开过的封面上落满了灰尘。

萨沃里先生按了按弹簧百叶窗的按钮。月光落到他的脸上和吃鱼的餐刀上，把静静的上行线铁轨染成银色。雪停了，积雪堆在路基两侧和枕木上，在黑暗中泛着白光。几百英尺外，水银般的多瑙河波光摇曳。他可以看见高大的树木飞掠而逝，电线杆闪过时，上边的金属线架在月光下熠熠生辉。寂静笼罩着车厢，他不再去想珍妮特·帕多了，开始琢磨该用什么字眼来描绘这个夜晚。这完全是个选择和安排的问题；我不能见到什么就写什么，只能选这景象中几个突出之点。我不能提横在雪地上的阴影，它们的颜色和形状都那么飘忽不定，但我可以着意写写映着洁白大地的深红色信号灯，乡村小站候车室中炉火的光焰，以及逆流而上的驳船上的一星灯火。

约瑟夫·格伦利希摸摸腿上被枪磕肿的地方，心想：还有多久能到边境？不知边境上的卫兵是否已收到有关杀人案的通告？不过，我是安全的。我的护照无懈可击，没人见过我拿着那个黑提包。没有任何证据能把我和克鲁伯的寓所联系在一起。也许我早该把手枪扔掉？他一时有点儿拿不准，但随后又安慰自己说：那样会使他们找到我的踪迹。如今，只凭枪膛上的痕迹就能发现好多东西。这年头犯罪也越来越不安全了，他听到人们传说有一种新的指纹技术，即使戴了手套，也能査出指纹来。不过，虽说他们有这么多科学，可还从来没抓住过我呢。

有一样本事是电影教给我们的，萨沃里想，即欣赏运动中的景物美，教堂的尖顶如何在树木上方和背后移动，它如何随着人一脚高一脚低的步履跌下来又升上去，一只烟囱优美地插入云霄或沉入一片林立的烟囱背后，等等。必须用字句表达这种运动感，他感到了这种迫切的需要，他渴望趁着有情绪的时候拿起纸和笔，后悔邀珍妮特饭后和他聊天。他想工作，想在一两个小时里不受任何女人的干扰。我不想要她，他想，可是当他啪地关上窗户后，他又感到了欲望的刺激。她衣着讲究，“谈吐像个有身份的女人”，读他的书时满怀敬慕之情，这三件事就足以征服他了，他至今对自己出生在贫民区以及他那偶尔流露出来的伦敦土音有点儿耿耿于怀。六年来他不断地获得成功，由销售量体现出来的成功：两千册，四千，一万，两万五，十万。可是直到如今，每当他发现自己和衣着讲究的女士做伴，他们之间不再隔着饭店的厚玻璃窗或柜台时，他仍感到惊愕不已。你不辞辛苦，常常苦恼万分，但有时也不无喜悦，日复一日地写了十万字；小办事员在账本上写的字也不比这少，可是他，过去的店员奎·斯·萨沃里靠写作得来的收获却是在办公室的座椅上再卖命也换不来的。他捣弄着盘子里的鱼，一边偷偷地望望珍妮特，此刻他想的不是活期存款账户、版税或者分成，也不是因他书中的悲愁而哭泣或因他那伦敦佬的幽默而失笑的读者，而是通向伦敦上层社会客厅的漫长的阶梯。双扇大门打开了，有人通报了他的姓名，女人们转过脸来望着他，满怀兴趣和尊敬。

过不了多久，一两个小时之内，他就会成为我的情人，这个念头以及对那种陌生关系的恐惧使那张黝黑的深通世故的面孔显得生疏起来。她在过道里昏倒时，他是多么好心啊，他的手给她裹上了暖和的外衣，他的声音给她带来了休息和舒适，感激使得她眼睛有点儿发酸，若不是车厢里一片沉寂，她就会说：“我爱你。”她把这话留在唇边，只等众人的缄默过去之后，她就要用它来打破他们俩之间的沉默。

报界也会到场，津纳想，眼前浮现出坎姆内茨审判案时熙熙攘攘的记者席，人们忙着写写画画，还有一个人在勾勒坎姆内茨将军的画像。这一次该画我了。我曾在冷冰冰的旷野里一连许多个钟点踱来踱去，思索自己外逃是否正确，这一次我将证明这一切毕竟不是毫无意义的。我得讲得句句得体，记住我的奋斗目标，记住我不只是为了贝尔格莱德的穷人，是为了全世界的穷人。他曾多次反对社会民主党内偏激分子的民族主义观点。甚至他们的党歌《前进，斯拉夫人，前进》也是民族主义的，选中这首歌是违背他的愿望的。他兜里的护照是英国的，而提箱里的起义计划写在德文书上，这使他很高兴。他在大英博物馆附近一家波兰人开的小纸店里买到了这本护照。一个皮肤上满是斑点的瘦男人，那人的名字他已经忘了，在后厅的茶点桌上把护照递给他，并为要价高表示歉意。“搞到手很不容易。”他解释说。他在帮顾客穿大衣时，丝毫不感兴趣地照例问了一句：“您的生意好吗？”很显然，他把津纳当成了小偷。随后他就赶回店里向一名鬼鬼祟祟的学生出售一份“高卢年历”。《前进，斯拉夫人，前进》这首歌的谱曲者已经在邮局分信室外被人用刺刀杀死了。

“炖童子鸡！烤小牛肉……”侍者沿着车厢一路喊过来，打破了沉寂。所有的人都立刻又说起话来。

“我发现匈牙利人天生就喜欢板球。上个赛季我们举行了六场比赛。”

“这种啤酒也同样糟糕。我就想要一杯爱尔兰黑啤酒。”

“我确实认为这些葡萄干——”“我爱你。”“我们的代理人——你说什么？”“我说我爱你。”天使已经走远了。在哐当的车轮声中，在杯盘的碰撞声、人们的话语声和镜子的叮当声中，列车喧闹而欢悦地驶过了一长列枞树和波光闪闪的多瑙河。火车里的气压表升高了，司机打开了调节器，车速每小时增加了五英里。

3

科洛尔·马斯克在餐车和二等车厢之间的踏板上停下来。列车摇撼着她的身体，一时间她觉得简直没法去彼得斯和他妻子艾米的隔间取自己的提包了。脚下铁板咯咯响着，火车的活塞铿铿地往复运转着，但科洛尔却似乎远离了这些，她仿佛正裹着皮大衣上楼走向自己的套间。屋里边客厅桌上摆着一篮温室玫瑰，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卡尔谨上，不胜爱慕。”她已经决定称他“卡尔”了。说“我爱你，卡尔顿”很难张口，但是说“我喜欢你，卡尔”就一点儿也不别扭。她笑出了声，把手一拍，猛然领悟到爱情原来是这么简简单单，它是由感激、礼物、无拘无束的玩笑、一套公寓、一名女仆以及不必上班干活等组成的。

她沿着过道跑了起来，跌跌撞撞地这边碰碰，那边磕磕，但她毫不在乎。我要迟三天再去剧院，我要问：“西德尼·邓恩先生在吗？”看门的准是一个土耳其人，只会撅着胡子嘟嘟囔囔，于是我只好自己进去，沿着通道径直上化妆室，跨过乱七八糟地横在地上的救火水管，逢人便说“下午好”，或用法语说“日安[26]”。我把头探进总化妆室，问：“西德尼在哪儿？”他一定是在前面排演呢，我就从舞台侧翼快步朝他走去。他会说：“你他妈是谁？”一边说一边打着拍子，而那些“邓恩的宝贝儿”跳啊，跳啊，没完没了地跳。“科洛尔·马斯克。”“你迟到了三天，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顺路进来看看，告诉你我不干了。”她大声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想听听效果如何，但火车的吼叫使得她虚张声势的话语听起来几乎像颤抖的哭腔。

“劳驾。”她对彼得斯先生说。他饭后正缩在座位上打盹儿，身上有点儿油腻腻的。他的腿横在隔间当中，挡住了她的路。“劳驾。”她又说了一声。彼得斯先生醒了，抱歉地说：“回我们这儿啦？好啊。”

“不，”她说，“我是来拿提包的。”

艾米·彼得斯口含薄荷糖蜷坐在座位上，这时突然恶狠狠地说：“别搭理她，赫伯特。让她把提包拿走。她自以为高人一等呢。”

“我不过是要我的提包。你凭什么发火？我一个字也没说——”

“别大吵大叫，艾米。”彼得斯先生说，“这位年轻小姐干什么咱们可管不着。再吃片薄荷糖吧。这是因为她胃里不舒服，”他对科洛尔说，“消化不良。”

“年轻小姐，哼。她是个骚货。”

科洛尔本已把提包从座位下拿了出来，此时又重重地撂在彼得斯先生的脚趾上。她两手叉腰，对着那女人，显得很老练，很沉着，很有把握。这类争吵使她想起了母亲，有一次一个邻居暗示母亲跟房客有点儿不清不白，她就这么叉着腰跟邻居舌枪唇剑地干了起来。此时她变得和母亲一模一样，这些年的生活经验，剧院里那套假斯文和斟词酌字的谈吐，统统像衣服被她轻易地脱下甩开了。“你当你是什么人呀？”她是知道答案的：他们是一对出门享乐的小店主，正和一个厨师旅游团一道前往布达佩斯，因为那儿比奥斯坦德远一点儿，回国后便可以吹牛说自己是旅行家，向别人显摆显摆提箱上那些下等旅店的花哨标签。过去她也可能对这些羡慕不已，但她已经学会了装出对什么都不在乎，绝不承认无知，显出什么都懂的样子。“你以为你在同什么人讲话？我可不是你们店里的丫头，也不是你在后街上搞到的姑娘。”

“好了，好了，”她的话戳到了彼得斯先生的痛处，他说，“犯不上动这么大肝火。”

“哦，犯不上吗？你没听见她骂我吗？我想她一定看见了你跟我动手动脚来着。”

“我们知道你看不上他。你要舒舒服服赚大钱。别以为我们想让你留在这节车厢里。我知道你是什么货色。”

“你跟我说话先把嘴里的臭东西吐出来。”

“你是阿巴克尔街的婊子，勾引在帕丁顿刚下火车的客人。”

科洛尔放声笑起来。当年母亲就是用这种做作的大笑把邻居们引来观战的。她那放在臀部的手指兴奋得直颤抖，她迄今一直文文雅雅，不丢一个“h”音[27]，不议论男朋友，也不说那些俗里俗气的话。这些年来，她一直悬在各个阶级之间，不属于任何阶级，只属于剧院，她失去了与生俱来的粗俗，又不可能学到自然而然的优雅。现在她很高兴能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我可不做你那样的稻草人，你给钱我也不干。凭你这副嘴脸，难怪要肚子疼呢。难怪你老公想换口味呢。”

“好了，好了，女士们。”彼得斯说。

“他才不会为你弄脏手呢。你也只配和一个臭犹太佬搞搞。”

科洛尔突然哭了，尽管她的手还叉在那里炫耀战斗的姿态。她打起精神回了一句：“你少提他！”可彼得斯太太的话却仍像空中广告不断扩散的烟痕一样，污染了明朗的前景。

“哼，我们知道你是他的姘头。”

“亲爱的，”她身后响起一个声音，“别跟他们怄气了。”

“又来了一个你的朋友。”

“是吗？”津纳医生伸手碰碰科洛尔的胳膊肘，暗示她离开这里。

“犹太佬和外国人。不知羞耻。”

津纳医生提起衣箱，将它放到过道里。当他回到彼得斯太太跟前时，他脸上没有外籍教师惶惑可怜的神气，却挂着他当年在证人席上反对坎姆内茨时，记者们见到的讥诮的无畏的表情。“是吗？”彼得斯太太不由得把糖从嘴里拿了出来。津纳医生双手插在雨衣兜里，踮着脚一前一后地摇晃着。他似乎控制了局面，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了。他脑子里仍然满是华丽的字句和社会主义的演说词。他看到欺负人的事，不由得严厉起来，可一时又找不出话来反对这种现象。他知道这些话就在他脑海中某个黑暗的角落里，那些闪光的词句，像烟一样呛人的字句。“是吗？”

彼得斯太太的勇气开始回升。“你伸头探脑干什么？太过分了。来一个多管闲事的家伙不算，这会儿又来了一个。赫伯特，你也该表个态嘛。”

津纳医生开口了。他的口音很重，无形中言语变得很有分量，虽说还不能使彼得斯太太折服，却足以使她闭嘴了。“我是医生。”他对他们说，要想让他们懂得一点儿廉耻，真是没指望。这个姑娘昨天夜里昏倒了，为了她的健康，他让她去睡卧铺。猜疑只能使猜疑者丢脸。随后他向站在过道上的科洛尔·马斯克走去。他们离开隔间走远了，彼得斯太太的声音仍清晰可闻。“是的，但是谁出钱呢？这才是我要知道的问题！”津纳医生的后脑勺紧紧地贴着玻璃，恨恨地小声说：“资产阶级。”

“谢谢你。”科洛尔说，她看见他那失望的表情又加了一句，“需要我帮你什么吗？你病了吗？”

“不，没有。”他说，“可我真是废物。我没有演讲的才干。”他又向后倚着玻璃窗，对她微笑着说，“你比我强。你讲得很好。”

“他们为什么这样蛮不讲理？”

“资产阶级，他们总是这个样子。”他说，“无产阶级有自己的美德。绅士往往也还算好，勇敢，公正。绅士是靠从事一些有益的工作，如治理国家、教育或卫生事业为生的，要不就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财产。也许他不该得到这笔财产，但他毕竟不是靠害人发财的。而资产者贱买贵卖，从工人那里买了又卖给工人。资产阶级一点儿益处也没有。”

她的问题原本是不需要回答的。她茫然地望着他，被他那滔滔不绝的解释和确信不疑的语气搞糊涂了，她一点儿也不理解他说的话。“我一点儿也没妨碍他们。”

“嗯，你对他们的妨害可不小呢。我也一样。我们都来自同一个阶级。但我们是老老实实干活为生的人，只做对人有益的事，不干坏事。我们是不利于他们的一种对照，他们不喜欢这种对照。”

在这番解释中，她挑出唯一一个她懂的词来提问：“你是绅士吗？”

“不，我也不是资产阶级。”

她没能听出在他的回答中有一点儿自负的口吻，因为自从她离家以后，她孜孜以求的就是让别人把自己误当作一位夫人。为此她曾像参谋学院里的野心勃勃的少尉一样刻苦学习：她的课程包括每月一本《妇女和美容》，每周一册《家政须知》。她细细观看画页上的年轻明星和不大出名的贵族小姐的照片，了解应佩戴什么样的饰物，以及搽哪一种香粉最时兴。

他开始轻声劝她。“如果你不能去休假的话，起码也要尽可能保持安静。无论如何也不要动肝火——”

“他们骂我是骚货。”她能看出这个词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这在他的思想上根本没引起一丝波澜。他不看她的眼睛，只管自己继续轻声谈论着她的健康。她想，他正在想别的事呢，于是她不耐烦地弯腰去拿提包，打算离开他。但他抢先给了她一连串的指示，什么吃镇静药啦，喝果汁啦，多穿衣服啦。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他在态度上的变化。昨天他希望孤独，现在他却抓住随便什么借口留她多待一会儿。她问：“你说我的真正工作时，指的是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他警惕地说。

“昨天我昏倒的时候。”

“那是我信口瞎说呢。我只有一个工作。”他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拿起提包走了。

科洛尔积平生的全部经验也无法理解，她这一走使津纳医生陷入了多么孤独的境地。“我只有一个工作。”这一吐露使他很惶然，因为事实不尽如此。昔日的生活和成长的经历使他不存什么单一职业的观念。许多不同的职责曾照亮过他的生活。可以说，他的心灵天生像一间空无所有的大房子，里边到处是刻痕、脱落的墙纸和灰尘，一副潦倒破败的样子，而他的责任有如一个巨大的枝形烛台上的支支蜡烛，这烛台大得没法送当铺，却能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他曾经对父母负有责任。他们为了供他上学而忍饥挨饿。他记得他得到学位那天，父母是怎样来到他那间兼作客厅的卧室，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尊重地乃至是敬畏地望着他，但目光里却没有爱。因为他成了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能再爱他了。他还曾经听见父亲称他为“大人”。尽孝道的两支蜡烛早就熄灭了。在那许许多多的烛光中，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消失，因为他还对病人负有责任，对贝尔格莱德的穷人负有责任，此外他还渐渐意识到自己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负有责任。为了让他当医生，他父母节衣缩食，为了当医生，他自己也曾饥一顿饱一顿，健康受到了损害。然而，待他开业几年之后，他却发现自己的医术毫无用处。他不能替自己人做任何事，他不能建议疲劳过度的人去休假，也不能给糖尿病患者开胰岛素，因为他们没钱买药或休息。

他在过道里走动起来，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天空中又飘起了细小的雪花，雪像一团雾气似的扑到车窗上。

他还曾对上帝负有责任。他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只是对一个神。这个神在被蠹虫蛀咬的华盖之下被摇摇晃晃地抬过挤满人的教堂走廊，这个神只有五先令硬币那么大，嵌在镀金框中。这个神是两面派，当伏在柱子之间的穷人抬眼静候他莅临时，他慰藉他们的痛苦；当唱诗班、教士以及圣歌音乐一拥而过，穷人们俯首膜拜时，他劝他们为了可疑的来世而忍受今天的苦难。他熄灭了这一信仰，他对自己说，上帝不过是富人为了让穷人安贫乐道而编造出来的神话。他郑重其事地吹熄了这支蜡烛，怀着一种奇特的旧式心理，觉得自己胆大包天。可是有时候，他看到如今某些人生来就毫无宗教感，竟然嘲笑十九世纪反圣像崇拜者的严肃态度，便不由得产生出一种不可理喻的恼怒。

现在，这间大房子里只剩一盏幽灯闪着光。他想，我不再是个儿子、医生或教徒，我是个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这个被政治家在无数讲坛上谈论不休、用劣等纸张和残破铅字在无数报刊上印来印去的字眼，如今听来似乎已不那么真实了。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也失败了。他孑然一身，心中唯一的烛火摇晃欲灭，这时他欢迎任何人来和他做伴。

他回到自己的隔间，发现里边有个陌生人，他很高兴。那人本来背对着他，但他以一双短粗腿为轴迅速地扭转了身子。津纳医生首先注意到，那人的表链上有一个银十字架。接着他发现自己的衣箱被挪了地方。他悲哀地问：“你也是个记者吗？”

“我不会说英语。”那人答道。津纳医生横在通往过道的路上，用德语说：“警察局的密探？你来得太晚了。”他仍然盯着那个银十字架，它正随着那人的晃动前后摇摆着；也许它是随着人类的发展步伐歪斜了，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仿佛正紧贴在一条陡斜的街道旁的墙壁上，让那些顶盔戴甲的人、让长矛和军马通过，让那疲惫的受难者[28]通过。他并不是为了让穷人安贫乐道而死的，不是为了把绳索拉得更紧而死的，他的话被人歪曲了。

“我不是警察局的密探。”

津纳没大注意这个陌生人。他正面临一个新问题：既然基督的话遭到了歪曲，那么其中有些话本来可能还是正确的。他暗暗同自己争辩道，这一怀疑是由于死亡临近才产生的，当失败的重负变得不堪忍受之际，人难免会向最无根据的许诺求助。“我将予你安息。”可死亡不能使人安息，没有对安息的意识，也就无所谓安息了。

“你误会了，先生——”

“津纳。”他毫不犹豫地把名字告诉了陌生人；躲躲藏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在讲实话的新的气氛下，他要抛弃的不仅是自己的假身份。有些说法，比如“宗教是富人的朋友”等普通的口号，他从未细加考查便接受了下来，因为它们对于事业有利。他对那人说：“你不是警察局的密探，你是什么人？你在这儿干什么？”

那个胖男人一只手摸着背心上最下面一颗扣子，上身朝上耸了耸。“我叫——”他的名字被拋入雪光辉映的暗夜中，被火车的轰鸣、铁桥的震响以及桥梁的回声淹没了；多瑙河宛如一条银色的鳗鱼，从铁路线这一边溜到了那一边。那人只好重复了一遍：“约瑟夫·格伦利希。”他犹疑了一下，又继续说，“我在找钱，津纳先生。”

“你偷了——”

“你回来得太快了。”他慢吞吞地解释，“我是从警察手底下逃出来的。不过我能担保，津纳先生，我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他一个劲儿捻着背心上的纽扣，在津纳豁然开朗的头脑中，他不过是个不可信的饶舌的外国人。占据他脑海的是不容争辩的真理，是饥饿的面孔、五颜六色的破衣烂布、痛苦不幸的孩子，以及那蹒跚走向殉身处的受难者。“我是政治犯，津纳先生。涉及报纸的事。我蒙受了不白之冤，只好逃出来。我是为了事业才打开你的箱子的。”他热切地吐了口气，喷出“事业”一词，把它降低为一个廉价的口头禅，一种轻浮的情感。“你不会叫列车员吧？”他的膝盖绷得紧紧的，手指抓着纽扣。

“你说的事业指什么？”

“我是社会主义者。”一个念头飞快掠过津纳的脑海：不能根据组织成员来判断一个社会运动，不能由于格伦利希这样的依附者就谴责社会主义。但他仍然急于忘掉这个家伙。“我可以给你点儿钱。”他掏出皮夹子，递给那男人五英镑钞票，“晚安。”

打发格伦利希很容易，他花的代价也很小，因为到贝尔格莱德以后钱就对他毫无用处了。他不需要律师；他将用自己的嘴为自己辩护。但是摆脱由格伦利希引起的想法却不那么容易，一个运动不应因其成员的欺诈而受到谴责。他本人也并非完美无瑕，他有虚荣心，也有行为不检之处，他曾使一个姑娘怀孕，但这些并不能改变他信仰的真理性。就连他乘坐头等车厢的动机中也掺有杂念：这样做固然有利于避开边防警察，但也是为了更舒服一点儿，更符合他做领袖的虚荣心。他发现自己在祈祷：“上帝宽恕我。”但是，即使世上存在着什么宽恕人的力量，他也无法真正相信宽恕了。

列车员走了过来，看了看他的车票。“又下雪了，”他说，“再往前开，天气会更糟。我们要是不被雪挡住就算有造化。”看来他很想多待一会儿聊聊天。三年前的冬天，他说，他们也碰上过一次坏天气。在巴尔干的一个荒僻地区，在一段最难走的线路上，他们被大雪困了四十八小时，找不到食品，燃料也得省着用。

“我们会准时到达贝尔格莱德吗？”

“很难讲。我的经验是——在布达佩斯这边要是下了雪，到贝尔格莱德之前雪就会大一倍。在没有到达多瑙河时情况就不同，慕尼黑可能在下雪，而布达佩斯却和暖如夏。晚安，医生，天气这么冷，会有病人找你的。”列车员搓着手，顺着过道走了。

津纳医生没有在自己的隔间里多待，和他同隔间的人已在维也纳下车了。雪在所有的缝隙上结成块，玻璃也开始结冰了，很快就会连窗外一闪而过的灯火也看不见了。当信号灯箱或车站电灯从窗前闪过时，那不透明的冰纹把它们割成一条条的，一时间车窗成了万花筒，许多花花绿绿的碎玻璃片在里面抖动。津纳医生把手揣进雨衣那宽松的衣褶中取暖，又在过道里走动起来。他穿过列车员包厢，走进在维也纳才挂上的三等车厢。这节车厢的大多数隔间都黑黢黢的，天花板上只有一盏昏暗的电灯亮着。旅客们把上衣卷起来垫在头下，躺在木椅上过夜；有些隔间较挤，男男女女坐两排，就那么直挺挺地坐着打瞌睡，在微弱的灯光下，他们脸色青灰，毫无表情。座位底下的空瓶中散发出廉价红葡萄酒的气味，地上扔着几片酸面包。当他走近厕所时，他又转身返了回来，那气味实在叫他受不了。在他身后，厕所门正随着列车的震动一开一合。

我属于这个地方，他疑惑地想，我应当坐三等车厢。我不想像拥护宪法的工党议员那样，领着头等车票前往拥挤的国会投票。但他又自我慰解地说，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换车造成的耽搁，是为了不在边境让人扣住。尽管如此，他还是注意到自己动机不纯；自从他听到失败的消息后，这一事实才开始使他不安起来。因为在胜利带来的激动和无私的气氛中，他的一切虚荣、猥琐和微末的缺点本可以被冲洗得无影无踪。但现在，既然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口舌，他希望自己在被告席上发表演说时，良心上是完全清白的。过去的一些小事，尽管敌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却可能浮上他的心头，堵住他的嘴。同那两个店老板争吵时我都完全失败了，我在贝尔格莱德就会做得更好吗？

因为他的未来几乎已经确定了，于是他开始沉溺于对往事的回忆，虽说他并不习惯这样做。过去有个时期，只要你说“自从上次忏悔以来，我干了这或干了那”，你就可以用一时的羞愧赎回良心的清白。假如我能如此轻易地恢复纯洁的动机，他满怀渴望又有点儿酸溜溜地想，那我何不试试呢？我现在也常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并不亚于过去那会儿，但我已经不相信宽恕了，我不再相信有谁能宽恕别人。他几乎嘲弄起他的信仰来：难道让我去向社会民主党的司库，向三等车厢的乘客忏悔我的罪过吗？教士转过脸去，举起手指，呆板地发出喃喃低语，这一切在他心中突然变得异常美丽，像青春、像高架桥墙角里的初恋一样美好，令人无限神往而又无可挽回地永远逝去了。

这时，津纳医生看见奥佩先生独自待在二等车厢的隔间里，正往笔记本上写东西。

他渴求地望着奥佩先生，同时又觉得羞愧，因为他曾为自己战胜了宗教信仰而自豪，现在却要向这个信仰屈服了。但如果这信仰能让我安宁呢？他反驳地想，伴随着这个词引起了一些仍旧令人不快的联想。他拉开门，走进了隔间。那张苍白的长脸和浅色的眼睛，那副饱受文化传统熏陶的情态，使得他心里很别扭，如果他提出请求，就等于承认教士的优越地位了。一时间，他又成了满手泥污的男孩，在黑暗的忏悔室中为自己世俗的罪过而羞红了脸。他用总是揭自己老底的生硬的英语说：“真对不起，也许我打扰你了。你要睡了吗？”

“没关系。我在布达佩斯下车。”他否认地笑着说，“在我安全上岸之前，我想我是不会去睡觉的。”

“我叫津纳。”

“我叫奥佩。”对奥佩来说，他的名字并无什么意义，也许只有记者才会记得他的名字。津纳医生拉上门，坐在对面的座位上。“你是教士吗？”他想在后面加上“神父”一词，但这个词却黏在他的舌尖上；这个词的含义太多了[29]，它意味着一张饥饿的灰白面孔，面对像敌人一样成长起来的儿子，疼爱凝为尊敬，牺牲变成了怀疑。“我不属于罗马教派。”奥佩先生说。津纳医生沉默了好几分钟，不知该怎样说出自己的请求。他嘴唇发干，心中渴求着公正，宛如渴求他人房间桌子上的一杯冰水。奥佩先生似乎注意到了他的窘迫，便愉快地说：“我正在编一本小集子。”津纳医生机械地重复道：“集子？”

“是的，”奥佩说，“替世俗的人们编的一本宗教文集，可以在英国教会中起到类似罗马默祷书的作用。”他用苍白细瘦的手敲着笔记本的黑软皮封面。“但我还想探讨得更深一些。那些罗马书——怎么说好呢？——过分局限于宗教范畴。我希望我的小册子能适应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况。你打板球吗？”

津纳医生又沉浸到跪在黑暗中做忏悔的回忆中去了，这个问题使他吃了一惊。“不，”他说，“不。”

“没关系，你会理解我的意思的。假如你是最后上场的人，你戴上护垫，八个三柱门已被击倒，可是还必须拿五十跑[30]，你很想知道这个责任是否将落在自己身上。你从所有一般的默祷书中都得不到应付这种危机的力量，也许就会不大信宗教了。我的目的就是满足这种人的需要。”

奥佩先生像放连珠炮一样热情洋溢地说着，津纳医生感到自己的英语不够用了。他不能理解“护垫”“三柱门”“跑”这些词的含义，只知道它们和英国的板球游戏有些关系；近五年中，他对这些词汇渐渐熟悉了，在他的思想中，它们是与海风吹拂的草坪联系在一起的，他在那儿监视不听话的孩子玩他不会玩的游戏；但他对这些词的宗教意义一无所知。他想，教士是在用这些词比喻“责任”“危机”“人的需要”，这类词汇是他所理解的，这使他获得了他需要的机会来提出自己的请求。

“我希望和你谈谈，”他说，“谈谈忏悔。”这个词一说出口，他顿时觉得自己又年轻了。

“这是个难题。”奥佩先生说。他端详了一阵自己的手，接着又飞快地说起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泥守教条，我以为可以讲出许多理由支持罗马教会的做法。现代心理学正在从事异曲同工的研究工作。忏悔神父和忏悔者的关系与精神分析学家和病人的关系颇为相似。当然，它们是不同的，神父宣称可以宽恕人的罪恶，这个区别是存在的。”津纳医生想插嘴，但奥佩先生急忙继续说道，“区别毕竟不很大。在前一种情况下，罪恶受到宽恕，忏悔者离开忏悔室时精神上解除了负担，打算重新开始生活；在后一种情况下，据说病人只要说出自己的邪念恶行，浓情造成邪恶的无意识动机，就可以消除那种欲望的力量。病人在离开精神分析学家时也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意愿和力量。”通往过道的门开了，一个男子走了进来。“就这一点而言，”奥佩先生说，“向精神分析学家忏悔似乎比向教士忏悔更为灵验。”

“你们正在讨论忏悔的问题吗？”新进来的人说，“是否能让我插一句不相干的话呢？还应该从文学的角度上考虑这个问题。”

“让我给你们两人彼此介绍一下，”奥佩先生说，“这位是津纳医生，这位是奎·斯·萨沃里先生。进行一次最有趣味的讨论可说是人才齐备了，我们这里有医生，有教士，还有作家。”

津纳医生慢吞吞地说：“你没漏掉忏悔者吗？”

“我正要推荐一位，”萨沃里先生说，“我敢说自己就是一个忏悔者。小说是以作者体验为基础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小说家是在向读者做忏悔。这使读者处在教士和分析者的地位上。”

奥佩先生朝他微微一笑，反驳说：“不过，只因为梦是一种忏悔，你的小说才成其为忏悔。这里又涉及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压抑机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压抑机制。”列车正通过一座桥梁，他大声重复了一遍。“医生有何见解呢？”两人客客气气，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津纳医生，使得他颇感困惑。他坐着，微垂着头，无法说出滞留在心中的那些痛苦的词句，今晚他已经第二次讲不出话来，到达贝尔格莱德以后，他又怎么能指望自己的讲演能力呢？

“此外，”萨沃里说，“还有莎士比亚呢。”

“哪儿能没有莎士比亚呢？”奥佩说，“他像巨人一样在这狭小的世界中走动。你是说——”

“他对忏悔持什么态度？当然，他是个天生的罗马天主教徒。”

“在《哈姆雷特》中。”奥佩说，但津纳不愿再待下去了，他站起来，向两人微微躬身。“晚安。”他说。他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愤恨和失望，但他所说出的却是：“有趣极了。”只有一串昏暗的蓝灯泡映照着过道，过道灰蒙蒙的，摇颤着，倾斜地通向黑黝黝的行李车厢。有人在睡梦中翻着身，用德语说：“不可能，不可能。”

科洛尔离开医生后就跑了起来，手提着衣箱，在摇摇晃晃的列车中尽快跑着，因此，当迈亚特看见她拉开门把手时，她气喘吁吁，显得相当漂亮。十分钟前迈亚特就已把埃克曼先生的来信和市场价目表推到一边去了，他实在读不进这些词句和数字，他的脑海里总是回响着那姑娘的声音：“我爱你。”

好一个笑话，他想，好一个笑话。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从现在起列车一连七小时不停站，而且他已经买通了列车员。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对长途客车上的这类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年轻时他常常读描写美貌的伯爵夫人在单独旅行时如何勾引国王使者的小说，他常想，不知这类好运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他照照镜子，把油亮的黑发向后压了压。要是我的肤色不那么暗，我还可以不算长得丑，但是当他脱下皮外衣时，他却不能不想起自己正在发福的身体，想起自己并非携带着满装密封文件的公文包，而是装着葡萄干出门旅行的。她也不是漂亮的俄国伯爵夫人，不过，她喜欢我，而且她的身材很好看。

他坐下，看了看手表，又站起来。他兴奋起来了。你这傻瓜，他想，她也没什么新鲜的，普普通通，心肠软，长相好，在西班牙大街上，随便哪个晚上都能找到这样的姑娘。但尽管他列举出种种理由，他还是不能不感到这次艳遇有一点儿陌生的新鲜感。也许这只是由环境造成的：在一张仅两英尺来宽的卧铺上，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行进。也许这来自她晚餐时的表白，他认识的姑娘都不好意思说这种话。如果你问她们，她们会说“我爱你”，但如果让她们自发地说，她们多半会讲“你真是个好人”。他开始思量起这姑娘来，过去他从未这样想过一个能够搞到手的女人：她温柔可爱，我心甘情愿为她做事。好几次他甚至忘记了这姑娘已经欠下他一笔人情债了。

“请进，”他说，“请进来。”他从她手中接过衣箱，把它塞到座位下面，然后握住她的手。

“瞧，”她微笑着说，“我不是来了吗？”尽管她在微笑，他却觉得她很惊恐，心里诧异她为什么会这样。他放开她的手，拉下朝过道的百叶窗，顿时，他们好像是单独待在一个颤抖的小匣子里。他吻了吻她，发现她的嘴唇冰凉、柔软，对他半推半就的。她坐在那张已改成卧铺的座位上，问他：“你是不是捉摸过我会不会来？”

“你已经答应我了。”他提醒她。

“我也许会改变主意呢。”

“那又为什么？”迈亚特不耐烦了。他可不想光是坐着聊天，她的腿悬起，随意晃动着，使得他冲动起来。“我们会很愉快的。”他脱下她的鞋，又顺着她的袜子摸去。“你什么都知道，是吗？”她说。他的脸红了。“你不喜欢吗？”

“哦，我喜欢，”她说，“非常喜欢。要是你懂得不多，我倒会受不了的。”在昏暗的蓝灯下，她面色苍白，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了惊恐。起初他感到好笑，随后又觉得这很迷人。他想激起她的热情，驱散那种冷淡情绪。他再次吻她，并试图把外衣从她肩上脱下来。她像一只装在布袋里的小猫，在衣服下面颤抖着、扭动着。突然她冲他噘起嘴唇，吻了吻他的下巴。“我真的爱你，”她说，“真的。”

他感到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生疏感。他仿佛觉得自己从家里出发，踏上了一条熟悉的小路，走过煤气工厂，越过温布尔河桥上的砖桥，穿过两块田地，但发现自己并没有到达那上山通向平房区并与新公路连接的小道，而是站在一片陌生的树林边上，面前是一条他从未走过的、蔽不见日的小径，谁也不知它通向何处。他从她肩上抽回手来，说：“你真讨人喜欢。”但他没有碰她，过了一会儿，他又有些诧异地说了一句：“你真可爱。”他以前从未体验过欲望上来之后又强压下来，并且由于这种压抑变得更加炽烈的感觉，他总是怀着一种廉价的兴奋匆匆陷入新的艳遇。

“我该做什么，脱掉衣服吗？”他觉得难以启口，只是点了点头。他见她从卧铺上站起身来，走到一个角落里，开始缓慢地、有条有理地脱衣服，她把上衣、裙子、紧身围腰、背心一件一件地折好，整整齐齐地摆在对面的座位上。他注视着她那冷静的、专心致志的动作，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是多么不相宜。他说：“你真可爱极了。”他感到一种异样的激动，说话都有点儿结巴了。当她从对面朝他走来时，他发现自己弄错了：她的冷静有如一张紧绷的皮，其实她激动得满脸通红，眼睛充满恐惧，看上去像是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他们很自然地在两排座位之间的狭小空地上相遇了。“我希望把灯熄了。”她说。她紧紧地贴着他站着，他用手抚摸她，两人随着列车的行进轻轻摇摆着。“不，”他说，“我喜欢让灯全亮着。”

“关了更方便些。”她说，低声笑了起来。在列车的哐当声中，她的笑声化作一团难以分辨的低音。他们无法窃窃私语，只好大声地、一板一眼地讲亲昵的私房话。

甚至这些通常的姿态也未能完全消除那种生疏感。她躺在卧铺上，显得尴尬笨拙而又天真得不可思议，这使他颇为吃惊。她的笑声停了，不是逐渐停住的，而是戛然而止。他几乎怀疑这笑声是他幻想出来的，或者是车轮滑行时的怪声。她突然急切地说：“耐心些，我可不会。”随后她痛苦地叫出声来。即使有个鬼魂穿着蒸汽时代以前的古老服装经过，恐怕也不能使他更吃惊了。若不是她搂着他，他就会脱身走掉。透过火车头的喧嚣，她的话语断断续续地传来：“别走，对不起，我不是想……”火车突然停了，两个人被晃得分开了。“怎么回事？”她说。“到站了。”她苦恼地抱怨说：“为什么偏偏这会儿到站？”

迈亚特把窗子稍稍打开一点儿，探出头去。一排昏暗的灯火照亮了铁路旁几英尺远的地方。雪已经积了好几英寸厚，远处，一点儿红色的火星飘忽明灭，有如风雪中的一盏转灯。“这不是车站，”他说，“是信号灯让我们停车。”车轮不再旋转，只有一声汽笛划破了分外寂静的夜；这里那里的人们醒了，把头探出窗外，彼此谈论着。列车尾部的三等车厢中传来了提琴声，那曲调坦直、诙谐、准确，但穿过黑夜、飘过雪地之后，听起来却有点儿游移不定了，以致最后在迈亚特心中唤起了一点儿不安和懊悔。“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料到。”现在他们俩在车厢隔间里已经相当暖和了，于是他连窗户也没关，跪在卧铺前，把手伸到她脸上，用好奇的手指轻轻抚摸她的面孔。那种新鲜的想法又一次使他心醉神驰：“多温柔，多可爱。”她静静躺着，由于疼痛或是激动而急促地喘着气，身体也微微抖动着。

三等车厢里有人用德语骂那个提琴手，说噪声吵得他睡不着觉。但他似乎没去想自己一直在列车的轰鸣中安然大睡，正是悠慢清晰的乐曲之外的那万籁无声的静寂使得他醒过来的。小提琴手反唇相讥，继续拉着琴，一些人议论起来，还有人大笑。

“你失望了？”她说，“我笨极了吧？”

“你很可爱，”他说，“但我以前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呢？”

她开了口，音调如小提琴一般轻柔，但已足以使别人释然：“姑娘家早晚得学。”他再次摸摸她的脸。“我弄痛你了。”

“这可不是郊游野餐。”她说。

“下一次。”他开始许愿。但她插嘴问道：“还有下一次？这么说我顺当通过了？”她那郑重其事的口吻使得他不禁失笑。

“你希望有下一次吗？”

“是的。”她说。但她现在想的不是他的拥抱，而是君士坦丁堡的公寓，是她自己的卧室以及十点钟就上床睡觉。“你要在那儿待多久？”

“也许一个月，也许更长一点儿。”她遗憾地嘟囔着：“太短了。”而他开始大许其愿，尽管他很清楚，天亮以后自己会为此而懊悔的。“你可以和我一起返回。我在城里给你找间公寓。”她的沉默仿佛在强调这许诺是荒唐无稽的。“你不信我的话吗？”

“哦，”她用完全信任的语气说，“太好了，真让人不敢相信。”

她一点儿也不忸怩作态，这使他很感动，于是他又突然激动地记起自己是她的第一个情人。“听着，”他说，“明天你还愿意来吗？”她怀着真诚的担忧反对说，这样不等到达君士坦丁堡，他就会厌倦她了。他没理睬她。“我要举行个庆祝酒会。”

“在哪儿？在君士坦丁堡？”

“不，”他说，“我在那儿无人可邀。”他突然想起来埃克曼先生，使得他的愉快心情蒙上了一道阴影。

“怎么，就在火车上？”她又一次大笑起来，但这一次笑得很舒畅，毫不惧怕。

“为什么不呢？”他变得有点儿洋洋得意了，“我要邀请所有人。要像结婚宴席似的。”

她冲他打趣说：“没有婚礼的结婚宴席。”但他对自己的想法越来越着迷了。“我要邀请所有人：医生，坐二等车厢的那个人，那个好打听闲事的人，你还记得他吗？”他犹豫了一秒钟。“还有那个姑娘。”“哪个姑娘？”“你朋友的侄女。”可是，想到那姑娘可能不接受自己的邀请，他自吹自擂的兴头便低了几分；她可不是歌舞团里跑龙套的姑娘，不是好看、随和、普普通通的姑娘，他想着，一边为自己的薄情感到羞愧，她是一个美人，是我想娶的那类女人；但一想到她可望而不可即，他心里顿时又酸溜溜的。随后他的情绪又恢复过来。“我还要请那个提琴手，”他夸口说，“让他在我们吃饭时演奏。”

“你不敢请他们。”她目光灼灼地说。

“我敢。只要是由我付钱，他们就不会拒绝这种宴请。我们要喝车上最好的酒。”他说，心里飞快地计算花费，故意忘却火车上的酒其实都是寻常的货色。“一个人花两镑。”

她赞同地拍了一下巴掌。“你不会告诉他们为什么。”

他对她微微一笑。“我要对他们说明，这是为我情人的健康祝酒。”半晌，她静静躺着，玩味着那个字眼，它意味着舒适的生活、稳定的关系，甚至某种有头有脸的地位。然后她摇了摇头。“这太美了，不会实现的。”但她表示不相信的话语被长鸣的汽笛声和开始转动的车轮声淹没了。

车厢之间的挂钩拉紧了，闪着绿光的信号灯徐徐摇晃而过，这时约瑟夫·格伦利希嘴里正在说：“我是共和国的总统。”正当他梦见一位身穿燕尾服的绅士向他献上城市新保险金库的钥匙时，他醒了过来，并且马上清醒地记起了自己的处境，对梦中的细节也记得一清二楚。他把手搭在肥厚的膝头，放声笑了起来。共和国总统，这可不赖，对吗？我也能编出蛮不错的故事来。一天之内克鲁伯和那个医生全让我哄住了，他给了我五英镑，因为我很机灵，他一说“警察局的密探”，我就闻出味儿来了。约瑟夫·格伦利希的特点就是机敏麻利。“您瞧那边，克鲁伯先生。”一抽绳子，瞄准，开火，一秒之内就完事大吉。我脱身也是凭着这一手。他们抓不着约瑟夫。那个教士说什么来着？约瑟夫不禁暗暗捧腹而笑。“你们德国人打板球吗？”我说：“不，他们教我们跑。我当年还是个赛跑名手呢。”这就叫机敏，而他一点儿也没听出其中的玩笑，还一个劲儿谈什么“索伯斯啦，赫格利希啦”。

但是那毕竟是挺悬的，约瑟夫眺望着窗外的飞雪，心里想，当那个医生发现箱子被人动了的时候，我已经拉住那根绳子了。如果他喊列车员，不等他出声肚子上就会挨枪子儿。约瑟夫又高兴地笑起来，觉得左轮手枪正轻轻摩擦着大腿内侧的肿疼处；我会把他的五脏六腑都弄出来。

第四部 苏博蒂察[31]

1

在苏博蒂察车站的站长办公室里，电报接收机上下敲动，一连串的点和横飞快地流进那间空房。透过打开的大门可以看见助理员卢基奇正坐在包裹间的一个角落里，不干不净地咒骂这没完没了的电报声。可他并无意站起身。“这个时候不会有要紧的电报。”他向包裹办理员和尼尼奇解释说。尼尼奇是个穿灰制服的年轻人，边防军的士兵。卢基奇拿起一副牌洗着，这时时钟敲了七下，外边，昏暗的太阳从云层中钻出来，照着半融的灰色积雪，湿淋淋的铁轨闪着光。尼尼奇在喝拉基亚酒，这种烈性梅酒呛得他满眼泪水。他太年轻了。

卢基奇继续洗着牌。“你知道这是什么电报吗？”包裹办理员问。卢基奇摇了摇他那肮脏的乱蓬蓬的头。“当然不知道，可我就是要我行我素。应该这么对付她。”包裹办理员咯咯地笑了起来。尼尼奇抬起乌黑的眼睛，这眼里只有一种神情——单纯无知。他问：“她是谁呀？”他觉得电报机的声音似乎换上了一种蛮横女人的腔调。

“唉，你们当兵的，”包裹办理员说，“可真是少见多怪啊。”

“可不是吗，”尼尼奇说，“我们上好刺刀，一站岗就是好几个钟点。现在又不像要打仗的样子，对吗？不是回兵营就是去车站。我们没空东瞧西看。”电报机仍在动着：点，点，点，横。卢基奇把牌发成相等的三沓，有时牌黏在一起了，他就用手指蘸点儿口水把牌分开。他把三沓牌码成一溜儿，放在自己面前。“可能是站长老婆打来的，”他解释说，“每当她外出个把星期时，她天天都挑个古怪时间给她男人打电报。不是半夜就是五更。电报里尽是些肉麻的话，有时还押韵：‘你的小鸽子致以满腔爱意’，或者‘我忠贞不渝并满怀柔情地思念你’[32]。”

“她干吗要这样呢？”尼尼奇问。

“她怕她男人正在和女仆睡觉。她认为，他在那时候收到她的电报就会良心发现。”

包裹办理员笑着说:“有趣的是站长对女仆不感兴趣。他另有所好，她要是知道就好了。”

“先生们，下注吧！”卢基奇说，他们往两沓牌上放铜钱的时候，他眯起眼睛看着他们。随后，他按顺序把各沓牌打出来。方块J正好在没放钱的第三沓牌中。他停下来，把铜钱装进兜里。“庄家赢了。”他说，把牌交给尼尼奇。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游戏。

当尼尼奇洗牌时，包裹办理员捻熄了烟头，又点燃了另一支烟。“列车上有什么新闻吗？”

“贝尔格莱德一切平静。”卢基奇说。

“电话已经通了吗？”

“通了更倒霉。”电报机不再嗡嗡叫了，卢基奇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口气，“总算完了。”

尼尼奇突然停止洗牌，迷惑地说：“幸亏我不在贝尔格莱德。”

“打仗呀，我的孩子。”包裹办理员快活地说。

“是的，”尼尼奇羞涩地说，“但他们不也是我们的同胞吗？他们并不是保加利亚人啊。”

“要么杀人，要么被杀。”包裹办理员说，“发牌吧，尼尼奇，我的孩子。”

尼尼奇开始发牌了，但他好几次忘记发到哪儿了，显然他心里在惦着什么。“那么他们想要什么呢？他们这么做想得到什么呢？”

“他们是红党。”卢基奇说。

“穷人？先生们，下注吧。”他机械地补充说。包裹办理员把钱压在一沓牌上，卢基奇也把赢来的铜板全放了上去，他朝办理员眨眨眼睛，于是后者又多放了些钱做注。尼尼奇仍在一心一意地转着迟钝的脑瓜子，没想到自己在发牌时已暴露了那张J 的位置。包裹办理员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不管怎么说，”尼尼奇说，“我也是穷人。”

“我们已经下好注了。”卢基奇不耐烦地说，尼尼奇便把牌一张张翻开，当他看到这两个人都赌赢了时，不由得睁大了眼睛，一时显出有点儿疑心的样子，随后他数出钱，站起身来。“你不想玩了吗？”卢基奇问。

“该回警卫室了。”

包裹办理员笑了笑。“他把钱输光了。卢基奇，走之前再给他喝两口拉基亚酒。”卢基奇又倒了一杯酒，斜擎着酒瓶站了起来。电话铃响了起来。“见鬼，”他说，“又是那个女人。”他放下酒瓶，走进另一间屋子里。暗淡的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照到堆在柜台后面的板条箱和皮箱上。尼尼奇举起酒杯，包裹办理员一个手指摸着那沓牌，坐在那儿倾听着。“喂，喂！”卢基奇粗声粗气地喊着，“你要找谁？电报？我没听见。我不能整天泡在电报机旁边。车站里事可多了。告诉那个女人，发电报要挑个适当的时辰。你说什么？”他的声音突然变了，“真对不起，长官。我实在没想到……”管包裹的办事员咯咯笑了。“当然，马上，长官，马上去。长官，我立即送去。长官，您是否能不挂上电话等两分钟……”

尼尼奇叹了口气，走出房间，来到那寒气逼人的没有站台的小站。他连手套也忘记戴了，没等他匆匆忙忙套上手套，手指已经冻僵了。他拖着脚，在半融的泥雪上慢慢走着。是的，幸亏我不在贝尔格莱德，他想着。这些事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是穷人，他也是穷人；他们有妻子儿女，他也有妻子和一个小女儿；这些红党，他们这么干一定是想得到什么。太阳从海关屋顶上显露出来，一丝微温的阳光照在他脸上；一节火车头喷着蒸汽，像只流浪狗一样喘着气静卧在上行线上。东方快车到站之前是不会有开往贝尔格莱德的列车了；那时会有半个小时的忙碌喧哗，海关职员来到站台，警卫室外扎眼地站着卫兵，随后火车开走，这一天就只剩下一趟车了，开往温科夫奇[33]的国际小型列车。尼尼奇把手插进空衣袋里：这会儿本可以再玩一轮牌，再喝点儿拉基亚酒，但是他没钱了。于是，他那不转弯的脑子里又生出点儿疑惑：是不是叫他们哄了？

“尼尼奇，尼尼奇。”他转过头去，看见站长助理卢基奇跟在他身后，光着头，赤着手，跌跌撞撞地在烂泥中跑。他想：他骗了我，上帝让他良心发现了，他打算把钱还给我。他停了下来，对卢基奇笑笑，好像在说：别害怕，我没生你的气。“你这笨蛋，我以为你一辈子听不见我喊话了。”瘦小邋遢的助理员在他身边喘着气，没好气地说，“立刻到彼特科维奇少校那里去，这儿有电话要他接。我给警卫室打电话总是打不通。”

“昨天夜里下雪的时候电话坏了。”尼尼奇解释说。

“废物。”助理员怒气冲冲地说。

“今天会有人从城里来修电话。”他犹豫了一下，“大雪天少校是不会出来的。他屋里的炉火很旺。”

“笨蛋，白痴，”助理员说，“电话是警察局长从贝尔格莱德打来的。他们原想打电报过来，但你说话声那么大，谁还能听得见？快去。”尼尼奇开始向警卫室走去，但卢基奇在他背后喊道：“跑，你这笨蛋，快跑。”尼尼奇拖着笨重的靴子跑起来。真奇怪，他想，他们待人就像对一条狗一样，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想：不管怎么说，他们肯和我玩牌也算不错了；他们一天挣的钱准保顶得上我一礼拜的饷金，而且，他们能拿到现钱，他暗自说，想到自己的饷金还得扣除伙食费、营房住宿费和取暖费等。“少校在吗？”他在警卫室里问，怯生生地敲了敲门。他原本应该通过军士传信儿，可这会儿军士不在室里。人怎么也没法儿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机会为长官特别效劳，碰上那种机会就可能得到提升、更多薪水、更多食物，并且给妻子弄件新衣裳。

“进来。”

彼特科维奇少校面向着门，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他身材瘦小，面孔线条分明，戴着一副夹鼻眼镜，长着一头金发，也许他的家族里有点儿外国血统。他一边读一本关于战略问题的过时的德文书，一边用香肠喂他的狗。尼尼奇嫉妒地瞪着那噼啪作响的炉火。“什么事？”少校好像一个批改学生作业时受到打扰的老师，一肚子火气。

“警察局长来了电话，长官，要您去站长办公室接。”

“我们的电话还不能用吗？”少校问道，他放下书，努力想演示自己的好奇和兴奋，让人觉得他同警察局长是老相识，但不大成功。

“不能，长官，修电话的还没从城里来。”

“可恶极了。军士到哪儿去了？”

“他临时出去了，长官。”

彼特科维奇少校戴上手套，把它拉平。“你最好跟我去。我也许需要个通讯员。你会写字吗？”

“一点点儿，长官。”尼尼奇害怕少校会另找一个通讯员，但少校只哼了一声：“啧。”尼尼奇和那只狗跟在少校后面穿过警卫室，越过铁轨。在站长办公室里，卢基奇正装模作样地在角落里伏案工作，而那个包裹办理员则在门槛附近用对开账页算账。“线路话音很清晰，先生。”卢基奇说，恶狠狠地朝少校身后的尼尼奇瞪了一眼，他对尼尼奇靠近电话的位置很嫉妒。

“喂，喂，喂！”彼特科维奇尖声喊叫着。尼尼奇把头微微向电话凑过去。越过边境和贝尔格莱德之间漫长的距离，电话中传出一个有教养的、傲慢的声音，语调那么清晰，连站在两英尺开外的尼尼奇也能听见那抑扬顿挫的音节。这些音节像一连串的钢针，落入鸦雀无声的寂静之中：卢基奇和包裹办理员屏住呼吸，但还是听不见，停在铁轨上的火车头停止喷气了。“我是哈提普上校。”是警察局长，尼尼奇想，我听见他说话了：今天晚上，我老婆会多么神气啊，全营区都会知道这件事，准没错儿。她嫁给我没什么可得意的，他朴实地想，并没有自轻自贱的意思，有了吹牛的机会，她一定不会白白放过的。

“是，是的，我是彼特科维奇少校。”

那个傲慢的声音稍稍放低了些；尼尼奇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词。“绝不能……贝尔格莱德……搜查列车。”

“我是否应该把他带到兵营去？”

那声音强调地抬高了一点。“不，见到他的人要尽量少……就在现场。”

“不过，”彼特科维奇少校争辩说，“我们这里确实没有条件。我们怎么安置他呢？”

“……只要几小时就行了。”

“通过军事法庭吗？这么做可是太不合常规了。”那个声音轻轻地笑了起来，“我本人……午饭时到你那里。”

“但是如果宣判无罪呢？”

“……我本人。”那声音含糊地说，“还有少校你，亚历克西奇上尉。”那声音依然很低，“谨慎……有朋友中间。”随后声音又清晰起来，“他一定不是一个人……嫌疑……任何借口……海关。注意，不要张扬出去。”

彼特科维奇少校颇不以为然地说：“还有别的事吗，哈提普上校？”对方有点儿活跃起来：“是的，是的，关于午饭的事。我想你那里也搞不到太多的东西……就在车站……火要生旺点儿……搞点儿热食……车上的冷菜，还有酒。”那声音停顿了一下，“记住，你要负责。”

“让我为这么不合常规的事负责。”彼特科维奇又开了口。“不，不是，”那声音说，“我指的是午饭，当然是指午饭。”

“贝尔格莱德一切平静吗？”彼特科维奇少校生硬地问道。“都睡得死死的。”那声音回答。

“我还能再提个问题吗？”

彼特科维奇少校恼火地连喊了几声：“喂，喂，喂！”随后砰的一声把话筒挂上了。“人在哪儿呢？跟我走。”尼尼奇和那条狗再次跟随他迎着寒气、穿过铁路，冲进警卫室。少校回到自己屋里，砰的一声把门带上。他写了几张很短的便笺，交给尼尼奇去送：他一肚子火，又急急忙忙，结果有两封信忘了封上。尼尼奇当然读了这两封信，今晚上他老婆会为他感到骄傲的。有一封信是给海关站长的，但这封信封了口。还有一封是给兵营上尉的，信里告诉他立刻把车站的卫兵增加一倍，每人发给二十发子弹。这封信使尼尼奇很不安：难道是保加利亚人来了，要开仗了吗？要不就是红党要来了？他想起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事，心里忐忑不安。不管怎么说，他想，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是穷人，他们有妻子儿女。最后一张便条是给兵营厨师的，详细地指示了一番如何准备三个人的午餐，并于一点三十分把热饭热菜送到少校的房间。便条最后写道：“记住，你要为此负责。”

当尼尼奇离开的时候，彼特科维奇少校又拿起那本关于战略问题的过时的德文书读开了，同时还用一块块香肠喂着自己的狗。

2

列车到达布达佩斯之前，科洛尔·马斯克早已坠入梦乡了。当迈亚特从她头下抽出压麻了的胳膊时，她醒了过来，发现清晨阴沉的天空好似铅灰色的大海波涛。她匆匆从卧铺上爬下来，穿好了衣服，一点儿没有昨夜那种缓慢精细的作派了。他精神兴奋，急急忙忙，东西也乱放一气。她轻松愉快地低声唱起来：“我有多快活，无虑又无忧。”列车一晃使她撞在窗户上，但她只匆匆瞥了一下灰暗的黎明，这儿，那儿，一盏又一盏的灯闪现着。天还不够亮，看不见车旁闪过的房屋，在多瑙河上，一座亮着电灯的大桥好像吊袜带上的带扣一样晶莹闪亮。“我随心又随意，天天唱歌曲。”在下游河边，有一栋白房子熠熠闪亮，要不是在一楼有两间房里亮着灯，准会把它错当成果园里的树干。在她正凝望的时候，那两盏灯熄灭了。他们在搞庆祝会呢，搞得这么晚，她猜测着，不知那里有什么活动？她笑了起来，觉得自己赞同一切年轻人的大胆的胡作非为。“你愁眉不展，我毫无忧虑，春天之后是盛夏，我只需微笑着去……”她把衣服全穿好了，只差穿鞋了，于是她朝卧铺扭过头去，看了看迈亚特。

他睡得很不安稳，胡子也该刮了；他穿着皱巴巴的衣服躺在那里，简直很难把他同昨夜里的兴奋和疼痛联系在一起。这个男人是个陌生人，他会否认昨天夜里所承诺的责任。他向她许诺了那么多东西。但她对自己说，她不可能交上这种好运。那些历尽沧桑的老女人的告诫再度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他们事前什么都会答应你。”而本阶级的奇特的道德准则又警告她：“不能提他们答应过的事。”尽管如此，她还是走到他身边，用手轻轻梳理他的头发，想让他多少有点儿像自己的情人。当她触到他的前额时，他醒了过来，她鼓起勇气迎着他的目光，她最怕见到那茫然的神情，好像认不出她是谁，忘记他们干了什么。她用一句老话来鼓励自己：“海里不愁没鱼。”但她惊喜地看到，他随即就不假思索地说：“是的，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小提琴手叫来。”

她一下子放心了，拍手说：“别忘了叫医生。”她坐在卧铺沿上，把脚伸进鞋里。“我多么快活。”他还记得，他打算兑现他的许诺。她又开始唱了起来：“生活在阳光下，相爱在月光中，佳时尽欢莫虚度。”列车员沿过道走了过来，敲了敲门。“布达佩斯。”在河对岸，灯光渐渐密集起来，三颗明星仿佛从阴沉的天上落下，在半空中闪烁着。“那是什么？那边，它在动呢。快点儿。”

“城堡。”他说。

“布达佩斯。”约瑟夫·格伦利希正在角落里打盹儿，一下子醒了过来，便起身走到窗前。霎时间，他瞥见高大的灰色房间之间的流水，房屋高层闪动的灯光，随后，车站的穹顶突然把灯火遮住了，火车滑行着，在一座声音回响的大厅中停了下来。兴致勃勃、心情愉快的奥佩先生立刻出现了，身上挂满了东西。他先把两只衣箱放在地上，然后是高尔夫包和装在盒子里的网球拍。约瑟夫笑了笑，从胸中长嘘了一口气：看见奥佩先生总让他记起自己的罪过。一名穿着厨师制服的男人领着一个满脸皱纹的高大女人和她的丈夫从旁边走过，他们跌跌绊绊地跟着那人，从啸叫的蒸汽和异乡语言的呼唤中穿过，显得不知所措，可怜巴巴的。约瑟夫觉得自己似乎应该下车。这关系到他的安危，于是他立刻不再用那种开心取笑或洋洋自得的方式思考问题了。他头脑中精确的小齿轮转动起来，像银行里的计数器一样准确无误地记录下借方和贷方的款项。在一列火车中，他实际上处于被囚禁的状态，警察可以在旅途的任何一点设法逮捕他，所以说他越快脱身出去越好。他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布达佩斯是不会引人注意的。如果他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就得冒再过三道海关的风险。计数器把各种数字又过了一遍，该加的加，该查的查，结果把最后数字列在借方账上。布达佩斯的警察很厉害，而巴尔干国家的人很腐败，海关没什么可怕的。况且，他离犯罪现场更远了。他在伊斯坦布尔有朋友。约瑟夫·格伦利希决定继续向前走。作出决定后，他又半躺在座位上，沉浸在胜利的幻梦中。他脑海中闪过自己迅速拔枪的形象，还有谈论他的声音：“那是约瑟夫。到现在五年了，一次也没让警察抓住过。他在维也纳杀了克鲁伯。”

“布达佩斯。”津纳医生停下笔，愣了一分多钟。这短暂的停顿是他对这座城市表示的一点儿敬意，他父亲就出生于这座城市。父亲年轻时离开了匈牙利并在达尔马提亚[34]定居下来；他在匈牙利时一直务农，租种别人的土地；他先后在斯普利特和贝尔格莱德做了自谋生路的鞋匠。然而对津纳来说，父亲先前那更为屈辱的境况和祖传的匈牙利农民气质却仿佛是来自一种更宏大的文化传统的一丝微风，吹过臭气熏天的巴尔干阴暗小巷。正如一名雅典奴隶在蛮夷之地成为自由人后，颇有些怀念雅典文化中的雕像、诗歌和哲学，尽管这些其实并没有他的份。车站开始从她身旁驶去，一块块招牌从眼前晃过，上面用父亲没有教过他的文字写着：“休息室”“邮局”“问讯处”。一幅招贴在离车窗很近的地方飘动着：“盖伊·阿穆杰约伊剧团。”他机械地凝视着这些陌生的娱乐场所的名字：歌剧院，皇家歌手剧院，塔巴兰[35]，巴黎花园——等列车到达贝尔格莱德时，这些演出就该开场了吧。他记得在铺子后面那间阴暗的地下室客厅中，父亲常常感叹地说：“在布达佩斯，人们多会享福哟。”父亲也在城里享受过一次，把脸紧贴在饭店的玻璃窗上，不带一点儿妒意，全神贯注地看着食品被端上桌子，小提琴手从这群人走向另一群人，用这种简单的旁观方式自娱。他曾经对父亲这种廉价的满足心理很恼火。

他又写了十来分钟，然后把纸折起来，轻轻放进雨衣的口袋里。他要对各种不测之事预做准备；他知道自己的对头是不择手段的，他们宁可在僻巷中把他干掉，也不愿让他活着站上被告席。他的有利之处在于对手还不知道他的到来；他必须在他们得到消息之前宣布自己自愿来到贝尔格莱德，那时他们就不便把他当成身份不明的外来人迅速干掉，只好送他上法庭了。他打开衣箱，取出那本旅行指南。随后他点燃一根火柴，把火焰凑近地图的折角：那张光亮的纸慢慢燃着了，图上的铁路让火焰一舔卷起来，他凝视着邮局那个方块变成一块黑硬的余烬。随后，卡利麦丹公园的绿色化为了棕褐色。贫民区的街道是最后烧着的，他吹了口气，让它快点儿烧完。

地图完全烧透以后，他把灰烬扔到座位下面，又往嘴里塞了一片苦药，想试着睡一觉。他发现想入睡真是太难了。从布达佩斯走出五十英里开外了，辽阔的多瑙河平原突然面目一变。他看见一座长满枞树、状似顶针的小山，心情顿时轻快起来。他是个毫无幽默感的人，不然一定会为此微微一笑的。一条公路绕着小山转了一大圈，然后笔直插向城市。现在大雪覆盖着公路和小山，白茫茫一片，树上悬挂着大块大块的积雪，好似白嘴鸦的窝。他记得这条公路、这座山和这片树林，五年前他逃越边境之后，怀着十足的安全感，第一眼见到的景物就是这些。那位自离开贝尔格莱德以来一直默默开车的同伴首次开口了：“再有一小时零一刻钟，我们就到布达佩斯了。”直到那时，津纳医生才明白自己已经脱险了。现在，他却因相反的原因感到轻松，他想的不是离布达佩斯只有五十英里，而是离边境只有七十英里了。他快到家乡了。此时此刻，他的直觉远比观念更有力。即使他告诫自己，他没有家乡，他的目的地只是一座监狱，也毫无用处。正是克鲁格啤酒园，正是那夜晚绿光浮动的公园，也正是他路经的陡峭的街巷和五颜六色的破布，使他感到了片刻的欣悦。无论如何，他自言自语说，我将再次看见这一切；他们将开车把我从监狱送往法庭。这时，他才带着一股无故的感伤记起啤酒园已经变成公寓楼了。

科洛尔和迈亚特隔着早餐桌相对而坐，彼此如陌生人一般毫无拘束。昨晚吃晚餐时他们却像老朋友似的无话可说。整个早饭时间，他们一直急急忙忙地说个不停，仿佛火车不是在缩短距离而是在吞食时间，他们得抢着在这些钟点里说完共同过一辈子所要说的话。

“到君士坦丁堡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已预订好房间了。”

“没关系。我在饭店已租好房间了。你来和我一块儿住，咱们要个双人间。”

她接受了他的解决办法，高兴得气都喘不上来，但这会儿可没空去沉默不语或呆坐不动，岩石、房屋和光秃秃的草场正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向后驶去，可还有那么多话要说呢。“我们吃早餐时到达，是吗？那一整天咱们干什么呢？”

“咱们一块儿吃午饭。下午我得去办公室办事。你可以去逛商店。晚上我会回来，吃过晚饭咱们看戏去。”

“好，那去哪个剧院呢？”昨夜造成的变化对她来说是不寻常的。他的面容不再显得同她过去结识的半生半熟的犹太小伙子相似了，甚至他一再使用的那种手势——本能地将手一摊，也不同于他人。他老强调自己要花多少钱，会使她快活，但这也与众不同，因为她相信他。

“咱们要订你那家剧院中的头等座。”

“邓恩的‘宝贝’剧团吗？”

“对，你要愿意的话，演出后咱们请她们都出来吃晚餐。”

“不。”她摇摇头，她现在可不能冒失去他的危险，邓恩的“宝贝”中有不少人比她长得漂亮，“看完戏咱们就睡觉。”他们端着咖啡笑了起来，褐色的咖啡溅到桌布上。她的笑声中不再含有忧虑；她很幸福，因为她已经历了苦痛。“你知道这顿早餐咱们俩坐多久了？”她问，“整整一个钟头。真是奇闻。以前我可没这样过。十点钟在床上喝杯茶，这就算吃过早餐了。要是碰上一位好心的房东太太，还能来两片烤面包和一点儿橘子汁。”

“找不到工作时呢？”

她笑笑。“那就不喝橘子汁呗。咱们快到边境了吧。”

“快了，”迈亚特点着香烟，“抽烟吗？”

“我早上不抽。你抽吧，我走了。”她站起来，正在这当儿，火车通过一处道岔，她一晃，歪倒在他身上。她抓住他的胳膊，站稳脚跟，越过他的肩膀，她看见信号灯炫目地摇动而过，雪花堆积在一所黑色的小房旁。她抓住他的手臂待了一会儿，直到眩晕过去了才松手。“亲爱的，早点儿来，我等着你。”突然间，她很想对他说“现在就来吧！”，她怕火车到站时一个人孤零零的。也许会有陌生人来占他的座位，而她又无法同他们说明白。她听不懂海关职员的话。但她又对自己说，如果老提要求的话，他会很快厌弃她的；只要麻烦男人就会生是非，她的幸福还很靠不住，因此她不敢稍有疏忽。她回头看了一眼，他正低头坐在那里，用手抚弄着一只金烟盒。后来她很庆幸自己这最后的一瞥，它将成为忠贞的象征，成为她时时铭记的一幅图景，这样，她就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她来到自己的座位时，火车停了。她望了望窗外那个泥泞的小站。一对路灯上用黑色字体印着“苏博蒂察”。车站建筑比一排棚屋强不了多少，只有一个站台。一队穿绿色制服的海关职员和六七名士兵从两条铁路中间走了过来，他们似乎并不急于开始检查。他们说笑着朝守车走去。一排农民站着看火车，一个妇人在给孩子喂奶。四周围着好多士兵，似乎也无事可做，其中一个吆喝着驱赶农民离开铁轨，但不一会儿，农民又从沿线二十英尺外的地方来到铁轨上。旅客们开始不耐烦了，列车已经晚点了半小时，但还没有检查护照和行李的迹象。有几个人下到铁路线上，越过铁轨想找餐厅；一个身材细长、长着尖圆脑袋的德国人在来回踱着步。科洛尔·马斯克看见医生离开了火车，他头戴软礼帽，穿着雨衣，戴着一双灰色毛手套。他和那德国佬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身而过，但互不理睬，仿佛各自在不同的世界中行走。一次，一个官员来检查他们的护照，两人肩并肩地站在一块儿，但仍然彼此视而不见，那德国佬怒气冲冲，极不耐烦，而医生却自顾自地微笑着。

她走近时，才看清了他的微笑茫然而又感伤。这微笑挂在他脸上很不相称。“对不起，我想同您讲句话。”她谦恭地说，他那不苟言笑、彬彬有礼的态度使她发怵。他鞠了一躬，把戴着灰手套的手倒背在身后，她一眼瞥见手套的拇指上有个窟窿。“我想知道……我想知道……您是否乐意今晚和我们一起吃晚餐。”他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她看见他正费心地斟酌词句。她解释说：“您待我真好。”露天里气温很低，他们俩便开始走动起来。她的鞋尖落地之处，冻住的泥浆嘎嘎裂开，泥水溅到他的袜子上。“我很愿意同你们共进晚餐。”他咬文嚼字地说，“但很遗憾，我无法接受你的邀请，我今晚在贝尔格莱德下车。我本来十分愿意……”他皱起眉头，停住脚，仿佛忘记了他刚说过的话。他把戴破手套的那只手插进雨衣口袋里。“我本来十分乐意……”两个穿制服的人沿着铁路朝他们走来。

医生伸手抓住她的胳膊，轻轻拉她转过身来，他们开始顺着火车往回走。他依然皱着眉头，没有说完刚才那句话。他说了另一句话：“我的眼镜结霜了，我不知道你是否介意——能告诉我你看见我们前面有什么吗？”

“有几个海关官员从车上下来，正朝我们走来。”

“没别的？是穿绿制服的吗？”

“不，穿灰制服。”

医生停住脚。“是吗？”他抓住她的手，她感到一个信封塞进了她的手掌。“快回你的车厢去。把信藏好。到伊斯坦布尔你就把信发出去。快走，不过别显得太着急。”她没听懂他的话，但还是照办了。她走了二十来步，来到那些穿灰制服的男人跟前，发现他们是当兵的。他们并没带枪，但从他们身上的刺刀套可猜出他们的身份。他们横在她的去路上，霎时，她觉得他们会拦住她；他们彼此正急促地交谈着，当她走到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时，一个士兵一侧身，让她过去了。她松了口气，但仍有些害怕，她捏了捏手里的那封信。是让她搞走私？毒品？这时，一个士兵追她来了，她听见他的皮靴踩在泥地上嘎嘎作响；她自我安慰说，这只是自己胡思乱想，如果他真想追她的话，他就会叫喊了；他没有喊，这使她多少放心了一些。尽管如此，她还是走得更快了。只差一节车厢就到她的隔间了，她的情人能用德语向那个士兵解释她的身份。但迈亚特不在隔间里，他还在餐车上抽烟呢，她犹豫了一秒钟。我要去餐车敲敲窗户，但这一秒钟的犹豫未免太长了。一只手拍拍她的胳膊肘，有人用外语轻声对她说着什么。

她转过身来想抗议，想哀求，如果需要的话，她还准备挣开向餐车跑，但那士兵温和的大眼睛减轻了她的恐惧。他微笑地看着她，点点头，用手指指车站的建筑。她说：“你要干什么？你不会讲英语吗？”他摇摇头，又笑了笑并用手指了指，她看见医生和士兵相遇并和他们一起朝那排建筑走去。他走在士兵的前面，不像出了什么岔子，士兵们也没使用暴力。那士兵点点头，笑了笑，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出了三个英文字。“都很好。”他说着又指了指那排房子。

“我能和我的朋友打个招呼吗？”她问。他点点头，笑了笑，伸手拉住她的胳膊，轻轻把她从火车旁拉开。

候车室里空荡荡的，只有医生一个人。一只铁炉在屋子中间燃烧着，窗户上的一道道霜痕把外面的景色割成一条一条的。从始至终，她一直惦着手里那封信。那士兵彬彬有礼地把她轻轻拉进屋子，然后关上了门，但没有上锁。“他们要干什么？”她问，“我可不能误了火车。”

“别怕，”他说，“我会向他们解释的。他们在五分钟之内就会放你走。他们如果要搜查你，就让他们搜好了。他们把信拿走了吗？”

“没有。”

“那么把信还给我吧。我不想拖累你。”她刚一伸出手，门就打开了，那士兵走了进来，像赞赏似的微微一笑，把信从她手中拿走了。津纳医生对他讲了几句，对方也像连珠炮似的说了几句，他有一双单纯忧郁的眼睛。士兵再次离开后，津纳医生说：“他不喜欢干这差事。别人命令他透过锁眼监视，看我们之间是否传递东西。”

科洛尔·马斯克在一张木椅上坐下，向火炉伸出脚去。津纳医生惊奇地说：“你真够冷静的。”

“生气管什么用，”她说，“反正他们也不懂我的话。我朋友会很快来找我的。”

“倒也是。”他松口气说，犹豫了一会儿，“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没为这件不愉快的事向你道歉。你知道，对我来说，有些事比任何苦恼都更要紧。我想你未必理解。”

“不理解，可是。”她一边说话，一边自嘲地回想起昨天夜晚。一声汽笛在寒冽的天空中回响起来，她担心地跳了起来。“别是咱们那趟车吧？我可不能误了火车。”津纳医生正在窗户跟前，他用手掌揩去玻璃内表面的雾气，透过冰凌之间的空隙向外窥看。“不是的，”他说，“是另一条铁路线上的火车头。我想他们要换火车头。别害怕。”

“啊，我不怕。”她说，又坐回到那张硬椅子上去，“我朋友很快就会来的。那时就该他们害怕了。你知道，他很有钱。”

“是吗？”津纳医生说。

“是的，而且很有地位。他是一家公司的头头。做的跟葡萄干有点儿关系。”她笑了起来，“他叫我每逢吃葡萄干布丁时就想想他。”

“是吗？”

“是的。我喜欢他。他对我可体贴了。他和别的犹太人不一样。一般说来犹太人心肠都不错，但是他——嗯，他可文静了。”

“我想他一定是个走运的小伙子。”津纳医生说，门打开了，两名士兵把一个男人推进屋。津纳医生迅速走上前去，把脚插到门缝里。他轻声细气地对他们讲了几句。一个士兵答了话，另一个把他推回来，关上门并上了锁。“我问他们为什么把你也扣下来。”他说，“我对他们讲你必须乘这趟车走。其中一个当兵的说没什么大事。军官要问你一两个问题。列车半小时内不会开走的。”

“谢谢你。”科洛尔说。

“还有我呢？”新来的男人恶狠狠地说，“我怎么着？”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格伦利希先生。”

“海关的那些家伙把我搜了一通。他们把我的枪拿走了。他们说：‘你为什么不申报你有一支手枪？’我说：‘没人敢不带枪在你们国家旅行。’”科洛尔·马斯克笑了起来，约瑟夫·格伦利希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随后，他抚平了自己那皱巴巴的背心，看了一眼手表，坐了下来。他把手放在肥胖的膝盖上，两眼直勾勾地瞅着前面，盘算着什么。

他现在一定抽完烟了，科洛尔心想。他将回到隔间，发现我不在那儿。也许他要等上十来分钟，然后他会到车站去问是否有人见过我。十二分钟内他就会找到我。有人在锁眼里转动钥匙，她的心突突跳起来，奇怪他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她。但进来的人不是迈亚特，而是一名衣冠楚楚的军官。他扭过头下了道命令，两名士兵随着他走了进来，靠着大门站着。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啊？”科洛尔问津纳医生，“他们以为我们搞走私吗？”她听不懂这些外国人彼此在说什么，突然间，她感到不知所措和恐惧，她知道即便这些人想给她帮忙，他们也听不懂她的话，不知道她要什么。她恳求津纳医生：“对他们讲我必须坐这趟车走。求求他们给我朋友打个招呼。”他没理她，只是把手插在口袋里，直挺挺地站在火炉旁回答问题。她又转向角落里的那个德国人，他正呆呆地瞅着自己的脚尖。“请对他们说一声，我从没干过坏事。”他抬起眼皮，憎恶地瞪了她一眼。

最后，津纳医生说：“我刚才已设法向他解释了，说你对我给你的那封信一无所知。但他说必须多留你一会儿，等警察局长问你。”

“那火车呢？”她哀求说，“火车呢？”

“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火车在这儿还要停半个小时。我请他通知你朋友，他说，该做什么他会考虑的。”科洛尔走到军官身旁，拉住他的胳膊。“我必须坐这趟车走，”她说，“我必须。请体谅体谅我。”他将胳膊挣开，用清晰刺耳的语调呵斥她，他那夹鼻眼镜上下抖动着，但她却不知道他究竟在骂什么。然后，他离开了候车室。

科洛尔把脸贴在窗户上。透过窗户上两丛霜花之间的空隙，可以看见那德国人走了过去，他沿着铁轨来回走着。她极力想看看餐车。“看见他了吗？”津纳医生问。

“又要下雪了。”她说着离开了窗户。突然间，她感到再也抑制不住焦虑惶恐的心情了。“他们干吗要抓我？他们为什么要扣留我？”

他安慰她说：“这是个误会。贝尔格莱德发生了骚动。他们慌了手脚。他们想抓我，就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呢？你不是英国人吗？”

“不是，我是他们的同胞。”他有些挖苦地说。

“你干什么了？”

“我想让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他带着一副讨厌政治标签的神气解释说，“我是个共产党。”

她立刻喊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同时恐惧地望着他，除去迈亚特，只有他愿意并且能够帮助她，现在她对他的信任动摇了，她无法掩饰这一点。她甚至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他在火车上对她的好心照料。她朝长凳走去，找个离那德国佬最远的地方坐下来。

“要对你说清这一切要花很多时间。”他说。她根本没听他说话，对其中的意义也丝毫未加思索。这下，她把他当成星期六下午在特拉法加广场示威的那些邋遢汉当中的一个了，那些人举着一些难看的旗子，上面写着“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沃尔瑟姆斯托老同志协会”“青年工人联盟巴勒姆[36]支部”等。他们都是扫兴的家伙，他们想要吊死有钱人，关闭剧院，迫使她在夏令营和男人乱搞，再逼她参加牛津大街的游行队伍，要她抱着自己的婴儿走在“英国女工”的大旗后面。

“我没那么多时间向你解释了。”他说。

她根本没听他讲话。这会儿，她觉得自己比他高贵得多。她是有钱人的情妇，而他是工人。最后，她终于搭理他时，态度上已带有微妙的轻蔑。“我想你会坐牢。”

“我想他们会枪毙我。”

她吃惊地瞪着他，忘掉了彼此的阶级差别。“为什么？”他略带自负地微微一笑。“他们怕我。”

“在英国，”她说，“他们让红党随便发表讲话，警察在旁边站着。”

“噢，其中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可不仅说说而已。”

“会有审判吗？”

“会进行某种形式的审判。他们会把我带到贝尔格莱德去。”

有人在什么地方吹号，同时，一阵汽笛声划破了寒冷的空气。“他们一定在转轨。”津纳医生抚慰地对她说。一层烟气从窗前掠过，候车室里暗了下来，外面有人在沿着铁路呼喊、跑动。车厢之间的挂钩一推一拉，咯吱吱响着，活塞开始运行，车轮笨重地启动了，候车室薄薄的墙壁也跟着摇抖起来。当烟气消散时，科洛尔·马斯克一动不动地坐在木头长凳上。她无话可说，脚也冻僵了。但过了一会儿，她觉得津纳医生的沉默有点儿谴责的意味，便带些热情开了口。“他会回来找我的，”她说，“你等着瞧吧。”

尼尼奇把枪靠在肘弯里，将两只戴手套的手团在一起。“那辆新车头声音真大。”他一面说，一面眺望着那列火车宛如橡皮筋似的伸缩着绕过弯道消失了。铁路道岔吱吜响着回到原位，客车上行线的信号灯升了起来。一个人从信号灯的台阶上走下来，越过铁路，在通向一间小屋的路上消失了。

“去吃午饭了。”尼尼奇的同伴嫉妒地说。

“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尼尼奇说，“还从没听见过哪辆车头有这么响。”随后他听清了同伴的话，回答说，“少校正吃兵营送来的热饭菜呢。”但他没对自己的朋友讲，警察局长要从贝尔格莱德赶来，这个秘密是留给他老婆的。

“你算走运，”他的同伴说，“过一会儿就吃上现成饭了。早上见你老婆走过来时，我常想，讨个老婆还真不赖。”

“不算太赖。”尼尼奇谦逊地说。

“告诉我，她给你带什么饭？”

“一块面包和一点儿香肠，有时还有一点儿奶油。她是个好姑娘。”但他内心可不是这么节制。我这样的人真有点儿委屈了她，他想，我真想阔起来，给她买衣服，买项链，带她去贝尔格莱德逛戏院。他想到关在候车室里的那个外国姑娘，起初有点儿嫉妒，因为她的衣服在他看来似乎十分贵重，而且还有绿玻璃项链，但他把这姑娘同自己老婆做了一番比较，很快就忘掉了自己的嫉妒，对那外国人也开始生出了好感。他把自己那笨拙的大手合拢，对女人的美丽和柔弱感到无限的怜爱。

“振作点儿。”他朋友小声说，两人挺起胸，以稍息的姿势笔直站好。这时，一辆汽车冲上公路朝车站开来，碾碎了泥浆表面的冰层，溅得到处是水。“这个鬼家伙是什么人？”他朋友偷偷地噘噘嘴小声地说，但尼尼奇却觉得自豪，他知道那戴绶带的高个警官是警察局长，甚至还知道另一个军官的名字，他正像皮球一样从车里蹦出来，拉开车门让哈提普上校下车。

“好个鬼地方。”哈提普上校先看看泥泞的土地，又看看擦得锃亮的靴子，半憎恶半打趣地说。

亚历克西奇上尉鼓起滚圆通红的腮帮子。“他们总该垫几块木板嘛。”

“不，不会的，我们是警察。他们不喜欢我们。天晓得他们会让我们吃什么样的午饭。喂，伙计，”他对尼尼奇点点头，“帮帮司机把箱子取出来。拿酒时要稳着点儿，小心别搞翻了。”

“长官，彼特科维奇少校……”

“别管彼特科维奇少校。”

“请原谅。”尼尼奇身后一个清晰的愤怒的声音说。

“当然，少校，”哈提普上校微笑着鞠了一躬，“不过我实在看不出你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地方。”

“这个人正在看守犯人。”

“你抓了不少人吧。我祝贺你。”

“两个男人和一个姑娘。”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有一把好锁、一个卫兵、一把刺刀、一支步枪和二十发子弹就足以应付了。”

彼特科维奇少校舔舔嘴唇。“警察当然最了解应如何看守监狱。我只有听从高见了。去把汽车里的东西拿出来。”他对尼尼奇说，“搬到我的房间去。”他领着警官们绕过候车室的屋角消失了。尼尼奇凝视着他们的背影，直到司机对他喊道：“我可不能在汽车里等一整天。别那么呆头呆脑的。你们这些当兵的，看起来一点儿活也没干过。”他开始把箱子从汽车里搬出来，一边搬一边说着箱子里装的东西的名称：“半箱香槟酒，一只冻鸭，水果，两瓶雪利酒，香肠，酒味饼干，莴苣，橄榄。”

“嗨，”尼尼奇的朋友喊道，“是顿美餐吧？”

尼尼奇站着，眼睛发直，沉默了半晌。随后他压低声音说：“是一席盛宴。”

他把雪利酒、香槟酒和鸭子拿到少校的房间后，看见自己老婆用白布包着他的午饭从路上走来。她肤色黝黑，身材瘦小，肩上紧裹着一条围巾，脸上挂着奚落人的神情，穿着一双大皮靴。他放下水果箱去迎她。“我不会耽搁太久的，”他怕司机听见，压着嗓门说，“等着我，我有话要对你讲。”随后，他很庄重地回去接着干活儿。他老婆在路边坐下看着他，等少校办公室里的桌子铺好，军官们喝开酒时，他又转回来，老婆却不见了。她把他的午饭放在路旁。“她去哪儿了？”他问另一个卫兵。

“她和司机说了会儿话，然后就回兵营去了。似乎有什么事使她很激动。”

尼尼奇感到一阵失望的痛苦。他一直盼着告诉老婆哈提普上校到来的消息，现在却让那司机抢先了一步。事情总是这样。当兵的比狗还不如。穿便服的家伙们拿着高薪，玩牌时骗他们的钱，欺负他们，甚至还要在当兵的和他老婆之间插一杠子。不过他的愤愤不平并没持续多久。只要处处留心，他就能为老婆再发现一些秘密。停了一会儿之后，他把最后一个箱子搬到少校屋里。香槟酒冒着泡，已被喝掉不少；三个人同时说着话，彼特科维奇少校的玻璃杯落到膝盖上。“多好的小港湾哟，”亚历克西奇上尉正在说，“多好的大腿哟。我对他说，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上……”彼特科维奇少校用手指蘸着酒在桌布上画道道。“第一条要旨是，绝不攻击两翼，要压垮中心部位。”哈提普上校还相当清醒。他仰在椅子上抽着烟。“吃点儿法国芥末吧，来两根荷兰芹。”但他的两个下属根本不理睬他。他微笑着，又给他们斟满了酒。

雪又下了起来，透过被风吹起的雪花，津纳医生看见苏博蒂察的农民三三两两穿过铁路，好奇地朝候车室屈身张望。有个人甚至来到窗前往里瞅，端详着医生的面孔。他们相距只有几英尺，一扇玻璃、几条霜花和呼吸哈出的雾气把两人隔开。津纳医生能数清对方脸上的皱纹，说出他眼睛的颜色，并怀着职业兴趣察看着他脸上的脓疱。两个士兵不断地驱赶农民，用枪托敲打他们，农民服从了，退到铁路线上，但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又围拢过来，显得那么顽固、愚笨、不可救药。

很久了，候车室里一片沉寂。津纳医生走回火炉旁。那姑娘微垂着头坐着，双手拇指合拢着。他知道她在干什么，她在祷告，祈求她的情人快来找她。从她那偷偷摸摸的样子来看，他猜想她过去不怎么做祈祷。她吓坏了，他心怀冷静的同情，能够估量出她有多么恐惧。经验告诉他两件事，第一，祷告是不会应验的；第二，这种萍水相逢的情人是不会不辞劳苦地跑回来的。

他因自己连累了她而感到歉疚，正像他有时不得不说假话并为此歉疚一样。他一向认为必要时可以牺牲个人的人格；只有执政党才能在良心上反省自责，他个人的良心反省等于承认自己怀疑事业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但不知为什么，这些想法使他痛苦，他发现自己嫉妒那些由于自己无钱无势而无法具有的美德。如果他获得了成功，如果世界按照他热爱和向往的模式重新构建起来，他会全心全意地欢迎豪爽、仁爱和恭行谨奉的道义准则。他生气地对她说：“你真幸运，还相信祈祷会管用。”他依据靠不住的理性辛苦编造的种种理论战胜了信仰，现在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辛苦追求竟抵不住她的直觉。“我不信什么，”她说，“可我总得干点儿什么呀。”

她把不信教看得如此轻易，这使他大吃一惊。她并非通过苦读理性主义作家和十九世纪科学家的著作才战胜了宗教信仰，她天生就不信教，正像他天生是个信仰者一样。为了达到同一个水准，他已牺牲了自己的安宁，一瞬间，他简直想在她的心中播下一点儿怀疑的种子，一种半信教的疑惑，使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但他终于忍住了没说，相反却鼓励她：“他会从贝尔格莱德回来找你的。”

“也许他来不及。”

“他会给英国领事打电报。”

她说：“当然。”但语气却不大肯定。那天夜里的事情和迈亚特的恩爱仿佛都离她而去了，仿佛一座灯火通明的码头沉浸在黑暗之中。她竭力回忆，想起他的相貌，但他很快就消失在送行的人群中间，变成一个不可分辨的人影。没多久，她对迈亚特是否有别于她认识的其他犹太人也产生了疑问，甚至她的肉体也没感觉出任何区别，虽说她在肉体上获得了休息和恢复，但内在的平静却和疼痛一起消失了。她再次说道：“当然。”因为她对自己缺乏信心而羞愧，因为怨天尤人毕竟于事无补，也因为她最糟也不过是迟一天参加演出。她对自己说，大海里不愁没鱼。但她在感情上仍然奇怪地依恋着那个一点儿也靠不住的回忆。

那德国佬直挺挺地坐在角落里睡觉，他的眼皮抽动着，准备稍有动静就马上抬起。他惯于利用任何间歇，在陌生的环境下休息。当大门打开时，他马上警觉地睁开眼。

一名卫兵进来了，朝他们挥手喊着。津纳医生用英语重复了一遍他的话：“他要我们出去。”雪从打开的大门中刮了进来，在门槛上留下灰色的水迹。他们看见了聚在铁路上的农民。约瑟夫·格伦利希站了起来，理理背心，又用胳膊肘捅了捅津纳医生的肋部。“咱们现在跑怎么样？穿过风雪，一起跑。”“他们会开枪的。”津纳医生说。卫兵又喊了起来，朝他们挥着手。“他们早晚要开枪，对吗？他们想在外面干什么？”

津纳医生朝科洛尔·马斯克转过头去：“我想没什么可怕的。你来吗？”

“当然，”随后她又恳求说，“请等我一会儿。我把手帕丢了。”他弯下又高又瘦的身体，像个灰色的圆规似的跪倒地上，从椅子下拾起了她的手帕。他那副笨拙的样子不禁使她笑了，她忘了对他的不信任，怀着异乎寻常的感激向他道了谢。出了候车室，他避开风雪闷头走着，一个人暗自微笑着。一名卫兵在前面引路，另一名在后面押送，端着枪，上着刺刀。他们越过犯人的头顶，用科洛尔听不懂的话互相呼叫，她不知道要把她带到哪里去。农民围拢过来，急切地想看他们一眼，当他们挤过铁轨和泥地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和溅水声。科洛尔对发生的一切心里没数，再加上有这许多橄榄色的面孔围观，她有点儿慌了。她问津纳医生：“你笑什么？”她希望他回答说已找到好办法了，能使大家都脱身，都赶上火车，能使时钟倒转。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在笑吗？也许是因为我又回到家乡了。”他严肃地闭紧嘴巴，但是不一会儿，他又松开口微笑起来。当他透过结霜的眼镜四下窥看时，他的眼睛似乎潮润起来，他的眼中没有别的，只现出如痴如迷的幸福的神情。

3

迈亚特凝视着手中雪茄烟头上越来越长的烟灰，陷入了沉思。他很珍惜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孑然独处，无求于人，肉体得到了满足，激情也平息了。昨天晚上，他曾努力地想做点儿工作，但那姑娘的面容总在他和数字之间晃动，结果什么都没做成。现在，她退到她该去的地方了。过不了多久，当夜幕降临，也许他又会需要她，而她也会来到他身边，想到这里他心里涌起了柔情，甚至感激，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她人走了，却没留下一个纠缠烦扰的幽灵。以前他怎么也理不清那些数字，现在不用看材料就能记起来。他乘啊，除啊，减啊，计算着，同时看到一纵队士兵一直延伸到车窗前，再过去就是海关官员和搬运工人若有若无的形体来回走动着。这时，有人前来检查他的护照，雪茄上的烟灰跌落下来，他回到隔间里，打开行李，科洛尔不在，估计是去上厕所了。海关官员敲敲她的提包。“这个提包呢？”

“这个提包没上锁，”他说，“那位太太不在。你查不出什么的。”当隔间又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躺在角落里，闭上眼睛，该考虑考虑埃克曼先生的事儿了，然而，当火车驶出苏博蒂察时，他却睡着了。他梦见自己正在楼梯上向埃克曼的办公室走去。楼梯又窄又小，没铺地毯，也没开电灯，不像是通往欧洲最大的葡萄干进口商的总部，倒像是通往莱斯特广场外的一处声名狼藉的公寓。他记不清自己是否走进了大门，反正是一眨眼工夫就坐在埃克曼先生对面了。他们之间放着一大沓文件，埃克曼先生捻着黑黑的上髭，用钢笔敲着书桌，一只蜘蛛在空墨水瓶上结着网。灯光昏暗，窗户黢黑，在屋子的一角，埃克曼太太坐在铁架沙发上编织着婴儿衣。

“我都知道了。”埃克曼先生说。突然，他的椅子飞起来，停在半空，他高高地坐在迈亚特的头顶上，敲着拍卖商的小锤。“回答我的问题。”埃克曼先生说，“你要起誓，不许支支吾吾，回答是或者不是。你诱奸了那姑娘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埃克曼先生从文件中抽出一张纸来，随后又一张接一张地往外抽，直到最后那堆文件摇摇晃晃地跌落在地上，像砖头倒塌似的轰地一响。“杰维斯一事，我只能说是一种骗不了人的小伎俩。你同受托管理人已经定了合同，只是拖着没签字而已。”

“那是合法的。”

“还有，有人出价一万五千英镑，你却以一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斯塔夫洛哥。”

“这是生意。”

“还有西班牙大道上的那个姑娘。”

“还有，用一千英镑收买莫尔特的会计提供消息。”

“我所干过的事情中哪一样你没干过？快点儿回答，不许支吾。回答是或者不是。庭长大人和陪审团的先生们，被告……”

“我想说明一下。我还有话要说。我没有罪。”

“凭哪一个条款？哪一部法典？是衡平法还是什一税法？是海事法庭还是高等法院？快点儿回答，不许支吾。回答是或者不是。我敲完三下之前作出回答。好，到了。先生们，这家颇为兴隆的买卖……”

“等一下，我马上说给你听。乔治大典第三章第四部分，维多利亚大典第2504条：窃贼的信誉。”

埃克曼先生在那间肮脏的办公室里突然变得十分渺小，他伸出双手，哭了起来。一群洗衣女工在一条没膝深的小河中蹚着水，她们一齐仰起头来哭着；这时，一阵燥风从海滩上卷起沙子，沙沙作响地甩在树林的叶子上，一个声音，可能是埃克曼太太的声音，再三地哀求他：“回来吧。”他脚下的荒漠摇了一下，他睁开了眼睛。火车停了。雪大块大块地积在玻璃窗上。科洛尔还没回来。

这时有人在列车后部哄笑起来，其他人有的应声附和，有的吹口哨，有的嘘嘘地表示不满。迈亚特看了看表，他已经睡了两个多钟头了。也许他还记得梦中审问的声音，因此他对科洛尔的失踪颇感不安。火车头喷着烟雾停在那儿，一个熏黑着脸、穿着粗布工作服的人站在一旁，绝望地看着它。三等车厢中有几个人朝他喊叫，那人潇洒而又不知所措地转过身来，摇摇头，耸耸肩膀。列车长从火车头那边快步走了过来。迈亚特拦住了他：“出什么事了？”

“没有。没什么事。一点儿小故障。”

“要在这儿停很久吗？”

“噢，只停一会儿。一小时，也许一个半小时。我们正在打电话要一辆新车头。”

迈亚特关上窗户，走进过道。科洛尔仍不见踪影。他在车里从头到尾走了一遭，向各个隔间里张望，推推厕所的门，最后来到了三等车厢。这时他想起来那个拉小提琴的人，就在臭气熏天的硬座隔间里依次寻找，终于找到了那个人，一个眼睛发肿、身材瘦小的家伙。

“今晚我要请人吃饭，”迈亚特用德语对他说，“我想请你为我演奏。我给你五十帕拉[37]。”

“七十五帕拉，阁下。”

迈亚特没空，他想找科洛尔。“那就七十五帕拉吧。”

“阁下，您是要朦胧、忧伤、让人掉泪的曲子？”

“当然不是，我要轻松愉快的。”

“噢，是吗？那您得多给两个钱。”

“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多给钱？”

这位先生显然是外国人，他不懂。这个国家的规矩就是这样，听轻松的曲子比听忧郁的曲子更费钱，古来如此。一个半第纳尔怎么样？——突然，迈亚特来了讨价还价的兴致，一时忘了那些令他焦虑的事。钱本身算不了什么，大不了是半克朗，但讲价钱就是讲价钱，他不愿意让步。“七十五帕拉，一个子儿也不多给。”

那个男人高兴地朝他咧嘴笑笑，这个外国人倒挺对他的口味。“一个第纳尔零三十帕拉，阁下，这是我的最低要价。干我这一行的要是拿不到这个数目，可就是丢了面子了。”陈面包和酸葡萄酒的气味不再使迈亚特感到恶心，这正是古老市场的气味。这纯粹是在追求生意经中的诗意；为几个帕拉而争执的交易本身简直谈不上什么得失，一个帕拉只不过值四分之一便士。他朝车厢里边走走，但没有坐下。“八十帕拉。”

“阁下，我总得过日子啊。一第纳尔零二十五帕拉，不能再少了，要不我的脸没处搁。”

迈亚特递给那人一支香烟。“阁下，来杯拉基亚酒？”迈亚特点点头，欣然拿起那个厚平底杯。“八十五帕拉。要么就成，要么就吹。”他们俩人一块抽着烟，喝着酒，彼此摸透了对方的心思，言词也更为激烈了。“阁下，您这是侮辱我。我是音乐家。”

“八十七帕拉，这是我的最后出价。”

桌子上的酒杯都已经清理走了，三个军官围桌而坐。门前两名士兵持枪站立，枪上装了刺刀。津纳医生好奇地观察着哈提普上校；他最后一次见到上校是在坎姆内茨审判时，当时上校正从容地调遣他那些撒谎的证人，丝毫不理会什么法律和公正。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但岁月并没有怎么改变他的面容。他耳朵上面是一头漂亮的银发，眼角上有几道慈祥的皱纹。“彼特科维奇少校，”他说，“您是否读一下指控被告的起诉书？给这位女士拿把椅子来。”

津纳医生从雨衣口袋中抽出手来，擦了擦他的眼镜。他能使声音保持平静，但控制不了自己那有些颤抖的手。“起诉？”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里是法庭吗？”

彼特科维奇少校手里拿着纸，训斥他说：“安静点儿。”

“这是个合理的问题，少校，”哈提普上校说，“医生一直住在国外。你瞧，”他声音轻柔，极为和蔼地说，“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在贝尔格莱德你的生命安全很难保障。人民对暴动十分愤恨。”

“我仍然不明白，”津纳医生说，“你除了预审之外，怎么会有其他权力。”

哈提普上校解释说：“这是军事法庭。昨天早晨宣布了军事戒严令。彼特科维奇少校，开始吧。”

彼特科维奇少校开始宣读一份长文件，文件是手写的，常有看不清的地方。“犯人理查德·津纳……阴谋反对政府……因伪证罪被判刑后尚未服刑……伪造护照。犯人约瑟夫·格伦利希，私带枪械。犯人科洛尔·马斯克，与理查德·津纳共谋反对政府。”他放下那张纸，对哈提普上校说，“法庭目前的状况使我们对它的合法性有所怀疑，被告应该有律师为其辩护。”

“亲爱的，亲爱的，这确实是个疏忽。也许少校你……”

“不行，法庭的组成不得少于三名军官。”

津纳医生插了一句：“你们不必费心了，我不用律师。另外两个人根本不懂你们说的话，他们不会反对的。”

“这不符合章程。”彼特科维奇少校说。警察局长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少校，我已注意到你的抗议了。现在开始吧。”那个胖军官打了个嗝，他用手捂住嘴巴，眨了眨眼。

“九十帕拉。”

“一个第纳尔。”

迈亚特踩熄了烟头。这场游戏玩得够长了。“就一个第纳尔吧。今晚九点钟。”他快步回到了自己的隔间，还是不见科洛尔。旅客们纷纷从车里走出来，说着，笑着，伸着懒腰。一小群人围着火车司机，司机在幽默地说明火车的故障。尽管四周不见有房舍，但已有三两个村民跑来兜售瓶装矿泉水和棒棒糖。一条公路与铁路平行延伸，中间只隔一道积雪的土梁；公路上一名司机开着车，按着喇叭一遍遍高喊：“去贝尔格莱德的快车。一百二十第纳尔。去贝尔格莱德的快车。”他要价太高了，只有一个胖商人肯搭理他。两人在公路边展开了一场讲价钱的持久战。“矿泉水，矿泉水。”一个留短发的德国人来来回回踱着步，嘴里气愤地自言自语着。迈亚特听见身后有人用英语说：“雪又要下起来了。”他转过身去，希望说话的人就是科洛尔，但是他在餐车见到过的那个女人。

“死待在这里真没意思，”他说，“他们也许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再调一辆火车头来。一块儿乘汽车去贝尔格莱德怎么样？”

“这是邀请吗？”

“荷兰人式的[38]。”迈亚特赶紧说。

“但我一个钱也没有。”她转过身去摆了摆手，“萨沃里先生，过来一块儿坐汽车吧，你替我付钱，好吗？”萨沃里先生从围着司机的那群人中间挤了出来。“我听不懂那个家伙在说什么。跟锅炉有关的什么。”他说，“一块儿坐汽车？”他说得更慢了，“那恐怕够贵的，是吗？”他留心地瞅着她的眼睛，等着，仿佛在期待她的回答。迈亚特想，他准是在琢磨自己从中可以捞到什么。萨沃里先生的犹豫和那女人默默的等待在他心里激起了竞争的本能。他想在她面前像孔雀开屏一样炫耀自己的财富，用阔绰的气派使她眼花缭乱。他说：“你们俩出六十第纳尔就行了。”

“我这就去见见列车长，”萨沃里先生说，“他也许知道会停多长时间……”第一片雪花飘落下来了。“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客人，”迈亚特说，“小姐——”

“我叫珍妮特·帕多。”她一边说一边把皮大衣领拉起来遮住耳朵。雪花落在她容光焕发的脸颊上，顺着皮大衣，迈亚特可以看出里面她身体的曲线，并在心里将她和科洛尔清瘦的身体作了一番比较。我必须把科洛尔也带上，他想。“你看见过一个穿雨衣的姑娘吗？”他说，“瘦瘦的，个子比你矮一点儿。”

“哦，是的，”珍妮特·帕多说，“她在苏博蒂察下车了。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你昨晚和她一起吃的晚饭。”她朝他微微一笑，“她是你的情人，对吗？”

“你是说她提着包下车了吗？”

“哦，没有。她什么也没拿。我看见她和一个海关人员一起向车站走去。她是个挺有意思的小可人儿，对吗？是歌剧团的？”她又礼貌又关切地问。但迈亚特觉得，她的语气中有一种批评的意味，不是指责科洛尔，而是批评他的钱花得不是地方。这如同批评他的葡萄干质量不好一样，使得他气恼不已，这是在贬低他的识别力和判断力。不管怎么说，他想，我要是带你去贝尔格莱德的话，我在你身上花的钱不会比为她花的少，你会同她一样痛快地报答我吗？明知不大可能，就让人更生渴望，更生恼恨。科洛尔至多算得上一块漂亮的彩色玻璃，只是由于有人喜爱才有价值，而这个姑娘则是抛光的银器，她自身就具有价值。她是那种女人，他想，她不仅要钱，而且要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健美身材，要才智，要教养。我是个犹太人，我除了赚钱之外什么也没学会。不过，她的批评终究还是使他感到恼火，使他较为容易地放弃了非分之想。

“她一定是误了火车。我必须回去找她。”他没有为自己的出尔反尔道歉，趁着还不难脱身赶紧走开了。

那个商人还在和司机讨价还价。他已把对方的要价压低到一百第纳尔，而自己的出价则提高到了九十第纳尔。迈亚特为自己中途插一手感到惭愧，何况那两个人一定会看不起他这种匆匆忙忙不讲价钱的做法。“你要是带上我去苏博蒂察再赶回来，我给你一百二十第纳尔。”他看到那个司机还准备讨价还价，便又提高了价钱说，“如果你带我去那里并在火车开车之前赶回来，我给你一百五十第纳尔。”

那辆汽车又破又旧，但马力很大。他们顶着暴风雪，沿着一条从没得到过修整的公路，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奔驰。车上的弹簧断了，每当汽车跌入坑中、爬坡或向一边倾倒时，迈亚特就被从这一头甩到那一头。汽车被无情的主人驱赶着，已经达到了它能承受的极限，像人一样呻吟着，大口喘着气。雪下得更紧了，铁路沿线的电线杆仿佛白墙上的缝隙，在雪幕中呈现出道道黑纹。迈亚特朝司机探过身去，盖过老式发动机的吼叫，用德语大声喊：“你看不见了吧？”汽车扭了一下，在公路上突然转了个弯；司机向后冲他喊道，不必害怕，路上什么也撞不着；但他却没说自己看得见。

风也刮起来了。方才被一堵直立的雪墙挡住的公路，现在时起时伏地呈现在他们面前，像波涛一样，而雪则像波涛上耀眼的白沫。迈亚特对司机大声喊着，要他开慢一点儿。他想，要是有个轮胎现在爆了，我们就没命了。他见那个司机看了看表，然后一脚踩到加速器上，老式发动机又使速度每小时加了几英里；看来他属于那种极顽固的老家伙之列，别人谈到他们时总是说：“这是些遗老。我们现在可没这号货色了。”迈亚特又喊了起来：“慢一点儿。”但那司机指了指手表，继续加足马力，车子吱嘎作响，不顾安全地拼命跑着。对于司机这种人来说，赶上火车比误了火车要多得三十第纳尔，这意味着一个月的舒适生活；就算是为比这少得多的一笔钱，他也肯拿自己和旅客的生命去冒险。突然，一股风吹了过来，把雪卷到一边，在十英尺开外的地方，雪幕的裂隙中出现了一辆牛车，正好在他们的面前。在那间不容发的瞬间，迈亚特看见了公牛惊呆的眼睛，心里算计着牛犄角会在什么地方把玻璃窗顶碎；一个老人惊叫着，扔掉鞭竿跳下车。司机拼命转动方向盘，汽车冲上了一条土埂，车子两轮着地，疯狂地向前冲，另外两只轮子悬在风土之间嗡嗡乱转，车身越来越倾斜，迈亚特看见地面像煮开的牛奶似的向上冲腾。车子越过了土埂，两只轮子着了地，随后四只轮子都着了地，汽车吼叫着以每小时六十五英里的速度行驶在公路上，身后是一片茫茫的风雪，挡住了公牛、大车和那个惊恐的老人。

“慢一点儿开吧。”迈亚特喘着气说，司机转过头来朝他笑了笑，挥了一下他那毫不颤抖的手。

军官们在桌前坐成一排，卫兵站在门口，医生回答着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科洛尔睡着了。昨晚她太累了；她一点儿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她很害怕，开始感到绝望。起头，她梦见自己是个孩子，万事都简简单单，明明白白，都有一种解释和意义。后来，她又梦见自己已经很老很老了，她回顾着自己的一生，了解一切事情，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知道各种事情发生的原因，对她来说，万事都很简单，都有一定的意义。但第二个梦不同于头一个，这时，她已经差不多醒了，她照自己的意愿驾驭梦境，而且在梦的背景中，一直响着不停的说话声。梦中，她在安全的垂暮之年回首往事，回忆起这个夜晚和白天，回忆起事情最终怎样化险为夷，结局圆满，迈亚特怎样从贝尔格莱德返回来寻找她。

他们也给了津纳医生一把椅子。他从胖军官的表情看出，这场骗局已近尾声，那家伙对提问已毫不在意了，他打着盹儿，不时打几个饱嗝，又接着打盹儿。哈提普上校出于纯粹的善心依然保持着法官的姿态。他倒不是有什么顾忌，但他不愿给人以无谓的痛苦。如果可能的话，他宁愿让津纳医生在最后了结之前始终存一点儿希望。彼特科维奇一直在提反对意见；他和其他人一样清楚这场审判的结局是什么，但他决心要使审判具有表面的合法性，一切必须按照一九二九年手册上的规则一丝不苟地进行。

津纳医生的双手静静地交叉在胸前，那顶破旧的软帽落在脚下的地板上，他不抱任何希望地和他们战斗着。他唯一能指望到的满足是让人承认对他的审判空空洞洞，毫无内容。天黑后他将被悄悄地掩埋在边境车站的土地里，无声无息地消失。“就伪证罪来说，”他说，“我至今没受到过审判。这不属于军事法庭司法权的范围。”

“你被缺席审判过，”哈提普上校说，“被处以五年监禁。”

“我认为你该知道，我应当在民事法庭上接受判决。”

“他的话完全正确，”彼特科维奇少校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司法权。如果你查看一下第十五款——”

“我相信你，少校。那么我们就放弃对伪证罪的判决吧。还有伪造护照的问题。”

津纳医生迅速答道：“你必须证明我不是归化了的英国公民。你的证人在哪里？你会给英国大使打电报吗？”

哈提普上校微微一笑：“这太费时间了。我们将取消伪造护照的问题。你同意吗，少校？”

“不，”彼特科维奇少校说，“我认为我们应先对大的犯罪事实进行宣判，就是说，宣布裁决意见，然后再对小的指控进行审理，这样做更妥当。”

“对我来说都一样，”哈提普上校说，“你呢，上尉？”上尉点点头，笑了笑，又闭上了眼睛。

“现在，”哈提普上校说，“被告有谋反罪。”彼特科维奇少校打断了他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认为起诉书上应使用‘叛国罪’这个词。”

“那就用‘叛国罪’这个词。”

“不行，不行，上校。现在不能改变起诉书了。只能保留‘谋反罪’这个词了。”

“刑罚的极限——？”

“是一样的。”

“那就这样吧，津纳医生，你愿意服罪呢，还是不服罪？”

津纳医生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两者之间有区别吗？”哈提普上校看了看表，用手摸摸放在桌上的信封。“法庭认为这已足够定罪了。”从他的语气姿势来看，他像是希望坚决而有礼貌地结束一次来访。

“我认为，我有权利要求宣读这封信并查问拿这封信的那个士兵。”

“这是毫无疑问的。”彼特科维奇少校急切地说。

津纳医生微笑起来。“不必麻烦你们了。我服罪。”如果这是贝尔格莱德的法庭，他对自己说，记者席里坐着匆忙记录的记者，我就要寸步不让地战斗。现在，他没有听众，可头脑中却翻滚着滔滔的辩词，那锋利如剑的、催人泪下的词语。他不再是那个连彼得斯太太都打动不了的气愤的张口结舌的男人了。“休庭。”哈提普上校说。在这短暂的沉寂中，人们听见狂风好似一只愤怒的看门狗，围着车站的房屋窜来窜去。这个间歇非常短暂，哈提普上校仅仅在一张纸上写了几句话，然后把纸推到桌子另一头让他的同伴签名。两名卫兵稍微放松了一下姿势。

“法庭判定三名被告均有犯罪行为。”哈提普上校宣读说，“被告约瑟夫·格伦利希被判处监禁一个月，服刑后遣送回国。被告科洛尔·马斯克被判处二十四小时监禁，然后遣送回国。被告……”

津纳医生打断了他的话。“在通过判决之前我能对法庭讲几句话吗？”

哈提普上校朝窗户迅速瞥了一眼：窗户紧闭着；他又瞅了瞅卫兵：他们那循规蹈矩的面孔上挂着茫然不解的表情。“可以。”他说。

彼特科维奇少校的脸涨得通红。“不成，”他说，“绝对不成。按照规则第二十七条甲，被告应在休庭前发表意见。”警察局长的目光扫过少校线条清晰的侧影，落到津纳医生坐着的地方，医生蜷缩着坐在椅子里，两手戴着灰毛线手套，交叠在一起。外面一辆火车头鸣着汽笛，顺着铁轨向下行方向慢慢驶去。飞雪落在窗上沙沙作响。哈提普上校想着自己那长长的绶带和津纳医生手套上的破洞。“这也太不合章法了。”彼特科维奇少校一边漫不经心地用手摸着桌子下面那只狗，揪揪那畜生的耳朵，一边谴责说。“我注意到你的抗议了。”哈提普上校说，随后他转向津纳医生。“你和我一样清楚，”他很委婉地说，“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改变判决。但是，如果说说能使你痛快一点儿，舒服一点儿，那你就说吧。”

津纳原本以为会遭到拒绝或侮慢，那他就要针锋相对地侃侃而谈。但这种宽容和体谅却使他一时间张口结舌。他再一次对那些有信心、有权势的人所具有的品德感到嫉妒。哈提普上校宽宏大量地等待着，面对这静静的等待，他反而无话可说了。亚历克西奇上尉睁开眼，随即又合上了。医生缓缓地说：“你在战争中为国效劳，得了这些奖章。我没有奖章，因为我太爱祖国了。我不愿因为别人也爱自己的国家就去杀死他们，我所为之斗争的不是新的疆土，而是新的世界。”他停了下来，没有观众鼓劲儿，他觉得自己的话有些牵强，不能反映出那种鼓舞了他的伟大的爱和恨。他脑海中闪过一张张悲伤和美丽的面孔，面黄肌瘦，未老先衰，消沉绝望，这就是他所熟悉的人们。他给他们看过病，却没有能拯救他们。世界一派混乱，许多高贵的东西被弃如敝屣，而金融大亨和军人发迹走红。他说：“你受雇维护一个充满不义和污秽的旧世界。为沃斯科维奇之类的人效力，他们窃取穷人微薄的积蓄，过上十年花天酒地的愚蠢生活，然后给自己一枪了事。而你赖以为生的职业就是捍卫保护他们那种人的制度。你把小偷关进监狱，而大贼却住在宫殿里。”

彼特科维奇少校说：“被告所说的一切同本案无关。这是政治性讲演。”

“让他说吧。”哈提普上校用手遮住脸并闭上了眼睛。津纳医生认为他是在假装睡觉，掩饰自己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等津纳愤怒地对他大声嚷起来，他又张开了眼睛。“你们，你们的边界和爱国主义，是多么陈腐过时。飞机不知道有国界，甚至连你们的金融家也不承认国界。”津纳医生感到一阵悲哀，他想，也许哈提普上校并不想要他的命，他又觉得说不出话了。他不停地张望，目光从墙上的地图转向挂钟下的小书架，上面摆满了包着破书皮的有关战略和军事史的书籍。最后，他的目光落到那两个卫兵身上：一个根本没注意津纳，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正确的持枪姿势，目光越过医生，呆呆地望着前边的什么地方；另一个卫兵睁着忧愁而痴呆的大眼睛看着他。这张面孔加入到他脑海中那个凄惨的行列中，一时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比新闻记者更好的听众，一个站错了队的穷人，应该使他回归正确的方面来，他感到有话可说了，那些含糊而又感伤的话语曾经打动过他的心，它们也会打动别人的。这时，本阶级的警醒使得他机灵起来，他盯着地面，不看那个士兵，只有一次，他的目光像蜥蜴尾巴一样扫了他一眼。他用“兄弟们”这个复数词称呼他。他大声说，贫困不是耻辱，不应去追求发财致富，贫困也不是罪恶，不应因此而受到压迫。如果大家都穷，就无所谓穷人了。世界上的财富属于全体人民。如果把这些财富分摊开来，就不再会有富人，但所有人都会有足够的食物，谁也不必在邻居跟前感到羞愧。

哈提普上校感到兴趣索然。津纳医生不再是戴着灰毛线手套、拇指上还有个大洞的有血有肉的个人，他变成讲道坛上的演说家了，仅此而已。他看看手表说：“我想我给你的时间够多了。”彼特科维奇少校小声嘟囔着什么，突然发起火来，朝狗的肋骨踢了一脚说：“滚开，总缠着人。”亚历克西奇上尉醒了过来，如释重负地说：“好了，事情结束了。”津纳医生凝视着那个卫兵左边五英尺远的地板，慢慢地说：“这不是审判。他们在开庭之前就已经判决我死刑。请记住，我的死是为了给你们指出道路。我不怕死。与其苟活，不如就义。我想，死倒是更有意义一些。”但是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清醒的理智告诉他，他的死亡产生影响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被告理查德·津纳被判处死刑，”哈提普上校宣读说，“苏博蒂察警备队指挥官负责在三小时内执行这一判决。”医生想，到那时天就黑了，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了。

大家都坐在那里，一时呆若木鸡；仿佛他们是在参加交响音乐会，一个乐章结束了，谁也拿不准是不是应该鼓掌。科洛尔·马斯克醒了。她对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军官们互相交谈着，胡乱翻着文件。随后，其中一名军官发出命令，卫兵们打开门，朝着风雪和银装素裹的房舍挥了挥手。

犯人们走了出去。暴风雪扑面而来，他们互相靠得紧紧的。没走多远，约瑟夫·格伦利希就抓住了津纳医生的袖子。“你还什么都没告诉我呢。要把我怎么样？你光是往前走，一句话也不说。”他喘着气，抱怨地说。

“监禁一个月，”津纳医生说，“然后把你遣送回国。”

“他们想这么干，是吗？他们自以为聪明得了不得。”他不再说话了，全神贯注地研究着房屋的位置。铁路的边缘把他绊了一下，他恼火地嘟囔着。

“我呢？”科洛尔说，“我怎么样？”

“明天把你遣送回国。”

“这可不成。我还有工作呢，我会丢了工作，还会失去我的朋友。”她曾经对这次旅行感到恐惧，因为她听不懂搬运工说的话，因为饭菜吃不惯，也因为这次外出前途未卜；当轮船的事务长隔着奥斯坦德湿漉漉的码头朝她喊话时，她真愿意转身过去。但从那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现在她又要回到原先的住房，又得拿面包片和橘子汁当早餐，又要和艾维、弗洛、菲尔、迪克们一起在代理人的楼梯上久等，你跟这些热心人素不相识，却能一见如故，互相亲吻，直呼大名。然而，同一个人的交好情笃却有这么大的威力——使友谊黯然失色，使女人之间的亲吻和愉快闲谈令人憎恶，使日常的生活天地显得空虚乏味。甚至连那个医生也仿佛是行走在另一个世界上，与她毫不相干；不过，当他们走到候车室门口时，她想起应该问一句：“你呢？你是什么结果？”

医生忘了应该站在一旁让她先进去，他含糊地说：“我被留在这里了。”

大门关上时，约瑟夫·格伦利希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还有我？”

“到兵营去，我估计，今天晚上。现在已经没有开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了，他们把炉子都熄灭了。”他想透过窗户再看看那些农民，但他们显然等得不耐烦，已经回家了。他轻松地说：“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随后又用含糊的幽默语调说，“到底在家千般好嘛。”一时间，他记起了在英国教书的情景：眼前出现了一片书桌的荒原，一排又一排恶作剧的面孔，他回想起那心寒意冷的时刻，学生们公然跟他作对，打暗号，突然怪声哄笑，这些都威胁着他的饭碗，因为不能维持秩序的教师早晚会被解雇的。敌人向他奉送了一个他不曾享有的东西——安全。现在不需要决定任何事情了。他平静了。

津纳医生哼起一支小调来。他对科洛尔·马斯克说：“这是一支古老的歌曲。那个情郎说：‘我不能在白天来，因为我家境贫寒，你的父亲会放狗咬我。但在夜晚，我会来到你的窗前，请你让我进入你的房间。’随后姑娘说：‘如果狗叫起来，站在墙影里不要动，我会来找你，一起到花园尽头的果林中去。’”他唱起第一节歌词来，由于不常唱歌，他的声音有点儿嘶哑；约瑟夫·格伦利希坐在角落里，沉着脸瞅着医生；科洛尔站在冰冷的火炉旁又惊又喜地倾听着，因为医生似乎变年轻了，似乎充满了希望。“在夜晚我会来到你的窗前，请你让我进入你的房间。”他不是在向爱人倾吐情怀：这些歌词还不能从他那目标明确的枯燥的政治生涯中变出一张姑娘的面孔，但是他父母滑稽的布满皱纹的面孔却在向他致意，他们脸上却不再挂着那种对读书人、对医生，甚至几乎是对绅士老爷的敬畏。随后他压低声音，唱起了姑娘的回答。他的嗓音显得不那么嘶哑了，很可能以前还相当圆润呢。一名卫兵来到窗前，朝里面看了看。约瑟夫·格伦利希按照条顿人那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哭了起来，他想起雪地上的孤儿和长着冰心的公主，却一点儿也没想到克鲁伯先生，这会儿克鲁伯先生的尸体正被运送过维也纳灰色的雪地，后面一辆车里坐着两名官员，另一辆出租车里坐着一名送葬人，一个老鳏夫，下国际象棋的高手。“站在墙影里不要动，我会来找你。”世界真是混乱透顶，穷人忍饥挨饿，而富人并不因此就更为幸福；窃贼可能受到惩罚，也可能捞上高官显爵，加拿大在烧掉小麦，巴西在焚毁咖啡，而他们本国的穷人却没钱买面包，缩在没生火的房间里冻得要死；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他曾竭力拨乱反正，但那都是往事了。他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却很幸福。“一起到花园尽头的果林中去。”使他得到安慰的仍然不是对某个姑娘的回忆，而是无数穷人悲哀又美丽的面容，他们许诺给他以安宁。他已经竭尽所能，不能再指望他干什么了；他们把自己的绝望交给了他，把自己美丽、幸福以及悲哀的秘密交给了他，领着他走向林叶沙沙的黑暗之中。卫兵把脸贴在窗户上，津纳医生不唱了。“该你了。”他对科洛尔说。

“噢，我不会唱你喜欢的歌。”她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同时搜肠刮肚地回忆着，想找出一两支同他刚才唱的那支歌的悲哀情调相近的老式的歌曲。

“我们总得消磨时间呀。”他说。她突然唱了起来，声音如同叮叮咚咚的八音盒一样细小而清晰：

我同迈克尔在一起

坐在汽车里；

我同约翰在一起

仰望天上星；

我同彼得在一起

待在酒吧间

喝上杯苦啤；

可骰子点数却不济，老是不对头。

没准儿今年，没准儿来年

（你也许算错了，亲爱的再算一遍），

某天某日，或永远不成。

我要做个好姑娘，永世永生。

“是苏博蒂察吗？”当几座小土房从风雪中钻出来，向他们迎面扑来时，迈亚特大声说。司机点点头，向前方挥了挥手。一个小孩跑到路当中，汽车猛地往旁边一拐躲避他，一只雏鸡尖叫起来，一把灰色的羽毛飞扬着，和飘落的雪花搅在一起。有个老女人走出房来，在他们背后大声嚷着。“她说什么？”司机回头笑着说：“臭犹太佬。”

时速计上的指针摇摆着退了下来：五十英里，四十英里，三十英里，二十英里。“附近有当兵的。”司机说。

“你是指有时速限制吗？”

“不，不是。要是这些该死的当兵的看见了一辆好车，他们就要征用。马也一样。”透过纷扬的大雪，他指着那片土地说，“农民们全都没饭吃了。我也在这儿干过活，但是我想：不行，城市对我更合适些。不管怎么说，农村是完蛋了。”他朝着消失在风雪之中的那条铁路点点头，“一天有一两趟列车，如此而已。怪不得红党要作乱呢。”

“出了什么乱子吗？”

“乱子？你瞧见乱子就好了。货场被一把火烧了，邮局被捣得稀烂。警察都吓坏了。贝尔格莱德实行军事管制了。”

“我想从贝尔格莱德发一封电报，能通吗？”汽车调到二挡上，吭哧吭哧地爬上一座小山，开进一条街道，两旁污黑的砖房上贴着广告。“如果你要发电报，”司机说，“我看还是在这里发。贝尔格莱德有成群结队的记者，邮局被捣毁了，于是他们只好征用老尼古拉的饭馆。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过你是外国人，所以不知道。问题不在于有臭虫，几只臭虫倒没什么，只会有益于健康，但那种气味——”

“在这儿发封电报再赶火车，时间够不够？”

“火车可是一时走不了。”那司机说，“他们要新车头，但城里不会有人睬他们。你该看看那火车站，一塌糊涂——最好让我把你送到贝尔格莱德。我还可以带你参观参观。我知道所有的好地方。”

迈亚特打断了他的话。“我先去邮局。然后我们上各家旅馆，看看能否找到那位女士。”

“只有一家旅店。”

“然后再去火车站。”

发电报费了一些时间。首先，他给乔伊斯的电文中不能留下把柄使埃克曼先生得以借诽谤为名提出诉讼。最后他决定这么写：“准许埃克曼马上休假一个月，请立刻接管业务。明日到达。”这么写应该说可以表达他的意图了，但还必须译成公司的密码。可是，当这封电报送到柜台里时，电报员却拒绝接受。所有电报都应接受审查，译成密码的电报不予发送。最后他总算完事了，但又发现在那家弥漫着干草和杀虫药粉气味的旅店里根本没人知道科洛尔的行踪。她一定还在车站，他想。为了摆脱那个实在太饶舌、太殷勤的司机，他让车停在公路下边一百多码的地方，自己下了车，一个人穿过风雪向前走去。

一座房子外面立着两名卫兵，他从他们身旁走过，问去候车室怎么走。其中一个卫兵说，现在没有候车室了。

“我在哪里能询问点儿事情呢？”

那个高个儿卫兵建议他找站长。“站长办公室在哪儿？”那个人指了指第二座房子，但他又轻声补充说站长不在了，他在贝尔格莱德。这人显然是好心眼，迈亚特压了压自己的焦躁心情。他的同伴啐了口唾沫表示蔑视，嘴里犹太人长犹太人短地嘟囔着。“那我能去哪里询问事情呢？”

“还有少校，”那人迟疑地说，“要不你去找站长助理员吧。”

“你见不到少校，他回兵营了。”另一个士兵说。迈亚特心神恍惚地朝大门走了几步，他能听见里面轻微的谈话声。那个阴沉沉的卫兵突然发了火，变得凶狠起来，用枪托敲着迈亚特的腿。“滚开，我们不许奸细在这儿乱转，滚开，你这犹太佬。”迈亚特带着本民族特有的冷静退让了，他不知不觉地保持着表面的冷静，仿佛这也是他生来就有的特性，但在冷静外表下面，升腾着自重的年轻人的愤怒。他朝那士兵歪过身子，想冲那畜生般的通红面孔讲几句带刺的话，但他及时止住了。那士兵饥饿的小眼睛里闪动着仇恨和杀气，他惊恐地注意到危险的存在，好像所有引起仇恨和杀意的压迫、屠杀、枷锁、嫉妒和迷信都被驱赶到一个黑黢黢的小土坑里，而自己正站在坑边往下看。他眼瞅着那个把手指勾在扳机上的卫兵，身子退了回来。“我要见站长助理员。”他说。但他的直觉对他说：快点儿回到汽车那儿去，然后去追火车。

“不是这条路，”那个友善的卫兵在背后喊道，“在你那边，穿过铁路。”一阵风雪沿着铁路呼啸而过，迈亚特很感谢风雪把他和卫兵隔开了。他所在的地方风并不大，因为风一刮到建筑物之间的小胡同里就被挡住了，然后绕过墙角朝另一个方向吹去。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这空旷而又危险的车站里；他对自己说，他并不欠那姑娘的情，他知道她也会这么想。“我们两清了，”她会这样说，“你给我买了车票，我让你享受了一番。”但她那无所要求、百依百顺的态度反而使他不忍舍弃而去。在这种毕恭毕敬的谦卑面前，人们只好摆出豪爽大度的姿态。他穿过铁路，推开了一扇门。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正坐在桌前喝酒，背朝着迈亚特。迈亚特说：“我想问点儿事情。”他希望自己的语气威严有力。他无须害怕一个平民百姓。那人转过身来，他发现那人一看到他，眼神马上变得傲慢又狡诈，他的心一下子冷了下来。书桌上方挂着一面镜子，迈亚特一抬眼便在镜子中十分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映像，穿着厚厚的皮大衣，身材短粗，鼻子突出。突然，他觉得人们也许不光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且因为他在这个寒酸的环境中显出阔绰的气派而憎恨他。“什么事？”那办事员说。

“我想查问一个姑娘，”迈亚特说，“她今天上午从东方快车下来后被丢在站上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助理员傲慢地问，“如果有谁下了车，他们就是下车了。不是被丢在站上了。今天上午列车在这里足足停留了半小时以上。”

“那好，有个姑娘出站了吗？”

“没有。”

“你是否检查一下车票，帮助查一查？”

“没有。我不是已经说过没人下车吗？你还在这儿等什么呢？我可没闲空。”

迈亚特突然意识到，即使接受那个助理员的意见结束寻找科洛尔，他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他已经尽力而为，而且他将摆脱麻烦。一时间，他把科洛尔想作一条引诱男人进去的小胡同，到了尽头，一面没有窗户的墙挡住了通路。世上还有别的姑娘呢，他又想到了珍妮特·帕多，她好像是大街，两侧灯火辉煌，热热闹闹的店铺，大街总能通到什么地方去。他已经到岁数了，他渴望结婚，生儿育女，落户安家，传宗接代。但他的思想太精确了。他不能忘记科洛尔不怀任何结婚的奢望，只是一心想公正地报答他，一心喜爱他，这激起了他的良知。他耳边又响起了她的声音：“我爱你。”那声音有如出乎意料的奇怪的哭喊。他在门口转身回到办事员桌旁，决心不遗余力，尽力而为。她也许正困窘地待在什么地方，一文不名，一筹莫展，或许还惊骇不安呢。“有人看见她下了火车。”

助理员不耐烦地说：“你想让我干什么？跑到冰天雪地里去找她吗？我告诉你，我对她一无所知。我没见过她的影子。”当他看见迈亚特掏出钱夹，声音顿时拉长了。迈亚特取出一张五第纳尔的钞票，用手指轻轻捻平。“如果你告诉我她在哪儿，你可以得到两张票子。”办事员说话有点儿结巴了，泪水涌上了眼眶，遗憾万分地说：“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乐意效劳。”突然，他面带喜色，满怀希望地建议说：“你应该到旅馆去看看。”迈亚特把钱夹放回口袋里。他已经尽了人事，便出了门，朝汽车走去。

在过去这几小时中，太阳暗了下来，但天上飘飞的雪花晶莹闪亮，地上的雪堆洁白耀眼，都还显示着阳光的存在。此刻，太阳落山了，雪也像天空一样呈现出灰蒙蒙的色调；他在天黑之前是赶不回去了。待他来到汽车旁，他发现尽管散热器上盖了块毯子，但发动机还是冻住了，现在，连赶上火车的希望也十分渺茫了。

4

约瑟夫·格伦利希说：“唱唱歌还真不赖。”虽说他抱怨这些歌空空洞洞，可他的眼睛已经哭红了。他费了好大劲儿才驱走了脑海中卖火柴的女孩和长着冰心的公主的形象。“想抓住我可没那么容易。”他绕着候车室走动起来，不时用潮润的拇指按按门窗。“我从来没进过监狱。也许你们感到吃惊，但这是真的。到我这般年岁了，可不能现在破这个例。况且他们还要把我送回奥地利呢。”

“那儿在抓你吗？”

格伦利希拉了拉背心，银制的小十字架抖动起来。“告诉你们我也不在乎。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不是吗？”他扭了扭脖子，态度突然变谦和了。“我在维也纳杀了人。”

科洛尔惊恐地说：“你说你是杀人犯？”约瑟夫·格伦利希心想：我真想告诉他们。这事竟没人知道，太可惜了。眼疾手快？当然——“瞧那边，克鲁伯先生。”向上一抽线绳，瞄准，开两枪，那人动了几下就一命归西了，一切不过是两秒钟之内的事。但最好还是别说。他记起了他这行当中教人谨慎的格言和切忌炫耀的戒律——“天晓得会出什么事。”他把手指伸进衣领轻松地说，“我也是不得已。事关家门名誉。”他不再犹豫了。“他——怎么说才好呢？——他把我女儿的肚子弄大了。”这时他想起克鲁伯先生，他那又小又瘦的身材，他那怒气冲冲的话语：“真是乱七八糟。”他费了好大劲儿才忍住没笑出声来。

“你是说你杀了他，”科洛尔惊奇地问，“就因为他和你女儿好上了吗？”

约瑟夫·格伦利希斜眼打量着窗户，估算着从地面到窗口的距离。他举起手，漫不经心地问：“我有什么办法呢？她的名声和我的名声……”

“老天爷，”科洛尔说，“幸亏我没爸爸。”

约瑟夫·格伦利希突然说：“也许你有发卡吧？”

“你说什么，发卡？”

“小刀呢？”

“我没有发卡。我要发卡做什么？”

“我有把裁纸刀。”津纳医生说。他把刀子递过去，说：“我的表停了。咱们回到这里有多长时间了？”

“一个小时。”约瑟夫说。

“那么还有两个小时。”津纳医生沉思着说。其他两个人都没有听见他的话。约瑟夫手拿裁纸刀，蹑手蹑脚地向大门走去，科洛尔看着他。“小姐，到这儿来。”约瑟夫说。科洛尔走到他身边，他悄悄对她说：“你有油脂吗？”她从提包里拿出一瓶冷霜交给他，他在门锁上厚厚地涂了一层，只留了一小块地方。他冲着自己轻轻笑开了，身体几乎弯成两折，眼睛对着门锁。“这也算把锁，”他满面喜色地小声嘟囔，“这也算把锁！”

“你要冷霜做什么？”

“让声音小一点儿，”他说，“让我干事时的声音小一点儿。”

他回到那冰冷的火炉旁，招招手把他们都叫到一起来。“那把锁根本不管事。”他压低声音对他们说，“如果咱们能调开一个卫兵，就能跑掉。”

“你会被枪打死的。”津纳医生说。

“他们不可能同时开枪打三个人。”格伦利希说。看见他们俩沉默不语，他又启发他们说：“天很黑，还下着雪。”说完他就站到一边，等着他们作决定。他自己的头脑飞快地转动着。他将第一个跑出门，第一个跑开；他比那个老家伙和那个姑娘都跑得快；卫兵们会向那个最近的逃跑者开枪。

“我劝你留下来，”津纳医生对科洛尔说，“你在这里没有任何危险。”

格伦利希张开嘴想提出异议，但他什么也没说。他们三个人一起朝窗外张望，一个士兵斜挎着枪走了过来。“你打开门要花多长时间？”津纳医生问。

“五分钟。”

“那就干吧。”他敲了敲窗户，另一个卫兵走了过来。他那友善的大眼睛紧贴着玻璃朝候车室里窥望。屋子里比外边黑得多，他只能看见为了取暖而不停走动的模糊的身影。津纳医生把嘴靠近玻璃窗，用本国语言说：“你叫什么名字？”裁纸刀咔哧咔哧地刮着，有时刀子一滑就吱啦一响，但油膏使声音变得很低微模糊。

“尼尼奇。”一个幽微的声音透过窗户说。

“尼尼奇，”津纳医生慢慢地重复了一遍，“尼尼奇，我想，我过去在贝尔格莱德时认识你的父亲。”尼尼奇对这随口说出的谎话似乎毫不怀疑，他把鼻子紧贴在窗户上，但他看不见候车室里的情况，医生的面孔把一切都挡住了。“他六年前死了。”他说。

由于熟悉贝尔格莱德的穷人，熟悉穷人的饮食，津纳医生相当有把握地说：“是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害病。胃癌。”

“癌？”

“疼痛。”

“是的，是的，肚子疼。他就是那样的。一到晚上他就肚子疼，脸上直发烧。我母亲常常躺在他旁边用布给他擦汗。真没想到先生您认识他。是不是让我打开窗户，咱们好好聊一聊？”格伦利希的刀子还在嚓嚓地刮着，一个螺丝出来了，像根针似的叮的一声落在地上。

“不用了，”津纳医生说，“你的同伴会不高兴的。”

“他到镇上的兵营里找少校去了。有个外国人到这里来打听，他觉得有些不对头。”

“外国人？”津纳医生问。他嘴里发干，心里萌生了希望。“他走了吗？”

“他刚刚回到他的汽车那边去了，就在公路那边。”候车室里尽是阴影。津纳医生从窗边转过身来，轻声问：“怎么样了？能快点儿吗？”

“再有两分钟就行了。”格伦利希说。

“顺公路下去有个坐汽车来的外国人。他来打听过事情。”

科洛尔合起双手，轻柔地说：“你瞧，他来找我了。你还说他不会来呢。”她轻轻笑了，津纳医生小声劝她冷静一些，她说：“我并没有歇斯底里，我不过是觉得高兴。”她觉得这次历险虽然吓人，但到底还是件好事，证明了他喜欢她，不然他是不会不辞辛苦地跑回来的。他一定误了火车，她想，这样我们只好在贝尔格莱德过一夜，也许是两夜，她开始想象那些豪华的旅馆、晚餐以及他搭在她胳膊上的手。

津纳医生又回到窗前。“我们都很渴，”他说，“你有酒吗？”

尼尼奇摇摇头。“没有。”他又犹犹豫豫地加上了一句，“路那边，卢基奇有瓶拉基亚。”在暮色中那段路显得挺远的，没有月光照亮铁轨，站长办公室的灯光仿佛不止一百英尺，而是在一百码开外似的。

“做做好人，给我们搞点儿喝的吧。”

他摇了摇头。“我不能离开大门。”

津纳医生没有提出给他钱，他只是透过玻璃对尼尼奇说，他曾给他的父亲看过病。“当他疼得太厉害时，我就给他药片吃。”

“小圆药片吗？”尼尼奇问。

“是的，吗啡片。”

尼尼奇把脸贴在玻璃上，考虑着。人们可以看到思想像鱼一样在他那半透明的眼睛里游动着。他说：“真没想到是你给他的药片。他常常痛起来时吃一片，晚上也吃一片。吃了这药片他才能入睡。”

“是的。”

“我该给我老婆讲的事真是太多了。”

“酒呢？”津纳医生提醒他。

尼尼奇慢吞吞地说：“我离开时你们若是逃走了，我就要倒霉了。”津纳医生说：“我们怎么能跑掉呢？门上了锁，窗户又太小。”

“那好吧。”

津纳医生看着尼尼奇走开了，郁郁不乐地叹了口气并转过身来。“现在可以了。”他说。他叹气是因为他又失去了安宁，斗争又重新开始了。他那该死的责任要求他尽力逃脱。

“等一下。”格伦利希说，还在门那儿刮呀刮的。

“外面没有人。卫兵在铁路的另一边。你出了房门以后在房子之间向左连拐两个弯。汽车就在公路上。”

“我都知道。”格伦利希说，另一个螺丝叮的一声落在地上，“好了。”

“我要留在这里。”津纳医生对科洛尔说。

“但我不能。我的朋友就在下面公路上。”

“好了。”格伦利希怒冲冲地瞪了他们一眼，又说了一遍。他们聚集在门口。“如果他们开枪，”津纳医生说，“就拐着弯跑。”格伦利希拉开大门，雪刮了进来。外面并不像屋里那么黑；铁路对面站长室的灯光在窗户上映出卫兵的影子。格伦利希第一个钻进风雪中，他的头几乎弯到了膝盖上，像球一样一蹦一跳地往前跑。其他人也跟着跑了出去。一跑起来才感到步步艰难。风雪交加把他们往回赶：雪迷住了他们的眼睛，风阻挡着他们的步伐。前面有一个高高的铁柱，像大象一样有个长鼻子，是用来给火车头供水的。科洛尔一头撞到铁柱上，疼痛不堪地抽了口气。格伦利希远远地跑在她前头，津纳医生在她的身后不远，她能听见医生吃力的喘息。他们的脚步在雪地里悄然无声，他们不敢喊那辆汽车的司机。

没等格伦利希跑到建筑物之间的空地上，一扇门砰地打开了，有人大声喊叫着，还砰地响了一枪。格伦利希开头跑得猛，此时已精疲力竭了。他和科洛尔之间的距离渐渐缩小了。卫兵又开了一枪，科洛尔听见子弹从头顶老高的地方嗖地飞过。她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向空中瞄准的。再有十秒钟，他们就能绕过墙角，跑出他的视野范围，而且汽车上的人也就能看见他们了。她听见又响起了摔门声，一颗子弹把她身边的雪打得飞起来，她加快了脚步。到达墙角时，她和格伦利希几乎已经肩靠肩了。津纳医生在她身后喊了一声，她想他一定是在鼓励她再跑快些。转过墙角之前，她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医生用双手扶着墙壁。她停下来，喊道：“格伦利希先生。”但他根本没理她，急急地绕过墙角，不见了。

“往前跑呀。”津纳医生说。

从地平线上几缕薄云后面散射出来的光芒消退了。“抓住我的手。”她说。他照她的话做了，尽管他用一只手扶着墙，竭力减轻她的负担，但对她来说，他毕竟是太重了。他们到达了墙角。透过暮色和飞雪，那辆汽车的尾灯在一百多码开外闪烁着，她停了下来。“我搀不动了。”她说。他没有回答，她把手抽开，他软软地滑倒在雪地上。

她犹豫了几秒钟，不知该不该撇下他走掉。她确信不移地对自己说，这个人是绝不会勉强她的。不过他的处境很危险，而自己却没多大危险。她踌躇不决地站在那里，弯下身来看了看他那衰老苍白的面孔；她发现他的胡子上沾着血。从墙角那边传来说话声，她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津纳医生背靠一扇虚掩的大门坐着，她把他拖进屋里，关上门，但没敢插门闩。有人跑了过去，一架发动机突突地响着。随后那辆汽车吼叫着启动了。距离削弱了声音的强度，使它成为一种低沉的嗡嗡声。这间小屋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现在她即使想离开医生也为时太晚了。

她摸了摸津纳医生的衣袋，找出一盒火柴，擦着一根火柴，看见屋顶像豆茎一样丫丫杈杈地横在当头。屋子的一边堆满了东西，有半墙高的样子。她又划着一根火柴，看到许多鼓鼓囊囊的麻袋堆了有两人多高。津纳医生的右边口袋里有一份折叠的报纸，她撕下一页，卷成一个纸捻，这样她就能有足够的光亮把医生拖到屋子另一头去，她担心卫兵随时都可能打开大门。但他的身体太重了。她把纸捻挨近他的眼睛，想看看他是否还有知觉，呛人的烟气使他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不解地看着她。她小声说：“我想把您藏到麻袋堆里。”他似乎没有听懂，她又非常缓慢、清晰地重复了一遍。

他说：“我不说英语[39]。”

天哪，她想，我刚才要是离开他就好了；我现在要是在那辆汽车上就好了。他准是快死了；他根本听不懂我的话，想到自己将要孤零零地和一个死人待在屋里，她心中充满了恐惧。这时火焰熄灭了，被灰烬压灭了，她四肢着地跪在地上寻找报纸，撕下一页，折好，又搓成一个纸捻。然后，她发现自己不知把火柴放在哪里了，只好又趴在地上四下摸索。津纳医生咳了起来，靠近她手边，有什么东西正在地上蠕动。她以为是老鼠，吓得差点儿叫出声来，但等她终于找到了火柴，点亮纸捻之后，才发现是医生在挪动身子。他歪歪扭扭地向屋子尽头爬去。她想给他引路，但他却似乎没看见她。他缓慢地爬过屋子，在这一段时间里，她一直暗自奇怪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到这里来看一眼。

当津纳医生爬到麻袋堆边上时，他已经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他趴在地上，脸埋在麻袋堆里，嘴里往外流着血。一切责任又都落在科洛尔肩上。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快死了，就把嘴贴近他的耳朵说：“要我帮忙吗？”她怕他用德语回答，但这一次他却清楚地说：“不必，不必。”不管怎么说，她想，他是个医生，他一定知道。她问他：“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摇摇头，闭上了眼睛。他已不再流血了，科洛尔认为他好点儿了。她从麻袋堆上拖下几只麻袋，摆成一个刚够容纳他们两个人的小窝，又把麻袋堆放在进口处，好让站在门口的人无法看见他们。麻袋里装着粮食，十分沉重，她还没完成这项工作，就听见人声喧闹起来。她缩着身子蜷伏在小窝里，把手指交叉起来[40]。门打开了。一道手电光在她头顶的麻袋上晃了几下。随后门又关上了，一切恢复了沉寂。过了好久，她才鼓起勇气，完成了堆放麻袋的工作。

“我们要误火车了。”迈亚特说，同时注视着司机一圈一圈地转着摇把，自动启动器已经失灵了。

“我会加速把你送回去。”司机回答，最后，发动机终于启动起来，隆隆地响了两声便沉寂下来，接着又启动起来。“现在上路吧，”他说。他爬上座位，打开前灯，当他摆弄着发动机，想使它吼叫得平稳些时，他们身后的暮色里响起了一道爆炸声。“怎么回事？”迈亚特问，他以为是汽车发动机逆燃了。爆炸声再次传了过来，不一会儿，像瓶塞迸起似的又响了一声。“他们在车站打枪呢。”司机说着把手按在自动启动器上。迈亚特拍了拍他的手，让他松开。“咱们等一等。”

他重复道：“等一等？”接着又赶紧解释说，“是当兵的，咱们最好快走开。”他不知道迈亚特心里是多么赞同他的意见。迈亚特早已是心惊胆战了；他从士兵的态度中看出了下毒手的杀机；但他却很固执，他觉得竭尽全力在苏博蒂察找到那个姑娘方能问心无愧。

“他们来了。”司机说。有人沿着公路从车站那边跑了过来。起初，纷飞的大雪遮挡住了他，过了一会儿，他们才看到了一个左躲右闪的身影。那人又矮又胖，却以惊人的速度朝他们冲来，一把抓住车门想往车上爬。“出什么事了？”迈亚特问他，他喷着唾沫说：“快开车。”车门拉不开，他从车门上方爬了进去，上气不接下气地栽倒在后排座位上。

“还有别人吗？”迈亚特问，“就你一个吗？”

“是的，是的，就我一个人。”那人拼命想使他相信，“快开车走吧。”

迈亚特向后倚过身去，想看清他的面孔。“没有一个姑娘吗？”

“没有，没有姑娘。”

车站建筑物附近什么地方亮光一闪，一颗子弹擦过挡泥板的铁皮。司机不等吩咐，一踩油门，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簸着跑开了。迈亚特再一次细细地端详起陌生人的面孔来。“你是坐伊斯坦布尔快车来的吧？”那人点点头。“在车站没看见一位姑娘吗？”那人忽然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我把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他的话很不清楚，仿佛横冲直撞的汽车吞掉了不少词句。他说自己因为没向海关申报一条花边，一条很小很小的花边而被拘留了，当兵的虐待他，在他逃跑时还开枪打他。“你没看见一个姑娘吗？”

“没有。没有姑娘。”他带着一副诚挚坦白的表情迎着迈亚特的目光。只有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在他那呆滞的眼神背后发现一点儿邪恶的火花，一丝狡诈的闪光。

木墙在狂风中摇抖着，但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漆黑小屋里，躺在麻袋中间，却相当暖和。津纳医生来回翻动着身子，想减轻胸口的疼痛，但疼痛却缠着他不放，只是在翻身的一刹那间似乎略感轻快一点儿，一旦身子停住不动，苦痛便又袭来。有时，他听到外面的风声，便错把落雪的沙沙声当成海边滚动的石子的声音。此时此刻，他在谷仓里回忆起流亡国外的岁月，一幕幕栩栩如生；他不由得背起德语的变格和法语的不规则动词来。但他的抵抗意志削弱了，他未能向残害自己的敌人显示出不屈不挠、蔑视嘲弄的态度，却凄然泪下了。

科洛尔·马斯克把他的头放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上，但他又把头挪开了。他把头反过来，转过去，嘴里念念有词，泪珠从脸颊上滚下来，落在胡髭上。科洛尔不再试图帮助他了，她竭力使自己耽迷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以忘却心中的恐惧。因此，假如两个人的思想都能向对方显现出来，这个谷仓中就会出现一幅混杂的奇异图景。在打出“宝贝剧团”字样的五颜六色的彩灯下，一个教士把长衫往胳膊上胡乱一搭，拿起一截粉笔朝黑板冲了过去；舞台小门内外，代理人门前楼梯上下，孩子们叫骂着互相追逐。在灰色的海岸区的一座玻璃房中，一个女人正向邻居诉说心事，同时却响着钟声，表示喝茶或上教堂的时间到了。

“水[41]，”津纳医生喃喃低语着。“你想要什么？”她朝他俯下身子，想看看他的脸。“水。”

“要不要我叫个人来？”他没有听见她的话。

“你想喝点儿什么吗？”他根本不理睬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用德语重复着“水”。她知道他还处于昏迷中，但她实在是筋疲力尽了，而且他老是有问无答，也真叫她恼火。“那好，你就躺着吧。我反正已经尽心尽力了。”她爬开了，尽可能离他远些，想躺下睡一会儿，但墙壁摇动着，使她无法入睡，哀号的狂风使她有不胜孤凄之感，于是又爬回到津纳医生身边寻求慰藉。“水。”他又喃喃说。她用手摸了摸他的脸，他的皮肤又干又热，她不禁吃了一惊。也许他需要喝水，她想。她踌躇了一会儿，不知去哪儿找水，后来她恍然大悟，雪就是水嘛，她四周到处都在下雪，小屋的墙根下也堆着雪。对于该不该给一个发烧的人喝水，她多少还有点儿疑惑。但一想起医生干热的皮肤，她还是顺从了自己的怜悯之心。

尽管水近在咫尺，搞到水却并非易事。她必须点燃两个纸捻，从麻袋堆成的小窝中爬出来，还不能让它们熄灭。她大胆地打开屋门，因为她现在几乎希望被人发现，可是，外面夜色黑沉沉的，四周没有一个人影。她捧了一把雪回到屋里，关上门；关门时带起的风把燃着的纸捻吹灭了。

她喊了津纳医生几声，但他没有回答她；她想他可能已经死了，心里充满了惊恐。她一只手向前伸着，摸摸索索地往回走，一堵墙壁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停了一会儿才又走动起来，这时，她高兴地听见了窸窣的响动。她向出声的地方走去，却又一次被墙挡住了。她更害怕了，心想，这一定是老鼠在跑动。手里的雪开始融化了。她又喊了一声，这一次有人轻声回答了她。声音近在眼前，吓了她一跳，她伸手向旁边一摸，就触到了麻袋成堆的壁垒。她笑了，但马上又制止了自己。现在可别歇斯底里，大事小事全仗你了。她想，这是第一场由她主演的戏，心里多少舒服了一点儿。然而，在一片漆黑、没有掌声的情况下，是很难信心十足地进行表演的。

当她找到麻袋堆里的小窝时，手里的雪多半已经撒掉或融化了，她把剩下的东西塞到医生的嘴里。这似乎使他感到舒服。雪在他的嘴唇上融化了，一点点滴入牙缝，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他太安静了，科洛尔点了根纸捻观察他的面孔，她惊喜地发现，他的目光是那么清醒专注。她对他说了句话，使他头脑里思绪万千，没顾上回答她。

他躺在那里，思索着自己的处境，回味着二次失败的痛苦。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由于舌头触到了冰凉的雪水，他清醒了过来，起初还有些茫然不解，随后便记起了所有的事情。他从身体的疼痛可以判断是什么地方中了枪弹，他知道自己正在发烧，知道自己体内有一处致命的内伤在出血。他想到应该把嘴唇上的雪擦掉，随即他又意识到，如今他只需对自己负责，不必顾及别人了。

当那姑娘点纸捻时，他正在想：格伦利希已经逃脱了。对基督徒来说，那坏蛋得以逃脱而自己却面临死亡的事实是多么难以解释啊，想到这里，他颇为高兴。他幸灾乐祸地微微一笑。但没过一会儿，他早年的基督教教养便很有讽刺意味地报复了他，因为他本人也开始试图解释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开始考虑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而别人又何以能获得成功。他看见他们乘坐的那列快车火箭般地划破夜空。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扒在列车上，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身体的平衡点不断改变着，一会儿朝这边歪，一会儿朝那边斜，必须非常机敏灵活，随机应变。嘴唇上的雪完全融化了，不再让人觉得冰凉清醒了。那根纸捻还没烧到头儿，他的眼前就已是一片模糊，巨大的棚舍载着许多麻袋从他身旁飘然离去，进入黑暗之中。他不觉得自己是在屋子里，他觉得自己被丢到后面，眼睁睁地看着屋子消失了。他的思想变得错乱了，觉得自己脚下有时像是一只船，有时像一颗彗星，要不然就是地球，或者只是从奥斯坦德到伊斯坦布尔的快车，但他到处都无法站稳脚跟，于是很快就跌进了无际无涯的太空。他连气都透不出来了，心胸俱空，齿发生寒。父亲和母亲点着满布皱纹的瘦削面孔向他致意，跟着他穿过太空，越过一群流星，告诉他，他们很高兴，很感激他，因为他做到了鞠躬尽瘁，因为他始终是忠诚不渝的。他被重力向下拖去，浑身疼痛难忍，他想说正是由于忠诚他才如此倒霉，人应该左右逢源些，但他透不过气来，不能回答他们，只好一路上倾听着他们那些安慰人的假话，万分痛苦地往下落着，落着。

在这间谷仓里无法知道夜的进程；科洛尔划着一根火柴看了看手表，失望地发现时间流逝得很慢。后来，火柴越来越少了，她就不敢再划了。她寻思是否应该离开这里去自首，因为她现在对再见到迈亚特已不存希望了。迈亚特已来过了，他的所作所为已超过了她原来的期望；他不会再跑回来了。可是她害怕外面的世界，不是怕士兵，而是怕代理人，怕那长长的楼梯，怕房东太太，怕过去的生活。只要她还躺在津纳医生身旁，她就多少还保持着一点儿同迈亚特有关的东西——两个人都有的一段回忆。

当然，她对自己说，我能给他写信，但他可能要在几个月之后才会回到伦敦。她不在他身旁，不能指望他的感情或情欲保持这么长时间。她也知道，当他回来以后，她能叫他来看望自己。他会觉得起码应当请她吃顿午饭，可是，“我并不是图他的钱。”她在黑暗的谷仓里，躺在一个濒死的人身边，响亮地低声说。她感到孤独，又意识到自己，天晓得是为什么，爱着那个犹太人，这些使她突然产生了抗争之心。为什么不呢？我为什么不该给他写信呢？他也许乐意收到我写的信，他也许仍然需要我呢，就算他不要我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去争取一下呢？老那么正正经经、规规矩矩，我都腻味了。她冲自己嚷，真不值得规规矩矩，这时她的思想同津纳医生非常接近。

但她又十分清楚，规矩正派是她的天性，她生来如此，只好尽量利用这种气质。换一种玩法的话，她就会变成生手，该表现柔弱时却冷酷无情，该硬起心肠时却大发慈悲。即使现在，她也没有过多羡慕同迈亚特一起驱车驶入黑暗之中的格伦利希，她只是怀着愚蠢的忠贞怀念迈亚特，她回想着最后看见他在餐车上用手抚弄金烟盒的模样。但同时她又明白，迈亚特身上其实并无值得自己如此痴情的品质，只不过她乐于如此，而他待她还不坏就是了。事情只不过如此而已。她忽然又想到津纳医生，不知他的情况是否同她差不多，他对人太忠实了，其实对人狡诈些倒更好一点儿。她听见他在黑暗中艰难的呼吸声，心里一点儿不带怨恨或批评地再次说，这真不值得。

迎着汽车前灯的光芒突然跃出了一条岔路。司机一愣，犹豫得久了一点，结果只好用力一扭方向盘，汽车以两只轮子为轴转了个大弯。约瑟夫·格伦利希从座位这一边栽到了那一边，吓得直喘粗气。直到四只车轮都着地以后，他才斗胆睁开了眼。他们离开了大路，汽车在一条乡间小道的辙印上颠簸行进着，耀眼的灯光映亮了正在抽芽的树木，看起来宛如一幅纸版画。迈亚特从司机身旁的座位上探过身来解释说：“他想绕开苏博蒂察，从一条放牲口的小路穿过铁路线。你最好抓牢点儿。”树木突然消失了，两侧出现了茫茫的雪原，汽车吼叫着冲下山去。小路被牲畜踩成了一摊烂泥，之后又上了冻。下边，两盏红灯猛地跳入他们的眼帘，一小段铁轨斑斑点点地闪着绿光。两盏灯前后摇动着，透过发动机的轰响，可以听见有人在叫喊。

“从他们那儿冲过去吗？”司机冷静地问。他的脚已经准备踩油门了。“不必，不必。”迈亚特大声说。他觉得没必要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而招惹麻烦。他能看见那些手持提灯的人。他们穿着灰军服，拿着枪。汽车越过第一条铁轨，像一条搁浅的船歪着身子停住了，正停在士兵中间。一名士兵说了几句话，司机译成德语：“他要查证件。”

格伦利希架着二郎腿静静地斜倚在座位上，一只手悠闲地抚弄着银表链。一名士兵瞅他，他便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谁都会把他当成带着秘书外出的阔商人。倒是迈亚特显得坐立不安，他蜷缩在皮大衣里，记起了路旁女人骂“臭犹太佬”的吼声，以及哨兵眼中的杀机和办事员的怠慢。在你世界的这些荒僻边远的角落里，在封冻的土地和瘦弱的牲畜中间，那些几乎已化为历史陈迹的古老的仇恨却依然存在着。有个士兵提着灯照了照他的脸，轻蔑地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他的要求。迈亚特拿出护照，士兵倒拿着护照，仔细查看了上边的狮子和独角兽，然后说了一句德语：

“英国人吗？”

迈亚特点点头，士兵把护照扔回到座位上，又仔细查看起司机的证件来，他的证件像一本儿童读物，打开后拖成长长的一条。约瑟夫·格伦利希小心翼翼地向前探了探身子，从前排座位上拾起迈亚特的护照。当红光晃到他脸上时，他咧嘴一笑，挥了挥护照。士兵把他的同伴叫了过来，两个人站着，在灯光下打量他，低声交谈着，根本没注意他的姿态。“他们要干吗？”他抱怨了一声，却仍然满脸堆笑。一个士兵下了命令，司机把话译了过来：“站起来。”

他遵命站了起来，一手拿着迈亚特的护照，另一只手抓着银表链。两个士兵举灯将他从头到脚照了一遍，他没有大衣，在寒气中哆嗦着。一个士兵笑起来，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肚皮。“他们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司机解释道。

“什么是不是真的？”

“你的胖肚皮。”

约瑟夫·格伦利希面对侮辱只能强扮欢颜，一个劲儿微笑着。这两个不知名的笨蛋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而且今生他再也没机会碰见他们了。他一向是睚眦必报，这是他的骄傲，也是他此时此刻的苦恼。将来总得有什么别的人当替罪羊，让他出掉这口恶气。他用德语恳求司机说：“你不能从他们身上冲过去吗？”眼下他只好如此了。两个士兵逐条逐点地议论他的时候，他笑容满面，手里摇着护照。随后士兵向后退了退，点点头，司机按了按自动启动器，汽车开过了铁路，慢慢爬上一条布满辙印的长长的小路，格伦利希回头看了看，两盏红灯像纸灯笼似的在黑暗中上下晃动着。

“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在找什么人。”司机说。其实约瑟夫心里最明白。不正是他在维也纳杀了克鲁伯吗？不正是他一小时之前从卫兵的眼皮下逃出了苏博蒂察吗？不正是他格伦利希动作迅速，从不迟疑，堪称机警麻利吗？他们封锁了所有的路口，但他还是溜出来了。但是，他脑子里也闪过了一个隐秘的念头：如果他们找的是他，他是混不过去的。他们正在搜索别的人。他们认为别的什么人更重要。他们发出了有关那个动作迟缓的老医生的特征描述，却没提他约瑟夫·格伦利希，尽管他杀了克鲁伯，而且吹嘘自己“五年没进过班房”。他甚至忘却了对开快车的恐惧。他们乘坐的老爷车嘎嘎乱响，在黑暗中颠颠簸簸地行驶，格伦利希一动不动地坐着，心中思忖着世道的不平。

科洛尔怀着一种陌生的异样感觉醒了过来。她坐起身来，装着粮食的麻袋在身下窸窣作响。这是唯一的响动，下雪声已经停了。她倾听着，惊恐地意识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津纳医生死了，她听不到他的呼吸声了。从很远的地方，一辆汽车换挡的声音透过幽幽的夜色传到她耳朵里。那声音如同摇尾乞怜的狗一样，来到了她的身旁。

要是津纳医生已经死了，她想，我就不必待在这儿了。我要去找那辆汽车。就算是当兵的在开车，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说不定……真希望在这句话中留下一段空白，像饥饿的小鸟张着嘴一样。她跪立起来，伸出一只手撑住身体，又摸了摸医生的脸。他的脸还有热气，但一动不动，她在他嘴边触到一层像老皮那样又脆又干的淤血。她尖叫了一声，随后安静下来，心里也有了主意。她摸到了火柴，点起一根纸捻，但她的手颤抖着。她肩负的重任虽说尚未完全压垮她的神经，也真让她有点儿吃不消了。过去一个星期里似乎每天都遇到需要她决定的问题，每天都产生需要她掩饰的恐惧：“有个在君士坦丁堡演出的活儿。干不干随你。楼梯上还有十几个姑娘呢”；迈亚特把车票塞进她的包里；房东太太唠唠叨叨地说这说那；还有奥斯坦德码头上轮船的事务长叫她记住他时，突然袭来的对异国他乡的畏惧感。

在纸捻的火光下，医生睿智的目光又一次使她惊骇不已。但这是凝固的、僵死的智慧。她看看旁边，又转头看看他的脸，那目光依然如故。我不知道他会这么吓人，她想，我不能再待了。她甚至担心他们会把医生的死归罪于她。这些外国人，她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可是，由于某种奇怪的好奇心，她仍旧耽搁着。纸捻越烧越短了。他有过女朋友吗？想到这里，她觉得医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再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死者。她更仔细地瞧了瞧他的面孔，这以前她从来没敢这么做。风度随生命一起消失了。她第一次注意到他脸上的线条极为粗糙，如果不是这样瘦削，这张脸一定会令人生厌；也许正是由于他总是食不果腹，忧虑重重，他的面容才显出几分智慧和敏锐。即使在死后，在一小条报纸燃起的摇曳的蓝光下，那张面孔也极为古板，没有一点儿幽默。也许他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从来没有过女朋友。她想，如果有个人同他生活在一起，偶尔笑话笑话他，他就不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他就不会凡事都那么认真，他也会学得见怪不怪，听其自然，那是唯一的活路。她摸了摸那长长的胡髭。这把胡子挺可笑，也招人可怜，却永远不会显得英勇悲壮。这时纸捻熄灭了，她看不见他了，过不了多久，她会完全忘记他，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已经被埋葬了。外面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和汽车行驶声，她的思想立刻被引了过去。她方才的叫声让人听见了。

从那扇关不严的房门底下，窄窄一道光淌流进来；门外响起了说话声。一辆汽车发出低沉的嗡嗡声，从外面的公路上驶了过来。脚步声离去了，一扇门被打开，透过谷仓薄薄的墙壁，她听见有人在隔壁的麻袋中搜寻；一只狗抽着鼻子嗅着。这使她想起过去的一个星期天，平坦单调的诺丁汉田野，她曾和一小伙矿工一块去抓老鼠，还有一只名叫花花的狗。花花从谷仓里跑进跑出，而他们所有人围成一圈，手里拿着棒子。门外有人在争论，但她一点儿也听不清楚。汽车停住了，但发动机还在轻轻转动。

棚屋的门被打开了，手电光向上一晃，照到了麻袋上。她用胳膊肘撑起身体，透过麻袋围垒的缝隙向外看，她看见了那个戴夹鼻眼镜、脸色苍白的军官和那个在候车室外警卫的士兵。他们穿过屋子朝她走来，她的精神一下子垮了，坐等别人发现自己的过程是那么漫长，她再也受不了啦。那两个人半转过身正要往回走，她站了起来，叫道：“我在这里！”军官猛地转过身来，拔出手枪。随后他看清了这人是谁，仍站在屋子中间，端着手枪，问了她一个问题。她觉得自己理解他的意思，就说：“他死了。”

军官下了命令，士兵走上前来，慢吞吞地动手把麻袋拖开。就是这个士兵拦住了她去餐车的路，因而她非常恨他，但当他抬起脸，可怜巴巴而又满怀歉意地朝她笑笑时，她的恨意全消了，这时那个军官在他背后有点儿不耐烦地斥骂着。他拖开小窝口上最后一个麻袋，他们俩的脸差点儿碰上，在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就像跟一个性情平和的人谈了话似的，获得了某种慰藉。

彼特科维奇少校见医生一动不动，于是就穿过屋子，把手电径直照到死者的面孔上。在手电光的照耀下，医生那长长的胡子显得发白，睁开的眼睛像玻璃一样反射着光线。少校把手枪向士兵递过去。那士兵霉头霉脑的外表上，快活的天性和残留的一点儿单纯的幸福感一下子崩毁了，好似一所楼房的各层地板全部倒塌，只剩下墙壁还立在那里。他吓坏了，话也不会说了，一动也不动；手枪依然留在少校的手掌上。彼特科维奇少校倒没有动怒；他透过金丝夹鼻眼镜好奇而又坚定地瞅着对方。他对兵营中人们的各种情感了如指掌，在他的书架上，除了有关德国战略的旧书外，还有一小排关于心理学的书，他像忏悔牧师一样熟悉每个士兵的心，知道他们如何残忍又如何善良，何等狡猾又何等单纯；他知道他们的乐趣所在：拉基亚酒、赌博和女人；他也知道他们的抱负，尽管这种抱负只不过是想给老婆讲点儿惊人或有趣的新闻而已。他最擅长因人而异地整治这些士兵，晓得如何摧毁他们的意志。刚才他嫌那士兵搬麻袋的动作太慢而很不耐烦，但现在却一点儿也不动气；他任凭那枪留在手掌上，冷静地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同时透过金丝眼镜盯着那个士兵。

士兵低下头来，用手擦了擦鼻子，痛苦地斜视着地面。随后他接过手枪，对准了津纳医生的嘴。这时他又迟疑起来。他抓住科洛尔的胳膊，用手一推，使她脸朝下倒在地上。她趴在那里，听见一声枪响。那士兵使她免于目睹惨状，却不能使她不去想象。她跳了起来，向门口跑去，一边跑一边阵阵作呕。她曾盼望摆脱黑暗，但屋外汽车前灯的强光朝她射来时却有如当头一棒。她倚着门，竭力想站稳点儿，她感到无比孤独，比刚才醒来发现津纳医生死了时更孤独；她痛苦，绝望，她需要迈亚特。而人们在汽车旁边争吵着，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酒气。

“这是他妈的怎么啦？”有人说，那群人往两边分开，沃伦小姐在中间出现了。她面孔红肿，但得意洋洋。她抓住科洛尔的胳膊。“出什么事了？不，现在别对我讲。你病了，你马上和我离开这里。”士兵们站在她和汽车之间，少校从屋里出来，走到人群中。沃伦小姐急促地低声说：“对他们要事事顺着来，只管多说好话。”她伸出结实的大手拉住少校的衣袖，讨好地说了起来。他想打断她，但她的滔滔话语冲走了他的声音。他摘下眼镜擦了擦，有点儿不知所措。威胁是无济于事的，她会整夜纠缠着提抗议，而且她的话言之成理，这对他很有诱惑力，拒绝有理的事情是违背他天性的。在这番道理背后，她还隐约流露出另一层迥然不同的、更有价值的理由，一种重要的外交因素。他又擦了擦眼镜，点点头，向她让步了。沃伦小姐抓住他的手，紧紧握了一下，她的印章戒指在他那直往回缩的手指上压出一道深深的印痕。

科洛尔软软地倒在地上。沃伦小姐摸了摸她，她晃了一下，想挣脱出来。嘈杂的人声消失了，在寂静之中，大地在她眼前晃动起来。很远的地方有个声音说：“你的心脏不好。”她又睁开了眼睛，以为在身体下方会看见医生那衰老的面孔。但她却躺在一辆汽车的后座上，沃伦小姐正在给她盖毯子。她倒了一杯白兰地，端到科洛尔嘴边；汽车发动机的抖动使两人摇晃着碰到一起，酒泼洒到科洛尔的下巴上；科洛尔朝着面前那张有八九分醉意、通红而又温柔的面孔笑了笑。

“听着，亲爱的，”沃伦小姐说，“我先带你回维也纳。到维也纳我就能往回发电讯稿。如果有哪个臭下流坯想打你的主意，什么也别说，连个‘不’字也不要说。”

科洛尔一点儿也没听懂这话的意思。她的胸口隐隐作疼。汽车转了个弯向维也纳驶去，车站的灯光熄灭了，她依然执着地思念迈亚特：不知他现在到哪里了。胸口的疼痛使她呼吸困难，但她决心忍住痛不出声。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他的容颜；她的耳边回响着他的絮絮低语，诉说着他们将在君士坦丁堡一起生活的打算；只要一张口，描述疼痛症状或要求帮助，她就会失去这一切幻象。我绝不会先负情，她固执地想着，同力图占据她思想的其他画面拼命斗争着：黄昏公路上汽车灯发出的闪闪红光，纸捻火光下津纳医生凝滞的目光；最后，她还同疼痛，同艰难的呼吸，同哭喊的愿望，同头脑的昏迷拼命搏斗，它们要剥夺她头脑中所有的幻象，包括她尽力驱赶的津纳医生的形象。

我记着呢，我没有忘记。但她还是忍不住喊了一声。这声音很低，被汽车的嗡嗡声淹没了。沃伦小姐没听见她的呼叫，也没听见她随后的喃喃低语：“我没有忘记。”

“独家消息，”沃伦小姐用手指敲着毯子说，“我要让它成为独家新闻。这是我的报道。”她自豪地说，在满脑子的大字标题和大号铅字后面，在她思想的隐秘深处，她唤出了另一个梦境：穿着睡衣的科洛尔在倒咖啡，穿着睡衣的科洛尔在调鸡尾酒，在装饰一新和恢复生气的公寓里，科洛尔悄然安睡。

第五部 君士坦丁堡

“喂，喂，卡尔顿·迈亚特先生到了吗？”

那个瘦小活泼的亚美尼亚人，扣眼里插了朵鲜花，操着可与他整洁合身的晨礼服相媲美的英语回答说：“没有。我想是没来。要留什么话吗？”

“火车肯定到了吧？”

“没有。车晚点了三个小时。据我所知，火车头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抛了锚。”

“请告诉他，乔伊斯先生……”

“那么，”接待员在柜台上朝两个迷人的美国姑娘探过身去，俨然像个老朋友，“我该建议你们二位今天下午做点儿什么呢？找个向导逛逛市场吧。”两个姑娘张着嘴看着他，扬着修过的漂亮眉毛。

“也许就是您，卡利布甸先生。”她们俩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但接待员随着电话铃声转过身去了，她们那贪婪而又纯真的大眼睛紧紧盯着他。“喂，喂。私人长途电话？好的。喂。不，卡尔顿·迈亚特尚未到达。他随时可能来。需要我传个口信吗？您六点再来电话。谢谢。”

“啊，”他对那两个美国人说，“如果我能为二位当向导，那我真太高兴了；可是我得忠于职守。不过，我有个表亲，我将安排他明天早上到这里来和你们碰头，带你们到市场去。我建议你们今天下午叫辆出租车取道竞技场去蓝色清真寺。然后去看看罗马水宫。你们可以在佩拉的俄国餐馆吃茶点，再回到这里吃晚饭，晚上我将给你们推荐一个剧院去看戏。如果你们没有异议，我这就从一家可靠的车行给你们叫辆出租车供下午用。”

她们马上同声答道：“那太好了，卡利布甸先生。”于是，他就给他那位在佩拉经营出租车行的第三代表亲打电话，而那两个姑娘则穿过大厅朝灰扑扑的糖果摊走去，捉摸着该不该给他买盒糖果。这座瓷砖墁地的花花绿绿的大旅馆建于战前，有来自各国的工作人员和仿蓝色清真寺风格的餐厅。现在政府迁到了安卡拉，君士坦丁堡受到希腊港口比雷埃夫斯的竞争压力，这家旅馆也有些今不如昔了。旅馆裁减了职工，你在宽敞空荡的大厅里逛来逛去，常常连一个侍者也碰不到，那些电铃众所周知是永远按不响的。不过，在接待台上，卡利布甸先生还总是穿着剪裁得体的服装，与普通的懒惰倾向做着斗争。

“卡尔顿·迈亚特先生来了吗，卡利布甸？”

“没有，先生，火车晚点了。您愿意等一会儿吗？”

“他有会客室吗？”

“当然啦。来，伙计，带这位先生到迈亚特先生的房间去。”

“他来了就请把我的名片交给他。”

两个美国姑娘决定不送卡利布甸一整盒的土耳其软糖了，不过，他是那么殷勤，那么可意，她们实在想为他做点儿什么，可又不知该怎么办，一时站在那里发呆。这时，他突然出现在她们跟前。“你们的车来了，女士们。我给了司机详细的指示。你们会发现这是一位最可靠的司机。”他领着她们走出旅馆，看她们安全地乘车离去。小小的忙乱和喧闹像灰尘一样平息了，卡利布甸先生又回到寂静的大厅。刚才那一会儿，旅馆里真有当年旅游旺季时的兴隆景象。

整整一刻钟里没有一个人进来；只有一只早来的苍蝇被寒冷的天气冻坏了，嗡嗡地撞死在一扇玻璃窗上。卡利布甸先生给管事的房间打了个电话，了解到已经给各房间供热以后，就把双手放在膝盖间呆呆地坐着，无事可想，也无事可做。

转门转呀转呀，进来了一伙人，头一个是迈亚特，后面跟着珍妮特·帕多以及萨沃里先生，还有三个搬行李的脚夫。迈亚特很快活。这里是他选中的领地；一家国际性的旅馆就是他熟悉的绿洲，不管它多么空寂。没等卡利布甸先生上前来迎接他，苏博蒂察的那场噩梦就已悄悄消退，不再像是真实经历了。他很高兴能让珍妮特·帕多看见自己在遥远异乡最好的旅馆中受到怎样的礼遇。

“您好吗，卡尔顿·迈亚特先生？您来了可真是太好了。”卡利布甸先生前来握手，一边鞠了个九十度的躬，雪白耀眼的牙齿上闪烁着真挚的快乐。

“见到你我很高兴，卡利布甸。经理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了？这些是我的朋友，帕多小姐和萨沃里先生。”随后他又转向他们解释说，“整个旅馆全仗卡利布甸撑着台。你会让我们住得舒舒服服吧？好了。别忘了给帕多小姐的屋里放盒糖果。”

珍妮特·帕多轻柔地说：“我舅舅要见我呢。”但迈亚特根本没理会她。“你舅舅等一天不算什么。今晚上你是我的客人。”大厅里的棕榈树、圆柱，以及卡利布甸毕恭毕敬的态度，使他变得信心十足，于是他又像孔雀开屏似的炫耀起来。

“方才有两个电话找您，卡尔顿·迈亚特先生，还有一位先生在您的房间里等候您。”

“好吧，把他的名片给我。好好照看我的朋友。我的房间还是老地方吗？”他快步向电梯走去，兴致勃勃地噘起嘴唇。这几天遇上了一连串叫人捉摸不定、无法理解的事，现在他总算回到老本行上来了。准是埃克曼先生，他想，对名片看都没看一眼，就一下子决定了该向他讲什么。电梯吃力地爬到了二层楼，一名小厮领他穿过落满灰尘的走廊，打开了一扇房门。阳光直泻到房间里，通过敞开的窗子，他能听到街上汽车的喇叭声。一个身着花呢服的矮胖的金发男人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是卡尔顿·迈亚特先生吧？”他问。

迈亚特吃了一惊。他从没见过这个人。他看看手中的名片，上面写着：利奥·斯坦因。“啊，斯坦因先生。”

“没想到是我吧？”斯坦因说，“希望你不致认为我急躁鲁莽。”他既坦率又诚挚。完全是英国派头，迈亚特想，可他的鼻子却露了馅，他的鼻子是靠手术弄直的，上头还留着疤痕。公开的犹太人与改头换面的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立刻就在虚情假意的微笑、热烈的握手和互相闪避的目光中表现出来了。“我原以为是我的代理人来了。”迈亚特说。

“啊，可怜的埃克曼，可怜的埃克曼。”斯坦因叹了口气，摇摇那满头金发的脑袋。

“你这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我来这里就是为这事。请您去看看埃克曼太太。我很为她担心。”

“你是说他走了？”

“失踪了。昨晚没回家。很神秘地失踪了。”

天很冷，迈亚特关上了窗子，他把手插进皮大衣的口袋里，在屋里踱起步来，走过来三步，转回去三步。他缓缓地说：“我不感到意外。我想他是不敢见我。”

“几天前他对我说，他觉得你不信任他。他很伤心，非常非常伤心。”

迈亚特字斟句酌地慢慢说：“我从不信任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

“哦，算了，迈亚特先生，那恐怕有点儿太教条了吧？”斯坦因略显不安地说。

“也许吧。我想。”迈亚特说，在屋子中间停下来，背对着斯坦因，却能从一面镀金框的镜子里看清斯坦因膝盖以上的半身映像，“他在谈判中走得要比他告诉我的远得多。”

“哦，谈判，”镜子里的斯坦因可不像他的声音听上去那么镇静，“当然，谈判已经结束了。”

“他跟你说我们不买了？”

“他已经买下来了。”

迈亚特点点头。不出所料。埃克曼的失踪背后准是大有文章。斯坦因缓缓地说：“我真为可怜的埃克曼担心。想到他可能已经自杀，这真叫我受不了。”

“我认为你不必担忧。我想他只不过是从商业事务中引退了。只不过是有点儿过于仓促了。”

“要知道，”斯坦因说，“他忧虑重重。”

“忧虑？”

“是的，首先是觉得您不信任他。此外，他没有儿女。他想要孩子。他有许多烦恼，迈亚特先生，我们应仁慈一些。”

“可我不是基督徒，斯坦因先生。我不认为仁慈是首要的美德。可以让我瞧瞧他签署的合同吗？”

“当然可以。”斯坦因从花呢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对折的长信封。迈亚特坐下来，把文件摊在桌上，仔细地读起来。他不加评论，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没人能知道，当他重又和数字以及这些不具有情感又能为他所理解的事物打交道时，他是多么快乐。他读完之后，向沙发上一靠，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手指。他离开伦敦前修过指甲，可现在又该修了。

斯坦因先生轻声细气地问：“一路还好吧？我想，贝尔格莱德的骚乱没给你们添麻烦吧？”

“没有。”迈亚特心不在焉地说。这倒是真话。对他来说，整个不可思议的苏博蒂察事件简直不像是真事。他很快就会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它与他的常规生活毫无关系，而且根本让人无从理解。他说：“当然，你明白，我们可以使这个合同失效。”

“我不这么认为，”斯坦因说，“可怜的埃克曼是你们任命的代理人，是你们授权他进行谈判的。”

“可是没授权他签署合同。不，斯坦因先生，我怕这对你没什么益处。”

斯坦因在沙发上坐下，跷起二郎腿。他身上有一股烟斗丝加花呢的气味。“当然，迈亚特先生，”他说，“我并不想强迫你。我的座右铭是：决不做对不起同行的事。我可以当即撕毁那合同，迈亚特先生，倘若那样是公平合理的。可你知道，由于可怜的埃克曼签署了合同，莫尔特他们已放弃此事了。他们不会再重新出价了。”

“我知道莫尔特对葡萄干究竟有多大兴趣。”迈亚特说。

“既然是这样，迈亚特先生，你瞧，交情归交情，你要是撕毁合同，我就得起而抗争。我可以抽烟吗？”

“来支雪茄吧。”

“我抽烟斗可以吗？”他开始往烟斗中装入浅黄的、芳香的烟草。

“我想埃克曼在这事上得了不少佣金吧？”

“哎，可怜的埃克曼，”斯坦因先生莫名其妙地说，“我真想让你和我一道去看看埃克曼太太。她很不安。”

“如果埃克曼拿的佣金数目不小的话，她就没什么可不安的。”斯坦因笑笑，点着了烟斗。迈亚特又开始重读合同。他当然可以推翻合同，但法庭上的事很难说。一个好律师可能生出许多麻烦。何况有些数字是他不愿公之于世的。斯坦因的商号对于他们公司毕竟是有价值的。他不满意的是出价太高，而且还给了斯坦因董事的职位。甚至价钱也都还可以再商量，但他不能容忍外人插足于他家的事业。他说：“我要告诉你我将怎么办。我们将撕毁这个合同并向你重新提出条件。”

斯坦因先生摇摇头：“那对我可太不公平了，是吧，迈亚特先生？”迈亚特打定了主意。他不想闹一场诉讼来麻烦他父亲。只要斯坦因肯辞去董事职位，他就接受这一合同。但他目前不想露底，说不定斯坦因会全线崩溃呢。“明天再谈吧，斯坦因先生。”他建议道。

“不过，”斯坦因先生高兴地说，“我很怀疑我明天能不能谈。如果我对当今的姑娘们了解不差的话，恐怕是不行了。今天下午我要在这里会见我的外甥女，她从科隆来，跟你乘同一趟车。可怜的帕多的孩子。”

迈亚特取出了烟盒，就在挑选雪茄和切雪茄的短暂片刻中，他决定了自己该怎么办。他开始瞧不起斯坦因了。他说得太多，把不必要说的情况都泄露了。难怪他的生意不景气呢。与此同时，迈亚特对他外甥女的模糊的倾慕也明朗起来。得知她母亲是犹太人使得他顿时觉得安然自在了。她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他为自己头天晚上的拘谨态度感到羞惭。他从苏博蒂察返回后曾和她一道吃晚饭，不过他从头至尾一直都彬彬有礼。他慢慢地说：“哦，是的，我在车上见到了帕多小姐。她就在楼下。我们从车站一起来的。”

这回轮到斯坦因来掂量他的话了。他开口时，话有点儿离题，却意味深长：“可怜的孩子，父母全不在了。我妻子认为我们应把她接来。我是她的监护人，你知道。”他们隔着桌子并排坐着。桌上放着埃克曼签署的文件。他们都不提合同，似乎生意已被放到了一边，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整个谈判已经重新开始了。他们都明白对方的心事，但是却心照不宣。

“你的姐姐一定非常美丽动人。”迈亚特说。

“她长得像我父亲。”斯坦因先生说。谁都不明说对珍妮特·帕多的美貌感兴趣。在提她之前甚至得先谈她的外祖父。“你家是从莱比锡迁来的吗？”迈亚特问。

“是的。我父亲在这里买下了这家企业。”

“结果你发现这是个错误？”

“算了，迈亚特先生。你看了那些数字。事情并不那么糟。不过我想卖掉企业退休，趁着我还能够享受，领略领略生活的乐趣。”

“你这是什么意思？”迈亚特好奇地问，“怎么享受人生？”

“一句话，我对生意不感兴趣。”斯坦因先生说。

迈亚特惊愕地重复道：“对生意不感兴趣？”

“打打高尔夫球，”斯坦因先生说，“在乡下弄个住处。那才是我向往的。”

最初的震惊过去了，迈亚特注意到斯坦因又说得太多了。斯坦因爽朗的态度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一下子把话题转向了合同：“那你干吗要当董事呢？我想，如果你放弃董事职位，钱的问题会好商量一些。”

“我倒并不是非要这个位置不可，”斯坦因边说边喷着烟，还斜眼瞧着迈亚特烟头上越来越长的烟灰，“不过，我得——为了传统的缘故，你知道——让家族里有个人参加董事会。”他坦率地笑了一会儿，“可我没有儿子。连个外甥也没有。”

迈亚特沉思地说：“那你得鼓励鼓励你的外甥女。”他们俩一齐笑起来，走下了楼梯。到处都看不见珍妮特·帕多。

“帕多小姐出去了？”他问卡利布甸。

“没有，迈亚特先生。帕多小姐刚刚和萨沃里先生一道儿到餐厅去了。”

“告诉他们，请他们等二十分钟再开饭。斯坦因先生和我将跟他们一道用餐。”

他们走过转门，小争论仍在继续，但两人之间的友谊已迅速增长了。

他们上了出租车，朝埃克曼先生的公寓驶去。这时斯坦因说：“那个萨沃里，他是什么人？”

“作家。”迈亚特说。

“他看上珍妮特了？”

“倒是挺要好的，”迈亚特说，“他们在火车上认识的。”他把手放在膝头，静静坐着，认真地思考起结婚的问题来。她很漂亮，很高雅，她会是个好主妇，而且她有一半犹太血统。

“我是她的监护人，”斯坦因先生说，“我是不是该向他说明白？”

“他挺有钱。”

“是的，可他是个作家，”斯坦因说，“我不喜欢。那些人靠不住。我愿意看到她嫁给实业界里稳妥的小伙子。”

“我想，是那个在科隆和她同住的女人把她介绍给萨沃里先生的。”

“噢，是。”斯坦因不安地说，“自从她父母不幸故去之后，她一直自己谋生。我没有干预。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更自在些，不过我妻子认为我们应该照管她，所以我就请她到这里来了。我们想，没准儿能在身边给她找个更好的工作。”

一名矮小的警察在警亭里指挥交通，他们绕过警亭上了山。他们下方，在一所光秃秃的高层公寓楼和一根电线杆之间，蓝色清真寺的一个个穹顶浮现出来，宛如一簇浅蓝的肥皂泡。

斯坦因仍旧有些不安。“那样对女孩子来说更自在些，”他重复说，“而且，最近公司的事务叫我忙得不可开交。不过，等这次的交易办完以后，”他愉快地补充说，“我就要安排她得到一笔财产。”

汽车驶入一个阴暗的小院，院里孤零零地有一个垃圾桶。他们沿着高高的台阶走上去，宽大的窗户把台阶映得雪亮，似乎整个斯坦布尔都在他们脚下伸延。他们可以看见圣索菲亚大教堂、火警观察塔，以及从金角湾西侧一直延伸到艾郁普的一段海水。“好地势，”斯坦因说，“君士坦丁堡没有比这更好的公寓了。”他按了按电铃，而迈亚特却在盘算这房子的价钱，心想，为了让埃克曼先生饱此眼福，公司不知贴了多少。

门开了。斯坦因根本不向女仆通报姓名，径直领着迈亚特走进镶着白色嵌板的走廊，廊子正对着夕阳，从一个个窗口望去，残阳像一只黄褐色的小兽被困在那里。“你是他家的朋友？”迈亚特意有所指地问道。“哦，这些日子我跟可怜的埃克曼过从颇密。”斯坦因说着，推开了客厅的门，客厅一面全是大玻璃窗，一架钢琴、一瓶花和几把钢架椅在淡黄色的空气里飘浮着。“哎，爱玛，”斯坦因先生说，“我带卡尔顿·迈亚特先生看你来了。”

屋里没有阴暗的角落，没有地方可以躲避那四处流溢的柔和慈爱的光芒，但埃克曼太太还是尽可能地躲起来了，藏到钢琴背后，钢琴像一片锃亮的地板横在她和来客之间。她身材瘦小，头发花白，穿着虽然入时，却并不合身。她使迈亚特想起拣女主人剩衣服穿的老女仆。她手臂下放着一堆针线活儿，她站在原地小声向客人表示欢迎，不敢在洒着阳光的地板上多走一步。

“哦，爱玛，”斯坦因先生说，“你丈夫有消息吗？”

“没有。还没有。没有。”她说，又显然很痛苦地补充说，“他从不爱给人写信。”随后她请他们坐下。她开始把针、棉花、毛线球和布头等，收入一只大针线包。斯坦因先生不自在地盯着一把把钢架椅。“真不明白，可怜的埃克曼干吗要买这些东西。”他对迈亚特悄声说。

迈亚特说:“你千万别太着急，埃克曼太太。我相信你今晚准能听到你丈夫的音信。”

她停止了收拾东西，凝望着迈亚特的嘴。

“是的，爱玛，”斯坦因先生说，“只要可怜的埃克曼听说迈亚特先生与我意见一致，他马上就会赶回家来的。”

“哦，”埃克曼太太离开那片锃亮的地板，在她那角落里小声说，“他不回这儿来我倒不在乎。我愿跟他去任何地方。这根本不是个家。”她说着做了个小手势加强语气，把一根针和两颗珠母纽扣弄掉到地上。

“我倒赞成这说法。”斯坦因先生讲，从腮帮子里嘘出一口气，“我真不明白你丈夫觉得这些铁玩意儿有什么好。换了我，就会要几件好桃花心木家具和两把能坐着打盹儿入睡的扶手椅。”

“我丈夫可是很有鉴赏力的。”埃克曼太太绝望地小声说，一双惊恐的眼睛从时髦的帽子下往外窥望，活像是在衣橱里迷了路的老鼠。

“好了，”迈亚特不耐烦地说，“我相信你根本不必为你丈夫担忧。他是为生意中的事感到不安，仅此而已。没有理由认为他——认为他出了什么意外。”

埃克曼太太从钢琴背后露出身子，穿过屋子，一边神经质地拧着双手。“我怕的不是那个。”她说。她在他们两人之间停了下来，突然一转身，又疾步回到自己的角落中。迈亚特吃了一惊。“那你怕什么？”他问。

她朝着满屋子亮闪闪的钢家具点了点头。“我丈夫那么摩登。”她又害怕又骄傲地说。随后骄傲之感一下子消失了，她把手插进针线篮，插到纽扣和线团中，说道：“也许永远不想回到我身边来了。”

“你对这事怎么看？”斯坦因先生边下楼边问。

“可怜的女人。”迈亚特说。

“是的，是的，可怜的女人。”斯坦因先生重复着，抽抽鼻子，当真动了感情。他觉得肚子饿了，可迈亚特饭前还有别的事要办，他斯坦因当然坚决奉陪。他觉得，他们一起每乘一次车，交情就深一层，即使撇开他们关于珍妮特·帕多的打算不提，和迈亚特的交情对他来说也意味着每年几千英镑的进项。出租车沿着一条石子路面的陡斜街道朝下驶去，来到邮政总局旁边狭小的广场，又继续下山开向加拉塔和码头区。他们登上一段肮脏的楼梯，来到一间小办公室，里面塞满了卡片索引和公文盒，只有一扇窗子，面对着一堵高墙和轮船的烟囱顶。窗台上蒙着厚厚的尘土。就是这间屋子孕育了埃克曼那宽敞明亮的会客室，就像一位年老的犹太母亲的最后一个孩子可能出落成艺术家。一架大落地钟敲了两下，它和办公桌几乎占据了屋里所有的剩余空间。尽管时间尚早，乔伊斯已经来上班了。一名打字员钻进屋子尽头一个鞋柜之类的地方不见了。

“埃克曼有消息吗？”

“没有，先生。”乔伊斯答道。迈亚特匆匆看了几封信，就走开了，留下乔伊斯像条忠实的狗蜷伏在那里，监视着埃克曼的书桌和他的违法行径。“该吃午饭了。”迈亚特说。斯坦因先生舔了舔嘴唇。“饿了吗？”迈亚特问。

“我早饭吃得很早。”斯坦因先生回答，毫无责备之意。

不过珍妮特·帕多和萨沃里先生可没等他们。他们已经在铺着蓝瓷砖的餐厅里喝上咖啡和酒了，迈亚特和斯坦因才赶来，斯坦因还一边大声说，外甥女和迈亚特早已见面并交上了朋友，这真是太巧了。珍妮特·帕多没开口，只是平静地望着舅舅，还冲迈亚特笑了一下。迈亚特觉得她似乎在表示：“他对我们又知道什么呢？”便也报以微笑，事后才记起事实上他们俩之间什么事都没有。

“我想你们俩，”斯坦因先生说，“自科隆起就一路做伴了吧。”

萨沃里先生想给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我想，您的外甥女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些。”但斯坦因先生根本不理他，继续说下去。“彼此已经很了解了，嗯？”

珍妮特·帕多樱唇微启，柔声细语地说：“哦，迈亚特先生另有密友。”迈亚特扭过头点菜，等他转回身来时，珍妮特微带戏谑，迷人地说：“哦，你知道，是他的情人。”

斯坦因先生开心地笑起来。“瞧这个坏家伙，他还脸红呢。”

“而且，你知道，她又跑掉了。”珍妮特·帕多说。

“跑了？他打她了吗？”

“要是你问他，他就会把这事儿说得神神秘秘。火车抛锚时，他乘上汽车大老远跑回前一个车站去找她。他去了好久好久。还想把整个事情说成神秘事件。他帮一个家伙从海关逃了出来。”

“可那个姑娘呢？”斯坦因先生说，揶揄地瞧了迈亚特一眼。

“她跟一个医生跑掉了。”萨沃里先生说。

“他可不承认这点。”珍妮特一边说，一边朝迈亚特点点头。

“我对这事确实有些担心，”迈亚特说，“我要给贝尔格莱德的英国领事打个电话。”

“给你奶奶打电话吧。”萨沃里先生高声喊道，兴奋地瞧瞧这个，瞅瞅那个。这是他的习惯，他和同伴一混熟了，就会来几句绝妙的俚语粗话，使人们联想到他的经历，联想到店铺柜台和学徒宿舍。只要受到人们款待，只要来到第一流的旅馆，或者跟那些过去他觉得自己只有在卖绸子量薄纱时才能见到的人平等地谈话时，他现在依然会感到快活得飘飘然。再说，邀请他去文艺沙龙的夫人太太们也喜欢他的俚语粗话。要是他不表现出某些他的先辈的特点或残余的小店员习性，那么她们请一名站柜台出身的小说家来家里又有什么意思呢？

斯坦因先生瞪了他一眼。“我想你是该那么做。”他对迈亚特说。萨沃里先生窘得够呛。他们属于从未读过他的小说的少数人，他们不了解他有权利吸引人们的注意。他们认为他纯粹是粗俗。萨沃里朝椅子里头坐了坐，对珍妮特·帕多说：“那个医生。你的朋友不是对那个医生挺感兴趣吗？”可珍妮特觉察到了别人对萨沃里的反感，也就懒得煞费苦心去回忆沃伦小姐告诉她的那段枯燥的故事了。她打断了萨沃里的话：“我可没法把梅布尔感兴趣的人个个都记住。我不记得有关医生的什么事。”

不过，斯坦因先生反对的只是萨沃里说话粗俗。其实他很欣赏有关那姑娘的小小打趣。这将使他与迈亚特之间那宝贵的密切关系确立下来。当第一道菜端上来时，他又旧话重提：“再给我讲讲，迈亚特先生究竟搞了什么名堂？”

“她很漂亮。”珍妮特·帕多说，显然带点儿宽宏大量的口气。萨沃里先生瞟了迈亚特一眼，看他生没生气。但迈亚特太饿了，正津津有味地享用这顿已过了钟点的午餐。“是个演员，对吧？”萨沃里问。

“是的。跑跑龙套什么的。”

“我说过她是合唱队的姑娘嘛，”珍妮特说，“她们总有那么一点点儿俗气。你过去认识她吗？”

“哪里，哪里，”迈亚特急忙辩解，“不过是萍水相逢罢了。”

“这类事在长途列车上屡见不鲜，”斯坦因先生打趣地说，“你破费了多少？”他冲外甥女挤了挤眼睛。看到她报以微笑，斯坦因十分高兴。如果她是个老派的姑娘，在她面前不能随便讲话，那该多烦人！他最喜欢在女人面前讲一点儿淫词秽语；当然，他想，不赞成地瞥了萨沃里先生一眼，要讲得文雅得体。

“十镑。”迈亚特说，一边朝侍者点点头。

“我的天，可真贵。”珍妮特·帕多说，不无敬意地瞧着他。

“我说着玩呢，”迈亚特说，“我没给她钱。我给她买了一张车票。再说，我们不过是朋友。她是个好人。”

“哦，哦。”斯坦因先生说。迈亚特举杯一饮而尽。一名侍者正推着小台车沿着蓝瓷砖地面走来。“这儿的饭不错。”萨沃里先生说。在这微微散发着食品香气的宾至如归的气氛中，迈亚特渐渐兴高采烈起来，一间酒吧里正在演奏拉赫玛尼诺夫[42]的协奏曲。简直就像在伦敦一样。伴着乐声，往事涌上心头，接着又在红色的灯光中消散了；人们把脑袋伸出窗户，笑着，谈着，嘲弄着拉小提琴的人。迈亚特慢慢地自言自语道：“她爱上我了。”他并没打算在这空荡的蓝色餐厅里讲出声来，因此当他听到自己的话声时不禁又尴尬又吃惊；这像是在吹嘘，而他根本没想吹嘘，况且被一个合唱队的小丫头爱上也没什么可自吹的。他们都笑了，他又羞红了脸。

“唉，那些姑娘，”斯坦因摇摇头说，“她们懂得怎样征服男人。这就是舞台的魅力。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在你舞台门外一等就是几个钟头，只不过为了在近处瞧瞧那些浪丫头。还送巧克力糖呀，请吃饭呀。”他看到碟中有一块灰白的鸭胸脯肉，便停了片刻。“还有伦敦的华灯。”他感慨道。

“说到剧院，珍妮特，”迈亚特说，“你今晚跟我去看演出好吗？”他直呼她的名字，因为他知道了她母亲是个犹太人，而且她的舅舅被自己捏在掌心里，因此变得相当从容自在了。

“我当然愿意去，可我已经答应萨沃里先生跟他一起吃晚饭了。”

“我们可以去一家打烊晚些的卡巴莱[43]。”但是，他可不愿让珍妮特和萨沃里先生一道去吃晚饭。整个下午他忙得脱不开身来，他在办公室待了几个小时，清理被埃克曼先生巧妙地搅乱的账目；他还得拜访一些人。三点半钟他路经竞技场时，看见萨沃里先生正在一群孩子们当中照相；他动作很麻利，在出租车驶过一刹那，他就咔嚓咔嚓地按了三次快门，每按一次孩子们就冲他笑起来。迈亚特回到旅馆时已经六点半了。

“帕多小姐出去了吗，卡利布甸？”卡利布甸知晓旅馆中的一切动静。他片刻不宁，唯有这点能解释他何以对事事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会突然冲过寂静的大厅，嗒嗒嗒地跑上楼又跑下来，钻进最僻远的休息室，然后又回到接待台前，双手放到膝上静静坐着。“帕多小姐正在换衣裳，准备吃晚饭，卡尔顿·迈亚特先生。”有一次，一位政府官员住在这家旅馆里，卡利布甸先生把英国使馆来的一名谨小慎微的访问者吓了一跳，他说：“阁下他正在厕所里。不过他三分钟之内一定会出来。”在走廊里溜来溜去，在洗澡间门口竖耳倾听，回来后无事可做，只是转脑子琢磨若干小情况，这就是卡利布甸的生活。

迈亚特敲敲珍妮特·帕多的门。“谁呀？”

“可以进来吗？”

“门没锁。”

珍妮特·帕多已经快穿戴好了。她的上衣在床上，而她自己正坐在梳妆台前往胳膊上擦粉。“你真的和萨沃里先生去吃晚饭？”

“是呀，我答应了。”珍妮特说。

“咱们可以到佩拉宫去吃饭，然后去博蒂尚区。”

“那倒也挺好玩，是吧？”珍妮特说。她开始刷睫毛。

“那是谁？”迈亚特指着折叠相框中一个方脸女人的大照片问道，那女人留着短发，摄影师尽量想使她下巴的生硬线条消失在一片朦胧之中。

“是梅布尔。和我一块坐火车到维也纳的那位。”

“我不记得见过她。”

“她现在头发剪得很短。这是一张旧照片。她不喜欢照相。”

“她看上去挺厉害。”

“我把照片放在这儿就是为了不让自己淘气。她写诗。照片背后就有几行。很蹩脚，我觉得。不过我对诗一窍不通。”

“可以读读吗？”

“当然了。我想你一定会觉得可笑，竟然有人给我写诗。”珍妮特凝视着镜子。

迈亚特翻过照片，读道：

那伊阿德[44]修长、清冷，

为川河而生，

向汪洋而去；

再忍受一年吧，

这咸涩、多石、狭小的水潭。

“这诗不押韵。押吗？”迈亚特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无非是些赞美之词吧。”珍妮特·帕多说，修起指甲来。

迈亚特在床沿上坐下，望着她。她会怎么做呢，他思忖着，要是我想法引诱她的话？他知道答案：她会笑，笑是保护贞操的最好武器。他说：“你别跟萨沃里去吃晚饭。我可不愿叫人看见你老是跟那么个家伙混在一起。一个站柜台的。”

“亲爱的，”珍妮特·帕多说，“可我答应他了。而且，他是个天才。”

“跟我下楼吧，坐上车，到佩拉宫去吃饭。”

“可怜的人，他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不过，倒挺有意思的。”

是挺有意思，迈亚特想，拉了拉自己的黑领带，我知道她母亲是个犹太人，一切就好办了。吃饭时起劲地聊天不让人犯难，饭后从佩拉宫走到英国使馆附近的博蒂尚区时搂着她也很自然。这是个温暖的夜晚，风住了，花园里的餐桌旁挤满了人，迈亚特记起了苏博蒂察扑面而来的雪花，那一切简直更像梦幻了。一个身穿无尾晚礼服的法国女人胳膊下夹着一根手杖，在舞台上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唱着一支关于“我姑妈”的歌，五年前斯皮奈丽在巴黎把这支歌唱红了。土耳其的绅士们喝着咖啡，笑着，聊着，摇着黑绒绒的小脑袋，活像一群吵闹的家禽，而他们那些新近才从面纱下解放出来的妻室则默然坐着，呆望着唱歌人，面色苍白，毫无表情。迈亚特和珍妮特一边顺着花园边沿走着，一边寻找座位，而那个法国女人尖叫着，大笑地走来跳去，绝望地把她那套卑劣的下流表演抛向这群心不在焉、毫无兴趣的观众。佩拉宫陡峭地卧在他们脚下，金角湾里渔火明灭，像手电筒的灯光，侍者来来往往地送着咖啡。“我看这儿没空位子了，咱们只好到剧院去。”一个胖男人咧嘴笑着，朝他们挥着手。“你认识他吗？”迈亚特一边走一边想，“是的，我想……是个叫格伦利希的。”他仅仅有两次看清了那人的面孔，一次是当他爬进汽车时，另一次是他爬出汽车，走到停着的火车灯光下的时候。因此他的记忆是模糊的，就像这是个多年前在另外一个国家认识的熟人。等他们一走过那张桌子，迈亚特就把那个人忘了。

“这儿有张空桌子。”在桌子底下，他们俩的腿碰到了一起。那位法国女郎扭着屁股下了台，一个男人横翻着筋斗从侧面上了场。随后他立起身，摘下帽子，说了两句土耳其话，人们顿时哄堂大笑。

“他说什么？”

“我听不清。”迈亚特说。那演员把帽子抛到空中，接住它，又向前屈身，几乎弯成了两截，又喊出了一个土耳其词。所有的土耳其男人都笑了，连那些面色惨白的女人也出现了笑意。“他说什么啦？”

“准是什么土话，我听不懂。”

“我喜欢感伤的节目。”珍妮特·帕多说，“我吃饭时酒喝得太多了。这会儿特别多愁善感。”

“他们的晚餐很棒，对吧？”迈亚特得意地问。

“你干吗不住在那儿呢？人们说那是最好的旅馆。”

“嗯，你知道，我们的旅馆也相当好，再说我喜欢卡利布甸。他总能让我过得舒舒服服。”

“可最阔的人们到底还是……”

一些穿短裤的姑娘在台上跳舞。她们头戴列车员帽，脖子上挂着哨子，可土耳其观众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她们看不惯穿短裤的列车员。“我看这是些英国姑娘。”迈亚特说，突然向前探了探身子。

“认得哪一位吗？”

“我想——没准儿。”他拿不准自己是不是由于见到“邓恩的宝贝儿”歌舞团出场而感到害怕了。科洛尔没说过要在博蒂尚区演出，但很可能她也不知道。他记起了她怎样勇敢而又惶惑地凝视着喧嚣的黑夜。

“我喜欢佩拉宫。”

“我在那儿住过一次，”迈亚特说，“但是出了点儿麻烦事。所以我不再去那儿了。”

“什么事呀？别傻里傻气的，你得说。告诉我吧。”

“嗯，我带了个女友。她看上去非常年轻漂亮。”

“歌舞女郎？”

“邓恩的宝贝儿”们唱开了：

如果你想表达

你心中的感受，

当你忽冷又忽热的

时候。

“不，不。是我朋友的秘书。搞船运的。”

“到这里来吧，”“邓恩的宝贝儿”唱道，“到这里来吧。”坐在花园后头的一些英国水手拍着手，一边喊着：“等着我们，就来啦。”一名水手在桌子之间推推搡搡地朝舞台走去。

如果你想表达

你心中的惆怅，

当你形单影只独守

空房……

那水手仰面朝天跌倒了，人们笑了起来。他醉得简直不省人事了。

迈亚特说：“真可怕。她半夜两点突然发起疯来。又嚷又叫，乱摔东西。守夜人跑上楼来。人们全跑到走廊里。他们全都以为我把她怎么样了。”

“那你呢？”

“我什么也没干。我睡得死死的。真可怕。自那以后我再也没在佩拉宫住过一夜。”

“到这里来吧。到这里来吧。”

“她长得什么样儿？”

“我什么都记不得了。”

珍妮特·帕多轻声说：“你想不出我跟一个女人过日子，过得有多腻味。”他们的手偶然碰了一下，然后就并排放在了桌上。挂在灌木丛里的五彩缤纷的灯光照着珍妮特的项链，又反射到迈亚特身上。从她的肩头上望去，迈亚特看见斯坦因先生在花园尽头，手里拿着烟斗，从桌子之间挤了过来。真是密集攻势。他明白，此刻自己只需向前探探身子向她求婚，他个人的家庭生活以及别的许多事就都可以拍板定案了。他将按斯坦因的要价买下他的产业，而斯坦因也将心满意足地让外甥女进董事会。斯坦因先生走近了，向他挥着烟斗；他不得不绕开倒在地上的那个醉汉。就在这一瞬间的拖延里，迈亚特竭思尽虑，极力抗拒那娶妻安家、平稳单调的前途。他回想着科洛尔，以及他们那突然的奇异的相遇。当他回忆时，一切都那么熟悉亲切，就像雪茄烟的气味一样，然而他却无论如何也记不起科洛尔的面孔了，也许因为他们在一起时车上多半都是黑魆魆的。她很好看，身材瘦削，但他记不住她长得什么样子了。我已经为她尽了力，他对自己说，其实我们本来也要在几星期之内分手的。是我成家的时候了。

斯坦因先生又挥了挥烟斗。“邓恩的宝贝儿”跺着脚，吹着哨子。

在火车站上等着

恭候一位近亲，

扑哧，扑哧，扑哧……

迈亚特说：“别回那女人那儿去了。跟我在一起吧。”

扑哧，扑哧，扑哧，

开来了伊斯坦布尔列车。

她点了点头。他们的手握到一起。迈亚特想，不知斯坦因先生兜里是否揣着那份合同呢。

[1]　即维薇安·格林（Vivien Greene， 1904—2003），原名维薇安·戴雷尔·布朗宁，她与格林相识于1925年，1927年两人结婚。——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美学家，著有《美感》《理性生活》《存在领域》等。

[3]　奥斯坦德（Ostend），比利时西北部的港口城市。

[4]　贝尔格莱德（Belgrade），塞尔维亚首都。

[5]　原文均为法语。

[6]　原文均为法语。

[7]　为诺丁汉每年10月第1周举行的嘉年华盛会。因早期节日期间会有大量的鹅交易，而被命名。——编者注

[8]　密斯丹格苔（Mistinguett， 1875—1956），法国著名女演员。

[9]　美因茨（Mainz），德国西部港口城市。

[10]　指排字的字盘。

[11]　弗兰克·伍尔沃斯（Frank·Woolworth， 1852—1919），美国商人，他在世界各地创办了一系列百货零售商店。

[12]　罗蕾莱（Lorelei），德国传说中出没在莱茵河岩石上的女妖，她凭美貌和歌声诱惑船夫，使船触礁沉没。海涅曾作《罗蕾莱》一诗。

[13]　Sonny Boy，美国演员、歌手艾尔·乔逊（Al Jolson， 1886—1950）演唱的歌曲，出自1928年电影《唱歌的傻瓜》（The Singing Fool），曾连续12周占据排行榜第1名，销量超过100万张。——编者注

[14]　苏格兰人以节俭闻名。

[15]　指美国齐格菲歌舞团的女演员。齐格菲（Florenz Ziegfeld， 1867—1932），齐格菲歌舞团的拥有者，是美国百老汇的歌舞大王。

[16]　维尔茨堡（W rzburg），德国中南部城市，位于美因河的中游。

[17]　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 1814—1884）英国小说家，以写历史小说著称。

[18]　指克伦威尔在宗教改革中迫害英国天主教教徒的行为，破坏天主教徒用作宗教崇拜的雕像、圣像、遗物和肖像。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国政治家，废除君主制，曾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联邦护国公。——编者注

[19]　弗雷德里克·戴留斯（Frederick Delius， 1862—1934），英国作曲家。

[20]　诺伊马克特（Neumarkt），德国巴伐利亚州中北部城市。

[21]　英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0.914米。

[22]　帕绍（Passau），德国巴伐利亚州东部城市，与奥地利交界。

[23]　原文是德语。

[24]　英文俚语，指一种性行为。——编者注

[25]　杰克·霍布斯（Jack Hobbs， 1882—1963）和赫伯特·萨克利夫（Herbert Sutcliffe， 1894—1978），均为英国著名板球运动员。

[26]　此处的法语原文有错误，表示说话者对法语所知甚少。

[27]　在伦敦土话中，h不发音。

[28]　指耶稣。

[29]　英语中神父与父亲为同一词。

[30]　三桂门被击倒指击球手出局；跑，为板球得分的基本单位。——编者注

[31]　苏博蒂察（Subotica），塞尔维亚北部城市，与匈牙利交界。

[32]　原文鸽子（dove）和爱意（love）、忠贞不渝（faithfully）和满怀柔情（tenderly）押韵。——编者注

[33]　温科夫齐（Vinkovci），克罗地亚东部城市。

[34]　克罗地亚的一个地区，其行政中心为斯普利特。

[35]　法语，指在街上扮演小丑、滑稽戏的艺人和场所。

[36]　特拉法加广场位于伦敦市中心；沃尔瑟姆斯托、巴勒姆为伦敦地区名。

[37]　帕拉，南斯拉夫货币名。一百帕拉为一第纳尔。

[38]　意指各人付自己那份钱。

[39]　原文是德语。

[40]　英国人的一种迷信的习俗，认为这样会带来好运气。

[41]　原文是德语。

[42]　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 1873—1943），俄国浪漫主义作曲家。

[43]　指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和夜总会，也指在餐厅、夜总会表演的歌舞。

[44]　Naiad，古希腊神话中住在河、湖、泉中的仙女。

省观“失败”：从《斯坦布尔列车》说起

——代译后记

梅绍武先生为《命运的内核》（1948）中译本（译林版，1998，傅维慈译）写的代序指出：格雷厄姆·格林常常反复运用一两个关键词来表达中心思想，比如，《密使》里是“信任和怀疑”，《这是个战场》里是“公正”，《权力与荣耀》里是“纵情放任”，《恋情的终结》里是“爱和恨”，《命运的内核》里是“怜悯和责任”。他说得很中肯。

当然，贯穿格林著作的关键词还有其他一些。“失败”便是其中之一。

败者津纳

《斯坦布尔列车》（1932）是格林的成名作和第一部所谓“消遣读物”，标志着他写作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节点。这部小说的人物和情节相对简单明晰，引领读者把目光投向作品所聚焦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风景。

《斯坦布尔列车》像其他许多格林小说一样，围绕逃亡与追捕展开，其中心人物津纳遭警方和新闻记者的双重围追堵截。

英国女记者梅布尔初见到津纳，便一眼断定“自己面前的这个人肯定不是成功者，倒很像是个失败者”——他衣装寒酸，形容憔悴，在任何人看来都只能代表落魄和失意。

津纳医生出身于塞尔维亚的穷人家庭，怀着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向旧秩序宣战，成为本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但另一方面，良好的教育又使他疏离了自己的家庭和阶级，连曾经节衣缩食提供他读书的父母亲都毕恭毕敬称他“先生”。他如老派绅士般执着于“慷慨、仁慈和毫不含糊的荣誉准则”，更使他与当今世界格格不入。经历了数十年的含辛茹苦、屡战屡败，五年前他逃脱警察追捕，被迫到陌生的英国校园里消磨漫长的流亡岁月。这一次他登上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国际快车，计划回国发动革命。梅布尔穷追不舍，使他不得不东躲西藏。更令人沮丧的是，他中途看到报上登出贝尔格莱德起义提前爆发并已被镇压的消息。难道行程已经失去了意义？难道尚未参加就已经再遭挫折？津纳痛苦万分，决定继续乘车回“家”与同志们共担失败。尽管他在列车上宣讲阶级斗争理论的尝试连穷姑娘科洛尔都没能说服，津纳仍指望着在审判之时最后一次为自己的事业慷慨陈词。然而他根本没有得到公开上法庭的机会，默默倒在了敌人的子弹下。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扣动扳机的“敌人”其实是当兵糊口的无知者，是他想为之谋求解放和福利的穷苦人。

津纳预示着作者后来那些深陷于重重困境的主人公，如《权力与荣耀》（1940）中的“威士忌神父”，《命运的内核》里的斯考比，或《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1961）中的比利时建筑师奎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受挫和失败是他们尚未与堕落的外部世界同流合污的标志。“空心人”（语出托·斯·艾略特，格林在自传《逃避之路》中借用了这个说法）奎因不惜隐姓埋名躲进非洲腹地麻风病区，以逃离名扬四海的“成功”并消化丧失信仰的痛苦，生生把超级名利双收颠覆成搭上性命的“完败”。斯考比呢，他最后等来职务晋升的“好消息”时却精疲力竭地想，自己一向时乖命蹇，“我现在所以走运正是因为我干了这些事。我已经是魔鬼党羽中的一员了。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对自己人是很体贴的。从现在起，我还会从一个可诅咒的胜利走向另一个可诅咒的胜利”。如果说津纳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是不归的自杀之旅，斯考比则是在身不由己的人生漂流中渐渐体尝到绝望的况味。他因怜悯、因人情纠葛而被一步步拖入作弊和欺瞒，随后心悸不已地发现“欺骗的特质之一就是失去对别人的信任”。他对多年相随的非洲仆人阿里萌生疑心并导致后者被害。是的，格林的关键词所提示的，不是主题先行、答案现成的说教，而是从主人公与生活的不断缠斗中凝析而出的带着体温的感悟。

与失败相对，格林触目地将“成功”表述为某种堕落。《斯坦布尔列车》中的成功者是畅销书作家萨沃里。他小心地抓住与记者交谈的机会，刻意表现自己崇尚经典，不时来几句“现代文学是过眼烟云”之类听来有如警句的空洞套话，卖弄下层民众口音，还宣布要在文学中“恢复欢快和健康的风格”。着墨虽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勾勒出苦心经营声名和收入的卖文小贩的嘴脸。《斯坦布尔列车》出版后曾有英国知名作家就此提起诉讼打诽谤官司。这个在今日中国人看来有点儿匪夷所思的事实提示我们，在格林同代英伦乡亲们的心目中，那位得意者写得多么传神，又承载着多么尖刻的挖苦。

格林把《斯坦布尔列车》《密使》（1939）和《恐怖部》（1943）等书列为以情节取胜的“消遣”作品。如此自我标榜，如同和读者签约，承诺提供“好看”故事。然而，如有的评者指出，格林小说虽常以畅销的冒险故事为模型，

却将其移植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那里，维多利亚冒险英雄不能再依仗曾经支持过他们的价值观念……那么，余下还有什么？一份陈列个人弱点的清单，一套作用于那些弱点的情节，一种使它们弥散到地境、物件和其他人物的文体，以及一个按照世俗观点看来是失败的结局……

格林实际上是借突破类型小说的框框，“有意挑战甚至挫败读者期待”，通过由此而产生的落差揭示并探讨“现代性给二十世纪人带来的典型感受——焦虑紧张，浑噩迷惘，晦暗无明，疏离对立”。难怪几乎所有的读者以及格林本人都认为，他所谓的“消遣”和“严肃”之间界限十分含糊——一九三八年问世的《布赖顿棒糖》如今被言之凿凿地称为他的第一部“严肃的”（或“天主教的”）小说，可是在当年版本的扉页上却赫然印着“消遣读物”。其实，不管挂什么招贴，格林都既热衷悬念迭起的情节，又醉心于洗练而精彩的语言表达，更始终关注直指时代热点和现实人生的“严肃”主题。

格林属于在思想上曾得《荒原》哺育的一代人。对于这位从青年时代起就心怀“对失败的执念”、不时“在永恒的层面”考察并质疑世俗成功的意义的天主教皈依者来说，在上帝已“死”的现代西方思想荒原里，以精神世界为依托并能够赋予行动以意义的信仰不复存在，因而呼唤拼搏奋发的美国梦之类很可能不过是灵魂迷药。

很难说格林本人是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除非我们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作“成就”的唯一尺度。然而，津纳、斯考比和奎因们的痛苦和失望如此令人窒息，让我们不能不相信作者必定曾在失败感或厌倦感的深渊中苦苦挣扎过，曾被有关“成功”和“失败”的人生谜题长久地纠结困扰。

“这个世界”

格林长于描写环境渲染气氛，寥寥数笔便能栩栩如生地展现电影画面般鲜明而摄人心魂的异域图景。铁杆拥趸们称他笔下那些充满卑劣行径和苦痛辛酸的伤心之地为“格林国度”。

步入《斯坦布尔列车》，读者便开始了在一处典型的“格林国度”的漫游。欧洲的深冬。阴湿寒冷，大雪迷漫。不时地，滚滚蒸汽升腾，起重设施、火车头和铁轨钢梁在眼前掠过，构成工业世界的标志。在单调的咣当声中，一个又一个城市、村镇和国家被甩到身后：

车速渐渐慢了下来。铁路旁列日市的巨大高炉就像在边境袭击中着了火的古代城堡。列车晃了一下，通过了一处岔道。路两边架着一道道钢梁，下边远处，一条空荡荡的街道斜插着伸向黑暗，一家咖啡馆门口亮着灯。眼前出现许许多多的铁轨，一些没挂车厢的火车头呼啸着喷着气……

行进中的列车是绝对的异乡。

在那方逼仄的天地里，除了萨沃里们认为“这个世界总还是充满奇遇的好地方”，孤独的碰壁者和他乡客很难不怀疑世道。前往君斯坦丁堡（也即伊斯坦布尔）做临时工的歌舞演员科洛尔饥寒交迫，昏倒在列车上。即使得到了犹太商人迈亚特和津纳医生的救助，她也仅能半是心寒半是侥幸地思忖：“也许生活还不至于全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没完没了地争斗，也许……这个世界还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津纳本人更是像莎士比亚的丹麦王子，对全球秩序发出了质问：“世界真是混乱透顶。穷人忍饥挨饿，富人却并不因此就更幸福……加拿大在烧小麦，巴西在焚咖啡，而他们本国的穷人却没钱买面包。”

格林曾就狄更斯的写作议论说，小说家不过是在用公众能理解的方式演示他本人自童年时代就已形成的“心中的私人世界图景”。此话当然也是夫子自道。不论由于什么原因，出身于宽裕整洁中产家庭的格林似乎从小就以“外人”眼光挑剔地端详欧洲社会。他从来不掩饰、不淡化笔下世界所包含的强烈社会批评：《布赖顿棒糖》的贫民窟孽生着罪恶和凶杀；《安静的美国人》（1955）中的印度支那血流漂杵；《恐怖部》里置身纳粹时代国际阴谋漩涡里的年轻姑娘安娜惊恐地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一个被出卖的杀手》中被资本大佬利用并愚弄的赤贫杀手最后开枪复仇时，瞄准的不是某个人，而是“这个世界”。

《斯坦布尔列车》世界里能一路畅行无阻的是肆意撒谎行窃杀人的惯犯。至于形形色色的寻常人，他们似乎全都失了信仰和尊严，沦没于浑浑噩噩的当下生活。新教牧师把自己视为提供廉价心理安慰和生活小窍门的职业人；沾沾自喜的作家惦念的是名气和收益；女记者梅布尔为了每周四英镑的加薪不择手段猎奇……这些随波逐流者是构筑堕落世道的砖瓦，也常常是其中的受害人。特别是女性。咄咄逼人的梅布尔其实是酗酒成瘾、内心孤独的同性恋者。科洛尔以自己的身体来报答十英镑资助，还为此感激涕零。格林笔下的女人——比如科洛尔，比如《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中的莱克尔太太——大都不谋求逃离或反抗，只希冀较为安逸的生存，因而最终被世界吞蚀。她们大抵是从外部状写的，有时触及内心活动笔触反而隔膜生涩，倒不如被彻底当作“他者”和谜面来观照的凤儿（《安静的美国人》中的）们显得内境幽深，异样而迷人。

《斯坦布尔列车》众生中最耐人寻味的是犹太人迈亚特。

格林有时赋予犹太人某些负面色彩，不是反对一个民族，而主要是针对资本统治。在这点上格林用笔似与青年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有相通之处。在《一个被出卖的杀手》和《布赖顿棒糖》中这体现得很明显，其中的犹太人马尔库斯爵士和科里奥尼等是作为掌控世界的金融大亨或黑道首领出现的，他们为了权势和利益不惜策划谋杀、发动战争。与此不同，迈亚特是一个更立体的人物。他唯利是图的生意人本性不时被作者拉到聚光灯下——他一路上不断盘算如何挫败内贼外敌，以最有利价格完成公司并购；他按捺不住为几个小钱和卖艺人讨价还价；他还不由自主地把女孩子们分档次地想成“五彩玻璃”和“抛光银器”之类的有价物品。然而另一方面，暂栖于列车这游离之地，迈亚特的买卖被搁置，他作为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少数族裔成员的个人境遇却被凸显出来。他不仅是公司老板，也是四海无家的犹太人。他深知自己是属于受压抑被排挤的“外人”，面对法国检票员和塞尔维亚士兵的敌意心生忐忑，要靠“他的皮大衣、他在塞维街定做的服装、他的钱财以及他在公司中的地位来鼓舞自己”。他甚至展示了生意场外普通人的良善之心，出于怜悯帮助了素昧平生的科洛尔，还不计花费和风险租汽车返回塞尔维亚边境小站去寻找她。当格林让这位精明的葡萄干进出口商因为自己没能坚持锱铢必较的原则而暗中羞愧时，我们知道，迈亚特不仅是被讽刺的靶子，也是同情的对象。

有象征意味的是，小说的收局场景是旅途终点君士坦丁堡的灯红酒绿。津纳的赴难以及迈亚特的救人，一切都已在身后。迈亚特回到了可以靠钱有效运转的稔熟世界，如鱼得水。他查明并化解了下属的欺诈行为。他从容应对旅馆侍者，并在本地豪华酒店会谈商务。到这时，相对无权无势的姑娘们不知不觉被转手了：梅布尔的女伴、漂亮的犹太姑娘珍妮特·帕多在商业谈判里变身为迈亚特的候选妻子；而因意外事件中断行程的科洛尔则在仓皇无措中被纳入梅布尔的“保护”。迈亚特的活动和世界的运行浑然一体。正因为他的生意经不含特殊的个人恶行，是司空见惯、四海通行的，因而更看不到逃路或反抗的可能。如果说津纳的形象不免概念化，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也显得有些教条，小说结尾处物欲之城中最正常不过的经营与消费活动却与隐忍和绝望密密交织，揭示着作为堕落和背叛之地的“世界”，令人不禁蓦然心惊。

《斯坦布尔列车》呈现的仅仅是“格林国度”的一景。类似的地点有很多：遭西方国家文武干预的动荡的越南，革命前在独裁统治下的古巴，二战时期的西非英属殖民地，非洲腹地的麻风病隔离区，等等。充斥于这些地境的，是疾病、战乱、逃难、走私、腐败低能、争权夺利、黑社会嚣张和混乱无序。它们构成对当代全球秩序的一个总体象征，也及时并非常写实地报告着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态，就如《恐怖部》中被德军狂轰滥炸的伦敦，既反映了二战中的实况，也代表了“被祟扰的二十世纪英格兰，那腐坏与毁灭的欧洲噩梦”。

有人认为，《命运的内核》一书似乎不必把背景设在西非，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伦敦郊区。这种观点值得商量。因为格林写的，绝不只是中产家庭里小小的出轨和背叛。伦敦郊区远远不够异己、不够败坏，在“不堪忍受”度上不能达标。没有那过于燠热或潮湿的非洲的日日夜夜，那战时殖民地的污秽和死亡，那误入歧途的抱负、孤注一掷的挣扎和无可疏解的心痛，便没有对“格林国度”的确切感受，没有对斯考比的绝望的认知。

世界和人物是相互映衬且相互渗透的。相比于津纳，《安静的美国人》中英国记者福勒的形象来得更真切丰满，与作者和读者的心都贴得更近。然而，如果我们止步于赞叹福勒们超“酷”的厌倦姿态所蕴含的颓唐美，止步于玩赏他透辟的眼光、老辣的言辞、恣肆的行止，而失却对环绕他们的社会的感知，不能深味他们与那个鸦片氤氲、难以维系的没落世界剪不断的关联，我们就部分地辜负了格林。

如果说“怜悯”之类的母题探讨的是私人的心灵和德行，那么对“世界”的关注显然是政治性和公众性的。把格林笔下的阴暗世界图景全盘归结到私人心理或某种特定宗教理念（如十七世纪天主教詹森派认为，肉眼可见的凡界尽由邪恶所主宰），将是对格林小说思想意义的阉割和遮蔽。格林描画出的“这个世界”让人强烈感受到针对当代资本社会和全球秩序的悲哀和愤怒。他浓彩重墨写“失败”，一方面凸显现实私人生活的迷失，另一方面又表达了试图超越或改造“这个世界”时的茫然。

也许，只要这个世道尚未根本改变，读者在格林国度“受虐”就不是全无意义。

信仰与担当

津纳曾在失败的阴影中反复地拷问信仰。

他生长于信奉天主教的贫困社群，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他不断提醒自己肩负的责任——对家庭，对劳工阶级乃至全世界的穷人。他力图说服自己，他的“信仰的真理性”和他本人的弱点或其他某些（打社会主义旗号的）人的劣行并无关系。然而，一再的挫折和孤单的处境使他感到，自己的信念和实践似乎都需要检讨。他渴望倾诉，渴望教会告解仪式所能提供的精神安慰。一路上无可逃遁地被自责、怨艾、愧悔和怀疑万箭攻心，津纳在赴死的最后时刻却从容坦荡毫无怯意，令我们想起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的就义。有关津纳牺牲的场景设置和叙述语言都相当直露地影射基督受难。同时，危机来临之际一些“俗”人也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并不理解津纳的科洛尔拒绝诬陷他人，甚至迈亚特也一时冲动做出显然不合自利原则的救人之举。

现代社会中的信仰或者精神生活是格林的核心关怀之一。

不知在罗马教廷看来，这位不时让他们感到头痛的不羁文人算不算合格的天主教徒。格林曾说，宗教是人“赖以生存的一种迷信”。他以同情笔触刻画的那些信徒少有心安理得，不曾以世界拯救者自居，更无独步天下的趾高气扬。相反，他们的宗教信仰常常是弱势者的抗争或畸零人的苦痛，充满了悖论和反常——慈善常常带来毁灭，“圣人”几乎同时又是罪犯。

格林探讨信仰，一个引人注目之点是他对“罪”的关注。《命运的内核》一书开篇借用法国诗人佩吉的话说明“罪”在基督教教义里的核心地位。托·斯·艾略特谈波德莱尔的文章（1930）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说“罪恶感隐含着对善的意识”，波氏的撒旦主义“是从后门进入基督教的尝试”，是他“争取精神生活的不成功的挣扎”。的确，若没有对善的感知，何来“罪”的概念？在格林们看来，在原罪观念荡然的后启蒙世界里，被罪感折磨几乎成了信仰的标志。比如斯考比。他在腐败无序的战时殖民地乱世中一错再错，沦为舞弊的官员、不忠的丈夫、说谎的情人，甚至成了与他相依为命的非洲黑仆的谋害者。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不顾教会禁令选择了自杀。自杀之前他长时间喋喋不休地向上帝倾诉，说自己不求神的“慈悲”，说他会诅咒自己，还说：“当我出了你的界你将得安宁……你将能忘却我，永远地忘却。”在那一刻，斯考比对人格化上帝的痛彻心扉的奇特依恋远远超过他对妻子或情人的情意，几乎有点惊心动魄。那一对一的人神关系如忠诚的背叛，如背叛的忠诚，永无解除的可能。在人这一端，唤起的感情远非单纯的敬仰或崇拜，而是痛苦、绝望以及对绝望之外、人生之外、俗世之外某种神秘存在的温存渴望和无限信托。

值得强调的是，格林笔下的信仰也常与对“左”派事业的认同相交集。有人干脆认定格林政治上是社会主义者。格林在“红色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人生事业，他青年时代立场“左倾”，一度短暂加入英国共产党并在《斯坦布尔列车》等作品中以激进革命家为主人公，这些都不足为奇。然而，到了冷战时期，苏联的许多引起争议的事态已经被披露甚至被大加渲染，许多曾经的“左”派纷纷右转，格林的依然故我就显得有点扎眼。他公开表示自己“对无神论甚至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并无反感”，曾以肯定的笔调提到在南美洲（如反抗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的并肩战斗，还在《吉诃德大神父》（1982）里让令人啼笑皆非的率真天主教神父和他的共产党友人反反复复地讨论他们彼此间既迥异却又共同的信仰和怀疑。

正因如此，乔治·奥威尔一方面非议格林作品中“对被圣化的罪人的崇拜”，指出宗教可以很便当地成为替阔佬们洗刷良心的工具，同时又把他视为可能的“左派”同路人。格林的同情心总是在受压迫者和小人物一边。因此，《安静的美国人》毫不含糊地批评美式资本主义“拯救”世界的企图，让叙述者福勒直言道出：大谈人权的美国人并不真的在意东方劳苦民众的生死，真能和“田里人”进行交流的其实是那些越共人士。《喜剧演员》（1966）一书结尾将共产党人马吉奥医生塑造成海地杜瓦利埃政权恐怖统治下为理想捐躯的烈士。他被捕前留下长信吐诉心声，说共产主义不仅有经济蓝图，也不完全等同于其现存的组织或当下的实践，“就如天主教……不只是罗马教廷。共产主义中不仅有政治，也有神秘”。他还说，所有真诚的信仰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可以放弃某种宗教，却不能失去所有的信仰。

《安静的美国人》和《喜剧演员》等作品表明，在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声援已经不那么理所当然的年代里，格林仍然支持力图重塑社会的担当与尝试。当然，早在那之前，早在津纳辗转于《斯坦布尔列车》的时日，格林已经充分意识到改造“这个世界”的信念和奋斗本身是有风险、有局限、有歧途的，不可避免要遭遇错误、失败和迷惘。作为一个有漫长过往史的宗教团体的成员，格林和马吉奥医生一样，认为应把信仰本身与其“信徒”们曲折纷杂实践的历史功罪区别开来；“现存社会”企图让人相信物质消费本身就是人生的目的，社会主义理想正是要打破资本和利润对大众的掌控；而备受攻击的所谓“共产国家”是面向未来的，是还在“生成”过程中的探索——恰如天国。

在格林笔下，信仰很多时候表现为在世人嘲讽或敌人围攻中的自疑、追问和苦恼。如果是喜乐安宁地随大流，又何需信念？

译者

译本前言

钱满素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被认为是英国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他一生发表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剧本、电影剧本、评论集等多达几十种，其中长篇尤为出色。格林最著名的作品有《权力与荣耀》《命运的内核》《第三人》《安静的美国人》《人性的因素》等。

记者出身的格林对社会问题具有特殊的敏感和关切，他的题材具有国际背景，常常是他周游列国，实地考察重大事件的结果。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偏重于表现人们灵魂中的善恶之争，这是他从小在清教式环境中接受的价值观，也是西方传统的价值观。格林从不在作品中宣扬教义，他讨厌别人称他为“天主教作家”，自认为只是一个“碰巧是天主教徒的作家”。格林的作品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具有广泛的读者。他曾把自己的作品分为严肃与消遣两类，《恐怖部》便属于后一类，但读者可以发现，格林在消遣文学中也同样注入了对人类的严肃思考。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越打越烈，当时格林在伦敦情报部工作，同年冬天由机密处派往西非工作。格林在单调的编制和破译密码之余，开始创作《恐怖部》以自娱。小说以德国空袭中的伦敦为背景，描写了纳粹间谍组织第五纵队的恐怖活动。主人公阿瑟·罗在义卖游园会上无意中对准暗号，赢得一块蛋糕，岂料其中竟藏有军事秘密的胶卷，于是灾难接踵而至。为夺回胶卷，恐怖部人员对罗紧追不放。罗虽一再遭到暗算，但终于幸免于难。最后，代表正义的英国方面摧毁了这个法西斯的恐怖部。

格林在描写正义与非正义之争的同时，有意探索了两个深层结构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怜悯，罗在少年时曾因不忍目睹受伤老鼠的痛苦而把它打死。故事发生前，他又因同样原因毒死了患不治之症的妻子。他是怜悯妻子还是怜悯自己呢？格林认为，怜悯是一种强烈而可怕的感情，人们可以因怜悯而去毁灭。罗因“慈悲谋杀”而自责，孤立于众人和社会，只能在对童年的回忆中追寻失去的天真，在短暂的丧失记忆时感到平静和幸福。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理想。格林认为如果理想不以人道为基础，那么完全可能成为恶，或为恶所利用，乃至把世界变成一个大恐怖部。这些忧虑使小说尽管悬念起伏，扣人心弦，却处处流露出忧戚悲愤之情。

目录

译本前言

第一部 不幸的人

第一章 自由母亲基金会

第二章 私人侦查处

第三章 正面出击

第四章 在贝莱太太家度过的晚上

第五章 半醒半睡之际

第六章 失去联系

第七章 一箱书\r\n\r\n 我们遭到突然袭击。\r\n 我们的反抗无济于事。\r\n

第二部 幸福的人

第一章 在世外桃源的谈话

第二章 病号楼

第三部 支离破碎的回忆

第一章 古罗马式的自杀

第二章 斩尽杀绝

第三章 几个号码全不对

第四部 健全的人

第一章 旅程的终结

第一部 不幸的人

第一章 自由母亲基金会

非经获准不得通行。

——《小公爵》[1]

1

每年的游园会上都有某种东西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阿瑟·罗吸引过去，使他不由自主地成为远处乐队的吹奏声和木球敲击椰子的咚咚声的俘虏。然而，这一年没有椰子，因为战争正在进行。从布卢姆茨伯里住宅区的断垣残壁中也可以看出这点——一个壁炉的凸出部分被炸掉了，留在墙壁中间的那部分看上去就像画在廉价玩具屋上的壁炉，墙壁上还残留着许多镜子和绿色墙纸。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某个拐角处传出扫玻璃碴儿的声音，如同沐浴着海水的卵石海滩发出的懒洋洋的响声。广场倒是被一面面自由国家的国旗和许多彩旗装饰得格外绚丽，从节日那天起，显然有人坚持——让这些旗帜在这儿一直飘扬。

阿瑟·罗凭栏远眺，思绪万千。栏杆倒还没被炸掉。游园会在他的记忆中是无邪的，使他想起了童年，想起了牧师住宅中的花园，身穿白色夏装的姑娘们，花坛中草木的芳香以及某种安全感。他不想嘲笑这些幼稚的、以某种借口而精心设计的赚钱方法。总有一个牧师在主持一种输赢不大的赌博，寻宝游戏后面则站着一位穿着拖到脚后跟的印花裙子的老太太，她那顶宽边软帽在寻宝摊(像儿童乐园那样大小的一块地方，四周立上界桩，标明为寻宝摊的范围)上方神气活现地抖动着。夜幕降临了，由于灯火管制他们不得不早早结束，还有一些体力活，需要泥瓦匠去干。在游园会的一个角落里长着一棵梧桐树，树下摆着个算命摊，就像一个临时搭成的露天厕所。在这个夏末的星期天下午，一切似乎完美无缺。“我把自己的宁静献给你，这不是尽人皆知的宁静……”人们好不容易请来的那支人数很少的军乐队，又奏起那支被人遗忘的上次大战中流行的曲子。“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将常常想起那个阳光普照的山坡……”阿瑟·罗听后，泪水涌进了眼眶。

他绕着栏杆，朝自己的厄运走去。一便士硬币顺着一条倾斜的弯道，滚到一块方格板上——硬币并不很多。游园会冷冷清清：只有三个小摊，人们都避开它们。他们如果非得花钱不可，便宁可往方格板上滚硬币，争取赢几个钱，或者在寻宝摊上赢几张储蓄券。阿瑟·罗沿着栏杆往前走，迟疑不决，既像一个不速之客，又像一个多年流放在外的人重返家园，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受到欢迎。

他身材细长，背部佝偻，黑发已经发灰，脸庞瘦削，鼻梁有点弯，嘴巴过于敏感。他的衣服质地很好，可是给人的印象是他对衣服并不爱惜。要不是那种仿佛是结过婚的样子，你准会以为他是个单身汉……

“交费，”门口的中年妇女说，“一先令，不过这好像不太公道。你要是再等五分钟，就可以按减价票进来了。我每次看见人们这么晚才来，总觉得应该提醒他们一下才对。”

“你想得真周到。”

“我们不想让人们感到受骗——哪怕是为了干好事，你说呢？”

“我还是不等了吧。我要马上进去。到底是什么好事？”

“为自由母亲们——我指的是所有自由国家的母亲们——募捐[2]。”

阿瑟·罗高兴地回想起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当时，每年这个时候在牧师住宅的花园里总有一次游园会。花园离特兰平顿路不远，在临时搭成的舞台那边是剑桥郡平坦的原野，原野的尽头是一条小溪，溪中游着刺鱼，岸上长着修过枝的树，然后是几个斜坡，上面是石膏采石场。在剑桥郡，这些斜坡被人们称为小山。他每年都怀着一种奇怪的兴奋心情来参加这些游园会——似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似乎熟悉的生活方式即将在那天下午永远改变。乐队在暖和的夕阳下欢奏，铜管乐器发出的声音像烟雾似的颤抖，一些陌生少妇的脸和掌管百货店与邮局的特罗普太太、主日学校教师萨维奇小姐以及老板娘和牧师太太们的脸混在一起。小时候，他跟着母亲围着这些小摊转——童装摊、粉红色的毛衣摊、艺术陶器摊，最后见到的是游园会中最好的货摊——白象摊。在白象摊上好像总能找到一枚魔球，它能满足你的三个愿望，让你称心如意。然而奇怪的是，他当天晚上回家时，却只带着一本旧的夏洛特·M.永格的《小公爵》，或一本印有玛莎威特茶广告的过时的地图册。但他一点也不觉得失望，因为他还带来了铜管乐吹奏的声音、光荣感和一个比今天美好的未来的预感。到了少年时代，兴奋的根源就不同了，他想象着也许能在牧师宅邸中碰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少女，他将向她大胆地倾诉衷肠；晚上，草坪上将举行舞会，人们将闻到紫罗兰的气味。不过由于这些梦想从未兑现，所以他还保留着一种无邪的感觉……

同时，还有兴奋的感觉。他不能相信：当他进门来到梧桐树下那片草地上的时候，竟然什么也不发生。虽然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少女，也不是魔戒，而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抹去这二十年来发生的所有事件。乐队在演奏，他的心怦怦乱跳，这个消瘦的、饱经世故的人回到了童年。

“过来试试你的运气吧，先生。”牧师说，他的声音显然是联欢会上的男中音。

“但愿我能有些硬币。”

“一先令十三次，先生。”

阿瑟·罗投进的一个个便士顺着那条狭窄的斜槽滑下去，他看着它们在方格板上摇摆。

“今天怕不是你的好日子，先生。再来一先令怎么样？就当是做好事，再试一下好吗？”

“我想到前面去试试。”他记得母亲总是一路赌下去的，她小心翼翼地把她的钱平分给各个赌摊，而把椰子和赢得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在有些摊子上，简直很难发现什么东西，哪怕是送给用人的东西。

在一个有小遮篷的摊子上，放着块蛋糕，旁边围着一小群热情的游客。一位女士在解释：“我们把配给的黄油凑在一起，泰瑟姆先生弄到了小葡萄干。”

她转身对着阿瑟·罗说：“你不想买张票，猜猜这个蛋糕有多重吗？”

他把蛋糕举起，随口说：“三磅五英两。”

“猜得真准，你太太一定常教你。”

他从人群里退了出来：“啊，不，我没结婚。”

战争使摆摊人的任务变得格外困难了。一个摊子上摆着大量供军人阅读的企鹅出版社印行的旧书。另一个摊子上零零星星地放着一些最奇怪不过的旧衣服——多年前的旧衣服：带兜的长裙，有骨撑的花边高领衫。人们把它们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抽屉里翻了出来，最后给了自由母亲。还有上面缀着叮当作响的饰物的女用紧身胸衣。童装只占了很小一部分，现在毛线实行配给制，旧毛衣在朋友间十分需要。第三个摊子是传统的白象摊，尽管说它是黑的可能更确切，因为许多在印度侨居过的英国家庭都交出了他们收集的乌木象。还有铜烟灰缸，绣花的火柴套——它们已经很久没有放过火柴了——几本放在书店里嫌寒酸的书，两本明信片簿，一套完整的狄更斯香烟画片，一只电镀煮蛋器，一个粉红色的长柄烟斗，几个来自瓦拉纳西[3]的雕花别针盒，一张上面有温斯顿·丘吉尔夫人签名的明信片，一盘各国铜币……阿瑟·罗翻阅着旧书，当他看到一本肮脏不堪的《小公爵》时，心中感到一阵痛楚。他花了六便士买下这本书，继续往前走。他觉得这一天尽管尽善尽美，但似乎有什么在威胁着他：透过为寻宝摊遮阴的梧桐树，他可以望到广场被毁的那部分。仿佛上帝专门领他到这个地方来，向他显示今昔之别。这些人可能在一场只对他一个人有好处的花费甚大的道德剧中扮演角色……

当然，他不能不到寻宝摊上去转转，尽管他在知道奖品是什么东西后感到很扫兴。后来，值得看的地方只剩下算命摊了——这是一个算命摊，而不是公厕。一块布帘在入口处晃来晃去，布料子是从阿尔及尔带回来的。一位女士抓住他的胳膊说：“你应该去算个命。你真的应该去。贝莱太太神机妙算，她告诉我儿子……”她又抓住一个从面前经过的中年妇女，气喘吁吁地接着说，“我刚才正和这位先生说起神机妙算的贝莱太太和我的儿子。”

“你的小儿子？”

“是的，他叫杰克。”

罗趁机溜开了。夕阳西下，广场花园渐渐冷落起来了，趁着天还没黑，灯火管制还没开始，警报还没拉响，赶紧收起“宝物”回家吧。一个人在乡村的篱笆后面，在班船客舱里的纸牌上算过那么多次命，可游园会上的这个业余算命人却仍能使他入迷。一个人总会有那么一段时候对出海旅行、皮肤黝黑的陌生女人以及带来喜讯的书信半信半疑。有个人曾经拒绝给他算命——当然只是故作姿态，以加深他的印象——然而缄默确实比其他任何预言都更接近真理。

他掀起帘子，摸索着走了进去。

帐篷里面很暗，他很难辨认出贝莱太太。这位太太腰圆体胖，裹着一件像是寡妇穿的旧丧服，或者是一种农民服装。他没想到贝莱太太的声音会这么深沉有力：一种令人信服的声音。他原以为这位喜欢水彩画的女人讲起话来声音是发抖的。

“请坐，请用一枚银币在我手心里画个十字。”

“真暗。”

他现在总算勉强把她看清了：她身上穿的是一件农民服装，头上裹着一块大头巾，肩上披着一条轻纱，末端甩在背后。他找出一枚银币，在她手心里画了个十字。

“把你的手伸过来。”

他伸出手，她牢牢地抓住，像是说：别想得到什么怜悯。一盏电灯发出微弱的亮光，照着他掌心的爱情纹，一条条细小的横纹大概代表儿女满堂，生命线很长……

他说：“你挺会赶时髦，我指的是你这儿装上了电灯。”

她不理会他说话这么无礼，开口就算命：“先谈谈你的性格，再说说你的过去。根据规定，我不准预言未来。你性格刚毅，富有想象力，对痛苦十分敏感。有时你觉得怀才不遇。你想干一番大事业，不想整天沉溺在空想中。其实没什么。不管怎么说，你已经使一个女人得到了幸福。”

他想把手抽出来，但她抓得很紧，像是在和他比手劲。她说：“你在一次幸福的婚姻中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不过，你还得再耐心点。现在我要给你算算你的过去。”

他赶紧说：“别算我的过去，请算算我的未来。”

他这样一说好像揿了个按钮，把机器关上了。随之而来的寂静令人纳闷，使他颇感意外。因为他并不想让她住口，虽然怕她会说出什么使他忧伤的事来，即使说得不确切，也会像真事一样使他痛苦。他再次试图缩回手，这次成功了，这只手又成了他自己的。他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

贝莱太太说：“听着，这是我的指示：你需要把蛋糕拿到手，你得说它的重量是四磅八英两半。”

“它果真这么重吗？”

“这无所谓。”

他苦苦思索，目不转睛地看着贝莱太太被灯光照着的左手：手掌方方正正的，煞是难看，手指又短又粗，戴满了硕大的镶宝石银戒指。这个指示她是从谁那儿得来的？难道她请示过那些熟悉的神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为什么偏偏挑选他去赢那块蛋糕呢？也许这只是她自己的猜测而已？她大概已经瞎说了好几个重量——他一边在暗中窃笑，一边想——希望至少能从赢者那里分到一片蛋糕。蛋糕，美味的蛋糕，现在市面上不多了。

“你可以走了。”贝莱太太说。

“非常感谢。”

阿瑟·罗想，无论如何，去碰碰运气并无害处，她得到的指示也许是可靠的。于是他便回到蛋糕摊。尽管游园会的人快走光了，只有几个帮忙的伙计还在，但蛋糕周围却还围着一小群人。这个蛋糕的确很诱人。他一向喜欢蛋糕，特别是丹迪糕点厂自制的高级蛋糕和带有某种黑啤酒香味的家制棕色水果蛋糕。他对管摊子的太太说：“我要是再花几个钱试试，你不会觉得我嘴馋吧？”

“不会的，请吧。”

“好，我猜这个蛋糕的重量是四磅八英两半。”

他觉察到一种古怪的沉默，好像他们一下午等的就是这个答案，但没想到会出自他的口。稍后，一个在摊外来回走动的胖女人发出一阵由衷的欢笑。“瞎猜，”她说，“谁都看得出来，你是个光棍。”

“不，”摊后的太太严厉地打断她的话，“这位先生赢了。他说得一点不差，猜中了。”她讲话的样子颇为神经质，令人纳闷。

“四磅八英两，”那胖女人说，“哼，你小心点吧。它会像铅一样重。”

“正相反，它真的是用鸡蛋做的。”

胖女人冷笑着朝衣服摊子走去。

蛋糕递过来的时候，他又一次感到这种奇怪的沉默。人们全都围上来观看，其中包括三位中年妇女和那位牧师——他已离开了方格板。罗抬起头，瞥见吉卜赛人的帘子掀开着，贝莱太太的目光正盯着他的脸。他宁可听那个在摊外转悠的胖女人的讥笑声，那是正常的，能使人感到轻松。身边这些人却个个神经紧张，好像正在参加当天下午举行的最主要的仪式。他刚才重新体会到的童年时代的心情仿佛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无邪的感觉消失了。剑桥郡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暮色苍茫，摊主们准备收摊了。那胖女人拿了件胸衣，朝门口走去(物品一概不准包在纸里)。阿瑟·罗说：“谢谢，太感谢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被包围了，他怀疑是否有人会闪开，让他出去。牧师闪到一边，伸出一只手，在他胳膊上轻轻捏了一下。“老朋友，”他说，“老朋友。”

寻宝摊主正在匆匆收拾物品。阿瑟·罗这回没在这儿赢得任何东西。他手里拿着蛋糕和《小公爵》，站在摊前观望。“我们收摊收晚了，太晚了。”那个戴着宽边软帽的老太太埋怨道。

虽然天色已暗，但是还有人感到值得花钱进来。一辆出租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到这里，一个男人下车后，匆匆奔向吉卜赛人的帐篷，犹如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怕马上死掉而赶忙跑进忏悔室一样。这究竟是又一个相信神机妙算的贝莱太太的人，还是贝莱太太的丈夫赶来把她从这种亵渎神明的仪式中带回家去呢？

阿瑟·罗这样思索着，觉得很有趣。他几乎没有发现参加寻宝游戏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最后一个顾客也已向门口走去，只剩下他一人和摆摊人一起待在大梧桐树下。当他意识到这点时，感到很尴尬，如同餐厅里的最后一位顾客，突然发现侍者沿墙站成一排，都在注视着他似的。

他还没走到门口，刚才那个牧师就开玩笑似的拦住他的去路：“别忙着把奖品带走啊!”

“该走了。”

“你难道不想为了做件好事而把蛋糕留下吗？在这种慈善游园会上，这样做也差不多是惯例啦!”

在牧师的举止里有某种东西使罗感到不快——一种难以捉摸的教训姿态，仿佛一个仁慈的贤人正在向一个新学童交代校规。“你们这儿肯定不会再有人来了吧？”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把蛋糕还给我们这些仍留在这儿的人。”他又轻轻捏了捏罗的胳膊。“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名叫辛克莱。你瞧，我是来试试有没有本事占别人一点便宜的。”他咯咯一笑。“你看那边的那位女士——弗雷泽夫人——就是弗雷泽的太太。这样一次友好的小买卖能使她有机会拿出一镑钱来，爽爽快快地捐出来。”

“我却觉得很不爽快。”

“他们那帮人好极了。我想让你认识一下，先生……”

罗固执地说：“不让人带走奖品——不能这样办游园会。”

“嗯，你到这儿来不见得是为了占便宜吧？”辛克莱先生的话里有话，可能还包含着更难听的意思。

“我不想占便宜。这儿是一镑钱，你拿去吧，可我喜欢这个蛋糕。”

辛克莱先生向其他人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他的动作粗暴，毫不掩饰。

罗说：“你们也想把《小公爵》拿回去吗？这样弗雷泽太太大概可以同样爽快地再拿出一镑钱来。”

“实在没必要用这种口气说话。”

这个下午算给糟蹋了，在这种讨厌的龃龉中，铜管乐再也引不起罗的联想了。“再见。”罗说道。

可是人家还不让他走。有一些人出来给辛克莱先生帮腔，寻宝摊的太太也在篷车里凑热闹。她忸怩地笑着说：“我恐怕带来了坏消息。”

“你也想要这个蛋糕吧？”罗说。

她的微笑带着一种上了年纪的人所特有的急躁情绪。“我必须把这个蛋糕拿走。你要知道，这里面出了个错，重量搞错了，它不是你所说的那样。”她看看一张字条。“那个胖女人讲得对。这个蛋糕的实际重量是三磅七英两。那位先生猜对了，”她朝蛋糕摊方向指了指，“他赢了。”

他就是那个最后乘着出租车赶到游园会、径直走进贝莱太太帐篷里去的人。他一直藏在蛋糕摊旁的暗处，让那些女士们为他去争输赢，贝莱太太给了他一个更好的提示吗？

罗说：“这可真怪，难道他真的猜得那么准？”

她一时语塞，这个问题使她猝不及防，就像证人在庭审中被难倒了一样。“噢，他猜得不完全准，但相差不超过三英两。”她似乎又有了把握。“他猜的是三磅十英两。”

“要是这样的话，”罗说，“蛋糕还是我的，因为，你知道，我第一次猜的是三磅五英两。这儿是我出的一镑钱。再见。”

这一回他真使他们出其不意，他们一言不发，甚至没有感谢他捐了一镑钱。他从人行道上往回望，看见蛋糕摊周围的那群人拥上前去，和那儿的人站在一起。他挥了挥手。栏杆上的一条标语写道：“为自由国家母亲基金会捐款。蒙王室恩准……将举行一次筹款游园会……”

2

阿瑟·罗住在吉尔福德街。空袭一开始，马路中央就挨了炸，两边的房子全遭了殃，可是罗安然无恙。楼房一夜之间成了瓦砾，他却幸存了下来。家家户户的窗上都没有玻璃，而是钉着木板，门关不拢了，夜里只好用东西顶着。他在二楼租了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卧室，接受珀维斯太太的照顾，因为这是她的房子。珀维斯太太在那次空袭中也平安无事。罗租的房间家具齐全，用不着他再费神另作安排了。他仿佛是一个在沙漠中露营的人。屋里的书不是买的便宜货，就是从公共图书馆里借的，只有《老古玩店》和《大卫·科波菲尔》除外，他反反复复地阅读这两本书，就像人们读《圣经》一样，他甚至能背出每章的题目和书中的警句。这倒并非由于他喜欢它们，而是因为他在孩提时期就读了这两本书，所以它们不会引起任何有关成年的回忆。屋里的画全是珀维斯太太的，包括一幅风格粗犷的水彩画，画的是日落时分的那不勒斯湾，还有几幅铜版画。屋里还有一帧珀维斯先生从前的照片，穿着一身一九一四年流行的古怪制服。那把难看的扶手椅、那张铺着厚呢台布的桌子和窗台上那几个花盆都是珀维斯太太的，收音机是租来的。只有壁炉台上的那包香烟以及卧室里的牙刷和刮胡刀是属于罗的(肥皂是珀维斯太太的)。在一个卡片盒里，还有他的安眠药，起居室里甚至连一瓶墨水、一件文具也没有——罗从来不写信，报所得税时就上邮局填单。

所以，你也许会说，这个蛋糕和这本书大大丰富了他拥有的财物。

罗到家后，按了按铃，把珀维斯太太找来。

“珀维斯太太，”他说，“我在广场游园会上赢来了这个漂亮的蛋糕。你有没有一个这么大的铁盒子？”

“如今这种岁月，这个蛋糕可真算是大的了。”珀维斯太太说。她见了蛋糕垂涎欲滴，并不是战争使她变馋了，而是因为她从小就喜欢蛋糕，有几次她还坦率地对罗说过。她又小又瘦，邋里邋遢，丈夫死后，就对自己放任起来，从早到晚，你都可以看见她在吃甜点心，楼梯上能闻到一股点心店里特有的味道，她把黏糊糊的装点心的小纸袋随便扔在角落里。你要是在屋里找不到她，那她准在排队买果味口香糖。“这个蛋糕很重，准有两磅半。”珀维斯太太说。

“有三磅半左右。”

“哦？不可能。”

“你称称看。”

等她走后，罗往扶手椅里一坐，闭上了眼睛。游园会已经结束，又一个无所事事的星期展现在他眼前。他的本行是新闻记者，但两年前他不干了。俗话说得好：来日方长，何必着急呢。军队不要他，他在民防系统中干了一阵子以后，谁也不要他了，他比往常更加孤单。有些军火厂要人，但他又离不开伦敦，也许要等跟他有关系的每一条街都被炸毁后，他才会毫无牵挂地离开这儿，在特兰平顿[4]附近的工厂里找个活儿干干。每次空袭过后，他都要出去看看，但愿又有某个餐厅或商店成了废墟——好比监狱里的铁栅门又开了一扇。

珀维斯太太把蛋糕装在一个大饼干盒里。“三磅半!”她鄙夷地说，“永远也不能相信这些慈善团体。连三磅还不到。”

他睁开眼睛。“奇怪，”他说，“真奇怪。”他思忖了一会儿。“让我吃一块吧。”他说。珀维斯太太立刻同意了。蛋糕的味道不错。罗说：“把它放进铁盒里藏起来吧。这种蛋糕放得越久越好吃。”

“会走味的。”珀维斯太太说。

“噢，不会的，它是用真鸡蛋做的。”他受不了她切蛋糕时那种垂涎欲滴的样子。“你也吃一块吧，珀维斯太太。”他说。只要别人迫切想得到一样东西，他们就准能在他这里得到满足。看到别人难受，他就会心神不安，就会为他们干任何事情，毫无例外。

3

第二天，一个陌生人住进珀维斯太太的四楼的一间小屋。次日傍晚，罗在光线暗淡的楼梯上碰见了他。那人正压低嗓门，激动地和珀维斯太太说话。她背靠墙站着，脸上露出一副胆战心惊的表情。“总有一天，”那人说，“你会明白的。”他又黑又矮，肩膀宽大而畸形，因为他得过小儿麻痹症。

“噢，先生，”珀维斯太太舒了一口气，对罗说，“这位先生想听听新闻。我对他说，也许，你会给他讲的……”

“进来吧。”罗一边说一边打开房门，请陌生人进屋——这是他的第一个客人。这时是傍晚，屋里很暗，窗户上钉着的人造纤维板挡住了最后一线日光，仅有的一盏电灯还上了灯罩，以防震碎。那不勒斯湾在墙纸中消失了。收音机调谐板后面的小灯亮着，使人感到甚为亲切，仿佛是一个怕黑暗的孩子夜里在卧室里点的夜明灯。一个故作高兴的声音在说：“晚安，孩子们，晚安。”

屋里有两把小椅子，陌生人挑了一把坐下，伸出手，开始搔头皮，头屑纷纷往下落。你会感到“坐”是他的自然姿势。他坐着的时候，威风凛凛，那个罕见的宽肩膀更加显眼，而他的矮小身材则被掩盖。他说：“我来得正是时候。”他也不先把烟盒递给罗，而是径自点燃一支烟。粗烟丝的苦味和黑烟随即在整个屋里弥漫。

“来块饼干吗？”罗一边问，一边打开食品柜。他和大部分单身汉一样，认为自己的习惯是人所共有的。他从来没想到别人也许不在下午六点吃饼干。

“你们要蛋糕吗？”珀维斯太太问道，她在门口迟迟不走开。

“我看最好先吃饼干。”

“现在的蛋糕，”陌生人说，“简直不值得吃。”

“可是这个蛋糕是用真正的鸡蛋做的，是罗先生抽彩赢来的。”珀维斯太太说。她为罗感到骄傲。正好这时，新闻广播开始了——“由约瑟夫·麦克劳德播报。”陌生人靠着椅背听广播，他的动作带着某种高傲的派头，似乎他在听的这些事情的真相只有他一人知道。

“今晚的消息比较令人乐观。”罗说。

“是在哄我们。”陌生人说。

“你们要不要蛋糕？”珀维斯太太问道。

“哦，也许这位先生更想吃块饼干……？”

“我很爱吃蛋糕，”陌生人开门见山地说，“如果是块好蛋糕的话。”就好像他的口味是唯一的标准。他把香烟在地上踩灭。

“既然这样，珀维斯太太，去把蛋糕拿来吧，再沏一壶茶。”

陌生人的畸形身躯在椅子里直起，眼睛盯着那个拿进来的蛋糕。他无疑很喜欢这个蛋糕，因为他的视线简直离不开它。他似乎屏住了呼吸，直到蛋糕安全地放到桌上为止。然后他急不可耐地从椅子探出身来。

“刀在哪儿，珀维斯太太？”

“哎呀，哎呀，晚上这种时候，”珀维斯太太解释道，“我总是丢三落四的，都得怪警报。”

“没关系，”罗说，“用我的刀好了。”他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他剩下的最后一件宝贝——一把很大的学生多用刀。他情不自禁地向这个陌生人介绍这把多用刀的各个组成部分——开塞钻，镊子，只要按一下就会自动开关的刀片。“现在只有在一家商店里还能买到这种多用刀，”他说，“那家店离干草市场[5]不远。”但陌生人并不理会他说的话，只是迫不及待地瞧着刀插进蛋糕。这时，安在伦敦远郊的警报器像每天晚上一样，开始尖叫。

陌生人的声音说：“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事……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罗不明白他的意思。一架敌人的轰炸机从泰晤士河口飞来，在他们头顶两英里的高度轰鸣。它的引擎发出不规则的响声，仿佛一遍又一遍地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珀维斯太太离开他们，拿着铺盖下楼。楼梯上传来了她的脚步声，然后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她出了门，钻进了她喜爱的防空洞。“像你我这样的人犯不着为那些事情动怒。”陌生人说。

他那畸形的宽肩膀伸进了灯光中。他靠近罗，身子只搭着一个椅子边。“这场战争太愚蠢了，”他说，“为什么你我这些……聪明人必须……”他说，“他们在侈谈民主，对不对？可是你我不会去听那种废话。如果你想要得到民主——我没说你要，而是说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就必须到德国去。你到底想要什么？”他突然问道。

“和平。”罗说。

“很好，我们也一样。”

“我不认为我要的是你们那种和平。”

但陌生人只顾自己说话，不理会旁人。他说：“我们能给你和平，我们正在争取和平。”

“我们指的是谁？”

“我的朋友们和我。”

“有良心的拒绝服兵役者？”

畸形的肩膀烦躁地扭动着。他说：“人们可能对自己的良心考虑得过多了。”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不表示一下抗议，就让他们把波兰也拿走吗？”

“你我对这个世界很了解。”当陌生人往前靠的时候，椅子也随着往前滑了一点，所以他像一架机器似的向罗步步逼近。“我们知道，波兰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我们应该对谁做出判断？”

椅子的嘎吱声更近了。“正确地说，应该对我们过去的……和现在的政府进行判断……”

罗慢吞吞地说：“战争与任何别的罪行一样，把无辜百姓也卷了进去。不能以主要受害者是某某人做借口……这不是不诚实，便是法官喝醉了……”

陌生人打断了罗。陌生人说的每句话都充满了令人无法忍受的自信。“你完全错了。唉，即使是杀人犯，有时也能得到宽恕。这类案例我们都知道，不是吗？”

“杀人犯……”罗慢慢而痛苦地思索着。他从来没有像这个人那样，对任何事情都充满自信。他说：“人们不是常说，只有不作恶，才能有善报吗？”

“哼，胡扯，”这个小个子陌生人冷笑了一下，“基督教义。你是聪明人，现在我问你，你难道真的按照这个处世为人的准则去做了？”

“没有，”罗说，“没有。”

“你当然没有这样做，”陌生人说，“难道我们没有调查过你吗？不过即使没调查过，我也能看出……你很聪明……”“聪明”这个词似乎是进入某个专门小团体的暗号。“我一见你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无能鼠辈。”这时附近广场上突然响起枪声，把他吓了一大跳。枪声震动着房子，同时海滨又传来另一架飞机的嗡嗡声。枪炮声越来越紧，但飞机的响声却一直是那么平稳和死气沉沉。最后，人们又听到“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的声音掠头而过，近处枪炮齐射，房子震得咯咯直响。飞机扔下的炸弹发着嗡嗡声直冲他们而来，仿佛有意要摧毁这幢无足轻重的楼房。不过，炸弹在半英里外的地方爆炸了，人们觉得地面好像塌了下去。“我刚才说……”陌生人说，可是他忘了刚才到底说了什么，他的自信也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他不过是个吓得半死的畸形人。他说：“真倒霉，今晚我们遇上了轰炸，但愿飞机马上飞走……”

嗡嗡的引擎声重新响起。

“再来块蛋糕吗？”罗问道。他不禁可怜起那人来了。不是勇气，而是孤独，使罗摆脱了恐惧。“少来一点……”他等了一会儿。呼啸声停了，炸弹爆炸了，这次很近，可能就在旁边那条街的尽头。那本《小公爵》被震倒了……他们以为会有一连串炸弹落在他们头上，可是飞机再也没有投弹。

只是到这时，那人才说道：“不，谢谢——我是说，谢谢，再来一点。”那人吃蛋糕时有个怪癖，要把蛋糕全部捏碎，大概是神经紧张的缘故。罗心想，身体畸形的人在战时可真倒霉，他感到自己又萌生了那种要不得的恻隐之心。“你说你们调查了我，但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罗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他觉得陌生人的眼光始终盯着他，宛如一个饿汉透过厚玻璃橱窗盯着餐厅里吃东西的人。屋外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又来了一架飞机。如今每天晚上都有喧闹声，都要发生火灾，都会死人，一直要到早晨三四点才能安宁——轰炸机驾驶员的八小时工作这时结束。罗说：“我刚才正向你介绍这把多用刀……”空袭期间，注意力高度集中在飞机上，很难顺着一条思路有头有尾地说下去。

陌生人打断罗的话，伸出一只手，握住他的腕部。这只神经质的手瘦得皮包骨头，但胳膊却很粗。“你知道吗？出了个差错，这个蛋糕根本不是给你的。”

“明明是我赢的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应该让你赢。弄错人了。”

“现在提出这点未免太晚了，对不对？”罗说，“我们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半。”

可是，那个畸形人却不理会罗的话。他说：“他们派我来取回蛋糕。我们会合情合理地付钱的。”

“他们是谁？”

但罗知道他们是谁。这很滑稽。他仿佛看见几个无能为力的家伙穿过草地向他走来。其中有那个几乎可以肯定是画水彩画的头戴宽檐软帽的老太太，还有那个主管抽彩的神情怪诞的女人，以及善于神机妙算的贝莱太太。罗淡然一笑，把手抽回来。“你们在玩什么花招？”他问。以前从来没有一次抽彩搞得这么正经。“这块蛋糕现在对你们还有什么用处呢？”

那人忧郁地望着他。罗想使气氛变得轻松一些。“我看，”他说，“这大概是个原则问题。忘了它吧，再喝杯茶。我去拿茶壶。”

“别麻烦了，我想谈谈……”

“没什么可谈的。这一点也不麻烦。”

陌生人一边剔着指甲里的头屑，一边说：“那么，没什么可说的了？”

“没有了。”

“既然如此……”陌生人说。又一架飞机朝这儿飞来，伦敦东区的高射机枪随即打响，他听到这些，如坐针毡。“我也许应该再喝杯茶。”

当罗端着茶回到屋里时，陌生人正在倒牛奶，并且又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他把椅子靠近了煤气取暖炉，像是在自己家里似的。他朝罗的椅子挥了挥手，好像他才是主人，而且看来已经忘掉了他们俩的交锋。“你出屋的时候，”他说，“我在想，只有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自由人。我们不为习俗、爱国激情、感伤心理……所束缚，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般人所说的利害关系。我们没有股票，公司垮台与我们无关。我们的这个形象真不错，你说呢？”

“你为什么要说我们？”

“噢，”畸形人说，“我看不出你有积极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迹象。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不是吗？”他突然俗不可耐地眨了眨眼睛。

罗呷了一口茶，太烫了，喝不下去……他感到茶的味道很怪，唤起了他的某种痛苦的记忆。他吃了块蛋糕，想把这味道中和掉。他抬起头，看见那人正用焦虑的眼光盯着他，等着他说话。他又慢慢啜了口茶，终于感觉出来了……生活如同一只蝎子，在背上咬了他一口。他的主要感觉是惊讶和愤怒：居然有人对他来这一手。他把杯子扔在地上，站了起来。那人脚上像装了轮子，当即转过身子，背对着罗——宽大的肩膀和长而有力的胳膊都准备好了……这时，炸弹响了。

这次他们没有听见飞机的声音，墙上出现了一条裂缝，它像条绿色的绸带，缓缓向下滑动，最后，墙塌了。他们甚至连响声也没有听到。

爆炸是件奇特的事，它既像是人对人的严厉报复，又像是一个叫人窘迫的梦。它把你赤身裸体地拋到大街上，或者把你睡在床上或坐在马桶上的样子暴露给邻居。罗的脑袋里嗡嗡直响，他觉得刚才一直是在梦中行走。他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躺在一个奇怪的地方。他爬了起来，只见满地都是平底锅。那个像一辆破旧汽车里扭歪了的发动机的东西原来就是冰箱。他抬起头，发现一张扶手椅高悬在离他头顶三十英尺的地方，北斗七星透过扶手椅在熠熠发光；他往下望，脚下的那幅画着那不勒斯湾的水彩画安然无恙。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找不到一张地图可以帮忙，只好利用星星辨别方向。

三颗照明弹缓缓落下，美极了，如同圣诞树上掉下来的闪光金属片。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自己的影子，他感到自己暴露了，就像一个被探照灯照着的越狱者。空袭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持续不断，你个人的灾难也许早已发生，可空袭并不停止。他们用机枪发射照明弹，其中两颗爆炸了，发出砸碎盘子一样的声音，第三颗掉在拉塞尔广场上。顷刻之后，复归黑暗，一种既使人寒心又给人安慰的黑暗。

罗借着照明弹的亮光搞清了几件事：明白了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地下室的厨房；头顶上那张扶手椅是在二层他自己的房里；正墙和屋顶全没了；那个畸形人躺在扶手椅旁边，一条胳膊软绵绵地往下垂着；那块他还没捏碎的蛋糕正好掉在罗的脚边。民防队员在街上喊道：“这儿有人受伤吗？”罗突然怒气冲冲地嚷道：“这哪里是开玩笑，这哪里是开玩笑!”

“还用得着你说吗？”民防队员从炸得七零八落的街面上俯身对他大声说道。另一架飞机从东南方飞来，在他们俩头顶上呼啸而过，仿佛在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简直像孩子们梦中的巫婆。

第二章 私人侦查处

痛苦早已过去，

伤痕仍然很深。

——《小公爵》

1

奥索太克斯侦査处是伦教历史最悠久的私人侦查处，它仍然在没被炸毁的法院巷的末端开展业务。这个侦查处靠近一家书籍拍卖店，左右两侧是一个小酒店和一个正规书店。那个小酒店在战前是以供应便餐出名的。侦査处设在一栋楼房的五楼上，楼里没有电梯。二楼住着一位公证人，三楼是《合理与自由》月刊的办公室，四楼是一个套间，目前没人住。

阿瑟·罗推开一扇上面标着“侦查处”的房门，可是里面没有人。桌上是一本翻开的电话号码簿，旁边放着一个盘子，里面有一个吃掉一半的香肠卷饼，这个卷饼显然已经在那儿搁了好几个星期。看来，主人是慌慌张张地把这个侦査处拋弃的。它现在如同国王仓皇出逃后的宫殿，游客们看到的杂志还翻在王室几年前逃走时的那一页呢!阿瑟·罗等了一会儿，继续找人。他敲开了另一扇门。

一个秃顶男人赶紧把一个酒瓶放进公文柜里。

罗说：“对不起，那边好像没人。我要找雷尼特先生。”

“我就是雷尼特。”

“有人介绍我到这里来。”

秃顶男人疑惑地注视着罗，他的一只手按在公文柜上。“谁让你来的？我能问一下吗？”

“多年以前的事了。是一个名叫凯泽的人。”

“我不记得他了。”

“我自己也快记不得了。他不是我的朋友，我是在火车上碰到他的。他告诉我，一些信件使他遇到了麻烦……”

“你应该先约个时间。”

“对不起，”罗说，“看来你们不想接待委托人。我告辞了。”

“噢，噢，”雷尼特先生说，“别发脾气嘛。我是个忙人，做什么事总得有个规矩。你要是说得简单些……”他仿佛是在处理一件不体面的事，一件跟淫书或非法手术有关的事。他以一种鄙视的态度对待这位顾客，似乎不是他想卖，倒是别人急着要买。他径自在桌前坐下，事后才想起说：“请坐。”他在一个抽屉里乱摸了一阵，匆匆把找到的东西又塞了回去，最后他拿出一本便笺，一支铅笔。“讲吧，”他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事情不对头的？”他让身子往后一仰，用铅笔尖剔着牙齿。他呼吸时，参差不齐的牙齿间发出阵阵轻微的嘘声。他看上去与另外那间屋子一样被抛弃了——他的衣领已经磨损，衬衫不大干净。可是，罗心想，既然有求于人，那就不必挑挑拣拣了。

“你叫什么名字？”雷尼特先生接着问，好像刚想起来似的。“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他使劲撕下一张纸，把罗的回答写下来。当他听说罗住在一家旅馆的时候，他抬起头，板着脸说：“你在目前状况下，应该更小心一点。”

“我想，”罗说，“也许我最好从头开始讲。”

“老兄，”雷尼特先生说，“你可以假设我知道这件事的开头部分，我干这一行已经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每个委托人都认为自己的案子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实际上跟别的案子一模一样。我只需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其余的事情用不着你操心，我们自己来办就行了。现在开始吧，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事情不对头的？妻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你冷淡的？”

“我还没结婚。”罗说。

雷尼特先生厌恶地瞥了他一眼，罗后悔不该这么回答。“那么是毁约吗，嗯？”雷尼特先生问道，“写过什么信没有？”

“跟毁约也没有关系。”

“敲诈？”

“不是。”

“那你何必上我这儿来？”雷尼特先生气冲冲地问。接着他又加上一句口头禅：“我是个忙人。”可是谁也不像他这样明摆着闲得没事干。在他的桌上有两个文件格，分别标着“来函”与“待发”的字样。“来函”文件格空着，“待发”文件格中只装着一本仅供男士看的杂志。要是罗还知道别的侦查处，要是他对雷尼特先生的同情没有超过厌恶，那他早就起身走了。雷尼特先生显然很生气，因为他来不及把桌子整理一下。他显然在强忍着不发火，他在强忍着!做出了自我牺牲，显示出一种被迫受挫的高贵气派。

“一个侦探就光是处理离婚和毁约的案子吗？”

雷尼特先生说：“这是一种体面的事务，历来如此。我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你总不见得想让我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拿着显微镜在地上乱爬，到处寻找血迹吧？”他生硬地说，“如果你碰到的是这类事情，我建议你去找警察。”

“听着，”罗说，“你讲点道理吧。你要知道，你能对一个委托人做的事，我也一样能对你做。我会给你酬金的，很高的酬金。放明智一点，把柜子打开，咱们一起喝一杯吧。空袭把人弄得神经紧张极了。得来点什么……”

雷尼特先生回头仔细打量着罗，他的生硬态度慢慢和缓下来了。他伸手摸摸光秃秃的脑袋说：“也许你说得对，大家都人心惶惶，我从来不反对把酒当兴奋剂喝。”

“现在谁都需要喝两杯。”

“昨晚珀利区的情况糟透了。扔下的炸弹倒不多，可是等呀等的，心都等烦了。我们也吃了苦头，降落伞扔下的薄壳炸弹……”

“我住的地方昨天全被炸毁了。”

“不至于吧，”雷尼特先生无动于衷地说，同时打开公文柜，把刚才那个瓶子拿出来。“上星期……在珀利区……”他完全像在谈生意，“还不到一百码远……”

“咱们俩都该喝两杯了。”罗说。

僵局打破了，雷尼特先生像解冻似的顿时变得坦率起来。“我刚才说的话大概尖刻了一点。我过于激动了。战争使我们这一行简直干不下去。”他解释道，“至于说调解，哎，你简直不相信人性会变得这样忤逆。此外，登记制度当然使事情变得更困难了，人们不敢像往常那样去住旅馆。而你在小汽车里是什么也证实不了的。”

“你的事情真够难办的。”

“需要坚持，”雷尼特先生说，“在逆境中坚持下去，直到停战为止。到那时，就会有一大批离婚、毁约案件找上门来了……”他打量着酒瓶，以一种含含糊糊的乐观精神思量着未来的局面。“请原谅，只好用茶杯了，行吗？”他说，“停战以后，我们这种联系甚广的古老职业将成为一棵摇钱树。”他接着忧郁地补充道，“这只是我对自己的劝慰。”

罗一边听一边想：这个稀奇古怪的世界用不着认真对待。他平时也常常这么考虑的，可是，事实上他总是认真得要命。那些庄严的名词跟雕塑一样恒久不变地固定在他的脑海中，例如“公正”和“惩罚”，尽管它们全都压缩成一个雷尼特先生，或几百个雷尼特先生。不过，如果你相信上帝——还有魔鬼——事情当然就不会这样滑稽可笑了。因为魔鬼——上帝也一贯利用可笑的人、没出息的人、卑微的郊区居民、残废者和脾气古怪的人来为他的目的服务。当上帝利用他们时，你就认为是“高尚”的；而当魔鬼利用他们时，你就说是“狡诈”的。其实，在两种情况下，被利用的人是同样乏味和卑贱的。

“……新秩序。但这个世界不会变。我希望如此。”雷尼特先生说。

“怪事照样会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发生，”罗说，“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哎，是啊，”雷尼特先生说，“咱们先把杯子倒满，然后再谈正事。真对不起，我没有苏打水。现在告诉我吧，你碰到了什么麻烦事……你可以把我当作你最好的朋友。”

“有人想杀死我。当然这种事现在听起来并不严重，因为每天晚上我们当中都有很多人被杀……可是这使我愤怒。”

雷尼特先生的目光越过杯口，凝视着他：“你刚才说，你还没结婚，对吗？”

“这件事和女人没关系，”罗说，“是由一个蛋糕引起的。”他向雷尼特先生描述了游园会的情况，有人如何急切地想要回蛋糕，陌生人的来访……然后是炸弹。“要不是那杯茶有股怪味，”罗说，“我是不会多想的。”

“这也许仅仅是你的想象而已。”

“不，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味道，是……东莨菪碱[6]。”他不大情愿地说了这句话。

“那人死了吗？”

“他们把他送进了医院，可是我今天去看时，他已经被接走了。他不过是脑震荡，他的朋友们让他回去。”

“医院里会有他的姓名地址的。”

“他们留有一个姓名地址，可是我查了伦敦姓名地址录以后，发现那个地址根本不存在。”他抬头望着桌子对面的雷尼特先生，想在他脸上看出一些惊讶的表情，因为，即使在古怪的世界里，这也算得上一个古怪的故事。然而，雷尼特先生却不动声色地说：“这可以有许多种解释。”他把手指插进背心，思考着。“比如说，”他说，“可能是一种骗局。那帮人随时都会想出新的花招。他要把蛋糕从你这儿拿回去，有可能是为了挣一大笔钱。他大概告诉你说，蛋糕里藏着宝贝吧？”

“里面藏着东西？”

“爱尔兰沿岸西班牙珍宝隐藏地的详图。非常富于浪漫色彩。他需要你给他一个信物作为交换，比方说二十英镑，或者某件值钱的东西，然后他才去银行。当然，他会把蛋糕留给你的。”

“真叫人纳闷……”

“噢，一切都会搞清楚的。”雷尼特先生说。他真了不起，能把什么事都看得那么简单，甚至认为空袭也只局限在珀利区。

“如果你对茶的看法是对的话，”雷尼特先生说，“那么，也可以有另一种可能性。不过，请你注意，我并不相信。他主动上你家去，大概是想抢劫。他很可能从游园会开始就一直在跟踪你。你有没有把钱拿出来过？”

“他们想把蛋糕要回时，我给了他们一英镑。”

“一个愿意拿出一英镑来换一个蛋糕的人，”雷尼特先生舒了口气说，“肯定是个富翁。小偷一般不投毒，可是那人看来有点神经质。”

“那么，蛋糕是怎么回事？”

“纯粹是胡扯。他不是真为蛋糕而来的。”

“你能再做一种解释吗？你刚才说，可以有很多解释……”

“我总是选择最明确的一种。”雷尼特先生说。他伸出手指，上上下下地抚摸着威士忌酒瓶。“蛋糕也可能是真的搞错了，他到你那儿去真的是为了要回蛋糕。也许蛋糕里面藏着一件奖品……”

“毒药也只是我的想象吗？”

“这是最直接的解释。”

雷尼特先生用沉着的口吻说出了他的怀疑，罗大为震动。他不满地说：“你当了很长时间的侦探。在你的整个侦探生涯中，你曾经遇到过谋杀案吗？和凶手打过交道吗？”

雷尼特先生的鼻子在杯子上方抽动了一下。“坦率地说，”他说，“没有，我没有遇到过。你知道，生活并不像侦探故事里描绘的那样。凶手是难得碰到的。他们属于特殊的一类。”

“这使我很感兴趣。”

“他们当中可以被称为绅士的人极少，”雷尼特先生说，“小说里不写他们。你也许可以说他们属于社会的最底层。”

“也许，”罗说，“我应该告诉你，我就是一个凶手。”

2

“呵呵。”雷尼特先生淡淡地笑了两声。

“这正是叫我大发雷霆的原因，”罗说，“他们应该马上把我抓起来。他们完全是一帮外行。”

“你是内行啰？”雷尼特先生勉强地微笑了一下。

罗说：“是的，我是内行。如果你在动手之前整整盘算了两年，每天夜里都梦到它，最后终于下了决心，从没有上锁的抽屉里取出毒药，使自己成了一个……然后你坐在被告席上，试图揣摩出法官在想些什么。你注视着每一个陪审员，猜他们是怎么想的……有个戴夹鼻眼镜的女人老是拿着把伞……在这以后，你就离开被告席，连续等好几个钟头，直到陪审团回来。狱卒努力鼓起你的信心，但你心里明白，如果世上还有什么公正的话，那只能有一种裁决……”

“对不起，稍停一下好吗？”雷尼特先生说，“我好像听见我的人回来了……”他在桌后站起身来，快步走出罗所坐椅子后面的那扇门，动作敏捷得惊人。罗照旧坐在那儿，两手夹在膝间，试图控制自己的思绪和语言……“啊，上帝，别让我乱讲，别让我乱开口……”他听见隔壁发出一阵铃响，便循声而去。他看见雷尼特先生在打电话。雷尼特先生用怜悯的目光看看罗，又看看香肠卷饼，似乎它是能伸手拿到的唯一武器。

“你是给警察局，还是给大夫打电话？”罗问。

“给剧院打电话，”雷尼特先生绝望地说，“我刚才想起了我的太太……”

“你经历了这么多事，居然也结婚了，是吗？”

“是的。”雷尼特先生面部肌肉抽搐着，他极不愿和罗讲话，因为电话里响起了一个微弱的声音。他说：“两张……前排的。”他砰的一声放下了电话。

“剧院？”

“剧院。”

“他们甚至不问你的名字？干吗不明白点!”罗说，“不管怎么样，我得告诉你，你必须知道全部的事实，否则就不合乎情理。你要是愿意接受我的委托，这些事就得考虑进去。”

“考虑进去？”

“我的意见是……这些事可能和那件事有联系。这是他们审问我时我发现的道理，每件事都可能和那件事有联系。有一天我独自在霍尔本餐厅吃午饭，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一个人去吃饭。我说，有时我喜欢一个人待着。你真该看看他们对陪审员们点头的样子。这是有关系的。”他的手又开始抖动起来。“好像我真的要一个人过日子似的……”

雷尼特先生干咳了一声。

“甚至我妻子喂养小鸟这件事……”

“你结婚了？”

“我杀死了我的妻子。”他发现很难把事情说得有条有理。人们不该问那些不必要的问题。他并不想故意把雷尼特先生吓一跳。他说：“你不必操心，这些警察局全知道。”

“你被无罪开释了？”

“我是在陛下大赦期间被羁押的。那次大赦为时很短。你瞧，我没发疯。他们只好找个借口。”他不乐意地说，“他们可怜我，所以我现在还活着。所有报纸都把它称作出自好心的谋杀。”他的手在脸前挥动，仿佛有个蜘蛛网在碍他的事。“可怜她，还是可怜我，他们没说，我甚至到现在也不知道。”

“说实话，我觉得，”雷尼特先生说道，刚说了半句就喘了口气，他和罗之间隔着一张椅子，“我无法接受你的委托……这超出了我的业务范围。”

“我可以多给钱，”罗说，“事情总要归结到钱上，不是吗？”在这个积满灰尘的小屋里，面对着碟子、吃了一半的香肠卷饼和破烂的电话号码本，他马上发现雷尼特的贪财心已经被激起来了。他知道他成功了。雷尼特先生没有本事多挣些钱。罗说：“凶手和贵族很像——为了自己的名声，他不得不多破费些。他试图微服私行，但往往暴露身份……”

第三章 正面出击

事情很难办，因为他没有

一个可靠的同伴和朋友。

——《小公爵》

1

罗离开奥索太克斯侦查处后，直接来到“自由母亲基金会”。他已经和雷尼特先生签订了一个合同，在四周的时间内，每周付给雷尼特先生五十英镑作为酬金。雷尼特先生解释道，侦查处的开销很大，因为它只雇用最有经验的侦探。罗在离开办公室前见到的那个人显然是个经验丰富的侦探。(雷尼特先生介绍说，那人叫A2，可是不久又说走了嘴，把他叫作琼斯。)琼斯是个矮个儿，乍看并不显眼：瘦削的尖鼻子，戴一顶系有褪色缎带的棕色软帽，穿一身灰色套服，几年前这套衣服很可能是一种颜色完全不同的上衣。口袋里插着铅笔和钢笔。然而，你只要再看他一次，就能发现他的经验很丰富：那双狡黠、闪烁的小眼睛，那两片善于狡辩的薄嘴唇，额头上那些焦虑的皱纹都说明这一点。他曾在无数旅馆的走廊里待过，他曾贿赂过侍女，惹怒过经理。他有受了侮辱不抱怨，受了威胁不在乎，许了诺不兑现的经验。他的这些经验都是二手货，说不出口，见不得人，只好遮遮掩掩，鬼鬼祟祟。与这种经验相比，杀个人倒是更正派些。

一场争论随即发生。琼斯没有介入。他手拿棕色旧帽，靠墙站着，仿佛当初站在旅馆门外那样看着，听着。雷尼特先生显然认为，罗让他进行这种侦查，纯属精神失常、想入非非、一时狂热，因此他不让罗本人参加。“我和A2负责办这件事，”他说，“如果这只是个骗局……”

他不相信罗的生命受到过威胁。“当然，”他说，“我们要查阅关于毒品的书籍……但这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现什么问题。”

“我当时发了脾气。”罗又说了一遍，说他查过了，那人神色慌张。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激动地说：“是同一种毒药。人们也许会说这是自杀……是我设法藏了一些……”

“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那样，”雷尼特先生说，“那么蛋糕准是给错了人。我们只要找到那个应该得到蛋糕的人就行了。这是简单的追查工作。我和琼斯对追查十分在行。我们将从贝莱太太身上着手，是她把蛋糕的分量告诉你的。她为什么要吿诉你呢？因为她在黑暗中把你错当成另一个人了。你和那个人必定有某种相似之处……”雷尼特与琼斯交换了一个眼色，“事情的关键在于找到贝莱太太。这并不难。琼斯会去办的。”

“我自己到‘自由母亲基金会’里去找她吧，这是最简便的方法。”

“我看还是让琼斯来考虑具体做法吧。”

“他们会怀疑他是个侦探的。”

“不能让当事人自己去调查，绝对不行。”

“如果我说的事情无关紧要，”罗说，“他们就会把贝莱太太的地址给我。要是我说的事情全对，他们就会想法杀死我，因为蛋糕虽然已经没有了，可是我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蛋糕，知道有人要得到它。琼斯会有事可干的，他应该留心看着我。”

琼斯局促不安地揉着手中的帽子。为了引起他的雇主注意，他清了清嗓子。雷尼特先生说：“什么事，A2？”

“不行，先生。”琼斯说。

“不行？”

“违反职业习惯，先生。”

“我同意琼斯的看法。”雷尼特先生说。

然而，罗仍旧不顾琼斯的反对，一意孤行。他来到外面那条被炸得不成样子的街道上，皱着眉头，在霍尔本餐厅的废墟中行走着。他在孤独的状况下向别人说出自己的身份，像是要寻求友谊。以前，即使是处在看守的岗位上，这事每次都被发现，就像胆小鬼一样，或迟或早总要露馅的。多变的命运经常捉弄人，谈话采取绕圈子的方式，有些人对名字具有长时间的记忆力，这一切都非同一般。伦敦的商店已经夷为平地，只残留着一些断垣残壁，与庞贝城相仿。他是被毁掉的一部分，因为他不再是过去的一部分了——在乡下度过的漫长的周末，傍晚时分小巷里传出的笑声，聚集在电线上的燕子，和平，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八月三十一日，和平突然结束，世界开始等待新的一年。他像一块石头，在其他石子中移动。他涂上了一层保护色，他觉得内心有一种邪恶的骄傲，不时引起自责。地球的表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斑点，他像一只金钱豹，置身在这些斑点中，彼此十分和谐，只是他更强有力而已。他在杀人之前从未犯过罪，只是在那以后他才开始习惯于把自己想成是有罪的。这些人竟敢试图杀死他——一个曾经一下子摧毁了美丽、善良和宁静的人。太无礼了。有时，他觉得全世界的罪行都是他一人干的：有时，他看到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一只女用手提包，下楼时看到乘电梯上楼的某人的一张脸，报上的一张相片——自豪的心情就会突然消失。他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愚蠢，他不想看见这些东西，他要大哭一场，他想忘记自己曾经幸福过。一个声音会轻轻地对他说：“你说你是出于怜悯才杀人的，那你为什么不怜悯自己呢？”真的，为什么不怜悯自己呢？大概是因为杀你所爱的人要比杀你自己容易点吧？

2

“自由母亲基金会”在海滨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大楼里占用了一间空办公室。他仿佛走进了一个机械化的停尸间，每个楼门都有一个单用电梯。罗不声不响地乘着电梯到楼上去。电梯上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玻璃上结着霜。到了五楼，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人走进电梯，手里拿着个文件夹，上面注着“特急”。他们继续往上，来到八楼。一扇门上标着“为自由国家的母亲们捐款，问讯处”。

他开始相信，不管怎么说，雷尼特先生是对的。坐在打字机旁的那个刻板而能干的中产阶级妇女显然为人清廉，不取报酬。她佩戴着一枚小小的圆徽章，表明自己是义务效劳。“你有什么事？”她精明地问道。他的全部愤怒和骄傲顿时消失殆尽。他设法回想那个陌生人说的话，蛋糕不是给他的。据他现在记忆所及，那句话确实并无恶意。至于那种味道，他半夜醒来时，舌头上不是常常能感到吗？

“什么事？”那妇女紧接着又简洁地问道。

“我到这儿来，”罗说，“是想打听一下贝莱太太的地址。”

“这儿的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位女士叫这个名字。”

“她和游园会有关。”

“噢，游园会上的那些人全是自愿帮忙的。我们不能公布志愿者的地址。”

“那天显然出了个差错，”罗说，“我得到了一个不该归我的蛋糕……”

“我来问一下。”这位刻板的女士说。她走进里屋。罗有了足够的时间来考虑他的行为是否明智，他应该把A2带来。然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他在那儿才是唯一不正常的。这位义务效劳的女士站在门口说：“请你进来一下，好吗？”他从打字机旁走过时，匆匆扫了一眼她打的东西。他看见上面打的是：“未亡人克拉布鲁克夫人感谢J.A.史密斯——菲利浦斯太太盛情馈赠的茶叶和鲜花……”随后，他走进里屋。

他从来不习惯滥用感情，只有当意中人无法得到时，爱情才是完美的。屋里这位姑娘头发的颜色和纤巧的身材——你也许会说，这种身材不可能给人造成痛苦——足以使他一进门便迟疑起来。这位姑娘刚开口说话——她稍带一点外国口音——他就着实吃了一惊，如同一个人在聚会上听到自己所爱的女人正操着外国腔对一个外国人说话似的。没有其他相似之处。不过类似的情况常常发生：他的爱人消失了，但他随时都有可能在人群中重新发现她。因此，他只要看见有人和她有一点儿相像之处，他便会跟着那人走进店门，或在街角傻等。

她说：“你是为了那个蛋糕来的吗？”

他仔细地瞧着她：她们之间相似处很少，差异很大，有如天壤之别。他说：“昨晚有一个男人来找过我……我想是这个办公室派他去的。”

他笨嘴拙舌地想找几个合适的词儿，因为，认为这个姑娘和犯罪活动有牵连，就像认为真理也会出错一样荒谬，除非她是一个受害者。“我在你们的游园会上赢得一个蛋糕，不过这中间好像出了差错。”

“我不明白。”

“我还没来得及问清楚他的来意，一颗炸弹就投下来了。”

“他不可能是从我们这儿去的，”她说，“他长得什么样子？”

“是个矮个儿，双肩扭曲，是个畸形人。”

“这儿没有这样一个人。”

“我想，要是我能找到贝莱太太的话，也许……”这个名字似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她是在游园会上帮忙的人之一。”

“他们全是自愿服务的，”姑娘解释道，“我想，我们可以通过组织者为你找到她的地址。可是，果真有这么——重要吗？”

这个屋子被一道屏风分隔成两半。他以为屋里就他们两人，谁知姑娘说话时，却从屏风后走出了一个年轻人。他的相貌和那姑娘一般俊俏，她介绍道：“这是我的哥哥，先生你……”

“我是罗。”

“有人去找过罗先生，打听有关一个蛋糕的事。我不大清楚这件事。他好像是在我们的游园会上赢到那个蛋糕的。”

“让我想想，那个人可能是谁。”年轻人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只是有点咬文嚼字，显出他是个外国人。他好像生长在一个旧式家庭里，讲话必须口齿清楚，措辞得当。他这么讲究言辞并不叫人觉得学究气，反倒很可爱。他站在那里，一只手温存地轻轻搭在妹妹肩上，好像他们是个维多利亚式的标准家庭。“他是你的本国人吗，罗先生？你知道，我们这个办公室里大都是外国人。”他微笑着，把罗当作知心朋友。“健康状况和国籍的原因不允许我们去为你们战斗，但我们总得做点什么。我妹妹和我，按国籍说是奥地利人。”

“那个人是英国人。”

“他准是个自愿帮忙的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中有一半我连名字也叫不上来。那么，你是想退还一个奖品吗？要退还一个蛋糕？”

罗谨慎地说：“我想了解一些情况。”

“啊，罗先生，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会紧紧抓住蛋糕不撒手。”他用了一句俚语，你甚至可以听出来，他在这句俚语的前后轻轻地加上一个带有歉意的引号。

“糟糕的是，”罗说，“蛋糕已经没有了，我的房子昨晚被炸了。”

“真遗憾，我的意思是为你的房子被炸而感到遗憾。你现在肯定不会再认为蛋糕有那么重要了吧？”

他们很可爱，显然也很诚实，但他们一下子就抓住了他说话前后不一的地方。

“我要是你的话，”那姑娘说，“就算了。”

罗犹豫不决地打量着他们。但是，人生在世，不能没有信任，自我封闭是最糟糕的监禁。罗在这样的监牢里已经待了一年多时间——没有牢房可换，没有活动场地，也没有新的看守来打破单独禁闭的乏味生活。有的时候，一个人会认为有必要不顾一切去越狱。他现在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得到自由。这两个人也经历过恐怖，但他们的心理状态没有带上丑恶的伤痕。他说：“其实使我发愁的并不仅仅是那个蛋糕。”

他们坦率而友好地瞧着他，对他很感兴趣。你能感觉到，尽管他们的青春已经所剩无几了，但他们的身上仍然散发出青春的活力，他们还在期望生活会赐给他们一些除了痛苦、厌烦、怀疑和仇恨以外的东西。小伙子说：“你怎么不坐下来跟我们谈谈呢？”这使他想起了爱听故事的孩子们。他们不可能积累起五十年的经验。他觉得自己太老了。

罗说：“我有这种印象，凡是想得到这块蛋糕的人，都准备……嗯，使用暴力。”他对他们讲了陌生人的来访，那人的急切心情，还有那杯茶的怪味。小伙子的淡蓝色眼睛由于好奇和激动而闪闪发亮。他说：“这事可真吸引人。你认为有谁在幕后操纵吧？或者是……贝莱太太是怎么参与进去的呢？”

他真后悔刚才到雷尼特先生那儿去了一趟：这两个人才是他需要的助手，而不是邋遢的琼斯和他那疑神疑鬼的雇主。

“贝莱太太在游园会上给我算了个命，还把蛋糕的分量告诉了我，但她说的分量不对。”

“真有意思。”小伙子兴冲冲地说。

姑娘说：“莫名其妙。”她接下去说的话差不多和雷尼特说的一模一样，“很可能是一场误会。”

“误会，”她哥哥说，然后说出了一句带引号的俚语，“胡说八道!”他笑眯眯地对罗说，“我们这个协会，罗先生，包括秘书在内，都是为你效劳的。这真太有意思了。”他伸出手来，“我姓——我们姓希尔夫。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

姑娘默默无言地坐着。罗说：“你妹妹不同意。”

“噢，”小伙子说，“她会改变主意的，她到末了总是会同意的。她觉得我是个浪漫主义者，她不得不帮助我摆脱一个又一个困境。”他一刹那间变得严肃起来了，“她帮助我离开了奥地利。”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长时间抑制住自己的热情。“那是另一码事。我们从贝莱太太开始，好吗？你对这些事有什么看法吗？我们的坚韧不拔的志愿者在隔壁那间屋子里，我把他们叫来帮忙追查。”他开门叫道，“亲爱的德莫迪女士，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名叫贝莱太太的志愿者的地址？”他向罗解释道，“难就难在她可能只是一个朋友的朋友，而不是一贯给我们帮忙的人。你去问问卡农·托普林。”他向德莫迪女士建议道。

随着小伙子的热情越来越高，整个事件也变得更加离奇了。罗开始以雷尼特先生的眼光来观察这一切：德莫迪女士、卡农·托普林……

他说：“也许，说到底你妹妹是对的。”

但小伙子并不轻易罢休。“她可能对，当然，她可能是对的。然而，要是她对的话，那就太乏味了。我倒宁可认为其中有个大阴谋，除非我们弄清并非如此……”

德莫迪女士在门口探了探头说：“卡农·托普林把地址给我了，是新月公园五号。”

“她如果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罗开口说道，这引起了希尔夫小姐的注目。她悄悄向他点点头，似乎是说——现在你算是想对了。

“噢，咱们现在去把那人‘揪出来’。”小伙子说。

“可以找出一千种理由。”希尔夫小姐说。

“肯定不会有一千种，安娜。”她哥哥嘲讽道。他问罗：“你记得什么别的事情可以说服她吗？”他的热心比她的怀疑更叫人灰心丧气。整个事件成了个游戏，叫人无法认真对待。

“什么也没有了。”罗说。

小伙子站在窗口，向外望着。他说：“到这里来一下，罗先生。你看见下面那个小个子，那个戴旧棕帽的家伙了吗？他是紧跟着你到这儿来的，似乎一直待在那儿……来回走动。他在假装点香烟，可是这样做的次数太多了。他已经买了两份晚报。你看，他从来不正面朝着这儿走。看样子你被跟踪了。”

“我认识他，”罗说，“他是个私人侦探，受雇照看我的。”

“啊!”小伙子说——甚至他的感叹也带有一点维多利亚式的味道——“你倒认真了。你现在知道我们是站在你这边的——你别对我们‘留一手’，好吗？”

“有件事我刚才没提。”罗犹豫了一下。

“是吗？”希尔夫赶紧走回来，又把手搭在妹妹的肩上，神情焦急地等待着。“这件事会连累到卡农·托普林吗？”

“我觉得蛋糕里藏着东西。”

“什么？”

“我不知道。他把拿到手的每一块蛋糕都弄碎了。”

“可能是习惯。”希尔夫小姐说。

“习惯!”她哥哥取笑她。

她突然怒气冲冲地说：“这是你仔细研究过的古老的英国特点之一。”

罗设法向希尔夫小姐解释：“这与我无关。我不想要他们的蛋糕，但是他们打算杀我，我敢肯定他们打算这么做。我知道，大白天讲这事，似乎是无稽之谈。不过，要是你亲眼看见那个讨厌的畸形男人一边冲牛奶、弄碎蛋糕，一边等待、观望的样子……”

“你真的相信，”希尔夫小姐说，“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

“别听她的，”希尔夫说，“为什么就一定不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呢？再也没有罪犯统统出自某个阶层的说法了。我们可以告诉你这点。奥地利有很多那样的人，你会说他们不可能……嗯，不可能干出那些我们看见干的事。有教养的人，举止文雅的人，午宴时坐在你旁边的人。”

“奥索太克斯侦查处主任雷尼特先生今天告诉我，”罗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凶手。他说这种人极少，他们不是好人。”

“嘿，他们现在可不罕见了，”希尔夫说，“我就起码认识六个凶手。一个是内阁大臣，一个是心脏病专家，另一个是银行经理兼保险公司代理人……”

“别说了，”希尔夫小姐说，“请你别说了。”

“差别在于，”希尔夫说，“如今是付钱去杀人，凡是需要付钱去做的事情，都能叫人肃然起敬。有钱的堕胎郎中可以成为妇科医生，富裕的小偷可以成为银行经理。你的朋友已经落后于形势了。”他继续温和地解释着，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既不显出震惊，也不能使别人震惊。“你的那个旧式凶手可能是出于恐惧、仇恨甚至爱，才去杀人的，罗先生，极少是出于实际利益。这类动机中没有一个是……值得尊敬的。还有的人为了谋取某种地位而杀人——这就不一样了，因为一旦你得到这个地位，那就谁也没有权利来批评你所采取的手段了。要是这个人地位很高，那谁都想拜见你。你想想吧，你们的政治家中有多少人握过希特勒的手啊。可是当然，卡农·托普林是不会为了恐惧或爱情去杀人的。如果他杀了自己的妻子，他就会丢掉自己的肥缺。”他对罗笑笑，认为自己说的话是天经地义的。

当他离开那个并不能称为监狱的地方，当陛下的旨意立即得到正式贯彻时，罗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秘密的世界，人们互不认识，用的全是假名。这个世界充斥着他不想看见的面孔，充斥着那些一看见别人进了酒吧间就溜掉的人。他们住在最不会被人打听到的地方，住在家具齐全的屋子里。那些参加游园会的人，那些早上去做祷告的人，那些到乡下度周末、玩桥牌赌钱和在食品店赊账买东西的人，对这个世界是一无所知的。它并非真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虽然你在这个世界的昏暗寂静的走廊中踯躅时，很可能会接触到一些从未受过控告的文质彬彬的伪造文件者，或者少年儿童的教唆犯。有的人在上午十点和一些闲得无聊的穿雨衣的人一起去看电影，有的人坐在家里，整个晚上阅读《老古玩店》。他最初相信有人想谋害他时，在吃惊之余，曾经感到十分愤怒。他认为，谋杀行为只是他的个性特征，他逃离的那些历来与世无争的地方的居民是不会杀人的，而贝莱太太、戴软帽的女士以及那个名叫辛克莱的牧师则显然是那些地方的居民。一个凶手只有觉得自己不会被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干掉时，才会感到安全。

可是现在这位阅历甚丰的年轻人却对他说，世界并不能截然分开，这使他十分惊讶。石头底下的昆虫有权感到本身是安全的，因为靴子踩不到它。

希尔夫小姐对他说：“你不要听……”她带着一种仿佛充满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他。但她不可能同情他。

“当然，”希尔夫轻松地说，“我有点夸大其词了。可是最近几天你还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犯罪活动出现，到处都有可能。他们把犯罪称为有抱负，他们甚至把谋杀说成是最仁慈的事情。”

罗迅速抬头一看，可是那双淡蓝色的理性的眼睛里似乎并没有包含什么特别的意思。“你指的是普鲁士人？”罗问。

“是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是普鲁士人。或者是纳粹分子，法西斯分子，激进分子，白色分子……”

希尔夫小姐桌上的电话响了。她说：“是邓伍迪女士。”

希尔夫立即斜着身子凑上去说：“太感谢你的帮助了，邓伍迪女士。毛衣是绝不会嫌多的。噢，你要是不愿意把它们送到办公室来，我们可以去取……你派司机来？谢谢你。再见。”他苦笑着对罗说：“像我这种年纪的人以向年老的女慈善家募集毛衣的方式来参加战争，可真算奇怪的了，对不对？但这是有用的，这样做不会被拘留，我是得到许可的。不过，你能理解，你的事使我很兴奋。它似乎给了我一个机会，嗯，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他对妹妹笑笑，温柔地说：“当然，她认为我太浪漫主义。”

奇怪的是她什么也没说。看样子她不仅不同意他，而且认为他全错了，除了募集毛衣外，她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和他合作。在罗看来，她似乎缺乏她哥哥的可爱和自如。她哥哥经历了这些事情后，变得充满风趣和玩世不恭，但她却陷入了深沉的、痛苦的思索。他认为他们俩的心头还有创伤。他只是这么认为，而她却感觉到了这种创伤。罗看着她，仿佛自己在不幸之中找到了一个朋友，他再三地发出信号，但没有得到答复。

“现在，”希尔夫说，“该干什么？”

“算了吧。”希尔夫小姐直接对罗说——终于有了一个答复，但这个答复却是说交谈到此结束。

“不，不，”希尔夫说，“我们不能那样做。现在是战争时期。”

“即使暗地里真有名堂的话，”希尔夫小姐说，还是只对着罗，“你怎么知道除了偷盗、贩毒外，还有别的事呢？”

“我不知道，”罗说，“我也不在乎。我只是感到愤怒。”

“关于那个蛋糕，”希尔夫问道，“你是怎么想的？”

“里面可能藏着什么情报，你们说呢？”

希尔夫兄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应该认真考虑这个看法。接着希尔夫说：“我和你一起到贝莱太太那儿去。”

“你不能离开办公室，威利，”希尔夫小姐说，“我和罗先生一起去吧，你和人家约好了……”

“噢，只是和特伦奇定好了时间。安娜，你可以帮我和特伦奇交涉，”他兴高采烈地说，“这件事才是重要的。可能还会出现麻烦呢。”

“我们可以带上罗先生的侦探。”

“去警告这位夫人吗？侦探在一码外的地方盯着我们。不，”希尔夫说，“我们应该巧妙地甩掉他。摆脱特工人员的跟踪我很在行，从一九三三年起就学会了。”

“可我不知道你想对特伦奇先生说些什么。”

“再拖他一下，就说我们将在月初解决。罗先生，我们在谈业务，请你原谅。”

“为什么不让罗先生自己去呢？”

罗想，也许她一直认为事情很蹊跷，也许她为哥哥担心……她说：“你们俩可别上当，威利。”

希尔夫对妹妹的话完全置之不理，径自对罗说：“稍等一会儿，我去给特伦奇留个字条。”他走进屏风后面去了。

他们通过另一扇门，一起离开了办公室。甩掉琼斯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他丝毫没有怀疑他的当事人竟会设法避开他。希尔夫叫了一辆出租车。当他们行驶在街上时，罗看到那个可怜的家伙还守在那里，又点燃一支烟，眼睛斜睨着富丽堂皇的入口处，如同一条忠实的猎犬无休止地守候在主人的门外。罗说：“我真想告诉他一声……”

“最好别告诉他，”希尔夫说，“我们可以完事后再找他。不会很久的。”汽车开过去，那人的身影从视野中消失了。他消失在汽车和自行车中，被伦敦街头闲逛的无精打采的人群遮掩了，即使认识他的人也看不见他了。

第四章 在贝莱太太家度过的晚上

这儿有恶龙，到处有恶龙，

它们喷着毒液——正如我的小说描写的那样。

——《小公爵》

贝莱太太的家颇具特色——这意思是说，破旧不堪，未加修理。它位于坎普登山的图莱特坡地上，门前有一个干燥贫瘠、杂草丛生的小花园。一道不厚的荆棘篱笆墙后面有一尊仿佛用整块浮石雕成的雕像，它由于无人照管而表面发灰，出现了道道裂缝。早期维多利亚式门廊中安有电铃，你一按铃，似乎能听到铃声涌进里屋，传入住在里面的那些人耳中。其实，残存的生命现象在过道上是看不见的，女仆前来开门，她雪白的领口和围裙令人吃惊。房子年久失修，女仆倒颇为注意自己的外表，尽管看上去她已经接近老年。她的脸上布满皱纹，但敷了一层粉，神情严峻得像个修女。希尔夫问道：“贝莱太太在家吗？”

年迈的女仆用一种只有在修道院才能学会的机警目光打量他们片刻，然后说道：“你们约好了吗？”

“当然，”希尔夫说，“我们刚给她打过电话。我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

“对不起，”女仆做了解释，“今晚太太有事。”

“是吗？”

“如果你是圈子里的人……”

一个年纪更老的男人沿着过道走上前来。此人气宇轩昂，满头白发。“晚安，先生，”女仆说，“请您直接进去好吗？”他显然是圈子里的人，因为女仆把他领到右边的一扇门边，他们听见她通报说：“福里斯特医生。”然后她又回来守门。

希尔夫说：“如果你把我的名字向贝莱太太通报一下，或许我们也会变成圈子里的人。我叫希尔夫，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

“我去问问看。”女仆疑惑地说。

结果极好。贝莱太太亲自来到这间窄小的门厅。她身穿自由式闪光绸上衣，头戴小圆帽，朝他们俩同时伸出双手表示欢迎。“只要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她说。

“我叫希尔夫，是‘自由母亲基金会’的。这位是罗先生。”

罗凝视着她，打算发现一个能认出她来的特征。但他什么也没发现。她那张白皙的大脸仿佛来自一个不属于他们俩的世界。

“尽管你们以前不属于我们的圈子，”她说，“我们对新来者一向是欢迎的。我们不和任何人交恶。”

“噢，是这样，是这样。”希尔夫说。

她在前面领路，把他们俩带进客厅。这儿挂满了橙色的帷帘，摆满了蓝色的坐垫，不过，从二十年代起，客厅应该就是这么布置的，以后一直没变。蓝黑色的灯罩使客厅显得很昏暗，如同一家东方咖啡馆。盘子和临时摆上的桌子中有些迹象表明，贝莱太太从瓦拉纳西采购了一些东西来为这次聚会做准备。

客厅里有五六个人，其中一位立即引起了罗的注意——一个个子高大、身材魁梧、长着一头黑发的男人。他一开始不知那人为什么会吸引他，后来才明白，这是因为那人毫无特色。“科斯特先生，”贝莱太太说，“这位是……”

“罗先生。”希尔夫报出了名字。彼此互做介绍，循规蹈矩，走走形式。有人奇怪希尔夫怎么会在这儿，和风度翩翩的饕餮之徒福里斯特医生在一起。潘蒂尔小姐是一位肤色黝黑、看上去颇为年轻的中年妇女，她的头发乌黑，眼睛里射出饥饿的目光；纽维先生——弗雷德里克·纽维先生(贝莱夫人强调了这位先生的姓)——趿拉着凉鞋，没穿袜子，长着一头蓬乱的黑发；莫德先生是一个眼睛近视的年轻人，紧紧挨着纽维先生，恭恭敬敬地把面包和黄油递到他手中。至于说科利尔，则显然属于另一阶层，他想尽了办法才钻进这个圈子，别人对他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模样，但同时又非常器重他。他的生活圈子要大得多，大家都很感兴趣。他曾经是旅馆的侍者、流浪汉和司炉工，但他也出版过一本书——贝莱太太对罗耳语道。这本书语言粗俗，但诗意盎然，妙趣横生。“他用的那些辞藻，”贝莱太太说，“以前的诗歌中从来没用过。”他和纽维先生似乎有某种龃龉。

神情严峻的女仆用清香淡雅的中国茶招待客人，罗在传杯递盏中搞清了全场的情况。

“罗先生，”贝莱太太问，“你是干什么的？”她刚刚轻声柔气地把科利尔向大家做了介绍，把他称作庶民科利尔，因为他是个演员，不是绅士。

“噢。”罗说，他的目光越过茶杯的上缘，打量着她，试图弄清楚她周围的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想把她当作一个危险角色，但未成功。“我整天坐着思考问题。”

这个回答似乎是对的，也符合事实。贝莱太太立即对他热情相待，并且用一条温暖的玉臂钩住他的胳膊。“我应该把你称作我们的哲学家，”她说，“我们已经有诗人、评论家了……”

“科斯特先生是干什么的？”

“他做大生意，”贝莱太太说，“在市里工作。我称他为我们的神秘男人。有时我觉得他为人很刻薄。”

“潘蒂尔小姐呢？”

“她在描绘内心世界方面有特殊的本领。她把内心世界视作五彩缤纷的圆圈，节奏感强烈的改编曲，有时是椭圆形……”

要认为贝莱太太——或者她这个圈子里的人——竟会和犯罪有什么关系，那简直是胡思乱想。如果不是为了希尔夫的话，他准会找个借口离开的。这些人——不管希尔夫会怎么说——和他要调查的事情没有关系。

他不着边际地问了一句：“你们每星期都在这儿聚会吗？”

“每星期三，无一例外。当然，由于空袭，我们聚会的时间很短。纽维先生的太太希望他在空袭开始前回到韦林市。结果不佳，原因大概就在这儿。不能强迫他们，这你是知道的。”她淡然一笑，“我们也不能答应给一个陌生人任何东西。”

他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希尔夫仿佛已经和科斯特离开了客厅。贝莱太太说：“噢，这些阴谋分子。科斯特先生老在动鬼主意。”

罗贸然提了一个试探性的问题：“有时结果不佳吗？”

“我可以说很坏……这当时就能知道。不过，另一些时候结果极佳，简直出乎你的意料。”

另一间屋子里响起电话声。贝莱太太说：“谁这么讨厌？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星期三不能给我打电话。”

年迈的女仆走了进来。她用厌恶的口吻说：“有人打电话找罗先生。”

罗说：“莫名其妙。没人知道……”

“劳驾，”贝莱太太说，“快去快回好吗？”

希尔夫在那间屋里和科斯特谈得正热烈。他问：“你的电话？”显得甚为惊讶。罗皱着眉头，一声不响。他们看着他跟女仆走了出去。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教堂里惹了点事，现在正被人家带走。背后的声音他什么也听不见，传进他耳朵的只有推开茶杯发出的叮当声。

他想，可能是雷尼特先生，但他是怎样找到我的呢？或者是琼斯吧？他进入一个摆满家具的小餐厅，走到贝莱太太的桌子跟前，拿起了电话。“喂。”他还在纳闷，别人怎么会知道他在这儿，“喂。”

不是雷尼特先生。他一时没听出来是谁。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罗先生吗？”

“是的。”

“就你一个人吗？”

“对。”

声音变得模糊不清了，仿佛对方在话筒上蒙了一块手绢。他听出来了，心想：她准不知道，谁也不会把她的声音和别的女人的声音混同起来。

“劳驾，请你尽快离开那儿，可以吗？”

“你是希尔夫小姐，对不对？”

那声音不耐烦地说：“对，对，不错，是我。”

“你想和你哥哥讲话吗？”

“请别告诉他，你快离开，快点。”

他诧异了片刻。在贝莱太太这儿待着会有危险的想法是荒谬的。他明白他几乎已经跟雷尼特的想法一致了。然后他又回忆起希尔夫小姐也是同意那些观点的。某种情况使他改变了看法，走向了反面。他说：“那你哥哥呢？”

“如果你走了，他也会走的。”

这个故意压低的声音咄咄逼人，使他心烦意乱。他发现自己正徐徐绕着桌子走动，直到正对着门为止。后来他又挪动脚步，背对着窗。“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哥哥呢？”

“他会在那儿待得更久的。”这是真的。他很奇怪，墙壁怎么会这么薄。屋里摆满了乱七八糟的家具，叫人很不舒服。要走动，要开展活动，就必须有空间，小姐让他出去是令人信服的。他问：“琼斯——就是那个侦探——还在外面吗？”

沉默良久。她大概走到窗前去了。稍后，那个声音又冲进他的耳朵，而且声音响亮得出乎预料——是她把手绢从话筒上拿开了。“外面谁也没有。”

“你能肯定吗？”

“是的，谁也没有。”

他觉得自己被人抛弃了，非常恼火。琼斯为什么不再监视了？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沿着过道往下走，越走越近。罗说：“我必须把电话挂断了。”

“他们打算趁黑把你逮起来。”电话里的声音说。门忽然打开了。是希尔夫。

他说：“快走。都在等着你呢？是谁呀？”

罗说：“来这里之前你记笔记的时候，我给徳莫迪女士留了句话——要是有人急着见我……”

“有人要见你吗？”

“有，是琼斯，那个侦探。”

“琼斯？”希尔夫问。

“对。”

“琼斯有重要消息吗？”

“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他担心会失去我。嗯，雷尼特先生现在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

“雷尼特倒是挺认真的。咱们过一会儿直接到他那儿去。”

“什么时候？”

希尔夫的眼里射出激动和凶恶的目光。“有些事我们不能错过，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他压低嗓门补充道，“我开始觉得咱们错了。很好玩，而且没危险。”

他伸出手，推心置腹地挽着罗的胳膊，客客气气地劝说道：“罗先生，你要尽可能保持一本正经，不应该笑。她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

他们回来时发现房间显然已经另作布置，别有他用了。椅子马马虎虎地围成一个圆圈，每人都露出焦急的神色，但都很有礼貌地克制着。“请坐，罗先生，请坐在科斯特先生旁边。”贝莱太太说，“过一会儿我们将关灯……”

做过噩梦的人知道，碗柜的门会忽然打开，眼前会出现一些十分可怕的东西，简直不晓得是什么……

贝莱太太又说：“请你坐下，这样我们才好关灯……”

他说：“很抱歉。我要走了。”

“哦，你现在不能走，”贝莱太太大声说，“希尔夫先生，他能走吗？”

罗向希尔夫瞥了一眼，但希尔夫并没有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回看了罗一眼。“他当然不应该走，”希尔夫说，“我们俩在这儿等着。我们是为什么来的？”贝莱太太目光一闪，悄悄锁上门，把钥匙塞进上衣里面，握了握他们俩的手。“我们向来要把门锁上，”她说，“为了使科斯特先生满意。”

在梦中你永远也逃不掉：双脚像铅一样沉重，门一直在不知不觉地转动，在这扇不吉利的门跟前你无法离开。生活中也同样。有时逢场作戏比去死还困难。他想起了另一个女人，她拿不定主意，不想逢场作戏，最后伤透了心，喝下一杯牛奶……他穿过人群，在科斯特左边坐下，有如一个罪犯坐到了他应该坐的地方。他的左边是潘蒂尔小姐。福里斯特医生在贝莱太太的一边，希尔夫在另一边。灯灭之前，他没来得及看清其他人在什么地方。“现在，”贝莱太太说，“咱们大家挽起手来。”

遮掩灯光的帷帘放下来，室内几乎一片漆黑。科斯特的手热烘烘、汗津津的，潘蒂尔小姐的手也是热烘烘的，但没有汗。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第一次招魂术表演，但他并不害怕鬼魂。他希望希尔夫待在他身边，在整个招魂术表演期间他都知道，在身后那间屋子的黑洞洞的空间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试图松开手，但他的双手被人紧紧握着。室内鸦雀无声。他的右眉梢冒出一滴汗珠，滚了下来，他无法伸手去揩汗。汗珠挂在他的眼睑上，弄得他很痒。另一间屋里传来了留声机的声音。

乐声不断，旋律柔和，近似人声。是门德尔松的曲子，好似浪涛拍击海边岩洞发出的回声。乐声停顿了片刻，唱针放回原处，旋律重新响起。同样的波涛无休无止地拍击着同一个海边岩洞，一次又一次。他听着音乐，从周围人的呼吸声中感到了他们的情绪：有人焦虑，有人紧张，有人激动，有人屏息静气。潘蒂尔小姐的肺部发出一种奇怪的嘘声，科斯特的呼吸沉重而有规律，但不如黑暗中另一个人那么沉重，罗说不出那人是谁。他一直听着，等着。他能听见背后响起的脚步声并及时把自己的手抽出来吗？他再也不怀疑那句警告的紧迫性了：“他们打算趁黑把你逮起来。”这就是危险所在。另一个人从前也有过这种紧张心情，他日复一日地审察着自己的惋惜情绪，悔意逐渐增长，达到了足以采取行动的可怕程度。

“喂，”一个声音突然说道，“喂，我听不见。”潘蒂尔小姐的呼吸更为急促，门德尔松波涛似的乐曲从渐弱到停止。远处的一辆出租车鸣着喇叭，震动着空旷的世界。

“讲得响一些。”那个声音说。这是贝莱太太的声音，和以前不同，这是一位被一种意念、一种臆想中的接触麻醉了的贝莱太太的声音。他们坐在一个黑洞洞的狭小空间里，但贝莱太太似乎已逸出这个空间，和神祇接触了。罗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他所等待的不是神祇，而是人的某种动作。贝莱太太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你们当中的一个人是敌人。他不愿意我们把招魂术施展到底。”某样东西——椅子？桌子？——咯吱响了一声，罗本能地捏紧潘蒂尔小姐的手。不是鬼魂。是人在击鼓，或是撒花，或是模仿孩子的小手在摸脸——这事真可怕，可是他的手被别人抓着。

“这儿有一个敌人，”那个声音说，“他不相信这些，他的动机是罪恶的……”罗能感到科斯特紧紧捏住他的手指。他不知道希尔夫是否还对眼前的事情不以为然，他想向希尔夫呼救，可是理智就像科斯特的手一样把他制止了。接着，又是木板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他想：为什么要举行这个可笑的仪式？他们是否全在这儿？不过他知道周围有许多自己的朋友，可是不知道到底谁是他的朋友。

“阿瑟。”

这不是贝莱太太的声音。她拽着他的两只手。

“阿瑟。”

这呆板而无生气的声音也许真的是从墓地的石板下发出的。

“阿瑟，你为什么要杀死……”这声音渐渐变成呻吟后消失了，他想把自己的手从她手中挣脱出来。他并没有认出那声音：既可能是他妻子的声音，也完全可能是任何别的女人的声音。这个声音消失在无穷的失望、痛苦和责备中。是这个声音认出了他。一道亮光射向天花板，沿着墙向前移。罗叫道：“不，不。”

“阿瑟。”那声音轻轻地说。罗忘却了一切，他不再等着听暗中的行动和木板的嘎吱声。他只是哀求：“停止吧，请停止吧。”他感到科斯特从他旁边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拉了拉他的手后又把它松开，并使劲一甩，好像要扔掉一件他不愿抓在手中的东西。甚至潘蒂尔小姐也放开了他，他听见希尔夫说：“没意思，开灯吧。”

灯突然亮了，他感到晃眼。他们手拉手全坐在那里，注视着他：圆圈在他这儿断了。只有贝莱太太好像什么也没看到，她垂着头，双眼紧闭，呼吸沉重。“好了，”希尔夫说，试着笑了笑，“表演得真不错。”可是纽维先生说：“科斯特，快看看科斯特。”罗和其他在座的一起把目光移到旁边的科斯特身上。科斯特趴在桌上，脸贴着法国式油漆桌面，他已经不能对任何事情发生兴趣了。

“去找大夫。”希尔夫说。

“我就是大夫。”福里斯特医生说。他松开自己的两只手，大家全都正襟危坐，如同一群正在做游戏的孩子，不知不觉间相互松了手。他轻声说：“我怕大夫没什么用处了。唯一该做的事是去叫警察。”

贝莱太太已醒了一半，坐在那儿，她的眼神机警，舌头微微外伸。

“一定是他的心脏，”纽维先生说，“受不了这种兴奋。”

“我看不是，”福里斯特医生说，“他被谋害了。”他那苍老而高贵的脸俯向死者。一只纤纤细手摸着科斯特身上的血污，好比一只漂亮的昆虫开始吞食腐肉。

“不可能，”纽维先生说，“门是锁着的。”

“真遗憾，”福里斯特医生说，“原因很简单：是咱们当中的一个人干的。”

“可咱们全都……”希尔夫说，“拉着手……”霎时间，他们都看着罗。

“他刚才把自己的手抽开了。”潘蒂尔小姐说。

福里斯特医生轻声柔气地说：“在警察到来之前，我再也不碰这具尸体了。科斯特是被一把学生用的小刀戳死的……”

罗迅速将手伸进自己的口袋：小刀不见了。他看见满屋子人的眼睛都注意着这个动作。

“我们必须把贝莱太太从这件事情里解脱出来。”福里斯特医生说，“每次招魂术表演都是极度紧张的，可这一次……”坐在他和希尔夫之间的那个戴着头巾的胖子站了起来。那只摸着科斯特身上污血的纤纤细手又以同样轻柔的动作取出了房门钥匙。“你们其余的人，”福里斯特医生说，“我想最好留在这儿。我去给诺丁山警察局打个电话。我们会一起回来的。”

他和希尔夫走了，其他人陷入长时间的沉默。谁也不看罗，潘蒂尔小姐已经把她的椅子偷偷拉开，离他远远的。所以现在罗是一人坐在死尸旁，似乎他们俩是在聚会上相遇的老朋友。过了一阵子，纽维先生说：“他们要是不赶紧回来的话，我就赶不上火车了。”他摸着跷在腿上的那只穿着凉鞋的脚，又是焦虑，又是恐惧——警报什么时候都可以拉响。年轻的莫德先生急躁地说：“我不懂你干吗要留在这里。”他朝罗射出愤怒的目光。

罗发现自己还没有说过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又是一桩罪行，有人犯了罪，他明白了这点，但他说不出话来。他，一个陌生人，怎么能让潘蒂尔小姐、纽维先生和莫德先生相信，杀死科斯特的人不是他，而是他们的一个朋友呢？他匆匆瞥了一眼科斯特，似乎死者能复活，并张口嘲笑他们：“我只不过是在做一个试验。”然而，眼前的科斯特确实是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罗想：这儿有个人杀死了科斯特——真是咄咄怪事，真比他自己杀了科斯特还要令人不可置信。不管怎么说，警察会认为他是属于凶手圈子里的，他生来就跟凶手为伍。他想，警察肯定会这么认为的。

门开了，希尔夫回来了。他说：“福里斯特大夫在照顾贝莱太太。我给警察打了电话。”他的目光像是在暗示罗一件事，但罗不明白。罗想：我必须单独跟他谈谈，他肯定不会相信……

罗说：“要是我肚子不舒服，想上厕所，你们没人反对吧？”

潘蒂尔小姐说：“我认为在警察到来之前谁也不应该离开这间屋子。”

“我想，”希尔夫说，“应该有人陪你去。当然，这只是形式。”

“何必吞吞吐吐，”潘蒂尔小姐说，“刀子是谁的？”

“也许纽维先生，”希尔夫说，“愿意陪罗先生去……”

“我不想被牵连进去，”纽维说，“这与我无关。我只想赶火车……”

“这么看来只好我去了，”希尔夫说，“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的话。”谁也没反对。

厕所在二楼。他们上楼时听见从贝莱太太的卧室里传来福里斯特先生的节奏平稳的声音。“我没病，”罗悄悄说，“不过，希尔夫，这件事不是我干的。”

希尔夫在这种时候表现得十分兴奋，真叫人觉得蹊跷。“当然不是你干的，”他说，“干这种事需要有真本领。”

“为什么？是谁干的？”

“我不知道，但我要把它查出来。”他友好地伸出手，挽住罗的胳膊，使罗得到了安慰。接着，他推着罗一起走进厕所，随手把门锁上。“老朋友，你必须离开这儿。他们只要一有可能，就会把你绞死，起码要把你关上几个星期。这对他们说来不费吹灰之力。”

“我该怎么办？那是我的刀子。”

“他们真是一帮魔鬼，是不是？”他以一种十分轻松的口气说，仿佛是在对一个正在搞恶作剧的调皮孩子讲话。“我们必须把你解脱出来，直到雷尼特先生和我……顺便问一声，你最好告诉我刚才是谁给你打电话？”

“是你妹妹。”

“我妹妹……”希尔夫朝他咧嘴一笑，“干得不错，她准是得到了什么消息。我奇怪她是从哪儿知道的。她让你当心，是吗？”

“是的，可她不许我告诉你。”

“放心好了，我不会吃掉她的，你说呢？”那双淡蓝色眼睛突然陷入了沉思。

罗想把它们唤回到现实中来。“我能上哪儿去呢？”

“噢，藏起来。”希尔夫漫不经心地说。他好像一点也不担忧。“这是近十年来的时髦。激进党总是这么干的。你不知道怎么办吗？”

“这可不是开玩笑。”

“听着，”希尔夫说，“我们为一个目标而努力，这并非开玩笑。但是，我们如果想使神经永远健全，那就必须保持幽默感。你看，他们一点儿幽默感也没有。我只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尽可能别露面。”

“警察马上就要来了。”

希尔夫说：“你可以从这个窗口跳到下面的花坛中去。外面天快黑了，再过十分钟就要响警报。谢天谢地，这些空袭警报可供咱们对表用。”

“你呢？”

“你开窗时抽一下水，以免别人听见。水箱重新注满后再抽一次，然后便使劲把我打倒。这样，你就能给我一个最好的托词。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敌国的侨民呀。”

第五章 半醒半睡之际

他们来到一个大森林。

看来里面没有可供通行的路。

——《小公爵》

有些梦只有部分是潜意识的，醒来时，我们还能清晰地记住它们，还能重新睡着，有意识地把梦做下去，再醒再睡，持续不断地做梦，使它串上一条在潜意识的梦里所没有的逻辑链。

罗又累又怕，他在夜间空袭中奔跑，走过了半个伦敦。伦敦已是空荡荡的，难得听到声音，也没有什么动静。牛津街拐角处的一家伞店起了火，在沃德街他遇上了一片飞沙走石。一个满面灰尘的男子靠在一堵墙上傻笑，一个民防队员厉声对那人呵斥道：“够了，有什么好笑的!”他对这些事全都不在意。它们像是写在书上的事情，与他个人的生活无关。他对它们抱无所谓的态度。但他总得找张床睡觉，于是他来到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地方，按照希尔夫的建议藏了起来。

他躺在帆布床上，梦见自己走在特兰平顿路附近的一条漫长又灼热的路上，正用鞋尖踢着白色的石灰。接着他梦见自己在家里的红砖墙后面的草坪上喝茶，他母亲靠在花园里的一把椅子上吃着黄瓜三明治。一个闪闪发亮的蓝色板球放在她的脚旁，她微笑着，半是认真半是随意地注意着他。父母通常是这样对待孩子的。周围是一片夏天的景色。夜幕就要降临。他说：“妈妈，我杀死了她……”母亲说：“别说傻话，孩子，吃块三明治吧，味道挺好。”

“可是，妈妈，”他说，“我真犯了事，真的。”他好像非得让她相信不可。要是她相信了，她就能为他做点什么，她会告诉他说，这没关系，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但他先得让她相信。可是，她却转过头去，用略带恼火的声音叫着一个不在场的人的名字，并对那人说：“你得记着把钢琴上的灰尘掸干净。”

“妈妈，请你听我说。”但他突然发现自己只是个孩子。怎么能使她相信呢？他还没满八岁。他看到三楼儿童室的窗户上装着栏杆，过了一会儿，那个老保姆会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招呼他进屋。“妈妈，”他说，“我把妻子杀了，警察要抓我……”母亲笑着摇摇头说：“我的小儿子不可能去杀任何人。”

时间不多了。这片宁静的草坪的另一端是板球的球门，地上洒满了那棵昏昏欲睡的大松树的树阴。牧师的太太正从那儿走来，她提着一篮苹果。趁着她还没来到跟前，他必须把母亲说服，可是他说出的话却稚气十足：“是我干的，是我干的。”

母亲微笑着往躺椅中一躺，说：“我的小儿子连一只甲虫都不会伤害。”她说起话来老爱用些不大合适的短语。

“原因就在这儿，”他说，“不，原因在于——”母亲向牧师太太招招手说：“这是个梦，亲爱的，是个噩梦。”

他在昏暗发红的地下室里醒来——有人在灯泡外面系了块红绸巾挡光。墙边睡着两排人，彼此挤得紧紧的。隆隆作响的空袭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一英里外发生的空袭就不算空袭了。一个老头在过道的另一边打鼾。防空洞的尽头有一对情人睡在床垫上，他们手脚交错，抱在一起。

罗想：对母亲来说，这是一个梦，她是不会相信的。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便已去世。一批飞机——它们像是一些奇形怪状的木板条箱——刚摇摇晃晃地越过海峡，她就死了。她想象不到现在的状况，她同样也无法设想，她的这个穿着棕色条绒灯笼裤和蓝色运动衫、面色苍白、神情严肃的小儿子——他看着她的相册中的那些发黄的照片中的自己，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似的——长大后会成为一个杀人凶手。他仰天躺着，捕捉他的梦，继续遐想。他要把牧师太太推回到那棵大松树的浓阴下，继续和母亲争辩。

“那种生活不复存在了，”他说，“坐在草坪上喝茶，傍晚做祷告，打板球，听着老太太们的叫唤，说些轻松无害的闲话，看着园丁推一辆装满树叶、青草的独轮小车……在人们的笔下，这一切似乎还在继续发生。女作家们在小说中一次又一次地描绘这些，然而它们已经不复存在了。”

他的母亲朝他微笑，她尽管很惊讶，但还是让他讲下去。现在他是梦的主人了。他说：“为了一桩莫须有的谋杀案，有人要抓我。他们要杀死我，因为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钻到地下室躲了起来。上面，德国人正把我周围的伦敦街区有条不紊地炸成瓦砾。你一定记得圣克莱门特教堂及其钟声。他们已经摧毁了圣詹姆斯宫、皮卡迪利大街、伯灵顿文化区和加兰旅馆，我们曾在那儿观看过梅普尔斯和约翰·刘易斯演出的哑剧。这听起来像是惊险小说，对不对？然而惊险小说就是生活——比你，比这草坪，比你的三明治和那大松树来得更真实。你常常嘲笑萨维奇小姐读的那些书——里面有间谍、凶杀、暴力以及疯狂的驱车追捕。可是，亲爱的，那就是生活的现实。自从你死后，我们已经把世道搞成这种样子了。我当初在你眼里是个连甲虫也不会伤害的小阿瑟，可现在我已成为一个杀人凶手了。威廉·勒·丘[7]已经重新安排了世界。”他在水泥墙上贴上了母亲的画像。他不能忍受画像上的那双惊慌的眼睛，他把嘴贴在铁床架上，吻着画像上那张白色的冰凉面颊。“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妈妈。你已经死了，我真高兴。可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儿子变成了凶手，死去的母亲看见自己的儿子变成了杀人罪犯，却又无力阻止，她会有什么感想呢？想到这里，他心中充满了恐怖。

“啊。那是个疯人院。”他母亲喊道。

“噢，不，那儿安静得多，”他说，“我知道的。他们隔一阵子便把我送去一次。那儿的人全都很和蔼。他们让我到图书馆里去当管理员……”他设法讲清疯人院和那个地方的区别。“那地方的人一个个都非常——讲道理。”他恶狠狠地说，好像他并不爱她，而是恨她。“我借你一套《当代社会史》吧。有好几百卷，但大部分是廉价书——《皮卡迪利大街上的死亡》《大使的钻石》《海军文件被窃记》《外交》《告假七天》《四位正直的人》……”

他强迫梦境符合自己的要求，但现在梦又占了上风。他梦见自己不再在草坪上了，他是在屋后的那片有驴子吃草的地里。家里人总是在星期一把要洗的衣服送到村子的另一头去。他和牧师的儿子——一个带外国口音的陌生男孩，以及一条叫斯波特的狗一起在干草堆上玩。狗抓到一只老鼠，逗着它玩。老鼠虽然背部受了伤，但它还想逃走。狗像跟它玩耍似的，兴冲冲地追上去。罗猛地感到他无法继续看这只老鼠受折磨了。他拿起一块板球拍，对准老鼠的头部反复砸着。他不敢住手，生怕老鼠还活着，尽管他听见保姆在叫嚷：“住手，阿瑟。你怎么能这样？住手。”希尔夫自始至终兴致勃勃地望着他。他住了手，不想再去看那只老鼠。他从这片草地上跑过去，找个地方躲藏起来。但你总得从藏身处走出来。过了一会儿，保姆说：“我不告诉你妈妈，不过下回可不能这样了。嘿，她以为你连苍蝇也不会去伤害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谁也没想到，驱使他这么做的是一种使他和别人都感到害怕的怜悯之心。

上面讲的这些一半是梦，一半是回忆。下面的则全是梦里的事了。他侧身躺着，呼吸沉重，大炮已开始在伦敦北部轰鸣，他的思想重新在那个奇怪的天地中游荡。在那儿，过去和未来留下同样的痕迹，这个地方的模样可能和二十年前一样，也可能和明年一样。他走进一条小巷，在一家门口等人。高高的篱笆后面传来笑声和网球的沉闷拍击声。他看到白色衣裙在树叶间像飞蛾似的飘动。此时已是黄昏，天很快就要黑了。玩不成了，会有人走出来。他依依不舍地傻等着。他那颗少年人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可他感到的却是成年人固有的失望。一个陌生人拍拍他的肩膀说：“把他带走。”他没有醒。他又梦见自己行走在一个乡镇的街道上，小时候他常和姨妈到那儿去。他站在“王室纹章”旅馆的院子外面，看着院子后面的那个谷仓。窗口亮着灯，每逢周末晚上，那儿便开舞会。他腋下夹着一双舞鞋，在等一个比他大好多的女孩子。她再过一会儿就会从衣帽间里走出来，挽起他的胳膊，与他一起走进院子。接下去的几个小时中，她都和他在一起。小小的娱乐厅里挤满了人，眼前全是熟悉的面容——药剂师夫妇，校长的女儿们，银行经理，还有下巴发青、显得饱经风霜的牙科大夫。蓝色、绿色、红色的纸飘带，本地的小乐队。人们感到生活很美好，很安静，很扎实。只是偶尔有些不愉快的小争执。年轻人兴致勃勃，有时想捣捣乱，但事后人们却感到这些年轻人格外亲切。接着，这些梦突然变成了梦魇。有人在黑暗中恐怖地叫喊——不是他正在等待的那位年轻姑娘。他还没有胆量去吻她，也许永远也不会有这种胆量。叫喊的是另一个人，而他对这个人的了解超过自己的生身父母。这个人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与他分担爱情的令人伤心的世界。一个警察站在他身旁，用女人的声音说：“你最好加入我们这一伙吧。”警察不由分说地推着他朝便池走去。石板槽里有一只老鼠，它已死在血泊中。乐声停了，灯灭了。他记不起来为什么会跑到这个黑洞洞的肮脏角落里来。这儿的地面轻轻一踩便会发出哀鸣声，似乎它也尝过受难的滋味。他说：“请让我离开这儿吧。”警察说：“你想上哪儿去呢？亲爱的？”他说：“回家。”警察说：“这儿就是你家，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他只要一挪脚，地面便向他发出哀鸣声。他痛苦得寸步难行。

他醒过来，正好听见了解除警报的声响。防空洞里有一两个人坐起来听了一会儿，随后又重新躺下。他们都已习惯睡在地下室里，这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从前每逢星期六晚上就去看电影，或者每逢星期天就上教堂做礼拜一样。这就是他们所了解的世界。

第六章 失去联系

你将发现每扇门都有人守卫。

——《小公爵》

1

罗在克拉珀姆大街上一家小饭馆里吃早饭。木板代替了窗扉，最上面的那层楼已经被炸掉。这家饭馆像是地震区临时搭就的简易救灾房。克拉珀姆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伦敦不再是一个大城市了，而是许多小镇的组合。人们可以上汉普斯特德或者圣约翰伍德去过一个安静的周末，但你要是住在霍尔本，那就没有足够时间在两次空袭警报之间去拜访住得比肯辛顿更远的地方的朋友。各地的特点就这样形成了：克拉珀姆白天空袭频繁，所以人们脸上有一种被追逐的表情；而威斯敏斯特的居民则没有这种表情，他们那儿的夜袭虽然厉害，但防空洞很结实。给罗端来面包片和咖啡的女招待脸色苍白，神经紧张，一副疲于奔命的样子。每当听到齿轮相碾的声音，她便竖起耳朵。格雷旅店的住客和罗赛尔广场周围的居民以晚上不睡而闻名，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白天有时间可以补睡一觉的缘故。

报上说，夜间空袭只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敌机扔了许多炸弹，死了不少人，有的人受了致命伤。早晨的公报如同午夜弥撒的结束仪式。报纸以严肃的语调发布悼词，以神父宣布“弥撒到此结束”那样的一成不变的镇定口吻公布伤亡消息。“招魂术表演会上死了一个人”，这则消息没有一家报纸刊登。人们已经对个别人的死亡不再关心。罗感到很愤怒。他的名字曾经上过标题，可那件使他倒霉的事要是发生在现在，恐怕一点版面也占不上。他差不多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在天天都有人死于非命的情况下，人们懒得去关心这件无足轻重的事，也许在中央谍报机构里有几个老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世界远远甩在后面，仍然在和气与耐心的上司允许下，躲在小屋里忙着研究这类谋杀案的细节。他们还可能准备一些备忘录相互参阅，甚至可能获准去勘查作案现场。不过罗相信，他们的勘查结果会像那些仍在乡下宅邸里争论进化问题的古怪牧师的拙作一样，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拜读。“某某老头，”他可以想象出一个高级官员说的话，“可怜的老家伙，我们得偶尔让他办一起谋杀案。我们知道，在他那个年头，人们对谋杀案是很重视的，这使他现在还认为自己很有用。结果嘛——噢，当然，他做梦也没想到，我们根本没时间去读他的报告。”

罗呷着咖啡，一遍又一遍地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每一个小段落，感到自己跟《我经办的几桩著名案件》中的那些侦探——比如说“大老五”有亲缘关系。他是个凶手，老式的凶手，他属于他们关心的圈子——杀了科斯特的那个人也属于那个圈子。他对威利·希尔夫略感不满，因为后者把谋杀当作一个不值得认真对待的玩笑。但希尔夫的妹妹没有把它视为儿戏，她警告过他，从她的讲话口气判断，她仍然认为死亡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时，他像是一头嗅到同类气味的野兽。

脸色苍白的女招待注视着他。他还没来得及刮脸，所以看上去就像那种吃了东西不付钱，扭头就走的无赖。在公共防空洞里过了一夜，你就会发生惊人的变化。罗能闻到自己衣服上消毒剂的味道，似乎他是在济贫院的诊所里过夜的。

他付完账后问女招待：“有电话吗？”她指指付款处旁边，于是他给雷尼特拨了个电话。这未免有点冒险，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当然，时间还太早。他听到电话铃声在空房间里响，想到：电话旁边的碟子里是否又放着香肠卷饼？在那些日子里，对方的电话铃能不能响起来总是个问题，因为一夜之间，楼房便可能夷为平地。他听到了铃声，知道世界的那个部分依然如故，奥索太克斯侦查处平安无恙。

他回到桌旁，又要了一杯咖啡，并讨了几张便条。女招待对他越加怀疑了。即使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习俗还是起作用的：付了账后又要东西已经不大正常，况且又要便条，这更不符合英国的习惯。她可以从开票本上撕下一页给他，这样就行了。习俗比道德更加根深蒂固，他自己就发现让一个社交性聚会提前结束比让一个人自杀还要困难。他开始用细长的字体把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详详细细记下来。他必须做点事：他不应该为了一件不是他干的谋杀案而永远东躲西藏，而真正的凶手却得以逍遥法外——他们正想方设法脱身。他在记录中略去了希尔夫的名字——你永远不知道警察会产生什么错误的联想。他不想让自己的唯一同盟者身陷囹圄。他已决定把这份记录直接寄给伦敦警察厅。

他写完后又从头看了一遍。女招待注视着他。这件事从头到尾很乏味——一个蛋糕，一个不速之客的来访，一种他认为记得很清楚的味道，直到他接触到科斯特的尸体。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利。也许这份记录最好还是别寄给警察，而是寄给一个朋友……可他没有朋友，希尔夫也许可以算一个……或者雷尼特。他向门口走去，女招待叫住了他：“你还没付咖啡钱。”

“对不起，我忘了。”

她得意扬扬地接过钱——怎么样？我没搞错吧。她的目光避过空蛋糕架，越出窗外，追随着在克拉珀姆街上犹豫不决地向前走的罗。

九点整他又打了一次电话，这回是在斯托克韦尔站附近——耳际又是一阵电话铃在空房间里回响的声音。九点十五分，他打了第三个电话。雷尼特先生终于回家了。罗听见雷尼特先生的那个尖刻而焦灼的声音：“是我。你是谁？”

“我是罗。”

“你对琼斯干了些什么？”雷尼特先生责备他说。

“昨天，”罗说，“我把他留在外面……”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雷尼特说。

“也许他正在盯梢……”

“我欠他一周工资，他说他昨晚要回来的。这不正常。”雷尼特先生在电话里发牢骚，“琼斯不会离开我走的，不会不领工资就走的。”

“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琼斯是我的左右手，”雷尼特先生说，“你对他干了什么？”

“我去看贝莱太太了……”

“这与我无关，我要的是琼斯。”

“一个人被杀死了。”

“什么？”

“警察认为是我杀的。”

电话里传来了一声悲叹。这位足智多谋的小矮个儿手足无措了。他一辈子有过几次甚为挠头的桃色事件，他写的几封信也惹了大祸，但他都安全地挺过来了。可这回的浪头却把他冲进了大鱼吃小鱼的地方。他抱怨道：“我一开始就不想接你的案子……”

“你得给我出主意，雷尼特。我要来看你。”

罗听见电话里的呼吸突然中止了。“不。”俄顷，雷尼特的声音忽然变了样，“什么时候？”

“十点。雷尼特，你还在那里吗？”罗觉得必须解释一下，“不是我干的，雷尼特，你应该相信这点。我没有杀人的习惯。”他老提“杀人”这个词，犹如牙齿老咬着舌头上的痛处，他每次用到这个词时心里便充满自责。法律对他采取了仁慈的态度，他对自己采取的态度却很无情。要是他们把他绞死，他会在绞索的活结和绞刑架下的踏板之间为自己辩护。但他们给了他一辈子的时间来分析自己的动机。

他现在就在分析——一个身上沾满尘土、胡子没有刮过的人，坐在从斯托克韦尔到托特纳姆宫路去的地铁上。(他不得不绕着圈子走，因为地铁的许多车站都关闭了。)前一天晚上的梦使他的思路回到了过去。他想起自己二十年前的梦想和爱情，他回忆时毫无自怜之情，却像一个人在观察一个做实验用的生物的生长。当初他希望自己能干出许多了不起的英雄事迹，希望自己能变得坚韧不拔——这样，他心爱的姑娘便可以忘掉他那双笨拙的手和那个没长胡子、布满斑点的下巴了。任何事似乎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可以嘲笑幻想，但是只要你还有能力幻想，你就会有机会把幻想中的某些成分加以发展。这和宗教的教规相仿：空洞无物的词汇多次重复后，慢慢会变成人们的习惯，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悄悄地形成一种沉积物，直到有一天你惊讶地发现，你正在根据一种自己并不相信的信仰办事。妻子死后，罗从未幻想过，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甚至没有梦想过自己会被宣判无罪开释。脑子的这一部分似乎干枯了，他再也不能做出牺牲，表现得无畏和高尚了，因为他不再对这些美德存在梦想。他知道这个损失——世界失去了三维中的一维，变得如同一张薄纸。他渴望着梦想，但他现在只是一味伤心失望，以及提醒自己在雷尼特先生面前要万分小心。

2

差不多就在雷尼特先生房子的对面，有一家书籍拍卖行。从离门最近的那些书架前可以监视雷尼特先生那幢楼的入口处。每周一次的拍卖将在第二天举行，顾客们带着目录络绎不绝而来。一个未刮过的下巴和一件皱巴巴的衣服在这儿不会显眼。有个人留着乱蓬蓬的小胡子，穿着件破破烂烂的外套，口袋里塞着三明治，正在仔细翻阅一本园艺学小册子；一位主教——要不就是个校长——正在看一套叫《威弗莱》[8]的小说；一个大白胡子翻着一本带插图的布朗托姆[9]著作中的春宫画。在这儿，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循规蹈矩。在茶馆里和剧场中，人们应当按照环境的要求使自己符合某种模式。但在这个书籍种类过多的拍卖行里，人们不可能只去适合一种类型。这儿有淫书——十八世纪的法国书，封面上的版画非常漂亮，画的是衣冠楚楚的人们横陈在蓬帕杜夫人[10]式躺椅上纵情恣欲。这儿也有维多利亚时期所有小说家的作品，无名刽子手们的回忆录，十七世纪的内容荒诞的哲学和神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牛顿被打入地狱，而杰里米·惠特利则走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这些书长期无人问津，发出阵阵霉味。装书的木箱则发出稻草味。常常遭到雨淋的布封面也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书架上标有序号，从1号到35号。罗站在这些书架旁边，能够看到从雷尼特先生那扇门里进出的任何人。

一本没有任何特殊价值的罗马祈祷书，摆在跟罗的视线平行的地方。它和各种宗教书一起放在第二十组。在拍卖商的桌子上方有只大圆钟，正指着九点四十五分。钟面下的标签已被撕掉，这表明它本身也曾被拍卖过。罗信手翻着祈祷书，将自己四分之三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街对面的房子上，祈祷书上装饰着难看的彩色大写字母。说也奇怪，在这间安静而陈旧的屋子里，它是唯一谈到战争的东西。不管你翻到哪一页，都会发现为解救战乱而进行祈祷的人，愤怒的国家，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民，奸诈狡黠的家伙，像怒狮一样的敌人……这些字句从书页的花边中冒出，如同从花坛里伸出了大炮。“别让人得胜。”他念道。这种呼吁中所包含的真理像音乐般美妙动听。其实在这间屋子外面的全部世界里，人已经取得胜利。他自己也已得胜。扬扬得意的不仅是恶人。

勇气能摧毁整座大教堂，忍耐能使全城挨饿，怜悯能杀人……我们受到自己的美德的陷害和背叛。杀了科斯特的人在一刹那间很可能是听从了良知的善意劝告，而雷尼特，也许以出卖自己的委托人的方式而生平第一次当了个好公民。拍卖行外的报亭后面守候着一位警官，这一点你是不会搞错的。

警官在看《每日镜报》。罗的目光越过他的肩部，看见那份报纸上差不多满页都是泽克的漫画。雷尼特先生的脑袋从楼上的一扇窗户中探出来，偷偷往外瞧了一下后又缩了回去。拍卖行的时钟指着九点五十五分。天色阴暗，周围尽是昨晚空袭留下的创伤，潮湿的胶布味在空中弥漫。雷尼特先生不敢露面，这使罗更增添了一分被遗弃的感觉。

他曾经有过朋友，但不多，因为他不爱交际，不过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那几个朋友都是莫逆之交。上学时他有过三个朋友，他曾和他们分享过希望、饼干和漫无边际的抱负。可现在他已经记不清他们的名字和相貌了。一次在皮卡迪利广场上，一个与众不同的灰发男子突然叫住他。此人上衣扣眼里插了朵花，穿着件双排扣背心，举止讲究得有点古怪，脸上露出一副趾高气扬得颇为俗气的神情。“哎呀，这不是布吉吗？”这个陌路相逢的人边说边把他领进皮卡迪利饭店的酒吧间。罗注视着这个油嘴滑舌的人的下半身，希望能发现他记忆中的昔日那身打扮：带有墨迹的星期天才穿的黑长裤，或是沾泥点的踢足球穿的短裤。但他白白浪费了时间。不久，这人因为没从他手中借到五镑钱，便溜进厕所，从此再也没有露面。账单嘛，他留给“布吉”去付。

后来，他当然交了一些朋友，大约有五六个。稍后，他结了婚，但他的朋友们竟成了他妻子的挚友，他们跟他妻子要好的程度超过和他的友情。汤姆·柯蒂斯，克罗克斯，佩里和文……他被捕后，他们自然都销声匿迹了。只有那个可怜的傻瓜亨利·威尔科克斯还跟他在一起。亨利说：“我知道你是无辜的，你连一只苍蝇也不会去伤害。”讲到他时，人们常常用这句不祥的话来形容。但他记得，当他说完“我不是无辜的，是我杀了她”这句话后，连威尔科克斯以及他那个身材矮小、盛气凌人、曲棍球打得极好的妻子也不再来了。(他们家的壁炉架上摆满了她的高超球艺赢来的银杯。)

那个便衣警察显得不耐烦了。他显然已经看完了报纸上的每一个词，因为报纸一直翻在同一页上。时钟已指着十点五分。罗合上书名目录，随便做了几个记号，便走到街上。便衣说：“对不起。”罗的心怦地一跳。

“怎么？”

“我出来忘了带火柴。”

“这盒给你吧。”罗说。

“在现在这种日子，我不能这样做。”他的目光越过罗的肩膀，停在街上保险仓库的废墟上。保险箱一个个立在那里，如同拉丁公墓里的墓碑，接着他睁大眼睛盯着一个从雷尼特门口经过的拿伞的中年职员。

“等人吗？”罗问道。

“噢，是的，等朋友，”侦探笨嘴拙舌地说，“他迟到了。”

“再见。”

“再见，先生。”这声“先生”是个策略上的错误，就像他以太正规的方式斜戴着软帽，并使《每日镜报》老翻在同一页上一样。罗想，他们不愿派第一流的人来侦查这种名副其实的谋杀案。他的牙齿又触到了舌头上的那个痛处。

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发现自己又怀念起亨利·威尔科克斯来了，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些人是自愿离群索居的，但他们有上帝与他们交谈。差不多有十年之久，他并不感到有交朋友的需要——一个女人可以代替任何数量的朋友。他猜想着战争期间亨利在什么地方。佩里也许参军了，柯蒂斯也一样。他想象着亨利当了空袭时的民防队员，没有战争时也在瞎忙，以至于成了别人的笑柄。现在他或许在茫茫长夜中站岗。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没有任何掩蔽的地方，不免使人心惊胆战，但他还是坚持着……他穿着不合身的粗布制服，戴着太大的头盔……该死的，罗一边想，一边来到上霍尔本街那个被炸毁的街角，我也尽力参加了，我不适合参军，这并不是我的错，可是那些民防队的该死的英雄——那些小职员和胆小如鼠的家伙——也不要我，因为他们发现我服过刑。就连在精神病院待过的人也无资格进民防四所、二所或任何别的所。现在他们已经把我完全逐出战争之外，他们要把一件不是我干的谋杀案强加在我头上，把我抓起来。我犯有前科，他们难道还会给我辩解的机会吗？

他想：我何必再去关心那个蛋糕呢？它与我无关。那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的战争。我为什么不马上躲起来，直到一切都被遗忘呢？(在战争期间，一件凶杀案是会被忘掉的。)那不是我的战争；我看来是误入了战场。仅此而已。我要离开伦敦，让一些傻瓜把它炸毁，让另一些傻瓜在轰炸中死去……蛋糕里可能什么重要的文件也没有，也许只藏了一顶纸帽子，一句格言，一个会使人交上好运的硬币……那个驼背也许不足为虑，那种味道大概是我的幻觉，全部事件很可能根本不像我所记得的那样。炸弹常常会炸出许多怪事，要使一个忧心忡忡的头脑变糊涂自然是轻而易举的……

他像是要躲避一个在他身边喋喋不休地唠叨着一些毫无兴趣的事情的讨厌鬼似的，忽地钻进一个公用电话间，拨了个电话。一个贵妇的严厉声音在电话里问他，似乎他根本无权打电话。“这里是自由母亲基金会。你是谁？”

“我找希尔夫小姐。”

“你是谁？”

“我是她的朋友。”

电话里响起不满的咕哝声。

他斩钉截铁地说：“请把电话接过去。”他马上听到了一个声音。此时他如果闭上眼睛，忘掉电话间和被夷为平地的霍尔本区，他会以为这是他妻子的声音。其实并不像。不过，除了房东太太和柜台后面的那个姑娘外，他已经很久没有和任何女人说话了，任何女人的声音都会使他回到……“请问你是谁？”

“你是希尔夫小姐吗？”

“是的，你是谁？”

他报了自己的名字，好像说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我是罗。”

长时间的沉默，他以为她已经把电话挂了。他说：“喂，你在听着吗？”

“是的。”

“我想跟你说几句。”

“你不该给我打电话。”

“我没别人可打——除了你哥哥。他在吗？”

“不在。”

“出了一件事，你听说了没有？”

“他告诉我了。”

“你以前就估计到会出事，是吗？”

“不是这事，比这更糟的事情。”她解释道，“我不认识那个人。”

“我昨天来的时候给你们添了麻烦，对不对？”

“任何事也不会使我哥哥烦恼。”

“我给雷尼特打电话了。”

“啊，不，不。你不应该这么做。”

“我还没学会那套技巧。你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警察去过了。”

“你知道你哥哥要让我干什么吗？”

“知道。”

他们的谈话方式如同在写一封必须经过检查的信件，他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坦率地和别人谈话。他说：“你能在什么地方见见我吗？只需要五分钟。”

“不行，”她说，“我不能。我走不开。”

“就两分钟。”

“不可能。”

他突然觉得非常有必要这样做。“求求你。”他说。

“那样不安全。我哥哥会发火的。”

他说：“我孤独极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人能给我出主意，问题又这么多……”

“我很难过……”

“我能不能给你写信……或者给他？”

她说：“把你的地址寄来，寄给我。不要在信上签真名。你可以随便写个名字。”

避难者一时想不起这样的策略，生活中常常如此。他怀疑，如果他问她要钱的话，她是不是也会这样痛快呢？他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一个大人，一个能把他领回家的大人……他忘了可能有人监听电话。他说：“报纸上什么消息也没有。”

“是这样。”

“我给警察局写了封信。”

“啊，”她说，“你不该那么做。发出去了吗？”

“还没有。”

“等一等，看看形势发展，”她说，“也许没必要那样做。你再等一等，看看形势发展再说。”

“你觉得我去银行安全吗？”

“真拿你没办法，”她说，“真没办法。你当然不能去，他们会在那儿等着你的。”

“那我怎么生活下去呢？”

“你不能找个朋友帮你兑张支票吗？”

他突然觉得，不应该向她承认他实际上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可以，”他说，“我想可以这么办。”

“好吧，那么……你就赶快避开。”她说得那么轻，他不得不竖起耳朵……

“我会避开的。”

她挂上了电话。他放下听筒，走回霍尔本区，藏了起来。他发现前面有个书呆子，口袋里塞得鼓鼓囊囊的，正蹒跚走出拍卖行……

“你不能找个朋友帮忙吗？”她刚才这么问。避难者总会有朋友帮忙的——有人给他偷带信件，有人为他准备护照，还有人替他贿赂官员。在那个大得像大洲似的地下世界中，同伙是很多的。但在英国，人们还没学会这种技巧。他能让谁接受他的支票呢？店主也不会。他自从独立生活以来，只通过房东太太和商店打过交道。这一天，他第二次想起了以前的朋友。安娜·希尔夫肯定不会想到，一个避难者竟会没有朋友。避难者周围总有一群人，甚至是整个种族。

他想起了佩里和文。即使他知道怎么去找他们，那也没用。克鲁克斯、博伊尔、柯蒂斯……柯蒂斯很可能把他一拳揍倒在地。他的衡量标准简单，风格原始，充满自豪。对待朋友质朴爽直，这一点一贯吸引着罗——这是对他自己性格特征的补充。还有亨利·威尔科克斯，在他那儿也能找到一个安身处……要是他那位擅长打曲棍球的妻子不干涉的话。他们俩的妻子毫无相同之处。粗犷的强壮和剧烈的痛苦是完全对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会使威尔科克斯太太恨他。她会荒谬地想到：一个男人一旦开始杀他的妻子，那你就说不准他什么时候才会作罢。

他能找到什么借口对亨利说呢？他感到放在前胸口袋里的那份声明鼓鼓的，但他不能把实情告诉亨利。亨利会和警察一样，不相信他在作案现场并未动手……他必须等到银行关门——战时银行是关得很早的——然后想出几个紧急理由来……

什么理由呢？他在牛津街的一家餐馆吃午饭时，就一直想着这个问题，但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也许还是等所谓的灵感来了再说吧，或者干脆放弃这个念头，自暴自弃算了……直到付账的时候，他才想起可能根本找不到亨利。亨利以前住在巴特西区，那个街区现已不适合住人。亨利也许根本不在人间：已经死了两万人。罗在电话号码簿上寻找他的名字。里面有他的名字。

这说明不了问题，罗心想：空袭要比电话号码簿的新版本新得多。尽管这样，罗还是拨了那个电话，以便打探一下情况。他现在不论跟任何人联系似乎都得通过电话。不过，他害怕听见那个咆哮的声音，电话里刚一传出那个声音，他便赶快痛苦地放下听筒。他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常给亨利打电话。他现在得拿主意了：那套住宅还在，但亨利可能不在里面。他不能对着电话挥舞支票，这次必须自己去当面建立联系。从审判前一天开始，他一直没有看见过亨利。

他几乎打算整个儿放弃了。

他搭上了一辆从皮卡迪利开来的19路公共汽车，经过圣詹姆斯教堂的废墟，来到宁静的乡村。纳兹和斯洛奈街附近没有战事，不过切尔西一带炮声隆隆，而巴特西区则在第一线。这是一条奇怪的战线，曲曲弯弯的像是飓风留下的轨迹。其间也许有几小块没被战火焚烧过的地方。战线在巴特西区、霍尔本区和东区徘徊进退……不仔细看的话，波普拉大街几乎没有敌人来过，巴特西区几个街角上的小酒店也安然无恙地屹立着。旁边是乳制品店和面包店。放眼望去，你看不见任何倒塌的房屋。

威尔科克斯所在的那条街也这样：前面带有花园的中产阶级的高大宅邸像铁路旅馆那样笔直挺拔地耸立着，它们丝毫未受损害。“住宅待租”的牌子挂得满街皆是。他希望外面也挂着63号套间待租的牌子，但他没看见。门廊里有块木板，房客在上面写明自己在家还是外出了。但是，即便威尔科克斯在那儿，木板上的字也不能相信，因为亨利有一个理论：标上主人不在家等于向盗贼发出邀请。亨利的谨慎常常害得他的朋友白白登到顶层又走下来(那时没有电梯)。楼梯在大楼的背面，对着切尔西区。你走到二层以上，依窗远眺，战争场面便能跃入眼帘。大多数教堂的尖顶被削掉了三分之二，变得跟棒棒糖一样。整个街区像是一片略经清理的贫民窟。可那里根本就没有贫民窟。

他在楼梯拐角处看到了令人亲切的63号。他不免感到一阵心酸。罗向来可怜亨利，因为他的老婆很厉害，他的职业没多大前途，他的工作——会计师——使他失去了自由。罗一年能挣四百镑，够富裕的了。他觉得自己和亨利的关系有点像富翁和穷亲戚的关系。他常常送些东西给亨利。也许这就是他使威尔科克斯太太感到不悦的原因，当他看见门口那块铜牌上写着“皇家民防队员之家”时，他宽慰地笑了：跟他预想的一模一样。他的手指在门铃上犹豫着。

3

罗还没来得及按铃，门就忽然打开了。亨利走了出来。他大大变了样。个子不高的亨利一向很整洁——妻子要求他这样。可是现在，他却穿着一身邋遢的蓝色粗斜纹布工作服，胡子也没刮。亨利从罗的身旁走过，仿佛没看见，然后他伏在楼梯栏杆上低头向下面说道：“他们不在这儿。”

一个模样像厨师的红眼睛妇女跟着他出来，她说：“不是时候，亨利。真的，还不是时候。”亨利变得可真厉害，霎时间，罗怀疑战争也使亨利的太太大大变了样。

亨利突然看见了他——或者说意识到了他的存在。亨利说：“噢，阿瑟……你来了，这可真好。”就好像他们昨天才见过面似的。接着他回到那个昏暗的小门厅中，站在一个落地大摆钟旁边，变成了一个模糊、虚幻的形象。

“你进来吧，”女人说，“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来的。”

他跟她进了屋，注意到她让门开着。嗯，还有其他人要来。不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他已习惯于被动地听凭生活摆布……栎木柜上——他记得这个柜子是杜铎公司根据威尔科克斯太太的要求订做的——摆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粗布工作服，上面是一顶钢盔。这使他想起监牢——入狱时你要脱掉自己的随身衣服。亨利在昏暗的门厅中重复道：“你来得正好，阿瑟。”随后便走开了。

那个女人说：“亨利的任何朋友都是受欢迎的。我是威尔科克斯夫人。”她似乎在黑暗中也看出了罗的惊讶表情，于是解释道：“亨利的母亲。”她又说，“进来等吧，我想他们不会来得太晚的。这里太黑。灯火管制，这你是知道的。窗玻璃大都碎了。”她把罗领到那间在罗的记忆中还留有印象的餐室中。桌上摆着许多玻璃杯，像要举行聚餐。时间有点不对头……太晚了，或者说太早了。亨利待在餐室里，像是被人逼到一个屋角藏身……像是一个潜逃者……他身后的壁炉架上摆着四只银奖杯，颁奖日期下面刻着获胜球队的名称。从这种杯子里喝酒，就像喝赊账酒一样。

罗望着杯子说：“我不想打扰你们。”亨利第三次说：“你来得正好……”好像这句话他不动脑筋就能说出来。他似乎已经忘记监狱中的那些场面，他们的友谊正是在那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威尔科克斯夫人说：“亨利的老朋友们又聚集在他身边了，这真好……”不久，罗正想问亨利妻子的情况，蓦地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杯子、没刮胡子的下巴、等人……甚至还有最使他感到不解的亨利脸上的那副年轻人的神情——这一切都是死亡造成的。人们常说，悲伤催人衰老，但它也常使一个人年轻，为他卸掉包袱，使他的脸上重新出现久已失去的青年人固有的活泼神态。

罗说：“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来了。”威尔科克斯夫人用哀伤和高傲的声调说：“所有的报纸都登了。”

亨利站在屋角，牙齿直打战。威尔科克斯夫人不动感情地叙述道：她曾经大哭了一场，但现在儿子又整个属于她了。“我们为杜丽丝感到骄傲。邮局里所有的人都对她表示敬意。我们将把她的制服——那套干净的制服——放在灵柩上，牧师将诵念超度祷词。”

“我真难过，亨利。”

“她当时疯了，”亨利抑郁地说，“她不应该那样做……我跟她说过，墙快要顶不住了。”

“可我们仍旧为她感到骄傲，”他母亲说，“我们一直为她感到骄傲。”

“我应该制止她，”亨利说，“我想，”他的声音由于气愤和悲痛而升高，“她以为又能赢到一个该死的奖杯了。”

“她是为英国打球，亨利。”威尔科克斯夫人说。她转向罗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制服旁边放上一根曲棍球棒，可亨利不干。”

“我走了，”罗说，“我是不会来的，若是……”

“不，”亨利说，“你得待在这儿。你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亨利住了口，看了一眼罗，仿佛第一次真正认出了他。亨利说：“我也杀死了妻子。因为我完全可以制止她，打消她的狂妄念头……”

“你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亨利，”他母亲说，“这位先生会怎么想？”

“他是阿瑟·罗，妈妈。”

“噢，”威尔科克斯夫人说，“噢。”就在这时，街上传来缓慢和悲哀的车轮声和脚步声。

“他怎么敢……”威尔科克斯夫人问。

“他是我最早认识的朋友，妈妈。”亨利说。有人上了楼。“你来干吗，阿瑟？”亨利问。

“我有张支票，想请你兑给我一些现钞。”

“亏你说得出口。”威尔科克斯夫人说。

“我起先不知道你们家出了这事……”

“要多少，老朋友？”

“二十镑行吗？”

“我只有十五镑，拿去吧。”

“别相信他。”威尔科克斯夫人说。

“嗯，我的支票绝不是假的，亨利知道。”

“你可以……上银行去。”

“这时不行，威尔科克斯夫人。真对不起。我有急用。”屋里有一张装饰得颇为俗气的安娜女王式大桌，显然是亨利的妻子的用品。所有的家具都给人一种不结实的感觉，在其中行走好比在客厅里做游戏的人们蒙上眼睛在玻璃瓶中间探步。也许这位曲棍球队员故意把自己的家布置成这样，以便和结实的球场形成对比。亨利朝餐桌走去，肩膀碰倒了一个银杯。它从桌上掉下来，在地毯上滚动。敞开的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身穿制服、头戴白钢盔的胖子。他捡起杯子，庄重地说：“送殡的人到齐了，威尔科克斯夫人。”

亨利在桌旁发抖。

“我把制服准备好了，”威尔科克斯夫人说，“在门厅里。”

“我没找到国旗，”这位在邮局工作的民防队员说，“没有大的。那些插在废墟上的小国旗似乎不大庄重。”他竭力设法突出丧事的光明面。“邮局里的人都来了，威尔科克斯先生，”他说，“除了那些走不开的值班者以外，民防队也派来了几个人。还有一个救护队和四个消防队员，外加一队警察。”

“场面真够大的，”威尔科克斯夫人说，“杜丽丝要是能看见这些就好了。”

“她会看见的，夫人，”邮局民防队员说，“我敢肯定。”

“一会儿，”威尔科克斯夫人边说边朝奖杯方向指了指，“你们是不是都上来……”

“我们人数很多，夫人。也许最好只叫民防队员上来。消防队员并不期望……”

“过来，亨利，”威尔科克斯夫人说，“我们不能让这些勇敢善良的人都等着。你捧着制服下去吧。啊，亲爱的，我希望你显得更整洁一些，大家都会瞧着你的。”

“我不明白，”亨利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悄悄地把她埋葬掉。”

“因为她是位巾帼英雄。”威尔科克斯夫人嚷道。

“他们若是追授给她乔治勋章，”邮局的民防队员说，“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这将是市里的第一次，会成为邮局的一件大事。”

“噢，亨利，”威尔科克斯夫人说，“她不再仅仅是你的妻子，她属于英国。”

亨利朝门口走去，邮局的民防队员还尴尬地拿着那个银杯——他不知道该往哪儿搁。“随便往哪儿放都行，”亨利对他说，“随便。”他们都进了门厅，这儿只留下罗一人。“你忘了你的头盔，亨利。”威尔科克斯夫人说。他以前是个很精细的人，现在却已变得粗心大意。使亨利成为亨利的那些特点都没了：他的性格似乎是由一件双排扣背心、几个计算公式和一个会打曲棍球的太太构成的。失去了这些，他就变得不可理解，他的性格也瓦解了。

“你去吧，”他对母亲说，“去吧。”

“可是亨利……”

“这是可以理解的，夫人，”邮局的民防队员说，“这是感情在起作用。我们一贯认为威尔科克斯先生是邮局里的一个十分敏感的人。他们会理解的。”他和善地补充道。看来他所说的“他们”指的是：邮局职员、巡警、民防队员，甚至还有那四个消防队员。他伸出一只友好的大手，催促威尔科克斯夫人朝门口走去，然后自己拿起了制服。这套普普通通的粗布工作服浸透着对往事的回忆——一个男仆，或者一个拿一把伞冲到雨里去的看门人的平静的过去。战争很像一场噩梦，就连熟人也会以一副可怕的、跟先前迥然不同的面目出现。甚至亨利……

罗迟疑不决地跟着走了一步。他希望亨利能想起支票的事。这是他能搞到钱的唯一机会：再没有别人了。亨利说：“我们先把他们送走，马上就回来。你应该理解这点，对不对？我不忍心看见……”他们一起走到花园旁边的大路上。送殡队伍已经开始走动了，它像一条黑色的小溪流向大河。棺材上的钢盔在冬天的太阳下显得黑黝黝的，一点反光也没有。救护队和邮局职员的步调不一致。整个送殡队列像是对国葬队伍的一种拙劣模仿——事实上这就是国葬。花园里的枯叶被风吹落在地。酒鬼们一边走出已经关门的“罗金汉公爵”酒馆，一边脱帽致意。亨利说：“我当时告诉她别这样做……”风把脚步声吹回他们的耳际。他们仿佛把她交给了这些人。但她以前从来不属于这些人。

亨利突然说：“对不起，老朋友。”他跟着她走了。但没戴头盔。他的头发已开始发白。他小跑起来，因为怕落在后面。他重新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邮局在一起了。阿瑟·罗孤零零地留下了。他把口袋里的钱点了一下，发现已经所剩无几。

第七章 一箱书\r\n\r\n 我们遭到突然袭击。\r\n 我们的反抗无济于事。\r\n

\r\n ——《小公爵》\r\n

\r\n

1

一个人即使已经对自杀的好处考虑了两年之久，临到做出最后决定——从理论到实践——他还得犹豫不少时候。当时当地，罗不可能往河里一跳了事，再说他还可能被人拖出水来。他望着送殡队伍逐渐走远，心里没了主意。警察为了那件谋杀案正在搜捕他。口袋里只有三十五先令，但他不能去银行。只有亨利这么一个朋友。当然，他可以等亨利回来。可是，这种行径本身包含着的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使他厌恶。死更简单些，也不那么叫人恶心。一片枯叶落在他的外套上——根据古老的讲法，这说明他将财源亨通，但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运气却无人得知。

他沿着河堤走向切尔西桥。正是退潮时分，海鸥在河滩上纤巧地走着。周围看不见游人和狗。远处倒是有一条狗，但它看上去像是迷了路的丧家犬，总是躲着人。公园的树木后面，一只干扰敌机空袭用的气球扶摇直上。那条狗朝冬天稀疏的树叶伸出大鼻子嗅了嗅，然后转过它那个肮脏不堪的背部，爬上了树。

他不仅没有钱，而且连一个所谓的家也没有了。他找不到一个能藏身的地方，找不到一个别人不认识他的地方。他想着每天给他端茶的珀维斯太太。他老是用她的出现来计算时间。她准时的敲门声使时光悄悄流逝，使一切走向终结：或是死亡，或是宽恕，或是惩罚，或是和平。他怀念《大卫·科波菲尔》和《老古玩店》。他不可能再对小说中的小纳尔所受的痛苦表示怜悯。痛苦到处皆是，受过的苦难实在太多。许多老鼠需要被杀死。他也需要被杀死。

他倚在河堤上，像那些轻生的人一样，开始考虑自尽的细节。他希望尽可能别引人注目。现在他的盛怒已过。他觉得还不如当初喝了那杯茶。他不想以死亡的丑态来吓唬任何清白无辜的人。因自杀而造成的死亡很少有不丑的。谋杀则要体面得多，因为凶手总是力图不使旁人感到惊讶，他费尽心机使死者的模样显得安详、宁静、幸福。他想，只要他有一点钱，一切就会容易得多。

当然，他可以去银行，让警察逮住他。然后他可能被绞死。他想到他会因为一个并非自己犯的罪行而被绞死，顿时感到怒不可遏。但是，要是他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人们会认为他是畏罪自杀。一种原始的正义感折磨着他。应该罪罚一致，他一向认为应该罪罚一致……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凶手是可怕的。但凶手对自己来说却是个普通人——一个早晨要喝茶或者咖啡的人；一个喜欢读好书，也许看传记多于看小说的人；一个准时上床睡觉的人；他想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但很可能苦于便秘；他或是爱狗，或是爱猫；他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

只有当凶手是好人的时候，他才会被人看作是可怕的。

阿瑟·罗是可怕的。他的幼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度过。童年的印象无法抹掉。从小就有人让他相信，给别人造成痛苦是不对的。他常常得病，他的牙齿很糟，深受一个名叫格里格斯的庸医折磨。他在七岁前就懂得了痛苦是怎么回事，他甚至不愿让一只老鼠忍受痛苦。童年时，我们生活在不朽的光华中，天堂像海滩一样实在，而且离我们很近。在世界的复杂细节后面有着简单明了的道理，上帝是好的。成年男女对任何问题都能做出回答，所谓的真理是存在的，正义是可以度量的，它像时钟一样准确。我们的英雄们为人朴实，他们勇敢、讲真话，是出色的剑手，从长远观点看来，他们从未真正战败。后来读的书没有一本像小时候读的书那样使我们满意，原因在于小时候读的书向我们展示出一个非常简单的世界，我们知道那儿的准则。而后来的书则十分复杂，充满着自相矛盾的经验——它们由存留在我们头脑中的那些令人沮丧的回忆所构成：警察局和法院的卷宗，伪造的所得税申报单，暗中犯下的罪行，我们所鄙视的人向我们大谈其勇敢和纯洁时所用的空洞无物的辞藻。小公爵死了，被出卖了，被遗忘了。我们认不出恶棍，怀疑英雄。世界是个窄小的地方。两句最流行的话是：“世界是个多么小的地方”和“我在这儿连自己都不认得了”。

罗是个凶手，就像别人是诗人一样。那些雕像仍旧屹立着。罗准备做任何事情去拯救无辜，或惩罚罪人。他无视全部生活经验，相信正义是存在的，而正义却宣告他有罪。他细致地分析自己的动机，但结果总是对自己不利。他靠在墙上，对自己说，是他不能忍受他妻子的痛苦——而不是她。以前他曾对自己这么说过上百次。有一次，在发病早期，她确实灰心丧气了，她说她想死，不想再挨下去。那时她的精神崩溃了。后来是她的忍受和耐心使他受不了。他设法避开自己的痛苦，而不是她的痛苦。最后她猜到了他给她喝的是什么。至少是猜到了一半。她吓坏了，不敢多问。如果你曾经问过一个男人，他是否在你晚上的饮料里放了毒药，你怎么还能跟他生活下去呢？你爱着他，痛苦使他烦躁时，你就喝杯热牛奶上床睡觉，这样的生活要容易得多。他永远无法知道，恐惧是否甚于痛苦，他也永远说不出她是否宁可凑合着活下去，而不想痛痛快快地去死。他曾经拿起棍子打死过一只老鼠，以免看见老鼠垂死挣扎时的痛苦……她从他手里接过牛奶后说：“味道真怪。”然后重新躺到床上，勉强笑了笑——从那时起，他每天都要自问自答这些问题。他想待在她身旁，直到她闭上眼睛。可是那会显得反常，而他必须避免任何反常的事。所以他只好离开她，让她一个人去死。她会要求他留下的，他敢肯定。但那也会显得反常。反正一小时之内他就要上床了。在她临死的时刻，习俗还在他们身上起作用。他想起了警察的讯问：“你为什么留下？”她可能有意配合他对付警察。有许多事情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当警察讯问他的时候，他既没有勇气，也没有精力对他们撒谎。他要是对他们说一点谎话，也许他们就会把他绞死……

现在该是结束审判的时候了。

2

“他们不能玷污惠斯勒[11]的泰晤士河。”一个声音说。

“对不起，”罗说，“我没赶上……”

“地下是安全的。有防空洞。”

罗觉得他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稀稀疏疏的灰色小胡子，鼓鼓囊囊的口袋。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朝河滩上扔去。面包还没落地，一群海鸥就扑翅而起，其中一只把自己的同类甩在后边，抢到了这块面包，飞翔而去。它飞越搁浅的驳船和造纸厂，像一张白色的碎纸片朝洛茨路熏黑的烟囱飞去……

“来吧，我的小家伙们。”那人说道，他的手刹那间成了麻雀的着陆地。“它们认得叔叔，”他说，“它们认得叔叔。”他的嘴里含着一片面包。一群麻雀开始在他嘴边盘旋，轻轻啄着这片面包，像是不断亲吻着他的嘴唇。

“战时要养活你的这群侄子，”罗说，“一定很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那人说。他张开嘴时，你会发现他的牙齿很难看，显得像是烧剩的炭渣。他在那顶棕色旧帽子上也撒了些面包屑，招来了另一群麻雀。“我敢说，”他指出，“这是完全非法的。要是伍尔登勋爵[12]知道的话……”他伸出一只脚，踏在沉重的手提箱上。一只麻雀停在他膝上。他身上落满了麻雀。

“我以前见过你。”罗说。

“大概是的。”

“我想起来了，今天就见了你两次。”

“过来，我的小家伙们。”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说。

“在法院巷的拍卖行里。”

一对温和的眼睛向罗望去：“世界很小嘛。”

“你买了书吧？”罗问。他想到了那人身上的肮脏衣服。

“既买书，也卖书。”那人说，他很敏感，猜出了罗在想些什么。“我穿的是工作服，”他说，“书上尽是灰尘。”

“你喜欢旧书吗？”

“我最喜欢园艺学方面的书籍。十八世纪出版的。我叫福拉夫，家住巴特西区，福尔汉路。”

“你有足够的顾客吗？”

“比你想象的要多。”他忽地张开双臂，把落在身上的鸟赶走，似乎它们是一群孩子，他已经跟他们玩够了。“可是，这些日子里，一切都处于萧条状态，”他说，“我不理解他们想打仗，到底为的是什么。”他用脚轻轻碰碰箱子。“我这儿有一箱子书，”他说，“是从一个勋爵家里搞来的。是抢救出来的。有些书已经糟蹋得不成样子，你看了会掉下眼泪。但其余的……我不能说这不合算。要不是怕鸟落下，我会拿出来给你看看的。这是几个月来我最得意的一项进货。要是在过去，我会把它们当作宝物。是的，把它们像宝物一样珍藏起来，直到夏天美国人来的时候为止。现在我却一有机会就愿意转手。如果我不能在五点以前把这些书卖给住在‘王室纹章’旅馆里的一个顾客，我就会错过一笔好生意。他希望我能在空袭前把这些书带到乡下去。我没表，先生。你能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吗？”

“刚四点。”

“我得继续赶路了，”福拉夫先生说，“书很沉，我觉得浑身筋疲力尽。这一天可真长。对不起，先生，我想坐一会儿。”他在箱子上坐下，拿出一个破破烂烂的盒子。“你想抽烟吗，先生？照我看，你也累了。”

“噢，我没事。”对方那种温和、疲惫、老练的目光感染了他。他说：“你为什么不叫辆出租车呢？”

“唉，先生，这几天我的生意不多。叫辆出租车，一块钱就没了。司机把这些书送到乡下后，也许顾客一本也不要。”

“是园艺学方面的书吗？”

“是的，这门艺术已经失传了，先生。你知道，它可比养花复杂多了。可是如今，”他蔑视地说，“园艺却只限于养花。”

“你不喜欢花？”

“噢，花嘛，”书商说，“是不错的。你应该种些花。”

“不过，”罗说，“我对园艺学懂得不多，除了花以外。”

“这是他们耍的诡计。”温和的眼睛带着狡猾的热情向上望着，“机器。”

“机器？”

“他们建立了几尊塑像，你从塑像前经过，它们就向你喷水。还有岩洞，他们设计出来的人造岩洞。嘿，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你到哪儿都不安全。”

“我还以为你的意思是说，在花园里会感到安全呢。”

“他们不这么想，先生。”书商说，龋齿的剧臭不断朝罗涌来。罗产生了离开他的愿望，但同情心却自动随着这种愿望而来。罗没离开他。

“然后，”书商说，“还有坟墓……”

“坟墓也往外喷水吗？”

“噢，不喷水。它们看上去庄重肃穆，先生，死亡的时刻……”

“忧郁的想法，”罗说，“产生在阴影之中。”

“这是你的看法，是吗，先生？”可是，书商无疑是以某种幸灾乐祸的心情说出这句话的。他掸去外套上的一小块粘鸟胶说：“先生，你难道不喜欢崇高的或者荒谬的东西吗？”

“也许，”罗说，“我更喜欢质朴的人性。”

那人咯咯笑起来。“我懂你的意思，先生。噢，相信我吧，他们在岩洞里也有人性。每个岩洞里都摆着舒服的躺椅，他们从来不忘记摆上舒服的躺椅。”他再次以狡猾的热情向罗喷出龋齿的臭味。

“你难道不觉得，”罗说，“你该往前赶路了吗？你不应该让我坏了你一次生意。”罗立刻后悔自己讲话太粗暴了。罗望着对方那双温和、疲倦的眼睛，心想，可怜的家伙，这一天可累坏了……每一本书都合他的口味……不管怎么样，他喜欢我。这个结论使罗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意外。

“我想我该走了，先生。”那人站起身来，掸掉鸟在他身上留下的一些面包屑。“我喜欢有意思的交谈，”他说，“如今，有意思的交谈实在太少了。人们只晓得在防空洞之间奔走。”

“你睡在防空洞里吗？”

“跟你说实话吧，先生，”他讲话的口气像是在承认自己有一种怪癖，“我受不了炸弹。不过，在防空洞里你是不能睡好的。”箱子的重量压着他，沉甸甸的箱子使他显得苍老了。“有些人不体谅别人。打呼噜，吵架……”

“你为什么从公园里走呢？莫非这样走最近？”

“我想到这儿来歇歇脚，先生。树，还有鸟，都驱使我到这儿来歇一会儿。”

“嗯，”罗说，“你最好让我来提箱子吧。河的这边没有公共汽车。”

“哎，我不能麻烦你，先生，真的不行。”但他的拒绝并非出于真心。箱子当然很沉。那些关于园艺学的书很重。他表示歉意：“没有什么东西比书更重的了，先生，除非砖头。”

他们走出公园。罗换了换手，用另一只手提箱子。他对那人说：“你知道吗，你不能及时赶到那儿了。”

“我不该那么答应他，”老书商懊恼地说，“看来……看来我真的应该花点钱雇辆出租车了。”

“我看也是这样。”

“要是能让出租车带你一段，就合算了。咱们俩是一个方向吗？”

“噢，我无所谓。”罗说。

他们在前面拐弯处叫了一辆出租车。书商脸上露出随和的表情，舒舒服服地坐到车里。他说：“既然下决心花钱，就要充分享受，这就是我的想法。”

然而车窗紧闭着，另一个人很难得到享受——龋齿的臭味实在太难闻。罗怕对方发现自己的恶心，找了个话题：“你干过园艺这一行吗？”

“噢，不是你讲的那种园艺。”那人不断朝窗外望。罗觉得他并非真的在享受行车的乐趣。那人说：“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最后帮我一次忙，先生。‘王室纹章’旅馆的楼梯……呃，我这种年纪的人真得小心。可是谁也不会给我帮忙。我和书打交道，可对他们来说，先生，我只是一个商人。你愿意帮我把这只箱子提上去吗？你不必在那里多待。找到6号房间的特拉佛斯先生后就可以离开那儿。他在屋里等着这箱书。你只要把箱子交给他就行了。”他迅速地瞥了罗一眼，看是否会遭到拒绝，“然后，先生，我就会把你带到任何你要去的地方，因为你对我太好了。”

“但你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罗说。

“可以猜吗，先生。怎么样，试试吗？”

“我也许可以相信你的话，到远处遛一趟。”

“你可以考验我，看看我说话是否算数，先生。”那人摆出笑脸说，“另外，我还要卖给你一本书，咱们俩公平交易。”也许是此人过于低三下四，也许仅仅因为他的口臭不能忍受，反正罗不大愿意答应他的要求。“为什么不让服务员帮你拿上去呢？”他问。

“说实话，我不放心把这箱书交给服务员。”

“你可以看着他送上去嘛。”

“问题在于，那样的话我还得上楼，先生。在这样漫长的一天之后……”他靠在座位上继续说，“你一定要知道的话，先生，我不能一直拎着它。”他把手伸向心口，天知道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好吧，罗想，在离开他之前我再做一次好事吧。但罗还是不大情愿。那人看样子确实有病。精疲力竭，因此他的诡计居然成功了。罗想，为什么我非得和一个陌生人坐在出租车里，同意把一箱子十八世纪的书拎到另一个陌生人的屋里去呢？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种超现实的想象力的驱使、指挥和控制。

他们俩停在“王室纹章”旅馆门前。这是奇怪的一对，浑身是土，胡子老长。罗并没答应给那人拎箱子，可他知道没别的法子。他硬不下心来一走了事，让这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儿自己去扛箱子。在服务员充满猜疑的目光注视下，罗下了车，吃力地提着那个沉甸甸的箱子，跟在那个商人后面。“你订房间了没有？”服务员问，随后又犹犹豫豫地加了一句，“先生，我是问你呢。”

“我不在这儿住宿，我把这箱子给特拉佛斯先生送去。”

“请到服务台去问问吧。”服务员说完后，急忙去接待另一批更有趣的旅客。

书商是对的，旅馆的楼梯又长又宽，登起来可真费劲。它们大概是为那些穿着夜礼服、徐徐移步的妇女造的。建筑风格富有罗曼蒂克趣味。从没见过一个两天没刮胡子的男人扛着这么一箱子书上楼。罗数了数，共有五十级楼梯。

服务台的值班职员凝神看着罗，不等他开口就说：“我们这儿恐怕已经客满了。”

“我是给6号房间的一位名叫特拉佛斯的先生送书来的。”

“噢，是的，”那个职员说，“他刚才一直在等你。现在他出去了，可是他留下了话。”可以看得出来，他不喜欢这指示。“说是让你进屋去。”

“我不想等他了，只想把书留下。”

“特拉佛斯先生指示你等着他。”

“我才不在乎特拉佛斯先生的指示呢。”

“服务员，”那个职员尖声嚷嚷道，“把这个人带到6号，特拉佛斯先生的屋里。特拉佛斯先生留下了话，说是让他进屋。”他只说了这么几句话，这么几句一成不变的话。罗觉得，他用这么几句话就可以过一辈子了，结婚，生孩子……他跟在服务员后面，走进了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走廊，电灯安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走过一个房间门口时，一个穿着红色拖鞋和晨衣的女人尖叫了一声。罗觉得这条走廊像是库纳德公司制造的一艘大型客轮的过道，他盼着能见到男女乘务员。但他却看见一个头戴圆顶硬礼帽的矮壮犹太人从一百码开外的地方迎着他们走来。不久，犹太人突然转进走廊的一个隐秘处。“你是不是在自己身后拖了根棉线[13]？”罗问。服务员一直没有表示愿意帮忙提箱子。罗拿着这么重的东西，身子直摇晃，像病入膏肓的人那样，感到头晕目眩。服务员一直往前走，他的背影、他那条紧身蓝裤和那件蹩脚的冷藏工人制服老在罗的眼前晃动。罗依稀觉得有可能在这儿迷路，一辈子也走不出去。只有在服务台值班的那个职员能提供一点线索，告诉他眼下是在何处。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在这片荒漠中已经走了多远。水不断从龙头中流出。傍晚时分，人们可能走出房门，来领取罐头食品。他重新体会到一种已被遗忘的历险感。一个个门牌被他甩在后面。49号，48号，47号。有一次他们穿了一条近路，从40多号径直拐到30多号。

走廊里有扇房门半开着，从那儿传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像是有人时而吹口哨，时而叹气。可服务员对任何事情也不感到奇怪。他只顾往前走，他对这幢楼房熟极了。各式各样的人，带行李的人或不带行李的人，进来住一夜就走；有几个死在这里，他们的尸体被电梯悄悄运走；有段时间离婚案剧增，成双成对的当事人住进旅馆，给小费时很慷慨。侦探给的小费更多——因为他们给了小费后，可以报销。服务员理所当然地接受一切。

罗问：“过一会儿你再把我领出去吗？”每个拐角处都有一个箭头，上方写着“空袭掩蔽所”几个字。每隔几分钟，就能看见一个这样的箭头，使人产生在原地打转的感觉。

“不，特拉佛斯先生留下了指令，你得待在他屋里。”

“我不服从特拉佛斯先生的指令。”

这是座现代化的楼房，安静得令人赞叹，但又使人不安。听不到铃响，只有灯光时灭时亮，仿佛有人不断用灯光信号发出大家急着想知道的重要消息。太安静了，现在他们连刚才的口哨声和叹息声也听不见了。如同一艘客运轮船搁了浅，发动机停止了运转。周围一片静寂，预示着不祥。你只能听见水浪轻轻拍打船舷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这就是6号房间。”服务员说。

“到100号房间大概还得走很久吧。”

“100号在三楼。”服务员说，“不过，特拉佛斯先生的指令是……”

“别在意，”罗说，“就当我没说。”

要是门上没有这块镀铬门牌，你简直分辨不出哪儿是门，哪儿是墙。房门仿佛被砌死，房客像是被关在墙里。

服务员插进一把万能钥匙，推“墙”而入。罗说：“我把箱子放下就……”可是门在他后面关上了。特拉佛斯先生看来很受人尊敬，既然他发了命令，罗就得服从，否则就得自己独自摸索着出旅馆。这个插曲真荒诞，但其中有某种令人兴奋的东西。罗现在已决心对付一切。法律和这件事的前后经过要求他自杀(他只须决定采取什么方式就行了)。不过，眼下他可以先享受一下这个奇特的生存方式。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懊悔、恼怒、仇恨以及其他各种感情掩盖了生存的本来面貌。他打开起居室的门。

“哟，”他说，“这可没想到。”

他看见了安娜·希尔夫。

罗问：“你也是来看特拉佛斯先生的吗？你也对园艺学感兴趣吗？”

她说：“我是来看你的。”

说实在的，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仔细观察她。她又瘦又小，与她的阅历相比，实在显得太年轻。现在她已脱离办公室的樊笼，脸上那种老练的神情没有了。工作是一种模仿别人的游戏，她必须与办公桌、电话、黑色的制服这样一些属于成年人的东西一起玩这个游戏。离开这些东西后，她看上去只是一个易碎的装饰品。但他知道，生活并未把她击碎。

生活只在她那双像稚童一样率直的眼睛周围留下了几道皱纹。

“你喜欢园艺机器吗？”他问，“会喷水的塑像……”

他打量着她，心在怦怦乱跳。就好像他是个年轻小伙子，就好像他正在电影院外面、在里昂街角咖啡馆或者在举行舞会的乡镇旅店的院子里和心上人初次约会。她穿一条应付夜间空袭的破旧蓝裤子和一件深红色的运动衫。他忧郁地想道，他从来没见过谁的大腿有她的大腿这么漂亮。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怎么知道我会到这儿来给特拉佛斯先生送一箱子书呢？特拉佛斯先生到底是谁？十分钟之前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会到这儿来。”

“我不明白他们是用什么借口把你骗到这儿来的，”她说，“快走吧，快点。”

她看上去像一个受欺侮的孩子，一个被你善意地欺负的孩子。在办公室里她要比此刻大十岁。他说：“这儿的住宿条件不错，是不是？晚上有一整套房间。可以坐下来看书，做饭……”

一道浅棕色的帷帘把起居室分成两部分。他拉开帷帘，里面是一张双人床，小桌上放着一部电话，屋角还有一个书架。他一边问：“里面是干什么用的？”一边打开一扇门。“你看，”他说，“还有个厨房，炉子和其他东西应有尽有。”他走到起居室说，“住在这儿可以忘掉自己是离家在外。”但是这种无忧无虑的情绪只持续了几分钟。

她说：“你没发现什么吗？”

“你指的是什么？”

“你这个记者目光可不敏锐啊。”

“你怎么知道我是记者？”

“我哥哥把一切都调查了。”

“一切？”

“是的。”她再一次问，“你没发现点什么吗？”

“没有。”

“特拉佛斯先生好像没有留下一块用过的肥皂之类的东西。你可以到卫生间里去看看。连肥皂外面的包装纸也没撕掉。”

罗走到门口，把门插上。他说：“不管他是什么人，在我们谈完之前，他别想进来。希尔夫小姐，我觉得自己有点糊涂了，请你详详细细告诉我：第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第二，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她倔强地说：“我不跟你说我是怎么知道的。至于说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我是为了让你快点离开这儿。上次我给你打了一个电话，我没做错吧，对不对？”

“是的，你没做错。可是你为什么要为我担忧呢？你当时说过，你了解我的一切，是吗？”

“这对你并无坏处。”她说得很简单。

“知道了我的一切后，”他说，“你便不会为我担忧了……”

“我希望待人公道。”她说，好像向他透露了自己的一种癖好。

“是啊，”他说，“要是你能做到的话就好了。”

“可他们不喜欢我这样。”

“你指的是贝莱太太吗？”他问，“是卡农·托普林吗？”太复杂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无力招架。他往扶手椅里一坐。这间屋子里还有一把扶手椅和一个长沙发。

“卡农·托普林这个人不错。”她说着突然笑了起来，接着她又说，“我们谈的这些事很可笑。”

“请你告诉你哥哥，”罗说，“让他别再为我奔波。我放弃了。他们喜欢谋杀谁就去谋杀谁吧。我不想跟他们搞在一起。我要远走高飞。”

“去哪里？”

“随便找个地方藏身，”他说，“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我。我知道一个地方，那儿安全极了……但他们不想这样，我认为他们真正害怕的是我会去找他们。我觉得，其中的奥妙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蛋糕……还有贝莱太太，神出鬼没的贝莱太太。”

“他们是坏人。”她说。这句话仿佛适用于他们全体。“你要远走高飞，这使我很高兴。这儿没你的事。”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她接着说的话，“我不想再让你受伤害。”

“你为什么这样说？”他问，“你已经知道了关于我的一切。你们检查过了。”然后他借用她那种孩子气的话说，“我也是坏人。”

“罗先生，”她说，“我在我来的地方看见过很多坏人。这个称呼对你可不适合，因为你没有那些特征。你对过去做过的事情追悔莫及。人们说英国的法官是好的。嗯，他们没有绞死你……这是一起发自好心的谋杀案。报上是这么写的。”

“你所有报纸都看了？”

“都看了。我甚至看见了他们拍的照片。你举起报纸遮住脸……”

他目瞪口呆地听着，到此时为止还没有人这么坦率地跟他谈过这件事。这是一种痛苦，不过这是一种碘酒抹在伤口上的痛苦，是一种可以忍受的痛苦。她说：“在我来的那个地方，我见过许多起杀人案，但没有一起出自好心。你别想得太多，给自己找个机会吧。”

“我想，”他说，“我们最好想个办法，看看怎么对付特拉佛斯先生。”

“赶快离开这儿。这是唯一的办法。”

“你怎么办？”

“我也走，我也不想惹麻烦。”

罗说：“如果他们是你的敌人，如果他们让你受苦，我就留下和特拉佛斯先生谈谈。”

“噢，不，”她说，“他们不是我的敌人。这儿不是我的国家。”

他说：“他们是谁？我一点也不明白。他们是你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人？”

“这些人在哪儿都一样。”她说。她伸出一只手，试着碰了碰他的胳膊，仿佛想知道他的感觉如何。“你认为自己是个坏人，”她说，“可这仅仅是由于你不忍心看着别人受苦。他们能忍心看着别人受苦。别人在无限制地受苦，而他们却毫不在乎。”

他可以连续几小时地听她讲下去。他不得不自杀，这看来是一件憾事，可是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除非把自己交给刽子手。他说：“我想，要是我在这儿等特拉佛斯先生，他来了以后就会把我交给警察。”

“我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那个提着书箱的滑头也属于他们一伙。他们的人可真不少。”

“多极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多。”

“可是。我把这箱子书留下后，他们为什么还认为我应该留在这儿呢？”他握住她的手腕，一只瘦骨嶙峋的小手腕，哀伤地说，“你不是他们一伙的吧？”

“不是。”她说。她没有把手抽开。她说的是事实。他觉得她没说谎。她的毛病也许有一百处之多，但说谎这个最常见的毛病在她身上并不存在。

“我不认为你是他们一伙的，”他说，“但这样意味着……意味着他们要让咱们俩都待在这儿。”

她说：“噢。”他的话仿佛使她深有感触。

“他们知道咱们将在谈话、解释上浪费时间……他们要的是你我两人，但警察不要你。”他大声说，“现在你和我一起离开这儿吧。”

“好的。”

“要是还不算太晚的话，咱们还能溜掉。他们似乎很会安排时间。”他走进门廊，小心翼翼地拉开插销，把门打开一条缝，随后又轻轻把它关上。他说：“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旅馆里，很容易迷路，走廊又多又长。”

“是吗？”

“咱们不会迷路的。瞧，走廊那头有人在等着咱们呢。他的背刚转过去，我看不见他的脸。”

“他们确实什么都想到了。”她说。

他发现自己又兴奋起来了。他曾经以为自己今天就要送命，但他没死。他要活下去，因为他又能对别人有用了。他不再感到自己是拖着一个没有价值的、正在衰老的身躯到处游逛。他说：“我看，他们没法把咱们困在屋里饿死。他们进不来，除非爬窗。”

“你说得对，”希尔夫小姐说，“我已经看过了。他们不可能爬窗进来，光滑的墙有十二英尺高。”

“那么咱们坐在这儿等就行了。咱们可以给餐厅挂电话，叫服务员送晚饭来。要几道菜，再要点好酒。让特拉佛斯付钱吧。先来点度数很高的葡萄酒……”

“好吧，”希尔夫小姐说，“只要咱们能肯定送饭来的服务员不是坏人。”

他微笑了。“你倒是考虑得很周全。这是在大陆上受过训练的结果。你说该怎么办？”

“打电话把职员叫来，就是咱们见过的那个职员。找个借口，非让他来不可。然后咱们跟他一起出去。”

“好，”他说，“就这么办。”

他掀起帷帘。她跟着他：“你找什么借口呢？”

“我不知道，随机应变吧。我会想出法子来的。”他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又听了一会儿。他说：“我觉得电话线被掐断了。”他听了约莫两分钟，可一点声音也没有。

“咱们被困起来了，”她说，“我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两人都没注意到他们正拉着手。他们仿佛陷入了黑暗，必须摸索着向前走……

他说：“咱们没有任何东西当武器用。女人插在帽子上的铁针现在已经不时兴，而我唯一的一把小刀又被人拿走了。”他们俩手拉手回到起居室。“咱们还是暖和一下身子吧，”他说，“把壁炉烧旺。冷得像下起了暴风雪。外面还有一群饿狼。”

她松开他的手，蹲在壁炉旁。她说：“烧不旺。”

“你扔进去的柴还不值六便士。”

“我已经扔了一先令的木柴了。”

天气很冷，屋里渐渐黑了。两人想起了同一件事。“试试看电灯亮不亮。”她说。他的手早已摸到了开关。灯没亮。

“天会越来越黑，屋里会越来越冷，”他说，“特拉佛斯先生让咱们受罪了。”

“哦，”希尔夫小姐说，她像小孩似的用手捂着嘴，“我害怕。真对不起，可我害怕。我不喜欢黑暗。”

“他们奈何不了咱们，”罗说，“门插上了，他们不可能把门砸开。这你是知道的。这是个文明的旅馆。”

“你敢肯定，”希尔夫小姐说，“这儿没有别的门可以进来吗？厨房里……”

他想起了一件事，赶紧打开厨房门。“是啊，”他说，“你又说对了。这儿有个供商人出入的暗门。这些套间真不错。”

“你把那扇门也插上吧。”希尔夫小姐说。

罗回到小姐身边轻声说：“这套设备齐全的房间只有一个缺点：厨房的插销坏了。”他马上握住她的手。“但不要紧，”他说，“咱们想得太多了。你要知道，这儿不是维也纳，这儿是伦敦。咱们是多数。这个旅馆住满了人，是咱们这边的人。”他重复道，“咱们这边的人。他们就在附近，咱们只要喊一声就行了。”世界匆匆进入了黑夜，像一只被鱼雷击中的轮船那样迅速地倾斜了，眼看就要沉入黑色的海水中。他们的说话声越来越高，彼此已看不清对方的脸。

“再过半小时，”希尔夫小姐说，“警报就要拉响。他们会全部躲进地下室。只剩下咱们……和他们了。”她的手变得越来越冷。

“那时咱们的机会就来了，”他说，“警报一拉响，咱们就随着人群出去。”

“咱们现在是在楼道的尽头，这儿也许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人群。你怎么知道这个楼道里还有人在？他们把什么都考虑到了，你难道认为他们会在这一点上疏忽？他们可能订下周围的每一间屋子。”

“试试看，”他说，“要是咱们有什么家什就好了——一根棍子，一块石头。”他住了嘴，放开她的手。“如果箱子里装的不是书，”他说，“而是砖头就好了。要是箱子里装的是砖头……”他摸摸一个箱扣。“箱子没锁，”他说，“现在咱们就能知道……”他们一起疑惑地看着箱子。不可能是砖头。那帮家伙既然什么都考虑到了，难道会在这点上疏忽吗？

“我不想碰它。”她说。

他们像是落在一条蛇面前的两只鸟，感到手足无措，蛇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

“他们有时也会疏忽的。”他说。

黑暗把他们俩隔开，枪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他们要等到警报拉响，”她说，“等到所有的人都进了地下室，听不见这儿的声音时才会动手。”

“这是什么声音？”他说。他自己也神经过敏起来了。

“怎么啦？”

“我觉得有人在拉门把手。”

“他们离咱们真近呀。”她说。

“感谢上帝，”他说，“咱们并非赤手空拳。帮帮忙，把长沙发推过去。”他们用长沙发的一头顶住厨房门。他们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完全陷入了黑暗。“咱们运气不错，”希尔夫小姐说，“这是个电炉。”

“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是电炉就交了好运？”

“咱们把他们堵在外面了。如果厨房里的炉子烧煤气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往屋里放煤气。”

他说：“你真该干这一行。想得可真全面。来，再帮我一把。咱们把沙发整个儿推进厨房吧……”可是还没动手他们就停住了。他说：“太晚了，那边有人进来了。”他们听见了一声轻轻的关门声。

“隔壁出了什么事？”他问。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小公爵》中的一个情节。他说：“从前他们是通过喊话的方式，让城堡里的人投降。”

“别说话，”她低声说，“请别说话。他们在听着呢。”

“我受不了这种猫捉老鼠的把戏，”他说，“咱们甚至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有人。他们用开门声和黑暗来吓唬咱们。”他很激动，稍微有些神经质。他大声说道：“进来吧，进来，不必敲门。”可是没人回答。

他火冒三丈地说：“他们认错人了。他们以为能用恐吓手段得到一切。可他们检查过我了。我是个凶手，可不是吗？你知道，我不怕杀人。随便给我一样家什吧，给我一块砖头也行。”他瞧着那个箱子。

希尔夫小姐说：“你说得对，咱们得干点什么，哪怕干件错事也行。不能干等着他们为所欲为。把箱子打开吧。”

他神经质地迅速捏了一下她的手，然后又放开。此时，警报又开始了晚间的鸣叫，他打开了箱盖……

[1]　《小公爵》(The Little Duke)，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夏洛特·M.永格(Charlotte M.Yonge， 1823—1901)出版于1854年的小说。——编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2]指为“自由母亲基金会”筹款。——译者注

[3]印度北部邦城市，位于恒河河畔。

[4]位于英国剑桥郡的一个乡镇。

[5]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市圣詹姆斯区的一条街道，聚集了众多餐厅和剧院。在伊丽莎白时代为出售饲料和农作物的街道集市。

[6]一种莨菪烷型生物碱，可用于麻醉镇痛、止咳、平喘等，用药过量可引起中毒。

[7]威廉·勒·丘(William Le Queux， 1864—1927)，英国小说家，间谍小说早期的代表作家。

[8]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和诗人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所著的历史小说。

[9]布朗托姆(Pierre de Bourdeille， seigneur de Brant me， 1540—1614)，法国作家，著有多部名人传记。

[10]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 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著名情妇、社交名媛。

[11]詹姆斯·惠斯勒(James Whistler， 1834—1903)，美国画家，擅长人物、风景，曾在伦敦长住，画过不少泰晤士河风景画。——译者注

[12]二战时期英国粮食部大臣。

[13]暗指这儿像是个迷宮，身后不拖根棉线，过一会儿就无法沿原路回来了。——译者注

第二部 幸福的人

第一章 在世外桃源的谈话

他的守护人真愿意设想，

城堡里没有这样的来宾。

——《小公爵》

1

阳光射进室内，宛如洒向水底的淡绿色灯光。窗外的树木刚刚萌发出新芽。太阳照着洁白的墙壁、颜色如同报春花的黄床罩、大扶手椅、长沙发和摆满高深读物的书橱。一个花盆里栽着几株从瑞典买来的早开的黄水仙。这儿能听见室外阴凉处的喷泉声和一个戴无框眼镜的小伙子热情又柔和的讲话声。

“你要知道，最要紧的是别忧虑。迪格比先生，当初你在战争中尽了力，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休养了。”

小伙子一向注重良心。几个星期前，他谈到自己的良心时说，他是清白的。虽然他并不赞成不抵抗主义，可是他那双倒霉的眼睛却使他失去了任何积极的价值。他的那双可怜的眼睛视力很弱，但却透过那副厚得像玻璃瓶似的镜片射出充满信任的目光。他一直希望进行一次严肃的交谈。

“你别以为我不愿意待在这儿。我是很愿意的。这是一种很愉快的休息。只是有时我在想，我是谁？”

“嗯，迪格比先生，我们知道这一点。你的身份证……”

“是的，我知道我的名字是理查德·迪格比。但是，理查德·迪格比又是谁呢？你知道我以前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吗？你知道我以后会有办法来偿还你们为我做的一切吗？”

“你不必为此担忧，迪格比先生。你的病让医生很感兴趣，他已经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全部报偿。你是他的显微镜下的一件很有价值的标本。”

“可是在这困难时刻，他的生活怎么能过得这么奢侈呢？”

“他很有办法，”小伙子说，“你要知道，这里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在乡下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弹震症[1]诊所了。不管人们会怎么说。”小伙子又怏怏不乐地加上一句。

“我想，你们遇到过比我更严重的病例……狂暴型的。”

“我们遇到过一些。正因为如此，医生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一座病号楼——一座与别的病房隔开的侧楼，那儿有专门医护人员。他不让那里的医护人员精神上受干扰……你瞧，我们也需要镇静，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你们肯定都很镇静。”

“我想，到时候医生会给你上一次精神分析课。不过，你要知道，如果记忆力能逐步自然恢复的话，那要好得多。就好像泡在显影液里的胶卷，”他继续说道，显然是在引用另一个人的话，“潜影会慢慢显现出来的。”

“约翰斯，如果显影液不好，那就未必如此。”迪格比说。他微笑着，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里。他很瘦，满脸胡子，已到中年。前额上的那块伤疤瞧着很别扭——如同一位教授的脸上有几块决斗留下的伤疤。

“请讲下去，”约翰斯说——这是他爱用的口头禅之一，“看样子你喜欢摄影？”

“你也许以为我过去是个赶时髦的人像摄影家吧？”迪格比问，“这是在回忆往事。是多年前的事了，对不对？嗯，我想起家里有一间暗房，就在孩子们住的那一层。那里也用来存放衣服和床单。要是你忘了锁门，女佣就会拿着干净的枕套推门而入，于是底片便跑光了。你瞧，这些事情我记得一清二楚，一直到十八岁。”

“那时的事情，”约翰斯说，“你爱讲多久就可以讲多久。你可以从中得到一条线索。显然不会受到弗洛伊德潜意识压抑力的阻挠。”

“今天早晨我躺在床上想，我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记得过去我很喜欢看有关非洲探险的书，喜欢斯坦利、贝克、利文斯通和伯登。可是，今天的探险家们似乎没有那么多机会了。”

他从容不迫地思索着，似乎他的幸福来自没有尽头的乏味生活。他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累。他觉得现在这种样子很舒适。也许这正是他的记忆力得以慢慢恢复的原因。他认真地回答问题，因为一个人总得尽自己的努力。“或许有人查看过旧殖民部的名册，或许我也去查过。这就怪了，难道不是吗？知道了我的姓名，却了解不到我的情况……你可能会想，肯定会有人查问的。比如说，我是否结过婚……这件事使我很苦恼。也许我的妻子正设法寻找我呢……”他想：如果这一点能搞清楚，我就完全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约翰斯刚开口便又停住了。

“你是不是想说，你们已经找到了我的妻子？”

“不完全是这样，不过，我想医生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你。”

“好，”迪格比说，“现在正是接待病人的时间，对不对？”

每个病人每天可以到医生办公室里去见医生，每人一刻钟，但那些做精神分析的病人例外，他们可以在办公室里待上一小时。这种情况有点像学生放学后去拜访慈祥的校长，谈谈自己的个人问题。病人们需要经过一间公共休息室，他们在那里可以看报，下象棋，玩跳棋，或享受一下弹震症病人之间的社交乐趣。通常迪格比总是绕道而行。在这个过去也许是高级旅馆的休息室里，看到有人躲在角落里暗自流泪，这种场面实在令人难堪。他觉得自己完全正常，只是隐约觉得自己仿佛已从某种可怕的职务中解脱出来，但不知这是多少年以前发生的事。他觉得和这些病人做伴很不自在，从这些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正在受折磨。那急速抽动的眼睑，那尖锐刺耳的声调，还有那种像长在自己身上的皮肤一样不可分离的极度忧郁的心情。

约翰斯在前面走，他十分熟练地扮演着助手、秘书和男护士的角色。他并不很称职，但医生有时也让他过问一些简单的病例。他对这位医生是十分崇拜的。迪格比注意到，约翰斯对医生过去的一次事故——可能是一个病人的自杀——故意装糊涂。他成了为那个天大的“误会”辩解的战士。约翰斯曾说：“这是对医务人员的嫉妒，你们不该相信它。这是恶意中伤，是谎言。”他常常绘声绘色地介绍这位医生的“牺牲精神”。这就出现了疑问：迪格比听说这位医生的医术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那么人们传说的他被吊销了行医执照这件事又该如何解释？约翰斯有一次说“有人迫害他”，并做出一副要为医生辩解的姿态，结果把一盆黄水仙花碰翻在地。但后来坏事变成了好事(有人认为这是好事，包括约翰斯在内)：这位厌恶伦敦西区的医生来到乡下，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拒绝接受那些未在就诊申请书上签字的病人，因此连那些最严重的急症病人也都明白应该自愿接受医生的诊治……

“那么我呢？”迪格比问道。

“噢，你是医生接受的一个特殊病例，”约翰斯神秘地说，“总有一天他会告诉你的。那天夜里你偶然得救了。不过你还是签了字的……”

他一直觉得很蹊跷，怎么一点也想不起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那一天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休息室里，耳边是喷泉的滴水声，舌头上还留着药味。时值隆冬，树已枯黄，风雨凄凄。从遥远的田野上忽然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哭声，犹如船舶离岸时发出的汽笛声。

他常常一躺就是几小时，做着奇奇怪怪的梦……他似乎还能想起一些事情，但不能抓住那些一闪而过的点滴回忆，无法记住那些突然涌现在脑海的昔日画面，更没有力量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他无可奈何地喝下了药，然后又酣睡起来。他只是偶尔被噩梦惊醒，一个女人常常出现在他的梦中……过了许多天，人们才把战争的事告诉他，并做了大量解释，说明了战争的来龙去脉。有些事情别人觉得很平常，他却感到很奇怪，但巴黎沦入德国人手中这件事，他倒觉得很自然。受伤前的某一段生活他还能回忆起来，他记得当时巴黎就已经沦陷了。不过他对于我们正在和意大利打仗这件事，却感到十分惊讶，仿佛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原因不可解释的自然灾害。

“意大利!”他惊叫道。奇怪，那不正是他的两个未婚姑姑每年都要去那儿画画的地方吗？他还记得国立美术馆中陈列的原始艺术作品。卡波雷托战役[2]图和加里波第[3]的肖像。有一种饼干就叫加里波第牌。他想起了托马斯·库克旅行社。接着，约翰斯又耐心向他解释，墨索里尼是什么人。

2

医生坐在一张十分简朴但又拾掇得很干净的桌子后边，面前摆着一盆花。他摆摆手，请迪格比进去，好像后者是他的得意门生。他长着满头白发，那张老气横秋的脸像兀鹫一样高贵和略带戏剧性，看上去像是一幅维多利亚时代的肖像画。约翰斯侧身出了门，仿佛是倒退着向门口走去的。他被地毯边绊了一下。

“嗯，你感觉怎么样？”医生问，“你看上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是吗？”迪格比反问道，“谁知道我是不是见好了。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福里斯特医生，也许我越来越糟了。”

“你的话使我想起一个重要消息，”福里斯特医生说，“我已找到一位了解你的人，一位过去认识你的人。”

迪格比的心跳得很厉害。他问：“是谁？”

“我先不告诉你，我要让你自己去发现每一件事情。”

“我真糊涂，”迪格比说，“现在我感到头昏脑涨。”

“这是正常现象，”福里斯特医生说，“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他打开食品橱，拿出一只杯子和一瓶葡萄酒。“它会使你提起精神来。”他说。

“佩佩大叔牌葡萄酒!”迪格比一边说，一边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你看，”医生说，“好多了吧？再喝一杯怎么样？”

“把酒当药喝，这实在不像话。”

这个消息使迪格比感到震惊。他不敢肯定自己是否高兴。他无法知道，当他恢复记忆之后，他将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生命逐渐逝去，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而责任却在不断地、不知不觉地加重。即使幸福美满的婚姻，也会慢慢变成一个负担：爱情会使一个男人不知不觉地接受约束。可是通过命令的方式，让你在一分钟内爱上一个陌生人，这是不可能的，尽管那人实际上二十年来一直对你怀有深情厚谊。现在，迪格比除了童年的事情之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他觉得自由自在。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他相信自己明白，他记忆中的这个男孩将成为怎样的人。他更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后将给他带来的重大任务。

福里斯特医生说：“我一直等到现在，等到我认为你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才决定把这事告诉你。”

“嗯，是这样。”迪格比说。

“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医生说。此时他更像是一位校长，而迪格比则像是一个争取大学奖学金的学生，为了学校的声誉和自己的未来到这儿来参加考试。约翰斯在焦急地等待他的“主人”出来。当然，要是他考砸了，他们会对他很好，他们会去责备主考人……

“我要让你们俩单独谈谈。”医生说。

“眼下他在这儿吗？”

“她在这儿。”医生回答。

3

看见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进了屋，真让人欣慰。在此之前，他一直坐立不安，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来人只不过是一个满头红发的漂亮小姑娘，她的个子那么小，简直不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他深信，他不必害怕这个姑娘。

他站了起来。看来不应该对她太彬彬有礼。他不知道是和她握手呢，还是吻她一下。他既没有同她握手，也没有和她接吻。他们俩远远地相互打量着，他的心跳得非常厉害。

“你的变化真大。”她说。

“这里的人却总是对我说，”他说，“我已经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你的白头发更多了。还有一块伤疤。不过你显得年轻多了……快活多了。”

“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很轻松。”

“他们对你好吗？”她不安地问。

“很好。”

他感到自己如同带着一个陌生人在外面吃饭，但席间却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他说：“请原谅，这似乎有点荒唐，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你一点也记不得我啦？”

“记不起来了。”

他曾偶尔梦到过一个女人，但不是眼前的这个姑娘。除了那女人的脸以外，梦中的其他细节他一点也记不起来了。那些梦充满了痛苦。他很高兴，这位姑娘不是梦中见到的那个女人。他又看了她一眼。“记不起来了，”他说，“很抱歉。我真希望能想起来。”

“没什么可抱歉的，”她说，她的声音生硬得出奇，“以后别再感到抱歉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脑子太糊涂了。”

她说：“我叫安娜·希尔夫。”她仔细观察着他。“希尔夫。”

“听起来像个外国名字。”

“我是奥地利人。”

他说：“这一切我觉得很新鲜。我们正在和德国交战。而奥地利不是……”

“我是个难民。”

“哦，对了，”他说，“我看到过关于难民的消息。”

“你甚至连战争都忘记了？”她问。

“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说。

“是的，太多了。不过，你需要他们来告诉你吗？”她重复了一句，“你似乎比从前快活多了……”

“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是不会快活的。”他迟疑片刻后又说道，“请原谅。问题太多了。咱们俩过去是朋友吗？”

“是朋友。你为什么问这个？”

“你很美。我不知道……”

“你救过我的命。”

“在什么情况下？”

“炸弹爆炸的时候，噢，是在即将爆炸的时候，你一下子把我推倒，伏到我身上。所以我没受伤。”

“我很高兴，”他神经质地笑起来，“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许会听到自己干过许多不光彩的事情。我很高兴，我还干过一件好事。”

“看来真怪，”她说，“自一九三三年以来的可怕岁月……你只是从报纸上得知一些。它们对你来说是历史。你是个全新的人。你不像我们这些人这样疲惫不堪。”

“一九三三年，”他说，“一九三三年。我给你讲讲一〇六六年的事吧。当时英格兰的所有君主……至少……我不能肯定……也许不是所有君主。”

“一九三三年是希特勒上台那年。”

“对，我现在记起来了。这个消息我看过好多遍了，但日期没记住。”

“我猜想，你恐怕连仇恨也记不得了。”

“我没有谈论这些事情的权利，”他说，“我没经历过这些。在学校里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说，威廉·鲁弗斯[4]是一个红头发的暴君。但是不能期待我们去恨他。像你这样的人才有权利去恨。我没有权利。你看，我没有受到伤害。”

“可是，你这张可怜的脸……”她说。

“哦，这个伤疤。也可能由任何别的原因造成，例如摩托车的车祸。再说他们并没有要杀死我的意思。”

“是吗？”

“我不是重要人物。”他信口说了一些蠢话。他还提出一些假设，但都没有什么可靠根据。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不是重要人物，对不对？我不可能是。不过，我的证件上也许有个什么重要头衔。”

“他们让你看证件了吗？”

“噢，是的。你知道，这儿不是监狱。”接着他又重复了一句，“我并不是重要人物，是不是？”

她含糊其词地说：“你不是名人。”

“我猜想，医生不会让你告诉我什么事情。他说，他要让我自己慢慢回忆起一切事情来。但我希望，你能在一件事情上破个例。这是唯一使我苦恼的事。我没结过婚，对不对？”

“对，你没结过婚。”她慢吞吞地说，像是要讲得十分精确，不多用一个不必要的词。

“或许，我会突然有必要和某人恢复某种旧关系，这对那人十分重要，而对我却毫无意义——我想到这点时，感到非常可怕。就像人家跟我讲起希特勒的事，一样。当然，认识一个新朋友就不同了。”他加上一句，“而你便是一个新朋友。”他有点害羞，这和他的满头白发很不相称。

“没别的事使你苦恼了吗？”她问。

“没有了，”他说，“噢，还有一件事——你有可能走出这个门之后再也不回来。”他一直进攻，然后匆匆退却，如同一个没有经验的男孩。“你看，我突然间失去了所有的朋友，除了你以外。”

她十分忧郁地说：“你有过许多朋友吗？”

“我想，在我这样的年纪，应该有不少朋友。”他高兴地说，“莫非我是一个怪物？”

她却高兴不起来。她说：“嗯，我会再来的。他们希望我再来。你要知道，他们想尽早让你恢复记忆……”

“他们当然希望这样。而你是他们能提供给我的唯一线索。不过，难道我必须待在这儿，直到恢复记忆为止吗？”

“在恢复记忆之前出去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是不是？”

“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好处。我有许多工作可做。即便军队不要我，我还可以在筹备军火弹药方面……”

“你还想回到军队里去？”

他说：“这里舒服、清静，但整天无所事事。人总得干点什么。”他继续说：“当然，如果我知道自己过去干过什么，知道自己干什么最合适，那就好办多了。我以前不可能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我们家并不富裕。”他说这番话时，仔细观察着她的脸。“现在就业机会不多。陆军、海军、教会……我过去的职业不合适……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职业……可疑的地方太多了。法律？这就叫法律吧，安娜？我不相信。我不能设想自己戴着假发，把一个可怜虫送上绞刑架。”

安娜说：“你说得对。”

“无稽之谈。再说，一个人的性格从小就能看出来。我从来不想当律师。我以前似乎想当探险家，但我不敢肯定是否真是这样。甚至这把胡子我也怀疑是不是我的。他们对我说，这把胡子的确属于我。但我不敢肯定。噢，”他继续说，“我做过好多梦，梦见自己在中非发现了人所未知的部落。行医？不，我从来不喜欢行医。尽跟痛苦打交道。我憎恨痛苦。”他有点头晕目眩了。他说：“我一听到痛苦这个词就觉得不舒服，不自在。我记得一个关于老鼠的故事。”

“别想得太多，”她说，“想得太多没好处。别着急。”

“噢，那件事不是最近发生的。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我讲到哪儿啦？行医……经商。我不想突然记起，我以前是一个连锁商店的总经理。这也是无稽之谈。我从来不想发家致富。我想，我只向往小康生活。”

每次过分用脑后，他就感到头痛。但有些事情他不得不想。旧日的友情和仇恨他可以忘掉，但如果要在有生之年干点事，他就必须知道自己有能力干什么。他看看自己的手，活动了一下手指——它们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人并不是想成为什么人就能成为什么人的。”安娜说。

“当然不能。小孩子们都希望自己成为英雄、大探险家、大作家……但结果却往往令人失望，职业和理想并无多少联系。想成为富豪的孩子成了银行职员。想当探险家的孩子则成为……噢，对了，成为殖民部的低薪官员，在炎热的办公室里写备忘录。想当作家的孩子进了低级小报的编辑部……”他又说，“对不起，我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么强壮。我有点头晕。我应该停止……这一天的工作了。”

她再次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口气问道：“这儿的人对你好吗？”

“我是一个特殊病人，”他说，“一个有趣的病例。”

“还有那位福里斯特医生……你喜欢福里斯特医生吗？”

“他令人敬畏。”他说。

“你变多了，”她指出，可是他没有听懂，“这在我意料之中。”他们俩像陌生人似的握了握手。他说：“你会常常回到这儿来吗？”

“这是我的工作，”她说，“阿瑟。”当她离开后，他才对她叫他“阿瑟”感到不解。

4

早晨，一个用人来到床边，给他端来了早饭，咖啡、面包、一个煮鸡蛋。这个疗养所几乎是自给自足的，自己养鸡养猪，还有一个很大的狩猎场。但医生本人从来不打猎。约翰斯说，他反对伤害生命，但他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的病人需要吃肉，因此他允许别人打猎，只是他本人从不参加。“说实在的，把杀害动物当作一项运动确实很不道德。”约翰斯解释道，“我想，医生宁可采用捕捉的办法……”

托盘里总放着一份晨报。迪格比在战前有几个星期没看报，因此战争的爆发使他觉得有些突然。现在，他可以垫上三个枕头，舒舒服服地睡懒觉。他看了一眼报纸：“本星期空袭伤亡人数减少到255人。”他呷了一口咖啡，敲敲那只煮鸡蛋，然后又把视线移回到报纸上：“大西洋战役……”鸡蛋总是煮得恰到好处：蛋白已经凝固，而蛋黄却是软的。他的目光又回到报纸上：“海军部很遗憾地宣布……全体遇难。”有足够的黄油用来涂鸡蛋，因为医生有自己的奶牛……

这天早晨，他正在看报时，约翰斯进屋和他聊天。迪格比从报纸上抬起头问：“什么是第五纵队？”

约翰斯最爱介绍情况。他扯了好久，一直谈到拿破仑。

“换句话说，他们是被敌人雇用的？”迪格比说，“这没什么新鲜的。”

“有一点不同，”约翰斯说，“在上次战争中，除了凯斯门特[5]那样的爱尔兰人以外，这些人得到的报酬是用现金支付的。上钩的人也不多。这次战争中人们的想法各种各样。那些认为黄金就是罪恶的人……自然会对德国的经济制度发生兴趣。而那些多年来反对民族主义的人……对了，在他们看来，旧的国界已经统统消灭。他们主张泛欧主义。不，也许他们并不是这个意思。拿破仑对那些理想主义者很有吸引力。”他得意扬扬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那副无框眼镜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当你想到这点的时候，拿破仑已被那些小人物，那些唯物主义者、店主和农民打败了。那些人的眼光只局限在自己的柜台和土地上。他们一辈子坐在篱笆后面吃午饭，他们打算一直这么生活下去。因此，拿破仑跑到圣海伦岛去了。”

“听起来你不像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迪格比说。

“噢，不对，我是爱国主义者，”约翰斯诚挚地说，“我也是一个小人物。我的父亲是药剂师，他非常痛恨那些充斥市场的德国药品。我很像他。我喜欢巴勒斯惠康，却不喜欢拜耳[6]……”他继续说道，“都一样，别人只代表一种情绪，我们才是唯物主义者。取消所有旧的边界，新经济思想……都是白日做梦。这只对那些和任何村镇都没关系的人有吸引力，尽管他们不希望看见这些村镇被摧毁。他们有过不幸的童年，他们是学过世界语的进步人士，他们是不喜欢流血的素食主义者……”

“希特勒好像让人们流了大量的血……”

“是的。但唯心主义者对血的看法与你我不同，他们不是唯物论者：他们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统计数字。”

“福里斯特医生怎样？”迪格比问，“他好像属于你所说的那类人。”

“嗯，”约翰斯兴高采烈地说，“他总是那么稳健。他为情报部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叫《纳粹主义的心理分析》。”他补充道，“但是有一段时间，人们说了他一些闲话。在战争时期，你无法避免遭到政治陷害，总会有人挖空心思跟你作对。你看，福里斯特医生，嗯，他对什么都充满热情。举个例子来说吧，唯灵论……他对唯灵论很感兴趣，并进行了研究。”

“我刚才看到议会的议题，”迪格比说，“议员们说，还有另一种第五纵队。已经有人受到了讹诈。”

“德国人办事十分彻底，”约翰斯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就这么干的。对所有的所谓领导人、社会名流、外交使节、政界名流、工人领袖、牧师、教士都建立了卡片，然后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或是容忍一切，忘掉一切，或是交由检察官查处。要是他们在这里也这么干的话，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你知道吗，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可以称为恐怖部的机构，里面有几位非常能干的副部长。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控制着某些人，而且在于他们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使你觉得谁也不可信任。”

“看来，”迪格比说，“一位议员认为，有人从国内安全部偷走了一些重要计划。这些计划是他们从后勤部取来进行研究的，当晚存放在国内安全部。该机构宣称，第二天早晨这些文件不见了。”

“他们应该有所解释，”约翰斯说，“是的，他们做了解释。部长说，这位议员得到的消息有误。上午开会时，并未提及这些计划。只是在下午的会议上，大家才研究这些计划，并进行了充分讨论，然后把它们送回了后勤部。”

“这些议员知道不少稀奇古怪的事。”约翰斯补充道。“你是否相信，”迪格比问，“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是一个侦探？这种职业对像我这样一个想当探险家的人来说——是很合适的，对不对？我觉得，他们的话里漏洞百出。”

“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

“提出这个问题的议员一定从知道这些计划内容的人口中晓得了什么。这个人不是会议的参加者，便是这些计划的收发员。别人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内容。部长承认，确实有这样一些计划。”

“对，对，是这样。”

“真奇怪，处在那种地位上的人竟会散布谎言。不过你注意到了吗？政治家们用这种狡猾手法使人相信，部长实际上否认计划已丢失。因为部长说过，上午的会议上并不需要这些计划，而下午要用的时候它们都在。”

“你的意思是说，这中间有足够的时间把它们拍下来，对不对？”约翰斯激动地说，“我想抽支烟，你不介意吧？喏，请把你的托盘给我。”他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了被单上。“你知道吗，”他说，“三个月前就有人做过这样的暗示。就是你刚到这儿不久的时候。我可以找出来给你看看。福里斯特医生那里保存着一份《泰晤士报》合订本。据报道，当时有几份官方文件丢失了数小时。有人企图掩饰这件事，说是当时没好好找，其实这些文件从未被拿出该部。一位议员却大做文章，说是有人拍了照，等等。于是他们便开始对他进行围攻，目的在于破坏他在公众中的声望。他们说，文件根本没有离开过保管人。我记不清他们说的那个保管人是谁了。他们说，某某人的话必须听，否则就会有人进班房。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是文件保管人，因为他把文件保管得很好。”

“一再发生类似的事，这就怪了，是不是？”

约翰斯激动地说：“局外人根本不知道。而其他的人则一声不吭。”

“也许头一次失败了。也许照片没拍好。拍照的人太笨。当然他们不会让这个人干第二次。他们只好等待，直到物色到第二个人。他们给这个人设立了卡片，放进恐怖部的档案。”他大声说，“我想只有圣人，或者那些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才不会受到他们的卑鄙讹诈。”

“你不是侦探，”约翰斯高声说，“你是侦探小说家。”

迪格比说：“你看，我累极了，脑子麻木了。我忽然觉得浑身乏力，想躺下睡觉。看来我真的要睡了。”他闭上眼睛，但又睁开来。“这件事他们还要干下去，”他说，“第一次没干好，就接着干第二次……找出失败的原因后再干。”说完他就睡着了。

5

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迪格比独自在花园里散步。安娜·希尔夫来探望他以后，已经过了好几天，他感到心烦意乱，犹如一个热恋中的年轻人。他希望有机会向她表明，他不是废物，他的脑子像别的男人一样好用。在约翰斯面前炫耀自己的智力，是不能使他满意的……他像在梦中似的，在花草丛中踱来踱去。

这个花园未加修葺，它的主人大概是儿童，或者是孩子气十足的大人。苹果树多年未经修剪，已经成了野林。有的树枝以使人感到意外的方式伸进了玫瑰花坛，有的侵入了网球场，还有的挡住了小盥洗室的窗户，像是一个供园丁休息的小凉棚。园丁是个老头，只要远远听到长柄大镰刀的割草声或手推车轮子的滚动声，就知道是他。一道高高的红砖围墙，把花园、果园和菜园分开，但鲜花与果实却不是一堵墙所能隔开的。在果树下面，洋蓟正在开花，一片火红。果园隔壁的花园渐渐荒芜了，成了牧场。那里有一条小溪，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大池塘，池塘中央有一个弹子球台那么大的小岛。

迪格比在池边遇到了斯通少校。先是听到了少校的声音——接连不断的怒骂声，像是狗的梦呓。迪格比走下池岸，来到污黑的水边。斯通少校那双清澈、明亮、警觉的蓝眼睛转向迪格比。他说：“快行啦。”他的那套花呢制服上沾满了污泥。手上也全是泥。刚才他往水里扔了几块大石头，现在正在使劲拉一块可能是在池边凉棚里找来的木板。

“真可耻，”斯通少校说，“连这么一个好地方都不利用，还想管好疗养所……”他把木板往前推了一下，把一头搁在一块大石头上。“这下就稳了。”他说。他把木板一英寸一英寸地往旁边那块石头上移。“来，”他说，“你抓住这头慢慢推。我去抓那头。”

“你一定要下水吗？”

“这儿的水不深。”斯通少校说，他径直下了水。黑色的污泥淹没了他的鞋和裤子的卷边。“你现在推吧，”他说，“使劲推。”迪格比推了一下，但由于用力过猛，木板侧向一边，陷进泥里。“该死。”斯通少校说。他弯下腰，用力把木板拉上来。他的整个下身都沾满了污泥。他把木板拽到岸上。

“很抱歉，”他说，“我的脾气很坏。你没受过这种训练。你真好，愿意帮忙。”

“恐怕我并没有这么好。”

“只要给我五六个工兵，”斯通少校说，“你就会看到……”他射出一道渴望的目光，盯着那个长满灌木的小岛。“可是，提这些办不到的事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只好凑合着过。要是大家齐心，我们会把一切都搞得好好的。”他注视着迪格比的眼睛，像要琢磨后者在想些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多次见过你，”他说，“不过从来没同你讲过话。我很喜欢你的神态。我这么说你可别见怪。我想，你和我们一样，也是病人吧。感谢上帝，我不久就可以离开这里，又能派点用场了。你得了什么病？”

“失忆症。”迪格比说。

“是在那里受的伤吧？”少校问，他朝那个小岛的方向点点头。

“不对，是一颗炸弹炸伤的。在伦敦。”

“这是一场可恶的战争，”少校说，“平民百姓得了弹震症。”弄不清楚他是在非难老百姓呢，还是在诅咒弹震症。他那头漂亮的粗头发盖住了耳朵，那双深蓝色的眼睛透过黄色的睫毛向外凝视。眼白连一点杂色也没有。他的行为一贯很得体，他一直准备为旁人效劳。但他现在却什么也干不了，对谁也没用处。他的脑子一片混乱。他说：“正是因为有人背信弃义，才发生了这种事。”他突然转过身，背对小岛，把这些不愉快的回忆抛到一边。他径自走上岸，快步朝屋子走去。

迪格比继续往前走。网球场上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打得确实很激烈。那两个人奔来奔去，眼睛圆睁，汗如雨淋。斯蒂尔和菲什格尔特身上唯一反常的地方，或许是他们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打完球后，他们会又吵又闹，歇斯底里大发作。下棋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玫瑰花园夹在两道墙当中。一道墙和菜园隔开，另一道墙很高，上面开了一扇小门，通往“病号楼”——这是福里斯特医生和约翰斯的委婉称呼。谁也不愿意谈论这座病号楼，那儿无非是些叫人讨厌的东西：隔离病室，紧身衣[7]。你在花园里只能看见顶层的窗户，它们都紧闭着。住在这个疗养院里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自己离这个安静的角落有多近。比赛后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被人出卖的感觉，以及戴维斯动不动就流出的泪——他们知道，这些都是病态表现，和狂暴型没什么两样。他们为了使病情不致恶化，自己签了字，把自由交给福里斯特医生。不过，万一病情恶化，“病号楼”就在眼前，用不着长途跋涉到一个陌生的收容所里去。唯有迪格比丝毫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到那儿去，因为“病号楼”不是为一个像他这样幸福的人预备的。他的背后响起一阵刺耳的声音，是从网球场上传来的。“我跟你说，是在界内。”这是菲什格尔特的声音。“是在界外。”“你的意思是说我在骗人啰？”“你长着眼睛，自己看嘛。”这是斯蒂尔的声音。从声音里可以知道他们俩谁也不肯相让。你可能认为，他们这么吵下去，除了动手打架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打架的事从未发生过。也许是怕进病号楼，他们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大家都感到意外。天一黑你就能看见斯蒂尔和菲什格尔特在休息室里下棋。

病号楼离这儿有多远？迪格比有时想。大概是胡思乱想出来的吧？不，病号楼就在那儿，就是旁边的那座砖砌楼房。紧闭的窗户，高高的围墙，专门的医护人员。别的病人可以在每月一次的社交晚会上见到他们。迪格比还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晚会。医生相信，这种有外人——当地的牧师，一批老太太，一位退休建筑师——出席的社交场合有助于使弹震症患者适应社会，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过，是否有人确定病号楼里住着人呢？有时迪格比觉得，病号楼就和神学家说的地狱一样，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吓唬人。

斯通少校突然又出现了，他正在快步走着。他见到迪格比之后，抄了一条近道走过来。他的额头上沁满汗珠。他对迪格比说：“你没看见我。你听见了吗？你没看见我。”他擦身而过。看样子他正在整理这个牧场和池塘。不一会儿，他消失在灌木丛中。迪格比继续往前走。他觉得他应该离开这个地方了。他不该待在这儿，因为他是正常人。可是，当他想到斯通少校也认为自己的病已经治好时，他便感到有点不自在了。

迪格比来到疗养所门口时，约翰斯走了出来，他好像很生气，很着急。他说：“你看见斯通少校了吗？”迪格比犹豫片刻后回答道：“没有。”

约翰斯说：“医生在找他。他又犯病了。”

为病友保密的想法动摇了。迪格比说：“我刚才见过他……”

“医生很着急。少校可能会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那副无框眼镜里仿佛射出警告的目光——你想为此承担责任吗？

迪格比不由自主地说：“你可以到池边找找。”

“谢谢。”约翰斯说。他接着高喊道：“波尔，波尔。”

“我来啦。”一个声音回答道。

迪格比的脑海里掀起一阵惊恐的波涛，仿佛大风卷起了沉重的帷帘。他好像听见有人在他耳边低语：“小心点。”但他听得很不真切。一个穿白外套的人站在病号楼门口。约翰斯值班时也穿一件白外套，但要干净得多。那人个子矮小，宽阔的肩膀左高右低，面部表情傲慢。“到池边去。”约翰斯说。

那人并不搭理，一动不动地站着，用好奇的目光很不礼貌地打量着迪格比。他显然是从病号楼来的，不属于花园这边的人，他的外套和手指似乎被碘酒弄脏了。

“咱们得快走，”约翰斯说，“医生很着急……”

“我好像，”波尔说，“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他带着某种得意的心情瞧着迪格比。“嗯，没错，肯定见过。”

“不，”迪格比说，“没有。”

“好吧，就算咱们俩是现在认识的吧。”波尔说。他对迪格比启齿一笑，意味深长地说：“我是看守。”他朝着病号楼挥了一下他那条长得像猿臂的胳膊。

迪格比大声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我也不想认识你。”他转身走开之前，发现约翰斯的眼中射出一瞥惊奇的目光，并且听到他们俩急急忙忙朝池塘奔去的脚步声。

确实如此：迪格比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他觉得他那朦胧的过去逐渐明朗起来了，某些事情可能很快就会真相大白。他感到惊慌，激动。他深信，在他的不断向前的航线图上，将打上一个黑色的印记。他感到忧惧……为什么他这么害怕回忆起往事呢？他轻声自言自语道：“归根结底，我不是一个罪犯。”

6

一个女佣在大门口碰上了他。“迪格比先生，”她告诉他说，“有人找你。”他充满了希望，心在怦怦乱跳。

“在哪儿？”

“在休息室里。”

她正在休息室里看一本《小说月报》。他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站在那儿。他似乎在心灵深处想起了这个娇小、警觉、神情紧张的女人。她是他的洁白无瑕的全部历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你太好了。”他刚开口便又停住了。他怕自己说出一些会让对方见外的无聊话，他们俩的微妙关系便会终生受到损害，到末了他们俩只能谈谈天气，偶然碰见时聊聊戏剧，如果他们俩在马路上见了面，他会脱帽打招呼。但刚刚萌芽的某种东西肯定会毫无希望地死去。

他慢腾腾地说：“上回你来了以后，我一直盼着你再来。整天无所事事，只能纵思遐想，日子显得特别长。这种生活可真奇怪……”

“既奇怪又可怕。”她说。

“并不太可怕。”他说，但他随即想起了波尔。他说:“在我的记忆力丧失之前，咱们俩是怎么谈话的？也是这么呆板地站着吗？你拿着一份杂志，而我……咱们俩过去是好朋友，对吗？”

“是的。”

他说：“咱们回到以往去吧。现在这样不行。请坐，咱们俩都闭上眼睛。就假设这是炸弹爆炸前的那些日子。那时你对我说了些什么？”她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内心很痛苦的样子。他惊讶地说：“你不应该哭。”

“你刚才说闭上眼睛。”

“现在已经闭上了。”

他在这个光线明亮、布置很讲究的休息室里觉得自己是外人。那些五光十色的杂志和玻璃烟灰缸消失了。只有一片黑暗。他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他说：“这不是很奇怪吗？”

过了好久，一个干巴巴的声音说：“不。”

他说：“当然，我过去是爱你的。对不对？”她不回答，他又说：“我肯定爱上了你。因为那天你一进屋，我就感到心情舒畅，很轻松，好像我等待的正是你。我怎么能不爱你呢？”

“看上去不像。”她说。

“为什么？”

“咱们俩才认识几天。”

“太短了，当然。也许你心中还没有我呢。”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接着她说：“不，我心中有你。”

“为什么？我的年龄比你大得多，长得又不好看。我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立刻做了回答，似乎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她对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现成的答案，她是反复思考过的。“你当时有强烈的怜悯心。你不愿意看见别人受苦。”

“这难道有什么不寻常的吗？”他问道。他幼稚地希望得到一些说明。他一点不知道外面的人是怎么生活和思考的。

“在我原来待的地方，”她说，“这很不寻常。我的哥哥……”她的呼吸急促起来了。

“当然，”他马上说，生怕刚记起来的事又忘了，“你有一个哥哥，对不对？他也是我的朋友。”

“让我们停止这场游戏吧，”她说，“求你了。”他们俩同时睁开眼睛，又看见了这个雅致的房间。

他说：“我想离开这儿。”

“不，”她说，“待着吧。求你。”

“为什么？”

“你在这里才安全。”

他淡淡一笑：“可以不再挨炸弹吗？”

“可以避免许多麻烦。你在这里很快活，对不对？”

“从某一方面来说是这样。”

“在那儿，”她指的仿佛是花园围墙外面的整个外部世界，“你以前一直不快活。”她又慢吞吞地补充了几句，“我会想方设法让你一直快活。你应该这样。我也希望你这样。”

“你难道不愿意我出去？”他想开个玩笑，抓住她话中的矛盾。但她却没心思开玩笑。她说：“你不能继续看着别人天天总是闷闷不乐。”

“我希望我能回忆起往事。”

“干吗要费尽力气回忆呢？”

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句：“嗯，一个人当然应该记住往事……”这是他确知的为数甚少的几件事情中的一件。

她凝视着他，似乎在盘算着采取某种行动的方案。他接着说：“比如说记住你，记住我过去是怎么对你说话的……”

“噢，别说了，”她说，“别说了。”她像宣战似的大声加上一句，“亲爱的。”

他得意扬扬地说道：“咱们过去就是这样谈话的。”

她点点头，眼睛一直注视着他。他说：“我亲爱的……”

她的嗓子发干，她的声带像是一幅陈旧的肖像画上的龟裂的油彩。她说：“你过去常说，你愿意为我做一切不可能的事。”

“真的吗？”

“现在你就办几件容易办的事吧。安下心来，在这儿再待几个星期，直到你恢复记忆……”

“要是你能常来看我的话……”

“我会来的。”

他把自己的嘴凑到她嘴上，这个动作做得犹豫不决，像是情窦初开的少年的亲吻。“亲爱的，亲爱的，”他说，“你刚才为什么说咱们俩只是普通朋友呢？”

“我不想让你受束缚。”

“你现在已经把我束缚住了。”

她似乎很惊讶，慢慢说道：“我很高兴。”

上楼回房间的路上，他一直能闻到她身上的香味。不论到哪家化妆品商店去，他都能马上挑出她用的那种香粉。他也能在黑暗中辨别出她皮肤上的纹路。这种体验很新鲜，如同少年时期的初恋。他像男孩子一样盲目、热情、无邪。他像男孩子一样坠入了情网，将会不可避免地尝到痛苦、惆怅和失望的滋味。他把这一切叫作幸福。

7

次日早晨，他的托盘里没有报纸。他问给他端早饭来的女人，报纸在什么地方。但她所能做出的回答却是：她猜想报纸还没到。他再次产生一种淡淡的恐惧感，就像头天下午波尔从病号楼里走出来时一样。他焦急地期待着约翰斯的到来，约翰斯每天早晨都要到这里来聊天、抽烟。但约翰斯没有来。迪格比躺在床上琢磨了半个钟头，然后按响了电铃。这个时候，女用人该把他换洗的衣服送来了，但她进来时却说，她没有得到吩咐。

“不需要有人吩咐你，”他说，“你每天都是这样做的。”

“我必须得到别人的吩咐。”她说。

“请你告诉约翰斯先生，我想见他。”

“是，先生。”但约翰斯还是没有来。他的房间周围仿佛设置了一道防疫线。

他无所事事地又等了半小时。然后，他起了床，朝书橱走去。那里面能吸引他的书很少，只有几本老学究才爱看的味同嚼蜡的厚书：托尔斯泰的《我的信仰》，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鲁道夫·斯坦纳的一本传记。他拿出托尔斯泰的那本书，回到床边，打开后发现书页上有铅笔字被擦去后留下的淡淡痕迹。搞清楚另一个人认为哪些句子值得注意，这向来是很有意思的。他念着曾经有旁批的那个段落：“我记得自己干过、忍受过和看见过的一切坏事，它们来自民族间的敌对情绪，我明白，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受了所谓爱国主义、爱自己的国家这类大谎话的欺骗……”

盲目的、支离破碎的教义有其高尚的一面，如同擦去铅笔旁批的企图包含着某种卑鄙的因素一样。这种看法应该让大家知道。他往下看着这一页，“基督向我们表明，剥夺我们幸福的第五个圈套就是我们使自己和其他民族分开。我不得不相信这一点。因此，要是我忘记了这一点，对另一个民族的某一个人的敌对情绪便会在我内心产生……”

他想，这些话和他没关系，他对边界以外的任何个人都没有敌对情绪，若是他想再回去，那么驱使他这样做的只是爱，而不是恨。他想：我和约翰斯一样，也是一个小人物，对思想意识不感兴趣，我依恋的是剑桥郡的平凡风景，石膏采石场，毫无特色的田野上的一排柳树，集市……他看着窗帘，思绪翻腾……他想起了以往每逢星期六他都要去跳舞的那个地方。他回忆起一张脸，一张能使他感到快慰的脸，这就够了。啊，他想，托尔斯泰应该生活在一个小国家里，不应该在俄国，俄国大得像一个洲，不像个国家。托尔斯泰写道：“杀死自己的同胞是最坏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每个人都是要死的，每个人都怕死，不过，我们杀死一个人，就能使他摆脱对死亡与日俱增的恐惧……一个人不一定出于仇恨而杀人，他也可以出于爱而去杀人……以前的头晕症又犯了，他觉得自己的胸口被打了一拳。

他躺到枕头上，那个大胡子老头[8]仿佛在他耳边低语：“我不能承认任何国家或民族……我不能参加……我不能参加。”他在半醒半睡中看到一个人……也许是一个朋友。他看不清楚那人的脸。那人未能参加，某种个人的悲痛使他和周围隔绝，如同他的络腮胡子遮住了他的脸庞一样。那人到底是谁？迪格比记不起来了。战争以及他周围发生的一切，好像只是跟别人有关。迪格比深信，那个大胡子老头错了。他只是忙于拯救自己的灵魂。为什么不投身到你所热爱的人民的事业中去呢？哪怕他们是在犯罪。必要的话，可以像他们那样去恨，和他们一起忍受入地狱之苦。这总比自己一个人得救要好。

但是，别人会反驳你说，这个推理会导致你原谅你的敌人。为什么不可以呢？他想。由于爱而杀人或被杀都应得到原谅。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你的敌人呢？这并非意味着你应该自命清高，拒绝杀人，并且把另一边脸颊凑上去。“如果有人冒犯你……”关键就在这儿——不要为了个人而去杀人，而是为了你所热爱的人民，和你所热爱的人民站在一起。即便要冒着被打入地狱的危险也值得。

他又想起了安娜·希尔夫。他想起她时，总会感到心慌意乱。真荒谬。他仿佛像多年前一样，在外面等着。是在长官办公室门口吗？他的心上人沿着街道向他走来。那是一个充满痛苦和绝望的美妙夜晚，因为他知道，在这件即将到来的事情上，他太幼稚了……

他不能再让托尔斯泰打扰自己了。被人当作病人，这是不能容忍的。除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主人公外，哪个女人会来关心一个病人？托尔斯泰宣扬不抵抗主义，真有意思——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参加过英勇又激烈的战斗。迪格比从床上爬起，在一面狭长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羸弱的身躯、灰白的头发和胡子……

门开了，是福里斯特医生。约翰斯跟在后面进来，他眼睛看着地面，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仿佛在外面干坏事被人当场捉获了。福里斯特医生摇摇头。“不行，迪格比，”他说，“不行。我很失望。”

迪格比还在看着镜中那个既可悲又可笑的身影。他说：“我要我的衣服，还要一把剃刀。”

“干吗要剃刀？”

“刮脸用。我可以肯定，这胡子不是属于……”

“这只能说明你的记忆还没有恢复。”

“另外，今天早晨我没有得到报纸。”他有气无力地说。

福里斯特医生说：“我命令停止给你送报。约翰斯办事不明智。关于战争的长篇大论……你使自己过于激动了。波尔已经告诉我，你昨天多么激动。”

迪格比看着自己那个裹在条纹睡衣里的逐渐衰老的身躯。他说：“我不愿意被当作病人或孩子看待。”

“看来，你固执地认为，”福里斯特医生说，“你有侦探天才，或许以前当过侦探……”

“这不过是开玩笑。”迪格比说。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的职业和侦探毫不相干。毫不相干。”福里斯特医生重复了一句。

“那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也许某一天会有必要告诉你，”福里斯特医生说，仿佛在进行威胁，“以免你错误地认为……”约翰斯站在医生后面，眼睛盯着地板。

“我准备离开这儿。”迪格比说。

福里斯特医生那张高贵和平静的脸上突然出现了许多皱褶，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他刻薄地说：“我希望，你也准备好结清账目了，对不对？”

“我也希望如此。”

医生脸上的皱褶消失了，但他的表情不像刚才那样和颜悦色。

“我亲爱的迪格比，”福里斯特医生说，“你得理智点。你病得很厉害，确实病得很厉害。二十年的生活被你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不健康的表现……昨天，还有刚才，你表现得那么激动，我很担心，我希望以后不再看到你这样。”他轻轻拽了一下迪格比睡衣的袖子，继续说，“我不一定非得把你监视起来，证明你……”

迪格比说：“可是，我现在和你一样健康。你应该知道这一点。”

“斯通少校也是这么想的。因此我不得不把他送到病号楼去……他得了狂想症，随时都有可能发展成狂暴症。”

“但我……”

“你的症状和他十分相似。这种激动状态……”医生的手离开迪格比的衣袖，按在他的肩上。这是一只温暖、柔软、润滑的手。他说：“别担心。我们不会那么做的，但在短期内我们必须有一个十分安静的环境……多吃东西，多睡觉……用刺激性很小的镇静剂……一段时期内不让任何人来探视，包括我们的朋友约翰斯在内……不要再进行这种令人激动的智力谈话。”

“希尔夫小姐呢？”迪格比问。

“我在这方面犯了个错误，”福里斯特医生说，“你还不够强壮，我已经告诉希尔夫小姐了，让她别再来。”

第二章 病号楼

为什么要躲开我？

我干了什么事，使你害怕我？

——你听信了流言蜚语，我的孩子。

——《小公爵》

1

如果一个人要擦去书上画的铅笔印，他就得仔细擦干净，不留任何痕迹。因为想要保守一个秘密，不管怎样小心都不算过分。要是福里斯特医生在擦去托尔斯泰《我的信仰》一书中的旁批时不是那么马马虎虎的话，雷尼特先生便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琼斯出了什么事，约翰斯将仍然是一个英雄崇拜者，而斯通少校则有可能病得越来越重，永远被关在病号楼的一个隔离室中。那迪格比呢？迪格比将仍然是迪格比。

正是那几道没有擦净的铅笔痕迹使迪格比在那个凄凉孤独和索然无味的一天结束后，仍然能保持脑子清醒，思维活跃。你无法对一个不敢公开坚持己见的人产生敬意。迪格比对福里斯特医生的敬意丧失之后，医生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那张德高望重的苍老的脸失去了它固有的令人信服的力量。甚至连医生的品格也成了问题。医生有什么权力不给他送报？有什么权力禁止安娜·希尔夫来看望他？

迪格比仍然感到自己像个小学生，但他现在知道，他的校长有着某些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秘密。校长不再是那么道貌岸然、充满自信了。因此他这个学生策划谋反。晚上九点半左右，他听到了汽车声。透过窗帘的缝隙，他看见医生开车走了。说得准确点，是波尔开的车。医生坐在他旁边。

迪格比在看见波尔之前，只策划了一个小小的谋反活动——到约翰斯屋里进行一次秘密拜访——他相信自己能让这个年轻人开口。而现在，他变得更大胆了。他准备到病号楼里去看看，找斯通谈谈。病人们应该联合起来反对暴虐。他回忆起一件往事。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曾带领一个学生代表团去找校长，因为一个新老师破例叫他们这个文科班学三角。奇怪的是他竟对这件事记忆犹新，而对成年以后的事却全都记不起来了。自从他的记忆力逐渐恢复以来，这样的事很少发生。他打开自己的房门，朝走廊里迅速扫了一眼，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担心受到莫名其妙的惩罚。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觉得自己的行动很勇敢，自己不愧是一个热恋中的人。他心中有一种纯洁无邪的欲望。他像是一个男孩，一边坐在板球场旁边晒太阳，喝啤酒，听着用木头和羽毛做成的板球的啪嗒、啪嗒声，一边沉醉在春梦中，向一个女孩子吹嘘有一次自己和别人搏斗的经过……

按照病人的不同病情，规定了不同的就寝时间，不过，九点半左右，几乎所有的人都上了床，进入了梦乡。但迪格比很难入睡。他走过戴维斯的门口时，听到了一个男人的无法抑制的哭泣声……沿着过道再走几步，便是约翰斯的房间，房门开着，灯也亮着。迪格比脱掉拖鞋，快步穿门而入，但约翰斯不在屋里。此人酷爱交际，大概正在和管家聊天。约翰斯的桌上放着一堆报纸，这显然是他在医生下禁令之前找来准备送给迪格比的。这对迪格比是一种诱惑，他想待在那儿看看那些报纸。但这只是一种小小的诱惑，抑制不住他进行一次高级历险的愿望。今夜他要做一件病人们以前从未自愿做过的事——潜入病号楼。他小心地、悄悄地向楼下走去，“探险者”“印第安人”这些字眼出现在他的脑中。休息室里的电灯已经熄灭，但窗帘尚未拉上。月光伴随着喷泉的滋水声和银白色的树叶影子一同进入室中。几张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几本《小说月报》。烟灰缸已拿走，拍得松松的坐垫搁在椅子上——这个休息室看上去像是一个没人敢进的展览室。他穿过旁边那道门，走进通往福里斯特医生办公室的过道。每当他笃定地随手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又切断了一条退路。他的根根肋骨仿佛随着怦怦乱跳的心在颤动。前面就是那扇他从不见开过的绿门，通过绿门便是病号楼。他的思绪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他偷偷溜出宿舍，壮着胆子考验自己的勇气。他真希望绿门的那一侧上了锁，这样，他便只能悄悄回到床上睡觉，而他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

但那扇门轻轻一推就开了，那扇门的功能是隔音，是为了使办公室里的医生不受干扰。里面还有一扇门，但这扇门也没有上锁，甚至连插销也没插上。他刚推门走进过道，那绿门便吱呀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了。

2

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静静地听着。某处有一只钟在嘀嗒作响，还有一个水龙头在不断滴水。这个地方以前可能是用人的住所：地面由石板铺成，他的拖鞋一过，便扬起一阵薄薄的灰尘。所有的东西都说明这儿无人照看。他来到楼梯跟前，发现木头做的扶手好久没有重新刷油漆，地毯已经磨得露出了线头。这跟门那边的整洁雅观的疗养院形成了明显对比。他周围的每样东西仿佛都在对他耸着肩说：“我们是无关紧要的。这儿谁也看不见我们。我们的唯一任务是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医生。”有什么东西能比灰尘更安静呢？假如没有嘀嗒的钟声，他会怀疑房子的这一部分是否有人住。钟声和粗烟丝发出的霉味使他的心重新不安地怦怦乱跳起来。

波尔准是住在传出钟声的地方。他一想到波尔，就感到有些不愉快，像是囚禁在脑海深处的某种东西急着要挣脱出来。这使他惊恐不安，如同在门户紧闭的房间里上下扑腾的鸟儿使他惊恐不安一样。为了使别人不致受惊，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打鸟，把鸟打昏或打死。刹那间，他忘记了斯通少校，摸索着朝波尔的房间走去。

是过道尽头的那个自来水龙头在滴水。那儿有一个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正方形大房间，石砌的地面，一块帘子把房间隔成两半——以前这儿可能是厨房。新主人使这个房间带上了一种咄咄逼人、邋里邋遢的男子气概，地上到处是烟头。

没有一样东西派上了正当用场。一个时钟和一把廉价的褐色的粗茶壶放在衣柜上作为书立，夹住了一堆破破烂烂的书——卡莱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者》，关于拿破仑和克伦威尔生平的著作，以及一些有关怎样跟青年、劳动、欧洲和上帝打交道的平装小册子。窗户全都关着。迪格比拉开斜纹布窗帘，发现床铺乱糟糟的——看样子波尔只知道在这儿略事休息，而从来想不到需要整理一下。水龙头朝固定在下方的一个盆子里滴水，床架上悬挂着一个海绵球。一只过去装过虾酱的空罐头里放着几片用过的刮脸刀片。这个地方设备简陋，与临时宿营地无异，房间的主人像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连墙上的斑点也不愿意动手擦掉，更别说改变一下屋里的现状了。一个敞开的箱子里塞满了肮脏的内衣，主人似乎连把它们叠好的意思也没有。

这儿好比是一块大石头接触地面的那一面。能够晒到阳光的一面是疗养院，干净整洁，可是你把它翻过来，便看到了它的另一面。

到处散发着粗烟丝的味道，床上撒着面包屑。波尔仿佛是带着食品上床的。迪格比久久注视着面包屑，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忧虑和惶恐不安的感觉绊住了他，仿佛有什么事情使他的期望落了空，仿佛板球赛失败了，仿佛谁也不能去享受半天假期，仿佛他在长官办公室门口等了好久的那位姑娘一直没出现。他找不出任何东西来比喻这个地方。疗养院是某种隐藏在花园中的人为的东西。难道日常生活便是这个样子吗？他想起了一个草坪，想起了午后茶点，想起了一个会客室，里面挂着水彩画，摆着小桌子，放着一架没人弹的钢琴，弥漫着科隆香水的香味。难道这就是我们必定要过的成年人的真实生活吗？他原来也属于这个天地吗？他对这一切感到熟悉，这使他很忧郁。不久前他梦见了几年前的学校生活，但他记得从那时起似乎又过去了好多年。

最后，一种危险感使他想起了失去自由的可怜的斯通。医生和波尔可能很快就要回来，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尽管不相信他们会拿他怎么样，但仍然害怕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惩罚。他的拖鞋声重新响起，他走进过道，登上黑暗的楼梯，来到一楼。这儿没有任何声响。嘀嘀嗒嗒的钟声传不到这儿。他从一间可能是配膳室的屋中走出，发现面前有几根生锈的铁丝，每根铁丝连着一个大铃铛，上面分别标着这些字样：书房，会客室，第一备用卧室，第二备用卧室，儿童白天休息室……铁丝由于长期没用，全部疲软地挂着，一只蜘蛛已在那个标着“餐厅”字样的铃铛上织了一个网。

他在花园里看到的那些紧闭的窗户位于二层，他怏怏地又往上爬了一层。他每向前走一步，就切断了自己的一条退路。但他已下定决心和斯通谈谈，哪怕是谈一句话也行。他一边沿着过道往前走，一边轻声喊道：“斯通，斯通。”没人回答。那条裂了缝的旧亚麻地毯在他脚下嘎吱作响，有几次还差点把他绊倒。他重新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仿佛这种小心翼翼的摸索探步，以及这条空寂无人的过道，比另一幢楼房里的舒适卧室更加适合他的身份。“斯通。”他喊道，“斯通。”他听见一个声音在回答：“巴恩斯，是你吗，巴恩斯？”这个声音是从他身旁那扇门中传出来的，真叫人吃惊。

“嘘，”他说，然后把嘴唇凑近钥匙孔，“我不是巴恩斯，是迪格比。”

他听见斯通叹了口气。“当然，”那个声音说，“巴恩斯已经死了。我是在做梦……”

“你好吗，斯通？”

“刚才太可怕了，”斯通说，声音低得使迪格比很难听清，“太可怕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想吃东西……”

“走到门边来，让我听清楚点。”

斯通说：“他们给我穿上了紧身衣。他们说我患了狂暴症。我不认为自己患了狂暴症。这是陷害……”他大概已经向门口靠近了，因为他的声音清楚多了。他说：“老兄，我知道，我的神经有点不正常。我们都在这儿待着，是不是？但是我没发疯。他们搞错了。”

“你以前干了什么事？”

“我想找一间屋子，从屋里面向那个小岛开枪。你知道，几个月前他们就开始挖洞了。一天晚上，天黑后，我发现了他们。我不能不管。德国人不让那儿长草。所以我跑到这幢楼房里来，进了波尔的房间……”

“是吗？”

“我并不是要他们别挖洞。我只是想对他们说明，我在找什么。”

“让他们别挖？”

“医生正好在波尔的屋里。他们在暗中干着什么……”声音突然变了。听到这个中年人在锁着的门背后抽泣，真叫人心碎。

“他们在挖洞？”迪格比问，“你大概是在做梦……”

“那根管子……真可怕，老兄。我并不是真的不想吃。我只是怕中毒。”

“中毒？”

“暗害。”那个声音说，“你听着，巴恩斯……”

“我不是巴恩斯。”

又是一声长叹。“你当然不是。对不起，我的脑子糟糕透了。你要知道，我的神经有点不正常。也许他们是对的。”

“巴恩斯是什么人？”

“是个好人。他们在海滩上抓住了他，这不好，迪格比。我是疯子。从各方面来说，我都一天不如一天了。”

从远方某处发出的汽车声通过楼下一个打开的窗户传到了这儿，迪格比把嘴唇贴到门上说：“我不能待在这儿了。斯通。听我说，你没有疯，只是头脑里有自己的想法而已。把你关在这儿是不对的。我要想办法让你出来。再忍耐一下。”

“你是个好人，迪格比。”

“他们也用病号楼威胁过我。”

“你？”斯通低声回答，“但你很健康。上帝呀，也许我的神经并非不正常。他们连你也要送到这儿来，肯定是陷害。”

“坚持下去。”

“我会坚持的，老兄。我以前缺乏自信。我以为他们也许是对的。”

汽车声消失了。

“你有亲戚吗？”

“一个也没有，”斯通说，“我曾经有过妻子，但她离开了我。她做得很对，老兄，很对。大家都在算计我。”

“我会让你出来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会让你出来的。”

“那个小岛，迪格比……你应该去看看，老兄。我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要是我有五十个好朋友的话……”

迪格比用温和的声调保证：“我会去看那个小岛的。”

“我想，德国兵已经控制了那个小岛。他们不让那儿长草……但我有时脑子里有点乱，老兄。”

“现在我必须走了。你要坚持下去。”

“我会坚持的，老兄。即使出现更坏的情况也一样。但我希望你别走。”

“我会回来看你的。”

其实他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种强烈的同情心驱使他去干点事。为了把这个备受折磨的可怜虫解救出来，他甚至感到自己可以去杀人。他仿佛看见斯通少校走进了那个充满淤泥的池塘……见了少校那双碧蓝清澈的眼睛，那两撇硬而短的威武的小胡子，以及那个衣冠楚楚的身躯和那种一丝不苟的作风。这就是你在这里弄明白的一件事：一个人即使精神错乱了，也仍然保持着他的性格特征。任何一种疯狂症也不能减弱他那种需要对别人负责的军人气质。

经过一番观察后，他发现事情要比他料想的容易得多。医生大概已经驾车到远处去了。他平安无恙地走到那扇绿门前。门在他身后发出吱的一声，仿佛是斯通发出的苦苦哀求，希望他快回去。他快步穿过会客室，然后更加谨小慎微地上了楼，直到再次看见约翰斯那扇开着的门。约翰斯不在屋里。桌上的时钟只走了十二分钟，报纸摊在灯光下。他觉得自己仿佛在一个奇怪的世界里进行了一番探险，回到家时却发现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他瞎逛了这么些天，日历却连一页也没掀过去。

3

他不怕约翰斯。他进了屋，抽出一张旧报纸。约翰斯把报纸理得整整齐齐，在某些文章上还做了记号。他大概产生了当侦探的热情。迪格比在报上看见，几个月前国内安全部长对丢失了一份文件的事情做了答复，所用的词句和最近的这次相同。其实文件从未丢失。是有关人员没仔细找。这份文件一直保管在某某人手中——约翰斯忘了这位可敬的先生的大名。面对这么一个声明，谁还能继续声称文件被拍了照片？这等于指控那位先生不是工作疏忽而是犯了通敌罪。也许把文件留在办公室里过夜的做法是个错误，可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先生却亲自向部长保证说，文件连一秒都没有离开过他。他是把文件压在枕头底下睡觉的……《泰晤士报》暗示说，若能调查一下这一诽谤的起因，将是一件趣事。也许敌人试图掀起一场诽谤运动，以削弱我们对我国世袭领袖的信任？这份报纸出了两三期后，谁也不言语了。

这些几个月前的旧报纸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迪格比不得不慢慢地记住那些家喻户晓的大人物的名字。他几乎每翻一页，都会碰到几个从未听说过的大人物的名字。有时还会偶尔发现一个他过去认识的人——一个二十年前官居高位的人。他感到自己像沉睡了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回到社会中的里瑞普·凡·温克尔[9]。他熟悉的人几乎都是属于他的青年时代的。一些才华横溢的人在商会中变得默默无闻，当然也有成为大人物的情况：一个被认为头脑过分灵活、野心过大、不能委以重任的人却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迪格比最近回想起一件事，他听说有一次这个人被退役军人从法庭的公众席上轰了出来，因为他在谈到过去的一次战役时说了一句逆耳但符合事实的粗话。如今这个领导人已教会他的国家去接受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

他翻了一页，无意中发现一张照片下面写着：“警察局急于寻找阿瑟·罗，因为他涉及……”他对这类犯罪新闻不感兴趣。照片上的人看起来都十分相似，也许这正是新闻摄影师的诀窍。他需要知道的过去的事情太多了，因此他实在不想在研究犯罪分子方面——尤其是国内的犯罪分子方面——耗费精力。门响了一下，他转过身去。约翰斯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口，眨巴了一下眼睛。“晚上好，约翰斯。”迪格比说。

“你在这儿干吗？”

“看报纸。”迪格比说。“可是，医生对你说过……”

“这儿不是监狱，约翰斯，”迪格比说，“除了对斯通以外。这是一个很迷人的疗养院。我是特殊病人，只是一枚炸弹使我失去了记忆，别的都正常……”他发现约翰斯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话。“是这样吧？”他问。

“应当是这样，可不是嘛。”约翰斯说。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自己的人格。我不想让自己昏昏沉沉的像睡觉一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我沿着过道走到你屋里来，聊聊天，看看报……”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约翰斯说，“听起来倒也有道理。”

“医生却让你抱不同的看法，对不对？”

“老一套，病人应服从治疗……”

“要不就换医生。你要知道，我已经决定换医生了。”

“你要走？”约翰斯问。他的声音中包含着惧怕。

“是的。”

“请你别做任何莽撞的事，”约翰斯说，“医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受过许多苦……这大概使他变得有点古怪。但你最好还是留在这儿，真的，你不能走。”

“我要走，约翰斯。”

“再待一个月吧，”约翰斯祈求道，“在那个姑娘来这儿之前，你一直表现得很好。再待一个月吧。我去找医生谈谈。他会重新让你看报的。也许他还会让她来看你。这件事交给我好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他很敏感，会生气的。”

“约翰斯，”迪格比轻声问道，“你为什么怕我走？”约翰斯的那副无框眼镜反射出的灯光在墙上闪烁不定。他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说道：“我并不怕你走。我是怕……怕他不让你走。”他们俩听到了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汽车引擎声。

“医生出了什么事？”约翰斯摇摇头，眼镜的反光又在墙上晃动起来。“事情不妙。”迪格比紧接着说，“可怜的斯通发现了几桩怪事，所以被送走了……”

“这是为他好，”约翰斯恳切地说，“福里斯特医生心里有数，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迪格比。”

“什么为他好，胡说八道。我去过病号楼，和他谈过话……”

“你到那儿去过了？”约翰斯说。

“难道你从来没去过？”

“那儿是不让去的。”约翰斯说。

“你难道总是不折不扣地按福里斯特医生说的去做吗？”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迪格比。你不了解，大脑是最精密的机器。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失去平衡，那就全完了。你必须信任医生。”

“我不信任他。”

“你不应该这么说。你要知道，他的医术多么高明，他有多少事需要操心。他一直试图保护你，直到你真的完全康复……”

“斯通发现了几桩怪事，所以被送走。”

“不，不。”约翰斯伸出一只疲软的手，放在报纸上，如同一个从公文箱里搜集情报的令人讨厌的政客。“迪格比，要是你能知道这些就好了。人们妒忌他，误解他，伤透了他的心。他是了不起的，心地善良，为人很好……”

“关于这一点应该去问斯通。”

“要是你知道……”

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说：“我想他会明白的。”这是福里斯特医生的声音。于是迪格比又一次感到自己有可能遭到莫名其妙的惩罚，他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

约翰斯说：“福里斯特医生，我没让他走……”

“很好，约翰斯，”福里斯特医生说，“你很忠诚，我知道。我喜欢忠诚。”他开始脱下在汽车里戴的那副手套，手套慢慢离开他修长的手指。“我记得康韦自杀后，你是如何站在我这一边的。我不会忘记一个朋友。你对迪格比说起过康韦自杀的事吗？”

“从来没有。”约翰斯表示否认。

“不过他应该知道，约翰斯。这是个恰当的例子。康韦也患有失忆症。你知道，生活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丧失记忆是他的逃避办法。我试图使他恢复健康，加强他的抵抗力。这样，等他恢复记忆后，便能应付自己的十分困难的处境。可是我在康韦身上花的时间都白费了。约翰斯会告诉你，我对他有多么耐心，而他的固执简直叫人难以忍受。当然啰，我也是普通人，迪格比。有一天，我忍不住发了脾气。我很少发脾气，但有时也难免动怒。我把一切都对他讲了，可他当晚却寻了短见。你看，他的神经没来得及恢复正常。后来出现了许多麻烦，但是约翰斯始终站在我这边。他知道。要想当一名好的心理学家，你有时就得分担病人的精神病：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保持神经健全。同情心和其他的一些心理就是这么产生的。”

他说话时语调缓和，声音平静，像是正在讲授一个抽象论题，但他那外科医生的细长手指却已拿起一张报纸，把它撕成长条。

迪格比说：“但是，我的情况不同，福里斯特医生。只是一枚炸弹摧毁了我的记忆力。我没病。”

“你真的相信是这样吗？”福里斯特医生说，“我想，你以为斯通的精神失常是由于炮火或脑震荡造成的吧？不是这么回事儿。是我们自己使自己精神错乱的。斯通失败了，可耻地失败了，于是他就用‘别人算计他’来解释一切。但是，其实并不是别人的暗算使他的朋友巴恩斯……”

“你大概已经盘算好怎么向我介绍我的过去吧，福里斯特医生？”他想起了托尔斯泰的那本书中用橡皮擦去的铅笔道儿，想起那个不敢表明自己观点的人，这鼓起了他的勇气。他问道：“那天斯通发现你的时候，你和波尔在那儿摸黑干什么？”他提起这件事，只是想进行一次大胆挑战。其实他相信，当时的那种场景只存在于斯通的受迫害狂的想象中，如同说岛上有敌人在挖洞一样。他没有料到，福里斯特医生的长篇演讲居然被他打断了。随之而来的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他压低嗓门吞吞吐吐地说：“还有挖洞的事……”

那张苍老而高贵的脸注视着他，嘴巴微微张开，一滴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

约翰斯说：“睡觉去吧，迪格比。我们明天早晨再谈吧。”

“我早就准备好去睡觉了。”迪格比说。他突然感到自己穿着拖地晨衣和无跟拖鞋的模样很可笑。他也很担心——仿佛一个人正持枪对着他的后背。

“等一等，”福里斯特医生说，“我还有话要告诉你。你要知道，你可以从康韦的路和斯通的路之间任选一条。病号楼里有的是地方……”

“你自己应该到那儿去，福里斯特医生。”

“你是个傻瓜……”福里斯特医生说，“一个坠入情网的傻瓜……我很注意观察自己的病人。我知道这一切。谈恋爱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从一份报纸中撕下一页，递给迪格比，“拿着。这就是你。一个杀人犯。拿回去好好想想吧。”

这就是那张他刚才懒得去多想的照片。这件事真荒唐。

他说：“这不是我。”

“那你就去照照镜子吧，”福里斯特医生说，“然后再回忆回忆。你有许多事情需要回忆。”

约翰斯低声劝道：“医生，这样不合适……”

“是他要这样的，”福里斯特医生说，“跟康韦一模一样。”

约翰斯后来说了些什么，迪格比没听见。他沿着过道，朝自己的房间跑去，半路上踩到自己的晨衣带子，摔了一跤。他并不感到疼，只是站起来时有点头晕。他要了一面镜子。

在这个熟悉的房间里，一张瘦削的、胡子老长的脸注视着他。这儿还有一股花香。这是他曾经快活地生活过的地方。他怎么能够相信医生说的话呢？准是搞错了。他跟那张照片没有关系……开始时，他简直看不清那张照片。他的心怦怦乱跳，他的脑袋乱糟糟的。那张瘦削的、胡子老长的脸，那双忧郁的眼睛，以及那身破烂的衣服都渐渐变得清晰了，他想：这不是我。在他记忆中的二十年前的自己跟警察局要找的涉案者阿瑟·罗不是同一个人。福里斯特医生是随手撕下这张报纸的。二十年里他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琢磨道：无论他们怎么说，站在这里的人才是我。我不会因为丧失了记忆而改变模样。这张照片里的人是配不上安娜·希尔夫的，他愤愤地想。突然间，他记起了安娜说的一句话：“这是我的工作，阿瑟。”他几乎忘了这句曾使他迷惑不解的话。他用手盖住下巴，盖住胡子。那个长长的鹰钩鼻说明了一切。还有那双眼睛，此时确实是够忧郁的。他用手撑在梳妆台上，心里想：是的，我就是阿瑟·罗。他开始低声自言自语：“但我不是康韦。我是不会自杀的。”

他是阿瑟·罗，但有一点不同。他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他需要从那时重新开始。他说：“天快黑了，但我不是康韦，我已经逃避了很长一段时期，我的神经能够经受得住。”他并不只是感到害怕，他感到自己身上还有青年人固有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勇气和骑士精神。他并没有老朽不堪，恶习缠身，以至于不能重新开始。他闭上眼睛，想起了波尔。一大堆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印象出现在他潜意识的门口，争先恐后地想涌出来。一本名叫《小公爵》的书，还有那不勒斯这个地名——不到那不勒斯，死不瞑目。接着又是波尔，坐在一个又小又黑又脏的房间里的一把椅子上吃蛋糕的波尔，还有福里斯特医生，向一个黑乎乎的、正在流血的东西俯下身去的福里斯特医生……记忆模糊了——一张女人的无限悲伤的脸闪现了一会儿，然后又像落进水中似的从眼前消失不见了。其他往事争着要走出潜意识的大门，如同胎儿想娩出母体。他的头很疼。他双手按在梳妆台上，把它紧紧抓住。他反复自言自语道：“我必须站起来，我必须站起来。”仿佛保持站立姿势便是一种治病的良药。生活慢慢回来了，他感到恐怖，头晕得很厉害。

[1]炮弹或炸弹爆炸造成的休克症。——译者注

[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德联军在卡波雷托(位于意大利北部伊松佐河畔)和意大利进行的一次交战。

[3]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爱国志士及军人。他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亲自领导了许多军事战役，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

[4]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 Day， 1849—1923)，美国律师、政治家，曾任第36任美国国务卿，在任期间曾极力为美国谋取利益。

[5]凯斯门特(Roger David Casement， 1864—1916)，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外交官，后来成为人道主义活动家、诗人和复活节起义领袖。

[6]巴勒斯惠康，英国著名医药公司；拜耳，德国医药公司。

[7]也称拘束衣，用来限制精神病患者的行动。——译者注

[8]指托尔斯泰。——译者注

[9]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他在打猎途中喝了仙酒，睡了一觉。醒后下山回家，才发现时间已过了整整二十年。——译者注

第三部 支离破碎的回忆

第一章 古罗马式的自杀

——古罗马式的自杀，

一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

——《小公爵》

1

罗跟着那个身穿蓝制服的男人走上石阶，沿着一条两边有门的走廊向前走去。一些房门开着，他发现这些房间都很小，形状和大小如同忏悔室。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没有任何别的东西，那是三把直挺挺的硬椅。那个男人打开一扇门——他好像没有什么理由不去开其他的门——然后说道：“在这里等着，先生。”这是清晨，铁窗框外面是灰色和阴冷的天空。最后几颗星星刚刚消失。罗坐了下来，双手夹在两膝中间，带着呆滞和疲惫的神情耐心等待着。他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没有成为探险家，他只是个罪犯。为了到这里来，他折腾得筋疲力尽。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做了些什么，只记得在黑漆漆的乡间走了很久，一直来到火车站，当篱笆后面传出母牛的哞哞叫声和猫头鹰的哀鸣时，他浑身瑟瑟发抖，他在月台上踱来踱去，闻到了青草和蒸汽的味道。检票员问他要火车票，他拿不出来，也没钱买票。他知道自己的姓名，或者说他自以为知道自己的姓名，但他说不出自己的地址。检票员对他倒挺客气，大概看出他有病。检票员问他是否要投奔朋友，他回答说他没有朋友……“我要去见警察。”他说。检票员温和地责备他：“你用不着跑到伦教去找警察，先生。”

在他无言以对的可怕的一瞬间，他想到他会像一个逃学的孩子那样被送回去。检票员说：“你是福里斯特医生的病人，对吗，先生？如果你在下一站下车，他们会打电话叫车来接你。用不了三十分钟。”“不对。”“我估计你迷路了，先生。但你不必对福里斯特医生那样的绅士感到不放心。”他使出全身的力气说：“我要到苏格兰场[1]去。那儿的人要我去。你要是不让我去，后果由你负责。”

火车在下一站停了一会儿。站台小得可怜，候车室是黑漆漆的旷野上的一间小屋。他看见了约翰斯。他们一定到他屋里去过了。约翰斯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后立即驱车赶来。约翰斯一眼就看见了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车厢隔间的门口。卫兵在他后面来回走动。“你好，老兄，”约翰斯不安地说，“下车吧。我这儿有一辆小汽车，一会儿就能到家。”

“我不去。”

“医生很难过。他难过了一整天，发了脾气。你对他的话不必当真。”

“我不去。”

卫兵挨近了些，这表明如果需要用武力的话，他可以尽职。罗怒不可遏地说：“你们还没有确诊我是疯子呢。你们不能把我拉下火车。”卫兵走上前来，轻声地对约翰斯说：“这位先生没买票。”

“很好，”约翰斯惊讶地说，“这就没问题了。”他把身子向前一探，轻声说，“祝你好运，老兄。”火车开走了，它排山倒海般的蒸汽像屏幕似的遮住了小汽车、小屋和站在那里挥手的人。

现在，所有麻烦都过去了，剩下的事是对凶手进行审判。

罗一直坐在这里等着。天空阴郁，灰蒙蒙的一片。几辆出租车在鸣喇叭。一个穿双排扣马甲的矮胖男人漫不经心地推开门，看了他一眼说：“比尔在哪儿？”但他不等回答就走了。从池塘方向传来一艘小船发出的长长的哀鸣。有人吹着口哨从外面的过道里走过。他有一次听到了茶杯的叮当响声，闻到了远处传来的淡淡的血腥味。

那个矮胖男人又毫不在乎地走进房间。他长着一张过分大的圆脸，留着金色的小胡子，手里拿着一张罗先前填好的单子。“那么你就是罗先生了，”他严厉地说，“你总算来见我们了，我们很高兴。”他按了一下铃，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他说：“比维斯在值班吗？叫他来。”

他坐下，两条肌肉发达的腿交叠着。他看着自己的指甲。它们被修剪得很好。他从各个角度打量着它们，似乎对左手大拇指的表面感到不安。他一句话也没说。显然，没有证人在场，他不愿讲话。不久，一个高个儿男人走进房间，他穿着一件制服，手拿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坐在第二张椅子上。他长着一双很大的招风耳，脸上有一种怕难为情的奇怪神情，像是因为自己走错了地方而感到惴惴不安。他拿起笔，往本子上写字。你会发现，他的动作叫人看了难受。他还会觉得因为他了解案情而感到害怕。

“好了，”衣冠楚楚的矮胖子叹了口气，把手指塞到交叠着的两条腿中间保护起来。他说：“罗先生，你是自愿到这里来招供的吗？”

罗说：“我在报纸上看见了一张照片……”

“几个月来，我们一直请你到这儿来。”

“昨天晚上我才头一次听说。”

“你好像有点与世隔绝。”

“我住在一家疗养院里。你知道……”

他每次一开口，那支铅笔便在纸上沙沙地写起来，把他的杂乱无章的叙述整理成有条有理的、前后连贯的句子。

“什么疗养院？”

“福里斯特医生开的私人疗养院。”他还说出了那个火车站的名字。他不知道别的地名了。他解释道：“那里好像遭到过一次空袭。”他摸了摸额头上的伤疤，“我丧失了记忆力，稀里糊涂地发现自己到了那儿。除了童年的事还稍微记得一点外，别的全忘了。他们告诉我说，我的名字叫理查德·迪格比。最初我连那张照片都没认出来。你看，这把胡子……”

“我希望，现在你的记忆力已经恢复了。”矮个子厉声问道，他的语气略带挖苦，只带一点点挖苦。

“我能记起一些事情来，但是不多。”

“这种失忆症用起来倒挺方便。”

“我正在尝试，”罗稍带愤怒地说，“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英国法律规定，在你证明一个人有罪之前，得假设他是无罪的，对不对？我准备把我想得起来的有关那件凶杀案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你。不过，我不是凶手。”

这个胖子开始微笑。他抽出自己的双手，看了一眼指甲，然后又把双手插回两腿中间去。“这很有意思，罗先生，”他说，“你提到了凶杀，可我没有对你提起任何关于凶杀的事，另外，报纸上也没写着凶杀这个词……现在还没有这么提。”

“我不懂你的话。”

“我们办事要一丝不苟。你把他刚才的供述念一下，比维斯。”

比维斯照办。他的脸紧张得发红，像是一个个子长得过高的小学生在讲台前朗诵《申命记》[2]。“我，阿瑟·罗，自愿做出以下供述。昨晚，我看见了一张报纸上登了我的照片，才第一次知道警方要找我谈话。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住在福里斯特医生开办的疗养院里，因为我在一次空袭中丧失了记忆力。我的记忆力尚未完全恢复，但我希望能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凶杀案的全部情况说出来……”

警官打断比维斯的朗读。他说：“怎么样，记得准确吧？”

“我想是的。”

“以后会让你在上面签个字的。现在请把那个被害者的姓名告诉我们。”

“我记不起来了。”

“我明白了。那么，是谁告诉你我们要找你谈有关那件凶杀案的事情呢？”

“福里斯特医生。”他回答得这么快，使警官感到意外。连比维斯也着实犹豫了一阵后，才重新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做记录。“是福里斯特医生告诉你的？”

“对。”

“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猜他是从报纸上知道的。”

“我们从来没在报纸上提到过这件凶杀案。”罗疲惫不堪地把脑袋枕在手上。他的脑子又感到了联想的压力。他说：“也许……”可怕的往事在他的脑海中翻腾，结晶，消融……

“我不知道。”他认为，警官的态度比刚才稍微缓和了点。警官说：“用你自己的话把你记得的事告诉我们，按什么顺序都行。”

“我的话肯定没有次序。先说波尔吧。他是福里斯特医生的病号楼里的看护，狂暴型的患者都被送到那儿去，但我认为那些病人并非都是狂暴型的。我知道，我以前见过他，是在我失去记忆力以前。我记得有那么一间破旧的小房屋，里面挂着一张画，上面画的是那不勒斯湾。我好像就住在那儿——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是不会选中那种地方的。但我说的这些只是主观感觉而已，而不是事实。”

“没关系。”警官说。

“这正如你记得自己做过一个梦，但大部分内容却已经被遗忘了。我记得自己心情很沮丧，感到很恐怖，是的，有一种危险感，还尝到一种怪味。”

“什么东西的味道？”

“我们正在喝茶，他要我给他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记不起来了。我确实记起来的东西却很荒唐。一块蛋糕。”

“一块蛋糕？”

“一块真正用鸡蛋做成的蛋糕。接着发生了一件事……”他感到极度疲劳。太阳出来了。城里到处都是去上班的人。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正看着别人去接受圣礼，而自己却被抛弃了，他要是知道他在干什么事就好了。

“你想喝杯茶吗？”

“是的。我有点累。”

“去弄点茶来，比维斯，再拿几块饼干——或者蛋糕。”

在比维斯回来以前，警官没有提别的问题。当罗伸手去拿蛋糕时，他却突然说：“恐怕这块蛋糕不是用真正的鸡蛋做的!你的那块蛋糕准是家庭自制的。那种蛋糕你是买不到的。”

罗不假思索地答道：“哦，不是买的，是赢来的……”他打住了，“真奇怪，我没想到……”茶使他感到有劲了。他说：“你们对凶手不太坏嘛。”

警官说：“继续回忆吧。”

“我记得有许多人在房间里围坐成一圈。灯灭了。我担心有谁会走到我背后来，捅我一刀或者把我勒死。一个声音在说话。那个声音简直糟透了，是一种绝望的痛苦。但我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后来所有的灯都亮了，一个男人死了。我猜想，你们追问我干的事就是指这个。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你能记得那个男人的脸吗？”

“我想能记得。”

“把案卷拿来，比维斯。”小房间里越来越热，警官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浸湿了他那金色的小胡子。他说：“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脱掉外套。”他把自己的外套脱掉，露出一件珠灰色的衬衣，银白色的臂环正好箍在袖口上。他看上去像是一个洋娃娃，仿佛这个洋娃娃身上的东西只有外套可以脱去。比维斯把一份硬纸壳封面的案卷放在桌子上。警官说：“你把案卷翻一遍——一会儿就会发现里面还有几张零散的照片，你看能不能把那个被害者认出来。”

警方掌握的照片与护照上的照片相仿。智慧能使一张平常的脸孔带上某种特殊的情调，这是一架廉价照相机所无法拍下来的。有时，尽管面部线条、鼻子和嘴巴的形状照得逼真，谁看了都会承认，但我们还是争辩说：“这不是我……”

案卷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动作越来越机械。罗无法相信他是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只有一次，他迟疑了片刻，他看到一张零散的照片以后，他的记忆中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照片上那个男人的稀疏头发贴在后脑勺上，眯缝着的眼睛看向一旁，像是要避开摄影灯的强烈灯光。照片的左下角还有一支斜放着的铅笔。

“认识他吗？”侦探问。

“不。我怎么会认识他呢？他是商店的老板吗？我想了一下，但还是不认识他。”罗继续翻看案卷。有一次，他抬起头，发现警官已经把手从两腿下边抽出来了。看来警官已经对此失去了兴趣。剩下要翻的页数不多了。不久，一张脸意外地出现了：这个不知名者前额宽阔，身穿深色城市服装。随着这张照片的出现，一大群人物的脸孔冲出罗的潜意识的大门，熙熙攘攘地涌入他的记忆中。他说：“就是他。”罗顿时头晕目眩，往椅子里一靠，觉得天地在他周围旋转……

“胡说八道。”警官声色俱厉地说，“你一直让我猜哑谜……真是一个好演员……别再浪费时间了……”

“他们用我的刀子干的。”

“别演戏了，”警官说，“这个男人没有被杀死，他跟你一样活得好好的。”

2

“他还活着？”

“当然，他还活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偏偏挑中了他。”

“反正在那个案子里我不是凶手。”他的倦意完全消失了，他开始注意到外面的天气很好。“他的伤势很重吗？”

“你真的是说……”警官产生了怀疑，比维斯也不想做记录了。警官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你认为你看见了什么？”

罗看着那张照片，支离破碎的片段回忆在他的脑中变得愈来愈清晰。他说：“好极了。有一位太太，名叫……名叫贝莱。是在她家里。一次招魂术表演。”他蓦地看见一只沾满血污的纤纤细手。他说：“这事为什么……福里斯特医生在场。他告诉我们说那个男人死了。他们派人去叫警察。”

“是同一个福里斯特医生吗？”

“正是他。”

“他们让你走了吗？”

“没有，是我自己逃走的。”

“有人帮你逃走吗？”

“有。”

“是谁？”

往事在脑中渐渐再现。卫兵已经离开了大门，现在好像没什么可怕的了。安娜的哥哥帮助了他。他看到了那个年轻人的兴奋的脸，感到自己的手指关节被敲了一下。他不愿意出卖那个年轻人。他说：“我记不得了。”

矮胖子叹了口气。“这件事不应该由我们来办，比维斯。”他说，“咱们最好把他交给59号。”他给一个叫普伦蒂斯的人打了电话。“我们把他交还给你，”他抱怨道，“你们怎么老是把这种人交给我们呢？”说完，他和比维斯带着罗，穿过一个四周都是灰色高楼的宽敞院子。几辆有轨电车在泰晤士河河堤上驶过，鸽粪落在堆得到处都是的沙袋上，使周围带上了一种田园气息。他毫不在乎他们两个人把他夹在中间——显然是怕他逃跑。他仍然是自由人，他没有犯过杀人罪。他的记忆力正在逐渐恢复。他骤然说：“他要的是那块蛋糕。”他笑起来了。

“把你的蛋糕留给普伦蒂斯吧，”矮个子没好气地说，“他是这儿的现实主义者。”

他们来到另一排楼房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跟刚才那间几乎完全一样。一个身穿花呢西服、蓄着爱德华式八字胡的男人坐在室内，他仅仅坐了个椅子边，仿佛那张椅子是根顶端可以打开的手杖。“这位就是我们登报寻找的阿瑟·罗先生。很幸运，我们使他恢复了记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记忆啊!我们完全可以开个诊所了。让他说说科斯特被杀的情况吧，你一定会有兴趣听的。”

“有意思，”普伦蒂斯带着中年人惯有的那种彬彬有礼的口气说，“不是我的那个科斯特吧？”

“正是他。还有，他死的时候，一位名叫福里斯特的医生在旁边。”

“是我的那个福里斯特医生吗？”

“好像是。这位先生曾是他的病人。”

“我不坐了。你喜欢古怪的人。我不喜欢。我把比维斯留给你吧，你也许需要有个人做记录。”矮胖子朝门口转过身去说，“祝你做个好梦。”

“你真够朋友，格雷夫斯。”普伦蒂斯说。他向前欠了欠身，像是要拿出一瓶好酒。优质花呢的气味越过桌面飘过来。

“那个疗养院好不好？你愿意说说吗？”

“只要不跟医生吵架。”

“哈哈……那当然。还有呢？”

“你如果是狂暴型病人，那就有可能住进病号楼。”

“妙极了，”普伦蒂斯先生一面说，一面捋着他那两撇长长的八字胡，“我们深感敬佩……你没什么要抱怨的吗？”

“他们对我很好。”

“嗯，也许是这样。那里住的都是自愿入院的病人，要是有人提出控诉的话，我们就能有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了。我已经等了好久啦。”

“病人一旦进入病号楼，那就太晚了。如果你没疯，他们会很快把你弄疯。”罗在苦苦思索中一时忘记了斯通这个人。他想起了门后传出的那个疲倦的声音，感到非常内疚。他说：“他们现在把一个人关进了病号楼，但那个人并不是狂暴型病人。”

“你和我们的福里斯特医生意见不一致吗？”

“那个人自称看见医生和波尔——波尔看护——在波尔的房间摸着黑做什么事情。那人告诉他们说，他正在寻找一扇可以当射孔用的窗户。”罗停了片刻，“他有一点疯，但并不厉害，不是狂暴型。”

“说下去。”普伦蒂斯先生说。

“他认为德国人占领了池塘中的一个小岛。他说他看见他们在挖战壕。”

“然后他就对医生说了？”

“是的。”罗恳求他说，“你不能把他弄出来吗？他们给他穿上了紧身衣，其实他不会伤害任何人……”

“这个，”普伦蒂斯先生说，“我们必须慎重考虑。”他用挤奶似的动作捋着胡子。“对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进行全面考虑，是不是？”

“他会真的变疯的……”

“他真可怜。”普伦蒂斯先生用不能令人信服的口气说。他彬彬有礼的谈吐中带着一些冷酷无情。他把话题一转：“那么波尔呢？”

“有一次他来到我屋里——我记不得这件事是多久以前发生的了——他向我要那块我赢来的蛋糕。但是发生了一次空袭。我有一个想法，觉得他想杀死我，因为我不愿意把那块蛋糕交给他。那是真正用鸡蛋做的蛋糕。你认为我也疯了吗？”他焦急地问。

普伦蒂斯先生若有所思地说：“我不会那么说你。生活是很奇怪的，嗯，很奇怪。你应该多读点历史。你知道蚕是被人放在空心的手杖中偷运出中国的。谁也不能确切说出，钻石走私贩在什么地方做黑市交易。现在，我正在寻找——哦，极其迫切地寻找一样东西。它也许比一块钻石大不了多少。一块蛋糕……很好，不是吗？但他没有杀你。”

“我的记忆中有许多空白。”罗说。

“他是在什么地方找到你的？”

“我不记得了。在我的一生中，有许多年头的事我仍然记不起来。”

“我们很容易忘掉给我们造成痛苦的事情。”普伦蒂斯先生说。

“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罪犯，那样的话，这儿就会有我的档案了。”

普伦蒂斯先生从容不迫地说：“我们谈得很好，很好。现在，让我们回到凶杀案——科斯特的凶案上来。当然，他们制造这起假凶杀案的目的很可能是把你藏起来，使你不至于到我们这里来。但后来的情况如何呢？显然，你没有藏起来，但也没有来找我们。那么，你当时知道什么呢……或者，我们当时又知道些什么呢？”他把双手平放在桌子上说：“这个问题真妙。人嘛，几乎可以用代数式来表示。请把你刚才对格雷夫斯讲的话统统告诉我。”

罗把他刚才记起来的事情又叙述了一遍：一个拥挤的房间，灯关掉了，一个声音在说话，一种恐惧感……

“格雷夫斯认为这些没意思，我敢这么说。”普伦蒂斯先生说，他抱住自己的瘦骨嶙峋的膝盖，轻轻摇晃着，“可怜的格雷夫斯，他只对铁路搬运工干出的桃色案件感兴趣。在我们这个部门里，每人都有他们自己古怪的兴趣。所以他不信任我们，确实不信任我们。”

他开始翻阅案卷，看样子就像用一种可笑的动作翻阅家庭相册。“你是研究人性的吗，罗先生？”

“我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比如说，这张脸……”

这就是那张罗先生看到它时犹豫了片刻的照片。他犹豫起来了。

“你认为这个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普伦蒂斯先生问。

这个人的上衣口袋里斜插着一支铅笔，是一件寒酸的上衣。他露出一副随时准备受挫的神态，眼镜周围布满了表示他有学问的皱纹。罗仔细观察了一阵这张照片后，他的疑团全部解开了。“他是一个私人侦探。”罗说。

“你算说对了。这个不知道名的小个子隐匿了他的那个字母不多的名字……”

罗微笑了：“我猜他叫琼斯。”

“你不要去想他叫什么，罗先生。你和他——就让咱们叫他琼斯吧——有某些相似之处。你们俩都不见了，但是你回来了，比维斯，那个雇用他的机构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先生，我可以去查出来。”

“算了。我只记得一个叫克利福德的侦查处。但那个机构不叫这个名字。”

“是不是叫奥索太克斯？”罗问，“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停住了。

“罗先生，想起来了吧，是不是？是的，他的名字是叫琼斯，他确实是奥索太克斯侦查处的人，你怎么会到那里去的呢？即使你自己不记得，我们也能告诉你：因为你当时认为有人想杀了你——为了一块蛋糕。你在游园会错误地赢得了那块蛋糕，真是个误会!因为一位叫贝莱的太太把蛋糕的重量告诉了你。你去找到了贝莱太太的住处，是从自由母亲基金会(如果我所知道的这个稀奇古怪的名字没有错的话)打听到的。琼斯在后面跟着，主要是监视他们，也监视你。但是，你用某种办法把他甩掉了，罗先生。琼斯再也没有回来。当你第二天打电话给雷尼特先生的时候，你说警方因一件凶杀案要抓你。”

罗坐在那儿，他的一只手捂住了眼睛。是在回忆往事吗？是想把往事忘掉吗？与此同时，那个声音在继续仔细、准确地往下说：

“在那以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就我们所知，伦敦没有发生凶杀案，只有琼斯遭到了不测。你显然知道什么事，也许你什么都知道。我们在报纸上登启事要你来，但你没来。直到今天，你留着与以前显然不同的一脸胡子来到这里，说是你失去了记忆，但至少还记得你因凶杀案而受到指控。但是你挑出的那张照片上的男人我们确定还活着。对于这一切，罗先生，你有什么想法？”

罗说：“我等着戴手铐。”他苦笑了一下。

“你不要责怪我们的朋友格雷夫斯。”普伦蒂斯先生说。

“生活果真像这样吗？”罗问。普伦蒂斯先生带着一种很感兴趣的神情向前探出身子。他仿佛随时准备放弃细节，以便保证整个说法站得住脚。他说：“这就是生活。我想，人们会说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我可不是这样去想象生活的，”罗接着说，“你看，我只是个初学者，刚刚开始生活，正在设法找到我的道路。我以前曾经认为生活要简单得多，堂皇得多。我想孩子们对于生活就是这么想的。小时候，我听说过斯科特船长写最后几封家信的故事，听说过奥茨跟暴风雪搏斗的故事。我现在忘记了是谁在做镭试验的时候失去了双手，但我记得达米恩一直和麻风病人打交道……”他在灰色的宽阔的苏格兰场这间闷热的小办公室里，回忆自己过去的生活。影影绰绰的往事变得清晰起来。追忆是令人欣慰的。“有一本书，名叫《黄金事迹书》[3]，是一个叫永格的女人写的……还有《小公爵》……”他继续说，“如果你突然离开原来的天地，来干现在的工作，你会感到不知所措。什么琼斯，蛋糕，病号楼，可怜的斯通……还有那个名叫希特勒的人的胡言乱语……你们案卷中的那些令人讨厌的照片，那些残忍、荒谬的事件……这好比派一个人带着错误百出的地图踏上旅途。你要我做任何事情都行，我已经准备好了。但你要记住，我不知道我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所有人都在慢慢变化，懂得了一些事情。这都是战争和憎恨造成的——真怪。我没料到这一点。我猜想，我的最好的结局是被绞死。”

“是的，”普伦蒂斯热切地说，“是的，这是一桩很有意思的案子。我可以向你说明一切。”他出乎意料地用了一句俚语，“这是个烂疮疤。但我们当然已经把它医好了。”

“我感到害怕的是，”罗说，“我不知道在我恢复记忆之前这件事是怎么办妥的。今天我到伦敦来的时候，没料到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没有比这件事更奇怪的了。上帝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货色。也许我是杀人凶手吧？”

普伦蒂斯先生又把案卷打开，迅速地说：“噢!我们不再认为你杀了琼斯。”他好像是在墙上发现了某种令人不悦的东西，马上离开了墙壁，边走边说：“问题在于，是什么东西使你失去了记忆力。关于这一点，你知道吗？”

“我只知道我听说的那些。”

“你听说了什么？”

“我听说一枚炸弹爆炸了。于是我有了这个伤疤。”

“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吗？”

在他还没来得及住嘴前，脱口而出道：“不。”

“谁跟你在一起？”

“一个姑娘。”现在太晚了，他不得不把她牵涉进来，说到底，如果他不是凶手，那么姑娘的哥哥帮他逃走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叫安娜·希尔夫。”名字虽平淡，但他心里觉得甜滋滋的。

“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

“我想我们在相爱。”

“你是这样想的吗？”

“我记不得了。”

“关于这件事情，她说些什么？”

“她说我救了她的命。”

“她是‘自由母亲基金会’的人。”普伦蒂斯思索着，“她对你讲过你是怎么到福里斯特医生那儿去的吗？”

“别人不许她提这事。”

普伦蒂斯先生扬起一边的眉毛。

“他们要——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让我的记忆力自然地、慢慢地恢复。不用催眠法和精神分析法。”

普伦蒂斯先生对罗笑了笑，在椅子上微微摇晃着身子。你感到他仿佛是在一场进展顺利的设计赛的间隙让自己理所当然地休息一会儿。“对，不能那样，那样不行，如果你的记忆力恢复得太快的话……当然，随时有可能被送进病号楼。”

“你还是把前后经过都告诉我吧。”

普伦蒂斯先生捋着小胡子，他有亚瑟·贝尔福[4]的那种怡然自得的神态。你会觉得他自己也知道这点。他有自己的风度，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更轻松。他给自己选择了一种风度，犹如作家选用一种写作技巧。“你当时是‘王室纹章’的常客吗？”

“那是一家旅馆吗？”

“你记得的事挺多嘛。”

“嗯，这很容易猜到。”

普伦蒂斯先生闭上眼睛。这也许是一种感情的流露，但又有哪个活人能不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呢？

“你干吗要问‘王室纹章’旅馆的事呢？”

“因为还有件事搞不清楚，”普伦蒂斯先生说，“我们的时间太少了。”

“干什么的时间？”

“到大海里捞针的时间。”

3

没有人会说普伦蒂斯先生神通广大。倒是会说，开枪射击这件事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走出家门进汽车，走出汽车进办公室——这就是他在一天中走的最大距离，你不能指望他走得更远。然而，到了办公室后的几个小时里，他却显得十分神通广大，甚至让他持枪猛射也不在话下……

他刚才说出那句莫测高深的话，就像踩高跷一般僵硬地挪动着两条长腿，话音未落便走出了房间。只剩下罗一个人和比维斯待在一起。时间过得真慢。早晨的灿烂霞光所做的允诺是虚假的，窗外下起了不合时节的冷雨，灰蒙蒙的，如同一片尘土。过了好久，才有人给罗端来一盘吃的东西，几块凉馅饼，一杯茶。

比维斯不爱讲话，好像他的话会被用来作为证词似的。罗只有一次想打破沉默。他说：“但愿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他看着比维斯那个时张时合的嘴，一个牙齿很长、形状酷似捕兔笼的嘴。“这是官方秘密。”比维斯一边说，一边直愣愣地盯着眼前的那堵空墙。

突然，普伦蒂斯回来了。他迈着僵硬又蹒跚的步子走进房间，后面跟着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此人气喘吁吁，双手在胸前捧着一顶圆顶硬礼帽，像是端着一捧水。他进门站定，两眼盯住罗说：“他是个坏蛋。我毫不怀疑。他蓄着胡子我也能把他认出来。乔装打扮没用。”

普伦蒂斯先生咯咯一笑。“好极了。”他说，“全对上号了。”

拿礼帽的人说：“他拎着一只箱子进来，要把它留下。但我接到过指示。我对他说，他必须在屋里等待特拉佛斯先生。他不想等，他当然不想等，因为他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后来准是出了个岔子。他没有等到特拉佛斯先生，但那个可怜的姑娘却几乎死于非命……等到那阵混乱过去以后，他不见了。”

“我不记得以前曾经见过他。”罗说。

那个男人激动地挥着礼帽。“我可以到任何法庭上去作证，就是他。”

比维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种情景。普伦蒂斯又咯咯地笑了。“没时间了，”他说，“没时间吵嘴了。你们俩以后会互相认识的。现在我需要你们俩。”

“你能否向我吐露一点？”罗恳求道。他想知道自己经历的一切，知道别人为什么指控他杀了人，以便从这个愈来愈乱的线团中理出头绪……

“先上车吧，”普伦蒂斯先生说，“上了出租车，我会解释的。”他朝门口走去。

“你不去控告他吗？”那个男人问。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面。

普伦蒂斯先生头也不回地说：“以后，以后，大概……”然后他又闪烁其词地问：“控告谁？”

他们走出庭院，来到诺森伯兰德大街，广阔的路面是石子铺的。警察行了个礼。他们钻进一辆出租车，沿着千疮百孔的河堤驶出。保险公司大楼没有玻璃的窗户，钉着木板的窗户，陈列着一盘紫红色口香糖的糖果店的橱窗……一一从他们眼前掠过。

普伦蒂斯先生低声说：“我只要求你们两位先生举止要自然，咱们将到市中心的一家服装店去，我要在那儿做套衣服，需要去量尺寸。我先进去，几分钟后，罗进去，最后，戴维斯进去。”他伸出一只指头，用指尖碰碰放在那个陌生人膝上的圆礼帽。

“不过，先生，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戴维斯问。他慢慢挪动身子，使自己离开罗。普伦蒂斯先生缩着双腿，坐在他们对面的一个附加座位上。

“别担心。你睁着眼瞧吧，看看店里有没有你认识的人。”当出租车绕过丹麦圣克莱门教堂的断垣残壁时，他那诙谐的眼神消失了。他说：“那个地方将被包围起来。你们别害怕……”

罗说：“我不怕。我只想知道……”他的目光射向车外，看看这个遍体鳞伤、疮痍满目的伦敦。

“情况确实严重。”普伦蒂斯先生说，“我不知道严重到什么地步。但可以说，这件事关系到咱们大家。”说完这句发自肺腑的话之后，他颤抖了一下，然后笑了一声。他疑惑地捋着他那把末端像丝一般柔软的胡须，略带忧伤地说：“你们知道，总有一些短处需要掩盖起来。敦刻尔克战役以后，假如德国人知道英国的短处……英国还有不少短处，倘若他们知道真实情况……”

圣保罗教堂的废墟展现在眼前，这座天主教堂跟庞贝一样，已经成了断垣残壁。普伦蒂斯先生说：“这没什么，没什么。”他慢慢说下去，“我说过那儿没危险，也许我说错了，如果我们的路子对头，那当然就会有危险，是不是？他们认为，嗯，值得为这事付出一千条性命的代价。”

“如果我有点什么用处就好了，”罗说，“对我来说，这件事太稀奇了，我以前没想到战争是这样子。”他看着凄惨的废墟。当基督郁郁而泣时，耶路撒冷想必也是这种样子……

“我也不怕。”那个拿礼帽的人用自卫性的尖厉语调说。

“我们正在找一小卷胶卷。”普伦蒂斯先生说，他用手抱住瘦骨嶙峋的膝盖，身体随着汽车的颠簸而抖动。“它大概比线团的木芯要小很多，比你们放在莱卡相机里的胶卷要小。尼恩一定已经在报上看到，有人在议会里就某些文件失踪了一小时提出质问。这个问题被当众搁置了起来。这就使任何人也不能去损害一个大人物的信誉了。这样，公众和报刊也不至于把我们的线索搅乱。我之所以把这件事告诉你们两位，只是因为——嗯，如果消息泄露出去，我们可以随时把你们投进监狱。这件事发生了两次：第一次，胶卷藏在了一块蛋糕里，应该由某人从游园会上取走。但是，你赢得了这块蛋糕。”普伦蒂斯先生对罗点了一下头，“暗号送错了人。”

“是贝莱太太搞错了吗？”罗说。

“现在她已受到监视，”他一边挥动那双看上去不中用的瘦手，做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手势，一边继续说下去，“那次尝试失败了。一颗炸弹击中了你的住处，毁掉了蛋糕盒所有的东西。大概是这颗炸弹救了你的命。但他们不喜欢你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做法。他们企图恐吓你，逼你藏起来。可是由于某种原因，那样做还不够。当然，他们本想把你干掉，但后来发现你已丧失记忆，这就行了。这比杀死你好，因为你曾经藏了一段时间，他们可以说你是畏罪潜逃，因此可以把那颗炸弹爆炸的事和琼斯的死统统推到你身上。”

“但是，那姑娘又是怎么回事情呢？”

“咱们先不考虑这里面有什么神秘之处，”普伦蒂斯先生说，“也许因为她哥哥帮过你的忙。他们不免会受到报复。只不过现在还没时间顾得上这一切罢了。”他们来到了公寓大楼。“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他们必须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另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另一个笨蛋。在这一点上，他跟第一个笨蛋一样——他到同一个裁缝那儿去过。”出租车停在一条市区街道的拐角处。

“我们从这里步行到那儿去。”普伦蒂斯先生说。他们下车时，马路对面的一个男人开始沿街走去。

“你带手枪了吗？”戴圆礼帽的男人紧张地问。

“我不知道怎么使用，”普伦蒂斯先生说，“假如出了那样的乱子，你们就卧倒。”

“你没有权利把我卷进这种事。”

普伦蒂斯先生猛地转过身来。“哦，是的，”他说，“非常正确。在现在这种时候，人们连自己的生存权利也没有。老兄，你是受命于国家的。”他们三人站在人行道上。银行里的通信员头戴大礼帽，手捧着上了锁链的盒子，在他们面前走过。快要迟到的速记员和职员午饭后匆匆赶去上班。这儿看不见废墟，仿佛是太平盛世。普伦蒂斯先生说：“要是那些照片弄出国，将会有许多人自杀……至少法国已经发生了那种情况。”

“你怎么知道照片还没有弄出国呢？”罗问。

“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抱有这种希望，如此而已。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最坏的消息，”他说，“你们看着我进去，让我和咱们需要的那个人在试衣室里待五分钟。然后，罗，你进去找我。我会让他站在我能看得见他的地方——在所有的镜子里看见他。接着，戴维斯，你数到一百下，然后也进去。你将看到一件最巧的巧合。你是最后一招。”

他们看着这个穿着旧式服装的人直挺着身子沿街走去。他确实是应该到市中心的裁缝店里去做衣服的人——这个裁缝办事可靠，索价不高。他应该把这个裁缝推荐给他儿子。走了大约五十码后，他进入店里。一个男人站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点燃一支烟。一辆汽车靠到隔壁门口停下，一个妇女下车买东西，一个男子站在汽车旁边。

罗说：“我该走了。”他心跳得很厉害。他参加这次冒险活动，好像并不害怕，而像小孩似的觉得新奇。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戴维斯：那人站在那里，脸颊神经质地抽搐着。罗说：“数到一百，你就跟着进来。”戴维斯一声不吭。“你明白了吗？数到一百。”

“哼!”戴维斯怒气冲冲地说，“这是在演戏。我与此无关。”

“这是他的命令。”

“他是老几？居然向我发号施令!”

罗不能停住脚步跟他争辩：时间到了。

战争对于裁缝业的打击很重。柜台上放着几匹劣等灰布，架子上空空如也。一个身穿礼服大衣、神情疲惫忧虑、满脸皱纹的男人说：“先生，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到这儿来，”罗说，“是为了找一个朋友。”他朝那条狭窄的过道看了一眼。两边是装着镜子的小试衣间。“我想，现在正给他量尺寸。”

“先生，你请坐，好吗？”他说。“福特先生，”他接着喊道，“福特先生。”科斯特从一间试衣间里走了出来，脖子上挂着一条皮尺，翻领上别着一小串别针。他身体结实，一副大都市里的人的派头。那天晚上，当电灯重新亮起时，罗看见他已经死在椅子上了。这正像一块玩具拼板咔嗒一声放对了地方，本来令人不解的图案马上有了意思。罗一看到这个举止沉稳的人，便想起了一个从韦尔文来的人，即那位诗人以及安娜的哥哥。贝莱太太叫他什么来着？罗记得她是用几个字称呼他的——“我们的办事员”。

罗站起来，好像对方是个大人物，必须循规蹈矩地向他致意。但这位举止沉稳、叫人肃然起敬的人似乎没有认出罗。“什么事？布里奇斯先生。”这是罗第一次听到他开口说话，他以前干的一切都是为了装死。

“这位先生来见另一位先生。”

他的目光慢慢移到罗身上停住。那双灰色的、沉静的大眼睛没有露出认识罗的迹象。难道有必要使那双眼睛久久地隐藏在这片灰色的阴影中吗？“我快要量完那位先生的尺寸了，如果不介意的话，请等两分钟……”两分钟，罗想，到那时另一个人就回来收拾你。

福特先生——现在就算他叫这个名字吧——慢吞吞地走向柜台。你觉得他做的每件事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服装剪裁得很得体，他的动作极有分寸，没有任何古怪之处，也没有叫人捉摸不定的地方。但是，在他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些古怪得出奇的地方。当初罗亲眼看见福里斯特医生用手指去摸那种看起来像血的东西。

柜台上放着一部电话。福特先生拿起话筒拨号。号码盘对着罗。罗仔细看着他的手指去拨哪个字母。他拨的是B、A、T，三个字母。罗觉得自己看清了。但是后来他漏看了最后一个数字。当福特先生再拨那个数字时，罗突然颤抖起来，因为他看见福特先生正用一种平静和意味深长的目光盯着他。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他希望普伦蒂斯先生快来。

“喂，喂，”福特先生说，“这里是波林和克罗斯韦特服装店。”

一个头戴圆礼帽的男人拖着不情愿的脚步沿着橱窗朝门口走来。罗放在膝上的双手握得紧紧的，忧心忡忡的布里奇斯先生背对着他们，把一匹匹布弄整齐。他那双手软绵绵的，像是在对《裁缝和剪裁师》这本书提出尖锐批评。

“衣服今天上午送去了，先生，”福特先生说，“我相信它没有耽误你的行期。”他在电话里用平静和无动于衷的声调表示他的满意心情。

“非常感谢你，先生。我本人对最后一次试衣感到十分满意。”福特先生把眼光移到叮当作响的门上，戴维斯正傻里傻气地朝店里看。“哦，是的，先生。我想你穿过一次后，衣肩就会合适了……”普伦蒂斯先生精心策划的计谋全部失败了，那个人一直保持冷静。

“特拉佛斯先生。”戴维斯惊叫了一声。

福特先生小心用手捂住话筒说：“对不起，先生，你说什么？”

“你是特拉佛斯先生。”这时，戴维斯看到对方的目光既清澈又平静。他有气无力地又说了一句：“对不对？”

“不对，先生。”

“我认为……”

“布里奇斯先生，你来量下这位先生的尺寸？”

“好的，福特先生。”

福特先生的那只手放开话筒，他平静、坚定、命令般地对电话继续说：“不，先生。最后我发现我们不能再试那条裤子了。这不是因为服装配给票的问题，不是的。我们不能再次从厂方拿到那种式样的裤子了，一条也没有了。”他的视线再次和罗相遇，他打量着罗，就像一只盲人的手轻轻抚摸着罗的脸。“先生，就我本人而言，我没希望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他放下话筒，顺着柜台走了几步。“你来接待他们一会儿吧，布里奇斯先生……”他拿起一把裁缝剪刀。

“好的，福特先生。”

他没有再说什么，从罗面前经过时也没有再看他一眼。他慢条斯理地沿着过道往前走，脸上露出庄重、老练的神色，但步子十分沉重。罗迅速站起来，认为应该采取某种行动，说句话，这样整个计划才不至于以失败告终。“科斯特，科斯特。”罗对着那个人的背影喊道。只是在此时，罗才感到那个手拿剪刀的人冷静和自信得出奇，他还发现那人打量他的脸孔时用的是一种异样的目光……当这个给顾客试样的裁缝拐弯走进一间试衣间时，罗高喊了一声“普伦蒂斯”以示警告。

但普伦蒂斯先生并没有从那间试衣间里出来。他穿着胸口敞开的丝绸衬衫，出乎意料地从过道的另一端走来。“什么事？”他问。但罗已经走到那间试衣间门口，硬要进去。他回过头，看见了布里奇斯先生的那张吃惊的脸和戴维斯的那双瞪得大大的眼睛。“快，”他说，“你的帽子。”他抓过那顶硬顶圆礼帽，用它打穿了门上的玻璃。

罗透过门上的碎玻璃看见了科斯特兼特拉佛斯兼福特。他坐在顾客坐的扶手椅子里，面对着三面大镜子，身体向前微倾。他的喉咙已经被那把紧紧夹在他的膝盖中间的裁缝剪刀戳破。这是古罗马式的自杀。

罗想：这一次我确实杀死了他。他的耳边仿佛重新响起了那个平静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命令般的声音——那个声音对着电话说：“就我本人而言，我没希望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第二章 斩尽杀绝

你们最好还是投降吧。

——《小公爵》

1

贝莱太太失去了往日的尊严。

普伦蒂斯先生和罗乘车直奔坎普登山，让戴维斯连同他那顶弄坏的圆礼帽留在店里。普伦蒂斯先生感到忧虑和沮丧。“事情不妙。”他说，“我们要的是会说话的活人。”

罗说：“我当时感到很吃惊，真想不到一个裁缝会有这样的勇气……只是童话里那个杀死巨人的裁缝才能和他相提并论。我想，你会说这个人算得上是个巨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他们在风雨中驱车穿过公园时，普伦蒂斯先生突然高声说：“怜悯是一种可怕的感情。人们所怀的爱情是一种激情，而怜悯则是所有激情中最坏的一种。它和性欲不一样，不会随着我们的死亡而消失。”

“这毕竟是在打仗。”罗带着某种兴奋的语气说。对他来说，虚情假意的陈词滥调如同一块普通的硫化矿石，在一个小孩子的手中裂开了，露出闪闪发光的岩心。他正在参加……

普伦蒂斯先生怀着好奇心奇怪地看着他。“你难道没有怜悯心吗？青少年不会产生怜悯心。怜悯是一种成年人的感情。”

“我觉得，”罗说，“我以前的生活是淡泊、单调、乏味的。因此现在这一切都使我兴奋。现在，由于我知道我不是凶手了，我可以去享受……”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看到了他依稀记得的那幢梦境般的房子：小小的花园里杂草丛生，灰色的雕像已经剥落，小铁门吱吱作响，窗帘全都放了下来，好像死了什么人。门敞开着。家具上还留着拍卖标签。“我们同事也逮捕了她。”普伦蒂斯先生说。

此地一片寂然。一个穿深色衣服的男人站在门厅里，他一定是参与了这次逮捕的人。他给普伦蒂斯先生打开一间屋子的门，他们走了进去。不是罗隐约记得的那间客厅，而是一间摆满劣质椅子的小餐室，里面还有一张大得过分的餐桌和一张书桌。贝莱太太坐在餐桌那端的一把扶手椅里，绷着一张灰白色的脸，戴着一顶黑色的无檐帽。那个男人站在门口说：“她什么也不说。”

“你好，夫人。”普伦蒂斯先生用一种献殷勤似的怡然自得的口气向她打招呼。

贝莱太太一言不发。

“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客人，夫人。”普伦蒂斯先生说，他向旁边靠了靠，让她能看见罗。

当你发现自己给别人造成了恐怖时，你会感到焦虑不安。无疑，有些人对这种别开生面的经历感到心碎。但罗却觉得很可怕，好像他突然发现自己会忍心去干一件凶残的事情。贝莱太太开始气喘了，她坐在餐桌的首席，露出一副古怪的神情，仿佛在一个嘉宾满座的宴会上咽下了一根鱼刺。她肯定是在极力控制自己，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她的喉部肌肉绷得紧紧的。

只有普伦蒂斯先生还能在这种气氛下应付自如。他绕过餐桌，高高兴兴地拍了一下她的背。“你喘不过气来啦，夫人。”他说，“你憋得慌。你会好起来的。”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她呻吟道，“从来没有。”

“怎么回事？你还给他算过命哩，”普伦蒂斯先生说，“不记得了吗？”

她那双老年人的充血的眼睛里，闪过一线绝望的希望之光。她说：“如果你们这么大惊小怪，只是为了算命那件小事……我算命是为了慈善事业。”

“当然，我们明白这点。”普伦蒂斯说。

“还有，我从来不算将来的事。”

“啊，要是我们能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

“我只算一个人的性格。”

“还有蛋糕的重量。”普伦蒂斯先生说。希望突然全部破灭。现在再要保持沉默已经太晚了。

“还有你们那个小小的招魂术表演。”普伦蒂斯先生继续欢快地说，就好像他们俩是在开玩笑。

“那是为了科学。”贝莱太太说。

“你们那一小伙人还聚会吗？”

“每星期三。”

“缺席的人多吗？”

“他们都是私人朋友。”贝莱太太含糊其词地说。好像又转到安全的话题上去了，她举起一只抹了香粉的胖手，整了整帽子。

“科斯特先生现在……很难再来参加了。”

贝莱太太谨慎地说：“当然，我现在认出这位先生来了。我被他的胡子搞糊涂了。那是科斯特先生开的一个愚蠢的玩笑。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离开他们很远，很远。”

“很远？”

“我已经到了死后升天的人那儿。”

“噢，是的，是的。科斯特先生不会再开这种玩笑了。”

“他开那个玩笑，用意是善良的，我相信这一点。也许他对那两个陌生人不满……我们这个小团体是非常内向的。而科斯特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

“但愿他现在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了。”看来，此时此刻，普伦蒂斯先生并不担心自己缺乏那种被他称之为激情的怜悯心。他说：“贝莱太太，你大概想和他取得联系，问问他为什么要在今天上午割断自己的喉咙吧。”

贝莱太太瞪大了眼睛，陷入了难堪的沉默中。电话铃打破了沉默。书桌上的电话不停地响着，挤在这间小屋里的人很多，但谁也没有赶快去接电话。往事一幕幕跃入眼际，犹如一个失眠者的纷乱思绪……这样的情形以前也有过。

“等一等，”普伦蒂斯先生说，“你去接电话吧，夫人。”

她重复了一遍：“割断自己的喉咙……”

“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如果他活着的话，就会被绞死。”

电话铃响个不停，好像远处有个什么人打定主意要弄清楚，为什么这间房间里的人不接电话。

“你去接电话吧，夫人。”普伦蒂斯先生又说了一句。

贝莱太太的素质和那个裁缝不一样。她顺从了，费劲地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走到电话跟前。她在书桌和墙壁之间伫立了片刻，帽子滑向一边，遮住了一只眼睛。她说：“喂，你是谁？”

房间里的三个男人都屏息静气地站着，一动也不动。突然，贝莱太太好像恢复过来了。她好像感到了自己的力量——此时此刻她是唯一能说话的人。她转过脸，嘴巴凑近话筒说：“是福里斯特医生。我该对他说什么？”她用充满恶意和机警的目光看着他们。她装模作样的本事不到家，反倒暴露了她的笨拙。普伦蒂斯先生夺过她手里的话筒，把电话挂断。他说：“这帮不了你的忙。”

她气呼呼地说：“我只不过问问你们……”

普伦蒂斯先生说：“从苏格兰场叫一辆快速汽车来。上帝才知道，这里的警察在干些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到这所房子来了。”他告诉另外一个人说：“看住这位太太，别让她割断喉咙。她对我们还有别的用处。”

他像一阵旋风似的走遍了这所房子的每个角落，搜索了每个房间，走到哪里就破坏到哪里。他脸色发白，怒气冲冲。他对罗说：“我为你的朋友担心。他叫什么名字？是叫斯通吗？”他又说：“这条老母狗。”这话出自一位具有爱德华七世时代风度的人之口，真叫人不可思议。贝莱太太的卧室里有许多瓶面霜，全部被他用指头搅过。他用怀着恶意的愉快心情，亲手把她的枕头撕开。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小开本的淫书，名叫《东方之爱》，书旁有一盏罩着桃红色灯罩的台灯。他撕掉书的封面，打碎陶瓷灯座。他在听到一辆小汽车的喇叭声后才停止破坏。他对罗说：“我要你跟我在一起，为了辨明他们的身份。”他一步三级下了楼。贝莱太太在客厅里哭泣。一名警察给她沏了一杯茶。

“不要胡来。”普伦蒂斯先生说。他好像决心给他心软的助手们做出一个干事彻底的榜样。“她没事。如果她不说，你们就把这所房子里里外外搜个遍。”他仿佛已经被仇恨，或许还被绝望控制住了。贝莱太太刚要喝那杯茶，他一把夺过杯子，把茶水泼在地板上。贝莱太太冲他嚷道：“你没权利……”

他厉声说：“太太，这是你最好的茶具吗？”他看着那只华丽而俗气的普鲁士蓝茶杯，稍微停顿了一下。

“把它放下。”贝莱太太恳求道，可是他已经把茶杯对准墙上砸去。他对那个警察解释道：“茶杯柄中间是空的。咱们不知道那些胶卷到底小到什么程度。你们要彻底搜查。”

“你会为这些事吃苦头的。”贝莱太太嘟囔道。

“哦，不，夫人，吃苦头的将是你。给敌人送情报是要上绞刑架的。”

“对妇女不用绞刑。在这场战争中，不绞死妇女。”

“夫人，也许——”普伦蒂斯在过道里回过头对她说，“我们绞死的人比报纸上告诉你的要多。”

2

路途漫长，气氛抑郁。失败感和担忧使普伦蒂斯先生的心情十分沉重。他蜷缩在小汽车的一角，忧郁地哼着曲子。他们驶过肮脏不堪的伦敦市边缘地带前，夜幕就降临了，他们到达村镇的第一道篱笆前，天就已全黑。回头看，只能看见一片被灯光照亮的天空，一道道明亮的光柱犹如街巷，一块块耀眼的光斑恍若广场，仿佛天上是有人居住的世界，而地上只是一片没有人间烟火的黑暗莽原。

路途漫长，气氛抑郁。一路上，罗由于同伴的缘故，克制了自己的激动心情。危险和行动使他陶醉。他向往多年的生活正是这个样子。他正在一场大搏斗中发挥作用。当他再次见到安娜时，就可以对她说，他在反对她的敌人的斗争中出了一臂之力。他并不为斯通感到十分担心。他年幼时读过的惊险小说中，没有一本书的结尾是令人难过的，也没有一本书会怜悯失败的一方。书中描写的破坏性场面只不过是为英雄人物的个人历险提供的背景材料，他们的真实性并不大于一本宣传画册中的照片，一幢遭到破坏的楼房，三楼一间屋中有一张破破烂烂的铁架床，说明文字是“这种房间不行”，而不是“我们再也不在这个房间里和这幢楼房里睡觉了”。他忘却了受过的苦，所以他不理解受苦是怎么一回事。

罗说：“那儿毕竟还没有出事。当地的警察……”

普伦蒂斯先生忧伤地指出：“英国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有诺曼底式的教堂，古老的墓地，绿色的村庄，小旅店，精致的小花园和住宅。英国的卷心菜每年获奖……”

“可是这个地方的警察……”

“这儿的警察局长二十年前在印度陆军中服役，是个好样的。他在品尝葡萄酒方面是个行家，说起他那个团里的事来口若悬河。你可以指望他为慈善事业捐一笔钱。警长嘛……是个好人，但在市警察局干了几年后被辞退了，连退休金也没有。后来他碰上了一个机会，赶紧来到这个镇里。你要知道，他为人正直，尽管赛马赌博商向他行贿，他却没有为了晚年生活而接受贿赂。当然，在一个小城镇里，警察没有多大必要老监视着别人。无非是有人醉后乱跑一气，或者是小偷有几桩小偷小摸事件。巡回法官赞赏这个城镇没有发生大案件。”

“你了解这些人吗？”

“我不了解这些人。但是，如果你了解英国，你就可以猜出一切。后来，突然有那么一些机敏的、反常的、肆无忌惮的、野心勃勃的、受过教育的罪犯来到这个太平的地方——即使在战时，这儿也是风平浪静。不久，全镇都知道有个人犯了罪，但这儿的人仍然认为他根本不是罪犯，他既没偷东西，也不酗酒嘛。即使他杀了人，这儿的人也不会相信，因为这儿已经五十年没有发生凶杀案了。”

“你打算到这儿寻找什么东西？”罗问。

“只寻找一件咱们急于找到的东西：一小卷胶卷。”

“他们可能已经翻拍了许多份了。”

“有这种可能。但他们没有太多的渠道把胶卷送出国。咱们要找到想把胶卷偷运出去的人……以及这件事情的组织者。至于其他，那就没有关系了。”

“你认为福里斯特医生……”

“福里斯特医生。”普伦蒂斯先生说，“是个牺牲品……噢，他无疑是个危险的牺牲品，但他不是让别人当牺牲品的人呢。他是被利用、受胁迫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他不是递送文件的人。如果他真是传递秘密文件的人，那咱们就幸运了。他跑不了……除非当地警察……”失败者的懊丧表情又出现在他脸上。

“他可能会溜掉。”

“没有那么容易，”普伦蒂斯先生说，“这些人中，逍遥法外的并不多。你记住，现在要出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只要当地警察……”

“这件事真有这么重要吗？”

普伦蒂斯先生忧郁地说：“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已经犯了这么多错误，而他们犯的错误却很少。也许这是我们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为了信任一个像邓伍迪那样掌握一切秘密的人……”

“邓伍迪？”

“我不应该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但忍不住啦。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他们要把这件事掩盖起来，因为他是一个有身份的老头子的儿子。”

“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事……我想，我从来没听说过他的事。”

一只猫头鹰在一片黑暗的平地上空尖叫。平地安着电灯，微弱的灯光刚刚能够照到近处的篱笆。往前不远，灯光消失在茫茫夜色中。这种灯光仿佛是描在地图上尚未勘测部分周围的彩色边线。

再过去一点，在一个不知名的角落中，一位妇女正在分娩，老鼠围着粮食口袋乱窜，一个老人奄奄一息，两个人在灯下初次见面。黑暗中的每件事都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的奔波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气势汹汹的无用追踪，每小时四十五英里的高速驱车疾驶——一般人的自然天性几乎无法忍受。罗渴望回到原先那个世界里去，回到那个由家庭、子女和恬静的爱情构成的世界。那儿可以和邻居共同分担不可名状的恐惧和忧虑。他想到了安娜，暗自向她保证：当他突然不想再体验这种难得的经历时，他对她的思念将像情窦初开时一样强烈。

“如果咱们在这儿一无所获，”普伦蒂斯先生说，“咱们的处境就会变得很糟糕。”他那个由于绝望而略显佝偻的身躯表明他已心灰意懒，甘愿就此罢休了。

一个人在远处上下挥动手电筒。“他们在搞什么名堂？”普伦蒂斯先生说，“大肆张扬……他们不相信外地人没有指南针能找到通过他们这个城镇的路。”

他们顺着一堵高墙缓缓行驶，最后在一所大门上刻着纹章的房子前面停下。这个地方使罗感到陌生，这儿的某些东西他以前只是从屋里向外看过，现在他在室外一看，完全变了样。例如，这棵尖梢指向天空的雪松，就跟从前看见的样子大不相同，那时树干上有一片阴影。一个警察站在车旁边说：“先生，贵姓？”

普伦蒂斯先生出示了名片。“情况——都好吗？”

“不完全是这样，先生。你在里面会见到警长的。”

他们离开汽车，穿过大门走到里面。他们这一群人行动诡秘，满腹狐疑。他们没有摆出长官的架势，由于长途行车，他们动作呆滞，精神不振。他们看样子就像是一群受尊敬的观光者，由管家做向导，参观一户人家的私人别墅。那个警察不停地说：“请走这边，先生。”他一直用小手电筒表示方向，其实这儿只有一条路。

以这种方式重返旧地，罗觉得很奇怪。偌大的一所房子悄然无声，喷泉也沉默了。准是有人关上了调节水流的龙头。只有两个房间亮着灯。这就是罗在出奇的平静中舒舒服服地躺了几个月的地方。由于一颗炸弹的奇特作用，他在这里的经历居然和他童年时代衔接起来了。他能想起来的生活有一半是在这里度过的。现在他像一个敌人一样回来了，他感到羞愧。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希望不至于看见福里斯特医生……”

拿着手电筒的警察说：“你不必担心，先生，他身体很好。”

普伦蒂斯先生没听他们说。“那辆小汽车是谁的？”他问。

他不是指停在路边的一辆福特V-8，他指的不是这辆，而是一辆挡风玻璃上布满裂纹和污渍的破旧小汽车，公路两旁的荒芜田地里停着上百辆这样的汽车。花上五英镑，这辆车就是你的，你就可以把它开走。

“那辆车，先生，是牧师的。”

普伦蒂斯先生严厉地说：“你们是在聚会吗？”

“噢，不是，先生。不过，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还活着，我们想，应该让教区牧师知道。”

“事情好像已经发生了。”普伦蒂斯先生闷闷不乐地说。刚才下了一场暴雨，警察打着手电，带着他们走过坑坑洼洼的沙石路，踏上石头台阶，来到大厅门口。

在休息室里，漆得油光发亮的书架上放着几份画报，当初斯通少校常在一个角落里叹气，两个精神病人常常冲着棋子发火。现在，约翰斯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双手捧着脑袋。罗向他走去，叫了一声：“约翰斯。”他抬头看了一眼，说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

“怎么啦？”

“我杀死了他。”

3

这场大屠杀犹如发生在伊丽莎白时代。在看到斯通的尸体前，只有罗一人的心情是平静的。那些尸体躺在它们被发现的地方。被紧身衣箍住的斯通躺在地板上，身旁有一个浸过麻醉剂的棉球。由于他双手乱动，进行过绝望的挣扎，他的身体是扭曲的。“他没有得到逃命的机会。”罗说。罗曾经像一个犯了校规的学生那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沿着这条过道逃走，在同一条过道里，他透过敞开的大门，看出了一些名堂，变得成熟了。他懂得，现实生活中的历险跟小说里面的情况不是一回事，结局不会总是欢乐的。他产生了一阵强烈的怜悯心，觉得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不能听之任之，无动于衷。他那颗天真无邪的心在斗争着，他既担心毫无意义地活着，又害怕糊里糊涂地死去。他慢吞吞地说：“我想要……我多么想要……”他感到冷酷与怜悯一起在他心中苏醒过来，这两种感情是久经考验的老朋友。

一个陌生的声音说：“咱们应该为他不再觉得痛苦而感谢上帝。”这种自鸣得意的、不合时宜的蠢话听起来很刺耳。

普伦蒂斯先生说：“你是什么人？”但随后又勉强地表示了歉意，“对不起，我还以为你是教区的牧师呢。”

“是的。我叫辛克莱。”

“这儿没你的事。”

“我在这儿有事。”辛克莱先生纠正他的话，“他们叫我来时，福里斯特医生还活着。他属于我的教区。”接着他又略带微怒地补充道，“你知道，我们是获准在战场上履行职责的。”

“对，对，我想是这样。不过我们还没有验尸呢。门口那辆车是你的吗？”

“是的。”

“那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请先回家等着吧，我们办完事后……”

“当然可以。我不想碍事。”

罗观察着他，他裹着一身黑衣服，像一个圆筒，圆形的领子在电灯下闪闪发亮，那张和蔼可亲的脸上有着智慧的闪光。辛克莱先生慢吞吞地对罗说：“我们以前见过面吧？”他用一种古怪和大胆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罗。

“没有。“罗说。

“你以前大概是这里的病人吧。”

“是的。”

辛克莱先生带着神经质的热情说：“瞧，一定是这样。我觉得肯定在什么地方……我敢说是在医生的一次社交晚会上。晚安。”

罗转身离去，又一次想起那个不再觉得痛苦的人。罗记得那人曾急匆匆地走进泥泞的池塘，接着又像一个受惊的孩子似的逃到菜园里。他一直相信有人算计他。但他毕竟并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

他们必须跨过福里斯特医生的尸体。这具尸体横陈在楼梯脚。医生陷入了第六个圈套：置他于死地的不是对国家的爱，而是对自己同伴的爱——这种爱在受人尊敬的、崇拜英雄的约翰斯心中奇异地燃烧起来，变成了行动。医生对约翰斯过于信任，没想到一个人出于恐惧是会对他所尊敬的人下毒手的，他更愿意杀死他所尊敬的人，而不是把这个人交给警方。当约翰斯闭上眼睛，扣动了那把从斯通少校手中没收过来在抽屉里锁了好几个月的手枪扳机时，他的目的不是消灭这位他所尊敬的人，而是使自己免受没完没了的法院诉讼的折磨，免遭检察院的不留情面的指控，免得被极端无知的法官和随便凑起来的十二人陪审团的胡言乱语所侮辱。他对同伴的爱不允许他在干掉斯通一事中袖手旁观，这种爱决定了他要为自己的拒绝合作付出什么代价。

从罗逃走的那天起，福里斯特医生一直表现出惴惴不安。他坚持不叫警察，真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另外，他似乎对斯通的命运感到忧虑。他避开约翰斯跟波尔密谈，那天下午还往伦敦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约翰斯拿着一封信上邮局，发现门外有一个卫兵。在村子里，他看见一辆从镇上开来的警车。他开始怀疑……

在回来的路上，他遇到波尔。波尔一定也看出了名堂。最近几天来的想象和怨恨一起涌进约翰斯的脑海。他坐在休息室里，心急如焚。他不明白，种种迹象为什么会变成一种信念——医生正在计划弄死斯通。他记得他经常和医生一起从理论上探讨安乐死。他和医生看法不一，医生对纳粹分子屠杀老人和患了不治之症者的事情几乎无动于衷。有一次医生说：“这正是任何国营医疗机构迟早会遇到的事。如果你要活着留在由国家开办和发薪的机构里，你就必须承认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厉行节约的权力……”有一次，波尔和福里斯特医生正在谈话，他闯了进去，他俩的话声戛然而止。他变得愈来愈不安和忧虑了，好像这所房子将遭遇到不测。人们走在过道里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在喝茶的时候，福里斯特医生对“可怜的斯通”发表了几点看法。

“可怜的斯通怎么啦？”约翰斯厉声责问。

“他非常痛苦，”福里斯特医生说，“长了个肿瘤……我们能为他求得的最大善举就是让他死去。”

薄暮时分，约翰斯心神不安地走进花园。月光下的日晷如同一具搁在玫瑰园门口的裹着尸布的尸体。突然，他听见斯通在大声喊叫……他的脑子更加糊涂了。他明白过来后，径直奔进自己的房间，拿出一支步枪。他把钥匙放错了地方，最后在自己的口袋里找到了——约翰斯就是这样的人。他听见斯通又嚷了一声，便穿过休息室，跑进侧厅，向楼梯奔去。过道里有一股难闻的氯仿气味，福里斯特医生警惕地站在楼梯下。神色警惕的医生厉声问道：“你要干什么？约翰斯!”约翰斯仍然以为医生的狂热已使他不可救药地走上了邪路。没有别的办法了：约翰斯朝医生开了一枪。波尔歪扭着肩膀，露出一脸自负和邪恶的表情，在楼梯顶上转身就走。约翰斯在盛怒之下又朝他开了一枪，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动手晚了。

警察当然马上就来到了门口。他去迎接他们，因为仆人们这天晚上显然都被差走了。在他读过的许多凶杀小说中，都有这样的含义十分明显的情节。这次他身临其境，目睹了惨状。福里斯特医生还没断气，当地警察认为，别的措施已无济于事，只有去请教区的牧师……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这个一度被认为是人间天堂的地方，一个晚上竟有这么多人丧生，真是空前绝后的景象。即使来一队轰炸机，也不会比这三个人更能扰乱这里的安宁了。

搜索开始了。这所房子的上上下下都被搜遍。又派来了一些警察。从后半夜到清晨的几个小时中，楼上房间里的灯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普伦蒂斯先生说：“哪怕我们找到一张照片……”但什么也没找到。在漫长的夜间搜查中，罗有一次无意中来到迪格比曾经睡过的那间屋子里。现在他觉得迪格比是个陌生人——一个举止粗野、过着寄生生活、由于对一切都茫然不知而自得其乐的陌生人。只有对痛苦有所了解，才能给幸福下一个正确的定义。这间屋子的书架上放着托尔斯泰的著作，书上有被橡皮擦掉的铅笔痕迹。有知识是了不起的……所谓知识，并不是福里斯特医生充分掌握的那种抽象知识，也不是那些以高不可攀、美不可及的表象去迷惑人的理论，而是具体的、有感情色彩的、平平常常的人类知识。罗再次把托尔斯泰的著作打开：“原先在我看来是美好和高尚的东西——爱祖国，爱自己的人民——已变成使我感到反感和可怜的东西。原先在我看来是丑恶和可耻的东西——背叛祖国和世界主义——现在对我来说反倒成了美好和高尚的东西。”在楼梯口，一颗子弹打中了医生的腹部，他的理想破产了。这位理想主义者遭到了一个杀人凶手的暗算。罗不相信他们曾经狠狠讹诈过他。他们仅仅利用了他的美德，他那知识分子固有的傲慢，以及他那种对人性的抽象的爱。一个人不能爱人性，只能爱人民。

“什么也没找到。”普伦蒂斯先生说。他拖着两条僵直的瘦腿，低着头，绝望地穿过房间，把窗帘拉开一点。此时，天上只有一颗星星还能看见，其余的星星已经从渐渐明亮的天幕上消失了。“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普伦蒂斯先生说。

“三人死亡，一人进了监牢。”

“他们可以找到十几个人来代替。我要的是胶卷和他们的头子。”他说，“他们一直用波尔房间里的那个盆盛显影液。他们大概就在那儿冲洗了胶卷。我想他们一次只印一份照片。他们把他们信任的人缩小到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只要底片还在他们手里……”接着，他又抑郁地说，“波尔是个一流摄影师。他专门研究蜜蜂生活史。他的研究文章写得很漂亮。我看过几篇。现在我希望你到那个小岛上去。也许咱们会在那里找到几件令人不愉快的东西等你去辨认……”

他们站在斯通站过的地方。前面亮着三盏小红灯，池塘四分之三的水面上笼罩着一片无穷无尽的黑暗。池塘犹如黎明前的港口，而这三盏灯便是驶来的三艘小汽轮。普伦蒂斯先生蹚水过去。罗在后面跟着。九英寸厚的淤泥上有一层薄薄的水。那三盏红灯是标志灯，就是晚上用来表明路面中断的那种标志灯。三名警察正在小岛中央挖掘着。那儿很难找到一块两人能同时立足的地方。“这就是斯通看到的现象，”罗说，“他看见有人在挖洞。”

“是的。”

“你指望挖到什么？”罗没有说下去。挖地的那几个人露出了某种紧张的神态。他们把铁锹戳进地里时，动作非常小心，仿佛生怕弄破什么易碎的东西。他们看来不大情愿把土块翻过来。沉沉夜色笼罩着的这个场景使罗想起了一件事——一件令人伤感的遥远的往事。他想起母亲从他那里拿走的一本书，书中有一幅维多利亚时代的色调低沉的版画：深夜，几个披着斗篷的男人在墓地里挖墓坑，月光照在一把铁锹上，反射出一道寒光。

普伦蒂斯先生说：“你忘掉了某一个人——原因还不清楚。”

铁锹一下一下地挖着，他等得越来越心焦。他怕看见某种使人厌恶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应该在哪里挖呢？”

“他们留下了痕迹。干这事他们是外行，我想，这就是他们如此害怕斯通发现什么名堂的原因。”

一把铁锹在松软的泥土里发出难听的嘎吱嘎吱声。

“小心。”普伦蒂斯先生说。用那把铁锹挖掘的人停了下来，擦去脸上的汗水。其实夜里天气很冷。接着，他把铁锹慢慢从土里拔出，看了一眼铁锹的刃口。“在这边再挖一次，”普伦蒂斯先生说，“轻点，别往深处挖。”其他人停止挖掘，在一旁观看，但你可以感到他们并不想看。

那个继续挖掘的人说：“行了。”他把铁锹直立在土里，用手指轻轻地把土扒开，像是在栽菜秧。他舒了一口气说：“是有一个盒子。”

他手持铁锹柄猛一使劲，把盒子从地里撬了出来。这是一个通常用来存放杂物的木盒，盒盖钉得不紧。他用铁锹刃撬开盒盖，另一个人把灯凑到跟前。一件件杂七杂八的东西从盒里拿出来了，像是连队里一个士兵死后由连长寄回家的遗物。但有一个不同之处：没有信件和照片。

“这些东西他们无法烧掉。”普伦蒂斯先生说。

这些东西用一般的火焰是烧不掉的：一个钢笔套，另外还有一个金属套子，大概是用来套铅笔头用的。

“在一所到处都是电器设备的房子里，”普伦蒂斯先生说，“烧掉东西并不容易。”

一只怀表。他打开沉甸甸的表背，大声念道：“F.G.J惠存，1915年8月3日，我们的银婚日。N.L.J赠。”下面另有一句：“送给我亲爱的儿子，以缅怀乃父。1919年。”

“一块很好的走得很准的表。”普伦蒂斯先生说。

接着又拿出两块带褶的金属臂章，几个从吊袜带上摘下来的金属纽扣，一整套纽扣——内衣上摘下来的小珠母扣，外衣上摘下来的样子难看的褐色大扣子，短裤纽扣，衬裤纽扣，长裤纽扣。人们绝不会相信，一个男人的一套替换衣服上竟要用这么多纽扣。还有马甲上的纽扣，衬衣上的纽扣，袖口上的纽扣，一副裤子背带上的金属暗扣。上帝的一个可怜造物便这样给打扮得颇为像样了，就像一个洋娃娃似的。你把这个洋娃娃拆开后，它会使你得到满满一盒子五花八门的暗扣、带扣和纽扣之类的东西。

盒子底部有一双沉甸甸的老式靴子，靴底钉着大鞋钉。由于在人行道上走得太多，在街头站得太久，鞋钉已经磨损。

“我不知道，”普伦蒂斯先生说，“他的其他东西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他是谁？”

“琼斯。”

第三章 几个号码全不对

这是一条很滑的、危险四伏的、不断颤动的路。

——《小公爵》

1

罗逐渐恢复正常了。随着每一小时过去，他的思维越来越接近他的真实年龄。他的记忆一点点地得到恢复。他的耳朵又听到雷尼特先生的声音在说：“我同意琼斯的看法。”他的眼睛又看到电话机旁边的一个碟子里放着一个香肠卷饼。怜悯心油然而生，但他的不成熟却在拼命挣扎。冒险精神在和理智斗争，前者仿佛能使他得到幸福，而后者很可能与不幸、失望和败露连在一起……

他的不成熟使他没有把在科斯特任职的那家服装店里知道的电话号码讲出来。他知道分局代表号是B.A.T，前三个数字是271，只是最后一个数字没看清。这个电话号码可能毫无价值，也可能价值很大。不管到底有无价值，他把这个号码秘藏在自己心头。普伦蒂斯先生试过几回，但失败了。现在轮到他来露一手了。他打算像一个孩子似的对安娜自夸：“这是我干的。”

清晨四点半左右，一个名叫布拉泽斯的男青年来找他们。从他的雨伞、小胡子和黑帽子来看，他显然是在按照普伦蒂斯先生的模样打扮自己。也许在今后的二十年中，这副打扮将被许多人模仿：它使人看不出年龄的差异，看不出悲伤、失望和无可奈何的痕迹。普伦蒂斯先生有气无力地把侦查报告交给布拉泽斯，带着罗驱车回伦敦。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盖住眼睛，舒舒服服地往车里一坐，说道：“我们失败了。”汽车沿着月光照耀下的坑坑洼洼的乡村小道向前疾驰，不断溅起泥浆。

“关于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呢？”

“去睡觉。”也许对他这种情趣高雅的人来说，这话显得过分直截了当了。他眼皮也不抬地补充道：“你知道，我们应该避免自高自大。在今后的五百年里，对于编写大英帝国衰亡史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个小小的插曲根本不值一提。他们将大书特书其他事件。你、我，还有可怜的斯通，甚至在脚注里也不会提到。通篇都是经济、政治、战争。”

“你认为他们把琼斯怎么样了？”

“我想咱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战时有许多尸体无法辨认。许多尸体，”他睡眼惺忪地说，“等着送进电炉焚化了事。”他突然打起呼噜来，真叫人感到意外和震惊。

他们到达伦敦市内时，路上已有赶早上班的工人了。在工业区的马路上，男男女女从地下室里走出，而衣着整洁的老年人则拿着公文包和折叠伞钻出公共防空洞。在戈威尔大街上，人人都在擦玻璃，一座楼房在冒烟，如同一支晚宴后忘记被吹灭的蜡烛。战争还在进行，他们不久前却站在池塘中央的小岛上听着铁锹挖土的声音，一想到这些，不禁使人觉得奇怪。一张通告使他们改变了行车路线。一条拦路的绳子上挂着几块手写广告牌：“巴克利银行，请洽……”“康沃利斯牛奶厂，新址如下……”“马奎斯鲜鱼餐厅……”。在一条长长的、安静的、空荡荡的人行道上，一个警察和一个民防队员一边溜达，一边懒洋洋地聊天，像两个在庄园里巡视的猎场看守人。一块木牌上写着：“此处有尚未爆炸的炸弹。”昨晚他们走的就是这条路，但现在这条路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无疑，人们在几个小时里干了许多事——张贴通告，改变交通路线，了解伦敦发生的微小变化。他注意到人们脸上的欢快神色。你会产生这么一种印象：这是全国性节日的开始。他猜想，这仅仅是因为人们发现自己还活着的缘故，道理很简单。

普伦蒂斯先生嘴里咕哝了一阵，醒了过来。他把海德公园附近一家小旅馆的地址告诉了司机。“假如这个旅馆还在的话。”他说。他在为罗安排房间时，跟经理磋商了很久。直到他在汽车里向罗挥手说：“以后我会打电话给你的，老兄。”罗才意识到他的殷勤是有目的的。罗被安排在一个他们随时可以找到他的地方，一个万无一失的鸽子笼似的客房里，他们需要他的时候，可以马上把他拽出来。如果他企图离开这儿，马上就会有人去报告。普伦蒂斯先生只借给他五英镑——你靠五英镑是走不远的。

罗吃了一顿简单的早饭。煤气管道显然挨了炸，气不足，火焰不旺。女服务员告诉他说，只能闻到一点煤气味儿，连壶水都烧不开，也无法烤面包。但有牛奶，还有现成的烤面包片、普通面包和果酱。这是一顿乡村风味的早餐。饭后，罗到海德公园里散步。太阳刚升起，空气还带有凉意。他开始吹口哨，他只会吹一首曲子。他为自己不是凶手而感到悠闲自在和心旷神怡。一度被遗忘的岁月不像当初在福里斯特医生私人疗养院的头几个星期中那样使他懊恼了。他想，他又作为一个成年人在生活中发挥作用了。这是多么好呀。他像一个煞有介事的孩子似的，走进贝斯沃特餐馆，朝公用电话间走去。

他在旅馆里换了一些硬币。他兴冲冲地投下两枚硬币，开始拨号码。一个轻松的声音说：“卫生面包公司听候您的吩咐。”他把电话挂上。这时他才开始认识到面临的困难：他不可能指望凭借第六感觉弄清楚科斯特当时是跟哪个人通话。他又拨了一个号码：传来一个老年人的声音。“喂。”他说，“对不起，请问你是谁？”

“你要找谁？”那个声音固执地说——这已是一个耄耋老人，他的声音已经失去性别特点，你分不清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声音。

“这里是电话局。”罗说。他在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有了这个念头，似乎早就存在于他的脑子中，随时可以冒出来。“昨晚空袭，我们正在检查所有电话用户的线路是否通畅。”

“为什么？”

“自动装置乱了。区电话局挨了炸。你是韦尔斯亲王路的伊萨克斯先生吗？”

“不，不是。我是威尔逊。”

“啊，你看，根据我们拨的号码，你应该是伊萨克斯先生。”

他又把电话挂上了。他并不是个聪明人。即使是卫生面包公司，里面也可能藏着科斯特先生的那个顾客。说不定刚才跟他通话的那个人就是。但是，不，他不相信，因为他再次想起装作裁缝的科斯特用哀伤和淡淡的声音对着电话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没希望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就我个人而言——科斯特强调的是这几个字。他竭力让对方明白，这场斗争只是对他一个人来说结束了。

罗继续投进硬币。理智告诉他，这样做是没有用处的，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秘密告诉普伦蒂斯先生。但他仍旧相信，电话会使他得到某种灵感，通过对方的话，他能猜出是谁的意志和凶残造成了这么多人的死亡——可怜的斯通在病号楼里窒息而死，福里斯特和波尔在楼梯上中弹身亡，科斯特用剪刀刺破脖颈，还有琼斯……想要靠拨电话，以便探明事情的原委，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拨了第三个号码，这次听到的是一个毫无特色的声音：“这里是威斯敏斯特银行。”

他突然想起来，科斯特先生当时并没有要某个人来听电话，而是拨完号码后一听到有人回答，就开始说话。这意味着跟他通话的不是一个商店——在那种地方，他一定要讲出名字，让一个雇员来接电话。

“喂。”

电话里的声音使他不可能提出任何问题。“噢，欧内斯特，”这个声音滔滔不绝地说，“我知道你会打电话来的。你这个有同情心的家伙。我猜想戴维斯已经把明妮过世的消息告诉你了。昨晚空袭时真叫人害怕。我们听到她在外面喊我们的声音，但是，我们当时无能为力。我们不能离开防空洞。接着，一颗薄壳炸弹掉了下来——准是一颗薄壳炸弹。三所房子被夷为平地，还炸出一个大坑。今天早餐连明妮的影子也看不见。戴维斯当然还抱着希望。但是，欧内斯特，我后来得知，在她的隐蔽室里出现的惨状令人不忍目睹……”

罗听得直发呆，但是他有事要做。他挂上了电话。

电话间里越来越闷热。他已经用完了一先令的硬币。还有四个号码没拨，其中会有一个说话声是他熟悉的。

“这里是梅夫金路警察局。”他拿着电话筒，靠在墙上休息一会儿。还剩三个数字没有拨了……他的脸上汗津津的。他刚把脸擦干，汗珠又冒了出来。他突然感到一阵惊恐。发干的嗓子和怦怦乱跳的心脏向他预示：这一次听到的声音会是非常可怕的。已经死掉五个人了……他听到一个声音说：“煤气灯和焦炭公司”。他的心情顿觉轻松。他这时仍然可以走出电话间，把事情留给普伦蒂斯先生去办。再说，他怎么知道他寻找的那个声音不是卫生面包公司的人或者欧内斯特的朋友呢？

但是，如果他这时才去找普伦蒂斯先生，他会发现自己很难做出解释。在这几个非常宝贵的钟头里他为什么没有把这一情况讲出来呢？他毕竟不是孩子，而是一个中年人了。他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他必须继续干下去。但是，当汗水流进了眼睛的时候，他又犹豫不决起来。还有两个数字没有拨：百分之五十的机会。他要试一下，如果那个数字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东西，他就走出电话间，从此作罢。在科斯特先生的服装店里，也许他看错了号码。要不就是糊涂了。他勉强把手指头伸进已经熟悉的电话盘中：B.A.T.271……接下来拨哪个数字？他用袖子在脸上擦了把汗，然后拨了一个数字。

[1]英国警察局所在地。——译者注

[2]《旧约全书》中的一卷。——译者注

[3]《黄金事迹书》(A Book of Golden Deeds)夏洛特·M.永格出版于1864年的小说。

[4]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 1848—1930)，曾担任英国首相。

第四部 健全的人

第一章 旅程的终结

非得我——而且只有我一个人。

——《小公爵》

1

电话铃不住地响。他可以想象得出，这个恼人的小电话机所在的空房间是什么样子。这个房间也许属于一位去城里办事的姑娘，或者一个正在店里的商人。它也可能属于一个赶早去大英博物馆看书的人。总之，这个房间的主人是清白无辜的。没人接的电话铃声使他感到愉快，他一直听着。他已经尽力而为了。让它去响吧。

不过，这个房间的主人也许是个罪犯？他在短短几小时内干掉了这么多人。一个罪犯的房间会是什么样子？房间也像狗一样，带有它主人的某些特色。一间房间是为某种目的服务的，为了舒服、好看、方便而布置起来的。这间房间肯定布置得无可挑剔。警察要是来搜查的话，绝不会发现任何秘密。托尔斯泰的书上不会留下没擦干净的铅笔痕，不会揭示出某种个人风格。这间屋子是按照司空见惯的中等趣味布置起来的：一架无线电收音机，几本侦探小说，一幅凡·高的《向日葵》的复制品。电话铃不断响着的时候，他相当高兴地想象着这一切。餐柜里不会有什么特殊的食品，手帕下不会藏着情书，抽屉里不会放着空白支票簿。餐椅上有标记吗？不会有任何人送的礼物——一间孤独的房间，每样东西都是从一个标准商店里买来的。

突然，一个他熟悉的声音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接了电话：“喂，是谁？”他把电话撂下，同时心想，要是她这时在楼梯底下或者在街上，根本听不到电话铃响就好了。如果他没有拿着电话想入非非这么久，他就永远不会知道这是安娜·希尔夫的电话号码。

他茫然走出贝斯沃特餐馆。他有三种选择——明智和诚实的是报警，其次是一言不发，第三是自己去看看。他毫不怀疑，这就是科斯特拨的号码。他想起她一直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想起她说过这么一句有意思的话——到疗养院里看他是她的“工作”。但他也不怀疑其中必有蹊跷，拿着那本从休息室里带来的电话号码簿——他有许多事情要做。他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找到那个号码。他的目光上下骚动，差点漏了这个号码。巴特西区，亲王大厦16号，然后是一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名字。他凄然一笑，心里想：当然，罪犯愿意租原先住过人的家具齐全的房子。他在床上躺下，闭上了眼睛。

一直到下午五点多，他才能强迫自己干点事。于是他机械地行动起来。他不愿再想下去了：在听见她亲口说话之前，想又有什么用？一辆19路汽车把他带到了奥克利大街的尽头，然后他搭上了一辆49路来到阿尔伯特桥。他过了桥，什么也没想。正是退潮的时候，仓库下面全是淤泥。有人在泰晤士河堤上喂海鸥。这景象使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哀伤，他匆匆往前走，不考虑它。西下的夕阳使难看的砖墙染上了一层玫瑰色。一条孤零零的狗东闻西嗅地蹿进公园。一个声音说：“喂，阿瑟。”他停住脚步。一个人正站在一幢公寓楼的大门口，一头乱蓬蓬的灰发上扣着一顶贝雷帽，身上穿着民防队员的粗布制服。那人疑惑地说：“你是阿瑟，对不对？”

罗回伦敦后，许多往事已渐渐回忆起来——这座讲堂，那家商店，通过纳茨区的皮卡迪利大街。他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往事作为他的人生经验的一部分又恢复了原先的地位。但另一些往事却需要苦苦挣扎一番才能回想起来。在他的脑海的某一部位，有一个这些往事的敌人，它总想阻止它们跃入他的回忆。这个敌人常常得胜。在咖啡馆、街角和商店里，他会冷不丁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这时，他马上把目光躲开，赶紧往前走，像是看见了一次车祸。这位向他说话的人也属于这一类，可你总不能像匆匆离开一家商店那样匆匆离开一个人。

“上次你没留胡子。你是阿瑟吧，对吗？”

“是的，阿瑟·罗。”

那人看上去有点窘迫，仿佛受了侮辱。他说：“那次你来看我，你真好。”

“我记不得了。”

那人露出痛苦的表情，他的脸颊发青，如同碰伤的肿块。“是举行葬礼那天。”

罗说：“对不起，我出了次事故，记忆力丧失了，现在刚刚开始恢复一部分。你是谁？”

“我是亨利——亨利·威尔科克斯。”

“我当时到这儿来——是为了参加葬礼？”

“我太太死了，我想你大概在报上读到了有关消息。他们授给她一枚勋章。我后来有点不安，因为我忘了你让我兑张支票的事。葬礼是怎么回事，你是知道的。要考虑的事太多。我想我也是晕头转向了。”

“我那时干吗来麻烦你？”

“噢，肯定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我一下子忘了。后来我想：我还会见到你的。可我再也没看见你。”

罗抬头望着他们对面的公寓。“就在这儿吗？”

“是的。”

他的目光越过马路，投向公园的门口：一个人在喂海鸥，一位公务人员拎着个手提箱。他觉得马路在脚下旋转起来。他说：“当时有送葬队伍吗？”

“全邮局的人都来了。还有警察和消防队。”

罗说：“是的。我当时不能去银行兑支票。我估计警察以为我是凶手。可能我要逃走就非得有钱，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我事先并不知道要出殡。我一直在考虑那起谋杀案。”

“你想得太多，”亨利说，“事情一完就算过去了。”他抬起头欢快地望着送葬队伍当时经过的这条大街。

“可这次战争不会完，这你是知道的。我现在知道了，我不是凶手。”他解释道。

“你当然不是，阿瑟。你的朋友以及那些还算不上朋友的人，都不相信你是凶手。”

“当时很多人都在议论吧？”

“嗯，这很自然……”

“我当时不知道。”他的思绪转到别的方面去了：泰晤士河的堤岸，悲苦的感觉，然后是那个在喂鸟的小个子男人，手提箱……他的回忆断线了。接着他想起了旅馆职员的面孔，想起了他在那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走廊上行走：一扇门开了，安娜在那儿。他们分担了危险，他坚信这点。总会有个解释的。他回想起她对他说，是他救了她的命。他怔怔地说：“那么，再见。我得走了。”

“没有必要为一个人悲伤一辈子，”亨利说，“那太要命了。”

“是的。再见。”

“再见。”

2

那套住宅位于三层。他希望楼梯永远也走不完。按铃时，他盼着屋里没人。一只空奶瓶放在门外那个光线昏暗的小平台上，瓶子里塞了张条子。他拿出那张条子，上面写着：“劳驾，明天只要半品脱。”门开了，他手中还拿着这张条子。安娜绝望地说：“是你!”

“是我。”

“每次铃响我都怕是你。”

“你怎么知道我会找到你？”

她说：“总有警察。他们现在监视着这个办公室。”他跟她进了屋。

在经历了这么多怪事以后，他曾经想象过再次见到她时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但现在却并非如此。他们觉得很紧张，心情十分沉重。门关上后，他们俩也觉得不自在，好像他们共同认识的形形色色的人就在周围。他们俩低声说话，以免惊动旁人。他说：“我是通过观察科斯特拨电话间接得知你的地址——他在自杀前给你打了个电话。”

“太可怕了，”她说，“我不知道当时你在那儿。”

“‘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是他说的原话，‘就我个人而言，我没希望了。’”

他们站在一个窄小、难看的门厅里，似乎不值得费劲再往前走了。这种样子更像离别，而不是重逢——一次伤心得不顾体面的离别。她穿着那天在旅馆里的那条蓝色长裤。他已忘记她是多么瘦小。她的围巾在脖子上打了个结，一看就知道她正在独自伤心，对罗的到来毫无准备。他们的周围是铜盘、暖炉、小摆设、一个旧栎木柜和一只雕满爬山虎的瑞士布谷鸟座钟。他说：“昨天晚上不好。我也在那里。你知道福里斯特医生死了吗？波尔也死了。”

“不知道。”

他说：“你感到遗憾吧？你的这么多朋友送了命。”

“不，”她说，“我感到高兴。”他这时才开始觉得有希望了。她温柔地说：“我亲爱的，你脑子里是一锅粥，你的头脑不管用了。你不知道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他们总是这样干的，对不对？”

“他们利用你来监视我，对不对？他们让你到福里斯特医生那儿去，看我是不是开始恢复记忆。然后他们要把我像可怜的斯通那样关进病号楼。”

“你说得对又不对，”她不耐烦地说，“我认为咱们俩现在没法说清楚。我确实是在帮他们观察你。我和他们一样不希望你恢复记忆。我不愿意你受到伤害。”她焦急地问，“你现在全部都记起来了吗？”

“我记起了很多事情，学到了很多东西，足以知道自己不是凶手了。”

她说：“感谢上帝。”

“但你当时就知道我不是凶手，对吗？”

“对，”她说，“当然。我当时就知道，但我的意思只是……嗯，我很高兴你现在知道了。”她慢吞吞地说，“我喜欢你快快活活的。你应该是这种样子。”

他尽可能温柔地说：“我爱你。这你是知道的。我想让自己相信，你是我的朋友。那些胶卷在什么地方？”

一只毛色斑驳的鸟从模样古怪的雕花钟里忽地蹦了出来，“咕咕”叫了两声，算是半点钟。罗在布谷鸟报时的时候心想，他们俩又面临着一个夜晚。这个夜晚是否也包含恐怖呢？门咔嗒一声关上了，她简明扼要地说：“胶卷在他那儿。”

“他是谁？”

“我哥哥。”他手中还拿着那张给送奶人的条子。她说：“你很喜欢进行调查，是吗？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你是到办公室里来打听一块蛋糕的。当时你决心刨根问底。现在你已经全部搞清楚了。”

“我还记得，他显得极为热心，把我领进了那座房子……”

她抢先讲出了他要说的话：“他布置了一次假谋杀案，使你蒙受了不白之冤，然后又帮你逃跑。可是后来他觉得把你杀掉更安全。都怪我不好，因为你告诉过我，你给警察局写了一封信，而我却讲给他听了。”

“为什么？”

“我不想让他仅仅因为吓唬了你一下而遭到麻烦。我从没想到他会做得这么绝。”

“但我拎着那箱书到旅馆去的时候，你不是在那个房间里吗？”他说。他搞不明白。“你也差点被害死。”

“是的。你看，他没忘记我往贝莱太太那儿给你打过电话。是你告诉他的。我那时就不再站在他那一边了——我不想跟你作对。他让我去见你——劝你不要发那封信。然后他就坐在另一套客房里等着。”

他嗔怪地说：“不过，你现在倒活得好好的。”

“是的，”她说，“我还活着，这应该感谢你。我甚至又被他重新试用了——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杀死他的妹妹的。他把这称为家庭感情。我只是因为你的缘故才对他构成了危险。这儿不是我的祖国。我为什么要让你恢复记忆呢？你没有记忆时很幸福。我对英国无所谓，我只希望你幸福，仅此而已。糟糕的是他很明白这些。”

罗固执地问：“这并不说明问题。我为什么没被他杀死呢？”

“他很少下毒手，”她说，“他们全都很少下毒手。你要是不了解这点，就永远不会了解他们。”她用嘲讽的口气，像背公式似的说道，“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最少的对象造成最大的恐怖。”

他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在学大多数人早就学会的人生课程：事情从来都不按人们的预想发生。这不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冒险。他也不是英雄。这甚至也可能不是悲剧。他想起了那张给送奶人的字条。“他要走了？”

“是的。”

“当然是带着胶卷走的。”

“是的。”

“咱们俩不能让他走。”他说。这个“咱们俩”就像法语中的“你”第一次使用时那样，包含了一切内容[1]。

“好的。”

“他眼下在哪儿？”

她说：“在这儿。”

这就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推门，结果却发现它只是虚掩着。“这儿？”

她猛地一摇脑袋。“他在睡觉。他和邓伍迪夫人就毛衣的事缠了一整天。”

“他一定听见我们说话了。”

“噢，不会的，”她说，“他听不见，他睡得很死。那是为了节约时间。睡得要熟，时间要短……”

“你怎么这么恨他？”他惊讶地说。

“他把一切都搅得一团糟，”她说，“他很漂亮，脑瓜子很聪明。但他所干的一切，只是为了造成恐怖。”

“他的卧室在哪儿？”

她说：“隔壁是客厅，再过去就是他的房间。”

“我能打个电话吗？”

“不安全。电话在客厅里，他卧室的门半开着。”

“他想上哪儿去？”

“他已获准去爱尔兰——为‘自由母亲基金会’办事。获得批准很不容易。你的朋友们干得很彻底。是邓伍迪夫人帮了他的忙。你知道，他对她捐出毛衣向来是十分感激的。他今天晚上的火车。”她说，“你准备干什么？”

“我不知道。”

他无可奈何地朝四周扫了一眼。栎木柜上竖着一只沉甸甸的铜烛台。它的表面磨得锃亮，还没有沾上烛泪。他拿起烛台。“他当初想杀死我。”他用微弱的声音说。

“他正在睡觉，这将是一次谋杀。”

“我不会先动手的。”

她说：“小时候，每当我蹭破膝盖，他总是对我那么体贴入微。孩子们老是蹭破膝盖……生活真可怕，真诡谲。”

他把烛台放下。

“不，”她说，“把它拿着。你可不能受到伤害。他只不过是我的哥哥而已，对不对？”她问道。她心中隐隐作痛。“拿着，求求你。”他没动手去拿烛台，于是她自己把烛台拿了起来。她绷紧着脸，表情严峻，既像耍小孩脾气，又像在演戏。她看上去就像一个扮演麦克白夫人的小女孩。真想不让她知道这些事全是真的。

她把烛台举得笔直，在前面带路，像是在进行排练。只是在夜晚才点蜡烛。除了她，这套住宅里的一切全都叫人害怕。这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他们俩在这儿是陌生人。这些笨重的家具肯定是由一帮子人搬进来的。它们是由一个官方买主廉价买来的，也可能打电话订的货——秋季家具目录第56A套。一束花、几本书、一张报纸和一只有窟窿的男袜表明这儿有人住。是这只袜子使罗不忍心下手。这使他想起了他和那个多年前就已经认识的人在一起度过的许多漫长的夜晚。他第一次想到：“将要死的是她哥哥。”间谍和凶手一样，是要被绞死的，在这种情况下，两者毫无区别。他在屋里睡觉，而外面正在搭绞刑架。

他俩悄悄穿过这间毫无特色的客厅，向那扇半开着的门走去。她伸手轻轻把门推开，退后几步站着，让他看清里面。这是一位妇女饭后让客人看她熟睡的孩子时一贯采用的姿势。

希尔夫没穿外套，仰面躺在床上。他的衬衣领子敞着。他沉浸在宁静的梦乡中。由于毫无自卫能力而显得纯洁无瑕。几缕淡黄色的金发耷拉在他脸上，似乎他是一个做完游戏后躺下睡觉的幼童。他显得很年轻。他躺在那儿，和躺在近旁的血泊中的科斯特以及穿着紧身衣的斯通并不属于同一世界。人们几乎相信：“这是宣传，仅仅是宣传，他是不会干出……”罗觉得他的外貌很美，比他妹妹的脸蛋还漂亮，因为安娜的眉毛会由于悲痛或怜悯的表情而受损。看着这个熟睡的人，他感到了虚无主义的力量、魅力和吸引力：对一切都默然置之，不依循任何规则，也不去爱。生活变得简单了……希尔夫入睡前一直在看书，床上摆着一本书，他的一只手还捏着那本翻开的书：他像一个年轻学生的坟墓。你弯下腰去就能看见洁白的书页上有一首诗——这是为他挑选的墓志铭：

奥尔菲欧在此安眠。他的身躯已无法辨认。

何必希冀别的虚名。倘若此处传出歌声，准是奥尔菲欧在低吟……

他的手指遮住了这首诗的后面部分。

他似乎是世界上唯一的暴力来源，他一旦睡着，到处便是一片安宁。

他们俩望着他。他醒了。人们将醒未醒时，往往原形毕露。有时他们哭着叫着从噩梦中醒来，有时他们左右翻身，又是摇头，又是抓被子，好像害怕从梦中醒来。希尔夫醒了。他的眼睛眯了一下——当保姆拉开窗帘，当光线射进室内时，小孩子也是这样眯起眼睛的。他随即睁大双眼，十分克制地看着他们俩。这双浅蓝色的眼睛完全意识到局势的严重，一切都不必解释。他微笑了，罗发现自己也以微笑作答。这是事到临头时孩子们常用的伎俩：认输，招认一切。于是全部过错就减轻了，责备他也就没有道理了。当你发现爱自己的敌人比记住他干的坏事要容易得多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投降了……

罗轻声说：“那些胶卷……”

“那些胶卷，”他坦率地笑道，“是的，在我这儿。”他肯定知道什么都完了——包括他的生命。但他仍然保留着那种嘲弄的神态和那些过时的俚语，那些俚语使他讲话听起来像是一种拍子混乱的伴舞轻音乐。“我承认，”他说，“我把你引进了狼窝，现在我没辙了。”他望望紧握在妹妹手上的烛台风趣地说，“我交。”他仰面往床上一躺，仿佛他们三个人刚刚做完一个游戏。

“胶卷在哪儿？”

他说：“咱们做个交易吧，公正交易。”他似乎是在建议用外国邮票换太妃糖。

罗说：“我没必要做任何交换，你完了。”

“我妹妹很爱你，是不是？”他不肯认真对待这个局面，“你自然是不想干掉自己的内兄的，对吗？”

“可你先前企图干掉你的妹妹。”

他用不能令人信服的语调无动于衷地说：“噢，那是出于一种可悲的需要。”他突然咧嘴一笑，仿佛书箱和炸弹事件跟在楼梯上绊了别人一脚一样无关紧要。他像是在责怪他们缺乏幽默感，这种事情他们根本不该往心里去。

“咱们应该明智点，做个文明人，”他说，“达成个协议。你把烛台放下，安娜，我即使想伤害你，在这地方也干不成。”他继续躺在床上，并不打算起来，像要以此表明他是无能为力的。

“没有达成协议的基础，”罗说，“我现在要那些胶卷，然后警察要你。你跟斯通或者琼斯可没有讲什么条件呀。”

“我对那些事一无所知。”希尔夫说，“我不能对我的手下人做的事情负责，是不是？那样是不合情理的。罗。”他问，“你读诗吗？这儿有首诗，看来正好适用于眼前的情况……”他欠身坐起来，先把书拿起，然后又把它放下——他手里出现了一把枪。他说：“老实待着别动。你瞧，还是有点可谈的。”

罗说：“我奇怪你的枪是藏在什么地方的。”

“现在咱们可以理智地进行讨价还价了。咱们的处境都不妙。”

“我仍然不明白，”罗说，“你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你不会真的认为可以把我们俩全打死，然后逃到爱尔兰去吧？这几堵墙薄得像纸一样。人家知道你是房客。警察会在港口等着你。”

“不过，如果我反正是要死，那就干脆杀个痛快，你说呢？”

“那就会违反你的少下毒手原则。”

希尔夫半认真地思考了下罗的反驳，然后冷笑道：“没关系。你不认为那样将很壮观吗？”

“我将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你。如果我被杀，那也是很有用的。”

希尔夫惊叫道：“难道说你的记忆力全恢复了？”

“我不知道这和我的记忆力有什么关系。”

“关系很大。你过去的历史是骇人听闻的。我仔细调查过，安娜也调查过。原先我曾在波尔那儿听说过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我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经过调查后我全搞清楚了。我知道你住在什么样的房间里，你的为人如何。你丧失记忆后，我认为你是那种很容易对付的人。但结果却不行。你有那么多关于崇高、英雄、自我牺牲、爱国主义的幻想……”希尔夫朝他笑笑，“跟你做个交易吧。用我的生命安全换你的过去。我可以告诉你，以前你是什么人。绝不骗你。我会把一切资料都给你。当然，用不着那样做。你自己的头脑会告诉你，我不是在凭空捏造。”

“他在撒谎。”安娜说，“别信他。”

“她不想让你知道，对不对？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看，她要的是现在的你，而不是过去的你。”

罗说：“我要的是胶卷。”

“你可以自己去看报纸，那上面写着关于你的事，那时你可有名了。她怕你知道后会觉得她配不上你。”

罗说：“你要是把那些胶卷交给我……”

“再把你过去的历史告诉你？……”

罗的激动心情似乎感染了他。他的肘部微微一动，往别处瞥了一眼。只听安娜的腕骨咔嗒一响，她朝哥哥扔出了烛台，希尔夫的枪掉在床上，她拿起枪说：“没必要跟他做交易。”

他痛得缩成一团，不停地呻吟。他的脸色惨白。他们兄妹俩的脸色都很苍白。一刹那间罗以为她会跪在哥哥面前，让他的脑袋枕在她肩上，把枪塞进他的另一只手中……“安娜，”希尔夫嗫嚅道，“安娜。”

她说：“威利。”她的双脚有点晃晃悠悠。

“把枪给我。”罗说。

她看着他，似乎他是个陌生人，根本不该待在这间屋子里。她的耳中塞满了床上传来的呻吟声。罗伸出手，她慢慢向后退，直到和她哥哥站在一起。“出去，”她说，“在外面等着。出去!”他们俩在痛苦中如同一对孪生兄妹。她举枪对准罗，悲愤地说：“出去!”

他说：“别让他哄住你。他曾经想杀死你。”可他见了眼前这两张酷似的脸后，这话显得毫无力量了。他们已相似到了仿佛有权利把对方杀死的程度。这只是自杀的一种形式而已。

“请别说了，”她说，“没任何好处。”他们俩的脸上都渗出了汗珠。罗感到无力了。

“只要你答应，”他说，“不让他跑走。”

她耸耸肩说：“我答应。”他走后，她关上门，并且上了锁。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听不到任何动静，只有一次传出了关餐柜的声音和瓷器的叮当作响声。罗猜想她正在包扎希尔夫的手腕。希尔夫可能不会轻举妄动了，再也不能逃跑了。罗意识到，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现在可以给普伦蒂斯先生打电话，让警察来包围这套住宅。他已经不再渴望荣誉了，他的冒险精神已经消失殆尽，只剩下一种人人皆有的痛苦感。但他觉得自己被她的许诺束缚住了。如果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的话，他就得相信她的诺言。

一刻钟总算挨过去了，屋里一片昏暗。卧室里有过一阵轻微的说话声，他感到不安。希尔夫在哄她吗？他体会到一种痛苦的嫉妒感。他们兄妹长得这么像，而他则被当作陌生人关在门外。他走到窗前，把挡光的窗帘拉开一点，看着外面越来越暗的公园。他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回忆——这个想法向他袭来，如同希尔夫的含糊其词的语调中包含的威胁一样烦人。

门开了，他放下窗帘。这时他才发现天色已有多么黑。安娜直挺挺地走到他跟前说：“拿去吧，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由于她竭力忍住不哭，她的脸变丑了。但这种丑比任何美都更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思忖道，并非共同的幸福使人们相爱，而是共同的不幸使他们互相依恋。他仿佛刚刚发现这一点。“你不是想要这些吗？”她问，“我给你拿来了。”

他伸手接过那一小卷胶片，但没有一点胜利的感觉。他问：“他在哪里？”

她说：“你现在不需要他了，他没用了。”

“你为什么让他走？”他问，“你答应过的。”

“是的，”她说，“我答应过的。”她用手指做了个小小的动作，把其中的两个交叉在一起。他以为，她是要说明自己为什么爽约。

“为什么？”他问。

“噢，”她模棱两可地说，“我得讨价还价。”

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拆胶卷。他只想露出一点点。“可他没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他说。他把胶卷放在掌心，伸到她面前。“我不知道他答应给你什么，但不是这个。”

“他发誓说，这就是你要的东西，你怎么知道不是？”

“我不知道他们翻拍了几份。这可能是唯一的一份，也可能另外还有一打。但我知道底片只有一卷。”

她伤心地问：“不是这卷吗？”

“不是。”

3

罗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他食言了。”

“我认输了，”她说，“什么事我一经手就会搞砸，是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你得告诉我，他眼下在什么地方。”

“我一直以为，”她说，“我能同时拥有你们两人。我不在乎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事。这个世界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然而地球，这个野蛮的地球，却还存在着。而人们，你，他……”她在最近的一张椅子坐下——一张漆得油光发亮的难看的硬椅。她的双脚够不到地板。她说：“帕丁顿车站，七点二十的车。他说他再也不会回来。我想你应该安全了。”

“噢，”他说，“我自己会当心的。”但当他望着她的眼睛时，他得到的印象是自己并未真正被她理解。他说：“他将在什么地方得到那卷底片？他们肯定会在港口搜寻他的。”

“我不知道。他走时什么也没带。”

“没带手杖吗？”

“没有，”她说，“什么也没带。他就穿了件外套，连帽子也没戴。我估计底片在他的口袋里。”

他说：“我得去车站。”

“你现在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留给警察去干呢？”

“等我找到合适的人，做出解释，火车已经开走了。要是我在车站找不到他，就给警察局打电话。”一个疑惑产生了。“如果这是他告诉你的，那他肯定不会在那儿。”

“他没告诉我，我不相信他对我说的话。这是原定的计划，是他能逃离这儿的唯一希望。”

他正在迟疑时，她说：“为什么不让他们在目的地等着火车到达呢？你为什么要自己独揽一切呢？”

“他没准会在半路上下车。”

“你不能这样去。他有武器。我让他带着枪。”

他一下子笑了出来。“上帝呀，”他说，“你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了，对不对？”

“我想让他有机会……”

“在英国的腹地，你有枪也没什么用，除了杀几个可怜鬼。”她看起来是这样的瘦小和忧伤，他再也发不起火来了。她说：“枪里只有一颗子弹。他不会把它浪费掉的。”

“你待在这儿吧。”罗说。

她点点头：“再见。”

“我很快就回来。”见她没回答，他又说了一句，“那时，生活会从头开始。”她没把握地笑了笑，似乎需要得到安慰和保证的是他，而不是她。

“他不会杀死我的。”

“我并不怕这个。”

“那你怕什么呢？”

他用一种中年人才有的温存，抬眼望着他，好像他们俩的爱情已发展到了后期。她说：“我怕他会对你乱说一气。”

他从门口朝她笑了笑。“噢，我不会听他的。”可是在下楼梯时，他却想到，他没有听懂她的意思。

探照灯在公园上移动，光斑像云朵似的在天空中飘浮。它使天空显得很小，你可以凭着亮光测出它的大小。人行道上能闻到屋里做饭时散发出来的味道，人们赶早吃晚饭，以便为夜间的空袭做准备。一个民防队员正在掩蔽所外点燃一盏防风灯。他对罗说：“该点黄灯[2]了。”火柴老是被吹灭——他不习惯点灯，有点着急了。在空荡荡的人行道上独自值了许多次夜，他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是罗在赶路，他不能等。

桥对面有个出租车站，那儿还有一辆车。“你要上哪儿？”司机问。他抬头望着天空，望着几颗星星间的探照灯光柱，望着一只肉眼刚能察觉的形体模糊的气球。“噢，好吧。”他说，“我冒个险吧。反正那儿不会比这儿更坏。”

“也许那儿不会遭到空袭。”

“黄灯已经点燃了。”司机说。接着，破旧的发动机便吱吱嘎嘎地开动起来了。

他们穿过斯隆广场和骑士桥，驶进公园，然后沿着贝斯沃特路向前奔驰。几个人匆匆赶路回家，公共汽车在站点前迅速驶过。预备警报拉响了，酒馆里还很挤。有人从人行道上叫这辆出租车。红色信号灯亮了，他们的车子停下。一位头戴圆顶硬礼帽的老先生匆匆打开车门，准备上车。“噢，”他说，“对不起。我以为车里没乘客。你们是去帕丁顿吗？”

“上车吧。”罗说。

“赶七点二十分的火车。”陌生人气喘吁吁地说，“算我运气好，还能赶上。”

“我也赶这班车。”罗说。

“预备警报拉过了。”

“我也听见了。”

夜色越来越浓，他们的车子吱吱嘎嘎地往前开。“你昨晚在路上挨炸了吗？是降落伞投下的薄壳炸弹。”老先生问道。

“没有。我想没有。”

“我们附近落下了三枚炸弹。我记得是在快拉紧急警报的时候。”

“我想是的。”

“预备警报拉过有一刻钟了。”老先生说，他看着表，仿佛在测定正在两个车站之间运行的一列快车的到达时间。“啊，好像开枪的声音。大概在港湾那边。”

“我没听见。”

“最多再过十分钟，他们就要拉警报了。”老先生手里拿着表说。这时汽车正驶进普雷德街。他们拐入一条有掩蔽物的小路，停了下来。有月票的人穿过灯火管制的车站，匆匆逃离每夜必有的死亡威胁。他们手提小公文包，默默无言地朝郊区火车站走去。脚夫们站在那儿看着这些人离开，脸上露出一副仿佛是自命清高的神色：他们为自己是合法的轰炸目标而自豪——这是一种坚守阵地的人的自豪。

一列长长的、黑黝黝的火车停在一号站台上。关了门，车厢里的大部分窗帘放了下来。这对罗来说像是小说里的情景，但也是他所熟悉的情景。他只要看上一次，这种情景便像炸毁的街道那样不知不觉地留在他的记忆中。这就是他所知道的生活。

在站台上要认出车厢里的人是不可能的，车厢的每个隔间都有自己的秘密。即使窗帘没放下，蓝色灯泡发出的微光也无法照亮坐在灯下的人。他觉得希尔夫一定会买头等票。作为一个流亡者，他靠借钱过日子，可是作为邓伍迪夫人的知心朋友，他肯定会阔气地旅行。

罗沿着车内过道来到头等隔间。人并不多。持月票者当中只有那些胆子大的人才会在伦敦待到这么晚。他每来到一个隔间门口就探头探脑地观望一番。回答他的是那些蓝色幽灵的不安的目光。

这是一列很长的火车。等他到达最后一节头等车厢时，乘务员已经把车门关上了。他已经习惯于失败，所以当他轻轻推开一个隔间门，看见希尔夫时反倒吃了一惊。

希尔夫并非独自一人。一位老太太坐在他对面。她让他撑着毛线帮她缠线。他的手裹在一块给海员做靴子用的上了油的粗皮革里面。他的右手僵直地伸在外面，缠着纱布的手腕马马虎虎地上了夹板。老太太用文雅的动作一圈又一圈地缠着毛线。这种情景既滑稽可笑又叫人伤心。罗可以看见那个藏着沉甸甸的手枪的口袋。希尔夫看见了他，朝他投来不鲁莽、不惊奇也不包含危险的目光。希尔夫感到他和老太太们待在一起时总是显得那么柔弱。

罗说：“你不想在这儿谈话吧？”

“她是聋子。”希尔夫说，“一点也听不见。”

“晚安，”老太太说，“我听见预备警报拉响了。”

“是的。”罗说。

“真糟糕。”老太太边说边缠线。

“我要底片。”罗说。

“安娜应该再留你一会儿。我告诉过她要给我留下足够的时间动身。那样的话，”他抑郁而绝望地补充道，“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你欺骗她的次数太多了。”罗说。他在希尔夫身旁坐下，看着毛线上上下下转圈子。

“你准备干什么？”

“等火车开，然后采取行动。”

突然，近处发出了枪声——一声，两声，三声。老太太呆呆地朝上看着，仿佛听见一个细微的声音打扰了她的宁静。罗把手伸进希尔夫的口袋，匆匆把枪拿到手。“你要是想抽烟的话。”老太太说，“尽管抽好了，不用管我。”

希尔夫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事情谈清楚。”

“没什么可谈的。”

“你知道，光抓到我而得不到胶卷是没有用的。”

罗说：“胶卷本身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你……”但他转而又想：胶卷还是很要紧的，我怎么知道他还没有把它们转移掉呢？如果胶卷藏起来了，那他一定跟另一个间谍商量过该藏在什么地方……即使被一个不相干的人发现，也会酿成大祸。他说：“咱们以后再谈吧。”警报的可怕尖叫声响彻帕丁顿上空。此时又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低沉的炮声——“嘭”“嘭”“嘭”，就像棒球击在手套上发出的声音。老太太还在不停地缠线。他想起安娜说的“我怕他会对你乱说一气”。他看见希尔夫突然对毛线微笑起来，似乎生命还有力量激发出他内心的野性的欢乐。

希尔夫说：“我还是准备跟你做笔交易。”

“你也没任何东西可交换的。”

“你也没多少东西，这你自己明白，”希尔夫说，“你不知道胶卷在哪里……”

“我很想知道警报什么时候能完。”老太太说。希尔夫撑着毛线的手腕活动了一下。他说：“你要是把枪还给我，我就给你胶卷……”

“既然你能把胶卷给我，这就证明它们准在你这儿。我没有必要跟你讨价还价。”

“好吧，”希尔夫说，“如果你想以这种方式进行报复，我也没法阻拦你。我原以为，或许你不愿把安娜牵连进去。是她放我跑的。你记得……”

“噢，”老太太说，“咱们快缠完了。”

希尔夫说：“他们也许不会绞死她。当然，那还得看我说些什么。她可能只需在拘留营里待到战争结束——然后是驱逐出境，要是你们打赢的话。从我的观点来看。”他冷冰冰地解释道，“她是个叛徒，这你是知道的。”

罗说：“先把胶卷给我，然后咱们再谈。”“谈”这个字仿佛意味着他已投降。他痛苦地想：他如果要救安娜，就必须编出一串谎话，去骗普伦蒂斯先生。

火车高吼了一声，开始摇晃起来。老太太说：“咱们终于出发了。”她往前屈下身子，使希尔夫的手从毛线里脱了出来。希尔夫以一种奇怪的渴望心情说道：“他们在那儿玩得多开心呀。”他像一个正在向同龄人的各种游戏告别的垂死病人，没有畏惧，只有遗憾。他未能亲自在搞破坏活动方面创造一个纪录。只死了五个人。跟那边的人干的事情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他坐在灯光昏暗的电灯下，思绪却飞向了远方。他的精神朦朦胧胧地在大开杀戒的地方游移。

“把胶卷给我。”罗说。

希尔夫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笑容，罗大吃一惊。看来希尔夫还没有完全丧失希望。什么希望？逃跑？继续破坏？他做出一个亲密的动作，伸出右手按着罗的膝盖。他说：“我会比许诺的再多给一些。你愿意恢复自己的记忆吗？”

“我只要胶卷。”

“在这儿不行。”希尔夫说，“我总不能在一位女士面前现出原形吧，你说呢？”他站起身来，“咱们最好还是离开火车。”

“你要走吗？”老太太问。

“我的朋友和我决定，”希尔夫说，“到城里去过夜，看看有趣的场面。”

“怪事，”老太太呆呆地说，“乘务员老跟你瞎说。”

“你真是太好了。”希尔夫一边说，一边朝她鞠了一躬，“你的好意使我深受感动。”

“噢，我现在可以自己织毛衣了，谢谢。”

希尔夫似乎已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的失败。他果断地沿着站台往前走，罗像个仆从似的跟在后面。拥挤的人群已经被他们俩甩在后面。希尔夫没有机会逃跑。透过没有玻璃的橱顶，他们可以看见防空火力网的小红星像火柴似的一会儿划着，一会儿熄灭。汽笛长鸣一声，列车徐徐开出黑暗的车站。它像是在偷偷摸摸地离开这儿。只有他们两人和几个搬运工看着火车开走。茶点室已经关门，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士兵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站台上，双手支着膝盖呕吐。

希尔夫在前面走，他走下台阶，进入厕所。这儿一个人也没有——连服务员也钻进防空洞了。枪声噼啪作响，跟他们俩做伴的只有一阵阵消毒剂的气味、几个浅灰色的脸盆和几张关于提防花柳病的小布告。他曾用豪言壮语设想过的历险计划在这个男厕所里寿终正寝了。希尔夫对着镜子抚平自己的头发。

“你在干什么？”罗问。“噢，告别。”希尔夫说。他脱下外衣，像是要去洗个脸，然后把衣服扔给罗。罗看见衣服标签上用丝线绣着“波林和克罗斯韦特服装店”几个字。希尔夫说：“你可以在衣肩上找到胶卷。”

衣服的肩部缀着垫肩。

“要刀子吗？”希尔夫说，“可以用你自己的这把。”他拿出一把学生用铅笔刀。

罗拆开衣肩，从垫肩中取出一卷胶卷。他撕开包装纸，看见了底片的一个角。“对了，”他说，“就是这个。”

“把枪还给我吧!”

罗慢吞吞地说：“我什么也没答应你。”

希尔夫十分焦急地说道：“可是，你会把枪还给我的，是吗？”

“不。”

希尔夫忽然惊恐起来。他又用起了古里古怪的过时俚语，“你这是糊弄我。”

“你才骗人成性呢。”

“明智一点，”希尔夫说，“你认为我要逃跑。可是火车已经开走了。你以为我如果在帕丁顿车站把你打死就能跑得了吗？跑不了一百码就会被逮住的。”

“那么你要枪干什么？”罗问。

“我要到远方去，”他低声说，“我不想挨打。”他急切地向前探出身去，背后的镜子映照出他那一头蓬乱的漂亮头发。

“我们不毒打犯人。”

“不吗？”希尔夫说，“你真的这样相信吗？你认为你们和我们大不一样吗？”

“是的。”

“我不相信有这种差别。”希尔夫说，“我知道他们怎么处理间谍。他们以为能叫我开——他们会强迫我开口的。”他又绝望地说出那句讲过多次的充满稚气的话，“我要做笔交易。”很难相信他是这么多人死亡的罪魁祸首。他急切地往下说：“罗，我要让你恢复记忆，别人谁也不愿意做这件事。”

“安娜会愿意的。”罗说。

“她永远也不会把事实真相告诉你。嘿，罗，罗，她放我走就是为了不让我……因为我说过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你。她想保持你现在这样子。”

“事实真相这么糟吗？”罗问，他感到害怕，又不可抑制地感到好奇。迪格比在他耳畔悄悄说，你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了，安娜的声音则向他发出警告。他知道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有人主动提出把他所遗忘的那些岁月，把他那二十年中经历的果实归还给他。他必须把肋骨压向两边，使胸腔有足够的地方来容纳这么多外加的东西。他凝视着前方，仿佛看见了这么几个字——“私人接待时间为……”在意识的尽头，大堤在轰响。

希尔夫朝他斜了一眼。“糟？”他说，“有什么糟的——它十分重要。”

罗抑郁地摇摇头：“枪不能给你。”

希尔夫忽然大笑起来，笑声中包含着歇斯底里和仇恨。“我是在给你一个机会。”他说，“你刚才要是把枪给了我，我也许会为你感到遗憾，但我会对你感激不尽。我也许只会用枪自杀。可现在。”他的头在这面廉价镜子前上下晃动，“我要免费告诉你。”

罗说：“我不想听。”他转身走开。一个身穿老式咖啡色上衣的矮个摇摇晃晃地从台阶上走下来直奔小便池，他的帽子压得很低，直到遮住了耳朵，也许是借用酒精水准器戴到头上去的。“一个糟透的夜晚，”他说，“一个糟透的夜晚。”他脸色苍白，露出吃惊和不愉快的表情。当罗踏上台阶时，一颗重磅炸弹落下，激烈地推动着四周的空气。小个子匆匆扣好纽扣，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他仿佛要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希尔夫坐在洗脸池边，带着凄然和怀旧的微笑听着这一切，像是在听一个即将生离死别的朋友的诀别声。罗站在台阶的最下面一级上等着。爆炸声在他们头顶上轰响，小矮个儿在便池前愈加缩成一团。爆炸声渐渐减弱了。然后他们脚下的地面因爆炸而轻轻震动。又是一片寂静。台阶上落了许多尘土。紧接着落下了第二枚炸弹。他们等着，保持着拍照的固定姿势：一人坐，一人蹲，一人站。这枚炸弹要是落得再近一点，就会炸死他们。但这次也平安无事，声音慢慢变小。在稍远的地方发出另一声爆炸。

“但愿他们能停止轰炸。”穿咖啡色上衣的人说。所有的便池开始往外溢尿。台阶上尘土飞扬，像是一团团烟雾。一股灼热的金属气流掩盖了氨气的味道。罗踏上台阶。

“你到哪儿去？”希尔夫说。他尖声叫道：“是上警察局吗？”他见罗不回答，便离开洗脸池。“你不能走——你还没有听我说你妻子的事。”

“我妻子？”他走下台阶。他现在不能走，已经遗忘的岁月仿佛正在洗脸池中等着他。他绝望地问道：“我结过婚吗？”

“你结过婚，”希尔夫说，“你现在还没想起来吗？你毒死了她，”他又开始大笑，“你的艾丽丝。”

“一个可怕的夜晚。”穿咖啡色上衣的人说。除了在头顶上方轰响的沉重而不规则的爆炸声外，他的耳朵什么也听不见。

“你因谋杀罪而受过审判，”希尔夫说，“他们把你送进一所疯人院。这些你在所有的报纸上都能看到。我可以把日期告诉你……”

小矮个儿突然转向他们，摊开双手，做出一个哀求的手势，凄凄楚楚地说：“我还能到达温布尔登吗？”一道雪白耀眼的强光照亮了外面的尘土。美丽的照明弹的亮光透过车站没有玻璃的屋顶，把里面照得雪亮。罗并非首次遇到空袭。他听到过珀维斯太太拿着铺盖跑下楼。《那不勒斯湾》那幅画挂在墙上，《老古玩店》搁在书架上。吉尔福德街伸出灰暗的双手欢迎他。他又回家来了。他想，那枚炸弹将毁掉什么？也许大理石拱门附近的那家花店将不复存在，也许阿德莱德高地上的雪利酒店或者魁北克街的街角将被炸毁，我曾在那个街角等待过那么多小时，那么多年……还有许多东西会被毁掉，然后和平才会到来。

“去吧，”一个声音说，“上安娜那儿去。”他的目光投进一个亮着暗蓝色灯光的屋子，落到一个人身上，这人正站在洗脸池边朝着他笑。

“她希望你永远也不会回想起来。”他想起一只死老鼠和一个警察。他四处张望，恍惚看见在拥挤的法庭里人们脸上露出一种令人可怕的怜悯表情，法官低着脑袋，但罗可以在他那只拿着一支钢笔的衰老的手上看到怜悯。他想对他们说：“别可怜我。怜悯是残忍的。怜悯是摧毁性的。当怜悯在爱的周围徘徊时，爱是不安全的。”

“安娜……”那个声音又说话了。另一个声音带着一种对遥远往昔的无限悔恨心情，在意识的边缘说：“我也许可以赶上六点十五分的车。”可怕的联想接二连三。教会曾经使他懂得苦行赎罪的价值。但苦行赎罪只对某些人有价值。他觉得，不管他做出何种牺牲，他都无法赎回自己的罪，使死者复生。死者是罪人所不可企及的。他对拯救自己的灵魂没有兴趣。

“你要去干什么？”一个声音说。奔波了这么久，他的脑子已经恍恍惚惚。他好像正沿着一条走不到尽头的长廊，到一个名叫迪格比的人那儿去。那人跟他长得酷似，但两人却有迥然不同的往事。他能听见迪格比的声音说：“闭上你的眼睛……”他仿佛看见几个摆满鲜花的房间，仿佛听见自来水龙头往下滴水的声音，仿佛觉得安娜正紧张、戒备地坐在他身旁，保护他的无知状态。他嗫嚅道：“当然，你有个哥哥……我记得……”

另一个声音说：“越来越安静了。你不觉得吗？”

“你要去干什么？”

眼前的情景好似儿童杂志里奇妙的插图：你从正面定睛一看，发现画的是一瓶花，可是改变一个角度，你便会看见许多人的脸部轮廓。这两幅画面交替闪现。霎时间，罗清清楚楚看见，希尔夫此时的模样就像当初躺在床上睡觉一样——潇洒的身躯，没有任何粗暴的痕迹。他是安娜的哥哥。罗走到房间那头的洗脸池旁。为了不让那个穿咖啡色上衣的人听见，罗压低嗓门对希尔夫说：“好吧，你可以把枪拿走。给你。”

他匆匆把枪塞到希尔夫手里。

“我想，”一个声音在他后面说，“我要趁机猛干一场。我真的想这样干。你说呢，先生？”

“走开，”希尔夫厉声说，“走开。”

“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没错。大概是这样。台阶上响起一阵疾步奔跑的脚步声。然后又是一片静寂。“当然，”希尔夫说，“我现在可以把你打死。但我何必这么干呢？这等于给你帮了忙。我将落入你们的暴徒手中。尽管我很恨你，但我不想打死你。”

“嗯，是这样？”罗对希尔夫的话没有多加考虑。他的思想徘徊在两个人之间：一个是他爱恋的，一个是他怜悯的。他好像觉得自己把这两个人都毁了。

“当初一切都很顺利，”希尔夫说，“就是你莫名其妙地闯了进来。你为什么要去算命呢？你是没有未来的。”

“不对。”他现在总算把游园会末尾的情况清晰地回忆起来了。他记得自己在一个个游艺摊之间走来走去，欣赏着音乐，他曾梦想过一种纯洁的生活……贝莱太太坐在帘子后面的一个小摊里……“你恰好说出了那句暗语，”希尔夫说，“‘别算我的过去，请算算我的未来。’”

还有辛克莱。罗认真回想着停在一条湿漉漉的砾石路上的那辆旧车。他当时应该去给普伦蒂斯打电话。辛克莱可能有一份照片……

“最后又冒出个安娜。天晓得为什么会有一个女人爱你？”希尔夫厉声叫道，“你上哪里去？”

“我得给警察局打电话。”

“你就不能给我五分钟的时间吗？”

“噢，不行，”罗说，“不行。这是不可能的。”恢复记忆的过程已告完成，他现在已是迪格比想成为的人——一个健全的人了，此时，他的头脑中包含着过去曾经包含过的一切。忽然，威利·希尔夫轻轻发出一种像是呕吐的怪声。他赶紧朝厕所走去。他那只包扎着的手伸在外面。石砌的地板很湿。他滑了一下，但马上又站稳了。他拉了一下厕所门：门当然是锁着的。他似乎不知如何是好，好像需要躲到门背后藏起来，或者钻入地洞，不让别人看见……他转身哀求道：“给我一便士。”到处响起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四面八方都发出声音，甚至连小便处的地板也仿佛在他脚下哀鸣。氨气朝他涌来，犹如梦中的回忆。希尔夫脸色苍白，神情痛苦，恳求罗怜悯他。又是怜悯。罗掏出一便士扔给他，然后走上台阶。等他走到台阶顶部，就响起了一下枪声。他没有回转身去：让别人去发现希尔夫的尸体吧。

4

一个人外出一年归来后，很可能在随手把门关上的时候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过家。但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某人离家才几个小时，回来后却发现一切全变了样，以致觉得自己是个外人。罗现在知道，这当然不是他的家。吉尔福德街才是他家所在地。他曾经希望安娜待在哪里，哪里便有和平。当他第二次上楼时他明白了，他们活着的时候永远也不会有和平。

他从帕丁顿步行到巴特西，一路上，他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他在上楼之前早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约翰斯那句关于“恐怖部”的话又回到他的脑际。现在他觉得，当初他成了这个部的编内人员。但这不是约翰斯所指的那个规模很小的部，其目的只限于发动一场战争或改变一部宪法。恐怖部的范围像生活一样宽广，而所有热爱生活的人都属于生活。一个人有所爱，也有所惧。而迪格比恰恰忘记了这一点：他欣赏着鲜花，阅读着《小说月报》，心中充满了希望。

门还像他离去时那样开着。一个念头涌进脑际，希望顿时充斥心头：她也许在空袭时跑了出去，从此失踪了。要是一个男人真心爱一个女人，他就不能指望她会把自己的一生和一个杀人凶手联系在一起。

可是她却在屋里。不是在他离开她的地方，而是在他们一起望着希尔夫睡觉的那间卧室里。她伏在床上，两手紧握。他喊了一声：“安娜!”

她在枕上转过头来。她刚才哭过，脸上像孩子似的充满懊丧的表情。他觉得自己十分爱她，心中充满无限的柔情蜜意。他认为必须不顾一切地保护她。她曾经希望他是清白无辜的，希望他能得到幸福……她爱过迪格比……他必须把她所需要的东西给她……他轻声说：“你哥哥死了。他开枪自杀了。”她的面部表情没变，好像这事根本无足轻重——所有那些狂暴、野蛮和青年人的狂热都已消逝。她觉得不值一提。她只是焦急地问：“他对你说了什么？”

罗说：“我还没走到他跟前，他就死了。他一看见我就知道完了。”

她脸上的焦虑表情消失了，但还有一种他从未见到过的紧张神态——一种永远保持戒备，千方百计保护他的神态……他在床沿坐下，把手搭在她的肩头。“亲爱的，”他说，“亲爱的，我多么爱你。”他代表他们俩在心中暗暗发誓，一辈子装作不知道他的过去。但只有他一人知道他在发着这种誓。

“我也是，”她说，“我也是。”

他们一动不动，默默地坐了好久。他们已经到了苦难的尽头，像是两个终于登上山顶、看见了危机四伏的旷野的探险家。他们一辈子必须谨小慎微，三思而行，他们不得不像提防敌人似的互相提防，因为他们彼此爱得极深。他们知道一旦把过去的事说破将会多么令人害怕。他想，一个人活着吃够了苦头，也许就算在死者面前赎了罪。

他试着说了一句：“亲爱的，亲爱的，我真幸福。”他听见她马上用无限温柔的声调，做出了合适的回答：“我也是。”他觉得，人们毕竟是可以夸大幸福的价值的……

[1]讲法语时一男一女互称“您”表示疏远、客气，互称“你”则表示亲密。——译者注

[2]黄灯是预备警报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使 / ( 英) 格林 (Greene,G.) 著 ; 傅惟慈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7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confidential agent

ISBN 978-7-5399-7971-7

Ⅰ . ①密… Ⅱ . ①格… ②傅… Ⅲ .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Ⅳ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4) 第29227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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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IDENTIAL AGENT by Graham Greene

Copyright ©Verdant S.A.,1939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8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4-453 号

书 名 密使

著 者   ( 英) 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傅惟慈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许明珠 姚红成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7 千

版 次   2018 年7 月第1 版 2018 年7 月第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71-7

定 价   5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密使》

第一部 猎物

第二部 狩猎者

第三部 最后一枪

第四部 结局

第一部 猎物

一

海鸥盘旋在多佛尔的上空。它们像团团薄雾一样飘向远方，然后又逆风振翅飞回那隐约可见的城市。与海鸥一同哀鸣的还有轮船的汽笛声，其他船只也都鸣笛应和，一片凄凉的声音响彻四方，这是对谁表示哀思呢？轮船徐徐地航行在秋天凄凉的黄昏中。这使D想起送葬行列，一辆柩车缓慢、肃穆地向着“安息的乐园”前进，柩车的驾驶员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以免震动了灵柩，就好像那具尸体害怕颠簸似的。悲痛欲绝的女人们在灵柩的布帷周围尖声号哭。

三等客舱的酒吧间挤满了人。一支橄榄球队正乘着这艘轮船回国，系着条纹领带的队员们在喧嚷着争夺酒杯，就像在球场上争夺橄榄球似的。D有时听不懂他们在叫喊什么，可能是行话，也可能是方言。对他来讲，需要过一小段时间才能恢复记忆中的英语，他的英语一度非常好，但是现在他记得的大都是文学语言了。他试图离他们远一点儿。他是一个上唇蓄起浓须、下巴有一道疤痕、额头布满焦虑烙印的中年人。可是在那狭小的酒吧间里你根本躲不开别人——不是肋部被其他的手肘碰到，就是别人对着他的脸呼出一口酒气。他对这些人感到非常诧异，看到他们那种肆无忌惮的热乎劲儿，你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战争正在进行——不仅在他所离开的那个国家正在打仗，就算是这儿，在多佛尔的防波堤外半英里的地方，也在进行着战争。他好像把战争随身带来了。D来到哪里，哪里就有战争。他怎么也搞不明白人们竟然会对此毫无察觉。

“传过来，传过来。”一名队员对酒吧间侍者高声叫着，可是他的那杯啤酒却被别人一把抢走了，那人喊：“出界。”“抢球啊!”大家齐声高叫着。

D一边侧身往外挤，一边说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翻起雨衣的领子，登上寒气袭人、雾气蒙蒙的甲板；海鸥在天空中哀怨地叫着，从他头顶上疾驰而过，向着多佛尔飞去。他跺着脚，在栏杆边走来走去，好使自己不被冻僵。他低着头，甲板就像一幅军事地图，勾画出战壕、难以进攻的阵地、突出部[1]和累累尸体。轰炸机从他的视线中起飞，在他的脑海中，群山在爆炸声中颤动。

他在这艘悄悄驶入多佛尔的英国船上来回踱步，并没有丝毫安全感。危险已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它不像大衣那样可以脱下来。危险已成为他的皮肤，至死也无法摆脱，只有腐烂才能把它从你身上剥掉。你唯一信任的人就是自己。一位朋友被发现在衬衫下面戴着一枚圣章，另一位朋友则属于一个名称不对的组织。他在毫无遮拦的三等舱甲板上走来走去，走向船尾，直到他的路最后被一扇小小的木门挡住，门上挂着一块牌子：“非一等舱乘客请勿入内。”曾经这种等级森严的牌子令人备感受辱，但现在等级这样一分再分后，反而已经不意味着什么了。他望了望上面一等舱的甲板，只有一个人和他一样站在寒冷的甲板上，衣领翻着，正站在船头眺望多佛尔。

D重新走回船尾，轰炸机又一次起飞，像他踱来踱去那样有规律。除了自己，你谁都不信任，有时你连能不能相信自己都没有把握。他们并不相信你，正像他们不相信那位戴着圣章的朋友一样。他们以前是对的，但谁又能断定他们现在就不对呢？你是一个被另眼看待的人。思想意识是件复杂的事，异端邪说总是不知不觉地掺和进来……他不能肯定现在自己是不是被监视着，他也同样不能肯定人们对他进行监视就一定不对。归根结底，如果扪心自问，他对于经济唯物主义的某些观点是不接受的……而那个监视人——他真是被人监视着吗？刹那间他被一种无尽无休的不信任感搞得心烦意乱。在他贴胸的兜里鼓鼓地放着所谓的信任状，但是证件已不再意味着信任。

他慢慢走回来——这是心中无形的锁链允许他往返行走的范围。透过浓雾传来一个女人清晰刺耳的叫喊：“我再来一杯。我还要一杯。”不知哪里传来了玻璃打碎的声音。救生艇后面有一个人在哭泣——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是奇怪的。他小心翼翼地绕过船头，看到一个孩子挤在一个角落里。他驻足望着那孩子，无动于衷，就像是在看一篇字迹模糊的文章，他根本不想费劲去辨认它。他怀疑自己这一生中是否还能感受他人的情感。出于责任感，他语气温和地说：“你怎么了？”

“碰着头了。”

他说：“就你一个人吗？”

“爸爸让我站在这儿。”

“因为你碰了头吗？”

“他说我不该哭。”孩子停止了哭泣。由于把雾吸进了喉咙，他咳了起来，黑眼睛从救生艇和栏杆之间的窄缝里往外窥视着，充满戒备的神色。D转身继续踱步。他感觉自己根本不应该同孩子说话，很可能有人在暗中看着那孩子——不是他的父亲就是他的母亲。他又来到栅栏跟前——“非一等舱乘客请勿入内”——他往门里面望去。另外那个人正从雾中走过来，那人的无形锁链要比他的长一些。D先看见了那人笔挺的裤子，然后是皮衣领，最后是一张脸。他们隔着那扇矮小的门互相注视着。猝然相遇后两人都没有说话。其实，他们两人也从来没说过话，他们被政治团体、被无数死亡分隔开了——多年前，他们在路上见过面，一次是在火车站，另一次是在飞机场。D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那个人先走开了，他那裹着厚大衣的身体瘦骨嶙峋，身材很高，样子灵活，但有些神经质。他那像踩着高跷似的僵直的双腿迈动很快，但总使你有一种感觉它们会一下子折断似的。他看上去仿佛已决定要采取某种行动。D想：很可能他要抢劫我，也许叫人杀死我。他的帮手、财产和朋友当然都比我多。他也一定能搞到几封写给大人物的介绍信——几年前，在成立共和国以前，他有某个头衔……公爵还是侯爵……D已经记不清了。他们俩同乘一条船，这可太不幸了，而且为了同一个目标行动的两个密使竟在把不同等级旅客隔离开的栅栏前相见了。

汽笛又一次凄厉地鸣叫起来，突然间从浓雾里冒出一条条船只、灯光和防波堤，就像很多面孔从玻璃窗里往外眺望。他们的船也是这些面孔中的一张。引擎半速运转着，然后完全停了下来。D听到海水拍打着船舷，船显然是在侧向漂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一个人在喊叫——好像是从海里发出喊叫一样。船继续侧向行驶，接着一下子就靠了岸，一点儿没有费事。提着手提箱的乘客纷纷被水手拦住，看上去那些急着上岸的水手好像要把船只拆散，一段栏杆在他们手中好像已经折断了。

然后旅客们提着箱子蜂拥而过，箱子上贴着瑞士旅馆或者比亚丽兹膳宿公寓的标签。D让过拥挤的人群。他随身除了那只装着一把刷子、一把梳子、一把牙刷和几件小用品的皮包外什么也没带。他已不习惯穿睡衣睡觉了，一夜之间可能有两次空袭惊扰，穿睡衣睡觉也实在太麻烦了。

旅客被分成两队等候检查护照：外国人一队，英国人一队。外国人并不多。从一等舱下船的那个高个子男人站在离D几米远的地方，皮大衣裹着的身体微微有些发抖，苍白的脸和孱弱的身体似乎和码头上这个四面透风的小棚子很不相称。但是他丝毫没有受到刁难就通过了，检查人员仅仅对他的证件瞟了一眼。他像是一件早就被鉴定过的古玩。D毫无敌意地想，我是一件博物馆的展品。那边的人在他眼里也全是博物馆的展品，他们都生活在空荡荡的冰冷的大房间里，那些房间和挂着沉闷的古画、沿着走廊摆着镶嵌饰架的公共博物馆的展览室没什么两样。

D忽然觉察自己停了下来。一个蓄着浅色上髭的彬彬有礼的人对他说：“这张照片是——您吗？”

D说：“当然是我。”他低头看了一眼照片，他已经——可以说好几年——顾不上看自己的护照了。他看到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显然也幸福得多的人的面孔。他当时正对着照相机微笑呢。他说：“这是以前的照片。”可以肯定那张照片是在他入狱、他的妻子被害和十二月二十三日大空袭前拍的。那一次他被活埋在地下室里足足有五十六个小时。但他无法向海关官员解释清楚这一切。

“多久以前？”

“可能两年前吧。”

“不过您的头发现在已经差不多全白了。”

“是吗？”

海关检査员说：“您是不是能站到那一边，让别人先过去？”他不紧不慢，非常客气。这主要因为此地是一个岛国，若是在他本国的话，他们马上就会叫来士兵，而且立刻就会把他当作间谍，粗声粗气、没完没了地盘问一通。海关检查员就站在他身旁。他说：“非常遗憾，我不得不耽搁您一会儿工夫。您是不是能到里面来一会儿？”他打开一扇房门。D走了进去。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爱德华七世给“亚历山大号”特快列车命名的照片：白色高领上面那些古怪的、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脸庞露着微笑，火车司机戴着一顶圆顶硬礼帽。

海关检查员说：“很抱歉。您的护照看来绝对没问题，可是这张照片，怎么说呢，您只要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先生。”

他向屋子里唯一的一块玻璃里望了望——火车头的烟筒和爱德华国王的胡子使他的形象看不大清楚——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位海关检查员并不是故意为难他。他的样子确实同护照上的照片不同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我变得这么厉害。”海关检査员对他端详了一番。过去的D——他现在记起来了：只不过是三年以前，他四十二岁的时候，可那是多么年轻的四十二岁啊。他的妻子随他一起来到照相馆，他刚刚向大学请了六个月的假，出来旅行，当然是和她一起。三天后，内战爆发了。他被关在军事监狱中长达六个月之久——他的妻子被枪杀了——那是由于一次误会，并不是暴行——后来……他说：“您知道战争把人都改变了。那是战前照的。”他当时正在对一个笑话开怀大笑——是有关菠萝的笑话。那会是多少年来他们准备在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假日。他们结婚有十五年了。他还记得那架老照相机，摄影师如何一头钻进黑布罩里去。他唯独记不太清他的妻子。她只代表一种激情。感情一旦死了，你就很难回忆得起来。

“您随身还带有其他证件吗？”海关检查员问道，“或者在伦敦有什么人认识您？你们的使馆呢？”

“噢，不认识。我只是一位普通公民——一个小人物。”

“您是来旅游的吗？”

“不是。我带着几封业务介绍信。”他冲海关检查员笑了笑，“可是它们完全可能是伪造的。”

他没有理由生气。灰白的上髭，嘴边深深的皱纹——这都是新近才增添的——还有下巴上的伤疤。他伸手摸了摸那伤疤。“我的国家正在打仗，您知道。”他不清楚另外那个人现在正在做什么。他是不会浪费时间的。说不定已经有一辆汽车在等他。那个人肯定要比他先到伦敦——那就麻烦了。可以预料，他会接到命令，不让另一方的人干扰购买煤炭的事。在发明电力以前，人们习惯把煤叫作黑钻石。是啊，在他的国家，煤比钻石更贵重，而且用不了多久也要像钻石那样稀有了。

海关检査员说：“您的护照当然没有问题。假如您能让我们知道您在伦敦的住所……”

“我还不知道我要住在哪儿。”

海关检査员忽然冲他挤了挤眼睛。这变化来得这么突然，D几乎不敢相信。“随便什么地址。”海关检査员说。

“噢，好吧，那儿是不是有个叫丽兹的饭店？”

“对，可要是我，就拣个便宜点儿的说。”

“布里斯托。哪个城市都有个布里斯托旅馆。”

“恰恰英国没有。”

“那好吧，您觉得我这样的人该住在哪儿？”

“滨河旅馆。”

“就这样吧。”

海关检查员微笑着把护照还给了他，说道：“我们不得不谨慎些。我很抱歉。您得快些才能赶上火车。”谨慎些!D想。这就是他们在这个岛上所谓的谨慎吗？他是多么羡慕他们的安全感啊!

这么一耽搁几乎使D在经过海关的队伍中排到最末一个，那一群喧闹的年轻人很可能已经到了即将发车的站台上，至于他那个同胞——他相信他没有去等火车。一个姑娘的声音说：“是的，我有很多东西要申报。”声音很刺耳，他在船上酒吧间就听见过一次，那时她正向侍者吆喝再给她倒一杯酒。他不太感兴趣地瞟了那姑娘一眼：他已经到了要么为女人疯狂要么对女人毫无兴趣的年纪，这个正在粗声大气说话的女孩子年轻得几乎可以做他的女儿。

她说：“我这儿有一瓶白兰地，但是已经启封了。”他一边排着队，一边模模糊糊地想：她不该喝那么多——她的声音和她本人很不相称，她不是那种类型的人。他搞不懂她为什么在三等舱喝这么多酒。她衣着考究，像件展览品。她说：“还有一瓶苹果白兰地酒——不过也打开了。”D觉得很疲倦，他希望他们赶快结束对她的检査好让他通过。她年纪很轻，金发碧眼，有意装出一副傲慢的神态。她像是一个小孩子，因为没有弄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故意耍脾气，见什么就要什么。

“对了，”她说，“这儿还有白兰地。你没容我说，要不我刚才就告诉你了。你看——这瓶也打开了。”

“恐怕我们得收一部分关税。”海关工作人员说。

“你们没有这个权力。”

“你可以去看看条例。”

争吵无休止地继续着。另一个人检査了D的皮包，没有为难他。

“到伦敦去的火车走了吗？”D问。

“已经开出了。您只能等七点十分那趟了。”这时还不到五点三刻。

“我父亲是这条航线的董事长。”那姑娘气冲冲地说。

“恐怕这事儿和航线没多大关系吧。”

“本迪池勋爵。”

“如果你准备带走这几瓶酒的话，得交二十七镑六先令的海关税。”

原来这是本迪池勋爵的女儿。他站在出口处望着她。他不知道本迪池勋爵是否会像他的女儿这样难对付。关键就在本迪池身上。如果他肯按照他们付得出的价格出售这批煤，他们就能够长期战斗下去；如果买不到煤，战争很可能到不了春天就结束了。

她同海关人员的交涉好像取得了胜利，说不定这是个什么兆头。她走到那扇通向外面寒冷、多雾的月台的门口，那神色就仿佛她是站在世界的顶端似的。天比平日黑得早，只有一家卖书报的摊子露出微弱的灯光，一辆冰冷的金属手推车倚在好立克饮料的铁皮广告牌前。雾太大，看不见对面的月台，使连接这个巨大港口——D是这样认为的——的大站显得像一个夹在湿漉漉的田野间的、火车从来不停靠的乡间小站。

“上帝!”那个姑娘自言自语道，“车已经开了。”

“还有一趟车，”D说，“一个半小时之后。”他感觉到，随着自己每次张口讲话，他的英语已经越来越多地回到了他的头脑中，就像雾或者烟那样又重新渗透出来。

“他们告诉你的？”她说，“雾这么大，一定会晚点好几个小时。”

“今天晚上我必须赶到城里。”

“谁不是这样？”

“可能离开海边雾会小点儿。”

但是她独自一人沿着寒气逼人的月台不耐烦地走开了。她的身影在书报摊的那边完全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回来，边走边吃着小圆面包。她伸手递给他一个小面包，好像在喂笼子里的一只什么动物似的。“要吃一个吗？”

“谢谢。”他神情严肃地接过来，吃了起来——这是英国式的好客精神。

她说：“我得去搞辆车。怎么也不能在这倒霉的地方等一个小时。离开海边雾可能会小一点儿。”从这句话可知她刚才听到他说的话了。她把手中剩下的面包顺着铁轨扔了出去，好像是变魔术——刚刚手里还拿着一个面包，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想搭我的车吗？”她说。在他犹豫的时候她又继续说：“我没有喝醉，我和法官一样清醒。”

“谢谢。我没想过这个。只要——只要快就行。”

“哦，我肯定最快。”她说。

“那好，我搭你的车。”

一张面孔冷不防在他们两人脚边古怪地露了出来——他们肯定是站在月台的边缘上。那是一张挑衅的面孔。一个声音说道：“女士，我不是在动物园里。”

她毫不吃惊地往下瞥了一眼。“我刚刚这么说了吗？”她说。

“你不能就这样——嗖的一下——把面包扔出去。”

“就这事啊，”她不耐烦地说，“别没完没了。”

“使那么大劲儿，”那个声音说，“我要控告你，女士。那简直是一枚导弹。”

“什么导弹，那是甜面包。”

一只手和一个膝盖爬到他们脚边，那张面孔离他们更近了。“我得让你知道知道……”那张脸说。

D说：“不是这位女士扔的。是我。要控告就控告我好了，我住在滨河旅馆，我的名字叫D。”他挽起那位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姑娘的胳膊，拉着她向出口走去。一个像受伤海兽的吼叫似的声音透过浓雾飘了过来：“外国佬!”

“你知道，”姑娘说，“你根本没有必要对我这样见义勇为。”

“你现在知道我的名字了。”他说。

“哦，我叫库伦，假如你想知道的话，罗丝·库伦。一个讨厌的名字。可你知道我父亲对于种玫瑰花简直喜欢得入了迷。他发明了——用发明这个词对吗？——蓬帕杜侯爵夫人[2]这个珍贵品种。他也喜欢吃果馅饼，你知道，皇家果馅饼。我们有一所叫格温别墅的房子。”

他们运气不错，车站附近的汽车房灯火通明——灯光透过浓雾差不多照亮了周围五十码[3]之内的地方。他们找到了一辆老帕卡德牌轿车。他说：“真巧，我正好要找本迪池勋爵办点儿事。”

“我真不明白，所有我碰到的人都要找他办事。”

她开车开得很慢，向着他想象中伦敦所在的方向驶去。汽车横穿过电车轨道时颠簸了一下。“我们顺着电车道走，保险不会走错路。”

他问：“你总是乘三等舱旅行吗？”

“哦，”她说，“我喜欢自己选旅伴。在那里我不会碰到我父亲的商业界朋友。”

“我也在三等舱。”

她说：“噢，该死!这个码头。”她不顾一切地把车开过一条横路，转了个弯。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和抱怨声在浓雾中响起。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又把车开回他们来的那条路上，开始爬上一座小山。“当然，”她说，“我们如果是侦察兵就会找到路了。下山后总会开到海边的。”

山顶上，雾稍稍从地面升高了一些。一块块寒冷、暗灰的暮色显露出来，路旁的树篱像钢针，万籁倶寂；一只小羊在路边的草地上吃着草，蹦蹦跳跳；两百码以外的一盏灯突然熄灭了。这就是和平。他说：“我想你们生活在这里是很幸福的。”

“幸福？”她说，“为什么幸福？”

他说：“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那么安全。”他想起海关检査员朝他友好地挤挤眼时说的那句话：“我们得小心点儿。”

“这里也不富裕。”她用她那没有什么教养的幼稚语调说道。

“噢，是这样的。”他说。他费力地向她解释：“你知道，我经历了两年战争。要是我在这种路上开车，一定会开得很慢，听到飞机的声音就随时把车停住跳到壕沟里去。”

“哦，我想你们一定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打仗，”她说，“也许不是？”

“我记不得了。在危险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说呢——你就不会再有什么感情了。我觉得我自己除了恐惧之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我们那里再没有一个人会恨或者爱了。你知道，据统计，我们国家这几年根本没有出生多少孩子。”

“可是你们还在进行战争。这总是有缘由的。”

“你总得有点儿什么感觉才能叫战争停下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之所以要拼命打下去，只不过是因为还有恐惧感。假如没有恐惧，我们就可能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们当中就谁也不会享受和平了。”

他们前方出现了一个小村庄，就像在茫茫大海中出现一座岛屿——一所教堂，几座坟墓，一家客店。他说：“如果我是你，有了这些，是不会艳羡我们那个地方的。”他心中想的是闲适与安宁……可以顺着一条路越过任何一条地平线的那种奇怪的不真实感。

“毁灭事物并不一定非要战争不可。金钱、父母，许许多多的事都能起到战争的作用。”

他说：“不管怎么说，你还年轻……而且很漂亮。”

“该死!”她说，“你是不是要开始追我了？”

“不，当然不是。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再说，我也老了。”

突然一声巨响，汽车一歪，他一下子用胳膊抱住了头。汽车停了下来。她说：“他们给了咱们一个破轮胎。”他放下胳膊。“对不起，”他说，“我仍然有那种感觉，”他的手一个劲儿地抖着，“恐惧。”

“这里没什么叫你害怕的。”她说。

“我还是放不下心。”战争仍然在他心中进行着。只要给我时间，他想，我会把这种感觉传染到每个角落——甚至传染到这里。我应该像那些麻风病患者一样随身戴着一个小铃。

“别演戏了，”她说，“我受不了这个。”她重新把车发动起来，汽车一颠一簸地向前开去。“走不了多远我们就会碰到路边的一间小屋，一个修汽车的铺子，或者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她说，“在这里换这个倒霉的轮胎太冷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又起雾了。”

“你觉得还应该这么开下去？瘪着一个轮胎？”

“别害怕。”她说。

他抱歉地说：“你知道，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

她把脸扭向他——一张瘦瘦的、焦虑的脸，年纪非常轻，使他想起了在一个沉闷的晚会上见到的那个孩子。她怎么也不会超过二十岁，这个年龄足以当他的女儿。她说：“你这么故作神秘，是不是想让我忘不了你啊？”

“不是。”

“又是这些老掉牙的把戏。”但这一次她的判断错了。

“有很多人对你试过这种把戏吗？”

“多得没法数。”她说。他似乎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悲伤：这么年轻的人竟然经历了如此多的欺诈。也可能因为他已经到了中年，所以对他来说，青春似乎应该充满——怎么说呢，应该充满希望。他轻轻地说：“我没有故作神秘。我不过是个商人。”

“你也浑身散发着铜臭吗？”

“噢，不。我只是一家穷公司的代表。”

她突然冲他笑了笑。他不带任何感情地想：她可以称得上漂亮。“结婚了吗？”

“可以这么说。”

“你的意思是说不在一起了？”

“对，我是说她死了。”

他们前方的雾忽然变成淡黄色，汽车放慢了速度，一颠一簸地驶进喧闹声中，周围亮着一片汽车的尾灯。一个声音高声说道：“我告诉塞利，我们要到这儿来。”一排长长的玻璃窗映入眼帘：里面响着温柔的音乐。一个低沉的声音正在唱：“我知道，只有在你孤寂时我才认识你。”

“又回到了文明世界。”姑娘阴郁地说。

“咱们在这儿能把轮胎换上吗？”

“我想可以吧。”她打开车门走了出去，浓雾、灯光和人群立刻就把她吞没了。他一个人坐在汽车里。引擎不转了，车里马上就变得非常寒冷。他强迫自己考虑下一步该如何行动。首先，根据指示，他要在布卢姆茨伯里大街某个门牌的房子里找个住的地方。选中这个门牌很可能是为了使他的自己人可以监视他。然后，他约好了要在后天同本迪池勋爵会面。他们并不是乞丐，他们可以付一个公道的价钱购买这批煤，战争结束后还可以补付一笔红利。本迪池的很多矿区都倒闭了，这笔交易对他们双方都是不应错过的良机。他预先得到警告，这件事不能让使馆插手——大使和第一秘书都不可靠，虽然第二秘书据信还是忠诚的。情况实在乱成一团——也有可能第二秘书实际上是在为叛乱分子工作。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一定不能声张出去，必须悄悄地办好。事先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英吉利海峡的渡轮上和那个人邂逅，从而使事情变得复杂化了。任何不测都可能发生——从装运煤的价格竞争到抢劫或谋杀。好啦，他想得太多了，反倒使自己被前面的浓雾困住了。

D突然抑制不住自己，伸手熄灭了汽车内的照明灯。在黑暗中，他从贴胸的衣袋里摸出了自己的身份证明。他把证明拿在手里犹豫了片刻，又把它塞进袜子里。车门被拉开了，那个姑娘说：“你怎么把车灯关上了？害得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你。”她把灯又打开，说道：“他们这里的人现在都没空——可是过一会儿他们会派个人……”

“我们只好等着？”

“我饿了。”

他小心翼翼地钻出汽车，思忖着他是否应该请她吃顿饭。他对自己花出去的每一个便士都要精打细算。他说：“我们能吃到饭吗？”

“当然能，你身上的钱够吗？租车的时候我把身上的最后一点儿钱都花掉了。”

“够，够。你和我一起吃吗？”

“这主意不错。”

他随着她走进了房子……旅店……不管是什么地方吧。他年轻的时候曾到过英国，在大英博物馆读书，那时这种餐馆还是一种新鲜事物。一座老式的都铎式建筑——他肯定这是一座真正的都铎时期的建筑——屋里摆满了扶手椅和沙发，本来应该是放图书的地方改建成了鸡尾酒吧。一个戴着一只单片眼镜的男人握住姑娘的一只手，握的是左手，握得紧紧的。“罗丝，当然是罗丝，”他说，“对不起，我想那边那位就是蒙梯·克鲁克姆啦。”说着他很快将身子闪到一旁。

“你认识他？”D问。

“他是经理。我没想到他到这儿来了。他过去在西大街的一个地方。”她不屑地说，“这里很不错，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回到你的战争中去？”

已经没有必要回去了。他把战争随身带来了，已经开始传染到每个地方了。他看见在大厅的另一头——餐厅里的第一张桌子旁，背向他坐着另外那个密使。他自己的手就像过去每次空袭前那样颤抖起来。一个人在监狱里蹲上六个月，随时都有被处决的危险，出狱后是不可能不成为一个胆小鬼的。他说：“我们不能再找个别的地方吃饭吗？这里——人太多了。”这种恐惧当然十分荒唐，可是看着餐厅里那个俯着身子的窄窄的后背，他确实像站在大墙前面对着行刑队那样，有一种无遮无拦的感觉。

“没有别的地方了。这地方有什么不好？”她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你为什么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吃饭？是不是想搞什么鬼？”

他说：“不是，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

“我去洗洗手，然后还到这里找你。”

“好。”

“我很快就回来。”

她刚一离开，他就马上飞快地扫视了一下四周，想找个盥洗室。他需要冷水清醒，需要时间思考。他的神经比他待在轮船上那会儿还要紧张——甚至像爆胎这类小事都使他胆战心惊。他穿过大厅去追那个戴单片眼镜的经理。尽管——或许是因为——外面大雾弥漫，这里的生意颇为兴隆。从多佛尔和伦敦开来的汽车叫人心烦意乱地揿着喇叭。他看见那个经理正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聊天。他正在说：“就这么高。我这里有它的照片，假如您想看的话。我当时立刻就想到了您丈夫……”可是在他说话的时候，还睁大眼睛巡视着其他人的面孔，他的话语中没有一丝令人信服的地方。几年的戎马生活在他脸上刻下了几道具有军人气质的纹路，使他的一张棕色的瘦脸活像商店橱窗里的动物标本那样漠然，没有一丝表情。D说：“不好意思，我能不能占用你一小会儿时间？”

“我当然不会把它卖给别人。”他猛地转过身来，就像按了一只打火机的开关一样，脸上一下子就现出笑容来。“让我想想，我们是在哪儿见过？”他手中拿着一张一只硬毛狗的照片。他说：“身架多好，多么结实，牙齿……”

“劳驾，我想知道……”

“对不起，伙计，我看到了托尼。”他转身就走了。那位老太太突然气哼哼地说：“问他什么也没用。要是你想打听厕所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在楼下。”

盥洗室当然不是都铎风格的，整个房间都砌着玻璃砖和黑色大理石。他脱掉上衣，把它挂在衣钩上——盥洗室内只有他一个人——他接了一盆冷水。这正是他脆弱的神经所需要的，在脖子下面拍点儿冷水对于他就像用电刺激了一下一样。他的神经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以至于当另一个人进来的时候他飞快地扭过头去瞟了一眼。但那只是一名汽车司机。D一头扎入冷水中，再把头水淋淋地抬起来。他摸到一条毛巾，把眼睛里的水擦干。他放松了一些，也不再颤抖了。他转过身说：“你弄我的上衣干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名司机说，“我在挂我的衣服。你想往我身上栽赃吗？”

“我好像觉得你想从我那儿拿点什么。”D说。

“那你去叫警察好了。”司机说。

“噢，可是没有见证人啊。”

“找警察，不然你就向我道歉。”司机的块头很大——身高六英尺多。他气势凌人地从镜子一样亮的地板那头向D走过来。“我真想狠狠地揍你一顿。你这个可恶的外国佬到这儿来从我们嘴里抢面包，还打算……”

“很可能是我搞错了。”D口气缓和地说。他感到迷惑不解，这个人或许只是个一般的小偷……再说他什么也没有偷走。

“你可能搞错了，我还可能狠狠地揍你一顿呢。这就是你所谓的道歉吗？”

“我向你道歉，”D说，“随你怎样叫我道歉就是了。”战争使人失去了羞耻心。

“连打一架的勇气都没有。”司机说。

“怎么可能有？你年轻力壮。”

“我不打你个半死才怪呢，你这该死的外国佬……”

“确实。”

“你是不是在拿我开心？”司机说。他的一只眼睛斜视着别处。D有一种感觉，这人在讲话时总是用一只眼睛看着他的听众……或许，D想，他确实有听众……

“假如我的话让你误会了，我再一次道歉。”

“你等着，我会让你给我舔靴子……”

“这我丝毫也不会感到惊奇。”这个人是喝醉了，还是受人支使成心来找茬儿打架？D背靠着洗脸池站着。不安使他直想呕吐。他不喜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行为：用子弹杀死一个人或者被人杀死，除了同求生的欲望或对痛苦的恐惧有些矛盾外，只不过是一种机械过程而已，可是拳头却要另当别论了。拳头令人感到侮辱，被人痛打一顿会使你在施暴者面前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他憎恶这种屈辱感如同憎恶乱伦。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害怕。

“竟敢这么耍弄我。”

“我完全无意这么做。”他那咬文嚼字的英文似乎激怒了对方。那人说：“别这么咬文嚼字的，不然我打烂你的嘴。”

“我是外国人。”

“揍你一顿，你就没这么拗劲了。”司机向前凑了凑，他的拳头就像两团垂在他身子两旁的肉，随时准备抡出去，他似乎有意想把自己的怒火挑起来。“来吧，”他说，“伸出拳头来。你不是一个胆小鬼吧？”

“为什么不是？”D说，“我不想和你打架。假如你允许我……我将感激不尽，楼上有位女士在等我。”

“等我把你揍一顿，你再找她也不迟。”司机说，“我得让你知道以后不能随便诬赖好人。”他可能是个左撇子，因为他先抡出了左拳。

D把身子紧紧贴在洗脸池上。最坏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刹那间他又回到了监狱的院子里，一名狱卒抡着警棍向他走来。假如他现在手里有一支枪，他肯定要求助于它了。为了躲避这种肢体接触，就是指控他杀了人他也不在乎。他闭上双眼，身子靠在镜子上，丝毫也没有反抗的意思，他连最初级的拳击术也一窍不通。

那个经理的声音传了过来：“我说，伙计，你感觉不好吗？”D挺直身子。司机收回拳头，摆出一副自觉有理的神情。D仍然盯着他，语气温和地说：“我有点儿——你们怎么说？——头晕？”

“库伦小姐让我来找你。我是不是喊个医生来？”

“不用，没事了。”

D在盥洗室外拦住那个经理。“你认识那个司机吗？”

“从来没见过，但谁也休想瞒过那些侍者，老兄。怎么了？”

“我觉得他刚才在翻我的衣袋。”

单片眼镜后面的眼睛一下子停止了转动。“绝对不可能，老兄。这里，你知道我这人可不是势利眼，这里都是上等人。肯定是误会了。库伦小姐会证实这点的。”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你是库伦小姐的老朋友吗？”

“不是。我不能这么说。她好心让我从多佛尔搭上她的车。”

“噢，是这样。”经理说，口气一下子变得冷冰冰了。在楼梯的顶端他转身就走了。“库伦小姐在餐厅等你。”

D走进餐厅，一个穿着高领外衣的人在弹奏钢琴，一个女人在唱歌，歌声低沉、惆怅。他僵直地走到姑娘坐的那张桌旁。“怎么回事？”姑娘问，“我以为你不辞而别了。你这个样子就像碰见鬼了。”

从他坐的地方看不见L——现在他记起了那个人的姓名。他平静地说：“我让人给打了——我是说，我差点儿让人给打了一顿——在盥洗室里。”

“你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故事？”她说，“故作神秘。我倒宁愿听听三只老熊的故事。”

“好了，好了。”他说，“我总得找个借口啊，对吗？”

“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是吗？”她忧心忡忡地说，“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被炸弹震出痴呆症来吧？”

“没有，我觉得没有。只不过我不是一个做朋友的料。”

“但愿你是开玩笑。你说话总是像在演戏。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喜欢演戏。”

“有时生活中确有这种戏剧性的事情发生。门这边第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人，脸朝着我们，你先别看。我可以和你打赌他现在正看着我们。”

“他是在看我们，但这又有什么？”

“他在注意我。”

“还有另一种解释，你知道。他看的是我。”

“为什么要看你？”

“亲爱的，人们常常这样看我。”

“哦，是啊，是啊，”他急忙说，“当然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往后一靠，也凝视起她来：一张郁郁不乐的嘴巴，透明的皮肤。他不由得没来由地讨厌起那位本迪池勋爵来。假如他是这个姑娘的父亲，他是不会让自己的女儿这样生活的。那个女歌唱家正用低沉的嗓音唱一首关于单相思的荒谬歌曲：

那不过是谈话的方式——当时我不曾学会。

那不过是梦境的时光——燃烧着我的心扉。

你说“我爱你”——我想你是在诉说衷肠。

你说“我的心属于你”——你只是为它找了临时的慰藉。

人们都放下酒杯静静地听着，就仿佛那是一首诗似的。甚至那个姑娘也暂时停止了咀嚼。歌声里表现的那种顾影自怜使他十分恼火，在他的祖国，无论在阵线的哪一方，都没有机会沉溺于这种罪恶之中。

我不是说你在撒谎——那只是现在的时髦方式。

我不会企图去死——更不用说按照维多利亚的方式。

他猜想不管歌中唱的是什么，这支歌表现的是“时代的精神”。相比之下，他宁可选择牢房、处罚逃犯的法律、轰炸后的废墟和出现在门口的敌人。他忧郁地注视着坐在自己对面的那个姑娘。在他的生活中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他会为这样一个女孩子写诗——他写得肯定会比这首歌词好。

那不过是梦境的时光——我逐渐领悟。

那不过是谈话的方式——我开始学会。

她说：“这纯粹是胡扯，对吗？可毕竟还是有某种魅力。”

一个侍者走到他们的桌子跟前。他说：“门口那位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先生。”

“对于一个刚刚登岸的人来说，”她说，“你交朋友交得可真快。”

他看了看那张便条，条子写得简洁明了，但并没有具体说明究竟要他做什么。“我想，”他说，“假如我告诉你有人提出要给我两千英镑，你是不会相信的。”

“就算有人要给你钱，你又何必告诉我呢？”

“你说得对。”他把一个侍者叫过来：“你去看看那边那位先生是不是带着一个司机——个儿挺大，一只眼睛有点儿毛病。”

“我这就去看，先生。”

“你这场戏演得不错啊，”她说，“真是不坏。你这个神秘的家伙。”他忽然觉得她又喝得醺醺然了。他说：“你要是不小心点儿，我们就得永远在这儿坐着，别想去伦敦了。”

那个侍者走回来说：“那是他的司机，先生。”

“一个左撇子？”

“噢，住嘴，”她说，“住嘴。”

他依然平静地说：“我并不是在故弄玄虚。这和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事情发展得太快了——我得把情况弄清楚。”他给了那个侍者赏钱：“把这张便条还给那位先生。”

“有什么回话吗，先生？”

“没有。”

“怎么这样没礼貌，”她说，“为什么不写张条子，就说‘谢谢您的建议’？”

“我不能让我的笔迹留在他的手里。他可能会冒用我的笔迹。”

“我认输了，”她说，“你赢了。”

“最好别再喝了。”那个唱歌的女人终于闭上了嘴——就像关上收音机似的。最后的音符颤抖着带有哭腔。有几对男女开始跳起舞来。他说：“我们的路程还不短呢。”

“着什么急？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一夜。”

“当然，”他说，“你可以——可是我无论如何得赶到伦敦去。”

“为什么？”

“我的雇主们不会理解这种耽搁的。”他说。他们对他的行踪一分一秒都作出了安排，这一点他心中有数，就连今天的情况他们也会算计到的——遇见L和要给他钱的事。不管你如何出力，他们也不会相信你居然拒绝了某种形式的贿赂。归根结底，他悲哀地想，这些人自己就定下了准备出卖的价格，平民百姓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领导人出卖了。但话又说回来，只要你头脑中仍然相信一个人要忠于职守，这种理智上的认识就仍然促使你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那个经理向罗丝·库伦晃了晃他的单片眼镜，邀请她去跳舞。看样子，他一肚子不高兴地想，她跳一夜都不会跳够，他绝对无法把她拖走了。他们随着哀怨的、不流畅的曲调围着房间慢慢旋转着，经理一只手紧紧搂着她的后背，另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插在衣兜里，D觉得这姿势有怠慢的意味。他正滔滔不绝地同她讲着什么，时不时地向D坐着的方向瞟一眼。他们有一段时间跳得离他很近，他们之间的谈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听到“小心些”几个字，姑娘认真地听着。可是她的舞步却有些磕磕绊绊，她醉得比他想象的还厉害。

D不知道有没有人换掉那个破轮胎。要是汽车已经修理好了，跳完这轮以后他还有可能说服她……他站起身来走出餐厅。L面前摆着一份小牛肉，他并没有抬起头来张望，只顾用刀子把那份小牛肉切成小碎块——他的消化能力一定不太好。D觉得没有那么紧张了，仿佛拒绝那笔钱终于使他占了对手的上风。至于那个司机，他现在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了。

雾又散了一些。他现在可以看清院子里的汽车了——一共有六七辆——一辆戴姆勒，一辆梅赛德斯，两三辆莫利塞斯，此外就是他们那辆老帕卡德和一辆小型的深紫色轿车。轮胎已经换好了。

他想：最好趁L还没有吃完饭我们立刻就走。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一个人讲话，一个人在用他的母语讲话。这不可能是别人，一定是L。这个人说：“对不起，我们是不是可以聊两句……”

看见他站在院子里的汽车之间，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D真有些嫉妒。五百年的高贵门阀造就出这样一个人，使他同他的环境背景融洽无间，使他无拘无束，但也使他总是被祖先的罪恶和过去的癖好所困扰。D说：“我想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他发现了这个人的魅力，就像在一个宴会上被一位大人物看中而叫你出来谈天一样。“我不禁想，”L说，“你太不了解你的地位了。”他对自己的话抱歉地笑了笑。这句话在两年战争之后听上去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傲气十足。“我的意思是说——你也是我们的人。”

“在监狱中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人有着某种诚实，他让人感觉他说的是实话。他说：“你或许受苦了，我见识过我们的监狱。但是，你知道，现在那些监狱已经有所改善。战争初期总是最糟糕的时刻。归根结底，在我们俩之间谈这些过去的暴行毫无意义。你也见过你们自己的监狱。我们双方都犯有罪行。我们还会继续这种罪行，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我想这种情况一直要延续到我们中的一方打赢了这场战争为止。”

“你的这些道理已经叫人听腻了。除非我们投降，不然我们只是在继续延长这场战争。这就是你们的理论。我要告诉你，对一个失掉妻子的人说这种话是没用的。”

“那是一次可怕的意外事故。你可能听说了——我们把那个典狱长枪毙了。我要对你讲的——”这人长着一只长鼻子，就像人们在画廊看到的那些发黄的古画上画的一样，他生得瘦削、憔悴，他应该佩带一把像他本人一样细长的佩剑，“就是这个。假如你们赢了，这个世界对于你这类人又会怎样呢？他们绝不会信任你——你属于资产阶级——依我看就是现在他们也不信任你。反过来说，你也不信任他们。你认为你在那伙人中间——他们毁掉国立博物馆和Z的画——能找到哪个人对你的工作感兴趣呢？”他文质彬彬地说，听起来倒像他正在取得国家科学院的承认，“我指的是你研究伯尔尼手稿的工作。”

“我不是为自己而战斗。”D说。他突然觉得假如没有这场战争的话，他很可能和这个人成为朋友。贵族中偶然也会产生这样一个对学术或是艺术感兴趣的、瘦削的、充满痛苦的人，一位艺术赞助人。

“我也并不认为你是为自己而战斗，”他说，“比起我来，你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的动机，当然，是令人怀疑的。我的财产都被査抄了。我相信——”他苦笑了一下，这笑容暗含着他知道他的话引起了对方的同情，“我的画已全部给烧掉了——还有我收藏的全部手稿。我的那些东西，当然了，不在你研究的范围之内——可是有一张奥古斯丁早期的手稿《上帝之城》……”D此时此刻像是被一个具有可赞美的性格和鉴赏力的魔鬼引诱着。他无言以对。L继续说道：“我并不是在这里散发我的怨气。在战争中，这些可怕的事情必然会发生——发生在人们所热爱的事物身上——我的收藏和你的妻子。”

这太奇怪了，他竟然没有发觉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站在那里等着D的共鸣——一只长长的鼻子和一张过于敏感的嘴，一个又高又瘦的半拉子艺术家的身躯。他绝不会理解什么叫热爱自己的妻子。他的住宅——他们已经把它烧掉了——很可能像一座博物馆，摆着古老的家具，在允许公众进入他的住宅参观的日子里，画廊两边就拉起绳索。他很可能也欣赏伯尔尼的手稿，但他根本不懂，同一个你热爱的女人相比，伯尔尼的原稿就一钱不值了。他继续发表他的谬论：“我们双方都遭受了不幸。”要记起他刚才的谈话还有点儿朋友谈心的味道已经很困难了。为了保护一个讲人道的政府，使它不落到这些自称为“文明人”的手中，即便使文明完全毁灭也是值得的。这些人如果得势，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呢？一个到处挂着“不准触摸”的牌子的收藏品的世界，没有宗教信仰，只有大量的格里高利教皇的赞美诗和色彩绚烂的宗教仪式。那些身上流着血、在一定的日子里会摇动脑袋的圣像，可能因为它们的古老奇特还会被保存一定的时间：迷信是有趣的。会有壮丽的图书馆，可是不会有任何新书。相比之下，他宁可要猜疑、野蛮、背叛……甚至要世界变成混沌一片。中世纪黑暗时期终究是他兴趣所在的“时期”。

他说：“我们这样谈话真的没有丝毫益处。我们两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就是对手稿也没有共同的兴趣。”他之所以能痛苦地逃脱了死亡与战争，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鉴赏与学术是危险的东西，它们会使一个人的感情窒息。

L说：“我希望你听我把话说完。”

“这纯粹是浪费时间。”

L冲他笑了笑。“无论怎么说，”他说，“我还是很高兴，你在这场——该死的——战争爆发之前就完成了研究伯尔尼手稿的工作。”

“对我说来这似乎并不重要。”

“哦，”L说，“这是背叛。”他笑了——若有所思地笑了。这个人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并不是战争毁掉了他的情感，而是他一向只有非常肤浅的情感，以作为文化教养的点缀。他的位置是在那些早已没有生命的古物中间。他突然不再坚持了，只是说：“好，我拿你没办法。你不会怪我吧？”

“有什么可怪你的？”

“就为了现在发生的事。”这个瘦削、孱弱、彬彬有礼而又不令人信服的人转身离去了，就像一位艺术爱好者终于判定某位画家没有什么价值而离开这位画家的画展似的。他的样子稍稍有些悲哀，随时都可能失去理智。

D等了片刻，又走回休息间。透过餐厅的双层玻璃门，他可以看见那瘦削的肩膀重新俯在餐桌的小牛肉上。

姑娘没在桌旁，她加入了另一群人。一只单片眼镜在她耳朵旁边一闪一闪的，那个经理正向她嘀咕一件秘密事。他能听到他们的笑声——那是他在轮船三等舱的酒吧间听到过的那个孩子般的刺耳的声音。“再给我一杯。我还要一杯。”她能一连几个小时这样度过。她对他的好心根本算不了什么：在寒冷的月台上送给你一个面包，邀请你搭她的车，然后把你扔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具有一种她这个阶层的每个人都有的荒唐举止——给乞丐一张一英镑的纸币，但一转眼就忘掉了旁人的悲惨境遇。他想，她实际上是属于L那一伙人的。他又想起自己这个阶层的人，此时此刻不是在排队买面包，就是在没有生火的屋子里想办法暖和一下身子。

他猛地转过身去。要说战争除了恐惧就没有留给你其他感情，这是假的，他仍然可以感到一种激愤和失望。他回到院子，打开汽车的门，一个侍从忽然从汽车前绕过来，说道：“小姐是不是……？”

“库伦小姐要玩个通宵，”D说，“你告诉她——明天——我把车送到本迪池勋爵家。”他把车开走了。

他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汽车，开得不太快，如果被警察拦住，或者因为没有驾驶执照而被逮捕，那就太糟了。一个路标注明了“伦敦，45英里”。运气好的话，他不到半夜就可以进城了。他开始思索L到英国来到底负有什么使命。那张便条什么也没有泄露，上面只简单地写着：“你愿不愿意接受两千英镑？”可是另一方面，那个司机又翻了他的上衣。假如他们是在找他的证件，那么他们肯定清楚他到英国来的目的——没有证件，他就失去同英国煤炭主接触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家里只有五个人了解这件事的始末——他们都是内阁大臣。是啊，老百姓肯定是被他们的领导人出卖了。是不是那个老自由党人？他想。这个人有一次在判处某人死刑时提出过抗议。要不然就是那个似乎认为极权统治可以给他带来更多活动余地的野心勃勃的年轻的内政部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到处都没有信任。但是当人们无法了解事实真相时，什么地方都有像他这样根本不相信人会被贿赂腐蚀的人——只因为如果这样，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了。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人类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

一个路牌标着40英里。

可是L到这里来只是为了阻止这场交易吗？还是对方也非常需要煤？山里的那些煤矿都在他们占领之下，但假如传言是真的，工人们已经拒绝下井了呢？他发觉后面有汽车大灯的灯光——他伸出手挥了挥，示意后面的车超过去。那辆车子开了上来，和他并行——一辆戴姆勒，随后他看见了那辆车的司机，正是企图在盥洗室打劫他的那个司机。

D把油门踩下去，那辆车并不让道。两辆车开足马力不顾一切地并排飞驰在薄雾中。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是准备干掉他吗？这种事在英国似乎不大可能发生，但是近两年来他已经习惯于那些不可能发生然而却发生的事了。一个人被埋在炸成废墟的房子底下五十六个小时后再回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暴力他都会相信了。

这次竞赛只延续了两分钟。他车上的时速表已达到60英里。他继续努力使引擎发挥最大的效力，62， 63，一瞬间时速表的指针甚至指到65英里，但是老帕卡德终究不是戴姆勒的对手。那辆车踌躇了一会儿，这使他的车稍稍占了一会儿上风。然后，戴姆勒开足马力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冲了上来，跑到他的前面，一直开到大雾的边缘，横停在道路上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刹住车。不可能的事看来终于要发生了：他们要干掉他。他坐着没动，仔细思索着，等待着，想找个法子使人们事后知道这是谁干的。这件事情如果公之于众将会不利于对方，他的死或许比他活过的一生更有价值。他曾经出版过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古老的骑士文学作品。他的死肯定会比那部作品的出版更有价值。

一个声音说：“这个畜生在这儿呢。”令人吃惊的是说话的人既不是L也不是站在车门外边的司机，而是那个经理。L也在场——他看见他那麻秆儿一样的身影在稍远一点儿的雾中摇晃。那个经理会不会也属于他们一伙？……情况真令人不可思议。他说：“你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这是库伦小姐的汽车。”

不会的，这终究是英国啊——不会发生暴力行为。他还是安全的。仅仅需要一次令人不愉快的解释。L期望从中得到什么油水呢？也许他们想把他交给警方？她肯定不会对他起诉。往坏里说最多不过耽搁他几个小时。他口气温和地说：“我已经给库伦小姐留了口信——我会把车送到她父亲那儿去的。”

“你这个可恶的外国佬，”经理说，“你真的认为你能带着一个姑娘的行李就这么溜走吗？像库伦小姐这么一位好姑娘，还有她的珠宝？”

“我把行李的事儿忘了。”

“我敢说那些珠宝你绝对不会忘。来吧，出来。”

毫无办法，他只得下车。两三辆汽车在后面不耐烦地按着喇叭。经理喊道：“我说，老兄，把道让开吧。我逮住了这个畜生。”他一把揪住D的上衣领子。

“这没必要，”D说，“我已准备好向库伦小姐解释——或是向警方。”后面的汽车开了过去。那个司机从几码开外的地方显露出来。L站在戴姆勒旁边，从窗口向汽车里面的什么人说着什么。

“你倒觉得你自己他妈的挺聪明，”经理说，“你知道库伦小姐是位好姑娘——她不会控告你。”

他的单片眼镜猛烈地晃动着，他探着头，脸几乎要贴到D的脸上，说：“你就死了这份心吧，别想沾她的光。”他的一只眼睛蓝得出奇，活像一只鱼眼，里面没有一丝感情色彩。他说：“我一眼就看透你了。搭一条船溜进来的。你一开始就没能逃过我的眼睛。”

D说：“我有急事。你能不能把我带到库伦小姐那儿——或是把我交给警察？”

“你们这些外国佬，”经理说，“跑到英国来，引诱我们的姑娘……你会接受教训的……”

“你的那位站在那头的朋友不也是个外国人吗？”

“他是上流社会的人。”

“我不明白，”D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要是依我，你就得进监狱——可是罗丝——库伦小姐——不愿意控告你。”他已经灌了不少威士忌，说话时酒气喷人。“我们会手下留情的——让你皮肉受受苦，不过是男子汉对男子汉。”

“你的意思是——和我打架吗？”他不敢相信地问，“可你们是三个人啊。”

“哦，我们会让你打架的。把你的外套脱下来。你管这位老兄叫小偷——你才是不要脸的贼呢!他真想揍扁你。”

D战战兢兢地说：“你们真想打的话，能不能用——枪，咱们两人一对一？”

“我们这里不搞这种杀人的买卖。”

“打起架来你们自己也从不动手。”

“这你该清楚，”他说，“我的一只手有残疾。”他把那只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晃了晃——一个手指僵直、戴着手套的物体，就像木偶的手似的。

“我不打。”D说。

“随你的便吧。”那个司机慢慢朝着他逼近，头上没戴帽子。他已经把外衣脱掉了，但没有费心把里面的紧身蓝夹克脱掉。D说：“他比我年轻二十岁。”

“这不是国家体育倶乐部，”经理说，“这是给你上一课。”他松开攥住D衣领的那只手说，“来吧，脱掉衣服。”司机站在那儿等着，两只拳头垂在身子两侧。D慢腾腾地脱掉上衣，害怕肢体接触的感觉重新攫住了他：警棍抡了起来，他能看见狱卒的面孔——这是对人格施加侮辱。突然，他意识到从后面驶来一辆汽车，他一下子冲到路中央拼命挥手，口中叫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这些人……”

那是一辆小型莫里斯牌汽车。一个瘦瘦的、神经质的男人坐在方向盘后面，身旁坐着一个灰头发、身材魁梧的女人。她望着路上这几个奇怪的人，带着一种洋洋自得的不满表情。“我说——我说，”那个男人问，“这是怎么了？”

“一群酒鬼。”他妻子说。

“完全正确，老兄。”经理接过了话茬儿，他那只单片眼镜又戴到他那只死鱼眼上了。“我是库里上尉。你知道——都铎俱乐部。这个人偷车。”

“你需要我们去叫警察吗？”那个女人问。

“不需要。车主——一位好心的姑娘，再没有比她心善的了——不打算控告他。我们只打算教训他一顿。”

“那好吧，你们不需要我们，”那个男人说，“我也不打算掺和到这里面……”

“外国佬，”经理解释道，“一个油嘴滑舌的家伙，你知道。”

“哦，外国人啊，”那个女人说，抿了抿嘴，“走吧，亲爱的……”汽车发出呜呜的声音，换了一挡，驶入雾中。

“该说咱们的了，”经理说，“你打不打？”他接着又轻蔑地说，“你用不着害怕。比赛会公平合理的。”

“咱们最好到那边的野地里去，”司机说，“这儿车来人往的。”

“我不去。”D说。

“你不去也行。”司机伸手轻轻地打了他一个耳光，D本能地举起手来护了一下。司机立即又朝他嘴上打了一下。他的一只眼睛一直看着别的地方，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做这一切完全是漫不经心的，随随便便就可以把另一个人毁灭。他一步步跟上来，丝毫没有打架的架势，但一拳跟着一拳。他并不急于取得胜利，他的目的只是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D的双手没有丝毫用处，他也没有想还击(他的心灵已成为恐惧与肉体屈辱的牺牲品)，而且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卫。司机一下接一下地打他，D绝望地想：他们不久就会住手的，他们并不打算杀死他。他终于被一拳打倒了。经理说：“站起来，下流坯，别装死。”D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好像看见L手里拿着自己的皮夹。感谢上帝，他想，我把证明文件藏起来了，他们总不会把我的袜子打脱吧。司机等着他站起来，一拳把他打倒在树篱上，然后退了一步，对着他冷笑。D现在得费好大的劲儿才能看清周围的景象，他满嘴都是血，心脏狂跳不止。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反而有些高兴地想：这群该死的白痴，他们想把我打死，这倒是值得的。他挣扎着，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勉强从树篱上站起身来，照着司机的肚子上打过去。“噢，这只臭猪，”他听见经理在喊，“往肚子上打，犯规。快点儿，结果他。”他在一只像包了钢头的靴子一样的拳头面前又摔倒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在旁边数：“七，八，九。”

有人脱去了他的上衣。有那么一会儿，他真的觉得他是在家里了——他被埋在地下室，身旁是一堆瓦砾和一只死猫。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模模糊糊地觉得一个人的手指在摸他的衬衣，在寻找什么东西。视觉又恢复了，他看见司机那张凑得很近的大脸。他有一种胜利的感觉：赢得这一轮战斗的是他。他嘲弄地向司机笑了笑。经理说：“他没事吧？”

“哦，他没事，先生。”司机回答。

“那好，”经理说，“我希望这对你是个教训。”D费了好大劲儿才站起来。他惊诧地发现那个经理十分尴尬——像是一个教务长用长鞭挞完一个孩子后觉察到情况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了。他转过身去说：“来吧，我们走。我来开库伦小姐的车。”

“你允许我搭你的车吗？”D问。

“搭车？我想他妈的不成。你可以开步走。”

“那么或许你的朋友可以把上衣还给我。”

“拿去吧。”经理说。

D走到沟旁，衣服就放在那里，他记不得他的上衣怎么跑到靠近汽车的那条沟边去了——还有他的皮夹。他弯腰去拾衣服，在他忍住浑身疼痛再直起腰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个姑娘——她一直坐在L的那辆戴姆勒小汽车的后排座上。他的怀疑情绪一下子又扩展开来，他连整个世界都无法相信了。她难道也是个特务？当然，这太荒诞不经了。她仍然醉意醺然，她对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比那个荒唐的库里上尉知道得更多。皮夹的拉链被拉开了，这个皮夹的拉链一拉开就卡住，不管是谁检查里面的东西都不会有时间再拉上它。他举起皮夹放到汽车的窗口说：“你看见了吧，这些家伙干得倒挺仔细。可是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她隔着玻璃看了看他，脸上带着厌恶的表情。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肯定浑身是血，叫人看着作呕。

经理说：“你别缠着库伦小姐。”

他平静地说：“我只掉了几颗牙。我这个年龄的人掉牙也没什么稀奇的。也许我们在格温小别墅还能再见到面。”她大惑不解地盯着他。他伸手往头上摸了摸，帽子已经不知去向了。肯定是丢在路上什么地方了。他说：“请原谅，我的路可不近。但是我必须嘱咐你——我说的是正经话——你应该小心这帮家伙。”他抬脚向伦敦方向走去，库里上尉愤怒的呼喊声从身后的黑暗中传来。他听到一个词——“地狱”。这一天对他似乎漫长得没个尽头，但总的来讲还是成功的一天。

这一天发生的事也不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在这种气氛中已经煎熬了两年。即使置身于一个荒岛上，他也会把暴力带到那孤寂的环境里去。改变国籍是逃脱不了战争的，你只能变换战斗的手段，用拳头替代炸弹，用偷摸替代大炮的轰击。只有在睡眠中，他才能够逃避暴力。几乎他的所有梦境都是过去的和平幻景——是一种补偿，还是为了满足一种愿望？他已经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毫无兴趣了。他经常梦见课堂、他的妻子，有时也梦见佳肴美酒，更多的时候是鲜花。

他下到排水沟里以避开来往的车辆。大地被白色的沉寂笼罩着。时不时经过一幢周围是鸡舍的隐约可见的平房。公路的白垩路堑在汽车灯的照射下像一条屏幕。他不知道L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今天一天是白白浪费了。到目前为止他除了有把握和本迪池见面之外，别的事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把这事泄露给本迪池的女儿看来太轻率了，可是当时他没想到自己还有竞争对手。现实的问题开始把他的心思完全占据了，这使他忘记了疲劳和痛苦。时间过得很快。他机械地向前走着。直到他把这个问题想得差不多了，他才考虑到自己的两条腿，想是不是搭辆顺路的车。不久他就听到身后有一辆卡车轰轰的爬坡声，他走到路中央——一瘸一拐、浑身是伤——朝着开来的汽车打了个手势。

二

早班电车晃晃悠悠地绕过西奥巴德街角的公共厕所，朝着皇家大道开去。从东边各郡进城的卡车大半驶向考文特花园。在布卢姆茨伯里大街一个树叶落光的广场上，一只猫正从邻家的房顶上回家去。在D的眼中，这座城市是那样不寻常地暴露着，但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街上没有一个人，除了他自己，也没有一丝战争的迹象。他带着传染战争的病菌经过一家家还没开门的店铺，经过一家烟草店和一家租赁廉价小说的书店。他记得他要去的门牌号码，但他还是把手伸到口袋里想证实一下——记事本不见了。这么说他们费了半天心机终究还是得到了些许报偿。可是本子里除了他的地址可能对他们还有些价值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不错，本子里还有一份他从一张法文报纸上抄下来的做各种卷心菜的菜谱，以及他从什么地方抄下来的几行诗，诗的作者是一位原籍意大利的英国诗人。这几句诗表达了他对自己死去的亲人的哀思：

每天追逐着她的

是你的心跳与足音，

急匆匆地，你追赶了多少时日，

以什么样的激情，但她永远无法觅寻。

还有从法国某个季刊寄来的一封信，谈到《罗兰之歌》，提到他很久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他很想知道L和那个司机对那几行诗有什么推测。很可能他们会认为那是某种暗语，正在费尽心机寻找破译的方法。人类的天性究竟继承了多少轻信和互不信任啊!

还好，他记得门牌号码——35号。颇有些出乎他的意料，那竟是一家旅店，虽然并不是一家讲究的旅店。敞开的大门在欧洲每一座城市都明确无误地标明了它的等级。他察看了一下自己置身的地方——他对这个地区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了。这里的环境只给予他一种朦胧的感觉，使他记起他在大英博物馆读书时的日日夜夜，攻读学术著作，恋爱，和平的日子。这条街道的一头通向一个大广场——有雾中黑魆魆的树木，一家带有奇妙的圆形屋顶的不很高级的旅店和一个推销俄式浴盆的广告牌。他走进这家小旅店，在室内的玻璃门前按了按铃。不知什么地方传来钟敲六点的声音。

一张憔悴、瘦削的面孔望着他，那是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女孩子。他说：“我想，这里为我保留了一个房间。我的名字是D。”

“哦，”那个女孩说，“我们以为你昨天晚上就会来的。”她怎么也系不住围裙带。眼角的白色说明她还睡意未消。可想而知，那只不留情面的闹钟如何在她耳边发出刺耳的鸣响。他温和地说：“给我钥匙，我自己上去就行了。”她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的脸。他说：“路上遇到一点儿麻烦——汽车出了毛病。”

她说：“27号房间，在顶上。我带你去。”

“不用麻烦了。”他说。

“噢，这没什么麻烦的。那些短期住客才要命呢，一夜进进出出三四回。”

因为总是同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她的纯洁和天真都已经失去了。开始两段阶梯还铺有地毯，再往上就只是光秃秃的木楼板了。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穿着华丽睡衣的印度人露出他那双充满乡愁的迟钝的眼睛往外注视着。D的那位向导步履沉重地走在前面。她的一只袜子后跟有个窟窿，每走一步那窟窿都从趿拉坏了的鞋后跟里滑露出来。如果年岁再大一些，她无疑是个邋遢女人，但是在她这个年纪就显得惹人哀怜了。

他问：“有人给我留过话或是信吗？”

她说：“昨天晚上有个男人来这儿找你。他留下一张条子。”她打开房门的锁，“在梳洗台上。”

房间很小：一张铁床、一张铺有流苏台布的桌子、一张藤椅和一个蓝格子的棉布床罩，干净倒还干净，但是已经洗得褪了色，有些地方快要破了。“你要热水吗？”那孩子无精打采地问。

“不，不要，不要麻烦了。”

“那你早饭吃什么？——多数客人吃熏鱼或是煮鸡蛋。”

“我今天早上什么都不要。我要睡一会儿。”

“一会儿要我来喊醒你吗？”

“哦，不用，”他说，“这么高，爬上爬下也不容易。再说我习惯自己醒。你不用麻烦了。”

她热诚地说：“给上流人干事情我心甘情愿。这儿的人都是‘打短儿的’——你知道什么叫‘打短儿的’吧？要不就是印度人。”她注视着他，目光中流露出一种忠诚与倾心的神情，她正处于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永久把她占有的年龄。“你有行李吗？”

“没有。”

“算你走运，有人把你介绍到这里来。我们从不留宿没有行李的旅客——如果他们自己来是租不到房间的。”

他有两封信，都倚在梳洗台的漱口杯上。他拆开的第一封信的信笺上印着“世界语中心”的信头，打印着：“本中心每期讲授三十课，学费六十几尼。明晨(本月十六日)八点三刻已为您安排了试听课。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参加全部课程。如果此时间于您不便，请打电话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在您方便的时间为您另行安排。”另一封信是本迪池勋爵的秘书写来的，主要是确定会见事项。

他说：“我很快就得出去。我现在稍微打个盹儿。”

“你要个汤壶暖脚吗？”

“哦，不用了。”

她在门口留恋不去，似乎还有什么事要办。“那里装着一块煤气表，需要往里投硬币。你会用吗？”伦敦简直没有任何改变。那只吃起硬币来没个够的嘀嗒转动的煤气表一下子回到他的记忆中，他总也弄不清那只表的刻度盘为什么走得那么快。在一个漫长的黄昏，他们把他口袋里连同她钱包中的所有硬币都倒了出来，一个子儿都不剩了。夜间冷极了，她早上才离开他。他突然醒悟过来，他在伦敦度过的两年的痛苦记忆仍然在外面等待着他，随时准备攫住他。“对，”他很快地说，“我知道。谢谢你了。”她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吞咽下他这句道谢的话。他是位上等人。她轻轻地把门带上。这个动作似乎表明：在她的心中，一只燕子就能带来温暖的夏日。

D脱下鞋子，躺在床上，连脸上的血迹都没洗。他嘱咐自己的潜意识，他必须在八点十五分醒来，就好像他的潜意识是一个俯首听命的可靠的仆从。他立刻就进入了梦乡。他梦见一位极有风度的老人同他沿着一条河岸踱步。他征求老人对《罗兰之歌》的看法，有时又互相客气地争辩几句。河对岸是一群令人望而生畏的宏伟建筑，就像他看到的纽约洛克菲勒广场的图片一样。一支小乐队正在演奏什么乐曲。在他的表指着八点一刻的时候，他准时醒来了。

他从床上起来，洗去嘴上的血迹。被打掉的两颗牙都是牙床后部的牙齿。还算幸运，他冷冷地想。生活似乎下定决心要使他的容貌同护照上的相片相差得越来越远。他的伤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严重。他下了楼。前厅里充溢着从饭厅飘来的鱼腥味，那个小女仆一头撞到他的怀里，手里还端着两只煮鸡蛋。“哎哟，”她说，“真对不起。”某种本能促使他一把将她扶住。“你叫什么名字？”

“爱尔丝。”

“听着，爱尔丝。我把我的门锁上了。我希望你替我照看一下，我不在的时候，千万别让任何人进去。”

“好吧，谁也不会进去的。”

他温柔地拍了拍她的胳膊：“有人可能想进去。你替我收着这把钥匙，爱尔丝。我相信你。”

“这事你就交给我好了。什么人我也不让进去。”她低声发誓说，鸡蛋在她手中的盘子里滚来滚去。

世界语中心设在牛津大街路南的一座大楼的四楼，下面有一个卖玻璃珠饰物的小商店，一家保险公司，一个名叫《心灵健康》杂志的编辑部。一架破旧的电梯摇摇晃晃地把他送上四楼。他对自己在楼上会遇到什么情况心中完全没数。他推开一扇标有“询问处”的门，那是一间四面通风的大房间，屋里摆着几把扶手椅，两个文件柜，一个柜台，柜台后面坐着一位正在织毛衣的中年妇女。他说：“我叫D，我到这儿来是听试听课的。”

“我非常高兴你到这里来。”她满脸堆笑地说。她长着一副理想主义者的干巴皱缩的脸和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穿着一件有紫红色波纹的蓝色毛衣。她说：“希望我们不久就能成为老朋友。”说着按了按铃。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啊，他既有些不情愿又有些嘲讽地想，可是又不无赞赏之情。她说：“贝娄斯博士总是非常愿意和新来的学员亲自交谈几句。”他需要会晤的是不是就是这位贝娄斯博士呢？他也搞不清楚。柜台后面一扇通向一间私人办公室的小门打开了。“请这边走。”那位妇女说，替他抬起柜台入口的木挡板。

不可能，他不相信他要会晤的就是贝娄斯博士。贝娄斯博士站在那间窄小的房间里，屋里摆着皮沙发，家具都是核桃木颜色，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干墨水的气味。博士伸出了双手。他有一头梳理得一丝不乱的银发，一副谨小慎微但又满怀希望的面孔。他嗫嚅着说了些什么，听上去似乎是：“我很高兴。”他的动作与声音比他的面孔更让人感到矫揉造作。他那张脸因为无数次受人冷落已经变得皱缩干瘪了。他说：“世界语中心向客人说的第一句话当然是欢迎光临。”

“您太客气了。”D说。贝娄斯博士关上门。他说：“我已经安排好了，您的课程——我希望我可以用课程这个词——您的课程将由您的一位同胞任教。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总会这样做。这样可以使学员对课程产生好感，也可以帮助他们慢慢地熟悉一个新世界的秩序。您会发现K先生是位非常称职的老师。”

“这我丝毫不怀疑。”

“但是首先，”贝娄斯博士说，“我总是想解释一下我们的教学目的。”他仍然握着D的手不放，并且用难以察觉的动作把他领到一张皮椅子前面。他说：“我希望我的客人是出于爱而到这里来的。”

“爱？”

“对整个世界的爱。一种愿望——希望能够和——所有的人——交流思想。而所有的恨，”贝娄斯博士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这些战争消息，这一切都是由于人们相互不能理解。假如我们大家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他突然灰心地叹了一口气，这次叹气可不是造作的。接着他又说：“我总是梦想着能够帮助别人。”这位不幸的急性子的人一直试图把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他知道自己毫无成效——这几张小小的皮椅，一间通风的房间和那位打毛线活、穿半长外套的妇人。他梦想着世界和平，而且他在牛津大街还有两层楼房。他有一种圣徒的气质，不同的是，圣徒永远获得成功。

D说：“我认为你从事的是一种很高尚的工作。”

“我希望所有到这里来的人都能体会，我们之间不仅仅是一商业上的——关系。我希望你们了解我这里的工作人员所做的努力。”

“当然。”

“我知道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刚开始……但是我们的成果要比你想象的更好一些。我们有西班牙人、德国人、一个泰国人，还有一位你的同胞，也有英国人。当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靠英国人民的支持。可惜，对于法国人我就不能这么说了。”

“这只是时间问题。”D说。他为这位老人感到悲哀。“我致力于这项工作已经三十年了，这次战争对我们当然是莫大的打击。”他突然坚定地挺起腰板来说，“但是从这个月的情况来看，前途还是相当乐观的。我们已经试讲了五次课。你参加的是第六次。我不能老把你留在这里，你得去见见K先生。”休息室中有一只钟敲了九下。“打点了。”贝娄斯博士用世界语说，脸上露出惊骇的笑容。他重新伸出双手：“我说的话的意思是——钟打点了。”他又把D的双手抓在自己的手中，仿佛他在D身上感到更多的同情，比他习惯的还要多。“我愿意到这儿来的是位知识分子……这对我们的工作大有益处。”他说，“我非常希望能和你再做一次这样有趣的谈话。”

“当然，这毫无问题。”

贝娄斯博士在门厅和他分手时显得有些依依不舍。“可能我刚才就应该把事情对你说清楚。我们用的是直接教学法。我们相信——像你这种人——除了世界语不说别的语言。”他重又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屋里。身着半长外衣的那个女人说：“你不觉得贝娄斯博士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吗？”

“他很有抱负。”

“一个人必须如此——你不觉得吗？”她从柜台后面出来，领着他走进电梯。“教室在五楼。按一下开关。K先生肯定在那里等你呢。”电梯摇摇晃晃地把他送到上面一层。他纳闷K先生会是怎样一个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倘若他也属于自己来自的那个被战火蹂躏的世界，那他在这里就很不合适了。

但这个人在这里完全合适——倒不是说和贝娄斯博士的理想主义，而是说和这座建筑物非常协调。一个衣衫褴褛、浑身墨迹的小个子，在任何一所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校都可以看到像他这样收入微薄的语言教师。他戴着一副金属框的眼镜，买个刮胡子刀片都要合计半天。他打开电梯门说：“早安。”

“早安。”D说。K领着他穿过镶嵌着涂成核桃木颜色的松木护墙板的过道，过道尽头是一间同楼下休息厅一样大小的房间，房间被分隔成四小间教室。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在浪费时间。肯定是有人搞错了，可是弄到他名字和地址的人又是谁呢？也许是L设计把他诱出旅馆，好趁机搜査他的房间？这也不大可能。L在弄到他的笔记本之前是不会知道他的地址的。

K先生把他领进一间很小的屋子，屋子里有一只不很暖和的小电炉。双层窗户关得很紧，密不透风，挡住了下面牛津大街上车辆的噪声。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像出自孩子手笔的卷帘画——一家人正在吃饭，背景似乎是一幢瑞士木屋。父亲挎着一支枪，一位女士撑着一把伞。远处山峦重叠，近处是树木和瀑布。桌上摆满了各种食品——苹果、一棵生卷心菜、一只鸡、梨、橘子和生马铃薯，另外还有一块肉。一个孩子在摆弄铁环。一个婴儿坐在童车里从奶瓶里吮奶。另一面墙上是一个挂钟。K先生说：“桌子。”随后敲了敲桌子。他带有表演姿势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嘴里念叨着：“请坐。”D也学他的样子坐在另一把椅子上。K先生说：“现在时间是……”他指了指钟，“九点。”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很多小盒子。他说：“请注意。”

D说：“对不起，肯定有些误会……”

K先生把盒子一只一只地摞起来，同时嘴里念叨着：“一、二、三、四、五。”他压低嗓音加了一句，“我们规定除了世界语不能讲其他语言。倘若别人发现我讲的不是世界语，我就要被罚一个先令。所以请你不讲世界语的时候，把声音压低一些。”

“说是为我安排了一堂课……”

“这没错。我接到了指示。”他说，“这是什么？”他指着那些盒子自问自答道，“这是盒子。”他把声音又重新压低问道，“你昨天晚上干什么来着？”

“当然，我想见见你的上级。”

K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放在D的面前。他说：“你乘的那班船仅晚点两个小时，可是你昨夜一整夜都不在伦敦。”

“最初，我把火车误了——耽搁就耽搁在海关那儿——后来一位女士请我搭她的车，可轮胎在半路上又爆了胎，在郊区一家旅馆我又被困住了。L也在那里。”

“他和你说了话吗？”

“他给了我一张条子，说是可以送给我两千英镑。”

在这个瘦小的人的目光中闪现出一种奇特的光芒——像是嫉妒，又像是渴望。他问：“那你怎么做的？”

“当然了，我没理他。”

K先生摘下他那副金属框架的旧眼镜，擦了擦镜片。他说：“那个姑娘和L有关系吗？”

“我看不像有。”

“此外还发生过什么别的事？”他突然指着墙上的那幅画说，“这是一家人。一家有钱的人。”门打开了，贝娄斯博士往屋里探了一下头，看了看。“好极了，好极了。”他说，然后温柔地一笑，顺手把门又带上了。K先生说：“继续讲。”

“我把她的车开走了。她喝得醉醺醺的不想走。那家旅店的经理——一个叫库里上尉的家伙——开车追上了我。我挨了一顿揍，揍我的是L的司机。我还忘了告诉你，这个人在旅馆的盥洗室里还打算抢我的东西——就是那个司机。他们翻我的上衣，当然什么也没搞到手。我只好开步走。走了好久才搭上汽车。”

“库里上尉是不是……？”

“哦，不会。完全是个白痴，我想。”

“你讲的事真奇怪。”

D勉强赔了个笑脸。“当时这一切似乎非常自然。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看看我的脸。我昨天还没有这些伤呢。”

那个小个子又问：“给你那么多钱……他说没说……他想干什么？”

“没说。”D猛然醒悟过来：这个人并不知道他此行的目的——国内那些人就是这种做法：把他派来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又让另外一些人来监视他。监视他的人是不会知道他来英国执行什么任务的。内战期间这种不信任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使所有的事情复杂化了。谁也不会想到这种不信任有时比信任使事情变得更糟。只有坚强的人才能受得住处处被怀疑，软弱的人只能按照分派给他的角色行动。在D的心目中，K先生就很软弱。D问道：“他们这里给你的钱多吗？”

“一小时两个先令。”

“那并不多。”

K先生说：“幸亏我不是靠这点儿钱活着。”但是从他那套衣服和疲惫的、躲躲闪闪的目光来看，他不可能有更多的其他收入。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指甲啃得露出了嫩肉——说道：“希望你的一切事都已作了安排。”有一个手指上的指甲看来不合他的意，他就又把它咬短了些，好和其他的指甲般配。

“是的，基本上都安排好了。”

“你想见的人都在城里吗？”

“在。”

当然了，这是在套他的情报。可惜K先生没有成功。从他们付给K先生的工资来看，他们不信任他可能是正确的。

“我得打个报告，”K先生说，“我向他们汇报你已经安全到达，你路上的耽搁似乎都有合理的解释……”一个人的行动处处需要用K先生这样一个人的标准来衡量真是奇耻大辱。“你的事什么时候可以办完？”

“最多也就是几天。”

“我记得你最迟星期一午夜就得离开伦敦。”

“是的。”

“倘若到时候走不了，你一定得让我知道。要是一切都顺利的话，你最迟也应该乘夜里十一点半的那趟火车离开。”

“我懂了。”

“好吧，”K先生无精打采地说，“十点之前你不能离开这里。我们最好还是继续上我们的课。”他站起身来走到墙上那幅画的旁边，一个瘦弱、营养不足的小个子——天晓得他们出于什么原因选中了这么一个人。难道在他的伪装下竟然深藏着对自己党派的无限热情？他说：“一家很有钱的人，”又指指那块肉，“这是一块肉。”时间过得很慢。D有一次觉得，似乎听见了贝娄斯博士从过道走过时橡皮鞋底发出的嚓嚓声。即使在世界语中心这个地方信任也并不多。

在接待室他又约好了星期一的课，并且预付了费用。那位已经上了年纪的女人说：“你有一点儿困难吧？”

“哦，我觉得收获不小。”D说。

“我很高兴。你知道，贝娄斯博士常常为高级班学生举办小小的晚会，非常有意思。每次都在星期六晚上八点。这使你有机会遇到世界各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泰国人——这样可以互相交流思想。贝娄斯博士不收费——你只需付咖啡和蛋糕钱。”

“我可以想象得出，蛋糕一定相当不错。”D说着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他走到牛津大街上，现在没有什么可着急的了。会见本迪池勋爵之前他无事可做。他漫步走着，沉浸在一种梦幻般的感觉里——所有商店的橱窗里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什么地方都看不到倒塌的房屋，妇女们到巴扎德商店去买咖啡。这一切简直像他梦境中的和平景象。他在一家书店前面停了下来，看着橱窗里的书——人们有时间读书——新近出版的书。其中一本书的书名是《爱德华国王的一位宫廷女侍》，封面上印着一张照片——一个身穿白色绸衣、帽子上装饰着鸵鸟毛的胖女人。真叫人难以置信。还有一本《非洲狩猎的日日夜夜》，封面上是一个戴着太阳帽的男人，脚下踏着一头打死的母狮。这个国家是多么安宁啊，他满怀深情地想。他继续向前走，不由得注意到路上的行人个个衣着整洁。冬日的阳光苍白无力，牛津大街上停着几辆深紫色的公共汽车，交通又阻塞了。对于敌方的飞机，他想，这是多么明显的目标啊。每次空袭都发生在这个时候。但是天空空荡荡的——或者说基本上空荡荡的。一架闪闪发光的小飞机在晴朗的天空中掉过头，俯冲而下，飞机后部拖着一股轻烟，画出一行字：“俄窝酒给你热力。”他走到布卢姆茨伯里区，忽然意识到，自己度过了一个多么宁静的早晨。他那种传染性似乎在这个一切都按部就班的和平城市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劲敌。除了两个印度学生在俄式浴盆的广告下核对笔记外，这个树叶落光的广场上空无一人。他走进他住的那家旅馆。

楼下客厅里有一个女人，他猜想是这家旅馆的女经理。她长得肥胖臃肿，肤色黝黑，嘴的四周长着几个疖子。她用那种生意人的眼光瞟了他一眼，喊道：“爱尔丝，爱尔丝，你上哪儿去了，爱尔丝？”完全是不耐烦的腔调。

“不用麻烦了，”他说，“我上楼的时候顺便就可以找到她。”

“钥匙应该挂在这儿的钩子上。”那个女人说。

“没关系。”

爱尔丝正在打扫屋子外面的过道。她说：“没有人进去过。”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尽职的守卫。”

但是他一迈进房门立刻就觉察到她讲的不是实话。他有意把皮夹放成一个特别的角度，这样他就可以有把握知道……皮夹有人动过。也可能是爱尔丝收拾屋子来着。他拉开皮夹的拉链——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东西的位置改变了。他叫道：“爱尔丝!”他的声调并不高。看见她走进来，体格矮小，瘦骨嶙峋，脸上挂着的忠实的表情就像她穿的那件围裙一样极不相称，他真怀疑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能够拒绝贿赂。说不定他自己也会被人贿赂——究竟怎么个贿赂法他可说不清。他说：“有人进来过。”

“只有我和……”

“和谁？”

“老板娘，先生。我想你不会介意她的。”当他得知这个世界上最终还存在着忠实的时候，他感到无限欣慰。他说：“当然了，你无法阻止她进来，对吗？”

“我想尽办法不让她进来。她骂我不想让她进来是怕她看见屋子里邋里邋遢。我说你嘱咐过我——谁都不许进这间屋子。她说：‘把钥匙给我。’我说：‘D先生把钥匙交给我，千叮万嘱说不叫人进去。’然后她从我手里一把夺走了钥匙。过后她进没进来我就不知道了。可是事后我觉得，哼……反正也没什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她说，“真对不起，我不应该让她进来。”看得出来她曾经哭过。

“她对你发脾气了？”他温和地问。

“她把我辞了。”但她马上接着说，“这没关系。这里不是人干的——活儿总是能找得到的。而且还有法子多挣点儿——我这辈子也不会再当仆人了。”

他脑子里想：我的传染病还在身上带着呢。我来到这里，把别人的生活都打乱了。他说：“我和老板娘说说去。”

“噢，我不会再留在这儿——发生了这事我绝不再留下来。她……”她好像问心有愧似的承认，“她扇了我一个耳光。”

“那你以后怎么办？”

她既天真无邪又非常世故，这不禁使他感到毛骨悚然。“噢，以前有个姑娘在这儿住过。她现在有一间房子。她那时总是让我跟她去——帮她管家。我不会像她那样跟男人打交道，当然了，只帮她管家。”

他叫起来：“不行，不行。”就好像他猛然看到了在我们全然没有觉察的情况下缠附在我们身上的罪恶似的。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清楚我们自己已经糟蹋了多少纯洁。他得承担责任……他说：“别走，等我和老板娘谈了再说。”

她的话音中流露出一丝凄楚。“我去那儿干跟在这儿也没多大区别，不是吗？”她接着又说，“在那儿当仆人好多了。我和克拉拉每天下午都可以去看电影。她需要有人陪着，她说的。她养了一只哈巴狗，就只有那条小狗给她做伴，男人当然不算在内。”

“别急。我保证可以帮助你——总有办法。”他实际上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也许只有本迪池的女儿……可是在演了那一幕汽车闹剧以后，这似乎不大可能了。

“噢，我下个星期内还不会走。”她太年轻了，对罪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完全不可能从理论上认识。她说：“克拉拉有一只装在洋娃娃身上的电话机，那个洋娃娃打扮起来就像个跳舞的西班牙小姑娘。克拉拉总是会给她仆人吃巧克力糖。”

“别忙着去找克拉拉。”他说。他现在心里已经完全勾画出了那个年轻女人的形象，她很可能有一副好心肠，但是，他相信，本迪池的女儿心肠同样也不坏。她在月台上还给他一个小圆面包呢。虽然她那样做完全可能出于无心，却令人感觉她非常慷慨。

一个声音在门外喊道：“你在这儿干什么呢，爱尔丝？”那是老板娘的声音。

“我把她叫到这儿来的，”D说，“问她谁到我屋里来过。”

他对孩子提供的情况还来不及好好考虑一下——这个老板娘是不是和K一样也是协助自己工作的人，他只想核对一下自己是否走对了路。还是她已经被人收买了？是啊，倘若是这样的话，家里人又为什么让他到这家旅馆来呢？他的房间是预订的，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了，他们也就不会失去联系了。

但是，当然了，这一切也完全可能是一个向L提供情报的人一手安排的——假如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在这个地狱中转起圈子来没个头。

“谁也没到这屋子来过，”老板娘说，“除了我和爱尔丝。”

“我特意嘱咐过爱尔丝不要让人进来。”

“这话你应该对我说。”她的脸庞生得方方正正，透着一股刚毅劲儿，但是看得出来，因为健康的缘故已经大不如往昔了。“再说除了在旅馆干活的人，不会有人进你的房间。”

“有人好像对我这些文件感兴趣。”

“你动过这些纸吗，爱尔丝？”

“没动过。”

她把那张方方正正、生着疖子的大脸挑衅地扭向他，使他感到这女人曾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你看，肯定是你弄错了——要是你相信这个小丫头的话。”

“我相信她。”

“那我就没什么话好说了，反正你屋里什么也没丢。”他没有再开口，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不是自己人就是L的人。是哪边的人都无所谓，她什么也没有找到，而且他也不能从这里搬走，他得执行命令。“也许你现在可以让我说话了，我上楼来是要告诉你：有位女士给你来了个电话。在大厅里。”

他惊奇地反问了一句：“一位女士？”

“就是。”

“她说了姓名吗？”

“没有。”他看出爱尔丝的目光焦虑地注视着他。他想——上帝啊，千万别出别的乱子，这是不是一种幼稚的恋情？他往门口走去的时候碰了碰她的袖子，说：“相信我。”十四岁有点儿太年轻了，不应该懂得这么多，因为十四岁的孩子对一切都是无能为力的。倘若这就是文明——熙熙攘攘的街道，妇女们排队在巴扎德商店购买咖啡，爱德华国王宫廷中的女侍，年轻的女孩子无时无刻不在沉沦堕落——倘若这就是文明，他宁肯选择野蛮，选择炸毁的街道和等着分发食品的长队。那里的孩子最坏也不过就是死亡。是啊，正是为了她这种人，他才加入了这场战斗，为了防止他自己的国家重新回到这种文明里来。

他拿起电话。“喂，你是哪一位？”

一个不耐烦的声音说：“我是罗丝·库伦。”他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想利用这个姑娘引诱我，就像小说故事里那样使用美人计？“是吗？”他说，“你那天晚上平安到家了——回到格温别墅了？”只有一个人能够把他的地址告诉她——那就是L。

“我当然到家了。听着。”

“非常对不住，我没办法，只得把你丢给那帮成问题的家伙。”

“哦，”她说，“别说傻话了。你是小偷吗？”

“在你降生之前我就偷汽车了。”

“你不是需要见我父亲吗？”

“他这么对你讲的吗？”

电话中传来非常不耐烦的声音：“你认为我和我父亲处得不错，彼此常互通消息，是吗？日记上写着呢。你把日记本掉了。”

“我把地址写在日记本上了？”

“是的。”

“我想把它取回来，我说的是日记。日记同我的其他抢劫案有着感情上的联系。”

“噢，看在上帝面上，”那个声音说，“但愿你别再试图……”

他忧郁地凝视着这家旅馆小小的客厅的另一边——一株藤萝攀附在花架上，一个弹壳状的伞架。他不禁想：用家里那些弹壳足可以办个工厂。空弹壳可以出口。圣诞节到了，请买一个从某个被战争夷为废墟的城市运来的高雅伞架。“你睡着了？”那个声音问道。

“没有。我在等着听你的下文呢。这件事——你知道——令人有些尴尬。我们上次的会面有些古怪。”

“我想和你谈谈。”

“是吗？”他真希望自己现在就能判断她到底是不是L的人。

“我指的不是在电话里和你谈。你今天晚上能出来和我一起吃饭吗？”

“我没有像样的衣服。”她的声音听上去非常紧张——这真令人起疑。如果说她是L的人，他们现在当然会焦急不安的——时间不多了，他和本迪池的会面约定在明天中午。

“随你喜欢去哪儿都行。”

他想，只要自己不带证件——放在袜子里可不成——他和她会一次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另一方面，他的房间还有可能被搜査。这肯定是一个难题。他说：“那我们在什么地方见？”

她马上回答：“罗赛尔广场车站外面——七点。”听上去没有什么危险。他说：“你知道有谁需要一个好女仆吗？比如说你或是你的父亲？”

“你疯了？”

“别大惊小怪的。我们今天晚上再谈这件事。一会儿见。”

他慢慢向楼上走去。他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证件必须找地方藏起来。他只要再挨过二十四小时，就是个自由人了——回到那些在飞机狂轰滥炸下忍饥挨饿的同胞那儿去。他们当然不会强塞给他一个情妇——除非在闹剧中，人们一般对这类事是没有多大兴趣的。闹剧中的间谍从来不知疲倦，也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爱一个死去的女人。但是，可能L喜欢读戏剧——他终究是代表贵族阶级的，代表那些侯爵、将军和主教——他们生活在自己那刻板而奇怪的天地里，胸前叮叮当当地摇晃着他们相互授予的勋章。因为生理需要他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就像鱼儿生活在鱼缸里，永远隔着玻璃注视事物。他们对另一个世界的认识——那些有专长的人和劳动人民——部分是从剧本中得来的。你要是低估了统治阶级的无知那就大错特错了。玛丽·安托瓦内特[4]谈论穷苦人时不是说过：“他们不能吃蛋糕吗？”

老板娘走了。电话机可能还有一条线，她可能通过另一部电话机一直在偷听他们的谈话。那个小女孩正赌着气专心致志地打扫过道。他停住脚步望了她一小会儿。有的时候一个人不得不铤而走险。他说：“你能不能到我屋子里来一会儿？”她进来后，他把门关上，“我说话声音不能太大——不能让老板娘听见。”他看见对方那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又吃了一惊——他到底做了什么事赢得她的这种忠诚？一个年已半百的外国人，刚刚揩净脸上的血迹，疤痕累累……他只对她说过五六句表示同情的话；难道她周围的人从来不对她讲这种话，所以他讲的这几句就自然而然地引起她——这种情感？他说：“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事你说吧。”她说。他想，她对克拉拉大概也是这么忠心耿耿。假如一个年轻女孩儿因为没有别的朋友而把感情寄托在一个老年外国人和一个妓女身上，她过的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

他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身边带着一些文件，有人极力想搞到手。我想求你帮我把它们藏起来，明天再还给我。”

她问：“你是间谍吗？”

“不是，我不是。”

“你是干什么的，”她说，“我不在乎。”他坐在床上把鞋脱下来，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她说：“打电话的那位太太……”

他抬起头来，一只手拿着袜子，另一只手拿着证件。“千万不能让她知道。这事只能你知我知。”她的脸庞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了，倒好像是他送给她一件珠宝。他马上改变了主意，不准备给她钱了。他不妨在离开的时候送给她一两件礼物，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换成钱，但绝不应该这么给她钱，这会使她觉得受到侮辱，会伤了她的心。“你会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他问。

“你藏在哪儿我就藏在哪儿。”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发誓。”

“最好现在就藏。立刻就办。”他转过身去望着窗外。旅馆镀金字母的大招牌就挂在窗下，四十英尺下面就是霜气凝结的人行道，一辆煤车正慢悠悠地驶过。“现在，”他说，“我得再睡一会儿。”连日来睡眠不足，他一定得把觉补过来。

“你不吃午饭了？”她问，“今天中午伙食还不算太糟糕。有洋葱土豆炖羊肉和蜜糖布丁。吃点儿饭会使你身体暖和。”她又说，“我给你多盛点儿——趁她看不见的当儿。”

“我现在可不习惯吃这么多了，”他说，“我来的那个地方，人们都学会了不大吃东西。”

“可是人总得吃饭啊。”

“是啊，”他说，“我们发明了一个省钱的法子。大家看看杂志刊登的食品广告就成了。”

“别胡说了，”她说，“我才不信你的话呢。你怎么也得吃饭。假如你的钱……”

“不是，”他说，“绝不是钱的问题。你放心，我今天晚上会吃得非常好。可现在我只想睡觉。”

“不会有人进这间屋子来的，”她说，“不会有人进来。”他能听见她像个哨兵似的在外面走廊上走来走去的声音。时不时传来一两下噼噼啪啪的声响，她可能正装模作样地在外面打扫卫生。

他和衣躺在床上。这次无须嘱咐他的潜意识到时间叫醒他了。他每次睡眠从没超过六小时，这是因为两次空袭之间的间歇时间最长也不超过六小时。可是这次他无论如何也无法使自己入睡——在这之前他一直把那些文件带在身边。在横穿欧洲大陆的整个旅程中他都随身带着这些文件，到巴黎的快车上如此，到加来和多佛尔来仍然如此。就是在他挨打的整个过程中，那些文件也还是安全地藏在他的鞋里，他的脚后跟一直扮演着一个忠实卫兵的角色。一旦那些文件不在自己身边，他的心情就变得十分不安。那些文件是他唯一的身份证明，可现在他什么也不是了——只是一个躺在一家下等旅店的肮脏破烂的床上的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倘若那个女孩子向人炫耀他对她的信任，那……可是他信任她的程度却超过对其他任何人。她很单纯，但这又可能使她在换袜子的时候把那些文件随手一扔，忘到脑后……L，他有些气愤地想，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的国家的暗淡前途完全悬在这个收入微薄的孩子穿的袜子上。这几张纸就可以换得两千英镑——这是已经被证实了的。假如你允许他们赊欠的话，他们出的价码还要高得多。他感到浑身无力，就像剪掉了头发的大力士参孙。他差一点儿坐起来把爱尔丝喊回来。可是即使他把她喊了回来，他又能拿那些文件怎么办呢？在这间光秃秃的小屋中实在找不出地方可以藏它们。而且从某个方面来讲，穷人的前途依靠穷人自己也还是适宜的。

时间过得非常慢。他想这样也可以算休息吧。过了一会儿过道里变得一片寂静。她没办法再在那儿磨磨蹭蹭地假装扫地了。要是我有一支枪，他想，我就不会感到这么束手无策了。可是他没有法子把枪带进来，经过海关检査的时候太冒险了。也许这里有办法私下弄支左轮枪，可他却不知道到哪儿去弄。他发觉自己确实有些被吓住了。时间不多了——他们肯定很快就会对他下手的。他们既然一出场就揍了他一顿，下一步很可能会采取更厉害的行动。只身处于危险之中使人有一种奇特、孤独和恐怖的感觉。过去可不是这样，那时他有全城的人陪伴着自己。他感到他又回到了牢狱中，狱卒正跨过沥青路向他走来。那时他也是孤身一人。古时候同对方交锋可好得多：罗兰在荆棘谷也有伙伴——奥列弗和托宾[5]全欧洲的骑士都赶来帮助他。人们由于共同的信仰而团结一致。甚至异教徒也会站在基督教徒一边反对野蛮的摩尔人。他们或许在圣父、圣子、圣灵这个问题上看法不同，可是一涉及根本问题，他们就团结得像一个人了。现在经济唯物主义却有这么多不同的流派、这么多政治团体。

透过寒冷的空气从街头传来几声吆喝——谁有破旧衣服要卖，修理椅子!他曾经断定战争毁灭了一个人的感情，看来这并不真实。这些吆喝声使他充满了痛苦的怀旧之情。他就像一个年轻人那样把头埋在枕头里。它们把他的思想清晰地带回到结婚以前的岁月中。那时他们俩曾一起倾听这种吆喝声。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献出全部心灵的年轻人，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被愚弄了，被戴上了绿帽子，被彻底欺骗了。他又觉得自己像一个因沉湎于一时的荒唐而毁掉终身的年轻人。生活就像是作伪证、发假誓。有多少次他们曾发誓：要死的话，两人就在一个星期之内先后死去，可是他却没有死。他在牢狱中幸存下来，从废墟中活着爬了出来。那颗炸塌了四层楼房的炸弹炸死了一只猫，却饶了他的命。真的以为用一个女人就能让他上钩？要么这也许是伦敦——一座在和平日子中的外国城市——特地为他准备的，好叫他恢复旧日的情感：绝望？

薄暮降临了，灯火像是一层霜气，笼罩住一切。他睁着双眼重新仰面躺到床上。是啊，就像回到家中似的。过了片刻他又爬起身来，刮了刮脸。该出发了。当他走进寒冷的夜色中时，他伸手把外衣的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底下。从市区刮过一阵东风，风中带着一股商业大厦和银行大楼的侵骨的寒气。这使人们想到长长的过道、玻璃门和死气沉沉的日常公务。那是一阵使人感情冻结的风。他向吉尔福特大街走去——下班高峰时间已过，去剧院的人还没有动身。那些小旅店里正在摆晚饭，一些东方人从他们的单人间里向外张望着，面色阴沉，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

在他拐到一条侧街上时，他听见后面传来一个人的声音，那是一个有事相求的人低低的话语声，听上去彬彬有礼：“劳驾，先生。劳驾。”他停住脚步。那个人戴着一顶非常破旧的圆礼帽，穿一件拆掉了皮领的黑色长大衣，过分斯文地鞠了一躬。他的下巴上留着白色的短须，泡泡眼布满血丝，伸着一只仿佛是准备接受别人亲吻的筋骨外露的憔悴的手。那人马上就用一种只有高等学府——或是舞台上——才残存的腔调道歉说：“非常对不起，我想和您说几句话，先生。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处境非常尴尬。”

“处境尴尬？”

“只要几个先令就行了，先生。”D对此非常不习惯。在他的国家，乞丐总是叫人一目了然地看到自己的穷困不幸，站在教堂的门口，裸露着身上的烂疮。

这个人却带着一脸藏头露尾的焦虑神色。“不然我是不会对您说的，先生，当然了，我感觉到您这人——怎么说呢，也是位上等人。”这是乞讨时有意的阿谀奉承呢，还是获取同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当然了，要是不方便的话，就当我没说。”

D把手伸进口袋里。“别在这儿，假如您不介意的话，先生，别在大街上叫别人看到。请到那边背静的地方。向一位素昧平生的人这样借钱实在不好意思。”他不安地侧身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您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的处境。”这地方停着一辆汽车，一幢房子的巨大的绿色大门关闭着，附近没有人。“好吧，”D说，“喏，这是半个克朗。”

“十分感谢，先生。”他把钱一把抓了过去，“或许有一天我可以报答……”他迈着两条瘦长的腿走出小巷，来到大街上，最后消失在视野外。D跟在他后面往外走。他身后嗖地响了一下，墙那面忽然飞来一块碎砖头，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记忆提醒了他，他撒腿就跑。街道两旁的窗口灯光明亮，拐角上站着一个警察，他逃离危险了。他心里明白，刚才是一个人用带有消声器的枪向他开了火。是个笨蛋。他忽略了这一点，上了消声器以后枪就不容易瞄准了。

那个乞丐，他想，肯定在旅馆门口就等着他，把他诱到那条僻巷。要是击中了他的话，他们就用停在那里的车子把他的尸体运走。或许他们只准备把他打伤。他们多半还没决定该怎么办，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子弹为什么没打中他，就像打枪时望着这个打那个，结果哪个都没打中。可是他们又怎么知道他离开旅馆的准确时间呢？他加快了步伐，来到伯纳德街，他心里隐隐约约有一股怒气。那个姑娘，当然了，不会在车站等他。

可是她却在那儿等着。

他说：“我没有想到能在这儿看见你。在你的朋友向我开枪以后我真不抱什么希望了。”

“听我说，”她说，“有些事情我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我到这儿来是向你道歉的。关于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我不相信你想偷车，可我当时喝醉了，失去理智了……我万万没想到他们要那么打你。主要是那个白痴库里。可是假如你现在又要作戏……是不是想再玩一套新的骗取别人信任的把戏？企图打动一个富于幻想的女孩子的心？你还是放聪明一点儿，你这是白费心机。”

他说：“L知道你七点半在这里和我会面吗？”

她略有些不安地回答：“L不知道，可是库里知道。”这种直言不讳使他大吃一惊。她可能确实是无辜的。

“他拿走了你的笔记本，你知道。他说笔记本不能还给你，这样你就不会再搞什么鬼了。我今天和他通过电话——他在城里。我告诉他我不相信你要偷汽车，我要见你并且把笔记本还给你。”

“他把笔记本给你了？”

“这不是吗？”

“你是不是把时间和地点也告诉他了？”

“有可能。我们谈了半天。他总是跟我争辩。可是你说库里开枪打你算是白说——我不相信。”

“噢，是的，就连我也不相信。我觉得是他碰巧遇见了L，而且把我们会面的事告诉他了。”

她说：“他和L一起吃的午饭。”她神色激动地喊道：“这一切太离奇了。他怎么可能在大街上向你开枪——在伦敦？警察都干什么去了？还有枪声，周围又都住着人？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为什么不去警察局报告？”

他依然和善地说：“让我一件一件地给你解释。是在一条僻巷，不是大街。枪上安有消声器。至于我为什么没去警察局，主要是为了和你在这儿的约会。”

“我不信。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你难道看不出来，倘若事情真像你说的那样，生活就全然不一样了？一切都要从头再来了？”

他说：“对我来讲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在我们国家里，我们就是和子弹生活在一起的。即使在这儿你也得习惯这个。生活从来没什么两样。”他拉起她的手，就像是领着一个孩子似的沿着伯纳德街走去，然后拐到格兰威尔街。他说：“没危险了。他不会待在那里。”他们来到那条僻巷。他从过道里捡起一小块砖头，说：“你看，他击中的就是这个。”

“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来。”她暴躁地喊。

“我想这办不到。”他用指甲抠了抠墙，在寻找什么。子弹有可能嵌入墙里……他说：“他们是在孤注一掷。昨天在盥洗室就来了这么一次——后来的事你都看见了。今天有人搜查了我的房间，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人干的。可是这次——今天晚上——他们使用的手段更进了一大步。除了没杀我，他们什么方法都用到了，但我想他们是达不到目的的。杀死我可没那么容易。”

“噢，上帝，”她突然说，“这是真的。”他转过身来。她手里捏着一颗弹头。弹头打在墙上又弹回到地上。她说：“这是真的。我们得采取措施。警察……”

“我走时谁也没有看见。也没证据。”

“你说昨天夜里你收到一张条子，提出要给你钱。”

“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她怒气冲冲地问，“你不应该被人打死。”

他突然觉得她要歇斯底里了。他抓起她的胳膊把她推进一家酒馆。“两杯白兰地。”他说。他开始满怀希望、喋喋不休地谈了起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我住的那家旅馆有一个小姑娘——她帮了我一个忙，结果为此被解雇了。你能不能给她找一个工作？你肯定有不少好朋友。”

“噢，别当堂吉诃德了。”她说，“你把你的事再给我讲点儿。”

“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了。非常明显，他们就是不愿意让我见到你的父亲。”

“你是不是他们所谓的爱国人士呢？”她既生气又有些蔑视地说。

“噢，不。我想不是。你知道，他们那些人才总是把所谓的‘我们的国家’挂在嘴边。”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他们的钱呢？”

他说：“一个人怎么也得选择一种行为准则活下去，不然一切就都无所谓了，甚至可能用煤气炉了此残生。我选中的是那些几世纪以来一直吃别人残羹剩饭的人。”

“可是你的人民一直是被别人背叛乃至出卖的。”

“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你不妨把这看作是某些人的唯一职业——否则他们就无所事事了。不能任何事都讲道德。我们的人也像对方一样施行暴力。我想假如我相信上帝，事情就简单得多了。”

“你真认为，”她说，“你的领导人比L的领导人要好一些？”她一口把那杯白兰地灌下去，然后用那个小弹头神经质地敲着柜台。

“我并不这样想，当然不这样认为。但我还是更喜欢我们领导下的人民——即使我们的领导把他们领向完全错误的方向。”

“换言之，对也好错也好，你是为了穷人。”她嘲弄道。

“正像我对自己的祖国一样，对也好错也好，我一定得站在它一边。一个人一旦选择好该站在哪一方，就再也退不出来了——当然了，他很可能选择错了。这只有由历史去评判。”他伸手把她手中的子弹头拿了过来，接着说，“我得吃点儿东西。从昨天夜里到现在我还一口东西都没吃呢。”他端起一盘三明治向一张桌子走去。“来吧，”他说，“吃一点儿。我每次和你见面，你都是空肚子喝酒。这对神经没好处。”

“我不饿。”

“我可饿了。”他拿起一块火腿三明治咬了一大口。她用手指在一件闪闪发光的瓷器顶端磨来磨去，发出吱吱的响声。“告诉我，”她说，“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个讲师，讲授中世纪法国文学。”他说，“并不是一个很有趣的职业。”他笑了，“可也有它的乐趣。你听说过《罗兰之歌》吧？”

“听说过。”

“是我发现的伯尔尼抄本。”

“这对我毫无意义，”她说，“我这人生来不学无术。”

“最好的抄本是你们牛津大学的那部——只是里面后人篡改的地方太多了——而且还有遗漏的地方。再往下是威尼斯抄本，对遗漏的地方做了一些补遗，但是并没有补全……那部抄本价值不高。”他自豪地说，“我发现了伯尔尼抄本。”

“是你发现的，这没错吧？”她阴郁地说，目光注视着他手中的子弹头。然后她抬头看了看他那带有伤疤的下巴和受伤的嘴。他说：“你还记得那故事吧——比利牛斯山的后卫，在奥列弗看见撒拉森人到来的时候，他如何督促罗兰吹响号角以便召回査理曼大帝？”

她的心思似乎都用来审视他的伤疤了。她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罗兰说什么也不肯吹号角——他发誓说，任何敌人来攻他都不吹。一个勇敢的大傻瓜。战争期间人们总是选错了英雄。奥列弗才应该是这支颂歌中的主人公，他不该和那个嗜血成性的主教托宾一起被描写成二流角色。”

她说：“你妻子是怎么死的？”可是他下定决心不使他们的谈话涉及他经历的那场战争。

他说：“后来呢，当然了，当罗兰手底下的人都战死了或者即将死去，连他自己也快要完了的时候，罗兰这才说他要吹号角了。这时候颂歌的作者着重描写了这个场面——用你们的话应该怎么说？大肆渲染一通。他嘴中流出鲜血，太阳穴的骨头被打碎了。可是奥列弗还在奚落他。他一开始就有机会吹号角，这样所有的人也就都得救了，但是为了保持他的荣誉他就是不吹。现在他看到自己被打败而且就要死了，他才想起要吹号角，使他的民族和他自己的名字蒙受耻辱。就让他安静地死去吧，让他为自己的英勇精神所造成的一切危害自鸣得意吧。我刚才对你说过奥列弗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吗？”

“你说过吗？”她说。很明显她并没有听他说的话。他看到她在强忍眼泪，而且很不好意思。可能这是一种自我怜悯吧，他想。他从来不关心这种情感，即使在一个少女身上表现出来他也无动于衷。

他说：“这正是伯尔尼抄本的重要性。在这部抄本中奥列弗被重新创造了。这使得整个故事不仅仅是一篇英雄史诗，同时也成为一部悲剧。而在牛津那部抄本中，奥列弗却被描写成一个事事俯首听命的人，他完全是出于意外才失手打死了罗兰，因为他的眼睛受伤后瞎了。这个故事，你看，是经过整理让它变得适合……但是在伯尔尼的抄本中他是完全有意识地打倒了他的朋友——理由是他朋友的所作所为给他手下人带来了重大损失，那么多生命无谓地牺牲了。他恨他所爱的人——那个自负的勇敢傻瓜，关心自己的荣誉甚于关心信仰的胜利。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抄本描写古堡中举行宴会的场面时是多么苍白无力，那段穿插着猎犬、芦苇和酒杯的描写。诗人只能这么写，为了迎合那些中世纪贵族的胃口。只需要有点傲慢自负的性格和一双强壮有力的胳膊，他们也可能成为一个个小罗兰——但是他们并不了解奥列弗想做的是什么。”

“我更喜欢奥列弗，”她说，“不论什么时候。”他惊奇地看了看她。她说：“我的父亲，当然了，正像你的那些贵族，是赞成罗兰的。”

他说：“我刚出版了那部伯尔尼抄本，战争就开始了。”

“战争结束后，”她问，“你准备干什么？”

他从来没想到过要考虑这个问题。他说：“哦，我想我是见不到那天的。”

“跟奥列弗一样，”她说，“假如你能办到的话，你是会结束这场战争的。但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哦，我不是奥列弗，正像我的国家中那些可怜的浑蛋也不是罗兰一样。也许L倒是加纳隆。”

“谁是加纳隆？”

“是书中的一个叛徒。”

她说：“你真的对L那么了解吗？我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

“他们知道怎样表现自己。他们练习这种艺术已经几个世纪了。”他把自己的那份白兰地喝了下去，说，“是啊，我到这里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一本正经地谈话？你邀请我到这儿来，我来了。”

“我当时想，我没准儿可以帮助你，就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

她说：“昨天晚上他们打完你我直恶心。库里当然认为是因为喝多了酒的缘故。其实是因为你的脸。噢，”她痛苦地说，“你应该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地方都没有信任。我从来没见过一张诚实的面孔。我的意思是说对什么都诚实。我父亲手底下那些人——他们对于食物，哼，也许还有爱情——那些使他们透不过气来的妻子，倒是实心实意的，可是一牵扯到煤或是那些工人……”她说，“假如你希望从他们手中搞出东西来，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千万别想用言语说服他们，也别想用言语打动他们。让他们看看支票簿，签一份合同——把事情定死。”

在酒吧间的另一边，一群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玩投镖游戏。他说：“我不是到这里来乞讨的。”

“这件事对你真的很重要吗？”

“今天的战争和罗兰时代的已经完全不同了。煤可能比坦克更为重要。我们搞到的坦克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需要。虽然那些坦克并不怎么好。”

“但是加纳隆依然有可能把你的计划破坏吧？”

“也不是那么容易。”

她说：“我想，你见我父亲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座。就是一群小偷也还要讲点儿义气。高尔德斯坦因同老费廷勋爵、布里格斯托克——还有福布斯。面对你的这些对手你最好心中有个数。”

他说：“你还是少说两句吧。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你的人。”

“我没有人。说来说去我祖父还是一名工人呢。”

“你真不幸，”他说，“你生活在两军对阵之间的无人地带。在我生活的地方，我们都不得不选择一方。当然了，双方对我们都不信任。”

“你可以相信福布斯，”她说，“我指的是有关买煤的事。自然不是事事都信任他。他的名字就是骗人的——他是犹太人，真名叫福尔斯坦。在爱情方面他也不诚实。他想和我结婚。所以我知道他在这方面不老实。他在谢波德市场那儿有一个情妇。他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她忽然笑起来，“我们还有些好朋友。”

这是D在这一天第二次大吃一惊了。他想起旅店的那位小姑娘。当今人们懂得的事情之多简直和年龄不相称。他的祖国的人民在学会走路之前就懂得了什么叫死亡。他们小小年纪就懂得了欲念——这种野蛮的知识本来应该慢一点进入他们的头脑，应该是从生活经验中逐渐收获的果实……在生活中对人们善良本性的幻灭感应该是同死亡一起到来的。而今天他们却似乎先有了这种幻灭感，然后才度过他们漫长的一生……

“你不会同他结婚吧？”他焦虑地问。

“有可能。在他们那些人之中他还算是个好人。”

“关于他有情妇的传闻不见得是真的。”

“哦，千真万确。我找人核实过。”

他没有继续谈这个话题，它令人感到不安。在他刚刚踏上英国国土时，心中不无羡慕之感……不管什么人都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甚至在检验护照的时候都存在有某种信任，可是现在看来在这种表面现象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某种东西。他本以为笼罩着他生活的那种怀疑的气氛应该归咎于内战，现在他却开始相信这种怀疑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它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完全是由于他们在生活中的罪恶，但是在淫棍和窃贼与自己人相处时，倒也还需要保持某种信义。可惜他过去一直沉湎于自己的爱情生活，沉湎于伯尔尼抄本和每周讲授法国文学课，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看起来整个世界都即将变成一片废墟，只有十来个正直的人支撑着这个将倾的大厦——这太令人遗憾了。最好是干脆别费心机，让世界重新从蝾螈开始吧。“噢，”她说，“我们走吧。”

“去哪儿？”

“随便什么地方。我们总不能老待在这儿。现在天还早。看场电影？”

他们在一家像宫殿似的豪华剧场里坐了将近三个小时——展翅的金色塑像、厚厚的地毯、女侍穿梭不停地给客人端来茶点，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过分。他上一次在伦敦停留的时候，这种地方还不像现在这么讲究。那是一出情节离奇的音乐剧，充满了痛苦的牺牲。主人公是一位忍饥挨饿的编导和一位已经赢得明星桂冠的金发碧眼的女郎。她的名字本已用霓虹灯高悬在皮卡迪利广场上，可是她却毅然离开伦敦回到百老汇去拯救那位穷编导。她为一出新戏秘密筹措了资金，而且她那个对观众富有魅力的名字也使这出戏一举成功。那本是一出匆忙之中写出来的小型歌舞剧，班底也是一帮饥一顿饱一顿的天才人物。结果大家都挣了大钱，名字也都上了霓虹灯广告牌——编导也不例外。姑娘的名字当然从一开始就悬在那儿。苦受得不少，泪更没少流，最后才苦尽甘来。剧情荒谬离奇但又哀婉动人。所有的人都举止高尚而且发了财，仿佛已经遗失了几世纪的信仰和道德观念如今又在重新建立，依靠的只是人们不可靠的模糊记忆和潜意识中的期望——或许只是在石头上的一些象形文字。

他感到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膝头上。她曾经说过，自己并不是浪漫的性格。依他看，这个动作不过是她对柔软的座位、昏暗的灯光、缠绵的失恋歌曲的一种条件反射，就像巴甫洛夫用于实验的狗分泌唾液一样。不论哪个社会阶层的人都会有这种条件反射，就像人人都懂得什么叫饥饿一样，只有他没有任何反应，他好像短路，运转已经失灵了。他怀着一种怜悯的心情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应当嫁一个比那个在谢波德市场养着情妇的福尔斯坦更好一些的人。她并不是一个浪漫的姑娘，但是他却感到自己的手抚摸着的那只手凉冰冰的，非常依顺。他低声说：“我觉得有人一直在跟踪我们。”

她说：“管它呢。假如世界真是这个样子，也只好任它去了。是不是有人要开枪，或者一颗炸弹要爆炸？我最讨厌那种冷不丁吓人一跳的声响了。到时候你提醒我一下好了。”

“只是一个教世界语的老师。我刚才肯定看见他那副金属框眼镜在门廊那边闪了一下。”

那个长着一头金发、一双蓝色眼睛的女主角哭得更厉害了——因为人们必须经过公众的选择才能成名致富，而他们又都是出奇的凄惨愚钝。假如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注定能得到幸福结局的世界中，他想，我们是不是也必须经过这么长时间才能找到它呢？可能这正是圣徒们的举止，他们的乐天知足的态度远非凡夫俗子所能理解——他们一进入这个世界就已经看到了幸福的结局，因此对于人世的种种痛苦是不往心里去的。罗丝开口说：“我再也受不了啦。咱们走吧。落幕半个小时以前就知道这出戏怎么收场了。”

他们好不容易才挤到过道里。他发觉自己依然握着她的手。他说：“有时候我真希望我也能看到我自己的结局。”他感到异常疲乏。漫长的两天再加上遭人痛打使得他身体非常虚弱。

“哦，”她说，“我可以告诉你。你将继续为那些不值得为之战斗的人战斗下去。总有一天你会被杀死。但是你绝不会反过来回击罗兰——绝不会有意识地这么干。伯尔尼抄本的这部分整个是错误的。”

他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她对司机说：“卡尔顿饭店，吉尔福特街。”他回头从车尾小窗往外看了看，后面并没有K先生的身影。可能刚才完全是个误会——即使K先生有时也得轻松轻松，观看一场煽情的演出，他也不会到这个花钱的地方来。他说：“我无法相信他们这么快就罢手。明天毕竟有人要吃败仗。煤就像一整队最新式的轰炸机。”他说这些话与其说是对着她，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汽车缓慢地行驶在吉尔福特大街上。他又说：“我要是有一支枪……”

“他们不会这么大胆，是吗？”她说。她用手挽着他的胳膊，仿佛希望他和她就这样隐姓埋名地安全地躲在这辆出租车里。他忽然想起自己曾经怀疑过她是L手下的人，他对此十分后悔。他说：“亲爱的，这件事就像算术中的总和，把我打死很可能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但比起他们把煤弄到手来，外交上的麻烦对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仅是个加法运算问题——看怎样才能得到最大的和。”

“你害怕吗？”

“有一点。”

“那为什么不找个别的地方住？和我回去吧。我可以给你准备一张床。”

“我还有点东西在那里。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住。”出租车停了下来。他走下车。她跟着他下了车，走到人行道上站在他旁边。她说：“我能不能和你进去……万一……”

“最好别进去。”他握住她的手。这就给了他们一个借口，在街上多停留一会儿，看看身后有没有盯梢的。他始终摸不准老板娘是不是自己人。还有K先生……他说：“在咱们分手前，我还想问问……你能为这儿的那个小姑娘找个事吗？她很可爱，叫人信得过。”

她尖刻地说：“哪怕她马上就咽气我也不会管。”这是很久以前当他横渡海峡时在定期渡轮的酒吧里听到的声音，她就是用这副腔调向侍者命令的：“再给我来一杯。我还要一杯。”就像令人感到沉闷的宴会上的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她说：“放开我的手。”他立刻照办了。“你这个该死的堂吉诃德。滚吧。让人拿枪把你打死……你还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处境!”

他说：“你误会了。那个姑娘年纪小得可以做我的……”

“女儿，”她说，“说啊。我也可以做你的女儿。可笑之至。事情总是这个样子。我明白。我也告诉过你。我这个人并不罗曼蒂克。这就是所谓的父女恋情。你可以有一千个理由恨自己的父亲，可最后你还是迷恋上一个和他一样大的男人。”她说，“这简直太荒唐了。任何人也不能自诩这种爱情富有诗情画意。去打你的电话吧，约个时间……”

他颇为不安地看着她，发觉自己除了恐惧和稍稍有些怜悯以外再无其他感情。十七世纪的诗人似乎认为人完全可能把一颗心永恒地奉献出去。依照现代心理学家的分析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你却可能感到自己是那么悲伤、绝望，以致再不敢重新燃起过去的那种感情。他无可奈何地站在这家简陋的旅馆门前。旅馆的门没有关，以便于短期旅客随时进出。

他说：“如果这场战争结束了……”

“对于你来讲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你自己也这么讲。”

她是那么动人。他年轻的时候从来不知道有人会这样动人。他妻子一点儿也说不上动人，她是个相貌平常的女人，但当时这并没有妨碍他爱上她。虽然如此，如果女人长得漂亮一点儿，还是会使人动情的。他小心翼翼地把她搂在怀里，就像是在做一项试验。她说：“我可以跟你上楼吗？”

“不要在这个旅馆。”他松开了搂着她的胳膊，他无法与女人谈情。

“你昨天夜里一上车我就知道我要出毛病。有些慌乱。对你特别客气。在我听见他们打你的时候我直想吐——我当时认为我一定是喝多了，可是今天早晨我一觉醒来感觉还是如此。你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爱过谁。他们管这个叫——初恋，对吗？”

她使用的是一种名贵的香水。他尽量使自己除了怜悯之外再有一点儿别的感情。对于一位已到中年的前法国文学讲师来说，这毕竟是一次机会。“亲爱的。”他说。

她说：“这件事不会持续很久，对吧？而且也不可能持续很久。你会被杀死——会吗？——这是用不着怀疑的。”

他不大令人信服地吻了吻她，说道：“亲爱的，我会见到你的……明天就会见到你。到那时正事也都忙完了。我们在一起……庆祝一番……”他心里明白他演戏演得并不成功，但是现在不是表演忠诚的时刻，再说她又太年轻，受不了忠诚老实。

她说：“即使罗兰，我想，也有一个女人……”但他想到的是另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爱尔达——当消息传来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在神话传说中，你深深爱着的人死去后，你的生活也就完了。不像他这样继续活下去。谁对这个也不感到奇怪——作者只用了简单的几行描写她。他说：“晚安。”

“晚安。”她顺着街道向那些黑黝黝的树丛走去。他想，假如她真是L的人，那他找的这个情报员可太蹩脚了。他发现自己还是喜爱女人的，谈恋爱同背叛不无共同之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明天他要办的事就有了结局，他也就要回去了……他不知道最后她是不是会嫁给福尔斯坦。

他推开里扇的玻璃门，门开着一条缝。他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但是当然他并没有手枪。灯早已熄了，但是他知道那儿有一个人，因为他能听见离那棵叶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的呼吸声。他自己在远处路灯的照射下完全暴露在门前了。不要移动身子——他们随时都可能开火。他又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手里握着的是香烟盒。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手指不让它发抖，但是他害怕疼痛。他往嘴里放了一支烟，接着开始摸索火柴——那些人很可能根本没料到墙上会突然亮出一个火光。他往前蹭了蹭，猛然拿火柴往身旁的墙上一划。火柴划在一只镜框上燃烧起来。一张苍白的孩子气的脸像一只气球一样从黑暗中浮现出来。他说：“哦，上帝，爱尔丝，你吓死我了。你在这儿做什么？”

“等你。”那个稚气未消的柔细的声音低声说。火柴熄灭了。

“为什么要等我？”

“我本来以为你也许会把她带到这儿来。”她说，“我得负责把顾客送进他们的房间。”

“胡说八道。”

“你吻了她，是吗？”

“那不过是应付。”

“不是。你有权利那样做。这是她的话。”

他怀疑把那些文件交给她是不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假如她出于嫉妒把那些文件毁了呢？他问：“她说什么了？”

“她说你会被杀死，一点儿也用不着怀疑。”

他放心地笑了：“是啊，我的国家正在打仗。人们常常被杀死。但是她不了解实情。”

“可是在这里……”她说，“他们也不想放过你。”

“他们还不敢杀死我。”

“我知道出了一件可怕的事，”她说，“他们现在正在楼上，在议论你。”

“谁？”他急切地问。

“老板娘——和一个男人。”

“什么样的男人？”

“一个小个子、头发灰白的男人——戴着一副金属架眼镜。”他肯定在他们走出剧院之前就溜了出来。她说：“他们刚刚还盘问我呢。”

“盘问你什么？”

“问我你对我说过什么没有，我看见什么没有——证件什么的。当然了，我什么都没说。他们想让我开口，那才是枉费心机呢。”她的忠诚深深地打动了他，同时一种怜悯之情在他心里油然而生。多么糟糕的一个世界，竟然听任这种品质白白浪费掉。她激昂地说：“他们杀了我，我也不在乎。”

“不至于到那种地步。”

这次从叶兰旁边传来的声音略有些颤抖。“她什么都做得出来。要是有什么不合她的意，她什么疯事都做得出来。我不在乎。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你是一位绅士。”这个理由太没有说服力了。她继续伤心地说，“那个姑娘所做的一切我都愿意替你做。”

“你现在替我做的事就比她多得多。”

“她和你一起回去吗？回到你那个地方？”

“不，她不去。”

“我和你去行吗？”

“我亲爱的，”他说，“你完全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

他能听见一声长长的叹息声：“你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样子。”

“现在他们在哪儿？”他问，“老板娘和她的朋友？”

“二楼当街的房间，”她说，“他们是你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吗？”天知道她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个酸词儿。

“我认为他们是自己人，但还拿不准。也许最好在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之前，我先把事情搞清楚。”

“哦，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她什么都听见了。楼上有人说话她在厨房都听得到。她让我别告诉你。”他心里猛地一惊：这孩子会不会遇到危险？但这是他不敢相信的。他们对她又能怎么样呢？他顺着黑乎乎的楼梯谨慎地向上走去。脚底下一块楼板嘎吱响了一声。楼梯拐了半个弯，他爬到楼梯平台上站住了。一扇门敞开着。在粉红绸子制作的灯罩下面，灯光照射在两个人身上，他们正以极大的耐心等着他。

D轻声说：“早安。你没有教我晚安该怎么说。”

老板娘说：“进来，把门关上。”他照她的话办了。他也只能照她的话办，他突然想，不论做什么，自己总是听别人吆喝，就像由别人搬来倒去的一个木头靶子。“你去哪儿了？”老板娘盘问道。那是一张凶残的脸——丑陋的方下巴、阴险狡诈的神色和一脸脓疮，她真不该生为女人。

他说：“K先生可以告诉你。”

“你和那个姑娘干什么来着？”

“轻松轻松。”他好奇地扫视了一眼这个小巢——这个词对这间屋子再合适不过了。它根本不是一个女人住的房间，没有铺台布的大方桌，几张皮椅子，既没有摆着花也没有小摆设，只有一只盛鞋的小柜子。整个房间无论是从装潢还是布置上看都只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小柜子的门敞开着，里面塞满坚固耐穿的平底鞋。

“她认识L。”

“我也认识L。”就连墙上挂的画片也是只有男人才挑选的那种。廉价的彩色画片上的女人都穿着长丝袜和内衣。在他眼中这简直是一间独居多年的光棍的房间，好像弥漫着一种畏畏缩缩、鬼鬼祟祟、无法满足的邪念，使人禁不住起一身鸡皮疙瘩。K先生突然开口了。他在这间男性十足的屋子里简直显得女气十足，听他说话你真担心他会歇斯底里。他说：“在你出去——上剧院去的时候，有人给你来了个电话，向你提了个建议。”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应该知道我当时不在。”

“他们说愿意满足你的条件，只要你明天不去赴约。”

“我没提过什么条件。”

“他们把话留给我了。”老板娘说。

“这么说他们是准备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让你和K。”

K先生把两只瘦骨伶仃的手紧紧绞在一起。“我们想要确切知道，”他说，“证件仍然在你手中。”

“你是担心我把它出卖了。在我回家的路上。”

“我们不得不小心点儿。”他说。他那提心吊胆的神情就像在倾听贝娄斯博士胶皮鞋的后跟声。甚至不在世界语中心他也总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被罚一先令。

“你们是不是得到指示才这么干的？”

“我们得到的指示不很明确。很多事需要我们自己斟酌处理。你大概不会拒绝把你的证件拿给我们看看吧。”那个女人没有再开口——决定叫另一位先以好言相劝。

“不行。”

他轮流望了望他面前的这两个人——他似乎终于掌握了主动权。他真希望他的身体状况能允许自己运用这一权利，但是他已经筋疲力尽，没有这种精力了。英国到处都充满令人疲惫无力的记忆，使他记起他现在做的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工作。他这时应该坐在大英博物馆里阅读法国文学。他说：“我相信我们是为同一个雇主工作。但是我仍然没办法相信你们。”那个满头灰发的小个子男人坐在那里，目光停留在自己指甲啃得秃秃的手指上，就仿佛是在受别人的训斥似的。那个女人面对着他，脸上流露着目空一切的神色，但除了这家蹩脚的小旅馆外她谁也统治不了。他亲眼看到过双方都有很多人因为背叛而被枪杀了。他知道从举止和面容上分辨不出哪个人是叛徒。世界上并没有加纳隆式的人物。他说：“你们是不是急着要拿到这桩交易中的一份好处？可是我告诉你们：既没有你们的一份，也根本没有交易。”

“这么说，可能该叫你看看这封信。”那个女人突然说道。他们刚才软硬兼施，都没有达到目的。

他细细地读了这封信。信无疑不是伪造的，他对部长签名和这种信纸非常熟悉，一眼就看出这是真的。看来他的使命已经到头了——这个女人被授权接收他手中那些重要的文件——什么原因信中没有说。

“你看，”那个女人说，“他们不信任你了。”

“为什么我刚来的时候你不把这封信拿给我看？”

“这事得由我斟酌决定。信任你还是不信任你。”

他的地位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的信任只局限于叫他把证件带到伦敦，K先生被指示査对他到达旅馆之前的行动，但是对于他的秘密使命无权过问。这个女人看来在这两方面都是被信任的，既了解使命的内容也有权接收他的文件，但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就是说，在他的行动受到怀疑的时候，他突然说：“你当然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是什么。”

她神气十足地说：“当然知道。”但是这时他心里完全明白了，她并不知道——他从她脸上看得出来，她只是装得十分神气，却板着一张脸。他们把这件事弄得非常复杂：既把任务交给你又不信任你，告诉你一部分真话又闪烁其词。如果部里对情况的估计是错误的……如果他把这些文件交出去，而他们又把文件出卖给L……他知道唯一可以信任的人是他自己，别的他就什么也不敢肯定了。屋里弥漫着一股廉价香水的恼人气味——这是这间屋子里的唯一女性气息，可是这也像男人洒了香水一样，令人心里不舒服。

“你知道，”她说，“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你的工作到此结束了。”

这也太简单了，简直令人无法相信。那位部长不信任他，或者说不信任他们，干脆什么人都不信任。他们互相之间也是同床异梦。每个人只知道自己是真是假。K先生知道自己想用这些文件做什么交易。老板娘明白自己的企图。除了自己之外你不能为任何人担保。他说：“这不是给我下的命令，文件还是要由我保管。”

K先生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他说：“假如你想背着我们搞什么名堂……”他那双收入菲薄、长久教世界语的眼睛闪烁不定，并且丝毫不加掩饰地泄露出他内心的贪婪和嫉妒……对那份少得可怜的工资你又能指望什么呢？在别人为自己的理想操劳的时候，有多少人孕育着自己的背叛行径啊。老板娘说：“你这个人很感情用事，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一位教授，可能还很罗曼蒂克。假如你欺骗我们——你等着瞧吧，我这人可不是好惹的。”他不能正视她，她的样子像地狱一样可怕——一肚子坏主意。她脸上的那些疖子就像是她从前干的见不得人的事情的印记。他记得爱尔丝曾经告诉过他：“她有时像个疯子。”

他问：“你指的是我欺骗你们，还是欺骗家里的人？”他心里确实对她的话没理解。在强手如林的敌人圈子里他已经筋疲力尽、昏头昏脑了，他离前线越远就越感到孤独。他真羡慕那些战斗在前线上的人。他蓦地又回到现实中来了——街上，一连串的铃声，飞驰而过的呼啸声——是消防车还是救护车？空袭解除后人们寻找着被炸塌的建筑物掩埋起来的尸体；偶尔一镐下去就会碰到受伤的人……飞扬在街道上方的灰尘使整个世界一连几个小时变得雾蒙蒙的。他感到一阵恶心，止不住直发抖，他想起了那只紧挨着他脸的被炸死的公猫，当时他一动都动不了，只好强忍着躺在那里，猫毛几乎塞到他的嘴里。

整个房间开始震动起来。老板娘的脑袋像脓疱一样肿了起来。他听见她在说：“快点，锁上门!”他努力使自己振作一些。他们要拿他怎么办？是敌人……还是朋友……他跪在地上。时间似乎停滞不前了。K先生以不可思议的慢动作向门边走去。老板娘的黑裙子在他嘴边晃着，和那只死猫的皮一样，一股尘土味儿冲鼻而来。他真想大声叫喊，但是做人的尊严像牙科医生使用的撑口器一样压住了他的舌头——即使当警棍打在身上的时候，他也没有喊叫。她俯着身子问道：“那些文件放在哪儿了？”她呼出来的是廉价香水和尼古丁搅在一起的气味——构成了一股半女半男的气味。

他怀着歉意地说：“昨天挨了一顿打，今天又挨了一冷枪。”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拇指恶狠狠地向他的眼球按来：他陷入了一场噩梦。他回答道：“文件我没带着。”

“那在哪儿？”那只大拇指在他右眼前晃动着，他能听见门口传来K先生拨弄门锁的声音。K先生说：“锁不上。”他感到恐惧，就仿佛她的手和脸都带有传染病菌。

“你往另一边拧。”他拼命想挺起身来。但那只拇指又把他推了回去。一只结实的鞋子狠狠地踩在他的手上。K先生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在抱怨什么。一个虽然下定决心但还是流露出内心战栗的声音问道：“是您按铃叫我吗，夫人？”

“当然不是我。”

D小心翼翼地抬起了头，说：“是我按的铃，爱尔丝。我没什么大事，只是有些恶心。救护车就在外面。有一次空袭我曾被埋在砖瓦下面。你搀我一把，我好上楼。”转眼间他们走出了那间小屋——盛鞋的小柜子、廉价画片上穿着长丝袜的女人和单身汉的房间所特有的椅子也一起拋在身后了。他说：“今天晚上我要锁上房门，不然我会梦游的。”

他们慢慢地爬到顶层。他说：“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差一点儿干了傻事。我估计，到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里了。”

“我也走吗？”

他不假思索地允诺下来，就仿佛在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上，你可以一张嘴就答应一切请求似的。“是的，你也一起走。”

三

那张猫皮和那条脏裙子和他做了一夜的伴。平时那种安宁的梦境硬生生地被破坏了，他没梦见鲜花和平静的小河，也没梦见老教授讲课。自从经历过那次最厉害的空袭以后，他一直害怕窒息而死。他高兴的是那边的人只是把犯人枪毙，而不是把犯人吊死。要知道，绳索套在脖子上是会使噩梦变为现实的。白天到了，可是没有一点儿亮光，黄色的迷雾让人看不清二十码以外的东西。在他刮胡子的时候，爱尔丝端着托盘进来了，盘子里有一个煮鸡蛋、一条熏鲑鱼和一杯茶。

“你别麻烦了，”他说，“我应该下楼去吃。”

“我想，”她说，“把早饭送上来是个合适的借口。你大概正等我把文件送回来吧。”她脱掉一只鞋和长筒袜，说道：“噢，上帝，如果有人现在进来，会想些什么呀？”她坐在床边，在脚背上摸索文件。

“那是什么？”他一边说一边仔细听着。他发现自己非常害怕文件回到自己手中。责任像是个不吉利的戒指，你更愿意把它送给别人。她端坐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一个脚步声嗒嗒嗒地下了楼梯。

“噢，”她说，“那是穆克里先生，一位印度绅士。他跟那些楼下的印度人不一样。穆克里先生很受人尊敬。”

他把文件接过来——哼，反正他很快就用不着这个了。爱尔丝穿上袜子说：“他这个人爱打听别人的事，他只有这个毛病。爱问这问那。”

“爱打听什么事？”

“咳，什么都打听。比如，我相信不相信占星图？我相信不相信报纸上说的？我觉得艾登先生这人怎么样？他还把我说的都记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奇怪。”

“你想这会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我情绪好的时候，就跟他说一些事，比如艾登先生的事啊，什么都说。说着好玩儿，你知道。可有时候我一想，我说什么他都记下来，真害怕。我抬头一看，他正盯着我呢，就像盯着一只动物似的。但这个人总是很令人尊敬的。”

他不想过问这件事，穆克里先生和他没有关系。他坐下吃起早饭来，可是这女孩没有走。她好像有一肚子话要告诉他——或者告诉穆克里。她说：“你昨天晚上说咱们一起离开这儿的话，还算不算数？”

“算数，”他说，“我会想法给你作出安排的。”

“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她又开始使用廉价小说中的词语，“我可以去找克拉拉。”

“我们照顾你会比克拉拉照顾得周到。”这事他得求助于罗丝。昨天晚上他们谈起这事，罗丝有点儿歇斯底里。

“我不能跟你一起回去吗？”

“情况不允许呀。”

她说：“我在书里读过，女孩子也可以乔装打扮……”

“也就是书里这么写。”

“我害怕再待在这儿——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你再也不会了。”他向她保证说。

楼下铃声刺耳地响起来。她说：“这个人真啰唆。”

“他是谁？”

“住在三楼的一个印度人。”她不情愿地向门口走去，说道，“你答应我了，是不是？今天晚上就让我离开这儿。”

“我答应你。”

“那就画个十字吧。”他照她说的做了。“昨天晚上，”她说，“我睡不着觉。我觉得她会干出点儿什么来，干一件可怕的事。你真应该看看我进屋的时候她那脸色。‘是你按铃吗？’我说。‘当然不是。’她说话的时候目光像是刀子。我告诉过你，我离开你的时候把房间门锁上了。她上你这儿来干什么呢？”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她干不出什么事来的。她就像个恶魔一样，你知道，样子挺凶，实际上害不了人。如果我们不被她吓倒，她就伤害不了我们。”

“啊，”她说，“我告诉你，我真高兴就要离开这儿了。”她站在门旁边，冲他笑了一下，就像小孩过生日一样高兴。“不会再同罗先生或者任何短期房客打交道了，不会再见到穆克里先生，也永远不会再看见那个女人了。今天是我最快活的日子。”她好像在为过去的生活举行告别仪式。

他一直待在屋里，锁着门，直到该去会见本迪池勋爵的时候。他这次一定要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的。他把文件放在上衣里面贴胸的口袋里，穿上大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领上。他肯定这回没有一个小偷能偷走文件。至于那些人会不会使用暴力，他就得冒点儿险了。那些人都知道现在文件就在他身上。他只能指望伦敦这个城市来保护他。他好像一个正在陌生的大花园里玩捉迷藏的孩子，本迪池勋爵的住宅就是他的“家”。再过三刻钟，到十一点一刻，他想事情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结果了。他们那些人也许会利用伦敦的迷雾来会会他。

这是他要走的路线：穿过伯纳德大街，到罗赛尔广场地铁站——他们想在地铁里搞什么名堂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再从海德公园拐到查塔姆路，这段路大约要在雾里走十分钟。当然他可以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一直坐车去，可这太慢了。堵塞的道路、嘈杂的市声和大雾会给那些被逼急了的人一些机会。他开始想，那些人现在一定被逼得不择手段了。此外，他们也不会想不到自己要搞一部汽车。如果他打算坐汽车去海德公园拐角，他应该从街头上等待的一长串出租车中叫一辆。

他走下楼去，心怦怦地跳着。他虽然一再安慰自己，白天在伦敦大街上不可能出什么事，他是安全的，可还是不管用。但是当那个印度人从三楼自己的房间向外张望的时候，他又安心了一些。印度人还是穿着那件花里胡哨的起毛的睡衣。这就像有个朋友在背后为你当见证人似的。他真希望所有他住过的地方都留下明显的脚印，毋庸置疑地记录下他的行踪。

从这里起楼梯开始铺上地毯了。他的脚步轻轻地走在上面，不想让老板娘知道他现在正离开这里。但是，他还是没能逃掉。老板娘正在她那间布置得像男人住所一般的房间里，坐在桌子旁边，门敞开着。她穿着他梦里见到的那件散发着霉气的黑衣服。他在门口站了一下，对她说：“我出去一下。”

她说：“你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你没有遵守上级指示。”

“一两个小时以后我就回来。今天晚上我不在这里过夜了。”她以十分冷漠的神情望着他，这使他很吃惊。倒好像她比他还了解他的计划，就像很早以前，一切事情在她那能干的脑袋里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想，”他说，“我住的房间已经付过钱了吧？”

“付了。”

“没有付的——也在我的开支内——是女佣人的一个星期的工资。我要付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爱尔丝不在这里干活了。你把这孩子吓坏了。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动机……”

她的脸显出一副极感兴趣的样子，一点儿也不生气了。仿佛他对她说了一件事，使她万分感激。“你是说，你要把这个姑娘带走？”听她这么问，他觉得好像有人正在警告他，叫他谨慎小心。他向四周看了看。当然没有人在他身边。远处一个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是谁在发出一个警告。他没有注意，接着说：“小心些，不要再吓唬那个姑娘。”他发现自己简直走不开了。文件安全地放在他衣袋里，可他觉得还是把一件需要他照顾的东西落在后面了。真荒谬，不会有任何危险的。他转过头来，挑衅地盯着老板娘的那张方方正正、满是脓疱的脸，说：“我很快就回来。我会问她，如果你……”

昨天晚上他没有注意她的大拇指会有那么粗。她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两团发面似的大拳头——据说这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症状。大拇指握在里面，手上没有戴戒指。她厉声大喝道：“我还是不明白。”在说话的同时，她的脸扭曲着，一个眼皮耷拉了下来。她向他粗野地挤了挤眼，不知为什么似乎觉得这件事很有趣。看得出来，她这时一点儿也不再担心了，她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他把脸转过去，只觉得自己的心在胸膛里剧烈地跳动，好像用密码传递一个他不懂的信息，或者是警告。他想，自己做了件傻事，话说得太多了。本来可以等他回来以后，再把这些告诉她。如果他不回来了呢？好在那也没什么关系，这女孩儿又不是她的奴隶，用不着老在这儿受罪。再说伦敦又是世界上警察保护最严密的城市。

他走下楼，来到大厅，这时一个非常谦卑的声音说：“您是不是能帮我个忙？”说话的是一个印度人，虽然两只棕色的大眼睛闪着冷漠的光芒，却又叫人觉得这人很随和。这个印度人穿着一件闪光的蓝衣服、一双橘黄色的鞋。这人一定是穆克里先生。他问D：“您是不是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您是怎么攒钱的？”

这人是不是个疯子呀？D想。他回答说：“我从来不攒钱。”穆克里先生的脸盘很大，肉皮松松软软，嘴角两旁满是皱纹。他焦急地问：“真的一点儿都不攒？我是说，有些人把所有铜币或是带维多利亚女王像的便士攒起来。有这种借助储蓄盖房子的公司，也有政府办的储蓄。”

“我从来不攒钱。”

“谢谢您回答我的问题，”穆克里先生说，“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他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这时爱尔丝在穆克里先生身后出现了，她看着D离开这里。不知道为什么，D又一次感到非常高兴，即使穆克里先生就在身边，也没有影响他这种情绪。他离开了她，并没有把她孤零零地交给老板娘。他隔着穆克里先生俯身的脊背向她笑了笑，又冲她挥了一下手。她犹犹豫豫地也向他笑了一下。这情景让人想起了火车站：人们互相告别，情人之间短暂的亲昵。恋人和母子之间在告别时总有点儿困窘，也有人好奇地旁观。对穆克里先生这种局外人来说，观察这一情景就像窥探私人住宅里的秘密一样有趣。穆克里先生抬起头十分亲热地说：“我们下次见面，也许还能谈谈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他伸出一只手，但又很快地缩了回去，就像害怕别人拒绝跟他握手似的。这以后他温顺地站在那里，谦卑地嘿嘿笑着，看着D走入浓雾中。

如果人们知道分别会有多久，他们就会更珍惜分别时的微笑和那几句道别的话了。迷雾把他包围起来，火车已经驶出了车站，人们不再在站台上站着了。一道拱门把那些最有耐心的高高挥动的手臂隔开了。

他疾走如飞，一面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一个挎着公文包的姑娘从他身边走过。一个邮差走着“之”字路，消失在朦胧的雾中。D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大西洋上空的飞机驾驶员，俯冲之前，正飞翔在充满车辆的海滨上空。他要办的事情顶多需要半个小时，半小时之后一切就会有结果了。他一直认为，他同本迪池会达成协议，因为他的国家什么代价都肯出，只要把煤炭搞到手就成了。迷雾笼罩着一切。他想听到人们的脚步声，但是他唯一能听到的是他自己的双脚踏在石板路上的声音。这种宁静根本不能使人放心。他追上了几个人，可是只有当这些人的身影从他面前的浓雾中显露出来时，他才能看到他们。如果现在有人跟踪他，他也不会知道。也许在某个地方，他们会突然对他下毒手。

一辆出租车开得很慢，几乎同他并排，但和便道保持着一定距离。司机探出头来问：“要车吗，先生？”D已经忘了他作出的决定——必须从一长串的出租车中搭车。他上了车，告诉司机：“到格温小别墅，查塔姆路。”他们的车驶进一片茫茫的浓雾里，驶了一段路，又转了几个弯儿。他突然感到一阵不安：“路不对啊!我太蠢了!”他喊道：“停车!”但是汽车却继续朝前开。他看不清到了什么地方，唯一能看见的就是司机宽大的后背和车外面的雾。他捶着玻璃，嚷道：“让我出去!”汽车停住了。他往那人手里塞了一先令，走上了便道。他听见一个吃惊的声音说：“这个人犯了什么毛病？”汽车司机可能是个正直的人。是他自己被发生的事吓昏了头，神经过分紧张了。他撞见一个警察，连忙问：“罗赛尔广场怎么走？”

“你走错路了。”警察说，“往回走，沿着铁栏杆走，走到左边第一条街再拐。”

他好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走到车站。

在他等电梯的当儿，他突然发现要到地底下去乘地铁需要更多的勇气，他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胆怯。自从那次大轰炸被埋在废墟里以后，他一直在地面上活动，就是空袭的时候他也总是站在屋顶上瞭望。他宁可快一点儿死，也不愿意伴着一只死猫慢慢地断气。电梯门还没关上他就紧张得不得了，差一点儿想夺门而出。这种紧张劲儿简直让他的神经受不住。他坐在电梯里唯一的一张长凳上，四周墙壁忽悠悠地升起来。他双手抱住脑袋，不想感到自己正在下降。电梯停了，他已经到了地下。

一个声音说：“要人扶一把吗？你帮这位先生一下，康韦。”D发现自己被一只黏乎乎的小手推着站起来。这时，一个干瘦的、脖颈上围着一圈毛皮领子的女人说：“康韦过去在电梯上也总是叫别人领着。你说是不是，宝贝儿？”一个年龄在六七岁、脸色很不健康的孩子紧紧拉着他的手。D说：“我想我现在已经好了。”其实，置身于空气污浊的地下室过道里，再加上远处火车的隆隆声，他仍然非常紧张。

那个女人问D：“你是要去西区吧？我们把你送到你出站的站台。你是外国人，是不是？”

“是。”

“啊，我对外国人的态度是友好的。”

D发现自己被领过一条挺长的过道。那个小孩穿着一条很难看的灯芯绒短裤、一件柠檬黄的上衣，头戴一顶学校的制服帽，帽子上面印着咖啡色和紫红色的条纹。那个女人又说：“我真担心康韦的身体。医生说像他这么大的孩子很容易得病。他爸爸就得过十二指肠溃疡。”D被这两个人护送着，想逃也逃不了。他们一直把他扶到车厢里。女人接着说：“他现在就有一种毛病，老爱伤风。快闭上嘴，康韦。这位先生可不想看见你的扁桃腺。”

车厢里的人并不多。D身后当然没有人追踪。海德公园拐角难道会出事？还是他把整个事件夸大了？这里毕竟是英国啊。但是，他想起了多佛尔路上那个袭击他的司机，满脸贪婪、喜出望外的样子。他又想起了在那个偏僻小巷中拾到的子弹头。那个女人又说话了：“康韦的坏毛病就是他不爱吃青菜。”

突然，有个念头在D的脑子里转了一下。他问：“你们也是去西区吗？”

“肯辛顿区大马路。我们要去巴克尔服装店，这孩子穿衣服太费……”

“也许你同意我在海德公园拐角带你们搭一段汽车……”

“啊，我们不应该麻烦你，乘地铁更快。”

地铁在皮卡迪利广场停了一下又继续往前开，带着轰轰隆隆的声音驶进隧道。D神情紧张地坐在座位上。这声音把他带回到那个遭受大轰炸的城市。每逢某处一枚爆炸力极强的大炸弹爆炸以后，这样的声音就传到人们耳朵里，带来一股死亡的气息和受伤的人的痛苦呻吟。

他说：“我想这个孩子……康韦……”

“这名字很有意思，是不是？他出生以前，我们正在电影院看康韦·蒂尔勒主演的影片。我丈夫很喜欢这个名字，比我更喜欢。他说：‘要是生个男孩儿就叫这个名字。’那天晚上孩子果然出世了。看起来，嗯，是个好兆头。”

“他也许喜欢乘小汽车吧？”

“噢，坐出租车他会感到不舒服。他就是这么古怪。坐公共汽车和地铁没问题。可是我和这孩子一起乘电梯有时感到不好意思，叫别的人看了很丢人。他老是爱盯着人看。你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把你的手拉住了。”

看来毫无办法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们又干得出什么来呢？那些人可以说已经把王牌打出来了。杀人未遂——他们已经做到极限了，再进一步就是成功地把他干掉了。想象不出，L居然会跟这件事有牵连，当然了，他是有办法从任何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中脱身出来的。“你到站了，”她说，“你就在这儿下车。很高兴能跟你聊聊天。跟这位先生握握手，康韦。”D敷衍了事地握了一下小孩的黏湿的手指，然后转身向黄色的雾气走去。

空气中充满了欢呼声，每个人都在欢呼，看来倒像取得了什么大胜利。骑士桥边的人行道上行人拥挤不堪。在马路另一边，海德公园的大门从低沉的雾霭中显露出来。在路的另一头，一辆由四匹高头大马拉的马车奔驰在蒙蒙雾气中。圣乔治医院周围的公共汽车被堵塞了，过了一会儿又像鳄鱼一样一辆接一辆地消失在好似一片沼泽的潮湿雾团里。有人正在吹哨子。一个残疾人用一只手转动着轮椅不知从什么地方慢慢地出现了，另一只手按动着一支风笛。他沿着路边的水沟艰难地向前移动，吹的曲调总是走调，就像一个玩具橡皮猪发出的吱吱声。他不得不费力地一遍又一遍地从头吹起。那残疾人在一块黑板上写着：“一九一七年受毒气侵害，只靠半叶肺维持残生。”D的四周黄雾翻滚，行人在鼓掌欢呼。

一辆戴姆勒牌小轿车从马路当中的车流中驶过来。几个女人在尖声叫喊，男人都摘下了帽子。D有点儿不知所措，他以前曾经看见过宗教游行，可这里却没有人打算下跪。小汽车在他面前缓缓地行驶着，透过玻璃，可隐约看到两个很小的女孩，穿着定做的僵硬的外衣，戴着手套，苍白的面孔，表情冷漠。一个女人尖着声音说：“啊，亲爱的，他们要去哈罗德百货商店买东西。”这算得上是一个奇景：戴姆勒汽车居然载着人们崇拜的偶像游行。这时，D听见一个他所熟悉的声音严厉地说道：“摘下你的帽子。”

这是库里。

D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人正在跟踪我。当库里认出这是D的时候，他真的有些发窘。他侧过身去，扶了一下单片眼镜，小声咕哝说：“噢，对不起，外国人。”这情景令人想到的是：D是一个同库里有过不正当关系的女人，库里不可能假装没看见她，他只想从她身边赶快走过去。

“我想知道，”D说，“你是否能告诉我去查塔姆路怎么走？”

库里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查塔姆路，去找本迪池勋爵？”

“是的。”街头那个吹笛子的人又一次断断续续地从头吹起来。公共汽车笨重地移动着，人群开始散去。

“听我说，”库里说，“那天晚上我好像做了一件蠢事，真抱歉。”

“没什么。”

“我以为你也是一个骗子呢。我过去上过当。库伦小姐可是个好姑娘。”

“是的。”

“我买过一艘沉没的西班牙大帆船。是西班牙舰队的一艘舰艇。我付了一百英镑的现款。后来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帆船。”

“可不是么。”

“喂，我愿意向你表示我对你毫无恶意。我陪你一起去查塔姆路。我总是高兴能助外国人一臂之力。如果我到你的国家去，我想你也会同样帮助我的。当然了，我并没有可能去你们那里。”

“你真太好了。”D说。他这么说是真心实意的，他长舒了一口气。这场战斗看来已经接近结束了。如果那些人打算在这场大雾中最后再冒一次险，他们算打错了算盘——倒不是D运用智谋战胜了他们。他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隔着外衣摸了摸那份凸起来的证明文件，感到非常宽慰。

“当然了，”库里上尉继续啰啰嗦嗦地说，“有这么一次经验，会使你以后变得小心谨慎。”

“经验？”

“就是买那艘西班牙大帆船啊。那人花言巧语，给我五十英镑拿着，可他自己却兑换了我的支票。我当时真不该听他的，可他非要那么办不可。他说他得把支票兑换成现款才是公平交易。”

“这么说，你只叫人骗去了五十镑。”

“咳，这五十镑都是假钞票。我想他可能觉得我这人比较重感情。当然，这件事叫我变得聪明了。‘吃一堑长一智’嘛。”

“是吗？”D很高兴让这个家伙这样不停地唠叨着和他一起沿着骑士桥走下去。

“你听说过一家叫‘西班牙大帆船’的酒馆吗？”

“没有。我想我没听说过。”

“这是我开的第一个路边酒馆。在梅登海德附近。可是我最后还是不得不把它卖掉了。你知道，在西部地区人们对社会地位不那么看重。在肯特郡或者艾塞克斯还比较好一点儿。可是往西走，往科茨瓦尔德那边去，你就会看到人们都不大讲究阶级身份了。”在等级森严、充满清规戒律的国家里，人们一般是不使用暴力的。暴力是非常简单的手段，是不文雅的举动。他们离开大路拐向左边的一条街。在他们面前，透过迷雾现了几个高大的塔楼和城堡状的建筑物。库里上尉说：“看什么有意思的戏了吗？”

“我一直很忙。”

“千万不能太劳累了。”

“我还在学习世界语。”

“我的上帝，你干吗学这种玩意儿？”

“这是一种世界语。”

“归根结底，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说一点儿英语。”他说，“哎呀，真没想到，你看咱们刚刚从谁身边走过去？”

“我谁也没看见呀。”

“那个汽车司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你曾经跟这个人较量过。”

“我谁也没看见。”

“他就站在那个门口，汽车也在那儿停着。我们过去跟他打个招呼怎么样？”他用那只没有伤残的手拉了一下D的袖子，“时间多得很，再走两步就到查塔姆路了。”

“不，没时间了。”他一下子恐慌万状。难道这是一个圈套？那只手仍在轻轻而又毫不留情地推他……

“我和本迪池勋爵约好了。”

“用不了几分钟的。再说上次你同司机打架，两边谁也没吃亏，棋逢对手。应该去和他握一下手，表示你的宽宏大量。这是规矩。我上次做得不好，你知道。”他在D的耳边轻声唠叨，一只手还在使劲拉着D的衣袖。D嗅出他嘴里有一股威士忌味。

“以后再说吧，”D说，“等我见过本迪池勋爵再说。”

“我可不愿你同他记仇。如果真那样，我就太对不起人了。”

“不，”D说，“你没有责任。”

“你们的约会在什么时候？”

“正午。”

“还有六七分钟呢。去跟那人握握手，再去喝一杯。”

“不。”他挣脱了那只紧紧拉着他袖子的手。听到有人在他身后吹口哨，他把牙一咬，倏地转过身去，举起拳头来。但他看到的只是个邮递员。D开口问：“你能告诉我去格温别墅怎么走吗？”

“你已经快到门口了，”那个邮递员说，“这边来。”D瞟了一眼库里上尉那张吃惊又生气的面孔。过后他想，也许他搞错了——库里上尉只是一心想叫他同那个司机言归于好。

看到爱德华时期建筑风格的大门在面前打开，显出建筑物内部华丽的大厅，他仿佛看到了警报解除的信号。大厅里挂满了国王们的情妇的肖像，他对这个矿主的癖好不禁感到好笑。大厅装着巨大的细工嵌板，四壁悬着一些名画的复制品。楼梯口上面最显眼的地方是奈尔·格温[6]的画像，围在一群小天使中间。这些男孩子后来陆陆续续都被封了各种爵号。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个卖橘子的女人居然生下这么一群王室子孙来。除了奈尔·格温之外，他还发现蓬巴杜侯爵夫人和曼特农夫人[7]的肖像。另外还有加比·戴思莉[8]小姐穿着第一次大战前的服装，戴着黑手套，穿着黑丝袜。本迪池勋爵的癖好真是奇怪。

“把衣服给我吧，先生？”

他把外衣递给了男仆。这间外厅的家具是法国路易七世、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中国的各种式样的大杂烩。这使D感到非常有趣。对于一个从事秘密活动的人来说，这里是一处避风港。

“我怕我来得早了点儿。”D说。

“爵爷吩咐说，您来了就直接进去。”

他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想到罗丝就是这种环境——姑且称之为变相的色情狂吧——的产物。难道这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工人儿子的黄粱美梦吗？金钱就意味着美女。那个男仆也令人难以置信地被夸大了：高高的个子，腰部好像打了个褶儿，只有靠一种奇怪的姿势才能使身体保持直立，好像比萨斜塔一样总是向一旁倾斜着。D向来不怎么喜欢男仆——他们总是思想保守，讲究礼貌，十足的奴才相。然而这个男仆却引他发笑，因为他像一张漫画，把所有这些特性都夸大了。D想起他有一次在一位剧院经理家里吃饭，曾看到好几个穿着特别制服的仆人。

男仆推开了一扇门。“D先生到了。”他通报说。D发现自己走进了一间非常宽敞的、铺着镶木地板的大房间。屋子里挂着许多肖像，似乎都是其家族成员。在一个烧木柴的火炉前，几把椅子围成个半圆形。这些椅子椅背很高，从进门处一点儿也看不到椅子上是否坐着人。他犹豫不定地向前迈了几步。他想，如果是另外一个什么人，这间屋子一定会把他镇住。就是说，这间屋子的布置与摆设都使人意识到自己的破袖口、旧衣衫和没有保障的生活。但是D却没有这种感觉，他生来就不巴结阔人。他根本没想到自己衣着如何寒酸。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迈着轻松的步子，走过了镶木地板。终于安全地来到这里使他万分高兴，他根本顾不上考虑其他事情了。

突然，一个弹头形脑袋上长满灰白头发、生着马嘴似的长下巴、身躯高大的男人从中间那张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开口问：“是D先生吗？”

“您就是本迪池勋爵了？”

那人向身边的三张椅子挥了一下手介绍说：“这是福布斯先生，费廷勋爵，布里格斯托克先生。高尔德斯坦因先生恐怕不能来了。”

D说：“我想你们已经知道我来访的目的吧。”

“我们已经收到了信，”本迪池勋爵说，“两星期以前我们就接到了你要来的消息。”他的手向一张镂花细木的大写字台一挥——他爱做的一个手势是把自己的手掌当作信号器。“请你原谅，咱们现在就谈正事吧。我是个非常忙的人。”

“我正是此意。”

这时，另一个人从一张椅子上站起来。这是个小个子，皮肤黝黑，五官线条分明，像只小狗似的机灵、麻利。他一本正经地把椅子在桌子后面摆好。“福布斯先生，”他喊道，“福布斯先生。”福布斯先生应声出现了。这个人穿着一套花呢西服，衣着举止令人一望可知，他刚从乡间来到伦敦不久，只是从头型才看得出他的犹太血统。他带着嘲弄的语气说：“过来吧，布里格斯托克。”

“费廷勋爵!”

“叫费廷睡他的觉吧。”福布斯先生说，“当然了，只要他不打呼噜。”这些人自己都坐在桌子的一边，本迪池勋爵坐在正中，D觉得自己有点儿像经历一场学位口试。他想，这些人当中布里格斯托克多半会跟我找麻烦，他会像只小狗死咬着一件东西那样刨根问底地问我问题。

“不坐下吗？”本迪池勋爵声音重浊地说。

“好吧，”D说，“如果桌子的这头有张椅子，那么我当然乐意坐。”福布斯先生笑起来。本迪池勋爵呵斥了布里格斯托克一声。

布里格斯托克连忙绕过桌子，拿过来一把椅子。D坐了下来。这一切好像都不真实，叫人惴惴不安。他盼望的时刻终于来了，但他却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坐在这间没有真实感的房子里，身边挂着的是那么多冒牌的祖先。还有那些早已离开人世的国王的情妇。费廷勋爵甚至没有露面。这里根本不是可望解决战争胜负的地方。D说：“你们知道从现在到四月份我们需要多少煤吧？”

“知道。”

“能给我们提供这个数量吗？”

本迪池勋爵说：“就假定说我同意这样做吧，再假定福布斯和费廷也都同意……还有布里格斯托克。”他又补充说，好像事后才想到似的。

“问题在于我们肯出什么价钱？”

“对，就是这么回事，还有你们的信用。”

“我们愿意出市场上最高的价钱。到货后另付25%的奖金。”

布里格斯托克问：“是用黄金购买吗？”

“一部分用黄金。”

“你别指望我们接受你们的钞票。”布里格斯托克说，“那玩意儿到明年春天就可能一钱不值了。或者如果你们想以货易货的话，到时候可能从你们那里什么也运不出来了。”

本迪池勋爵歪靠在椅子上，叫布里格斯托克全权代表自己谈判。布里格斯托克久经锻炼，懂得怎样把本迪池勋爵已经承诺的事重新拉回来。福布斯先生在他面前摆着的一张纸上画了许多雅利安人的面孔。他画的女人都长着圆圆的多情的大眼睛，穿着游泳衣。

“如果你们同意把煤卖给我们，倒不必担心汇率问题。战争虽然进行了两年，但我们的货币并未贬值。有了煤，我们会彻底把那些反叛者击败。”

“我们也得到了完全不同的消息。”布里格斯托克说。

“我认为你们的消息不一定可靠。”

突然，椅子背后有人大声打起呼噜来。

“我们坚持要用黄金付款，”布里格斯托克说，“咱们是不是把费廷叫醒？”

“让他睡吧。”福布斯先生说。

“我们能满足你们的一部分要求，”D说，“我们准备按照市场价格用黄金付煤款，但奖金得用我们的钞票或实物支付。”

“那么奖金必须是全部煤款的35%。”

“太多了吧。”

布里格斯托克说：“我们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运煤船需要保险。还有不少别的风险。”他背后挂着一幅画，画的是裸体女人、花朵和田园风光。

“你们什么时候能交货？”

“我们有些存货……从下月起分批交货。不过，鉴于你们需要的数量，我们还得重新启封几口矿井。这需要时间——也需要钱。机器都老旧了，工人也不会是那些技术熟练的老人了。他们比机器更容易老化。”

D说：“当然了，你们现在卡着我们的脖子。我们没有煤就维持不下去。”

“还有一点，”布里格斯托克说，“我们是生意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十字军。”费廷勋爵从火炉边刺耳地叫了一声：“我的鞋，我的鞋在哪儿？”福布斯先生又笑了起来，继续画着让人看了不舒服但很多情的眼睛。接着，他又在眼睛上画了睫毛。他是不是正在思念住在谢波德市场的那个姑娘？他这个人给人一种健康而耽于色欲的印象，尤其是穿着这套花呢衣服、叼着烟斗的样子。

本迪池勋爵慢吞吞而傲慢地说：“布里格斯托克的意思是，我们的煤在别人那里也能卖好价钱。”

“很可能。但是你们还得考虑一下将来的事。如果我们的敌人赢了这场战争，他们就不会再从你们这里买煤了。他们和别人建立了同盟关系……”

“这事离现在太遥远了。我们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

“你会发现他们的黄金还没有我们的纸币可靠。不管怎么说，他们的金子是盗窃来的。我们会向国际法庭起诉……而且，你们还有一个政府。如果把煤卖给那些反叛分子，你们是违法的。”

布里格斯托克厉声说：“如果想把这笔生意谈妥，你们一定要把奖金提高到35%，按照付货最后一天的煤价计算。另外，还有一点也必须同你讲清楚，佣金由你们一方支付。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

“佣金？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当然是指做成这笔生意后你拿到的报酬啦。你只能从你们那边领取。”

“我没打算要佣金，”D说，“按照常规，中间人一定得要佣金吗？我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不会要的。”

本迪池说：“你这个代理人可真不一般。”说完，他看了一眼D，那神情就像D宣传了什么异端邪说，或者做了什么违法的事似的。布里格斯托克说：“在签署合同之前，我们得看一下你的证件。”

D把手伸进那个贴胸的衣袋。证件不见了。这真是令人无法相信的事。

他惊慌失措地翻遍了所有的衣服口袋，可是连证件的影子也没找到。他抬起头来，看见对面的三个人正在望着他。福布斯先生不再画小人儿了，他正饶有兴趣地盯着他。D说：“这太奇怪了，我是把证件装在这个兜里的呀……”

福布斯先生轻声说：“也许在你的外衣口袋里？”

“布里格斯托克，”本迪池勋爵说，“按一下铃。”他向进来的男仆说：“把这位先生的外衣拿来。”这只是走一下形式，因为D清楚地知道证件根本不会在那儿。可到底这证件是怎么丢的呢？难道库里会……？不，这不可能。没有人有机会偷走证件，除非……男仆胳膊上搭着那件外衣走了进来。D看了一眼那双受人雇用、恪尽职守的毫无表情的眼睛，好像他希望能从中找到些暗示。但是，那双眼睛不论接受了别人的贿赂还是赏金，却什么也不表现出来。

“怎么样，找着了吗？”布里格斯托克用刺耳的声音问。

“不在那里。”

突然，火炉前站起来一个非常老的老头。他开口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本迪池？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他已经来了。”

“应该告诉我一声。”

“可你一直在睡觉呀。”

“胡说。”

D一个接一个地翻着口袋，甚至连衣服的衬里都找了一遍。当然，那儿是绝不会有的。他做的可能只是个富于戏剧性的姿势，叫那些人相信他的确有过证件。D觉得他的表演非常蹩脚，给人的印象是他自己也没有希望找到这件东西。

“我刚才是在睡觉吗，布里格斯托克？”

“是的，费廷勋爵。”

“是吗？睡觉就睡觉吧。我现在倒有精神了。我希望你们的事情还没有谈妥呢。”

“是的，什么也没有谈妥，费廷勋爵。”布里格斯托克的样子有点儿沾沾自喜，他好像要说，“我一直都在怀疑……”

本迪池勋爵问D：“你会不会出来的时候把证件丢在家里了？太奇怪了。”

“我一直把证件带在身上。是让人偷走了。”

“偷走了？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就是到这间屋子来的路上。”

“噢，”布里格斯托克说，“那就什么也别说了。”

“是怎么回事？”费廷勋爵厉声问道，他又说，“你们就是谈妥了什么事，我也不会签字的。”

“我们什么也没有决定。”

“应该这样，”费廷勋爵说，“这件事还需要考虑一下。”

“我知道，”D说，“因为我拿不出证件，你们怕我的话不算数。可是我干这件事又能捞到什么好处呢？”

布里格斯托克从桌子后边探过身来，语气恶毒地说：“你能拿到一笔佣金，不是吗？”

“算了吧，布里格斯托克，”福布斯说，“他说了，他是不要佣金的。”

“哼，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看到根本没希望拿到。”

本迪池勋爵说：“用不着争论了，布里格斯托克。这位先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冒名顶替的。如果他的身份是真的，并能提供证明，我就准备同他签订合同。”

“当然了，”福布斯说，“我也是这样。”

“你应该了解，先生，你现在是在洽谈一笔生意，我们是无法同一位身份不明的代理人签订合同的。”

“你还应该了解，”布里格斯托克说，“我们国家有一条法律，对于招摇撞骗的人是要严厉惩处的。”

“我们还是以后再谈吧，”费廷勋爵说，“好好考虑一下再谈吧。”

我该怎么办？D在思忖，我现在该怎么办？他坐在椅子上，承认自己被彻底打败了。什么陷阱他都摆脱了，只有最后这一招他没有料到……他感到很不是滋味。没有别的法子了，只有再千里迢迢地重新回老家去——乘坐渡海峡的轮船，乘坐到巴黎的火车。家里的人当然不会相信他的故事。他没有被敌人的子弹打死——倒不是他自己做出了什么努力——结果却被自己这边的人枪毙在坟场上。他们总是在坟地里行刑，免掉搬运尸体的麻烦……

“好吧，”本迪池勋爵说，“我想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如果你回到旅馆以后找到了证件，最好马上给我打个电话。另外还有一个人要同我们谈这笔生意……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等下去。”

福布斯问道：“伦敦没有人可以给你作保吗？”

“没有人。”

布里格斯托克说：“我想咱们别再耽搁人家了。”

D说：“我想我用不着对你们说，我早就料到这个结局了。我到这里来还不到三天，我住的房子就叫人搜寻过，我自己被人打了一顿。”他用手摸了摸脸，“你们可以看到我脸上的伤疤。还有人向我开了一枪。”在这些人观察他脸上伤疤的时候，D想起罗丝警告过他的话——不要像演戏似的妄图打动这些人的感情。本迪池、费廷、布里格斯托克，一个个脸上都毫无表情，倒好像他在不适当的场合讲了一个肮脏的故事。本迪池勋爵说：“我相信，你可能真的把证件丢掉了……”

“这是浪费时间，”布里格斯托克说，“谁都看得出来。”

费廷勋爵说：“简直是胡闹。有警察嘛。”

D站起来说：“还有一件事，本迪池勋爵。你的女儿知道有人冲我开过枪。她到那个出事地点去过。连枪弹也找到了。”

费廷勋爵笑了起来。“噢，那个姑娘啊，”他说，“那个年轻的姑娘，总是瞎胡闹……”布里格斯托克神情紧张地斜着眼睛瞥了本迪池勋爵一眼，他好像想要说什么又不敢开口。本迪池勋爵说：“我女儿说的话在我们家里算不得证明。”他皱了皱眉头，低头看着自己指关节生满汗毛的一双大手。D说：“那么，我只好说再见了。但是我还没有被打败。我请求你们别匆忙作出决定。”

“我们办事从来不匆忙。”费廷勋爵说。

D走了半天才从这间气氛冰冷的屋子走出去。他好像开始踏上了漫长的归途，谁也说不准在他到达行刑的坟场前，中途有没有个落脚点。L正在客厅里等候接见，D看到他像个无足轻重的人被冷落在自己后面，心里略微感到些许安慰。L站在那里，有意摆出一副傲然物外的样子。他正在审视围在一群小天使中的奈尔·格温，听见脚步声连头也不回。过去，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优越地位，他总是先打招呼，但现在这种残酷无情的处境却使他不得不佯装不识了。他向油画又凑近了两步，开始观察圣阿尔班公爵肖像的背面。

D开口说：“我应该多防备一些。你雇的特务当然不少，可是这种把戏只有一方面是耍不起来的。”

L带着忧愁的神色，把目光从油画上的小天使转向这个不懂社交礼节的人。他说：“我想，你大概要搭第一班船回国，但如果我是你的话，到了法国就别再往南走了。”

“我不准备离开伦教。”

“你在这儿还有什么好做的？”

D沉默不语——说实在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还留在英国做什么。他的这种沉寂似乎让L感到不安。L认真地说：“你还是听我忠言奉劝吧……”这么说一定还有什么事叫他感到惴惴不安，他是不是害怕对方采取最直截了当的办法？D说：“你犯了不少错误。在路上打我——库伦小姐绝不会支持你，认为我偷了她的汽车。还有那次偷偷向我开枪——我虽然没有找到枪弹，可是叫库伦小姐找到了。我要对你提出控告……”

铃声响了一下，刚才把D引进来的那个男仆一声不响地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本迪池勋爵现在请您进去，先生。”

L根本没有理睬男仆(这件事很值得玩味)，他说：“只要你肯保证……别再找麻烦。”

“我向你保证，今后几天我的住址都在伦敦。”D又恢复了信心：这件事断定谁胜谁负还为时尚早。L变得惶惑不安起来，不知为什么。他好像准备好言相求，他肯定知道一些D并不了解的事。门铃突然响起来，仆人把大门打开，罗丝好像到别人家做客似的走了进来。她说：“我要去赶……”这时她一眼看到L，改口说，“真是幸会!”

D说：“我刚才正在跟他说，我并没有偷你的汽车。”

“你当然没偷。”

L行了一个欠身礼说：“我不能叫本迪池勋爵久等了。”仆人打开门，L立刻隐没在那间大屋子里。

“喂，”她说，“还记得你昨天说了什么吗？我们要庆祝一番。”她说这话的勇气是强装出来的。在向一个男人倾吐了自己的爱情之后，下一次同他见面是会有些尴尬的。D本来猜想她也许会提出什么借口——“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上次我喝醉了。”但是她却没有这样，她一片真诚，简直叫人吃惊。她说：“你没有忘记昨天晚上的事吧？”

D说：“要是你还记得，我自然什么也没有忘。只不过没有什么可值得庆祝的。他们把我的证件弄去了。”

她很快地问：“他们没有把你打伤吧？”

“没有。他们没费一点儿事就拿去了。给你开门的那个人是新雇的吗？”

“我不知道。”

“肯定是……”

她说：“你是不是认为我也住在这里？”但她立即就把这个问题撇开了，“你是怎么同他们说的？”

“跟他们说的都是实话。”

“所有你经历的那些闹剧？”

“是的。”

“我警告过你。福尔特有什么反应？”

“福尔特？”

“就是福布斯。我总是叫他福尔特。”

“我不清楚。净是听布里格斯托克一个人说了。”

“福尔特还算个正直的人，”她说，“尽管他自己有一套处世方法。”罗丝脸上的肌肉绷紧了，好像她正在沉思福尔特的处世方法。D不禁从心坎里可怜起这个姑娘来：她从小失去家庭的温暖，在一群私人侦探和互相猜忌的气氛中长大成人，她在自己父亲的这个家里是非常不舒服的。她还这么年轻，D结婚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孩子，可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她就发生了这么可怕的变化。与此同时他们俩的关系也过分亲密了点。她说：“你们的使馆里有没有人可以给你担保？”

“我想不会有。我们不相信使馆的人——除了有一位第二秘书，也许是个例外。”

她说：“那就不妨去试试。我去叫福尔特来。他很精明。”她按铃把仆人找来，对他说：“我要见一下福布斯先生。”

“我怕他正在开会呢，小姐。”

“没关系。告诉他我有要紧事要跟他谈。”

“本迪池爵爷吩咐过……”

“你不知道我是谁，是吗？你一定是新来的。我没有必要认识你的面孔，但是你应该认识我才好。我是本迪池勋爵的女儿。”

“很对不起，小姐。我不知道……”

“那么你就给我传话去吧。”她转身对D说：“你看，他是新来的。”

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听见了费廷的声音：“不用忙。最好睡一会儿……”罗丝说：“如果是这个人把你的文件偷走了……”

“肯定是这个人。”

她气冲冲地说：“我就叫他找不到饭碗。英国没有哪个职业介绍所会……”福布斯先生走了出来。罗丝说：“福尔特，我要叫你给我办一件事。”福布斯把身后的门关上，回答说：“办什么事都成。”他像是一个穿灯笼裤的东方君主，愿意许诺给别人巨大的财富。罗丝说：“那些傻子不肯相信他。”当他望着她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不管那些侦探如何汇报，他的确是无可救药地爱着她。他对D说：“很对不起，你的经历太离奇了。”

“我找到了那颗子弹。”罗丝说。

离开了那些人，又不是坐在桌子后面，福布斯的犹太人特征显得格外分明了——隆起的肚皮和犹太人的头颅。他回答说：“我说他的经历很离奇，但并不等于说不可能发生。”他的非常遥远的背景是沙漠、死海、荒山以及从耶利哥[9]出发后一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像他这样的人是什么离奇的事都会相信的。

“他们在里面现在谈得怎样了？”罗丝问。

“没有很大进展。费廷这老头儿总是横生枝节，布里格斯托克办事也不痛快。”他转过来对D说，“别认为布里格斯托克只不相信你一个人。”

罗丝说：“如果我们能向你证明，D说的话都是真实的……”

“我们？”

“是的，我们。”

“如果我感到满意，”福布斯说，“我就签订一份合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最大数量的煤。这还不能完全满足你们的需要，但是别的人也会照我这样办。”他焦虑不安地望着他们俩，好像在为什么事担忧。说不定这个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他害怕在报纸上读到一则结婚启事，也害怕听到人们议论：“你听说本迪池女儿的事了？”

“你现在就同我们去使馆吧？”她问。

“我以为你是要告诉我们……”

“这不是我的主意，”D说，“我想这很可能解绝不了问题。国内的人对我们这位使节是不信任的……但也不妨试一试。”

他们一言不发地在雾中缓缓地驾驶着汽车。福布斯在途中只开口说过一次话：“我倒很愿意再把矿井打开。工人们现在的生活太糟了。”

“他们的生活糟不糟关你什么事，福尔特？”

他冲着坐在汽车另一角的罗丝笑了一下，说：“我不愿意招人恨啊。”这以后他的两只葡萄干似的小黑眼睛又开始聚精会神地凝望着车外的黄雾。他非常耐心，就像为了娶拉结甘心服役七年的雅各那样耐心[10]……D想，雅各住在帐篷里心中还存有希望呢。你能责备他吗？他觉得即使福布斯也是值得羡慕的，不管怎么说，他爱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哪怕爱情的代价是恐惧、嫉妒和痛苦。这种感情毕竟是高尚的。

汽车到了使馆，D说：“要是第二秘书接见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他们被带进会客室。在会客室的墙壁上挂着的还是战前的风景照片。D说：“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那是一个群山环抱中的荒凉的小村落。“现在让他们占据了。”他在屋子里缓步地兜着圈子，好像有意叫福布斯同罗丝单独在一起。这些照片都很不高明，有意照出浓厚的云层和艳丽的花朵，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有一张照片是他教过课的大学……空无一人，像是一座寺院，叫人看着很不真实。门开了，一个穿着黑色晨装、戴着白色高领的人——样子像个没有台词的演员——进来说：“是福布斯先生吗？”

D说：“你们别管我。尽量向他提出问题吧。”会客室有一个书架，上面的书都是同样的装帧，厚厚的，看来没有人翻过。戏剧集、诗集……D把背转过去，佯装看这些书。

福布斯先生说：“我来打听一些事。我代表本迪池勋爵，也为了我自己。”

“只要我们能够帮助您……我们乐于为您效劳。”

“我们同一位先生会过面，这位先生自称是贵国政府的代表，来洽谈购买煤炭的事。”

使馆里的人语调是冷冷的：“我想我们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消息……我可以问一下大使，但我敢肯定……”他越往下说语气就越发坚定。

“可是我想，你们也有可能没有接到通知，”福布斯先生说，“这个人是机要人员。”

“这绝不可能。”

罗丝厉声说：“你是第二秘书吗？”

“不是，太太，他休假去了。我是第一秘书。”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不回英国了。”

看来这件事到此就可以结束了。福布斯先生说：“他声称证件遗失了。”

“噢……恐怕……我们对这件事毫不知情……我刚才说了，这绝不可能。”

罗丝说：“这位先生还是有些名气的。他是位学者……在大学任过课。”

“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会不知道。”

D非常佩服，看不出罗丝居然是位干将。她每次开口都说到点子上。

“这个人是法国文学权威。他注释了《罗兰之歌》的伯尔尼稿本，名字叫D。”

这次，那冰冷的声音在沉吟了片刻后才接着说：“恐怕……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很可能，是不是？也许你对法国文学毫无兴趣。”

“如果您肯等两分钟，”他强作镇静地干笑了一声，“当然了，我可以去査一下人名录。”

D转身离开书架，对福布斯先生说：“恐怕我们这是白白浪费您的时间。”

“啊，”福布斯先生说，“我的时间没有那么宝贵。”他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那个女孩子。他对她的一举一动都紧紧盯着不放，眼睛里流露出疲惫、悲哀和情欲的神色。这时她走到书架旁边，从书架下层抽出一本书，翻看起来。门又开了。使馆的秘书走了进来。

他说：“我已经査过了，福布斯先生。没有这么一个人。我怕是你们上当了。”

罗丝怒气冲冲地抢先一步说：“你说谎。你是不是说谎？”

“我有什么理由说谎？这位……”

“我叫库伦。”

“亲爱的库伦小姐，因为这场内战，所以一些真真假假的人物都上场了。”

“那么为什么他的名字印在这里？”她拿着一本打开的书说，“我不懂这里写的是什么，但这里是这个名字……我不会弄错的。这里还有‘伯尔尼’这个字。这似乎是一本人名录。”

“真奇怪。我可以看看吗？也许，因为您不懂这种语言……”

D说：“我懂，我可以谈谈吗？这里面记载着我担任塞德大学讲师的时间，也谈到了我论述伯尔尼手稿的那本著作。可不是，这里面都写着呢。”

“你就是这位学者？”

“不错。”

“我可以看看这本书吗？”D把书递给他。D想：天啊，她胜利了。福布斯也看着她，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敬佩。第一秘书说：“啊，对不起。因为您的发音，库伦小姐，所以我弄错了。D这个人我们当然都知道，是我们最尊敬的学者之一……”他让自己的话在半空飘浮着，看来他就要彻底投降了，但他的目光却一直停在室内那位女客身上，他根本不看这件事的主人公。这里面一定有鬼，这人肯定又要搞什么名堂。“你看，是这么回事吧。”罗丝对福布斯说。

“可是有一点，”第一秘书不慌不忙地说，“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在监狱里被叛变的人枪杀了。”

“没有，”D说，“这不是事实。我被交换出来了。这里——我带着护照呢。”他没有把护照同证件放在一个口袋里，真是万幸。第一秘书接过护照来。D说：“你还有什么话说？护照是伪造的，是不是？”

“噢，不是假的，”第一秘书说，“我看这份护照倒是真的，只不过不是你的。只要看看上面的照片就知道了。”他把护照擎在手里叫大家看。D想起他在多佛尔检査站镜子里看到的那个满面笑容的陌生人……他不抱希望地说：“战争和牢狱生活使人的容貌都改变了。”

福布斯先生语气温和地说：“当然了，相片和本人还是很相似的。”

“当然有相似的地方，”秘书说，“要使用别人的护照就得找一个……”

罗丝怒气冲冲地说：“相片上就是他这张脸。我一看就知道是他的脸。谁都看得出来……”但是D却听出她的语气里不无某种怀疑，她故意大发雷霆只不过为了叫自己深信不疑。

“他是怎么把护照弄到手的，”秘书说，“这事谁也不知道。”他转过来对D说：“我要叫你为这件事受到应有的惩罚……一点儿不错，我绝不会让你逃掉的。”接着他又降低了声音，毕恭毕敬地对罗丝说：“真是对不起，库伦小姐，D本来是我们最有学问的一名学者。”他说这话时语调令人非常信服。D觉得好像是听别人在背后恭维自己，他觉得很奇怪，并且夹杂着某种自鸣得意的感情。

福布斯先生说：“最好叫警察局去好好调査一下。我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对不起，我现在就给警察局打个电话。”一秘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拿起电话机听筒。

D说：“我这个假冒死人的人似乎干了不少犯法的事。”

秘书对着电话机说：“是警察局吗？”接着他告诉了对方使馆的名称。

“第一件犯法的事是偷了你的汽车。”

秘书说：“护照是在多佛尔盖的入境签章，两天以前，不错，他就是这个名字。”

“接着布里格斯托克先生又怀疑我冒名顶替图谋钱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

“我知道了，”秘书说，“看来肯定就是这个人。是的，我们就把他扣在这儿。”

“现在我又被控告使用假护照，”D接着说，“作为大学讲师，我这些履历可真不光彩。”

“别开玩笑了，”罗丝说，“简直是疯了。你是D。我知道你是D。如果你还不算正人君子，那么这个肮脏的世界简直……”

秘书说：“警察局已经来找你这个人了。不要乱动。我的口袋里有一支手枪。他们要问你几个问题。”

“不会只问几个，”D说，“偷车……冒名顶替……假护照。”

“还有一个姑娘死因不明的事。”秘书补充说。

四

噩梦又重新回来了。他成了一个带着传染病菌的人，他到什么地方，暴力也跟随他到什么地方。像一个伤寒传播者，他要对所有素昧平生的人的死负责。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说道：“什么姑娘？”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一秘说。

“我想，”福布斯先生说，“我们最好还是走吧。”看上去他有些迷惑不解，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复杂了。

“您最好还是先不要走，”第一秘书说，“他们很可能要了解一下这个人的行动。”

“我不走。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简直疯了……”罗丝说，“你可以对他们解释今天一整天你都到过什么地方吗？”

“噢，当然可以，”他说，“而且我今天每一分钟的行动都可以找到见证人。”他不那么悲观绝望了，这显然是个误会，他的敌人用不了多久就会承认自己搞错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又想起第一秘书提到死人的事不会是假的，在某个地方，肯定有某个人死了。这绝不是什么误会。他心中的感情更多的是怜悯，而不是恐惧。说起来他已经经历过那么多陌生人的死亡场面，可以说已经习惯了。

罗丝说：“福尔特，你不相信这件事吧？”他从她这句话中又一次听出怀疑的语气。

“怎么说呢，”福布斯说，“我也不知道。这太离奇了。”

但是她又一次在极为关键的时刻说出了几句非常有分量的话：“假如他是冒充的，为什么还会有人向他开枪呢？”

“要是他们真的向他开过枪的话。”

秘书坐在门口，故意装作非常讲礼貌，不听他们的谈话。

“但是我亲手找到了那颗子弹头啊，福尔特。”

“依我看，一颗子弹头完全可以事先做点儿手脚。”

“我不相信。”D注意到她不再说她从来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了。她转过身去，背朝向他。“他们现在还要做什么？”

福布斯说：“你最好离开这里。”

“去哪儿？”她问。

“回家。”

她笑了起来——完全是歇斯底里的狂笑。除她以外谁都不出声，他们只是等待着。福布斯开始端详那些照片，就好像那些照片非常重要似的。过了一会儿，门铃响了。D一下子站起身来。第一秘书开口说：“别动。警察局的先生们会进来的。”两个人走了进来，他们看上去就像一个是店铺老板，一个是店铺伙计。那个年纪大一些的警察说：“是D先生吗？”

“是。”

“你是不是和我们去一趟警察局回答几个问题？”

“就在这儿问吧。”D说。

“就随你吧，先生。”他站在那儿一言不发，等着其他人离去。D说：“我不反对这几个人在场。假如你们只是要了解一下我去过的地方，他们还会有些用处呢。”

罗丝说：“他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今天任何时间他都可以找到证人……”

警长有些左右为难，他说：“这件事很严重，先生。假如你去一趟警察局，不管对谁都会方便些……”

“那么就逮捕我好了。”

“我在这里不能逮捕你，先生。再说，事情还不到那个地步。”

“那就问你的问题吧。”

“我相信你认识一位克鲁尔小姐，是不是？”

“我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恐怕不对吧。你就住在她干活的那家旅馆。”

“你说的不是爱尔丝吧？”他一下子站了起来，伸出手来朝那个警长走过去，几乎是恳求地说，“他们没有对她下毒手，你说是吗？”

“我不知道你指的‘他们’是谁，先生。但是那个姑娘已经死了。”

他喊道：“噢，天哪，这都是我的错。”

警长依然不紧不慢地说着，就像是医生在对病人讲话：“我应该提醒你，先生，你说的话全部……”

“这是谋杀。”

“从技术性讲，可能是，先生。”

“你说技术性是什么意思？”

“你先不必注意这个，先生。此刻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个姑娘似乎是从顶层的一个窗户跳下楼的。”D记起从楼上俯视，下面的街道在雾中若隐若现的样子。他听见罗丝说：“你们不可能把他扯进去。从中午起他就一直在我父亲家中。”他又忆起他妻子逝世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他耳中的。他当时还认为这样的消息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他了。一个被火烧伤的人是不会害怕再挨一下烫的。但是这次他的感觉却像是自己唯一的孩子死去了一样。在她掉下去之前她肯定吓得魂不附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你和那个姑娘是不是有亲密关系，先生？”

“不。当然不。这怎么可能，她还是个孩子呢。”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警长的嘴巴在令人敬畏的店铺老板式的上髭下面抿得紧紧的。他对罗丝说：“您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太太。案情牵扯到的一些事情不太适合女士们听。”

她说：“你们搞错了。我知道你们搞错了。”福布斯先生拉着她的胳膊把她带了出去。警察对第一秘书说：“您要是愿意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先生。这位先生可能希望自己的使馆为他出面。”

D说：“这并不是我的使馆，事情很清楚。现在不要理会这种事了。往下问吧。”

“有位印度客人，叫作穆克里，也在你住的那家旅馆住。据他说，早上他看见那个姑娘在你的房间里，正在脱衣服。”

“这简直荒谬绝伦。他怎么可能知道？”

“他对这件事倒不隐讳，先生。他偷看来着。他说是为了取得资料——我并不知道他要什么资料。据他讲，那个姑娘当时正在床上脱袜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明白了。”

“你现在还否认你们之间关系过分亲密吗？”

“我否认。”

“那么她在那儿做什么呢？”

“我头一天夜里交给她一些很重要的文件，让她替我收藏。她一直把这些文件放在袜子里随身带着。你要知道，我有理由认为我的房间可能被搜査或是我本人遭到攻击。”

“什么样的文件，先生？”

“我的政府交给我的文件，证明我的代理人身份，并且授权给我签订一项生意合同。”

那名警察说：“但是这位先生认为，事实上你并不是D先生。根据他的看法，你是用一张死人的护照到这儿来的。”

D说：“哦，是的，他这样看有他的理由。”罗网已经在他周围收口了，他被死死罩在里面。

那个警察说：“我能看看那些文件吗？”

“让人偷了。”

“在什么地方偷的？”

“在本迪池勋爵的家里。”他的这种解释别人当然是不相信的。他自己对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也感到很可笑。他说：“是本迪池勋爵的男仆偷的。”有那么一会儿大家谁都没有开口，那个警察甚至连记录都懒得记了。他的那个同事努着嘴唇，东瞧瞧西看看，就好像他对罪犯的供词早已失去了兴趣似的。盘问D的警察说：“我说，咱们还是回头说说那个姑娘吧。”他停了一会儿，似乎是给D一个机会重新考虑他准备编造的故事。他说：“你能不能对这个自杀事件为我们提供一点儿线索？”

“不是自杀。”

“她不幸福吗？”

“她不是今天才不幸福的。”

“你是不是威胁过要抛弃她？”

“我并不是她的情人，老弟。我不能和孩子谈恋爱。”

“你是不是无意中对她说过，你们要一起自杀？”马脚终于露出来了：他们认为D曾经同爱尔丝订过一个一同殉情的誓约，警察刚才谈到的“真正意义上的谋杀”也正是指这个。他们臆断他把她带到一个深渊，自己却一走了之。这是极端懦弱的表现。天知道他们怎么会这么想。他有气无力地说：“没有说过。”

“我想随便问问。”那个警察说，目光随即转开，开始打量起墙上那几张照得非常糟糕的照片来。“你为什么要住在这家旅馆呢？”

“房间是在我到达之前就预订的。”

“这么说你以前就认识这位姑娘？”

“不，不认识，我已经将近十一年没来过英国了。”

“你选中的这家旅馆可是有点儿古怪。”

“是我的雇主挑选的。”

“可是你在多佛尔对海关检査员却说要住在滨河旅馆。”

他简直想举手投降了，自从上岸以后，他经历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在这条绳索上加了一个死结。尽管如此，他还是固执地说：“我当时认为那只是例行公事。”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海关检査员向我挤了挤眼睛。”

那名警察禁不住叹了一口气，从他的表情看，他简直想把记录本一合了事。他说：“这么说你对于这起自杀事件提供不出什么线索了？”

“她是被谋杀的——凶手就是老板娘和一个名叫K的人。”

“出于什么动机？”

“我现在还不能肯定。”

“我想，你要是听说她留下来的自白，肯定会大吃一惊，对吗？”

“我不相信。”

警察说：“事情还是应该由你自己说出来，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省点儿麻烦。”他又用蔑视的口吻说，“订立自杀契约并不是判死刑的罪。我倒希望干这种事要判处死刑。”

“我能不能看看那个姑娘写了什么自白？”

“我可以给你念几段——如果这样做可以帮助你下定决心的话。”他往椅子背上一靠，清了清喉咙，好像是要朗读自己的一篇大作似的。D坐在那儿，两只手垂在身旁，目光停留在第一秘书的脸上。背叛使整个世界变得暗淡无光。他想，这简直是世界的末日了。他们不能就这样随便杀死一个孩子。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她跌到冰冷的人行道之前的恐怖过程。当一个人无望地跌落下去的时候，两秒钟的感觉会显得多么长呢？怒火突然在他心头升起。直到现在，他一直像只木偶一样让别人摆弄，时间也够长的了，现在该是他采取主动了。既然他们喜欢暴力，就让他们自己也尝尝暴力是什么滋味吧。第一秘书被他的目光搞得有些不安，身体动了动，他的一只手插到那只装着左轮枪的口袋里。枪可能是在他刚才出去向大使汇报的时候趁机取来的。

警察读道：“这样的日子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说今天夜里我们一同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他解释说，“她记有一本日记，你知道。写得相当好。”其实写得并不好，她使用的辞藻都是从她读过的那些廉价杂志上抄下来的，非常俗气，但是D却能听出那正是她的声音，这些拗口的词句在她的舌头上打着滚。他绝望地暗暗发誓：一定得有人为她抵命。在他妻子被杀死的时候，他也曾经发过这种誓，但是后来并没能做到。“今天晚上，”那个警察继续读道，“我以为他爱的是别人，但是他说我想错了。我想他不是那种拈花惹草、朝三暮四的男人。我已经给克拉拉写了信，告诉她我们的计划。我想她听说以后会伤心的。”那个警察颇有感触地说，“她这么能写，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简直像写一本小说。”

“克拉拉，”D说，“是一个年轻的妓女。你找她不会太难。那封信或许可以把这一切解释清楚。”

“她在这里写的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所谓‘我们的计划’，”D不动声色地说，“不过是我今天要把她从旅馆带走。”

“她还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警察说。

“我还不至于是那种野兽。我曾请求库伦小姐给她找个工作。”

那个警察说：“你看这么说怎么样：你在许诺给她找个工作后，得到她的同意把她悄悄带走？”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这可是从你嘴里说的。那个叫克拉拉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她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她以前叫这个孩子到她那儿当她的女仆。我觉得这件事似乎不大——合适。”

那个警察写道：“一个年轻的女人曾经主动提供给她一个职位，可是我觉得此事似乎不适宜，所以我说服她和我一道离开……”

D说：“你写得还没有她好呢。”

“这不是在和您开玩笑。”

怒火像癌一样在他的身子里慢慢膨胀起来。他想起她的话——“大部分房客像发情的雄萨门鱼。”憧憬着未来，一个人留在旅馆里惊惧不安，可怕的不成熟的爱情。“我不是开玩笑。我是在告诉你这里面不存在自杀的问题。我要控告老板娘和K先生精心策划这次谋杀。她肯定是被推下……”

警察说：“起诉是我们的事。我们已经向老板娘调査过了——这很自然。她十分悲痛。她承认自己对她发过脾气，嫌她太邋遢。至于K先生这个人，我从来没听说过。旅馆里没有这么个名字。”

D说：“我提请你注意。假如你不做这项工作，我可要做。”

“够了，”警察说，“在这个国家里你不能再干什么了。我们该走了。”

“你们并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逮捕我。”

“不是因为这件事——现在看来证据还不充分。但是这里的这位先生说你使用的是一张假护照……”

D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那好吧。我和你们去。”

“外面有我们的车。”

D站起身来。他说：“戴不戴手铐？”那个警察的口吻有些缓和，说道：“我想用不着。”

“还需要我吗？”第一秘书问道。

“恐怕您得和我们去一趟局里，先生。您知道，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力——这是您的国家。万一哪位大政治家提出质询，我们可能需要您来证明，是您请我们到这里来的。依我看，我们的起诉不会仅此一项。彼特斯，”他说，“去看看车在不在外面？雾这么大，我们最好别在外面站着等车。”

非常明显，一切都完结了——不仅爱尔丝完了，而且家里成千上万的人也都完了……因为不可能再搞到煤了。她的死仅仅是开始，因为她是孤孤单单的，所以也许是最恐怖的。其他人将在地下掩体里集体死亡。他越来越按捺不住胸中的怒气……一直这样被别人耍来耍去……他注视着彼特斯走出屋子。他对留下的那个警察说：“那边那张照片拍的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就在大山的脚下。”警察转过身去看那张照片。他说：“风景很美。”说着D一拳打过去——正击在第一秘书位于白色高领上面一点儿的喉头上。第一秘书痛得大叫一声，倒在地上，摸索着把枪掏出来。这倒帮了D的忙。在警察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他已经把枪抓在自己的手里。他急促地说：“别认为我不敢开枪。我是在执行任务。”

“我说，”那个警察开口了，非常冷静地举起双手，就是在他执勤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别这么轻率——你最多也不过被拘留三个月。”

D对第一秘书说：“到那面墙那儿去。从我到英国起就有一群叛徒想整治我。现在该轮到我开枪还击了。”

“把枪放下，”那个警察语气温和，似乎是在同他讲道理，“你现在太激动了。回到警察局以后我们会好好研究一下你提供的情况。”

D开始一步步退到门边。“彼特斯。”屋里的警察高声叫道。D的手已经抓到了门把手，他拧了拧，但是遇到阻力。外面有人想要进来。他撒开手，退到墙边，手里的枪对着那个警察。门一下子被推开了，正好挡住他。彼特斯说：“什么事，警长？”

“留神!”但是彼特斯已经走进屋子了。D把枪转向他。“你也退到墙那儿去。”他说道。

年纪大些的那个警察说：“你纯粹在干傻事。即使你从这儿跑了，用不了两个小时我们还会把你逮住。放下枪，我们就只当没有这回事。”

D说：“我可用得着这支枪。”

门是开着的。他慢慢地倒退着走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无法锁上它，只好喊道：“谁开门我就对准谁开枪。”他现在置身于大厅里那些挂得高高的古老的油画和大理石支架中间。他听见罗丝问道：“你这是做什么？”他飞快地转过身去，枪依然在手中端着。福布斯就在她身旁。他说：“没时间解释。那个女孩子被谋害了。得有人偿命。”

福布斯说：“把枪扔掉，你这个傻瓜。这是伦敦。”

他根本没去注意他。他说：“我是D，我没有骗人。”他觉得他有许多事情应该对罗丝讲。他似乎不大有可能再见到她了，他不愿意让她认为所有的人都在欺骗她。他说：“这些事肯定有办法搞清楚……”她正在满怀惊惧地注视着那支枪，她很可能完全没有听他在说什么。他又说：“我曾经送给大英博物馆一本我的书——题有‘敬赠阅览室管理员，谨致谢意’。”有人在拧动门把手。他厉声喝道：“不许开门，不然我就开枪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夹着一只公文包顺着大理石台阶脚步轻盈地跑下来。他大声说道：“我说……”可是当目光碰到那支枪的时候他立刻全身僵在那里了。现在大厅里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都惴惴不安地等着发生什么事。D犹豫了片刻，他有一个信念，认为她总会说点儿什么，说一句意义深远的话，像“祝你好运”或是“千万当心”什么的。可是她却一声没吭，只是紧紧盯着他手里的那支枪。倒是福布斯开了口，他有些迷惑不解地说：“你知道警车就停在外面。”站在楼梯上的人又说了一句“我说……”，这个人好像不相信这里发生的事是真的。一阵铃声叮零零地响了一阵，又沉寂下来。福布斯说：“别忘了他们这里有电话。”

不是他提醒，D确实忘了这件事。他很快地退了几步，退到大厅的玻璃门旁，把枪塞进口袋，飞快地走了出去。警车就在那儿。紧靠路边停着。假如福布斯这时喊人的话，那他连十码的优势都不会有。他在不引起怀疑的前提下尽量加快步伐，司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他这才想起来他没戴帽子。雾中可以看清二十码以内的景象。他不敢撒腿快跑。

福布斯很可能并没有喊人。他回头望了望，警车的轮廓已经模糊了——他所能看见的只是闪闪发光的尾灯。他踮起脚尖跑起来。后面突然传来响动，那是发动引擎的声音。他们追来了。他跑着——可是没有找到出口。他原来没有注意，大使馆前面的广场只有一个出入口。他拐错了方向，结果三面都是墙。没有时间了……他听见警车已经开动了。他们没有浪费时间，掉过车头，汽车兜着圈子开过来。

难道又陷入绝境了吗？他几乎丧失了理智，顺着栏杆和警车同一个方向赛跑。就在这时他的手突然摸不到栏杆了：这里有一个缺口——是地下室台阶的入口。他一口气跑下台阶，缩在墙底下听着警车从头上驶过去。他得救了，在大雾的掩护下暂时得救了。他们弄不清他是否一直在他们的前边，或许在他们发动汽车的时候他并没有拐过来，而是超过他们跑到大街上去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掉以轻心。上面传来一阵警笛声，接着就是绕着广场慢慢移动的脚步声，他们正在搜査这块地方。两个搜査的人肯定是兵分两路。警车则封锁住通往大街的出入口，而且等一会儿他们就会召来更多的援兵。难道他们不担心他这支手枪吗？要不然就是他们从警车里拿到了武器，英国的这类情况他并不了解。他们越走越近了。

周围没有灯光。这一点就构成了危险：如果这间地下室有灯亮，住着人，他们肯定不会认为D隐藏在这里。他从窗户往里窥视了一下，除了能看见一张长沙发的一角外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很可能这是一套地下公寓。门上贴着一张启事：“星期一之前不要送牛奶。”他把字条扯了下来。门铃旁边有一块小黄铜牌：哥洛文。他试着推了推门。毫无希望，除了插销之外还加了双道锁。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们肯定搜索得非常仔细。现在只剩下唯一的希望了——人们有时会粗心大意的。他取出刀子，把它插到窗子插销下面挑了挑，窗户打开了。他好不容易才挤着爬了进去，一下子掉在那张长沙发上，幸好没有弄出什么响动。上面广场传来搜索的声音，但是已开始移往别的方向了。D感到浑身瘫软无力，透不过气来，但他还不敢休息。关上窗子以后他拉开了电灯。

壁炉台上一只花熏炉里散发出来的玫瑰花香使人透不过气来，那张长沙发上铺着一条钩织的罩单，还放着几个天蓝和橘红相间的靠垫，此外屋子里还有一个煤气炉。他飞快地把这一切看过去，连墙上的几幅复制的水彩画和梳妆台旁的一架收音机也没有放过。这一切说明屋子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没有什么爱好又没结婚的老女人。他听见上面的脚步逐渐朝地下室前的这块地方走来。他绝不能叫他们认为这间屋子的主人不在家。他找了一下插座，把收音机接上电源。收音机立刻传出一个欢快的女人声音：“如果桌子只能安排四位客人，年轻的主妇又该怎么办呢？到邻居家去借很可能也不方便。”他毫无目的地打开一扇门，发现那是一间卫生间。“那为什么不想办法接一张同样高的桌子呢？铺上一块台布，拼接的地方就看不见了。但是从哪里去找台布呢？”不知道是什么人——很可能是警察——揿了揿地下室的门铃。“假如你的床上有块素色床单的话，那你就连台布都用不着去借了。”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愤怒支配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摆布他，现在该轮到他给他们点儿颜色看了。他拉开小橱的门，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一把女人用来剃腋毛的小保险刀、一块刮脸用的肥皂和一条毛巾。他把毛巾掖在领子下面，在胡子和下巴的那块伤疤上涂满肥皂沫。门铃又响了一下。一个声音说道：“刚才是‘年轻主妇顾问’节目的第二讲，由梅尔舍姆女士播讲。”

D磨磨蹭蹭走到门边，打开门。一个警察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揉皱了的纸。他说：“我看见这上面写着‘星期一之前不要送牛奶’，我认为屋里没人，却忘了关灯。”他仔细地审视D。D尽力把音发正确，仿佛在参加一场英语口试：“那是上个星期的条子。”

“你看见没看见附近有生人？”

“没注意到。”

“祝你早安。”警察道别后不甚情愿地走开了。突然他又回过身来，语气严厉地说：“你使的这把剃刀有点意思。”

D这才想起他手中还握着那把女人用的剃刀。他说：“哦，这是我妹妹的，我找不到自己的了。怎么？”

警察是个年轻人，他一下子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只好回答：“噢，是这么回事，先生，我们总得加点儿小心。”

D说：“十分抱歉，我还有别的事。”

“没关系，先生。”他眼看着警察爬上台阶，消失在雾中。这以后他关上门，回到卫生间。网口没封住，让他溜出去了。他洗去嘴上的肥皂，胡子已经没了。这使他的样子大大改观，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看上去年轻了十岁。在他血管里流的已经不是血，完全是愤怒的情感。苦酒自饮，他经历了盯梢、毒打和子弹，现在也该轮到他们尝尝他的厉害了。假如他们经受得住，那就叫他们也把这一切都经历一番吧。他想起K先生、老板娘和那个死去的孩子，回身又走进那间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房间。屋里弥漫着干枯的玫瑰花的气味。他发誓从今天起他将做一个狩猎者，做一个盯梢者，做一个在僻巷放冷枪的狙击手。

[1]　指战线中伸入敌军区域的突出部分。——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 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3]　英制长度单位，1码约等于0.9144米。

[4]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5]　见法国史诗《罗兰之歌》。

[6]　奈尔·格温(Nell Gwyn， 1650—1687)，英国女演员，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情妇。

[7]　曼特农夫人(Mme de Maintenon， 1635—1719)，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妻子。

[8]　加比·戴思莉：(Gaby Deslys， 1881—1920)，法国女演员，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二世的情人。

[9]　耶利哥，西亚约旦境内死海以北的古遗址，这里象征犹太人的祖居地。

[10]　《圣经》中的一个典故。犹太人的第三代祖先雅各为娶自己的表妹拉结，曾为舅舅做工七年。

第二部 狩猎者

一

BBC电台里一个嘶哑的声音广播道：“各位听众，在我们播出北部纽卡斯尔音乐厅的管风琴独奏音乐会之前，伦敦警察局发来一份紧急通缉令：警方正在搜捕一名外国人，他护照上的名字是D。今天早上他曾被警方逮捕，在大使馆受到讯问，然后他攻击了使馆秘书并逃跑。此人年纪大约四十五岁，五英尺九英寸高，黑色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上髭浓密，下巴右边有一块疤痕。据悉此人携带着一支左轮手枪。”

女招待说：“真有意思，你下巴上也有个疤。你走吗？可别惹出麻烦来。”

“不会的，”D说，“不会。我得小心点儿，是不是？”

“出了这种事，真可怕，”女招待说，“当时我正在街上走，忽然看见前面有一群人。有人跳窗自杀了，他们说。我当然也停下来看一看。可是我什么也没看到，所以吃午饭的时候我到旅馆去了一趟。我想找爱尔丝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告诉我，死的人就是爱尔丝，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你同爱尔丝是朋友？”

“可不是，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你一定感到非常震惊。”

“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像她这么年纪轻轻的，怎么可能呢？你不觉得这——也许——是件意外事故？”

“噢，不会是什么事故。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我可以告诉你，这孩子很有心眼儿，外人猜不透。我遇见的人多了，我认为她一定是在爱情上受到了挫折。”

“你这样想？”

“是的——跟一个住在海伯里的有妇之夫谈恋爱。”

“你跟警察说了吗？”

“验尸的时候他们会叫我去的。”

“她自己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啊，没有。她不爱说话。可是有不少事你是可以看出来的。”D惊骇地望着她。啊，这就是友情。在这个女招待信口开河地胡编这个恋爱故事时，他望着她那双毫无心肝的棕色小眼睛。住在海伯里的那个人多半只存在于她罗曼蒂克的乌七八糟的脑海里。爱尔丝讲话总是用廉价爱情小说中的词句，难道这些书也都是从她这儿借去的？她接着说：“我想，他们无法解决的是怎么处理那个人的几个孩子。”从她的声音也可以听出来，她充满了创作的热情。爱尔丝已经死了，再也无法更深地伤害她了。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她编造一套瞎话。“爱尔丝爱他简直爱疯了。简直可以说是不能自拔。”

他把要付的钱放在自己的盘子旁边，说：“好了，听你讲这段——惊险故事，真是很有意思。”

“我可忘不了这件事。我告诉你——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了。”

他走到外面冰冷的暮色里。他之所以到这个咖啡馆来完全是件偶然的事，要不然就是因为咖啡馆离他住的旅馆只隔着两个街区。他需要立即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现在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件事——印着“使馆里的枪手”这一大标题的报纸广告到处都对他怒目而视。他们已经知道了他的面貌特征。他的罪名是使用假护照混入英国。有一家报纸不知从哪个人口里居然探听到消息，他住的旅馆有一个女仆上午自杀身亡了。这份报纸把这件事也刊登出来，而且在字里行间暗示这是一件疑案，暗示这件自杀案还有许多秘密有待发现……一点儿也不错，事情确实不能只停留在现在这个地方。

他把心一横，沿着马路向自己住的旅馆走去。雾气差不多已经散尽了。他觉得自己好像舞台上的演员，在幕布拉开后，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他怀疑旅馆门前会不会站着一个警察。他沿着栏杆小心翼翼地往前走，把一张报纸举在脸前，假装边走边读报纸……旅馆前边并没有人，门像平常一样敞开着。他很快地走进去，穿过第二道玻璃门，随手把门关上。钥匙都挂在挂钩上，他取下自己房门的那把。一个声音——老板娘的声音——在二楼上喊道：“是穆克里先生吗？”

他应了一声“是我”，暗自祈祷穆克里先生没有什么口头禅……如果单听口音的话，两个不同国籍的外国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老板娘对他搭了腔似乎感到满意。他没听到她再说什么。整个旅馆显得出奇的安静，好像刚被死神触摸过。餐厅里没有刀叉的磕碰声，厨房里也没有人讲话。他从铺着地毯的楼梯蹑手蹑脚地往楼上走。老板娘的房间门半掩着，他从门前闪过去，踏上木头的楼梯。她是从哪个窗口跳下来的呢？他把钥匙插进自己房间的锁孔，把门轻轻打开。外面不知道是谁在什么地方咳嗽，一声连一声地传到他耳朵里来。他把门开了一条缝，他想听清门外的动静。早晚他会听到K先生的声音。他已经盘算好，K先生是最容易对付的一个人，只要稍微用点力，他会比老板娘更快吐露真情的。

他转身走进朦胧的房间。因为死了人，屋子里的窗帘已经拉上了。他走到床边，突然全身一震。爱尔丝的尸体正停在他的床上，已经装殓好准备下葬。难道他们还要等尸体检验？可能这家旅馆只有他这个房间是空的——爱尔丝自己的一间没准儿已经让接班的人占据了——生活仍旧按常规继续下去。她躺在那里，僵直，干干净净，但又很不自然。人们总是说，死了就跟睡觉一样，这是不对的。死就是死，跟什么也不一样。他想起曾经见过笼子里的一只死鸟，仰面躺着，两爪僵直，像是葡萄梗，看着真是一点生气也没有。他也看见过空袭后街上的死人，他们的姿势都非常奇怪，总是扭曲着——像是母体里的无数胚胎。但他现在看到的却完全不同，这是为了某种需要而摆布出来的独特的姿势。痛苦和睡眠都不会这样躺着。

有的人也许会为她祈祷。这是一种消极的反应，而他却一心想用行动来抚慰她的亡灵。她的尸体躺在那里好像把他对痛苦的恐惧完全消除了，他再也不怕在任何一条荒僻的公路上只身面对凶暴的汽车司机。他觉得恐惧再也无足轻重了。他没有对她的尸体说什么，它什么也听不见了，它不再是她了。这时他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他藏在窗帘后面，坐在窗台上，把两只脚从地板上提起来。屋子里的电灯打开了。老板娘的声音说：“我发誓曾经把门锁上了。喏，她就停在那儿。”

一个女人的热切的、充满感情的声音说：“你看她多美啊!”

“她总是谈起你，克拉拉。”老板娘语调低沉地说。

“可怜的孩子……她当然会谈起我。你想，她为什么要……？”

“谁也不了解另外一个人的心思，你说是不是？”D从窗帘的夹缝里看到两个谈话者中的一个——一个年轻姑娘，生着一张美丽而粗俗的面孔，泪痕未干。这个姑娘问：“是从这间屋子的窗户吗？”她的声音里含着畏惧的感情。

“可不是。就是从那个窗户。”

这个窗户。为什么她不挣扎呢？他想。为什么没有留下引起警察注意的痕迹？

“是从这个窗户吗？”

“是。”

她们开始往窗户这边走过来。是不是这两个人想仔细看一看出事地点？那可就要发现他了。脚步声一点一点向他移近，但是忽然又停住了，因为克拉拉又讲起话来：

“她要是到我那里去，就不会出事了。”

“在那个人到这里来以前，”老板娘说，“她在我这儿过得很好。”

“那个人肯定做了亏心事。她给我写信说要跟他走，我可没想到是这么个走法。”D心想：这么说那封信也一点儿不起作用了。这个可怜的孩子，脑子里充满了爱情小说的词句，直到最后也没把事情说清楚。

老板娘说：“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去把穆克里先生找来。他非常想最后见她一面。”

“你尽管去找吧。”克拉拉说。他听见老板娘走出了屋子。从窗帘的夹缝里看得到克拉拉正在化妆——涂粉、抹口红。房间外边响起脚步声。克拉拉并没有把眼泪抹掉，脸上应该带着点儿眼泪。

回来的是老板娘，只有她一个人。老板娘说：“真奇怪。穆克里先生没在房间里。”

“也许还没回来吧。”

“我听见他回来了。他在门厅里自己取的钥匙。我跟他打招呼，他还应了一声呢。”

“也许他——你知道——在那个地方。”

“没有。我推了一下门。”老板娘感到很不安，她说，“我真不懂是怎么回事。有人进来过。”

克拉拉说：“出了这种事，有点儿叫人疑神疑鬼的，是不是？”

“我想我该到楼上去看一眼了，”老板娘说，“我得把那间屋子整理一下，叫新来的女仆住。”

“爱尔丝不太注意整洁，是吗？可怜的孩子。我猜想，她到我那儿也不太合适。我那儿有上流社会的男友来，家里得像个样子。”克拉拉正好站在窗帘的夹缝前边，她有些得意地望着被布盖上的尸体。“好啦，我得走了。一位绅士跟我约定了，准八点到我家去。他不喜欢不守时。”克拉拉的身体移动到D的视线之外。老板娘的声音说：“我不陪你下楼了，亲爱的。你不会介意吧？有些事……”

D把手放在手枪上，等待着。电灯熄了。关门的声音。钥匙在锁孔里响了一下，老板娘一定随身带着一把钥匙。D等她走远了才从窗帘后走出来。他没有再看一眼床上的尸体，没有声音，不会思想，爱尔丝已经不再引起他的兴趣了。如果一个人相信上帝，也许会相信爱尔丝现在是得救了，不用再受苦受难，有了更好的归宿。你也许会把恶人受报应的事交给上帝去安排……因为凶手干的事不过是把被害者还给上帝，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报应。但问题是，D并没有特殊的信仰。在他的心目中，如果做坏事而得不到惩罚，这个世界就成了一片混沌，他的生活就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他把锁从门里边打开了。

老板娘正在楼上跟人说话。D轻轻把门关上。他并没有锁上——叫他们去疑神疑鬼吧。突然，他听到了K的声音：“我想你准是忘了。还会有别的什么人？”

“我是不会忘事的，”老板娘说，“再说，如果不是穆克里先生，搭腔的是谁呢？”

“没准儿他又出去了。”

“不会。他不是那种一会儿进、一会儿出的人。”

空气里有一股刺鼻的油漆味。D慢慢地走上楼去。他现在可以看到屋子里的情况了。屋子里开着灯。D俯身在黑暗的楼梯阴影里向里面窥视。K先生站在窗户前边，手里拿着一把漆刷。D一下子就明白了：爱尔丝是从她自己房间的窗户掉下去的。窗台上曾经有一些痕迹，现在已经没有了。屋子已经为新来的女仆重新收拾过，墙壁刷白了，到处干干净净，什么地方也看不出犯罪的痕迹了。但是K先生使用油漆刷子时手脚很笨——他们不敢找另一个懂行的——不仅西服上衣有好几块绿漆，而且连金属框的眼镜也沾上漆点了。他说：“到底是谁呢？”

“我想到的是D。”

“他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可是他对自己说的话也没把握，马上又像吵架似的加了一句，“他想必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吧？”

“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多大的胆子都有。”

“可他不知道啊。你真的以为他现在就在这幢房子里——在哪儿藏着吗？也许——在她那间屋子里。”听得出来他已经有些害怕了。“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说不定是来找咱们的。”

看到K先生的脸在眼镜后边抽搐起来，D先生非常舒服。毫无疑问，对这个人只要施加一点儿压力，他就会吐露真相的。K先生又说：“啊，上帝，收音机里说，他还带着一支枪呢……”

“说话别这么大嗓门。说不定他正听咱们讲话呢。咱们弄不准他在什么地方。我记得清清楚楚曾把那间屋子的门锁上了。”

K先生对她尖声吼叫起来：“他有没有钥匙你总该清楚吧？”

“嘘!”老板娘心里也不踏实了——一张斑斑点点的大脸更加灰白了。“要是刚才我跟克拉拉在那间屋子里，他就躲在我们身边的话，那可太……”

D开始一步步地退下楼梯来。他听见K先生没好气地喊：“别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又听见老板娘轻蔑的声音：“咱们得把事情弄清楚。我下楼去看看他的钥匙在不在架子上挂着。如果钥匙没有了，咱们就给警察局打电话。”她有些犹犹豫豫地说。

D快步走下楼去，他不再管楼梯是否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也不去想会不会在三楼上碰见那个印度客人——说不定那个人已经卷铺盖走了，谁愿意住在一家死了人的旅馆里？他一个人也没碰见。他把钥匙挂在架子上——他要办的这件复仇的事不需要惊动警察——站在餐厅门后边支棱着耳朵听着。他听见老板娘小心谨慎地走到楼下的前厅里，喘着粗气，大声喊道：“钥匙在这儿呢。”他又听见K先生在楼上走动的声音。K先生脚步匆忙，油漆在桶里发出拍溅的响声。老板娘好像报喜似的又在大声喊：“准是我弄错了。你走过那间屋子的时候推推门，看看锁上了没有。”

“我不干。”

“傻瓜，你就推一推。我一分钟以前把它锁好的。”

K先生气喘吁吁地向楼下喊：“锁已经打开了。”

D从叶兰花上面的一面镜子里望到了她的脸，脸上的神色不只是恐惧，还有算计和窥伺……他忽然想：她也许不想叫警察来，因为楼上刚刚涂过油漆，整个旅馆充满了油漆气味。她引起的怀疑越少，事情就对她越有利。K先生这时已经到了楼下的前厅里，只听他焦虑不安地说：“你大概是记错了，自以为把门锁上了。他没有这个胆子。”

“那我听到的声音呢？”

“当然是穆克里先生的。”

“好吧，”她说，“穆克里先生这不是来了!你可以自己问问他。”前厅的门打开了。D在镜子里看到了她的眼睛……心事重重，正在盘算着什么……她说：“你回来晚了，穆克里先生。我以为十分钟以前就听到你的声音了……”

“那不是我，太太。我今天很忙，非常忙……访问了很多邻居。”

“啊，上帝，”K先生说，“你是在……”

“你在忙些什么，穆克里先生？”

“啊——希望你们别见怪——你们有一句话：‘戏已经开场了’，对不对？自从那可怜的孩子自杀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时机——进行社会调査。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门德瑞尔太太，于是我们这些群众心理观测家就开始调査了。”

调査什么？D迷惑不解。他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一直忙着搜集材料。对于这件自杀案的种种解释——海伯里的一个有妇之夫啊，兰伯兹的一个年轻人啊，等等——当然了，这都是臆测，但这却说明了人们的脑子对这件事的反应。我们当然知道，是那位外国绅士……”

“听我说，”K先生说，“听我说，我可不在这儿待着了。去叫警察吧。”

穆克里先生不以为然地说：“很多人都有些歇斯底里。你可能对这个感兴趣，门德瑞尔太太。有一个人说那个女孩子坠楼的时候她正好看到了。实际上她并没看到。”

“没看到？”

“没有。因为她把窗户说错了。别的什么都对——因为她看了报，你知道，所以别的细节她都知道——什么你正在场啦，想拉住她啦……还有那尖叫的声音……什么她都知道。但是她把窗户说错了。这真有意思，我觉得。”

“你搜集这些材料干什么？”老板娘问。

“我用我的皇冠牌小打字机打下来，把材料送交组织调査的人。我们管这个叫群众心理调査。”

“以后要印出来吗？”

“他们留起来作档案资料。也许有一天收在一本厚书里——不登我的名字。”他不无遗憾地补充说，“我们只是为了科学而工作。”

K先生说：“你得去叫警察了。”

“别犯傻了。”老板娘一点儿也不客气地说。她解释道：“他总是以为自己看到了那个人——就是把爱尔丝逼上死路的那个人，你知道——走到哪儿他都以为看见了那个人。”

穆克里先生机械地说：“真有意思。”他打了个喷嚏，“啊，油漆味。这也很有意思。你们是不是很讲求实际——正在消除痕迹——或者这是一种迷信？”

“你说痕迹是什么意思？”K先生紧张地问。

“啊，我是说一些污垢、脏痕……你们这样一家像样的旅馆理应干干净净，反正你们早已计划粉刷一次，所以就趁现在做了。要不然，也许是出于迷信。因为旅馆里死了人。你们知道，西非的某些部落就有这种迷信。只要死了人，他们就把死人的东西全部毁掉，衣服啊，房子啊，什么都不留。他们想彻底忘掉死人的事。我很想知道，你们重新粉刷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

K先生说：“我走了。我受不了。如果你还要人帮忙……”

D突然发现，老板娘从镜子里也完全可以看到自己。他们俩的目光对在一起了。老板娘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关系。有穆克里先生在这里。你自己可要当心一点儿。”她转过身来对那个印度人说：“你不是要看看尸体吗，穆克里先生？”

“是的，如果方便的话。我买来一些花……这是迷信，但也有实用价值。花的香气……”

“一般来说，我不喜欢在卧室里摆花。但是出了这样的事，我想放一点儿花也没有什么。”

D紧紧地盯着她，她也从镜子里看着他。有的人会这样互相枪击，D想。在电影里，借助一面镜子。

K先生说：“我走了，玛丽。”好像除了老板娘那句冷酷的警告外，他还期待着什么似的。正如D从镜子里看到，老板娘似乎在鼓励他干出最坏的事来。她很强壮，她不是那么容易被别人的气势压倒的人。身体方方正正，满脸斑点，意志坚强，这个女人好像正在把一个牺牲品交到他手里……

穆克里先生说：“等一会儿。我想，我在吃早饭的时候把眼镜放在餐厅里了。”D把手枪从口袋里拿出来，等待着。

“啊，不会的，穆克里先生，”老板娘说，“你会在你的房间里找到的。我们总是把客人落掉的东西收起来。”她用一只手挽着他的胳臂向楼上走去。穆克里先生拿着几枝不很干净的花，用报纸裹着。说起来也真怪，只因为发生了一次暴力事件，就可能改变整个世界。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本来想把他处置掉，没想到他现在倒有一种安全感了……因为他如今一心要复仇，别的什么也不去想了，连他担负的重大职责暂时也置诸脑后了……那天早晨还是他在欢迎穆克里先生，现在欢迎这个印度人的却变成他们了。

前厅的门关上了，他随着K先生走到街上。K先生夹着一把雨伞，步子很快，并没有回头看。D落在他身后大约二十步远，两人很快地向格雷律师学院路走去。D并不想遮掩自己的行迹，他料想K先生绝不敢叫警察。K过马路的时候他也跟着过马路，K停下来他也跟着停下来。最后，K一定是发现了身后的脚步声，他突然在人行道上一处公共汽车站停下来，就像一只野兽被猎人追急了反身相向一样。他转过身来看着D一步步向他走来，他拿着一支纸烟，纸烟在他手中索索地抖动着。他说：“对不起，借个火可以吗？”

“当然可以。”D擦着了一根火柴，递了过去，火柴的光照亮了他的两只近视眼，眼中充满了惊惧的神色。这双眼睛打量了对方一会儿，逐渐变得释然了，他并没有认出D来。没想到刮掉胡须竟有这么大差别。真叫人吃惊。K先生用另外一只手把抖动的纸烟拿稳，说：“我看到您口袋里带着一份报纸。能借给我看看吗？”K先生是一个只要能借就绝不自己出钱买东西的人，他省了一根火柴，又省下一份报纸的钱。

“你拿去吧。”D说。K先生同D见过两次，这时他似乎听到对方的声音有些耳熟，不禁又担心起来。他狠狠盯了D一眼，立刻又低头看起报来。他还没有看清对方是谁。一辆公共汽车开进站来。他说了声“谢谢你”，就上了汽车。D紧跟着他走到汽车的顶层上。两人一前一后摇摇晃晃地找座位。K先生在前排的一个位子上坐下来，D坐在他后面一排。K先生猛地一抬头，看到D映在窗玻璃上的面孔。他顾不得看报了，开始沉思起来。他坐在那里，缩着肩，身上的一件破旧大衣像猫皮一样给人一种生了癫病的感觉。

公共汽车转入霍本。人们正排成长队走进韦斯顿音乐厅。从街道两旁的大橱窗里可以看到室内的办公家具。一家牛奶店，更多的家具。公共汽车这时正向西开。D也借助窗玻璃观察K先生的脸。这个人在哪儿住？他有胆量回家吗？汽车这时穿过了圣吉尔斯圆环，转入了牛津街。K先生向窗外望去，他看到在岗位上值班的警察，看到在阿斯托里亚饭店外面跳舞的男男女女，脸上流露出依恋的神色。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他想看得更清楚些。报纸铺在他的膝头上，打开的正是登载着枪手大闹使馆那一版。他开始读起这篇报道来；他似乎更相信报纸上的描述，而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他又偷偷地瞟了D一眼，这次他的目光正好落到D脸上的疤痕上，不禁“噢”的一声叫出了声音。

“你是跟我说话吗？”D探着身子问。

“我？啊，没有。”K先生说。他干咳了几声——咳、咳、咳。他站起身来，身体随着汽车的晃动左摇右摆。

“你在这站下车吗？”

“我？是的，是的。”

“我也是，”D说，“你好像是生病了，要不要我帮你一把？”

“不用，不用。我很好。”

他向车门走去，D紧跟在他后面。

他们俩肩并肩地站在人行道上，等着交通信号灯放行。D说：“现在好多了，是不是？”他有一种幸灾乐祸、不顾一切的感觉，他甚至因为这种激动的心情而有些发抖。

“你说什么好多了？”K先生问。

“我是说天气。今天早上还是大雾。”

交通信号灯变换成绿色，他们两人并排走进了邦德街。D发现K先生不断地斜眼看着铺面的窗玻璃，想通过玻璃观察走在他身边的人。但是他什么也看不清，贫困和读书已经把他的视力毁掉了。他不敢直接开口问。看来只要D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也就装糊涂不把他当作D。

K先生突然把身子一转，拐进一个门道，走入一条幽暗的过道，他像小跑似的向过道尽头的灯光奔去。D觉得这条过道有些熟悉，他刚才的思想过于集中，没有注意他们走进了一幢什么建筑物。他一步不落地紧紧跟着K先生。一架老旧的电梯吱吱嘎嘎地降了下来，门口正对着D的猎物。K先生突然尖声喊叫起来，他的声音顺着电梯的升降井一直传到楼上的房间：“你老是跟着我。你跟着我干什么？”

D和和气气地说：“你应该说世界语呀——对你的学生。”他把手亲密地放在K先生的袖子上，“我没想到，蓄不蓄胡须会有这么大区别。”

K先生一把拉开了电梯门。他说：“我不想同你打交道。”

“咱们俩不是站在一边的人吗？”

“你的工作已经有人接替了。”

D轻轻地把他往电梯里一推，顺手把电梯的门关上，说道：“我忘了。今天晚上举行晚会，对不对？”

“你应该回家了。”

“我被事情耽搁住了。你一定知道是什么事。”他按了一下开关，电梯在两层楼之间停住了。

K先生说：“你为什么让电梯停住了？”他靠在电梯壁上，眼睛在金属框的镜片后面眨动着。楼上不知什么人正在弹钢琴，弹得很蹩脚。

D说：“你看过高尔德索伯写的侦探小说吗？”

“让我出去。”K先生说。

“学校教师一般都爱读侦探小说。”

“我要喊了，”K先生说，“我要喊了。”

“在开晚会的时候喊叫可有失体统。顺便说一下，你衣服上还沾着油漆呢。你太不聪明了。”

“你要干什么？”

“穆克里先生遇到的一个女人是个目击者，她看见的是另外一个窗户。这真是太巧了。”

“我没在场，”K先生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真有意思。”

“让我出去。”

“我刚才给你讲高尔德索伯的侦探小说还没讲完呢。一个人在电梯里把另外一个人杀了。他让电梯降到楼下。自己走出来，走到楼上。再按电钮让电梯升到上面。他当着别的见证人的面打开门，发现了里面的尸体。当然了，他很幸运地逃避了杀人的罪名。要想杀人就必须有一只走运的手。”

“你不敢杀我的。”

“我只是在给你讲高尔德索伯的小说。”

K先生有气无力地说：“没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作家的名字是你胡诌的。”

“他是用世界语写作的，你知道。”

K先生说：“警察正在捉你呢。你还是快逃吧——快。”

“他们没有我的照片。关于我的相貌特征的描写也都不对。”他语气温和地说，“要是有办法把你顺着电梯井扔下去就好了。你要受到惩罚，你知道，这是你罪有应得……”

突然间，电梯又向上开动了。K先生像取得胜利似的说：“电梯动了，你瞧。你还是快点溜吧。”电梯摇摇晃晃、缓缓地升到三楼上——三楼是《心灵健康》杂志的办公室。

D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这么多嘴。你看到报上登着我有一支手枪的事了。”

“你应该担心的人不是我，”K先生说，“我对你没有恶意。可是卡彭特小姐或者贝娄斯博士……”

他的话没有说完，电梯已经停住了，贝娄斯从一间大会客室里走出来向他们俩打招呼。一个穿着棕色绸衣的半老徐娘走进电梯来，挥了挥手。她的手上戴着许多假首饰，像是黏附在船底的一堆甲壳动物。她又尖着嗓子说了一句谁也没听懂的话。贝娄斯博士说：“晚上好，晚上好。”对D和K先生笑脸相迎。

K先生瞪大了眼睛瞧着他，等待着。D的一只手揣在口袋里，但是贝娄斯博士对今天发生的新闻似乎毫无所闻。他拉着每人的一只手，热情地握着。他说：“对于新学员我可以破例讲几句英语。”接着他又疑惑不解地说，“你一定是个新学员。我想我认识你……”

D说：“你在寻找我的胡子。”

“一点儿不错。你把胡须剃掉了。”

“我下了决心——学一种新语言我得面目一新。你看没看今天的晚报？”

“没有，”贝娄斯博士说，“对不起，咱们别谈这个。我这个人从来不看报。我发现，一本好的周刊会筛掉所有的谣言、刊登确信的新闻。所有重要的消息周刊上都有，让人减少很多烦恼。”

“这是个好主意。”

“我也向别人推荐这个方法。卡彭特小姐，我的秘书——你认识她——也采纳了。自从这样阅读新闻以后，她比过去快活多了。”

“这的确是个叫人快活的方法。”D说。他这时发现，K先生已经溜走了。“我一定要跟卡彭特小姐谈谈这件事。”

“她正在招待大家喝咖啡，你会找到她的。开晚会的时候我们不必严格遵守这里的规则。当然了，如果可能，我还是希望大家说世界语——但晚会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互相见见面。”他领着D走进会客厅。台子上摆着一把大咖啡壶、一盘盘小甜饼。卡彭特小姐隔着烟雾腾腾的水蒸气向他们挥手致意。她仍然穿着那件蓝色的大毛衣。“晚上好。”她招呼D说，“晚上好。”十几张面孔一齐向他这面转过来。D看到的是儿童百科全书中的一页插图：世界不同人种的大展览。其中有不少戴着眼镜的东方人。K先生也在这群人里面，手中拿着块小甜饼，但却没有吃。

“我一定要把你介绍给我们的泰国人。”贝娄斯博士说。

他轻轻地推着D，向屋子的另一头走去。“这位是D先生。这是李博士。”

李博士戴的眼镜镜片很厚，他有些困惑不解地盯着D。“晚上好。”他说。

“晚安。”D说。

谈话在皮制扶手椅之间时断时续地进行着。有人在某个角落突然高声讲了几句，然后又沉寂无声了，像是植物缺少养料而枯萎下去一样。卡彭特小姐给大家倒咖啡；K先生盯着手里的小甜饼；贝娄斯博士一会儿游荡到这里，一会儿游荡到那里，像是不能坚定持久的爱情。他的一头白发梳理得非常光滑，风度高雅却意志不坚。

D说：“一位理想主义者。”

“什么？”

“我刚刚学习世界语，”D说，“我还不能用这种语言交谈。”

“什么？”李博士神色冷峻地说。他的眼睛在厚镜片后面眯缝着，像是两个舷窗。他紧紧盯着D，似乎害怕他做出什么野蛮的举动来。K先生悄悄地向门边溜去，手里仍然拿着那块甜饼。

李博士厉声说：“说世界语。”

“说英语。”

“不，”李博士十分气恼，口气坚决地说，“不说。”

“对不起，”D说，“我有点儿事。”他很快地走到屋子的另一头，拉住K先生的胳膊说：“咱们不能马上就走。别叫人起疑。”

K先生说：“让我走，我求求你，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不舒服。”

贝娄斯博士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他说：“你同李博士谈得怎么样？他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楚拉兰卡兰纳大学的教授。这让我对泰国抱有很大的希望。”

“我跟他谈话很困难，”D说，“他大概不会说英语。”他的一只手始终挽着K先生的胳膊。

“噢，”贝娄斯博士说，“他的英语说得好极了。但是他认为——他的想法当然很有道理——学习世界语的唯一目的就是用世界语讲话。同大多数东方人一样，他的性格有些固执。”他们三个人的目光一起转向李博士。李博士眼睛半睁半闭地静静地站在一处。贝娄斯博士向他走过去，两人开始用世界语认真地交谈起来。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在倾听这位世界语的发明人如何运用这种语言讲话。这对他们是一种特权。贝娄斯博士像是一个滑冰运动员，正飞快地在障碍物之间绕来绕去。

K先生很快地说：“我受不了。你缠住我不放到底是为什么？”

“为了一点儿正义。”D轻声说。他一点儿也不怜悯K先生。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场合里——由办公室、咖啡、自制糕点、穿着小得难穿的过时晚礼服的形容憔悴的女人和戴着眼镜、充满商人气息的精明的东方人构成的背景前面——K先生更加不像那种遭受不幸、值得同情的人了。贝娄斯博士又走回来了。他说：“李博士让我转达说，他很愿意再同你见面——等你世界语学得更好一点儿的时候。”他露出了若有似无的笑容，接着说：“性格真是坚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信仰坚定的人。真的没有，在全国也找不到。”

D说：“我和K先生感到很抱歉，我们该走了。”

“这么早就走？我很想再介绍你认识一位罗马尼亚的女士呢。啊，我看见了，她正在同李博士谈话。”他从屋子的这一头向那两个人笑了笑，倒好像他们是一对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羞羞涩涩，他在旁边给他们鼓气似的。贝娄斯博士说：“看啊!我就是这么想的。要的是思想交流而不是误解纠纷……”D想，罗马尼亚同暹罗大概很少可能闹什么纠纷……但是贝娄斯博士又走到别处去了，他正在给毫无关联的国家牵线搭桥。卡彭特小姐站在大咖啡壶后面满脸堆笑。

D说：“咱们该走了。”

“我不走。我要送卡彭特小姐回家去。”

D说：“我可以等你。”

他走到窗前，俯视下面的街道。公共汽车像大甲虫似的在牛津街上缓缓移动。在对面一座建筑物的房顶后面，灯光拼写出了重要新闻的标题：足球赛2∶1。远处人行道上几个警察列队走进马尔伯勒街。还有什么新闻？灯光逐渐消失后又重新亮起。另一条最新报道……五千难民……四次空袭……这像是来自他祖国的一系列信号——你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还浪费时间？什么时候回来？他想到爆炸后扬起的烟尘和天空中飞机的嗡嗡声，他非常怀念祖国。一个人应该因为某些事物热爱自己的国家，哪怕是它的痛苦和暴力行动。L同本迪池达成协议了吗？他很想知道。他已经被排斥在这项交易的大门外了。他正由于杀人嫌疑被警察通缉，在这个令人起敬的国家里他再有什么证明文件也不起作用了。他又想到那个小女孩在窗前喊叫的情景，拼命挣扎，指甲在窗框上抓了好多道道，最后从雾气里摔到下面的人行道上。像她这样死于非命的人真是成千上万。她好像通过自己的惨死终于归化到他的国家，成为他国家的一个女孩了。死亡是他的领域，比起活人来，他对死人和将要死的人有更多的爱。贝娄斯博士也好，卡彭特小姐也好，因为他们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自鸣得意，因此就被剥夺了真实感。除非他们也受到死亡威胁，他是不会把他们当作真实人物的。

他从窗前转回来，对卡彭特小姐说：“这里有没有电话？我想用一下。”

“当然有。在贝娄斯博士的办公室里。”

他说：“我听说K先生准备送你回去。”

“啊，K先生，你太好了。真不应该麻烦你。到摩尔登路去可不近呢。”

“不麻烦。”K先生嘟哝了一声。他手里仍然拿着那块小甜饼，倒好像那是一块身份证明牌，死后人们可以用它来辨明是谁的尸体。

D打开贝娄斯博士房间的门，马上道了声对不起。一位生着日耳曼人头颅、胡须剃净的中年人同一位瘦骨嶙峋的女士偷偷跑到这间屋子里，正在贝娄斯博士的写字台上坐着。闻得到屋子里有一股洋葱味，这两个人中不知是哪个肯定刚刚吃过牛排。“对不起，我来打个电话。”瘦骨嶙峋的女士咯咯地笑起来。她长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吸引人，手腕上戴着一块很大的手表，衣领上别着一枚苏格兰猎狐犬形的别针。

“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德国男人连忙说，“咱们走吧，温尼弗雷德。”他在门口身体僵直地向D鞠了一躬。“柯尔达，”他说，“柯尔达。”

“柯尔达？”

“世界语，意思是‘心肝宝贝’。”

“啊，是这样。”

“我对英国女孩子很有好感。”德国人坦率地解释说。

“是吗？”

徳国人紧紧握住温尼弗雷德的一只骨瘦如柴的手。这个女孩子的牙齿很不整齐，头发呈灰鼠色，看到她你马上会猜到她的生活背景：黑板，粉笔末，小学生向她请假上厕所，星期日带着狗到荒野散步……

“英国女孩子非常天真。”德国人补充道。他又鞠了一躬，然后把门关上。

D拨通了本迪池勋爵家的电话。他问：“库伦小姐在家吗？”

“库伦小姐不住在这儿。”D这次比较走运，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不是上次那个男仆——那人说不定还会听出他的声音。D说：“我在电话簿里査不到她的电话号码。你能不能告诉我？”

“噢，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么做。”

“我是她的一个老朋友。路过英国，只停留一两天。”

“是吗？”

“她会很失望的，如果……”

“是吗？”

“她特别嘱咐我……”

“库伦小姐的电话号码是梅费尔区3012。”

他又拨了一次电话，等待着。K先生会不会溜掉，完全要看卡彭特小姐能不能把他留住了。D知道传统礼仪有时比恐怖力量还大——特别是当恐怖还只是一种朦胧意识，你并不完全相信的时候。要真正懂得害怕也得有个学习过程。他问：“库伦小姐在家吗？”

“我想她不在。你先别挂上。”即使他自己买不到煤，也一定得想个办法不叫L买到。只要他能证明那件谋杀案……只要他能证明那是一次谋杀……

罗丝的声音突然在他耳旁响起来：“是谁啊？”

他说：“克罗威尔。”

“你有什么事？我不认识叫克罗威尔的人。”

“我住在柴斯特花园，3号。离大使馆只有两三个门。”

电话线的另一端出现了片刻沉寂。D又接着说：“当然了，如果你也相信那个故事——那件所谓的自杀事件——你今天晚上可以叫警察来。或者，要是你觉得我根本就不是D的话。”

她没有回答。是不是把电话挂上了？D又说：“那个女孩子当然是被人谋害的。做得很巧妙，是不是？”

她突然怒气冲冲地说：“你关心的就是这件事？”

他说：“不管是谁干的，我都要把他杀死……我现在还不太有把握……我要找到真正的凶手。杀也只能杀一个人，不能冤枉了别人。”

“你发疯了。你就不能赶快离开这儿回国去？”

“他们可能会枪毙我的。这倒也没什么。可是我不想叫L……”

她说：“你太晚了。他们已经签字了。”

“我怕……”他说，“你知道合同是怎么写的？我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办法把煤运出港口去。有一个中立国协约呀。”

她说：“我问问福尔特是怎么回事。”

“他也签字了？”

“他也签了。”又有人弹起钢琴来，还有人在唱歌。唱的多半是个世界语的歌曲，“柯尔达”这个词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她马上接着说：“他也只好这样做了。”她在为他辩解，“既然别的人都签了字……所有的股东……”

“当然了。”因为她居然出面为福布斯辩护，D心中有一种奇怪的嫉妒的感觉。他觉得这就像一只冻僵的手又恢复了知觉一样。他并没有爱上这个女孩子，他已经不可能爱任何活着的人了，尽管如此，那嫉妒的感情还是刺疼了他。

她说：“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我在电话里听到一些非常古怪的声音。”

“在一个晚会上，”他说，“至少他们管这个叫晚会。是世界语学校主办的。”

“你是个大傻瓜，”她绝望地说，“你还不明白他们正在缉捕你吗？抗拒逮捕，伪造护照，天知道还有什么罪名。”

他说：“我在这里似乎很安全。我们正在吃小甜饼。”

“你干吗这么傻？她说你的年纪够大了——不是吗？——你应该有能力保护自己。”

他说：“你能不能替我打听一下——从福布斯那里？”

“你真的想那么做——你刚才说的杀人的事？”

“是的，我准备这样。”

她的声音突然从话筒里非常清晰地传出来，就好像站在他身旁似的。听得出她非常气愤，正在谴责他：“这么说你还是爱上了那个小丫头？”

“不是，”他说，“我对她就跟对别的人一样，并没有特殊的感情。今天一天就有四次空袭。我敢说，除了她以外，他们已经害死了五十个像她这样的孩子了……应该报复他们一下。”他突然觉得这一切是多么荒谬。他到英国来的身份是充当秘密使节，他来的目的是谈一项与他的国家命运攸关的煤炭交易。库伦小姐是位年轻姑娘，是他购煤要找的一位贵族的女儿，另外，她多半还是某个福布斯先生的情人，而福布斯也拥有好几座煤矿，在谢波德市场还养着一个情妇(这件事倒无关紧要)。一个小姑娘被旅馆的老板娘或者K先生杀害了——他们尽管是自己人，但干这件事很可能是受了叛徒唆使。情况就是这样，既有阴谋诡计，又牵涉政治与刑事犯罪。但现在他同库伦小姐在电话里通话却充满了人情味，互相嫉妒，好像在谈恋爱，好像是和平年代，人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在这个天地里自由行动。

她说：“我不相信。你一定爱过她。”

“我想她最多不过十四岁。”

“啊，我敢说你已经到了喜欢小姑娘的年龄。”

“没有。”

“可你在这里不能干那件事——杀人，我是说——你还不懂？他们会吊死你的。只有爱尔兰人才为了复仇互相杀人，而他们总是要被吊死的。”

“啊，好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天啊，”她说，“门一直开着。”沉默了片刻，她又说，“说不定我把你的行踪给泄露了。他们会猜到——报纸上登了那么多。也许警察局正在窃听我的电话。他们可以从楼下的一台电话机拨999。”

“你说的他们是谁？”

“啊，女仆或者我的朋友。谁都不可靠。快离开那儿——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

“好吧，”他说，“我也该走了。晚安。”

“你说什么？”

“世界语——晚安。”说完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他打开通向会客室的门。参加晚会的人已经陆续走了不少，小甜饼快吃光了，咖啡在壶里开始凉了。K先生正靠着台子站着，被卡彭特小姐的谈话紧紧拴住，脱不开身。D向他走过去，K先生的身体马上矮了半截——D忽然觉得他并不像自己要杀的人。可是他既然是个叛徒，就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许这样做并不光明正大，可是K先生是个最容易干掉的人。这对其他的叛徒将会是一个警告。D对卡彭特小姐说：“恐怕我不得不把你的护送人拖走了。”他一边说一边戴上手套。从现在起他一定得留心不要再摘下这副手套。

“我不走。”K先生说。卡彭特小姐撒娇地噘着嘴，拨拉了一下台布的毛线流苏。

“有一件要紧的事，”D说，“不然我就不会拉他走了。”

“我看不出你有什么要紧事。”卡彭特小姐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我刚才到我们使馆去了。”D说。他信口开河地说。他现在什么人也不怕。该轮到别的人害怕他了。他非常兴奋，脑子里好像回荡着笑声。“我们讨论了在国内成立一个世界语中心的可能性。”

“你说什么？”贝娄斯博士插嘴问。谁也没注意，他这时已经陪着一位身穿粉红色印花布、皮肤黑黑的中年妇女走到摆着茶点的台子旁边。他的目光柔和的眼睛因为兴奋而炯炯发光。“你们怎么成立——不是正在打仗吗？”

“如果我们不在后方兴办文化事业，”D说，“我们为维护某一文明而进行的战斗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对自己居然这样对答如流不禁悚然一惊，另外他也有些后悔，为什么要在这间邋里邋遢的办公室里，在咖啡壶旁边，给别人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呢？这位自由主义者的昏花老眼激动得满是泪水，贝娄斯博士说：“这样说来，这场苦难倒也并不是全无回报。”

“所以你会理解，如果我和我这位同乡——我们得赶快走了。”D说的当然是个荒唐至极的故事，但是既然他一心想要赶快脱身，即使编造的故事再离奇也就没什么不合情理了……这间屋子里的每个人似乎都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聚集在牛津街上这个象牙塔里，正期待着发生一个奇迹。贝娄斯博士说：“我今天早上起床时还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们有一位女诗人就是这么说的。”他拉住D的手。所有的人都紧紧盯着他们。卡彭特小姐揩了揩眼角。D说：“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所有的人。”

K先生说：“我不去，我不去。”但是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他被那位穿着印花布衣服的太太推向楼梯，D和他并排走，拽着他的手……他现在真的害怕起来了，在恐惧中他把英语全忘了。他请求大家稍候一会儿听他讲几句话，但他说的是只有D同他自己才懂的那种语言。他的样子像生了一场大病，像遭了厄运……他又试图用世界语说点儿什么，不论说什么都成。他嘟嘟囔囔地说：“我的心，我的心。”他的嘴唇煞白。但是这时谁也不再讲世界语了。刹那间，他们已经进了电梯，向楼下缓缓行进。贝娄斯博士的脸消失了，接着是他的西服背心上的扣子，他的皮靴——他穿了一双靴子。K先生说：“你什么事也不敢做。你是不敢下手的。”

D说：“如果你同那个女孩子的死没有什么关系，你就用不着害怕。站得离我近一点儿。别忘记我带着枪呢。”他们俩并排走上牛津街。K先生突然横着迈出了一步，他们被一个人从中隔开了。逛街的人簇拥到他们俩中间来，K先生乘机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拼命往前跑。他的个子矮小，动作也很敏捷，可惜的是他眼睛近视，总是同别人撞个满怀。他连道歉的话也不说，只顾没头没脑地往前窜。D并没有追赶他。人行道上挤满了人，无法跟在他后面跑。他喊住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你慢慢地开。前面有我的一个朋友喝醉了酒——我们挤散了。我怕他惹什么事，得用车把他拉回家去。”他从车窗里看着K先生。K先生累得筋疲力尽。这是个好办法。

K先生左冲右突，却被对面的人撞回来。行人个个回过头来看他。一个女人说：“真不知羞耻。”一个男人说：“酒喝过头了。”K先生的金属框眼镜滑到鼻梁下边，走几步路就回头看一眼。他的雨伞总是绊住自己的两条腿。一个小孩看到他的一双惊惧的小眼睛，吓得叫起来。他惹得每个人都侧目而视。走到南奥德利街角上，K先生终于踉踉跄跄地同一个警察撞了个满怀。警察和气地说：“咳!你在街上这么走路可不行。”K先生怔怔地盯着警察，因为眼镜滑落下来了，他什么也看不清。

“走慢点儿。快回家去吧。”警察说。

“不，”K先生蛮不讲理地说，“不回家。”

“用冷水冲冲你的脑袋，上床睡个觉。”

“不。”K先生突然把头一低，往警察的肚子撞去。他的策略没起作用，一只大手毫不费力地把他挡住了。“你想到警察局去一趟吗？”警察仍然语气温和地说。一小群人聚拢过来。一个戴着黑礼帽的人高声说：“你干吗跟他找麻烦，他又没做什么事。”

“我只不过说……”警察说。

“我听见你说什么了，”那个陌生人立刻反唇相讥，“我能不能问问，他犯了哪一条？”

“酗酒，扰乱治安。”警察说。

K先生好像获救了似的，脸上焕发出希望的光辉。是的，他忘了扰乱治安这个办法了。

“胡说，”那个陌生人说，“他什么也没做。我愿意为他作证……”

“好了，好了，”警察气哼哼地说，“有什么值得这样吵吵闹闹的。我不过是叫他回家去睡觉。”

“你暗示说他酗酒闹事。”

“他是喝醉了酒。”

“拿出证明来。”

“你多管什么闲事？”

“咱们这里是个自由的国家。”

警察开始诉苦说：“我要知道的是——我到底怎么惹着你了？”

戴黑礼帽的人掏出一张名片，对K先生说：“如果你要控告这个警察有诽谤罪，我愿意为你作证。”K先生接过名片来，好像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警察突然把双臂举起来，向人群挥动着说：“散开，散开。各人走各人的路。”

“大家别走，”陌生人厉声呵斥道，“咱们都是证人。”

“你快要叫我冒火了，”警察的嗓音变了，“我警告你。”

“警告我什么？说啊。你要警告我什么？”

“妨碍警察执行任务。”

“好个任务!”陌生人讥讽地说。

“可我是喝醉了，”K先生突然乞求说，“我扰乱了社会秩序。”人群轰的一声笑起来。警察转过来对K先生说：“你怎么没完没了？我们谈话跟你没关系。”

“当然有关系。”陌生人说。

警察的脸上显出痛苦的神色。他对K先生说：“你为什么不叫辆出租车老老实实地回家去？”

“好吧，我就这样做。”K先生说。

“出租车!”

出租车停在K先生身边。K先生感激地握住车门把手，打开车门。D对他笑了笑说：“上来吧。”

“好，现在谈谈你的事，”警察对那个爱管闲事的人说，“你叫什么名字？”

“豪格皮特。”[1]

“你开什么玩笑？”

K先生拼命往人行道上退，口里喊着：“不要那辆出租车。我不要乘那辆车。”

“我是叫豪格皮特。”许多人笑了起来。那个陌生人生起气来。“不是还有叫斯温伯恩[2]的吗？这有什么可笑的。”

K先生挣扎着想逃走。

“老天爷，”警察说，“你又不老实了。”

“汽车里有一个人……”K先生说。

D走出车来说：“没事儿，警官。他是我的朋友。喝多了。我们在卡彭特酒吧走散了。”他紧紧抓住K先生的一只胳膊，想把他拉回汽车里。K先生说：“他要杀我。”他挣扎着，一下子摔倒在人行道上。“你帮帮我的忙好不好，警官先生？”D说，“别叫他惹祸了。”

“当然可以，先生，赶快把他弄走吧。”警察俯下身，像抱小孩似的轻而易举地把K先生抱起来塞进汽车。K先生有气无力地喊：“我告诉你，这人一直追着我……”自称豪格皮特的人插嘴说：“你有什么权力这样做，警察先生？你听见他说什么了？你怎么能知道他讲的不是真话？”

警察啪的一声关上车门，转身说：“因为我用了我的判断力……你现在还不想乖乖地走开？”出租车开动了。看热闹的人向后退去，指点着汽车。D说：“你只是叫自己丢了丑。”

“我要打碎玻璃。我要叫了。”K先生说。

“你要是再不老实，可就自找倒霉了。”D低声说。他好像在说一个什么秘密。“我会开枪的。”

“你开枪是逃不掉的。你不敢开枪。”

“你是根据小说里的推理。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可不是这样。现在正在打仗——看来咱们谁也‘逃不掉’，早晚都要丧命。”

“你预备做什么？”

“我要带你回家去，好好同你谈一谈。”

“回哪个家？”D没有回答他。汽车颠簸着缓缓驶过海德公园。在大理石拱门一带，几个街头演说家正站在肥皂箱上演讲，个个把雨衣的领子竖起来护住脖子，抵御寒风。一路上停着不少小汽车，伺机勾搭女人。不少下等娼妓无望地坐在灯影的黑暗里。也有一些准备进行敲诈勒索的人眼睛盯着草坪，看看是否有人在那里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地进行不法勾当。这就是人们所了解的一个和平城市的景象。一张招贴上写着：布卢姆茨伯里区骇人听闻的悲剧。

二

K先生的反抗已经告一段落。他一言不发地走出汽车，沿着台阶走进一间地下室。D把这间狭小的起居室兼卧室的灯打开，点着了煤气炉。当他手里擎着火柴，俯身在煤气炉上面的时候，心中不禁疑惑起来，难道他真的要谋杀一个人吗？克罗威尔——不管她是什么人——似乎太不走运了。一个人的家是不应该叫别人闯入的。当一枚炸弹把一幢房屋临街的墙壁炸毁，使屋子里的铁床、椅子、丑陋的画片甚至一把夜壶完全公之于众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简直是对妇女肆行强暴。闯进陌生者的住屋也是一种强暴行为。但是你的一言一行总是不由自主地模仿敌人的行为。你像他们一样投掷炸弹，像他们一样毁坏别人的私生活。D突然怒气冲冲地转过身来，对K先生说：“这是你自找的。”

K先生向后退了两步，一屁股坐在沙发床上。沙发上面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稀稀拉拉地摆着几本羊皮面的薄书，看来是一位信仰虔诚的女人的藏书。他说：“我向你发誓，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场。”

“你不否认你同那个女人想合谋偷走我的证件吧？”

“你的工作由别人接替了。”

“这我知道。”他逼近K先生。该是在他脸上狠狠打一拳的时候了。他的怒火已经被煽起来了。前一天晚上那些人不是教会了他怎样打人吗？但他还是下不了手。只要他的手触到K先生身体的某一部分，就意味着同这个人开始一种新的关系……他的嘴唇因为厌恶而颤抖起来。他说：“如果你还想活着离开这间屋子，只有向我坦白。你们两人都被他们收买了，是不是？”

K先生的眼镜掉到沙发上，他在罩着沙发的透眼网扣上摸索着。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没被收买呢？”

“没有别的法子，是不是？”D说。

“他们并不信任你——不然的话他们干吗又叫我们监视你？”

D在听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手指一直摸着枪。如果你既是陪审员又是法官而且身兼律师的话，你就得听被告把话讲完。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偏心眼，你也一定要公正。“说下去。”

K先生恢复了一些勇气。他的红眼圈的眼睛向上翻了翻，想把视力集中。他的嘴部肌肉扭动了一下，形成一个嘲讽的笑容。他开口说：“再说，你的行动也很奇怪，你说是不是？我们怎么知道在别人出了一定价钱后你不会把自己出卖？”

“有道理。”

“谁都得为自己着想。如果你把自己出卖了，我们就一个钱也拿不到了。”

真没想到K先生会这样毫无顾忌地把堕落的人性公开暴露出来。这个人在害怕的时候，在畏缩奉承的时候还比较能令人忍受。可是现在他的胆子又大了起来。他说：“不能落在别人后面。反正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你读一读今天的晚报就明白了。我们叫人家打败了。你自己也知道，有多少个部长都变节投降了。你认为他们都没有得到好处？”

“我想知道你得到了什么好处。”

K先生找到了自己的眼镜，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身体。他这时差不多完全没有了恐惧感。尽管年纪已经不小，却依然灵活狡猾。他说：“我想早晚咱们都得走到这一步。”

“你最好把一切事都告诉我。”

“如果你想得到一点儿好处，”K先生说，“那你是白搭。即使我愿意，你也捞不到……”

“你们还不会那么愚蠢，只凭人家一张空头支票就把自己出卖吧？”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他们懂得最好不给现钱。”

D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半信半疑地说：“你是说你干这件事什么也没拿到？”

“我拿到了一封信件，有L的签名。”

“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大傻瓜，如果你要的是别人向你许诺，从我们这边你要多少都可以。”

“不是许诺，是任命书。校长签了字。你知道，L现在是校长了。从你离开以后。”K先生已经完全恢复了镇静自如的态度。

“什么校长？”

“大学校长，这还用说。我被聘任为教授了。在教授会里。我可以回国去了。”

D笑出声来，他无法控制住自己。在他的笑声背后流露出厌恶的情绪。这就是未来的文明，这样一个人将要登上学术界的宝座……他说：“我现在要是杀死你，我杀的将是一个K教授，这倒是一种安慰。”他脑子里想的是一大群诗人、音乐家、艺术家和学者，个个红眼圈，戴着金属框眼镜，一脑子背信变节的思想。这是腐朽的旧世界的一群残渣，年轻人就要从他们这里学习到如何当叛徒、当奴才的有益课程。这一前景叫D不寒而栗。他把那个第一秘书的手枪掏了出来，说：“我倒想知道，他们会派谁来代替你在这里的工作。”但是他知道，他们是有上千的人可供选择的。

“别那么摆弄手枪。太危险了。”

D说：“你现在要是在国内，就得受军事法庭审判，就要判刑。你为什么想要离开这里？”

“你在开玩笑。”K先生说，尴尬地笑了笑。

D打开手枪的弹盒看了看，里面有两颗子弹。

K先生气急败坏地说：“你刚才说，如果那个女孩不是我杀害的，就没有我的事了……”

“那又怎么样？”他把弹盒重新关上。

“不是我杀的。我只不过给玛丽打了电话……”

“玛丽？啊，是的，旅店的老板娘。说下去。”

“L叫我这样做。他从大使馆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说：‘你只要对她讲，叫她尽力而为就成了。’”

“你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不太清楚。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她有一个计划……想法使你被驱逐出境。她从来没有叫我看出来像要谋杀什么人。只是在警察读了那本日记以后……才叫人自然而然地获得一种印象。日记里记载了你说的话，你要把她带走。”

“你什么事都知道。”

“是玛丽告诉我的——事后告诉我的。她看了那本日记像是一下子得到了灵感。本来她想伪造一桩抢劫案，栽赃给你。另外一个原因是那个女孩子顶撞了她。她只是想吓唬吓唬她，后来她就发起脾气来了。你知道老板娘的脾气很坏，自己管不住自己。”他又摆出一副用以考察对方心理的笑容，“那个女孩子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说，“这种人成千上万。在国内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人死于非命。在打仗啊。”D脸上的表情使他赶快又添上一句，“这是玛丽的理论。”

“那你呢？”

“啊，我当然反对。”

“在事情发生以前——你就反对？”

“是的。啊，不，不，我是说……事情过后。我后来见到她的时候。”

D说：“你的话漏洞百出。你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

“我向你发誓，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场。”

“好，我相信你。你没有这个胆量。这件事是留给她干的。”

“你应该找她去算账。”

“我这人有一点偏见，”D说，“不太愿意杀害女人。但是在人们发现你的尸体之后，她也会吃苦的……她会整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再说我只有两颗子弹。我弄不到更多的。”他把保险栓打开。

“这是在英国。”那个瘦小、苍白的人尖声喊叫起来，好像在安慰自己似的。他跳了起来，把书架上的一本书碰到沙发上。这是一小本圣诗，在翻开的那页，“上帝”一词是用大写字母拼写的。这当然是在英国——沙发也好，印着老式花卉图案的废纸筐也好，镶在镜框里的汽车路线图也好，靠垫也好，一切都表明这是英国——异国气氛不断地扯动他的袖口，叫他不要任性从事。他气冲冲地说：“别靠着那张沙发。站过来。”

K先生颤抖地站着，说：“你放我走？”

多年的大学教师生活教会了一个人如何做公正的法官，却没有教会一个人当麻利的刽子手。

“你干吗不去找L？”K先生恳求说。

“我迟早会找L算账的。但他不是咱们这边的人。”界限是不容混淆的，对于一件博物馆里的老古董你不可能这样义愤填膺。

K先生伸出沾着墨水的双手，做出苦苦乞求的姿势。他说：“你要知道了所有事实就不会责备我了。你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完全是个奴隶，这类书人们写得还少吗？”K先生开始哭起来。“你可怜那个女孩子，但你更应该可怜的是我……”他说，“应该是我……”他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你身后有个门，进里边去。”D说。这是一间卫生间，室外无法见到。只有通风设备，没有窗户。握着枪的一只手因为即将发生的惨剧而颤抖起来。他是被逼得反身相扑的……现在轮到他惩治别人了。尽管如此，他熟悉的那种恐惧感却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是为别人的痛苦、生命、绝望而感到害怕。他像是一个作家，注定要同情别人的疾苦……他说：“快一点儿。进去。”K先生开始一步步地向后挪动。D想从脑子里搜寻出一句冷酷的玩笑话：“我们这里可没有刑场的大墙……”但是他发现自己不能把这句笑话说完。一个人只能同自己的死亡开句玩笑，别人的死亡是件严肃的事。

K先生说：“她没有经历过我受的这种罪……受了五十五年罪……只能再活六个月，什么希望也没有了。”

D并不想听他在说什么，他也没听懂他的话。他举着枪，紧紧逼着他，心里有一种嫌恶的感觉。

“要是你只能再活六个月，你也会寻找一些安慰的……”眼镜从他的鼻梁上滑下来，掉在地上摔碎了。他嘟囔着什么“受到别人尊敬”。他说：“我一直在梦想，有一天……在大学。”他这时已经进了浴室。他使劲盯着D站立的方向(没有眼镜他什么也看不清)，退到浴盆边上。“大夫说我只能活六个月……”他像一只狗似的痛苦地号叫了一声，“临死还要干这个苦差事……在牛津街那个傻瓜手底下……‘早安’‘晚安’……教室冰冷……暖气从来也不开。”他像是一个病人在说胡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似乎认为只要他不沉默，生命就有保障，从他充满痛苦和仇恨的脑子里迸出的每句话总是离不开他的生活经历——湫隘的办公室，刚刚能转过身来的小教室，冰冷的暖气片，墙上的活动挂图：名为“一家有钱人”。他唠唠叨叨地说：“那个老头总是穿着软底鞋偷偷地监视我……我难过得要命……我得不断用世界语道歉……不然就要受罚……一个星期抽不到纸烟。”他越说越来劲……但这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不该有这么大精神的，早在法官宣判他死刑以前，他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了。“住嘴。”D说。K先生的脑袋像乌龟的头一样向旁一扭，他一直没弄清楚D站立的方向。“你能怪我吗？”他说，“在国内再生活六个月……当一名教授……”D把眼睛一闭，按动了手枪的扳机。子弹砰的一声射出去，手枪震动了一下，把他吓了一大跳。一块玻璃哗啦一声被击碎了。就在这时有人按了门铃。

他睁开了眼睛。他的子弹并没有打中，他一定没有击中K先生。离K先生的头足有一英尺远的卫生间。镜子被打碎了。K先生仍然站在那里，眨动着眼睛，显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有人在敲房门。白白浪费了一颗子弹。

D说：“不许动。别出声。第二次我就不会打偏。”他把卫生间的门关上，一个人站在沙发旁边，听着过道房门上的敲门声。如果来的是警察，他要用仅有的一颗子弹做什么呢？一切又重归寂静。沙发上的那本小书仍然打开着：

上帝在阳光里

爱抚地看着彩蝶的羽翼，

上帝在烛光中

在你家中静静等候着你。

这首荒唐的小诗印在他的脑子里像按在火漆上的印痕。他并不相信上帝，他也没有家。这首诗有点儿像野蛮部落在宗教仪式中唱的歌，即使非常文明的旁观者也会被它触动。啪、啪、啪，敲门的声音又响起来。接着又按了一下门铃。说不定是房主的哪位朋友，也可能是女房东本人。不会，她自己有钥匙。一定是警察。

他向房门慢慢走过去，手里还拿着那支枪。他已经忘记该怎样用手枪，正像他长久不习惯使用剃胡刀一样。他像迎接厄运一样打开了房门。

站在门外的是罗丝。

他语言迟缓地说：“啊，当然是你。我忘了。我把我的地址告诉过你，是不是？”他从她的肩头上望过去，好像预料她背后一定还站着警察——或者站着福布斯。

她说：“我来告诉你福尔特对我讲的事。”

“啊，好吧。”

她说：“你没有干出什么——荒唐事来吧？”

“没有。”

“干吗拿着枪？”

“我以为敲门的是警察。”

他们俩走进屋子，把走廊上的门关好。他的眼睛望着卫生间。不行了，他知道他绝不会开第二枪了。他可能是个英明的法官，但永远不能成为一名刽子手。战争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但还没有使人残酷到这种程度。他的头脑里装着中世纪传说的讲稿，装着《罗兰之歌》和伯尔尼的原稿，就像脖子上挂着一个会给他带来灾祸的不祥之物。

她说：“亲爱的——你的样子变了。更年轻了。”

“胡子剃掉了。”

“可不是。这样对你更合适。”

他不耐烦地说：“福尔特说什么了？”

“他们签字了。”

“可是这违反了你们的中立法啊。”

“他们并没有同L直接签订合同。总有办法把法律绕过去。先把煤运到荷兰……”

他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他连枪毙一个叛徒的胆量都没有。她说：“你得离开这儿。在警察抓到你之前。”他坐在沙发床上，手枪悬在两个膝头之间。他说：“福布斯也签了字？”

“你不能责怪他。”他又一次感到妒火中烧。她说：“他也不愿意这样做。”

“为什么？”

她说：“从某些方面看，他是个正直的人，你知道。如果风向转过来，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

他沉思地说：“我还有一粒子弹。”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声音里带着惊惧的成分，眼睛盯着那支枪。

“啊，你别误会了我的意思，”他说，“我想的是煤矿工人。他们的工会。如果他们知道了事实真相，说不定……”

“说不定什么？”

“会出面反对。”

“他们能做什么？”她说，“你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你从来没见过矿井封闭时矿工的村镇是什么景象。你一直生活在革命里——呼口号、呐喊、挥舞旗帜，你经历的这种事太多了。”她又说，“我曾经跟我父亲到过他们住的一个地方。我父亲那时随着几个贵族去视察。那里的人个个无精打采。”

“这么说你也关心他们？”

她说：“我当然关心。我的祖母……”

“你认识不认识那些矿工中的哪个人？”

她说：“我的老保姆还在那儿。她同一个煤矿工人结了婚。可是我父亲给了她一笔养老金。她跟别人不一样，日子比较好过。”

“开始的时候只要找到个熟人就成。”

“你还是不理解。你不能到那里去发表演说。马上就会蹲监狱。你正在受到通缉。”

“我还不打算就这样自认失败。”

“听我说，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让你偷渡出去。有钱能使鬼推磨。从一个小海港。斯旺塞……”

他抬起头来仔细打量着她的脸。“你愿意让我走吗？”

“啊，我知道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喜欢一个人活着。我不喜欢死人和关在监狱里的人。你要是死了，我对你的爱不会超过一个月。我不是那种人。我不会对我看不到的人永远忠实。跟你一样。”他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手里的左轮枪。她说：“把那东西给我……我受不了……”

他默默地把手枪递过去。这是他第一次对另外一个人表示信任。

她说：“啊，上帝，就是这支枪的火药味儿。我一进来就闻到了。你开过枪。你杀了人……”

“没有。我想杀死他，可是我下不了手。我想我是个胆小鬼，只打碎了一面镜子。太不走运了，是不是？”

“是在我按铃以前吗？”

“是的。”

“我听见了。我还以为是汽车发动的声音呢。”

他说：“幸亏附近一带没有人听出是什么响声。”

“那个人在哪儿？”

“那里面。”

她把门拉开。K先生一定是正扒在门上偷听，他从屋里跪着爬出来。D耷拉着脸说：“这位是K教授。”K教授身体向前一倾，软绵绵地摔倒在地上，两条腿仍然蜷曲着。D说：“他晕过去了。”罗丝俯身看了看，充满厌恶地说：“你肯定没有打中他？”

“没有。确实没打中。”

“他断气了，”她说，“谁都看得出。”

三

他们把K先生的尸体小心翼翼地停放在沙发床上，那本宗教诗集就摆在他的耳朵旁边。“上帝在烛光里，在你家中等待着你。”他的鼻梁上仍然印着眼镜架压出来的一道红印，这个小人物躺在那里显得那么无足轻重。D说：“他的医生说他只能活六个月。他害怕自己会突然死掉，教着教着世界语就断了气。他们每小时只给他两先令。”

“咱们怎么办？”

“这是一次意外事故。”

“他是因为你冲他开了枪才死的——他们会认为这是一次谋杀。”

“真正意义上的杀人？”

“是的。”

“这是第二回了。我倒想换换口味，叫人控告一次真正的蓄意谋杀。”

“凡是关系到你自己的事你总是开玩笑。”她说。

“是吗？”

不知为什么她又生起气来。她一生气就像个孩子似的，又是跺脚又是辱骂一切权威和理性。每逢这样的时刻他对她就产生出一股柔情，因为她很可能就是他的小女儿。她对他也不要求热烈的爱情。她说：“别在那儿傻站着，好像没事儿似的。咱们怎样处理——这个？”

他温和地说：“我正在想呢。现在是星期六晚上。这套房子的女主人贴了一张条子。‘星期一再送牛奶。’这就是说，她最早也要明天晚上才回来。我整整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我明天早上就可以到达矿区，如果我现在就乘火车走的话。”

“他们会在车站把你抓住的。你已经被通缉了。再说，”她又生起气来，“你这是白白浪费时间。我告诉你，那些煤矿工人才没有那么大劲头呢。他们只求能够活下去就知足了。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我知道那里的情况。”

“不妨试一试。”

她说：“你要是真死了我倒不介意，可是我受不住老是这样提心吊胆，担心你会死。”她现在已经顾不得害羞了，她毫无顾虑地把心里的话都讲了出来。他又记起他们在月台上会面的事，她拿着一个小甜面包从大雾里走过来。要想对她不产生一丝爱情是不可能的。他们俩毕竟有些相同的地方。他们俩的生活都被世事弄得颠三倒四，他们俩都在用一种并非他们本性的暴力对过去默然忍受的一切进行反抗。她说：“你用不着像小说中那样对我讲甜言蜜语。这我知道。”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他说。

“啊，上帝，”她说，“别演戏了。你还是继续做你的老实人吧。我爱你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你老实，也因为我的神经机能有些毛病，你可以叫它‘恋父情结’。”

“我没有演戏。”他把她抱在怀里。这次并没有完全失败，他殷勤备至，就是没有情欲。他已经失去这种感觉了，为了自己的人民他好像已经使自己成了一个阉人。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每个情人都是一个哲学家，这是人的本性。做一个情人，就必须对世界有信心，必须相信生儿育女的价值。即使使用避孕手段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性爱行为始终是一种出于某种信仰的行为，但他已经失掉信仰了。

她不再生气了。她悲哀地说：“你的妻子是怎么死的？”

“他们把她错杀了。”

“怎么错杀了？”

“他们把她错当作人质枪毙了。像她这样的人关了好几百。我想，典狱官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很想知道，这样在一个死人身边做爱，而且口里还谈论着死去的妻子，对于生活在和平环境的人说来是否太奇特了。他们毕竟感到不很圆满。即使接吻也会泄露一个人的真实感情……一个人的声音可以装假，接吻就不成了。在他们俩的嘴唇接触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感到中间隔着一段无限的距离。

她说：“你这样一直对死者保持着深挚的感情，我觉得不能理解。”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你的母亲……”

“啊，我不爱她，”她说，“我是个私生女。当然，他们后来结了婚，我的身份也合法化了。本来我不应该当回事的，是不是？但说来也怪，我一想到自己并不是他们希望有的孩子，我就非常气愤——从小就这样。”

不经过试验，很难辨识清楚自己对另一个人的感情是怜悯还是爱情。他们又在K的尸体旁边拥抱了一次。D从罗丝的左肩上看到K先生的眼睛还睁着。他把罗丝放开，说：“不要这样了。我不配你。我已经不是个男子汉了。也许有一天，当战争和屠杀全部停止以后……”

她说：“亲爱的，我愿意等到那一天……只要你还活在人世。”

从现在的处境看，这几乎不可能。

他说：“你还是赶快走吧。出门的时候小心别让人们看到你。走出一英里以外再叫汽车。”

“你干什么呢？”

“从哪个车站搭车？”

她说：“午夜前后尤斯顿车站有一趟车……不过谁也说不清星期天早上几点才开到那个地方……他们一定会认出你来的。”

“剃掉胡须我的样子改变了许多。”

“还有那块疤呢。人们会首先注意到你脸上的那个记号。”她说。他还想说什么，可是她打断了他：“等一会儿。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到哪儿去都成。”她匆匆走进卫生间，K先生的眼镜在她脚下啪嚓一声被踩碎了。过了一会儿她就出来了。“感谢上帝，”她说，“房东是个细心的女人。”她手里拿着一块药棉和一条橡皮膏。她说：“你站着别动。现在人们就看不到你的伤疤了。”她把棉花贴在他的面颊上，用橡皮膏粘住。“谁都不会怀疑你脸上肿了一个包。”她说。

“你没把棉花遮在伤疤上。”

“妙就妙在这里。橡皮膏把伤痕遮住了，棉花球在你的面颊上。谁也不会注意你要遮住的是自己的下巴。”她用双手捧住他的头说，“我会成为一个能干的密使，你说是不是？”

“你太好了，不该干这个差事，”他说，“谁也不相信密使。”他发现在这个钩心斗角、颠三倒四的世界上，除了自己以外他居然还可以信任一个人，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感激之情。这就像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中找到了一个伴侣。他说：“亲爱的，我的爱情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用处，但我愿意把全部——把我遗留下来的全部都献给你。”但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还是感到把他同一个人的坟墓连接在一起的疼痛在不断扯动着自己。

她语气温柔地说，就好像两人还在谈情：“你有可能逃脱别人的注意。你的英文说得不错，只是太咬文嚼字了。语音也不太正。但是真正泄露你身份的会是你读的那些书。你应该忘掉自己曾经是法语文学的讲师。”她抬起手来想摸摸他的脸，就在这时候门铃响起来了。

他说：“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藏起来？”当然没有地方。他说：“如果是警察，你必须立刻告发我。我不想让你卷进这场纠纷。”

“那有什么用？”

“去开门。”他抬起K先生的肩膀，把他的身体转过去，面对墙壁，接着把沙发上的罩单掀起来，盖在他身上。K先生躺的地方在暗影里，如果不注意是看不到他睁着眼睛的。看样子能够把人蒙骗过去，认为他在睡觉。一个声音说：“啊，对不起。我是弗尔台斯克。”

这个陌生人有些胆怯地一步步走进屋子里来。他是个未老先衰的年轻人，脑门儿上的头发已经秃了，身穿一件对襟背心。罗丝想把他拦住。“你要……？”她说。他又重复了一遍“弗尔台斯克”，他的态度相当和气。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向他们眨了眨眼睛。他既没戴帽子也没穿外衣。他说：“你们知道，我就住在楼上。艾米丽——我是说克罗威尔小姐——不在家吗？”

D说：“她到别处度周末去了。”

“我知道她要去的，可是我看见屋子里有灯光……”他说，“哎呀，沙发上还有一位。”

“那位吗，”罗丝说，“就照你的话称呼他‘一位’吧，是杰克——杰克·欧特拉姆。”

“他病了吗？”

“他就要病了——他醉得不省人事了。我们有个小聚会。”

陌生人说：“真少见。我是说艾米丽——克罗威尔小姐……”

“你就叫她艾米丽吧，”罗丝说，“我们都是她的朋友。”

“艾米丽从来不请客。”

“她把房子借给我们了。”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

“你要不要喝一杯？”

罗丝演戏演得太过分了，D想。这间屋子不可能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可能是在一只遇难的船上，但这不是小学生故事书里的沉船，像鲁滨孙航海遇难那样缺少什么都可以在船上找到。

“不喝，不喝，谢谢你，”弗尔台斯克说，“说老实话，我不会喝酒。”

“你得喝点儿什么。不喝怎么能活着？”

“啊，我喝水。我当然得喝水。”

“真的吗？”

“那还用说，一点儿也不假。”他神经质地看了看沙发床上躺着的人，又看了看好像哨兵似的站在沙发旁边的D。他说：“你的脸碰破了。”

“是的。”屋子里变得寂静无声。静得谁都觉察出来，倒好像寂静是一位受宠的客人，在所有客人都走掉以后只有他一个还留下似的。弗尔台斯克说：“好了，我要走了。”

“非走不可吗？”罗丝说。

“倒不是有什么事。我是怕打扰你们。”他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他在找酒瓶和酒杯。这间屋子显然有些叫他感到不对劲的地方。他说：“艾米丽事先没告诉我。”

“看来你同艾米丽关系很不错。”

他的脸涨红了，说：“噢，我们是朋友，我们俩都是教友会的，你知道。”

“校友会？”

“不，不是。牛津教友会。”

“啊，是的，”罗丝说，“我知道——经常聚会，布朗旅馆，在克罗伯勒区……”她一口气说了一串与此事有关的词，D听了莫名其妙，他还以为罗丝在发歇斯底里呢。

弗尔台斯克的脸上露出笑容。这位未老先衰的年轻人的脸盘像是一块银幕，只有把经过审査、适于家庭观看的影片投射上去才能映现出来。他说：“你也参加过我们的聚会？”

“啊，没有。我没有兴趣。”

弗尔台斯克迈步向里走，朝着沙发走去。他的神情像是一盆晃晃荡荡的水，同他说话的时候你必须把盆端正，不然盆里的水就会泼在地上。他说：“你应该试一次。参加我们集会的什么人都有——商人，保守党人……有一次海外贸易部的副部长也来参加了。当然了，每次还有一些外国佬。”在他热心解释的同时，他差不多已经走到沙发旁边了。“这是个宗教性的集会，但也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它能帮助你更好地待人处世，因为参加了这种集会以后你同别人的关系就可以摆正了。我们在挪威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太好了。”罗丝说。她准备把水盆向另一边倾斜一点儿。

弗尔台斯克的一双金鱼眼睛停在K先生的脑袋上。“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最好是在集会的时候与人谈一谈，它会使你心胸开阔，像拨开乌云看到晴天一样。所有的人对你都非常体贴、同情。他们也都有过这种经历。”他的身体弯下去一点，说，“他的面色很坏……你们肯定他不会出毛病吗？”

这真是个荒唐的国度，D想。内战可不像这里的和平这样让你经历到这么多荒唐事。在战争中生活变得非常简单——你不需要为谈情说爱、为世界语费脑筋，甚至连怎么样活下去也不必自己操心。你担心的只是能不能吃到下一顿饭以及如何躲避炸弹。弗尔台斯克继续说：“他是否会更舒服一点儿，要是——你知道——咱们叫他坐起来的话？”

“噢，不要，”罗丝说，“他就这样好，安安静静地躺一会儿。”

“当然，”弗尔台斯克顺从地说，“我对这种事不大在行，我是说喝酒。我猜想他的酒量不大。他不该喝这么多，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年纪这么大了。对不起——你们跟他熟吗？”

“不用你操心。”罗丝说。D很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不想走了。罗丝的态度冰冷，只有最热的心肠才不会被她的态度结成冰。

“我知道这也许是我的偏见。我们入了教友会的人生活是很规矩的——既合乎人情，又很有节制。”他说，“我想你们大概不想到楼上我的房间去坐坐……我正烧着一壶水，准备喝茶。我来这里就是想邀请艾米丽……”他突然往前一探身，喊起来，“天啊，他睁着眼睛……”什么都完了，D想。

罗丝不慌不忙地说：“你觉得他没有睡着，是不是？”

你可以想象，在弗尔台斯克的眼睛背后如何升起一团可怕的疑云，只是因为这块疑云找不到适当的依托才又降落下去。一点儿不错，在他生活的那个温文尔雅的不真实的世界里是没有谋杀的。D和罗丝等待着，看他还要说什么：他们俩只能随机应变。他像耳语似的低声说：“真是可怕，我说的话都叫他听去了。”

罗丝气恼地、毫不客气地说：“你壶里的水一定都泼到地上了。”

他轮番地看了看这两个人——一定有点儿不对头的地方。“可不是，一定早就烧开了。我没想到在这儿待了这么半天。”他的目光又在两个人的脸上移动着，好像要求对方证实似的。今天夜里他肯定要做噩梦。“可不是，我得走了。晚安。”

他们俩看着他从楼道走进他所熟悉的、叫他心安的黑暗里。走到楼梯转角处他又转过身来犹疑地向他们招了招手。

[1]　陌生人说自己叫Hogpit， hog的意思是猪，pit有斗鸡场的意思。

[2]　起源于英国诺森伯兰郡的地名“swinburne”，该地名来源于古英语“swin”和“burna”，分别意为猪和溪流。——编者注

第三部 最后一枪

一

黑暗仍然笼罩着英国中部地区整个寂静的原野，只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车站亮着灯火，好像黑暗的橱窗里一件被微光照射着的陈列品。候车室旁边点着几盏油灯，一座钢制的人行桥横跨在路轨上面，一端伸向另外一些黑烟缭绕的灯火。一股寒风把机车的蒸气卷过来，吹散到月台上。这是星期日的凌晨。

过了一会儿，列车最后一节车厢的尾灯像个萤火虫一样向前移去，一下子消失在远处一座看不到的隧洞里。除了一个年老的脚夫蹒跚着从行李车刚才停靠的地方走回来以外，月台上只有D一个人。月台的一端倾斜下去，最外边伫立着一盏路灯，再过去就是无法辨清的交错的路轨了。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公鸡报晓的声音。悬在半空的一盏信号灯从红色变成绿色。

“到本迪池去是在这儿换车吧？”D吆喝着问。

“是在这儿。”脚夫回答。

“要等很长时间吗？”

“噢，大概得等一个钟头……要是火车正点的话。”

D打了个冷战，他用双臂拍打着身体取暖。“得等这么久啊。”他说。

“星期天车次少，”脚夫说，“只能等这趟火车。”

“到本迪池没有直达车吗？”

“啊，从前煤矿都开采的时候有直达车——现在没有人去本迪池了。”

“这儿有没有餐厅？”D说。

“餐厅!”脚夫重复了一句，他使劲盯着D看，“在威灵这地方给谁开餐厅？”

“有没有地方坐一坐？”

“我可以把候车室的门打开，要是你愿意的话，”脚夫说，“可是那里面也不暖和。你还是来回活动活动吧。”

“里面有火吗？”

“炉子可能还没有灭。”脚夫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样子古怪的大钥匙，把一扇巧克力色的屋门打开。“啊哈!”他喊了一声，“还挺暖和。”说着随手打开电灯。候车室的四壁像旅馆和旅游地一样挂着许多褪了色的旧照片，沿墙放着一圈固定在地板上的长凳和两三把很难搬动的大椅子，另外就是一张非常大的桌子。从炉栅后面散发出一点儿暖气——一点炉火的余热。脚夫拿起一把黑色的铸铁煤铲，往即将熄灭的炉火里添了几铲煤末。他说：“灭不了的。”

D说：“这儿还有张大桌子，干什么用的？”

脚夫用怀疑的眼色瞧了瞧他，说：“你说干什么用？当然是为旅客准备的。”

“可是你这里的凳子都靠着墙，搬不到桌子旁边来啊？”

“不错，椅子都是死的，”脚夫说，“真见鬼!我在这儿待了二十年还从来没想到这个。你是外国人，对不对？”

“我是。”

“外国人眼睛尖。”他有些不高兴地盯着桌子看了一会儿。“常常有人坐在上面。”他说。外面有人喊了一声，一阵轰轰隆隆的声音，一团白色蒸气，火车从铁轨上哐啷哐啷地驶过，消失到远处。车站重又恢复了寂静。脚夫说：“这是四点三刻的列车。”

“是一列快车？”

“快运货车。”

“往矿区开的？”

“不是——往伍尔弗汉普顿开的。运军火的。”

D为了使身体暖和一些，搭起双臂，在候车室里踱起步来。炉栅后面袅袅升起一小股烟来。墙壁上有一张照片是海滩的码头景色：一位戴着灰色圆顶礼帽、身穿诺弗克上装的绅士倚着栏杆同一位女士讲话。女士的帽子非常漂亮，身上穿着纱衣，背景是无数遮阳伞。这张照片使D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幸福感，他好像离开了现实，同那位戴圆顶礼帽的绅士一起回到了久远的过去。所有的苦难和暴力都已结束，战争——不管哪方取得最后胜利——已经有了结局，痛苦已成往事。另一张照片，一幢挂着“米德兰旅馆”招牌的哥特式大房子伫立在几条电车轨道后面，一尊身穿铅色长外衣的男子的雕像，照片的一边还看得到公厕的一角。脚夫用一根断了半截的通条在炉子里捅了捅，开口说：“啊，你看的那张照片是伍尔弗汉普顿。一九〇二年我在那儿待过。”

“看起来这地方很热闹。”

“很热闹。那家旅馆——你在英国中部哪个地方也找不到比它更好的。我们共济会在那儿聚过餐，在一九〇二年。那儿挂着彩色气球，一位女士唱了歌，我们还洗了土耳其浴。”

“你一定挺怀念的，我想。”

“啊，我不知道。哪个地方都让你想起不少事——这是我的看法。当然了，到圣诞节我就想起了哑剧。伍尔弗汉普顿皇家剧院的哑剧是出名的。可是话又说回来，这里也不坏，空气好。老住在热闹地方就会待腻了。”说着，他又捅起火来。

“我猜想，这里过去也是个很重要的车站。”

“啊，在那些煤矿都开工的时候。本迪池勋爵就在这个候车室里等过车，我招待过他。还有他的女儿——罗丝·库伦小姐。”

D觉察到自己正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就好像是个正在恋爱的年轻人。他说：“你见过库伦小姐？”远处，一辆火车头鸣了一声汽笛，笛声从一片荒凉的铁轨网上面传过来，另一处响起了回应的笛声。听起来像是郊区一起一落的犬吠。

“啊，见过。最后一次我看见她，是在她朝见国王和王后——在王宫里——的一个星期之前。”D感到一阵悲哀——她过的社交生活同他的距离是多么遥远啊!他觉得自己是个离了婚的人，孩子被别人强行扣住，那人有钱有势，自己无可奈何。他只能从杂志的报道了解一个陌生人的行踪。他发现自己渴望同她在一起。他又记起在尤斯顿月台上的情景。她说：“我们是不幸的。我们不相信上帝，所以祈祷也没有用。如果相信上帝，我们就可以祷告，可以点燃蜡烛……啊，可以做许多许多事。可是现在我只能做个为你祝福的手势。”在驶往尤斯顿车站的出租车里，在他的要求下，她又把手枪还给了他。她说：“你可要小心一点儿。你净做一些傻事儿。记住你的伯尼尔手稿。你不是骑士罗兰。不要从梯子下面穿行……不要把盐撒在地上。”

脚夫说：“她妈妈就是这附近的人。人们传说……”

他仿佛暂时从那狂乱的世界逃开了。在这间寒冷的候车室里安全、与世隔绝，他更感到世界是何等狂乱。可是却有人在谈论什么监督计划。在王宫里觐见英国国王同自己妻子在监狱里被枪杀，《闲谈者》杂志上的新闻图片同飞机掷下的炸弹，这是一种多么疯狂的混杂啊!可是当他们俩在K先生的尸体旁边并肩站着同弗尔台斯克谈话的时候，他们俩却息息相通，这种奇特的关系被搞得更加混乱起来。想想看，这位可能成为杀人凶手的同谋犯竟然接到过英国国王的请帖，参加过王室举办的游园会!他身上似乎具有某种化学特性，可以使毫不相容的两种物质糅合在一起。而且即使在他个人身上，从法国文学讲座到站在一个陌生女人的地下室的卫生间里对K先生盲目开了一枪，这也是一段多么长的距离啊!有谁能为他的下一步行动出谋划策？除了不幸的预感外，人们对他的前途还能看到别的什么？

但是他要计划一下未来的行动步骤。他在一张海滨浴场的照片前停住脚步：呈现在他眼里的是各式各样的游泳帽、孩子在海滩上堆的沙堡和沿海岸那一条脏脏的海水的景象，一切都照得真真切切，让人想到地面上被风刮起的废纸和到处乱抛的香蕉皮。铁路公司如果接受人们的建议，悬挂些艺术品代替这些照片岂不更好？他想，如果他们把我抓住，自然也就没有前途可言了(这样事情倒简单多了)。但万一他能逃脱追捕，有朝一日重返故乡，问题反而来了。罗丝已经对他讲了：“现在你再也甩不开我了。”

脚夫说：“小姐小时候总是到处发奖品，给这一带布置最好的车站花园发奖品。那还是她妈妈去世以前的事。本迪池勋爵特别喜欢的是玫瑰。”

她不可能同他回国过他那种日子——在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土上一个不受信任的人过的日子。再说，他有什么能够给她呢？他离坟墓已经不远了。

他走到候车室外面。除了月台附近的一小块地方以外，四周仍然一片漆黑，但你可以感觉到在远方已经开始天亮了。在这个旋转着的地球的边缘上似乎有一口钟正在向人们发出警告……也许来的并不是亮光，而只是灰暗……他在月台上从一头踱到另一头，又从另一头踱回来。他思考自己的前途，但思来想去还是找不到答案。他停在一台自动售货机前面——葡萄干、牛奶巧克力糖、火柴和口香糖。他把一便士的硬币塞进钱孔里，想买一袋葡萄干，但是小抽屉却怎么也拉不开。脚夫突然在他身后出现，用谴责的语气说：“你用的硬币不对吧!”

“对。没关系，拉不开就算了。”

“这些机器造得真巧，”脚夫说，“反正扔一个便士拿不到两包东西。”他摇晃了一下这台机器。“我去拿钥匙去。”他说。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啊，不能这样。”脚夫一边说一边脚步蹒跚地走掉了。

月台的两头各有一盏路灯。D从一盏灯走到另一盏，然后又走回来。黎明小心翼翼地、慢吞吞地降临到这里。好像在举行什么仪式——路灯逐渐暗淡下去，雄鸡又喔喔地啼起来，接着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条银边。停车线逐渐变得清晰了，可以看到一排车厢上标着“本迪池煤矿”字样的货车，路轨向远处伸展出去，尽头处是一道栅栏，一个灰色的建筑物逐渐呈现为一个谷仓，再往远处看就是丑陋、乌黑的冬日田野。另外几处月台也映入视野，都已经关闭不用了，显得死气沉沉。脚夫走了回来，用钥匙把自动售货机打开。“啊，潮气太大，”他说，“这里没有人买葡萄干。抽屉锈住了。”他拿出一个灰色的硬纸盒。“给你，”他说，“葡萄干。”D的手指触到的纸袋给他一种潮湿、发霉的感觉。

“你说这里空气好？”

“是啊。英国中部地区的气候对身体很好。”

“可是这种潮气……”

“啊，”他说，“这个车站是在洼地里——看见了吗？”他说的话一点儿也不错，暗夜就像蒸气一样一块块地消失，露出一道长长的山峦。亮光从粮仓和田野后面惨淡地露出头来，移动到车站和铁轨上，又逐渐爬到山坡上。一座座小砖房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几个树桩子让他想到故乡的战场。山顶上树立着一个奇怪的金属物。他问：“那是什么？”

“啊，那个，”脚夫说，“没有什么。那是他们一阵心血来潮搞起来的。”

“心血来潮？可是太难看了。”

“你说难看？我不知道。什么东西都是看着看着就习惯了。如果我看不到它，说不定还会觉得缺点儿什么呢。”

“这个铁架子好像同钻探石油有关。”

“就是为钻探石油的。他们突然一阵心血来潮，认为可以在这里钻出石油来。你告诉他们实话也没用——他们是伦敦来的，自以为什么都懂。”

“没有钻出油来吗？”

“啊，钻出来了，足够车站的几盏路灯使用，我敢说。”他说，“火车快要来了。贾维斯下山来了。”这时，从通向车站的小路直到远处的砖房都已清晰地显露出来。东方天际出现了一片霞光，但除了天空外其他地方仍像被霜打了的植物一样灰蒙蒙的。

“贾维斯是谁？”

“噢，他每个星期天都到本迪池去。平常日子有时也去。”

“在矿上做工？”

“不做，年岁太大了。他自己说是换换环境，也有人说他的老伴住在本迪池，可贾维斯说他没结过婚。”贾维斯这时已经沿着一条沙石路向车站走来。他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穿着灯芯绒衣服。他的眉毛浓密，一对深蓝色的眼睛闪烁不定，下巴上的短胡子已经花白了。“怎么样啊，乔治？”脚夫向他打招呼说。

“噢，凑合过得去。”

“又去看老伴吗？”

贾维斯满腹狐疑地斜着眼打量了D一眼，马上又把目光转到别处去。

“这位先生也是去本迪池的。他是从外国来的。”

“啊!”

D觉得自己像个伤寒携带者，现在接触到的人个个都已经打过预防针，他再不能把自己身上的疾病传染给他们了。这些人都很安全，绝不会感染他身上带着的恐怖和暴力行动。他有一种虚弱无力的感觉，好像在这块霜冻的土地上，在这个荒凉寂静的小中转站上，终于找到了一块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让时间静静地流过去。他耳边又响起脚夫嗡嗡的话语声：“这场霜冻，把什么都冻死了……”不管脚夫说什么，贾维斯都只是以“啊”的一声作为回答。他的眼睛始终盯着路轨。不久，从信号室里传来两声铃响。D突然发现，黑夜已经不声不响地消失了。他看见信号室里有一个人拿着一把茶壶，这人把茶壶放在一个看不到的地方，拉动一个杠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火车进站的铃声。贾维斯又喊了一声：“啊!”

“火车到站了。”脚夫说。一团雾气从铁轨远处逐渐移近，最后呈现出一辆机车同几节晃晃荡荡的车厢。“到本迪池站还很远吗？”D问。

“噢，不过十五英里。是不是，乔治？”

“从教堂到红狮酒馆正好十四英里。”

“路倒不远，”脚夫说，“只不过沿途还要停好几次车。”

一排凝着霜花的车厢玻璃窗把苍白的朝阳分割开，像是一块块的水晶体。几张胡子拉碴的面孔从车窗里窥视着刚刚开始的白昼。D跟在贾维斯后面登上一节空荡荡的车厢，眼看着月台上的脚夫、候车室、丑陋的金属人行桥、信号室里拿着一杯茶的人——退到后面去了，那个和平宁静的小天地也随着消失了。从路轨两旁向他们逼近的是寒霜凝冻的低矮土山。他看到一幢农家住房，一片像破旧皮帽般光秃的小树林，铁轨旁边一条小水沟上的冰块。一切景象都称不上壮丽，甚至连美丽这个字眼也当不起，但自有其独特的荒凉、寂静之美。贾维斯目不转睛地向车窗外凝视着，始终一言不发。

D说：“你对本迪池这个地方很熟悉吧？”

“啊!”

“你或许认识班内特太太吧？”

“是乔治·班内特的还是亚瑟·班内特的？”

“给本迪池勋爵的小姐当过奶妈的。”

“啊!”

“你认识？”

“啊!”

“她住在什么地方？”

贾维斯又用他那蓝眼睛怀疑地斜视了D一眼。他说：“你问她做什么？”

“我给她捎来一封信。”

“她就住在离红狮酒馆不远的一幢房子里。”

火车走走停停，小树林和稀疏的草地逐渐看不到了。土山已逐渐为石山所代替。一个小站后面是一个采石场，有一道生锈的单线轨道通过去。一辆翻了的卡车倒在带刺的草丛里。火车再向前，就连石山也看不到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平地，这里那里煤炭堆积成山，形状各异。煤山后面隐隐约约露出远处的山峰。煤堆上长着一些稀疏的短草，看上去像是从地下冒出一缕缕的火焰。煤堆丛中有时露出一段小型火车使用的铁轨，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驶向何处。矿工的住宅区就坐落在这些人工堆成的煤山脚下。一排排的灰色石屋像遍布在大地上的伤疤。火车不再停了，向这一片杂乱无章的平原纵深驶去，驶过每一堆标着站名的大煤堆。这些煤堆都有一个令人起敬的名字，什么城堡峭壁啊、锡安山啊，等等。整个看来，这地方简直就像个大垃圾堆，所有生活中无用的废物都被抛掷到这里——锈迹斑斑的起重机臂，乌黑的烟囱，石板屋顶的小教堂，挂在晾衣绳上的破烂、灰黑的湿衣服……孩子们在公用的自来水龙头上接着一桶桶的自来水。一想到火车刚刚从那样一片原野开来，在距离不过十英里的地方，公鸡在那个小中转站外面喔喔啼叫，真叫人感到进入了一个奇怪的世界。建在煤山前面的住房这时已经连成一片，一条条狭窄的小巷通往铁路。分隔开一座座煤山的只是那些小火车道。“这是本迪池吗？”D问。

“不是。是天国镇。”

火车在一座大煤山的阴影里开过一个铁路道口。“这是本迪池吗？”

“不是。这是考肯伯里尔。”

“一点区别也没有。”

“啊!”

贾维斯出神地望着窗外——他真的有个老伴在本迪池吗？或者只为了换换环境？最后他好像有一肚子委屈似的，气恼地说：“哪儿是考肯伯里尔，哪儿是本迪池，谁都分辨得出。”过了一会儿，眼前又黑乎乎地出现了一座大煤山，路轨两旁宛如伤疤似的灰色房子仍然没有尽头地延伸下去，贾维斯开口说：“这就是本迪池。”他的爱国情绪似乎膨胀起来，沉着面孔气哼哼地说，“你也许认为这里同城堡峭壁或者和锡安山没什么两样。问题是你得睁开眼睛看一看。”

D果然注意地打量了一番。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于破破烂烂的房子和瓦砾堆了。这时他忽然想，用飞机大炮制造废墟实在是浪费，只要撒手不管，迟早就会使一个地方破烂得不可收拾。

本迪池的火车站不像个小停车点，居然还有个车站的样子。这里居然还有一间头等旅客候车室，只是门已上了锁。窗玻璃也大半被打破了。D等别人先下了车，可是贾维斯还在后面磨蹭着，好像害怕会有人监视自己。他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怀有什么秘密，这种秘密倒也极其自然，对别人并无损害。他什么人都不相信，好像一只动物对洞穴外的脚步声或者话语声都满腹狐疑似的。

D走出车站后，一眼就看清了这里的地理环境——一条街通向一座煤山，另一条紧傍着煤山脚，同前一条形成一个丁字。每幢房子都一个样，只有一处客栈的招牌、一座小教堂的入口和偶尔一家即将关门的商店才打破街道的统一格式。这个小市镇的单调简直让人感到恐怖，看起来就像是小孩子做游戏用砖块码起来的。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完全不像矿工居住的地方。但话又说回来，现在根本无工可做，躺在床上可能更暖和一点儿。D走过一处职业介绍所，接着又走过几所灰色的房子，每个窗户都紧遮着窗帘。经过一家人的后院时他往里面瞥了一眼，邋里邋遢，一个厕所连门也没有关，令人望而生畏。这里好像正在经历一场战争，只不过没有战争激励起来的那种反抗精神。

红狮酒店过去曾经是旅馆。本迪池勋爵一定在这里住过。酒店有一个庭院，有一间车库，车库门上悬着一个陈旧的“汽车协会”的黄牌子。街头弥漫着一股汽油味和厕所的臊臭味。人们从窗户后面冷冷地打量着他——一个陌生人。天气很冷，谁也不到街上同人们打招呼。班内特太太住的房子也是灰砖的，同别的房子形式一样，只是窗帘显得干净一些。从玻璃窗外面可以看到房内一间摆满了家具、没人使用的小客厅，几乎有一种小康之家的气氛。D叩了一下门环，门环是黄铜的，擦得很亮，形状是一个盾形纹章——是一只长着羽毛的怪兽，口中含着一片树叶。这是不是本迪池家的纹章？在这个简陋的小镇里，这个盾形纹章的门环显得非常奇怪、复杂，像是一个代数方程式。它代表着某种抽象的价值，与四周的水泥路、灰砖房有些格格不入。

一个穿着围裙的老妇打开房门。老妇的脸上满是皱纹，白白净净，像是一块啃得干干净净的肉骨头。“您是班内特太太吗？”D问。

“我是。”她用一只脚把门挡住，像是横在门槛前边的一个门挡子。

“我给您带来一封信，”D说，“是库伦小姐给您写的。”

“你认识库伦小姐？”她用既不相信又不赞成的语气问。

“信上都写着呢。”但她还是不让他进去，她要先把信读完。她没有戴眼镜，把信纸举到她那目光暗淡、固执的眼睛前面，她读得很慢。“她在信里写了你是她的好朋友。你还是进屋来吧。她要我帮帮你的忙……可是没有说怎么帮忙。”

“很对不起，这么早就来打搅您。”

“星期日只有这一趟火车。你当然不能走着来。乔治·贾维斯是跟你坐一趟车来的吗？”

“是的。”

“啊!”

小客厅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装饰品、瓷器和嵌在弯曲的银框里的照片。一张桃花心木圆桌，一张铺着天鹅绒面的长沙发，弧形靠背、天鹅绒面的木椅，地毯上盖着报纸以免踩脏——这间屋子像是布置好了等待某一重大事件，但这件事却一直没有发生，而且以后无论什么时候都绝不会发生。班内特太太神情严肃地指着一个银框子说：“我想，你认得出那是谁吧？”照片上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子，手里松松地抱着一个洋娃娃。D说：“我恐怕……”

“啊!”班内特太太得意地说，“我敢说，她没有把什么都给你看过。再看看那个插针的垫子。”

“看见了。”

“那是从她谒见英国国王和王后时穿的礼服上剪下的一块料子做的。你翻过来看看就知道日期了。”白缎子上面果然清清楚楚地写着日期。就是这一年，D正在监狱里，等着随时被提出去枪决。这一年在她的生活中也有重要意义。“再看看那张照片，”班内特太太说，“也有她……穿着礼服。你一定知道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上的罗丝神态庄重，格外年轻，D一眼就认出来了。罗丝似乎正从镜框里看着他。这间小屋子里到处都是罗丝的照片。

“没见过，”他说，“这张照片我从前也没见过。”

班内特太太心满意足地看着他。她说：“啊，不错，我敢说还是老朋友才知道底细。”

“您一定是她的老朋友。”

“最老的朋友，”班内特太太纠正D说，“她出生才一周我就有缘认识她了。当时连勋爵也还没有见过她呢——直到孩子满了月才允许父亲见她。”

“她对我谈起过您，”D撒谎称，“她很惦记您。”

“那是应该的，”班内特太太把她的肉骨头似的白脸一扬说，“自从她妈妈死了以后，她是我一手带大的。”从第三者口里听到自己爱人的生活琐事会给你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在你熟悉的桌子里发现一只装满了解密文件的秘密抽屉，让你得知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消息。

“她小时候听话吗？”D很感兴趣地问。

“她是个很活泼的小姑娘。我觉得这就很好。”班内特太太回答说。她有些坐立不安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拍拍插针垫，一会儿把照片重新移动一下位置。她说：“谁也别希望永远被人记住。当然了，我对勋爵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很大方。像他这样的身份地位也应该这样。这里的矿井都关了，如果没有他的接济，我真不知道我们的日子该怎么过。”

“罗丝告诉我，她经常给你写信。所以她还是没有忘记你的。”

“每年圣诞节她都有信来，”班内特太太说，“不错。她的信不长。当然了，她在伦敦挺忙的，参加宴会啊什么的。我本来想，她应该告诉我国王陛下都对她说了什么……可是……”

“也许国王什么也没说。”

“国王当然得讲几句话。罗丝是一个可爱的姑娘。”

“是的，很可爱。”

“我只希望，”班内特太太的眼睛像利刃似的从瓷器装饰品后面直刺过来，“她能够分辨谁是她的真正朋友。”

“罗丝是不容易上当受骗的。”D说。他这时想的是福布斯先生、那些私人侦探以及由猜忌和不信任构成的整个荒凉惨淡的背景。

“你可不如我了解她。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住的格温别墅，罗丝把眼睛都哭肿了。她当时才四岁，那个男孩子彼得·特里芬，一个诡计多端的小猴崽子，搞来一个可以上弦的玩具老鼠。”老妇忆起当年那场争吵时脸涨得通红，“我敢发誓，那个小崽子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想起来也怪，罗丝性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竟是受这个老太婆影响的。说不定她对罗丝的影响比罗丝那位死去的母亲还大。如果他同罗丝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些，他也许甚至能够在罗丝脸上发现这个老妇人的表情呢。班内特太太突然开口问：“你是外国人吧？”

“是的。”

“啊!”

他说：“库伦小姐在信里也许已经说了，我到这儿来是为了要办一件事。”

“她没有说办什么事。”

“她认为你可能帮助我了解一下本迪池的情况。”

“啊？”

“我想知道一下，这里工会的领导人是谁。”

“你不是想去见他吧？”

“我就是要见他。”

“我没有办法帮你的忙，”班内特太太说，“我同他们这些人不来往。我不相信库伦小姐会同他们打交道。他们是社会党。”

“她的母亲……毕竟……”

“我们知道她母亲是怎样一个人，”班内特太太一点儿也不客气地说，“但是她已经死了，一个人一死，她的事也就没有人记得了。”

“这么说你不能帮我这个忙了？”

“应该说，不愿意帮忙。”

“连这个人的名字也不肯告诉我？”

“名字你一打听就知道。告诉你吧。这人叫贝茨。”一辆汽车从房子前面驶过去，接着他们听到汽车制动的声音。班内特太太说：“什么人到红狮酒店去了？”

“这个人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皮特街。有一次，一位王室成员还到这个地方来过，”班内特太太一边说一边把脸贴着窗户，想看一下开来的汽车，“一位非常和气的年轻人，他到我们家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茶。他们想叫他看看，矿工的家庭也有收拾得非常干净的。他还想到泰莉太太家去，可是他们说泰莉太太生病了。泰莉的家里连一件整齐家具都没有，就是为了这个他们才不叫他去，叫他看见太丢脸了。”

“我得走了。”

“你可以告诉罗丝小姐，”班内特太太说，“别让她跟贝茨打交道。”她说话时仍然带着严峻的发号施令的语气，但听起来已经没有那么大信心了。过去什么事都是她说了算——“换一双袜子”“别吃糖了”“把药水喝光”，但是她觉得现在情况和过去不同了。

红狮酒店门前正有人往里搬行李。街道活跃起来，人们三五成群地观望汽车，但又抱着戒备态度，仿佛准备撤退似的。他听见一个小孩子说：“是道奇牌汽车吗？”D怀疑是否本迪池勋爵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的行动可真叫迅速，合同昨天才刚刚签订啊。突然间，一个谣言不胫而走，谁也不知道是从哪儿传出来的。有一个人大声说：“矿井开了。”人们汇集到一起，聚成一团，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停在红狮酒店前的汽车，好像从那华丽耀眼的车身上可以望到具体的消息似的。一个女人低声欢呼了一下，又怀疑地把嘴掩住了。D问一个人：

“什么人来了？”

“本迪池勋爵的代理人。”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皮特街怎么走？”

“这条街走到头，向左转。”

一路上家家户户都有人往外走，迎着D走来的不是人群，而是希望的浪潮。一个女人向一个卧室的窗户吆喝：“代理人到红狮酒店了，奈尔!”D想起一个同样的场景：在他的国家里，饥肠辘辘的首都居民忽然听说运来了食品。他看到人们汇集到码头上，正像今天这里的情况一样。但后来才知道，运来的不是食物，而是坦克。人们怀着愤怒和冷漠看着坦克从船上卸下来。但坦克毕竟也是他们所需要的。他拦住了一个人问：“贝茨家在哪儿？”

“17号——如果他在家的话。”

17号就在浸礼会教堂——一座石板顶的灰色石块建筑——再过去一个门。教堂前悬着一个语义含混的招贴：“路边的思虑。生活的美丽是倦怠的眼睛无法见到的。”

他在17号的门上敲了又敲，但始终不见人开门。与此同时，人们成群结队地从他身边走过。无法御寒的胶布雨衣，洗薄了的法兰绒衬衣，丝毫不能保暖。他正是为了这些人才进行这场战斗的，但他又心怀恐惧，怕这些人把他当成敌人。他现在正妨碍他们实现愿望。他敲了又敲，仍然没有人回答。

他试着敲了一下19号，门立刻开了。他没有料到门开得这么快，反倒愣了一下。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的俨然是爱尔丝。

“你有事吗？”那个女孩子问。她站在石头门道里，憔悴、营养不良，年纪很轻，像个幽灵，D不由得全身一震。他又仔细看了看，才发现这个女孩子同爱尔丝不同的地方——脖子上有一处淋巴腺疤痕，缺了一颗门牙。她当然不会是爱尔丝；她只不过是那同一模型——饥饿与世道不公——的另一铸造物。

“我要找贝茨先生。”

“他住在隔壁。”

“那里没有人。”

“他大概到红狮酒店去了——多半在那儿。”

“你们这里今天很热闹。”

“听说快要采煤了。”

“你怎么不去红狮酒店？”

“反正已经有人去凑热闹了。”她说。她有些好奇地打量着D，“你就是同乔治·贾维斯坐一趟火车来的那个外国人？”

“是的。”

“他说你到这儿来没安好心。”D有些恐惧地想，他到这儿来对爱尔丝的这位孪生姐妹来说确实不是件好事。为什么他要把暴行带到另一个国度来呢？最好还是在自己的国家里被人打败，而不要使别人卷入这场战争。这种思想当然是异端邪说。难怪家里人并不信任他。那个女孩子又和善地说：“当然了，谁也不理会他的话。你找贝茨有什么事？”

好吧，反正他来的目的是要这里的人知道采煤的真相，这是件发扬民主的事，他早晚要讲的，那又为什么不从现在就开始呢？他说：“我要告诉他，你们的煤将要运到谁手里，运到我们国家的叛军手里。”

“噢，”她无精打采地说，“你也是他们那伙社会民主党，是不是？”

“是的。”

“这同贝茨有什么关系？”

“我想叫这里的人拒绝采煤。”

她惊诧不解地望着他。“拒绝？叫我们拒绝采煤？”

“是的。”

“你真是发疯了，”她说，“煤运到哪儿去同我们有什么关系？”

D转过身去。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他好像已经听到了宣判。这宣判是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口里说出来的……她又在他背后喊了一句：“你疯了。这关我们什么事？”他执拗地向来路走去。他要继续努力，直到他们不让他讲话，把他吊死、枪毙，或者不管用什么办法堵住他的嘴，直到他们使他无法再为自己的事业尽忠，使他一身轻松。

聚集在红狮酒店外边的人正在唱歌，事态的发展一定很快，很可能人们已经知道了协议的内容。两首歌正在一争高下，都是老歌，多年以前D在伦敦进行研究时就听过。穷苦人总是爱唱老调子。一首叫《收拾起你的烦恼》，另一首叫《我们大家都感谢上帝》。开始时两首歌不分胜负，后来那首世俗的歌逐渐占了上风。熟悉这支歌的人更多。D看到人们在传阅报纸——《星期日新闻》。汽车的后座上大概放着一大堆报纸。他拉住一个人的胳膊，急切地问：“贝茨在哪儿？”

“在楼上，同代理人谈话呢。”

D从人群中挤过去。一个人把一张报纸塞到他手里。他看了一下大标题：《煤炭出口。采煤即将恢复》。报纸的消息越是不渲染，也就越为人们所相信。D匆匆走进酒店的休息厅，他觉得一定要在人们采煤的希望能够实现之前采取行动。休息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墙壁上挂着几只玻璃盒子，里面是鱼的标本，过去人们一定常常到这个地方来钓鱼消遣。他走上楼去，仍然没有看见人。街头有人在欢呼，事情正在发展。他推开一扇挂着“休息室”牌子的房门，迎面是一个金框的大穿衣镜。他看到镜子里自己的形象，胡子拉碴，橡皮膏贴住的棉花球已经有一半坠下来。一扇大落地窗开着，一个人正对着街头讲话。桌子旁边坐着两个人，背对着D。屋子里有一股发霉的旧家具味儿。

“我们马上就需要司炉工、开升降机的工人和机械工，今天早上就报到。别的人也不必担心没有活儿干。不出一个礼拜大家都有工作。你们的萧条时期已经过去了。”讲话的人说，“你们可以问一问贝茨先生，他也在这儿。你们的工作将不是每周四天，而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能上工。”演讲的人在窗前一会儿一欠脚。这人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戴着皮护腿，看起来像个地产代理人。

D走到他身后，说：“对不起，我能够同你讲一句话吗？”

“现在不成，现在不成。”那个身材矮小的人头也不回地说。他接着又对窗外喊：“现在大家都回家去吧，好好庆贺一下。圣诞节以前谁都有活儿干了。我们也希望大家……”

D对两个背对他的人说：“你们哪一位是贝茨先生？”

两个人同时转过头来。一个人是L。

“你也想找活儿干？放心吧，本迪池煤矿公司会帮你忙。”L说。

另一个人说：“我就是贝茨。”

D知道L一时没有认出自己是谁。他的脸色有些迷惑莫解……D说：“啊，我看见你已经同勋爵的代理人会见了。也该听我讲几句话吧。”L一下子明白了。他微微一笑，表示已经认出D来。他一只眼睛的眼皮抽搐了一下……

演讲的人转过身来说：“有什么事？”

D说：“这个售煤合同说是把煤运到荷兰，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眼睛注视着贝茨——这个一头密发、有意不修边幅而嘴形又表示出性格并不坚定的年轻人。贝茨问：“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想，工人们是相信你的。告诉他们不要下井。”

“听我说，听我说。”本迪池的代理人插嘴说。

D说：“你们的工会宣布过，绝不为他们干活儿。”

“这是卖给荷兰的。”贝茨说。

“这是为了掩人耳目。我到英国来是替我们政府买煤的。坐在那儿的那个人把我的身份证明偷去了。”

“这个人发疯了，”本迪池的代理人斩钉截铁地说，他一边说话，一边欠着脚，“那边的那位先生是本迪池勋爵的朋友。”

贝茨不安地移动了一下身体。“我有什么办法？”他说，“这是政府的事。”

L柔声细气地说：“我认识这个人。他是个疯子。警察局正在缉捕他。”

“叫警察来。”代理人说。

“我在口袋里带着一支枪。”D说。他的目光仍然停在贝茨身上。他说：“我知道，这件事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一年的工作，但对我们却是死亡。而且，如果你们理解的话，对于你们这里的人来说这也意味着死亡。”

贝茨突然气哼哼地喊起来：“我怎么能相信你这种胡说八道？这是卖给荷兰的煤。”

贝茨说话带着在夜校补习英语时学会的音调，看得出来，他是从一名普通工人爬到工会负责人的地位上来的，他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愧，他想把暴露自己原来身份的一些标志掩藏起来。他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荒唐的故事。”但是D已经发觉，他有些相信了。他的茂密的头发像是伪装，真正说明性格的是他那不坚定的嘴形，说明暴力和过激行动都远非他的天性。

D说：“如果你不愿意对他们讲，让我来讲。”本迪池的代理人向房门跑去。D说：“坐下。等我讲完了以后，你愿意叫警察就叫警察吧。我不想逃跑，你还没看出来？你可以问问坐着的那个人——我头上有多少条罪名……我自己都算不清了。假护照，偷汽车，私带没有执照的手枪。现在还可以再加上一条：挑唆暴乱。”

他走到窗前大声喊：“同志们!”他看到贾维斯正站在人群后面满腹狐疑地望着他。红狮酒店外边聚集着一百五六十人，有一些人已经走开去报告消息了。D说：“我有些事要对你们讲。”下边一个人喊：“讲什么？”D说：“你们不知道这里生产的煤要运到什么地方去。”

聚在街头的人喜气洋洋，情绪沸腾。一个声音说：“运到北极去。”D说：“不是运往荷兰……”人群三三两两地散开了。D过去在大学里讲过课，但是从来没有在群众场合讲演过，他不知道如何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大声喊：“看在上帝面上，你们得听我讲清楚。”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烟灰缸，把一扇窗玻璃哗啦一下敲碎了。

“喂，”贝茨惊恐地说，“这是旅馆的财产啊。”

玻璃的破碎声重新把人们召唤回来。D说：“你们挖出煤来去杀害儿童吗？”

“咳，闭嘴吧。”一个声音喊。

D说：“我知道煤矿重新开工对你们关系重大。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却是生和死的问题。”他从侧面的一面镜子里看到L的面孔——不动声色，自鸣得意，等着他把话说完。对L说来，他已经稳操胜券，D讲不讲话他都无所谓。D喊道：“他们为什么要向你们买煤？因为我们国家的工人又不肯给他们干活儿。他们枪杀了许多工人，但工人们就是不肯干……”他从人群的头顶上看到乔治·贾维斯。贾维斯离人群站得稍远些，样子非常神秘。他显然什么也不相信。这时又有一个人喊：“让我们听听乔·贝茨的意见。”这个建议立刻得到反应，呼声此起彼伏。“乔·贝茨!乔!”

D说：“现在要听你的了。”他把头转向工会书记。

那个样子像地产经纪人的小个子说：“我要叫你坐六个月监牢。”

“讲吧。”D说。

贝茨不大情愿地走到窗前。他向后甩了一下头发，这是他从自己的上级领导人那儿学来的一个姿势。头发是这人身上唯一敢于犯上作乱的东西，D想。贝茨开口讲：“同志们!你们刚才听到了，有人对我们发出了严重警告。”难道这个人真肯采取什么行动？

一个女人喊：“行善要从自己家里人开始。”

“我认为，”贝茨接着说，“最好的办法是要求本迪池勋爵的代理人向我们作出保证，这里生产的煤运往荷兰——只运往荷兰。”

“保证有什么用？”D说。

“如果他作出保证，我们明天上工就心中无愧了。”

戴皮绑腿的小个子急忙挤到前边来。他高声说：“说得对。贝茨先生说得对。我代表本迪池勋爵向你们保证……”他下边的话淹没在一片欢呼声中。当楼下的欢呼声越来越高，贝茨和那小个子离开窗户以后，D发现屋子里只剩下自己同L两个人了。L说：“你那时候应该接受我的建议，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K先生的尸体已经被发现了。”

“K先生？”

“一个叫克罗威尔的女人昨天深夜回到家里。她对警察说她在外面就有一种预感。今天的晨报把什么都登出来了。”

代理人说：“那个人吗？警察正在捉拿他。他是诈骗犯……又是盗窃犯……”

L说：“他们正在找一个人谈话。有一个叫弗尔台斯克的人看见这个人同一个年轻女人在那间屋子里停留过。这个人脸上贴着橡皮膏，警察认为那是为了遮盖一块伤疤。”

贝茨说：“劳驾，闪开。让警察过去。”

“你最好快点儿离开这里，对吗？”L说。

“我的枪里还有一颗子弹。”

“是为我还是为你自己准备的？”

“啊，”D说，“我真想知道你在这条路上还要走多远。”他希望自己被逼得向对方开枪——知道爱尔丝被谋杀真的是L主使的，引起自己满腔义愤，蔑视这个人，把子弹打进他的胸膛。但L和爱尔丝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无法相信他会下令杀死这个孩子。一个人杀死另外一个人总要有共同的立足点，除非用远程大炮或者飞机进行屠杀。

“到上头来，警察。”本迪池勋爵的代理人向窗口下面招呼说。他具有他那个阶级的人的简单信念：一名警察就能制服一个武装分子。

L说：“走多远都成……为了能够回去……”用不着说回到什么地方或者回到什么生活环境中去，从他的平静安详的声音中听得出来，他已经走过了一段多么漫长的生活旅途。他要回去的地方是长长的走廊、整洁的小花园、珍贵的书籍、画廊、镶嵌着金丝的大写字台和把主人奉若神明的仆从。但如果身边总跟着一个鬼影，叫你永远忘不掉自己曾经杀过人，能不能算“回去”呢？D口袋里的手枪虽然已经瞄准了对方却迟迟不肯下手。L说：“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但我告诉你，那个女人是个疯子——真的疯了。”

D说：“谢谢你。如果情况是这样……”他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倒仿佛疯狂能给这世界带来某种正常状态似的。这个消息甚至使他的责任感也减轻了许多。他向门口走去。

本迪池勋爵的代理人从窗口转过身来说：“别叫他跑了。”

“让他走吧，”L说，“反正警察不会……”

D从楼梯跑下去。一个有了一把年纪的警察正走进楼下的休息室。他瞪着眼睛打量了D一会儿说：“喂，先生，你看没看见……”

“在楼上呢，警官。”

D转身走进酒店的后院。本迪池的代理人从楼梯的栏杆边尖声喊：“就是那个人，警官。就是他!”

D撒开腿就跑。他把警察甩开了几米远。酒店的后院看来是空的。他听见身后有人喊叫了一声，又砰的响了一下，警察失足跌倒了。一个声音对D说：“这边来，朋友。”他随着那声音转身跑进院外一个露天厕所里。事情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一个人说：“拉他一把。”D发现自己一下子跃过一道矮墙，双膝着地摔倒在一个垃圾箱旁边。一个声音低声说：“别出声。”D跌进去的地方是一个窄小的后花园——几平方英尺的稀疏的草地，一道煤渣铺出的小路，半块砖上摆着一块椰子壳，那是捕鸟的器具。他说：“你们要干什么？这个地方怎么行？”他想告诉他们，这里是班内特太太的后院，在这里藏身是不行的，她会喊警察来的……但这时他身边的人却已经没有踪影了。他就像是一件东西被人抛在墙后没有人理了。街上很多人在叫喊。他跪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像是一尊雕像，只差手里再托着个鸟儿洗澡的小盒。他的脑子里思绪万千，既难过又气愤：他又一次受到人们追逐、折磨。干吗要躲起来？反正已经没有希望了。牢房反而会给他带来他所渴望的宁静。因为感到一阵头晕，他把头垂在双膝间。他忽然想起来，自从在晚会上吃了一块小甜饼以后，直到现在他还一口东西也没有吃呢。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催促说：“快起来。”

他抬起头，看到自己面前有三张年轻的面孔。他问：“你们是什么人？”

三个年轻人笑嘻嘻地看着他——最大的一个也不过二十岁。三张肉皮娇嫩、尚没有成型的面孔，但又都带有些野性。年纪最大的一个说：“别管我们是什么人。快进小棚子里去吧。”

他像做梦一样跟着他们进了一个小棚子。棚子又小又黑，刚刚容得下他们四个人。他们蹲坐在焦渣、煤灰和拆开当劈柴用的木箱子上。板壁上的一个木节疤被谁用手指捅掉，透进了一线光亮。他说：“躲在这儿怎么行？班内特太太……”

“那老太太星期天不来取煤。她有一定的规矩。”

“那班内特先生呢？”

“他醉得起不来了。”

“可能有人看见我了。”

“没有。我们有人在守望。”

“他们会来搜査。”

“他们没有搜査证，怎么能进人家的院子？地方法官在伍尔弗汉普顿呢。”

他停止同他们争辩，疲倦地说：“好吧，我想我该感谢你们。”

“先别谢我们，”最大的一个人说，“你是不是有一支手枪？”

“有。”

那个年轻人说：“我们的伙伴需要它。”

“你们的伙伴需要？谁是你们的伙伴？你们是谁？”

“我们都是一伙的。”

三个年轻人蹲在地上，把他围起来。他们都贪婪地瞧着他。D支支吾吾地说：“那个警察在干什么呢？”

“有我们的伙伴对付他。”

最小的一个孩子揉了揉脚踝说：“干得真漂亮。”

“我们组织起来了，你知道。”年长的一个说。

“我们要跟他们算算老账。”

“乔埃就挨过他们揍。”年长的孩子说。

“啊，是这样。”

“被他们打了六棍子。”

“这还是我们组织起来之前的事。”

年纪最大的一个接着说：“我们现在需要你那支枪。你现在用不着了。有我的伙伴照料你。”

“是吗？”

“我们已经把事情安排好了。你先在这儿藏着，等天黑以后，你听见钟敲七点的时候，就往皮特街那边走。这里的人那时都在家里喝茶，不喝茶的也都上小教堂去做礼拜。小教堂旁边有一条小巷。你就在那儿等长途汽车。克里凯会给你望风的。”

“谁是克里凯？”

“他是我们的一个小伙伴。他是汽车检票员。他会照料你平安到达伍尔弗汉普顿。”

“你们什么都计划得挺周密。可你们要手枪干吗用？”

年纪最大的一个把脑袋凑了过来。他皮肤苍白，眼睛像矿井底下拉车的小马一样毫无光泽。看不出他对任何事会有多大热情，他身上的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由于从小就缺乏管束。他说：“刚才我们听到你的讲话了。你不希望这里的矿井被开采。我们会替你把事情办好的。对我们来说，开工不开工没什么两样。”

“你们的父兄不都在矿上做工吗？”

“我们才不为他们操心呢。”

“你们用什么办法？”

“我们知道存放炸药的地方。我们只要把有炸药的房子撬开，把炸药筒投到矿井里就行了。几个月内他们休想开工。”

这个孩子说话时从嘴里冒出一股酸味。D感到一阵恶心。他说：“矿井底下没有人吗？”

“一个人也没有。”

当然了，D有责任冒一次这个险，但他却很不愿意这么干。他问：“你们要手枪干什么？”

“我们用它把炸药房的门锁打坏。”

“你们会用枪吗？”

“当然会。”

他说：“枪里只有一颗子弹……”他们四个人在小棚子里挤在一起，几只手压着他的手，一阵阵酸气扑到他脸上。他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几只小动物中间，这些小动物都已习惯于在黑暗中生活，视觉和感官都适应了黑暗，而他却只能在亮处才看得见东西……他说：“为什么？”一个无精打采的声音回答：“好玩儿。”一只鹅拍打着翅膀从他所在的这个墓穴顶上走过去——它要走到哪儿去？他打了个哆嗦。他又说：“但如果矿井底下有人呢……”

“啊，我们会注意的。我们不想为这个被绞死。”他们是不会被处绞刑的。问题正在这里：他们对自己要干的事不负责任，他们还都没有成年。他劝慰自己说，他有这个责任……即使因此而死伤人，那又怎能同自己国家成千上万被杀害的无辜者相比呢？一打起仗来就没有道德标准可言了。为了让那美好的理想快快到来，做一两件恶事想必是允许的。

他把枪从口袋里拿出来，那个年纪最大的孩子伸出一只像长着鳞片的手，马上握住它。D说：“干完事就把枪扔在矿井里。千万别留下指印。”

“出不了问题。放心吧。”

D的手指仍然攥着枪柄——他还不情愿把枪交出去。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射击机会了。那个男孩子说：“我们不会把你出卖的。我们的伙伴是不出卖人的。”

“他们现在正干什么呢？我是说警察在干什么呢？”

“我们这儿有两个警察。一个有一辆自行车。他现在到伍尔弗汉普顿取搜捕证去了。他们还以为你藏在査理·斯托家里。斯托不让他们进去搜査。他同警察也有旧仇。”

“你们把门锁打开以后，扔完了炸药筒才能逃走，时间可是挺紧迫的。”

“我们等天黑了再干。”说话的人把手枪从D手里夺了过来，手枪马上揣进了某一个人的口袋。“别忘了，”那个像首领的人说，“七点钟——小教堂——克里凯给你望风。”

这几个人走了以后D才想起来，他至少可以向他们要点儿吃的东西。

肚子里没有食物，时间就过得更缓慢了。他把棚子的门打开一条缝，但是他能看见的只是一丛枯干的灌木、几尺煤渣路和悬在一段脏绳子上的一块椰子壳。他想计划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但当生活像汹涌的海涛把你任意投掷的时候，计划又有什么用处？……即使他能平安到达伍尔弗汉普顿，有可能瞒过人们的眼睛溜到火车站去吗？或许火车站早已布置下警察了。他想起了贴在自己面颊上的橡皮膏。早已没有用了，他把它一下子撕下来。没想到那个女人这么快就发现了K先生的尸体，真是太不走运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从他一登上英国海岸，就一直没交过好运。他又想起了罗丝，拿着一块小甜面包从月台那边走过来。如果不搭她的车，事情是否会不同？他起码不会被那些家伙打一顿，不会在路上耽搁那么久……或许K先生也就不怀疑他接受了L的贿赂，因而也就不会首先把自己出卖了……旅馆的那个老板娘……但她是一个疯子，L说。L说她是疯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思来想去，不论怎么想，他可能走的路总是从月台上的罗丝开始，以停放在三楼上的爱尔丝的尸体结束。

一只小鸟——他叫不出英国这些小鸟的名称——栖在椰子壳上，很快地啄了一下，又啄了一下。看样子小鸟吃得很香。如果他真能逃到伍尔弗汉普顿，下一步要不要回伦教去，还是到另外的什么地方？这本是他同罗丝告别时的想法，但情况已经变了……既然K先生被谋杀的案子也弄到他头上来了。现在警察局一定更加急切要拿他归案了。他已经连累了罗丝，今后绝不能再把她牵扯进来了。如果这时走进一个警察来，他疲倦地想，事情就非常简单了……小鸟突然从椰子壳上飞走了。煤渣路上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仿佛有人踮着脚走过来。他一动不动地等着被逮捕。

走来的是一只小猫，在冬日的晴朗阳光下，这只毛色漆黑、光洁的小猫望着D，像一个小动物打量另一个小动物，完全居于平等的地位。过了一会儿，它又扭头走了，留下一股淡淡的鱼腥味儿。D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那块椰子壳……天黑以后我能不能把它取下来？但时间却过得如此之慢，简直慢得可怕。他一时闻到一股做饭的味道，一时又听见从楼上窗户里传出来一阵高声的话语……他听到一个女人在骂“真不要脸”“醉鬼”……一定是班内特太太在骂她的丈夫，叫他起床。他仿佛还听到她说了一句“勋爵”，接着窗户哐啷一声关上了，屋子里的争吵立刻成为这一家人的秘密——“每个人的家都是一座城堡，不容外人侵入”。那只小鸟又回到椰子壳上，D不无嫉妒地看着。它像工人使用镐一样灵巧地用喙啄那椰子壳。D很想把它轰走。午后的阳光斜照在花园里。

D这时最感到不安的是那支手枪的命运。那几个孩子是靠不住的。说不定炸药的故事根本就是他们编造出来的，他们只不过想弄一件武器玩罢了。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为了瞎胡闹也许会对谁放一枪。只要看看他们那几张不讨人喜欢的邋里邋遢的脸就可以断定，他们是干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来的。有一次他好像听见声枪响，吓了一大跳。但后来那声音又连续响了几下，他才放下心来，原来那是一辆汽车发出的响声，很可能就是本迪池勋爵代理人的汽车。最后天终于黑了下来。直到他看不见那块椰子壳的时候他才冒险走出棚子。他的脚步在煤渣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房子的一扇窗帘拉开了。班内特太太正往外看。D从外面看得清清楚楚：班内特太太换上了一件衣服，可能正要出门。她站在厨房的火炉旁边，鼻子贴在玻璃窗上，一张嫉妒的、毫无同情心的肉骨头似的白脸正向外张望。D一动不动地屏息站住，他猜想班内特太太一定看到自己了。但花园里一片漆黑，班内特太太并没有看见什么。过了一会儿窗帘又掩上了。

D又等了一会儿，才向椰子壳走去。

他当然吃不到什么，椰子肉早已干硬了，很难咽下去。他蜷缩在小棚子里，把椰肉一块块撕下来吞下去；因为他身上没有带刀子，所以只能用指甲生拉硬扯地把椰子肉撕下来。最后他似乎等到约定的时间了。在此期间他已经把任何一件值得思索的事都回想了一遍。他想到罗丝，想到自己的前途，又追忆了已经发生过的事，想到那几个拿走他手枪的孩子，他好像已经再没有什么好想的了。他试图背诵那几句抄在笔记本里的小诗——L的司机已经把本子偷走了：“……你的心跳与足音……以什么样的激情，但她永远无法觅寻。”他没有背下去。当初抄写的时候他觉得这首诗表达了很深刻的思想。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她的死实在是生活对他最卑鄙的戏弄，他觉得自己同死者的纽带正在日益松弛。人与人要死就应该一起死，不应该先后分开。就在这时，钟敲了七下。

二

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小棚子，口袋里还装着没有剥完的一点儿椰子皮。他忽然想起来：那几个小孩根本没告诉他该怎样从这个后院走出去。小孩子办事就是这样：看起来什么都计划得头头是道，可是偏偏把一个具体细节忽略了。把手枪交给他们实在是件疯狂透顶的事。他猜想他们一定是跳墙出去的，就像他是从墙头跳过来的一样。但他并不是他们那样的年轻人，他是个身体虚弱、饥肠辘辘的中年人。他举起两只手。墙头倒是够着了，但他没有力气攀上去。他又试了两次，越试越没有力气。一个声音从厕所里低声说：“是你吗？朋友？”

这么说来他们并没有忘记细节。

他低声回答：“是我。”

“有一块砖头是活动的。”

他在墙上摸了一会儿，果然找到了那块已经松动的砖。

“找着了。”

“快过来。”

他跳了过去——逃进后院时也是从这里跳过墙的。一个邋里邋遢的小孩子用挑剔的目光打量着他。“我是给你望风的。”他说。

“那些人呢？”

小孩向远处一座煤山晃了一下脑袋，那堆煤黑魆魆的，像悬在村镇上空的一片乌云。“他们都在矿井上呢。”D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就像在国内时紧急空袭警报响过和第一批炸弹落到地面前那五分钟惊惧不安的感觉一样。他觉得一场灾祸就要降临到这里，正像雷霆就要在山头肆虐一样。

“你快去那边等克里凯。”那个肮脏的小孩一点儿也不客气地催促他说。

D乖乖地听从了。他确实也别无其他办法了。长长的一条灰石街路面昏暗，这伙孩子选择的时间非常恰当，街上空无一人。如果小教堂的窗户没有灯光的话，他真像穿行在一个废弃的村镇中，好像参观煤炭时代的一处遗址。他感到非常疲倦，身体非常不舒服，每走一步那恐惧的预感就增大一分。随时都可能爆发出一声轰隆巨响，把这小镇的寂静震得粉碎。他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这声巨响。西北方向的天空上映着一片红光，看上去像是一个城市正燃烧着大火。那是伍尔弗汉普顿的灯火。

浸礼会小教堂同旁边的一幢建筑物之间隔着一条狭窄的小巷。由于这一点点空隙，这座教堂在这个湫隘的小镇里平添了几分庄严肃穆的气氛。D站在巷口，眼睛望着街面，等着克里凯和开往伍尔弗汉普顿的公共汽车。留在村里的那个警察这时一定在监视着査理·斯托的房子，等着搜捕证一到就破门而入。D的背后是一座座高大的煤山，就在那些煤山里，那些孩子正聚集在炸药储藏室附近。在教堂里，妇女们正在唱一首圣歌《让我们赞美最圣明的上帝》，她们唱得一点儿也不着调。

从北边煤山后边飘来一片乌云，落下一阵稀疏的雨点。雨点带着煤灰，在他的脸上画了一条条的黑道子。一个男人的声音，柔和、嘶哑、充满自信，好像就在他耳边似的清晰地说：“让我们一起祈祷吧。”接着便是一片杂乱的祈祷声：“真与美的源泉……我们为你赐给我们的礼物祝福……”寒气一阵阵侵入他的橡胶雨衣，像一块又黏又湿的膏药似的贴在他的胸口上。是不是汽车的声音？是。他听见从街道的另一端传来一阵非常响的发动机声，他小心谨慎地走到小巷口，等着克里凯出现。

但是他马上飞快地隐身到黑暗中。开来的不是公共汽车，而是一个警察驾驶的摩托车。他一定已经从伍尔弗汉普顿取来了搜捕证，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并没有藏在査理·斯托家。公共汽车还要多久才来？他们一定会在车上检査，肯定无疑……除非那一帮孩子也想到这一点，预先作了安排。他笔直地贴在教堂的墙上，尽量不让雨点淋在自己身上。他听着教堂里嗡嗡的祈祷声，幻想着这座小教堂里的情况：寂寥空旷的大厅，亮着灯光，松木嵌墙板，代替祭坛的是一张方桌，热烘烘的暖气片，所有做礼拜的妇女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班内特太太……“我们生活在这个支离破碎的、苦难折磨着人的世间，我们向你祈祷……我们向你宣誓，绝不忘记那些死于战火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穷困潦倒的人……”他苦笑了一下，心想：如果他们知道的话，这是在替我祷告啊。他们会乐意替我祷告吗？教堂里的人又开始唱起一首赞美诗来，歌词从双重牢笼——歌唱者的血肉躯体和石头建筑物当中飘忽不定、模模糊糊地传出来：“永远怀着对上帝的敬爱，不怕世事变幻无常……”

D一下子被从小巷的一端横甩过去，摔倒在地，后脑勺撞在一块石头上。碎玻璃像榴霰弹一样四散迸裂。他觉得身后的一堵墙整个塌倒下来，砸在他的脸上。他拼命地喊叫起来。他只感到天翻地覆，却听不到任何声音，实际上是声音太大，使他在刹那间失去了听觉。只是在这一切混乱之后，他才意识到声音：狗在狂吠，人们大声呼喊，泥土从碎砖石上丝丝滑落。他用双手遮住脸，保护着自己的眼睛，又尖叫了几声。街上人们跑来跑去，远处一架风琴像反抗似的仍在演奏。但他什么都没有听到，他又回到一幢房子的地下室里，一只死猫的毛皮紧挨着他的嘴唇。

一个声音说：“是他。”他们正把他从倒塌的墙下面挖出来。他一动也不能动，无法躲避铁锨刃和铁镐头。他吓得浑身冒汗，不住用自己的母语喊叫。一个人的手在抚摸他，他的心扑通通地跳起来，他又回到多佛尔公路上，汽车司机两只粗大的拳头正和他的皮肉接触。他厉声吆喝着：“不许碰我。”

“他有枪吗？”

“没有。”

“右边的口袋装着什么？”

“啊，一块椰子壳，真滑稽。”

“伤着了吗？”

“大概没有，”一个声音说，“我想，只不过是吓昏了。”

“最好给他戴上手铐。”

D从那只死猫旁边，经过多佛尔公路，走了一条长长的路才又回到本迪池镇。他发现自己的两手已被铐住，遮住眼睛的东西被移开了。那堵大墙仍然屹立在那里，小雨仍然淅淅沥沥地落着。四周的一切都没有变化。除了几块震破的玻璃外，一场纷乱已经过去了。两个警察高高地站在他旁边，一小群人聚在小巷口，急切地望着他。一个声音说：“这段圣经故事来源于……”

“好吧，”D说，“我跟你们走。”他费力地站了起来，这一跌把他的脊背扭伤了。他说：“我想坐一会儿，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一个警察说：“有的是时间叫你坐的。”

两名警察中的一个拉住他的一只胳膊，带他走到那条湫隘的小街上。几步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公共汽车，车上挂着开往伍尔弗汉普顿的牌子。一个年轻人斜挎着一只皮包站在汽车门口的阶梯上望着他，脸上任何表情也没有。

他问：“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要逮捕我？”

“你犯的法可多了，”警察说，“你就别为这个操心啦。”

“我觉得，”D说，“我有权利……”他看着自己被铐住的双手说道。

“你说了一些可能会破坏和平秩序的话……还有，私闯别人庭院企图行窃。先说这两件就够了。”

D笑了起来。他实在忍不住了。他说：“这又是两条新加上的罪名。看来罪名也会自动增加的，是不是？”

到了警察局，他们给了他一杯可可和几块涂了黄油的面包，然后把他锁在一间囚室里。很久以来他心头没有这么平静过。他在囚室里听到他们同伍尔弗汉普顿通电话，向上级报告他的事。但除了个别的几个字以外他没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没过多久那个比较年轻的警察又给他端来了一碗汤。他说：“看来我们还真捉住了一条大鱼。”

“是吗？”

“伦敦叫我们把你押解过去——不许耽搁。”他不无敬意地说，“要立刻审问你。”

“审问我什么？”

“这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想，你也看过报纸了。你乘今天午夜的火车去。跟着我。说老实话，我倒有兴趣去伦敦转一圈。”

D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爆炸的事——伤了人吗？”

警察说：“几个孩子把矿上装炸药的房子点着了。没有伤着人——真是奇迹。只有一个叫乔治·贾维斯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到矿井那边去搞什么名堂。他说他被震昏了，但是除非发生地震，老乔治是不会被震昏的。”

“这么说来没有什么损失？”

“什么损失也没有——只有那间装炸药的小屋子和一些窗玻璃。”

“我懂了。”

就这样，连最后一枪也没有射中目标。

第四部 结局

一

法官长着一头稀疏的白发，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嘴角上有几条深深的皱纹，样子显得既冷峻又慈祥。他不断地用自己的自来水笔敲着记录簿，警察局的这一套没完没了的官样文章似乎已经弄得他心力交瘁，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我们已经询问了某某人……”“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他恼怒地说：“我认为，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让D在法庭上坐在被告席。从他坐的地方，他只能看见几位出庭律师和警察。可以看见法官席下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名书记员，这些人他过去都没有见过。当他开庭前站在法庭入口处等待传唤的时候，他看到了所有那些熟悉的面孔——穆克里先生，老贝娄斯博士，甚至卡彭特女士也出席了这次审讯。当D转身走入被告席之前，他向这些人苦笑了一下。他们对这件事一定感到惊诧不解，当然了，穆克里先生会是个例外，他对任何事都有一套理论。D觉得自己疲惫不堪，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审讯前的三十六个小时长得难忍难熬。首先是同那位精神兴奋的警官同车来伦敦，一路上这位警官喋喋不休地给他讲，他可能(或者没有可能)去阿尔伯特音乐厅看一场拳击比赛，弄得D整夜无法合眼。接着就是在伦敦警察厅的一场审讯。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这种审讯犯人的方法非常有趣，同他在自己国家的监狱里受拷问(审案的人手头总有一根大棒子)的情况迥然不同。在伦敦警察厅里，审问他的三个人要么坐着要么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们对待他合情合理，其中有一个人还不时地给他端来一杯茶和一盘饼干——是那种很浓的廉价茶，饼干也太甜了一点儿。他们甚至还让他吸烟，他也把自己的纸烟拿出来请警察厅的人吸。那些人不喜欢他味道强烈的黑色烟草，但是他注意到他们把他的纸烟牌子偷偷写在一个烟盒上(他看到他们这样做觉得非常有趣)，也许日后这个纸烟牌子对他们会有用处。

他们显然要把K先生暴卒的罪名加在他头上。他很想知道他们还要不要追问他的另外一些罪行——使用假护照、爱尔丝的所谓自杀等等，当然了，还有本迪池的爆炸案。“你的那支手枪呢？”他们问。这是同使馆发生的那场滑稽剧唯一有关的问题。

“我把它扔在泰晤士河里了。”他说，自己也觉得这样回答有些可笑。

他们认真地追问了一些细节，看样子很想雇用潜水员，甚至用挖泥船去打捞一番。

他说：“啊，扔在一座桥底下了……你们的桥太多了，我叫不出名字来。”

关于他同K先生一起参加世界语晚会的事，他们已经调査出来了。还有一个人出来作证说，K先生因为有人跟踪曾在街上吵吵闹闹，惹得不少行人驻足而观。这个作证的人叫豪格皮特。“追踪他的不是我，”D说，“我在世界语教学中心门前同他分手了。”

“一个叫弗尔台斯克的人看见你同一个女人……”

“我不认识什么弗尔台斯克。”

审讯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其间有人打来一次电话。一名警官手里握着电话对D说：“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向你提出的问题你并没有回答的义务？在你的辩护律师没有出庭的情况下，你有权利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我不需要辩护律师。”

“他不要辩护律师。”警官对话筒说，接着就把电话挂了。

“谁打来的电话？”D问。

“我也不知道。”警官说。他给D斟上了第四杯茶，问道：“是两块糖吗？我总是忘记。”

“不要糖。”

“对不起。”

这一天的稍晚一些时候，D同一大队人站成一排供证人辨认。对于一位曾任法国文学讲师的人来说，警察厅选中的这些人让他非常失望。看来这倒像是叫D知道，他在英国人眼中同样也是这么个不三不四的角色。他痛苦地看到各种自由职业的人物，一张又一张胡子拉碴的面孔——看来大多数不是拉皮条的就是兼做非法生意的咖啡馆侍者。但他也不无兴趣地发现，警察厅对这件事还是做得极其认真而公正的。弗尔台斯克突然从一扇门后边冒出头来，他一手拿着一把伞，一手拿着礼帽。他在这一排邋里邋遢的队伍前走了一遭，活像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政治家检阅仪仗队。他犹豫不决地站在D右边的一个彪形大汉面前认了好一会儿——一个看来为了一包香烟就可能动手杀人的家伙。“我觉得……”弗尔台斯克说，“不……也许是。”他用自己的一双暗淡而认真的眼睛看了看陪着他的警察说，“真是对不起。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到了你们这里，什么我都看着不一样了。”

“不一样？”

“我是说，跟我在艾米丽那儿看到的不一样，我是说，跟在克罗威尔小姐住处看到的不一样。”

“我们不是叫你辨认家具。”警官说。

“当然不是。可是，我那时候见到的那个人脸上贴着橡皮膏……这里的人都没有……”

“你不能从衣服上辨别一下吗？”

“当然能。”弗尔台斯克说。他的目光落在D的面颊上，“这个人脸上有一块疤……也许是……”

必须承认，警察厅办事非常公正。他们不承认这种模棱两可的证词。弗尔台斯克被带出法庭，另外一个戴着一顶大黑帽子的人被带进来。D模模糊糊地记得曾经见过这个人……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请你认一认，先生，”警察说，“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说的那个坐过你的出租车的人？”

戴黑帽子的人说：“你们那个警察当时如果好好睁开眼睛看一看，而不是一心想拘留那个喝酒闹事的人……”

“不错，不错。他那样做是不对的。”

“你们说我阻碍交通，把我弄到警察局里就对了？”

警察说：“我们不是已经向你道歉了吗？”

“好吧。那就让我看看你们弄来的人吧。”

“人都在这儿呢。”

“啊，就是这些人。”他语含讥讽地说，“他们都是自愿来的吗？”

“当然了。我们给他们钱……除了那个犯人以外。”

“哪个是犯人？”

“我们要请你认出来，先生。”

戴黑帽子的人说：“啊，当然了。”他从这一排人前面匆匆走了一遍。他站在弗尔台斯克曾经相了半天面的那个一脸凶相的人面前，一点儿也不含混地说：“就是这个人。”

“你肯定是他吗，先生？”

“没错。”

“多谢。”这以后他们没有再叫别的证人进来。也许他们认为D触犯了不止一条刑律，他们有的是时间把一条最严重的罪名加在他头上。D现在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了。反正他所负的使命已经失败，不论他们问他什么，他都一口否认。这就是他此时抱定的宗旨。只要他们能够拿得出证据来，他们爱判他什么罪就判什么罪吧。最后他们终于让他回到监狱，痛痛快快地睡了一觉。往日那些梦境又回到他的脑子里，只不过稍微走了样。他在一条河的堤岸上来回走着，一边走一边同一个女孩子进行一场辩论。那女孩子说那份伯尔尼手稿比另一份波德莱手稿时间晚。他们俩在那条寂静的小河边来回踱步，感到异常幸福。他说：“啊，罗丝……”空气中有一股春天的气味，河对岸非常遥远的地方是一幢幢的摩天楼，但样子却像是巨大的坟墓。这时，一个警察摇撼着他的肩膀说：“有一位律师要见你，先生。”

他并不怎么想见律师。太费脑子了。他说：“我恐怕你不了解我的情况。我一点儿钱也没有。说确切些，我身上只剩了几镑钱，另外就是一张返程车票。”

律师是个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也很有风度。他说：“这没关系，你不用为这个操心。我们要把案情向泰伦斯·希尔曼爵士汇报。我们认为应当让人们看到，你在英国并不是没有朋友的，你是个有钱有势的人。”

“如果你认为口袋里揣着两镑钱……”

“咱们现在先别谈钱的事，”年轻的律师说，“我向你保证，我们乐于为你服务。”

“但是我一定要弄清楚，如果我同意请你……”

“一切开支都由福布斯先生承担下来了。”

“福布斯先生!”

“现在咱们谈谈具体问题吧，”律师说，“看来他们准备了好几条罪名要对你起诉。但我们至少已经把一条澄清了。现在警察局也同意你的护照并不是伪造的。你的运气不坏，没有忘记送给大英博物馆的那本著作。”

D开始对这位律师讲的事感到一些兴趣。他想：罗丝真是位好姑娘，你告诉她应该做什么她都不会忘记，而且认认真真地替你办。他说：“那个小姑娘跳楼的事呢？”

“噢，他们在这件事上怀疑你是毫无凭据的。事实是那个女人已经坦白了。她肯定是个疯子，犯了歇斯底里症。你知道，那个旅馆住着一个印度人，他到左邻右舍去进行了调査……别谈这个了，咱们还有更要紧的事得好好商量商量呢。”

“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弄清楚的？”

“星期六晚上。提前出版的几份星期日报纸都登载了这条消息。”D想起了那天他乘车经过海德公园时曾经看到一张报纸招贴——《布卢姆茨伯里区耸人听闻的悲剧》，这个荒谬的新闻标题又回到了他的脑子里。如果他当时买一份报纸，他就会放走K先生，而后来的这些麻烦事也就不会发生了。不错，应该以眼还眼，但只需用一只眼睛补偿一下就够了，不需要两只。

律师说：“当然了，我们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想加给你多少条罪状。”

“谋杀罪是不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

“我怀疑他们能否加给你这条。”

D觉得这一切简直复杂得要命，而且他也丝毫不感兴趣。他既然已经落到他们手中，那些人还怕弄不到一条给他定罪的证据？他只希望别把罗丝牵扯进来。她没来看他，算是做对了。他犹豫着是否要通过律师给她带个信儿去，但转而一想，罗丝是个有头脑的姑娘，她懂得自己是不该出头露面的。他还记得她那句讲得极其直率的话：“不要认为你死了我还会爱你。”她现在绝不会做出什么莽撞的事，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不知怎么，这个想法又使他感到一丝莫名其妙的痛苦。

她没有到法庭来。他肯定她没有来。如果来了，他一眼就会看到。如果她来了，他对这场审讯也许就不会采取这样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一个在爱情中的人，如果他爱上了她，做起事来就会有点儿男子汉的气概，就会表现出一点儿痛快劲。

一个鼻子像鹦鹉喙似的老年人不时地站起来盘问一个警察几句话。D猜想这人就是泰伦斯·希尔曼爵士。审讯拖个没完没了。但突然之间，似乎一切都暂时告一段落了。泰伦斯爵士要求把被告还押。他的委托人还没有来得及准备齐全反诉的证据……这个案件背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弄清楚。就连D本人也不清楚，为什么主动要求还押？警察厅一直没有控告他犯了谋杀罪……在这种情况下给警察厅的时间越少，岂不是对他越有利吗？

警察厅的顾问表示他们对泰伦斯爵士的建议没有异议。这个像小鸟似的地位卑微的人对泰伦斯爵士得意地笑了笑，看来对方一时糊涂叫他白白占了个便宜。

泰伦斯又一次站起来发言，要求法庭准予被告取保假释。

法庭里双方争辩了一阵子，D觉得这场争论毫无意义。如果征求他的意见，他倒宁愿待在牢房里，而不想住旅馆……再说，有谁肯为他这样一个身份不明、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担保呢？

泰伦斯爵士说：“法官阁下，我不同意警察厅的这种态度。他们暗示说，被告还犯有更重大的罪行……那好吧，让他们提出来吧!我们倒想看看到底被告犯了什么罪。截至现在为止，他们只不过搜罗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携带枪支啊……抗拒逮捕啊……但是他们凭什么要逮捕他？他们要逮捕他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警察厅事先根本没有调査清楚。”

“他犯有煽动暴乱罪。”那个像小鸟的人说。

“政治偏见。”泰伦斯爵士大声喊道，他继续提高声音说，“法官阁下，警察厅似乎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我希望您能够过问一下。他们总是假借一件小事先把一个人投入监狱，然后再拼命搜罗证据，控告他还犯了别的罪。如果搜集不到证据，这个人从监狱出来以后，所谓的严重罪行也就再也没人提了……这样，被无辜投进监狱的人就毫无办法取得反证。”

争辩继续下去。最后法官突然用钢笔往案件记录簿上一戳，不耐烦地说：“芬尼克先生，我还是觉得泰伦斯爵士说的话有一些道理。从现在对被告提出的这些指控看，我无法不批准他保释。如果我叫被告交纳一笔数目比较大的保释金，你们是不是就不再反对了？不管怎么说，他的护照还在你们手里。”法官的这一番话并没能平息法庭上的争论。

这一切是那么不真实。他只有两英镑，说实在的，还不在他的口袋里，因为在他被捕的时候，那两镑钱当然已经被警察厅拿走了。法官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宣判继续羁押被告一周，但被告若交纳两笔保释——每笔一千镑，则允许被告在监外候审。”D禁不住笑了起来——两千镑!一名警察拉开被告席的栅门，拽了一下他的胳膊。“请这边来!”D发现自己已来到法庭外面的过道上。那位同他谈过话的年轻律师正对他笑脸相迎。律师说：“真是的，泰伦斯爵士来了个出奇制胜的招数，是不是？”

D说：“我不懂费这些事干什么。我没有钱，再说，我在班房里也很舒服。”

“一切都作了安排。”律师说。

“是谁安排的？”

“福布斯先生。他现在在外面等你呢。”

“我自由了？”

“跟空气一样自由。一个星期。除非他们又弄到什么证据重新逮捕你。”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给他们添这么多麻烦。”

“啊，”律师说，“福布斯先生可真是你的一个好朋友。”

他走出法院，下了台阶。福布斯先生穿着一条颜色刺眼的灯笼裤，正在一辆帕卡德牌小汽车的散热器旁边心神不安地走来走去。他们两人有些尴尬地互相打量了一眼，没有握手。D说：“我知道我得感谢你，你聘请到这位泰伦斯爵士替我辩护，又替我出了保释金。你真不该为我这么操心。”

“没什么。”福布斯先生说。他皱着眉头望了D一会儿，好像要从他脸上寻找什么答案。他说：“你上车好吗？坐在我旁边，我没叫司机。”

“我得找个地方过夜。我还得把我的钱从警察厅那儿取回来。”

“现在先别管这个。”

他们俩上了汽车，福布斯先生把车发动了。他说：“你替我看看油量表。”

“满着呢。”

“这就好。”

“咱们到哪儿去？”

“我要到谢波德市场去一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一路上两个人都沉默不语。汽车驶上了河滨路，绕过特拉法加广场，皮卡迪利……他们开到谢波德市场中心的一个小广场上，福布斯先生按了两下喇叭，抬头望着一家鱼店上面二楼的窗户。他表示歉意说：“我马上就回来，用不了一分钟。”楼上窗户后边露出一张脸，一张漂亮的小胖脸，脖子上围着紫色围巾，一只手向汽车挥了挥，露出一个很勉强的笑容。“对不起。”福布斯先生说完就走进鱼店隔壁的一道门里边。一只大公猫沿着水沟走过来，它看到一个鱼头。它用爪子拨弄了两下又继续往前走。这只猫已经吃饱了。

福布斯先生从楼里出来，又上了汽车，他把车倒回去，转了一个弯。他偷偷地从侧面看了D一眼，说：“她是个好姑娘。”

“是吗？”

“我觉得她是真心喜欢我。”

“我不怀疑。”

福布斯先生清了清喉咙，沿着骑士桥路开下去。他说：“你是外国人。也许你会觉得我这样做有些奇怪：一方面和萨里同居，另一方面又爱着罗丝。”

“这跟我没有关系。”

“一个人总要活着啊。我过去对罗丝从来不敢有什么奢望。直到这个星期情况才改变。”

“啊!”D说。他想：我也开始像乔治·贾维斯那样只会“啊”了。

“而且她也肯帮我忙。”福布斯先生说。

“是的。”

“我的意思是说——就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吧，她答应我说，如果必要的话她愿意在法庭上宣誓，说我这一天都是跟她在一起度过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汽车驶过哈默史密斯街的时候，两人都没有讲话。直到车开到西大街，福布斯先生才又开口说：“我猜想，你一定不知道我们现在玩的是什么把戏。”

“不知道。”

“是这样，”福布斯先生说，“我想你当然也清楚，你必须马上离开英国，在警察厅弄到什么证据把那个不幸事件扣到你头上之前。那支手枪就是足够的罪证……”

“我想他们不会找到那支枪。”

“这件事你不能冒险。你知道，不管你打没打着他，在确切意义上讲都算谋杀。他们大概不至于把你处死，我想。但你至少得坐十五年监牢。”

“那还用说。但是你忘了那笔保释金啦。”

“保释金的事由我负责。你今天夜里就得离开这儿。有一艘装食品的不定期货轮今天夜里起锚，开往你的老家。坐这艘货轮当然舒服不了，路上还可能挨飞机轰炸——这就要看你的运气了。”福布斯先生的声音忽然哽住了。D匆匆地看了一眼他的大脑门，看了一眼他那花领带上面的黑眼睛。不知怎么，福布斯先生竟呜咽起来。这位已经到了中年的犹太人，一边把着驾驶盘在西大街上开着汽车，一边掉着眼泪。过了一会儿他才止住哭声说：“什么事都安排好了。等海关人员一检査完，他们就偷偷地把你带上船，渡过英吉利海峡。”

“你为我操了这么多心，太感谢了。”

“我做这些事不是为你，”他说，“是罗丝叫我尽力把这些事办好的。”

这么说来，福布斯先生刚才掉泪是因为罗丝接受了他的求爱。汽车这时掉头向南驶去。福布斯先生像是受到误解似的赌气说：“我当然也提出了我的条件。”

“是的。”

“我的条件是：她不能再同你会面。我不许她到法院去旁听。”

“不管你有没有萨里，她还是同意和你结婚？”

“同意了，”他说，“你怎么知道她晓得我和萨里……？”

“她告诉过我。”D想，这真叫各得其所。我是不能再爱人了。她迟早会发现，还是福尔特最适宜她。过去谁也不是出于爱情而结婚的。结婚的时候男女双方要立契约。现在也是一种契约。不应该感到痛苦。我应该高兴才对，为我保持着对她的忠诚走进坟墓而感到高兴。福布斯先生说：“我送你到南克劳附近一家旅馆去。到那里以后他们会派一艘汽艇来接你上船的。你在那里不会引起别人注目，那是个游乐场，现在虽然到了冬季，游客仍然很多。”他又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同托尔奎一样，气候非常好。”这以后两人都一言不发地坐在朝西南方向驶去的汽车里，一个是未来的新郎，一个是被冷落的情人，如果D对罗丝的感情可以称为爱情的话。

太阳已逐渐偏西，汽车驶入了多塞特郡空旷的高原。福布斯先生说：“你知道，你干得还不坏。回国以后大概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可能有些麻烦。”

“可是本迪池煤矿的那次爆炸，你知道，已经把L的购煤合同炸得粉碎。那次爆炸案同K的丧命帮了你的忙。”

“我不懂。”

“你没有买到煤，L同样也买不到了。我们今天早上开了个会，已经把和他订的合同取消了。太冒险了。”

“冒险？”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重新开始采煤以后再遭到政府干涉。你已经把这件事弄得尽人皆知了，比在《邮报》头版刊登一个全版广告的宣传效果还好。有的报纸已经对这件事发了社论，说什么外国的两派政客在英国本土上打起内战来。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控告这家报纸造谣诽谤，要么取消这一合同，声明我们签订合同时受了骗，原以为这批煤是运往荷兰的。我们还是决定把合同作废了。”

这总算打赢了半场仗吧，D不无凄凉地想。这样一来，他的死期似乎可以向后拖了，他可以等着敌人的炸弹，用不着立刻在刑场上解决问题了。当汽车开到山顶上以后，他们看到了大海。自从多佛尔港那个大雾弥漫的夜晚，他在海鸥的一片鸣叫声中看到大海后，这是他又一次看到海水。这期间他担负的使命使他无暇到海滨去。他看到右边有一片别墅在远方出现，有的房子已经灯火闪烁。一道长长的栈桥像是一条脊背发亮的百足虫半伏在海水里。

“这就是南克劳。”福布斯先生说。在逐渐变得一片昏黑的辽阔的海峡上看不到任何船只上的灯火。“天晚了。”他不安地说。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看到南克劳左边两公里外的那个旅馆了吗？”汽车减慢速度，缓缓驶下山岗。D逐渐看清，他们要去的地方与其说是一家旅馆还不如说是一个村落，或者更确切的比喻是一个机场。带凉台的平房一圈圈地围绕着中央一座灯火通明的塔楼，远处是田野和更多的平房。“这个旅馆叫利多，”福布斯先生说，“是一处新型的大众化游乐场。上千个房间、运动场、游泳池……”

“为什么不在海水里游泳？”

“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福布斯先生说。他诡秘地斜着眼睛看了D一眼。“老实告诉你吧，我把这个地方买下了，”他说，“我们用广告宣传，这是一个陆地上的大游艇。有专人组织各种游乐，有音乐会，有体育馆，特别欢迎年轻人来。不会因为他们戴着超级市场买来的廉价戒指而受到服务人员的白眼。当然了，最大的优点是在这个游艇上谁也不会晕船。而且费用低廉。”他的语调里升起一片热情。他说：“萨里特别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她对锻炼身体非常内行，你知道。”

“你自己对这个地方也很有兴趣？”

“我希望将来我能多来照看一下。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精神寄托。但是现在我找到一个人替我照管这里的事。他对于经营酒馆、舞厅这类事很有经验。如果这个人同意的话，说不定我会把这个地方整个交给他，给他一千五百镑年薪。我们想办个全年营业的娱乐场。你会看到——圣诞季已经开始了。”

福布斯先生又把汽车开了一段才停住。他说：“已经替你订了一个过夜的房间。不付账就溜走的旅客你不会是第一个。我们当然要向警察厅报告，但我想，你一定不在乎再干一件小小的违法的事。你的房间号是105C。”

“像个牢房号码。”

福布斯先生说：“有人会到你的房间去接你。我想不会出什么差错的，我就不来了。你可以在接待处拿到房间钥匙。”

D说：“我知道向你道谢是没有意义的，但我还是要……”他站在汽车旁边，想不出恰当的词句。他说：“请替我问候罗丝，好不好？我热烈祝贺她，我真心祝贺她……”他没有说下去，他突然发现福布斯先生的脸上有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恼恨的神情。是的，以这样屈辱的交换条件得到一个女人的爱，确实是件痛苦的事：作为陪嫁的应该是财物，不应该是个活人。D接着说：“她不会找到比你更好的人了。”福布斯先生气呼呼地俯着身子，一脚启动了发动机。他开始倒车。D仿佛看到他的红肿的眼眶。他的脸上不是恼恨，是痛苦。D转身向装着霓虹灯的两根门柱走去，那是利多旅馆的入口。门柱上端各安有一个用彩色灯泡组成的巨大的葡萄干布丁，但因为电线还没有接通，所以布丁的颜色是漆黑的，一点儿也引不起人的胃口。

门里边一间小屋子是旅馆的接待处。服务员说：“啊，是的。您的房间昨天晚上已经有人打电话来替您订下了。您的姓名是——”他拿出一本旅客登记簿来，“戴维斯。我想您的行李很快就会运来吧？”

“我是从南克劳步行来的。行李还没运到。”

“要不要我给车站打个电话？”

“先等一等吧。过一两个小时也许会运来。在这里吃饭用不着穿礼服吧，我想？”

“不用。这里不用那么讲究，戴维斯先生。要不要我通知一下这里的体育干事到您房间里同您谈谈？”

“我想还是叫我先自由一天吧。”

他围着巨大的电镀钢架的圆形走廊兜了两个圈子。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可以晒日光浴的屋顶。暮色中几位穿着短裤的男客(裸露着的膝盖已经冻青了)正嬉笑着互相追逐。一个穿睡衣的女孩子对一个光头的男人喊：“斯波特，他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打篮球了？”I05C房间像一个船舱——窗户的式样像轮船舷窗，盥洗池可以靠墙折叠，从而给屋子更多的空间，甚至还可以嗅到一些机油味，隐约可以听到引擎的转动声。他叹了一口气。看来英国无论何时都会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两百五十年的太平日子叫这个国家处处保持着自己的奇行怪癖。坐在这个房间里听到四处一片笑语喧哗(据说笑声总是代表人们欢乐的情绪)，几台播放不同节目的收音机同时发出音响。墙壁非常薄，隔壁房间的任何声音都清清楚楚地传过来。一个人砰的一声把鞋甩到板壁上。同船舱一样，屋子里的暖气烧得非常热。D打开一扇窗户，立刻就有一个年轻人从外面探进头来。“哈啰!”那个人招呼说。

“啊？”D坐在床上疲倦地说。看来这个人不像是来迎接他的人。“你找我？”

“啊，对不起。我以为这是胖子的房间呢。”

“你跟谁说话，猪？”一个女孩子的声音问道。

年轻人的脑袋从窗口消失了，但他的声音仍然非常清晰地传进屋子来：“是个外国佬。”

“让我瞧一眼。”

“别讨厌了。不许瞧人家的屋子。”

“啊，不许吗？”一个蓬头发、尖鼻子的女孩子从窗户外面探进头来，咯咯地笑了两声，又缩了回去。另外那个男人的声音说：“胖子来了。你干什么去了，老伙计？”

D仰面躺在床上，开始思索起来。他想，福布斯先生现在正在暮色中回到伦敦，他是去看罗丝还是去看萨里呢？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只钟在报时。现在一切终于结束了。他又想，他还是越早回去越好。他可以把深深刻在脑海里的那个荒谬可笑的形象——一个往雾气里扔小圆面包的女孩子——逐渐忘掉了。他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儿，但一下子又惊醒了。他看了看表：时间过了半小时。他还要等多久？他走到窗户前边往外看了看。他住的这间钢框平房是最外面一圈房屋中的一间，从各个房间射出的灯光形成一个光环。光环外面除了漆黑的夜色外什么也没有。他只听到海水冲洗海滨沙石的声音，波浪涌上来又退下去，哗啦哗啦，像是大自然中的战败者在哀叹。在弧形的黑暗中看不见一线灯火，说明岸边没有停泊任何船只。

他打开了房门。门外没有走廊，看来每一个房间都直接通到毫无遮拦的甲板状的平台上。一座形状像船桥似的钟楼高耸入云。月亮好像在大理石色的夜空里向后疾驰——起风了，大海似乎离得更近了。D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没有人再追捕他了。自从他在英国登陆以来，他第一次不再是别人猎取的对象。他正在享受着一个保释者的安全合法的生存权利。

他在料峭的夜风里走过一间又一间灯火通明、热气蒸人的小房间。卢森堡、斯图加特和希尔维萨的音乐从房间里传出来，每个房间都装有收音机。华沙的节目信号受到大气干扰，国家广播电台在播送一篇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谈话。钟楼下面，宽阔的橡胶台阶通向娱乐厅的大玻璃门。他走进这间娱乐厅。迎面正中的一张桌子上摆着各种晚报，一个装满了零钱的盘子说明这里采用自助付款。一群人正在一个角落喝威士忌酒，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但除了这一群人以外，这间吹着习习冷风的由钢框和玻璃构成的大房间完全是空的——如果你不把一张张的小桌子、俱乐部使用的那种小靠背椅、自动售货机和科林斯柱式桌腿的台球桌算在内的话。靠近俱乐部房门居然还有一个卖牛奶的小卖部。D发现自己口袋里一个便士也没有。福布斯先生没有给他时间，叫他从警察厅把自己的钱取回来。如果接他的船不来，他可真不知该怎么办了……他低头看了看桌子上的报纸。他想，既然我被人认为犯了这么许多法，再干一次小偷小摸的事谅也无妨。没有人注意他。他偷偷地拿起一份报纸。

一个他熟悉的声音说：“表演真精彩。”

他想，上帝真是爱开玩笑。他走了这么一条曲曲折折的路，只是为了最后又在这里同库里上尉会面，这简直太荒唐了。他记起福布斯先生谈到过一个对经营酒店富有经验的人……可现在不是老友重逢、热情握手的时刻啊!他把报纸打开，挡住自己的脸。一个毕恭毕敬的声音在他耳边说：“对不起，先生，您大概忘了付报纸钱了。”这个侍者一定是趁着那边的笑语欢声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尽管这里采用的是顾客自己付款的办法，但盘子里的便士数目还是有人严密看守着。不管是胖子还是猪，他想，福布斯先生的所有主顾看来人品都不怎么高尚。

他说：“对不起，我没有零钱了。”

“噢，我可以找给您。”

D虽然背对着墙角那一伙人，却意识到那边的笑语声静了下来。那些人正在注意听他们讲话。他一只手插在衣袋里说：“我好像把钱放在另外一件衣服里了。我一会儿再给你吧。”

“您住在哪个房间，先生？”如果一个人靠积攒零钱也能致富的话，这里的人可真要发大财了。

他回答说：“105C。”

库里上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来：“真没想到。”

再想避开是不可能了。反正他现在已经履行了合法的保释手续，库里上尉是奈何他不得的。他转过身来，库里上尉穿着运动短裤让他有些吃惊，看来这位经营酒店的人已经改行从事体育锻炼了。D说：“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

“这我相信。”库里上尉说。

“好吧，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再见。”D拿着报纸向门口走去。

库里上尉说：“你别走。站住，不许动。”

“你这是什么意思？”

“伙计们，这就是刚才我同你们谈到的那个人。”那两个人都已过了中年，两张酒意醺然的圆脸不无敬畏地盯着他。

“别开玩笑!”

“真的!”

“他要是没偷报纸才怪呢!”一个人说。

“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库里上尉说。

D说：“你们别挡着我的路好吗？我要回房间去。”

“这我知道，”库里上尉说，“小心点儿，伙计。他可能带着枪呢。”

D说：“我不知道你们三位先生想要做什么。我不是逃犯——这个词儿用得对吗？我刚好办完了保释手续，根据法律，我有权在任何我喜欢的地方居住。”

“这个家伙可真是油嘴滑舌。”一个人说。

“你还是老实点儿吧，”库里上尉说，“你的招数已经用完了，伙计。我猜你还想逃出英国去，可是我告诉你，你是逃不出英国警察局掌心的，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侦缉人员。”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伙计？你还不知道又下了新的通缉令？你看一眼报纸就知道了。你犯了杀人罪。”

D看了一下手里的报纸，果然如此。看来泰伦斯·希尔曼爵士并没有能长久地愚弄警察局，他们一定是在D离开法庭后马上又发出了通缉令。他们正在到处寻找他，而库里上尉则是胜利者，把他找到了。他紧紧地盯着D，目光中隐含着一定的敬意。杀人毕竟不同于偷汽车。对待即将处决的囚犯应该宽厚，这是英国的传统——行刑前应该给犯人吃一顿丰盛的早餐。库里上尉说：“咱们是三对一。你还是老实点儿，别给我们添麻烦了。”

二

D说：“给我一支烟好吗？”

库里上尉说：“当然可以。这一整包都给你吧。”他对侍者说，“给南克劳警察局挂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把人抓住了。”

“我看咱们还是坐下吧。”库里上尉的一个同伴说。

这些人站在D与房门之间，神情有些尴尬。他们显然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揪住他的胳膊或者把他捆起来，他们害怕这样做过于显眼，对这个地方的名誉有损害。因此，当他们看到D也坐了下来，不禁长舒了一口气。他们把椅子拉过来，把他围了起来。“我说，库里，”其中一个人说，“咱们请他喝一杯可以吧？”他又添了一句，“他可能再也喝不到酒了。”D觉得他说的这句话是多余的。

“你喝什么？”库里问。

“喝一杯威士忌苏打吧。”

“苏格兰威士忌？”

“好吧。”

当侍者走回来以后，库里说：“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电话打通了吗？”

“是的，先生。他们说五分钟内就能赶到这儿。你们要把他看住。”

“我们当然要把他看住，我们又不是傻子。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D说：“我一向认为，根据你们英国的法律，在没有找到一个人犯了法的确凿证据之前，他应该被看作是无罪的。”

“啊，是的，”库里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警察除非有足够的证据是不会无故抓人的。”

“我懂了。”

“当然了，”库里上尉一边往自己的酒杯里加苏打水一边说，“你们外国人在这里总是犯错误。在你们自己的国家里你们随便杀人，无人过问。但你们要是在英国也这样干，就要倒霉了。”

“你记得布鲁吗？”另外一个人问库里。

“托尼·布鲁？”

“对了。在一九二一年兰辛对布莱顿的网球赛上搞砸锅的那个人。五个球都没接住。”

“布鲁怎么了？”

“有一次他到罗马尼亚去，看见一个人在街上朝警察开枪。这是他亲口说的。”

“当然了，布鲁是个吹牛大王。”

D说：“我回屋子去取一点儿东西成不成？你们随便哪个人可以跟我一起去。”D想的是，只要他能回到自己的房间，说不定……那些人来接他……他还有逃走的希望。

“你还是在这儿等警察来吧，”布鲁的朋友说，“你还是别轻举妄动。”

“这家伙说不定会亡命地逃跑。”

“我能跑到哪儿去？”D说，“你们是个岛国啊。”

“我不想冒这个险。”库里说。

D在想，来接他的人——不管这人是谁——可能已经到了105C号房间，发现屋子里没有人。

库里说：“你们两个人替我看着点儿门，我要单独同他讲几句话。”

“你同他说吧，老朋友。”

库里的身子从椅子扶手上面倚过来，低声说：“你听我说，我想你是个绅士，对不对？”

“我不知道……绅士是个英文词儿。”

“我的意思是说，你到了警察局不会多嘴多舌吧。这种事最好不要把一个正派姑娘牵扯进去。”

“我不懂你的意思……”

“是这么回事。据说你正好同一个女人在那间屋子里，当那个叫弗瑞斯特的人……”

“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人叫弗尔台斯克。”

“就是那个人。”

“啊，我猜想那个女人——我当然一点儿也不了解她——是个妓女或者之类的人。”

“这就对了，”库里说，“你这人很讲义气。”

他大声对另外两个人说：“好了，伙计们。每人再喝一杯威士忌怎么样？”

布鲁的朋友说：“这回由我请客。”

“不，上次是你请的。这次该我请。”

“你们别争了，”第三个人说，“这次由我请客。”

“不成。前次是你付的钱。”

“咱们抓阄儿吧。”

在这三个人争辩的时候，D从挡着他的几个人肩上向玻璃门外望去。室外的照明灯已经打开了，他只能看到房子前面几英尺的草坪，再远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旅馆修建在这里是给外面的人看的，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从旅馆里是无法看到的。就在这一片漆黑中，一只货轮正行驶过去——要驶到他的祖国去。他几乎有些后悔，自己不该把手枪给了本迪池的那一伙年轻人，尽管从某个方面讲，这些人还算是取得了成功。如果现在还有那一粒子弹，就可以免掉一场令人厌烦、没完没了的审讯了。

几个女孩子一窝蜂似的闯了进来，给闷热的屋子带来一股冷空气。她们个个浓妆艳抹，说话声音很大，但对自己的举止又不太有信心，她们在竭力模仿一个更富有的阶级的风度。一进门她们就大声喊：“哈啰，卷毛上尉。”

库里的脸一直红到耳朵根。他说：“对不起，姑娘们，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喝酒吧。我们这里有事。”

“你说什么，卷毛？”

“我们正在谈一件要紧的事。”

“你们大概正在谈什么下流故事吧。让我们也听听。”

“没有，真的没有，姑娘们。我不骗你们。”

“为什么她们叫你‘卷毛’？”D问。

库里的脸又红了。

“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位有趣的外国人。”一个胖女孩说。

“不，不成。绝对不可能。”

两个穿雨衣的人推开门，向娱乐厅里张望了一下。一个人说：“这里有没有一个叫……？”

库里上尉说：“谢天谢地。你们是警察局的吧？”

两个陌生人从门边打量着他。一个人说：“对了。”

“你们要的人在这里。”

“你是D吗？”一个人问。

“是的。”D站起来说。

“我们有逮捕证。你犯的罪是……”

“不用说了，”D说，“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随你便吧。”

“好吧，好吧。我跟你们走。”他对那几个站在桌子旁边目瞪口呆的女孩子说：“你们可以跟卷毛好好谈谈了。”

“这边来，”一个警察说，“我们外面有一辆汽车。”

“不上手铐吗？”

“我想用不着，”一个警察苦笑着说，“来吧，快点儿。”

一个人揪着他的胳膊，但他这个姿势做得并不太显眼，看起来倒像两个朋友喝过酒以后挽臂出去。D想，英国的法律真是非常委婉。在这个国家里谁都不喜欢大叫大闹。黑夜一下子包围了他们。照明灯似乎偏袒福布斯先生奇怪的癖好，把夜空的星光都淹没了。只有遥远的海洋上闪烁着一点儿灯火。也许那就是按照计划该把他带走的货轮吧？把他带离这个国家，不再叫这里的人感染上他带来的战争细菌，不再叫他的英国朋友感到为难，既不必把某些危险的事揭穿，也不必再为他保持不合时宜的沉默。他很想知道，当福布斯先生阅读晨报，发现他没能逃脱的时候，会说些什么。

“快一点儿，”警察说，“我们可没有那么多时间。”

他们把他带出了安着霓虹灯的大门，一边走一边向接待处的人挥了一下手。不管怎么说，他没有付钱就离开旅馆的事不会算作另一条罪名了。汽车停在草地边上，车灯没有打开。这些人想得很周密，D想，如果叫人一眼就望到一辆警车，大概对旅馆的生意会有些影响。在这个国家里凡是老实纳税的公民总是受到政府的保护。汽车方向盘后边还坐着一个人。看到门里有人出来，这个人立刻把汽车发动，开亮了车灯。D坐在后座上两名警察中间。他们的汽车转到公路上，立刻朝南克劳方向驶去。

坐在D身边的一个警察擦了擦脑门，骂了一句：“他妈的。”

汽车向左一拐，沿着一条同南克劳方向相反的岔路驶去。那个擦汗的人接着说：“那些人对我说正在看管着你，真把我吓了一大跳。”

“你们不是警察局的？”D并没有喜出望外的感觉，他只是觉得，一切又重新开始了。

“我们当然不是警察。你在旅馆里真把我吓着了。我生怕你要我拿出逮捕证来。你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吗？”

“你知道，警察也正在去旅馆呢。”

“开快一点儿，乔。”

汽车沿着一条颠簸不平的路向海涛澎湃的声音驶去。那是波浪打在岩石上的声音，一次比一次更清晰响亮。“你不晕船吧？”一个人问D。

“我想不晕。”

“那就好，今天夜里风浪很大，过海峡的时候更要厉害。”

汽车停住了。汽车前灯照着一段几英尺长的红垩土路，再往前是一片空茫。他们来到了一处不高的悬崖边上。“走吧，”那个人说，“咱们得快点儿。那些人用不了多久就会把事情搞清楚。”

“他们不会把船截住吧——不管用什么办法。”

“噢，他们会给船上拍一两份电报来。我们会回电说，并没有看到你。你以为他们还会调动军舰来？你还不是那么重要的人物。”

D跟着这几个人从崖壁上开凿出的台阶走到下面。一条用链子系着的小汽船正在小海湾里摆荡着。“汽车怎么办？”D问。

“不用管它了。”

“他们会不会调査？”

“会的。他们会査到今天早上出售这辆旧汽车的铺子——售价二十镑。谁喜欢这辆车，谁就把它开走。我可不想再开这种车了，给我多少钱也不开了。”但是看起来福布斯先生还真破费了一笔钱。小汽艇噗噗噗地驶出了小海湾，马上就受到惊涛骇浪的袭击。大海像是小船的冤家对头，想方设法要把它撞碎。它不像是无生命的力量驰骋在有规律、有间歇的波涛上，它像个疯子，手执巨斧，一会儿砍去船的这一边，一会儿又敲打另一边。它把船诱进一个平静的浪谷里，但马上就用一个又一个巨浪接连不停地敲击它。一阵撞击过后又是暂时的宁静。D既无时间也无可能回望海岸，只有一次，当小艇被抛到好像是地球的峰顶的时候，他匆匆看了一眼遥远处那家灯火通明的旅馆。这时月亮已经高挂在半空中了。

他们在海面上挣扎了一个小时才靠近那艘大船，那是一艘悬挂荷兰国旗的只在近海航行的三千吨左右的货船，船身漆成黑色。D像一件货物似的被弄上了货船，马上又被打发到下面的舱房里。一个穿着旧水兵服和一条脏兮兮的法兰绒裤子的高级船员嘱咐他说：“你在下面待一两个钟头，最好先别露面。”

舱房非常小，紧挨着机器房。不知是谁想得很周到，预先准备了一条旧裤子和一件雨衣。D正好用得着，他已经浑身湿透了。舷窗已经用木板钉上了。一只蟑螂在床边的铁板墙上飞快地爬过去。他想：啊，我快回家了。我安全了……如果能够按照“安全”这个词的含义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是，他安全地避开了一个危险，只是为了再进入另一个危险中去。

他坐在床沿上，感到有些头晕。我年纪太大，干不了这种事了，他想。他觉得有些可怜K先生，这个人一直梦想在远离战场的某个大学里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却始终没能如愿。不过他没有死在世界语中心的课堂上倒算万幸。如果真的那样，说不定哪位厉害的东方学员——李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还要为预缴了学费但课程中断而大发脾气呢。他又想到爱尔丝，她的灾难也到了尽头，一切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都无法再伤害她了。死者是值得艳羡的。只有还活着的人才感到孤苦凄凉，不受人信任。他站起身来，他需要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

甲板上什么遮拦也没有，狂风卷着水珠直噎到他的嗓子里。他俯身在船栏上，望着乳白色的浪峰高高涌起，仿佛直扑到甲板上的灯光上，然后又落下来，坠入无法见到的深渊里。很远的地方有一点儿灯光，明明灭灭——那是英国陆地的尽头吗？不会的，他们还没有离开伦教那么远。福布斯先生还在暮色里开着车，罗丝——还是萨里？——正在等着他。

一个他熟悉的声音在他耳旁说：“那里是普利茅斯。”

他没有回过头来，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像个年轻人回到久别重逢的爱人那里一样心忽地一跳。他有些害怕。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说：“福布斯先生……”

“啊，是福尔特，”她说，“福尔特把我甩了。”他想起他在西大街上看到的泪珠，在南克劳附近山顶上看到的嫉恨的面容。“他是个太爱感伤的人，”她说，“他很喜欢故作姿态。可怜的老福尔特。”她就用这一个词把他打发掉了。D又回到每小时行驶十海里的腥咸、漆黑的海船上。

他说：“我已经是个老人了。”

“如果我不在乎，”她说，“你年轻也好，年老也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啊，我知道你对死去的妻子是忠实的，但我已经告诉过你，人要是死了，我就不会老是爱他了。”他很快地瞥了她一眼，她的头发被浪花打湿了，她显得比他以往任何时候看到的更老，也没有以往那么好看。她好像是在向他表明：他们俩的这件事与她的美貌是无关的。她说：“你什么时候死了，还可以回到她身边去。那时候我就无法竞争了，而且我们都早就死了。”

刚才看到的那片灯光已经转到船尾去了，船首只有波浪在一个个涌起又缓缓地沉落，再有就是无边无际的黑夜。她说：“你不久也要死的，这用不着你告诉我，但现在……”